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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民国清流贰: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民国清流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民国清流肆: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汪兆骞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143-3812-6

Ⅰ．①民…　Ⅱ．①汪…　Ⅲ．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Ⅳ．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2918号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作　　者　汪兆骞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812-6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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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

陈独秀、胡适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和教授。二人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呼之欲出。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

1

民国五年（1916）岁尾，有几件大事发生：10月31日，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上海病逝，终年42岁。八天之后，护国军之父蔡锷病逝日本，年仅34岁。11月12日百名参、众两院议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在报上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拜跪”。国会宪法审议会开会审议宪法草案条文时，“孔教”能否定为“国教”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

12月21日，《中华新报》北京专电：“蔡孑民先生于（12月）21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先生现暂居观莱园陈宅。”

26日，被北洋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的黎元洪，刚在东厂胡同官邸宣布就职大总统后，正式任命单枪匹马只身北上的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就是说，他将要主政由大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全国最高学府。

其实，三个月前，蔡元培在旅法时，就接到驻法国公使转来教育总长的电报，是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的继任者范源濂发来的。这位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在电文中充满了敬仰之情：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虑。君行在即，先祈电告。

蔡元培接到电报，乘法国邮轮11月8日抵达上海。翌日赶到福开路黄兴灵堂吊祭。又接到蔡锷去世的噩耗，他与上海的革命党人，都沉浸于一片悲痛之中。

蔡元培与孙中山、唐绍仪、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是以主丧友人的名义，主持黄兴悼念活动的。

辛亥革命后，大总统宝座拱手相让，又痛失宋教仁、黄兴这两位文武主将，孙中山悲痛至极，神情黯然，面容憔悴。蔡元培见之，自然也心情沉重。但孙中山能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同盟会，重建国民党，那么以他屡战屡败的摄人魂魄的浩然之气，再造共和伟业，充满希望。

望着面前这位身材不高，留两撇威严口髭的伟人，蔡元培决心与他干一番宏图大业。

蔡元培离开上海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昔日旧友，为他北上就职北京大学校长的鼓励诗：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火车在冬季空旷的原野上，不快不慢地行驶，蔡元培凭窗远眺。他赴京就北大校长职，多数朋友不赞同，广西马君武就劝他不要去蹚这池浑水。那北京大学的腐败尽人皆知，民国以来，走马灯般不知换过几任校长，又有何人全身而退？那胡仁源实在当不下去，连忙告饶抽身，算是聪明之择。你乃前清翰林，若整顿不好，可败坏一世清名。

然而，孙中山先生支持他办教育的话，却声如洪钟，在耳际回响。在那个夜雨萧瑟的晚上，在中山先生的寓所，先生用惯有的平和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谈到教育时说，“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得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想到这里，中山先生那略显威仪的脸庞，特别是清澄得如一泓秋水般的双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知为什么，在自己人生困顿、彷徨乃至灰心的时候，想起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走向的伟人清澈又坚毅的眼睛，就激奋自信起来。

2

蔡元培从前门火车站走出，惊喜地看到，一场北方弥天大雪，覆盖了凝聚千年燕云皇气，却已萧瑟落寞的帝京。

12月25日清晨，几缕晨阳穿透浓重的阴云，投射到景山西侧一片宽绰的宫殿式的建筑群上，高大殿脊上的积雪，映出耀眼的红光。这里就是由和嘉公主府旧府改建成的北京大学校址。当年，一心要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于1889年“百日维新”时，下诏拨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所皇家大学“京师大学堂”校址。

和嘉公主生于乾隆十年（1745），是乾隆与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的四女儿，16岁花龄下嫁给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隆安。赐地明御马监马神的旧祠马神庙路北，建皇家和嘉公主府。可怜公主红颜薄命，23岁便香消玉殒，这处堂皇的公主府也日渐荒芜。二十七年后，历史在此选择这座弥漫着“乾隆气”的和嘉公主府做中国第一座国立大学，并在一年之后，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五四运动的精神高地。

冒着零星的小雪，蔡元培独自一人，久久徜徉在马神庙，心情复杂地凝视着暮气沉沉的北大。然后悄然走进昔日的皇家“京师大学堂”。作为前清的翰林和民国教育总长，他是很熟悉这里的。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一度主持教育部，将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并推荐严复为第一任校长。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制定了废除忠君、尊孔，合并经科、文科之《大学令》。但袁世凯千方百计破坏北大的建设，曾两次以经费不足为由，提出停办北京大学。同时又玩弄伎俩，要封校长和教授为什么“中大夫”及“下大夫”的把戏，遭到严正拒绝。当袁准备举行“登基”大典丑剧时，北大师大群起反对，文科教授马叙伦愤然挂冠而去，为京城朝野称颂。

北京大学在动荡的政局下，一片乌烟瘴气，名声狼藉。教师中不少人靠印发旧讲义，糊弄学生。学生中有不少人整天吃花酒、捧戏子、打麻将，不上课，不读书，混日子。北京大学所处的马神庙、沙滩一带，成了市井闹肆、酒楼，暗娼招摇过市，与文化圣地形成绝妙的讽刺。

如今，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再次走进军阀盘踞下的日渐颓败衙门式的旧大学堂、眉宇间还是泛出凝重的忧虑。

校门坐北朝南，有两只苍老却威猛的石狮，蹲守在大门两侧，门头上依旧高悬“大学堂”三字匾额。进门，虽然大雪遮盖了小院，但那不小的荷塘，前立一日晷，石柱上刻有篆文，不远处有一棵苍古的老槐，却清晰可辨。往北，有五间高大殿宇，乃公主府正殿，上方的藻井与殿柱，虽油漆早已斑驳，但依然一派皇家气象。走过组组建筑群，来到后院，有座两层砖木楼房，原是公主楼，改为京师大学堂后，已成为藏书楼。往西，有几进宽敞大屋，昔日公主在此起居，现改成学校办公的地方。

和嘉公主府改成京师大学堂后，几经扩展，至北京大学建立，已将周边的汉花园、松公府划为校址。今年9月，校方又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二十万，准备在校门处建后来成为北大象征的“红楼”。想到这里，蔡元培脸上似又浮起欣慰的微笑。

蔡元培重新回到校门口时，突然发现一排校役整齐地列队在大门两侧，脱帽向他鞠躬行礼。他们得知校长在东方未曙时已进校，便自动提前上班，聚在校门口。蔡见状，也忙脱帽向他们一一鞠躬还礼。从此，每天蔡校长遇到校役或师生向他致敬，他都会郑重地对他们鞠躬回礼。从这件小事，人们欣喜地看到，校长给封建习气浓重的旧北京大学带进一缕平等、民主之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平等、民主、自由之风不仅鼓荡在北大校园，还强劲地涤荡整个旧中国……

3

翌日，黄包车跑过雪后明丽阳光下的前门城楼，碧瓦上积雪灼灼闪光，刺得蔡元培睁不开眼。不一会儿，黄包车就停在前门外一家旅舍门前。陈独秀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于是，就有了一位前清名翰林，一个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在分别一个年轮后具有历史意义的重逢。

陈独秀见到蔡元培，向前跨了一步：“蔡先生吧，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啊！”

蔡元培两眼闪光：“啊，仲甫先生，乱世重逢，幸哉幸哉！”

二人手拉手走进旅舍客房，两手烫人，面色潮红。坐定后，彼此微笑相视，极富语言天赋的老朋友，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但十多年的往事，却瞬间涌上心头。

1904年秋，一批从日本留学归国，志在推翻清廷的文人，在上海法租界余庆里、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里，成立了暗杀团。蔡元培、陈独秀这对爱国学社的师生参加了暗杀团。加入暗杀团，像会党结社般“歃血盟誓”。

那天，他们一伙文人，跪在供奉皇帝的牌位前，由何海樵领着众人宣读誓词。然后杀鸡滴血于酒中，再各自用刀划破无名指，将血和血酒搅在一起。每人痛饮三口，豪情万丈，义无反顾。

他们早已在日本横滨秘密建立炸药制造所，研制炸药。归国后，蔡元培发展上海爱国女校化学老师钟观光和俞子夷，制出威力很大的毒药。但考虑使用不便，转向研制炸药，当时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钊。章士钊又拉来陈独秀。有了炸药，拟订刺杀慈禧。于是北下京城，在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终因防备森严，经费耗尽，返回上海。

其实，蔡元培早就心仪陈独秀，陈独秀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蔡元培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过陈独秀。后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听说，后来出资人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全凭陈独秀独木苦撑了几个月，对其敬业精神十分钦佩。

谈到这里，陈独秀忙从里屋拉出汪孟邹。向蔡元培介绍：“讲起办报，全凭孟邹兄撑腰。”蔡元培知道汪乃上海滩的报界闻人。他与陈独秀是同乡又是密友。

1903年夏，章士钊办的《苏报》被查封后，几经奔波又筹办了《民国日报》。当时，蔡元培也在上海，章士钊对他说，他和陈独秀蛰居昌寿里一间小阁楼上。陈独秀足不出户，又撰稿又搞编务，经常彻夜工作。一日，章士钊忽闻异味，竟是从蓬头垢面从不换洗衣服的陈独秀身上飘来。他忙走近老友，见陈独秀肮脏污黑的衣领上竟爬满虱子。

汪孟邹在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陈独秀更是夙兴夜寐，是报社最为繁忙辛苦的一位。汪与陈的相识也颇有趣儿。一日，汪孟邹正在科学图书社办公，忽有一位剪了辫子、披着半长头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手执雨伞闯进来，说是要来办报。汪一怔，见面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面色黝黑，两唇宽而红润，双目炯然放光，自报陈独秀。汪告诉他，这里一日两粥，清苦得很，他却说，有粥就好。当时芜湖尚无印刷厂，稿子编好后须到上海印刷，印毕再寄回。报纸一到芜湖，陈独秀包揽了分发，打包、邮寄，麻利而尽职。一次，因有事，汪曾到他的小屋找他。见墙上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

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汪孟邹从此对他刮目相看。有如此阔大心胸的年轻人，目前虽破衣烂衫，但前程无限。

汪孟邹的东亚图书社后来得以发展，与陈独秀的智慧点拨有关。自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曾与柏文蔚有交谊的陈独秀，颇被人看好。朋友都来劝他，出来做官吧。陈独秀却极为冷静地劝诫朋友，这时局不会长久。他颇有眼光地看好办报开书店，劝朋友凑股去办。

陈独秀日夜都梦想着革新大业，这几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要救中国，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趁着酒力，找到汪孟邹说，让我办份期刊吧，我让它名扬天下！

当时，汪孟邹的亚东图书社生意很清淡，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由汪孟邹承担，财力已拮据，无力再办期刊，但他相信陈独秀的眼光和能力，就去找同业好友益群书社的老板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他们很感兴趣，于是承办了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因陈子寿觉得刊物名称与上海的《上海青年》雷同，和陈独秀商量后，改《青年杂志》为《新青年》。

因陈独秀而有《新青年》，因《新青年》而陈独秀名满天下。

蔡元培到前门陈独秀下榻的旅社拜见他，并不只是为了叙旧，而是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求贤若渴地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他说，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研究文科学长人选，汤、沈二位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乃青年导师，担此要职最为合适。《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读，仲甫先生有见识才学，是叱咤风云的文化主将，堪当学长之职，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职吧。

陈独秀听此，仓促无备，忙委婉推辞说，办刊物杂事缠身，无法分身。蔡元培忙表示，那就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校园，办刊教学两不误。

陈独秀被老友镜片后执着和慈爱的目光感动了，那目光里有领袖群伦、宽厚长者的情怀，但此事太过突然，真让他为难了。于是他说：“我向蔡先生推荐胡适博士，此人比我强，适合担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自然也喜欢胡适。他在《新青年》上读过胡适的《寄陈独秀》长信。对其间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十分赞赏。尤其对胡适在海外提出的“一个国家有海陆空，不如有大学”的主张，赞叹不已。蔡元培知道，他到北大主政，与旧势力必将有一场苦斗，他需要陈独秀这样的青年领袖，也需求胡适这样的文化革命的急先锋。身材短小，留着两撇细胡子的“桃园渔夫”，气度儒雅地微微一笑：“仲甫，我还会来请你。”

4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要彻底改造北大，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他很清楚邀请陈独秀的重要性。北大建校一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最著名的大学，但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本是为培养封建官僚而创办的官校。进士学馆深造，也是举人进士出身之各京曹官吏获取官职的台阶。后来又有专门为新进士肄业设立的进士馆。学生个个是官吏老爷，旧贵族的没落腐朽习气弥漫学校。民国后，学生仍以官僚、巨富、名流子弟为主，前清遗少不在少数。时代理校长胡仁源也是前清进士，后留学英伦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大预科学长，后代理校长。他所聘教员多是前清遗老与封建士大夫名流，如文科教授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诸人。学生中不少身着长袍马褂、手捧水烟袋的公子哥，即便优秀者，也不过在二流小报写写花边文章，或以香艳之文捧捧女伶。下等者，整日打麻将，提笼架鸟，逛八大胡同，校风极差。在严重缺乏学术空气的环境下，优秀人才寥若晨星。蔡元培要厉行改革，当务之急是延揽人才。于是才出现了清流云集、群贤毕至的局面。

1917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刊出号外：

蔡孑民先生上午九时，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并以拳拳之心勉励职教员，必须具备两种特性，即坚忍心和责任心。其演讲如动地惊雷，震醒沉闷之校园。

会后，蔡先生向记者透露初步改革大学计划：“一曰延聘人才，清除积习；二曰改革讲义，购置图书；三曰缩短预科修业年限，专办文理两科……北京大学的校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蔡元培演讲后的第四天，校门口贴出一则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教育部令派前安徽师范学校校长陈仲甫任本校文科学长。”消息不胫而走，校园掀起不小风波。

巧得很，这天上午由上海运来的该年第一期《新青年》杂志，悄无声息地在北大传播开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赫然刊在重要位置。《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同时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有思想。此文一出，便被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可谓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文章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声势给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溅起的风浪，更助了一把神力。师生惊呼，天子脚下，清流云集的北京大学，又聚集众多怪才、傲才和如陈独秀、胡适般的奇才，北京大学真的要改朝换代了。

钱玄同对陈独秀携《新青年》到北大，甚是支持。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毫无生机，末代皇帝还在紫禁城里，袁世凯大总统就急着黄袍加身。如不用新文化做思想武器，如何扫除八股旧习、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章太炎的弟子多主张复古，推翻清朝后恢复汉家传统、晋宋文风。但钱玄同不然，他同意陈独秀发起一场声讨旧势力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和胡适，是想借白话文做钟馗，打封建思想余孽这个恶鬼。他同意陈独秀之谈文论人要看趋势、为人处世要讲大义的主张。他读了陈独秀《字义类别》等著作，知其在训诂音韵上的造诣极深，不然打起旧物，何以招招毙命？

与钱玄同有同样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想的同门黄侃，对陈独秀却大不以为然。他依稀记得，在上海时，前清秀才陈仲甫，曾倚老卖老地调侃过他们这帮后学，尽管那时陈仲甫喝了太多的酒。

人说章门多狂狷之士，他黄侃不仅狂而且疯。这位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的教授黄侃，过去运气不错，是先入师章太炎之门的幸运者。这位湖北佬曾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革命党人，因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才亡命日本的。他有诗曰：“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章太炎对钱玄同和黄侃的评价不错。宣统二年，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

黄侃是逐渐变得迂腐，以致将陈独秀视为洪水猛兽的。陈独秀与黄侃的政治见解之不同，实质上是因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背后新旧思想的差异性。

正在北大校园议论纷纷之时，庶务长将陈独秀的一份电报送到了校长蔡元培那里。斯时，他正在读刚到的《新青年》。陈独秀的电报写着：“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大鉴：仲甫于一月十三日抵京后即去箭杆胡同寓所，不必接站。”

蔡元培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就要鸣锣登场了。蔡元培对他先让《新青年》在北大投石问路、先声夺人之举，也深表叹服。

5

箭杆胡同在东安门九号陈宅门前，有对石狮子，虽然不断被岁月剥蚀，依然威严生动。小院方正，陈独秀租住的是三间北房。两扇精美的雕花木隔断，将房子隔成三间。两边做卧室，堂屋做客厅和写作间。

陈独秀与现在的妻子高君曼同来北京。关于陈独秀和他昔日多情的小姨子高君曼的绯闻很多。他们是七年前在杭州先同居而后才结婚的。

听到敲门声，高君曼去开门。两张陌生却笑得灿烂的脸，让她有点儿惊疑，但还是客气地将他们请进客厅。

客厅里，陈独秀正埋头在书桌上挥毫疾书，抬头见是蔡校长和钱玄同，忙起身拱手向老友致意。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和如炬的目光，平添了几分感激。

三九隆冬，客厅却没有炉火，冷得像冰窖，三人搓着手交谈，高君曼送来热气袅袅的茶。陈独秀将高君曼介绍给客人。高君曼面色苍白，却很清丽。高君曼退下后，陈独秀说她正在咯血。然后话题又转到了北大的现状。钱玄同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如同一把火，把北大烧得通红。蔡元培也说，陈老弟从美国引来的这把火，推动了北大的变革。陈独秀快活大笑后，突然打住，对蔡元培说，兄弟来放火，不愿给你添乱，如若你犹豫了，我会立刻回到上海。北大旧派人物云集，而我又是个准备将他们一个个掀翻的狂人。我刚写了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给胡适点起的火，再加把薪柴，正式亮出“文学革命”的旗号。

说着，他顺手从书桌上将文稿交给两位老友先睹为快——那题目“文学革命论”就让两人怦然心动。

对陈独秀凌厉而富有战斗性的文风，蔡元培和钱玄同是都领教过的。陈独秀18岁时便以《扬子江形势论略》给沉闷的学界甩出一记响雷。他因乡试，从安徽乘舟去南京，一路对长江水文地貌细心观察，进而提出长江江防问题，见解独到，令人惊异。1916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指出服务于“纲常阶级制”的孔子封建思想，是与近代“独立平等自由”的原则绝不相容的。文章已从世界发展总趋向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改革了。现在，两人交换阅读文稿。文章开宗明义，纵横中点出发动文学革命的初衷要义，其文风更加霸气、磅礴，显现出这位有领袖欲的人的气魄和才情。文章开端曰：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新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然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

蔡、钱二位在冰窖似的小屋读得热血沸腾，小屋里生气勃勃。

见钱玄同心悦诚服地交口称赞《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有些快意。说实话，他和胡适发起文学革命，又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是有些担心的——北大是章门弟子云集的地方，国学深厚的刘师培、黄侃、钱玄同都是极有社会影响力的学者。章太炎乃古文经学大家，弟子众多。他在辛亥革命前，曾就《新学伪经考》痛批康有为。章门弟子对“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会赞同。但眼前的钱玄同似可以争取过来，助“文学革命”之力。钱玄同对桐城派的归有光、方苞等人很不以为然，曾大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六年前，钱玄同又拜同乡前辈崔为师，研究起今文经学来。更让人瞠目的是，钱玄同竟在为康有为写的序文中，说了不少好话，与恩师章太炎唱对台戏。

陈独秀试探性地向这位狂且多变的钱玄同约稿，助“文学革命”一臂之力。钱玄同爽快答应，然后挟枪带棒地表示：“要搞文学革命，旧瓶装新酒不行。你和胡适都尚用腐儒腔，之乎者也，我提议，今后《新青年》应一律用白话文。”

陈独秀很高兴：“当今玄同的思想最激进。玄同乃国学大家，古文写得不让桐城派，却要改用白话，实在是有气魄。”

钱玄同来了精神，他听老乡沈尹默说过，陈独秀1909年在杭州任陆军小学教员时，正逢青春年少，颇有诗酒豪情，曾有诗曰：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陈独秀工宋诗，常以香草美人自况，有时也敢以屈子自吟。他的“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及“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便是。但如今陈独秀搞文学革命了，文章虽写得狂飙突进、文字激扬，诗却落后了。钱玄同对此不免有些惋惜。钱玄同记得陈独秀在杭州曾为沈尹默写过《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真是意境绝高，特别是《夜雨狂歌答沈二》更是瑰丽奇诡：

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倒海势蚴蟉。

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

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扃立玉狗。

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

竹斑未泯帝骨朽，来此浮山去已久。

雪峰东奔朝岣嵝，江山狂夫碎白首。

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

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

黑风吹海绝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

钱玄同觉得此诗抒高蹈愤世之情，非时人士流所能及也。

这沈尹默早年一度游学日本，1909年25岁时，在杭州高等学校代课。那时也在杭州的陈独秀在友人家里见到沈尹默的诗和字，就去造访他，一见面即说：“昨天在刘三处曾见你写的一诗，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

沈尹默虽觉刺耳，一想却颇有道理。回去后，始认真研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照此事件，日取一刀尺八纸，临写汉碑，两三年后改临写六朝碑版，兼临各大家精品，凡十数年探毫不辍，遂其字脱尽俗气。又多与陈独秀、柳亚子、章士钊交流，眼界不凡，书风、书格渐入化境，成为书界英俊。

陈独秀对书法的造诣极深。辛亥革命前后，他对书法的研习颇下苦功。1911年，他与妻妹高君曼私奔至杭州结婚后，同杭州的沈尹默、沈士远、马一浮相识，几乎整日谈诗论书。陈独秀“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马一浮语）。

陈独秀的书法不仅古厚苍拙，有文化底蕴，审美的境界也高。这从陈独秀《题刘海粟古松图》一诗，就见其见识。其诗曰，“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诗之所以在文人中广为流传，就在于诗中有辩证法，有大境界，“不孤”即俗，“孤”则不俗，即“气骨挺立”。从中还可以看出陈独秀的书法美学观与他的人生信仰、人格构建。

不管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有怎样的功过长短，人生是怎样的沉瓜浮李，但他深厚的学养、气骨挺立的人格风骨，永不会被湮灭。

从沈尹默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诗《月夜》来看，他是较早地主张“独立人格”的学者。诗中说：“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沈尹默这代年轻知识分子对独立人格的执着追求及实践与陈独秀《警告青年》希望热血青年“是自由而非奴隶的”，“独立自主之人格”的精神是一致的。人格者，即个人存在的状态，独立的人格才是健全的。可惜，中国旧知识分子往往只有“依附人格”。

沈尹默是1914年被破格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的。1916年又被蔡元培纳入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自此，成为书法大家。沈尹默因此对陈独秀直率而中肯的批评感激不尽。

陈独秀正是被他批为“字则其俗在骨”的沈尹默推荐给蔡元培，才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

6

陈独秀上任文科学长那天，校长蔡元培和钱玄同、沈尹默陪他走进教师休息室，与等候在那里的文科教授员工见了面。众教授碍于校长的面子，还算客气。但未等蔡元培介绍完陈独秀，突然有一人破门而入，此人身穿蓝缎子团花长棉袍，头戴黑色短绒瓜皮夹帽，众人一看，是章门众弟子的大师兄黄侃。他见满屋子人在欢迎新上任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便不屑地怪笑道：“好热闹，区区一桐城秀才，何需如此劳师动众！”话音未落，即转身拂袖狂笑而去。

黄侃与陈独秀早有积怨。光绪末年，众门徒随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求学。一日，章太炎办的《民报》馆，来了一位年轻人，报名陈仲甫。听说此人也在搞汉学，兼修隶书。此刻，黄侃与钱玄同正好在屋里闲聊，闻有客人到访，便避进里屋，继续斗嘴扯淡，但章太炎与陈独秀的对话，却清晰地传入二人耳朵，于是好奇地静听。章陈在谈清朝汉学的状况。说到戴、段、王诸人，多出自安徽和江苏。陈独秀不知怎么就说到湖北。他说：“湖北就没有出现大学者。”章太炎表示同意：“说的是，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人才。”

在里屋的“湖北佬”黄侃闻此，跳将起来，对外屋主客吼道：“好个湖北没人才！湖北虽无大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出了不少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出这是黄侃的声音，觉得索然，便起身告辞。未承想，此事已过去多年，这“湖北佬”黄侃竟还耿耿于怀。

黄侃的狷介，士林无人不晓。1908年，在日本求学的黄侃得知母病危，便买舟归国侍母。客居蕲州高等官学堂旁的黄氏公屋。斯时，正逢光绪与慈禧前后亡故，大清正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田桓，在“哭临”时表示不满。堂长杨子绪于翌日清晨，高悬虎头牌，宣布开除田桓学籍。黄侃得知，冲进学堂，砸了虎头牌，在众师生面前昂首而去。后经多方调解，田桓保住学籍。没几日，田桓又带头剪辫，怒不可遏的杨子绪又将虎头牌悬起，不赶走田桓誓不罢休。黄侃手持木棒愤愤而至，不仅将虎头牌砸烂，还要痛打杨子绪。杨子绪落荒而逃，躲入工友床下，方免遭棍棒之苦。于是湖北都督陈夔龙派人缉拿黄侃，黄再度亡命日本。

黄侃之狂，常令人忍俊不禁。陈独秀早就听说，一次黄侃去拜访名流王闿运。此公曾为曾国藩军幕，辞归后主讲于成都尊经书院、衡州船山书院等，宣统年间特授翰林院检讨。民国二年（1913）任清史馆馆长。复辟论起，乃辞官归卧故里湖南湘潭。其为人洽谈洒脱，言行警拔，门生满天下。好治经学，诗文有汉魏六朝遗风，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仰为泰斗。他对黄侃的诗极为赞赏，见黄侃来访，便说：“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犬子虽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黄侃受此美誉，应感激泰斗才尽情理，孰料他却口出狂言：“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陈独秀还听钱玄同说，同为章太炎门生，黄侃总以大师兄自称，而戏称钱玄同为“钱二”。一次在章太炎住处，黄侃见钱玄同也在，就大呼“钱二疯”，也不管钱玄同面色已有不悦，他依然说：“二疯，你好可怜哪！近来你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竟玩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一直很尊敬黄侃，闻此言，忍无可忍，拍案大怒：“我就要弄注音字母，就要弄白话文，你这混账管得着吗？”

黄侃桀骜不驯，却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过人，国学功底深厚，为一大家。有一次有人求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六日以后来取，等人家取时，他却早已将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忙让其就座，接着研墨铺纸，凝思片刻，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到最后一格。观者莫不叹服……

陈独秀脑际闪过黄侃的趣闻逸事，不禁脸上露出笑容，不再计较黄侃刚才那番话和鄙夷的怪笑，忙追上去在蓝色缎子团花长袍背后嚷道：“季刚兄，请留步！”黄侃回转身，见陈独秀满面诚恳的笑容，怔住了。他知道，这个陈仲甫也是一个叱咤政坛、文坛的狂人，他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给自己面子，令他有些感动。

只见陈独秀向他拱手道：“季刚兄，当年仲甫有所冒犯，实无恶意，但还容我向兄道歉。”同时，他又向钱玄同使眼色。

此刻，钱玄同早已领会陈独秀的意思，站出来，扯住黄侃，笑道：“师兄，要不让我讲讲当年咱俩偷听章师与仲甫的‘湖北无能人论’，给诸位教授听听？”

黄侃也乐了：“二疯，不可造次！”之后，满屋子的沉闷之气，渐渐活跃起来。

陈独秀随后向诸位同人讲了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的口头禅。所谓八部书者，系黄侃平生信奉推崇的八部经典，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皆不可论，遑论白话文。黄侃听陈独秀介绍能传达自己精神的口头禅，自然有些得意，但他能听出弦外之音，于是打断陈独秀：“还是听听你的‘毁孔子庙罢其祀’吧！”众人心里明白，二人的较量，仅仅是个开始。

7

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上任之后，即给远在重洋的胡适写信，信中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掌灯时分，陈独秀将信拿给蔡元培校长看，蔡校长看罢，点头笑曰：“写得好！”遂拉起陈独秀去见老朋友。

他们走上北大不远处饭庄的木楼梯，进入一间包厢。陈独秀先是一怔，然后迎上前，拉起两位器宇轩昂的老朋友的手惊呼：“原来是行严兄、守常兄啊，快哉，快哉！”

行严者，名士章士钊也，字行严，湖南长沙人。钱锺书之父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么评价章士钊：“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与启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大抵启超之文，辞气滂沛，而丰于情感；而士钊之文，则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并说“导前路于严复”。

章士钊（1881—1973），少年时即好文章，1910年求学于武昌两湖学院，与黄兴结识。次年，赴南京，入陆师学堂，得到学堂总办俞明霞的赏识。又一年，拒俄运动兴起，章士钊率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相识，受其器重。后章太炎、章士钊、张继和邹容义结兄弟，互换兰谱。一日，年岁最小的邹容问章士钊：“大哥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哥（张继）写《无政府主义》，小弟我著《革命军》，你有何作？”章士钊大窘，于是根据日本人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为蓝本，写了一本《孙逸仙》，自己在序中说：“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为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此书一问世，影响极大。当时国内尚不甚知晓孙中山，自有此书，孙中山名声大扬。此期间，章士钊还编著《黄帝魂》《沈荩》等，唱响革命劲歌。1903年6月至7月，由章太炎推荐，章士钊主持《苏报》一个多月，宣传“吾将大索天下之所谓健将者，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6月9日，他亲自写《读〈革命军〉》，并在“新书介绍”栏刊出邹容的《革命军》广告。次日，他又编发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一个多月来，《苏报》发表四十多篇革命言论，在上海舆论界大放异彩，令《申报》等黯然失色。6月24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与湖广总督端方命令有关部门查禁《苏报》。6月29日《苏报》仍刊出章太炎之《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热赞革命，力抨光绪为“小丑”。清政府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酿成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而舆论震惊。连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与《苏报》有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都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

面对迫害，章士钊主持《苏报》仍继续出版七天，刊出《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还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7月7日，《苏报》被封。从7月到12月，由于租界当局与清廷的分歧，直至年底，“苏报案”仍未了结。章士钊写《苏报案纪实》，扩大革命影响。1904年初，章士钊回长沙，与黄兴、陈天华组建华兴会，准备武装起义，因事泄乃流亡日本。

到日本后，“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祸发且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孙文、黄兴，不欲交往，则发愤自力于学”（《现代中国文学史》）。同盟会成立时，章太炎强逼婉劝，邀其参加，章士钊坚拒不从。于1908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攻读政治、逻辑。

武昌起义不久，章士钊从英归国，黄兴、宋教仁、张继邀其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再遭拒绝。于右任请他主编《民主报》，但他因与党人议论不合而遭排挤，愤然离去。南北议和后，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为复辟，以优厚条件语之，章士钊宵遁上海，与黄兴等革命党人联系，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次去日本，办《甲寅杂志》，抨击袁世凯专制独裁。同办《甲寅杂志》者，就有陈独秀和李守常。

陈独秀认为章士钊不是纯粹书生，而是一位懂得政治谋略的人。当洪宪帝制闹起来时，章士钊以极大热情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就在最近，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曾极力拉拢章士钊，章对应聘北大兴趣不大。

而守常则是李大钊。章士钊此次拉李大钊与蔡元培和陈独秀会面，自有他的打算。是年年初，《甲寅杂志》改为月刊后，由李大钊和高一涵协助他主编。他觉得今后与《新青年》的许多事情，李大钊都可多帮他分担一些。

陈独秀特立独行，举止霸悍，但又有柔情，见到老友章士钊和李大钊，想起与他们亡命日本的种种情景。就在两三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办《甲寅杂志》，几次来信邀他去协助办刊……陈独秀的眼睛湿润了。

陈独秀站起来举起杯，很动情地对章士钊说：“行严老弟呀，你办《甲寅杂志》，收留为兄，使我们找到思想革命救国之路，后来才有《新青年》哪。”

章士钊笑道：“仲甫兄一到《甲寅杂志》，这里便成了徽籍士人的清谈馆了，硬是把我和守常弄成了局外人。”

见李大钊憨憨地笑着，陈独秀又站起来给李大钊敬酒：“守常啊，兄要感激你的宏文《青春》哪。去年《青年杂志》改名那期，登了你的《青春》一文，洋洋洒洒七千余字，充斥着浩然正气，给《新青年》增了光彩呀，我至今还记得文章结尾之妙哇，弟高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何等磅礴的青春之气，青春之气气冲霄汉哪！”

这番话也把李大钊的思绪带到日本东京的“月印精舍”。那虽是一座简陋的民宅，他和几位学友合住在那里。舍外萋萋荒草掩住假山古刹，他和学友边赏樱花边论救国之道。当时他已读过一些日译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共产党宣言》。他把一些这方面的书寄给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正苦苦寻找救国之路，有些消沉……

蔡元培也端起酒杯，走向李大钊发出邀请：“守常啊，真希望你也到北大，我们一同建设新北大呀！”

蔡元培了解李大钊：河北乐亭人，1913年留学日本，曾参与反袁运动，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蔡元培此刻心中已有安排，让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

8

初春的北京，风沙弥漫，乍暖还寒。北京城里围绕着对德宣战之事，闹得沸反盈天，亲美派和亲日派的“府院之争”已白热化。对此陈独秀等人看得很明白：无非是列强想借中国参战之机，多瓜分一点德国在华利益而已。日本人为此，已秘密与段内阁签订《中国军械借款》，先下手多分几杯羹。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主张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读者不解，便致函《新青年》问：“为什么你们主张中国向德宣战？”陈独秀著文答曰：一、对德宣战不是想获得赔款，也不是报旧怨，与主张公理更无关，而是要为中国争得一点弱者的生存空间。既然已与德国断交，已非中立，与其骑墙，莫若宣战。二、不喜欢战争，是中国人的旧疾。几千年来，只配当奴隶，图一时之苟安。所以要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我们是绝对不敢赞同的。如果什么事都由多数决定，您就看吧，留辫子、裹小脚、复科举、辟帝制，难保不会都有多数人赞成。三、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一日，亲美外交总长伍老博士伍廷芳，到新婚的蔡元培家拜访，以求其新夫人黄仲玉的画为名，实际上是拉社会名流支持亲美派的对德方略。一位清末显宦名流，低声下气地到士子群里寻求支持，让蔡元培不胜感伤——想不到文人一有权欲，竟会变得如此下作！相较之下，北大真是一块干净的地方。不走仕途的学者再愚蠢、癫狂，文人的操守、道义还在，也有真学问在。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终于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府院之争”暂告结束。段祺瑞带随员移师天津。就在这一天，蔡元培在吴玉章等人的陪同下，也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蔡元培此行，一是应南开中学邀请去演讲，二是应陈独秀之请去见一个人。

到天津车站，老朋友严修和张伯苓如今是南开中学的校董和校长，早已在站台等候多时。中午老友设宴，席间自然谈南开趣事。

蔡元培在南开中学礼堂，演讲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博得莘莘学子的阵阵喝彩。会后，张伯苓特别向他介绍了南开的高才生——后来成了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周恩来眉宇存英豪之气，谈吐不凡。他向蔡元培深鞠了一躬，说自己速记了一份先生的讲稿，想在南开校刊上发表。

蔡元培看到周恩来的记录，一下子被这位少年郎的飘逸而有魏碑风骨的小字吸引，所记似无差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趁吴玉章与南开敬业乐群会座谈之际，蔡元培决定去请自袁世凯死后一直隐居天津的刘师培。蔡元培此次来津之前，陈独秀去广济寺听人讲学，无意中见到穷困潦倒、一身是病的刘师培。老友偶遇，惊喜中又添些伤感，分手后，陈独秀去见蔡元培校长，希望给这位与章太炎（枚叔）并称“海内二叔”的申叔在北大谋一教职。于是，蔡元培决定借去南开演讲之便亲自去请他出山。往事如烟。路上，想的都是刘师培。

刘师培，字申叔，改名光汉，号左盦，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证一个书香门第。其家三世传经，曾祖、祖父、父亲皆为清代乾、嘉时的经学家，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

刘师培虽是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名流，其个性极为复杂，其操守也被诟病。从弱冠算起，由热心科举的士子，到提倡“光复”的志士，再到出卖革命友朋，甘当清廷密探，甚至跻身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其多变、背叛行径被学人所诟病。爱其才者，以“外恨党人，内惧艳妻”为其开脱，而1907年刘师培自家“输诚”的《致端方书》中，解说自己误入“排满”歧途，把自己的背叛丑行说成是受人教唆，一股脑儿推给蔡元培、黄兴诸人，就有些无耻了。

刘师培8岁学《周易》，12岁可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禀赋极高。有载：“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其1901年17岁中秀才，次年中举人，于是意气风发地于1903年赴开封会试，不料落第，懊丧不已。在回仪征的归途中，常饮酒买醉，对会试屡有微词，癫狂时，把科举伪弊骂得体无完肤。官府闻之欲拿问治罪，故有“由扬州以政嫌遁沪”之语。

几乎与此同时，陈独秀因在日本东京与邹容等人联手剪掉清朝学监姚煜的长辫，被日本遣送回安徽老家安庆。他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讲，令听众热血沸腾。两江总督闻之，电饬安徽省督韩大武，将“陈仲甫等一体缉获”。陈独秀逃到上海，于是有了与刘师培修好的机缘。

陈独秀与刘师培先后参与了《国民日报》和《警钟日报》的创办，并且都在报社做编辑工作。相同的经历，共有的志趣，使他们成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音朋友。刘师培笔锋劲健，其文《论激烈之好处》发表在《中国白话报》，为他博得“激烈第一人”的荣誉，遂名声大振。不仅革命党人对他另眼相看，崇拜英雄才子的美人，也纷纷投怀送抱。

刘师培与陈独秀年轻气盛，为文也狂飙激烈，在报社多受限制。思想自由的陈独秀不愿受人限制，于1903年冬回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告别章士钊和刘师培时，赋诗言志：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

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

驰驱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豕群。

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陈独秀将此诗抄于宣纸之上，书法气度恢宏。章士钊两眼放光，对刘师培说：“诗标其人，仲甫就是一匹不羁之骏马！”刘师培也为陈独秀的诗所打动，挥笔在诗下题曰：“由己，由己，由一己之所欲。”

有长江相系，陈独秀与刘师培常互寄稿件和报纸，牢牢占领舆论阵地。1904年，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春季，陈独秀却从章士钊和刘师培那里得知友人何梅士病逝的消息。虽疾病缠身，还是写了《哭何梅士》诗。刘师培、章士钊读之，怆然而涕下。即刻发在《警钟日报》。不久，陈独秀又寄《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诗，给刘师培。刘编发后，即在诗稿上写道：“由己乎？不由己已。不由己已耳，不由己已耳矣！”

是年秋，蔡元培等组建“暗杀团”，刘师培易名“光汉”，参与谋略。刘师培与章士钊向蔡推荐“江淮志士”陈独秀，他们介绍陈入盟的理由是：“此君志大心雄，有一种不峻之坡弗上的斗志，而且人格甚美，忠于人，忠于事，不乏侠士之风。”刘师培则力荐曰：“陈君还是吾报的作者，他重友情，讲信用”云云，蔡元培当即拍案相邀。

11月19日，暗杀团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失败，刘师培蛰居不出，而早就不愿“做人尾骥”在安徽办报的陈独秀，已做了“岳王会”的首领，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故写信催刘师培至芜湖任教。刘师培化名为金少甫，偷偷来到芜湖，但刘师培到芜湖后，以钦差大臣自居，与“不愿依人成事”的陈独秀发生龃龉。正在两个极具个性的狂人各执一端、相持不让之际，芜湖候补道汪云浦告密江督端方，下令捕拿陈、刘。二人于1907年双双亡命日本，再度成为“前路知己”。

在日本，刘师培受到日本社会党影响，始信奉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与妻子何震发起“女子复权会”，并创办《天义报》，对蒲鲁东、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悉数介绍，甚至，刘师培还为《共产党宣言》作序。

想到这里，蔡元培已走进失意政客们藏身的天津英租界。清灭之后，清朝贵胄，官僚政要走马灯似的在这里出出进进。但如今昔日无限风光的石库门前，已显得很落寞和破旧，一股中药的气味弥漫在四周。

蔡元培径直走进大门，见刘师培咳嗽得气喘吁吁，一张苍白而清秀的脸上布满皱纹，两鬓已染上了霜。他突然忆起1903年在上海，他正和章士钊、陈独秀等友人在梅福田闲聊，忽听大门一声响，见一短襟敞开、头发蓬乱的少年郎仓促推门而入。这就是年方十九，却目睹了震惊海内外的《苏报》案的刘师培。那时，刘师培的一部《攘书》发表之后，如同重磅炸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刘师培的《攘书》最具革命性的政见，是力主仿西周纪年之旧制，以黄帝降生为纪年，反对传统的以帝王生卒纪年的旧制。对此文，同盟会的宋教仁极为赞赏，《民报》也发表评论支持，刘师培也自称是天下“激烈派第一人”。17岁的钱玄同读《攘书》后，毫不犹豫地剪掉辫子。那时的刘师培是何等的青春年少、意气风发！

蔡元培见如今已老气横秋的刘师培，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忙伸出手拉住刘师培冰凉而纤细的手：“申叔！”

刘师培想说什么，却又咳嗽起来，半日才说：“蔡先生，我是戴罪之身，又何苦劳你来看我。”

蔡元培见此心情也很沉重，说：“申叔，朋友们都没有忘记你，仲甫力荐你到北京大学任教。钱玄同、季刚也都想请你到北大呢！”

刘师培羞愧地抬起头，苍白的脸上有两行清泪。

9

北京有新民谣曰：西洋人称，“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灯市东口北，有个椿树胡同，西临紫禁城，一繁华之地。该胡同十七号，住着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一辈子不背叛忠君保皇立场，而又名扬海内外的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又名汤生，以字行，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厦门人，曾任清政府外务部主事。青年时，留学英国，又遍游德、法、意诸国，考察政治文艺，归国后精研四书五经，其后，张之洞邀入幕府，主办外交。各国文学皆通，被视为异才。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一辈子不剪发辫，却用洋文译我国古籍，向西方世界推介，著有《读易堂文集》。

椿树胡同十七号辜宅，是一座小四合院。进门是一个花园，一棵古老的千头椿树，高高地傲立，浓密的嫩叶，给小花园遮出一片阴凉。一棵枣树，细细的枝条倔强地刺向蓝天，如同主人脑后的细细发辫。

三间正房，摆满书籍，这是辜鸿铭的书城，他每天在书海里探寻他的理想世界。一根细细的长辫和厚厚的西洋书及一摞摞线装书，再加上他那根长长的烟袋，构成了一个和谐而又芬芳的世界。这里也堆集着东西方的文明和温馨的关于文化的故事。他浸漫其间，总感到东西先哲的召唤，龙袍和天乾的恩泽，他必须承担起士的责任。但是，每当他看到花园里的花木不断荣枯时，总有些失落。民国后，他断断续续到北京大学去讲过课，后来就赋闲在家，与仆人度过寂寞时光。

终于有一天，他家那两个古旧的铜门环被敲响，范文澜和罗家伦代表校长蔡元培，将大红的聘书交到辜鸿铭的手里。范文澜即将毕业，已被校长留下做秘书，开始处理一些公务。

刚刚睡完午觉的辜鸿铭，正在院里坐着喝茶，他那与红丝线合编起的长辫，在春阳里格外光彩夺目。已过六旬的他，保养得不错，面白而红润，神清而气爽，如常言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颇有名流风采。

辜鸿铭客气地让两位年轻人落座，然后看了眼聘书，面含微笑。

范文澜和罗家伦，都听过辜先生的课，对他的“金脸罩、铁嘴皮”和博学多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还记得不少辜鸿铭的趣事。前些日子，辜鸿铭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开演讲售票先河。令世人瞠目的是，票价竟比听梅兰芳的戏还贵。听梅兰芳的戏，是一元二角大洋，听辜鸿铭讲演却要两块大洋。外国人趋之若鹜，一票难求。

袁世凯筹备“参政院”，以为辜鸿铭是位帝制派，特请他担任议员。这位留着长辫的保皇派，到会场领了出席费三百大洋，便学先朝名士，历代风流，跑到烟花柳巷八大胡同去放浪形骸。这风流才子，行走风尘之中，每见一妓女，就舍钱一元，连逛了数家青楼，直至将银圆花光，才放声大笑，将那与红丝线编在一起的长辫，往身后一甩，唱着《马赛曲》，扬长而去。

袁世凯殁命，政府下令举哀三天，可辜鸿铭却在椿树胡同十八号小院，弄了个堂会，硬是把那鼓乐奏得喧天，二黄西皮在胡同婉转。警察循声而至，推开大门，见院里搭着戏台，台上花花绿绿的生旦净末，正唱得热热闹闹。台下，辜鸿铭与洋人和各界名流听得摇头晃脑。见此状，警察只好悻悻而退，其中一个不识时务的愣头青警察，忠于职守，上前大喝一声：“好大胆子，你们竟公开闹法，该当何罪！”辜鸿铭走过来，拍拍小警察稚嫩的脸蛋儿，笑道：“去回禀你们主子，就说不就死了个总统吗？怎敢影响我辜某与洋人朋友在此赏戏！”

辜鸿铭的十八号小院，一连唱了三天戏。三天禁令一过，这里也偃旗息鼓。

范文澜知道校长大红聘书一下，辜鸿铭就是北大正式教授了。在决定聘辜鸿铭之前，蔡校长曾与陈独秀商量。陈独秀说：“蔡先生的决定是对的，为保留身怀绝学的读书种子，先生聘‘汉滨读易者’，极有眼光。”接着陈独秀讲了不少辜鸿铭的趣事。

辜鸿铭随义父布朗（英国人）夫妇前往英国留学，在布朗的栽培下，他不仅对语言、文史、哲学产生浓厚兴趣，还极有语言天赋，通晓英、德、法、意等国语言，他先入爱丁堡大学，师从卡莱尔，专攻西方文学，后又入莱比锡大学，得工科文凭。

在英国读书时，租房而居，每年冬季，辜鸿铭都不忘备酒馔，行跪拜大礼，遥祭祖先。开始，房东太太不解，等他祭毕，问他：“你的祖先何时来吃祭品呢？”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就在贵国的祖先嗅到你们所奉献的鲜花之香的时候。”陈独秀评道：“机敏至极，诙谐隽永，令人会心解颐。”

西洋人一直看不起中国人。英国人尤其在华人面前趾高气扬。辜鸿铭乘公共汽车，故意将英文《泰晤士报》倒着看。英国人一看，又找到羞辱华人的机会，便嘿嘿大笑：“看这位拖着长辫的中国乡巴佬，不懂英文，却偏偏装有学问的样子读报，可偏偏把报纸拿倒了！哈哈！”于是满车厢都放肆地讥笑辜鸿铭。

辜鸿铭不慌不忙等笑声平息后，用纯正而流利的英语道：“英文这玩意儿太过简单。”然后又用同样地道的法语说：“先生们，女士们，你们说，不倒着看报还有什么意思。”车厢鸦雀无声。

一次盛大宴会上，名流权贵和洋人买办聚在一起。边喝酒边高谈阔论，纵论时局。只有辜鸿铭，专注佳肴，大快朵颐，大口饮酒。这时一位洋记者过来向他讨教如何看待中国政局，又如何治理。他眼顾四周，大声说道：“把在座的洋人和官僚政客统统拉出去枪毙，中国政局一定会安定些。”某日，他去真光影院看电影，见前排有一苏格兰人，他遂用长烟袋敲苏格兰人的秃顶，让他点烟，那秃顶点了几次才点着，辜鸿铭这才说声“谢谢”。

陈独秀不独推崇辜鸿铭为了民族尊严戏弄狂妄的洋人，更赞赏他不事权贵的人格力量。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大吏入军机处。一次宴会上，袁世凯对德国驻华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一幕僚将此话传给辜鸿铭。辜说：“诚然，那袁世凯是办事的，但要看办什么事，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之人可以办好的。”幕僚自然听得出，这是讥讽袁氏没有给国家和朝廷办过什么好事，其鄙视憎恶皆在语中。

辜鸿铭于1885年到广东之后，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处理翻译、邦交事宜。1893年，兼任武昌自强学堂讲习。1905年，任外务部侍郎，并出任上海黄浦浚治督办。1910年，被清廷列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列第二，排在严复之后。辜鸿铭政治态度保守，反军阀而不反朝廷，与他多年得到清廷的眷顾有关。那条拖了一辈子的辫子，就是证明。

范文澜和罗家伦，恭维了辜鸿铭一阵子后，准备告辞。临行前，范文澜转述了蔡校长对他们二人说的话：“我到德国考察时，辜先生已是德国学界名流了，德国许多大学教材都选了辜先生的文章，还有许多俱乐部以辜先生命名，辜先生是很值得敬重的名流学者。请辜先生到北大任教，是北大之幸。”

听罢范文澜的转述，辜鸿铭有些感动了，说道：“蔡先生点了翰林，却辞官革命，老朽跟了张中堂，做了前清的官，至今仍保皇，惭愧呀。”说罢，拿出一本发黄的英文杂志，用毛笔在上写了“孑民方家清赏，学兄辜鸿铭”。说，“这是十年前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写给我的长信，烦二位交孑民一阅。”

10

6月14日，北大校园里的行行槐树，正吐着一串串白色的花朵。香气弥漫在会议室里。一群应蔡校长之请，来北大的国内一流学者章士钊等，和本校各学科的学长，如陈独秀、夏元琛、王建祖及教授代表，商议有关学校的教学事宜，特别是有关成立北大评议会之事。

与会者一个个心事重重地沉默着，就在这一天，头戴瓜皮黑帽，身着长袍马褂，脚蹬黑缎粉底布鞋，脑后拖着一根细细花白长辫的张勋大帅，率着三千辫子军开进了北京城。

陈独秀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然后将烟扔在地上，狠狠蹍了几脚，抬头怒瞪双眼，打破沉默，数落起张勋的种种劣迹。

1913年，隆裕太后刚死，张勋就勾结溥伟等人，阴谋夺取济南，宣告复辟。后因联络冯国璋不成，又策动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反正”。田中玉表面“反正”，却密告主子袁世凯，同时破坏铁路，断了辫子军北上的交通。张勋不死心，趁去年7月与军阀联手镇压“二次革命”之际，再次拉冯国璋入伙，胁迫袁世凯复辟。袁世凯另有图谋，设计将这位辫帅流放到南京去对付革命党了。

陈独秀看了一眼章士钊，说：“这一丑行，严行兄最清楚。”然后又讲起张勋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那年9月，南京被张勋攻破，仇恨辛亥革命的辫帅，下令军队“三天不点名”。怂恿部下随意烧杀淫掠。可怜六朝金粉的春明城被从没见过这等繁荣的“辫子军”糟蹋得面目全非，连日本人开的店铺也被洗劫，并打伤了三个日本浪人，结果酿成“南京交涉案”。日本人把军舰开到南京示威，英美也为各自利益，逼张勋离开金陵古城，这正中袁世凯下怀，借机让张勋让出帅位。张勋不服，叫骂：“老子不能让出用脑袋换来的印把子！”结果向袁世凯要了一百多万两银子，又讨了个长江巡阅使的空头衔，这才率辫子军开拔走人。

陈独秀说：“这回黎元洪也引狼入室，诸位只看热闹就是。”

章士钊从政多年，消息颇为灵通，只见他脸上浮着愁云，说：“袁贼死后，张勋在徐州召开四次‘徐州会议’，以盟主自居，策划复辟清室。此次张勋入京，一定与复辟有关。”

话刚说完，沈尹默突然闯进会议室，叫嚷道：“大街上遗老遗少们，已在高呼皇帝万万岁！”

主持会议的蔡元培听罢，冷峻地看了看沈尹默，气度凛然地说：“不必慌张。天命难违，这群倒行逆施的丑类不会得逞，我蔡某一天也不停止整治北大的工作。”接着请在座的学者们对取消预科撤销其学长徐崇钦及庶务室舒主任、任命庶务室新主任等事发表意见。

撤销徐崇钦预科学长之职，陈独秀极为赞同，自他到北大工作，就一直受到徐崇钦等北大旧人的包围，他们几乎用尽一切卑鄙手段，对陈独秀进行诬陷和攻击。

陈独秀记得，第一次开各科学长会议的时候，就是徐崇钦首先向他发难。当时，蔡校长希望陈独秀多抓文科的建设和教材选置，不必亲自给学生上课。以陈独秀的才学和见识，以及超群的口才，登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定大受欢迎。然而徐崇钦却抓住陈独秀不上课一事，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身为文科学长，居然不给学生上课，真是天下奇闻。开不出课乎？不敢开课乎？”说罢阴阳怪气一笑。

想到这些，陈独秀不屑地说：“徐崇钦应当开除。”

理科学长夏元琛表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夏原是蔡元培在中国教育会和南洋公学的同事，又是一起留学德国的密友。他曾追随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是当时中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对陈独秀说：“仲甫先生，这徐崇钦在教学上是有能力的，虽脾气不好，为人却正派。当年姓舒的主任，曾拉他参加‘倒蔡运动’，反遭到他的痛骂。兄弟以为，徐崇钦还是留任为好。”

其实，陈独秀知道，徐崇钦在北河沿预科学长室里，将前来说项的舒某当场轰出，并大骂：“我徐某人历来光明磊落，最看不起背后搞阴谋！”

然而陈独秀还是不满地瞪了老资格的夏元琛一眼，几乎用教训的口气讥讽道：“夏先生究竟是搞相对论的还是搞中庸论的？怎么总是偏袒北大旧人！”教授们听罢，脸色多有不悦。他们纷纷发言，支持夏元琛。连沈尹默都被陈独秀目空一切的霸悍所震惊，他与马叙伦表达了不满。

会议室的空气有些凝固，蔡元培说话了：“徐崇钦还是要用的，我们不能以一己私见对待学者专家。徐先生反对过我，但说句公道话，他治理预科，比北大各科都严。不论是谁，无论他持何政见，只要对北大有过贡献，我们都要把他的大名写入北大校史，诸位意下如何？”

教授们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蔡元培又将新的庶务主任人选向大家介绍。此人就是陈独秀亲自向蔡元培推荐的安徽同乡、留学过日本办过《安徽白话报》的李辛白。蔡元培怕遭人非议，说是他自己推荐的。

陈独秀听罢，方才的怨气消散了，对自己的狭隘心胸颇有自责。他的眼神与夏元琛再度相遇时，表示了歉意和愧疚。夏元琛也以微笑回应。

蔡元培向教授们又汇报了成立各科评议会，一切权力交给教授管理；希望大家举贤荐能。

只见陈独秀站起来，向蔡元培推荐刘半农，说此公虽只有高中水平，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如能进北大，宣传新文化运动，当是一员骁将。

话音未落，马叙伦就插了话：“足下给你《新青年》写东西，或可马马虎虎。可这等脚穿鱼皮鞋的浮夸文人进北大任教，就未免根基太浅了吧？”

陈独秀瞪了马叙伦一眼，不再多说。跟随众人离开会场。看得出来，刚才的会开得不错，但这群书生，见复辟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地在北京敲打，个个已心乱如麻，默然离去。

7月1日凌晨，新华门上的五色旗，在辫子兵的枪声中跌落下来，然后换上了一面黄龙旗。殊不知，就在此刻，天津段祺瑞的公馆里，各省的军督们进进出出，如过江之鲫，带走了一道道倒辫子军的密令。连梁启超都走出“饮冰室”宅第，如约走进热闹非凡的段公馆，将一份替段起草的讨伐复辟通电稿，交给段祺瑞。段读后大赞梁启超是大手笔。更令段祺瑞感动的是梁还向天津交通银行筹措了六十万大洋的军饷，供他差遣。

不久，段祺瑞在河北青田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总共只有三千人马的辫子军已军心动摇。成了孤家寡人的张勋战必败，和不成，只好求东交民巷的列强使馆帮忙，却十分不顺。鼓动这次复辟的康有为见状，逃进美国公馆，躲了起来。

7月12日，讨逆军出动两架飞机，在隆宗门外、御花园水池、西长安街隆福门分别扔下一枚炸弹后，在故宫小皇帝的哭声中，张勋乘车逃至荷兰公使馆。折腾了十二天的复辟丑剧就草草落幕了。

11

北京恢复了平静，老百姓照常过日子，北京大学也到了放暑假的时候。

一天，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到沙滩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饭。刘半农笑曰：“近日各家饭店酒楼都有‘总统鱼’卖，咱就来道‘红烧总统鱼’品尝品尝如何？”

陈独秀和钱玄同不解，问：“什么是‘总统鱼’，莫非是总统养的鱼？”

“非也，容我道来。”刘半农就说了关于冯国璋与“总统鱼”的段子，“冯国璋代总统后，迟迟不来京赴任，段祺瑞几次致电催促。彼时，冯国璋正忙着勾结江苏的张謇，合伙做一笔上千箱的鸦片生意。段祺瑞听说后，不急不恼地说：‘我素知此君爱财，就做个顺水人情吧。’后那冯代总统住进中南海，发现中海、南海养有很多历代珍贵之鱼。老袁执政时，从河南弄了不少黄河红鲤，放在中南海里养。据说其中有五六百年的金鲤。冯代总统闻之，令手下张网捕鱼，果然网网不虚。有人说，不少是康乾时的鱼呢，便高价出售，银子流入代总统的腰包，美食家也大快朵颐，享了口福。”

陈独秀听罢，放声大笑：“此乃张勋复辟殃及池鱼呀！我可不吃‘总统鱼’，怕脏了我的肠胃。”

席间，三人谈到正题，给《新青年》组稿之事。作为《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自然很关注作者，他想起自己正在北大读书的德清小同乡俞平伯，诗文皆好，是俞曲园的玄孙辈。钱玄同对陈、刘介绍说，俞曲园，道光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精于古文字学，曾与曾国藩、李鸿章有交往。主讲于苏州、上海诸书院，授徒多人，章太炎出其门下。

钱玄同又谈了周启明和周树人兄弟，说启明文笔不错，其兄文风老辣，类龚自珍，兄弟俩在日本时还译过一本《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本，但有勇气尝试，也值得敬重。钱玄同表示试试去，拿几篇稿子。

钱玄同几杯老酒入肚，由谈周氏兄相扶相携、亲密无间，竟联想起自家兄弟。

钱玄同父亲钱振常，中年擢进士，湛深经学，精于考据，乃饱学之士。钱玄同三岁时，就由父亲亲授《尔雅》，每日站立书架前，一条条诵读，直站到两腿僵直。掌灯时，才由仆人抱回卧室。后来他每思“庭训”，常感慨“由今思之，不肖放荡数年，至今日犹能稍归正路，何莫非幼时先子义方之教耶”。钱玄同对父亲的“爱之深责之切”十分感恩。

钱玄同原名师黄，字德潜，都寄托了其父的一片苦心。钱玄同对此解释说：“因先子晚年处境多逆，欲使勉为诗人。黄，黄庭坚也；德潜，沈德潜也。”足见父亲对幼子的喜爱和期许。

钱玄同12岁时，父亲去世，又四年母也辞世。此后，其兄钱恂撑起这个家。钱恂长钱玄同32岁。在幼承庭训中，成为博学之士。他一生不以学问名世，却把大量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早年入薛福成、张之洞幕下，1907年，任出使荷兰、意大利大臣，为晚清著名外交家，与维新派、革命派多有联系。自父母亡故后，长兄如父，对钱玄同悉心照顾，疼爱有加。钱玄同留学日本，直至入北大教书，都得到兄长的提携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嫂嫂单士厘，乃奇人也。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与钱恂结为秦晋之后，二人相濡以沫，抚养照顾钱玄同更是尽心尽力，钱玄同在日留学时生病，嫂子亲自为他煎药喂食，陪他去医院治疗。凡小叔子索钱，她都一一满足，所谓长嫂如母。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单士厘以三寸金莲，随夫钱恂走遍世界，且有《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两书问世，使其扬名，流传至今。

毛泽东的老师、钱玄同的老友语言学家黎锦熙，这样描写钱玄同与兄嫂的关系：“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不再行跪拜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阴历年底带妻子到家里去跟着拜祖先……”

兄友弟恭，是儒家伦理中家庭内标准的长幼关系，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在破“旧礼教”与“新文化”之间，骨子里常常选择前者。茅盾曾是钱玄同的学生，当年在湖州府中学读书时，炎炎夏日他亲眼见到街头一番别样光景：钱恂衣着单长衫，手持蒲扇，悠悠地走着，其子钱稻孙高撑洋布伞跟在他身后，钱玄同与侄子并排，跟着长兄漫步。

长兄钱恂替钱玄同包办了婚姻大事，主张“新文化”的钱玄同，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姻。长兄为他找的夫人，名徐婠贞，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举人，曾任兵部郎中，在绍兴建“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多年。徐婠贞的父亲徐元钊与钱振常同为龙门书院门生，两家交谊甚深。观钱玄同1906年5月日记，对新婚之夜他这样描述：“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

钱玄同和鲁迅的婚姻一样。一个是长兄安排，一个是母亲所定，个中苦楚，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中默默品尝了。但他们的结果却各有不同——鲁迅最后冲破封建樊篱，收获了许广平的爱情；而钱玄同却执徐婠贞之手，一直走到终老。

12

民国六年（1917）9月4日，大约是张勋复辟闹剧过去不到两个月，与其兄周树人同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山会邑馆补树书屋的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上用楷书写有“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字样。

这之前，北大方面已与周作人谈妥，让他担任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教授，每周各三学时，月薪二百四十大洋。

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与校长蔡元培不无关系。蔡元培与周氏兄弟同住一城，有同乡之谊。蔡住城内笔飞弄，身为前清翰林，几乎家喻户晓。周作人年少时，曾无意中在家的书堆里，发现蔡元培的一册朱卷。文皆为短章，非八股体，只觉新鲜。光绪末年，绍兴人请蔡翰林办学务公所。蔡元培想请周作人帮忙，因周作人正读书不愿辍学，故回绝蔡元培之邀。后蔡元培被朝廷排挤，到德国游学去了，周作人与蔡元培失去了一次合作机会。

转眼到了1911年9月，周作人偕夫人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然而，昔日清幽古雅充满诗意的小城，已变得败落不堪，让他极为失落。他写道：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从文中，可读出周作人面对家乡疏离，他人不解的那种难耐的孤独。几天后他作诗道：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周作人的心境又添了悲凉。这悲凉让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王金发光复了绍兴，一切又归于沉寂之后，心怀疑虑而冷漠。因此，当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长沈钧儒委任周作人为本省视学后，他的态度仍不积极。到了1913年春，中华民国虽立，但大权旁落袁世凯，宋教仁被暗杀。不久，周作人应聘到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但周作人的真正兴趣，是读古书，抄古书，有时也译些关于儿童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有关儿童文学的东西。从中却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周作人还继续着在日本即已开始的介绍俄国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工作。1914年，周作人出版了在日本就翻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并经常系统地在杂志上介绍拜伦、谢甫琴科、裴多菲等诗人，同时，他还研究和翻译希腊文学。1915年10月，周作人将他在这段时间的译著精选编成《异域文谈》出版。

周作人在此期间，除帮其兄周树人翻看古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外，还自己搜集山阴、会稽籍的同乡著作及辑录有关越中古文献，以《读书杂录》为总题，在《绍兴教育杂志》连载。周作人还对绍兴古迹颇感兴趣，不仅著文介绍，还撰文《论保存古迹》，呼吁珍爱文化遗产。周作人受其兄影响，还热衷于金石拓本的收集，所收集者多珍品，价值很高。

周作人就是在赏玩古玩、追怀先贤，秉烛夜谈，写作翻译的悠闲和孤寂中，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潮起潮落。直到有一天，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回绍兴省亲，再次与周作人不期而遇，才改变了周作人的命运。

周作人到京的第三天，雇了辆洋车，从山会邑馆前往沙滩北京大学，访问校长蔡元培，因车夫听错了浙江口音，拉错了地方。第六次再去，校长外出仍未能谋面。蔡元培得知，翌日亲自登山会邑馆见周作人。告之，学期中间，难设新课，建议他先到预科任教。周作人犹豫中，蔡元培另有建议，让他到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周作人就这样留在了北京。张勋复辟前后，周作人刚刚到国史编纂处工作一个月，一日突发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最后确诊为麻疹，虚惊一场。经历全过程的兄长周树人，以此素材写成小说《兄弟》。

周作人到北大后，与陈独秀、胡适保持一定距离，只在文学改革的某些观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来的话说，这是“交浅”，而不妨“言深”。他最投合者，当属刘半农。他们第一次谋面，是在刘半农暂居的与教员休息室相连的一间房子里。刘半农后来在《记砚兄之称》中描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刘半农文笔极好，寥寥几句，便将二人的形神活脱脱写出。不过“上海少年”与“俄国英雄”一见倾心，却很有趣。当然，两位江南才子早就互慕彼此的灼灼文才，才有惺惺相惜。

周作人笔下“头大，眼有芒角”的奇才刘半农，11岁在家乡江阴翰墨林小学读书。1907年以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后因与同学瞿秋白等参与学潮，被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刘半农与二弟刘天华参加本地革命团体，后又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书与英文翻译。1912年初与二弟刘天华到上海，入开明剧社，任编剧兼演员。为生存，刘半农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经陈独秀引导，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号发表以刘半农署名的《灵霞馆笔记》。

周作人正是读到《灵霞馆笔记》，方了解刘半农的。他以为，原是些极普通的东西，经刘半农之妙手安排组织，却成精妙的散文，很佩服他的才智。在与刘半农接触中，感到他虽有革新之志，却在谈吐间流露出文人的幽默灵性以至于玩笑的一面。周作人正是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灵魂“真”的一面，即——“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都无恶意。”

除刘半农外，周作人与钱玄同也是终生不渝的文友。这三人，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平和。周作人评价钱玄同时说，“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普通人性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与刘半农见面就抬杠。刘半农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曾作打油诗：“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扛。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每当钱、刘大抬其杠，闹得面红耳赤之时，周作人总是在旁微笑倾听。文人间的斗嘴，常常妙语连珠，趣味无穷，其学养和性情尽在其中，听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刘半农的恶作剧，也常让周作人忍俊不禁。一次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回信竟无笺牍，而将二纸黏合如账册，封面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内文是：“（生）咳，方六（周作人）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

三位友人在新文化运动大潮即将涌涛而来之前，在闲逸中，抒写性灵的不悖于风雅，或是民国初，文人的拂衣而高蹈，不囿流俗的一种人生姿态。

13

1917年9月10日，也就是英、法、日、俄等协约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承认中国对德宣战所提的参战条件的第二天。在初秋温暖的下午，一位乌黑短发，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风度翩翩地走进弥漫着皇家气派的北京大学。经人指点，他敲开了陈独秀办公室的门。虽从未谋面，陈独秀却断定这个二十六七岁的斯文学者就是他苦苦等待的人，便两眼放光，高声嚷道：“定是适之，我们北大的第一位洋博士！”

听到“博士”二字，让胡适有些窘态。今年5月23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博士学位答辩口试。上年已通过了哲学与哲学史初试的笔试和口试，获博士候选人资格。这次答辩口试，博士论文通过，但须修改后上交一百册附本备档，才可参加博士头衔授予仪式。胡适既未按需求修论文，也没交百本样册，因此博士论文虽然通过了，授衔仪式却一直拖到1927年。最后还是在胡适的导师杜威本人的请求劝说和主持下，在近乎赔礼道歉的情景中补办的。在他这次回国时，报界提前公布他的博士头衔，让他提前享受了博士的荣耀。

陈独秀是1915年通过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知道胡适的。汪孟邹请胡适为《青年杂志》写稿，并诉胡适《青年杂志》的主撰为皖人陈独秀。不久，汪又致信胡适催稿，称：“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胡适于次年9月，以白话文译俄小说《决斗》，发《新青年》，11月作《文学改良刍议》寄陈独秀。1917年1月，胡适经陈独秀力荐，答应到北大任教。

从汪孟邹处，陈独秀得知，胡适是安徽绩溪上庄人，是自己的小老乡。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父亲胡传是服膺宋学的秀才，做过州县级的地方小官。上庄山水环抱，景色秀丽，古风犹存。胡适在家乡受九年私塾教育，1904年到上海求学，两年后考入中国公学。1908年转入中国新公学，兼英文教员。19岁考取留美官费生，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又转入文学院读哲学、经济、文学诸课程，1914年获文学学士，9月发起创立“中国科学社”。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

汪孟邹讲，胡适13岁到上海，进梅溪学堂读书，尚不懂上海话，也不曾开笔作文，被编入最低的一班。有位国文老师讲课时，把“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中的“传”解释成《左传》。胡适课后，捧书到老师前，低声且恭敬地说：“先生，这个‘传’字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

先生先是一惊，又将信将疑问胡适：“侬读过《易经》？”见胡适点头，就又问还读过什么书，胡适说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更加吃惊，就以《孝悌说》为题，让胡适作文。从未开过笔作文的胡适就写了百字文。先生看罢，称赞不已，便拉着胡适，转到第二班，连升三级。

当时陈独秀听了，大为赞叹胡适的聪颖过人。汪孟邹笑曰：“若是你仲甫遇到这样谬解‘传’字的老师，还不将他轰将出去！性格使然。”

还是汪孟邹讲的，胡适早在1915年，即开始提倡白话文，朋友任鸿隽、梅光迪、唐钺都不苟同，尤其对胡适主张用白话作诗更极力反对，于是双方发生笔战，胡适就给反对最激烈者梅光迪作了一首白话长诗逗他，其有：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

古人加冠束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

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陈独秀知道次年4月，胡适又写词《沁园春·誓诗》表达自己的主张，有句：“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这之后，才有翻开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一页的《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和胡适共同向新世纪跨出惊世骇俗的第一步时，陈独秀的主张要革命得多，态度上也坚决、彻底得多。比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张：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对此文，胡适于1917年4月9日，以学者谦逊的探讨的态度，致一长信给狂飙激进的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的回答是：“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为这位“老革命党”的口气与“武断的态度”感到惊讶。他在《答汪懋祖》的“通讯”中说：“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将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议论’。”

这就是说，胡、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同时，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便有分歧。必须强调的是，文学革命的气运，正是由于像陈独秀这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坚强的老革命家做宣传，大力推行，文学革命才很快汇合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

谈到对胡适“首举义旗”之初，最坚定地支持胡适白话文运动的，除陈独秀外，便是更武断更激进的章太炎门徒钱玄同。钱玄同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将时代提倡复古的前后七子以及清代方苞等喻为“十八妖魔”后，他在1919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发表于《新青年》），又杜撰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钱氏将古文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后又载《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中，称古文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在陈、钱看来，三千年来所有古文宗师，三教巨头都应推下地狱。此调虽无科学性，但激烈的态度，也为文学革命推波助澜。

与陈独秀愉快地见面并愉快地交谈后，陈独秀把胡适引到北大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到校长室见蔡元培。一位老革命家、一位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思想领袖，与名震当代中国的宿儒，具有历史意义地相会了。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蔡元培生于丁卯年，陈独秀生于己卯年，胡适生于辛卯年），正是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个巨人，他们的风云际会，不仅为改造繁荣北大，而且为改造繁荣中国思想文化奠下了沉厚的基石。

蔡校长一见胡适，先微笑，然后仰天长吁了一声：“总算等到胡博士了！”

胡适感动地向校长鞠躬：“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

蔡元培握住胡适秀气的手。他知道，随着胡适的到来，北大的整顿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

14

蔡元培校长在校长室见了胡适之后，拉着胡适，由陈独秀和钱玄同作陪，在饭店给胡适接风。席间，自然少不了谈到北大的校风。钱玄同快人快语，说不少学生不好好学习，逛妓院、打麻将、捧戏子；教师也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他特意提到辜鸿铭，既非批评，也非表彰，只讲现象，说他上课时，还让仆人给他点烟倒茶。上第一节课时，同学们见他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就忍不住哄堂大笑，但见过大世面的辜鸿铭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学生一番，然后说：“你们因我有辫子而笑我，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轻易剪掉，然而诸位长在脑袋里面无形的辫子，就不那么好剪了。”又说辜鸿铭精通多种外语，在北大无人可望其项背，但中国字却马马虎虎。一次他讲《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误写成“宴”字。学生向他指出，他边改边发牢骚说：“汉字之晏与宴，不过是日字上下调换一下而已，却字义大不相同，英文就少了如此麻烦。”学生不服，站起说英语也有将“god”（上帝）倒过来写成“dog”（狗）的。老先生竟只有耸肩无语的份儿。

钱玄同举此例，实际上在夸校长兼容并蓄、冰火同炉，“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他的骨子里，是向着新潮的。

陈独秀是赞同兼容并包的，他推荐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便是明证。他对胡适说：“北大学生的旧学根基很深，有不少人才。”接着他向胡适介绍了李鸿章嫡孙的事：一次讨论学生周谷城提出成立“雄辩会”之事。一位个头细挑、器宇轩昂的理科学生，昂步走进会议室，发表了很精彩的演说，这些年来，兄弟一直研究洋务运动和中国前途。为什么中国洋务派与日本同时起步学习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洋务之梦却破灭啦？还有，要救中国，“中体西用”究竟灵不灵？我以前认为中国有三个伟人。一位自然是先祖父李鸿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祖父成了千人唾骂的民族罪人。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他以74岁之高龄，带着“以夷制夷”的使命，率庞大使团游说欧美各国时，却意想不到地受到盛大欢迎。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生日庆典时，他被排在七十多个国家使团的前列……当船抵日本横滨时，尽管日本多次邀请，这位自尊而固执的老人，坚决不肯上岸。他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曾发誓永不踏上日本国土。他多次告诫我们，永不要相信日本人，这是世界上最下流无耻的民族。在他弥留之际，老泪纵横地对家人说：“我是大清的功狗哇！记住，弱国无外交！”我尊敬的第二位伟人是梁任公，他敢于和那位老朽康南海决裂，提出“新民”说，真令人耳目一新哪！第三位伟人则是屡战屡败的孙文，但我佩服他的精神，那种为再造共和如印度国父甘地般的坚韧和气度。愚昧而孱弱的中国需要新的“孔子”来造就中国式的剑桥和哈佛……

当时，蔡元培也在场，自然忘不了那位北大高才生的演讲。

胡适听后，动情地透过窗子，望着深邃而高远的星空。

临近散席时，胡适从皮包里拿出一份三年前在美国发行的报纸，上面有他写的《非留学篇》，交给蔡元培。蔡元培回家读后，发现胡适和自己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9月17日，在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蔡元培特地安排胡适给全校师生做了一场《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讲演。

大礼堂场面很大，台下坐满了渴望一睹中国首位博士、文学革命领袖风采的师生和各报记者。留任和新来的手捧大红聘书的学界宿儒和名流也面带微笑或心存疑惑地恭候胡适。

胡适很从容地微笑着走上讲台。重点阐述了大学保留储积国家高等知识、高级人才及精研、开拓最新科学、发展国家文化的重要地位，鼓励要用西方现代的大学概念和管理观念来改造和经管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为北大的整顿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建立了具体依傍模式。最后，他激昂地说：“记得还在1915年1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以后又和英文教师亚舟谈到过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感叹地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上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我胡适之今天郑重宣布，回国后别无奢望，但求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

台下掌声热烈。正襟危坐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章士钊、崔适、黄节诸人，发现胡适果然是位“旧学邃密，新知浑沉”的博士，也都报以掌声。

胡适在北大讲授英文学问、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科目，每周十二课时，月薪大洋二百八十块。年底，创办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是年又担任了新成立的校评议会评议员和新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编辑。

胡适到北大，无疑是给北京大学吹进一股东风，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们，已经感到胡适带来的新风将吹绿北大乃至中国文化界，他们也必将要跟着胡适，干一番大事业。

蔡元培体会最直接也最深。他确认胡适是他改造北大最得力的助手。胡适思想新颖，文章绝妙，堪当大任。

当时，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就说过：“二十六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的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事实果真如此，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正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位巨人。自然，后来的周树人兄弟等一批文化精英的风云际会，不仅改造了北大、繁荣了北大，还为改造中国思想文化、繁荣中国文化奠基了坚实沉厚的基石。后来，因意识形态原因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周树人，而肆意贬损胡适和陈独秀，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15

白墙黑瓦的山会邑馆，原是山阴、会稽两县来京应考的举子和候补京官们的落脚公寓。前院为藤花馆，设有纪念晚明哲学家刘宗周的仰蕺堂，因其曾讲学于绍兴蕺山，弟子如云，故弟子设纪念堂于此。绕过仰蕺堂南墙，穿一月亮小门，是补树书屋，院内有一株老槐。

深秋的冷风，吹落片片槐叶时，钱玄同轻车熟路地走进山会邑馆，推开了小院朝南的木门。屋里有位穿灰布长衫的人，正在抄碑帖，听有人来，他抬起头。身材瘦小，脸色苍白，鼻下留有浓黑的口髭，眼睛明亮，透出一股冷峻之气。见来客是身材矮胖，衣着白绸大褂的钱玄同，便放下手中的笔。钱玄同一进屋，把皮包放在破桌上，叫道：“猫头鹰啊，又在抄你的古碑！”被叫作“猫头鹰”的，是钱玄同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师从章太炎的同门师兄，现在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在日本时，周树人常挑灯夜读，又不修边幅，蓬头垢面，钱玄同便给他取一绰号“猫头鹰”，于是朋友间便都如此称周树人。钱玄同秉性爱热闹，易激动。当年听章先生讲课，他每到冲动时，便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地发表议论。黄侃称他“钱疯”，而周树人赐名“爬翁”，算是对“猫头鹰”的回敬。

钱玄同与周树人是1908年在日本相识的，都为章门弟子。虽经常见面，但话语不多。后钱玄同读了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评价“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词，十分矜慎”，并认为比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林纾所译《茶花女》等著作，要文笔雅训得多。

前几天，在《新青年》研究征稿时，钱玄同举荐周树人兄弟，遂有自告奋勇登门到周树人处约稿之举。

周树人得知钱玄同是来组稿的，开始很淡然。他说，“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推了推鼻上深度的自由镜，然后瞪着周树人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周树人沉默了。

钱玄同了解他的师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且在这段时间里，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小说《怀旧》，描写小镇封建余孽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情态。小说寄到《小说月报》，当时的主编恽铁樵认为小说有独有的生动尖锐和入木三分的讽刺笔墨在其中，就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1913年4月）上。主编恽铁樵在“附志”中做了赞扬，认为《怀旧》对那些“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的文学青年说来，“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评价道：此文虽以文言文写成，但由于“用现代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兴趣”，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以钱玄同的眼力，自然看好周树人。

钱玄同多次来拜访这位五年前随自己从南京迁北京的同门师兄。见他到教育部后，一直单身蜗居补树书屋整整五年，埋头于从书肆买来的一摞摞古书里，全然不管窗外表演着“二次革命”和袁世凯登基、张勋辫子军进京等闹剧。令他感兴趣的是在青灯古卷中，以尖刻而又充满疑惑的目光，审视国人那多病的灵魂。

在这种弥漫着沉闷的压抑中，周树人更加离群索居，更加孤独，他埋头《嵇康集》的校勘，还辑校了《志林》《后汉书》，之后又准备写《会稽禹庙窆石考》。再后来他又沉湎于佛教，玩起了古董，人也渐渐颓唐，甚至变得苍老。

钱玄同与周树人谈话时，极像其兄的周作人从隔壁房间踱出，忙与钱玄同打招呼。周作人最近刚被蔡元培聘为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月薪少胡适四十银圆。心情颇为不错。

钱玄同从皮包取出两本《新青年》递给周氏兄弟。对《新青年》周氏兄弟并不陌生，他们是每期必读的。

钱玄同说：“仲甫托我向二位问好，欢迎你们赐稿，助文学革命之阵哪。”

周树人表示：既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有令，自己甘当一名过河卒子，就为《新青年》呐喊几声吧。

钱玄同大喜过望，感激地向二位老弟拱手。

周树人称钱玄同是“我的朋友”，钱玄同也说是周树人的“老朋友之一”。他们师兄弟交往长达二十九年。后来钱玄同对这段漫长的交往，归纳为这样三个阶段：尚疏、最密和极疏。钱玄同与周树人如此多年近距离地接触，使他太了解其人，又能在最后“极疏”的十年里，以超然的心境认识和对待周树人，让我们看到钱玄同的高尚人格。

不管钱玄同与周树人的交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鲁迅写于1923年8月23日的《呐喊·序》中却如实记录了此次晤面。不过，钱玄同被改成了“金心异”。此名，原本是复古派林纾小说《荆生》中影射钱玄同的人物。

16

说钱玄同与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弟子不假。章太炎仅及门弟子就多达百人，而最得意的弟子，其实只有五人，即当时人戏称的“章门五王”——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五位最大弟子，各继承一端，自成系流，各成学派，其中与章太炎关系最为亲近者，当属钱玄同、朱希祖和吴承仕。周氏兄弟仅是从师求学而已。从鲁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我们能看到鲁迅对章太炎颇为尊重，更多表现的是他们师生间思想上的亲密。

读《钱玄同日记》，我们会发现，其间保存着章太炎东京讲学及1932年北上讲学的完整记载，而章太炎写给钱玄同的五十九封信函，让我们看到章太炎与钱玄同师生间求学若渴、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身后的师生之谊。

从时间上看，一般都误以为钱玄同与鲁迅兄弟等八人是1908年在《民报》社从师章太炎的。其实，早在钱玄同就读大成中学时，就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了，并记了十六册笔记。1906年10月，章太炎复信钱玄同，有“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之语可证。从这年起，师生关系一直维持到1936年章太炎逝世，凡三十年整。

章太炎（1868—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自幼痛愤满人统治中华，好读书，受顾炎武等人爱国思想影响，在西湖边的“诂经精舍”师从俞樾，对经学、小学、诸子、佛学悉精心攻读，不应科举。其在学术上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从“爱国保种”和“国民主义”出发，主张“文学复古”，恢复汉文学的传统和地位。

章太炎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到与维新派决裂，与保皇派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对当时一代人转向革命，特别是对他的百名弟子投身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他的革命思想中虽有民主主义成分，占主导的还是排满反清的汉民族主义。这种“光复中华”的思想，影响了他的文化和文学思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逃往台湾，任台湾最大的报纸《台湾日月新报》的记者，主要担任中文版的撰述。期间，与同人李书私交甚深，常秉烛夜谈。一日，谈到少时读书的情境，章太炎告诉二十岁才延师启蒙的李书，自己六七岁已开始拜师求学，至二十岁已精通经学与小学了。李书惊讶：“那么早就读书，能记住吗？”章太炎笑曰：“十之八九尚能背诵。”李书便以自己所学经书相问。只听章太炎如流水般一一背诵，并能指出所背在哪部书第几页。李书这才明白，这位刚到报社的章炳麟为什么文章文华高超，议论有魏晋之风，对其更加敬重。当然，章太炎的文章“雅而不核”，“廉而不节”，有时显得过雅，用典生僻，一般读者颇费思量，于是反映到报馆。主笔委婉问章太炎：“先生所撰论说，是解而自读呢，还是要让读者共读而俱解呢？”章太炎看一眼主笔，未作答，而铺纸提笔，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

次年，章太炎从台湾至日本观光，特地拜访梁启超，对其曰：“在从台湾来日本的船上，偶作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久而未对出下联。”

“今古三更生”：说的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一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称北江先生，因上书得罪嘉庆帝，充军新疆，获释后自号更生居士；一个是康有为，戊戌政变，友人相助幸免于难，改名更生。

当时在梁启超处做客的有六七位鸿儒，都沉思良久，无人能对出下联。直至二十五年后的1924年，曾在梁启超处做客的符鼎升在北京任教时，因钱玄同偶尔提到老师这个上联，符鼎升费了些思索，才对出下联：“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

“长物”，就是孔方兄，钱之别称。墨西哥银圆与法国的佛郎（法郎）。孔、墨、佛是宗教思想，兄、哥、郎均属人伦关系。对得也算不错。但远不如上联的善运巧思、匠心独运。

1900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那时章太炎已将辫子剪掉，但怕行动不便，在帽子里装了一条假辫子。有时上街，假辫子摇摇摆摆，甚至常掉到地上。说起剪辫子，尚有一段章太炎“长枪大戟”的经历。这年7月，严复、容闳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国会”，创立自立会。就在这次会上，章太炎不满“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立场，当场剪辫易服，愤然退会。随后，他写下《解辫发》一文，直斥“满清政府不道”，又写《请严拒满家人入国会状》，也是措辞激烈。二文均发在当年8月的《中国旬报》增刊第十九期上。此报是受孙中山委托，陈少白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中的旬刊。编者在《中国旬报》第十九期的编者按语中称，发表章太炎的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从此，章太炎的“反满骁将”的姿态，出现在晚清的言论史上。

也是在章太炎任教东吴大学期间，他去看望了自己曾师从七年的老师俞樾。此时“诂经精舍”的国学大师已是八十高龄。孰料，阔别多年，一向温文尔雅的恩师，甫一见面，竟然大发雷霆之怒，将自己的高足骂得狗血喷头，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为“不孝”，揭露清廷“指斥乘舆”为“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

章太炎遭到老师没道理的痛骂，心中不服，不仅当面反唇相讥，回去后，即刻写《谢本师》，公开与老师俞樾断绝师生关系。历史常有惊人的重复，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有谢本师之举，再后又有沈启无谢本师周作人的热闹。

1903年5月，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革命军〉序》，一个月后章太炎又在该报头版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节选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赞美革命，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清廷的重压下，发出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拘票，除陈范外，名列拘票者五人全部被捕，“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苏报》被查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舆论震惊。连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存在分歧的《中外日报》都发表社论《近事慨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在章士钊主持下，《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一周，刊出《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发表章太炎“相延入狱，志在流血”的文章。

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审判时，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诋毁今上圣讳，呼为‘小丑’，立意犯上。”章太炎驳曰：“所指文件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及满人，不知‘圣讳’。”随后他又从汉文字学角度，做了辩解，“小丑”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无存心侮辱之意。

呆头呆脑的法官，只知章太炎是当时海内外知名的大学者，以为他一定是科举出身，就问：“得自何科？”

16岁时即拒绝科考的章太炎，故意戏弄道：“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否定了科举又嘲讽了法官，但最终被判坐牢三年。

据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记载：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17

沈禹希（1872—1903），名荩，字禹希，湖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维新人士。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参加反清组织自立会。1903年7月19日，“苏报案”发生前，沈禹希在报界披露《中俄密约》内幕，被清廷秘密逮捕。按清律，正逢慈禧太后“万寿月”，例不杀人，由“斩立决”奉旨改为“立毙杖下”。是时，当是中国言论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沈禹希是7月31日被行刑的。刑部特制了大而厚的木杖，沈禹希被打得“血肉飞裂”“骨已如粉”，但沈禹希始终“未出一声”。刽子手都以为其早已杖毙，谁料沈禹希以微弱之声道：“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用绳勒死，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被杀戮的新闻记者。沈禹希惨死，中外震惊，“西人闻之胆寒”。北京西交民巷一公使夫人，曾向慈禧表示不满，全国报界纷纷对惨案予以了报道和评论。一个月后，《大公报》发表沈禹希的绝命诗四首。9月16日，该报又发表沈禹希被害的详细报道。

章太炎在狱中得知沈禹希遇害，写了这首《狱中闻沈禹希见杀》诗，发表在8月14日由章士钊和陈独秀主办的《国民日报》上。8月23日，上海各界在愚园为沈禹希开追悼会。章太炎悲愤为之作祭文。不久，章士钊编写的《沈荩》一书出版，章太炎为该书作序。

据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载，章太炎“1906年6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疑为“献策”）的×××（指吴稚晖）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指蓝公武）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钱玄同看中章太炎的人格和学问，鲁迅选择的是章太炎的革命和思想。《钱玄同日记》一书，是章太炎讲学的实录。从中可以看到，章太炎对小学的研究超越了传统乾嘉朴学的藩篱，不仅将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而且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钱玄同所记，《说文解字》正是章太炎应鲁迅兄弟、许寿裳之请，利用暑假期间开讲的。

不少弟子忆及当时讲课情景，记忆犹新。暑假时正值酷热时节，章太炎常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在凉席上盘膝而坐，讲课时笑容可掬，气氛活跃。他讲《说文解字》时，逐字解析，或沿旧说，或赋新意，谈天说地，随意发挥，妙语解颐，幽默诙谐，生动活泼。学生也无所拘束，争相发言，师生间相互探讨切磋。授课常常超过四个小时。鲁迅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强调革命军章太炎未尝不可，但对其传承的国学如此轻慢，就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

1932年5月，章太炎避战祸到北平讲学，是文苑一件很轰动的事。据钱穆描述：“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太炎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世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曾听过章太炎演讲的当时北大高才生张中行，在其《负暄琐话·章太炎》中的记述，印证了钱穆的所记，曰章太炎：“满口浙江余杭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只是钱、刘的角色易位。读钱玄同4月18日日记，有“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北大）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章太炎）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证明钱穆和张中行所记写黑板者皆有误。但周氏兄弟未随侍，是不会错的。

钱玄同日记还记有自己偶感风寒或身体不适，并不去医院，而由老师章太炎诊治。1909年6月27日日记，“患咳呛甚剧，午后至师处诊察，是晚即宿其家”。又载7月2日记有“因呛甚前日，请师开方服之，今日吃药”。钱玄同的日记，纠正了关于出身三代世医之家的章太炎缺乏临床医学经验的偏见，同时证明钱玄同与章太炎亲密的师生关系，无人出其右者。

在日本流亡期间，有一个特别人物也与章太炎惺惺相惜，甚为友好。那人就是曾经的革命党人兼经学大师刘师培。刘师培背叛革命，投靠清廷两江总督端方幕府之后，章太炎与之断绝往来。政治风云变幻无常，辛亥革命爆发，端方死于非命，刘师培也下落不明。同为章太炎、刘师培弟子的刘文典担心刘师培的安危，找到章太炎，求他伸出援手。不料，章太炎早已把给四川都督尹昌衡求助的电报稿拟好。只见电文写道：“姚广孝劝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杀方孝孺，杀方孝孺则读书人绝矣……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姚广孝，明朝僧人，通儒术，工诗画，他曾与朱棣定策起兵，成祖即位，功为第一。方孝孺，明朝官吏，朱棣入南京，即将继位，召他草即位诏书，拒不草诏，朱棣欲杀之。姚广孝劝朱棣，不要杀他。后来还是被诛杀九族。

刘文典读后，十分感动。发了电报，章太炎还不放心，又与蔡元培联系在上海报纸登广告。刘师培见之，忙赶到上海。章太炎是传统文人，不念旧恶，急人之难。

民国元年（1912）1月4日，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是当时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两天后，内务部又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章太炎的《大共和日报》和章士钊主笔的《民主报》，联合《申报》《新闻报》等各大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声称《民国暂行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这场轩然大波，以孙中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报律》而结束。

说起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颇耐人寻味。1909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倡导革命，当时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同意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出境。有意思的是，驱逐孙中山等人前，日本政府为孙中山一行举行宴会饯行，且赠银五千元。消息传到社会，章太炎误以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收买。一气之下，撕下《民报》报社高挂的孙中山像，并写“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等话，遂将照片和批语一道寄往香港。如此羞辱孙中山，令黄兴大骂章太炎。更让人捧腹的是，章太炎骂孙中山时，不许别人附和着他骂。有人一时失态，跟着他骂孙中山，他马上扇人一记耳光：“总理是中国第一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章太炎爱骂人，骂过启蒙老师俞樾，骂过刘师培，骂过孙中山，但他真正要骂的是那些倒行逆施的丑类，比如“窃国大盗”袁世凯。1913年，袁世凯以议事为由骗章太炎进京，然后将其软禁于前门内共和党总部，并派宪兵“保护”。章太炎勃然大怒，舞动手杖，追击宪兵，宪兵如狼似虎，因未得命令，不敢造次，只得四处逃窜。章太炎见状，击杖大笑。

被软禁期间，有美酒佳肴伺候。章太炎常常豪饮，然后乘兴挥笔大书“袁贼”二字，再用火焚之并骂：“烧死袁贼！”袁世凯软禁章太炎，意在软化收买他。一次，袁世凯差人送来五百大洋，差役刚将“袁大头”银圆置于桌上，章太炎突然抓起银圆砸向来者，吼道：“袁奴快滚！”袁世凯又变着法儿软化章太炎，或移居条件更好的龙泉寺，或派儿子袁克定来送锦缎被褥，章太炎还是怒目而斥。只有弟子钱玄同、吴承仕前来探视时，章太炎才恢复常态，把酒言欢。

1914年1月7日晨，北京寒气袭人。章太炎到总统府，点名要见袁世凯，门卫赶紧向袁世凯通报，并云章太炎足蹬破靴，手持羽扇，将袁世凯授予他的勋章做扇坠。袁世凯听罢，不想自讨没趣，便以有事推脱，不敢出面，派了幕僚梁士诒出面应酬。谁料梁士诒尚未来得及开口，便被章太炎骂了回去：“我要见袁世凯，谁要见你！”就这样，从清晨到夕阳西下，袁世凯不见，章太炎不走，一直在招待室坐着大骂袁贼，还把招待室的名贵器物砸得稀巴烂。如此这般，袁世凯只好派人通知章太炎，谎称要见他，扶他上车，拉到石虎胡同陆军教练处监禁起来，后又转到东四钱粮胡同。

1917年，护法运动起，书生章太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奉孙中山之命去西南，督促军阀唐继尧接受广东护法军政府节度指挥，令其发兵东下，与广东护法军会合，壮大北伐护法声威。但章太炎到昆明一看，唐继尧并无出兵护法的诚意，其所管辖的地方，混乱不堪。一气之下，章太炎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行走，灯笼上用朱笔写着“大元帅府秘书长章”，引来很多好奇的市民围观。有人问：“大白天，为何提灯而行？”他说：“此地鸦片种得太多，漆黑一片，不用灯照，何以举步？”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日本时章太炎、黄兴与孙中山关系甚密，人称“孙、黄、章”。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前去吊唁，其时，革命党人多已腐化变质，章太炎心中愤慨。这些昔日的战友、如今的达官显贵，自然要为章太炎接风洗尘、大摆宴席。有人请民国元老章太炎题字，于是他借题发挥，立刻写了一副对联：“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愕然。章太炎另写有挽联：“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挽联借三国与屈原故事，批评孙文。而传说章氏还曾写过“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挽联，系杜撰，不足信。

章太炎一生弟子上百，不少都成为民国时期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执牛耳者，如前面所说的黄侃诸人。知生莫如师，章太炎对自己的弟子也有他自己的评价。他在自订年谱中说：

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光。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黄侃是章门大弟子，入门最早，最为聪慧，也深得章太炎学问的真传，特别是在音韵学方面，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侃先于老师而逝，章太炎曾评曰：“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他解释说，“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耒之辈，而江永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师。”

在国学方面，黄侃与章太炎并称“章黄”；在文字学、训诂学上，他们师生被称为“章黄学派”。另外，在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即黄侃、汪东、钱玄同和吴承仕。后人又将黄侃、汪东称为“章门二妙”。

章太炎和他的弟子是经历过家难国耻的，都有过“眦裂血沸、悲愤难宣”之痛，喜以淋漓痛快之骂宣泄心中不平。中国文人多有放诞传统，放诞即是真性情流露，更是对抗专制制度的一种无奈姿态。就群体而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人最为放诞，最为淋漓尽致，表现了有操守文人的崇高人性，章太炎将袁世凯授的勋章做扇坠，辜鸿铭拖长辫教训毛姆，金岳霖与鸡共舞，钱玄同“人到四十就该死”……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跃然青史。另外性格与章太炎相似的弟子，不少皆英年早逝，黄侃五十岁、钱玄同五十二岁、吴承仕五十六岁、鲁迅五十九岁。劳碌忧愤使其短命。

章太炎在近代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上都有很大贡献，其著作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章太炎弟子中，在音韵学、训诂学及经学研究上，黄侃、吴承仕最为杰出，时有“南黄北吴”美誉。说起来，吴承仕本是章门弟子中的传奇人物，只因研究者太关注钱玄同、黄侃和周氏兄弟，冷落了吴承仕，殊为可惜。

据《辞海》载：

吴承仕（1881—1939），中国学者。字检斋（也作斋），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举人。章太炎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各物制度，较有成绩。1933年以后，在北平创办进步的学术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于抗日民主运动有一定影响。抗日以后，坚持在天津的地下活动，支持两个进步刊物，传播民主革命的吼声。著有《经籍旧音辩证》《经典释文序承疏证》《三名礼物》《礼服释例》《释东》《六书条例》《淮南旧注校理》等。

《辞海》对吴承仕的介绍，过于简约且有遗漏。清末举人又是共产党员，吴承仕在全国恐怕是唯一者。1940年，延安各界为吴承仕举行有毛泽东、周恩来参加的追悼会，是章门弟子中继鲁迅后第二人。1984年3月27日，蒋南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一文，高度评价了这位章门弟子：“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更主要的是，他由一位硕学鸿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吴承仕于光绪十年（1884）生于歙县一个士大夫家庭，5岁即入仓山源私塾读书。18岁与父亲吴恩绶一起参加科考，同中秀才。次年吴承仕赴南京参加乡试而中举人，年仅19岁。五年后，又以举人身份，进北京紫禁城保和殿参加“殿试”，吴承仕在朝考中，获一等第一名，即中状元。不过那时已改称“朝元”，钦点大理院主事，吴承仕仅24岁，为清王朝最年轻的状元。

大理院主事，官阶不低，但权势不大，是个清闲的差事，吴承仕淡泊名利，把精力用于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及三礼名物上，但他并非超然物外，沉湎于学术研究，对国运民生，他也早有思考。在参加举人考试时，吴承仕在试卷上就写过“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坚冰作于覆霜，寻木起于蘖栽”。他已预感到腐朽的清王朝离倾覆已为时不远了。因此，辛亥革命终结清统治，他并不感到意外。退出政坛，吴承仕拜章太炎为师，专心研究学问。

章太炎不仅是学者，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学者金文兵《“末路”章氏王朝》甚至说：“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当然，晚年的章太炎思想渐趋保守，“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章门弟子们忍无可忍，连对章太炎最崇拜的钱玄同都表达了对他的不满。卢毅在他的《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中，提到钱玄同曾致信胡适，公开批评章太炎：“‘敝老师’底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

接着，周氏兄弟也披挂上阵，撰文批评章太炎。一贯温文尔雅的周作人，一反常态，先是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批评了章太炎在上海的讲学，说讲学是好事呀，但他讲学对整理国故并没什么帮助，“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不久，周作人又仿效当年章太炎对老师俞樾所为，也发表《谢本师》称：“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俞樾）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殆非始料所及。”

鲁迅则批评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用语甚是尖酸刻薄。

作为章太炎的得意弟子，吴承仕对其师与钱玄同、周氏兄弟的态度截然不同。从拜师起，终其一生，他都对章太炎尊重崇敬，为章门弟子中尊师的楷模，师生的情意也最为深厚，前文已讲过，章太炎与弟子书信，写给钱玄同五十九封，而给吴承仕则多达八十九封，为章门百人弟子中最多。

从《章太炎书信集》看，章太炎与吴承仕的交往很早，可追溯到清末，吴承仕为清廷大理院主事时，他曾两次致章太炎书信，请教典章制度等学术问题。须知，那时的章太炎可是清廷宁拿沪宁铁路主权，换取其脑袋的钦犯。吴承仕的眼光和勇气令人钦佩。吴承仕正式拜章太炎为师，已是辛亥革命之后了。那时吴承仕为民国政府司法部佥事，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于东四钱粮胡同，章太炎绝食七天抗争，并写下“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的遗言。钱玄同、吴承仕携酒食去探望。吴承仕劝章太炎曰：“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闻后，即停止绝食。吴承仕以司法官身份，经常到章太炎幽禁处探望并送衣奉饭。在长达三年的囚禁中，也是他们师生教与学、相互切磋学问的日子。每次探讨学问，吴承仕回去都认真梳理，整理成文。章太炎出狱后，《蓟汉微言》也紧跟着问世。

章太炎不畏权势，敢于伸张正义，一生多蹇。先遭清政府通缉，后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幽禁三年。1927年后，他因批评蒋介石摧残救国运动等罪行，再遭当局两次通缉，不得已隐居三年。吴承仕不畏迫害，坚定站在老师一边，经常与章太炎通信，还在自己创办的《盍旦》杂志上，发表自己撰写的《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国路线》，文中说：“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经过坐牢三年，软禁一年，绝食七日种种艰苦，到现在仍保持不变。”文章还举章太炎曾致电当局，“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对此务宜坦怀”，来证明章太炎“救亡主张和对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枝节的，是必要的而非偶发的”。

此文的发表，消除了人们对章太炎冠以“复古”的偏见，为章太炎正名。这其间也是对章门弟子中钱玄同、周氏兄弟等人对章太炎误解的一种反驳吧。

前文曾提到，1932年章太炎北上北平讲学之事，据当年中国大学学生王西彦回忆，是“1931年，吴承仕先生邀请太炎先生来讲学”的。“老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即吴承仕）、玄同、逖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至此，为章太炎板书者，或曰半农、或曰玄同，此又曰吴承仕，足见史料的混乱。但章门弟子，尊师如事亲，在后来成为作家的王西彦的文中有清楚记叙，对章太炎，“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传为美谈”。

18

这年岁尾，12月13日，已在北京大学干得风生水起的胡适，在凛冽寒风中，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启程回秀丽的故乡绩溪。在他到北京大学赴任前的7月29日，曾回到绩溪上庄，与相别十年的母亲团聚。因当地的风俗，他未能与他14岁时母亲给他包办的媳妇江冬秀见面，却约定冬季归娶。

12月30日，“重洋学子已成名”，当上了国内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风云人物的儿子，再三思考后，认可了母亲为之包办的这桩婚姻大事，当着她的面举行了大婚，这使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感到十分的满足和欣慰。正是因胡适深知母亲博大的爱和她的痛苦不幸而最终有大幸的命运，才遵从母意，接受了这一婚姻。在母亲四十六年的生涯中，与丈夫共同生活不足六年四个月，与儿子共同生活不足十二年八个月，一生行事，大德大义。胡适正是在母亲的至情至爱的巨大母爱里成长起来的。在他留美时，家里经济困窘异常，母亲靠典当度日，但她还是借了八十块大洋，给儿子买下一部《古今图书集成》。

胡适对母亲的敬畏与尊仰，是随着年龄而俱增的，翻胡适的《留学日记》，深挚思念母亲的文字让人感动。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胡适的本家叔叔，也是江冬秀的塾师做的媒人。而胡适母亲的姑姑又是江冬秀的舅母——算是亲上加亲的一门婚姻。

江冬秀父系母系，皆是书香门第，江冬秀的外祖父吕佩芳曾是个翰林。胡适考证，“江家考取高第的很多”。江冬秀大胡适一岁，故胡适一直以姐相称，订婚后的1911年，胡适曾写信给江冬秀，要求她多读，多上进，希望她“勿恤人言”，毅然放脚，“宜为一乡首倡”。1914年7月4日信：“前得家母来信知贤姐已肯将双脚放大，闻之甚喜……”

胡适母亲对这桩洋学生与村姑的婚姻也有担忧，曾多次致函给儿子：“人情变态，不可端倪，况在重洋异国。此后于社会交际上种种谨慎为妙，余如男女之际，尤当留心。”

为使母亲放心，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绝无背信弃义之心。如1915年5月19日给母亲的信：“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坏已订之婚约，致家庭之中龃龉不睦。有时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不取。”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对婚约的严肃态度。

胡适在美康奈尔读书时，应学生会之邀，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彼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封建包办婚姻多有批评，认为中国式婚姻是“盲婚”。对此，演讲时胡适又一番妙论：“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

这不仅是胡适的机智幽默，也是他对自己婚姻的美妙憧憬。从中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胡适对婚约有什么缺憾或抗拒。不过有一次，他对婚约有过动摇。1917年胡适从美归国回家乡省亲，兴冲冲去看江冬秀，囿于乡俗，江冬秀不好与他相见。胡适在日记上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

事后胡适还作了两阕《如梦令》：

她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子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结婚后的1918年8月，江冬秀到北京，胡适与之再忆这桩旧事，又写《如梦令》：“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词写得妙趣横生，其闺房之乐绝非强装出来。后来，不识相的陈独秀，拍桌子骂胡适不敢反抗旧式婚姻，让他与江冬秀离婚，胡适以笑对之。

1918年5月，新婚五月的胡适在写给挚友胡近仁的信中说：

我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吾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接受这桩不和谐的婚姻，接受江冬秀，并非因为爱情，而更多的是对母亲至纯的孝道。而胡适对江冬秀人格的尊重，婚后共同生活超过三十年，一直紧紧牵住这根红线，表现了胡适的崇高人格：“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胡适的婚姻被列为民国史上七大奇事之一。一直以来，这桩“奇事”始终受到怀疑或否定。不少文字写过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之后，多次又向别的女性示爱。怀疑是正常的，胡适虽貌不如潘安，但才却似子建，却甘与一乡下小脚女人相守一生，似确悖常理。但猜度文字，多语焉不详，很无说服力。对胡适单相思的女性是真真切切有的，对胡适做出种种追求的女性也不乏其人。比如江冬秀就看到陈西滢（陈源）的妹妹喜欢胡适，曾大大方方地对胡适说：“我死之后，你可续娶这位陈小姐为妻。”

胡适应该感激江冬秀，这位太太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从不要胡适做官，一个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好女人。胡适的事业成功及名声显赫有江冬秀的心血和智慧。

周树人与胡适的婚姻一样，也是父母包办，不得不奉母之命与朱安结婚拜堂。但这桩婚姻对朱安来讲一辈子是有名无实。她只是周家的一个使女而已。后来一贯贯彻个性主义的周树人个性解放了，与许广平自由恋爱，但朱安呢？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的矛盾，造成了朱安这个可怜女人的悲剧。这个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周树人。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编辑，请撰稿人周氏兄弟、刘半农等人协助办刊。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胡适、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

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写《民众大联合》，胡适高度评价云：“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

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毛泽东、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

陈独秀、李大钊办《每周评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报人章士钊、邵飘萍等办《京报》《时报》等，掀起舆论波澜，给中国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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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1918）伊始，北京少雪，极严寒。在南方，因粤督莫荣新拘捕大元帅卫队六十余人，1月3日晚，孙中山下令驶入广州大沙头的“永丰”“水翔”“楚豫”三艘军舰，猛烈向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开炮。广东督军莫荣新没有下令还击。

次日，孙中山召莫荣新至大元帅府，指责他执政无方，将广东弄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莫恭敬认错，并答应孙中山拨财政收入给军政府使用的要求。但与此同时，莫暗派刺客，不料被孙中山亲军侦破缉拿。局势颇为混乱。

就在辛亥革命步履艰难之时，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却有一抹春色。一月间《新青年》开会，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

1917年9月，刘半农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进入北京大学，然后又同时投入到几乎已经陷入停顿的《新青年》杂志的复刊工作中。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曾致信钱玄同：“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吧……比如作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它，你说对不对呢？”

应该说，这是有案可稽的关于组建《新青年》编辑部及同人团队的最早动议。正是因为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共同努力，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四卷一号开始，转为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

那天，会议由陈独秀主持。除了六位编委，尚请撰稿人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王拱星、陶孟和等人参加。陈独秀见与会者阵容齐整，人才济济，先就多了几分兴奋。为此，他先为与会者泡了一壶茶，亲自端给大家，在热茶袅袅飘香之时，他说，《新青年》去年发行一万多册，上海的群益书社虽嫌发行量少，但在全国，《新青年》仍是最有号召力的刊物。并告诉诸位，接受钱玄同的建议，自今年始，《新青年》改竖排为横排，每期15日发行。

钱玄同大声说：“《新青年》既然提倡白话文，建议以后所有文章应都用白话文体。”

陈独秀笑道：“同意你的意见，却不应太绝对。”

陈独秀见一贯慷慨激昂的钱玄同并不坚持己见，就点将身边的沈尹默：“沈二，你也发表一下宏论。”

沈尹默推了推鼻上的深度眼镜，一向不善辞令的他，今天却拿多年前陈独秀评价他的字的话幽默了一下：“不敢、不敢，‘其俗在骨’也！”

众人会意地大笑后，沈尹默看看周树人说：“还是听听编委之外的豫才兄的高见吧。”

沈尹默小周树人两岁。沈尹默生于吴兴，周树人生于绍兴，算是同乡。早在1909年秋，沈尹默经其弟沈兼士介绍，在杭州与周树人相识。那时，周树人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记得，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常饮酒吟诗，印象深刻。1913年，沈尹默应北京大学之聘，到预科任教，周树人则经蔡元培（一说许寿裳）推荐，已在北京教育部任职。自此时始，两人交往密切。

钱玄同又插话：“豫才兄已答应给《新青年》作小说。”

周树人不在北大教书，又不是《新青年》的编委，自然是抱着听听的态度来的。他手里捏着烟，用浓重的乡音说：“玄同几次登门索稿，我就作篇白话小说试试。”

陈独秀高兴地对很深沉的周树人说：“太好了，《新青年》的白话文学有了新诗，就差新小说了。另外，下次开会，还望多发高见。既然来了，就不是局外人了嘛。”

李大钊很朴实谦和，一直在静静地听大家议论。他与周树人并不熟。他知道周树人也曾在日本留过学。祖父罹罪，家道中落，其父早丧。16岁时，即背囊外出求学，26岁时，由寡母为他娶一房媳妇。妻子既无文化，且裹小脚。周树人无奈地接受了这桩婚事。而李大钊自己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抚养，老人怕日后无人照顾，在他11岁时，为他迎娶了大他9岁的妻子。他与周树人表面接受、心里抗拒不同，他既接受了祖父的安排，又与贤良的妻子好好过日子。他知道旧时代知识分子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之间，是很难调和的。你自己可以抗拒婚姻，个性解放，但另外一个人却遭遗弃。

当陈独秀请新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谈谈办刊的意见时，李大钊忙收回思绪，说：“既然是同人刊物，我想最好实行轮流编辑，发挥个人所长，面貌当为之一新。当然，为保证《新青年》的质量和风格的一贯性，建议对稿件建立集体讨论制度。”

陈独秀频频点头，他很喜欢敦厚的李大钊，便高声道：“守常的建议极好，就照此办理，诸位仁兄以为如何？”

众人表示支持。刘半农就新诗创作重申了两条意见，一曰改用新韵，二曰增多诗体。刘半农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有感而发，在当年五月的《新青年》上，即著《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在美国读后，很赞赏，遂在日记中表示支持。钱玄同后来以《新青年》的编辑身份在给刘半农的信中说：“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在会上，发给大家的《新青年》（1月15日第四卷第一号）上，不仅登了此信，还附有刘半农去年11月28日的答信。其时刘半农到北大预科任教正好半年。

巧合的是，沈尹默与胡适的同题诗《鸽子》《人力车夫》也发表在这期《新青年》上。尽管两诗意境和手法各有千秋，但都抒发了对劳苦车夫的人道主义同情。胡适用对话体，写坐车者不忍心坐年轻车夫的车，但又要让车夫赚到钱，不得不坐。沈尹默则用对比写实手法：“人力车上，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而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沈之诗都反映了作家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关注，为到会者所称赞。

坐在沈尹默身边留着浓髯的周作人，就捧着《新青年》，温和欣喜地对沈尹默说：“好诗，好诗！尹默兄善用旧诗音节，双声叠韵，音调抑扬顿挫，意境别致，耐人寻味。”

沈尹默抱拳回敬。

快散会时，钱玄同从他永不离身的皮包中，取出一封胡适1月12日写给他的并问候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的信，念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此次新婚，曾作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吧！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钱玄同刚刚读罢还要说些什么，沈尹默却抢了话头，摇头晃脑，有些口吃地说：“两情相悦，琴瑟相得呀，适之好快活。”

众人跟着笑起来。

陈独秀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周树人和李大钊，然后叫道：“适之回来，喝他的喜酒！”

胡适回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尚未赶回北大，没能参加《新青年》改组同人刊物的会议，但改成同人刊物，是他与陈独秀经认真探讨后做出的决定。应该说，《新青年》团体在意识精神上，是以胡适和陈独秀为核心的，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陈独秀与李大钊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前，《新青年》是胡适主导的一个非政治的学术期刊，以“迎合新时代的自由批判风气”。胡适参与《新青年》那一两年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思想文化工程上；把文学从“死”变“活”，把“神”“鬼”变成人；在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口号下，诞生了一批崭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把被称为俗文学的白话文学变成为正宗“国语文学”；大量介绍了世界新文学、新学术、新思潮，历史证明，《新青年》为文学的解放和人的觉醒做了开创性舆论准备，功不可没。

2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有条绒线胡同，在一座四合院里，住着大名鼎鼎的“布衣骄人”林纾。林纾字琴南，乃古文家、翻译家。光绪八年举人，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自称“清处士”，矢忠于光绪。此公并没受到前清的多少恩宠，却在清亡之后，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清陵伏地磕头，失声痛哭，往往弄得守陵人也跟着垂泪。这有点像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的情景。

末代皇帝溥仪为褒奖林纾民前对清的忠心，曾赐题字“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得此，林纾九顿伏地，泪如雨下，过后还写诗抒怀：“从来无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

林纾对前清的孤忠，并非做做样子，以求名扬士林。两年前，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第四天，亲自到绒线胡同林宅，请林纾出任顾问。林纾以前清遗民自居，拒绝应聘。

林纾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

林纾为人热情，好急人之难，性淡荣利。能诗善文，从事小说戏剧创作。文章崇尚韩柳，擅叙事抒情，婉媚动人。他又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著名的小说翻译家，因翻译了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一百七十余篇欧美小说而风靡文坛。有趣的是，他并不懂外语，而是靠朋友口述，用一手漂亮的桐城古文为之。他著作颇丰，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官场新现形记》多种。林纾晚年日趋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北京的三月，寒风凛冽，绒线胡同的林纾看到《新青年》四卷三月号上“文学革命的反响”的总标题下，有一篇王敬轩致《新青年》的信，作者自称是留学日本学过政法，坚持“中体西用”的人。文章顽固维持封建伦理、罗织种种罪状，恶毒攻击白话文学。林纾读罢，觉得王敬轩有股古道热肠。可再看记者写的《复王敬轩书》，就觉得有些刺眼。记者酣畅淋漓地逐条批驳了王敬轩的谬论，竭尽冷嘲热讽地将矛头对准封建文化的神位。

此信的开头写道：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词”，把记者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来看，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记者的《复王敬轩书》，矛头直指林纾，将之批得体无完肤，最后，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字送给“王敬轩”们。

林纾乍读《复王敬轩书》颇为气愤，但当他冷静下来，发现“王敬轩”致编辑部的信中的口气、文字，有些像自己独步海内的古文造诣，而记者的批驳又丝丝入扣，从中看出了些端倪。他于是一笑，心中骂道：“竟用这等下三烂手段羞辱老夫！”

大约与此同时，《新青年》的同人们还有周氏兄弟在编辑部，也高高兴兴地议论王敬轩与记者的这场辩论。

沈尹默不知就里，问陈独秀：“这位顽固的王敬轩是何许人氏？记者又是哪位？”

陈独秀诡异一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

沈尹默见钱玄同与刘半农得意地笑，明白了：“啊，原来是二位演的一出‘双簧戏’呀，妙，妙！”

钱玄同道：“那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不当废》，攻击仲甫、适之兼新文学运动，嚣张得很，于是我与半农就这般羞臊他。”

陈独秀表示：“玄同与半农借此造些气氛，打杀一下老顽们的气焰，斗争之所需，要得，要得。”

胡适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玩这种文字游戏，未尝不可，但既为严肃论战，这么做有悖正人君子的磊落。《新青年》靠的是大气和正气。”

陈独秀看了一眼胡适的学究气，对大家说：“适之反对走极端，有君子‘刍议’之风。”

胡适听后，笑了。就在去年，北大有一出身官僚家庭的学生，行为多有不端，就有人写了“征伐”其人的告示，贴在西斋的墙上。傅斯年也憎此君，遂写匿名揭帖参与“征伐”。引来众人观看，不少人还在上面进行圈点，语言也多出奇。

校长蔡元培对此颇有微词：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同砚，不合作人的道理，诸君若对他不满意，出之同砚之谊应当劝诫。这样的做法才是耿直的。至于匿名揭帖，看着博彩，大肆挞伐，受之者纵然有过，也不易悔过，而施之者则为吃亏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今后都要洗心革面，否则这种行为必致品性沉沦。

虽然校长没有指名道姓，但这番用心良苦的批评，让傅斯年大彻大悟。于是胡适对钱玄同和刘半农说：“尊重对手，有理有据。与人辩论，不要达到顶点和争吵的地步，纵使你认为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但发表意见总得谦逊一点，冷静一点（［英］吉斯特菲尔）。”

周氏兄弟一直在认真地听，周树人捏着烟，不时会意一笑。

后来，周树人对陈独秀和胡适有一段独特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座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抢，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

论得是否精辟，仁智互见，但从中可以看出周树人对陈、胡是存有戒心的，尤其对胡适，所谓“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无非是“阴险”的另一种表述，在文坛影响甚坏。而恰是周树人“更亲近的半农”，挺身而出，大批所谓胡适“阴险论”。那是周树人发表了上述有关陈胡的高论之后的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专门写下为胡适辩护：

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诰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笑慰之”直陈刘半农之坦荡。孟真者，乃胡适学生，北大教授傅斯年。孟邻者，北大校长蒋梦麟，皆真君子。逵羽，是当时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在刘半农的劝说下，樊际昌消除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的对胡适的误会，遂与胡适成为好友。后半生一直追随蒋梦麟，后到台湾任农复会秘书长兼总务处长。

周作人至晚年，还以当事人的身份著文，造谣刘半农与胡适一直不睦，攻击胡适的人品，致使《新青年》团队的面貌混乱不堪。

但不管怎么说，钱玄同与刘半农联手演的这出“双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3

北京的四月，春风吹绿了北河沿河畔的两行垂柳。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改良八事概括为四句话：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又提出建设的新文学论唯一的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意图在于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只遵从心灵的呼唤，就很可能说出真话、新话、惊世骇俗的话。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过自己的路程。以“新质”冲破“旧文”，建设新的质文平衡，揭示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后三天，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召开成立“新民学会”大会，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等十三人参加会议。1915年秋，毛泽东写了一则征友启事，发给长沙各校，很快便有二十多位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决定成立“新民学会”。本次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新民学会”成立之前，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了“进德会”，旨在改造社会风气，彻底清除不良现象。早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前，他就与同盟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起，建立过无强制约束力的进德会。还议定八条会约：一为不狎妓，二为不赌博，三为不置妾，四为不做管理，五为不做议员，六为不吸烟，七为不饮酒，八为不食肉。

后来蔡元培在孙中山的苦苦劝说下，决定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时，李石曾、章太炎等进德会会员，认定他官瘾太重，做人有失道义。但后来看清袁世凯的野心后，蔡元培与同盟会四总长集体辞职，人们才认识蔡元培为人的清正。

北大“进德会”建立后，胡适、李大钊等教授积极拥护并主动加入“进德会”，到“进德会”正式成立前，已有四百六十八位师生报名参加。

陈独秀有些尴尬。他与高君曼最近闹得很厉害，高君曼得知陈独秀到北京后常拈花惹草，还逛八大胡同，骂他无耻之徒。陈独秀第二次婚姻又出现了裂痕，以陈独秀的性格，自然不会低头认错与妻子修好。他的《丁巳除夕歌》，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绪。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蔡元培从沈尹默处知道陈独秀夫妻失和，也听不少人说陈独秀有狎妓绯闻，私德不端，作为朋友，他有责任劝诫仲甫。于是，他利用“进德会”来约束他，在入会条件上写道：

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唯入会以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陈独秀自愿入了会，后又犯了戒律，果然被罚，那是后话。

湖南“新民学会”与北大“进德会”互为犄角。提倡新文化，就要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就要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新道德的知识分子，就要以身作则，垂范世人。用胡适的话说，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一可以律己，二可以谢人，三可以止谤，止谤莫如自修、自重。

4

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有了这双峰相辉映，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和“乘势英雄”鲁迅，才有了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的辉煌。

谈新文化运动，谈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必然要谈胡适和鲁迅，否定谁，都违背历史真实。

胡适比较理性，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鲁迅则比较感性，主要是从文学的渠道批判传统。胡适的反思更直接，鲁迅的批判则较隐晦。

可惜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始，因意识形态的原因，人为地把胡适与鲁迅对立起来，由此开启了对胡适只有批判、对鲁迅只能歌颂的既无根据又无研究的格局。直到今天，这种格局也并没有多大改变。

话有些说远了，暂时打住。

1918年清明节当晚，钱玄同与刘半农沐浴着仲春溶溶月色，走进补树书屋。周树人正吸着烟，喝着茶，油灯下眼里闪烁着喜悦，桌上除了放有几块小点心外，还有他刚刚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在钱玄同、刘半农走进屋前，他刚刚用蘸了墨的毛笔，写下最后两行字，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呢？他在日本读书时，曾用过“迅行”这个别号，迅字保留了他青年时代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鲁迅”吧。

钱玄同与刘半农在不甚明亮的油灯下，速速翻阅了一下。钱玄同忍不住大声读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钱玄同很激动，说：“豫才，好小说呀！”

第二天，钱玄同一大早就将《狂人日记》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把门关好，用整整一个上午，一口气读完。先拍案叫绝，复畅怀大笑。钱玄同进屋拉陈独秀到外面吃饭。陈独秀拉住钱玄同的手说：“玄同，豫才的《狂人日记》写得好哇，‘礼教吃人’揭露得深刻。你有功劳，走，我请你到学士居吃饭。”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发表了《狂人日记》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青年读者间，产生不小的影响。

这篇和果戈理短篇小说同名的《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因长期受封建礼教的压迫，产生了对社会的恐惧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而自己就有可能被吃掉。狂人每句话都是疯话，却又都饱含着许多深刻的哲理。小说借此，批判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狂人日记》甫一诞生，就被有些人评为“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小说文本上说，是准确的。《狂人日记》的诞生，使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为之一新。从其精神上看，与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并非有多大超越。何来“划时代意义”？

研究胡适与鲁迅的人，很少注意《狂人日记》发表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上，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胡适抽译出易卜生的三句名言：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二、社会最大的罪名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由这三句话发生的，这个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玩偶之家》主角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人；一面教我们学习《国民公敌》主人公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要为社会造出无数爱自由胜过爱面包、爱真理胜过于爱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为今日的文明世界奠立基础。

在人道主义旗帜下，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批判，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重在建设。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肯定和补充。可惜的是，很多论者赋予《狂人日记》太多的政治内容。

胡适与鲁迅在《狂人日记》和《易卜生主义》合作之后的一个月，两人又在两性道德的问题上再度相互支持。

两性道德观与妇女问题的提出，缘于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5月15日）的译作《贞操论》。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第一流女批评家”，文章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这篇《贞操论》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胡适最先响应，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7月15日）上，发表了《贞操问题》一文。其赞扬了《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可贺的事。”胡适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重大问题上具有革命意思，突破这个缺口，可望导致整个封建理论体系的崩溃。胡适又敏感地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这一契机，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个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夫守节和殉葬的风俗。”

鲁迅立刻声援了胡适，他在下期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准则，呼吁：“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胡适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两次非常默契地联合作战，产生了深远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1918年9月15日）上的《随感录·三十四》一文，就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提出妇女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的较先进的观点。

5

1918年秋，正是金风送爽的时节，24岁的布衣青年毛泽东，在他的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后到北大当教授的杨昌济的引荐下，走进北京大学。那时北大中西合璧的红楼刚刚落成。毛泽东手持哲学教授杨昌济的亲笔信函，敲开了红楼一层东南角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门，递上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信。看了信，李大钊打量了这位身穿蓝布长衫、高大的青年——他面如朗月，眉宇间有一股勃勃英气。

杨昌济的信，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是他的学生，是已读过五年半的师范高才生。此次来京，专为二十几位湖南学生办理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本人无意赴法，想到北京大学找一份工作，借机“旁听”一些课。

谈话中，李大钊得知眼前这位眉目俊朗的毛泽东因身无分文，暂借宿杨昌济教授家，便有些同情，询问他想谋什么工作。

一直有些局促的年轻人，告诉李大钊：“干什么粗活儿都行，既可得工资，又可抽空听些课。”

李大钊听罢，笑了：“堂堂师范高才生，干粗活儿，大材小用了。”

李大钊旋即带毛泽东走进校园里一座有校警站岗的明清时的大院落。告诉毛泽东，他们去见蔡元培校长。毛泽东自然知道蔡元培的大名，更有些紧张不安。

李大钊让毛泽东在客厅稍等，自己推门进了校长室。不多时，李大钊笑着出来，对毛泽东说，他可以见蔡校长了，并表示自己还有个会，不能再陪他，扬扬手走了。毛泽东推开门，见名扬海内的蔡校长，正伏案批阅文件，听见开门声，抬起眼微笑地目视他。那目光是宽厚仁慈和睿智的。毛泽东走向前，深深地向校长行了大礼，那一刻，他的心充满了敬畏。

蔡元培让他落座，一边起身为他沏茶，一边温和地让他谈谈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想了想，告诉蔡先生：几个月前的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年轻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一些有抱负的年轻会员，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校长、吴玉章在北京发起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

毛泽东一口湖南腔，蔡元培认真耐心地倾听，渐渐眼中流泻出欣赏赞叹的神色。他插话问，那为什么你不去法国勤工俭学呢？

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新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是极为必要的。而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知之甚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国内，研究问题，可能对本国更为有利。

蔡元培不住地点头，他记住了这位高大的布衣青年，于是抻出一张八行笺，写下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安排：

守常先生大鉴：

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

蔡元培即日

毛泽东接过来看时，眼泪突然涌出眼眶……

上面的叙述，是主流媒体的统一叙述。胡适以亲身经历，颠覆了这个重要历史细节。

1959年，大陆正经历饿殍遍野的大饥馑。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度过自己冷清的寿诞时刻。在台湾台北胡适的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时，谈到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自然也谈到毛泽东。胡颂平问：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泰山杨昌济举荐的吗？胡适说：“不是，毛泽东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位青年上书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的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毛泽东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就问，是否先生介绍他入图书馆的？胡适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士钊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毛泽东介绍进去的。”

不过，毛泽东自己说，是杨昌济介绍他到图书馆工作的。鉴于此，我们只好存疑了。

毛泽东回到鼓楼后面的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时，太阳已偏西。长方的小院里的那株枣树上，尖尖的马牙枣，已染上淡淡的红色。老师尚未回家，杨昌济豆蔻年华的女儿杨开慧给他开了门。毛泽东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杨开慧，她那深邃明亮的眸子里，荡漾着喜悦。那时，这对年轻人已经相爱……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是每天坐在一张书桌前，登记前来看报刊的人员名单。阅览室很宽敞，他总是把那里的许多桌椅清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到这里来阅览的，有不少名流和学者，他们都是在登记簿上签了自己的姓名后，静静地走进阅览室，埋首于浩瀚的书报之间。渐渐地，他认识了他们。

一个星期天下午，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汪敬熙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北大学生，签下名字后鱼贯而入。他们利用星期天阅览者人少的机会，围坐在一起。毛泽东很感兴趣地注视着这群和他年龄差不多却已蜚声文坛的年轻学者。从他们清晰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商量办《新潮》杂志的诸多事宜，讨论办刊宗旨，研究创刊的稿件。

在豆腐池九号杨昌济家，毛泽东已听自己的老师说，傅斯年、俞平伯等向校长报告，组建“新潮”的计划。蔡校长很支持这些意气风发、心怀大志的大学生，亲自为《新潮》题写了刊名，还批准每月拨两千元大洋办刊经费。对此，毛泽东愈加钦佩开明的蔡元培校长。

傅斯年似心中早有成竹，提出三点办《新潮》的宗旨：一是批评的精神，二是科学的主义，三是革新的文辞。俞平伯等人支持傅斯年的意见。他说，《新潮》当是《新青年》的同盟军，一起向即将出笼的北大旧势力的大堡垒《国故月刊》开火。《新潮》刊名英文的意思便有“文艺复兴”之意。

他们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联想起今年4月创办新民学会时他提出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主张，遂不由自主地插入讨论。众人一齐打量这位操着湖南土话的管理员，眼神里泛着冰冷。倒是傅斯年与毛泽东先打了个招呼，又向众人介绍说，毛泽东这位工友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也是有为青年，众人才礼貌地点点头。

说到《新潮》，不能不提周作人。那时的周作人，是社会上公认的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反他温和的个性，总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树立起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形象，在青年中享有远比周树人高的威望。学生领袖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在1916年级文学系里读书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将他们吸引在一起。他们发起组织“新潮社”，周作人有影响的《人的文学》在《新青年》发表之后，傅斯年立刻在《新潮》上著文，将其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之前，已在新文化阵营里冲锋陷阵、充当“先锋”的周作人，又以这篇轰动当时文坛的文章确立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在胡适看来，中国新文学运动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胡适热情地赞道：“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

是的，即便是以当今的文学价值观和美学观来看，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以及后来发表的《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等重要文章，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特色和完整的文学观体系，成为新文学运动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性文献价值。

“人的文学”观念，是周作人借鉴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白桦派”人道主义理论，而其历史渊源则出自欧洲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思潮。

《新潮》一卷五号特将周作人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诗《背枪的人》等转载，并特别推荐。次年《新潮》二卷五号，以“本刊特别启事”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本社社会”，后周作人又被推为《新潮》主编，成为师生合作的典范。

《新潮》还得到了胡适的热情支持与帮助，他把《新潮》视为《新青年》的最重要的姊妹刊物。《新潮》的主将们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俞平伯等与胡适的交情都很深。他们一开始就也把胡适当成顾问和导师。很长时间他们深受胡适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他们和《新潮》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紧跟胡适，并成为胡适的终身知己。1920年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曾以“学生”名义致信胡适，“愿先生终成（我的）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这番元气淋漓、肝胆可见的规谏，足以看出“他们师生间的神交之投契，友伦之纯正”（《胡适传》）。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早在毛泽东就读湖南师范学校时，胡适因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开创文学革命而声名鹊起，就成为毛泽东钦佩的楷模。此次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曾多次去旁听胡适的课。后来，毛泽东与萧三等人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等问题。并且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过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一度称自己是胡适的学生的由来。可惜，后来人们把这一重要历史细节有意地隐匿了。

1920年1月15日，在胡适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当时毛泽东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友互助团”，为得到社会名流的支持，他去找胡适，就办学的目的与计划请教于胡适。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追忆了此事：“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证实了胡适日记的真实性。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后，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提及过他请教胡适的事实，尽管口气不再那么谦恭：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须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好。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做过一篇《非留学篇》。

毛泽东去胡适处取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时，见胡适在上面提出不少具体的意见和办法，很是感动。他采纳了这些极具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办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也很重视和尊敬胡适对他的帮助。

更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胡适积极营救陈独秀的同时临危受命，接办了《每周评论》。当初陈独秀、李大钊意图将《新青年》办成谈政治的刊物，遭到同人的抵制，遂在1918年岁尾另办《每周评论》，开始讨论政治与时局。

尽管胡适从前很少著文参与政治与时局的讨论，并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他还是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连夜创作的一首抗议军阀的诗歌《威权》，唱颂“奴隶们”造反的正义吼声。胡适还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对陈独秀的人格大唱赞歌，为陈独秀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思想与革命行为大唱赞歌。既表现了“五四”两个巨人间的真挚的友谊，又说明胡适思想是与革命同步的，人格是磊落的。当然，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他不是一个热衷空谈政治的人。在他接办《每周评论》这一谈政治为主的刊物后，便不能全然回避政治了。在他后来的《口述自传》中说：“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的不谈政治，政治却将他推向了政治的旋涡。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原本旨在改变当时舆论界“空谈主义”的风尚。那时的所谓“主义”，更多的是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便有基尔特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对此，胡适在文章中说：“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是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作为群众言论之舆论，总会有争论。首先质疑胡适《问题与主义》一文的是与胡适有过几次通信的蓝志先。他指出“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而“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这篇文章，胡适将之转载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

第二篇是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这原是李大钊从河北昌黎五峰山写给胡适的一封私人信。本无题目，是胡适加了个题目，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胡适在李大钊的文章末尾，加了这样一段文字：“我要做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现在有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吧。”

李大钊给胡适的私人信函中，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绝对分离。指出“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信中，李大钊直言不讳地点到他与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与他的某些看法有重大分歧：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好……我可以自白：我就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

李大钊没有指责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因即便是李大钊本人，也只是个受到过庞杂思想影响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还有民主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他正处在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而作为哲学家的胡适本人也并非没有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从他针对蓝志先、李大钊两文的批评写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相当清楚的表述中，看到这一点。胡适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似乎并不认为马克思用暴力革命带来“主义”胜利，能真正“根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胡适说：“蓝、李两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

在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时，对政治极为敏感的陈独秀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介入。而毛泽东的态度却是鲜明的，他赞成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正确主张。正是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且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订了章程和首批要研究的“问题”，如“东西文明汇合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等，共七十一大类，合计一百四十四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我们有理由认为，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并非尖锐对立、壁垒分明、互为仇敌，而是朋友间开展的正常的学问学术之争，根本扯不上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之争”。另外，我们从胡适与李大钊深厚的友谊并没因这次学术争论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也可得到印证。

所谓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升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是一些人在1949年后，我党开展一场批判胡适政治思想运动时，臆造出来，作为一颗炸弹轰击胡适的。但这些人，万万没想到，这颗炸弹轰翻了胡适的同时，也把当时支持胡适的毛泽东搁进去了。于是只能掩盖历史真相。

那时的胡适对毛泽东的支持是无私和一贯的。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发表《民众大联合》。胡适阅后，立即转载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并在《新书》评价一栏中，亲自撰文，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湘江评论》与《民众大联合》，胡适写道：

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有了胡适的热情支持，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才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胡适，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信中用“借重先生”四字，足见年轻的毛泽东是把胡适视为他开展革命活动所倚重和尊重的重要人物来对待的。直到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时还对斯诺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但是，十八年后的1954年10月16日，因毛泽东发表他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与胡适昔日师生和睦的关系，彻底改变了。信中说：“看样子，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12月1日，毛泽东命周扬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计划；2日，周扬奉命将计划呈毛泽东；3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于是全党、整个文化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斗争。郭沫若、茅盾、陈垣等闻风而动，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但茅盾和陈垣等人的批判文章，只有批判、没有研究的批判，并无新意，也毫无战斗力。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为了自保而违心地批判胡适的言不由衷，又可看到全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怎样深刻的心理革命。那是一个文人需出卖灵魂方能自保的特殊年代。

正当毛泽东亲自指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总代表、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及走狗胡适的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也把胡适作为公敌来攻击，他在日记中说：“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实施概置不顾，令人悲叹。”

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巨擘的胡适，将是历史永恒的话题。

到了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毛泽东有三件惊人之举：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内部发行；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毛泽东说，二十年后再考虑（《文坛风云录》）；出版《金瓶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但不久，百花尚未绽放，百家也未争鸣，一场残酷的被毛泽东誉为“阳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将知识分子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从此代表民族良知和理性的知识分子，集体失声。

毛泽东关于二十年后重新全面评价胡适的许诺，至1974年非但没有兑现，接着毛泽东发动的更疯狂的革文化之命的“文革”风暴，将共和国推向危险的边缘，知识分子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难。

6

1918年岁尾，以德国战败，协约国胜利的结局，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的邵飘萍，在自己创办的《京报》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条震惊世界的特大喜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令千疮百孔的中国，得以舒口长气。在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新的角力的同时，北京知识界首先激动起来。

11月14日，一个叫欧战协济会的团体，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的近三万师生，浩浩荡荡拥向东交民巷，然后折返至天安门远没有后来广阔的广场集会。北京各界公推北大校长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主持集会演讲，协约国之美、英、法等国公使，都在发言中，表达了喜悦之情。

集会接连两天，演讲继续两日，市民倾城而至，场面节日般热闹。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跟着《京报》主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邵飘萍，挤进人群采访。当日，蔡元培、李大钊等社会名流，也分别在中央（中山）公园等地，向民众发表演讲。

蔡元培身着灰布长衫，微笑着演讲《黑暗与光明之消长》，邵飘萍和毛泽东等人在人流中快速地记录。

在另一处，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他围着毛线围巾，操着浓重的乐亭乡音，朗朗地陈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邵飘萍、毛泽东等来得稍晚了一些，但李大钊充满激情地肯定俄国人所选择的道路的宣讲，还是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年轻的毛泽东的思想颇为庞杂，脑子里还充斥着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权思想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邵飘萍当时是个有正义感的自由主义的报人。遵循无党无派，不以任何特殊势力集团为后台的政治原则办报。他在《京报》创刊时写的《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必须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主张新闻自由和真实，“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将《京报》定位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于是得到读者的信任和喜爱而异军突起。

后来，邵飘萍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日，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

章士钊曾赞许《京报》：“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足见《京报》言论影响之大。相形之下，当时的上海《申报》《时报》，则因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和《京报》形成鲜明对照。著名报人狄楚青胆子小，认定邵飘萍是个冒险人物，常常不敢刊发他的文章，而史量才，有才无量，硬说邵飘萍办《京报》势头劲健，“要垄断上海新闻”。当然，平心而论，史量才和狄楚青等老报人在幽暗的历史长夜里，对中国新闻业的建设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又分别在不同年代惨遭杀戮，让百年言论史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这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老报人，前仆后继，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低下有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头颅，一次次秉笔直书，掀起舆论的波澜，给中国的言论史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宣布撤销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早在因为揭露“筹安会”阴谋而遭到查禁的《时事新报》伊始，邵飘萍连续发表《芜湖袁世凯》等一百三十四篇时评，三十六篇社论。同时，他还以阿平的笔名为《申报》《时报》等发行一万份以上有影响力的报刊撰文，如《预吊登极》等评论，笔锋犀利，脍炙人口，“阿平”暴得大名。

1918年初秋，北京大学决定开设校役夜校。具有敏锐新闻嗅觉的邵飘萍，认定这是新鲜事物，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参加了下午校役夜校的开学典礼。也就是从那天起，邵飘萍被蔡元培聘为正在筹办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并兼职讲课。

邵飘萍，浙江东阳人，清末秀才，青年时曾刻意学习梁启超文章。辛亥革命后，抱着新闻救国理想，到杭州与友人创办《汉民日报》，因在报上发表抨击袁世凯而三次被抓入狱，1914年亡命日本求学。两年后归国，继续舆论救国之志，任《申报》《时事新报》《时报》主笔。他思维敏锐、词锋犀利，才情过人，富有爱国之心，很快成为报界闻人。1918年10月，他独自在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十字，勉励报社同人。李大钊先生曾在后来改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第一句被作为警句，写在《晨钟报》第六号社论前面的古钟图案上。“辣”“妙”一字之差，各得风流，“辣”用于新闻极贴切，“妙”之于文章也贴切。

邵飘萍的《京报》是北方进步舆论的真谛，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等大事件，《京报》或大力推动，或无情抨击。邵飘萍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国民革命，欣然接受冯玉祥聘为高级顾问之职。《京报》大胆揭露张作霖的罪状，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张作霖进京后，杀邵飘萍，封《京报》，一代爱国新闻达人殉国。

邵飘萍得知蔡元培办北大工友夜校，认为此事极具新闻价值。他觉得在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一介书生的蔡元培居然为平民办夜校，实在是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奇迹，决定做一篇大文章。

下午一时整，汉花园里丁香开着团团紫色的花朵，淡淡的幽香弥漫在微风里。二百三十多位北大校役，深衣长衫，胸戴红花，排着整齐的长队，经过一簇簇丁香，走进文科第一大教堂。在那里，早有负责夜校的徐宝璜导师，以及来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各人，人人笑容可掬。

开学典礼由徐宝璜主持。先是蔡元培校长率众人向国旗三鞠躬，再是全体校役向蔡校长鞠躬，又向来宾和全体教师鞠躬。

然后，是活跃的学生领袖、夜校教师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等，神采飞扬地报告课程安排。

蔡元培发表演说，博得师生热烈的掌声。

开学典礼甫一结束，邵飘萍即采访了蔡元培校长。

邵飘萍的洋洋洒洒的访谈录在发行一万三千多份的《申报》上发表后，广泛传播引起轰动，给死寂的教育界乃至全国带来一股新的气息。访谈录最精彩的部分，题为《蔡元培的大学理学》。“我很高兴北大能出现这种自由竞争的新局面”，“至于说《新青年》乱骂政客，那是因为政治实在太黑暗了。教育部想卷入政治，可政治总想控制教育，这就是民国以来的现实……”

如果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办的《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而独领风骚的话，那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则开启了知识分子独立办报的道路，成为文人占领舆论阵地的楷模。

1919年“五四”前夕，《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京报》《新潮》等进步报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一轮轮论战。涌动着新思潮的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群体分化、演变的前夜。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的领袖们，开始根据各自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理解，即将分道扬镳，开启新的历史局面。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巅峰，它由文学革命开始，向改造社会之路转化。由文化精英发起，渐渐变成既无政党领导又无主义指引的由爱国学生参与的爱国运动。

1918年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为主。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表明陈独秀、李大钊从文化层面向现实政治层面转化。

20世纪初是变革的时代，也是激进的时代。知识分子发起的救亡启蒙运动不断受挫、中断，于是知识分子急于求成，整个民族也都想走捷径，于是偏激、激进就容易被认同。比如陈独秀就主张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而李大钊则在论主义时，忽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

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将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终结了共和国近三十年的梦魇。殊不知，胡适在此六十年前，就曾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光焰不息，胡适的思想与现代中国》）。二者在主旨上何等相似乃尔！

当《每周评论》《京报》等报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积极干预现实政局，“探求事实，不欺阅者”的同时，反动当局也从未停止过对报刊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1916年6月23日，广东的《民主报》发表了《财政厅之更动》的当天，主笔陈耿夫被捕，次日遭枪杀。三个月后，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一篇《呜呼三大借款》通讯，触怒段祺瑞政府，负责人被拘，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罪被查禁。同一天，刊登此条通讯之《中华新报》《晨钟报》等十数家报纸被封。《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被捕入狱。是年10月，北洋军阀颁布《报纸条例》，加大对新闻和舆论的管制。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发表毛泽东之《民主大联合》，不久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8月，《每周评论》三十七号也遭查封。

8月22日，邵飘萍办的《京报》，因发表抨击北洋军阀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的文章，被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被迫再度流亡日本避难，报社的编辑潘公弼被抓，在监狱中关押两个月。

对这一事件，后来邵飘萍对报界闻人包笑天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表现了报人的正义和血性。

时间到了1919年4月3日晚，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给集会的北大、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生作报告，讲山东问题。邵飘萍呼吁：

现在民众存亡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于是，才有学生宣言；才有联合各界抗争；才有通电巴黎和会专使拒绝签字；才有通电全国定5月7日为“国耻日”；才有“五四”大示威。

我们的历史往往忽视真正的仁人志士。

在黑暗如磐的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了捍卫人权和舆论自由，口诛笔伐，赴汤蹈火。比如，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北京日报》《晨报》等率先报道这一消息，举国舆论哗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报道和发表文章声讨军阀政府。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全国一片声讨军阀的浪潮中，一贯坚决反对陈独秀推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将文化的新旧之争暂放一边，也纷纷站将出来，为陈独秀鸣不平，并具名保他出狱。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是一脉相承的。

多年以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仍念念不忘这动人的洋溢着无比温暖的文化情怀的一幕。胡适说：

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册）。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

民国八年（1919），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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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1919），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同时，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崭新的序言。

是年元旦，天降细雪。陈独秀在这年第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气势磅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给刚来的一年点燃了一簇烈火。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大力鼓吹“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指出拥护“德先生”，就必须反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拥护“赛先生”，必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强调只有护拥“德先生”“赛先生”，才能彻底救中国。陈独秀宣告：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不久，陈独秀应邀出席了《新潮》编辑部的座谈会，他听到罗家伦高声朗读了这篇文章。陈独秀很重视与《新青年》《每周评论》联合作战的《新潮》杂志。在会上，看到一张张洋溢锐气的年轻人的面庞，听着他们有独立见解的发言，联系过去读过的他们的文章，陈独秀激动起来，他清了清嗓子说，《新潮》创刊号办得比预料得要好，一是有锐气，与《新青年》一起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二是文章都以白话体为主，又用了新式标点。

受到霸气十足文学革命导师的肯定，办《新潮》的这些学生界的风云人物，其青春勃发的脸上充满喜悦。

陈独秀和新潮社催生了《每周评论》《新潮》而欢欣鼓舞地跨进民国八年的同时，在刘师培家里黄侃和刘师培等也在紧锣密鼓地酝酿《国故》月刊的创办。

自蔡元培去年亲赴天津，聘刘师培来北大任教以来，刘师培的肺病未见好转，丰厚的薪水都送到医院，他家仍如在天津般清贫。

今天，刘师培鲜见地换了一身崭新的蓝布长衫，端端地坐在客厅，脸上泛着肺痨特有的红润。一会儿，学界的黄侃，将在这里举行拜师仪式。

其实，黄侃仅小刘师培一岁，皆为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他们师生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意思的是，每当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刘师培都三缄其口。聪明的黄侃早就猜透了刘师培的心思。一次刘师培谈到他久病缠身，刘家四世传经，眼看就要断送在他的身上了。

黄侃立刻说：“你看师弟来拜你大师兄为师如何？”

刘师培面露喜色，却说：“你我同出章门，岂能相屈？”

黄侃很认真，一掸衣袖，当场就欲执弟子之礼：“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这就拜师了。”

一日，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即恭恭敬敬地欲行磕头之礼。那刘师培忙站起身，扶住“老子天下第一”的黄侃：“季刚，承蒙抬举，你转换门庭，太炎师处让我如何交代？况我这两度失节的坏名声，对你也未必有好处……”

黄侃自然清楚，晚清时，刘师培与其妻投靠端方，帮清廷诱捕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未能如愿。1909年刘师培又告发同盟会领袖陈其美、王金发、张恭等密谋起义，张恭被捕。王金发找到刘师培复仇，刘下跪求饶，表示以身家性命救出张恭，张恭被救出后，刘免得一死。不久，章太炎致书给他，劝其迷途知返，他却置之不理。

辛亥革命爆发，随端方到成都镇压民变的刘师培，见风云突变，深感生死难卜。有其诗《悲秋词》为证：“悲风兮萧条，严霜凄兮草凋。怊怅兮永思，轸于怀兮郁陶”，可见其悲观之情。一个月后，端方及其弟端锦被资州革命军杀掉，刘师培被捕。还是章太炎、蔡元培力保，刘得以开释。

1913年夏，刘师培离开任教的四川国学院，投奔阎锡山，当上了都督府顾问。次年春，由阎锡山保荐，刘师培赴京，经袁世凯长子引觐其父，袁世凯欣赏其才学，授予公府谘议之职。1915年8月14日，刘师培与杨度、严复等筹安会六君子，联名发表《筹安会宣言》，大力鼓吹君主制，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做舆论准备。

袁世凯赞赏刘师培撰写的《国情论》《共和解》等甚符合自己的心意，而刘师培也庆幸自己的家传经学有了用武之地。一次，刘师培为鼓吹帝制，特请北京学界名流开会，不料正是因黄侃针锋相对的反对不欢而散。同时，早年与章炳麟在上海创设国学保存会，后任北大教授的黄节，两次致信给刘师培，劝他“深察得失，速为罢止”逆潮流之行径。刘置若罔闻。

又不久，袁世凯命刘师培为参政院参政。出身经学之家却一直贫寒的刘师培，忽然声名显赫，又得“国师”和“莽大夫”之光环。其公馆也极奢华壮丽。加之有数十兵勇持枪守卫，刘家汽车一至，便有士兵举枪高呼“刘参政回府啦”，“声相接，妇何震乃凭栏逆之，日以为常”。文人刘成禺有诗记下此景：“千枝灯帽白如霜，郎照归朝妾倚廊。叫起守关银甲队，令人夫婿有辉光。”

是年底，准备“登基”的袁世凯又授刘师培为上大夫。官运亨通的刘师培于1916年元月创办《中国学报》，并发表《君政复古论》，鼓吹帝制。

谁知命运弄人，3月22日袁世凯在举国反对下，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郁闷而死。失去主子的刘师培仓皇逃入天津租界。黎元洪大总统下令惩办鼓吹帝制的刘师培、严复。又是有人“爱惜人才”，得到黎元洪同意，刘、严二人有幸被列入“宽免之列”。后来，就出现蔡元培到津去看望一贫如洗、一身病疴的刘师培那一幕。

黄侃也不会忘记，刘师培被封为“上大夫”时，想拉拢自己，欲授嘉禾勋章。据说当时一枚勋章值二十金，他曾写诗嘲弄刘师培，诗曰：“二十饼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

因刚才刘师培那番话，引出这位仁兄桩桩不光彩的往事，黄侃心中先暗自笑了，往事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了。他看重的是刘师培令他服膺的国学功底。在黄侃看来，只有章、刘在自己之上。自打刘师培到北大，许多参考典籍不在身边，他竟能凭着超人的记忆力，准确地说出某话在某典籍的哪一卷、哪一页；藏在他家乡江苏仪征的书籍，他也清楚地记得某书在何橱何格子、何排何册。写信命家人查时，从无误记。提笔著文，什么深奥的学问都能下笔千言，疏注引证，条理清晰，头头是道。这实在令狂傲的他，不得不由衷赞叹臣服。遂有今天拜师之举。

拜师仪式经黄侃和刘师培商议之后，定下今日，在刘师培家里虽不隆重，却也在充满庄严和喜庆的氛围中举行了。

今日，黄侃也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下，走进刘师培家，见刘师培正微笑地坐在木椅上。黄侃捧上一对红蜡烛，由学生呈给师母何震一包礼品，然后走到刘师培面前，扶老师坐定，旋退后两步，“扑通”跪下、磕头。刘师培忙站起拉黄侃起身：“磕不得头，折寿哟！”

黄侃还是一本正经地磕了三个头。大礼之后，黄侃对学生们说：“你们看到了，拜师是要磕头的，不磕头老师不会教真本领。在日本时，一谈经学，有我在，刘师就不开口。想了多年，原来刘师是让我磕头拜师，再传经学。你们要学真本事，不给我磕头，我也是不传真经的。”

其实，刘师培收黄侃为徒，黄侃拜刘师培为师，并不完全是为了做学问，更有携手捍卫国学的深意在其间。自从他们读了《新潮》后，认为其宗旨紧跟《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且理论过于偏激，而当时已过了照搬西学、否定一切传统的时期，于是学生中有志于国学者，便产生不满。在刘师培办的《中国学报》解体以后，学界已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巧得很，学生中正有人酝酿办《国故》月刊，曾找到刘师培和黄侃这两位国学大师征求意见。这次随黄侃拜师的学生里，有个黄侃的崇拜者叫张煊的，正是创办《国故》的发起人之一。刘师培在其请求下，欣然出任《国故》主编之职，黄侃、马叙伦、梁漱溟、黄节等也欣然担任了特别编辑，于是有国粹派诞生。

对黄侃来说，他昔日得意弟子傅斯年突然反水，成了《新潮》的骨干，真让他颜面丢尽，办《国故》与之对抗，自然特别卖力。

在审看《国故》创刊号的稿件后，黄侃夸口：“全是痛快文章！”

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对于命运跌宕曾经沧海的刘师培，他已经对国运世事不再热衷了，浑身病疴，来日无多，他更关心自己的满腹经纶，如何传授下去，给民族留下这份文化瑰宝。

与黄侃的力主针锋相对、一争高下的态度不同，刘师培说服同人，定《国故》的宗旨为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讨论，不涉现实，也与复古无关。可有文论、有文字训诂、有中国文学研究。他呼吁，不反对必要的争论，更希望看到真正的学术论文。

是年3月，林纾在攻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时，曾欲拉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旋即发表声明曰：

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刘师培的声明，再次表明他对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的文化主张。

读1949年后写的中国文学史，无不热情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特别是鲁迅，怀着救国的思想、启蒙的企望，对旧文化展开的彻底批判，赞扬他们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却很少清醒地反思先驱者简单、偏激，只讲批判而毫不顾及继承等问题。在不认真研究《国故》的真正宗旨的前提下，便将之视为与《新潮》对立的反动期刊，加以讨伐。更将刘师培打成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施之攻击。

《国故》和《国粹学报》酝酿之初，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等并无恶感，但因《狂人日记》而出名的鲁迅，对刘师培和《国故》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仇视，甚或让人发现了这位没落世家子弟的尖酸和刻薄。他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中写道：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即指刘师培在1909年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出卖革命党人的事）、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尚未看其刊、见其文，便反映得如此激烈，语言如此之充满火药味，让一贯偏激的钱玄同，都看得目瞪口呆。仅仅一年前，还叫周树人的鲁迅，还孤独地蛰伏在补树书屋，与世无争地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若不钟情国粹，何以一直在辑古书、校勘古籍？他钻进故纸堆，几乎消耗他一生精力的《嵇康集》《志林》《后汉书》的校勘，以及打算写作《会稽禹庙窆石考》等，岂不完全是国粹吗？他倾其一生，花掉巨资收集的古书、拓片、字画，有哪件不是国故？

“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两军对垒，捉对厮杀，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各自都有狠话，钱玄同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说，黄侃之“八部书外皆狗屁”说，皆为非理性的极端之语。

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段祺瑞作为北洋军阀的实际执政者时，曾打出亲日招牌，1926年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生活很艰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多次亲访段祺瑞，请他出任伪华政府，均被段断然拒绝。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再次找到段，以优厚的待遇请他出山，段仍坚拒，并躲到上海，在《申报》发表声明：“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日本仍不死心，又多次延请，都被段祺瑞一一拒绝。

曹锟在台上时，曾干了不少令国人深恶痛绝的勾当，比如贿选总统丑闻。但当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之后，日方曾派曹锟昔日部下，请他担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被曹锟骂出家门：“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吴佩孚系曹锟之后直系军阀的掌门人，后兵败下野。日本人为收买吴佩孚，竟在北平、汉口分别设立了专门策反他的大伯机关和竹机关两个特务机关，表示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两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并助款百万，以帮他东山再起。吴佩孚断然拒绝。因其生活困难，少帅张学良以侄子身份，接他到北平居住。岂料二人在前门火车站甫一见面，吴佩孚就大骂张学良：为何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寇？伪满洲国成立，吴佩孚通电全国，揭露日本人“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得知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吴佩孚绝食一天，以示抗议。

三个作恶多端的北洋军阀，在民族危亡之际，却表现出凛然的民族大义，铮铮铁骨。他们的爱国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保守派”刘师培生命最后的表现。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撒《北京市民宣言》，被段祺瑞逮捕。

陈独秀入狱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由夫人何震陪同，强撑着病体，串联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有社会影响的大学中的教授和社会学界名流，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致警察厅之保释函，由刘师培执笔，其文风竟与当年陈独秀上书大总统，义保刘师培极为相似。历史，往往不断重复着前行。

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刘师培几次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而作罢。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是刘师培生命尽头最后一次感伤，为了友人，也为了自己。

11月10日，凛冽的寒风吹动着房上的衰草，刘师培在极为复杂的情绪中，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年，他只有36岁。

不巧的是，他的弟子黄侃正在长江畔的武昌处理私事。那夜，刘师培对前来看望他的钱玄同惨笑着道：

玄同，看来我就要走了，谢谢你和蔡先生和仲甫，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过来人。在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是最早的人。仲甫的《文学革命论》和你的文化观点，远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激进多了。仲甫和你几乎否定了汉赋、唐诗、宋词在内全部古代文学……谁若提倡研究和整理国故，你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我以为，这种偏激如不纠正，只能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页……你们的问题在于，只提倡了从全局上引进西方先进文化，而忽视了引进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的消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情。你们太情绪化了，连营垒中有不同意见也不允许。在这方面胡适是对的，我死后，相信20年代，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

钱玄同紧紧拉着刘师培渐凉的手。他的这番话，恍如炸雷轰耳，醍醐灌顶，让钱玄同极为震惊。从此，钱玄同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主张了。后来钱玄同编辑了《刘申叔遗书》，并且最终用他一贯反对的文言文撰写了五千字的序言。这不是倒退，而是他的文化思想趋于理性与和平，让人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著称的钱玄同的另一面，对故友的深情，对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公平。

是的，即便现在读刘师培的临终善言，依然会发现它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可惜的是直到改革开放的21世纪，它的价值才被实践证明。

新文化运动，太过强调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而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注定先天不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胡适的“输入学理”、陈独秀的“以欧化为是”、鲁迅的“拿来主义”，尽管有温和和激进之分，但都对西方文化和世界潮流充满热情。介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康德主义、尼采超人哲学、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等思潮理论，为批判中国的旧文化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他们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企图以此取代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欧化的思潮，表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性和危害性。至今，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羁绊。刘师培的价值，恰恰体现在他对继承传统文化的清醒。

刘师培的中年早逝，令在京的很多学人叹惋太息。他没有留下子嗣，却留下了七十四部国学专著，留下了继承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和掷地有声的诤言。

陈独秀主持了刘师培的丧事。他用康有为的诗作了悼文：“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极为恰切。

刘师培生前好友，时任晋北代理镇守使和阎锡山公署参谋长的南桂馨，出资为刘师培置了一口好棺木并支付了丧事的一切费用，使丧事办得很体面。

黄侃搭乘北驰的列车，两天不吃不喝，呆痴痴地赶回北京，即披麻戴孝前往吊唁。他跪在老师的灵柩前，放声痛哭，令众人莫不垂泪，黄侃当即吟诗曰：

夫子挺异质，运穷才则优。

名都富文藻，华宗绍儒修。

吟罢，黄侃又呼天抢地，其凄切之声，久久回荡在1919年的岁尾。

2

去年，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演了一出“双簧戏”，让光绪举人、自称“清处士”的林琴南蒙受了奇耻大辱。平心而论，林琴南乃清末一有成就的学者，不仅译了《茶花女遗事》等大量欧洲小说，畅销一时，还善画山水，好讲学，不分门户，主张义理考据，合而为一，其《论文》《论画》也颇有影响。

近日，暖暖的斜阳照着他绒线胡同的老宅，院里的西府海棠开得如云似霞。他心情极好地坐在院里喝着上好的明前龙井。他的一篇题为“荆生”的小说，在春天里如期完成了。小说是用漂亮的桐城文言文写的。说的是某一天，皖人田必美、浙人金心异，伙同刚从美国回来的哲学教授，同至陶然亭游玩。他们在一间屋内闲聊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理，主张白话文，反对古文。谈兴正浓，酒已温好，菜也上齐之际，突然一声巨响，板壁破裂，但见荆生手提十八斤铜锏跳将进来，圆睁怒目，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说些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偏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扰我耳根清净。田必美刚欲争辩，荆生已举二指按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其腰痛欲断，苦苦求饶。金心异乃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的眼镜扔到窗外。金心异怕死，叩头请罪。荆生大笑，说尔等貌似李贽的狂徒，简直是人间怪物。今天我本不该接触你们的禽兽躯干，回去当用香汤洗洗手脚。我不想玷污了我这柄神圣的铜锏，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般逃下山去。回首见危阑之上，荆生正高举铜锏，做狞笑状。

明眼人一看便知，那皖人田必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从美洲回来的懂哲学又戴眼镜的指胡适。

《荆生》作为一篇小说极为一般，至于所谓春秋笔法，也过于粗俗，但小说内容简单，目的也明确，故并不恶毒下作。有人说，那荆生大概指的是安福系的徐树铮，揣测而已。

最先看到《荆生》的，是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学生林琴南的崇拜者张厚载。是他将《荆生》交上海《申报》的，又以通信形式在上海《神州日报》开辟专栏，与林琴南遥相呼应。张厚载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我的中国旧剧观》。那是胡适力主发表的。胡适还曾将张厚载的《生活独立》一文推荐给了《新潮》。对此，钱玄同在一次《新青年》编前会上，还表达了对胡适的不满。

其实，胡适对张厚载并无恶感，或有些心不在焉。本年开始，胡适花费不少心思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这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推陈出新、开创风气的又一大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书去年7月就已由蔡元培作序推荐给商务印书馆。蔡元培非常看重这部书，认为这是胡适在中国文化学术坛坫站稳脚跟进而成佛作祖、呼风唤雨的基石。历史非常公正地证明，该书是一部划时代的书，胡适是划时代的人物。在评价鲁迅与胡适时，常见的一种论调是，鲁迅的文学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新气象，而胡适只不过是开启白话文的一位旗手而已。不错，仅靠倡导一个白话文运动是不能真正创造新文化运动生动局面的。胡适是靠国学上的出色表现，在中国正统学术坛坫取得真正地位和领导权，让各色新旧人物刮目相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思想史上巨大的开创性意义与内容形式的诸多特长，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大震惊，两个月后就再版，两年之间已再版七次，出现“购者争先，瞬息即罄”的盛况（《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如果仅仅以倡导白话文而轰动一时，他的影响或许只停留在通俗文化层面。胡适之所以突破乾嘉学者的成就，是他提供了方法论武器、科学精神和“批判的态度”。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整理国故”的重大工程。胡适的文化继承和建设的口号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胡适没有太多纠缠于“林蔡大战”，1919年，胡适像个掘墓人，在努力亲自动手埋葬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旧时代同时，又为新的文明涂上一抹明丽的曙光。

林琴南万万没有料到，他的那篇游戏之作《荆生》发表之后，在文坛会遭到强大的反击。《每周评论》连续两期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栏，转载各地报刊批评林琴南的文章。有的文章将他斥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最让他七窍生烟的是署名二古的《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一文。二古系一中学教师，他像批改学生作文般，对《荆生》逐句逐段予以点评，亦庄亦谐地批《荆生》结构平直，文法舛驳：

此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我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然吾读林先生所译之《茶花女遗事》及他种小说，尚不如是，岂年衰才尽，抑为他赝作耶？

上海的和尚苏曼殊也来凑趣。写了一篇长文，尽揭林琴南老底。说看了二古的文章，不禁哑然失笑。二古先生真是师者，诲人不倦，批改这等臭文还不如在春光明媚之际，栽花种草或游山玩水。苏曼殊还特意揭林琴南前后文章大不相同的老底，云林琴南译《茶花女遗事》，是因刚死了老婆，悲痛之际，友人劝他译《茶花女遗事》以移情，心境与小说氛围相似，情绪相近，故有神来之笔。小说印出之后，风行全国，雪花银子滚滚流进腰包，才有“吾性但欲得金耳”之夫子自道。为钱而著文，江郎才尽，才写出如此拙劣的《荆生》。

苏曼殊，字子谷，广东山县人，生于日本，1903年赴日本留学，曾参加爱国活动，回国后任教苏州吴中公学，曾任《民国日报》编辑。后去香港，不久到惠古寺削发为僧，法号曼殊。参加过南社，其诗秀雅，多写伤情别绪，亦有伤时忧国之作。也善小说，《断鸿零雁记》最为有名，写男女爱情生活。入佛门却表现世俗之情，别有情趣。其书画也甚工，在文坛享有盛誉，与陈独秀有深厚友谊。

这等社会名流撰文对《荆生》冷嘲热讽，年事已高却满腹经纶的林琴南反而被激发了斗志，在幽静的小院踱步多时，然后急急钻进书房，研墨润笔一挥而就，用文言文写了小说《妖梦》。

《妖梦》写的是陕西人郑思康，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胡子邀他同游阴曹地府，说阴曹发生大灾难，一群活时作恶、死后入阴曹仍不悔改的人，把阴曹地府折腾得天翻地覆，他们二人来到一所“白话学堂”，见有一副对联：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进入“白话学堂”，至第二门，有匾额曰“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见此，那郑思康大怒，对大胡子吼道：“人们都说阴曹地府有阎罗，那阎罗在何处？”

大胡子说：“阳间没有政府，阴间哪来的阎罗？”

正说话间，见有三个“鬼中之豪杰”来接见。校长叫元绪（《论语》注中有“蔡，大龟也”之句，元绪为龟的别名，指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指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指胡适）。他们满口诋毁伦常，大赞白话文。郑思康听罢大怒，拂袖而出。正在这当儿，突有一神直扑“白话学堂”，见人抓来即食，然后便排泄。积粪如丘，臭气熏天……最后作者站出来评道：吃了这些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林琴南并未将《妖梦》拿去发表，而是先礼而后兵地给他攻击的对象蔡元培写了封“劝降信”，后发制人。

正当巴黎和会进入幕后外交拉锯战，国人焦急地等待结果之时，3月18日的《公言报》上，不合时宜地抛出了《致蔡鹤卿太史书》一文，从而导致北京学界爆发了一场“林蔡大战”。

《公言报》是由安福系政客操纵的报纸，在刊发《致蔡鹤卿太史书》同时，又加刊一篇《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的报道。可见它们是有目的、有准备地向新文化运动发起的一场舆论之战。林琴南毕竟是一文人，他与蔡、陈、胡之矛盾，无非是古文和白话文的学术之争。而安福系则是冲着新文化运动而来，有其政治目的。这篇报道，说蔡主政北大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与之沆瀣一气，主张废国语而以西方文学代之，矛头对准新文化运动。

历史无法回避地展开了一场论战。

蔡元培很平静，他早就料到，这场论战迟早会到来，傍晚他一人来到北大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叫了几样小菜，温了一壶酒，独自斟酌。今天自早晨开始，即有不少人到校长室声援他。钱玄同就闯进来云：“这等文痞，先生当痛斥！”陈独秀也愤然道：“何须先生动手，交我便是！”蔡元培则摆摆手：“谢谢诸公，各有各的战法，对林畏庐不能辱骂，讽刺也不适宜呀。既然由我而发，那就由我作答吧。”

蔡元培从酒馆披星戴月返回家，夫人已然落帐睡去。他洗了把脸，沏了壶冰片，坐在案前，喝茶沉思，然后提笔疾书，一气呵成，便有了《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一文的凛然出世。他回答了林琴南对他和北大改革的攻击，且以婉转谦和的文字，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重申了他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4月1日，《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了蔡元培这封犀利却有君子之风的信。社会上广为流传，评价甚高。尤其在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里教授们更是议论纷纷，认为蔡校长论战时，以理服人，大有君子之风，这等宏文，当选为范文，编入北大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前几天还劝蔡校长要用杀威棒打杀一下林琴南的嚣张气焰，待读了这封信后，对蔡先生的平和与雄辩，深深折服，看着看着就读出了声：

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即所做《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闻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正在教授们高谈阔论蔡校长复信时，辜鸿铭拖着长辫踱步进来，朗声道：林琴南乃一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公。区区一举人，竟敢对堂堂进士大不敬，这世道还有王法吗？我也乃大清最后册封的进士。蔡公在信中帮我说了不少好话，我岂能不著文助蔡公！

果然，几天后，辜鸿铭身着簇新黑色团花马褂，走进蔡元培办公室。然后从袖中取出一份宣纸文稿《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署名为冬烘先生。他很正经地对蔡校长说：

“我本想到绒线胡同林宅，去痛斥林琴南，却怕失去身份。此文交校长，由你随便处置。”

辜鸿铭走后，蔡元培展开辜的文稿认真阅读起来，其中说，在国学岌岌可危之际，蔡孑民表面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不得已采用以毒攻毒之法云云。对此，蔡元培真是哭笑不得。

林琴南看完蔡元培的复信，久久沉默，然后长叹一声。他毕竟是一介书生，见蔡元培以公相称，晓之以理，谦谦有圣贤之风，尤其在自己连骂带讽人家之后，蔡元培竟仍致函于他，邀他和梁启超、章太炎一起为明代遗老刘应秋文集作序。他心里说，蔡公乃仁义之人也。

林琴南为自己的行为有点后悔，但还是受到了惩罚。全国各报纷纷发表批判他的文章，谴责他堕落到学拖鼻涕的野孩子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了。林琴南为此到处写文章，承认自己无端骂人的错误，倒也有几分坦荡。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林琴南很可佩服》的随感录。“佩服”林琴南知错认错。

就这样，在武人统治的北京，“林蔡大战”新思潮战胜了旧思想，实在是奇迹。

倒霉的是那个叫张载厚的学生，因造谣生事，引起北大师生公愤，终于被校方勒令退学。

写到这里，要为张载厚说几句公道话：“林蔡大战”行将落幕时，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敢作敢为，致信蔡校长，承认“一切都是我干的，与琴师无关”。蔡元培遂有语重心长的复信，其中有，“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唯兄反诸爱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句。蔡元培有句名言：“没有坏的学生，坏的学生都是教坏的。”教其坏者林琴南被原谅了，而挺身为老师担责任的学生却被赶出北大校园，公平乎？

3

1919年在“林蔡大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旧派人物辜鸿铭站到了蔡元培校长一边，还以冬烘笔名写了篇《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文中，对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功臣，“在这国学岌岌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辜文还打比方，这如同打蛔虫，“如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不如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而愈”。

此文当面交给蔡元培时，辜鸿铭拖着那条又长又细的花白辫子，身穿一件簇新的马褂，一脸的凛然之气，令蔡元培莞尔。

在这之前，一次在文科教师休息室，陈独秀、刘半农、沈尹默等众教授正议论蔡元培那篇回敬林纾挑战的文章《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之时，辜鸿铭挟着书走了进来，并不落座，慷慨而谈道：“林琴南这个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校长？说他乱伦，我是有据的。他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公开宣扬狎妓、通奸、争有夫之妇。诲盗诲淫。再说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翰林，这还有王法吗？我要治治他，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呀！”

说罢，辜鸿铭一甩辫子就往屋外走，突然又转回身，见众人窃笑，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老辜说到做到，回去就作文章。蔡校长在批林琴南那封长信中，是帮我说了不少话的。”

辜鸿铭对蔡元培是心存感激的。蔡元培接管北京大学后，奉行“学术自由，兼收并包”的办校方针，不仅大量延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对北大原先聘用的有保守思想但确有学问的旧派专家教授仍加以聘用。

蔡元培曾声明：“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的学问、造诣为原则，在校授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本教员中如有脑曳长辫而持复辟论者，如果他所讲授的在英国文学的领域之内而无涉及政治，本校亦没有排斥干涉的理由。”此系指辜鸿铭。辜也深感蔡元培持论公正。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大潮袭来，甚至五四运动爆发之际，辜鸿铭虽是保皇党，但他毕竟在英国、欧洲沐浴过自由文化之风，他选择与蔡元培共进退，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个人的解释则是，“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跟他共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

他对“好人”也有独特的解释：“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想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又为之恪尽职守，对辜鸿铭来说并不容易做到。1917年7月，辜鸿铭在“张勋复辟”中的表演便是一例。张勋复辟丑剧一开锣，就担心南方军政两界不予赞同。决定派人先到南方各省去说项。张勋看中了早前身为外务部侍郎的辜鸿铭。辜奉命刚到天津，段祺瑞已在马厂誓师，开始讨伐张勋的辫子兵。辜鸿铭闻讯慌忙躲进英租界。讨逆军得知张勋所派“力任调停江浙之责”的辜鸿铭，正在天津英领事馆避难，拟派人缉拿。辜得到消息，赶紧化装乘火车逃回北京。

回京后，到张大帅府复命。张大怒斥曰：“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

书生参政，像辜鸿铭“有负委托”者，当属不少，而能纵横于官场，左右朝政者不多。不过辜鸿铭混迹官场时，确也属于另类。

辜鸿铭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当洋文案（翻译）时，竟看不起同僚外国顾问，一日洋顾问起草文件时，向辜请教一英文句子的文法，辜冷笑一声，拿起一部英文字典，摔在洋顾问的桌子上。洋顾问查字典时，他早已流利地用英文回答了洋顾问，弄得洋人很是尴尬。

早年，俄国皇储与希腊王子一行访问广州，张之洞在晴川阁设宴招待。辜鸿铭的法语派上了用场，如鱼得水周旋宾主之间。宴会进行中，俄皇储与希腊王子用俄语小声交谈，其意是当晚还有一处邀宴，饮酒要节制。不料在一旁的辜鸿铭接过话茬，告诉二位贵宾，他们将要赴约的饭店不如这里，还是在此尽兴为好。二人惊异。

张之洞喜吸鼻烟，常从精致的鼻烟壶里倒出烟粉，抹入鼻中。希腊王子颇为好奇，便用希腊语问俄王储此为何物。一旁的辜鸿铭听到后，即起身去张之洞座位处，将此话转告他。张之洞将鼻烟壶交辜鸿铭，由他递给希腊王子。二位宾客见鼻烟壶，玲珑精巧，是件极具艺术价值的物件，甚为欣赏。对留辫的辜鸿铭能通欧洲诸国语言，也大为惊叹。俄国王储郑重表示，若辜鸿铭能到俄国游历，他将隆重款待，说罢，取出一块刻有皇冠的精美金怀表赠予辜鸿铭。俄国王储到上海后，逢人便夸辜鸿铭的外语才华。俄王储对后来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还写长信给奇才辜鸿铭，一定不会感到奇怪。

一次张之洞在府上做寿，幕僚文人都来道贺。辜鸿铭恃才傲物，在席上大谈西方文化，别人都表现出听的热情，唯有同僚沈植一脸不屑。辜鸿铭很不服，问沈为何一言不发。沈淡淡一笑答道：“我说了怕你只有再读二十年书后才能听得懂。”事后辜向张之洞请教，张之洞告诉他，英文你学得不错，国学你与沈植可差得十万八千里了。从此辜鸿铭刻苦读古文，四书五经无所不览，且皆有心得。二十年后，机缘巧合，再见沈植。辜鸿铭不动声色，让人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书搬来，沈植不解，笑问何故？辜鸿铭忙向前拱手施礼：“沈老前辈随便点任何一部书，晚生皆能倒背如流。”

对国学入门之后，辜鸿铭不断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译成外文。日本政客伊藤博文访华时，辜鸿铭的英文版《论语》刚出版。二人见面时，辜鸿铭将英文版《论语》赠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对辜鸿铭说，君精通西学，当知道孔孟之道，在中国行数千年，却不能行20世纪之今日。

辜鸿铭驳曰，孔子教人的方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三三得九，至今20世纪，不能三三得八。令伊藤博文哑然。

还有一次，辜鸿铭应邀，到一外国友人家赴宴，他举目一望皆洋人，唯自己是华人。众人物以稀为贵，请他坐首席。席间，主人素闻辜鸿铭精通西学又推崇儒学，便问他：辜先生，请谈谈孔孟之道好在哪里？

辜鸿铭呷了口酒，悠悠道：“刚才诸位你推我让，不肯坐首席，即是孔孟之教，‘不学礼，无以立’。若照竞争原则，以优胜劣汰为主，势必争到胜败后，才能落座举箸。若如此，今天这顿美餐，怕谁也别想吃到嘴里了。”洋人点头以为是。

辜鸿铭对日本文化，并不感兴趣，当时国人纷纷东渡日本留学，他颇不以为然。对从东瀛传来的“改良”二字厌恶至极。认为“改良”一词不合汉语的构词规律。清末他从英伦归国后，见有“女子改良学堂”之称，大为惊奇，视为糟践女性的名称。对“改良”一词一直耿耿于怀。他刚到北大任教之开学典礼上，他借题发挥说：“现在的人作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不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台下听者，莫不前仰后合。但在场的胡适听出了弦外之音，辜鸿铭分明在批评他那篇引起轰动和开启新文学运动大幕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对辜鸿铭的深厚学养和襟怀坦白的性格心存敬意，对辜鸿铭多次对自己的挑衅和攻击也并不介意，但对他蔑视和攻击新文学运动的言行绝不姑息。

1920年，在一次宴会上，胡适与辜鸿铭同时出席。辜鸿铭向胡适提及不久前，张勋过生日，辜鸿铭送了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原本是宋代苏轼送给好友刘景文的诗句。希望朋友不要悲观，要珍惜余下的岁月，而辜鸿铭将此诗句送给辫帅则另有新意。他问胡适可否知道其中的含义？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擎雨盖’我悟不出来。”辜鸿铭得意道：“那是清朝的大帽子！”

胡适刚到北大上台讲演时，不时用英语。当胡适在掌声中走下讲台时，正襟危坐在台下的辜鸿铭竟当着众人，对胡适说：“胡先生留学七年，可刚才的英语说得实在不地道。记住，在英国那是下等人的发音！”对胡适写的新诗，辜鸿铭也冷嘲热讽：“你那首‘黄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辜鸿铭一次对胡适说：“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哪里走’。还有，今天我当着你的面，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白话文多啰唆呀，如换成文言文，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

胡适有绅士之风，每逢这种场面，只是微微一笑了之。但辜鸿铭这回的“改良”之说让胡适大为不悦。在1919年的8月3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和8月24日《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上，分别发表《辜鸿铭》（一）和（二）两篇文章。

《辜鸿铭》（一）中先说辜鸿铭的辫子，大讲“尊王大义”，殊不知他曾剪过辫子，“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不曾养全，他带着假辫子坐着车乱跑，很出风头”。说他这种心理，开始“立异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

《辜鸿铭》（二），说辜鸿铭骂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后有人又写文骂他。他急了，作了一篇长文痛骂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他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那还了得吗？要是北京的苦力、马夫、汽车夫、剃头匠、小伙计……都认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学那样去干预政治，那还成个什么世界？”胡适在文中说：“我看了这篇妙文，心灵很感动。辜鸿铭真肯说老实话，他真是一个难得的老实人！”

其实胡适有所不知，辜鸿铭年轻时的剪辫子并不是如他留辫子，都是“立异以为高”，年轻时的辜鸿铭剪辫子，是因为自己心爱的姑娘喜欢辫子。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粗亮的辫子剪下来，赠予美人，应是“爱情价更高”，而非标新立异。

辜鸿铭读了胡适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写自己的文章，非常恼怒，特别是对胡适说他留和剪辫子，与留恋前清无关，只不过是“立异以为高”尤为不能容忍。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偏偏又拿这篇文章给他看，辜鸿铭立刻翻脸：“胡先生，你这是公然毁谤老夫，你若不在报上公开向我道歉，我将到法院去控告你！”胡适当初写此文，只想善意地提示他不要太我行我素，口无遮拦。于是笑道：“辜先生，那就请您去告状，等法院判我错了，再向您道歉，如何？”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二人又见面了，胡适笑道：“不知辜先生的状子递进法院否？”辜鸿铭也笑道：“胡先生，我向来敬重你，所以没有告你，再说，你的那两篇小文，写得狗屁不如，谁有兴趣与你计较。”二人互拍肩膀，化矛盾于无形。其实，胡适一直在找机会向辜鸿铭示好，因为他曾听学生讲，辜因学生嘲笑他的辫子，在课堂上正色道：“诸位学子因我有辫子而笑我。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老夫也确实剪过。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是无形的，就不那么好剪。”而且，在“林蔡大战”即新旧文化冲突时，保皇派辜鸿铭居然与蔡元培共进退，也实在让人肃然。从此胡辜之间友好相处。

1921年，中国的上空徘徊着各种主义的时候，英国大文豪毛姆专程到中国拜访辜鸿铭。毛姆读过另一大文豪托尔斯泰于1906年写给辜鸿铭的长信，后又读过他写的《中国人的精神》。毛姆对辜鸿铭和神秘的东方哲学充满了向往之情，所以便有了此次的中国之行。

毛姆来到北京，犯了一次致命的错误。他住进六国饭店，即派他的一位在京的同胞，持一张便笺，敲开辜家的四合院大门，交给了听差，说是英国大作家毛姆欲请辜老先生过去坐坐。时间一天天过去，就是不见辜鸿铭来访。待毛姆明白过来，立刻写了一封十分客气的信，表示将到府上亲自拜访。待毛姆领教了对辜鸿铭轻慢的代价后，得到允诺才乘着轿子在胡同间穿行了一阵子，停在一座有些破败却十分古雅的门楼前。在仆人引导下，走过萧索的庭院，跨入一排堆满线装书的房间。落座后，仆人奉上一听纸烟和一杯香茶。在他打量墙上的字画时，辜鸿铭穿着马褂踱了进来。

二人握手后，重又坐下。辜鸿铭先开口了，那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让毛姆吃了一惊，听了他的话更吃了一惊。辜鸿铭说：“先生想来见我，真是荣幸之至。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在毛姆不知所措之时，辜鸿铭又说：“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只得不断向面前这位高大瘦身、戴着小帽、后面拖着灰白小辫，早已在欧洲扬名立万的中国学者道歉，窘迫得无地自容。

交谈时，他们谈到了文化和哲学。毛姆认为西方哲学家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不赞成毛姆的说法，说西方的休谟和柏克莱，他们无法与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当西方穴居毛饮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了。

毛姆表示不赞同辜鸿铭的见解，问：“那么为什么你们黄种人遭到白种人的轻蔑呢？”

辜鸿铭来气了：“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大炮和机关枪！”

后来，他们又谈到了刚刚来华的杜威的实用主义。辜鸿铭说：“杜威的实用主义，那是那些想要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

毛姆听了眼前这位雄辩家对西方哲学和现代个人主义的批评后，将话题转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罗素、苏俄共产主义方面来。这是他此次来访要探讨的实质性问题。辜鸿铭的谈兴正浓，他说：“新文化运动，就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用那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而罗素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共产主义么，我还没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罢了。”

毛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连连说：“精辟，实在精辟！”

见毛姆对他的辫子很感兴趣，辜鸿铭说，这是一个标记，证明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在二人告别时，毛姆向辜鸿铭索字，辜鸿铭找了一张写满汉字的纸笺，送给他。毛姆归国后，请汉学家译出后，真叫他哭笑不得，竟然是一首写给青楼女子的情书：你不爱我时，声音甜甜，眼波含笑，素手纤纤。待你爱上我，声音变得凄楚了，满眼是泪，睹手痛惜。伤心哪，伤心之爱使你不爱……

1924年10月，满腹经纶的辜鸿铭，应日本东亚文化协会邀请，东渡日本讲学，精通东方、西方文化的他，在日本很受欢迎，视为奇人，竟在日本讲学三年。归国后的1928年初，辜鸿铭被委任为山东大学校长，尚未到任，4月30日在京病逝，终年71岁。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意大利等语，受西方文化浸润，却推崇中国古代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他的东西方文化论，充满了悖论。中国文学史轻慢了这位大儒，在所有的文学史中，对他都惜字如金，即使介绍也是只言片语。忽视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学遗产和对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卓越贡献。

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有：《尊王篇》（英文）、《张文襄（张之洞）幕府纪闻》《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英文）、《呐喊》（德文）、《辜鸿铭演讲集》《读易草堂文集》等，并译有《痴汉骑马歌》等。他向西方译介了大量儒学经典，《论语》《中庸》等英译本，在西方广为流传。《中国文学通史》对辜鸿铭破例用了一百字，介绍他的翻译情况：“辜鸿铭以五言体翻译英国诗人威廉·科伯的长诗《布贩约翰·基尔宾的趣事》，全诗六十三节，每节四句，1905年连同原文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书名为‘华英合璧：痴汉骑马歌’。译笔通俗诙谐，善能传神。”

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最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如果编一部《辜鸿铭之骂》或更能看清一位文人的风骨。

当今社会，已再无辜鸿铭。不少学者也时髦地骂骂社会，骂骂人，但他们早已无辜鸿铭的独立人格，忧贫的多，忧道的少。

张中行说：

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定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在文学江湖，辜鸿铭或可是个异类。他的存在让文学变得更斑斓，人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4

历史常常是模糊的，呈现多种复杂的阐述性。

1919年，巴黎宣告中国外交完全失败，五四运动猛烈爆发之际，历史又给了早已过气的梁启超一次机遇，让他再次成为民族英雄。

梁启超与军界名人蒋百里等六人，负命赶到法国巴黎时，巴黎和会早已开幕一个月了。

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理应有权收复战败国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但日本却无理地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据理力争，美、英、法等国为抑制日本势力，也曾有意相助。不料日本出示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签订的《山东密约》，并称，若得不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拒不在和约上签字。美、英、法为保证各自利益，竟公然向日本妥协，不再支持中国收回山东的要求。

梁启超在得知段祺瑞政府密令中国和谈代表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能成功时，如五雷轰顶。他感到国之安危悬于一线，民族利益面临挑战，作为有血性和良知的一介书生，再重的担子，也用羸弱的肩头承担。他在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利用舆论压力，揭露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展开对美、英、法等国的外交攻势，力争在国际压力下，挽回巴黎和会上的败局。

梁启超已咯血发烧，仍带病起草电文。5月2日，电文一经上海《申报》发表，舆论大哗，国人震惊：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梁启超在二十年前，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闻名国内外，其人格魅力和“善辩”的外交魅力，使他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世界闻人。如今，经过这位政治老人的努力，得到国际广泛的同情。

令梁启超动容的，是蔡元培等诸公给他拍来的电报：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三商会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仍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问题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极动各国视听。何至有此无视之谣？愿我国人熟察。

梁启超在政坛和思想界闯荡二十多年，毁誉参半，但他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声，在他为巴黎和会赴汤蹈火之际，上海有人别有用心，制造谣言，诋毁其人格，令他心寒，而蔡元培等持之公理，为他打抱不平，令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5月4日，爆发了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学三千多名爱国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举行大游行，并烧毁赵家楼曹汝霖宅。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活动的逻辑发展的必然，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是其导火索，经蔡元培直接引发的爱国学生运动。经历史的淘洗，被意识形态强加给它的耀眼光芒，已暗淡褪去。但当我们回眸这段家喻户晓的历史时，呈现了多种复杂的阐述性。

据五四运动时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在异国终老前回忆，5月4日下午，北大学生集合于校园，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面劝阻。一个叫易克嶷的学生，出来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多数学生也急于出发，不满校长的阻拦，有的甚至怒吼和谩骂。僵持之际，张国焘挤出人群，对蔡校长大声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也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说罢与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将校长拥走。

张国焘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他和邓中夏、罗章龙等很得李大钊、陈独秀的赏识，自称是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的回忆应当可信。

而蔡元培和参加游行者的记述，却完全不同于后来叛党的张国焘的回忆。

那天蔡元培到校，即布置总务部门为学生提供写横幅和标语的布匹纸张。后见撑起写有“国立北京大学”横幅的竹竿太短，便命学生到校长室的院子里砍了几根竹子替换。正欲出发，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电话，云北洋政府命令各校阻止学生上街，并让他阻止学生游行后，立刻到教育部开会。

蔡元培断然拒绝说：“学生的爱国行动，我不忍制止。”

正当学生走出校门，早有京师警察厅勤务督察长汪鸿翰率大批警察拉起防线，阻止学生前行。经学生代表的据理力争，最终学生冲破阻拦，潮水般涌上大街，一路高喊“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等口号，向天安门进发……

多年之后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中，是这样追述这段历史的：

我于仓促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章宗祥）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汝霖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卧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在总统府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么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作声。后又倾箱倒匣，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踏踩。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章宗祥没曹汝霖那么好运。学生将曹汝霖宅点燃后，章宗祥从锅炉房钻出火海逃将出去，被学生发现，误以为曹汝霖，一拥而上，将他打翻在地。闻讯而来的日本人中江丑吉拼死将章抱至杂货店，学生又把他们拖到街上，拳脚相加。问章宗祥是否是曹汝霖，章冒死不答。那日本人也遭学生痛打。二人被赶来的军警救出，驱散学生后，送二人去同仁医院治疗。

5月6日，南北和议代表致电巴黎中方代表，如巴黎和会不容纳中国收回青岛主张，即不参加和约签字。此举，应是爱国学生运动产生的积极成果。

当日，已远离政治和舆论中心的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声援学生爱国行动。他高度赞扬青年学生的爱国义举，称“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表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他斥责北京政府的“专横卖国”，要求政府诛除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等，释放被捕学生。

8日，康有为又致电日本首相犬养毅，称青岛“必不能强吞下咽”，谴责日本强占青岛的侵略行动，要求日本撤驻兵，还铁路，取消“二十一条”，归还青岛。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领袖，虽然他选错了政治路线，但他对祖国的热爱、眷恋和救国兴邦的期望和追求，贯穿了其一生。他的爱国行动，最为光彩的是反对《马关条约》，发动“公车上书”；五四运动爆发，发表《请诛卖国贼救学生电》声援学生爱国行动。而每次都与反日有关。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发展，舆论界特别是报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月1日，北京各报广泛报道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的消息，4日，学生走上街头，聚会天安门，火烧赵家楼，三十多名学生被捕，一场学生运动改写中国历史。卲飘萍的《京报》及《盖世报》《国民公报》等都及时报道了有关消息。同时，还都写社论并刊出“学生通告”，掷地有声地宣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6日《晨报》的社论是《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并发表各界人士保释被捕学生的函电为民请命。上海《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也都登载了支持学生们的新闻和社论。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七家报纸刊出联合决议，拒绝刊登日商广告，一直维持十六七年。

喊出正义之声的报纸，遭到军阀压制。1918年到1919年底，全国有一百多家报刊遭到查封。但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里，随着新思想的迅速传播，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四百多种报刊。

没有舆论宣传，便没有新文化运动。在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不能忘记一大批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报界闻人，他们用爱国之心办报，用笔墨抗争，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报道了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新闻，喊出正义之声。为此，他们惨遭杀戮，他们是用殷红的鲜血，书写了言论史上悲怆又壮丽的诗篇。从中，我们才得以看清历史真容。

“三一八惨案”，是段祺瑞悍然杀害四十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制造的血案，邵飘萍在《京报》揭露惨案真相，发表评论，严厉谴责这场血腥的杀戮。后来，在民初新闻史上享有盛誉的爱国报人邵飘萍遇难，他苦心孤诣创办的《京报》被封。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枪杀于天桥。爱国者们从掩埋处挖出被军阀杀害的邵飘萍的遗体，复葬了他，参加葬礼的各界名人，莫不垂泪。

几个月后，言辞犀利、态度鲜明的另一著名报人林白水也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张宗昌杀害。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开始入报界，民国后曾做过官，官场不得意，重拾办报本行。与邵飘萍、黄远生、张季鸾、成舍我并称四大名记者。他一生恃才傲物，凡看不惯事与官，用一支妙笔，骂得痛快淋漓。“三不知”狗肉将军张宗昌得势后，无耻文人潘复投怀送抱到其门下，捞得“总理”一职。为阻止三民主义向北方扩散，潘复向张宗昌献计，提出什么“读吾孔子之书，讲礼义廉耻之四维主义”。崇尚古德的林白水，对此发表评论，将张宗昌及给他捧场的北洋政府最后一届总理潘复比作“肾囊之于睾丸”，张、潘大为恼怒，给林白水扣上一顶“红帽子”，绑赴天桥枪决。其实林与任何政党都无瓜葛。他创办的《社会日报》停刊。不足百日，邵、林先后被杀，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顶，手书“水流云在”四字，纪念两位以身殉报的友人。他们是屹立在民初言论舞台上的两棵傲雪青松。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民族思想史、言论史的璀璨星空。

5

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在这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

从日记中了解，参加会议者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对于为什么要再办《每周评论》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新青年》在关于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上，存在两种意见，胡适等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则更看重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主张将文学变革推向思想的革新，《新青年》无法承担此任务，于是创办《每周评论》。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上发生矛盾使然。二、《国故月刊》的出现，证明北大旧派势力也在集结，《新青年》一月一期，反应过于缓慢，与之战斗不利，于是快捷灵活的周刊《每周评论》呼之而出。

如周作人日记所记，事实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一同“议创办《每周评论》”，意见一致并未发生争执。第一种说法，是后人因意识形态需要而捏造的。其实，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二人，虽在思想观念上倾向政治革命，但其实质并未超越周作人关于文学的“思想革命”“人的革命”的主张。

胡适对《每周评论》从未干涉过，但对此刊积极讨论政治颇不以为然，虽然胡适为其写一些文艺性的小文，但他的重要文章，还是发表在《新青年》上。比较而言，他更愿意满腔热情地支持《新潮》，将之视为是《新青年》的重要姊妹刊物。

周作人和陈独秀、李大钊更热衷于《每周评论》。周作人参加《每周评论》筹备会后，仅仅一个月，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等重要论文。后两篇都交给嗷嗷待哺的刚创办的《每周评论》。陈独秀大喜过望，忙给周作人写信，大赞文章“做得极好”（《致周作人书》1918年12月15日）。以最快速度、以显著位置发在1919年1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后周作人又在此刊发表《思想革命》等论文。

1919年，注定是周作人最风光的一年。他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论文，几乎构成了一个极为完整的文学思想体系，从而周作人作为“五四战士”的形象被载入中国文学史。

是年的2月15日，周作人的诗歌《小河》，以头条位置刊登在胡适主编的《新青年》上。诗歌在《新青年》从未有过如此殊荣，故《小河》一经发表，便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而让文坛感到惊讶的是，既是平静温和的理论家，又是威严的“五四战士”的周作人，怎么突然又写出这样激情澎湃、情感浓烈的诗章？

是的，周作人幼时表现出他的思维的不是诗，而是散文。为了以白话诗抗拒具有强大势力的中国传统诗歌，他参与了胡适的白话诗的行列。周作人的第一首新诗叫《两个扫雪的人》，但发表在《小河》之后。

《小河》以极朴素清淡的诗句，表达日常生活中种种真实印象，又赋予日常生活淡淡的诗意和对人生问题的沉思。特别是散文化的形式，彻底摆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较之胡适的半旧半新的尝试体，显得更自由、更自然、更诗性，成为无韵诗歌的范例。后来朱自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诗集·导言》中说，“周氏兄弟是真正打破旧诗词的镣铐的，他们代表了早期白话诗中‘欧化’的一路。”胡适也认为在新诗的形式变革上，周作人是有贡献的，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把周作人的《小河》评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周作人是以重要的理论家登上新文化运动的舞台的，《小河》等新诗的发表，又显示了周作人诗歌、散文的创作实力，更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如果说，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主要论文，是他作为文化战士的宣言的话，那么《小河》等诗歌，则表现了周作人乐观、积极的“少年精神”。当然，没过多久，他的诗歌蕴含的消极彷徨、无所适从的情意，便有了恶性发展。不过，1919年的周作人，作为战士并未卸下盔甲。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在日本东京，历史无法记录这位战士在学生的爱国大潮中，叱咤风云的身影。是年初，周家兄弟拟将家从绍兴迁到北京。为此，周作人于4月向北京大学告假，先到绍兴，偕妻子和子女四人，到日本东京岳母家。得到“五四”消息，旋于5月18日赶回北京。赵家楼的瓦砾在春雨中默默无语，烈火和呐喊声早已消匿，但6月3日周作人目睹了一场军警与学生的冲突，史称“六三事件”。爱国学生与反动军警的对立，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周作人暮年，他还对此记忆犹新，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里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便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泪，她眼看像她孙儿那样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

周作人第一次置身于群众之中，被爱国的学生和群众的反抗精神感染着，心情既新奇、兴奋又热烈。当晚，他写了四首《偶成》，对学生表示“敬意”，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向往。

6月4日，局势更紧张，周作人发现，北大文科门外已驻兵五棚。5日，在阴沉的下午，又步行到前门内警察所门前，街道上站满了军警，围住几队集会的学生，制止他们演讲。周作人想挤进去，被军警拦住。周作人说：“那些人都是老实国民，又没拿武器，我过去怎么不行呢？”军警说：“我们奉命执行公务，不能进去！”这时，突然闯来一彪军警的马队，举着木棍驱赶围观的群众，有一老者见状，怒骂：“平民连路都不能行了！”眼看马队冲来，周作人与群众潮水般向北撤去，跑了一通，发现口袋里十多枚铜钱丢失了……

周作人这段屈辱的逃跑，也让他第一次面对严酷的现实。

回到会馆，天已黑下来，草草吃过晚饭，他在灯下写出《前门遇马队记》。次日一早，将之交给李大钊，希望刊在《每周评论》上，算作是对反动当局镇压行为的回答。不久，李大钊对他说：“警察所曾派人到编辑部查问过《前门遇马队记》。”周作人感到了压力，却不怕，正如《前门遇马队记》的最后所表述的：“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受的侮辱更大！”

6月12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在东安市场被军警逮捕。这消息是周作人在绍兴第五中学的学生，现任《国民公报》副刊编辑孙福源特地到北大告诉他们的。周作人闻讯，即与北大李辛白、王抚五等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遭拒绝。后经各界声援，陈独秀出狱，周作人特地前去慰问。

周作人为人处世，一贯谨慎平和，但经过“六三”风暴和陈独秀被捕之后，满怀忧虑的周作人，向陈独秀、李大钊靠近，颇耐人寻味。

对李大钊的好感，始于周作人到北大之后。他在《知堂回想录》有过介绍：每天到北大一院即红楼上班，常见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他没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和胡适、陈独秀包括周作人，作为时代的先驱者登上历史的舞台。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言辞上尽管激烈，但李大钊在行为道德上却相当传统，甚或俨然是一位儒雅学人，让周作人感到亲切。

“六三事件”之后的7月2日，周作人又东渡日本。此番再来，“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实际是八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件是思想界的革新……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游日本杂感》）。但最具体的收获，是他对石河内村即所谓“新村”的访问。所谓“新村”，是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建立的实验地，宣扬乌托邦思想和人类之爱。周作人对此，曾在《新青年》六卷三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予以介绍。后来又写《访日本新村记》等数篇介绍新村的文章。为“新村”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高唱赞歌。早在1919年3月，周作人已在北京组织“新村北京支部”，宣传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乡建立的第一座所谓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无压迫、无体脑对立的“新村”。此次归来，宣传热情更高。郑振铎在次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你是现实中国内极注意于新村问题的——也是实行新村组织的——一个人”（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分辑）。郑振铎高调称赞周作人是中国新村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与组织者。

值得沉思的是，坚决支持新村运动的人，竟然是当时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查周作人日记，可见“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记载。

都是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和李大钊，还曾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其宗旨发表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去“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与职业合一的理想”。

我们可以将“工读互助团”视为周作人、李大钊仿效“新村”，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试验。众所周知，早期的李大钊也是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在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号上，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还提出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就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同时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此文与李大钊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亮相，互为犄角，反映出二人在思想上的惊人一致。我们的历史不能回避这一让人始料不及的事实。

1919年3月，准备结束在日本留学生活的周恩来，在他的留日同学张鸿诰先生为他饯行时，泼墨写了一条幅，是一首诗：“大江歌罢棹（有人误为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此诗是1917年所作。六十年后，周恩来病逝一周年时，张鸿诰将此条幅赠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

1919年，周恩来和李大钊一样，都是爱国主义者，而非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作人、李大钊在热情宣传新村运动之时，受到了比他们名声更显赫的胡适的反对。胡适在一次演说中指出，周作人所沉溺的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古代孟轲（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说，“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实际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胡适将此演说，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发表在1920年1月15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

尽管在九天后，周作人在《晨报》发表《新村运动的解说——对于胡适先生的演说》一文予以反驳，说新村运动非“消极的消遣”，而是“积极的实行他们泛劳动的主义”。但纵观周作人的一生，是消极的、平和的、悲观的，最终也确实走进了“苦雨斋”。1919年的周作人，短暂的激进，掩盖了深藏在他骨子里的“隐逸”，让他成为令人瞩目的政治明星。

他的兄长鲁迅最懂周作人，这次也站到胡适一边，不赞同他的乌托邦理想。

6

1919年3月26日夜，北京乍暖还寒，弯弯的下弦月时隐时现，昏暗的路灯下，有辆洋车独自行在寂静的路上。蔡元培在车篷里呆坐，他刚从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博士家中出来。他和沈尹默、马叙伦在汤尔和家的西式客厅里刚刚开了个小会。会的内容是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

就在昨天，北京各报以重要版面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不雅新闻，学界方哗，蔡元培、胡适也大为惊骇。早在去年，沈尹默就曾对蔡元培说，仲甫夫妻矛盾加重，高君曼向沈尹默哭诉过仲甫私德不检，常去寻花问柳。还将仲甫写的《丁巳除夕歌》的八行笺交给蔡元培，说：“高君曼一直怀疑仲甫在外逛八大胡同，曾骂他是无耻之徒。仲甫反讥讽她假正经。当年他喜欢上小姨子，还不是不顾一切同居。”

蔡元培见《丁巳除夕歌》曰：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蔡元培捧笺良久，只觉得狂飙激进的仲甫内心也很柔软。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主要是为提倡新道德改造社会风气，杜绝北大师生吃花酒、捧戏子、赌博和拥娼狎妓恶习，当然也有意规劝仲甫，他自己也自愿入会。谁料到仲甫劣习不改，我行我素，直沦落得遭舆论声讨的地步。特别是有把柄落在北大旧派手中，以此攻讦新文化运动，攻讦北大的教育改革。这让一向爱才惜才的蔡元培十分惋惜和痛苦。正巧，汤尔和正想找蔡元培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要北大停止越轨行动之事，顺便听听他们如何处理仲甫的意见。

汤尔和知道蔡元培不想撤换陈独秀，便苦心相劝：陈独秀不仅成为众矢之的，且关系到北大存亡的焦点。总不能因一个有争议的人，牺牲整个北大的利益。接着汤尔和又说，解聘陈独秀，对和他唱双簧的胡适也是个制约。这让蔡元培的心为之一震。他看着被人公认的谋客，心里多了几分寒意，说：“年初我曾与玄同说过驱逐陈仲甫，除非‘上谕’革我职。我不能为迎合外人的心，做让林琴南之流高兴的事。”

沈尹默也被世人公认为谋客，他终于插嘴说，报上所载仲甫嫖娼之事，绝非虚言，一次仲甫酒后吐真言，说北京妓女比上海的有味多了。况他已加入进德会，此丑行违背“不嫖之戒”。若还让他任文科学长，何以服人？

汤尔和接过话说，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仲甫由我们向你推荐，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在他们苦苦相劝下，蔡元培真的乱了方寸。走出汤尔和的宅第，他感到丝丝凉意。想起当年三顾前门外小旅舍，请仲甫出山，其为辅佐自己呕心沥血的往事，他甚至伤心地流下眼泪。

次日，胡适早早闯到校长室，为陈独秀大鸣不平。胡适不好将火气发在校长身上，校长是位德高望重的雅儒，他只好怨汤尔和听信谣言，沈尹默夸大其词。蔡元培默默地听，肝胆欲碎。

得到此消息的陈独秀，一次在路上与汤尔和、沈尹默不期而遇，他二人尴尬不语，陈独秀却怒瞪双眼，其脸色令人恐惧。

胡适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匆匆赶到东安门的箭杆胡同陈宅。见陈独秀面容沮丧，心里也别有一种滋味，他安慰和挽留这位请他到北大的兄长。陈独秀苦笑说，我曾与老蔡说过，先在北大干三个月试试，谁料一干竟有三年了。只是我的去职，最终让林琴南们看了笑话，给新文化运动丢了面子。

说到此处，这位刚强的硬汉，心头一酸，当着老友竟别过脸去，淌下两行热泪。

陈独秀离开北大，最终还是成了现实，不过蔡元培尽力让他走得体面。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的学长制。接着，从十一位教授会主任中推举一名教务长。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秦汾改聘为教授，陈独秀由校方给假一年。

此次体制变动系早有的计划，原定于改年暑假过后实行。所以提前，蔡元培有良苦用心，为陈独秀体面离去。

蔡元培无意驱逐陈独秀，可从他回复林琴南的信中得到证明：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不愿驱逐陈独秀，此信可鉴，胡适原谅了他。胡适一直认为汤尔和利用谗言和他在教育界的威望，向蔡施压，对最后驱逐陈独秀起了关键作用。所以，直到1935年12月28日致汤尔和的信中，仍念念不忘十六年前他参与北大驱逐陈独秀之事，信中说：

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乃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胡适这封信如同他当时一样，清醒地道出了驱陈事件是旧思潮与新思潮斗争的一部分，且极客观地指出即便汤尔和们不是与旧思潮沆瀣一气，起码也是被人利用。到1936年1月2日，胡适仍对汤尔和耿耿于怀，再次致信汤尔和，继续批评汤尔和的不厚道：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时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说到沈尹默，学界皆云其为谋客，最早被赞颂“独立人格”的学者之一，在对待驱逐陈独秀一事上，如此积极，让人怀疑他对陈独秀挟嫌落井下石。这或许也是历史的“幽默”吧。

认真研究胡适两封致汤尔和的信，会发现，胡适之所以反对北大驱逐陈独秀，还有更深层的思考，他在信中说：

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立场，就更“左”倾了……是夜先生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断定。

作为思想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他曾努力依凭自己的哲学和友谊去影响他的老朋友陈独秀，希冀把他从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拉回到自由主义的思想圈子里来。陈独秀的离去，他非常清楚对中国的政治和命运意味着什么。

驱逐陈独秀的风波不久，即陈独秀离开北大一个多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胡适和陈独秀却没能参加“五四”爱国游行，但他们二人是“五四”的精神领袖。他们联手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取得胜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即将被罢官，而被撤校长之职的蔡元培复任北大校长，也指日可待。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向纵深发展，就在这时，离开北大的陈独秀于6月11日突然被捕。

5月4日，赋闲在家的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烈地宣称：“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此文在《每周评论》发表之后，其发行量突破五万份。

一日，陈独秀在箭杆胡同，召集了胡适、李大钊及新潮社、国民社骨干，把他那间客厅兼书房挤得满满的。陈独秀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

又一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后，又携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跑到胡适处，请他将之翻译成英文。走出胡适家门，陈独秀又由高一涵带到蒿祝寺附近的一家小印刷厂。高一涵对陈独秀说，这个小印刷厂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工人上班。等印完《北京市民宣言》销毁底稿之后已是深夜一点。

第二天一早，陈独秀和高一涵又赶到中央公园。当时，北京文教各界人士常到此处吃茶、会客、休闲，往来者很多。陈独秀、高一涵偷偷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放在各张桌子上，落座的客人读后，多拍手叫好。又过一日，陈独秀又约北大王星拱、程演生二位教授和一位叫邓初的内务部佥事，去香厂新世界的浣花春川菜馆吃晚饭。饭后，他们做了分工，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到新世界撒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则到南游艺园去散传单。

陈独秀、高一涵等哪里知道，昨天他们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发现，他们早已在各游戏场、大商场等布下密探。

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后，灯火通明，无法下手。于是他们三人来到新世界屋顶花园，乘下层露台上正放电影，便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正准备要走，突然有一个人拦住一身白色西装的陈独秀，表示他也要传单看看。一向粗心大意的陈独秀当真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给了他。那人诡秘一笑：“恭候先生多时了。”一摇手，几个密探就扭住了陈独秀。为了掩护高一涵和邓初，陈独秀故意挣扎，并大吼：“看哪，密探无故捕人哪！”高、邓二人急忙闪进戏园的观众中，得以逃身。

关于陈独秀被捕，尚有另一种说法。据《胡适口述自传》载：“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还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又据当事人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所记，当时同陈独秀一起去“新世界”散发传单的有高一涵和邓初两人。其叙述陈独秀被捕过程甚详，似更可信。胡适回忆有误。

高一涵逃脱后，直奔胡适家。胡适因陪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北京演讲，很晚才回家。高一涵的一句“仲甫被捕了”让他大惊失色。胡适翻译《北京市民宣言》时，已知此宣言是将矛头对准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作为文章发表，已很危险，这一点他当时是劝过陈独秀的，陈独秀显然没有听他的劝告。而作为传单散发定会闯了大祸。

《北京市民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井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北京市民宣言》自然不仅是一篇檄文，更是一份政治纲领，陈独秀是下决心与反动当局拼个鱼死网破的。他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我们从当时各种文献中，已看到一位在深夜独上高楼、不惜以命唤起民众觉醒的革命先驱者形象，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个狂飙突进、冒冒失失缺乏理性的不成熟的革命家陈独秀。

胡适得知陈独秀被捕消息极为愤慨，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便赶到李大钊家商量营救陈独秀之策。正巧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也赶来了。罗章龙系湖南人，乃毛泽东的密友，到北大后秘密成立了一个由陈独秀指挥的跨校行动小组。胡适、李大钊和罗章龙研究后，决定首先尽快向报界披露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造成强大舆论压力，其次借助学生力量，掀起“挽蔡救陈”请愿活动。胡适提议由他奔走旅京的安徽同乡会等组织，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即安徽乡党。胡适甚至不惜去段祺瑞处求情，也要救出“五四”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胡适还干了一件大事。6月23日，经胡适、周作人等十二人商议，由胡适暂时接办了陈独秀撂下的《每周评论》，实际上成了主编。他连夜写了《威权》一诗，发出正义吼声，抗议反动当局。诗中写道：“奴隶们同心协力”，“一锄一锄”挖掉“威权”的老根，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

事态朝着胡适、李大钊的期望发展，北京的《北京晨报》《北京日报》，上海的《民国日报》《申报》于13日相继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省各界函电吁请当局开释陈独秀，各地刚刚平息学潮，又借“挽蔡救陈”的旗号，烽烟再起。望着桌上一大堆各界为陈独秀说项的信函，连铁腕人物段祺瑞也脑袋发涨，束手无策。那各界联名保释陈独秀的，不仅有新派人物，还有刘师培、马通伯等旧派名宿。甚至连反对五四学潮的田桐、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等也都为陈独秀求情。最让段祺瑞心急如焚的是，为南北议和，大总统派去上海见孙中山的代表许世英，被孙中山骂得狗血喷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足以使国人想念，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隐居在杭州西湖杨庄的蔡元培，突然接到章太炎的电报，嘱他设法营救陈独秀。就在蔡元培返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取保释放，但仍加管制，不得自由行动。胡适急忙去箭杆胡同看望。

胡适在陈独秀被捕后，接着陈独秀写的《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两篇随笔，也写了两篇同题随笔。在《爱情与痛苦》中，说陈独秀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这些话正是由陈独秀那篇《爱情与痛苦》一文所引发出来的。

陈独秀在《爱情与痛苦》中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我的朋友张慰慈折扇上写了两句：‘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

胡适又在《研究室与监狱》中写道：“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陈独秀在随感录中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陈独秀出狱后，立刻读到了胡适主编的充满了陈独秀色彩的第二十八号《每周评论》（6月29日出版）。他被胡适义正词严地为自己的人格唱赞歌、为自己提出的“爱国爱公理”的革命理想唱赞歌而深深感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互称“我的朋友”的巨人之间的真挚而深厚友谊的写照。那些一直喋喋不休地诋诬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间无真情实意的饶舌者，可以休矣。不错，胡适不是一个热爱空谈政治的人，也不赞同《每周评论》的政治态度，但他从来不回避政治。他强调“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反对“抽象的空谈”的浅薄风气，与参与政治并不相悖。比如他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正面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它的唯物的历史观的学术地位与积极影响，胡适在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问题，此处不宜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老实说，在当时，纷纷扬扬地大谈主义的时候，或许只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略有认识。他本人也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胡适对“阶级竞争”表示的委婉的不赞成态度，恐怕是担心它的扩大化，会“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而已。而陈独秀当时还没开始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呢。在同期《每周评论》里，李大钊的《牢狱的生活》，愤激地诅咒黑暗现实，赞颂陈独秀的革命精神。

陈独秀从牢房出来后，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在《新青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两个短篇小说。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击，如同《狂人日记》继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就在这段时间，鲁迅又忙着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可以肯定，这是受周作人热衷宣传“新村”运动的影响。对“新村运动”，陈独秀则冷静得多。

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在1919年岁尾，为引导学生关注国内的社会问题，关注底层劳苦大众的悲剧命运，他们共同为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位叫李超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事情缘于胡适为《新青年》撰写的一篇《李超传》。李超，女高师一名普通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产较丰，父母早殁，一个过继的哥哥待她很不好。李超不满封建家庭，愤然外出求学。其兄完全断绝了她的经济供给，于贫病忧愤中而死。棺木停在北京一座破庙，家人竟从不过问。后由同乡和同学料理。整理其遗物时，发现许多信札，后交给胡适。胡适读信札时，产生无限痛惜之情，于是为之作《李超传》。该文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形成合力向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追悼会为当年岁尾，北京学界一次集体行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十四位名流，先在《晨报》刊登启事，定在小雪这一天举行李超的追悼会。小雪那天，到会者达千人之多，会场极为隆重，中央挂李超遗像，上有蔡元培所题“不可夺志”的横额，另有三百多份诗文和挽章。

胡适以新文化倡导者和知名教授的地位发表演说：

李超有钱而不能用，以致受尽了种种艰难，以致于病，以致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发了言，悲愤地声讨封建宗法制度吃人的罪恶。

11月14日，湖南长沙烈女赵五贞，为反抗包办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刎身亡。次日长沙各报刊出此消息，舆论也哗然。毛泽东在《大公报》著文指出，事件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黑暗。因此事件引起长沙一场反封建的运动。

是年岁尾，两位女性被封建宗法制度吞噬，国学大师刘师培英年早逝，给壮丽的1919年蒙上了悲怆的色彩。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

民国九年（1920），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1919），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各种政治派别博弈的同时，知识分子关于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倾向政治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秘密酝酿成立共产党。胡适出版新诗《尝试集》，成为“新诗老祖宗”，他还与高一涵等人发起《争自由的宣言》，为争自由而战。鲁迅进北大当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对盲目引进“俄国思潮”，有振聋发聩的回答：“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致宋崇义》1920年5月4日）。”周作人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赢得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时代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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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一开年，比起波澜壮阔的民国八年（1919），少了些红火，但并不沉寂，“五四”余波仍在荡漾。济南学生联合会演讲抵制日货，十多名学生遭军警殴伤，各校教工自动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在北大集会，宣誓“与军阀派势不两立”。各校教员将“寡廉鲜耻，恋栈不去”横幅送教育总长傅岳棻。周恩来任主编的天津南开中学天津觉悟社社刊《觉悟》创刊。同时，南京的《少年世界》、上海的《新妇女》、北京的《青年旬刊》《奋斗周刊》等进步报刊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并登门拜访陈独秀。江苏籍女学生王兰，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北大第一位女学生。由胡适、周作人等人提出的《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在教育部获准通过，并颁布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课以语体文教学，废止文言文编的教科书。同时，北京军警当局决定责成教育部制止学潮，否则直接采取镇压行动。国务院也一次查禁“宣传过激主义”的书刊八十三种。周恩来主编的《觉悟》只出一期便被查禁，周恩来被捕……

就在新旧两种势力尖锐对抗的民国九年初，鲁迅乔迁至北京八道湾的新居里。1919年，胡适、陈独秀作为“五四”的精神领袖，联手蔡元培、李大钊、周作人等人领导新文化运动，使整整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发生了既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之时，鲁迅除了继上一年的《狂人日记》后，本年又写了《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文章，助阵新文化运动。《药》写于1919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五号上。那期是《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是责任编辑。显然，李大钊把《药》看成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孤独的精神战士，为民众流血牺牲，死后被愚昧的民众喝他的血。是的，李大钊读懂了《药》。就在同期的《新青年》上，鲁迅还以唐俟笔名，写了几篇《随想录》，其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当是对《药》的真正诠释。我们读《药》时，鲁迅的老乡秋瑾的亡灵仿佛在思绪中回旋。据说，《药》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目的是为唤醒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陈独秀、李大钊，“五四”前后已明显苏俄化，倾向政治革命。但鲁迅则对此表现得很理性且有些迷惘。“五四”前后，天安门热闹的集会，赵家楼的熊熊火光，让古城陷入一片喧嚣之时，鲁迅却安之若素。他的日记告诉我们，二日“下午同寿山至辟才胡同看地”，三日“午后往前门外换钱”，四日“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云云，与爱国学生运动毫无干系。后来，据鲁迅回忆，“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鲁迅并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但是，他知道孙中山革命了，中国还是无边的黑暗。鲁迅担心学生运动被政客利用，这是他的深刻与清醒。政客，都是利用群众的无知和热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五四运动，是自发的爱国学生运动，背后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新与旧的博弈，其复杂性，可想而知。鲁迅的冷静是无可厚非的。那年，鲁迅投入的其实只有两件事，卖绍兴新台门的祖宅给朱郎仙家，然后在北京寻找合意的住房，至8月中旬，他决定花三千五百大洋购进八道湾十一号罗家的一套大宅院。接着备料招工，紧张督促修缮，11月底总算完工。第二件事就是亲赴绍兴新台门，将母亲鲁老太太、妻子朱安、三弟周建人等接到北京。从这年鲁迅的日记中，可清晰地看到有关的记录：如6月3日，有“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7月10日，有“约徐吉轩往八道湾看屋”。15日，有“午后往八道湾量屋作图”。8月19日，有“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钱）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10月5日，有“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湾，收房九间，交泉四百”。11月4日，有“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湾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29日，有“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12月24日，有“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29日，有“午抵前门站……下午俱到家（八道湾）”。

离开故土绍兴，鲁迅的感情当是极为复杂。从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里，可读出他对故乡的无限热爱和眷恋。当然，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那座周家老宅，也给他留下太多凄风苦雨。鲁迅生在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周福清，乃清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后又任内阁中书。据周福清的《恒训》记载：“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到周福清时，他家仍是有钱有势的官宦之家。

不幸的是，鲁迅幼年，家里遭到一场大变故，从此家道败落，“坠入困顿”（《〈呐喊〉自序》）。周福清虽为翰林，却为自己儿子等人中试而科场舞弊。不仅辱没门风，斯文扫地，又陷囹圄之灾。被求通关节的考官浙江巡抚崧骏，拒不收受贿金，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日（1893年12月17日），向朝廷上奏折，揭露此丑事。他在《已革中书周福清求通关节案审办由》中说，周福清“起意为了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试……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周福清先避住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4年1月31日）上谕：“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钦此。”

有了钦令，周家慌了，忙用银子上下打点，幻想保住周福清一命。年复一年，绍兴望族之周家万贯家财，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也是由于这一舞弊案，鲁迅父亲秀才的名号也被革除。于是在周家迅速败落的过程中，年幼的周氏兄弟，在往返于药铺和当铺之间饱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鲁迅少年时痛苦的记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这家道中落却也让周氏兄弟奋起，成就了他们在中国文坛上的一番功业。同时，对周氏兄弟的人格也势必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别的不说，只要读读1919年9月9日，周树人署名神飞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自言自语》（六、七）《我的兄弟》一文：“我是不喜欢放风筝的，也最讨厌他（弟弟）放风筝，我便生气，踏碎了风轮，拆了竹丝，将纸也撕了，我的兄弟哭着出去了，悄然的在廊下坐着。”从文字间，我们读到了周树人对自己的霸道、偏执、冷漠的一种深深的忏悔和反思。其复杂的性格也让我们一目了然。

还是从鲁迅的日记中得知，举家入住修葺一新的八道湾后，1月4日有“下午钱玄同来”。17日有“上午同僚送桃、梅花八盆”。18日有“上午蒋抑之来。午后孙伏园来”。25日“午后李遐卿、赵之远来。许诗荃来”。也就是说，一个月里，文学界仅有钱玄同、孙伏园拜访新居。按照当时的习俗，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当很热闹。独八道湾新居，显得冷清。

到了2月，日记载8日“上午张协和来”。19日“徐吉轩送广柑、苹果各一包”。20日是旧历大年初一，“午后铭伯先生及诗荃来”。22日“下午宋子佩来”。乔迁两个月，周家的八道湾是寂寞的，周氏兄弟的居家过日子也很平静。

到了3月14日，周氏兄弟设宴两桌，宴请曾来贺乔迁送礼的同乡、同事，人数15位。鲁迅日记有“午宴同乡同事之于买宅时赠物者，共二席，十五人”。蔡元培、钱玄同等未到席。

研究鲁迅的人，20世纪80年代前，不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宣传意味，就是个人崇拜色彩，有时不惜回避和篡改历史，比如他们有意不提鲁迅的一封极重要的书信便是例证。此信是《致宋崇义》，时间是1920年5月4日。宋崇义浙江上虞人，鲁迅的学生，曾任教于浙江台州中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信中说：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因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以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读鲁迅先生四个月内写的唯一的这封信，我们才恍然大悟，鲁迅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为什么那么冷静、那么超然物外，连一篇助阵的文章都没有写，甚至连看客也不当。

鲁迅这封信，写得意味深长。它全面、清晰地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态度。尤让我们大惊失色的是，他在“问题与主义”的大辩论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胡适一边，向大谈主义的李大钊们，发出了嚆矢。有意思的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新青年》八卷四号）中说过与鲁迅类似的话：“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它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地努力创造出来的”，又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在《新青年》六卷五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作为主编的陈独秀不写文章与后来发表的这些言论，证明他的屁股如鲁迅一样，也是坐在胡适一边的。

鲁迅对生搬硬套，引进“俄国思潮”的回答更是振聋发聩：“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的思潮，甚难移殖。”

鲁迅对谈什么爱国运动，也有自己的看法，他颠覆性地指出：“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我们要做的，“实只在熬苦求学”，多读书，多研究问题。

我们有必要还原当时鲁迅的真容。不少文章指出，《野草》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鲁迅彷徨苦闷的心情，是不错的，但遍读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篇写鲁迅就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也没有过参与政治的热情这一事实，反而大谈什么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夸而无节，饰而有诬。

其实，“五四”前后那段时间，鲁迅的思想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开火；他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此时鲁迅的思想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反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批判各种被扭曲了的社会生活现象。同时他对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认为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又表现了他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在新旧冲突对抗时，他有时又充满彷徨悲观。他没有突破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他的哲学思想也没有真正跳出儒家和尼采。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鲁迅，是位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主张韧性战斗，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的伟大作家。

在八道湾，这位伟大作家，其实只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严父般的兄长，一个顶着空头衔的丈夫，平平静静地过着当时旧文人的日子。周氏老大老二不仅有很高的薪俸，且有极为可观的版税和稿酬。当时在北京，也算是个殷实富裕之家。从1920年1月至4月鲁迅的日记看，家人有病定到日本池田医院诊疗。鲁迅得空便到厂甸琉璃厂收购拓片碑帖，有时到中央公园、三贝子园、江西会馆游玩，或到通俗图书馆借书，或往“孔庙演礼”，或至历史博物馆参观……日子闲适而丰富。

唯日与朱安无言相对，总触动鲁迅不宁的心绪，他与朱安的死亡婚姻，被他视为是“母亲娶媳妇”与他并不相干，但毕竟是场噩梦。

正当26岁的鲁迅踌躇满志地在日本留学之际，他突然接到母亲的电报，说她病重，让鲁迅即刻回绍兴。他日夜兼程赶到新台门祖宅时，等待他的，是母亲“蓄谋”为他准备的一场婚礼。看到祖宅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他的心沉入冰河。后来，他对鹿垣谈到他只能就范的这场婚礼时，说“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婚礼。可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据朱安从叔朱鹿琴的回忆（《鲁迅家乘及其轶事》）：结婚那天，“鲁迅头戴拿破仑式的帽子，帽子拖出一条假辫子，身穿袍套，外面罩着纱套，脚蹬靴子。朱安完全古装打扮，上穿红纱单衫，下着黑绸裙。在周家新台门的神堂鲁迅和朱安拜堂毕，即被（原文空一字）等拥进楼上的新房”。

又据鲁迅族叔周冠五的回忆（《鲁迅亲友寻访录·两位族叔谈鲁迅》）：婚前鲁迅提出“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朱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最终鲁迅还是接受了这桩婚姻，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桩婚姻，从法律上说，一直维持到鲁迅和朱安相继去世。在这期间，鲁迅与小他17岁的许广平再组家庭。人们都替鲁迅说好话，说这是反抗封建宗法制度、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之举。但即便在五四时期，最响亮的进步口号也是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你个性解放了，朱安的个性解放呢？缺乏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难道是道德的吗？

与鲁迅同时代的民国清流们，蔡元培奉父母之命与王昭女士结婚，直到王夫人去世；李大钊1899年10岁时奉祖父之命与赵纫兰女士成亲；胡适13岁由母亲做主与江冬秀定亲后结良缘。又如叶圣陶、闻一多等人都是封建包办婚姻，他们选择了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和利益，执妻之手与妻偕老，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逃避而遗弃而伤害。鲁迅对婚姻的选择，注定成为他一生的阴影。

住在八道湾这座大宅里，朱安是痛苦的，小心翼翼地看着别人的眼色过活。朱安真的比《祝福》里的祥林嫂还悲惨——祥林嫂毕竟有过真正的家庭，有过孩子，是一个完整的女人；而朱安呢？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夫人》中，有这样的记载：“得知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后，她（朱安）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可现在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像蜗牛那样）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颓丧。她接着说：‘我看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一个人了。’”善良又软弱的朱安内心的孤独和凄楚之情，让读者为之动容。3月的八道湾十一号大宅院，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无奈夜长人不寐，朱安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可怜人。朱安的晚景也很凄凉，她把鲁老太太送往天国后，过了一段更惨淡的日子，该轮到她告别人世的前夕，战战兢兢地留下遗嘱，希望安葬在上海鲁迅的墓旁，自己毕竟是他合法的原配妻子。但这一天经地义的请求遭到鲁迅家人的反对，最后被埋在鲁迅的母亲即她侍奉一辈子的婆婆鲁瑞的墓旁，可怜得连一个墓碑甚至任何标记都没有。一直以来，周家竟一点儿愧疚都没有！

其实，在八道湾鲁迅的日子也并不惬意。钱玄同是八道湾十一号的常客，鲁迅的房间从不生火炉，难抵北京的严寒。床是棕绷床，褥子是条很薄很旧的棉花套，一条被子也很单薄，不过这并非为了勤俭，而是因为他已习惯过僧侣般的禁欲生活，冬季不穿棉裤。从小经历过大变故和世态炎凉，使鲁迅的性格乖戾，生活也很古怪。

八道湾十一号最有生气的时刻，是朱安帮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端上绍兴风味的笋干炖老鸭、霉干菜焖肉、青干鱼，鲁老太太喊着周氏三兄弟坐在饭桌旁吃饭，每人喝几杯绍兴花雕的时候。当然朱安永远是低眉顺眼默默地忙里忙外，她实际上是周家不收任何报酬的仆人而已。

8月4日，北京热波袭人。前门火车站很热闹，徐世昌站在刚刚铺上黄土的站台，以极为隆重之礼迎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军阀。三人进行了政治分赃后，组成内阁，垄断了北京政府。十几天前，直系与皖系十万大军交火，不久皖系土崩瓦解。

也是这一天，在沙滩附近的六味斋饭馆，蒋梦麟、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等为原北大庶务主任李石曾从法兰西归国洗尘，又为贺胡适《尝试集》再版而设宴。

席间，谈得最多的是8月1日胡适、李大钊、蒋孟麟、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教授发起的《争自由的宣言》（六条），即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废止压制自由的各种蛮横的法律与条令，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等项自由。还提出要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席间不知谁透露，说曹锟看了登载《争自由宣言》的《晨报》和转载该文的《东方杂志》后，甚为恼怒，破口大骂北京大学新派和校长蔡元培。李石曾从提包里拿出一张上海《时事新报》，交给蔡元培。蔡元培见报上赫然有《曹、张宴客时之趣语——忽谈“姓蔡的”》标题，脸上便有愠怒。蒋梦麟干脆抢过报纸，读了起来：

曹锟、张作霖两使来京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作霖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曹锟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蔡元培？”……曹锟即环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也。

众人听罢，都说这是冲《争自由宣言》来的。曹锟出身布贩子，张作霖乃一马贼，什么事都办得出来，众人劝蔡元培出国考察，暂避风头。胡适说，张作霖等来京，不过是向徐世昌讨要一千万军费，他们折腾一阵子，迟早要走，避避风头，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这样，蔡元培有了不久后的赴欧洲考察之行。

席间，周作人有些沉闷，话语不多。李大钊看在眼里。他知道他们学日本“新村”办的“工读互助团”，生产了袜子、手套等产品，销路不好，频频蚀本。又因缺乏合理管理，秩序混乱，人心不齐，只好散伙。胡适在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独善的个人主义，靠此寻找理想生活，实为荒唐的书生之见。

听到“工读互助团”散伙的消息，胡适倒有几多同情，问需要什么帮助。周作人一脸无奈地苦笑。不过，也有让他高兴的事，兄长鲁迅应蔡校长之邀，以讲师的身份，到北大讲小说史课。看到兄长挟着黑条纹布包悠悠走进教室上课时，教室总是坐满了人，听说还有外校的学生来旁听，他心里很高兴。

鲁迅在北大开的中国小说史课，是以现代的眼光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是中国文学史拓荒性的工作。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尚有段风波。此书先是鲁迅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最早于1923年、1924年由北大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两册出版。后来遭到张凤举诬陷，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一时遭到批评。胡适虽不断受到鲁迅的旁敲侧击，但仍站出来为鲁迅辩诬，洗刷其不白之冤。后盐谷温的小说史由孙良工译出来，鲁迅的抄袭之说，自然作古。胡适在为鲁迅打抱不平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无私公正表现了胡适宅心仁厚，胸怀涵广的学人风骨。

《中国小说史略》一改鲁迅过去对中国古代文化过多的否定消极的态度，开始重视接受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如果翻翻他早些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一文，诸如“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偏激的话，犹言在耳。即使是有些人为鲁迅的偏激找辙，说什么这是鲁迅针对复古潮流而发的严峻而痛切的批判，但也不该如此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从《中国小说史略》可以看到，鲁迅在如何对待中国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应清醒地看到，鲁迅对传统文学的思想价值方面评价不高，而对艺术形式的评价不低。我们如果拿周作人和鲁迅做做比较，当时周作人作为有影响力的理论先导者和批评家，他的最突出的贡献，是更多地思考新文学的内容建设。如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都是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人性的、个性的文学，当年，这给周作人带来远远超过鲁迅的声誉。

周作人在1920年1月，曾作了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针对当时的文坛上已出现的“人生派”和“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错误的。“人生派”的错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他认为文学根本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对于人生的情思”。由此可见，周作人自己已怀疑自己提出的“人的文学”，他觉得这个口号包含功利主义。两年以后，周作人又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以制约新文学的功利性。成为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作家的一种精神追求。这或许是周作人自动偏离当时的文学主潮，客观上却让自由主义文学薪尽火传。

1920年，周作人除《新文学的要求》外，还有两次讲演《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称“三大文学讲演”。而《儿童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则是周作人“五四”所建立的“人学”的主要代表作。

周作人讲演的风格，多被人诟病。梁实秋晚年在《看云集·忆启明老人》一文中说：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

别看周作人讲演或讲课时现场效果不好，想必不如陈独秀、胡适、黄侃、辜鸿铭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但变成文字发表后，却引起学界的震动，何因？梁实秋说得准确：“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看云集·忆启明老人》）

鲁迅把1918年至1922年写的十四篇小说收入《呐喊》。其书名有为新文化运动助阵扬威之意。把1924年至1925年所写的十一篇小说结集为《彷徨》。彷徨书名，流露出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化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苦闷心情。当时，鲁迅抱着“想利用他（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愿望投入新文化运动，对“改良”成什么样的“社会”是朦胧的。远不如周作人的活跃和风光。

在这次酒宴上，最为风光的是胡适。他用白话文写的新诗集《尝试集》横空出世，一时洛阳纸贵，不到半年，就应广大读者之需再版。二是6月胡适迁至后门里钟鼓寺十四号新居。《尝试集》问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是白话文运动胜利的巨碑。不仅胡适从此戴上“新诗老祖宗”桂冠，《尝试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也无人能及。《尝试集》是胡适把发在《新青年》上的新诗结集而成的。诗集取名，借用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不过胡适赋此句诗以新意，“自古成功在尝试”。以此表达胡适一贯的“实验的精神”。《尝试集》初版分两编：1916年至1917年上半年共二十一首诗为一编，1917年至1919年底共二十五首诗为二编。从1918年6月先后在《新青年》发表。《尝试集》中的诗篇有即物感兴的，多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情怀；也有显露思想批判锋芒和表达革新愿望的。胡适的诗有广博深厚的文化涵养，既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又几乎全方位地用诗表现自己的生活。从1915年起，他开始提倡白话文，友人梅光迪激烈反对。胡适作了一首白话诗逗他。诗有千余字，仅引说文字死活的几句：“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又如1919年赋诗忆新婚：“只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提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一个教授，一个乡下丫头，能这番情意，多么难得。更有趣的，是他与名士章士钊的新旧体唱和诗，演奏了一段别样的友谊。胡与章曾有过文字之交，章坚持文言文，常鄙薄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彼此不和。一天两人在撷英饭店不期而遇，一谈却很投缘。饭后二人即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并约定分别在照片上题诗。奇的是，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偏偏写了新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无巧不成书，这次反对文言文的胡适，反倒写了首文言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时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二诗极有情趣，又都有文人的襟怀。此事一时传为文坛佳话，至今仍被称颂。胡适的诗传递了诗人自身至心摇撼的烈度与诗思浸润的深度。胡适曾说：“吾诗清顺达意而已。”平实淡远的意境，一直是胡适坚持的审美主张。

《尝试集》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簇春花。当然，既然新诗是一种尝试，总有人站出来说三道四。胡适提出“暂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不辩不是胡适的性格。胡适就曾公开批评“南社”的诗，说他们还比不上郑孝胥、陈三立呢。“南社”中人大为不满。代表人物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一封信中，曾嘲笑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宣旧，理想宣新，两言尽之矣。”杨杏佛将此信转给胡适。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作了摘录，并批道：“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理想宣新，是也。形式宣旧，则不成理论。”胡适也讥讽柳亚子说：“请君莫笑白话诗，胜似南社一百集。”

当时，白话新诗寥寥。胡适提倡“愿大家都来尝试”。尝试接受与赞同这一新形式的意识，尝试运用和把握一种新形式的方法。用他的话说，就是“鸳鸯绣出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

在胡适《尝试集》的示范下，郭沫若、俞平伯、傅斯年、沈尹默、康白情的新诗集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胡适不仅写新诗，还特别关注、支持后来者，他对新诗公开褒贬，其间阐扬自己对新诗的审美见解与理论主张，推动了一个时代新诗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了“新诗的老祖宗”责无旁贷又独一无二的作用。比如，稍晚于《尝试集》的俞平伯名为《冬夜》的新诗集一出来，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指出：“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来可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语重心长地告诫这位新诗坛的少年人：“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告诉他，作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抽象说理。

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略晚于俞平伯。该诗集由胡适作序。在序中，胡适赞赏了汪静之对新诗歌的一些新的意见和新的态度。当汪静之的有名《小诗》受到胡梦华最为严厉的道德批判的时候，胡适挺身而出，批评这些道德家的无耻同时，称《小诗》是“很成熟的好诗”。周作人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也严厉批判了天津市社会局局长胡梦华。

还可一提的是，鲁迅在《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1918年5月15日），以唐俟的笔名发表了三首白话诗《梦》《爱之神》《桃花》。应该说鲁迅是为响应胡适的提倡而为之。正如他在《〈集外集〉自序》中所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

鲁迅先生写新旧诗的水平很高，但他的热情在写小说、杂文上，没给我们留下诗集。但他在给新诗“打打边鼓”的同时，对新诗也很关注。1920年鲁迅有“儿歌六首抄注”，未曾发表，但留下了手稿，后来编入《鲁迅全集》，可惜编者未置一字说明。1922年《晨报》发表了鲁迅的《儿歌的“反动”》一文。有“谨案小孩子略受新潮，辄敢忘形诘难，人心不古，良足慨然”等句。政客以道德家的身份诘难汪静之的《小诗》时，鲁迅写文支持汪静之，批判反动文人胡梦华：“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到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人却未必都如此不净。”鲁迅参加战斗，是为新文学运动助以一臂之力，又何尝不是对胡适的新白话诗运动的鼎力支持呢。

在胡适的提倡下，胡适一家人便聚集了几位少年诗人，如侄子胡思永、胡思聪等。另外本家内弟江泽涵，亲戚胡冠英、雷诚英夫妇，也都加入新诗大军。都是胡适的亲戚，自然得其嫡传，写得一手好诗。甚至，连胡适的老派二哥胡绍之，都迷上了新诗，近水楼台，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出门》和《水圳》两首白话小诗。胡适特别推崇胡绍之的《我愿》十行小诗。诗中强烈的祈求宽容、理解，祈求泛爱，正与胡适合拍，所以称之为“诗人之诗”。

周作人其实也早就参与了新诗的推介工作。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宣布由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孰料受到热烈响应，不足两个月，竟收到一千多则。在《北京大学日刊》选发148首。促成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于1920年成立，由周作人、沈兼士主持。后又办了歌谣征集成果展，创办《歌谣》周刊。周作人为编辑之一，并起草《歌谣》发刊词。他强调了歌谣民俗学与诗歌的双重文学意义。认为以歌谣为“国民心声”，对其发掘整理将“引起未来的民族诗的发展”。

胡适提倡新诗，以《尝试集》催生新诗的蓬勃发展，而周作人等发掘整理歌谣，成为新诗发展的另一翼。白话诗飞得更高。

2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奔腾澎湃，一代知识精英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以战士的姿态，多姿多彩地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新文化运动高飞而远翥，号呼而逢怒，折翅而不悔，蹈火而前行。他们以如椽大笔，写战斗檄文，掀起狂飙巨浪。偶尔，也会淌出清新隽永一泓秋水，在刀与火中绽出一簇春花。冰心，就是以讴歌美和爱，给残酷的战斗平添了一抹暖色。

1919年9月18至22日，《晨报》连载一篇小说《两个家庭》，10月7日该报又刊载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都署名冰心。《两个家庭》写两对年轻夫妇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个不同家庭主妇给丈夫和孩子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斯人独憔悴》则写两兄弟与汉奸父亲的冲突，由热血青年后退到封建军阀顺民的故事。10月30日至11月3日，《晨报》又连载了冰心的实事小说《秋雨秋风愁煞人》。小说发表后，引起欣赏和共鸣，当然也有人提出疑问：“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还有在报上发文说，看见《斯人独憔悴》小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对此，冰心在11月11日《晨报》上专门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

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呢。

诚如冰心自己的表述，她是从1919年起，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是年12月1日，在《晨报》创刊一周年的特刊上，发表散文《晨报……学生……劳动者》。令她极为兴奋的是，她的文章竟然能够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鼎鼎大名的学者名流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并列在同一版面上，那是何等的荣耀！

取笔名冰心，后来她在《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做了说明：“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的含义。二来是我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世上所传，冰心二字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怕只是穿凿之语了。

冰心的文学之旅，始于《晨报》。《晨报》的前身，叫《晨钟报》，是1916年在北京创刊的，总编辑李大钊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晨钟〉之使命》。李大钊仅干了二十二天，该报就被取缔。1918年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继续出版，成为一张进步报纸。

冰心登上文坛，年仅20岁，刚刚从灯市西口的贝满中学毕业，秋天时进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冰心被选为学生会的文书，并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开展罢课、罢市等宣传活动。是年7月16日，段祺瑞收买几个懦弱的学生，在他们举行的宴会上导演了五四运动是少数闹事者强迫学生造成的，然后对进步学生进行审判的闹剧。

冰心在她写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里，记述了她到审判厅听审的真实情况以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此文发在8月25日《晨报》上。是以她真实姓名谢婉莹署名的。这是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在这篇感想里，她如实地记录了这场法庭斗争的始末，以事实呼吁社会主持正义和公道，还进步学生以清白，现丑类之恶行。她写道：“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她的心“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她引用自家保姆张妈的话：“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冰心在北京女界联合会，是尽力尽心的。她曾参与演剧筹款活动。一次在东四南大街青年会，女学界各女子大学演剧队排演。协和女子大学排演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向温柔沉静、小巧玲珑、长着鹅蛋脸和一双丹凤眼的冰心，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在舞台上绰约多姿。等到冰心幕间休息时，她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的同学王世瑛找到她，真是让她意外地惊喜。王世瑛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读书，也是北京女学界的活跃人物。冰心后来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中深情地缅怀了这次重逢：“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栏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

在黑暗与光明间年轻的知识女性的美丽具有强大的力量。“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道路”（《从“五四”到“四五”》）。

冰心，本名谢婉莹。光绪二十六年（1900）10月5日，出生于福建的闽侯县（今福州市）。

其父谢葆璋，17岁时被祖父老友严复招募为海军学生，进天津紫竹林水师学堂。认识天津管轮学堂教习萨镇冰。毕业后谢葆璋任“海圻”舰副舰长，而萨镇冰正是海军副统领兼“海圻”舰舰长。那年冰心降生。她七个月时随父母到上海。谢葆璋虽行伍出身，与妻子一起深爱他们唯一的爱女。冰心从小便沐浴在父母深情温柔的爱的海洋里。后冰心在烟台，看着海边的旭日和夕阳，听着涛声，跟母亲认字和听故事，过着幸福而惬意的日子。大弟弟谢为涵出世，母亲把她交给自己的弟弟杨子敬，继续学习。舅舅又是父亲的文书。舅舅为冰心打开了文学宝库的大门，带她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1913年，谢葆璋奉海军部长黄钟英之令，举家调到北京，住进铁狮子胡同中的中剪子巷十四号。这座宅院不很阔大，门框上挂有“齐宅”的牌子。房东齐老太太年轻时当过和敬公主府的奶妈子。冰心家租住在这座三合院里最里的一座三合院，自成格局，与房东互不干扰。到北京进了海军部的谢葆璋一家，一待就是十六年。海军部没什么事可干，谢葆璋就在不小的三合院里，开荒砌了花台，栽了葡萄，种了茉莉和蜀葵，使之成了小花园，更成了冰心和胡同孩子们的乐园。直到很多年之后“剪子巷的庭院……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默庐试笔》）。

1914年秋，疼爱外甥女的舅舅杨子敬，通过友人的介绍，把冰心送进西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中学读书。学校在“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形的转折处，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我入了贝满中学》）。

当了贝满女中学生的冰心，埋头于数理化，理想当医生。1918年8月，18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进一步实现理想。而在五四运动中，她的文学才华让她在文坛脱颖而出。

1919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冰心，其作品已有自己的特点。即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反映社会矛盾为主旨，评论家们将她的早期作品称为“问题小说”。

冰心应感谢她的父亲，谢葆璋是个读过书、出过国的“洋翰林”，他的经历和他口述给女儿的农村生活，成为她笔下的故事和情节；她应该感谢她的母亲，“我每一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和错误”（《冰心全集·自序》）。冰心在创作中，不仅得到双亲的支持和帮助，还在她刚刚尝试写作的时候就有福气地得到又是表兄又是内行的刘放园的鼓励和提携。也是在《冰心全集·自序》里，她这样写道：“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放园表兄又竭力地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作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

万事开头难，冰心有了1919年的初绽花蕾，艳丽多彩的文学花朵从此开放了她的一生，成为文学史上别样的风景。

到1920年，21岁的冰心，从1月6日开始在《晨报》连载短篇《庄鸿的姊姊》至12月21日，《晨报》发表她的短篇小说《鱼儿》，这一年她共发表小说十三篇，散文六篇，杂感三篇，诗歌三首，译比利时作家梅克林的剧本《青鸟》。这在当时，算是高产作家了。

这一年3月15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女校。是日，召开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大会。会后冰心写《燕京大学男女校联欢会志盛》，刊于《燕大季刊》第一卷第一期，5月21日，冰心加入“燕大季刊社”，担任编辑，是年秋，被选为编辑副主任。

《燕京大学季刊》的编辑还有许地山、瞿世英等人，冰心与他们经常在一起商量稿件的撰写、选择和编辑工作，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许地山是1920年进入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的。他的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行为古怪，反应也迟钝，被同学视为怪人：天天练写梵文；每日总穿下摆带毛边的灰布大褂、不理发，头发长过耳；吃窝头不就菜而是蘸糖。此三怪再加上紫红面孔、嘴巴老张开笑，却总郁郁寡欢、独来独往，同学称其为傻子，却赠以雅号“许真人”。

经与他相处一长，同学才发现他懂多国文字，会多种方言，很有才学又乐于助人，冰心等成为他的知己。一次，许地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用了“雇工”二字。冰心编稿时，顺手在“雇”字左加了个“亻”偏旁，成了“僱工”。许地山见之，虽不以为然，却一笑了之。

几天后，冰心收到一封长信，是许地山写的。他引经据典证明古代的“雇”字，没有立人旁。是冰心将“雇”字改错了。冰心看后，忙着手头工作，未予理会。岂料，过了几天，又收到一封信，还是许地山写的，对证明冰心改错“雇”字，又补充了很多材料。

这回冰心不敢怠慢“许真人”了，立即回信曰，“我真的服你了，你说得对，再别寄材料了”云云。许地山这才罢休。从此，冰心见到许地山的稿件，不敢轻易改了，对别人的稿件也不再随意处置了。许地山与冰心成为好友。

1920年，冰心的小说继续关注社会现实。是年的开篇之作《庄鸿的姊姊》写男尊女卑，造成了女子的惨剧。《一篇小说的结局》和《一个军官的笔记》反对军阀混战。《三儿》写穷苦孩子的不幸遭遇。《还乡》呈现农民贫穷的境况。冰心的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明显提升，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要求社会变革的愿望更加强烈。但由于受思想认识和对社会生活缺乏深入了解的局限，冰心的“问题小说”，还只停留在提出和探索问题的层面。其在艺术上，故事平铺直叙，情节简单，对人物的刻画也是速写式笔法，故人物性格比较单薄。但是，冰心小说朴实的写实风格，及提出的虽未能明确解答的人生社会问题，却发人深省、耐人深思，在早期“为人生”的小说创作上产生过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的冰心胸中积淀了不少问题要借小说写出，但在是年9月的《燕大季刊》第一卷第三期，登了两篇署名谢婉莹的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和《画—诗》。这年的9月4日，冰心还写过另一篇散文《“无限之生”的界限》，表现了冰心精神世界的另一面。

冰心读过泰戈尔的《飞鸟集》，给她留下隽永的印象，甚至可以说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作者谈了她初读泰戈尔诗作的感受：“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地觉得澄澈……凄美。”“泰戈尔！谢谢你以快乐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除了东方哲理诗人泰戈尔的诗，西方宗教的经典《圣经》也深深影响着冰心。大自然、上帝生命、死亡和不朽的爱，在年轻的冰心心中，奏出和谐的交响。她的《画—诗》一文，诞生在协和女大理预科这所教会学校里。一个秋天，她在教授《圣经》课的安女士房间里，看到一幅牧羊人与小羊的图画：“一片危峭的石壁，满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个牧人，背着脸，右手拿着竿子，左手却伸下去抚摩岩下的一只小羊，他的指尖刚及小羊的头上。天空里却盘旋着几只饥鹰……可怜的小羊，它迷了路，地下是歧途百出，天上有饥鹰紧迫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人来了……它又悲痛，又惭悔，又喜欢，只温柔羞怯的，仰着头，挨着牧人手边站着，动也不动。”这幅画给她安慰和暗示。她又见《圣经》放在安女士膝头，在这诗情画境中，她明白了：“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里苏醒。”

泰戈尔和《圣经》的沐浴，让冰心的心灵更加冰清玉洁，在她无法跳出“问题小说”的羁绊时，只能靠“人类之爱”来接触社会矛盾造成的痛苦而自我安慰了。

“在北京这个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这段文字，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冰心就徘徊在新旧之间。她在许地山等前辈的提携下，在1921年初，参加了刚刚诞生的文学研究会。

在五四运动前后众多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和创作社最有名气影响力也最大。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于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不久发展成百余人。他们将茅盾接编、改造的《小说月报》作为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月刊等期刊，出版近百种丛书。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是继《新青年》之后，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流派。

1921年4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四号上，发表了冰心的小说《超人》，引起较大的反响。

《超人》的主人公何彬，就是鲁迅说的“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上，患有抑郁症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何彬是因对社会巨大的失望，而变得消极厌世的，却因受到一个纯真可爱的孩子的启发和感召，终于转变了。在这篇小说里，冰心是用无病不治的母爱童心药方，治愈患忧郁症的何彬的。被神化的母爱和童心，成为包治百病的不二法宝，自然显得有些幼稚，但在那个缺少爱的时代，小说还是感动了不少读者，引起大的反响。

据说，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先生读过之后，曾感动得泪流满面。十四年后，茅盾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时，有这样的话：“《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模仿，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的青年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在《超人》中间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她把小说题名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茅盾对《超人》的评价，显然有太多鼓励的意味。

冰心作为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端庄女性大学生，祖父、父亲、母亲给她的传统教育是根深蒂固的，又受教会学校保守思想的长期浸润，冰心的思想、情感是传统的、保守的。冰心在自己写的《“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现在已经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的交际很容易起社会的误会心。”在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不久的北京，冰心的这番表述，无异于是一篇大家闺秀的淑女宣言。这种对传统道德的恪守，贯穿了冰心的一生。

1931年，沈从文称冰心为“教婆”，有些尖刻，却也贴切。事情起因，是源于冰心对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交往并不认同。认为徐志摩的用情不专，不断造成他人的痛苦，与严肃作家的家庭观与恋爱观是相悖的。于是，冰心在丁玲主办的《北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长诗《我劝你》，其中有：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虽然我晓得，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

我只想到上帝创造你，曾费过一番沉吟。单看你那身段，那双眼睛。

（只有女人知道那是不容易）还有你那水晶似的剔透的心灵。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他洒下满天的华雨，他对你诉尽他灵魂上的飘零，他为你长作了天涯的羁旅……

不过还有一个好人，你的丈夫……不说了！你又笑我对你讲圣书。

我只愿想象他心中闷火般的痛苦，一个人哪能永远糊涂……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你丢失了你的好人，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嘘！侧过耳朵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只有永远的冷淡，是永远的亲密！”

因为诗长，只引用了《我劝你》长诗中的一部分，这首长诗劝告的是一个有丈夫的、美丽高贵而又身陷婚外恋的女作家，警告她面对充满诗意和美丽谎言的爱情，不要真诚，也不要心软，因为这场爱情游戏的结果，是她将失去丈夫，而诗人却“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这首长诗，是首充满强烈说教口吻的劝诫诗，是严肃而有针对性的。不少文章认为冰心在规劝林徽因的同时，对徐志摩用情不专流露出强烈的谴责。就在徐志摩命丧空难没几天，冰心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还指责徐志摩说：“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般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

对林徽因，冰心虽有同情，但也并不留情面。冰心有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是一位上流社会的爱好文学的太太，常在家里招待名人聚会，成了当时北京有名的文化沙龙。小说对太太与诗人之间的暧昧情感，还有社交中的虚荣、虚伪，都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嘲讽。

冰心对徐志摩、林徽因的道德评价，今人仍褒贬臧否不一。

3

陈独秀出狱后，多半时间躲在箭杆胡同，编刊物，写文章，倒也清闲。早春二月，细雪飘飞，有些憔悴的陈独秀在院里散步，他突然想到自己已到了不惑之年，胸中的革命热情虽不减，但壮志未酬，油然而生几分怅然。

这时，有敲门声。他向前拉开门闩，见一年轻人站在门前微笑，从他下巴上的那颗黑痣上，陈独秀认出是两年前那位叫毛泽东的湖南后生。

“是润之呀！稀客，快请进。”

毛泽东五十三岁的母亲文七妹，不久前刚刚去世。家奠时，他挥泪作《奠母文》，从此身无牵挂。坐在堂屋木椅上，毛泽东告诉陈独秀，在他入狱时，自己正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此次进京，带了一百多人的请愿团，要求当局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

陈独秀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几期《湘江评论》，边翻边说：“适之和守常在《每周评论》上著文赞润之写得好。”

毛泽东记得胡适说《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痛快，确实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得到新文化运动的掌旗人赞许，让毛泽东很感激。李大钊对《湘江评论》，也给予高度评价：该刊长处在于议论，在武人统治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毛泽东告诉陈独秀，《湘江评论》才出五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于是有这次百人进京请愿驱逐张敬尧之举。他们专门在故宫附近租了个叫“福佑寺”的旧庙，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又在南城湖南会馆，发起旅京湘籍民众大会，有千人参与。当然，重要的是向先生及胡适、李大钊讨教救国之策。

陈独秀被眼前这位雄姿英发的年轻人的政治热情感动了，也平添了一股热望，告诉年轻人，20年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应完全区别辛亥革命，应该是全新的革命。他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看到《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有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读着读着，竟然感动得两眼潮润——在他危难之际，毛泽东给了他如此高的舆论评价。

窗外的雪似乎大了，屋檐上积了薄薄的一层。他放下《湘江评论》，研墨挥笔，写下：“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东四牌楼东有辆带布篷的骡车，披着浓浓的暮色，在清冷的大街上由西向东，往朝阳门悠悠驶去。过九爷府南门，天已黑下来，到朝阳门时，守城门的警察照例对骡车检查，询问了几句坐在车辕上的账房先生模样的人，又掀开篷帘，昏暗的灯下，见一妇女拥着一个病人，然后挥挥手放行。骡车渐渐融入城外的夜色中，朝天津疾驰。

坐在车辕上的账房先生，撩起篷帘，用浓重的乐亭口音笑道：“仲甫，我们脱险了！”身着油渍麻花棉袄的病人坐起身来，操着皖腔大笑：“守常，我还真捏了把汗呢！”

前不久，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偷偷去了一趟上海，中途胡适又介绍他去武汉演讲，谁料他那次过激活动，被武汉报纸刊登出来，立即惊动了北京警察厅。那时，陈独秀还是受监控之人，不得离京。此刻，吴炳湘已经下台，警察厅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以违反保释戒约，再次逮捕他。

不知内情的陈独秀是2月7日从武汉乘火车回京的。回到箭杆胡同，正巧遇到一位警察，对他盘问几句，即匆匆离去。陈独秀夫妇觉得有些异样，未敢在家久留，就出后门叫了辆洋车，去往胡适家，见胡宅人杂，又掉头赶到李大钊家。高一涵也在李大钊家。

李大钊见到是陈独秀夫妇，松了口气，忙说：“仲甫，警察正在追捕你。听说陈炯明想请你筹办西南大学，那就去南方吧。”三人又去北大王星拱教授家，精心化了装，一个成了账房先生，一个扮成邋遢的病人。李大钊雇了辆拉脚的骡车，于是就有了这晚脱险之行。

到了天津，李大钊安排陈独秀住进意租界的一家客栈里，又去码头买了去上海的船票。买到票再给在沪的许德珩和张国焘拍电报，让他们在那里帮陈独秀找房子。

一切安排妥当，换上黑色棉袍的李大钊与一身西装的陈独秀握手道别。

有不少文章说，骡车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交流了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问题，似不可信。谁都知道，那时的陈独秀一直反对建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

李大钊却一直为建立共产党做着精心的准备。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力主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曾向校长蔡元培要房子，主张“兼容并包”的蔡先生果真在校长室不远拨了两间宽敞的青砖房子，给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做活动场所。青年布尔什维克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德文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

李大钊等人在这里挂了马克思画像，两边是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陈独秀所言，下联为李大钊出句。四壁有革命的诗歌、格言。激进的学生张国焘，自作聪明地提出，利用蔡元培这把保护伞“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打出去，把无产阶级政党尽快建立起来”。

李大钊也激情澎湃，豪情万丈地写出八个大字：“不破不立，不立不破。”而且想尽办法，通过苏俄同志，与共产国际联系。

暑期，张国焘带着天津女界领袖刘清扬来到蝉鸣不绝的上海霞飞路渔阳里陈独秀法租界寓所。他们是受北京学联委托，去南洋募捐的。张国焘的另一任务是受李大钊之托，了解上海建党的事。

陈独秀的寓所是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进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沙发四张，木椅多把，壁间有四画屏。楼上是陈独秀和高君曼的居室，楼下住着李达。是夜，陈独秀安排张国焘与李达一屋同住。

陈独秀一如既往地忙，要和章士钊筹建西南大学，又要独自办《新青年》，同时到处活动，研究如何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事。

8月中旬，一位俄国客人登门拜访陈独秀，还带了一位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来客是持李大钊亲笔信的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杨明斋说，是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他们认识李大钊的。

李大钊的信上说，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到沪的目的，是想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尽快在中国建党。

谈话中，陈独秀注意到俄国客人一直以冷峻的鹰眼审视着自己，这让他心里很是不快。沉默片刻，俄国客人说，他是从俄侨口中听说到《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说到此，他还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欠了欠身，以示尊重：“陈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把俞秀松和罗亦农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望道翻译完成《共产党宣言》、李达正筹备《共产党》月刊、戴季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杂志等情况介绍给俄国客人。客人表示很有兴趣一一拜访他们。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张国焘于8月底回到北京，临行前陈独秀让他带一封信给李大钊。李大钊看过信，沉思许久，觉得事关重大，就和张申甫到“亢慕义斋”讨论。

李大钊说，仲甫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他征求维经斯基的意见，维经斯基说，各国共产党名称可以不必强求一致。俄国刚建党时叫社会民主工党，后来改称共产党。我想咱们就叫共产党吧。

其实，陈独秀未决定叫共产党，是怕戴季陶、张东荪不同意，为了争取戴、张加入党内，陈独秀曾考虑不叫共产党为好。

李大钊在屋里踱步良久，然后说：“我给仲甫回信，就定下叫共产党吧。”

李大钊和张申府又讨论陈独秀推荐张国焘入党事宜。张国焘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又是北大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自新潮社的领袖人物傅斯年、罗家伦相继出国留学，北大学生中，张国焘算是能力最强的学生领袖了。

张申府虽对张国焘爱出风头、有时过于激进有看法，但考虑陈独秀关于入党的人数越多越好的建议，同意发展张国焘以增加党员数量。

仲秋时节，天高云淡，在北大的“亢慕义斋”，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发展了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和刘仁静为第一批党员。为解决经费问题，李大钊表态，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八十大洋作为共产党小组活动经费。

在上海的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并非一帆风顺，他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人。

从9月1日起，陈独秀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加编辑，《新青年》很快发生了转变。陈独秀在1919年年底曾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但到了1920年，他又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正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意识”。

陈独秀在“五四”之后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中国面貌，也正式宣告与胡适在思想上已经分途，从此《新青年》群体走向各自不同甚或对立的道路。令人深思的是陈独秀们与胡适们，在这之后，却不止一次在一份宣言上共同签字，良知未变，友谊尚存。

是年11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共产党与梁启超以及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张东荪等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一场为期一年的论战。共产党人以《新青年》及《共产党》为阵地，梁启超、张东荪等以《时报新报》为载体，亮剑鸣镝，相互厮杀，标志着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时代结束了。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深感惋惜地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

民国十年（1921），是中国社会剧烈震动的一年，也是民国清流激荡分化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民国清流各自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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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生气勃勃登上历史舞台、开创历史深刻变革的年代，也是民国清流动荡的岁月。大多数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部分人放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各自扮演不同的历史角色。《新青年》的分裂，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关注的是，此年甫一开始，就有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是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召开成立文会。成员有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许地山、叶绍钧、王统照、孙伏园等，大会推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

该会在各大城市设立分会，以《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为机关刊物。该会宗旨是为新文学诞生摇旗呐喊，以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己任。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生，反对无病呻吟，反对借文学“阐道翼教”的封建观念，反对“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成员的作品多以反映现实人生为题材，探索当时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故被人视为“人生派”或“写实主义派”。

文学研究会前后活动十多年，是“五四”后坚持时间较长的新文学社团，其会员有一百七十余人。当新文学运动的主导倾向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激烈变化时，其会员的文学观点也发生了演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中，商务印书馆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小说月报》被迫停刊，文学研究会随之自行解体。

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茅盾，生于1896年浙江省鱼米之乡桐乡县乌镇。原名沈雁冰，又名德鸿。桐乡县在清军与太平天国的交战中，遭到严重破坏，昔日的繁荣，早已不再。茅盾之父中过秀才，有维新思想。茅盾从小受到开明教育。辛亥革命爆发，茅盾就读的嘉兴府中学仍无民主空气，死气沉沉，茅盾因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而被学校“除名”，只得转到杭州安定中学继续读书。他在该校读秦汉经典，学先秦骈文、建安七子诗歌和六朝人小札，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后，他因家庭经济窘迫而被迫辍学，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失之交臂。

茅盾离开北京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与1923年也入该馆的叶绍钧同室同组工作。五四运动后的1920年，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鲜明地提倡新文学“要注重思想”，为人生进步的主张。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同年，他和郑振铎担任了创办于1910年的文艺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小说月报》经茅盾的革新，开始大量发表富有反封建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并译介了国外进步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受到赞赏的同时，也受到守旧派的反对。

有件事似有重提必要，有些文学史说，因“胡适推荐的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支持守旧派，不久茅盾便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中华文学通史》）。

王云五是位杰出的出版家，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繁荣，有他的贡献。胡适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岂能“推荐”一个“守旧派”到与新文学运动命运攸关的出版界？事实是，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一向稳健、谨慎的王云五，在《东方杂志》发表《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一文，声讨反动当局，以至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几天后的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洲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及王云五表示敬意，对王云五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二百元，草草了事。

此外，王云五支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公理日报》，日发行二万份。

由此事实可证，说王云五“支持旧派”，是毫无道理的。至于对胡适的指责，更是无稽之谈，即便是到了1924年，共产党已建立三年，胡适仍以积极姿态推动新文化运动，5月30日，开明书店之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受禁之三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刘半农在《晨报副刊》著文《〈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批判当局的丑陋行径。《胡适文存》被禁，却说胡适支持“守旧派”，除了说明论者不够厚道，其手法也过于拙劣。

茅盾离开《小说月报》，郑振铎还在，《小说月报》并未因王云五的到来而改变办刊宗旨，恰恰相反，茅盾退出，郑振铎大力改革，经常发表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创作和论文，积极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小说月报》不仅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而且也是当时主要的新文学期刊之一。至1932年1月，淞沪抗日战争时停刊，共出二十二卷，二百五十八期。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更重要的工作，是积极投入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夏，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0月茅盾由李达介绍加入小组。他在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自己也对其有了认识。1921年4月，发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有前途。接着又翻译发表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部分章节。

茅盾是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为党做工作，可惜在较长的时间里，除不多的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外，并没有像样的文学作品问世，与一般的职业政治家无异。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茅盾成为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除政治活动和商务印书馆工作外，茅盾还先后在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与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结识。蒋冰之（丁玲）、王剑虹、王一知等都曾是茅盾的学生。后来，茅盾接编《民国日报》副刊，零散地写了《“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等文章，支持共产党人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创作。1925年，茅盾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浅显地介绍这一新兴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

1923年夏天，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任江浙委员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茅盾，在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时，与毛泽东相遇。毛泽东告诉他：“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啊！”

当时，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来上海，听说党员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提出要退党，便找茅盾让他去做他们三人的工作。

邵力子同意不退党了，陈望道却坚持退党，他说：“我与你相识多年，你应当了解我的为人，鉴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我还是在党外为党工作更好，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

找到沈玄庐，沈也大发牢骚，不满陈独秀的独断独行，但表示考虑党组织的挽留，但到了第二年春，还是退党了。茅盾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鼓励他说：“能争取一位同志也很好嘛。”

1926年初，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时，大会决定让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延年对茅盾说，你和恽代英同志留在广州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受毛泽东同志领导。

一次茅盾参加部务会议，汪精卫到会讲话，希望大家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指示依据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中宣部应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于是，毛泽东指示茅盾和萧楚女起草一份宣传大纲，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向全国。

茅盾和萧楚女只用一天即将大纲拟好，交毛泽东审阅。毛提笔润色后，加入“军队与人民合作”一段文字，交由国民党二届中常委讨论，修改后下发了。

不久，毛泽东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因病请假两周”。中常委会议决定，这两周由茅盾临时代理中宣部部长一职。

“中山舰事件”改变了国共合作的格局。毛泽东与茅盾离开了广州。茅盾回到上海，继恽代英之后，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开始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辞去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成为职业革命家。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并接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董必武任社长的《汉口民国日报》。次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发动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五天后发布“通缉共产党首要令”，茅盾名列其中。他于8月下旬回上海隐居。从1927年8月始，茅盾专心创作，9月中旬完成《幻灭》，12月写了《动摇》，次年6月又创作《追求》。先后在《小说月报》发表，1930年合为一集，题名“蚀”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构成的《蚀》，写的是大革命前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生活经历，反映了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一些知识分子的病态迷惘和命运沉浮。小说的基调沉重。

1927年9月，茅盾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但这也说明茅盾当时的心情的确是存在矛盾的。创作是想“改换一下环境”，使“精神苏醒过来”（《从牯岭到东京》），说白了，是当职业革命家还是做以文艺为武器的作家之间选择的矛盾。

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茅盾东渡日本。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一种逃避，但从他自此与党失去联系一事揣测，他是在苦闷和失落的矛盾中，匆匆离开落入低潮的革命斗争的。从他在日本写的总题为“随笔七篇”来看，彷徨与苦闷和探索与渴望的复杂思绪，仍依稀可见。优美的散文有振作和进取但还是掩盖不了浓重的悲观情绪。

1929年，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稿），依照茅盾自己的愿望，“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下印痕”（《虹》跋）。可惜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就戛然而止，结尾匆迫不说，小说中弥漫的大革命失败情绪仍是主调。但正是因为小说真实地细腻地呈现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图景，使《虹》具有了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小说主人公梅行素，“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在“五四”新思想感召下，有了寻求“自我价值”的奋斗和苦闷。若不是强加给她过多的政治色彩，而是按生活和性格发展逻辑去表现，梅行素或可成为鲜活的“陌生”的“这一个”。

1930年春，茅盾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曾任行政书记，与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关系密切。左联的宗派主义，鲁迅被政治化，制约了广大作家的创造力。那是后话。

1932年前后，是茅盾创作最旺盛、收获最丰富的时期。著名的长篇小说《子夜》及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横空出世，震动文坛，确立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善于刻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茅盾的小说与1932年3月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年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纷纷问世，使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子夜》，他说：“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是他们所不能及的。”他视《子夜》为革命文学的重大收获，并以此傲视文坛上的“反对者”（《致曹靖华》）。早年曾反对白话文的学者吴宓，也称赞《子夜》的艺术成就。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上海的茅盾与鲁迅一起给红军发去“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1940年，茅盾与张仲实等人离开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至西安。在西安巧遇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熟稔的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时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久，茅盾与朱德等踏上去西安的旅途。

到延安后，茅盾去看望自1926年在广州分手的毛泽东，老友重逢，自然分外高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敲开了茅盾住的窑洞，见他正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自打茅盾一家人迁居到延安，毛泽东工作太忙，直到今天抽空来探望，并送来一本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对茅盾说：“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不久，茅盾举家搬到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7月，毛泽东又邀茅盾到杨家岭深谈了一次，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斗争和抗战文艺运动发展状况的。大约是9月，张闻天持一份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到茅盾住所，说郭沫若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组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让茅盾速去重庆，担任常务委员。茅盾决定把两个孩子留在延安，然后向毛泽东辞行，随董必武离开工作了五个月的延安到重庆，1945年初，毛泽东致信茅盾：

雁冰兄：

别去匆匆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些否？回想延安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茅盾偕夫人到毛泽东下榻的八路军办事处拜望。后毛泽东又约茅盾和马寅初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内战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长，1981年3月27日逝世。

茅盾一生共创作长篇小说七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五十多篇，另有十多本散文集和一出剧本。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触及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能引发读者关于民族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深沉思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值得深思的是，茅盾的作品太过崇尚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对人性开掘却缺乏深度和广度，而且1949年后，鲜有一篇与他文学才情相匹配的文学作品问世。这是文学研究会作家叶绍钧、冰心们的悲剧，也是巴金、沈从文、郭沫若、老舍、曹禺们的共同悲剧。

这些有才华的作家们原本可前仆后继，咨嗟于民族国家之忧乐，寄怀于江山风景之兴替，践行自己的庄重使命，把人民的焦灼与痛苦、追求与奋斗浓缩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来折射古老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变革中的真容。但政治却限制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文学成为一曲悲壮的交响乐曲。

2

在1919年12月，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响亮口号，之后的20年代，胡适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整理国故”的事业中，与旧的“国故社”针锋相对。既使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又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起到重要的阻遏作用，文化意义非常深远。

胡适是以过人的胆识和眼力，整理、考证、研究古典白话小说的，把它们提升到“中国活文学应有的地位”。他用“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方法，即“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口述自传》）。

他于1921年出版了《红楼梦考证》。其书充盈着新眼光、新见解、新思维、新哲学和新文化观，以大破大立的气概，向旧红学宣战，为中国现代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为整理国故，为整个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文化影响。

他接着在1922年发表《跋〈红楼梦〉考证》、1927年发表《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28年又有《考证〈红楼梦〉新材料》发表、1933年发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一扫笼罩了《红楼梦》一百五十多年的疑云迷雾”。鲁迅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便屡屡引证胡适的考证，批驳种种谬说，认为胡适的观点“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在他的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就赞同了胡适的结论：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及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殁。

后经胡适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承袭、推扬，后又有刘大杰、周汝昌等人的阐发，胡适的研究成果，已无“疑辨的余地”。

1921年，胡适为研究《红楼梦》曾与俞平伯、顾颉刚有过大量书信往来，期间俞、顾二人也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发表。据统计胡适与俞平伯通信二十七次，后由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出版。他们师生通力合作、努力开拓的精神颇令人感动。

有趣的是，自诩“当代庄子”的北大教授刘文典，后来在西南联大，竟也开了“红楼梦讲座”。刘文典称自己是“红学家”，不同意吴宓的对《红楼梦》的某些观点，常常别出心裁。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字，接着说道：《红楼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了一幅题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溆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薛宝钗当弟媳妇了……”刘文典讲《红楼梦》，还是“索隐派”的老套。看来新旧红学的争论，还在继续。到了1949年后，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胡适的“新红学”，更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唯心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精神，此不多赘。

3

《新青年》内部终于分裂。标志着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人继续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走向无产阶级战斗集体主义。中国文化史上可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相比肩的一个文化思想高峰大好形势，由此逐渐变化成两峰对峙的充满阴谋和血腥的局面。是进步还是倒退，历史已给出答案。从此，民国清流开始分化瓦解，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风范情怀和人格魂魄。

1920年岁尾，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电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之前，他是准备去西南大学的。

临行前，陈独秀想让陈望道负责《新青年》工作，并写信给在京的胡适、高一涵等《新青年》的同人。陈独秀此举有些欠妥，他去广州，可将《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同人本可有能力办好刊物，突然宣布交由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来办，自然引起同人的不满。

胡适原本就不同意把《新青年》办成宣传政治和主义的期刊，过去碍于情面，不好直说，既然陈独秀远去广州，《新青年》怎么办，由谁办确实是个问题。胡适只好写信与大家商议。1921年1月22日，他《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信中对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说，陈独秀年底曾写信给他，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以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胡适说，对此，他曾致信陈独秀，“不料独秀答书颇多误解”。

在这封信中，胡适对如何办刊提出几点意见，“再请你们各位一看”。一、不再提“停办”办法；二、周氏兄弟“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三、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

此信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反馈，有赞同也有不赞同胡适意见的。周作人表示，“赞成在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所以索性任他分裂”。鲁迅表示“不必争《新青年》这一名目”。钱玄同的意见，“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主张停办”。

胡适和李大钊等“绝对的不赞成”停办。胡适说：“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钱玄同附注：“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摊牌以后，北京同人的意见令陈独秀颇为不满，他认为众人要重起炉灶，是反对他个人的。钱玄同是直性子，对陈独秀的霸道耿耿于怀。他觉得，陈独秀以提倡科学与民主而为学人敬重，怎么对《新青年》同人以家长自居？钱玄同听说，陈独秀两个儿子来京看他，他还让儿子先递名帖，上书“请求拜见陈仲甫先生——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封建家长式的行为，很被钱玄同瞧不起。两年以后，已成为共产党最高领袖的陈独秀，这一家长作风，仍无收敛，以致追随他多年的陈望道愤怒地坚决退党。同时，邵力子、沈玄庐也要求退党。

争执间，北京同人的稿件寥寥，《新青年》在上海陈望道的操持下，艰难地存活着。鲁迅的《故乡》帮了《新青年》的大忙。陈望道感动地给鲁迅回信，望继续得到他的鼎力支持。

谁料就在2月11日，上海新青年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大洋五十元，限三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八卷六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辞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大洋一百元。

《新青年》被查封，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迁到广州。陈独秀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信索稿，说“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唯望他们兄弟帮助。

就这样，一场无谓的争论烟消云散，北京学人失去了一块哲学文艺的重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再无精神高地，呈现了复杂的局面。

胡适决定在北京创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医院的周作人写信，希望周氏兄弟加入进来。这样再加上与周氏兄弟交好的钱玄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与此同时，周作人、郑振铎等作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沈雁冰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

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最初是在这里连载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刊远不如《新青年》激进，过多关注政治。诚如《晨报》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所提出的，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人们已看到，这些进步的报刊，“已渐渐地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进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在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早期《新青年》精神之精髓。

《新青年》的分裂，自然是发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分道扬镳，并不单单是陈独秀在办刊宗旨上与同人们的分歧所致。这里还有一个深层的主义问题。十月革命的炮声之后，共产主义幽灵开始借新文化运动，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陈独秀、李大钊等这些在新文化运动中横空出世的急先锋们，最早选择了马列主义，成为共产党人，《新青年》的分裂，正是他们豪迈狂傲地选择世界观的分裂。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去广州，其目的是办教育并趁机建党。他是拉着他在北京大学的弟子陈公博、谭平山一起赴任的。陈、谭曾以创办《广东群报》而小有名气。

陈独秀在其寓所门口贴了“看云楼”三字，意为笑看政治风云变幻。他一到任，就向陈炯明提出：

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

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陈独秀这类似霸王条款，竟被陈炯明全部接受。只是对第二条中一项“宣讲员养成所需三十万经费”不解，陈独秀坦然告之：“此乃宣传社会主义的教校，将来造就一大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当时陈炯明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只好同意。

有了陈炯明的表态，“看云楼”车水马龙，成了激进派的中心。陈独秀每天忙于参加集会，发表演讲，夜深人静时，挥笔撰写政治论文，批判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集团。

在陈独秀的授意下，陈公博、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当时，两位苏俄人米诺尔和别斯林也奉命到广州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有人将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荐给他们二人，竟然也组织了共产党，除两个苏俄人还有七个中国人。苏俄人还在广州建立了通讯社，给九人以经济接济。陈独秀找到米诺尔与别斯林戳穿了那七个人的真相，并以教训道：“你们只有放弃这七个人，我才同意你二人加入共产党。”

结果是，两个苏俄人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分手。七人转而联手一些污七八糟的人，制造很多谣言，攻击陈独秀专横，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驱陈”运动。以致连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都向陈独秀问了个究竟。

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荷兰人马林到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罢免了在上海搞共运工作的维经斯基，由尼科斯基代替他。来上海之前，马林在北京拜访过李大钊，希望中国早些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正合李大钊之意，但因他正率“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向政府请愿，无法脱身，便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到上海。有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李达发信给陈独秀及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二人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七月正式建党，并派包惠僧到广州，请陈独秀至上海主持建党工作。陈独秀因正争取款项建大学校舍，便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出席一大。毛泽东接到通知后，也决定与何叔衡赴沪。李大钊因率团索薪，与军警冲突受伤，只能派张国焘、刘仁静到沪。

各路代表秘密聚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7月23日，中共一大正式开幕，有13位代表参加会议。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多位党员。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表示祝贺。

为了安全，众代表们又转移到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通过了会前陈独秀拟就的第一个党纲。就这样，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由一部分中国知识界精英为核心的共产党，在西方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下，高举铁锤镰刀旗帜，在农业社会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开始了艰难曲折又充满光明的历程。

会后，马林派包惠僧再赴广州，让陈独秀尽快回沪干总书记的工作。不料陈炯明爱才心切，从广西桂林发回电报，极力挽留陈独秀，措辞令人感动：“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

陈独秀请辞不允，假借治病请假，偷偷回沪。甫一到上海，马林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陈独秀不干了，争辩说，中国革命应符合中国国情，凭什么按你们的旨意行动！谈得不投机不欢而散。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找到陈独秀，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岂能例外？”

憋了很久的陈独秀，把桌子拍得山响，怒斥：“我们必须保留独立自由的权利，绝不能让外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

陈独秀为保留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权利的斗争，并未得到党内的支持，李达、张国焘等人以陈独秀对马林发火为由，指责他桀骜不驯，目无共产国际。成了总书记的陈独秀，按中央局的有关规定，每月只有三十元或四十元的收入，经济拮据，不得不靠预支稿费为生。

10月6日深夜，胡适接到顾名君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说陈独秀又在法租界被捕了，原因是宣传过激主义。

经过是这样的：12月4日下午，有三个陌生人突然从前门闯入陈宅，说想求见陈独秀，并想买《新青年》。陈独秀闻声，从楼上下来看个究竟，见来者贼头贼脑，疑不是等闲之辈，便走向后门逃跑，不料后门已有便衣把守。不大工夫，门外开来两辆汽车，一干人马进楼翻找，然后将一批《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搬到车上，同时带走陈独秀及夫人高君曼，还有正在陈家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诸人。

陈独秀等被带到法国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称自己是王坦甫，其他几人也顺口报了假名，巡捕房并未生疑，谁料后来去陈家开会的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伏在那的巡捕抓来。褚辅成一见陈独秀，便说：“仲甫，怎么一去你家就拉到这里来啦？”

邵力子，比陈独秀小一岁，与鲁迅是同乡，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在上海大学代理过校长，参加革命文学社团“南社”，与《新青年》一道，提倡新文学，主持过上海《民国日报》。他于1921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曾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创办黄埔军校，1926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后又脱离国民党政府。

巡捕房查清邵、褚身份，放了，而陈独秀等人终于暴露。但陈独秀一口咬定：杨、包、柯三人是来打牌的客人，凡事与他们无关，有责任自己承担。

胡适接到电话，即到蔡元培府上，请他出面向法国领事馆求救。蔡元培沉思片刻，决定不向守旧的法国领事馆交涉，准备与胡适等名流联名，给上海法国领事发一电报，希望这位较开通的领事放人。电文如下：

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为中世纪封建君主国惯用之手段，非民主自由的法兰西共和国所为。陈先生为中国思想界明星，磊磊光明，一生倡导科学和民主，望能尽快设法开脱为盼。

第二天，京、沪各大报都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和电文。

接着，蔡元培又给法国领事打电话，为陈独秀说情。

李大钊接到李达电话，也设法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牢里的陈独秀并不慌张，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家里藏有马林给他写的关于共产党的密信，一旦搜出，至少要判七八年的刑。他已做好准备，要为主义坐牢了。他从牢里带出口信，谁害怕可以退党。

半个月后，法庭这样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一百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胡适、蔡元培等已知陈独秀成为共产党人，但他们还是积极营救，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高山，“五四”精神，依然牢牢地植根在他们的骨子里。

4

还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21年是大小军阀争权夺地混战一团、无暇控制言论的一年，清流和报人乘机办报刊一千一百三十七种。6月6日，中国全国报界联合会，还召开了第三届大会，并勇敢地致函国务院，拒不承认反动的《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政令，并提出“言论、出版、集会等绝不受其束缚”的要求。同一天，大会还发通电《不自由毋宁死》给全国报刊，号召“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是日，全国各报均以头条刊载。

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报界清流，掷地有声地争自由，与胡适去年发表《争自由的宣言》相呼应，成为民国清流争自由的重要文献，产生广泛影响。

民国十年岁尾，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业大会会长威廉等人访华，在招待会上，史量才说，自己办的《申报》，宗旨就是“有独立之精神”。

《时报》是对中国报业和文化产生过不小影响的报纸，少年胡适曾被《时报》深深吸引。尽管后来创办《时报》的狄平子离去，但其仍积极参与争自由的宣传。

上海的报纸林立，《商报》由陈布雷主持笔政之后，面目一新，他写的时政评论，见解独特，笔锋劲健，极富个性魅力，广受好评。这份极具知识分子品格的《商报》，深受清流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发行万份。

历史悠久的《时事新报》，在出满五千号之际，梁启超发表《本报五千号纪念辞》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努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制。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制，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这是一贯坚持独立自由人格“以言报国”的梁启超一生的经验教训，也是不少民国清流坚守的一种文化精神。

当然，一旦军阀能腾出手来，还是要左右舆论，维护统治的。4月18日，当局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逮捕主编海特，停刊俄文《前进报》；安徽军阀于5月一口气查禁《社会改造原理》《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等六种书刊；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取缔《湖南通俗报》；7月，少年巴金参与撰稿的《半月》，仅只发表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妇女剪发而被查封……

民国以来，梁启超、于右任、章士钊、邵飘萍、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清流，他们都重视言论舞台，纷纷擎起如椽大笔，屹立在大时代的潮头，以汪洋恣肆的文字宣传振聋发聩的新思想、新文化，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胡适在后来写信给高一涵、陶孟和时说：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和报纸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和《甲寅》还算不上。”

《时务报》《新民丛报》都和梁启超有密切关系，或可说这算是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从《时务报》在上海横空出世，到《新民丛刊》在日本停刊，这期间，中国发生的所有大变化，都在这两报中得到最准确的呈现。少年的郭沫若，更是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才有后来他那“新兴锐气的言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正是袁世凯粉墨登场，黄袍加身的年头。在胡适等人的积极参与下，《新青年》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新青年》的解体，是新文化运动和民国清流分裂的结果。但“《新青年》时代”已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这些文化巨人的名字，被写进民族思想史、言论史、文学史，永放光芒。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

民国十一年（1922），是个天灾兵祸频仍的年头。1月19日，武汉酷寒，天降大雪，冻死很多人。4月直奉战争爆发，在这场血战中，百姓生命惨遭屠戮。6月16日南方陈炯明兵变，炮轰总统府，局势动荡混乱。同时，文化界和舆论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却是这一年的主题。一个以欧美派留学生为主的文人集体，在他们的精神领袖群体的带领下，继续向武人的专制统治，庄严地宣告他们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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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北京，寒风凛冽。

刚刚出医院的蔡元培，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看胡适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四卷本《胡适文存》。案头的一盆绽放兰花，暗香袭人。

当蔡元培翻到《红楼梦考证》时，心里不禁一笑。他自己也研究《红楼梦》多年，曾著《〈石头记〉索隐》一书。其眼光全落在“排满”上，被鲁迅批评“革命家看见排满”。胡适则在《红楼梦考证》中，批评了蔡氏的“索隐”法。指出蔡的“索隐”，是每举一人物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出《红楼梦》中的情节来配合。于是由于他的“索隐”，贾宝玉成了胤礽，林黛玉暗影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试成为翰林院检讨之大臣朱彝尊，薛宝钗影康熙宠臣高士奇……虽用心独特，却有牵强附会之嫌。好在胡适、蔡元培都是专心做学问的学者，皆遵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志，丝毫不纠缠个人意气。

阳光西斜时，胡适和李大钊二人推开了校长炉火正旺、热气扑面的书房。他们一是看望出院的病号，一是前来支持校长刚刚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名震学界的《教育独立议》。该文向社会各界呼吁：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政党以外……

蔡氏此文一出，社会各界自然极力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师生更是欢欣鼓舞。而当时的内阁总理梁士诒却大发雷霆之怒：“一派胡言，教育如真要独立于政党之外，好了，政府还发什么教育经费，让学校喝西北风去吧！”

胡适高度评价了《教育独立议》一文后，又向蔡校长汇报了一件事：最近，由美国控制的世界基督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该同盟第十一届大会，想诱导学生信仰基督教。对此，胡适表示：“我以为教育独立和非宗教运动，应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先生一贯倡导的思想主张。先生不是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吗？”

蔡元培点点头，胡适接着说：“所以，我们和守常诸君想在北大发起一次非宗教同盟大会，想请您出面做发起人。”

蔡元培看了看李大钊，李大钊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李大钊微微一笑：“先生做发起人是最佳人选。”

蔡元培答应得很干脆：“好，我们一起做发起人吧！”

3月17日，《晨报》七版上，报道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3月9日发表的“宣言”。宣布将在4月1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是“污蔑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自此，各报都充斥着有关类似的消息。

3月21日，北京学界发起“非宗教大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全国学生界、知识界纷纷加入同盟，声势颇为浩大。据报载，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都积极参加了这个同盟。

周作人是个敏感的学者，他一贯“主张信仰自由”，骨子里并不赞成“非宗教大同盟”。从陈独秀、李大钊的介入，他意识到“非宗教大同盟”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继续分裂。他打算保持沉默。

但是，3月24日，钱玄同的来信，让他改变了沉默的态度。钱玄同是“五四”学人里最无心计、最坦诚却最尖锐的学者。钱玄同在信中说：“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接下去信中又说，“我很主张陈独秀和你之说，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例了。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信中提到“陈独秀和你之说”，让周作人记起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七卷五期上写过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人》。陈在该文中主张以“美与宗教”来引导人的“情感”健全发展。周作人想不通，陈独秀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学人原本对宗教持理性态度，怎么会卷入非理性的反宗教运动中了呢？

周作人在前不久，曾有过《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强调“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文学与宗教都具有“入神”与“忘我”的共同点，“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他最近又写了一篇《山中杂信》，主张以基督教影响“新中国的人心”。

周作人意识到，“非宗教同盟”运动，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他甚至已经看到其背后有共产党的影子，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与钱玄同等人还是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清晰地发出理性的声音。

3月31日，《晨报》以显著版面，登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一文。宣言由周作人牵头，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四人签名，该文说：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在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影响巨大，此宣言一出，引起不小的震动。一部分人积极支持周作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极力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更多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愤恨。

对于年轻人的批评，“周作人们”是坦然的。在他们看来，爱国主义原本就是一种激情，五四运动何尝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呢。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独秀的出场。4月2日，他在《晨报》发表了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陈独秀以他特有的雄辩的气势质问道：“公等宣言颇尊重信仰者自由，但对反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真神圣不可侵犯吗……此间反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合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吗？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即刻也在《晨报》发表《复陈仲甫先生信》：“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而恶声相报，即明达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周作人、陈独秀各方从自己的思想逻辑出发，发表各自的意见，在五四运动之后，原本极为正常。但是，陈独秀简单地将周作人等的不同意见，视作“向强者献媚”，这种非友即敌的思维逻辑，未免陷入了“二元论”的独断论，实际上是封建专断主义的翻版。而周作人等，从此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了。

又是直率的钱玄同，在陈独秀与周作人的笔战中，看到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国际思想斗争。他在4月8日再次致信周作人：

近一年来……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即是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个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涉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

钱玄同提出的反对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他冷眼旁观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重新估计战略、策略而做出的选择。或许是一种倒退，但与陈独秀们的鲁莽、简单过激的思想逻辑不无关系。

周作人读罢钱玄同的来信，再次陷入沉思。他甚至早就不赞同陈独秀们的“思想斗争”论。但是，让他退出为之奉献了理想、青春、生命的新文化运动，他又心有不甘，于是4月10日，他写了篇《思想界的倾向》。文中说：“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

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受到胡适的批评：“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勃兴’的事实”，指周文“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认为周作人“太悲观了”。

4月9日，早春的风裹挟着一丝丝寒意，吹拂着北大校园刚刚吐出绿芽的柳条。北大召开了非宗教同盟大会。国内外、校内外的各界人士聚集校园。蔡元培和李大钊先后发表演说、批评前几天，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和马叙伦等教授纷纷抢先在报刊发表反对意见，声称知识阶层应首先尊重信仰自由、非宗教同盟有悖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等论调。

蔡元培讲演时说：“信教是自由，不信教也是自由，如果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是妨碍‘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倒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这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吗？”

2

2月14日，依然是寒风凛冽的北京，却洋溢着春节的喜气。《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还刊发了三位知名教授在会发表的演说词。

徐宝璜说，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唯一武器。

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和“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困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则呼吁新闻应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他认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盈余价值，或捧捧契诃夫、莫泊桑，对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胡适还说，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幅”。

胡适真的要“谈政治”了。他打算办一份谈政治的《努力周刊》。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感到仅仅做学问，启迪民智是不够的，应该对社会尽点儿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对政治的清明污浊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作为民族的良知和理性的代表，知识分子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国家的动乱、政治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已到极致，胡适不能再沉默了，他那颗医国救世的赤诚之心澎湃不已。他为《努力》写出创刊献词，曰《努力歌》：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实际上，胡适一直在为创办具有学人纯洁性的《努力周报》做准备做努力。终于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主义的丁文江的推动下，于5月7日，由胡适、高一涵、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及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一手创办的政治评论期刊《努力周报》呱呱落地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北京。从此，胡适告别“不谈政治”的承诺，踏上了一个书生论政、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不归路。

5月11日，胡适闭门谢客。第一次写政论，很兴奋，他点上一支烟，走到暮色茫茫的院子里，思绪渐渐飞扬起来。就在今年2月，《每周评论》被封禁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1919年8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义的好报。”但政府不准自己办报，就没办成。其实，梁启超是有条件办报的，但他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当总长了。上海的一帮朋友如高梦旦、王云五等友人，也劝他专心著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乃下策。《晨报》副刊的孙伏庐更是激烈反对他办报。他写信给自己说：“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他又想到傅斯年从国外给他的信，信中说：“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

当然，热情支持自己办报的也不乏有人，他的朋友丁文江即是。丁文江痛恨军阀专权与政治黑暗。在他身边聚集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早已开始研究政治，讨论时局。他曾开诚布公地批评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告诫人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他曾对自己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头上繁星点点时，胡适深深地吸了口园里丁香花弥漫的香气，回到书房。到月上中天，《我们的政治主张》完成了。他不禁伸伸腰，松了口气。当他重新看文稿时，不由自主地朗读起来：“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读着读着，胡适自己先感动起来，竟有一行热泪从脸颊滚下。

第二天，胡适带着《我们的政治主张》文稿，到蔡元培家和友人们讨论。

那天，蔡校长家名流云集、群贤毕至——李大钊、汤尔和、陶行知等十多位社会各界名流热热闹闹地聚在客厅里。

胡适来得稍稍晚了几分钟，他歉意地向大家点头微笑。而众人看到胡适满面春风，便知他的大作一定不同凡响。身着一件新蓝布长衫的蔡元培，把胡适让到自己身边落座，然后宣布由胡适读《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适已对文稿烂熟于心，读起来不仅流畅且抑扬顿挫：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寓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系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胡适读罢，满面通红，热泪涌流。众人听罢，先是短暂沉默，接着是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蔡元培首先发了言：“适之呀，文章写得何等之好哇，听罢，真是让人油然而生天降大任之使命感啊。我提议向社会公布这份宣言。”

有领袖群伦的蔡校长的提议，众人纷纷支持，并愿签名。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界的领袖，不仅才学名冠当时，且以人格魅力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只要他振臂一呼，学界会热烈响应。5月14日，有十六位北京各界知名学人包括蔡元培、汤尔和、李大钊、陶孟和、王宠惠、罗文干、王伯秋、朱经农、高一涵、张慰慈、梁漱溟、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联名在《晨报》《民国日报副刊》及《努力周刊》刊发这份由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十六位知名学人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还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

《我们的政治主张》一经发表，立刻在死水一潭的北京乃至全中国溅起层层涟漪，引起不小的震动。北京七所大学的校长们，公开在《努力周刊》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胡适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邵力子、李剑农等知名人士也分别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这些文章还不断深化了胡适等十六人的政治主张。

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利用联名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成为知识分子参政的一种政治手段和重要模式。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在签名三个月后，分别“入阁参政”。王宠惠代理总理，后正式受命组阁，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罗文干出任财政总长。按胡适的标准，这三人入阁已具好人政府的理想了，用胡适的话说：“虽不能做到清一色渐渐趋向凑一色了。”胡适还天真地为王宠惠内阁提出过一套“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并亲自参加王宠惠内阁办的茶会，很诚恳地与其讨论施政方针。

王宠惠的后台是直系的吴佩孚。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十六位名人，都敬佩吴佩孚这位权威人物。李大钊也很佩服吴的人品和才具。据胡适1922年6月10日在日记中载：“守常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

但国会的后台则是曹锟，在新内阁与国会因经费和借款问题闹翻之后，其借口罗文干有纳贿行为，由黎元洪下令将他逮捕。北京的政局突变，成了吴景濂等人“横行无忌的世界”，胡适大为失望。

3

民国十一年（1922），4月1日，清逊帝溥仪结婚大典。面临资金困难，皇室欲将一套《四库全书》以120万元卖给日本人。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谴责，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七人联名发出声明，指清皇室此举不仅毁弃国宝且为国民耻辱。清室只好作罢。《四库全书》乾隆时仅缮写七套，后有三套毁于战火。此次皇室欲卖的是藏于紫禁城内文渊阁的一套。刚过月余，卖书风波余波未尽，于石榴花绽放的5月17日，胡适等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又沸沸扬扬地在朝野传播，胡适意外地接到溥仪从清宫里打给他的电话，邀请他到昔日的皇宫里“谈谈”。躲在深深的紫禁城里，逊帝溥仪大概从报上读到了胡适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庄士敦向他介绍过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于是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与他读的四书五经不同，胡适的白话文果然让他有了一种新鲜的阅读感觉，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新派思想领袖的真容。

胡适在他的17日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

五月初二是阳历5月30日。在25日那天，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胡适与庄士敦当时都是北京一个国际团体“文友会”的会员，彼此相识。“文友会”主要由中、美、英、法、荷和苏俄等国籍人士组成，该会定期开会，讨论共同感兴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庄士敦是该会前会长，胡适后来继任会长，彼此还比较熟。

关于胡适拜会庄士敦，胡适在25日日记中称：“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帮老太婆牵制。前次他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庄士敦还告诉胡适，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少年溥仪，还让他牵线，在宫里接见英国的海军司令和香港的英国总督。后来对电话又大感兴趣，不顾内务府的反对，坚持在养心殿里装了一部电话。他是翻电话簿，找到胡适电话，才有邀请入宫之举。

溥仪当年已经17岁了，胡适认为他在思想与行为上已有了主见。因为胡适知道，他自己不仅在北洋政府那里被视作传播危险思想的乱党，也被紫禁城里的逊清小朝廷视为危险人物。溥仪若告诉内务府，内廷一定反对他见胡适，溥仪才直接打电话给胡适。胡适感到，他去见溥仪，或对逊帝的思想、行为更为独立有帮助，有教无类嘛。

按照紫禁城的惯例，5月30日（星期二）宫中休息。胡适如约进宫见了溥仪。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上，比较详细地记下了与溥仪相见的过程：

今天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在北大）上课。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康白情的《草儿》（九月六日，胡适发表《评新诗集——康白情的〈草儿〉》）、亚东出版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胡适进宫见了溥仪，清朝昔日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安，“像炸了油锅似的”。

社会上的舆论更是沸沸扬扬，有的报纸登出“胡适请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借此大做文章，诋毁胡适怀恋旧王朝、敬仰废皇帝云云。更令人不解的是，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人对此飞短流长。

其实，胡适从紫禁城出来之后的第七天，他曾致信庄士敦，向他介绍了入宫情况：“当我应召入宫时，皇帝对我非常客气，且以礼待之。我们谈到新诗和青年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问题。”还在信中说：“我本不打算让新闻界知道这次会晤的事情，但不幸得很，一些我并不经常读的报纸却把这件事情道出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着重要的新闻价值……我必须承认，我为这件小事儿深为感动，当时坐在我国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

胡适还在给庄士敦写信的同一天，写了一首此次晤面溥仪的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1959年12月12日，胡适在这首诗的手稿上，加上了一段话：“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若不加注，读者定不会懂得我指的是谁。”

为了回敬不良舆论对自己的诽谤，胡适专门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予以回敬：清宫里一位17岁的少年，所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从胡适的相关“这一件事”的日记、书信、短文中，读者可读出17岁寂寞的废帝溥仪赞成白话，喜欢新诗，谋求独立，不想靡费国家金钱出国留学，建议清理皇宫财产等思想，这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感动。胡适对他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惜，同时滋生出一种充满人情味儿与解救心相渗的情感。后来甚至产生伸以援手帮助这个孤独少年冲出“百尺宫墙、千年礼教”的冲动。

读胡适亲历的关于“这一件事”的相关文章，读者或许会对后来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化以及“漫画化”的这件事会心一笑。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到了今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4

从去年岁尾至今年2月12日，《晨报副刊》连载了署名巴人的小说《阿Q正传》。巴人者，鲁迅也。这是他继《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之后的第四篇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写小说，“不过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的这几篇小说意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并反映处于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下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描写黑暗社会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阿Q正传》的连载，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先是纷纷猜想巴人是何许人氏。钱玄同在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里，听到有人说这篇小说是《晨报》主笔蒲伯英写来讽刺胡适的。理由是“巴”即巴蜀，蒲伯英就是四川人，而胡适曾使用过Q的笔名。小说分明提到“历史癖与考证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云云。接着，教职员包括学生在内，一见面都战战兢兢地问：阿Q是谁呀？彼此总觉得对方有阿Q的影子。

钱玄同将真相告诉同事，他很是钦佩鲁迅小说之妙。而坐在一边抽烟的鲁迅，却淡淡地说：“我总是不讨人喜欢，却总改不了。”

鲁迅对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是寄予深深的同情的，对他们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的精神胜利法又是不满的。鲁迅将“国民的弱点”的普遍性体现在阿Q的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便越带有普遍性，于是阿Q的形象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讽刺效果。

鲁迅在酝酿《阿Q正传》之前，曾受邀成为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开心话”专栏的首位撰稿人。在撰稿中，一个被压抑了几千年的农民的灵魂，渐渐在鲁迅的心中活脱脱地诞生。

教员休息室因《阿Q正传》正谈得热热闹闹，蔡元培掀帘进来，见到沉默着抽烟的鲁迅，笑道：“豫才，你那篇《阿Q正传》写得好哇！正人君子们会好生不悦的哟。”

鲁迅客气地向校长点了点头，依旧沉默。最近他心里很烦，先是对钱玄同。《新青年》解体后，他们很少联系，钱玄同到补树书屋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位新文化运动之初斗志昂扬的战士，如今却躲进书斋，重新皈依章太炎的窠臼，潜心研究起文字学来。据周作人讲，自钱玄同声名鹊起，邀请他去兼课的大学纷纷送来大红的帖子，他一时成了学界的忙人，整日夹着他那不离身的黑色皮包，乘黄包车匆匆往来于各大高校之间。学生们对钱玄同非常欢迎，上他的课时，几乎无逃课者。学生陶醉于他在黑板上写的极漂亮的唐人抄经体。痴痴地看他卖弄古字，静静地听他摇头晃脑地讲《山海经》。尽管他从不阅卷，学生还是崇拜得很。

偶尔与钱玄同相见，鲁迅发现钱玄同的本性疯劲未变，说话还是那么率直，常常呛得人家哭笑不得。很久以来，鲁迅总觉得这钱玄同话里有话，是在有意奚落自己。钱玄同比自己小六岁，十几岁结婚，接着便生三子。他总是在自己面前大谈他的三个公子如何上进，大公子已闹恋爱云云，特别是他老咒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算了，这让鲁迅很有点儿失落。

鲁迅对蔡元培也有些不满。比如，对前不久北大发生的“讲义费风波”，成了北京学界的新闻。起因是北大经费紧缺，决定印的讲义由免费改为收费。接着北大教授朱希祖、沈兼士和沈士远等人联名向蔡校长建议，将所得收费拨给校图书馆，做扩充图书之用。

过去，北大的各科讲义，都放在教室，听课的学生不仅自己免费拿，有的还多拿几份给别的系或校外的同学，浪费可观。这一收费自然会引起学生不满，有一位叫冯省三的学生就带头反对，一下子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他们冲向蔡元培办公室，高喊口号，甚至出言不逊。这位前清翰林国民校长，受到这种挑战，开始还有些高兴，学生能大胆自由地发表意见，民主自由的意识已在年轻的学生心中生根。他和颜悦色地向他们解释收费的缘由，但冯省三气势汹汹，指着校长鼻子无端大声指责，毫不理会校长的苦心劝说，门前秩序大乱。

面对这般气势，蔡元培怔住了。接着，他宣布自己辞去校长职务，北大乱了。

先是总务长蒋梦麟宣布追随校长辞职，接着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等也宣布随同校长辞职。最后北大全体职员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出现这种严重局面，学生会出面表示反对风潮，并公推代表极力挽留校长和教职员工。于是校长和教职员工宣布复职，并做出两个决定：一是取消讲义费，二是开除冯省三。

鲁迅却愤怒了。当夜，他在补树书屋借着昏暗的台灯，写了一篇文章《即小见大》，一个月后发表在《晨报》上，为冯省三鸣不平，自然对蔡元培不满。因为“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鲁迅与胡适也不冷不热。年初，吴宓等人办《学衡》月刊，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旗帜，抵抗新文化运动，胡先骕发表《评〈尝试集〉》，鲁迅与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著文反驳。先是周作人在《晨报副刊》署名式芬发表《〈评尝试集〉匡谬》；接着鲁迅署名风声，在《晨报副刊》撰文《估〈学衡〉》予以支持。

鲁迅还在8月21日给胡适的信中，大赞胡适的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警辟之至，大快人心”，还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而且，二人还热情为对方提供所需参考书，或及时推荐资料，以助对方研究。如鲁迅信中有“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又如“同文局印之有关《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8月14日致胡适）。“《品花》考证之宝书”指清代杨懋建（掌生）所著《京尘杂录》，光绪丙戌年（1886）出版，系难得之书。彼此互借，可见关系不错。

5

是年6月17日，《广州晨报》主办人夏重民，突然遭到陈炯明的逮捕。陈炯明指使部下叶举下令先将夏重民毒打得血肉横飞，然后又将其捆绑沉于珠江。夏重民惨死后，《广州晨报》被军警捣毁封禁。陈炯明就是用这样残酷的办法，消灭敢于挑战他的人。

就在夏重民被杀害的十三天前，北京教育界在国立美术学校隆重地举行了“六三”纪念会。各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纷纷上台发表演说，纪念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集会上，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五四运动的先驱们二百余人，致电孙中山和南方的非常国会，指出北方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被赶下台，护法目的已达到。而且，北方的军队已表示拥护代表民意的新政府，南北一致，已无再动用武力之必要，孙先生的北伐可以休矣，望发表与徐世昌同时下台之宣言，战火消弭，百姓之福。

不料，此通电一经《晨报》发表，不仅使刚刚在广州平息叛乱的孙中山大吃一惊，南方革命党人也无不目瞪口呆。他们实在难以理解，这位老革命党人、北方学界的精神领袖蔡元培，不仅早就频频游走于直系政客之间，竟然还发动北京学界签名，催促黎元洪到京赴任大总统。南方革命党人对此非常愤慨。

胡适似乎已察觉老校长参政过深，写信劝老先生，不要再学堂吉诃德，与风车对战了。胡适自然知道，老先生过于学究了，他哪里懂得政治江湖的险恶。

蔡元培心里也忐忑起来，但他始终没道出后台挟持他的人是谁。

胡适当然不便追问蔡元培，他心里知道躲在幕后的一定是一位老奸巨猾的政客。

社会开始反击蔡元培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最先在上海《申报》发表檄文的，竟是老友章太炎！“章疯子”不仅是敢于拼命、穷究学问、被鲁迅誉为“并世无第二人”的学问家，又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有学问的政治家”。曾与孙中山、黄兴携手进行“二次革命”。“五四”之后，章太炎精神寂寞，远不如弟子陈独秀、钱玄同、周氏兄弟那么活跃。近来，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请，一边开馆讲国学，一边倡导在政治上以联省自治取代中央集权，以联省参议院取代国会，以委员制取代总统制。书生参政，自然常常寄以希冀，往往空谈而已，但章太炎的热情很高，与他的弟子钱玄同重回书斋精研国学，形成鲜明对照。

章太炎早就听说北方直系想抬出黎元洪这个傀儡，以恢复法统为名，反对孙中山北伐，已心有警惕，忽然又有蔡元培稀里糊涂参加进来，随声附和，他动气了。在《申报》上发电，以章氏特有的文字风格，机锋无限地写道：

阅公对中山停止北伐一电。南方十二省，唯六省尚称自治，其余悉为北方驻军所蹂躏，贪残无道，甚于奉张。此次北伐，乃南方自争生存，原动不在一人，举事不限护法。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否欲做南方之李完用耶？或者身食其禄，有箭在弦上之势，则非愚者所敢知也。

早年在日本，章太炎追随孙中山革命。1907年，日本政府答应清政府的请求，同意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驱逐出日本，为不得罪孙中山，临行前还为孙中山一行设宴饯行，同时赠款五千。章太炎闻之，以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收买，动了气，撕下民报社孙中山的照片，并写下“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等字，寄往香港，羞辱孙中山。但若也有人骂孙中山，他即还以一记耳光，叫道：“你是什么东西，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只有我能骂他！”如今有人反对孙中山北伐，他自然动怒，非站出来不可。而且在7月22日，他还和曹亚伯等在沪组织了联省自治促进会。

上海《申报》还同时发了国民党权威理论家张继的通电，代表本党声讨蔡元培。

阅公劝中山先生停止北伐一电，不胜骇然。北军宰割江流，行同强寇。仆北人也，尚不愿乡人有此行动。公以南人，乃欲为北军游说，是何肺肠！前者知公热心教育，含垢忍辱，身事伪廷，同人或尚相谅。今乃为人傀儡，阻挠义兵，逸出教育范围以外，损失名誉，殊不恒也。

蔡元培乃当时教育界领袖、学界泰斗，何曾遭此攻讦？见《申报》两侧各人之措辞激烈的檄文，一下子晕倒在地，被人送到法国医院。

李大钊和胡适闻讯，立刻赶到医院探望，见苏醒不久的校长满面憔悴，神情沮丧，不禁也都流下眼泪。

蔡元培对报上称自己为“傀儡”“身事伪廷”等语，深感屈辱：“受同营垒的攻击，这真让我斯文扫地！”说罢，眼圈一红，竟也落下泪来。

李大钊忙拉起校长的手，想安慰又心怀歉意不知从哪里说起。几乎是上海《申报》发表抨击蔡元培的文章的同时，李大钊也接到了陈独秀的来信。已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依如先前脾气暴烈，在信中怒不可遏地痛斥了李大钊一通。本来，共产党中央对李大钊参与蔡元培、胡适等搞什么《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就不甚满意，委托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评蔡、胡等“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而今，又有李大钊参与致电孙中山和南方国会，希望孙中山停止北伐之举。

陈独秀告诉李大钊，中共中央拟定下月在上海召开党的二大，陈独秀和蔡和森负责起草了大会宣言，并将《宣言》精神告诉李大钊：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而不是什么军阀统治下的改良政治方案。

同时，陈独秀告诉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一步非但不阻止孙中山北伐，党还要和孙中山建立广泛的民主联合战线，推翻直系军阀集团。

陈独秀对老友蔡元培和胡适还是念旧情的，他特意让李大钊劝蔡、胡，与军阀谈什么“好人政府”，说不好听的是与虎谋皮，必须丢掉幻想。

当李大钊极委婉地向蔡校长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之后，蔡元培沉默良久，仲甫的政治主张离自己是否太遥远啦？他对忠厚的李大钊说：“守常啊，你知道我是历来讨厌政治的，今后我不再参与政治，请你转告仲甫，我不能不办教育，不能没有北大。”

蔡元培告诉李大钊，办教育不能总跟拨发教育经费的政府为敌吧？你看林语堂、刘半农等人正在国外留学，学校总要为他们交学费。北大又通过《国立北京大学助学金及奖学金条例》，每年是一大笔开支。李四光、丁文江搞地质研究所，需要添置设备……

最后，蔡元培叹息道：“我已没有退路了！”

胡适看不惯别人指责蔡元培，他在《努力》周报上公布“陈炯明倒孙（中山）兵变”消息时，写道“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关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孰是孰非，至今仍在争论。但当时，孙中山是很恨胡适的，他办的《民国日报》不断攻击胡适。胡适也不介意，依然在书斋潜心研究学问，偶尔也发表一些时评政论。一介布衣学者，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有许多事情要做。

这场风雨很快风流雨歇，一个多月后，国共合作，陈独秀、李大钊等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先生还设家宴，专门宴请陈独秀、李大钊和苏俄的马林。在酒会上，孙中山谈了《新青年》，说了陈独秀、胡适，谈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称赞他们说，没有陈、胡、蔡发动的启蒙运动，中国的革命不知还要推迟多少年。

谈到胡适、蔡元培，喝了几杯酒的陈独秀，在席间朗声赞扬和感谢了这一老一小两个书呆子。就在半个月前的8月9日，陈独秀又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抓进监狱，其住所遭查抄。京、沪各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刊出各界营救通电。8月15日，北京《晨报》发表了少年中国学会等十团体发出的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宣言。真正起作用的是蔡元培和胡适，出面找外交总长顾维钧出面，向法国公使说情，由法国公使与驻沪法国领事联系，最后罚款四百元，将陈独秀放了出来。

陈独秀被放出来后，经济特别拮据。9月24日，胡适、蔡元培联系14位名人，联名在《晨报》上发出《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其时，陈独秀与胡适正为“联省自治”的主张而相互攻讦。在陈独秀的眼里，胡适不过是块革命的绊脚石而已。

在座的许多人，心里自有公道，蔡、胡是两位乱世中的正直学者，一介学人，他们的人格、操守在世局交响嬗替之际，显示了文化人巨大的人格魅力。

酒会将散之际，有人将一张北京《顺天时报》拿进来。此报正搞理想政府总统和各部总长的民意调查，自是年8月1日至28日，由读者自由投票，开票结果如下：

孙中山以2073票当选理想大总统；

蔡元培以1093票当选理想教育总长（梁启超得383票）。

众人看罢，心思自然不同。孙中山大笑：“黎元洪不知做何感想，这可是北京百姓的选择！”

胡适为友谊可以屡屡救陈独秀免遭牢狱之苦，但为了“忍不住的新努力”政治，他并不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9月10日，胡适在《努力》周刊发表《联合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反对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0月1日，又在《努力》周刊发表《国际的中国》，公开批评中共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

胡适与陈独秀友谊不减当年，而政治分歧却越走越远，甚至针锋相对，这正是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关系独特的政治、人文景观。

6

民国十一年（1922），《新青年》解体，并未过多地影响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继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之后，新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新的文学流派如浅草社、沉钟社不断涌现，一批批文学新人也纷纷强势地登上文坛。名流云集，群星璀璨。

是年，由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四人在美丽的杭州创建了湖畔诗社。用冯雪峰的话说，湖畔诗社“实际上是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的，只可以说是当时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一种友爱结合”（《〈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戏·诗集〉导言》中，称其为“真正专心致志作诗”的社团。这些爱情诗深深打动了身处乱世之中、迷惘不安而又充满憧憬的青年男女的心，湖畔诗社因此而闻名于世。朱自清不曾料定的是，冯雪峰不久就不再“专心”写诗，而转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成为鲁迅身边的共产党友人。

湖畔诗社当年4月先后出版了两本诗集《湖畔》《春的歌集》，是文坛较早的诗歌合集。对诗坛的影响较大的汪静之出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两部诗集。

湖畔诗社的诗作多半是吟咏爱情或瞬间感受的短诗，是四位涉世不深的青年的真实情感的流露。如“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又如“我们歌哭在湖畔，我们歌笑在湖畔”，这“歌哭”与“歌笑”无不是年轻灵魂的自白。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评论说：“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凄苦，不胜掩抑；冯雪峰明快，笑中有泪；汪静之天真稚气；应修人味儿淡。

汪静之早在上一年秋冬，其诗《悲哀的青年》《竹叶》等就发表在《新青年》上。《荷叶上的露珠》《爱情》也见于《晨报副刊》。后出版的《蕙的风》，汇集了其早年一百多首诗歌。他的诗不长，简洁而情感浓郁地表露年轻人的爱情心理，如清丽幽婉的《别情》《伊的眼》等诗篇，成了广为流传的爱情诗篇。在《伊的眼》中，诗人写道：

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这些诗句，在今天读起来，未免轻浅，但在“五四”后渴望挣脱旧礼教束缚、追求爱情的青年人中，却产生过强烈的反响。正因如此，汪静之的《蕙的风》诗集出版后，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是年10月24日，安徽绩溪人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一篇《读了〈蕙的风〉之后》，指责自己的绩溪同乡汪静之的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一文激起千层浪，先是章鸿熙在10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著文《〈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对胡梦华予以批驳。胡梦华又在11月3日的同一副刊“觉悟”上，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以答辩反击。文中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的句子。

诗无达诂，文无定法，讨论文学作品的得失，原是正常的文学现象。在弥漫着自由空气的民国初期，有极好的在学术层面的文学交流的气氛。后来的论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常把文学的讨论视为政治斗争，犯非对即错的二元论的毛病。对作品的讨论，已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一种思想斗争的模式。

汪静之在出版《蕙的风》前，请胡适为之作序，胡适慨然允之，“新诗的老祖宗”，欣然命笔，遂有《〈蕙的风〉序》，9月先发表在《努力周刊》。

胡适说，《蕙的风》在他家“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我觉得他的诗的进步着实可惊”，“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胡适并不一味夸赞，而是极为辩证地指出：“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

胡适以其超凡的识力，已预料到汪静之的诗会引起争议，“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婉转的情诗”。不过胡适警告，“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更容易陷入成见的错误”。

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诗，不幸被胡适言中。因此，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文章发表之后，胡适觉得早在预料之中，不须再费笔墨了。

汪静之被称为“赤子”湖畔诗人，与周作人关系也很密切。湖畔诗社三月刚刚成立，潘漠华与汪静之便立刻致信周作人，报告消息。周作人随即写了《介绍小诗集〈湖畔〉》的文章，为之欢呼与鼓吹，且亲自联系《晨报》刊登其广告，又推荐北大出版部代售《湖畔》。应修人也致信周作人，称“启明我师”，信中说：“你为甚这么和蔼——使未识面的人都深深地感着你那诚挚的仁慈的爱。”由此可见周作人当时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和亲切的形象。当道学家围攻汪静之时，他为汪辩护和对发难者责问。

鲁迅也不沉默，他在11月17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发表了一篇极为犀利的评论《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批评胡梦华对汪静之的批评。文章说，“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的是胡梦华君对汪静之君《蕙的风》的批评，尤其觉得非常不以为然的是胡君答复章鸿熙君的信”。在逐条批驳之后，云“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鲁迅的文章，似少对汪静之诗歌的优劣具体分析点评，太多的是对胡梦华文章的眼光和用语予以讨伐。20岁出头的学生，遇到了可以做他父亲的文学家。这种交锋极不对等，胡梦华只能仰天长叹了。

在文学对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中，创造社异军突起。创造社是继文学研究会之后，于1921年成立的文学社团。主要成员有以新诗和历史剧而闻名的郭沫若，有写象征小说和文学批评的成仿吾，有写爱情小说的张资平，有写现代话剧的田汉和以写浪漫主义小说的郁达夫等五位主将。他们的创作丰富多彩，多姿多样。除郭沫若外，成就最高，影响也大，个性最鲜明的，当数郁达夫。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其小说作品充满浪漫色彩而独树一帜，开创了我国现代小说中的浪漫抒情流派。

郁达夫（1896—1945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家境殷实，从小受中国古典诗文的熏陶，他写的《自述诗十八首》的自注可视为他的自传，“予以十一月三日生。先父常曰：‘予育汝辈，犹王公之植三槐也’”，“家住富春江上，西去桐庐则严先生垂钓处也”，“三岁父殁时予正病，青灯雨夜，二兄坐灵帏前吟哦光景，犹历历予目也”。“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予肩曰：‘此儿早慧，恐非大器’”。“十三岁始学西欧文字”，“十五岁冬去小学，奖得吴梅村诗集读之，是予平生专心研求韵律之始，前此唯爱读两汉书耳”，“十六岁春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初到三日，即醉倒于江干酒肆，同人传为笑柄”。“十七岁春，仍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寄寓保安桥数月。九月入之江大学豫（预）科，住江干者半载。十八岁春去之江大学，入蕙兰学校学英文，住石牌楼者三月。秋八月家兄奉命来日本，予亦随之东来，住东京小石川者一年。十九岁夏入第一高等学校豫（预）科。而是岁夏转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二十一岁秋由医科改入法科。二十二岁夏还乡，秋病作，入病院二月。二十三岁冬，疾始疗”。

写于23岁夏5月的《自述诗十八首》不仅记录了郁达夫的经历，从中也可窥见其秉性及聪慧。

1913年随长兄东渡日本，五年后进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读经济学，而他的兴趣则在文学方面。十年的日本生活，饱尝歧视屈辱，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并养成了他愤世嫉俗又伤感忧郁的思想性。这段人生经历和思想状态，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1921年，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创立了创造社，成为创造社的“圆鼎三足”。

郁达夫是民国十一年（1922）归国的，除积极参加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编辑创造社刊物外，后来又先后到安徽、北京、武昌、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用于文学创作。

郁达夫在1921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沉沦》虽然晚于鲁迅1918年的《狂人日记》，却应该说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集收入了《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沉沦》最为精彩，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沉沦》描写了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得到友谊和爱情，但在异国他乡的日本，遭遇的却是冷落和屈辱，最终绝望地走向沉沦。《沉沦》中的主人公在重重压迫下产生的难以排遣的忧伤苦闷，艺术地概括了有所觉悟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状的青年人共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1922年郁达夫写了《茫茫夜》及其续篇《秋柳》，还有《空虚》（在《创造》1922年2期发表时题名为《风铃》），接着又发表《血泪》等短篇小说，同时还在11月20日创作了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采石矶》。

郁达夫的小说一度在青年当中产生了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大的影响。《狂人日记》揭露了“礼教吃人”的罪恶，从思想上看，在文学史上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郁达夫的《沉沦》从揭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时代病方面，更具有文学的典型性。不用曲笔，淋漓痛快，情感真挚，形象鲜明。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沫若文集》十二卷）中评价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赞同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文学主张，使郁达夫的小说往往以“我”为主人公。用浓郁的抒情笔调，做大胆的自我解剖和表白，以达到如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所说：“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语着反抗”。这与鲁迅小说以“我”为主人公的现实主义手法有所不同。鲁迅是以“我”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文本。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小说的重要地位，在张扬浪漫主义的同时，又充斥着感伤乃至颓废色彩，削弱了小说积极的社会意义。批评郁达夫的不仅仅是胡适。

创造社是以清一色留日学生为班底的文学社团，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推崇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同时又强调文学要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所以，创造社甫一创立，就文学概念含混且充满矛盾。他们推崇的欧洲浪漫主义或20世纪初的新浪漫主义使他们的创作面貌一新，他们在精神和行为上，也追求自由、浪漫的气息。

或许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思想和文学观念存在差异，创造社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的关系并不密切。胡适曾写文批评郭沫若、郁达夫的英译作品存在错讹，郭、郁二人便心存芥蒂。郁达夫在1922年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矶》里，写了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多疑孤傲、愤世嫉俗，又写了伪儒戴东原排斥异己的卑劣。郁达夫以黄仲则自况，将戴东原隐指胡适。

胡适对此，似并未计较，在次年的5月15日，写信给郭沫若、郁达夫表示，对“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希望自己对郭、郁两位英译错讹的批评不致引起误会，“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创造社不独批评胡适。20年代后期，郭沫若们还集中火力批评鲁迅。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说，“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太阳社、创造社“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

鲁迅还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从广东到上海鲁迅家避难的廖姓青年，住了一段时间，终于愤愤地对鲁迅说：“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再和我交往了，说我竟然和鲁迅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郭沫若干脆写《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以一革命战士的口气给鲁迅定性：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人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创造社的另一活跃作家是张资平。张资平是该社创作小说最多的作家。1920年以小说《约檀河之水》崭露头角。1922年2月，他创作和出版的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原名《他的生涯》），是中国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揭露教会的虚伪，教育界的弊端以及民国初期改革的不彻底，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但结构松散，议论过多，内容芜杂，艺术水平较弱。

张资平早期创作的反映在日本生活的小说，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木马》等有人道主义倾向。归国后的创作则表现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的艰辛困苦，如《雪的除夕》。张资平写爱情小说数量多，影响也大，他与郁达夫不同，在艺术风格上，多用写实手法，客观描写故事和刻画人物。他的小说很会讲故事，语言也流畅，但作品流于卑俗，格调不高。他的小说也犯郁达夫式的热衷色情、肉体描写，缺乏审美价值，品位不高。

1922年，创造社的另一成员郑伯奇，创作了小说《最初之课》，借一个留日学生在第一堂课上的变迁和感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侵略性质，较早地提出反帝主题，颇为可贵。

后来，创造社发生重大变化，郭沫若等转向革命，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郁达夫与之意见不合，张资平、王独清等退出创造社，张堕落为汉奸文人。

7

1922年岁尾，鹅毛大雪在塞外的寒风中，打着旋儿地飘落。

胡适与丁文江冒雪在大街上躬身而行，不久，蹩进一座法国式的花园洋房，这是代总理王宠惠的住宅。“好人内阁”之教育总长汤尔和、外交总长顾维钧早已心事重重地在客厅端坐。主人王宠惠见胡适和丁文江赶到，忙让座沙发。接着披着雪花的蔡元培也推门进屋。

王宠惠沉痛而愤慨地将财政总长罗文干被捕的经过转告给诸位。

事情发生在11月18日深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与副议长张伯烈突然闯进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官邸，向黎控告罗文干在签订奥国供款展期合同时有贪污受贿的行为。为使黎不疑，还出示了他们私自盖章的众议院公函，以证明罪行确凿，胁迫黎当场下令逮捕了罗文干，当夜送交地方检察厅拘押。消息传出，次日国务院不少阁员纷纷赶到总统府，指责黎元洪不经阁员副署，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违法行为。在这之前不久，亲信阁员已向黎进言，总统不能非法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他已感到昨夜过于唐突，今晨又见阁员追究此事，只好表示愿亲带众阁员去检察厅接回罗文干。

孰料，黎元洪到监狱去接罗文干时，作为大法官出身的罗文干却并不买账，表示非要弄个是非究竟，否则绝不出狱。众阁员多是书生，也不愿就这么随便了结此案，当场要求大总统下令由法庭出具命令，释放无罪的罗文干。正在此时，吴景濂和张伯烈也率二十多议员，冲将进来，吵吵闹闹地阻止总统释放罗文干。没有权威的黎大总统的命令只能作罢。

第二天，众议院先下手，开会通过了查办罗文干一案，并正式请求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有恩于黎大总统的吴佩孚得此消息大怒，当天即通电指责黎元洪违法。而黎也反唇相讥，并不改变。

王宠惠讲罢罗文干入狱后的种种情况，焦急地欲听听诸公的意见。胡适从美归国，政法界并无相交甚深且有实权的朋友，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在他眼中神通广大，人脉雄厚的蔡元培。

蔡元培沉默良久，最后表示，只能发动梁启超、熊希龄、林觉民诸位社会名流公开请愿了。

王宠惠对此却忧心忡忡。他知道，罗文干只是曹锟与吴佩孚斗法的牺牲品，如果再闹请愿、示威游行、学潮，正中曹锟的下怀，“好人内阁”会提前下台。这一点，吴佩孚早有交代，万万不可授柄于敌。

前清翰林当今北大校长听罢，霍地站起，说，既然政治清明无望，我们干脆一起辞职，免遭国人指责，免受同流合污之嫌。那神态、那口气洋溢出一股浩然正气，直让胡适、顾维钧敬重地连连点头，以示支持。

王宠惠宅第里的小会无结果地悄然散会，众人也消失在茫茫大雪中。

三天后，《晨报》刊登了曹锟的强硬通电，公开攻击罗文干丧权误国，要求组成特别法庭，查办罗文干。那在洛阳的吴佩孚见状，也变了卦，为保护自己，只好牺牲“好人内阁”。到此，仅仅支撑了两个月的“好人内阁”倒台。

胡适、蔡元培见状，伤心得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胡适仰天长啸：“文学革命无望，思想革命无望，政治改良无望，难道只能走孙文造反之路吗？”

蔡元培为老友罗文干鸣不平——那是有着一颗正直而高贵灵魂的文人，却让污浊的政治吞没。

胡适真的伤心了，12月17日，向北京大学请假一年，离校养病。

我们似乎已看到，以胡适个人为典型代表的政治妊娠至流产悲剧的端倪。

同一天，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创刊，周作人出任主编。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

民国十二年（1923）的第一天，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发国民党改组之先声。二十六天后，苏俄表示倾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联合会发表声明表示：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

6月12日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与国民党合作。10月2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着手筹备改组国民党。

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加黑暗且风雨飘摇。其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控制舆论。2月7日，吴佩孚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杀害共产党人施洋等五十余人，制造了血腥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第二天，吴佩孚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2月16日，中共的《向导》遭查封。四月因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丑闻，该报被封，林被监禁三个月。8月27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10月，上海的《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被禁邮……

1923年，知识分子与当局的“不合作宣言”，成了主旋律。

1

民国十二年（1923），1月7日，胡适住在医院里。病房的窗台上，摆着一束北京冬天少见的鲜花，与窗外阴云密布的灰色天空，形成极大的反差（查鲁迅当日的日记，“七日昙”即阴天），却没影响他的好心情。

胡适前几天很郁闷，自打北洋军阀政府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后，不知怎么坊间便盛传他闻讯即跑到天津的租界里。今天好了，《努力周刊》发表了他写的《胡适先生到底怎样》一文，算是对谣言的一个反击：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又过了两天，他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2月初，因一则消息触犯当局，北京亚洲通讯社社长林超然，以侮辱罪被逮捕入狱。5日，众议员钱崇恺等提出《质问政府违法逮捕新闻记者书》，6日，五十多家通讯社代表到国务院质问张绍曾总理：以国务院函令警察厅捕人，根据何项法律？如何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违法行为？张绍曾置之不理。遂再度引起公愤，先是外国驻京记者开会声援中国通讯社；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国务院，声讨非法逮捕林超然。

但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和迫害并未有丝毫收敛，当然，文化界和新闻界为争言论自由的努力也一浪高过一浪。

大约就在1月中旬，蔡元培为李四光主持了婚礼，高朋满座，甚是热闹。就在此时，胡适接到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的电话，让他吃了一惊。邵飘萍告诉胡适：罗文干一案，又起轩然大波！

第二天，由邵飘萍做东，在东华饭店请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熟人吃饭。

事情是这样的：罗文干一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地方检察厅认为罗文干受贿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决定不予起诉，于1月11日宣布释放他。但这一决定立即遭到曹锟直系五省督军通电攻击，要求推翻释放罗文干之决定，重新审理。吴景濂、张伯烈也以阁员同意案要挟新任总理张绍曾重再逮捕罗文干送交法院。但国务会议讨论时，又找不到有罪之依据，遂陷入僵局。正在此时，一个文人跳将出来，出了个由国务院代表公诉人申请地方检察厅对罗文干再行侦查的主意，给张绍曾解了围，于是由他指示代理司法总长程克给地方检察厅下令，将刚刚回家的罗文干再度逮捕。

为政客们献计献策者，便是刚刚上任不久的教育总长彭允彝。

彭允彝，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曾任众议员。其在湖南谋官不得，后由赵恒惕推荐给黎元洪。黎为争取湖南的支持，就保举他当了教育总长。

蔡元培和蒋梦麟对彭允彝与国会、直系和政府沆瀣一气，不惜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的行径极为愤慨：一个文人，怎么能干这么下作的勾当呢！

胡适也急火攻心，咳嗽不止。早在几天前，在一次宴会上，他曾提醒过蔡元培、蒋梦麟诸人：别看宴会上曹锟的人对教育界的人如何谦恭敬佩，甚至显得很礼贤下士，想结交蔡、蒋等这样的社会名流，实际上，他们是在拉拢诸位，扩充他们的实力呢！胡适边说边咳，医生曾告诫他，肺里有毛病了，到南方休息一下吧。

几杯老酒落肚，蔡元培无限惆怅地表示，只有先离开北京了。胡适等也表示随蔡先生共进退，也离开北大。蔡为了两千多莘莘学子，劝他们留下来。蔡最后决定请邵飘萍代笔，起草一份辞呈，写毕交蔡。

他们分手时，已冷月高悬，寒风刺骨。蔡又拉胡适乘包车回自己府上，那辞呈似要修润。到家不久，他又电话邀汤尔和过来，共谋辞呈。汤尔和乃一谋士，智慧过人，当场议出，辞呈由蔡一人签名，不必邀各校校长共签了。唯如此，才能造成政府的被动。胡适原打算再劝蔡公留校看看再做决定，但在汤尔和的谋划下，只能作罢。

第二天，当蔡元培悄然离开北京，秘密抵达天津时，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出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以抗议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的消息。此消息一出，北京学界和北大师生立即掀起了一场“驱彭挽蔡”的运动，形成了类似“五四”时声势浩大的学潮。但是，军阀政府却比那时冷静强大多了。

1月19日下午，是众议员选举阁员的投票时间。早已闻讯而来的数千抗议的学生，高举“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等小旗和“警告国会”四个大字的横幅，围在象坊桥众议院前。见此状，彭允彝却命令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致二百余人受伤。学生被驱散后，多数议员居然投票支持彭允彝。

象坊桥众议院前的流血事件，经报界披露，顿时全国学界齐声声讨。24日是参议院投票之日，北京大学等四十二校在此组织五千余名学生，先在天安门前隆重集会，后又往参议院请愿示威。要求参议院否决众议院对彭允彝的同意案。谁料参议院对此置若罔闻，竟当场通过了同意案。彭有军阀政府的庇护，居然公开挑衅：“我乃经国会通过，总统任命，安能为一校长反对，而随便离去呢？”接着，他上任伊始，就签署了整顿学风，严禁学生参加学潮的命令。

这对蔡元培和胡适等人来说，是始料不及的，反动势力以这样强势的态度蔑视民意，也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蔡元培率先拍案而起，遂有名震一时的《蔡元培之不合作宣言》在《晨报》上发表，开整个进步知识界与政府不合作宣言大潮流之先河。

陈独秀与李大钊正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陪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谈得很不错，已进行到了起草宣言的步骤，如一切顺利，《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将不久发表。

李大钊与陈独秀愉快地到租界西餐馆吃饭，要了一瓶洋酒，喜气洋洋地祝贺会议有了突破。陈独秀是刚从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后回到北京，再来上海的。在北京短暂停留，那里腐败的政治气息让他喘不过气来，蔡元培、胡适等策划的北大校长辞职之举，陈独秀也心知肚明。但他没有像蔡、胡一贯帮助他那样，出手声援这两位老友，而是默然地做了旁观者。

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把酒言欢，实际上是不可能绕过蔡公辞职和发表不合作宣言这一话题的。老实的李大钊率先谈到此事。陈独秀听后，把一肚子不满说了出来：蔡翰林的这套辞职老办法，用了多次，收效甚微。至于他的不合作宣言，过于天真，依靠几位清流的消极拆台办法，就能打倒黑暗政府？痴人说梦罢了。革命的事业必须依靠民众，把眼光只盯着少数精英而忽视广大民众运动，是老蔡们的通病。

陈独秀说罢，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稿说：“我准备在《向导》周刊发表这篇评论，你先看看。”

李大钊看完题为“评蔡校长宣言”的评论，心里有些不悦。陈独秀虽说思想深刻，言辞犀利但总是简单粗暴地对待朋友。他在此文中言辞过火，攻击一生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进步文人蔡元培，这无异于为黑暗政治帮忙。他在文中还呼吁人们要像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李大钊脸上终于露出了为蔡元培不平之气和对陈独秀偏激的愤怒，这让陈独秀很吃惊。

李大钊语气很沉重地告诉陈独秀：作为一位愤世忧世、疾恶如仇的知识分子蔡校长，他一身的不降志、不辱身的品格，一生对腐败政治的不懈攻击，始终代表着中国知识界的道义和良知。你夸大了蔡校长不合作主张的消极作用。劳工阶级的罢工，就是一种不合作的表现。难道连罢工你也不赞成吗？请你不要忘记，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能公开活动，没有蔡校长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李大钊甚至想说，没有蔡、胡的鼎力相救，你能走出监狱，从事革命活动吗？他怕过于刺激陈独秀而忍住不说了。

李大钊最后说，正是依靠蔡校长的人格力量，他正秘密组织张国焘到京汉铁路发动大罢工，与学潮和罢工运动结合，拉开与反动政府搏杀的大幕。

陈独秀是个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人，他对李大钊的劝诫不置可否，还是发表了《评蔡校长宣言》。

胡适看到了陈独秀这篇评论，愤然站出来，在《努力周刊》上发文，点名嘲讽了陈独秀：“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绝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

不久，“二七惨案”发生，曹锟、张作霖贿选丑闻迭出。

蔡元培在清明后的冰凉的海风吹拂下，率子女乘“新铭”号海轮，向大洋远处的欧洲驶去。

2

早在1919年底，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高调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中国学术文化界逐渐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整理国故”的热潮，“研究国故的人整日的摇旗呐喊，金鼓震天”（陈西滢语），形象地反映了“整理国故”的态势。

“整理国故”的口号，由首举义旗、鼓吹新文化运动号角的领袖胡适提出，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悖论，但历史证明，正是胡适赋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任务和力图正确处理破与立、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在1919年上半年就提出过整理国故的任务。其成员毛子水曾在《新潮》著文，《国故和科学精神》主编傅斯年写了“附识”，反对腐朽观念的“保存国粹”，提出用“科学精神”“科学的主义与方法”整理国故。对此，作为导师与顾问的胡适甚为赞赏，当然，他也批评了他们文中的“功利观念”，并告诫弟子“真理无所谓大小，学问是平等的”。他特意写了两篇文章《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和《整理国故与打鬼》，再论“整理国故”的科学性与文化意义：

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救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1922年3月16日，北大出版委员会决定出四种季刊：《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

胡适为《国学季刊》的邀集人。在他的组织下，五天后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由他任主任编辑，大家推举他撰写“发刊宣言”。编辑有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马幼渔、李大钊等十一人。

1923年1月，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卷首文章在《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胡适在此开宗明义地宣称：古学不会沦亡，古学经过科学地“整理”与“甄选”，必将有“更好无数倍”的成就。

《国故季刊》给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的，不仅是内容，在形式上也是一场实在的革命。在版式上率先采用由左向右横排，文章使用新的标点符号，对当时的出版、印刷界影响甚大。

顺便再次提一下本书第一卷关于胡适与李大钊所谓“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之争的真相。“整理国故”，即为“研究问题”的具体内容。李大钊不仅一直积极参与而且从未再与胡适探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问题。

胡适提出的科学“整理国故”的主张，对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的文化思想史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重要影响。时至今日，这种根本性的影响，更为突显。

同时，胡适率先实践了自己提出的主张，亲自挂帅从宏观和微观开展“整理国故”的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和卓著成就。

胡适以《〈红楼梦〉考证》敲响了旧红学的丧钟，宣告了新红学的日出。

他对《水浒传》《诗经》《楚辞》的研究，对墨学、老子的研究、对诗的历史沿革与风格流派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功绩。

有胡适的号召和开拓，自然少不了响应和追随者。他的北大学生俞平伯、顾颉刚是有幸的，他们研究《红楼梦》的热情缘自胡适的引发，而且一开始就步入胡适开创的正确之路。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关于研究《红楼梦》有四十四封通信，俞与顾又有二十七封相互的通信，先被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后又有顾的学生王煦华缮清刊于1981年第三辑《红楼梦学刊》，俞平伯还为此写了题词：“此1921年我与顾颉刚兄讨论《石头记》之往还书札，今经整理缮写，将付《红楼梦学刊》发表，忽忽六十年，故人殂谢，追念昔游，感慨系之。”

从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的通信和俞、顾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师生间、学友间在新红学开创时努力开拓、通力合作的动人情节。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与俞、顾的合作并非是师唱生随，而是都坚持科学的态度。比如俞、顾经研究考证，同意胡适关于高鹗补后四十回的经典意见，但在评价高之续补时，俞平伯贬得多，而顾颉刚则理解高鹗之补“难度很大极不自由”应“原谅高鹗”。

还值得提及的，是俞平伯在旧书摊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其“凡例”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且认为“洵可为高君补书作一旁证也”，支持了胡适关于高鹗续《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推断。顾颉刚潜心于史学，后对红学有些疏淡。而一直耽迷于红学的俞平伯，成了红学大家，他的《〈红楼梦〉辨》，让他名震海内外。

俞平伯研究红学的成功，再次证明胡适科学“整理国故”的正确性。

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和自己的身体力行，对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历史证明，否定胡适的科学“整理国故”，往往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

3

在周氏兄弟的北京生活中，有一位外国友人不能不提。此人就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

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早就熟识，但彼此的见面，是由郑振铎和耿济之引荐的。去年的2月24日，北京风沙弥漫，郑、耿两位年轻人把爱罗先珂带到周氏兄弟的寓所。那天，周作人的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来暂住东屋。”从此，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成了朋友。

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他的经历颇具传奇性。1914年，他只身一人到印度、日本、泰国、缅甸等多国流浪。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被英国人驱出印度，至日本又因宣传危险思想再次被逐出，后历尽千辛万苦踏上归国之路，却未被准许入境，这才转而来到中国四处漂泊。诗人将迷惘痛苦的心情写进诗里，引起鲁迅的关注，并致信周作人：“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

不久，周氏兄弟收到了日本朋友的信，请求他们转托胡愈之照顾爱罗先珂。蔡元培得知此事，特聘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校长还亲自找到周兄弟，将俄国盲诗人安排住在他们家里，这才有周作人日记中“爱罗先珂君暂住东屋”之语。

爱罗先珂在周家住下后，除在北大授课，还常到各校用世界语演说，为他当翻译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自学世界语，并开始翻译用世界语写就的作品。他在后来写的《知堂回想录》中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样的要求。”

鲁迅也开始动手翻译爱罗先珂的诗作《池边》《春夜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有时也陪爱罗先珂到北京参观，兼作翻译。

从周作人写的《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之二》一文看，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相处得很愉快和谐：“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地和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

但爱罗先珂在北京生活得并不舒心，先是他不时到女子师范去演讲，到孔德学校报告，到北大三院演说，到政治学校与师生交流，可时间一久，人们听腻了，没有新鲜感了，学世界语的热情就迅速衰退了，也就很少有学校再请这位盲诗人了。

最让爱罗先珂痛心的是，最初在北京大学开世界语课时，北大最大的讲堂，往往挤满了学生和教师，不久听者渐少，改到小课堂，再往后，听者寥寥，有时只有两位。于是他关于俄剧《饥饿王》的讲座，仅讲了个开头，因听众太少而不得已终止了。盲诗人对此深感痛苦，在周氏兄弟家的院落里，就常见爱罗先珂弹着六弦琴，唱着“寂寞，沙漠似的寂寞呀”的歌。这清寂的飘在夜空里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周氏兄弟的心灵，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鲁迅感到诗人的寂寞竟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生命状态如出一辙。鲁迅在1922年发表在上海《妇女杂志》上的《鸭的喜剧》中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鲁迅懂得了流浪诗人，又在《热风·为“俄国歌剧团”》中学着爱罗先珂唱道：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好有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啊。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消沉了罢……

鲁迅的灵魂其实也正在与“寂寞”抗争，与中国“沙漠式的枯寂”搏杀，他“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华盖集·题记》）。一个荷戟独彷徨的武士跃然纸上。

寂寞并未全部让生活失色，有一天爱罗先珂从街上买回十几个蝌蚪，放进了周作人在院里挖掘的荷花池里。那荷花池长三尺宽二尺，从未长出过荷花，却是蛤蟆的乐园。爱罗先珂早到池前造访成群结队在池中游泳的蝌蚪，有时孩子告诉他，蝌蚪生脚了，他很高兴。人往往就是这样，寂寞和快乐是可同时存在于精神里的。

1922年7月，思念家乡的爱罗先珂在赴芬兰参加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之后，回到了故乡。一个世界主义者，却始终眷恋自己的家乡，这是一种悖论。周作人说，这虽然“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爱罗先珂君（一）》）。

在周氏兄弟的思念中，爱罗先珂在1922年底重回周家大院。不久即发生了所谓“剧评事件”。北大与燕京女校学生联合演了一出话剧，爱罗先珂热心地去观看了演出，还率直地写了剧评：“在中国，没有好的喜剧……没有喜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哇。”

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诗人的剧评，目的或许是批判当时中国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的恶劣，但对学生的演出求全责备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遭到年轻气盛的学生的反感。他们尝试戏剧的热情容不得亵渎。

北京大学学生魏建功读了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文（载1923年1月6日《晨报副刊》）后，有感而发写了篇《不敢盲从》，也发表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文章对爱罗先珂在评价学生演剧的某些批评和观念提出反批评，特别对爱氏所云“竭力学优伶”“并不想表现出剧中人来”“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见得像优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等，表示不能苟同，而且指出爱氏并没有认真看过整出戏，就发议论不能接受，此外并无放肆的文辞。

当然，既然是文艺批评，难免有思想和见识的交锋，这很正常，但鲁迅却拍案而起，在1月17日《晨报副刊》以一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斥魏建功”（鲁迅日记）。该文“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面对一位1901年出生的年轻学生魏建功的文艺批评，比魏建功大20岁的已是社会名流又是大学老师的鲁迅，用如此极端的言语攻击晚辈，不仅令当时的读者莫名，便是今天来看，也未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须知，被鲁迅吐了一脸唾沫的并无劣迹的年轻学生魏建功，1980年卒，江苏如皋人，为著名的语言学家。

有意思的是，同一天的《晨报副刊》上，还载有周作人的一篇《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的吐唾沫相比，周作人的文章有正人君子之风，善意地规劝，颇具亲和力。他谆谆告诫年轻的学子：“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先珂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便当作敌人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人的礼仪。”

两天后的20日，鲁迅日记载：“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省三者，就是因带头反对北大收讲义费，对蔡校长不恭，被校方开除的学生冯省三。该生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鲁迅认为蔡元培抓住小事大做文章未免不公，愤然写了《即小见大》支持了冯省三。后来冯成了八道湾的常客，鲁迅的日记中无数次提到这个名字。魏建功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语焉不详，不知究竟谁做的东，但周氏兄弟为爱罗先珂抱打不平，爱罗先珂以示答谢，是毋庸置疑的。

周氏兄弟都面对一群年轻人的隔膜，悲哀自然难免，但把无知、偏激、轻狂的年轻人也当成敌人，未免更是一种悲哀。

带着悲哀，诗人离开了北京，继续去各地漂泊，到了巴黎。周作人在是年4月21日《晨报副刊》上以《再送爱罗先珂君》为其送行。一年后在《苦雨》一文中，周作人又写蛤蟆在雨后的院中出现的情景。关于周作人家的蛤蟆，还有一段小插曲。钱玄同与周作人交好，一日到周宅做客，酒后留言苦雨斋。是夜入室的蛤蟆弄醒钱玄同，胆小的钱竟害怕得高呼救命。周作人见状，写诗取笑曰“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自此始，钱玄同又多了一个“蛤蟆”的绰号，博文苑一笑。

到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曾把爱罗先珂引到周家的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从巴黎屡有来信，他穷困潦倒，连三四十个法郎都没有。信中还说，爱罗先珂曾托周作人向北京大学求援，不知办得如何？

胡愈之告诉周作人，“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没有资料证明周氏兄弟也曾伸出援手接济过他们视为友人的盲诗人。那时住在八道湾大宅院的周氏兄弟，是有能力帮助爱罗先珂的。

另从周氏兄弟的文章中看，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大院里，与周氏兄弟关系一直融洽，那为什么爱罗先珂遇到困难时，不向周氏兄弟求援，甚至分手后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呢？

4

前文已讲过，胡适与郭沫若、郁达夫的关系并不密切。郭沫若、郁达夫少年气盛，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胡适对他们二位在新诗、小说方面的成就是十分赞赏的，当然也曾好心地指出其某些不足，比如曾批评过他们的翻译有待提高。郭、郁二人对此扞格不入。郭沫若著文反击，郁达夫写小说《采石矶》，以清代诗人黄仲则暗喻胡适。1923年5月15日，胡适致信郭、郁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胡适爱朋友，爱人以德、以才，有所谓“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之风度。他的一生十分看重自己的清名，从不说空话，更不说假话，凸显了胡适的道德面貌与心灵境界。

1921年9月，社会上曾疯传（有些人后来竟写成文章）说，胡适恪守文人道德，牺牲个人幸福，为遵母命，也为一个无辜成为他妻子的村姑江冬秀，不离不弃地与其相守。陈独秀劝胡适离婚，他不听。气得陈独秀大动肝火，拍了桌子，大骂胡适。胡适忙对这一以讹传讹的谣言予以澄清：

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子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地造此大诳（1921年9月1日日记）。

或许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的大度真诚打动，三天后，郭沫若复信胡适说，“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郁达夫同日也致信胡适，表示胡适“感人以德”，“服人以理”，“你若能诚恳地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表示愿意与胡适修好。

到此，郭沫若、郁达夫对胡适的怨隙暂时冰释。

几个月后，郭沫若主动邀胡适吃饭。那天，席上很热闹，作陪的有创造社的田汉、成仿吾，还有诗人徐志摩。席间，郭沫若对胡适“劝酒甚殷勤”，二人杯酒言欢，胡适心情大悦，据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载：“喝得不少，几乎醉了。”

酒兴所致，胡适不知怎么就提及曾有为郭沫若的《女神》诗集写评的打算，说“曾取《女神》读了五日”。

谁也不曾料到，郭沫若闻此，激动异常，跳将起来，奔到胡适座席抱起胡适，竟亲吻起来，酒宴上的友人先怔了一下，然后鼓掌助之。胡适在当日日记中简记曰：“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胡适作为新诗的“老祖宗”，曾为很多新诗集写过评论或作序。如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及陈梦家的诗集等。但却唯独没有评论过后来被一些文学史称为“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女神》。在胡适的眼中，《女神》“还有不少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

《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除《序诗》外，共收录五十三首诗，三个诗剧，由三辑组成。皆写于1916年至1921年。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作品。1921年2月25日上海《民铎》杂志称其为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

《女神》发表时，远没有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的影响巨大。《尝试集》毕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别的不说，只要看看鲁迅、俞平伯、周作人等当时著名的文坛名人都为《尝试集》删过诗这一点，就可以表明当时文学界对这本诗集的重视和支持，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尝试集》的确有不成熟之处。

《尝试集》之后是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西还》《忆》的出版，接着是1922年康白情的《草儿》诗集的出版，他们都被写进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予以好评。

《女神》出版后，只有创造社的郁达夫著文《〈女神〉之生日》，高调评价说《女神》始，我国的新诗才“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剩下的有关《女神》的评论，多是郭沫若自己写的，如1922年8月4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题为《论国内的诗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一文。郭沫若说，《女神》充满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和自我改造的思索，而且极力想通过“小我”反映“大我”，通过“个人的苦闷”以及“反射出”“社会的苦闷”和“全人类的苦闷来”。这或许是当年郭沫若的个人创作体验，其间或确有极具价值的东西，但文坛反映的清寂，不能不让郭沫若心怀忐忑。

在这种忐忑中，突然听到新文学大师胡适要评论自己的《女神》，郭沫若不能不大喜过望。以郭沫若的性情，马上忘情地去拥吻胡适，是最自然的举动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这么一吻，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胡适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无人比肩，无人撼动。胡适与郭沫若各自在文化历史里的真实显像，本来已十分清晰，但多少年了，特别是1949年之后，从《尝试集》与《女神》长短的评议，到胡适与郭沫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争论，却被颠倒，甚至延续到当下。

郭沫若在1952年写的《〈金文丛考〉弁言》一文中，公开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胡适在中国学术坫坛的盟主与宗师地位，但他在英文上的欠缺而闹了笑话。想不到胡适早年间批评郭、郁那句“不通英文”的话，竟成谶语，让郭沫若又一次丢了丑。

1954年，因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内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与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谈话的精神大相径庭。当时毛泽东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郭沫若被委以批判胡适的最高指挥官。但郭沫若毕竟是个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学者，他内心太知道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贡献和影响了，推倒胡适谈何容易。所以在批胡适的浪潮里，他不由自主地说出胡适是“当今孔子”和“圣人”这类的评价，当然这称谓也有讥讽的意味。自他给胡适的那一吻时，胡适的地位早已深深地镌刻在郭沫若的心底。郭沫若对胡适几次挑起论难，又在批胡运动中用不大中用的长枪短炮进行攻击，绝不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胡适致郭沫若、郁达夫信）。

当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高压下，郭沫若批判胡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姿态。

5

生命形态和感情世界真是美妙而多姿。1923年远离红尘、鳏居两年的蔡元培，在经历了奔波和追寻后，第三次走入婚姻的殿堂，而周作人、胡适、汪静之、徐志摩也都陷入了感情的旋涡。正是：“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蔡元培第二任妻子黄仲玉，不幸于1921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法国医院。在瑞士日内瓦公干的蔡元培得唁电悲恸欲绝，伏案含泪写下一篇祭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女儿，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此篇《祭亡妻黄仲玉》的电文一经发出，便在北京教育界广为流传，被编进不少教科书。北京大学和黄仲玉创办的孔德学校全体师生还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京报》特为黄仲玉辟了特别增刊。

黄仲玉的葬礼与二十年前蔡元培登报征婚一样轰动于北京。

1900年夏，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因病亡故。蔡元培与王昭的婚姻是在他中了举人又点了翰林时，奉父母之命完成的。夫妻相濡以沫，甚是恩爱。王昭离世时，住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三十三岁，为他提亲者踏破门槛。已接受新思想的蔡元培，对纷纷而来的媒人，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醒目处，上面写着五个征婚条件：

（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此征婚启事，在晚清旧礼教猖獗之时，因由一个堂堂大清翰林提出而轰动朝野。一次，蔡元培在余杭借宿于友人家。由这位叶姓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靠卖画养活一家老小的女子黄仲玉，很快结为秦晋之好。这一男女平等成就的新式婚姻，当时传为佳话而名扬士林。

到了1923年，孤独鳏居的蔡元培来到上海。几个月前，经友人再三介绍，他认识了当年黄仲玉办爱国女校时的学生周养浩。周姑娘祖籍南京，长于杭州，性格贤淑文静，擅长诗画，已是31岁的老姑娘。说起来，蔡元培应该记得周姑娘，几年前，仰慕蔡元培的她，曾专程到京到府上拜望过他和夫人黄仲玉。当时蔡元培还在周姑娘画的工笔仕女图上挥笔题过诗呢。

蔡元培再次丧偶后，曾又提出择偶的三个条件：一是原有相当的认识，二是年龄略大，三是熟谙英文。周养浩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条件，在友人的极力撮合下，蔡、周二人走入婚姻殿堂。

两年的颠沛流离，疲惫不堪的老书生蔡元培，如今又拥得美艳如玉、沉静如水的名门闺秀，他为又走进新的生活而庆幸，以诗记之：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

鲽泳鹣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

新婚后的十天，蔡元培携周养浩离沪赴欧。老夫少妻开始了一段平静而优雅的生活。

6

是年三月，已经结婚生子的周作人，在八道湾他亲手植下的杨树吐出毛毛虫时，突然沉湎于对初恋的思念，那澎湃于心间的纯洁真诚的初恋的甜美记忆，化成了一篇散文《初恋》。四月院里的杨树已满树绿叶，周作人对初恋的记忆更为清晰。他在《过去的生命·她们》中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

其实周作人的初恋只是单相思，从未对三个女人表白过，她们“都不知道”，但正是这纯洁、无瑕之恋，才给他终生难忘的回忆，让他细细地品味着“这苦甜的杯”。他一生都在默默地“感谢”她们，让他痛苦的灵魂有了可栖息的角落。

第一个闯进他心里的，是杭州城里杨家少女，她是杨家三朵姊妹花中的老三。那时周作人客居杨家，他在堂屋里研墨习字时，三姑娘有时会抱着花猫下楼去花园玩耍，有时也会停下脚步微笑着观赏他伏案写字。每当三姑娘抱着猫看他写字时，总让他“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后来三姑娘患病，终于不治而殁。但这位“未嫁而死”的姑娘给他的初恋带来了无名的伤痛和惆怅。

周作人第二个暗恋的姑娘，是绍兴二姨父郦拜卿家的姑娘。他应该叫她平表姐。这位二姨父与周作人的父亲周凤仪曾是“考友”，每次科举会考，二人都一同进出考场。

周作人与平表姐同庚，周作人称平表姐为姐，而平表姐则叫周作人为兄。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很喜欢平闺女，甚至想收其为干女儿，代替早年夭亡的端妹。对此，周作人既高兴又有些遗憾，他盼望母亲能收她为儿媳妇。但这只是非分之想而已，因为他知道平表姐自幼就许配给了车姓家的公子车耕南了。周作人只能偷偷地在心里埋着一腔恋意。舅父家的表哥娶亲，亲友聚在一起，周作人和平表姐也在其中。他们一伙少年人偷偷跑到亲友平表姐住的房舍里，周作人拿起平表姐的一件衣服穿在身上跳闹，平表姐的弟弟也跟着闹，但谁都没有看出周作人的心意。

平表姐嫁出去后，与丈夫并不和睦，后公公家财被盗，其子被抢而疯，平表姐因流产失血过多拒不就医而去世。周作人为平表姐的遭遇难过而无力相助。他听说平表姐家尚存其遗照，想去看看，却没有勇气，只好在朦胧的记忆中，想象着她的一颦一笑。

“三个恋人”中，只有叫乾荣子的还在世，但在什么地方，却杳无音信。更令周作人懊丧的是，她的容颜已变得模糊。在《过去的生命·她们》中，周作人说，愈是朦胧的面貌和姿态，愈不能忘记，于是他写了《高楼》一诗：

那高楼上的半年，

她给我的多少烦恼。

只如无心的春风，

吹过一棵青青的小草。

她飘然地过去了，

却吹开了我的花朵。

我不怨她的无情——

长怀抱她那神秘的痴笑。

在1923年4月9日《晨报副刊》发表《高楼》时，周作人特意做了个“附记”，声称“我平常很赞成青年人做情诗，但是自己做（情诗）还是初次，我不怕道学家批评我有不道德嫌疑——虽然略略的怕被上海的市侩选入他们的情诗集里去”。

这年，早已远逝的初恋记忆，一直让周作人心荡神摇，不由自主地沉湎于甜蜜的回忆之中。10月，他又写了一首情诗《花》：

我爱这百合花，

她的香气熏得使人醉了。

我愿两手捧住了她，

便在这里睡了。

我爱这蔷薇花，

爱她那酽酒似的滋味，

我便埋头在她中间，

但我就此死罢。

38岁的周作人，愿做花下鬼，死在弥漫着“酽酒的滋味”的蔷薇花里。那不是年少男人的冲动，而是一个成熟男人对爱的大悲大喜的生命体验。

7

1923年夏，去年刚出版了爱情诗集《蕙的风》的年轻诗人汪静之，也深深地坠入了爱情旋涡。这位还在杭州读书的矮个子诗人，爱上了他的同学曹珮声。汪静之和曹珮声都是1902年生人，还是同乡。两人从小青梅竹马。汪静之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大户人家，有六个姐妹，他家中唯一的独子，甚受宠爱。他12岁就能写诗作对。徜徉于古典爱情诗中，自己也成了情种。见到曹珮声渐渐出落得亭亭玉立，便写了一首七绝向她示爱。尽管曹珮声也喜欢汪静之，但她可是他的姑姑哇，况且，双方从小早已由家长做主，都各自订了婚。曹珮声声明不能接受汪静之的爱。

曹珮声是1918年生人，长到妩媚俊俏的16岁时，就由父母做主与胡冠英成婚。婚后第二年，为躲避汪静之的继续纠缠，她一人去杭州，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汪静之便说通胡冠英也结伴到杭州，二人都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同在西子湖畔读书，多情的汪静之在良辰美景间，对曹珮声更多了几分痴情。曹珮声不能接受汪静之的感情，就为他介绍自己的同学。但先后有八位姑娘在曹珮声的牵线下与汪静之会面，她们都没有相中这位其貌不扬的诗人。几乎在曹珮声感到绝望时，汪静之终于在她牵的红线下，爱上了杭州女子师范第二个大美人符绿漪。个子矮小又貌不惊人的汪静之，以缠绵多情的诗，打动了符绿漪，最终抱得美人归，成了一对幸福的伴侣。

令胡冠英气愤的是，汪静之已拥美人入怀，却仍未割断与曹珮声的情缘。一次汪静之有事外出，与他同住一室的胡冠英撬开了他总是上锁的抽屉。胡冠英见有曹珮声给汪静之的书信、照片，怒不可遏地撕毁，见到汪静之便恶语作骂。

汪静之与曹珮声一直是柏拉图式的爱情，被人误解，甚是痛心。正在此时，胡冠英的母亲以结婚四年未为胡家续上香火为由，又为儿子娶了妾。曹珮声愤怒地与胡冠英离婚。

1923年春节，汪静之与曹珮声应同乡之邀去吃饭，曹珮声借酒消愁，喝得酩酊大醉。汪静之将她搀扶到自己的住处。他的妻子已回家乡过年，他伺候曹珮声呕吐、漱口、擦脸，忙了整整一夜。当曹珮声醒来，见和衣坐在床边疲倦不堪的汪静之，大为感动。一个为了爱妻绿漪的海誓山盟，一个为了对挚友绿漪的忠诚，他们成了清清白白的朋友。那一刻，这对无缘的情侣无奈地相拥而泣。

当时，这位曹珮声女士与胡适还有些绯闻，传得沸沸扬扬。曹珮声和胡适有亲戚关系，是胡适同父异母嫂子的妹妹。当年胡适与江冬秀大婚时，曹珮声还是个有几分娇羞的小伴娘。

就在1923年胡适在杭州养病时，曹珮声致信给他，请他为在杭州的安徽乡友会作报告。胡适同意后，曹珮声与汪静之便陪胡适畅游了西子湖。正是因胡适为《蕙的风》作序，汪静之才名满诗坛。汪静之一定要陪陪老师的。胡适特意写了首诗送曹珮声：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厉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雾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5月下旬，身在上海的胡适收到小表妹曹珮声的照片。查胡适日记，可见他把八张关于西湖的照片粘在日记上，其中就有小表妹的。

6月8日，胡适来到西湖畔，住进新新饭店。不久，蔡元培到杭州小住，胡适陪他和高梦旦同游西湖山水。接着就有胡适与曹珮声在景色宜人的烟霞洞同居的传闻。而真正使胡曹之恋传到外面与徐志摩有关。当时徐志摩苦追林徽因，正与妻子张幼仪闹离婚。一次徐志摩邀胡适乘船到他的家乡海宁观潮，胡适携曹珮声如约赴海宁。巧得很，在船上见到了徐志摩和马君武、汪精卫及任鸿隽夫妇，秘密自此公开。江冬秀闻之，与胡适大闹一场。胡适只能在诗里排遣对恋人的思念：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从此，曹珮声孑然一身，孤独地在绵绵的回忆中度此一生。

徐志摩依然苦苦追恋被美国学者费正清称为“就像一团带电的云，裹挟着空气的电流，放射着耀眼的火花”的林徽因。

也是这一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得到美国威尔斯科女子大学奖金的冰心在驰往美国的“约克逊”号游轮上，写了《纸船——寄母亲》《乡愁》之后，与一位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学者相遇，两人一见钟情，他就是与之相亲相爱共度一生、后成为名教授的吴文藻。

8

鲁迅的母亲曾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说过：“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

不料，龙师父的话，竟成了谶语，自1923年7月始，周氏兄弟突然反目，从此真的“永远不相见”了。

周氏兄弟的失和，并无征兆。从鲁迅日记看，5月10日载“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13日“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26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及我辈共八人”。6月26日“往禄米仓访凤举……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29日“往大学新潮社，旋与……孙伏园及二弟往第二院食堂午餐”。7月3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此外，6月3日《北京周报》发表以周氏二兄弟谈话为依据的《“门子”和“门钱”》一文，署名“两周氏谈”。在这个月，两兄弟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署名周作人。

到了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得三弟信。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晚伏园来即去。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兄弟失和已见端倪。但从鲁迅仍能为大学文艺撰稿，心态似尚平静，“伏园来即去”，却也透出兄弟失和让友人已感尴尬的局面。

周作人对此并无记载，只是在1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稿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其实根据周作人后来写的《知堂回想录》可知，这则日记中原来写了兄弟矛盾的内容，后被周作人自己“用剪刀剪去了”。从日记“池上来诊”四字中，人们也能推断出兄弟失和，家里当有动静。据俞芳在其《我所知道的芳子》中介绍，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有怪病，情绪不好时会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请日本池上医生来诊，可见羽太信子情绪不好，或可也印证了兄弟失和的征兆。

鲁迅7月19日日记中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下午雨”。

周作人的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认真读这封信，周作人是失望的，是怅然的，是委屈的，是痛苦的。因“我昨日才知道”一句，隐去了兄弟失和的真相，而鲁迅也无意挑明是非曲直。这给我们了解兄弟失和的真相，闸了一道铁幕，也如同那夜的一场大雨，掩盖了兄弟二人心中的狂风暴雨，让一切都变得朦胧。

接下来，鲁迅就只能搬出八道湾。8月2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周作人当天的日记也有：“下午，L（鲁迅）夫妇移住砖塔胡同。”兄弟二人的分手，很平静。到了1924年6月11日，在平静和沉默中度过了十个月后，兄弟间的矛盾终于激化。

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据说，羽太信子数落鲁迅“罪状”之时，周作人突然拿起狮状铜香炉向其兄头上砸去，幸在场有人接住，鲁迅才免遭血光之灾。

试想，两个皆为人师表的早已闻名于世的学者，竟然“骂詈殴打”，恐怕难以让人置信。但可以肯定，这场冲突绝非一般的家庭纠纷所致。鉴于周氏兄弟对此至死讳莫如深，其真相也随之湮灭。人们只能靠推理猜测其间的真相了。

鲁迅还没有被推上神坛之前，见证过“骂詈殴打”现场的张凤举，应最有发言权，因为他听到了羽太信子向他们“述”的鲁迅“罪状”。与鲁迅交好的郁达夫曾在他写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透露：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有时候鲁迅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她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郁达夫援引张凤举的判断，周氏兄弟反目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人的误解”，二是鲁迅对羽太信子“有失敬之处”。鲁迅和郁达夫解释了“两人的误解”缘由，是“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但对信子“有失敬之处”却语焉不详。

周氏兄弟反目后，学界皆云，周作人和鲁迅一生都对此失和保持缄默。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真正对此三缄其口的是周作人，而鲁迅却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上面郁达夫的《回忆鲁迅》一文中，鲁迅分明“有时候”还是对郁达夫说兄弟失和的原因的。

在鲁迅被推上神坛之后，许广平在她的《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再次引用了鲁迅与她的一段谈话，鲁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查鲁迅日记，1923年1月至6月，鲁迅仅个人用于购买书画碑帖，就用去135.5元大洋，并无借债记录。许广平转述鲁迅之语，岂有说服力？

又查鲁迅日记，仅1923年9月，即有鲁迅及母亲四次入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就诊，而10月，有鲁迅个人五至山本医院治病的记录。迷信日人医院，非独周作人夫妇。

在许广平另一篇文章《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后《铸剑》也用此名。许广平回忆，鲁迅对“宴之敖”笔名这样解释：“先生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做……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周作人的“不辩解”，暗示兄弟失和的一些隐秘，倘说出来，双方都将陷入尴尬而被动。故他一生对此不置一词。

1949年后，在诸多的文人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在提及周氏兄弟反目时，一边倒地站在已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一边。于是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说了下面意味深长的话：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情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不少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反目，至今仍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而笔者以为那“隐秘的事情”仅仅是一层窗户纸，是禁不起认真一戳的。

9

1923年，王国维与胡适几乎是前后脚走进紫禁城面见逊帝溥仪的，只不过胡适是应溥仪之邀，拜访一下他而已。而另一大学者王国维，则是在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的举荐下，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作为老师进宫为官、享五品俸禄的。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后期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王国维引进西方美学，融汇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而自铸体系，区别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论，也不同于代表国粹主义文学论的章太炎。

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6岁中秀才，17岁入杭州崇文书院。中日甲午海战，清军大败使王国维的思想受到刺激，始寻救国之道，后解除新学，倾慕西方文化。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赴上海，任《时务报》校对，并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习日语，后又在罗的资助下赴日留学，翌年患病归国，教学之余研读西方哲学逻辑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国维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等职，开始对中国戏曲史及词学进行研究。辛亥革命后，他携家眷随罗振玉再赴日本，居日五年间，研究古文字及古器物，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考释。回上海后，为哈同编《学术丛刊》，后任明智大学教授。

王国维素与罗振玉交好，后来王国维之子王潜明娶罗振玉之女罗素纯为妻，王、罗两家结为亲家。

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字舒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近代学者。1898年在上海创办《农学报》，反对戊戌变法。后又创办东文学社，从事教育事业。历任湖北农务学堂、江苏师范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农科等校监督。1924年应清废帝溥仪之召，与王国维等入值南书房。罗振玉最为不耻的勾当，是助溥仪逃入日本使馆，后又同溥仪一起经天津逃到东北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任伪监察院院长，当了汉奸。他长期从事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和器物。著有《殷虚书契前编》《后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考释》和《流沙坠简考释》等书。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伙做生意，王蚀本欠了罗不少债。后内务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中字画，罗振玉知晓，以代卖为名从王手中取走字画，作为王所欠债务的抵押。此说并无根据。又有文章披露，王潜明曾与罗振玉在天津合开书店，后经营不善，王潜明欠下罗家不少债。1926年王潜明病死于上海，罗振玉将女儿罗素纯接回家中，并每年向王国维索两千大洋生活费。此说被郭沫若之《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推翻，系无稽之谈。事实是，王潜明在沪病故后，王国维即去上海，整理其遗物时，见尚有遗款数千，王国维悉数寄往天津罗宅，为儿媳罗素纯所有。在信中还说：“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是“同好相留”的君子之交。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勾结日本人当了汉奸，是罗的人格堕落所致。所谓罗、王曾交恶，罗逼王还债，造成王为此而自沉于昆明湖，是没有根据的。

王国维对哲学、史学、文学、美学、金文考古等诸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1904年，王国维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把西方美学观引进中国文学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采用逻辑的论辩方式，站在哲学和美学高度对《红楼梦》的伦理精神和审美价值做出总体评价的评论文章。可惜的是，后来的学者并未予以热情关注。此外，王国维又挑战正统文学观，学术思想较为激进，他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呼唤人性的觉醒。王国维著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梁启超称之“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顾颉刚说“中国学术界唯一的重镇”。

这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中国新学术的开创者”（周传儒语）王国维，得到已跃上文化坫坛盟主的胡适重视。胡适在其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曾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得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包括钱玄同、顾颉刚等）。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胡适尽管将王国维清楚地归入“旧氏学者”，但充分肯定他认真研究过西方哲学、美学，并且第一个用尼采、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红楼梦》。当然胡适清醒地认识到王国维仍未跳出中国旧学窠臼。因此，胡适在对王国维深为钦仰和赞赏的同时，对其学术研究上的错误与缺陷不忘批评指正。

比如，1923年2月10日，胡适在《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一文中指出：

《曲录》于此类总集，也有小错误。如《诚斋乐府》不当在“小令套数部”；如重要选本《缀白裘》，竟不曾收入；又如《曲谱》中既收那些有曲无白的谱；而反遗去曲白俱全之《六一曲谱》等，都是短处。此书出版于宣统元年，已近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戏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们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于每一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又后来，在《水经注》问题上，胡适也不客气地批评了其错误观点。

如果我们研究胡适与王国维的关系，不难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王国维视胡适为学术上可以讨论切磋的同道，又有些权威的味道。王国维曾经常向胡适请教。比如，他曾求教胡适：《薛家将》里薛丁山杀父，樊梨花也杀父，其间“有没有特别意义”？及戴东原（震）的哲学“及身而学”、西洋的文化问题等。

1923年12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王国维向他请教，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的限度，会不会导致“破坏毁灭”？胡适认为，此事不必太过悲观，“西洋人今日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他深信西洋文明自身有调整与制约能力。胡适告诉王国维：“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着西洋人向这条路走去。”

这则日记中，还记述了胡适与王国维讨论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问题，颇为新鲜前卫。

王国维问：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为拍一部电影，动辄费金几百万美元，用地也千余亩，这种奢靡的做法有何道理？能维持多久？

胡适答：美国拍一部电影，耗去这么多资本、人力、物力、时间，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花去几个月的精力、时间、工夫，翻寻无数典籍一样，“同是一种做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国维对胡适的回答，深以为然。对胡适显露出的一种精神文化指导者的深谋远虑与师表气象，深为折服。当时，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家，在学术学料上研究成绩有不少超过胡适的，但在精神资源的利用与发挥上无人能与胡适比肩，在思想精神领域的指导与指引，把握一个时代学术文化潮流的趋向，以及好为人师、善为人师、学人仰之弥高而心悦诚服一点上看，胡适的领袖盟主地位更是无可争辩的了（胡明语）。

据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记载：1924年10月，清华学校将改为大学，曹云祥校长特请胡适为清华大学设计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制蓝图。胡适应允后，参照中国两宋书院和英美大学院的建制来了个中西合璧。遂定学制规模，设专题科目，选专家导师、购置图书等，后将规划草案交曹云祥参考。曹当即恳请胡适担当该院的研究导师，胡适忙推辞，对他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随后便建议曹“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并力荐王国维担任院长一职。后来，胡适又推荐刚回国的陈寅恪、赵元任入清华研究院。1925年，王国维与北京大学不欢而散后，到清华大学任教，就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其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被誉为中国史学三泰斗，名噪学界。王国维培养和影响下的弟子门生，如桃李遍及中国史学界。

1926年，北伐军节节胜利。1927年初，康有为客死青岛不久，冯玉祥之国民军开驻河南郑州，阎锡山晋绥军易帜后，与张作霖奉军交战，河北一带草木皆兵。

北京的清华园不再是世外桃源，各种消息纷纷传播掩盖了往日琅琅书声。此刻的王国维貌似平静如水，仍如平日“雍容”“淡雅”地与人相处，但面对动乱时局他“内向苦闷，无人可商可告，独自踌躇”。

不久，罗振玉携家眷买舟东渡日本，梁启超也以养病为由躲进天津意租界的饮冰室。在京与王国维往来的人就更少了，独与研究院主任吴宓多有接触。

吴宓，陕西泾阳人，留美时，与汤用彤、陈寅恪因学问超群被称为“哈佛三杰”，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那年，正是他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去请王国维的。进到王家，身为主任的吴宓竟恭敬地给王国维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被他的诚意感动。王国维到校就任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6月2日晨，王国维找到吴宓，说有事外出，须借用大洋五元。拿到钱后，王国维即出校门，在校门口雇了一辆人力车，西向颐和园而去。直到下午，其家人遍寻不得，找到吴宓时，吴只知其借钱而不知所去。吴急忙找人四处寻觅，从一车夫处得知，他早晨曾拉一位长衫长者去颐和园，众人赶忙急去颐和园，细心寻找仍未找到，幸在长廊处找到一管理员，告曰：一长者在排云殿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后也不知所踪。众人到轩字走廊，只见烟蒂一地，却不见了人影，众人又雇船下水寻找，果然在附近水域发现了王国维的尸体。众人见状，大恸。

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报道了王国维投湖自沉的悲剧。

王国维死后，家人发现了他投湖前一日写下的遗书。是留给儿子王贞明的。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遗书中的陈、吴，系指好友陈寅恪、吴宓。后读此遗书，对其死因有种种揣忖和不同解释。至今宿草经荒，墓木成拱，众人猜测或推论，各持一隅。八十七年过后，王国维的死仍是一个谜。

陈寅恪在好友去世后，写过《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事件、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事件地域之理性存焉……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此论虽有些超然，但又最为接近真相，两位大师陈之于王，风谊平生师友间，彼此都太了解。

陈寅恪以挽联高度评价了王国维：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后来，郭沫若在其《历史人物》一文中说，王国维的“影响会永垂不朽”，又说王国维的全集与《鲁迅全集》，“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

然而，多少年来，孤军奋战，充满矛盾的王国维一直受到冷落。因为，我们不能透彻地理解他的学问和大师的灵魂。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

民国十三年（1924），大小军阀为继续分割山河而使得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火并……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经历了漫长痛苦的奋斗和摸索之后，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他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年初顺利地召开了国民党的一大，咄咄逼人地在南方崛起。

是年的民国清流，除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有明确政治理想外，更多人也怀着希冀，以文学为武器，继续寻求各自的改造社会之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可悲的是，因为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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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一大，在1924年1月20日上午召开。当略显憔悴却仍然神采飞扬的孙中山走上大会主席台时，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场响起，不少代表包括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会议共开十天，其中为列宁的逝世休会了三天，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首席顾问鲍罗廷热烈拥抱，场面极为感人。

40岁的鲍罗廷带领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在三个月前抵达广州。那时孙中山正陷入军事和经济双重危机，鲍罗廷带来的二百万卢布援助让孙中山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权力。请他担任国民党首席顾问，并负责起草新党纲和党章，兼顾筹备一大。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信任和任命，引起了党内一开始就反对国共合作的极右派的反对。其中广东省党部有十一位有声望的元老，在去年底就联名秘密上书孙中山，揭发陈独秀实际上是党内文件起草的幕后操纵者。抨击孙中山倡导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阴谋，断言陈独秀已把共产党人派遣入国民党内，用不了五年，陈独秀就会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取而代之。

孙中山愤慨地在告密信上批示道：“党章和党纲草案，为我请鲍罗廷起草，本人亲自审定。原为英文，后由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怎能如此疑神疑鬼？”

针对党内的保守派，孙中山给予了严厉的回击。他叫来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当面训斥道，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并在一大召开前，将国民党元老张继开除出党，令全党震惊。

在国民党第一届二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十七名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的谭平山、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沈定一等共占十位，其中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长，谭平山任组织部长。谭平山还和廖仲恺、戴季陶成为三个常务委员，责任党的日常工作。

孙中山也没忘记在海外客居的蔡元培，由他亲自提名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交大会表决通过。

以孙中山的谋略和智慧，他应该知道，苏俄派鲍罗廷到中国来支持他，其背后是有所图的，苏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要重新获得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另一个便是想扶植蒙古政权成为自己的领地。

在南方大地升腾起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北方依然是军阀的王道乐土。被“五四”涤荡过的旧文化，全方位复旧。

1月，英专全体教职员宣言中，给学生加上“纲常绝灭，礼义沦亡”的罪名。

2月，东大教授柳翼谋，发表了《什么是中国文化》的讲演，鼓吹“三纲五常”，梁启超写文章为之助阵。

3月，王士珍等二十八人，致函参议院，请当局“明令通国尊经，变通学制，除去师范大中小学校读经讲经禁例”。

东南大学国学院，发表整理国学计划书，鼓吹“乐天主义”“成仁主义”，要以此“衡量现代之作品”。

4月，上海澄衷中学国文会考出策论题，杨贤江撰文批评后，该校校长曹慕管跳出来，攻击杨贤江“语无伦次，不得要领”。

对社会上的“沉渣泛起”，陈独秀即奋起反击。1924年2月1日，他在《前锋》上写了著名的文章《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在驳斥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陈词滥调的同时，再次指出，梁启超等人“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并尖锐地批判梁启超等守旧派的言论，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是“要拉国人向幽谷走，其祸害远过吴佩孚、曹锟之流”。

面对国中保守思想界、文化界的“老少人妖”的复旧势态，胡适毫不含糊地采取鲜明的态度，予以还击。翌年发表《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反击章士钊对新文学运动的污蔑和攻击，后又到武昌大学讲演《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载《晨报副刊》），在上海大夏大学讲演《怎么样思想》（载《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反击复旧派。而胡适在后来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现代评论》），实际上是一篇向思想界旧势力挑战的公开的总答复，在此深刻阐述了进步的思想界应该具有的清醒认识和应该采取的鲜明态度。

胡适另一篇“未刊手稿”《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一文中，提出与陈独秀类似的与中国传统旧文化旧思想背反的八条。说明以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为墓底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极端不适应。批评中国旧文化，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无为而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服从自然，听天由命”“以不争不辩为最高”“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处处知足，随遇苟安”“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周作人从去年与鲁迅失和始，沉湎于怀旧情思之中。在寻找自己的历史哲学、人生哲学与艺术时，终于在中国“几千年的旧文明”里，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写作也从凌厉的杂文转向清冷简洁的散文，《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等小品文，以叙事、抒情为主，形成了周作人独特的艺术个性。

但是，作为“五四”的老战士，周作人在领略闲情逸致时，并未放弃其社会责任。1924年2月24日，周作人以荆生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复旧倾向之加甚》一文，提醒人们，警惕复旧倾向正在社会各方面蔓延。接着一连在《晨报副刊》发表《予欲无言》《诗人的文化观》《学校的纲常》《国学院之不通》《论荒谬思想并不加多》等犀利的批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予欲无言》一文中，大声责问：“孔教的气势日盛亦盛了，反对的方面怎样？《新青年》的老英雄哪里去啦？非宗教同盟的英雄哪里去啦……我在寒假里，写了十二篇的杂感，‘臣力尽矣’！而奇怪事层出不穷，真令人应接不暇……”

文字间，有一种英雄独挡逆流的自豪，又有对过去战友临阵脱逃的责问，周作人的英雄主义，有他个人的色彩。

鲁迅没有直接投入这场反复旧的斗争中。他写的小说《祝福》把人物放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里，为农民的命运提出控诉；他创作的小说《在酒楼上》呈现的是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的彷徨、颠簸及颓废的生存状态。而鲁迅的散文集《野草》，有些曲折隐晦之处，较多地流露出空虚和寂寞的情绪。鲁迅将之比喻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准确地说，这正是鲁迅处于反抗绝望的心灵炼狱里的艺术结晶。

2

还应提及的是，自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后，其对欧洲大战后的评述，让国内的文化保守派学者，更加对西洋近代科学文明产生怀疑和厌倦。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集体吹捧东方文明之风，迷惑了不少人。再加上国外一些有名的学者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加入了崇拜东方文明的鼓噪合唱，鼓吹东方文明即中国的旧文化才是正宗。特别是印度作家、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到处演说，吹捧“东洋文明，最为健全”，公然批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一部分青年”，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据1924年4月10日《申报》发表的“泰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记载，泰戈尔甫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余此次来华……大旨在提倡东洋思想亚西亚固有文化之复活。”又说“太西方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云云，大肆宣扬西洋文化随欧战而破产，其论调与梁启超异曲同工。

泰戈尔访华期间，正逢梁启超64岁生日，北京共同学社特意为他举办了祝寿活动。主持者胡适。祝寿中还安排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由寿星梁启超赠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震旦”。梁启超称泰戈尔的名字“罗宾德罗纳特”，即有“太阳”“雷”之间，又可引申为“如日之长”“有雷之震”，用中文译为“震旦”。

梁启超又说，中国称古印度为“天竺”，古印度称中国曰“震旦”。“按中国习惯，姓名的称谓是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氏，以本名为名，泰戈尔的中国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吗？”全场为梁启超的博学而鼓掌。

泰戈尔听了中国戊戌变法主将之一的梁启超的精彩解释，高兴地接受了“震旦”这个中国名字，且收下祝寿会赠予的刻有“竺震旦”的中国印。

泰戈尔感受到中国文人待客的热情和优雅，当然，不久他更领略到中国进步文人对捍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和力量。

泰戈尔是应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劢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于4月12日来华演讲的。早就崇拜泰戈尔、相信爱的非凡力量、相信那种虚幻的田园诗般浮泛说教的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前，与一群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文友游览了常州城外的天宁寺。梵刹的钟声、磬声、鼓声、佛号声，汇合成了一种宁静的圣灵之光，徐志摩听到了诗哲的召唤，诗情涌动，当晚写成了一首磅礴的赞美诗，作为泰戈尔访华的前奏：

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漫长地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路讲演并担任口译，受到了不少学生的欢迎和尊敬。就在郭沫若带着儿子阿和在月光下吟诵泰戈尔的诗，渴望人类能在皓皓月华下重回到纯真童年时，泰戈尔一行到达了上海。年轻的茅盾却在这之前，在报上发表文章，正告那些涌向码头的泰戈尔崇拜者，不要被他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教迷惑。茅盾说：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比起茅盾，“老英雄”陈独秀对泰戈尔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的文章题目“泰戈尔是什么东西”就态度鲜明，言辞尖利，锋芒毕露，直截了当批判起泰戈尔来。他称这伙人所做的，无非是想让我们回到木版印刷、独木舟和独轮车的时代，并讽刺泰戈尔是头看似最大、自视过高而又最屈从、最麻木的森林丛中的大象。接着，正在全力发动工农运动的陈独秀又在1924年4月1日《中国青年》第二十七期上，发表《泰戈尔与东方文化》，奉劝他“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郭沫若似从梦中惊醒，也写文章抨击泰戈尔了。他讽刺泰戈尔的思想，不过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吗啡和椰子酒。

年轻的学生们，授受了这些思想后，当泰戈尔和徐志摩再到一个地方，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崇拜、鲜花和欢呼声，而是发传单四处抗议。

泰戈尔终于愤怒了，他决定取消在北京的活动，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可以想见，老人用苍凉的目光最后扫视这片狂热而愚昧的国土时，心里一定为未能拯救这里的麻木灵魂而哭泣。

徐志摩感到了悲哀。肮脏的政治与这位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并获封英国爵士的诗人何干？

徐志摩写了一首长诗，赞美这位东方的和平之神：

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

他的无边际的想象与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特曼；

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

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

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歌德；

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

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

他的磅礡的大声，

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世主的心像；

他的光彩，

他的音乐，

他的雄伟，

使我们想念奥林匹斯山顶大钟。

他是不可侵凌的，

不可逾越的，

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

该诗发表后，震惊了中国文坛。

徐志摩于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一个富商之家，早在杭州读中学时，就开始接触“新学”，后又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几所大学就读。1918年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又于1920年由美转英国，翌年入剑桥大学学经济专业，开始写诗。1922年秋归国，从事译著活动，创作诗歌、散文，偶尔也写小说，其作品多发表在《晨报副刊》《新月》等报刊。又在新月、中华、大东等书店做过编辑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所大学执教。

徐志摩的诗歌真正被人重视，始自1924年5月写的《沙扬娜拉》，此诗以甜美忧愁的笔调咏唱爱情，与1928年11月创作的《再别康桥》相映生辉。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于1925年自费在中华书局出版。收入的是他1922年至1924年创作的诗歌。带着在国外曾被五四运动激发起的爱国热情，又怀有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徐志摩，他的诗情是积极的，是与时代共脉搏的。《志摩的诗》不只是对青春的赞美和对爱情的咏叹，还有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改变的渴望。

这位20世纪20年代最为走红的诗人徐志摩，他的身边总会有一群年轻文人陪伴。在杭州，他的出现已使当地乃至全国炙手可热的诗人汪静之黯然无光。在杭州和常州名胜景区，总能见到徐志摩与文友郊游和饮宴。瞿秋白也会不时从上海赶到杭州，参加这群年轻文人的聚会。瞿秋白与徐志摩相识，是因为瞿秋白的叔叔瞿菊农早已是徐志摩的挚友。瞿秋白与徐志摩的思想观念并不相同，是文学搭建的桥梁让他们友好相识。

1923年10月，深秋西子湖畔，桂花盛开，暗香袭人。在杭州休养的胡适写信邀徐志摩到他客居的烟霞洞赏月。正穷追林徽因而与结发妻闹离婚的徐志摩从上海赶到杭州。赏月之后，他又拉胡适去自己家乡海宁观潮。

徐志摩再返杭州后，友人请他在西子湖畔吃午饭，饭后诗友们热烈地讨论起斐德《诗论》。瞿秋白静静地倾听诸人的议论。他苍白病态的脸庞引起徐志摩的关注。他知道这位年轻的革命者艰苦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而瞿秋白也凝视这群小布尔乔亚，他们沉浸在充满虚幻的诗境里或迷醉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小说的伤感中而脱离现实的生活。他们把西湖美景当成残酷生活的真相了。

3

因泰戈尔访华而闹得火星四溅的1924年，也是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大兴“文字狱”颇为猖狂的岁月。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创造周报》最后一期发表《一年回顾》中说：“环顾我们的国事，是非的论争闹得天昏地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概括得很是恰切。

5月30日，开书店印书卖书的老板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收禁之三部，并陈文存七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

常春霖此信，透露出北洋政府已不声不响地暗里查禁了胡适的《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作为取缔新思想的一部分。

6月17日，得到内部消息的钱玄同，在《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的《杂感》栏里，发表了三则《零碎事情》，第一则说：

《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ㄐㄧㄣㄓ了……

众人读之，当然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而明眼人一看就读出了其含义。钱玄同擅用曲笔，玩文字游戏。此则消息中暗藏四条谜语：“天风”者为胡适在《每周评论》《努力周刊》上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天风堂集》暗指《胡适文存》。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努力周刊》发表文章时多署“只眼”之名。“只眼”又为“一目”，《一目斋文钞》暗指《独秀文存》。ㄐㄧㄣㄓ为老注音字母，即“禁止”之音。“妐”（zhong钟），据《康熙字典》注释为夫之父、夫之娣、夫之兄之间。

“昌英”，即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执教的袁昌英女士。当时有些文名。她的丈夫杨端六是著名会计学家，时就职于商务印书馆，在《东方杂志》发表过很多文章。袁昌英的丈夫即名为“端六”，那“端六”之兄，就是端午。绕了几个大弯，告诉读者那年端午，北洋政府查禁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

钱玄同的消息与常春霖的信是一致的。刘半农是直截了当地署名夏，于6月17日和23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胡适文存〉究竟禁止否？》等文。

7月6日，胡适勇敢地站出来抗争，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三天前他写给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信，公开质疑并抗议北洋政府的禁书行径。当局不敢正面回应，但禁书却一直在秘密进行。后来连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也成了禁书。

中国知识分子，自发动新文化运动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掌握了政权的军阀反动当局的镇压；一方面是尚未觉醒的民众实行的“愚民的专制”。同时还要面对双重痛苦：手无寸铁、没有权势的文化既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又遭愚民舆论的多数力量的限制自由。对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来说，这些不仅仅是现实的忧虑，也包含着对将来的隐忧。这两方面“都涉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特质的历史估价”（钱理群）。思想启蒙，首先要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舍此，何谈启蒙？

周作人在《谈虎集·重来》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启蒙对象不觉醒的忧虑。

周作人又从6月25日《晨报副刊》上，见到胡适与钱玄同的通信，其中透露除了禁书之外，北洋政府还要“定期焚书”。周作人感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阴影再次渐渐逼近。一个月后，他写了《问星处的预言》一文，肯定自己的书“将被列入‘黑表’”。同时强调：“取缔思想”的不仅仅是当局“衮衮诸公为然，便是青年也是如此，但看那种严厉地对付太（泰）戈尔的情形就可知道，倘有实权在手，大约太（泰）翁纵不驱逐出境，《吉檀伽利》恐不免于没收禁止的罢”，他还预言，“中国国民暂时要这样地昏愦胡涂下去”。周作人认为启蒙的对象根本不可能觉醒，“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再现”（《谈虎集·重来》）。

周作人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一文里悲观地说，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

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沉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些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这些悲观的话，从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叱咤风云的骁将笔下流出，让我们看到周作人在反动政府的高压和“沉睡的人们”的坚壁前的孤独和无助。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文章里，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他们将投枪对准反动的军阀当局和封建的遗老遗少们。将悲悯的情怀给予饱受苦难的大众。周作人对启蒙对象不觉醒的清醒认识，让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

在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刻和痛的反思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北京大学一位姓杨的教授爱恋其女弟子，写了一封示爱的书信，投送给这位女大学生。孰料该女大学生竟将求爱信公之于众。一时间北大校园乃至社会引起“公愤”，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浪，给乏味的生活注入些生气。于是，有人“在便所里写启事”，有人“张贴黄榜，发檄文”，热热闹闹地把这一纯属私人之事渲染成社会丑闻，成为“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甚至一些文化人居然将正当、正常的求爱举动，“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威吓欺骗渔猎女士的手段，大有灭此朝食，与众共弃之之概”。

周作人由此记起两年前他与陈独秀等人关于《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书》那场激烈的争论，钱玄同在给自己的信中，也曾说《非基督教同盟宣言书》“中间措辞，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的气概”。历史的重演，让他更觉得“社会制裁”的流弊的顽固。

周作人无奈地环顾没有了“蔷薇色”的现实，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逃避现实享受人生的道路，慢慢地卸下五四时期披挂起来的战士的战袍和盔甲。

在周作人逃避现实生活的同时，9月3日京师警察堂而皇之强硬地发出布告宣称：“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正是9月，军阀孙传芳从福建挥师长驱进入浙江，首先一网打尽《浙江晨报》《三江日报》《新浙江报》《浙江民报》《杭州报》等十几家报纸，不仅查封了浙江报刊，连上海设有杭州分馆的《申报》《新闻报》《商报》等也都无一幸免。

焚书、封报馆，反动军阀的丑行，成为这一年言论史上真实而残酷的一幕。但在“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却有《语丝》和《现代评论》两种不同风格的期刊从黑暗中破土而出。

据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记载，“语丝社以1924年11月的《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和撰稿者有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川岛、冯文炳、许钦文、林语堂等人”。其实，《语丝》的主要成员并没有鲁迅。鲁迅只是撰稿人之一。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后，素无来往，由周作人担任写发刊词的《语丝》，怎么会有鲁迅参与其事？查鲁迅的书信、日记，也没有鲁迅加入语丝社的记载。

语丝社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有明确的、独树一帜的文学主张，周作人为《语丝》撰写的发刊词，已表明这一点：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恳……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

《语丝》主要成员林语堂又补充说：“所以我们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

《语丝》的发刊词充满了周作人的个人色彩。在《语丝》上他写了大量文章，甚或说《语丝》是他的舆论阵地，这年年底周作人与胡适的论战，有分量的文章尽在《语丝》上。

如果说《语丝》的成员是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为班底的话，1924年12月2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其主要撰稿人则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如胡适、高一涵、陈源、王世杰等人。《现代评论》最早是由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的。其创刊号的启事极简短：

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合；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语丝》《现代评论》是在北洋政府绞杀言论自由的恐怖中诞生的。两刊的发刊词，都有《新青年》余韵流风。

曹聚仁在其《文坛五十年》一书中，将《语丝》和《现代评论》做了比较，他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也是第一流的好文字，那是《语丝》社所不写的”。唐弢们在追述这段历史时故意贬低《现代评论》，耐人寻味。

经过文学史家多年的追根溯源之后，曹聚仁的意见更接近真实。《语丝》《现代评论》聚集了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彼此又有所交叉），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两条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不同的价值选择。但他们个人之间，并无什么利害冲突，有的甚至是好朋友。比如胡适与林语堂，他们之间是有君子之交。林语堂在清华学校教书期间，得到享受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四十美元奖学金无法支撑他与妻子廖翠凤在美的生活。胡适爱才心切，与林语堂达成一君子协定，若林语堂留美回国到北京大学执教，北大每月资助其四十美元。

林语堂在美留学时，妻子再次住医院做手术，无法支付高额费用，便打电报向胡适求助。胡适马上以北大名义给林语堂汇去两千元，以解燃眉之急。

1923年9月，林语堂学成回国，立刻到北大见胡适。因胡适在杭州养病，他找到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深表谢意，说若不是北大每月资助，学业难成，若不是北大雪中送炭，妻子病危矣。蒋梦麟乍听，感到莫名，经追问，方知有胡适给他寄钱之事。蒋梦麟如实相告，钱都是胡适个人出的，北大未掏一分。待胡适由杭州返校，林语堂忙去向胡适致谢，将钱奉还，按原来的约定，愉快地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林语堂后来说，“这件事已深藏在我和我太太心中四十多年”，“我们永远记得胡先生对朋友的这份无声援助”。

胡适逝世后，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胡适博士》中，将此事公之于世，并强调说，胡适从来未提起过自己掏腰包资助他的事。林语堂感慨地说：“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

其实，得到胡适无私经济援助的，不仅仅有林语堂。江泽涵、罗尔纲、沈从文、吴健雄、吴晗，特别是汪静之，都得到过胡适的经济帮助。

1923年4月23日，汪静之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既无钱买书，又有人讨债，既工作之不暇，又有鼻病之无医药费，贫病交逼，奈之何哉……世间不许穷人住，如何是好？向来承先生培植，感激莫名，愿你再借助数十元，济我紧急的正用。如果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胡适收到信后，即寄钱给汪静之。

又如1926年，赴法国留学六年的许德珩（1949年后成为国家领导人）要回国，苦无盘缠，只好向母校北京大学求助。胡适设法代筹寄去，许德珩方暂纾困厄，得以回国。

这一年，报界达人邵飘萍，继续坚守他独立创办的《京报》，写了近百篇宏文，纵论时政，批评时弊，贬斥政客。

也是这一年12月，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强势问世，成为批判黑暗社会的一个阵地。

《语丝》《现代评论》《京报》《京报副刊》代表文学界、言论界进步知识分子的多元声音，在军阀用枪杆子维护自己王道乐土的年头，知识分子用笔戳破黑暗的天幕，投给苦难民族微弱的自由之光。

4

是年10月9日，近代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在北京病逝。

这位清光绪时举人，曾执教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他不懂外语，却依据他人口译，用漂亮的桐城文体，译述了欧美文学作品凡一百七十余种。其中以《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最为有名，风靡一时，对文学界影响甚大。他先倾向变法维新，后渐渐保守，辛亥革命爆发，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小说攻击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四年以后，人们对林琴南反对新文化运动，恶毒攻击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甚至想要借助北洋军阀的武力来铲除这些新文化集团的骨干等行径，仍耿耿于怀。有人写了一篇类似林琴南《荆生》之类影射小说《园丁》攻击林琴南，投给《京报》的编辑主任，主任又将《园丁》转给胡适。胡适看后，说：

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

在“不当诬蔑”敌人的“人格”的语言里我们看到了“人格”，与在“狺狺攻击”自己的同类，将唾沫“吐在”大学生的“脸上”的语言里，他们也看了“人格”。

林纾病故第二天，10月10日，没来得及再犀利地骂几句林琴南乃“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身穿簇新蓝马褂，拖着长辫子的大学者辜鸿铭，已乘船抵达日本，开始东方文化优越论的讲演。这一讲就是整整三年。

这位连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都与之通信，英国作家毛姆小心登门拜访，在柏林获博士学位，其作品进入德国大学教材的世界名流辜鸿铭，在日本进行了五场重要的演说，其标题分别是“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和“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真谛”。

辜鸿铭访日期间，以其在欧洲治学多年的深谙西方文化之大学者身份，全力抨击、鄙夷西方文化的同时，还特别阐述了中日文化的渊源和亲密，并口出奇言地解释中日之间的敌视，实际上是“同胞兄弟正在为争夺父母的遗产而争吵”。

前面讲的是发生在10月有关文人的小花絮。实际上1924年10月的民国，正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是张作霖挑起了这场战争。自第一次直奉战争被打败后，他就一直在关外厉兵秣马，妄图问鼎中原。9月15日，他亲率六路大军，以支持皖系军阀卢永祥为由，直扑山海关和热河。曹锟急电召吴佩孚进京，并发布讨伐张作霖的命令。

吴佩孚连夜乘火车呼啸驰京，下令对卢永祥、张作霖分头出击，开始了20世纪第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奉军有二十五万虎狼之师与玉帅吴佩孚率领的二十万雄兵交战，又各投入海军空军，杀得天昏地暗，其背后自然有外国列强势力支持。

谁都没料到，双方酣战之际，一直对直系把持政局、排斥异己不满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按照和奉军的秘密约定，突然回师北京，于10月22日发动了再次让全国震惊的“北京政变”。是年2月15日傍晚，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殴打外国巡警之举，已让沉闷的古城北京，震惊了一阵子。那晚，冯玉祥应邀到美国大使馆赴宴，车队行至东交民巷，被外国巡警拦截，他们指责冯玉祥的座车车灯开得太大，车左右又拥以卫队，有违该区警规。冯玉祥被外警傲慢的态度激怒，遂下车亲自动手打了外警，又令卫队痛殴之，外警逃去，冯玉祥泰然登车赴宴。到了19日，在外国公使团对此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之时，冯玉祥竟在北京南苑举行盛大婚礼，热热闹闹地迎娶了原配夫人去世后的第二位新娘李德全。李德全于1949年前后成为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9月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前线第三总司令，离开北京开赴前线。

此次再度开进北京，冯玉祥自有别样的豪情：宣布成立“国民军”，包围总统府，囚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得知此讯之时，大势已去。当接到曹锟宣布停止战争和免去他的职务的电令时，即刻逃到天津，调集军队，讨伐冯玉祥。不料吴佩孚的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不堪一击，只好退回天津，不久冯玉祥处死财政部长，解散“猪仔议会”。推黄郛代行国务问题，组成摄政内阁。

10月的战火硝烟尚未散尽，一场关于清廷问题与善后会议的争议又搅得北京纷纷扰扰。

按照冯玉祥的旨意，摄政内阁11月5日通过修正袁世凯关于清逊帝位后优待之条件为：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每年补助皇室五十万元并支持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即日移出宫禁自由选择住居，皇宫一切公产归国民政府所有。当天摄政内阁派鹿钟麟等进宫宣布：废除帝号，没收清宫，立即逐溥仪小朝廷出紫禁城。

溥仪立刻召集最后御前会议，决定遣散太监宫女，自己携后妃移居溥仪生父载沣的醇王府。随后冯玉祥派吴稚晖等组织“保管委员会”，全面接收皇宫公产。

据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记载：

（我）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钟麟）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赶忙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要的东西分乘五辆汽车迁出宫去了。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全面接收皇宫之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胡适在当晚得到消息后，立即给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写信：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二）清故宫物应由民国正式接受，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赡养之资——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胡适这封信在9日的《晨报》发表后，反响很大，一时中外媒体竟相刊载。庄士敦极为赞赏胡适的观点，给胡适回信道：“我要为此向你祝贺。你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天津时报》赞成胡适的意见，也称冯玉祥的行为是“中华民国史上令人厌嫌的一页”。《华北先驱报》刊登唐绍仪（曾参加当年皇帝退位和草拟条例的谈判）的访谈录。唐氏说：“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但胡适周围的朋友和北大同事，几乎没有人支持胡适。连他的好朋友周作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对他。于是有了两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纷争。周作人当即致信胡适，“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驱逐清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周作人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是上了他们的老当”。

胡适回信给周作人表示，他与周作人等朋友别无其他异议，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采取绅士的行为，还是采取强暴的行为。

胡、周争论之时，北大的李书华、李宗侗也明确表态，反对胡适的观点。他们联名写信给胡适说：“你的学问、文章及思想，我们素来很钦佩的，但是你对清室问题的意见，我们以为你是根本错误了……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中，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新文化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样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清室帝号与中华民国招牌取舍的大是大非，而不在手段强暴、欺人之弱。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论的时候，日本的《顺天时报》也浑水摸鱼地散布“中国‘民心’反对废清帝号”的谬论。

经过各派军阀内部政治妥协与实力较量，1924年11月22日、23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进入北京，黄郛摄政内阁随之瓦解。段祺瑞当上北京政府的总执政，主持中央实际工作。段氏曾认为冯玉祥驱溥仪之举很“有些欠妥”。

胡适与周作人、李书华、李宗侗等人的争论，也渐渐偃旗息鼓。历史有必要重新审视胡适致函摄政内阁王正廷并为此与周作人发生争论的是非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到，胡适既不是民国官吏，也不是“与清室有关系”的人。他只是代表个人对发生的事情说话。这里有局外人的言论公道层面的价值，即为局外人，他的言论才有可能不持成见，避免偏狭，才有可能让社会听取和思考的必要。而这也正是一个新文化运动领袖应具备的先驱的素质和文化姿态。事实是，那时的“民国”是不容忍持不同政见者言论自由的；一群看不惯异己者说心里话、说真话、说理性话的文人，在文化上是有缺陷的。二者合起来成为言论自由的障碍。

胡适在是年的3月27日，又进宫见过一次溥仪，可惜各方面的材料均不载其详情。我们只能在庄士敦著的《紫禁城的黄昏》里，看到这样几句：“两年之后的1924年3月27日，胡博士又被召进紫禁城同皇帝见面，为时甚短。”

成为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罗振玉、杨宗羲、袁励，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文字。王国维是随溥仪一起离开宫闱的，他对冯玉祥的举措，只能选择辞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以示抗议。若不是家人多有防范，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的悲剧会提前发生。

此番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32岁的胡适即赶到后海德胜桥的北府（醇王府）去看望了19岁的落魄而寂寞的朋友溥仪，以表示慰问，并力劝溥仪出国留学。

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后，由罗振玉与日使馆书记官池部政次暗中安排，在日本人保护下，溥仪于翌年2月23日秘密逃入天津，25日住进张园。日本使馆即派员通知中国外交部，段祺瑞知而不防，难辞其咎。2月26日，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致电段祺瑞，要求北京临时政府向日使馆交涉，以引渡溥仪，对其依法惩办。

1924年12月8日，《语丝》第四期发表了周作人《致溥仪君书》。信中说，“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以劝勉溥仪自重，莫投靠外国人。

此信引起了刘半农的共鸣，从巴黎致信表示支持。此信以《巴黎通信》为题于1925年3月30日在《语丝》第二十期发表。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十万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入京后发表《入京宣言》，称“乃为救国”，但并没给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带来变化，如遭到国民党反对的“善后会议”如期举行。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治丧委员会，李大钊担任秘书股中文主稿。

巨星陨落，举国哀恸。反动军阀依然我行我素。4月，京师警厅发布新制定的《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控制言论，遭到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十八位知识分子抵制。他们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是年5月30日，爆发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6月3日，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邵飘萍也从6月起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报道了五卅惨案，进行反帝宣传。

知识分子反专制，争自由，仍是该年思想文化战线的主流。而5月11日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驱逐校长杨荫榆出校运动和该年底的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被暴徒纵火焚毁疑案，让知识界变得扑朔迷离。

当我们怅望民国十四年的纷乱的文化星空，你会悲哀地发现，透过曾经同是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围绕着上述两案的纷争及其关于政治、思想、文化的纷争，已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内部分裂已愈来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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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孙中山扶病入京，北京大学负责了迎接孙先生的仪仗队和警卫工作，比北京政府出动的卫队多。北大学生戎装整齐，军帽上镶“北大”校徽。肩上扛教练枪，在猎猎军旗下，个个英姿雄发。这支数以百计的学生军由北大教官白雄远指挥。

孙中山下车后，见学生军威风凛凛地举枪向他致敬，高呼口号，精神为之一振。尽管病体难支，还是在发表书面谈话后，兴奋地对汪精卫说，北大的学生军，真是一支威武之师呀！

孙中山临时下榻顾维钧宅第铁狮子胡同，离北大不远，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孙先生怕耽误学生的学业，才说服北大校长蒋梦麟，撤离了学生军。

这时候，北大的李大钊也正四处奔波，夜以继日地起草文件。在他们的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孙中山对胡适是有情绪的。1924年8月1日，国民党办的《民国日报》刊载了孙中山的《民教主义》。但同一版的右上角《响影录》专栏，同时刊登一篇《少谈主义》的短文。孙中山见此，勃然大怒，批道：“编者与记者之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故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文批。”

自由主义者胡适，岂能容忍在全国知识分子与反动军阀限制言论自由进行抗争之时，竟然见到因编发一篇文章而将“记者革出”的反潮流之举？胡适与孙中山的关系复杂，胡适既热情赞扬过孙中山，也严肃地批评过孙中山。

孙中山扶病入京后，胡适摒弃前嫌，多次拜望过病中的孙中山，还主动为他延请了上海名医陆仲安侍候左右，延长了伟人的生命。

与孙中山进京同时，执政后的段祺瑞拒绝了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宣布筹备召开“善后会议”。

1925年1月，段祺瑞与安徽省长许世英分别致电胡适，特邀他参加“善后会议”。胡适知道，“善后会议”的代表大都是各省官吏以及少数各界“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胡适决定“试他一试”，他在复信给家乡的父母官许世英时说，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许世英见函，大喜过望，即刻回电给胡适：“尚望移其许多怀疑之点，预备充分贡献之案，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三个月前，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变”后的黄郛“摄政内阁”，反对驱逐溥仪出宫的风波尚未平息，旋又自愿参加“善后会议”，胡适无疑又站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信息一经传出，社会舆论顿时聚集胡适身上。胡适的好朋友邵飘萍，将他任主笔的《京报》收到的两篇批评胡适的文章选寄给了他，意在胡适从容应对，也示对其劝诫。

其中一篇《敬告胡适之先生》署名袁伯谐。此文开宗明义，对“善后会议”表示“吾人虽欲乐观其成，恐亦不可幸得矣”。文章指出胡适参加“善后会议”，如同对牛弹琴，不会有收获，最后自讨没趣，“免不了懊丧，免不了出会，免不了‘不合作’，是在胡先生自身而言，亦不经济矣”。最后规劝胡适：“与其无把握的而‘图终’，反不如有把握的而‘慎始’也。”

另一篇题为“致胡适先生的一封信”，作者是胡适熟悉的，即在《努力》周刊上与他讨论“好人政府”的董秋芳。比起袁伯谐文的善意，董秋芳文则明显带有冷嘲热讽。文章说，对军阀政客的分赃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的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这种关系中国民众利害的分赃会议，实在不值一试……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啊！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头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以为先生痛恶恶势力之为祸中国，其程序和我们并无丝毫之差，始终承认先生是打破恶势力的急先锋。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光点”。

胡适对上述二信，未置一词。而在答复邵飘萍的信中却作了这样的表达：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说乱跑，万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我不算老朽。

1月17日，胡适收到了老友汤尔和的一封信，说现在到京参加“善后会议”的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浮俗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

汤尔和代表许多知识分子向他进言忠告，正如胡适自己在日记中所说：“此信全是爱惜羽毛之意。”并说，此次参会，与自己素来主张接近；不愿学时髦谈“国民会议”；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

当然，也有不少朋友支持胡适出席“善后会议”，但都劝他参加时谨慎为要。如陶行知、任叔永、汪孟邹等。其中汪孟邹致胡适的信，最有代表性：“此事关系吾兄前途的确极为重大。他们恐属有意的利用吾兄，切勿无意的受他们利用。出席之日，务望独立发挥自由言论，千万谨慎。”

据汪孟邹说，随此信尚附有陈独秀的一封信，可惜至今尚未证明确有此信。

“善后会议”于是年2月1日，大雪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在新华门内的中南海召开。开幕式在囚禁光绪帝的瀛台对面的一个大殿里举行。赵尔巽任主席，段祺瑞、龚心湛分别代表执政府和内阁致颂词。与会者八十六人，梁启超等人拒绝到会，比原定出席人数少了一半，不足法定人数，故正式会议推迟到10日才举行。

胡适还认真为会议准备了《国民会议组织法》提案，与孙中山的国民党正在筹备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遥相呼应。但会上未予认真讨论。

2月下旬，冯玉祥、孙岳等在河南又开战，江浙局面也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善后会议”并无调解的威权。失望的胡适于2月24日，起草了给赵尔巽的一封信，与会议代表马君武联名具签，信中说：“若本会议不能作局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表示“我们只好不出席了”。3月4日，胡适直接给段祺瑞致函，声明辞去善后会议会员身份。3月6日，《晨报》登出此消息，胡适参会风波平息。

在胡适参会期间，国民党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通知胡适，该会已推选他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和参加“善后会议”一样，大凡以和平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会议，他都不妨咬牙跳进去，为国家、民生大局尽一点儿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但那时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与行为思维，常常把这样的人视为另类和异己加以无情挞伐。胡适便是其中最不幸者之一。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第二年由易培基主持着手组织了“故宫博物院”。不知怎么，在整理皇宫文物时，发现了一张胡适给溥仪的名片，上面有胡适的笔迹：“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不久，在7月31日，又在养心殿发现了一份清廷内阁大臣金梁谋划复辟的奏折。奏折上劝溥仪注意延揽社会人才，并为溥仪推荐了一些“贤才”，其中就有胡适的大名。

接着，易培基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胡适写给溥仪的名片镶在镜框里，挂在故宫展览，以示胡适与溥仪相互勾搭的劣迹；二是在7月31日发现金梁密谋复辟的奏折后，即刻将此材料以故宫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的名义透露给新闻界。于是胡适再次成为新闻热点。以“上海学生联合会”“反清大同盟”署名的不少社会团体，再次公开攻击胡适。温和点儿的，要胡适痛改前非、悬崖勒马；激烈点儿的，声称要将胡适也驱逐出北京。

当我们今天抖落了历史尘埃，看清真相后，只能付之一笑。

孙中山是3月12日上午9时30分逝世的，国民党组成治丧处，李大钊任秘书股中文主稿。19日，由协和医院做防腐手术后，入水晶棺在中央公园拜殿公祭。

举行盛大国葬后，灵柩运到南京。又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

与我们久违的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作为国民党革命元勋，官方自然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让他题诗作赋，他信手一挥，写出一副对联：

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

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众人见章太炎这般嘲讽革命党人的腐化变质，面面相觑。

5月7日，北京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游行大会，并赴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抗议，警局出去干涉，殴伤、拘捕学生多人。

5月9日，北京学生四千余人罢课游行，赴执政府请愿，要求免去章士钊教育总长职务，废止出版法，释放被捕学生。

5月11日，据鲁迅日记载，这一日天气晴朗。由鹿钟麟出面调停北京学潮，释放了被捕学生，章士钊愤然辞职去上海。

也是在今天，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召开了全体紧急会议，决定将校长杨荫榆驱逐出校，并出版了《驱杨运动特刊》，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

有个事实，不得不说，女师大风潮推波助澜者，是鲁迅。1925年6月3日北京女子师范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发表的《学生自治会教育部呈文》就是鲁迅的手笔。其文有：

呈为校长溺职滥罚，全校冤愤，恳请迅速撤换，以安学校事。窃杨荫榆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贻害学子……自拥虚号，专恋脩金，校务遂愈形败坏，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不料“五七”国耻在校内讲演时，忽又覥然临席，生等婉劝退去，即老羞成怒，大呼警察，幸经教员阻止，始免流血之惨……

鲁迅为学生代笔，被陈西滢视为“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代评论》）的证据，是否妥当且不论，其呈文对校长杨荫榆所陈罪状，却与已成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在四十多年后所写的有关杨荫榆的回忆大相径庭，许广平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过去，我们只能从周氏兄弟的笔下，了解杨荫榆。即是学潮的双方，却未见杨荫榆的辩词。但即便从鲁迅写的《流言和谎言》（刊于1925年8月7日《莽原》）中，所能窥见杨的被鲁迅筛汰后所剩不多的辩词里，仍依稀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文中有杨荫榆关于被开除六位学生在生活“不便”的解释：“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又有“警士进校”的说明，“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杨荫榆表示：自己“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共鉴”，“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

杨荫榆的自辩，曾得到陈西滢等人的声援。与许广平的评价也互为印证。

抹去历史尘埃，一个真实的杨荫榆愈来愈清晰。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年轻时她勇敢地挣脱了父母包办的荒唐婚姻，走上了一条留学、从事教育之路。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东京女高师毕业后，归国执教，次年北上，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兼讲习科主任，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并得到同学的拥戴。当然受过西方教育的杨荫榆，没有冲破旧教育的窠臼，对女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多有干涉，1925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离开女师大后，南下苏州，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任东吴大学教授等职。1938年1月，日寇侵占苏州，杨荫榆多次到日本军官那里，责备日军奸淫抢掠，要求退还抢掠的财物，她还在自家隐藏年轻女子，免遭日军蹂躏。1月1日，日兵将杨荫榆哄到桥上，先击一枪，再推入河中，见其尚可游动，又补射几枪，直到河水泛红……

一个可亲可敬的知识女性已呼之欲出。

女师大风潮最早见于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的日记：“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访，为女师大事也。”其实，1924年2月自杨荫榆出任女师大校长后，因管理严格就引起学生不满。11月，杨荫榆勒令三名思想激进的学生退学，更激发了学生的愤慨，女师大风潮由此引起。

1925年1月18日，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召开全体学生会议，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24日，四名学生代表至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杨荫榆。接着学生自治会又在《京报》接连发表两篇《驱杨宣言》。4月，新上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整顿学风”为名表态支持杨荫榆。4月9日，杨荫榆宣布校“评议会”决定，将许广平、刘和珍等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开除学籍，并封闭了学生自治会。本日全体学生也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以示抗议。27日，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七名教授、讲师联名在《京报》发表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

5月10日，鲁迅写《忽然想到·七》（连载于《京报副刊》5月12、18、19日），表示对该校学生的同情和支持。13日，又写《忽然想到·八》，嘲讽章士钊在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因纪念“五七国耻”而与巡警发生冲突后的态度。鲁迅批判的正是他曾经的老朋友。生于1881年，与鲁迅同庚的章士钊，是一位传奇人物。晚清时他就与革命党人鼓吹革命，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涉案三人中，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也死于牢中，唯章士钊侥幸脱逃。后在数十年中国现代历史风云中，总能看到章士钊或高大或猥琐的身影。1914年他在日本创办《甲寅周刊》，议论时政，抨击时弊，为世人瞩目。1919年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他在上海竟慷慨解囊，资助毛泽东几万大洋用于一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需。再往后，他出任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卷入1925年北平学潮。30年代，他以大律师的身份出现在上海滩，与杜月笙等闻人交往甚密。1932年，在国民党控诉陈独秀犯“危害民国罪”的案件中，章士钊挺身而出，主动担任前共产党领袖的辩护律师。1949年3月，以国民党代表之名，与邵力子、张治中三人赴北京与共产党举行“国共和谈”，被誉为“和平老人”。1949年之后，因章士钊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无党无派，在大陆成了特别人物。章士钊一生作为社会贤达的名声太重，掩盖了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学人的一面。他的奇书《柳文指要》，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版于文化界万马齐喑的“文革”间，冲破黑暗的文化禁锢，实在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柳文指要》是章士钊以六七十年的积累，在晚年写出的研究柳宗元的古典文学学术巨著，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

后来，章士钊在1971年出版的《柳文指要》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千九百二十五年，吾掌教育部，以政策遭世诽谤，曾引柳子厚《车说》，与人论难，时贤亦多反驳，今请略去事迹，申述理论，以附于本编，凡以明柳志云。”并附录了1925年他在《甲寅周刊》上所写的《说车军》等文。他并不认可周氏兄弟的“诽谤”。

作为女师大讲师的鲁迅在3月30日致信许广平时，曾对女师大风潮有冷静理性的分析，他说：“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以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就是其一。”从此信可以看出：鲁迅对女师大的封闭管理并无强烈的反感；他对学生的极端行为并不赞成。所谓“东南大学事件”，指的是1925年1月也就是在许广平带头驱杨的同时，东南大学新校长就职时被学生打伤并送出学校的非理性的悲剧性事件。

周作人对女师大风潮，起初也是抱“平息”立场。因为两个来访的女师大学生，自称是风潮的中立派，说只要换校长，风潮即可停止，特请在年轻人心中很有影响的周作人代为斡旋。周作人果真当即找到教育部次长马叙伦，转告此事。后因教育部由章士钊主政，调解之事，只能作罢。当女师大开除了六位学生，周作人虽表示不满，但他于1925年8月3日在《京报副刊》上著文《女师大改革论》，劝告被开除的六位学生，说学校当局固然可恶，而“同学的义愤也不可久持”，不如“决然舍去”，何苦“做了群众运动的牺牲”。

周作人写此文的时候，并未料到8月1日杨荫榆带领军警进校驱逐闹风潮的学生，鉴此他放弃“平息”立场，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章士钊和杨荫榆。鲁迅后来变得金刚怒目或许也因此。周作人8月5日在《京报副刊》上又发表了《续女师大改革论》从骂杨荫榆“丧心病狂，可谓至矣尽矣”等语中，可以嗅到浓重的火药味。

周作人卷入学潮，并不表示他仅仅支持学潮。他在《与友人论章杨书》一文中，曾明确地说：“并不全由于对学生的同情，乃是出于对章杨的反感。”周作人既反感杨荫榆让军警驱赶学生“手段恶劣”，又反感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周氏兄弟素与章士钊交恶，其间的是是非非，纠缠不清。1925年8月13日在教育部周作人与章士钊的交锋，让周作人极为愤慨。

13日，鲁迅日记载，“昙”，即云彩密布也。周作人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学生家长会。他是作为女师大学生张静淑的保证人来参会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会上宣布解散女师大，改之为女子大学，并要求与会家长“约束学生，服从命令”云云。见与会的家长多默默无语，周作人首先发言，表示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布的关于解散女师大的决定。一时会场气氛紧张，章士钊不睬冤家对头。第二天，周作人便与他哥哥鲁迅一样，也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写呈文”，也助推了学潮。

而周作人真正要做的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的残酷“加以反抗”，尽管“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这种表述可见8月21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的《答张岱年先生书》中。

周作人受学潮裹挟，身不由己，其间亦可见他试图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的努力。

胡适等北大教授学者，见女师大学潮愈演愈烈，周氏兄弟卷入其中，推波助澜，即联名发表宣言，倡议和平解决，且对章士钊、杨荫榆多些宽容和忠厚，不要酿成东南大学伤及校长的悲剧。胡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使他再次以超然的目光，不倚傍任何政治集团、群众组织的自由的独立的主张来“平息”女师大学潮，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舆论影响。

周作人以《忠厚的胡博士》（1925年8月18日载《京报副刊》）回敬了胡适，他说“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可不戒欤？”

是年年底，段祺瑞下台，章士钊躲进天津租界，女（师）大学潮才渐平息。周作人见树倒猢狲散，便提出“不打落水狗”的主张，林语堂甚为支持。鲁迅却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主张“痛打落水狗”。

章士钊一伙在北京成立“女大公理维持会”，周作人、鲁迅等人与章士钊再次交火，成为民国十四年女师大风潮的最后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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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五卅运动，再度掀起中国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潮。

5月15日，上海日本人开的一家棉纱厂里，日商悍然开枪射杀了领导该厂罢工的共产党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名。惨案发生后，激起上海各界的激愤，由共产党发动，于30日下午在租界举行反帝大游行。英国老闸巡捕房先拘留百余人学生，后在近万人聚集巡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拘学生时，英巡捕开枪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拘捕五十三人。6月1日起，上海十八万工人罢工，抗议这一暴行。

五卅运动迅速由沪蔓延到全国二十多座大城市，纷纷举行“三罢”运动，声援上海罢工工人。

与全国汹涌澎湃的民族反帝浪潮相反，黄浦江一侧，身处租界的上海各大报纸，却一度保持了可耻的沉默。爱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被激怒了。

6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直面帝国主义的暴行和血腥，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申张公理的《公理日报》，揭露、声讨日本人和英国人枪杀无辜中国公民的罪恶。读者争相购阅，日发行量达两万份，直到出版了二十二期，方宣布停刊。

茅盾是1916年从北大预科毕业后，因家境窘迫，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段时间，茅盾还在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学、上海大学任教，学生中有蒋冰之（丁玲）。其间，他与上海大学教务长瞿秋白结识。叶圣陶经朱经农介绍于1923年春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与茅盾同室工作。1922年叶圣陶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隔膜》，是继郁达夫《沉沦》之后，全国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郑振铎是文学史家，与茅盾同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为该会期刊《小说月刊》主编，也与茅盾、叶圣陶同事。他们在五卅运动中集体出手，怒斥帝国主义强盗暴行，讴歌爱国主义斗争，自己也经受了斗争洗礼，给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足迹。

6月4日，年轻的共产党人瞿秋白，创办了中共出版的第一份报纸《热血日报》，旗帜鲜明地向帝国主义刽子手们宣战。

6月10日，杨杏佛独自创办的《民族日报》，也以犀利的笔墨刺向帝国主义，共坚持了16天，才鸣金收兵。

6月11日，由上海总工会创办的《上海总工会日报》横空出世，声讨帝国主义犯下的罪行。坚持到9月，被军阀查封。

在6月烈日炎炎的北京，邵飘萍在他创办的《京报》上，推出了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连出十二期，声援上海工人反帝斗争。

7月初，黄浦江笼罩在闷热中，一向谨慎的《东方杂志》竟一反常态，出版了《五卅运动临时增刊》，里面有王云五写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等文。

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的租界里的帝国主义爪牙，自然如芒刺在背，正俟机反扑。于是在9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就《东方杂志》之《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人。

上海这边厢，总巡捕房于9月11日起诉揭露他们罪行的人，北京那边厢，《京报》针锋相对，于9月20日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评论，向勇敢发行《五卅增刊》的商务印书馆表示敬意，并声援被总巡捕房控诉的同人。

10月24日，租界的会审公廨宣布判令王云生等罚款二百元，一年不得再发行这类书籍。有讽刺意味的是，洋人并未宣布罪状，也无审判依据，就草草收场。今天人们再回顾这一五卅运动的小插曲，于沉重中又添加了些许的荒诞。

后来学者兼出版达人王云五说：“五四运动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

王云五是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译所所长的，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卅运动掀起的民族主义革命浪潮，让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卷进了时代的旋涡之中。

鲁迅在五卅运动爆发后的那天，写了《并非闲话》（刊于6月1日《京报副刊》），还纠缠于“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与陈西滢较劲。6月5日在《莽原》上发表《我的“籍”和“系”》同样是与“流言”战斗。在包括英国作家萧伯纳在内由各国无党派劳动者组成的国际工人后援会，为五卅惨案发表《致中国国民宣言》十天后的6月11日和18日，鲁迅终于出手祭出了《忽然想到·十·十一》和7月8日的《补白·三》两篇檄文，表述了他对五卅惨案的立场，痛斥帝国主义以赤化为借口，屠杀爱国中国人的罪行，戳穿“公道与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同时，他又让人警惕破坏五卅运动的三样危机：“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想来，自五卅运动爆发至鲁迅写此文，足足用半个月的时间，鲁迅以其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之后，以如椽大笔写出了议论周匝、文字老辣的战斗文章，令舆论震动。特别是鲁迅提出的“三样”危机论，让人警醒。

周作人也被杀害中国人的枪声惊醒。我们在1925年6月20日的《京报副刊》上，读到了他写的《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文章对“上海英国人的行凶事件”十分愤慨。“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之日为止”。这证明周作人也已站到爱国运动之中。他始终没有盲目的排外情绪，而充满理性精神地提出切不可“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一转而为打倒英日，再转而打倒英日人，三转而打倒一切外国人”（《演讲传习所》载1925年6月20日《京报副刊》）。

在五卅运动高潮中，共同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中国作家们，在如何将对外反帝与对内反封建统一起来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俞平伯与郑振铎之间，关于“雪耻与御侮”的论争，便是一例。

俞平伯在1925年的《语丝》上发表《雪耻与御侮》等文，提出“欲御外侮，必先自雪其耻”。

郑振铎在《文学周刊》一八〇期，发表《杂谭》《答平伯君》等文，则主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唤醒群众”，一致对外。并批评俞平伯的“必先自雪其耻”，必将引起“国内的残杀，以减轻英人对于这次大残杀的责任”。

周作人等人显然支持俞平伯“自雪其耻”的观点，他们也认为，自己不悔改，也就决不能抵抗过别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单是口号，游行，也不能打倒帝国主义。”鲁迅与周作人的观点一致，他引用当时一家报纸的社论：“民力论者，专重国民实力”，国家终亦将强。周氏兄弟失和，不影响他们站在同一战壕里。

如果说俞平伯与郑振铎的争论是在政治层面，那么几个月前刘半农与钱玄同开展的“国粹”与“欧化”的争论，则是“五四”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选择的深入和发展。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是在1925年3月因周作人之《致溥仪君书》引起。周作人再次在此文中强调“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主张。身在巴黎的刘半农立即写信表示赞同，刘半农的来信以“巴黎通信”为题载于《语丝》1925年3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十期上。钱玄同持不同意见，主张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要反抗，又要“排斥”“国故”。几年前，鲁迅曾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又据钱玄同回忆，在张勋复辟后一年，鲁迅在补树书屋对他说中国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若办不到，则仍写汉文并多羼入外国文的字句。钱玄同回忆的详略，已无从考实，但基本符合那时鲁迅“反复古”的精神。那里“复古”的呼声与张勋复辟甚嚣尘上，帮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了“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类过激之论。如今钱刘之“国粹”与“欧化”之争，应视为是那时“复古”和“反复古”争论的继续。

钱玄同反对“国粹”，重申他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钱玄同在《语丝》二十三期上写的《回语堂的信》中，进一步诠释了这一主张：“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私有。”

刘半农与钱玄同的争论，涉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虽无胜负，但对以后的争论，开了一个好头。到了1925年12月，周作人一篇发表在《京报副刊》的文章，抓住“语言”问题，反思新文学革命，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文章叫《国语文学谈》。

“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文学语言的变革为开端。周作人认为“古文与白话文”，“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要是文体的改变，在文字、语汇及方法上并没发生根本的改变，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新的语言体系。

这当然可视作周作人对“五四”文学语言变革的独具匠心的一种解读和总结。是耶，非耶？直到现在，仍在讨论。

3

怅望民国十四年的文化星空，在激昂的论辩声中，我们看到清流的灵魂在夜空中争相辉映，或流星般一闪而过。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已成明日黄花的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西樵人，广东南海人，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又是保皇派首领，光绪二十年进士，官工部主事。他自1888年起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建议变法图强，甲午战争次年他联合赴京会试举人一千余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维新变法。戊戌（1898）变法失败后，他亡命国外，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曾参与张勋复辟，70岁客死于青岛。其诗想象奇特，文辞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文直抒己见，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梁启超高度评价其“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主要著作有《康南海先生诗集》《大同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其沧海浮槎也好，其推求救国也罢，甚或守望仁爱等，皆已成为过去，时光已至民国十四年（1925），即乙丑年。康有为68岁。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这年自青岛“返沪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五卅惨案发生地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前，离康有为愚园路一百七十二号住宅游存庐很近。康有为听到了枪声和呼号，他的《京师强学会序》之“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句，已表明他的内心已预感到革命风暴的临近。保守的康有为一向怀疑孙中山，不喜欢国民党的手段和目标。他始终仇视辛亥革命。但为了给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新的政治秩序，与各派军阀频于联络交流。但其爱国之心未泯。

6月，康有为离开反帝斗争激烈的上海，携家带口赴青岛避暑。

康有为有个大家庭，有五个年龄不同的妻妾，六个闺中待嫁的女儿，两个小儿子，十个女佣和奶妈，外加三十个男仆。为了维持这个大家庭，康有为只好出卖自己的墨迹，偶尔也售些古书和字画，有时不得不典卖杭州、上海、青岛的房产，有时卖掉江西农村的私田。总之，这些足够他过上当时算得上奢华的日子。

6月到青岛后，“家人相聚，娱侍承欢，诚有乐叙天伦之感”。享乐之余，自然不会忘记社会时局，6月10日，康有为在《与吴佩孚书》中，有“而今北风变幻，沪乱伊始，粤乱如麻，川陕沸腾，坐视中国至危，生民更苦，颠连呻吟之声腾天遍地”语。12月11日再《致吴偑孚电》，称“南蒋、北冯皆俄将”，“俄人以赤化戕其民数千万，夺民之产为赤军所有，饰曰共产，遂欲推行于全球”。“今外蒙库伦、唐努山、乌梁海与吾粤，已归俄联属矣”。康有为还提出“凡中国人唯有结大同盟以反夺产，名曰‘保华拒赤会’”。

康有为的“流涕以道，泣血而陈”，反对苏俄侵我国土，有爱国主义的赤诚。在英日人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中，康有为对苏俄侵土掠地的警惧，很合乎逻辑。

康有为晚年，对政事已近绝望，而乐于“日事出游”，流连于青山绿水间。并常在绝佳风景处买地造屋。而造屋必造园，所建别墅，皆有亭有径，有木有花，有湖有榭。大凡新屋新园建好，必呼旧朋，宴文友，时为当时文坛一人文景观。

1918年，康有为在杭州购得山地30亩，四年后的1921年底，入住新居，名曰人天庐，后又名一天园。临西湖而居与山水为伴，有诗云：

三面湖波亦半岛，

百株桃树又鱼舟。

蓬莱婀娜宜忘世，

湖水涟漪渺隔洲。

夹路荷塘白烟影，

小亭篁竹绿云秋。

花开花落春何意，

避地避人天与游。

（《一天园诗十章》）

江南文人纷纷来访，饮酒、吟诗、作画，一时名满西湖。

1921年，康有为在上海愚园路的新宅落成，取名“补读楼”。有诗记之：

居沪初来补读楼，

静观亭下若忘忧。

买书渐扩百城富，

席地原无一物留。

柳下长桥纳风月，

廊前奇石俯波流。

追思弓月披襟坐，

荷叶荷花夏复秋。

由诗可见，上海新居“补读楼”也是一处苏州园林般的庭院。

是年盛夏，上海“天马会”画展，康有为到会，在刘海粟的油画《雷峰夕照》《回光》等参展作品前注目多时，不肯离去。友人将刘海粟介绍给康有为，刘海粟初见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一银眉扬起、气度轩昂的老者，一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青年，初次见面，他们从黄公望、石涛谈到达·芬奇、伦勃朗，相谈甚欢。康有为话语中毫不掩饰对这位画坛翘楚的喜欢之情，朗声道：“明天来我家详谈！”

第二天一早，刘海粟到愚园路游存庐拜访康有为时，老人早已在庐前竹篱外迎候。进花园，穿梅林，过小溪，游曲廊，刘海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的神韵和中国文人的风雅。

从两人后来写的关于此次见面的回忆文章可知他们论画、谈史妙语连珠，“精深华妙”。康有为大喜，留刘海粟午餐。席间，康有为主动提出自己弟子多以文显示世，唯少一通绘画弟子，说“就是你了”。

刘海粟从未敢想自己将与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大人物同列门墙，听大师主动收自己为门生，真是如在梦中。后来刘海粟在《齐鲁谈艺录》中记曰：

几天之后，康先生大宴宾客，据他本人说，为收弟子而举行这样的宴会还是破题儿第一次。到康宅赴宴的有词人况夔生、朱古微，书法家沈寐叟，书画鉴定收藏家甘翰臣等。老人的朋友们纷纷举杯道贺，康先生也欣然连干几盅，气氛欢愉，但不失严肃。

拜师会上，康有为送刘海粟《书镜》一部，系他客居北京南海会馆时之得意之作。书成时，曾吟诗曰：

上书惊阙下，闭户隐城南。

洗石为僮课，摊碑与客谈。

著书销日月，忧国自江潭。

日步回廊曲，应从面壁参。

这一年，刘海粟才32岁。

刘海粟拜师后，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到上海，刘海粟在家里为其接风。席间，刘海粟将拜师康有为一事告诉梁启超，并表示，自己与名满天下的梁先生同列门墙，惭愧而不安。

梁启超先贺刘海粟，却也感慨良多。戊戌变法之时，康梁并称，刚逃亡日本时，二人情谊也深。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在日本“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康有为“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在学术思想上二人也有分歧。康有为在海外力倡保教，设保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时，“国中附和不乏”。而梁启超大不以为然，并“屡起而驳之”。特别是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二人已成陌路。如今虽事过境迁，师徒二人仍冷眼相对。

刘海粟想为二位世纪名人撮合，提议由自己做东，以梁启超访沪为借口，请老师康有为吃饭，杯酒言和，谈笑间释怀一笑，当有可能。

在刘海粟的斡旋之下，失和并久违的康梁，终于在康有为主动力邀下，在愚园路康家相聚“和好如初”（刘海粟语）。

是年，胡适也曾访康有为，二人有深交。

1926年春，刘海粟陪徐志摩到杭州西湖一天园访康有为。据刘海粟在《齐鲁谈艺录》所记，那天徐志摩着蓝色长衫，乘小舟到一天园。康有为博闻强记，读书之多，让年轻诗人惊叹。在紫藤下饮龙井茶，谈泰戈尔时，康有为说，此老襟怀冲淡，有我中国古陶渊明、孟浩然之风。其伸张人道，歌颂和平、母爱与晋唐田园诗又不相同。泰翁精研佛典，对瑜伽各派哲理，均能贯通，是以哲学力作《生之现实》获诺贝尔奖。然后话锋一转，又评价徐志摩诗曰：“志摩作诗，情思飘逸，词彩斐然，唯沉厚不足。”

志摩恭听，深以为然。对康有为身居一隅，却因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知世界风云和文化，连激进的《新青年》这类期刊都认真阅读，极为赞佩，愧叹不如。

胡适也是在刘海粟的带领下，拜见康有为的。胡适到上海，对刘海粟说，“我想见康先生。”刘海粟告知老师，老师很高兴，准备设宴，请天下人人皆知的胡适博士。那天刘海粟陪同胡适到愚园路康宅。

一前清重臣，因“公车上书”名满中国；一留美博士，以《文学改良刍议》，天下皆知。两个历史重要人物，第一次相见有些尴尬。

康有为在迎胡适进客厅时，言道：“你是胡适先生吗？”

胡适忙道：“不敢，久仰久仰！”

主宾落座后，康有为说：“久仰你大名，对青年后学要负责任哪。”

胡适真诚地说：“适之是晚辈，学识浅陋，老先生要多多指教。”

此次见面后，两位历史名人彼此惺惺相惜，也是常理。康有为评价胡适说：“他成名早，不浮躁，能做成大学问”，“还是大才”。胡适则这样赞扬老前辈：“‘出言惊四座，胸中垒块高’，此老博学，平生少见。”

衡言征人，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见到两位新旧文人间的相互尊重。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

其实，胡适访康有为时，康有为告之：“你对打倒孔家店很起劲，这家店很难打倒哇！”证明老人对旧传统文化的坚守之心，并未动摇。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193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对康、胡诸人的评价颇有见解。

论今文学之流别，有开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为，曰梁启超；有创逻辑之古文者，曰严复、章士钊；有倡白话之诗人者，曰胡适。五人之中康有为辈行最先，名亦极高。三十年来国内政治学术之剧变，罔不以有为为前驱，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为启其机括焉。

钱基博的论断，独具慧眼，说得极是。简单粗暴地否定康有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无异于否定一段中国的文学史。

4

在北京西三条一间叫作“老虎尾巴”的书房里，微昂着清冷的脸，默默地吸烟，暗淡的油灯下，摆着教育部的免职文书。透过大玻璃窗，有两株枣树直刺闷热的夜星。在青烟袅袅中，曾被许广平称为“师爷”的鲁迅，正在心头酝酿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机杼。

查鲁迅8月13日日记，见记有：“昙，午赴中央公园今雨轩之猛进社午餐。午后赴维持会。”

猛进社，是年3月创办于北京的文艺社团，主要成员有许炳昶等，出版过《猛进周刊》。在女师大的学潮中，他们与鲁迅站在一起。

维持会，全称为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8月1日该校校长鉴于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宣布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8月5日，已搬到宗帽胡同的原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在周氏兄弟支持下，召开大会，决议敦请本校教师和社会名流与学生一起组建校务维持会。鲁迅被推选为该会委员。

鲁迅8月7日记载：“晴，下午赴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8月8日日记又载：“昙，午雨，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8月10日其日记仍有：“昙……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接下来的11日、12日都在鲁迅日记中分别见有“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下午往维持会”的记载。

到了8月14日，鲁迅日记曰：“晴，我之免职令发表。”

同是这一天，章士钊拟具章程八条，呈请成立国立编译馆。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但让世人了解了这位教育总长并不是只阻止学潮的庸碌之辈。

从7日至13日，鲁迅除参加社会活动，“同寿山、季市往公园”“往留黎厂”、去北大取工资之外，几乎每天都参加维持会活动，章士钊岂肯放过这位已能呼风唤雨与自己对着干的老相识？8月12日，教育总长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政府罢免自己部下鲁迅的教育部佥事之职。

8月20日，鲁迅写《答KS君》，发在他主编的《莽原》周刊上。KS君何人不详。《莽原》是于1925年10月创刊的周刊，是由莽原文学社主办的，由鲁迅编辑。鲁迅早在1925年4月21日，亲拟广告，发表于《京报》广告栏，曰：“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在，望彼将来。”《莽原》比《语丝》更激烈，与青年学生运动有密切联系。《答KS君》说章士钊免我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表明被免职，鲁迅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让人们不要“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文章不仅攻击章士钊“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恶”，还说他“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扯（剽窃），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砾一样”。并举出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从悦之亦无是理”句，“陋弱可哂”。谈到章士钊办的《甲寅周刊》提倡的复古运动，认为“文言白话之争”，“该是争的终点，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看得出来，在人品、学识上，鲁迅是极看不起章士钊的，鲁迅与章士钊的争论也远远超越了对学潮的分歧，乃是政治思想与文化的深刻矛盾。

鲁迅与罗素和泰戈尔不同，他一直在揭露古老的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同类相残的吃人本性。鲁迅认为罗素太容易上当，比如罗素在西湖畔看到轿夫含笑，便大加赞美起中国人来。鲁迅也不赞同梁漱溟那样顽固而虔诚地守望着东方文化。鲁迅表示此番要与章士钊打官司，并不是要夺回佥事一职，他早就厌倦了这个官身，本该早被免职了的，“但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鲁迅觉得自己在为捍卫正义公正而诉诸法律，也是为自己的尊严而战。所以“在平政院投了诉了”。

鲁迅的8月31日的日记上说：“晴，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平政院，民国时政府处理行政诉讼的机构。鲁迅是8月22日向平政院起诉章士钊非法免去其教育部佥事一职的。10月13日，章士钊答辩书副本，由平政院送鲁迅。最终，鲁迅打赢了这场官司。章士钊虽深谙法律，但他在8月12日呈报段祺瑞的呈文，所罗列鲁迅的罪状出了漏洞。比如说鲁迅在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后，又纠集同伙倡设校务维持会。鲁迅在诉状中指出，他是在8月13日才当选为校务维持会委员的，章士钊何以会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知自己的罪名呢？章士钊的轻敌和犯的低级的错误，导致了罢鲁迅官的失算，栽在了绍兴“师爷”手里。

鲁迅在8月14日被免职后的第二天，仍在一场大雨后，“赴女师大维持会”，17、18、19日连续三天都“赴维持会”。诉讼之后的25、27、30日也都出席了“维持会”。鲁迅如此从容不迫地应对罢官，除了他的政治智慧，便是强大心理支撑的自信和勇气。

11月30日，被改为国立女子大学的学生，倡议已搬到宗帽胡同仍称女师大的四十余名学生返回原石附马大街校址上课。那天下午，鲁迅陪学生返校。12月1日，女师大召开各界联合会，发表取消女子大学恢复女师大的宣言。那天鲁迅在其日记上云：“午后往女师大开会，后同赴石附马大街女师大校各界联合会，其校之教务长萧纯锦嗾无赖来击。”

鲁迅还在12月1日，与24名返校学生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有“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既复校，因摄影，以资纪念”等语。有坚强之决心，有胜利之喜悦。

不支持鲁迅的一方，自然会有反击。12月14日，北大教授陈西滢、王世杰等人成立“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旨在继续声援章士钊及所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第二日，该会又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

19日陈西滢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名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多过八倍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

12月24日，《晨报》发表《女大学生二次宣言》，反对女大与女师大合并。

女师大风潮，断断续续，时起时伏，忽冷忽热地折腾了近一年，后来或许双方都感到厌倦了，最终没分出胜负地淡出历史。但鲁迅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论战还在继续，而且愈斗愈激烈。

历史与章士钊开了个小玩笑。鲁迅为学潮推波助澜，被罢了官，又复了官，继续雄视文坛江湖，十八般武艺，见谁灭谁。章士钊身为教育总长，整顿校纪，罢别人的官，却偏偏丢了自己的官，再当再丢，且经济损失严重。

有文字载：1925年5月7日，因纪念“五七国耻”的游行受阻，一些学生闯入章士钊家中质询，双方发生冲突，章士钊家中的部分物品及藏书遭到破坏。11月28日，在北京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中，章士钊的住宅再次遭到冲击。如果对照章士钊自己写的《寒家再毁记》一文，会发现上述文字，是被精心地轻描淡写了的。陈西滢写的《做学问的工具》，曾记载，章士钊从德国带回的大量藏书被毁。

鲁迅却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刊于1926年1月18日《语丝》周刊）一文中，兴灾乐祸于“孤桐先生”（章士钊）之珍贵图书被毁的同时，还以周氏的幽默和鸷狠嘲讽了陈西滢、胡适、徐志摩、李四光、丁西林、陶孟和、陈翰笙、王品青等同类。

这些后来证明都是文化精英的名流们跟着章士钊一起吃挂累，或可会付之一笑，那里论战只有是非之争，并无敌友之分。比如，在鲁迅写的《“碰壁”之余》一文里，有这样的文字：“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刊于8月19日、26日《妇女周刊》）上才识得大名，是8月1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李仲揆（1889—1971），即地质学家李四光，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当时鲁迅视李仲揆为杨荫榆的打手，极尽嘲讽。对耶？错耶？重要的是，作为亲临现场参与“女师大风潮”的李仲揆等，为我们真实解读该事件提供了与鲁迅不同的历史证词。

5

11月29日，《晨报》迎来创报七周年前夕，突然被一伙暴徒纵火，部分房屋被焚毁，库存纸张也化为灰烬。几经侦查，皆无头绪，“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之大名鼎鼎的《晨报》被焚案，竟成为扑朔迷离的疑案。

有一情况或许与此案相关。11月19日《晨报》披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北洋军阀参政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六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的名义给全国一百五十五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津贴分四等，据说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津贴最少每月二百元，成舍我的《世界日报》每月也可得二百元。在民国初，民间报刊难以保持经济独立，接受津贴可以理解，但林白水、邵飘萍、成舍我办的这些独立的有影响的且发行量不小的报纸，也去领津贴，真乃民国言论史上的奇耻大辱，也是应具独立批判责任的报人的莫大悲哀。

但是这“内幕”至今无法被证实，可以肯定的是，这“内幕”后面一定还有内幕。

《晨报》被焚另一说，是北京愤怒的群众因抗议段祺瑞政府，迁怒为段氏执政府说话的《晨报》，放火烧了报馆，是同行恨其泄露领津贴丑闻而施以报复，还是民众因其替政府说话出于义愤，似都可成为放火焚报馆的理由。但政府弹压新闻自由烧《晨报》，杀一儆百，其可能性更大。

正是因焚烧《晨报》的背景复杂，故从一开始，即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胡适当时都在上海，得知此消息，就产生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陈独秀认为“该烧”，他见到胡适时，咄咄逼人地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一贯视自由胜过生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对陈独秀的问题思索了几天后，写了一封长信，给昔日的《新青年》的亲密同伴：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命名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以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这是胡适给老朋友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深深的感慨和沉重的悲叹：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不容忍空气充满了中国。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月，一路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文集》（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从这封信中，我们再清楚不过地看出陈独秀与胡适在思想舆论上，已经发生相当激烈的冲突。其实，1924年8月胡适对陈独秀关于义和团经济的浑浊思想进行过批评。六年前陈独秀著文《克林德碑》痛骂义和团，六年后又写《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一变过去痛骂而为热情歌颂。胡适对此在《晨报》不点名批判陈独秀：“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浊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作者，现在亦大出力颂扬拳匪了……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同时又往往为拳匪曲说巧辩——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

陈独秀有时思想浑浊，批评无妨，但胡适对义和团这类农民运动的深恶痛绝，可证胡适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已有严重的分歧。

社会、历史常有许多难解之谜，比如就在胡适和陈独秀的思想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宣言发生众所周知的论争时，李大钊、毛泽东始终没有参与进来。毛泽东倒是在1923年4月，曾在《新时代》发表《外力革命与军阀》一文评价过胡适。在文中毛泽东把当时的政治派别分为三种：一、革命的民主派；二、非革命的民主派；三、反动派。他把胡适归为不主张革命暴力手段达到建设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非革命的民主派”。认为胡适是对中国政治舆论极有影响的那类人。并不像陈独秀所说，胡适是“难以挽救”的人。

生活和人性充满悖论，政治上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一贯不依傍任何政治集团、群众组织，坚持自由独立的言论的胡适，却与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都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胡适与陈独秀之间，争论归争论，友谊归友谊。比如1923年，陈独秀在《向导》周刊发表重要政论《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对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舆论代表争论最热烈的“联省自治”明确表态说：“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与其说是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主张“建立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

胡适则在《努力》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对陈独秀的“我见”进行批驳。胡适说：“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割据的一个重要武器。”不久，胡适又发表《国际的中国》，专门对中国共产党的“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目标提出质疑，自称“很诚挚的奉劝”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扯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

胡适此论，理所当然地受到陈独秀办的《向导》周刊的激烈反驳。

即便胡适、陈独秀在政治上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对立，甚至陈独秀对胡适曾做了这样的评价：“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妄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察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个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同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里。”但是，他们的友谊似并未动摇。如1923年4月7日，陈独秀还复信给胡适，托他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要求胡适，“《努力》出版，望每期赐赠一份。”

1924年4月9日，陈独秀又写信给胡适，要他给共产党主办的《中国青年》的“反对泰戈尔”特号写文章。陈独秀在信中还说：“我以为此段事（泰戈尔访华）颇与青年的思想有关。”这表明陈独秀仍视胡适为党的文化宣传上的同盟军或战友。

1925年底，胡适与陈独秀，因《晨报》被烧一案政治上又一次发生严重冲突，致使胡适从此不再给陈独秀写信，甚至已形同陌路般很少往来，但是在几年后的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立即设法营救。30日在北大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重申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1933年6月13日，胡适赶到南京看望狱中的陈独秀。

1934年1月2日，胡适赶到北京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殁，合葬时无碑碣。胡适拟请蒋梦麟补立一碑。又于2月10日，再千里迢迢赴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陈独秀想在狱中写自传，正在设法联系疏通出版。胡适劝老朋友“放手写去，不必先求早出版。若此时即为出版计，写得必不得不委曲求全，反失真相。不如不作出版计，放手写去，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极为赞同他的意见。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

民国十五年（1926）依然是北洋军阀横行肆虐、充满肃杀之气的一年。惨案继续不断发生。

3月18日，段祺瑞悍然枪杀四十七名、伤二百多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成舍我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等纷纷报道事件真相，严厉谴责这场杀戮。

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反动政权；王世杰、高一涵、许士康、陈翰生等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抗议声讨之声。上海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以文学形式发出怒吼。

张作霖、张宗昌等在段祺瑞垮台后，杀气腾腾入京，先后杀死民初新闻史上熠熠闪光的邵飘萍和林白水。《京报》《社会日报》随之被查封。鲁迅、蒋梦麟、李大钊等都上了黑名单。共产党人李大钊面对黑暗和杀戮，勇敢地率领民众冲锋陷阵，无私无畏。知识分子站在民众一边，表达道义立场。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寅恪等于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继续追逐新文化之梦……

1

1926年1月5日，梁启超写信给儿子梁思成，谈到好友林长民遇难之事及办理善后的情况。林长民即林徽因之父，1919年为国民外交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力主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在北洋政府企图向日本屈服之际，林长民于5月2日发表《山东亡矣！》，使他成为民族英雄。《山东亡矣！》说：

胶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报证实。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他，但执1915年之“二十一条约”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清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约”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续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载台湾《传记文学》八卷）。

由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促成的林长民《山东亡矣！》5月2日在《晨报》发表。第二天，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即贴出北京十三所高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当晚的集会上，决定5月4日举行示威游行。遂有五四运动爆发。

林长民被反动当局杀害后，梁启超极为悲痛。自此，梁启超脸色愈加苍白，精神萎靡，浑身乏力，又见便血，急入东交民巷一家德国医院诊治。经化验，德国医生怀疑他的肾或膀胱出了毛病。

其实早在1924年，梁启超潜心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已耗尽精力。不久印度诗人泰戈尔抵沪，4月下旬又到北京访问。梁启超和蒋百里等在北海静心斋设宴欢迎泰戈尔，胡适等名流四十余人作陪。欢迎会上，梁启超还谈了中印文化交流。后又陪泰戈尔到大学讲演。

早在1924年9月，夫人李莲仙的辞世，就给了梁启超致命一击。一直相濡以沫的恩爱妻子突然离去，使他陷入长久的悲痛之中，他为夫人守灵之后，即写道：

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决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戚，凡存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这也嗒然气尽了。

当晚，夜色茫茫，长夜无眠，提笔又作《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后人读之，莫不感动，莫不泫然。正是梁公这刻骨的深情，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25年，孙中山在京逝世，梁启超亲往吊唁。

1925年春天，清华学校筹建国学研究院时，要聘请导师。梁启超找到校长曹云祥，向他力荐陈寅恪。曹云祥也是博学多才者，竟不知陈寅恪是何方神圣，便问梁启超：“此公为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这才告诉曹云祥，陈寅恪乃是当今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眼下正在德国读书，不是博士而是学士。

曹云祥又问：“可有著作？”

梁启超如实相告，暂时没有著作。

曹云祥听罢，无奈耸耸肩：“不是博士，又无著作，怎能进国学研究院呢？”

梁启超一笑，道：“我梁某是没博士头衔，不照样著作等身。但这数百万字的著作怕抵不上陈寅恪的寥寥数百字呢！”并表示，你不要这一人才，那就让陈寅恪留在海外吧。

在梁启超执着地推荐陈寅恪的同时，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几位著名教授对陈寅恪的高度推誉的材料也送抵清华，曹云祥听从梁启超的意见，同意尚在国外的陈寅恪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

陈寅恪到清华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合称“四大导师”。其实陈寅恪到清华前还有一插曲。1925年，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欣然接受清华让他到国学研究院当导师的邀请，他去向校方辞职时，系主任见挽留不得，就请赵元任推荐一位高水平的教授来接替他的工作，并暗示他，能否找陈寅恪？赵元任当然知道，在中国留学生中，水平最高者，确属陈寅恪，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寄往德国，征求陈寅恪的意见。

陈寅恪接到信后，当即回信说，哈佛乃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自己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没有太多的好感，当然，波士顿中国餐馆醉香楼的龙虾是他最留恋的，幽默委婉地谢绝了赵元任的盛情。不久，二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了同事，而且陈寅恪就住在赵元任的家里，吃喝也由赵元任夫妇侍候。陈寅恪乐不思蜀，但住长了，也不成家，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劝他找家妻子：“你这样下去总不是事儿啊！”陈寅恪回答：“现在这样挺快活嘛。”赵元任笑了：“你总不能让我太太伺候你一辈子嘛。”

梁启超欣赏陈寅恪的才学，陈寅恪也仰慕梁启超的博学和成就。1926年他到清华后，一次给学生授课时，独出心裁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南海”，是康有为；“再传弟子”，系指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大清皇帝”，说的是溥仪；“同学少年”是曾给溥仪皇帝当过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康、梁、王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小康有为32岁，小梁启超17岁，小王国维17岁的陈寅恪没有在对联中提到自己。他说，研究院的学生都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大清皇帝的“少年同学”。同学听罢，不由得大笑。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说得并不错。只是，文人相重又何尝不是“自古而然”呢？上述梁陈之间的友谊，便是佐证。

五卅惨案发生，梁启超极为愤慨，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发表共同宣言，抗议暴行。9月他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日夜操劳，12月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事必躬亲……

直到1926年2月，梁启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认右肾长一肿瘤，3月16日手术，割去右肾一枚。他出院后，又请名医唐天如诊治，几剂中药，尿血止。梁启超又忙于写《先秦学术年表》，并继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多年以后，出现一些传闻，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手术时，值班护士用碘酒在梁氏的肚皮上标错了位置，执刀的著名外科教授刘博士动手术前，又没有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照片，结果割去了一只好肾。此事当时即发现，但由于梁启超的知名度与协和的名声，此错误一直封存起来。割错肾，梁启超本人是知道的，1926年9月14日，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已经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不是外科……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说谎话了（《给孩子们书》）。

此公案直到今天，仍模糊不清。笔者曾有一篇《鲁迅之死与梁启超殒命》刊发在《今晚报》，谈及真相，此处不赘。

是年8月底，秋风初吹，秋雨乍来。梁启超的四妹病逝。梁启超思妹悲痛，竟又便血。请名医伍连德诊治，开药煎服，嘱之静养。然感生命之短暂，岁月之倥偬，思虑过度，再次尿血。不久，梁启超好友曾习经因患肺癌去世，梁启超在陪侍中，亲见友人痛苦之状，一任老泪纵横。

秋意渐浓，清华已开学。梁启超抱病给学生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病已渐入肌理，生命已接近尽头。

2

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在本年3月18日的腥风血雨中降临。

1926年初春，吴佩孚结束“讨奉”战争，与昔日仇敌张作霖突然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先击败河南岳维峻部，又沿亲汉路攻下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再次通电下野，将军权交张之江和鹿钟麟后，到苏联考察去了。

3月12日，日本以舰队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台，岸上国民军遭炮火轰击。鹿钟麟下令抵抗，硝烟弥漫。日本借此纠集《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3月18日前拆除大沽炮台，清除海面水雷的通牒，否则将直捣北京。

北京学生、市民得知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的嚣张气焰后，于3月16、17日，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3月18日清晨，阴云低垂，五千多名学生陆续聚集到天安门金水桥畔，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大会。大会主席李大钊和徐谦相继站在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李大钊号召大家以“五四”精神，“五卅”热血，不分阶级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丑行，抗议帝国主义再次侵略我国的罪行。年轻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陈毅，目睹了李大钊的战士风采，聆听了共产党领袖的激动人心的演说。这大概也是李大钊最后一次站在台上公开亮相了。

被激发起来的民众，在下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旗帜招展，口号震天。当两千多群众向执政府进发时，早已下了镇压命令的段执政，正躲在自家的吉兆胡同公馆里悠闲地与人对弈呢。

学生为首的队伍一到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三座红漆大门紧闭，门前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李大钊见状命令学生停下来，公推了代表，与十层荷枪实弹的卫队军官交涉，要求放游行队伍进院，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该官员喝令代表退出大门，大声命令学生立即解散。学生被激怒了，高喊：“到吉兆胡同段祺瑞公馆去。”还未等示威队伍撤出，一声尖厉的哨音响过，就听枪声大作。

李大钊见状忙挥手高呼：“快散开！”这时扛大旗的王一飞立即扑倒在地，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才幸免一死。而振臂高呼口号的学生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前胸，鲜血飞溅地倒在血泊中。

惊慌的人群潮水般涌向西辕门，杀红了眼的军警们以枪弹和大刀轮番杀戮，顿时横尸当场。北师大的学生刘和珍中弹后倒地，尚存一息，向外爬行，一军警追赶过来，抡起木棒向其头上猛击，刘和珍再不动弹，吐血气绝。

血腥屠杀后，活着的侥幸逃脱；死去的，在军警清理污血横流的现场时，竟被掠走钱物、剥光身上的衣物，然后离去。女师大的杨德群、刘和珍，燕京大学的女生魏士毅等女学生赤裸身体，暴尸铁狮子广场，“身上盖着一层落雪”……（周作人3月18日日记）

在吉兆胡同段公馆下围棋的段祺瑞，得到代警卫司令李鸣钟的禀报后，沉思片刻，将手上的一枚棋子落下，对与其对弈的日本顾问狡黠一笑：“你让我进退两难啦。”

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共杀死四十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致伤残者多达二百人。

惨案发生后，舆论哗然，万人愤慨。邵飘萍、成舍我等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纷纷报道惨案真相，谴责段祺瑞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晨报》公布死难者名单和部分照片。《国民新报》连续发表《段祺瑞之大屠杀》《段祺瑞应受人民审判》等措辞尖锐的社论。

鲁迅、林语堂、周作人、朱自清等也纷纷在《语丝》周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发表文章，谴责反动政权。鲁迅后来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成为这类文章的经典。

王世杰、陈翰笙、高一涵、许士廉等同时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强烈抗议杀人政权，特别强调法律追究，提出“元首犯罪”与“庶民百姓犯罪”一样受制裁的正义声音。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两军对垒，杀得昏天黑地，鲁迅与陈西滢二人的缠斗也如火如荼。他们之间是非难定，胜负也难料，但他们对反动政权杀戮百姓的罪行却同仇敌忾，站在同一战壕里。想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鲁迅与陈西滢之斗，怕不是敌我矛盾，更多的是文人意气使然的是是非非的争斗。

作家杨振声、凌叔华还以文学为武器，创作并发表了以“三一八惨案”为背景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等》。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作家，也积极参与揭露和抗议反动当局枪杀百姓的暴行。

诗人徐志摩在《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上，写诗歌《梅雪争春》，在《自剖》一文中，他愤怒地谴责“空前血案”。文中说：“杀死的不仅是青涩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着了致命一击……”

周作人是“三一八”下午，去燕京大学上课才知道学生参加集会而停课。正想回家，恰巧见一燕京大学学生受伤逃回，听学生报告段祺瑞枪杀学生暴行后，方知惨案发生，这之后，他陆陆续续得到不少有关“三一八”的消息。得知他所熟悉，曾为之担保的张静淑因救助同学，身上连中四枪。棺殓那天，周作人去了，见到死去学生的脸上被蒙一层薄纱。他的心情异常沉重。

在“三一八”殉难者全体追悼会上，周作人默默地送上一副挽联，那是他在灯下，用清俊的笔墨书写的，其辞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从此挽联，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周作人与时代的先驱者是同步的。

正在杭州演讲的蔡元培，是从北京专程至杭州访他的老友汤尔和口中得知惨案消息的。汤尔和还从书包摸出一张《京报》，上面有一条《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消息。该报上，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增、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鲁迅、周作人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

在桃红柳绿的西湖，听到这阴森森的消息，蔡元培不寒而栗。

汤尔和还告诉他：“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了。”

蔡元培听罢，脸色苍白，默默不语。本来，蔡元培还曾高兴过一阵子。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钟麟，突然出人意料地又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但老奸巨猾的段祺瑞竟然得到消息，提前二十分钟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银行里。谁知过了几天，奉直联军又将鹿钟麟挤出北京，段祺瑞又回到吉兆胡同，通电复职。吴佩孚、张作霖都不愿帮这一丧家之犬。于是段祺瑞在4月20日发表“退休”通令，狼狈下台。自此，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隐居天津租界里，结束了漫长的军阀生涯。

正当蔡元培准备重回北京大学时，张作霖于4月26日，秘密枪杀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查封了他创办的《京报》。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悲恸欲绝，泪流满面。回想他与邵飘萍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更是仰天长啸。

其实，在张作霖查封《京报》前，得知消息的邵飘萍就躲进给梁启超等名流看病的德国医院，后又住进六国饭店。几天后他见再没动静，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京报》，结果被早就埋伏多日的侦探抓获。北京新闻界即刻集合，推选代表，请张学良通融放人，张学良以宣传共产为名拒绝。又请民国元老王士珍出面说情，少帅仍不买账。邵飘萍于26日凌晨提审并判处死刑，四点半拉到天桥枪决。

目击者称，邵飘萍身穿夹袄、马褂，面对刽子手大笑数声，昂首赴刑场，行刑者从其身后用马枪射击后脑，砰然一声，一代报界巨擘，为正义和良知而血溅京华。

张作霖枪杀邵飘萍后，又派人逮捕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并派大批军警冲进北京大学等高校，搜捕进步人士，查禁进步书刊，肃杀之气笼罩校园。

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李大钊也率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藏进苏联驻华使馆。

不久，鲁迅也告别生活十五年的北京，避到南国厦门大学任教，那是应当时好友后成仇敌的林语堂之邀，动身南行的。

是年8月6日，另一言论犀利，敢于直言的报界达人林白水，也惨遭杀害，他创办的《社会日报》停刊。其被杀地点，正是邵飘萍英勇就义、血迹未干的天桥。

这接连不断的血案，都是如今被史学家和文学家寄予无限同情，以致捧成反蒋斗士的张学良所为。历史的臧否、忠奸、善恶，是不容颠倒的。作家吴稼祥说过：“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多一个人，一个派别的陈述，历史就多一分真实。”但是，即使更多人参与陈述，有时，也未必能看清历史真相。有时，历史原本很清晰，却被陈述者故意歪曲了。

3

5月24日，胡适从天津裕中饭店，发了一封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位朋友的信，即文学史上颇有名的《致鲁迅、周作人、陈源》（《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胡适写此信的缘起，用他的话说是：“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在胡适看来，“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而让人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的猜疑，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是友谊破裂，论争变成了对骂。

尤其让人莫名的是论战离题越来越远，“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

最后，胡适在信中援引了鲁迅的《热风》中的一段话：“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纵令不过是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胡适劝大家“学学大海”，“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

作为身处历史现场的胡适，对周氏兄弟与陈源那场论战的是非曲直的分析，应当是真实客观的，甚或是精辟的；对笔战进行调解，呼唤消误解、冷酷与不忍，放开胸怀朝前走，是善意的，更是积极的。可惜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后来不在现场的不少文学史家故意歪曲了胡适的善意。

周氏兄弟与陈源的论争乃至反目，其背景比较复杂，并不好表述。不少文章将这三个人的论争视为周氏兄弟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二）》中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出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致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时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命运之不可测就是如此。”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晚年写的。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沦为汉奸而又被宽大处理的他，为了苟活，只能写些庙堂爱听的东西，顺应和谄媚才是他心中真正的鬼。

《知堂回想录·一四六，女师大与东吉祥》中的那些话是不可靠的。比如，他说“张凤举的拉拢”才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就没说实话。张凤举也算是当时的名流，也是周作人“骆驼群”的骨干，与周氏兄弟往来甚密。在鲁迅的日记中，张凤举出现的次数，当属颇为频繁的一位。仅举三例。1923年2月17日：“下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臤士饭，马幼渔、朱逷先亦至。谈至下午。”周氏兄弟分居后的1925年，11月3日，“晚访张凤举，见赠造像题记残字拓片一枚，云出大同云冈石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过了两天的5日又“访张凤举”。其时，正是周氏兄弟与陈源笔战最激烈的时候。

以已成为当时著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周作人的身份和影响，居然被张凤举“拉拢”才接近吉祥胡同的诸君子，未免过于牵强。从鲁迅对张凤举的态度看，也不认同“拉拢”说，不然缘何在三天内主动造访人家两次，还接受礼物呢？

查周作人自己的日记，1923年11月3日，有“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语堂、丁燮林、陈源、郁达夫及士远、尹默等十人，九时散去”。1924年6月24日，有“径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宴”。1925年1月30日，有“赴现代评论社约餐”。2月，周作人又与张凤举、陈源、丁西林一起游冬季的香山，漫步于残雪未消的山路，饮茗在可观山景的茶舍，关系当属亲密无间了。

1949年后，现代文学史神化鲁迅，妖化自由主义作家，周作人竭力撇开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故有张凤举“拉拢”之说，是可以理解的。

周氏兄弟与陈源真正化友为敌，刀笔相见的原因，怕与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陈源在文中，有“女师大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这样的话。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指周氏兄弟。按理说，陈源的话并非捏造。鲁迅于1925年5月，女师大风潮乍起时，亲自撰写《学生自治会上教育部呈文》《为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三篇极具宣传鼓动的文章；周作人不仅签名鲁迅《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还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作呈文。周氏兄弟“显然成为学生风潮的推动者”。而不仅仅是陈源说“暗中鼓动”。

推动进步学生的学潮，为进步正义之举，是周氏兄弟人生中光辉的一笔。但周作人却立即写《京兆人》予以反驳“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也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心理实在可怜极了”。鲁迅见陈源，更是极为恼怒，遂写《我的“籍”和“系”》作答，对陈源的“流言”极尽挖苦讽刺。

1926年1月，徐志摩在他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对比陈源与周作人的论战文字，显然不满意周作人动辄“卑劣”地骂人。比较之下，陈源“分明私淑法朗士”有绅士风度。不料，周氏兄弟又与徐志摩翻脸。

先是周作人写《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回击，将此文投给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徐志摩慨然照发。周作人在文中揭露所谓绅士们有“叫局”的丑行，并骂道：“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正人之列”。

此文一出，文苑哗然，那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绅士们，竟然无耻到招妓。在那个崇尚西方文化的年代，这种羞辱斯文的勾当，自然引起轩然大波。

陈源依然闲庭信步地连夜写信给昔日好友周作人，断然否定“叫局”之说，要求公开澄清事实：“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要紧”。文学史称“闲话”事件。此事件，“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讽刺焉”，却非敌与友焉。

周氏兄弟在“闲话”事件中，因周作人之《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所谓“叫局”之事，纯属道听途说，并无证据，而处于被动尴尬的位置。

据周作人说，他从张凤举那里得知，陈源等人曾在私人的闲话中，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放荡之言。于是就写到文章中，广告天下。但与周氏兄弟曾经来往密切的张凤举矢口否认，断然不肯作证，无异于证明周作人造谣。“闲话”事件中，周作人何等狼狈被动。

从这样可笑甚至荒唐的“闲话”事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平凡的，在当事人的眼中甚至是暗淡而充满矛盾的。（《周作人传》）

胡适的眼睛是锐利的，心胸是“宽容”的：“‘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小小猜疑”，有什么理由大动干戈呢？但双方都听不进去。

审视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屡屡与其他清流发生矛盾，时过境迁，单纯进行是非判断，已经无法充分开掘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因为双方的“交锋”在实际上并未基于同一逻辑，而是两种不同知识与观念谱系中的话语博弈。研究者发现，双方在具体发言的背后，更有整体性的关怀。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批判哪一方？歌颂哪一方？呜呼，难矣！逝者未必然，我们未必然。

文坛有些事件，不全关系于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更多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想文化性格所陷入的困境。

4

是年7月，火车飞驰在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上。胡适在软卧车厢，望着一派广袤的绿色原野，悠闲地叼着烟斗。此次出行，走东北出境，取道西伯利亚，经莫斯科，去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

1925年5月，胡适受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方委员。这个委员会受命设计处理英国退还庚子之战中国赔款在中国如何使用。主要成员以英方为主，中国只有三人，即胡适、丁文江、王兆熙。

1926年5月“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8月，将在英国伦敦举行“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遂有了胡适赴欧之行，这也是他于1917年7月归国后的重出国门。

三天的缓慢行驶，火车于20日抵达哈尔滨。短暂地游览了市容，对该市内“东西方文明的界线”颇多感慨。然后又开始了漫长之旅。车窗外一望无际的大豆高粱渐渐变成茫茫的山峦、森林和蓝色的湖泊。胡适在途中写了《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又给写信“寄颉刚《论封神传》、寄玄同《论恶姻缘》”（见胡适日记）。

29日，火车到赤都莫斯科时，胡适停下逗留了三天。作为自由主义者，胡适感受到红色之城的新鲜，他参观了“国际文化关系会”、革命博物馆、第一监狱等，大受感动，尤其对苏俄的新教育，表示“顶礼佩服”。对其新“政治实验”，也极感兴趣，多有称赞之词。他在莫斯科迫不及待地将他的感动写信给他的朋友、政治制度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信中说：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由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机会……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实验的权利……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成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个较长期考察。

在给张慰慈的信中，他还说：

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代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

胡适还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苏俄社会建设成就和教育改革持欣赏与同情的态度。他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奋发向上的气象所感动，准备发奋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回国积极工作。

胡适赞美苏俄的声音，经徐志摩等友人的传播，特别是《晨报》编选摘登后，在北京各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甚至有人说胡适“赤化”云云。

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对胡适访苏的观感，甚为高兴，他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打美国回来。”可惜，此时胡适已到美国。

朋友钱端升也表示赞同胡适的观感，他在当年的11月4日致信胡适说：“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诸位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叹。”

也有的朋友像任叔永一样表示反对。他在12月8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你寄志摩的信，说国人的毛病，一个是迷信‘狄克推多’，一个是把责任推在外国人身上。这两句话我以为都对。但依我的观察，迷信‘狄克推多’是由不信‘德谟克拉西’来的，而现在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我们若要排除‘狄克推多’的迷信，恐怕要从提倡‘德谟克拉西’入手，你说对吗？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

徐志摩则对胡适的观点，大不以为然，而且与之辩论，甚至讽刺胡适：“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他不赞同胡适的访苏观感，并向胡适提出疑问。

10月4日，胡适从欧洲给徐志摩写了一封著名的长信，具体回答了徐志摩们的疑问和诘难，算是在苏俄几天实地观察的心得，也可视为对这些问题理性思考后的结论。此信收《胡适文集》。

写到这里，读者自会对文学史上关于1919年的所谓“问题与主义”论战中，对胡适的诬陷，产生怀疑。

8月3日，胡适乘火车离开莫斯科，整日在德国境内行驶。厌倦了窗外景物，胡适在日记上写道：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

我们可以视此为20世纪20年代胡适社会政治设计的一段认真思考。包括上面所陈胡适给张慰慈、徐志摩的信。1949年后批判胡适时，这些内容都被封锁起来，群众只看到胡适的半个面孔。

8月上旬，胡适终于到了英国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的会议，此文不详叙了。在此期间，胡适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被盗到那里的敦煌卷子，获得了神会和尚“语录”三种，《楞伽师资记》两种，《显宗论》一卷，还有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等。后来正是这些重要材料，让胡适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这本书的代序《菏泽大师神会传》是他依据上述资料写出的重大研究成果。

到了11月，胡适应邀到英国各所大学做学术讲演，其讲题颇为丰富，有“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停滞不前了吗？”“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的增进”等，让许多英国人了解了中国和东方文化。

到了这年的12月31日，结束了中英庚款委员会漫长的会议的胡适，又登上海轮，由英国渡大西洋赴美国。12天后胡适抵达了阔别9年的纽约。

旧地重游，让胡适感慨良多。美国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美国社会向“社会化”“协作化”方向发展。汽车潮水般的在城市和乡下奔涌，社会财富迅速增值，人的创造力和认识智慧充分发挥与释放，不断地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和科技文明。胡适在1928年3月6日给吴雅晖的信中说：“我重到美国，略观十年中的进步，更坚信物质文明尚有无穷的进步。”

李大钊说：“不要让他（胡适）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担心胡适到了美国，会把对苏俄的好感和兴奋淡化和忘却，但是还是发生了。

胡适到了美国，把美国与苏俄做了理性的比较与观察。最后，在苏美两块政治样板之间，胡适理性地选择了“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造方法。

胡适在《漫游的感想》（《现代评论》第六卷）一文中说：在美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认为美国的“社会化”趋势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派经济学说中关于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资本高度垄断，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化的理论。

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写了题为“一个劳工代表”一章，说在纽约的一个民众自发的“两周讨论会”上，一个劳工代表就“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的议题发言。“他先说科学的进步，尤其注重医学的发明，次说工业的进步，次说美术的新贡献，特别注重今年新音乐与新建筑。最后他叙述社会进步，列举了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这位劳工的发言令胡适震惊不已，胡适说，我听了他的演说，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

当胡适从西雅图乘轮船，经由日本并短暂游览之后返回上海。他的东望苏俄、西游美国的兴奋连同自己选择的政治方略，被落后而黑暗的中国现实一下淹没了。

5

鲁迅是否上了黑名单或被通缉，至今尚无可靠证据。但鲁迅8月26日经由天津、上海于9月4日下午一时抵厦门，确是事实。他是应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的。

此次离京，鲁迅结束了自1912年至1926年长达14年的官场生涯。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佥事，成为北洋军阀政权机器中的一员，俸禄颇丰，故能在北京买地置屋，使役用人。这是事实，谁都无法否认。若不入仕，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安然度日。鲁迅一直是一边当官一边到大学授课。女师大风潮时，一边支持学潮，一边呈文教育部罢免杨荫榆，被罢免后不服，又与章士钊打官司。原以为争到尊严后，潇洒辞官而去，以表示不再与教育部合作。岂料，佥事照当，“奉泉”照收。鲁迅日记1926年2月12日记“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直到鲁迅离京赴厦门前，还亲自到教育部取“奉泉九十九元”。

鲁迅的官场生涯不仅遭到陈源等人的诟病，且直到现在有些研究鲁迅的学者都有意避讳。

26日那天，下午三时到前门火车站为鲁迅送行的有季市、有麟、淑卿、子佩、钦文等十四人，陪同鲁迅前往的是已确立恋爱关系的许广平。他当夜在天津中国旅馆下榻，次日离津，二十八日抵浦口，即“渡江寓招商旅馆”，29日晨抵上海，先“寓沪宁旅馆，湫小不可居”，与三弟周建人见面后，“移孟渊旅社。午后大雨，晚广平移寓其旅（族）人家，持行李俱去”。

30日那天，上海黄浦江上的灯火，在浓雾的夜中明灭，偶尔有小火轮的汽笛鸣响。鲁迅应郑振铎之邀，到江畔的“消闲别墅夜饭”。上海的文化名流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章雪村等悉数到场。席间，谈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谈北京文人学者都纷纷南下。散席之后，冒着蒙蒙细雨，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章雪村陪鲁迅回到孟渊旅社，继续交谈。

送走诸友人，鲁迅吸根烟，静静思索，然后伏案疾书，写了《上海通讯》（载10月2日《语丝》周刊九十九期）。此文详尽地介绍了他由天津至上海旅途中发生的故事，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讲茶房讹诈的，几笔即勾勒出茶房的可憎可悲的灵魂：

从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别快车……现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间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因为那四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去！自己也还能卖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然后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也会做出来……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事。

一件是讲车上军警检查的：

三四个兵背着枪……其中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哪一个呢？他指定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儿，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

“非常客气”显然有讽刺意味。军警无理搜查，自然与政局紧张有关，证明鲁迅选择南下是形势所迫。让人弄不懂的是，“上了黑名单”的鲁迅，并没有丝毫的紧张，不仅从容应付军警的突然检查，还在31日夜间，“同三弟阅市，在旧书坊买《宋元旧书经眼录》一部一本，《萝藦亭札记》一部四本”。兄弟二人，在繁华的上海夜市，闲庭信步地流连，鲁迅的心情一定不错，这或许与许广平一路陪同有关。

鲁迅告别了许广平，于9月1日夜登“新宁”轮船，4日下午抵厦门，入中和旅馆小憩。不久，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到寓所来接，雇船移入“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的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于9月20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四百人，分预科及本科七个系，每系分三级，则每级人数之寥寥，亦可想而知。因学校交通不便，招考极严，大都住校。鲁迅的薪水四百元“不可谓不多”。而且8月没上课，就拿到四百元。而“教科是五至六小时”。其中两小时是小说史，无须备课；两小时专门研究，要备课；两小时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工作量“也可以算很少”。

鲁迅刚刚到厦门十几天，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在国学院里，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从前在女师大做办事员的白果是一个职员兼玉堂的秘书，一样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兴风作浪”（9月20日《致许广平》）。

9月30日，他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

10月1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对学校也表达了不满，“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又说“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好跟着来开枪”。意为让他当出头之鸟。

鲁迅一生结怨太多，与动不动就怀疑别人存心不良的心态有关。以在鲁迅刚到厦大，就来赠他宗濂《诸子辩》一书的顾颉刚为例。算起来，鲁迅比顾颉刚整整大十二岁，顾颉刚191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0年毕业，留北大任助教。两年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又一年回北大研究所。从1921年孙伏园创刊《晨报副刊》始，鲁迅与顾颉刚都是其主要撰稿人。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拟订《语丝》创刊事宜，鲁迅也是“倾力”加盟的。应该说，鲁迅与顾颉刚就是盟友了。1926年秋顾颉刚与鲁迅同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后，鲁迅就翻脸了。世事白云苍狗，本来就是常态，而鲁迅的脸之阴晴圆缺也未免变化太快。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在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也有精深研究，著有《古史辨》等，后成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20年，经胡适介绍，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任职，胡适劝他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本来一本薄薄的书，一两天即可完工，顾颉刚却花了近两个月的工夫，尚未完成。顾一生追求完美，作附注时想将此书中所征引的书都能注明卷帙、版本，所征引的人都能注明生卒、地域，故查了许多书，自己的书不够用，再到北大图书馆查，后来干脆天天躲进国子监的天天上京图书馆去查。最后，他建议胡适，《古今伪书考》不必出了，编一部疑古丛书《辨伪丛刊》吧，胡适欣然允之。

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时，将用一年所写的古史见解，写长信给钱玄同。不料很长时间，不见钱玄同回音。顾颉刚就抄了自己给钱玄同信中的一部分，加上按语，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于《读书杂志》。不久，钱玄同写了封长信给顾颉刚，也发在《读书杂志》上，造成了一股辨伪的空气，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一个书痴般的顾颉刚，并没有介入鲁迅与他人的争斗，仅因与胡适、陈源关系不错，鲁迅就心生怀疑，连人家“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的业余爱好都看不惯，硬说梅兰芳唱腔“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而加以无端的嘲讽，对不断给予他真诚帮助的孙伏园这样的老实人也以“不足多论”而论，鲁迅有时心胸过于狭窄。

人性是复杂的，当鲁迅把周围的人视为潜在的对手充满怀疑和猜忌的时候，竟也同时表现出孩子般的温顺和顽皮。他在9月30日写信给许广平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

鲁迅不断在信中抱怨同人的同时，对生活也不满意，因为在“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就很不舒服。于是鲁迅雇“厨子包做”饭，“又自雇了一个当差的，每月连饭钱十二元”。

生活舒适了，鲁迅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散文名篇，以亲切动人的笔墨，记录了生活温馨的一面，与他自己所述的厦门大学同人间的敌意和仇视，形成鲜明的对照。

1927年1月，蔡元培到福州，正巧顾颉刚在福州购书，闻讯后即拜见恩师，并请蔡元培到厦门小住几天。厦大也闹学潮，校长林文庆忙赶去新加坡向林嘉庚告急。蔡元培到厦门大学后，一些北大毕业生纷纷赶来看望。在校方举行的宴请蔡元培的会上，顾颉刚也应邀作陪。当日下午，蔡元培又应邀去浙江同乡会演讲。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直没来看望曾给过他那么多帮助的蔡元培。连日记也不提一句。蔡元培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蔡元培和鲁迅都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尽其所能地帮助鲁迅，尽人皆知。1912年临时政府命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经由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请鲁迅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工作，鲁迅在此位一干就十四年，虽未见其成绩，但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立即把鲁迅聘到北大任兼职讲师。即便此次厦门之行，鲁迅不去拜会，但1927年，蔡元培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时，又聘鲁迅为特约撰述员。

后来，蔡元培与宋庆龄等社会贤达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先生也没忘记邀鲁迅参加，并被选举为执行委员。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蔡元培毅然与宋庆龄等名流组成治丧委员会，精心而周到地料理葬礼事宜。正是因为有蔡、宋等社会有影响的人物积极参与，鲁迅的葬礼才办得规模浩大，影响深远。

蔡元培献给比他小十三岁的晚辈鲁迅的挽联是：

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已68岁的老人蔡元培在吊唁死者时涌出两行热泪，他心中对鲁迅充满深深的怀念之情。

而鲁迅对蔡元培等不少故交则有些寡情。这自然与其性格及在判断上产生误识有关。当然，鲁迅的思想行为及其话语实践，存在言思不一乃至背离的情形，掩盖不了他身上至高的德行和崇高的灵魂，只能让我们认识一个复杂而完整的鲁迅。

6

10月3日，燕京古城笼罩在秋天的萧索之中，天气有些晦暗。诗人徐志摩和名媛陆小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盛大的婚礼。宾客如云般涌来，给这对新人道喜，一片喜气洋洋。另一说徐、陆婚礼是在农历七夕举行的。

婚宴大厅，布置华丽。胡适微笑着坐在介绍人席上，他的旁边证婚人席上坐着一脸严肃的梁启超。胡适乃谦谦君子，好成人之美，充当好友徐志摩的媒人，自然高高兴兴。但梁启超对做证婚人角色就有些勉强为之了。几年之前，关于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婚外恋，社会上已传得沸沸扬扬。徐志摩抛妻弃子苦苦追求的林徽因，那时已与自己的儿子梁思成恋爱。

徐志摩在1920年9月24日，与刘叔和一同从纽约乘船到英国留学。途经法国巴黎时，徐志摩在巴黎小住，时巧遇妻张幼仪之兄梁启超之弟子张君劢，后搭乘火车到伦敦，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与在那里修博士的陈源（西滢）相识。一次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会议席上，徐志摩见到了林长民在会上做演说。1921年1月在林长民伦敦寓所，他遇到林长民之女林徽因。她是先徐志摩五个月与父亲到伦敦的。徐志摩与林徽因这次偶然相遇，就碰撞出爱情火花，陷入热恋。

不久情火焚心的徐志摩即给林徽因写了封长信示爱。林长民见信，回信拒绝徐对自己女儿之爱。他在信中明白地说：“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并无丝豪（毫）mockery，想足下误解耳……”并约他来家面谈。

就在徐志摩终日苦追林徽因而无心学习之时，他的妻子张幼仪已乘法轮“巴勒介”号，从上海启程。据《徐志摩年谱》记：“冬，夫人张幼仪随刘子楷（锴之误）出国至伦敦。”据刘子锴之妻讲，张幼仪是一位中国旧家庭的少奶奶，富于办事能力，很讲实际的女子，与带有诗意天性的徐志摩怕合不来。3月6日“巴勒介”号油轮抵达了马赛。徐志摩接上妻子，乘一天火车到巴黎观光购物，他与张君劢长谈，告之已爱上林徽因，然后乘飞机携妻回伦敦，在沙士顿住下。

罗家伦在《忆志摩》一文中，提到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闹离婚之事，说徐志摩托从前《时事新报》主笔郭虞裳和俞颂华去求张君劢。那时，徐志摩已知张幼仪有身孕，但仍不辞而别，将她一个人扔在沙士顿。她只好单身前往巴黎找二哥张君劢求救。但这桩婚姻最终还是破裂了。

到了1922年10月，徐志摩由伦敦回上海，先随祖母往普陀山焚香，再与父亲往南京听佛学大师欧阳竟讲经，并拜会老师梁启超，同时会见张君劢。11月，徐志摩到北京。林长民、林徽因得知，立即于12月1日去函，邀约徐志摩餐叙。从此，徐、林重温英伦之梦。

直到1924年5月7日，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将于6月与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徐志摩才黯然无语，只能将对林徽因的爱恋失落地写进诗里：

在云外，在天外，

又是一片暗淡

不见了鲜红彩——

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

无论如何，徐志摩也未料到，他与林徽因就这样分手。他清晰地记得，在泰戈尔访华期间，他与林徽因伴在泰翁的左右，形影不离，以致有的报纸上发表这样的文章：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扶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

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各界在协和大礼堂为其举行了盛大的祝寿会，梁启超致祝寿词并赠泰戈尔中文名：竺震旦。

会上演出了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剧中由徐志摩、林徽因饰男女主角。大幕开启之后，联袂主演的林、徐，操英语对白。徐志摩风度翩翩，一口纯正流畅的伦敦英语，令台下胡适、梁启超等观众惊叹。袅袅娜娜的林徽因，清丽的面容，哀怨的神情和流盼的眼神，让全场倾倒，报以热烈的掌声。

泰戈尔见状，说中国的金童玉女，非他俩莫属。

两年后，胡适和张彭春先后来到清华园拜访染病的老朋友梁启超，特意告诉他，徐志摩与陆小曼准备结婚，徐志摩会有事来求梁先生。

不久，从欧洲归国的徐志摩，便登门来看望有忘年之交的梁启超。先谈旅欧见闻，又谈欧洲文学的现状，尤其详谈了欧洲诗歌的发展与当下中国诗歌的异同。徐志摩横溢的才学和独特的见识，让素来欣赏他的梁启超，听得兴趣盎然。

谈着谈着，徐志摩自然会谈到恋爱和婚姻，他知道，梁先生对他丰富而浪漫的感情世界多有微词。是的，在梁启超看来，已婚的徐志摩不顾一切地追求林徽因，已是违背道德之举，后来又去爱一个朋友的妻子陆小曼，简直是伤风败俗，侮辱斯文。

梁启超很欣赏徐志摩的才华，知道徐志摩也把自己视为师友。终于有一天，他问徐志摩：为什么不控制自己的感情呢？

徐志摩低下头，说，先生，我努力过，但做不到。

梁启超望着这位才俊，叹了口气——他知道，徐志摩讲的是真话。

胡适再次来到清华园，对梁启超说，徐志摩请他做证婚人，梁启超摇头不允。胡适替徐志摩求情，告诉他徐志摩的老父亲徐申如，对儿子为追求林徽因而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之事，甚为恼怒，以不予经济支持来惩罚儿子。后又知儿子去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更视为大逆不道。经儿子苦苦哀求，徐申如动了恻隐之心，但提出条件，如梁启超出任证婚人、胡适做介绍人，方允与陆小曼结婚，但其“结婚费用自理”。看在徐老先生的面上，您还是成全这对年轻人吧。

梁启超在胡适的苦苦说服下，同意了。胡适轻松一笑，回去告诉苦苦等待的徐志摩，诗人搓搓手，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婚礼方顺利举行。

那天，梁实秋也应邀参加了婚礼。他与徐志摩第一次谋面，是在1922年秋，那时梁实秋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他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请求梁思成代请徐志摩来演讲。梁思成果然请来徐志摩，演讲“艺术与人生”。但让莘莘学子失望的是，徐志摩拿出几页稿纸，照本宣科地用英语读了一遍。这种牛津大学演讲方式，让他们很不适应。

但梁实秋却被徐志摩的风采所打动。在他看来，徐志摩骨子里有六朝文人的潇洒，而无其怪异。1927年之后，胡适与徐志摩办起了新月书店，梁实秋做了编辑，与徐志摩接触多了，被其风度折服。一件小事，梁实秋记了一辈子：一次徐志摩到上海霞飞路看他，对弈时，他看得出徐志摩高自己一筹，令自己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去，徐志摩却借故离席……这一细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之前，梁启超应邀参加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订婚宴会。

梁实秋与梁启超、胡适等名流鞠躬握手之后，坐在酒席一侧。不久，婚礼开始了。胡适微笑着，以介绍人的身份讲了几句十分美好的祝愿之后，就轮到证婚人梁启超发言了，他在宾客崇敬的目光下，走上讲席，发表了令主宾瞠目结舌的训词：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梁启超讲毕，回到座位，留下死般的沉静和人们良久的错愕。但人们知道，这才是梁任公的秉性。

梁实秋看到徐志摩、陆小曼羞愧难当，花容失色。

又据梁实秋讲，他事后从别人处得知，梁启超在徐陆婚礼上那段别出心裁的讲话，在婚礼前征得胡适和徐志摩的同意。看似梁启超的讲话在那样的场合太不合时宜，口气也过于不近人情，但理解为梁先生对弟子的一种变相保护也未尝说不过去。

徐志摩听罢先生的教诲，在别人的默然中，他对梁启超说：“我多次聆听先生的演讲和讲话，唯这番教训最让我刻骨铭心。”并在次日，徐志摩携陆小曼坐车到清华园梁府拜访老师，感谢老师的一片苦心。

梁启超那天一反前一日的严肃，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让徐志摩和陆小曼感到温暖和慈祥。那只是不愿让两位年轻人燕尔新婚感到压力，其实，他心里并未原谅他们的失德。徐、陆走后，梁启超提笔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梁思成、林徽因写信，便是证明：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爱上了，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至极。我屡次告诫志摩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情。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矣！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老朋友对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

信发出去后，梁启超走在秋色渐浓的清华园，看到苍茫的湖水，不禁伤感起来。他忽然忆起两年前，他陪侍夫人于病榻旁。“决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便翻读汲古阁印的《宋六十家词》聊以解忧，每读有佳句，顺手写下，集句作对，竟集成两百多副。后他将这些对子，分别赠与好友，像陈师曾、胡适、蹇季常诸人，而“我所集的最得意的一联，是赠给徐志摩的”。其联曰：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碧环；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此联生动形象现出徐志摩的形象性格，记录徐志摩陪泰戈尔游杭州西湖，“在海棠花下作诗个通宵”故事。

梁启超爱惜才华出众的徐志摩，而不满放纵情感行为放荡的徐志摩。梁启超少年英华，才思敏捷，颇有雏凤清声之致，与徐志摩向往性情的奔放、表达的自由、格调清新通脱的才情息息相通，对其爱与恨自然难以厘清。

与陆小曼结婚之后，徐志摩一直是新月社和“新月派”的骨干力量。作为一个诗人的崛起和失落，徐志摩也都与新月社、“新月派”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1927年，从北京到南方，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狰狞和死亡的气息。

义士喋血，大师殒命。

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共产党人李大钊被推上绞刑架，英勇就义；白发书生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之魂消；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病死青岛。三位文人精魂美魄，如火如炬。

空前屠杀，鲜血成河。

北伐军席卷江南。“四一二”，上海宝山路再次被鲜血染红。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民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等联名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发出抗议之声，并于4月15日在《商报》发表。

广州的共产党人萧楚女4月被杀狱中，赵世炎、陈延年被杀于上海，共产党人李汉俊、《大江报》创始者詹大悲遇难于武汉。

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舍我、章乃器、周作人都以笔为武器，批评时政，激浊扬清。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是年，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分裂也成事实，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而文化界却依然是纷纷乱象，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论战，鲁迅与其他学者、作家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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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被梁启超誉为“戊戌以后之新中国，唯先生实手辟之”的康有为，突然在青岛病逝，离他度过七十大寿仅仅过了二十三天，先喜后悲，命也。他的女儿康同璧记曰：“时因南北战事方酣，过寿日后，即去青岛。当先君寿日，身体已觉不适，至二月二十八日（农历）午前五时三十分，逝世于青岛福山路寄庐，遗体葬于青岛李村象耳山下。”后有人说“象耳山”，乃枣儿山之误。

据康同璧说，康老先生过寿之后，已有预感，所以在离开上海故居时，对寓所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榭，都深情相抚，眼中已有诀别之情。特别是临走如康同璧所云“以其相片分赠之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

对亲友，他的离去过于突然，对自己，即将归去，早已料到。

让世人料不到的是，世上无人不识君的康有为，身后竟落拓到没钱入殓的地步。若不是梁启超出手相助恩师，说不定会被弃尸荒野，成为孤魂野鬼。

4月17日，细雨纷纷，一派悲怆的哀乐声中，北京各界，在梁启超的组织下，在宣武门先哲祠为康有为举行追悼会。比起青岛葬礼的萧条，这里充满了隆重肃穆之气。

梁启超的挽联，在殿内最为醒目：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率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催动我党山颓木坏之悲。

梁氏挽联，有颂扬，有叹惋，有思考，有企盼。读之，其内涵殊非言语所能道断。正如岁月漫掩季度劫痕，一缕余情不了。

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那天碧空如洗，闻王国维死讯后，整个清华园却笼罩了浓浓的哀伤阴云，教授学子们，无不问天无语，满脸哀容。

昨日，王国维参加完卫聚贤等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之后，回家一如既往，灯下伏案批阅学生试卷，一一登记、码好，然后站在窗前，仰望云中之月片刻，即研墨润笔，草拟遗书，藏于怀中。他的平静自沉，其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北伐大军将抵北京，清华园中就有一杂志以漫画抵诬“研究系”。于是主持研究院的梁启超便告假躲进天津的“饮冰室”。另一些研究院的人，则避入东交民巷，或干脆出国。又有传言，说王国维仍留辫子，北伐军定不能容云云。“老实得像火腿”（鲁迅语）的王国维，书生气十足，竟问计于学生，卫聚贤献策，让王国维暂到山西，阎锡山善于变通，爱惜人才。并告诉王国维他正准备与人在太原晋祠开办“兴贤大学”，先生可去授课，“暂委屈先生只月俸百元，但每月来校上课一次即可”。王国维闻之，只说“山西无书”，便无下文。此说姑妄听之。

后卫聚贤到了台湾辅仁大学任教，将他所知王国维死因，告诉了其子王东明。

呜呼，王国维祖上王禀于北宋抗金时，在保卫太原之役捐躯“尽忠”了；今王国维自沉颐和园，莫非说是为中国文化“殉道”？

王国维一生未曾入仕，治学为其本色，只在35岁后成了溥仪逊帝的教书先生，他的死虽众说纷纭，各执一隅难以定夺。但总与1924年11月冯玉祥部发动逼宫之变不无关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给他的精神造成了侮辱而死？殊未必。

6月1日，沉湖之前他给溥仪上了遗折。遗折是他遵清朝旧制上的，用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约二十二厘米宽九厘米。遗折曰：

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经甲子之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医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沉）清池……

请注意“迩者赤化将成”句。迩，近来之意，即近来赤化将要成功，这里，有王国维对赤化的恐惧，对时局的担忧，对不能力挽狂澜的羞赧。他的保守不只在政治上，也在人格上。在世人趋新若鹜之潮流中，唯他不忘持守清者的人格。

清华的同事陈寅恪，在清华园举行的备极哀荣的王国维葬礼上，不仅泪洒衣襟，还送一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触手，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同为清华四大导师之陈寅恪、王国维风谊平生师友间，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看法较为超脱，他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是怪耶？”

陈寅恪之说，算是一家之言，历史留下的依然是“阐释空缺”。

康有为病死青岛，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大师逝去，文化巨星陨落，国人叹惋；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的殉难，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士喋血，举国哀痛。

去年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率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转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中。

今年4月6日，张作霖得到列强驻华使馆的默许，命令二百五十名宪兵和警察，不顾外交惯例，突然开进东交民巷，包围并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邓文辉等国共领导人及党员六十余人。同时捕去苏联使馆人员十多人及李大钊的妻子和女儿。

事发后，北京大学等九校代表，积极活动营救李大钊等人。国立和私立二十五所学校要求当局，将案件移交法庭审理。

张作霖们认为“巨魁不除，北京终之危险”，不顾舆论，拼凑军事特别法庭，给李大钊加以“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罪名。

4月28日，李大钊等被押往西交民巷看守所，处以绞刑。同时遇难的还有十九位国共两党的十九名骨干。苏联大使馆人员和李大钊妻女获释。

关于李大钊如何赴刑场，说法不一，通常的说法是，李大钊被杀前，张作霖派心腹亲自劝降，李大钊坚拒。张作霖又征求团长以上军官的意见，包括张学良在内，一致赞成杀李大钊。又有消息说，蒋介石有密电致张学良，力劝其杀所捕所有共产党人。

又有资料说，李大钊自己提出愿赴绞刑，张作霖从国外购绞刑架行刑。然后从西单同顺木场购一薄棺将其装殓，停灵于下斜街长椿寺。

第二天一早，梁漱溟从西郊赶到李大钊家，看望一病不起的赵纫兰，留下十元大洋，又赶到长椿寺。见棺材如此单薄，即打电话给章士钊夫人吴若男，如实相告。因李大钊曾任章家儿女的家庭教师，素与章士钊交好。现存李大钊墨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条幅，就是李大钊于1924年应吴若男之请，手书给她的。此联，李大钊把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名句改了一个字。据悉，李大钊此墨宝，已由章士钊后人献出，现陈列于革命博物馆。此联最早见于1924年《晨钟报》第六期上。

吴若男等友人陆续到后，章士钊出资一百四十大洋，购一极好柏木棺。1933年4月李大钊入葬。直至五十年后，李大钊陵园建成，移灵时发现其棺木竟完好如初。

梁漱溟乃一有学问又有操守的耿介文人。在血雨腥风、人们噤若寒蝉之际，他却义气凛然地义葬李大钊，让人感念万端。章士钊多变，却不忘故人，出手资助，也令人感佩。

李大钊殉难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广州反共势力，也随蒋实行“清党”。共产党人血流成河。

周作人的日记，有关于李大钊就义的记载：“四月六日，植树节，骆群同人至海甸旅行，在士远处午餐，下午回程。次日知守常被逮，四月二十六日与张挹兰等被执行死刑。”

当时，周作人要为牺牲的老友做点儿什么，可行的是保护守常的遗孤。他先把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接到自家住下，然后又设法将其送到日本留学。当李葆华后来成为共和国部长的时候，周作人早已沦为汉奸，苟活于北京，那是后话。

李大钊就义之后，有日本人背景的《顺天时报》别有用心地说：李大钊“如果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有何值得”。

对此，周作人以《偶感》《日本人的好意》回击《顺天时报》的卑鄙煽动和诋毁，为李大钊“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崇高精神正名。

局势险恶，危机四伏。红胡（张作霖）的兵勇四处捕人。北新书局关门，《语丝》停刊，情急之下，刘半农与周作人暂避于菜厂胡同一位日本友人家中。主人为他们提供了三间厢房，中为小客厅兼饭堂，右为书房，左为卧室。卧室乃日式榻榻米，席地而卧。书房简单，仅一桌，桌上仅一砚。二人枯坐，只可低头共砚写文而已，故二人称砚为砚兄。后来刘半农将此写入《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论砚兄之称》（载《人间世》十期）。为安全计，主人不允许太多友人来视，周、刘妻子除外，还有徐耀辰可每日三四次来传递外界消息。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记曰：“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

李大钊遇难前三天，胡适游历了欧美回国途中到了日本横滨，逗留了三周。高梦旦4月26日写信给他，告之国内形势，并劝曰：“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几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

4月28日，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致信给胡适：“万勿回北京去……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天下人的成见最不易消融的，加以许多仇雠日在伺隙觅衅之中，横逆之来必有不能逆料者。”

胡适确实如高梦旦所说，“性好发表意见”，他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M.O.Hudson谈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政见：“我看最近的政变……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这与胡适过去公开表态，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要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是一致的。

胡适于5月17日由日本的神户乘船20日抵上海。卜居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与蔡元培为邻。开始撰写《神会和尚传》。

1930年《胡适文存》出版，胡适在扉页“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的献辞中，李大钊列为首位，后胡适参加刘半农的葬礼时，记着留下“守常惨死”的挽联。李大钊死后，其遗孀赵纫兰的抚恤事宜，皆由胡适一手操办，直到1932年，胡适还为李大钊家属争得增加和延长抚恤金的权益。

1933年4月，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4月23日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经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军警特务以“妨碍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并开枪射击，受伤多人，四十人被捕。

1934年1月2日，胡适冒着弥天大雪，到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不久夫人也悲痛辞世，合葬。胡适见墓前俱无碑碣，悲痛欲绝，后请蒋梦麟补立一碑。

1933年5月29日，鲁迅曾写《〈守常全集〉题记》，发表在那年9月的《涛声》第三十一期上。李大钊文稿经李乐光整理，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为“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为之作序，故有此文。但最后由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时在1939年4月。

蔡元培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上正飘着细雨，他邀马叙伦和蒋梦麟到烟霞洞赏桃花。偶然见到有李大钊遇难消息的《晨报》，顿时悲从中来，走出寺庙，仰天长啸，任春雨与泪水交融。许久，他又返屋内，要寺里备一桌素席，添了一壶烫热的绍兴老酒。三位北大名流，悲怆地斟满酒，然后洒向阁外草地，遥祭亡友的冤魂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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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文人之争，文化团体之争，仍闹得文坛沸沸扬扬。

《太阳月刊》1月号，发表了蒋光慈的论文《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了太阳社和创造社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两社成员，口诛笔伐，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意见。蒋光慈批判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鲁迅也以辛辣的笔触予以回击。这场原本是自家人杀自家人的争战，竟持续了两年多。

这次声势不小的争论，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引起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关注，但参与者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水平不高，口号又叫得震天响，帽子满天飞，不能将讨论引向深处。另外，创造社、太阳社大多数成员，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做了不十分准确的分析，甚至采取了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错误态度。而鲁迅当时也还并不深谙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又犯了意气用事，不讲理反唇相讥的老毛病，使争论陷入一场可笑的混战，致使革命文学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创造社，是新文学运动中的著名文学团体。1920年至1921年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初期具有浪漫主义，带有反封反帝的色彩。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鲁迅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自然也受到鲁迅的反驳。该社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文学期刊。

太阳社，1927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诸人。提倡革命文学。

崇尚政治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家们，常机械地把创造社、太阳社视为革命文学团体，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文学社团如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相对立，革命与反动可谓泾渭分明。

但从1927年始，鲁迅却遭到了创造社、太阳社的猛烈批判，同时也受到新月社的旁敲侧击。创造社、太阳社的火力最猛，而新月社更多地隔岸观火。

鲁迅一生包打天下，无所畏惧，但面对四面楚歌，也颇感慨：“遇到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三闲集》序）。

创造社的冯乃超在他发表于《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们用文字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劣的说教人。”这与1926年高长虹在《狂飙》发的文章《一九二五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又嘲讽他“入于心身交病之状况矣”，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创造月刊》还发表了《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其中说：“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象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啊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珰吉诃德）——珰鲁迅！”

创造社另一成员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也批评鲁迅作品“没有超越时代”。他说：“无论从哪一国的文字去看，真正的时代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否定了鲁迅作品的意义。

更有甚者，《戈壁》第二期还刊有叶灵凤的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成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鲁迅遂在《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坛的掌故》等文还以颜色，自然也少不了挖苦讽刺。

鲁迅以为创造社、太阳社诸人毕竟太浪漫太浮泛，他在《文艺与革命》中说：“他们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光凭一股热情，在纸上写下“打打”“杀杀”，那只不过是“空嚷”。对他们不注重作品“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只忙于给自己挂革命文学的“招牌”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他在《“醉眼”中的朦胧》中，直言不讳地批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唯我独尊，空喊口号，叫嚣“不革命便是反革命”。对他们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更是断然不予苟同。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这段激烈交火的历史，对日后左联成立之后产生的周扬等四条汉子与鲁迅关于文学领导权的斗争，就不会感到惊讶了。说白了，创造社、太阳社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这些以革命者自诩的衮衮诸公，都将文学等同政治工具，故在文学领域造成太多的混乱和冤狱。当时，鲁迅、茅盾比他们清醒得多。茅盾认真读了不少被“革命文学”倡导者斥为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写了关于鲁迅、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作家论”，肯定了他们对文学的贡献。当然，茅盾关于文学的理性声音，过于微弱，不久就被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大潮淹没。

这一年注定是鲁迅忙碌的一年，与创作社、太阳社战斗正酣，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孙伏园又为他惹了大祸，遭遇了一场诉讼。

是年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其中引用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学生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

鲁迅给孙伏园的信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谢玉生信中说：“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缘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污蔑迅师，迄厦大风潮发生之后，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伙同张星烺、张颐、黄开宗等主张开除学生，以致此项学生，至今流离失所，这是迅师极伤心的事。”

鲁迅的信已很无聊。依然凭猜度，散布对顾颉刚的非议，这倒罢了，那句“反对民党”，又无异于向国民党告密。那时，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正在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确有“反对民党”之实，可能要遭到杀身之祸。鲁迅此举，委实不够厚道。至于鲁迅信中说：“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句中的兼士，也值得一提。兼士即沈尹默、沈士远的兄弟沈兼士。三沈在北京大学借助浙江派的势力，颇威风八面的。沈尹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曾说，校长蔡元培“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周氏兄弟、钱玄同、三沈兄弟、马幼渔、叔平兄弟等）包围”。顾颉刚在《自传》中说：“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登了出来，沈（兼士）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载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如沈尹默所说，早年是沈兼士和周家兄弟在北大拉帮结派，狐假虎威。在厦门大学沈兼士“愤愤”于顾颉刚，倒也合乎逻辑。况且这原本是一笔糊涂账，谁人又能说得清，道得白？但用此攻击于人，就有失文人的德行。

从鲁迅发表在1927年5月5日的《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的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看，尽管发生了“四一二”事件，鲁迅还是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文中他说：“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他还告诫世人，“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1927年，在对待国民政府的态度上，胡适的“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胡适传论》四十一章）态度，与鲁迅上述态度是一致的。两位大师的心是相通的。

谢玉生的信，无非是想讨好“迅师”，挑拨离间文人关系而已，并不足论。但从其信中，似可以嗅出厦门大学学潮，与他的“迅师”有扯不清的关系。中大要注意了。

孙伏园发表《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并引用鲁迅、谢玉生给他个人的信的举动，还真是证明鲁迅对他认识是很对的，平庸而糊涂。此举再一次向世人证明，鲁迅在私下里，常常搬弄是非，铁证如山，授柄于对手。

顾颉刚是4月由厦门大学转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并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刚落脚便有汉口《中央日报》的《鲁迅先生脱离广州中大》事件发生。

晚成堂主人、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已是名人。他在古史辨时期已确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考证工作，实际上已使中国史学界产生革命性的震荡。发展前人，牖启后来，他的贡献在于第一个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在史学尤其是史料学领域占有重要位置。若论其一生的学术成就，无论是他开拓的领域之广，启发的思辨之深，还是他身后的著作之丰，都令人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他一生多有善举，在燕京大学，提携后进谭其骧，与陈寅恪一起帮钱伟长进物理系成就了后来的中国核专家。他一生爱读书，其藏书多达七万册，搬家时整整装满两火车皮。这样一位大学者无端受到另一位大作家的诋诬，岂能善罢甘休。但他不准备学鲁迅，仅凭揣测，就乱发议论，而是理性地选择诉讼，以讨公道。于是致信鲁迅：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种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候开审，不胜感盼。

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鲁迅收到顾颉刚的信后，据说即复了信。但此复信一直未见诸报端，直到1933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三闲集》初版上，才见没有回信时间之回信。这在鲁迅，是极为罕见的，鲁迅几乎所有的文字都见报刊，然后结集，唯此信结集前，不公之于世。认真读五年之后公开的复信，其无理矫情之语，不禁让人莞尔，于是想起圣人先哲的话，无癖不可以为人。

我们无妨再往远说点，无缺点也不可以为人。有缺点显得更真、更亲切。我们一直把鲁迅供奉在塔顶，顶礼膜拜。忽然微风吹过，塔铃叮当摇曳之际，依稀见鲁迅冲我们狡黠一笑，我们便有一种与大师亲近并交流的冲动。

3

该说说我们久违的钱玄同和黄侃君了。章门多狂狷之士，钱、黄禀性如其师，恃才傲物任性而为。中国文人有放诞传统，民国时尤多尤烈。民国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后最为自由开放时期，文化最为灿烂之时，文人可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民国又是最为黑暗的历史，文人放诞，又可视为在专制制度之下的装疯卖傻。章太炎将袁世凯所赠勋章作为扇坠，辜鸿铭拖着长辫招摇于北大校园，刘师培当面损蒋介石，黄侃针对陈独秀之“毁孔子庙罢祭祀”对以“八部书外皆狗屁”……凡此种种，既能见其自由之态，又显率性之真。

先从胡适在1927年8月11日写给钱玄同的一封信说起：

玄同：

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仰：

亡友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哀悼承认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日升天，免得地狱捣乱。

胡适给钱玄同的信中多是“《醒世姻缘》的序，如旭生与芝生肯做，那就再好没有的了”，“《封神传》，我请颉刚作序”，“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云云，皆是正经事。

而钱玄同明明健在，胡适缘何为他写《亡友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呢？

钱玄同乃章太炎弟子，《同门录》载，章太炎及门弟子百余人，而最有名的弟子有五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此五大门生各承师说一端，自成学派，最亲近章太炎者，钱玄同、朱希祖、吴承仕也。周氏兄弟则在思想上受章太炎影响而已，学问上并无继承，而各走一径。

就其激烈蔑视旧规的性格及其拼命和穷追学问的精神，钱玄同最像乃师章太炎，而钱玄同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气概也不逊于章太炎的反满革命气概。

钱玄同性格耿介，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偏激性急。如钱玄同于1923年7月9日《致周作人书》中回忆说，他在周氏住的“绍兴会馆的某个院子中槐树底下”谈过许多“偏激话”。又根据周作人、钱玄同的有关回忆，“偏激话”的内容有二：一是“应烧毁中国书”，二是“应该废除汉字”。鲁迅曾对钱玄同说，中国废除汉字后，最好改用一种外文如德文，若做不到，则仍写汉字多羼入外国文的字句（《论钱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的谈话》，转自《钱玄同年谱》）。

钱玄同还语出惊人地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一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非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此等偏激之论，并非钱玄同独有。此论，钱玄同所谓是“代朋友之言”者，指的鲁迅。到1925年，鲁迅提出了“至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主张，钱玄同极表赞同。鲁迅的反对中国医学，反对京剧，批评梅兰芳等偏激之论众人皆知。

一次，与胡适等交谈时，钱玄同提出，中年以上的人趋于固执和专制，因此愤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胡适听罢，就笑曰：“好！等到你到了四十岁，倘未死，我也给你作追悼诗。”

钱玄同或许早就把此论忘得干干净净。但胡适、刘半农诸人仍念念不忘，到1927年9月12日，是钱玄同40岁华诞。诸友果真写讣告，书挽联，撰悼念诗文，计划在《语丝》上出一特刊，叫“钱玄同成仁专号”，并撰好专号预告和目录，拟发在各报刊以示宣传。岂料此事被钱玄同知晓，到处捣乱，这一精心策划的戏谑雅举，最终告吹。有趣的是，外地文人墨客，得知“成仁”消息，却信以为真，纷纷以电报、信函悼念钱玄同并慰问其家属，一时成为笑谈。

有资料说，鲁迅自然也没忘记钱玄同的生日，于是写了一首颇有深意的讽刺诗：

做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笔者查了1927年鲁迅的文章，没有找到此诗。信手抄录，以供参考。

说到钱玄同偏激性急，不能不提比他大一岁也比他更桀骜狂妄的师兄天王黄侃。

二人同时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天王素来看不起南王。黄侃戏称学弟钱玄同为“钱二疯子”。黄侃反对白话文，专门找机会羞辱和谩骂胡适、沈尹默等人，骂起提倡白话文的同门师弟，则格外放肆。他骂钱玄同说：我在上海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玄同在北大讲的文字学，就是他发现的，是我一夜的发现，让你受用了一辈子！弄得钱玄同忍气吞声。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大学，因黄侃有真才实学，出任代理校长。但因黄侃性爱骂人，作风霸悍，难以驾驭学校，教育部只能任命新校长石英到任。在校务会上，刚说到“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比较专制……”，黄侃便站起来，说罢“听说石英的母亲偷和尚”，当即辞职，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授去了。

1927年，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即得绰号“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无理要求，却得到校方认可，名师难求也。

中央大学名流云集，文学院院长汪东，有章门“东王”之称。教授多西装革履，汽车送接者不少，黄侃总是身着半旧长衫，夹着包皮裹着的书，大摇大摆地给学生上课。刚来校时，校方门卫见其土里土气，不仅不让进校，还要盘问检查腋下裹书的包儿。黄侃放下书包就走，从此天子不上朝。系主任三番五次登门拜望，黄都三缄其口，后校长亲自登门道歉，仍不行。黄曰：“学校贵在尊师，校役竟敢搜教授之身，成何体统！”

汪东为人谦和，是章门弟子口碑不错者。黄侃偶听社会上有“汪黄”之称，就跑到汪东院长办公室，大声责问：“外面称中大学者必称‘汪黄’，我比你长一岁为何先汪后黄，置我之上？”

汪一时被问住，只好赔着笑。旁边一教授笑曰：“当朝政府里只有‘汪黄’，不是什么好称谓。”

黄侃一听，不再追问，含笑而去。汪精卫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黄郛，二人正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密谈，时人以“汪黄”为耻。另，黄侃知道南宋朝中，主张对金称臣者，有汪伯彦、黄潜善二人，历称“汪黄”。故黄侃一笑而去。

张狂狷介，不是黄侃全貌，他对学术的虔敬、严谨、治学的卓著成就，使他成为不多的国学大师之一。以学术“新”“旧”而论，黄侃与胡适、陈独秀、周氏兄弟等新文化学人相比，可谓针锋相对，但在中国文人的内在精神方面，在学术独立探索方面，提倡仰山铸铜，煮海为盐，学无止境等方面，与新文化学人清流有许多相似之处。

即便在政治上，黄侃也爱憎分明。例如，一天他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不期而遇，戴随便问他：“近来有何大作？”

黄侃道：“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经编进去了。”

黄侃擅长编《昭明文选》，所谓“漆黑”，是昭明的反义词，其讽刺意味十分清楚。

4

北伐军席卷大江之南时，国人曾翘首以盼。如上海的年轻人王云生便云：“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果不其然，“四一二”让上海血流成河。蒋介石率军悍然向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制造了“空前之屠杀惨剧”。

第二天，亲身经历“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上海知识界之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吴觉农、李石岑，周予同等七人，在《商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民国元老公开信，表示愤怒和抗议。不久，以商务印书馆为主的郑振铎等七位出版界名流，“万难苟安缄默”也发出抗议的怒吼：“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郑振铎、胡愈之为公开表达他们对蒋介石的谴责而亡命欧洲数年。当时，郑振铎、胡愈之并不是共产党人。

四月二十六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高梦旦，从浸在血泊中的上海致信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四月二十九日，对共产主义不信仰的张季鸾，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大声疾呼”，并“极端抗议”血腥暴行。呼吁不许杀戮“全国有志青年”。七月三十日，他又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抨击国民党“军治杀人”，抗议“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滥杀无辜行径。

最为精彩的，还属张季鸾的“二骂”。是年十一月四日，他写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大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此论乃揭露汪氏本质之先声，其时，无人能望其项背，此乃一骂也。十二月二日，张季鸾再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蒋氏“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此为二骂也。当时，蒋介石投机依势而起，是颗雄视华夏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能入木三分地戳穿其丑恶面目，需要怎样的见识和勇气。

郁达夫，早张季鸾一天，即四月二十八日，在日本《文艺战线》刊物上，发表了这样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蒋介石头昏脑乱，封建思想未除”，进而谴责其“高压政策、虐杀政策”。

国民党军警闻之，立刻派员冲进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搜查并准备缉拿郁达夫。幸好郁达夫早有准备，躲至杭州，幸免于难。几个月后，郁达夫返回上海，又在他创办的旬刊《民众》的发刊词中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者，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敢于发表这样挑战新军阀文章的期刊，自然会遭到绞杀，生存仅仅两个月的《民众》在刺刀政治的高压下被取缔了。

其实郁达夫对这种局面，早有预判。早在是年元月七日，他发表的《广州事情》，就曾直言：“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

让人深思的是郁达夫的这种对政治形势的坦诚而卓有远见的预判，曾遭到对“革命”充满幻想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但过了不久，郭沫若在血腥的事实面前，终于看清蒋介石的庐山真面，旋即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了一篇为他在共产党内外赢得荣誉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致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对另一位共产党作家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周恩来说此话的时候，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而亡命日本整整十年的郭沫若刚刚回国。

到是年岁尾的11月，在上海的《中国青年》周刊被国民党勒令停办，北京的北新书局和《语丝》也被张作霖查封，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时事新报》也遭查封“改组”命运。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有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章乃器，依然冒着性命危险独自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这是“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主旨是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全由章乃器一个人包办。

章乃器原本在银行界工作多年，收入丰厚，前途光明。他之所以利用业余时间，一人承担了繁重的办刊工作，而且敢于面对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淋漓的鲜血，完全激于年轻知识分子的义愤和道义。以一人之力，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为时代和民族发声，他竟然独立苦撑了一年多，直到被查禁取缔。

连躲进苦雨斋，构建“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被北平5月至10月一连串血腥的屠杀激怒了。李大钊被杀，北大、燕京的学生被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年轻学生的导师，他不能再沉默。他在《语丝》连续不断地发出他的抗议之声。他的《谈虎集》中，有《人力车与斩杀》《“斩决”共党》等短文，似乎都提到触目惊心的杀戮。周作人说：“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批判声讨反动军阀的同时，他还旁敲侧击地谴责吴稚晖等帮凶文人，甚至对在上海的蔡元培、胡适对“四一二”“视若无睹”也表示不满。

前面说过，是年5月胡适归国。他因蔡元培、胡汉民、吴稚晖等国民党老名流一度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新政权，也曾对国民党新政权采取支持和观望态度。但胡适也心存忧虑和担心，怕用军事手段夺取政权之后，会在政治上走向一党专政，走向独裁，政治上走向倒退，文化上走向保守。我们可以从胡适的文章《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中，看到他的这种担忧。该文章推扬赞美了吴稚晖继承顾炎武、颜元、戴震的理学思想，其目的则是想借他们对当代东方精神文明的攻伐抹杀，来堵住国民党从思想文化上倒退之路，用心良苦。

十月，胡适拒绝了好友蔡元培力邀任大学院（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之美意。因为胡适对当时大学委员会的两项政策：设立劳动大学与推行党化教育，决不容忍。他在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曰：“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后来，胡适有碍情面，在蔡元培多次力邀下，勉强听从，委屈就任，于是在大学委员会里，胡适与众不能有“圆融和祥之气象”，而是矛盾冲突不断。特别是在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时，自称“爱说老实话”的“捣乱分子”，胡适在教育的根本立场上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以“训政”名义实施文化专政的倒行逆施，与吴稚晖之流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致胡适这位经年老友，大失其态，当场拍桌大骂胡适：“你就是反革命！”

胡适对此无所畏惧，坦然曰：“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1928年6月16日胡适信稿）。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胡适等人虽不群不党，却一定要分清是非，代表民国清流坚持的文化精神，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良知、道义和灵魂。

1927年，中华大地弥漫着血腥之气，是民国清流以鲜血和正义向黑暗专制政治抗争最激烈的一年，也是随着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无党无派的民国清流渐渐淡出文化舞台，背影越来越显得孤独的一年。

随着革命大潮的汹涌澎湃，传统文化近半个世纪的大动荡，每个有文化良知的清流学人，都经历了种种文化的苦痛，诚如文化大师陈寅恪所说，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悲夫！人代冥灭兮，清音独远。然而，清流们洒下的那片温暖的文化情怀，毕生求索中写下的花样文章，煌煌巨著所铸造的鲜活的文化灵魂，却给后世留下了扣人心扉的绝响……

跋

民国是个乱世，民国又是强权与自由并存的时代。

乱世民国，军阀忙于混战，相对宽容的社会，催生了一大批民国清流，几可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行其道的局面相辉映。

清流，旧时常用来称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三国志·魏书·桓二陈徐卫卢传》有“陈群动仗名义，有清流雅望”之说。

又，士大夫，“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皇侃义疏：“士，通谓丈夫也。”

中国的“士”，是官僚政治体制所化之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中国的“士”，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贯疏离政治和权威，是以纯粹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具有独立人格。他们一直在社会边缘作文化漫游、文化守望，表明他们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思考的独立意义。

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培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但并非如雷吉斯·德布雷所说，“五四运动在中国确实让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变化，使他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民国清流，所表现的崇尚个性精神，社会批判意识，民主政治、文化理想，完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和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性的表达。有了他们，民国才有了百花齐放的灿烂思想文化，民国初期也才成为最富个性的时代。

1927年之后，随着国民党北伐一路披靡，一个新的专制王朝的诞生，整个中国笼罩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之下。“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民国初年相对自由宽松的乱世不再。

清流如胡适发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呐喊，鲁迅、郁达夫等五十一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也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些该是民国清流的绝唱。

当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和一个新的价值系统之间不兼容的时候，权力与权威相分离，社会就进入有震荡强度的变革时期，所谓清流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绝唱也难有续响。这也是本书收尾于1927年岁尾的原因。

早年民国，清流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飞蛾投火式的文化壮举，写就了中国“士”的短暂而辉煌、灿烂的人文精神传奇与文化梦想的挽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汪兆骞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43-4373-1

Ⅰ．①民⋯　Ⅱ．①汪⋯　Ⅲ．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Ⅳ．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8975号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作　　者　汪兆骞

责任编辑　张　霆　姚冬霞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373-1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茅盾创作小说《蚀》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沈从文评价施蛰存小说，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第三章　民国十八年（1929）

胡适、《新月》与悲壮风采的人权运动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沈从文

留下斑驳多彩身影的田汉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徐志摩轻盈、潇洒的诗和复杂的感情世界

第四章　民国十九年（1930）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蒋光赤想给中国革命留一个证据

“左联五烈士”

冯雪峰是党联系鲁迅的桥梁

鲁迅与曹聚仁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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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后来到被鲜血染红的上海

北伐大军，所向披靡，各地军阀，纷纷倾覆，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

就在上海民众翘首等待的北伐军刚刚开进黄浦江畔之时，国民党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被浸在血泊之中，震惊了全国。

翌日，上海创办最早发行最多的《申报》，如实报道了这场屠杀。为历史留下了证词。下午，宝山路上再次重演“空前之屠杀惨案”，国民党军队悍然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市民，“伤毙至百余人”。

4月14日，上海“万难苟安缄默”的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表示愤怒的抗议，并在次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信中说：

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

从当时几乎都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七位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周恩来与夏衍谈话）。

4月26日，在商务印书馆就职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这年三月江南草长、五月榴花似火、十月秋叶乱飞的时节，蔡元培、胡适、鲁迅先后到达上海。曾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三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十年后再聚上海，已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在充满肃杀之气的1927年1月5日，蔡元培与马叙伦乘船抵达宁波。

此行是因为国民政府任命他做浙江省政治分会代主席后，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让他到宁波考察。不料下船之后，宁波街头到处都是刚反正的周凤岐溃兵。为了安全，他们忙避至象山，然后渡海到福建，一直到阳春三月江南草长之时，才返回上海。

再到福州，何应钦率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刚攻克福州。何应钦得知“党国元老”蔡元培到福州，即设宴为他洗尘。然后声望极高的蔡元培分别被请到革命军和福建省国民党党部演讲。

正巧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到福州购买书籍，从报上得知自己就读北京大学时的校长、恩师已到闽，便请校长到风光秀美的厦门小住几日。到了厦门，蔡元培见厦门大学正在闹学潮。校内的北大毕业生们纷纷看望老校长，交谈中，蔡元培已听出，此次学潮与鲁迅的支持有关。

尽管校长林文庆已到新加坡向创办厦大的林嘉庚告急，校方仍热情隆重地宴请了学界巨擘。宴席上，应邀的顾颉刚坐在蔡元培身旁。宴会间，学潮是免不掉的话题。

查是年1月2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其中说，“我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1月5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有这样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好像也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还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时，这才能够罢手”。

1月8日鲁迅在《致韦素园》信中说：“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联系以前他在《致许广平》信中，说在厦大“国学院里的，朱山根（原信作顾颉刚）是胡适之信徒，另外两三个，好像也是朱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什么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

读鲁迅先生的这几封信，有助于了解鲁迅与厦大的学潮的关系。

就在结束厦大宴请之后，下午蔡元培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在谈到浙江的革命事业落后，他竭尽全力，四处奔波、力排万难仍无起色时，已年至六十的老人，泪如雨下。

在场的浙江同乡姜绍谟，追随蔡先生多年，深有感触。他是1924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在杭州的好友马叙伦与夏超交情很深，便鼓励马叙伦顺利策反了夏超，但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殉职道中。姜绍谟随蔡元培一路逃难。

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姜绍谟见厦门浙江同乡会赴会者不少，听完天下无人不识的蔡先生演讲，都用浙江乡音，热烈地交谈。令姜绍谟困惑的是，与先生同籍，先生多次给予提携、帮助的鲁迅，为何躲着不见他人生中的贵人呢？

姜绍谟听厦大的朋友说，鲁迅一到厦大，就与谦和正直的顾颉刚等同事闹矛盾，冷言冷语相向，而顾颉刚却蒙在鼓里。有人说，鲁迅素与陈源（陈西滢）交恶，顾颉刚与陈教授交谊很深，故迁怒于顾颉刚。

读鲁迅1月7日的日记，上有收到上月“薪水泉四百……夜赴浙江同乡送别会”。8日日记“下午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顾颉刚、陈百万俱至，同至洞天夜饭”。9日“至鼓浪屿午餐”。10日“在别有天夜餐”。

蔡元培到访厦门期间，鲁迅并无要事缠身，而是天天会客、送别、宴饮，却有些悖于常理、不近人情地独不见给予自己重要帮助的同籍长辈，让人弄不明白。忠厚长者蔡元培至死也没有解开这个谜。

2月18日，国民革命军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白崇禧所部也推进到离上海不远的嘉兴。

上海的共产党发动了旨在瓦解孙传芳后方以支持北伐，尽可能控制上海的持续五天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但上海租界里的列强、帮会黑势力与国民党右派，结成了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的联盟。

国民党的中常委主席张静江坐镇上海，发动了这场政变，而真正的后台老板是蒋介石。发动这场政变，毕竟是着险棋，险象环生，只要走错一步，则全盘皆输。此事已牵涉中外舆论。蒋介石为蒙骗舆论，决定要起草一份“清党”议案和“护党救国”的通电。在必要时提交国民党中央通过。张静江认为议案和通电，最好由在政界有很好口碑的“党国元老”出面。他最先想到的是蔡元培。他既是学界泰斗，且有道德文章。老谋深算的张静江，更知道蔡先生为人善良，易被人利用，他历来主张通过互助改良社会，天性反对暴力，他一生笃信教育可以救国而又苦于难以回到北京，大展宏图。以由他执掌全国教育和文化为诱饵，争取他出面参与“议案”和“通电”，可能性极大。

3月21日，由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血战，终于掌控了这座大都会时，白崇禧的部队也逼近了上海郊野，两相对望，旌旗可见。

那天，从报纸得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蔡元培突然忆起1917年仲春，在天津南开中学见到的英气勃发的青年周恩来。那次，蔡元培应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学校演讲。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之后，一位面若朗月的英俊少年，拿着一沓速记讲稿，向他鞠躬后仪态大方地说：

“蔡先生，我很早以前就拜读您的大作，受益匪浅，今天一睹先生风采，聆听先生至理宏论，深受教育。我速记一份先生的讲稿，准备发在校刊上，现请先生审阅。”

那速记讲稿，字迹俊逸厚重，所记甚是准确。张伯苓介绍说，他叫周恩来，品学兼优，是校“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正是他们让我请你来演讲的呢。

自己记住了这位有着剑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有为青年。世事变化真快，这位文质彬彬的少年郎，如今却领导了上海轰轰烈烈的工人武装起义。他不知道是该为他高兴呢，还是惋惜，毕竟，那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假以时日，或许会成为学界巨人啊。

就在这天晚上，大上海沉浸在武装起义胜利的狂欢之中，成了不眠之夜时，杭州西湖正是月色朦胧，水波不兴，远山诡谲。在湖畔的新新旅馆前，有一辆美国汽车，停在一株老树下。张静江单独约见了蔡元培。

张静江先拿出一份所谓各地共产党暴乱的情况通报，然后说：“孑民兄，国共分离，已成定局，兄弟是来向你交底的。”

蔡元培一怔，忙说：

“人杰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是先总理的遗训啊，北伐尚未成功，就同室相煎，这不正中敌人的下怀吗？”

张静江面带悲痛地说：

“是鲍罗廷和共产党先违背总理遗训，先向我们进攻，党国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接着他大讲了一通江西、两湖工农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

蔡元培早在从闽回浙的路上，已感到北伐军将领有严重的反共情绪，各种关于工农革命的流言，也在军队和民间流传。现在听着张静江的喋喋不休，变得迷惘起来。

张静江见攻心已收到效果，便又加了把柴，说：

“孑民兄，蒋先生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到上海，他要当面请教你呢！”

24日，蔡元培在张静江的苦苦逼劝下，与他离开杭州去往上海。同车而行的，还有从已沦为奉系控制的北大逃亡出来的马叙伦和蒋梦麟。火车在沪杭铁路上走走停停。蔡元培等这些政学界的要人，只能乘一节破旧的封闭运货车厢，颠簸着赶路。

到了龙华，白崇禧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见了他们一行，喜形于色地讲了一番部队进城、“清剿”北方军残部，下令停止罢工，收缴枪械武器，严禁袭击英、美、日领事馆等革命成果。后又大讲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煽动排外恶性事件，致使外国军舰以撤侨民为名，猛轰南京城，死伤数千中国人惨案……

蔡元培听罢，仰天长啸：

“啊，我已闻到了同室操戈的血腥味了！”

27日，蒋介石在枫林桥总部行营，接见了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作陪的是吴稚晖。蒋介石虽已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在元老面前非常谦和有礼。他以军人的威仪，腰板挺直地长谈了几个小时，无非是说“清党”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苏俄的鲍罗廷正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们云云。

蔡元培原本就不想搅进“清党”的深渊，他一再声明自己乃一介书生，不懂政治。他希望“清党”不是滥杀，即便某些人有罪，也应通过法律程序，不能为排斥异己草菅人命。

蒋介石听罢，满面笑容，说蔡先生不愧是知识泰斗，仁爱之心令人感动，以先生才学人望，我希望您主政全国教育呢。

之后蔡元培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赞成吴稚晖出面提出的“清党”议案，与张静江、吴稚晖等反共先锋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屠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道义的借口和合法的武器。

在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的庆典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并在阅兵典礼后，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为了救国，为了救党……”

蔡元培，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甚至思想苦斗之后，走上了人生和历史的歧路。“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这是蔡先生的自我写照。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这里不讨论这篇重要文章到底是否出自重病的鲁迅之手，也不讨论该文的口气是否有宗派倾向，更不想说文中称“鸳鸯蝴蝶”的贬损轻蔑是否妥当，只是想让读者知道，所谓“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确实存在而且风光一时。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关于文学继承和发展的历史。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与内容、形式更多继承传统文学的旧派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坛是并存和相互滋养的。很多文学史家，将旧派小说称为通俗小说，我们也姑且不论对错。但通俗和高雅只是时间范畴，这是常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文野之分，并无高下之论。明末清初诞生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在当时也被视为通俗小说，这是事实。

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

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鹃的《风雨中的国旗》，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

包天笑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创刊号卷首语中说：

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进化之旨远矣。

此论，比不上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革命的宏阔视野，但在继承文学传统、反对迷信舶来的东西方面，却有清醒的认识，其进步意义不可小觑。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1922年8月，赵眠云、范烟桥、顾明道、郑逸梅等苏州小说家组织了文学社团“星社”。同年9月，戴望舒在杭州也组织了青年文学社团“兰社”，是对“星社”的呼应，并形成掎角之势。其成员有施蛰存、戴望舒、张天翼、杜衡等。为了加强交往，“兰社”专程到苏州访“星社”，并在阁门酒家、吴苑茶室聚餐品茗，联欢交流了整整两日。施蛰存在《〈逸梅选集〉序》里记曰：“两个社团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特请“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西神、姚鹓雏等题诗。

施蛰存等经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扶掖，成长起来，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其作品既有“鸳鸯蝴蝶派”的痕迹，又有新文学的神韵。

对文学研究会和左翼作家联合批评“鸳鸯蝴蝶派”“恶趣味”时，无视“鸳鸯蝴蝶派”有不少作品批评社会不公、讽刺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内容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采取虚无主义、宗派主义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施蛰存进行了反击。他在《“文”而不“学”》中指出，文学不是高深莫测的，而是可亲、可感的。他针对有些人贬低张恨水的作品不是文学的错误观点，说：“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施蛰存在这里肯定了张恨水的小说，因接地气而被广大读者欢迎，而对茅盾、鲁迅的作品门槛太高作了善意的批评。

施蛰存不同凡响地为“鸳鸯蝴蝶派”辩护，在当时“左倾”、宗派主义徘徊的文坛，不啻一种理性的合乎文学自身规律的声音。他说，“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决不建立派系，决不和左联对立”。正如他在《现代》杂志《创刊宣言》上声明的：“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在施蛰存看来，文学艺术应该是没有门派偏见，对不同类型的文学思潮均应持欢迎态度。现在看来，施蛰存的文学观，是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

民初以来，这个文学流派最有声望的代表人物，首推包天笑和周瘦鹃。

包天笑，1876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年轻时参加科考，得秀才功名。后受西方新学影响，热情支持辛亥革命，在苏州联合同道，组织励学会，开办东来书店出售新书新报刊，创办译载政治、法律及小说的月刊《励学译编》。又创办刊登国内外、本地新闻之旬刊《苏州白话报》。因当时苏州尚无铅字印刷术，只能木刻制版印刷，为我国近代报刊史上之奇葩。

包天笑，类似鲁迅、周作人，都是以翻译小说走上文学之路的。二十五岁时与杨紫合译《迦因小传》（即《迦茵小传》），发在《励学译编》上。后他又“翻译”莎士比亚、雨果、大仲马、契诃夫等四十余种作品。有的还被搬上银幕，引起轰动。包天笑略通日语，与早他几年因“译”《茶花女遗事》等一百七十一种西方小说而风行一时的林纾一样，都是靠友人口头译述或笔译后，再由他整理润色。因此，包天笑的“译”作，犯有与林纾一样的“都不甚信实”，“任意删节原文”的毛病。如包天笑翻“译”《迦茵小传》时，他有意删去了迦茵未婚先孕的事。包天笑自己说，乃出于“保守旧道德”。后来还酿成文坛一桩公案。阿英在《翻译史话》中写道：

那进步一些的，对于迦茵未嫁而孕的事，自然是予以原谅。那守旧的呢？起初读了蟠溪子（杨紫）、天笑生（包天笑）的翻译，是极口称赞，到这时却态度一变，不齿迦茵之为人，把她打下了九渊。这真可以说是哈葛德的不幸，也确实是迦茵小姐的无名的悲哀。

阿英这段文字语焉不详，并没交代清楚“酿成文坛一段公案”。鲁迅先生之《上海文艺之一瞥》，道明其究竟：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但鲁迅不只是来讲这桩文坛公案的。他的笔锋一转：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结局，不再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鲁迅文中，是肯定包天笑小说的进步？不对呀，这是德国作家的作品，因此说“一个大进步”是张冠李戴了。鲁迅的文章，有时也不够严谨。但鄙视“胡蝶”“鸳鸯”派，也很清楚。

包天笑还关心少年儿童的伦理教育，他以“教育小说”闻名于时。1927年，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说，包天笑“所为长篇小说，以教育小说为最，如《苦儿流浪记》《孤雏战遇记》《青灯回味录》……皆载教育杂志，得教育部褒奖”。

包天笑1906年移居上海。在沪期间，包天笑对促进小说繁荣和推动白话文学方面，特别使小说文本多样化方面，都是有不可代替的贡献的。

在上海，包天笑出版了《上海春秋》，小说展现了上海十里洋场的靡腐、醉生梦死的“社会情状”，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皆是勾栏柳巷、青楼妓馆，人物也多心理阴暗。虽揭露了社会某些阴暗面，但多是表面罗列。包天笑自己说，盖此书之旨趣，不过是描写近十年来大都市上海社会之状况，别无重大意义。可见他是清醒的。他的另一长篇是《留芳记》，以梅兰芳贯穿全书，写民国革命的史实。因内容多艳事逸闻，历史生活只是浮光掠影，不是深刻地观照历史，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不高。独在反映一些文化人的迷茫的精神面貌上，具有某些真实性，有一定认识价值。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去燕子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可见包天笑的作品多源于生活，并非为招徕读者而胡编乱造。他署名吴门包天笑生，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就是以梅兰芳贯穿起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较为严肃的作品。

梅兰芳是民国时期梨园界最灿烂的明星，也是新闻人物，他曾受邀到美国、苏俄、日本去演出，曾轰动世界，成为卓别林级别的世界艺术大师。他与民国清流们也来往密切，是胡适等教授学者的友人，当然，也遭到鲁迅莫名的贬斥。所以，以梅兰芳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以小说为例，当时风行一时，就有穆儒丐的《梅兰芳》和包天笑的《留芳记》。《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梅兰芳》小说生动地反映清末民初梨园的时代变迁，还原了历史现场，呈现了梨园的生态，很有史料价值。而作者穆儒丐，实为一任性、偏激的才子，逞一时意气，而浪费了人生。

包天笑与梅兰芳熟稔，他写的小说，被梅兰芳改编成《一缕麻》公演，即可证。他写梅兰芳，无意纠缠对梅兰芳的褒贬，旨在展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上海对梅兰芳的追捧，甚至胜过北京。闻知包天笑要写一部关于梅兰芳的小说，沪上著名捧梅者赵叔雍和文公达双双登门见包天笑。待听完包天笑说清小说旨趣，方满意作揖而去。鉴于捧梅者的压力和与梅兰芳的友谊所系，包氏的《留芳记》中，比起书中的隆裕太后、袁世凯、黎元洪、汪精卫诸人的鲜活，梅兰芳变得拘谨而无生气，干瘪而少血肉，是包天笑始料不及的。

《留芳记》出书后，包天笑即刻捧书到老朋友胡适寓所请教，胡适读后，当着包天笑的面很不客气地说：

“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费力不讨好’。恕我真言。”

被胡适兜头泼了冷水，包天笑非常失望。有趣的是七十多年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有篇栾梅健的文章《不应遗忘的优秀长篇小说》，断言说，《留芳记》“这部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仍然是包天笑创作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通俗文学中最为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之一”。

“诗无达诂”，小说也然。平心而论，《留芳记》是很有价值的小说文本。也是洗清被人揶揄构陷为“鸳鸯蝴蝶派”不白之冤的有力证明。

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留芳记》，都是以民国初年梅兰芳为题材的，彰显市民阶层审美趣味，体现“五四”前后新旧雅俗嬗变、融合的不俗的小说。

包天笑是个无党无派的旧式文人，撰文、交友、聚会、饮宴、吃茶、打牌、听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面讲过，包天笑五十岁时，曾在上海组织一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上海文坛的穆藕初、林康侯等皆是会员，加上光绪丙子年生人者计七十余位。其中二十余位意气相投者再开“千龄会”，无非找个由头，在一起聚一下，吃顿美味佳肴而已。包天笑的老朋友梅兰芳、吴湖帆等京剧名角，凡生于1894年者，即可入“甲午同庚会”。

此外，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丏尊等新派文人更是每周聚餐一次，将上海的有名的酒楼一一扫荡。茅盾身边文学青年很多，为了团结这些文学青年并交流文界信息，茅盾找冯雪峰商议后，也搞了个聚餐会，因每周一聚会，定名“月曜会”。考虑青年作家经济不宽裕，就用撇兰方法凑份子钱，根据会餐人数，画兰草一丛，根部遮住注明钱数，为四角、五角、六角。然后各选兰叶，即可知自己该交多少。最后钱交到东家茅盾处。钱有限，只能到中等饭庄就餐。饭菜标准不高。但大家依然高高兴兴，乐此不疲，每会餐必到。

鲁迅总是三两人下馆子，多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或开明书店掌柜章锡琛设宴。有一次，章锡琛在上海共乐春饭店宴请鲁迅与许广平，作陪的有叶圣陶、胡愈之、赵景深等人。席间赵景深还自告奋勇，表演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助兴。鲁迅不喜听京戏，多次嘲讽梅兰芳，却极爱看美国电影，对相声反响如何不得而知。

比较而言，包天笑、周瘦鹃不仅喜饮宴，而且都是美食家，深谙饮食之道。陆文夫曾因小说《美食家》蜚声文坛。《美食家》里就有他的同乡和老师周瘦鹃的影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苏州文联的周瘦鹃和陆文夫诸人，就继承了沪上文人聚会的雅好，每月定期聚餐。馆子由周瘦鹃定，菜事先由周瘦鹃选好，连饭店的厨师也由他选定。聚餐那天，细细品尝之后，厨师在一旁恭听客人的点评。周瘦鹃只要说还可以，那厨师便像拿了红包一般欢天喜地。得到苏州城美食家的好评，那可是极荣誉的事。

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里，与包天笑旗鼓相当，在上海滩也负盛名。

周瘦鹃也是江苏人，生于上海。早年丧父，依靠寡母艰难度日，在私塾、小学、中学品学兼优而免费求学。十六岁在书摊购《浙江潮》杂志，见一讲法国将军恋爱的故事，深受感动，将之改编成五幕剧本《爱之花》，寄《小说月报》，竟很快发表。不久又被春柳剧社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那年，他的第一篇小说《落花怨》也刊于《妇女时报》创刊号。他的文学生涯就此开始，那是1911年。

接下来，和包天笑一样，开始集中精力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因他通晓英文，翻译基本忠于原著。数量也多于包天笑，到1936年，所译作品已逾百种。他的译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当时在北京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工作的鲁迅，见到此丛书，即与周作人一起，报请教育部以该会名义嘉奖。鲁迅还在《教育公报》上对此书赞曰：

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耳。

在翻译的同时，周瘦鹃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创作了大量“哀情”小说。周瘦鹃出身贫寒，年轻时有过一段终生难忘的失恋史。原本由双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约，因对方嫌贫爱富而遭毁约，对他打击颇重。在译外国文学时，西方的“唯情说”，爱情至上，“芸芸众生皆情人”的观念，深入其心。这种失恋史，作为潜意识的一种积淀，会对周瘦鹃的创作产生心理暗示，故周瘦鹃在创作小说时，多是志坚情专而又结局不幸的恋情故事。与同时期的通俗小说相比，虽然周瘦鹃笔下的爱情，与他人创作皆有通病，极少触及社会本质，人物也多概念化而欠丰满鲜活，但周瘦鹃的小说极具个人的色彩。比如他在小说《断肠日记》结尾“附志”中说：

脱能入彼人之目，而酬吾以数行热泪者，则此惨淡之文字，当生色不少。

此乃为小说人物而写，也是作者心中的哀情倾诉。

又如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写主人公宗雄临终时，劝妻子纫芳另嫁人。而纫芳却曰：“阿郎休矣。侬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也！”将忠贞当作爱情圣殿上的祭品，将它“圣洁化”，不仅是这类“哀情”小说的俗套，还散发着封建的从一而终的陈腐气息。

受“五四”的影响，周瘦鹃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真》《十年守寡》等小说，情绪已不像过去那么低沉，已有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思想有了明丽色泽。而《血》写小铁匠惨死，《脚》反映跛脚劳动者苦难生活，已见周瘦鹃开始关注社会，同情劳工的境遇。

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这儿子舍命救父，原本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当然又是个悖论。郑振铎、郭沫若批评周瘦鹃，他们自己却给后人留下足以玩味的可笑话题。作为文化名人，他们的人伦、孝道何在？“惹人笑话”者，又是谁呢？

周瘦鹃的“爱国小说”更值得一提。袁世凯宣布承认“二十一条”，引起国人愤慨的1915年，周瘦鹃充溢着激愤之情写《亡国奴之日记》，以日记体记录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怒斥当局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丑行，论述百姓在敌寇铁蹄下生灵涂炭，更反映百姓自发反抗敌寇的英勇壮举。抗日战争爆发，周瘦鹃连续写了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风雨中的国旗》《南京之围》《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表现了作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

包天笑和周瘦鹃，是他们这个文学流派中许多期刊的创办者和主编。

周瘦鹃创办的《礼拜六》和他与包天笑创办的《小说画报》，是这个流派最具影响的两个期刊。还在小学教书的叶圣陶早期的小说创作，不少都投给并发表在《礼拜六》上。1921年，戴望舒、张天翼、施蛰存等都投稿《礼拜六》《半月》。施蛰存的第一篇小说《恢复名誉之梦》，署名青萍，发在《礼拜六》156期上，接着又有《老画师》登在《礼拜六》161期，十八岁写的《伯叔之间》发在《半月》上。戴望舒十七岁时写的文言文小说《美人名字》署名戴鸥发在《半月》，两个多月后小说《债》又刊于《半月》。足见周瘦鹃办的《礼拜六》《半月》影响之大，且在培养青年作家这方面，也有贡献。

1920年周瘦鹃出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往后又创办极富个人色彩、内容形式活泼、封面版式新颖的《半月》《紫罗兰》《紫罗兰花片》等期刊，在上海乃至全国风行一时。1943年至日本投降，他在上海编辑出版的《紫罗兰》，“是个综合性的刊物，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重，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齐放”（创刊号发刊词）。在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这本期刊不可能有呐喊投枪式的文章出现，那时不与日寇同流合污，处极恶劣环境而无谄媚之状，已是冰清玉洁了。况《紫罗兰》仍有现实感强、坚持民族气节的作品出现，只能证明周瘦鹃是个爱国主义者。联系本章开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那段带有揶揄“鸳鸯蝴蝶都无妨”的话，真让人唏嘘、感慨。

包天笑、周瘦鹃都是爱国的进步作家。1936年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包天笑等七十一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九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剥夺言论自由。是年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二十一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

包天笑、周瘦鹃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为所谓的“鸳鸯蝴蝶派”赢得了尊重和荣誉。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胡适在欧、美、日西游东望了整整十个月后，于1927年5月7日，从日本神户买舟归国，20日抵达他曾负笈读书六年的上海时，中国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

1926年7月17日，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身份，离开北京，经哈尔滨换乘远东铁路列车，经西伯利亚去欧洲，参加8月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7月29日，胡适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住了三天，参观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史展览、莫斯科的监狱，又接触苏联新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受感动。他在给国内研究政治制度史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的信中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在后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的认真与“发愤有为”的气象感动。

胡适对苏联的一派赞美之声，从友人那里传开去，经《晨报》编选摘登，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胡适，以致不少人认为胡适已被“赤化”。钱端生1926年11月4日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

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需要提一笔，胡适在莫斯科时，遇到了一些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听胡适对苏联颇有好感，都劝他在苏联多考察些时间，真正了解崭新的社会主义苏联。

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在北京得知胡适对苏联有好感后，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希望胡适真正认识苏联。“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怕胡适往西去到美国，会把对苏联的好感和兴奋心情淡化、忘却，甚至发生思想倒退。足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一直在争取胡适。但可惜，此刻胡适已经到了美国。

胡适在海外的十个月里，从各个渠道，已知国内“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国民党利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南京政府，而且政治上踌躇满志，军队兵强马壮，准备以武力攻占以平津为中心的北部中国。

离开美国已到日本的胡适，对去上海、南京，还是回仍在奉系军阀盘踞的北京，还拿不定主意，故在日本观察思量了二十多天。这期间，胡适收到高梦旦于4月25日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立。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我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劝他在日本研究哲学史或当教授讲课。

过了三天，胡适接到学生顾颉刚的信：“我以十年来追随先生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信中还说，“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这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罢。”

胡适读罢，想起2月2日，这位弟子还曾在信中劝他“最好加入国民党”，以避祸远害，求得在学术方面大发展，不禁莞尔。他对弟子的苦心相劝，心里是十分感激的。胡适后来决定到上海发展，与顾颉刚肝胆相照的劝说不无关系。顾颉刚出身诗书世家，1916年到北京哲学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6年赴任国学院研究教授，曾受到也在此任教的鲁迅的猜忌和无端攻讦。抗日战争期间，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51年任上海学院（后改复旦大学）教授。1971年始，担任“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其实弟子所劝“政治方面就此截断”，显然并不真正了解老师的“才性”和襟抱，至于“加入国民党”，则是弟子完全不懂爱惜名节、视自由民主为生命的胡适的“政治”。顾颉刚或许还没读过老师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谈话的机会发表的讲话。胡适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方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国民党能完成革命统一大业，他理所当然支持。胡适说：

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此外，胡适在对留日中国学生的谈话，对日本媒体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

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

胡适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政府，只要它能真正实行革命救国，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胡适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决定不回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而是到南京政府统辖的上海落脚。住进了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宅第，与蔡元培为邻居。

此次重返上海，胡适已三十七岁。走在熟悉的旧城（华界）老西门里的蓬莱路，重游已有些破败相的文庙，他不禁回忆起少年时在上海的往事，脸上绽出有些怅然的微笑。

1904年，结束了九年的家乡教育，读完四书五经，还有《律诗六钞》《小学》《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文史经典，在文字和思想这方面都打下良好功底的胡适，又经双方母亲的包办，与江村的村姑江冬秀订立了婚约后，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上海求学。与他同行的三哥，是到沪上治肺病的。不久，胡适成了西门里蓬莱路的“梅溪学堂”的学生。因他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著文章，就被安排到最差的相当于初小的第五班。一个意外的机会，胡适突然连升三级，成了全校瞩目的人物。事出偶然，一天，教国文的沈先生，在上课时有一段浅显的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说，这是《左传》里的话。下课后，胡适走到讲台旁，用蹩脚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里的话，不是《左传》。”沈先生知道自己说错了，没作辩解，即出题《孝悌说》，让胡适回到座位上写一篇作文。等胡适交了卷，沈先生认真读了百十字的作文，便让胡适随他下楼，胡适惴惴不安地随老师来到二班教室，沈先生对二班的顾老师小声说了一番话，顾老师忙把胡适引进教室，坐在后排。胡适这才知道，自己从五班一跃跳上二班。

在梅溪学堂，胡适接触到梁启超的著作，读了最富激情的邹容的《革命军》，思想上种上了革命的火种。曾与一同学合写痛骂上海道袁海观的匿名信，又拒不参加上海道衙门的考试，拂袖离开梅溪学堂。

1905年春，入澄衷学堂，读严复之《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梁启超之《新民说》等进步书籍，“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接受二哥的建议，取名“胡适”，字“适之”。次年，当了班长，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一文，成为第一篇正式文章。不久，因学校开除一名学生，胡适为之不平，出面与校方交涉，竟然被悬牌记大过处分，愤然离校。

1906年夏，胡适考进中国公学，搬进虹口新靶子路中国公学校舍。私立的中国公学，创办伊始，经济窘迫。后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帮助，方站住脚跟。中国公学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说：“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当时中国公学的革命党组织了一个公开外围组织，叫“竞业学会”，其宗旨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为此，还创办会刊《竞业旬报》。胡适积极为之写《无鬼丛话》等破除迷信的文章，同时撰文批判社会政治，如《中国的政府》《爱国》等文，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崇洋媚外丑行。他还写了不少关于伦理家庭人格自治和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如《婚姻篇》《敬告中国的女子》等。把婚姻问题当作与中国社会兴衰攸关的大事，很有穿透力。

《竞业旬报》的主笔，前后有三位：傅君剑、张无为、胡适。胡适是最后一位主笔，任期最长、文章最多。到第四十期，胡适发表“铁儿启事”，辞职不干后，《竞业旬报》也就“寿终正寝”了。胡适多以铁儿为笔名，“启事”说：“鄙人今年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此布。”后来胡适回忆道：他作为主笔，是有了“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充分发挥我的思想”。《竞业旬报》培养了胡适独立思考、大胆说话、自由表达意见的习惯和能力。

胡适在中国公学，还是一位“少年诗人”。所作的悠远吊古之情的诗《西湖钱王祠》，忧国忧民、存志高远的《送石蕴山归湘》，使他的诗名蜚声中国公学校园，也为少年胡适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为他成为“新诗的老祖宗”打下了基础。

1909年深秋，中国公学解散。胡适清楚记得，那是一场悲壮的风流云散，他精神上陷入惶惑的同时，经济上也遭到危机，家业败落，连自己的糊口都成了问题，更无法赡养只有薄田几亩、半栋老屋的母亲。前途茫茫、忧思戚戚的游子胡适，“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胡适1910年1月31日日记）。甚至“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胡适日记）。但有些论者就此坐实了胡适“嫖妓女”，就有些别有用心了。

但胡适在颓废中并未自甘堕落。他还在读书，作读书札记，还认真教书和修改学生的作业，他还与文人聚会谈诗论文，他还接受王云五的劝告，业余时间翻译外国小说，写些文章，有收入可以维持生计。是的，胡适因理想破灭与交友不慎，一度沉沦过，但他自幼培养起来的读书习惯、求知欲望与怀疑精神并未泯灭，自省与洗心革面意识的火苗不时在胸中升腾。

终于有一天，否极泰来。1910年春，一个叫唐国华的朋友，请胡适、林恕几位朋友，到四马路湖北路的迎春坊吃酒后，又到一处去“打茶围”。夜深时分，胡适因明天还要到华童公学教课，独自一人雇人力车先走了。众人不知，彼时胡适已经大醉，归途已不省人事。对此事，胡适在日记中有详述：等胡适醒来，已是“头面皆泥”地躲在租界的巡捕房监狱里。原来，车夫见其大醉，“遂相欺凌，推予堕车，乃取予马褂帽子而去”。胡适“遂手执一履踽踽独行。至文监师路文昌阁左近，遇一巡捕”，问答几句，“予遽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其巡捕与之相搏，力吹警笛。后巡警叫来一辆马车，与两车夫制服胡适，送到捕房。问清情况后，罚了五元钱，算作是给那个被打的巡警养伤治病的赔偿。

走出巡捕房，彻底觉醒的胡适，立即辞去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后在《四十自述》说：“我没掉一滴眼泪，但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从此立定心志，闭门读书。开始为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考试做准备。

是年6月，在二哥胡绍之的陪同下，到北京应考。7月下旬，考试国文，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后来胡适自称是“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结果竟然得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排名第十。第二场考各种科学，“考得很不得意”，得了第五十五名。录取时，“接近榜尾了”，但所幸被录取了。

8月16日，胡适从上海乘海轮远赴美国，穿越太平洋进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

此次再次到上海，胡适的重要工作，是重振新月社。1923年，新月社成立于北京松树胡同。它不是纯文艺社团，只是部分名流学者的俱乐部，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林徽因等。新月，是徐志摩袭用泰戈尔《新月集》而来。按徐志摩解释，“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稍后，闻一多、余上杭等也参加新月社活动。新月社成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做出过贡献，产生过影响。

1926年后，随着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相继出国，新月社活动暂告停止。胡适此番到上海，新月社老骨干再次围簇在胡适周围。徐志摩、梁实秋办的新月书店开业，推胡适为董事。又办起《新月》月刊、《诗刊》季刊，并准备筹办一个政治性《平论》周刊。

6月，胡适被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8月，受聘为光华大学教授。

几乎与鲁迅收讫大学院聘书和当月三百大洋薪金同时，胡适于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请辞“大学委员会委员”（酬金也很丰厚）之职，原因是，不能同意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方针。此前，胡适曾向蔡元培院长“坚辞两次，终以先生苦留，故不敢坚持”（《致蔡元培》）。为胡适坚辞之事，“被吴稚晖先生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胡适来往书信选》）。但从此胡适不再列席有关会议，对吴稚晖等人“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坚决反对。并云：

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

胡适到上海后，看到国民党治下的上海街头，贴满“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等标语，听到口号满天飞，针对其宣传过于泛滥，便写《名教》痛下针砭：“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文章告诫：“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但胡适当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存有幻想，这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时，他应邀前往观礼。这符合胡适当时的思想逻辑。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鲁迅三弟周建人，在鲁迅到上海定居时，已在上海工作居住了四年。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1906年，鲁迅回绍兴娶了朱安之后，新婚第四天，重返日本。那时周作人已爱上了一个日本平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原本是周家兄弟和另外三个留日学生聘的女佣。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细心照顾，消弭了家庭出身、才学、容貌的羁绊。1909年3月18日，他们二人在当地注册结婚。周作人把羽太信子带回绍兴后不久，又应信子的要求，赶到上海将他的小姨子芳子和小舅子重久接到绍兴。

那年芳子十五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二十四岁。在一个院里住，一个锅里吃，日久生情，无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人就结成秦晋之好。绍兴城里，居然发生了一对绍兴亲兄弟娶了一对日本姐妹花这样的事情。

1919年，周家卖了绍兴祖宅在北京八道湾买房，修葺一新后，周家搬到北京，其乐融融地过起舒适、安逸、富足、体面的日子。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的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腾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周建人只好孤身一人登上经由天津去往上海的火车。望着车窗外夏日里无尽的绿色庄稼，他陷入无尽的烦恼。自己怀着万丈豪情和一腔自尊，到上海闯天地，开始是何等艰辛和孤独。自己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虽称心如意，但初到大上海，需要租房、吃饭，未上班，是领不到薪水的。兄长给的盘缠、母亲塞的私房钱，不足以支撑生活。在他已感拮据的时候，想起了章锡琛，是绍兴老乡，又是大哥在绍兴山会师范学堂教书时的学生。他正在上海主编一本《妇女杂志》。

章锡琛见周建人来找，听到乡音，他很高兴，爽快地邀请师长的弟弟住到自己在宝山路宝山里的家里去，并一起编《妇女杂志》。这对周建人来讲，不啻雪中送炭。

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是位深谙经营、善于管理的专家，上海最早引进外国考勤机的人，就是他。不分亲疏、不管级别，在考勤机面前，人人平等，奖金的发放扣除，一切凭记录。这也养成商务印书馆的好风气。

周建人比起二位兄长，原本就老实乖巧，工作时当然不敢懈怠。他在商务印书馆里是年轻后生，级别最低者之一。每到发薪水，拿到六十元钱，就很高兴，自己留下少许零花钱，大头寄给北京的家用，一小部分寄给芳子零用。自己生活工作苦点儿，没什么，但那漫漫长夜里，寂寞是怎样啃食着一个只身在外的孤独的灵魂啊……

回到上海，繁忙的工作淹没了周建人的烦躁心绪。

章锡琛办《妇女杂志》，广结上海各界朋友，浙江绍兴人居多，每天家里总有名流进进出出。当时的女界名人、作家如陈学昭、蒋光赤夫人吴似鸿等皆是章家的常客。

陈学昭与周建人很熟，是常往来的朋友。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说：“一九二五年八月间罢，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那是孙伏园先生领我去的。‘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他们这样说着。作为三先生（周建人先生）的好朋友，我被招待着。”

有一天，有一位年轻俏丽的女子，走进章家，见到周建人，唤了声“周老师”。见周老师怔在那里，她笑了，说：

“我是您在绍兴明道女校教书时的学生，俞芬的同学呀。”

周建人这才记起，从八道湾迁出的鲁迅，暂无处栖身，是俞芳姐妹把自家砖塔胡同的房子借给鲁迅居住，他去砖塔胡同见鲁迅时，似乎还见到过她。

让他惊奇的是，眼前昔日穿着女校服的豆蔻年华的女生，如今已成为风韵十足的女人。她叫王蕴如，在江苏靖江县小学当教员。这次邂逅，竟碰出了感情的火花，很快燃起恋爱的烈焰，然后是顺理成章地步哥哥鲁迅的后尘，以爱情的名义而非法律的名义同居，他们在上海景云里十号租了房。

鲁迅和周建人虽各自都有了外室，婚姻已名存实亡，但他们还必须在法律、传统和道义的约束下，继续供养他们的法定妻子朱安、芳子及孩子。

鲁迅是在周建人与王蕴如同居一年后才知道的。都有婚外情，都是师生恋，都是金屋藏娇，彼此自然有一种惺惺相惜。查《两地书》，鲁迅一次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

此番鲁迅携许广平到了上海，周建人与王蕴如的女儿已八个月大了。兄弟相见，自是分外高兴，与许广平相见，也感慨良多。

鲁迅来上海，是在此定居还是重返北京，他和许广平还没拿定主意，于是暂时下榻共和旅馆。周建人建议大哥，还是找个像样的房子住舒适，你每天写作也安静。鲁迅思量一番，觉得三弟的话有道理，就托周建人找房。

周建人的住所景云里十号，离位于宝山路他工作的商务印书馆不远，街道整洁，房舍精致，是文化名流聚集而居的地方，像茅盾、叶圣陶等都住在这里。正巧，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准备出租。

鲁迅携许广平去看，见楼房还算宽敞整洁，可作书房的那间，有扇很大的窗子，光线充足，便择日搬了进去。从此，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关系，也不再刻意隐瞒了。

消息不胫而走，自然传到北京西三条周宅。老太太鲁瑞心里窃喜，却不形于色。而老实的朱安，那颗一直惴惴不安的心，终于跌落万劫不复的深渊，她怅怅地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的。”

哀大莫如心死。可怜的小脚朱安，作为弃妇和周家的用人，从此沉默了。

倒是人们谁都不待见的周家二太太羽太信子，见事不公，很仗义为朱安鸣了不平：

这原本不关我的事，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合起伙来欺负可怜的大嫂朱安和妹妹芳子！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争自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与林语堂的“人性的艺术”进行论争。大师们拉开了文坛的“战国”时代。

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全国飘扬，蒋介石的国民党新握权柄。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王朝诞生。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变，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严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沈从文、丁玲、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施蛰存、戴望舒、张资平、叶圣陶、茅盾、冯雪峰、瞿秋白、包天笑、周瘦鹃、叶灵凤、柔石、叶紫、蒋光赤、胡也频等一众作家会聚上海。文化中心暂由北京转到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旗帜鲜明，纷争不休。八方豪杰，英雄不问出处，“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出文学江湖的恩怨情仇。开启了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国民党独裁专制，一方面宣传自己，过于淫滥，比如《蒋介石北伐》影片到处公演；另一方面限制别人言论自由，远胜过北洋军阀时期。只准州官放火，不允百姓点灯。

5月16日，胡适的日记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

郁达夫和钱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有郁达夫写的《〈白华〉的出现》一文，文中说：“言论创作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

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就公布了十多家期刊为“反动刊物”，它们包括《创造月刊》《流沙》《奔流》《洪荒》《血潮》《太阳月刊》等；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店被指控为“共产党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郁达夫、蒋光赤被打成“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

接着，当局又发布《取缔种种匿名出版物令》，巧立名目，动辄以散布“共产党言论”为由取缔地下书刊。

由上海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多家老板发起成立的上海新书业公会，遭到当局的否决，不准成立。

对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控制舆论的丑行，《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毅然挺身而出，掷地有声地指出：“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有价值的期刊，就是敢说真话，说实话。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言论自由的时候，创造社、太阳社一干自诩革命者，正以“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偏激观点，“围剿”鲁迅、茅盾。一场自家人打自家人两败俱伤的缠斗，整整进行了一年之久。

而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不赞同“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坚持“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其实若读其《论思想统一》，应该知道梁实秋是向国民党要“自由”的文艺，反对“主义”的文艺。对梁实秋的偏见，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激烈对立，转为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批判梁实秋的文艺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还没掌握在手，与梁实秋的论争，岂能弄清是非？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乘轮船途经汕头抵达并定居上海的。

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弟到此已月余，日惟应酬、陪客、演说，无聊至极。”的确，初到上海，鲁迅忙于会客、到大学演说，应酬无聊活动，无端耗去一个作家的许多时光，遂发出无奈慨叹。但借此难得的闲散，鲁迅也尽兴享受了生活。天天宴请有佳肴，就着鲜美河蟹，饮得酩酊大醉，或惬意啜茗，时不时还携许广平“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往奥迪安大戏院观电影”。且无须劳作，竟有可观收入。查鲁迅11月18日记，有“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此乃曾不断受鲁迅冷落和讥讽的蔡元培，在就任国民政府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大学院院长之后，不计前嫌，聘鲁迅为特约著述员支付的薪金。纵观鲁迅前半生，经蔡元培举荐，竟也拿了各届政府十多年的官饷。

鲁迅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刚到上海不久，他已看到白色恐怖下的凋敝又充满希望的文化景观：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八卷第三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0月24日，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被张作霖查封，此前，《语丝》周刊从第一百四十一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1月，有个年轻人叫章乃器，本来在银行界干得风生水起，前途无量，却独自创办了一个《新评论》半月刊。这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其宗旨是批评时政，扬清激浊。既无党派倾向也没政府背景。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都由章乃器一人利用业余时间操办。

其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不久，血腥味尚未散尽，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章乃器办《新评论》，正是基于对反动当局的义愤，完全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与郁达夫当年在《民众》创刊号写的发刊词相类。郁达夫写道：“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章乃器苦苦支撑一年多，遭到查禁。但从此他走上一条革命之路，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

也是这年岁尾，面对炼狱和鲜血，曾先后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的青年王云五，在天津报纸发布一则告别政治的启事后，选择了“文章报国”。

自1928年，由几个共产党员创办的《太阳月刊》一月号发表蒋光赤的文章《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一场争论，两社成员，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很片面的意见。令鲁迅始料未及的是，因蒋光赤的一篇批评《阿Q正传》的文章，创造社、太阳社由对手变成同盟军，共同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鲁迅。到1928年春，演变成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间的一场激烈论争，一直到1929年年底太阳社解散，论战方偃旗息鼓。

这场论战，硝烟弥漫。双方都以握有真理自诩，以所谓“革命文学”观批判对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都未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场缺乏真正革命理论支撑的论战自然演变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肆意残酷的恶意，百无禁忌的侮辱贯穿其间。严肃的讨论，不管多么苛刻，措辞多么严厉，都能够带来启迪，令人接受和反思，而胡搅蛮缠的“战斗”，无论赋予多么崇高的名义，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只能暴露狂妄丑陋和别有用心，且伤害了别人。

作家，特别是关注社会的作家，都会在自己作品的叙述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情怀。但是这场论争，与文学创作是分裂的。创作者不知为何创作，批评者也没明白为何批评、用什么理论批评，于是这场争论以其昏昏，也使人昏昏。

创造社是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郭沫若是主要发起人。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继此前创刊的《创造》季刊，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了《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创造社当时受苏联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的彼烈威尔泽夫彻底否定高尔基的影响，同时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搞的“理论斗争”与“净化意识”“分离结合”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创造社一些人一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作祟，都狂妄自诩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这年12月21日，刚到上海不久的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这次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鲁迅演讲的内容，由章铁民记录，发表在次年1月的《秋野》第三期。而到鲁迅府上请他演讲的，是鲁迅在北京就认识的当时已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章衣萍。鲁迅日记中记载曰：“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演说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这是这次文学论争的一部分。

1928年2月，创造社与鲁迅论战正酣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的1927年春主持北伐革命军政治部日常工作的郭沫若，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迫于蒋介石的严令通缉，举家再度赴日，开始了在日本刑士和警察的双重监视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他的走，并未影响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批判的火力。因为他以麦克昂笔名写的《桌子的跳舞》中，留下“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判断，已将批判的战火，烧到大多数文学家的身上，这场批判“任重道远”啊。

1928年，共产党员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声称“提倡革命文艺，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1928年7月）。

1927年4月，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个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在“围剿”鲁迅的论战中，写《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主张要向鲁迅等“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

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写的上述战斗檄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战士”的思想是多么偏激、片面、幼稚，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相径庭。

鲁迅先生的思想则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1927年10月到上海定居，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此时的鲁迅并没有如瞿秋白所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文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直到1928年春，鲁迅挥矛舞戟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时，其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激烈地批判种种扭曲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有深刻中肯的分析，并引导青年向美好的将来前进。

比起创造社、太阳社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简单、笼统地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向鲁迅宣战的幼稚和荒谬，鲁迅在论战时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陌生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鲁迅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同时又介绍一些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认识。这实在是这场没有是非胜负的激烈混战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对“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争论，发展到群起“围剿”鲁迅的混战时，有一个年轻人针对“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于是年5月写了一篇理论文章《革命与智识阶级》。它之所以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敢于反抗潮流，在鲁迅受到众人“围剿”孤身一人奋战的情况下，毅然为鲁迅辩护的勇气，还因为它同时为“五四”以来的一段文学史辩诬。

《革命与智识阶级》谈的是如何确定现阶段文学的政治属性以及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认为现阶段革命仍属民主革命，“五四”所实践的反封建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倡导“革命文学”而批评鲁迅，否定新文学传统是错误的。作者说：

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智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

认为鲁迅是理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

其实，在是年4月，他在为魏金枝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所作的序中，就说过，“五四以后，一般地说，国民是生活在与封建社会的斗争中”，“现在也仍激烈地继续着”。

他在这些文字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特点的论述，虽没有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已非常有革命远见了。

《革命与智识阶级》的作者，叫冯雪峰，鲁迅记住了他。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对张静庐先生的了解，始于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后又读陈青生先生的《张静庐的小说》（《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二期）等，零碎的东西，方变得完整。中国现代文学史，遗漏了不少优秀作家，上海的张静庐便是其一。

上海最早组建的新文学社团，叫“新潮社”（此“新潮社”非傅斯年、俞平伯之“新潮社”），成立于1920年3月。张静庐（1898—1969）是新潮社社刊《新的小说》的创建者和首任主编。他的小说《我和她》就发表在《新的小说》上，写的是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在人前举案齐眉，在私下无言相对，虽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却无真挚爱情。小说细腻地写出因没有爱而内心凄苦的貌合神离的婚姻状态。有评论家评曰：“静庐此作，尽写情的能事矣。”

新潮社成立两年后，停止活动，张静庐转到《商报》工作，1924年出版以小说为主的《单恋集》，反响不俗。次年又出版《薄幸集》，以简练委婉的笔致，描写女主人公英英的早恋经历，有苦涩哀凉的情绪。张静庐的小说揭示了当时年轻女性的爱情婚姻的悲剧，反映那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

1926年岁末，张静庐有一次与好友沈松泉到南昌观光。那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革命已从广东开始，继而破武汉，进军浙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随总司令蒋介石迁驻南昌，张静庐在《弁文》一文中写道：“旅赣凡四阅月，从事记者二月，担任统税监察又二月。”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南昌的经历：

十五年（1926年）冬，总司令部驻在南昌，我和松泉同到南昌观光。后来又开办了一处光华书局的南昌分店……

这一回，我住在南昌有好几月，在南昌大旅社（应为江西大旅社，当时一度作为“总司令行营”）长期包定一间小房间，凡是上海来的朋友，很多住过我的小包房的。除兼管书店事务外，还承陈布雷先生的介绍在南昌财政委员会派驻市汊（离南昌八十里）统税局的监察委员。

监察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事实上贪污横行，贿赂公然也决不会容许你做出理想的或可能实现的成绩的——我曾经写过一个小册子《革命后的江西财政》。

革命军克复京沪后，急忙又回到上海。

张静庐在《商报》工作时，陈布雷任该报主笔，潘公展任该报电讯编辑。张静庐、沈松泉去南昌，陈布雷、潘公展也应蒋介石之邀到南昌，与张、沈二人同住江西大旅社。

1990年的上海《出版史料》中，载有一篇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回忆二人在南昌的那段经历和见闻：“在南昌期间，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气象，工人开会，农民开会，妇女开会，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张静庐、沈松泉、陈布雷、潘公展“我们四人每天晚上总是同坐在一个房间里聊天”。还曾与张静庐拜会过时任“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

张静庐1927年4月返回上海。先出版了他在南昌编著的《革命后的江西财政》。10月，完成了中篇小说《革命外史》的创作。

《革命外史》1928年2月在上海出版，作者署翁仲，显然是一化名。翁仲，《辞海》曰：“传说秦代阮翁仲身长一丈三尺，异于常人，始皇命他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就称铜像、石像为翁仲。”《史记·陈涉世家》有“铸以为金人十二”，司马贞索隐，“各重千石，坐高两丈，号曰仲翁”。作者寓辟邪、守护之义。因为张静庐在后来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及一些回忆文章，均未提及《革命外史》及翁仲笔名，多年来外界无法破解作者之谜。直到沈松泉写《怀念张静庐先生》，人们才知道，这部以深邃的目光、犀利的笔触最早揭露国民党及其统辖的革命政权令人发指的腐败小说《革命外史》的作者，是当时并不显山露水的张静庐。

《革命外史》是继郭沫若1927年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罪行的檄文之后，最早形象地从国民党内部，揭露其党、其政权的巧取豪夺、贪污索贿、假公济私丑行的力作。

随着白色恐怖幽灵的徘徊，杀戮的血腥味弥漫，郭沫若逃到日本避难，《革命外史》的出现，在寂静沉默的文坛再次闪起一道电光。

《革命外史》有十二章，叙述的是1927年北伐革命期间，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国民党政权内部的人和事。作为小说，它不具有思想精妙、深刻，字里行间跳出让人拍掌叫绝的艺术，也不是细节赏心悦目的那类小说，抑或作者在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坚持自己非此即彼的立场，人物尚不丰满。但是小说一直将笔触深入到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中，对准每个人物，透过其表象，洞穿和揭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从那些人物、那些事件中，或许还看不到人性的复杂性，但却看到一种极为腐败的精神现象，令人惊心动魄：

吴局长说：“本来吃烟也不是件什么大坏事，我在军队上混了这些年，见过的上级军官也不少，大部分是喜欢的；惟黄埔里出来的，新军官，才不吃这个的。”沈院长笑道：“人总是有个嗜好的，不吃烟，就爱色；他们年青的，都喜欢玩女人。听说从前在江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军官，总有一个女人。江西省党部的《民国日报》上，每天说这个‘皮带恋爱’的事情，听说据他们略略地调查一下，南昌一城，在革命军占领三个月里，皮带结婚已经有四五百起，那不结婚的还不算呢！”吴局长笑道：“这话倒是真的，那时兄弟还在政治部里，我们的报上便天天驳他们，那首最传诵一时的黄华女士的诗《我爱皮带，我不爱你这长袍马褂》，就是我们的黎秘书长做了，经葛主任修改过发表的……”

吃烟，个人嗜好，无可厚非。《革命外史》写革命军人玩女人，搞“皮带恋爱”，看似轻描淡写，但却让我们感到，在革命队伍中弥漫着醉生梦死的糜烂之风。

《革命外史》还巧妙地表现出革命政权内部以革命名义，任人唯亲、假公济私、拉帮结派的腐败现象。借小说中姜队长的话说：

说起谋事，这里从老总驻节以后，余伏虎又任了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总部和全省财政机关，阿拉同乡已挤了满坑满谷，而来者又多自田间，不懂政治，所以常常闹出笑话。大旅社住的候差人员，比那里更多，满屋乡音，简直变做宁波同乡会了；还有不知好歹的，在旅客名牌，特地标出“奉化”二字，以示阔绰，真是贻笑大方……

《革命外史》还有一节，写经姜队长介绍而谋得三江口统税局监察员一职的章煌竹，他的升迁，是得了即将卸任的江西财政委员会主任的恩典。这位旧主任并不买新上任主任的账，在下台的当天下午“他就委了一大批统税局的监察员”。小说暴露了政权内部，官员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明争暗斗的现象。革命政权里当官的买官卖官，巧取豪夺，贪污受贿，也是普遍存在：一位方姓的局长，在湖口局弄了个肥缺，“先后七个月，刮到八十多万（雪花银），他的儿子是湖口局里的检查，也弄到十万元，在皇城侧盖了一所洋房叫风庐，在上海也盖了一所洋房，花了十几万”。

《革命外史》，实际上是张静庐将自己在江西的所见所闻，在恪守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故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如果说《革命外史》别具价值，那就是它写了一种严酷的真实，记录了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政党、政权，其机体、精神已开始腐烂的悲剧。

作为小说文本，《革命外史》也独具特色，它像文学性小品，又像新闻采访化的二人转，还有点像情景喜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背景下，为免遭“党国”和其控制的舆论加害，又要《革命外史》顺利出版，张静庐不得已而为之地赋予小说含蓄幽默的特质。他在《自序》中所说，“在革命的狂潮中，拾些有趣的故事，把它演成这样几卷通俗的小说，给人们做些茶余饭后的消闲品。这其间没含有诋毁吾党同志的恶意”云云，淡化小说揭露批判黑暗腐败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不是胆怯，而是一种斗争智慧，甚或说，它意外地构成了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

张静庐在《革命外史》的《自序》中还说：

我总胆小，所以脱稿了两个多月，却没给它见过人面；一来怕好事之徒，捕风捉影，硬将这里面所记的不相干的事，派在自己的头上，说是有意的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清不白地赏赐你一个“反动”的罪名，于是乎“小说者流”变成反动分子，这本小说也就不免要中途夭殇了；二来，怕忠实的同志们，说这些故事，都是清党以前的事，做书的没有加以说明，囫囵吞枣，怕看小说的人们误会到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身上，使对国民党的信仰低落，为保全党的威信，给你一个“停止发卖”的命令。因此，我虽写成了这几卷无聊的小说，却不敢拿出来付印。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茅盾创作小说《蚀》

鲁迅到上海后，租住景云里，与茅盾成了邻居，但此前彼此并未谋面。

茅盾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

虽与鲁迅相邻，但他们来往不多，茅盾也未曾到鲁迅的寓所去拜会。鲁迅与周建人也只到茅盾寓所“坐了一回”（茅盾语）。茅盾说，“那时我行动不自由”。

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门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陈学昭看到，鲁迅每天吃晚饭，他总喝一小酒盅酒，偶尔留她吃饭，他会固执地劝她也喝酒，弄得陈学昭很窘。鲁迅说：“虽然你不喜欢喝酒，喝一点实在是很好的，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说着已有半盅下肚了。

在茅盾家，则不同了，因茅盾夫人德沚女士与陈学昭很熟，彼此无须客气。饭桌上摆一瓶洋酒白兰地给茅盾斟一高脚杯，给陈学昭斟一杯，也给自己斟一杯。并不劝酒，自己端起杯很惬意地品着。茅盾也拿起杯，朝夫人和陈学昭举一下，很享受地喝一小口。然后说着趣闻逸事。陈学昭很自然地与他们同饮，她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行动不自由”，是茅盾对自己当时从事的革命工作身份的一种别样表述。茅盾是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个小组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于1920年7月在上海成立。

茅盾从杭州安定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因家境困难，不得不辍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离开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北京，并没影响他参加新文学运动的高涨热情。他在1920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并鲜明地提出新文学“要注重思想”。

这一年，在他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其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宣言》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次年茅盾参与创立文学研究会，并任于1911年创刊的《小说月报》主编。有的文学史说，胡适推荐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王云五支持守旧派，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按此说，茅盾的重要作品《蚀》怎么偏偏在《小说月报》先后发表呢？事实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十二人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将沈雁冰接管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和《诗》月刊等期刊。王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只是加强了科学管理。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现明显的守旧派，而骨干力量一直是茅盾、叶圣陶等人。茅盾成为共产党人之后，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不可能让自己陷入进步与守旧的斗争中。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工作，一是为了更好掩护自己，二是还要先后到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

1923年，茅盾接编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在广州，《民国日报》曾被粤军勒令停刊三天。1925年，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茅盾与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五卅惨案真相。

1926年，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均出席。会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留茅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接编《政治周刊》。2月，在毛泽东到湖、粤视察农民运动时，由茅盾代理他的工作。3月，国民党利用“中山舰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茅盾奉共产党指示回上海，继恽代英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并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

这年，茅盾正式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秋天，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从上海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接管《汉口国民日报》。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茅盾名列其中。茅盾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在他主编的《汉口国民日报》上，以“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为总标题，连续作了大篇幅报道。然后，茅盾按党中央指示到九江、庐山找党的关系，但未能找到党组织。只好潜回上海，住进景云里隐居。

用去了恁多的篇幅，权且当作为茅盾所说“行动不自由”的长注脚。

“行动不自由”的茅盾，1927年10月请鲁迅与周建人来家“坐了一回”时，双方只是说了些客套话。一位是新文学运动的乘势英雄，一位是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重要文艺评论家，客气地走动一下，是当时文学圈子里的正常交往。况且周建人与茅盾都供职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登门晤面，更是情理之中。

彼时隐居的茅盾，暂时无党的工作，载戢干戈，正可专心从事小说写作。况且那些他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结识的革命年轻人，特别那许多“新女性”的音容笑貌、思想意识、人生命运，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早就产生描写她们的冲动。

就在鲁迅、周建人来访前的9月下旬，茅盾完成了中篇小说《幻灭》。又三个月，《动摇》写毕，到1928年6月，又创作了《追求》。这三部中篇小说，带有连续性，表现的是大革命前后，知识青年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思想状态、生活经历和命运跌宕。

三个中篇都先后发表在王云五当家的《小说月报》。《幻灭》交送《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

以“矛盾”为笔名，似可窥到革命处于低潮时，茅盾内心存在着矛盾。《蚀》表现的正是这种矛盾。当然，我们从他1928年上半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创造》中，已经看到他已从苦闷中振作起来。

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他秘密东渡日本。离开景云里时，他没有向鲁迅告别，那是为了保护鲁迅。王蕴如发现斜对门的沈家太太有几天没有碰面时，沈家已人去楼空。周建人、鲁迅得知消息，也未惊奇，他们知道，茅盾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他的天地很宽阔。

茅盾比郭沫若到日本避难晚五个月。茅盾赴日，也为了避开国民党的通缉，同时也为了“改变一下环境”，并且使“精神苏醒过来”。这两句话，是从他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摘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对自己内心存在的矛盾，作了审视和剖析。

茅盾在日本避难一年半。这期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篇）。茅盾在《〈虹〉跋》中说，这部小说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但小说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为止。

《虹》的主人公依如《蚀》，乃知识女性梅行素。她是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的女性。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她追求新生活和自我价值，也产生彷徨和苦闷。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梅行素开始觉醒。

《虹》没能通过生活的表象并洞穿表象揭示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虽然我们通过小说看到了严肃艺术对历史的延续和联系，但并未看到鲜活人物内心深处有人性的复杂存在。梁刚夫形象不够饱满，梅行素的思想变化缺少足够的依据。当然，梅行素的觉醒和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

同时，《虹》反映了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产生的悲观彷徨情绪已明显消退。

茅盾给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现在依然光芒四射。人性的弱点，茅盾也很难避免，我们要反省和克服这些弱点。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通俗文学之武侠小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蔚为大观。

在现代通俗文学中，武侠小说是渊源最深远、读者最广泛的一种文本。鉴于武侠小说能开拓人们的想象，从中传递出与现实性有关的社会图景和人生的况味，特别是侠客能作为具有超世本领的入世力量惩恶扬善，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就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1985年3月1日《光明日报》）。但多年来，武侠小说一直饱受雅文学的歧视，文学史家也对它持有偏见，视为不入流，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

韩非《五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仗剑出游之武士侠客，周秦时即已出现在社会生活与政治、战争风云中。《史记·游侠列传》对侠客予以很高评价：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先秦西汉之《庄子》《列子》《左传》《汉书》诸典籍中，都记有游侠、勇士之行迹；魏晋之《列异传》《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书中，更多涉游侠。唐时之“传奇”故事，宋、元、明话本，演说武侠，更是绵延不绝，开武侠小说之先河。清时朝中重臣如纪昀都以文言笔记体写短篇武侠作品，至晚清，侠义小说日趋繁盛，《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等纷纷亮相，武侠小说占去文坛的半壁江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武侠小说以新的面孔姿态，充满活力地跃上文坛，在上海掀起足以让新小说望尘莫及的阅读潮流。其具有代表性的武侠小说作家有平江不肖生、顾明道、赵焕亭、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等。

最早杀入武侠小说园地的是平江不肖生，其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自幼习武，崇尚侠古之风，广交武术名家和民间侠义之士，怀有强烈民族意识。曾两度留学日本，返国后到上海落户，鬻文为生，以笔名“不肖生”自嘲。他的第一部作品，为《拳术讲义》，卖给《长沙日报》，筹得再赴日本的川资。

让他在文坛暴得大名的是《留东外史》，与武侠无涉。而是别出心裁地写一儇佻之徒留日学生的龌龊生活，在国内时“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民国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过着“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小说虽有一定的认识作用，而被猎奇者追捧，但其格调不高，难入大雅之堂。

平江不肖生一旦进入武侠小说疆域，他的才学、见识、心胸、灵魂，显露无遗。他的神怪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1923年起先在《红杂志》连载，后又在《红玫瑰》连载，大获好评。成书后，读者争相传阅，风靡全国，畅销东南亚。后被改为电影《火烧红莲寺》，大众争相观看，轰动各大城市。由于观众如云，电影《火烧红莲寺》不断续拍，一直续了十八集，创中国电影续拍数量之最，至今无与比肩者。

小说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地民众争夺地盘发生械斗为背景，勾连出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冲突、大动干戈的江湖恩怨情仇故事。小说刻画了昆仑派的红姑、笑道人，崆峒派的甘瘸子、常德庆等众多人物，演绎了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命运，谈不上个个鲜活，却各有奇特经历。然而作者并不专意呈现奇人怪事，而是通过奇特幻想，在世俗愿望与审美意象两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艺术魅力。

武侠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神怪，都意在表现最具普遍性的世俗愿望，即正义战胜邪恶，真善美制服假丑恶。武侠小说构筑的刀光剑影的剑侠江湖，实际是充满世俗价值观的现实世界。故事中的张汶祥刺马、火烧红莲寺，集中表达了丑恶可猖狂一时，最终还是要受到惩罚的世俗心理。而昆仑派开山鼻祖乃为明朝一皇子，此派侠客却抱有反清复明的宗旨，又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

但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评论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他称之“侠义小说”）时，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就有偏见。清末武侠小说多写侠士除暴安良，伸张社会正义。鲁迅的上述评价，如果针对俞万春写的《荡寇志》是剀切的，但以此概括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就未免以偏概全，失之史家之识力和公允了。《江湖奇侠传》正是反“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的格局，而写正邪两种力量的较量，并以此构成内在冲突的波节线和审美的张力。此外，《江湖奇侠传》在表现神怪因素的同时，又以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为背景，将侠客、术士、常人与飞剑、法宝糅合一起，使小说既有侠气、神气，又有市俗气；既有江湖恩怨的热闹，又有民俗民风的审美观照。所以才使《江湖奇侠传》成为武侠小说之奇葩，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左联作为左翼作家的社会团体，在什么是“革命文学”的问题上与鲁迅争得面红耳赤，甚或彼此动粗口谩骂讥讽，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革命文学”；而在“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上，左翼作家也争吵不休，莫衷一是。倒是已成为左翼作家一颗新星的丁玲，在谈到“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时，发表了真知灼见。她没有像左联一些作家那样，将《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没有理论支撑的苍白无力的批判，而令人瞠目地提出：

借用《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的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

我们可以视之为，在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之前，丁玲的借鉴通俗文学的发言是最为有见地的意见，实属难得。

较之《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的另一部近百万字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表现侠义英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杰作。平江不肖生在此书首回，就申明：“这部书本是为近二十年的侠义英雄写照。”主要人物有霍元甲、大刀王五、山西老董、赵玉堂、杨露蝉等一干英雄好汉。大刀王五与谭嗣同的生死之交，霍元甲武功盖世，侠烈英气，被日本医生秋野毒害身亡等江湖事迹，使小说成为回荡着凛凛正气的英雄悲歌，洋溢着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最为可贵的是小说反帝而不排外，把书中反映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提升到放眼世界和民族文化自省的高度上来，殊为高妙。

后来流行的以霍元甲、大刀王五等人事迹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美术作品，大都照搬或改编或受启示于《近代侠义英雄传》。而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武侠小说，深受平江不肖生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

武侠小说，当时有“南向北赵”之说。“南向”，指湖南之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而“北赵”，系说河北玉田武侠作家赵焕亭。1941年《万象》杂志上，有一篇徐文滢写的《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文中说：“赵焕亭与向恺然一起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并非过誉。但本书只关注在上海聚集的作家，赵焕亭及“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将在下部书介绍。

在我国，比武侠小说略晚出现的通俗小说，还有唐宋、明清的“公案小说”。所谓“公案”，是指官府如何勘断各类案件，叙述这类故事的小说，谓之“公案小说”。随着“翻译文学”输入特别是外国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经当时有影响的作家天虚我生、严独鹤、周瘦鹃、程小青、刘半农等十人用文言文翻译出版，相继又有《侠盗亚森·罗苹》《杜宾侦探案》《桑狄克侦探案》等上百种外国侦探小说的推出，在中国也出现了阅读侦探小说的热潮。

熟稔中国“公案小说”的一批作家林纾、包天笑、刘半农、陈蝶仙、秦瘦鸥等，在翻译过程中领悟外国侦探小说之道后，自己也仿效着写起侦探小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孙了红创作的《侠盗鲁平奇传》、陆澹安创作的《李飞探案》等也占去侦探小说的半壁江山。随之，专门刊载侦案小说的报刊，《侦探世界》杂志、《福尔摩斯》小报等也应运而生。上海侦探小说出现了全盛期。

侦探小说之所以受读者欢迎，是因为它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文本。其曲折故事、新型人物形象和新的知识火花的审美趣味，为众多文化消费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体验。

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在审美内蕴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是为社会伸张正义，讨回公道，战胜邪恶。在社会精神气质上，都契合了读者的审美愿望，正如《侦探世界》创刊宣言所道：“本刊舍侦探小说之外，更丽以武侠冒险之作，以三者本于一源，合之可以相为发明也。”侦探小说受读者欢迎之处，还在于小说常常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缜密推断与惊人发现，往往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种超人的智慧与正义结合，拨开迷雾，拆穿阴谋，抓住元凶，昭雪受害者，既是侦探小说的艺术魅力与思想力量的体现，也是对读者对正义诉求的满足。

侦探小说先驱者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丛书、《东方福尔摩斯案》等作品，在中国侦探小说中成就最高。但因他虽出生于上海，二十二岁出道之前，已随家迁苏州定居。故不能在此书详细介绍。

上海宝山人孙了红创作的侦探小说，可与程小青比肩。1923年发表的侦探小说《傀儡剧》，写的是侠盗鲁平盗古画、与侦探卢伦斗智斗勇的故事。孙了红创作的系列小说《侠盗鲁平奇传》，主角就是鲁平，他足智多谋、杀富济贫，却玩世不恭、诙谐幽默。其形象丰满，性格生动，深受读者喜爱。

新文学一开始，原本天生就带有平民性质，但新文学倡导者如鲁迅、胡适、周作人等过于专注严肃文学的创作，虽硕果累累，却忽略甚至卑视与雅文学共为文学两轮的通俗文学，结果另一轮也转动艰难，这是一大教训。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1928年，上海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倪焕之》，它的作者是叶圣陶。

《倪焕之》是叶圣陶创作道路上巍峨的里程碑。

《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1928年春，与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同室同组工作的茅盾，撰写了著名的评论文章《读〈倪焕之〉》，高度肯定该作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评论发表在1929年的《文学周刊》上。那时茅盾正在日本避难，同时创作《虹》（未完稿）。夏丏尊也誉“《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时代的东西，在国内文坛上也可说是划时代的东西”。夏丏尊这篇题为“关于《倪焕之》”的评论，被开明书店出版的《倪焕之》放在卷首。

那时正在激烈开展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倪焕之》的问世，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堪为“革命文学”范本的文本。或者说，没有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叶圣陶，以这部反映时代脉搏、富有历史深度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阐述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倪焕之》展现了中国20世纪初壮阔而鲜明的历史背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蒋介石的血腥“清党”，都在小说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同时，小说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较真实地反映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面貌。

小说的主人公倪焕之，同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是个热切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他坚信教育可以救国，期待以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涤荡污浊的社会，他也憧憬与自己思想志趣相投的女子金佩璋有美满的婚姻。然而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教育事业屡屡碰壁，家庭生活也与初衷相违。金佩璋在婚后，只热衷于琐碎的家务，对理想前途全无兴趣。倪焕之深感痛苦，认为“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和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倪焕之参加了紧张的革命工作。由“教育救国”转向革命后，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杀戮，被吓得悲观失望，整日纵酒痛哭，同时，又渴望黑暗尽头会有光明降临。倪焕之就是这样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中，含恨死于白色恐怖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追求。

因为时代的局限，加之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以及思想认识的不足，作品思想高度不免受影响。小说在倪焕之投入革命之后，正面描写乏善可陈，第二十章以后，人物、情节都显得疏落无力，特别是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相当苍白。小说的结尾，写金佩璋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力”，显得突兀，铺垫不够，有硬加长光明尾巴之嫌。尽管如此，《倪焕之》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这一有血有肉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展示那个时代广阔的画面，给黑暗中前进的青年人以教育和启迪。正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体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

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读〈倪焕之〉》，给正在开展的“革命文学”论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文学必须艺术地反映时代脉搏，作家必须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

1928年初，叶圣陶正潜心酝酿《倪焕之》之时，创造社自诩革命家的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号（1928年1月）上，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评论。文中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判断：叶圣陶“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

叶圣陶不以为然，也不与之争论，而是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未厌集”，并为该集写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题记。题记说：“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过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确切地说，叶圣陶有些小说有某些忧郁的情调，甚或如《夜》流露压抑之感，但在这沉重背后，蕴含着内在力量，丝毫没有消沉悲观的意味，更无所谓厌世的情绪。忧郁是文学的天性，忧郁是民国时作家的共性，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周作人等人有些作品都弥漫着忧郁、沉重的气氛。

冯乃超，是创造社的成员。创造社一直站在推动文学变革的前列，试图率先在思想文化界掀起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无疑值得肯定。但鉴于他们并未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是片面地接受了马列文艺思想，所以创造社只是在马列主义文艺旗帜下，聚集的一群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的组织。其文艺思想和创作表现出来的总倾向，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要标志的。

其文学口号很激进，“划一个新纪元”（成仿吾），而同时又把“文艺是人生的表现”（郁达夫）奉为圭臬。把现实主义视为更高的境界，同时强调“殉情主义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上当然价值为最高”（郁达夫）。一会儿说“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郭沫若），一会儿又说文学是“无产阶级前锋底一种意识行动”（李初梨）……文学思想混乱，口号自相矛盾，有的异常激进，有的相当偏激。就是这支文学思想混乱、文学理论苍白的队伍，竟然要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历史和新文坛的状况进行清算，对“中国混沌的艺术界”开展“全面的批判”。于是，鲁迅、叶圣陶、茅盾等，都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这真可笑且荒唐。

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是“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积极参与了对鲁迅、叶圣陶等作家的批判浪潮。

冯乃超出生于日本横滨，是早期参加创造社的一员。1928年出版象征诗集《红纱灯》。《红纱灯》收录了1926年创作的四十三首诗歌，冯乃超称为“过去的足迹，青春的古渡头”，并说自己已从思想上，把它们当作被“树梢振落”的羽毛和蝉蜕出的旧壳，准备扬弃了。

这些准备摒弃的诗，多是写青春的爱情，寄游子的乡愁，凭吊古物的幽思，却笼罩一种悲哀的情调、朦胧的意象和斑斓的色彩。作为象征主义的诗，自有它独特的艺术特性，还值得肯定的是，冯乃超的这些准备扬弃的诗，为我国新诗从自由体向格律体发展和转化，作出了认真的有益的尝试。朱自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集·导言》中对其诗歌艺术特色作过如下的评价：“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

而参加革命活动之后，随着世界观转变而文艺观也转变之后，冯乃超的诗歌变得口号化。有人说革命后冯乃超“诗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增强了，艺术性却有所降低”。非也，这是一悖论。文学失去其文学性，哪里还有感染力量？没有感染力的文学，又岂有革命性和战斗性？事实是，今天，人们还在读他的《红纱灯》，而冷落了他那“可以燎原”“星星之火”的《红灯》。

叶圣陶出生于江苏省苏州。由于家境清寒，1911年中学毕业便在苏州甪直镇当了小学教师，养家糊口。任教期间，将所写小说投给《小说丛报》《礼拜六》《小说海》等期刊，篇篇皆能刊出。《穷愁》《贫女泪》等多写平凡人生故事，同情下层百姓，揭露黑暗现实，虽题旨浅显，技巧幼稚，但初步显露了现实主义倾向，而不同于当时风行的娱乐文学。据叶圣陶在《过去随谈》一文中回忆说，写这些小说，是因为读了较多的外国文学，特别是受到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那时发表的二十多篇小说，都是叶圣陶用文言文写的。在家乡读私塾时，打下深厚的古文功底，十一岁参加秀才科考，虽落榜，但在考场挥笔纵论，得到好评。

自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后，叶圣陶期期必购，篇篇皆读，受到新思潮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提倡新文学之不可缓”（《圣陶日记》）。于1917年始尝试白话文小说创作。其时叶圣陶的好友俞平伯、顾颉刚在北京读书，彼此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北京的《新潮》创刊后，叶圣陶的诗和小说常在上面发表，后由俞平伯介绍，加入新潮社。北京的报刊上，常有他的文章出现。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叶圣陶被邀为主要发起人之一。1922年1月，他和俞平伯合编的文学研究会期刊《诗》，是五四运动后第一个新诗诗刊。1921年他离开苏州甪直小学后，先后在上海公学中学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预科等校任教，并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其间，他有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隔膜》。这是新文学继郁达夫的《沉沦》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次年，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火灾》出版。成为继鲁迅《呐喊》之后新文学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全国最早的四本短篇小说集中，叶圣陶占了半壁江山，足见他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

1923年，由朱经农介绍，叶圣陶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职业编辑，为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巴金的《灭亡》、丁玲的《梦珂》，以及施蛰存、戴望舒等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经他的慧眼发现并经手编辑发表的，这些作家自此闻名于文坛，成为那时文学星空中闪亮的新星。

巨星是1988年陨落的，他除了给中国文学史留下《倪焕之》等一大批优秀文学遗产，还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材料。萧乾读了叶圣陶的日记，曾惊呼：

未来的史家将会由他的日记中寻觅到翔实可靠、不掩饰也不捏造的客观史料。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中国文学史常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作家群称为“京派”，将与之相对峙的上海文学称为“海派”。前者处新文学的中心，作家依托的几座堪称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已失去原先的思想锐气，但仍不失为全国思想的高地。后者由多种成分构成，包含的思想流派显得繁复而斑斓。“京派”以小说家沈从文为代表，“海派”代表人物则是现代诗人戴望舒。

1928年8月，戴望舒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期，发表《雨巷》《夕阳下》《静夜》等诗作六首，《雨巷》反响很大，遂使他以“雨巷诗人”闻名于诗坛。《雨巷》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朱湘的《采莲曲》被认为是新诗经典之作。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

结着愁怨的姑娘

诗以愁怨的丁香姑娘意象，寄托现代寻梦者之诗人的缥缈忧伤。在艺术上，《雨巷》的现实情景中并没有诗人自己的情绪直接参与，其意蕴是遵循情景的自身发展逻辑，但它暗示了诗人的一种情绪、一种对人生的体验。以“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的这种表述方式，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甚或如韦勒克所说的那种“辩证关系”。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说，戴望舒或许不一定喜欢现实主义，但他坚持诗歌应以“真挚的感情做骨子”，“不把对形式的重视放在内容之上”。

叶圣陶读过《雨巷》后，说它“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称许《雨巷》“字的抑扬顿挫”与“情绪的抑扬顿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人称1925年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法语的同班者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是后来的“现代”派的班底，是有道理的。《雨巷》就是具有印象画派风格的诗。美学家朱光潜在《诗论》中说，《雨巷》有情绪的涌动，诗人还有一个大体完整的构图，所以无论画面清晰还是朦胧，你都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构景空间。

戴望舒的现代派诗，固然以象征诗为主，但也包含旧有的浪漫主义成分和西方其他新进的现代派诗歌如意象派、玄学派、未来派等的成分。

戴望舒，是个处于边缘文化的歌者，一位一生都表达悲愤、倦怠、寂寞的诗人。

戴望舒1905年5月生于杭州，祖籍南京，原名戴朝寀（采之异体字）。四岁时，随在北宁铁路供职的父亲戴立诚到北戴河生活三年。新文学运动勃兴的1918年，十三岁的他就读杭州宗文中学（今杭州十中），同班同学有后来活泼在文坛的作家、诗人戴克崇（杜衡）、张元定（张天翼）、叶为耽（叶秋原）等。

宗文中学是一所守旧的学校，教育仍以文言文和传统诗文为主。课余接触的仅有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的世界小说和包天笑、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把通俗小说冠以“鸳鸯蝴蝶派”庸俗小说，是一些文学史家的偏见，此处不再论。据张天翼在《我的幼年生活》（载《文学杂志》，1938年8月）中回忆说：“因为爱看小说之故，和几位同学写起来，都是些在林琴南和《礼拜六》之类的影响之下写的。”

戴望舒于1921年在杭州结识施蛰存，志趣相投，便与同学发起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出版四开旬刊《兰友》，以发表小说、旧体诗词为主。兰社的成员中，他和张天翼等向上海《礼拜六》《半月》等刊物投稿。

诗人戴望舒的第三篇作品却是香艳的文言文小说《美人名字》，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半月》第一卷第十八号。署名戴梦欧。十个月后，又在《半月》上发表小说《债》，又四个月，在《半月》刊小说《卖艺童子》。

《半月》《游戏世界》皆为江南才子周瘦鹃主编，与包天笑主编的《星期》，这三个杂志被称为“大东三大杂志”。与《礼拜六》、“二红（《红杂志》《红玫瑰》）一紫（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三大杂志，在畅销期刊中平分秋色。戴望舒能在半年多时间，有三篇小说问鼎，已引起关注。有趣的是，次年在《星期》上发表《母爱》四篇小说，这是戴望舒一生仅有的小说。那年他十八岁，极负盛名的周瘦鹃时二十八岁。

十八岁的戴望舒在那年秋天，与施蛰存进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兼修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一所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学府。戴望舒在上海大学不仅可以比较深入地学习新文学，结识沈雁冰（1921年笔名茅盾）那样的新文学骁将，而且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亲自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大学被查封。

1925年夏，戴望舒改入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其目的是为留学法国作准备。这期间，戴望舒系统学习法国文学，接触并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奠定了他的文学方向。施蛰存在《〈戴望舒译诗集〉序》中说：“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读的”，“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丁、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德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后来，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负担他去法国留学，遂改学法科。

1926年3月17日，震旦大学校园诞生了一本三十二开的同人刊物《璎珞》。是由戴望舒及在法文特别班学习的施蛰存、杜衡自费创办的。戴望舒在《璎珞》旬刊上，首次以望舒笔名发表诗歌《凝泪出门》。而最早用“戴望舒”笔名发表的诗是晚《凝泪出门》二十天刊于《璎珞》的《可知》。

此年暑假，由昔日上海大学同学陈钧介绍，戴望舒和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戴望舒任团支部负责人。他们在卢家湾地区搞地下宣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传递简报，散发传单，他曾被租界巡捕房拘押。后来因思想激进，他还和杜衡一起被孙传芳军阀当局拘留，后获保释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过昔日上海大学同学丁玲的介绍，与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结识。这是“京派”作家与“海派”诗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想到，他们已逐渐以急进的步法，登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并将搅掀起波澜。他们更未料到，作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会被政治和文化边缘化。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巴金是1928年结束近两年的法国之旅，回到上海的。

这年8月完成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于次年1月4日刊载于《小说月报》，开始用“巴金”笔名。

《灭亡》是巴金在旅法时构思并完成的。二十三岁的巴金，在1927年1月登上赴法邮轮，在途中写了《海行杂记》，2月19日在巴黎靠岸，住进拉丁区一家小旅馆。夏天，肺病复发，从巴黎东移居沙多·吉里镇，寄宿在拉封丹中学。

巴金是在“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法宣泄，好像落在无边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法安放”（《文学生活五十年》）的心境下，去往法国的。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无论是深夜听着巴黎圣母院悲哀的钟声，还是在阳光照不到的小屋看书，他都感到孤独寂寞。

离小旅馆不远，是先贤祠，他每天都要经过。在阴雨的黄昏，他站在卢梭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着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夜晚凭窗凝望夜空的寒星，往昔的许多经历、见闻便在记忆中复活，在心头萦绕：

五岁随母亲到父亲任知县的川北广元，在那里母亲教他读《白香词谱》。辛亥革命爆发前父亲辞官，举家回成都，几年后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五四运动爆发，同兄弟姐妹读《新青年》，受其影响，给陈独秀写信。十六岁，祖父作古，自家那个封建、腐朽、堕落、钩心斗角，以暴戾行径摧残年轻人的大家庭，随之瓦解。十九岁同三哥到上海，进南洋中学读书。不久，到南京，入东南大学附中。彼时，已发表论文、随笔、诗歌多篇。接着，他经历了五卅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叛变革命、新军阀取代旧军阀将翘首以待革命胜利的广大民众推向痛苦深渊。不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拯救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樊塞蒂免受死刑的活动，最后樊塞蒂仍被处死……

沉重的回忆，特别是被巴金奉为“先生”的樊塞蒂之死，让巴金感到极度的震惊和愤懑，为了留下那些沉重的记忆，也为了发泄世事重大变故的激情，他决定并开始用小说来表达。他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说：

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

1927年旅法期间，完成了《灭亡》的前四章。在美国旧金山《平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另发了三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无政府主义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运动》和《反共与反动》。该年8月，巴金积极参加营救樊塞蒂的斗争。他曾给关在死牢里的樊塞蒂写过一封长信。不久，樊塞蒂从死牢中给巴金回了信，这位意大利工人在信中劝他：“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读完信，巴金泪流满面却极兴奋地说，“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着生活的勇气了”（《巴金文集》第七卷269页）。意大利工人给了巴金如此深刻的印象。他在许多文章中曾提到樊塞蒂，而且自己把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倾注在《灭亡》中。

自巴金小说处女作《灭亡》问世，文坛开始关注巴金，有评论他作品的文章出现。

从一开始，人们便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位1928年出现的，后来成为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巴金，作了或褒或贬、时毁时誉、相互矛盾对立的评价。这在现代作家评论中，实为鲜见。

《灭亡》的背景是北洋军阀盘踞的上海。小说从军阀的汽车碾死行人，到结尾电线杆上挂着革命者的头颅示众，贯穿、弥漫着“腥红的血”和杀戮死亡的氛围。中间穿插着死亡与封建家庭的爱情悲剧。回荡在小说空间的呼声，也是小说的主题：“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

小说的主人公杜大心，心怀“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为了给被军阀杀害的战友复仇，他策划了暗杀戒严司令的行动，结果司令只受了轻伤，而自己却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行动不免带有盲动性，他的死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把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长久不息的苦斗”。

作家赞美了为别人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表现了寻求社会解放道路而拼死抗争的年青一代的勇气和责任。同时，小说又表现这种个人冒险行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巴金在《〈灭亡〉作者底自白》中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杜大心是“病态的革命家”。今天重读，我们甚至发现巴金是反对恐怖斗争行动的。

《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后，小说的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搏斗的情节，吸引了很多读者，年轻读者对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之间展开的关于现实社会应该改良还是摧毁，对于人生应该是爱还是憎的争论，也深表关注。特别是杜大心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更是激起广大读者的争论。《灭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当时，孙沫萍《读〈灭亡〉》（载1930年《开明》）一文，对《灭亡》给予肯定，说《灭亡》“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的描写出来”，“还把那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底反抗力表现了出来”，“从反抗压迫的叫苦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评论者与巴金之间，有了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好的批评家，借着批评的文本说话，好的批评一定是主体性很强的批评，不仅是解读作品，还要传送出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八十多年前孙沫萍这篇文学批评，即使现在看来，依然有光彩。

当然，客观地看，《灭亡》在思想上是有弱点的，巴金前期的无政府主义还较明显地存在小说中，在艺术上也是粗糙的，杜大心的生和死，开头结尾，都有较明显的“做”的痕迹。话似乎可再说回来，《灭亡》甫一问世，即成为那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必有其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我们更不该对八十多年前的文学作品求全责备。

《灭亡》意外的轰动，改变了巴金的一生。他在《谈〈灭亡〉》中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灭亡》的续篇，是1931年8月写的中篇小说《新生》，叙述李冷、李静淑兄妹，受杜大心牺牲的激励，先后走上革命的故事。小说表现了群众麻木落后，革命者寂寞孤独。李冷沿着杜大心的路走，只靠信仰和意志坚持斗争和生活，而李冷在就义前，懂得了把个人的生命连在群众的生命上，即使还有个体的灭亡，生命还会连续广延。只有用先驱者的英勇业绩，唤醒更多的后继者，罪恶的旧社会，才能被推翻。较之《灭亡》，《新生》多了些现实的投影。

关于《灭亡》的发表经过，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有这样的表述：“1928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了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向我要文章。”《灭亡》就是经著名编辑家又是文学家的叶圣陶之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中国文坛冉冉升起了一颗未来的巨星。

沈从文评价施蛰存小说，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

1928年1月，施蛰存写的小说《娟子》，载于《小说月报》，标志着他开始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文学运动中。

施蛰存最初在文学创作上，致力的是诗，且也从未间断过，然而却自《娟子》始，以小说家、编辑家闻名于文坛。而他的好朋友戴望舒，原以写小说开启自己的文学之路，但让他享有盛名的却是诗歌。

施蛰存写小说自1922年始。4月1日在《礼拜六》发表小说处女作《恢复名誉之梦》，署名青萍；5月13日又在《礼拜六》发表小说《老画师》，署名松江第三中学施青萍；6月25日，其小说《寂寞的街》载于《星期》，署名施青萍。那年他刚十七岁。小说略近于纤细，却清白而优美。

那年，他专心写小说之余，因参加了“非宗教大同盟”，被迫从松江第三中学退学。“非宗教大同盟”是1922年北京学界发起的，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袖都卷入其中。以周作人领衔，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则联合在《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于是展开了一场论战。因为“非宗教同盟”有共产党背景，各地保守势力，便有“清剿”之举。

秋天，施蛰存与戴望舒同往上海，进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兼听社会系的课。与该校教师茅盾有了频繁交往。

施蛰存原名德普，字蛰存。他第一次署施蛰存之名发表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在1923年7月写的《苹华室诗见》（载《时事新报·学灯》）。也是这年8月1日，施蛰存自费刊印小说集《江干集》，仍署名施青萍，内收从未发表过的二十三篇短篇小说。1923年，出版二十三篇小说，是有意还是巧合？

《江干集》，附《创作余墨》代跋。该小说集以“维纳丝文学会”名义列为“维纳丝丛书第一种”发行，共印一百册。

真正引起文坛注意的小说是《上元灯》。1926年，他与戴望舒、杜衡同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三人创办了同人刊物《璎珞》。他以安华笔名在上面发表了《上元灯》《周夫人》两篇小说。后收入小说集《上元灯》。

沈从文是最早认真评论施蛰存的作家。他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一文写道：

只须把那《上元灯》一个集子在眼前展开，就可以明白的。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作者的技巧，可以说是完美无疵的……《上元灯》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是为读者诵读而制作的故事。

《周夫人》写的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在孤单寂寞的生活中，把炽热的情感寄托在邻居一个面貌与亡夫相似的少年身上。看似变态的畸恋，却揭示了寡妇内心深沉的痛苦。

严家炎在《略谈施蛰存的小说》（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文中，特别提到《周夫人》。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周夫人》和30年代前半期的《鸥》，它们各自体现了作者小说创作不同阶段的两个不同侧面”。《周夫人》“已开始显示出弗洛伊德学说的某些影响，预示着施蛰存后来的发展”，“尽管作者并不注重挖掘题材的反封建意义，而只是着力表现变态感情本身（如果与吴组缃20世纪30年代初期写的同类题材小说《菉竹山房》相比，这一点就更其明显），但小说的客观意义依然大于作者的主观认识”。

发表《娟子》不久，春天来临时，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先后从北京来到上海。施蛰存与他们相识并成了朋友。

夏天到来，戴望舒和冯雪峰都住在施蛰存松江的家里。三人整整讨论、斟酌了两天，达成创办文学期刊的共识，取名《文学工厂》。编了两期，因政治倾向过于明显，光华书局的老板一脸苦笑，拒绝出版。

初秋，震旦大学同学刘呐鸥在上海虹口横浜桥宝兴路创办了“第一线书店”，施蛰存与戴望舒被邀主持编辑工作，他们又创办文艺半月刊《无轨列车》。施蛰存在此刊上用笔名安华发表小说《妮侬》、诗歌《雨》《委巷寓言》。为《文学工厂》编的几篇文章也发在《无轨列车》。

办第一线书店的刘呐鸥值得一提。原名刘灿波，台湾台南人。192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兴大学文科，回国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就学。除第一线书店，他还在上海开办水沫书店，专门推出介绍从“马克思主义文艺书”到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等新文艺思潮的书籍。1928年他还在水沫书店出版了翻译集《色情小说》，其中包括片冈铁兵、横光利一等日本作家写的所谓新感觉派小说。

“新感觉派”，是后来左翼作家强给施蛰存戴上的一顶没有科学依据的帽子。两年后，施蛰存发表了两篇类似意识流和魔幻色彩的小说《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楼适夷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一文中，批评道：“比较涉猎了些日本文学的我，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文学的面影。”他说的日本“新感觉派”是指1924年围绕着东京《文艺时代》杂志而聚集的片冈铁兵、横光利一等，到1927年实际上已基本消散了的文学流派。而1928年后，在《文学工厂》《无轨列车》及后来的《新文艺》《现代》杂志发表的一些小说仅有模仿痕迹，根本谈不上流派的问题。施蛰存态度鲜明地否认自己是“新感觉派”，他在《我们创作生活之历程》一文中回击说，刘呐鸥等人只是摄取横光利一创作风格因素罢了，而自己“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后来，施蛰存的创作风格有鲜明的现代派倾向倒是事实。

有的左翼评论家，生搬硬套自己都不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多有宗派门户之见，面对文坛的时候缺少真诚，也缺少对艺术的特殊的判断能力，分不出作品的优劣，伤害过不少有为的作家。沈从文创作历程的坎坷便是一例。

1928年10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在松江结婚。婚宴极为热闹。丁玲、冯雪峰、胡也频、姚蓬子、戴望舒悉数到场祝贺，连到福州探亲的林徽因都专程到松江来参加婚礼。那年3月，她与梁思成刚刚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8月13日回国。施蛰存的婚礼，成了年轻作家们的一次愉快的聚会。丁玲的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正好在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鲁迅、茅盾、叶圣陶都为此而高兴。茅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唱者。”《莎菲女士日记》于1927年载《小说月报》，让丁玲一举成名。胡也频的小说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等，也赢得文坛的赞誉。冯雪峰在这年发表了论文《革命与智识阶级》，在鲁迅与创造社进行混乱的文学与革命的大论争时，冯雪峰的文章稳健而明智，也显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端倪。

施蛰存与陈慧华的婚礼，因一批进步的年轻作家的参加，而成了那年一道充满了锐气、青春的文学风景。

是年年底，新婚不久的施蛰存，遭到了麻烦，《无轨列车》出到第六期，就被查禁，第一线书店也被迫停业，罪名是宣传赤化。

施蛰存是性情中人。他与陈小翠的一段往事和与鲁迅的一场争论，便是证明。

施蛰存的小说集《江干集》问世后，上海《世界小报》连续四天，刊登了金君珏对小说的精彩点评，“施青萍”获上海读者倾目。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施青萍就是在上海大学就读的十八岁的施蛰存。有些读《半月》杂志的读者对施青萍是熟悉的。1922年的《半月》上，发表过不少他的小说，如《伯叔之间》《拜芙蓉馆艳录》《采胜记》等，还有散文《山歌缀俊》《红禅室漫记》多篇，另有杂感如《〈半月〉之典》等，但《〈半月〉儿女词》，别开生面，颇为传奇。

《〈半月〉儿女词》，系十七岁少年郎施青萍和天虚我生（陈蝶仙）之女公子陈小翠首次诗词唱和。有趣的是，诗词交往甚密，两人却互不相识，且从未谋过面。等二人谋面，却是四十年后。

《半月》是被误称“鸳鸯蝴蝶派”之骨干周瘦鹃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第一期至十五期封面皆为谢之光所绘仕女图，施蛰存很喜欢。遂将十五帧仕女图封面，逐一以词题之。十五期封面仕女，用《蝶恋花》《一斛珠》《减字木兰花》等十五个词牌题咏。其封面采中西画之长，肖像典丽，其题词意境空灵，音律婉转，清新自然，充满青春活力。画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陈小翠从十六期接手，至二十四期，以《洞仙歌》《菩萨蛮》《如梦令》等词牌和之，其词得李清照神韵，有女儿清丽婉转之气。且各举二句：

好秋又晚，凉入罗帐浑不管。玉立风前，欲溜弯弯明月钿。（施蛰存《减字木兰花》）

睡起春魂飘渺，抱膝偶然微笑。心事不分明，偏被梦痕知道。（陈小翠《如梦令》）

观其词，尽管有模仿痕迹，意象也不够新鲜，但两词中洋溢出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而施之典雅，陈之清新，相映成趣。

施蛰存《闲寂日记》中，记述了1964年访陈小翠的情形：“访陈小翠，于其上海新村寓所，适吴青霞亦在，因得并识之。坐谈片刻即出。陈以吟草三册为赠。”三日后施蛰存“读翠楼吟草，竟得十绝句，又书怀二绝，合十二绝句，待写好后赠陈小翠”。四十二年前共为《半月》题词，四十二年后仍以诗词相和，乃文坛一佳话，也见施蛰存之文人情怀。

关于与鲁迅的争论，发生在1933年。施蛰存接到上海《大晚报》的一张表格，希望他给青年介绍几本书。于是他写《〈庄子〉与〈文选〉》一文，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文中说“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建议他们读《庄子》和《文选》。鲁迅以丰之余笔名发表了《重三感旧》等好几篇文章驳之。鲁迅说：“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见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接着又在《“感旧”之后》（上、下）两篇文章中继续批评施蛰存。这时，曹聚仁也发表公开信《论突围》加入这场“战斗”，“反对（施蛰存）先生的介绍《庄子》与《文选》给青年”，甚至攻讦施蛰存为回到“黑漆一团的乾坤”助力。曹聚仁之为人为文，历史早有公论，此处不赘。“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劝他们读读文学经典，而引起的那场文化“围剿”，现在重看，鲁迅反对传统文化的决绝不禁让人哑然失笑。不是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用上了就是战斗，就是勇士。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1927年秋季，林语堂与鲁迅前后脚到上海定居，而且成了邻居。

据说在军阀政府通缉进步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黑名单中，二人名列其中。于是两人先后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但二人是否真上了黑名单，至今并无实据，鲁迅离开北京之谜，仍众说纷纭。

1928年，林语堂的第一部杂文、散文集《翦拂集》出版。收入二十八篇作品，大多在《语丝》《莽原》《奔流》上发表过。具有《语丝》“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犀利文风和战斗倾向，同时具有自己幽默含蓄的个性。如《祝土匪》，以反讽笔致，讽刺了“双方讨好”，“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的学者，歌颂了敢于维护真理的“土匪傻子”。《冢国絮语解题》，则将“冢国”喻为黑暗社会，“少见的孤啸”“草虫的悲鸣”暗喻百姓在黑暗社会发出的愤懑不平之声。书名之“翦拂”，二字有剪纸招魂，追思往事，纪念友朋之寓意。

中国散文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滋养了文学也滋养一代代作家，与诗歌一起构成中国文学的血脉和骨肉。在历史长河中，也有起有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鲁迅的话不能当真，事实是新文学运动最有成就的是小说，鲁迅自己的小说创作，分明使中国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说散文也有了新气景，是实事求是的。其中提倡实践“幽默文学”的林语堂、继承古典散文精神的丰子恺、中西兼容赋予散文清新个性的朱自清，为新文学散文的发展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林语堂散文写得好，与他是一位语言、语音学者有关。1916年二十一岁的林语堂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遂到北京清华学校当英语教师。三年后，由校方资助赴美国名校哈佛大学留学。因家庭经济拮据，一年后便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德国耶那大学、莱比锡大学，主修语言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23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五卅惨案、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同在女师大任教的林语堂教授与鲁迅讲师个人间的交往较为密切。查鲁迅那时的日记、书信，可常见林语堂的名字，如“午后收商务印书馆所寄英译《阿Q正传》三本，分赠玉堂”，“晚赴语堂寓饭”，“下午得语堂信”等，可证关系密切。林语堂也发表文章，支持学潮，谴责军阀及批评文化界一些同人。特别在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交锋中，他是站在鲁迅一边的，有时甚至写出凌厉的檄文参战，但他又同时与周作人提倡“费厄泼赖”。这显现出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文人的思想差异。鲁迅是把火力主要对准喝洋墨水、具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代表人物，而林语堂更多地着力批评谴责封建军阀的丑行。他们并不是一类人。语丝派们也并不都是鲁迅的战友。鲁迅是个执着又孤独的殉道者。而林语堂，在文坛驰骋经年，他的观点主张、他的文化性格，也引起过争议和批评。这是那代人的共性，又是宿命，鲁迅与林语堂二人的合与分，完全合乎那个时代的逻辑。

林语堂曾给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鲁迅》，向海内外读者介绍鲁迅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挑战专制和黑暗，表现出超人的勇气和智慧，是一篇用生动活泼的笔致写的寓意深刻的漂亮文章。不久，二人关系疏远了，林语堂自编文集时，弃《鲁迅》一文如敝屣，淘汰不选。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因为他们并非志同道合的同类人。1925年9月，林语堂和钱玄同、赵元任、刘半农、黎锦熙、汪怡和周辨明七人，发起成立“七人会”。“七人会”集当时语言学界之精华，旨在探求方案改革途径。“七人会”含有“竹林七贤”的寓意。同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创办《国语周刊》，林语堂积极参与。林语堂与他们，思想是相通的。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鲁迅偶尔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同时，林语堂却忙着介绍和翻译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科学》、王尔德的《艺术的批评》等西方文论。林语堂留学美国，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较深，他喜欢美国文艺批评家斯平加恩的《新的文评》所阐述的表现主义。表现主义的文艺观，成了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理论基础。他曾特别认真地将《新的文评》翻译成中文，还特地为之作序，交北新书局出版。

推得远一点，鲁迅与林语堂的分歧，早在他们订交之初就已经存在了。1924年5月23日的《晨报副刊》上，有一篇林语堂的文章《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文中有：“若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来替社会开点雅致的玩笑，那才合乎西洋‘幽默’的身格。”看得出林语堂是尊敬并希望鲁迅也幽默的，但把讲师说成“教授”，不是笔误，这里也有拿鲁迅“幽默”一下的成分。而鲁迅的答复曰：林语堂“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幽默分子”。他又在《“论语一年”》一文中，很“老实”地说：“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后来又说，“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只是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的玩意儿”。鲁迅不仅对幽默有偏见，对林语堂的态度也颇有些鄙薄。

1925年岁尾，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文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又在《翦拂集·大荒集》中说：“中国人的‘忠厚’就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解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鲁迅坚决反对，主张“打落水狗”。打落水狗的话，出自周作人的《失题》，鲁迅、周作人早已失和，不愿提其名，就把板子打在林语堂屁股上了。段祺瑞制造的三一八惨案，验证了鲁迅的预言，但当今和谐社会，“忠厚”弥足珍贵，林语堂的主张，也没有错。鲁迅与林语堂在思想、处世的人生哲学上分歧明显。

林语堂与鲁迅的直接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

事情的原委是，为了编《奔流》，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争执。据鲁迅方面介绍，矛盾由来是这样的：《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是鲁迅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后来方知，李小峰并未这样执行。为此鲁迅辞去编辑责任。后经中间人调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到鲁迅处，由他寄出。后来又发生该付给作者孙用的稿费，李小峰仍未寄出（见1929年11月25日鲁迅致孙用信）的事件。

鲁迅编《奔流》第四期时，“又不再编下去”。而“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这是鲁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韦丛芜的信中的话。还说，“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但北新书局总对鲁迅说穷，鲁迅自然不信，因鲁迅听人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此外，北新书局还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多次催索，也无结果，鲁迅决定请律师打官司，靠法律解决了。鲁迅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老板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发射出了。”

那时，潘梓年也是北新股东，用种种方法骂鲁迅。见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软了下来，只能让步，于是8月28日到鲁迅家赔了540元后，又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间杯酒言欢，鲁迅与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却与林语堂发生了冲突。

鲁迅的日记是这么说的：

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方争持，鄙相悉现。

多年之后，林语堂在《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附记》中，对此冲突则是另有说法：

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名张友松。张请吃饭，在四川路那一家小店楼上。在座记得有郁达夫、王映霞、许女士及内人。张友松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所以拉我们一些人，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两句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真是奇事！大概他多喝了一杯酒。忽然咆哮起来。我内子在场。怎么一回事？原来李小峰也欠了鲁迅不少钱，也与李小峰办过什么交涉，我实不知情。而且我所说的并非回护李小峰的话。那时李小峰因北新书局发了点财，在外养女人，与新潮时代的李小峰不同了（我喜欢孙伏园始终潇洒）。这样，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有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

林语堂多年后的回忆有不少不准确之处，比如，是李小峰在南云楼设宴与鲁迅和解，而非张友松在“小店楼上”请客。但张友松虽未到场，事情与他有关。是张友松帮鲁迅请杨铿做律师，为此李小峰对张友松很不满意，说他挑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林语堂也对张友松不满，席间二人一起贬损张友松。有人认为这引起鲁迅不满，对林语堂发了火，怕是根据不足。

因何故鲁迅与林语堂翻脸，已难以弄清。但二人冲突的心理反应，却大相径庭，请看：

鲁迅的反应是“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一个“鄙”字，已将林语堂的人品定为卑鄙之人。而林语堂用“几乎跟他闹翻了”，“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说明林语堂还觉得与鲁迅尚未彻底闹翻，只是二人闹了一场小误会而已。通过这次风浪，套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二人的文化人格“悉现”。

可能林语堂至死，也弄不明白，一桩小事为何让鲁迅如此震怒。

纵观二人交往史，鲁迅从未把林语堂当成肝胆相照的人。不用多举例子，只看看1926年“L.S.十月二十三日灯下”写给许广平的信便可了然。L.S.者，鲁迅也，他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和玉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的程度，即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给许广平写信，鲁迅是敞开心扉的，毫无隐瞒的。

林语堂具有幽默的天性，不仅表现在文章里，生活中更是诙谐幽默。

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二人举案齐眉，生活十分美满。不久，林语堂突然对妻子说：“我们把婚书烧掉吧。”

“为什么？”妻子不解。

林语堂说：“婚书只是结婚证明，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

廖翠凤为丈夫的忠贞所感动，当真将婚书付之一炬。在他们结婚五十周年庆典上，有人问他们婚姻美满的秘诀，林语堂笑曰：

“我们是‘金玉良缘’！秘诀只‘给’与‘受’两字，即尽量多‘给’，不计较‘受’。”

林语堂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后，曾到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此乃他平生第一次当官。他在武汉还编“中央日报”，其副刊曾就男女问题与人发生笔战。主张褒女贬男者，系署名“小鹿”的一位年轻女性，反其道而褒男贬女的林语堂署名“毛驴”，双方唇枪舌剑，斗得火光四溅。鲁迅的好友、副刊编辑孙伏园，为了调停，特邀“小鹿”“毛驴”吃了一顿饭。觥筹交错之后，二人同意休战。第二天，“中央日报·副刊”上，登了一则孙伏园与林语堂商量后写的启事：“男女之争，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

离开武汉到上海后，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开课第一天，林语堂就迟到了，正当学生议论纷纷时，林语堂夹着皮包走上讲台。学生以为皮包里定是教案，孰料先生倒出一堆炒熟的花生，然后微笑着分给弟子们享用。

学生不知先生耍什么把戏，未有敢动者。只见先生剥开花生，用极流利纯正的美式英语说：吃花生必吃带皮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

见学生已目瞪口呆，林语堂趁势继续用英语说：花生米又称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

学生大喜过望，开始剥壳吃花生。

林语堂又说，以后我上课一点名，愿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逃学，则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击掌而笑，从此，林语堂的课，座无虚席，连别的班都赶来旁听，人满为患。

林语堂从不举行各种考试，而别出心裁地采用“相面打分”的方式。林语堂聪慧且记性好。他上课时总会请学生起立回答问题，其学习水平，他逐渐了若指掌。期末考试时，他的课堂有别样风景。他坐在课台上，按学生名册，一一唱名，学生依次站起，他只朝对方看上一眼，往日提问时的成绩，早已烂熟于心，分数即立下。吃不准者，请到讲台前，略微用英语交谈几句，心里对其成绩就有数了。实践证明，他的“相面打分”，虽有喜剧色彩，但其公正程度，超过一般笔试打分。

林语堂的幽默天性，让他能创造性地、自由自在地生活。正是因为林语堂，才有了1933年至1934年的中国现代文坛上掀起的“幽默热”“袁中郎热”，并引起长达两年之久的争论。

语丝社因创刊于1924年1月的《语丝》周刊而得名。林语堂因主编《语丝》等刊物，倡导“幽默文学”而蜚声文坛。林语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等是其主要成员和撰稿者。创办《语丝》，实属无奈。林语堂诸学人原与编辑《晨报副刊》的孙伏园有密切关系，此副刊便成了他们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后因《晨报副刊》被研究系文人把持，孙伏园愤然辞职，与鲁迅、林语堂等好友商量后，决定大家凑钱办一刊物，便有了《语丝》杂志。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大文学社团不同的是，《语丝》没有明确的宗旨，周作人为之撰的《发刊词》，只笼统地宣布“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再加上“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

《语丝》一直站在新文学运动进步阵营一边，讨伐封建势力。参与了1924年驱溥仪出宫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后动员舆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斗争，1926年揭露段祺瑞政府三一八血案的斗争，也曾与《现代评论》派交过锋。《语丝》多以文艺性短评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逐渐形成风格短小泼辣的“语丝文体”，又因林语堂写了大量文章，大力提倡“寓庄于谐”，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的“幽默文学”，又借鉴英国随笔（Essay）式的闲适笔调、娓语式笔调，中国散文有了新的气象。

对林语堂主持的《语丝》，借幽默希图超然物外的态度，鲁迅是持批评态度的。而林语堂以我行我素回答了他的老同事。

且不论后来林语堂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相互龃龉，因为其间的是非至今也难说清。但必须肯定他一生致力于提倡“幽默文学”，拓展了新文学以来的散文杂文领域。可惜的是，他提倡的“幽默文学”，未能形成独具一格的美学体系。

林语堂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提倡“幽默文学”。

1934年，三十九岁的林语堂，在遭到左联某些人的构陷，利用《太白》杂志，集中火力攻讦“幽默文学”闲适小品，鲁迅也再次与他绝交的时候，心情苦闷。夏天时，独自一人来到庐山，想忘情于山水，排遣烦恼，不想与在那里避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不期而遇。对此次相遇，赛珍珠比林语堂更兴奋。赛珍珠读过林语堂很多散文，被文中幽默而充满机智的意蕴和文字深深吸引。她觉得这位饱读中国诗书，又是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文学博士和语言学博士的作家，正是她苦苦寻觅的人。多年来，她一直在物色一位精通中国文化，且英文功底深厚又有西方喜欢的幽默感的作家，为西方世界写一本真正反映中国几千年文明和风土人情的大书。让只知中国人梳长辫子、吸鸦片、三寸金莲、懒惰又狡诈愚昧的西方人，看到一个真实文明的中国，这是她的夙愿。

赛珍珠随到中国来传教的神父父亲，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善良、勤劳。她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她是在中国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大地》是描写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文化的作品。发表后虽毁誉参半，但是它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小说之一。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曾读过此书，且印象深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说，赛珍珠的《大地》娴熟准确地描写了晚清和民国早期这一段时间中国北部农村发生的恶性循环。后《大地》改成电影，影响不小。

所以这样一位深谙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美国作家，一直在寻找一位像林语堂这样能圆满完成她夙愿的作家。当她正式向林语堂约稿时，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向林语堂表述了他们偶遇的喜悦。

回到仍然不断纷争的上海，林语堂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书的写作。他是从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理想、艺术、心灵、德行等方面力图真实、全面、系统、深刻地反映中国人的特性、风貌并通过它们展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写到第二年夏天，心情大好的林语堂再次离开酷热难耐的上海，携妻和三个女儿重上庐山。他租下一栋别墅，在花香与清风中，完成了《吾国吾民》这部杰作。

赛珍珠读完《吾国吾民》手稿，兴奋不已。评论说：

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中国人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吾国吾民》在美国出版后，短短四个月，重印了七次，成了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此书不仅在当年风行海内外，至今捧读，仍具魅力。

林语堂又在赛珍珠的建议下，动笔写《生活的艺术》一书。1938年“全美图书展览会”召开。又是经赛珍珠的建议，“全美图书展览会”特意举办了“林语堂比赛”活动。题目根据《生活的艺术》第一章内容设计。比赛搞得红红火火，《生活的艺术》继《吾国吾民》之后，又一次获得成功。

赛珍珠的《大地》在此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林语堂开始用英文创作长篇处女作《京华烟云》。1940年赛珍珠推荐林语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天不遂人愿，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恢复，赛珍珠两次力推林语堂。只可惜因《京华烟云》系用英文写的，诺贝尔奖评委会认为无法代表中国，林语堂与该奖失之交臂。

渴望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各国作家的毕生追求，已经获两次提名的林语堂，更是欲罢不能。他想将《京华烟云》译成中文，但离开故国年久，在英语的语境下浸漫，已很难再把握鲜活的母语，于是他想到了老朋友，写小说很出彩的郁达夫。他将《京华烟云》寄给了郁达夫，希望由他译成中文。为了表示诚意，林语堂同时汇给郁达夫五千美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老舍应周总理之诚邀，从美国返回北京，参加新中国的文学建设，用五百美金兑换成一百匹白布，就购置了灯市西口丰盛胡同十号一座二进四合院。郁达夫收到书和美金，答应将《京华烟云》译成中文。孰料，郁达夫正闹婚变，无法静下心来继续翻译，那五千美金，却被他好生受用了。

说起林语堂的经济状况，除了在美国的丰盈的版税收入外，在抗战前夕，他还在中国银行存了二十三万大洋，那更是一笔巨资了。经历了八年抗战，这笔钱已随物价飞涨，变成一堆草纸了。偏偏林语堂又自己组装中文打字机，又耗去十万美金。经济已十分拮据，几乎难以果腹。他想到他的贵人赛珍珠。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她竟以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拒绝借钱给他。对此，常年在国外生活的林语堂倒没有太介意。但后来，他发现出版他作品的约翰·戴公司非法抽去版税的50％，且版权也不归还自己。吃了大亏的林语堂准备诉诸法律。后经人协调，林语堂收回版权，获得该得的版税，经济情况方有好转，但与赛珍珠的友谊已见裂痕。

1954年，林语堂拟赴南洋大学任校长，曾致电赛珍珠，但无回音。林语堂觉得与赛珍珠的友谊已走到尽头，便不再联系。是林语堂峻极好辩，还是赛珍珠心胸狭窄，致使一段文坛佳话成为悲剧结局？实在令人扼腕，唏嘘。

林语堂与张爱玲可以提一提。

林语堂知不知道张爱玲其人，二人是否谋过面，都不得而知。但从张爱玲的《私语》里，却可知道张爱玲甚为仰慕林语堂。她说：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这段话有点戏谑味道，但她想过林语堂式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她认为林语堂为改变她的生活提示了一条可资借鉴之路。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因创办《论语》《人间世》等杂志，又写“性灵”“幽默”文章而名声远播。《吾国吾民》在美国大获成功，更使林语堂声名如日中天。对当时十六七岁的憎恶旧式家庭想过自由生活的张爱玲来说，具有绅士、名流派头的林语堂，成为她偶像式的人物，就不足为怪了。张爱玲正是生活在上海“高等华人”生活圈子里，其母也是知书达理的妇女，姑姑也是知识分子。她家交往的人，都是林语堂的忠实读者。

张爱玲在美国教会办的圣玛丽亚女校读书，而林语堂也曾在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学校就读过，而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她的同学中，有很多也是“学叔”林语堂的崇拜者。张爱玲努力读书，后考取英国名牌大学伦敦大学，可惜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转至香港大学。这时她与林语堂办的《西风》建立了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她的处女作《天才梦》，在林语堂主编的《西风》上发表，并获征文名誉奖第三名。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开始卖文生涯。在上海英文版《二十世纪》上，学林语堂轻松风趣的文风，以英文写了介绍中国人生活的文章后，“备受称赞”，后几乎每期《二十世纪》都有张爱玲的文章。《二十世纪》主编梅涅特，看了张爱玲的作品，极为赏识，向读者郑重推荐。梅涅特深谙中国文化，很推崇林语堂的作品。令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又发现了一个像林语堂又与之相异的张爱玲。

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已踏上了林语堂的成功之路。但张爱玲毕竟不是林语堂，特别是她的小说《秧歌》发表之后，她的思想、信念、趣味已褪去了林语堂的色彩，完全成了张爱玲自己的了。林语堂在她的心目中，也日渐淡漠。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成为沦陷的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光芒盖住了上海所有的作家。巧得很，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如同他的《吾国吾民》，再次在大洋彼岸引起巨大反响。

没有人发现张爱玲对《京华烟云》发表过读后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才华横溢充满丰盈感性，创造自己小说世界的小说家张爱玲，不会对林语堂过于理性的小说，给予好评的。但张爱玲小说《秧歌》在美国出版后遭到冷遇时，林语堂的《朱门》仍大红大紫。张爱玲当时已在美定居，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写过，她请朋友打听胡适情况，朋友告诉她：“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从语气中，可以感觉到，她中学时代对林语堂的敬意，已荡然无存了。但林语堂对世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1936年，在赛珍珠的盛情邀请下，林语堂举家赴美，从事写作。他的民族情感从未改变。他除了译介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还用英语创作了《瞬间京华》（中译《京华烟云》）《红牡丹》《唐人街》等多部长篇小说。成为西方世界出版文学作品最重要、最多的中国作家。作品销于世界，却轰动于中国。

晚年，林语堂定居台湾。他在厦门鼓浪屿的故居如今还在，笔者于乙未年春再次拜谒时，已破败寂寥得惨不忍睹，他亲手写的“立人斋”匾额，还挂在门堂，清晰可见。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人物的历史面貌，是很难还原的。他们的生命留存，一般只是靠文字来完成，然后便照此流传。

鲁迅的形象被正襟危坐化、神圣化，是他死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那些过多的陈述“是与心性疏离的，和鲁迅生命的热度也是远的”。如学者孙郁所说：“我们看鲁迅文章与学者研究鲁迅的文章，有时候就觉得彼此隔膜，似乎此鲁迅非彼鲁迅。”语多剀切。

私人语境里的鲁迅，大都是自觉的，毫无党派之见，故能现鲁迅部分真容。如与鲁迅时近时疏，最后分手的林语堂，在《八十自叙》就有一段关于早期鲁迅的描写：

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笔调一样，声音过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辞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

郁达夫说，“鲁迅是中国惟一的美少年”（《我记忆中的鲁迅》）。而陈源却说，鲁迅有绍兴师爷气，下笔则钩稽他人。

钱玄同说，鲁迅“治学最为严谨”，“绝无好名之心”，“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但他“多疑”“轻信”“迁怒”。

把当时与鲁迅同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学者的话汇总起来，或可看到一个真实、真性情的鲁迅，一个不是政治语境里的鲁迅。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时，其襟抱、心性、文风，正是他性格的本色，文字犀利，有深切的内觉在。应该说，已经很有色彩了。

民国时的生活到处都有政治，鲁迅不可避免地处于政治之中。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喜欢用革命，当然也是利用政治来塑造自己的形象，而鲁迅内心的宁静，是被政治和流血的现实弄得躁动起来的。有时有些敏感。

1928年初，创造社的嫡系期刊《文化批判》创刊号和2月号上连续刊登《艺术与社会生活》和《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两篇文艺批评。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中国革命实践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前面讲过，创造社成员自己并没弄懂马克思主义，且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在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中劣迹昭彰，影响甚坏。

这些自称革命文艺家的衮衮诸公对叶圣陶和鲁迅等作家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们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态度，后来这些人又成了左联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仍影响文坛，其结果，历史已有公论。

《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是冯乃超写的文章，对写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的作者叶圣陶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而对鲁迅则是这样评价的：

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出自创造社李初梨之手。文章写道：

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面对这样气势汹汹、蛮不讲理、乱扣帽子的“批评”，甚至成仿吾、冯乃超还在文人聚会的酒桌上，指斥鲁迅私德，“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一贯所向披靡的鲁迅，自然要奋而回击。

鲁迅在这年《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1928年3月12日）上，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给予创造社冯乃超诸人犀利的批驳。

那时鲁迅还没被圣化，创造社诸人也还没有执掌文坛生杀予夺的大权，彼此间的争论，可以畅所欲言，无须伪饰。传统士的态度与新文人间的冲突，在任性地展开着。今天，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关于人格，关于襟抱。

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有“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的文字，看似信手一提，却正是鲁迅的老辣。1926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1927年还专门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成员不讲策略，以革命者示于社会，受到当局压迫时，刘世芳还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在《新闻报》（1928年6月15日）登报声明曰：“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污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

鲁迅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招股本之事，意在讽刺创造社在斗争策略上显得幼稚可笑。极易让人看出破绽。

这场论战，“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和“醉眼中的朦胧”成了那时论战两方的口头禅，广播文坛。

论战的硝烟还在弥漫，《语丝》（1928年4月23日）上突又刊载了一封Y的来信。向鲁迅发出“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说自己被马路上呐喊的革命吸引，“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但“‘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心清去”，“令我茫然”起来，“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云云。

鲁迅回信了。但答非所问，又纠缠起“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案，顺势给冯乃超们一击。说：“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然后又对Y说，“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最后劝Y“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我“不但‘歇歇’，而且玩玩”。

明眼人一看，便知Y的来信，鲁迅之回信，都出自鲁迅之手，为了不断攻击创造社，他一个人演了一出双簧，并不比钱玄同、刘半农在民国七年（1918）玩的《奉答王敬轩先生》的双簧漂亮。当时，胡适当着鲁迅的面，批评过钱玄同、刘半农“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鲁迅对这次论战，记忆深刻，感慨良多。四年以后，我们若查1932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还可看到论战的痕迹：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

此诗是自我嘲笑的写照，说自己交了华盖之运，而流年不幸。其背景是，1928年至1929年秋，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引发的那场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太阳社及创造社以激进的姿态，宣扬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资料》）。

这就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上了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的工具，彻底抛弃了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唯我独尊，对广大作家大肆挞伐。他们首先拿鲁迅、茅盾等开刀祭旗，特别对鲁迅进行“总的清算”。认定他的阿Q时代已经过去，其作品已失去“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认为鲁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对于这种扫荡式的“围剿”，精于战斗的鲁迅自然奋而回击，并阐述自己对“革命文学”及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深刻独到的见解。上面被后人定名为《自嘲》的诗，则是以轻松自信的心态，以“横眉冷对千夫指”回顾了那段惨烈的“围剿”，并再次回了太阳社和创造社一鸣镝。

后人在诠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时，有多种声音。笔者认为，对“孺子牛”的解释，不应该离开鲁迅写此诗的生活背景。时为1932年10月12日，当时年幼的海婴已病了许久。查鲁迅当时的日记，仅9月鲁迅就带着海婴去日本人开的篠琦医院看病十二次之多，几乎每隔一天去一次。到了10月，去医院达十四次之多。鲁迅借用《左传·哀公六年》的故事。春秋时，齐景公与儿子嬉戏。景公叼着绳子当牛，让儿子牵着走，以逗儿子。遂有“孺子牛”之说。五十一岁的父亲鲁迅，抱着两岁的儿子海婴，常常跑医院看病，那种慈爱眷顾、悲悯“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舐犊之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也不宽恕”，“敢将唾沫吐在少年脸上”的鲁迅，还有温暖慈爱的文化情怀和传统纲常所束缚不住的人性的另一面。而不少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故意拔高，以政治浪漫派的解读，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是甘为人民大众为牛的精神。结果，将一个活生生的情感丰富的鲁迅，变成只有金刚怒目的冷冰冰的一块政治砖头。

柳亚子（1887—1958），清末秀才，近现代诗人。早年入上海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等参加同盟会、光复会，曾与陈去病等创办革命文学团队——南社。国民党改组后，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叛变后，遭通缉，流亡日本。后与宋庆龄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20世纪30年代，参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时，与鲁迅多有往来。鲁迅将《自嘲》抄赠给他，说明他们的友谊深厚。柳亚子与郁达夫关系不错，曾有诗相赠：

妇人醇酒近如何？十载狂名换苎萝。

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

说的是郁达夫《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时，书前有一篇《题辞》，内有“百姓是官家的鱼肉”，“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等讽喻国民党当局的话，后被抽去。柳亚子写诗赞郁达夫。

1928年7月12日，鲁迅真的没有食言，到杭州去“玩玩”了。

鲁迅携景宋夫人（许广平到上海与鲁迅同居后，人称景宋夫人）从上海乘沪杭火车，由许广平的弟弟许钦文陪同，深夜抵达杭州。下榻西湖畔的清泰第二旅馆。

鲁迅到杭州，没有访友，也未吊古，而是在西子湖里荡桨观山；到旗下、清河坊、城站一带热闹的街道市场购物、淘旧书，流连于湖畔的小酒店，品尝西湖醋鱼，喝家乡绍兴老酒。真真地玩了四天。

此行，是应在杭州教书的川岛（章廷谦）之邀到杭州一游的。这年夏天，川岛到沪横滨路景云里拜访鲁迅时，见其衣服比以往干净，气色也不再苍白。几经劝说，鲁迅答应到杭州游憩几天，故有鲁迅难得的杭州之旅。

川岛陪同鲁迅游杭州湖光山色时，重说杭州假鲁迅事。那是年初，杭州曾盛传鲁迅到过杭州。甚至有人亲眼见鲁迅在孤山脚下的苏曼殊墓碑上题了诗。那时，此消息已传到上海，鲁迅也听叶圣陶对他讲过此事，并接到过一封上海法政大学女学生马湘影的来信，信中说，自打在孤山别后，一直未得到音讯，等等。鲁迅还特意让也在杭州教书的许钦文调查一下。许钦文到孤山苏曼殊的墓前去看，未见到题诗。只听坊间传说有这样四句：“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

后经川岛继续打探，那位在苏氏碑上题诗的是离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的先生，也叫“鲁迅”。川岛与许钦文去拜访了他。他也姓周，名“鼎”还是“鼎夏”没听清楚。见他三十多岁，脸瘦长，上唇留短须，身着白色裤褂，脚上穿一双草鞋，其时，他正执教鞭给学生上课。川岛、许钦文没自报真姓名，只说慕名来访，他就自称鲁迅。谈话中，知他对世风不满，怀才不遇，只能隐姓埋名，到乡野小学教书，还说曾写过名为“彷徨”的书，虽销了八万多册，但自己并不满意，准备再写一本。至于鲁迅的作品，他知之甚少，对鲁迅的思想、生活更是茫然不知。川岛、许钦文细观此人，两眼发直，举动很不协调，似神经不正常。二人辞行时，他还说有什么事找他，他是极乐于指导的。

事情清楚后，鲁迅在4月2日的《语丝》上，刊登了《上海的鲁迅启事》，说明在杭州孤山题诗的那位鲁迅，非现居上海之鲁迅外，顺便给创造社的成仿吾一刀。成仿吾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抄着他的小说旧闻”，“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这回在启事中该鲁迅反唇相讥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鲁迅据此，把他1927年至1929年所写的杂文三十四篇，集成《三闲集》出版。

鲁迅此次到杭州，也并不都如在西湖畔楼外楼吃西湖醋鱼、虾子烧鞭笋，在功德林素菜馆品清炖笋干尖，那么惬意。鲁迅说，他们刚从上海登上火车，就有两个兵士，一次又一次地来盘问鲁迅，并每问一次之后，就检查他随身的一只手提皮箱一次。火车到了嘉兴，士兵们快换班了，还叮嘱接班的士兵一定要当心鲁迅。于是又来盘问，翻箱子。鲁迅说到这儿，一边说，一边模仿士兵的神情、动作给川岛看，坏脾气的鲁迅，独对如此放肆的士兵没有责备，他笑着说：

“也许他们以为我的小皮箧中，有什么毒品吧。”

鲁迅逝世后，川岛记这次杭州之行的文章里，鲁迅的音容笑貌，尚记忆犹新。有景宋夫人陪同，鲁迅先生总是笑容满面，十分愉快的。查鲁迅那时的日记，可见鲁迅玩得心情大好。11日日记道：与“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泠印社茗谈”，“晚至功德林夜饭”。

许钦文曾戏言，鲁迅先生与景宋夫人此次来杭，像是度了蜜月。

第三章　民国十八年（1929）

《新月》和胡适掀起人权运动是该年的主旋律

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宣传品审查条例》，宣布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将“查禁、查封或究办”，开党天下的时代肇端。

茫茫黑夜，升起一轮“新月”。胡适率先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倡导人权，呼唤思想自由，批判国民党专政，在人权与法制问题上，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炮。《新月》的《编者的话》称：

胡（适）先生在本期特撰《人权与约法》一文，痛论现在中国人民没有法律保障，不能享受应得的自由，根据事实用严谨的态度、大无畏的精神，向国人进一个诚挚的忠告，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胡先生这篇文章应该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了。

接着，罗隆基的《论人权》、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等檄文，也直斥国民党独裁专政。国内外报刊争相转载，轰动海内外。

胡适等人的争人权、争自由的雄文如同晨钟暮鼓，惊醒了众多昏睡的国人。蔡元培读后，写信给胡适，称赞“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出版界巨子张元济也以“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肯定其文。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在信中说：“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

对于胡适一连串思想舆论的大挑战，国民党岂能沉默，他们迅速布置反击，从政治组织到舆论机器，全线展开对《新月》和胡适的“围剿”。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议，呈请中央执委会咨文国府，令教育部将胡适撤职惩办，“严惩竖儒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值得探究的是，此时鲁迅、茅盾却“对于胡适博士所领导的‘新月派’加以猛烈的攻击”（《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创造社、太阳社也对“新月派”和胡适冷嘲热讽。

在国民党及一些“革命者”的一片“围剿”声中，《新月》又推出胡适攻击国民党的新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把人权运动推到了高潮。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的真知灼见、笔墨意气，给国民党的党治迷信和训政理论以沉重打击，但最终跌得鼻青脸肿的，仍然是胡适们自己。

但胡适们掀起的人权运动，展示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悲壮风采，在中国人权运动史上留下不可抹杀的光辉的一页。

胡适、《新月》与悲壮风采的人权运动

胡适选择重回上海，意在上海开始学者教授的学术著述工作。

首先，他要撰写《神会和尚传》。他在伦敦与巴黎两地遍阅与搜罗，计获得神会和尚“语录”三种、《楞伽师资记》两种、《显神记》一卷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这些都是他研究考订禅宗史的重要材料。不久，他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就是他根据在海外读书的收获整理编订的。该书的代序《荷泽大师神会传》，便是他研究的重要成果。

同时，他还有《白话文学史》《中古思想史长编》两大工程，需要完成。但胡适是学界巨擘、社会名流，在那时的中国享有远在鲁迅之上的声誉，岂容他坐在书斋做学问。陈西滢邀他去日本，蒋梦麟请他去杭州浙江大学，汤尔和欲聘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连军界封疆大吏李宗仁、白崇禧都发出“屈尊来鄂，指导一切”的盛邀，那时的胡适博士，可谓炙手可热矣。

胡适对各界诚邀一一婉拒，安心在上海做他的学术与教学工作。胡适接受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实属友情所系。中国公学一干老同学、老朋友王云五、但怒刚、朱经农等人苦苦相劝、“相逼”，再说毕竟是母校，胡适心软，方勉强允诺。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所后悔。1928年4月26日，即胡适正式就职典礼之前两个月，他在日记中说：“今天套上一件镣铐，答应了去做中国公学的校长……此事殊不知，事后思之甚懊悔……只好把这学期办了再辞。”

胡适办事，总是认真尽责的。在他就任校长一职前的5月5日，他曾主持召集中国公学校务会议，定规立责，约法三章，先从组织与法律两方面入手，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中国公学走上正轨。

完成《神会和尚传》后，3月，《白话文学史》上册也快出版时，他给老朋友钱玄同写了封信：

玄同老哥：

我的《白话文学史》上册快要出版了，上海只写到白居易，已有十九万字，只好暂告一结束，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

千万请您赏一纸题签，并且希望你即日付邮，十分感谢！

适上　十七.三.廿九

胡适这封信是从上海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发的。那时，他尚未莅任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钱玄同是多年老同事、好朋友。钱玄同乃章太炎高足，也一直服膺胡适的人品，胡适的重要著作请钱玄同题写书名，也见钱玄同在胡适心中的位置。

作为新文学革命首举义旗者之一，胡适于5月4日到光华大学演讲《五四运动纪念》。1919年，一群从山崩地裂般的劫难中突围的知识分子，以革命家和启蒙者的双重胆魄，隆隆拉开了一个大时代的帷幕。胡适、陈独秀等如窃火者，给黯淡而沉闷的中国思想史投放一把火炬，放出救亡和启蒙的冲天火光。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傲然集体亮相，冲击着独裁者的屠场和炼狱……

胡适在台上回忆起往昔由文学革命历史演绎成为科学和民主的燎原烈火，他激动不已，一贯的和颜悦色，变得慷慨激昂，那是他们年轻时创造的一道永不褪色的精神风景线啊。但是世事的巨大变化，国共两党的政治和武装冲突，蒋介石的独裁与“清党”，文化界的纷争……深情追忆，不堪回首，在他心里掀起波澜。台下青年学子纯净而热烈的目光，更让他心绪不宁。

前面提到，胡适回到上海，有一重要活动：重振新月社。

胡适一到上海，新月社老骨干徐志摩、余上沅、梁实秋、饶孟侃、潘光旦、闻一多、丁西林等，又重新聚集在胡适周围，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胡宅，成了他们经常碰面的地方。他们延续了老传统，聚餐会为集会形式。

聚餐形式活泼，气氛融洽，可自由交流，于是常激发出机趣、佳思、妙语。且举花絮。

一次胡适喝了几杯酒，有点兴奋。他对湖北籍的闻一多说：

“你知道你们湖北佬有三杰吗？”

闻一多不解，曰：“但闻其详。”

胡适笑着说：“这三杰呀，说的一杰是文人，自然是阁下；另一杰是武夫，黎黄陂（元洪）便是；再一杰是名伶，谭鑫培老板是也。”

闻一多听罢，回敬道：

“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一杰也是文人，非阁下莫属；另一杰也是武夫，段合肥（祺瑞）；名伶，乃梅兰芳也。”

在座的闻听，以鼓掌报之。1967年马来西亚的温梓川写《新月诗人徐志摩》时，记了这一巧妙对语。与中国腥风血雨的“文革”语境，形成极大反差。

在上海，文人定期聚会，20世纪20年代，已成习惯。比如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周瘦鹃、穆藕初等人，在沪组织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凡出生于光绪丙子（1876）年者，皆可入会，前后加入者竟有七十多人。每月聚餐一次，每次庚会成员出资两元大洋。文人有雅趣，意趣相投者聚会，自然可以畅所欲言，常有奇思妙语。

“新月”因胡适到沪而复兴。他们先后成立新月书店，推胡适为董事长，重办《新月》月刊、《诗刊》季刊，并筹办政论性周刊《平论》。新月社内对政治有兴趣者，组成了新月社的姊妹社“平社”。其核心为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丁西林、叶公超等人，同时他们也成为办《平论》的同人。

《新月》在上海复刊后，先后发表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和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等文章，提倡“健康”“尊严”“普通的人性”等文学主张，为保持这种办刊个性，胡适决定办“平社”，出《平论》。它是一个代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团。

关于《平论》，1929年3月10日的《新月》第二卷第一号上的《编辑后言》，多有介绍。这期编辑者，署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但事实上，闻一多在南京，饶孟侃任上海市政府秘书，整天忙于政务，《新月》只有徐志摩在办。所以应该认定《编辑后言》为徐氏所写：

我们是不会使用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低洼里的几个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尔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了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另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

这年3月23日，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张禹九四人，到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胡适家。与之进一步商讨有关《平论》事宜，并恳请胡适“担任《平论》周刊的总编辑”。胡适推辞再三不行，只好出任此职，四位欣然而去。

查胡适3月25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作《平论》周刊的发刊词，只有一千六百字。

《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耽搁到于今。

《平论》的人员是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

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词，心却不很热。

过了四天，胡适召集徐志摩诸人开会。稿子不多，且斤两也不够重，大家又觉得必须再办一个报，并且即日出版。讨论后，决定4月10日出第一期。

胡适对此，有点狐疑。徐志摩说：

“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总算有点脑子，肯去想想。”

胡适说：

“我们这几个人怕也不见得有工夫替国家大问题想想罢？志摩你一天能有多少工夫想想？实秋、努生都要教书，有多少工夫想？我自己工夫虽多，怕也没心绪去想政治问题。所以那班党国要人固然没工夫想，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想的工夫罢？”（见3月29日胡适日记）

胡适这番话，问得诸位哑口无语，都觉得操之过急了，非但4月10日未能出版，《平论》也在叹息中就此夭折。胡适为《平论》写的发刊宣言《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却保留下来，后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

这里抄录一部分，对了解办《平论》宗旨有帮助，对公正评价胡适，或可有益。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我们办的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我们是能触摸到的。至于有人说此时胡适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已成为其鹰犬，其动机和根据是十分可疑的。

就是在胡适写《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时，国民政府发布了一条保障人权的命令，“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云云。胡适读到这一“命令”，甚为不满，“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国民党忽又明令保障，在胡适看来未免有些滑稽。联系到前不久陈德徵提案以党代法的党治政策，胡适在当年的《新月》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向国民党开了猛烈的一炮。

胡适认为，今天侵犯人权的最大非法行为者，正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它们以国家和党部机关名义，粗暴干涉言论出版自由，无理夺取私人财产，“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

胡适还举了三个实例，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独裁专政：

一是上个月党棍陈德徴的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案”；

二是驻唐山的军队一五二旅随便拘禁商人，严刑拷审，致使残伤；

第三例，说的是胡适在北大的老同事老朋友，因顶撞国民党党魁蒋介石本人，以“藐视领袖”，将其拘禁之事。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来到安徽。闻听，便召见法学院院长、行安徽大学校长之职的刘文典。刘文典见到蒋介石，不称“主席”而只叫“蒋先生”，蒋已不快。蒋要刘交出学潮中的共产党名单，并要严惩闹学潮学生。刘文典当场顶撞蒋介石曰：

“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是正事，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儿由我管，我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

说到激烈处，蒋介石拍桌子大骂：

“你是学阀！”

刘文典也拍了桌子，回敬：

“你是新军阀！”

蒋介石气急败坏，上前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以“治学不严”罪名将他投入监狱。后来刘文典获释，再回北大任教授。

胡适以上述三例，具体、有说服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凌驾法律之上所谓“保障人权”的虚伪，他问道：

“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新月》在刊载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同时，特意发了《编者的话》，称：

胡先生在本期特撰《人权与约法》一文，痛论现在中国人民没有法律的保障，不能享受应得的自由，根据事实用严谨的态度、大无畏的精神，向国人进一个诚挚的忠告，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胡先生这篇文章应是我们民族所不可不读的了。

《编者的话》高度评价了胡适的这篇檄文。是的，即便是八十六年后的今天重读，仍有其价值。《人权与约法》发表之后，立刻引起舆论界巨大的思想冲击波。胡适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激起社会广泛反响，而他面对独裁的“党国”，所表现的大无畏的战斗勇气，更是赢得各界极高的赞许。

接着胡适又写两篇檄文，都发表在《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上，即《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与《知难行亦不易》。前文是对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质疑，可视为是《人权与约法》的续篇。后文是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的批评。

在胡适的带动下，罗隆基著《论人权》，梁实秋写《论思想统一》，一起向国民党开火，扔出集束炸弹。

国民党面对胡适等发出的思想舆论的大胆挑战，如坐针毡，无比慌乱。于是迅速布置舆论反击，连篇累牍地在各报发表批判胡适的文章。同时，于8月13日，国民党上海市第三区党部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形成决议，要求上海市党部制止胡适“学阀活动”。十一天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呈请国府、教育部撤职惩办胡适。接着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国民党党部也群起攻击胡适。教育部于10月4日，发出“训令”，出面警告胡适。

胡适接到“训令”后，随手先将“训令”中的错误和别字一一标出、改正，并称“训令”“含糊笼统”，“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何在”，退回教育部。

处惊不乱，沉着应战，是大智慧者、大无畏者的表现。最后，只给胡适一个“警告”处分，草草收场。但国民党为防御胡适等仁人志士的言论搅乱教育界的思想阵线，遂由国民党中常委炮制《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

就在国民党舆论“围剿”胡适的一片聒噪声中，《新月》第六号、第七号合刊上，又登载了胡适攻击国民党的檄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共同把由《新月》发起的人权运动，推向高潮。

《新月》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几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仅1930年，就有两次以“诋本党，肆行反动”为由，“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及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等。

特别要提的是，在胡适掀起人权舆论运动的波澜时，1929年6月10日，蔡元培致公开信给胡适，称《人权与约法》，“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表明这位老革命一度迷路后，重回革命阵营后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张謇之子张孝若，7月31日也致信胡适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要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人权与约法》）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

老朋友汤尔和9月29日致胡适信说：“屡见只有被惩办或训饬之消息，数年以来，未见兄言论，以为沦为老朽，非复当年，今乃知贤者之未易测度也。”

连在乡间的乡绅、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族叔江绍原都于10月13日给胡适写信表示，你“在上海多发点议论，实在比教功课更有意义和价值”。

周作人则显得审慎，多为胡适的处境凶险担心，8月30日致信胡适：“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

我们再看看受“左倾”的激进舆论影响，自诩革命作家者流的态度。他们在这么重要的人权运动中，并未协同作战，而是隔岸观火，冷嘲热讽，突放冷箭。6月6日，《白话三日刊》发表署名“依然”的文章《争自由与胡适的胡说》，说：“胡适之，你如果真心要争取自由，就必须振作从前你们提倡的‘努力’和‘干！干！干’的精神，准备肉搏冲锋。”而《醒狮周报》则点拨胡适：“专门弄弄哲学史或文学史的好……难道不怕捉将官里去而为刘君文典之续吗？”

一家要胡适赤膊上阵，一家要胡适躲进书斋，都是居心叵测。

啊，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氛围，什么样的文化心态。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境界与观念形态、文化人格，是如此矛盾复杂。胡适等一些自由主义文人发动的人权运动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但胡适们在这场人权运动中展示出的胆识和勇气，给中国人权史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带有悲壮风采的风景。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前面讲过，《新月》的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等人，欲再办一个思想性甚至政治性的刊物《平论》，虽颇尽力，最后因稿子“斤两似不很重”而夭折。胡适诸人的政论性很强，甚至给国民党重要一击的《人权与约法》《论人权》等文章，只能发表在“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新月》上。

《平论》虽不能诞生，但平社的活动却照样进行。其聚会形式，乃当时最为流行的聚餐者也。首次正式活动，为1929年4月21日，正好是星期天，是在班主胡适的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宅邸举行的。胡适当天的日记记曰：“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夑林、叶公超、吴泽林，共七人。”此次聚餐除了吴泽林外，都是“新月”的元老。

从胡适日记中，可知平社聚餐的情况。4月27日第二次聚餐，增加到九人，加了潘光旦、张禹九；第四次聚餐是5月11日，地点是在范园，到者胡适、徐志摩、张禹九、潘光旦、吴泽林、叶公超、罗隆基。这次活动由罗隆基讲述英国Fabian Society（费边社）历史，胡适根据罗的讲述，提请与会者各写一篇论文，总题目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个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胡适还拟定了各自研究的问题和日程，比如6月15日胡适从思想上探讨中国问题，6月22日徐志摩从文学上谈，6月29日梁实秋从道德上谈。

但问题出现了，该胡适发表从思想上探讨中国问题的那次聚餐会，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1929年6月16日胡适日记）。来者寥寥，冷冷清清，让胡适很扫兴。但胡适还是认真发言，后整理为《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保存下来。

从第一次平社聚餐，到这次聚餐至少有八次之多，约每周一次。胡适是个严谨的学者，他看不惯文人的懒散懈怠，停了半年多，才恢复活动。

1930年2月4日，平社活动重新恢复。到会者除平社成员，还有不少在沪的学者作家，还有来自武汉大学的闻一多、青岛来的宋春舫。与会者甚众，气氛热烈。

第二次聚餐活动是2月11日，在胡适家聚餐。从这次起，新的平社重要成员林语堂出现了。

胡适在这天日记中，特别提到林语堂。在讨论“民治制度”时，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胡适讲了民治制度的三大贡献后，“林语堂说，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们今日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别的皆更不能满人意，此语极有道理”。

前面，已讲了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到1929年二人争论后时近时疏，后分道扬镳的经历。现在想以《子见南子》风波，引出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渐疏时，林语堂和《奔流》又引出了一场风波。林语堂根据孔丘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历史记载，写了一出《子见南子》的独幕话剧，发表在该年由鲁迅主编的《奔流》上。据史载，南子乃春秋宋国的美女，嫁给卫灵公，深得宠幸。关于南子，《庄子·则阳》有所描述，《论语·雍也》也有褒贬。纵观南子一生，除与兄弟宋公子朝曾有私情外，并无淫荡乱纲纪的传闻，南子只是位热衷政治，没什么大奸大恶的任性而会讨男人喜欢的小女人而已。

《子见南子》，主要表现南子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精神，借古讽今，嘲笑20世纪20年代末刮起的封建复古之风。剧中对尊奉“周礼”的孔子有所揶揄。孰料1929年6月在曲阜山东第二师范演出时，当地孔子族人以“侮辱宗族”为由，向教育部提出控告。弄得热闹非凡。最后，将支持《子见南子》演出的山东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平息了风波。

由于事关《奔流》，鲁迅有《关于〈子见南子〉》一文，介绍此风波始末。文章巧妙布局，引用了控辩双方的原始资料，批驳了控方。但文章已不见鲁迅的一贯犀利，似只为《奔波》择清责任。

半载后，《子见南子》由上海大夏大学戏剧社排练公演。胡适、郁达夫等名流到场观看，以此表示对林语堂的支持。那时，林语堂还没有与鲁迅闹翻。

胡适与林语堂的交谊，最迟也始于1918年。林语堂1916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以文学学士应清华学校之邀前往任教。据林语堂晚年回忆：他是1918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当教员时见到胡适的。胡适1917年归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后回故乡绩溪与江冬秀完婚，转年回京时，林语堂与北大教师一起去前门火车站接胡适。虽然林语堂比胡适只小四岁，见胡适从车厢从容走出，却有“仰之弥高的感觉”（林语堂语）。胡适见众人热情迎接，心情大好，随口引用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回国时充满豪气的话道：“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林语堂听闻，觉得“我们的国家突然进入了汹涌的复兴波涛中”。

林语堂的回忆，让我们见到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年轻胡适，也看到林语堂对开启新文学革命运动大幕先驱者胡适的仰慕。

林语堂当时是清华学校的教员，根据校方规定，凡到清华学校任教满三年者，均可享受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奖学金的金额是八十美元，按各种条件制约，林语堂只获每月四十美元奖学金。美金很值钱，当时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一个月三十美金可享受很富足的生活。如在北京，可租四合院，雇用人和车夫。问题是他必须带新婚妻子廖翠凤一起出国，半额奖学金，显然不足以在美生活，爱惜人才的胡适知道林语堂年轻有为，前程无限，他出手相助，答应北京大学每月资助他四十美元，但条件是林语堂学成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林语堂欣然与胡适达成君子协定。

不料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不久，妻子因患病，两次住院手术，经济极为窘迫。情急之下，他只能向胡适求救。胡适又以北京大学名义汇去两千美元救急，这笔足以在北京买一处非常体面的四合院的巨款，解了林语堂的燃眉之急。

1923年初秋，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后归国的林语堂，已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回到北京后，按与胡适的约定，应到北京大学报到。首先要做的是感恩，到北京大学找校长蒋梦麟和胡适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胡适到杭州去养病，只见到校长。见林语堂不断道谢，蒋梦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特让林语堂说个明白。林语堂说完来龙去脉之后，蒋梦麟哈哈大笑，朗声道：

“适之如此爱惜人才，可敬，可敬！老弟如此真诚践诺，可敬，可敬！”

蒋梦麟告诉林语堂，胡适爱才心切，才和林语堂私下订了君子协定，那些资助的钱，包括两千美元，都是由胡适个人支付的。校方根本不知情，表示欢迎林语堂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复兴北京大学添把薪火。

待胡适回京，林语堂忙去拜望胡适，表达了他的由衷的感谢，并把钱如数奉还了胡适。愉快地到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

后来，林语堂与鲁迅交往也渐多，这并不妨碍林语堂与胡适的友谊。我们从现存的胡适和林语堂的日记和书信看，他们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和谐友情。特别是读1963年林语堂写的《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一文，可感到胡适在林语堂心目中的地位，无人能出其右。自林语堂从厦门大学辞职，定居上海后，特别是《新月》和平社的活动，是林、胡来往最多、关系最亲密的时光。

林语堂参加了平社恢复活动的第二次聚餐，是在徐志摩家。按胡适安排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程序，主讲者讲的是“伴侣结婚”，有材料说，主讲者为徐志摩，可能性不大。一是因为胡适让徐志摩讲文学，况徐的婚恋已弄得沸沸扬扬，由他讲颇为不妥，他也未必讲自己的伤心窘事。梁实秋讲是可能的。

又一次聚餐，由潘光旦讲《才丁两旺》。林语堂特请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聚餐。当时史沫特莱还没成为全中国都熟知的人物，而是在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做驻京记者，与林语堂往来密切。

从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透露了平社的几次聚餐活动的内容，文中说：“我们讨论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次胡适谈中国该走什么路，“当晚讨论的兴趣的浓厚鼓励我把这篇文字发表出来，供全国人的讨论批评”。林语堂等极表赞同。公推胡适撰写成文。

轮到林语堂在聚餐会上演讲了，他讲的题目是“制度与公性”。对此次演讲，他通读法家韩非子的著作。其日记载：“预备讲演，读韩非。”可见他是认真对待胡适交的任务，这符合他的性格。林语堂认定胡适等平社骨干的讨论“中国的现状”，“解决中国问题”的动议是积极的。他的投入其间，表明他与胡适的思想是相通的。也可证明，林语堂已成为平社的骨干。林语堂将此次演讲的讲稿整理后，发表于上海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半年后经补充写成《半部〈韩非〉治天下》，发表在《论语》杂志上。

林语堂真正“干政治”，是一次在赵元任家的聚会上，对刚从北平回沪的胡适提出的。那时，胡适正在北平筹办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干政治”的具体内容林语堂并没有说清。一个一心做学问，不太过问政治的学者，能提出“干政治”，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已不能安放一张青灯古卷的书桌了，林语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寻味之举。

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自1918年始，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适对林语堂的器重，林语堂对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的景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见和观念，铸就了他们成为没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谊。

1930年年底，胡适被迫迁居北平，去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以他为班长的平社风流云散，上海教育界和文学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少了一位堪为领袖的胡适。文学星空中也少了一颗璀璨的星斗。一些文学史家说，胡适是在革命作家的批判声中落荒而逃的。非也，那时，革命作家们正忙着“围剿”“醉眼陶然”的鲁迅呢！

1930年岁尾，郁达夫的《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原本有一篇《题辞》，其中有句话，值得玩味：

三四年来，不晓得为了什么，总觉得不得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

后来，北新书局老板怕以文字贾祸，抽去了这篇活色生香的《题辞》。为此，名流柳亚子赋诗赠郁达夫：

妇人醇酒近如何？十载狂名换苎萝。

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

《题辞》和“赠诗”，是当时革命作家的生存状态的写照，自己尚“逃亡窜匿”，“围剿”鲁迅尚力有未逮，胡适北行，另有隐情，下文将有所涉及。

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沈从文

1928年7月，沈从文到上海谋求发展。

7月30日，沈从文从天津登上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巧的是，沈从文刚提行李走进一等舱，竟与被称为“哈佛三杰”之一，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不期而遇。吴宓是利用暑假时间去杭州见他苦恋多年的毛彦文的。吴宓原配夫人陈心，是一旧式女子，二人感情难以和谐。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苦追不舍。毛彦文曾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吴宓为表爱之至诚，与陈心离婚。孰知毛彦文另有所爱，嫁到上海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寓中。熊六十六岁，毛三十三岁。自此吴宓心灰意冷，以诗抒怀：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吴宓与沈从文在“天津丸”相遇，是他们初次谋面。大沈从文八岁的吴宓，素对沈从文的写作才华极为赞赏。而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旁听时，也早就对“哈佛三杰”之吴宓心怀敬意，故二人相谈甚欢。当然，那时他们也未料到后来沈从文会从吴宓手里接过《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一职。

1928年，吴宓开始主持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那时发表的文学作品多是文言文。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遭到不少作家的批评，报馆老板也不满意。遂请来沈从文创办《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沈从文从吴宓手里接过主编职位。为办好副刊，沈从文曾邀北平知名学者、作家共商办副刊事宜。同时，沈从文还请已成为朋友的吴宓及老副刊同人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谈。吴宓老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之，诗名《偕吴雨生（吴宓）沈从文坐来今雨轩》：

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

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

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

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诗既替老友吴宓发了些停职的怨言，又写出了对沈从文另起炉灶，重建副刊的希冀。

沈从文又广结文友，邀周作人、朱自清、林徽因等优秀作家以文相助，《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北方文坛的重镇。沈从文自己，也成为“京派”文学中重要的成员。

又过几年，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认为小说是暗讽自己，心存不满。沈从文遂写《给某教授》，言辞恳切，发自肺腑。从吴宓的日记看，似未因《自杀》影响二人的友谊。日记记曰：“陪企孙至北总布胡同三号金岳霖宅，见林徽因、沈从文等多人。值陈总宴客（团体中人轮流），企孙与宓亦被邀至同和居晚宴。”

沈从文与吴宓是君子之交，并不是挚友，非因人格，只是各自所持新旧文学不同。

沈从文登上“天津丸”，准备到“海派”的腹地上海发展，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是尚未真正成为“京派”作家到“海派”去体验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从凤凰古城，带着湘西山水的浪漫、楚文化的瑰丽，还有出身行伍的苗族倔强血脉，及其传奇人生经历，二十岁的沈从文孤身一人来到北京。生活清苦、自修成才，转易多师。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既钟情于湘西山水，又瞩目于城市人生。1928年，他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以单纯的童话文本，包裹了指斥崇洋媚外在内的多种丑行，吴宓读后，印象深刻。在他与沈从文在“天津丸”偶遇时，当天的日记上写有“沈（从文）即作《阿丽思中国漫游记》之少年也”。当然书名多了个“漫”字。1927年，沈从文写了《十四夜间》，次年又作《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两篇都是讲嫖娼故事，表现的是邂逅的忏悔和痛苦，于沉沦中绽出的一种人性光辉。

沈从文到上海，是他小说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过渡期。应该说，他在1927年9月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蜜柑》，是他创作初期的成果，明显带有单纯印象式的色彩。到上海后的1928年8月10日，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号发表的短篇小说《柏子》是他的第一篇成名作。是他奏起进军中国文坛极富沈氏个性小说的第一声号角，从此，一个表现湘西世界的小说文本诞生了。

美国记者、后来因写延安而蜚声世界的埃德加·斯诺，在上海编译《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时，将沈从文的《柏子》收了进去。斯诺是具有文学眼光的，《柏子》呈现的湘西河流上吊脚楼露水夫妻生活、船夫与吊脚楼美丽女人炽烈的情欲，深深打动了生活在美国繁华都市的斯诺。吊脚楼凸现的劳动人民命运和悲欢，更让中国文学别开生面。连给中国小说赋予新气象的鲁迅，也在与斯诺谈中国小说时，谈到这位刚到上海的沈从文。

沈从文到上海，最先见到的是1927年夏天曾到北京通过丁玲介绍认识的诗人戴望舒。他与冯雪峰、姚蓬子、魏金枝等人一起晤面并宴饮。

随着丁玲、冯雪峰、胡也频等先后到上海，他与施蛰存也有了交谊，还特意为施蛰存的小说，写了一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热情且准确地肯定了施蛰存的小说创作。沈从文谈自己、议别人，都是本着艺术家探幽烛微的勇气，从不遵从道德君子的友谊情面。因此，他的直言不讳，会无意间得罪不少人。他后来与丁玲诸人的恩怨多缘于此。他有两篇文章《记丁玲》《记胡也频》，都是本着实事求是、为朋友负责的精神写的。先是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之后是丁玲从上海失踪。为了不至于忘却，沈从文写了上述两篇记录性的文字。写出真实的人生，是沈从文一生都恪守的文学准则。写老朋友，也要写出他们“最光辉的一面”和“最人性的一面”，写出多面的、复杂的、鲜活的人物。

他写《记丁玲》，从受“五四”召唤，写到北京读书，再到上海创作，展示了这个“圆脸长着大眼睛”的年轻女性作家的“美丽光辉”。同时写她和胡也频的同居和争吵，甚至不妥协而动手。经沈从文的调解，然后三人又笑着一起去下馆子、看电影，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灵与肉，包括他们的稚气和缺点。但当写到二人的革命信仰、奋斗，乃至胡也频英勇献身时，丁玲在外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沉默的微笑着”的沉着刚毅，让人动容。沈从文用白描的笔触，刻画出丁玲这位女革命者的丰满美好的灵魂。但心高气傲的丁玲，却认为沈从文在贬损她，丑化她。从此对沈从文有了芥蒂。新中国成立后，当丁玲以炙手可热的革命作家身份进京，执掌文艺权柄之后，见到这位老朋友，已经十分黯然的沈从文，竟是一脸冷漠。

在上海，沈从文有机会结识了叶圣陶、胡适、茅盾等前辈，得他们的耳提面命，创作大进，收获颇丰。从1928年10月起至1930年，沈从文在胡适和徐志摩等人主办的《新月》杂志上，就连载了《阿丽思中国游记》《阿金》《旅店》《结婚之前》等小说十数篇，上海新月书店还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和《好管闲事的人》（短篇小说集）。叶圣陶、茅盾主办的《小说月报》，相继推出了他的小说《柏子》《雨后》《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等十数篇。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旧梦》等。

1929年1月，沈从文与老朋友丁玲、胡也频创办了“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红黑创作丛书》和《人间》杂志。沈从文的小说《龙朱》《参军》《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等发表在《红黑》月刊上，小说集《龙朱》也由红黑出版社出版。而丁玲的《自杀日记》小说集却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其重要小说《韦护》，也连载在《小说月报》上。这篇作品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小说是以共产党领袖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纠葛为素材的。胡也频倒常有诗歌刊于《红黑》和《人间》。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曾与丁玲、沈从文到北京旁听北京大学的课，并在那里开始文艺活动。1924年与人合编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众文艺》，署名胡崇轩在此刊发表作品。出短篇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等，还有诗选集《也频诗选》及戏剧集《别人的幸福》等，其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不够。到了上海，先发表两部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其政治意识发生重大变化，力求以文学为革命服务。可惜政治热情并未转化为艺术魅力，党员形象概念化，甚是苍白。简单地歌颂革命，这是“左联五烈士”的创作通病。

在《也频诗选》出版时，丁玲为之作序，看得出，比起胡也频的小说，她更喜欢他的诗歌。沈从文也在后来发表的《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诗论中，认为胡也频的诗比当时走红的李金发和与鲁迅交往较多的柔石的诗，革命题旨更鲜明，社会面也广阔。

1931年，丁玲发表长篇小说《母亲》（第一部），写的是前一代女性的命运。发表后，文坛对《母亲》批评甚众，沈从文保持沉默。

鲁迅是死活看不上沈从文的。先是1925年沈从文刚艰难步入文坛，鲁迅就在7月12日《致钱玄同》之信中说：沈从文“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种种玩意儿”。八天后在《致钱玄同》中，则更轻蔑地说：

且夫“孥孥阿文”（沈从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沈从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

“”字，是鲁迅生造，而说沈从文用女人之名写信给他，又有之弟来访云云，皆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之妄语，今已大白于天下。

不错，鲁迅曾在斯诺面前提到过沈从文的《柏子》，是因《柏子》已被文坛公认，是给中国小说带来灵性的好作品。艺术标准使然。后来沈从文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缺乏“认真严肃”的态度，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之类列席”云云。

沈从文在北京、上海都生活多年，又浸于文人圈子里求发展。对这两座城市文人的生存状态是深有体验的。他文中所揭示的“文学者的态度”是属实的，况行文中也没有门派意味。但同样了解这两座城市文人生存状态的鲁迅不干了。愤然以栾廷石之名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京派”与“海派”》，批驳沈从文，文中的名句是“‘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直把“北京某先生”之沈从文，打入“官的帮闲”，鲁迅的手段真的厉害。文中又顺便嘲笑了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梅兰芳，也算旁敲侧击。

鲁迅在1935年署名隼在《文学》月刊上写《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一文，又敲打了一下写《谈谈上海的刊物》的沈从文。只因沈从文在文中批评了《太白》《文学》《人间世》等刊物“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鲁迅曾被骂为“醉眼陶然”，沈从文批评得何过之有？鲁迅还是对沈从文冷嘲热讽了一番。

鲁迅与沈从文同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们曾生活在同一时期，原本有不少机会可以谋面，不幸的是两位文化巨人一直形同陌路。一个被认为是勇于解剖自己的作家，并没有为自己的错怪有过道歉和自责，而一个被冤枉谩骂诋毁的作家，仅在《记胡也频》一文中，说“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已够宽宏大量了。从此不再说一句辩解的话，这就是当时一个小作家沈从文的人格。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力量，是作家人格的力量。当今，世界读者认同沈从文，甚至曾考虑推荐他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证明。

胡适与后辈沈从文关系融洽。一次有人说何家槐剽窃沈从文作品，胡适为还何家槐一个公道，即刻写《致沈从文》一信：

从文兄：

你是认得何家槐的。现在有人说他偷别人的作品，并且牵涉到你的名字。

附上两件，请你一看。

如果你认为何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这个世界太没有人仗义说话了。

附件你若不用，请你付邮，或还我。

匆匆，问

双安

适之　廿三.三.十三

沈从文得信，便“仗义说话”，为何家槐雪了冤。胡适对晚辈的尊重和呵护，尽在文字中，回顾他暗中资助林语堂读书，欣赏千家驹并破格推荐进社会调查所工作，他受到鲁迅不断无端攻击，非但不作回击，而且出面批评自己的爱徒苏雪林攻击鲁迅及左派文艺的“旧文字”和“恶腔调”应该“深戒”，劝她放开胸襟，“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并说“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度。

沈从文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目标闯入五花八门的文坛。他的交友，常以性情投合从善如流，并不以政治立场论亲疏，也不以文学风格和流派画线，天真而执着地行走于文学江湖。

1931年，丁玲受命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后，曾请沈从文帮忙邀请几位有创作才华的女性作家，为《北斗》撰稿。沈从文并没有被左联接纳，或说沈从文不愿意加入政治倾向鲜明的左联，但为了老朋友丁玲，他还是尽力帮忙。请了冰心、凌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为《北斗》供稿。据1989年10月，冰心与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的作者）谈起此事时，说当年是沈从文去找她为《北斗》约稿，她写了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上海的丁玲，成了《北斗》创刊号的扛鼎之作。《北斗》第二期又给了诗作《惊爱如同一阵风》。

《我劝你》是冰心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她对徐志摩与林徽因婚外恋的不认同，警告了林徽因，谴责了徐志摩。后来冰心又在与梁实秋的通信中继续表达他对徐志摩的指责：“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梁实秋《忆冰心》）

《我劝你》甫一发表，沈从文便很不自在。沈从文对冰心的说教很不以为然，便用“教婆”讥讽冰心。从中，又让我们看到沈从文也没有摆脱男性中心视野下对女性的轻蔑。在1931年11月13日他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现得很清楚。

1931年8月，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教小说习作。在上海，他的小说走上成熟的阶段，其标志是题材的开拓和塑造人物形象的丰满。《柏子》《萧萧》不仅写出湘西女性的生活形态和生命形态，更展示了社会的黑暗和悲凉的人生。

离开上海，沈从文远离了左联的发源地。小说《边城》《长河》（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沈从文的创作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矗立于中国文坛。

留下斑驳多彩身影的田汉

田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斑驳多彩的身影。

田汉因和鲁迅笔战，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另三位是周扬、夏衍、阳翰笙）之一，而被千夫所指，追悔莫及。而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和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反帝斗争中鼓舞和激励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这首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让他风光无限。

1929年，田汉写的三幕剧《名优之死》，轰动上海滩。《名优之死》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刻画了一代名优刘振声的反抗性格及其悲剧命运，有力地揭示了鬼魅横行的黑暗社会对艺人和艺术的摧残。艺术上手法洗练，风格沉郁，技巧也已趋于成熟。

剧中主角刘振声一生坦荡为人，疾恶如仇。他尊重艺术，倾注心血培养女弟子刘凤仙，使她技艺有成，但女弟子经不住有权有势的杨大爷的利诱，日渐沉于物质享受而走向堕落。刘振声痛心愤恨，勇敢地与流氓杨大爷进行斗争，揭露其丑恶行径。杨大爷率其走卒，以阴险毒辣手段，凌辱折磨，最后逼死刘振声。

田汉说，刘振声是以晚清京剧名优刘鸿声为原型的，但《名优之死》赋予他更强烈的反抗性格，通过他的悲剧，控诉黑暗的社会。

1928年，田汉离开上海艺术大学，主持《南国月刊》和南国电影剧社，当时是他创作的高潮时期。他先后创作了《江村小景》《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剧本，《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社时期最优秀、最动人心弦的代表作。

《江村小景》写兄弟二人惨死，《苏州夜话》写老画家刘叔康妻儿离散，都是以揭露军阀内战给人民带来苦难为主题；《湖上的悲剧》《南归》则是爱情悲剧，用田汉自己的话说，皆有“唯美的残梦”和“青春的伤感”（《田汉戏曲集·第四集·自序》）。

是年底至1929年底，田汉率领以南国社成员为主的话剧演出队出巡公演。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和无锡等地演出《苏州夜话》《名优之死》及被鲁迅攻讦的王尔德之《沙乐美》等反映现实的斗争和讴歌被压迫者的反抗。值得注意的是，田汉从描写爱情悲欢离合转向现实斗争，感伤情调渐被向往取代，标志其创作思想发生了转变。

田汉于1926年，与他在上海的影剧界朋友共同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比1929年8月，夏衍、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陈波儿等组成上海艺术剧社，提出“新兴戏剧”“无产阶级戏剧”等“左倾”口号，要早三年。

南国社拍摄了他改编的《到民间去》电影，也颇有影响。1927年扩大南国社范围，设文学、绘画、戏剧、音乐、电影五部，定其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的代表人物，是“五四”后早期话剧活动以及抗日爱国戏剧运动的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

田汉自幼热爱戏剧，在湖南长沙“影子戏”（皮影戏）、“木脑壳戏”（傀儡戏）和花鼓戏的长期熏陶下，度过少年时代。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后身的文社及一些鼓吹戏剧改革的戏剧社团在长沙演出，更让田汉着迷。

1916年，他从毛泽东也曾就读的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恰逢其舅父易象被派赴日本，任留学生经理员，乃于1917年随同舅父赴日本公费留学。易象者，字梅臣，早年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南社爱国诗人，后被长沙军阀赵恒惕所杀，年仅三十八岁。此事激发田汉对封建军阀的仇恨。

田汉在日本先习海军，后改学教育。在日本留学期间，酷爱文学、戏剧，想做一名戏剧家。后经宗白华介绍，结识郭沫若，三人志趣相投，书信往来甚多，后以《三叶集》结集，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

1918年夏，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次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田汉在日本东京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从此，成为少年中国学会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少年中国》1919年7月的创刊号上，田汉就发表《平凡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往后又发表了《梅雨》等诗歌，以及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日本菊池亮剧本《海之勇者》等作品。

1920年，田汉开始创作剧本，其处女作是《环珴璘与蔷薇》（环珴璘即小提琴英文Violin的音译——引者），连载于《少年中国》。

1921年，郭沫若归国筹建创造社。田汉自署“中国未来的易卜生”，也加入这一文学社团。在该社团刊物《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田汉发表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第二期上又发表独幕剧《午饭之前》。《咖啡店之一夜》写穷秀才之女白秋英被盐商之子李乾卿始乱终弃的故事，揭露了资产阶级一切以金钱、权势为中心的丑行。该剧表现了白秋英凛然不可侵犯的性格，将李乾卿给她的钞票和二人通信付之一炬。但全剧伤感的气味太过浓重，白秋英也在某些方面过于软弱。

《午饭之前》是中国最早反映工人生活、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戏剧作品。尽管缺乏浓郁的生活气息，几位工人性格不够鲜明，但工人受到资本家的欺压是真实可信的。

田汉的早期戏剧创作，对那时的中国话剧运动产生过较大影响。

田汉在日本留学，因三舅的近水楼台，每月可享受三十六元大洋的公费，后又提到四十元。1919年，二十一岁青春年少的田汉回长沙探亲，返回日本时，他带上了表妹易漱瑜东渡。次年12月，易象被杀害，田汉与表妹易漱瑜成婚，结束了他与另三位女性的感情纠葛。

1922年回国后，田汉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同时任教于大夏大学、上海大学，并与其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获虎之夜》等剧本。

经田汉等人的努力，南国社已团结了洪深、徐悲鸿、陈白尘、金焰、郑君里、廖沫沙、吴作人、张曙、塞克等一大批文学艺术界的新锐人物。

1927年，田汉与黄大琳结婚。这段姻缘是1925年其亡妻易漱瑜临终前达牵的红线。黄比易大两岁，二人是生死可托的知己。田汉与黄大琳结婚后，曾在给日本朋友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表示了一种淡淡的惆怅和无奈：

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田汉与黄大琳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便劳燕分飞。

1930年，田汉在《南国月刊》发表长达十万字的《我们自己的批判》，对自己近十年的“南国”戏剧运动作了总结和自我批判，文中清算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感伤的倾向，已觉悟到并明确提出戏剧创作者要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问题了。田汉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六幕话剧，借外国故事抒发反抗旧社会的思想情绪。被反动当局下令禁演，南国社也遭查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田汉即率南国社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田汉于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这时，田汉的文学创作也呈现了井喷态势，先后写了剧本《乱钟》《梅雨》《一九三二的月光曲》《回春之曲》等。三幕剧《回春之曲》思想艺术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写此剧时，正是抗日爱国运动再次掀起高潮之时，剧中描写华侨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们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怀着满腔爱国救国热情，回到祖国抗日。该剧除了抗日救亡主线外，还有一条高维汉与梅娘忠贞不渝的爱情附线，也感人至深。全剧充满了田汉特有的抒情气氛，有诗意弥漫。《回春之曲》反映的是群众要求抗日的高涨热情，是一曲悲壮的救亡之歌，也是一首赞美爱情之诗。

此外，田汉还创作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黄金时代》等电影剧本。他还创作了大量歌词，如《毕业歌》等。而在1934年，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谱曲，更是唱遍祖国大地，激励鼓舞中华儿女抗日反帝的斗争，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被捕，后解往南京，经徐悲鸿等营救，获保释出狱就医。他在狱中，坚强不屈，将铜板磨成五角星，以示忠贞。在狱中又有诗明志：

墙高不碍卖花声，一洛新阳面面春。

慷慨狱前辞难友，依然梦里见慈亲。

河山此日争奴主，朋辈都堪共死生。

壁上题诗君莫笑，明朝又是石头城。

田汉出狱后，被软禁两年，但毫不畏惧，继续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出狱不久，便写出反法西斯主义的《阿比西尼亚的母亲》和《洪水》两个剧本。《洪水》以洪水决堤喻示日本恶魔的侵略，发出不抗日救亡中国就将“沉到水底”的强烈呐喊。

历史人物在某一历史节点上的一些表现，往往非常复杂，它必然与时代宏观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其性格和个人当时的微观处境紧密相连，有时候，后者甚至可能起到更为根本和直接的作用。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那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大论争，自然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现在冷静相观，鲁迅与“四条汉子”的复杂关系，以及史家们为此所下的此是彼非，与漠视当事的历史人物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有关，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态度。民间所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之语，似乎可以给此次弄得天昏地暗的文字绞杀作一注脚。

据资料所示，有一次，上海的中国通日本人内山完造，设宴招待他的老乡、日本作家藤森成吉，又请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左联成员作陪。田汉性格豪爽，有了酒就更兴奋，席间他大谈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如何之莫逆。鲁迅也喜酒，有了酒也常现本色。听不耐烦，索性站起离席，小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田汉与谷崎润一郎的确关系不一般，田汉在日本留学时，受谷崎的虐恋小说影响较大。1927年，田汉重访日本时，谷崎热情地款待过他，曾有放纵的夜宴游。后来田汉回忆此夜宴时，还津津乐道：“日饮道顿，夜宿抵园，在‘酒’与‘女人’中间我忘记了一切。”

1934年夏，鲁迅在《社会月报》上发表《答曹聚仁先生信》（收在《且介亭杂文》中）。在此文中，鲁迅又有语惊四座、让人匪夷所思之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再次被人诟病。同期的《社会月报》还刊有变节的共产党员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一文，该文公开了一位革命者的名字，致二人落入国民党之手。

田汉是以一种非常手段参与此事的。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发表文章，故意把矛头指向鲁迅，称他“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想以此举逼迫《社会月报》不再继续发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鲁迅受到不白之冤，自然恼怒。一是《答曹聚仁先生信》未涉杨邨人一句，况鲁迅曾与杨邨人有过笔墨官司，素有私怨，“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纯属诬陷之辞。于是，愤怒的鲁迅便撰文斥责化名“绍伯”的田汉“化了装背后给我一刀”。鲁迅本对田汉毫无好感，自此又结怨怼。

一次，田汉在拍摄《民族生存》时，遇到车祸。上海的3月，弥漫大雾，为抢速度，田汉一行驱车赶往吴淞口海边拍外景。行驶中突然汽车刹车失灵，连翻了数个跟头，田汉被甩出到一丈多远一号车辆的车轮之下，昏迷不醒，鲜血淋漓。人们只好将他送往医院，经七个小时的抢救，才死里逃生，保住了性命。人们都说他命大。

仅因被鲁迅列入“四条汉子”，田汉在“文化大革命”时殒命，这或许是另一种宿命。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经济力量对文学介入，改革着当时上海的文坛结构。

唯美颓废小说，是由操新文学体式而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写的。

唯美颓废小说，褪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社会小说的“先锋”色彩，回落到通俗层面，是适应上海现代消费文化环境而生的。有论者说，它是接着“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而来。非也，别糟蹋“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通俗却不庸俗，不颓唐，不色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美颓废小说的肇始者，乃自命最革命的创造社元老张资平也。1928年自办乐群书店，一部一部地炮制粗制滥造的性爱小说，张资平由“五四”有成就的小说家，演化成了新市民庸俗作家。

张资平，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地质学，系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以小说《约檀河之水》登上文坛，他的《冲积期化石》议论过多，有点自传色彩，内容杂芜，结构松散，但却揭露了教会的虚伪、民国之初改革的不彻底，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是新文学运动后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

张资平归国后的早期小说，有反映留学日本生活，表现人道主义倾向的，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有写社会黑暗知识分子困苦的《白滨的灯塔》，还有的是写爱情的小说，如《梅岭之春》，表现五四运动后女性解放的生活。此类小说数量多，写得好。虽未能塑造出堪称陌生的“这一个”典型人物，毕竟写出了叛逆女性的性格，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和旧道德。其创作风格，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那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倾向有所不同。张资平的小说，多采用写实手法，注意客观描摹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从而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生存状态。在早期作家中，若论小说创作的语言顺畅，叙事描写细致，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方面，张资平算是出类拔萃者。当然他的小说因有些流于卑俗，格调不高，尤其是热衷表现性心理、性行为的色情描写，不仅使小说不堪入目，作者人格的下作也显露无遗。他的另一些小说含沙射影地攻击、丑化左翼作家，或是他与他们的恩恩怨怨所致，但后来堕落为汉奸文人，则是他丑恶灵魂使然。

1928年至1933年，他打着以自然写实主义、反映青年经济和性双重压迫的旗号，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五个短篇小说集，几乎都充斥着肉欲色情气息，而他对性爱、性恋心理的描写，应该说是对现代小说描写手段的丰富。除去小说的粗制滥造、故事雷同、色情恶俗之外，我们也应看到，他的小说对“性爱”本质的探寻，构成对人的现代认识的一部分，其意义也不能被抹杀。从这个意义上，鲁迅说张资平是“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并非完全贬义。

沈从文也是不认同张资平小说的恶俗倾向，他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说：

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

沈从文的严厉批评与张资平的“商业竞卖”是一悖论。新文学的严肃文学与堕落的商业文学并存，形成了上海文学的特质，是文学自身规律和市场选择的结果。

另一位创造社成员叶灵凤，也是一个色调复杂、社会意识弱、个人色彩强的唯美颓废派作家。

叶灵凤原在上海美专读书，毕业后，从事文学插图和书刊装帧设计工作，却以小说《女娲氏之遗孽》一举成名。他受英国唯美主义作家比亚兹莱的影响，美术方面模仿王尔德唯美主义同人杂志《黄面志》的风格，写小说也极力效仿。

如果说张资平擅写长篇小说，那叶灵凤更爱作短篇小说。其主要小说有《菊子夫人》《鸠绿媚》《红的天使》《紫丁香》等多部。他还在报刊上连载过《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和《永久的女性》三部长篇通俗小说。长篇小说大都写伤感的爱情故事，多无新意。有人认为写这些无聊的东西，徒耗精力，并无意义。叶灵凤却说，为了那些广大的喜欢读他作品的报纸读者，“我的这一点牺牲是值得的”（《未完的忏悔录·前记》）。

我们读他的短篇小说，则发现叶灵凤不仅是“通俗文学”的写手，而且是个“先锋文学”的作家。他的《浪淘沙》《鸠绿媚》等有与张资平小说相同的东西，打着批判封建道德、反对禁欲主义的旗号，行写低级“性爱”色情、挑逗性欲之实。但叶灵凤小说的幻美色调，现实、历史与梦境混合，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兼容，则是张资平小说少见的。《姊嫁之夜》《内疚》等，借鉴了弗洛伊德也是明显的。我们可以视叶灵凤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实践者之一。他的《第七号女性》《七颗心的人》等小说，用当时最现代化的文体表现现代的都市男女。比如用充满感官刺激的意象，对话的暗示性、多义性，甚至分镜头剧本直接插入的先锋文学艺术手段，描写都市生活、现代开放女性的精神状态。

叶灵凤趋时鹜新，对都市有特殊的敏感。他看到上海出现新的“族类”，于是用西方现代派表现都市人的艺术经验，丰富改造了自己的小说。如是，叶灵凤的小说有了新感觉派的色彩，又潜藏了自己小说的旧式的温婉，在上海作家群中，独具特色，高人一筹。

还有一位该派的成员，叫曾虚白。曾虚白是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之子。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于1929年到1931年，创办了《真美善》杂志。曾虚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接受西方唯美派和浪漫派的影响，自己又翻译过法国梅里美的作品。所以，《真美善》杂志所发表的作品，既有曾朴旧谴责、言情小说的遗风，又有曾虚白法国小说之风的流韵。《真美善》与张资平创办的《乐群》《絜茜》杂志周围，聚集了一批唯美派作家，其中重要的除了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外，还有林徽因、邵洵美、徐蔚南、张若谷、崔万秋等。

曾虚白父子，还开过真美善书店，后又创办《大晚报》。这为出版唯美派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平台。曾虚白的短篇小说集《德妹》，摆脱了旧文学的束缚，将视角投向男女关系里的私通、姘居题材，反映了大上海社会生活之一角。另一小说集《潜炽的心》与长篇《三棱》，加入了张资平怪戻的性爱的鼓噪，大写县官与女犯私通、父夺子妻、丈夫捉奸等变态性心理。《三棱》以书名就可看出是写多角的感情关系的作品。小说叙述嫂弟及第三者的三角的理不清的情感关系，同时渲染了道德与情感的纠葛。这其间，穿插了不少作者的议论，虽更削弱了小说的感染力，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比如，小说中作者站出来议论道：“恋爱是什么，只不过是自身利益的交换而已”，“好姻缘，是交换得到了平衡；恶姻缘，是交换失掉了重心”。揭示商业性对自由恋爱观的无情穿透。即便是在当下，商业性对恋爱、婚姻的左右仍是一重要话题。

在曾虚白的旧言情初变为新式恋爱故事的时候，他虽然是站到专注于展示性病态的张资平一边，不免同他一样浅薄，但曾虚白对当时爱情婚姻的洞悉深度，似超过了张资平。

上海还有一个唯美派社团绿社，主要成员有邵洵美和林徽因诸人。

邵洵美开办了金屋书店，出版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杂志《狮吼》《金屋》。《金屋》的编辑是章克标。章克标，浙江海宁人。他写的《文坛登龙术》是一本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因而遭到鲁迅的批评：

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登龙木拾遗》）。

《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曾发在林语堂等编的《论语》上。鲁迅写《登龙术拾遗》，意在讽刺邵洵美等人，鲁迅很看不惯邵洵美娶清末大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孙女为妻，还办什么金屋书店。故在文中用“要登文坛，须阔太也”这类语言。顺便嘲讽了由友好而交恶的林语堂，以及“女诗人”。女诗人即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他曾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其诗多抒发心中悲愁伤痛的私人情怀，一些报刊加以赞扬，唯美作家曾今可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予以推崇。

鲁迅的《登龙术拾遗》中，有这样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

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

鲁迅多次批判王尔德。不知他是否真的读过王尔德。时至今日，王尔德依然是先锋派，依然惊世骇俗。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已在中国上演，这是世界公认的王尔德“巅峰之作”。王尔德的创作的确喜欢揭露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堪的真相，但骨子里，他每每对社会的受害者给予更多的同情。“他自己就是世俗偏见和那些手拿抹布到处清洗的法西斯主义老妈子的受害者”（《跟那个声名狼藉的段子手调调情》）。

1934年，鲁迅与邵洵美从围绕“捐班”诗人和“富家婿”的争论，转向“文学谩骂”和“人言”事件展开新的笔墨交锋。

先是邵洵美于是年元月1日，在《十日谈》“新年特辑”上发表《新罪恶》，把鲁、邵间的文事纠葛公布于众，并批评鲁迅是“谩骂家”，文中还说：

把文学作品当政治论著看，这是前年从外国学来的方法；但是把秽俗的谩骂来代替真实的批评却是二十二年（1933年——引者）中国的新发明……发明家是谁？无从考据，但鲁迅乃公认的一个正统的谩骂家。鲁迅化名不一，骂场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从曾今可起一直骂到施蛰存止：金瓶梅、性史上的字眼都搬进了《自由谈》的一个方块里……所以鲁迅尽不妨提倡在文学中号立“谩骂”门类，切勿叫它批评，而铸成本人所谓的“罪恶”……

邵洵美此篇文章，说政界文坛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怪雾，文坛定也充斥着妖气。这篇文章指名道姓批评鲁迅，这在当时文坛，也并不多见。

鲁迅自然要针锋相对，1月22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漫骂》（收入《花边文学》）回击。

二人笔墨刀剑交锋，比起鲁迅的强烈表达，邵洵美的反应却颇为平淡。尤其让鲁迅恼怒的是，邵洵美对他提倡的木刻的嘲讽，对他翻译方面的轻蔑，用的是极为平静的口吻。比起太阳社、创造社诸公的粗暴简单的批评，显得老辣而深刻。

1935年6月22日，邵洵美在《人言》周刊上，发表《劝鲁迅先生》，一改嘲弄而变得颇为诚恳和无辜，所谓“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此文是也：

这种现象在文学杂志上最明显，即使是编辑同人们的互相咒骂。我不知道是否是“文如其人”的新注解，文学批评竟然变成了对个人行为的指摘，甚至造谣诽谤无所不至……譬如说鲁迅先生便总骂我“有钱”。我有没有钱已经是一个问题；即使有，那么它的来源是否如鲁迅所说的更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它和我的文章究竟有多少关系呢？鲁迅先生似乎批评我的文章不好，但始终没有说出不好在什么地方。假使我的文章不值得谈，那么，为什么总又谈着我的钱呢？鲁迅先生在文学刊物上不谈文章而谈人家的“钱”，是一种什么作用呢？这一类的文章，他写了已有一年多，我从未与他“相骂”；但是一方面他还是写个不停……为玩弄一些文字上的技巧而个人满足，倒也罢了；可是鲁迅先生不比别人，他的确有号召的力量，于是咒骂之声便洋溢乎文坛了……

鲁迅仍旧话重提，还是以讥讽嘲骂，写《文坛三户》《六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等文攻击邵洵美。纵观鲁迅批斗邵洵美的战役，最后一篇应是写于1936年9月5日的《死》（《且介亭杂文末篇》）。

鲁迅死后，邵洵美在《论语》第九十九期（1936年11月1日）的“编辑随笔”中，对死后的鲁迅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

他们似乎都把他当作是一位思想家，或所谓“时代前驱”。我以为这是对于死者有损无益的误会。我们可以用无论什么头衔加到鲁迅的顶上：诗人，小说家，翻译家，随笔家，幽默著作家，木刻收藏家；但他绝对不是个思想家。他晚年的动作和口吻，的确会使许多青年受到影响，他的谩骂式的杂感文还成为一时的风气；但他有什么独创的思想可以述说？他不过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赞赏者，（不差，他有没有摆脱布尔乔亚的劣根性？）他不过是一个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做他对青年谈话的题材的聪明人；假使他的确忠实于他的信仰，那么，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信徒，追随于红旗子后面的同路人：所谓“时代前驱”，假使加到他身上去，是无知，是欺骗，对于死者更是一种侮辱。

同时，他的笔法刻薄，气量小。所以称他为“小说家”也不适当。小说要是太夸张了，便失掉了它的人生价值。他写出来的故事也许是很好的文章，但在小说上的地位不够重要。

对鲁迅最大的恭维，莫如称他为“讽刺文学家”。在“讽刺”方面他的确有不少成绩：他的小说是对于人生的讽刺，他的收藏木刻是对于艺术界的讽刺；他的批评文也不过是讽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信仰也无非是对于思想界的讽刺。他永久带着一张生青碧绿的脸……

笔者不厌其烦地抄录了邵洵美这篇文章，实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读者了解当时文坛对鲁迅评价的多元化。

在这里，我们还想对1945年10月5日在《时代文艺》第二期发表《鲁迅的诗及其他》的作者究竟是谁，发表些不同看法。

有人据邵洵美曾用笔名“郭明”发表过作品，于是对署名郭明的此文，判定为邵洵美是《鲁迅的诗及其他》的作者。

细读此文，实为一篇盛赞鲁迅功绩的文章。首先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进行简要的分析，对鲁迅诗歌创作也有独到的见解和推崇。这与邵洵美对鲁迅的评价相去甚远。邵洵美怎么会突然冰释前嫌，化解与鲁迅多年的恩恩怨怨，缺乏逻辑性。

查《丁景唐八十纪年》一文，有“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又与郭明、陈给、董乐山、董鼎山等支持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张朝杰创办《时代文艺》”之记。证明此郭明非彼郭明。郭明，另有其人。

《郭锡洪与上海滑稽剧团》记有：

郭明，革命烈士（1921—1950），原名郭锡洪……1938年在（上海）青年会中学读高中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1939年参加共产党。1940年考入之江大学。

文学史忘记把邵洵美的《自由谭》写进去。

邵洵美与钱锺书同属“《天下》那班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和正直文人。邵洵美办书店，出期刊、写文章（多达五百多篇［部］），据钱锺书夫人杨绛回忆，邵洵美“字写得好”，“身穿淡颜色的长衫，小胡子，很秀气”。

1937年，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爆发。次年，邵洵美创办《自由谭》月刊，成为孤岛文人们在沦陷时期生活和战斗的文学阵地，它记载了以邵洵美为代表的文化人在孤岛时期的战斗生活。

邵洵美在《自由谭》创刊号上，以都仁笔名发表三篇宣言式的文章，呼吁孤岛作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很快，邵洵美的呼吁得到了回应。《自由谭》发表了在香港的徐迟写的《旅港文化人新闻片第一号》，报告在港文人新闻战线的抗战努力：金克木编辑《立报》国际版，戴望舒、穆时英编辑《星岛日报》，翻译国际电信等。

《自由谭》的撰稿者，多为邵洵美的熟人，如徐、章克标等，刊物所载的文学作品，多为反映抗战的纪实作品：战火破坏、离乱之苦、敌人暴行、汉奸罪恶，抗日将士的英雄壮举，既写侵略战争苦难，又表现抗战必胜信心。

邵洵美自己创作了长篇纪实《一年在上海》，记叙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大战以来，他在上海的生活困境及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既有战争图景，又有民众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显示了邵洵美个人的人格精神、品质操守。

孤岛时期，邵洵美避难法租界。生活拮据，却拒绝已成为伪税务局局长的弟弟的帮助，并晓以做人要有骨气和民族气节的大义。自己卖文为生，养家糊口；坚持出版，宣传民族精神。

唯美派之邵洵美，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证明文学流派只是创作方法和风格的选择。曾自诩革命作家的张资平，当了汉奸，而被鲁迅嘲弄批判的唯美派作家却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等人的唯美颓废派“性爱小说”，是顺应大都会上海这个现代爱情“试验场”初步形成的文化需求而生的。五四运动，冲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并不彻底，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袭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婚姻观念，再一次遭到破坏。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作家把自由的爱情、婚姻，自由性观念，看成是反社会、反封建、反潮流的使命，付以文学创作实践的。左翼的蒋光赤风行一时的“革命加恋爱”的主人公享受性爱的同时，又深感有负革命，于是便产生灵与肉的冲突。这种创作模式，也是此刻产生的。

唯美颓废派的“性爱小说”，与左翼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无论是放纵地表现性欲，还是玩什么灵肉冲突把戏，都是有悖于文学要本质地反映生活和复杂人性这一基本原则的。“革命加恋爱”因违背人性，故香火已断，而唯美颓废派，太专注于性而非反人性，所以唯美主义的小说流派，仍在绵延。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1928年，《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有一篇文章《文人手淫》，是郁达夫写梁实秋的。语言激烈恶毒，几近谩骂。《语丝》已由鲁迅、柔石编辑，鲁迅素与梁实秋有隙，这就使此文案意味深长。

梁实秋与大他七岁的郁达夫第一次会面，是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梁实秋利用暑假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时，顺便去看创造社的人。他见到了郭沫若、成仿吾还有郁达夫等人。他在《清华八年》一文，记载了此次晤面：

我惊讶的不是他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那时的梁实秋，还在“水木清华”校园里读书，尚未去美国科罗拉大学和哈佛大学读英美文学批评。当时梁实秋受新文学运动影响，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与闻一多、朱湘等同窗组织了“清华文学社”，担任《清华周刊》的文艺编辑。因发表不少词丽的新诗和独具慧眼的诗评，还和闻一多合作出版了一本《冬夜草儿评论》，而受到郭沫若的赞赏，梁实秋便与创造社建立了联系。梁实秋不少诗作发表在《创造》上。

一次郁达夫到北京，找到梁实秋，提出要访圆明园遗址。出清华校门口不远，即圆明园遗址。梁实秋引导郁达夫游了废园。但接下来要求带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四等窑子，让梁实秋惊骇得目瞪口呆。梁实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况那时他还是个不懂风尘的年轻学子。拂了郁达夫的面，并从此在心里扎起与创造社成员的心理藩篱，太自然不过。郁达夫是个坦白的人，从不隐晦自己的放荡和堕落，连他自己也说，“民国十三四年，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志摩在回忆里》）。问题是，从此郁达夫便对梁实秋心怀怨恨，埋下仇视的种子。二人由文友变成了宿敌。郁达夫写《文人手淫》便是这种状态的产物。梁实秋当然也多次反击，著文揭其灵魂。

郁达夫虽生活上放荡不羁，其私德一直被人诟病，但他并不隐瞒这一切。仅从他自己公开发表的1927年1月1日至31日的《村居日记》里，即可窥见他既从事革命工作且努力创作，又酗酒，沉迷淫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真是让人看到人性的矛盾和复杂。再联想他们高举着崇高的革命旗帜并以革命的名义，堂皇而义正词严地批判鲁迅、胡适，是悖论还是反讽，凭君自判。

在创造社里，郁达夫是最有成就、作品数量最多并开创浪漫抒情流派的小说家。他1913年随长兄赴日本，五年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始涉猎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留学间受日本人歧视的屈辱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影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这些经历和思想状态，在他后来的小说里，都得到了表现。

郁达夫在日本与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共同筹建创造社，是1921年的事。次年回国，到安徽、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创作和协办创造社。他的有影响的小说《沉沦》，写的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渴望得到友谊和爱情，却遭到了冷遇和鄙视而走向沉沦的故事。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状态，故小说在一些年轻读者中曾引起共鸣。《沉沦》的故事是悲剧性的，其间主人公的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祖国当作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正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心声。

郁达夫崇尚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法朗士的主张，其实是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规律，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郁达夫许多小说都运用抒情笔调，大胆自我暴露和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作为创作手法，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太多地展示露骨的性欲、下作的嫖妓吸毒等人性丑陋，并不作必要的批判，将之视为苦闷之必然加以渲染，则有悖于文学的审美和道德准则。

郭沫若在他的《论郁达夫》里评价说：

他的清新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论郁达夫》，反封建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五四”精神中的个性解放，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责任，他们是继承下来了，但他们对精神立场及道德的自治却忽略了。所以，才有郁达夫的人格萎缩，才有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时，关于知识分子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人格建构这方面的缺失。他是沉浸新时代的自恋中，站在西方语境下，观照郁达夫“自我暴露”，所以失去了道德和自省的力量。

当然，郁达夫的小说并不都有自恋、自甘堕落的倾向。《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一个穷困潦倒、精神空虚的文化人，与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灵魂干净、性格坚强的女工苦度生涯的故事，让人看见美好的灵魂和朴素的反抗精神；《薄奠》表现一个善良的人力车夫怀有极简单的愿望却最后失望乃至死亡的悲惨命运。尽管不像郁达夫自己所说，这些小说“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达夫自选集·自序》），但小说已有严肃的社会图景，小说人物也日渐丰富。

1927年到上海后的作品，皆可视为“自我小说”，极具私人化，多表现性苦闷、性的变态心理和行为。有人认为郁达夫是把这当成社会问题来写的，莫若说，郁达夫的“自我小说”，自然主义地表现自己的苦闷与现实冲突，却没有自我救赎，在客观上反映了生活的部分形态。

直到1932年创作的小说《迟桂花》，才标志着郁达夫的小说走向成熟，无论刻画人物，还是叙事抒情都显得自然从容，甚或包孕着生命的诗意，让人们看到郁达夫从审丑转向审美的变化。

人们一直不理解，鲁迅为什么与政治上曲折反复、文学上颓唐的郁达夫走得很近，以至力推他参加左联。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这样解答了这个问题：“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

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辗转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积极投入到当地华侨抗日斗争之中。他主编抗日刊物，还当过日本占领军的翻译，暗中保护抗日力量，1945年被日寇杀害。抗日让他完成了一个颓唐作家的自我救赎而成为革命烈士。

梁实秋出身旧式官僚家庭，从小受书香之气的熏陶，浸淫于古典文化的文化氛围之中。富裕和书香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有一种贵族气，对现存的经济制度、阶级秩序，缺乏政治变革的要求，使整个人生观呈现一种比较保守、温和、传统的色调，并贯穿了他的一生。当然，正值青春勃发的时候，受到滚滚而来携带现代思潮的“五四”精神影响，他并没有躲在书卷盈室的书房里，而是兴奋地呼吸着新文学运动的时代气息，加入新时代的行列。

1915年，梁实秋以天津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开始八年的清华求学生涯。1921年，他与顾一樵（顾毓琇）等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改为“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为社员。不久，他又参与《清华周刊》编辑工作，并成为《文艺增刊》的主编。其文学批评初露锋芒。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

梁实秋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曾遭到教他的国文老师的痛骂，因多喝了几杯老酒，这位叫徐镜澄的失意的前清举人，晃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了作文题的前两个字，一个学生性急，便问：“这题目怎么讲？”先生勃然大怒，滔滔不绝地吼了一通。梁实秋看不惯就站起来替学生分辩了几句。前清举人竟骂道：“梁实秋，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看到底。”以梁实秋的辩才，他是可以回几句给老师的，但他知道不该与师长顶撞，就低头不语。老师酒醒之后，知道自己失态。从此给梁实秋批改作文特别认真，使他受益匪浅，而他勇于为同学仗义执言，受到同窗的好评。

与清华的《清华周刊》相对应，燕京大学也有《燕京季刊》，冰心是该刊的编辑之一。但两人当时并不认识。他们结为要好的朋友是后来的事。他们第一次见面，却都很尴尬。冰心曾在《晨报副刊》发表诗歌《繁星》，在大学校园风靡一时，梁实秋写了一篇诗评《繁星与春水》，批评冰心这首诗理智多于情感，只是受泰戈尔影响下的一首冷隽的小诗。不久，梁实秋就留学美国。不料，梁实秋与冰心在驶向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不期而遇。经人介绍，梁、冰才知道对方是谁。梁实秋问冰心：

“您到美国修什么？”

冰心说：“文学。请问您修什么？”

梁实秋道：“文学批评。”

旁边了解冰心小诗《繁星》发表后受到梁实秋批评的人，听罢他们二人的简短、矜持的对话，不禁哑然失笑。旅途是漫长而枯燥的，冰心又写了《纸船》《乡愁》等诗，二人已可相互切磋。到了美国后，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9月，梁实秋抵美，办了手续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与梁实秋固有的古典主义相融合，形成了他的以人性论为底色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核心。

1926年归国，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后回到上海，参加胡适、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社。

1927年，梁实秋为避北伐兵乱，从南京到上海主编《时事新报·青光》。以“秋郎”笔名发表百余篇小品。这些小品多取材上海大都市生活，揭示上海社会的某些痼疾。其文道古说今，谈人论事，在幽默诙谐中含蕴讽刺，又在揶揄中透露出几分亲切和温暖。

与梁实秋的小品相反，上海滩不少小报，歧视外乡人，搞低级趣味，充斥着小市民不良意识。比如某小报登了一篇《乡下人到上海》，连载多日，丑化乡下人初到十里洋场闹出的种种笑话。梁实秋针锋相对，写了一篇《上海人到纽约》，杜撰了上海人到灯红醉绿的美国纽约的种种丑事，每天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上刊载。以梁实秋老道而幽默的文笔，《乡下人到上海》自然处于下风，不得已，只好偃旗息鼓。见状，梁实秋的《上海人到纽约》也鸣锣收兵。这种以丑治丑的意气用事，不值得提倡，但梁实秋的偶然的疾恶如仇，让人看到他性格的另一面。

梁实秋的笔名“秋郎”，曾在上海滩为人所熟悉。其来历也有些趣味。他在美留学时，一群中国留学生欲排演传统剧目《琵琶记》招待外国师友。该剧由顾一樵编剧，梁实秋译成英文。女主角宰相之女，由在威斯利女子学院求学的冰心饰演，冰心的同学谢文秋扮演赵五娘。男主角蔡中郎众人争演，编剧顾一樵独选梁实秋。剧中宰相女看上蔡中郎，而蔡中郎却有意于赵五娘。演戏过于投入，有时男女主角间难免孟浪。后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订婚。宴会上，冰心对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从此，梁实秋就以“秋郎”为笔名。

1927年11月，他在《复旦旬刊》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因鲁迅认为该文有一种明显的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傲然态度，立即著文予以驳击。于是双方发生了论战。接着梁实秋在《新月》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提出“革命文学”首创者“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错误在“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他坚持“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于是创造社、太阳社放弃对鲁迅的批判，转而与鲁迅站在同一立场，开始大规模地批判“新月派”和梁实秋。这场论战表现了自由主义文人与鲁迅代表的左翼文坛之间在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上的分歧与对立。同时，国民党当局也查封了《新月》。反映了当时中国严峻复杂的社会政治形势。

梁实秋因不堪“沪上的尘嚣”，便与闻一多一起到风景美丽、风清气爽的青岛，去当青岛大学的教授去了。

梁实秋是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一生还从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从二十岁始，到七十岁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熬去他一生的心血。有时痔疮犯了总是在椅子上流一摊血，夫人不断给他换棉垫。他还自己主编了一部《远东英汉大辞典》，收入了八万多词条。

季羡林与梁实秋的关系特别好。在季羡林为选择学什么而犹豫的时候，梁实秋建议他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梁实秋在学术上器重季羡林。

梁实秋在国外思念祖国，拒绝朋友劝他入美国籍的好意，死时一身中式长袍马褂，其爱国之心，可昭日月。

在台湾，梁实秋与鲁迅的后代相处，亲如一家，那些纷纷扰扰、争争吵吵早已化为历史烟云。想起鲁迅那死了也不饶恕别人的决绝，让人深思并不得不重新审视鲁迅。

徐志摩轻盈、潇洒的诗和复杂的感情世界

徐志摩于民国十五年（1926）岁尾到上海。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11月11日乘飞机由南京飞往北平途中遇难身亡，他在上海住了五年。

离北京之前，他曾致信周作人，说令兄鲁迅与陈源的“闲话”之争，“有从此结束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又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恐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

徐志摩给周作人写了信，劝鲁迅与陈源停止徒耗精力的“闲话”之争三天之后，也曾被鲁迅拖入“闲话”之争中挖苦嘲讽的李四光致信徐志摩，支持徐志摩关于停止“闲话”之争的倡议。徐志摩在《晨报副刊》登载李四光之信，同时发表自己致李四光的公开信，信的结尾说：“再声明一句，本刊此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学。”徐志摩是个灵魂坦荡的诗人。

查《鲁迅全集》卷十一，1927年7月27日《致江绍原》、9月19日《致章廷谦》两封信中，鲁迅仍在攻击从未“还口”且已示好的徐志摩，徐志摩仍旧未反击。

5月24日，胡适公开写信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为他们八九个月来的笔战进行调解，呼吁双方消除误解、冷酷与不容忍，放开胸怀朝前走。胡适在信中，毫不计较鲁迅对他的攻讦，也如徐志摩从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知道，文人间的无谓争斗，徒伤感情，且耗精力。如果研究鲁迅与陈源的“闲话”之争，并无什么原则的分歧，比如鲁迅对李四光的嘲讽，就多有意气用事之嫌。

就在徐志摩向鲁迅示好不久，他在9月9日，作题名为“一个态度及案语”一文，为胡适来信的按语，刊于同月11日的《晨报副刊》，胡适来信提出了反对一切“党化教育”的主张。矛头直指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治。这比一直热衷于文人打笔墨官司的鲁迅，眼界、心胸要开阔得多。

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郭泰祺提议胡适为上海市宣传部主任，徐志摩为副主任。其时，毛泽东、郭沫若、茅盾等都在国民党内任职。但胡适和徐志摩更关心重建《新月》，予以重建。胡适、徐志摩、邵洵美、潘光旦、闻一多、余上沅共同筹建的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书店的股本约两千元，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由胡适出任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

《新月》月刊1928年3月创刊，1933年6月停刊。先后负责编辑工作的，主要是徐志摩，还有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人。此外，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邵洵美等人还于1931年编辑出版《诗刊》四期。从新月书店和《新月》发表的大量文章看，内容广泛，文学占的分量不大，但这不影响“新月”作为一个流派在文学界的影响和作用。内容上受胡适影响，风格上有徐志摩的痕迹，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态度。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建立独裁的南京政府之后，《新月》的光和“人权”之火，让新月派大放光芒。

无论是新月社还是新月派，最重要的成员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的崛起和失落，徐志摩都与新月派的兴衰联系一起。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一个富商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在上海、天津、北京几所大学就读。1918年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后，于1920年又转到英国剑桥大学修经济专业，并开始写诗。两年后，回国继续写诗与从事翻译工作。曾在北京主持《晨报副刊》等报刊。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所大学执教。1931年11月乘飞机离南京赴北平，在济南上空失事遇难，年仅三十五岁。

徐志摩是新月派诗歌主要代表人物，也是那个时代诗歌的高峰。

徐志摩的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等。

《志摩的诗》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自费出版，聚珍仿宋线装本，甚是精美典雅。收入1922年至1925年创作的诗五十五首。徐志摩到上海后的1928年出版之《志摩的诗》，已成普通版本，删去十四首。这本诗集抒发了诗人怀着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又被五四运动激发的爱国热情，基调是积极的。其中尚有不少写现实生活的诗章，对于受难的民族，倾诉着殷切的希望。

《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三个集子，是由新月书店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封面为翡冷翠即佛罗伦萨的维基乌大桥的一景。此诗刚编成，徐志摩曾给闻一多看，闻认为：“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徐志摩在《猛虎集·序言》中说：《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诗集出版后，反响很好。徐志摩心情也大好，他与陆小曼在上海夏令匹克戏院同台演杂剧《玉堂春》，徐志摩饰蓝袍，扮相风雅，唱腔婉转。那时，从徐志摩的诗中，虽仍然可以看到现实生活，比如写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等，但他诗中流动的天地明显狭窄了。可喜的是他早时清新的诗风，依然轻拂着，让人看到一种安宁、幻美和纯情。如1928年11月所写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

河畔的青柳、波光滟影、软泥青荇、榆荫潭水，康桥的景物都蒙上了诗人对母校剑桥的离愁别绪，变得柔美而伤感。《再别康桥》与四年前写的《沙扬娜拉》一诗，相映成趣，写人、造景、抒情浑然一体。《再别康桥》风靡诗坛，成为人们在各种场合争相咏叹的名诗。

徐志摩，还擅长写爱情诗。他的情诗如同他自己对爱的追寻与执着，诗里寓有对林徽因、陆小曼的爱情倾诉。

徐志摩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学者，只是一位诗风清闲典丽且平和的诗人，他的思想“杂”是有名的，“变”也是明显的，他的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远不如他的艺术气质和感受。他的诗作的神韵，不仅对新月派诗人，对当时所有诗人都产生了影响。他的诗轻盈、洒脱，有温柔的诗情，还有不事雕琢却甚为精致的诗形。不管过去、现在、将来的褒贬如何，你必须承认，徐志摩的诗让中国诗歌呈现了一种新的气韵。

徐志摩的散文也写得很有特色。从他的散文集《自剖》《落叶》《巴黎的鳞爪》中，可读出他思想的驳杂和波动。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更多的是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还有不少关于艺术的探讨和评论，都表现了很强的艺术个性。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却并不要求反抗；他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却对革命运动缺乏认识；他读了胡适关于苏俄改天换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文章和书信，曾表示赞颂，但后来又予以诋毁。徐志摩所执着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想：自由、民主、人道。尽管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他的政治理想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但他始终不放弃。

徐志摩常常把诗与散文融为一体，有哲理性思考，又有浓郁的诗性，是一种诗化的散文，又是散文的诗化。诚如赵家璧在《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一文中说，这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

徐志摩与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陈源、闻一多、郁达夫、梁实秋等名流有很亲密的交谊。如1924年年底，梁启超曾集宋词联赠徐志摩：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说：“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表示出志摩的性格。”那年徐志摩二十八岁，正值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诗情激昂、风流倜傥的岁月。

君子之交，不仅重友情，还讲道义。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上，以及是年阴历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陆在北海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的结婚大礼上，作为老师的梁启超，都对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给予很严厉的批评甚至责骂，令满堂亲友目瞪口呆。梁启超的证婚词是：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梁氏的证婚词不胫而走。但据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从别人那里得知，梁启超这样做，在婚礼前，已事先与徐志摩打过招呼，可视为一场两人演的双簧。梁实秋所闻的真伪，已无法考证。梁启超的责骂，看似不近人情，但对弟子背叛贤淑稳重、相夫教子的结发妻子张幼仪，去热恋年轻美貌的林徽因，接着又去追求王赓之妻陆小曼等轻浮、任性不端的行为，真诚地规劝和训斥，可视为是对弟子的变相保护，也不为过。

说徐志摩用情不专，也似乎不完全对。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并未被徐父徐母完全认可，徐志摩却专心呵护陆小曼。后因病陆小曼变得娇慵、懒惰、任性，又迷恋奢靡生活，白天无所事事，晚上听戏、跳舞、打牌，徐志摩为讨其欢喜，一味迁就。奢侈生活是需要金钱的，徐志摩的父亲与他们已断绝经济支持，徐志摩不得不同时到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去任教，课余还要赶写诗文，赚取稿酬，以支撑陆小曼花天酒地的生活。1930年，为了赚更多的钱，徐志摩又到南京大学任教，兼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沪宁两地劳苦奔波。又后来，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以挣钱养陆小曼。仅1931年上半年，徐就往返京沪八次，当时，普通人年薪五块大洋即可维持生计，而徐志摩一年收入一千多块大洋，仍满足不了陆小曼的挥霍。徐志摩毫无怨言，而任劳任怨。你不能不说徐志摩对陆小曼是悉心呵护、用情专一的。

徐志摩毕竟是情感丰富复杂的情圣。为了到北平听他曾疯狂追逐的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行的中国建筑艺术演讲会，徐志摩提前一天，于1931年11月19日晨，搭乘张学良的专机，免费从南京北上。不料飞机抵达济南时，大雾弥漫，撞上开山，为他钟情一生的女人而死。这也是别样的殉情吧。

徐志摩不长的一生，与张幼仪、林徽因、凌淑华、陆小曼、韩湘眉等有过感情纠葛。文学家董鼎山在一篇文中说，徐志摩还与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布克夫人即赛珍珠有一段罗曼史。董鼎山说：“于一九二八年徐志摩再度到英国后告一段落。”并告诉对此“艳事”有兴趣的人，“可以读赛珍珠于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小说《北京来书》，此书近乎是自传体，映射她与徐志摩的关系经过。”

《北京来书》果然提到徐志摩：

有一个年轻漂亮的诗人，他才华横溢……我们这位“中国的雪莱”年纪轻轻就死了。我为此深感悲哀，因为他很有能力，如果能摆脱雪莱的影响，他也许会找到我的。

《北京来书》写的是一对异族青年勇敢冲破偏见而相爱的故事。怎么读都很难觅到徐志摩与赛珍珠相爱的踪影，董先生所谓二人“艳事”，怕只是揣测而已。

不错，泰戈尔1924年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一直陪其左右，他们曾到南京。赛珍珠也确实在南京金陵大学教书。而且《赛珍珠：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女人》一书中提到，赛珍珠在1924年为报复丈夫布克，曾找过一个中国情人，说是徐志摩。

这里有个致命的漏洞是，泰戈尔访华是4月。赛珍珠秋天之前就与丈夫回美国了。这么短的时间，北京南京又相隔遥远，他们哪里有时间谈情说爱？事实是这段时间徐志摩正在与陆小曼热恋，岂能一心二用？

徐志摩在玛瑙谷的墓地连同胡适题写的“诗人徐志摩”的墓碑，因战乱而荡然无存后，徐志摩的老父徐申如，请徐志摩生前的红颜知己凌叔华为徐志摩重题碑文，闺秀派才女凌叔华欣然允诺，遂写“冷月照诗魂”五字，刻于墓碑之上。显然此碑文是从《红楼梦》“冷月葬花魂”脱出来的，既赞徐之灵魂高洁，又以林黛玉自况，极见高妙。可惜，这石碑在动乱中被毁而不知所终。徐志摩背叛了妻子，给她留下了无尽的痛苦，但是徐志摩曾经的小舅子张禹九，却一直深爱着曾经的姐夫徐志摩。晚年，他叮嘱正在愤懑地写《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的孙女，“对徐志摩要忠厚些”。张禹九在临终前写遗嘱时，要家人在他的葬礼上，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啊，世上有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2009年7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校园里，矗立起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石碑，上面刻着《再别康桥》。在世人纷纷评说徐志摩时，他的诗却在宁静的异国他乡，被人传诵。

第四章　民国十九年（1930）

新月派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是年，《新月》和胡适们掀起的人权运动，仍波涛汹涌。

1月，新月书店出版《人权论集》，收录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发表的批判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文章。胡适在序言中写道：“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有人称，“自梁任公以后，胡先生首屈一指，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

不久，《人权论集》遭查禁，《新月》第六期、第七期合刊，也被国民党中宣部秘密没收，焚毁。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光华大学解聘罗隆基教授职务。

3月，郁达夫、鲁迅等五十一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针对国民党“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的现状，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不久，国民党秘密逮捕盟员，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无疾而终。

其实，鲁迅原是不同意搞自由运动大同盟的。鲁迅在其日记中说：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

自由运动大同盟是李立三“左倾”路线下的产物，又无重要的檄文支撑，只喊喊口号，发发传单，草草收场是合乎逻辑的。李立三甚至约见鲁迅，“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苏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影响下建立的，后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1936年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左联自动解散。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田汉、钱杏邨（阿英）、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并通过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要点等事宜。

国民党查禁书报，迫害进步知识分子，作家们争言论自由，依旧是这年的话题，用柳亚子赠郁达夫的诗句“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来概括，极为贴切。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酝酿于1929年秋，翌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至1936年春，得共产国际的指示自动解散，存在了七年。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四川路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推选鲁迅、阿英、沈端先三人为主席团成员，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潘漠华代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致祝词。

大会通过表决，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大会选举了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常委。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鲁迅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已参加左联的不少人那种“不明白革命的实践情形”盲目乐观的幼稚态度。并对已经出现的某些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也提出警告和批评，主张左翼作家文学的联合战线，应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目的都在工农大众”。

有人说“革命文学论争的直接结果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形成”是不合逻辑的。创造社、太阳社那样气势汹汹地“围剿”鲁迅、茅盾，没几天就成了战友，未免过于戏剧化。真正能促成他们坐在一起的，是共产党做的大量工作。共产党已清楚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瞿秋白、冯雪峰就肩负着这个使命到上海工作，于是上海的左翼文艺才有了新的面貌。

左联还加入了由苏联控制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因此，左联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政治实践性很强的文学团体，同时还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比如，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苏联召开大会，正式认可并推行“拉普”提出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也成为左联法定的创作方法。

因为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左联由“左倾”机会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人们难于冷静深入地探讨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机械地推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必然导致大量作家的抵制。胡秋原挺身而出，他在《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说：“我们固然不否认文艺与政治意识之结合，但是……那种政治主张不可主观地过剩，破坏了艺术之形式，因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胡秋原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苏汶也在《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如果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就必然地从所表现的生活的错误和矛盾中引出另外正确的生活结论来”。因此，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现在来看，胡秋原等人对左翼文学因盲目引进苏俄文学观念，造成文学图解政治的倾向的批评，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左联岂能容忍这种声音，于是一场“围剿”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认真研究左翼文艺批评家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对政治性、世界观和立场等问题都很敏感，他们只能从政治角度批判胡秋原、苏汶等的“文艺自由论”及所谓的“第三种文学”论。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左联批评家不能容忍别人批评左翼文学的“政治性”，“限制了个人创作自由”。这场论争就成了政治斗争，而离开了文学本身。显得气势很大，却苍白无力。

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中，坚持文艺“都是煽动和宣传”，甚至把文艺看作“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其观念虽违背马克思文艺观，却很有代表性。

茅盾在1982年发表的《〈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通过与‘第三种人’的这场论争，也是暴露了左翼文艺批评界的贫弱。”

如果要说左联的贡献，那就是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1928年年底开始在上海印行的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翌年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共八册），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到1932年至1933年间瞿秋白系统地从俄文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拉法格等人的文论，这方面译介越来越系统和注重经典原著，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研究分析文艺问题，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先锋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潮流。当然也出现了创造社、太阳社利用一知半解的“马列主义”标榜自己，打击别人的幼稚可笑的坏风气。但在左联开展的两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因时代的局限及对马列主义认识的局限，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事批评，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绩和影响。

而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地区，文学、演义、唱本、壁报文学在内的各种大众文学却较活跃和繁荣。

还有一点应得以澄清，说左联培育出了丁玲、张天翼、胡也频、艾芜、陈白尘、周而复、徐懋庸、聂绀弩等人，并不是事实，起码是不准确的。

丁玲的成名作《梦珂》《莎菲女士日记》发表在1927年的《小说月报》，胡也频的长篇《到莫斯科去》写于1929年，张天翼给读者“一个新鲜气息”的小说《三天半的梦》发表于1929年4月。艾芜虽参加左联，但身在上海之外，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经左翼文学阵营营救出狱，他的成名作《南行记》写于1935年。与其说是左翼文学培养了他们，莫若说，这些人是左联的骨干，是左翼文学的中坚。

左翼文艺运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是世界范围的政治性超越文艺性的运动。因其宗旨超越了文艺范畴，有马克思反对的输出革命的味道，其影响可想而知。但在中国，因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尽管受到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干扰，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并为我党培养了革命文艺队伍。

瞿秋白指导左联文艺工作的时候，茅盾曾与他讨论过左联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认为“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我走过的道路》）。冯雪峰也在《冯雪峰谈左联》（与其子冯夏雄合著）中说：

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我们自己，常常把左联当作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而忽视了它应该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

鉴于上述情况，左翼作家拿不出像样的文学作品，左联的文苑有些荒芜。对此，茅盾、鲁迅、冯雪峰等人共同商议，把文学创作提高到重要地位，按文学规律创作，争取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他们决定再创一个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左翼文学刊物。经研究认为，丁玲是左翼作家中文学创作最为活跃，文学性也最强，又不是标榜革命的作家，用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记忆》一文的话，“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于是合乎情理地被任命为《北斗》的主编。

《北斗》自1931年9月创刊至次年7月被查封，共出版两卷八期。虽然时间不长，但《北斗》为纠正左联的“左倾”，繁荣左翼作家文艺创作起到积极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左翼的期刊《北斗》，除了发表鲁迅、茅盾、瞿秋白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还令人瞩目地刊登了冰心、林徽因、沈从文、叶圣陶、邵洵美等人的作品，开创了团结广大作家繁荣南北文坛的新趋向、新局面。

丁玲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又有卓越的编辑和组稿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有宏阔的心胸和个人魅力。颜雄的《丁玲说〈北斗〉》一文中，引用了丁玲的话说：

《北斗》杂志就是要不求一律嘛。他们是我的朋友，同情支持我，我办刊物向他们拉稿，有求必应……凡是约稿，不管出了题目的和没出题目的，都没有任何规定，听作者写去。当时口头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悉听尊便。拿到稿子以后，我看一遍就发。

从丁玲的这段话，可见她尊重文学规律、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当时曾被左联视为对立面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都被丁玲的办刊思想感动，帮她拉来了冰心、林徽因等名家的稿件。

丁玲主编的《北斗》，一扫过去的文学阴霾，给左联文化运动带来了全新的生机勃勃的气象，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评价《北斗》：

是左联为扩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办的第一个刊物，或第一次重大的努力。

鲁迅、茅盾在1934年编选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对《北斗》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执笔者除了左联的作家外，也有“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这是和以前《拓荒者》等不同的地方。以前《拓荒者》对于“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是取了关门的姿态，而《北斗》则是诱导的态度。

此说是符合事实的，但“诱导”则语焉不详。后来，有人利用“诱导”一词大做文章。说《北斗》发表沈从文等人的文章，是为应付国民党的检查，有目的地策划安排将《北斗》抹上“灰色”。如此轻视非左翼作家和他们的文学价值，让人误判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生态，似乎左翼作家与非左翼作家之间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合作。

我们应该尊重《北斗》的历史，它证明左联的鲁迅、茅盾等作家，是一直在努力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

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步形成，瞿秋白不能不提，尽管他的文学观念“左倾”，但他是左联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很有成就，又是富有生气的文学批评家。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加入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翌年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苏俄。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主持中共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政治局书记，后曾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1年遭王明宗派主义打击，被迫离开中央。

1931年年初，冯雪峰奉命调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认识了瞿秋白，并争取他参加了左联领导工作。其时，肝病发作的瞿秋白在上海过着居无定所的亡命生活，临时寄居在茅盾上海愚园路树德里的寓所里。一天，瞿秋白正在茅盾家看书，第一次见到来茅盾家送《前哨》创刊号的冯雪峰。瞿秋白读完创刊号上鲁迅的文章，很兴奋，并即兴谈了对文章的深刻、精辟的见解。又几天，在茅盾寓所，瞿、冯二人再次相会，瞿秋白向冯雪峰表示“借此次休养机会，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并说想从事文学活动。冯雪峰向鲁迅反映了瞿秋白的愿望，鲁迅说，“我们抓住他”（《回忆鲁迅》）。

不久，瞿秋白在冯雪峰的帮助下，有了自己住的房子，冯雪峰承揽杂务，充当信使，负责他的安全和与外界联系。瞿秋白参加左联领导工作，不是党组织的决定，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情。

不久，瞿秋白就在丁玲主编的左联公开刊物《北斗》上，以董龙、陈笑锋、司马今、史铁儿等笔名，发表《乱弹〈代序〉》《吉诃德的时代》等一系列杂文；又为《文学导报》《文艺新闻》等撰写《狗样的英雄》《猫样的诗》等犀利的文章，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家”。

还是通过冯雪峰，瞿秋白与鲁迅建立了崇高的友谊。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都心仪对方，却无缘谋面。鲁迅非常欣赏瞿秋白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和苏俄文学作品。瞿秋白与苏俄的特殊关系，让他能从各种渠道得到俄文原版书。瞿秋白学俄文出身，其准确的翻译使精髓不失，故鲁迅十分赞赏，认为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鲁迅是很少夸同时代作家的。对瞿秋白却开了先例。苏俄《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的编者G.涅拉陀夫所作关于《铁流》的序文——《十月的艺术家》，鲁迅觉得没有中译，是个缺憾，就让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译完，近两万字，甚是兴奋，立即写信给冯雪峰，赞扬原文“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鲁迅在《铁流》中译本编后记中写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

译者指曹靖华，补者指瞿秋白，校者则说自己。此次算是鲁迅与瞿秋白的第一次亲密合作，从此二人成了好友。

据材料显示，在上海，鲁迅除了登门拜访了茅盾，第二个便是登门拜访瞿秋白了。鲁迅到紫霞路六十八号瞿秋白寓所的第一次访问，是《毁灭》中译本出版不久。瞿秋白收获了鲁迅写的一幅立轴，上面写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这段时间，翻译了列宁的论著《列夫·托尔斯泰是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文艺著述。还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文艺论文，最有影响的是《〈鲁迅杂感集〉序言》。这是第一次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阐释鲁迅思想的论文。其中“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战士”，成为评价鲁迅的经典。直到今天，所谓进化论已普遭质疑，仍被一些人奉为金科玉律。

不错，有了瞿秋白的参与，左翼文艺运动才有了一些新局面。但曾在党内执行过“左倾”路线的瞿秋白，他的理论批评有明显某些“左”的倾向，如《“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多是在政治评判层面做文章，而对文艺自身的规律没有多少深入的探究。最终未能改变左联推行的错误文艺路线。

瞿秋白是个正直、睿智、儒雅，带有士的某些色彩的知识分子，他一生都未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读其晚年的灵魂独白、生命挽歌，便可了然。

蒋光赤想给中国革命留一个证据

从1928年在上海开展“革命文学”的论争开始，中国文学的态势一直与国际左翼运动浪潮密切相关。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就是受到苏俄“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影响而发生的混战。加之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特别是1930年左联受命成立，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通过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之时。“立三路线”错误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使共产党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左翼文学阵营，早就出现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不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等的问题，左翼文学阵营组织化后，非但未得到及时和彻底的清理，反而愈演愈烈。夏衍在很多年后写的《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

左联成立以及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整个是处于比较“左”的政治空气当中，政治上思想上左右翼的分化，也很分明，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刀切”的。

在左联成立前后这一大背景下，研究“在革命的浪漫里涌现出来”的“富有革命情绪”（《太阳月刊》1928年1月号）的作家，极富挑战性。

我们先说写作较早、用力较勤、影响较大的革命作家蒋光赤。他是1924年从苏联留学四年后到“黑暗萃聚的上海”的。在亭子间里生活两年，出版诗集《哀中国》。他在《海上秋风歌》及《哀中国》两首诗中，流露出惆怅忧伤的意绪：“海上秋风起了……满眼都是悲景啊”，“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在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在高涨的群众运动的召唤下，蒋光赤写了诗章《血祭》，呼吁与敌人斗争：

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

可怜的弱者啊，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

在另一首诗《寄友》里，诗人高喊出：“朋友，我觉悟了，我们要把枪柄拿到自己的手里！”号召坚持武装斗争，这在当时的诗界，不啻一声响雷。

蒋光赤（1901—1931），又名光慈。出生在小商人家庭，五四运动时，在芜湖参加学生运动，早年开始写新诗，后结集，出版第一本诗集《新梦》。他的自序中，有这样铿锵的话：“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年轻革命者的诗集中，有抒写诗人出国寻求革命真理的豪情，有为“痛苦的劳动兄弟”倾诉激情的咏叹，有表达新生活的欢唱，有哀悼列宁逝世的挽歌，有对革命之都莫斯科抒怀的《莫斯科吟》：

十月革命，

又如通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吧，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年轻的诗人，意气风发，以饱满的激情、奔放的旋律，为莫斯科，为十月革命胜利而歌。《新梦》与瞿秋白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同为我国早期歌颂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开先河的文学作品，其意义非凡。

其实，蒋光赤的诗作并不多。尽管他气质、风格更接近诗歌，但他却从1925年始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小说的创作。

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写穷乡僻壤的佃户少年汪中，在父母被地主迫害致死后，流浪他乡的故事。这类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但蒋光赤《少年飘泊者》与众不同的是，小说中有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北伐战争，最后牺牲沙场的人物形象，直接展示了“五四”到“五卅”这段历史的广阔而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生活。诚如他自己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中要求作家在看取生活时，要“把头抬高一些，眼光放开一些”。尽管小说流露出孤芳自赏的思想感情，在刻画人物方面乏善可陈，结构故事也力所不逮，但小说洋溢着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爱憎分明的态度，还是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一些影响。

虽然蒋光赤在生活中和作品中，都以革命者示人，但他的小说中时不时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这是他们那一代所谓革命作家骨子里的书生本色。

1926年，蒋光赤出版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写民族、阶级矛盾和爱情故事。一年后蒋光赤又把目光转向城市，其中篇小说《短裤党》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为背景，写的是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经过和失败。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次工人斗争历史事件的面貌和社会氛围，既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杀戮暴行，又着重描写了工人斗争领导者杨直夫等人的坚定忘我，工人李金贵等不畏牺牲的光辉品质。蒋光赤率先在其小说中描写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一尝试，弥足珍贵。蒋光赤在《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一文中表示，立意要做使《短裤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从小说的艺术上看，《短裤党》是一篇缺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不具艺术魅力的作品，此外，个别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宣扬暗杀复仇主义等也使小说的思想内涵受到削弱。

蒋光赤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时，在《短裤党》里勾勒出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但随着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看到革命浪潮的退却、现实生活的蜕化和没落的现实，革命锐气立刻消沉，情绪也悲愤消极。他的《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三篇小说，就分别写了斗争中牺牲、以暗杀作为反抗现实的手段，以自杀以结束斗争的消沉、颓唐、沉沦的内容，与《短裤党》的激扬振奋精神大相径庭，他的《丽莎的哀怨》则是这类作品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写一白俄贵族女人，在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上海沦为妓女的故事。小说将其昔日豪华尊贵的贵族生活与眼下的卑贱、沦落相对照，自有一种人性深深的哀怨。正是这一点，打动了读者。小说发表后，立刻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怒斥，华汉（阳翰笙）在《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中，不仅完全否定了《丽莎的哀怨》，连对一些肯定此小说的文章也一律指为“有毒害的”。

不久，蒋光赤在久违的诗歌长诗《哭诉》（即《写给母亲》）中对社会批评作答，蒋光赤歌曰：“我的一颗心……只是烧呀……任冰山也不能将它冷透！”同时在诗的序中写道，“我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着”。感情是寂寞孤独的，是与反动派势不两立的。

就在这段时期内，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太阳社与创造社先后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都提倡革命文学，太阳社公开宣言，“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

《太阳月刊》1928年7月停刊，蒋光赤又创办《新流日报》和《拓荒者》等。他在《新流日报》第一期《编后》中声称：要“想对目前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看得出，经历了悲观、低沉、消极的那段经历后，蒋光赤又热情高涨起来。对此，有的文学史中说，“蒋光赤称这些活动（办刊），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此评有些溢美。太阳社并创造社的活动，从其影响看，一方面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贡献；而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也给当时的中国文坛，特别是对左翼作家造成不少的混乱。提倡革命文学，功不可没；以革命者自居，制造宗派主义，“围剿”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错误严重，影响恶劣。

1929年夏，蒋光赤去日本，创作诗歌《我应当归去》及日记《异邦与故国》。抒发他遥念祖国、朋友和人民及渴望参加斗争的情怀。重要的是他在日本期间，认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和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翻译了其中一些作品。此外，他还与日本革命作家交流，受益匪浅。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咆哮的土地》便是访日的收获。

《冲出云围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和思想状态，与同在日本的茅盾写的《虹》（未完篇）题材相同。但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二者相去甚远。蒋光赤的小说，在表现人物时，多有幻想色彩，缺乏生活基础，并掺杂某些狂热的描写。而从未以革命作家自居的茅盾之《虹》，虽也未达到“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的计划，但小说的主人公梅行素，却塑造得鲜活丰满，其性格发展也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

据说蒋光赤于193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是其作品中最成熟的一部，并说“它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中剧烈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中共领导下早期农民武装革命运动的面貌”。笔者认为《咆哮的土地》确实是蒋光赤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它更具开创意义的是，小说的题材和人物以崭新的面貌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回归，生机勃勃地出现在当时的小说领域，“除了蒋先生之外没有第二个”。这句话是《咆哮的土地》更名为《田野的风》出版后，在1932年《现代》杂志发表的书评中的一句话。

与蒋光赤同时出现的革命作家中，大多是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成员，如阳翰笙、龚冰庐、钱杏邨、楼适夷等。这些作家的创作、理论及其文学活动，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做了初步的拓荒工作。鲁迅在1931年出版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暼》中，对此加以肯定，认为在“新分子里，很有其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

但在若干年后，鲁迅深受其苦，便将其骨干斥为“四条汉子”，并加以讨伐。其间的是非曲直，殊非语言所能道断，其真谛或可由后人所尽道。

“左联五烈士”

1931年2月7日，左联作家有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及尚未加入左联的李伟森与其他十八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牺牲的这五位年轻作家，史称“左联五烈士”。

“左联五烈士”就义后，左联即刻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指斥国民党暴行，国内外进步力量也声讨这一暴行。3月30日创刊不久，由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发表《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将这一血腥暴行透露于世。4月25日，左联在上海创办《前哨》，其创刊号即是纪念柔石等五烈士的专号，其中有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同时有《五烈士小传》等文章。因《前哨》为地下期刊，故秘密发行三千份，在国内外引起不小震动。不久《前哨》即被当局查禁，后改为《文学导报》，出到第八期再遭封杀。

8月20日出版的《文学导报》，刊出了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发表的宣言，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共同起来，反对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迫害”。

“革命文学”的崛起，尚未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但却是一支新锐力量，“左联五烈士”便是这支新生力量中以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前驱。

柔石（1901—1931），名赵平复，早期从事教育工作，受新文学运动的感召，参加新文学运动。二十二岁开始文学创作。短篇小说《疯人》写个性解放。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虽然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但还是表现了大革命中知识青年游移徘徊的思想状态。中篇小说《三姐妹》与《旧时代之死》同一题材，都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病。

1928年夏，柔石到上海，从《柔石作〈二月〉小引》中，可知他到上海后与鲁迅走得较近。在鲁迅帮助下，一方面译介东欧和北欧的进步文学作品，一方面编辑《语丝》《朝花旬刊》《萌芽月刊》等期刊，这些活动，特别受鲁迅影响，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时所创作的短篇集《希望》，不再写宏大题材，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庸、卑鄙的人物与故事，其现实意义生活气息都超越了早期作品，其艺术风格也个性化了，笔调朴实，感情深沉。

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二月》，鲁迅为之作《小引》。鲁迅慧眼识珠，他在评价小说主人公年轻的肖涧秋时，说“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从塑造人物着眼，认定肖涧秋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予以肯定。肖涧秋离开学校后，仕途坎坷，人生漂泊，来到看似世外桃源的芙蓉镇，他想过平静冲淡的生活，但后来发现，芙蓉镇依如别处，同样是凄苦、世俗和凡庸。对于曾怀一腔热血的肖涧秋来说，他想用个人的努力，改变芙蓉镇僵死的现状。他开始帮助孤儿和寡妇改变悲哀的处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流言蜚语，诬蔑非议。寂寞中他获得了爱情的温暖，却仍无法排遣积郁心头的空虚和苦痛。于是他再次选择了漂泊。至此，小说完成了对在革命浪潮面前犹豫彷徨的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另几个人物如陶岗、文嫂等人也写得各具性格。

柔石的《二月》具有浓郁优美的抒情色彩，富有诗意，叙事也细腻流畅，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不解的是，《二月》发表之时，左翼批评家包括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内，对于柔石的小说创作推崇备至，而到1964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尚未公演，竟遭到“左倾”文艺思潮包括那批左翼批评家的攻击。

左联成立时，柔石与鲁迅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仍坚持创作。193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柔石以诚挚的笔触写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位穷苦妇女为了生计，被丈夫出典给邻村的一个有钱秀才，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屈辱地生活了三年，等她为秀才生下一男婴，就被只身赶回原来的家，依然过着苦难的生活。这篇小说较之《二月》等，伤感的情调消失了，多了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悲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柔石正“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同年6月，柔石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将会上的见闻写成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10月在《前哨》发表长诗《血在沸》，以此纪念一位被国民党杀害的十六岁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四个月后自己又被国民党杀害。柔石是血泊中倒下的一位革命战士，一个年轻的作家。

胡也频（1903—1931），比柔石小两岁，茅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烙印的作家”（《女作家丁玲》）。“左联五烈士”何尝不是这样的作家呢？关于胡也频，前面从沈从文、施蛰存的文章中，读者应有所认识。只是因其被丁玲的光芒遮掩，有些不够清晰。

胡也频于1924年在北京大学旁听时，与丁玲、沈从文相识，也是从那年开始文学活动，他与人合编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众文艺》。他的早期作品多署胡崇轩名，在《民众文艺》上发表，此后数年内其作品虽不如丁玲那样光芒四射，数量却很大。有短篇小说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诗集《也频诗集》，戏剧集《别人的幸福》，中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等十多种。

读胡也频的作品，发现其早期涉及题材广泛，多是从现实生活中信手打捞，虽杂驳浅显，却有生活气息，而非臆造。后来，题材多集中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描摹刻画。或许其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还稍显不够，可喜的是，作品中没有太多的像当时年轻的革命作家惯有的勉强注入的政治意识。文笔也明快流利，间或流露出活泼的幽默和讽刺。

1929年发表长篇处女作《到莫斯科去》，次年又作长篇《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仅从小说的本名，即可透露出胡也频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

胡也频与丁玲、沈从文于1928年春同到上海发展。沈从文的创作将主要精力集中湘西世界，《柏子》也是确立其独特乐章的一个序曲，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一直对沈从文持偏见的鲁迅也不得不承认，沈从文已成为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与沈从文不同，胡也频此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逐渐明确地以文学为武器为革命服务。他的《到莫斯科去》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文学实践。小说中的女主角素裳，是位有丈夫的“新女性”。厌倦了纸醉金迷的资产阶级生活，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在各种思潮迷乱人眼，令她迷惑彷徨时，共产党人施洵白出现了，在其引领下，找到正确的方向，坚定了革命信念，且收获了爱情，并决定一起去赤色之都莫斯科。孰料，她的官僚丈夫徐大齐，将施洵白捕杀，素裳毅然独自踏上去莫斯科之路。

《到莫斯科去》政治倾向鲜明，但可惜的是，澎湃的政治热情并未与具体的艺术描写融合在一起。革命者施洵白在小说中只是个概念政治符号，还远远够不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素裳这一人物的思想转变，也缺乏足够的艺术铺垫，显得异常苍白。准确地说，这是一部多主观阐述、缺乏生活实践的作品，抑或说更像是胡也频按照某些政治观念，制作出来的政治产品。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通过一对青年的爱情生活，反映年轻人在选择革命道路上的问题。刘希坚信奉马克思主义，他的爱人白华则受无政府主义吸引。五卅惨案发生，二人的思想、行动受到了考验。白华终于在实际斗争的教育下，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该小说比《到莫斯科去》多了社会实际斗争的描写，注意在斗争发展中写出人物的思想转变的逻辑性。

胡也频的最后一篇小说《同居》在没有亲身经历的臆想下，企图写出革命根据地崭新的生活和斗争，结果仅有一腔对新生活的激情和喜悦而已。

丁玲、胡也频同为革命作家，都经历过第一次国内战争风暴的洗礼，甚至丁玲1930年写的长篇小说《韦护》，与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都是写同一时代的知识青年寻求革命之路的主题。但作品却相差甚远，除了才华和天赋之外，差别在于丁玲走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胡也频却一直信奉“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就过去了”，他要寻求“无产阶级的文艺”。这句话是郭沫若在1928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的《英雄树》中说的。但这不是郭沫若想出来的，而是贩卖波格丹诺夫的论调。他们认为文艺创作的实质是“通过生动的形象组织社会经验”，因而也是“组织人们的手段”，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左联的革命作家们，对此如获至宝，奉为圣旨。于是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代替文学，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对文学队伍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作家，大肆“围剿”。

按这种对文学的阶级性片面、狭隘的理解，指导左翼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其结果便是左翼作家难以写出好作品，其中胡也频作品影响甚微，并不是仅有的特例。

殷夫（1909—1931），即徐白、白莽，是位诗人。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先引了林莽先生写的《白莽印象记》中的一段话：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的诗人彼得斐（通译裴多菲）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接着，鲁迅说：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在鲁迅笔下，殷夫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貌很端正，皮肤黑黑的，他对鲁迅自我介绍说，姓徐，象山人。鲁迅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人是个很奇怪的名字？殷夫说，她就喜欢起得名字怪怪的，罗曼谛克吧。并说，自己已和她有些不大对劲了。

送走殷夫，鲁迅将译文和原文粗粗对了一遍。发现几处误译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似乎他不大喜欢“国民诗人”这个词，都译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鲁迅接到了殷夫的一封信，说很后悔和鲁迅相见，自己的话多，鲁迅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鲁迅便回了一信，说初次见面，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告诉他不应该有自己的爱憎，将“国民诗人”改成“民众诗人”。后来，鲁迅还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否再译几首裴多菲的诗，以供读者参看。殷夫果然译了几首，又登门拿给鲁迅，此次谈话比上次“多了些”。不久，裴多菲的传和诗都登在《奔流》上。

鲁迅与殷夫的第三次见面，鲁迅说“记得是在一个热天”。那天有人敲门，鲁迅开门后见是殷夫，只见他身穿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次，殷夫才告诉鲁迅自己是个革命者，他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衣服和书籍包括鲁迅送的那两本书已全部被没收。身上这件棉袍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此次被捕，即是林莽文中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鲁迅见状，忙付了稿费，让他买件夹衫。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很为那本书痛惜：

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巡警）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鲁迅在这里，似在写两本明珠暗投的书，但句句都在写那位“面貌端正，颜色是黑黑的”革命者诗人殷夫，文字间喷涌的是惋惜和愤懑。

殷夫十八岁时即参加革命斗争，第一次被捕是1927年4月在上海。两年后，他离开学校，当了职业革命者，专门从事青年工人运动。火热的斗争，激发了他的诗情，他遂以殷夫、白莽、莎菲等笔名，发表了《梦中的龙华》等政治鼓动诗，在他主编的秘密发行的《列宁青年》和左联办的《拓荒者》《萌芽月刊》等期刊发表后，很有影响，其诗被称为“红色鼓动诗”。

这位背叛了贵族家庭的年轻诗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周年当天，写了《别了，哥哥》这首诗篇，诗的最后是：

别了，哥哥，别了，

以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

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

殷夫站在革命立场，与他成了国民党官僚的哥哥分道扬镳。其兄徐培根，为当时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1934年因航空署被焚毁，曾被捕入狱。表达了他不仅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更宣告与整个剥削阶级彻底决裂。

《议决》这首诗，以纪实的手法，情景交融地描写深夜一次工人集会，工人们虽很疲倦，但他们热情高涨，开朗地笑着，相互鼓励叮咛，天亮后又要去战斗。《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这首诗呈现了工人浩浩荡荡地游行，一路高呼口号的情景场面：“晨曦中翻飞，像队鸽群”的“白的红的五彩纸片”，“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

殷夫的诗，虽被称作“红色鼓动诗”，但绝不是标语口号那一类，而是洋溢革命激动，刚健中透露着清新，有画境又有明快节奏，能打动人心的诗。

殷夫生前将1924年至1929年所写的共六十五首诗，编成诗集《孩儿塔》。可惜因殷夫就义，未能出版。幸哉，殷夫编成的诗集《孩儿塔》保存在鲁迅处，鲁迅为之作了序。但几经努力，《孩儿塔》终未出版。1936年4月，鲁迅将为《孩儿塔》诗集所作的序，发表在《文学丛报》第一期上，题为《白莽遗诗序》，后又编在自己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一书中。

四年前，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追悼殷夫等“左联五烈士”，现在又为殷夫的遗作作序，鲁迅的心当然再次被触痛。这里只摘录鲁迅对殷夫的人和诗的评价：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最后讲讲殷夫《孩儿塔》的命运。国民党统治时期，《孩儿塔》不让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包括笔者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几种殷夫的诗文选集，从《孩儿塔》选的寥寥无几，其中关于爱情、友谊、抒发个人情怀的三十首诗竟完全不选。那些把鲁迅捧上神坛的，或本来与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论战的那帮人，一点不给鲁迅面子，这真有点吊诡。直到1983年，这三十首诗才作为历史资料，出现在《中国现代文艺研究丛刊》第七期上，人们才能看到《孩儿塔》全貌。

细心的人不会看不到郁达夫等吃些花酒、追野鸡的东西大行其道。而被鲁迅断言，这“属于别一世界”的诗，却受到冷落。呜呼，问题在哪里？

李伟森（1903—1931），又名李求实，主要从事革命实际工作，写过不少杂文、论文，翻译传记《朵思退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

冯铿（1907—1931），早年写诗，参加革命后写小说，有《贩卖婴儿的妇人》《乐园的幻灭》《突变》《小阿强》等。她的文集《重新起来！》收录诗、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五辑，共八十余篇。

有关李伟森、冯铿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不多，这里只能简单介绍。

冯雪峰是党联系鲁迅的桥梁

1928年二三月间，黄浦江畔，创造社、太阳社就“革命文学”与鲁迅展开激烈论战时，冯雪峰由北京来到上海。

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判定鲁迅的作品“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定性鲁迅其人是“封建余孽”，麦克昂（郭沫若）的《桌子的跳舞》干脆给鲁迅冠以“反革命”，蒋光赤、克兴等也加入了这场“围剿”鲁迅的鼓噪之中。

5月间，一篇《革命与智识阶级》向创造社、太阳社的打手们，射出一簇响箭。该文不仅为鲁迅辩诬，还根据对知识分子历史和阶级的分析，严肃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以革命者自居，拿鲁迅祭旗的错误。射箭者，冯雪峰。

12月9日，冯雪峰在柔石的带领下，到鲁迅家去拜望。据冯雪峰回忆，那次去鲁迅家，是在晚饭之后，他带了一本日本杂志，上面有德国蔡特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的译文，还有他看不懂的几处德文。因鲁迅学过医，懂德文，他去请教鲁迅，同时带去自己正在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译本，向鲁迅讨教几处自己疑惑的地方。

鲁迅见生人，是话极少的。柔石把冯雪峰带去后，自己有事就先告辞了。鲁迅与冯雪峰除问答之外，就再无多余的话可说，冯雪峰感到很局促，只好起身告辞了。冯雪峰与鲁迅谈的大约是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事宜。

第二次冯雪峰见鲁迅，话仍然不多。他请求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几篇关于艺术起源的通信体论文，编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里，鲁迅当即答应了。

冯雪峰之见当时文化名人鲁迅，既没有一脸堆笑，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也无扞格不入，而是不卑不亢，有事说事，从容自然。这引起鲁迅的好感。

1929年2月，柔石帮冯雪峰在景云里找到了寓所。那是茅盾家的三楼，因茅盾已避难日本，三楼就空出来了，征得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同意，冯雪峰就搬了进去。孔德沚见冯雪峰衣着简朴，就免收房租，让他住在三楼。

前面已经介绍过，景云里住了不少文化名流，鲁迅家的前门，对着茅盾家的后门，鲁迅曾拜访茅盾。这对一直想接近鲁迅的冯雪峰来说，真是意外的惊喜。

比邻而居，来往方便，鲁迅与冯雪峰交往多了，又有译介马克思等著作，寻找“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任务，志同道合，使二人有了亦师亦友的和谐关系。许广平的回忆，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革命友谊。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写道：

冯雪峰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很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甚为相得。

鲁迅与冯雪峰结交后合作的第一个成果，便是冯雪峰首次见鲁迅时，谈的那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冯雪峰在见鲁迅前就着手准备这套丛书。到上海后，正逢“革命文学”大论争。冯雪峰感到论争的双方理论修养都有欠缺，深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正巧，戴望舒、苏汶、刘呐鸥等作家也有从事这方面的想法。于是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就水到渠成，他甚至都筹备好，此丛书由水沫书店出版。

冯雪峰的想法，与鲁迅不谋而合，共同批定此套丛书的书目，后由十二种增至十六种（实际上出版了八种）。冯雪峰和鲁迅翻译了七种。而夏衍、冯乃超等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所该译的任务。

这部丛书装帧精致，由装帧大家钱君匋统一设计。虽因国民党当局查禁，发行受到影响，但这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实实在在的成果，远比文学创作收获大。

这一卓有成绩的合作，加深了鲁迅与冯雪峰的友谊。有人说鲁迅的日记，有个习惯，就是大凡熟悉的、有关政治人物的，他是一般不载入日记的。此说也未必，对于重要的政治人物冯雪峰，似就是个例外。仅1929年，鲁迅日记便有三十四条记冯雪峰，比交谊更深的柔石多了三条。

1929年7月20日，鲁迅有一条很有趣的关于冯雪峰的日记：“雪峰来，假以稿费卅。”

因冯雪峰没有固定收入，稿费也入不敷出，生活拮据，而他从不开口向鲁迅借钱。鲁迅早看在眼里，为不伤其自尊就想出很体面的以支付稿酬的办法，借钱给冯雪峰，以解燃眉之急，足见鲁迅良苦用心。而冯雪峰也以君子之风，用过后如数奉还。二十五天后，“夜雪峰来并还泉卅”（鲁迅1929年8月15日日记）。两个月后，冯雪峰到鲁迅家。鲁迅又付给冯雪峰校对《艺术论》的稿费五十元。冯雪峰回家后，想起《艺术论》的翻译稿酬五十元鲁迅已寄给他了。鲁迅又付校对费，显然是想改善他窘迫的经济状况，就于第二日又寄回给鲁迅。鲁迅仍坚持给了冯雪峰。

鲁迅能“从进化论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一是靠自己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用他的名言表述便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是靠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帮助。冯雪峰就是中国共产党特意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者。冯雪峰对鲁迅的转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瞿秋白是作为个人成为鲁迅的朋友影响过他，而冯雪峰则是受党组织的委托，是组织行为，责任重大。

冯雪峰到上海后，一直在找党组织，大约在1929年上半年，与创造社的共产党员冯乃超等人有了接触，从此，他就到创造社过组织生活。据曾在这个支部当过支部书记的黄耀在《关于上海闸北区文化支部》一文中说：“文化支部根据上级区委的指示，指定冯雪峰同志负责和鲁迅联系。”

在创造社、太阳社利用“革命文学”的论争“围剿”鲁迅时，党中央干预了这件事，要求停止论争。据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一文回忆：

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记得是二九年大概十月、十一月间。他同我谈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联”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联”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鲁迅之所以同意成立左联，还同意与“围剿”过他的创造社、太阳社成为左联的自己人，正是因为冯雪峰做了大量工作。

接受党中央任务的冯雪峰在1929年这一年，与鲁迅有极频繁的交往，每次交谈也很长，“常常秉烛夜谈。谈一两个小时，乃至四、五个小时，从上半夜谈到下半夜二、三点”。我们从许广平写的《鲁迅和青年们》一文，看到了冯雪峰的谈话风格：

有时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冯雪峰）说：

“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

先生（鲁迅）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

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

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

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

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

冯雪峰的坚持、锐气，鲁迅的包容、善意，跃然纸上。

多年后，已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冯雪峰，与他的部下楼适夷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时光时，有点自责地说：

“你看，我当时这样做党的地下工作，对鲁迅先生，是不是有点‘强迫命令的样子’？”（《怀雪峰》）

鲁迅对此，有这样的说法：

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冯雪峰），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主场上，他是对的。（《鲁迅和青年们》）

鲁迅当真像冯雪峰所说的那样和善和轻易相信别人吗？非也。据柔石说，冯雪峰写过的《革命与智识阶级》，鲁迅看过，当时很不以为然，说道：“这个人，大概也是创造社一派！”是冯雪峰后来写的回忆文章，淡化乃至掩盖了鲁迅的多疑性格。

多疑而有些偏激，有时又有些随和富有多面性的鲁迅，对政治立场是绝不含糊的。他之所以从善如流地接受冯雪峰的劝说，是因为他一直“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从冯雪峰的身上，感受到一个党的思想力量和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力量。

鲁迅在与冯雪峰的亲密接触中，咀嚼和不断否定自己的某些旧思想和旧情感，内心矛盾的交战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他找到了克服自己矛盾的力量。

冯雪峰在努力争取鲁迅参加并领导左联工作之后，党又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便是动员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据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回忆，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要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就派人告诉他，让他先征求鲁迅的意见。他找到鲁迅后，鲁迅不大同意这种方法，认为一成立就可能解散，但还是同意做发起人之一。最后潘汉年和鲁迅谈过几次话，就定下来了。

1930年2月13日，在上海汉口路江西路的圣公会教堂召开成立大会，鲁迅、郁达夫、画室（冯雪峰）等五十一人作为发起人。会后鲁迅还到大学去演讲。

正如鲁迅所预料，不久国民党强硬地对付大同盟，禁止大同盟派人到大学演讲，与租界巡捕房联手，解散租界内大同盟分会，秘密逮捕盟员。又据传，当局还“通缉鲁迅等五十一人”。现无证据证明确有此“通缉”。但鲁迅于3月19日，避居内山书店三楼和内山完造家中二十多天，确有其事。期间冯雪峰去看望鲁迅十三次。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避难”第三天写给章廷谦的信（《鲁迅全集》十二卷）中所表达的态度，令人深思：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郁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冯雪峰说，这信表明“鲁迅参加了一次实际战斗，同时还可以以此来公开地宣布他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了”。这有点欺罔之嫌。信中明明表达他对有些人的“左倾”失当做法不满，有些上当受骗之怨。这是鲁迅已经意识到的，李立三所推行的“革命高潮”全国胜利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所以冯雪峰带李立三见鲁迅时，鲁迅严正拒绝李立三希望他发表宣言，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的请求。而“自由运动大同盟”，正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1933年岁尾，冯雪峰到江西瑞金，中央书记张闻天给他安排了担任中央苏区党校的教务主任的新工作。不久，被排挤的毛泽东为筹备1月22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州回到瑞金。一个党中央领导成员，一个“湖畔”诗人，毛泽东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

一次毛泽东来到冯雪峰住处，说，咱不谈红米南瓜，不谈地主恶霸，只谈鲁迅。

于是就有了传播甚广的一段对话。

冯雪峰说，有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罢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

冯雪峰对鲁迅的看法，刺激了毛泽东。毛泽东从此潜心读鲁迅的书，后在延安窑洞找自称“鲁迅是我爹，毛泽东是我大哥”的萧军谈话，也围绕着鲁迅。学者孙郁曾说，“毛泽东私下对鲁迅的看法，和公开场合的表述大异。私人语境与公共语境的差异，倒可看到中国社会的复杂话语逻辑。政治人物的言论考虑周围的环境和自己的使命”（《私人语境里的鲁迅》）。语多剀切。

冯雪峰向毛泽东说，博古曾打算叫鲁迅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教育工作。毛泽东认为鲁迅当然是在上海的作用大，与冯雪峰的看法不谋而合。

不多久，冯雪峰便告别了鲁迅，随毛泽东踏上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冯雪峰回到上海。鲁迅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走了这几年，我被他们摆布得可以！”

稍后鲁迅又说：“共产党掌权了，第一个祭刀鬼就是我。”

李霁野在《他活在善良的人心里》一文中，记述了这句话。还说冯雪峰听了鲁迅的悲叹，极度不安地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

鲁迅之所以如此悲观，不仅因为太阳社、创造社诸共产党员作家，以讨论革命文学为借口，对他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接着“四条汉子”盛气凌人地对他发号施令，极不尊重。就在此前不久，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时，周扬、郭沫若、茅盾等再次攻击鲁迅。这不能不使鲁迅茫然、愤怒，甚至对共产党、共产党人的革命立场、人品、道德产生怀疑。鲁迅编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时，说不仅是为了纪念死者，也纪念自己，便是这种悲观情绪的流露。以鲁迅的个性，他向冯雪峰说的那些话，算是相当克制和客气的了。

敏感的冯雪峰，很快意识到，周扬、郭沫若、茅盾攻击鲁迅，后台是第三国际这个太上皇。冯雪峰一次听到有第三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议论鲁迅的不是时，便跳起来大骂史沫特莱，直到她痛哭为止。冯雪峰后来说，他这么做，“有点借题发挥”，出出心中的闷气而已。最后，冯雪峰找到有可能有第三国际背景或可以对它有影响的宋庆龄。他知道，以宋庆龄的威望、人品，加上他对中国社会及鲁迅的了解，肯定比远在海外的那些操纵中国革命的洋人要强得多。他经常到宋府请益，汇报上海文艺界的事情，得到了她的信任。这对改善鲁迅的处境，无疑是有利的。但真正改变鲁迅悲观情绪的，是毛泽东关于“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略。看到有关文章，鲁迅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主张。鲁迅遂嘱咐冯雪峰将刚出版的《海上述林》“皮装本送给毛泽东，绒布装本送给周恩来”。此前一周，冯雪峰已“用鲁迅的稿费买了火腿，是特地送给毛泽东的”。

在这些铺垫之后，冯雪峰“力劝鲁迅，与周扬等论争要注意大的方向”，“应首先在政治路线上明确表态，站在毛主席的‘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来，不要在一些小问题上与他们纠缠”，“鲁迅欣然接受了我这一建议”（《为鲁迅代笔》）。

在鲁迅病情加重后，不能提笔著文，冯雪峰成了他唯一的代笔者。历史常常捉弄人，为文学大师鲁迅代笔，原是极荣耀的事情，但却因他代笔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不仅伤害了无辜的小人物徐懋庸，也断送了冯雪峰自己的政治生命，后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流放改造。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代笔，并经鲁迅修改补充的第一篇长文。此文之所以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极为重视，是因为它传达了毛泽东“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精神，使两个口号之争，表面上偃旗息鼓。但它作为这么重要的文章，写得并不严谨，掩盖了一些历史真相。对小人物徐懋庸的声讨，有欲加之罪的嫌疑不论，笔者在《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及此案，此处不重复。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两个口号的争论的是非功过问题，谈得最完整、最全面的意见，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23日下午，对徐懋庸的一次谈话。我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关于1938年的章节，详细介绍。此处也不赘。这里要说的，是冯雪峰后来承认，文中从正面提到茅盾和郭沫若，是他说服鲁迅经其同意硬加进去的。他说：

当时茅盾还系“国防文学”派，站在鲁迅的对立面，鲁迅不可能找他去商量另提口号的事。既然鲁迅在答徐文中说了，他（茅盾——引者）也就将错就错，到处这么说。其实这事还得怪我，是我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绑架”了他，也“绑架”了郭沫若，这两人在“国防文学”派中是有影响的。（《为鲁迅代笔》）

至于郭沫若，与鲁迅的隔阂，是众所周知的。仅举一例。1930年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东渡日本前，曾托冯雪峰向鲁迅求字，鲁迅于1932年知沈松泉访日归沪，就写了条幅《偶成》，让冯雪峰给他。冯雪峰见其中一联曰：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冯雪峰和鲁迅“绑架”了郭沫若、茅盾之后，文坛并未出现他们期待的“另一番更为可观的景象”。先是周扬们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提出质疑。接着又对冯雪峰笔录鲁迅之《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掀起声讨风浪。有人公开著文说这两篇文章是冯雪峰假冒鲁迅之名，硬塞给鲁迅的私货，建议从正在编辑的《鲁迅全集》中删除掉……鲁迅已去，这一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意味深长的是，冯雪峰曾经对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感慨地说：“当时人手少，资料缺，又在极恶劣的环境中，赶编出来，很不容易，但其中有不少错误，有些错误是人为的。当时担任编辑的是几个作家……他们看不懂就随意改。”

鲁迅与曹聚仁

鲁迅与曹聚仁是1927年12月21日第一次见面的。

查鲁迅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晴。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晚晤语堂。夜雨。”这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接鲁迅的章衣萍是校长秘书兼文学院教授。因早在北京时就与鲁迅相识，由他登门敦请，顺理成章。

鲁迅演讲的题目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两份：一是章铁民记，后经鲁迅的修订，29日寄陈翔冰，以“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发表于该校《秋野》杂志第三期；另一份则为刘率真记，于1928年1月发表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学海》，署“周鲁迅讲”，后收入《集外集》。

鲁迅演讲那天，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慕名到场，也做了一份记录，寄到《北新》半月刊，章衣萍却把该稿压下。据曹聚仁讲，章衣萍没让鲁迅见此记录稿。直到曹聚仁的记录稿在《新闻报》发表，鲁迅才知道刘率真是曹聚仁。得知章衣萍扣搞未发，据曹聚仁说鲁迅曾就此“说了他一顿”。那时章衣萍与鲁迅走得较勤，仅2月他就三到鲁宅。

章衣萍既然已发了事前布置的章铁民的记录稿，压住不发曹聚仁的记录稿，并无过错；鲁迅同意将曹聚仁的记录稿收入《集外集》，自然他更满意此记录，也在情理之中。

鲁迅的《集外集》是由杨霁云负责编辑的。杨乃曹聚仁的高足，师生关系不错，曹聚仁将在《新闻报》上刊发的记录稿交杨霁云编入集中。鲁迅见《集外集》后曾致信杨霁云说：“曹先生记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表示认同。

曹聚仁与鲁迅第一次有文字交往，则是1933年年初。此时曹聚仁正在编在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涛声》周刊。鲁迅也很看重《涛声》，经常浏览。1933年1月21日出版的《涛声》上，刊载了一篇周木斋的杂文《骂人与自骂》。周木斋，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他在此文中说：

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山海关——引者），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鲁迅不赞同周木斋的说法，就以罗怃之名，写了一封信给《涛声》，其中说：

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是属于“逃难党”的。

曹聚仁将该信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题名，编发在《涛声》上，其实曹聚仁等并不知罗怃就是鲁迅。特在《涛声》登出启事，与作者联系。

鲁迅后将此文更名为“论‘赴难’和‘逃难’”，收进自己的《南腔北调集》。

今观周木斋之《骂人与自骂》，其论并无过错，而鲁迅文却有些言不及意。特别是一贯支持学运，被称为学运导师的他，突然在文中发出“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的出人意外之论，想曹聚仁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冠名，也定有深意。

4月1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曹聚仁写的杂文《杀错了人》。文章认为，革命总要杀人，要杀“中年以上”，“代表旧势力的人”。鲁迅认为未触及本质，遂写《〈杀错了人〉异议》（收入《伪自由书》）。曹聚仁后来在《鲁迅评传》中说，鲁迅的话“当然说得更真切”。

5月7日，曹聚仁致信鲁迅，请鲁迅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鲁迅日记，这几天有“得曹聚仁信，即复”。这是曹聚仁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从此二人越走越近。鲁迅的回信说：

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迟罢。

鲁迅信守诺言，就在该月底写好，寄给了曹聚仁。曹聚仁即将这篇深情怀念为主义献身的朋友的文章《〈守常全集〉题记》编发在自己主编的《涛声》上。

《守常文集》的编辑曹聚仁是付出很多心血的。而最早向他提议出版《守常文集》的，却是周作人。1933年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

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止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均系旧学生，现在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与先生直接交涉耳。

曹聚仁原本就是群众图书公司老板，便答应了周作人。就该书的出版事务，二人经多次通信，如请哪些人题字作序等讨论多次。周作人，对该书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文集能出版最好；如全集不能出，出选集也无妨，但不能删节，“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入为愈也”。

已阋于墙的周家兄弟想到一块儿了，鲁迅也想到书稿送审定会遭到删节等麻烦。他的意见是：“《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

曹聚仁以为，李大钊死在“清党”之前，那时还是国民党的朋友，在国民党内曾任要职，给他留个纪念，原是应该的，未必一定要对其文大砍大删。但是，尽管曹聚仁、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守常文集》最终未能出版。可喜的是，鲁迅的《〈守常全集〉题记》，先刊《涛声》，后编入《南腔北调集》。鲁迅所写的李大钊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却回响在墨一般的漫漫长夜。

鲁迅、曹聚仁友谊日渐加深，常常以文章相互呼应。

鲁迅公开称赞别人办的期刊，并不常见。他不仅常赐稿支持，还为曹聚仁办的《涛声》例外地唱了赞歌。他发在《涛声》上的《祝涛声》说道：“《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有点奇怪”，它“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它又“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颇赞赏其斗争艺术。

丁玲被捕后，关于她被处死的消息，在上海传播甚广。9月21日，曹聚仁接到鲁迅的一封信，云：“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旧诗”者即《悼丁君》一诗。后发在《涛声》第二卷三十八期。

1933年10月，鲁迅曾为施蛰存向青年读者推荐《庄子》和《文选》，与施蛰存发生笔战。二人都写了几篇相互辩驳的文章。此事系由鲁迅无端挑起。施蛰存是应《大晚报》之请，让他向青年推荐读什么书时，在印着表格的邮片上，写下了《庄子》和《文选》并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信即以丰之余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篇题为“重三感旧”的文章批驳。文中有“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云云。当时各大学、中学的教科书中，此类书籍多，课文多，北京大学文学系开设了不少国学科目，施蛰存向青年推荐文学遗产，何错之有？联想鲁迅在《花边文学》集里的《读书忌》一文，向人推荐：“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明人小品与《庄子》《文选》相比，其文野自有公论。还有鲁迅自己也曾捐资刻《百喻经》、写旧体诗也是事实。

《十日谈》杂志上，曾在这之后，登了一幅“鲁迅翁之笛”为题的漫画。画一群老鼠应着鲁迅的笛声跳跃，意在批左翼青年唯鲁迅马首是瞻。不管此画作者有无政治背景，这种丑化、羞辱别人的行为，都应遭到谴责。

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中，《十日谈》以漫画攻击，曹聚仁站到鲁迅一边，利用《涛声》这一阵地，声援了鲁迅。施蛰存发表反击鲁迅的文章《〈庄子〉与〈文选〉之后》，尽管施蛰存此文心平气和地讲了他推荐二书的经过和道理，甚至最后说：“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写的。”鲁迅还是再以两篇宏文《“感旧”以后（上）》和《“感旧”以后（下）》，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还以颜色。

鲁、施二人论战，曹聚仁先在《涛声》上写《论突围》，公开支持鲁迅“反对先生介绍《庄子》与《文选》给青年”。其文比鲁迅讲得明白，之所以“反对”，是因施蛰存在“这个黑漆一团的乾坤，比民国十三四年代（1924年、1925年——引者）何如？先生还趁此叫青年读《庄子》与《文选》”。

曹聚仁见《十日谈》有《鲁迅翁之笛》，丑化鲁迅与左翼文学青年，遂以同名写文发在《涛声》上反击，云“把今日青年，比作故事里的群鼠，也太小之视乎今日之青年了”。曹聚仁的文章远不如鲁迅老辣和具有锋芒，鲁迅看后，1933年11月13日致信他：“其实如欲讽刺，当画率群鼠而来，不是率之而去，此画家似颇懵懂。”

曹聚仁成名后，对鲁迅常与别人时近时疏，甚至反目，自己也在其中，深有感触，对此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表述：

鲁迅就因为和文人这小圈子朋友往来，一群冬天的豪猪，是难得处好的。笔者和他相处，一直就保持一段距离，所以结果还不错。

“冬天的豪猪”之说，源于叔本华之“将绅士们比作豪猪”的比喻：“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引用了，现曹聚仁又在《鲁迅评传》里再次引用。看来鲁迅和曹聚仁对此论是认可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说鲁迅与别人常闹冲突、矛盾，有时并非皆与事情的是非有关。更多的源于各自的“难堪的缺陷”。

1930年代文人之间的往来，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多在聚餐桌上聚会，前面已有介绍。鲁迅也不例外。查鲁迅日记，聚餐是他与人交流的最多方式，几乎天天有与人饮宴。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证实了此说，“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包括在他自己的家里。从鲁迅的日记和《徐懋庸回忆录》，均可找到相关的准确记载。比如1934年1月6日这一天，鲁迅日记中记曰：“午，烈文招饮于古益轩，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徐懋庸回忆录》同样记载了这一天在古益轩的酒宴：“一九三四年的新年，一月六日，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十来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周木斋、林语堂……也有我。”

接着是年5月10日，鲁迅的日记上说：“林语堂函邀夜饭，晚在其寓……同席十人。”据同受邀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讲，林语堂是为《人间世》创刊而宴请作者的，徐懋庸位列其中，曹说，这类与鲁迅宴聚有“许多回”，徐懋庸多在内。

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一文中说，1933年9月11日，他曾在其寓设晚宴，邀请了鲁迅、曹礼吾、徐懋庸等诸友。在饭桌上，曹还将鲁迅比作是嵇康，礼吾为阮籍。查鲁迅同日日记，果然记有：“曹聚仁邀晚饭。往其寓，同行六人。”同年冬，曹聚仁又邀鲁迅到家吃晚饭。鲁迅见曹家有不少关于自己的资料，问曹是否拟写自己的传记。曹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鲁迅评传》）。类似这样的话在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一文中，也有。如“听了我的话”，鲁迅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得到默许，“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此次聚餐中，徐懋庸又在其中。

鲁迅也宴请过曹聚仁。鲁迅1935年3月5日日记：“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芒种》是曹聚仁与徐懋庸合编的文学期刊。

鲁迅与曹聚仁相交，互有帮助。1934年夏，叶圣陶、陈子展、陈望道、曹聚仁、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七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哩饭店，有个讨论会，内容是针对当时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因的“提倡文言”有什么对策。与会者针对白话文运动还不彻底，复古逆流袭来之态势，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鲁迅应曹聚仁诸人之请，“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那倒是大众语运动中最有力量的文字”（《鲁迅评传》）。壮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声势。

1934年5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上海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文中学读孟子》予以反驳，于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战。同年6月，《申报·自由谈》也先后刊出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7月25日，曹聚仁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希望大家回答。鲁迅针对这五个问题作了答复（后收入《鲁迅书信集》）。

在此同时，鲁迅给魏猛克写了封信，表达他对大众语运动的意见。信写完后，鲁迅交给徐懋庸，由他代转为魏猛克。鲁迅8月2日日记记了此事，“上午得猛克信，下午复”。曹聚仁到徐懋庸处时，见到此信，便要以《答曹聚仁先生信》之名，头条位置发表在《社会月报》上。同期还编发了共产党叛徒杨邨人的反共文章《赤区归来记》。于是就引起一场攻击鲁迅的风波。8月30日，《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以嘲弄调侃的口气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此外，《调和》一文，还引用了鲁迅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的一句话：“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鲁迅有许多地方，持极端态度。

自己的文章与不齿之丑陋文人杨邨人的文章摆在一起，“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让人惊愕之论，被世人领教。曹聚仁未征得鲁迅同意发表此信，的确把鲁迅置于尴尬处境，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恨事。后来尽管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力图挽回，已覆水难收了，鲁迅说：

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此篇收进《且介亭杂文》的杂文，没有对曹聚仁来一通鲁式的“不饶恕”，却有隐忍在其间，这是少见的。

曹聚仁干的另一件引起鲁迅不快的事情，我们从胡风在《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及《鲁迅书信注释》中看到：1935年年底，萧军、聂绀弩都对鲁迅表示要办刊物，鲁迅对他们说，与其都办，分散精力，不如“大家合起来共办一个刊物”，后来就有了以胡风为负责人的《海燕》。多年后成为笔者同事的老前辈聂绀弩对笔者说起此事。笔者与聂老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笔者在《往事流光》一书中专门写了《聂绀弩是一条大河》来纪念他。《海燕》甫一问世，即日便售出2000册，创下了当时期刊的发售纪录。第一期上载有鲁迅的《出关》等四篇作品。鲁迅闻之，非常高兴。1935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中所说“晚同广平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就是为庆贺《海燕》创刊并畅销而举行的聚餐。

第二期又发表鲁迅的《阿金》等五篇文章。《海燕》影响与《莽原》可以比肩。《海燕》创刊时，聂绀弩曾找到曹聚仁，希望他能做海燕的发行人，曹欣然允之。第二期上就印上了“发行人曹聚仁”。谁也没想到，曹聚仁后来到巡捕房“告密，说这刊物是谁办的，谁编的，如何危险，以致我们找到别人去申请发行，巡捕房也不准许了。他还在《申报》上登广告，说我们怎样窃他的大名，又写信到鲁迅那里去剖白”（《聂绀弩全集》）。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为自己辩解，说鲁迅还写信劝了他一阵。1936年2月21日，鲁迅确实给曹写信，信中说他“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但鲁迅在另一篇《半夏小集》里，却不再如信里那么含混，而是态度鲜明地对曹进行了批评：“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胡风说，曹聚仁告密后，“他安然无恙，照旧当教授，但《海燕》不得不停止唱歌和呼吸了”（《鲁迅先生》）。

曹聚仁不可能没看过《半夏小集》（收《且介亭杂文末编》），可他却说，鲁迅从来没有骂过他。

鲁迅去世后的第六天，曹聚仁在《申报》第一卷第四十二期上发表悼文《鲁迅先生》。这是悼念鲁迅文字中分量最特殊的一篇。文中引用了不少鲁迅给他的信中的段落，在这些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中，确实有不少很重要、很精彩的内容。这足以证明鲁迅与曹聚仁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曹聚仁写的《鲁迅评传》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曹聚仁与鲁迅不同寻常的关系，隐藏着怎样深奥的人生之谜，令史学家不能不泛起想象的涟漪。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1930年，一位美国青年伊罗生（H.R.Isaacs），来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报》和《大陆报》记者。20世纪30年代，他因和鲁迅、茅盾、宋庆龄等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的鼓励和帮助下，创办了和中国共产党观点接近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阳翰笙、史沫特莱、因写《西行漫记》而轰动西方世界的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夫妇等都给《中国论坛》写过大量文章，鲁迅作品的译文也登在此周刊上。《中国论坛》在中国和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伊罗生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伊罗生到底是什么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不同认识，不少当时的上海共产党员都认为伊罗生是托派分子，至少是托派头子托洛茨基的狂热信徒。而鲁迅、茅盾却认为伊罗生是个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美国进步青年，并与他保持着一种信任和友谊。于是就有人怀疑鲁迅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史沫特莱传》语）间，过从甚密的关系很不正常，甚至有人对鲁迅产生种种怀疑。因此，弄清伊罗生是否是“托派敌人”，这很重要，这涉及鲁迅的政治清白问题。史学家至今仍在研究，2008年就有学者这样表述，“鲁迅与托派的关系，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争议问题”（《红潮往事》）。于是就有学者针对此提法，著文与之商榷（《伊罗生与鲁迅》），表示这是一伪命题。并努力证明伊罗生并非是“托派分子”。

笔者也曾尽可能地读了些相关资料，包括《红潮往事》，确实找不到坐死伊罗生为“托派分子”的铁证。而从中却看到伊罗生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与鲁迅的友谊也是动人的。

关于托派，顺便说几句，二十年前，苏共已为托派彻底平反。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所谓中国托派，也有了比较宽松、实事求是的全新诠释（《中国共产党历史》）。争议伊罗生是否托派，已无任何意义。

笔者要写的，是鲁迅与伊罗生之间充满温暖的友谊。

关于伊罗生，笔者引用了三段介绍他的文字，来自：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史沫特莱传》；《鲁迅全集》的相关“人物注释”。

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与协助下，由他（伊罗生）出面，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因为他没有政治倾向的身份，从公共租界工部局取得办《中国论坛》的执照比较容易。我和鲁迅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伊罗生的，当时他很年轻，才二十多岁。《中国论坛》出版了整整两年，这期间我们与伊罗生常有往来，许多中国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我们就通过《中国论坛》报道出去，例如“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就首先公开登在《中国论坛》上。

《史沫特莱传》：

伊罗生是个富有的年轻纽约人，在二十岁上，从哥伦比亚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中国，在寻求冒险的历程中，他最初在上海一家为中国人所有而为国民党控制的英文报纸工作（《大美晚报》和《大陆报》——引者）。而后他接受了史沫特莱和弗兰克·格拉斯的影响。格拉斯是个年龄较大的南非新闻工作者，还是个在中国拥有一大批忠实追随者的热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格拉斯一起到内地（中国西南地区——引者）作过一次旅行之后，他（伊罗生）经历了一种类似于皈依宗教的过程：回来时已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中，介绍伊罗生的“人物注释”是：

伊罗生（H.R.Isaacs，1910—1986），中文名伊罗生，日记又作伊、伊君、罗生、伊洛生，美国人。1930年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报》记者，1932年时为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编辑。1933年约请鲁迅和茅盾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随即往北平翻译。1935年7月回国。

读者会发现，这三段引文，在介绍伊罗生的政治倾向时，或彼此相互矛盾，或避而不谈。茅盾说伊罗生“没有政治倾向”。《史沫特莱传》则指出，伊罗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鲁迅全集》“人物注释”不谈伊罗生的政治倾向，只交代他曾请鲁迅和茅盾编选《草鞋脚》短篇小说集。

茅盾说伊罗生“没有政治倾向”，与他接下来的话，“许多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都通过《中国论坛》发表，是自相矛盾的。事实恰恰证明，伊罗生是有明显的支持当时进步力量的政治倾向的。茅盾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中，很清楚地记载了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最早透露丁玲被捕并被反动当局秘密杀害的消息。乍听到丁玲被害，大家都很沉痛。因为丁玲是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后出现的第一个最有才华、最有希望的女作家。鲁迅在6月28日日记上，写了一首旧体诗《悼丁君》，三个月后发表在《涛声》上。日记中第一句原是“如磐遥夜拥重楼”，后为：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道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茅盾自己也写了一篇《悼丁玲》，因文章题目过于鲜明，悼文内容又很尖锐，当时没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茅盾就找到伊罗生。《中国论坛》于1933年6月19日刊出茅盾的《悼丁玲》。文章一经发表，令社会震惊，声讨声鹊起，对国民党起到震慑作用，便放弃杀害丁玲的阴谋。

关于国民党杀害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以及应修人拒捕壮烈牺牲，社会各界救援、声讨、纪念等活动，《中国论坛》也都做了及时的配合。

伊罗生与史沫特莱合作创办《中国论坛》，支持、宣传中国革命事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支持中国革命文学揭露蒋介石残暴黑暗统治斗争，声援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及抗日运动，并起到积极作用。两人于1932年合作的《国民党反动的五年》，详尽地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残暴统治。在国内外引起重要反响。

后来伊罗生、史沫特莱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办《中国论坛》的方针政策也产生歧义。这是伊罗生从斯大林立场转化为反斯大林立场引起的。伊罗生逐渐了解了苏联的政治状态，特别是斯大林在“肃反”的旗帜下排斥异己，滥杀无辜，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大搞个人崇拜，促使了伊罗生逐渐站到理性化、尊重历史的立场上来。而这一转变是决绝的。1933年11月，伊罗生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非但不再为斯大林大唱赞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这就令上海的“革命左派”大为光火。他们在一次会议上，责令伊罗生再写一篇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被断然拒绝。随后又给他一次到苏联学习的机会，以促使他转变立场“认识错误”。伊罗生再次拒绝。上海的左派们视之为异端，甚至给他扣上托派的帽子。这种“左”的倾向，和王明、瞿秋白在上海推行的“左倾”路线是息息相关的。

伊罗生原本就不是共产党人，他从一个亲斯大林派转化成反斯大林派，并不如一些文章所说，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裂变过程，一种近似信仰的崩溃”。伊罗生只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年轻人，他的选择不是信仰主义所驱使，而只是在理性的引导下，转了转身而已。

这与史沫特莱不同。史沫特莱的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她于1929年12月自苏俄进入中国，经由沈阳、旅顺、北京、南京，1930年5月到达上海，她一直被英国、日本视为赤色危险分子，加以严密监控。甚至英国情报机关曾建议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吊销她的护照。史沫特莱一直与苏俄有特殊关系，是一个坚定的亲斯大林分子。她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多是受斯大林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与伊罗生的政治分歧，导致《中国论坛》两年后停刊，在她的眼里，与“托派的追随者”是不能共处的。有趣的是，十年之后，史沫特莱背叛了亲斯大林的立场，这对于她来说，或可能是痛苦的抉择。

现在该说说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了。这是绕不开的话题。“文革”前，因其话题的敏感性，而成为一个禁区，史学家们只能回避。当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地席卷各个领域，一切“左”的东西受到挑战，一切禁锢不断消失。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自然也再无禁忌。

人们都知道，鲁迅曾亲自翻译过《托洛茨基文学革命论》相关篇章，当然不是为批判，而借来做武器的。鲁迅的确接受过其某些观点。如同伊罗生的转变对斯大林的立场，鲁迅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渐渐淡化了对托洛茨基的初衷。后来转而进行批判。到了晚年，他写《论“第三种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檄文，强烈而深刻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谬论”。当然，这里鲁迅为摆脱一些人对他的质疑，证明自己已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表现出了某些偏激。

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太多尖刻、愤激的语调，用以批判坚决反蒋、坚决主张抗日的胡秋原，就匪夷所思了。鲁迅写道：

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

鲁迅的文章多有偏激的时候，但这般攻击一个爱国主义者，却不多见。这里有深层的东西，即鲁迅不愿被别人把自己往托派上扯。冯雪峰“遵”鲁迅“口授”而写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更明显有这种意图，历史的真相是，鲁迅与托派本无干系。

1934年1月13日，《中国论坛》停刊后，伊罗生找到鲁迅和茅盾，说他想要编一本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希望鲁迅和茅盾为他提供一个选目，同时向他介绍一下中国左翼期刊。

鲁迅对此也颇感兴趣。他曾在这之前，应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之请，协助编选过小说集《活的中国》，并推荐丁玲等人的小说入选。鲁迅在译介外国优秀小说入中国的同时，也希望将中国进步作家的好小说介绍给世界。

伊罗生编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正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鲁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鲁迅与茅盾几经商议之后，拟就了三十三位作家的二十六篇短篇小说，并亲自为每位作家写了小传。鲁迅还为此小说集写了《〈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选）小引》：

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伊罗生拿到这些文稿并小引，三个月后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了。经过书信沟通，由伊罗生于1935年最后编定二十六篇。

到了1935年12月30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编讫的《附记》中，介绍说，《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是应美国伊罗生之托，由他和茅盾选出的，由伊罗生译成英文，但至今也没再出版。

谁料到，直到1979年，鲁迅去世四十多年后，茅盾才见到《草鞋脚》的目录。而且与他和鲁迅商定的作品出入很大，缺少严谨治学作风，随意性很大。

想当年，伊罗生拿到鲁迅和茅盾为作者写的小传及鲁迅为《草鞋脚》作的小引，准备去北平前的1934年3月21日，鲁迅有“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之举。

宴请宾客，在当时上海的文人圈子里，原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事情，况且文坛一直有定期饮宴的传统。但鲁迅在家设宴饯行伊罗生，却轰动了上海滩。当时，上海左派多认定伊罗生是托派。鲁迅居然为这样的人治馔饯行，实在是有公开挑战左派之嫌，让人很难接受。对早就受到左派攻击的伊罗生来讲，左联的领袖能有此举，更让他不胜感慨。后来他著文回忆此次鲁迅宴请时，说：

这件小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我已经停止和所有共产党朋友往来，他们也不再理睬我，也就是断绝了一切个人关系。然而尽管鲁迅当时很接近在上海的共产党……但还是这样礼遇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友谊行为，其实有很重的政治和个人的力量。

伊罗生是1935年7月离开上海返回美国的，在中国住了七年的他，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辞行。鲁迅的6月25日日记载：“上午得山本夫人信。得胡风信。仲方来。伊罗生来。”作为1932年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民权保障同盟”的两位外国朋友之一，积极参与了三次争取民权的重大行动的伊罗生，辞别上海时，心头五味杂陈。原本是来中国冒险的，却经历与参与了中国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最后落得孤家寡人，唯鲁迅还保持与自己的友谊。这让他格外珍惜。他回美国不久即写信给鲁迅。鲁迅是10月7日收到这封信的，其该日日记有“上午得萧军信。得伊罗生信”。鲁迅于10月16日夜，复信给伊罗生，当日日记记曰：“夜复伊罗生信。”

在那样的乱世，到处是纷争，人格委顿，世味已薄，鲁迅和一个关心中国文学的外国青年，能保存一份纯洁的友谊，让我们看到鲁迅身上的真实性情。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如果时间只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胡适在上海三年半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批判国民党政治黑暗的政治言论最激烈、最频繁、最勇敢也最有战斗力的时期；如若将之与鲁迅春秋笔法式的政治言论相比，胡适公开的、直截了当批判国民党的义正词严，笔墨酣畅的气势，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远在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之上。

可惜，世上是没有如果的。历史和社会，特别是人生，只有其不可颠覆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逻辑和规律。但无论如何，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干了他一生除了开启新文学运动的大幕之外的又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反对国民党实施政治专制。

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时，胡适在教育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了激烈尖锐的冲突。连他的昔日老友吴稚晖都当面痛斥他：“你就是反革命！”其实，胡适早就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他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表示拒绝到大学院任职，并表达了对此决不容忍的态度，他说：

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我若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胡适实在不好违逆蔡元培不依不饶坚请他到大学院做他蔡元培的助手的好意，只好委屈就任。在会上听了吴稚晖的斥责，翌日胡适在一封拟发出的信件中说：

我并不很懂得“反革命”三个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

接着，胡适又写信毅然向蔡元培辞职，并在信中表示，辞职并意味“决计避去”，而且强调“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就是这种欲跳过‘党派’去争是非的文化性格决定了胡适与执掌政权的国民党在思想哲学上无法站在一起”（胡明《胡适传论》）。其论剀切中理，使所谓“胡适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之论，苍白无力，难以服人。因为，胡适批判“党化教育”，实质上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与以“训政”名义实施的政治专制。

胡适不仅从政治上批判政治专制，还在行动上，与之相对立。他在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时，学校坚持不挂国民党党旗，不做孙文总理纪念周，并著文《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文哲学，在中国公学的学术刊物《吴淞月刊》上发表。他还在教务、科研等方面，力主摆脱“党化教育”的影响，积极鼓励思想独立，学术独立。

胡适一直恪守文人的独立立场，不参加党派，却要分清是非。国民党政权为粉饰太平，树立开明政治形象，很重视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社会名望的著名知识分子。以胡适的学术地位、社会资望、人格魅力和世界影响，他是国民党中枢一直想拉拢争取的人物。但他们又知道胡适不是那种可用高官、厚禄、荣誉诱饵能收买的世俗庸人。国民党人中的文化官僚，深知胡适是位严格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之辩，既爱惜羽毛，孑然独处，又仗义执言，爱管闲事的受人拥戴的正直的学界领袖。与他们那些没有灵魂和操守的官僚、政客是不会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他们之间，除了政见不同，人格也迥然。

国民党核心人物宋子文，就曾受命约谈胡适，垂询国政改革的具体意见。胡适、《新月》掀起人权舆论运动，让国民党高层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对书生胡适也不得不刮目相看。那时，国民党许多省市党部，出于“正谊的火气”，不再向国民党党中央申请严办“反革命”胡适。宋子文约谈胡适，以为给胡适面子呢。令宋子文失望的是，胡适在提出“专家政治”五点具体“改革意见”，还在最后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胡适1929年7月2日日记）。

这次约谈的结果，导致国民党对《新月》月刊采取封杀查禁的严厉手段。这并没有吓倒胡适。他立刻给宋子文写信，仍旧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一，“解放言论，取消报纸检查”；二，“监察审计机关皆宜容纳反对党……”。

胡适不是革命家，但他的一生除了做学问，从未改变自己政治改革建言者的角色。他一直以一介书生的坚韧、理性，以合法合理的手段向国民党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

为什么特别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他说：“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为了证明自己作为一个诤臣的心迹，胡适在《人权论集》的小节中，讲了清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里的一则寓言：

昔有鹦鹉正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然后说，我们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微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共产党人正要埋葬这个刚刚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民国政府，而他却要用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来拯救这个“无法无天的政治”的国家，不仅与共产党站到了对立面，而向国民党争自由、争人权，无异于触犯天条，与虎谋皮，被视为吴稚晖指斥的“反革命”，加以整肃，这是胡适的悲剧，是一切自由主义文化人的悲剧。

今天重读胡适写在1930年3月2日日记中的集《楚辞》句而成的对联：

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

不免五味杂陈，唏嘘不已。

胡适在上海三年半的时间里，曾到北平去过三次。

第一次，是1929年1月16日，他作为董事会董事应邀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院）董事会会议。另一目的是探望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待他19日赶到梁家时，梁启超已故去八个小时。他参加了梁氏隆重的大殓。他还回到魂牵梦萦的北京大学，物不是，人亦非，令他感慨万千地作了《三年不见他》的感怀诗，其副题是“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冷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看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喜欢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第二次，是1930年6月10日。到北平后，天天被讲演与学术活动安排得满满的。5月19日他刚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5月28日，在北上的海轮“奉天”号上，写《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意思，呼吁“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张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联想十多年前胡适与李大钊的所谓“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争论，再听这时他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的目的是主张解决实际问题，而反对空谈什么主义。况且，此次反对的是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行专政之实的政治欺骗。

第三次，是这年的10月。胡适在一则日记中说，他在北平演讲时，全场都是挤满了人，即使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者仍人山人海。北平教育界、学术界如此热情地欢迎胡适，表明在政治立场、思想感情上是站在他一边的。这令被国民党政治“围剿”的他极为感动，也更深深认识到自己肩上所负的重大责任。在该月17日的日记上，胡适写道：“我是一个谦退的人，最怕虚声。虚声越大，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严于律己、鞭策自己、砥砺自己，他为国家民族能站立起来无畏地奋斗的心，可鉴日月。

他刚从北平返回上海的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他“言论反动，侮辱总理”。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令公安局拘捕了罗隆基。胡适闻讯，即刻找蔡元培、张群、宋子文等国民党元老，设法保释出狱。罗保释后，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新月》第三卷第三号上。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解聘罗教授职务。胡适又为罗氏奔走，打抱不平。他甚至写信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文胆”陈布雷，指责国民党砸罗氏饭碗为“失当之举动”。接着他又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篇《上蒋介石呈》为罗氏鸣屈。蒋介石不予理睬，陈布雷虽碍着情面回了信，云“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一推了之。

其实，此刻胡适为朋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际，他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时蒋介石给他定性“胡适反党”，已在社会广为流传。他自己在日记中也揶揄道：“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国民党、左联怎么突然站到一起对胡适“党同伐异”？

鲁迅、茅盾“对于胡适博士所领导的‘新月派’，加以猛烈的攻击”（《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时，江南的国民党舆论力量与政权力量也没放过胡适。1930年11月5日的《申报》，气势汹汹地咒骂胡适：

反动文孽之跋扈，仍猖獗不已，于中公学潮可以见之……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过了十七天，上海《国民上报》又登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一篇《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不指名攻讦胡适“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不仅调动舆论攻击胡适，蒋介石收到清华大学欲请胡适去当校长，请示中央时的文件后，明确表示“胡适系反党，不能派”。

足见胡适与国民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难以调和，与蒋介石个人恩怨纠葛积怨也不共戴天。

左联与国民党都与胡适势不两立，共同讨伐，意味着什么？对学者胡适是福是祸？

胡适就在这种“诡异”的共同的声讨中“无可奈何花落去”地离开上海，回到他熟悉思念的北平。

他走后，《新月》也黯然失色，急剧衰落，勉强支撑了两年多后停刊，新月书店也盘给商务印书馆，新月派解散。至此，曾光芒四射的《新月》陨落。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丁玲于1928年与胡也频再次来到上海。

1923年，丁玲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与施蛰存、戴望舒等都是同班同学。用丁玲的话说，“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当时，上海大学女生不多，学生多是从文学青年发展到政治革命的进步青年。但男女生之间，还很封建。丁玲是位傲气十足的女生，看不起同窗男生。她只崇拜施存统。因为施存统写过一篇反封建的《非孝》，而暴得大名。后来，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丁玲不再去施存统那里玩，改到瞿秋白处去聊天。后来瞿秋白与丁玲同宿舍的王剑虹相恋。丁玲随王剑虹、瞿秋白等搬到慕尔鸣路彬兴里一幢楼里去住。已有家室的瞿秋白与王剑虹同居了。丁玲则独住一小屋。1924年，丁玲离开上海去北京，在那里认识了胡也频并同居。在北京，丁玲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

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恋爱，因革命和爱情间的焦虑，王剑虹忧郁成疾，最后不幸去世，丁玲从始至终目睹了他们爱情的踌躇、迟疑、焦躁的全过程，于是写了《韦护》——革命者的爱情悲剧。

从1928年至1931年，丁玲在上海陆续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及《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与胡也频合作）《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水》及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等。这些作品的取材、人物及文学风格，与“五四”以来从冰心到淦女士、凌叔华等女作家大家闺秀式的柔和秀丽不同，着重渲染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叛逆性格及在社会剧变中的内心骚动，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也更有深度。故丁玲成为当时左翼作家中最引人瞩望的作家之一。

丁玲的早期创作，多是关注青年女性，寄寓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但对作品中女性的前途是朦胧茫然的。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一文中说：

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因为我那时是个很会牢骚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觉染上一层感伤。因为我只预备来分析，所以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写出了年轻知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骚动，及找不到出路的心灵的痛苦与挣扎。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指出：

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生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丁玲就是凭借塑造了这位旧礼教的叛逆者，又是个性主义者莎菲这一文学历史长廊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使《莎菲女士的日记》风光无限，自己也站到了文坛的高地，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

前文中说过，1919年秋，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曾从上海到松江参加了施蛰存的婚礼。丁玲他们送了一个鹅黄烫金笺的贺词条幅，由沈从文以章草书写“多福多寿多男女”七个遒劲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贺词原是“华封三祝”成语，原句应是“多福多寿多男子”，为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反对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特改成“多男女”，以示男女平等。

秋季，正是松江四鳃鲈鱼出江的好季节。施蛰存特在办喜筵的酒楼，专门让厨师为丁玲等一干上海来的朋友，加了一道四鳃鲈鱼火锅。文曲星聚会新婚酒席，自然少不了吟诗作赋之乐，而苏东坡《赤壁赋》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名句，在席间共诵，杯酒言欢，谈笑风生。沈从文海量，众人不敌。欢饮至月明星稀，丁玲他们才乘夜车回沪。

那时，施蛰存、戴望舒与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交往密切。施、戴加上刘呐鸥合办水沫书店，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合办《红与黑》月刊。水沫书店在北四川路公益坊，丁玲住在萨波赛路，经常去水沫书店找施、戴去玩。胡也频的《往何处去》也是交水沫书店出版的。

丁玲和胡也频或许得了稿费，买了一套精美茶具，拿给施蛰存看，并请他们新年时去她家喝茶。还是据施蛰存回忆，那时，“丁玲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胡也频却十足是个小资产阶级的文学青年，热心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一些好吃的”。但茶还没来得及喝，胡也频即被捕了。施蛰存对此，很有感触动情地说：“岂知从此一别，也频不久即遭惨杀，丁玲隐迹深居，不复相见。我常常想到他们许诺的午茶，不胜感慨。”

施蛰存回忆说：“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

后来，左翼文艺勃兴，政治意识变化，这“一群文学青年”开始分化，沈从文、施蛰存继续自己的文学之路，而丁玲渐次成为左翼作家的中坚，与施、沈几成陌路。

施蛰存在《沙上的脚印》一文中说：“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胡也频参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冯雪峰的影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丁玲从左联成立到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逮捕，一直是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同时创作中篇小说《水》和《田家冲》、长篇小说《母亲》。《水》连载于《北斗》。《水》以1931年夏全国十六省特大水灾为背景，写出在灾难中一幕幕生与死搏斗的惊心动魄场景，既反映了水灾给百姓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又表现了百姓与灾难斗争的意志和毅力。同时小说还在灾难和抗击灾难中，展示了知识青年的内心矛盾。茅盾给予《水》很高评价：“这篇小说的意义很大。”当然《水》过于突出群体的形象，而忽略对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突显了小说的艺术缺陷。茅盾之所谓“意义很重大”怕只是指题材层面上吧。

《田家冲》通过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共产党员受到一个佃农家的接待经过，歌颂了革命者与劳动群众共命运的献身精神。小说把革命者写成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冲破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创作理论，具有很深刻的意义。从中，我们可窥到丁玲在文艺观创作方法方面，与创造社、太阳社诸人有不小的差异。

丁玲所主编的《北斗》能成为文学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重镇，与丁玲的文艺观有关。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彼此并如何接受的问题上，丁玲有独特的真知灼见。她曾石破天惊地呼吁：“《啼笑因缘》值得借鉴！”

1932年，她曾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说，与鲁迅关系复杂、时敌时友的曹聚仁，评价丁玲此次演说时说，“当年丁玲的作品，已经脍炙人口，誉满江南，但她第一回上中国公学礼堂的讲台，就说得莫知所云”（《前记，我在上海的日子》）。这话并不可信。查资料，知丁玲讲了三个问题：一，新文学不能走进大众的原因；二，《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何以能吸引大众；三，新文学在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从中该吸收哪些经验。

丁玲没有像左联多数作家将《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予以嘲讽和批判，如同鲁迅对待“鸳鸯蝴蝶派”那样轻蔑，本身就已经见到其眼光和见识，而勇于提出要“借鉴《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表明丁玲摆脱左联的文艺偏见，跳出个人文学的审美趣味，以及革命作家因无知而设立的文艺立场的藩篱。

丁玲与左联一些重要人物在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分歧是鲜明的。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自己的寓所被中统特务秘密逮捕。那天潘梓年因事到丁玲寓所来访，突然一群便衣特务闯进，将丁、潘二人捕获并戴上手铐。此时，左联的应修人也来访丁玲，被埋伏的特务发现，双方发生搏斗，应修人坠楼牺牲（《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

6月28日《申报》将《公安局捕潘梓年经过》一文发表，曰“查潘某系共产党江苏省委，为该党机关刊物《真话报》主任编辑，证据不确实，被捕后经公安局移送主管机关，依法严询，并未枪毙”。国民党当局怕其行动被外国人抗议“治外法权”受侵犯，故称并未在公共租界绑架丁玲。当时，关于丁玲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左联和文化界开展揭露绑架丁玲的救援活动，“丁玲事件”成为上海的热点新闻。鉴于丁玲已是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丁玲失踪之谜，不仅引起上海文艺界的激荡，也令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在当局严密封锁这一消息的情况下，上海滩的坊间还是传出丁玲被杀的消息，报刊纷纷登载丁玲“遗照”“遗作”，还有“丁玲传记”纷纷登场，各大书局也争相出版丁玲作品，丁玲作品热成上海另一风景。

赵家璧作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文艺编辑，手头已握有丁玲交给他的《母亲》前四章，按原计划再有三万字即可成书出版，孰料丁玲突然失踪，令赵家璧颇为踌躇。后来根据他的《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前前后后》一文介绍：“我那时考虑到不知何年何月作者才能继续把小说写完，这卷未完成的手稿，只有放进存稿柜的最后一格算了。”正当赵家璧为之不胜惋惜的时候，他在良友公司同仁郑君平，私下向他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的长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肆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

郑君平即左联发起人之一的创造社元老郑伯奇，据《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的作者葛飞说，郑伯奇是为了执行党的秘密任务，即扩大左翼的影响，而化装为“郑君平”，成为良友的编辑的。上面向他传递的“鲁迅先生建议”，是否有其事，没有资料证明，故姑妄听之。

《母亲》从编辑到出书，赵家璧仅用了一个月零十天，速度之快，实为罕见。而发行量达八千册，也为当时图书发行之奇迹（《鲁迅先生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母亲》出版第二天，《申报·自由谈》报道了读者争相阅读《母亲》的消息：酷热难熬的夏夜书店，读者天马“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最近出版的丁玲女士的《母亲》，打算用强注式的阅读把我纷乱的心思平静下去。这法子果然有效，不到一刻钟，周身的汗珠即被从窗外透进的习习微风吹干，芭蕉扇已从手中自然地丢落足旁”（天马《夏之夜》）。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各报刊都对丁玲被捕这一消息保持沉默，鲁迅等也多以发表旧作等方式支持丁玲时，丁玲的朋友施蛰存率先在他主编的《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上，以《编者缀语》的形式石破天惊地报道了丁玲被捕的消息：

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到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施蛰存还在同期《现代》发表了戴望舒的《法国通信》，其小标题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文章说，“自从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以来，德国便处于一个绝端的法西斯谛的恐怖之中；德国的知识阶级，也逢到了它的厄运”。文章还介绍法国对希特勒的反抗。施蛰存安排这篇文章和《编者缀语》一并发表，其“指桑骂槐”以痛斥蒋介石法西斯暴行意图，十分明显。施蛰存又在《现代》第三卷第三期上，编印了《话题丁玲女士》，有丁玲、胡也频照片，《奔》手稿、《母亲》卷首插绘，并有按语：“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绑架，疑幻疑真，存亡未卜。”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和对朋友的惦念。

同一天，曹聚仁主编《涛声》则爆出“丁玲已被枪决”的消息，引起文坛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激动和愤怒，纷纷声讨国民党当局。施蛰存从抗议信中选了两封，发在8月号《现代》的“社中谈座”栏目内。

“丁玲事件”或许只是那个时代上海文坛的一桩普通事件，但竟能引起社会如此大的震荡，足见丁玲和其作品影响力之大。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1930年1月，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那天上海雨雪霏霏，亚尔培路办事处的小礼堂里，聚焦了当时学界各门类的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翁文灏等。他们不辞劳苦，一直聚集在精神领袖蔡元培麾下。

国民党为了掌控这些国宝级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指令蔡元培，将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搬到南京去。此次雨雪天召开的会议，就是听杨杏佛报告关于搬迁这一沉重话题。众专家学者讨论半日，最后还是请蔡元培院长拿主意。

蔡元培心里自然清楚，这次由戴季陶提议，国民政府同意研究所搬南京，是冲他避居上海，远离南京控制，消极抵抗而来。在上海建研究院，是蔡元培从一个基金会弄来的钱，国民政府连一个子儿都没拨过，凭什么要强迫搬迁呢？

蔡元培记得因为自己几次提出辞去中国研究院院长职务，1929年秋，蒋介石曾亲自到他的上海住所看望他，苦口劝他不要辞职，还是到南京继续当院长。此次又以戴季陶来压他，他不满地对大家说：

“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要员中，很多人与中央研究院过不去，借此报复我与他们不合作，让我们搬到南京，无非是在天子脚下，好管我们罢了。”

于是，中央研究院的这次会议，不了了之。

没过几天，一份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由杨杏佛急急忙忙地送到蔡元培办公室。

蔡元培乃经历过大世面之人，政治风雨里早就磨砺得稳健沉雄，他看了看“决议”轻蔑一笑：

“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老蒋如何对待老朽！”

后经杨杏佛多方疏通，加上老蒋在党内排斥异己，先是对付汪精卫、胡汉民、邓演达，不久又和阎锡山、冯玉祥翻脸，中央大战已在所难免，无暇他顾，搬迁之事，又放下了。另外，当时日本在上海也搞“对支文化事业局”，内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为对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中央研究院留在上海，也是形势之所需。当然，蔡元培因此与南京不少重臣结怨更深。

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虽经费拮据，内战破坏，还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在河南安阳小宅村，发现并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殷墟。蔡元培虽未亲临现场，但给当地军政大员多次写信，才使兵乱匪祸没有殃及考古发掘现场。结果发现大量殷代甲骨卜辞和青铜器，将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此奇迹，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该发掘主持人，是蔡元培慧眼所识的李济。1924年在山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也是他。

地质学家李四光，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主任时，发表了《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蔡元培请他到中央研究院，成为地质研究所创始人。他的《冰期之庐山》，在国内外获很高评价。

李四光酷爱文学，常参加文学界的活动。他曾以李仲揆名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发表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

有一天晚上，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了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行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孰料，没几日，鲁迅就写了《“碰壁”之余》，将李四光很是使棒加棍地揶揄、讽刺了一番。

1929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岸上镰吉一行五人，未经国民政府许可，来华调查长江水产资源，蔡元培忙致函外交部，扣留了其护照，制止了调查。翌年，英国流氓斯坦因，多次盗窃敦煌石窟藏书，割走不少壁画，同时还为英国测绘自印度入新疆、甘肃等地的兵险要地，获英国政府爵士称号。蔡元培闻之，勃然大怒，告之政府，最后将他驱逐出境。

蔡元培任院长期间，中央研究院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及阻止外来势力掠夺中国资源、盗窃珍贵文物方面取得的皇皇成果，令那些政府要员更不敢轻易下手打击蔡元培。

1930年，春日的上海和风阵阵，一位神秘客人，偷偷地拜访了宋庆龄，决定策反黄埔系军人共同反蒋，揭起反蒋旗帜。他就是被蒋介石正在缉拿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

1927年，宁汉合流，即南京蒋介石与武汉汪精卫同流合污，邓演达联合宋庆龄与汪精卫决裂。邓亡命海外，宋去苏俄“访问”。是年夏，邓演达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他通过杨杏佛，设法将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转给了蔡元培。

过了一年，邓演达等聚到蔡元培所在的亚尔培路，邓讲了时局形势，说去年中原大战，蒋软禁胡汉民激起两广政客军阀反蒋浪潮，对蒋十分不利。在这种形势下，邓演达与大家商定倒蒋行动计划。认为可利用蒋调集重兵讨伐两广时，行动委员会可迅速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蔡元培、邓演达、陈铭枢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建立反蒋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政党。

蔡元培听罢，满脸通红，仿佛又回到当年与陈独秀成立暗杀团，歃血盟誓的情景，站起身慷而慨之道：

“打倒蒋介石，掉了脑袋又何惧！”

邓演达很快在十四个省建立了第三党基层组织。蒋介石闻之，悬赏三十万大洋，买邓之人头。正在上海愚园路出席干部训练班结业仪式时，因叛徒出卖，邓演达当场被捕，并密押南京。不久，蒋介石命卫队长在深夜枪杀了邓演达，时年邓演达仅三十六岁。

宋庆龄得此消息，亲自到南京质问蒋介石，掀翻桌子以示愤慨。回到沪上，她又连夜用英文撰写声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丑行的檄文，悲愤地向天下宣言：

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于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宋庆龄将此文请杨杏佛等人译成中文发表后，社会影响巨大。早有共产党人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现又有国民党要员宋庆龄之讨蒋著名宣言，蒋介石的本来面目，已被世人认识清楚。

蔡元培从此迈开更勇敢的步伐，义无反顾地和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0年秋，毛泽东夫人杨开慧被捕，杨开慧母亲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到上海求救。蔡元培与章士钊即刻联合教授、名流向南京政府致函，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致电湖南何键，嘱其缓刑。何键以得电报晚为借口，还是杀害了年轻的杨开慧。

因托派活动被中共开除、已经穷困潦倒的陈独秀，在上海家中再次被捕入狱。蔡元培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开新文化运动先河的老朋友。陈独秀多难一生，令他深为同情。此前两年，陈独秀曾两次写信给他，求他给何应钦去函，保释一位叫郑超麟的人。何应钦很给蔡面子，很快回信说，会觅机会保郑超麟出狱。不久，陈独秀又请蔡给他的一位“亲戚”找工作。其实此人也是刚出狱的“托派分子”，他有了工作，可接济陈独秀拮据的生活。蔡元培到处找人，最后总算将陈独秀这位“亲戚”弄到上海招商局做了月刊编辑。收入不少，足可接济陈独秀生活了。

陈独秀几次被捕，蔡元培、胡适都曾给予帮助。此次被捕，蔡又会同林语堂、杨杏佛、柳亚子等上海文化名人，致函南京政府，释放陈独秀。蒋介石便做了顺水人情，将陈开释。

老朋友汪孟邹，知陈独秀生活艰难，决定重印《独秀文存》，给陈筹些稿费度日。汪找到蔡，请他为之写一序言。蔡元培欣然答应，连夜撰写，很快交稿。蔡元培在陈独秀入狱时，曾让画家刘海粟去监狱探看。陈独秀感慨万分：

“每次遇难，总得到蔡先生帮助，在大节上，他是坚持真理的勇士。”

蔡元培还不顾国民党对他营救陈独秀的举动通电全国的严重警告，当蒋介石到江西指挥“围剿”红军时，在上海公开营救共产党重要人物陈赓、廖承志。

抗日战争爆发，蔡元培发表《墨子的非攻与善守》一文，赞扬墨子反侵略精神。

毛泽东读之，在延安窑洞里给蔡元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他对这位学者的崇敬，对他营救杨开慧的义举，也算是一种感激。

人们一直说，鲁迅能遇到蔡元培是他一生的幸运。尽管鲁迅对他的人生贵人蔡先生失敬，但蔡元培却一如既往地爱护鲁迅，直到他死去。蔡元培与宋庆龄为鲁迅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治丧委员会，亲任主席，去万国殡仪馆吊唁，出殡时为他执绋。

蔡元培为鲁迅写的挽联，给了鲁迅莫大的荣誉：

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犹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心怀坦诚不失良知的蔡元培于1940年仙逝。他的铜像永久地矗立在他创办的北京大学的未明湖畔，那是一座中国知识分子高遏行云的无字丰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汪兆骞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43-5031-9

Ⅰ．①民…　Ⅱ．①汪…　Ⅲ．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Ⅳ．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6792号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作　　者　汪兆骞

责任编辑　张霆　姚冬霞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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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10mm×1000mm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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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031-9

定　　价　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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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1931）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隐逸态度为宜”——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北平是我的老家”——老舍拓宽了小说题材的疆域

北京大学“三大魔”之一——废名与《骆驼草》

嘲讽鲁迅“为一世故老人”——以《狂飙》闻名的高长虹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

“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钱玄同与章太炎、刘师培的交谊及晚节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

“真迷众色看如雾”——沈从文是一本内容复杂、分量沉重的大书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冰心，从清丽温婉的《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问题小说”

人艳如花——才女作家林徽因及“太太的客厅”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及与林徽因的爱恋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半是儒家半释家”——《五十自寿》与重访日本“寻梦”的周作人

“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国事日蹙，胡适创办《独立评论》

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

一身重病，宁死不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

“为国家做一个诤臣”——胡适抵御日本、保卫国家的思路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认识透彻

“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集状元、共产党员于一身的教授吴承仕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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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1931）

胡适重返北京大学，拉开“北大中兴”序幕。九一八事变唤起国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血性。

1931年，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刑峻法，严加控制言论。7月，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几百册《新月》被抄没。王造时登上书生论政舞台，在《新月》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畅淋漓，讥讽当局，是《新月》论政时代结束前最为响亮的鸣镝。

胡适重返北京大学，选聘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北大中兴”。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以一腔爱国热忱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争。

此时的周作人是以大时代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时说，当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其散文中温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渐渐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归》《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论诗学门径》《论中国诗的出路》。沈从文《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的〈扬鞭集〉》《论中国的创作小说》等论文发表，创作小说《夜渔》《三三》《虎雏》《黔小景》等。胡适发表评论《评〈梦家诗集〉》《以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论牟子〈思想论〉》《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出版《淮南王书》。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1930年11月30日，胡适在北方凛冽的寒风中，抵达北平，卜居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迁居上海，已过三年半。其间，胡适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为董事会董事，胡适北上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议。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他赶到时，梁氏刚刚病故几个小时，他悲痛中参加其大殓。后又去北京大学旧地重游，感触良多，赋诗《三年不见他》感怀：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1930年6月和10月，胡适受邀到北平演讲与参加学术活动，同时也为来北平寻租新房。胡适在日记中说，他每次演讲都是人满为患，一次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众仍将会场挤得满满的。通常，关于哲学之类学术性很强的演说听众总是寥寥无几，然而北平的学术界、教育界，总是热情地挤进会场，去听胡适的演讲，显然是对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满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常用“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这句话自勉、约束、鞭策、砥砺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勇敢无畏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这句话是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的。今天听来，仍掷地有声。

12月6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胡适开欢迎会，他的学生傅斯年发表热情而真诚的欢迎词，令胡适颇为动容。胡适致答词曰：“生平抱三个志愿：一，提倡新文学；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国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为我的定论。”

四天后北京大学为他举行欢迎会，北大代理校长陈大纪、哲学系主任张真如等参加。胡适致答谢词曰：“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国家、人生、思想，我们应该注意活的问题，不该专研究过去历史上死的问题。古代的成功或失败，仅是我们的指导和教训。我们应该领导社会思想，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

12月17日夜，胡适在北平的米粮库四号宅第，灯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欢聚于寿宴，贺诗拜寿，在生日蛋糕上点起四十支红烛，举杯用英文唱寿诞之歌，为胡适四十大寿祝福。那夜，飘起纷纷扬扬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几经推辞，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他的经年老友蒋梦麟的坚请，受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之职。

胡适到北大后，蒋、胡二人多次围炉商议，拟就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发展的周密计划。他们再次打出老校长蔡元培“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略，兼设“校务委员会”取代过去的“校评议会”。改文、法、理三“科”为“三学院”，定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刘树杞为理学院院长。蒋梦麟自唱白脸，负责“辞退旧人”，请胡适唱红脸，“选聘新人”。胡适如炬慧眼，“选聘”了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著名学者、教授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为“北大中兴”。

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也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胡适身在北平，忙于办学，仍不忘为自己在上海发动的人权舆论辩护。是年年初，胡适致信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强调“《新月》同人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此类负责的言论，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

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写文章批评国民党的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罗隆基遂被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适多方营救下，罗被保释。不久，罗又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开除罗氏。为此，胡适曾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个《上蒋介石呈》，直接向蒋介石解释其事缘由并为罗隆基鸣冤，“今有一事上陈，即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教员职务是也。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辞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签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拟请免职撤换处分，以示包容云云。

当时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极力支持胡适，他以校长的身份，给蒋介石上书，力保罗隆基。但翌年1月，当局还是以“言论谬妄”，强令光华大学辞退罗隆基的教职。罗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依然锋芒毕露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共产主义、《新月》派和三民主义。

张寿镛虽多年在朝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性，站到了胡适的一边。张寿镛（1875—1945），字伯颂，号泳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乃明末抗击清兵的英雄张煌言的后裔。张煌言，崇祯时的举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与钱肃岳等官吏倡议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清兵入浙东，军败又随鲁王逃浙闽沿海，后入据舟山。永历八年（1654），钱肃岳率军北伐。张率军经宁国、徽州北上。因郑成功兵败，深入无援，又返回浙东，居悬岙岛（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张苍水集》《北征集》等留世。

张寿镛出身名门，曾在江苏、浙江等地为官。民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张寿镛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后辞去官职回上海创办光华大学，亲任校长，并兼教授。他虽纯为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学者，却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华，中西合璧，办学有成。但他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是穷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编辑、出版了《四明丛书》。

《四明丛书》搜集了鄞县历代文化散佚的文献一百七十八种，极具文献价值，堪称文化瑰宝。藏于宁波天一阁。

两天后，即1931年1月17日，陈布雷回信给胡适称，“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并表示愿意与胡适等人建立“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胡适立即从北平再致信陈布雷：“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并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两份，分别送给陈布雷和蒋介石，希望二人浏览这几期《新月》的言论。胡适还在信中表示，他们看过之后，“该‘没收焚毁’（国民党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这信，一如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毫无顾忌，文章笔势酣畅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适自己被政治冲撞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却一直对蒋介石尚存幻想。

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出“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高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但指出“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应麟，字元瑞，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与胡适同乡。万历中举，屡试进士不第，筑室山中，收藏图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其幼能诗，承建安七子诗风而有变化，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很有学术价值。

四个月后，吴晗再次写信给胡适，告之蒋廷黻先生劝自己研究明史。胡适致信吴晗说：“蒋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信中说，“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信中还以自己多年治学经验，从五个方面解答了吴晗所提的几个问题，并将有关学者谢国桢、孟森及其著作介绍给吴晗。最后告诫：“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其实，二十几天前，胡适为了安排吴晗的学习及工作，已给两位老朋友翁文灏、张子高写信，向他们推荐吴晗。信中说：“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胡适还建议请清华的教授读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作‘助手’”。并附上《胡应麟年谱》。

胡适对吴晗无私的关心和指导，使他受益终身。几年后，吴晗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明史学者。

成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学者从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大肆拆毁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晗因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等，与邓拓、廖沫沙同时获罪，死于非命。

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发表了汤晏的文章《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确定了师生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全国开展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吴晗对恩师胡适照样是口诛笔伐，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体悲剧。

是年，胡适还曾复信闻一多、梁实秋，有意牵头《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可惜，种种原因，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实秋一人穷毕生心血，独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

在北大教学和著述半年后，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适应丁文江夫妇之邀，带儿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丁文江，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1921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沪商埠总办。5月，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个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1926年7月，鲁迅曾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一口气批评了陈源、胡适、牛荣声、刘海粟等一干人，其中有丁文江。鲁迅于1931年12月写的文章《知难行难》中，针对《申报》一则电文，“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奉蒋如，对大局有所垂询……”，再次对丁、胡进行嘲讽。

丁、胡住在北戴河莲蓬山一座别墅里。胡适登上可俯瞰乐亭的碣石山，眼含热泪，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钊。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1931年8月17日，胡适携儿子祖望与丁文江夫妇，告别海浪沙滩，回到北平。初秋，9月14日，北京大学第二学期开学。

四天以后，发生了令中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早就策划好的阴谋，由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队引爆埋在南满铁路上的炸药，将铁路炸断，却造谣指责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然后在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寇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自这日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皆言国民党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事实并非如此。作家王树增在其长篇报告文学《抗日战争》中说：“1990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按照张学良的说法，“日本要来挑衅，想借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冲突就不会扩大，日本也就找不到动武的借口”，而中央“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张学良后来以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史册，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原本平静教书治学的生活，已弭平胡适因批评国民党专制带来的伤痕，寂静的书斋也消退了胡适在上海的政治热情。尽管治学和教学的环境深受影响，而心志有些遗憾，但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他的一腔爱国热忱，又在他身上汹涌澎湃。

“隐逸态度为宜”——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1931年年初，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在灰蒙蒙的阴云下，显得清冷而寂寥。周作人在书斋里，写信给汪馥泉，信中说，“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们只可‘闭门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反动时代的起头，低文化的各国多趋于专制，中国恐亦难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现代中国作家书信》）。

周作人是以大时代的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他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扮演了战士的角色，还曾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等重要的进步文章，胡适称《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周作人这些文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周作人还在1919年的“六三”事件中，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写《前门遇马记》，半是抗议，半是嘲讽，并亲自送到李大钊那里，编进《每周评论》。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撒革命传单被警察厅逮捕，周作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设法营救。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周作人让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躲在八道湾十一号一个多月。周作人还曾着迷于日本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新村”运动，那虽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也是周作人自己的“乌托邦”。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新村”运动的支持者。进步的周作人，当时的人望是超过其兄鲁迅的。

“清党”以后，周作人躲进寂寞的八道湾，那“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如同古寺一般。周作人的“五四时代”渐渐结束。

1930年2月1日，周作人在《致胡适书》（收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读，不禁怃然……

周作人一生读书成癖，且以写作为生命存在方式，“几乎全不把笔”，虽“自知或者于道更近”，却是生命的停滞，其间的痛楚，可想而知。

周作人于1929年岁尾，曾提出“闭门读书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了。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五四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尽管周作人的信中，弥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气，但胡适还是十分感动。他回信说，“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得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胡适在信中，还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心涌，笔手扰”来表“最足写此心境”。

胡适在信中，对周作人来信中的一句“交浅言深”，颇“有点感触”。胡适十分动情地说：“生平对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

读此信，相信读者会对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产生敬意：两人既开诚布公彼此人生选择与政治选择上的分歧，或公开论战于报端，或私下通信相劝；同时都遵循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尊重对方的选择和言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寂寥中的周作人，再受致命打击。1929年11月20日，在深秋肃杀的寒风中，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岁女儿若子，不幸突然凋谢。

对于爱女的夭亡，周作人写《若子之死》记之：

十六日若子自学校归，晚呕吐腹痛，自知是盲肠，而医生误诊为胃病，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术后痛苦少已，而热度不减，十九日午后益觉烦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继以昏呓。注射樟脑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为招来，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姆妈，我不要死”。然而终于死了。吁！可伤已。

周作人这段文字，不仅写出爱女夭亡经过，特别是若子临终时神志清明，那一切言行，让人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写出作为父亲的周作人肝肠寸断、如触肿疡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从此，已四十一岁、意识到“人过中年”的周作人心绪忧郁，向执教的女子学院告假，“在家，终日怅怅无所之”。为了祭悼爱女，他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设祭棚，请来众僧人，置道场，放焰口，诵经文。然后素车旌幡，将若子遗体置西直门外广通寺内，托僧侣诵经。后每逢祭日都诵经悼念，成为惯例。周作人乃受高等教育之人，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他这么做，既是抚慰爱女在天国的灵魂，又是借此抚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灵。更重要的是，他在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接着，在若子逝世后的十二天，周作人在《世界日报》上连续两天刊登广告，将若子之死归罪于德国医院山本忠孝大夫误诊。这种涉嫌迁怒与报复的心理，有些失态。但误诊乃实情，联系梁启超之死、鲁迅之死，皆是外国医生误诊所致，周作人的做法，似又可谅解。笔者有《鲁迅之死与梁启超殒命》一文，刊于2011年11月28日《今晚报》，读者不妨一阅。

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去冬十一月次女若子病故，心情恶劣，至今未能安心读书，自思对于死生别无甚迷执，唯亲子之情未能恝然。”

3月，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说，“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应“用经验与理智去观察人情和物理”。但若子之死，他表现得并非“理智”。人啊，有时很难说清。

1930年5月，装帧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骆驼草》悄然问世，立刻引起北平学界的关注。不料，刚到6月，左翼作家就在《新晨报》副刊上发表批评文章，讥讽《骆驼草》上的文章，都是文坛“落伍”之流所写。

左翼作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拉普”理论胡乱批评《骆驼草》，不仅引起周作人身边人的极大不满，也让不少自由主义者反感。

《骆驼草》周刊的出版，可追溯到1924年。据周作人当年3月14日的日记载，“交骆驼稿与凤举”，6月18日日记，又记有周作人等在北海公园水榭，下午五时，“由骆驼社宴，二十六人，七时返”。次日，《晨报副刊》报道称：“骆驼社的基干是周作人、张凤举、徐祖正三君。”

1926年，骆驼社曾出版《骆驼》一期，刘半农在《语丝》第一百一十八期还发表了一篇诗歌《骆驼颂》：

祝颂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气度，

忍受一切人们的侮辱与诅咒。

祝颂你永远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

背上永远担负很重的担子。

刘半农面对文坛弥漫着的浅薄与虚浮，赞颂了骆驼社文友的坚忍的文化精神。而这正是周作人筹办《骆驼》的初衷，给浮躁的文坛吹进一缕坚忍的清风。以当时周作人的清明和影响，很快，骆驼社聚集了很多文苑新秀，像与周作人很亲近的俞平伯、废名及冯至、梁遇春等。俞平伯与周作人在1922年就熟识，后又成为燕京大学的同事，周是教授，俞是讲师。废名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清党”之后，周作人躲进八道湾的“苦雨斋”，常去拜访者有俞平伯和废名，后当废名衣食无着时，索性住进八道湾，与老师朝夕厮守。

1930年，北平已失去文学中心地位，但以周作人和骆驼社为中心，形成了当时北平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化圈子。

《骆驼草》周刊是一本新的散文杂志，周作人主持，由废名操办。1930年5月，在《骆驼草》出版前两个月，迁到上海的《语丝》停刊。语丝社是文学研究会一脉的一个文学社团，《语丝》推出并形成的富有思想锋芒的现代随笔，对中国现代散文有贡献。

语丝社成员在创办之初，思想原本就不一致，但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文明批评”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但女师大事件发生，语丝社重要成员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在要不要执行“费厄泼赖”等方面，发生了分歧，为后来的分化乃至刀笔相见埋下了伏笔。

到后来，语丝体分化成以鲁迅为代表的投枪匕首式的随笔、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闲适散文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小品。这原本形成了散文样式丰富多彩、风格神味各异的大好局面，但却导致了三方各守城堡甚至大动干戈的局面，真是令人感慨。

《骆驼草》非“语丝体”之延续，而是彰显周作人的“京派”闲适小品风格。其《发刊词》中，开宗明义，“不谈国事”，在“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徐祖正在《骆驼草》上发表《文学运动与政治的相关性》说：“希望从事政治革命的人始终不要丧失在文艺世界里少了不成的那种真挚性与彻底性；同时对于从政治的立场回来谈文艺的人少用一点他们的宣传与煽动。”此文表达了《骆驼草》对政治的旁观、超然的态度。这少不了引起进步年轻人特别是左翼作家的批评，称《骆驼草》的作家群是“没落”文人。俞平伯作《又是没落》（《骆驼草》第七期），反驳这些批评。

俞平伯的反驳是无力的。试想，在国民党黑暗专制的统治下，有良知的文化精英如胡适、罗隆基、张寿镛等，不惜身家性命，掀起人权舆论浪潮，而骆驼社的作家却对此持超然、旁观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良知何在？

周作人是“京派”散文的代表人物。在《新青年》和《语丝》时，他还是反封建礼教的战士，他那高扬思想启蒙精神的犀利的战斗驳难的文字，犹存其作品间，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到了20世纪30年代，文坛各种成分和力量壁垒分明，针锋相对，躲进“苦雨斋”的周作人，还是被卷入社会、生活的旋涡，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超然。

1931年，周作人到北平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9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印行），在谈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衔接汇通时，主张“即兴言志”的创作态度，强调尊重文学的独立性，维护作家自由表达思想的文学原则。从中我们看到这位曾经的新文学的带头人，渐渐偏离了新文学的主潮，走上一条田园牧歌式的文艺之路。

《骆驼草》诸作家之“即兴言志”，是回避政治，言个人情感意绪之态。其散文多冲淡自然，讲究收敛和内蕴，文白相间，收放适度，简约自然，形成一种平和、雍容、淡雅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读周作人的散文，多讲其清淡的素质、低回的趣味、絮语般拉家常式的风格，却忽略他散文中长存的温暖的人性和人情。

“北平是我的老家”——老舍拓宽了小说题材的疆域

梁实秋在《关于老舍》一文中，曾提到老舍为了文学创作和工作，是非常注意体育锻炼、强健身体的。老舍曾给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题词曰：“身体强学习好才是最好的公民。”梁实秋说：“虽然是泛泛的鼓励后进的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老舍自己也在《自谴》中说：“没有身体，便没有一切。”故老舍一生大凡条件允许，都注意锻炼身体。

笔者的同事、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大姐在《从父亲老舍的满族籍和习好说起》一文中，介绍老舍1930年夏从英国途经新加坡时，做了几个月教师，然后再经上海回到北平，“住在他的同学、好友白涤洲家中”。“一天，北平学生画报社记者陈逸飞去拜访他，他正在屋中练拳，他对陈逸飞说，他练的是昆仑六合拳的内家拳，专重气功，是为了养生防身。陈不信可以防身，两人一过手，一下子就把陈击败。”

1933年5月，老舍离开北平去济南齐鲁大学教书，因腰背痛，求医难愈，遂拜山东第一枪马子元为师，先学太极，“继以练步，重义潭腿”，练查拳、洪拳、六路短拳等，“又习及枪剑与对击，多外间鲜见之技”。一年多来学会二十多套，而且病痛痊愈，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老舍为此特赠师傅马子元折扇一把，将习武经历，尽写扇面之上。次年全家搬到青岛，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一日，诗人臧克家到老舍位于金口二路的寓所拜访，见门楼墙壁上挂满刀枪棍棒十八般武器，知老师老舍乃一练家子（见臧克家《老舍永存》）。

1935年，在山东大学春节辞旧迎新晚会上，老舍特为师生表演了一套剑术，天津《益世报》以“废年·除夕·青岛·山大一夜狂欢，笑神老舍大显身手”为题，做了报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弃家小，孤身逃至武汉，加入抗日队伍。时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见老舍写文章宣传抗战，又每天打拳练武，便在最寒冷的冬天对手枪队的士兵说：“你们看见舒舍予先生没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单衣打拳，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勉励士兵向老舍为抗战而习武的精神学习。

正是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战胜病魔，强健身体，他才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抗日战争的繁重工作。1945年从美国回中国之前，老舍还应宾夕法尼亚州女作家，后以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之邀，在为受伤的“二战”军人举办的盛大晚会上，表演了出神入化的太极拳，显示了他的自尊和自信。

赛珍珠在她的《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记载了这次晚会：

老舍的表演精彩非凡，简直是美妙无比的舞蹈，深深地赢得了大家的赞叹。

老舍善于讲演。讲演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活。舒济在《老舍讲演集·后记》中说，他曾有一百七十多次的讲演记录。1936年在北京大学做《闲话创作》讲演，第二天《北平晨报》报道：大礼堂里“俱无立足之地了”，“可以说打破了历来公开讲演的盛况”。没有好身体支撑，是办不到的。

1952年，在北京东城迺兹府丰盛胡同十号自家的四合院里，已五十三岁的老舍还拜皮鞋厂李经理为师，学习太极气功。

最为精彩的是，1965年春，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的一个月间，结交了不少日本文学界的朋友。一次聚会，在未经安排的情况下，老舍与日本年轻的剧作家城山三郎进行了一次交手武术表演。后来城山三郎回忆道：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瘦小体弱的老舍先生，走路离不开手杖，居然一出手，就差点使我跌倒，败下阵来。不知老舍先生体内蕴藏积蓄了精气，真有功夫啊！

六十六岁的老舍，继承了自己民族强烈的崇尚武功的精神，一生习武，坚持不懈，使他强健身体、精力充沛，为实现文学梦想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可惜，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一生“练武学文，扶危敬老”的老舍，连自己都救不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为抗议非人性的政治迫害，也为自尊，而自沉太平湖。

1932年8月，老舍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猫城记》。次年4月连载完，历时八个月。《猫城记》这部寓言体式奇幻小说，是老舍创作生涯中重要的小说之一。

《猫城记》以猫城影射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是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的深刻思考。用王瑶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的话，主要是写“国民性弱点……与改造国民性有联系”。又有人说，“猫人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被吴敬梓到鲁迅这一系列作家所鞭挞过的‘国民性’上所有的那些弱点”。

鞭挞“国民性”，这是个极严肃的主题。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关注过，老舍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并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思考和表现这一课题。老舍的小说、话剧所包含的他对于民族心态中一些消极症候的真切把握，以及忧虑与批判力度上，甚至超过鲁迅。

《猫城记》正在《现代》连载的12月，胡风应《文学月报》主编周扬的邀请，撰写了一篇题为“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的长篇评论，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的第五、第六期上，署名谷非。胡风在文中称，他所批评的是在《现代》杂志第一卷上，张天翼、魏金枝、穆时英、杜衡、施蛰存、沈从文、郁达夫、巴金、靳以、马彦祥、沉樱、汪锡鹏、严敦易、彭彤杉等十四位作家所创作的“全体二十三篇（除掉未完成的《猫城记》）创作”。

胡风写道：

我们的作者们以为站在第三种人的中立的客观立场上，可以把握到客观的真实，殊不知他们的认识大大地受了他们的主观的限制。为了他们“艺术”的前途，我们诚恳地希望作者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和新兴阶级的主观能够有比现在较好的接近。

胡风初登文坛，便以“左倾”机械论指导上的“政治艺术一元论”的霸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一干优秀作家如巴金、沈从文等十四位作家全部打成“第三种人”。联系后来他与周扬之间长期的殊死争斗，不难看出，他们的分歧只在宗派主义，在文艺理论上并无差异，都是“政治的正确就是艺术的正确”那套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谬论。

即便在当时，胡风的文艺观，也遭到迎头痛击。苏汶在他的《一九三二的文艺辩论之清算》（《现代》第二卷第三期）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批评胡风摆出一副无产阶级批评的架势，实乃以阶级划分作家的“左倾”宗派主义，毫无道理地把进步作家打成“第三种人”的谬论。

巴金的反批评《我的自辩》（《现代》第二卷第五期），也批评胡风“拿出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来机械地套作品，只讲政治，而根本不顾及“构成一个作品的艺术上的诸条件”。

《猫城记》尚未连载完，故老舍因“未完成的一篇”，侥幸逃过胡风的批判。老舍虽未对胡风进行反批评，却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胡风的鄙视。1934年，他在小说《抓药》中，塑造了一位名叫青燕的“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把作家往死路上逼的评论家。该小说别具匠心地借用一个叫二头的农民的嘴骂他“揍死个狗东西”，意味深长，让人会心一笑。

抗战初期，胡风仍视老舍为中间派，对老舍能被任命为政治部设计委员一职深为不满。他认为这一差事是军委会政治部为延揽国内外知名人士而特设的。此乃每月有二百元车马费，“挂名拿钱”的美差。

1939年，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了老舍的《“五四”之夜》，这是《七月》唯一发表的老舍的作品。胡风评价说，老舍“写了一点现象，没有内在的东西，只好把开头的一段空话去掉发表了，应一应景”（《胡风全集》）。

李广田却非常推崇老舍的《“五四”之夜》，是极具眼光的。即便今天重读《“五四”之夜》，也不能不赞叹，老舍是用他的眼睛、耳朵和“心灵”，记录和呈现了重庆遭受日寇轰炸时，中国作家周文、罗烽、赵清阁、宋之的等瞬间的行为、心灵的反应，为抗战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一帧珍贵的剪影、一段珍贵的故事。

1944年4月17日，重庆隆重召开了“老舍创作二十年纪念会”。胡风做了题为“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的发言，对老舍的创作、人品，第一次做了正式的评价。他认为老舍在抗战前期的作品，“所走的道路不仅仅是‘旧风流’，那里面还有着流到现在以至将来的血脉”。他对老舍抗战时的创作评价也不高。他认为老舍在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来做“救急”的工作，是“落进了当时一些理论家所犯的误解”。虽然，胡风的文艺观念由“政治文艺一元论”改为二元论，政治与艺术分论，可见受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他对老舍的成见，似并未改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胡风身陷囹圄，也未改变对老舍的看法。不过，胡风看不上老舍的作品，只是透明、干净的文艺之争，与个人恩怨无关。

熟悉故都北平城的老舍，对这座日渐衰败的古都里的平民百姓的生活更为了解。清朝已灭，八旗再无金鼎玉食，城市平民多以当警察、拉洋车、街头卖艺、做小买卖甚至沦落八大胡同做皮肉生意为生。因此，老舍的创作实践中，常常对这些平民的命运予以关注。

1934年写的长篇小说《离婚》，是老舍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小说通过一群在政府供职的公务员无聊的生活图景，揭露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小说后面部分还从侧面抨击了特务制度的丑恶，开拓了小说一个新鲜的疆域。

老舍将幽默笔法注入小说创作，乃是他的艺术特色，但在初期把握尚欠火候，并因此遭到非议。他并没有因此放弃那种在本民族生活环境下与生俱来的幽默艺术个性。早期他之所以遭到批评，是因为他把幽默只当外加的笑料，附丽而不是融于作品之中。

创作《离婚》的过程中，老舍内心就有矛盾。他在《致赵家璧函》中说：“时局如此，而我又非幽默不可，真是心与手违，含着泪还要笑，笑得出吗？不笑，我又不足得胜！”最后，他还是坚持这部长篇“返归幽默”（《我怎样写〈离婚〉》）。他把幽默作为表达主题的有机成分，使幽默讽刺变成叙事和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较深刻地写出了一群小公务员自私、庸俗、苟且偷安又相互倾轧的灵魂。或许他的幽默讽刺还未达到出神入化的水平，却在含泪的微笑中对这些人物做了批判，发挥了幽默的艺术效果。

《离婚》取材于北平的日常生活，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场景，都是老舍极为熟悉的。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下层市民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让读者看到一幅幅生动形象又生趣盎然的市井、世态、风俗画卷。说到底，小说的基本审美范畴是塑造人物。《离婚》写出了小市民生活的沉落与心灵的空虚，当中个个都是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史家们都说老舍以长篇小说见称，或以话剧为人所乐道，其实老舍的中短篇小说也很精彩。如《月牙儿》写本分的母女两代为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悲惨命运。天真无邪，对皮肉生涯一无所知就沉沦毁灭，使悲剧意味更为强烈。《月牙儿》是以一种富有抒情意味的语言，讲述两个善良女性被毁灭的悲惨故事，使悲剧性更浓烈。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以北平城里的平民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骆驼祥子》写于1936年，是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之职，成为专业作家后的首部长篇。对于小说主人公祥子，老舍早就听坊间说，有个车夫买车卖车三起三落的经历，非常熟悉车夫生活的老舍，以他小说家的艺术敏锐，认定这个车夫具有典型意义，“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便“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最后写成关于一个车夫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的悲剧命运，从而揭露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的《骆驼祥子》。

新文学肇始以来，胡适、鲁迅、闻一多、郁达夫等作家都写过人力车夫。从对人力车夫的深刻了解，小说《骆驼祥子》在局部生活细节体察入微和从其灵魂深处的喜怒哀乐的把握上，以及祥子们与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联系，融会贯通的体验、展示上，是远远超过胡适、鲁迅、闻一多、郁达夫的。说到新文学史上称得上典型人物的，与鲁迅的阿Q、巴金的觉新相比较，祥子算是最具光彩的文学典型了。

除了祥子，大胆泼辣、有点变态的老姑娘虎妞，霸道凶残的车主刘四，欲起又落的二强子，忍受迫害的曹教授，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小福子，也都个个鲜活，成为“陌生的这一个”。

当然，《骆驼祥子》在展现古都北平色彩斑斓的生活风光时，小说的时代背景就显得薄弱、凝滞，看不到那个时代涌动的社会变化。小说浓重的悲剧气氛，显示了强大的批判力量。有人批评，小说只有阴郁绝望，而毫无希望。这不是《骆驼祥子》的不足，也不是老舍的过错。这种悲剧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也是老舍清醒严谨的现实主义特色。左翼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旨的作品时，总是给人物以出路，以希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谁写出一部超越《骆驼祥子》的作品。因为加上光明的尾巴，既违背了历史的真相，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艺术规律。“文化大革命”时，江青炮制了八个“样板戏”，个个都是歌颂光明和英雄的，但骨子里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唱颂歌，而掩盖反人类政治的罪行的。奇怪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亲手炮制的“样板戏”，现在仍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大行其道。

无巧不成书，《骆驼祥子》在1945年，由美国人伊万·金翻译成英文，改名“洋车夫”时，还真的将悲剧结局改成团圆结局。遂了某些中国评论家的愿。

伊万·金的译本《洋车夫》成了美国纽约著名的读书俱乐部“每月一书”的畅销书。被老舍评价为“译笔不错”的《洋车夫》，让老舍的小说真正走向了世界。该译本影响巨大，带动了老舍的其他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风行。

《洋车夫》不仅“译笔不错”，而且装帧华美，黄色布面精装，内附五十多帧线条流畅、生动形象的速写插图。从妇女的头饰、男子的长辫来看，故事发生在北洋军阀时期，这无疑与《骆驼祥子》所描写的民国初的社会生活有出入。翻译者并没有北平的生活经验，对中国文化也不甚了解，有关北平的生活、风俗、气象、景物多是望文生义，错误不少。

翻译者还画蛇添足地添加了人物与故事情节。比如让清华大学女大学生高喊“出版自由”，“打倒密探”，“驱除政治中的腐败”，“言论自由”等革命性的口号，这显然是伊万·金并不了解北平的社会状态而按西方人的观念，硬加给女大学生的东西。这怕是左联的革命作家们都望尘莫及的革命行动。但这一切充满了进步色彩的拔高，违背了北平真实的政治生态，也不是老舍在那个时代对革命者形象的认识。

小说的结尾，更是狗尾续貂，将小福子沦落“白房子”，最后上吊自尽，祥子也彻底堕落的悲剧，改成祥子抱奄奄一息的小福子冲进树木，他们活着“自由了”的大团圆结局。

伊万·金让祥子不要堕落、绝望，给他安排了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是为了顺应、迎合美国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不尊重原著的意愿，擅自对《骆驼祥子》的结构、人物、题旨进行篡改、“归化”，老舍是不赞同的。这也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翻译作品原则的错误行为。然而，正是伊万·金这样的译本，使老舍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

与《骆驼祥子》同时发表的，还有在《论语》上连载的长篇《文博士》（发表时名为“选民”）、中篇《我这一辈子》等。《我这一辈子》通过一个巡警的自述，呈现了一幅北平底层社会悲惨阴暗的图画。小说在对不合理的世道表述了愤慨的同时，还喊出“这世界……换个样儿”，对旧世界予以彻底的否定。

写于1937年，曾在天津《方舟》杂志连载前四章的小说《小人物自述》，值得一提。《小人物自述》发表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刊物的消失，也消遁了，连老舍自己都不知该小说之所终。直到老舍去世十多年后，才被文学界意外发现。

人们发现，《小人物自述》在题材、人物、社会背景上，与老舍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有些相似。区别只在于，《正红旗下》描写的满族生活场景是《小人物自述》中所没有的。想来也好理解，在民国时期，社会上的“排满”情绪尚普遍存在，老舍有意地回避了。老舍在1942年写的《入会誓词》中说，“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卢沟桥的枪声一响，“遂不续写”。后来，连原稿也散失了。《小人物自述》当属这两部长篇之一。

后来老舍创作《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分。1950年开始发表《饥荒》），开始重回市民社会，写沦陷的北平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精神。《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主要情节的舞台都在老舍出生的那条小胡同，这是因为老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的深深眷恋。

老舍在《我怎样写〈离婚〉》一文中说：

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穷苦的满族旗人家庭。父亲是一个月挣三两饷银的皇城护军，为了保卫京师，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死亡。从此一大家人“全仗母亲独立抚养”。老舍在《我的母亲》（1943年《半月文萃》）一文中写道：“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勤劳、倔强、为人热诚的满族下层劳动妇女，在精神上也哺育了老舍。生活的贫困与艰难，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和对于古城平民的同情。强烈的平民意识，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对老舍走向人民艺术家的道路也予以深远的影响。

老舍的出身、经历及个人独特的艺术气质，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学视角和艺术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在题材上突破了新文学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圈子，拓展到市民群众中去，这是老舍对新文学的独特贡献。

北京大学“三大魔”之一——废名与《骆驼草》

废名是《骆驼草》周刊的真正编辑者，这与周作人对他的器重和信任自然分不开。废名从《语丝》到《骆驼草》，一直追随周作人，他的所有小说集都是由周作人包办作序。可见师生间的情谊之深。废名在散文周刊《骆驼草》上发表的《莫须有先生传》和《桥》，本可属小品一类，但废名归到自己的小说集。周作人在给废名的小说集《桃园》作跋时说：“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肯定其小说是诗的小说。

废名的诗小说或曰散文化的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如《北平通信》，是写童年回忆的。从北京少雨、少雾、干燥的天气，忆起儿时在长江畔总能看到的“湿意的云”。是写故乡，又是写北京。《五祖寺》视角独特，写六岁的自己，在“一天门外”等待上了五祖寺的母亲和姐姐回来的情景。“最可赞美的，他忍耐着他不觉苦恼，忍耐又给了他许多涵养。”“那里等于一个凉亭，半山之上，对于上山的人好像简单一把扇子那么可爱。”一笔未写五祖寺，却笔笔都落在寺上。而今日几去五祖寺游览，已再无童年的意趣。这类小说崇尚平凡，多写生活情趣，颇有禅味。《打锣的日子》《放猖》等，也将童年的感受与禅意的暗示融合。

与写童年回忆的明净不同，废名的另一类散文小说是议论性的。多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解。鉴于废名文学功底深厚，其观点取自阅读经验，颇为独立不凡。《孔门之文》写孔门的学生；《陶渊明爱树》为诗文新释；《三年两竿》说六朝文章是“乱写”的，正是不刻意为文，方能随性挥洒，于冲淡朴纳中显露深意。所以废名心仪和借鉴六朝文章。

周作人在给废名小说集作的序中，表达了自己极喜欢废名的乡土写实、流露寂静之美的小说。鲁迅一开始觉得废名小说尚可，但后来评价不高，在其《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鲁迅此评显然失当。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人就颇不赞同。朱光潜以笔名孟实，写《〈桥〉》（载1937年《文学杂志》）一文，肯定地说，“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偏重人物对自然景物的反应”，“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

在沈从文、朱光潜看来，废名的小说《桥》，除了如一般小说一样都反映农村风景和风情、风俗之美外，还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而早期对农村小人物的不幸命运的同情，已转向对人间社会人生的“真”与“梦”的营造与编织。小说中小林天真快乐的乡塾生活，他和史家庄美丽的琴子青梅竹马的日子，长大后小林辍学回乡，同未婚妻琴子和堂妹细竹三人的微妙感情关系，是那么宁静、和谐，有波澜却不惊，构成了一曲世外牧歌般的交响乐。小说没有回避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无意淡化人性丑陋，而着重呈现人物自重自爱、返璞归真的性情和自然适意的生活形态，表达了废名身处乱世中，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

废名是位参禅打坐的居士，他的小说将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与东方禅宗思想两相融合，他是利用小说纯粹的童心，抒发自己在人生困顿到乐天知命的人文情结。另外，小说中的人物隐逸的气息浓重，貌似放浪形骸，实为表现知识分子心中的困惑和忧郁。

废名小说为我们贡献的独特文本，比其小说提供的对生活与人生的文学性阐释更为重要。废名的小说淡化故事，重在烘托诗境，正如后来汪曾祺在《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中所说，废名是中国20世纪“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开山鼻祖，对“京派”文学的渗透力极大。“京派”小说坛主沈从文，还有芦焚（师陀），甚至汪曾祺、何立伟，都从废名那里汲取过养料。

废名，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童年时家乡的枫柳、沙滩、小桥流水，县城外的四祖寺、五祖寺等禅宗圣地，给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学记忆。1922年北上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发表作品时，使用“废名”之名。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其时，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已出版。

1930年，骆驼社创办《骆驼草》时，周作人让废名做实际编辑者，很好地贯彻了周作人提倡的平淡隐逸的文学思想，《骆驼草》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之一。

周作人是1923年9月第一次见到废名。那时，冯文炳在北大校园里已小有名气。读其文，周作人发现有些“涩”，但却喜欢，破例主动为废名《竹林的故事》作序。这让一直崇拜周作人的冯文炳，喜出望外。

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对废名的音容笑貌，是这么描写的：

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废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在《莫须有先生传》第四章中房东太太说，莫须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么那么多的伤痕？这是他自己讲到的一点，此盖由于瘰疬，其声音之低哑或者也是这个缘故吧。

《莫须有先生传》系废名的小说，莫须有是该小说的主人公。因莫须有言行乖张、内向、躁郁、自卑，颇像废名，便称废名为莫须有先生。但周作人只看到废名的“特殊的谦逊与自信”，这可能是过于喜欢爱徒之缘故吧。

冯文炳见到鲁迅是两年之后。那时作为学生的冯文炳已是《语丝》的重要作者了。沉静木讷的冯文炳，没有给鲁迅留下太深的印象。

1926年，废名对鲁迅是理解的。他在那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路上踏。”但到了1930年，废名对鲁迅站到左翼作家一边就不理解了。他曾在《人间世》写文章批评鲁迅、郁达夫等组织的左联是“文士立功”。自然遭到鲁迅的批判，鲁迅在《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中，嘲讽道：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的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

若真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鲁迅自然会羞于他主张文学是宣传的主张了。

不少文史书籍都说，废名于1929年从北大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事实是，废名毕业后，曾有三年到处奔波谋职。据胡适为废名做的一个任职资格证明来看，废名是1931年11月被北大聘为讲师的。1931年，南京的《现代文学评论》发过一则消息“冯文炳将来（南）京”，可证在北平找不到工作的废名，曾想到此地谋生。在谋职的三年里，废名写了《桥》《莫须有先生传》，于1932年出版，引起社会关注，给他到北大任教，创造了条件。

受聘于北大后，废名给学生留下怎样的印象？他的学生柴扉在《〈莫须有先生传〉的作者》一文中说：

他说话时不住地摇着他的脚。他的口音很低，好像喉间腻有许多痰。我从他的装束——黑皮帽、呢大氅、驼绒袍——和短短的平头，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看他好像是个拘谨的商人。

废名第一次登上讲台，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摘掉帽子，用深陷的眼睛扫了扫课堂里的年轻学生，然后出声。声音不高，却振聋发聩：“敝人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学生个个目瞪口呆，然后是人声鼎沸。待课堂安静下来，他讲得头头是道。指出《狂人日记》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又都写“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自己是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学生们觉得这狂放的老师，还真是有学问、有见识的。

有时，废名确实有些狂傲。一次，他给学生讲修辞炼句，不讲唐宋八大家，也不讲明清小品，而以自己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桥》中的句子为例说，“日头争不入”一句，就是托出诗境的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学生说：“先生是否认为自己是大笔了？”废名笑不作答。

抗日战争爆发，废名告别留在北平的老师周作人，回到老家湖北黄梅，在县城一所小学谋得小学教师之职。从全国文化中心避难到寂静的有禅宗圣地铜磬诵经声萦绕的山村乡野，废名的灵魂是寂寞的，他的心开始向佛，写出了《阿赖耶识论》。多年后，他拿给诗人卞之琳看。1929年废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卞之琳刚入北大英文系，也算是废名的学生了。废名对卞之琳说，《阿赖耶识论》是自己“对佛的一种认识”，是“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而废名的好朋友熊十力也是研究佛学的，闻此论，大为不屑，二人经常为此争吵不休。邻居早已习惯二人的高声辩论，常常对这两位书呆子一笑了之。但有一天，论争之声戛然而止，众人前去一看，废名与熊十力正扭作一团，相互拳打脚踢。众人忙将二人分开，然后掩嘴窃笑。

二人的老师周作人，将之写进《怀废名》中：

有余君与熊翁同住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两位书生憨直的举止神态及文化精神，皆现于笔端，让人读来不禁莞尔。

1934年，由邵洵美主编的《十日谈》第四十四期上，有一篇文章写周作人与废名的关系：

记得今年暑假，周作人先生为了搜集做日本文学史的材料，到了东京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问他，周先生的弟子有没有几个特别出色的人物。当时周先生回答道：“有，一个是在清华大学教书的俞平伯，一个是北京大学担任讲师的冯文炳，便是笔名废名的冯先生。”

可见周作人是多么器重弟子废名的。当时，废名被称“京兆布衣周作人氏的三大弟子”之一。

1946年，废名经俞平伯推荐，返回北大中国文学系任副教授。三年后，已成为教授的废名，从老家黄梅把儿子接到北京，妻子仍在乡下。熊十力则不接家眷，自雇了一个男佣，每天打杂做饭。废名天天带着儿子到熊家蹭吃蹭喝。酒足饭饱之后，好戏——争吵便鸣锣开幕。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将废名解聘了。在他无奈回湖北黄梅避难前，曾在北京雍和宫住了一段时间，史料鲜有提及。

1939年8月11日、18日的《新北京报》副刊，曾两次刊登废名致朱英诞书简，名曰“冯文炳书简”，还加个小按语：“最忠实于自己灵魂的废名先生的作品，多年不见了。这些短简，是他寄给朱英诞先生的。谢谢先生的盛意，他让我们知道冯先生平安，让我们在冷落的文苑里，竟得尝了一滴‘竹青色的苦汁’。”

书简之一，是谈朱英诞的诗集《无题之秋》，准备邀林静希及几位诗友到公园讨论一下。

另几封书简也是写友人聚会、谈诗说禅的。前不久，见收信人朱英诞写的《纪念冯文炳先生（外一篇）——西仓清谈小记》（《新文学史料》）一文，让我们对那时废名的处境有所了解。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我收到废名先生一函，匆匆跑到雍和宫西仓后院去找他；这是一个僻静的禅房，院中只有两棵瘦松。

冯先生说，他们把他解聘了。我以为：“走吧。”冯先生当时颇以为知言。

废名借住的西仓后院，是他的少年时代的同学，行脚僧寂照的住处。寂照曾写信请朱英诞到西仓去清谈。朱到西仓后，朱与废名闲谈。谈到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废名是反对的，他说：“自然，那些圣贤都很好；可是，从文学上说，你以为哪一部书给青年人们读最好？”

朱英诞不禁脱口而出：“《聊斋》。”

废名说：“《聊斋》跟我也有点关系。不过，我说最好的一部书是《牡丹亭》。”

朱英诞作诗较早，1928年有《雪中跋涉》，1932年回北平寄籍定居后，诗写得多起来。又有诗集《小园集》问世，由废名作序。林静希的《冬眠曲》、程鹤西的《小草》也由废名作序。

抗战胜利后，废名回北平后作三篇诗评，一为冯至《十四行诗》，一为林静希，一为朱英诞。朱英诞到沙滩北大访废名。彼此重逢，不胜感慨，废名“高兴地拈一粒榛子说，‘好久没有吃到了’，便咬开硬壳，好像还问了记否温飞卿有什么咏抹胸之类的诗词云云”（《怀废名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名一直在大学里任教职，20世纪5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调至东北大学（现吉林大学），从事古典文学、美学、鲁迅等学术研究，不再搞文学创作了。

嘲讽鲁迅“为一世故老人”——以《狂飙》闻名的高长虹

1930年4月，《未名》半月刊在北平停刊，5月迁至上海的《语丝》周刊也无奈终刊。

《未名》是此前两年的元月，由鲁迅联系几个青年作家创办的《莽原》停刊后又创办的半月刊。《莽原》由莽原社办，《未名》是未名社出版，可视为《语丝》的延伸。

《莽原》周刊于1925年4月在北京创刊，鲁迅主编，附于《京报》发行。鲁迅为《莽原》写的广告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实乃《莽原》的办刊宗旨。但仅办了七个月就休刊，又隔一个月改为半月刊发行。

莽原社较语丝社更为激进，与进步学生运动联系密切，主要成员为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他们都是从《莽原》步入文坛的。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些进步的青年作家，几经分化，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高长虹，深受尼采哲学影响，从莽原社分化出去后，到上海重办《狂飙》周刊，鼓吹“狂飙运动”。狂飙社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不寻常的文学社团，正如它的主持者高长虹是现代文学中最怪异的作家一样。

高长虹少年成名，1915年，十七岁的他在山西读中学时写讽刺军阀阎锡山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诗《提灯行》。1922年在《小说月报》发表诗歌《红叶》。1924年，他与同乡好友出版《狂飙》杂志，提倡“狂飙运动”。同年到北京，联络向培良、尚钺、黄鹏基等青年作家，是年11月创办《狂飙》周刊，随《国风日报》出版。在《本刊宣言》中宣示：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周刊，便叫作“狂飙”。（《狂飙》第一期）

《狂飙》主张“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精神，得到鲁迅的认同，他在《两地书·十七》中说：“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狂飙》出到第十七期，因《国风日报》易主而被迫停刊。

鲁迅得知，邀高长虹等人到《莽原》参与编辑工作。高长虹以“弦上”为题，在《莽原》上发表多篇较为偏激的批评现代派研究系文人的文章，后结成《心的探险》一书，鲁迅将之编为“乌合丛书”之一出版。后来高长虹与郑效洵、高歌等人又创办《弦上》周刊，还是主要批评现代评论派的。高长虹一贯激进，藐视一切权威，信奉尼采的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哲学观念，在加入《莽原》不久，便因思想分歧及鲁迅的性格问题，与鲁迅闹矛盾。

1926年下半年，因编《莽原》的韦素园没有发表高长虹好友向培良的稿子，便对韦素园不满，并迁怒鲁迅。他在1926年写的《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狂飙》第一期）中，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在下一期《狂飙》之《走到出版界·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则换了口气，嘲笑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章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

其实，高长虹批评鲁迅的同时，也批评了鲁迅的死对头陈西滢（陈源）。1926年年底，鲁迅到厦门教书。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以及1928年6月写作的《〈奔流〉编校后记》等文中自然以更难听的语言回击。

鲁迅在《狂飙》停刊后，以笔名燕生在《语丝》发表《吊与贺》，文中多幸灾乐祸：

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

细看鲁迅与高长虹两方的交恶及相互嘲弄的文字，似看不出有什么难以调和的恩怨和重大的政治分歧。更多的是文人间的意气用事。鲁迅对同类作家如徐懋庸、沈从文等人滥加挞伐还少吗？

高长虹与鲁迅闹僵，远走上海，复活“狂飙运动”。1926年年底，鲁迅到上海定居前，《狂飙》周刊再度问世。高长虹也迎来创作丰收，《走到出版界》（杂文集）、《献给自己的女儿》（诗集）、《游离》（小说散文合集）等相继问世，可谓春风得意。

纵观高长虹的作品，其思想充其量只是唱唱“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高调，毕竟只是“虚无的反抗”。左右开弓、四面出击，看似炮火很猛，但多伤及进步的文学营垒。自己便在文坛孤立，几成孤家寡人。

但是，穿越“狂飙运动”的迷雾，认真研究高长虹留下的文学作品，可见他还真是给文学史提供了可资鉴赏和鉴别的诸多经验。

作家高长虹的一生，经历了曲折动荡的时代风云和特异的生活经历，始终不懈地追求光明，从未与黑暗势力为伍。他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他信奉尼采，独尊尼采哲学观念，却藐视一切权威。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加上他那不合时宜的狷介孤傲的性格，让他最终未能走出有点悲剧性的命运。

抗战爆发，高长虹来到延安。这之前作为狂飙社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高长虹在文学界名噪一时。他的第一本诗集甫一问世，即轰动文坛，众多读者纷纷写信表达他们对诗人的仰慕。其中有后来与鲁迅同居的许广平，有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的冰心，还有鲁迅在《两地书》第一集提到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妇女周刊》编辑、作家波微，即作家石评梅。有三个著名女性的仰慕，足见高长虹的名气之大。

名气大，脾气就大。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特给他发了请柬，他却以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搞文学创作只是业余爱好为由，拒绝参加。成了受邀请，唯一“因故”未参加的人。

称自己是研究经济的，却偏偏写了一部政治著作，因其观点与斯大林相悖，不能出版，竟声明要与苏俄铁腕人物斯大林辩论。

高长虹与友人能倾心而谈，如发生争议，后来自知错了，他马上承认并改正，绝不文过饰非。但对朋友之外，不能交心者，一律“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轻蔑的态度”。

他又是个不会生活的人，有钱即挥霍。他曾到香港、日本、欧洲等地游历，无钱就颠沛流离，有时睡在大街的商店屋檐下，买不起火车票就搭乘煤车赶路。但他可以几天食不果腹，却坚持到图书馆阅读查资料，编字典。他甚至不惧被捕危险，认真阅读列宁著作，研究马列主义辩证法。确如他自己所说，与文学创作相比，他更热衷于研究经济，甚至学习开矿，以图报效国家。他是怀着爱国热情，到革命圣地延安的。

刚到延安，与鲁迅发生矛盾并相互攻讦的高长虹，非但没有受到歧视，还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享受单独的小灶，每天忙不迭地应邀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时不时到诗歌朗诵会上当嘉宾。但性情狂怪的他，禀性难移，竟然拒绝边区政府让他任文协副主任的邀请。一次，在延安掌管文化大权的、曾在上海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屈尊到驻地请他去延安最高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去做报告，他对鲁迅原本就不屑，便大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这让极左的周扬都望尘莫及，只好呆呆地望着高长虹。据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问高长虹想到哪个解放区去。高长虹的回答是，想去美国研究经济！

高长虹的个人悲剧是，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国共两党为夺取政权激烈搏杀的时候，反对政治上的权威，也反对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权威，太不合时宜。

高长虹随着革命进程，由性格的孤傲转化为政治的孤独，是其命运的必然逻辑。20世纪50年代，有人在东北局宣传部的招待所里，看见了这样的高长虹：“一个人坐在面墙的桌子边吃饭，满头白发，不言不语。”（《高长虹，不合时宜的孤独》）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

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陈独秀被捕，文化界声援。

1932年，是继续内忧外患的一年，也是北平知识分子“坚持独立发言”的一年。

1月，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戳穿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又写《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及《攘外即可安内》等文，以其所向披靡之锋芒，与国民党政治宣传针锋相对。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留学欧美归来的有社会影响的学者，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创刊号响亮提出“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如丁文江等人，和胡适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就争论了一年，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

《独立评论》周刊，“说平实的话”，“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坚持独立发言”，并且都以实名发表，赢得声誉。

9月24日，北平《导报》与天津《益世报》，因登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丑闻，秦指使士兵砸《导报》，抓记者。2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一时声势浩大。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引渡押解南京。北平由胡适等人呼吁各界救援。平、津各大报纸发表社论要求释放陈独秀。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等还都做了追踪报道。胡适在北京大学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赞誉他对文学革命之大贡献。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写《陈独秀案》一文，称他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在上海的《涛声》杂志上，组织了有关“陈独秀案”的讨论。1932年是在知识分子和舆论界声讨国民党和关注“陈独秀案”中度过的。

胡适的著作《中国中古思想史提要》出版，他还写有政论《废止内战大同盟》《论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与张学良》《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等文。冰心的《冰心全集》出版。沈从文作小说《都市一妇人》。老舍在《现代》杂志，连载重要的寓言体奇幻长篇小说《猫城记》。周作人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钱玄同与章太炎、刘师培的交谊及晚节

在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诸子中，钱玄同算不上像鲁迅、胡适、周作人那样的文学主将，甚至一直以来，他的思想和学术都遭到过质疑，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文化人格却越来越被人推崇。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经史和语言文字等，谁都无法绕开这位参与者和建设者。

钱玄同，原名夏，字中季，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今（今湖州）人。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翌年参加同盟会，与周氏兄弟、刘师培等人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研究音韵训古。1910年归国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中学教书。1916年被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携《新青年》入京，钱玄同参与编辑。与胡适、陈独秀等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在他的催促下，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赋予中国小说新气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没有“愿意给它（《新青年》）当一名摇旗呐喊小卒”，戴着深度眼镜，夹着公文包的钱玄同，几次到绍兴会馆，找“整天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把这当作惟一愿望”（鲁迅语）的周树人，去怂恿催促他给《新青年》写文章，中国文坛能否出现小说巨将鲁迅，怕是个问题。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承认，“初做小说是在一九一八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周作人后来写回忆，证实了此说不虚。

鲁迅称钱是“我的朋友”，钱也说自己是鲁的“老朋友之一”。且他们的交往长达二十九年。钱玄同把他们的交往过程总结为“头九年（1908年至1916年）尚疏；中十年（1917年至1926年）最密；后十年（1927年至1936年）极疏”。在钱玄同与鲁迅的关系中，可见他是以一种超然的心境，而非以恩怨来认识、评价鲁迅的，对我们认识鲁迅也是有重要帮助的。

一生从事经史研究，于文字学、音韵学有很深造诣。1939年去世，留下《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国文字概略》等丰厚的文学遗产。

与胡适、鲁迅等人相继离开北京到外地谋生不同，钱玄同自1917年来到北京，便与之相“厮守”二十二年，至死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这在众多民国学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1931年，钱玄同曾出了个对子“江冯二庸”，规定“二”不许对“两”“双”等字，他的著名学者朋友都对不出下联，他只好将下联出示：“崔胡一适。”众友人才明白，“崔”者，崔适也，“一适”，胡适也。

钱玄同的国故之学，得益于两位老师：一是主张古文经学的章太炎，一是推崇今文经学的崔适。崔适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不幸病故于北京绍兴会馆，钱玄同为之主持治丧活动。

钱玄同与其老师章太炎、崔适之间的师生友谊保持一生，更是难能可贵的。章太炎就与老师俞樾有“谢本师”的经历。章太炎曾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在其主持的诂经精舍学习，达七年之久。因章太炎敏而好学，学业优秀，深得老师俞樾的赏识，被老师视为高徒。

章太炎后来到东吴大学任教时，曾去拜望过老师俞樾。时俞樾已八十高龄，甫一见弟子章太炎，一贯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老人，竟怒目而视，痛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海外，是“不孝”；揭露大清罪恶，乃“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他还搬出孔夫子的话，申斥“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突遭一贯敬爱的老师的痛斥，当场反唇相讥，便拂袖而去。马上写了《谢本师》，向世人公开与俞樾从此断绝师徒关系。

有趣的是，章太炎同样遭到弟子周作人的“谢本师”，更奇的是，弟子沈启无也“谢本师”周作人。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但与朋友、老师却相处融洽。他与老师章太炎的深厚友情，在章太炎自1906年至1936年给钱玄同的五十九封通信中，一览无余。从中可知，钱玄同比周氏兄弟等人师从章太炎先生，要早两年。钱玄同是1906年10月初认识并师从章太炎的。章太炎在该年10月8日，曾有信致钱玄同，曰“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其时，离章太炎因“《苏报》案”获释，旋即流亡日本，只过了三个月，离钱玄同入早稻田大学不久。

钱玄同将这些信函，依时序装裱成册，注明从何地寄往何处。其中四十封是讨论学术的，八封系论时政，余下十一封，乃为家常闲事。从这些信中，我们可知钱玄同求知若渴，好学不辍，老师章太炎诲人不倦，有问必答，钱玄同学业大进。

章太炎及门弟子多达百人，其中得意者五人，即世人所云“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五人各继承师说一端，自成体系，自成学派，皆成民国初之有影响的学者。与章太炎关系最密切的，首推钱玄同，依次是朱希祖、吴承仕。周氏兄弟在章门中，学无所长，一般而已。

章太炎致钱玄同的信函中，有的还反映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因反袁世凯称帝，被囚北京。1914年8月19日，写信给钱玄同称：“知弟近甚郁郁，仆亦不甚舒畅，何不相过一谈。”抗日战争爆发，章太炎以赴京讲学为名，促少帅张学良抗日。讲学时，钱玄同等弟子或为翻译，或代写板书，或递茶送水。章太炎晚年继续讲学，创建出版《制言》杂志，钱玄同等积极参与。最令章太炎高兴的是，钱玄同、吴承仕为他编印《章氏丛书续编》。章太炎亲自作跋，跋中对钱、吴称赞有加：“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章太炎去世，钱玄同为老师作一副长联为挽联，并与同门为恩师在孔德学校礼堂开追悼会。

《钱玄同文集》曾收录了钱玄同为编辑出版《刘申叔遗书》一书而给该书校对郑裕孚先生写的六十八封信。从中可以窥见钱玄同为编此书的许多历史细节，包括钱玄同所坚持的学术思想，以及这本书的指导原则、体例构思，特别是所经历的艰辛。

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勇之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者著称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他在整理编辑《刘申叔遗书》的过程中，对学术毫无门派之见，知人论世客观平和。而其间弥漫着对故友的深情厚谊，更让人感动。

刘申叔，即刘师培，江苏仪征人，晚清著名革命党人。1903年在上海晤交章太炎，赞成光复，参加同盟会后一度亡命日本，其妻以不得志于同盟会，转入清端方幕中，出卖革命党人。袁世凯窃国称帝，刘师培又为筹安会上劝进书之六君子之一。后落魄于天津租界，蔡元培主政北大，请他到北大任教授。家传文字训古之学，治三传。擅长文字，善骈体文，所著文学论文，时有独到见解，著述较多。但身后萧条，无力整理出版，钱玄同编入《刘申叔遗书》共七十四卷，乃为国学大师。

在黎锦熙看来，为人结集著述，友人强于弟子，钱玄同是最佳人选。其一，二人交情深厚。钱玄同1903年便接触刘师培的著作，甚是叹服，“有世谊，愿与订交之心甚炽”。1907年，在日本章太炎处初见刘师培后，钱、刘二人过从甚密。钱玄同曾说：“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其二，钱玄同乃章太炎之高徒，学问博大精深，且与胡适等亲近，深具现代科学与民主素养。用黎锦熙在《钱玄同传》的话，就是钱玄同“以音韵学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他能以历史眼光来整理、评判。

曾有人劝钱玄同，刘师培晚节不保，曾引起公愤，这等人不值得为之编辑遗著。钱玄同认为“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一切已成历史，不容改变，也无须讳饰，故当实事求是，以尊重历史，其学术成就自有价值，需要继承。钱玄同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原则，即可体现伟大的思想境界，这又是《刘申叔遗书》成功的原因。

刘师培虽仅享寿三十六岁，但一生勤奋著述，共著有四百多万字，居民国初同辈学者之前列。当时为乱世，遗著多散佚。钱玄同除翻遍各种报刊、仪征刘家的藏书、藏稿，还到处收集。黎锦熙说，除了报刊与直接从仪征刘家所得的材料外，“大部分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

钱玄同为一著名学者，一般还是易征得相关资料，但也有舍不得示人者。黄侃曾于1919年焚香跪地拜刘师培为师。黄侃处就藏有不少刘师培的书稿。不过钱玄同与同门师兄黄侃曾闹矛盾失和，不便向他借刘师培的资料。后来钱从另一师弟吴承仕处得知黄的友人，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曾向黄借《西汉周官师说考》，录有副本，又有某君转录了邵之副本。钱玄同立刻给郑裕孚写信说，先生只须访吴承仕，托人向邵或某君转借抄录，“如此，则此书竟能印全帙矣，岂非大快事！黄藏周礼、仪礼两注，以前我们认为最无办法者，今周礼有黄氏油印本，当由弟向其门人陆宗达君借校，仪礼可由检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难得圆满解决之问题，从此竟有解决之方法矣”。

钱玄同承担《刘申叔遗书》的编辑工作，已是五十岁左右，身体状况极差，他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次在课堂上头晕目眩，差点摔倒。同时，他还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驻干事，要承担编《简化字表》的工作。此外，他和吴承仕受恩师章太炎之托，共同编辑《章氏丛书续编》。身体虚弱，工作繁重，但他以过人毅力，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地做好所有工作。

1937年3月31日，《刘申叔遗书》全部编完，由钱玄同为全书作序，次年11月付印。又一年后，钱玄同溘然而逝。

为亡友、为中国学术遗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钱玄同严谨的治学精神、重情重义重理的人格魅力，长留文化长河之中。

钱玄同是留日出身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却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爱国主义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玄同与所有日本人包括学者，都断绝往来。几乎在社交场合，甚或在文人的宴会上，凡有日本人参加，他坚决不出席，如若偶见日本人，他会怒目拂袖而去。

九一八事变后次年，章太炎先后三次到北平演讲。有一次钱玄同正与老师章太炎在客厅谈话，特从南京大学赶到北平的黄侃也来拜见老师。黄侃常戏呼他“钱二疯子”。同门师兄弟都在，黄侃忽然大呼“二疯”，指责他不好好研究音韵学，偏偏要弄什么注音字母，提倡白话文。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两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三年后，黄侃病故，钱玄同以同门身份，给与之争吵了一生的黄侃献了一副挽联：

小学本师传，更䌷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隽才。

挽联高度评价了同门师兄黄侃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兄弟之情。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进北平，之前北平各高校西迁云南，钱玄同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也迁陕西汉中。只有周作人等，不听胡适等友人劝告，从“苦雨斋”中走出，当了汉奸。钱玄同因患严重高血压等病，行动不便，被迫留在北平，但他以满腔爱国之心、堂堂凛然之民族气节，不向日寇屈服。

1938年，在日寇的刺刀之下，钱玄同恢复多年不用的旧名“钱夏”。他请学生魏建功替他刻一方“钱夏玄同”图章，以表不做亡国奴，早日恢复华夏之志。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为反清王朝，取名钱夏。

但是，关于钱玄同在日寇占领北平后的晚节问题，曾遭到质问和怀疑，自古以来，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操守，也是文人风骨的核心。

质疑是一种科学态度。《汉书·陈遵传》说：“竦（张竦）居贫，无宾客，时有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现在对钱玄同的质疑，已非“论道经书”，而是关乎他的晚节，因此须事实回应。

不错，1928年以后，钱玄同已由“猛士”转为“隐士”，他的思想方法和学术结论趋向保守是事实，但到日本入侵之后，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成就了钱玄同作为士的名节。他躲进书斋，闭门谢客，寄语外地学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是自勉，又是号召。其爱国精神、干净灵魂，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褒奖，曰“永保清操”。

日本入侵之后，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曾经的老战友、同门，已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之偏重享受、无耻事敌有私议；有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当汉奸的铮铮之誓言；有对日本人的文化拉拢的坚拒；国难间，有多次婉拒友人邀宴吃饭的记录。钱玄同的日记，对质疑者做出了清白的回答。

1933年春，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有辞谢符定一邀请吃饭的表述：

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如此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钱玄同日记》）

言之铿锵，铁骨铮铮。士者，不仅是民族专司思考的理想的智者，还是不惜性命、一身热血的爱国者。

是年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们，为答谢师长的谆谆教导，特宴请众教授。钱玄同照例谢绝，为顾念师生情谊，他参加了饭后的师生合影。

6月6日，胡适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钱玄同写信给胡适，破例为他设宴践行：

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挡）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

钱玄同念及国难与苍生的苦难而不饮宴，又以“民众及前线士兵”“少惨死”，“不遭惨死”为由，“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于情于理，皆不相悖。钱玄同“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我们当也不该以其“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为怪，乃至责其自食其言。

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之际，钱玄同却接受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

《周作人年谱》（张菊香著）记载了这次宴会：“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钱玄同、沈兼士。”

何其巩为招宴者。何其巩即何克之，原冯玉祥的智囊。1928年任北平特别市市长，1936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校长。沦陷后，何氏所主政的中国大学从不挂日伪旗帜，不接受日伪一分钱的资助，校内无一日伪官吏。作为一个多年在旧军政界任职的有复杂社会背景的官员，他与日寇不即不离，在灰色地带做了不少的事。他参加过不少日伪的活动，但不助纣为虐，特别是受日本宪兵队怀疑拘传，以沉默绝食自保。何克之不是爱国志士，却也不是汉奸，怕连“亲日分子”也不是。

可惜钱玄同的日记对此次宴请没有记录。但在其3月23日的日记中，有一与之相关的信息，钱玄同当日电话约周作人，“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孔德学校是早年蔡元培借中法庚款而建的学校，钱玄同不仅在该校兼课，有自己的办公室并数年在此居住，与该校渊源颇深，是多年为孔德学校尽心尽力的“五四”学人。

钱玄同出席何克之的玉华台之宴，应视为与“孔德事”有关。况沦陷下的北京，社会名流与普通市民，不可能生活在没有日本人影子的社会空间里，如同剃头匠不能不为日本人剃头，引车卖浆者也不能不卖给日本人，老师不能不领日伪发的薪水，与日本人有一两次礼节性的接触，岂能与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授命，主管其机构中的一部分的汉奸勾当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在钱玄同生命最后的1939年，1月1日，他得知周作人被刺，先派儿子秉雄去三道湾慰问，4日，他自己也曾去周府见老朋友一面。周作人记录了这次拜访，二人谈话时，“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这证明钱玄同极重感情和私谊。在周作人尚未完全落水的情况下，探望被刺的老朋友，完全可以理解。

1939年1月17日，下午6时，距最后一次见周作人的第十三天，在严冬寒风肆虐的北平城，钱玄同因高血压致脑溢血亡故。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祭悼活动，送走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国学大师。消息不胫而走，远在陕西的北师大旧同事们，以西北联大的名义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老朋友许寿裳为他送的挽联是：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

短短几年，章太炎、黄侃、钱玄同先后辞世，不啻国学的重大损失。好在，作为文化大师，他们的灵魂已铸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人们不会遗忘他们。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鲁迅先生不胜感慨地说过：“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岁月淘人，尤其未曾叱咤亦未曾煊赫的人，于世间，如同匆匆过客。好比刘半农，连各种文学史都轻描淡写，更何况当下追逐滚滚红尘的年轻人，即便文学系的大学生，或只知他曾与钱玄同客串，演过一出《复王敬轩书》双簧，痛驳国粹派的那段佳话而已。或顶多看过胡风写的《五四时代的一面镜子》，说刘半农是“平凡的战斗主义”者，有一种不妥协的硬汉精神，“始终没有离开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

其实，身处破旧立新时代的刘半农，是个富有理性的战士和个性鲜明的学者。

回头看看“五四”以来的文化骁将及革命文艺战士们，从文学到文化，求激进巨变，都有急躁极端的心理倾向，常常导致急功近利或简单片面化的倾向，尤其更易导致以政治标准取代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衡量。举凡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包括在共产国际指挥和“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左联，他们提倡并实践的所谓“革命文学”，恰恰与文学、文化的健全发展相悖。

鲁迅的悲剧，也正在于他对一切都批判，都否定。比如对国学、文学传统、汉字，对国粹京剧、中医，无不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说到京剧，不妨听听刘半农的意见。他在《梅兰芳歌曲谱·序》中对京剧反思道：

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经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所以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把以往的优点保存着，把以往的缺陷弥补起来……必须按着步骤，渐渐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脚踢翻了搬进西洋货来，恐怕还不是根本的办法。

刘半农是位自由主义诗人，但他对待文化及文化遗产的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新文化运动培植了知识分子磅礴的个性精神，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同时高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动荡，有人继续高歌猛进，有的渐失去“战士”的锋芒。刘半农后来下苦功夫研究语言学，“战斗”变成“青灯古卷”。在研究语言学时，砥砺精神并没有消遁，于寂寞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这由“叛徒到隐士”的命运，是悲剧还是正道，留给后人评说。

1932年，刘半农在编自己的《初期白话诗稿》时，在为之作的序中慨然曰：

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

在这篇序中，还曾提及另一位“五四”作家陈衡哲，她说到早年创作白话诗时，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说明刘半农、陈衡哲都深感新文化运动的迅猛与自己的落伍。遥想年轻时的激进，不胜感慨。

刘半农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少时在家乡念私塾，后以江阴考生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与后成为国学大师的钱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同窗。1911年，刘半农与这几位同学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回乡当小学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又与其二弟，后成为音乐家的刘天华赴清江参加革命军。1912年，离开军队回乡，向人借得五块大洋，同刘天华闯荡上海，加盟开明剧社，兄为编剧，弟任音乐指导。

其间，刘半农又以自己的创作，很快成为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1916年10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以半侬之名，发表《灵霞馆笔记》，其中收录了爱尔兰诗人约瑟·柏伦克德的诗《火焰诗七首》等。接着，《新青年》又以“灵霞馆笔记”为题，连载刘半农用白话文翻译的诗歌、散文，与胡适在该刊连载的日记《藏晖室札记》，相映成趣。

1917年9月，主政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欣赏刘半农的思想观念和学识才华，将中学都没毕业的他，聘入北大任教。这在非常倚重学历来遴选教师的北大，是破了先例的。

当年，刘半农与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博士，几乎是同时踏入位于北京沙滩的北大校园的。很快，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便着手改组《新青年》工作。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在给好友钱玄同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迄今所见将《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操办，转为同人组合来办的最早劝议。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位“台柱”的商议，《新青年》自1918年元月始，由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轮流编辑；后来又由李大钊、高一涵顶替了出国访学的陶孟和与刘半农。《新青年》由此得到改观。

刘半农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多篇以文化评论为内容的杂文，除了与钱玄同合演双簧作《复王敬轩书》，又有《辟〈灵学丛志〉》《作揖主义》等，对封建守旧派及黑暗社会现象无情痛击。其文笔流畅，生动活泼。他还翻译了小仲马的歌剧《茶花女》及不少英、法作家的作品。诗歌和散文也写了不少，有白话文诗集《扬鞭集》。刘半农对白话新诗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了不少尝试和探索，吸取民歌和民间口语的营养，富有写实风格，音韵节奏和谐自然。杂文有《半农杂文》，语言也颇为犀利。

如前所说，刘半农是被破格从中学尚未毕业提拔为北大教授的。刘半农自知资历浅陋，所以刻苦学习，教学也极为认真。但中国最高学府之北大，是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的乡巴佬，是经常受到质疑的。再加上刘半农人生经历复杂，在上海滩花花世界染上“海派”的才子气，衣着入时，做派新潮，被人诟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取了公费赴法留学资格，1920年偕夫人从上海乘日轮“贸茂丸”赴英留学。翌年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是年秋返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重新返回北大的刘半农，已不是鲁迅在《忆刘半农》一文中所说，参加新文学运动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战”的刘半农了。

但是，向往性情的真实、表达的轻松自如、格调的清新通脱，却是一贯的刘半农。对于作家来说，不乏真诚的情怀气质，使他的文学永生。

从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相关回忆中，均或明或暗地扯出有关刘半农与胡适的恩恩怨怨，特别是当了汉奸又被人民政府宽大释放的周作人，晚年已改名知堂，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歪曲文人间的某些误会，硬是杜撰“反动文人”胡适“瞧不起，明嘲暗讽”“五四”“战士”刘半农。时至今日，仍有人依鲁迅、周作人之说，继续重复胡适看不起刘半农之说。比如有人说：“刘半农是憋着一股气出国深造的，周作人说他的博士是胡适促成的。”刘半农“终于得到博士学位，他是要以这博士学位来回击所谓英美派绅士的”。刘半农出国前与“英美派绅士”关系极不好，1917年新文化运动肇始，胡适在美国读到刘半农登在《新青年》上的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感而写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有“吾所绝对赞成者也”之评。

钱玄同致信刘半农说，你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与“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因同道，胡适、刘半农等才轮流编辑《新青年》。因相好，胡适才在1918年写的《你莫忘记》诗自序里，写道：“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因相知，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胡适、钱玄同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由刘半农向大会提交，获得通过。胡适与刘半农配合默契，以谋求全国普及。因信任，1920年在胡适推荐下，刘半农任“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胡适是否“瞧不起”刘半农，读者自明。

1921年春，胡适越洋寄《新青年》给刘半农。9月，刘半农复信给胡适：

听说你害了多时的胃病，近来看报，说你到上海考查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知道是病好了：这是个可喜的消息……我老实警告你：你要把白话诗坛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别人，这是你的自由……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北大的钱，已三月没寄来，电报去催，也是不寄；留学费也欠了三个月不发，高鲁还逍遥自在，做他的官，领他的俸。我身间有几个苏，便买只面包吃吃，没有便算。但除闭眼忍受之外，也就没有别法。（这是件不得了的事，另有详信在夷初处，请你向他要了看一看，救救我罢！）但有一件事要请你出力帮忙。我今天向蔡先生提出一个《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想来你不久就可以看见。这是我万分希望他成功的一件事，曾向蔡先生当面说过，他很赞成。但他虽赞成，还要经过种种的会。所以我要恳求你，也替我卖些气力，使他早日有些成议，我真感激不尽了。

你能写个信给我么？我给你请安。

夫人公子等均问好。

弟刘复

九月十五日

刘半农是个充满血性的刚直的正人君子，如若胡适果真“很看不起他”，他绝对不会低三下四吐露自己的窘境，那样不更让人瞧不起？此信写得如此真诚、亲切，并委以重托，使人想起宋人辛弃疾之《定风波》中“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的词句。

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足可视之为胡适辩诬的文字：

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诘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孟真，胡适高徒、学者傅斯年。孟邻，北大校长蒋梦麟。逵羽是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逵羽听信别有用心之人的诬陷胡适之说，经刘半农的劝说，消除对胡适的误会。

是年7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载：

早起得半农夫人电话，说半农从绥远回来，发热不退，昨日下午方石珊来诊，说是黄疸病，劝他进协和医院。半农最恨协和，没有去。病似更重了，所以我要去看看。

下午3时，得知刘半农病逝，胡适大惊，立邀校长蒋梦麟驱车到医院，刘半农妻女见胡、蒋，跪下恸哭，胡、蒋也很悲痛，并组织北大相关人员，料理棺木等后事。

10月14日，在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大礼堂举行刘半农追悼会。蒋梦麟主祭，胡适等人先后介绍刘半农生平事迹。胡适为老朋友写的挽联是：

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人；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

胡适的挽联，寓意深广，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评价他的老战友、好朋友、战士刘半农的。把刘半农与李大钊、陈独秀等文化巨人相提并论，足见他对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的肯定。

周作人等人，在各自的回忆中，制造的胡适与刘半农间的种种恩怨是非，意图很明显，想扳倒比他们更高的文化大树。其结果，浊者更浊，清者更清。

但更可悲的是，严重违背历史真相的谣传，迄今仍在不少文学史和书本里流传，不仅继续把胡适妖魔化，更把那代文化清流的面目弄得灰头土脸。呜呼，前辈原本形逝而神留，尚有不能遮拨、火烬的价值，结果面目全非了。

刘半农曾在《半农杂文·序》中说：“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文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但他写《赛金花本事》时，却不是这样，而是认认真真地根据事情真相去写。既不率性为之，又毫无戏谑玩笑之笔。

为写好《赛金花本事》，刘半农以民国清流之尊亲见、采访烟花柳巷的名妓赛金花，一开始为世人所诟病，刘半农并不在意。他是从报刊上陆陆续续得知一些关于身世飘零的妓女赛金花的事迹的。但资料众说纷纭，乃至相互矛盾，有人说赛金花不过是一个和八国联军头目瓦德西睡过一觉的轻薄的妓女，而另有人说她是“民族英雄”，用肉体使洋鬼子对北京百姓的屠戮减至最小。为了解这位名噪大江南北的奇女子的真实面目，他必须掌握真实的材料。

曾经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要来采访她，非常感动，欣然接受。这一深入采访，刘半农得知赛金花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她曾随丈夫洪文卿，作为驻欧洲四国钦差大使的夫人出使欧罗巴。三年后归国，洪文卿病故，赛金花被洪家驱逐出门，再落风尘。庚子之灾，她从洋人屠刀之下营救众生。洋人走后，被下大狱。后到上海重操旧业，挥金如土。为她心爱之人离开娼业，晚年蛰居北京天桥，甘于贫困。掌握真实材料的刘半农，结合历史研究，拂去蒙在赛金花身上的重重迷雾，重现真实的、传奇的、悲剧的、别样的赛金花，再度成为京城的热门话题。

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只见她身着一袭黑裙，在飒飒秋风中，独自默默低头走进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会聚的追悼会上，深深地向刘半农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献上一束白花，又在无数双惊愕的泪眼下，默然离去。

刘半农去世后，经他的学生商鸿逵整理后的《赛金花本事》得以出版。这部褪去红粉、还原赛金花真面目的“本事”，具有文学和文献价值。

天不假年，刘半农虽英年早逝，一切都留在飘香的文字里，是不用我们画蛇添足论其功过毁誉的。

他在《半农杂文》中说：

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

刘半农在这里，谈的是一个人既要顺应社会变革，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我们可视之为贯穿刘半农一生的精神，也是很多为新文学开辟过道路的作家、学者很快与政治运动疏离，一生投入文学的共性。

刘半农在他去世之前，又补充了一则笑话：

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枷。”

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的颈上，随即逃走了。第二天早晨，监差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和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联系那时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公，虽心怀革命之志，肩负历史使命却不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把“五四”以来的文学局面搞得风声鹤唳，却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想来，刘半农的这则笑话，还真未必只是笑话而已。

遗文犹在，仍可读出为世故风尘所不能湮没的刘半农精神：作为平凡人的刘半农，有愤世嫉俗的一面，有幽默灵性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一面；作为战士的刘半农，曾有过时代磅礴的生气，有过意气风发向旧世界开火的锋芒；作为隐士的刘半农，依然不失砥砺精神而甘于寂寞，依然不失在“理”与“势”的矛盾中的哲学、人生的思考。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其时，距俞平伯移家清华园南院七号，自定东屋室名为“秋荔亭”整一年。他于戊辰年（1928）秋，受聘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翌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俞平伯开始讲授《清真词》、戏曲和小说，同时到国立北京大学兼课。再一年，在清华大学同朱自清、杨振声等教授合开“高级作文”课，专授“词”习作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俞平伯即刻找到胡适，晤谈时事。30日晚，又致胡适函，“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虽是书生救国之道，却见拳拳爱国之心。

胡适等人面对日本亡我之心，也心绪恍惚。胡适很同意俞平伯的建议，他说：“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最后，办《独立评论》便是他们这帮“乱世的饭桶”，用爱国之心、良心抚平伤痛，为国家出点微力，尽点心智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可知，“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俞平伯常常从清华南院“秋荔亭”，乘车到后门内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家，参加讨论。在交通不发达时代的北平，那是很遥远的路程。

要知道，俞平伯此时，已渐渐专注于《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一个诗人、散文小品作家，正在向一个纯粹的学者转化，能如此积极关心国事，已表明其爱国者的姿态。

壬申年（1932）元旦，《中学生》月刊第二十一期，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五十二位学界名人的短简。其中俞平伯告诫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应当救中国，还要积极创造救国的条件。他向世人宣告：“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丁文江曾有名言，称知识分子是“治事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此话有些偏颇，更有些深意。1932年11月3日，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俞平伯写《广亡征！》。因文中有令人震惊之名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与《中学生》里的短简大唱反调，自我否定，而被批判为投降主义汉奸论调。书生啊，有时是民族理性的代表，有时是酒囊饭袋，一脑袋糨糊。

认真阅读《广亡征！》可知，其实总体上是痛彻心扉的陈词、一腔沉痛的爱国之言。但错在缺乏理性分析，遂得出悲观结论。原本是批判当权者误国之罪，却因骨子里的孤傲之气、书生之见，做出了错误的表达。

前面已介绍过的废名，对好友俞平伯看得清楚，他在《古槐梦遇·小引》中说：

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惊鸿一瞥，说得端是剀切。俞平伯身上反帝反封建的意气，一直都没有泯灭，作为一个爱国的有良知的作家，在虎狼窥伺的国家危亡之时，他终不是“深闺梦里人”。他的血液里、他的文章里，激荡着爱国主义的回响。

俞平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原籍浙江省德清县。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曾祖父俞樾，著名经学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庶吉士、编修、河南学政。罢官归苏州治经学，主讲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后以会试复原官，一生著述甚多，作诗词，写小说，编戏曲，著有《春在堂全书》计一百六十种，近五百卷。俞平伯六岁时，已享弄孙之乐的俞樾方故去。

父俞陛云，晚清探花，也是饱学之士。母许之仙，是清朝松江府知府许祐的女儿，也精通诗文。俞平伯自幼从母读经书，九岁入塾从师学古文。后又入苏州平江中学，乙卯年（1915）秋，十六岁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全家迁入北京，居北京大学后垣毗邻的东华门箭杆胡同。两年后，陈独秀携《新青年》也租住该胡同。

俞平伯十七岁时，师从北大教授、训诂学家、狂士黄侃，开始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十九岁时，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不久，又作《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一文，据理驳斥保守派对白话诗的责难，提出新诗是“抒发美感的文字，虽主导写实，亦必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因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辞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同年，与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被推选为干事部书记。次年，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上，后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五四运动爆发，他“浮慕新学，向往民主”，积极投身运动。是年，二十岁的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准备去英国留学，离开之前，作新诗《别她》，表达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决心寻求救国之路。翌年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只在英国住了两个月，因费用不足，返国。

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本集子，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巨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显然不可低估。胡适成为“新诗老祖宗”也顺理成章。正是在《尝试集》的影响下，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也破土而出。这是继《尝试集》后最早的诗集。胡适对《冬夜》的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批评《冬夜》过于理性化，表现力薄弱，他说：“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俞平伯知道，那是老师胡适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这个新诗坛的少年人，要用形象思维，不能用抽象说理。胡适是器重和信任少年俞平伯的。辛酉年（1921），俞平伯刚刚加入文学研究会，胡适就找到二十二岁的俞平伯，让他删定《尝试集》第四版。

胡适的《尝试集》“增订四版”，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的新诗的集子，其文化意义不仅在开创风气、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更在标榜声气、指引途径、提携新人上。将这么重要的《尝试集》第四版的删定任务交给俞平伯，其深意是不言而喻的。

新诗的“老祖宗”胡适，从此再不删增《尝试集》，是对俞平伯工作的充分肯定。

俞平伯十三岁始读《红楼梦》。二十一岁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的漫长航途中，熟读《红楼梦》，便有了研究《红楼梦》的愿望。《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或学术——所谓“红学”——从《红楼梦》诞生，便已开始。“红学”一词，据《清稗类钞》，最早出现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后又有“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的记载。不过“红学”在那时不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或学术，而带有调侃戏谑的味道。真正将它作为严肃的学问对待，是辛亥革命之后。但很少从哲学、美学入手，而是各种“索隐”“释真”“考事”之类的“索隐派”成了主角。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第一篇文章《〈红楼梦〉考证》问世，宣告“新红学”的诞生。而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在老师胡适的启示下，其“红学”研究也硕果累累，与胡适一起，成为当时海内外公认的“新红学”权威与大师。

胡适、俞平伯等人对“新红学”的贡献有二，确立《红楼梦》为“自叙传”。首先，得到鲁迅的认可。鲁迅当时正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屡屡引证胡适考证，并说胡适的“自叙传”，“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其次，断定《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之作，后四十回为程传元、高鹗串通作伪，由高补续。

“新红学”骨干俞平伯、顾颉刚二人在辛酉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量通信，证明他的研究，弥足珍贵。如俞平伯在是年4月27日的信中说：

《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5月13日又写信说：“总之《红楼梦》实事居多，虚构为少，殆无可疑。”5月30日，信中说：“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特别是6月18日信中所说：

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道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

俞平伯这一段话，正确阐述了《红楼梦》艺术典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出了艺术真实与艺术典型的全部奥秘。

俞平伯与顾颉刚的另一重大发现，是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

一次，俞平伯在旧书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书写得颇为无聊。但该书“凡例”前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经考证，证明确是高鹗补了《红楼梦》后四十回。

俞平伯潜心研究《红楼梦》，屡有发现。顾颉刚劝说俞平伯将《红楼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挑起历史大任，日后必定“大功告成”。

1923年3月5日，顾颉刚为俞平伯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辨》作序，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后来的不少红学家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文章，多有取其椟而还其珠者，而俞平伯得其椟更得其珠。

到了1954年秋，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又开始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而引导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而事情的导火线，是李希凡和蓝翎两个青年合作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

实际上，在1954年7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就召开了《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公开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大幕拉开了。

出席此次座谈会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俞平伯，还有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的作者李希凡和蓝翎，共计七十余人。会上，发言者们批评了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念。会场上谈笑风生，并不紧张，俞平伯也极为自然、冷静。

“两个小人物”发言了，首先表示是来学习的，其次对俞平伯一向敬重，文章观点不同，但没有扣帽的想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分别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

因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后来批判俞平伯的活动，有六次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组织、主持批判会的是该所所长何其芳。他在会前着重指出：“会议的性质是学术讨论会，对所讨论的问题过程中，应提倡说理的态度……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批评。”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与李广田、卞之琳被称“汉园三诗人”，后也研究《红楼梦》。京城著名学者大都参加了批判会并积极发言。

据《〈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的作者马靖云说：

钱锺书感到俞先生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实了。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鲁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贾家这样的人家，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

余冠英、李健吾、毛星都做了发言，皆按照何其芳会前定的调子，进行学术讨论。有时发言者之间，还有争论。力扬发言时，说文学所的讨论还算实事求是，而外面发表的相关文章，则有不乏简单粗暴等问题。文学所里，在何其芳的主持下，和风细雨地讨论学术问题，而社会上对俞平伯的批判，已轰轰烈烈。

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是以意识形态代表学术研究的应时应景之作，影响极为恶劣。社会上报刊已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由学术问题转向政治范畴，公开发表了俞平伯和胡适有关学术讨论的私人信件，为不久开展的全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做舆论准备。

任何政治运动，总有落井下石者，有趁火打劫、造谣诬陷者，文化圈子中尤为突出。这时就有人在《人民日报》发文揭发俞平伯垄断研究资料的问题。

俞平伯不服：“有人说我霸占材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我曾给北大图书馆写过一封信，指出该馆收藏的某个《红楼梦》抄本有珍贵价值，应作善本对待，不宜随意出借，以防损坏。纯属爱护文物的意愿，希望文学所代为说明。”

《人民日报》发表揭发俞平伯垄断材料一文前，曾打电话向北大图书馆和文学所询问过是否有垄断之事。但在北大图书馆、文学所皆证明根本无此事之后，仍发表了这篇诬陷俞平伯的文章。这毕竟是捏造丑闻，所以垄断之说，不了了之。

学术问题，要探明真理，要更坚持真理。俞平伯面对全国批判的浪潮，勇于坚持真理，毫不畏惧，更不妥协。俞平伯找到何其芳，承认自己受胡适影响，自己的烦琐考证或可对读者有影响。但那只是研究方法问题。他表示，自己坚持三点。其一，无论如何，《红楼梦》是很难解释的；其二，无论如何，曹雪芹是有“色空”观念的，并以之开始，以之收尾；其三，无论如何，有关《红楼梦》的“自传说”是不对的，但如果说带有自传成分是可以的。

在那个政治代替一切的年代，一介书生俞平伯坚持这三个“无论如何”，可视为公然对抗主流话语、挑战政治运动的鲜见的壮举。

俞平伯自落“红尘”，乐于斯，悲于斯，幸与不幸，只有他自己深解此中滋味。晚年，他曾作《红楼梦缥缈歌》，最后四句是：

补天虚愿恨悠悠，磨灭流传总未酬。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

其一生感慨，皆寓其中。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岁的俞平伯，已满头白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社科院院长胡绳在致辞中，称俞平伯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确的。那次政治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俞平伯老人平静而从容地用乡音朗读了自己的“红学”新作《旧时月色》。

俞平伯的旧体诗，得其清末探花诗人父亲俞陛云的真传，有着深厚扎实的功底，甚得诗界的推崇。叶圣陶夸他“天分高，实践勤，脚踏实地，步步前进，数十年如一日”，叶恭绰在《古槐书屋词·序》中赞他“于词所造既深，而又能审音度曲”，“功力深至，迥异时流”。俞平伯乃兼擅新旧两种诗体的诗人，他创作旧体诗时间如此之久、数量如此之多，诗意如此之丰盈葱茏，境界如此之淡泊清幽，艺术如此之圆润纯熟，风格如此之鲜明，诗坛怕再无别人。

写旧体诗，成为俞平伯自娱、抒发情感、张扬个性的重要形式。“文化大革命”初，他在老君堂的“古槐书屋”被占，被挤到放置刻书雕版的别院小屋居住。他写了一首诗：

先人书室我移家，憔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隔墙犹见马缨花。

该诗“怨而不怒”，甚或“温柔敦厚”，但结果，在学部文学所，还是挨了一顿狠批。不料，没过多少日子，他在《“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一诗里，却再次提到马缨花：

马缨花发半城红，振臂扬徽此日同。

一自权门撄中怒，赵家楼焰已腾空。

回忆自己年轻时，在马缨花开遍京城时，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马缨花见证了俞平伯少年时的意气风发、暮年时的寂寥和苦痛。

1977年，为怀念“嬿婉同心六十年”的老妻，俞平伯写旧体长诗《重圆花烛歌》，读之令人动容：

兼忆居停小学时，云移月影过寒枝。

荆扉半启遥遥见，见得青灯小坐姿。

俞平伯是“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式的文人，只要受到别人一次看重，便不惜为他做出百次牺牲。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时，何其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护了俞平伯。为此，何其芳还受到责难和批斗。俞平伯在何其芳逝世时，来到西裱褙胡同三十六号何宅哀悼，还写《纪念何其芳先生》诗，其情谊真挚动人：

昔曾共学在郊园，喜识“文研”创业繁。

晚岁耽吟怜《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论。

习劳终岁豫南居，解得耕耘胜读书。

犹记相呼来入苙，云低雪野助驱猪。

胡适在《蕙的风·序》中，说俞平伯诗的“音调、字面、境界，全是旧式诗词的影响”。从旧诗和词曲里蜕化出来，熔铸词曲的章节于其新诗中，当代诗人无人可与俞平伯相比。而他写旧体诗之水平，也无人出其右。

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内忧外患，国难当头，政府昏聩，民不聊生。文化界一片肃杀之气。

内忧外患，国难当头，政府昏聩，民不聊生。整个中国陷入苦海之中。

1933年新年伊始，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推出“新年的梦想”。一百四十二位知识分子遂有二百五十个“梦想”，刊于《东方杂志》。现实无望，寄以梦想，乃绝望之举。鲁迅不相信“梦想”，即写《听说梦》，说“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但胡愈之没想到的是，在“昏黑的年头”，“做梦”也没自由，在国民党威逼下，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辞退。民国政府创造世界文明史上不准“做梦”的纪录。

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称“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询问曹“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此前一年，周作人即致函胡适，研究此事，几经周折，终未出版。同月，在北平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公祭，周作人参加并送花圈、奠仪十元。“主义”不同，周作人不忘旧友，其情历史当记。

5月，北平世界日报社社长成舍我被捕。7月，北平《文学杂志》被禁，编辑及撰稿人被捕。11月，北平《文艺月刊》遭查禁。

巴金小说《萌芽》被禁，鲁迅的《二心集》在浙江遭查禁。文坛一片肃杀之气。

《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枪杀，杨杏佛遭暗杀，邹韬奋流亡国外，《益世报》的罗隆基遭暗杀未遂，幸免于难。血腥杀戮之气，弥漫全国。

但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反抗，上海二百三十九名记者发表联合声明，抗议国民党杀害刘煜生，声讨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陈独秀当场慷慨陈词，揭露国民党的种种罪行。章士钊挺身而出，义务为陈独秀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获判处十三年徒刑，但《申报》《益世报》等多家报纸，都做了倾向陈独秀的报道。汪原放的东亚图书馆此刻重印千册《独秀文存》，又印章士钊《陈案书状汇录》，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6月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再次举行集会，要求国民党停止新闻检查，还自由言论于社会。

文化界、新闻界、文学界在“昏黑的年头”，敢于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抹亮色。

沈从文创作小说《如蕤》。萧乾创作第一篇小说《蚕》。冰心出版短篇小说集《去国》，诗、散文集《闲情》，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朱自清散文《冬天》及《中国文评流别述略》发表。胡适出版《四十自述》《短篇小说第二集》两本书，发表政论文《民权的保障》《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制宪不如守法》《保全华北的重要》《建国与专制》。

“真迷众色看如雾”——沈从文是一本内容复杂、分量沉重的大书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恋人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来到北平。1922年，沈从文从山清水秀、人情瑰丽又浪漫，充满楚文化的湘西凤凰小城，来到早已有些颓败却依然有帝王之气的北京，那年他才二十岁。

沈从文孤身到京，举目无亲，又无收益，生活清苦，但他到大学旁听自修，转益多师，加以天赋异禀，又受到新文化的启迪，早年文学创作出手不凡，其作品不忘情于湘西风土，又瞩目于京城都市人生。再加上，沈从文独特、传奇的少年人生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命感悟。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人。他出身行伍之家，其祖父少年卖马草为生，后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当了贵州提督。因厌倦官场斗争，竟辞官归隐。其父向往辛亥革命，参与革命军攻打凤凰城之役，后到北京与同党密谋刺杀袁世凯，事败亡命关外。其祖母为苗族，母亲为土家族。“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这句话，是沈从文的朋友、致力于现代派诗歌却以小说而闻名文坛的施蛰存，在《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一文中说的，剀切中理。沈从文十四岁到土著军队里当兵，在后来成为他小说背景的沅水一带，闯荡了五年，之后，才脱去军服，又到上海闯荡的。初到北京，谁也不会想到，面前这位身着土布长衫、面貌清秀又有些柔弱寡言的少年，会有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

在北京，他与也到北京求学的丁玲、胡也频成了朋友，同时直接接触了不少新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和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有成就的作家。那时的文坛，已开始分化，沈从文始终着眼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这个大目标，无心介入纷纷扰扰的门户、派系之争论。他的交友，以性情言之，从善中流。在文化思想、文学流派上，也不说长道短，自走自路。于是有的评论家说他“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倘沈从文真的有突出的“政治理论思维”，沈从文只能是政治的沈从文，中国则失去了小说家沈从文。

例子也可举一个。1930年，沈从文创作小说《丈夫》。丈夫乘妓船去探亲，碰上自己老婆在船上卖春接客。待后半夜，老婆抽空爬过后舱，给丈夫一片冰糖。第二天一早，夫妻二人一起回乡。小说写了这对夫妻在乡里受到过村长、乡绅等人的剥削，在船上，水保、巡官可任意霸占妻子，丈夫只能在后舱默默接受这种欺凌。小说还写了老婆身边的掌班的大娘，还有幼年的女孩五多，漂亮的五多是妻子未来的影子。

一个真正懂得文学的叫冈崎俊夫的日本人，是这样谈《丈夫》的：

要是一位左翼作家的话，一定以咏叹的怒吼来描写这场悲惨状况，这位作家却用冷静和细致的笔来描写，而且在深处漂浮着不可测度的悲痛。

沈从文的晚辈表侄，是画家又是作家的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一文中说：

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

谢天谢地，多亏沈从文是“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该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的，倘若反之，沈从文还能成为世界的沈从文吗？左翼作家或可很有“政治理论思维应该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而且他们的作品描写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并企图表现革命的出路，但因生活的不足和艺术上表现的弱点，作品表面化、概念化。尽管瞿秋白、茅盾等总结过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其收效甚微。

1928年，经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南下上海，在中国公学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随他同行的有即将从文坛脱颖而出的丁玲和她的男友胡也频。上海有他们的朋友施蛰存，他们还一起参加了施蛰存的婚礼。这一年，孤身一人的沈从文，在授课时，发现了刚从预科升入大学一年级的面目清秀、身材窈窕、举止文雅的女生张兆和。

张兆和是民国著名的“张家四姐妹”的老三。她们依次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她们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张树声是著名的淮军将领，曾任两广和直隶总督。父亲张冀牖，是民国开明教育家，曾在苏州创办乐益女中和平林中学，四位女儿不仅受到良好教育，且个个才华横溢、兰心蕙质、如花似玉。苏州老乡叶圣陶曾说，谁要娶张家四姐妹，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姐妹都嫁了名人。老大嫁给昆曲名角顾传玠，老二许配给了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老三与沈从文成秦晋之好，老四与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思汉成亲。

已经二十六岁的沈从文，在当时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他一直在寻觅和等待。他相信，那个令他心动的女子，总会悄然而至。果然，张兆和的出现，让他平静的心里燃起了爱情之火。他不是那种可以当面倾诉情感的男人，却有一般男人所没有的用文字表述爱情的功夫。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持久又坎坷的鸿雁传书的经历。

情书如雪片般，纷纷落到年轻姑娘张兆和的手里，情窦未开的她，面对一封封飘然而至的情书，感到紧张惶惑。而沈从文不见回答，更是烦躁不安，神不守舍。终于有一天，张兆和带着一大摞情书，找到校长胡适。当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的胡适，在张兆和的眼里，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更是青年人的思想导师。

张兆和对胡适说，您看，这是沈先生写的，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念书，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胡适见怯怯的、满脸绯红的张兆和，笑了，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可以彼此通通信嘛。

一方不断写情书，一方始终沉默的局面继续着，连有成人之美、想尽力撮合的胡适都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叹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锲而不舍的沈从文，以近四年的时间，继续向张兆和表达着他的爱恋。“我愿意等她，到三十岁。”沈从文那炽烈真挚的、矢志不渝的甚至有些傻傻的爱，最终还是打动了张兆和。

其实呢，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前面所述，皆来自文传或口传。而张允和是亲历者，她的表述最具权威。

1988年4月，张允和从台湾飞到北京，一是旧地重游，二是探望妹妹张兆和和妹夫沈从文。

4月6日，春风和煦，张允和来到东便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探望已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三妹夫沈从文，同往的还有台湾青年作家张大春。张兆和沏上一壶湘西绿茶，聊起一大堆旧事。沈从文笑着指了指张允和：“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引起了张允和以下的回忆：

那是193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约莫十点钟左右，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框黑漆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的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说姓沈，从青岛来的，要找张兆和。我这二小姐是家中八个妹妹和弟弟的头儿。一听呼唤，我“得、得”地下了“绣楼”，走到大门口，认出是沈从文。我说：“沈先生，三妹到公园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他一听我这样说，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他的住处是个旅馆。天哪，我想这完了！三妹怎么会到旅馆里去看他呢？

张允和接着写三妹回来，她告诉三妹沈从文的房间号，叫三妹吃完饭就去看沈从文。三妹表示不去。她给三妹出了个主意，就说家里姐弟很好玩，请他到家里坐。沈从文来到张家，给弟妹们讲故事，深得好感，直讲到小主人们一个个睁不开眼，只好去睡。她以不再做“臭萝卜干”托词走开。

1933年春，张兆和给张允和看沈从文给自己写的信。那信中请张允和代沈从文向父母提亲，并说如其父母同意，让兆和立刻发电报告之。张允和找到父母，“一说即成”了。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得意扬扬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这篇文章回忆那已遥远的，几被岁月尘埃湮没的温馨而美好的往事，原本是张允和要和三妹夫沈从文逗逗乐的，不料，在《文汇报》刊登的第二天，沈从文突然辞世，竟成了别样的悼文。

1933年，沈、张重回北平后，在秋高气爽的9月9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向亲友们宣布结婚。京城名媛林徽因和她的夫婿梁思成，特为他们送了锦缎百子图床单，给极为简单的婚房，增添了喜气。

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的高潮。人们把从此至1938年，视为他创作的成熟阶段。经过几年的探索，沈从文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他对社会人生独具特征的思考及对小说形式多方的尝试和创新，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沈氏特别的风景。

1933年冬至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这时的代表作。

《边城》呈现了湘西从一个闭塞的充满原始野性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风貌。小说于历史的运动、社会的嬗变、新旧的交替之中的“常”与“变”的纠缠、恩怨之中，表现湘西民性中的朴素之美和底层乡民的命运的苦难、人性的沉沦。

《边城》是“善和美”的悲剧。它与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着眼于崇高的毁灭不同，沈从文更关注普通、善良、美丽的翠翠们的命运。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所爱的老二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偏睡着了。他一气之下去了桃源。不久，她那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去世了。正如作者所说，小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说穿了，翠翠的悲剧是湘西乡民在抗拒不了的灾难和险境面前，所经历的祸患与厄运。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

说起《边城》创作，不能不提1933年夏，沈从文偕夫人张兆和的山东崂山之游。沈从文与张兆和来到山溪边，见一身着白色孝服的小姑娘，一边哭泣一边烧纸钱提水。沈从文凝视良久，神情严肃地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个故事！”这便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导因。当然《边城》又是沈从文的一个追忆、一个梦境。他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他少年时光乡村里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荡然无存。他在《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沈从文把《边城》里的一些人物、风俗写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为之的，为了那一个他久久挥之不去的梦境。但明眼人会看出，“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有嫌恶之感”（《沈从文研究》）。这是一位叫山宝静的日本作家说的。

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题材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位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讲课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图。他发现同来青岛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达士自认是他们的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成了被医治者和奴隶。小说还贯穿了一位有点神秘的女人的黄色身影。小说在对人物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进行认识与分析之后，“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

沈从文的散文系列《湘行散记》，是从1934年他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乡，沿途写给张兆和的信函整理集成的。《湘行散记》与三年前的《从文自传》相互印证，前者为社会见闻，后者是往事追忆。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蘸满了感情的浓墨，带着游子的乡愁，以淡淡的孤独、悲哀的叙事，诉说着对故乡和乡里人的深深怀恋，又表达着深深的悲悯。

《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是散文化的历史生活的长卷，把历史回顾、社会观察、人世变故、命运沧桑，由浓郁的情感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的学院气、闲适气、闺秀气、市井气，留得清气满乾坤。

1933年9月，刚到北平不久，沈从文正式接手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更名《大公报·文艺副刊》）。从1928年起，《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

世上有许多机缘。在那年，吴宓与沈从文在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上不期而遇。两人虽初次谋面，但谈笑甚欢，清华大学教授兼北大教授吴宓，是利用暑假到杭州去见诗人毛彦文的，而二十六岁的无名小卒沈从文是到上海谋发展的。在“天津丸”上，谁也没有想到，五年后沈从文会接替吴宓入主《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使该报老板甚为不满，他将吴宓辞掉后，请已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的沈从文主持。

沈从文乃谦谦君子，明知早年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时，吴宓曾放言“欲杀胡适耳”，对自己接替他的工作心存怨言。但是，自己还是以谦恭的态度相待，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讨办报事宜时，专门请前辈吴宓到会听其建言。参会的吴宓的好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此会。《偕吴雨生沈从文坐来今雨轩》诗曰：

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

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

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

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从此吴宓不再说三道四。人缘好的沈从文又团结了朱自清、周作人、巴金、老舍、林徽因、杨振声、萧乾、李健吾等文学老将和新秀，《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文坛“重镇”。

后因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看了甚为不满。小说写刘习舜教授因恋爱而自杀，吴宓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吴宓原娶同学之妹为妻，妻子陈心一是一旧派女子，与吴宓难以匹配，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倾心追求，与陈心一离婚。毛彦文出身望族，留美获文学硕士学位。而且人家早就情有所属，最后与大自己三十三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秦晋之好，在上海公寓相濡以沫。吴宓深受打击，心如死灰。突读《自杀》顿生联想，岂能不怒。

沈从文对影射之说全然否认，写《给某教授》发于《大公报·文艺副刊》作答：

您在生活上与心灵上的悲剧，也许是命定的，远近亲疏朋友皆无法帮忙。就因为您既不明白自己，更不明白别人。您要朋友，好朋友没有多少；要女人，好女人永远不易对您发生兴味……

您看书永远只是往书中寻觅自己，发现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因此看书虽多等于不看（无怪乎书不能帮助您）……治这种病的方法有三个。一是结婚，二是多接近人一点，用人气驱逐您幻想的鬼魔，常到……朋友住处去放肆的谈话，排泄一部分郁结。三是看杂书，各种各样的书多看一些，新的旧的，严肃的与不庄重的，全去心灵冒险看个痛快，把你人格扩大，兴味放宽。

沈从文这封信，开诚布公，与人为善，一针见血，笔笔中的，语多剀切，指出病因，又晓之以治疗方法，是沈从文的人生智慧的肺腑之言。

此公案了断之后，1936年7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有与沈从文相晤的文字：“陪企孙至北总布三号金岳霖宅，并见林徽因、沈从文等多人。值陈总宴客（团体中人轮流），企孙与宓亦邀至同居晚宴。”（《吴宓日记》）可见，沈、吴交情未断。

沈从文与吴宓因在文学见解的殊异，虽未彼此反目成仇，也终未成为挚友。

沈从文一生有不少朋友，像丁玲、胡也频、胡适、徐志摩、林徽因、施蛰存、俞平伯等。沈从文也受过鲁迅、郭沫若等人攻讦。

细看民国以来文人的交好与交恶，从中可看出他们的文化人格的高尚丑陋，其间更有着躁动的痛苦的时代生活在文人心理上反弹出来的难以言说的内容。人性和人格会被政治漂洗得面目全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沈从文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后经贵阳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从1938年始，动笔写长篇小说《长河》，以写实风格，意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的真实图景，给抗战的人们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沈从文研究》）。小说表现了沈从文从思想到艺术的多面性，把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求与社会场景都写了进去。

可惜，原定三部曲的《长河》，只完成第一部便没了下文。当然不是江郎才尽，他已是胸怀苍生、腹有才华、吞吐天地、驰骋文坛的骁勇之将，他的那支生花之笔，写了多少锦绣文章。当然，也不是生活题材枯竭，《长河》第一部结尾之“社戏”里，已为下部小说埋下了国民党派武装镇压湘西地方势力的伏笔，将会有更惨烈的故事发生。联系沈从文写完《边城》后，曾打算以沅水为背景，要写《十城记》也没了下文，他或是另有隐情，或是性格有毛病。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是也。

1948年3月，曾有一篇文章说沈从文是反动派。1949年，解放军进北京，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过去写过一篇《论作家从政》，纯是书生之清谈，但是被郭沫若看到了，痛加批判。学生将此文抄录成大字报，张贴出来。吓得沈从文想自杀，后住进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林徽因家养病，才逃过一劫。

沈从文已感到，不仅不能创作，连老师也不宜做了，便改行躲进历史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一次，毛泽东参观历史博物馆，听说了沈从文在这里工作。很快，沈从文做了全国文代会代表。开文代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沈从文等代表，还让沈从文继续写小说。沈从文却写信给领导，提出要编写一本有关服饰的书。周恩来同意，就定下来了。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书的许多珍贵资料被毁，但“文化大革命”过去后，经沈从文十年辛苦，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问世。这部轰动国内外的书的价值和地位，堪与沈从文半生写的小说、散文媲美。

晚年，沈从文在与历史博物馆的老同事李之檀谈到自己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一个人不应该去追求权力和钱，一个人追求的应该是怎样发展你的智慧，而发展智慧就需要增加知识，你的知识增加了，你的智慧才能够发展。这或许不是沈从文的原话，但这样的表达，已让我们看到了书生本色。

“人生是一本大书”，是沈从文的名言。他这本大书，用季羡林的话说，就是“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但这似乎并不全面，应该说这是一本充满对立矛盾的书。研究沈从文的美籍华人专家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让我们看到两个沈从文。金介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的沈从文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内战结束，饥饿和鸦片被清除，“中国人民已经挺胸站立在世界之林。特别是他作为政协委员，重返湘西，生活欣欣向荣，他的心已向人民政府靠拢。特别是1961年，他与十多名青年作家，一起拜谒革命圣地井冈山，感受更深，甚至想写一部讴歌革命烈士的长篇”。

但是，随着国内阶级斗争日渐激烈残酷，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整肃。沈从文也不例外。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所述，“文化大革命”期间，沈从文曾经帮助过的画家范曾，竟写大字报揭露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对范曾之举，万分震愕和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当生存、尊严受到严酷挑战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守得住良知的。1957年“反右”期间，一次在文联大楼（即现在商务印书馆）开批判萧乾的大会，沈从文一改往日的生性孱弱，站起来大声发言，耸人听闻地揭发他的学生萧乾道：

我知道萧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

他所谓的1930年与美帝勾结，是指当时萧乾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莱编辑过八期英文期刊《中国简报》，宣传中国新文学。沈从文也曾帮助《中国简报》，他是清楚知道萧乾仅仅帮助阿莱宣传中国新文学而已。

萧乾在口述自传《风雨平生》中，写到了沈从文揭发自己的这件事，萧乾理解宅心仁厚的恩师沈从文对自己的“揭发”，只是为了自保。反正自己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老师表态划清界限，是可以理解的，没必要过多计较。

到了更严酷的“文化大革命”岁月，萧乾从湖北干校回京治病，同时为解决自己被无端没收的住房问题，四处奔波求助。他也没忘记去看老师沈从文。见他挤在一间小屋内忙着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为改善沈从文的住房条件，他到处呼吁，甚至找到当时在北京市“革委会”工作的朋友帮忙。

令萧乾万万没想到的是，沈从文闻听萧乾帮他跑住房问题，竟勃然大怒。师生在马路上相遇，老师声色俱厉地责骂学生，曰此举影响了他正在好转的前程，他训斥道：“我的住房问题，用不着你管。”

后来，沈从文还让夫人张兆和转给萧乾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我死后，不许你参加追悼会，也不准写悼念文章，不然，将诉诸法律。

在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沈从文。是政治的丑陋，还是人性在高压下的堕落？纵观沈从文的一生，你会发现有许多难以整理的矛盾，许多写他的文章，一直萦系于他生命进向与存在困境、理性与情感相冲突的主题。可沈从文自己却说：

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地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

读懂他的书，或可看懂他的为人包括他周围的世界。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冰心，从清丽温婉的《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问题小说”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故事里有神女与仙姑；围绕着他们天花绚烂，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

——《往事集·自序》

1933年，冰心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之外，又兼在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

两年前，她的长子宗生（吴平）降生。1923年，她在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搭乘的“约克逊”号邮轮上认识吴文藻。后来，这位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又学富五车的年轻人成了冰心的丈夫，二人相濡以沫地走过了一生。

在美利坚合众国学成后，冰心于1926年再次乘坐“约克逊”号邮轮，在北京明丽的初秋时节重返曾求学的燕园，成为燕京大学的一名助教。不久，又被聘为《燕京学报》的编委。次年，《燕京学报》的创刊号上，学者王国维、新秀冰心的文章同时刊出。冰心的文章是《元代的戏曲》。又两年后，吴文藻以博士学位归国，与冰心举办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幼年即随时任海军“海坼舰”副舰长的父亲谢葆璋住在上海、烟台，又迁北京。进位于灯市西口的教会办的贝满中学读书，曾信仰基督教。1918年，考入北京协和大学预科，后入燕京大学就读。受《新青年》影响，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在《晨报》发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表达爱国热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冰心产生利用小说反映和探索问题的想法。从次年始，署名冰心在《晨报》等报刊发表《谁之罪》等“问题小说”，广受文坛关注。

《谁之罪》，通过两个精神依托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家庭的鲜明对比，揭示旧生活方式对年轻人的事业和进取心的戕害和消磨。《斯人独憔悴》写父与子因学生运动所产生的矛盾，批判了封建家长的落伍。《去国》描写一位学成归国的爱国学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痛心遭遇，是对黑暗社会扼杀一切生机的控诉。《庄鸿的姊姊》和《最后的安息》写黑暗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但是，这些小说情节较简单，人物较苍白而软弱，名为“问题小说”，却未提真正的本质的社会问题和发人深省的人生问题，与叶绍钧同类小说相比，轻浅许多。评论者较为推崇冰心朴实的写实风格，但因是浅层的“实”，未触及社会生活的肌理，故只能雾里看花。

冰心参加文学研究会之后，其反帝爱国热情中，渗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人类之爱”幻想。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其散文高扬“爱”的旗帜，将田野、鲜花、孩子、老人，都笑着融化在“爱的调和里”，构成一种虽美丽却是虚无缥缈的境界，离社会人生太远。文学充满悖论，冰心多少触及现实生活的小说，早已随世纪之风，化成斑斓之尘，被人遗忘了，而她那些远离动荡历史生活、感情真挚、曼妙轻盈的对人生咏唱和慨叹的散文和诗篇却一直在被人传诵。

1931年，冰心又写了短篇小说《分》。这距她在《小说月报》革新后的初年，井喷式地发表《超人》《爱的实现》《最后的使者》《离家的一年》《烦恼》等一大批“问题小说”的时候，已有七八年了。《分》对自己早年的“爱的哲学”似有反省。小说通过两个婴儿的眼光看到人间境遇的不同。两个婴儿在医院降生后，教授的儿子用汽车接回家，屠户的儿子伏在父亲的肩上冒着漫天大雪回家。小说虽有斧凿痕迹，但能以阶级的分野来审视并反映生活了。

冰心应丁玲之邀，在左联的《北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远无“五四”之后那么有影响了。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到重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署名“男士”，发表系列小说《关于女人》，写各界女性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故事，寄寓爱国主义思想。比起早期小说，一改大家闺秀式的轻曼，始有较多的社会现实内涵存焉。茅盾在《冰心论》一文中说：

谁也看得出，这篇《分》跟冰心女士从前的作品很不同了。

冰心写完《我们太太的客厅》后，于1934年在《文学季刊》的创刊号和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短篇小说《冬儿姑娘》和《相片》。1936年又创作短篇小说《西风》。

《相片》应是冰心的力作。写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美国传教士施女士，遭到爱情背叛后，以种花、养狗、玩古董打发寂寞的生活。后又收养了一位中国孤女，把一腔母爱倾注在孤女身上，孤女淑贞十八岁时，随她到了自己的国度度假。已青春觉醒的淑贞，在异国与同胞李天赐邂逅，但是他们间的爱情却被施女士冷酷地扼杀了。小说展示了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揭露了慈善家、传教士施女士在抚养孤女的背后隐藏着的自私、卑鄙和占有欲的丑恶灵魂。

《西风》是一篇通过描写职业和婚姻矛盾而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女主人公秋心与男主人公远，同在异国读书，彼此产生了爱情。但秋心不愿抛弃所爱的教育工作去做家庭主妇。被拒绝的远，与另一姑娘结婚。从此，秋心和远天各一方。十年后，二人竟在旅途中不期而遇，激起感情的波澜。无奈此时的秋心已到“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专心于教育而亲朋零落流散，只留下无边的苦寂。当突然面对往昔的恋人家庭美满，牵儿拉女，享天伦之乐，她备感悔恨、伤感。这篇小说，是冰心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苏联之后创作的。冰心在该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生存命运的焦虑，耐人寻味。

1933年深秋时节，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此作在天津《大公报》连载。《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是女主人公我们太太家里客厅发生的故事。我们太太倚仗富有的银行家丈夫的钱财，将家里的客厅营造成北平闻名遐迩的“文化沙龙”。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常常聚集一群学者、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社会名流，他们边喝咖啡、品茶，边谈莎士比亚、哈代、叔本华。《我们太太的客厅》给现代知识阶层勾画出一幅漫画，寓以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纵观冰心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反映社会矛盾为主旨的“问题小说”，这不是她最好的小说。但小说的题目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因为那时北平总布胡同有一间闻名遐迩的“太太客厅”，主人正是当时的文坛名媛林徽因。那是当时沈从文、萧乾、林语堂、金岳霖、俞平伯、梁实秋等社会名流经常聚会、讨论文学的沙龙，与朱光潜的“读书会”文化沙龙相映成趣。当时，年轻的作家萧乾从沈从文那里得知，因他写了小说《蚕》被林徽因极为赏识，“太太的客厅”主人邀他去她那里吃茶。萧乾多年后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清楚地记录了他1933年第一次到“太太的客厅”去的情景：

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可见，萧乾把这次茶话会，看成一次收获了信心和勇气的文学聚会。当然，沈从文、金岳霖也有不少写“太太的客厅”深厚的学术氛围和文友的深情厚谊的文章。请注意，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通史》，在“林徽因”一节，有这样一段文字：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她的专业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同时中西贯通，有广泛的文学兴趣。她的北京的家成为“京派”作家聚会的中心并非偶然，主要由于她的高雅艺术气质具有的魅力。

文学原本就是表现人灵魂的艺术，冰心在《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写出旧社会一些无聊文人的丑态，对他们做出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乃是有良知和道义的作家的责任。至于有人不满冰心打击面过大，未免不够厚道，甚至怀疑小说有恶意诽谤他人之嫌，这是把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的做法，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茅盾在《冰心论》中说：“她在家庭生活小范围里看到了‘爱’，而在社会生活这大范围里看见了‘憎’。”这位沉浮于文坛经年，深谙世道人心的作家说出的话，大有玄机，意味深长。从生活中发现真、善、美的作家，都是对苍生怀有悲悯情怀的。在茅盾看来，冰心将“爱”与“憎”、正与邪、高尚与卑下和谐统一于一身，从而揭示人物的复杂人性，正是文学的高境界。

1931年，丁玲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时，曾写信给在青岛教书的沈从文：“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

又据《沈从文与丁玲》中载：

冰心回忆，当年沈从文前来找她，由冰心直接寄到上海她于7月底写出的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了丁玲，成了《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

《我劝你》是首较长的诗，只引几句：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

他洒下满天的花雨，

他对你诉尽他灵魂上的飘零，

他为你长作了天涯的羁旅。

……

你爱听这个，我知道！

这些都投合你的爱好，

你的骄傲。

……

你逗露了你的真诚，

你丢失了你的好人，

诗人在他无穷的游戏里，

又寻到了一双眼睛！

嘘，侧过耳朵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只有永远的冷淡，

是永远的亲密！”

有人说这是一首劝诫诗，劝诫的对象是与冰心名气不相上下的诗人、小说家、建筑学者林徽因，“诗人”指的是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徐志摩。其实，作者表达的并不一定局限于现实中具体的某事某人。

冰心一生，曾多次做过关于文学和写作的演讲，其间涵盖了她的文艺观念和创作思想。她的演讲风格，平实严谨，深入浅出，从容自然，真挚有趣，可以从中读出冰心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人格。

冰心的演讲，始于在燕大读书时，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等文章在《晨报》发表之后，她的爱国热情、漂亮的文笔感染了北京的中学生。位于西单辟才胡同的北京女高师附中，就请她去演讲。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文学”。时间是1923年4月14日。从当时学生刘逸等记录后发在《辟才杂志》上的演讲内容看，讲了文学史对文学发展的表述，介绍了时代与作家、文学的文体与流派，但缺乏分析，少有自己的阐述。

1926年，留美归来已成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讲授西洋戏剧史的冰心，以她留美前的影响，被邀到北大演讲《中西戏剧之比较》，整理后发在《晨报副刊》。此次演讲，主要讲悲剧，对比中西方的悲剧，讲中国悲剧的缺失，已有个人的观点。但对中国元代以来的悲剧的成就，似视而不见，遭到向培良的批评，其文《冰心胡说些什么》在高长虹主编的《狂飙》上发表。其文有失偏颇，但一些批评也有正确的部分。

冰心学养深厚，但文化结构及其专长不在文学理论，而在文学创作。其文学创作，优势不在小说，她更擅长诗歌、散文。她的小诗，被视为经典，至今仍在熠熠闪光。

《繁星》《春水》是冰心诗化了的“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之间，含蓄隽永，富于哲理。她自己曾说，那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繁星》和《春水》的主旋律是母爱、童真和对大自然的咏叹，用冰心自己的话说，那里是“理想的人世间”，“有同情和爱恋”，“有互助和匡扶”（《往事集·自序》）。在歌颂“理想的人世间”的同时，诗人还有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反抗。《繁星》《春水》是作者心怀纯洁的思想，用清雅的文字和温婉的诗句，还有淡淡的愁绪，表现“自我为中心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同时，又有对新生力量、新生活的呼唤。

《繁星》《春水》将中国古典诗词与外国文学调融在一起，或写景，或表现瞬间的情感，含蓄蕴藉，清丽温婉且闪烁哲理之光。用冰心在《冰心小说集〈遗书〉》中的话说：“我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尽的意思，声调再婉转些，便可以叫做诗了。”

冰心开创了“小诗”写作之先河，形成了诗的一种风气。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进入文坛最年轻且创作生涯最悠长的作家之一。巴金活过百岁，而杨绛这位一百多岁的文曲星，刚刚不幸陨落。

人艳如花——才女作家林徽因及“太太的客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林徽因患了严重的肺病，从沈阳的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就医。那年，她二十七岁，虽然脸颊的桃红褪色，这位才女依然“人艳如花”。

1924年4月23日，应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和梁启超之邀，印度诗人在石榴花开的季节，来到北京。文学界在天坛开欢迎大会。泰戈尔发表演说，二十岁的林徽因担任翻译。吴咏在《天坛史话》对此有这样的记载：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

5月8日，新月文学社，又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办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的晚会。胡适、梁启超发表祝寿演说。泰戈尔致谢辞。

林徽因装扮成一古装少女望“新月”的造型，表达新月社对老诗人的祝寿盛情。

晚会用英语演出印度老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拉德》。林徽因饰主角公主齐拉德，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戈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晨报》报道了这次演出盛况：“父女合演，空前美谈”，“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泰戈尔还由林徽因、徐志摩等陪同去紫禁城拜会废帝溥仪。

当时古城北京，几乎无人不谈“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林徽因是苍老颓败的宫阙外开放的一朵充满生气的春花，是幽深凋敝的胡同里吹过的一缕清风。

七年过后，古城依旧。为了养病，林徽因住进香山的双清别墅。一人在溪流石径间徜徉，往事历历在目。她想起拜伦的诗：“世间哪有一种欢乐能和它拿去的相比，呵，那冥想的晨光已随着感情的枯凋而萎靡；并不只是少年面颊的桃红迅速地褪色，还未等青春流逝，那心的花朵便已凋落。”徐志摩常到这里看望孤独的林徽因，那“心的花朵”依然艳丽。

这年，林徽因写了《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仍然》《那一晚》《情愿》《深夜听到乐声》《一首桃花》等，发在《诗刊》上。后来，那时她结识的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回忆时说：

（林徽因）是当时你所遇到的人中，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展的艺术家之一，她可以是个杰出的设计师、艺术家和诗人。那时，她也写散文，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建筑师和非常有魅力的姑娘。她美貌，活泼，可爱，和任何人在一起总能成为中心人物。

说到设计师，1954年第二届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林徽因、梁思成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林徽因泪流满面。那一年，她已五十岁，重病在身，却依然“人艳如花”……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生于浙江杭州一官宦之家。祖父林孝恂，历任浙江海宁、石门、仁和各州县地方官。曾参加孙中山革命运动，资助浙江青年赴日留学。父亲林长民曾任民国司法总长。堂叔林觉民、林尹民均为黄花岗烈士。

林徽因于1916年进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四年后，有五个月随被北洋政客排挤的父亲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柏林、法兰克福诸名城，曾入伦敦圣玛利女校短期学习。正是在欧洲，与已婚诗人徐志摩邂逅，便有了当时轰动文坛的旷世之恋。那时，林徽因十七岁，美艳如花，那时的徐志摩，不惜与发妻离婚，狂热追求林徽因。后虽未双蝶齐飞，但成就了一段爱的传奇。

1921年返北京，仍就读培华女中。1923年参与当时著名的新月社的创办。

1924年，林徽因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9月，转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成为我国第一位学习舞美的学生。

1928年，林徽因与学建筑学的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然后再度周游欧洲，考察古代建筑。还在旅游中，林、梁即接到张学良请他们到东北大学任教的聘书。

1931年11月19日晚，北平位于东单青年会不远的协和小礼堂，灯火辉煌，各界名流满座。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欧美建筑专家坐在前排，听林徽因开设的中国古典建筑美学的演讲。二十七岁美艳如花的一代才女，以文学的语言、美学的眼光，讲述她对中国古典建筑的美学发现，台下的听众如痴如醉。

为了听林徽因这个演讲，徐志摩当日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济南号”，从南京飞赴北平，在济南附近遇难。19日，林徽因的心被听众的掌声和鲜花抬上了天，同时刻，徐志摩的心早飞到北平，生命却沉重地砸在山坳，让我们想起他的诗《想飞》：

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

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

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

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

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

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

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

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想飞》写于1926年4月14日至16日。谁也想不到，一首插上翅膀的散文诗，竟成了谶语。林徽因闻噩耗，心中那朵玫瑰凋零，却仍装在心里，一生都守望着那些散落的玫瑰花瓣。

徐志摩遇难不久，梁思成赶至济南现场处理后事，还捡回飞机残骸一块。林徽因将之挂在客厅，以作纪念。

后来，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拟编徐志摩全集，希望向林徽因借用她收藏的大量徐志摩的日记、情书和手稿。林徽因始终不肯出示。

多情的林徽因心里还装有和她家比邻而居的、为她一生不娶的清华名教授金岳霖，她曾坦白地告诉丈夫梁思成，她爱上了金岳霖。林徽因的爱情，是从精神开始，走入灵魂的，是柏拉图式的。

林徽因与沈从文是极要好的朋友，双方都真诚地守护着友谊。著名学者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她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沈从文与林徽因的描述：

1934年，他当上《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在那里发表。他和徽因差不多年纪。徽因很喜欢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性和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

他们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徽因对沈从文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亲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找她想办法。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南方娘家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平）。一天早晨他几乎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

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就拿出他刚刚收到的妻子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写给妻子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出他对北京一位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了他妻子读信时的忌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这么做了，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妻子呢？

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

林徽因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女，她以智慧、关爱、宽容和理智，将沈从文与自己的关系始终维持在友谊层面。她甚至对有时沉湎于婚外之恋的沈从文，给予理性的建议。

沈从文在情感理智上虽一直留在妻子身边，但有时会“横溢”，有些优柔寡断。

1935年，沈从文被美丽的小说家高青子吸引，处于矛盾中的沈从文向林徽因倾诉。次年2月27日，林徽因致信沈从文，曰：

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固然同情你所告诉我你的苦痛（情绪的紧张），在情感上我却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至少此刻同我比，我的显然萧条颓废消极无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锐上奔进……你希望捉住理性的自己，或许找个聪明的人帮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我也经常被同种的纠纷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掀在波涛里盲目地同危险周旋，累得我既为旁人焦灼，又为自己操心，又同情于自己又很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

林徽因的这封信不是说教和指导，而是袒露自己的灵魂，去撞击朋友的灵魂，而且像沈从文一样，她也坦白地承认自己也常常“被同种的纠纷”缠绕，但她“不愿意宽恕放任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和老朋友丁玲的遗弃。他想到过自杀，林徽因一家把他接到北总布胡同三号，让他在那里居住疗养。

1933年深秋时节，林徽因邀请萧乾、沈从文到“太太的客厅”喝茶。

前不久，她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了萧乾写的小说《蚕》，很感兴趣，又得知是位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写的，就给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写信，希望他带萧乾来家里坐坐。沈从文又写信给萧，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请你到她家吃茶。

沈从文带领萧乾来到北总布胡同三号。该四合院对面为五四运动时火烧的赵家楼，不远处的东堂子胡同有蔡元培、朱启钤故居。当时沈从文住在无量大人胡同，与林徽因家不远。

路上，沈从文说林徽因患肺病，身体很虚弱。但沈从文敲开三号院大门时，让萧乾一怔。只见女主人嫣然一笑，清丽而端庄，窈窕的身上穿一套淡咖啡色骑马装，兴奋又快活。女主人客气地引他们入书房、客厅，介绍了自己刚从正定考察归来的丈夫梁思成，还有萧乾认识的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

“喝茶，越随便越好。”萧乾从女主人手里接过茶杯，边喝边打量客厅，七层的书架上，满满挤着线装书和硬皮西洋原装书。挂在墙上的是“读书随处净土，开户即是深山”的书法条幅，前面的条案上，有一尊古代残破石佛雕和几件清康乾时的青花瓷器。客厅摆着多把海黄圈椅和几件沙发。这就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太太者，自然是林徽因，单看那沙发靠背上的绣花巾和靠垫，精致素雅的茶具和咖啡壶杯，便知女主人的高雅美学品位。

谈话时，林徽因说他看了《蚕》很喜欢，小说的语言和色彩，很有些唯美主义味道。又说，自己在香山养病时，写过一篇叫“窘”的小说，就没有你这样的色彩。艺术不仅要从生活中得到灵性，得到感情深度，还得到灵魂的平静和骚动。艺术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它的表面。

林徽因说着说着，突然打住，忙再给萧乾倒茶。只见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或喝茶或吸烟斗，就有些窘迫地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梁思成吐了口烟，笑着对也在笑的沈从文和金岳霖说：“你不到大学去当教授，屈才了。”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这样记载了他这次与林的会见：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先生也只坐在沙发边吧嗒着烟斗”。

这次会见，萧乾与林徽因成了好朋友。后萧调到上海，同时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每次搞笔谈，他都请林参加。一年，萧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举办纪念活动，请林编《大公报·小说选》，她慨然答应。她认真阅读编选，老舍、张天翼、蹇先艾等名家和一些年轻人的小说共收入三十篇，还为此选集写了“题记”，批评一些作家“撇开自己熟悉的生活不写”，号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同年，林徽因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荐萧乾的《矮檐》。后来，萧乾成为“京派”的重要小说家和全国著名记者，与林徽因多年热情的重视提携很有关系。萧乾说，“徽因是极重友情的，关于我在东方学院教什么，在剑桥学什么，在西欧战场上的经历”，她都很关心。他们间的友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林徽因逝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时有《林徽因》一集。还在世的萧乾以《一代才女林徽因》代该书之序。

林徽因闻名于中国现代文坛，除了她的美丽、善良，其文学作品为她赢得更高的荣誉。

林徽因诗歌成就最大，散文和戏剧也多才作。她虽动笔不多，甚或吝啬，但天赋和中西合璧的学养，加上特有的高雅艺术气质，让但凡落入文字的作品，皆成精品。

1934年年初，林徽因、叶公超、闻一多、沈从文等组建了“学文社”。5月，《学文》月刊在清华大学创办。林徽因为该刊设计了封面，借鉴了汉代碑刻图案，古朴典雅。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的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和小说《九十九度中》，引起文坛关注。时为清华的学生季羡林读过《九十九度中》后，感慨道：“另有一种风格，文字像春天的落花。”

《九十九度中》写的是她极熟悉的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小说从一家饭庄的挑担进入胡同一家富人的宅第开始，随所见所闻，引出各色人物和各种故事。看似无结构无情节，下笔过于散漫，这些片断连缀起来，却构成人生百态。笔墨间，有对这芸芸众生的同情与悲悯。林徽因小说的开放性及对平凡世界、平凡人物、平凡生活、平凡命运的关注，拓展了“京派”小说的视野。

1935年，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陆续发表《钟绿》《吉公》《文珍》和《绣绣》四篇小说，分别写了美人薄命、怀才不遇、婢女逃亡、弃妇孩子，体现了作者悯人悲天的情怀，同时寄托了作者独特的人生和生命的体验。

林徽因是不满意自己的小说创作的，生前她从未将之结集，在那个以出书博世名的年代，更显出她的文化人格的清高。

林徽因最终在五十一岁时，因病不治去世。“人艳如花”战胜不了死神，张奚若、金岳霖、周培源、钱伟长组成治丧委员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追悼会。林徽因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林徽因的两位挚友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为她写了一副充满诗情的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墓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人艳如花”的斯人已去，她的诗文还在传读。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及与林徽因的爱恋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方法上，金岳霖先生是“真正能融合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的唯一学者了。张申府评价更高，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问世，被誉为引起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震惊的划时代的哲学著作，胡适也成为中国哲学界划时代的人。胡适也曾自矜：“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整理国故与“打鬼”》）

谁是中国哲学界第一或骊珠双得，都成佛作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乾嘉学者取得可观的成绩，整个中国哲学界显然是严重缺乏方法论的武器，主观上更没有“哲学方法”的观点。正如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所说：“近代中国哲学中缺乏的方法论，似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如今，有了胡适和金岳霖，有了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了，这是该肯定的。

胡适前面已经介绍过。此处说说风度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的京城名宿金岳霖。

1984年7月，正是酷暑时节，金岳霖先生患急性肠胃炎和肺炎，住进了首都医院。正好社科院文研所的张韧到《当代》找笔者谈一篇评论，之后他说要去医院看金岳霖先生，笔者便与他同往。

笔者第一次见金先生，是恢复高考后，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的阅卷工作。袁行霈教授任组长，笔者任副组长。阅卷工作一结束，就与两位参加阅卷的北大毕业的朋友，一起去看他们的老师金岳霖。他们是1954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阅卷休息时，讲了不少金岳霖的逸闻趣事。见到金先生时，他正与几位朋友兴奋地谈“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见到他的弟子，招呼坐下继续他的话题。金先生已八十四岁高龄，头戴一帽，微仰着头，脸色苍黄，但精神甚好，谈兴正旺，好像说1976年那场唐山大地震。他说大地一发抖，他并没有冲出屋去，因为他已近八十岁高龄，没有那么敏捷了。后来，他在院里搭了个塑料棚住了进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一次要捐给灾区三千元，那可是工人近十年的薪水呀，金先生把头再向上仰了仰，说：“没有吧？我捐过吗？”……

这情景与金岳霖高徒汪曾祺后来写的回忆，毫无二致：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我与张韧在首都医院一间病房，见到金先生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窗上炽热的夕阳，很安静。张韧与他都在社科院，彼此较熟。我就在一旁听他们谈老北大的事。临告别，金先生说，怠慢了年轻人，连杯咖啡都没有。我那时四十岁出头，与他告别时，他那张在深色的小睡帽下面的脸是苍黄的，有些水肿的，但笑容很温暖。

大约是这年秋天，张韧告诉我，金先生在自己的寓所走了，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墓地不远。

金岳霖（1895—1984），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字龙荪。

十六岁时，清华学校招生，金岳霖在长沙报考该校中等科。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考试，一见国文题《“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蒙了。他没学过唐朝裴行俭的文章，无法落笔作文，结果名落孙山。

同年夏天，得知清华学校高等科招生，不服气的金岳霖千里迢迢地到北京报考。作文题变成《“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议》，他沉思片刻，一挥而就。英文试题对在教会中学读书的他来说，也并不难。数学题极难，幸运的是，考生十有八九不会做。结果，发榜时，他榜上有名。清华中等科不第，高等科金榜题名，不啻“金鲤跳龙门”。这让长沙的亲友好生议论了一番。

金岳霖虽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从小受到教会学校教育，思想开化进步。辛亥革命之后，人们纷纷剪辫子，金岳霖不仅率先将粗粗的辫子剪掉，还仿唐人崔颢的《黄鹤楼》诗，写了一首打油诗：

辫子已随前朝去，此地空余和尚头。

辫子一去不复还，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受西方文化影响，对逻辑学始终感兴趣，善于逻辑思考。一天，突然对常用古谚“金钱如粪土，朋友如千金”提出怀疑。他对同学说，若把两句话当作前提，那么结论应是“朋友如粪土”，并不能说明友谊比金钱珍贵。因为“金钱”与“千金”可视为同一概念，既然“粪土”与“朋友”分别与之一概念等值，那么依据传递关系，“金钱如粪土”就与“朋友如千金”等值了。同学莫不为其推理而叹服。

1914年，金岳霖以优异成绩获官费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先学商业科，后改学政治学。1920年获博士学位。是年9月，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谋得教授中文一职。1921年年底，再赴英伦留学，进伦敦大学经济系学习。次年到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在中国大学任教授，讲英文和英国史。同年秋，到清华学校教逻辑学。后又奉命创办哲学系，他任系主任兼教授，主讲西方哲学和逻辑学。1928年，清华学校升为清华大学，金岳霖仍任系主任和教授，后又任文学院院长。以过人才学和社会影响，金岳霖在清华园有很高声誉。人们把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字龙荪）、理学院院长叶启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三人尊称为“清华三孙”。三人分别在哲学、物理学、经济学领域，皆是响当当的领军人物。有趣的是，三人均为清华校长梅贻琦倚重的顶梁柱之外，又都是终身独身。

其实，金岳霖刚到清华任教时，并非独身。他曾与一位美国姑娘泰勒，在北京城里租房同居。后人说金岳霖一生独身，是不准确的。

1931年，金岳霖再到美国休假一年，入哈佛大学进修逻辑学。1932年回国。

1935年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金岳霖当选常务委员兼会计，又任《哲学评论》编委。抗战爆发，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清华、北大共组临时大学，他任哲学心理教育系教授。1938年4月，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他在该校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44年，金岳霖当选为第四届中国哲学会常务理事。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

1949年后，金岳霖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改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1955年8月，他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务委员，9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次年，当选为国家一级研究员。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金岳霖任哲学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室主任。1979年8月，他又当选中国逻辑学会首届理事长，1983年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1984年10月20日，金岳霖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作品有《论道》《知识论》《逻辑》《形式逻辑简明读本》（合著）和《形式逻辑》（主编）等。

生活中充满悖论。哲学家金岳霖在生活和处世时，常常闹出令人啼笑皆非、不合逻辑的笑话。

比如仪表穿着。金岳霖仪表堂堂，有时西装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衣、球鞋，在网球场潇洒挥拍，像个美国佬；有时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中国长袍，头戴一顶油渍麻花的老毡帽。这种反差，就是悖论。倘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笔下看看他的装束和尊容，哲学在这里变得苍白，逻辑学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学、反逻辑的现象，竟又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金岳霖身上，怪也不怪？

20世纪30年代，徐志摩在北平见到金岳霖和泰勒时，心中很好笑，他在写信给梁实秋时，是这样描写大名鼎鼎的哲学教授和他的女友的“妙相”的：

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即泰勒，也有译成泰丽莲的——引者）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脸——引者）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20世纪50年代的金岳霖，在画家黄永玉的笔下，大哲学家成了个地道的北京贫民：

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呢制，可折成帽，亦可拉下罩住脸——引者）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

徐志摩认为，这“一定是哲学害了他，柏拉图、葛林、罗素，都有份儿”。徐志摩的调侃虽然语言刻薄，但对金岳霖却极为尊重推崇：“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据我所知，他在中国知识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金岳霖和泰勒同居时，一天，打电话给赵元任夫妇。赵元任，语言学家。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次年重返哈佛大学进修语言学理论，后又去法国研究语言学。1925年再到清华任教，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称为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金岳霖在电话中说有要事，请赵元任夫妇马上进城到他的寓所。赵元任夫妇还以为出了什么急事，便问金岳霖到底有什么事情，非马上进城不可。金岳霖说犯法的事我不会做。

赵元任夫妇急匆匆赶到金岳霖寓所。开门的是泰勒，赵夫人杨步伟见她并没有怀孕，觉得奇怪，这时金岳霖迎上来说：“赵太太，你能来，我就放心了。”

他们被金岳霖拉到院内，指着一只母鸡说：“这只鸡三天没下蛋，请你动手给取出来。”

赵元任夫妇对视一下，哭笑不得。金岳霖把母鸡捉住，说天天给它吃鱼肝油，肥了，却下不了蛋。杨步伟拿过鸡，往屁股里一掏，鸡蛋就取出来了。金岳霖呆呆地看着这一过程，赞叹不已：“妙手回春啊！”然后拉着赵元任夫妇与泰勒去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金岳霖一本正经地说：“过两天，我给你们送一匾过去。”

清华大学另一同事吴宓教授追求毛彦文被拒，十分痛苦，便在报纸上发表自己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句，弄得满城风雨。

另一位清华同事，觉得吴宓这样张扬，会败坏同为著名教授的毛彦文的声誉，就请逻辑学教授金岳霖，以严谨的逻辑性说服吴宓，冷静下来，别做损人不利己之事。

金岳霖听罢，不假思索，兴冲冲表示，完成任务如探囊取物，便直去吴宓处。

见到心事重重的吴宓，金岳霖说：“我不懂你的诗写得如何。但诗内容是关乎你的爱情的，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宜公开发表。私事是不应在报纸上宣传的。比如我们天天如厕，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吴宓听罢，大为生气，吼道：“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一怔，觉得这比喻确实不妥，忙解释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的意思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两人不欢而散。回去的路上，很懂逻辑的金岳霖发现自己刚才的表达缺乏逻辑性，为此，他郁郁寡欢。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拉金岳霖给他的学生讲课。到会场前，沈从文才告诉他，讲讲“小说和哲学”。

走上讲台，金岳霖认真地讲课。下面的学生认真地听了半天，发现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结论，是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望着金岳霖脸上天真得意的微笑，学生们先是沉默，然后爆发了一阵大笑。有人不甘心让金岳霖耍了一番，就问：“您说小说与哲学没关系，那么《红楼梦》呢？”

金岳霖怔了怔，说：“《红楼梦》的哲学不是哲学。”

金岳霖的这句话，让学生们颇不以为然，前面承认《红楼梦》有哲学，接着又说不是哲学。逻辑学大师让逻辑给弄昏了。金岳霖听到此论，诡异又天真地一笑。

1950年，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艾思奇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做报告。报告会由系主任金岳霖主持。艾思奇在逻辑学前辈面前，大讲“要讲辩证法，必须反对形式逻辑”，并说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我们要与形式逻辑做坚决斗争。

金岳霖一直微笑着，认真听艾思奇的报告。艾思奇讲罢，金岳霖微笑着总结道：

听说艾思奇同志坚决反对形式逻辑，要与形式逻辑做坚决斗争。听他演讲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志斗一斗，争一争。听完艾思奇同志的演讲之后，我完全赞同他的讲话，他讲的话句句符合形式逻辑，我就用不着斗，用不着争了，谢谢艾思奇同志！

金岳霖微笑着说这番话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领导人张奚若，听着金岳霖的话，知道他分明在反击当时党内的哲学权威，便在一旁暗暗扯金岳霖的衣襟，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但金岳霖并没有接受好朋友的好意，还是微笑着绵里藏针地、机敏地将话说完。在学生快意的笑声中，艾思奇尴尬地笑，张奚若提心吊胆地笑。

真正哲学家的逻辑学本事，总是用在战斗上。它是合乎逻辑地微笑着将论敌轻松地撂倒在地。这不仅是逻辑力量，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文中说：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师从罗素和穆尔，这两位哲学家在当时已誉满全球。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两部书，使金岳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引得他最后步入哲学领域。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读遍了西方哲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无不涉猎，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习研究。比如，他对休谟的著作读到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能清楚记得，甚至倒背如流。在融会贯通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体系。归国后，边任教边治学。每周除教学用去三天外，其余时间他大都不会客，不干别的事情，集中精力研究，写作。若此时造访金岳霖，毫无例外地会吃闭门羹。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哲学著作，《逻辑》《论道》和《知识论》。

《逻辑》出版于1935年，甫一出版，即被中国逻辑学界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金岳霖自己却说：“写得最糟的是《逻辑》。”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论道》是在西南联大时写就的。那时，金岳霖与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同住在昆明著名的唐继尧家的花园里，每家分得戏台大包厢之一隅。大家为照顾金岳霖写作，把大包厢最清净的地方腾出来，放置他的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供他安心写作。就在昆明北门街七十一号唐家花园，金岳霖完成了他满意的《论道》。

金岳霖的《论道》，重点是时流，用他的话表述：“‘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金岳霖创作《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其间，二人常有沟通交流。后来冯友兰在评价这两部书时说，自己的《新理学》是“旧瓶装新酒”，金岳霖的《论道》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自己却很少影响金岳霖。

《论道》问世，哲学界依旧平静如水，波澜不惊。唯一发出声音却评价不高的是林宰平，这令金岳霖大为失落。他颇为寂寥地对弟子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毫无反响，对金岳霖有些不公平。金岳霖一生做学问，态度极为严肃、严谨、严格。他有时花费不少心血和工夫写成厚厚的一摞书稿，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之处，会不惜将书稿毁弃，然后重起炉灶，再不如意，再毁弃而不惜。他是绝不拿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的。

《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也是最厚的一部哲学著作。全文近七十万字，抗战前已成雏形。尽管在日本飞机轰炸时，不带细软，此书稿却从不离手。但百密一疏，一次到山沟躲轰炸，还是遗失了。痛惜之余，金岳霖又重新开始写作，直到1948年12月，才再次完成全书。两次撰写，《知识论》耗去十年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张岱年问起《知识论》，金岳霖无奈地说，《知识论》“我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话间透露出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凄楚，直到1983年，《知识论》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离金岳霖仙逝只剩一年。

金岳霖以八十八岁米寿高龄，在《知识论》的自序中写道：

《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金岳霖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哲学人才。很多后来的各界风流人物，对金岳霖的授业，记忆犹新。

毛泽东的秘书，曾任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胡乔木作为学生，曾听过金岳霖的哲学课。他后来回忆老师金岳霖时，说他：

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做学生时听了金岳霖的课，触动很大，他回忆道：

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金岳霖对这位弟子是有恩的，乔冠华去日本留学，其可观的路费，是金岳霖所赠。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初听金岳霖的课，成绩一直不好，甚是苦恼。不久，季羡林发现自己高中时学过的哲学课，与金教授所授非一个哲学体系，他从金岳霖的哲学课里，了解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成绩大有提高。

弟子钱学森，后来成为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他回忆，金岳霖授业时，备课颇为认真，每上一堂课，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钱学森清楚记得金教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情景。那时天气渐凉，金教授空手走进教室，坐在讲台的椅子上，然后往呢大衣袖筒里一掏，竟掏出一沓白纸，那是用钢笔密密麻麻写成的讲授提纲。

1935年，金岳霖接到一个陌生的中学生殷海光的信，信中说他读过金先生由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后，很感兴趣，并向他请教一些关于逻辑的问题。金岳霖很欣赏这位十六岁中学生的才气，回了信予以鼓励，并邮寄一些有关的书籍给他。

过了一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家境贫寒，无力承担求学费用，就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岳霖即刻找到张东荪，请他为殷海光找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不久，张东荪告诉金岳霖，已为殷海光安排妥工作。金便通知殷海光动身来北平。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东荪并未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担负殷海光的各种费用。金岳霖太忙，每周安排一次与殷海光晤面。先谈学问，然后吃饭。金岳霖热情亲切的态度，让原来很自卑的殷海光，找到了自信和自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疏散搬迁，金岳霖又出资五十银圆，安排殷海光安全返回故乡。

同事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家境困难。一日早晨，张夫人在椅子上发现了一沓数目不少的钞票，一家人感到很奇怪。张奚若忽然想到，昨天晚上金岳霖来家里串门，一定是他看到自家生活拮据，走时偷偷将钱放到了椅子上。

20世纪5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空气极其严酷。沈从文处境不好，丁玲等老友都疏远了他，他情绪极为低落，经济上也窘迫。金岳霖并不避嫌，常到沈从文家拜访，使沉闷的沈家充满了生气。金岳霖从不空手，总要带上当时稀缺的食品，让沈从文的两个儿子欢呼雀跃。有时金岳霖从口袋里弄出两个硕大的苹果，让孩子们比哪个更大，然后说一人一个。

金岳霖一生宽和，乐善好施，总是尽力去帮助朋友、同事和学生。欧阳中石在追忆这位清华园里的好人时，说他：

举止大度从容迟滞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是一生的挚友。梁思成曾说：“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但是，“总是那么理性”的金岳霖，当爱情突然降临的时候，他自己就乱了方寸，糊涂了。他爱上了林徽因。

1931年，林徽因在北平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疗养时，由徐志摩引见，金岳霖结识了林徽因。这只是初识，并无深交。是年，金岳霖参加清华大学的“驱吴运动”，与张奚若、张子高等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11月19日，好友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飞往北平，途经济南，机毁人亡。金岳霖与梁思成、张奚若到济南与从青岛来的赵太侔、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聚于福缘庵，与徐志摩遗体告别。后来，金岳霖又到美国度假一年。

金岳霖与林徽因相恋，应是1932年，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住北总布胡同之后的事情。1932年，梁、金同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前后两院的四合院里。梁一家住前院，金岳霖独自住在后院。两院相通，前后院又都是单门独户。当时，北平有多个知名的文人名流聚会的文化沙龙，其中就有一个是前院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一个是后院金岳霖的“湖南饭店”。这里常常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甚至南开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喝下午茶，聊天，晚上一起吃饭雅聚的地方。在这优雅的四合院里，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金岳霖与林徽因朝夕相处，频繁交往，彼此逐渐深入了解，感情自然而然也随之加深。特别是金岳霖与泰勒分手后，一直只身一人。而林徽因自徐志摩遇难后，其感情经历了苦痛，“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林徽因诗句），并没有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物存人亡，倍加伤情”。她对徐志摩的爱，如烟如云如雨。但对徐志摩的爱恋，总会“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飞远更远，化作远山，化作烟”。而今云烟已远。两个感情孤寂的人，一个绅士，一个才女间产生爱恋，这不难理解。

终于有一天，林徽因很悲痛地对丈夫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君子梁思成听了妻子的痛苦表达后，以冷静、友善和宽宏，化解了情感风波，成就了三个人终生不渝的友谊：

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金岳霖与林徽因的恋情，对双方的生活都没有造成悲剧性后果，甚至连波澜都没掀起。这与梁思成的理性、宽厚不无关系。

我们在审视那些经历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总是着眼于他们是否心系、效力于祖国的命运，这是不错的，但往往忽视了探索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文化灵魂，那里有维系我们民族万古长青的人文精神。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萧乾是一位怀有爱国激情又深具使命感和正义感的作家和记者。

笔者是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萧老的。那时，笔者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萧乾夫人文洁若是同事。在一次社里召开的座谈会上，文洁若把笔者介绍给她已七十高龄却充满活力的夫婿。白发，圆脸，笑得很灿烂，那双手也厚实而温暖。不久，在老社长严文井的家，再次与萧老相遇。听二位老人谈萧乾刚刚在《当代》发表的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一本褪色的相册——〈萧乾短篇小说选〉代序》。那两张兴奋的面容，至今未忘。

萧乾是1933年写出第一篇名为“蚕”的小说的。通过《蚕》，与北平名媛、“美艳如花”的女作家林徽因相识，并在沈从文的帮助下，进入北平作家圈。那时，萧乾还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英文系本科。因生活拮据，不得不半工半读。不久又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成了沈从文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那时，他已与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斯诺相识。

在那年深秋，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自己写的《蚕》。当时，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萧乾就将习作《蚕》寄给沈从文，请他指教。他本想等沈先生指点后，再经修改，重新抄一遍。不料，“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尽管那是把五千字的东西硬塞进三四千字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排字工人把铅条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挤成黑压压一片”（《一代才女林徽因》）。

1930年，萧乾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为了生活，曾帮助一位美国人编辑英文《中国简报》，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新文学方面的文章。他写过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田汉的《名优之死》，也写过茅盾。因写沈从文访问记，与当时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1932年夏，萧乾因与系主任吵架，一气之下跑到福州，去打工挣学费。萧乾曾在仓前山英华中学（即今福建师范大学附中前身）教国语。榕城留给他许多美好的回忆，二十三岁的他曾与学生们到鼓山露营六天，还游览了马尾、福清、海口等地。《蚕》就是以此为背景写的。1933年，萧乾重返北平，继续求学，并完成《蚕》。

《蚕》发表的几天后，萧乾接到沈从文的信，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了你那篇《蚕》，请你到她家吃茶。萧乾在1984年为《一代才女林徽因》一书作的序中，写道：

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

这以后，萧乾与林徽因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到美学家朱光潜家，参加北平的另一文学沙龙“读诗会”。林徽因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言语锋利，对文学常有独到见解，往往与人争论不休。一次，她当着诗人梁宗岱的面，批评其诗作，彼此就争论起来。与林徽因交友及得到沈从文的鼓励，萧乾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从1933年到1934年，他每月至少写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由自己选或交沈从文选出一篇，其他的就撕掉。这是作家中不多见的。他宁少毋滥的严谨创作态度，深得友人赞赏。一篇小说发表可得稿酬二十大洋，可以解决吃饭住宿诸开销。临近毕业，没时间创作小说，他就写《书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正本交学校，副本由郑振铎卖到商务印书馆，“得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

1935年，萧乾到天津《大公报》编《小公园》，还兼管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两个月后，在杨、沈的举荐下，《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报》的文艺栏，统统交萧乾主编。1935年12月9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翌日，萧乾从天津赶到北平，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并写目击记揭露这一暴行。次年又奉调上海，同时编津、沪两地《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一年，是萧乾自己视为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一年。他利用《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除了举办文艺评奖，还请来林徽因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巴金、老舍、蹇先艾等人的三十多篇小说入选，广受好评。

1935年，斯诺在上海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着的中国》时，萧乾被请去协助斯诺编译这本较早将中国现代小说介绍到外国去的书。其中选了一篇杨刚用英文写的革命题材的小说《肉刑》，曾发表在《国闻周报》上。这是杨刚应斯诺之邀创作的。杨刚和萧乾同被斯诺选中，共同编选《活着的中国》。

杨刚是位才女，1927年免试入北平燕京大学读英文系，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曾被捕入狱。出狱后，又成为北方左联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35年，曾翻译英国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与鲁迅、茅盾等关系密切。1938年，接受中共中央之命，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1944年，她又以特别记者身份赴美，担负起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前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落日》及自传体长篇小说《梦之谷》。他的老师沈从文为《篱下集》作了序，评论其小说曰：“生气勃勃，勇敢结实。”他认为，其小说有“乡下人”的气派，并断定凡接触这些作品的人都会和他有同感，“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篱下集〉题记》）。

李健吾也肯定了《篱下集》，他在《咀华集·篱下集》一文中，这样评析萧乾的作品：

看过《篱下集》，虽说这是他第一部和世人见面的创作，我们会以十足的喜悦，发见他带着一颗艺术自觉心，处处用他的聪明，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

叶圣陶把萧乾的小说选入他的《文章例话》，作为擅长“使读者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上体会得出人物的性格”的范例，而推荐给读者。

萧乾的生活经历与沈从文、废名不同。沈从文和废名二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乡村经历，而他于清宣统二年（1910）生于北京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平民家庭。父亲与老舍的父亲一样，都是守城门的小卒。父母早逝，靠堂姐抚养长大。十二岁读崇实小学时，即半工半读，送过羊奶，当过学徒，搞过校对，抄过资料，是在北京文化氛围中走出的城市“乡下人”。他以亲历者的童年视角，写出了《篱下》《矮墙》等短篇小说。仅从小说“篱下”“矮墙”之题，已暗示自己寄人篱下的生活，具有世间炎凉的意象与内涵。小说中不断奚落他的“姨夫”，衙门的昏暗世界、工厂主的丑恶嘴脸都出现在天真孩子的眼里，他们与坚忍挣扎的“妈妈”，构成了北平底层的世俗人间。而萧乾熟悉的下层引车卖浆者，也自然会出现在他的小说里。这些北平底层人的自爱、自重、自尊的性格，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与“姨夫”“工厂主”、衙门官人的冷漠、丑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正是萧乾小说包含的“城中两个世界”的结构。正如他自己在《忧郁者的自白》中所说，自传色彩很强的这些小说，都是“忧郁者的自白”。忧郁者的感伤是浓烈的，是健朗的，又是充满生气的。当然，萧乾早期的自传体小说，对贫富对立的愤怒和抨击，火气很大，而“我”未经文学化，作为文学形象很苍白，远不如其他人物鲜活。

揭露西方宗教及传教士在中国“收买灵魂”的罪恶勾当，是萧乾小说的另一类题材和主题。《蚕》用象征手法表现了“一点点宗教哲学”（《创作四试·〈象征篇〉前言》）。《皈依》里刻画的雅各军官和菊子、妞妞等人物，揭露了“救世军”传教士引诱穷困女孩子“入军”的罪恶。《昙》则以五四运动为背景，塑造了启昌和约翰牧师等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青年学生的觉醒，也写出了传教士的狰狞本相。

巴金和斯诺读了这两篇小说后，鼓励萧乾把这个题材写成一部长篇。萧乾接受了这个建议，积极准备材料，积累了一铁匣卡片。不幸因生活颠沛和一场大火，这些材料化为灰烬，这一计划落空。但萧乾的宗教题材小说，拓展了社会生活表现的广度，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强度。萧乾早年“整个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里”，这种经历和具体经验，使他的小说涉足宗教题材，合乎逻辑。但萧乾的“反宗教”姿态，并非涉及宗教本身，通过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间的不平和不幸，是他对贫富对立情绪的延伸罢了。沈从文、废名的小说也有宗教文化的渗浸。废名的小说对禅的参悟可直接转化为对人生的领悟，与萧乾揭露“吃教者”的伪善嘴脸、为“遭侮辱者”鸣不平，完全不一样。

《栗子》《邮票》等小说，留下了萧乾思想动荡的影子。前者表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青年人的思想状态，后者是以东北救亡运动为背景的。在艺术风格上，与沈从文、废名的小说着重内心生活揭示、探求人性的审美情趣，相去甚远。

萧乾的处女作《蚕》和长篇小说《梦之谷》是写爱情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写照。萧乾在中学因“闹学潮”被校方除名，于是南下福州和广东汕头，在角光中学任教。在那里，萧乾和一位美丽的潮州姑娘发生了爱情。但是，由于当地一个兼舵江电船老板和长途汽车公司大股东的国民党市党部要员，企图霸占这个姑娘，从中作梗，结果萧乾失去了与他相爱的姑娘。《梦之谷》就是以这个亲身经历为基础写成的爱情悲剧。

萧乾与当时北平、天津一带的年轻作家，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吴伯箫等，形成了平津很有生气的青年作家群体。这个群体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有意识地从古今中外的作品中汲取营养。萧乾自己在《创作四试·〈刻画篇〉前言》中说：“大天才也许着笔即成，我是描《芥子园》出身的。”当然是自谦，但他的“芥子园”里有屠格涅夫、哈代、契诃夫，有鲁迅、胡适、沈从文等。他是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不断汲取乳汁，获得经验，在中国文坛争得一席位的有特色的作家。

萧乾在特写（即报告文学）的创作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34年9月，他完成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平绥琐记》。他是借一位在平绥铁路列车上当货运员的朋友提供的方便，连续两年暑假免费搭车，往返于北平与包头之间，然后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思，用文学的笔法写出来。他在燕京大学读的新闻系专业，为他选择一个新的文学领域，提供了重要条件。《平绥琐记》显示了他“承受现状刺激的敏感”和“甄别体验现状的锐力”方面的能力。而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入《大公报》这一新闻媒体，更为他对国内外进行广泛的“人生采访”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萧乾的报告文学创作，大体可分三个时期。1934年从《平绥琐记》开始，到1939年为其第一个时期。主要创作主题可以概括成“民生疾苦”。他的报告文学以反映百姓生活疾苦，呼吁政府、社会关心民生疾苦为主调。代表作是写于1935年秋至1936年初春的《流民图》。该报告文学是他以记者身份，采访鲁西、苏北灾区见闻的实录。展示了灾民无家可归、啼饥号寒、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客观上也是对国民党漠视灾民疾苦、救灾无力的控诉。此《流民图》一出，各地读者救济灾区的捐款“显著地在踊跃起来”（《未带地图的旅人》）。

1938年，萧乾采访岭东地区写下《林炎发入狱》和《岭东的黑暗面》等，采访保安地区又写下了《由香港到保安》。有为被当局与地主势力勾结制造镇压爱国贫苦农民带头人的冤狱鸣不平、伸张正义的；有揭露国民党官吏发国难横财丑行的；有写国民党内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劣迹和征募壮丁黑幕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报告文学中，不同程度地回荡着广大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日的旋律。如《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记述了在华北敌后一支八路军游击队抗击日寇的动人事迹。《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报道了为修筑通向世界唯一大动脉的滇缅路，千万民工做出壮烈牺牲的伟大事迹。

1939年春秋之交，萧乾登上了法国邮轮“阿拉米斯”号赴英。在英国的七年间，一方面任教于东方学院或到剑桥大学当研究生；一方面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写下了如《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等大量特写，生动地报道了英国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悲壮战争……

赵令扬在《萧乾作品评析》中，说萧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量报告文学，应是“欧洲发展中重要的见证”。

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就“论语派”开展论争。

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

拥有数万读者的天津《大公报》特辟“星期论文”专栏，每日由专家、学者、作家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全国之先河。胡适撰写《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公开提出“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等要求。随后，胡政之也表示支持，“彼此共同负责”，他出于公心，光明磊落，气度非凡。

3月，沈从文发表《禁书问题》，反对禁书，云“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是“极可惋惜的事情”。

全国各地不顾当局的钳制，形成中国知识界、民间媒体联手争言论自由的强大态势：陈独秀身陷囹圄，东亚图书馆出《独秀文存》第十版两千册，以示抗议；南京《民生报》揭露行政院彭学沛贪污舞弊丑行，令当局甚为尴尬；成舍我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批判当局摧残舆论的罪行；杭州记者公会倡议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各地同行的热烈响应。《大公报》曾发表《重庆的滥捕记者案》，借此再提“要求解放言论”的主张，《北平晨报》发表《重庆报界迭遭摧残》，声援被捕记者。

著名报人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军统特务暗杀而以身殉报。这之前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民间有一传闻，值得一叙。蒋曰：“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此事，从黄炎培《八十年来》也得到印证。报人史量才有胆魄，死得壮烈。他给我们留下的铮铮誓言是：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今日重读，仍觉意义仍然深远。

杀戮封不住民意，史量才殉报不到一个月，《北平晨报》《大公报》等二十四家报馆、通讯社联合致电国民党中央，重申开放言论要求。

民国报纸和自由知识分子，傲然面对残暴的统治者，敢于抗争，勇于发声，写就了一部民国言论史。

胡适至京郊西山，凭吊李大钊，见无碑碣，请蒋梦麟补立一碑。不久，又去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劝他不必早出自传，要“放手去写，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颇以为然”。8月，应傅作义将军之请，作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文。碑刻文字由钱玄同书。墓碑刻成，举行典礼。

自1934年始，北平的周作人与上海的鲁迅，就“论语派”开展了一场论争。彼此交锋中，又都有一番良苦用心。胡适在他的生日，12月17日，著《国际危机的逼近》全面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云密布、血腥逼人、无可幸免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燕巢危幕，日本全面侵华即将开始，中国作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必将有残酷的牺牲。

周作人出版《周作人小品文》。老舍写长篇小说《离婚》。沈从文创作小说《边城》《过岭者》，散文《湘行散记》。朱自清出版散文集《你我》和《欧游杂记》。冰心发表小说《冬儿姑娘》《相片》。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小说，相对来说，是有些沉寂和萧索的，但通俗小说却一枝独秀。上海和北平出现了通俗小说热潮，这是当时文坛独特的文学风景。

通俗小说兴起于清末民初，是应城市市民的阅读需求而生的。抑或说，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旧的正统的封建文学受到冲击而日渐衰亡，通俗文学凭借现代化都市纷纷出现、报纸杂志等现代媒体迅速发达的契机，得到广泛的流传。

有趣的是，新文学运动兴起，原本是反对通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开宗明义，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倾向。根本不能苟同和容忍以追求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的通俗小说存在的。文学研究会和后来的革命作家及左联，一直将通俗文学当作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讨伐。他们对缺少组织，也无明确纲领和系统理论主张的通俗文学作家冠以“鸳鸯蝴蝶派”之名，加以嘲讽。但让他们没料到的是，顺应时代、顺应城市市民需求的通俗文学，非但没有被他们打压而萧条，反而蓬勃发展，与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

批评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那些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文学，起码排斥文学的娱乐功能，就非常不专业。他们并未深入研究，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早已渐渐从才子佳人的窠臼里挣脱出来，注入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在革命作家把“革命”生硬地塞进小说和诗歌中而违背文学规律的时候，通俗小说家却从不同侧面，带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呈现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畸形生活、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的广阔的社会图景。革命小说，概念化压制了广阔的生活，英雄化扼杀了鲜活的性格，这些作品大多在作家间传阅，除少数作品外，广大读者鲜有问津者。遂有左联的骨干丁玲，清醒地提出向“鸳鸯蝴蝶派”取经的倡议。

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笔者已对“鸳鸯蝴蝶派”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这里介绍北方的言情小说家张恨水。

张恨水（1895—1967），曾名芳贵，学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六岁蒙学，入当地塾馆就读。十一岁读《残唐演义》，爱不释手，遂又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其《写作生涯回忆》中介绍，十三四岁，即从《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文本及其批注上，读“懂了许多典故”，“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后来，进新学校，仍嗜好文学，日夜读小说，而且依然“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并从《庄子》《西厢记》中“学会了许多腾挪闪跌的文法”；还由《儒林外史》对诸人物的描写中，领会到讽刺手法的运用。此外，他还爱读林纾译的域外小说，赏识其中中国小说鲜有的心理描写。十七岁以前，读《花月痕》《桃花扇》《燕子笺》《长生殿》等小说传奇和戏剧时，陶醉于其中诗词小品及精彩的篇目。

1912年秋，其父病故，家道中落，随母和五个兄弟姐妹返回老家安徽。辍学的苦闷，迫使张恨水不能再潜心阅读。次年，考入孙中山设在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因经费不足，学校常常被迫停课。这使他有机会写诗填词，借以宣泄自己的苦闷。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尚的笔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秋，他离开苏州，以才学在汉口谋得为一家小报写补白的营生，其时仅十九岁。始用恨水笔名。恨水，缘于南唐李后主的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读后，彻悟人生苦短，时光珍贵，遂取“恨水”二字。后因名声太大，人们早已忘却他的本名，只记住天下都知道的笔名恨水。

这个阶段，可以用张恨水自己的话来概括：

我是两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曲，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不过那时“礼拜六”还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写作。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的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之前，我已造成这样一个坯子。

“礼拜六派”作为文学流派，是指在《礼拜六》杂志上发表作品，都信奉“得休暇而读小说”的宗旨，又能代表这些作家共同的创作态度的一群作家。《礼拜六》杂志创刊于1914年6月，由王纯根主编，后一度停刊，1921年3月复刊，改由周瘦鹃主编，至1923年2月终刊。此刊存在时间长，围绕在它周围的作家又多，影响也大，所以“礼拜六派”成了这类通俗小说的通用称呼。

张恨水在苏州求学期间，是“礼拜六派”书刊的热心读者。常常浸漫于这类小说之中，为了摆脱家道中落带来的穷愁和苦闷，他便按此派作家写作故事的路数，学写短篇小说。一为文言之《旧新娘》，一为白话文《梅花劫》，寄给《小说月报》。小说虽未被选用，却接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让他大喜过望。信中，主编对习作有肯定之评语，让他备受鼓舞。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只好回乡。在失学的寂寞苦闷中，他创作了长篇白话章回体小说《青衫泪》。

1918年3月，张恨水出任芜湖《皖江日报》总编辑，其处女作文言中篇小说《紫玉成烟》连载于该报。不久，他的白话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也连载于该报副刊，在芜湖已小得文名。

接着，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又相继连载了张恨水的短篇小说《真假宝玉》和中篇章回体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从小说的题目上，即可看出他沿袭了旧式言情小说的风格，艺术上幼稚粗陋，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声誉。

《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虽艺术上苍白，但影射讽刺了军阀祸国殃民，批评了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既显示了作者的正义感，又表现出作者反对恶俗趣味的审美观念。随后发表的中篇章回体小说《皖江潮》，写的是安徽自治运动，谴责地方军阀的丑恶，因而被芜湖学校学生改成话剧公演。

1924年，北方仍是军阀的王道乐土。大小军阀混战，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之战，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各党派在北平加强舆论宣传，国民党办《民国日报》，胡政之办《国闻周报》，“国家主义派”办《醒狮周报》，共产党也创办了《中国工人》月刊。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多元的报刊各自宣传自己的主义，争奇斗艳，热闹非凡。与此同时，京师警察厅也发布公告：“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查禁图书、封闭报馆也是言论史上不断上演的丑剧。有压迫就有斗争，激扬文字、纵横论政的《京报》这一年就发表近百篇批评时弊、指斥权贵的时评和通讯。文学界《语丝》和《现代评论》也先后问世。前者的创刊人、主撰人是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大学教授，主张“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好生活”。后者是郁达夫与创造社及太平洋社合办的，实际上主要撰稿人是胡适、陈源、高一涵等学者教授。其办刊宗旨，是“精神是独立的”，“态度是研究的”。这些期刊的出现，标志着当年的言论界是多元的。

是年4月，并未入流新文学运动大潮的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开始连载九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连载五十七个月，街谈巷议，轰动古城。近五年时间，无论寒暑风雪，每天下午两三点，便有大批读者，排在报馆门口，等待当日晚报发售。连载到第十三回时，由《世界日报》出版单行本，甫一出版，即告售罄。接连再版，仍被抢购一空。1927年将一集、二集合并出版，也很快脱销（《〈世界日报〉兴衰史》）。

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分上下两函十二册。读者争相抢购，轰动大上海。

北平、上海掀起《春明外史》的轰动浪潮，让张恨水暴得大名，风光无限。

《春明外史》写的是报馆记者杨杏园的爱情故事，而读者感兴趣的，是该小说鸟瞰北平市民生活的开阔视野，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冷峻深刻。文中所涉，具有新闻纪实的特征，为读者提供社会秘闻野史般的价值。有人说该小说展现了一轴20世纪20年代北京全景式的风俗画卷。其间有军阀、官僚、政客、遗老、遗少的醉生梦死、横行不法，更有穷苦百姓的愚昧和痛苦。

有人将《春明外史》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认为时文彦是徐志摩，胡晓梅为陆小曼，韩幼楼为张学良，魏极峰乃曹锟，何达是胡适，金士率则为章士钊云云。

《春明外史》连载过程中，还发生过“请命”风波，值得一提。报上连载到小说第二十一回，写到梨云身染重疴命悬一线时，读者纷纷给张恨水写信，求他笔下留情，无论如何别让梨云死去。甚至有些读者还给梨云开了治病药方，挽其性命。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证《春明外史》影响之大。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有侧室郑秀珍，长得漂亮，且有文化，对潘素无感情。读了《春明外史》，颇心仪书中的杨杏园，爱屋及乌，对新闻记者大有好感。正巧，结识了当时名小说家张秋生的弟弟，太原报人张慎之。二人一见钟情，逃到北平，成为夫妻。张慎之入《世界日报》工作，同人便开玩笑：没有《春明外史》，岂有你们这段姻缘，张恨水是你的月老啊。

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甚是喜欢，便有少帅来访张恨水之举。这在北平成为当时的美谈。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少帅很爱慕张恨水的才学，欲请张恨水到司令部当秘书。张恨水拱手婉拒。张恨水一家，人口多，经济尚不宽裕，张学良为接济他，责成有关部门授予他挂名“参事”，是只领薪水，不参政务的闲职。张学良原本想出自己的传记，一直无合适人选，希望张恨水妙笔生花，实现自己有传的愿望。张恨水见少帅如此信任自己，自然欣然允诺。但因时势政局不断变化，一直未动笔，即不了了之。到了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办《新民晚报》，特函张恨水为他写一部长篇小说。张恨水念旧情，遂写《春明新史》，在《新民晚报》连载，给该报赚了不少人气。

《啼笑因缘》连载后，社会上有传闻说，小说中刘将军抢沈凤喜为妾，是暗喻张学良。又传说张学良闻知，摆下鸿门宴，请张恨水到奉天，拟报此仇。张恨水果真有奉天之行，但张学良非但并未加害，反而以礼相待。宴会上谈笑风生，特别还说起关于《啼笑因缘》暗喻之谣言。张学良开怀大笑：“无稽之谈！”然后当众授“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事”两职给张恨水。自此，每月给张恨水薪俸一百银圆。

后来，张学良听信诬告，将法储会会长丁春膏下狱。丁夫人到处托人说情无果，便找到素昧平生的张恨水。急公好义、秉持公正的张恨水，给张学良致信，质问为何不经调查，听信诬陷，即抓人入狱。张学良对此函极为重视，下令彻查，发现丁春膏果然为人陷害，于是下令释放。

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囚禁。1946年，张学良在软禁中给张恨水寄了两首诗。张恨水将诗发在他主编的《新民报》上，并写下沉痛按语：

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有张将军新诗两首，真纯可喜，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列归于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探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花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今日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将军积压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何如也！

1919年秋，张恨水从芜湖到北京，先后在北平《益世报》《今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及多家通讯社任职。他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有机会接触北平各阶层人物，了解各种社会新闻，积累大量丰富的素材，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资源。《春明外史》便是如此。

《春明外史》在上海格外轰动，怕与小说“描写社会琐事，以朋友笑谑”的媚俗审美思维有关。更商业化的上海，对文学的娱乐性、趣味性看得更重。

《春明外史》在上海轰动，打破了京沪两地文艺相互排斥的格局。20世纪20年代，随着鲁迅定居沪上，全部由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创造社、太阳社也集中到上海，遂有左翼作家为旗帜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新文学的堡垒。

但左联的领导受制于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对左翼文学运动带来消极影响。他们忽视了北平这座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祥地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活力。培养文学新人的全国一流高校仍在，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周围，依然集合着一批进步的有创作水准的作家。他们虽然没有组织，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鲜明的特色。左联的宗派主义，排斥这些进步作家，造成上海和北平的作家的疏离，形成京沪作家各据地盘，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北平的报刊少有向上海作家约稿的，上海的报刊更鲜有找北平作家征文的。张恨水的作品，打破了这一平衡。

1932年春，继《春明外史》后，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在北平《世界日报》副刊连载了六十四个月后，灿然收官。这是张恨水在报纸上连载时间最长、最为轰动，也是给张恨水带来更大荣誉的作品之一。

《金粉世家》借“六朝金粉”的典故，以豪门公子金燕西与平民少女冷清秋的爱情故事为主轴，深刻地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贵族之家由盛而衰的命运，透视出官宦之家的种种腐朽、龌龊的生活与思想态貌。小说通过金、冷的爱情悲剧，探讨了不同门第的婚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是否可以调和的问题。小说篇幅很长，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金燕西以各种手段骗取了冷清秋母女的欢心，然后未婚先孕，仓促成婚。但金燕西禀性难移，仍在外寻花问柳。金父暴死，更无约束，放浪无羁。见家境败落，遂又与新军阀之妹白秀珠勾搭，与冷清秋感情彻底破裂。在一场大火中，冷清秋携子逃离金府，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小说围绕着金、冷的爱情悲剧，展示金府这个权贵之家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充满血腥的钩心斗角。作者在写金燕西之父国务总理金铨时，并未将他写成阴险毒辣或酒囊饭袋式的政界人物。金铨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开明通达、胸襟开阔的人物，同时又是道貌岸然、在不同场合变换面孔的伪君子。二者的统一，使金铨并未成为象征性人物，而成了性格复杂的真实而鲜活的“这一个”。通过金燕西、金铨的塑造，写出了金家两代人在伦理道德畸变中各种矛盾和情感变异中的人性扭曲。在当时，小说已具有真正的文学意义，达到很高的水平。当然，小说为迎合读者趣味，在揭露权贵糜烂生活时，采用了自然主义的描写，其美学旨趣受到影响，但仍不失为张恨水的杰出作品。

《金粉世家》很快就拍成电影，电影院观众如潮。评书艺人改编成评书，天桥一带的茶社，听说书的人满为患，再加上广播电台广播，《金粉世家》家喻户晓。

如同说书之“无巧不成书”，《金粉世家》连载之时，也发生“请命”风波。老报人万枚子读到冷清秋在那场大火中携子出走，竟与夫人泣泪涟涟。读者读到颐和园昆明湖畔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子，预感不妙，信函如雪片纷纷飞到张恨水那里，都不让张恨水写冷清秋殒命。当时北平著名画家许君武，也写信给张恨水，语气颇为不敬地指责他“笔下无情”。

鲁迅的母亲鲁瑞与街坊邻居一样，也是张恨水的忠实读者。从1934年鲁迅从上海写给母亲的信中得知，张恨水每有新作，鲁迅便购其书孝敬老母。信中说：

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读此信，让人感慨，母亲不读儿子铺天盖地的大作，反而偏偏喜欢不入儿子法眼的张恨水的作品。鲁迅自己不看别人的作品，却总有对“鸳鸯蝴蝶派”的讨伐和嘲讽。

1929年5月，经人介绍，几次赴沪的张恨水，与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相识。于是便有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自1930年3月起，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之事。

严独鹤生于1889年，卒于1968年。名桢，字子材，浙江桐乡人。也是一位在上海很有名气的通俗小说家。1922年在《红杂志》上发表的《红》和《月夜箫声》就是其代表作。《红》以委婉细腻的笔触，写了一个情节错综复杂的传奇故事。小说于淡淡哀愁的情调中，寄予对一个孤苦少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表达的是世俗化惩治感情不忠者的旧式主题。后被改名“女客串”搬上舞台的《月夜箫声》，表现一个吹箫女的喜、悲与哀伤的心境。小说情节曲折起伏，场面情景交融。箫声三吹，或幽雅，或幽咽，或幽细，情绪变化皆在其中，与当时这派小说的流水账式的叙述，大不相同。

两个审美趣味相投的文友一见如故，张恨水痛快答应严独鹤之请，将自己的新长篇小说《啼笑因缘》交由上海的《新闻报》连载。当然，这里张恨水也有自己的考虑。《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都是在北平的报纸连载，因与这座古城的精神气质相融，成了北平气质沉潜温和的一种小说流派代表，大受欢迎自有此因。但上海的通俗文学也有自己的“海派”特点，且也有一群如张舍我、周瘦鹃、包天笑、秦瘦鸥等作家，坐地为王。他要在上海滩闯出一番天地，必须靠自己的小说。他们提倡的“大千世界一情窟也，芸芸众生皆情人”（《爱之花·弁言》）的创作宗旨虽由“大团圆”转到“偶见悲剧结局”已有进步，两相比较，张恨水心中仍底气十足。但《啼笑因缘》发表后，在上海引起的甚于北平的轰动，他始料未及。话剧、沪剧、京剧、粤剧、评弹、电影纷纷移植，小说再版二十次以上，甚至让他有些震惊。

张恨水写《啼笑因缘》，缘于北平的一个新闻。一个姓田的旅长，看中了一个有姿色的唱大鼓书女艺人高翠兰，然后将她抢走。高翠兰父母向田索讨身价银两不遂，而将他告到法院。经审理，田被判刑入狱。高却对田有好感而不忘情，回到家中，常与父母哭闹，引起邻居和新闻界注意（《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

张恨水抓住这一生活素材，并加以改造。将本不具备悲剧品格的因素筛汰，颠倒违反生活本质真实的人物关系，使之符合社会本质真实，使小说获得质的飞跃。《啼笑因缘》写的仍然是爱情悲剧。爱情美好，却演变为悲剧，是社会的畸形和黑暗造成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悲剧特性。身处社会底层、幼稚柔弱的女主人公沈凤喜自身，有性格弱点，无力抗拒阴谋和暴力，但在尚师长的威逼之下，被掠入刘府后，还是发出“这是什么世界！北京城里，大总统住着的地方，都是这样不讲理”的怒吼，无疑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抗争。小说不仅写出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真挚，还揭示出这美好爱情的悲剧，正是社会的畸形与黑暗造成的，是反动军阀制造的社会悲剧。

细究张恨水的小说大受读者的喜爱，引起新旧文学阵营高度重视、产生社会轰动的原因，其实并无什么独门秘籍。说到底，张恨水的小说，是遵循文学自身规律创作的结果。首先，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叙事时讲究故事情节的跌宕和曲折；其次，注重人物的塑造，运用传统的神貌刻画，“以形写神”外，还融入了欧洲小说特点，加强人物心理刻画和地方风俗景物描写；最后，是语言既平白如话，又清丽流畅，摇曳多姿，特别是有北平的语言神韵，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比起当时所谓的“革命文学”的主题先行、苍白空泛，广大读者争看张恨水的小说，合乎逻辑。

但是，当张恨水到江南办事，目睹处处争看《啼笑因缘》时，真是受宠若惊。他所到之处，“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甚至让他匪夷所思。

笔者为写此卷准备资料时，发现《啼笑因缘》曾引发一场官司，伴着全民阅读《啼笑因缘》热热闹闹地折腾了一场。1931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啼笑因缘》的电影改编拍摄权，并组成当时大热的明星胡蝶、郑小秋等为主演的强大阵容。孰料素与明星电影公司有积怨的上海大华电影公司的顾天为，闻讯后，速将《啼笑因缘》改编成剧本，在不违反著作权法的前提下，抢先在内政部申请到准拍执照。又与青帮老大黄金荣勾结，诱以高酬挖明星公司的主要演员。只有主演胡蝶恪守做人的道德和行规，不为所动。于是，社会上便有胡蝶与张学良在北平只顾跳舞行乐，不积极抗日的谣言广为流传。顾天为为了将胡蝶与张学良的绯闻坐实，很快又排成以胡、张传闻为内容的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在上海天蟾舞台公演。

张恨水素有正义感，他对将素不相识的张、胡硬扯在一起，诋毁两个清白的人甚为不满，于是站出来，公开支持明星电影公司。

次年6月，明星电影公司拍成《啼笑因缘》第一集有声电影。影票一抢而光。但南京大戏院座无虚席以待开演之时，一群法警突然闯入影院，要求立即停映。明星电影公司只能向法院交了三万元，影片方得以放映。其实，这都是顾天为在背后捣的鬼，他见又未得逞，便再请黄金荣出面，活动内政部下令《啼笑因缘》停映。在上海滩，法律只是一个摆设。后明星电影公司无奈，只能请更大的黑帮老大杜月笙出面斡旋，大律师章士钊任法律顾问，最后还是让大华电影公司敲了十万大洋竹杠，此案才宣告了结。呼呜，此不啻张恨水另一部小说是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国民愤慨。

在这民族存亡之际，张恨水道：

“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达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张恨水虽有书生意气，但又是个不尚空谈、崇真尚实，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他仅用了两个月，就创作并自费出版了《弯弓集》。弯了弓射日，集子中的小说、诗词、散文、剧本，皆是以抗御外侮、激励民族奋勇抗日为主旨的。他在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今国难临头”，当“必兴语言，唤醒国人”。

上面所提《太平花》者，是当时与《满城风雨》同在报纸上连载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自九一八事变后，都陆续加入抗击日寇的内容。

1933年春，当局还未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形势下，张恨水根据在东北军当过连长的学生提供的真实故事，创作了长篇小说《杨柳青青》（又名《东北四连长》），“给大人先生一点讽刺”（《写作生涯回忆》）。又在创作《啼笑因缘续集》时，让主人公关寿峰、关秀姑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成为杀日寇而捐躯的英雄。

1934年春，张恨水还曾带一工友到陕、甘地区考察。走了二十多个县，目睹西北地区民众生活艰难的种种惨状，归北平后，创作了《燕归业》《小西天》等作品，尽力对社会上层黑暗、民生疾苦及社会多种矛盾进行揭示。

1935年，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请人带《春明外史》及《金粉世家》两部书并一封信，找到张恨水。请他“赐予题签，藉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恨水见信后，留下土肥原贤二交上的两本书，而取一本宣传抗日的《啼笑因缘续集》，在扉页上写了“土肥原先生嘱赠，作者时旅燕京”，交给来者。来者见题字，大骇，忙劝之，万不可开罪土肥原贤二，不然先生及家人将遭杀身之祸。张面带微笑，从容道：“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雅量，即有任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来人悻悻持书而退。

土肥原贤二拿到书，见题签勃然大怒，但表面却强装出大度之态。过两日，赞其书曰：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为土肥原贤二题签之事，是否有演绎成分，不可考。但考张恨水之为人、性格，乃可采信也。君可读张恨水之《人·旗》《隔夜小评》两小文，便应信其真：

九月十八日，国耻纪念下半旗；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先生殉难纪念，又下半；九月二十二日，谭故院长逝世，又得下半旗。非但做中国人民忙，连做中国的旗子也升不起来。（《人·旗》）

在国画展览会里“偷”一幅《江山无尽图》，落一个“贼”的名称，不免到巡捕房里吃官司。索性去抢人家的“无尽江山”，那又怎样？（《隔夜小评》）

以张恨水之秉性，行文之辛辣，更知他仇恨日寇，做出戏弄土肥原贤二的妙剧，给沉闷的北平添些热闹，长长国人神气，好啊！

张恨水如此积极宣传抗日，心狠手辣的土肥原贤二怎能放过？他曾向北平的张学良正式提出抗议，并将张恨水列入黑名单，特高课随时可动手除之而后快。

1935年，秋风萧瑟中，在友人的劝说下，张恨水被迫暂时告别北平，到南京去。张恨水有诗记此事：

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从诗中可以读出，张恨水离别给他带来太多荣誉的第二故乡北平时，那深深的眷恋之情。

1936年夏，张恨水又推出《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两部新书，在他和报人张友鸾合办的《南京人报》上连载。两书要么意在提醒世人不忘日寇侵略之威胁，要么告诉人们加强民族意识。短短几年，张恨水发表许多表现中国抗日的相关作品，兑现了自己在《弯弓集》自序中的“唤醒国人”的一介书生的庄严承诺。

“半是儒家半释家”——《五十自寿》与重访日本“寻梦”的周作人

1933年4月，北平城风沙正烈。中国正是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昏黑的年头”。此年年初，胡愈之在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刊《东方杂志》策划了一个“新年梦想”的“征梦”活动。胡愈之在“征梦信”开头这样写道：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刺刀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

胡愈之的用意很清楚，既然“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真有一百四十二位名流学者，在《东方杂志》上诉说了二百五十个“梦想”。确为此数，非在此调笑。

鲁迅先生自然不参与“做梦”，他在《听说梦》中说：梦“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果然不幸言中，让这么多名流学者集体“做梦”，终究惹出麻烦。在各方高压之下，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离他元旦写征稿信过了三个月。最先破梦的，不幸竟是提倡“做梦”的人自己。

周作人在八道湾的书斋无梦也无波澜。长女周若子病死后，周作人变得沉默而消沉。

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不少学人在宣武门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在哀伤的氛围中，周作人带着一个花圈并奠仪十元，出现在公祭会上。为李大钊办公祭，周作人自然知道其政治目的，但他还是参加了，去告慰李大钊的英灵，死者毕竟是自己不多的朋友之一。而且，让他更悲哀的是，李大钊赴死，而身后萧条。

此前一年，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希望出售李大钊的遗著，以帮助李大钊一家人摆脱经济困境。

公祭前几天，周作人曾致函曹聚仁：

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已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

后经反反复复议事，想了很多办法，刊印李大钊遗著，一直没有结果。

洒脱的周作人，同样也有陷入俗事的时候，老三周建人早就离京到上海工作，鲁迅又携许广平定居上海，西三条的老母只能依靠老二周作人了。

其实周作人主要是经常去西三条那里送生活费，顺便看看老母。若说悉心照料鲁瑞的，应该是鲁迅明媒正娶的夫人朱安、与鲁迅矛盾深重的周作人之妻信子。过去有许多文章站在鲁迅一边，极力诋诬信子的乖张，有意遮蔽信子的善良。

有一段时间，鲁瑞经医生诊断患了肾炎，医生嘱咐以西瓜为药。一试，果然见效。但夏秋两季西瓜好买，到了冬季何处去觅？这难坏了鲁瑞和朱安。信子为人聪慧，在朱安痛苦无法时，想出了一个办法，即西瓜上市时节，她和朱安大量买入，然后二人将西瓜汁熬成膏，密封于磁罐里，供老太太冬季用。

自鲁迅离开北京后，每逢年节，特别是鲁老太太寿诞之日，周作人和信子总会在一家有名的饭庄为母亲办一桌丰盛酒席，送到西三条。

鲁迅当然也惦记着老母，从不拖欠西三条的生活费一百五十元（或一百元）和家人的零花钱二十元，十年一直定时定量，物价渐涨，也从不增添。发生战乱，南北断邮，鲁迅还特意在北平朋友宋子佩处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当然，鲁迅对寄钱也会有些抱怨。比如1933年7月，周作人正为李大钊遗著出版无望而着急的时候，鲁迅给西三条的母亲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意味深长：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信中有股怨气，诸君自会看得出。鲁迅在上海，过着的当然不只是“中上”生活，他的稿费、版税，加上蔡元培给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办事的可观收入，每月给老母还有他死不认账的法定媳妇朱安的生活费，本区区小数，何至抱怨？

大约在1931年，“吾家予同”还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闻之，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此语“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周作人说的是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队伍急遽地分化改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随时代前行，但像周作人这类作家，却未跟着时代步伐前进，而是从“站在歧路的中间”，走上一条倒退之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闭门读书，并无过错，但在新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躲进书斋，自有逃避之嫌。1930年他又有《草木虫鱼小引》发表，文中说：

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

又两年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讲课，后将讲稿加工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由人文书店出版。书中102页，有这样的话：

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成书，非周作人有意为之。辅仁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周作人六次演讲后，将完整记录拿给周作人，希望校正。周作人六次演讲，并无讲义，连提纲都没有，见邓广铭绝少错误、条理分明的记录稿，甚是惊喜，稍加校改就交给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得稿费七百大洋，周作人都交给邓广铭，说这是他应得的酬劳，邓广铭拿去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凡听过周作人演讲者，无人不知满腹经纶的“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文章写得漂亮，“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曹聚仁语）。与周作人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的散文风格相比，他的口才，就实在不能恭维了。“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二十余人罢了。”（柳存仁语）邓广铭能耐心将周作人带着浓重绍兴乡音且干巴巴的表述听下去，并做了完整的、有条理的记录，这真让周作人大喜过望。他欣然将稿费全部赠予，实际上是一种报答。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1934年，夏衍称该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进步的作家，奋而与之抗争。这是胡适等作家、学者“彼此共同负责”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

3月5日，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禁书问题》一文，对国民党当局禁书提出质疑，更令他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陈独秀身在上海狱中，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独秀文存》第十版，始无前例地印了两千册。后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迎来了他的五十寿辰，自然有一番感慨，我们不妨读读他的两首自寿诗。两诗发表在该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冠以“五秩自寿诗”的大标题，并附以周作人大幅照片。此举乃林语堂精心操办，同时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三人的《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

周作人自寿诗一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诗二曰：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一眼便可看出两诗所咏“出家”与“在家”，写的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境。这种矛盾，不仅仅属于周作人个人，更属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体。他们在五四时期培植出的“主义”和信仰，随着历史和时局的深刻变化。看似他们转而追求闲适，甚至心向佛禅，但灵魂里却有太多的苦涩。

钱玄同率先和诗抒怀：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与周作人的闲适与消极相比，钱玄同的诗中，有与旧文化搏杀中的快慰和豪气，战斗精神还在。虽然他说这诗“是自嘲”，“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真要叫人齿冷”。真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战士的灵魂没有蚀尽。

林语堂以其诙谐个性，有《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岂明老人五秩诗原韵》，轻松有余，苦味不足：

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只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未能共话茶。

胡适作为周作人的老朋友，新文化运动时的老战友，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自然也以和诗来祝贺，有《和苦茶先生打油诗》《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两首诗助兴。

其一：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倽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其二：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胡适在《致周作人书》中自注曰：“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从诗中，我们可以读出胡适对闲适、消极的周作人，并不赞同，甚至有嘲讽、批评的味道。二人对人生的选择也大相径庭。

曾把周作人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蔡元培，是讲究朋友之道的，也从外地寄来和诗三首。这里只选一首《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蔡元培的诗，如其人，豁达、大度、有童趣。但周作人读了前辈同乡的诗后，有异乎寻常的反感，竟然不予与其他友人的诗一起发表。直到几十年后，靠写介绍鲁迅有关文章苟活时，为了赚取稿费，才翻出蔡先生的三首诗发表。发表时，周作人特别介绍道，“署名则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

当时按住不发的原因，周作人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揭晓：蔡元培“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此非由衷之语，他与其阋墙兄长在对待一直扶掖他们上进的蔡元培的负恩、仇恨，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周氏兄弟反目，貌似成为仇人，但因同一骨血，同一文化人格，他们的骨子里的兄弟情，从未断绝。鲁迅在上海读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之后，深有感触，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对此，后来周作人说：“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时，曾抄录了署名“巴人”所写五首《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和诗的目的很明确，有“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者，如：

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称袈裟。

大家拍马吹牛皮，直教兔龟笑蟹蛇。

有“刺从旧诗阵营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也”者，如：

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

有“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者，如：

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

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

此外，还有两首，一“刺疑古玄同也”，一“刺刘半农博士也”。谩骂鄙陋，不值一提。

胡适将“巴人”的“和诗”，抄给周作人，并非赞同“巴人”对周作人等的粗俗的讥讽，但借此敲打一下过于消极的周作人的用意是有的。周作人对此信表现得很淡然，正如他与胡适间的友谊。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吐露这种感情，说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但令周作人没想到的是，《五十自寿诗》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首先发难的是，《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廖沫沙署名埜容的文章《人间何世？》并附和诗一首，中有：

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接着，胡风出马，他无和诗雅兴，以一篇《“过去的幽灵”》直截了当地批评周作人，当年为诗的解放而斗争过的《小河》的作者，现在居然在这里“谈狐说鬼”，“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指出这是周作人“内心的幽灵”又复活了。

姑且不论胡风对《五十自寿诗》的批评是否正确，这类以革命为旗帜的文艺批评，一直存在脱离文学而多做政治批判的先天性不足。连周作人表现闲适、雅趣生活的作品都要简单粗野地讨伐，“革命文学”之路，只能越走越窄。

笔者以为，这次由《五十自寿诗》并引出一干文人朋友的和诗，可视为对那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一次审视，诚如评论家钱理群所说，从他们的诗中，可见“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

然而，带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既得不到同时代革命作家的认同而遭受大肆批判，时至今日，仍得不到某些文学史家对过去错误判断的匡正。

就在胡风诸人以猛烈批判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为先导，开展一次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如前文所述，鲁迅突然站出来，替弟弟主持公道。

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书》中说：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鲁迅为其弟辩护，理与情皆站得住脚，但何苦非要顺带骂与之不睦的同类呢？

《五十自寿诗》风波之后的夏天，周作人利用暑假，有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第三次日本之行。鉴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周作人此番赴日，自然十分引人注目，也会引起种种猜想。

读过周作人文章的人，都会知道他对日本是深有感情的，甚至将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胜于曾读书的杭州和久居的北平。对有六年读书时光的东京尤为怀念，有他写的《药堂杂文·留学的回忆》一文为证。甚至到了古稀之年的他，还充满深情地回味东京特有的温馨（《知堂回想录·日本的衣食住》）。

按一些人的说法，周作人此行仅仅是为了“访旧”和“重温旧梦”。甚至还扯出并极力渲染周作人当年留学时的一段情缘。当年，他到二丁目的伏见馆去买书，结识了馆主人之妹乾荣子。乾荣子或给客人端茶，或帮人拿书，一双赤足，轻盈地在小屋里走动……不错，查周作人1937年5月24日日记，确有关于梦见乾荣子的记载：梦中，乾荣子“问陋字如何写，末有一竖否”，周作人答，“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色纸’可耳”。为此梦，晚年的周作人和夫人信子经常争吵。由此就断定周作人到东京圆梦，就未免荒唐。

另一种揣测，说此次访日，“主要是追怀与寻访明治文学”。似也不太搭调，明治时代早已过去，周作人年轻时所景仰的明治时的文学大师夏目漱石、森鸥外等早已先后辞世，仅存的谢野宽先生，在外避暑，未能谋面。仅见到被他称作“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为文坛的重镇”（《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的岛崎藤村先生。一次是在日本中国文学会的宴会上，一次是藤村约友人小酌。那时藤村已六十三岁。此外，还见到老朋友武者小路实笃。仅此而已。故寻访明治文学之论也不足采信。

倒是偶遇郭沫若，有些许戏剧性。自20世纪20年代始，因二人个性、文艺观有所不同，二人曾有过几次文字之争。1920年10月10日的《学灯》上，同时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波兰小说《世界的霉》、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还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对此，心高气傲的郭沫若甚为不满，他在给李石岑（《学灯》编者）的信中说：“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此当时著名的“牢骚”，系指周作人，引出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争论。郭沫若后又批评周作人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文坛之外”（《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

对周作人不予回应，钱玄同、郑振铎诸友既为之愤愤，又为之怨怨。那时，文人之争，有时如小孩过家家，无理取闹，意气用事者多。周作人不予回应，或许是最聪明的对应之法。周作人比郭沫若大度。1922年他在筹办北京大学日本文学系时，曾邀请过刚从日本医科大学归国的郭沫若到系任教的计划，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令二人没想到的是，有过笔墨之争的冤家对头，竟在日本的一次友人聚会时不期而遇，互睹尊颜。周作人在7月30日日记中，有“郭沫若君同其四女来访耀辰，共谈良久而去”的记载。此后又有多次会晤。从各自的日记可证，周、郭二人的恩恩怨怨有所消弭。

回过头来，再说周作人日本之行的目的。笔者以为，“访旧”“重温旧梦”皆有之。要紧的是，人们对周作人此次访日的结果有所忽视。中日两国交恶，日本正一步一步推进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以日本之强大、中国之孱弱，战争全面爆发，其结局，重游日本的周作人心中是有数的。他脱去老僧的袈裟，身披日本太阳旗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重访日本，然后走向深渊，这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

“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国事日蹙，胡适创办《独立评论》

1932年伊始，《中学生》杂志向鲁迅问曰：“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你将对他们说些什么？

鲁迅做出这样的回答：

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对中学生说要“争取言论的自由”，有些难为孩子，但鲁迅说出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及道义的选择。

其实，如前所述，早在两年之前，胡适就出版了《人权论集》，不仅要求言论自由，而且“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人权论集·序》）。是年7月1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批评国民党摧残言论。7月24日，又在社评《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中，明确指出“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是国民党政治上最大的失策，号召民众为言论之自由奋斗。胡适称之“中国新闻报纸以天津为第一”。

10月，胡适就言论自由发表谈话，提出：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机关，报纸新闻不得限制，党部宣传部对言论，可提出纠正或辩论，而不得以其他方式干涉。

1931年年底，胡适断然拒绝李石曾邀其在行政院任职的请求，在回信中说：

我所希望者，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

胡适以这样的诤言，回击一些别有用心者对他的诋诬，严守政治贞操，“爱惜羽毛”是也。

上面所述，对比鲁迅要中学生“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要深刻有力得多。可喜的是，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反对国民党“锢闭思想、干涉言论”之战中，没有太多的分歧，甚或结成了统一战线，相较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炮火更猛些。

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15日，早在1929年被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在南京军政部法司候审。胡适积极参与营救，不成，便请求当局将陈独秀案由军法司移交司法审判。营救期间，他特意在北京大学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充分肯定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甚至对他将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的实践，予以高度赞誉。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还没有哪位“革命文学”史家，有这样深刻的眼光。

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专门发表了傅斯年的《陈独秀案》，为陈氏辩解。指出陈独秀“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当局“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被鲁迅多次抨击的傅斯年，在文中还为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的牺牲正名，说“他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国民党‘清共’之前，然则他虽为共产党而死，也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而不是“就刑”。

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积极营救和褒奖，令狱中的陈独秀深为感动，是年的12月1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感谢信，最后说：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信中借“不废江河万古流”句，赞扬了胡适的学识和人格操守，感慨自己的历尽沉浮沧桑、政治坎坷的命运，表达了对老友人生道路选择的由衷企慕。

胡适在当“王者师”的立场上，一直坚持在“山野”不参加政府的清流姿态。比如，1933年春，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曾多次力邀胡适“出山”，参加政府工作，其言辞恳切，态度谦恭。胡适不为所动，恪守诺言，予以回绝。表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坚持做“王者师”的思想领袖，意识到对国家民族肩负的历史责任。他在4月8日致汪精卫的信函中说：

与先生一同为国家服劳出力，无论谁人都应该感觉这是最荣幸的事。但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此函，符合他的为人处世态度，话语间混有谦冲客气，也并不掩饰自己发自肺腑的真话，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愿意做国家政府的“诤臣”“诤友”。有人借此攻击胡适骨子里与国民党站在同一政治立场，而忽略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的心理距离和思想哲学上的深刻歧异。不要忘记，没过去多久的那场胡适发动的人权运动中，胡适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激烈对抗的风波。胡适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也是事实。但悲剧是，正如《胡适传论》的作者胡明所说，“胡适所扮演的‘诤臣诤友’角色，无疑也是最典型、最纯正、最有风骨气节的（胡适常批评‘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胡明在书中“举了一个实例”，说1934年2月5日，胡适与孙科有一次谈话。

胡适对国民党政府、领袖与群臣进行了批判和劝谏。其中说蒋介石一人专政，操纵一切，虽“人人皆认为不当，而无法可以使抗议发生效力……蒋介石赶来开中政会，他主席，精卫报告，全会无一人敢发言讨论，亦无一人敢反对”。胡适问道：“你们一班文治派何这样不中用？何不造作一种制度使人人得自由表示良心上的主张？”可见，胡适对国民党内的文人是鄙视的，对国民党也不存幻想。

1934年4月9日，胡适的日记载有：“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章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

1936年1月9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重复了日记的内容，他对日渐消沉的老朋友说，自己所以努力工作于《独立》，“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其意自明。

《独立》者，《独立评论》之谓也。创刊时，正值淞沪战事结束，“上海停战协定”签订。

胡适重返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二八淞沪战起，伪满洲国在日寇卵翼下成立。接着，1933年春，长城决战，热河沦陷，“塘沽协定”签订……

胡适悲愤地叹喟：“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等，不甘当“饭桶”，他们能为国家出力的，唯有利用文学艺术，进行舆论动员。他们决定创办《独立评论》。后来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了创办《独立评论》的经过：

《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其实，在议论办《独立评论》时，胡适和丁文江并不主动，甚或有些犹豫。《新月》的黯然陨落，办《努力》周报的艰难，他们有太多的体会。当然，这办刊物的种种苦处，并未浇灭他们心中要为民众发声的火种，于是在蒋廷黻、翁文灏、任叔永、傅斯年等一干老朋友的推动和坚持下，胡适和丁文江为民众说话的良知、责任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接着，按办《努力》周报的旧例，每位社员每月按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出资，共筹集四千二百零五元，足以保证《独立评论》面世。

一直在胡适家担任《独立评论》编务、发行及校对的章希吕，在1936年3月23日日记中记有一详细基金总表。其中，出资最多的是顾湛然五百二十元，依次是胡适、任叔永各三百六十元，吴陶民三百四十元，最少的周眉生一百八十元。其中还有张奚若从《努力》借的五百七十五元，也划入《独立评论》。

在胡适等人悉心的筹备下，《独立评论》终于在1932年5月22日出版。

胡适为刊物写了《引言》，阐明其宗旨和方针：

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果然有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思考的结果了，而且是批驳胡适的。有位叫申寿生的，在《独立评论》发表一篇挑战胡适的文章。一字不漏发表此文的编辑，正是被批评者胡适。胡适非但不介意申寿生出言尖刻不逊，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过了一年，又是这位申寿生，再次写文章批评胡适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说胡适这些观点，是“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又经胡适之手，发在《独立评论》上，并在“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令人感动的文字：

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独立评论》“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越办越好，胡适的“敬慎无所苟”的言论态度与办刊方针，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增加了一万”，这在当时算是极畅销的明星期刊了。

当时，同人刊物不少，鲁迅等人办的《莽原》诸杂志，大都是同人合办。而《独立评论》同人撰稿，不收稿费，在自己园地里说自己要说的话，既不肯迁就低级趣味，不肯滥用名词，又无麻醉性、刺激性和消遣性，这样的期刊为数不多，甚或独树一帜。

《独立评论》自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因卢沟桥事变、北平战事吃紧而停刊。据胡适自己统计，该刊共出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一千三百多篇文章，皆是自由发表政见，自如批评政治、政府为内容的檄文，社会反响很大，有口碑。胡适自称“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因为《独立评论》对政府当局有激烈尖锐的批评，曾在1936年12月，被宋哲元将军主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查封。胡适旋即利用新闻界表示抗议。以胡适的人望和社会影响，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帮助，三个月后，《独立评论》复刊。

1952年，胡适在《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中说：

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独立评论》所发表的文章中，第十一号丁文江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值得特别重视。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国民党大肆“围剿”共产党的政治背景下，提出让共产党“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共产党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等政治主张。文中，丁文江还写道：“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

《独立评论》发表丁文江这样的政治主张，无异于公开挑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可看到丁文江们对共产党潜在的同情与景仰。但史家们一直遮蔽这些历史。

丁文江这篇鸿文，引来了一个叫季廉的人的痛斥，此公反对“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而主张国民党式的“严刑峻法”。胡适参与了讨论，旗帜鲜明地站在丁文江一边，并提出要建设一个“有计划、有力量的政治大组合”，“监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指出国民党的一些狭窄的小算计，很难负担起真正建国的大责任。

早在《独立评论》第六期，有胡适与丁文江合写的《所谓剿匪问题》，就表达了他们对国民党“剿共”政策的态度。文章说：

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政党……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在《独立评论》第十一号，还有蒋廷黻的文章《对共产党必须的政治策略》，建议承认共产党占领区现状，但在国民党控制区“实行和平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党纲”。

从上面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像当时鲁迅所痛斥的，是一群“资本家之乏走狗”，也不是后来大部分文学史家定性的，是“反动的知识分子”。事实是，起码在那个国民党大肆“剿共”的年代，胡适们是同情共产党的，并站出来仗义说话的。

这里还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们，非但没有视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敌人，还把他们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1937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了《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

《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由西安投稿到北平《独立评论》。虽然因此文已在1937年5月1日在边区《解放》杂志的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不便再在《独立评论》上登载，但胡适却发表了陶希圣之《论开放党禁》一文。该文提的三条意见：一、国家不可以反，国民党可以反；二、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三、“是党就可以合法，是党就可以当选”。《独立评论》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是的，《独立评论》在黑暗如磐的时代，是社会精英、民国清流独立发表见解的平台，是知识分子表达理性思考的阵地。因为他们独立的声音，使昏暗罪恶的王朝天幕下，闪现出瑰丽辉煌的光与色。

这也是胡适生命长河中，最具生命力、战斗力和深刻理性精神的最为澎湃壮丽的时段。

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

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935年，国难日益深重，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

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因语涉日本天皇，日方以“侮辱天皇”为借口，向国民党当局兴师问罪。国民党畏于其淫威，竟与日本沆瀣一气，查封《新生》，逮捕发行人杜重远，判刑一年两个月。酿成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屈膝媚日丑态令海内外所不耻。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当局的运动，终以“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销而平息。但至7月，国民党又修正通过限制更多、规定更严苛的《出版法》，再次激起新闻界、文化界的抗议。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纷纷批判《出版法》。

邹韬奋办《大众生活》周刊，发表社会名流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

北平的张东荪、谢冰心、罗隆基及“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国事不能不问”的梁实秋，共同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新开张》一文，其中说：

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惑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

梁实秋带有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基本上是反文学主潮又不失针砭的，他的这段话，比简单地骂几句国民党的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质，要深刻得多，具有深远影响。

7月，何应钦按照“何梅协定”，命令隐藏一切抗日纪念物，讨好日本。为在抗日中捐躯的将士所立的“大青山公墓”墓碑也遭到遮盖。胡适以诗《大青山公墓碑》讽之，他对中国战胜日寇的信心已十分明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在争民主、争自由的洪流里，大学生也投入其中。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学生自治会声明，“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记”。

冰心出版《平绥沿线旅行记》、小说集《冬儿姑娘》。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沈从文发表小说《顾问官》《八骏图》《自杀》《新与旧》，出版小说集《八骏图》。胡适发表论文《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政论文《敬告日本国民》《华北问题》等，出版《南游杂忆》《胡适论学近著》等书。林徽因创作小说“模影零篇”之《钟绿》《吉公》，写诗《城楼上》及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萧乾出版《书评研究》一书。

一身重病，宁死不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岁月和人格，构成逝者的历史位置。

朱自清是值得追思的。他的诗文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他的人品也是清明高尚的。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大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散文便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是的，朱自清是极少数能熟练驾驭新文学语言，作品语言和结构均趋于完美的作家之一。他继承了中国经典美文传统，又发展了这一传统。

朱自清于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并在其散文创作中执着地表现人生的态度和自觉的审美追求，是对现代散文美学的一大贡献。

朱自清（1898—1948），江苏扬州人。早年在家乡就读，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提前投考本科，改原名朱自华为朱自清，字佩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加入北大新潮社。后又加入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通县等地讲演，热情宣传新思潮。是年年底开始在《新潮》《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短诗，如《睡罢，小小的人》《怅惘》《光明》《小草》等。

1920年提前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到杭州、上海、温州等地中学任教。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与叶绍钧、刘延陵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第一个新诗刊物《诗》。他的《送韩伯画往俄国》，是一篇向往光明的诗作，把“红云”比喻苏俄，赞美追求光明的友人“提着真心”，“向红云跑去”。《光明》则表现了诗人积极进取、正视现实的精神，“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当时，诗人并不知道怎么“去造”光明，因此《匆匆》等诗，不免流露出怅惘之情。

1922年，朱自清浸透着寂寞空虚情感的长诗《毁灭》诞生。此诗收敛起幻想，鞭策自己继续追寻光明。两百多行的篇幅，由低抑到轻扬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自己的心境：

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1924年写的《赠A.S.》等诗篇，表现了诗人反封建反帝的激情。而《血歌》是诗人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以“火山的崩裂”的愤激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的诗篇。散文《执政府大屠杀记》是诗人为亲历“三一八”斗争而写的揭露控诉军阀暴行的檄文。这时期朱自清写的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等，都从侧面接触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1924年，朱自清结集出版了第一本诗文集《踪迹》。1925年，由好友俞平伯介绍，朱自清北上清华大学任教授，创作由诗歌转向散文，发表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代表朱自清散文较高成就的，大都收入《背影》《你我》诸集子里。《背影》写的是家庭发生变故的背景下，父亲送别儿子时的一番情境，作者以简约、朴素、亲切的笔触，表达对老父亲的怀念之情。《荷塘月色》是明净幽远、意境卓绝的写景散文。叶绍钧这样赞誉朱自清的散文：

念起来上口，有时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

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后来还到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一直到1933年。

从现在的讲义内容上看，朱自清研究的是上自1898年，下迄1933年的文学状况。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共有八章。1982年经人整理后，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题，发表在该年第十四辑《文艺论丛》上。

认真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会发现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文学评价甚高。朱自清与郭沫若年龄相当，又都是在二十多岁以写新诗在文坛暴得大名，更有趣的是二人都是从写新诗转向研究古代中国文化。但他们的人品性格、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却有着很大差异。朱自清先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后又执教于弥漫书香之气的清华大学国文系，乃典型的学院派文人。而郭沫若则不同，先留学日本，是创办创造社的中坚，后又投身北伐，身兼政府要职又能埋头创作、研究文史，是革命家兼学问家类型的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创造社一直与其他文学社团都有过论争，与文学研究会也曾笔战不休。笔者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有过较多评述。参加革命活动的革命作家郭沫若，与自由主义的学院派文人，有着理不清的隔膜和矛盾。

奇怪的是，革命作家郭沫若偏偏受到学院派文士朱自清教授的高度赞誉。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中，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让文坛愕然。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第二章第七、第九两部分，都讲到了郭沫若。特别是在最后一部分中，重点介绍了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

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

“革命文学”口号酝酿于1923年，由共产党人邓中夏等人首先提出，1926年郭沫若与蒋光慈等人重新提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根本不是郭沫若们的发明。在政治上，他们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而文学观念上，则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郭沫若们正是持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政治=文学”的错误观念，首先拿五四时期资深的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人开刀祭旗，对他们进行“总的清算”。

朱自清介绍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时，未加以批判，这与朱自清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院派的思想局限有关。比起在北平任教的朱自清对郭沫若诗歌的推崇，沈从文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所开的以新诗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课中，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就相对客观。

1930年下半年，沈从文的讲义改名为“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以线装发行。沈从文将此书寄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并在《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中说：

我那个讲义（《新文学研究》）或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些。

沈从文在讲义中，讨论了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六位新诗诗人的诗作，没有提及“新诗祖宗”胡适，也没把写“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之《女神》的郭沫若列位其中。

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在诗体解放方面开风气之先；郭沫若的新诗充满“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女神之再生》）。但是，在新诗的意象、境界、神韵方面却未见像样的成果。

沈从文在讲义中，提到郭沫若，肯定了他“以更豪放的声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调子，以非常速度占领过国内青年的心上的空间”，同时还说，“用年青人的感情，采用虽古典而实通俗的词藻与韵律，以略带夸张的兴奋调子写他的诗，由于易于领会，在读者中便发生了无量的兴味”（《论刘半农的〈扬鞭集〉》）。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文信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评论家的直笔，是正气的体现。以朱自清推崇郭沫若，便不准别人指点郭沫若，有些没道理，拉出正直、老实、干净的朱自清做挡箭牌，则更有些可笑。

朱自清是个传统文人，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人生的低调，常常是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他有《盛年自怀》一诗：

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

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中，各自寻觅出路，都在“蹉磨”中努力奋斗着。在一路选择和实践中，总会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相知相惜。在教育、文学、出版领域的耕耘中，朱自清以其个性和文化人格，找到叶绍钧、丰子恺、刘半农、闻一多、俞平伯和沈从文诸正直善良，有着文人节制、淡泊人生态度的同好、朋友。

朱自清或为郭沫若的才华所吸引，为他的文史成就所折服，此乃知识分子间惺惺相惜的表现。一个正直的文化人，是会公正地评价同类的。朱自清客观地推崇郭沫若，这很正常。但在感情、友谊的归属上，他的心与叶绍钧等老友是相通的。文化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态度投入时代。朱自清寄怀于“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给历史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他怎会与革命高潮来时从政、革命低潮来时退到书斋著述的郭沫若成为莫逆呢？

1937年，同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因请郭沫若到清华大学任教之事，发生过不愉快。

“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闻一多，也对郭沫若的新诗甚为欣赏。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闻一多平时讲课，总好称道郭沫若先生，在研究毛诗、楚辞及古代神话中，他多次引用郭先生研究金文的所得。他佩服郭先生的卓识和胆量，能创造。当时郭先生正在日本作逃捕，但闻先生就曾多次表示，为了学术研究，清华大学应礼聘郭先生来讲学。

闻一多的新诗虽不如郭沫若激进，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疾苦，关心民族命运，甚至一度参加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同时，闻一多对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多有建树。这两点与郭沫若相近。他对郭沫若产生崇敬，倒也自然，非阿谀也。

听说闻一多不仅在课堂上说，还向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正式提出这一要求，朱自清在5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冯（友兰）告以闻君意见。为商谈聘任郭沫若事，尚未做决定。闻直接向冯提出此请求，令余惊异。

有人从朱自清的日记判断，朱自清对闻一多未与自己这个国文系主任商量，就向文学院院长提求聘郭沫若来任教，是对自己不尊重，于是“有些不快”。这实在是对朱自清的有意诋毁。朱自清温厚谦恭，人所共识，其一生从不计较人们对自己之毁誉短长，他岂为闻一多未与自己商量，就向冯友兰提出聘郭沫若而不快。

不错，看朱自清这则日记，仅看“闻君”“闻”这样的称谓就会发现，他的确生气和“惊异”了。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我们确实见到朱自清对郭沫若新诗的推崇，从后来的文字中，也发现他对郭沫若史学研究的高度评价。这表明朱自清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有以科学的态度尊重每位学者的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意将任何人引到自己身边。非志同道合者，何必斜阳近巷，夜语昏灯？他要结交的是平常的耕耘者，而不是建功立业的斗士。他更情愿在寂寞中耽于心灵跋涉，而不热衷于在“独善”和“兼济”中纠缠。他要守住的是一贯的平实、正直。

朱自清的确为闻一多的书生意气而不快。

查朱自清日记，有关创造社的记载，最早为1924年8月15日。那是反帝爱国浪潮最为澎湃高涨的年代，也是二十五岁的朱自清反帝反封建、充满愤激的日子。他在该日日记中写道：

刘蜚雄倾向创造社，他说金志超亦如此。我觉创造社作品之轻松，实是吸引人之一因：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后者是不可强为，不是可及的。前者则自成一体，可否独占优胜，尚难说定也。

1924年，文学社团蜂起，有五六十个，但最有影响力的、最有名气的文学社团，是新月社、语丝社、文学研究会，还有革命口号最响的创造社、太阳社。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元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叶绍钧）等人，后朱自清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章程》）。其会刊是《小说月报》。

同年，创造社诞于日本东京，由清一色的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结成。一开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又提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后来又倡导“革命文学”。其文学主张，自相矛盾。社刊先后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十余种。

作为文学研究会骨干的朱自清，能公允地评价创造社的老大郭沫若，其不囿于流派意识的品格，为文坛所称道。

朱自清在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是这样评价郭沫若新诗的：

他主张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且不说朱自清此诗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比如“中国缺乏冥想诗”，“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就说错了，诗经、楚辞、唐诗里，冥想诗多得很，庄子、李白诸公从来都是情景交融，哪里“只当背景用”？庄子、楚辞不是多有“探索人生根本问题”的名篇吗？“看自然作神，作朋友”，更轮不上“郭氏诗是第一回”了。屈原的《离骚》融人、神、自然于一体，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完整的图画，象征诗人高洁的品德，早“郭氏”几千年。朱自清论郭沫若新诗时，对中国诗传统采取虚无主义，论郭沫若就失去根基了。

请注意，朱自清在称赞郭沫若的诗的特点之后，特意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读到此，我们应该清楚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新诗并不只是赞誉。

直到朱自清晚年，在他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对所编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解读道：“他的诗有两个新的主题，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由于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由于后者，他要做个‘地之子’，地球的儿子。”重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观点，反倒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表达了钦佩之情，尽管朱自清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但这证明朱自清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

郭沫若的文字最早提到朱自清，是1922年7月，比朱自清日记中提到郭沫若早两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在上海的由马霍路迁到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编辑所，他经常与张闻天、汪馥泉等作家晤面。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像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清新”二字，是他对朱自清诗的评价，看不出他多么欣赏朱自清。

他们二人分别代表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革命作家和淡泊处世、严谨治学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郭二人不是战友，也不是朋友。在知识分子纷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能出于公心，研究和评价郭沫若的新诗和文史研究，是当时学院派学者的科学态度。后来朱自清还与吴晗、郭沫若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闻一多全集》。更证明朱自清与逝者闻一多的深厚友谊，以及他的虚怀若谷对待一切人的胸怀。

有些论者，在谈朱自清推崇郭沫若新诗时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互动”（《朱自清与郭沫若》）。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又说“朱自清对郭沫若的认同有力地证明了郭沫若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力”，就有悖于历史真实了。倘说郭沫若曾以革命者自居，以宗派主义蔑视、攻击鲁迅、茅盾等作家，包括胡适、叶绍钧、沈从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948年8月，朱自清为《闻一多全集》耗去太多的心血，在出版当月，朱自清胃病发作，不幸逝世。8月15日，二十多名留港作家联名致电清华大学，悼念朱自清。17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暨香港分会十九人，致电清华大学朱自清治丧委员会，“遥申哀悼”。9月11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在香港举行朱自清追悼会。三次追悼会，郭沫若都参加了。他是代表共产党为朱自清先生举行追悼活动的，而不是以逝者朋友身份出席的。

毛泽东对朱自清的评价是：

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话，是对一生保持着光明正义的执着追求，在人生道路和文学作品中都显示出高尚人格的、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的崇高评价。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新月派”（或称“新月诗派”）。它并不是纯文学艺术社团，而是当时上流社会部分学者、作家组成的俱乐部性质团体。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梁启超、陈西滢等。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闻一多、余上沅也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新月社在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理论上产生不小影响，贡献不俗。他们以徐志摩编的《晨报副刊·诗镌》为基地，发表诗歌创作和理论，具有鲜明的流派特点。徐志摩的诗歌前面已经介绍，不再重复。闻一多的《死水》为诗歌格律化提供了成功的例证。他的《诗的格律》进一步提出格律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美学理论。闻一多和其他成员，开创了一个诗的流派，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不小的价值。

闻一多是从“新月派”冉冉升起的诗人。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这样推崇闻一多：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徐志摩准确地概括了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以及他在当时诗界的地位和影响。

闻一多与徐志摩在诗的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二人的性格、思想也迥然不同，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是轻盈潇洒的诗风，而闻一多的诗则更为深厚持重，但在用很高的诗艺术手段表达人生的思考与执着、爱的信念与深情方面，他们又有太多的一致。他们是共同地、缺一不可地呈现了“新月派”的诗风和精神，推动了新诗继承中国诗歌传统之格律化运动。这与郭沫若等过多借鉴、模仿西方诗风，放弃传统有所不同。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是清末秀才。闻一多自幼学习传统诗书，六岁入塾读四书，七岁习国文、历史、博物等课本。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两年后入国民公校及实修学校。同年夏，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改名多，1920年又改为一多。他曾在当时写的自传《闻多》中，风趣地说：

好文学及美术，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箫笛以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

闻一多家乃是“书香门第”“耕读世家”，《闻多》中亦说：

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

家庭对教育颇为重视，其文化氛围甚为浓郁。每到寒暑假，闻一多率弟妹们一起读书，写诗，评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身边也聚集了一群喜欢文学的同窗，以《清华周刊》为园地，以清华文学社为依托，共同创作新诗，互相批评。梁实秋等同学都纷纷加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夜抄岳飞《满江红》贴在饭堂柱子上，满腔激愤，投入运动。并担任学生会的文书，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个月后，被推举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

闻一多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参与《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编辑工作，同时兼顾学校文学、美术、戏剧社团活动。1919年闻一多开始试写新诗，写有《西岸》《时间底教训》等诗，并编手抄本《真我集》，显示出追求个性解放、犀利的批判锋芒。1922年，他开展了诗歌理论研究，写成《律诗的研究》，是较早用新的方法对诗歌进行研究的成果。

闻一多1921年本应从清华毕业，但因参加抗议军阀镇压北京八所大专学校教职员工的罢课斗争，被校方勒令留级一年。1922年春节，先回老家与高真结婚，5月正式从清华毕业。

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等大学美术系就读，志趣却转向文学。研究中国传统诗歌外，也研究西方古典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1923年9月，闻一多第一部新诗集《红烛》在国内由泰东书局出版。收录一百零三首诗歌。显示了闻一多的才华。

1925年，闻一多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

如同朱自清一样，闻一多早年思想并不激进，但一直关切国运民瘼，为黎民黔首的困厄大声疾呼，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1927年春，他一度参加北伐军宣传工作。

1928年，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收二十六首诗，都作于回国之后。到抗战时期，闻一多积极投入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黑暗腐败，终于“拍案而起”，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7月15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用自己的鲜血写出人生的壮丽诗篇。

在《红烛》中，诗人唱道：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有明显的艺术追求，内容上多是对生活的美与爱的向往、渴望和追求。艺术追求，系继承李白、李商隐、陆游的艺术传统。如《李白之死》以诗的幻思写诗人李白为追求爱与美而死去，《爱与美》超越了唯美主义，而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在思想上，《红烛》受到了郭沫若《女神》激情澎湃、抒发时代热情的影响。《红烛》的出版有赖于郭沫若的帮助，是郭沫若将它介绍给上海泰东书局的。当然，闻一多很清醒地意识到，他虽与郭沫若诗歌有“同调”部分，但在思想意识和艺术观上却与郭沫若和创造社是有区别的。

创造社却把闻一多视为“同道”，甚至其成员。但闻一多却不想加入创造社。他很欣赏郭沫若的文学天赋，也肯定创造社田汉等人的文学成绩，但郭沫若与创造社无端地对文学研究会发动没有道理的批判，闻一多是绝不苟同的。故闻一多与郭沫若、创造社虽保持文学上的联系，并未引为志同道合的友朋。闻一多回国后，更多地与徐志摩和新月社有密切联系，与创造社没有直接联系。

闻一多与徐志摩甫一相见，即有好感。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到北京，在谋职时，与徐志摩“相见如故”，从此过从甚密。他频繁而有兴味地出席由徐志摩召集的聚餐会、茶话会、讨论会。8月9日，他参加新月社的茶话会，徐志摩、汤尔和、林长民等出席。两天后，他又参加了徐志摩组织的午餐会。参加者有胡适、丁西林、萧友梅、陈通伯、张仲述等各界名流。实际上，闻一多已走进北京由著名学者、作家等组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交圈。

还是在徐志摩的鼎力帮助下，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谋得编辑职务。闻一多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写这一谋职过程，见于闻一多8月11日参加完徐志摩午餐会后致闻家聪的信（《闻一多全集》）。

徐志摩问：“谋到饭碗否？”

闻一多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

两人谈到了“晨副”，徐志摩就说：“一多，你来办罢！”

后来，闻一多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担任了教务长，又借助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了《诗镌》。在这一阵地上，闻一多提倡新格律运动，已与郭沫若的《女神》诗风渐行渐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志摩等作家纷纷离京到沪。原计划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主编。但令人意外的是，闻一多1928年到武汉参与创办武汉大学。《新月》由徐志摩独撑门面，他又于1931年创办《诗刊》。闻一多刚由武汉大学转到青岛大学任教，即收到徐志摩的约稿信件。在徐志摩的催促下，闻一多创作了长诗《奇迹》，寄给徐志摩。见到《奇迹》，兴奋至极的徐志摩在《诗刊·序》中说：

我要说的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

徐志摩不幸在当年11月19日，因所乘飞机在济南上空坠落而遇难。闻一多闻之，似乎淡然。徐志摩在北京和青岛的朋友，闻讯纷纷到济南坠机处，去吊祭徐志摩。闻一多并未前往，为友人洒一掬悲泪。甚至，他连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章都没写。这自然为世人所不解。后来，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透露出一点端倪。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曾问老师闻一多，何故不写文纪念徐志摩？闻一多反问：“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闻一多的回答，显然言不由衷。浪漫的故事，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与方令孺也发生过。实际上，闻一多从1928年始，与新月社、徐志摩在精神思想、艺术旨趣上发生巨大分歧，他不到上海参与《新月》杂志工作，转而到武汉大学，即已表示与新月社、徐志摩分道扬镳。

1926年4月至1926年6月，闻一多主编的《诗镌》仅出十期。闻一多在《诗镌》努力提倡新诗形式中以音节的美配合形式美、文字美的新格律诗“三美”理论，对探索新诗继承传统和形式的多样化，是有益的。该年4月15日，闻一多致信梁实秋说：

《诗镌》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

自视自己是新诗理论和创作的领袖，并将《诗镌》的历史地位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等相提并论，就过于自信了。

没过多久，闻一多欣赏的“清华四子”之一的诗人朱湘发表批评闻一多的文章，说：

闻君是被视为老大哥的，然而老大哥是老大哥，诗是诗，完全不能彼此发生影响。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更得要小心，因为一不在意，便易流入标榜的毛病。所以我在没有批评闻君的诗以前，先为自己立下一个标准，就是：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

朱湘认为闻诗之短处有两个：一是用韵不讲究，即“不对”“不妥”“不顺”；二是用字“太文”“太累”“太晦”“太怪”（《闻一多年谱长编》）。

自视甚高的闻一多当然难以接受朱湘的批评，在4月27日写给梁实秋的信中，大为失态：

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徐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要打倒饶（孟侃——引者）杨（世恩——引者）等人的上帝。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他同疯狗一般……这个人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至于他的为人，一言难尽！

朱湘者，20世纪20年代以《废园》《小河》和《采莲曲》等诗篇名噪文坛，位列“清华四子”之一，又成“新月派”三巨头之一。朱湘性格独立，从不迎合世俗，不媚权威，反对文坛丑陋现象，并用犀利文章批评文坛的不公正状态。

朱湘因清高和自负，文坛可视为知己者寥寥无几而怅惘孤寂。朱湘又才华横溢，诗歌写得好，文学评论也独具慧眼。比如，在1924年12月，他以笔名“天用”，在《文学》周刊发表《呐喊》一文，在当时文坛引起普遍关注。其文态度客观冷静，严谨周详。在充分肯定鲁迅小说《呐喊》乡土题材的价值意义的同时，也对鲁迅小说的艺术结构及语言文字提出批评。例如，朱湘对《阿Q正传》独具艺术个性的评价：“在上述八篇乡间生活的小说中，《阿Q正传》虽然最出名，我可觉得它有点自觉的流露。”朱湘这篇不随波逐流的评论，被台静农收入1926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成为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

1926年4月10日，朱湘在《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诗评《郭君沫若的诗歌》，对其诗的题材及其想象力予以赞赏。后又写《再论郭君沫若》时，毫不客气地批评郭诗中有模仿美国诗人惠特曼的痕迹。

1927年9月，徐志摩出版新诗《翡冷翠的一夜》，朱湘便发表措辞尖锐的批评文章。这是继1926年上半年始，朱湘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交恶后写的诗评。不独批评这两位朋友，朱湘对胡适的《尝试集》也以“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批评之。

朱湘对这些著名诗人，以诗论诗，既无迎合阿谀之态，也无个人恩怨混于其间。闻一多致信梁实秋漫骂朱湘，显示他不够宽容大度。后来，朱湘身陷困境，曾向饶孟侃求救，但闻一多竟写信给饶曰：朱湘“不是一声不响，便是胡扯，骗你一顿。这有什么办法！你若有更好的办法，还是不必借钱给他”。尽管朱湘死后，闻一多有了后悔，写信给饶孟侃，“我劝你不要寄（钱——引者），但我总觉得不安”。但还是暴露了闻一多的冷漠、刻薄和不厚道。

闻一多从在清华开始，周围就围拢了一批诗友，特别还有一批学生辈的年轻诗人投在他的麾下。许多年轻诗人如臧克家、饶孟侃、方玮德、陈梦家，皆是他的弟子。他们的创作和成长，都离不开这位师长的奖掖。师生关系，也可谓融洽。比如，闻一多写信给饶孟侃说：“接到你的诗，边走边看，一个人笑得嘴都不能合缝。子离，你真是‘可人’。”

闻一多爱弟子，胜过子女。他常把他们的照片置于案头。据他说，一次他心血来潮，刚把饶孟侃的小照摆出来，第二天就接到饶孟侃的来信和诗，他说这是“心灵感应”。一次，他托同事、年轻的方令孺向其侄方玮德要照片，为的是“想借以刷去记忆上的灰尘”。正巧方令孺手头有方玮德的照片。闻一多将方玮德的照片摆在案头，“与我对晤”。据曹未风在《辜勒律己与闻一多》一文中说，闻一多在青岛的书斋，桌上摆了两张照片，“他时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下不胜得意之至”。闻一多经常改他们的诗，还给他们的诗集写序言，介绍出版。学生的成就令闻一多非常振奋，他甚至将弟子视为自己的“死敌”，以示喜欢。

谁会想到，过了几年，仅仅因为臧克家发表的诗评中，说了一句老师的诗集《死水》“只长于技巧”，闻一多便大为火光，指责弟子在“诬枉”他是一个“故纸堆”的“蠹鱼”。后来与臧克家几成陌路。

有关方令孺，这里要多说几句。梁实秋作为他的朋友、同事，在他的《方令孺其人》中，这样介绍方令孺：

方令孺，安徽桐城人。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可是方令孺不愿提起她的门楣，更不愿谈她的家世，一有人说起桐城方氏如何如何，她便脸上绯红，令人再也说不下去。

查1966年1月19日巴金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六点陈同生夫妇来看九姑……今天是九姑的七十岁生日，我和萧珊同罗荪夫妇请她吃晚饭……九点前分两批去东湖招待所，又在九姑房内坐了一会。

“九姑”者，乃方令孺也。方令孺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与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梁实秋等教授，在教课之余，常常把酒临风，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三十斤一坛花雕一摆上桌，不久即被饮罄，人称“酒中八仙”。他们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甚是豪壮。

同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不与“八仙”为伍。写小说《八骏图》，即以此“八仙”为原型，讽刺世俗情欲之冲突，揭示“八骏”道德观之虚伪，具有讽刺意味。闻一多据此与沈从文断交。

但是，“八仙”之一、常饮酒为乐、一直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闻一多，与“新月派”诗人方令孺产生了感情。闻一多认为她“能作诗”，经常教她写诗方法，接触即多，就有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所说：“方令孺与闻一多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感情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

梁实秋对闻一多与方令孺间的情愫轻描淡写。作为闻一多的朋友，他在维护闻一多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感情这东西，有谁能说得清呢？方令孺怅然离去，为这一点涟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92年，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方令孺散文集》，序中说：“方令孺，我国现代女诗人、散文家、现代文学教授。”

1928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的诗集《死水》，无论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在诗歌艺术上，都比《红烛》更成熟。无论是作为爱国诗人，还是新格律诗人，闻一多的代表作应是诗集《死水》。《死水》有思想的光彩，有诗人爱国的真情。

其中，《发现》一诗，已不单是游子对故国的眷恋，更多的是屈原“天问”式的悲愤。爱国之情在诗里燃烧：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哪——引者）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诗集《死水》与诗集《红烛》的差异，使诗集中多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如《天安门》，写的是三一八惨案；《荒村》写的是军阀统治下农民的悲苦境遇；《罪过》写的是凋敝的城市里小商小贩的艰苦日子；《飞毛腿》写骆驼祥子们为生存而苦奔的惨状。诗中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构成一幅控诉黑暗社会生活的悲惨画图。而《死水》一诗，既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社会的彻底绝望，“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又企盼社会发生变革，“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诗集《死水》有不少抒发个人情怀的诗篇。如有对爱情的絮语，有对亲情的咏叹。《大鼓师》呈现了人生的沧桑感，“我”漂泊世界，唱歌无数，待要为自己妻子唱时，“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忘掉她》是悼念早夭女儿的悲歌，“忘掉她，像春风里一出梦，像梦里一声钟”，其幽远、缥缈的诗句里，却蕴藏着永远的伤痛。《死水》已拂去了《红烛》的浪漫轻柔的气息，承载了太多岁月的印痕。

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的诗歌艺术有了发展。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力方面，依如《红烛》，但在诗歌形式的锻造方面，已与《红烛》有明显不同。《死水》大多数诗篇是按他提出的“三美”要求（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创作的格律诗。在这一点上，闻一多与徐志摩提出的“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又得把形式表现出来”的主张有些相似。闻一多认为新诗格律是“表现的利器”，并提出“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诗的格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不是此处讨论的，但从闻一多因一些诗评家说其诗“长于技巧”而勃然大怒，不惜与友人翻脸来看，他对所谓新诗格律化的标榜，是经不起推敲，不合逻辑的。

在诗集《死水》之后，闻一多在徐志摩的坚请下作四十九行《奇迹》一诗，此后再无新诗发表。经多年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他终于明白“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乃是他对新诗研究最具真知灼见的精辟阐述。

诗家们在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及其诗论，特别是评价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建树上，过高地推崇闻一多的贡献。殊不知，在提倡“现代格律诗”方面，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诸人，都做出了贡献，非独闻一多。而他们之后，格律诗衰落，除因后继者缺乏生活的内涵，或拙于学养及艺术素养外，“现代格律诗”缺乏理论支撑是不争的事实。五十多年后，何其芳力图重振“现代格律诗”，收效甚微。何也？所谓“现代格律诗”是个伪命题，因为它违背了诗的艺术发展规律。

闻一多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创作了大量不朽的诗篇，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在新诗格律化的探索方面，也是一位探路者。

“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1935年，钱穆三十多万字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出版，引起学术界极大轰动，被学术界视为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巨著”，誉之为“释古派”的扛鼎之作。

陈寅恪对《先秦诸子系年》也极为赞赏，多在不同场合称赞其书“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常将之与王国维的著作相提并论，云“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可谓推崇备至。

《先秦诸子系年》在莘莘学子间，影响也很大。在钱穆曾任教的燕京大学和正在任教的北京大学反响热烈，皆称该书的自序，就足以让读北大、燕大的史学研究生细读几天。更有人说，该书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让“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吁他的精密”。

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后，合卷叹曰：“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先秦诸子系年》的出版与钱穆进北平，与顾颉刚有关。1929年春，从广州中山大学回北京途中，时已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并编辑《燕京学报》的顾颉刚，在故乡苏州稍作停留。他在家乡友人的陪同下，到苏州中学拜访了在校任教师的钱穆。在其办公桌上，发现了钱穆写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翻阅一下，很感兴趣，遂借到家里认真阅读。几天以后，顾颉刚行期在即，钱穆至顾家回访。其时，顾颉刚已读完《先秦诸子系年》书稿，便兴奋地对钱穆说：“你的《先秦诸子系年》只是匆匆翻阅。我看你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应该去大学中教历史。”并表示可以推荐他去中山大学任教，同时邀钱穆给《燕京学报》写稿。

顾颉刚回京不久，中山大学便在其推荐下，致电钱穆，聘他到该校任教。因故钱穆未能成行。

就在这一年，钱穆刊印《刘向歆父子年谱》，开辟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径。胡适盛赞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天津《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的大快事”。

钱穆乃自学成才，却不迷信权威。当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被学术界视为权威。应顾颉刚之约，钱穆将《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燕京学报》。寄稿之前，钱穆有过犹豫，他知道，顾颉刚是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拥护者。而自己的文章正是证明康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最后，他相信顾颉刚会出于公心，尊重学术研究之精神。果然，顾颉刚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并以此文为由，将钱穆推荐给燕京大学任教。钱穆感慨系之，曰：顾颉刚“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

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甫一发表，影响甚大，推翻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以史治经的新径，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罗义俊说，从此“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

不久，顾颉刚又向燕京大学推荐钱穆。1930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讲师。

一天，校长司徒雷登在家设宴，邀燕京大学教师赴宴，钱穆也受邀。司徒雷登在酒桌上问大家对燕大的印象如何，钱穆直率而言：原本以为燕京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实际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国化’吗？我希望把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钱穆这番话，乃是第三话题。大家听罢，相视一笑，无人应和。但司徒雷登校长听进去并记住了。不久，燕大为此专门召开校务会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其他建筑也一律改为中国名称。燕大校园有一湖，风景秀美。为给它取名，教授们纷纷献名，皆不能入选，于是钱穆以“未名湖”称之，此名沿用至今。钱穆直言“中国化”，用心良苦；司徒雷登从善如流，令人钦佩。

钱穆在1931年秋，转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历史系开设“中国上古史”课程。与胡适的欣赏和力邀有很大关系。另一原因，乃是钱穆认为燕京大学西化倾向严重，虽经他向司徒雷登校长表示不满，有些改进，但仍觉积习难改。燕京大学一般都用英文发布告通知，连收水电费等项也不例外。钱穆曾为此一年不交水电费，以示不满。校方派人来询问，钱穆曰：“我是学校聘来的国文教师，没必要看英文。”虽将水电费交了，但对这种严重西化教育的现象，一直心有不满。

对燕大西化不满，并未影响钱穆的教学工作。据当时就读的学生李素回忆，他的教学非常受学生欢迎，成为燕大一景。李素这样介绍宾四（钱穆字宾四）先生的教学：

采用旧式教授法，最高兴讲书，往往庄谐并作，精彩百出，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宾师是恂恂儒者，步履安详，四平八稳，从容自在，跟他终年穿着的宽袍博袖出奇地相称。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在课堂里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

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的。

钱穆课堂气氛热烈、轻松，但对批阅试卷却十分严格。按燕大规定，不及格可补考一次，仍不及格予以开除学籍。他教的学生里，也会出现因此失学者。但他总是找到校方，要求重批试卷，尽力挽回开除局面。

钱穆来到北京大学后，他和胡适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教授，当时有“北胡南钱”之说。王玉哲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一文中，回忆钱穆之讲课时说：

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钱穆在北大声名鹊起，为北大著名“岁寒三友”之一。“三友”者，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之谓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痛》）。

1929年春，顾颉刚回京途中，到苏州拜访钱穆。在南京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蒙文通，也慕名到苏州拜访钱穆。之前，蒙曾写万言长信，表达自己对钱的学问的钦佩。二人一见如故，同游灵岩山，同乘轿到太湖的邓尉山游览。一路上，湖光山色迷人眼，但蒙文通只顾披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边读边赞叹不已，他对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故到北大后，方有“岁寒三友”。

当然，钱穆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会受到挑战。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学生问：“听说先生不懂龟甲文，怎么能讲上古史呢？”

钱穆从容答道：“我不懂龟甲文，因此课堂上不讲。但同学们应当知道，龟甲文之外，还有上古史可讲。你们可以试着听听……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许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我相信其有父有祖，乃至高祖、曾祖以上三十几代前，就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还有钱姓。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自称‘疑古玄同’，这是什么道理？”

钱穆在课堂上举例，并无讽刺钱玄同的意思，但还是有人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并告诉他，“你知道吗？班上听你课的里面，就有钱玄同的儿子，你可别惹是生非。”

一天晚上，同事宴请，钱穆、钱玄同都在被邀之列。因其同姓同宗，主人将二人安排坐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钱玄同：“你知道我有个儿子在你班上吗？”

钱穆：“知道。”

接着，钱玄同告诉钱穆，他的儿子在上其“中国上古史”课时，将他所讲一言一句，皆仔细做了笔记，他都一字不漏地看过。

钱穆说：“是的，像他这样勤奋好学的特别少见。”说完心里忐忑，怕自己在课堂上有不当之词，让钱玄同心存不满。岂料，钱玄同黯然且有些失落地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钱穆能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与顾颉刚和胡适的鼎力相助有关。胡适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钱穆正向燕京大学提出辞呈。顾颉刚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胡适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同意弟子的建议，遂有钱穆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则到燕京大学当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古文人相轻，但胡适、顾颉刚却极赏识重用钱穆，表现了真正清流的阔大胸襟。

胡适十分欣赏钱穆的才学。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问题，胡适就让他们去找钱穆，曰：“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钱穆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却与胡适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适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钱穆无动于衷。友人对他大加责备，谓之薄情寡义，辜负了胡适对他的栽培、提携。钱穆淡然笑说，这是两回事，我只为感恩去看他，今后叫我如何做人？感情与学问，钱穆分得清楚，他也从未因感情而在学术上苟同胡适。

胡适和钱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大相径庭。一学生问钱穆：“旧同学告诉我，应当用心听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课，可是二人讲的观点正好相反，不知两位先生可曾当面讨论统一观点？”

钱穆沉思片刻说：“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

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则说老子晚于孔子，为此二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笔墨官司。钱穆常在课堂上批评胡适之老子早于孔子论，说：“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错在什么地方。

钱穆敢于与当时声誉日隆的胡适发生争论，可见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术勇气。

胡适一次上课，谈起他与钱穆的论争，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化运动有分歧，而彼此有芥蒂。

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自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多有批评。

钱穆曾激烈地批评胡适等，“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

钱穆甚至为自己未随新文化运动之大浪而动感到骄傲自豪：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但钱穆曾对胡适大加赞誉，则与此论相悖。他说，胡适“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他将梁启超和胡适做了比较，他说梁氏著作是“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笔锋一转，又指出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不足，“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胡适做学问一直严谨，求证甚严，论其治学功力，也远在钱穆之上，而钱之“其功力亦非细矣”一句，无非在抬高自己。他自己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此乃偏见，平心而论，北京大学多研究学问，少社会上的名利是非。若说北大是个学术上讲是非的地方，是不错的。连钱穆自己都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据说，当时北大学生不分文史科，都愿意去听胡、钱二位的课，连北大教授夫人们都是听罢胡适听钱穆，然后成为时髦话题。

在史学研究问题上，胡适与钱穆有些观点不甚相同，这很正常。史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历史的陈迹是客观的东西，如何再现历史事实的真相，在历史陈迹中发现历史精神，是胡适、钱穆的共同追求。二人又都是浩博宽豁的通儒，可以有些个人的毛病，但以他们的人格，还不会建立门户的壁垒，彼此为敌或钩心斗角。

一些资料说，钱穆去找胡适借《求仁录》一书，胡适虽有，却怕失而不借，结果钱穆在书摊上“仅数毛钱购得”，有什么意思呢？

又有人说，1933年暑假，胡适拜访钱穆，与他商量不再聘蒙文通事，理由是蒙的方言太重，学生听不懂。钱穆据理反驳，胡适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于是，钱穆对胡适不满，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务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有研究者认为，此乃暗示钱穆对陈寅恪的研究并不认同。因当时研究晋到唐史的人中，文史界公认陈寅恪最权威。

胡适并不介意钱穆对他有微词，一直友善相待。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立刻想到曾在中学教书多年的钱穆，便请钱合编。钱拒绝合编。他认为二人的中国文学史观根本不同，最好各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钱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据，视胡适的门生傅斯年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颇多。傅斯年经常邀请钱穆到史语所做客，史语所宴请宾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时，傅斯年也多请钱穆作陪。还常常让钱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贵客介绍钱穆的学术成就，待之不谓不尊。但仅因学术观点有分歧，钱穆便渐疏远傅斯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张其昀问傅斯年对此书的评价，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钱穆伤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曾经的同道中人。

钱穆治学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但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学毕业生，其胸襟尚不阔大，与人交往也欠大气。

钱穆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和游走于讲台的教授。其弟子余英时在他仙逝时，所作挽联中的“一生为故国招魂”句，极为恰切，最为允当。而他的爱国情更令人肃然起敬。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抗日激情高涨，积极投身救国御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将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原本就是拉开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现在正处抗日救国的关头，北大教授纷纷要求肩负编讲“中国通史”重任，以唤醒学生和国人的民族意识。十五位教授愿意按历史时段，分头编讲。钱穆提出，通史量大面广，各人对其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中间难以贯通，也难免产生矛盾，不如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众教授觉得有理，便推举陈寅恪和钱穆二人合编讲，可减轻负担。钱穆自告奋勇，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就不必有劳陈寅恪了。陈寅恪并不与之相争，拱手致谢。最后，钱穆一人在北大主讲自己编的“中国通史”。钱穆早年就立志研究中国文化，为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之路。多年苦读精研“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他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就谈过治学目的，即“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现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学的关键时刻，他满怀爱国之志，慷慨而谈。结果好评如潮，听者甚众。

“中国通史”自1933年开讲，先后在北大讲了四年，又在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讲了四年。这一讲八年的“中国通史”，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钱穆讲授的中心是，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因此，钱穆讲的“中国通史”，颇具深远意义。

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在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的驱动下，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希望，毅然出击。胡适、钱穆、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孟森等百余名北平教授联合发起抗日活动，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国民政府早定抗日大计。

胡适、钱穆等在国难当头之际，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良知道义，有些书生意气，更显知识分子之卓见。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原名思嵘，字宾四。钱穆出身书香之家，其父是前清秀才，因身体孱弱，三次乡试均在考场病倒，从此绝迹科场。钱穆幼时在私塾读书。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毕业后到无锡三兼小学任教，开始自学国学经典。翌年转私立鸿模学校任教。1919年到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后又任市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秋，转至厦门集美学校教书。一年后又回到无锡，先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师，1927年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1930年，到北平燕京大学任讲师，讲授国文，次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课。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39年后，又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等地任教或短期讲学。1948年后，曾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

1950年只身赴香港，创办私立大学香港新亚书院，自任院长。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至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授博士学位时，其颂词称：

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1967年，结束四处漂泊生涯，在台湾定居，先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教授、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又一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在台北去世。

作为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钱穆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通史研究，在学界赢得“新儒学”之赞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论语要略》《国史大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等著作。

台北联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五十四册，计一千七百万字。

钱穆曾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他的著作，新意迭出，创见尤多，博大精深，并世难有出其右者，已成国学之瑰宝。

钱穆晚年，辞去教职沉潜书斋，专心治学。劳神费目，目力日弱，只能靠夫人胡美琦从浩如烟海的旧籍中查阅资料，引述文字。稿成后，再由夫人诵读，有遗误处，口述订正。钱穆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据胡美琦回忆：

他七十三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的生命早已与学术研究相伴共生。到了生命最后一年，钱穆应邀参加新亚书院校庆四十周年。一天，他对夫人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发现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关于“天人合一”，钱穆早已讲过多次，夫人以为夫婿年纪大，记忆减退，故提醒他：“‘天人合一’观你不是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不快，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对于夫人始终没能理解自己，钱穆有些失望。

钱穆最后一篇文章，写于生命尽头前三个月，他在文中对自己“彻悟”儒家“天人合一”，感到快慰。

他以前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而生命最后“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他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以归宿到这个观念上”，“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无疑是钱穆对儒学的一大贡献。

钱穆是在“彻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悦中，含笑而逝的。

斯人已去，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并未停止。学术界基本尊钱穆为史学“一代宗师”，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刘梦溪认为钱穆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杨联升是最为推崇钱穆的，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对学者的评价，历来都是毁誉参半。钱穆也未能幸免。在得到推崇的同时，批判也随之而至。

殷海光这样评价钱穆：

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的弟子李敖的话，意味深长：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

“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宋·郑文宝《对雪》）评家总要对世上学问说三道四，或褒或贬，但要“疾虚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诸子对钱穆的评价，要么抬上天，要么扔入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引钱穆学生余英时祭奠老师挽联作结，或可公允：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1935年，年近不惑的傅斯年喜得贵子。此子系傅斯年与俞大彩所生。傅有两次婚姻。第一次，他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做主，与山东聊城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对这段包办婚姻，傅斯年颇为不满。傅斯年在留学归国后的1934年，在济南与丁蘸萃协议离婚。同年8月，在同窗俞大维的撮合下，与其妹俞大彩在北平结婚。

傅斯年与俞大彩恋爱时，十分投入，几近癫狂。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个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这俞大彩不仅是俞大维的幼妹，又是陈寅恪的表妹。她出身名门，自幼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放，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精通，是当时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喜文学，擅英文，通书法，尤能写绝妙小品散文。大俞大彩十岁的傅斯年，对神采飞扬、才情卓异的妻子，自是深爱有加。

依傅家传统，傅斯年与俞大彩生了个宝贝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傅斯年却给儿子取名“仁轨”。好友罗家伦闻之，大为不解，傅斯年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刘仁轨（603—685），唐朝大臣，唐太宗奇其才，由陈仓尉累迁至给事中。显庆四年（659）出为青州刺史。翌年，苏定方灭百济（朝鲜）小国后，留刘仁轨镇守。百济王子扶余丰再起，进围刘仁愿于府城，刘奉命往援。龙朔三年（663），唐派孙仁师往救，刘仁轨败倭军于白江口，遂灭百济。他统兵镇守，发展生产，为灭高丽创造了条件。

值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之时，傅斯年给爱子取曾剿灭侵寇的唐将之名，其灭日本帝国主义之信心，昭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企图为伪满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立刻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蒋廷黻等人，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以确凿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领土，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东北史纲》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递交国际联盟。遂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依此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结论。

一些史家认为，面对日本侵华的咄咄态势，国民党采取妥协态度，与日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关乎国家民族存亡，历史证明，投降和速战之论，皆不可取。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傅斯年曾与老师胡适发生过矛盾。

胡适发《保全华北的重要》，傅斯年遂认为胡适有主和之嫌，勃然大怒，以退出《独立评论》表明态度。一些史家为批判胡适，捏造胡适与傅斯年之争，系主战与主和之争。有趣的是，这些论者，是一直视傅斯年为反动文人而加以挞伐的。此时，傅斯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块砖头，目的是打击胡适的。而事实是，傅斯年看过胡适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又在丁文江等友人的劝说下，特别是与老师胡适长谈之后，了解了胡适的真实意图后，与老师重修旧好。

抗日战争爆发前，傅斯年对蒋介石消极应对日本的政策不满，屡屡发表时评。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将蒋介石称为“蒋”或“委员会”，多有轻蔑之语。

20世纪30年代初期，谈到北京大学，都会说支撑北大的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者，胡适、傅斯年、叶公超之谓也。胡适为领袖，傅、叶乃左膀右臂。

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准确地说，胡适、傅斯年、叶公超等，都是在共同辅佐蒋梦麟校长治理、建设北京大学而已。蒋梦麟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蒋梦麟在1922年就与傅斯年有过关于办教育的深谈。那是蒋梦麟以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到欧洲考察时，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的一次谈话。蒋梦麟到德国后，对那次长谈意犹未尽的傅，给蒋梦麟写了一封信，劝他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是比较欧洲各大学行政制度，二是各大学学术重心和学生的训练。傅的视事与处事的能力，让蒋梦麟刮目相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梦麟当了北大校长，自然会倚重胡、傅二人。

傅斯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1917年，胡适初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初入北京大学的傅斯年，正追随国学大家黄侃，人称“黄门侍郎”。他转投胡适门下，纯属偶然。一次，同宿舍的顾颉刚，很犹豫地对他说，自己所修的“中国哲学史”出了问题。胡适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之前，是由陈汉章执教。陈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却将哲学史拦腰斩断，一上来就从周宣王讲起。这让听课的学生甚为吃惊。顾颉刚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不少学生认为胡适真的如一些老派教授所云，是在“胡说”，此等教授岂能登堂传道授业。于是，打算将胡适逐出讲台。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已在北大校园里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听，然后再做决断。傅斯年果真就去听胡适的课。听罢，他对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这才脱离被驱的险境。也正是听了胡适这堂课，傅斯年始投胡适门下，参加新文化运动大潮。

陈独秀见傅斯年改换门庭，心存疑虑，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

胡适不赞同陈独秀的意见，说：“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傅斯年被胡适的博学、治学方法和文化人格折服，于是与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毛子水等，一起投入胡适门下。虽然胡适大不了他们几岁，这位高才生却一生奉胡适为师，结下终生不渝的情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已和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的傅斯年，成了那天学生游行大军的总指挥，并在游行队伍之前，高擎大旗，站在新时代的潮头。

五四运动之后，北大乃至社会突有“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之传闻。起因是否与5月5日，傅斯年和胡霹雳发生争执乃至大打出手有关，不得而知。即日，傅主张北大学生应集中力量营救被捕同学，而胡则坚持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都坚持己见，以致动手互殴，傅的眼镜被胡打坏。盛怒之下的傅斯年退出运动。所谓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系别有用心者造谣。最有说服力的是，傅斯年在当年10月，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发在《新潮》）一文中，反思了五四运动，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但谣言杀人，傅斯年与罗家伦颇为沮丧。胡适站出来，发表《他也配》一文，为自己的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谣言止于智者，仗义执言的胡适，为弟子洗冤之举，令傅、罗感动。

也是这年，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学界，洛阳纸贵，再版八次，发行计两万多册。这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的畅销书了。周氏兄弟之《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十本。但傅斯年写信告诫老师：“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这对老师是清醒的警告。直到1926年，傅斯年再次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依然认为“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此论自然失当，但对老师直言评价，不一味虚美的态度，是科学的，也是真实的。

正是傅斯年这种精神，让胡适更加器重自己的这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坚持己见的高徒。

胡适的另一弟子罗尔纲曾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适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适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立刻回答说：‘傅斯年。’”

1934年，胡适在撰写《说儒》，据罗尔纲说，傅斯年常到胡适家与他探讨。每次见他们师生交谈时，总听傅左一声先生，右一声先生，态度极为恭顺。所以罗尔纲说，对胡适恭敬顺从，“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这年7月，刘半农去世。北大中文系急需找人接替刘半农之缺。文学院院长胡适找到已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借罗常培救急。傅除了同意罗到北大，还特为他配备三位助理。胡适借去罗常培及其助手三年之久，不再提归还之事。傅斯年写信向老师讨要：“莘田兄（罗常培）‘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胡适用得顺手，最终还是“久借不归”。

傅斯年与鲁迅的关系，似较为繁杂。

傅斯年不是鲁迅的学生，但在他们创办《新潮》时，得到过周氏兄弟的支持。那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合办《新青年》，在教育部当佥事的周树人也与《新青年》关系密切。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新潮》时说：

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由此信可见，鲁迅还是肯定《新潮》，对傅斯年和罗家伦的文章也有好评。但有的书上说鲁迅“对傅的文章赞许连连”并无出处，是臆造之语。的确，鲁迅在1919年4月16日曾致信傅斯年，此信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题，发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信中说：“现在对于《新潮》没有别的意见”，“《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此外，还提出，“《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信中还自谦：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鲁迅这段文字很清醒，也很深刻。可惜一些史家却视而不见。比如，鲁迅对《狂人日记》艺术上不足的清醒认识，比如将自己比作蝙蝠的自谦，比如要破中国寂寞的战斗精神，比如对“新的作家”的呼唤和期待……这篇文章，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早年真实的鲁迅。

此外，鲁迅在信中对叶绍钧等人小说的评价，也极具眼力。

我们也可从这封信中，揣摩出傅斯年对《狂人日记》的推崇。联系到《狂人日记》发表后，张东荪撰文攻击鲁迅时，傅斯年奋而著文反击，证明傅斯年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极具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傅斯年与鲁迅的淡然之交，维持到傅斯年1926年留学归国。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国文和历史两系的系主任，后鲁迅也到中山大学任教。两人曾有一段交往亲密的友谊。当时二人忙于教学，得其所哉。据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

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另一位学生温梓川回忆：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学究式的傅斯年刚到中山大学时，是勤奋、敬业而快乐的，从学生的回忆看，学生对他的学问根基的扎实、教学的认真、品行的端厚是很敬佩的。但傅斯年拟请同窗顾颉刚来中山大学执教，他与鲁迅的关系突然改变了，他的忙碌而惬意的生活也改变了。

先是鲁迅闻之，发雷霆之怒：“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仍坚持请顾到中山大学。为不致刺激鲁迅，傅先让顾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闻之，即提出辞呈。傅斯年为鲁迅大闹而感委屈，到教务长朱家骅那里痛哭失声，然后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呈。校方深感为难之际，学生表态三位学者都要留下。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在三人间斡旋。鲁迅毫不退让。

从1927年5月30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我们才知道，鲁迅之绝不与“红鼻”（顾颉刚）为伍，系鲁迅视顾为政治仇敌，不共戴天。信中说：

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了，似是邹（鲁）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帖（贴——引者）标语，拥朱驱邹……

本书不愿置评鲁迅所谓“因‘亲共’而逃避”之论，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鲁迅在1927年有“亲共”的经历。但他对傅斯年和顾颉刚之怨怼，多是猜忌所致。鲁迅眼中的顾颉刚，不仅是“梅毒菌”，还是要迫害他的“清党”人物。而事实是顾颉刚乃一正直博学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两届政协委员、两届人大代表。

至于傅斯年，鲁迅也冤枉了人家。连他自己也在1937年5月15日另一封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傅斯年“大写其信”，想“补救法”挽留鲁迅，何错之有？自己如此偏执，也昭昭。联系鲁迅与很多人的龃龉，并不奇怪。

鲁迅在这封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到北京去买书，也凭空非议：

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为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鲁迅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去买书，认为是早就预谋的“豫定计划”，而且“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事实是，傅托购书很有经验的顾代中山大学买书，是为充实学校图书馆之举，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傅、顾在此谋取私利，贪赃枉法。写信臆断人家谋私，遭到诟病的却是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鲁迅。

后来，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反目，那是因为顾喜独立研究，不愿在中山大学担任行政职务，未经与傅斯年沟通即离开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傅对此忘恩负义之举，大为火光，二人大吵一场。

文人间常闹矛盾，除了“文人相轻”以外，大都是脾气秉性之别引起，门户之见过重反目的亦有，但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分道扬镳，不太多。中国受儒文化熏陶，文人大多爱惜自己的羽毛和操守。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世人多把陈寅恪之“恪”字，读作“què”，说是因陈氏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人，当地读“恪”作“què”。据《守护语林》考证，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无“q”这个声母，“què”应为粤语的“恪”的发音。陈寅恪本人在成都燕大授课时，曾亲口对人说：“我的名字念‘客’。”有人曾问陈寅恪，既然你自己将“恪”读成“kè”，而世人却读成“què”，你为何不予以纠正呢？陈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于是，世人误读至今。其实，陈寅恪不改“恪”之读音，乃有出处，《辞海》载：

恪（kè课，旧读què却），谨慎，恭敬。《诗·商颂·那》：“执事有恪。”《新唐书·崔元综传》：“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带，终日不休偃。”其言“旧读què却”，可能另有原因。故读恪为“kè”与“què”无对错。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周一良，听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魏晋南北朝史课，便慕名去清华偷听。当时，陈寅恪已在北平各大院校声名远播，其博学和人品深受推崇。人们都知道，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中文系代主任刘文典找到陈寅恪，请他出国文考试题。

陈寅恪很快将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拟出，外加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还”等；二三年级转校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研究生试题中的对对子，是“墨西哥”。

考生学养和临场状态不同，作文有好差之分，但对对子则五花八门，让评卷者大出意外。对“孙行者”者，有以“猪八戒”“唐三藏”“牛魔王”对之。更有不满者，怒对“王八蛋”。当然也有以“祖冲之”对“孙行者”，以“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者。陈寅恪见之，不禁击掌赞叹。原本，“孙行者”的答案是“胡适之”，“盖猢（胡）狲（孙）及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考生中，周祖谟、张政琅等正是以“胡适之”相对。此次考试，在教育界成一时佳话。

但是，也有人大不以为然，刘叔雅等群起攻之，认为此等考试是开历史倒车。陈寅恪不得不在《学衡》杂志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指出这么考，乃考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知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知思想条理如何。这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言之有理，质疑之声渐息。

正因如此，慕其大名，北平城内的各大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出西直门，过海淀镇，或骑车，或雇驴脚，或步行，到三十里外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为当时北平的别样风景。见衣着讲究的路人，络绎不绝地在古驿道上出现，强盗闻风而劝，企图拦路抢劫。但师生结伴而行，前去“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过来的梵音绝唱”，贼人也不忍下手。

周一良常听陈寅恪表弟俞大纲（其妹嫁给傅斯年）谈到陈寅恪，夸他学问博而精，于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于是，周一良从燕京未名湖畔，到近在咫尺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同往的还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劳干。

周一良回忆：

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常常为之所吸引。

周一良与余逊、劳干听罢，甚是钦服。三个京剧票友，都说像看了当时名角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一般，连呼“过瘾”。从此，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周一良原在燕京大学师从洪业（煨莲）教授，听他讲历史方法课，觉得受益匪浅。对洪业教授所说，只要掌握了历史之“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如”之“五何”，“你就掌握了历史”的教导一直牢记于心。今又听陈寅恪的课，懂得讲问题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有深度，有说服力。他认为陈寅恪补充了洪业教授的“五何”之论，即“为何”。有“六何”之法在手，便开通了进入历史的通道。

后劳干回忆：

在陈先生未曾上课以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课以后大家因为注意的关系，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陈寅恪留学欧美十多年，其学识渊博，为中外学人称颂，而其装束如乡间只知“子曰”“诗云”的老私塾先生。但就是一位这样的老人，在课堂“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课皆自立己说，非好奇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

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陈寅恪自然是大儒，而他的学问在于研究历史，与庙堂无关。章太炎通儒也，然恃才傲物，过于狂傲。陈寅恪则谦虚谨慎，他的学问到底有多大，世人无有说清楚者。陈寅恪也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人。仅举几例。

游学欧、美、日，陈寅恪以博学闻名天下。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友人罗家伦评论他：“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应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在清华，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去问陈先生。”

20世纪30年代，有一次，陈寅恪在讲到当时流行的学说时，这位曾多年留学德国的老人，笑着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个字已足以概括了。听过这堂课的学生卞慧新回忆：“不佞体会，先生既轻视又肯定两派之说，只是认为两派各得真理之半，没有必要过分张皇强调。”据陈寅恪自己说：“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立刻到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这样算起来，陈寅恪可能是中国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陈寅恪为我们的文化留下了多少财富？无法估计。

仅粗略地统计，陈寅恪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给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极具开拓性意义。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对他留下的文化财富，做了这样客观与公允的概括：

中国封建的历史学，大都是大人物纪传的总集和一些“断烂朝报”的汇编。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纵览他的一生时说，他那并不平坦的一生，“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到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而令经受了20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在以历史的理性回首这一段文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因了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

传统的中国文人，特别是民国初期的大师们，大凡有才学者，或狂傲，或峻急，或狂戾，或伐异，或恶札，或癖怪，或疯癫。而陈寅恪虽博学，却虚怀、诤友、清洁。

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也在那里求学的鲁迅是同学。

查1915年4月6日鲁迅日记，记曰：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又一明信片，并二日发。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陈寅恪与鲁迅即为同学，当有交往。但鲁迅除在这篇日记中，提到陈寅恪外，似再无涉笔。而陈寅恪的文字中，干脆不提鲁迅。

陈寅恪晚年这样解释他不与鲁迅交往的缘由：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陈寅恪与王国维是好朋友。王国维沉湖之前的最后一夜，是先到老友陈寅恪家小坐，翌日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晚上，清华同人及学生手执素灯，移王国维灵柩到清华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设祭。陈寅恪身着长袍，行旧式跪拜大礼，在洋化了的清华大学，殊为奇观，吴宓及研究院学生，也仿效陈寅恪，以旧式祭奠之礼，长跪王国维灵前。

陈寅恪挽王国维曰：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山残水，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在鲁迅发表《谈所谓“大内档案”》，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时，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认为王国维自沉是“殉清”，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王国维“殉文化”说。他再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他认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是：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两年以后，清华研究院同人，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寅恪为故友写的碑文是：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也可一提。

对陈寅恪的博学，胡适是有体会的。当年，胡适花费很大力气，写了《陶弘景的真诰考》。得出《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结论，沉醉于“发千余年未发之覆”之愉悦。但傅斯年告诉他，陈寅恪早就说过《朱子语类》中，曾经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胡适找来这部南宋朱熹讲学语录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语类》的“老氏”“释氏”两卷来查看，果然如是。心中便对陈寅恪有了深刻印象。

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北平经济衰退，社会动乱，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即便陈寅恪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穷得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将老师的窘境告诉了胡适。胡适闻之，马上决定赠一笔大数目美元给陈寅恪。陈寅恪很感动，表示愿将自己所藏图书让与胡适，以抵巨款。胡适婉言拒绝。后季羡林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购买老师的珍藏书籍，借胡适的汽车从陈家拉走一车。据说，陈寅恪只收两千美元。而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价值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其实，是为了方便北大研究东方语言的年轻学者使用，陈寅恪借机将这些珍贵的藏书交付北京大学。

1948年年底，解放军解放北平时，国民党开始“抢救学人”的计划。胡适托邓广铭转告陈寅恪，南京政府已派专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拟接胡适、陈寅恪等著名学者去台湾。陈寅恪对邓广铭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寅恪与胡适同乘飞机离开北平，中途决定不去台湾，这是胡适不曾料到的。学人间相互理解，胡适尊重陈寅恪的选择，陈寅恪也尊重胡适的选择。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过：“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一生都坚守这一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两次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弟子和故旧们为自保纷纷写文章清算胡适思想，争先恐后地与他划清界限，连胡适的儿子也参与批判父亲的运动，最后在政治高压之下，精神分裂，抑郁而死。陈寅恪非但不参加批判胡适的运动，反而冷眼道：“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陈寅恪在1934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是给后世留下的一个绝响，也是陈寅恪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民国清流》第四卷描写文人抗战时，将叙述陈寅恪大师的家国情怀。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梁实秋于1932年夏，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

1930年，在校长杨振声的力邀下，他与闻一多到山东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兼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12月，他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委会主任胡适力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计划用五年至十年翻译完这部巨著。译者共五人，由闻一多牵头负责，另外四位是梁实秋、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

但世事难料，诗人徐志摩乘飞机飞往北平途中空难逝世，闻一多不践承诺，兴趣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叶公超到官场当差，陈源南下武汉大学，后又去欧洲。五人合译作古，老实的梁实秋深知翻译莎翁全集意义重大，遂一个人独自承担此大任。

实际上，直到1967年，耗去人生最好年华的三十八个春秋，三十七部四十册，共计三百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集》才最后译完，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是年8月6日，举行了盛大酒会，庆祝这一世纪工程。人们赞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从此，人们称梁实秋为“莎士比亚传人”。

梁实秋虽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浩瀚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却是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晨报副刊》发表新诗《繁星》《春水》，风靡北京校园。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偏偏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认为冰心这些小诗虽清新隽永，但情感湮没于理性，缺乏奔放的热情，只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而已。这显示了梁实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天赋。

1921年3月，他与顾一樵等人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扩大成“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皆为社员。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并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作品。1923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融合，形成了梁实秋坚持的以人性论为标识的理论核心。1926年，梁实秋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执教，主要讲西洋文学批评史。

1928年，在上海，梁实秋参加了“新月派”。围绕“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展开大论争时，梁实秋参加了论战。在论战中，太阳社、创造社诸革命作家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武装，鲁迅也刚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们之间的论战又受到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几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相比之下，梁实秋的略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及倾向古典主义的文艺批评，显示出一种反文学主潮的作用，但又不乏对主潮缺失的针砭，是论战中的一道彩虹。

梁实秋对古典主义审美方式的推崇及所提倡的健全的人性表现等，与“新月派”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但对于非主流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流脉来说，梁实秋的理论一直坚持着，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梁实秋自回国后，一直集中精力研究西方文学批评史，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古典主义的道德批评意识与审美理想。研究这时期他写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及《文艺批评》等著作，会发现他在对西方文论做全面研究后，试图建立自己的文论体系。在他看来，他的老师白璧德提出的“二元人性论”，实际上包含善恶二元，放纵欲望就产生恶，以理智约束欲望则导向善。人性永远贯穿着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善与恶的冲突，于是社会就产生善恶之争。因此，梁实秋十分赞赏老师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二元特点，坚信只有发扬与依持传统的健全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引导，才能解决物化所带来的精神沦丧的社会危机。梁实秋认为，中国儒家的伦理，可与新人文主义共融，以形成文学领域的节制与均衡，进而消弭“五四”以来的激进的思潮（《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梁实秋是“五四”以来比较清醒的文论家。他认为五四运动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进行反孔倒儒是过激的，儒文化被无端否定，放纵了人性恶的一面，社会人心失去理性制衡。故梁实秋对全盘西化、失去传统的五四运动，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基本否定态度。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文学的目的是“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只有如此，文学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有益于引导理性，有助于“人性的完善”。

我们不妨将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成仿吾与新月社的梁实秋二人的文艺观相比较。成仿吾先生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说，也非他所发明，不过是照搬法国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居友与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的理论。到1926年，成仿吾就转而对先前的“表现说”进行了理论反省，确信文学的“工具论”和“宣传论”。1928年，社会变得空前政治化，又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中国的“革命文学”实际上变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成仿吾等人的文艺批评生吞活剥苏联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主张文学应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把文学与政治画上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并由此导向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同路人”大肆挞伐，唯我独尊。接着，他们又照搬日本共产党福田和夫的“左倾”分裂路线衣钵，提出文学队伍应该重新按阶级属性画线排队。

梁实秋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振聋发聩，极具眼光和价值，与一批自称革命作家者的狂妄而幼稚、激烈而苍白的认识，形成鲜明的对比。

梁实秋批评新文学运动全然丢弃传统，盲目西化；太重表现“情感的推崇”，“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滥情表达，创作粗糙，少有隽永精美之作”；文本上追求独创，内容却轻浅，多是浮薄的印象或零星的感触，“将自己的怪癖的变态极力扩展”，“实则脱离了人性的中心”。

或许梁实秋的上述观点有些片面，但即便今天看来，梁实秋仍不失是一位很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的文学理论家。他对新文化运动所做的有相当理论自觉性的总结和评判，其中又不无深刻的反思，如果考虑到他的苛严的批评对现代文学主潮的缺失又确有某些针砭作用，那么这在现代批评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又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互补”（《中国文学通史》）。

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时，作为“酒中八仙”之一，梁实秋沉于酒之乐。

有一次，胡适到山东大学来演讲。晚上自然有海鲜，有美酒。梁实秋、闻一多当然要以美酒招待胡适。胡适忙把太太为他刻制的“戒酒”二字的戒指亮出来，以求免战。闻一多笑曰：“不要忘记，山东本是出拳匪的地方。”胡适等大笑不止。

不久，胡适给梁实秋写信道：“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平来吧。”

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岛山东大学也发生风潮。梁实秋便返回北平，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一面照料年迈的老父，一面主编《北平晨报》副刊。

1936年，三十四岁的梁实秋与二十七岁的李长之相识。二人相识缘于文字之交。1935年，梁实秋发表了《偏见集》。不久，《国闻周报》即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实秋著〈偏见集〉》。闻一多见到后，写信告诉梁实秋，说是清华一位刚毕业的学生写的，颇有些见地。

梁实秋读到《梁实秋著〈偏见集〉》一文，文中批评《偏见集》的短处曰：“伦理的立场太过，而哲学意味的美学的兴味还太少。”还指出，“一个批评家却是宁当重在后一个方面的”。文章条分缕析，目光锐利，文笔明晰。梁实秋甚是高兴，便写信与李长之联络。后来，梁实秋告诉李长之，他是第一个看穿他作品缺点的人。

一次，梁实秋与朱光潜就美学问题发生了争论。李长之在梁实秋主编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我对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关系的看法》一文，态度鲜明地支持朱光潜，称“宁近于朱先生”，并且说：“一，美学原理可以应用到文学上去；二，文学的美不限定在文字的音、色；三，美、善不当侧重，倘若侧重，我宁重美。”梁实秋读之，更加赞赏李长之对自己文艺观的坚持，从此引为知己。

梁实秋的理论来自美国的白璧德，所持乃古典主义立场；李长之的理论源自德国古典文艺美学，持浪漫主义态度。这两种理论，有同有异有交叉。比如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态度，梁批评新文学运动是“浪漫的混乱”，李则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启蒙运动，说它“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在与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争论时，梁实秋用人性论与他们的非马克思之阶级论相对立，而李长之也斥左翼为“浅妄”，根本不配称批评家。在当时几乎清一色的左翼声音鼓噪中，他的见识和发声，不啻空谷足音，与梁实秋彼此相惜，微笑面对。

要知道，这两位惺惺相惜的、不合时宜的批评家，一个是社会名流、北大名教授，一个只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穷学生。而梁实秋视李长之为知己，学术上相呼应，经济上总是出手相助穷困的李长之，这在当时文坛上也传为佳话。

1936年，梁实秋主编《北平晨报》副刊时，给李长之发过许多文章，如《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皆是李长之化名发表。后来，梁实秋编《自由评论》时，几乎每期都给李长之留版面，可让李长之每期拿到二十大洋的稿酬，以解其拮据生活，即便未写出稿件，也可预支稿费。

李长之的自传体回忆录《社会与时代》，就是在梁实秋的支持下，发表在《自由评论》上的，梁实秋亲自热情写《编者后记》向读者推荐说，这篇自传体回忆录是“一个青年的诚实坦白的自述，是难能可贵的”。

多年后，李长之对梁实秋给予的鼎力帮助念念不忘。他曾忘情地对女儿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帮助人，是很热情体贴的，不是直接送钱接济，而是让你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得到它。这样既让你渡过难关，又让你很自尊体面，梁实秋先生就是这样帮助我的。

《自由评论》经常发表李长之文章的同时，梁实秋又将李长之推荐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做德文翻译，遂有《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康德著）翻译出来。

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是不讲哥们儿义气和帮派意识的，他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学批评的独立观点和品格，也不去影响对方的政治立场。梁实秋曾劝李长之加入他所在的民社党，李长之明确拒绝。一次，张君劢请梁实秋代请李长之见见面，李长之断然不见，这些非但没有影响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反而让梁实秋更加尊敬李长之的独立人格。

命运常常弄人，梁实秋与李长之彼此真心相待，一直亲密无间，但是他们间的合作却往往有头无尾，有命无运。比如，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他为了帮李长之糊口，常约他写稿。李长之潜心创作，其稿往往占去《自由评论》近一半，但后来难以再像过去那样源源不断地为《自由评论》提供稿件。《自由评论》成了无米之炊，不得不寿终正寝。更吊诡的是，李长之用心翻译的康德《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一文，因主持者关琪相不满意而无法出版，李长之的心血付诸东流。

1945年，抗战面临胜利。王云五想由商务印书馆编一套中小学课本，在全国发行。王云五约梁实秋具体操办此事。梁实秋约冰心编撰此套课本，一个月后，冰心退回预支的稿费，表示编不出来，决定退出。梁实秋想到李长之，李长之痛快应允。几个月后，李长之完成了厚厚的八册书稿。可惜交上去，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版。

梁实秋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他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还不断地发表政治时评，曾在《新月》《独立评论》《自由评论》等报刊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专政，呼吁自由、民主、人权。同时，如上所述，他也批评“普罗文学”，反对从苏联和日本引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反对左联推行的“左倾”文艺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不再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在《秋实杂忆·华北视察散记》中说：

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可是自从抗战军兴我就不曾继续写过政治批评的文字，理由很简单，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何怀硕证实梁实秋的上述说法属实，他在《怅望千秋一洒泪》（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吉林文史出版社）中说：

抗战起，实秋先生就不再写政治批评了。他读了我今年4月20日在《中国时报》所写的《另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之后，甚为称赞，并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写出来。你对国是的意见，我很赞同。从前地方官吏丢了一个城市是死罪，现在一国丢了，没人负责……我早已不谈国是，孔子家语说：君子或行或藏，或藏或默。我属默者，哈哈……”

1937年6月，为了应对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罪恶勾当，由国民党中枢筹划，蒋介石、汪精卫联名拟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

梁实秋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手中，收到蒋、汪的请柬，决定应邀上庐山开会。

7月6日，梁实秋先到武汉。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推荐，梁实秋被选为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并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就在此会召开前，傅斯年、梁实秋想在开会时，提出弹劾孔祥熙案。但遭到中共代表吴玉章的反对。理由是抗战即将开始，中共支持蒋抗战，孔虽无能，却不能倒孔以扰蒋全力抗战。此举作罢，后有人说梁实秋倒孔，实际支持汪精卫。甚至至今还有人说，梁实秋在抗战初，是拥汪精卫主和的。而梁实秋在《抗战时的我》中却说，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曾联合马君武、傅斯年、罗隆基条陈国是，抨击权贵，虽然书生之见，未必有当，但是已经代表舆论，略尽言责”。

9日，在庐山，蒋介石下午邀请茶话，包括胡适、梁实秋在内的近三百名文化界、教育界名流参加了茶话会。16日，蒋、汪宴请出席“谈话会”的人士，胡适代表致辞。

有人现在仍据梁实秋的《弱国无外交》证明他拥汪主和。这里可引几句梁实秋的重要言辞，供读者鉴别：

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助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国”。我们应该干干脆脆的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弱国就有弱国的打算。弱国的打算就是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无论什么设施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中国落后，是个弱国，这是事实。承认“弱国”，何罪之有？“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不就是抗战只能打持久战的意思？与狂妄自大，自视强国，主张速战速决的论调唱反调，正是清醒之举，错在何处？

还有，1938年12月20日，《再生》杂志发表了张君劢写的《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认定梁实秋与张君劢合谋，“妄图给共产党、边区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就范”，一句话，是“拥蒋反共”，其是非曲直，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中阐述。

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华北危机迫在眉睫，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新闻界、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西安事变发生，举国震惊。

华北危机迫在眉睫，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新闻界、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1936年新年伊始，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强烈呼吁政府开放“言禁”。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京记者，后来成了名人的斯诺，积极支持平津新闻学会提出的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的主张。不久，《世界日报》对此做了报道，全世界都关注中国新闻界争言论自由的斗争。

1月7日，周作人写信给胡适，“规箴良言”：“鄙意对于国事、社会、学生诸方面，我们现在可以不谈或少管，此即弟两三年前劝兄勿办《独立评论》的意思。”胡适于9日复周作人的长信表示，自己一贯的人生哲学、欲罢不能的责任意识，是不会改变的。“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予以婉拒。

1月11日，上海的顾执中、萨空了、包天笑等报界名流七十一名，联名在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与平津形成掎角之势，向国民党当局施压。七八月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等报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争言论、出版自由。

3月18日，北平《晨报》为抗议北平政府武装接管，刘尊棋等十六名编辑、记者全体辞职，表现新闻界对反动压迫的抗争。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其主要负责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率各界群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10月1日，巴金、茅盾、冰心、鲁迅、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等二十一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当局“即刻开放人民的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应“立即概予废止”。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上海民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并“绝对禁止”刊载“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忧心如焚。一百五十九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胡适立刻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苦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赎于国人。”12月20日，《大公报》发表胡适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痛斥张“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力量”。同时，胡适还攻击共产党，他认为西安事变背后肯定有共产党插手，他断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胡适逐渐成为国民党的“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1月致翁文灏等人信）。

沈从文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记》和《从文小说习作选》及小说集《新与旧》。萧乾出版短篇集《篱下集》《栗子》，散文集《小树叶》《落日》。朱自清出版杂文集《你我》。冰心发表小说《西风》。林徽因发表诗《深笑》《风筝》《静院》《空想·外四章》等，编辑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为国家做一个诤臣”——胡适抵御日本、保卫国家的思路

九一八事变，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快罪恶的灭亡中国的步伐，中国的民族危机进入严重关头。每个中国人都得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可悲的是，就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地进行政治军事挑衅，国家危亡、命悬一线的时刻，中国当局竟然惊慌失措，拿不出成熟的政治决策，而将中华民族的命运押在国联仲裁上。

身处华北平津最危急中心，一群曾拉开新文化运动大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将他们的理性、智慧和爱国的精神，放在民族危亡中的外交、政治、军事的应对策略上。民族危亡的惊天大事，成了胡适为核心的爱国知识分子最为关心、最先思考的重大问题。一群书生，他们的应对策略，或真的是“书生之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他们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光芒万丈。

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在第六十三届议会上做了日本决定从速承认伪满洲国并加以政治军事援助的演讲。过了五天，胡适于8月29日夜写出《内田对世界的挑战》一文，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十六号上。文章指出：

内田的演说虽然也有采取强辩的形式的地方，然而大体上可说是赤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强暴政策，毫不客气地向世界的舆论挑战，抹煞一切国际条约的束缚……他并不依靠什么理论做强辩的根据，他的唯一根据是武力的强横……半年的国际调查，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添了一大堆废纸！中国人民与政府对国联的期待，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是难免绝大的失望的。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得到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

通观胡适此文，可看出胡适对日本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是有清醒认识的。对国际调查，既寄希望又不存幻想。他在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思路上，提倡“依靠自己”，下决心做一个切实可行的“自救计划”，“长期拼命”地自强。胡适的这种见识，即便现在看来，也是救国良策。

二十天后，日本公然再次挑衅中国，挑战国际社会，高调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代表武藤与伪满洲国代表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就在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向参加“九国公约”的十二国发出照会，敦请对此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采取有效对付方法，以示公理后不久，胡适于9月19日，又写了一篇时评《究竟哪一个条约是废纸》，再次强调世界公论“道德的裁判”的道义力量，并幻想“日满议定书”必定会成为“一张废纸”。胡适对国联调查团，曾寄予些许希望，他自己相信国际公论会给中国一个满意的答复。此文发表的第二天，胡适再写《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再次指出“日本的侵略主义者能不能接受国际调处的原则”，乃是“真正根本的问题”。1932年至1933年10月间，胡适又写《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等文章，对国联寄予希望。当然，胡适也逐渐看出国联这只“纸老虎”的虚弱和不作为的本质。

1933年3月初，春风如刀，残雪未融。一百二十八个日本鬼子，凭借四辆铁甲车，一个昼夜长驱五十英里，冲进承德，中国守军汤玉麟部有十几万军队，却闻风丧胆，仓皇溃退到长城之内。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大地，十天内便被日寇侵占。全国为之震惊。

胡适闻之，于3月6日写《全国震惊之后》（《独立评论》第四十一号），谴责热河守军放弃国土仓皇溃退，乃“摧枯拉朽的失败”：

这回的事件足够证明前三年东三省二十万大兵的不抵抗是实在无能力抵抗。一年零五个月的整理与补充还不能抵抗，热河的绝好天险地利还不能抵抗，可以证明这种腐败军队遇着现代化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

胡适在文中，为热河大溃败总结出五个原因，其中有“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胡适认为，张学良将军自从民国十七年（1928）以来负责东北四省军政全权，第二年又当了华北军政领袖。东三省、热河省，都是由他送给日本人的。他“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又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汤玉麟驻热河时，不做准备；时机已急，不亲赴前线督师，今又不引咎自谴。胡适同时指出：“汤玉麟的责任应由张学良担负，张学良的责任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应由中央政府担负的。”

特别是文中还提出：“中央不责成军事领袖蒋中正北上坐镇指挥，乃容许他逗留在长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轻重失宜，误国不浅。”说明胡适并不赞同国民党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方针，以“误国不浅”四字批评，当属极为严厉和剀切中理之辞。

《全国震惊之后》最深刻、最精彩的部分，是胡适对中日问题特别是两国的国势的观察，比较之后，做出救国之策：“先整顿自己的国家！”他说，“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向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

胡适在《跋蒋廷黼先生的论文》一文中，再次强调把国家政治的改造放在首位：

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全国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国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动，用在口号标语式的打倒帝国主义。结果是我们糟蹋了整整十年的宝贵光阴，自己的国家的政治至今还不曾上轨道。

3月12日，面对日本铁蹄步步逼近，胡适发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披沥胸襟”正告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他断言中国民族在日本人的“重炮与炸弹”下，“是不会屈服的”。在血与火的洗礼下，中国会一天天强大，最终会成为日本的掘墓人。

1933年2月，因一份控诉北平军分会监狱酷刑虐待监犯材料的真伪问题，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总部发生矛盾，冲突深化，最后脱离同盟。离1月30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胡适出任执委会主席，次日与分会会员杨杏佛、成平（成舍我）还一起参观北平三监狱，才没几日。

2月24日，胡适与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晤面。胡适对萧伯纳说：

日本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难消除的了。但这一个仇恨最烈最深的时候，也许正是心理转变最容易的时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这一点觉悟与不觉悟的关头上。

胡适对萧伯纳的这一谈话中的“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句，在当时与后来，遭到说不清道不明的误读。倘联系胡适一贯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及此讲话的全文，其实，他的表述是清楚的、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日本必须“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不怀好意者的引申，无非是想败坏胡适形象，搞掉一位在国难当头伊始，就代表中国知识界理性、良知，积极宣传抗日的领袖。

1933年，中日两国并没有宣战，但日本悍然侵略我国华北，“中国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在这样的关头，胡适的时评，已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的声音。3月27日，胡适又有《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针对日本为欺骗世界舆论，故意做出的某些姿态，文中提出中日两国在目前形势交涉的唯一条件是取消伪满洲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省的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舍此，“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还清醒地指出：

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

可以说，中国领土完整、行政主权完整，是胡适在中日问题上言论的基石。

早在1932年9月15日，胡适在给罗文干的一封信函中，关于处理中日两国关系，就曾主张“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说具体一点，即“一、取消满洲国；二、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

胡适在《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独立评论》第九十号）一文中，重申他的这一主张：“即使华盛顿和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的政府都承认了满洲国，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也决不承认它的，更不用说中、满的同盟了。”

在《解决中日问题的“任何悬念”》一文中，胡适态度鲜明地指出：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敌人要我们不谈这个问题，难道我们就乖乖的不谈它了吗？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出这个问题，天天谈，日日谈，站在屋顶上大喊，锲而不舍的大喊。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随意的宰割！

1933年4月8日，胡适回信汪精卫，辞谢汪诚恳请求他出任教育部部长的决定。胡适在信中说：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辞谢汪精卫力邀出任教育部部长之请的六天后，写了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起因是一封从陕西西安寄给《独立评论》的信。写信者叫徐炳昶，他在信中要求《独立评论》同人联合发一个“坚决主战”的宣言，特别提出胡适本人在中日关系特别是主战问题上，发表一下他近来的意见。

《独立评论》第四十六号上，发表了徐炳昶这封信的同时，胡适借此信也写了这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1933年4月11日）发在同期。文章表示，因日本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毫不让步，又拒绝国联的调解并退出国联，他已经不主张与日本交涉了。

胡适在文章中的一段话，又引起一场波澜。关于主战问题，胡适在文中说：

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张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与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此文甫一发表，《大公报》即有《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回应胡适。自称董时进的作者呼吁“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与鬼子拼命。“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士兵争粮饷”，“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明眼人是会从隐藏的文字中，读出董时进的“高论”，其实是一种牢骚和怨言。甚或是对当局不思强国，只顾榨取民脂民膏丑行的控诉。但胡适却从历史上轻言主战的教训，提醒国人。清议多误国，历史上安南、朝鲜、台湾、辽东半岛从中国版图上被人掠走的教训，都与主持清议的名流重臣不无关系，故胡适在主战问题上，一直是“唱低调”的，这是事实。

我们按时间顺序，看看胡适的“哀矜敬慎”对主战的态度。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记者采访时说：

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933年5月，傅作义率五十九军在怀柔抵抗现代化日军的飞机大炮的进攻。日军撤走后，傅作义在战场找到二百零三具阵亡官兵遗骸，葬之大青山下，立碑以慰忠烈。胡适敬佩不已，后以诗表哀敬，冷静而低调：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是年12月20日，胡适致信汪精卫，重申对抗日要“哀矜敬慎”：

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

这也许正是胡适每发抗日政论时，既“哀矜敬慎”，又不给抗日泼冷水，而是揆时度势，知制有节，低调而不失信心。

1934年12月17日，是胡适生日，他在这天写《国际危机的逼近》一文，发于《独立评论》一百三十二号。文章全面阐述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华野心不死，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华民族燕巢危幕，无力自救的悲剧不可避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中国必将遭到巨大牺牲。

但文章并不悲观，开始提倡武力御侮。据章希吕日记载：“夜饭后和适兄闲谈了两个钟头，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怀了一个不能幸免之惧，中国尤首当其冲，牺牲必大，那时人民的痛苦必比现在尤甚。但中国能否翻身，就在这个世界大混战中。”最后一句话可解读为，中国只有通过抗战才能自救，才能翻身。

1935年6月27日，胡适写长信给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信中说：

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十年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做战场，一切文化做鲁汶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从那长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胡适在主战问题上是低调的，但战端一开，他又是主张坚决抗战的，并主张持久战，通过全民抗战完成民族的自我救赎。

胡适又是十分重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的。

胡适认为，日本现在欲亡中国，而准备大举侵略，是中日两国千年历史不幸的一段，但“雾散云开自有时”，历史总会有中日两国平等友好的光明前途。出于对日本人民险恶前途的担忧与惋惜，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忠告日本“悬崖勒马”，放下屠刀。

1936年7月，胡适到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途经日本时，他专门到神户找室伏高信谈了一次话。1935年10月3日，日本学者室伏高信曾请求胡适为《日本评论》写一篇文章。胡适就写了《敬告日本国民》，刊登在《日本评论》（11月号）上。文章警告日本“悬崖勒马”，“苦心无边，回头是岸，不回头的危险是不能想象的”。

胡适还专门写了《答室伏高信》重申：“凡侵略我们的，凡阻害我们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都是我们的敌人。”

室伏高信也写了两封“答胡适之书”。这位和平主义者、东方文化主义者室伏高信，在信中表示，日本确应“慎戒”，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要认中国为朋友。在第二封“答胡适之书”中，有几句十分精彩的话，抄录如下：

我们应该在东方诸民族的自由平等立场上结合起来，使世界为之战栗！我们可以效法马克思一句话“所失的不过是铁链（多译为镣铐——引者）而已”，要这样，世界的舞台始会转变，而“朝气的国家”一定能升出新鲜的太阳。

胡适拜访了室伏高信后，在从神户开往东京的火车上，遥望白雪覆盖的富士山，诗兴油然而生，遂觅得小诗一首：

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

胡适自己说，“我写了这首小诗，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7月21日日记）。

生活往往充满悖论。胡适一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十分敬仰。而从室伏高信的《胡适再见记》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视胡适为“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胡适方如梦初醒，方知当他到日本列岛，走下邮轮时，为什么竟无一个日本人到码头迎迓。

更令人诧异的是，日本战败之后七十年，日本学术界仍对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人的研究趋之若鹜，而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胡适的研究冷冷清清，甚至依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胡适充满仇恨。

呜呼，被梁实秋称为“比较温和和高雅的”日本人，这是怎么啦？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认识透彻

梁实秋在《看云集·忆岂明老人》一文中，是这样介绍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的“苦雨斋”的：

八道湾在西城，是名副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

梁实秋笔下的“苦雨斋”，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的四合院，房子四白落地，窗明几净。周作人就是在这样的“苦雨斋”里，淡泊而寂寞地阅读“金枝”，吟咏日本俳句，写他清明冷隽的杂文小品。因寂寞而创作，是日本人有岛武郎的名句：“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周作人就是在寂寞中的“苦雨斋”读书、创作的，他在《瓜豆集·结缘豆》中说，“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人生的孤独”。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周作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但正是在这种寂寞的精神状态下，他获得了自由的人生境界，精神获得了自由，创作也获得了新的超越。鲁迅认为，周作人式的“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是“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鲁迅若听到欧内斯特·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感言，会怎么想呢？海明威说：

孤独是作家的精神资源，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倒。一个人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会马上被理解，在这一点上，他有时是幸运的；但是它们终究会清晰起来，根据他们以及作家具有的点石成金的本领大小，他们将青史留名或被人遗忘。

海明威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周氏兄弟。

寂寞的周作人在“苦雨斋”写的读书笔记体的精妙散文，给寥落的文坛，添了不少生气和热闹。读者可以经常从《大公报·文艺副刊》《论语》《人间世》《青年界》诸多报刊上，读到署名知堂、岂明的优雅文章。

郁达夫1935年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竟占去一半篇幅，郁达夫特别推崇周作人的散文，他说，周作人的散文“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在郁达夫看来，周作人的散文远在鲁迅之上。

当代文学批评家，太看重鲁迅敢于直面现实，主张韧性战斗，凡文字都具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如郁达夫就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是的，鲁迅的文章，具有很犀利的批判精神，但作为文学，这只是一种在特别语境和政治背景下被强化了的功能。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除了教化的功能，还有更重要的审美功能的话，周作人的散文，则另有风景，“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郁达夫语）。

鲁迅式的“辛辣干脆、全近讽刺”与周作人式的“湛然和蔼、出诸反语”，是散文多样风采中的两种风格，孰好孰次，难以说清。胡适早在1922年《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就肯定了周作人的散文成就：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适的话，即使现在看，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可惜的是，即使今天，还有不少文学史家，仍视鲁迅的散文为唯一正道，故意贬低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成就，这恐怕不是审美的偏差，而是鲁迅独大的政治意识在作祟。

有不少文章说周作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准备用武力征服中国之际，躲进“苦雨斋”无动于衷，却伏案写作，“专谈风月讲趣味”。

周作人在“苦雨斋”里写文章，这是事实。但并不谈风月。对此，他在1936年11月出版的《瓜豆集·题记》中说：

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谈了罢，要谈风月了吧……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

躲在“苦雨斋”里，寂寞着，但又不是“谈风月讲趣味”，那能干什么呢？作为“五四”那代人且为骨干的周作人，不关心政局、不触及时事是不可能的。

1934年9月2日，周作人从日本返回北平。第一件事是访亡友刘半农的夫人。周作人去日本途中，刘半农在西北调查方言，不幸染回归热，回到北平后医治无效亡故。等周作人到东京，才从友人那里得到此讯，闻之怅然若失，悲痛欲绝。夜深人静之时，周作人想起自己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五十自寿诗》时，同期还有刘半农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一文。他记得刘半农在《题记》中写道：“昔苦雨斋老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此名其斋。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信之矣。”

没多久，他们二人还在《论语》上以诗相和。刘半农诗为《自题画像》，云：

名师执笔美人参，画出冬烘两鬓斑。

桐眼注明劳碌命，评头未许穴窬（yú，指门边的洞——引者）钻。

诗文讽世终何补，磊块横胸且自宽。

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周作人记得十七年前，初见刘半农时，刘半农脚穿灰蓝缎帮鞋，钱玄同戏称此鞋为“鱼皮鞋”，遂和刘半农诗曰：

宝相庄严许拜参，面皮光滑鬓毛斑。

眼斜好显蛾眉细，头大难将狗洞钻。

脚下鱼鳞方步稳，壶中芝豆老怀宽。

布衫恰是新章服，抵得前朝一品冠。

刘半农与周作人的诗，各画了一张肖像图。刘半农为自己，周作人为刘半农。皆显其形、其神魄。两位老友唱和间的嬉笑、诙谐、戏语，掩不住感情笃深。往事似烟，周作人每每想起，总不禁潸然泪下。

周作人到北平的第十三天，参加北京大学举行的刘半农追悼会。周作人沉痛致悼词：

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

周作人从人格和学问上极恰切地总结了刘半农的长处，表达的也正是自己看重老友的地方。

周作人一生，不断地送故人离去。徐志摩济南空难后，周作人写文章悼念这位与自己并无深交，甚至有笔墨交锋、相互讥讽的过世故人。他在《看云集·志摩纪念》中，为“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的徐志摩表达了敬意。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周作人在好友李大钊就义时震惊、哀痛的情景。当《顺天时报》发表文章肆意向李大钊的英灵大泼污水时，周作人愤怒了，连续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文，捍卫李大钊的一世英名，说他是“以身殉主义”的高风亮节之人。文章正气凛然。周作人还与胡适等人保护李大钊遗孀、遗孤，心中还惦记着李大钊文集的出版。

在“三一八”殉难者追悼会上，周作人也来送那些并不相识的年轻人，他献的挽联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读周作人上面的文字，依旧可见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文人身上的温暖和真诚。

周作人在“苦雨斋”，也并未与外界隔绝，他时常会与文学界所谓的“京派”圈子保持联系。查1934年9月22日周作人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午往丰泽园赴《大公报·文艺副刊》之招宴，到者杨金甫、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郑振铎、沈从文等。

这些被称为“京派”的文学圈子里的人，有的是周作人的朋友、学生，有的是后进的新人。有的一直亲密相处，如俞平伯；有的曾有过碰撞，如梁实秋就与他有过“丑的字句”的争论。朱自清在谈到这场论争时说：“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

“丑的字句”争论刚息，梁实秋又多次著文，批判“五四”文学“浪漫的趋势”，周作人就是被批评者之一。但这纯属文学观念之争，并没有像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关于“革命文学”论争时，搬出十八般武器。周作人与梁实秋在争论中，照样可以做朋友。比如，梁实秋特邀周作人到清华文学社做文学演说。周作人觉得梁实秋对“五四”文学浪漫主义的批评有道理，则由衷折服。梁实秋办《自由评论》，周作人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经常与友人交往、讨论，“苦雨斋”也不是凄风苦雨中与世隔绝的深山古寺。周作人的寂寞，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状态。夸大了这种寂寞，说他在入世与出世间苦苦挣扎，或硬与世界观相挂，往往会远离真相。

周作人是关心社会，触及时事和政局的。

就在周作人刚从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追悼亡友刘半农之时，他仍关注时事、国事。他曾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大谈日本入侵中国的形势，“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指出“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矫之气尚甚”。并对国人对待中日交战充斥着“国粹的狂言与八股言论”表示担忧，“即军备也是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认为这是缺乏理性的危险态度（《跋知堂两信》）。

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的观点，与同时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全国震惊之后》的观点，很接近。胡适批评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敌，“我们的一切法宝：口号标语、精神文明、宝华山念经、金刚时轮法会、‘太古式’的军备与运输”是抵御不了的。与周作人批评国民之“大刀队可胜于空军，打拳可敌坦克”的轻敌思想相近，指出非理性的轻敌之论，是抵御不了日本侵略的。

此外，周作人还参与胡适与“子固”关于御敌的争论。一位署名“子固”的人发表文章，不赞同胡适提出的抵御外侮，非“依靠自己”“长期拼命”谋自身的现代化的“自救”主张。而大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才是救国之道。周作人站在胡适一边，写了一篇《西洋也有臭虫》参加论战，批评国难当前大谈复古老调的现象。周作人保持了一位“五四”的老战士的清醒。

周作人还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形势。从报上见到希特勒派军警捉同性恋者，于是写《关于捉同性恋爱》一文，从希特勒烧性书，驱逐犹太人说开去，由此及彼，又谈到希特勒“冲锋派清党”，继而笔锋一转，说道：“中国又何尝有批评德国的资格，我们说这些闲话岂非不自量乎？”

关于欧洲战事起，“妇女参战”的问题，周作人也感兴趣，忍不住撰写《关于孟母》一文，“女军人与殉难的忠臣一样，我想都是亡国时期的装饰，有如若干花圈”，表达了他的反非正义战争情绪。

1936年年初，周作人与胡适有过一次关于人生哲学与态度的通信讨论。是年1月9日，胡适致信周作人，重申“多事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的人生哲学。介绍“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胡适此信，是回应周作人曾写信劝胡适凡事不可太热心，“汔可小休”的，故胡适在信中，反过来又说周作人，“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胡适往来书信》）。

胡适算是了解周作人的，但周作人对自己的解剖，似比胡适严峻。同月，周作人写了《自己的文章》，谈到自己文章和为人处世的矛盾：

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闲适是一种很难得的态度……惟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但此等难事唯有贤达能做得到，若是凡人就是平常烦恼也难处理，岂敢望这样的大解放乎。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焦躁心态，文化也带一股焦躁之气。而周作人等人追求的平淡闲适之气，即胡适所说的“淡远”“平和”之气，绝非是一种对现实逃避，而是一种超越，一种对现实更清醒的把握。即便从道德、事功角度去看，闲适淡远的境界也是体现着随缘任运的明智和“以物观物”的智慧。

平淡闲适的境界周作人是努力追求了，但最终也没有修行到火候，以沉沦告终。

应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逼近交战状态，周作人还是清醒的，他应邀到北京大学做了《关于征兵》的演讲。他甚为激昂地力主“修武备”，“用强力来对付”日寇的侵略，而且要求政府追究“无抵抗”而“失地”的责任。

1933年3月，他在写给学生俞平伯的信中，说：

世界日报载北大将迁汴，闻之欣然。吾侪教书匠亦居然得列于古物南迁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喜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论下去，大抵幽燕沦陷已属定命，而华夷之界则当在河——不，非当也，乃是决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谓天堑然则当指此耳。

此信对国民党不抵抗即将华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丑行，表示了嘲讽和批评。

同年10月，周作人又写《颜氏学记》，严厉谴责“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在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权”。

《颜氏学记》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气节论”也进行了批评。周作人说：颜子推“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于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他认为“事功”，即实际的行为与效果，比抽象无原则地空喊“气节”重要得多。1935年，周作人写《关于英雄崇拜》，对史可法的气节崇拜提出异议：“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周作人认为，气节，须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牺牲太大。而且，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他哥哥鲁迅，在《寻开心》一文中，支持其弟的观点，说：“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

不注重抗战的实际准备，一味高唱“唯道德论”，乃是一种新国粹主义，也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消极抗战论。周氏兄弟的批判，意义深刻。

1934年，周作人还曾发表《弃文从武》一文。此文表现了周作人在中日大战一触即发的局势下的矛盾心境：文人应有守土之责，又深感书生无用，而对战争的前途也缺乏信心。他说：“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弃文从武》比《颜氏学记》似乎更冷静、更理性些，开始考虑中国“从武”“武备”具不具备与日本开战的能力，文中流露出无奈和悲观的情绪。据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透露，他在撤离北平之前，找到周作人谈了一次话，周作人重复《弃文从武》的观点，对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胜的，人家海军还没打，已经登岸来了，我们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1935年，周作人写《关于日本语》《日本管窥》和《谈日本文化书》等文，指出有必要对中日关系及其出路，从另一个角度，即非军事角度，进行考察与选择。文中说：“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周作人的考虑并非无道理。当时中国国民被仇日情绪支配，周作人能保持这种清醒的理性态度，殊为不易。鲁迅在《从孩子照相说起》里，指出即使是日本这样的“仇敌”，对于其真正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周氏兄弟在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绪笼罩下，都保持了清醒的理性精神，这是值得重视的。”（《周作人传》）

1929年之后，文坛各派势力严重对立，交锋论争不断，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在《关于写文章》一文中认为，这种笔战“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兄长鲁迅却与他唱反调，在《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中则说：“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且先不论周氏兄弟之论孰是孰非，他们都积极地投入论争却是事实。

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受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打压，同时又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已被左翼作家视为异类，遭到否定和批判。只是当时左派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鲁迅，周作人没有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攻击而已。

后来，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左派们停止了对鲁迅的“围剿”，鲁迅也就成了左联骨干。当然，文坛并未因此而如鲁迅所说，“决不因此混乱”。左派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依然严重，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愈演愈烈。但是，左翼作家对周作人、胡适和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就不再客气了。

1935年1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林语堂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左联的论理家胡风。在文章中，针对周作人关于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于一身的观点，胡风指出：“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了现实主义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就现在的周作人氏说罢，要叫‘伧父竖子’的我们在他里面找出在真实意义上的‘叛徒’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意思是作为“隐士”的周作人，已失去了他的历史积极作用了。

周作人针对胡风的这篇文字虽聱牙，意思却清楚的文章，写了《蔼理斯的时代》一文回敬，说：“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是活该。”周作人是说，在历史的变动中，持“顺其自然”态度的“自我”，与胡风这类有“信仰”的左翼文人之间，是“隔”而不通，没有共同语言。

胡风又写《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批评周作人的论调“对于已成的强者有利的”，向强者献媚。

周作人在《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认为左翼运动是建筑在“狂信”的基础上的“新礼教”，告诉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入新的专断”。周作人一直在反对“以文艺作政治的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与“载道”的工具的。

在鲁迅眼里，他是赞同周作人的。在鲁迅三弟周建人写的《致周作人书》中，可知鲁迅与他的谈话，鲁迅说了下面别有见地的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当然，鲁迅这些话，只是说给三弟听，并未敢公之于众，鲁迅是深知其后果的。

值得研究的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与周作人在个人感情上已是水火不容，形同陌路了。但他们之间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如反对文学做政治手段，要求文学成为“传道”“载道”的工具等问题的看法上，是有惊人相似的地方。

鲁迅与周作人在一些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并非是一种默契、自觉的配合，而只是基于实事求是。他们之间的怨恨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又都遵守一种法则，不公开交锋。

查1932年11月20日，鲁迅回北平探望病中老母鲁瑞，与许广平的通信，当中就有这样的话来评价周作人：

乖姑：

此刻是十九日午后一时半，我和两乖姑离开，已是九天了。现在闲坐无事，就来写几句……这几天较有来客，前天霁野、静农、建功来。昨天又来，且请我在同和居吃饭，兼士亦至，他总算不变政客，所以也不得意。今天幼渔邀我吃夜饭，拟三点半去，此外我想不应酬了。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刘复之笑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之后，早不理大家了……

“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的评语，有点牵强。仅因废名批评他，就迁怒于周作人，难以服人。

周作人在1933年3月4日《致江绍原书》中谈及鲁迅出版的《两地书》时，颇不以为然地说：

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

后周作人又在《周作人书信·序言》中，暗含讥讽地说：

（我的书信）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

兄弟间类似这种的文中有话，笔锋一转，便成棍棒，不留情面地敲打对方，似乎不少。鲁迅的《“京派”和“海派”》一文，写的是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问题。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不久，上海作家苏汶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沈从文又写《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展开了关于“海派”和“京派”的争论。鲁迅“赶了一下热闹”，参加了争论，顺便在文中给了周作人一枪，文中说“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真正老京派打头”等语，实际上指1935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一文，开头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房东太太，便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据俞芳写的《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一文说，羽太信子曾不让孩子去看鲁迅，而且咒骂让他冷清死。这话使鲁迅和朱安很受刺激。有了孩子的鲁迅在《从孩子照相说起》中旧事重提，愤懑犹在，且多了些得意的讥讽。

于是周作人又作《老人的胡闹》一文，说：

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周作人一贯平和淡然，但在此这等尖酸刻薄，定有深层原因。这让人想起鲁迅那篇《趋时和复古》。该文发表在1934年8月15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一开头说：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鲁迅在批判林语堂的同时，也把板子打在周作人的屁股上。周作人的怒气，怕由此而来，遂写《老人的胡闹》相讥。

人们都知道，1934年到1935年，鲁迅与周作人的争论，主要是关于“论语派”的争论。公开的是鲁迅与林语堂的争论，而骨子里是周氏兄弟的暗中争斗。因为周作人才是“论语派”的灵魂。鲁迅和周作人都避免兄弟公开争斗的良苦用心，也让人感动。

两位都有鲜明个性的作家，虽多年失和，彼此怨怼，但毕竟是同胞亲兄弟，血浓于水。

据他们的三弟周建人后来在《鲁迅先生对于科学》一文中的回忆，鲁迅在病危之时，竟是手捧周作人的著作阅读。在《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二期中，有一封周建人在鲁迅病故不久写给周作人的信，转达鲁迅在最后时刻关于周作人的谈话，其中有关于“送李大钊之子赴日本之事，他（鲁迅——引者）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还是肯定了周作人的一些作为。

我们再看看鲁迅逝世当天，周作人在接受《大晚报》采访时关于鲁迅的谈话：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周作人还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说：

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惟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作“人”去看，不是当作“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

周作人客观地评价了鲁迅在小说和整理国故方面的成就，也对乃兄的性格做了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对将鲁迅请进神龛的做法，予以谴责，即便在当下，也极有深刻的意义。

“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集状元、共产党员于一身的教授吴承仕

1935年冬，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一步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

12月9日，寒风凛冽，中国大学师生的队伍里，头发已染霜的吴承仕与学生并肩而行，赶到新华门前集会。那里军警已持刀枪警戒，气氛肃杀。从各方会集到新华门的队伍，口号震天，然后是慷慨的演讲。吴承仕振臂而呼，满腔热忱。军警受命逮捕学生，吴承仕又千方百计奔走营救，并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政府不抵抗政策。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章太炎得知北平的国民党当局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作乱为由，用兵镇压学生运动，便发电支持学生运动，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宋哲元复电表示：“先生之嘱，自当遵办。”

一二·九遂未发生血案。至今史书上很少提章太炎在此次爱国运动中的作用。

章太炎知弟子吴承仕参加此运动，甚为关心，为吴承仕安全计，多次致信劝他到南方。从弟子汪东处，得知吴承仕准备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甚喜”，催他尽快南下，并希望“每月来此两地”讲学。时章太炎居于苏州，盼弟子之殷切，让人动容。但后来，已是中共党员的吴承仕已接受党的指示，决心在北平坚持抗日救国工作，无心南下苟且偷安。他遂于1936年2月20日，在东北大学休息室，致信尊师曰：

先生慈鉴，手谕敬悉，旭初瞩望之殷，劝勉之切，唯有感激，暑假以后，自当南下。私冀时奉明诲，俾免陨越。如或国难日深，中枢颠陨，托命何所，当不可知，则区区约言，又不足道矣。

1936年6月，章太炎溘然离世。吴承仕众弟子闻章太炎先生仙逝，悲痛欲绝，无法到南方为师奔丧，他们发《通启》，告之全国，曰：“先师章太炎先生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章太炎在北平的众弟子，在北平为老师举行追悼会和遗墨展览会。追悼会现场，众弟子拟一挽联以寄哀思：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

吴承仕独自作一长挽，高度评价老师的学问、气节、人品：

隐括刘贾许颖，以阐扬十二经，玄素遗文，始议胡董，终驳皮康，自排满反日以还，式昭攘夷大义；

继述王李顾黄，卒光复五千载，羲农旧物，系狱三年，去食七日，后渔父中山而逝，允推开国元勋。

读吴承仕的这一副祭奠恩师章太炎的挽联，可见其对恩师的学养学识、文化人格的崇敬，也更见彼此那份深情厚谊。

1989年有一篇文章说：“吴承仕在北平进步学生和文化界的声望越来越高，然而他的旧日的师友不理解他，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绝了师生之谊。”《细说民国大文人》一书也说，因吴承仕赞成马克思主义，“章太炎视他为叛逆，和他断绝了师生之谊”云云，此系揣测，并无实据，皆相互抄录，以讹传讹而已。1936年，吴承仕在自己创办的《时代文化》杂志上，发表《国歌改造运动》一文，辛辣讽刺国民党的国歌是“无聊的歌曲、倒字的野调，唱的是‘三民主义误荡搜宗’……万口一声一齐吐倒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在它的低能”。文章巧妙在从国语须区别四声说起，表面是文化探讨，实则为锋指国民党之独裁和倒行逆施。吴承仕将此文遥寄章太炎先生。章太炎收到后，即复信弟子吴承仕说：“前接《国歌改造运动》数纸，已付导儿分赠同学。”导儿，章太炎长子章导，当时在大夏大学读书。倘若如所传，章太炎因弟子吴承仕“赞成马克思主义，而视之为叛逆，断绝师生之谊”的话，何以会复信吴承仕，并支持他写《国歌改造运动》？师生因信仰不同，偶有歧见，自然难免，但“断绝师生之谊”之说，纯属误传。

章太炎门生众多，且多是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黄侃、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周作人、吴承仕、汪东、曹聚仁等，众星闪烁，熠熠生辉。

章太炎的众多弟子中，尚有所谓的“四大金刚”“五王”和“二妙”之说。“四大金刚”，系指黄侃、汪东、钱玄同、吴承仕。“五王”者，“四大金刚”加上朱希祖，即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而后人又称黄侃、汪东为“章门二妙”。

本节专门介绍集清末状元、民国时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章门传奇人物吴承仕。

1980年出版的缩印本《辞海》的“吴承仕”条曰：

吴承仕（1884—1939），学者。字检斋，安徽歙县人，清光绪举人。章炳麟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学院教授。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晚年以新观点整理古籍，较有成绩。1933年以后，在北平创办进步的学术刊物，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对于当时抗日民主运动有一定影响。抗战以后，坚持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支持两个进步刊物，传播民主革命的吼声。著有《经籍旧音辨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三名礼物》《礼服释例》《释车》《六书条例》《淮南旧注校理》等。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承仕赴南京乡试，中举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以举人身份赴北京，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贡考（俗称殿试）。因时逢“戊戌变法”，停科举改为“举贡考职”。吴承仕与进士一道朝考，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朝元”，亦称状元。光绪钦点大理院主事。年仅二十四岁之吴承仕，成为清王朝最年轻的状元。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后，吴承仕出任司法部佥事，如同鲁迅任教育部佥事。但吴承仕不恋仕途，不久拜章太炎为师，将精力转入学术领域，遂成大学问家，后又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同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蒋南翔写的《纪念吴承仕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章。文中说：

我们举行隆重的集会纪念他，因为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由一位硕学鸿儒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前清的举人发展成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这样漫长曲折的战斗经历，是举世稀有的。无论从他的学术成就，从他的革命实践来说，都值得我们深深的尊敬和永远的纪念。

1930年，因章太炎屡屡发表不满蒋介石的言论，国民党两次通缉他，章太炎先生遂有三年隐居生活。吴承仕等弟子在老师隐居时，多与他联系，慰藉他。吴承仕曾写《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国路线》，在《盍旦》上发表：

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由于前者，他认识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出路；由于后者，他认识当局某种借口是摧残救国运动的工具而敢于揭破它。

他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电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对此务宜坦怀……”又二十六日发表谈话：“学生爱国运动，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

……

我们感受着预告暴风雨到来的低气压，觉得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当“救国”“祸国”两词可以随人播弄的现阶段，尤有重大的意义……

这证明他老先生的救亡主张和对于当局的态度，是一贯的而非支节的，是必至的而非偶发的。

文章既消除舆论对章太炎冠以“复古”“保守”的偏见，又是对国民党当局的揭露和批判。

据王西彦回忆：

1931年，吴承仕先生邀请太炎生生来讲学，真可谓前呼后拥，老先生端坐讲台，弟子检斋（即吴承仕）、玄同、逖先、幼渔、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太炎先生口操浙语口若悬河讲述，玄同先生以国语翻译，检斋先生帮助板书，一讲数小时，这些平日在我们青年眼中的权威名教授，却始终毕恭毕敬，站着不敢有怠。足见当时师之尊、弟之敬的程度，至今仍传为美谈。

王西彦是1933年暑假只身到北平进入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的。后又参加北平左联和旧学联的活动，参加一二·九运动，被选为“北平作家协会”候补执行委员。他的回忆，显然是后来听说的，因此与事实有出入。

章太炎到北平，非1931年，乃1933年2月，也非应吴承仕所“邀请”来讲学，而是北上北平，督促张学良抗日，并顺便应吴承仕等弟子之邀在北平讲学。另一目的，是携来自己一生所有的七卷著作，交给钱玄同、吴承仕等弟子设法印制出版。众弟子纷纷出资，“交由吴检斋总其成”。钱玄同、吴承仕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辑校阅。《章炳麟论学集》终得出版。章太炎见到书，甚是高兴，即给吴承仕写信道：“此书经营二岁有余，方成剖剧，足下与玄同力亦疲惫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沈阳、吉林、黑龙江相继沦陷。吴承仕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曾与高步瀛、袁同礼等多名教师联名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奋起抗日。

1934年，在中国大学任国学系主任时，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多载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及茅盾、曹清华等进步作家作品。鲁迅的《儒术》于1934年6月，以唐俟的署名，发在第一卷第二期的《文史》月刊上。那是鲁迅听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据《大美晚报》）”后，所引发的一段关于“儒术”的议论，并弦外有音地议论道：“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钱玄同认定，“《文史》是一赤色刊物”，或因《文史》所刊进步作品较多之故。但也证实吴承仕的政治态度。因此，《文史》仅出了四期，便被“查封”，合乎逻辑。

1935年10月，吴承仕再办《盍旦》期刊，盍旦者，渴望光明之意，具有挑战性。坚持革命方向，又出了五期，也遭查禁。吴承仕坚持屡禁屡办的韧性精神，于1936年8月，又与一些同道创办了《时代文化》杂志。前面讲的《国歌改造运动》一文，就发表在《时代文化》上。

1936年，吴承仕在《时代文化》发表《一二·一二的示威游行与学运》，翌年又在该刊发表《新学生团体的出现》，都是总结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发展，同时揭露国民党分裂学运的种种阴谋。就是在这一年深秋，经中共地下党的考验，吴承仕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与齐燕铭等编在同一特别小组。

1937年春，张友渔、吴承仕、张申府等进步教授，经研究决定，组织新启蒙学会。吴承仕被推举起草《新启蒙学会宣言》。不久，吴承仕拟就了宣言，提出新启蒙学会旨在“唤醒比较多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改新的中心力量……争取当前的民族解放的胜利”。很显然，吴承仕受到左翼作家运动的影响，在党的指示下，力求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争取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故有此举。

《新启蒙学会宣言》一出，社会反响并不大。一是因为当时大敌当前，国人更多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二是新启蒙宗旨不清。但即便是这样，反动派还是嗅出赤色味道，就有杨立奎再次出面，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斥灭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一文，攻击新启蒙运动。杨立奎者，乃吴承仕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一二·九运动之后，吴承仕与杨立奎多有斗争。杨立奎与“新学联”“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一起反对学生爱国运动。吴承仕曾撰文《新学生团体的出现》，揭露其反共反民主的丑行。同时向社会揭露“新学联”捏造有三百四十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新学联”的欺世勾当。如今杨立奎又跳出来，撰文谩骂：“启蒙学会的人拿忠孝节义五伦八德当作毒素，要把他一点一滴地洗净……这些禽兽，居然在大学里做教师，将来岂不是要教出一大群猛兽来吗？”并通电全国，诬蔑诽谤新启蒙学会及吴承仕。

吴承仕凛然反击，他在《与某人书》（《吴承仕文录》）一文中写道：

承仕幼承庭诰，长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服官法界二十年，讲学于北京、师范、东北、中国、民国各大学，亦逾一纪。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学，探究三礼为事，积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于通人，或积稿盈尺，以待后来之删定，此皆经生素业，诚未足多。至于立身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妄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天地而告鬼神者也……彼辈自有系统，如复兴社、CC团、弘毅社、黄埔系、蓝衣社等，实为其有力之支柱……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

吴承仕此信，并不慷慨激昂，也不露锐利锋芒，但于雍容、自信之襟怀间，有一股凛然正气。恰与杨立奎之泼妇骂街式的苍白滑稽之腔形成强烈反差。正气者自正，邪气者自惭。杨立奎究竟是什么人，说他是反动教授，少有确凿之据，此处不多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之后，吴承仕在北平地下党的保护下，来到天津英租界，化名汪少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尾声

1937年七七事变，全中国军民奋起抗战，也激起广大作家学者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的战斗热情，他们纷纷走出都市的“亭子间”，摆脱狭隘的生活圈子，走向内地，走向乡村，走向抗日最前线，或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杀敌，或进行各种救亡工作，或从事抗日文艺宣传，或为保住民族文化传统在敌后教书育人，不同程度地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以孱弱的肩头，扛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

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广大作家学者感受颠沛流离的生活，目睹侵略者惨绝人寰的杀戮，经历战火洗礼和自我的精神救赎，以凝重伟岸的笔墨进行斗争。《民国清流》第四卷将全景式叙述这一段御侮救国的光辉历史，反映那一代书生在峥嵘岁月中表现出的高尚灵魂和人格力量。

民国清流4

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汪兆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汪兆骞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43-5327-3

Ⅰ．①民…　Ⅱ．①汪…　Ⅲ．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Ⅳ．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1911号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作　　者　汪兆骞

责任编辑　张　霆　姚冬霞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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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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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327-3

定　　价　4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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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为谁万里御风行”——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出访欧美五十一天，作五十六次演说

“燕山柳色太凄迷”——躲在苦雨斋观望的周作人

“云何色殷红”——弘一大师“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郭沫若、田汉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就任中国驻美大使首战告捷

“中国的甘地”梁漱溟赴延安访毛泽东

“为全节概而免祸累”——陈寅恪在香港宁死不事倭督和汪伪

周扬、冯雪峰、徐懋庸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第三章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一生真伪有谁知”——方圆、冰炭集于一身的周作人

“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写得一手漂亮小说的张资平

“孤岛”中的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

第四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巴金说，“其实我并不理解他”——抗日战争中的茅盾

“聊报国家于万一”——张恨水改写抗战小说

“血若停流定是灰”——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战征程

“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对政治一向有兴趣的文人梁实秋

第五章　民国三十年（1941年）

《长河》是抗战文学最精彩的收获之一——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我想就是‘不苟’二字”——从日记中看“不苟”的爱国文人吴宓

被史学家忽略的文学批评家——因毛公鼎改变人生的叶公超

文学批评的一股理性冷峻之风——施蛰存的文艺批评

“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尺长白髯飘飞的冯友兰

第六章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萧红从荒原走向世界

“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丁玲是座谈会重要人物

王实味、吴奚如的冤案

受邀请而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狂人”高长虹

“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是《讲话》后的最重要收获

第七章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郑振铎在沦陷的上海抢救珍贵典籍

“敢言敢怒见精神”——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下的马寅初

“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郁达夫的抗战生涯

“相濡以沫沫成海”——珍视友谊并为抗击侵略者的壮丽年代留下几个真实镜头的叶圣陶、李劼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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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在滂沱大雨中，日本侵略军以军事演习为借口，悍然动用武力，突然攻占了北平的卢沟桥和宛平城。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大幕。中国人民历经八年抗战，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最终取得彪炳千古的伟大胜利。

中华民族从血与火走向新生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也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伟大使命。新文学运动由意识形态艺术流派而引起的复杂混乱的论争，也因适应战时条件而进行了调整，广大的爱国作家在创作上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某些新的素质，共同承接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

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广大的疆土，当时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政治区域：国民党控制的国统区，共产党控制的敌后解放区，日寇占领的沦陷区，还有上海的“孤岛”（存在时间为从1937年11月日寇攻占上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这一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沦陷区，租界内是英、法等国控制，故称“孤岛”）。这几个政治区域的社会制度与政治背景，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状态，故而不同区域的文学呈现了各自不同的面貌，但爱国主义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由各个方面代表共九十七人发起，会议选举朱自清、巴金、老舍、郭沫若、陈西滢、朱光潜、郁达夫、胡风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孙科、周恩来、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由老舍主持文协工作。文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十个分会。是年5月4日，创办文协会刊《抗日文艺》。文协的成立，标志着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及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使抗战初期文学界变得空前统一，创作上洋溢着昂扬激奋、鲜明单纯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基调。

抗战中后期，随着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作家开始正视战争取得胜利的艰巨性和残酷性，文学因此变得苦闷、抑郁，也变得清醒、凝重，现实主义精神得到恢复。作品大都以史诗品格的追求，来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

如果说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凝重、沉郁，具有史诗性，那么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则具有明朗、朴素的风格，具有革命性。丁玲、周扬、萧军、柯仲平、荒煤等怀着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来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群众性文艺活动相结合，使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文艺性期刊纷纷创办，文化团体不断涌现。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文学艺术获得巨大发展。文学书写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表现工人、农民、士兵喜闻乐见的新生活形态、风貌，这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

沦陷区一批作家在极为险恶的日伪政治高压下，坚持创作以抗日为主旨的作品，艺术上保持“忧患时的闲适”式的朴讷、苦涩。沦陷区文坛萧条冷落，并未取得多大成就。

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寇占领。在上海，租界尚在各列强的管辖之下。碍于与各国的邦交，日本人的魔爪暂未进入租界，租界就成了“孤岛”。一部分留在租界的中国作家，仍在这里坚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创作了很多文艺作品，史称“孤岛文学”。钱锺书的长篇《围城》、师陀的《结婚》、张爱玲的《传奇》，便是诞生在“孤岛”的优秀作品。

抗战时期，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而并存。国难当头，炮火连天，文人有责守土抗敌，救亡压倒一切。他们没有情绪去咀嚼争辩文之长短、道之是非，也没兴趣品评、计较文学性、审美等显得不合时宜的问题，更抛却因政治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激烈大论战。他们自觉站在民族解放的大纛下，捐弃前嫌，共同救亡抗敌。

第一章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拉开序幕；胡适提出不要放弃河北；郁达夫、李叔同、张恨水、老舍担起民族救亡的使命

七七事变当日，胡适先应北平市市长秦德纯邀请，与文化界代表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等共商形势对策。后又与梁实秋等应邀赶赴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有关抗日的会议。胡适慷慨陈述了北平的情势、民情的激愤，提出不要放弃河北的建议。

郁达夫与杨骚在闽担任《救亡文艺》主编，四十七天撰写了二十多篇有关抗战的文章，抒“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之志。

在厦门的李叔同（弘一大师），闻听卢沟桥枪声，即改寺庙居室为“殉教堂”，发愿与城市共存亡，“为护法故，不怕炮弹”，表达爱国忠心。

张恨水与张友鸾不拿薪水，创办《南京人报》，并创作《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两部宣传抗日救国的长篇小说，弘扬“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鼓励民气之意”精神。

在青岛的老舍，“别妇抛雏”，提着一只小皮箱，穿过敌人的炮火，赶到长沙，开始了八年流亡抗战的火热生活。

郭沫若在国民党的秘密安排下，从日本踏浪回到上海，写《民族的喜炮》一诗，表达“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射向日寇的豪情；田汉创作的多幕剧《卢沟桥》，为最早宣传抗日的剧本。不久，郭沫若、田汉到武汉，受命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而在沦陷的北平，一直躲在苦雨斋中的周作人，不动声色地品着茶，看院内枣树上的枣由绿变红，内心却痛苦地挣扎着……

“为谁万里御风行”——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出访欧美五十一天，作五十六次演说

1937年7月7日，大雨倾盆，鲜血横流，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

在极度紧张的局势下，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匆匆邀请文化界代表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人，在北平市政府商讨形势对策。胡适刚刚在4月18日的《独立评论》复刊号上，发表了关于抗日与国际新形势的政论文章《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预言日本称霸东亚与西太平洋的日子即将终结。七七事变让胡适有些震惊。他在会上坚持在《独立评论》复刊号上的观点。

是夜，大雨方歇，胡适又和罗隆基、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月9日前往江西九江庐山开会事宜。他们吃过晚饭，坐在庭院中开会。罗隆基对国民党应对七七事变态度不积极大为不满，言道：“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胡适听罢，不以为然。他批评罗隆基，坚称此时此地只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进退，不能只搞什么党派活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1962年2月6日“中央日报”）。

7月9日，胡适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乘火车取道天津南下。两天后，胡适夫人江冬秀在叶公超、饶毓泰、梁实秋、姚从吾等人陪同下，撤离北平，暂留天津租界。

7月11日，胡适抵九江，登上庐山。当日下午，蒋介石就举行茶会，接见了胡适。

蒋介石对胡适经常批评时政，向政府争自由、争人权，是怀有不满的。不过，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即致电张学良，称：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接着，胡适又写《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指责张学良扣押蒋的行动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载于1936年12月20日《大公报》）。

那年，胡适写的几篇关于抗日外交方面的文章《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东京的兵变》《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国联还可以抬头》等，深得蒋介石赏识。

茶会上，胡适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陈述七七事变后民众情绪愤激的情形，主张不能放弃河北。蒋介石听罢，十分感动。王世杰后来在《我对蒋公的回忆》一书中说，蒋介石就在7月11日深夜，下定军事上全面抵抗日寇的最后决心，并即刻着手调兵遣将，开赴河北战场。

读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得知1961年9月3日，王世杰请胡适吃饭，再次谈起“庐山谈话”。王世杰说，那次谈话对全面抗战产生了很大影响。

7月18日，胡适在庐山写了《独立评论》第二百四十四期的《编辑后记》，再次表示：

卢沟桥事件很少可以无条件地当为地方事件解决的可能，我们须有大规模的准备。这次我们不能有所割让，如此则又回到两年前的局面了，那还了得！

胡适郑重表示，完全支持并服从国民党全面抗日的决策。不过，胡适尽管抗击日寇的态度很坚定，言论也坚强有力，其内心深处仍对中国的抗战能力深怀忧虑。他的理智和责任心，促使他在全面抗战之前，为蒋介石谋划最后的和平努力，以争取时间积极备战，为残酷的战争积蓄有效力量。

胡适在会上多次发言，表达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襟怀。

为此，同组的胡建中当场赋诗一首赠胡适：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陈词又一回。

胡适读罢，即写了一首回赠：

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虾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其诗通俗意深，表达了渴望为国效力的心情。

7月28日，胡适下庐山，飞往武汉。

7月31日，蒋介石在武汉又约胡适、梅贻琦，以及陶希圣、陈布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吃午饭。席间，蒋介石告诉大家，他已决定对日全面开战。有人问，战事一开，国军能支持多久，蒋说“可支持六个月”。胡适闻之，心情颇为沉重。这与他先前的忧虑是吻合的。胡适不便在饭桌上陈述他的忧虑，只是提出战要打，但“外交路线不可断”，争取时间，积蓄力量。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到，沉重地压他心头的，是一种悲观情绪，是对国家实力的悲观。同一天，他在给老朋友蒋廷黻的信中说：

苏俄预备了那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漂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

胡适对和平外交并不寄予太大的希望，他知道日本人灭我中华的野心不会因外交而改变。他只知道，国家孱弱，难以避免遭人欺侮，只有挺起自己的脊梁，抗击侵略者，要么在抗击敌人中灭亡，要么在血与火的圣战中重生。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和平努力。

同一天，日本飞机轰炸天津南开大学，天津民众伤亡惨重。胡适极其愤怒地予以声讨，还发了电报给在东京的孟禄博士。孟禄博士是世界教育联合会的会长，正在东京主持世界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胡适要求他在8月2日的开幕式上揭露日军在天津的暴行，并予以谴责与道义制裁。

8月6日，蒋介石再次邀胡适晤谈。胡适建议蒋介石不要断绝与各国的外交路线，在大战前再作一次和平的努力，以赢得时间，充足战备，以备最后与日本决战。

8月13日，上海战火重燃，中国军民奋勇抗敌的吼声响彻大江南北。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

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其态度之坚决，口气之强硬，让国人振奋。

8月17日，胡适被聘为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参加了国民党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从此，一介书生胡适走进他一贯远离的庙堂，以参议的角色，走上了共赴国难的道路。

8月19日，汪精卫告知胡适，中枢拟开释陈独秀。至此，胡适与友人经多日努力，让老朋友陈独秀重获自由。

9月7日，蒋介石再邀胡适，交给他奔赴国难的任务：以非官方身份，去欧美访问，做抗日宣传与外交联络工作，争取欧美民主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并派钱端升、张忠绂作为他的助手，开展工作。

起初，胡适向蒋介石表示，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愿留在南京，与国家和人民共存亡。岂能逃离战场，作闲人游走海外？但蒋介石反问他，你不是建议我不能放弃外交，争取世界民主国家对抗日的支持吗？我主意已定，准备上路吧。此刻，又经老友王世杰和学生傅斯年的劝说，胡适不好再推辞。

9月8日，胡适向汪精卫、陶希圣等人辞行。他对汪、陶等人说，自己原是主张“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而不主张轻易抗战的人，即便是现在，还认为“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者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好处”。

胡适是当日离开南京的。他与儿子祖望乘船逆江而上，于11日抵达汉口。安顿好儿子，胡适又于13日与钱端升、张忠绂搭飞机离武汉，一路向南飞往香港。赶上台风肆虐，那个让胡适感到耻辱的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就在香港度过。胡适感慨地说：“今日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

台风过后，20日，胡适再登飞机，经吕宋岛、马尼拉、关岛、威克岛、中途岛、夏威夷、檀香山，七次起落之后，于26日到达美国重镇旧金山。一路衔命国事的洲际之旅，对胡而言，真可谓是任重而道远。身负重任，心情复杂，但那不辱使命的决心，可从他于途中写的小诗《早行》中窥见：

棕榈百扇静无声，海上中秋月最明。

如此海天如此夜，为谁万里御风行。

胡适一行三人抵达旧金山机场，已是夕阳西斜时分。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夫妇，率旅美华人代表及美国有关人士，笑迎胡适一行的到来。

胡适匆匆吃过晚饭，便在黄朝琴总领事的带领下，来到华人区的大中华戏院。在这里，胡适发表了赴美的第一次演说。或许这次演说算不上多么精彩，但在这次演说中，胡适的“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这句即兴的话，却成了整个抗日期间颇有名、流布也很广的经典之语。

演说之后，胡适在接受美国合众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之弱点”，“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此语怕也是很有影响的鼓舞人心的名言。

9月29日和30日，胡适又分别在“公共福利俱乐部”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作了演说——《中国能打胜吗？》。听者踊跃，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10月1日，胡适应加州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演说。胡适说，他相信美国人民是厌恶战争、热爱和平的，也相信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是寄予同情的。但中国没有权利冀求别国加入东方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他本人对美国人民广泛要求置身于战争之外的愿望表示理解。然而，仅靠这种消极的绥靖主义是不能避免战争灾祸的。对不顾世界公法与道义信誉的霸权武装力量越是迁就、容忍，越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战争不是以人民意志和平愿望为转移的，崇尚黩武主义的疯狂的战争贩子肯定会把爱好和平的美国强行拉进战争的旋涡。美国人民会突然感到自己已经陷于一种战争的心理状态和实际战争的形势之下，因此被迫选择用正义的参战，来结束罪恶的战争并摧毁暴敌，这也是美国对于世界和平的极大贡献了。

胡适的演说，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理性和思辨力量，其凛然正气让在场的人备受感动。但当胡适这次演说的录音送到电台时，电台认为“讲词太厉害”，要求修改。胡适坚决反对，他表示：“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最后，电台被胡适的爱国精神和洞彻战争的能力慑服，决定立即在全美播放。播出后，得到美国政界和人民的喝彩。旅美华人听到胡适的演说，更是备受鼓舞。

现在重读胡适的《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仍让人热血沸腾。此后的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结局，验证了胡适这一演说的正确判断。日本人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将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0月8日，胡适又到华盛顿，先拜会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王正廷告诉胡适，听了演说《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后，他一直很激动。

10月20日，在王正廷大使的陪同下，胡适到白宫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对胡适表示，他“甚关心战局”，并询问中国抗日“能否坚持过冬”。在晤谈中，胡适希望罗斯福总统“果断放弃妥协思想，用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罗斯福总统告诉胡适，他准备发表公开演说，为中国的立场“求得世界公论同情”，同时鼓励中国“不要悲观”。在胡适看来，罗斯福总统“态度甚诚恳”，其基本立场是倾向于中国的。告别白宫后，胡适立即发一份电报，将他与罗斯福总统交谈的情况汇报给蒋介石。

11月13日，胡适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又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说——《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胡适强调，日寇侵略中国，不仅与中国国家、民族的合法生存发生巨大冲突，而且与新世界的秩序契约、道德限制发生严重冲突。中国奋起抵抗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整个世界作战”，是“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挺身作战”。因此，目前中国的抗日，应该受到整个民主世界的同情与支持。支持中国抗日，也正是在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道义准则以及维护和平。查阅有关资料，当时所发表的关于抗日战争分析的文章，像胡适这样对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和平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透彻分析的，并不多。而在文化界，能发出这样有独立思想的政论声音的书生，更是凤毛麟角了。

12月13日，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举办的“关于远东战争讨论会”上，胡适发言宣告，面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中国是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战。他指出，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一，侵略者犯下许多残害中国人民的阴谋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仇恨。此次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结束美国之行，胡适又去往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地巡回演说，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为何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争取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据统计，以非官方身份出访的胡适，“共五十一天，共作五十六次演说”，平均每天一次以上演说。其辛劳程度不言而喻。

胡适不辞舟车劳顿，在世界各地演说，以一介孱弱书生的身份，发出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声，感动了世界。他的内心时刻挂念抗战中的祖国，1937年12月30日，胡适从大洋彼岸写信给妻子江冬秀：

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是要奔走。

书生胡适的非正式外交，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积极的效果，特别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半年后，从日本回国的杨烈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1937年，国难当头，胡适以参议的角色，奔赴危难，又以非官方身份前往美国游说，揭露日寇侵华暴行，争取世界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在不辱使命的同时，胡适笔耕不辍，撰写有《再谈关汉卿的年代——与冯沅君女士书》《读曲小记》《全国歌谣调查的建议》《〈缀白裘〉序》等文学作品，以及《述陆贾的思想》《颜习斋哲学及其与程朱陆王之异同》等哲学作品。

是年，《鲁迅全集》出版遇到困难，许广平写信给胡适，请求帮助。胡适立刻联系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已有眉目时，七七事变爆发，《鲁迅全集》终未出版。

“燕山柳色太凄迷”——躲在苦雨斋观望的周作人

北平是1937年7月29日陷落的。

八道湾十一号周宅，院内的大杏树上结满了红杏。自打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响过之后，周作人一直沉默着，也许他又忆起《昼梦》中的诗句：

我曾试我的力量，却还不能把院子里的蓖麻连根拔起。

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返响回来，告诉我的声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处去祈求呢？却只有未知之人与未知之神了。

总之，苦雨斋是没有动静的。

七七事变后，北平文化界人士纷纷结伴南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陆续宣布南迁。8月9日，与蒋介石晤谈后从南京回到北平的胡适，与教授叶公超、梁实秋等熟人，一起撤离北平。

徘徊在老杏树下的周作人，依然默不作声。他从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上，看到了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周作人知道，郭沫若是刚刚从日本回到中国的。文章写道：

古人说，“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从文章口气来看，不完全是郭沫若个人劝勉周作人离开北平。他与周作人之私交，远未到彼此可交心的程度。有材料证明，冯雪峰在抗战前夕有意让周作人接近左翼作家，并隐约表示让周建人接近其兄周作人，做争取工作。在冯雪峰眼里，仅凭《谈龙集》等文章，就可判定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作家，鲁迅去世后，周作人的学识、文章，无人可与之相比。周作人虽不是一个积极的人，却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以“人的文学”口号，为新文学铺路，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之一。当然，周建人也没有忘记鲁迅的临终嘱托，希望周作人到南方来。于是，周建人真的写信给二哥周作人，恳请他到上海。但周作人未予理睬。郭沫若和冯雪峰对周作人的看法，有其代表性，但文协尚未成立，谁让郭沫若写《国难声中怀知堂》，成了一桩悬案。

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对郭沫若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解读：

在郭沫若所特有的夸饰的语言中，仍然可以感到一种真诚的，急切的，也许是过于天真的期待——这是处于突然降临的灾难中，有些不知所措的，迫切需要新的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

周作人尽管早已躲进苦雨斋，放弃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毕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学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使他无法避免成为当时中日各方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宿命。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其夸饰性的语言掩盖不了其动机，那就是争取周作人莫忘祖国，使他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的确，当时中国文坛人才济济、学人跄跄，派别林立，左联、自由主义作家论争不休，而周作人是各派作家、学人都可接受的人物。由他出面，或可消弭各派的对立，组成文化界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此刻，全体知识分子都在注视着八道湾十一号的周作人。

沉默了多日后，我们终于听到周作人的声音。8月至9月，周作人给《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写了几封信。11月1日，《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醒目标题，发表了周作人分别写于8月6日、8月20日和9月20日的三封信。

从未发表的周作人于8月25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得知，周作人读到了陶亢德转寄的郭沫若的信函。读后云：

鼎堂（郭沫若——引者）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

有人说，周作人此语，证明他已“感到了郭沫若文章所代表的舆论的期待的压力”。这一说法是不错的。而“但不敢不勉耳”句，也传递出他要勉励自己，不让大家失望的意思。

再读《宇宙风》公开的周作人信中的内容：

旬日不通讯，时势已大变矣。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此后如何办法尚未能定……回南留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

信中还说：

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读罢这些信函，善良的人似乎松了口气，知堂先生已向公众明确表示，他要做中国的另一位文人身份的苏武。

是的，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30年代初，周作人坚决反日，态度鲜明。他曾抨击日本在北平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办的机关报。他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说：“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

一位日本人在北京大学作“中日文化合作”的演说，周作人对他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哪里有文化，只有武化。”

周作人撰写《关于征兵》一文，道：

吴公稚晖说过，他用机关枪打过来，我就用机关枪打过去，这是世界上可悲的现象，但这却就是生存竞争上惟一的出路。修武备，这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

“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这是周作人在给陶亢德的信中透露的。至此，无人再怀疑周作人的左顾右盼、欲言又止的迟疑了。

初冬，北风已很凛冽，八道湾十一号院里的老杏树，只剩下枯枝，在风中摇摆。北大传来消息，滞留北平的北京大学郑天挺、邱椿等教授，已于11月17日结伴乘河北轮，由天津港南下。29日，第一场大雪把凋败的北平古城盖了个严严实实。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孟心史（孟森）先生的四合院里，只有周作人、马幼渔、冯汉叔三人，应孟教授之请聚会。

张铁荣在《周作人评议》中说：

北平沦陷后不久，据一位最后逃出虎穴的北大同学透露，一天，周作人从东安市场回家，路经北大二院，下车看看学校的情形。当时任翻译的日本人小林过来用日语打招呼。此人有一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平日对教职员毫无礼貌，周作人给他一个冷面孔，毫不理会，昂首直入。小林立即改用中国话向周致意，并连连道歉。周作人还斥责了他对教职员语势之不当云云……人们还不知道，周作人曾和马幼渔一起痛骂过当时已附逆的原北大日文教授徐某，时间是日本侵略军占据北平之后大约半年。

善良的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把周作人往好处想。倘不健忘，人们应记得，九一八事变之后，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关于征兵》演说，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力主“修武备”，以抗强敌，并要求追究“无抵抗”而“失地”之责任，态度何等激昂。但没多久，他又在《弃文就武》一文中，比较中日两国武备，得出悲观的结论。

郑振铎在离北平前，曾与周作人有一次谈话，周作人对他表达了军事失败主义的观点。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记录了周作人的话：

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抵抗人家？

还值得研究的是，在与日本“战”或“和”的讨论中，周作人突然热衷于为大汉奸秦桧翻案一事。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一文中，最先提出为秦桧翻案之论。后来又抛出《关于英雄崇拜》和《再谈油炸鬼》等文，引录朱熹和王侃的观点，大赞秦桧力求“和”，以“和”图强之大志。周作人的结论是：“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周作人在民族存亡之际，先大讲“如何能抵抗人家”，又为秦桧翻案，最后以“中国必败论”的武断，鼓吹与侵略者讲“和”，其被精心包裹的痛苦挣扎的灵魂，已可窥见。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一贯“淡泊宁静”的周作人，在北平沦陷之后，依然貌似平静地在苦雨斋“吃苦茶”，“闭门读书”。9月，周作人还写了《俞理初的诙谐》一文，文中说：

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结果才签出二百三十条，大约平均两卷里取一条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觉得奇异的是，笔记的好材料，即是说根据我的常识与趣味的二重标准认为中选的，多不出于有名的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愊无华的学究们的书里……为什么呢？中国文人学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都是必要的。

读梁湘汉等编著的《北平沦陷时期大事记·一九三七年九月条》得知，那时的北平，笼罩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下，“北平各大专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受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的消息随处可闻”。在这样的血腥镇压下，周作人依然过着“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的日子，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周作人以“闭门读书”之状做出来的“淡泊宁静之趣”，不过是他内心挣扎的一种假象而已。他“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检查”“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之时，掩盖不了惴惴不安的心境。他在给废名的信中说：

旧日友人各自上飘游之途……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

此番话，道出周作人的“淡泊宁静”仅是假象，其内心关于留与走的问题是纠结的。

“云何色殷红”——弘一大师“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1937年8月，五十七岁的弘一大师在山东青岛湛山寺，书横幅“殉教”二字张于室内，并作题记：

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弘一大师表达的是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更是为护国而不惜牺牲的爱国之情。弘一大师在五十四岁时，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事前准备了韩偓生平资料，并嘱弟子高文显为其作传。韩偓遭国破家亡的厄运，却不肯向朱温屈从投降，其对大唐的耿耿孤忠，是弘一大师十分敬佩的。后来，弘一大师又有赠爱国七君子之一柳亚子的回诗偈一首，云：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由李叔同到弘一大师的转捩，自然是他体会了二十余年晨钟暮鼓，经过了日日夜夜鱼板梵磬，在守成殉道的砥砺中，修成了云水高僧。不过，骨子里的爱国情怀，更是他的精神气象。

他从山东青岛回到厦门时，日寇的刺刀也逼近厦门，形势颇为危急。弘一大师将居室命名为“殉教堂”，发愿与城市共存亡，曰：“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众僧劝他避难他处，他平静打坐，以示护法保国忠心。

他写信致道友李芳远，说得明白：

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王荆公诗曰：“丹青难写是精神。”弘一大师求“与人不同处”的精神是：“一个人，自然要有与人不同处，这个不同处，才是真正的你。孔子与人不同，在于他能‘作《春秋》’，司马迁之与世不同，在于他有勇气‘写《史记》’。他们有胆子，用史家之笔，使乱臣贼子惧！我们要效法先贤，也要求得一个与人‘不同处’。”（《弘一大师传》）如是，不委流俗的精诚、庄严、自律、苦乐、爱国、悲悯的个性，便显出其精神了。

这年夏季，前方战事正紧，厦门市决定举行一届全市体育运动大会，鼓舞民众的抗日热情，并进行募捐，救济因战祸和天灾而陷入困境的难民。弘一大师一生粗茶淡饭，一衣一衲一钵，心系苍生，救困济难自然奋力而行。国难当头，弘一大师很支持运动会，同时高兴地接受了运动会组委会安排的写会歌的任务。

1942年，抗战依然艰难，但已见胜利曙光。10月12日，弘一大师整肃僧衣，向西而卧，在夕阳中，面含微笑，在众僧助念中，安详而逝。

弘一大师圆寂前，留下了遗书：“既命终后，皆托妙莲法师一人负责。”此外，给在上海的好友夏丏尊、刘质平写信，向他们告别。二人收到的信函内容一样：

朽人已于□（原文此处为方框）月□（原文此处为方框）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前记月日，系依农历。又白。

“新儒家三圣”之一马一浮，有挽诗曰：

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

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春到花枝满，天中月相圆。

一灵元不异，千圣更何传？

交淡心如水，身空火是莲。

要知末后句，应悟未生前。

弘一大师圆寂七天后，在承天寺火化。有舍利千余粒，舍利块六百。遗骨分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寺。

圆寂前三天，弘一大师留下四字绝笔：

悲欣交集。

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生惨痛，“悲”从中来也；坚信“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即可“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辅助国家，令其兴盛”，自然“心实无限欢喜”。国家命运、佛学兴衰、个人命运，一切都是“悲欣交集”。这是弘一大师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对民族命运的牵挂。

1950年，笔者正年少，就学于天津第一中心小学。学校是一座大寺庙改成的，校址在天津金汤桥东粮店前街南口。往北行百米，路西六十号有一座青砖门楼，便是弘一大师的故居。同窗有杨氏叔侄二人家住六十号，乃极为阔大的田字形四道大院，如迷宫一般，是我们少年同窗的乐园。直到一天，老师教唱“长亭外，古道边”，说弘一大师就出生在六十号大院，我们才知道，疯玩的大院是弘一大师的出生地。老师还朗读了弘一大师的《忆儿时》：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又过几年，笔者举家迁到北京，但每次到天津，都要到粮店前街六十号看望杨氏叔侄，也去凭吊一下弘一大师。直到有一年，粮店前街连同六十号踪迹全无。笔者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在老宅北面见到一座新建的弘一大师“故居”。进得大门，草草一看，心里一阵悲凉。笔者怀疑帕斯卡尔《思想录》里的“对于寻求它的那些人来说是可见的，而对不寻求它的那些人来说则不可见”之说。笔者姑且将之视为大师的故居。老宅里的精魂，早已随风而逝，或化作一片浮云了……

弘一大师所写《送别》，传唱至今：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其清凉、萧疏，如浮云、如青山的词曲，将悲悯心肠和自己的灵魂化入其间，卷起多少人的往昔情怀。

《送别》后来成为电影《城南旧事》和《早春二月》的主题曲。每当听到它，笔者都会想起丰子恺为弘一大师诗意人生作的素描：

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一位风度翩翩、超群俊逸的才子，在声名鹊起，成为世人眼中超凡脱俗的风流人物之时，突然放弃一切，义无反顾地削发为僧，真是惊世骇俗。

他写《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之时，早没了往日行云流水的心境。他把当时日寇血腥侵略的罪行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敌的决心写进了歌词中。歌曲的调子是振奋的、高昂的。

歌词曰：

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

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1938年年初，弘一大师在晋江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那时大师已是晚晴老人，影入夕晖，讲经传佛，且咏心声，“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其爱国之心，昭昭于传道中。后来，他又到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听者如云。大师讲毕，特别叮嘱信男信女，穿黑衣，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众生，倡佑国运，消弭灾祸。一日，大师在清尘堂斋堂吃饭，忽然放下碗筷，潸然泪下，众僧不知为何。弘一大师对众弟子言道：

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

听罢大师如此叹息，在座众僧，皆肃然无声。

是年4月，江南草长，沦陷的厦门一派萧索。某日，寺庙来了一群日本军人，为首的是一位舰队司令。他说久仰弘一大师盛名，特将军舰停泊厦门港，专门拜访大师。弘一大师听了日军舰队司令的自我介绍，平静地表达了对这位自称香客者的欢迎。对方要求大师用日语交谈。弘一大师以“在华言华”拒绝。那舰队司令只好用汉语与大师交谈。日本人参观了寺院，临走前，舰队司令向弘一大师发出邀请，说大师若到日本讲经，当以国师之礼相奉云云，弘一大师双手合十，回曰：

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之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

那日本人愕然片刻，怅然躬身而退。都云行者痴，谁解其中味？什么菩提、般若，他会说，错了，我只知“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只存一颗常人之心而已。日本人离开之后，弘一大师似想起什么，满眼苍茫……

那是1906年，李叔同在日留学，与日本姑娘福基邂逅。这是李叔同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恋情。李叔同学习西洋画，需要一位人体模特。不经意间，他发现常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身材窈窕，福基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模特人选。李叔同询问姑娘是否愿做他的模特，姑娘大大方方同意了。合作是愉悦而有成就的，李叔同旅日期间画的油画《裸女》，便是他们合作的作品。接触多了，两个年轻人就有了感情。接下来就同居了。李叔同曾于1898年，在母亲安排下，与天津一茶商女儿俞氏成亲。不久，举家迁到上海。1901年，李叔同与上海有“诗妓”之誉的李香一见倾心，二人常以诗词相和。多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门，得李香所赠诗画，送给好友夏丏尊，以示情缘已了断。

李叔同于1911年3月偕福基回国，先将她安排到上海，后回到天津老宅与俞氏同住。其时，李叔同任直隶模范工业学堂西洋画教席，每到假期都回上海与福基团聚。李叔同到杭州任教时，也每周末回上海。他舍不下这个日本女人。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自此再没回过天津故居。其结发妻子俞氏和两个儿子一直在天津老宅生活。这个与李叔同一直相敬如宾却没有爱情的俞氏，在十四年后寂寞地死去。

李叔同是于1918年7月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剃度的，法名演音，号弘一。好友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回忆，到虎跑寺见到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

出家后，李叔同请好友杨白民转告福基自己皈依佛门之事，并委托他将福基送回日本。李叔同情缘已断，而福基对他仍一往情深。在她的坚持下，杨白民只好带她到虎跑寺见李叔同。李叔同不好回避，同意在西子湖畔相晤。福基涕泗涟涟，苦口相劝不要舍她入空门。但李叔同去意已决，送她手表一块作为纪念，然后平静地雇一小舟，回虎跑寺去了。黄炎培撰文记载，李叔同登上小舟，“从不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福基凄切的哭声，已传不到远去的人耳中了。

倘福基知日本帝国的虎狼之师在中国烧杀抢掠，那个让她一辈子无法忘却的人可能已成亡国奴，她会作何想法？她是否还记得那首背得烂熟的李叔同写的《老少年曲》：

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

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千金，也难买、韶华好。

一曲已终弦，往事如清夜闻钟，红楼一梦。但便是看破红尘，也难不究诘于“往生之我”的蹉跎。这是谁都无可逃避的宿命。

1938年10月，为勉励泉州承天寺众僧发扬爱国精神，弘一大师挥毫题词：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郭沫若、田汉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1937年11月27日清晨，一艘法国邮轮从上海起程，驶向香港。船舷上，郭沫若凝望着苍茫的大海。

郭沫若是7月27日与王亚平、田间等人乘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邮轮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据王亚平回忆，一天，“在俄国餐厅，遇到郭沫若先生”。王亚平对郭沫若说，想办个诗刊，请他题个刊名，并为之写首诗。郭沫若同意办诗刊，说：“就叫‘高射炮’吧。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说罢，他就用餐厅擦碗筷的布纹白纸，写成了《民族的喜炮》一诗。还将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捐给了诗刊。后来，王亚平又找到征军（施继仕）等人凑了几块钱做印刷费，印了诗刊的第一期。郭沫若的《民族的喜炮》做了发刊词（据《永远结不成的果实》）。

此次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到上海，是由国民党当局暗中安排的，有案可稽。关于郭沫若归国，郁达夫曾有说法。他在1941年10月24日写的《为郭沫若五十诞辰》一文中说：

在抗战前一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以及我回国后，替他在（国民党——引者）中央作解除通缉令之运动，更托人向委员长进言，密电去请他回国的种种事实，只有我和他及当时在东京的许俊人（许世英——引者）大使三人知道。

1947年10月1日，王任叔在《人间世》发表《记郁达夫》，与郁达夫的说法一致：

抗战之前，去过日本，和许世英大使共同设计把郭沫若弄回中国来的。

看到王任叔的《记郁达夫》之后，当月18日，郭沫若写了《再谈郁达夫》。文中认为：

事实上他（郁达夫）只做了一番间接又间接的传达信息的工作。

对郭沫若回国一事，郭沫若与郁达夫、王任叔的说法差异如此之大，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后人在著文作传时，或采郁、王之说，或采郭之说，甚是混乱。郁达夫、郭沫若是创造社的骨干，与成仿吾称为“圆鼎三足”。弄清真相，似有必要。

细读《郁达夫书信集》中的有关信件，可以清楚了解此事的本来面目。郁达夫的确在郭沫若归国之事上，起过重要作用。郁达夫于1936年便为此事谋划奔走，请陈仪致函何廉，让其帮助斡旋，复信有“经蒋介石许可，惟不得有‘越轨行动’，在福州居住由陈仪监视”之内容。郁达夫知郭沫若不会接受这一条件。后又请空军要员钱大钧为郭沫若归国事，向蒋介石进言。经邵力子、张群向蒋介石求情，1937年5月18日，郁达夫得到何廉给陈仪的来电后，代拟电稿曰：“一是要求先‘取消通缉令’，二是汇寄归国旅费。”同时致函郭沫若：“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归国前，郭沫若曾关照大使馆，“请拍一电报通知达夫”。故郭沫若“七月二十七日到上海时，达夫竟从福州赶来迎接了我”。

统观归国的来龙去脉，郁达夫夸大了自己的作用，郭沫若则贬低了郁达夫的作用，才让很清楚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文化人的历史，常常淹没在文人的意气里。

1937年8月24日，上海《救亡日报》创刊。此报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创办的，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等共产党人也都为该报主要负责人。创办过程中的人事、经费等问题，是国共两党谈判商定的。

1937年9月，郭沫若应蒋介石之召，前往南京晤谈。蒋介石在与郭沫若的晤谈中，表示要委任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骂他的老朋友一个职务。郭沫若知道自己已彻底得罪蒋介石，蒋介石召见他，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

11月22日，命运多蹇的《救亡日报》只办了三个月，便印行了“沪版终刊号”。郭沫若写了《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暂向上海同胞告别》作为“沪版终刊号致辞”。

此番登法国邮轮去香港，郭沫若准备到南洋宣传抗日，募集捐款，支持抗战。

郭沫若一到香港，即化名白圭办了护照和出港手续。但香港文化界的朋友考虑南洋的情况复杂，劝郭沫若还是留在国内继续办《救亡日报》为好。经过再三考虑，郭沫若接受朋友的劝告，放弃南洋之行，前往广州。

由上述情况看，郭沫若的行动并无党派背景，系一文化人在抗战期间尽匹夫之责的个人行为。

1938年元旦，令郭沫若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到达广州，经奔忙终于恢复《救亡日报》之际，接到了陈诚一封拍自武汉的电报。这封电报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那电报仅仅两句：“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

虽然郭沫若猜不到陈诚所发电报要他赴武汉商量什么“要事”，但他有一种预感，有一种期待。陈诚此时主政湖北兼任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之职，是蒋介石此时倚重的股肱之臣。1937年9月蒋介石的召见，就是由陈诚转达的。莫非蒋介石不计前嫌，真的践“委任”之诺？

郭沫若并不知道，此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1937年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由刘健群、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两党起草共同纲领。12月30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临时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

1938年1月1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对于国民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各部等意见，一般宜采取赞成的立场，应该同国民党开诚布公地合作。1月11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年谱》）

1月9日，郭沫若乘火车从广州抵达武汉。武汉自京沪失守后，已成为临时军事政治中心。到武汉后，郭沫若在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叶挺、王明、董必武、黄琪翔等中共代表。从黄琪翔那里，郭沫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备恢复政治部，欲委任自己任三厅厅长，负责宣传工作。在八路军办事处，郭沫若向周恩来、王明等谈了自己的想法，“自己耳朵聋，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认为“让自己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由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一点。我相信，我一做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我的”。但周恩来从更高的政治方面权衡，对郭沫若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以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2月5日，郭沫若接到陈诚的通知，约次日共进午餐。2月6日，郭沫若参加了以午餐形式举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议。拟议中的副部长黄琪翔、秘书长及第一厅厅长、第二厅厅长、第三厅副厅长一干人马都到会了。郭沫若发现周恩来没有出现在会场上。郭沫若以“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为借口，拒绝出任第三厅厅长。会后，他请一起参加此会的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会议情况，自己则前往长沙游玩去了。临上火车，阳翰笙交给郭沫若一封周恩来的信，信上说：“到长沙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跑远了。”

上述情况，见于郭沫若自己的书——《抗战回忆录》。

有案可稽的历史资料，是这样记录郭沫若与第三厅的组建的。1938年1月27日，陈诚致函蒋介石（《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报告为筹组政治部的人事问题及个人意见：

取自奉命筹组政治部责任重大，深恐不能仰副钧座之期许，时经一月，而人事纷纭，迄未敢草率从事。因此一切编制预算，皆难着手，日复一日，贻误堪虞。对于人事，钧座自有权衡，惟为发生效能计，职谨就观感所及，敬陈如左：

……

（六）对于克制共产党最有效之方法，厥为从政治设施之实迹上克服之。例如政府对于人民应做之事，不待共党批评，政府即先去做。又如铲除贪污，应破除情面，严厉实行，使青年在事实上，对政府生出信仰来，则共党自然无所借口，以施其技。一言以蔽之，中央及地方加紧实行三民主义，即为克制共党唯一之要诀。

（七）周恩来、郭沫若等，绝非甘于虚挂名义，坐领干薪者可比。既约之来，即不能不付予相当之权。周之为人，实不敢必，但郭沫若则确为富于情感血性之人。果能示之以诚，待之以礼，必能在钧座领导之下，为抗日救国而努力。

……

此信是能见到的有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建初始的重要文献。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组建政治部的目的是“克制共产”。有趣的是，当年郭沫若因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之罪名通缉。而今，又对其誉为“确为富于情感血性之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

还可以看看周恩来就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政治部第三厅之事，致郭沫若的两封信（皆载于《周恩来书信选集》）。

其一，写于1938年2月17日。信中写道：

一、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

二、我们希望你也能采此立场，先复辞修（陈诚——引者）一电，告以正在起草宣传纲领，敦劝田、胡诸友来汉，并提议以田代刘；

三、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明日各事如有进展，当再烦一立兄来告。

七天后，2月24日，周恩来再次致信郭沫若，信中说：

前日去会辞修，适你的来信正到，他看完后给我看，并说“限制思想言论行动”问题已经释过，并要我将上次所谈的写一个文件交辞修转呈蒋先生批准，便可便利我们工作。关于副厅长，他说可即要范扬先生担任，厅长仍唯一希望于你。假使你要在长沙耽搁，可先要范扬来组织。他并要我及黄琪翔兄写信给你，劝你早来，他也即复你信。陈还说，为地位计，请你以指导委员兼厅长。

我根据他谈话情形，认为你可以干……

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并非如《抗战回忆录》中所说，在2月6日那次陈诚“并不是寻常的请吃饭”的第一次部务会议上，郭沫若个人决定拒绝当第三厅厅长，而是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中共长江中央局没有就此形成统一意见。故周恩来当时不阻止他到长沙，只嘱其不要走远。到了2月24日，周恩来与陈诚商谈已有满意结果，才通知郭沫若“认为你可以干”。郭沫若得令，遂返武汉。

郭沫若是3月1日从长沙返回武汉的。3月上旬，周恩来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从延安回到武汉。不久，郭沫若正式应允陈诚之邀，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并着手组建工作。

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昙华林举行正式成立仪式，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出席成立仪式。

三厅的人员构成，来自全国文化界，许多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更有不少进步人士，如第五处处长胡愈之，第六处处长田汉，副厅长则是中山大学教授范扬。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档案“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职务姓名阶级对照表”记载，郭沫若的军阶为中将，范扬、田汉、胡愈之的军阶为少将。北伐时期，郭沫若已定中将军职，后因反蒋遭开除并通缉。郭沫若于1937年回国后，国民党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但并未恢复国民党党籍和军籍。按规定，第三厅厅长应为少将，但考虑以“指导委员”身份任三厅厅长，故特批为中将。

组建第三厅时，国共两党都接受郭沫若任厅长。但为何延宕了三个月，才最后敲定呢？这里得说说郭沫若当时的政治身份。

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1927年，郭沫若因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国民党通缉。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十年间，他没有直接与共产党有过联系，归国后也没有恢复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从周恩来信中有“我们希望你也采此立场”之语，可以证实。

当时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得好友郁达夫传递的“南京欲借重”的消息后，积极配合国民党的秘密策划回国。回国后，郭沫若即应约与蒋介石晤面。据他自己说拒绝了蒋介石给予职务提议，但这只是一种谦辞。郭沫若不满意国民党的是，自蒋介石接见他后，那段时间着实冷落了他。正是这段时间，中共方面，特别是老朋友周恩来接近了他，让郭沫若感到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器重。这改变了郭沫若的命运。

从国民党方面看，郭沫若是早就被开除的国民党党员，他从日本归国是国民党安排的，其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但没有恢复其党籍。国民党是否掌握郭沫若的共产党背景，尚无资料说明。

这样看来，1937年归国的郭沫若实际上是一位没有党派的知名文化人。因此，国共两党才能接受他出任第三厅厅长。

作为无党派人士的郭沫若，回国后，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加了不少抗战工作。例如，他到抗战前线劳军，参与国共双方各出一人任主编的《救亡日报》工作，积极宣传抗战。自从与周恩来重建友谊，郭沫若在第三厅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1938年，周恩来写诗一首：

秋白牺牲了，芝华老去不知秋。

沫若今犹在，十年海外作楚囚。

一朝慧剑斩情魔，脱樊归来喜杀我老周。

我们的肩膀上又添了一只手。

秋白，指瞿秋白。芝华，系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周恩来写此诗，缘于1938年春节（1月31日）。“应人招饮，从酒阵中突围而归”的周恩来，嘱书法家郭沫若题写“单刀赴会”四字，以纪念自己与国民党官员于酒席上的一次政治应酬。周恩来善酒，有海量。郭沫若题完“单刀赴会”四字后，又写下一行小字，记下题字缘由，曰：“此事不妨有一，不好有二。”周恩来见后，知郭沫若在关心自己，写此诗记之。由此可见二人的深厚友谊。大约就在此时，郭沫若恢复了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也发生了变化。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郭沫若曾写《六用寺字韵书怀》，反映这种政治形势：

厅务闲闲等萧寺，偶提笔墨画竹字。

渄关工作不需人，受限只因党派异。

殊途同归愧沱岷，权将默默易訚訚。

百炼钢成绕指柔，鸿鹄狎之如婺驯。

中原板荡载复载，阋墙兄弟今仍在。

才闻敌破五台山，又报南侵入北海。

应战仓惶召六卿，邕宁一失众心惊。

竟教民妇犹资敌，练民空自有其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40年9月，郭沫若卸任三厅厅长。其《五十年简谱》这样记载：“九月政治部改组，卸去第三厅厅长职，改组文化工作委员会。”

1940年11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经蒋介石批示“准予备案”后，正式成立。郭沫若与重庆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共同从事抗战文化工作。

郭沫若以新诗《女神》登上文坛，小说创作不如诗歌成就大。抗战时期创作的小说《月光下》，写抗战作家逸鸥贫病交加，却心存高远；小说《波》反映抗战中留日归国青年被日机炸死的悲剧；小说《金刚坡下》则揭露国民党地方官吏和地痞流氓在抗战中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坑害百姓的丑行；小说《地下的笑声》写一对留日归国音乐家在战乱中的不幸际遇和对光明的向往，内容积极，但艺术上略显苍白。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诗人郭沫若的历史剧在抗日期间大放异彩，给那时的抗战文艺写下浓重的一笔。郭沫若的戏剧创作始于1920年9月。1941年创作的历史剧《棠棣之花》是当时剧坛的翘楚。1942年又创作了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1943年则创作了《南冠草》。郭沫若的戏剧创作硕果累累，创造了中国历史剧的辉煌时代。其作品相继搬上舞台，轰动一时。

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创作的历史剧，借古喻今，用中华民族以往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史，教育和鼓舞浴血抗日的军民，并通过舞台上的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了大众的希望和要求。这对国民党扼杀言论自由、摧残进步力量的各种倒行逆施，不啻一种巧妙的揭露和抨击。

历史剧是文学创作，不是史乘的复写。当时一些文艺作品，过于政治化、宣传化，直奔政治主题，而郭沫若创作历史剧，是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按照艺术规律，架构剧本，特别注重人的刻画、情节的演变、语言的锤炼，同时又发挥诗人本色，插入抒情诗和歌词，让全剧感情充沛，充满浓郁的诗意。

1942年1月创作的《屈原》，是郭沫若艺术成就最高的历史剧。剧本描写了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郭沫若抓住爱国的屈原与卖国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这一主线，成功地塑造了爱国者屈原的光辉形象，在表现屈原不畏庙堂暴虐、坚持斗争的同时，也表达了对黑暗势力的深刻批判。

《屈原》在表现爱国者屈原的同时，塑造了婵娟和南后这两个性格迥然相异的女性形象。婵娟敬爱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具有“与橘树同风”的高洁灵魂；而南后为了固宠求荣，不惜与秦国暗中勾结，陷害忠良屈原。两相反衬，可见各自的美丑。还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刻画了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宋玉，他自私虚伪，卖身求荣，也反衬了屈原灵魂的高尚。这一形象，也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以警策，别有一番深意。

1938年，田汉应郭沫若之邀，到武汉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田汉即创作多幕剧《卢沟桥》。这大概是戏剧界最早关于卢沟桥事变和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剧本。

武汉沦陷后，田汉撤至广西桂林，又积极投入领导抗日戏剧运动的工作。田汉注意团结广大的地方戏曲艺人为抗战服务，组织艺人举行多次艺术汇演，将抗日宣传工作搞得生动红火。田汉帮助成立的新中国剧社，成为当时戏剧界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

在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晚会上，朱琳朗诵了田汉创作的热情洋溢的长诗《南山之什》。诗歌表达了田汉对一道走过峥嵘岁月的老战友郭沫若的衷心祝愿。会场上的各界人士，屏息倾听，无不为之动容，一时成为渝桂两地文化界之佳话。

1947年3月14日，上海文艺界举行“庆祝田汉五十寿辰及创作三十周年纪念大会”。郭沫若在会上即席赋诗，回顾二人三十年的深厚友谊，并对田汉的创作生涯及其对中国戏剧运动的不懈努力作了高度评价：

肝胆照人，风声树世。威武不屈，贫贱难移。人民之所爱戴，魍魉之所畏葸。莎士比亚转生，关、马、郑、白难比。文章传海内，桃李遍天涯。春风穆若，百世无已。

贺词多套话，难以感人，但对田汉的创作三十年的总结，倒也恰切。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百城沦陷；汪精卫叛国投敌；名校南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建；梁漱溟、周扬、徐懋庸来到延安

1938年，抗日战争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徐州、武汉及广州等要地相继沦陷，长沙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在这严峻时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

中国人民备受煎熬。但是，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消耗着日本侵略者的军力和国力，使持久战的战略布局得以基本完成。

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也是文化的对决。国民政府深知，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与守卫家园同等重要。这一年，国民政府于支撑抗战而十分拮据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专款，帮助中国各大院校向远离战火的西南地区迁移，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教育史上最为悲壮、浩大的迁移景观。

随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移迁的，是全国著名的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沈从文、郭沫若、周培源、闻一多、朱自清、老舍、冯友兰、华罗庚、张恨水、梁漱溟、钱锺书、钱穆、吴宓、吴大猷、邓稼先、李政道、吴祖光等，云集云南、四川等地。

连天的炮火，压不住莘莘学子的琅琅读书声，只要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不死，这个伟大的民族就会与日月同辉。

这一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胡适“决心受命”，就任驻美大使。“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在美国宣传抗日，争取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支持，与银行家陈光甫合力促成中美“桐油借款”，筹得二千五百万美元。这对元气大伤的中国，实在是雪中送炭。

梁漱溟访问陕甘宁边区，目睹并感受到边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呈现的一派红红火火的抗日救亡运动景象。在延安，他与毛泽东八次深入长谈。毛泽东领袖的热诚坦荡、雄才大略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同时对毛泽东直率地说出“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也埋下若干年后，二人在政协会议上争论的伏笔。

陈寅恪从清华大学辗转前往西南联大途中，其珍贵的藏书和手稿几乎遗失殆尽。被困香港期间，陈寅恪宁死不效力汪伪、倭督，表现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

周扬、徐懋庸到延安。毛泽东与徐懋庸谈话，让其不白之冤得到昭雪。冯雪峰与博古发生矛盾，一气之下回到故乡义乌，未到延安汇报上海的工作，故中央未对受到鲁迅斥责的周扬作组织结论。从此，周扬、冯雪峰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就任中国驻美大使首战告捷

1938年1月到9月，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在美国和欧洲作抗日宣传演说，得到国际道义的同情与经济援助。

1938年2月5日，胡适结束一次演说，准备到他处演说，匆匆走下楼梯。这时，迎面一位美国人微笑着将他拦住，是位身着杂役制服的美国人。胡适也微笑着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杂役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币，说：“胡先生，听了您的演说，知道中国抗战太艰苦了，这三块银币捐给贵国吧。”胡适听罢，眼睛湿润了。远在中国万里之遥的国度，一个毫不相干的美国工人，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支援中国抗日，让胡适感动莫名，久久难以忘怀。

7月20日，在法国进行抗日宣传的胡适，得到蒋介石要他出任驻美大使的电报。巴黎炎热的夜风，让他难以入眠，他在日记中称“此电使我十分为难”。五天后，他刚到伦敦，又接到国民政府电，催请允任驻美大使。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电报是动了些脑筋的，他说驻美大使王正廷因“母亲多病，亟思归国”，政府不得不进行“调整”，电报还说：

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务望体念国难严重，俯允电复为幸。

孔祥熙的电报虽很殷切，并未打动决心一生做自由人而不入仕的胡适。胡适以一介书生疏懒经年，难以胜任为由，推辞不受。他推荐了施植之（施肇基）为人选，接替王正廷之职，还答应“以私人助其疏导舆论”。

27日，正在踌躇的胡适，又接到蒋介石的催请电报，终被人家三顾茅庐之诚打动，“觉得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只有同意”（《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遂复电蒋介石，答应担任驻美大使之职，电文曰：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其实，胡适并不知道，在他百般纠结、犹豫推辞之际，国民党高层不少人并不同意任命这个长期批评国民党的狂妄文人胡适，暗中杯葛。蒋介石并未理睬这些人的聒噪，对陈布雷说：“适之先生，我决心借用。”后来，胡适从钱端升给他的信中，佐证了此事。

8月4日，犹豫是否接受驻美大使一职的胡适，忙得心力交瘁，但没有忘记孤零零躲在北平八道湾“苦雨斋”的周作人。大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北平文化人，相继随各大学迁到西南，或三两结伴漂泊他乡。除受家庭困难所累确实无法离开北平的钱玄同外，北平古城里没剩下几位新文学运动的风云人物了。周作人乃清高文士，胡适不便把话说得过于露骨，于是给他写了一首诗，婉劝其早早离开北平南下，诗名“寄给在北平的一位朋友”：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

周作人答诗称谢，以拉家带口，难以走脱为借口，继续在北平的酷暑中，品茗孤坐，望着院中的枣子由青变红。

8月21日，胡适在伦敦中华协会作了演说《英美法苏和我们的抗战》，强调中国的抗战固然急需国际的援助与支持，但我们自己必须咬牙苦撑，不断壮大抗日的力量。胡适这一必须靠自力更生抗战救国之论，振聋发聩，提出也最早。

8月26日，胡适好友徐新六从香港搭飞机飞往重庆，途中“被日本驱逐机五架击落，被机关枪扫射，乘客十二人都死了”，徐新六遇难。十天之后，胡适在瑞士收到徐新六在遇难前一天给他写的信。胡适心情极为悲痛，作《追哭徐新六》诗，后又作《抄新六遗书三篇题此诗》（《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寄托哀思：

三书不厌十回读，今日重抄泪满巾。

眼力最高心最细，如今何处有斯人！

国民政府于9月17日宣布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舆论大多持欢迎态度。《大公报》特发表主笔张季鸾写的社论，文中说：

胡适是位清新俊逸的大学教授，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平日以教书为业，从来不想做官。他的使命在文化学术，性格理智和平，不轻易感情冲动，因此美国人应当相信他是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与外交官。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中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完成更加增进中美两国友谊的崇高使命。

美国舆论也欢迎美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国精英荣膺驻美大使。《纽约时报》主笔撰文声称，胡适是位无畏敢言的言论家，曾提“新文学革命”，使中国更向“文化的民主”迈进。张忠栋在《胡适五论》中说：

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进。

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消息，传到日本，立刻震惊东瀛。前面讲过，在日本人眼中，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认为他故意诬蔑日本侵略成性。胡适任驻美大使，让日本政界、军界如临大敌，颇为紧张。代表日本官方观点的东京《日本评论》甚至为政府出谋划策，对付胡适的外交影响：“日本需要派出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适。”甚至推荐了最佳人选——文人鹤见祐辅，研究经济的石井菊次郎和雄辩政客松冈洋右。由此亦可见胡适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在一片赞扬和支持声中，就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并没有高兴，他在9月17日的日记中称：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胡适接到驻美大使的任命，来不及归国，离开欧洲便匆匆赴美莅任。9月22日，得知胡适到美履职，孔祥熙终于松了口气，致电胡适的言辞也显得轻松：

启程莅任，至深欣慰。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9月24日，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妻子江冬秀，告之国难当头，自己已答应出山，为国效力：

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个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

胡适给妻子的信，没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高调，他是在复杂的心态下，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接受国家的“调兵”共赴国难的。胡适虽留洋多年，受西方哲学影响，但他保存了中国儒家的传统，具有儒家注重践履、不尚空谈的特点。胡适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有道义担当，他们如鲁迅所说，在民族需要时，是“中国人的脊梁”。

胡适在登船赴美前一日，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9月28日，香港《申报》以“伦敦二十七日电”的形式，刊登了胡适的访谈：

蒋委员长命予为驻美大使，此为吾生之一转捩。吾为省思，八日始决。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吾对于外交无经验可言，最近在巴黎曾询问美国驻法大使布列特，吾为何事，渠答称，单纯以诚实可矣。吾甚喜美人了解，该语将为吾之箴言。

胡适乘坐“玛丽皇后”号邮轮，经历漫长的旅途，于10月3日抵达纽约港，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两天后，胡适到华盛顿莅职。美国人热情地接待了祖国正被日本侵略的中国大使。胡适以文质彬彬、儒雅睿智的人格魅力，博得了美国官员的好感。次日，胡适到中国大使馆视事，受到同僚爱戴。欢聚之后，胡适被安排住进“双橡园”的大使官邸。那夜，他睡得很沉。醒来之后，在同僚的引导下，胡适拜谒了美国国务卿。

10月21日，胡适得到广州已沦陷的消息。四天后，又传来武汉失守的电讯，中国抗战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大使馆里弥漫着沮丧的气息。10月23日，胡适勉励同僚“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我们。”

武汉失守那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战事开始至今，凡十五个月零十几天。我多年的噩梦，今日都一一实现，而我十二个月的好梦，至今还没有一点影子！”胡适的好梦，是美国从道义，到政治、军事、经济上公开支持中国抗战。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0月27日，胡适从容自然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了国书，正式开展官方的外交活动。

10月31日，胡适和大使馆同僚一起，收到统帅蒋介石的《告全国军民书》，表示坚决抗战到底。胡适自然欣喜万分，中华民族的抗战救亡出现了新希望。就在这天，胡适作诗《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

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后抄录时写有后记云：“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全民抗战开始，胡适这个“过河卒子”，表达了“只能拼命向前”的决心，其铮铮爱国深情实在感人。

11月2日，胡适晋见罗斯福总统，向他激情诵读蒋介石的《告全国军民书》。读着读着，胡适的脸上滚下两行热泪。罗斯福也深受感动。罗斯福在10月27日见到胡适时，便印象极好，称赞道：

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美国对于中国，亦随时准备与之合作。（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

罗斯福虽对胡适表示好感，但对中国的抗战，并未做出任何承诺。10月8日，蒋介石致电胡适，要求他转达罗斯福，“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罗斯福于10月19日回复蒋介石的建议，冷淡地表示，“本人期望基于真正平等标准以转移冲突之因素使趋向和平。本人谨保证，一俟适当时机来临，自当尽力以赴”。

外交搁浅，胡适只好将工作重心转向宣传与借款两件大事上。

12月4日，胡适来到纽约律师俱乐部，发表《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演说，呼吁美国不要忘记独立战争时世界人民的声援，由己及人，也应伸出手支援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日战争。演讲时，胡适慷慨激昂，声情并茂，用心太切，故演讲之后，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抢救。胡适在医院住了七十七天，住院期间依然努力工作，与陈光甫通力合作，促成“桐油借款”这一大事。

在医院，让胡适异常感动的是，12月17日，继中美“桐油借款”协议签字之喜，再获佳音。西南联大的原北京大学同人及学生十九人，联名致信，为四十七岁的胡适祝寿，信中说：

在滇的同人们都愿你发挥无碍的辩才，申展折冲樽俎的身手，做一番旋转乾坤的伟业，寿国寿民兼以自寿……最后，我们希望你在转移国运之后，功成身退，同我们一起再回到咱们老家去。

看着从遥远的祖国寄来的洋溢着乐观主义和深厚情谊的文字，胡适摘下眼镜，老泪纵横……

当夜，胡适写下充满豪情的《四十七岁生日》一诗：

卖药游方廿二年，人间浪说小神仙。

于今回向人间去，洗净蓬莱再上天。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借款，对支撑中国的抗战，极为重要。胡适艰难地促成了“桐油借款”，令国内一片欢腾。提到“桐油借款”，有一个人必须提到，就是胡适诗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中的陈光甫。在胡适任驻美大使之前，陈光甫就以原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总经理并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级顾问的身份，与美国财政部谈判“桐油借款”事宜，现在又以“复兴商业公司”身份在美商洽借款事宜。由于胡适和陈光甫心系抗战，积极协作，终于在武汉失守那天，二人被美国财政部部长接见，在他的寓所听到他宣布美国政府同意“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1938年12月15日，双方正式签字。

为什么借款要扯上“桐油”二字？这里尚有一段周折。当时，美国受“中立法”限制，不允许政治性借款。中美双方商定，“复兴商业公司”在中国收购桐油，进口美国，售给美国组织的“世界贸易公司”，该公司再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支付购买桐油款项。以商业借款的形式，给付从中国购买桐油之款，没有触碰“中立法”限制。

这笔借款，在当时乃一笔巨款，对元气大伤的中国实在是雪中送炭，振奋人心。蒋介石更是喜出望外，即刻贺电表彰胡适，称：“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1938年年底，汪精卫潜离陪都重庆，抗日战争出现更复杂的局面。

“中国的甘地”梁漱溟赴延安访毛泽东

1938年1月，一位戴呢礼帽，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满面惊喜地来到延安。他就是被冯友兰誉为“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的哲学家梁漱溟先生。马歇尔、司徒雷登见其常年为国事奔走呼吁，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梁漱溟在引领下走进杨家岭的毛泽东驻地，身着肥大棉服的毛泽东微笑着站在那里迎候。只见他热情地伸出手，握住梁的手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院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自然记得，1918年年初，他几乎每晚都到杨怀中家里拜访。每次开院门的，是一个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总是点头一笑，没有互报姓名。梁与杨交谈，这位青年从不在场。杨怀中告诉他，青年叫毛泽东，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很有才华。此次到来，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员一职。白天还到学校里当旁听生，晚上回杨家住宿。

二十年过去，毛泽东已成为中共的领袖，这真让梁漱溟感慨万千。

在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有八次深入的交谈。每次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有两次谈兴极浓，竟至通宵达旦。主旨皆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等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此番会晤，毛泽东的热诚坦荡、雄才大略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漱溟后来回忆时说：

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泽东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谈。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其实，梁漱溟此次到延安，是有其政治背景的。1937年8月11日，由于抗战形势的迫切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设立“国防最高会议”的决定，以此会议作为全国国防的最高决策机关。此机关下设“国防参议会”，作为其咨询机构。梁漱溟、张君劢、胡适、沈钧儒、黄炎培、毛泽东等二十五人被聘为首批参议员。8月17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并未参加。

步入如此高层的政治机构，梁漱溟表现积极、认真。不久，他与黄炎培等人有一次面晤蒋介石的机会。梁漱溟建言多关心农村，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组成乡村工作团，进行宣传，发动农村抗战工作。没想到，蒋介石完全赞同，并令他早日拟出详细计划。但因战局发生巨变，国民党军退出上海，梁的计划也付诸东流。

1938年1月，国防参议会下达给各参议员任务。梁漱溟自请视察陕豫，其真实目的是到延安，“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交换”。到了延安地区，他先考察了那里的农村和农民的现状。他看到生活的贫苦，“举目所见，荒凉凄惨”，同时看到农民的精神气象，“确是活跃”，艰苦中有一种乐观态度。一切劳苦都由梁漱溟在考察中发现，延安更有爱开会、爱唱歌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

让他更惊喜的是，这里的政权很“民主”，各级政权“都是选举出来的”。这对多年一直从事农村研究的梁漱溟来说，实在兴奋。另外，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虽捐弃前嫌，达成共同抗战的协议，但令梁焦虑的是，在后方参政时，他已感到“党派问题是一切事情的总障碍”，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屡屡发生摩擦，“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在这一焦虑之下，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梁漱溟考察的结论，用他的话说，即是：

他们的转变（即与国民党联合抗战——引者）不是假的……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

梁漱溟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想听听他对延安的意见。梁以“这里生气勃勃”作答，毛泽东说，不行，这是客套话。梁漱溟沉思片刻，对毛泽东说了后来在各界广为流传的话：

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听罢，点头微笑，热情相约再会。梁漱溟结束了这次延安之行。

梁漱溟一生狷介耿直，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梁漱溟在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向其介绍“狷介”之气。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狷狂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其实，这也是梁氏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精神的表白，他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我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梁漱溟在告别延安时，对毛泽东说的那番话，足以表现他耿直的个性。但这种书生意气，有时并不合时宜。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想起梁漱溟，特邀他从重庆抵京一晤。梁到京后，毛泽东派车接送，在家接待这位老相识。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请梁参加新政府。梁当时并不相信长江以南还在国民党手里的新政权会稳定下来，当即明确表示保持中立，留在政府之外。二人深入交换意见，至深夜子时。工作人员向毛泽东请示是否可以开饭，梁漱溟特意说，自己已素食多年，加上一二种素菜即可。毛泽东说：“不，全都要素菜，今晚是统一战线。”晚饭草草用过，主客话已不多。告辞时，毛泽东坚持将客人送到门外。

该夜晤谈已无在延安时促膝而谈的欢愉，但毛泽东还是将寄住友人家的梁漱溟，安排到颐和园内一处雅致小院。

解放军横渡长江，取得南京大捷，毛泽东赋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梁漱溟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时，连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还引用《孙子兵法》中“穷寇勿追”之论加以佐证“追穷寇”之谬误。迂阔也是梁漱溟性格的一部分。

1953年9月11日，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列席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梁漱溟重谈一生念念不忘的农民问题。他说：“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还说，中共是依靠农民取得政权的，“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转天，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认为要求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随后几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梁漱溟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自己却把自己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毛泽东最后说：“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书呆子梁漱溟被老朋友气头上的话惊呆了，书生意气又犯了，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与毛泽东发生了激辩，要求毛泽东要有“雅量”，最后被轰下了台。

自此，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情走到了尽头。对此，后人众说纷纭。但梁漱溟的耿介不改。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有他的声音，他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副统帅”，“批林批孔”只指林彪，不批孔子……

梁漱溟一生重“慎独”，认为此道是儒学的精髓：“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

1938年3月，抗战异常惨烈。为集思广益，动员、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在各党派、各团体及各界名流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立即成立国民参政会的决议。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梁漱溟、沈钧儒、董必武等二十四人当选为驻会委员会委员。身感责任重大的梁漱溟，执着地再次围绕战时农民问题，提出新的建议案和询问案，并“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以解农村交通运输不通畅、行政机关不健全、农民负担过重、农民生活贫困等问题。结果是再次没有下文，令梁漱溟大失所望。

心系农村苍生的梁漱溟，在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又提交了一份《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旨在为抗战输送足够多合格的兵源，减轻农民负担。与前两次一样，梁漱溟望穿秋水。

梁漱溟亲自指导和挂帅的乡村运动，始于1931年6月，结束于七七事变之时。他倡导的乡村运动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改良主义味道，但曾得到全国的关注，掀起过一股浪潮。全国从事农村工作的团体有六百余个，各种试验区超过一千处。为实现改革中国社会的计划，梁漱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说：“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1937年6月13日，梁漱溟应邀到四川成都，作了一次题为“我们如何抗敌”的演说。他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的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强其抗敌能力的。”

在梁漱溟心中，“乡建”与“抗战”是密不可分的。更确切地说，梁漱溟是把“乡建”运动，视为抗日救国般天大的事来做的。

由于屡次提案都没有下文，1939年2月，梁漱溟以“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及其“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为由，请求到华北和华东各战区去视察。是年春，梁漱溟与随行秘书和军事参谋王靖波，自四川大后方出发，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足迹踏遍川、皖、苏、冀、豫、晋、鲁七省，共五十多个县市。途中常昼伏夜行，历尽艰难险阻。他给他儿子的信中说：“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八个月之后，梁漱溟由鲁南返抵洛阳，在豫同学闻讯，纷纷赶到洛阳拜望，并于9月18日合影留念。谈及此行体会，梁漱溟说，“老百姓真苦”，“中国老百姓太好”，“为了抗战，他们受尽苦难，却没有怨恨国家”，“对于游击队的随时筹措给养、对于我们这样的过路军政人员的沿途提供招待，他们均主动负担，且承认是完全应该的”。而更让他扼腕的是，以当时的战争形势看，他一直不忍割舍的“开展乡村建设”的宏愿，不得不忍痛放弃了。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矛盾：讨厌哲学，却成了哲学家；从未读过大学，结果在大学任教授；生于燕京古城，偏偏一生致力于乡村工作；疏离政治，又热衷于政治。对此，他自我评价道：

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梁漱溟不是个书生，而是个有思想且本着自身思想而行动的人，是一个新儒。

梁漱溟一直看不上蒋介石，这是他的政治态度。梁致力于乡村建设，颇有成就。抗战之初，蒋介石让朱经农告诉梁漱溟，希望他到武汉一叙。梁漱溟闻之，未予理会，曰：“我不能因为他派人传达这么一句话，我就自己去呀？我不去。”

1941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参政会，派成舍我、李师曾等请梁漱溟参加，梁一一辞谢。没办法，国民党搬出杜月笙说项。杜恭恭敬敬请梁到茶楼品茗，恭维一番后，才进入正题：“我们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梁漱溟并未给他面子，让政客杜月笙碰了钉子。

梁漱溟在重庆办学，发表反国民党之论。特务头子沈醉奉蒋介石之命前去查办。梁漱溟见之，凛然曰：“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沈醉只能悻悻而去。

1941年年初，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两党的冲突达到顶点。早在1939年秋，梁漱溟考察华北和华东之时，就已发现两党军队频频发生摩擦。他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责任感，以“第三者”身份找蒋介石和中共代表，为双方进行调解。是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人向秘书处提交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意见。国民党方面予以拒绝。梁漱溟又站出来，积极奔走两党之间，并代表“第三者”起草四条意见，其核心是建议成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特种委员会，检查并监督对抗战建国纲领执行的情况，但未被接受。

是年3月19日，国民参政会会议刚刚落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梁漱溟当选为中央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1941年5月20日，梁漱溟奉命赴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因萨空了全家在港，开销大，每月薪水为二百元。梁漱溟在港独住，挑费小，自定月薪一百元。实际上，他每月只支五十元用于生活，剩下五十元支援萨空了。四个月后，《光明报》正式出版，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据说，在日寇飞机轮番扔下如雨炸弹，硝烟四起、弹片乱飞之时，梁漱溟安然闭目打坐，如高僧穆然参佛。人问其故，笑答：“吾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耳！”在港文化人乘船撤离香港，天上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暗设，满船的人惴惴不安，食无味，夜难眠。独梁漱溟安然入睡，鼾声如雷。众人皆问：“你为何不惧？”梁答：“怕有何用？我岂能死？我死，中国将怎么办？”

梁漱溟等人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返回桂林的。周恩来托人带信，希望梁漱溟到苏北或其他中共根据地，帮助他建立他奋斗半生的乡村建设的据点，完成他的夙愿。梁漱溟为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拒绝了。他的解释是：

我内心上觉得我不能靠近那一边。靠近那一边，我就失去或者削减我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适合的。（《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现实生活中充满巧合。就在梁漱溟婉拒周恩来的邀请同时，国民党也派人来邀他参加筹办“宪政实施协进会”，同样遭到梁漱溟的断然拒绝。他在《答国民政府召见书》中，有些愤慨地说：

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则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于笔口……政府诚有敢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办！

如果说梁漱溟婉拒共产党邀请到中共根据地工作，是为了以自由独立之身更好地协调国共两党，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的话，那么，他的《答国民政府召见书》则是对国民党“对党外之压制”的专制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两相比较，他的心是亲近共产党的。

梁漱溟曾到华西大学拜访在那里任教的钱穆。钱正出门去上课，故返室取自己的《政学私言》一册给梁，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日，钱穆回访梁漱溟。二人谈到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梁拟创办文化研究所之事。梁漱溟说：“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钱穆说：“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

对钱穆此论，梁漱溟大为不悦，站起身道：“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

钱穆也立刻反驳：“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抑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倡恋爱自由，君何不知？”

梁漱溟怫然道：“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二人沉默不语。

梁氏一直想消弭国共矛盾，团结一致，取得抗日胜利，胜利后共同建国。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翌日，梁漱溟再乘车由沪返南京。一下火车，便从报纸上见到国民党军队已攻占张家口的消息，这才顿悟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对采访的记者叹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历史是按着自己的规律和法则运转前行的，有很多人，自然包括梁漱溟，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扮演着各自的历史角色。这位光头，常年为国事奔走的梁漱溟，被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称为“中国的甘地”，或是对的。

“为全节概而免祸累”——陈寅恪在香港宁死不事倭督和汪伪

1938年，陈寅恪从香港取道越南，到达昆明。

1937年7月28日，陈寅恪送清华大学的教授集体南下，亲眼看到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被迫撤离后，才充满眷恋地离开水木清华，混进难民的长队，回到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自家的寓所。

陈寅恪只身逃离清华，珍藏的大量书籍和多年写作的手稿，收藏在清华园的书房里。视书如命的陈寅恪为此坐卧不安。他的侄子陈封雄自告奋勇，要为叔叔把藏书弄回来。后据陈封雄回忆，取书充满了惊险。陈封雄设法租了一辆出租汽车，开进冷冷清清的清华，“把他书桌内外一些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胡乱地装满一车”。汽车刚要出清华大学西门，正赶上一辆日寇坦克隆隆开进。日兵检查时，见是书，摆手放行。自此，大批日军开进清华校园，昔日洋溢书香之气的清华大学，变成了弥漫肃杀之气的日军兵营。校园里的藏书，包括陈寅恪花两千大洋所购《大藏经》，不翼而飞。

让陈寅恪最为悲痛的，是父亲的慷慨赴死。其父陈三立（伯严）先生，闻世人散布中国必亡论，绝食五日，最后痛骂散布亡国者“中国人难道连狗彘都不如”后，忧愤至极，以身殉国。

陈三立为著名的“清末四公子”之一，另三位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陈三立为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他襄助父亲擘画新政，博得朝野一致好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退居文苑，“袖手神州”，以诗文丹青自娱。其诗画奇诡雄浑，卓然大家，为后人所景仰。梁启超、钱基博对其评价甚高。陈三立于年过八旬、白发飘飞时迁居北平，置姚家胡同三号宅第。

9月23日，吴宓到陈寅恪家，祭悼陈三立先生。吴宓在日记中记叙了此日下午两点祭悼之事：

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伯严（三立）先生，行三鞠躬礼。先见登恪，后见寅恪。寅恪述病及所感。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迳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

从吴宓这则日记中，我们分明读出陈寅恪、吴宓两位读书人在日寇入侵后表现出的“为全节概而免祸累”的民族气节。

陈寅恪不愧为“义宁陈氏”家族的传人，该家族四代书香流传，满门贤杰忠烈，或以功名显，或以文章著，或以德孝昭。而每当历史重要关头，都一脉相承地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

若查《辞海》，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陈家三代人四位赫然入选“陈”字条内。有此殊荣者，唯陈寅恪一家。

陈宝箴在清末的宦海生涯中，堪称奇特，其领导的“湖南新政”，真正赋予戊戌变法实际行动。湖南的维新运动风生水起。戊戌变法失败，陈宝箴自缢而亡，巡抚松寿令取其喉骨，奏报慈禧。陈宝箴入京会试时，正逢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陈宝箴毅然放弃科举，投身军旅，以图报国。

陈寅恪之父忧国绝食而逝。长兄陈衡恪为现代画坛之翘楚，与鲁迅为至交，命运多蹇，却显清流本色、文人操守。但天妒其才，陈衡恪英年早逝。清清白白一生的陈寅恪背负国恨家仇，“为全节概而免祸累”，践行陈家的爱国传统。

陈寅恪在父亲陈三立辞世后，于1937年11月1日悄然离开北平，开始流亡生涯：先从前门车站乘火车到天津，再坐船靠青岛，改乘火车经济南、徐州、郑州，过汉口。途中，“几乎挤散”，一家人挤不上车，只能由窗口爬进车厢。经十七天舟车劳顿，终于于20日抵达长沙。

到了长沙，陈寅恪未洗旅尘，便到长沙临时大学给学生上课。王永兴在《陈门问学丛稿·序》中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听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从陈寅恪先生受业的开始，也是我的学术生命的开始。当时，我对寅恪先生之学完全不懂，但他的讲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听课的友人徐高阮也与我同感。课后，我们立即向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提出：我从中文系，高阮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

一介书生，国难当头，用教育支撑抗战，与持枪向敌人开火何异？

不久，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陈寅恪只得将患病的妻子和幼女辗转送到香港，独自奔往昆明。疲惫不堪的陈寅恪，抵御不了瘴气的侵袭，病倒了。他有一首诗，反映了他当时忧国忧民却不悲观的心绪：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华路上，都有一道这样的风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寅恪，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阳照着他的满是汗的额头，亮晶晶的。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他每次讲课，总是在黑板上工整地写满要讲的内容要点，然后坐在讲台，闭着眼睛，滔滔不绝地讲课。学生几次要求代他板书，被他拒绝。他经常告诫学生：“有一分史料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他以身作则，总是在提出充分的史料之后，才能讲课，这也是他多年的习惯”，“他的高度的责任感，他的严谨求实精神，他为了教育学生不惜付出宝贵生命力的高尚行为，深深地感动并教育了我们。”（《陈门问学丛稿·序》）

许澜冲也曾听过陈寅恪讲“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据他回忆，陈寅恪讲课时，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需系铃人。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步行去校途中，或在课堂上闭目讲课之时，常有日机飞来轰炸。为避免伤亡，学校、住家皆在院子里挖防空洞，躲避飞弹。防空洞多是用木板盖洞，上堆黄土，警报一响，人们就避入洞内。陈寅恪特为此景作一副对联，苦中取乐：

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一日，空袭警报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四散躲避。刘文典跑到半路，突然想起身体羸弱且有眼疾的陈寅恪，忙带学生搀扶陈往城外跑。并大声对学生高喊：“保护国粹要紧！”学生格外细心地搀扶陈寅恪，躲到防空洞里。

刘文典自诩当代庄子，平素自视甚高，从不把一般的教授、学者放在眼里，唯对比他小一岁的陈寅恪尊崇有加。甚至公开宣称，自己的学问不及陈先生之万一，还多次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十二万分敬佩”陈寅恪。

陈寅恪作为学者，非常注意史料的收集。他一生购书成癖，视书如命，藏书巨富。但初到西南联大时，无书可查，不得不到处去借。他在给劳幹等人的信中，就表达了“研究所无书”的苦恼：

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

陈寅恪手头无书，如若战场将士之无武器。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悲愤自可理解，他的“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的慨叹，是一个爱国者的忧悒。

其实，他收藏的大量图书散失，便是一曲国难的悲歌。对他而言，乃是“藏书世守事尤难”的悲痛经历。他逃离清华园时，遗失了许多珍贵藏书；离北平之前，他又把姚家胡同三号的很多善本典籍装入多个大袋子交邮局寄运长沙。但悲剧又一次发生，“我到长沙书尚未到”，等他离开长沙时，书虽运到，堆在亲戚家中，一场大火，付之一炬。噩运似未完结，1938年，他由长沙到香港，将最珍爱的藏书和手稿装入特地购买的结实皮箱内，交火车站托运。猖獗的窃贼误以为皮箱内装的是金银细软，顺手牵走。这皮箱中的有关佛学史、蒙古史以及古代东方史等书籍，原本就珍贵，而且这些书早就被陈寅恪密密麻麻地写了批注，应视为研究者已完成著述的草本。如《〈五代史〉记注》《〈高僧传〉笺证》《〈世说新语〉笺证》等不知所终，令陈寅恪“几乎得了神经病”（夫人唐筼语）。

还有一次图书遭劫难。陈寅恪到达成都后，曾对学生王钟翰痛惜地说：

我刚从国外回国，专心致志于元史，用力最勤。我的《元史》一书，并不是一部很好版本的书。我读过好几遍，每有一点心得，就批于书眉，蝇头细楷，密密麻麻，丹铅殆遍……托运至重庆附近时，竟毁于兵荒马乱、炮火空炸之中。我今老矣，无暇重温旧业，只好期诸后贤了。

多年后，1954年，陈寅恪在战火中被盗的图书，如他批注的两本《新五代史》，竟然出现在越南西贡。设法购回，未能如愿。两年后，也毁于越南内战战火。陈寅恪闻之，仰天长叹。

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员称号。同时，牛津大学也聘请陈寅恪为该大学汉学教授，望他尽快到牛津讲学。其实，该校曾两度请陈寅恪去讲学，陈寅恪难以分身，未能就聘。此次正逢陈寅恪患眼疾，拟去英就医，故答应牛津之延请。消息传出，欧美的汉学家云集牛津，等待牛津第一位中国汉学家陈寅恪的到来。

陈衡哲对此事有一段论述，值得一读：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天不遂人愿。陈寅恪从西南联大几经周折到了香港，准备偕夫人、孩子到英国讲学和治眼疾之时，日本偷袭珍珠港，陈寅恪被困在了香港。

病中的傅斯年设法营救，陈寅恪被列为重庆政府抢救的滞留香港的政府要员和著名文化界人士名单之中。然而，1941年12月18日，陈寅恪一家人赶到香港机场时，重庆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已被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及其一家人捷足先登，还派保镖将何香凝、郭沫若、蔡元培、茅盾、陈寅恪等人拦在登机口。众人只能看着飞机呼啸远去。

12月24日，昆明《朝报》就此发表文章，揭露重庆政府丑行：“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联大师生见到报纸文章，以为陈寅恪在香港遇难，有人发表悼念文章，说“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课堂上愤然道：“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贾似道——引者），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

联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他们举着绘有孔祥熙脖子上套着铜钱的漫画的床单，高喊“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一路上，又有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等校师生陆续加入游行行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贯反对学生游行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两位，他们骑着自行车，在游行队伍的最后做保护者，一直到学生安全返校。

之后，联大为陈寅恪举行了追悼活动。傅斯年得知此消息，虽觉陈寅恪之死难辨真伪，仍向社会各界发出“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的呼吁。后来接到陈寅恪的信，傅斯年才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那信充满了无奈，曰：

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

日本占领香港之后，这座孤城便陷入困难境地，即便像陈寅恪这样的人家，也不得果腹，孩子们常以红薯充饥。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的按语中感慨道：“如非日本人挑起太平洋战争，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如果”本不存在，每人都有其命运。事实是陈寅恪一家羁困香港，还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何用！

日寇已将香港变成了地狱，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陈寅恪隔壁一家已发生五个女孩全被日兵奸淫的惨剧，唐筼将已上中学的女儿陈流求的一头飘逸长发剪去，以陈寅恪的衬衫衣之。怕女扮男装也难避不测，陈寅恪又将女儿送到表弟俞大纲家中。惶恐中，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周峻家遭日兵抢劫的消息。陈寅恪前去慰问，蔡家已四壁空空。

接着，日军又闯入陈家，欲将陈寅恪租住的楼房改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尽快搬出。陈寅恪不顾个人安危，和房东一起与日军交涉。后因这支日军突然奉命调动，才幸免流落街头。

在香港，生活十分艰苦，常有人送来米面接济陈寅恪一家。但陈寅恪从不收来历不明的接济，来人若强将米面留下，陈家也只好将米面分给共患难的邻居。

1942年春节刚过，有一西装男子到陈家拜访，自称陈的留日学生，云奉命请老师到沦陷的广州、上海、北平去任教。陈寅恪听罢，面带愠色，即下逐客令。再来，则卧床称病，拒不接见。从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可读出他宁可饿死，也不效力于汪伪的气节：

精神上之苦，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合港币四十万——引者），托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

陈寅恪并非因富足而不事汪伪和倭督，他恰恰需要钱来养家糊口、治病、做学问。他在这一年8月30日给老友傅斯年的信中，表白得很清楚：

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陈寅恪的表白有些幽默，却很真实。真实得让人看到他那清澈和坦荡的灵魂。

是年年底，在朱家骅的帮助下，陈寅恪以皮鞋、衣物作抵押，借得几百元港币。另一说，是由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和西南联大等有关单位为他筹得三万元路费。一家人冒着巨大风险，逃离香港。夜色如墨，风急浪高，陈寅恪在小舟上竟吟出“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一介弱不经风的书生，胸中竟喷薄出如此豪迈的爱国激情。

1944年12月12日，日子虽吉祥，陈寅恪却在这日两眼突然一片漆黑——双目失明了。陈寅恪一度心灰意懒。他请父执林山腴集写李商隐等古人句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林山腴怒责曰：“君自有千秋之业，何言‘此生休’矣？”陈寅恪心绪仍如枯井，不为师长劝慰所动，另请人将“今日不知明日事”集句重写，悬于家中。经唐筼及朋友劝勉，陈寅恪逐渐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再集苏东坡诗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从此继续授课，著书立说。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即赴英就医，两次手术失败后，又将诊断书寄给在美的友人胡适。胡适托友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咨询，其结论令胡适“很觉悲哀”。胡适寄了一千美元给陈寅恪，以示关怀。陈寅恪是在赴美的邮轮上，收到胡适的电讯的，邮轮到港，陈寅恪并不上岸，即返回内战即将爆发的祖国。

周扬、冯雪峰、徐懋庸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1938年5月23日下午，在延安凤凰山麓窑洞，徐懋庸与毛泽东有过一次重要谈话，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尤其是有关抗战文艺“两个口号”争论的是非功过问题。笔者的《民国清流》第二卷，提及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批评了徐懋庸及“四条汉子”。徐懋庸感到十分委屈，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后，5月中旬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

徐懋庸向毛泽东详细地陈述有关情况之后，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徐懋庸在《徐懋庸回忆录》一书中，归纳为六点：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三、这个争论是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六、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徐懋庸对毛泽东谈话的记录梳理，是否准确，难以求证。但从大局观和辩证地、切中要害地看问题来看，似有毛泽东的谈话风格。徐懋庸听罢，彻底放下包袱了。

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争论时，遭到鲁迅痛斥的“四条汉子”之一周扬，比徐懋庸解脱得更早。

周扬是1937年9月，奉命与艾思奇、李梨初等一行，从上海奔赴延安的。

周扬后来回忆：“当时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些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我在那里工作很难做，我是负责的嘛！”

从这段话的语气来看，周扬对鲁迅对他的批评是有怨气的。等他们一行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跋涉，看到延安宝塔山和蜿蜒的延河水时，已是初冬了。从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到山沟沟里的小镇，从亭子间到排排土窑洞，周扬颇为兴奋。更让他兴奋的是，他已听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及“两个口号”争论对他的有利的定评。

是年5月，延安的“中国文艺协会”的成员召开两次座谈会，讨论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及“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会议是由丁玲主持的，最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作了结论性的发言。这个发言于1938年7月，以“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为题，载于上海每日译报社出版的《西北特区特写》一书。该发言说，对“两个口号”的争论，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目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志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其实两个口号并无根本的冲突。至于“国防文学”只是文艺家联合的标志的那种理论却是错误的，因为它犯了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的错误。文艺家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在创作上却不以“国防文学”为范围，那是不对的。我们喊着这个口号，必须按照这个口号所规定的工作努力。

吴亮平的结论性发言，实际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抗日救亡下的文艺思想。吴亮平住的窑洞，离毛泽东住处很近，两次座谈会他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一直很关心当时文艺发展的毛泽东，认真听取汇报之后，对吴亮平等人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抗日救亡，党的文艺家和党影响下的文艺家要善于团结一切有意抗日的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各种流派的文艺家，共同抗日救亡；无论是资产阶级文艺家、地主阶级文艺家，只要愿意抗日，就要团结共同抗日。

周扬了解这些情况之后，一直因受到鲁迅公开批评而焦灼不安的心情，终于得到彻底解脱。五十年后，1982年岁末，周扬在他的文集中，在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三篇文章后面，附上一篇《作者附记》，说：

“两个口号”论争是在革命转折关头，党的斗争策略发生巨大变化，在革命文艺界内部展开的争论，在大转变的时候，认识不一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双方在坚持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方面是没有分歧的；但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什么口号更合适、更科学，对抗日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等方面，意见又是有分歧的……在论争中，由于当时我对鲁迅的伟大缺乏认识，对他的有些意见尊重不够，又多少带有宗派主义情绪，我作为临时文委的负责人，在这方面，是有责任的。

这里不谈周扬关于“两个口号”论争时自我批评是否深刻，因为迄今尚未看到周扬有过刻骨铭心、真心实意又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笔者更关心的是，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当年在延安，毛泽东对他的教诲影响是何等深远。

周扬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委任他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

周扬是个勤勉尽职的人，在教育厅厅长任上，将群众的文化生活搞得热热闹闹、生动活泼，让前来访问的国际、国内友人，大为惊叹。1938年6月，教育厅编印了《社会教育概论》一书，阐述了陕甘宁边区配合抗日宣传，开展社会教育的三项内容：一曰文字教育，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二为政治教育，提高群众政治水平，教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救国知识，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三是娱乐工作，给群众以正当健康的娱乐，消除疲劳，在娱乐中施以文字、政治教育。此外，还建立开展文化活动的基层组织俱乐部等。

周扬在教育厅的工作，展现了其才干和负责精神。毛泽东身边的两个秘书，在1939年编了《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1月22日，毛泽东致信周扬，委托他全权负责修正此书：

此稿李六如（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引者）、和培元（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引者）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毛泽东书信选集》）

周扬如期漂亮地完成任务，《陕甘宁边区实录》按原计划出版，毛泽东甚为高兴。

1939年11月，周扬将油印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得很细，在十一页油印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几十处批注和批改。几天后，11月7日，给周扬回了信（见《毛泽东文艺论集》）：

周扬同志：

文章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有当，还请斟酌。

作文当遵命办。

有暇请来谈。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周扬是有幸的。他有幸不断得到毛泽东的“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而且是以文化人之间友善、亲切、平等、切磋的关系，恳切地教导，使他在思想、学问上大有长进。

周扬又是勤奋而有才干的。他读到毛泽东这封信时，即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不久又任院长，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周扬已成为延安文化教育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当时，在延安兴起的蓬蓬勃勃的新秧歌运动，形成了当时边区颇为红火亮丽的一道文化风景。来延安的中外客人，无不被无处不在的新秧歌吸引，为之振奋。他们真正感受到在极艰苦的抗日救亡斗争中，人民群众那种昂扬的精神状态。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周扬的积极倡导和指导不无关系。新秧歌最早出现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是“培养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创作，理论、组织各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学校”。周扬入主后，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在周扬的指导下，鲁迅艺术学院学员改造边区传统的“社火”，弃糟粕，取精华，将其改造成具有民族气质、地方风情的新的艺术秧歌。新秧歌一出现，即为老百姓所乐见，风靡边区，盛况空前。延安领导层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经常在宝塔山下、延河水畔与群众载歌载舞。

新秧歌运动开展一年之际，周扬写《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将新秧歌艺术形式提高到表现时代和民族精神的高度。

毛泽东再次站出来，肯定新秧歌，肯定周扬。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向与会者推荐了周扬的这篇文章：

《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

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扬无疑是延安文化界的优秀代表。

杜甫的《杜鹃行》一诗中，有“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一句，颇具辩证法的味道。周扬在延安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周扬到延安后，党组织并未对周扬在上海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功过下过正式的结论。据说，党中央原想等冯雪峰回延安后，把争论的各方意见汇集研究后再下结论。

1936年7月26日，在保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上海工作”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对冯雪峰站在鲁迅一边，抵制“四条汉子”推行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是一致肯定的。毛泽东在会上说：“上海工作是有进步的。”周恩来说：“要建立上海各地党的基础，必须要多派如允生（冯雪峰化名）同样的人去。”

9月，刘少奇化名莫文华，写《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肯定鲁迅、茅盾在与“四条汉子”争论中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吕克玉（冯雪峰笔名）的观点，指出反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必要的。

1937年1月，是上海文艺界两派论争最激烈的时候，冯雪峰应召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在上海的工作。中央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是肯定的。接着，冯雪峰奉命从上海等地输送大批文艺干部到延安，其中就有周扬、胡乔木等。

中央听到周扬及一批由上海调往延安的文艺干部的一面之词，让冯雪峰在延安的形象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毛泽东还是等待冯雪峰回到延安，说明情况。

偏偏这个时候，冯雪峰犯了一个知识分子任性、自以为是的错误，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或许是宿命。

1937年7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抵达上海，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等待时机与国民党谈判。作为代表之一的博古，也来到上海，准备与冯雪峰一起去南京。冯雪峰与博古早在江西苏区工作时就相识。他对博古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早就不满。尤其让冯雪峰耿耿于怀的是，博古曾对瞿秋白不予以营救。此次到上海，博古又向冯雪峰兜售“不仅是改变红军名称，而且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提出“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王明《救中国人的关键》）。冯雪峰出身农民，取消苏维埃政权、改变红军的性质，对血气方刚的年轻共产党员冯雪峰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博古后来写《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一文，冯雪峰与他发生激烈的争吵。事发后，冯雪峰到了胡愈之家。据胡愈之写的《我所知道的冯雪峰》（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4期）说：

他（冯雪峰）气色很不好，赌气似的说：“我到南京去了，现在不去了。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

八一三事变前夕，冯雪峰与茅盾一起，参加了由邹韬奋、胡愈之约集的一个会议。

会议针对日军攻打上海、扩大侵略这迫在眉睫的形势，提出文化人也应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当前要做的是办文艺性期刊、综合性报纸，宣传动员民众奋起抗战。

1937年8月14日下午，冯雪峰同茅盾又到巴金家，商讨办小型期刊事宜，巴金表示支持说：“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反而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三人都意识到资金筹措困难。冯雪峰建议：“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丛》和《译文》这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8月中旬，上海抗战中，中国军队开始反击，占领江山码头，包围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下旬又开始罗店之战。战争呈胶着状态。冯雪峰安排其妻何爱玉携子女回老家浙江义乌，他就住在许广平家里，撰写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

10月15日，冯雪峰在《宇宙风》半月刊发表了《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介绍鲁迅晚年想写而未完成的《母爱》《穷》《中国文学史》以及反映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

10月19日，冯雪峰又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题为“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的演说：

他击退数千年来一直毒害着中国人的灵魂的、中国腐烂的和僵死的文化，却将中国文化中的优良的要素和战斗的传统，将那在野蛮的封建的黑暗的压榨下人类所仅能艰难地产生的中国民族文化的真正人类的、世界的精神的传统，和新兴的无产者大众联结起来，而使中国民族文化有着人类的、世界的出路，同时也就使新兴的无产者大众接受着自己民族的这一份遗产。

鲁迅先生将世界的文化、世界革命的文学引导给中国的大众，使中国民族和世界的文化接近，并且也将中国民族的大众的战斗文学送给了世界文学。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中国战斗的知识青年和文艺青年的马首……

在冯雪峰的眼中，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正是自冯雪峰始，开拓了鲁迅研究的新领域——从文学领域扩大到思想领域和社会革命领域。

10月23日，张闻天致电上海的冯雪峰：

中央即欲讨论如何发展全国文化运动问题，并总结年来的上海文化运动。同时上海来人对于你在上海文化上的领导均不满意。中央当然不能听一面之词。因此兄之来延安开会实际必要。如果兄对于现任工作不满意，亦可由中央重新分配适当工作。

张闻天与冯雪峰是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他们在上海、瑞金和长征途中，同生死，共患难，而且一起写过文章。他听到从上海来的同志的一些反映，便告诉冯雪峰希望听到他的汇报。

两天后，上海发来回电，却是署名潘汉年、刘晓发给毛泽东和张闻天的：

李先生（冯雪峰）已不告而行，（行）前给我留一信，大意：一、身体不好，要求到乡下去休息二三个月，要我转向你们申请；二、将来患难来时仍挺身而出；三、请党对他这类分子不当作干部看，所以他离开工作没有关系；四、对组织有些意见，不愿再说，以保存他自己的清白和整个大局。

冯雪峰生前并未对此回电作说明，是否是其原意，无从考查。

读潘汉年给毛泽东、张闻天的回电，关于“不告而行”，似不准确，行前“给我留一信”不是告之而后行吗？

事实是冯雪峰直到12月20日，上海即将沦陷之时才离开许广平家，回到义乌老家的，比潘汉年发给延安所谓“不告而行”电报的时间10月23日，整整晚了两个月。另外，冯雪峰回义乌前，已向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请假，请假的理由是利用两三个月，创作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小说，而潘汉年隐去了请假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冯、潘二人关系一直紧张。冯与博古大吵，胡愈之曾劝作为主任的潘去向冯了解情况，进行规劝，但潘在不予了解的情况下对冯大加斥责。因与博古发生争吵，冯雪峰不再担任领导工作，成为听上级发落的一个多余的人。

当然，冯雪峰性格倔强、感情偏执、情绪愤激，因个人意气失去理智，与博古、潘汉年闹翻而拂袖而去，未能见到中央的召唤，人生发生重大转折，后果必须由他自己承担。

因为冯雪峰的不理智，中央没有对周扬在上海工作的功过做出相应的结论，周扬此后平步青云。这不禁使人想起《红楼梦》第九十一回的“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而不赞同俗谓“鸦鸣凶，鹊鸣吉”之语。

第三章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国共摩擦加剧；吴佩孚拒绝汪伪邀请；周作人沦为汉奸；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与“孤岛文学”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日军登陆海南岛，袭占重镇南昌。年底，日军又攻广西钦州湾。好消息是，抗战运输大通道滇缅公路通车，长沙会战打响，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重创日军，冈村宁次被迫下令日军后退。桂南血战，中国军队夺回昆仑关。

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全会还决定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推举蒋介石任委员长，统率党政军。

1月25日，共产党分别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蒋介石，要求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是年，国共摩擦加剧，毛泽东声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批评国民党及其军队一再制造国共摩擦事端。

年底，汪精卫在上海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一系列条约，为其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做准备。汪精卫邀吴佩孚参加伪政府，吴在回信的封面批道：

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日本人又出面，提出湘、鄂、赣、皖、豫、鲁、冀七省归吴佩孚所管，同时派这七省“代表”到北平劝降，遭吴佩孚断然拒绝。吴佩孚守住了民族节操，青史留名。

这年年初躲在苦雨斋，声称做苏武而不做李陵的周作人，出卖了灵魂，当了汉奸，举国哗然，全民声讨。步他后尘的是创造社创立者之一，“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的张资平，其正式附逆也是在这年。周、张叛国，成为文学界的败类，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自上海沦陷，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属于英、美等国势力范围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被称为“孤岛”。留在上海的大批作家，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开展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抗日文学运动，成为抗战文艺战线上的一朵奇葩。

“孤岛”时期的巴金等作家在下一章介绍。这一章主要讲述“孤岛”中较有文学史意义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她的创作，以其在“旧的东西在崩坏”，“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的时代里，完成的“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以其在雅、俗之间，传统、现代之间出入自如的沟通和平衡，表现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此外，还对同张爱玲的创作情调形成某些互补，当时声名甚至超过张爱玲的畅销书小说家苏青也作了些介绍。她“谋生之外也谋爱”的一生，让我们体悟女性在追求人格独立和体现生命价值时面临的人生难题。

而一直被鲁迅嘲讽的作家邵洵美，在“孤岛”创办《自由谭》，为“孤岛文学”贡献了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带领爱国作家进行了“真正的战争文学”的探索，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洪流。文学史应记住他。

“一生真伪有谁知”——方圆、冰炭集于一身的周作人

1939年元旦的上午，从八道湾周宅传出几声凄厉的枪声。这枪声加速了“隐居”的周作人“出山”，最终沦为无耻汉奸的步伐。周作人自己对这枪声作了这样的回忆：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将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1月13日，周作人给友人致函，再次陈述枪击事件：

得五日来信，承远念甚感谢。电报所记不尽不实，时为元日上午，自称某校学生求见，鄙人弹中左腹，棉袍皆穿而阻于毛线衣之磁扣，只腹皮被撞伤，铅丸后为警察从地上拾得，其上印有扣纹，其来袭固是意外，亦是意外幸免也……此事原因不明，但我想与近半年（以至近十年以来）不无关系。官厅虽在查究（亦未必有结果），却已与我无干。鄙人素持“忍过事堪喜”主张，至其影响则使我再不能再往燕大，经济上不免更窘耳。

“电报所记不尽不实”，大概与社会传闻有关。比如，胡适1939年3月4日的日记中提道：

报载一月十二日上海特讯，说，今年元旦周启明在平被刺未死，客人沈启无伤重而死。（《胡适日记全编·七》）

周作人在上述信函的封面上写有：“沈启无刚来，则弹中左胸，现在医院中，虽是重伤今亦可无虞矣。”

枪案发生，关乎北平名人周作人，故各报皆加以报道。但凶手是谁，众说纷纭。周作人一口咬死说系日本军方所为。而日本军警则指为国民党特务所为。为此，还将周作人传唤至日本宪兵队，盘问两个多小时。

日本人在此次刺杀周作人的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不好确定。但国民党“中统”在全国范围暗杀汉奸确是事实。就在周宅枪声响过没多久，“中统”浙江站成员陈夏牛、吴荣才刺杀了日伪杭州市市长何瓒。陈、吴二人以假名片混进何宅，何瓒正与家人共进晚餐。陈问：“你是何市长吗？”何答：“正是。”陈即拔枪连开两枪，何饮弹气绝。其刺杀过程太相似，只是周作人侥幸逃过一劫，再入深渊而已，保住性命，失掉名节。

周作人遭刺杀，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都企图影响在中日两国都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周作人。因此，周作人被刺，至今仍无确论，才合乎情理。

1946年，美国出版了《黑暗的地下》一书，署名卢品非的作者声称，自己就是行刺者之一，但并未交代背后的指使者。另一说法也一直流传，说是周作人的侄子周丰三及其同学，为保住周作人的名节，决定置其于死地。种种传说皆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不足取信。

但周作人一直坚持刺杀系日本人所为，有其良苦用心，无非向世人昭示，自己是在日本人的胁迫下，为“庙里住的好些老小”计，不得不“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出山”“下水”了。

枪声响了十一天后，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

离自己五十四岁生日还有四天，他决定走马上任，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对此，钱理群先生在《周作人传》中有精彩的论述：

寥寥七个字（“下午收北大聘书”），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周作人从此走向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周作人此时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人们因此却常常想起白居易那著名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多为‘复’——引者）谁知。”

钱理群先生引用的四句诗，是白居易七律《放言五首》之二中的后四句，是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贬谪江州时，和元稹之作。这四句，用周公、王莽的典故，说明时间是对人的重要考验，不能只凭一时一地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位者，把王莽当作谦谦君子了。

周作人当了无耻的汉奸，并非只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乃是经过痛苦的心理挣扎，深思熟虑后的理性选择。钱理群先生引用此诗，让人有太多的遐想。

巧合的是，就在周作人“下水”之后第五日，其生日第二日，被周作人称为“畏友”的钱玄同有尊严地仙逝。钱玄同之死，与周作人有关。八道湾枪声响后，闻周作人遇刺，钱玄同即派长子持自己的亲笔信，到周宅慰问。信中说：“兄忽遇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钱玄同于1907年，与周氏兄弟在日本民报社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后与周作人同为北大教授。二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猛将，私交甚笃。钱玄同为周作人的安全担心，思虑过度，患脑出血辞世。

钱玄同虽留学过日本，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一直保持清醒的爱国主义立场。九一八事变后，钱玄同拒绝与日本人来往。在社交场合，凡闻有日本人参加，他都是坚决不出席。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钱玄同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西迁陕西汉中，他因正犯高血压而未能同行。自1938年起，他决定恢复旧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以示不做顺民。一次，他对来访的学生魏建功说：“我要你替我刻一方图章，现在我要恢复我的旧名‘钱夏玄同’了。”魏建功者，原北京大学学生，因写文章不赞同爱罗先珂对北大学生剧社演出的评价，遭到鲁迅的唾骂。鲁迅在《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一文中，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个少年，后来成为著名学者。

钱夏是钱玄同在日留学时，为明反抗清王朝之志而起的名字。此举寓意打倒清王朝，恢复中华，不再做亡国遗民的信念。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致信老友周作人，说“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写信给迁到陕西城固的北京师范大学同事黎锦熙先生等人，表达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的坚贞、磊落的胸襟。

钱玄同辞世后，西北联大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好友许寿裳特为他写了一副挽联，表达西北联大师生深深的哀悼之情：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

“我的畏友”钱玄同去世后，周作人一直备受精神折磨，不知如何面对“决不污伪命”的“畏友”。三个月后，周作人才写了《玄同纪念》。文章中有“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样的文字，可以说表达了周作人内心真实、复杂的心境。是的，他已经“下水”了，让玄同失望了。让“畏友”失望的同时，也让三弟的次子周丰三彻底绝望。周丰三曾与其父周建人多次规劝周作人要守文人操守，悬崖勒马。周丰三最终绝望，以死相谏。这些一直在啃噬着周作人的灵魂。

有两件事，让我们看到周作人的心灵挣扎。

一是前文提及的张铁荣在《周作人评议》中所载，周作人大加斥责盛气凌人的日本人小林。他还与马幼渔一起痛骂过已当了汉奸的北大日语教授徐某。周作人的这种表现，似证实了他在北平沦陷后给陶亢德的信中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二是说这些话后不久，1938年春夏之交，周作人忽然变成李陵，居然与倭酋日本陆军大将寺内寿一合影。此照最早见诸香港的报刊。为此，在武汉城里的文协，开除了周作人的会籍。

周作人的附逆，立刻遭到文化界的强烈谴责。1938年5月5日，文协通电全国。影响较大的是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第四期发表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该信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经由郁达夫修改，全文为：

作人先生：

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若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茅盾 郁达夫 老舍 冯乃超 王平陵 胡风 胡秋原 张天翼 丁玲 舒群 奚如 夏衍 郑伯奇 邵冠华 孔罗荪 锡金 以群 适夷

等启

该信与其说是声讨谴责，莫若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规劝、忠告，更有一种期待存其间。又间有分析时局、言明利弊、指点迷津，实在感人肺腑、力透纸背。但是，周作人已死心塌地地选择效忠日寇、汪伪的不归路，再动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了。由“隐士”到“叛徒”，是周作人留给历史的耻辱。

当然，从周作人从做“隐士”到“叛徒”的相互矛盾的过程来看，他曾在当苏武还是当李陵之间，做了极其痛苦的斗争和抉择。并非像有些人所说，日本人一攻进北平，周作人就当了汉奸。对于一个中国的“士”来说，名节要重于生命，重于泰山，周作人的灵魂经历了怎样的争斗，是可以想见的。

从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决定“下水”“出山”，当了李陵起，接下来除了下水越来越深，他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了。

拟个时间表，看看周作人当汉奸后的频繁活动。

3月28日，接受委派给他的北大文学院筹备员一职。

4月28日，“往北大本部陪宴，来者皆宪兵队长，共三席”。

5月8日，“往北大赴招考会”后，又“往赴汤尔和招宴”。汤尔和早已附逆。

5月26日，“往北大办公处，应公宴，来者皆两方（中日）教育文化之官”。

7月19日，周作人与已被委任伪北大秘书长的钱稻孙，讨论北大文学院教职员人事安排。

8月，接任北大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

9月3日，作为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成员，参加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

周作人自己说，上面的活动仅仅是一种应酬，并无卖国求荣的恶行，日本人不过是利用周作人这块招牌，点缀一下“共存共荣”的风景而已。大多数时间，他不过躲在家里当他的“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看着院里那棵大杏树花开花落。

大约是1938年秋，叶公超在离开北平时，曾到八道湾周宅向周作人辞行。分手时，天色已晚，周作人一直送到街口。当叶钻进汽车，同去的常风“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常风《关于周作人》）。让人莫名地生些凄凉感。

1939年夏，苦雨斋真的发生了大变化。一直靠稿费和借贷过着拮据生活的周作人家，突然大兴土木，八道湾胡同周宅运进砖瓦、土木，尘埃滚滚，车水马龙。翻修左右偏门，院里凿水井，平整土地，改造老旧厕所，修造正房，裱糊粉刷内室，所有卧室皆改造成日式榻榻米。宅第焕然一新。昔日清冷的院落，现已招宴不断，宾朋满座。周作人一家的衣着开始华贵，皆着狐貂衣裘、绫罗绸缎，周宅更有汽车出入。不再是“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的“半是儒家半释家”，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得半日之闲的清洁书生，俨然成为北平新贵了。昔日的苦雨斋乃当时文人名流雅聚之地，“谈笑有鸿儒”，而翻修一新的周宅，变成充满铜臭和灵魂变节之味的龌龊之地。

查周作人1939年11月的日记，记有“计住此已有十月余，于其去也，彼此各有惘然之色，赠以五十四元，信子予三十元”。说的是，是年年初，枪击事件后，日本这方面派到周家的三位监护者调离周家时，原本对此怀有疑惧的周作人，如今居然有了“惘然”和好感。可见周作人对日本人已变得依恋不舍了。

周作人的上司，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突然归西，一命呜呼，这对周作人是沉重的打击。

汤尔和者，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此公与胡适、鲁迅等人都有交谊和过节。1922年5月11日，胡适拟定《我们的政治主张》，得到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等名人的赞同、签名，汤尔和也位列其中。但在胡适等人的反对下，汤尔和、沈尹默还是处心积虑地以私德不检的借口，将陈独秀开除出北大。此举遭到胡适的指责。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在《晨报》的“时论”专栏发表《不善导的忠告》一文，其中有蔑视群众、取悦英日帝国主义的胡说；还举自家为例，说：“前天某学校以跳舞会的名义来募捐，我家的佣工，告诉他说是捐的次数太多了，家里没有钱。来人说你们主人做过什么长，还会没钱吗？把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再三央告，始怫然而去。”对此，鲁迅在当年6月、7月出版的《莽原》周刊第十期、十一期、十二期上连续发表《补白》（一、二、三），予以痛斥。

周作人与汤尔和一直平淡相交，但二人皆“下水”附逆之后，始惺惺相惜，寻求的是一种心理的平衡。汤之猝死，让周作人不再像林语堂所说“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也不再如王士菁所说对任何事都“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而是对汤尔和之死一反常态地热心积极起来。他不知疲倦地参加治丧委员会，送挽联。

其挽联曰：

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鬘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

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檀度中断，伤心轻打腠微言。

有人说，周作人此联“把汤尔和崇高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崇高化了”，似未剀切中理，把一生追求“凡人化”的周作人简单化了。与其说“把汤尔和崇高化”，不如说周作人是在认定汤尔和的最后选择是对的。这与周作人在1935年10月和1936年9月两次撰文为秦桧翻案，宣扬秦桧主和不是不忠，而是“爱国”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一直不相信一开战就“退守大后方的国民党，会有有朝一日收复中原的可能”（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周作人的所谓痛苦，是他的选择不被人理解。

送了挽联，周作人又以不同身份出席为汤尔和举行的各类公祭和百日祭、周年祭、三年祭这样的家族式的活动。总之，周作人是有祭必到的。汤尔和之子撰写的《汤公遗事》，周作人也为之作序，慰藉被人唾骂的灵魂。这般举动，让后来的舒芜叹息道：“周作人对其他亡友，甚至对钱玄同那样的毕生至友，也没有这样长久的隆重的悼念。”（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

1941年，周作人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补汤尔和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是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孙等人东渡日本，参加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的会议。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据日本报纸报道：

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

此行，周作人还慰问了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本军人。周作人之所谓“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遮羞布，完全被其汉奸的丑行戳穿。回国后，周作人不管什么会议，均到场训词、训示、训话，进行“亲仁善邻为主旨”，“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反动的卖国宣传。

1942年5月2日至10日，周作人随汪精卫到沈阳，庆祝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谒见”了傀儡皇帝溥仪。周作人曾在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清宫时，著文祝贺他成为普通“人”，甚至建议他“大学毕业后再往外国留学”（《谈虎集·致溥仪君书》）。此次戏剧性的“谒见”，“在嘉乐殿筵宴”（周作人当日日记），让周作人的心情极为复杂。

回北平后，周作人又忙着赴南京，为汪精卫祝寿，备受礼遇。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北平参加伪新民会的联谊会，周作人忙到机场迎送。还特意到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抗战前，周、汪素无来往，自汤尔和死后，周作人始讨好汪精卫，特为张次溪编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作序，大肆吹捧汪，言其“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名声”云云。周作人实际上又是在写自己，故汪精卫阅后，有终遇知音之感，对周作人格外青睐，引为亲信。周作人也再有靠山。

1942年年底，汪伪发起以训练青少年为中心的“新国民运动”，周作人不仅任副统监，还在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之训词。下午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分列式时，周作人已不再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刘半农语），而是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的小丑。前后反差之大，除让人感到滑稽之外，还有痛心和愤慨。

1943年，因日伪内部斗争，已在官场上混熟的周作人，并无征兆地被罢官了，这让他很失落，又悻悻然，“甚不快”。有诗为证：

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故人知。

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

后陈公博向汪精卫说项，周作人又被选为伪国民政府委员。周作人喜不自禁地在日记中写下：“得汪主席电，为任国府委员事。”

此时，周作人已被日伪政权异化成一个反动官僚，成了日伪政权的一个棋子、一只鹰犬了。

荀子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意谓天下的事总有两个方面：可以从“非”中辨出“是”来，从“是”中分辨出“非”来。但，是与非，“犹方圆、冰炭之不相入也”（苏轼《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这与荀子之言形成一种悖论。纵观“下水”后的周作人，其所作所为，就形成这种悖论。从前面所述，说周作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并不为过。可是很多熟悉周作人的人，又以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一个别样的周作人。且举几例。

任伪督后，周作人曾冒风险多方照护老朋友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为免日伪对李星华、李光华姐弟的加害，周作人特为他们办了“良民证”，并协助姐弟二人从北平安全转移到延安。周作人还掩护过李大钊之次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共产党员高炎被日伪抓捕后，他还想方设法营救。

周作人也出手帮助过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多次找到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密谈。沈兼士，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毕业，曾任厦门大学文科国学系主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20世纪20年代末与到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相识。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受审时，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等人，出庭为周作人做证，称其掩护或联名保释过被捕人员。

附逆后，周作人宣传过日本的大东亚文化理论，但从他的不少讲话中，又可发现他在尽力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日本人的大东亚文化论相抵牾。为此，1943年，他被日本人片冈铁兵斥骂为“反动的老作家”。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当局派兵进驻燕京大学，并准备将代理校长陆志伟及张东荪等教授抓去关押。在这紧要关头，人们想起周作人。他经一番斡旋，保护了燕京大学的相关人员免受刑讯监禁之苦。（于浩成《周作人的二三事》）

日军攻陷宜昌，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到天安门集会庆贺。伪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周作人主张学生应远离政治，言参不参加集会，无关宏旨。伪教育总署按周作人的意思通知了各校。结果，集会时无一学生到会，天安门广场空空如也。伪新民会顾问日本人安藤怒不可遏，欲亲自逮捕周作人，后考虑事关重大，不了了之。

任伪职期间，周作人曾对友人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

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

笔者不愿做历史的“看客”，作家的任务是揭示人物的灵魂。即便是淡然地把自己比作“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而且“对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的周作人，也不轻易相信。但是，周作人留给我们太多的谜团，“方圆、冰炭”集于其身，迷人双眼，乱人心智。罗曼·罗兰说过：“一个人只要在思想深处保留着自由与真实，即使他罪行累累，也还是没有整个完蛋。”周作人是会让人动恻隐之心，但只要想想死在日本帝国主义刀枪下的数百万同胞的冤魂，想想浴血奋战、壮烈殉国的千百万烈士的英灵，还能风轻云淡地原谅变节者周作人丑陋的灵魂吗？

从周作人的个人历史来看，周作人的附逆，是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悲剧呢？“士”，肩负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在民族命运发生大变局时，每一个“士”都有一个命运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在于未能克服文化传统中的消极的东西，以中国的“士”最看重的名节，换取苟活，让自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咎由自取。

“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写得一手漂亮小说的张资平

张资平于1939年10月从香港回到上海，出任“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文化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周作人之后的第二号文化汉奸。

张资平最早进入鲁迅法眼，是1930年1月1日。倒霉的是，鲁迅一上眼，张资平便被装进了《流氓的变迁》（发表在《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一文中，从此再不能安生。鲁迅极具幽默感和讽刺意味地给“流氓”画完像后，在文章最后，笔锋一转，说这些流氓文人：

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待“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

接着，是年2月22日，鲁迅又署名黄棘作《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发表在《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张资平曾在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1929年12月）的《编后》中，攻击《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鲁迅此文是针对张资平此举的回敬。

张资平的《编后》说：

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鲁迅的回敬比张资平的嘲讽多了些辛辣：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小说。

1933年7月20日，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又拎出张资平。不过这回不是奚落，而是表示“腰斩张资平”与自己无关。缘起是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自1932年12月1日起在黎烈文当主编的《申报·自由谈》连载。次年4月22日，《自由谈》刊出编辑部启事，说：“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4月27日，《晶报》发表了短文《〈自由谈〉腰斩张资平》一文。对此，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说：

《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案。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轰传“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

接着鲁迅又摘引了多篇他人的文章，以证“腰斩张资平”之事与自己并无干系。《后记》接下去，便是“还有一点余兴的余兴”，不过与张资平无关。

张资平却一直怀疑是鲁迅捣的鬼。他在《游欧归客赋》中一语双关讽刺道：

我现不写了，何家不可干？

“何家干”是鲁迅常用的笔名。张资平似乎还未解心中之愤，不善理论的他，在小说中含沙射影，要么说鲁迅常去的内山书店是日本人的特务机关，要么说他“编的小说史，偷窃了日本汉学家的材料”。内山书店究竟什么底细，事实清楚，无须争辩，而鲁迅抄袭之说，胡适早就为之辩诬，是有案可查的。

1933年7月5日，《申报·自由谈》登载了谷春帆揭露张资平的文章《谈“文人无行”》。

7月6日，张资平在《时事新报》上刊载《启事》，影射攻击《自由谈》的黎烈文有“资本家的出版者为后援”，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为自豪”。

鲁迅看了张资平的《启事》，即于7月8日致函黎烈文，其中说：

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公资平之战法，亦实此类也。看《自由谈》所发表的几篇批评，皆太忠厚。

鲁迅在信中，表示对张资平之流的鄙视，怪文坛对“造谣生事”者“皆太忠厚”。信中还开了一剂对付张资平之流的药方：

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鲁迅全集·书信》）

7月14日，鲁迅又致函黎烈文，再次涉及张资平：

至于张公，则伎俩高出万倍，即使加以猛烈之攻击，也决不会倒，他方法甚多，变化如意，近四年中，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尚在人记忆中，然此反复，于彼何损。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然此公实在已道尽途穷，此后非带些吧儿与无赖气息，殊不足以再有刊物上（刊物上耳，非文学上也）的生命。（《鲁迅全集·书信》）

鲁迅久经文坛江湖，各色人等的斤两已摸得甚清，与人格斗，知己知彼，从来都是所向披靡。但对张资平却不敢轻敌。鲁迅在此信中用的撒手锏，是让世人注意，在国民党当局提倡所谓“三民主义”文学时，张资平以宣扬“民主主义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与之呼应，从而揭露这位“革命作家”的政治底色。目光犀利，手段老辣。

1933年8月1日，鲁迅在《文学》月刊上发表《辩“文人无行”》一文。重提1928年12月创造社的周刊《文艺生活》刊载过的蒋光慈的谈话，批评张资平和他的三角恋爱小说。张资平在《乐群》月刊第二期（1929年2月）刊登《答辩》，说蒋光慈之所以对他“冷嘲热讽”，是因为蒋向他推荐的稿件受到拒绝。鲁迅在《辩“文人无行”》中，把张资平的“答辩”说成也是“文人无行”的一种：

倘使他做过编辑，则一受别人指摘，他就会说这指摘者先前曾来投稿，不给登载，现在在报私仇。

1930年1月1日至1933年8月1日，是张资平噩梦般的日子，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鲁迅把他这段时间丑陋的行径和灵魂，惟妙惟肖地写进了自己充满社会文化批判和激烈政治斗争的杂文里。张资平的灵魂永远得不到超度。这是张资平的悲剧。

张资平，广东梅县人，家境贫寒。十五岁时参加官费留日生考试，从逾千报考者中脱颖而出。到日本后，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与同到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成为同窗。张资平学习刻苦，考入日本最高学府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地质学。1918年，二十三岁的张资平曾回国参加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爱国运动。返回日本后，于1921年6月，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办创造社。次年5月，《创造》季刊出版。张资平是该刊的主要撰搞人，郭沫若说：“这些文章中以张资平的为最好。”

张资平的小说处女作，是1920年创作的《约檀河之水》。他就是以这篇小说，生气勃勃地登上了文坛。到20世纪40年代，他当了汉奸。

张资平共出版短篇小说集六七种，收入小说近五十篇。长篇小说有二十余部。1922年作为《创造社丛书》之四出版的《冲积期化石》，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的长篇小说。该小说最初名为“他的生涯”，像张资平的其他小说一样，有他自己留学日本前后的生活的痕迹。小说揭露了教会的虚伪、教育界的各种弊端和民国伊始的革命的不彻底，具有一定的价值，其语言也算清丽。但小说对生活素材未加精心提炼，内容较杂芜，结构也较松散，尤其是加入了太多的议论，读起来不够抓人，算不上成功之作，故发行量不多。

张资平的小说，从内容分类，大致有三种：一类是写留日生活的，多表现人道主义倾向，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木马》等；二类是表现社会的病态、黑暗，以及年轻知识分子生活困难、精神苦闷的，如《小兄妹》《雪的除夕》《白滨的灯塔》《公债委员》这类作品，是张资平小说的精品；三类是数量最多的、发行量最高的爱情小说，如《爱之焦点》《梅岭之春》等颇受读者欢迎。钱杏邨在《张资平恋爱小说》一文中说，张资平的爱情小说，都是“五四期间女子解放运动兴起后必然的要产生出来的创作”。这部分小说塑造了那个时代具有叛逆性格的女性形象，反抗了封建礼教纲常和旧道德，在当时颇受欢迎。相较而言，张资平那时的小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同人那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小说，有所不同。张资平的小说更注重写实手法，客观地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特别是还能反映某些不同社会层面的现实生活图景，提出一些社会问题，这在当时小说界，别开生面。在写作技巧上，张资平的语言极具个性，流畅简洁，善于写生动的对话，描写也细致，特别会讲故事。这些，都是不擅写小说的郭沫若及将太多自恋带入小说的郁达夫等人望尘莫及的。张资平的这类小说，使其在文坛上一骑绝尘。

问题是，张资平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出于对色情、肉欲描写的嗜好和热衷，也为了攫取更多金钱，他写作小说时，不惜粗制滥造，牺牲文学品位。他的爱情小说，多是写三角或多角恋爱，小说中有大胆放肆的自然主义性欲描写，以撩拨和满足市井阶层的世俗趣味。《飞絮》一书，一经面世即轰动书市，几乎“人手一册，行销巨万”，接着《苔莉》《最后的幸福》《蔻拉梭》纷纷登场，招摇过市。滚滚红尘，香艳肉欲，弄得上海滩更加乌烟瘴气。

以“革命作家”自居的创造社同人对此有了分歧。一些人见张资平的书让雪花银子滚滚而来，不胜欣喜，另一些人如冯乃超，一直不赞同张资平出版这类下作图书，并预言在这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张资平必将“沦落到反动的阵营中去”。事实证明，冯乃超是清醒和有眼光的。

在上海滩成了人物的张资平，岂能听得进冯乃超等人的批评？盛怒之下，他撕下面皮，到创造社大闹，要求创造社停印其所有图书并偿还拖欠的巨额版税。创造社不善经营，鲁迅对此有过辛辣的揭露和批评。成仿吾只好出面，劝慰张资平。

“革命作家”有时也在金钱面前乱了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创造社的郭沫若，远遁日本多年，从此在国内再无踪影。郁达夫原本就与成仿吾不睦，现在拱手别过，发表声明退出创造社。成了孤家寡人的成仿吾独木难支。想重用同人王独清，但嫌其心胸狭窄，且有背后嘀咕的毛病，不敢依靠。王独清留学法国，既受过传统文化影响，又喜欢欧洲的缪塞、拜伦等浪漫诗人，成为爱国主义行吟诗人，成就不在朱自清、闻一多之下。有留法背景的王与留日派的郭、郁、成等人，并不融洽。成仿吾不敢用王独清，也在情理之中。最后，他邀请张资平襄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张资平，已被共产党人的血吓破了胆，并未领成仿吾之情，反而和王独清混在一起，因为创造社拖欠他们二人一大笔版税。正巧，闻听成仿吾有一笔巨款在手中，那是黄埔军校准备让他去日本购买军火的钱。张资平精于计算，认为扣除该花的钱，成仿吾手中尚余三千大洋。王、张二人商定由张资平去向成仿吾索版税，索回的钱，二人平分。令王独清万万没想到的是，张资平拿到钱后，一人独吞，一直就没告诉过他。

王独清知道此事，是在过后的一次酒宴上。那是友人为成仿吾赴日采购军需践行的酒宴。杯酒言欢之中，王独清几次想询问成仿吾何时还所欠版税，但碍于情面，只好多次暗示，均未得到回应。酒宴散时，已是子夜，下楼时，王独清听得成仿吾叫道：“独清，独清！”便兴冲冲跑过去，以为会得到偿还版税的消息，不料成仿吾说的是另一件事。于是愤怒地给了成仿吾一记耳光，而早已看清这一切的张资平放声大笑，扬长而去。

张资平在1930年创作了小说《天孙之女》，有明显的反日意识，曾轰动一时，影响也大。驻沪日军和侨民读到后，极为愤怒，扬言要报复，吓得张资平不敢过日本租界。

日本人长期在上海经营，战前曾为侵华做了不少准备，其中就曾收买留学过日本的文化名人，以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汪精卫投日后，更是注意网罗无耻文人，充当汪伪走狗。他们在策反周作人、汤尔和等人的同时，看中了上海名人张资平。有人上门说项，希望张资平出任伪教育部部长。官位不可谓不大，但一开始张资平尚有良知，躲到香港。当时香港聚集着许多文化界名流，如叶圣陶、陈寅恪、茅盾等。香港尚未被日本人占领，但并非世外桃源，单是经济困难，就让漂泊在这里的文化人举步维艰。张资平靠稿费难以在香港生存，最后接受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经济资助，于1939年10月回到上海，正式附逆，当了汉奸。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将周作人、张资平定性为文艺汉奸，他说：“反动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同为创造社创始人的郭沫若，因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遭到通缉，逃亡日本十年。后被国民党政府设法接回中国，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又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郭沫若得知张资平叛国投敌，立刻撰文批判，曰：

北有周作人，南有张资平，这些没有骨气的民族逆子，艺术反贼，他们的投降不仅葬送了他们自身，也葬送了他们的文艺。

值得研究的是，周作人附逆后，还保护过李大钊子女。而张资平当汉奸后，写了不少为汪伪唱赞歌的汉奸文学，同时精心炮制小说《青磷屑》，在报上连载。偏偏给小说的主人公起名汪兆麟，汪精卫（原名汪兆铭）读之，颇为不快，疑为影射自己，亲自下令禁载此小说。他还写过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几酿成文字狱。周作人和张资平这些矛盾之举，怕不能简单解释为他们在为自己铺后路。这是人性的复杂所致。《汉书·董仲舒传》曰：“善恶之相从，如景（影）乡（响）之形声也。”但对大节，如对国家、民族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善恶名节。

抗战胜利后，张资平暂未受到法律惩治。为了谋生，张资平继续卖文糊口，他并未改姓换名，仍署名张资平。这样一来，读者不满，共同声讨。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会放过他，1948年，张资平以“汉奸罪”被控。张资平忙写信向胡适求助，声称自己只任伪职，并未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虽未得到复信，但张资平确信胡适暗中帮了他大忙，不然不会一审只判一年多有期徒刑。再审时，上海已响起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上海解放后，政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张资平被放出狱。于是，解放初的文坛出现一奇特景观：北有周作人以“十斋老人”笔名，在私产报纸《亦报》上写闲适的和关于兄长的专栏；南有张资平化名秉声，也在《亦报》连载小说。两个昔日的汉奸文人，突然又在解放初的同一媒体“风云际会”，真是别有讽刺意味。

1949年年初，周作人被假释出狱。他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过面的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看完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于是，周作人得以每月从笔者一直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二百元稿费。但张资平没那么幸运。他多次给创造社成员、已当了大官的潘汉年写信，潘不作回应。他又给曾经的好友郭沫若写信，求其为他找个吃饭的地方。郭尚念旧情，在东北赴沪招募人才时递过话，张资平遂化名张声，通过笔试。但政审时知他是汉奸文人，便驳了郭沫若的面子，拒不招聘。

张资平走投无路时，报界闻人、时代书局的老板邵洵美，请张资平以“张古梅”为名，翻译《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后来书局关张，张资平再度失业。

1951年秋，张资平致信周恩来、刘少奇求助，自然得不到回应。他只好到私立学校教书，维持生计。1955年，在全国开展的“肃反”运动中，张资平以“反革命罪”，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四年后，张资平病死于劳改农场。那是一个变节者的归宿，那年，他六十六岁。

“孤岛”中的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

1937年11月，上海华界陷落。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法等公共租界虽受日军包围，却未被日军占领，故被称为“孤岛”。

“孤岛”里涌进了大量后来耳熟能详的进步作家，像巴金、郑振铎、王统照、傅雷、王任叔、夏丏尊、丁玲、周瘦鹃、程小青、杨绛等。

在顺日伪则荣显，逆日伪则辱苦的恶劣环境中，他们创作了许多蕴积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弘扬民族正气、节操，表现爱国主义又保持民族文学血脉的优秀作品。“孤岛文学”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这里，仅介绍三位作家：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

“孤岛”文坛“最美丽的收获”——张爱玲的小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经典

张爱玲的作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经典，她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耐人寻味的是，“张爱玲热”起于海外，后到中国，成为21世纪的一种文化风尚、一种想象资源。

殊不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上海“孤岛”沦陷后的文坛上，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已具文学史意义。她的小说在“旧的东西在崩坏”（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的时代里，完成了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其作品的划时代意义，正在于她苦心孤诣寻求的站在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的交会点上，出入自如地沟通和平衡。

张爱玲出身书香门第，原籍河北丰润，童年在天津度过。八岁后始在上海租界生活。因父母不睦，她早早体验不幸人生，七岁写小说，九岁给报刊投稿。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发表在1932年她就读的上海圣马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上，写孤傲少女为追求自由到处漂泊，笔调缠绵。早期习作还有写农家生活的《牛》，表现农妇禄兴娘子的“生命寂然”，视角独特。还有写历史题材的《霸王别姬》，用心理剖析手法重写历史传奇，已见其某些艺术追求。

1939年，张爱玲考取伦敦大学。欧战发生后，改入香港大学。上海、香港先后沦陷，战争使她窥见人性的某些真相，形成她的小说透视人生的独特视角。

1942年11月，张爱玲辍学回到上海，为了糊口，卖文为生，给英文《二十世纪》等报刊写英文文章。1943年5月，张爱玲的第一篇中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在复刊的《紫罗兰》第二期上。其卷头语评价，写得“很别致，很有意味”。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张爱玲从此月月有作品发表。接着，《沉香屑：第二炉香》又发表在《紫罗兰》上。7月写《茉莉香片》，8月写《到底是上海人》，都发表在《杂志》月刊上。紧接着，9月、10月，又在《万象》上发表小说《心经》《琉璃瓦》等。从此，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崭露头角，引起上海文坛的关注。

接下来，张爱玲一篇连一篇的传奇故事在上海滩引起不小的“轰动”。1944年，张爱玲自选其中十篇小说，结集为《传奇》出版，使那年的文坛热闹非凡。“张爱玲热”也始在上海蔓延。

1943年9月至10月，张爱玲发表了被认为是其经典之作的中篇小说《倾城之恋》。

小说描写了在香港沦陷的宏阔背景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相依为命的故事。女主角是一个出身望族的“自私的女人”白流苏，男主角是个华侨子弟，“自私的男人”范柳原。战争让他们颠沛流离，使他们参悟了人生。战争毁了城市，也炸掉了他们的心计、浪漫情调和浮华的虚饰，让他们归于生命的原生状态，并在普通、平凡的人生中，收获了真情。其象征寓意是人类的本质应该是平凡的男人和女人彼此间的真心。

二十二岁的张爱玲，以极为老辣的笔触，表达了她对战争的理解，对人生、生命独特的体验。有人说：“（张爱玲）这种理解把握在当时对于战争的认识中显得处于边缘性，然而仍具有人性、人生意义上的真实。”

张爱玲在小说集《传奇》初版扉页上题词说：

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中，“普通”表现为人物品格精神的世俗性和行为生活的平淡性的话，那么“传奇”则主要指在言情中散发出的浓烈的人生意味。这两点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一种审美意向。（《中华文学通史》）

读者自然会发现，张爱玲的这种审美意向，源于《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传统的审美情趣。但不能忽视，张爱玲的独特在于，她又汲取和融入了西方文学特别是欧美现代文学中人道主义和张扬人性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金锁记》是一部满纸悲凉的中篇小说。迅雨（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曾惊喜地称之为上海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金锁记》写的是一个卑微女子失落人性的悲剧。小户人家出身的曹七巧，嫁给豪门姜公馆里久患骨痨的男人。失去正常生活欲求的七巧，只剩下用青春熬死病夫，然后获得金钱再改变命运的焦灼等待。青春韶华流逝，十五年后，真的获得了财富，却始料未及又被套上金钱的枷锁。为了保住金钱，她设法驱逐自己深爱的小叔子。多年被压抑的情欲，让她近乎疯狂地报复、算计着亲人。小说写出了在姜公馆这样一个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交媾生出的怪异环境下，七巧在金钱和情欲的纠葛冲突中人性的毁灭。二十二岁的张爱玲以极冷静的笔触，在人情世故中完成了人性的毁灭和残酷的人生图景。

张爱玲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创作中，走向成熟的。

《牛》和《霸王别姬》是“新文艺腔”很重的习作，张爱玲曾拿给周瘦鹃指点。后来，张爱玲自己说：“《牛》可以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也许是其志可嘉，但是我看了总觉不耐烦。”对《霸王别姬》，她则说：“当时认为动人的句子现在只觉得肉麻与憎恶。”

张爱玲对自己小说中的“新文艺腔”曾作过自我批评，与当时李默（李白英）的评论文章《论“新文艺”笔法》（《紫罗兰》1943年2月号）的观点接近。1943年2月，“孤岛”开展的“新文艺腔”大讨论，是进步作家自发开展的，讨论了文学创作在战争状态下如何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的大众化的新文学，与日伪的文化奴化政策相对抗。故讨论影响深远，是在“孤岛”时期对新文学的流弊所做的最为深刻的历史反思。后来，人们在争论这次讨论对张爱玲的创作是否产生影响时，意见有分歧。

1944年5月，傅雷写《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发表在当年的《万象》杂志第十一期。文中有一段话，批评巴金小说的缺陷来反衬张爱玲的小说的成就，说张爱玲是荒芜文坛上一个意外的“最美丽的收获之一”。

《万象》的主编柯灵认为，傅雷批评进步作家巴金很不合适，就自作主张地删去批评巴金的一段文字。对此，性格耿直的傅雷大为光火，找到柯灵，让其公开道歉。

傅雷是一位正直的翻译家，又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文艺批评家。他在人们以轻蔑、不屑的目光打量闯入文坛的年轻、充满锐气的张爱玲时，以其深厚的审美识力，站出来为她高唱赞歌。同时，他又不客气地批评张爱玲一些作品的艺术缺陷。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赞赏了《金锁记》，又对《连环套》一顿棒喝。当时，张爱玲第一部真正意义的长篇小说《连环套》正在《万象》杂志上连载。傅雷对《连环套》的批评是严厉的，小说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傅雷“不能保持矜持的沉默”：

《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

小说倘若内容贫乏，人物缺少真实性，即丢失了小说的基本审美对象。听惯了“好评如潮”的张爱玲自然不悦，写《自己的文章》（发表在《新东方》杂志上）一文，为自己作了缺乏说服力的辩白：

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

这种不合逻辑的辩解，岂能有说服力？笔者在此处没有引用她对傅雷的激烈指责，是相信这是她情急之下的口不择言。

过了几十年，张爱玲重新审视残本《连环套》，不得不佩服傅雷的审美水平。她在《张看·自序》中写道：

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连环套》）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一个坦率棒喝，一个性急辩白，这是文人间在探讨艺术时常见的行为。有些人就此推测《连环套》的夭折与傅雷有关，这就有点捕风捉影，不怀好意了。

其实，《连环套》的夭折与傅雷的批评毫无干系，而与稿酬有关。不妨引用1944年9月5日第三期《海报》上一首题为“稿费·劝息争”的打油诗，让读者看个究竟：

稿费争论未肯降，诗人执笔劝平张。

襟须酬爱三千元，爱却还君半段长！

诗中之“平”“襟”，指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张”“爱”，系张爱玲。诗对张、平二人并无褒贬，只是说，二人应各退一步，该付三千元稿酬者付钱，该完成小说者交稿。相信读者会从“平张”纠葛中，发现他们各自承受的压力。张爱玲的个性也可窥见一斑。

张爱玲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并不大为人重视的小说《年青的时候》。内容是上海青年潘汝良，爱上了一位十月革命后逃离苏俄，侨居上海的白俄姑娘。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二位沦为难民的年轻人的异国之恋，本身就具有的象征意义，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张爱玲把一切文学技巧都隐在了极朴素的叙述之中。可以发现她的小说风格的悄然变化：从以前的繁复浓烈，向平淡自然转化。看不到的技巧，是文学中最高超的技巧。

于平淡自然中可见她那繁复巧妙的意象所暗示的丰富性，可见她对中国文学传统手法的化用，可见她对生活场景的富有诗意的调动。这一切，使平淡自然显示出盎然的雅趣，人物显得更加丰富和鲜活。

20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陆续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1952年，她到香港后，又写了思想倾向不好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使她和她的作品在内地遭到封杀。

1955年，张爱玲定居美国，又创作了《五四遗事》《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等小说，淡化了意识形态，重新回到她小说“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

张爱玲在抗战时期写的散文，也值得一提。

张爱玲的散文与她的小说一样，一出手就与众不同。她的散文，女人味十足，是从女性和人性的角度来俯视生活。她的散文，几乎篇篇写自己，却让读者看到现代都市的人性世界。如《公寓生活记趣》，写得细碎，却有亲切感。如《更衣记》，善于在小物件上生发历史想象力。如《道路以目》，记录闲中对各种世相的把玩，又透出人情味。她的散文，把热爱生活和迷恋世俗极和谐地统一起来，如同她的小说“雅”“俗”之间的对立、渗透、转化，也构成了她散文的一种美学个性。

张爱玲和她的作品重返中国文坛，并非只是一种文化时尚，而是因为她的作品，已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

“谋生之外也谋爱”——苏青和她的自传体小说

谈“孤岛文学”，不能不提在上海滩出尽风头、家喻户晓的女作家苏青。

苏青，浙江鄞县人，1935年始发表作品，多以散文为主，不太引人注意。九年后，1943年7月，苏青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让她在“孤岛”暴得大名，风头甚至盖过她的好友张爱玲，成为“孤岛文学”的一段传奇。

当然，“苏青热”不仅因为她面容姣好，她能写畅销书，办杂志也风生水起，与当时汪伪政府几位头面人物的特殊关系，更让她在上海滩如鱼得水，令人侧目。

苏青是一位有个性、大胆直率的文人。她不忌讳世人的目光，坦然出入大汉奸周佛海的公馆。周佛海因汉奸罪入监牢时，她照样探监慰勉，成为舆论讨伐、嘲弄的对象也在所不惜。她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私生活，甚至性爱写入小说，无惧别人说她“有伤风化”，“色情贩子”。她还与好友张爱玲深爱的胡兰成调情，又与张爱玲保持友谊；她在遭物议、受批评时，奋然还击，从不妥协。

苏青朋友金性尧的一篇文章《忆苏青》，记叙抓汉奸的人先把苏青弄去强迫带路，抓她有汉奸嫌疑的朋友，她坚决不从，不惧恐吓，最后被放归家。而苏青把这一切都写进了小说，任由世人评说。

《结婚十年》是苏青的代表作、成名作。小说出版后，印行了十八版，是“孤岛”小说发行之最。

《结婚十年》描写的是女主人公苏怀青结婚十年的遭遇，表现的则是具有“人类的共同性”的女性的追求这一永恒主题。苏青小说与张爱玲小说的不同，在于张是真正意义的小说，而苏是“素面朝天”地呈现最直接、最简单的生活经历，有强烈的自传冲动，描写女性生活直率大胆，写琐事俗务也有特别的悟性。

苏青式的小说，文坛上不少。郁达夫、郭沫若，特别是女作家萧红、庐隐、白薇、谢冰莹等人的作品，大多是自传冲动的产物。

苏青的小说，实的成分压倒了虚的成分，没有上述作家的浪漫、诗化的倾向，小说直指自己，甚至连挑明和暗示都没有。《结婚十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怀青去掉“怀”字，正是苏青自己。苏青在小说中，肆无忌惮地对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情感进行反复陈述、自我宣泄和肯定。小说过于卑俗，却有广大读者爱看的世俗生活和情感。

张爱玲对苏青叙写个人生活经历，探讨女性在现代婚姻中进退失据困境的《结婚十年》，有极具见地的评价。她在《我看苏青》中写道：

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

苏青的《续结婚十年》，与《结婚十年》有所不同，因为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写法不再是对结婚生活的所感，而重在写生活经历，是更具实录性而有文献意味的作品。此外，还能让人读出自我辩护的动机。她对人们称她“汉奸文人”“色情贩子”，以及各种负面传言，事无巨细，都进行了大声抗辩，一一驳斥。为了“澄清事实”，她不惜把“孤岛”的沦陷生活经历统统呈现。此书犹如一部“交代”和抗辩的卷宗。

不妨用苏青自己的话，比较《结婚十年》与《续结婚十年》的不同。

苏青在《结婚十年》的后记里声明：

本文不是自传，只是自传体的小说。

而《续结婚十年》的代序《关于我》的结尾写道：

续结婚十年快要出版了，知我罪我，也就在于亲爱的读者了。

前者表示作者是以超然的第三者身份叙述、分析女主人公婚姻的聚散和离，而后者分明要求读者把女主人公与作者当作同一人，来进行褒贬臧否。急切的自我辩护，溢于言表。

于是，书中的人物就好对号入座了。比如，聘她做私人秘书的“金总理”欣赏她的文采，同情她的经历，在酒桌多喝几杯后，向她倾吐内心的矛盾和挣扎。“金总理”作为一个曾有抱负的文人，因爱他的领袖，“知不能为而为之”并永远追随领袖。以大把大把的金钱资助她的这位“金总理”，便是大汉奸陈公博，而他所说的领袖，就是汪精卫。

书中写了真实的各色人等，算不得文学人物，却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苏青不厌其烦地把他们拉入书中，是为了让这些真实的面影，为该书的真实作实录佐证。

交织着感情与背叛、知遇与功利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在七十年后的今天，风头再起，而作者苏青，却渐被历史的风尘掩盖，变得有些斑驳。

苏青原名冯和仪，家境一般。在中学读书时，开始爱好文学和写作，初显文学天赋，被同窗誉为“天才的文艺女神”。后与李钦后结婚。婚后夫妻不睦，冯和仪为排遣苦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35年开始在《论语》等刊物发表散文，用稿费抚养三个儿女。

上海成为“孤岛”的1942年，《古今》杂志发表苏青的散文《论离婚》，意外地改变了苏青的命运。

苏青的失败婚姻，让她对婚姻生活有了深刻的感受，《论离婚》有感而发，情与理都有精彩的表述和议论。一天，《古今》杂志的老板朱朴告诉苏青，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很是赞赏她的《论离婚》。他劝一直没有工作，只能靠微薄稿费养育子女的苏青：何不写文章讨好陈公博，弄个可领薪水的工作呢？

艰难谋生，让心高气傲的苏青也不得不英雄气短。为了生活，她就真的写了一篇议论陈公博的文章，发表在《古今》上。她在文中说：

市长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人……现在所不同者，无非是职业上区别。他做市长，我们做别的罢了。市长也有牢骚，也爱做游戏文章，也发泄他的牢骚呀！

苏青写陈公博的文章，并无奉承谄媚之态，而是以平等朋友相互交流、倾吐的形式，谈彼此感兴趣又相互理解的话题。陈公博看后很受用，觉得苏青有意拉近市长与公众的关系，高妙而得体。

陈公博果然出手帮助这位善解人意的苏青了。不久，苏青被任命为伪市政府秘书处专员，从此衣食无虞。只做了三个月，苏青就决定辞职。因陈公博私下关照，苏青薪水照拿，全心投入创作。有人说，辞伪职这是苏青的聪明，在伪政府任职，那是要担汉奸骂名的。倒也未必，苏青是个敢做敢当的人，从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想专心创作大概起了主导作用。

果然，苏青潜心写作，在1943年7月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结婚十年》是当时“孤岛”最畅销的小说。小说内容成了当时上海滩无人不谈的热门话题。

也是在这一年，春风得意、风头正劲的苏青，在陈公博的资助下，创办了文艺期刊《天地》，当了上海天地出版社的老板。那年，苏青与李钦后已经分居，李钦后出走，陈公博拿出八万元让苏青另安新家，知她一直想办刊物，又出资五万元解决办《天地》之需。遂有一刊一社挂牌开张。战时，“孤岛”的纸张奇缺，很多报刊停业，但苏青有陈公博的这层关系，得到很多配给的纸张，《天地》办得风生水起。苏青集老板、作家、编辑、出版、发行于一身，又成“孤岛”一别样的文化景观。

老谋深算的陈公博投资帮助苏青创办《天地》，系一石二鸟的好买卖：一是借此抱得美人入怀；二是利用苏青的知名度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天地》上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写的《改组派的史实》一文，就发在“孤岛”发行量大、影响大的《天地》上。此外，大汉奸周佛海及其老婆、儿子的“作品”，也在《天地》上发表。

之后，伪中日文化协会成立，陈公博出任理事长，他又把苏青拉入，做协会秘书。即便事实上苏青只挂了个名，从未参与实际工作，但苏青岂能全身而退，不染上一身汉奸的臊气？本质是，苏、陈二人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一个为钱为情缘，一个为政治为美色。但世上有许多事，一扯上感情，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上面提及苏青和陈公博的那次饭局所反映的，怕与功利、政治干系不大，倒是让人们看到人性的复杂。那是两个灵魂孤独的人之间的灵魂的碰撞和慰藉。

陈公博请并不熟悉的苏青吃饭，推杯换盏之后，借着酒力，浇出心中块垒，黯然说出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介热血文人，参加革命，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其希望幻灭，心灰意懒，为了友情，以自己的命相报。看着眼前堂堂男儿，听着他内心流出的悲怆命运，一个涉世不深的弱女子动了恻隐之心，合乎人之常情。但世事的残酷是，事物对错，并不取决于常情，苏青受到攻讦和付出的代价，是因她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坚持报知遇之恩的私人性选择，是因她毫不掩饰地同情丧失民族气节者之流。

抗战胜利之后，得知陈公博死讯，苏青不胜感慨：

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了，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啊！

大汉奸周佛海1947年6月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女作家苏青，胜利后迭遭攻击，顷承赠新著，作诗二首谢之。

新书劳赠意殷勤，妙笔生花思绝群。

冷暖不因寒暑异，时宜未合独怜君。

凄凉身世类秋蓬，历尽艰辛感慨同。

乱后是非浑莫定，漫将毁誉付东风。

从周佛海的日记可知苏青曾到狱中探望并赠书给他。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也不回避此事。见到昔日这位风光一时的人物，变成颓丧至极的囚徒，苏青几至潸然泪下。是同情，还是自伤，谁又能说得清楚。

关于苏青，笔者在2012年写就，2016年1月出版的《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一书中有详细描写，如感兴趣，可一阅。

苏青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坦然地写进《续结婚十年》里。我们可视为一个“小女人”在历史大动荡之中，在严峻的政治情势下，为自己辩白的一种琐碎的个人话语。

笔者更赞赏张爱玲的话，她这样说苏青：

她不过是一个直截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

“谋生”“谋爱”，不但是女人难以逃避的梦魇，也是所有作家笔下的女性追求人格独立和实现生命价值面临的人生难题。

苏青是用其笔下的人物诠释这个人生难题的。

“培养抗日文艺力量的土壤”——邵洵美创办《自由谭》

1938年9月1日，邵洵美在“孤岛”创办了抗战月刊《自由谭》。

邵洵美，浙江余姚人，曾是上海绿社成员，办过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文学，著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等。

上海成了“孤岛”之后，邵洵美为“孤岛文学”贡献了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带领一批爱国作家进行了“真正的战争文学”创作，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爱国洪流。

因邵洵美与鲁迅有嫌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修的文学史，便将他排斥在外。改革开放后修的文学史，虽然零星提到他，却将他划为鲁迅的对立面，称他为“上海的唯美派绿社成员”。1999年出版的《上海现代文学史》在表述“孤岛文学”时，只笼统称“整个‘孤岛文学’基本上由中共地下组织秘密领导”，而对邵洵美等进步作家为“孤岛文学”做的贡献，有意地规避，或轻描淡写。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又有简单以鲁迅画线的嫌疑。

有必要研究一下邵洵美与鲁迅之间发生过什么，其分歧的性质又是什么。

翻阅《鲁迅全集》，发现鲁迅第一次以文字形式提到邵洵美，是在1933年10月23日的夜晚写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该文“略”去他一直讨厌的“梅兰芳博士和别人的问答”后，写道：

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

萧伯纳是1933年2月17日到上海访问的，据《申报》载，上海各界四百余人赴码头欢迎，“民权保障同盟会林语堂、邵洵美，中外新闻记者二十余人，亦鹄候萧氏莅临访问”。但萧伯纳却在另一码头上岸，直奔宋庆龄宅，众人方散去。后来便有不少说法，与本文无关，不赘述。

萧伯纳此次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接待，当时邵洵美是分会的会计，由他在会上“将赠品送给萧”，似很自然。鲁迅文中有“梅兰芳博士”之语，已有调侃之意，接着又有“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之文字，对第一次见面的邵洵美来说，更显得不够尊重。

是年8月，邵洵美在《十日谈》发表文章批判“文人无行”，说“有些‘没有饭吃’或‘有了饭吃不饱’的人”，以为当文人是“无本生意”，就“人人想做”，“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明人组成的”，“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于是，就有人猜测，这是骂鲁迅的，因此这种挑衅，势必遭到鲁迅的痛击。有人还言之凿凿，说鲁迅写的《各种捐班》（1933年8月26日《申报·自由谈》），就是回应邵洵美这篇文章的。似也无根据。依《鲁迅全集》的编辑原则，大凡鲁迅批评文字指向谁，都在注释中说明。此论无非是说，邵洵美先惹了人家鲁迅，鲁迅为了自卫，才发动反击批判邵洵美的。

鲁迅真正批判邵洵美，是这年9月1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登龙术拾遗》，嘲讽章克标的同时，顺带捎上了邵洵美，其文字是“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鲁迅全集》在此文的注解中指明，这是鲁迅讽刺邵洵美的。过了半个月，鲁迅又发表《新秋杂识（三）》（登在《申报·自由谈》）一文，贬损诗人谢冰莹，又在文章最后以“质之‘新诗人’邵洵美先生之流，不知以为如何”之语调侃邵洵美。

邵洵美还击了。他与屡遭鲁迅点名批评的好友章克标联手，在《人言》周刊上，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关于谈监狱一节，并在文末的“编者注”中，说了让鲁迅极恼怒的话，说鲁迅杂文“强词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这回，鲁迅不再以调侃的语言嘲弄邵洵美和章克标了，而是改用犀利严肃的文字否定了一批作家。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抨击“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一个都不肯放过。

邵洵美与鲁迅的笔斗，多是民国文人的意气之争，鲁迅也难以免俗。但这文字间往往会渗透一些特有的文化气息，经常露出世相，直抵人心和灵魂。

创办了《自由谭》月刊的邵洵美，无暇他顾。他把心思都用在了抗战上。他著文分析抗日战争局势，号召“孤岛”文化人投入这场保卫民族的战争，他还提出“战争中的纯文学”的主张。这样，他办的《自由谭》成了“孤岛”文人在沦陷时期战斗的阵地。

“孤岛”文艺界的义务发起人和组织者邵洵美，创办《自由谭》，正遂了他置身“孤岛”，不忘文人保卫祖国的义务和使命的爱国热情。长期以来，邵洵美热衷出版行当，如今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大美晚报》的东家——美国商人V.C.Starr愿意出资合作办刊，遂由有美国背景的项美丽促成此次合作。刊物由Starr出资，邵洵美和项美丽负责具体编务。刊物为中英文姊妹刊，中文版《自由谭》由邵负责，英文版由项美丽负责。

《自由谭》着重发表的内容：一类是“孤岛”文人的生存状态、文化活动；一类是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一类是“孤岛”军民的抗战活动；对中日战争问题的讨论也是重要内容。这样，《自由谭》就成了一切围绕文化人与抗战的有深度、有质量的文学期刊，可视为透视“孤岛”文人抗战的一面镜子。

邵洵美利用《自由谭》激发“孤岛”文人拿起笔，积极投入抗战，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发表抗战文章，如《安置战时妇女和儿童（贡献给国民参政会的一些意见）》《战争文学》等。

邵洵美在了解“孤岛”文人林微音、郑振铎、孙大雨、阿英等人的情况后，写了一篇调查——《中国新文人统一的力量：留守在上海的文人消息》。文中写道：

不过上海最近的出版界，又渐渐地有了生气，这遗留下的作家们确有镇守在上海的必要。上海的文化生命，将完全依靠在他们身上：我们希望他们对于行止的决定，都应当有极郑重的考虑……

总之，这次抗战中，文人所表现的态度，使人对中国文化前途抱莫大的乐观。至于他们在平日的态度，不论是和平的或是奋勇的，但是现在却都持着积极的论调，更使外人莫不惊异这统一运动的迅速和彻底。这的确是这次抗战最大的成绩。人们的眼光每每着重在军队的联合、政党的合作；而对于这更大的力量却不大有人提起。新文人和他们的读者看了这一篇文章，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会更宝贝和利用这一个光荣的成就。

听说在南方的人士，喜欢把遗留在上海的文人，都比作羁住在北平的周作人，这是一种太草率的判断……至于遗留在上海的文人，既然同样流落在孤岛上受难，更应当相亲近和了解。

邵洵美这篇文章所表现的文人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意义重大。任何战争，不仅仅是军力的较量，更是文化的对决。中国文化不死，“士”的精神不死，中华民族就会永存。

我们也看到了无党无派的文人邵洵美在抗日战争中高尚的灵魂。

邵洵美此文一经发表，很快就得到了文学界的回应。在香港的徐迟，写《旅港文化人新闻片第一号》交由《自由谭》发表。那是五十年后以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红透中国文坛的作家徐迟，介绍香港文人戴望舒、金克木、穆时英等在抗日新闻战线上做出的贡献的通报。文章说，香港文化人也在为抗战默默做出奉献。

《自由谭》在读者中也产生影响，刊物两天售罄，市井出现“随处有人看《自由谭》，随处有人谈《自由谭》”的盛况。

《一年在上海》是邵洵美写的长篇纪实（或曰非虚构）文学作品。

《一年在上海》记叙的是作者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来，在上海“孤岛”的亲身经历。貌似写个人艰难的生存状态，而实际要反映的，是在广阔战争图景下的个人品格操守。

从作品中，我们了解了邵洵美留守“孤岛”的原因。对于他留在“孤岛”，市井传闻不少。

一位朋友用极郑重、恳切的口吻，训斥他的出版毫无目的。他说，出版便是我的目的。朋友只是摇着头，笑他无聊。朋友好像还说过，“办杂志应当有一个政治野心”。当他把英国北岩爵士如何用他的《答问周刊》及《每日邮报》吸引了几百万读者的历史讲给这位朋友听后，朋友从此不再责备他（《一年在上海》）。

1937年8月，正是上海酷热难当的季节，邵洵美一家先逃难到法租界桃源邨，9月又迁至麦尼尼路。通过项美丽，邵洵美得以有机会与外国记者接触交往。后来，他写了十篇外国记者访谈录，发表在1938年11月2日至14日的《中美日报》上。

是年，邵洵美的弟弟邵式军出任苏浙皖伪税务局局长，特到邵洵美家，请哥哥出山，辅佐他工作。邵洵美断然拒绝，凛然曰：

我们所以觉得没有路，只是因为自己相当有骨气，有许多事不肯做。既然不是没有路而是不肯走，那么，便不怕饿死。

其弟窘然而退。

邵洵美曾在《自由谭》创刊号上发表《战争文学》一文，提出“真正的战争文学”的概念，其既没有脱离战争语境，又兼顾文学自己的规律，有可借鉴之处。特别是下面这几句话，让我们窥见邵洵美提倡“真正的战争文学”的气质：

在战争中，正是我们产生史诗的好机会，我相信真正的文学天才是决不会把它轻易放过的。

《自由谭》还发表过言言的小说《曹家渡的赌》《在最后的角落里》，徐的小说《文学家的脸孔》等，内容多是写战争中和遭敌人暴行的离乱之苦，表现战火纷飞中赌毒的猖獗和汉奸的丑行。

《自由谭》是一份文学与美术综合的期刊。画报几占刊物的四分之一篇幅，常刊有照片、漫画、木刻等，图文并茂，生动活泼。《自由谭》第一期画报《街头上的抗战戏剧》还加了个“编者按”，对艺术的宣传性和通俗性颇有见地：

除漫画与木刻艺术之外，还有戏剧也是中国宣传抗战到底的工具。

在中国文艺工作者一致动员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之后，在理论上大家都赞同：战时的一切艺术必须是宣传的，在实际上一切艺术作品或表现也必然是通俗的。

《自由谭》第二期《中国民间的雕塑艺术》，也有“编者按”，很好地论述了抗战时期雕塑艺术大众化，利用和改造民间雕塑艺术形式等问题，供艺术家借鉴。

正如王京芳在《邵洵美与文艺抗战——以〈自由谭〉为例》一文中所总结的，“《自由谭》是一个集中和凝聚抗日文艺力量的场所”，它“成了艺术家互通信息、切磋文艺救国策略的论坛，成为一块培育抗日文艺力量的土壤”。

邵洵美是钱锺书和杨绛的好朋友。2005年，杨绛还在信中对邵洵美之女邵绡红极清晰地谈邵洵美：

你爸爸的字好……我一直保留作为墨宝。一是因为，是邵先生的信；二是因为他的书法很美。大大的字，写在方格纸上，我一直珍藏……锺书和洵美是因《天下》认识的……一九三五年我和锺书去英国，朋友们在岸边送别，惟独你爸爸和温源宁跟我们一起乘小船，一直送上邮轮。我现还记得你爸爸坐在小船上的样子：身穿淡颜色的长衫，小胡子，很秀气。

胜利后，我们在上海，藏书无多，我想看书，你爸爸书多，一壁大书架，到顶，全是书。我们俩常常晚饭后散步到你家，来借书，还书……

因为邵洵美在抗战时的表现，我们不仅应记住他，还应把他留在文学史里。

第四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茅盾到延安；吴宓讲授《红楼梦》；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日征程

日军已大规模深入，在急促向南推进时，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华文化》创刊号上，发表宏文《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其文化纲领是：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汪精卫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年底，又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实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

5月，国军在枣阳会战中重创日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率部在湖北宜城南瓜店截击日军时，壮烈牺牲。

8月至12月，百团大战拉开序幕。八路军出动一百零五个团，同时向正太路、同浦路、平汉路等地的日伪军据点发动攻击，彻底粉碎日伪军推行的“囚笼政策”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威胁。共歼灭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名，破坏铁路、公路一千多公里，炸毁桥梁、拔除日伪据点无数，缴获大量武器军需。

10月，新四军在黄桥吃掉来犯之国民党军韩德勤部主力，大震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声望。

当年9月，国民党改组政治部，撤销以郭沫若为厅长的第三厅，建立由郭沫若任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茅盾、老舍、田汉等成为委员。周恩来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同样可将文化人团结起来，发挥其巨大作用。事实证明了这一预见。

这年，茅盾逃离新疆，在西安与朱德见面后，二人并肩来到延安，与老朋友毛泽东重逢，彻夜长谈。

一生以“怡红公子”自况的吴宓，在西南联大组织“石社”，专门研究和讲授《红楼梦》，推动了西南联大的“红学热”。并以“不苟”的人生姿态，守住知识分子的清白操守。

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日征程。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老舍“牺牲了自己的趣味、名誉、时间与力气”，整天忙于文协的烦琐工作，同时又以极大的热忱，尝试各种文学形式，创作出雅俗共赏、艺术与宣传兼容并纳的好作品，宣传抗战，鼓舞军民。

“对政治一向有兴趣”的梁实秋，主张“现在是一切对外”，以自己独特的“或行或藏，或藏或默”的方式，兼对共产党怀有偏见甚至视若冰火的态度参加政治活动，遭到诟病。同时，他以“雅舍”为名，创作大量文学小品，风靡山城重庆。梁实秋是位自由主义作家，凭他坚决抗日的表现，称他为爱国文人怕不为过。

巴金说，“其实我并不理解他”——抗日战争中的茅盾

1940年5月，茅盾逃离新疆，乘苏联驻华使馆飞机到兰州，又经西安，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并肩到了延安。

茅盾是1938年岁尾，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远赴新疆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杜重远很有诚意相邀，亲自到香港迎接。茅盾从香港乘轮船到越南海防，改坐火车，经由河内到河口，再乘滇越线火车抵昆明。在冰心家吃了顿饭，小住几天后，又乘飞机经成都、西安到甘肃兰州。然后，杜重远等人乘机飞迪化（今乌鲁木齐），茅盾一家人在兰州逗留一段时间后，才与张仲实乘飞机到哈密，再改坐汽车，劳师远征地一路颠簸，到达迪化。

新疆王盛世才出城二十里，迎接茅盾一行。不过，迎客人的形式别出心裁，盛世才带了扛着机关枪的一个连的军队，列队迎接文弱书生，让有丰富社会经验的茅盾心生狐疑，他对同行的张仲实小声说：“事情有点不妙啊！”

后来的经历，证明茅盾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

盛世才是个投机家，既专制毒辣、阴险残暴，又优柔寡断。但他这个督办，以伪装的进步面貌出现，很有迷惑性。请茅盾到新疆工作的杜重远，政治经验不足，被其表面迷惑，上当受骗，他还为这个暴君写过《盛世才与新疆》这样的赞扬文章。

茅盾到新疆的工作，有两个内容。一是做新疆文化协会会长。要管的事还很多，诸如编教科书、管理戏剧电影活动、管理各民族学校，甚至连各民族的宗教纠纷都要他管。后来，赵丹、徐韬等影星带着一个进步的剧团到迪化，也接受茅盾的管辖，从此新疆有了话剧。二是在新疆学院教课。新疆学院原为军阀杨增新所办，后落入盛世才手中。张仲实任教于该院政治经济系。

工作之余，茅盾还写除小说之外的文章，发表在《新疆日报》，该报是中共办的，社长系茅盾的老友萨空了。其文章政治态度鲜明，又让盛世才找不到破绽。

到1939年年底，盛世才把正在筹建新疆大学的杜重远监禁起来。1942年，新疆学院改组，杜重远想回内地或去苏联，盛世才不允。张仲实也险些遭捕，每到茅盾家谈及这些事，茅盾虽不说话，却非常忧愤。茅盾与张仲实决心脱身出走，以避不测之祸。

4月20日，茅盾收到叔父自上海发来的电报：“大嫂已于17日在乌镇病故……”丧母的噩耗让茅盾痛不欲生，其妻孔德沚忧伤如焚。

茅盾向盛世才请假回家奔丧，盛才勉强应允，但告之没有飞机。茅盾到苏联领事馆询问，领事馆同意他乘他们的专机到哈密，张仲实也同机离开。但盛世才突然反悔，打电话到哈密，借口茅盾尚未完成工作，将其扣留。幸运的是，茅盾乘坐的赴西安的飞机，刚刚升空，茅盾幸运地逃离虎口。

茅盾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熟稔的周恩来和仰慕已久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相谈甚欢。正巧，朱德因事要回延安，茅盾便与张仲实等人一同踏上回延安之路。

到延安后，茅盾即到杨家岭去看望老朋友毛泽东。自打1926年在广州匆匆分手，两人已有十四年不曾谋面。在去往杨家岭的路上，茅盾想起与毛泽东相交的情景。

二人于1923年夏第一次谋面。那时，茅盾是中央上海地方兼区（江浙）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是年8月5日，在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茅盾见到了年轻伟岸、仪表堂堂的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茅盾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毛泽东同志，久仰，久仰！”毛泽东笑道，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

这次会议通过四项决议，其中之一是密令当时在杭州当营长的中共党员金佛庄“相机做反战宣传，如果他带的一营要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后来，茅盾在回忆此事说：

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做出的决议。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就注意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问题了。

会前，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位中共党员，因不满总书记陈独秀的领导作风，同时对一些党员的品格有意见，提出要退党。会后，毛泽东对茅盾说，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三人做工作，有困难吗？茅盾表示，有困难也尽力去工作。经努力，邵力子同意继续留在党内。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鼓励道，能完成三分之一，就很好嘛！

到了1926年1月19日，国共两党合作时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闭幕。组织决定让茅盾和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茅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汪精卫兼部长，因他太忙，由毛泽东代理部长。毛泽东见到茅盾，热情地伸出一双大手说，老朋友，欢迎你！当时，毛泽东正在筹备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上班，由他主编、杨开慧当助手的《政治周报》也决定交由茅盾主编。后毛泽东要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视察农民运动，宣传部的部务也交由茅盾处理。

后因“中山舰事件”发生，上海党组织让茅盾回沪。茅盾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表示，看来，汪精卫就要下台了，我这个代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亲密相处三个月的两位战友，依依惜别时，毛泽东对茅盾嘱咐道：

《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给我来信。（武在平《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

茅盾于1928年去了日本，毛泽东交办的事情，也就未能实现，每每想到此事，他总是心怀愧疚……

眼前，杨家岭一排掩映在绿柳和山丹丹花中整齐的窑洞，映入茅盾的眼帘，隔断了回忆中的峥嵘岁月。

老友重逢，分外高兴。在窑洞前的小院里，枣树下有石桌石凳，二人相对而坐，“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开怀叙旧，米茶当酒。毛泽东虽已成中共领袖，依然平易近人，谈笑风生，让茅盾备感亲切温暖。

6月初，一个上午，茅盾正在窑洞里读《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来到他的住处。

毛泽东进屋就说，实在太忙，一直没看过你和夫人、孩子。说着，又拿出一本自己写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两个老朋友兴致勃勃地从《新民主主义论》谈到古典文学。毛泽东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谈到鲁迅，也有独特的见识，让茅盾惊叹不已，自愧弗如。

中午，茅盾留毛泽东吃便饭。当时战局残酷，边区虽搞大生产运动，但生活还是很艰苦，两三盘普通小菜而已，知毛泽东爱吃辣椒，另加一盘辣味菜。饭桌上，毛泽东问茅盾来延安的打算。茅盾说，想多读点书，再到抗日前线和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然后继续搞创作。

毛泽东听罢，点点头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武在平《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

茅盾刚到延安，曾有不少朋友希望茅盾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以下简称文抗）安家，文学界的作家像丁玲等，都住在那里。茅盾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搬到鲁艺去住，他对毛泽东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我是搞文学的，到鲁艺可以教书。

7月，毛泽东又把茅盾请到杨家岭，作了一次长谈。主要是谈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情况，毛泽东询问了关于“文学革命”引发的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的大论战，以及抗战以来围绕两个口号的鲁迅与周扬的论争。

9月下旬，张闻天来到茅盾桥儿沟的窑洞，交给他一封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电文的大意是郭沫若已离开第三厅，去主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另外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立刻到重庆，协助郭沫若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茅盾决定把两个孩子留在延安，接受党交给自己的工作。临行，茅盾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以他独特的幽默对茅盾说：

很好嘛！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武在平《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

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茅盾告别了毛泽东，带着妻子随董必武的车队离开生活了五个月的延安。他坐在车上，一直看着宝塔山渐渐消失在视线里。

茅盾在延安生活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高昂的革命斗志和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对这段生活的感受和怀念写在了散文《风景谈》和《白杨礼赞》里。

抗日战争期间，茅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东奔西走，生活漂泊不定，但他一直坚持文学创作。

1938年，上海沦陷之后，茅盾到了香港。那年春天，茅盾为生活书店编辑的《文艺阵地》创刊。《文艺阵地》出现，改变了当时抗战文艺虽轰轰烈烈，却缺乏深度和艺术魅力，理论指导也滞后的现象。故邹韬奋认为《文艺阵地》是一面战斗的旗帜。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触动了某些人的痛处，引起了一场争论。茅盾自己写了《论加强批评工作》和《八月的感想》，颇有影响。

除了开展文艺批评工作，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曾以“你往哪里跑”为名，在香港《立报》副刊《言林》连载。到1945年出单行本时，改名为“第一阶段的故事”。

小说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背景，多角度描写抗战爆发到上海沦陷这四个月里，人民生活思想发生的剧烈、复杂的变化，表现了各阶层民众对淞沪抗战的不同态度，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各种黑暗现象。力图揭示上海沦陷的原因，并全面勾勒淞沪抗战时的社会面貌。但小说落笔匆促，人物形象苍白，情节结构粗粝简单，缺乏艺术魅力，读来有粗制滥造、急就章之感。

抗战期间，茅盾艺术成就最高、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小说是《腐蚀》。该小说是茅盾在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到香港写的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以茅盾熟悉的“陪都”重庆为背景，批判锋芒直指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小说内容，是赵惠明的一部日记。这种体裁便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可充分、细腻地刻画主人公赵惠明复杂的性格。赵惠明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因利己主义和贪图虚荣，加上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堕入特务组织，成为反动派的走卒。在派系林立的内斗中，赵惠明又是一个被侮辱和玩弄的受害者，她的尚未完全腐蚀的灵魂中，还残存着一点“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的东西。小说能吸引并打动读者，正是因为细腻、真实地表现了赵惠明失足又不甘于堕落所产生的矛盾、痛苦，以及在自新过程所经历的灵魂搏斗、挣扎的艰难。小说通过人物思想性格的感情活动，折射出广阔的社会生活。

《腐蚀》开头，极为别致，几乎以假乱真，勾起读者兴趣。现摘一部分，与读者共飨：

这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发现于陪都（重庆——引者）某公共防空洞；日记的主人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日记即藏在这里。

……

这些日记的主人如果尚在人世，请恕我的冒昧，如果不幸而已亡故，那么我祝福她的灵魂得到安息，整抄既毕，将付手民，因题“腐蚀”二字，聊以概括日记主人之遭遇云尔。三十年（1941年）之孟夏，茅盾记于香港。

小说还写了汪蒋合流反共媚日和皖南事变，政治意图过于明显，与赵惠明等人物性格未能胶结在一起，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另外，《腐蚀》中的人物似还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蚀》的精神世界里，没有脱出“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的窠臼。

继《腐蚀》之后，于1942年在桂林，茅盾又写了《霜叶红似二月花》。此为茅盾自己计划写的反映五四到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第一章至第九章最初连载于《文艺阵地》，第十章至第十四章以“秋潦”为题，连载于次年的《时事新报·青光》上，1943年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单行本。

《霜叶红似二月花》围绕惠利轮船在雨季中航行时，河水溢出两岸，严重损害了农田，遭到当地农民和地主反对这一事件展开，在真实地描绘五四前夕地主、资本家的生活风习、世态人情的背景上，呈现了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地主赵守义和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年轻地主钱良材三种势力间复杂的矛盾、纠葛。结局却是恶势力相互妥协，改良派受阻碰壁，而农民却无辜受害。

小说吸收融合了传统文学的表现手法，以细腻多彩的笔墨渲染气氛，描绘生活场景，特别注意刻画人物，凸显人物丰满性格。如写钱良材，“头脑清楚，急功好义”，活灵活现；赵守义“煽弄农民，借题以报私怨”，也写得形象鲜活。

关于《霜叶红似二月花》之书名，可以一提。

茅盾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下个春天”，到了桂林。租了一间“一榻之外，仅容一方桌”的小屋。写了几个月，茅盾偶到一处，“看见半林红叶，忽然想起了杜牧的题为‘山行’那首七绝来，便反复讽（这应是‘诵’——引者）咏这诗的最后一句；于是灵机一动”，“借作了我的书名”。只不过将“于”字改成了“似”字。“似”并非真，比喻假古派，霜叶要落，喻其得势的日子不会太长。（《茅盾全集》六卷，247页）

茅盾晚年，曾经多次计划续写此书，确也写了一些章节，但与《虹》一样，终未完成。诚如贾平凹说的，“一个作家所熟悉的、擅长的毕竟有限”，况茅盾一生太过忙碌。

20世纪40年代，桂林、重庆、昆明等城市，因多所大学和艺术团体迁到当地，教育事业、文学创作、戏剧运动开展得异常活跃。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孔雀胆》的演出，轰动山城。

茅盾在重庆期间，推出了自己的五幕剧《清明前后》。此剧是根据发生在重庆的“黄金案”事件而写的。那年，重庆报刊报道，黄金提价的消息走漏，造成社会混乱。国民党为保护相关的“大人物”，只查办了几个“小人物”，被民众讽为“纵容老虎，专打苍蝇”。茅盾的话剧，写的“就是这一事件中几位‘可敬的人’，以及二三可怜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控诉了“到处全是血腥气”的社会。茅盾初涉剧本创作，艺术缺陷明显，剧情沉闷，对话冗长，人物苍白。但因反映的是民众关心的社会重大问题，还是在观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茅盾创作的中篇小说《走上岗位》，于1943年连载于重庆的《文艺先锋》上。小说通过描写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几个家庭成员在拆迁工厂、救护伤员、支援前线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以及他们各自复杂的社会关系，力求深刻、真实地反映抗战初期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动向、人心向背。从结构上看，颇为宏大，人物也众多，似是长篇的框架。茅盾却处理得井然有序，人物性格也血肉丰满。小说具有其厚实沉甸、耐人咀嚼的艺术特点。

1945年1月，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前不久，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谈判。周恩来找到茅盾，交给他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捧着此信，茅盾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过了几个月，茅盾又接到光未然（张光年）发自昆明的信。告诉他，昆明的朋友们共庆他的五十寿辰，朱自清、闻一多、李公朴、田汉、闻家驷、吕剑、光未然等人在文艺沙龙愉快聚会，“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信中再次提1942年1月在曼德勒为他举行追悼会并朗诵悼诗之事。

那是1942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旅缅作家忽闻茅盾在新加坡被日寇杀害的噩耗。正在关注《腐蚀》中的赵惠明命运的作家们信以为真，惊愕之余，发出一片悲恸之声。他们在缅甸旧京曼德勒云南会馆礼堂里，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茅盾追悼会，当地许多华侨也都参加了。光未然还在会上含泪朗诵了《我的哀辞》：“我的导师，我的同志……”这七十来行的《哀辞》后来收入《光未然诗歌选》。

茅盾的心当是再度澎湃。

茅盾立于中国文坛长达六十年，以丰硕的创作成果和深湛的理论建树，为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或许是性格原因，他似乎不像鲁迅、胡适、郭沫若、巴金等文学巨匠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人格魅力。茅盾走后，巴金在《悼念茅盾同志》一文中，留下了这样一句深邃的话：

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

我们更是雾里看花，一直难以参透他那被裹得很严实的灵魂。

“聊报国家于万一”——张恨水改写抗战小说

1937年8月15日，日本飞机空袭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古城遭到破坏，百姓极度恐慌。不少人在酷暑中纷纷逃难。

张恨水与好友张友鸾所办的《南京人报》，因时局动荡，发行量骤减。张恨水和张友鸾不惜经济损失，坚持将报办下去。报社同人支持张恨水的主张，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只要能维持生计，工资可以不要了。这令从办《南京人报》始，就提不拿薪水，编副刊也是尽义务、分文不取的张恨水很感动。他尽力筹措资金，拼命工作，尽力保证报社同人的基本生活。

当时张恨水已搬到南京郊外上清河。他每天下午顶着酷暑烈日，匆匆步行十几里地，赶到报社，然后就伏在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旭日东升，才疲惫地往城外赶。到了家里，倒头便睡。有时，在半路上会碰上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听到空袭警报响起，他不得不趴在田埂上或伏在树下。空袭之后，他即奔向报馆，马上撰写夜里就要印刷的重要社论和时评。

最让张恨水着急的是，他每天都要设法筹措当日报社的各种开支。因为是战时，银行限制提款数额，他每日只能取款几十元，显然难于支撑报社的正常运转，他常常四处到朋友处借贷。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37年，张恨水的《鼓角声中》和《中原豪侠传》两部小说都发表在《南京人报》上。前者意在提醒国人，勿忘国难当头、日寇侵华的威胁；后者则有加强民众的民族意识，不忘前贤保卫国家的寓意。实践着张恨水自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弯弓集·自序》），“鼓励民气之意”的爱国主张。

《南京人报》经过张恨水、张友鸾及同人的努力，一炮而红。在只有百万人的南京，《南京人报》每天发行一万五千多份，这即便在全国也是破纪录的，令全国报界惊叹。因张恨水在报社不拿薪水，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报社同人也只取微薄工资毫无怨言，社长总编、同人都成了伙计，故南京人昵称《南京人报》为“伙计报”。

那时的张恨水四十来岁，身材高大，胖墩墩的，为人和蔼可亲。其嗓门大，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因在北京多年，便操一口京腔徽调。每次撩起长蓝布衫，拿着折扇上得楼来，总是高喊：“今天真热。”报社同人回忆，他一来编辑部，首先翻阅当日各家报纸，拆阅稿件和私人信件，然后与同人谈谈情况。等他坐下来，会全神贯注，笔走龙蛇，不多久，漂亮的社论或时评就写出来。他为人豪爽洒脱，高调门谈笑风生，兴头上会有板有眼用京腔京韵唱起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世界日报》副刊主编）从北平来，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由于他的坚守，直到南京沦陷前四天，《南京人报》才不得不停办。

张恨水可称是民国的资深老报人。后来才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著名现实主义作家。

1914年，二十岁的张恨水，在汉口就靠给小报写补白为生，从南唐后主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悟出人生苦短、光阴可贵的意味，以“恨水”作笔名。他那张心远的本名，反倒湮没了。

1918年3月，张恨水曾在自己任总编辑的芜湖《皖江日报》上，连载了自己的处女作，中篇文言文小说《紫玉成烟》。接着，白话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也在此报连载。那时，这些作品没有给张恨水带来什么名声，但报纸却成了今后使他的小说成名的沃土。说白了，张恨水成为现实主义著名作家，与报纸有不解之渊源。

1919年，典当了所有家当，从卖香烟的老翁处借得十元川资，张恨水只身来到了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古都北京。他白天到《时事新闻》报馆处理新闻稿件，日落西山时，又为《益世报》做兼职校对，忙到东方欲晓的清晨，才到街头早点摊喝上一碗面茶，然后在鸽群的哨声中回到住处，一头扎到炕上闷头大睡。那年，张恨水只有二十四岁。

没睡多长时间，他就爬起来，赶到英文补习班，学习英语。《时事新闻》报馆不大，就设在老板的四合院里。上班前张恨水在院里读读英语，有时会把老板娘吵醒。久而久之，老板娘愤怒地要求夫婿解雇这个年轻人。孰料，报社主编爱惜英才，便安排张恨水做了天津《益世报》的驻京记者。

1924年，老报人成舍我找到张恨水，让他帮其创办北京《世界晚报》，并负责文艺副刊。张恨水欣然加盟。报纸问世后，张恨水在稿件寥寥的情况下，副刊《夜光》成了他一人唱“独角戏”的舞台。小说、诗词、散文、掌故、小品、笔记、影戏谈等，皆由他一手包办，以其才情大受读者欢迎。特别要提到的是，他连载在《夜光》上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受到各阶层读者的热捧。洋洋九十万言，连载了五十七个月。《世界晚报》因此常常一抢而空，报社广进白花花的银子，撰主张恨水也暴得大名，将所谓“鸳鸯蝴蝶派”小说，推到极高的地位。但将张恨水称为“鸳鸯蝴蝶派”，贬低其作品的美学成就者，至今仍大有人在。现在该为张恨水的现实主义小说正名了。

次年2月，成舍我又办《世界日报》，仍由张恨水主编副刊《明珠》。张恨水的又一百万字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在《明珠》上连载，《世界日报》也随之声名大噪，张恨水也引起新旧文学阵营的重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恨水与《世界日报》同人一起，真实报道了惨案的经过，声援学生运动，要求段祺瑞辞职以谢天下。

著名报人邵飘萍被反动当局杀害后，张恨水挺身而出，以“邵飘萍以身殉职”为题，在《世界日报》头版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声讨段祺瑞政府，为报界领袖之一邵飘萍伸张正义。

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张恨水的爱国主义热情被激发出来，他说：

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的时刻，张恨水的创作方向发生明显的变化。他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写出了以抗御外侮，激励民族奋起抗日为主旨的《弯弓集》。这是短篇小说、剧本、诗词、散文的合集。以“弯弓”名之，有弯弓射日之寓意。为赶时间，早些面世，张恨水自费出版。

同时，他又着手修改正在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满城风雨》和《太平花》的结构，巧妙地加入抗击外寇入侵、民众抗击的内容。

接着，张恨水又根据一位在东北军中任过连长的学生讲述的真实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东北四连长》（又名《杨柳青青》）。小说写了三位连长一齐牺牲在关外抗日战场上，表现军人抗日的血性。

有意思的还有，张恨水的新作《啼笑因缘续》里，竟让《啼笑因缘》里的主人公关寿峰和关秀姑，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让他们成为保家卫国，奋勇杀日寇，最后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

东北沦陷后，张恨水痛感国土沦丧，于1934年5月带着一名工友，进行陕、甘之游。他一共走访了二十多个县。沿途所见，“大部分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这使他深感震惊。他在《弯弓集·自序》写道：“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不久，写出的《燕归来》《小西天》《艺术之宫》，便是他“思想完全变了”结出的果实。作品反映出张恨水的人生态度与情感趋向：从揭露社会上层黑暗统治，转向关心人民疾苦，还有对社会矛盾、困难局势的冷峻揭示，特别是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成了他作品的主要旋律。

1935年，人称“土匪原”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命人带着张恨水写的《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长篇小说，找到张恨水，拿出有“赐予题签，藉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的信函。这是作为张恨水小说迷的土肥原贤二的亲笔信，足见其对张恨水的推崇。

张恨水读完信函，留下了土肥原贤二送来的两书，回身从书架上取来一本《啼笑因缘续》，坐在桌前，在书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行字：

土肥原先生嘱赠，作者时旅燕京。

来者乃一文化人，见张恨水写“嘱赠”，意为自己并非情愿赠书给土肥原，是他自己向作者索要；而落款不属名字，也表明不愿与之为友，甚至连搭理的份儿都没有。来者大骇，面色苍白，连连劝说张恨水不要开罪土肥原，不然后果难以设想。张恨水不屑一笑道：

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之雅量，即有任我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

来者将题签的《啼笑因缘续》交给土肥原。“中国通”土肥原见书扉页上的题签，心里已有所不快，待读后，知此书实乃宣传抗日之作，更是极为恼怒。那时中日尚未全面开战，土肥原还不是现出狰狞面目的时候，于是表现出惊人的大度宽容，向张恨水致谢，并夸赞其书：“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张恨水曾在成舍我办的上海《立报》创刊的第二天，发表《人·旗》一文，说“九月十八日，国耻纪念下半旗；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先生殉难纪念，又下半旗；九月二十二日，谭故院长逝世，又得下半旗。非但做中国人民忙，连做中国的旗子也升不起来”。不久，又写《隔夜小评》，讽刺日本道：“在国画展览会里‘偷’一幅‘江山无尽图’，落一个‘贼’的名称，不免到巡捕房里吃官司。索性去抢人家的‘无尽江山’，那又怎样？”文章锋芒直指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无尽江山”强盗行径。《立报》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是一张大众化的爱国报纸，其发行量已突破十万份，影响甚大。

日本友人矢原谦吉，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与在当时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张恨水熟稔，一次，张恨水邀其出游海甸，享用有名的“凯旋餐”。“海甸”者，即今海淀。什么是“凯旋餐”呢？矢原谦吉不解，便问张恨水。张恨水解释道，日本驻北平军队，常有挑衅之举，国军二十九军自然不敢懈怠，便也在海淀之西进行演习。演习期间，观者如云，海淀镇有家饭庄，搭起席棚，摆上一大溜儿木桌椅，大卖“凯旋餐”。此餐以韭黄、韭菜、肉丝，加少许花生米炒出，然后盛在放有荷包蛋的盘中。其寓意只须张恨水一点，矢原谦吉便立刻明白：二韭者，二九也；花生，有生果之称，与常胜同音；荷包蛋煎熟之后，蛋青间有圆蛋黄，恰似日本国旗。此“凯旋餐”，便有二十九军必吃掉日军之寓意。矢原谦吉会意地哈哈大笑。

张恨水成名之后，有不少高官巨贾以结交他为荣。据说蒋介石和宋美龄还曾登门拜访，张恨水客气相迎，客气招待，走时却让自家仆人相送，其文人风骨可见。张恨水坚持“君子不党”，既不加入任何党派，也不到政府任公职，腰杆子硬，“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他有句关于如何当作家的名言：

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但张恨水在以卖文为生之时，有着一颗滚烫坚定的爱国之心。他并不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而是积极参与关乎民族命运的大事。一次，他参加了北平老百姓的抗日集会，被闻讯赶来的反动军警抓上了囚车。这时，在政府当差的同乡侯少福见后，跳上囚车，将张恨水拽下，不由分说打了两记耳光，斥道：“你这个迂夫子，瞎凑什么热闹，滚回家去！”侯少福机智出“手”相助，张恨水免了牢狱之苦。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恨水回到家乡潜山。那是应家乡抗日动员委员会之请，去做宣传抗日讲演动员的。不久，曾出手帮助过张恨水的侯少福很得意地偕夫人衣锦还乡。张恨水知道，此人早已卖国求荣，当了汉奸。张恨水见之，痛斥其出卖灵魂，甘心为日当走狗的行径。县里也碍于正义舆论，拘捕了侯少福。经审讯，得知侯此次返乡，实际是受伪政府之命，到潜山组织维持会的。县政府当即予以处决，并没收了其不义之财，作为抗日经费。

因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他早已上了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的黑名单。日方曾向张学良提出抗议。张学良虽为张恨水的书迷，也是朋友，但还是保护不了这位爱国书生。张恨水被迫离开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

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任《新民报》记者兼编辑。该报的立场为“居中偏左，遇礁则避”。积极宣传抗战，同情共产党，故与中共办的《新华日报》有较好的关系，自此经常互通信息，交流稿件。张恨水本人也乐于给《新华日报》写稿。陈立夫发现后，十分恼火，找来国民党宣传部的负责人，痛斥道：“像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被《新华日报》拉去了？”

1939年6月12日，在平江发生国民党军队惨杀新四军指战员的“平江事件”，引起国人不满。张恨水在收到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发来的讣告后，对国民党发动的这场亲者痛仇者快的屠杀自己人的暴行，甚为震惊和悲痛，愤慨写下挽联：

抗战无愧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

是年年底，重庆《新民报》的副刊《最后关头》，连载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小说产生的背景是，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专制的黑暗腐败，已达到人民无法容忍的地步。张恨水站在时代的高度，要“把那些间接有助于抗战的问题和那些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都写出来”（《八十一梦·自序》）。

在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张恨水采取“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象征手法，在小说里展开了一个光怪陆离、奇幻诡异的却又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世界。但小说采用的梦幻形式，却是当时尽人皆知的新闻话题，明眼人一看，就觉“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小说的讽刺的锋芒，直指飞扬跋扈的豪门权贵，上下勾结的贪官污吏，大小奸商、文化特务及形形色色干着卑鄙恶毒勾当的败类。矛头对准的是国民党当权的“四大家族”。与那些图解生活的苍白作品不同，《八十一梦》以寓言的形式、想象力的自由驰骋，又以辛辣、犀利的喜剧讽刺手法，使小说具有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的审美效果。深受读者的欢迎，也受到茅盾等作家的肯定。茅盾在《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一文中说，《八十一梦》里，“一切罪恶都成合法”的国家，一个其心将死的民族，谁能不为“天堂”与“地狱”近在咫尺的生存处境，感到难以名状的悲愤呢！

《八十一梦》一经发表，广受读者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欢迎。

一日，报社来一陌生人，自称受张治中将军之命，特来请张恨水先生。张恨水与抗日名将张治中将军虽为同乡，但素无交情，不知遣人来请是何事。到了张府，张治中热情道：“恨水兄，有位朋友，一向敬重你，希望你把《八十一梦》的版权给他，稿费他可以多出几倍，合作成功他能在政府给你挂个相当于部长的职位，拿干薪，你还写你的小说。”张恨水心里早已有数，却装作不解道：“我的《八十一梦》尚未完稿，半部残稿行吗？”张治中笑得另有深意：“人家要的就是你那还没有做完的梦。”张恨水无语，张治中微笑。

张恨水很感谢张治中将军，他是以这种“非常”方式，传递他那位“朋友”要加害自己，将他送往息烽集中营的信号。张恨水别无选择，只能停载《八十一梦》。

《八十一梦》单行本问世，成为抗战时期最为畅销的小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也印制出版了《八十一梦》。能受到根据地特别是延安广大军民的欢迎，这与《八十一梦》揭露整个专制统治的尖锐深刻，文字又生动活泼，形式与风格独特有关。

与《八十一梦》差不多同时完成的长篇小说，还有《水浒新传》。此长篇小说，系张恨水应上海《新闻报》之约而写成的。在《新闻报》连载时，上海已成为“孤岛”。小说写梁山英雄接受朝廷招安之后，在金兵大举入侵大宋时，随张叔夜奋起抗金，为国捐躯的壮烈故事。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写道，我是借《水浒新传》“描写异族侵略和中国男儿抗战”，发表后，“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的不满，但说的是宋代故事，他们也无可奈何”。但歌颂英雄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抗敌精神，且又愤慨地揭露北宋王朝出卖民族利益，使梁山好汉腹背受敌的可耻行径，暗喻国民党的腐败，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八路军的敬佩。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毛泽东同志读后，对赵超构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一次，张恨水在重庆海棠溪汽车站，与国民党中央政治教官罗敦伟相遇，罗说：“恨老，你的小说《水浒新传》写得好啊，为人也好，总之一切都不错，我只是感到你有一个缺陷……”张恨水说：“愿闻其详。”罗敦伟接着说：“你不是国民党员。”张恨水大笑曰：“我这个人全身都是缺点，别人至今还骂我是鸳鸯蝴蝶派。可是我有一个优点，不是国民党员。”罗敦伟闻之，沉默无语。

抗战时期，张恨水还创作了《牛马走》（又名《魍魉世界》）。“牛马走”，语出《汉书·司马迁传》：“太史公牛马走。”乃司马迁自谦之词。走，犹仆也。此书名意指当时老百姓过着牛马一样的痛苦生活。小说中写了两种“牛马”：一种甘守清贫，不屑浊富，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有“牛马精神”的牛马；另一种则是道德沦丧，唯利是图，受金钱驱策之牛马。写出抗战时一大学教授不甘过传道解惑的清贫生活，而以出卖人格为代价，跳到商海投机，干误国害民的勾当，引出了社会现实中的各种丑态。有人说此教授影射周作人、张资平之流，张恨水未予回答。文学概括生活，高于生活，动辄对号入座，也是一种怪癖。较之《八十一梦》，小说人物性格生动鲜活，心理个性描写细腻传神。尽管小说有冗笔，有些描写格调不高，但现实主义笔墨与思想锋芒是无人能与之比肩的。

张恨水以笔为武器，参加了抗日战争，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洁的操守。

“血若停流定是灰”——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战征程

老舍在《我怎样写〈火葬〉》一文中说：

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两篇各得三万余字。

卢沟桥炮声一响，“遂写不成”。这两部小说，一是《小人物自传》，1937年由天津的《方舟》杂志刊出前四章，是20世纪80年代由文学界重新发现的，与老舍20世纪60年代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极为相似；另一长篇，已不知所终，被战争毁灭了。

正在济南写这两部长篇小说的老舍，因1937年11月25日黄昏，日寇抛下无数惊天动地的炸弹，不得不离开书桌，跑到街上。后来他回忆：

不但看见了敌机，而且看见他们投弹，看见我们受伤的人。到我快离开济南的那天，自早七时至下午四点，完全在警报中。三架来了，投弹，飞去；另三架又来了……如是往还，安然自在，飞得低，投弹时更须下降，如蜻蜓点水，一低一斜地，就震颤了。

老舍“别妇抛雏”，提着早就准备好的小皮箱，走过齐鲁大学被炸弹轰炸过的松树林，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抗战的生活。战争中告别亲人，或成永诀。老舍用诗表达了这种心绪，催人泪下：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语因伤别潸成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老舍是1937年年底辗转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的文艺运动的。

冯玉祥将军得知老舍到武汉，甚是高兴，赋诗一首，表示欢迎：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虽是打油诗，却表达民国名将对老舍爱国精神的推许，表达自己抗战的决心。

当时，国共合作和文艺界团结的新局面，使老舍与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作家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在日常工作中也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举为总务组组长。因不设主席，作为总务组组长的老舍实际负责协会的全面工作。

当时，战局动荡，经济混乱衰败，国共合作矛盾重重，文化界分歧纷纷。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艺的压制，让文协的处境相当困难。但老舍践行自己的《入会誓言》。

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

老舍从文协烦琐的日常事务，到保障文艺界的正当权益，到接济困难文化人，营救被捕作家，甚至为作家祝寿，事无巨细都承担起来，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茅盾在文艺界庆贺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时，发表《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演说，这样高度评价老舍的贡献：

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

1939年夏，老舍代表文协参加了慰劳团慰问前线抗战将士，历经陕、甘、宁和青海绥远等地。《大公报》以《归自西北》报道此行，“行二万里，用时五个月”。老舍着一身破旧的灰色中山制服，跋山涉水，被同行者笑为“斯文扫地”，他却笑曰“君子于役”，言此为征衣。此行，他几次死里逃生。在河南陕县，遭敌机轰炸，弹片从眼前飞过；在黄龙山山麓，汽车从断桥中坠入深涧，所幸被树木接住；在宜川渡河，突遭山洪，骡队被冲散，几经挣扎，抓住骡子，幸免于难。他有《剑北篇》，记录此行，抒发豪情：

一路上，车声炮响，并掩不住抗战的歌唱：

在城镇，在塞外，在村庄，中华儿女都高唱着奋起救亡。

用头颅与热血保证希望，今日的长城建在人心上！

到处，人影旗光，风尘浩荡，我遇上中华的铁汉开往前方。

任凭乌纱岭上的积雪十丈，还是瀚海里的亘古饥荒，都拦不住健儿的前进，健儿的歌唱……

此行，慰劳团抵达延安，给老舍留下深刻印象。为欢迎他们一行，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老舍有了与毛泽东谋面的机会。在欢迎会上，衣着简朴、英武伟岸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湖南乡音作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表达了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决心。到会群众情绪激昂。

大会结束之后，在招待宴上，老舍被安排与毛泽东一桌，并肩而坐。席间，毛泽东频频站起来给老舍敬酒。老舍也起身回敬，气氛热烈。老舍兴之所至，为大家清唱一段京戏。

《剑北篇》，有描绘延安的诗句：

灯光闪闪，火炬团团……

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

老舍在《我怎样写〈剑北篇〉》一文中，说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想“对文艺的各种形式都愿试一试”。事实证明，在抗战文艺中，老舍创作体裁多样化这方面，是作家中首屈一指的。老舍自己在《三年写作自述》一文中说过：

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像诗的诗，不像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

作为满族作家，老舍从小就受到满族悠久的民间说唱艺术的熏陶。和满族人一样，他也有吹、拉、弹、唱的日常娱乐嗜好。他也熟悉“八角鼓”，“子弟书”等文艺形式，并深知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影响和巨大力量。

抗战初始，老舍在济南任教时，已与当地的大鼓名家白云鹏、张小轩有了交往，向他们讨教鼓书的作法。后来到了武汉、重庆等地，也与那里的民间艺人“山药旦”（富少舫）、富贵花、董连枝等多有联系，与他们切磋艺术，为他们编写新的唱词——《新拴娃娃》《文盲自叹》《王小赶驴》等鼓书。老舍最用心的是利用旧的艺术形式宣传抗战。他以旧剧形式写《忠烈图》《王家镇》等抗战故事。后来，老舍将这些创作收入《三四一》集子中。

前面提到的长诗《剑北篇》，系写他参加北路慰问团沿途见闻的，其艺术形式已有创新。他自己说：“草此诗时，文艺界对‘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甚烈，故用韵设词，多取法旧规，为新旧相融的试验。”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创造抗战文艺，民族、民间的艺术形式颇受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视。老舍是其中最为努力、成果最多的一位。现在看起来，艺术上大多比较粗糙，旧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尚未和谐统一，但那时更需要这种有强烈思想内容和政治热情的战地艺术。作家只须将艺术与民族抗战紧密结合起来，表现抗战的必胜信心，起到鼓舞军民的作用更为重要。

老舍在抗战期间，创作最多的是话剧，但与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不同，老舍更注重创作表现抗战的现实感很强的话剧。他第一个剧本《残雾》，写了一个“好色、贪权、爱财”的局长被日本女特务以色相利诱，出卖民族的故事。最为出彩的是该剧的结局，局长被捕，但未皆大欢喜，因为就在探长奉命抓捕日本女间谍的当儿，某官太太却派卫兵将其请走赴宴，结尾意味深长。

接着，老舍又与戏剧家宋之的合作了《国家至上》，主题是回、汉两民族团结抗战。此剧由回族作家马宗融倡议并出面组织，请满族作家老舍与汉族戏剧家宋之的联手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

《面子问题》，切入生活的角度独特，展示的是“某机关”的各种污秽和丑态。一个世家出身，多年为官，死要面子的佟秘书被撤职；一个心地善良却不精明的工友意外地得到一笔遗产，发财了。周围人或对佟秘书落井下石，或对成了财主的工友趋炎附势。既讽刺了庸俗的世故人情，更揭示了反动官僚和官场的无耻堕落。

这些反映抗战的作品，多是急就章，而且正如老舍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一文所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故这些作品瑕瑜互见，艺术上显得不够成熟。但是正是经过这些对话剧艺术的探索实践，才成就了老舍20世纪50年代相继创作的脍炙人口的话剧经典《龙须沟》《茶馆》等。

老舍的长篇名著《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表现抗日战争中日寇占领北平，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及逐渐觉醒，最后走上抗日道路的过程。因其动笔于1944年，至1949年完稿，故此处只作此简介。

此外，在抗战期间，老舍还写过大量犀利的杂文，如《善心》《半汉奸》《且讲私仇》《此仇必报》等，这些文章的主旨，皆是宣传抗日，揭露黑暗丑陋的东西，向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老舍在1941年1月写的《三年写作自述》中自谦说，杂文非己所长，因而“随写随弃，向不成集”。可惜了，此期间老舍的杂文多有精妙之作。如《新年与青年——用新的毅力完成新的使命》等文，皆是充满爱国激情的思想深刻、雅俗共赏的文字。

老舍不仅动笔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抗战文艺作品，有时还自己登上舞台，宣传抗日。

1944年，驻重庆北碚各机关决定联合举行一个“募款劳军晚会”。老舍决定与当时在编译馆工作的梁实秋合作，“伺候大家一段相声”。老舍与梁实秋皆为北京土生土长，都有一口纯正的京腔，这正是说相声的必要条件。一开始梁以从未弄过相声而不允，在老舍的耐心说服下，只好勉强同意。他们要表演的相声段子是传统的《新洪洋洞》和《一家六口》。

老舍对民间艺术包括相声，颇有研究。他指点梁实秋，说相声的秘诀就是两个字，“皮儿薄”。意为一点，就得有包袱。梁听罢，忙摆手打退堂鼓说：“不行，我的皮儿不薄！”老舍自然不会放过他，几经排练，梁便入戏。相声中为抓人，常有用折扇敲头的动作，梁再三强调，略作比画即可，万别真打。老舍保证不真打。经过认真排练，总算有模有样。

晚会正式开始，老舍和梁实秋的相声，作为压轴大戏，放在最后。二人上台来，紧张得不行，脸如泥塑木雕般肃穆而立。台下观众见状，已笑不可抑。等二人清醒过来，才开口逗趣。到了该用折扇之时，已经兴奋的老舍早忘形骸，说着说着就抡起折扇朝梁打去，梁见状，忙向后一闪，那折扇狠狠打在其眼镜上。梁就势两手平伸，忙乱中正好托住眼镜，并保持那姿势不动。顿时，台下笑翻了天，喝彩之声历久不绝。此意外之举，观众以为是他们的一手逗乐儿绝活，便大声高呼“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此段相声演出，成为抗战时文坛的佳话，广为流传。

老舍是以巨大的牺牲和苦干精神，积极投入文协工作的。他抛妻别子，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置身于复杂的文协工作。他在回顾抗战生活的长篇散文《八方风雨》中说：

想想看，抗战中，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时有晕倒的危险，我怎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

在老舍的其他文章中，也多次出现“贫血症屡发，不敢多劳”，“贫血并非重病，唯痊好亦难，真杀人”等文字。

1941年6月28日的“中央日报”发表一封老舍致孙伏园的一封信。从中可具体了解老舍身体和生活的困顿情状，故摘录：

伏老：

城中连遭轰炸，你受惊否？甚念！本月一日，弹适中洞旁，烟与火光同入，顿成迷雾……其后改赴江边洞躲避……故虽屡有警报，尚无大苦。唯午餐时间稍迟，则空腹入洞，解除后，面担被关、饼铺人满，向无争先抢前习惯，致良久不得进食。若在晚间，即空腹就寝，以灭恶梦。入春即患贫血，忍饥减食，殊失保养之道，然亦无可如何。

老舍不仅被“忍饥减食”和疾病折磨，作为文协的负责人，他在工作中，也困难重重。文协原本是各派作家都参加的群众组织，有合作也有矛盾冲突，老舍夹在其间，只能顾全大局，苦苦支撑，团结大家共同抗战。

梁实秋在《梁实秋怀人丛录·忆老舍》中，对文协的复杂就有清醒的认识：

在名义上他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事实上这个组织的分子很复杂，有不少野心分子企图从中操纵把持。老舍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缘好。

胡风在《胡风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老舍，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组织文协，他是动机单纯的最热心的一个。

尽管老舍“人缘好”，“动机单纯”，但是身为一个无党无派的爱国文人，置身于复杂微妙的政治斗争之间，不管他付出怎样的热情，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委曲求全地拼命工作，还是消弭不了来自各方面的非难和诋毁。他自己在《八方风雨》中说：

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面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老舍还在《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中，说他为工作付出了巨大热情和牺牲：

牺牲了文艺，牺牲了自己的趣味，名誉，时间，与力气！

但是，老舍还是遭到各种谤议，用罗常培在《我与老舍》（载1944年4月19日昆明《扫荡报》副刊）中的话说，就是：

老舍这二十二年的创作生活，文坛上对他毁誉参半，毁之者大多是文人相轻，誉之者也间或阿其所好……老舍自有他“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方，既不是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也不是反对他到昆明讲演的学者所能诋……

罗常培文中的“不是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系指沈从文；“也不是反对他到昆明讲演的学者所能诋”，则不知指何人。关于沈从文之“打倒”说，是说沈从文曾著文批评过“抗战八股”的文学现象。这原本是正常的文艺批评。罗常培的话，实际上代表左翼作家一贯的对沈从文的政治偏见，不利于抗战时作家的团结。

沈从文闻之，于当年11月10日在《自由论坛》发表《七色魇·题记》，除了与罗常培针锋相对，还继续表达他对抗战文学的一贯立场和主张。文中，沈从文认为文学工作者应自甘寂寞，他不赞成在抗战期间举行郭沫若、叶圣陶、洪琛等人的祝寿活动，以及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等。最有意味的是，为了一些特定的政治意图，一些作家的祝寿活动与其生日并不相符。如叶圣陶五十岁寿诞本是1943年10月28日，但在生日已过很久的情况下，还要办祝寿。叶圣陶之子，与笔者熟稔的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一文中，说：

陈白尘先生找上门来了，对我父亲说，近来当局对人民团体集合卡得更严了，文协要找个题目，显示一下文艺界的团结。叶老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一向受青年们尊敬。由文协发起，给叶老祝寿，是名正言顺的。我父亲也就答应了。

结果祝寿活动在11月15日举行。茅盾的生日应是7月4日，依周恩来的意见，为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提前到6月24日举行（丁尔纲《茅盾评传》）。沈从文并不了解内情，他见到一些祝寿活动脱离文学探索本身，文人的清高和独立精神让他感到不悦，故在文中说：

作家的义务，是素朴老实低头努力写文章，永远保持对于工作的热忱和忠实，慢慢的求取进步。作家的权利是在一个公平自由竞争制度下，有机会陆续将作品和读者见面，不论他写的是神话或是人话，是革命还是恋爱，总之一定要有像样作品才能得到读者。作家与作家彼此之间，或陌生，或相熟，凡能保持这个朴素写作态度的，必充满尊敬。若相反，照例不算同行。一个作家和社会发生关系，是作品，不是人。很少无作品的作家，能滥用作家名分作政客活动，或用社会方式支持作家地位……

从罗常培和沈从文的文章可以看到，文协作家的政治立场、文学观念是并不一致，甚至是相互不容的。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经左联到文协一直存在的问题。老舍的难处，就在于他也无法将这些作家团结在一起。作一个无党派又无权力的文协秘书组组长，受到拥戴和谤议，都是合乎逻辑的。

有人认为，在如何看待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上，老舍与沈从文、梁实秋是有实质性分歧的，但未看到在遵循文学规律上，他们又是一致的。老舍毕竟不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位作家。他在1940年7月7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说：

艺术的价值不同，其有裨于抗战则一。面面俱到的去看，则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

老舍认为，那些以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作品，有存在价值；而抗战文艺的主流，应是深刻反映抗战艰苦、光明，有思想深度、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定非几句空洞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

老舍自己抗战后期的很多作品，被沈从文称为“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被人过度宣传的老舍与沈从文的矛盾，更多地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或故意挑拨二人的关系。事实是，老舍与沈从文并无芥蒂。早在1935年1月5日《人间世》征询“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时，老舍回答的第一本书就是沈从文的《从文自传》。1946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回忆愉快的云南之行时，就说见到了闻一多、沈从文等人。“诸先生都见到或约我吃饭，或陪我游山逛景。这真是愉快的日子。”而沈从文在1952年被迫逃离文坛，填写《博物院工作人员交待社会关系表》时，将老舍列为“作家中较熟悉的”人（沈从文《交待社会关系》）。在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沈从文依然将老舍引为朋友。

1949年10月，客居美国的老舍回到祖国，以从未有过的旺盛精力和高涨的热情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赢得了“人民艺术家”和“文艺界劳动模范”的荣誉。在国际上，也获得极高赞誉，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学的骄傲。

“文化大革命”时，老舍以投湖的悲剧，捍卫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老舍的不朽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对政治一向有兴趣的文人梁实秋

1940年1月，阴历庚辰腊八，是梁实秋三十九岁生日。那时，他任国立编译馆社会组主任兼图书馆主任。

在梁实秋的重庆北碚寓所“雅舍”，朋友为他举行了一个庆祝晚宴。吴景超特赠一本精装册页，并在首页上留下自己的题签。众友人跟在其后，相继作画题诗。李清悚的题诗是：

累卵中原系一匏，南船入蜀共西郊。

三年接席酬青眼，四座输君解白嘲。

奉使长安观斗鼠，再生新月照寒崤。

归来十万平安策，莫使先生卧峡坳。

雅舍喜旁官道冷，青山晨夕抱秋来。

梨凋留诉三分雨，纸贵悭渲一抹梅。

鬓发催人惊岁月，文章小技挟风雷。

公卿不肯低头拾，议座生春动阁台。

题诗匠气过重，但妙在概括梁实秋半生业绩。“雅舍”“纸贵”，说的是梁实秋来重庆后，以“雅舍”为名，在《星期评论》上，撰写专栏小品。“雅舍”小品，一时风靡山城，洛阳纸贵。1939年秋，梁实秋与友人龚业雅夫妇合资购置了一栋六居室小院落，友人家居四室，梁实秋夫妇居其二。虽居所简陋，条件较差，但桃梨围屋，环境清静幽雅，倒也怡然自得，遂以“雅舍”命之。因地处偏远，为方便邮差投递信件和友人寻访，梁实秋还特意在有数株梨树的路口竖一木牌，上书“雅舍”，让人一目了然。“雅舍”是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地方。1930年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决定由闻一多负责，由成员梁实秋、徐志摩、陈源（陈西滢）、叶公超五人在五年到十年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但不久，徐志摩遇空难，陈源赴武汉大学任教，叶公超进入官场，闻一多兴趣转到研究古典文学，工作实际上落到梁实秋一人肩上。直到1967年，耗时三十八年，梁实秋凭一己之力，完成四十册《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共三百多万字。是年，莎翁全集由台湾远东出版公司出版时，人们以“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一大笔精神财富”之语，盛赞他对翻译事业的巨大贡献。

在“雅舍”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同时，以“雅舍”为名的雅致散文纷纷发表，散文集《雅舍小品》《雅舍谈吃》《谈闻一多》《秋室杂忆》相继出版，在弥漫着浓雾和政治气氛的陪都重庆掀起一股闲逸风趣的散文热潮。“雅舍”又成了类似沙龙式的朋友聚会的场所。

一次，梁实秋在“雅舍”请友人吃饭，冰心夫妇、顾一樵等好友到场。饭桌上，推杯换盏，谈笑之后，梁实秋拿出那个宝贝册页簿，请朋友们乘兴题字。

冰心兴致很高，沉默润笔之后，用清秀的书法写道：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众人看了冰心的这番题字，大为不满，叫嚣最甚者，是顾一樵，他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是朋友了？”

冰心莞尔一笑，道：“诸位少安毋躁，我还没写完呢。”

于是，冰心又润润笔，接着继续写道：

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须努力。

众人欢呼雀跃，梁实秋故作一脸苦相，愤愤不平。

后来，梁实秋在青岛山东大学的同事、女诗人方令孺看到了冰心的题字，不知就里，即写道：

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藉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梁实秋一生颇有女人缘，与二位女才子都是好朋友。

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梁实秋与冰心因写评诗，有了交往。冰心在《晨报副刊》发表《繁星》《春水》，梁实秋写批评文章《繁星与秋水》，认为只是受泰戈尔影响，过于理性而少情感的东西。不久，从未谋面的二人赴美留学，在“总统”号邮轮上不期而遇。到美国后，因中国留学生用英语排练传统剧目《琵琶记》而再次相见。该剧的编剧正是顾一樵，剧本由梁实秋译成英文。冰心饰演剧中宰相千金，她的同学谢文秋演赵五娘。男主角蔡中郎竞争激烈，顾一樵鼎力推荐梁实秋。排练演出间，演员间的互动交流，甚或谑浪，使这些在异国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订婚时，冰心对心仪过谢文秋的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后来，梁实秋写文章时，就署名“秋郎”。

梁实秋受闻一多影响，始对杜甫颇有兴趣，并从此研究杜甫。1930年，在北平东安市场闲逛时，偶得仇兆鳌著的《杜少陵集详注》，如获至宝，相随一生。好友冰心知其有此好，在日本淘换了一本日本版的杜诗集相赠。可见二人友谊之深。

梁实秋于1930年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授时，当时山东大学喜欢杯中物的教授，有八人之多，遂被戏称“酒中八仙”。其中就有梁实秋、闻一多，以及被闻一多拉入的女教授方令孺。这八位酒仙，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宴饮。黄昏入席，一直喝到月满西楼。闻一多与方令孺因酒而生情愫。分手时，桐城派创始人的后人方令孺一怀忧怨。

在民国著名学人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梁实秋，是位对政治“一向有兴趣”者。

梁实秋在《秋室杂忆·华北视察散记》一文中说：

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可是自从抗战军兴就不曾继续写过政治批评的文字，理由很简单，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1992年10月出版的《回忆梁实秋》（陈子善编）一书中，有一篇何怀硕的文章《怅望千秋一洒泪》，为老朋友梁实秋的上述表述提供了佐证。文章回忆说，梁实秋在读了他（何怀硕）发表在《中国时报》的《另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一文后，甚为称赞，并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写出来。你对国是的意见，我很赞同，从前地方官吏丢了一个城市是死罪，现在一国丢了，没人负责……我早已不谈国是，孔子家语说：‘君子或行或藏，或藏或默。’我属默者，哈哈……”

梁实秋从抗战爆发，以他自己的方式参与“国是”。

“1937年6月，为应对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罪恶勾当，6月23日，蒋介石、汪兆铭联名召开了庐山谈话会。梁实秋得到由北平市长秦德纯转来的蒋、汪请柬，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者三百余人，皆所谓文化教育、学术界名流。”（《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一期，84页）

1938年7月初，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参政员由国民政府遴选产生，包容各抗日党派的代表。梁实秋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毛泽东、吴玉章等也成为参政员。

参政会召开前，梁实秋与傅斯年曾想在会上提案弹劾孔祥熙。7月1日，傅斯年曾约共产党吴玉章去梁实秋家。傅、梁二人认为孔祥熙无能且劣迹斑斑，参政会为民意机关，应对孔提出弹劾案，希望吴玉章也参与。吴以“参政会有团结各党派的作用”，“它的任务以团结抗战为第一，不能和政府取对立态”，“孔固然不好，但还能随蒋一致抗战”，“今日蒋实为政府之主持人，倒孔无异倒蒋，我们拥蒋以其有能力且决心抗战，应相互信任，才能战胜敌人”为理由，拒绝倒孔（吴玉章《国民参政会上的一个重要插曲》）。

吴玉章的言论及其做法，表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更表现为了民族、国家存亡拥蒋抗战的真诚与气度。

梁实秋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自己参加“慰劳视察团”，在延安“遭受挡驾”一事：

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我奉派参加华北慰劳视察团，由重庆出发，而成都，而凤翔，而西安，而洛阳，而郑州，而襄樊，而宜昌，遵水路返重庆，历时两个月，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时值寒冬，交通不便，柴油破车随时抛锚。原订行程中有延安一站。我们到达西安后，毛泽东电参政会，谓慰劳团中有余家菊、梁实秋二人，本处不表欢迎。

梁实秋遭到延安拒绝，很遗憾，他在《华北视察散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更想亲自看看共产党控制下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一次，我在重庆和刚自延安访问归来的左舜先生谈起，他告诉我一件小事，他说延安没有官僚气，任何衙门没有岗卫，老百姓可以昂然直入和官员谈话。左先生是反共的人，由他口里说出的这样的话是很能引起我的兴趣的……我们集议决定放弃延安之行。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不得亲眼看看那边的实在情况。

从1940年2月3日延安《新中华报》上所发表的《毛泽东等参政员为“华北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电》中，可以看到延安拒绝梁实秋视察之原因：

除在二届参政会中，因发拥汪主和谬论而与共产党参政员及坚主抗战诸参政员发生剧烈冲突之国社党员梁实秋及国家青年党员余家菊两君外……该视察团此行，盖十分正大光明，毫无腌臜龌龊之心理，其任务在于维系两党合作，立于团结与进步基础上，共谋边区等事之合理解决也……

从目前所收集的资料看，说梁实秋拥汪主和，只有吴玉章的《国民参政会上的一个重要插曲》一文提到，原话是“前几天傅斯年、梁实秋等想在参政会提弹劾孔祥熙案，其用意是在去孔拥汪（精卫）”，似并没有“拥汪主和”的话。汪精卫当时也并未附逆，“去孔拥汪”仅是对孔祥熙的贪腐无能的否定，是选汪还是去孔而已。

延安严拒梁实秋等到延安的真实目的，是共产党已识破蒋介石的司马昭之心，就是打着“慰劳视察”的旗帜，去搜集整理共产党八路军的黑材料。正如2月3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的《毛泽东等参政员为“华北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电》所揭露的：

如以为非有实地视察之名，不足以收牢笼社会视听之效，则以此等有特殊关系之人物从特务机关手里收集向壁虚造之材料，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之视察报告书，痛骂共产党一顿，谓即足为反共限共溶共之法律根据，则亦仍属可笑之事。盖国内政治问题，原只能从合理之政治原则获得解决，岂有卖弄玄虚，而能真正解决问题者乎。

此次国民参政会的华北战区“慰劳视察团”，就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八字方针之后，由蒋介石钦点成员组成的。其反共性质不言而喻，共产党予以坚决抵制并揭露其阴谋，做得有理、有力、有节，无可厚非。

可笑的是，梁实秋后来违背了自己的“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不再“写政治批评文字”的诺言，居然在1944年，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国共之间矛盾也更加尖锐、斗争更加激烈的形势下，在《华声》半月刊先后发表两篇政治批评长文《我对于中共问题的一个看法》和《公开答复一封匿名信》，都是谈如何解决“中共问题”的。给反动派鼓吹用“宪政”“解决中共问题”做了伴唱。他在文中说：

只有实施宪政，中共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而彻底的解决。实施宪政之后，国民党还政于民，国民党退居普通政党的地位，当然所有的中央军队一齐都是国家的军队了。到那时候共产党没理由再继续保持“陕甘宁边区”和他的特殊的军队。一切是民主，一切是听人民的意思，任何党只能争取民众做他的后盾，任何党不需要武力来支持。如果有任何一党仍然拥有武力割据地方，那便是叛国行为，国有国法，政府自有敉平叛乱的义务与权利，那决不是党争，那更不是内战……

梁氏，乃一受欧美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根本不懂中国政治。国民党手中有数百万美式武装军队，一直在搞一党独裁专政，抗战前五次“围剿”，抗战中“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抗战即将胜利，岂能容得下共产党？现在他们又披上“宪政”的华丽外衣，彻头彻尾地在搞一党天下。不管梁实秋主观意愿如何，他的这两篇“政治批评”，让“宪政”的聒噪多了一种声部。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清每个人的灵魂。梁实秋是一位自由主义爱国学人，他虽写过文章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批评过国民党独裁，也反对过左联与鲁迅，同时对共产党存有误解、偏见，但自然不是视若冰火。对这样一位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爱国立场的学人，历史和文学没有忘记他。当下，梁氏的文学作品，特别那本以优美文笔书写最基本人性的《雅舍小品》一直在畅销，他用一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及用七年写成的《英国文学史》，在学术界广受好评。

第五章　民国三十年（1941年）

民国教育文化大迁徙已过去四年；全国文化精英、作家、学者与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西南地区

1941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中国对日、德、意正式宣战。珍珠港事件发生，世界大战全面开展。

1月，皖南事变发生，经七昼夜激战，叶挺被俘，项英死难。

3月，中国军队出重兵争夺赣西北，激战十九天，歼日军一万多人。

7月，新四军重整旗鼓，在苏北反日伪“扫荡”获胜。

8月，美国空军退役上尉陈纳德组建飞虎队，在华投入对日作战。

9月，国军再战长沙，失守。

10月，第六战区国军进攻长沙交通咽喉要地宜昌，不克。

12月，国军三战长沙，反守为攻。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教育文化大迁徙已过去四年。文化教育在西南地区已呈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抗战爆发，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与保卫这片疆土同等重要。

国民党政府于支撑战争而万分紧张的财政资金中拨出专款，开始将国内一百多所高校向西南转移，形成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迁移奇观。

一时间，全国的文化精英、著名作家、学者与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壮观的迁移大潮中。他们是陈寅恪、周培源、梁思成、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金岳霖、冯友兰、钱锺书、钱穆、吴宓、刘师培等，都不畏艰险地向西南奋进。文化不死，民族永存。

这里，只介绍西南联合大学。按国民党政府指令，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于1937年8月撤出平津，迁至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1月1日，临大正式开学。几个月后，南京失守，长沙又危在旦夕。经蒋介石批准，三校西迁昆明，易名“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4日，隆重开学。

西南联大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联大常委会，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

建西南联大伊始，因校舍紧张，决定理、工二学院设在昆明，文、法商二学院暂设蒙自，一学期后昆明校舍建好，又迁回本校。

战争之中的西南联大，困难重重。教育经费按过去的七成拨付，每年只有四十万。教师的薪俸也只领取七成。清华大学的“庚子赔款”基金已停付，西南联大举步维艰，只好靠借款勉强生存，至抗战胜利时债台高筑，达一千四百万。

西南联大校舍简陋，教具、图书奇缺，师生住宿潮湿不堪，且吝囊羞涩，饔食不继：朱自清披赶马人的毛毡挡风御寒；闻一多捉蚂蚱果腹；华罗庚于牛圈棚顶栖身；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大街摆地摊，叫卖家里的衣物；其他教授夫人合伙自制糕点送到市场寄卖，以挣钱补贴生活……

但是，西南联大保存了中国文化血脉，这群知识分子成为战争年代民族集体苦难的承担者，他们承担了民族道义感，用夏志清的话说，这是充满了“道义上的使命感”，体现了一种道德情怀或情感态度上的民族精神。

西南联大主张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对此，陈寅恪是这样表述的，此乃“自由之学术，独立之精神”。又得益于一批沉毅厚德、安贫乐道、学识卓越，极富人格魅力的学者、作家，以及由此孕育而成的注重学术独立、关怀人间、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受校内部体制的优化与良性运转，以及战争缝隙间觅得的自由，使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视学术创造为安身立命的重要方式、忧患世事的人间情怀和自由洒脱、达观智性的文化气质。”（刘晓林《动荡与困厄中的精神守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文化性格论》）

其校训：

刚毅坚卓。

其校歌：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抗战胜利之后，冯友兰在纪念西南联大的碑文中，认为有可纪念者四，惊鸿一瞥，“稽之往史”，语多剀切：

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竟收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

《长河》是抗战文学最精彩的收获之一——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国统区作家数量最多，各种不同倾向风格流派共存，有关文学争论频繁，文学潮与创作都很活跃，整个国统区文学以昂扬激奋的英雄主义为基调，救亡的宣传动员压倒了一切，以往作家所关注的“个性解放”或“社会革命”问题，在国难当头的特别时刻，也都退出了中心位置，救亡而不是革命斗争成为当时文学的焦点和主流。

在这种的背景下，把目光对准西南联大的作家群落，就会发现“救亡”焕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以教学和文学创作，鲜明而单纯地参与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作家群里，文学创作最为活跃、最为有成就者，当首推沈从文。

沈从文从1938年至1942年年间，创作了规模最大的长篇小说《长河》（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史学家认为，中篇小说《边城》和长篇小说《长河》是沈从文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作品。笔者在《民国清流》第三卷中，提到了沈从文的中篇《边城》，说《边城》是“善”的悲剧。此小说写于1933年冬至1934年春，小说通过翠翠自由追求生活的故事，全景展现湘西小城的风俗民情和小人物的纠葛。善良美丽的翠翠最终没有逃出悲剧命运。

如果说《边城》偏重于浪漫色彩的理想追求，那么《长河》则是以写实风格对现实生活的透视和臧否。小说以1936年湘西长河边吕家坪码头为背景。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说：

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

所谓“常”，指长河流域漫长不变的自然经济的生活方式；此流域大小战争绵延不断，吕家坪又来了国民党保安团，谓为“变”。作品力求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真实图景，给读者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于是，小说完成作者设计的“过去”“当前”和发展中的“未来”。

老水手满满、橘园主人藤长顺和商会会长三位主要人物，他们年龄相同，性格各异。满满硬朗耿直，藤长顺厚实机警，商会会长善于应酬周旋。三个人纠缠人生琐事而耗尽各自的精力和智力，却对社会鲜有贡献，成为社会中令人叹息的另类生灵。

上面突然给吕家坪码头派来了保安团，他们奉命给这一直过着乡族社会生活的吕家码头，带来了“新生活”运动：名目繁多的捐款、赋税，还有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式的“新生活”。那保安队的宗队长借推行“新生活”之名，侵占民财，调戏妇女，贪赃枉法，是十足的恶人。

老水手、橘园主人、商会会长等一干人，成了乡镇河街的历史人物剪影。

《长河》还写了夭夭兄妹。哥哥三黑子“为人正直”，敢于把恨记在心里，是作为与宗队长对峙者出现的人物。夭夭让人想起《边城》里的翠翠，她也乖巧美丽。作者赋予夭夭精神的美的风貌和她与生俱来的审美意识的自觉，使女性的表现进入了新的层面。她对宗队长的讹诈挺得住，对其调戏巧妙应对，让人看到湘西少女的鲜明的反抗性。

《长河》表现沈从文思想艺术的多面性、丰富性。把人物的悲与喜、爱与憎的命运旋律，对社会的批判与牧歌情调，以及历史追求与现实场景都融在这个社会生活长卷里。

沈从文原拟将《长河》写成三卷本的“三部曲”。可惜出于多种原因，在兵荒马乱的抗战年代，他只完成了第一卷。细读《长河》最后一节“社戏”，读者会发现，沈从文已为国民党要对湘西采取武装镇压，借抗战之名消灭地方势力，做了艺术铺垫。

《边城》也是未完成的作品，沈从文曾计划以沅水小城为背景，写成《十城记》，也只写了一个边城，另九个小城终不见真容，让人扼腕。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在谈到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时，有些遗憾地说：“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鲁迅倘若读到沈从文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力，建造的文学灿烂、绚丽、沉郁、悲凉的湘西世界，对他曾看不上的沈从文，会怎么说？

《长河》是抗战文学中最为精彩的收获之一。

七七事变后，沈从文与朱光潜、杨振声、梁宗岱等友人是化装逃离刚刚沦陷的北平的。事前他们编造了假身份证明。朱光潜扮香港洋行的打字员，沈从文成了洋行的文书，杨振声变为卖花者。混在人群中，仓皇出逃。

沈从文由杨振声推荐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但其过程似比逃离北平还费周折。先是校委会并不认可他，后是被中文系傲岸的刘文典教授百般瞧不上。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教授时，众人并无异议，唯刘文典勃然大怒站起来反对，曰：“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一次，日寇飞机来昆明轰炸，师生听到警报后，纷纷跑向防空洞。刘文典忽见沈从文从身边经过，甚是不悦，对身边学生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该死的，他跑什么呀！”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不是真正的学问。

刘文典的可爱，在于他敢于当面直言不讳地贬损他认为没本事的人，对大人物蒋介石同样敢于犯颜，而对他服气的人，不管年纪长幼、身份贵贱，总是十分谦恭，如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

除却刘文典的公开的瞧不起，查良铮（穆旦）等人在背后的议论，同样在伤害着沈从文。查良铮在昆明东南的阳宗海畔曾对联大的学生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眼光的人引荐的。”

查氏的话，不仅伤害了沈从文，更伤害了给予沈从文帮助的杨振声。但沈从文总是默默地、淳朴淡然地承受着这一切。这只是沈从文性格仁厚的一面，但如果超出他的忍耐，他骨子里湘西人倔强刚毅的一面就会显现出来。

钱锺书曾对黄永玉说：“你别看从文这个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沈从文以资历和在中文系指导学生作文的优异成绩，最终还是晋升为教授。据余斌在其《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一文中记载，比沈从文小八岁，刚任讲师两年即升为教授的周覃祓，月薪为四百三十元，比沈从文竟多七十元，仅因周为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沈从文连大学学历都没有。

沈从文与吴宓，因所持的新旧文学观念不同，并未成为好朋友，即便抗战时到了昆明西南联大成为同人，仍时有怨愤，但吴宓却不像刘文典那样态度极端。从吴宓的日记看，记沈从文的文字很多，有时也会对其有所称赞。可供我们更深刻了解二人的生活、工作与性格。

1938年10月13日，吴宓的日记写道：

早饭时，彤（汤用彤——引者）强吴宓易其白色帆布裤为他色裤，恐为空袭目标！且曰：“吾为此劝告，非为足下之安全之计，乃虑吾等并受其祸也。”宓心实轻鄙其言。顾即遵照易他色裤。宓原不与诸君长久游谈费时，至是更不与诸君同出。前闻昆明人士之惊慌，极不以为然。而颇赞同《云南日报》中沈从文《知识阶级应反省》。宓作《离蒙自赴昆明》诗，末两句，即言此意也。

查沈从文有关资料，《知识阶级应反省》或是其佚文。而吴宓《离蒙自赴昆明》诗，却可从《吴宓诗集》抄得：

半载安居又上车，青山绿水点红花。

群飞漫道三迁苦，苟活终知百愿赊。

坐看西南天地窄，心伤宇宙毒魔加。

死生小己应由命，翻笑庸愚作计差。

由诗的最后两句可知，沈从文《知识阶级应反省》，大概是批评某些对生命没有较高理想却太贪生怕死的文人的。二人对此有同感。

1939年3月30日，吴宓日记曰：

4：00陪岱访济于青云街67寓宅。旋同岱、济至青云街169宅，访沈从文，适邀友茶叙，客有萧乾、冯至、钱锺书、顾宪良、傅雷等。众肆谈至7：00始散。

文中的“岱”，即梁宗岱。说的是一次下午四点至晚七点，吴宓邀友人茶叙。

友人相聚，其亲疏也有别。钱锺书据此茶叙，后写影射沈从文的小说《猫》（刊于1946年1月10日《文艺复兴》月刊一卷一期）。朱自清读罢，颇为不满钱锺书这么不尊重沈从文，在自己的日记（1946年5月6日）批评道：

读钱锺书的《猫》一文，就现时而论，此文过于玩世不恭。

有意思的是，吴宓也在日记写了钱锺书的《猫》影射沈从文，却并不像一贯谦和的朱自清那样说出自己的态度。

朱自清、钱锺书、吴宓三人的文化性格，跃然纸上。

吴宓的日记，对他苦追的毛彦文，所涉笔墨不厌其烦。有时提到沈从文，多与毛彦文有关。比如1940年11月28日的日记载：

接沈从文转来沪函，盖彦托言迁居，命熊甥田学曾将宓致彦之No.24函退回（已拆阅）。并授意田作函复沈。托沈转告宓请绝，勿再来信。沈从文亦附一函致宓，劝宓止休，言颇委婉（田、沈两函并存，未录入日记）。当时宓阅之百感交集，不胜悔痛。

沈从文介入吴宓与毛彦文的信函转交之事，并非在管闲事。实际上沈从文与熊希龄有一层亲戚关系。沈、熊同乡，沈之姐夫田学曾是熊的外甥。想当年沈从文只身到北京闯荡，曾得到过熊希龄的帮助。吴宓上面日记中所言“沈从文亦附一函致宓”，实情是，1937年，抗战爆发，熊希龄到香港为政府筹办赈济难民时病逝，吴宓仍苦苦追求为丧夫而悲痛欲绝的毛彦文，毛始终不予理睬。因吴宓来信太多，毛只好托沈从文将吴信转回，沈从文同时附一短信，劝吴尊重毛之选择。

写到这里，发现沈从文的感情世界有许多难以整理的矛盾，许多事情似永远萦系于生命进向与存在困境、理性与情感相冲突的主题。他自己说：

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

沈从文也像他自己的一篇作品，按着自己的性格本色，在文字间飘零。

沈从文很少议论鲁迅。1940年，他却在《国文月刊》第二期写了一篇关于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习作举例》，可视为沈从文已理性地看待鲁迅了，这是他在联大的重要收获：

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

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正说明两种倾向：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后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一取退隐态度，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趣；一取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对社会取迎战态度，所以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

沈从文对周作人一直是尊崇的，甚至对周作人的附逆也很宽容，他说，“二十六年（1937年）北平沦陷后，尚留故都，即说明年龄在一个思想家所产生的影响，如何可怕”，把一个关乎文人气节的问题，视为了年龄的“影响”。

沈从文因无端受过鲁迅的轻慢，对其人品并无好感，但在评价鲁迅的作品意义上，是客观甚至是崇奉的。而且以他在当时的影响和身份，他的话比起别人的推崇，是足可以一当十的。事实是，鲁迅逝世后，沈从文正确地认识了鲁迅。

同年在桂林的聂绀弩，读了沈从文的这篇文章，即写《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一文，却仍以老眼光看待沈从文。当然，文中态度鲜明地批评沈从文对周作人的宽容，也见聂绀弩的爱国情怀。关于笔者的老同事聂绀弩，笔者在《往事流光——见证文学的光荣年代》一书中，有一章写他。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一面教书，一面创作。他那时写的散文多收到《云南看云集》（1943年6月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里。

1940年写的《写给一个年青作家》，1943年写的《美与爱》《读书人赌博》等文章，或可视为沈从文那时思想发展的“集中展示”。《美与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庸俗虚伪、泯灭了美和沦丧了爱、忽略了庄严神圣的生命的现象，而发出的响箭。文中说：

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

文章对沦丧了美、缺失了爱、泛滥着庸俗势力的现实社会，给予深刻批判的同时，倡导呼唤充溢美和爱的健康生活。文章把提倡美和爱上升到“国家重造”的高度，“五月又来了，一堆纪念日子中，使我们想起用‘美育代宗教’学说的提倡者蔡孑民老先生对于国家重造的贡献……蔡老先生虽在战争中寂寞死去了数年，主张的健康性，却至今犹未消失”。

追求美和爱，倡导、书写和创造美和爱的生活，是一切具有美学意义文学的主调。但是，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身体力行地以此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去自觉地实践它。

巴金、曹禺都曾说过，在友人中待人最厚道、最热情、有爱心的，只有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肯于帮助学生的，自然不止一位教员，但其中最无私的，当属沈从文。别的不讲，单说他作为教写作的老师，上课认真讲课，业余认真给学生批改习作，就让学生受益匪浅。而他修改习作后，寄给他熟悉的报刊，让其公开发表，扶持初学写作的弟子跻身文学之林，尤让他们终生不忘。

弟子汪曾祺在联大写的稿子，几乎全部是沈从文修改后寄出去的。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的画，也多由沈从文代为出手。那时通货膨胀，邮费上涨，有时信封上贴满邮票。一两封尚可，像沈从文几乎天天都自费给学生寄稿件，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票子堆起来的。是薪金不多的沈从文，从自己生活费里挤出来的。他毫无怨言，默默地做了多年。

汪曾祺一次醉酒，坐在深夜的道边。沈从文与学生恰巧从此路过，以为是一难民生病，忙着过去救助，却发现是学生汪曾祺。于是，沈与学生把烂醉的汪扶回自己的家。还是汪曾祺，一次拜望老师，沈一看，学生脸肿得老高，在闹牙病，便出门买回柚子给他吃，帮他消肿。

《美与爱》等文都发表在1942年11月创刊的《生活导报》上。此周刊的社长和主编都是云南大学的毕业生。西南联大的教授包括沈从文，都是该刊的骨干作者。正是有了沈从文这样的一流作家的大力支持，《生活导报》才能办得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发行成绩破万。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淡淡的难与君说的梦别之感，他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至今仍在其纸墨间荡漾、涌动。“庄生梦蝶”，永远是关于文人的美丽的故事，沈从文的追求美和爱是有些忧伤的人生和文学的乡愁。

鲁迅在北京时，常到琉璃厂去淘换碑帖古书，《鲁迅日记》可视为淘宝记录。

西南联大的教授，闲暇之时也都爱逛昆明的夜市，买旧书、淘古董。沈从文、叶公超、施蛰存也有此好，夜市电石灯摇曳的微光下，常常见到他们或躬或蹲的身影。一次，沈从文买到一个胎质甚薄、白色釉面、上面画有一奔马的青花瓷碟，告诉施蛰存说此为康熙青花，应有一套八件，名为“八骏图”。懂行的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一文中说：

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盘——引者）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盘）。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沈从文为买古董，还玩些小把戏。一次，到了年关，沈从文便到一起从北平逃出的朱光潜家，对其夫人说：“快过年了，我想邀孟实（朱光潜的字）陪我去逛逛古董店。”潜台词是，请多给点钱。

朱到沈家，对张兆和也如此说。每人手里便都捏了不少钱，高高兴兴地去古董市场。等两位夫人见了面，小把戏即被戳穿。

沈从文对收藏古瓷有研究，系因他二十岁时，在湘西王陈渠珍手下任司书时，便负责为陈管理收藏的书籍、字画。为此，他还特意读过《西清古鉴》《薛氏遗器钟鼎款识》诸书，后又到北平继续到古董市场游逛、淘换，渐谙古董之道。

熟谙古董，让沈从文逢凶化吉。当被迫离开一生钟爱的文学，走进博物馆落满灰尘的一间小屋工作后，他完成了震惊中外、极具美学价值的皇皇巨著《中国服饰史》。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生的轨迹没有什么定数。沈从文对文学真诚挚爱，却“敢舍”它，多觅他路，这是对人生命运的独特理解，是一种大彻大悟。

“我想就是‘不苟’二字”——从日记中看“不苟”的爱国文人吴宓

吴宓的日记，记录了他在抗日救亡中爱国学人的心路历程。

民国大师多有记日记的习惯，以鲁迅、周作人、胡适、吴宓、赵元任等人最有代表性。日记多记生活琐事，鲁迅记每日来往宾客饮宴和经济收支情况，赵元任多记生活小事趣闻，胡适记录交友和创作诸事。而吴宓日记事无巨细，亲友师生之事，每天开销，甚至对所爱女性之情皆详细记入其中，透露了大量关于历史社会、人生命运乃至灵魂的大量信息，是研究吴宓和那一时代文人的重要资料。

例如，吴宓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其日记凡涉及新文化运动，便否定批判。1919年12月30日，就骂其为“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20年2月12日，在日记中痛骂“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

1931年3月，吴宓追随爱慕已久的才女毛彦文，远渡重洋到欧洲。得知吕碧城旅居瑞士，致函请求与之晤面，并为吕碧城所著《信芳集》写了序言。孰料文中之“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缠绵哀厉，为女子文学中精华所在”云云，激怒了吕碧城。吕碧城回信，非但拒绝与吴宓见面，且云不要他的序言，最后斥其为无聊文人。吴宓毫不介意，再写信，谦恭地解释一番，吕碧城怒气方消，二人渐有鸿雁传书。后吴宓三过瑞士，终无缘与心仪的吕碧城谋面，吴宓为之痛憾一生。吴与吕的这段浪漫又有些伤感的情缘，都记在吴宓的日记里。

吴宓有一段名言，为文苑所乐道：

文学是人生的精华，哲学是气体化的人生，诗是液体化的人生，小说是固体化人生，戏剧是固体气化的人生，哲学重理，诗重情，小说重事，戏剧重变。小说包含的真理多于历史，所以小说比历史更真，我们可以从小说或文学中了解人生。

从吴宓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执教时期的日记中，记载的那些凡俗的小事，让我们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七七事变爆发，吴宓当日在日记中写道：

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

国难当头，诱发了他玉石俱焚的“杀身成仁”的情绪。他曾找到陈寅恪，探求当前局势。但两个白衣秀才，又有什么高策力挽战局？徒有悲愤而已，只好写诗抒其怀抱，“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奈余何”。

吴宓曾在日记中记载一梦：

是夜，多噩梦。若侍父同登攀黑暗之高塔之内侧，达顶，得巨金。宓父子均决定不取此金。但下塔后，记其金之所在地名于某书之一页角上。

适有某某恶徒，再三探询，宓均未承认。但以其他问题，多言之失，无意中取某书以示此恶徒，致于页角上发现记藏金地址。

恶徒即挟逼宓往导取此金。宓拒之甚力，恶徒恫以将伤害吾父，且数人以刃及枪逼我，持我肩背。宓大呼“杀人”。连呼，无应者，遂惊醒。

梦者，与清醒时意识中保留的印象有关。1938年，在蒙自，吴宓与同人汤用彤、钱穆等人租住校外一幢小楼，吴宓命名为“天南精舍”。大家推选吴宓为社长，另一人为经理。吴宓便当了大家生活的大管家，按五元、六元、七元收取房租，伙食费由社员平摊。此乃关乎生存之职，吴宓殚精竭虑，操心过度，偶有相关钱物的噩梦，极为自然。

钱穆有文章《师友杂记》记录吴宓的操劳：

群推雨生（吴宓——引者）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

吴宓本是性躁心慈之人，一事不顺意，就会咆哮如雷，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他却不断修正自己，不断自我斗争，在西南联大一直严谨执教、待人。但吴宓天真、率性、浪漫的性格，一生未变。曹聚仁在《胡子先生——吴宓》一文中，讲过吴宓的逸事。在西南联大，吴爱上了一位女生。一日，他身着笔挺西装，去学生宿舍拜访此女，不巧其外出。舍内有女生闻吴宓之敲门声，问：“谁？”吴宓在门外学着京剧小生的京腔京韵唱曰：“吴宓来也！”屋里人又说：“她出去了。”吴宓继续学着小生的唱腔道：“请转告她，明日再来，吴宓去也！”屋里的人听此油腔滑调，颇为不满，连说：“讨厌，讨厌。”吴宓忙说：“岂敢，岂敢！”然后微笑而去。

在西南联大，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吴宓始终注意仪表，每日必着西服、革履，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或“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

在西南联大，吴宓有则日记：

因畅述一己之感慨，乃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

这则自责日记，记述的是吴宓上课时，经常将几种文化做对比，在几种文化漫长空阔的历史空间来回穿越，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唐诗和莎翁的十四行诗。讲得兴起时，喜欢大谈自己，朗诵自己的诗文，甚至把自己同原配夫人陈心一（系同学之妹）订婚、结婚的过程，以及苦苦追求毛彦文时私下写的情诗，都讲给学生听。致使听课者“纷纷云集，造成拥塞”。

毛彦文出身浙江江山望族，曾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吴宓与她邂逅，穷追不舍，结果毛彦文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相濡以沫，吴宓痛不欲生，写诗自剖：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吴宓即兴给学生讲了这些，深觉不妥，后悔不已，故将自责写入了日记。

其实，吴宓认真给学生授课，还是尽心尽力的，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之女茅于美这样回忆在西南联大执教的吴宓：

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得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汪曾祺回忆，吴宓讲《红楼梦》，深受学生欢迎，常常尚未开课，教室已被学生坐满。来迟的女生没有椅子坐，吴宓见到，就转身到其他教室去搬椅子，等到大家都有座位，才开始上课。此等骑士风度，感动了学生，遂有大量男士纷纷效仿，一时成为风气，传为美谈。

吴宓留学美国，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文学，后免试转哈佛大学修比较文学，师从白璧德，他与陈寅恪、汤用彤因学问超群，被称为“哈佛三杰”。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8月，吴宓因学术上的突出贡献，被教育部授予“部聘教授”称号。

“哈佛三杰”之一吴宓，一生偏嗜《红楼梦》。吴宓出身贵族之家，少年时读《红楼梦》，便怦然心动，认定自己就是《红楼梦》里人。一生不忘研读《红楼梦》，对红学颇有建树，成为中国红学的开拓者之一。1917年，他在哈佛留学时，曾给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作过题为“《红楼梦》新谈”的英文演说，轰动哈佛。在演说中，吴宓以所学的比较文学的角度，把《红楼梦》与西方文学名著作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之文学名著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听其演说者，莫不喝彩雀跃。

在西南联大，他应邀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文学讲座，《红楼梦》是他主讲的内容。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场场爆满，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盛况空前。吴宓遂以“红学家”之名，誉满西南联大，名播大后方。各地邀其演讲《红楼梦》的请柬，络绎不绝。吴宓推动了西南联大的“红学热”。

1940年，吴宓等人还在西南联大组织了“石社”，《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故以“石社”名之，专门研究《红楼梦》。凡申请入“石社”者，需要先交一篇读《红楼梦》的心得。一生以“怡红公子”自况的吴宓，每见到有人用自传体裁，把自己比作《红楼梦》中的人物，便大加激赏，引为知己。“石社”经常在晚间在南食堂举办活动，话题常常从对《红楼梦》的品评转移到诗文，甚至引到社员个人的恋爱故事，妙趣横生。

1940年4月11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陈铨在大西门内文林堂讲演《叔本华与〈红楼梦〉》。这是吴宓策划筹办的演说，会场气氛极为热烈。吴宓在日记中云：

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谈来宝玉颜先喜，论到痴颦机便殊”，是他爱《红楼梦》的生动写照。

吴宓自幼便浸沉《红楼梦》中，加之记忆力极好，悟性又高，对《红楼梦》烂熟于心，其中精妙段落、诗词曲赋，倒背如流。当人们提出有关《红楼梦》的问题，他话随声出，立即指证解说，引经据典，备极周详。

有时，吴宓爱《红楼梦》到不讲理的程度。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为招徕食客，以雅号“潇湘馆”为店名，生意果然不错。一贯以“怡红公子”自况，深爱林妹妹的吴宓闻之，认为这是一个俗商对《红楼梦》的亵渎，甚是恼怒。他选好时机，趁“潇湘馆”宾客盈门之时，提着一根很粗的黄藤文明棍登上门去，然后不由分说，一通乱砸。仍不解气，还要老板立刻摘下“潇湘馆”匾额。老板自然识得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只好忍气吞声，照这位名流的话去做，但他却不知何故得罪了吴教授。有人告诉他，吴宓最恨糟蹋《红楼梦》之举，不解风情，附庸风雅，岂不招祸？老板自认倒霉，改了名号，继续卖牛肉面。

20世纪40年代末，吴宓应重庆清华中学邀请，到校演讲《红楼梦》。听者如云，有人提问：为什么吴先生认为《红楼梦》不能作为当时封建制度濒于解体的标本加以解剖呢？

吴宓诡秘一笑，曰：“这就像解剖尸体不必拿美人的遗体解剖一样。”似是而非的解答令学生不得要领。据说这一话题在重庆学界热闹议论了一阵子。爱之过深，有时心猿意马而已。

吴宓研究《红楼梦》既不同于蔡元培氏的索隐派，每举一人物，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文章牵强附会；也区别于胡适、俞平伯等人的考据派，视《红楼梦》为“自叙传”。而是把《红楼梦》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其特点便是着重对小说中人物的剖析。如，吴宓试图用卢梭的“二我”之说，即心理学上所谓“双重人格”解读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认为“甄”“贾”宝玉都有作者曹雪芹的影子，其观点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成为研究《红楼梦》的别开生面的一家。

抗战期间，吴宓应邀到乐山武汉大学讲学，轰动乐山。乐山工商界的陕西同乡会，准备举行宴会招待这位“部聘教授”，吴宓拒之。后来，吴宓之友姚文青应陕西同乡会之托，代请吴宓，曰：“众以同乡情谊，敬君学品，初非有求于君，何必峻拒？”吴宓思之，也觉拒之不妥，遂勉为应允。

吴宓到会时，陕西同乡会诸人早已在烟雾弥漫的大厅静候，不吸烟的吴宓已面有愠色。酒席开始，主人笑请吴宓讲话，吴宓闭口不语，席间也无人发话，气氛尴尬。姚文青见状，忙小声劝吴宓不要拂了大家的情面。吴宓对其曰：“还是不说的好。”

宴会结束，有人不死心，还是以法币贬值为由头，问及吴宓国家经济情况。吴宓回答倒也干脆：“余未研究，无从奉告。”又一人问：“吾等商人，在国难中，请吴先生将做人的道理讲一讲。”吴宓答：“我想就是‘不苟’二字。”众人闻之，满意辞去。众商人刚去，姚文青之子——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姚应禄，以及众多学子，环立室外，一睹大师风采。吴宓脸上终于挂上笑容，忙将莘莘学子召入大厅，恢复学者本色，与他们侃侃而谈，到深夜，学生相拥送之寓所。吴宓素不喜商人。国遭兵乱，有些商人投机取巧，机关算尽，昧着良心大发国难之财，故即便有同乡之谊，也不给面子，送其忠告“不苟”，实有唤醒良知之深意。

抗战胜利将至，“部聘教授”吴宓买三等车票，挤进乌烟瘴气的车厢，到宝鸡访友。车厢内没有座位，只能挤过道上。其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妹夫王峻生为其送行，见状，便将吴宓带到二等车厢空位坐下。途中查票，检票员曰：“三等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俊生出示证件，检票员即认可。但吴宓却不坐进去，忙返回三等车厢。后来他说，困难之时，更要守法，守住自己的清白。

有次出游，吴宓见一军官举枪打鸟，遂上前劝阻：“子弹应留着打鬼子，打鸟岂不浪费。”军官见吴宓西装革履，不知是哪方神仙，只好收手。正巧这时西南联大学生从此经过，齐向教授鞠躬问候。军官知吴宓乃一穷书生，面生怒色，准备发难，学生见状，拉起吴宓离去，避免一次激烈冲突。

1943年，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西南联大部分教师“不务正业”，为各种社会机关效力服务，获取丰厚报酬，而对待授课正业却马马虎虎，草草对付，连作业都不批改，甚至连新生考试试卷都不批阅。“不务正业”，“惟多得金钱之为务”之语常常出现在吴宓的日记中。

书生之抗战，非动刀枪，各司其职，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即无愧国家。

《吴宓日记》出版时，已是1998年。出版前，《吴宓日记》的整理者，吴宓之女吴学昭，找到吴宓的高徒，已是八十多岁的钱锺书为此书作序。老人欣然允诺。当老人读到吴宓1937年6月的日记时，怔住了。日记上说：

宓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

此则日记，说的是七七事变前夕，清华大学外语系人事变动，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校长之冯友兰，准备聘钱锺书为外语系主任，于是到吴宓处征求意见，吴避而不谈。不表意见的原因，他写在上述的日记里。事后避而不谈，觉得伤害了自己的门生，深为自责。

1929年，钱锺书以英文满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吴宓得到了一位得意弟子。此弟子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看闲书、习画、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状元，还得到过清华特殊奖。尽管有时对吴宓有些轻慢，但吴宓对他极为器重。

毕业前，钱锺书被破格录取留校攻读西洋文学硕士学位，但断然拒绝，曰：“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此狂言传到三位教授耳中，唯吴宓非但不动怒，而且颇为赏识，云：“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多年后，钱锺书把叶公超、陈福田诸人都写进了小说《围城》。

但不久，吴宓还是对钱锺书动怒了。只因为钱锺书为温源宁的《吴宓先生及其诗》写的书评中，以钱氏的幽默刻薄，调侃了老师吴宓和毛彦文，使吴毛之恋成为一时笑柄。吴宓阅后，不再宽容钱锺书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宓之优点，实使宓尤深痛愤。

到了1938年，钱锺书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忙去拜望老师吴宓。从吴宓的日记看，他又宽宥了弟子。师生二人一同游山玩水，访友宴饮。

吴宓原谅了弟子，但钱锺书并未改以老师的故事为谈资的老毛病，又将老师述及同前妻陈心一的“冤苦”关系，拿去做文章，吴宓再度不满，他在日记中道：

滕君宴席中，锺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

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后，吴宓从学生手中借来其听钱锺书课的笔记。读后，吴宓在日记中说：

九月二十八日读了一天，二十九日又读一午。先完“当代小说”（钱所教授两门课之一），甚佩！九月三十日读另一种（钱授“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亦佳！十月十四日读完，甚佩服……深惋锺书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

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磨砺之后，八十多岁的钱锺书，重读恩师发自灵魂深处的文字，深深地感动了。他在《吴宓日记》的序中作了由衷的忏悔：

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从这对师生的恩怨友谊中，我们看到，即使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文人仍充溢着一种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情怀。

被史学家忽略的文学批评家——因毛公鼎改变人生的叶公超

抗日烽火燃起不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临时大学，先是南迁湖南长沙，没多久，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进逼南昌。中国军队集结在汉口附近，日军则似有进窥长沙模样。湖南省会已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北大校长蒋梦麟去见蒋介石，提出师大迁往昆明的动议，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并且提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寻校址”（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其实，蒋梦麟去见蒋介石，是接受叶公超的建议而为之的。

叶公超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是以外交官的形象为国人所熟知的。而他与文学、与西南联大的关系，知者不多。叶公超，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早亡，其叔叶恭绰大名鼎鼎，曾任北洋时期交通部部长，也做过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又当过交通大学首任校长。叶公超曾留学美国，后入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读书。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临大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临大分三路迁昆明。走海路经香港、越南至昆明的这路，在香港设办事处，购置图书等为学校和师生服务，叶公超任办事处主任。临大迁昆明后，改称西南联大。

据吴宓的日记记载，1938年8月6日，叶公超离开酷热的云南蒙自，有过一次回北平的旅行。有人说此行目的是接家眷到昆明，此言不虚。他到北平后的两个月，将家事安排妥当后，即先回昆明。整整一年后的8月，叶公超才又到香港接夫人和孩子回到昆明。

其实，叶公超此次回京，另有任务，即代表北京大学敦促周作人南下到昆明。实施这一任务时，北平的作家常风给予他很大帮助。常风与叶、周二人均有师生之谊，叶与常一直保持联系，在大部分学人纷纷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周作人一直按兵不动，为此，叶与常都为之担心，怕周作人被日本人利用，失掉名节。当常风得知叶公超负有北大重托，促周作人去昆明的使命后，即致函周作人。

周作人见信后，特约叶公超到八道湾周宅吃饭。叶公超到周宅后，见俞平伯、常风已在那里等候。其在周家的情况，常风在《回忆叶公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一期）一文中有这样的介绍：

叶先生一面抽烟斗，一面不疾不徐地向周作人传达他所负的使命。他还说朋友们都十分怀念他，希望他能早日到昆明聚首。周作人仔细听着，手里玩弄着扇子，他说他很感激大家，他也很怀念大家。可是全家搬到南方很困难，只要每月有二百元他就可以维持生活不必离开北平了……

叶先生没有完成使命就回了昆明。

几天后，周作人曾亲自回访叶公超，仍强调搬迁困难，希望人们理解其不能南行的苦衷。其礼数周全，理由也可信，叶公超已无话可说。

叶公超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月派核心人物。《新月》发行的最后一年，他任实际主编。他能力超群，又尽心尽力，使《新月》华丽收官。

叶公超还是最早译介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1932年1月，他在《新月》发表的他翻译的伍尔夫小说《墙上一点痕迹》，就是一篇意识流小说。艾特略的诗作和诗论，也是由叶公超最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1934年，他在《清华学报》发表了《爱特略的诗》，后又作《再论爱特略的诗》（为赵萝蕤所译《荒原》作序）。其译文和序文具有较高的文学史价值。

叶公超写的散文和文艺评论，虽数量不多，生前仅有《叶公超散文集》和身后的《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叶公超批评文集》，但影响不小。如1939年8月15日发在重庆“中央日报·平明”上的《谈白话散文》一文，就是用当时很新的比较文化的方法来讨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散文与诗的，认为“散文的成绩，在量与质这方面，似乎都比诗的成绩较为丰富”，根据是新诗表现青年自我祈求、苦闷多，而表现社会面太窄，多是脱胎于西方19世纪浪漫派。他提倡“多接触中国的东西，多认识中国的事情”，即提倡民族化。这一认识比1940年以左翼作家主导的关于文学“民族形式”的理论，整整早了一年。

1939年，西南联大的教授办了一个以时评为主的杂志——《今日评论》周刊，由政治系的钱端升教授任主编。叶公超写的《文艺与经验》发在创刊号上。文章主要是谈文艺与现实关系的。可以视为对抗战初期文艺现状的观照与总结。文章指出，文艺途径已不是个人的问题：

在文艺里，独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文艺是一种自由发展的东西，一种知觉与灵感所到的艺术表现：不给它感觉的自由便没有它的存在与发展了。

读者会发现，叶公超在此似乎重复了新月派作家倡导的自由主义文艺观。新月派的文艺观因意识形态问题，直到现在一直被故意歪曲和简单化，说他们反对文艺与时代、社会结合及为之服务。但仅从《文艺与经验》一文看，新月派所反对的，只是把文艺与社会、与时代关系的简单化，搞机械“反映”、机械“配合”那一套违背文艺规律的东西。叶公超的文章说：

时代的环境与作者的心灵自有它们交接推动的趋向……代表一个时代的知觉与灵感的，就是那时代的文艺：文艺无须故意跟着时代跑，时代却自然会在伟大的作品中流露出来。

叶公超，不同意牺牲文艺的本质，把文艺变成一种简单的宣传工具，也并没有笼统地反对必要的文艺宣传。这种文艺观，即便现在看，也并无过错。

西南联大聚集过很多当时的文化精英、一流作家。“汉园”三诗人除何其芳外，李广田、卞之琳都曾在西南联大任教。

卞之琳是重要的京派诗人兼诗歌翻译家、理论家。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求学时，一次，他的老师徐志摩将其诗作带到上海，交小说家沈从文阅看，并径自用“卞之琳”之名发表于报刊，一举将他推上了诗坛。世人只知卞之琳的诗名誉满诗坛，殊不知他在1939年4月昆明的《今日评论》上，还曾用笔名“薛林”发表过一篇小说《红裤子》。

叶公超阅后，甚为推崇，认为卞之琳的《红裤子》是具有抗日宣传价值的文学作品。很快就将其译成英文，由威廉·燕卜荪介绍给英国的《人生与文章》（Life and Letters）发表。这是在国外发表的反映中国抗日战争题材最早的小说之一。极具讽刺的是，这并未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

卞之琳是1940年到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的。1937年至1940年，他在四川大学教书。这期间，他一度与何其芳、沙汀赴延安，并转晋东南前线访问。1939年到延安时，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后为什么没有像何其芳那样留在延安，说法不少，皆语焉不详。这期间，写过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根据地的作品，除《慰问信集》等诗作外，便是小说《红裤子》。

《红裤子》说的是山西八路军游击队引导农民抗击日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山西离同浦路不远，日本鬼子常来侵扰的小村落。一日，村民得到消息，日寇又要来村“宣抚”，说只要村里有一人逃跑，鬼子就烧掉全村所有的房子。闻之，全村皆愤怒恐慌，不知所措。逃不得，妇女就都把长头发剪短，装成男人模样，免得被糟蹋。问题是，自古村里妇女即有穿红裤子的风俗。于是妇女又都换掉了红裤。游击队关小双俊俏的老婆偏偏没别的裤子可换，愁得紧，小双灵机一动，决定夫妻互换裤子。穿着老婆的红裤子，小双投入战斗。鬼子一看见有红裤子在跑，就在后面追赶，结果花姑娘没追到，却落在游击队布置的陷阱里。就这样活捉了三个日本人、一个汉奸，还缴获了三匹马和三支三八大盖枪。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军民，全村青年人都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司令部要表彰、犒赏成了英雄的关小双，问他要什么。还穿着老婆红裤子的关小双说：“我只要一套军装！”

这是一篇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讲故事，又注意刻画人物形象的小说。叶公超在昆明写的《文艺与经验》一文中，并不看好卞之琳的诗，尽管他《断章》中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已成了被人挂在嘴边的佳句。叶公超认为当时的诗“大多是从书里走到自己的小小悲哀上，或再走回到书里”，文艺意识过于狭隘，远远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叶公超批评当时的小说多半是“恋爱—电影—恋爱—革命。社会的一切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意识却只达到了自己的感伤和怨恨”。叶公超肯定卞之琳的《红裤子》，就在于这是一篇关照时代，反映抗日斗争生活，又具有艺术魅力的抗日小说。

《文艺与经验》《谈白话散文》两篇文艺批评，所反映出的叶公超的文艺观和其对抗战文学的认识，都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最有文学史意义的。

从叶公超对鲁迅的认识上看，犯门户之见的幼稚的左翼文艺批评家，也相形见绌，叶公超的《谈白话散文》顺便说到鲁迅散文时，是这样客观、准确、独特地评价的：

他的力量往往就在语词里，他的语词有许多是从文言里来的，也有按语法自造的，也有从西文借来的。他的好句子也多半是一个或几个语词构成的；短悍、锋锐、辛辣、刻毒——所有他文字的特色都埋在他的语词里。

鲁迅逝世后，叶公超写过两篇评论鲁迅的文章：《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叶公超是新月派骨干，却没有像别人那样讨厌鲁迅。新月派个别人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对鲁迅的小说、杂文也多有批评。叶公超和胡适却给予肯定的评价。这与左翼作家（主要指太阳社、创造社诸公）以社团门户之见、宗派主义和过度的意识形态化大张旗鼓声讨鲁迅相比较，叶公超的公正平和、包容甚至有些中庸的文艺思想或称文艺态度，就显得弥足珍贵。

在西南联大，与当时文艺界的主流观念持有异趣的叶公超是低调的、谨慎的。他几乎参加了抗战时期昆明的所有文艺界活动。特别是他的好朋友梁实秋因写“雅舍”式散文，而被批为“与抗战无关”的闲情雅致，甚至被扣上“反共”帽子之后，叶公超也被批评为“政界浮沉”“意志萧索”，真让人扼腕。

在西南联大，叶公超利用课余时间在昆明孝园率领家人翻土种菜。正在蔬菜满畦之时，他却悄然于1940年6月18日，离开昆明乘机飞往香港。他要做一件关于国宝毛公鼎的事情。他受叔父委托，到上海转移叶家收藏的国宝毛公鼎至昆明，以防日寇汪伪窃夺。

毛公鼎，系叶公超叔父叶恭绰收藏的最得意的宝贝。此鼎是西周青铜器，上面刻有已知青铜器上最多的铭文。仅此即价值连城，为世人所惊叹。

叶恭绰退出政坛，20世纪30年代蛰居于上海租界里，以读书字画为乐。上海陷落，日军迫他参加伪职，他坚辞不就，留下小妾潘氏，乘机避走香港，因行色匆匆，未携此鼎离沪。叶公在港，十分惦记国宝毛公鼎，担心落入敌手，常寝食不安，遂电告昆明侄子叶公超赴港，研究弄回此鼎事宜。关乎家与国，兹事体大，叶公超岂敢怠慢，便向系主任柳无忌请假，飞往香港。与叔叔叶恭绰商量之后，即到上海。孰料潘氏偷偷向日伪告密，日本宪兵突来搜查叶宅。那潘氏并不知道毛公鼎藏在叶宅，日本宪兵翻箱倒柜未获该鼎，即将叶公超抓走，投入囚笼。为得到毛公鼎，日本宪兵对叶公超施以灌辣椒水、鞭笞等酷刑。柔弱书生叶公超竟然宁死不屈，就是不交代毛公鼎的下落。这样折磨了四十九天后，在其兄花巨款托关系之后，方被保释出来，保住了一条性命，并携宝鼎向叔叔复命。

直到1982年好友顾一樵写的《纪念叶公超先生》一书出版，重提叶公超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才为世人所知。文中说：

抗战初期，公超在沪被日寇拘捕，严刑拷打，不屈不挠。曾在狱中用香烟纸写一小条，由其妹Julia嘱人携带重庆，指定交本人请转告当局及友好，他已誓死不屈、大义凛然。

顾一樵，曾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抗战时任教育部次长。也是新月派成员，与叶公超交好。他的话是可信的。

叶公超到重庆后，再未返回西南联大。是叶崇德和吴宓帮他料理家事，并按他的意思卖掉其在昆明的藏书。同年冬，又是由吴宓设法购到飞往重庆的机票，将叶公超妻和孩子送到机场。

自这年始，叶公超在重庆脱离教育界，走上仕途，先在国民党中宣部搞宣传，后又到外交部做了驻外使节。据卞之琳的《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和鲲西所著《叶公超与现代新诗》介绍，有一年，叶公超归国述职，路过昆明时，特意到西南联大，拜会吴宓等一干老朋友，在联大还作了“关于战时英国”的演说，吴宓等老朋友设宴招待了他。

1949年，叶公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几年后改任驻美“大使”，又几年被召回台湾软禁。于是，一个从政的很有才学的新月派诗人和文艺批评家，开始了失意落寞的苦涩生活。这是民国时期文人的一种宿命。

文学批评的一股理性冷峻之风——施蛰存的文艺批评

施蛰存是一度被当代文学史湮没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他的认真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

施蛰存在中学读书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虽多在《礼拜六》等“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但其题材内容、创作方法，是受西方小说影响，以描写世态人情，反映社会现实为目的，并不流入庸俗的恋爱故事或黑幕小说。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施蛰存出了五个小说集，各自代表了他的一个方向。《上元灯》里的大多数作品，都显示了一些浮浅的感慨，题材虽都是社会现实，但刻画得并不深刻。《将军的头》忽然倾向于写历史故事，而且学会了一些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这条路子，当时给人以新颖的感觉，但是此路不会走太长。到了创作《石秀》，已见技穷力竭，翻不出新花样了。《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则把心理分析方法运用于社会现实，剖析各种人物的思想与行动。

可以说，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施蛰存创作小说时，即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创作手法，纳入自己现实主义的轨道，令人耳目一新。在他最后一个小说集《小珍集》中，则在文体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即向中国的古代小说传统学习，摈弃离开大众化，愈来愈倾向欧化、日本化的毛病。《黄心大师》《猎虎记》等都是在这一意图下的产物。《小珍集》可视为施蛰存向正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回归的成果。

最早给予施蛰存小说肯定评价的，是他的好朋友沈从文。在1930年11月《现代学生》杂志上，沈从文写了《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一文，就有：

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正确的颜色，调得美丽悦目，而显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有时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施蛰存君，却也用与鲁迅风格各异的文章，补充了鲁迅……略近于纤细的文体，在描写上能尽其笔之所诣，清白而优美，施蛰存君在此等成就上，是只须把那《上元灯》一个集子在眼前展开，就可以明白的。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以一个自然诗人的态度，观察及一切世界姿态，同时能用温暖的爱，给予作品中以美而调和的人格，施蛰存君比罗黑芷君作品应完全一点……《上元灯》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是为读者诵读而制作的故事。

严家炎教授在1985年3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以《略谈施蛰存的小说》为施蛰存小说定位，说施蛰存小说“代表了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所进行的新的探索，它们在现代小说史上，是应该有自己的地位的”。

值得提及的是，史学家虽对施蛰存20世纪30年代在沪上文坛有过的叱咤风云的小说创作成绩有所关注，但对其在八年抗战期间默默承受家园之难，以坚定的信念、实际行动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特别是他坚持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对抗战文学的浮躁之气的批评，则鲜有人关注。

最为荒诞的是，过去左翼作家曾不分青红皂白的错误简单的谤议，现在仍在继续。

施蛰存刚刚译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薄命的戴丽莎》，此书为世界文学全集之一，并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从施蛰存《同仇日记》（《宇宙风》1937年第53期）所载可知：“八月十三日，中日沪战突起，余适在松江故里。所见所闻，皆前此所未尝经验之紧张情绪。”从日记里还可了解昔日灯红酒绿的繁华大都市上海，短短几月，即满目疮痍。空袭、爆炸、逃难气氛恐怖。经朱自清介绍，他应云南大学新校长熊庆来之邀，别雏离亲，流迁异乡，远走昆明。

《同仇日记》是为上海抗战和民族灾难留下的一部私人眼中的历史，立此存照，留鉴后人，而他的《西行日记》记的是他西行昆明途中的艰苦经历。日记多记离乱之苦，旅途劳顿，但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抗战决心。如“我军抗战已下决心，甚为可慰”，途中见军车“乘夜间开赴前方，所载皆大炮及弹药”，“不觉为之气壮”。这对一位很少使用豪言壮语的作家来说，其表达的情绪已极为壮烈。

1937年9月，刚到昆明的施蛰存在《上海抗战的意义》（载《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一文中说，“‘八一三’对日全面抗战展开以后，差不多全国各党各派的文化人都在各尽各的能力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军事、政治或文化上的抗战力量”。他认为，文人抗战的方式是文化宣传，而文化宣传是不可或缺的抗日力量，它应与军事抗战构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二者不能缺其一。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施蛰存被选为四十五位理事之一。

1938年夏，利用假期，施蛰存有一次回沪探亲之行。途经香港时，会见了老朋友戴望舒，他那时正和一批文化界名人避难香港。戴望舒主编《星岛日报》的文艺副刊《星座》。应戴望舒之约，施蛰存为之写了《再论新文学与旧形式》《抗战意志从今天凝固起》两篇文章，后又有《路南游踪》和《浮海杂缀》发表。

在《再论新文学与旧形式》一文中，施蛰存对文坛大行“利用旧形式”之风气，提出商榷。他指出，新文学“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通向“大众化”，为了宣传抗战，只好搬用大鼓弹词等旧艺术形式，“这实在是新文学的没落”。施氏否定作为应急手段，利用旧艺术形式宣传抗战，这有些片面，但他坚持写出真正的抗战文学服务于抗战，亦无过错。

施蛰存的意见，遭到左翼作家激烈的批评，甚至把施氏排挤出“新文学”队伍，认为他没资格对“利用旧形式”说三道四，“冷言讥诮”。

1939年2月15日，施蛰存在《新云南》第二期发表《文化抗战的意义》一文，提出自己对民族文化重建的设想。文章指出，从新文运动肇始到抗战这二十年间，中国文化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势力之消长”，这种文化如“封建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各自为战，“互相排荡”，从未构建一个“坚强的系统”，“招致民族精神的涣散”。抗日以来，文化人的信仰和行动都自觉集中于“抗战救国”上，已使民族精神“振奋起来，集中起来”。循着“抗战建国”这一共同目标，以“民主主义”精神任由“民族精神”的发展，就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施蛰存于1940年3月，又一次从昆明回沪探亲。路过香港，住了六个月，为天主教的真理学会审校中译英教义书稿，每天坚持在坚道的大教堂上班，下班即回到教堂对面，好友杨刚租住的小屋，负责暑假文学补习班的报名登记工作。在港期间，他还多次讲课。8月2日，再写《新文学与旧形式》回应批评，坚持己见。他在演讲“抗战以来文艺情况”时，又指出，当前的抗战文学缺乏“现实性、实证性”。

自1940年离开昆明，就再未返回。他先到福建任教，又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与林庚同事。到了1942年9月，施再写《文学之贫困》，再次批评抗战文学的浮躁：

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你也许会说：我们至少有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是的，我也读过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把田间先生式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的。

因为此文发表在重庆的《文艺先锋》（第一卷第三期），聚集大量作家的重庆文坛，众说纷纭。施蛰存再次声名大噪。

施蛰存的观点，大概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意见。虽世事变迁，历史发展也未按照他的文化构想前行。但这是信奉自由主义文化立场的施蛰存一生所未改变的文化信仰。

施蛰存坚持的文艺立场，贯穿了他的文学全程，并保证他的创作拥有一贯的中国气息。他是最终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努力付诸实践且有成果的作家。他自己说：

（他是）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的道路。

施蛰存的自评，是公允的。而在抗战期间，他的文艺批评，给抗战文艺带来一股理性冷峻之风。那时，一些文艺家为了配合抗战，在创作中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倾向”，有些抗战文艺，急于求成或追求数量，放弃了质量，太多的口号代替了艺术的感染力量。施蛰存对此种倾向，提出批评，却屡遭诽议。像陈白尘就曾撰文嘲讽，说施蛰存是“隐士文学家”，因惧怕“抗战的鲜血”，“便急流勇退，回到山林”，只会在“云端”作无谓“感喟”，看不到文学在“今日的贫困中已经预约了未来的丰收”（陈白尘《读书随笔》，《文艺先锋》1943年第一卷第六期）。该文并没有理论上的阐述，大多是情感的宣泄。杨华则认定施氏的“文学贫困”论与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异曲同工”，又说抗战文学“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丰富”（杨华《“拿货色来看”和“文学贫困”论——文学时论之五》，载《新华日报》）。这种反批评很苍白。这种只考虑政治的文艺批评是片面的，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抵牾。毛泽东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施蛰存批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何错之有？事实是，抗战时期创作的作品，能流传下来的“艺术品”能有几多？

因此，施蛰存在抗战时期的理性、冷峻和敢于在谤议声坚持文学批评，堪称独步。

以李金风在《施蛰存的人文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四期）中的评价作结，或合适：

追踪施蛰存一生的文化业绩，在他身上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执着和深远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理想，这正是施蛰存精神的主流和生命的内涵，是支撑他一生的文化事业的心理基础和潜在的动因。施蛰存最初的文艺蓝图和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作为，却映照出这样一种不变的文化心迹。

是的，他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批评，正是他人之意识和人文理想的华彩乐章。

“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尺长白髯飘飞的冯友兰

1938年，冯友兰离开北平，经郑州，过长沙，到昆明，在新组建的西南联大执教。那年，他四十三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不仅学问好，而且总是身着长袍，胸前一尺白髯飘飞，有仙风道骨气象。此髯是他从北平臂折住院开始，就再不刮剃。为此，西南联大学生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大字报，说如果人人都学冯先生，人家理发店岂不都失业了？中文系教授罗常培也跟着开玩笑说：“冯友兰先生要讲《论风流》，不知道是他的胡子比闻一多先生的风流呢，还是他说话结结巴巴的风流呢？”

一日清晨，在去往课堂的途中，白髯飘飞，手上拿着一个用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裹着的书包的冯友兰，与着一身旧西装的金岳霖相遇。金故作认真状：“老兄，修到什么境界了？”冯一本正经曰：“到天地境界矣！”二人大笑，各奔课堂而去。

冯友兰一次在校内演讲，说：

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冯友兰在来西南联大之前，在清华园研究哲学时，就沉湎于思考之中，连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山海关告急，他都无动于衷。金岳霖与冯友兰一起撤离北平时，在汽车上，冯还在沉思，以致汽车在过城门时，没有听到司机劝告把手臂收回窗内而撞成骨折。到西南联大，冯友兰自以为心境平和中正，感觉已达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遂有修行“到天地境界”之语。他与金岳霖的对话，绝非戏言。

冯友兰与金岳霖不仅是清华大学的同事，因皆研究哲学，又是同道，关系亲密。冯、金二人是同庚，都生于1895年。1983年二人皆米寿（八十八岁）之年，冯写一对联给自己：“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一百零八岁）。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另写一对联给金，曰：“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赞其论辩高过公孙龙之“白马非马”论，论道超载骑青牛的老子。

抗战间，在重庆召开的学术评议会上，冯的《新理学》与金的《论道》被评为抗战以来最佳著作之一等奖。因一等奖只有一名，冯获第一，得奖金一万元，金获第二，奖金五千。

冯对金的学术评价很高，说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是打破中国传统哲学“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使其“发达起来的第一人”。钱穆逝世比冯友兰早，没机会为冯友兰的哲学贡献作评，乃一大缺憾也。

20世纪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曾多次检讨交代，不惜上纲上线，但仍无法过关。组织上派金岳霖帮助其转变。金一进冯家，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啊！”说着，扑上去与冯友兰抱头痛哭。

生活中充满悖论。冯友兰在走火入魔般潜心研究其哲学时，却对当时的世事有清醒的认识和立场。

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记载，西南联大有两位学生赴解放区延安之前，学校师生集会，为其壮行。冯友兰走出书斋，参加欢送会并发了言，对其“倍加奖许”（钱穆语）。

钱穆也发了言，与冯友兰唱了反调，他力劝学生在校“安心读书”，战场在前线，非在后方延安。会后，冯友兰找到钱穆，云：“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冯、钱“两人力辩”，不欢而散。

冯友兰支持进步学生，是一贯的。在清华大学时，一天傍晚，冯得知当局已包围了学校，并供了一份学生名单，要求学校交出来。冯刚要到梅贻琦那里去开会，自家门前有两个学生要求到他家里躲一躲。冯忙将两学生让进书房躲藏。冯到梅家后，知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死守，军警准备动武强攻。梅校长忙打电话，向市长秦德纯告急，后秦请求宋哲元帮忙，军警撤离，化险为夷。待冯友兰回到家中，两个躲藏的学生，已安全转移。

后来，冯友兰听说，冯走后，两个学生因几天躲避军警抓捕太累，刚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并鼾声如雷，家人怕学生暴露，遂将他们转移到后院厨房。那两个学生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姚依林。

冯友兰口才平平，却擅长文字，尤工诗词。早在北大读书时，冯曾为别人当枪手，作了《古诗十九者》，深受狂人的老师黄侃的赞赏，认真圈点，信手写下夸奖之评。

冯一生赋诗无数，仅举几首。

北平沦陷，千里跋涉，到达长沙临时大学。一次与友人登山，路经“二贤祠”时，驻足沉思。此“二贤祠”，据说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和张栻曾经聚会的地方，触景生情，冯友兰即赋七绝二首：

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后在西南联大一次会上，朱自清朗诵这两首诗，其抒发国恨家仇、失地离乡背井之苦楚，令全体师生备觉凄怆。

西南联大校歌，亦冯友兰执笔写就：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冯友兰所写的西南联大校歌，有岳飞《满江红》的神魄，有辛弃疾《水龙吟》的气韵，抒发了爱国激情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和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即便现在重读，仍让人热血沸腾，豪情澎湃。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次文学作品研讨会后的酒会上，经大家坚请，笔者有幸聆听了汪曾祺吟唱此歌。汪先生不擅音律，但唱起来，精神振奋，热泪盈眶，听者莫不泫然。

抗战胜利后，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准备返回北平、天津复校前，决定在生活了八年的西南联大原址留碑纪念。

碑文又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刻、罗庸书丹。此三位，一为哲学家、文学院院长，一为著名诗人教授，一为中文系主任。三位联手所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人称“三绝碑”。5月4日，在西南联大操场举行揭幕式。在诵读冯友兰撰写的碑文时，师生即将告别留下太多苦辣酸甜记忆的校园，心情复杂，慨叹颇多。

碑文中有：

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何炳棣称冯友兰撰碑为“不朽文章”，但有人说若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之文比看，似可商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耳。

但无论如何，冯友兰上面的诗文有爱国主义情怀，有作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担当。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皆爱抽空去逛古董市场。傅斯年专门淘换各类图书，沈从文和施蛰存重点收购古瓷。朱光潜也常到夜市“憋宝”。前文已有记叙，此处不赘述。

冯友兰经济并不宽裕，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准备出售。闻一多为冯卖字，特刻印章两枚送之，一阴一阳，一般大小，为冯的墨宝增色，但卖不出去。冯友兰收藏的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旧兵器。河南南阳唐河祁仪镇人冯友兰在自述中说：

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冯友兰在北平时，从东四牌楼附近的弓箭大院，觅得过百支古箭。箭头制造精良，其中还有响箭。在昆明，冯友兰买回来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平头的器物。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是铁制雕镂而成，玲珑剔透。冯友兰的儿子见了，甚喜欢，拿到学校。同学见后大笑，说这是排烟用的烟刀。是冯友兰走眼，还是本就是一种兵器，冯的儿子最终也不知晓。

冯友兰多年积累，各种古兵器收藏多达六百多件。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冯友兰还在清华园里公开展览过，让观者大开眼界，所谓冷兵器，绝非只是刀、枪、剑、戟等十八种。

据冯友兰的儿子冯钟辽回忆：

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光复——引者）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奖状——引者）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冯钟辽的回忆，与冯友兰健在时说的大体相符，冯友兰说：

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们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与冯友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华诞之际，作为献礼捐出所藏古兵器不同，沈从文是在1947年左右，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时，慷慨地赠送出自己多年收集的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全部文物。他还动员别人捐献文物。在他的带动下，周定一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的“利用通宝”铜钱。

1958年，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刘文典逝世前，留下遗嘱，将其收藏的文物——其中善本古籍最多——全部捐献给安徽博物馆。

真名士，自爱国。他们以各种形式报效他们热爱的国家。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学者之一，而对其著作的争议，也最为纷纭。一些研究者视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三家学说均代表中西哲学的融合，而冯氏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季羡林对其师冯友兰的评价甚高：“晚年善终，大节不亏。”“文化大革命”后，冯友兰重新回归到独立思想的学术境界，他穷余生写下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便是明证。薪尽火传，冯友兰做到了“殁，吾宁也”。

哲学研究，冯友兰是有成就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哲学是没有力量的。冯友兰穷一生研究哲学，却在政治面前，弄得灰头土脸。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冯友兰恰恰在世界观的问题上，出了问题。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时期，与国民党和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为人诟病。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加入国民党，这是事实。他曾这样解释，一天，蒋梦麟校长请冯友兰等五位院长到其家谈话。蒋梦麟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不是，可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把党证送去就是了。五位院长中，法学院院长陈序经态度鲜明地表示不同意加入国民党，其他人都没有反对，那是默认了。过了几天，冯友兰等四人都拿到党证，成了国民党党员。

后来冯友兰说，那之前，他曾因到苏联去旅游，遭到国民党逮捕，担心如果不加入，可能以不合作态度再次被找麻烦，故加入了国民党。此理由似站不住脚，陈序经断然拒绝，他就不怕有麻烦吗？这里有坚持和妥协的问题。

抗战期间，冯友兰每到重庆，蒋介石必设宴招待他。可见冯友兰在蒋介石眼中是可信赖之人。蒋介石有时会在宴会上提些问题，咨询冯友兰。冯友兰深谙官场之险恶，熟知蒋介石之秉性，他很少直陈己见，给蒋介石留下好印象。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内定为中央委员。蒋介石请他吃饭时说：“大会要选举你为中委。”

冯友兰自知，中委是一种资本，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他若当选为中委，以后难以面对学术界，更难以做学生的导师。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灾难，于是他婉言谢绝。

其实，在冯友兰的骨子里，太知道屈从权贵在学人眼中的丑陋和不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一出现，就扮演着疏离权贵与权威，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者的历史角色。所以他不愿意与政治走得太近。他有时还会秉承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对社会发声。他在西南联大时，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及民怨沸腾的现实，连国民党内都有了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之时，站了出来，写信给蒋介石曰：

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

冯友兰以此信获社会一片赞扬之声。雷海宗对冯友兰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不朽？错了！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和人生之路，一直被人诟病。

余英时便抓住冯氏“文化大革命”前的著作“始终离不开向‘帝王’进言的意识”，批评“他不敢以柏拉图的‘哲学王’自任，他的中国背景使他只想做‘王者师’，或者至少做政治领袖的高级顾问之类”。

余英时先生的海外背景，使他对冯友兰的批评，显得有些刻薄。在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下，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是多数学者的生存需要，也是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似不必苛责。

1971年，冯友兰托人将自己的诗转达毛泽东，诗曰：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在毛泽东发动“批孔”运动时，冯友兰在报上发表文章，参与批判孔子的大合唱，也是迫不得已。梁漱溟见之，极为反感，因为就在前不久，他在冯友兰家吃过午饭，临别时，冯友兰还高兴地诵孔子《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毛泽东派江青看望冯友兰。冯友兰欣喜若狂，写诗歌颂毛泽东“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正当梁漱溟对老友冯友兰的谄媚之态，颇感很不舒服，写信批评他之时，不久，冯友兰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与梁漱溟见了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据梁漱溟回忆：

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作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说出了冯友兰的“苦衷”，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命运。但是梁漱溟并不谅解冯友兰。

“文化大革命”结束，苦难也到了头。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摘掉了“臭老九”“右派”的帽子，恢复了尊严和自由。冯友兰在九十华诞之际，在家设宴邀请李泽厚、张岱年、梁漱溟等学界名流。

北京大学旧人，唯冯、梁二位也，但梁漱溟拒绝出席，仅发一信。信上说，作为老北大故人，我应参加你的寿宴，但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能前往。非同一般的是，该信不题上款，既不称老同学、老朋友，连直呼其名也没有。即便如此羞辱，冯友兰还是被其刚正不阿之气感动，复函曰：“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瞧不起冯友兰趋炎附势者，还有他的老友钱穆。冯友兰欲求得钱穆题词的《晚学盲言》签字本，钱以“我老了，眼睛不好了，恐怕无法题词了”为由，羞辱了他的曾经友人。

往事已逝，灾难已结束，在重新审视那段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的历史时，对那些受害者应当取宽容的态度。诚如冯友兰所说：“鬼者归也，事属过去。”当然，宽容不是对人性恶的放纵，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知我罪我”，历史已有定评。

纵观冯友兰的政治人生，其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如为蒋介石捧场的《应帝王》，“文化大革命”灾难深重之时，却违心歌唱“万众欢呼胜夜寒”等，让人想起唐代卢纶《过玉真公主影殿》诗，“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

第六章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中美英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赵树理创作的小说是解放区文艺最杰出的代表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是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

会上，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作了两次发言。一次是在5月2日，讲了“引言”。5月23日，讲了“结论”。后整理成文，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面简称《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正式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召开之前，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得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5月21日，毛泽东又将他准备的发言作了汇报，并得到同意。应该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时党的集体智慧与毛泽东智慧的结晶。

《讲话》对当时延安等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有现实针对性，对革命文艺工作历来所关注并需要重点解决的诸多理论问题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是马克思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收获；是对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与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对此后的文学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都有重要的启迪，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

《讲话》从策略性的角度考虑文艺问题，主要着眼于有关革命文艺运动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尤其是有关党如何领导文艺的基本原则与政策，包括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以及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文艺队伍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特别提出革命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的核心命题。较少涉及文艺本身规律的细节讨论。

正如毛泽东在《讲话》最后所说：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

毛泽东对《讲话》持十分慎重、科学的态度。为了《讲话》，事先曾就“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找在延安地区的广大作家、艺术家谈话，交换意见，深入调研。讲话之后，经过修改，在一年半之后才将《讲话》公开发表。

《讲话》之后，对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起到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们可视为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

《讲话》之后，“解放区文学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华文学通史》）。我们可喜地见到专业作家自觉与群众文艺运动结合、中国传统形式的民间文艺在现代新文艺的启迪下，得以蓬勃复兴。反过来，民间文学的创造活力，又丰富、补充了现代新文学。而且作品的题材、主题与人物描写也有了鲜明变化。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揭露少了，对新社会、新制度及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歌颂多了。过去热衷描写知识分子的个人情感生活，如今翻身解放的“新人”成了主角。所表现的新生活形态、风貌是文学史上独有的。另外，在艺术形式上，在吸收改造民间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章回体小说、民歌体叙事诗、新歌剧等新文体。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在相当完整的意义上得以实施，并取得丰盈的成果。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文学在与新历史“对话”中，由于太过强调作家到农民中去接受改造、洗礼，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道德中的封建因素、保守狭隘的小生产意识的影响。反映在文学观念上，解放区文学运动是一种在政治的直接推动下单向突进式发展的文学，太过强调服务于政治，而忽略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强调工农兵方向，轻视知识分子倾向；强调对民间的传统的艺术形式继承，却放松了对艺术形式、手法现代化的要求；强调作品通俗易懂，忽视文艺发展格局中也应有高雅优美的部分。

从特定的历史环境要求来看，单向突进的文学，确有适应时代的一面，但也确实产生了一些狭隘的负面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下，因政策失度，将文学问题过度政治化，造成了王实味、吴奚如冤案的悲剧，也是历史教训。

1943年，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立党内领导地位。国共谈判再开，双方立场不同，毫无结果。6月，胡宗南企图“闪击延安”，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

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滇西远征军司令部成立，日军溯江而上受阻。中美英首脑举行开罗会议。新的战略格局，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步伐。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抗战文艺出现了崭新面貌。赵树理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优秀小说，是解放区文艺最杰出的代表。

“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1年7月17日至1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里的萧军、艾青、白朗、罗烽、舒群等人不满。他们聚辩之后，萧军自告奋勇，执笔写成《〈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予以驳斥。文章送到《解放日报》，却被周扬以党报不是自由争论的地方为由退回。萧军等人愤感延安“太不民主”，又由萧军将周扬的文章与批驳之文送到毛泽东处，并表示无法忍受，要求离开延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毛泽东说，可发在萧军自己主编的《文艺月刊》上。

据萧军夫人王德芬在其《我和萧军风雨五十年》一书中回忆：

（他们夫妻）一到延安先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等候分配到哪个单位去合适。过了几天，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派人把舒群接走了。我和萧军却被“文协”主任丁玲接到“文协”去了。后来才知道：萧军是鲁迅的学生，理应去鲁艺文学系任教为宜，经丁玲和周扬联系，周扬坚决不愿让萧军到鲁艺去。原因是30年代在上海时期，周扬和鲁迅在对日斗争上有分歧和争论。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提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舒群是“国防文学”派，代表作是《没有祖国的孩子》，萧军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派，代表作是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没有想到两个口号论争的影响会延续到40年代的延安。

从中国政治的大环境下看，我们不能仅以王德芬的看法，就定性周扬把左联的那套宗派主义带到延安。但事涉周扬与萧军沸沸扬扬的笔战，已隐约可见延安文人间，亦如左联时期徘徊着宗派主义的魅影。延安文艺界亟待必要的整顿。毛泽东正密切地关注这一切。

1941年8月11日，正是延安酷暑难耐的夏季，裹在延安人头上的羊肚儿手巾，早被汗水浸湿，能拧出半碗水来。住在杨家岭的毛泽东，独自一人，手持一把大蒲扇，从前沟沿着土路绕到后沟，远处的夕阳投射在他宽厚的背上。天色渐暗，毛泽东掀开萧军家窑洞的门帘。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萧军，是1938年3月。丁玲与萧军等从西安到达延安之后，毛泽东很想见见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去招待所看望萧军，问他愿不愿意见见毛主席。萧军说：“我要到五台山打游击，这次路过延安，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繁忙，就不去打扰了！”

那边和培元回去禀告毛泽东，这厢丁玲劝萧军：“既然已到了延安，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

萧军同意了。孰料萧军还没动身，毛泽东却在一天上午突然出现在招待所，微笑着来看望萧军和聂绀弩、丁玲等人了。毛泽东很有兴味地打量眼前的这位大作家萧军：身穿一件红色牛皮大衣，头戴灰色呢帽，脚蹬一双胶底运动鞋，一脸的沧桑与刚毅。萧军也一直目视高大英武的领袖，然后二人都笑了。畅谈之后，毛泽东在招待所请大家共进午餐。

不久，萧军还应邀出席过延安一次宴会，是由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欢迎新到延安的作家。宴会上，徐懋庸被推举讲了讲初到延安的感觉；丁玲报告了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后来大家让萧军讲话。萧军表示不赞同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康生作了长篇发言，阐述党的文艺政策，并对萧军的发言不点名地批判了一通。萧军愤然站起来，拂袖而去。

4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届开学典礼，萧军应邀参加，又与毛泽东见面。萧军对到会的毛泽东、陈云、李富春在操场会餐的情景，印象深刻。大家围着长桌，用一个大碗盛酒，在大风和飞扬的黄土中，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豪饮……

1940年，萧军由重庆再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教员。1941年出版了报告文学《侧面》的续集《从临汾到延安》。

毛泽东与萧军关系密切，交往多，通信多，喝酒碰杯多，谈文学多。故萧军与朋友谈天时，常狂妄且有江湖气地放言：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是我大哥。说者大言不惭，听者莫不瞠目。当时，除了丁玲，在延安的作家中，萧军算是重量级的了。

萧军，辽宁义县人，早年曾当过兵，在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过。九一八事变后到哈尔滨，从事文学创作。三年后与萧红到青岛，再到上海。他的特殊经历使其广泛接触社会生活。萧军的主要作品《八月的乡村》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该作创作于哈尔滨，完成于青岛。作品在较宽广的民族斗争的背景下，描写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日寇、伪军和地主展开的艰苦斗争的历程，也反映了游击队内部的矛盾。小说着力刻画了陈柱司令、“铁鹰”队长、李大嫂等人物形象，虽尚不鲜活，却本真地表现出东北人民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大无畏精神，揭示不战斗即灭亡的主题。

《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在上海得到强烈的反响。鲁迅读后，有感而发，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写道：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惯用严肃、凝重、犀利甚至冷酷之笔的鲁迅，在评价萧军《八月的乡村》时，却将冷峻的东西隐在背后，以诗性的语言表达他的阅读感受，实在不多见。但鲁迅的诗性是间或绽放的，他的深遂清醒，是一贯的。他在《萧军作〈八月的乡村〉序》的最后预言：

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

果然不出鲁迅所料，《八月的乡村》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了歪曲和攻击，最后被当局查禁。

在上海，萧军编辑《海燕》《作家》等杂志的同时，还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三代》，反映辛亥革命后东北人民的斗争生活，歌颂劳苦大众坚强的性格，生活气息浓郁，地方色彩鲜明，艺术上渐趋成熟。20世纪50年代，扩写成《过去的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到武汉，参加胡风所编《七月》杂志编辑工作。

傍晚，毛泽东掀开萧军窑洞的门帘，见萧军光着膀子在油灯下看书。窑洞里闷热，二人就到院里，隔石礅而对坐。毛泽东向萧军询问了艾青、罗烽和舒群的情况，表示想请他们来谈谈。

萧军便起身，风风火火地找来艾青，又去找罗烽和舒群。

艾青见到毛泽东很兴奋，毛泽东说他已读过艾青写的《诗论》。《诗论》不赞成诗歌的贵族化倾向，为适应抗战的需要，他特别谈了诗与宣传的关系。他在《诗与宣传》一文中说：“创作的目的，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意欲、思想凝固成为形象，通过‘发表’这一手段而传达给读者与观众，使读者与观众被作者的情感、意欲、思想所感染、所影响、所支配。这种由感染、影响，而达到支配的那隐在作品里的力量，就是宣传的力量。”

1941年11月，艾青出席边区参议会时，作《毛泽东》一诗歌颂伟大的人民领袖。1942年，他又作诗《向世界宣布吧》歌颂解放区幸福的斗争生活，驳斥反动派的污蔑。“把诗和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诗论》）。

毛泽东对此是表示欢迎的。

萧军与罗烽、舒群早就是好朋友。1936年，萧、罗、舒在上海，还一起去照相馆合影留念。舒群写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在《文学》上刊出后，曾引起文坛的一片喝彩声。1937年，舒群到了延安，当过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和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参加过平型关战役。

1941年8月12日，萧军向毛泽东提议，请艾青、罗烽、舒群、白朗等人到毛泽东杨家岭的家里做客。毛欣然同意。当然，这里萧军也有一点私心，想借此答谢舒群曾给萧红带来过快乐。那是1937年，舒群到了北平，见到与萧军分手后孤独的萧红，便邀萧红一起看戏，一起登八达岭长城。甚至一夜看戏归来，舒群所住公寓锁门了，舒群便睡在萧红卧室的地板上。萧红把这一切坦荡地写信告诉萧军。萧军是个心里能包容一切的硬汉子，坚信一起在东北抗战的战友舒群不会乘人之危。

不多时，萧军回来了，告诉毛泽东，罗烽、舒群去鲁艺拜访友人了。二人就谈起来。孰料，萧军家很快聚集了一批延安文化人。萧军找罗烽、舒群，沟前沟后一走动，惊动了文抗的人。听说毛泽东在找作家谈话，就纷纷而至。萧军院子里一下热闹起来。大家彼此就文学问题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

夜深了，清凉的风吹拂着谈兴正旺的毛泽东和文化人兴奋的脸庞……

第二天，天蒙蒙亮，胡乔木就敲响了萧军的窑洞门，然后将一封信交给他。那是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一封信。多年后，胡乔木回忆说：

毛主席跟作家的来往比较早，如跟萧军早就有来往，一九四一年八月给萧军写过信，是派我送去的。

萧军拆开信一看，是毛泽东写给他的信：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毛泽东这封信，如夏日的热风，吹遍了延安。原本就“有暇”的萧军、艾青、罗烽、舒群等，就都成了毛泽东的常客，纷纷去找领袖“滔滔不绝、无拘无束”地谈文学艺术。

非共产党员萧军，向毛泽东建议共产党应制定文艺政策。欧阳山甚至以书信形式，建议党制定文艺政策。毛泽东复信曰：

欧阳山同志，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毛泽东与欧阳山、草明晤面后，肯定他们关于中央应制定文艺政策的建议。不久，又致信欧阳山、草明，“拟请帮我搜集反面的意见”。

4月，毛泽东还给艾青写信说：“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

见面后，毛泽东说：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说：

“开个会，你出面讲话。”

毛泽东问：

“我讲话有人听吗？”

艾青说：

“至少我是听的。”

4月中旬，毛泽东又邀请鲁艺的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等交换意见。据笔者的老领导严文井回忆，这次谈话，毛泽东谈到了李白、杜甫的诗，还谈到《聊斋志异》，涉及批判继承文学传统的问题。

毛泽东不断找作家谈话，实际上是为后来的《讲话》做准备。促成他要发表《讲话》的背景，值得一提。

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聚集了一大批文化人，他们热情投奔延安，对革命认识却十分模糊，文艺观念也有严重问题。从中央青委编的《轻骑队》和西北局编的《西北风》两个墙报中，便可见端倪。

《轻骑队》《西北风》是贴在延安市中心墙上的用手写的小报，人们可以随意往上贴稿件，后来有了油印稿。据当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文化人对当时现实有不满，“便要拿起笔来，向看不惯的一切进行批判”。《轻骑队》主编是童大林。因《轻骑队》文章犀利，轰动一时。1942年4月，《轻骑队》创办一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读者来信，说《轻骑队》对批评对象不用真名，而都用××，“使读者揣测纷纭，疑神疑鬼，而被批评者亦无反省机会”。

不久，《轻骑队》主编童大林，以编委会的名义写了一篇办刊检讨，承认批评方针和编辑方针犯了错误。毛泽东看了后，加了“我们的自我批评”一标题，发表在4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轻骑队》宣布停刊。

1942年3月，是延安干部特别是文化人“思想最乱的日子”（黎辛《延安文艺座谈会相关的人与事》）。

《解放日报》在3月9日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13日和23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序和四段杂文、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也都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百期》特刊上。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发表在文抗的《谷雨》杂志上。这些作品表达了延安作家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的焦虑思想、苦闷情绪，充满火气和牢骚。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还被胡宗南在西安办的《战地服务团》选用印发。《三八节有感》还被改成话剧公演。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看，1942年的延安政治是宽松的，文化人与党和领袖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并未发现因写文章就给丁玲和王实味定性的材料。这与文人间包括周扬与丁玲等旧的恩怨的矛盾、偏激、争斗，动辄上纲上线，形成很大的反差。

文艺座谈会前一天，是5月1日，延安文艺界在萧军任文抗主席的作家俱乐部，举行了盛大的萧红追悼会。

萧红是1942年1月20日，香消玉殒于日寇铁蹄下的香港，年仅三十一岁。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布萧红病逝的消息：

据《广西日报》专访，女作家萧红于香港沦陷后，未几即病逝！萧氏原患肺病，港战时奔走避难，病势转剧，且贫病交加，竟尔不治。按萧氏著有《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书。

自此，一贯乐天派的萧军变得有些沉默，与毛泽东等人把盏对酒时，酒量惊人。毛泽东看在眼里，理解他的悲痛。

参加追悼会者，有文抗、边区文协、《草叶》社、《谷雨》社、《解放日报》文艺社、部队文艺社及鲁艺等单位、团体。还有丁玲、艾青、柯仲平、白朗、陈企霞、公木、刘白羽、艾思奇，以及萧红的老朋友萧军、罗烽、舒群、塞克、周文等五十余人。

追悼会由萧军报告萧红的生平及其著作。

舒群悲痛地说：萧红今年只有三十一岁，却与我们长辞了……

会场一片唏嘘、叹息之声。

萧军却意外地眼含热泪，沉默不语。

5月2日下午，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

据参加座谈会的黎辛和严文井讲，参加5月2日下午第一次会议的人，是凭中央办公厅发的请帖入场的。那请帖用粉红色油光纸印制，上面印着：

×××同志：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在楼门口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周扬在他身旁，将持请柬赴会者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摄影家吴印咸主动自我介绍：“我叫吴印咸，是照相的。”

周扬说：“是给蒋介石照相的。”

毛泽东说：“给蒋介石照相的？”

吴印咸说：“我在国民党中央制片厂工作过，给蒋介石照过相。”

严文井见到毛泽东，笑着上前握手。周扬说：“小说家严文井。”

毛泽东说：“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

萧军一脸沉重地踱来，不用周扬介绍，径直上前拉了拉毛泽东的手，默默入场。

见到公木来了，周扬说：“这位是八路军军歌的作者。”

毛泽东点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座谈由凯丰主持。第一次与会者除持请柬者，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

毛泽东在热烈掌声中，先讲了“引言”，对鲁迅给予崇高评价后，又讲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等，希望大家讨论。

大会短暂休息后，开始讨论。那时的讨论会，不像现在，事前早有布置，到时照本宣科，千篇一律，毫无生气。但在这么多人参加的会上，临时要发言，自然费些踌躇。沉默许久，鸦雀无声。毛泽东见状，点了熟人萧军：“萧军带个头嘛！”

见过世面的萧军抬眼一望黑压压的众人，有点犯蒙。原本想发言的丁玲，见毛泽东点了萧军，便顺着说：“老萧，你是学炮兵的，这第一炮由你放！”

萧军站起来，就真的放了一炮（录自延安文艺研究专家朱鸿召之资料）：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学、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的发言，后来整理成《对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一立场；二态度；三给谁看；四写什么……萧军口若悬河，肆无忌惮，提出作家的“自由”和“独立”问题。甚至举出鲁迅在广州不受这个党、那个组织指挥的例子。把与会者搞得目瞪口呆。

胡乔木后来说，萧军发言内容很多，引起我的反驳。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庆祝开展了斗争。

胡乔木在发言时，针对萧军说鲁迅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说鲁迅那时和党没有联系是欠缺，不是优点。显然他并不了解鲁迅。对此观点有人并不赞同，雪苇就曾写信给胡乔木，说鲁迅一直是跟党有联系的。笔者在《民国清流》第二卷中，专门有一章写党是通过冯雪峰一直与鲁迅保持密切联系，并得到鲁迅支持的。连胡乔木都不了解这层关系，可见当时延安对鲁迅是缺乏深入了解的，毛泽东在“引言”中高度评价鲁迅，是有针对性地宣传鲁迅。

第二次开会，挨了胡乔木等的批评，憋了一肚子气的萧军，真的放炮了：

你们共产党现在又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

胡乔木又率先批评萧军，但也有不少作家赞同萧军的发言。萧军的狂妄脾气来了，轻蔑地看了看胡乔木，竟说出“我一支笔可管两个党”这类江湖习气的妄语。

萧军的发言，让一直很“赏识萧军”的毛泽东很失望。萧军在座谈会放了一通炮，不像是偶尔冲动所致，而是真实地坦露了他的思想。其实，萧军那句“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是我大哥”并非戏言。在萧军心中，毛泽东是与他平起平坐的朋友。

萧军到延安，曾坦然承认自己有“行帮和英雄主义的想头”。从萧军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甚至想在延安搞一个以东北人为主体的文学小团体。于是有人说，萧军给延安文艺界带去了宗派气味，则不是实事求是的。真相是周扬一到延安，便就把上海的那套宗派主义的东西，搬到延安，不久，形成了以他为“帮主”的鲁艺派。与此同时，丁玲也拉起了以文抗为核心的文协山头。鲁艺派办《草叶》杂志，文抗派办《谷雨》杂志。笔者的老领导严文井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中说，两个堡垒间，虽并无炮火交战，“但彼此都戒备着，两边的人互不往来”。

萧军第二次到延安，丁玲曾建议他与舒同去鲁艺派搅和一下，周扬不同意，便留在文协。萧军可不是到延安甘居人后，“做别人陪衬的人”的，他可是来延安“扫荡文坛”的，有他1940年9月26日的日记为证：

我兴奋的时候，总喜欢向人披露自己的心胸，比方我自己决定要秘密做的事，常常要说向人。“扫荡文坛”这雄心竟和T也说了。我当然也希望她能够强健起来，作为我一个战友。

对萧军有深刻了解的丁玲，当然明察萧军的“雄心”，她在1983年的一次谈话中说：

萧军这个人本身是有英雄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文抗”是他要搞的，在延安本来没有“文抗”，本来就是我们一个“文协”嘛。他来了，他要提议，搞文抗……有一次会上他就讲：我（萧军）要管两个党，管一个国民党，管一个共产党。

萧军、舒群办了“文艺月会”，出版《文艺月报》。“先决定是由舒群‘独裁’”，但舒群任教于鲁艺，不方便，到了第七期，就由萧军“独裁”了。莫以为，这就让萧军满意了。他的雄心大得很，从1941年3月15日的《萧军日记》中我们得知，他“准备把延安的文艺运动开导和整理出一个规模来”，为此，他连自己的文艺政策都制定好了：“对于一般不正的、卑下的文艺见解要纠正过来，对阻害文艺运动发展的东西，要给以扫除与攻击。对于小派别的门户之见，要给以消除——这是我的文艺政策。”

萧军的雄心大得害人，他的堂吉诃德式的种种努力实践，也足以让人敬佩，但他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行帮”意识和做派，在延安话语体系和文化语境中，让人感到荒诞不经。最后，萧军不能不碰得鼻青脸肿，逃离了延安。

改革开放之后，极其宽松语境下出版的《萧军全集》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的发言、与胡乔木的争论等这么重要的内容，竟然只字不提，却有此处无声胜有声之妙。真实的萧军一直到老，初衷不改。

没有萧军的证词，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言行，只有一面之词，是不完整，也难是真实的。我们只能凭借胡乔木等人的回忆，窥探一些真相。

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提及萧军的发言，但据胡乔木说，毛泽东曾要萧军为那些攻击党的谬论“受点罪”，“搞到不让他吃公粮”。毛泽东的大度和宽阔胸怀被低估了。

有人说，事实是文抗撤销后，只有萧军一家还在文抗食堂吃饭。萧军吃的是中灶，以前饭、水都由勤务员送，现在不送了，萧军知道这是经什么人授意的，于是带着老婆、孩子去开荒种地，庄稼收获前，只有买粮吃。

萧军有稿费，当时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文章，每千字两升小米。手头一有钱，萧军夫妇就去下馆子。《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记录》一书中说：“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会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一天，与萧军没什么联系的胡乔木来看他，没骑马，也没留下吃饭。人们猜测是毛泽东派他去的。后来，胡乔木回忆说，后来彭真同志找他谈话，表示过去两方面都有错误，以后萧军回到文协。其话语焉不详，“两方面”的另一面指谁？不点明，似有玄机。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军回到家乡东北，曾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哈尔滨《文化报》主编等。他目睹苏联军队欺压中国老百姓，竟又发声抨击，又一次受到“不吃公粮”的处分。再后来，因办《文化报》受到错误批判。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军回北京学习中医，以此谋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彭真的关照下，作了一个很好的复查结论。萧军晚年重新活跃在中国文坛。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萧红从荒原走向世界

1942年1月17日午夜，萧红躺在香港玛丽医院六楼病房，因口插呼吸管无法说话，她示意身边的骆宾基，要了纸笔，然后用苍白孱弱的手写出人生的绝唱：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2日晨，玛丽医院被日军接管，病人一律被赶出。萧红转至一法国医院，不久，该医院也被日军接管。萧红被送到法国医生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的临时救护站。早上10时，经过这么折腾的萧红，绝望地对她眷恋的世界投上最后一瞥，就再也没有睁开她那憔悴却依然明亮的双眼。

还没有撤退的朋友，冒着风险与萧红作最后告别。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原东北军师长张廷枢和端木蕻良《时代批评》的同事为萧红凑了奠仪。萧红的骨灰分别安葬在浅水湾丽都饭店前的花坛和圣士提反女校后院的山坡下。后来，萧红的骨灰化为泥土，再未找到。

1992年11月6日，在呼兰西岗公园建成萧红青丝塚。内有端木蕻良在萧红火化前剪下的一缕黑发。

长眠于浅水湾的斯人，再不是野鬼孤魂……

《红楼》，是萧红打算在抗战胜利后，准备同丁玲、萧军、聂绀弩诸友遍访红军走过的雪山、草地创作的一部鸿篇巨制。

远在延安的丁玲，闻听萧红去世，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叙：

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

其实，身患重病的萧红从重庆到香港，便遭到香港文艺界左派的攻击，他们批判萧红的作品为“新风花雪月”，是游离于抗日烽火的“怀乡病”。对萧红的批判之声，一直贯穿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几乎被尘封的对中国文学产生积极影响的一代才女作家，才得以重现真容。

萧红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真挚、深沉、富有才情又勇于追求的女作家。她的文学作品文笔清丽自然，抒情真切，意象葱茏，富有艺术个性，又极具女性气质，“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呼兰河传·序》）。

萧红“以真挚深情、如诗如画的文笔所描绘的东北大地人民生活斗争的历史画卷，也从这些作品中读到作家本人的不倦的向往和不泯的心灵”（《中华文学通史》）。这是她给中国文学留下的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

萧红，本名张乃莹，辛亥年端午节（1911年6月1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殷实之家。十六岁时，就读哈尔滨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1930年初中毕业后，不满家里指定与富商之子汪恩甲成婚，宣布与家庭决裂，只身一人逃到北平，入北平女师大附中读高中。

在北平没住多久，汪恩甲也赶至北平，找到萧红。不久，二人租房同居。后来萧红听信汪恩甲之言，回哈尔滨住进东兴顺旅馆。原本指望汪家出资供她读书，结果在东兴旅馆住了半年，坐吃山空，且欠下六百多元债务。汪恩甲玩够萧红之后，消失得再无踪影，已经怀孕的萧红被旅馆老板准备卖到妓院抵债。

萧红打电话向《国际协报》求救，命中注定，由萧军前去了解情况。于是就有了萧军从阴暗潮湿的小屋，救出挺着大肚子的脸色苍白的萧红的一幕。接着，又有二萧结合的故事和合出《跋涉》的成果。

1934年夏，二萧一起离开哈尔滨去山东青岛，为《青岛晨报》编辑副刊。开始创作《生死场》。是年冬，二萧同赴上海。《生死场》在沪出版，引起轰动，两年印了十版。萧红加快创作步伐，成为当时活跃的女作家。到了上海，二萧一直想拜访鲁迅，鲁迅委托胡风对二萧进行了解后，决定请二萧吃饭。从此，鲁迅对高举抗日义旗的两位东北年轻流亡作家爱护备至。于是，有五十三封书信寄给二萧之举。

萧红是在白俄办的咖啡馆见到鲁迅和许广平及海婴的。海婴特别喜欢萧红，愿意与梳两条齐肩小辫子、额前梳着留海的大姐姐玩耍、嬉闹、亲近，让鲁迅和许广平很吃惊。抗战胜利后，许广平写《忆萧红》一文，追忆此次晤面时的情景：

我看见两只核桃，那是不知经过多少年代用手滚弄的了，醉红色的，光滑滑的在闪动，好像是两只眼睛在招呼着每个人，而自己却用色和光介绍了它在世的年代。

“这是我祖父留传下来的。”萧红女士说，“还有一对小棒槌，也是我带来在身边的玩艺……通通送给你。”萧红女士在宴席上交给了海婴。把这些患难中的随身伴侣，或传家宝见赠了。

萧红后来问鲁迅，为什么海婴喜欢和我一道玩呢？鲁迅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鲁迅对萧红的父辈之爱，溢于言表。

鲁迅是喜欢萧红的。一次，萧红穿着火红的上衣、咖啡色的裙子，请鲁迅评价。鲁迅坐在躺椅上，很有兴味地看着她，微笑着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弄得不漂亮了。”

鲁迅还对她以前穿过的短筒靴子批评了一番，让萧红很吃一惊。鲁迅说，那短靴是军人穿的，应把裤子塞在靴里。萧红问，为什么你以前不告诉我？

鲁迅说：“你不穿了，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当然，鲁迅更关心萧红的创作。

1935年，鲁迅把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编入他主编的“奴隶丛书”。

《生死场》真切地反映了东北人民沦陷前的生活。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中说：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的前十章，描写沦陷前的东北。反映哈尔滨周围的农村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农民把拉犁的老马换几块纸币，然后被地主夺走。老百姓被逼急了，想靠自己的力量惩罚地主老财，却被投进监狱，招来更大灾难。疾病和饥饿不断夺走农民的生命，年轻人记住这些仇恨，等待讨还血债。

《生死场》从第十一章起，反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广大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他们以“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信念，进行反抗日寇的斗争。斗争失败，告别故土，走向更艰苦、更漫长却充满希望的斗争。

《生死场》，由众多连续的生活画面组成，并没有一条从始至终贯穿全局的故事主线。萧红却以其对生活观察的深入和细腻的笔致，在明丽的画图中蕴含感人的艺术力量。有的论者说，《生死场》，着重真实地“写出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这是对《生死场》的误读，抑或是将其往阶级斗争上扯，以拔高《生死场》的政治先进性。事实是，从第十一章起，小说更多地反映的是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民族斗争。须知，萧红与左翼作家之不同，恰恰是在她的作品中浓缩着自己二十余年家乡生活的体验，结晶着从生活中流淌出来的爱和憎。她的小说，从来都是写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图解什么政治观念。在香港、左翼批评家不是批判她的作品“新风花雪月”吗？怎么在这里，又把她捧成“没有因此忽视阶级矛盾”的“革命作家”了？

萧红的创作不自觉地游离于主流的政治思潮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之外，主张“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1938年，萧红在《七月》杂志上有篇文章，说：

关于奚如对于作家在抗战中的理解，我有意见的：他说抗战一发生，因为没有阶级存在了，他的意思或是说阶级的意识不鲜明了，写惯了阶级题材的作家们，对于这刚一开头的战争不能把握，所以在这期间没有好的作品产出来，也都成了一种逃难的形势。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把握的。

就是这位吴奚如，四年后，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因提出抗战文学不要太过强调阶级，“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而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后来被打成“特务”，从此蹉跎一生。

胡风读了《生死场》，在《读后记》中说：

真实而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

鲁迅和胡风的话，大概是指萧红小说里的生活和情感具有特殊的意味和魅力。

1940年1月17日，萧红与端木蕻良飞抵香港。文协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酒会，欢迎萧红和端木到港。

萧红到港后，除了参加一些文艺界的活动，诸如文艺座谈会外，便潜心创作。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9月1日开始至12月20日在《星岛日报·星座》连载，署名萧红。在香港引起震动。

《呼兰河传》的尾声说：

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该长篇小说与一般的乡土小说不同，并没有落笔于广阔的生活背景，通过家族矛盾表现重大的社会矛盾，而是用萧红特有的清婉细致的语言，娓娓动听地诉说着幼年时家乡生活中的往事，弥漫着一种浓郁的寂寞气息。那是她幼年狭小天地里的孤独感觉，更是萧红写作时的忧郁心情。

萧红的这种忧郁，比小说“更为‘诱人’”，茅盾甚至说她“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惋惜她“像一颗未出腔的枪弹”（《呼兰河传·序》）。

是年8月3日，萧红出席了在加路连山孔圣堂举行的“纪念鲁迅先生六十生诞”纪念会。会上，她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迹，在谈到与鲁迅关系的时候，泪流满面，听者莫不动容。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萧红得到消息，为在新四军当兵的弟弟张秀珂担心，开始写短篇小说《北中国》，主动表达与父亲和家庭的和解。

是年1月，萧红写于1940年的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一卷），由香港大时代书局出版。两个月后再版。2月，《马伯乐》（第二卷）在香港《时代批评》连载二十期，因萧红病重终止。创作过程得到周鲸文的经济支持，后萧红病中，周鲸文又资助她五百港币。《马伯乐》也有称中篇者，比如1941年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时，如是说：

《马伯乐》是萧红别具一格的小说，让我们看到，萧红除了有一支清丽优美的笔，还有一支犀利如剑的笔。小说无情地揭露了在伟大抗日战争中，贪生怕死、庸俗无聊苟活的懦夫。

在病中，萧红还完成了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写的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对自由幸福的向往与追求，最终被封建宗法制度吞没的悲剧故事。那种爱情苦短、此怅绵绵的情怀，让人感到，萧红是在寂寞孤独中写自己的凄惶、落寞的感情经历。

在萧红的心灵深处，有一簇情感之火，从未熄灭过，那就是她对萧军的爱。她正在写《小城三月》时，胡风来到香港，到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探望过萧红。胡风后在《悼萧红》一文中说：

她比过去显得更瘦、更苍白。虽然躺在床上，精神倒还好，很高兴地和我聊天。记得她当时很兴奋地说：“我们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们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

她又说：“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的，帮助我的。”在生命的尽头，在玛丽医院等待死亡降临时，她又凄凄惶惶地说：

当时我想到萧军，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二萧的结合纯属偶然，他们是结合后才相知相爱。二萧都是个性极强且富独立思想，从不妥协、屈就的人，爱得热烈，却难以“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比较起来，萧红容易情感迷失。1938年，萧军与丁玲、聂绀弩一起踏着黄土弥漫之路，从延安再回到西安。萧瑟的西安寂静得可怕。萧军回到家，发现萧红已与端木蕻良同居一室了。萧红很尴尬，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好！”脾气暴躁的萧军，此刻却极冷静干脆。他是个光明磊落、充满血性的汉子，不会难为心爱过且腹中已怀上他的孩子的女人。

萧军、王洛宾等人，在桃红柳绿的4月，告别西安西去阳关古道时，萧红没有折柳相送，萧军也走得决绝。5月，榴花开放时，萧军与王德芬在兰州喜结连理。

萧红与端木也是这年5月到达武汉。胡风夫人梅志后来回忆说：

这个第三者（端木蕻良——引者）的闯入，使他们本来有裂痕的共同生活，彻底破裂了，这只能是萧红精神上的一种对抗……也许仅是想转换一下生活对象罢了，做得似乎太冒险了，我替萧红担心……

我心想这可能是爱得狂热了效文君的私奔……

萧红对萧军的背叛，让很多她的朋友惊诧和不解，人们可能太多地记住萧军六年前侠骨柔肠救萧红于水深火热之中，又在严冬辛苦劳作养活柔弱的萧红的好处，而瞧不起无情无义、见异思迁、投入别人怀抱的萧红。但是，人们可曾想过，萧军那种一直以拯救者的身份，凌驾于萧红之上，且有时挥棒动粗，让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女人失去自尊，给她带来的痛苦？萧军想着抗战，无可厚非，但什么都由他做主，很少考虑对家庭、对爱人的爱护和责任，难道这不是造成悲剧的缘由吗？

善良的萧军，到了垂暮之年，对此忏悔说：

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

探讨二萧的感情悲剧，无疑面临一个巨大的命题：社会与人。

还是让我们听听萧红在弥留之际，对陪伴在她身边的骆宾基说的那段意味深长的话吧：

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萧红情之所属，不是很清楚了吗？

在作家中，萧红或许没有美艳如花的林徽因那样有魅力，却在当时的中国、美国、日本、苏联等国文坛颇有人缘。她与鲁迅、茅盾、胡风、聂绀弩等作家交谊不浅。与美国人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日本人绿川英子、鹿地亘及苏联汉学家罗果夫也有密切交往。萧红作品被国外关注程度和翻译发表的数量，在中国女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萧红最早与外国作家交往，大概是1936年从上海开始。二十五岁的她第一次以萧红署名发表的《生死场》，不仅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也引起在上海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兴趣。两位女作家在鲁迅家里相识，自此便产生好感。二人都是在苦难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自有灵犀相通之处。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中，热情称赞萧红是“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的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

萧红也在自己写的关于史沫特莱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的评论中，表达了她对史氏作品的好感，“全书是晴朗的，艺术的，有的地方会使人发抖那么真切”（《萧红全集》）。

1940年，萧红与史沫特莱又在香港相聚。史氏是在回国途经香港时，即赶到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萧红住所探望好友的。见萧红与端木住处狭小简陋，便将二人接到自己的暂住地。得知萧红刚完成《马伯乐》的续篇。临分手时，萧红托史氏把《生死场》转交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辛克莱是萧红最欣赏的作家，他的《屠场》让她痴迷。萧红的《生死场》深受辛克莱影响。史氏将已病得不轻的萧红介绍到香港最大、最好的玛丽医院后，离开香港。史沫特莱到美国时，辛克莱已成了加州州长，见到史氏转交的《生死场》后，也将自己的一本新书附上一封感谢萧红“美好的礼物和问候”的信，寄给香港的萧红。后来，史氏又将萧红的《马房之夜》交给海伦·福斯特·斯诺翻译，发在美国的《亚西亚》月刊上。

日本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萧红也是经鲁迅介绍认识的。那时，已是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前夕，日本警察对租界的日本人心存戒备，可任意缉捕他们。是萧红帮助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避居旅馆，为防万一，萧红帮他们把日记、信件带走，并和萧军一起保护他们。萧红曾写文章平淡地忆起此事。但了解全过程的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却给予萧红勇敢行为很高的评价：

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1938年，萧红在重庆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汉学家罗果夫。罗果夫请萧红当汉语老师。二人在教学过程中，谈过很多罗果夫感兴趣的关于鲁迅等人的话题。后来，罗果夫编译出版《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了萧红的《莲花池》。罗果夫是第一个将萧红作品介绍给苏联读者的人。

《莲花池》发表于1939年5月16日，后收入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1939年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中。是年年底，罗果夫回国途经新疆时，曾向茅盾谈起对萧红的好感，茅盾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罗果夫在此时，曾与晤谈，彼时端木与红姑（萧红——引者）尚未赴港，罗于端木、红姑皆赞许……

从黑土地里走出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萧红及其富有诗性的作品，经这些友人的帮助，走向了世界，其少量的作品或尚不足以感动世界，但世界文坛认识了她，史沫特莱说：

身穿一件小皮上衣，有点胖，其实不是胖，只是很大的一个人，笑声很响亮，笑得过分的时候会流着眼泪的……

“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丁玲是座谈会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作家、艺术家涌向延安。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艾青、欧阳山、王实味、罗烽、徐懋庸、张仃、严辰、于黑丁、萧军等，从重庆、上海等地陆续来到延安。与此同时，一大批满怀着建构新文化憧憬的女作家，如丁玲、陈学昭、白朗、草明、颜一烟、韦君宜、曾克、莫耶、袁静、李纳、林蓝等也纷纷向延安聚集。形成了一个从未被文学史提及却实实在在存在并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女作家群体，其作品不仅宣传、鼓动抗日救国，还以个性解放、思想启蒙和妇女解放意识登上抗日文学的舞台，在战时文化语境中，出现了与五四女作家迥异的风貌。

1939年的三八妇女节，毛泽东发表《妇女们团结起来》，强调了女子的重要性：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决不能成功。

毛泽东对妇女承受更多的压迫，包括男子的压迫和歧视，也有清醒的认识，但他却说：

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压迫，也不是两性的问题。

这无疑将男女两性间的不平等和压迫，在社会解放这个宏大命题下遮蔽了。实际上，边区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离女性获得话语权还很远，她们在革命政权中是一直边缘化的。当时女作家的不少作品，着意将女性的生存艰难和性别困境呈现出来，就是对男女两性间的不平等和压迫提出了诘问。现在重新审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白朗的《孙宾和群力屯》，莫耶的《丽萍的烦恼》等，就会发现，她们或是显在地揭露，或是隐性地呈示，都是作为女性作家无法回避现实生活中性别、等级秩序的存在，将其作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的命题提出来。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延安，丁玲是“最受党中央欢迎的”（黎辛《延安文艺座谈会相关的人与事》）作家。丁玲于1936年11月1日，从上海到保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领导在一个大窑洞里设宴欢迎。毛泽东还曾填词《临江仙》，称丁玲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到来，主持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的座谈会，并当选为主任。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由丁玲当会长，成仿吾、李伯钊为副会长。“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之日，毛泽东和博古亲临会场并讲话，毛泽东讲话说：

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要文武双全。

11月底，丁玲即随杨尚昆等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北上到定边。她写了报告文学《广暴纪念在定边》，载12月28日《红色中华》的副刊。

同年，埃德加·斯诺汇编的《活的中国》一书中，选了丁玲的《水》和《消息》两篇小说。1937年，写散文《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文中还有丁玲为彭大将军画的肖像。

3月，参加革命回忆录《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编选工作。

4月，写完《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载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的创刊号上。

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丁玲任主任。她特意为该团赶写了独幕话剧《重逢》。丁玲带领战地服务团，在山西逗留六个月，途经十六个市县及六十余个村庄，辗转三千余里。其间，在油灯下写了《临汾》《冀村之夜》《孩子们》《关于自卫队感言》等散文。

1938年，丁玲出版了《苏区的文艺》，内收《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东村事件》等。

3月1日，丁玲奉命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访问演出。其间，她又写了《西安杂谈》《反与正》《说欢迎》《勇气》等散文、杂文。在西安时，同服务团几个爱好文学的成员组织了“战地社”，创编了《西北文艺》。这是当时西安唯一的文艺刊物。

3月27日，武汉汉口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丁玲与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被选为理事。

7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前线返回延安。丁玲作了总结报告，深受欢迎。“战地社”还出了小型诗刊《新建设》，丁玲还同“战歌社”联合发起街头诗歌运动。

1939年，丁玲的短篇小说集《一天》由上海青年文化社出版。丁玲创作小说《新的信念》《县长家庭》《秋收的一天》等。

1940年，“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召开第一次大会，丁玲当选为协会副主任，会上作了《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报告。

1941年，在“文艺月会”第二次座谈会上，丁玲作了题为“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的发言。

1月，丁玲创作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

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办，丁玲主编该报“文艺”副刊。

6月、7月、8月，丁玲创作短篇小说《夜》。其短篇小说集《聚》由艺流书局出版，《丁玲代表作》由三通书局出版。

9月16日，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出版第一期。到1942年3月11日出版到一百期时，该刊曾连续三天出“百期特刊”。丁玲在《编者的话》中，总结了“文艺”副刊出版一百期的成绩和问题。后副刊改由舒群主编。

10月，为纪念鲁迅，丁玲写《我们需要杂文》，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

11月，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时》，载于《谷雨》杂志。1942年6月，《解放日报》发表王燎荧的文章《人……在艰苦中生长》，批评该小说。同年8月，茅盾在重庆主编的《文艺阵地》第七期重新发表了这篇小说，是对王燎荧等批评的反驳。

1942年3月，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因此文，丁玲离开《解放日报》副刊。

5月1日，延安文化界举行萧红追悼会，丁玲主持了大会，写散文《风雨中忆萧红》。

流水账一般罗列丁玲到延安的工作与创作情况，是为证明胡乔木所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主要是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另一个是丁玲”，此言靠谱。

丁玲到延安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后，无论思想还是创作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艺术视野更为开阔。她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受过革命战争洗礼的群众和革命战士的形象，成为主人公。《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写一个红军小战士，行军中掉队，受到群众的照顾和爱戴，面对奉命“围剿”的白军，表现出无畏的气概，感化了白军一个连长。连长不忍心杀害这个英雄少年，装好的子弹终于没有射出枪膛。因为丁玲曾到前线参加战斗、体验生活，作品有了更真实的生活内容，故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小说颇有艺术魅力。

《我在霞村的时候》，讲的是离战争前线不远的一个村子中，一名年轻妇女被日军掳走，受尽了凌辱。回村后因失节而遭到村民的误解与歧视，她却忍辱负重，坚持给我军传递情报，在组织和同志的关心帮助下，平复了自己的精神创伤，开始了新的生活。从这篇小说看，丁玲到延安后，自觉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写作立场，以革命理性统摄自己的文学创作，所以作品缺乏对女性的伦理关怀，忽视了女性的性别特征，是“被压抑的女性叙事”。那个以个性解放、思想启蒙和妇女解放意识闯入文坛的丁玲不见了？那位具有女性意识与女性反叛精神的莎菲，从叛逆绝望走向阶级翻身，从此消失在了文学画廊？

非也。丁玲与到延安的其他女作家一样，在向革命趋附的过程中，其女性的焦虑使她们在显在的政治主题下，继续关注、探讨并表现女性的生存与生命状态，以曲笔或隐晦的艺术方式，顽强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前面说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白朗的小说《孙宾和群力屯》等，就是这种产物。

现在看来，当时延安将丁玲《三八节有感》等定性为“对延安进行攻击与污蔑”，而进行严厉的批判，值得商榷。

《我在霞村的时候》甫一问世，就曾得到周扬的好评，并由他选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但20世纪50年代中期，却被人以美化“叛徒”而横加指责。丁玲的另一篇在延安时写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在《谷雨》创刊号发表时叫“在医院中时”），写年轻女医生陆萍，在新建的医院中的所见所闻，对革命队伍中某些部门的管理工作缺点，作了些善意的揭露和批评。特别是笔墨触及小生产者自私、冷漠、愚昧的习气与现代化的深刻矛盾，以及由此给革命造成的恶劣后果。

在文学观念上，丁玲和萧军、艾青、王实味等人都是倾向于文学的批判功能的。与当时一些人主张文学只能歌颂的立场相距甚大。

1942年，丁玲先后在《文艺月报》发表《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需要杂文》。前者希望《文艺月报》能开展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责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误克服的现象；后者是提倡以批评暴露社会生活问题的杂文。丁玲对延安用杂文干预生活，揭露黑暗，投入了不少精力。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先后组织发表了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杂文还废不得说》、丁玲自己的《我们需要杂文》等，使高度政治化的延安文学，荡漾起一股可贵的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意识和干预现实生活的波澜。虽然短暂，却影响深刻，丁玲“功不可没”。

通过文学作品形象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以推动革命事业前进，本是革命所需要，丁玲勇敢挑战这一当时的新课题，非但没得到鼓励，却遭到非议，并因此遭到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使其后半生岁月蹉跎，苦难深重。

胡乔木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主要是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另一个是丁玲”，怕是有根据的。他在毛泽东身边，总会得到可靠的信息。依据他的判断，座谈会上毛泽东和与会者有可能要批评她的《三八节有感》，以及她在3月在《解放日报》副刊上编发的王实味等人有“错误”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但胡乔木却未见到这样的场面。只听丁玲一句“萧军开第一炮”和对“讲话”表态后，安然无事。

毛泽东与座谈会参加者合影时，说：“丁玲在哪里？照相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了哟。”

毛泽东四处张望，见到丁玲挨着朱德老总在那里，不再说话，就坐下了。

在座谈会上，丁玲没有遭到批评，没有造成王实味那样的悲剧，证明那时党中央是信任她的。她到延安后是以战士的姿态投入革命工作的，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么写生死存亡的民族斗争，要么写在血泊中站起来的劳苦大众，要么歌颂共产党人率领人民走向胜利，作品中洋溢着强烈的政治热情。

丁玲自己后来谈到延安生活时，说：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最大的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些理论，从不稳定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的这一条路，不是容易的，我以为凡是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

这是一个革命作家的灵魂的独白，是以高度政治化的心态，自觉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宣言。也表达了一个张扬个性的作家，被政治化文化语境影响及延安意识形态规约的困惑和焦虑。

《讲话》之后的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自己写《三八节有感》和编发王实味《野百合花》等文，“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是否发自内心承认错误，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她的《三八节有感》等作品，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善意地对一些问题发表批评意见，后来也被历史进程终于验证了，不是“毒草”，而是鲜花。

丁玲检讨说：

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

丁玲的检讨，发表在6月16日的《解放日报》副刊上。此举，得到了领导的谅解。自然，也让那几位一直想看她热闹的人大失所望。

是的，丁玲终于解脱了。

解脱了的丁玲，让人看不明白了。

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丁玲声色俱厉地批判王实味道：

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因此文艺界比对一切事都更须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不是赞成便是反对，不准许有含糊或中立的态度。那么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说是揭发他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招牌下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反阶级的活动，粉碎这种思想，打击王实味这人……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正义感”……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丁玲的最后37年》）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由丁玲亲手编发在《解放日报》副刊上，与《三八节有感》同时刊出。两篇文章都是对延安不足的地方，提出委婉的批评、诘问。内容相同，发在一起，是否是丁玲有意为之，不敢断言，但旨向是一致的、相互呼应的。肯定与编者的某种意图有关。但两篇文章引起中央高层震怒，甚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丁玲始料不及的。历史证明，丁玲、王实味的这两篇文章并没有问题。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开会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

自称鲁迅学生的萧军，偏偏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仗义地为王实味辩诬。或许他的发言是偏激乃至错误、不合时宜的，但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比起一些人的落井下石要磊落得多。

萧军的发言，肯定引起轩然大波。周扬、刘白羽当场跃然而起，在大会主席台上对萧军进行批判，三人的论辩甚是激烈。论辩一直持续到深夜，胜负早就注定，但争论却难收场。主持大会的延安“五老”之一，1936年在法国巴黎创办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德高望重的吴玉章，看到辩论难以结束，便站起来说：

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该检讨检讨！

萧军生性刚烈好斗，但仗义单纯，听了吴老这番推心置腹而又公道的话，便收敛了锋芒和火气，说道：“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

王实味、吴奚如的冤案

《讲话》之后的6月29日，一篇记录批斗王实味的文章《斗争日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从中我们得知，没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王实味，已被定性为托派。那年，王实味三十六岁。

1943年3月18日，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在动员大会上，院长范文澜作动员报告。中宣部副部长罗迈也讲了话。其报告和讲话，在两个问题上引起争议：一是不同意院的领导同志和各室主任来领导全院学习和检查工作，主张由选举产生；二是在整风报上发表稿件的共产党员不能匿名，有人提出可以匿名。

王实味的意见正好与领导意见相悖。而且在3月23日出版的墙报《矢与的》的创刊号上，王实味的《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及《零感两则》赫然在目。

前者写道：

罗迈同志似乎完全忽视了这一原则，在群众情绪稍稍高涨时（要求检委民选）就来压抑，板起家长面孔，威势逼人，坚持主任为“当然”检委，并从事“领导”。这在客观上表现他既不相信群众，又害怕群众，并装腔作势压抑群众……从墙报可以不记名投稿问题，他就联系到“无政府状态”这样使人害怕的词类。也许本院研究员同志都是些幼稚无知的小孩子，非得家长照顾才能生活吧？

后者的一则是《硬骨头与软骨头》，不长，全文是：

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纲［刚］的硬骨头！

围观墙报者，有赞同的，也有反驳的。李宇超、梅洛就发表不同意见。王实味在《矢与的》第三期上，即以《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回敬，你们说罗迈的意见是正确的，可偏偏“你们所谓‘正确’的意见，被大会以八十四票对二十八票的绝大多数所否决了”。

从王实味所说“八十四票对二十八票”的结果，可见当时延安的政治空气还是较宽松的。所以，《矢与的》敢于在发刊词中指出“以民主之矢，射邪气之的”这一彻底民主的办刊宗旨。

换个角度说，从“八十四票对二十八票”及《矢与的》的办刊口号，以及受到大会批判的王实味仍不收敛批判的锋芒，可以窥见延安文艺界思想很活跃，或可说很混乱。

正当王实味们沉浸在“绝对民主”（《矢与的》发刊词语）的幻觉中，清醒的毛泽东正在密切地关注、调查、研究这种政治思想局面。

李言写的《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有个细节，说毛泽东“让警卫员深夜提着马灯，陪他去看《矢与的》”，毛泽东看过王实味的几篇文章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在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中，王实味理所当然地成了众“矢”之“的”，这真是宿命。整风中仅仅十七天，王实味就被定性为敌我矛盾。

面对强大的党、浩大的政治攻势，特别是延安一流理论家、著名作家、知名社会人士的长篇累牍、空洞无物的批判和咒骂，文弱的、孤独的书生，仍孤高自傲地在上千人参加的批斗现场，从容平静地冲着领导和文艺界同人说：

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管哲学学的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党委与王实味谈话八次，又委托五个人经常去帮助他。胡乔木、范文澜都亲自去找王实味谈话。把他逼得太狠了，他甚至提出退党的要求，也绝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几乎无法解”，并表示“他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他又收回了这一要求。

被定性为托派、敌我矛盾的六年里，他的身心受到巨大的打击、摧残和伤害，但他没有含冤“上吊、投井、跳崖”（《延安鲁艺风云录》），而是坚信革命胜利即将到来，党能为他平反昭雪。

1947年，一声清脆的枪声中，时年四十一岁，骨瘦如柴的王实味，惨死在转移途中，那是来自自己队伍中的子弹。一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刚正不阿，对党忠诚的战士，砰然倒下，死不瞑目。

王实味的悲剧，一直萦绕在一些相关人的记忆中，令自己的灵魂不安。

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曾主持延安中央研究院并亲自宣布王实味为托派的罗迈，还将王实味的悲剧挂在心头。给中国政治带来巨大变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重新评价历史若干问题的大背景下，研究与总结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时，罗迈特别强调要把王实味问题弄清楚。当然，关于王实味问题，即使在延安时，已经真相清楚，人们心中也早就有自己的判断。

罗迈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调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

他提出，“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这实际上已对王实味进行了甄别。

罗迈还专门委托宋金寿等人调查王实味相关问题，并亲自到中组部提出进行复查的建议，直到辞世前还委托温济泽等人继续催办（《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革命责任心和良知。

胡乔木在谈到王实味时，说得更清楚干脆：

对王实味问题的处理尤其不对。首先把王实味定成托派，结果没有证据，还说他是特务，关起来，最后打仗时杀掉了。

王实味冤案，始于文艺而终于政治，代价沉重，教训深刻。

与王实味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一位身经百战的革命军人吴奚如。

吴奚如在座谈会发了几句言。没想到在座谈会后，中央党校开会批斗吴奚如，作了他是特务的结论。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吴奚如在北伐时期，就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算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了。

1938年，吴奚如奉命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具体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被选为理事，介绍不少文化人赴解放区。写出皇皇巨著《红日》的年轻作家吴强，就是吴奚如妥善安排到延安的。

回到延安，吴奚如与丁玲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任团长，他任副团长。率服务团赴山西与陕西西安等战区活动。后又奉命到新四军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吴奚如浴血奋战，付出惨重代价后突出重围，再次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

因他经历了皖南事变，悲壮地拼死突围，粉碎了国民党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被延安人民视为英雄，被邀向几个单位和学校报告过他的突围经历。准备报告时，他产生要将这经历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冲动。

或许吴奚如在武汉、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特别是参与发动成立文协，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过程中，接触文化人较多，对文学创作有了兴趣，对文学问题有过思考，故在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时，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吴奚如的发言大致是，现在是全民抗战时期，“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而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让仇者快”。

吴奚如于1942年7月19日至20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他写的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

《未了的旅程》以皖南事变为背景，写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以及到重庆，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的故事。

谁都没想到，座谈会后，仅仅因为在座谈会上的那番发言，吴奚如回到中央党校竟受到批斗，更蹊跷的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被结结实实地扣上特务的罪名。

定性为特务的根据更是荒诞不经，不是审查他的经历，而是从他的那篇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里找到特务的罪证。

吴奚如的特务帽子戴上了，可真到1954年，时任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的李之琏，在黎辛问到吴奚如“为什么被划成特务”时，说“档案里头没有”。呜呼，欲加之罪，何须有辞矣！无证据，居然坐实了吴奚如“特务”的性质，更为荒诞。

吴奚如没有向党组织申诉过，党组织也无人过问过，真成了“未了的旅程”，这又是怎样的悲剧。

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

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

吴奚如和王实味的冤案真相，至今尚未完全弄明白。那些制造他们二人冤案的人，自然至今也难逃避理性和良知的责问。

到了1954年，曾经在《解放日报》当编辑，并“荣幸的发排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的黎辛同志，意外地认识了吴奚如。不过黎辛已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处长兼中南大区文化局代理局长、党组书记。他在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李之琏那里，得知吴奚如的一些情况。

黎辛去看了吴奚如两次，见到的是苍老、黑瘦、沉默的小老头。他与一个没文化也无工作的老伴平静而屈辱地生活着。与吴奚如一起参加长征的妻子朱慧，到延安后就和他分手了。后来，吴奚如与年轻的知识分子李燕辉结婚，但莫名地由英雄沦落为特务后，家庭也就散伙了。

黎辛问他：“身体怎么样？”

吴奚如说：“好。”

又问：“有什么困难吗？”

回答：“没有。”

遭到构陷，身处困境，活得却很有尊严。

1955年，批判同样被虚构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吴奚如看到《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等人的信件后，一贯不为自己的冤案申诉的他，却具实名写信向武汉市委，向中央宣传部正式提出意见。

信上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是日本共产党党员，被日本驱逐出境，匆忙中来不及带组织关系，回国后在左联工作，是鲁迅很信任的人。

1942年3月至1943年3月的延安，是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阶段，是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阶段，是纯洁思想的阶段；1943年4月至1944年4月，是审查干部和肃清暗藏在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纯洁革命队伍的阶段。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了条件，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同时，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在纯洁队伍思想和纯洁革命队伍的斗争中，因康生等人干扰，出现思想斗争扩大化、肃反搞得严重扩大化等问题，党中央发现后，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对此，在党的“七大”上，在中央党校，在干部会上，毛泽东都作过检讨。

毛泽东举手向大家敬礼道歉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

审查干部搞得扩大化，伤害了许多同志，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是我领导的……大家不原谅，我的手就永远不放下来。

毛泽东勇于承担责任的坦诚和领袖风范，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赢得热烈的掌声。

领袖的手可以放下了。

如果，那些制造冤案的人，也像毛泽东一样，多些坦荡的胸怀，多些革命的责任感，多些对别人的敬畏，多些良知，就不会造成“伤害了许多同志”。但是，王实味、吴奚如的悲剧至今弄不清真相。如果制造悲剧的人，也站出来，承认错误，王实味的亡灵将得到安息，可惜，没人回应。我们看到了制造者的卑怯、自私和不义，看到他们人格的不完整。

受邀请而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狂人”高长虹

狂飙社和《狂飙》杂志，以狂飙突进的精神，团结一大批进步知识青年。狂飙社成为五四以来，除文学研究会以外最大的文学社团。其创办人，因谩骂鲁迅，甚至诅咒“《坟》的作者还没有死吗”而震惊文坛的作家高长虹，自1930年2月赴日本后，便在文坛销声匿迹了。

1941年深秋季节，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出现在天高气爽、河清海晏的延安。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身材显得更加矮小、枯干，一身黄皮肤，面孔扁圆，长着几根稀疏的胡髯。

高长虹来得巧，那时，延安各界刚刚隆重地纪念了鲁迅逝世五周年，街巷还悬挂着鲁迅的肖像和格言。但对这个“二十年代利用和侮辱过鲁迅”的狂人，延安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当时，延安聚集了一批文化人，他们对“狂飙运动”和现代文坛最具才华也最怪异的作家高长虹“与现实的黑势力作战”的狂飙突进的精神，记忆犹新，一些人对高长虹藐视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醒、唯我独尊的尼采哲学观念，还心存推崇。

不久，延安各界为郭沫若五十寿辰举行了座谈会。高长虹应《解放日报》之邀，写了有关文章。周扬亲自带高长虹到延安鲁艺去作报告，这是鲁迅的弟子萧军都没享有的荣耀。文协的丁玲也请高长虹在“星期文艺学园”开办讲座。

自此，高长虹在延安炙手可热。大凡文艺界、文化界、教育界有重要活动，总要延请高长虹参加。在台上和媒体的报道中，高长虹的大名也总与丁玲、艾青、周扬等延安文化名人排在一起。

高长虹初到延安受到的礼遇暂且不表。让我们追溯一下，自1930年从文坛悄然失踪之后，他都经历了什么。

写高长虹时，史学家过多去表现他与鲁迅的矛盾，且把责任多推到他身上，说什么高长虹个人头脑膨胀。或过于强化他的乖张怪异的性格。殊不知，早在1926年10月，在经历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其世界观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认为像他这样的“工人”，要由工人来“带领”。到了日本后，高长虹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研究俄国的十月革命，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就是在此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高仰愈改成高长虹，以示自己对苏俄的向往。

高长虹于1930年2月从上海前往日本。已经三十二岁的高长虹，不是去日本留学的，如同他后来到欧洲，他是去学习和研究社会的。他到日本没有工作，自然就没有收入，又没有带多少钱去，他常常饥肠辘辘地在长野图书馆读书。住在浅草一家小旅馆里，老板知他是个读书人，不用他按月交房租，有钱则交，没钱也不来讨。

在日本除了为编《中文大辞典》而收集资料外，高长虹和日本左派文人有了交往。他还研究十月革命和苏俄社会。他在题为“普罗列托利亚诗歌之一”的诗歌里，唱道，“红君（红军）”，“请进！请进”，“早在候着你来”。

高长虹在日本的活动，受到外界关注。1931年5月11日，《文艺新闻》报道：

三号本报曾略谈狂飙及长虹的消息，最近长虹又有信致国内友人，道及他的生活。其中说……一时不预备回，行日食五元主义已十日，成绩尚好，但常有绝食之虞。此处有子［学］生三十余人，拟集百金赠我，因个人生活，不愿受助，谢却……

有趣的是，高长虹读苏俄文学，翻译过高尔基一首诗。还曾给高尔基写过一封信，附上了译稿。但泥牛入海，再无消息，这让高长虹黯然神伤。

是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爱国者高长虹愤然离开他视为敌国的日本，只身到欧洲漂泊闯荡。身无分文的高长虹赴欧洲，路费是在日本经商的山西沁县人，他的崇拜者，二十五岁的王大奇慷慨资助的。

史学家可能没想到，高长虹到马克思的家乡德国，刻苦学习德语，是为学习、研究原汁原味，没有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的。只可惜，1933年，希特勒当了总理之后，法西斯执政，德国共产党遭到镇压，高长虹只能怅然离开马克思的故乡，到欧洲流浪。

与辜鸿铭、徐志摩、陈西滢等有充足的经费支持留学欧洲的士子不同，高长虹是身无分文，背着空空的行囊，没有职业，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他常常“盖着报纸过夜，吃山药蛋充饥”。从胡风的日记中得知，他的旅程都是“当猪仔躲在底舱里，发现了就被赶上岸”，就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流浪，倒是“走了不少国家”。

高长虹之谋生，多是靠给当地富裕的华侨子弟补习中国文化，得些微薄的酬金，饥一顿饱一顿地生存下来。

高长虹在游走欧洲的同时，时刻不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祖国。1934年，在荷兰的高长虹得知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便积极行动起来，推掉手里的工作，在荷兰创办了救国会，编印《救国周报》，宣传抗日。高长虹在《政治的新生·自序》中说：

一九三五年负责旅法救国会工作，一二八纪念日在巴黎创刊《中国人民报》，对民族总动员，有较具体的意见发表。同年夏秋旅行瑞士、德国间，草《行动，科学与艺术》一书，分上下两部。上部论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下部为国防政策。

又据马蹄疾说，在1936年，写长篇小说《中国》时，高长虹得到“每年一千元的官费”，这让他可以安心创作。当《中国》第一章刚刚写完，就有人找到干枯清瘦、面色蜡黄的高长虹，拿走稿件，译成德、英、意、西班牙文，在那几个国家的报刊上发表。这种殊荣，大概在中国作家里，算是绝无仅有的。而他曾蔑视的鲁迅作品，远没有他这样受欧洲人的欢迎。

在巴黎时，这位衣帽不整的矮瘦的中国作家，得到享誉世界文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的热情相待，与他有过多次交往。这自然与罗曼·罗兰关注同情受侵略的中国的命运有关，也与高长虹的作品和人品不无关系。作家的心是相通的。

此外，高长虹与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政治家巴比塞的关系尤为密切。中国作家高长虹的作品，被巴比塞发表在他主编的《世界》周刊上，也可见二人的关系。因二人的关系亲密，有人推测高长虹曾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后又加入其组织的“世界反帝大同盟”。但无确凿证据，姑妄听之。

1936年9月20日，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当时的旅欧华人、著名文化学者陶行知、胡秋原、朱伯奇、程思远等都参加了这一组织，高长虹也参加了，并与他们一起分到该会的宣传部工作。据1937年《学生报导》说，联合会成立以后，“各会员皆分担工作，在巴黎之职员皆到会办公，每日一时半至四时，晚八时至九时，各皆极忙碌”。

高长虹在紧张工作的同时自己又创办了《中国人民报》，宣传抗日。另一位中国人，后来成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另办了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与高长虹的《中国人民报》一样宣传抗日，两报相呼应。

《胡风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鲜为人知的高长虹从欧洲归国后，1938年到重庆的相关情况：

起初高长虹住在张家花园文协。一天晚上住到胡风处，又由胡风带他过嘉陵江，去看姚蓬子。三人商定召开一次文协谈话会。此前，高长虹在胡风的支持下，与艾青、常任侠等人，先后在文协举办了三次“诗歌晚会”。胡风当时是文协的常务理事，主管文协。

文协借通俗读物编辑社的地方，将北碚的会员请来二十多位，还准备了一顿午饭。五十多岁，仍孑然一身的高长虹成了谈话会的主角，谈他旅欧时的艰难经历。在座作家无不唏嘘叹息，似乎忘记了因他对鲁迅刻薄而产生的厌恶感，对他产生了同情，而当他豪迈地“要文协作家签名发起募款，捐献三十架或更多的飞机”时，竟让在座者对他有了敬畏之情。

高长虹鼓动捐献飞机，几乎成了他朝思暮想的一件大事，一个宏大的愿望。他曾在他主编的《大江日报》的副刊《街头》上，发表《多买几架飞机》一文，说：

去年五月（日寇——引者）轰炸的时候，我有两句诗，号召“富人快买飞机，贫人来学飞”。如果我们的富人们接受了这个号召，并把它实践的话，今年的五月（日寇——引者）轰炸虽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它总不至于这么厉害了。在现在的军事技术条件底下，只有飞机对飞机，才是真正的躲空袭的办法。可惜我们的富人们都犯了重听的病，他们不知道把钱挥霍到哪里去了。弄得去年的经验，到今年还得再来复习，用无辜平民的血肉，来偿还富人们的负债。最要紧的事还是多买几架飞机，扩充空军。

半个月后，高长虹又在姚蓬子主编的《蜀道》上发表《加强空防》一文，其中说：

有人会想到献机。不错，这是很可采用的办法。不过，必须注意，老百姓们的衣袋是没有多少钱……最好的办法，是叫有钱人们拿出钱来，买飞机。

过了一天，《国民公报·星期增刊》又见高长虹之《战胜空袭——我们要怎么办？》。

八天后，高长虹再作《要求五百架飞机》刊在《大江日报·街头》上。

接着高长虹又写《智识分子在空袭恐怖中应负的责任》《空军必须生长》等文章，还作诗《空军是胜利的保障》等。

高长虹的文章引起共产党的注意、认同和支持。《新华日报》的社论也提出扩充空军的要求。

高长虹提倡全民捐献飞机，支持抗战，是他爱国的天真，却也是真诚的表现。

在重庆时，高长虹俨然成为政论家。他写的大量关于抗战的时评，角度新颖，思想深刻，见解卓异，也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一日，他的一个崇拜者，曾是狂飙社成员，现已成为阎锡山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任主任的梁武，突然到高长虹居住的旅馆拜访，特奉上白花花的大洋五百。高长虹微微一笑，摇头拒不接受，并不无讥讽地道：“那是刮地皮的钱！”

有文章说，一到重庆，高长虹就以旅欧作家身份，向蒋介石提出过关于抗战的建议。因此蒋介石到高长虹的居所看望了他。史学家曰“当是小说家言，不可轻信”，笔者却认为以当时高长虹的影响，蒋看高之事，极有可能。

在重庆，高长虹不光关注捐献飞机，加强防空力量的宣传与鼓动，他对国民党搞国共摩擦、黑暗专制也有切身感受，极为不满。他写政治评论，如《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对国民党进行诘问，写诗《重庆好像在啼哭》《这社会得换一副面孔》等，嘲讽国民党的腐败专政。

后来，他不愿再在重庆住下去了，就凭着一双脚板，跋山涉水，徒步走数千里，经西安再到延安参加革命。那单薄的身影孤独却坚韧。

高长虹在西安逗留了一个月。记者闻讯，皆来采访这位文化名人。在谈到鲁迅时，他告诉记者，经他多年观察，在欧洲获得鲁迅倡导的文化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时，甚为钦佩。有的记者旧事重提，问起他与许广平的恋爱传闻。他也坚决予以否认。当年，高长虹在文坛横空出世，第一本诗集甫一问世，人们便纷纷写信，表示仰慕。其中有许广平、冰心和石评梅三位才女。于是传闻风起。实际上，也只是传闻而已。

在西安，高长虹仍然拒绝国民党的各种利诱，毅然找到驻秋林的八路军办事处的王世英，由他安排奔赴延安。

高长虹到延安不足半年，备受欢迎、重视的日子不再，甚至连名字都难再见到、听到。何故？胡风说，高长虹像在重庆那样，“时不时向中央写信，提意见提要求，打扰中央”。

究竟提了哪些“意见”，又如何“打扰中央”，语焉不详。但高长虹性格怪诞，常有非常之举、狂妄之言，倒是有案可查的。比如，有一段时间，延安人对“法西斯蒂”一词不解，一些报刊就作出解释，并引用了斯大林的话。

高长虹在德国多年，经历了希特勒上台后的法西斯统治，对此有切身的感受，对此也做过研究。但见延安对“法西斯蒂”的解释并不准确，他就特意写了一本小册子，名曰“什么是法西斯蒂”。不料，延安不能出版，这让高长虹十分不高兴。他的文章在欧洲，在重庆，从未被禁止发表过。他就把书稿直接寄给了苏联的斯大林，请斯大林“审阅”。以当时延安的条件，这包东西当然是寄不出去的。

高长虹初到延安，边区政府拟聘他到丁玲主持的文协当副主任，他随便找个理由拒绝了。

周扬一开始很器重这位曾敢挑战鲁迅的狂人，拟拉他到鲁迅艺术学院。一次，他请高长虹到鲁艺作报告。高长虹上得台来，就大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等不着边际的狂话。然后他笑视周扬，能言善辩的周扬竟目瞪口呆。

文艺座谈会举行前后，延安的文化人都很振奋、激动。延河畔，窑洞里，作家都在热烈地谈论关于文学艺术的话题。在他们心目中，有机会参加座谈会，是一种莫大的喜悦和荣耀。当那用粉红色油光纸印的毛泽东、凯丰发出的请柬，在很多人手里高高举起的时候，那一张张文化人的脸是兴奋的。

在窑洞里默默读书的高长虹，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小警卫员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接过来打开一看，是邀请他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毛泽东、凯丰发出的。

5月2日下午，座谈会开幕。毛泽东、凯丰站在会场门口，逐一与到会者握手谈笑。高长虹没到。后来派人去请。高长虹表示，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业余爱好，没兴趣参加。

据可靠的统计，在延安的文化界、文艺界人士中，收到请柬而拒绝参加座谈会者，仅高长虹一人。

这个孤僻的高长虹，一直躲在窑洞里读书、研究和写作，很少出来活动。偶尔与人在路上相遇，他总是低头而过，把那瘦弱、矮小的背影留给行人。

高长虹成了废人、闲人、俗人、孤家寡人，或许这正是他的福分，在延安整风运动和“肃反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被弃如敝屣的高长虹，侥幸躲过去。虽蹉跎了岁月，却免遭灾难。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延安的文化人按党的指示分赴各地，准备配合我军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高长虹向毛泽东提出想到美国去研究经济学，这一要求理所当然遭到拒绝。他提出到东北去开发金矿，用产业为全国解放事业服务，这一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空有一腔壮志，却报国无门，任何一个有志者，心理都是难以承受的（《〈胡风回忆录〉中的高长虹》）。

1954年春的沈阳，人们在东北大旅舍见到了高长虹，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那短小身材上一头梳理得十分整齐的垂肩白发，显得个性十足。他身穿中山装，脚穿黑布鞋，步履稳健地走在大街上，十分引人注目，但无人知道这个孤独的老人，就是那个掀起文学狂飙运动的狂人高长虹。

是年，桃花盛开的时节，这位老人寂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富有传奇色彩的鲜活生命戛然而止。

胡风在他遭到噩运之前，听说高长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去，说：“我没去看他，后来听说他病故了。”其间的沉重，让人感慨万端。五四时期培植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磅礴的个性精神，不断在水流云渡的历史变化中，被世故风尘湮灭，高长虹就是悲剧性的一位。

“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是《讲话》后的最重要收获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崭新面貌。作家深入群众生活，深入民族斗争，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在小说方面，最杰出的、影响最大的作家，莫过于赵树理。

1943年夏季，三十七岁的赵树理，被派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那里，他受到座谈会精神的感召，小说创作进入了高峰期。

是年9月，他的小说名篇《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在文坛大放异彩。不但在解放区家喻户晓，在国统区和香港也大受欢迎，甚至在沦陷区传播。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根据自己创作的戏剧《神仙世界》的部分故事情节改编的。描写根据地一对年轻男女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冲破恶霸的迫害、家庭的反对，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下，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追求恋爱婚姻自由，这是一个老套的题材，赵树理的成功，在于他把恋爱和婚姻自由问题同社会制度问题联系起来，透过恋爱、婚姻问题，让读者不仅看到新一代农民正在觉醒和成长，更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农村社会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

而作为小说，故事自然真实，简洁的笔触勾勒出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比如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鲜活得让人过目难忘。所以，《小二黑结婚》成为五四以来在中国民间流传范围最广、影响面最大的一部短篇小说。

不久，赵树理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这篇小说，通过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的曲折过程，反映抗战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小说先发表在《群众》杂志，又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后由多家出版社出版。

《李有才板话》甫一发表，便受到延安的重视，视为是《讲话》的重大成果。周扬写了评论《论赵树理的创作》，其中有：

他的笔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是那样严肃，那样热情。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郭沫若也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板话及其他》，说：

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

周扬和郭沫若都是在1946年，《李有才板话》发表三年以后，才写评论的，且都未涉及小说所反映的抗战时复杂的阶级斗争。

1945年，赵树理又创作了可视为创作高峰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动荡年代为背景，呈现了山西太行山区一个小村庄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的社会图景。既反映了在军阀阎锡山统治下，山西政局的黑暗与混乱、农民遭受的深重苦难，又表现了抗战开始，阎锡山与八路军合作，成立“牺盟会”，共同抗日及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的斗争经历。茅盾在《论赵树理的小说》（载《文萃》1946年12月）说：

（该小说）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例证……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朴质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资借镜。

赵树理还创作了《孟祥英翻身》《传家宝》《福贵》《田寡妇看瓜》等小说，或鞭挞农村旧势力，或批评农村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或歌颂农村中出现的新人物、新的精神风貌。为新小说的发展作了新的开拓，比五四时期的“文学为人生”，特别是左翼文学运动提倡的空洞的“革命文学”更深入而具体，这是《讲话》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优秀作品，而赵树理也成为实践《讲话》精神的典范。

历来，文学批评总是滞后于文学创作。周扬、郭沫若、茅盾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更多的还是着重社会和政治层面，他们的人生经历与赵树理经历的长期生活磨难完全不同。《庄子·秋水》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列宁深刻了解托尔斯泰，方写出准确评价托翁和其作品的文字，他们并不了解赵树理，安能真正解读其小说？皆是不得实际之虚枵之语。

赵树理是经历过长期的生活磨难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他在长期生活和创作实践中，摸索出自己具体的小说经验。他是为农民而创作，其作品中所写的往往就是农民的生活和斗争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说：

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也算经验》）

比如，他写《李有才板话》，就是因为：

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在赵树理看来，写作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是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把他的小说归纳在五四新文学中的“问题小说”一类。但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不仅是写农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还勾勒出农村伟大变革的时代图景，远远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问题小说”。

赵树理的小说不仅讲了很多新鲜深刻的故事，还塑造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与失望，描写了受深重压迫的贫苦农民，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左翼作家主题先行地涉笔觉醒反抗的一代新农民，但因生活、情感与农民相去甚远，不可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农民形象。茅盾的《春蚕》《秋收》中的老通宝，曾被誉为“逐渐觉醒”的一代农民，而“最初的觉醒意识，是在他‘明朗朗’的眼睛里透露出来”。那是些溢美之词，老通宝们的“觉醒”之说，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深入群众生活与斗争，小说中的小芹、小二黑、李有才、铁锁、孟祥英、老杨、小常等“小字辈”基层干部，都是赵树理身边生活中的各色人等，朝夕相处，感情已打成一片，十分熟悉。赵树理信手拈来，写入小说，稍加点染，一群觉醒的农民和革命干部，便成了小说中的“陌生的这一个”，带着扑鼻的泥土气息，鲜活真实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写小说，有的作家是冷眼旁观或居高临下处理所熟悉的人物，如鲁迅写《阿Q正传》，钱锺书作《围城》。还有些作家，比如赵树理，是身临其境，置于人物中间，热情洋溢地记叙他自己喜欢的人物，不无幸灾乐祸地嘲笑他更熟悉的三仙姑、二诸葛之类的落后人物。相较而言，他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这类人物，刻画得更活灵活现，令读者印象深刻。从中可看出，赵树理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营养，创造性地用于创作实践。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赵树理的小说在民族化、大众化这方面，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从五四新文学倡导“平民文学”以来，小说已有变化，但多在内涵摆脱封建桎梏这方面，实现文学的民主化。后来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学的论争，抗日战争期间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也多停在理论层面，创作实践者甚少。赵树理的创作实践，正是在不断探索文学民族化、大众化这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赵树理的小说中，那些有头有尾、环环相扣、层层推演的故事，那些用白描手法所作的细腻描写，那些完全口语化的妙趣横生的小说语言，富有中国气质、中国作风，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像许多作家一样，赵树理个性鲜明的小说，如何评价，一直存在着分歧与争论。但其小说在雅俗共赏方面，迄今尚无争议。

有史学家说，赵树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孕育的农民小说家。此言谬矣。言此者，意思很清楚，无非是说赵树理的文学素养有限，只是个能讲故事的乡巴佬、土包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社长，笔者的老领导严文井，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与赵树理同住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的一座四合院，二人关系很密切。他曾多次给我们讲赵树理肚子里是颇有“墨水”的。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还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和一些外国作品的译本（包括林琴南的译作）。他的科学常识很丰富。我这才明白，老赵并不是个“土包子”，他肚子里装的洋货不少。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不知怎么说起了某个人的“桃色新闻”，赵树理一下子联想到契诃夫的《在避暑山庄里》，便详细地讲了那个幽默故事的内容和细节。甚至连巴维尔妻子恶作剧写的那封假情书，都差不多背了下来，逗得大家笑出了眼泪。笑过之后，有人禁不住问：“老赵几时迷上了外国的东西？”

据赵树理自己讲：

读外国作品，总觉得文字别扭，不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在感情上跟他格格不入。

赵树理又说过：

翻译的东西读多了，受了影响，说话写东西也变了腔调，这会限制读者的圈子，限制在知识分子中。工农分子读不了。

赵树理对外国文学作品之论，显然存在片面性，此处不论。这里要说的是，赵树理还是读过不少外国小说的；读外国小说，让他自觉思考小说的中国化、大众化。

大凡读过赵树理早期小说的，无人怀疑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也熟悉西方的艺术手法。说赵树理是泥腿子作家，是没根据乃至歧视之论。

且举1930年12月写的《打卦歌》为例：

铃铃金钱旋案落，

憔悴游人来问卜。

一掷再掷已六番，

卜士敬问座上客：

“阁下此来欲何占，

将为求财抑高迁？”

……

“闻道山西方太平，

携囊扶母逾太行……”

——卜士倦坐苦言频，

搁笔横肱待其陈。

占者座上略欠伸——

“携囊扶母逾太行，

石峦越尽凝眸处，

信步卜居入上党。

囊空无物苦饥寒，

依依母子泪阑干。

少年挥剑千钧臂，

方今提得乞儿篮。”

……

村庄男妇走相逃，

枪声震处裂人胆。

鸡鸣藩篱屋宇空，

尘封旅道行人断。

……

《打卦歌》写的是军阀混战致民不聊生，四处逃亡的悲惨景象，有《琵琶行》的神韵。

再举1932年2月发表在《民报》上的《歌生》一则：

竹荫动处，

蓦地里浮出天人；

古人云“倾国倾城”，

似这等美人儿，

便是天地也难胜。

把世界上美丽的字样儿写尽，

又何曾道得着她半分。

只她那面人一掬溶人笑，

裙下八面醉魂风，

任你是心冷如水志如鹏，

见她时，

管教你一步也走不动。

……

爱玉颜，常对镜；

怜娇音，每自语；

独自穿进花间去，

一步步低头顾。

……

读这有风趣、有声调、有神味的文字，自然会想到赵树理谙熟元曲之功底。

将上面的《打卦歌》《歌生》与《小二黑结婚》相对照，可见赵树理手中，有多支笔，既可写古雅意趣的文字，又可写雅俗共赏的小说。对此，赵树理自己这样表述：

我会说两种话，跟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话；跟农民说农民的话。

“跟农民说农民的话”，是不得不为之，是逼出来的。

一日，赵树理兴冲冲地给父亲赵和清朗读他最喜欢的鲁迅之《阿Q正传》，刚读到阿Q与小D在钱府的照壁前斗得不可开交时，赵和清老汉早已失去耐心，打断儿子的朗读道：“得了，得了，收起你那一套吧，我没兴趣，也听不懂！”

然后把旱烟袋敲掉烟灰，往腰里一别，扛上锄头下地去了。顺手拿上家里的《秦雪梅吊孝》。

《阿Q正传》在新文学史上算是扛鼎之作，竟然在农民中找不到知音。赵和清算是个识文断字的农民，而且有一肚子堪称民间文学的故事，是赵树理家乡尉迟村公认的说书高手。连这样的农民都不能接受《阿Q正传》，令赵树理颇感意外和沮丧。他不得不考虑，写农民爱听的小说。他不像那些“革命作家”，东抄西摘马克思有关文艺思想的话，空喊口号讨伐别人，唯独不去艰苦而真诚地深入生活，不知为谁服务。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受社会风尚的影响，与时代的发展相生、相发展的。赵树理的小说，是在抗战时期解放区的民主变革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为广大农民创作的。为了让不识字的农民读得懂，他向民间文学传统学习，创造性地创作了赵树理式的民族化、大众化小说，催生了新的创作流派——“山药蛋派”。其深厚的文化意蕴与老舍的“京味”小说交相辉映。

当然，通俗小说是不能取代经典小说的，二者对中国文学而言，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一次，丁玲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骡马大会上，看了赵树理编的秧歌戏《娃娃病了怎么办》，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记砖窑湾骡马大会》，表达了她对赵树理秧歌戏的观感。她承认农民极欢迎赵树理的戏，但结论却是：

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部。

丁玲读过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也知道这些小说在延安是多么受群众欢迎，连《解放日报》都予以连载。她的上述评价，绝非只对秧歌戏而论，而是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评价，而且，这并不只是她个人的观点，怕是代表延安文化人对赵树理创作的印象。

赵树理自然常听到这样的议论，经过世事磨砺的他，满不在乎，却也不无讥讽地回敬道：

大家都要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并不是家——假若一定要把我说成个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

与丁玲的观点相对立的，是一些人把赵树理的小说推崇为新文学的唯一正道，对其他不同样式、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创作一律抹杀。

现在回过头再重温赵树理的小说，在依然有新鲜感的同时，那些曾让我们感到丰富的生活，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社会中简单的对立、对抗；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也只不过是不同阶级类型化的人物。生活和人物都被政治化、简单化了。

这就是赵树理小说闪过光芒之后即黯然，沈从文的小说呈现复杂生活、复杂人性而依然光芒四射的原因。

但赵树理却不是那种紧跟政治形势，事过境迁后被遗忘的作家。他儿子赵二湖说：

说起来是一个奇怪现象，我父亲这么一个紧密靠近政治的作家，这么个不怎么“文学”的作家，恰恰没有陷进许多作家都掉进去的“高大全”“假大空”的概念化泥潭，没有成为看风使舵随波逐流的“跟风派”，去写粉饰现实的作品。反而在这时用沉默和反抗凸显了他的文学价值和人格魅力。

赵树理是位从农民中走出来，用农民的思想、立场、语言来表达农民生存状态的作家，是乐农民之所乐，哀农民之所哀，急农民之所急，当农民利益和当权者发生冲突时，敢于为农民说话的作家。

赵树理，出生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

赵树理母亲生过几胎女儿，只活下一个。赵树理爷爷眼巴巴盼生个孙子继承香火，赵树理一降生，爷爷就高兴地给他取个乳名“得意”。五六岁读书时，又给取官名“树礼”，是按本家宗室“仁、义、礼、智、信”的顺序排下来的。

到了1930年，二十六岁时，赵树理将“树礼”改成“树理”，表示要“破封建社会之‘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

1920年入高级小学，毕业后当过乡村小学和私塾教师。1925年考入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开始受到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运动影响。入校一年后，作为领导之一，发动驱逐校长学潮。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各地抓捕进步学生，赵树理逃离学校，四处流浪。又一年后，考取沁水小学教师之职，任城关小学教师一个月便被捕。因无“罪状”，1930年被释放，再次过漂泊生活。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关于赵树理的家庭成分，至今众说纷纭。

赵树理在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同学，比赵树理小两岁却高两年级的王春，在赵树理已到北京的1949年1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文，当中说，“他的家庭，并不是吹鼓手，而是一个贫农家庭”，“他是穷人的儿子”。

可笑的是，这个一直以赵树理同学、最权威讲述赵树理者自称的王春，并不像赵树理那样，一直讲实话。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就拆穿过王春，他对传记作家陈为人（笔者曾为陈为人的《马蜂无刺》一书作序）说：

其实我家不是太穷，再穷还有十六亩地。你去过尉迟没有？我家那房子（赵树理故居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四周都是由两层的砖瓦楼房围起），就不是一般人家能盖起的。我爷爷是做买卖的。算是村子里有办法的人家。我爷爷能识字看书，还会算卦，在北方的农村里，大部分是文盲。他已经是另类了……（王春之所以作假说赵家穷）那是为适应当时党的阶级路线。贫下中农才是我党的依靠对象。严格说来，他是穷人堆里的富孩子，富人堆里的穷孩子。如果真是赤贫人家，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呢？

赵树理生在尉迟村。尉迟恭，乃唐太宗手下的两位开国大将之一，另一个叫秦琼。后二人被神化为门神。尉迟恭被封为“吴国公”，其人耿直，好打抱不平。贞观年间，杀了贪官，逃出京城，流落此地，隐姓埋名，以编织为生。村人为纪念他，改名尉迟村，并修尉迟庙。尉迟恭一身正气，成为当地村民的心中的偶像，也深深影响了赵树理。

赵树理自己说：

我从六岁起，由祖父教我念《三字经》和一些封建、宗教道德格言，不让我和其他孩子玩，并且要我身体力行能为我所理解的那些道德行为……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

在传统文化熏陶下，赵树理行德积善，在生活中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幼时，他每做一件好事，便将一粒白豆放进一瓦罐里，做一件坏事，就往罐子里放黑豆。

为了贴补家用，在天寒地冻的冬闲季节，父亲把毛驴装备完毕，把一条鞭子交给儿子，赵树理会赶着毛驴去驮炭（山西人称煤为炭），从阳城煤窑驮满炭，运到端氏镇，往返百里，挣钱给家买盐扯布。

赵树理就是一手握驴鞭，一手攥笔杆，成了“驴背上的状元”和农民作家。

20世纪50年代初，笔者爷爷家住禄米仓，离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即赵树理的居所只一箭之遥。一年夏天，笔者从天津到北京爷爷家度暑假。一天，笔者硬让爷爷带去南小街总布胡同口买油饼。天津人喜吃油条，油饼见得少。老板在街口支着一口油锅，摆一长条案、两条长板凳。此时，见一农民，老头儿，一身短衣打扮，正蹲在长凳上，挤在几个赶大车的中间，端着大海碗喝豆腐脑，吃油饼，还操着山西土腔，大声与人家唠着家常。爷爷说，蹲在凳子上的是作家赵树理。那时，《小二黑结婚》已家喻户晓。笔者深深地记住了他。

笔者再次见到赵树理，已是到北京上高中了。家住遂安伯胡同，离总布胡同也很近。那时因喜欢文学，笔者由住禄米仓的军旅作家王愿坚介绍，成了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严文井家的常客。后来，笔者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成了严老的部下。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严文井家偶尔见过赵树理几次。好像是他在京开什么会，到旧居拜访老邻居。那时，他身穿一件棉大衣，抽着很呛人的旱烟，比第一次见面，好像整洁了些。只不过脸上蒙上了淡淡的愁云，那一脸近乎狡黠的笑已不见了。

严文井老人在他走后，讲了不少赵树理的趣闻，说老赵酷爱家乡戏上党梆子，常常主动“送戏上门”。有时天色已晚，他常会“推门而入”：“老严，我来给唱段上党梆子！”接着，他不用等“老严”让座，已一屁股坐在书桌边，双手并用，代替打板和锣鼓，同时高亢地哼着过门。一段惊天动地的曲调，便在大屋子里回响。还没等醒过神，琢磨出意思，老赵又主动说：“还有一段更好的！”又是双手并用，哼过过门，放声高唱，又是声高震屋，曲调飞扬。

严老说：“这个晚上，老赵倒是尽了兴，而我则有苦说不出。”

其实，严老要说的，是赵树理那时的寂寞，与当时现实生活不能融合的寂寞。

丁玲在进北京城后不久，有一篇日记，写一同进城的赵树理，值得一阅：

一清早同着家里人去见赵树理，我们谈了一阵，内容零乱的很……这个人是一个容易褊狭的人，当他看见我打开我的点心包吃了半片饼干之后，又看有面包，他惊奇地叫了一声：“面包？”……忙分了一点给他，他却推开说：“我没有吃面包的习惯！”我几乎笑了。

那时，已当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丁玲，经常在开有关会议时说：

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吃窝窝头了，要给他们面包吃。

这自然不是在讨论饮食，而是在谈文学创作。在丁玲两次以调侃的语气提到面包背后，实际上已表现出，当时文坛对赵树理创作的“窝窝头”，是嗤之以鼻的。相当一部分文坛掌权者，也是看不上赵树理们的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及其旗下杂志《说说唱唱》发表的“窝窝头”的。

在全党批判彭德怀反党罪行的1959年冬，赵树理以农民作家的良知，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给陈伯达写了一封被称为“与彭德怀一文一武遥相呼应，猖狂向党进攻”的万言书。全国作协奉命展开了对赵树理的大批判。

而赵树理向中国作协所交的书面“检查”中，有这样的话：

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建议的解决办法，姑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

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紧的锣鼓活跃起来。

赵树理坚持真理、桀骜不驯的性格，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灭顶之灾。他是被人活活打死的。据说那天下了一场滂沱大雨。

第七章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郑振铎抢救珍贵文化典籍；马寅初剑指四大家族；郁达夫为国献身；叶圣陶、李劼人等给历史留下几个真实的镜头

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

长衡会战展开，国民党军再度失利。

为提高战斗力，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大整训。

国共重开谈判，赫尔利与毛泽东就国共合作问题，达成共识。

1944年年底，毛泽东谈1945年中共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1945年年初，新四军南进，成立苏浙军区。2月，山东八路军发动春季攻势。

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豫西鄂会战展开，国民党军以惨重代价，重创日军。

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为中共确定任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5月，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

5月，国民党六大召开，会议通过的议案有以政治方针解决中共问题等。

6月，国民党军收复湘西沦陷地区。

7月，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五次谈判，中苏两国互作让步，但仍未达成共识。同盟军发出最后通牒，促令日本投降。中、英、美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发布。

8月6日和9日，美国军队逼近日本本土的同时，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一枚原子弹，引起日本朝野巨大恐慌，日本军事失败已成定局。8月8日，苏联履行《雅尔塔密约》，百万大军横扫东北。

两天后，朱德下令对日大反攻。

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这两年，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继续以战士的姿态，以文艺、教育承载历史的信心和勇气，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精神价值取向和理想诉求，满腔热血，共赴国难，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战争中。

抗战期间，这些文艺家、教育家、哲学家战时的文艺作品、教育思想、哲学探求，还缺乏更宽广、更阔大的历史、民族、文化背景；在精神和人性的深度发掘上，甚至缺少哲学和理性张力。但是，他们向世界传递出民族脊梁雄壮而坚韧的生命脉息，给历史留下确凿的、永不磨灭的记忆。

郑振铎在沦陷的上海，节衣缩食，或举债，或“剜肉补疮”，冒生命危险，为国家抢救大量散佚的珍贵文化典籍。马寅初在重庆，“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败，锋芒直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之财；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以给日军当“通译”为掩护，坚持抗战，最后喋血异国，遗骸无踪。叶圣陶，在抗战时工作完全转到教育和编辑方面，创作不多，但还是创作了几篇小说，歌颂能以抗战大局为重的普通人，为全民抗战的雄壮年代，留下几个真实的镜头。

“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郑振铎在沦陷的上海抢救珍贵典籍

上海的“孤岛”日子结束，正式沦陷是1941年12月8日。“孤岛”活跃的文坛，自然也随之凋零，但上海文学界经过短暂的沉默和调息，各派爱国力量重新聚合，抗战文学仍在坚持战斗。

一直坚守在上海的郑振铎，从抗战伊始至1945年抗战胜利，化名陈敬夫，以某文具店职员身份掩护，从事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抢救、收购、整理、保护祖国珍贵的文物、遗产——古籍图书。到1944年，抢救在手的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竟达八百三十多种。其中多是国宝级典籍，可谓居功厥伟。

郑振铎是作家、史学家，更是爱国的知识分子。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民党背叛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乘船离开上海港时，见那里停着美、英、日等国军舰，万分感慨，写《离别》一文，说如果这些帝国主义的军舰在自己返国时，“还没有退去中国海，还没有为我们消灭”，那么他要以“更猛勇的力量”，“消灭他们”。黯然去国，却豪情冲天。

1931年，郑振铎归国后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此间，他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等进步期刊，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多种著作。还和鲁迅合编《北平笺谱》。

1934年，郑振铎辞去燕京大学教职，到上海就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应邀为生活书店编《世界文库》，同时参与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完成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

1936年，郑振铎与茅盾、叶圣陶等文艺界名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同年针对国难当头、国民党黑暗专制的现状，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二十一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是年，发表历史小说《桂公塘》，小说颂扬在国难当头之际，敢于挺身而出，为国尽忠的前贤。与此小说不同，《取火者的逮捕》则是借古喻今，鞭挞蒋家王朝的残暴和黑暗。

1937年，郑振铎又与许地山、林语堂等人发起“中国非常时期高等维持会”，12月4日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经香港新闻检查当局删节，登载在5日的香港《大众日报》上。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

上海沦陷后，他和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秘密出版进步书籍，除《鲁迅全集》外，还出版了《列宁选集》《联共党史》等革命图书。郑振铎个人还编著了《中国俗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等书。创作了大量散文，后编为《蛰居散记》出版。

郑振铎久居上海，在战火纷飞、时局动荡的上海滩和江南一带，他目睹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古籍文献大量流失和毁坏。而幸存下来的，为日伪及美、英等国驻华机构，或高价收购，或恃强抢劫，将文物成箱成箱地运往海外，让郑振铎心急如焚。

1940年年初，郑振铎与同样痛心文件散佚的在沪著名爱国人士，如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经多方运筹，争取到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的拨款资助，用于郑振铎诸人抢救珍本、善本图书。中英文教基金，系英国把清政府的“庚子赔款”的部分银两，以援助中国文教的名义资助中国。列强半个多世纪前血腥掠夺中国珍宝，如今中国人的“赔款”用于又一次遭遇列强抢夺的中国文物，无论如何，这是历史的进步，却极富悲怆色彩。

据陈富康先生在《书生报国：徐森玉与郑振铎》（《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一期）一文介绍，在抢救上海文物的悲壮行动中，有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国学人物不能不提，那就是国学大师徐森玉。

徐森玉，民国初年曾在教育部、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部门工作。1933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金代刻本藏经卷子（朱自清日记，是年8月有记）。这些藏经卷子，郑振铎在徐森玉处看到后，异常兴奋。郑振铎在《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中说，此发现：

可惊动一世之耳目，或当有类于敦煌宝库的发见吧。

次年，郑氏编印《清人杂剧二集》时，曾将对徐森玉的感谢写进该书的《题论》。

郑振铎诸人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一年时，徐森玉衔命从重庆前往上海，秘密参与文物的验收和抢救工作。从1940年12月18日郑振铎致张咏霓的信中可证此事，信中说：

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乞秘之），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说。

七天后，郑氏又致函张咏霓，云：

森玉先生来，谈及渝方将开会，索购书之约略统计；兹以二日之力，略加计算，拟就一电。

为安全和郑重起见，郑振铎属名“犀谛”（从其笔名“西谛”来）、徐森玉属名“子裳”（从“霓”字来）、何炳松属名“如茂”（从“松”字来），联名于12月23日以电文发给重庆的央图负责人蒋复德，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该电第一句曰：“森公已到，谈甚畅。”接下来是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上云：

本月廿日止，已得……善本书总约三千种，内宋密卅种，元本七十种，明本千余种，名人抄本八百种，未刊稿本三十余种，密藏孤本不少，其他普通应用书为数更多……共用款四十二万……（收购图书装箱后）当即由森玉先生及我共同签字贴封为凭。

可见郑振铎、徐森玉工作热情之高、效率之高、态度之严谨。

此电文，今犹存台湾“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曾在家设便宴，招待徐森玉、张咏霓、何炳松，研究工作，相谈甚欢。后又与徐森玉到沪上藏书名家的宅第，如嘉业堂刘宅、中国书店金姓寓所观看、鉴定、选购图书，又是在郑振铎家，徐森玉、张咏霓、何炳松边吃饭，边研究如何将这些购置的古书运出上海等事。

鉴于郑振铎等人忘我地收购古籍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徐森玉于1941年1月20日致信蒋复璁，说郑振铎等人“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

一个月后，何炳松也致蒋复璁信曰：

此间事实际奔走最力者，当推西谛（郑振铎——引者）兄。而版本价格之审定则咏老（张咏霓）最称负责。自森公（徐森玉）驾临后，日夕与西谛兄商讨新本，检点旧藏，逐书经眼盖章，劳苦功高，同人极为心折。承奖贤劳，唯上述三公，足以当之无愧。弟则始终仅负支付款项之责，即此且与咏老共之，确属无功足录。

上述两信，也藏于台湾。此两信，是对郑振铎在国难当头之时，不顾生命安危，积极抢救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功绩的表彰。知识分子的这种爱国精神，将与抢救的文献典籍共存。

徐森玉、何炳松二公，在致蒋复璁的信中，均建议重庆当局，应对在抢救古代典籍中表现卓越的郑振铎予以适当奖励和补贴。郑振铎得知，给蒋复璁写了封长信。录于下，让读者看看一介书生的爱国情怀、高洁可鉴人的文化灵魂：

森公在此，每事请益，获裨良多，至感愉快！几于无日不聚，聚无不长谈。奇书共赏，疑难共析，书林掌故，所获尤多，诚胜读十年书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为弟之立场计，不能不慎重声明素志。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此事殊骇听闻！弟事先毫不知情……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的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问也……

国难未已，分金均宜爱惜，我辈书生至今尚得食国禄，感国恩已深，虽此间生活程度颇高，然量入为出，差足仰养俯育，更不宜乘机取利，肥自肥家。读书养气，所为何事！见利忘义，有类禽兽。良知未泯，国法具在。务恳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

郑振铎的爱国之心，深深感动了蒋复璁，但他还是劝郑振铎收下这微薄的补贴。郑振铎依然以“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断然不收补贴。

徐森玉也是劳苦功高，在沪奋战七个月，又不畏艰险护送两大堪列“国宝”级的珍贵文物离沪。郑振铎在致蒋复璁信中，说：“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

徐森玉走后，郑振铎又全力投入一重大抢救收购战役。此乃南浔张芹伯的极其珍贵的适园（又称菦园）藏书。郑振铎认为，“此事如成，我辈之工作便无多大重要者矣”。因此，他“不辞劳瘁，不畏艰苦”地投入工作。但这批图书价值连城，收购价格也极为昂贵。郑氏致电重庆，希望获得国民党政府巨额拨款。不久，得到重庆电报云：“芹货决购，款即全汇。”据现存台湾文件，有“力奉‘主席’代电令，仰该馆（央图）迅即鉴定收购南浔张氏适园藏书具报”等文字。可证，蒋介石下令，完成收购。

原本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款项），没想到巨款有着落了，张家在价格上又有提高，于是又反反复复地艰难谈判。后更雪上添霜的是郑氏等得到敌伪也在暗中接洽夺取适园藏书的消息。在郑振铎等人的努力下，抢在敌伪之前，与张家签订《希古堂与张芹伯订立购买菦园全部藏书合同》。郑振铎经“数月辛勤，告一结束”，殊可慰了。于是，他拿起毛笔，在漂亮的彩印笺纸上，挥毫给徐森玉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长信，其中有灯下披阅菦园藏书，“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乐趣；有“一手任之，若饮醇酒，陶然自醉”的陶醉；有“窗外月色至佳，莹晶一片，益增静谧”的悠然……

此信现存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是否展示过，不得而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郑振铎等人的秘密收购文件工作，被迫暂停，但收藏转移已收购的文物的更艰巨的任务，却刚刚开始。

上海全面沦陷的第八天，郑振铎获悉北平图书馆已经被敌伪接收，上海也难以幸免。徐森玉告诉过郑振铎，北平沦陷前后，有一批图书秘密运至上海。

为保护这些图书，化名后蛰居上海的郑振铎多次秘密与重庆联系。三个多月后，徐森玉赶到上海，与郑振铎联手，保护转移在沪图书。并且，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还为国家收购了《南宋群贤小集》。此乃宋陈起编，宋嘉定至景定年间临安府陈解元宅书籍铺递刊本。有清朱彝尊手书题记。朱彝尊者，清初学者、词人，应博学鸿儒科试，任翰林院检讨。曾预修《明史》。有他的题记，足见该书之珍贵。此书原是来青阁旧书店杨寿祺收藏。为还归国家，其还作长跋一篇，今藏台湾。杨寿祺的爱国行为，受到尊敬，他自己也自豪地说：“八年之内，始终确认国家之永在。”

郑振铎等，将北平运到上海的“三百数十箱”文物，“分移多处民房中密藏”，万无一失之后，他个人还在没有政府拨款的情况下，以“剜肉补疮”的办法，自掏腰包，购得过《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明代嘉靖版黑口本《秦词正讹》残卷等。他在1944年写的《清代文集目录·跋》中说：

此三年中，志不旁骛，专以罗致清集为事。三年心力，毕耗于斯，而财力亦为之罄焉。力所不及，则缩食节衣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

穷其四年，郑振铎竟收购珍贵古籍八百三十余种，并做大量整理工作，或写题跋，或写札记，并在日记中详记版本、内容等。他的努力付出，艰苦备尝，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自云：“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叶圣陶在《〈西谛书话〉序》中高度评价郑振铎在国难中抢救古籍的贡献：

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备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亡人国者，必亡其史。故史不能亡，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亡也。郑振铎是捍卫中国灿烂文化典籍的战士。他的爱国精神，与史同在。

“敢言敢怒见精神”——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下的马寅初

说马寅初，不得不提他的“六马”和六十寿诞逸事。

马寅初于清光绪八年农历五月初九（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绍兴。按干支历法，马寅初生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加上姓马，集五马于一身，乡里视为神人。

1941年，是马寅初的六十华诞。去年，马寅初因经常公开发表揭露国民党腐败的言论，令蒋介石十分不悦，派宪兵逮捕了他，秘密从重庆幽禁到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对外宣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情况，业已首途”，混淆视听。

集中营奉上峰之命，为马寅初办了寿宴，马寅初手持酒杯，心想马家三世未有活过六十岁的先人，如今自己落入虎口，凶多吉少，于是开怀痛饮，以酒浇愁。

其实，马寅初悲愤之时，重庆各界朋友并未忘记他。3月30日，重庆各界朋友为他举行了没有寿星的祝寿会。中共驻重庆重要领导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了巨幅寿联：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重庆《新华日报》也送了寿联，云：

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提出国家为发展经济计，应施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理论。不幸遭到举国批判，有人便诬蔑马寅初是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走卒，称马寅初为“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又多了一个“马”，成了“六马”先生。而马寅初自己却说：“我这匹老‘马’，是马克思的‘马’！”

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又后来，马寅初最早提出，遭到批判的“计划生育”理论，竟然成了重要国策而付诸实施，此马真乃神马也。

作为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抗战爆发后，考察中国战时经济过程，发现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及军政要员，利用各种手段大发国难之财，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概括这些手握权炳之人的丑行。批判锋芒直指腐败的蒋家王朝。

在一次经济会议上，马寅初演出了一出好戏。他手持一张五万元票面的纸币，走到主管财经的孔祥熙面前质问：“今天这张钞票能买到一刀草纸（如厕用的手纸——引者），到明天买一刀草纸就要花一车子这样的钞票了。”众人大笑，孔大怒。

孔祥熙过五十寿诞，自然会大摆宴席，邀请政要、名流来祝寿，收到请柬的马寅初手提两斤猪肉、三斤挂面，在宾客异样的眼光中，大摇大摆地到孔府赴宴。孔祥熙见之，心里已有不悦。

寿宴开始，有人为讨好主人，提议大家讲笑话，让宴会喜庆热闹起来。马寅初偏偏喜欢讲笑话，于是站起来，说兄弟我不会讲什么笑话，今天讲故事给孔部长的大寿助兴：

从前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一天，父亲叫三兄弟一同上山砍柴，傍晚三兄弟回家，父亲看到“年纪”砍一把，“学问”一点都没有，只有“笑话”砍了一担。

在座的人自然听出，马寅初用“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把”来讽刺孔祥熙，听后，宴会鸦雀无声，宾客都会心一笑。只有孔祥熙吃了哑巴亏，挨了骂，还只能赔笑脸。

一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讲话。马寅初突然站起来，当面质问，孔被问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说：“我是孔子后人，不会贪污的。”有人见状，给孔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提议会议休息十分钟。解了围的孔祥熙落荒而逃。

为了拉拢马寅初，蒋介石和孔祥熙曾派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去马寅初处，传达政府恭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的命令。

马寅初识破蒋、孔之计，说：“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怕办不到。”此后，蒋、孔几番派人游说，马寅初终不改不予合作的初衷，令蒋、孔很丢面子。

蒋介石还曾派马寅初出使美国，被马寅初以国难当头，自己应与国家共命运为由婉拒。后又有人上门游说，只要他出使美国，就可以将重庆北碚立法院的宽敞的好房给他，想购买当时紧缺的黄金，也可照办，甚至他愿在美国长住，经费也不成问题，都被马寅初严词骂回。

不久，黄炎培请马寅初吃饭。饭毕，两人正聊得痛快，一个跑堂的送来两个鼓囊囊的大信封，说是两位先生让他转交马先生的。马打开一个信封，是一支美国派克金笔，另有一纸条，写着“笔下留情”。另一封信里，装有两颗明晃晃的子弹，也附有一纸，上书：“如你不识相，还要开口攻击党国要人﹐就叫你俩尝尝这种‘卫生球’的味道！”

黄炎培见之，曰：“这是一个武的，这回让你过过‘武昭关’！”

马寅初面不改色，叫过堂倌，说：“回头有机会见到那俩送信的朋友﹐请转告他们一声﹐说这两份厚礼我马某人都收下了！”

黄炎培劝马寅初，下星期的演讲不要去了，太危险。

马寅初顿足正色曰：“二万里江山落尽胡人之手，何敢再惜这区区五尺之身，演讲照去！”

不久，马寅初应中华职工学校之请，前去演讲。他历陈孔祥熙和国民党政要“贪污”“发国难财”等丑行，然后话锋一转，数落起蒋介石来：

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

马寅初越说越激动，调门也越高。然后，他突然停下来，用手指了指台下的儿子，义无反顾地说：

今天我出来讲演，遗嘱已写好了，儿子也带来了，我已无所顾忌，该说的，还是要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你们有枪就拿出来打吧！就把我抓起来吧！

1940年春，重庆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为来自前线的将官班学员讲课。马寅初是经济专家，大家都希望了解战时中国经济问题。马寅初即发表《抗战财政问题》演说。马寅初介绍了抗战财政紧张的严峻形势，以及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倾其所有共赴国难的悲壮正气。然后愤然揭露四大家族和军政头目不择手段，大发国难之财的泯灭天良的勾当。他高声说道：

这种猪狗不如的东西，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宋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从前线下来的将士，曾在抗击日寇的战场，用生命和鲜血保卫疆土，听到四大家族大发国难之财的罪行，群情激愤，报以热烈掌声。主持人听得心惊肉跳，又不敢上台阻止人望甚高的马教授发言，在台下面色苍白，如坐针毡。等马寅初习惯地说“惭愧，兄弟讲完了”，主持人连谢谢都没说一声，就马上把马寅初送出会场。

马寅初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郭沫若语）。

马寅初在抗战时发表了那么多批评国民党政府专制、黑暗、腐败的言论，蒋介石曾力图笼络住这位极有人望的经济学家。但让他很失望，蒋介石派马寅初到美国考察，并非只为图耳根子清净，也确有因材施用之意。他不会想到，马寅初的抵触情绪竟如此剧烈：“非要我去，就让宪兵来押我！”再请人去劝说，马寅初又曰：“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立法委员。立法委是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嘛。”接着，说得更难听：

以前，我给委员长上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只有学生拜见老师，哪有老师去见学生的道理。

多次恩威并重劝说无效，部下对其施之威逼无果，万般无奈，蒋介石只能下令秘密软禁“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马寅初。现在，没有资料证明马寅初是反对蒋介石，不推翻他誓不罢休的，也没有证据显示蒋介石对马寅初有“必杀之而后快”之心。当时，马寅初还是一位国民党中富有民主改良思想的有着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

马寅初是在家里，被宪兵队袁团长一干人带走的，走在重庆大学的校园时被学生发现。马寅初神态自若地与大家打着招呼，但从宪兵的严肃行色来看，马院长是被迫带走的。警惕性较高的师生见状，奔走相告，不大会儿，众人便将宪兵队一干兵勇和马寅初围个水泄不通。问他们为何羁押马院长，团长说：“只不过是蒋委员长请马先生去战区考察经济问题。”

师生不相信，提出既然去战区考察，就应该让马院长带上秘书，以便照顾。团长当然做不了主，予以拒绝。师生坚决要求让马院长临行前给大家讲话。团长难以违拗师生的要求，只好同意。

学生簇拥马寅初到学校大礼堂。马寅初说，请宪兵队袁团长先讲。袁说，马先生学问好，还是由马先生讲。又说“马先生‘言论超出了范围’，应受到处分”云云。

轮到马寅初讲话，他很平静，说，方才袁团长说兄弟我的言论超出了范围，兄弟不知道究竟超出了什么范围，兄弟只知道孔祥熙、宋子文他们的行为超出了范围……

袁团长听到这里，吓得面色大变，惊慌失措地制止了马寅初的讲话。然后师生悲愤地看着袁团长将马寅初带走，押上汽车，呼啸而去。其时是1940年12月6日，正是南方阴冷的日子。

因不满羁押马寅初，重庆大学的校长叶元龙辞去校长职务。蒋介石另派其秘书梁颖文继任校长。结果梁上任一星期，便被愤怒的师生轰出校门。即日，校园鞭炮齐鸣。

后来，在马寅初六十大寿时，重庆大学师生为缺席的寿星举行隆重的“遥祝”庆典，在校园里，修造了一座“寅初亭”。其匾额由冯玉祥将军题写。何香凝献上亲手绘的《松鹤图》。

马寅初先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1942年，上饶集中营向福建转移，马寅初则被送到桂林软禁。临行前，蒋介石曾派亲信、手握兵权的大员顾祝同，特设宴为马寅初饯行。顾祝同素知马寅初安贫若素，对于身外之物，一芥不取。重庆坊间一直传说马寅初在重庆任教时，冬日大雪纷飞，窗外积雪盈尺，马寅初无柴取暖，虽手足冻僵，依然埋首案头工作，对马寅初的为人，深表敬重。临行前，顾祝同嘱押送人员，将自己珍藏的名贵“大红袍”半两塞入马寅初的行李中。明赠，马先生定要拒绝。真正的“大红袍”，产在武夷山，年产四两，清代时一两献皇帝，一两献巡抚，余下二两地方享用。顾赠马半两，乃一大礼。后马寅初不饮不弃，留之作为警戒。近闻，“大红袍”原株已封存，不再摘采。真正的“大红袍”绝迹于市也。

转移途中，马寅初曾目睹大批衣衫褴褛的流亡学生。马寅初说服押解他的人员，将自己乘坐的卡车腾出一些地方，载着身处绝境的学生一路同行。而这些在路上相交的学生，常到他住的歌乐山拜望他，伴他度过寂寞的岁月。

一日，《大公报》记者吕润德探望马寅初，正巧随后朱家骅也来看望马寅初。朱向马表示，是委员长派他来看望先生的。实际是蒋介石派来试探马寅初是否服软，不再批评朝政。孰料，朱、马没谈上几句，马寅初即当朱面大骂四大家族操纵财政，大发国难财的各种丑行。朱只能在一旁诺诺而不敢辩驳。留下一支派克金笔后，悻悻而退。马寅初见金笔，立刻追了出去，朱家骅早已乘车逃之夭夭。便对吕润德云：记下此事，传之子孙后代。

四年软禁，马寅初虽人无自由，思想却有了转变，特别是他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已彻底绝望。

丁洪范在评价马寅初这段软禁经历时，说：

马先生是一个有骨气、有见识、有胆量的正直学者。他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坚持真理，坚持正义，无私无畏，不计较个人安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真是难能可贵。

斯言可信矣。这是迄今对马寅初一生最准确的评价，拔高与贬低都不怀好意。

马寅初自1939年5月，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后，建立了特殊的友谊。友谊是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建立的。周恩来十分尊敬马寅初，他对马寅初在经济研究方面，特别是其主张抗战时期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主张，极为赞赏。马寅初在与周恩来多次接触后，对其政治家的风范和个人魅力，心悦诚服。曾说周恩来“之才、之美，人们共仰”。由于周恩来的影响，马寅初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

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1939年以后，逐渐靠拢了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了。

马寅初被软禁后，各界人士从未停止营救。周恩来也一直积极营救。以当时共产党的力量尚不足以影响国民党。1942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马寅初在美留学时的同窗赫尔利，出面向蒋介石提出开释马寅初的要求，蒋为继续赢得美国的支持，答应释放马寅初，但为其画地为牢，不许马寅初离开歌乐山，并不许教书、写文章，致使马寅初经济极其拮据。周恩来得知，指示《新华日报》，说：“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自此，大凡被“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报刊拒绝发表的文章，《新华日报》照发不误，当然，若被国民党当局发现不利于其政府的内容，还是要扣下，不允发表的。但《新华日报》能发表的，皆以最高稿酬奉之。马寅初深为感动。

1949年3月，中共已将国民党赶到台湾，留在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安排下，从全国各地区集中到北平。在北平西郊机场举行的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突然见周恩来乘坐在一辆吉普车上指挥大会，他不顾会议秩序，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人跑到周恩来身边，大声而激动地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

当晚，毛泽东特设宴会。毛泽东举杯为大家祝酒那一刻，马寅初回想起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自己应邀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与毛泽东初次见面，后毛泽东又邀他去住处，恳谈两个小时的情景。仅仅三年多光景，江山易手，乾坤巨变，弱者战胜强者，真让他感慨万千。

马寅初极为崇敬、景仰毛泽东，他受邀与毛泽东等登上天安门城楼，目睹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高声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时刻，心潮澎湃，彻夜难眠。从后来马寅初将孙子起名思泽、思东，把孙女起名思润、思之。看起来有些书生气，却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由衷热爱。

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阐述了控制人口问题的主张。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

受到鼓舞，马寅初将其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新人口论》，《人民日报》予以发表。不料，到了1958年7月，风云突变，康生、陈伯达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接着，毛泽东也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于是，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政治运动，全国包括《人民日报》等，发表了批判文章二百多篇。这些经历，并没有压倒马寅初。上面希望马寅初认个错，此事就此了结，马寅初坚持原则，不肯就范。

1959年夏，马寅初的老朋友周恩来总理，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开宗明义希望他进行检讨。从不违心说假话的马寅初，坚持自己没有错，拂了总理的面子，拒不检查。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十六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大学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二十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如何？”

马寅初知道周恩来的难处，但他坚持说：

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马寅初“不识时务”，“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评者投降”，甚至“直到战死为止”（马寅初语）的态度，招来愈加剧烈的批判。对此，马寅初声明：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既然太阳上也有黑点，‘人世间的事情’，就更不可能没有缺陷。”

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

人口非控制不可。

晚年的毛泽东的这句话，正是马寅初遭到残酷斗争的《新人口论》中的小标题。毛泽东自己否定了自己，这也是一种高尚胸怀。

1979年7月，一个闷热的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冷清了二十多年的东总布胡同三十二号马宅，对已九十八岁高龄的马寅初说：

今天我受党委委托，通知马老：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

同年，《光明日报》载文称：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马寅初的一生，诚如他自题的条幅：

碎身粉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

马寅初于1982年5月10日，离其生日还差十四天，因肺炎复发，抢救无效，病逝于北京医院，走完了他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葬礼隆重而盛大，如海的挽联中，有一副是马寅初的弟子敬献的：

老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国人敬重；

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马寅初在抗日战争期间，敢于仗义执言，揭露国民党黑暗腐败，大发国难之财，锋芒直指四大家族，遭到当局拘捕、关押，却依然勇敢发声，不改初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言控制人口，又屡受批判，坚持真理，誓不改悔。对此风骨气节，舆论曾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且不说马寅初和鲁迅并无可比性，其文化人格、社会影响，也不尽相同。所以，上面之议颇为不当。

如果一定要把二人扯在一起，当然话题不少，且有公案。鲁迅与马寅初虽都是浙江绍兴同乡，年龄也仅差一岁，鲁迅略长一年，但二人一直交恶。

1926年秋，马寅初应厦门大学邀请，到该校演讲。那时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早在1919年已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后又被聘为中国银行总司券（总发行人），社会声望颇高。厦门大学“列队欢迎，大摆宴席”，隆重地欢迎马寅初的到来。因马寅初是老北大学人，厦大校长林文庆特地请“北大同人”沈兼士和鲁迅作陪。

鲁迅收到请函，只在其上写了个“知”字，并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拒不前往。1928年1月28日，《语丝》有一篇《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对此事有个交代，鲁迅在文中讽刺曰：

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鲁迅在1928年10月20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两地书·五八》）

“发昏章第十一”，见《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西门庆被武松从狮子桥楼上扔下街心时，跌个“发昏章第十一”。鲁迅是恨“北大同人”的，此可证。但，马寅初并不在意鲁迅的讽刺挖苦，且不屑置一词回敬。

1956年，北京大学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拟请许广平到北大讲鲁迅事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表示赞同。

还是尊重鲁迅“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遗言，也应尊重马寅初不予回应，以沉默鄙视对方的态度，莫将鲁迅与马寅初放在一起。

“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郁达夫的抗战生涯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锣鼓响彻中华大地之时，8月29日，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名作家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丹戎革岱被已宣布投降的日军秘密杀害，一股悲愤沉痛的情绪袭上已狂欢多时的文坛诸友的心头。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最后，引用关山笛在郁达夫遇害十周年时写的诗，纪念他：

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

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郁达夫，浙江富阳人。原名文，又名荫生，字达夫。1913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193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参加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7年，到福建。

被鲁迅说成“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的郁达夫，到闽后，惬意地遍游当地山川，北上仙霞，西游武夷九曲，泛舟闽江清波，单是游记《闽游滴沥》就写了不下五篇。

当然，国难当头，郁达夫的游记饱含忧国忧民的情怀。记得，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曾将鲁迅与郁达夫的创作作过一番比较。说“文学的浓度和纯度上，鲁迅不及郁达夫”。读读1939年郁达夫写的《毁家诗纪》，此评不谬。

一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二

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

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

三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

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

《毁家诗纪》有诗十九首、词一阙。每首皆有注。“毁家”，写爱妻王映霞红杏出墙，使他选择毁掉“家”，逃避海外之路，引起文坛和朝野的轩然大波。《毁家诗纪》一经发表，评者蜂起，赞者、叹者，皆着眼家事而未能透过小家之毁灭，读出郁达夫更关注民族危机、国家存亡的家国情怀。尽管刘海粟说，“达夫无意作诗人”。但在处理国与家的矛盾中，体现了郁达夫是诗人，不是俗人，是真名士，而非伪君子。

郁达夫于1936年2月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敦请，到福州省政府任职。郁达夫被委任为福建省府参议。参议非编制内雇员，无固定工作，只办理临时交办的事务，无须按时上下班。

刚到省府，郁达夫之名出现在省政府秘书处的任免通报时，读过其书却从未见过郁达夫的人，有些惊讶：“天下重名的人竟如此之多！”便去询问秘书长。此公从不读新文学作品，根本不知郁达夫乃是当时的文化界名流，便对询问的部下说道：“听说郁参议是会写的。”

三个月后，郁达夫调任秘书处公报室主任，负责编辑《福建省政府公报》。此职只须将秘书长批有“发”字的要登公报的文件付印，即完事大吉，算是一个“闲”差。

郁达夫曾参加在福州林则徐故居举办了一次“诗钟”会。参加者有冰心父亲的老上司旧海军总长萨镇冰，还有前清甲榜出身的举人陈培根及久寓苏州的老诗人陈石遗。诗会题目临场公布：有、无，二唱。郁达夫才思敏捷，沉思片刻，即在纸上写道：

岂有文章惊海内，断无富贵逼人来。

此联上联取自杜甫诗，下联则是清龚自珍的诗。郁达夫是第一个交卷的，经评选，得了“状元”。主持人的评语也精彩：

浑成自然，天衣无缝，裁对工整，无异己出，应冠全场。

自此，郁达夫轰动福州，上层人物皆以与之相交为荣。这正投郁达夫好广交朋友的颇有侠义的脾气，从此他来者不拒。他写得一手好字，常有人登门求字，装裱字画店因此生意兴隆。因求字者甚众，郁达夫疲于应付，仍欠墨宝不少。后他干脆利用到省政府当值时，让人准备好美酒和笔墨纸砚，一边饮酒，一边挥毫，等天有微曦时，墨宝已铺满一地。清晨六点“升旗”礼结束，他在日志上写下“无特别事故发”，悠然登上木楼大睡。

是年，七七事变后，郁达夫被推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他与也在闽的杨骚《小民报》上开辟了《救亡周刊》《救亡文艺》等专栏。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最为曲折，在激烈的斗争中，有过回顾困惑，还过了几年隐逸甚至放荡颓废的生活，受到创造社和左联一些作家的攻讦。但当民族危难之际，郁达夫却积极起来。他在四十七天内，为《救亡文艺》写了二十篇有关抗日的文章，其有一篇长文连载八天。

九一八事变激起国人对日本侵略者刻骨仇恨，也使他们喜欢回忆历史上抗倭的故事。那些抗倭英雄，激励着人们的抗日斗争的必胜信心。郁达夫到福州后，见那里的饼很特别，饼中间有洞。询问之后，才知道这种饼叫“光饼”，又称“肚脐饼”。明代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弟子兵歼倭寇到福州，为行军方便，将大饼中间开洞，以绳穿起，挂在脖上，故名“光饼”。一次郁达夫买了不少“光饼”，学戚家军的样子，挂在脖子上，只身登上干山戚公祠，凭吊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戚继光。见之油然而生哀时忧国之情，遂在祠壁之上留下了一首七绝：

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

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浙江重镇杭州，接着又破富阳。郁达夫七十多岁的老母，躲在夹墙幸免于难，但因柴尽粮绝，于是年年底最后一天，活活饿死于家乡的鹤山。第二年春，噩耗方传到福州，郁达夫闻之，悲恸欲绝。国恨家仇，让他欲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他披星戴月，艰难赶到浙江边界，但已没有船，无奈作罢。他只好在福建择地，设立灵堂，遥寄哀思，他自书挽联，悬于其母遗像旁，联曰：

无母可依，此仇必报。

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过去》《迷羊》和成名作《她是一个弱女子》，大都是反映社会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但大都充满冷漠悲凉气氛。特别有些小说，太注重自然主义的肉欲描写，往往伤害了小说的积极意义。可惜的是，郁达夫自年轻时表现的爱国主义，小说却没有充分表现。这实在是郁达夫的憾事。

阅读郁达夫1917年6月3日的日记，他的发愤立志爱国思想已喷涌而出：

予已不能爱人，予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之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

1921年，正在日本的郁达夫，作为日本留学生，听日本政界大名鼎鼎的尾崎行雄在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演讲。尾崎在演讲中一直将中国称作“清国”，明显带有轻蔑讽刺意味。突然，一千多人的会场上，站起一个青年，以极流畅纯正的日语说道：“请问尾崎先生，您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会场立场变得鸦雀无声，这位青年接着朗声问道：“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问得尾崎行雄无言以对。他只好鞠躬道歉。

这个意气风发，敢于质问著名政客的年轻人，就是郁达夫。

郁达夫义正词严地质问日本政要尾崎行雄之举，很快传遍日本，连远在九州户烟町留学的夏衍都知道了。六十多年以后，夏衍回忆此事时，记忆犹新。他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夏衍十分钦佩郁达夫的壮举，说：“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就在1921年，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出版。这是我国新文坛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郁达夫在《沉沦》中，描写一个患忧郁症的中国留日学生，渴望获得友谊和爱情，遭遇的却是冷遇和屈辱，终于走向了绝望和沉沦。小说主人公难以排遣的忧郁和苦闷，正是不断觉醒而又不知如何变革现实的年轻人共同的心态，具有时代特征。小说主人公沉痛地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这深刻反映了知识青年的精神面貌和爱国情怀。

郁达夫的反日与爱国是统一的，融在一起的。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郁达夫的爱国主义就更加高涨起来。比如，他只要提到“日本”二字，就无比仇恨。在闽时，一次与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吃着吃着，便痛斥起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恶行，慷慨凛然，在座莫不敬畏，连日本人松永，都被感动。

有一次，郁达夫与许钦文乘火车到杭州，车厢里有个胖子，不断放肆而谄媚地吹捧日本和日本人，郁达夫心中很是不快。不久，火车进一车站，见站台木柱上捆着两个中年男人，当得知是刚抓的两个汉奸时，郁达夫冲到其面前，怒骂道：“狗汉奸，一定要杀！把你们的肉做成罐头，送到前线给抗战的将士们吃！”事后，郁达夫告诉许钦文，他如此做，为的是给那个有汉奸言论的胖子听的。

1938年3月，被邀到武汉的郁达夫，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大会。救亡时刻，国家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昔日的左翼、自由主义等各派作家因各自的政治的、文学的观念不同而彼此对立混战的局面，因共赴国难而消弭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下，实现了团结统一。各方面的代表九十七人，选出郭沫若、朱自清、郁达夫、陈西滢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孙科、周恩来、陈立夫为名誉理事。文协不设主席，老舍被推为总务组组长，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其会刊《抗战文艺》也于当年5月4日创刊。

郁达夫参加文协大会，并成为理事，遵循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深入生活，以文学为武器，动员群众，宣传抗战。

1938年，郁达夫写《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节》一诗，发在4月6日的广州《救亡日报·文化岗位》上，诗曰：

年年风雨黄花节，热血齐倾烈士坟。

今日不弹闲涕泪，挥戈先草册倭文。

5月15日，郁达夫又作诗《感时》，刊于武汉《文艺》复刊号，其诗是：

文艺界抗敌协会同人宴聚武昌，仆因事缺席，因用老舍韵赋呈在座诸公。

明月清风庾亮楼，山河举目涕新流。

一成有待收斯地，三户无妨复楚仇。

报国文章尊李杜，攘夷大义著春秋。

相期各奋如椽笔，草檄教低魏武头。

1938年10月10日，又赋《读郭沫若氏谈话纪事后作》二首，发表在浙江江山《号角》第九期、第十期合刊。其一为《募寒衣》：

洞庭木落雁南飞，血战初酣马正肥。

江上征人三百万，秋来谁与寄寒衣？

第二首与思念体恤前方作战将士诗不同，题目就很醒目，曰“前线不见文人”，表达自己作为书生，未能到疆场浴血奋战的羞愧，及上前线杀敌的豪情壮志，既有自嘲，也有自我救赎的勇气，实为感人且让人耳目一新，其诗曰：

文人几个是男儿？古训宁忘革裹尸。

谁继南塘征战迹？二重桥上看降旗。

是年年底，郁达夫到达新加坡，去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的副刊。郁达夫虽未赴前线杀敌，却也在南洋动员华侨积极支持抗战，发挥很大影响。

1939年11月23日清晨，上海著名的大律师，郁达夫之长兄郁华，在冷清的街头，遭汉奸枪击，身中三弹殒命。郁达夫在新加坡闻之，悲愤为兄长送上一副挽联：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既表达了对兄长的悼念，又抒发了要杀尽敌寇讨还血债的豪情。

次年，正是狮城多雨季节的5月，在《星洲日报》伏案工作的郁达夫收到一封日本评论家新居格托人转寄给自己的一封信。新居格与郁达夫是旧相识，战争改变了彼此往昔的关系，信中的叙旧和怀念已别有滋味，而新居格发表的对两国交战的看法，自然也不尽相同。郁达夫的处理办法，极富创意。他将新居格信函译出，一字不落地连同自己的复信一并刊载在《晨报》上。然后将报纸寄给新居格。此举，如郁达夫所云，避免“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生出各种事端，也是对友人一种最“清白”的交代。性情中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有自己态度的。

1942年2月，日军占领毫无抵抗能力的新加坡。郁达夫躲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偏僻小市镇。一天，化名赵廉的郁达夫，装扮成工人模样，登上市镇的公共汽车。车子行在半路，突被一队日本宪兵拦住。几个宪兵冲上汽车，其中为首的日军军官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车上人听不懂日语，以为大祸临头，都吓得面色苍白，惊恐万状。车上的郁达夫，早就听懂，日本人只是上车问路。郁达夫用日语为他们指了路。日军军官临走前，问了郁达夫的姓名、住址，向他举手敬礼，然后带兵走了。

两天以后，几个日本宪兵找到郁达夫的住处，说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请他当“通译”，希望他考虑。郁达夫经过反复权衡，觉得可以保护自己，也可方便开展抗日活动，最终答应，但坚决不领取日本人的报酬。

有了这层保护色，郁达夫曾掩护、支持印尼人和华侨的对日斗争活动。还保护了到印度进行抗日活动的胡愈之、王任叔、张楚琨等人，使他们安全离去。

郁达夫当翻译有八个多月，其间武吉丁宜的日本兵，偶也抓获、拘捕与之斗争的中国人，但无一人被杀，都在郁达夫的巧妙周旋、应对下获得释放，继续同日寇殊死战斗。

其间，苏东日本州长官派人追捕给中国抗日战争以巨大经济支持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为了确保十拿九稳，日本人还带着两个汉奸来指认。这两人是参加过陈嘉庚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的委员，后投敌成汉奸。两个汉奸不懂日语，全靠郁达夫翻译，与日本人交流。那时，郁达夫得知陈嘉庚确实已从巴东乘船去往瓜哇了。郁达夫略施计谋，对日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乘船回中国了，这班家伙却让你们兴师动众瞎折腾。”

日本人听闻，大发雷霆，吓得两个汉奸悻悻而退，身后的郁达夫用中文告诫他们说：“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1942年秋，郁达夫已蓄须多日，颇像一个日本人。据金丁回忆，郁达夫请他去一家小店吃米粉，郁边吃边说，在座食客都洗耳恭听，无贸然打断者。饭罢，走在街上，印尼人都与他热情地打着招呼，称他为郁端，即先生、老爷之谓。甚至连警察相遇，也一律向郁敬礼。郁达夫已与印尼人融为一家。

郁达夫每周一两次回巴爷公务，其余时间都在武吉丁宜，每天陪宪兵队的士兵喝喝酒，胡乱扯扯，从中获得相关情报。但这毕竟不是人干的事情，郁达夫多次提出不干了，日本人不肯放他走。在当地没有一个像他一样通晓中、英、荷、印尼语的人才，又因郁达夫手头阔绰，随时借钱给他们，有这等好处，岂能放他。

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可长期潜伏，郁达夫在王映霞移情，自己“毁家”之后，一直独身，后与当地印尼华侨陈丽有结婚。何当时二十岁，生父姓何，幼时被陈姓人家收养，取名莲有。在婚宴上，郁达夫取“何丽有之”之意，为妻子取名陈丽有。郁达夫用华侨为他贺大婚的四百余盾印尼币，开设了一家“赵豫记”酒厂。为了在日本宪兵面前显得富足，郁达夫给陈丽有雇了几个“姨娘”，供她差遣，还让家里的电灯整夜通明。日本人见状，相信郁达夫是个财主，放松对他的监视，也答应他离开“通译”一职。

1944年，一个在新加坡听过郁达夫演讲，后来当了汉奸的叫洪根培的，鬼使神差地调到巴爷公务履职。洪根培为立功邀赏，向日本宪兵队检举赵廉就是郁达夫。

日本人立即到东京、上海等地进行秘密调查。很多朋友闻之，都劝郁达夫赶紧躲到别处去，以防不测。郁达夫却镇静地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

此后一段时间，日本人虽已改称“赵先生”为“郁先生”，那张窗户纸已经捅破，但一切都维持原状，常来喝酒，常来闲扯，常来借钱。日本人怎么想，郁达夫难以揣摩。他自己早就对结局有了心理准备。郁达夫在《自述诗》中说：

每到岁首，立作遗言。

在他又写了新一年的遗嘱后，那个悲剧的结局，终于到来。那首他写于1936年的诗如此说：

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

不料竟成了诗谶。

1945年8月29日晚8时许，正在家里客厅与友人聊天的郁达夫，被当地一土著青年唤出。须臾，郁达夫再回来，与友人打了个招呼，穿着木屐和短睡衣，走出家门，便消失在夏夜的弥天浓雾中……

有人说，9月17日，郁达夫与几位欧洲人被日军枪杀。又说那些与郁达夫来往频繁的日本宪兵，奉命绑架郁达夫，在密林里将其活活扼死。也有人说，日军投降后，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亲日分子。他们只知郁达夫担任日军翻译，却不知真实身份，将其错杀。另有人说，是印尼爱国华侨，在秘密营救郁达夫途中出现意外，郁达夫不幸逝世。还有人说，郁达夫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

只有至今郁达夫的遗骸尚未找到，是真实确凿的。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富阳郁达夫家所在的那条小小的里弄，改成了“达夫弄”，默默地诉说着他的故事。

“相濡以沫沫成海”——珍视友谊并为抗击侵略者的壮丽年代留下几个真实镜头的叶圣陶、李劼人等

1944年，正是盛夏，叶圣陶等人主编的《中学生战时半月刊》，随开明书店由桂林迁往重庆。

叶圣陶与章锡珊、傅彬然等人接洽印刷机构，并为《中学生》杂志组织作者队伍。

叶圣陶是1937年9月苏州告危时，携家眷离开苏州到武汉的。与章锡琛等准备在汉口筹建开明书店编辑部。但天有不测风云，从上海运往汉口的印刷机器及开明书店印书的纸张，在镇江白莲泾附近遭劫。不久，南京被日军围困，武汉已人心浮动。叶、章只好放弃在汉口重振开明书店的计划。叶圣陶于12月26日率家赴渝。甫一放下行囊，与夏丏尊合编之《初中国文教本》（六册），即由开明书店出版。次年，携家搬至重庆。叶圣陶在迁川的复旦大学与中央戏剧学校任教。就在这期间，始识在戏校任教务长的年轻的曹禺。同年2月，叶圣陶与茅盾、楼适夷等主编的《少年先锋》杂志在汉口创刊。4月，受中苏文化协会之聘，叶圣陶任其研究部副主任。同时任《抗战文艺》和《国讯》旬刊之编委。10月，再应陈通伯邀请，任迁川武汉大学教员，全家搬到乐山。叶与夏丏尊合著的《阅读与写作》和《文章讲话》，由开明书店出版。

到1939年5月，由叶圣陶创办自任社长兼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改名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在桂林复刊。8月，日军飞机轰炸乐山，叶圣陶住所被炸毁，衣物、书籍悉付烈火。

1940年，任教迁川武汉大学，创办《国文月刊》，出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员。《圣陶随笔》由上海三通书局出版。

1941年，任《文史教学》杂志编委，举家迁至成都。8月，由上海三通书局出版《叶绍钧代表作》，有小说二十九篇、散文五篇、童话八篇。

1942年，在光华大学和齐鲁大学兼课。与牧野任《笔阵》主编，此乃文协成都分会会刊。5月，再赴桂林商讨恢复开明书店编辑部事。回成都后辞去教育科学馆职，筹建开明书店编辑部成都办事处。8月，桂林《国文杂志》创刊，叶任主编。

与胡翰先合编《中学精读文选》，与朱自清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前者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后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3年，主持开明书店编辑部成都办事处事务。11月15日，乃叶圣陶五十大寿，陈白尘、刘海粟、李劼人等四十一人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暨成都文艺界为其祝寿。

初冬的叶圣陶，穿着洗旧了的灰布衣衫，满脸谦和地对为他祝寿的朋友说：

朋友厚爱我，宽容我，使我感激；又夸张的奖许我，使我羞愧，虽然羞愧，想到这无非是要我好，也还是感激……“人情真足惜”啊！在这样温暖的人情中，我更没有理由不打算加紧补习……

他真心实意地感谢别人对他厚爱的同时，话语间撒下的更是让人心热的温暖文化情怀。

两年以后的6月24日，轮到茅盾五十大寿，文协也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一贯温文尔雅，微笑着听别人发言的叶圣陶，为了老友的五十初度，一跃登上凳子，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又充满诗性力量的祝词：

我们都在黑夜中走路，不管离天亮还有多久，路上还有多少险阻，我们终究会走过去。茅盾先生二十五年的工作，就好比是举着一盏灯笼在黑夜里努力地走，我们祝贺他五十寿辰，就要像他那样也拿起一盏灯笼向前走。尽管现在还是黑夜，但光明终将把黑夜照明！

叶圣陶的小说善于从平凡的生活里表现出新颖的思想。他那冷静、平和、慈爱的笑容里，同样洋溢着深沉而又热烈的革命激情。笔者在《民国清流》第二卷中，曾写“革命作家”攻击叶圣陶是个“厌世家”，倘若听到叶圣陶的这个讲话，他们该无地自容吧。

1943年，叶圣陶的《倪焕之》由日本竹内好译成日文，取名“小学教师倪焕之”在大阪出版。

叶圣陶自七七事变始，至1945年，是以一个作家、教育家和出版家的身份参与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的。正所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叶圣陶早在1928年10月，出版《未厌集》时，在前言中说：

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我检察，似乎尚未厌世。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

1982年10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叶圣陶卷》在笔者就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叶老在《自序》中，又引用了上面的话，后面又加了：

半个多世纪来，修炼不敢放松，却难得尝到餍足的喜悦。至于厌世，当然是没有的事。只是视力越来越差，不能读书看报，颇感到老年的寂寞。这种寂寞根子就在尚未厌世——“这个世如何能厌？”

正是那年2月，笔者去叶老所住的东四一座四合院去拜年。叶老正忙着给《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叶圣陶卷》写序。那年，叶老八十八岁，米寿之年，除眼疾之外，依旧壮心不已，“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汉·赵壹《刺世疾邪赋》）。笔者曾为叶老书于1980年元旦的题词“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书此二语以迎新岁”的条幅而深深感动。后来，笔者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随笔集《春明门内客》一书中，说那时叶老是“面有佛相的老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圣陶几度迁徙，居无定所，其主要精力除参加各种抗战相关的社会活动外，都集中到教育和编辑工作方面。但这不妨碍他有感而发，写了不少有关教育、文艺的散文随笔，纵论教育问题，针砭社会时弊，评论文学作品，以及热心地指导青少年读书、写作，这些文章多收入《西川集》一书。他在该书序言中，有见地地谈了文学、教育与时代的关系：

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是文学的时代的使命，这一个纲领我极端相信。教育不是孤立的事项，在如今的现实情况之下，教育不良不能全怪教育者，这个说法我是极端同意。

从1932年至1936年，叶圣陶写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除了写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外，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为背景，以满腔爱国热情讴歌为民族存亡而战的各种爱国者。

《一篇宣言》，写教师王咏沂，平日生活清苦，教学认真，不露锋芒，埋头教育救国，但当日本的刺刀任意宰割祖国的儿女时，他勇敢地挺身而出，代表全城教职员起草了一篇义正词严的爱国宣言，唤起民众参加卫国之战。当上峰来电追查此事时，他又理直气壮地承担责任。在被教育厅解职之后，他肩扛行李，“头也不回走出校门”，成就了一位正气凛然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形象。

《寒假的一天》，描写一群大学生，在冰天雪地里，冲破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进行各种阻挠的保安队，撞开紧闭的城门，在群众中发表抗日救国演说，激发百姓的爱国热情，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表现了爱国知识青年的战斗精神，同时揭露、鞭挞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公安局长及大敌当前仍醉生梦死的人们。

《席间》刻画了几个国难当头，却沉溺于花天酒地和清谈的颓废的大学教授的丑行。

《丁祭》讽刺一群封建遗老，在民族存亡之际，却大搞祭孔丑剧，并咒骂诋毁“开口救国、闭口救国”的热血学生。

《招魂》《英文教授》写留洋归国者，装神弄鬼，念经拜佛，不理会国之危难，甚至反对与侵略者的斗争的丑恶灵魂。

叶圣陶这些小说，冷静地观察社会人生，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平凡题材，既无离奇故事，也无浓烈的色彩，如实地按照生活的原貌，塑造平凡却鲜活的艺术形象。以此表现民族矛盾激化后社会生活的新动向，也更鲜明地表现了一个作家坚定的爱国立场。

抗战前，叶圣陶共出版了九部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倪焕之》，创作数量之丰，在当时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家里，名列前茅。其小说特点，用他在《叶圣陶选集·自序》里话，是“寄托在不着文字的处所”。即不刻意追求曲折情节，很少主观感兴，而是不露痕迹地致力于再现生活本身，揭示出人物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小说呈现朴实、冷峻又自然的个性风格。他的小说成为五四以后现实主义小说的杰出代表。

抗战后，叶圣陶没有时间潜心创作，但始终站在文学阵地第一线，没有放弃小说写作，只是数量不多而已。从现存资料看，叶圣陶在抗战八年中，写过四篇短篇小说：《我们的骄傲》《邻居吴老先生》《辞职》和《春联儿》。

四篇小说，刻画了四个鲜活的，以抗战大局为重的普通人，尽管小说都是急就章，文艺锤炼稍嫌不足，却为那个全民抗战的壮丽年代留下几个真实的镜头。那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潮中迸发出的几层浪花。

四篇小说，每篇写一个人物。其间，有为了抗战，打消身归故里的念头，决心做吴氏后代“迁川第一世祖”的吴老先生；有不愿帮助上司侵吞公家钱款，宁肯毅然辞职的年轻会计；有埋藏家中不幸，写信给前方浴血奋战的儿子，让他“要把东洋鬼子赶了出去”后，荣归宅门的老俞；有不愿在沦陷的家乡当亡国奴，义无反顾地辞去执教三十余年的小学教员工作，宁当无业游民的年近花甲的黄先生。

读者若熟悉叶老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四篇小说中的四个人物，都有叶老自身的影子，也有他身边人物的影子。从黄老师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似乎记起叶圣陶的小学老师章伯寅，从那位要做“迁川第一世祖”吴老先生身上，我们依稀发现那分明就是叶圣陶自己。《我们的骄傲》小说中，黄老师说：

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教育心理学的书本子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的前程展开着一个美善的境界。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叫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

黄老师这番发自肺腑的话，笔者不怀疑此乃叶老夫子自道。没有切身经历和体悟，没有在生活中久久浸漫、熬过，是说不出有信念、有哲理的上述文字的。小说创作，原本是一种虚构艺术，但写到动情处，作者常常与小说中的人物混淆。王蒙先生写长篇“季节系列”，主人公是钱文，而其命运的轨迹、灵魂的悸动，却是王蒙自己的；从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身上，我们也分明读出陈忠实的血肉。大凡文学作品都有作家的影子，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概莫能外。

叶圣陶把自己的灵魂附着在四个平凡的人物身上。对此，与叶圣陶有深交的茅盾说：

你要从他作品之中找寻惊人事，那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二十多年的交谊，使我从叶圣陶的“为人”与其作品看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两者的统一与调和。作品乃人格之表现，这句话于圣陶而益信。

叶圣陶与弘一大师、茅盾是“相濡以沫”的朋友。“相濡以沫”，是叶圣陶写于1946年的一篇随笔的题目。鲁迅逝世不久，叶圣陶曾赋一首七律挽之：

星陨山颓万众悲，感人岂独在文辞。

暖姝夙恨时流态，刚介真堪后死师。

岩电烂然无不照，遗容穆若见深慈。

相濡以沫沫成海，试听如潮继志词。

前六句不说，只说后两句。这两句如叶圣陶自说，“是比喻”，人与人要是“相濡以沫”，不就汇成大海吗？叶圣陶因其善良仁厚，一生都以“相濡以沫”的精神交友。他与弘一大师李叔同相识相交，便是一例。

叶圣陶知道李叔同先生，是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李叔同创办的《太平洋报》。叶圣陶对该报的副刊所载的书画篆刻很是中意。李叔同在西湖某寺出家，他曾去西湖，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印藏”。后又从丰子恺和夏丏尊那里得到一些相关消息，李先生法号乃弘一。叶圣陶于是向丰子恺表示，能否代为引见弘一大师。丰先生痛快允诺曰：“好的，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

一次，叶圣陶去上班，迎面飞来三辆人力车。最前为一个僧人，他不识得。中间正是丰子恺，自此目光相遇后，丰向他点头，暗示他弘一大师就在身后。第三辆一霎飞过时，他看见果有一个和尚，脸清癯，颌下有稀疏长髯。车子走远，他还怅望着远去的车篷背影。

第二天，叶圣陶接到先生短信，约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面。

已深深尝过世间味的叶圣陶，还是带着渴望洁净的心情，走上功德林的扶梯，待他走进包房，近十位先到的老友正恬静地起立恭迎他。靠窗的光线最明亮处，带着微笑，细长眼里的眸子放出晶莹之光者，正是弘一大师。夏丏尊给彼此介绍后，让叶圣陶与弘一大师比邻而坐。席间，他看见弘一大师用“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两法师》）。

饭后，弘一大师带众人去见印光法师，到了新闸太平寺。寺役去通报时，弘一大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穿在身上，然后带一众人去见印光法师，听其说法。然后弘一大师屈膝拜伏，辞别。然后“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

彼此告别后，“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两法师》）。

过了几年，叶圣陶在夏丏尊那里，见到其保存的弘一大师的书法，多是临摹的碑帖，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悟出艺术始于模仿，终于独创的真谛：“从摹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法师的书法》）

1935年年初，叶圣陶接到从厦门寄来的一封信，是由不相识的广洽和尚写的，说他曾读过叶圣陶写的《两法师》，叶圣陶一定希望得到弘一大师的照片。他信中夹了一张弘一大师的近照。信上那句“料知人家欢喜什么，就让人家享有那种欢喜”，所代表的非常可感的情谊，着实让叶圣陶感动。

照片上，弘一大师端坐半桌的左边，披着袈裟，折痕明显，右手露出袖外，拈着佛珠。脚上还是穿着行脚僧的那种布缕纽成的鞋。“他现在不留胡须了，嘴略微右歪，眼睛细小，两条眉毛距离得很远。比较前几年，他显得老了，可是他的微笑里透露出更多的慈祥。”相片上题着十个字：“甲戌九月居晋水兰若造。”是弘一大师亲笔。

收到照片不久，叶圣陶又收到弘一大师托人赠送的两个瓷碟，他和夏丏尊各得其一。那瓷碟用几层软纸包裹，上面写有不要重压磕碰的嘱咐。打开，碟子上贴有一纸条，上面的字极随便，却没有一笔败笔，通体秀美可爱，曰：

泉州土产瓷碟二个，绘画美丽，堪与和兰瓷媲美，以奉丏尊圣陶二居士清赏。一音。

那碟子涂有釉，白里泛青，中心画折枝，有花三朵，有鸟头，有古拙意趣。碟子不珍贵，却浸渍着“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叶圣陶一直珍藏。

弘一大师圆寂前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与他“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偈语，在世间传诵。不参佛法，相信永远是“教宗堪慕信难起”（叶圣陶《天地》诗句）的。叶圣陶以四言诗纪念这位朋友：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其谢与缺，罔非自然。

至人参化，以入涅槃。

此境胜美，亦质亦玄。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

悲见有情，欣证禅悦。

一贯真俗，体无差别。

嗟哉法师，不可言说。

叶圣陶与茅盾也是相濡以沫的朋友。

叶圣陶说他与茅盾相识于民国九年（1920年）或民国十年（1921年），准确说，应是1921年春，即文学研究会成立、《小说月报》革新之后。他们二人列名发起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革新号出版后，上面载有叶圣陶的小说，还附有茅盾为此小说写的表示欣赏的按语。3月，他到上海访问茅盾和郑振铎。

当他走进鸿兴坊的茅盾寓所，与其交谈之后，叶圣陶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精密和广博”。从此，每见茅盾都觉得“自己与他比，太粗略了，太狭窄了”。从茅盾家出来，他们同游半淞园，还到照相馆照了相，并一直研究《文学研究会丛书》，拟订译本目录。他注意到，茅盾专心阅读外国的文艺书报，注意思潮与流派，又运用他的精审识力，选择优秀作品来翻译。茅盾把太多的书堆在床头，纸笔也常备，半夜醒来，想起什么，就拉开电灯阅读，若有所得，即提笔写在纸上。对此，叶圣陶“非常钦服”。

自茅盾接手《小说月报》，在叶圣陶等人的协助下，《小说月报》才真正成为中国的文学杂志。

茅盾以前不写小说，他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始写《幻灭》。有趣的是，主管《小说月报》的郑振铎旅欧时，《小说月报》暂由叶圣陶主持。巧得很，就在这时，那时还没用笔名“茅盾”发表作品的沈雁冰，将《幻灭》的第一部分交到叶圣陶手中。《幻灭》经叶圣陶之手，以“茅盾”之名登载在《小说月报》上之后，引起读者和文坛的普遍关注。“茅盾”是谁？文坛议论纷纷。

徐志摩见到叶圣陶，问：“《幻灭》是你的东西吧？”

叶圣陶摇摇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

实际上，沈雁冰在原稿上署名“矛盾”。叶圣陶觉得《百家姓》中没有矛姓，把“矛”字改成“茅”字，似乎好些。于是，他将这个意思告诉了沈雁冰，沈雁冰并不反对，就这么定下来了。从此，文坛出现一个耀眼的作家茅盾。不料，有人“以为‘茅盾’是‘矛盾’的正写，在用到‘矛盾’的地方有意把‘矛’字写‘茅’字，这贻误的责任应该由我负责”（《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至于后来茅盾在《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一文中说，《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与叶说相悖。笔者曾就此于20世纪80年代初请教过叶圣陶先生。叶先生重复了他于1945年9月在《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一文中所说。我笃信叶老之言，茅公所云不可信。

《幻灭》接下来是《动摇》，再接下来是《追求》。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组成了《蚀》。是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反映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他们的共同特点和命运。

叶圣陶为茅盾编《蚀》，“我很荣幸，有读他三部曲的原稿的优先权，又一章一章的替他校对，把原稿排成书页”。

那时，叶与茅是“贴邻”。茅住在楼上，叶常常见到茅的书房窗帷半掩，人声静悄，入夜电灯罩映出绿光，往往到深夜还不熄灭。十七八年之后，叶圣陶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感念依然如新”。

叶圣陶对《蚀》感触良多，还在于他自己的成名作《倪焕之》与《蚀》中的人物，都是在革命高潮时一度昂扬，而革命处于低潮又生悲观的人。正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所说，他们的作品都“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基调都显得格外沉重。

叶圣陶与李劼人也秉承“相濡以沫”，相交一生。抗战时期在成都积极参加文学活动，参与领导文协成都分会工作，共赴国难。李劼人，原名李家祥，四川成都人。1919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编成都分会的刊物，宣传新思潮。年底赴法勤工俭学，入巴黎大学文学院，研究法国文学，不懈地翻译了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福楼拜等人的作品逾十部，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良好作用。1924年归国后，在四川大学、成都大学任教，始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其短篇小说《编辑室的风波》，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真正使李劼人在文坛暴得大名的，是他自1935年至1937年写成的三部连续性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第一部）。写的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十余年间四川广阔社会生活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死水微澜》反映袍哥首领罗歪嘴亦侠亦鬼，设赌场、嫖妓、霸占人妻，写出一潭死水似的社会黑暗面，以及教民和袍哥两股势力的相互激荡和消长。《暴风雨前》，背景由小乡镇转向成都，展现革命风暴来临前红灯教、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活动和斗争。《大波》（第一部）以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为开篇，社会面更加开阔，人物也更繁杂。这三部小说富有时代气息，地方色彩也相当浓郁。问题也明显，即作者的生活认识和艺术表现尚跟不上作品因题材阔大而产生的要求，故对要呈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浪及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缺乏足够的概括。但，它毕竟以多姿多彩的艺术魅力和准确的历史把握，最早地呈现那段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震荡，而矗立于中国文坛。

郭沫若在《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中，称这三部曲为“小说的近代史”。也有人说，这三部曲“具有史诗的气魄”（《中华文学通史》）。李劼人遂有“中国左拉”之誉。

李劼人作为教授，一边写作，还一边投资办嘉乐纸厂。结果赔了钱，背上几千元的债务。后又开一名叫“小雅”的饭馆。“教授开餐馆”在社会上名噪一时。由李劼人夫人掌勺，倒有不少食客。一日，儿子被一个连长绑票，索要一千块大洋。小本经营的小店掏不出钱，只好向友人借钱，将儿子赎回。小饭店关了门，李劼人到中学教书，一周要上三十八个小时的课养家糊口。

1935年，李劼人的纸厂因有人注资，峰回路转，起死回生。抗战爆发后，李劼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文化界救亡协会”携手，以当时极为短缺的纸张奉献救亡协会会刊《笔阵》，使其可按时出刊，宣传动员全民抗战。此外，李劼人还拿出资金，特设“文化事业补助费”，救助贫穷、患病的爱国作家。

1938年，李劼人在成都近郊东沙河堡菱角堰购置土地，约两亩。1939年，日军轰炸成都时，建成一批泥墙草顶的简易房舍。李劼人家自八世祖从湖北入川定居，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很多书籍在迁徙中散失，有了“菱窠”，他可不再担心自己多年置备的近万部书籍和积存的大量报纸遗失。为了方便信件、图书投递，他在门楣题“菱窠”二字，意指此菱角堰之窠臼也。又因此地处于市郊，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故可供进步作家栖身，一时成为成都文学界的一个据点，借机掩护了不少地下党作家。作家唐山在其《李劼人，被忽略的“中国左拉”》一文中，曾说“马识途（作家，电影《让子弹飞》原著作者）被通缉时，就住在‘菱窠’”。叶圣陶多次到“菱窠”访友。

大约是1943年，李劼人因与纸厂股东发生矛盾，辞去总经理一职，仍任董事长。其时，李劼人翻译了几本书，其中有法国维克托·马格利特的《单身姑娘》。还重译了莫泊桑的《人心》。还创作了另一长篇《天魔舞》（未完稿），1947年至1948年，曾在成都《新民报》连载二十五万字。该小说揭露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黑暗现象。

1950年，成都解放，鉴于其社会人望颇高，李劼人被提名第一届市政府副主席。李劼人不同意。7月，市政府改选，李劼人又被提名副主席，据李劼人自己说：“名单发表了，思想上未作准备，但既发表了，不能再推辞。”

也在这个时候，叶圣陶绕道香港，进入山东解放区，辗转到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初选为政协常委。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任文联全国委员和作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

很可惜，“中国左拉”李劼人，并没有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他是1954年经人介绍才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

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民国文化人的命运和灵魂，经历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血与火的淬砺，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最辉煌的抗战文化史诗之后，一场雄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烽烟四起，他们将再一次接受革命的洗礼。更广阔的天地，任其驰骋……

Table of Contents

总目录

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一章　民国六年（1917）

第二章　民国七年（1918）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

第四章　民国九年（1920）

第五章　民国十年（1921）

第六章　民国十一年（1922）

第七章　民国十二年（1923）

第八章　民国十三年（1924）

第九章　民国十四年（1925）

第十章　民国十五年（1926）

第十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跋

民国清流贰: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第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茅盾创作小说《蚀》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沈从文评价施蛰存小说，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第三章 民国十八年（1929）

胡适、《新月》与悲壮风采的人权运动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沈从文

留下斑驳多彩身影的田汉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徐志摩轻盈、潇洒的诗和复杂的感情世界

第四章 民国十九年（1930）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蒋光赤想给中国革命留一个证据

“左联五烈士”

冯雪峰是党联系鲁迅的桥梁

鲁迅与曹聚仁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民国清流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1931）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隐逸态度为宜”——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北平是我的老家”——老舍拓宽了小说题材的疆域

北京大学“三大魔”之一——废名与《骆驼草》

嘲讽鲁迅“为一世故老人”——以《狂飙》闻名的高长虹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

“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钱玄同与章太炎、刘师培的交谊及晚节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

“真迷众色看如雾”——沈从文是一本内容复杂、分量沉重的大书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冰心，从清丽温婉的《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问题小说”

人艳如花——才女作家林徽因及“太太的客厅”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及与林徽因的爱恋

“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半是儒家半释家”——《五十自寿》与重访日本“寻梦”的周作人

“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国事日蹙，胡适创办《独立评论》

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

一身重病，宁死不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一生为故国招魂”——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

“为国家做一个诤臣”——胡适抵御日本、保卫国家的思路

把鲁迅当作“人”，不是当作“神”——周作人在“苦雨斋”并不“专谈风月”，对乃兄认识透彻

“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集状元、共产党员于一身的教授吴承仕

尾声

民国清流肆: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前言

第一章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为谁万里御风行”——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出访欧美五十一天，作五十六次演说

“燕山柳色太凄迷”——躲在苦雨斋观望的周作人

“云何色殷红”——弘一大师“为护法故，不怕炮弹”

“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郭沫若、田汉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就任中国驻美大使首战告捷

“中国的甘地”梁漱溟赴延安访毛泽东

“为全节概而免祸累”——陈寅恪在香港宁死不事倭督和汪伪

周扬、冯雪峰、徐懋庸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第三章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一生真伪有谁知”——方圆、冰炭集于一身的周作人

“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写得一手漂亮小说的张资平

“孤岛”中的张爱玲、苏青和邵洵美

第四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巴金说，“其实我并不理解他”——抗日战争中的茅盾

“聊报国家于万一”——张恨水改写抗战小说

“血若停流定是灰”——老舍别妇抛雏，走上抗战征程

“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对政治一向有兴趣的文人梁实秋

第五章　民国三十年（1941年）

《长河》是抗战文学最精彩的收获之一——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我想就是‘不苟’二字”——从日记中看“不苟”的爱国文人吴宓

被史学家忽略的文学批评家——因毛公鼎改变人生的叶公超

文学批评的一股理性冷峻之风——施蛰存的文艺批评

“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尺长白髯飘飞的冯友兰

第六章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搞到不让他吃公粮”——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萧红从荒原走向世界

“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丁玲是座谈会重要人物

王实味、吴奚如的冤案

受邀请而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狂人”高长虹

“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是《讲话》后的最重要收获

第七章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

“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郑振铎在沦陷的上海抢救珍贵典籍

“敢言敢怒见精神”——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下的马寅初

“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郁达夫的抗战生涯

“相濡以沫沫成海”——珍视友谊并为抗击侵略者的壮丽年代留下几个真实镜头的叶圣陶、李劼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