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

张鸣

简介

写在前面的话

引言

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

第一章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

第二章 “炮灰”的追求

第三章 维系网络：血缘、地缘、业缘

第四章 施恩的手段与方式

第五章 “以儒将兵”——吴佩孚

第六章 绿林心经——张作霖

第七章 “中西杂拌”——阎锡山

第八章 宗教仪式——冯玉祥与唐生智

第九章 迷信道术——刘湘与孙殿英

第十章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

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维系社会观

第十二章 蒋介石的维系教育观

第十三章 蒋介石的维系伦理观

第十四章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

第十五章 蒋介石的维系文化观

进攻令

进攻令（1）

进攻令（2）

进攻令（3）

进攻令（4）

进攻令（5）

进攻令（6）

进攻令（7）

进攻令（8）

进攻令（9）

进攻令（10）

进攻令（11）

进攻令（12）

进攻令（13）

进攻令（14）

进攻令（15）

进攻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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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令（19）

进攻令（20）

进攻令（21）

进攻令（22）

进攻令（23）

进攻令（24）

进攻令（25）

进攻令（26）

进攻令（27）

进攻令（28）

进攻令（29）

进攻令（30）

进攻令（31）

进攻令（32）

进攻令（33）

进攻令（34）

写在前面的话

如果我算是学者的话，出道实在太晚，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我还不大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晚，一来是自己懵懂，看书倒是喜欢，但却迟迟不知自己稀罕的这点玩意，原来就是学术；二来是时运不济，自己喜欢的文史学不成，却稀里糊涂去学农机，虽然偶尔在演算习题和画机械图的空隙里看点闲书，顶多也是幻想说不定以后可以当回作家。后,总算明白点事儿，不再做梦当作家，改写学术论文，也经常不安份，写着写着，就变成随笔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这个集子包括《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大历史的边角料》六本。

第一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当时我初涉学术，半懂不懂，觉得军阀史好玩，里面乱七八糟，头绪特多，就一头扎进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图，中午就啃个面包充饥。结果做下来，将要答辩的时候，我所属的教研室有某权威教授，说我越出范围了，即使答辩也通不过。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党史系，按他们的说法，党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党史的题目，做了别的，就是犯规。显然，我很不服气，当时我的同学，有很多人论文两个星期就做出来了，一样通过，我费这么大劲，点灯熬油地干，居然说不行，说我学术上不过关也就罢了，说个越界犯规，算个什么道理？后来，在若干好心人的帮助下，答辩的时候，总算阿弥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马。

我硕士毕业那年（1988），我的论文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到当时主编“蓦然回首”丛书的陈晋先生的赏识，人选丛书。当时，一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出本书，不拿出版费，也不用包销，还能得一点稿费，是件很令人兴奋的事。这本书，讲的是近代军阀怎样维系其集团的事，这些人，有回归传统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当时将它们描绘出来，感觉很好玩，因为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在大家都奢谈文化的当时，算是一个异数。出版之后，学界没有多少反响，但有些做企业的朋友倒觉得有用，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企业家，建构集团，弄企业文化，就是这一套，用人忠诚第一，效率第二，舅爷、姑爷满天飞，不是三纲五常，就是谈佛论道。

这本书出版之时，我已经回到黑龙江一个地处偏僻的农业大学里教书。当初人民大学的硕士还比较值钱，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当时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书，回到老地方，有这么个学历，领导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静，自己感觉很合适。一心想着，等读一阵书之后，再出来不迟。

这样一闷，就闷了五年。这期间，除了给《读书》杂志寄过几篇随笔之外（都退稿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写过，凡是写的字，除了讲稿之外，就是读书笔记。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整个学界，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的。等到我有心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春天了。这年，我给上海三联一个丛书的编辑杨晓敏，发去了我的一本书的提纲，当时，其实也没有报什么期望，姑且一试而已。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杨晓敏给我回信，说是可以签合同了。这本书，名叫《乡土心路八十年》，是我这么些年琢磨农民意识变迁的一点心得。书的出版，很是费了一点周折，期间，上海三联改组，班子大换血，杨晓敏也离开，很多签了合同的书稿，最后都退掉了。还好，我的稿子没有被退，但编辑换成了陈达凯先生，此公是上海学界的知名人士，最后在他手里问世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此时，我已经博士毕业留在人民大学教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意识变迁的角度，从新阐释了一下近代史。由于我们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外面的信息进来，人们发现很多事不对了，很不满意。我出来这么一说，有些人感到挺新鲜。因此，这本书卖得很好，据说头一年就买了一万册，而一些老学者，比如孙达人先生，看到书之后还到处找作者，最后终于把我给找到了。

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对戊戌变法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个题目之后，只要琢磨出点东西来，就兴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个，我所谓的研究，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般不讲究什么“需要”。对于戊戌变法这个史学界的老题目，我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扯开去：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戊戌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本身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过去什么维新派、顽固派的传统说法，甚至帝党、后党的说法，在我看来，也是一团混乱，尤其不相信过去支持自强运动的西太后属于顽固派。在甲午战后，整个国家的上层,谁不知道不变法就要亡国？关键是帝后权力二元，如果变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对退休威胁的西太后，自然对反对变法的声音，就比较听得进去。同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民族——满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满人政治在整个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变法时，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满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结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因为变法的措施，对满人的特权，有很大的损害。在这本书里，我也不相信传统的另一个更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制造了舆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来，恰恰这“两考”和康有为以圣人自居，欲作教主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来倾向变法的士大夫反而走开了。事实上，几千年来，士大夫很难轻易接受另外一个人做圣人，哪怕这个人德高望重，功高盖世。他们称皇帝为圣上，只是情势上的客气，圣人只有一个，连孟子都只能是亚圣。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启蒙上价值尤高，办报纸影响不止一代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那时开始，才学会了怎样开会，怎样发言，怎样表决。

很遗憾，我的这本书，影响最小，除了不多的几个学者表示关注之外，学界基本上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又对义和团运动有了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导师程歉之赐，因为他是义和团研究有名的权威，作为我的博士论文，这就有了《拳民与教民》。这本书，现在已经跟《乡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许蕾的几万字的东西。

我的义和团研究，其实从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开始的，我赞同他不像中国学者那样，总是斤斤计较于义和团的组织出身，在民间教门上打转，而是将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b但是，作为中国人，我需要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同时，教民，即中国的基督徒，是怎样一个群体，面对义和团的追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一书，是我本世纪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尝试用散文体，把书的一个一个的篇章，变成一篇篇独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间又有关联，串起来看，就是一个主题的讨论。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乡土社会，城市也有都市里的村庄，现代化的乡村改造路径，自然也对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厘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本书也给我带来比较大的学术声誉，现在很多学者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多是由于看了这本书3

余下的几本随笔，跟历史文化有关，跟学术也有点关系。严格地说，都是我的读书笔记。直到今天，我看书依旧“恶习”不改，随着自己的兴趣来，信马由缰。看到什么，但有所感，就立马把它写出来，由于学术论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随笔路线。我的随笔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为了讲故事才写的，其实多数的故事讲得都很简单，几笔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写，主要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论文写得也像随笔，只是带注释的随笔’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禅”的本色。

之所以乐于把这些陈年旧货倒腾出来，主要是想向世人证明一下，我这个人,其实还有学者的一面，虽然这个所谓的学者，很有点野路子，而且归属不明，不知道该往哪个行当里搁，属于三界不收、五行不属之辈。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样，只做了少量的修订，想要大改，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学者，做学问’无非是傻子编筐——边做边像，现在像还是不像,读者自己评判。

一次喝酒，我对李零说，我最喜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马上说，这是我的名言。一查，果然，他先说的，有字为证。不过，我说这话时，没看过他的名言，多少也该算我点创意。李零有随笔集曰《放虎归山》，意思是他特想跳出学术圈，回归读野书的旧日境界。跟他比起来，我只能算是一条豺狗，但豺狗也想回到山林，而且，我想，我能回去。

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

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

——军阀作为政治文化现象

研究军阀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军阀是什么？如果按字面释义，军阀的“阀”有点近乎日常我们所用的“霸”字，因为无论军阀、党阀还是学阀，只要后面缀以这个倒霉的“阀”字，就会变得霸气冲天蛮不讲理，自定规则自说自话。军阀可以理解为倚仗武力无法无天的人。如果我们还想深究一下“军阀”一词的政治内涵，那么不用花多少气力就会发现两个已经为众多有关军阀的定义所公认的要素，一是专恃武力，二是割据地方，英语“军阀”一词WARLORD，恰到好处地显示了这两个要素（WAR，指军事、战争，LORD意为土地主），无论是西方学者“依军事实力主宰一个地区的人”（谢里登）的定义，还是国内的权威性概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辞海》），概莫能外。

然而，通行的说法往往未见得合理，因为这种定义排除了袁世凯和蒋介石，就是对“据”无定所的冯玉祥也不尽适合，而事实上这三位，在近代史上都是响当当的军阀。

所以，无论是我们惯常认定关于军阀的字面含义还是更深一层的政治内涵，事实上都是我们对军阀的某种直观把握和理解，要想更贴切、更合情理地认识军阀，还必须有一种文化的观照。事实上，军阀不尽是蛮不讲理、动辄杀人的军汉，至少也不全是卖国媚外的奴犬，军阀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随着中国传统政治格局的跌宕，周期性地在政治舞台上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社会结构，蕴涵了政治上的一统和经济生活上的分散这样两种对立的因素，结果导致了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大一统”和“大离散”两极对立的格局，演化成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高度整合又高度离散交替出现的政治情境。中国历史乱治交替的周期变更，事实上是社会文化结构的表现形式。如果把大一统的社会历史时期视为传统社会的常态（有序），而将大离散的时期视为非常态（无序）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军阀是无序的社会系统中政治子系统的不稳态的产儿。

如果还嫌上述两定义不够具体的话，那么我至少还可以列出所谓军阀的几种必备的条件和特征加以补充。

一、动乱的前提。中国的传统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文治精神体现为文官网络和教化网络的叠加，一旦网络的中枢失灵，离心倾向扩大，文治背后的武力就会显露出来，形成赤裸裸的军事纷争。原有的统治形式无法继续维持了，但又没有新的形式来取代，作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军阀一方面是杀戮和破坏的工具，一方面是向常态秩序过渡的桥梁。

二、时间阶段性。历史上从不存在孤立单个的军阀，作为政治动乱时期的特有现象，军阀总是在特定时期成批涌现，又随着动乱的消失而匿迹。多数军阀是短命的，从生到死不过几十年。社会上也普遍认为它们是短暂的过渡性事物，甚至军阀自身对自己的这种暂时性也有所感觉：无论是统治手段上的近期功利主义还是对空头中央政府认可的斤斤计较，都映射出他们某种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三、统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方式，尽管骨子里是武力的内核，但却有一种文治精神的表象，社会流行风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轻武，而军阀统治恰恰相反，表现为赤裸裸的军事化统治，军人专制，武化阶层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不讲规矩，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很有丛林时代的特质。

四、政治形态上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空间上体现为军阀间的相互吞并、分化与重组，在时间上表现为区域性军阀向全国性军阀的演化，每个时代全国性军阀的出现，既标志着军阀时代的极盛，同时也是军阀时代结束的征兆。三国的曹魏、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统治者，以及近代的蒋介石，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由乱世走向传统文治的最后的铺垫。袁世凯作为清末半独立的督抚们的一个总结，本来具有过渡到传统文治、结束动乱的意向，然而由于时代、环境及他自身的种种因素，却使这一意向滞后到了蒋介石那里，而其时中国社会系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传统政治的周期律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照我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相互攻杀的诸侯不能算是军阀，因为那时中国政治乱治交替的格局尚未确立，而且它们独立半独立的状态，多少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允许的，属于西周封建制的制度体现。西汉初年异姓王和同姓王的独立倾向也不能算是军阀现象，因其时不仅不具备社会大动乱的前提，而且作为旧制度的绪余，它拥有相当的合法理由。除此以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末世的动乱年代，都有军阀现象的出现。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军阀也有自己生长发育消亡的过程，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差异，这种过程也有相当的不同，有的由于异族的入侵而中断，像明末；有的由于异族的介入而融汇于民族主义，像南北宋之交；有的则是以上两种情形的叠加，像东晋及南北朝；还有的由于割据势力的某一方力量膨胀得过于迅速，从而使军阀仅在初生态就中止了发育，如秦末、西汉末、隋末等。军阀现象发育比较完全的有这样几个时期：一、东汉末—三国；二、唐—五代；三、元末明初；四、近代。

东汉末年，从黄巾起义到董卓集团的瓦解，前后七八年时间，为军阀的诞生期。这一时期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在与黄巾军的争斗中同归于尽，各种武装势力乘机而起，有地主豪强，有州郡长官，有起义军转化成的武装，甚至还有名士（如刘表和孔融）割据州县，相互攻杀，形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统治形势极度紊乱，整个社会系统的无序度达到最大，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多数军阀有意无意成为社会大破坏的罪魁，他们在争战中疯狂屠杀无辜，对据地的老百姓则无限度地剥掠。

从董卓败亡到赤壁之战这十六七年为军阀的发育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董卓败亡到官渡之战为前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军阀间的分化与重组进入一个台阶，一大批小军阀在竞争中消失，形成了袁绍、袁术、曹操、公孙赞、吕布、刘表等初具规模的军阀集团。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为后期，中原逐鹿的结果，曹氏集团一枝独秀，大有气吞诸侯一统天下之势，成为具有统一意向的“中央性”军阀集团。发育期的总特征是军阀间的兼并战争规模大而且轮廓清晰，社会的聚合趋向开始起作用，以往无限制地掠夺和破坏已经威胁到了军阀自身的生存，所以各个军阀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内部的巩固与生产的恢复，如屯田制等措施的实行，士家制的军事制度的推行等，后期中央性的军阀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军阀现象成熟的开始。

从赤壁之战到魏、吴、蜀三国各自建立独立政权这十余年，为军阀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武人为主、文士为辅的政治格局均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全国范围三大军事集团鼎足而立，各自开始把注意力投放到自身恢复和巩固方面，战争相对于前两个时期大幅度减少，相继开始了从武治到文治的转化。待到这一时期结束，三国的文士派力量就逐渐压倒了武人，出现了像蜀之诸葛亮、魏之司马懿、吴之陆逊等文人主军的局面。到了这个时候，距常态的传统政治格局已经相去不远了。

“唐—五代”军阀的演进也经历了类似的生长发育过程，所不同的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军阀是由声势赫赫、国力强盛的盛唐孕育而生的，强盛国力所生出的无边野心，是军阀诞生的催生婆，累年的黩武政策，使府兵制瓦解，代之以雇佣兵制施行。为了方便军事行动，边境上形成了一系列手握重兵、军政合一的武将型的节度使，造成军事上严重的内轻外重内部空虚。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条件，军阀才例外地出现于王朝的盛世。当唐朝君臣沉湎于国泰物丰的升平歌舞之际，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揭开了藩镇割据的序幕，此后中央势力与割据势力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相持，双方消耗殆尽之际，中经黄巢大起义的转换，以朱温、李克用为代表的新军阀取代了老军阀。如果把安史之乱时期视为“唐—五代”军阀的诞生期，那么它的发育期（从安史乱平到黄巢入京）和成熟期（从唐亡到五代结束）则特别的漫长，而且由发育到成熟，还经历了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军阀的初始态消亡，但这种现象却经过长时期的发育，在新的形态上得到了更成熟的体现，近代军阀也有类似的情形出现）。显然，这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军阀现象出现的时机超前和蛮族参与过程这两种因素所致。就前者而言，统一王朝还具有相当力量，结果就遏制了军阀的进一步发育，使之成为生长迟滞的侏儒，非得经过更新换代，蜕皮变换，把前一阶段发育成熟的各种因素注入新的机体之中，才能开始它的成熟期。后者，由于蛮勇好武少文的异族介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军阀更具蛮武色彩，对“长枪大剑”过于执迷和对“毛锥（笔）”长时间轻视，从而迟迟不能向文治转化，只有到了宋太祖赵匡胤那里，才用杯酒释兵权这种果断而机智的办法，使统治的车轮走向了正轨。

元末明初的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有点返祖，与东汉末很相像，因为它们发生的时机、条件有类似的地方。两者的差别在于元末不存在像东汉末那么普遍的地主豪强，南人和汉人地主连拥有武器的权力都没有，加上元末动乱本身具有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所以元末军阀多由农民起义军转化而成。从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到宋都（小明王韩林儿之都）汴梁失守可算做军阀的诞生期。由于红巾军民族大起义的触发，各地以起义名义开始割据。从宋都汴梁失守到朱元璋吞掉陈友谅，可视为军阀的发育期，军阀群中朱和尚木秀于林。从陈友谅败亡到张良弼、李思齐、扩廓帖木儿等北方军阀相继败亡北逃，为军阀的成熟期，这期间朱元璋依次削平了南北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最后以朱元璋大杀功臣的极端手段，完成了武治向文治的转化。整个过程与东汉末年极为相似，都是以某一个军阀个体为主线演进的。

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是由几次蜕变构成的，由湘淮军一变为北洋军（包括各式新军），再变为青天白日旗下的国民党军。像数次脱皮的蚕，每蜕变一次，躯体都要长大若干，形态也更为完备，胡、曾、左仅仅是雏形，而蒋氏集团已经变成巨人了。

从外表上看，近代军阀的生长过程与古代并无二致，而其内涵却有质的差异。因为尽管近代中国是被人推出中世纪的，但其社会性质毕竟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军阀背负着传统的重负踉跄而行的时候，时代悄悄地在它的背后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首先，在工具上，近代军阀经历了从传统冷兵器到现代热兵器的演化，近代军阀是用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品装备起来的“新式军队”。其次，在制度上，近代军阀的军队组织是以近代西方的军队制度为标准重建的，由羞羞答答的军、镇、协、标到名副其实的军、师、旅、团，体现了某种刻意模仿的苦心，和学习西方的努力。再次，影响军阀发育过程的外部因素，不再仅仅是头脑简单、蛮勇有力的少数民族，西方列强的干预，每每使军阀的演化带有更多的殖民色彩。所以可以说，造就近代军阀的社会大动乱不仅仅是周期性封建王朝的回归热，近代军阀也不仅仅是王朝末世的产儿，在它身上，还带有几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的物质和制度两种层次反思的痕迹和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创痕。

从上述四种军阀现象的发育过程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军阀从降生到成熟，从来就不是纯职业军人的集团，每个正在发育的军阀，都是军绅的混合体，而且随着军阀的成熟，逐渐向绅军转化。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军阀对群体内部秩序的巩固，群体的凝聚，向来是十分着意的，尽管有时军阀在破坏外部秩序，有时致力于恢复外部秩序，其内部的巩固与强化始终是军阀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传统政治教化功能的局部恢复。

每个历史时代的动乱时期，无一不伴随着传统意识的危机。社会政治系统紊乱之先，往往是人们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解体。统治者统治不下去了的最大征兆，就是普遍的对统治意识的迷惘和背反。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在每一个军阀时代都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不同层面杂多意识的冲击和挑战。有时是来自下层的太平青领教和弥勒教；有时则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游牧意识；有时还要面对佛教和拜火教的冲击。到了近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则有被根本颠覆之虞。作为动乱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军阀一方面以它赤裸裸的暴行把传统道德推向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事实上成了传统道德的最大背叛者和破坏者，另一方面又极力恢复被它亲手践踏了的传统道义和价值。这种行为上无可调和的内在分裂，使得军阀在意识领域扮演了某种矛盾重重的角色，比起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者来，更具有戏剧和传奇色彩。

近代军阀是历史的产儿，也是时代的产儿，19到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介入，东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冲撞，使得近代军阀具备了他们前辈所没有的双重性格，也使得他们看起来比其前辈更加惶惶不安于内部的裂痕，煞费更多的苦心寻找资源的结果，从而使近代军阀的统治意识更富滑稽意味。病笃乱投医的结果是，从堂而皇之的纲常礼教到极不驯雅的江湖义气，从装神弄鬼的喝符请仙到肃穆庄重的教堂礼拜，从朱熹到俾斯麦，从王阳明到希特勒，在近代军阀的意识拼盘上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

军阀意识是一个多少年来从未有人触及的领域，揭开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丑陋的世界，其中的某些垃圾也许今天还在被当成点心出售。

本书以近代形态较为完备的军阀为对象，对他们的维系意识作其时态的定格描述，以飨读者。

第一章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

在近代，历史与现实作为军阀的双重父母，各自赋予它不同的禀赋。然而，先祖的基因必须通过时代的律动才能得以表达。近代军阀的产生、发展与消亡是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历史进程相始终的，即：中国传统秩序走向崩溃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化的过程，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作为军阀集团的维系意识，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与上述三种过程有关的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走向没落但依然盘根错节的传统思想，由于统治秩序紊乱而“合法化”的游民意识，伴随文化冲突而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军阀集团维系意识在这三股意识干流的交汇撞击中泛起自己的水花。

一、传统意识的滞留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血缘纽带的强固，任何层面的社会群体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点和归宿，父家长制的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社会控制层次，个人的奋斗大都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行进。这一方面使中国人的国家观、社会观带有浓重的家族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也使各种形式的社会群体的维系意识都成为以宗法制度为归依的儒家纲常体系的派生物。

一般我们称军阀为封建军阀，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就是说在他们整个思想体系中，我们通常所谓的封建纲常礼教起了主干作用，因为在建国后很长时间里，我们将秦汉以来的制度，视为“封建”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军阀本身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产物。尽管传统在西学面前碰了壁，他们依然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祖宗法宝来维系军队。尽管军阀首领中不乏目不识丁的老粗，各集团成员中也没有多少人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然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底色，纲常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秘密在于它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对传统的接受，不仅在于正统的经学研读和学校教育这种大渠道灌输，而更为普遍的是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戏台上，鼓词里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形象，往往较刻板的伦理说教更能动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热衷于忠孝节义，糠食者也习惯于节义忠孝。袁世凯祭孔，孙传芳投壶，连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也会大刻《十三经》，其余大大小小的军阀无一例外地张口五常闭嘴八德。使集团成员的头脑在效忠的题目下僵化固化，是全体军阀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像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在把纲常礼教挂在嘴边的同时，并没有脱掉释道两教的影响，在军阀的维系思想库中，传统所有的法宝均有一席之地。湖南军阀赵恒惕会开“人力已竭求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会，唐生智则有一支受戒的“佛教军”。

然而，近代军阀毕竟生活在近代，时代不仅使他们对待传统伦理的态度具有更多的功利实用气味，而且在他们继承的传统思想上也烙上了自己的印记，由于清亡以后，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支离破碎，统治中心呈现出一种物理上所谓的“失重”状态，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话来说叫做“五伦”缺了“一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传统人际关系的五个维度，缺了“君臣”的一维。所以军阀们的纲常礼教往往缺乏整体色彩，即只强调伦理体系中的忠孝之义而置公私之义于不顾。这一点，就近代而言，曾国藩为始作俑者。湘军的建制，因将设营，将去营裁，每级建制交由负责长官招募忠于自己的官兵。袁世凯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建树，在小站练兵时即把所谓的“忠国、爱民、亲上、死上”四义混为一谈，用偷换概念的办法使他与“国”合二而一，忠于他就等于忠于国。所谓“小忠者，大忠之贼也”，没有一个军阀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他个人的利益，所有人都只强调下属对他个人的效忠，而对他名义或实际上的上司对其手下的越级干预都怀有极大的敌意。对军阀来说，来自敌对营垒的威胁与来自同一阵线别一派系的威胁同样可怕。与护国军作战的袁氏嫡系武力曹锟会拥兵自重，眼看着他主公的事业瓦解。跟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地方军阀也能与红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

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在军阀的传统性格上的最大影响是造成了意识结构上的内在危机，除极少数外，军阀无不希冀一温帝王梦，然而却都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制度的誓死捍卫者甚至“再造者”。明明是三纲五常的儒家说教，却偏偏要冠以时尚的口号和“主义”，这种意识上表层和内蕴的分裂，标志着军阀心中的传统意识已经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时代性扭曲。

二、游民意识的渗透

在传统社会里，游民的成分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是脱离土地和宗法关系的人，一方面，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必须在新的生存条件下，结成新的类宗法式的关系。地主的兼并，国家的掠夺与压迫，人口增长的压力，土地的贫瘠化，使周期性震荡的传统社会始终保持着周期性涨落的游民人口。这样一个游民阶层的存在，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是威胁王朝秩序的异己势力。游民虽然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迫于官方的压力和生存的需要，也产生了某些与社会主体意识相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宗教上的罗祖崇拜、无生老母崇拜；憎恶现实的“劫变”观念，甚至将所谓的“现在佛”如来斥之为“人面兽心”；强调互助和蔑视纲纪的义气等。

明清以来，随着秘密教门的兴盛，地下帮会的发达，和一定数量的失意知识分子的参与，游民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渐趋提高，游民意识也渐趋理论化和文字化。清亡前后，随着统治秩序的瓦解，大批游民涌入军队，帮会和绿林“豪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某些著名的惯匪甚至成了执全国政局牛耳的人物，所谓南有干帅（陆荣廷）北有雨帅（张作霖）并为一时之雄。海外的“洪门”、西南的“袍哥”、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江浙一带“青帮”都对军阀有相当的渗透，不少军阀重要成员都是帮会的骨干，有的甚至在军队中公开地大散海底，讲说家法，广收门徒。流行于北方数省的不少民间宗教门徒，也随着军阀的招兵买马而流入了军队。在这种“黑社会”合法化，社会沉渣泛起的情形下，游民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军阀的维系意识之中。

游民意识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忠义”和“侠义”观念，前者是团体（帮会堂口、绿林山头）内部的核心观念，后者是团体对外的主要原则（至少是以此相标榜），两者的中心是个“义”字，洪门忠义堂的堂联就是“非亲有义须当敬”，“义”的关键在结盟，即“金兰结义”，帮会特别尊崇关羽，着眼点也在于“桃园结义”、“义气重似海”，这显然是对血缘纽带的某种超脱，是一种新条件下的类宗法关系。不义意味着背叛，对于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的黑社会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所以为同人所深恶痛绝。这种“义”显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义”有别，后者主要强调公私大义，义服从于忠，具有儒家伦理的理性色彩，而前者主要是私义，掺杂以“情”的成分，“是友无情切莫交”，对帮会来说义与忠相联的时候意味着对同伴的忠实、不相欺，失了脚不出卖兄弟；义与侠相联则意味着行事正当（合乎江湖规矩）和抱打不平及对钱财的轻蔑，“仗义疏财”。

可以说，这种江湖上的“义”意识，已经很强烈地影响到了军阀的行为准则，军阀集团内部重要成员与首领之间除效忠关系而外，往往还有结盟（结拜）关系，不拜把子，不结团体，彼此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所谓的信义与情感。一个比较特别的事实是，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胜者往往不对负方作穷寇之追。战场上尽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但于对方的家眷和财产却很少触动，战败后片甲不存的军阀，也会得到对方的优礼。可以说，这种貌似绅士风度的做派来自于游民意识的侠义观念，因为毕竟彼此过去同属一个“北洋团体”，彼此的“优容”可以解释为既是做给外部也是做给内部看的一种把戏，以显其仗义和宽厚。如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直皖战前小徐（徐树铮，皖系谋主）诱杀了北洋旧将陆建章，会引起北洋军阀的普遍不满，以致成为皖系战败的一个筹码，因为这种行为的本身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显得那么不够“侠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军阀意识中掺杂有不少游民意识的成分，但游民意识在传统社会毕竟是一种非主流意识，对多数军阀而言，游民意识仅仅是一种程度不等的影响因素，少数军阀的游民意识的色调虽然重些，但随着角色身份的变化，也会逐渐淡化而最终向正统观念靠拢。

三、欧化意识的波及

西方文化对军阀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经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其中某些与中国人的民族自省心理契合，成为一时的流行思潮，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对军阀发生影响。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层次，基督教随着殖民化的深入在中国传播（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各派），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由于自身“孔子加耶稣”的“本色化”变形，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许多边远地区出现传教士的踪迹，据统计，到1918年，仅天主教徒就达190万之多。由于基督教本身具有的凝聚人群的功能和浅层文化天然的普适性特点，因此，西方宗教，尤其基督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对军阀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西方近代思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涌入，对军阀陈腐发霉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而大批学军事的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加上更大数量的国内新式军事学校（堂）的学生，则给这些思潮提供了接收载体，军阀部队的干部构成，这些人员占了很大比重。说也奇怪，某些军阀冥顽不灵的头脑，对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一向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而于某些偏执的极端主义货色，却有灵犀一点，一拍即合，无论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还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都是一些军阀热衷引进的对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在西方不怎么高明的学说，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唤起国人自强自救意识方面曾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对军阀政治的影响却存在另一面，即对强力的崇拜，对武力的迷信，对弱肉强食正中下怀的称道，由醒狮派宣传的国家主义，也在特定时期成了某些军阀维系军心，对抗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具。孙传芳曾利用国家主义组织“三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唐继尧也在云南组织国家主义色彩的“民治党”，开办三月一期的“民治学院”，组织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滇事旬刊》。一度流行于德日的军国主义思潮及德日奉行的军国主义政策，则为山西王阎锡山奉为至宝，竭力效法日本的村政与警察制度，把山西搞成了一个大兵营。

鉴于基督教的影响和团体凝聚力，一直在北洋营垒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冯玉祥，直接撷取基督教教义的某些利于他的成分，并利用宗教本身联络、聚合人群的形式，让耶稣基督为他维系军心，博得了“基督将军”的美名。蒋介石则更加乖巧，奉信基督教成了他取悦西方国家和联络国内欧化阶层的手段与招牌。

有时，西方思潮对军阀政治的影响还会表现在这样一些场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的输入与爱国浪潮的高涨交织在一起，某些较为敏感的军阀总能喊出一些时髦的口号以争取军心和民心。如阎锡山就一贯认为“新能存在，旧必灭亡”，因此总是随时代风云的变幻，相应地打出一些“主义”和“旗帜”，以示“进步”和趋时。吴佩孚尽管满脑子“仁义道德”，但也曾起劲地高喊“德谟克里特”以至“劳工神圣”，从而在与皖系的斗争中争得若干人心的筹码。

应该指出的是，军阀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极为有限和相当浅层次的，比起他们的旧文化根基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纵使是“西化”较深、满嘴新词的阎锡山，也最多达到中体西用的水平，并没有超出前辈张之洞的窠臼，近代军阀说到底还是封建军阀。

第二章 “炮灰”的追求

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分

从社会学角度，如果把军阀集团视作一种社会群体的话，那么士兵（包括下级军官）就是其中一个面目不同和被动的亚群，他们对整个群体的目标麻木不仁，可又身为实现这种目标的主要工具，他们与大群体的联系是松散的，可是将他们束缚在军阀战车上的力量却有他们自身情愿的成分，士兵群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素质不知不觉地制约着军阀上层的维系方式和统治思想，因此，对施政受体的适应，成为军阀政治中教化欺骗的主要表征。

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与国内封建势力的剥削压榨，造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破产。军阀割据，累年内战，兵、匪祸联结，天、人灾相继，更加剧了农村破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畸形的病变。

首先，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结构出现了变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化，中国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逐年加剧，农业生产日甚一日地被拖入殖民化的商品经济轨道，农民愈来愈多地从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原料的棉、麻、丝、桐油、大豆等项产品的生产。仅棉花一项，据20世纪30年代的15省100县的调查，从1904~1909年到1924~1929年这20年间，棉田的比重由11%上升为18%，而棉田的商品率在1921~1925年间达到平均31%的水平。农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随之提高，据1921~1925年全国7省17处调查，农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约有1/3是购买的，全部农产品约有一半是出卖的华北地区这一比重偏低（购买占27%，出卖占44%），华东地区偏高（购买占42%，出卖占63%）。农村生产与生活，对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传统的市场网络，直接与国际市场衔接。中国农民在殖民性的商品经济模式里，深受国际资本与国内中间商及封建势力的多重盘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们破产失业，流离失所。

其次，农村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导致财富的增加，却造成了农村普遍的贫困化。据1934年全国14个地区的调查，农家平均年收入超过最低生活线的只有三个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欠债，农村贫困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减少，佃农和雇农增加，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转移，农村中的中等富裕户也大有减少的趋势。浙江鄞县1927年农村自耕农、地主、佃农、雇农之比为1∶2∶7∶10，同年安徽合肥农村的阶级结构，大地主占0.01%，小地主17%，自耕农10.99%，佃农70%，雇农12%。四川北部，自耕农在1913年为15%，1926年下降为10%，佃农同期由28%上升为38%。农村地主阶级自身结构也有所变化，与军阀有关的带枪地主兴盛起来，取代文人型的“绅士”成为农村的实际统治者，旧文人地主或者开始武化或者没落。四川由军阀、团阀和高利贷者构成的新地主，虽然人数上与旧地主相差无几，但却占有87%以上的耕地，而旧地主所占耕地的比重超不过10%。这些新地主，有的是军阀的代理人及其亲族，有的则是“在地方上办团防，带三五十条杂色枪支，参加过几回小内战，于是成为军官，到后来又在大小兼并情形中被消灭，或被胁裹出去，军队一散，捞一把不义之财回家来纳福，在乡里称支队长、司令官，于同族包庇点小案件，调排调排人事，成为当地土豪的”暴发户。

最后，作为以上两种结构变化的结果，农村的人口构成也产生了变化，带枪地主势力的膨胀，增加了农村的武装化因素，依赖这些武化豪绅为生的浮食人口明显增加，以团丁、保丁、打手、护院等名目存在，借防匪与自卫的名义，行横暴乡里之实。有人曾不无调侃地指出：四川有“四大势力”，破产者与失业者、仰仗军阀鼻息以求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团防与军队，最后是瘾君子与算命先生。四川如此，全国农村也类似。农村中流亡半流亡人口逐年增加，河南叶县54村的流亡人数，1922年为2301人，1928年为5431人，1929年为6651人；1928年南召、夏邑等县的流亡人数竟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24%。又从上海人口的增加来看，从1910年到1930年，20年间从49万增至672万，净增12.7倍有余，间接反映出农村流亡人口的增长幅度。

农村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军阀士兵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总体上说，士兵群是由破产农民和过去依附于农村经济的各色非农业人等及游民组成的。像朱执信先生所说的那样：“从前读书的，经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抢劫的，拐骗的，走私漏税的，都荟萃在兵的范围。”刚刚离开土地的破产农民、农村中新增加的浮食阶层，和由于农村破产而连带失去生计的手工业者、小商人、教书先生、游方郎中等占了士兵的绝大多数。19世纪20年代末，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对晋军一个旅的946人作了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士兵中有87.3%是农民和无职业者，几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其余为小手艺人、商人、医生（农村）和教书先生。其中68%的人要寄钱回家以供养家人，来自农村的士兵，其家庭所有耕地平均在27.74亩以下。当兵，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职业，一种无奈的选择。

从以上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分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当兵是破产农民被迫无奈的出路。殖民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连年的战祸，造成了大量的破产失业的农村人口的存在，而中国萎缩的工商业又与农村的商品化过程极不协调，无力吸收如此众多的失业劳动力。第二，当兵也是一种可以被乡村社会与乡村人心理所容纳的职业，农村生活商品化的结果，使得军饷可以作为家庭收入的一种，而且当兵作为破产农民最大的出路之一，其牵扯的社会面之广，使人们不得不改变一点清朝实行兵籍制度时那种“准贱业”的看法，即所谓“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第三，脱离土地的农民成为士兵之后，仍然与他们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农民的某些特性并没有像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同类一般有所改变，甚至可以将士兵群视为农村社会结构的延展部分。

二、士兵群的目标系统

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农村特殊的经济结构，即使是佃农也有独立的生产意志，地主只收取固定的租额，而对生产经营并不加干涉，所以农民在未脱离土地之前，是具有相当独立的生活意志的。然而，过去散乱的农民个体一旦聚合成士兵群，过去那一点独特秉赋就丧失殆尽了，表现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群性”。他们易于接受领导，也易于反叛上司，群体意向的所指带有很大盲目性和随机性，受物质（粮饷）、精神（士气）、风习，自发性领袖，以至各种禁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士兵群散乱无序的行为意向中，其目标系统却显现出始终如一的趋向，这就是：活命、养家、发财与发迹，当然也有些是为了报仇或者避祸而投军，但这些动机显然不是主流。

“吃粮当兵”是最基本的动机，失去土地又别无长技的农民，当兵是比较容易找到的饭碗，而作为士兵这种职业，只要没有战死或其他什么原因死掉，吃饭活命倒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军阀要靠士兵来打仗，纵令长安米贵，吃饭倒也不难。

养家是士兵最为关切的核心目标，同样，据陶孟和的调查，那近千名士兵中有49%双亲俱存，有21.3%是独生子，有27%是结婚有家室的人。就是说，这些士兵中近一半的人是家庭的主要赡养者，其余的人，作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一员，其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根深蒂固的。

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士兵的待遇是优厚的，月饷号称“七品官俸一般同”。后来随着士兵市场的扩大，兵“劳动力”的价格愈见其廉，从每月十余元降至六七元，四五元不等，尽管如此，如果士兵能拿到他们的薪饷，对于平均年收入不到263元的农户（每户平均人口六人）来说，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数字，实际上，由于自身辖区收入的不稳定，易受外界的影响，军阀部队的欠饷是经常的，层层克扣更是家常便饭。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晨报》记者曾采访过一个奉军士兵，据这位士兵说，他们开拔时曾发双饷十六元，但经七折八扣到士兵手里只剩六元，奉军在各个军阀军队中，还算是待遇最为优厚的。战时尚且如此，平时则更是苦不堪言。原藏致平部的一个排长说：“余自在闽追随臧致平后，无处不战，至今四年。每战辄弃所有，月饷虽有三十元，四年中抚家仅八十元耳，而濒于危者屡矣。”所以说，士兵养家的目标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最热切关注的目的行为受阻，士兵们才不惜用频繁的逃亡（换个军队吃饭）和兵变来对抗。据蒋百里统计，1914年逃兵人数为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一，1916年则达士兵总数的十分之三，1908～1936年共发生三百余次兵变，绝大多数是因为欠饷过多。

发财与发迹是士兵群目标系统中最高层次的目标，对于绝大多数士兵而言，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幻。然而，处于财神禄神诱惑氛围的社会成员，要想从根本上断绝发财显贵之念是困难的，而且军阀往往鼓励士兵的这种追求，也确有极少数人由当兵而致显贵或得了某种不义之财，从而为希冀发达的士兵树立了某种缥缈的标榜。作为拿枪的人来说，发财的路有两条，第一条是升迁，第二条是抢劫。升迁之路太阻塞了，还没升上去，兴许就成了炮灰，于是乎军阀部队中的抢劫行为就像瘟疫一般弥漫。在士兵的行伍生涯中，由于游民意识的引导和自身发财欲的萌动，一个本来淳朴的农民会干出许多从前他连想也不敢想的暴行。这种职业性的人性异化，虽然也会引起军阀的某种忧虑，担心纪律的松弛会导致约束力的减弱，但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这种狂暴性为他们打仗卖命，许诺攻城之后“自由行动三天”，甚至像林虎部将黄业兴那样，以“你睇（瞧）！几多当铺，打入去任你们发财”，作为攻击命令。

作为下层文化的浅层意识，士兵群的目标系统是原始和粗浅的，但与军阀集团的总目标却是相异甚至是冲突的。从根本上说，士兵对身属的军事集团是隔膜的，对自己所从事的战争是冷漠和厌倦的。卢齐之战，“卢氏（卢永祥）军队预发军饷四个月，但士兵多不明此举用意，且不知目前即将发生战事。”这种冷漠麻木在军阀的部队里，非常普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打仗。

三、士兵群的价值体系

与其他的中国人一样，士兵群的价值体系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这一体系由抽象层次和具体层次组成。抽象的道德价值取向是由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转型而来的，特点是忠孝观念的淡化和信义观念的加强。士兵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里、宗族，告别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置身于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出门靠朋友”的信条顺乎自然地发生作用。对平时视他们做牛马的官长，士兵们自然谈不上忠，对双亲的孝也只好体现在省下的薪饷上，只有那近乎本能的互助互依通过信义得以实现。

当然，信义观念在军队中并不是通行无碍的，往往被割裂成亲缘、地缘、教缘、帮缘等小块，只有在这形形色色的小圈子里，信义标准才能贯彻无违。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有靠小圈子之间的互助，士兵才能生存下去，才能顶得住战火的考验。

虽然，士兵群的纵向道德意识忠孝准则被横向的道德联系信义观所冲淡，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彻底消失，只要军阀稍假辞色，好言抚慰，改善一下军需供应，抑制一点军饷的中间折扣，效忠报恩意识就会重现于士兵群，我们在冯玉祥、吴佩孚的嫡系部队里，都能发现这种已经失落了的道德踪迹。

具体的道德价值取向表现为实实在在的雇佣道德。士兵们把过去扛长打短时的雇佣道德搬来军中，像为人佣工一样，视待遇的好坏，定出力的大小，如果酬劳足够多，玩命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军阀每逢攻城夺地的紧要时刻，总要开出赏格，激励士兵向前。换言之，没有重赏，任何攻坚战都玩不了。蒋介石练黄埔新军，说是靠主义打仗，但组织敢死队攻城，还是要升赏格。

这种雇佣道德有一种被养感觉相支撑。正像没有觉悟的农民以为地主养活了他们一样，士兵们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可能意识到军阀恰是造成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悲惨境地的罪恶渊薮，所以对给他们粮吃的军阀，多少有一点“被养”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战时至少打几枪，平时跟着军阀走，类似奉系军阀郭松龄倒戈时郭部士兵流行的“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的论调（因为郭倒的是张作霖的戈），以及洪琛话剧《赵阎王》中的一个老兵教训另一个想跳槽的士兵的话：“上头花钱养着咱们，为的是有了事，怄气讲打，咱们拼着性命出个力，争这个面子，这才叫忠心，你现吃着他的粮，上别处去干，太不懂得恩典啦！”

士兵群这种由被养感支撑的雇佣道德，其情感色彩是非常淡薄的，也不像西方现代社会的雇佣意识包括那么多义务和责任感的成分，但是它毕竟是士兵亚群与整个军阀集团的主要道德联系，只要存在这种联系，军阀就能存在下去。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军阀间竞争的加剧，战争的烈度加剧，死伤率大增，军阀们愈来愈意识到仅仅有这种松散的联系是非常不够了。

第三章 维系网络：血缘、地缘、业缘

一、血缘（亲缘）意识

军阀的军队，是一种首领人治化而非制度化的军队，决定其军队的面目特征的不是制度而是其核心成员的属性以及这些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军阀首领无一不用现成的和自己培植的人际关系来强化集团的凝聚，而较少依赖制度甚至法律的作用。可以说，所有军阀的各级官长，几乎都与其各自的首领存在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父子、兄弟、甥侄、同宗、裙带、同乡、同学、师生等。这些关系都存在着主从、长幼、尊卑的传统伦理关系的等级界线，所有关系都是为了在貌似“自家人”的气氛中，建造一座首领高踞塔顶的金字塔。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曾这样评论直系的用人：“新陈代谢之旨，独非曹（指曹锟，引者注）了无所知，即吴在当时亦无有所悟，故所用不偏徇于乡籍，即沾濡于关系，间有论列，收效实难。”直系如此，其他军阀也如此。

效忠是军阀集团维系的要务。集团对首领的效忠程度是决定战时的胜负，平时的势力大小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可以是军阀的生存因素之一。在一个封闭的宗法小农社会里，家庭、家族关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亲缘关系是最为人们所看重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血缘（包括亲缘）圈子是他们活动的基本范围，这个圈子里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某种信任和无戒备的气氛。社会愈是落后，地区愈是封闭，这种关系就愈为人们所看重，因而也就强固。尽管军阀掌握的是一支以近代热兵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但作为传统王朝的嫡传，其前现代的本性使得他们只能采用宗法式的管理与控制方式，以确保群体的向心力，成员对首领个人的效忠。所谓“打架要靠亲兄弟，上阵需看父子兵”，在他们看来，自家人的保险系数最大，因为在宗法社会里，一个人的身份在社会中的定位，是由他的亲缘关系决定的，亲缘是人的标签。于是张作霖倚张学良为干城，曹锟以曹锐、曹瑛为心腹，张敬尧有“舜、禹、汤”三弟，四川军阀杨森干脆把机枪大炮都由侄子杨培元与杨汉忠掌握起来。以上列位“兄弟子侄”还都属于稍有些才干和办事能力之辈，至于军中的闲差如参议、参谋、顾问和军需官之类，则充斥着“姥爷、舅爷、姑爷”三爷式的裙带儿，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酒囊饭袋。以至成为一种风尚，一旦某人在军中混出一点气候，亲戚朋友便蜂拥而至，有时会达到让人受不了的程度，害得像田中玉这样的一省督军也不得不在报上大登启事，恳望“凡我戚友均请暂勿遄临”。血缘和亲缘纽带固化集团的作用是明显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社会法则就决定了军阀有提携自己家族和戚友的义务和责任，而其家族成员和亲戚则以效忠和监视他人的反叛不轨行为作为回报。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一个与某军阀有着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一旦背离了该军阀，那么他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谴责的压力，而且如果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目的，他将不为其他军阀所收留，在军界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人们往往是由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来确定这个人的面貌的，个人只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节点，人不可避免地要因本来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亲属的地位、面目乃至行为和品貌受到赞誉和谴责。这也许就是除去真正的亲缘情感之外，军阀看重血缘关系的奥秘所在。

二、地缘意识

在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任人唯亲固然能够较大限度地加大自身的保险系数，然而也容易使集团陷于腐败和低效率之中，毕竟血缘的圈子太小，提供不了更多的人才。军阀毕竟是一种战争集团，内战压力引入的竞争因素和随战争规模扩大而导致的装备进化，都产生出某种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近代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军阀间的战争并不像某些海外学者所讥诮的那样是一种“银洋加烟枪”的军事游戏，尽管非军事性的活动像“银弹”乃至“肉弹”的施用屡见不鲜，但随着历史的推演，战争却愈打愈大，愈打愈认真，从伤亡几十人（直皖战争）到几千人，上万人直至几十万人（蒋、冯、阎中原大战）。飞机、大炮、铁甲车等现代化装备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日益扩大的军事技术人才的需求，显然不是血缘圈所能满足的，这样就出现了人才需要和忠诚需要的矛盾，两者都出于军阀的生存的必需，不能战不能存，内部离散亦不能存。只有寻求两者之间的某种平衡，方可延续下去。张作霖一向认为军校学生思想复杂，不可靠，只看重“高粱地毕业者”。第一次直奉战争，旧式“高粱地毕业生”的绿林军队一败涂地，少数新派部队倒显出实力。于是开始整军经武，延揽近代军事人才，结果仗虽然打胜了，但新人才附带的新思想又导致军心的离散，来了个郭松龄倒戈。奉系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大历史事件，形象地映现出军阀集团维系的危险的两极，军阀唯有在这两极之间踩钢丝，才可苟延残喘，所以说最适合军阀口味的人才，是忠诚型的人才，或者说是奴才加人才的混合体。

地缘意识同样是军阀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传统的农业社会，落后的小农经济，造成人们生活环境的相对固化。长期共处同一地域同一生活环境的人们，其大体相近的语言习俗及生活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容易达到一种较为初步但也是相当根本的情感沟通。军阀正是利用这种乡土认同感，以凝聚团体，融会上下。比起血缘关系来，地缘是一种容域宽得多的圈子，能够较好地满足军阀人才的需求。

对军阀的构成作一点直观的审视就可以知道，奉系军阀从官到兵多为东北人（据说张作霖一做奉天督军即将所有在奉天任职的南方人解递出境），晋系多为晋人，其余的北方军阀的面虽然要广一些，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北方数省，而南方军阀则省界森严，区域性极强，无论官兵，外省人绝少能够立足。至于军官的人选，有些军阀不仅囿于同乡（同省），甚至局限于小同乡（同县）。晋系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湘系军阀何键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为湖南醴陵人），奉军里则有“妈拉巴子是护照，后脑勺子是路条”的说法（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妈拉巴子”和“后脑勺子”均为海城方言）。黔系军阀周西成在控制贵州期间，把他家乡桐梓县能识字的人几乎都拉出来做了官，以致乡间连个能写信的人也找不出来④。不仅如此，每个军阀对他们的家乡格外地施惠，张作霖于海城、陆荣廷于武鸣、张勋于奉新、阎锡山于五台都有诸多的建设和实利，除了“富贵还乡”炫耀心态而外，恐怕更多是让家乡人感恩戴德，从而使跟随他的同乡们更加死心塌地。

三、业缘意识

业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如同学、同事、师生、结拜兄弟等，我们讨论军阀问题时所说的业缘，是一种中世纪的业缘，带有很浓重的传统的相互依附色彩，在军阀那里，业缘意识是受到地缘乃至亲缘意识制约的。当然，业缘也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像血缘那样自然天定，也不像地缘那样随距自己家乡的远近而定亲疏，而是随着彼此情感层次的不同，分出薄厚轻重，其间差距往往很大，同样的师生、同学，那种简单的名分关系和感情融洽，志趣相投的至交，其亲疏自不可同日而语。

制造师生关系以控制军队是军阀的惯技，其始作俑者为段祺瑞，凡北洋军阀早期各系统的各种陆军学堂，段均为名义或实际上的总办，所以凡北洋系统各学堂出身的人，在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他的皖系主要是由跟他关系较长的学生构成的松散联盟。如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马良、郑士琦等均是他在小站时代随营武备学堂的学生。相形之下，地缘色彩反倒要淡化得多，20个皖系主要成员中，只有8个是安徽人。这一点，袁世凯反倒要跟他学步，在眼看要控制不了局面的时候搞了个类似高级军官培训处的模范团，自任团长，并插手保定军校，可惜为时已晚。此后，这种关系成为一种定式。凡大一点的军阀无不办有军事学校、讲武堂和学兵部队，由首领兼任军事教育部门的主官，一方面满足其军事人才的需求（这一方面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造就一支由门生为骨干的军队。最成功的是蒋介石，凡国民党的各种军事学校，他都是校长，嫡系部队就是所谓的黄埔系。凡黄埔出身之人，均可以称他为校长，以示亲厚。

亲手培植和提拔的部下也是一种业缘关系，像曹锟与吴佩孚，吴佩孚与张福来、肖耀南等人，冯玉祥和手下的“十三太保”等均属此类。这是一种准父子式的封建关系，如袁世凯所谓“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禄，遇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骨肉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赏罚升迁均用一种家庭式的亲昵方式，张福来贵为督军，见了吴佩孚却像个小媳妇，韩复榘身为方面主帅，犯了错还要罚跪。张作霖对部下讲话，张口就是：“你们都是好小子，是好小子就要好好干”。走到哪儿都带着马桶的王怀庆，对部下常无故打骂，“视其能否贴然接受，有无怨言，借此考验其是否‘忠诚’，然后决定升迁”。甘肃军阀陆洪涛说：“我所擢用者，皆随吾多年老人，其性情我所深知，喜怒笑骂由我，将来不致有掣肘，发生尾大不掉之虞。”这种师义相结，父子相待的关系，就是要达到使部属“喜怒笑骂由我”的麻木愚忠的境地，建立起无条件服从的权威。

换金兰谱的结拜关系，也是军阀业缘关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如奉系军阀旧派的张作相、张景惠、吴俊升之辈与张作霖的关系，鲁军张宗昌与部下主要军官的关系均属此等。所谓结义兄弟，是一种由家族关系仿型的社会关系，军阀利用结拜的形式，为的是人为地制造广泛一些的“自家人”从而强化彼此的联系，或者在诸军阀之间，制造某种结盟气氛，巩固自己的地位。此外，像曹瑛由于爱在妓院鬼混，因此他的二十六师军官半数以上由妓院的杂役充任，虽说人称“茶壶队”，但从对他个人效忠的角度，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业缘”。因为，这种茶壶，换个地方，绝对没有人用。

事实上，军阀往往采用多重关系重合的方法加强部属与自身的联系，同乡加师生再结以恩义以及联姻和结拜，总之尽量用最多的现存社会关系的绳索，把部属束在自己的战车上，关系的绳索越多，凝聚力就越强。

对于军阀来说，大费周折编织关系网络的苦心在于解决忠诚和人才需求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前进他们却不能不日益陷在提高素质和当心反叛的自身悖论中无法自拔，从而永远无法迈出传统思维的门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造。

第四章 施恩的手段与方式

“阿堵物”这个金钱戏谑的代称自被西晋的玄学大师王衍发明以来，每每被用在嘲讽那些嗜利如命却又虚情矫饰人物的场合。虽然，军阀不尽是生性贪婪的饕餮，其中某些个别人甚至私人生活相当简朴，但在行为表征上，却无一不在逐利聚敛。一方面，做军阀，自己和家人要有好日子过，另一方面，对于军阀手中的雇佣军，如果没有利益的赐予，任何亲密的关系都是靠不住的，即使是儿子老子也可能兵刀相向。所以不管军阀的幕僚们在华丽的四六文中有多少清廉和爱民的表白，以东陵盗宝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却以他地痞式的率直，道出了军阀政治的某些真谛，他认为蒋介石一生所为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怎样把钱搞进来，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这“搞进来”和“撒出去”的两件事，形象地道出了军阀维系意识的两个基础的成分：施恩能力意识与施恩手段意识。

一、施恩能力意识

军阀出于阶级本能，要满足自己蓄财过穷奢极欲生活的需要，还要适当地填一填手下各级军官性质相同的胃口，对于最下层的士兵，至少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前提是他们要有收入，具备相当的施恩能力。军阀占地愈广，地面愈富庶，搜刮的技巧愈多，施恩能力也就愈大，不仅可以维持部下不溃散，还可以引诱敌方的叛归，当然也有像张敬尧那样拥有两千万私财却不肯拿出厘毫维持部队的极端例子。但一般说来，军阀只要是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保持这种施恩能力，不能将所有的金钱都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尽管不少军阀成千上万地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留好到外国租界当寓公的后路，但敛钱维持和扩大施恩能力一直是军阀意识中的主导成分。还有更多的军阀，其实不爱钱，甚至没有私蓄，但对于军队的给养倒十分在意。毕竟军队是军阀最大的私产，没有了军队，军阀的个人生命也就随之失去了意义，纵然是下野的军阀，真正甘于寂寞的也没有几个。

保持施恩能力意味着对所属地盘的拼命搜刮，甚至对路过和暂驻的地方也要大捞一笔，好一点是自行收税、摊派，差一些的干脆有计划地纵兵劫掠。南北方的各种客军，可以截留路款乃到截夺盐税和关税。对县以下（包括县）的每级政府组织，多数军阀几乎不做更动，为的是保存这个系统以便于征粮征税。有些军阀即使做了某些改革，也无非是使县级以下的各级政府纯粹成了一架税收的机器，征收局成了县政府的中心部门，“局长往往由县长兼任，县长为地方行政长官，事繁责重，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皆惟催粮是务；降而至于团总、团正、甲长，亦莫不困于催科”。当然说官老爷们“困于催科”，确乎委屈了他们，应该改为“乐于催科”才是。机构改革规模最大的“模范省”山西“以筹谋军实之故，赋税屡增，全省财政，几濒于危……人民未先受其新政之实惠而负此租税之重担”。军阀几乎个个都是“阿堵物”的疯狂欲兽，只要眼前拿到了钱，哪管他身后洪水，地方糜烂。为害甚烈的包税制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直肆虐不已，商旅切齿的厘金制，蒋记国民政府嚷了七八年才姗姗逝去。就连号称“不扰民真爱民”的冯玉祥部，也照样“向民家要粮要草，催税加捐”，打起仗来也“向人民要车要马”。甚至各派军阀争夺对空头的北京政府的控制，也可视之为一种经济行为，因为把持了北京政府不但可以分润到若干帝国主义控制的关余和盐余，更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外国借款，和发行大规模公债。

不管怎么说，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悬起施恩的诱饵吊着部下军官们的胃口，也可以维持士兵们的雇佣道德，也就是说，养得起人，买得起武器。

二、施恩手段意识

单单有了钱，如果撒出去的方式不对，那也同样达不到施恩与感恩的联动效应。军阀一般来说是在“赏”的背后添上一个“罚”字，作成一道正反合题，论起“罚”，或者是让受罚者受些经济损失（降职撤差），或者干脆让他们吃饭的家伙搬家。所谓利的诱惑力的威慑，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没有利，不成其为恩，去掉罚，人则有恩不知感，袁世凯说得明白，“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所谓恩威并施一拉一打的两手。因个人的情况乃至秉性风格的不同，各有所偏重，在很多情况下，恩威并施，往往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有恩无威，有赏而无罚。袁世凯就对恩赏有偏好，北洋军中，军官虽干犯军纪，只要对他袁官保没有二心，袁世凯就“阳撤其任，阴仍给以津贴，且得委为听差员，如遇出缺，仍得补还”。在袁身为满清大员的时候，其褒奖折片就特别多，几乎月月皆有，甚至一日几递，有一二人的单折单片，更有数十人上百人的成批奏奖，随着袁世凯的官升，其褒奖名单也日见其长，1907年7月，他以办理日俄战争“中立”为由，一次奏褒284人。反正借花献佛，慷他人之慨何乐不为。鼎革后，他一个又一个地让他的爱将出任方面重帅，满足他们刮地皮的特别嗜好，对于士兵，除了给予优于其他军队的饷银外，还在军营饭厅里挂着他的画像，营房里供着他的长生牌位，编出“安分守己把钱剩，养家活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一类的歌谣让士兵熟背，从而在士兵心目中树立起他这个“衣食父母”的形象。

段祺瑞比他的主公还要过分，在他的字典里，施恩手段只剩下了利诱一项内容，所谓“持金钱以驱策之，不患彼辈不为我用，且彼辈所希望者富贵耳、利禄耳，余将使之尽满其欲，又何为不余是从耶？”他一手编练的作为皖系主力的参战军，如果说还有一点精神教育的话，也充斥着升官发财的蛊惑。他曾手指着靳云鹏（时为北洋政府总理，参战军督练）对士兵们说：“你们看靳督练就是我当年小站练兵时的一个炮兵，如今他都当到了国务总理。”他对士兵的训词也是“小站练兵数只八千，飞黄腾达何止万计”之类。以为这种功名利禄的诱惑再加上物质待遇的优厚，就可以使部下具有他某个部将所说的“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那种狗式的忠诚。显然，有恩无威，有赏无罚的治理方式，固然可以赢得宽厚之名，但在凝聚效果上，却不怎么样，钱多待遇好的皖系，根本打不过钱少待遇差的直系。

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比较干脆，他给部下描绘的是一幅从排长升连长，从连长升营长、团长的赤裸裸的升官图，还说什么“只要知道努力，不贪生怕死，有功我必赏”，除了“我的太太不能送给你们之外”，其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什么”。然而对待郭松龄这样的叛将，也会在枪毙之后暴尸三日以示惩戒。

阎锡山则做得比较巧妙，他在太原为各镇守使、旅团长、道尹大修洋房，安家置业，既享优礼之名，又有羁縻之实（家眷为质）。

总的说来，尽管军阀的施恩手段各有特点，但却存在着很明显的姑息倾向，优容者多，惩戒时少，这种倾向在历史上的任何军阀时代都曾存在过，它与骄兵奢将的风尚互为表里，成为军阀现象的一种特色，也是军阀最终难到成气候的根本原因。

三、施恩的界线

尽管有人把军阀的军队斥为“兽军”，然而这些军队毕竟是由人组成的，军阀首领面对着并非一群只认得鞭子和肉的马戏团狮子，而是一些具有精神和思想能力的“社会动物”。五代唐明宗父子两代罄库赏赐军士，却连遭背弃的悲惨故事，在历史车轮多转了千把年之后依然会重演。尽管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把肥缺都分给了他的高级部属，任他们大发其财，可多年霸踞债券发行局局长美差的旅长蓝文彬虽说钱多得烧手，但照旧要起兵反叛。直皖战争，皖系各军战前各发四个月的饷，而且“段氏以为如此暑天，令人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是非优厚劳军，不足以固其心。因于各营开拔之旨，每军十八人，赏酒席一桌，每桌价洋十元，每日每人随站送发汽水一瓶，面包点心亦随时供给”。可是这些吃饱喝足的皖军却连一场像样的仗也没有打就稀里哗啦地败了阵。

对于军官来说，以金钱权位固其心的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施恩者所期待的作用，但这种赤裸裸交易所激起的贪欲心膨胀和道德水准的下降，却在一定时机会使施恩的努力走向反面，由微弱的恩义效果变为欲壑难填的怨望之情。给得越多，抱怨越大，并非是一种神话。对于士兵来说，单纯的物质利诱并不足以让他们甘心为与自身关系淡漠的军阀卖命拼死。对于这些出身农民的人来说，有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待遇的优厚与否，而在于分配方式的均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夫子论道，再恰当不过地道出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农民心态，而军阀军队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无论如何顺应不了这种农民的均平心愿。

最后，从根上讲，有钱才能养兵，有土地才能有钱，而割据又需有兵。战争的破坏消耗殆竭了财源，而维持下去的办法又只有靠战争以扩大领地，战争的升级使农村的破产加速，进一步破坏了军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即使战火未能波及，因战费的加增而导致的搜刮过度，也一样导致农村经济的破产。奉系军阀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胜了对手，但一向富庶的东北却陷入了经济破产的困境，以致奉系的理财能手王永江不得不呼吁罢兵息战，在所请不遂的情况下辞职不干。这种灾难性的恶性循环是军阀所不能也无法摆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施恩意识无非是一种自杀意识。

正是鉴于施恩的这种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愈来愈把注意力投放到集团的精神控制方面，竭力建立起一种维系道德体系。这种努力因军阀中各自所处的环境、地位及出身和个人秉赋的差异，导致各自的维系体系呈现出迥异的色彩。

第五章 “以儒将兵”——吴佩孚

随着时代的推移，内战的升级，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军阀在集团的内部控制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他们采用各种形式，汲取各种思想来建构自己的维系意识框架，力图重建和修补已经崩塌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和重现“中体西用”的幽灵，以收拾仅用物质利诱和传统社会关系所无法维系的军心和民心，对抗各种先进思潮尤其是共产主义洪流的冲击。各色军阀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十多年的发育中渐次展现面目，各种光怪陆离的集团维系意识体系随时代而来，又随时代而去，有的不过存在一两年，却各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点点斑斑的痕迹。

下面让我们把各自的视线定格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一历史阶段，将这一阶段的军阀按其意识特征分为五种类型，每种类型各选出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军阀加以论述。

从袁世凯到皖系、直系（包括前期的冯国璋和后期的曹锟）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都是传统型的。袁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要大义，段祺瑞的第一心腹徐树铮则倡导，“练百万雄兵不如尊圣兴学信仰斯文义节之士”，“物质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给用，礼乐政刑，非求之己国不足统摄民情”。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完成清亡之后破碎的封建道德体系的修补任务。这一工作直到直系军阀后期实际上的领袖吴佩孚手里，才算有了一点眉目。这个虽经修补但仍旧残缺不全的道德体系，带有适合军阀现实的特点，因而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暂时稳定军心的作用，其理论形态也较为完备，故笔者以吴佩孚作为主要对象展开评述。

吴佩孚出身农家，但却是个饱读经书的秀才，沦落江湖时，也曾为人占卜测字为生，在他身上，农民的简朴，书生的迂腐，游民的狡黠都有所反映，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在北洋军阀中，他大概要算是旧学功底最深的人物之一，从登上政治舞台到盖棺下葬，盖以“儒将”自许，以卫道自任，其意识特征呈现出某种“地地道道”传统品格。

一、吴佩孚伦理型的维系思想

吴佩孚刻意修复在风云变幻之际趋于崩塌的伦理道德体系，重建人们心中的传统道德价值系统，固执地坚持以礼教为治国与治军之本，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人手”。他以所谓“精神讲话”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形式，后来成为时髦，每日下年饭后，必有一番灌输传统道德的训诫，用他的话来概括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由于他的口才好，又能对儒家思想作通俗化的解说，因此一时颇能吸引人。吴佩孚的维系思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新”君臣论。

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理论中，君臣观是支柱。辛亥革命以后，帝王不复存在，君臣观失去了着落，不唯后拖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拿着毛瑟枪的北洋军人也有点觉得不对劲，旧思想破产，新思想不明白，大家六神无主。在“人心不古”的叹息中，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绝妙的“新”君臣论，因为要想扶正摇摇欲坠的三纲五常，非得先正“君臣大义”不可。

吴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主，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也并不因此缺了一伦，因为君臣概念不过是用以区分上下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换言之，在直系内部，曹锟以下，他吴佩孚就是君，所有的下属，都与他有传统义理中最重要的君臣名分，而他自己也口口声声对曹锟自比为“铮臣”“铮子”，总是唱道德的高调，害得同为曹锟系统的保派和津派人物，对他十分头痛。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这样一种“新”的霉臣观，如果细究起来也许会弄出成排成连、层层有差的“君”来，足令最底层的大兵们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好，但是，对于吴大帅，我们还是马虎一点的好。尽管牵强附会，吴佩孚到底补齐了他理论中缺陷的五伦，把架子勉强搭起来，从而令他主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有了依托。

其二，泛忠孝论。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忠于首领，忠孝自古不可分，是传统礼教的核心成分。自然，对于吴佩孚来说，忠孝观念也是1他维系思想的重心所在，他在治军活动中着意向部下灌输忠孝意识，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军人要以“忠孝为体”。

由于对军人来说，长官就是他们的君主，所以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死心塌地跟着长官，比如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然而不幸遇到的长官既不为民也不为国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如此说来，忠国忠民不过是挂出来给人看的招牌而已，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让他麾下的官兵无条件地服从他个人。

然而，要人们相信长官、上司就是君，从而无条件服从和效忠，毕竟有几分勉强，所以吴佩孚又拾起陆王心学的余唾，玩起拆字的游戏，硬说“忠”就是“中心”，“凡我中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之诚恪对待之。中心之认为天理人情所当奉仰者，亦应以中心之诚实赴之”。按照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忠”就近乎于禅宗所谓的“佛性”一般，是存在于“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这种天良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因为，“立身处世，舍忠莫能行；待人接物，离忠莫能行”，以至于农工兵学商，个人干好个人的事都可以叫做“忠”。把忠于人、忠于心和忠于事混为一谈，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传统道德“忠”的重要性，“忠”意的泛化过程，原来本不属于传统道德系列的职业道德也被吴佩孚扯入了纲常礼教之中。

吴佩孚的“孝”论，也照“泛”不误，把忠于职守，忠于事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德目之一，毕竟还有个相同的“忠”字，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可吴佩孚认为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但吴大帅的逻辑是不会因人费解而中止推断的，在他看来，所谓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这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打起仗来敢于卖命向前，“战阵不勇非孝也”，战场上“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至于“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若死于战场使家族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统统顾不得了，总而言之，吴佩孚的孝不是孝养双亲，而是让人听他的话，为他卖命，至于士兵父母的死活，只好听天由命了。

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忠孝观，含有重整社会秩序的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惜把忠孝泛化，甚至于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可无意之中却把原来较为“崇高”的儒家道德规范，降了若干品级，变得不值钱起来，在“世风日下”儒家道德贬值的时代，吴佩孚的努力，无可奈何地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窘态。

其三，“武神崇拜”。

军阀是一种以杀人为业的军事集团。作为军人，仅仅有社会一般人的道德价值观还不行，有时也不尽适用，维系军心，振扬士气，还需有些军人特有的价值观，为此，吴佩孚乞灵于“神物”，抬出所谓的“武神”，一方面借宗教的虔信济传统道德之穷，另一方面以武神的名头烘托他“武圣”的自夸。

“武神”的说法，在中国民间传说的诸神中并不存在，无论是道教的诸神谱，还是民间的封神榜，都没有武神的名目。吴佩孚请它出来，彻头彻尾是一场拉郎配，按他的说法，武神就是关羽和岳飞，“关岳同称武神，所以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拜之对象”。关岳为神的资格颇老，那是好几代皇帝老儿御封的，为的是推崇他们了不得的忠义节气，吴佩孚拉他们兼职“武神”，恰好也是看上了二位的“气节”，所谓“若关圣帝，千里寻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谓大义参天，增光日月矣”。又“岳武穆曾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便是节”。所谓“志在攘夷”，从吴一生的行为看不过是空扯旗号，他并没有真的跟洋人一刀一枪干过。文官不爱财也是虚晃一枪，对人不对己，因为他和他的手下毕竟不是文官，说来说去无非是让人不变节，不背叛，“千里寻兄”式地跟着他共患难，打起仗来敢玩命，这才是吴佩孚以“武神神格”充塞他的军人人格的本意所在。所以愈是处境困难，人心离散，他崇拜关岳之心就愈笃，妄图借关岳的神灵挽回颓势。1926年在他东山再起的回光返照之际，曾隆重地在出征之前率麾下将领大摆香案，对他的武神关岳虔诚地行三跪九叩之礼。

其四，自以为是的“顺逆论”。

吴佩孚觉得，由于时代的变化，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缘故，仅仅提倡忠孝节义，追崇关岳，似乎还不足以维系人心，挽回世风，为加大保险系数，他同时炮制了一种“顺逆论”，把他自己稳稳当当摆在“顺”的一边，要自己的部下坚持从“顺”抗“逆”，不生贰心，要别人的部下去“逆”从“顺”，尽早觉悟。他苦口婆心地说道：“是顺逆不可不明也，范增亦算是智者，对项羽固甚忠心，但不明逆顺，终遗臭名。三国时天水方面，姜维本是魏将，后弃魏投汉，不知者以为叛魏，其实是弃逆效顺。”那么当今之时谁顺谁逆呢？吴佩孚很自信：“民国以来，政府之真伪，军人之顺逆姑勿具论，一细心比较，当得良心上之判决也”。言下之意“顺”者非他莫属，如果有谁竟然把“顺”判给了别人，那他一定是“没良心”，没良心者的判定自然是无效的。

吴佩孚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也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从他登上政治舞台那天起，什么口号时髦他喊什么，什么主张得人心他就主张什么。“五四”运动时期，“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在一群文人的襄助下，吴佩孚今日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望檄》，害得有人忍不住调侃道：“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诚然，吴佩孚所为，有其民族主义的气节在，说明其人确有爱国之心，对推动五四运动，也有正面的效用，但一个武人之所以大肆张扬，也不能说没有收拾人心，抓住国民救亡图存的心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君者，顺也，臣者，群也，就是以我一人顺群众之心理。”

长时间的这种“正义、爱国”的鼓噪，久而久之，造成一种自我幻象，使他也自以为就是“顺”的象征，长久地沉浸在自我陶醉的迷恋之中，从而认为部下理所应当地对他“绝对服从，奉命惟谨”，亦不在乎这种“顺逆论”对他所主张的无条件效忠论的冲击。军阀的自我映象，与别人对他的映象永远没有办法叠合，对于吴佩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据说到了山穷水尽、困居北京小胡同时，吴佩孚还在天天高嚷“吴有办法”。一旦顺逆论这种两刃利器伤了他自己的时候，他也就只好咬牙切齿地怪人家非要失节和去顺效逆了。

不管有多少理论上的荒谬和逻辑上的不通，从“忠孝”到“顺逆”，吴佩孚毕竟搭起了自己集团维系思想的框架。“军人以忠孝为体，明顺逆为用”，体用分明，主辅合一，万事大吉。

二、吴佩孚权术型的维系手段

道德教化和权术施用是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的两面，作为传统统治者的嫡子，吴佩孚的集团维系意识也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冠冕堂皇的说教，后者为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诡道。正像所有成点气候的传统政治家都深谙权术一样，吴佩孚对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玩意儿，也是相当纯熟与自如的，概括起来，也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实力威慑。

尽管从袁世凯到吴佩孚都在鼓吹服从敬上的传统道德，但军阀现象伴生的唯力是从的心理氛围，却使军阀的派系组织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趋向，派系愈庞大，其离散趋向就愈严重。在任何一个派系内部，每一个掌握一定兵力的高级部属都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军阀，在北洋统治初期，经常出现一旦某师长升任一省督军，就被部下架空的现象。对这些高级部属的控制，成了军阀的一大难题，通常的办法是，或者把高层军队建制如师旅一级事实上架空，首脑直接与中下级军官建立联系，此即所谓“众建诸侯少其力”的老套新版，让每个半独立的单元足够地小，小到不足以自立。或者首脑亲自掌握一个亲信精锐的骨干部队，作为操纵和左右整个派系的中心势力，以实力作为对可能的反叛的威慑。前者的好处是反叛或者架空长官比较难，但影响行动效率。后者则控制力稍弱，但行动效率较高。吴佩孚采用的是后者。

吴佩孚是个注重理论的人，对自己的作为，总要找出点“理论”依据而后才能心安理得。直皖战后，他从第三师师长跃居直系的“代理家长”之位，就同幕僚们一道，开始研究成吉思汗的“怯薜”（蒙语音译，亲卫之意）军制，他认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无坚不摧，关键是因为他拥有一支称为“怯薜”的一万八千骑的亲卫部队，该部队既是全军的精锐，也是全军的中枢，既可以冲陷敌阵，又可以威慑内叛。吴佩孚认为如果他也有这样一支亲卫军，控制直系就不会成问题，所以，他以此为借口，倾其所有装备与供给，大规模武装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师，一方面严加训练，一方面大力补充，使该师成为拥有步、骑、炮、辎重、电讯、铁道（铁甲车）、航空等诸兵种合成的总数为一万八千人的立体巨人，在装备与兵力上，成为直系各师之冠。明明是借武力在“群臣”头上高悬不信任的达摩克勒斯之剑，却偏要以对成吉思汗的拙劣模仿出之，吴佩孚也可算是机关算尽。

其二，“形象”吸引。

军阀都力图在自己的军队中制造对他个人的迷信和崇拜，但这种崇拜气氛却不多见。还有几个小军阀，在部队里推行自己的像章，但效果不佳。直系军阀内部，的的确确一度存在过对吴佩孚的迷信和崇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多年有意培养的形象吸引所致。在军阀之林中，吴佩孚也许是最注意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既喜欢与报界接触，又善于为自己制造神话，敢言，善言，更善于抓住话题，制造轰动。加上他确实具有的相当才干和接二连三的好机遇，使他获得了“常胜将军”和“爱国将军”的美名。甚至一度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鲜明的个性和别出心裁的为人，使得凡属他的部下都对他有某种莫名的敬畏。总而言之，吴佩孚这个人一度竟罩上了一层无所不能、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

首先，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忠贞不贰”的形象，尽管对曹锟有诸多不满，他也有能力和实力取而代之，但他还是“终身事曹不贰”，这种所谓经过“时代考验”的愚忠，与其说是对曹个人的感恩戴德，倒不如说是为给部下树立一个致死效忠的表率。按他的说法“纲者，表率也”，君为臣纲，就是要为臣作出表率。他之所以甘为昏聩的曹氏之下，忍受以曹锐为首的保派、津派无赖的诸多闲气，也许就是要留下一个作表率的机会，扮演这样一个唱红脸的角色（京剧脸谱：红色意味着忠勇）。

其次，吴佩孚在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军阀世界里，着意把自己装扮成清廉公正的样子。为了表明他不用私人，甚至亲下手谕“吴姓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为了标榜自己爱国清正，不惜喊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敛钱”的五大自律，尽管实质上是一种表面文章，但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很多人认为他不像其他军阀“非特西洋黄发碧眼儿似不能维持其政治生命”，所以“秉赋不同所见亦异，率能贯彻主张，为东方民族稍留骨气，其人格有足多者也”。然而像陶菊隐先生评论的那样：吴佩孚“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而且，在北伐军进逼武汉之际，吴佩孚也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向英美要求援助，其卑躬屈膝与其他军阀并无二致。的确，吴佩孚失败后也没进过租界，甚至在外国人竭力邀请下也没改变初衷，但这并非他真的“高风亮节”，而是因为一来他还想着卷土重来，所以一时不便公然撕破自己的脸皮，二来也有许多军阀为他提供了庇护所，他还没到那个非去不可的境地。吴佩孚也确实不为自己敛钱，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军队就是他的最大财产，他的赌注全都压在枪杆子上，有了钱全用于养兵、护军、练兵，因为他知道，军阀一旦没了军队，生命也随即失去意义。这一点，说明他在军阀之林中确有高人一筹的见识，并不意味着他与其他军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应该说，吴佩孚制造的这种“形象”或“气质”上的吸引，其效果是明显的，甚至连倒戈背叛他之后的胡景翼都认为：“吴不怕死，不要钱，其人格我等当推崇。”

其三，纪律约束。

吴佩孚多年的行伍经历告诉他，控制部队不仅要靠内在的道德力量，还要有外在的纪律约束。对军队无纪律行为的鼓励与纵容，虽然一时一地能起到刺激士气的作用，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却容易导致部队的涣散，以致完全失去掌握。如张勋二次革命时攻人南京，打了胜仗点起名来士兵却少了很多，原来士兵们抢劫够了就开小差回家去了。吴佩孚当第三师师长时，接掌的是一支有着北京兵变烧杀劫掠臭名的部队，因此他特别注意挽回声誉，格外加强纪律。据说吴的第三师在湘南时，有一士兵人娼家抢一水烟筒而被枪决，其部队驻地尚有人办喜事。当时的外交家顾维钧也说，吴佩孚“不仅是一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可见其军队纪律在军阀中尚算是好的。

吴佩孚严肃军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士兵受“污染”，他不让士兵和军官到城市去，怕他们做赌博和其他坏事而忘掉自己的职责。他认为军人应该戒酒、戒色、戒烟、戒财、戒赌，否则就会损害战斗力。而诸戒的最有效和最便利的措施就是干脆把部队与花花世界隔开。当然，吴佩孚也许更担心的是军队受民主、自由空气的熏染，以至于对城市学生入伍都加以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佩孚军纪的作用是一层不透风不透雨的隔绝布，有这块大苫布的遮盖，不仅挡住了城里的奢靡风，更挡住了欧风美雨的侵袭，从而使军队保持农民式的淳朴和愚昧，以便于控制和欺骗，这正是从曾国藩到袁世凯所一直追求的。

其四，机谋权变。

吴佩孚对行诈术以收买人心是颇为醉心的，有一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点。有一次吴佩孚在布置任务，忽然觉得有点饿了，左右随从劝他吃饭，不料他却陡然变脸厉声喝道：“诸弟兄都没吃饭，我吴某怎么能一个人独食呢？”左右马屁拍到了腿上，讨了个没趣不做声了。可不一会儿，一个士兵拿来饼干和茶水，吴佩孚却坦然地一个人“独食”起来。这种刘备摔孩子的把戏虽然干得挺拙劣，却也可以从中窥出他性格中的好行诈术之一斑。

吴佩孚从来不让他的部下敛财，因为他深谙“饥则附，饱则飏”的道理，如果部下个个腰缠万贯，他们就不会再为他卖命拼死，至于士兵更是如此，因为“兵不可富，富则思家；兵不可穷，穷则生怨”，务必使他们保持某种半饱半饥的状态，才能驱使如臂。

吴佩孚与部下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即使是他最亲信的谋士白坚武也常常摸不准他的脉搏，他时常在部下汇报军务的时候阔谈佛理或讲说《周易》，甚至算卦问卜，在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当中，突然作出决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细，另一方面增加他的神秘感。

1926年末，当他的大将靳云鹏两次意欲违背他的意图反奉联冯时，都被他先用假象迷惑之，当靳放松警惕，吴就突如其来地解除其兵权，使靳没有机会举兵反叛。吴佩孚还惯用让部下互相牵制，相互制约的手法，如让王维城去牵制王承斌，防止其坐大，在曹锟身边让津、保两派互斗，以便他从中渔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让王承斌以督战为名监视冯玉祥，又让胡景翼蹑其后以防备之。在冯玉祥没有倒戈之前，吴佩孚明明知道冯有才干，但却担心控制不了，常常故意在冯面前装神弄鬼，令冯哭笑不得，最终令冯下决心离开。也可以说，吴的喜爱权术，最终害了他。

套用一句吴佩孚的名言，我们可凝缩出吴佩孚传统型维系意识的全貌，这就是：以传统道德为体，传统权术为用。

第六章 绿林心经——张作霖

某些出身于土匪，并以绿林生涯时的亲信伙伴作为其军事集团的骨干的军阀，虽说拥有各色正大光明的官衔，甚至学着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但他们的集团维系意识仍然带有他们往昔生活的烙印，具有浓重的游民色彩，江湖义气在他们成为近代军阀之后，仍然是他们集团内部维持平衡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也是他们维系部众的主要道德依据。“东北王”张作霖，可以算作他们中的典型。虽然由于张作霖出身的东北黑社会不像关内帮会及秘密宗教那样具有理论和文字色彩，但关东文化的粗犷豪放的特质和张作霖本人鲜明而特殊的秉赋，使得张作霖在这一类型中成为最具特色的一个，这也许正是笔者之所以要选中他作主要描述对象的原因。

但是，由于游民文化本身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亚文化层，它的许多要素与传统的正统文化有着血缘的关系，所以一旦原属于游民阶层的人离开了原来的地位，跻身上流社会，就很容易丧失自己的面目特征与上层文化合流，可以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执掌奉系集团的历史，就是奉系集团逐渐丧失自己游民面目的过程。当然，作为张作霖本人及其绿林旧友来说，作为一群多年在匪堆中混过的人，穷其一生，尽管他们数度进行自身的“儒化”，甚至作出很大努力使他们的军队近代化，终难去掉那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游民习气，他们的奉系集团，不言而喻地带有“绿林”的印迹。在各大军阀派系中，奉系军队匪气最重，纪律最不好，这是当时公认的。

一、奉系军阀的结盟意识

长期绿林生涯形成的“结义”关系和附着其上的江湖义气，是奉系集团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张作霖旧日的绿林兄弟，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以及后来的汲金纯、孙烈臣、吴俊升等人，一直是“老帅班底”的台柱，这些人多数与张作霖在被压迫状态下的非法团体内长期共命运，形成了一种高度依赖的融合性关系，用张作霖的话来说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这种超血缘关系的牢固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亲缘关系的纽带，这总体上说是被迫离开土地铤而走险的小农自然形成的依赖性很强的群体意识，它一旦形成，就会带着自身的惯性蹒跚而前，无论其载体的身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尽管匪之为匪，情形各异，像张作霖等在接受招安之前事实上已带有若干地方豪绅支持的私办民团的性质，但游民大群体的“绿林特质”是他们不可能摆脱的。

属于关东文化圈的东北游民结盟意识，正由于它的发展历史较短，缺乏理论和文字因素，所以也不具备关内结社和帮会的那么多等级和辈分色彩。关东土匪当家的瓢把子与同伙之间，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如果年龄差别过大，也至多就分成两辈，并不存在等级差序意味，首领的地位是与行动时的凶狠狡诈，处理内部及其他山头关系时的“公平”与“仗义”相联系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自然信崇的气氛，在东北土匪圈里，即使再精细狡诈的人也要同时具备相当的粗犷与豪放气质，一个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人纵然有天大的智谋，也断难爬上掌柜的宝座。有些传记作家对奉系成员的描写颇有几分意思：“如张景惠、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出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造型，大致统一于一个类型，即：在挥金如土之余，可也不惜杀人如麻。”

张作霖在脱离绿林生涯并开始形成奉系军阀集团之后，仍然非常珍视和着意培植这种以“仗义”为主要内容的结盟意识，并成功地在整个集团上下制造了这种江湖“义气”的心理氛围，成为奉系集团凝聚的主要精神。所谓“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爱国是虚，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义气却实实在在地被弘扬着，连后到奉系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都有这样的想法，可见这种结盟意识之深入与风靡。

这种以尚义为表征的结盟意识，在张作霖自身历史过程中，也发生过若干嬗变，他能够随身份与角色的变化，对之进行适当的调整，抛弃了一些纯意气式的义气讲究。张作霖任奉天督军之初，抱定“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想法，起用文治派，而文治派整顿社会秩序的结果，却使张作霖匪气十足的绿林伙伴感到某种约束和精神抑制，因此他们认为当家的起用外路人让自家弟兄不痛快是不仗义；而张作霖则坚持认为任用文治派使整个集团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才是最大的仗义。冲突的结果，尽管汤玉麟率部反叛，但仍然是大，仗义压服了小仗义。汤玉麟兵败之后，还是为张作霖所重新起用，最后达到两种仗义的合一。对于一个起兵反叛的部属非但不开刀问斩，反而重新授以官职，在其他军阀那里是无法想象的。相形之下，对同样是反叛的郭松龄，张作霖却凶残得令人发指，暴尸三日不说，还要把郭氏夫妇陈尸的照片发遍全军以儆效尤。看来，绿林兄弟的情分，还是跟其他关系不同。

也许有人会用张作霖诱杀辽西巨匪杜立三的事来说明张作霖并不在乎江湖道义。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江湖义气主要是张作霖用来维系内部的一种精神，焦点在内而不在外。杜立三虽然与张作霖有结拜关系，但毕竟身属两个山头，结拜只是长期对峙不下的某种暂时和解。其次杜张二人曾有仇隙，杜曾袭杀过张作霖，张诱杀之，马马虎虎可以算作报仇之举，最关键的是，这件干得不甚正大光明的事能给张作霖的帮伙带来难言的好处，所以此举在他的帮伙内部并未引起多大恶感，并不影响张作霖在集团内讲“义气”的形象。

二、奉系军阀的“良心”道德

奉系集团的“义气”背后，是一种讲究“良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义气”是“良心”道德的最高范畴，而“良心”则是“义气”所能产生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价值体系，比起正统的儒家道德价值体系来，粗糙得多也朴实得多，属于游民意识向传统意识过渡的次生态。

张作霖曾别出心裁地要给三民主义增加一项“民德主义”。在他看来，什么民族民权民生，离开了“民德”都不中用，“民德”才是顶顶要紧的，“民德”就是要发扬民族固有道德，使老百姓具有某种易于统治的德行。至于什么是张作霖意中的“民族固有道德”，他没有说。虽然我们可以从他亲手书写的半通不通的条幅“道德为心”上窥出一点端倪，究竟还是有点含糊，幸亏奉系的一位干将，身为东北讲武堂的教育长的周谦露了“天机”，不然我们有可能还会继续糊涂下去。他以“良心”二字作为东北讲武堂的校训，言下之意，这座奉军中下级军官养成所的主体道德就是“良心”，他认为讲“良心”就是要“不为势屈，不为利诱，毅然决然认真去做”。对于军官而言，就是受张家的“栽培”，不忘恩，不在外界的压力和利诱面前背叛主子，死心塌地为张家卖命；对士兵而言，就是“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而且要为老张家打别人，这就是“认真去做”的内容。张学良后来对部下说过，“许多事，要凭你们的良心去认识。你们良心上所能想到的，良心上认为对的，你们就要去做，良心上认为不应当做的事，就不去做。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这需要特别努力才能做得到。你不要管别人是否做好人，你只管住你自己，要你自己一定做好人，古圣贤的心理都是这样。”

张作霖自己也竭力扮成一个“讲良心”的样子，厉行所谓的良心道德。凡在他寒微时有恩惠于他的人，张作霖从不惜甘言厚币以报之，还特别地把一个开豆腐店的憨老头钟三放在身边供起来，作为他有“良心”的活广告。因为据说钟三在他当年赌得输掉了棉袄差点冻死的时候，送了他一领皮袄还搭上了一头毛驴。他对部下这种“良心”的有无也是很计较的。郭松龄反奉后，张作霖一次当着众部下破口骂道：“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言下之意就是郭松龄不够意思，对不起他，话虽粗鄙，却反映出张作霖内心的愤懑和委屈。他根本没从政治见解上的歧异来看这次叛变，而是斤斤于所谓人人之间的“交情”和“良心”。郭松龄死后，《盛京时报》上曾载过一副署名“农民”的对子，上联道：“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哪点负你；”下联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道出了张作霖这种“良心”道德的真谛，在奉系集团看来，所谓忠孝仁义的全部内容就是“不相负”，一种有恩报恩的情愫，近似于江湖上“正派人”的“不负恩”原则，有负恩行为，在江湖上就坏了名头，不论做了多少好事也难立足，恩怨明朗，纵使杀人如麻，劣迹满身也照可以拍着胸脯讲话。这一点，毅然扯旗反奉的郭松龄未必就不清楚，他采取行动时给张学良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公（指张学良，引者注）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只不过在郭看来，政治上的道义，信仰上的分歧恐怕要高于个人的恩怨，而且，就郭松龄临刑前还要求见“少帅”的举动来看，也许他认为“拥少反老”革除奉军的封建积习才是真正对张学良报以忠诚。

奉系集团的这种“良心”道德，与传统的王朝纲常思想是不一样的，封建的君臣关系，重心在于名分，君臣名分一旦确立，纵然君对于臣无恩可施无惠可及，臣也要无条件地对君效忠，这就是所谓的君臣大义，追求的是义务效应，从韩愈的“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到朱熹“先有君臣之理后有君臣”，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而“良心道德”强调的是报答，所谓知恩图报，不能忘恩负义，施恩与效忠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追求的是一种对等效应。所以，张作霖之于他的集团成员，更缺少一种“君臣气氛”，其中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张作霖自身那种沐猴而冠的个性，奉系集团的流行道德风尚恐怕也要担几分责任。

三、奉系军阀的“分肥法则”

张作霖与他集团的主要成员的关系中，有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分肥法则”的痕迹，虽然这种法则主要存在于他来自“绿林班底”的老派成员之间。“分肥”源于绿林社会的分赃。对关东土匪而言，行劫、诈财之后，同伙间的分赃活动是至关紧要的。分赃的原则是要分得均，无论功劳大小一人一份，否则就不仗义，当家的如果匿财独吞，那就犯了江湖大忌，即便他想裹财潜逃，洗手不干，还是要冒随时受到制裁的风险，被人追杀。自然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匪伙离散，彼此火并。与施惠受惠不同，这种分赃行为在参与者眼中并非出于首领的恩赐，而是一种义务，一种对共同占有物理所当然的分割。奉系的这种“分肥法则”的痕迹，也有类似的特点，虽然对于他们来说，金钱与地盘已经不能简单地比附为当年土匪手中的赃物。

对于奉系集团的某些主要成员，张作霖向来不在乎给他们以有权、有兵、有地盘的位置，打下了新地盘，也照样一块一块分出去，尽管第一次直奉战后老派事实上在军事方面已无甚作用，但奉系集团主要地盘仍由这些人把握。对于新派没有地盘的抱怨，张作霖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必须像嫁闺女似的一个一个地来，老派资格老，自然要早一些“嫁出去”。

“分肥法则”与前边讲过的结盟意识的仗义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动关系，发生在张作霖身上的一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关系。说是有一回张作霖部下的一个旅长挪了二十四万军饷，正当他打算逃跑或自杀时被张作霖知道，在一顿臭骂之后，该旅长表示要以自杀谢罪，结果张作霖又接着骂道：“你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止值二十四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活脱脱一幅兄弟赌输了自己的份子，大哥在责骂之后，又给贴上的黑道仗义图。背后隐蕴那种不在乎钱财（赃物，来得容易），只看重兄弟、看重兄弟关系这种在“分赃”题目下的仗义疏财精神。

四、奉系军阀的儒化政策

与历史上游民取得政权就变得“儒化”一样，奉系军阀集团自“成气候”那天起，便开始进行自身的“正统化”。其集团维系意识中的“儒学”成分次第加重，逐渐地与传统型的军阀趋同。幸好张作霖1928年就命丧皇姑屯，如果天假以时日，也许最终我们在他与“吴小鬼”（吴佩孚）之间就找不出什么质的差别了。

张作霖做胡匪时“本不知书”，但“自当政以来，必日习数字，初仅能书姓名，继则能书准驳”，张口骂娘，杀人如麻的“胡帅”开始装斯文，居然宣称：“吾此位得自马上，然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竟然也懂得延揽文士，于是在“卑辞厚币”下，一批辽沈地方具有“功名”的早就不甘寂寞的“名士”和“名绅”聚于他的麾下，如王永江、袁金铠、孙百斛、谈国恒等，形成了奉系集团的“文治派”。

与此同时，斗大字不识一筐、不知儒学为何物的张作霖开始提倡尊孔读经，并下令别出心裁地把四书分科编订，列为各级学校的必修教材，把儒化教育贯彻于中小学教育之中，甚至步过去传统帝王的后尘，煞有介事地召开什么“乡老会议”。在他力图一温皇帝梦的1927年，其儒化政策达到了顶峰，居然对京津等地的现代教育横加摧残，以所谓恢复礼教为名禁止男女同校，对一向自由的大学，横加干预。还下令制定礼制，准备次年祀孔，再一次重现了袁世凯当年为过皇帝瘾而做的预备动作。

但是张作霖毕竟不同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乃至后来的蒋介石这些多少读过几天“四书”、儒学背景较深的军阀，他推行儒化政策，采用儒术，起用儒才，多带有生硬和不自然的味道，集团内“文治派”的出现也主要是出于敛财征税的需要，为的无非是奉军的财赋，看重的是文人的理财能力。终张作霖之一生，奉军中的教化空气始终淡得可怜。他的统治方法也往往匪气十足，动辄杀人，所谓“昔汉高祖约法三章，余唯约法一章”，即干不好就枪毙。对传统权术的袭用也带有拙劣的模仿气味，如郭松龄反奉失败后，他盛宴“文武百官”，以示庆贺，在酒酣耳热之际，张的随从忽然抬进一个“密箱”，向张作霖报告说，“箱中皆是郭鬼子死后所搜得城内人和郭鬼子的密件”，一时间举座惊慌，在众文武魂不守舍之际，张作霖却下令将箱内之物全部烧掉，不再追究。从头到尾全部照抄曹操的故伎，让人觉得既可笑又可鄙。连“文治派”的首领，一向为张作霖所器重的王永江也认为这位“绿林大学”毕业的主儿的所行所为，既像“腐儒”又带有“鲁莽智术”的味道。

奉系财神王永江曾对张作霖有一个评价：“总字（指张作霖，引者注）脑筋最简单，又最杂乱。”原本只想着升官发财的“马贼”之所以居然头脑杂乱起来，无非是源于他力图改变形象的意识变革，强烈的功利心使得他原本简单思想中杂七杂八，匆匆忙忙地糅进了各种货色，而原来单一的思维方式与率直的性格却没有发生相应变化，从而使他的思想意识呈现出既最简单，又最杂乱的两极对立和割裂的特征，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特征，才赋予张作霖和他的奉系如此多的传奇色彩。

第七章 “中西杂拌”——阎锡山

属于这种类型的军阀多少在统治形式上借用了若干西化的因素，甚至拿来了某些属于西方文化的思想素材点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他们的维系意识是属于“嫁接型”的果实，中学其内，西学其外，如果说传统型的军阀集团维系意识的外部特征是“复古”，那么这类军阀的外貌则是“求新”。在他们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人称“民国不倒翁”的山西王阎锡山。

东洋的日本士官学校，曾出过不少曾经叱咤中国政坛军界的风云人物，如有功于反清革命的“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讨袁英杰蔡锷，及割据多年的孙传芳、唐继尧和阎锡山，还有后起之秀何应钦与王柏龄等。尽管有浓烈封建气息，强烈的蛮勇氛围，日本士官学校多年正规的政治化军事教育，以及日本当时的空气，毕竟给了他们某些在国内无法感受的“欧化”熏陶，从而在他们的行为模式上打上“留学”的烙印。

阎锡山作为士官生中的一员，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虽然没有在军事知识方面有多少长进，但平时耳濡目染日本社会畸态的“敬军尚武”风尚，军国主义的教育和社会组织，加上当时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对极权主义的推崇，使他对风靡一时的军国主义政治理论深感兴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编写了《军国主义谭》的小册子，热切地主张“政府以军国为政策，教育以军国为教育，社会以军国为组织”，以为“不如此，则国权不张，国力不固”。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阎锡山不间断地撷取某些时髦的主张与主义，装饰他的维系思想，甚至花钱召集社会思想名流入晋，开会讨论所谓社会人生问题。深不可测的城府，极度圆滑的个性与强烈的趋时嗜好，既是阎锡山的为人风格，又是他的思想特征。事实上，当时任何一个军阀集团，也没有晋系那样的严整，施行土地、人民、军队三位一体，从下到上的立体控制与教化。

一、阎锡山的“几希”哲学

阎锡山是个热衷于谈玄的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理与气，心与物，知与行等字眼，时常在他的文述中出现；而且他还有个惯于把别人的理论“晋化”或者说“阎化”的癖病，无论是王阳明、曾国藩还是俾斯麦和伊藤博文，甚至于共产主义的片言只语，他都能生吞活剥地烩在山西这一口锅里，贴上“阎记”的标签来出卖。作为阎锡山维系意识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也是这样从陆王心学里扒下并化出来的。

阎锡山的哲学可以名之日“几希”哲学，因为“几希”这个怪词是他奢谈心性时使用率最高的一个。所谓“几希”即孟子所说的“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中的那个“几希”。阎锡山认为：“这一点‘几希’，系与生俱来，是人独得的，极为可贵。”人生来带有这么个无形的“灵通宝玉”，所以是为人，禽兽没有，所以为人所享。这宝贵的“几希”是个什么东西呢？“几希，即良知良能也。”按阎的说法，人的意识或者说精神世界可以一分为二，“日良知良能，日感知感能。良知良能自然能别是非，明善恶，是为人生之本能；感知感能，则非感于己，而无所知能。如目无色则见不动，耳无声则闻不动之类”。相应的，人心也有两层：内心和外心，阎锡山解释说：“内心就是所谓道心，外心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人心与人欲及感知相联系，而道心则与天理及良知相联系，所以有时道心和人心也被阎说成公心和私心。在阎锡山看来，人既具有产生日常意识的感觉器官（外心），又有产生道德意识的无感无觉无形的“器官”（内心）。与前者相联的是知觉及相关的人的欲念，与后者相关的则是人的求善去恶动机及道德追求。就阎锡山而言，无论是前者的实在的官能和后者那种超实在的官能，都是不可缺之须臾，没有了前者，人的肉体则不能存在，没有后者肉体存在也没有意义，“假定‘良’、‘感’为十，各成其五，则无亏损之成就。若为四六或三七，则一方添病，一方减能；两数之差愈大，则人类之缺憾愈多”。 “良知”与“感知”虽各占一半为宜，但前者却居统率和主导地位，阎锡山以骑者与马的关系比喻良知与感知，认为人善骑与马力大结合为最好，驽马与善骑搭配次之，而蹩脚的骑手与烈马相配则害之。也就是说人必须以良知良能统驭感知感能，才能实现人格的完善，价值的实现，否则既为己害，亦为人害。为此，纵使将人性压抑得像一步三晃的蹇驴也在所不惜。

“良知良能”是王学的惯调，无非是说人的道德意识生来就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传习录》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王文成全书》卷八）。而“感知感能”却是阎锡山从近代心理学理论中剥下来的，因为王学从不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以为事物的存在不过是意念的作用，所以也就无所谓感觉和感知。阎锡山从王学的一元论变成他自己的二元论，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他中西合璧的嫁接风格，另一方面也是他对身处的物欲横流、铜臭熏天的军阀世界的一种适应，军阀的集团维系，说到底还是要靠金钱的支持，如果阎锡山真的像当年王夷甫一般“口不言钱”地谈玄，哪里还会有人听他的，维系道德也只好去见鬼了。

但是阎锡山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二元论者，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元半论者，因为在如何实现良知良能的统驭问题上，他又回到了王阳明那里，因为内心显然是被外心包在里边的，故而“人不亲涉事时，以良知良能用事，当事涉己时，则为感知感能作主，良知良能反为包围流不出来。”所以要想始终由良知良能作主，就非得“致良知”不可，也就是要“自内讼”，进行道德自省，使良知通达内外。至此，绕了一圈，又回到了王阳明的去“私欲”的“格心”“正心”上去了，所有的外心与感知感能，都变成了“私欲”的代名词。

平心而论，阎锡山对王学还是有点“超越”的，因为他放心不下，忍不住又为“良知”所应知的“善”即道德规范立下了他的标准，这对以心为道德准则的王学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阎锡山却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有不得已的苦衷。阎锡山认为，善或道德的真谛有二，一为“仁”；一为“真”。仁者二人之谓也，当“爱群”解；而“真”是什么？阎打了个譬喻：“关岳生平作为，全是这个‘真’字，无论怎样艰苦，怎样的危险，他是始终如一，所以世人这样崇拜他。”说到这里，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高到天上去的“几希”高论，无非是让人们热爱身属的集团（群），像关岳一般对集团尽忠尽节而已。

军阀不是阔谈玄机的形而上学家，也不是劝善规恶的道德家，他们的哲学都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哲学。旨在弘扬集团的维系道德。为此，他们不能不规定具体的道德标准，划出可见可行的“正轨”；而“良知良能”鼓噪，无非是让人们相信他们所强加的“道德”约束是出自于人的内心，从而服从起来更加心甘情愿，俯首贴耳。

二、阎锡山的“横竖”政治

阎锡山认为，人的“感知感能一定要纳入正途”，如果良知良能硬是作不了主，就必须要“以政治遏制之”。所以，阎的一生提倡过多种名目的“政治”，诸如“用民政治”“村本政治”之类，而最能反映其政治性格的是所谓“横竖政治”。

这种“绝妙”的“横竖政治论”，其第一种含义是：所谓“横政治”就是指共和民主政治；所谓“竖政治”，就是帝王专制政治。在阎锡山看来，两者各有利弊，“竖政治者，以一人之精神贯注全国，治易，乱亦易；横政治者，则以众人之精神贯注一人，乱难，然治亦难”。民主政治让人民参与政治，这是万不可行的，但专制政治下人民与政治全不相干，似乎也不利于统治。在阎看来，为政必须“鼓舞人群中人人固有之政治性”，“把政治放在民间”。就是说要把政治触角伸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头上，让人民自觉地接近他的统治思想和方法，置身于警察化、军事化的政治网络之中。这就是阎锡山所谓的既非民主也非专制，且亦民主亦专制的横竖叠加政治，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化和被强化了的专制政治。

横竖政治论的第二种含义是教化与政治的合一。因为要使老百姓达成良知统驭感知的精神格局，不但要依赖“严父良兄政治以责制之”，还必须有“良师益友诱导之，予良知良能觉悟之机会”，所以“吾国古来君师并重，即政教之意也，二者于人类孰重？答：以竖言，则教育重，而以横言，则政治重”。竖为道德教育（教化）。横为警察统治，一文一武，一软一硬，又一个横竖交叉。

横竖政治论的第三种含义是哲学上的，阎锡山认为：“一横一竖，相交则为十字，天地间万事万物，皆可括尽无余。横竖两者，横者见其平，竖者见其中。平者不移之谓，万理藏其中；中者不偏之谓，万理亦藏其中。中平两者，有表有里，可经久矣。”这一套横竖玄论，同样用阎锡山的话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对（正确）在不对（错误）的反面，而在对与不对中间，中间是既不保守，又不放纵。至此我们尽可以说，横竖政治，既是当年诸多名流政客所醉心的“西洋政治与东方道德结合说”的滥觞，又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不偏不倚，持中持平说的翻版。一句话，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治的中国版。

三、阎锡山的维系网络

阎锡山的集团维系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组织、团体化的偏好。他认为：“不结团体是我国人的大病，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道理大错了，世上有许多事非结团体不能办”。如果人人都被组织进各种名目的团体之中，则“自己既是团体的一分子，团体就是代表自己，所以服从团体，就是服从自己。”

基于这种思想，在阎锡山的军队里，除军事建制外，还存在有各种名目团体，如“军人法政讲习所”“军政研究会”“军人讲演会”“军人洗心社”“自省堂”以及其他教育或研究班，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到阎锡山统治末期甚至发展成帮会山堂式和法西斯化的“三三铁血团”之类的组织。这种名目繁多的团体，一是起成员间的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作用；二是起特务化的控制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小组织都受阎的直接领导，有事都要向阎直接反映；三是便于进行有组织的精神灌输，如洗心社每周举行自省活动，自省前先作宗教式的静默，然后由讲长大讲孔孟尊君之道或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

中国农村的乡村一级的社会组织，一向是传统统治的“永久冻土层”，官方的触角很少伸到这“冻土层”的下面，统治的实现只能依靠官方代表（一般为县级单位）与当地乡绅及宗法势力达成某种共契。尽管经过了多次的改朝换代，这“冻土层”却依然故我。晚清的地方自治，虽然拉开了政权下移的序幕，但乡村的变动，并没有真正实行。阎锡山是最早一个对乡村社会组织进行改革的军阀。从1917年开始，着手在山西实行村制改革。1920年“进山会议”以后，进一步使村制改革走向深入，从而在山西实现其社会组织化、军事化、警察化的设想，实现对山西人力、物力、财力诸资源的最大限度的榨取。

山西的村制变革，是在阎锡山“村本政治”的名目下展开的，他打乱山西原有的村落结构，按每村三百户左右的规模设立“编村”，村之上设立县知事、村范委员、小段委员、巡官、警佐、宣讲员等多级与村政有关的官职，每村设若干闾，每闾管五邻，每邻管五户，村有村长、村副，闾有闾长，邻有邻长。各级基层组织要把每一个人的财产、事业、举止“看得住”，并且“拿得起”。为此，每村还设有“息讼会”“监察会”及“村民会议”，把老百姓从吃喝拉撒到婚丧嫁娶，从种地打柴到婆媳吵架统统管起来。村以上的各级官员还要就各种经济、政治、教化的问题对老百姓定期巡查、询问，并专门制定了询查的标准，弄得老百姓疲于招架，真是“百姓头上九重天，千查万问没个完”。甚至连乞丐也必须悬一腰牌，正面是乞丐第几号，姓名和籍贯，背面印有准许行乞时间。通过村政改革，山西的行政网络成了一种警察网络、税收网络和道德教化网络，通过这种网络，阎锡山终于把统治触角伸到了每一个山野乡民头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阎锡山借此在山西建立了一支50万人的“村干部”队伍，“村干部”与军队一道，成为他统治山西的基础。

与乡村警察化建设同步，阎锡山还实行了乡村军事化的变革，制定了“在乡军人制度”及相应的“保卫团”制度。他把一部分军官和士兵派回原籍，每月仍旧发饷，要他们在每村组织保卫团，所有18至35岁的男丁，都要入团接受军事训练，而教练和指挥保卫团的任务，就由在乡军人负责，在乡军人及保卫团，平时有“辅助地方官缉捕保卫之责”，战时则扩充为正规军队参战，在乡军人每年要集中调操一次，由军队统一发给旅食军费用，以免荒疏了军事技术，这种乡村军事化的结果，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阎锡山对农村的控制，而且为他的穷兵黩武扩张势力准备了后续兵源。

在军民双方进行组织强化的同时，阎锡山还卑劣地在兵民这两大社会群体中，人为地制造军人的优越感，“提倡军人，优待军人”，利用军人与老百姓待遇上的差异，“使武装了的人更加依存于统治者”。他表面上虽说军民互有难处要相互体谅，但私下里却对亲信说“只能饿死老百姓，不能饿死一个兵”。转过来再利用兵来加强对老百姓的统治，顺手制造了一般士兵与老百姓的矛盾，以利于他操纵利用。

正如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背景是日本财阀的强化统治一样，山西军事化、警察化、特务化的社会组织改革，也是为以阎锡山为总代表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强化统治服务的，正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一旦如上所云村自为政之势已成，村中之豪强即所谓优秀者，遂握得村政大权，益将逞意肆志而为其所欲为。”而一般老百姓则陷于监狱式的黑暗之中，山西“以筹谋军实之故，赋税屡增，全省财政，几濒于危，掾属各员，亦日久玩忽，诸多未承厥职，尤以包税务员，收罗为苦，人民未先受其新政之惠而负此租税之重担”。事实上，一方面，在村政变革之后，山西面貌的确大有改变，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社会秩序也相当整齐，然而，另一方面，山西人民受这种“看得住”、“拿得起”的囚笼统治，较之其他军阀统治下的人民更残酷、更少有喘息之机。因为这种统治，已经带有一定的极权主义性质。

四、阎锡山的“好人主义”

统治的稳固，团体的凝聚，往往取决于被统治者和团体成员的精神素质。如果说阎锡山在军阀之林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原因之一就是他深谙其中三味。

“好人主义”是阎锡山的统治目标之一，其目的就是使他统治下的全部军民都变成他心目中的“好人”。在他看来，所谓“好人”就是“乡党自好之士，世俗之目为好人者是也，不忮不求，亦夷亦惠，恂恂然一见而知为善类”。即面面团团，没脾气没血性，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人，相应之下，所谓的“恶人”也并非指杀人越货的强徒，而是“辩言乱旧政，宠利居成功”的不安分守己者。要想成为“好人”，首先得把自己身上“不好”即不合要求的东西去掉，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只有先去个人身上之燃火物，最为要者”。而且，“在个人，则须力去己身之燃火物；若在官吏，则不仅要去个人之燃火物，且须为人民去燃火物，为地方去燃火物”，所谓“燃火之物”，无非是人们不安份，不听话的心思。去掉“燃火之物”，弄到全社会一点火星也不见，举目尽是温吞吞麻木不仁的奴才，“好人主义”也就算大功告成了。

可惜山西的老百姓偏偏不肯把良知拿出来，做他阎某提倡的“好人”，害得阎锡山一生都在忙于“正民行”“敦民风”，为去掉老百姓身上的“燃火物”而推行教化。“一以布宗教之方式进行之，一不从，再教之，再不从，三教之”。在军人，则“以孔教部勒军队，使全军学生化”。在民众则推行实现“好人”的目标管理，不但要时时处处“自内讼”，还要将害群之马清除出去。在各地设置“莠民工厂”，由各地村干部把不听话的人送进去，等于是变相的劳改营。在阎锡山的字典里，教育即是教化，无论是学校教育，军队教育还是非社会教育，其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教人人当好人”。欲使人人成为“好人”的民德教化，在所有的场所，所有的活动中，甚至于政府机关的文告和法庭的判决书上都要有所反映。因为“要使人变好，须有两个法子，（一）教他耳朵里听好话，（二）教他眼睛里看好样子”。阎锡山手下的文武官员，首先要成为“规规矩矩”的“好样子”，然后再和阎一道，吵吵闹闹地向老百姓耳朵里灌“好话”，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塞硬灌之中，几乎把人搞成了填充阎锡山精神要义的容器。据说在某些时候，随便从晋军中拉出一个人来，都会背诵几段阎的“语录”，使山西一省人的脑袋变成他一个人的脑袋，一省人的思想全换成他一个人的思想，自然也就都变成了“好人”——他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奴隶。

第八章 宗教仪式——冯玉祥与唐生智

任何宗教几乎都具有凝聚人群、精神感化和信仰共识的功能，近代军阀中存在这样一类，他们或者因为机缘凑巧，或者由于环境的影响，不期而然地选择了宗教这种形式作为他们维系意识的外壳。在他们之中，最富代表性的是人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和湖南军阀唐生智，前者，由于自身具有的某种进步欲求而看中了带有开放和民主色彩的基督教新教；后者，则因为迷信意识的作怪而沉醉于神秘色彩极浓的佛教密宗。

一、冯玉祥和他的“基督军”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游离出来的贰臣孽子，他在军阀之林中长期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既是一个军阀又是一个具有进步欲望的爱国者，角色的分裂常常使他陷入深深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之中，从而使他的行为和意识都带有很强烈的双重性，既有军阀的意向，又有探索者的痛苦。

冯玉祥多年的行伍经历和他正直的性格，使他对北洋系统盛行的裙带关系和帮派及地方意识深恶痛绝，但困于环境和条件，他又找不到一种新的精神作为他凝聚团体、振扬士气的支柱。驻地的便利，机缘的巧合，使他接触了基督教，基督教那种精神感化和凝聚人心的魅力很快使他作了别出心裁的选择：采用宗教作为重建道德的支点。在他看来，世道浇漓人心大坏，而“教育只可增知识，不能变心术，欲改善人心，非借助宗教不可。”于是开始了他与基督教长达十余年的姻缘。尽管带有强烈的功利动机和内蕴的儒学内核，而且基本内容有着乡土道德的质朴，基督语言毕竟是冯玉祥维系意识的最鲜明特征。下面我将分两个部分加以论述。

其一，农民基督式的道德。

冯玉祥是个识字不多的老行伍，却具有极鲜明的农民式淳朴刚直的性格，他的军队也是绝对排斥游民的农民气息极强的集群。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基督教传人之初，恰恰是农民对之最先产生兴趣，导致耶稣掺和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而后又是农民对基督教发生了最大恶感，由绵延几十年的教案最终酿成大规模．的农民排外狂潮，而在退潮之后，再一次对基督教产生深切热忱的人群恰好又是一支农民色彩极强的军队。虽然，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螺旋中，农民对基督教的认识多少有些加深，然而对于基督教的本义，他们却始终做着农民式的曲解，尽管有时是善意的，有时则显得颇为荒唐离谱。自然，冯玉祥西北军所信奉的基督教义，也带有农民式曲解的意味，他们所遵行的基督道德，也是一种农民基督式的道德。

第一，冯玉祥认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就是爱国与爱民。“基督教之精神有两种：（甲）能救国，（乙）能承认各人之罪。”所以遵从基督教的精神就是“凡百事件以爱为出发点，以实为立足点，以有利国家人民为归宿点”。后来冯玉祥在回忆录里又提到，说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儒家所说的己饥己溺的仁爱之道一样”。

第二，冯玉祥认为：“基督教之道理，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而忠孝仁义诸德是军人须臾不可缺少的行为准则。他主张，与军人最相宜的格言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复告诫士兵：“忠孝原无二致。能尽忠于国即无异尽孝于家，故汝等在此好好作事，即是孝子”。在他看来，忠孝仁义的精髓无非是两条：“互相友爱，实行服从”。既能横向的互爱互助，又能纵向的服从上司，整个团体就不愁不固如磐石。前者体现为利他主义，而“利他主义者，即合群之要素也”。在冯玉祥看来也就是行仁义。后者自不用说，能服从就等于尽忠孝。

第三，“耶教是吃苦主义所以信仰”，所以信奉耶稣基督就得敢于吃苦、乐于吃苦。冯玉祥一向认为当兵不吃苦就练不出好兵，因而也就不能打仗。因此他特别注意保持部队的简朴作风，甚至强行规定士兵余下的薪饷必须存入银行或寄回家中，部队驻扎城市，官兵也不许随便上街，刻意将士兵与城市的繁华奢侈的生活相隔离，保持士兵的质朴。而且西北军平时训练之艰苦为诸军之冠。在冯玉祥看来，“贫苦艰难为成功之母，谚云：‘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又云：多年媳妇修成婆。此语大可玩味”。当兵的吃苦受累是为以后出人头地付的成本，因为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皆是当兵出身，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发达显贵了。

第四，基督精神是勇敢和乐于再生精神。冯玉祥认为，要学习耶稣基督为救世不怕牺牲的精神，身为信仰基督的军人，应该抱定耶稣“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的信念，勇于冲锋陷阵。他告诫领洗的士兵说：要“信主不畏难，不怕死，然后可以受洗”。据说，冯玉祥在战斗激烈时曾大声激励士兵道：“诸弟兄们！你们后退，是入地狱，进攻是到天堂！”

第五，基督徒的品格是忠诚老实。冯玉祥对部下能否忠厚老实是非常在意的，冯部招兵，一要看头上有没有小辫，二要看手上有没有厚趼。严守当年曾国藩建立湘军的招兵原则，找最朴实、最落后的乡民来当兵。他认为：“曾文正公有言，军队中人须是侠义一流，侠义者何，即本忠诚守信义，无一毫虚伪狡诈之谓也。”他生平最恨的就是油滑和欺瞒的行为，对部下类似的过失一向严惩不贷。

这样，爱国爱民的向往，忠孝仁义的推崇，吃苦精神的提倡，勇于牺牲、忠诚老实，四者构成外耶内孔式的团体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冯玉祥的军队确实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一时士气之高，人心之固，纪律之好，为时誉所集。然而，冯玉祥这种基督主义的道德实质上是中国农民互济互助，吃苦耐劳，淳朴憨厚性格的外溢。这种农民式的道德，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下的确能迸发出相当的凝聚力，但随着场景的改换，物质条件的变化，这种农民道德就会逐渐失去魅力。这一点连冯玉祥也很清楚，在他看来他的军队其长处是能吃苦耐劳，而短处则是“不能见钱财，不能见女人”，所以最终1930年蒋、冯、阎大战之际，在蒋介石的银弹加肉弹的打击下，他几十年积蓄的力量一朝分崩离析，猢狲四散。

其二，形神俱备的军队教育。

有了集团道德，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和灌输也等于零。作为实干家的冯玉祥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兵丁如将开知识的小孩，如常看忠孝节义的事，脑筋中自然有好思想，如常看杀人放火的事，脑筋里自然有恶思想。兵丁又如初进城之乡民，如有好人指引，必人正路；如遇坏人指引，必入花街柳巷。”所以军队的道德教育是很关键的。教育又分形体的教育和精神的教育两种，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身教和言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教育将徒劳无功。

为了贯彻道德教育，冯玉祥组织了成千上万士兵参加的洗礼，每礼拜日均延请中外牧师讲经布道，后来干脆组织了“西北基督教协进会”，开设“传道学校”，计划在军中每千人设一传教牧师。冯军中还有一位会唱大鼓书的道德宣传家邓鉴三，时常把冯所需要的精神教育内容编成鼓词当众演唱。

为宣传爱民爱国思想，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部的每个士兵都戴着“不扰民真爱民”的臂章，每日列队练习照例有“爱国爱民”的呼号，还编写《义勇小史》、《八百字课》等充满民族精神的“精神书”作为精神教育的读本。利用赞美诗的曲调重新填写具有爱国意义的词句，在每座营房中贴“国耻图”。为突出身教的作用，他亲自参加军队为民进行的筑堤修路工作。

为激励勇敢精神，冯玉祥给作战勇猛、不怕死的士兵诸多奖励，包括越级提拔，还特别采取适应士兵农民式心态的给荣誉、给面子的做法，鼓励士兵奋勇向前。他给受伤多的官兵发荣誉标志，受伤一次佩戴一条红布，二次佩戴两条，余类推。节日聚餐，红布条戴得最多的士兵坐在最上首，没负过伤的军官则要负责为受过伤的士兵端茶上菜。

为提倡互济互助，冯玉祥不仅强调战时的互救，还特别要求下级军官爱护士兵，要学所谓耶稣为门徒的榜样，遵从以高待卑的道理，并严格禁止克扣军饷。他自己也常与士兵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吉鸿昌当兵时，一次同伴溺水，他虽不会水却率先下水救人，虽几被淹死，却得到了冯玉祥的特别赏识，名之曰“吉大胆”，得到很快的提升。

此外，冯玉祥还能坚持过朴素的生活，率先吃苦耐劳，虽身为高官，手握重兵，却粗茶淡饭布衣葛被，后来到了没有粗瓷大碗不用餐的地步，一时传为美谈。

其三，熟人原则的统驭方略。

如果说冯玉祥的维系道德还多少有些洋味的话，那么他控制部众的方式却从里到外透着土气。冯玉祥的带兵特点就是一个字：“熟”，对部下的来历、人品、相貌以至性格习好都力求熟知掌握，提拔军官非熟不用。在他当团长时，全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他都能叫上名字。对于有些人甚至能叫出小名，如凌云的小名“厚儿”，刘汝明的小名“呆子”等。因此冯玉祥日常见了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且直呼其小名，这样不仅使部下有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感，而且每个人都觉得长官对他很重视，由此生出感激之情。当旅长时，每次招新兵他都要挨个过问，入伍后他还要挨个营房地走，与新兵拉家常、询问家中情况、个人习性，务必使“熟而后已”。使他的关怀尽可能地落到每个人头上，从而令他的军队“每一个人都是铁打的身，铁打的心性，而大家都像铁环箍着似的”。这样做，既达到了熟悉部下，掌握情况，从而最有效地控制异动的目的，又可以制造一种亲切的家人气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爸爸政策与妈妈政策并用”，使部下把他当做严父慈母，永远不生二心。

对于军官，冯玉祥一般采用从跟随他多年的士兵中逐级提拔的办法来解决。军官学校的学生在冯部是吃不开的，西北军的高级军官，大多为与冯昔年共过患难的人（如一同当兵，参加过滦州起义等）；一般中级军官，多为冯在左路备补军的老干部；一般初级军官，多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手枪队”的成员（时为1924年的情况），后来随着部队的扩充，以上差序有所改变，但基本上都是他亲手培植起来的“熟人”，知其情，熟其性。在他看来，“用人之道，以德为主，才为辅，才德兼全固好，其次有德无才者，才德尚可用者，有才无德者实难用。”所以，从兵堆里拔起来的老粗，做事固无若何能力，唯“处事尚能小心谨慎，亦不致有重大错误”。当然可以差遣，虽成事不足，但非常听话，至少败不了事。“至留学生优秀者固然很多，而恶劣者亦复不少”，关键他们不肯循规蹈矩，照旨办事，增加集团的不稳定因素，要想稳，用人就非得熟。因此，在各个军阀中，冯玉祥的军队，现代化程度最低，稍微现代化程度高一点的武器，就没有人会使，炮兵长期不会间接瞄准，步兵枪支坏了，也不会排除故障。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冯玉祥虽带领他的部下受洗入教，但既不把自己打扮成具有非凡法力的神王，也不让士兵相信什么超自然的神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信之教是天助自助者，决不是信上帝无所不能，自己毫不事事也。”他一生都在为自己、为他的集团、为民族探索光明前途，也确实做过不少好事，但是由于时代和他自身的局限，终其整个统兵的经历，基本上没有跳出军阀的窠臼，激昂的爱国爱民热忱也在其集团的大半生涯中为他所参与的内战所掩盖，这是冯玉祥的悲剧，也是多少有血性置身于军阀时代的军人的悲剧。

二、唐生智和他的“佛教军”

唐生智在军阀中算是晚辈，他原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部下，在南北拉锯、派系复杂的三湘之地，他最终脱颖而出。从1923年年底开始在湘南据地自雄，着力训练部队，积蓄力量，将队伍很快扩充到号称五万人枪，成为湘军中实力最大的一支部队。为加强对部队的控制，他拉过同学帮（保定系），求过哥老会，但自从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法名净缘）之后，对于苦无善策以统驭人心的唐生智来说，不啻来了及时雨雪里炭，两人一拍即合，遂成知己。从此，他开始向顾虔心学佛，并力图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约束和精神教育。

1925年至1926年之交，在他准备与老主公赵恒惕闹翻之际，唐生智偕顾和尚反复巡行防地，为他的官兵讲演佛法，阐发所谓的“佛学大纲”，劝告听众皈依佛法僧三宝，并到处张贴宣讲佛理的白话宣示。而后由唐生智下令，所有部下的官兵均需一体受戒。于是唐生智与顾和尚不辞劳苦地一个营一个团地为他的这帮惯于舞枪弄刀的军汉们受戒，所到之地大兴佛堂，务使金碧辉煌钟钹齐鸣，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五体投地，由顾和尚摩顶传戒，一律成为佛教徒，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注明所受五戒。形成了一支数万人的“佛教密宗军”。

唐生智对于佛教，有所谓“三身真义”说，即所谓：“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意思是说，佛门弟子（也就是指他的佛军）以恪守清静，断除七情六欲为根本，为自己的本体或实相，而由慈悲为怀享受报应，但最终前两者都要体现为忠义二字，因为所有活在尘世的佛教徒都要以忠义这种道德作为他们应世立身，普度众生的现世相。唐生智的“三身真义”，是由佛教的“三身佛”的说法中取来的，所谓“三身佛”是说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法身为世法平等的实相，报身为久修功德而享受快乐的报应的形相，应身为佛为超脱众生而变化出的各种各样现身于尘世的形相。而唐生智用三种抽象的道德条目来取三身，实际上把“三身论”的佛性降格成世俗性，同时又把“忠义”突出起来，定为他们集团成员的所谓立世之本，使原本的儒家道德在宗教意义上更进了一层，带有神秘和神圣的意味。

以杀人为职业的军人和悲天悯人的佛教徒，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水火不相容的两回事，唐生智生生地将他们捏在一起，其用意无非是“慨世俗之浇漓”，于是乎“借天上佛法，以维持世道人心”，从而“深冀感化群黎，豁然觉悟，同登彼岸，共证前者”。用佛教教义济传统道德之穷，借释迦牟尼助他维系军心，固化群体，一方面以佛理掺进传统道德，作为集团的精神支柱；二方面借佛教戒律的约束力来收拢士卒；三方面利用大开法会时仪式的庄严，气氛的静肃，偶像的金碧辉煌，达到某种心灵震慑的效果。

唐生智之所以不伦不类地找到佛教这种思想武器，固然是佛教在中国二千余年的传播并深入民间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由于当时“湘中佛学盛行，军政各界加入者甚伙”的局部气候所致。湖南自民国以来一直是南北冲突，军阀混战的主战场，战祸联结，天灾继之，人民之痛苦程度较之其他地区尤烈，佛教作为“苦难”的精神解脱，一时广为流行，以致军阀欲维系军心，也相率利用之。在唐生智大传其戒的同时，他名义上的主公也不惜花费巨资延请白喇嘛入湘开金光明大法会，演成一场斗法的闹剧。然而，军阀本身就是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宗教流行的根源，他们信仰和利用佛教，本身就是对佛教的最大嘲弄。

第九章 迷信道术——刘湘与孙殿英

在军阀中还存有这样一类，他们对新学旧学均无所习，他们的集团所处的环境也极为闭塞，人员素质也非常低下，因此他们看中了流行于民间几百年的秘密宗教，迎合士兵愚昧落后的心态，借巫觋神怪的魔力，为自己蒙上一层神秘的光晕，使兵士由恐惧而盲从，这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刘湘与“孔孟道”

“孔孟道”是会道门一种，属于所谓糅合儒释道三教的一贯道系统的一个分支，下面我们就论述它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关系。

刘湘在四川军阀中，从外表上看是比较拙讷的一个，据说他以倒数第一的成绩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也是靠老师的特别照顾。但是他的内心却有很深的城府，颇工于心计，他利用川中颇有点名气的刘神仙和“孔孟道”作为他维系集团的工具，是他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建立四川霸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神仙名刘从云，四川荣县人，清末参加“一贯先天道”，初以卜星相测为生，多年的江湖生涯使得他既熟悉流行巴蜀的民间宗教的教义和巫觋之术，又十分狡诈和老谋深算。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搞起“孔孟道”，到1925年已有道徒万余人，远近闻名。刘湘就是在这时经人介绍人了“孔孟道”，刘湘与刘从云两人一见便成契交，刘从云从此成了刘湘部的头号军师。随后，刘湘部营长以上的军官百分之九十都入了道。刘从云一方面利用各地的道徒为刘湘做耳目，由此策划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用他首创的这个道门为刘湘收拢人心。在刘湘军中，自从刘从云来了以后，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就先后在唐式遵、潘文华（两人均为刘湘部师长）家里讲道，有时刘从云讲，有时是刘湘拿着王阳明的书照本宣科。遇有战争，辄请刘神仙扶乩请神，以定吉凶，进而决定作战部署。

不仅如此，刘神仙还利用道术为刘湘培训军官，建立“神军”。他曾招过一个“百子训练班”，术科用“神灵附体”的方式教授白刃战。在“百子训练班”的基础上，刘神仙下令孔孟道的各“通部”（分支）召集青年教徒，并募捐钱款，以百子训练班的学员做下级军官，以募集来的钱购来大批枪械，成立号称刘湘水陆空神四军之一的“神军”，对外号称“模范师”，师长由刘湘自兼，实际上成为刘湘的骨干力量，自人孔孟道之后，刘湘对刘从云可谓言听计从，刘从云也为刘湘出了大力，甚至在1934年刘湘受命“围剿”中共的川陕苏区时，为乞神灵保佑，激励士气，蒙骗士兵，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刘神仙竟当上了“围剿军”的总指挥。

刘湘之所以看中刘神仙和他的“孔孟道”，除了刘神仙机智狡诈、道徒众多、广有耳目，可以为他称霸川中助臂外，就是“孔孟道”本身是一种掺和了大量儒家思想及游民意识，并充斥了民间巫觋符篆行为的秘密宗教，其宗教迷信思想可以帮助他凝结人心，而大量的扶乩请仙、喝符蛊咒的巫术诡道，可以威慑和蒙骗落后愚昧的川地士兵，起到安定军心的作用。

然而，这种极度愚昧落后的维系意识，其维系军心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一旦碰到了根本不信邪的红军，以往神通广大、每卜必灵的神仙居然一筹莫展。随着刘神仙指挥的对川陕红军的六路围攻的惨败，“孔孟道”就此一蹶不振。

二、孙殿英与“庙会道”

一个“赌棍”出身的三流小军阀孙殿英，虽说在军阀中只能排上重孙子辈，但此人在中国历史上却有与他地位不相称的“名气”，不仅因为他是中原有名的贩毒大王，而且还因为他干了一件震惊世界的盗墓案，把西太后的东陵洗劫一空。

虽说此人从来就没有过多少兵，但是他也有一套鬼里鬼气的维系方法，他直接抓来豫西一带流行民间教门“庙会道”，搞成了一支彻头彻尾的“神军”。

“庙会道”的规矩，收徒、治病和问事，都要摆香堂，香堂上挂着荒诞不经的咒语，供桌上陈列供品，道徒焚香燃烛，行跪拜礼，礼毕，“老师”即道首端坐桌旁，由另一人代神发话，道徒管他叫做“口”，“口”必须佯作神仙附体，然后说出的都是神的旨意。类似于巫婆神汉的跳神。孙殿英是豫西人，他很清楚庙会道的影响及蛊惑人心的能力，所以他在拉队伍成为小军阀的同时，也人道成了“老师”，委派军官、招兵、办事、处置叛逆都由“口”来进行，以假托神意。所有非道徒的官兵，必须宣誓人道，念诵所谓实心向道，绝不虚情假意、欺师灭祖不遵佛规，否则天打五雷轰之类的咒语式的“誓词”，然后摆香案请示“神”是否允诺。

不仅如此，孙军行军打仗，总带着一把宝剑和一柄拂尘，玩出一个神托梦赐剑和拂尘的把戏，让部下相信这两件东西为神所赐，具有法力，平时由黄缎子包裹，由两个贴身亲信背负，有事就拿出来焚香拜视一番，挥舞几下，以指挥士兵冲杀。由于孙殿英的基本队伍多半来自落后封闭的豫西农村，所以他这一套蒙人的把戏有时还能顶些用场。由于他的军队各级军官与道中的职位相互重叠，士兵基本是道徒，平时和战时都有神仙掺和其间，所以他的军队堪称比刘湘部还要彻底的“神军”。每到庙会道的节日，各地道友都到孙殿英部在庆贺，一方面给他带来信息情报，一方面可以借此补充兵源。

与其他军阀对待手中的维系工具的态度一样，迷信型的军阀不能说没有几分迷信，但他们对待这些乌七八糟的教门主要还是利用，绝非像不少士兵那样真诚地迷信它们。刘湘曾把他找个“神仙”与别人讨小老婆相比，说你们可以找小老婆，我找个神仙怎么就不行？而孙殿英掘人坟墓也并不在乎西太后的鬼魂的作祟。只要利益相关，任何神圣之物都可以轻易地抛开，军阀们的维系意识，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虔念、充满功利意味的意识。

第十章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

一、国家论

近代军阀生长过程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发育到成熟经过了一个由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的换代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在形式上由群雄对峙转变为名义上统一的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的分立，而且在发育期积淀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军阀意识也在新的外壳中存留融会，以某种新的但又仿佛似曾相识的面目展现于人世，从维系意识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的军阀蒋介石集团，活像一个藏污纳垢的大水洼，在时代大风雨中形成的条条泥流浊溪都汇集于此，道学的酸腐，青帮的阴骘，十字架的灵光与军国主义的滥觞，五光十色，甜酸苦辣，经过蒋介石的调和与酿制，变成了一锅以恢复传统为基调的老汤。

感谢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畸变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完备的标本，借助于它，我可以在此更全面地展示一下这种畸变的一丝一缕。

以下五章所引用的所有蒋介石的言论，均出自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艺术院编印、张其昀主编的《先总统蒋公全集》。文中凡属带引号的行文，没有注明出处者均为蒋介石的话。而且为他在1948年以前的话。

不言而喻，维系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政治观在整个维系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不问可知，尽管像其他封建军阀一样，蒋介石严格地说来并不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对民主政治不甚了了，然而作为一个中国最大的军阀和名义上的全国统治者，他必须对如何统治作出回答，因为他身处的时代已经不是他的前辈所处的那种封闭环境中的传统岁月，他不得不面对开放的世界和变化了的中国。

在政治意义上，麻烦的是蒋介石一身而兼具的双重身份。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传人，他与他的武化前辈们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别，但他一向乐道的却是以叛逆传统为主要特征的政治集团的继承人的头衔，在前者的立足点上，他舍独裁而无他法，在后者的高帽之下，他非有假托而不能行。

国家理论是任何政治观的核心成分，蒋介石的国家理论是由“国家有机体说”与他杜撰的“灵魂国家说”糅合而成的杂碎。

蒋介石的“国家有机制说”是从西方思想家孔德那里搬来的。在蒋介石看来，国家就像一种有机体，而且是像人一样的高级生物，五官俱备，四肢齐全，这种高级生物存在的原因和动力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有灵魂。所谓“我们一个人之所以能叫做一个人，全靠有灵魂；换句话说，就是有精神，有感觉，有灵明思想，能动作行为，否则这个人就只有一个躯壳，一个死的尸首，不能叫做一个活的人了。所以有灵魂就有生命，就叫做人；一旦失掉了灵魂，便马上失掉生命，这个人就是死了。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既然是一个有机体，一定也是有一个灵魂的”。我们知道，人的大脑机能、神经机能是无法与大脑和神经系统分开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如果把人的感觉与思维功能当作灵魂而硬从产生它们的物质实体中分离，也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有机体了。事实上对人而言，器官与功能无所谓谁决定谁的问题，因为人既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又是自己活动的产物，形而上学地将所谓灵魂割裂出来，赋予它决定性、本源性的意义，无非是一种唯心论的灵魂至上主义，这种说法在文学上可能会有点意义，但在科学意义上却是毫无道理的。

既然作为有机体的国家，除去灵魂之后变得毫无意义，那么作为实体的国家也就没有什么谈论价值了，国家实际上等于一种精神和意识范畴的事物，将国家缩小，就是个人的心，将个人的心放大，就是国家。万物皆备于我心，何况国家乎？

本来，孔德的国家有机体说，不过是将社会的各种不同行业，各个阶层，及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比附为生物的各种系统和器官，而我们可爱的蒋大人却仅仅抄来了这种学说的名目，而塞进去王阳明心学的国货。这样一来，所谓国家灵魂乃至个人的心或者灵魂（这里，蒋介石把心和灵魂看成一回事）也就等于国家的本身，取代或者象征国家本身。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这个国家的国魂不是别的，就是三民主义。如果仅仅止于此，读者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最容易同三民主义发生联想的是林肯而不是孔子。但怪就怪在，三民主义在蒋某人手里居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从“三”到“四”的变化，一变变成了“四维”主义（礼、义、廉、耻）。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三民主义从形式到内容的西方民主思想的渊源，可他却偏偏从浩如烟海的孙中山著述中抓住只言片语，过分强调孙中山晚年的思想本土化变化，硬派给三民主义一个儒家的祖宗，跟他宝贝的理论家一起，非说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五常八德，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道德。

灵魂国家意在招魂，魂归何处，在兹国粹。

话说到这儿，结论已是不言自明了，用不着太费心思，沿着三纲五常寻上去，我们自可以找到“朕即国家”的归宿。

二、政党论

政党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一方面是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体现者，一方面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组成部分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的阶级属性逐渐淡漠，而作为政治竞争的意义则日益凸显，中国不存在产生欧化政党的社会机制，孙中山的国民党，只能算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半近代化政党，其会党与士大夫宗派的气息始终没能消除，而到了蒋介石手里，国民党就进一步退化成为其军事集团进行组织强化的一种组织化的工具。

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实现统治目标，长治久安，就非得有团体有组织不行；因为中国的四万万老百姓实在是太“自私自利”，彻头彻尾的一盘散沙，根本不配合他蒋某人的统治，“只管自己，不管国家，不管我们民族”，完全没有觉悟，所以非得“先联合有觉悟，有知识，有决心，有血性，有能力的分子，组织一个团体”不行。“这个组织是什么？就是一个党。”

具体地说来，蒋介石的政党论是由“前三合一”和“后三合一”两套理论构成的。“前三合一”就是：党军合一，党国合一，党教合一；“后三合一”就是：党的身份君亲师三者合一。

党军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国民党的组织渗入军队的编制，通过党的特务网络化及将领党员化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使党、军合为一体；二是国民党自身的军队化，根本取消党的民主，使全党像军队一般视服从为天职。党国合一也有两层含义，一为党是国家和民族的中心，是国家的统治者；二是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为党即是为国，党也就等于国，忠党而后才能爱国。所谓党教合一，就是说党员对于党就应该像教徒对待宗教一样，所谓“宗教信徒对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一定竭诚服膺，刻苦修习，真实奉行，无间生死。革命党员要成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和革命领袖的信徒，也一定要如宗教信徒之于宗教信仰一样，精诚热烈，笃信笃行，身心全体归向，始终贯彻到底”。党员之于党，就应该像教徒之于所信之教。

其次，党要“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还有第三面，那就是以君王的资格进行压榨、盘剥和管制，即所谓蒋某人所津津乐道的：“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整整比过去皇帝倡导的君师合一多了一个，凑成“君亲师”三合一。

如此说来，中国只许有一个党存在，那就是蒋记国民党。蒋介石对此倒颇有自知之明：“如果允许各种主义，各个党派，在国里活动，我们真正的革命党——国民党就一定要失败！”所以，共产党和其他反蒋党派不必说了，就是不痛不痒，小骂大帮忙的党也有碍事之嫌，往往要扫除干净，因为国民党实在是太娇嫩了，多一个人来抢饭，也许它就要饿死。

作为这样一个党，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信仰，要笃信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可以存在也应该存在的主义，其他的种种“杂念”统统要清除干净，统一信仰才能统一意志，统一意志才能统一行动；第二，要有领袖，因为鸟无头不飞，党不能群龙无首；第三，是“历史”。这一条乍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不要紧，蒋介石解释了：“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气节，要始终如一。”说白了就是要党员们多跟他蒋某人干几年，有一点“历史”。

对于这样的党，军人是首先而且必须成为党员的，因为军人带兵，有兵权，不入党就有可能成为“个人的工具，做个人的走狗”（当然这里的“个人”是绝对不包括蒋介石的）。成为党员就有了组织的约束，想要不听招呼，就没那么容易，因为还有“许多革命的种子，种在士兵里，使他们来监视我们官长的行动，不准官长有像陈炯明这种叛逆行为”。国民党在军队里的组织，就是明明白白锦衣卫和东西厂，有了这样的特务网和监视网，至少在嫡系武力中，想用从前的方法，拿个人的伎俩以遂其领袖之欲望，拿着团体派别去迷惑他的部下是相当困难了，老军阀尾大不掉，自身分裂的毛病，在蒋介石看来是轻多了。

其次，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应该入党。因为这些人最危险，如果不肯入我彀中，才能愈大，知识愈多，其危险性也就愈大，而使国家社会也受他很大的影响，那就非去之而后已不可。反过来，从功名利禄上说，如果不加入国民党，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才力，也都同没有一样，而国民党的人即使是酒囊饭袋也照样会有高官可坐，骏马可骑。无能与腐败虽然会降低效率，却能增加集团的稳定。

总而言之，蒋介石的政党论，无非是利用孙中山先生的遗产，借用近代政治的形式，行封建帝王自固的老术，合思想强化、组织网罗、特务控制为一体，推陈出新。无论是党军、党国乃至党教的名目，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所不可想象的，纯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条件下的一种畸变。事实上，对于国民党而言，其对军队和国家政权的渗透，都远没有到位，尽管蒋介石反复强调“党”这种工具的重要性，但实际应用起来，对党的使用，却远没有对军队那样得应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蒋介石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法纪论

与蒋介石政治观的其他概论一样，蒋介石所谓的“法纪”，也绝非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与纪律。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和纪律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般准则，它们不仅规定了行为的禁区，具有约束效应，而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人们行动的权利，予以人的社会活动的自由。而蒋介石的法纪，只有单一的绳索功能，除了让人服从和驯良之外，还是驯良和服从。

蒋介石的法纪论可以分为军纪论（纪律论）和命令论两个部分。

纪律是什么？蒋介石直言不讳：“就是用法律来维持他的秩序，保持他的系统，这就叫做纪律。”而纪律的“纪”，就是中国古已有之、历代皇帝视为命根子的“纪纲”。所谓“‘纪纲’两个字，粗浅地解说，就是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纪纲”。在此，蒋介石又一次过了复古之瘾，纪律不仅是只管悟空不管唐僧的紧箍咒，而且一下子就跳到了道德领域，变成风马牛不相及的“三纲五常”。当然，我们不能怪蒋老先生发昏热，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西方人，犯不着按近代西方法律范畴来讨论问题，平心而论，从传统伦理的视角审视起来，传统王朝的所谓“法”，实实在在是以维护“三纲五常”为目的，所以说军纪或者纪律就是纪纲，虽然有穿凿之嫌，倒也不失传统法纪的内在精神。

所以说，蒋介石认为：“军纪的主要意义，绝不仅是用法律来维持秩序，是要用纪纲的精神来做军纪的基础”，因为“军纪的效用尤在能够移风易俗，涤荡人心，使懦夫立，顽夫廉，就是古人所说的赴汤蹈火、冒死犯难在所不辞的一种精神，这都是从军纪的效用发生的结果”。鉴于军纪要有如此神奇的效用，产生这样的玩命精神，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军纪还要具备三种要素：“一、人格的影响，二、情分的交感，三、一致的精神。”到此，军纪已经从那些冷冰冰的条文大踏步地迈入了心理、情感领域，蒋介石已经不是在谈军纪，而是在谈玄、谈精神、谈道德、谈传统道德了。所谓军纪变成了传统人格、传统情感与传统精神的混合体。

如果按西方社会的观念，道德仅仅是法律的某种补充的话，那么中国传统观念里则恰恰相反，法律仅仅是道德的补充和延伸。人们会为伦常道义而犯法，也会因道德因素而开释，这就是所谓“礼治”。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将法律与道德混同起来，甚至习惯于用道德来取代法律。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纪律，已经不是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而是不折不扣的道德纪律和精神纪律。

蒋介石的纪律论是赤裸裸的传统道德、纲常伦理的鼓吹，而他的命令论则是他自我神化的变种。

“命令”，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里，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政府行政文告、文件和军队下达任务和决定的一种形式。但是到了蒋介石那里，命令这种原本的含义马上变了味，作为古今脸皮最厚的“小学（即文字学）大师”，他的胡解才能在“命令”这个词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看来，“所谓‘命令’者，乃指与我们各个人以及整个军队和国家的生命相关的‘令’”，因为“命令的命字与生命的命字相同”。由于这种当然而又充足的理由，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命令和我们的生命既有如此重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是真能保重自己的生命，真要发展自己的生命的人，就不能不格外尊重命令，服从命令。”以至于“凡属上官的命令，尤其是最高统帅的命令，一接到手，就视为自己的命根一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有人就此得出蒋介石爱惜下属的生命，能设身处地从他们切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印象，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部下的生命，特别是普通士兵的生命，在蒋介石的价值天平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分量；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他不惜以成千上万士兵的血肉铺路，内战内行的蒋介石，不仅是被战火波及的无辜人民和对方死难者的屠夫，也是自己部下伤亡士兵的祸首。在对中国红军的围剿中，他甚至三番五次下令将所有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一律枪决，其残忍程度，不让于日本军阀。在这种绝对道德主义的渲染中，个体的生命是无法得到重视的。

蒋介石把部下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扯到一起，目的在于维护和发扬他军阀集团的生命，乃至于他个人的生命，因为“军队的生命和成败休戚的整个性的维系，全在于服从命令”。按他的逻辑，士兵“要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上官的生命，全军的生命就是统帅的生命”。所以说尽管服从命令就等于保重了自己的生命，但要是真的由于遵命把命丢了，也是活该倒霉的事，“生命为轻，命令为重”，说到底小兵们的性命还是不值几文。命令的“命”字在他蒋某人的字典里原来是与他集团和他个人的生命的“命”字相同。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所谓“最高统帅的命令”，以至于后来把他的命令神化到了类似于皇帝的圣旨，部下接到他的手谕竟要像“接旨”一般的虔诚和恭敬。因为保住他和他的集团的命，就意味着要其他军阀的命，完全听“最高统帅”的命令，就意味反抗地方军阀的命令。服从命令不是为了别的，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战场上的指挥通畅，而是为了“尊君”。为了方便起见，还是让蒋介石自己来结束他的命令论吧：“管子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今。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又说：‘明君察于治民之体，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王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这就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命令，我们要奠国家于磐石之安，要服从领袖；但是服从领袖，就是要服从领袖的命令。”

蒋介石的法纪论，即使从外表上看，也不过是法家意味的纪纲，野蛮的军纪和临时性的命令的混合体，其精神实质则是不要法律和蔑视法律，他所提到的法，仅仅是刑法，是多少代传统王朝“刑不上大夫”的治民之法，真正的法律精神，在他的论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赤裸裸皇权意志的外溢——人民基本法律权利的践踏和统治者的随心所欲，推崇理学的蒋介石，骨子里是一个法家秦政的信奉者和推行者，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前辈袁世凯，走得还要远。

四、自由论

自由是最令蒋介石不舒服的字眼之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人权等的口号，蒋介石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全面文化输入为特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恶感，责怪这场运动招来的欧风美雨“毒害”了一般青年，腐蚀了社会风气。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性自由这种东西，它已经使许许多多愚鲁可爱的青年变得不安分起来，在他看来，“青年的个性应当是良知，不能发展其兽性”，因此，“五四运动的目标是完全的失误，它抛弃了中国固有道德，反而引进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尽管时时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但他对孙中山之于“五四”的评价，根本不屑一顾。

然而，蒋介石毕竟顶着三民主义的招牌，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许，而孙中山先生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有目共睹尽人皆知，有关民主、自由、平等，孙先生诸多论述，言之凿凿，所以蒋介石尽管有一肚皮不愿意，也不好公开骂娘。无奈之际，只好绞尽脑汁在概念上打主意，用看上去好像十分正当的所谓团体的自由和国家的自由，来取代和否认真正的“自由”。

蒋介石认为：“在政治哲学上有‘小我’与‘大我’之称，小我指个人，大我指由数万万或数千万小我合成的国家，而国家又是一切团体的统一的组织。”既然个人是国家的组合分子，“那自然只有国家的自由，而没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国家的生命，而没有个人的生命。”所以“有些人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他们看见了卢梭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张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中国国家还没有自由，还没有平等，所以所有中国人首先要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而国家的自由和平等又全系于国民党，所以归根结底要争团体（国民党）的自由。在团体之内，个人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团体，“只有团体的自由，不能再有个人的自由”。

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一个国家对外还没有争得平等自由，它的国民就活该当王朝的奴隶，带着镣铐生活，天经地义衣分五色人分九等，一些人生来当老爷，一些人注定当奴隶，事实上，任何社会群体，小至家庭大到国家，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离开了个体的自由，也就无所谓团体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国家的自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相反，什么叫做国家的自由？一个国家，只要还存在着奴役被奴役，束缚被束缚，那么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说是自由的，这个国家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将国家的自由与个人自由两分的提法，是孙中山晚年的思想，但是，很明显，蒋介石将之无限放大了。以国家和团体的自由，来取代个人自由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假借群体名义施行个人独裁和暴政的借口。这一点，蒋介石自己的话最能说明问题，他认为，作为国家和团体的一员，个人除了服从性之外不应有其他的表现性，“有服从性的人，才能够做真正的党员！不能有这个服从性的人，就是党的败类”。服从谁呢？答案是明确的：“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员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总而言之，只能有治人者的自由，而没有治于人者的自由，只能有蒋某人的自由（生杀予夺），而没有其他成员的自由，结果谁的自由也不存在，只有一个专制的“帝王”高高在上。在蒋介石统治的某些时段里，不但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国民党党员动辄获罪、毫无人身保障和行动自由，就是其他军阀集团的高级成员也逃不脱被监视的命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民惟需奴性。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与同时代的许多传统主义者甚至某些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对西方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解往往走入了同一种东方文化的误区。就拿自由为例，首先，蒋介石对自由作了无政府主义的解释，认为“现在一般人所谓的自由，其意义就是‘随便’，不但言论‘随便’，行动‘随便’，生活‘随便’，甚至逾越范围，随便侵犯他人”。其次，他认为自由就是自私自利，发展私欲，发展人的动物性、兽性。最后，他认为自由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以为一旦强调了自由，人们就会无法无天，放纵恣肆，“强凌弱，众暴寡”。

什么叫“自由”？第一，自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人类只有进入了理性的时代，才会有对自由的认识，所以说，自由排斥兽性。第二，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为前提的。严复将约翰-密尔的《自由论》译为《群己权界论》，颇得自由三昧。不错，自由意味着个性的解放与充分发展，但是它却从根本上排斥侵犯，因为侵犯就意味着侵害双方自由的终结。第三，自由与法律是内涵交叉的概念。自由绝对不排斥法律，也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孟德斯鸠说过：“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虽然许多无政府主义也鼓吹过自由，但是他们意中的是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体系中的自由概念是截然对立的两回事。第四，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个体自由没有实现，民主就无比谈起，西方民主政治就是在打破封建束缚争得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实现的。也可以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前提，没有个体的自由，民主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蒋介石以及一代中国人会走入这种荒唐的文化误区？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由于蒋介石独裁统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他有意无意地无视自由的真正含义，随意曲解，属于某种出于情感因素而导致的认知失误。另一种解释可以归之为文化因素。自由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中国人听说自由自严复始，他在翻译《自由论》时，于累累汉字之中竟找不出一个与Liberty相对应的词，几道老先生踌躇再三，只好杜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自繇”应付了事，书名则翻成“群己权界论”。从严几道到蒋介石，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而文化背景巨大差异所造成的隔膜与陌生感却并不那么容易消除，群性文化积淀所造就的文化定式，使人们容易以东方的观照来审视西方的事物，所以说，对自由的曲解，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复古的传统主义者来说，也是自然的。蒋介石曾非常真诚地说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讨论民主政治最透彻、最精辟的一部书，比卢梭的《民约论》的价值要高得多。而我们知道，如果说《明夷待访录》有些什么“民主”思想的话，那仅仅是些与孟子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民主思想在黄宗羲那里虽说阐发得相当激进，但其精神却是连某些皇帝（除了朱元璋）都能欣然笑纳的陈年老酿。

五、领袖论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所有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造就一群循规蹈矩，盲目服从的臣民和一个威灵赫赫耸入云端的领袖。

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帮闲们，为使王权宝座下的垫脚石稳些再稳些，煞费苦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理论，活生生把一个个肉头肉脑的皇帝打扮成了半人半神怪。有的说帝王受命于天，有的说皇帝是真龙天子，到了董仲舒手里，干脆造出一套“天人相通”的鬼话，以人事比附于天，地上有什么，天上有什么，人做什么事，都可以有天上的感觉。好让老百姓相信，他们生来就活该有个皇帝骑在他们的脖子上。

蒋介石对自己的统帅地位也有类似的说明。首先，在他看来，他的“领袖”地位也是受命于“天”的，不过他的这个天不是指老天爷，因为那样除了穷乡僻壤的愚乡人谁也唬不住。蒋介石借以吓人的“天”是孙中山所倡、在民众中颇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尽管蒋介石早就把三民主义变成了四维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和法家主义的混合物，然而三民主义的字样却成了他才下口头又上笔端的一缕情思，时时处处不忘以三民主义的大旗包裹自己，刻意突出他所谓“总理忠实信徒”和三民主义传人的身份。他还此地无银似的解释说：“我绝不是为我私人，或希望大家来拥护我个人，而是希望大家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统一意志，团结精神，集中力量，共同一致地跟着我统帅，为国家为民族来努力奋斗。”他有意给别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之所以成为领袖，就是因为他是主义的传人和化身的结果，用他心腹大将陈诚的话来说就是：领袖（指蒋介石，笔者注）代表了整个三民主义，文化、思想与信仰，只有领袖才能解释三民主义，“如果反对领袖，无异反对三民主义，即是革命的罪人”。

其次，他也是“天之骄子”。蒋介石与他的“文胆”及帮闲们特意渲染的中心题目之一，就是把蒋介石说成是孙中山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据说在1928年7月他与冯、阎、李等人同往西山碧云寺谒孙中山灵，只有他老先生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别人似乎觉得他真像个嫡子了才算罢休。对早年随孙中山蒙难永丰舰的一段经历，一有机会，他就会搬出来炫耀一番，以显示他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甚至到了让人肉麻的地步：“当时我就是认定，如果总理不幸死了，而没有我蒋介石一个人和他同死，那么我们中华革命党员，革命军人，和整个中华民族，从此以后，便没有人格！”非但如此，他还时常对部下讲孙中山如何看重他，如何培养他，教导他，暗示他早就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当年董仲舒把君君臣臣的关系比附为天象，而蒋介石则把所谓领袖与部下的关系比喻成人的各种器官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各级官长是各该所部的首脑，各个官兵就是所属上官的耳目手足。耳目手足要由首脑来自由指挥。”又说：“总之，上官和统帅就是我们的头，如果不信仰上官，尤其对统帅有一点不信仰，就等于自己砍自己的头！不要自己的头！”自然，人没有头是不行的，而蒋介石就相当于每个人的头，要想保住你的头，就得以“服从领袖为天职”。可惜的是部下们始终不像他那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害得“蒋统帅”总是怨气十足：“现在我们的军队，对于主义和统帅，尤其是对于信仰统帅一点，可以说完全没有注意到，甚至绝对不提起，以致一般官兵的精神没有共同的寄托处所，因此军队就好像是一盘散沙。”

对于王权的内涵，传统理论规定的是“君师合一”，落实到施政方针上就是政教合一，统治与教化并行。领袖不是君主，但胜似君主，对于所谓“领袖”的内涵，蒋介石接过传统理论而又有所添加，即所谓“作主君，作之亲，作之师”。五尊天地君亲师，他老先生占了三位。作之君即为人主宰，作之师是为予人教诲，建立师生这种半封建的关系（蒋有当军校校长的瘾）。可是凭什么做人家父母呢？因为在蒋介石看来，无论父母怎样打骂，却没有子女从父母身边逃跑的，所以为要在集团中培养出家庭气氛和家族情感，就非得设法作之亲不可，君亲师三合一，部下的精神就全都寄托在他——领袖身上了。

蒋介石的领袖论，不过是新时代的君王论。

六、军队论

自人类出现职业军人起，军队就成了专门从事战争这种特殊职业的一种社会群体，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军队自然是政治的工具。在封建时代，军队是封建主私人利益的执行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军队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卫士，而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他们手中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一切，既是财产、资本，也是工具和寄托，甚至等于他们的宗族和所有社会关系。这一点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完全在自己的军队里面，不注意自己的军队，就是不要自己的生命。”即使对蒋介石这样的全国统治者来说，军队也是他集团的主要成分，也是他维系的主要对象，他的所有维系理论，无论是伦理观、社会观还是教育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军队所发，相形之下，他关于军队自身属性的理论，就显得有些干瘪和枯燥。下面，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成军队的性质、功能和目的三大方面来谈。

第一，关于军队的性质，蒋介石从来都堂而皇之地认为军队应该是党（国民党）的军队、主义的军队、国家的军队。因为党、主义甚至国家的化身都是他蒋介石，所以军队就是他私人的军队，而且全国的军队都应该党化、主义化，最终变成他蒋记的私人化。所谓军队国家化，在抗战前，主要是针对各地半独立的军阀的，抗战后，则专门针对共产党来讲话。各个地方军阀的军队在“中国国民党及其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出来之后”，就应该乖乖地统一到他的名下，“若想拿个人的势力来做自己不可告人的勾当，那就是完全的梦想。现在国家的军队，都是在一个主义下的军队，一个主义下的军队，大家精神应当团结，意志应当统一，国家才有强盛的希望。”说得更露骨一点：“国家的军队，如果有了派别，内部即不统一，无论表面上如何粉饰，终不能做对外的大事。”大道理堂堂皇皇，为主义为国家，但无非是让其他的军阀把军队统统交出来，统一在一个抽象的大帽子之下，实际上都化为蒋某人的囊中物。党化、主义化、国家化，无非是吞并人家的借口，事实上，就是在他下野之际，他的嫡系军队也是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的。抗战胜利后，诸中间党派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费尽了口舌，耗光了心血，始终没得到一个要领。军阀的军队，的的确确是大观园中贾宝玉项下的通灵宝玉，须臾不可分离。

第二，关于军队的功能，蒋介石直言不讳：“军队就是维持秩序，振作纲纪的最有效的工具。”也就是说，军队的功能就在于镇压人民各种形式的不满和反抗，震慑和平衡各种势力，维持蒋介石个人独裁、专制、军事化的统治秩序，以振作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上下有序的传统纲纪。虽然蒋介石有时也把他的军队萎缩了的对外功能提上几句，但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也要打折扣，只有在抗战前期，国民党军队才表现出国家军队应有的功能。事实上，对每个军阀而言，相互间的内战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就是他们军队最实际的功能，以至当这种军队一旦用于抵御外侮时，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第三，关于军队的目的。蒋介石认为军队的目的在于“行仁”，在于实现三民主义，“仁”的含义，依蒋氏的说法，即包含“三民主义中心要点”的一种统摄所有的儒家德目的德行。所实现的三民主义，也并非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而是在全国推行蒋记三民主义的信仰。所以在蒋介石的思想里，军队的目的与其功能紧密相连，后者维持秩序，前者推行教化，两者加起来就巩固了蒋家天下。有的时候，蒋介石觉得军队不应该有什么目的可言，只管按着领袖的命令去执行便是，因为“我们有了最高尚、伟大、完善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今后的责任就是照着来实行，用不着再有一点怀疑，再来多研究什么理论！”只管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麻木到了跟手中的枪一般，无知无识无情感意志，领袖指哪打哪，这才是蒋介石理想的工具。

蒋介石的军队论，概括起来只有一个意思：军队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从事维持反动秩序的杀人机器。这是他蒋氏高悬于集团殿堂上的达摩克勒斯之剑。

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维系社会观

军阀集团的维系，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首先，所有军阀集团都具有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体的双重性质，作为前者，集团需要政治行为、组织诸方面的思考；作为后者，社会次级群体的功能、作用及规模等方面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进入维系问题的视野。他们要涉足家庭、社团、乡政，甚至还要提出社会人生目标的规划，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个全国名义上的统治者身份的军阀来说，尤其如此。这里所论述的，就是蒋介石从维系这个视角，对社会人生的基本理论和编织社会控制网络的设想。

一、社群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群性至上的社会，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寻找自我的位置，心安理得地把自我编织在群体网络之中，湮没在群体的海洋之内。传统社会特有的社会化过程，成了某种单向的泯灭个性和自我意识的过程。各种地缘和血缘群体在中国社会历史中起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隆是惊人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群性弥漫的文化氛围中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所属文化的烙印，蒋介石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前面一节已经讨论过了蒋介石对个性解放的嫌恶，对自由意识的反感，与此相应，我们可以找到他对群性的崇尚，对团体的迷恋。

对于凝结超血缘、地缘团体的问题，军阀一般采取的方式是贯穿和强化个人联系，将固有的血缘、地缘关系放大、融会于团体之中。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也并无二致，我们已经在总论部分论述过了，蒋介石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超血缘、地缘社会活动团体的团体精神，他要制造维护和发扬这种精神。如果单从外观上看，蒋介石的社群理论与西方近代社会学社团理论是有某些近似之处的，然而，西方社会发达的次级社会群体是建立在一个个有自主性的个体基础之上的，其团体精神也是有利于个体自由发展，有活力的精神。蒋介石的团体，则不仅极度地泯灭个性，而且还将传统的家族、乡人、师门等一整套中世纪纽带和人身依附关系融入其中，所强调的团体精神，也是一种传统精神的变种。

蒋介石社群理论的基石，是一种貌似正大、堂皇的绝对集体主义。他认为，个人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群体，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是民族生命所遗传的一分子，是整个民族生命延续的一分子，乃是整个民族生命长流的一点”，所以“只有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充实整个民族的生命，使我们五千年来祖宗遗留下来的民族光荣历史，得以继续保持；我们子孙未来的光荣历史，得以不断的发展，这才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真正意义”。且不说这种说法仅仅是传统家族中心主义的翻版，不过将家族替换成了民族；也且不说这种理论背后含义不过是要人们把生命奉献给所谓体现民族利益的他的党和军队；仅就这种貌似有理的理论本身我们就能找出某些非常残酷十分违反人性的东西。

首先，这种理论把人的整体与人的个体对立起来，把个体变成了与整体相异的东西；其次，这种理论认为个体自身毫无价值而言，个体只有绝对地、无限度地为整体牺牲才有意义，只有把个体“渺小的短促的生命”贡献给无限绵延的巨大整体，个体的生命才具有价值。无疑，这是一种类似极权主义的集体价值理论，在这种理论视野下，个体的生命完全被淹没于集体之中。任何个体的特性，哪怕是无意义的、冤枉的牺牲，只要集体巍然不动，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没有集体，个体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

事实上，人的整体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抽掉了个体的价值，所谓整体的价值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无视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是脱离了实在内涵的空壳，而实际上化为少数所谓整体代表者的私利，要求个体为整体无限制牺牲，不过是假借整体名义施行暴政的托词，在这种堂而皇之的托词下，每个人的牺牲都是随机的，无限制的，只要在整体的名义下就可以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做随意、甚至是毫无道理的侵害和剥夺，因为即使有天大的冤情，也不过是为整体牺牲的一种形式而已。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纵使奉行这种理论的领袖人物品格高尚也是有害的，更何况，许许多多随机奉出的生命真正变成了“牺牲”，被放在某些人的祭坛上，而那些领袖却会在整体利益的借口下保全自己的一切。所以说这种理论是让人心甘情愿把自己摆在貌似祭坛的餐桌上，供大人先生们咀嚼的广告。

以上，仅仅是蒋介石社群理论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个理论的本身。

什么叫做社会群体？这是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蒋介石认为：“凡是多数人依某种共同意识而结合的都叫‘群’。”这种定义，事实上把社会群体限定在政治和思想团体的范围，显然，原本意义上的“群”范围还要大得多。蒋介石的这种限定，把他的社会观纳入了团体维系的轨道。

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蒋介石认定：“只要是一个人，一定是社会的人，一定是过互助合作的社会生活，一定是过规过劝善的团体生活。”三个“一定”加起来，真是武断得可以，为什么非要“一定”，不一定又怎么样呢？显然，蒋所谓的团体，不是人们自由组合的社团，而是合乎他要求的团体。对蒋介石来说，社会团体就意味着统治的牢笼，凡是不合乎这一规定的，即使是真正的“规过劝善”的团体，空想性的“互助合作”团体也免不了横遭猜忌和打击。举国之内，政治性的“团体”只有国民党一家可以独存，连国家主义这类小骂大帮忙的党派早先也无立足之地，甚至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如改组派也难逃被飨以毛瑟的命运。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各社会、各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党的纪律是最严的，大家都要服从三民主义，和党的一切章程；军队的组织是最细密的，命令发出后，不能错一分时间”。是啊，团体必须党化，军队化，这才是合乎要求的社会团体。更进一步，蒋介石从行囊里拿出了形形色色的党化、军队化的团体和组织，在一般老百姓是连坐连保的保甲，在青年是各种名目的服务团，在军人不仅有黄埔系而且还有由庐山训练搞成的“军官团”，甚至在国民党内还要搞一个以绝对服从他为宗旨的党中之党“复兴社”（据复兴社的创议人刘健群的提议，社员要身着粗布蓝衣，对领袖无条件服从，因此外界将服从，因此，外界将之比附为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称为“蓝衣社”），从而“将我们全国一切个人的生活都能纳之于整个集体生活之中，一切个人的行动，都能归向于整个群众运动之下，由生活的集结一体，来造成千万精神意志的共同一致，由行动的合群联系，来造成组织力量的统一集中”。

然而，即使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进社会团体，也并不能确保每个人对首领的忠诚；即使是每个成员都效忠于首领，对于团体的目标实现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团体只要行动，就必须解决协调问题，行动的最佳状态往往伴随着团体精神的养成，这种精神是团体效率的保证，为一般现代社会团体或多或少具有。蒋介石对西方民族的这种团体精神和行动效率是颇为羡慕的，他不止一次地感叹中国人散漫，疏懒，办事拖沓，甚至夸张地认为英国人“只要有三个人到了一个地方，就可以成立一个类似政府的自治体，其中有领导，有纪律，有服从，分工合作，休戚相关，时时刻刻在想方法，来应付他周围的环境，巩固自己的力量，抵制团体以外的各种人与事；而在组织里面的人，又互相宣传，互相推许，一方面在使人人对他们各组员佩服，一方面还要使人人对他们大家敬畏”。这种动机使蒋介石意识到，仅仅加强团体成员与他个人的直线联系是不够的，团体成员还要有“爱群的德行，合群的能力与利群的思想”。但是，中国人却生性疏懒，不守秩序，又好意气之争，所以，就非有“群育”不可。什么叫“群育”呢？蒋介石认为：“所谓‘群育’者，则指改善多数相处之道，亦即谋群的共同生活之改进，与集体意志的实现与发扬之谓。”群育的内容大致有两条，第一条是培养家族气氛，比如蒋介石就反复地对军官学校的学生这样讲：“你们要把学校当作家庭，要把官长当作你们的家长父兄，要把自己看作家庭的子弟，要决心把自己看作一个小孩，不要以为自己是二十余岁的学生，已知道许多事情。”第二条是以特殊的精神与物质标志使某种团体的成员产生特殊的荣耀感，从而增强团体成员对该团体的依恋。如对黄埔生及军官团学员发“中正剑”及蒋本人签字的照片，及反复宣称黄埔生是革命的骨干，“我们的校训是亲爱精诚，凡是我们的同学，都要一致团结，在纯粹的国民党的指导下，为革命努力。”他还特别强调：“黄埔的某期某期的名称，本是时间上的一种标识，并非划定了什么界线”，所以要保持黄埔系统的整体意识。在国民党的体系内，黄埔是有着特殊的地位，都是蒋手下的“天子门生”，可以称蒋为校长，对于非黄埔的军队，蒋介石如果赏识，则赐给黄埔出身的名义。

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群育，以实现所谓“就人与人之关系的极力改进，以求增进此群的合力，使群的生存，得以永远并且进步无已”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背后，恰恰站着蒋介石本人。“群育的目的，就是要发挥组织的力量，如何才能发挥出组织的力量呢？第一要有一个领袖，做全群的信仰中心。第二要有一个纪律，做全群的行动规范，所以信仰领袖，遵守纪律，就是群育的主旨。”绕了一圈，所有的亲爱精诚，家族气氛无非是要服务于信仰领袖，奴才们的和谐不过是为了多为主人干点事。

当然，这样的“群育”是培养不出什么团体精神的，正如海外学者陈志让指出的那样，中国军阀的军队中始终没有类似于西方军队的军官团精神；所有的，仅仅是封建道德气息和帮会气氛。蒋介石一方面羡慕西方的团体精神，甚至以效颦之举大搞“军官团”，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制造派别和矛盾以收相互牵制之利的传统权术。他不知道，纵横捭阖的权术恰恰是团体精神的克星。然而，在蒋介石那里，这种鼠猫同笼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从蒋介石的整个思想脉络来看，倒也合乎逻辑：出于功利的冲动而拿来，在“中国化”或者“儒化”的过程中变质，最终却将这种变了质的舶来品放在与它根本不相容的环境里。这种悲剧的三部曲，并不仅仅发生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

二、乡政论

蒋介石的乡政论，是由保甲制度和相应的政策所谓“教、养、卫、管”四大要务组成，也是他的所谓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这种政策与制度的实施，构成了蒋介石统治的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的一页。

保甲制度是萌芽于商鞅变法的封建统治的治民老术，是一种高度管制的军国主义政策。中经北宋王安石变法正式有了名目。多少年来，“王道”来了它就忍气吞声，“霸道”临世它便神气活现；其军事化、强制性的特点，历来为强横的独裁者所青睐。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不像一般地方军阀那么短视，仅仅把地方乡政机构作为搜刮的工具，也没有阎锡山那么谨慎，有保甲之实而避用保甲之名，他从来不掩饰其对传统政治、哲学、文化的喜好，即使这种有乖“仁政”的“蛮霸之术”也照抄不误。保甲制度自1932年8月开始从鄂豫皖推行，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完结，持续十七年之久，为最能反映蒋介石政权特色的一项社会制度。

保甲之制，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把所有的人民，不分职业、地位、性别、年龄，一律编组起来，即便和尚老道也不能幸免，每五户“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私隐匪，各户应负连坐之责”。①

保甲制度的施行，在农村乡以下的社区平添了一大批“监督、教诫、看管、处罚、督率”人民的政府爪牙。保甲长均由按所谓“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的原则，选择忠实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所谓“正绅”及爪牙充任，再加上户长的设置，实际上使他的统治实现了与封建宗法势力最大限度的渗透。而恶毒的联保连坐法，迫使人民相互猜忌，相互监视与告发，从而使劳动农民本来存在的淳良和睦之风荡然无存，在困苦中挣扎的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和难堪。保甲制度不仅仅从实际上，而且从名义上把冠冕堂皇地载之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国民基本的言论、行动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代之以近乎监狱狱规的保甲条例，人民的一举一动，婚丧嫁娶，探亲访友甚至吃喝拉撒都在别人监视之内，甚至要呈报具结，广大的农村无形之中变成了一座监狱。

保甲制度的施行，为蒋政权编织了一套搜刮敛财的税收网，使蒋的财政机器变得空前致密和深入，保甲网络中的人民被迫负上了奇重的经济负担，源源不断地付出人、财、物的代价，以填补因围剿红军而耗竭的蒋介石的金库，一饱四大家族的贪欲。把持保甲的土豪劣绅凭借手中的权力，恣肆妄为，借机中饱，更加剧了农村的破产。

保甲制度的施行，也是蒋介石推行所谓“民众军事化”“社会军事化”的一部分。蒋介石说：“所谓军事化，并不一定要戴起军帽，穿着军服，才算军事化，军事化完全重在组织精神，而不重在组织的表面形式。”又说：“现在实行保甲制度，下有户长、甲长、保长、区长，上有县长、专员；如此层层节制，已和军队组织差不多。”差点什么呢？差点武装化的精神，于是蒋介石遂将各县的地主武装概加整理扩充，及各县民团一律改为保安队，划一编制和指挥，每县设一团，区、乡设大队、小队，由政府发给武器，派军事教官进行训练，从官佐到士兵一律具联保切结，除保安队外，各保甲还须将辖内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队，以供军队夫役和保安队的预备队使用，并由保甲长督率，协助缉捕“共匪”，这样，又将农村变成了一座大兵营。

在实行保甲制度的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社会整治的四字施政方针：“教、养、卫、管”，认为这四个字是“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根本要务”。

何谓“教”？蒋介石认为：教之要义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一句话，教就是教化。不但要用保甲制度将人民箍起来，还要让人心悦诚服，俯首帖耳让大人老爷们牵着鼻子走。

何谓“养”？千万不要以为养就是与民休息养生，蒋介石所谓的“养”意味一种生活秩序。“养之要义为食、衣、住、行四项基本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就是所谓从“食衣住行做起”达到“礼义廉耻”。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老百姓吃饭穿衣睡觉走路乃至剪指甲都不成个样子，非得从头教起不可，如果全国老百姓一举手一措足全都整齐划一，一模一式，像机器人一般，如军队阅操一般，那看起来是多么舒畅和惬意。许多统治者都有某种整齐癖和划一癖。社会出现一点点不协调，一点点出格之事就感到浑身难受，蒋介石就是其中之最，他恨不得全国四万万人都穿一样的衣服（他也真的推广过蓝阴士林布中山装），吃饭一个时间一种姿势，据说如此一来，离礼义廉耻就不远了。

后来，蒋介石的“养”又有所变化，认为“养”就是经济，第一要“力求收支平衡，提高法币信用”；第二要老百姓“发挥苦干精神，努力生产建设”。也就是说，“养”意味着由人民来养他们这些老爷。

何谓“卫”？卫就是保卫，其核心内容就是“保甲与壮丁训练之实施”，而且“卫之要义，为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团结精神，共同一致”。所以“卫”不是保卫与卫护老百姓，而是要“卫”住国民党的统治，不但要“共同一致”地防止其他力量来摧垮它，还要“严守纪律，服从命令”，阻止内部的离析与瓦解。

何谓“管”？管就是“法度完密，部勒整齐”，且“管理一切，统治一切”。其实四字方针加上这个“管”字完全是蛇足之笔，所有的“教、养、卫”贯穿的精神就是一个管字，把老百姓从头到脚，从言到行，甚至于想什么，做什么梦，都管得水泄不通喘息几难，真真切切地“管理一切，统治一切”。

蒋介石推行强制管制式的社会整治方针的同时，也正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猖獗之日，不仅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发出一片鼓吹法西斯的喧嚣，就是蒋介石本人也按捺不住对德意法西斯的仰慕之情，他认为：在德意两国，由于法西斯“革命”的结果，“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遵守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推而至于忠于国家和民族，克尽国民的责任，事事物物，都合乎‘礼义廉耻’，因此不仅他们国内的敌人自然屈服，而且一切外国人见了这种情形，也不得不肃然起敬，望而生畏。”硬派德国、意大利人合乎“礼义廉耻”。固然滑稽，但蒋介石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取经之心却是真诚的，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鼓吹中，从囚笼式的社会措施中，人们不难嗅出其中法西斯主义的气味，看出这位传统主义者“向西方学习”的苦心孤诣。当然，恰恰是这种传统主义者身份的缘故，他所感兴趣的，更多的是法西斯主义社会政策恐怖性的秩序效果，学习后在中国实行的，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保甲制度和浸透武化内涵的卫教合一政策。这种法西斯与中国传统霸道结合生出的怪胎，虽然在恐怖高压之下能收到一时的震慑效果，但就长期的社会治理而言却无疑是饮鸩止渴，这样一种社会政策无疑是慢性自杀政策。保甲制度使清末以来兴起的武化豪绅跋扈统治合法化，宗法网络与行政网络在非正常的武力背景下高度结合，导致社会财富或集中于官僚资本，或耗于内战，或中饱于官吏和劣绅，不仅使农村中的新型生产关系无从发展，反而加剧了贫困化、破产化，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再加上这种法西斯统治激起的普遍不满情绪，构成了蒋介石苦心建立的社会“礼治”与“秩序”最终瓦解的社会背景。

然而，蒋政权的管制能力有限，他们没有勇气打破原有的乡村结构，扫荡乡村的精英，而且政权的办事人员行政效率低下，因此，蒋介石设计的一整套社会改造与管制方案，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大大走样，农村社会并未因此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三、宗教观

蒋介石狂热地鼓吹传统文化，同时又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居，这也许又是传统政治文化畸变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然而综观蒋介石的一生，应该说他对于宗教，尤其是他信奉的基督教，仍然是一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儒家观念，传统人格中功利性的宗教取向，左右了他的整个宗教观。

据说，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笃信佛教，而且颇通佛理，对蒋介石童年影响最大的蒋母，也是一个天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蒋的挚友戴季陶，也是一个精于佛学的好佛之士，蒋自己早年也曾研习佛经，在失意的时候甚至动过出家当和尚的念头。应该说，佛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中，儒家的伦理信条，可以说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佛教思想的因素，实在是微乎其微，仅仅从蒋对王阳明的崇拜之中可以间接地得到某些反映。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佛老之学一向为传统士大夫归隐的退路，而始终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蒋介石自然没有可能分心于此。

后来，出于政治利益，以与宋家攀亲为契机，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尽管受了洗礼，读了圣经，可基督教主义对他思想的影响比之于四书五经仍有天壤之别。

然而，既是军阀，又是统治者，对宗教这种具有强烈的麻痹和维系功能的社会现象就不可能无动于衷。蒋介石作为后来者，也作为一个深通中国文化的统治者，他深知佛教的疲软，道教的落后，和下层民众对基督教的敌视与隔膜。所以他不像冯玉祥和唐生智，更不像刘湘，直接把宗教当成笼人的网罩，蒋介石有一个主义，虽然是有名无实、偷天换日的主义，还有一个庞杂变质却是孙中山遗下的党，所以说，宗教只能算作蒋介石维系意识拼盘上的一点佐料。

蒋介石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以功利动机为起始的。为了与孙中山攀上亲和与欧化的中国人阶层牵上瓜葛，蒋几费周章于1927年10月与宋美龄订婚并宣布改奉基督教。其后扭捏了三年之久，终于在一次功利冲动之下，正式受洗成了基督徒。在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中，记载了宋家好友江长川牧师有关蒋介石领洗的一段回忆：“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对中央政府间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教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固使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使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而后，江牧师从美国回来，遂被邀为蒋介石主持了洗礼。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遇险是真，但却并非靠了上帝的保佑降下大雪得以幸免。这种说法，无非是蒋介石和他的左右造出来的神话，与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帝王历险得神保佑的神话一样，无非是说明他蒋介石受命于天，有神相助，只不过这回的神换了国籍而已。蒋介石这种领洗的原因，虽然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也蒙住了江牧师，但却很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宗教的观念：有用才信。

在蒋介石看来，基督教至少有两样好处，第一是可以要大家学习儒家面孔而且党化的耶稣的形象和精神。蒋介石认为，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也是社会革命的导师，还是宗教革命的导师。“耶稣因为要尽他这个救人、救世的天职，所以他立定坚韧不拔的志愿，屹然不动的信仰，抱定杀身成仁的精神，不惜‘牺牲’一切，发扬他大无畏的精神，奋斗到底，虽到了十字架上，受尽无上的痛苦，他仍旧是处之如常，毫无难色，尤其是他对于主义与职务之忠诚，和对他亲友与同志之宽恕，更是不胜枚举；这种忠恕精神，尤为难能可贵。”什么“对主义与职务之忠诚”，什么“对亲友与同志之宽恕”，还有什么坚定的信仰，成仁的精神，这哪里说的是耶稣，明明在颂扬一位他手下并不存在的所谓忠勇之士。基督世界伟大无上的救主就这样被易容为他蒋某人的部下，一个尽忠于主义，尽忠于党，尽忠于他领袖的楷模。

基督教的第二种好处是可以借此培养“信仰心”。蒋介石一直迫不及待地要人们信仰他，尽管使尽了手腕，费尽了口舌，但始终成效不大，所以他想借基督教达到这一目的。在蒋介石统治下，在官方场合，基督教一直很吃香。蒋介石认为：“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对其革命主义，不能无宗教式之信仰，否则无论大小事业，皆无所成就。”又说：“我们整个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而其中蒋介石所期待的“信仰心”，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亦就是最大的力量，这实在是我们克服一切罪恶的主要活力。耶稣基督说：“你们只要有如芥子一样的信心，你们的力量就可以移山倒海。”当然，基督教强调人的信仰心不假，因它的教义之一就是人因信（上帝、耶稣）而得救，后来经路德的阐述，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因信称义”。然而，在这里，蒋介石却作了一点小小的偷换和含混，基督教的信仰心是让人信上帝，信救主耶稣，蒋介石却借宗教建立对他个人的信仰，而且还要绝对无条件地虔诚。据说，只要“能用基督教的信仰的目光去观察世界，那么我们所见的混乱与黑暗的现象，立时可显现为光明了”。无论是迭吃败仗还是一粒大米用成捆的钞票去换，统统不要紧，只要信仰他蒋某人坚定不移，“立时可显现为光明”的。他简直成了百求百应的观世音或《新约》里那个到哪儿哪儿出现奇迹的耶稣。

把主义当宗教来信仰，是每个自恃有主义的独裁者对于手下人最大的祈愿。能把主义当成宗教的信条，无条件、不假思索地信奉，自然也会将领袖视为神杰，盲目崇拜。

或许是耶稣离中国太远了，或许是上帝厌倦了蒋介石那副现拜现得利的势利面孔，所以虽然蒋介石后来“修道读经，靡日或间”，信教之心愈老弥笃，但终归没有什么神迹来挽救他和他的集团没落的命运。

第十二章 蒋介石的维系教育观

蒋介石的教育观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涉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军队教育甚至家庭教育，然而其精髓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依附道德的培养。他认为军队教育要以四维为中心原则，大骂现时的学校教育是亡国的教育，因为“不知道中国民族固有德行、智能和精神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他们不务实际，专求时髦的学问，将许多外国的学说搬了进来”。他甚至认为康熙时的“圣谕广训”那种充斥腐朽封建说教的东西，仍可以作为当今国民教育即社会教育的“适宜的准则”。所以说，蒋介石所谓的教育，其实就是教化，道德的教化。通过道德的灌输和内修，达到奴才的道德境界。

一、修身论

自董仲舒独尊儒术起，历代皇帝都把教化视为保命的救符，看得很重，然而只有理学的出现，教化才算真正的深入。一方面平话与戏曲的流行，使忠臣义子成为老百姓的口碑，另一方面儒教从禅宗借来的功夫——道德的内修与解悟，则使人们全身心都成了礼教的奴隶。蒋介石最推崇的近代人物当属曾国藩，而他自己也跟曾国藩一样充斥着理学气息，在他的文集里，到处都是理学的说教。据说，在他的日记里也像曾国藩一样，每日三省吾身，充斥了自责和反省。

在蒋介石看来，教育首要的意义和内容在修身，他认为“古人说‘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一般普通国民修身的格言”。修身对老百姓而言，就是要修成规规矩矩的木头人。

修身的前提在于性善，只有认定人性本源是善的，才有修的可能。因此许许多多封建统治者和军阀都是性善论者，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认为“人类的天性无不是善的，无论哪一个人的本心，都是向善，愿意做好人的”。然而，他们又不是真正的性善论者，尤其是处于秩序紊乱、道德沦丧时代的军阀，从他们嘴里说出的“人之初性本善”更不太可能是由衷之言。他们所谓的性善，无非是想让人们相信，每个人，即使是激烈反对他们的人，都是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忠臣和顺民，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忠顺和善良的，就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内蕴。所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服从他不过意味着服从你自己，服从你的本性，服从你自己的人格罢了。经如此这般的转折，忠孝仁义这种利他道德，变成了利己道德。从军阀的本意，或许以为这样一来更易为人所接受。

由性善论的前提出发，蒋介石几乎一丝不错地踏着二程和朱熹的脚印走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归宿：“所贵乎教育者，就是要使他能启发其天性，培养其善念，使能摒除一切声、色、货、利、骄、奢、淫、佚等后天与环境的习染，做一个本色的人，纯洁的人，亦即真正的人。”而实现这种归宿，完成人性复归的途径，就是四书上的“大学之道”。因为“一部大学，就是孔子所讲为学做事，成德立业的科学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开展的系统理论，实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学的遗教”，而大学之道“其中最重要的，最高深的，便是大学上的几句话：‘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蒋介石还说：“我们要完成革命，就要先懂得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先要知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方法，而止于至善的方法，更须体会‘知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效用。”总而言之，就是要通过格致诚正的梯阶，依次达到知定静安的境界，最终止于至善，实现依附道德的最佳情境。所谓大学之道总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修身。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格致诚正修养治平的最要紧的道理就是修养，如果自己不能修身，对于党国不忠实，对于上官不精诚，对于部下不亲爱，这样的人，仅是想自私自利，就是不能修身的人；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革命治国的！所以大学里讲的政治哲学基础，讲到后来，只要修身，修就是行，修就是从本身做起。”

所以，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频繁的纪念周，有没完没了的静默自省，军人每天都要反省什么：对主义之忠诚，对党国之负责，对统帅之信仰，对上官之服从。蒋介石还要求他的部下们树立自己修身建德的楷模，“近世除总理外，以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顾亭林诸氏最足崇敬。应注意各人著作，尤须注重各人所处时代背景与人格”。其实最为蒋介石佩服的还是曾国藩，不仅因为此老讨平了太平天国，能给蒋介石某些启迪，关键的是曾国藩的所谓修身功夫，足以为麾下高级将领效法。曾国藩“切实做到了中庸所说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微乎微，故君子慎独也’的几句话。我们细察曾文正的一生，可以说很得力于这种慎独的功夫；他无论什么事情，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都要问得自己的良心过，惟恐有亏于心，所以他在‘礼以养心’的箴言内，曾云：‘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此可知他的成就，全在于能克己，在于能自反”。

从老百姓的“非礼勿动”，到高级将领的“慎独”，修身之道可谓齐备了。

二、两教论

要大家三省五省地“修身”，不但一般人没有这份耐心，恐怕连蒋介石的亲信也未必有这份“格致诚正”的闲情。所以尽管蒋某人喊破了嗓子，尽管都会在做“纪念周”时装样子，都会像念经一般背诵“总理遗嘱”，但真正修身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所以蒋介石觉得非来点外在的“教”与“育”不可，由此生出了拆字游戏一般的“两教论”。蒋介石认为，教育实际上应包含教与育这双重内涵，教是指教训，应该以灌输“礼义廉耻为中心”；育指保育，应以“食衣住行为基本”，也就是说要像保姆那样，把被教的人看成小孩子，从衣食住行教起，使之达到合乎礼义廉耻的目的。

关于“教训”，蒋介石认为首先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做指导，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三民主义，也就是礼义廉耻的“四维”，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我们现在没有君，当然谈不上‘忠君’，但是我们是以党治国，党就是国家一个最高的组织，也就是国家一切权力与全国国民的信仰和精神之所归宿。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口号，是为救国复兴的根本精神，和今后一切教育的主旨，就是‘忠党爱国’。”接着，好像怕别人不明，他又说：“本团长（蒋介石时兼庐山训练团的团长）现在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不仅是你们的最高上官，同时又是你们亲切的师长，如果我是忠党爱国，大公无私，当然全国的国民，尤其是军人应该服从我。”话到此处，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一切教育的主旨，中心思想，就是忠蒋的思想。

其次，关于“教训”的形式，蒋介石认为第一步进行宣传，搞精神讲话，因为“宣传就是教育，我们以后要造就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都不能不从宣传入手”。要随时随地“讲演我们党的主义，政府的命令，和现在的时局情形，使他们明白党的主义，革命的意义”。而且，还要特别注意所谓宣传的神秘性，也就是说，在宣传某个人物的时候，用各种方法来提高他的信誉与声望，“说得他如同一个神仙一样”，当然，这个要被说成如神仙一般的人物自然非他蒋介石莫属，也就是说宣传要达到神化蒋介石的目的。

第二步要在潜移默化上下工夫。蒋介石不无神秘地说：“中国政治学家常用‘潜移默化’四个字，这四个字固然也有很大的毛病，但在政治上稍有手腕的人，无论对部下或对上官，总是选择机会，适用时机，可以讲话的时候便讲话，不可以讲话的时候就不讲，他这样的行动和态度，却可以使得上官和部下在无形中间，不用讲话，不动声色，而使他们的习惯改变过来。”蒋介石所谓的“潜移默化”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身教，只是，能真正为人表率的官员，实在如白乌鸦一样稀少。能忠心宣传蒋个人的官员，也不多。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拼命地不避嫌疑地突出自己，神化自己，但却没有真的成为神的原因。

第三步是要用教育者的人格进行感化。蒋介石说：“拿我们的人格来感化每一个部下，使部下的心和我们做长官的心感通融结，而成为一体，这绝不是多发几块钱，多施一点惠，或放宽一点，随便可以收买得到的。”人格感化，就意味着教训别人的人首先以身作则，各级官长要以身作则，率先作忠于蒋介石的表率，实践礼义廉耻，这样做会使整个集团更加牢固。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稳了兵自然会稳。

关于“保育”，蒋介石的意思是像保姆带小孩一样，从吃饭穿衣带起、教起，把受教对象育成成人——合乎统治需要的人。蒋介石为什么会对保姆的行当发生了兴趣，一连迭声地嚷起什么“保育”来了呢？这是因为他不知怎么一来就有了一个不是发现的发现：“你看普通人无论父母怎么骂，怎么打，儿女哪里有怨恨他的父母，或是离开他的父母而自己先逃的？这是什么原因？没有旁的，就是因为父母生了儿女以后，教他吃饭，教他穿衣，教他如何走路，教他一切的言行，因此儿女与父母除先天的血统关系以外，更因后天的养育，而发生了一种固结不解的感情。”原来“育”有利于维系，育过的人，就不会遇事自己先逃，所以当官的不但要教，而且要从生活方面进行养育和保育，从吃饭穿衣甚至叠被铺床教起，务必使老百姓和普通士兵规规矩矩地走路，规规矩矩地说话，规规矩矩地做一切事情，完成“从实际的基本生活，即食、衣、住、行几项起，实践礼、义、廉、耻，做一个完全的人”的过程。蒋介石大张旗鼓张罗了许多年的“新生活”运动，从教育的角度说，就是一种“从食衣住行达到礼义廉耻的保育运动”。中间不乏有通过改变人的行为，使之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容，但也有蒋家印证的“教化”，蒋介石想通过这种“保育”，把他的道德教化渗入于社会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之中，使日常行为与道德行为发生直接联系，贯道德准则于日常行为之中。

然而，尽管蒋介石几乎把道德灌输与培养视为与教育的同义语，但他的政府和军队却在厉行着另一种的“人格感化”，忠于个人往往和腐化贪婪相关联，品德的清廉却往往为统治者所放心不下，封建体系的维系规律，就是这样演出着自己的二律背反。

人为地设计一种刻板程序化的生活模式令老百姓遵行，倒不失为独裁者的一种美妙玄想，然而无论花多大气力去教，去育，这种努力在本来就千差万别并带有巨大惯性的社会生活中除了化为泡影外，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煞有介事的“新生活运动”，就如冯玉祥鄙夷的那样：“只不过多添一种官样文章而已。”

三、武化论

军国主义在多事多难的近代中国，是以一代精英的弃文习武，一代风气的重武轻文开始，以几代军阀肆虐为终结，影响深远波及甚广的社会思潮。它最初的信奉者，多半是在列强凌辱下矢志雪耻的爱国志士，然而，思潮的演进却远离了信奉者的初旨，除了导致中国大地刀兵纵横和暴虐的军人专制外，留下的只是国愈弱、耻愈深的残局。

蒋介石当年也曾是千万个投笔从戎，幻想军事救国的热血青年之一，为学得一点可怜的军事知识，而日复一日地爬冰卧雪，刷洗马匹，忍受老兵的虐待和军官的责骂；也曾真诚地相信日本的武士道和普鲁士的尚武精神，能使中国由弱转强。然而，当他真的拥有权力，可以在全国推行所谓“军国民教育”，提倡“铁血”精神的时候，他所推行和提倡的，已经和当年的初衷有了天壤之别，内容与形式均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国主义的武化教育，成为蒋介石强化反动统治，严格对军队控制，造就无头脑的战争机器的反动措施之一。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尽管对西方民主思潮颇有反感，但对西方世界残暴和非人道的思想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无一不是蒋介石青目的对象，他认为中华民族有三大弱点：“第一，不肯守秩序，守法律，而且对内没有服从性，不肯听党的命令；第二，光是消极的抵制，而无积极作为的能力，亦不肯积极的进行；第三，就是怕外国人。”所以就得加强一点军事化教育，培养组织和服从气质，以西方极权主义精神来改善中国国民素质。当然，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毕竟是道学面孔的蒋介石，即使他喜爱的“西学”也要中国化、儒家化一下才能从他嘴角冒出来。

正像历代统治者总是不断给孔子变换“行头”一样，蒋介石扮出了一个军国主义面目的孔子，硬把所谓军国民教育的发明权派给孔子。他认为：“我们今后一切的教育要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要养成‘军国民’的风尚，我们的国民教育，亦就是‘军国民教育’。”进一步，“什么叫军国民教育呢？照从前德国俾斯麦宰相说的，所谓‘铁与血’为军国民教育的精神；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古来军国民教育不仅是‘铁与血’，还是重在‘武德’与‘武艺’，这才是完全的军国民教育。”蒋介石认为，这种完全的军国民教育就是孔子的“六艺教育”，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按蒋介石的诠释：“礼即处事接物一切合理的态度与规矩”，是礼义廉耻之礼，是合乎义理之礼；乐指音乐，具体地说指国歌、党歌的演唱；射指射击，也含有锻炼精神养性的意思；御，古代指驾车，今天为开汽车；书指书写；数即计算。六艺教育即这六项技能的培养，因而蒋介石断言，“所以我说孔子的教育，完全是文武合一，才德兼修的军国民教育。”还说：“我们中国从前的教育，有六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无论哪个人，从小到老，没有不是在这‘六艺’上用功，以求精进。现在我们要做一个革命的干部，要做一个现代的国民，我以为还是要注意这六件事。”在这里，我们不能怪蒋介石削足适履地把孔夫子硬塞进“军国民教育”这只鞋里，也用不着与他争辩孔子的六艺教育原本就是一种贵族教育，根本扯不到“无论哪个人”更谈不上“从小到老”。六艺之中的“乐”，也不可能就是唱国歌。蒋介石在所谓“军国民教育”中强调的是“武德”，把孔子扯进来也就是要强调“武德”。武德之中“礼”当先，因为“无论孔子讲六艺，与管子倡四维，都以礼为首，可见礼是为学与做人的第一要件，亦即基本教育之中心。至于书数之学术，还在最后，乃为技艺之末”。礼就是秩序，武化的目的，就要国人都像军队那样听令守礼。武德的精神为“严”字，蒋介石说：“因为‘严’字是维持军队本身生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普通人要想做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也不能离开‘严’字，无论个人的言行举止，无论处世接物或统带部下，都不能不整肃严明。否则，遇事苟且糊涂，或宽假姑息，结果便不免于纷乱，以至于败亡。”这里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由“严”而致“礼”的武化教育，就是为了免于“纷乱”而“败亡”。

第十三章 蒋介石的维系伦理观

中国传统政治是伦理型政治，谈政治涉及伦理，谈伦理又关联政治，五伦之中，政治关系的君臣与伦理关系的父子掺和在一起，君臣之忠与父子之孝也成了一义的两面，道德的说教往往淹没了政治的意图，将严酷的镇压掩饰成重建伦理秩序的合法行为。统治者们花在道德体系的建设与修补的气力常常比用在施政上的大得多。以文化保守主义自任的蒋介石，自然也跳不出这个窠臼，他认定：“政治条件虽然包含着军事、经济、文化的种种，但政治的基础，实在是建筑在伦理上面；这样的政治，才是最有根底亦最为完善的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作为政治理论基础的伦理观是一副什么样子。

一、结构论

以君臣父子为主干的封建伦理关系，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依据，伦理关系的排列结构，本身就蕴涵着纲常礼教的指向。中国传统伦理理论中的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亦称五伦）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概念，它既包含了传统伦理的道德符号，仁义礼智信，又是一种搭接政治与伦理关系的伦序。这个伦序和附着其上的道德符号，多少年来，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地震水灾，始终作为一种超稳定的内在社会结构留存下来。

作为近代一系列欧化过程的一个转折，辛亥革命打散了这个古老长寿的伦序，引入的欧化政体再也没了王权的位置。虽然在此后的38年里，不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老百姓的心理上，事实上的“皇帝”并没消失，甚至还正正经经地演过两次“皇帝”闹剧，然而“君”的名分连同这个名分上的光晕却永远地在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了。大大小小强梁的土皇帝，在抄“家谱”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会感到某种莫名的缺憾，无论如何，难以名副其实。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愚蠢的，就妄想用再温帝王梦的行动来填补它；聪明的，往往在“君臣”的词义上做文章。我们曾提到过吴佩孚的妙作，然而，跟蒋介石比起来，吴的努力只好算作小巫见大巫了。

伦理是什么？蒋介石认为，伦理“照中国文字的本义说：‘伦’就是类，‘理’就是纹理；引申为一切有条贯、有脉络可寻的条理。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这中间包括分子对群体的关系，分子与分子间相互的关系，亦即是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应当怎么样，阐明他各种关系上正当的态度，诉之于人的理性而定行为的标准”。好一个冗长哕唆的定义！简单点说，不过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行为标准罢了，关键是这个标准在哪里，这关系到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架构伦理的结构。蒋介石对发霉的故纸堆一向有不懈的兴趣，不要嫌物色旧，里面有好货色，蒋介石说：“人凡古书，它的伦理很多，并且有许多古词，今日看之，不免带有封建意味，但其中关于政治伦理一般的原则，是不会变的。”又说：“你们去读这些书时，一定看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名词很多，一般唯物论者就专门从这些字眼上来批评，殊不知道现在的书，许多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所以天下之至理。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垂诸百世而不变。”

四海皆准百世不变的天下至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或日五常）。也就是中国传统伦理和蒋介石伦理的基本结构。蒋介石认为：“中国伦理哲学的精要在于五达道——这就是五伦；实在是阐明人生个人对于其他分子的正当关系而课以积极责任的教条，也可以说是规定群己关系的标准。”

首先，“五伦中的君臣关系，表面上看，现在似已过去不适用，但实际在解释上不可拘泥于一义”。按蒋的意思，“君”的含义是可以含混一点的，“不外是所尊敬所寄托的意思”或“乃是指居统率地位的人而言”。如果较起真来，拿到台面上去，就可以说君臣关系“就是国民对国家（国民是臣，国家是君）或公务员对国民（公务员是臣，国民是君）的关系”。然而国家的象征是他蒋介石，国民的代表也是他蒋介石。所以实际上，按他蒋介石的道理，国民和“公务员”（各级官吏和部将）都是他的臣，都“应当贯彻以忠的精神”，甚至“像欧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璧那样普照于天下。凡是为了执行领袖的命令或意旨。一切困难险阻，都要不辞劳怨，勇敢地予以克服，为着领袖虽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最大的荣誉”。虽然做了一点小小的转折，君臣关系还是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了，关键在于“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

其次，“至于父子、夫妇、兄弟的家庭关系，虽不必如宗法时代那样规定的呆板，但家齐为国治之本，在责任观念上并没有今古的不同”，特别是“子弟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责任，和你们在国家的地位与责任，虽有范围广狭之不同，其中道理并无二致。”虽说到了“民国”时代，但子弟也只好听命于父权，妇女也只好俯首于夫权，满足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因为“未有不孝于家而能忠于国者”，故尔“女子与小人”就只好委屈一点喽。

五伦的前四伦都刻板地依着古训，到第五伦，蒋介石突然“宽松”起来：“朋友一伦则应推而广之为对同志、对同胞的关系，而应贯以信义仁爱和平的精神，竭力尽互助、互信、生死、患难与共的本分。”五伦中朋友一伦，实际上是乡土意识在典籍文化中的投影，它没有服从义务，也较少等级色彩，对蒋介石来说，这一伦也很重要，可以用来协调集团成员间的关系，作为“群育”的某种精神。而朋友的一伦，如果放在“群育”之内，也自然有了上下等级的关系。

理顺传统伦理结构，是蒋介石所谓“伦理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把原有的传统伦理结构关系进行一番保存精神，改换名词的修补与重组，蒋记依附道德理论就可以依此展开了。

二、四维论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一句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格言，终蒋之世，他的著述、演讲、文告乃至家书，至少一半以上都带有“四维”字样。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原来就是因为有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就是所谓人性，如果丧失了这个人性，不能实实在在做到礼义廉耻，那就是所谓衣冠禽兽，与一般禽兽没有分别。”四维不张，非但国将不国，而且人将不人了，真是非同小可。

“四维”的说法见之于《管子》，《管子》所谓的礼义廉耻四维，与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的后四德不同，不是一种纯伦理范畴的德行，而主要是四种统治效应，着眼点在利。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第一》），张四维关键在从民之四欲，佚民，富民，安民，育民。这就是为什么管子思想属于法家的缘故，以理学家自命的蒋介石，特别宣扬法家思想，可见其专制的本色。走到管子，蒋介石还不满足，还要再改造。蒋介石嘴里的四维，完全是一种道学化的四维，他一反管子之道以为：“盖有‘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仓廪不实，可以人力实之。”他的四维，其实是“四德”，是某种统摄兼容所有儒家儒行的“简单明切”的概括。蒋介石认为：“其实无论‘礼义廉耻’，无论‘孝悌忠信’，无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是‘智信仁勇严’，虽然德目之多寡，与文字之标示各不相同，而其所指之真实意义，都是互相包涵，互相关联，可以彼此发明，贯通一致的。”“四维”不过是蒋介石最感兴趣的道德符号而已，因为“维”的说法实在是形象极了，蒋介石也许就是想用这种无形的“维”，把他的党国“维”住。

“礼”为四维之首，也是蒋介石最在乎的一种德行。在他看来，“这礼义廉耻四字，古人安排的前后次序，不是随便的，其所以要讲礼，就是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礼节，绝不会有义气，没有义气的人，更不会有廉耻。”而且“‘礼义廉耻’的四维，是以礼为首要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也是以‘礼’为中心”。“礼”是什么？蒋介石有一番洋洋洒洒的论述：

照我的见解，所谓“礼”其实就是“信”，“信”包含“诚实”“准确”“信义”诸义。先讲“诚”字，古人真心诚意，首先要做检察身心的功夫，所谓居敬存诚，实际只是一件事。而居敬的功夫，始于个人生活以及动止仪容，不论群居独处，必使一切皆合于礼，礼主于敬，由敬而至于诚。然后方见得金石为开的至诚。守礼的人，必定是俯仰无愧，诚笃不欺。这是从个人修省方面讲，再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切伦理制度来说：所谓“礼仪”“礼节”和“礼法”，实行时必须有“诚实”的心思，准确的仪式和丝毫不能苟且的节度。所以我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因此我们亦可说礼是共守的规范，也是信义的基础。世界上断没有重礼的人而不信于朋友或不重视其然诺的。所以讲“礼”的人一定有“信义”，有“信义”的人一定能守礼。

这一通穿凿附会的强拉硬扯，实在让人们如坠六里雾中，不知道“礼”到底变成了什么，然而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蒋介石这种随心所欲的论理作风，只要硬着头皮，按蒋某人不是道理的道理，还是可以从中找出一点关于“礼”的含义的线索。

其一，“礼”包含有“处事接物一切合理的态度与规矩”的意思，所谓礼节是也；其二，礼必有礼的形式，礼的仪程，所谓礼仪是也；其三，礼意味着社会的秩序，等级差序的和谐，即礼法是也。用蒋介石的比喻就是，士兵见了官长要敬礼，这属于态度和规矩，敬礼的标准和程式，属于礼的形式，敬礼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军队上下秩序的稳定。“社会，国家无礼，便要成为无秩序，无组织的腐败社会和纷乱的国家。”所以“对一切礼仪节度，必须妥慎小心，不可稍有紊乱疏忽”，要以所谓“金石为开的至诚”精神贯穿“礼”的始终，“做到无论饮食起居，言语举止，无时无刻不是有规矩、守秩序；每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无不在礼中。如果我们有一时一刻不守礼，家庭、学校、军队，乃至社会、国家就要乱起来。”如果不小心睡觉做了个荒唐梦，或者蹬翻了被子，有违“二十四小时的生活，无不在礼中”的教诲，那也真说不定“家庭、学校、军队，乃至于社会国家”会乱将起来。

“礼”可算作蒋介石道德库中的第一宝，“何者为礼，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气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上，克敦伦纪”。只要礼行天下，包管万事如意。

“义”是什么？蒋介石先说：“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后来又说：“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也曾说：“‘礼义廉耻’的‘义’，就是‘智仁勇’的‘仁’。”这三者恰好显示出蒋介石“义”的界说的三个层面。其一，“古人说：义者，宜也，行而宜之谓义”。有宜的行为就是义。其二，什么叫有宜的行为呢？就是所谓“舍己利他”和“献身为公”的行为。其三，利他献身的动机来源于“仁”，群体是靠互助来维系的。互助的行为就是“义”，而互助的动机则是发乎“仁”。世上通行的名词所谓义勇，义侠和义务，无不是指牺牲自己以利他，而利他之心是由仁发生的。在一片“利他”“为公”“献身”“牺牲”的高尚辞藻中，我们不要忘了“义”这种德目所附丽的伦理骨架，在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伦理结构中，“义”既不可能是下层民众热衷的信义，也不可能是江湖之徒崇尚的侠义，只能是所谓的“君臣大义”。蒋介石要人们所“利”的“他”和为之牺牲的“公”，只能是他自己和他的集团。

“廉”是蒋介石认为最不容易解释的一种德目。按他的意思，“廉”的主要含义不是廉洁和清廉，而是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智”。他认为：“‘廉’字在我国文字上，最初的用法是‘堂廉’的廉字，其意义为‘侧隅’，我们更常常看到有‘砥砺廉隅’的一句话，这里所说的‘廉’，最初是指堂之侧边，引申起来便是‘棱角’，作动词用便是‘明察’，后来的用法，则包括棱角分明界限清晰，公私厘然，邪正有别诸种意思。”这一连串的字义考据，引出的结论就是：“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辨别什么？辨邪正，辨是非，合乎礼义者为是，反乎礼义者为非。

文字是表征人类文明的符号，随着文明的进化，符号也随之流动，一词一字总要有旧义死去新义再生，这是文字学起码的常识。蒋介石放着明明白白的今义不用，非要咬文嚼字去卖弄学问，强作解人，自然是他老先生嗜痂有瘾，好古成癖，确也说明他所提倡的“廉”，并不在于为政与为人的清廉，而是要人们具有所谓的明辨之智，以免认错了效忠对象，进而“辨别是非，力排谬说”，抵制一切不合蒋介石胃口的“谬说”。

最后，“耻”是什么？蒋介石认为这个德目的意思格外明白：“‘耻’就是‘勇’”，古人说：“知耻近乎勇，因为有耻的人一定有‘耻不若人’的觉悟，一定有刻苦奋斗的勇气，一定有牺牲敢死的决心！”所以说，强调“耻”，知耻，就是要人们为他和他的集团卖命；“耻不若人”地争先向前，剿灭共产主义和一切异己势力。凡是被红军俘虏生还的人，尽属于不知耻之列，统统要飨以毛瑟，“耻”变成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催命符。

对“礼义廉耻”的提倡，是蒋介石刻意对付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教化与“救时”药方。经过庐山训练的有组织灌输“新生活”运动的鼓噪，一时甚嚣尘上。然而，这么发霉的陈方古药治不了他的病人膏肓之躯，过分的道德鼓吹与鼓吹者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巨大反差，反而导致与倡导者初衷相反的效果。蒋介石自身体系的腐败和行动力差的致命弱点，使他的强力灌输和极端化改造，大多流为空谈。

三、气节论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一种普适性的道德圭臬，那么气节则是针对军人尤其是将领的道德要求。

蒋介石对气节的强调与四维差不多，他认为：“军人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有气节，没有气节的人，就不是人，而是禽兽！”当然，没有气节就意味着“变节”投向他人，这对于军事集团来说，确是致命之伤，无怪乎蒋老先生一张口就大骂“禽兽”。“因为气节之重要如此，所以古人头可断，骨可碎，而此志不可夺。所以胡文忠讲：‘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即将领以气节为主，而以志向来率领一切行动，这些道理，不仅各官长要知道，就是一般士兵也要知道。”

气节之气为忠义之气，蒋介石一再宣扬：他的力量，“并不系于武器的多少，而在乎精神的强弱，人格的高低；在乎我们有没有一股忠义之气，能够同生共死！”对于部下来说，发扬忠义之气就是要与上司共生死，而他蒋介石当年上永丰舰就是为了与领袖同死，而“激扬忠义，发扬正气”，因为“要晓得上官一分的耻辱，就是我们部下十分的耻辱；上官一分的危难，就是我们部下十分的责任！”大约当年陈炯明叛乱的时候，蒋介石赶到永丰舰去陪孙中山，是蒋一生中最光彩的事情，一直大肆渲染，认为这是彰显其“臣节”的最好关头，说是他蒋介石“觉得领袖统帅蒙难被困，是我部下最大的耻辱，如果我们是有良心血性的部下，至少要都与领袖上官去同生死”。由此观之，蒋介石所谓的忠义之气，实际上是传统封建道德“主危臣死”说教和封建帮会“同生共死”义气的混合，前者为臣属的单向责任感，后者为大致对等的道义交换，两者的畸形结合，反映了蒋介石自身素质的复杂性。

与忠义之气相应，蒋介石的“节”也是忠贞之节，知耻之节。他非常推崇朱熹的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凡是跟了他的人，都要以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精神，严守节操。在他看来，胡林翼所谓“吾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之语一应为军人唯一之宝鉴。守节，第一要附“得”其人，就要跟对了人，言外之意就是大家都跟着他蒋介石；第二要坚定不移，不得中道换主人；第三打起仗来要不成功便成仁，“生而辱，不如死而荣”。政治上的贞操就是跟定一个人不变心，一群大男人，在所谓气节上，居然与女子相同。

蒋介石之所以卖力地鼓吹气节，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的军队士气之低，叛降之众，尤其是在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战时，雪崩式的“变节”常常使其穷于招架。尽管蒋介石的集团既有“主义”又有党，但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军队依旧弥散着“苟安偷生，得饷谋生”的习气，比其他军阀也好不了多少，这种军阀先天的痼疾，救助于“气节”自然也难以奏效。

第十四章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

政治哲学理论，是蒋介石维系意识的理论根基。蒋介石对他的部下曾说过：“你们如果要革命，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失败、困难、疑怨、毁谤的时候，要都不至于动摇的话，那就要确定你们革命的人生观；而要确定革命的人生观，就先要有革命哲学来做基础，有革命哲学的基础，才能心意安定，临难不苟，至死不变地来革命。如果革命党员没有哲学的基础，遇到危险困难失败或疑谤丛集的时候，你就会随时可以灰心，随时变节，甚至朝秦暮楚，随时可以使得革命的人格堕落。所以我们不怕革命失败，也不怕环境险恶，只怕自己把握不住，凡把握不住的人，就是没有哲学基础做我们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的缘故。”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把上述言论中的“革命”理解为“跟着蒋介石干”，那么可以说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什么叫维系哲学，维系哲学理论的用途、目的。这种哲学是一种使人能自我把握得住，进而让蒋介石也把握得住的意识根底。

一、心意论

几乎所有稍通文墨的军阀都对王守仁的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冯玉祥如此，吴佩孚如此，阎锡山如此，甚至连不知哲学为何物的刘湘也会在案头摆几本《王文成公全书》装样。当然其中不乏附庸风雅的装懂者，然而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军阀的哲学观，都或多或少地有王学（或称阳明学）的影子。蒋介石也是一个阳明学的热心者，据他自己讲，他18岁时，最爱读的三本书中就有王守仁的《传习录》。

蒋介石最得王学心传的是他的“心意哲学观”。这是一种讨论人的形神关系的基本限制在人的世界的体用哲学观点。

首先，蒋介石把人的世界分为精神与物质两大块，前者包括人的思维能力，建构认知框架的能力，甚至于人之所以为活物的生理机能，他认为人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感知世界，采取行动，完全由人的精神世界所决定。人的物质世界完全是受精神世界支配的被动体，他认为：“一个人生在宇宙之间，自然有一种向上的，为他的活动。这活动是起于心意，而著于事物，一天二十四点钟，我们的心意没有一时一刻不与事物接触，我们要认识事物，就不能离开心意——就是精神。一个人离开了心意，没有精神，便成了一个死的躯壳，一个人成了一个死的躯壳，那还有什么作用，更说不上有什么革命。所以一个人有心意就有活动，而活动必须要是向上的为他的活动，从这向上的为他的活动，造成一种事业，就完成了一个人。”蒋介石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人的精神世界事实上与物质世界是不可分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的精神能力本身就是物质的产物，人的思维功能和认识功能也是在内部与外部物质世界的参与下实现的。精神世界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其物体载体——形骸器官的完好与损坏（死亡），而不是相反。蒋介石在这里制造的是一种精神决定论，这种理论至少在人的世界里承认精神是第一位的，是这个世界的本体。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极权独裁者，骨子里都是极端的唯心论，或者说唯意志论者。

其次，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在精神世界诸因素中，意志是决定性的。这里，他将意志说成是“意会”，实际上是指行为动机，也就是人的行为意志。他认为：“如果离开了意念，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心理上起一个叛变念头，就立刻可成为反革命。又如我们晓得，革命一定要照建国大纲所定的原则去做，但是为了权利一念的蔽惑，或为投机取巧之计，来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放弃总理所定的原则，只争个人权利，不管党国存亡与革命的成败，这就是由心意牵累到事物。”照这种说法，人的感知、情绪、思维推理诸因素都受人的行为动机所支配，甚至为人的理性功能所认可的行为，只要一念忽动，就可以完全推翻，人完全为非理性的意志所左右。

其实人采取某种行为的动机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成人来说，它既可为人的认知结构、价值体系所决定，也可能为某些瞬时性的外界刺激所激发，甚至可能是人的意识所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冲动所导致。然而对于人的重大和长期性行为而言，其行动意志是受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因素制约的。感性领域的意志，并不可能脱离人的理性功能。蒋介石所谓“一念之公，即可以民胞物兴，一念之诚，则必能贯彻始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偶发性的冲动，在所谓“善行”方面，既不可能持久，当然更不能有什么大的效果。

其三，蒋介石认为意志的源泉在于人的良知和私欲，良知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善，私欲发出的意志，则表现为恶。他认为：“承认精神的存在，便承认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但每个人的“良知”又都被私欲包围着，要使良知发扬出来，就非得“革心”不可，“革命要从自己的心理，自己的精神革起来”，只要将一切私欲革除干净，所有行为动机自然都出自于良知，而良知又意味着蕴涵四维和五常八德的天理，“只要我们自己一旦闻道，觉悟过来，就可以反身则诚，将这个天理发挥出来，将一切固有的德行实践起来，就可以恢复我们的灵魂。”自然不会“只争个人权利”，不听蒋介石的招呼；自然不会“迎合一般反动派的心理”对蒋某人不利；更不会“起一个叛变的念头”而成为“反革命”。

此种动机，一如王守仁所言，“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王守仁《传习录》上）。

其四，由良知所发的意志，不仅是一切“向上行为”的本源，而且是世界万事万物得以存在的本源，这意志就叫做“诚”，一种持久性的行为动机。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决心，“决心是什么呢？就是择善固执，就是古语所说的‘诚”’。而“有了诚，就只知道行公，不知道行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地去行仁，不知道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地去做，做到成功为止”。一句话，“力行，就是诚之表现。”这里，意志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人一旦沾惹上了它，就会像服了什么药物和患了什么病症一般为它所左右，不能自已。

为什么作为良知发出的意志竟会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因为这种意志乃是宇宙法则，天下至理，“诚者，天道也。”所以，“唯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唯行诚乃能创造、能奋斗、能牺牲。”“诚”不仅能决定人的世界的一切，而且能决定宇宙的一切，因人的心就等同于宇宙世界，而人心又由意志来主宰。“一切事物，都要靠我们心坎中的一个‘诚’字，然后事物才能发生，才能成功；否则必至一切属空虚，万物化为乌有。”大至天体运行，小如蜉蜉游生，如果“善”的意志不存，则尽属子虚乌有，至此，蒋介石比王阳明走得更远，从心的本体跃进到意的本体，人的世界取代了物的世界。虽然在其中可以多少窥出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痕迹，而更多的是接近迷信、接近神学，从他所谓“善”的意志笼盖一切、决定一切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自我意志的无限膨胀。

二、力行论

蒋介石堪称哲学上的怪物，有时候他比王阳明走得还远，不仅把客观事物当成人的主观映象，甚至视为意志的弥散，呈现出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面目；有时，他也承认客观事物的实在性，认为一个人生在宇宙中间，终日因缘接触，都离不了事物。在心与物微妙的关系中间，承认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事实上、客观上来决定。蒋介石曾做过一联谶语式的对子：“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并说这就是他的“革命哲学”。其中“事物”与“心意”并论，点出了他哲学观上二元论的表征；而“研几”与“穷理”齐说（“几”与“理”同为规律之意）则道出了他熔朱熹王阳明为一炉的主客观唯心论混杂的认识论实质。

蒋介石所谓的“力行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

“力行哲学”来源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用‘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来阐明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

何谓“行”？在蒋介石的意中，“行”绝不仅仅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实践”，出于对文字学的嗜好，他首先告诉我们：行不是动。他认为，如果考察“行”的本义，我们就会发现“行”和“动”是有区别的，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单音字，所以一切名词多半是两个字连起来，所以日常说的“行动”，“实际这只是‘行’字”，“‘动’并不就是‘行’，而‘行’则可包括某种的‘动’在内；行是经常的，动是临时的；行是必然的，动是偶然的；行是自发的，动则多半是它发的；行是应乎天理顺乎人情的，动是激于外力偶然突发的。”这里，我们不要嫌这种“昏热”的排比句多了一些，因为它毕竟告诉我们蒋介石所谓“行”的某些哲学属性。“行”合乎道德规范，顺乎自然法则，源于“善”的意志，具有永恒性和必然性。

“行”是人生的日常活动。蒋介石认为：“我们经常生活的寝息食作，都可以包括于行的范围以内。”这里，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样，把人出于动物本能的生存活动视为“行”，但孙中山的“行”具有实践的意义，认为这类吃饭穿衣的“行”是“不知而行”的盲行；而蒋介石则主要把日常行为视为体验良知的入门，所谓“中国哲学入门应从洒扫、应对、进退教起，从饮食起居人手”。

“‘行’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与生俱来，“人生在孩提时，一出世就能啼笑饮食，稍为长大了，就知道视听言行，等到长成以后无分智愚，总是求生存，求进步，求发展，换一句话说就是合乎人生的需要。这种种都是‘行’的表现，亦就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这里，蒋介石把人的动物本能与人的所谓“向上欲”都视为人的天性，视为“行”，“行”也就是良知良能的流露。

“行”是人生有目的性的现实活动。蒋介石虽然有时把人的吃饭睡觉，儿童的啼哭笑闹都视为“行”，但是他反复强调的却是“真正的行”要“有目的、有轨道、有步调、有系统，而且有‘反之于心而安’的自觉，它必然是正轨的、经常的，是周而复始继续不辍的。”他的意思，“行”就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在正轨上规规矩矩地“实干、硬干、苦干、快干”，即所谓力行。这种“行”并不具有认识世界、了悟真理的功能，仅仅属于经验论的感性经验的范畴，因为人只要在“先知先觉”预定的正轨上老老实实一丝不差地“行”就是了。对于一般人而言，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按照先知先觉的指引去“行”，思想是不必要的，因为有人已经给你想好了，怀疑更是不必要的，因为人家想好的，都是真理。

“‘行’就是人生”。因为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间，没有一天可脱离“行”的范围，可以说人是在“行”的中间成长，由“行”的中间而充实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圣贤英杰，革命志士，因为能有目的有决心的去行，所以能达到他们的志愿完成最高尚的人格，由行而充实提高，完成人格，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行”就是致良知。而致良知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所以“行就是人生。”

“行”包含着“知”，蒋介石认为，“通常往往将‘行动’二字和‘思维’相对立，或是和‘言论’相对立，其实广义地讲，所谓‘思维’和‘言论’，只是‘行’的过程，原是包括在‘行’的范围以内，而并不是列于‘行’以外的。”把思维活动也列为“行”的一种形式，无非是抄王阳明“知行合一”，用“意识化”了的“行”取代了王阳明那无所不包的“知”而已。

“行”包含着道德。蒋介石认为，行是无所不善的，“不仅要把力行二字，当作成功的因素，而且要把这两个字，作为道德标准，凡能够力行的人，才配做革命党员，才有革命的人格”。“行”在这里是作为一种功利道德存在的，这种道德要求人们，除了听话守规矩外，还必须为集团卖命实干，这就是力行哲学背后的现实动机。

“行”包含着道德意志。蒋介石多次强调“笃行”，“力行”就是诚；反过来说，力行也可以说就是道德意志“诚”的弥散过程。所以“行”也可以说是宇宙法则，“所谓行，又是天地间自然之理”，“因为宇宙间最显著的现象，亦即是宇宙万象所由构成的就无过于天体运行。宇宙与人生，无时而不在行进之中。”

综合起来，结论是：蒋介石所谓的“行”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具体的行为，更没有特定的界说，是一种由人所产生，同时独立于人之外的肆行无忌的怪物。它是道德体验的过程，又是道德意志的弥散；它是超出人之外的宇宙法则，又是人的经验感知和具体活动；它意味着实践，也意味着感觉和思维，它明明把宇宙万物所有“活动”的现象全包括在内，却又明确地声明：行不是动，道德家的梦呓与阴阳家的谶记相互穿插；唯灵论的物具表象和经验论的感知经验并行不悖。在世界上，也许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随心所欲，逻辑混乱的哲学了。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发昏热，也根本不是一个妄想型的哲学家，在他看来，只有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行论”，才能把内向的依附道德的体验与外向的为集团发展的具体行为结合起来，才能用王阳明的知行观偷换与王阳明性质完全相反的孙中山的知行观。从而在哲学领域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虽然带有知行二元论的偏颇，然而他以“行先知后”和“行以致知”为核心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却强调了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实践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实践的目的出发，说明了理性认识的决定性意义和认识过程的艰辛（知难），充满了唯物主义实践——认识的精神。虽然存在否定后知后觉认识的必要性，和割裂认识与实践的不当，但是通观他的哲学观，却是知行并重，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实践的目的在于获取“真知”。也就是说他的知与行，是指的认识与实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恰恰与孙中山的知行观相反，知行合一，其实是以知取代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阳明所谓的知不含有认识的意义，所谓的行也不包含有实践的意义。对于他来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传习录》上）。知不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认识过程，只不过是某种主观映象的显露，而这种主观映象又是与先天存在于人内心的封建道德准则——天理相关联，所以“知”即“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之物之，则事之物之皆得其理矣。”（王守仁《传习录》中）所以王阳明的知与行，只能说是一种精神活动，一种内在道德的解悟与参验过程。与孙中山的以实践一认识为特征的知行观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蒋介石却认为：“尽管王阳明所讲的‘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一切学问的知识，是不易强求”，但“‘知行合一’和‘政良知’的学说，是与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辅的行由。”蒋介石一方面用王阳明阉割了孙中山的哲学原意，把孙中山意为实践的“行”偷换成王阳明的“知”，把“行”变成“致良知”的过程，变成一种主观道德的参验，自我道德根性的解悟。另一方面，把“行”当成了专为后知后觉们准备的“苦工”。如果说，孙中山由于知行二元论所导致的“知难”前提，作出了为了节省工夫和气力，后知后觉可以不必自己去“知”，只要跟着先知先觉们去“行”就可以了的结论，那么，到了蒋介石那里，所谓“一般同志”“知”的权利即认识事物的权利就完全被抹掉了。纵有所谓的“知”，也只是道德的自省和实用技术的熟习。如蒋的一位理论家所说，力行哲学的所谓“知”，“乃人生伦理之知，经世实学之知，可见可闻之知，可行可为之知，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知，理非穷索冥想之知；故其知有止，止于善，止于行，非善弗知，非行弗知，知其所当知，行其所当行”，无非是孔夫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循规蹈矩地去干，“知其当知，行其当行”否则就是“冥行”，“妄行”以至于“暴行”，“只是发于人欲的冲动或邪说的煽动”。所以，所谓“力行哲学”就是一种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要服从不得怀疑，只准卖命不得思索的奴隶哲学。

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探索真理，哲学的产生也恰是由于人类渴求解开自身与世界之谜的切望。人的行为，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之所以有意义，恰在于它探索真理的功能。认识和实践两者密不可分，同为主体见之于客体的中介，只有通过这个中介，人类才能接近她的切望。显然认识和实践又是不可相互替代的，用一个取代另一个意味着这个中介的全体消失。蒋介石恰是用一个取代另一个，在替代过程中抽掉这个中介的内涵，形成一种功利性极强的重在道德解悟和盲目苦行的实用哲学，这种哲学名副其实可以称为维系哲学，尽管有孙中山的门面和王阳明的内核，它毕竟是一种既非孙也非王的东西。从哲学的根本意义上讲，它不过是一种反哲学的“哲学”。

第十五章 蒋介石的维系文化观

蒋介石的一生是在文化冲突的旋涡中度过的一生。他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最大冲击，也体验到了传统文化衰落的最大悲哀。长期的军人生涯和曾国藩的影响，造就了他道学家冷峻的面孔、不羁的个性与对陆王心学的喜好，酿成了他自负的狂人气质。传统文化赋予他最多的是儒学气味，最少的是老庄风骨。在他身上，自大与自卑，崇实与尚虚，理想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两两对立而又和谐共存。历史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折腾了几个正反题的轮回：否定、肯定，再否定，民族文化的反思也在几十年的蹒跚之中深化到了一个相当的层次：思想意识。

然而，当历史的反思进入到这一层次时候，原来的思考却又会重新困扰着人们：振兴实业与改良精神的因果之争，先后之争，变成了那个古老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理难题。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唯智论的幽灵一直游荡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许多人对思想意识决定的预设深感兴趣。相信人的精神可以化为最终赶上、超过西方列强的物质力量，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精神的改造上，或寄情古代道德的复归，或着眼于西方精神的引入，在鸡先蛋先的争论中，不期而然地作出了习惯性的结论。

蒋介石也是一个执拗的唯智论者，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依恋于传统道德的魅力，自负于民族的悠久历史。虽然，他清醒地感觉到东西方民族物质文明的优劣，国民素质的高下，但却牵强地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归咎于文化上无自信和道德的败坏、习俗的不良。他的文化观基本格调是复古和向后的，基本情感是自负与自卑的混杂，其内在动机则是为他架构集团道德提供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因此，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样一种文化观决定了他整个维系意识的大体走向。

一、本体论

多少年来，中国人，尤其是汉族士大夫们，固执着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一直坚信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之源泉，为人类文化之正宗。这种自我本位意识经过多少代的积淀，已经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形成固结不解的文化情结。

近代，这种文化上的自尊遭到了有力的挑战和嘲弄，悠久的文化传统既挡不住接二连三的精神屈辱，更挽不回源源被掠走的财富，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国土的割裂与沦亡。五千年根基的中国文化，无论物化形态还是精神内核都在新一代的“外夷”面前显得那么乏力和萎靡。

然而，这样一种尴尬而又严酷的现实，并没能冲融某些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自我本体情结，他们找出了种种托词和各式各样的解释，以消除这种尴尬所造成的心理失衡。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有时竟会被自己的臆造所感动，似乎真诚地相信了自己编出的“精神胜利式”的借口。在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那些看起来文化水准并不很高，文化素养并不甚深的军阀，他们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缠绵的恋人。当然，无可否认，在近代场景反复出现的复古和文化自负现象，不免纠葛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出于文化本位的冲动的爱国热忱，在思想上虽然落伍，但在民族情感上却无可厚非。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即便是某些军阀也会面临贯穿于近代始终的一大难题：在“学习西方”和“民族主义”的两难之境把握平衡。

蒋介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者，也是一个不那么太好的道学型的民族主义者，关键是：他是一个军阀，一个力图结束军阀历史的最后的军阀，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政府的代表。角色的规定，决定他有恢复民族自信义务的压力，蒋介石对付这种压力的措施主要是某种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即为传统文化的难堪寻找开脱的托词。同时，为了他的统治需要，也是为了使他的集团道德有所附丽，他需要架起传统的旗帜。这种托词和旗帜无疑适合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文化中心主义的心态，反映了某种普遍的文化意向。

托词之一：文化中衰说。

蒋介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价值也是资格最老的文化，可以作为今后世界大同的文化基础。然而，这样一种优秀的文化却在秦汉以后逐渐衰落了。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精华和灵魂的“孔子之道，至汉儒而支离，至宋儒而空虚”，既支离又空虚，结果便名存实亡，“中绝”了。到了明代王阳明那里虽然小小地复兴了一下子，却又为中国人自己所忽视和歪曲，反而让日本人偷了去，变成了“阳明学”，振兴了日本人。文化的精华既然中绝了，别的自然也就跟着完蛋，所以“中国固有文化的力量渐渐丧失，渐渐消灭”，以至于像戴季陶说的那样，国家和民族“乱于群胡，亡于蒙古，再亡于满清，在满清统治下二百多年，更一转而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所以，中国文化近代的尴尬，并非是传统文化的无能和乏力，而是因为祖传的宝贝失传的缘故，而三民主义恰是继承了已经“中绝”了的道统，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今后只要信仰“三民主义”，中国固有文化力量自然又会恢复起来。

托词之二：文化精华他适说。

激于中日甲午战争中，败给蕞尔岛夷的奇耻大辱，一大批中国人纷纷东渡日本去探究日本强盛的奥秘。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探究得出的结论是出人意料的。他们认为，日本的强盛并不在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学习和效法，也不在于自身的近代化变革，而是得力于王阳明的哲学。由于这种学说的风靡，蒋介石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事情！”传统文化之所以在近代显得那么不中用，中国文化之所以会那么逊色，只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家传宝贝不重视，使这种文化的精华，儒道中的心学让别人偷了去，结果别人发达起来，而我们反倒一贫如洗。窃贼中赃证俱全的是日本，因为他们提倡武士道，喊忠君爱国，书店里摆着《传习录》，学界总谈阳明学。明明白白地可以定案，因为连一些日本人自己也“供认不讳”。至于欧美各国，虽然一时拿不出什么它们偷了我们祖传家宝的确证，但是，从他们国人的行为看，也像是得力于我们的儒道，因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都跟我们的古人一般“统统合乎礼、义、廉、耻，不合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合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

由蒋介石这两项奇妙的托词，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中国文化之所以最优秀。最有价值，就是因为中国有所谓固有的伦理道德，也就是由孔孟体现的儒家道统。其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达是由于这个道统的作用，而今天的衰落恰是由于这个道统的失传。西方（至少日本）的发达是将这个道统偷去了的缘故。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神秘的文化本体，这可以从古代中国的昌盛和近代日本的暴发上得到中外两方面的例证。因此，在蒋介石看来，传统儒家经典，像《礼记》，不仅是我们古代的精神指南，而且“亦就是现在各国国民生活教育的最新的教材”。

这两种托词，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式的破落世家子弟的心态：一面在感慨祖宗昔日的阔绰，或自我安慰，或假辞色骄人；一面在嫉妒他人的发达是偷了我家的宝贝，一边哀怨，一边惋惜，从而反衬出自家昔日的荣光和今日的“世家”做派。

凡中国人说到中国固有或由中国人发明的某种东西被外国人搞去并光大的时候，总是有几分愤愤的，同时又有几分慰藉——毕竟外国人还要靠我们中国人嘛！

既然祖宗传下的道统被证明有无上的法力，蒋介石得出了“西方科技+东方精神=现代国家”的等式。蒋介石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固然优秀，但中国的传统道德则是黄发碧眼儿们所不能企及的，所以“我们要做现代的人，要树现代的国家，当然是要学科学的，当然是要研究物质以求征服自然的，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有了很好的科学和物质，譬如有了顶好的枪炮，而没有运用科学支配物质的东西，不能顾到我国固有的能力和精神，这就会害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科学支配物质，一方面尤其要发扬我们固有的优美的德行、智能和民族精神”。除了科学技术和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而外，所有的精神、智能、德行都是中国的“优美”而且“优美”得足以“运用科学支配物质”。但不知西方那些并不怎么优美的精神、智能和德行为什么居然会“运用”和“支配”出让中国人不得不学习的物质文明，而中国那些了不起和“优美”的东西倒反而一无所成呢？这种问题，蒋介石不能也根本没想过回答，因为他并不是在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进行总体设计。透过他那个等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东西：一是西方的枪炮和造枪炮的技术，二是传统的、固有的德行。前者可以助他攻城夺地，后者可以帮他维系人心。这是一种新的“中体西用”，很实用、很功利的“中体西用”。

事实上，我们从蒋介石一生的作为看，他对外部文明系统的“软件部分”也并非一概地拒斥，他不仅号召学习日本人用冷水洗脸的习俗，认为：“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而且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德意法西斯主义都显出极大的热忱。他所要排拒的，恰恰是西方之所以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尊重个性、民主、自由、法治等思想及相应的道德习俗，所要排斥的是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文化因素是与他的集团性质、他的统治形式和他的文化根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和敌对的。一旦东方精神优秀这种神话破灭，他还会有外国的思想不合乎中国国情这样一种看起来似乎很正当的理由，来排拒他所要排拒的东西，认为：“中国人不想中国的性质，不想中国情形，不知中国固有的思想在哪里，只是好高骛远，见异思迁，看见人家新学问拿来，不管能用不能用，便在高唱人云，这样，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外国的东西除了飞机大炮，其他的不论再新再好，到中国也不适用。而且作为中国人，不用中国的陈年“国货”，不把什么“固有道德”“固有思想”奉之若神，顶礼膜拜，那简直是忘本、大逆不道，要开除出国籍，不算是个中国人。按蒋介石的逻辑，“做了中国人，一定要以中国之魂做自己的灵魂，以中国之国家的生命做自己的生命，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反之，如果我们做了中国人，思想不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情感不是中国人的情感，品性也不是中国人的品性，满脑子装的都是由外面搬进来的不三不四，非中非外的东西，如此名目上、皮相上虽然为中国人，而事实上不晓得他已做了哪一国人精神的奴隶，这种国民于国家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一腔对“外面搬进来的东西”的深恶痛绝，比之于顶戴花翎、后拖辫子、迂腐的满清大臣并无二致。在他看来，中国人只有把脑子里的东西一概国货化（亦即儒学化），才能保住中国这个文化本体的纯正性；否则就是以“夷变夏”的本末倒置。所以凡是脑袋里装了外国思想的人，都是外国人的精神奴隶，简直有“汉奸”的嫌疑。蒋介石的这种逻辑比起“用外国货就是二毛子”这种义和团定式，并没有多大本质的区别，两者的根源，都是同一种文化本位的潜意识。

蒋介石的文化观与其他军阀相比，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也可以说由于理论的系统，言论的丰富，蒋介石可以视作军阀文化观的代表，其精髓无非是文化本体意识基础上的“中体西用”。然而，尽管既迂腐又酸臭，军阀并不等于腐儒和学究，他们对“西化”进程不遗余力的阻止，固执地坚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其根本动机无非是因为“一般青年所以浪漫，不能就范围，就是由于看不起我们中国的文化，看不起我们中国自己罢了”。反过来，要想使青年乃至国民“就范”，就非得使传统文化重现价值，重新树立传统文化的权威，并使外来思想根绝不可。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坚持的文化本位主义，固然充盈了功利主义的动机，显现出传统主义者意识深处的胆怯和空虚，另一方面不能说不体现了某种传统性的执拗和坚韧。深入骨髓的理学家是迂腐的，但在民族冲突中往往固执不动，较少变节，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对传统文化的真情实感。道学式的民族主义，固然可以导致虚伪，导致腐败和无能，但也可以通向无法化解的执拗，通向叶名琛式的对外范式，在民族冲突之中尤其如此。这也许可以说明一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行为差异，基于道学家的传统人格，蒋介石更乐于采用的是“叶名琛范式”，而非“石敬瑭标本”。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蒋介石的文化观很保守，但在很多情况下，又是基于集团维系道德的重建，才不得不放出重话。蒋介石集团的成员中，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是中国最早西化之辈，哪怕是基于和这些人的妥协，蒋也不可能将他的保守主义文化观贯彻到底。

一、复归论

如果说在文化的空间场上，中国文化是世界中心，那么在文化的时间场上，只有两千年前的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的文化精髓。现代的人只有追溯以往，整理旧籍，才能找回失去的民族荣誉，复兴民族的文化。蒋介石的文化复归论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化观的第二种内蕴——以复兴儒学为表征的文化复古主义。

这种复古主义的首先表现是“习古”。既然中华民族的光辉时代是在遥远的古代，而近代人的落后又恰恰是由于丢弃了传统的法宝，所以，要想再现昔日的荣光就必须向后寻觅。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不是因为历史的负担太重，而恰恰是国民的数典忘祖。他认为，“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国民，不能保存中国国家的历史，不能宝贵我们国家固有的道德，那么，我们这种人便不成其为一个国民”，每个中国人都有挖掘三坟五典，背诵《资治通鉴》，苦读四书五经，效行二十四孝的义务，不整理国故、保全国粹，国怎么还叫国，人怎么还算人？而尤其可怕的是，“现在一般人，对于中国的事情都不满意，关于国内讲孝弟忠信这些事，以为统是腐败的旧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人，我们革命当不去讲他”。这种思想该是多么的糊涂！要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孙中山就是封建道统的传人，一长串儒家圣贤之后的集大成的“圣哲”。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集古今的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所以，学习三民主义，就是了解儒家文化的精义，反过来，研习孔孟之道也就可以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之，按蒋介石复古主义逻辑，只要人人致力于整理“国故”，个个尽力于保存“国粹”，那么中国也就有救了，不，应该说他的集团有救了。

所以，蒋介石不惜再一次在全国掀起尊孔读经的狂潮，强行规定四书五经为军人的必读书，反复宣扬《大学》和《中庸》是世界上科学的科学，最要紧的学问。他不惜以身作则，号令部下读经，说什么他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到四十岁才知道经书对国家和政治的重要，甚至危言耸听地强调：“我们要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如果我们放弃不去研究这种固有的东西，则个人固不能修身立世，就是国家和民族亦必定会灭亡的。”他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为军官们讲经，详尽剖解《大学》和《中庸》；他还号召部下向湘军的将领曾、左、胡诸位学习，学习他们所谓“保卫文化，扶持名教”的精神，学习他们“同心一德，都以中国的纲常伦理，民族传统（道统）继承与护卫之战士自任”的意志，尤其要像曾、左、胡那样具有很高的封建道德素质的修养，渊博的儒家传统学问。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的将领如李秀成、石达开诸人“无论在军事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本领和曾、左一般人比起来，都在伯仲之间，但就学问道德和保卫文化、扶持伦理的精神方面比起来，洪杨那方面就远不如当时一般湘军的将领”。因此蒋介石认为：“曾、左等能打平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习古之魅力和效用，在此显现，所以国民党要想扑灭共产主义，剿灭红军，就必须拥有像湘军诸将那样的学问，掌握儒学典籍。在蒋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局面与当年太平天国差不多，所谓名教和道统都面临着危机。“中国所有的文化道德均有受其打破的形势”，要保卫“文化”，首先高级将领就得将自身变成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尊孔读经的过程，内化依附道德，谙熟传统的统治术。

复古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袭古”。蒋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现实的中国人不能像古人那样生活，不具备古人的道德水准，以至于“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善国民的自身素质，就非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以古人为标准，向古人看齐，在所谓“食衣住行”上体现“礼义廉耻”。子弟要像古人那样忠孝齐备；家长要像古人那样慈悌俱全；军人要像古人那样“智仁勇”；学生要像古人那样懂规矩；妇女也要像古人那样守妇德“致力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总之，人人都学了古人，我们的文化自可以光大，民族也可以复兴。在这种以袭古为表征的“新生活”运动期间，各种仿古的行为规范贴满大街小巷，各路“服务团”上街“指导”行人的举止，一时甚嚣尘上。据蒋介石说，“新生活的所谓‘新’，和现在一般人所谓的‘摩登’或‘时髦’是绝对不同的”，实际上是一种袭古拟古的行为复归运动。

“习古”意在经典，“袭古”着眼于仿行，两者的前提是一个，就是对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化设想，对传统道德模式夸张性歌颂。这种过火的美古、颂古举动并不仅仅在于发思古之幽情，其真实意图无非是借美化古人勾勒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行为，既不可能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真的复兴儒学，过度的赞誉和过度的贬损一样，对传统文化本身都意味着一种悲哀。

20世纪30年代，中国确确实实出现了一股文化复古的浪潮，其原因固然有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冲击，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某种逆反心理的因素，但更有所谓“官方倡导”的前提。当然，一个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出现短暂的复古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可能涌现以复古为旗帜的真正的文化复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蒋介石倡导的这次文化复古运动，虽然卷入者不乏真挚的学者，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贡献了不少成果，然而，这股浪潮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却无疑是一种反动，它并不具备真正民族复兴的含义，得益者只是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政客。对亡灵的膜拜、古籍的推崇，不过意在开拓一种驯良政治的文化环境，造就忠孝节义的拟古良民。

蒋介石以复古型的文化观为底色，以伦理性、功利实刚性的哲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包括政治、伦理、教育、社会、宗教诸方面的庞大的维系意识体系。

与近代前一批的军阀所不同的是，蒋介石集团的发迹起始于一个半近代化的政党和一个显然具有进步意义的主义；而蒋介石多半的政治生涯又是以全国的统治者的面目出现。他的集团虽然在形式上包容了所有地方军阀，在意识上也留下了前代的沉渣。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央性军阀，自身的规律不期而然地要驱使它向传统文治过渡，尽管这个过程由于时代的缘故并没能实现，但他的维系意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的集团，变成一种不太正常的统治意识，其集团的政治行为也缺少那种在其他军阀身上普遍存在的非法感和临时感。

正因为上述的缘由，蒋介石的维系意识在某些特征上很接近于传统的常态统治者。除了加强军事集团内部的各种联系外，开始在全国推行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与道德秩序的强化。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军阀，一个来不及也不可能变成皇帝的最后的军阀。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在大陆溃败前夕，他屡次责骂他的部下都变成了军阀：腐败、无能、自私。其实他自己也难逃此咎。军阀的本性终究使他把枪杆子、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不但阉割了孙中山遗下的党，而且阉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没能认真进行每一代中国政权都厉行的经济建设，反而因军事行动而摧残了微弱的中国工商业。满心指望的道德秩序也只能建立在刺刀尖上。显然，他的部下变成了军阀，把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这说明，蒋介石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重建文论，他的集团在危机时刻还是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那种向后看的哲学，那种过于陈腐的维系道德，是不太可能赋予革命党以新的生命的。

进攻令（1）

进攻令（2）

进攻令（3）

进攻令（4）

进攻令（5）

进攻令（6）

进攻令（7）

进攻令（8）

进攻令（9）

进攻令（10）

进攻令（11）

进攻令（12）

进攻令（13）

进攻令（14）

进攻令（15）

进攻令（16）

进攻令（17）

进攻令（18）

进攻令（19）

进攻令（20）

进攻令（21）

进攻令（22）

进攻令（23）

进攻令（24）

进攻令（25）

进攻令（26）

进攻令（27）

进攻令（28）

进攻令（29）

进攻令（30）

进攻令（31）

进攻令（32）

进攻令（33）

进攻令（34）

进攻令（1）

林虎部下大将黄业这样下攻城令："你睇！几多当铺，打入去任你们发财！"

◎直截了当，就是词用多了点。

中华民国靠谁

直皖将战，北洋老将姜桂题对段祺瑞说："芝泉（段的字），你不是常说：中华民国是你首创的吗？你打胜了吴佩孚，中华民国还可以靠你，万一你打败了呢？你叫中华民国靠谁啊？"

◎谁靠谁啊？

要屙就去远一些

李福林是珠江三角洲的地方军阀，一生以看住这块三角洲为业。有人告发他的部下在他的防区抢劫，他集合官兵训话，开口就骂："契弟（土匪对同道晚辈的称呼，也是粤语骂人的口语），在尼处（粤语，这里）吃，又在尼处屙（粤语解便之意），要屙就去远一些啊。"

◎是，多不卫生。

众佛不入地狱

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将行复辟，用李经羲做总理过渡。李电邀张謇入阁，电文中有"佛入地狱"的字眼，意欲劝张以所谓佛入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出山救世"。张謇回答说："果佛也，然后可入地狱，公奈何预约短期做佛，而又强非佛者同入地狱？地狱沉沉，愿入者多。謇薄劣衰退，无此宏愿。"

◎世间鬼多人少，哪里寻佛去？

有胆有识

狗肉将军张宗昌，一次因一部属做事不随心，大骂其"混账"、"王八蛋"。这个部属一气之下也跳了起来骂道："你说我混账、王八蛋，我也骂你是混账、王八蛋！"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以为此人必死无疑。不料张宗昌却拍案叫绝："好！好！有胆有识，真是好样的！"

◎流氓也有可爱之处。

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

1927年下半年，桂系打败唐生智，占领武汉。原湖北国民党党部和政府的头目并没有因唐的下野而去职，他们认为自己是受中央之命所组成的，并非唐个人的私官。但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二人均为鄂籍）见状大为不满，陶钧说："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江山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于是将湖北的原班人马杀的杀，囚的囚。

◎这才像军阀。

孔夫子给张督办让路

一次张宗昌出巡山东潍县。潍县文庙前向有拒马，俗称挡人木，已数百年，以示尊重孔子，行路人必须绕弯过去。为了迎接张督办，潍县知事带人把它拆去。一时人抱不平，说潍县人真会拍马屁，捧张督办比孔圣人还高。

◎有钱有枪，为圣不难。

脱马褂脱长袍

杨森为加强对部属的控制，将各师抽调一团步兵编为执法大队一、二路，以自己的子侄主掌，又将各师旅的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单编个机炮大队，也派自己的亲信管理。这使得部属大为不满，师长范绍增当场鼓噪，另一师长郭汝栋说："集中机炮，等于脱马褂；调各师一个团成立执法队，等于脱长袍。只有未揭我们的帽子，逼得我们无路可走。"

◎外衣没有，恐怕军容不整。

两块万岁牌

四川万县师范学校校长钟正懋，为章太炎先生弟子，元月朝贺，袁世凯赐宴，酒半语钟曰："你老师和我过不去，你去劝一劝。中国向来有两块万岁牌，一块是大成至圣先师，一块是当今皇帝，太炎为何不让一块给我？"

◎章太炎负责发牌吗？

明碰不如暗斗

青海军阀马步芳一直对国民党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蒋系势力始终进入不了青海半步。1943年，何应钦电邀马步芳赴重庆"共商国是"，意欲兴师问罪。马步芳携带了大量黄金财宝到重庆，从多方面结交权贵的眷属，何应钦等最初质难颇多，后来就变成"请马主席参考"。马步芳对他的随员说："明碰不如暗斗，哪个人能经得起从老窝里挖！"

◎至理名言。

乱答也能中

1908年，四川军阀刘文辉时年3岁，投考成都陆军小学堂。拿到试卷后，翻过来覆过去，一道题也答不上来。眼看就要交白卷，他便在上面乱写了些古人警句，又别出心裁地用"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胡乱发挥了一通。结果，居然榜上有名。

◎张铁生原来是拾人牙慧。

劫毛驴，当和尚

孙传芳讨奉，奉军将领杨宇霆出逃南京，其部下杨毓珣落荒而逃，途中有一农民牵驴而来，杨一跃而出，将毛驴劫走。骑驴走了一夜，天将亮时入一寺庙休息，伪称老百姓迷失路途。庙中和尚笑着说："你不必瞒我，昨天也来了一位你们同样的人物，请你看看，也许认识。"说罢引杨往晤，杨一看乃是刘翼飞（同为杨宇霆部将），身着僧衣，原来已化装成和尚。此事后来在东北传为笑谈，说："杨琪山（杨毓珣号）劫毛驴，刘翼飞当和尚。"

◎能逃命就是好样的。

张宗昌祈雨

张宗昌督鲁，恰遇大旱，禾苗尽枯，因此他上任次日即率文武官员赴龙王庙祈雨，一连数日，未有灵验。于是他下令炮团摆开大炮，对天猛轰，遂降暴雨。

◎不信邪。

进攻令（2）

前程不堪设想

袁世凯办模范团，意欲培养嫡系亲贵武力。陈光远任团副（团长袁自兼）。第一期学员毕业，团副照例训话。陈不学无术，然又好诌文，以避人讥其无学。陈训话云："你们已经毕业，由大元帅亲手培养。大元帅对你们期望很大，你们要好好干，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不可限量，说成"不堪设想"，全团为之大哗。

◎他倒是说对了。

到处是东洋刀

洪宪帝制，反对声四起，袁世凯不得已取消帝制，任用段祺瑞总理收拾残局，段想用自己的心腹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但袁世凯最头痛的人就是徐，喃喃地说："不成话，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还是东洋刀！"

◎他自己也是东洋刀。

咬狗

皖系参战军的一个旅长在一次对全旅官兵讲话时说："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队原来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

◎如果是叭儿狗就糟了。

三多主义

有一次，张宗昌说："我也有主义。"友人问他是何主义，他沾沾自喜回答说："三多主义：钱多，兵多，姨太太多。"

◎阿猫阿狗也有"主义"。

不在当地置产业

冯国璋在南京被烧去七百几十万财产，王占元每引以为戒。他常说："做官的人，万不可在当地置办不动产，否则，一旦下台，不但产业不能带走，反必处处予人以口实。"

◎也须退步抽身早。

军中一范

滇军范石生本是清末秀才，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好谈军事，又好弄笔墨，自命能文能武，以宋朝的范仲淹自居，常用"军中一范"的图章向通信的朋友夸耀。但他在军阀角逐中却总是失利，"军中一范"变成了"军中一饭（桶）"。

◎谁都自我感觉良好。

一言丧身

"九一八"事变后，困居日本的张宗昌回国，梦想收回山东地盘。时占据山东的韩复榘，也利用张的这一心理，将其诱回山东，欲除掉或幽禁之。一次韩请张看戏，张入座稍迟，到包厢后，韩的夫人纪甘青给张让座，自己坐到另一厢中。张见她走去，便戏谑地对韩说："你在山东顶了我的窝子，我今天也顶了你太太的窝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韩遂坚定了杀张之心。

◎玩笑开不得。

可惜小一点

陈光远督赣，为自己庆寿，广收贺礼，商会以赤金铸八仙人一套为祝，陈连连称好。后又曰："只可惜小一点。"

◎此叹今古为官者同有。

只许说好不许说坏

张宗昌督鲁不久，就将各报社及通讯社记者传至督署训话。说："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哪个说我坏，我就军法从事。"

◎报纸功能就是栽花不栽刺。

白穷

张怀芝当了无权无兵的参谋总长。一次参谋部发生闹饷风潮，张怀芝说："我现在换上了长袍，不能像短褂子，打劫一笔来大家分摊几个子，我们只好白穷。"

◎说实话的可爱。

如此誓词

1930年，滇桂军阀交战，云南军阀卢汉率军将南宁包围了三个月，眼看弹尽粮绝，守军连最后一袋黑豆也吃完了，乃下令突围。突围誓词很简单，就是"冲出去找东西吃，否则饿死"。结果突围成功，桂军获胜。

◎兵民以食为天。

热水壶与凉水壶

韩复榘曾说："近来中国旧道德抛弃不少，新文体则受英美压迫，如装饰则学法人，吃饭则学英人，殊不对！李鸿章到英时，与英人谈到结婚，究竟哪国好。李说，欧洲结婚，如同一开水壶，热度最高，但越久越冷，中国（结婚）如同凉水壶，越久越热，终究是热的。中国离婚是从欧洲学来的，现在离婚案太多。我平素主张，只要年龄不大差，就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还是国粹好。

杨森语录牌

1924年5月，杨森任四川督理，锐意新政，把他所提倡的各项内容，以"杨森说……"式样书写在木牌上，钉在成都的电线杆、街旁树木和墙壁上。诸如：

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足！

杨森说：应该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卫生，又是懒惰！

杨森说：打牌壮人会打死；打球、打猎弱人会打壮！

杨森说：穿短衣服，既可节省布匹，又有尚武精神！

杨森说：夏天在茶馆、酒肆、大街及公共场所打赤膊是不文明行为！

◎印成册最佳。

陈炯明的社会主义

1925年10月，陈炯明就任中国致公党总理，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以社会本位、伦理中心、共费目的为三大特色。

◎没兵就没有主义了。

进攻令（3）

本使向不吃饭

洪宪帝制，云南一声炮响，各省纷纷独立，浙江将军朱瑞逃沪，巡按使屈映光被推为总司令，浙军各师旅长强迫他独立。屈首尾两端，本想两面讨好，不料却遭内外夹攻。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可巧省商会请他赴宴，他随手写了一张条子，回复出去。条子上写着："本使向不吃饭，今天更不吃饭。"

◎不吃就是不吃。

一言抹掉"省界"

1918年，唐继尧的势力达到鼎盛，控制了川、滇、黔三省，及陕西、湖北部分地区。是年9月，唐威风凛凛地在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由贵州毕节来到重庆。唐所经过街道，商店住户一律关闭不许出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放礼炮二十一响。唐一下车即扬言："今日省界二字，本不值识者一笑。"

◎霸主。

要饭也不加入国民党

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回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加入国民党，唐一口拒绝，扬言："我就是穷得要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

◎"君子"不党。

张天师

某报以张勋辫发垂垂，赠以天师徽号。其意盖于大帅两字之上，横加一条小辫子也。张勋闻之，不怒而喜。复辟后，张终日不离宣统左右。议事时，阁员皆以大帅呼之。宣统因戏问张曰："朕曩闻报纸，见有称卿为张天师者，何所取义？"张告之故。宣统曰："然则今后朕即呼卿为张天师可乎？"张脱帽叩首曰："陛下谓臣为天师，臣当称陛下为玉皇大帝。"时梁鼎芬在侧，作谀词曰："玉皇大帝非张天师保驾不可。"

◎都成了神仙了，可惜还是肉眼凡胎。

马脸何与牛屎郭

何键长一副马脸，他在保定军校读书时的一位名叫郭牛斯的同学便暗地写了一张条子，贴在何键床头，上面写道："长子马脸何"。何键一见即写一纸条贴在郭的床头，上面写道："矮瓜牛屎郭"（郭身体矮胖）。

◎入木三分骂亦精。

陈树藩的三句妙诀

陕西军阀陈树藩认为在他手下做官，第一要有牛马精神，第二要有土匪心肠，第三要有妓女态度。

◎军阀写真。

一手软一手硬

袁世凯一次与张之洞谈练兵，袁世凯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

◎官给完了怎么办？

军人不挨炮挨什么

四川军阀罗泽洲驭下无道。一次，他的参谋长以他的名义对受伤官兵分别送以金钱物品，以示慰问。罗得知后竟大发雷霆，说："他们吃我穿我，按月兵饷养他们的妻室儿女，带了伤有啥了不起！"并反问参谋长："军人不挨炮挨什么？"

◎炮灰。

三个第一

袁世凯麾下干将赵秉钧自诩有三个第一：姓为百家姓第一姓；籍为全国第一县（顺天府大兴县）；身为北洋派第一个总理。

◎袁朝无牛。

皇后

张勋有女，爱之若璧。下属及佣人拍马屁说此女是一品夫人的命。张勋听罢不以为然地拈须微笑说："谁知道就不是皇后命咧！"复辟失败，张勋躲入荷兰使馆，"皇后"事只好不了了之。

◎野心并不太大。

德军原来通《孙子》

袁世凯一日阅严复进呈的《居仁日览》所译欧洲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见德军之胜绩，喟然曰："德军战略，其通孙子九变之法乎！明计算，谋攻执，先虚后实，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皆阅吾孙武子之兵法。欧洲今日大战，不啻为《孙子十三篇》演用其学说，始于计而终于问，国人万不可数典忘祖也。"

◎马失前蹄。

兔子不吃窝边草

一次山东督军张怀芝传见本省籍候补县知事一百八十余人到团训话，他说："你们各人有各人掌控的省份，同样的地皮，何以不刮外省而向本省来刮！我年轻当兵的时候拿稳宗旨，不升官便去做强盗，我绝不在本省做强盗，一因于心不忍，二则做强盗发了财，本乡本土知道财的来源，我不能向人夸耀。你们这一批知事真是太不知事了！"

◎盗亦有道。

佩刀

张宗昌与南军作战，大败之后侥幸偷袭获胜，由旅长升为师长。悟出一个道理，即"事到万难需放胆"。他将此七字刻于佩刀，当做铭语以自警自勉。尔后又制造刻有此语的佩刀多件，分赠部下。

◎应凑成一联，下联曰："狗逢急时敢跳墙。"

张勋的"三不做"

张勋自称有三不做："我姓张的不做总统，也不做总理和总长。"

◎皇帝、宰相、尚书是要做的。

偏不买账

徐世昌上台，张勋被赦免。当年江西省长戚某曾受恩于张。张勋复辟失败之时戚亦曾通电骂张。今见张勋得赦，遂来电祝贺。张勋把当年戚骂他的电文抄录寄还，且附以十字按语："今年之我，仍是去年之我！"

◎可出一口恶气。

口试

马鸿宾主政甘肃，组织了一个行政人员训练班，他亲自主持考试，意欲选拔真才。他问："你当县长对绅士怎样对付？"答："驾驭。""怎么驾驭？"答："像把牲口驾在车辕内的一样。""不走咋办？""打。"于是他做结论："牲口口边有两条掣手，要他向右走，拉外边的掣手；向左走，拉内边的掣手，不走然后再打，方是正当办法。"又问一人："你当县长，劝农民种什么？"答："糜谷。""为什么？""收成多。"他做结论："为政不在多种田，主要培养性中田"（即良心道德之意）。

◎认真的道德家。

进攻令（4）

减薪

山东行政费支绌，督军张怀芝提议官吏减薪，并自动减薪一千元为之倡。大小官员不得不从，一律按八成发薪。秘书把减薪名册呈上去，他动笔把本人减薪一项涂掉。

◎钓饵。

自己亲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曹锟因与张作霖是亲家，曾一度主张求和，但奉系一再进逼，曹乃下决心要战，遂口授电报一封给吴佩孚："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秘书要改为文言发拍，曹锟将手一挥说："不必了，快去发吧！"

◎人急了可以看出来。

不出门是不逃跑

1925年12月，国民军李纪才部曾一度打到洛南城郊的八里洼，而这时张宗昌还在督署与几个妓女饮酒取乐，对此部下多有议论。后张部一战获胜，张十分高兴，马上召集部队训话，说："这些天，有些军官坏小舅子们给我造谣，说我吓得不敢出督办公署的门。我并不是不敢出门，而且恐怕一出门，这些造谣的王八蛋，又说我是逃跑了，所以我才不出门。"

◎会打的不如会说的。

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孙传芳提倡"三爱主义"（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但反对当"人民公仆"。他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

◎没有姨太太的有福了。

涂总统

冯国璋当总统，办事昏聩。一日新任塞北关监督林摄进府来谢委，冯懒洋洋地说："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林说："我久住北京。"冯又问："你现在做什么事呢？"林答："塞北关监督发表不久。"冯问得更妙了："谁叫你做关监督的呢？"林说："总统的任命。"冯又愕然说："我几时放你做关监督呢？"林说："明令发表已有数日。"冯"哦"了一声："不错，一天我睡午觉，有人拿命令来请我盖印，大概就是这回事吧！"

◎万般皆下品，唯有睡觉高。

借材

某日，韩复榘审问四个土匪，见其中一匪身材魁伟，遂动"借材"之念，问明其家世后，遂令补入特务队为队员。后审的三个土匪见状，也要求一职，但韩发怒说："岂有此理，哪有许多官给你们做，拉出去枪毙！"

◎患不均。

口衔天宪

一次马鸿逵逮捕了六个县长。把六个人的名字印在纸单上，召集省级机关公务人员，各发一张，由大家投票决定谁该枪毙，谁不该枪毙。同意枪毙的，在名字上画一个圈。一职员在名单上写"按法律处理"，未圈任何人，马鸿逵当场大骂一顿，并说："我的话不是法律！？"另一职员把六个人都圈了，马当场大加表扬，说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奖银一千元。

◎余风犹存。

大辫顶车票

尝有西人自津浦路南下，见兵士二人据头等座，旁若无人。询以有头等国票否？兵士岸然答曰："有！"乃举其脑后大辫。原来是张勋的辫子兵。大辫坐车可顶车票，买东西当钱票，入戏院则顶戏票。

◎为今日有"辫特权"者戒。

打滚督战

韩复榘某次与奉军战，不利，屡次冲锋都被击退。韩见状大急，卧地打滚说："我们现在情形是只有前进，否则总司令必然枪毙我，我与其被枪毙而死，不如即死在此处！"他这么一闹，居然奏效，终于突破奉军阵地。

◎跟泼妇学的。

王嘀咕

湖北督军王占元外号王嘀咕，批阅电文处理公务都得与幕僚商量来商量去，嘀咕个够才行，然后由幕僚们拟出草稿，王占元亲自誊出。

◎一般人背后才这样干。

倒底是谁的夫人

冯国璋做总统不久，他的续弦周夫人病死。冯大事治丧，请状元公夏同龢点主，题曰："大总统周夫人之灵位。"有人挑剔道：大总统之上少了一个"今"字，中华民国已经有好几位大总统了，现在还活着的就有孙大总统和黎大总统，究竟是哪一位大总统的夫人呢？冯知道了有点不高兴，可按传统说法，主位不可重写，也只好将就了。

◎乱点鸳鸯谱。

好消息

1941年，马鸿逵拟以168师502团团长马万荣升骑兵二旅旅长。一次在新城集训部队，借故将马万荣重打一顿。当时全场纷传"好消息"，马万荣亦深知其中奥妙，不仅毫无悲怨表现，还立即向马鸿逵写了悔过书。不久，马万荣即在骑兵二旅的旅长位上高坐。

◎苦了屁股乐了颜。

进攻令（5）

鄙人同意

讨袁战争打响，广西陆荣廷派将领陆裕光、马济、黄自新将假道入滇的龙觐光包围。黄自新写信让龙觐光写信劝他弟弟广东将军龙济光独立。龙觐光开始为难，后觉孤立无援，只好就范，援笔在黄自新的来信背页写上"鄙人同意"四字。黄自新接信后，以为这四字说的是"卑鄙的人才同意"，遂要开战，后经人解释才知龙已屈服。

◎为掉文者戒。

一妇人

1913年9月，袁世凯将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续弦夫人。周嫁冯后，将冯的一举一动均通过婢女密报袁世凯。袁死前曾感慨道："予豢养左右数十年，高官厚禄，一手提拔，事到今日，无一人不负予！不意一妇人，对我始终报恩，北方文武旧人，当愧死矣！"

◎还是女人好，醇酒妇人，君得其一。

偷马

陆荣廷落草为寇，一次广西提督苏元春新上任，陆决定给他个下马威，于是只身潜入督署的马厩，想盗走苏的坐骑，不料正在跨上马背的时候被预伏的清军抓获，苏元春亲自审他，问："你这小子胆大包天，为何不偷别人的马，偏要偷提督的马？"陆答："别人只有一匹马，偷去他的，便再也没有马了；提督老爷有马论帮，我偷了一匹，你还有大把马呀！老爷海量无边，为了一匹马就这么着紧，岂不有失大人体面！"苏元春听了，觉得有理，就把他放了。

◎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效童子军

直系军阀孙传芳成立五省联军，意欲在服装上与别人不同，故特意效法国外童子军服装之样式，制成联军制服。在百姓呼之曰："大帽子兵"。

◎谁不愿意戴大帽子？

半死人

韩复榘统治山东，特别注重官吏的身体素质，他说，公务员光有学问而无体力，等于话匣子无线电，有声音不能动。没有好身体就是"半死人"，不能做公务员。因此他常去各处点验官吏，遇有身患疾病或年老体衰者，当即撤裁。

◎棒小伙看着顺眼。

卦摊

萨镇冰当福建省长时，他有位远房表弟沈正怡靠看命卜卦度日，生意十分清淡。一日，听说表兄萨镇冰当了省长，心中不禁暗喜："我何不如此这般，不愁没钱买米了！"于是他到省府大门的斜对面租下一个小小的店面，这店面小到只能摆下一张桌子。他写了一副特别大、特别显眼的对联，上联是"现任省长表弟"，下联是"古今显相名家"，横批是"包汝显贵"。一时门庭若市。

◎挣钱有道。

韩青天

韩复榘爱审案，尤爱听人喊他"韩青天"，一次公安局从南城根街抓来一个抽大烟的老太婆。韩审到这一案时，这老妇走路哆哆嗦嗦，边走边念叨："都说韩主席是青天，俺也没见过，这一回，俺可要看看俺那青天。"韩闻言暗喜，就对司法科长说："她那么大年纪了，还抓她干什么？把烟枪给她送回去！"结果这老妇不但没受罚，反而从此公开抽大烟。

◎一拍就忘形。

白瞎了猎狗

广西军阀陆荣廷嗜狗肉。有次法国领事闻其好狗，特地从巴黎弄来一条上好的猎狗相送。过几天，该领事再到他家，问狗好不好，陆答："好是好，可惜皮子厚了一点。"法领不解。过后有人告诉他，他的猎狗已经让陆吃了。

◎只便宜了肚子。

一骂便发财

湖北军阀王占元手下督署军需课长魏联芳，在不同王见面时，生活极阔绰，衣着首饰金碧辉煌。他在课里办公，如忽听督军传唤，便手忙脚乱地更换破旧服装去见王。有时一件文稿经王一批，魏便能有不少好处。故而王未免肉痛，但不批又不行，所以往往先将文稿掷之于地，破口大骂。魏立一旁，极其恭顺地听王詈骂。待王骂够了，乃将文稿拾起，央求王批，王批完余怒不息："你小子拿去办罢，发财去罢！"

◎肉痛极了！

假《顺天时报》

袁家父子欲恢复帝制，儿子比老子更急。老子担心外国舆论，每日留心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袁克定就印出假《顺天时报》来，每日呈进，内容自然是一致赞同帝制。待到西洋镜被戳破，大势已去矣。

◎有复印机就更好了。

膳房主任

澡堂子扦脚出身的李彦青，是曹锟的男宠和第一号佞臣。李彦青的父亲曾在张志潭的家里当厨师。张志潭是北洋政客，曾任段祺瑞内阁的"国务院秘书长"、"督办参战处机要秘书"、靳云鹏内阁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等职。李彦青的父亲将他主人的所有显赫职衔，统统印上自己的名片，而在其下添印四个小字："膳房主任"。北京宦海人物便称他为"李主任"而不名。

◎今天印名片者好好学学。

进攻令（6）

五龙

四川民间传说，以刘文辉防地多，钱多，称为金龙。刘湘因争防地以侄犯叔（二刘大战，刘文辉本刘湘堂叔），称为孽龙。邓锡侯诨号水晶猴子，称为水龙。田颂尧绰号冬瓜，傻头傻脑，瓜气十足，称为闷龙。杨森自己无防地，到处乱挤，称为滚龙。

◎龙多旱。

没收怀表

1947年秋，白崇禧到宁夏视察，马鸿逵大摆宴席，盛情款待，并请白检阅队伍。白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并向每人赠一块带链子的大怀表，表后壳上镶有白的照片。白走后，马把这些团长狠狠骂了一顿，说白存心不良，勒令没收怀表。

◎可以开个表店了。

"袁太子"哄"段总长"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与段祺瑞不睦。袁世凯成立模范团，意欲袁克定主之，段持异议，认为袁克定形骸不全，有损军仪。袁世凯不得已自任之，随后仍令袁克定主持其事。段祺瑞随即辞职去西山养病。袁克定乘其来向袁世凯辞行之际，率袁氏弟子于中南海居仁堂附近，向段祺瑞群起而哄骂："穷秀才！""段歪鼻子！"段愤极，拂袖出。

◎家奴不比家子。

赏残花

1936年，韩复榘闻说当年的名妓赛金花在北平流落不偶，穷困潦倒，乃资助国币一百元，寄由北平国文学校转交。旋接赛金花谢函，略谓："赛花老矣，谁堪顾问？蒙赏洋百元，不胜铭感，谨呈七绝一章，以申谢忱：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低头掠鬓鸦。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币赏残花。"此事韩令公开见报。

◎遥想当年风韵。

粪战

张宗昌在山东设立"舍汁行"实行大粪专卖后，一班老妈和佣妇甚为愤恨。因为此等权利素归她们所有，一旦改为官卖，她们损失不小。乃集结数十人与张宗昌的粪夫为难，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粪战"。一时尿屎横流，臭气熏天。张宗昌闻变大怒，特派军警前往弹压，粪战始停。

◎应载入军事史战例篇。

面熟

韩复榘部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是个典型的老粗。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弄不清。有一次，他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名片，便问："这是谁来找咱啊？"卫兵答道："这是师长自己的名片。"谷道："噢，怪不得挺面熟的呢！"

◎拿错了名片怎么办？

雪耻有术

一次张宗昌在徐州，其母随其赴宴。席上有鲜荔枝，张母不知如何吃法，即将荔枝连壳吞下，致当众出丑，传为笑谈。张宗昌见状第二日也大开宴席，将前次宴会的主客统统招来，特嘱厨师专制荔枝状糖果奉上，几可乱真。进食时，张母从容自若，仍囫囵吞食。席间客人因不知里就，反而欲剥壳而后食--遂雪前耻。

◎大孝之人能行大孝之事，不愧效（孝）坤。

三变化身

四川军阀邓锡侯属下陈书农部，受刘文辉接济，但在二刘大战中却攻击刘文辉。人称陈书农是三变化身--拿刘家的钱，做邓家的官，打刘家的脸。

◎军阀都有孙猴子手段，岂止三变。

吃白食

曹锟绰号曹三傻子，喜欢酒肉也好女色，但他未发迹时阮囊羞涩，无法满足他的酒肉欲，于是他想了一办法，一到中午晚晌，大小饭馆上座的时刻，他便逡巡于酒楼饭肆的门口，一遇上相熟的人往里走，他赶紧跟着进去，不声不响，坐下便大吃大喝，吃得酒足饭饱，然后一抹嘴巴，扬长而去。几次三番而后，曹三傻子吃白食的名声不胫而走，但凡认识曹的人，进饭店都要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看清了没有曹三傻子的踪影，这才进门。

◎傻子不傻，今日蹭饭者看仔细。

张仙法术不灵

张学良秘密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杨家人半夜仍不见杨宇霆回来，乃要杨宇霆平时依重的术士张仙用法术探听杨的行止。张仙作法之后，告诉杨家人说，他已经派了天兵天将去看过，杨正在大帅府打麻将，可能要打通宵。杨家人深信不疑，安然入寝。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两面称呼

谭延闿以湖南省省长兼署督军。由于谭非北洋派人物，所以为段祺瑞所不喜。段内阁在文电上从来不称谭"督军"，而只称"省长"，暗示谭兼署督军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恰恰相反，谭虽是翰林出身的文人，却不喜属员称他为省长。因此，在北京来文上，一色都是"谭省长"的称呼，而在湖南省境以内，却又只有"谭督军"这个称呼。

◎婆婆兼媳妇。

讨吉利

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派王怀庆为北二军总司令，出冷口，经朝阳，趋义县、锦州。王怀庆事先特地选定了农历八月十九这个据说宜于出征的黄道吉日，并且选定经由德胜门出城，取其得胜凯旋的意思。到火车站登车时，由事先特地物色来的一个名叫王得胜的军官跑步向前，高声大喊："王得胜迎接将军！"王即挥手微笑，登车出发。

◎结果还败了，真丢人。

进攻令（7）

抗议城隍

新疆军阀杨增新的一名译电员忽然三番五次地要自杀，说是迪化城的城隍爷要他去。杨增新于是给城隍写了一纸抗议书，派人送到城隍庙里宣读焚化。后来这名译电员还是吊死在城墙上。大概是译电员掌握的机密太多，行动又受限制，以致精神失常。

◎抗议错了。

上帝庙

新疆军阀杨增新在乌鲁木齐东门里修筑了一所庙宇，命名为"上帝庙"，庙里正殿正供着一个木牌位，上面有他手书的上帝字样，配享是孔夫子。每当新官上任之前，总要到上帝庙里来参拜，作出奉公守法的誓言。杨增新说，人欲是难填的，而宗教神佛在官吏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控制作用，现在唯有用上帝激发官吏们的"天良"，做事做人不超越"本分"，略补刑罚不足。

◎此上帝是哪家的？

考核

陆荣廷每次考核军官，先将欲考核者招来饮宴，暗中在桌上放一个大纸炮，酒过数巡，陆举杯敬酒，大家一齐举杯，就在这时，预先布置好的侍者将炮点燃，忽然轰隆一声，凡杯落者落选，面不改色、杯盏在握者给他带兵升官。

◎刘备来了准落选。

"赤化"与蚩尤

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讨"赤"。吴佩孚宣称今日之赤化党即古代蚩尤的绪余，因为蚩与赤同音云云。

◎文字学家会跟他拼命的。

"吴"有办法

吴佩孚晚年困居北平，自大秉性不改。他常说："人家说'无'有办法，而我则说'吴'有办法。我吴佩孚对国事是有办法的。我的潜势力大得很呀！我的势力深入华北各地，只要我一声号召，马上就可大军云集。"

◎幸亏姓吴。

绅士与流氓

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认为，吴佩孚的失败是由于过分依赖英美所致，他曾说："英美是国际绅士派，日本是流氓，如果打起仗来，绅士们会袖手旁观，而流氓却会帮助你。"

◎光脚的打得过穿鞋的。

厚脸皮

1922年，梁士诒内阁上台，吴佩孚大为不满，接二连三地发电切责。报纸上不断出现"吴秀才"的妙文，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曌檄》。尽管吴佩孚叫骂不休，梁士诒却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在回电中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还说什么"生平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的鬼话。吴又去电调侃他"不以逆耳见责，反许为直谅之友，不愧国相风度"，并劝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当到总理，脸皮不厚怎行？

效"庞统"

吴佩孚喜欢卖弄聪明，常效《三国演义》中的庞统--手中批文，口中发落，耳中听词。故常一面会客谈论问题，一面批阅文件处理公事，结果却常常出错。

◎尽信书不如无书。

看戏先拜天帝

1927年，吴佩孚败入四川，逢吴生辰，四川军阀范绍增特在重庆请来戏班，为之演戏三天以祝寿。每晨演戏前，吴必袍服冠带，先至城内关帝庙进香，然后到彩棚观戏。

◎装蒜！

没进展好

1931年，空头大帅吴佩孚被人从四川挤了出来，进入甘肃，途经文县时，地方士绅及官员前来迎接。宾主坐定之后，吴问该县的教育局长，这里的教育办得怎么样。局长说，这地方偏僻，文化不发达，小学虽有数十处，但只徒具形式，很难有进展。吴道："难进展还好，如果好进展，就坏了。"因为"现在的教育是男盗女娼的教育，男校里讲共产，女校里讲恋爱，这样的教育要它进展作甚？"

◎武人偏爱孔夫子。

张吴戏谑

"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由日归国，旋之寓居北平，与吴佩孚有往还。一次，在铁狮子胡同寓所，张、吴对饮。酒酣，张谓吴曰："大帅威镇华夏，忠义正直，可以关公等同，且亦排行第二。小子愿执鞭侍卫，追随周仓。"吴笑曰："周将军也有阁下如许之姬妾乎？"

◎吴大帅嫉妒了！

烂羊头

1926年，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攻下国民军占领的南口。吴拟了一个名单，由杜锡珪代理内阁名义加封参战有功将领。不料张学良受加封后却通电表示拒绝，并轻藐地说："承水军头（杜原为海军总司令，此时以海军总长代内阁总理）之命，腐烂羊头之赏。"结果奉系将领一股脑却封，只剩下直系将领受封了，弄得吴佩孚哭笑不得。

◎晒台。

"军阀"解

有人问吴佩孚"军阀"二字的意义，吴说："军不成阀，何以称尊，不尊何以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并口占一绝云：

豪气清澄照九天，

春夏秋冬情怡然。

敢云色相曾参透，

却信军阀有无边。

◎正名与平反。

吓唬

湖南唐生智赶走赵恒惕，与南方国民政府的联系日有不稳的趋向。这时吴佩孚接见了唐的代表欧阳任。吴拔出毛笔在纸中间写出一个"兵"字，画一个箭头指向纸的上方，然后写了一个"北"字说："我本来打算向北用兵"，接着又画了一个箭头指向纸的下方，写了一个"南"字，说："但也可以改为对南用兵。"

◎唬人的总有市场。

宣誓就职

1926年吴佩孚与奉系联合讨冯（玉祥），在保定宣誓就"讨贼军"总司令。仪式搞得古香古色，礼堂上大摆香案，祭奠关岳两位武圣人，焚烧黄表。吴佩孚带头行叩头大礼，于是自吴以下的将领也都随着吴佩孚，恭恭敬敬地三跪九叩。吴佩孚看见黄表燃烧得很旺，满面笑容地对左右说："黄表烧得这样旺，可见我们一定旗开得胜了。"

◎可能加煤油了。

卜友

张其锽与谭延闿为同榜进士，曾研究六壬之学五年，自称"无师自通"，而吴佩孚落难时也曾在北京摆过算命摊子，所以当张受谭支使派往吴部接洽时，二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张其锽遂一直跟随吴佩孚到死。

◎知音难得。

关门大帅

1932年，吴佩孚片甲不存，连卫队也被小军阀趁火打劫弄走了。张学良派专车将之迎到北平，每月给四千元生活费。吴住在什锦花园，把住处当成"大帅行辕"，照端他"孚威上将军"的架子，有参谋长、秘书长，还设有八大处，如军需处、承启处等，所有僚属每人每月生活费一律八元，关门大帅做得像模像样。

◎当今小皇帝们都是关门大帅。

进攻令（8）

一缸清水

1923年4月22日，值吴佩孚五十岁生日，各地军阀送礼如云，陕西军阀刘镇华破费最大，他送了吴佩孚许多金银古董，还有八十余把万民伞。冯玉祥也送来寿礼，不过只是一缸清水，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吴佩孚心中不悦，但也无可如何。

◎切不可把古人格言当真！

访客名片一提箱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声名大振，驻地洛阳一时门庭若市，各方要人、名人朝圣似的涌向洛阳。上至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蒙古王公，下至各类政客、议员、商绅，往往一天要接待二三十人。仅一年，各方来客的各片就装满了一尺见方的一手提箱。

◎墙上草，随风倒。

赛马与拍马

四川军阀杨森，1922年在川中被击败后，出川来到洛阳，请求吴佩孚的援助。杨森以偶然机会，参与吴佩孚和部下的赛马。吴本人善骑，并有意炫耀他的乘马本领，赛时，吴一马当先，众马只落得远远吃灰的份儿。而杨森精于骑术，始终保持在吴马左侧的半马身后，既不落后，又不越出吴的马首，大得吴佩孚的欢心。

◎骑马拍马，马屁经又出新喜。

死不认输

第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兵败如山倒，四面楚歌，还写了一张条子让人带给冯玉祥，上书："速行下野，以免殃及池鱼。贵部善后事宜，由兄负责。此致焕音弟，兄吴佩孚。"

◎倒驴不倒架。

慢慢地有法子先生

日俄战争期间，身为中尉的吴佩孚被袁世凯派去和日本情报机关一起搞情报。日本情报官有句口头禅，遇到事儿就问："这件事，你有法子没有？"问到别人头上，只要能推，谁肯揽事？几乎人人都答以："没法子。"唯独吴佩孚，他的答案倘不是"有"，他便告以："慢慢地想想看。"所以日本人称他："慢慢地有法子先生。"

◎逞能，好在此项公干，他混出一枚勋章、一匹马和一个媳妇。

英文源于中国

吴佩孚路过广安，在县立中学讲演，说："英文26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未有文字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简为繁，本源遂无人论及。"又谓："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河图洛书。"

◎幸亏他只是秀才，要是举人就该送精神病医院了。

能上能下

1924年4月，吴佩孚忽作惊人之举，请曹锟下令各巡阅使、各督军一律免兼师长之职。此议一出，各省督军及巡阅使大哗，因为他们如不亲兼一个师长，很可能就变成了空头督军和督使，最后被部下撵走。所以大家一齐发难，齐声谴责吴佩孚，山东督理（即督军郑士琦，兼第五师之长）通电表示："宁降一级叙用，辞山东督理，不辞第五师之长。"

◎按住枪杆子不放。又可美其名曰：能上能下。

妇人之见

吴佩孚微时投武卫军，与文案郭绪栋朝夕相处，结为兄弟。郭的二太太戈氏看不起吴，说："兄弟，说句话你可别恼，你大哥总说你将来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们儿并不两样儿？"

◎头发长见识短。

人家一借才重用

吴佩孚在北洋第三师曹锟部下，一直不得志，当一名马弁头儿--副官长。曹部驻防岳州。一次湖南将军汤芗铭在长沙召开民众团体大会，请曹锟参加，但曹懒得参与这种事，于是让副官吴佩孚代他参加。吴在会上侃侃而谈，引起汤芗铭的注意，过后便向曹锟借用吴。曹一见人家重视了，自己才舍不得，马上委任吴为麾下旅长。

◎人家看好了才是好。

江元虎触霉头

1922年，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江元虎到洛阳见吴佩孚，打算为在上海办一所大学向吴募捐，向吴说了些他的所谓新理论。不想吴听后拉下脸来，当面说江元虎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弄得江下不来台。

◎这小吴，一点面子也不讲。

会食

吴佩孚在洛阳，一日两餐，进食时间相当长，有客待客，无客则与幕僚同食，一个晚餐从下午四点开始，直到六、七点钟才能结束。吴称这种吃法为"会食"，不仅要吃，而且要谈，有时谈公事，有时听吴佩孚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聊天，他兴致一高，还会扯开喉咙引吭高歌、唱个没完。

◎该找个西方婆娘教教他，吃饭不许说话。

进攻令（9）

空等

吴佩孚1926年6月27日由保定启程，前往北京与张作霖会面。北京的奉系诸将到车站迎接，不料却空等一场。原来吴的幕僚张其锽在车上占了一卦："28日入京大吉。"因此吴在长辛店停车度过一宵，挨到28日才到京。

◎添乱。

看天布兵

1913年9月吴佩孚去兰州，在一次谈话中他说："作战时，要派一个参谋在早上6点钟看天气。如果云从左边来，敌人一定是从左边增加兵力，右边亦然。如果黑云从后边来，敌人一定抄袭我们的后方。"

◎派他去当气象员倒不错。

头上佛光

吴佩孚喜欢讲易经、春秋，但又很信佛，尝以佛自诩。一天，在闲谈中，忽然对部下说："我头上有佛光。你若不信，就用手向我头上摸摸看，必然会感到有一种力量把你的手拒住。"

◎气功大师。

春秋之笔

一次，吴佩孚与若干军阀在保定曹锟处吃饭。席间，吴佩孚突然向原苏督李纯的参谋长何丰林发问："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说："也不太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佩孚立即追问："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丰林说："不知道。"

吴立即沉下脸来，瞪起两只牛眼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真事！"

何丰林很窘，连说："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直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是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拙效《春秋》。

志同道合

"九一八"后吴佩孚在北平做寓公。有一次，蒋介石来到了北平，北平驻军和各界设宴招待蒋介石，特邀吴佩孚出席。席间，吴佩孚讲："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

◎如出一辙。

发誓种种

四川军阀刘湘为对付蒋介石的挖墙脚和渗透，在自己部队中组织了武德励进会。入会的军官都要填写一张誓词表。大意是：余誓以至诚拥护会长（刘湘），忠于团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严格保密，努力工作，如有违反，愿受……愿受以下空着，由填表人自己写甘愿受的罚责。有的填"愿受枪毙"，有的填"愿受杀头"，有的赌咒"愿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等等。

◎忠字舞。

茶壶队

曹瑛（曹锟弟）为某师师长，因他每天在妓院鬼混，很多妓院的杂役（俗称大茶壶），通过妓女和曹瑛的关系，都成为他手下的军官，二十六师营、连排长和参谋副官半数以上由这班人充任，当时天津人称二十六师为"茶壶队"。

◎当王八的可靠。

水遁

1926年，杨宇霆督苏，孙传芳率兵讨奉。江苏帮办陈调元亦有不稳之势。杨召开军事会议，见事不妙，借口去洗一个澡，结果陈调元等了一个小时不见杨出来，及去查看，杨早借"水遁"跑了。陈马上发电让前方车站截住杨，不想前方车站的译电员是个新手，译电从前至后一步步来（按惯例译重要急电均从后至前，因重要的事在后边），等到译出，已经让杨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大难不死，总要死。

作弊

1902年北洋新军先后成立了三个协。袁世凯为表示他"用人唯公"，经常用考试的办法提拔干部。王士珍和冯国璋都先后考上了协统，可段祺瑞却接连两次名落孙山，心中十分懊恼。及至第三次考试时，段已灰心之至，不料到了临考前一天，袁世凯派人悄悄把试题透给了他，又为他安排打通关节，使他稳稳考中，且稳获批准。后来段并不讳言这件事，每与二三密友谈及，认为"爱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冯二人也曾受过这种恩惠。

◎如没有考试，可叫老袁如何施恩？

进攻令（10）

宽厚

奉系干将汤玉麟带兵三十余年从未杀过一官一兵，部下犯错误，最大的责罚就是驱逐，过日再来，照旧留用。

◎原来虎毒不食子（部下）。

一场赌博赢一个县长

1931年韩复榘去某县视察，早晨上班时，科长某首先到场，县长某迟到了。韩马上下条子调升科长某做县长，县长某降为科长。其实某科长实因此夜彻夜打麻将，由赌场径去县府，故而来得早。因而留下"一场赌博赢得一个县长"的笑谈。

◎总有命好的。

拣了一支部队

1917年冬，鄂西军阀石星川部与湖北督军及援鄂的吴光新等部战于宜昌，石军溃散。在石部任闲职的夏斗寅在潜逃中捡到一箱子钞票，然后就举起团旗收拢散兵，开箱拿出钞票，凡有枪者各发五元，无枪者发一元，溃兵见有钱可发，纷纷报名登册，共集结二千余人。其中不少是湖北麻城人（夏之老乡），还有几个排长是夏的本家，从此夏就掌握了这支部队，成为一个小军阀。

◎天上也有掉馒头的时候。

陈小子和张杂种

张作霖一次在谈到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说："那边有个陈小子（指陈炯明），使孙中山北伐被迫停止（时孙中山与奉系曾暂时结盟），这边有个张杂种（张景惠）坏了事。"

◎就他自己没错。

何能为人做子？

洪宪帝制，张作霖被封为二等子爵。他问左右："子爵是怎么回事？"人家告诉他："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张作霖不悦："我何能为人做子？"

◎还是当爹好。

他见即是我见

直皖战前，张作霖问曹锟："三哥，边防军比你军力大，器械比你精，你有什么把握？"曹锟说："我没有把握，子玉（吴佩孚）说有把握，他的把握也就是我的把握。"

◎草包偏有撑腰的。

绿林大学毕业

北伐军兴，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联合对抗之。孙传芳的代表去济南见张宗昌，张宗昌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咱们一齐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

◎战争证明：还是绿林大学厉害。

大巫反被小巫欺

袁世凯当上总统后，身为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来晋见。袁接见他时，在案头放了四块嵌有珍珠的金表。张在谈话时，不时地注视着那四块金表，接见结束，袁就将表送给了张作霖。事后，袁对子女说张作霖真没见过世面，面露嘲笑和得意之色。其实，袁世凯显表和赠表都是笼络的权术，而张作霖也不过是故作贪婪之相，以示无异心、无大志而已。

◎装傻充愣有福。

西瓜换烟土

直皖战后，曹锟一度与张作霖关系密切，曹锟派人送一车西瓜出关给张作霖，张回赠的礼物是一车烟土。

◎是不是张大帅亏了？

如此大度

一次张作霖部下一位姓吴的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这个旅长正打算逃跑或自杀时，被张知道了，便叫他去当面询问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这旅长只好承认是做大豆生意亏挪了军饷。张愤恨地指责说："你这小子有几个脑袋，敢亏挪军饷，现在怎么办？"这旅长说正想自杀，来生再来报答大帅。于是张又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止值24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人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

◎绿林驭下术。

捧人的

1924年2月4日，张作霖在天津张园会见孙中山，对孙说："孙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唯我是反对共产，如共产党，虽流血在所不辞。"

◎会捧人也会棒人。

借头

奉省发生金融风潮，或谓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与钱商勾结之事，张作霖召之来，谓曰："外间讹言繁兴，欲借若头一用。"刘极口呼冤。张曰："如冤，可向冥府理之。"叱立毙之。

◎学曹操，失之太像。

进攻令（11）

直言不讳

清末，张作霖以"马贼"身份接受招安。清吏问他为何如此，他答曰："我想升官发财。"

◎匪门不打讹语。

咬牙陪输

王占元下野在天津当寓公，颇不安分，思谋复起。见张作霖势大，曲意交接。张每至天津，王辄不避风雨、不分昼夜坐他那黑色道奇牌津字五二八号汽车，对张趋前恐后地送往迎来。王与天津财阀章瑞廷陪张打牌，张的习性，凡赌总以独赢为快，章甘心输，输则能讨张喜欢，批准章承制军装，即获厚利，所以输钱毫不介意。王则吝啬成性，以每场必须干输数万元，内心心疼不已，但为希图东山再起，唯有哑巴吃黄连，咬牙应付。

◎不肉痛吗？

约法一章

张作霖曾说：昔汉高祖约法三章，老子只约法一章，干不好就枪毙。一日荫昌持囚犯文牍至堂上，张作霖略加研究，即手批一死字。荫昌争曰，其人罪不至死。张笑曰，咱在军中杀人如麻，眼都不眨一下，这算什么。

◎气死刘邦。

带鼓乐的土匪

张作霖在辽西八角台干"保险队"（土匪），将他领导的匪徒按照军事编制行事，出入八角台，队前均设有洋鼓洋号的乐队，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帜，声威浩大地巡行。一时八角台保险队远近闻名。

◎猪鼻子插葱。

这总统不是那总统

张作霖进京谒见袁世凯，军法处处长雷震春陪同。谒见中，袁问张与雷有何关系，张冒冒失失地答道："禀大总统，雷处长是咱的老总统。"雷急忙解释说："当年东北军队有两个总统（总统制官），左翼总统是张勋，右翼总统是震春。"他又回过头来教训张作霖说："现在的总统不比往日的总统，不能随便乱叫，你懂吗？"张作霖连连称是，心中却嘀咕这些滥称谓真让人糊涂！

◎我看他是装糊涂。

英雄和狗熊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大局已定，张作霖开军政首脑会议，在会上自责说："我用人不当，出了这样的败家子，对不起地方父老百姓。天下英雄多得很，你们另选高明来接替我吧。"大家面面相觑，吴俊升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张作霖离开会场，自然会上仍然以各团体代表的名义慰留"大帅"为东三省首脑。

◎以退为进。

装粗卖傻

张作霖自知自己非北洋嫡系，袁世凯未必能对他放心得下，1915年他首次进京谒见袁世凯，就故意装粗卖傻，见袁行跪拜大礼，立对莽词陋语，还故意将八大胡同所有妓馆统统包下，以致秽声四出，从而给袁以老粗无大志易于控制的印象。

◎也许他就是喜欢这样。

张作霖有关教育的训词

张作霖曾对教育界人士说："你们教书要注意，现在连个写好字的人也找不出来了。科学好，还能好过德国吗？不是亡国了吗（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主义好，还能有俄国的进步吗？现在连面包都吃不上，饿死多少人。你们要好好教导学生，勿走歧途，四书、五经、三国、列国，都要仔细念才行。"

◎四书五经与三国、列国并列，还是老粗本色。

恶电

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吉林各界也群起响应，领导者马骏等人。张作霖给坐镇长春的张作相去电话："本帅三青皮鞘、三千骑兵、三千健儿，制关内则不足，打吉林则有余，不知马（骏）、李（毅一）、韩（幽桐）、傅（哲）、张（遒仁），何许人也？急速将首级解奉。"

◎杀人有瘾。

你是俺亲爸爸

张宗昌投奔张作霖之后，由收编土匪和白俄起家，建成一旅，但由于他的队伍匪气太重，又种鸦片，故而声誉极差，张作霖有心加以遣散，于是派郭松龄为校阅委员，视察张部的演习情况，伺机加以解决。

演习过程想必苛刻，张部士兵爬冰卧雪被折磨得够呛。张宗昌躲到一边发牢骚，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子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

正在骂时，郭松龄突然推门进来，听到骂声就质问张说："你在骂谁？"

张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

郭大发雷霆，指着张的鼻梁骂道："我x你妈！这是我的口头语！"

只见张宗昌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别人还以为他要拔枪动武，殊不知他马上就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x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

一场风波化为乌有。郭反而对张有了好印象，认为他能容人，自然校阅完毕，回奉天讲了不少好话，裁撤之议遂息。

过后张宗昌对亲信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厚脸皮才能当大官。

进攻令（12）

滥批

张作霖本不知书，自当政以来，必日习数字，初仅能书姓名，继则能书准驳。某日秘书持公文至，为张讲公文大意，张援笔书一"准"字，秘书曰：此案宜驳不宜准也。张不假思索，即于"准"上加一"不"字。

◎总算能写两个字。

比疤

陆荣廷与张作霖均为草莽出身的军阀，人称"北张南陆"。一次张陆相会于北京太和殿，谈得投机，忽有一鸟掠殿飞过，陆拔枪便射，飞鸟应声落地。张时无枪且天上亦无飞鸟，比试不成，想出一招，大呼比赛比赛，立即脱衣扯裤说："看谁带花疤痕最多！"比试结果，张计有五十余处伤疤，而陆则有八十余处，张自愧弗如，连呼陆为大哥。

◎抢东西也不容易。

夺军火

1918年1月间，直系冯国璋从日本购置一批军火。皖系军师小扇子徐树铮将消息捅给张作霖，张遂派张景惠火速率军前去秦皇岛劫军火。张景惠先派手下人与冯国璋派来接军火的人聚赌饮酒，让冯的人大赢特赢，待军火从船上卸下、装上火车之际，遂强迫站长将火车转向沈阳方向开去。

◎冯该演一出"失空斩"了。

微服私访

曹锟任北洋第三镇统制（师长），自以为德才望俱不足，故往往做出许多莫名其妙的行径。第三镇官兵共一万余，岂有连统制官都不认识的道理？而他偏要微服私访，侦伺军中袍泽对于他的反应。他经常换上一袭弁目或者士兵的军装，独自一人跑到某一处营房里去，找他的部下闲聊，聊着聊着，准备聊到他自己的头上，每每这样发问："咱们新来的统制官怎么样？"回回都能捞到一大堆恭维和奉承。于是曹锟自以为深获军心，非常得志。

◎自己找奉承，便宜。

讳"和"字

袁世凯痛疾"共和"二字，文字之间恒不欲见。内廷三殿：太和、保和、中和之名，沿袭已久，袁托言和字嫌近日本而避之，饬将三殿更名承运、建极、体元。

◎与皇帝梦相冲。

以妻为质

杨森部下郭汝栋久有异志，密图倒杨。杨一方面布置讨伐郭汝栋，另一方面命人偕杨的第三个小老婆和一个儿子去郭部，换郭到总部开会。并表示："我杨森如对郭松云（郭汝栋字）有二意，可以把我妻、儿为质。"郭见状，也派其参赞黄某偕郭妻随行前去开会。双方都以妻为质。

◎妻子如衣服。

爱屋及乌

1912年7月，章太炎应黎元洪之邀到武汉观光，受到了一次极其隆重的招待，黎将章捧上了天，自然章也就对黎、对湖北大有好感，认为黎生活朴素，言词简明，态度稳重，平等待人，甚至"爱屋及乌"地认为："武汉首义之区，即女子亦殊不凡。"此时他断弦待续，在湖北征婚，对象以湖北籍女子为限。

◎湖北女子有福了。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阎锡山试图在蒋介石、日本、中共三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平衡，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舞步轻盈。

帝王之相

阎锡山曾说："看八字的说，我有帝王之相，除袁慰亭之外，说中国的伟人中，数我相貌最贵了。"又说："德国的一个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我肺部最好，是可活百岁以上。"

◎甘居第二已经不容易了。

奴才明训

阎锡山的爱将杨爱源有句名言："跟会长（指阎）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

◎当官和候补当官的听明白了！

打得过滚才叫圆

1931年4月，阎锡山反蒋失败，逃居大连的时候，回首前尘，感慨系之，写下一条政治格言："何谓智圆？初以为不必求解亦解，今则解之矣！打得过滚，才叫圆。此可体知，不可晓之。"

◎毛驴的法号就叫智圆。

进攻令（13）

"三三铁血团"

1939年，阎锡山成立了所谓"三三铁血团"，发起人28名，寓28宿之意。以后按一人介绍三人递层发展，28个发起人为第一层，每人所介绍的三个人为第二层，第二层介绍的人为第三层，层层发展，依次上推，预计要发展20层。仿青帮"大通悟学"排字法，按"铁血主公道"等字排辈分。歃血为盟，不仅要效忠阎锡山，还要忠于他的主张。"三三"又是"山山"的谐音，暗指阎锡山和山西。

◎有帮才好统治。

"洗心"与"自省"

阎锡山为了加强对部属的精神控制，于1918年成立了"洗心总社"，在各县成立"洗心分社"，又在太原建立了一座能容纳5000人的"自省堂"，各县也建一些小的"自省堂"。规定每周星期天为"洗心日"，要全体公职人员都到自省堂去自省与洗心。自省时先作长达10分钟之久的静默，然后由讲长"讲话""洗心"。

◎洗得干净吗？

毛驴将军

阎锡山爱骑毛驴，因为毛驴擅长爬山，山西又多山，且毛驴体低性驯，好骑易扶，阎骑驴出行左右必有五六人扶持。某外国记者见状，戏称阎为"毛驴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毛驴也特受优待，有专人伺候。阎锡山系统内部有句俏皮话："你真是会长（阎兼同志会会长）的毛驴，享尽福了。"

◎驴将军居然也八面玲珑。

补过

一次，阎锡山设宴款待蒋介石部下将领李文等人。酒过三巡，阎的侍卫突然发现李文和手下将领手中都掖着小型手枪，感到十分慌张，研究了半晌，还是前去如临大敌似的"有礼貌"地摘了李文等所佩之手枪。宴后阎锡山对侍从作了表扬，并说："事先不察是你们的最大失职；事后当机立断，表现了对领袖的忠贞，可以将功折罪。"

◎忠就好。

机场调配员

1949年，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前夕，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院长，由广州逃到成都，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亲自分配飞机座位。当时每天都有几百个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什么部长、次会、司长等一类人包围着他大吵大闹，都想早点弄到一个座位，好早点逃往台湾。

◎有权的小职员，给个总理都不换。

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

阎锡山曾大搞封官晋级，制发一种布制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奉送。时人讥讽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

◎滥羊头好解馋。

纸糊的铁路

阎锡山在1933年至1937年建成同蒲铁路。这条铁路是窄轨，为的是"有了事情，外面的火车进不来"。筑路的经费，既没有向外国借款，也没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只是靠山西自己印发纸钞，故而当时人们称这条铁路为"纸糊的铁路"。

◎勉强算件好事。

见什么人挂什么像

阎锡山的会客室里有很多"伟人"肖像，阎要接见哪方面的人，就把哪方面的像挂出来。

◎万一挂错可糟了。

白蚀米

1930年中原大战，冯阎战败。阎锡山被迫离开山西下野，但阎的势力仍在。蒋介石为了从根上挖掉阎锡山的基础，通过太原祥记公司先后送给颇有实力的阎系将领杨爱源九十万元。杨接到这笔款后，踌躇再三，还是将它与山西诸将平分，最后，他把各部领款收据汇总寄给蒋介石，连一个谢字也未提，蒋介石偷鸡不成白蚀两把米。

◎有此忠臣，阎锡山自豪去吧！

阎锡山的日记

阎锡山有日记一部，上起1931年，下至抗日战争时期，断断续续，时记时辍。一般日记是记每日发生的事情及思想活动，而他的日记却一不记事，二不记具体思想活动，满篇都是他阎锡山独家发明的格言哲理。原来，这就是阎锡山有意留下给人看的"阎氏格言录"。

◎日记就是给人看的。

让都督

辛亥革命，阎锡山作了山西都督。不久，阎与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联合的计划由于吴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而破产。北洋军重兵压境，阎锡山心虚胆怯，派人将都督大印送来让去，意欲卸下包袱，只身逃命，但大印送谁谁不要，阎窘急之下，竟声称要去五台山当和尚。后来，时局稳定，清帝将退位，阎就再也不提让都督的事情了。

◎和尚哪有都督好。

戒烟药饼

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团民政治"，内容之一就是禁、戒烟（鸦片）。但阎禁烟的办法很特别，是用鸦片制成"戒烟药饼"，由禁烟考核处专卖，规定烟民必须购买"戒烟药饼"，同时密令警察宪兵，凡买"戒烟药饼"开灯吸食者，不可查究。

◎丑东西总得披层纱。

健康与万岁

阎锡山曾规定，在各种集会场合，闻第一声称道阎锡山时，必须"一律立正"。还规定每周两小时组织课，专门讲授会长（指阎）传略，会长学说，会长言论。在办洪炉训练时，值日官看见阎登台即起立高呼"拥护会长"、"敬爱会长"，全场呼应。阎下台时又必须喊"会长健康"、"会长万岁"的口号以相送。

◎"万岁"和"健康"就是顺耳。

送父为质

由于阎锡山曾有同盟会员的头衔，所以袁世凯对阎担任山西都督总是放心不下。阎锡山为了自固，不惜卑辞厚币，向袁示诚，甚至为了令袁放心，竟将其父阎书堂和继母送往北京长住下来，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到京城开开眼界，实质上却是作为人质。这种以父母为质的做法，实在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宁舍爹不舍儿子，门槛精。

进攻令（14）

服务士制

阎锡山曾采用"服务士"来监视部下军师长。特地训练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少年做服务士，分配给军、师长每人两名。这两个服务士每天服侍军、师长，扫地、倒茶，什么都干，会客谈话都不能回避他们，他们有随时出入你寝室的自由。每天晚上，两个小服务士要把军、师长这一天的行止言谈写成报告，直接寄给阎锡山。于是阎锡山案头便堆满了诸如某师长食鸡一只、酒半斤、搓麻将半宿，骂部下某营长为王八蛋之类的报告。

◎多难堪的军、师长，跟老婆睡觉也有人看着。

炸了参观的

刘湘花重金从英、法购得十余架飞机，成立空军。一次刘的军官教育团学员，去广阳坝参观飞机投弹表演，不料炸弹竟投到了学员队伍里，将教育团监督的腿炸断。

◎治军无方。

忧国忧民与想妻思子

青海军阀马步芳与孙殿英战。情形紧急，形势严峻。有天他十分愁闷，蹲在门前，双手捧腮，低头不语。侍从人员立即摄影，并题上"忧国忧民"四字。马很满意，将相片分赠给团以上军官，作为战时留念。有人打趣说：看了照片，与其题上"忧国忧民"，不如写上"想妻思子"才对。

◎调侃有术。

靠帮

1942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在晋西建立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提出"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和"大哥令下，地动山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千里通风，万里报信，山主有难，速来搭救"的口号。

◎什么招都使。

不管饭的孝子

阎锡山常说："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对于金融事业，从银行到银号、到钱庄和典质业，他无不插手经营和控制。他的拿手戏就是滥发纸币。有"省行票""垦业票""铁路票""盐业票"，又有"信用券""土货券""合作券""食粮券""饲料券""饲草券"等变相的纸币。

◎钱比儿子管事。

身份证章

1935年，阎锡山在太原实行居民身份识别证制度。识别证系布制，盖有省政府的小章，有正方形、圆形证、椭圆形和三角形四种，分别代表不同身份，均佩戴于左胸，凡上街不带识别证者，即被扣押审讯。凡属政府官员，由所在机关主官负责担保，发给正方形证，系好人，取"贤良方正"的意思；市民和学生，能找到两家殷实铺保的发给圆形，属于次等好人；能找到一家铺保的发给椭圆形证，属于中人；只能找到两个人作保的发给三角形证，则被人认为"坏人"嫌疑，打入名册，行动受限。

◎方便了三岁孩子。

四不两好

段祺瑞不抽大烟，不好看戏，也不好游山玩水，唯嗜好下围棋和打牌。每日必有清客陪他玩牌和下棋。一生不置产业，缺钱花了，亲笔写张白条（不是支票），到金城、大陆（银行）就可以提出个千儿八百的。

◎围棋这一好倒成就点好事。

只打屁股不打脸

豫西土军阀别廷芳，对于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县长们表面上客客气气，但暗地里却禁止任何人同县府打交道。对官府派来的委员之流，话不投机，则大骂他们的长官，而不骂本人。他认为，骂是只能听、不能拿的。他们回去汇报，绝不会在稠人广众中对他的长官说别廷芳要日你妈。只要不把这些人杀了，就不算大伤面子。这套做法，就是所谓只打屁股不打脸政策。

◎他深知大家都是鸵鸟。

边喝边砍

新疆军阀杨增新打探到部下云南籍军官有不稳的迹象，于是就大开宴会。喝着喝着酒，他突然用手一指夏副官说："砍夏鼎！"马弁举刀头落，夏副官就掉脑袋了，在座的人目瞪口呆，可杨却若无其事，让大家继续喝酒。又过了一会儿，杨又突然一指炮兵营长，喝道："砍李寅！"李寅也就被杀了。在座的人目睹这两次凶杀，已经六神无主了，不知后一次刀会落在谁的头上。可杨仍让大家喝酒，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杀这二人，席终，人人抱头四散。

◎谁敢不怕。

美人换机车

辛亥革命，江浙联军攻下南京，清军守将张勋逃回徐州，张之爱妾小毛子却陷于联军之手。后来联军统帅徐绍桢派人将小毛子送还徐州，张一喜之下竟将他截扣的十四辆机车和八十辆客货车送给联军。

◎有人拿江山换呢，合适！便宜！

曹锟贩布

曹锟早年在大沽口教蒙馆，因教书没有息，改行做布贩子。一日推车贩布，路上碰见一位相面先生，打量了他一番，忽然走近前来揽生意，说他有七品县太爷之相，希图一点银子。不料曹锟听罢并不答话，劈头一巴掌打去，口中喃喃骂道："跟你素不相识，怎敢挖苦老子！"可回到家，细品相面先生之言，却不禁怦然心动，不由张狂起来，以致犯事投军。

◎欠人卦金还没给呢！

不忘本

吉林督军孟恩远微时为天津西天宝妓院伙计。后小站投军，跟随袁世凯得以发迹。孟贵不忘本，每至天津，必去西天宝，见鸨母，犹以姐妹相称，并于西天宝设筵，广为招揽贵客。在天津妓院中，西天宝遂盛于一时。

◎未尝不是一种美德。

老实人

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改编宁夏军阀马鸿宾部为第七师，马为师长。后来又升他为军长。但他无论写呈文、上报告，仍自称师长。冯问其原因，他说："实力只有一师，称师长名副其实。"冯闻之大悦，誉之为："谦谦君子，老诚练达。"

◎什么人喂什么药。

游戏电文

中原大战前夕，吴稚晖由南京发来电文，要冯玉祥罢兵止战。冯回电曰："顷接先生元电，迴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好看乎？请先生谅之。"几似《三国演义》诸葛亮骂王朗。

◎文人无行。

进攻令（15）

站岗

韩复榘当了河南省主席。一次冯玉祥在洛阳，要调韩复榘最精锐的手枪队给他当卫队，韩不愿意给，冯则立即派人把韩叫到洛阳，对韩大加训斥说："你现在当了主席，很威风了。好了，我这里没人守卫，你给我站岗去！"韩敢怒不敢言，只得乖乖地站到冯的门外，站了两个钟点的岗。

◎委屈了。

保护日商

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时，冯玉祥正率部在湖南常德驻扎。其时人民群众反日情绪高涨，时常与日本商人、浪人发生冲突，日本领事馆遂要求冯部镇压群众，保护日商。冯遂于每个日本商店门口派全副武装士兵两名，看见有人来买货便上前盘问，弄得日本商店门可罗雀，最后不得已又央求冯撤去"护兵"。

◎哭笑不得。

三鞠躬

1927年夏冯玉祥东出响应北伐，解西安之围，刘镇华败绩。经过张钫的疏通，刘镇华到开封去见冯玉祥。刘到了冯面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双足立正，向冯做九十度的三鞠躬，每鞠躬一次，口里说一句："镇华罪该万死。"冯过后对人说"雪亚（刘的字）颇有悔悟"。

◎礼多人不怪。

佛门斗法

唐生智意欲独树一帜，在衡阳请"顾和尚"主办过一次金光明法会。他的"主公"赵恒惕也不甘示弱，接着迎接黄教大师白喇嘛到长沙举办规模更大的金光明法会，一时妖气冲天，怪状百出。一场"佛门斗法"，背后却是刀光剑影。不久，唐生智就开始了驱赵行动。

◎谁的枪多，谁的法力高。

老蒋坠马

北伐军攻克长沙举行阅兵式。阅兵时唐生智将自己的一匹骏马让给蒋介石骑。当蒋检阅到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时，军乐队鼓乐大作，震耳欲聋，蒋的坐骑受惊，将老蒋掀翻在地，狼狈不堪，只得徒步检阅，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从此唐生智认为，老蒋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

◎唐梦潇尽爱做梦。

张冠李戴的党狱

湖南将军汤芗铭在湖南屡兴大狱，有汤屠户之名。一次他奉袁世凯之命，在湖南查办国民党要人。他开了一张43人的黑名单，由袁政府下令通缉。名单上有田凤丹，而田凤丹本是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别号，田打电报来质问，汤急忙回电解释说，这是录写人写错了，"把王凤丹写成了田凤丹"，但湖南省并无王凤丹其人。

◎抓人哪有抓那么准的？

没收礼品

1949年，西北马步芳与马鸿逵争权，青海参议会代表团去宁夏，马鸿逵对代表团褒贬了一通马步芳。马步芳大怒，命令代表团冷待马鸿逵。结果代表团连马鸿逵准备的宴席都没敢吃，匆匆离开宁夏，马鸿逵送给省参议会议员的高级衣料也为马步芳没收，转送到马步芳私邸去了。

◎心眼太小了。

劫车夺印

黎元洪虽然当的是空头总统，却视总统的印把子如命。1917年被张勋威胁退位时，曾派亲信携带印信躲入上海租界。1923年黎元洪复位后刚一年，又被直系军阀逼下台，这次，他又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结果被直系大将在天津劫道拦车，强索印信，黎寻死觅活闹了一通，最终还是把印交出来了事。

◎劫啥的都有。

老而不死

奉系财神王永江代理奉天省长，严峻而刻薄，奉天洮昌道道尹都林布者，历官州县府道，奉省老官僚也，久病屡假。一日续假呈至王永江，竟大笔一挥，批"老而不死"四字，既而擦去，然墨迹宛然，人皆能辨。盖恶其久病，不请辞职也。

◎武皇爱少不爱老。

要你生病

袁世凯在载沣当摄政王时曾被令"以是疾辞官"，他想要当皇帝，段祺瑞现在有点功高震主，于是依样画葫芦，让段祺瑞也"生病"，从而辞职让位。体强如牛的段祺瑞称病辞呈一上，袁一面下令说："本大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特给假两个月，并领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一面让肃政厅弹劾段之心腹徐树铮。无奈，段只好再上辞呈，戏做足了，袁世凯方才照准。

◎老贼自断臂膀。

武生

西北一个小军阀黄得贵平日穿紧身的短靠，鬓边插着一朵绒花，与京剧中的武生一样，在瓦岗镇起事时，誓师的誓词是："弟兄们！努力打进了兰州城，每人赏给一个好老婆，再给你们一盏上等的大烟灯。"

◎打仗跟演戏差不多。

进攻令（16）

看戏的军官挨鞭子

四川军阀罗泽洲部下旅长罗成章在南充城开了一个戏园子，并霸占一个坤角做妾。罗泽洲对此极为不满，但又无法禁止（罗成章是他的亲兄弟），于是下令严禁军官入园看戏。某夜，罗泽洲来到戏园，适逢罗成章旅的一个团长在园内看戏。罗泽洲登时大怒，破口大骂，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用马鞭将该团长暴打一顿，顿时剧场大乱。

◎看主人打狗。

操琴得祸

王永江在奉系主掌财政，财政厅科员孟某，热河人，能书，善操胡琴。王永江眷属居财政厅前，一日，王永江公子歌唱，孟某为之操琴，为王永江所闻，大怒，谓其不导其子于正，遽前批孟之颊，碎其胡琴，并撤其差使，敲掉了小科员的饭碗。

◎王必得音乐家之咒。

背走衙门

1922年下半年，徐树铮联孙讨直，在福建设置所谓"中华民国建国制置府"，运动福建地方实力派王永泉联合粤军进攻福建督军李厚基。事成后，王永泉嫌这个四不像的制置府碍眼，就派人买好一张福州去上海的头等舱船票，派人将徐树铮强胁上车，押解到马尾登轮，制置府遂一哄而散。次日，王永泉召集将领开会，说："咱们的制置使，我昨日已将他送走了。他的衙门也由这位制置使背走了。"

◎沉耶？轻耶？

孟恩远写"虎"字

吉林督军孟恩远不识字，唯能写草书一笔虎字，常以此赠人。他写虎字时专有一差官伺候，写到末尾一竖时将笔停在纸上不动，由差官乘势将纸向怀中一拉，因此这一竖又平又直，好像很有笔力，平竖不斜。他这一笔虎的中堂在东北流传甚多，一些小饭馆内也可以看到。

◎可借今日名家参考。

杀的和被杀的

同被授"卿"

1915年元旦，袁世凯公布"授卿令"，一批文武官员被授为上卿、中卿、少卿。特别的是，两个早登泉台的人物也被追赠为"卿"，一个是赵秉钧，被追赠为上卿；一个是宋教仁，被追赠为中卿。谋杀的和被谋杀的同被授"卿"，政坛滑稽戏莫过于此。

◎庄严中总有滑稽，看你找不找。

借天师传玉帝诏

袁世凯称帝，请龙虎山张天师入京。天师入觐，北省道纲司，阴阳司，各观道长，郊迎者万人。天师坐绦呢八人大轿，灵官乘马前行，法师两旁扶轿。轿前护法童子二人，法衣金绣，一捧令牌，一捧法水。天师冠五岳朝天冠，服黄缎清赐法衣，履高低金绣法鞋，手挽灵诀，由前门入，留京半日，在新华宫奏斋醮三坛。天师呈递叩奏云：奉玉皇诏，天门开瑞，日自联璧，圣主当阳，人神共庆，谨奏报云。袁世凯赐天师"洪天应道真君"号。

◎袁克定应去把赐号剥了。

促进和平

四川军阀混战，刘存厚、钟体道被逼退入汉中，好容易击退了追兵。钟体道以个人名义，制白毛巾数千条，书印"促进和平"四字，犒赏所部士兵。

◎狼发宣言说不吃羊。

半复辟

二次革命，张勋打下南京，就任江苏都督，他不挂民国的五色旗，而在都督府的辕门升起了一面写着斗大"张"字的大红旗。军中也不许悬挂民国的军旗，代之以红色白边的蜈蚣旗。军官要穿清朝的蓝色制服，兵士一律脑后垂辫。他绝对禁止在公文和口头上用"前清"两个字。他把总督衙门原有的吹鼓手和炮手都找了回来，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都督府的大柱子和上梁都重加装修，一律涂上了原有的朱红色。他又恢复了清朝的官制，如厘捐总办、督销总办、道台、知府、知县等，而且一律都用札委。知县衙门恢复了刑名老夫子和捕快，县太爷坐堂审案恢复了刑具。大小官员与院参谒要先递手本，见了大帅要行跪拜大礼，自称"卑职"，只许坐半边屁股。一时怪状四出，人称"半复辟"。

◎恋旧的人今天还有没有？

嗜马

石友三嗜爱玩马，当团长时就养了几匹好马，命名为"大白龙"、"黑风"、"菊花青"、"歪蹄"等。马每天都要刷洗，夏天马都有一件马衣，只露出眼和耳，以防蚊蝇，稍有污臭就把马夫打得头破血流。石部"弼马温"均由他的亲属担任。

◎爱马偏有驴性。

检阅瞎跛兵

张宗昌一次突然要检阅一个旅。该旅平日缺额甚多，无奈临时雇兵抓兵凑数，但一时间又抓不到那么多合适的，结果抓了不少跛子瞎子及高度近视的教书先生凑数。结果检阅起来，瞎子找不到队，跛子跟不上队，乱七八糟一片。点名的时候，有人忘了现编的姓名，忘了回答，有时点一个名几个人一齐回答。张宗昌大骂了一顿，停止检阅，但仍旧每兵赏洋二元。

◎坏脾气，好对付。

盖住了

东北军阀张作相虽念了几天私塾，可识字不多。一次，他的卫队团军士连第一期学生毕业，团长冯占海带着三名优秀毕业生去见张作相，张问这个毕业生中叫高铁篱的是哪里人，高回答是盖平。张作相想写个"盖"字，可拿起笔来却不知道这"盖"字怎么写。憋了一会儿，他问冯占海，冯也摇摇头说不会。最后令侍从写一"盖"字进呈。张看过后大笑了一会儿，对冯占海说："他妈拉巴子这'盖'字，把咱俩全给盖住了！"此后，人称高铁篱为"盖住了"。

◎盖了帽了！

进攻令（17）

只好骗老憨

抗战期间，军统特务文强在孙殿英部工作。一天，文强问孙殿英："老哥的庙会道收不收我这样一个徒弟，拜你为师，并在今晚为我传道呀？"孙道："老弟，甭胡扯了吧！我这一套只能骗骗老憨、'二百五'，还能骗上你么？庙会道骗不了读书人。"

◎自己倒是不糊涂。

闭关自守不要科学

四川军阀刘湘，1932年夏召开戍区教育会议，宣称："我统一四川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湘登时面赤语塞。

◎回去找找撰稿的秘书，毙了他。

讲不成忠孝节义

一次某军请孙殿英讲话。孙指着自己的鼻子朝着台下的官兵说："诸位知道我是谁？我就是孙麻子，也叫孙老殿。我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讲话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大道理你们的军长都讲过了，用不着我讲。我是老粗，也讲不成忠孝节义，我就不讲了。"

◎说实话好。

老蒋等于"南土"

1927年3月，四川军阀刘湘同时接到两封电报，一为武汉国民党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免去蒋介石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一为蒋介石等人以南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解散武汉党政联席会议。刘湘看了两个电报，认定蒋介石可以依靠，手里拿着南昌方面发出的那份通电，当众大声说道："这才是真正的'南土'（云南出的上等鸦片），过瘾，过瘾！"

◎杂牌烟怎么抽得？

炕被跳塌了

孙殿英进攻宁夏，宁青四马联合反击。孙部溃退后，青马乘机缴获孙军大批枪械弹药，只给了宁马一挺高射机枪。因此，马鸿逵大为不满，他说："宁夏好像赌场，他们赢了钱都拿去，我们的炕被跳塌了，就没人来管。"

◎谁叫你当庄家来着？

求救电

1925年4月，杨森为统一四川，首先攻打赖心辉，杨军压力甚大，赖部支持不住，各军阀又做壁上观。赖日夜盼援不至，愤极，发出一电致刘湘等，其文曰："衮衮诸公，槃槃大才。使我上吊，你们不来。时机一到，一齐下台。"

◎急了！

两件大事

孙殿英曾说，他认为蒋介石整天累年所做的只有两件大事，一是把钱怎样挣回来，二是把钱怎样撒出去。挣钱不容易，撒钱更不容易。

◎天下事不过如此。

刘湘论"英雄"

刘湘曾对人说："曹操煮酒论英雄，向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现在就四川而言，不客气还是二刘。刘自乾（刘文辉）感觉敏锐，遇事可以立刻决定办法，其缺点则是容易动摇，不能贯彻到底。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后，绝不中途变更。"

◎酒与梅安在？

战场再见

杨森与邓锡侯、罗泽洲等四川军阀联合倒刘（刘湘），刘湘意图瓦解倒刘军，派杨森的老师王陵基去见杨森，游说杨刘合作。无奈刘湘、杨森积怨太深，王此行毫无结果。王临上船还不死心，仍喋喋不休地劝杨，杨不为所动。王上船后，向杨挥手说："再见！"杨森亦挥手说："战场再见！"。

◎四川军阀打得文明。

对台戏

1935年秋，蒋介石在四川开办"峨山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以刘湘为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陈诚有次讲话，有刘湘在场。他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滥飞机来。也叫空军，连封信也不敢送去。"明明指着鼻子骂刘湘。刘隐忍不发。轮到刘湘讲话时，他就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对强、以软对硬的特种战术。暗指要反抗中央军。

◎硬撑。

青天鉴

蒋介石为刺探韩复榘的情报，特派一名特务伪装成"阴阳先生"打入韩的身边，韩很迷信，常让人看卜问卦。那个特务还真小有其术，居然骗得了韩的信任，他自称"青天鉴"，投韩所好，常为其解梦、占卜。后来，蒋介石利用这个"青天鉴"之助，将韩骗到开封枪毙了。

◎魏征哭死了。

进攻令（18）

混帐事

刘湘死后，蒋介石为了分化刘湘旧部，命王缵绪（刘之军长）为四川省代主席。蒋问王有几个儿子，王答："因为多娶了几个老婆，便多生了几个儿子，我一生就做了这件混账事。"后来王私下对人说："我多接几个老婆，蒋还不是多接几个老婆，我混账，他不是一样混账吗？我在幽默他呀！"

◎都挺混账。

九头鸟难缠

何成浚任蒋介石的驻鄂靖绥主任，夏斗寅为湖北省主席，二人相互攻讦，争权夺利。夏常去蒋介石面前哭诉何的不是，一次竟然下跪，引起蒋的反感。就在夏下跪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湖北军政要人的大会上大发雷霆说："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作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个屁也不敢放！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成何体统！真是省政府主席无耻，省党部委员也无耻！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真是难缠！"

◎伤众了。

穿小鞋

蒋介石秘密捕杀韩复榘。韩临死前说："我的鞋太小，有些挤脚。"

◎谁叫你给人家吃"新生活饭"？

舍利子保命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拿贵州军阀王天培开刀煞气，王天培很迷信，临刑前还拿出一颗"舍利子"，希图佛法保命。

◎白瞎了舍利子，和尚该哭了。

顾左右而言他

1941年1月3日，蒋介石上门拜访冯玉祥。蒋走进客厅，想从墙上发现自己的照片，结果没找到。只见墙上挂着一张条幅和一副对联，条幅写着苏轼《留侯论》中的几句话："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对联写的是明朝人讽刺不说话不做事的大臣的两句话："纸糊之阁老，泥塑之尚书"。蒋看后赞口连连，竟问冯玉祥："这是你作的吗？"当冯把出处渊源告诉蒋时，蒋忙顾左右而言他。

◎比学问。

儿子也不当政容

北伐之后，蒋介石曾派张群去杭州劝孙传芳与北伐军合作。会谈时张群见孙说古论今侃侃而谈，便说："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很像一个政客。"孙传芳怫然不悦，说："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政客是妓女，军阀是嫖客。

"战略物资"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派何成睿统辖平汉线一带的杂牌军以对付冯阎。何将总指挥部设在河南漯河，从汉口运来两种"战略物资"，一是一批有名的中外厨师，二是一群高等妓女。同时在漯河街上布置了一个"军中之家"，一应设备，都很考究。在战争期间就靠这两种"战略物资""供应"各杂牌军将领，为蒋介石稳住了平汉路的战线。

◎妇人在军中，大吉，大喜。

蒋干盗书

1940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调为远征军司令长官，按理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应升是职，但蒋介石却把蒋鼎文调来当司令长官。蒋鼎文到任，孙开了个盛大的欢迎会，演京剧"群英会"，其中"蒋干盗书"一折，饰蒋干的丑角表演得特别突出，一丑压百正，明白地丑化揶揄蒋鼎文"盗官"。

◎应编一本戏剧政治学。

圈人作党员

贵州军阀周西成对贵州控制很严，不允许外人插足。蒋介石攫取中央政权后，派人到贵州主持党务，要在贵州发展国民党党员。周西成说：不必个别吸收，我代表贵州七百万人全体入党。旋由政务厅把全省的户口册交了一份给省党部。省党部只好随便圈了一些贵阳的户口作为党员，其中还有鸦片烟馆的堂倌。

◎名副其实。

千里驴

有聊城乡人通过韩复榘的亲信对韩说，他养了一只驴，能日行千里，准备献给省府。韩闻之大喜，将那驴找来一看，果然不同凡驴，毛色绛紫，而四条腿上长着麒麟式的长毛，一派奇相。当即令在院中试跑，快如飞马。韩见状喜不自禁，重赏养驴人，为邀功扬名又特意给南京蒋介石去电，称山东发现了一只"千里驴"，不仅长相奇特，而且跑得也快，准备进献到南京云云。蒋介石接电后也十分高兴，心想驴能日行千里，堪称国宝一件。当即复电韩将驴送来。"千里驴"送京后，蒋和一班政府大员前往观看，并让驴试跑，结果，那驴短跑还可以，而放长跑，则渐渐露出本相，与一般驴并无不同。一时搞得老蒋哭笑不得，大家败兴而归，大骂韩复榘混蛋。韩用"千里驴"拍马，却拍在了马腿上。

◎驴马近亲，让驴去拍马，自是走亲戚。

进攻令（19）

兄不如弟

1942年蒋介石去西宁，马步青、马步芳兄弟诚惶诚恐，小心接待。有次蒋介石在堂院里坐着自带的藤椅，扮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阅览《胡曾治兵语录》，马步芳乘机侍立于其侧，一动不动立正站了一小时。而马步青则在外院副官处打盹，及至有人提醒他去随侍，他还不敢前往。此后，蒋感到马氏兄弟兄不如弟，马步芳日益占上风，马步青的兵反而也让给了弟弟，马步芳并获得了一批美式装备。

◎谁叫你打盹来着！

两面伸手

1930年中原大战，胶东军阀刘珍年受到蒋介石和冯、阎两方面的拉拢，刘从开仗到战争结束，两面要钱要枪，既不表态偏甲偏乙，也不宣布中立，引起两方的不满。

◎钱多不咬手。

总指挥吃屎了

1927年5月，江西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和政治工作人员出境。不久，武汉政府所属部队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朱马上又派人到武汉，装出一副很沉痛的样子对几位原朱部的政治部主任说道："很对不住几位，总指挥（指朱培德）特意派我来向几位道歉，总指挥亲自说啦，他这一生就是这一次做出了这样对不住人的事。他说他是吃了屎啦，他说他真是吃了屎啦。请几位多多原谅。好在大家为的都是革命，又是同乡人，几位总可以包涵的。你们走后，全军的人都想念你们。休息几天后，还是请回去帮忙。"后来，冯玉祥又在徐州与蒋介石会了面，时局又变化了，朱的邀请遂无声无息了。

◎还是吃屎了。

骑驴逃命

1927年5月，杨森奉蒋介石之命，出川进攻武汉，结果被打得大败，杨森急切之中换上便衣，拉了磨坊一头驴，仓皇逃命。

◎毛驴有功于军阀多矣！

如此劝降

刘珍年，字儒席，原系张宗昌部下旅长，时张拥兵二十余万，一个小小旅长的刘根本就没被放在眼里。后来，刘叛变投蒋介石，张宗昌与褚玉璞回光返照组织反扑，张褚联军将刘包围于山东牟平，久攻不下。张宗昌坐到系在城西一棵大树上的小板凳上，对城内嘶声喊叫："儒席老弟，快出来吧！自家人打什么仗？我以前不知道部下有您这么个好人才，班平秀（刘原来的军长）也没报告，我真是瞎了眼，班平秀也瞎了眼。我要是早知道，早把全军交给您指挥了。"

◎跟婆娘一般唠叨。

叫花子连棒棒都没得

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瑭，掌握刘文辉嫡系的一个师，1940年刘元瑭受蒋介石利诱，将率部队投靠胡宗昌。不料军队尚未开拔，所辖三个团就被刘文辉挖去了两个，刘元瑭带着残余部队去见胡宗南。胡见他部队如此七零八落，哪里把他看在眼里，破口骂道："叫花子连棒棒都没得！"

◎枪是亲爹。

挖宝

中原大战后，马鸿逵加入蒋介石一边，战后占据了泰安周围十几个县。马听说泰山脚下某处有宝，遂派一个班的士兵挖宝，连挖三天什么也没挖到，后来又借修什么纪念碑的名义加派一个团来挖，日夜加班又挖了八天，终于挖到了唐明皇封禅的一块刻有祭天文告的翡翠。

◎钱串子脑袋。

新生活饭

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在"新生活运动期间"，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济南，韩复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备"新生活饭"招待，黄米窝头加白菜、豆角、鱼、虾四个菜。同年，孔祥熙来济，韩仍用"新生活饭"招待之，小米饭加大明湖产的蒲菜、芦苇等。蒋、孔等直憋气，却又说不出什么来。

◎难怪后来挨枪毙。

机不可失

广东军阀陈济棠意欲反蒋，先是命他哥哥陈维周到处看风水，找一处龙穴吉地来移葬他们的母亲，从而护佑陈济棠能取代蒋介石得天下。后来又听信江湖术士之言：机不可失，决然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不料广东空军却被蒋介石收买，一股脑儿飞往南京，陈至此方悟：原来是这么个"机"不可失！

◎领会错了。

比祖坟

广东军阀陈济棠听信其兄陈维周之言，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圣地。1935年，其兄特地去浙江奉化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回来后，陈维周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介石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从而进一步坚定了陈济棠反蒋的决心。

◎祖坟青烟还没冒。

进攻令（20）

木剑刺蒋

1936年，陈济棠发动反蒋，召集将领在燕广军校礼堂宣誓。宣誓前，他先派人在军校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前，陈亲自唱名，各将领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连刺三剑。

◎木剑哪能济事。

滑稽政变

1931年，龙云在云南进行军队整编，触及军队高级将领的利益。于是卢汉等四个师长召开"倒龙"会议，在昆明贴出标语，却是号召军队忠于龙云，要消灭唐继尧的势力。会后，四师长给龙云送交了一封"最后通牒"，要求"清君侧"，驱逐龙云几个谋士，并已动手逮捕了其中几个。龙云闻变，立即离开昆明，以回乡扫墓为名，在昆明不远处隐蔽下来。龙云的突然出走，反而使四师长不安起来，他们又发了一个通电，再次攻击那个已经不在人世了的唐继尧。最后在龙云得到了蒋介石支持的情况下，四师长中的三个彻底屈服，亲赴龙云住处，下跪痛哭，自认错误。一场政变从此烟消云散。

◎心不狠不能做大事。

嘴甜和嘴不甜的

韩复榘见蒋介石，宋美龄每称之以"常胜将军"。韩为此很得意，每对人言：蒋夫人见到我，总喊我"常胜将军"，从不喊我名字。我的老上级冯先生见了我，则是"韩复榘长，韩复榘短"地喊我，连个向方（韩的字）也不肯叫。

◎人不怕恭维。

马主席送马

马鸿宾当甘肃省主席，为了巴结上头，给蒋介石和中枢要人送马致敬。拟送蒋介石4匹，何应钦2匹，张学良2匹，邵力子1匹。送马代表到了南京，先见马鸿宾的叔父马福祥，交阅致各要人的信件。马认为措辞不当，另行改写，又看了所送的马匹，经过长途跋涉，毛皮干燥，上乘变为下驷。结果送马代表连要人的大门都没进去。

◎惜哉，马匹不会拍马。

兵多官少

罗泽洲是四川军阀中最不乐意出头招风的一个，别人都是编制大、帽子大而枪少兵少，而他却偏偏帽子小而人多枪多，他受蒋介石委任当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却也不放二十八军（邓锡侯部）第十一师师长的头衔。他最盛时拥有过十八个团，相当于四个师的兵力，装备也超过其他川军水平，但终其一生，他的部队始终没能打出"高于师的旗帜"。

◎小农意识。

至死不悟

1935年蒋介石收买了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下的两个师长，用内外夹攻的办法逼迫王下台。两位师长对王软硬兼施，公然提出劝王下台，他二人还虚情假意地表示将来决不负王。王家烈死到临头仍不觉悟，居然提出让两位师长去城隍庙发誓，表明心迹。当然，师长们也发誓了，王家烈也就乖乖地下台滚出了贵州。

◎榆木脑袋。

护鸡不护人

1928年春，张宗昌与孙传芳率残军与蒋介石的北伐军激战，节节败退。时柴勤唐为山东盐运使，山东悟善社乩坛即由其创办。他乘机向张宗昌献策说："悟善社习有法术，可避枪弹。"张与孙商量，乃令柴带同习法术士赴泰山试法，习法术士将符缚于鸡身，以枪击之，鸡果然不伤。张、孙大喜，以为恃此可以抵御敌军，当即令法师昼夜画符，令士兵各佩一道，不料符护鸡不护人，士兵照样着枪即死。

◎鸡比人有福。

提"议员"

1918年，段祺瑞为收买曹锟，授意安福国会选举曹为副总统。可议员们嫌段出价太低，不愿投票，四散寻乐。安福大将王揖唐使派员四处提人。其中一路去天津妓院，一口气捉了四十多名议员，然后将这些"肉票"挟持上北京来的专车，押往议院投票。尽管如此，仍然凑不够法定人数，曹锟的副总统之梦到底未圆。

◎大索京师如何？

可否

陈炯明在担任清朝广东咨议局议员时，曾提出一项禁赌议案。由于赌商的贿赂，大多数议员反对此案。于是，陈炯明在表决该案时提出，用记名表决取代惯行的起立表决，赞成禁赌者书一"可"字，不赞成者书一"否"字。表决结果，赞成者只得20票，否决者得35票，此案未获通过。但表决名单，则被陈炯明获知，由时任咨议局书记员的邹鲁把议场情形，全部"可"、"否"票的名单送付报馆发表。顿时弄得"否"派议员声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辞呈。

◎还是有聪明人。

谁也不放心

后起的新疆军阀盛世才，猜忌心极大，对谁也不放心。督办公署大门的钥匙原来由他弟弟拿着，后来他居然从弟弟之手要过来放到他自己的枕头底下。

◎小肚鸡肠。

骈文误事

1923年，黎元洪被直系诸将索饷撵出了北京，躲入天津租界。但他依旧以总统自居，常有公函送达该年的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说东道西。符礼德开初还把他当一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文件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骈体文，葡公使的华文秘书没有熟读佩文韵府，很难领会，只好不译了，公使遂在公使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此项文件无转送之必要。

◎掉书袋的挨杀。

毛驴突围

张宗昌的早年军旅生涯中，曾率一混成旅入湘作战，被南军包围，无计可施。部下褚玉璞急中生智，将作运输用的百头小毛驴赶作前驱，向西北方向突围，张宗昌率大队随后，突围后，百头毛驴无一生存。

◎爹亲娘亲不如驴亲。

受降戏

直皖战争，皖系战败。皖系前敌总指挥曲同丰被俘。曹锟本人并未参与战事，偏要过一过受降的瘾，于是在保定光园（曹宅）令曲同丰向曹锟行献刀投降典礼。曲同丰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道："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绝不再与贵军为敌。"曹锟双手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道："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转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等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

◎曹锟没白捧戏子，学得像。

进攻令（21）

垂帘考试

西北军阀马鸿宾主政甘肃，主持县长考试。为表示他的大公无私，中悬幕布，隔幕问答，然而依旧任人唯亲。

◎男人也垂帘，西太后真多此一举。

文明结婚

张宗昌一次异想天开，要搞一次"文明结婚"。以十万元的聘金强拉一个妓女和他结婚。因文明结婚需有双方的主婚人，所以他从掖县请来他父亲。但那妓女只有假母而没有父亲，张特给五千元予顾问蓝某，让他先跟妓女的假母结婚。这样双方都拥有了"父亲"主婚。结婚时大肆铺张，甚至派专人从上海定制一双绣花鞋。

◎时髦病。

冒名顶替

四川军阀罗泽洲，本名罗鼎臣，1912年年初，他用罗鼎臣这个本名报考四川陆军之官学校第二期，结果榜上无名。但罗不死心，开学那天，他混入一群被录取学生中间，适逢有一与他同姓而名泽洲的学生未到，点名时，一呼再呼，都没人答应，至三呼时，罗鼎臣大胆应名，因得以顶替入校，并终生以泽洲为名。

◎胆大自得将军做。

赔了夫人又折金

湖北军阀夏斗寅有爱妾王锦兰，拱之若璧，夏之全部金银珠宝及外国银行存折，均交她保管。后来，随着夏斗寅出入国民党官场，王锦兰在南京认识了CC系大将军朱家骅，经常与朱出入牌场、舞厅，夏也乐得以此交结CC要人。不想，一日王突然席卷夏之珠宝存款私奔于朱，朱将之藏之密室。两年后，朱王二人正式结婚。夏肝火大盛，意欲找朱拼命，无奈自己已手无兵权，下野赋闲，朱却来头势大，只好自认晦气了事。

◎没有了枪，连老婆也看不住。

不死不降不走

皖系战败，安福要人纷纷作鸟兽散，出国、逃入东交民巷。唯段祺瑞不逃、不走、不自尽，终日在家中静坐，一语不发，无论谁跟他说话，他都以摇头作答。

◎装死也是功夫。

用麻将赢军饷

1921年，湖北小军阀夏斗寅寄居湖南赵恒惕屋檐下，粮饷不继，夏部三个营，每人每天仅发一个铜圆做菜金，后来连这点钱也没了。夏斗寅愁肠百结，终日昏睡，一筹莫展。正在穷极无聊之时，有个轮船公司经理邀夏玩牌，夏因囊空如洗，推辞不去。但那位经理打包票说，绝不为难夏司令，夏方敢前往。不料第一次麻雀战，夏竟赢了六千元。初战告捷，大喜过望，从此便带上小老婆每天在牌桌上鏖战。结果屡战屡胜，共赢得两万元大洋，用作军饷，终于渡过了难关。

◎人一走时气，枪都打不着。

匾中盖戳

京师步兵统领江朝宗字写得不好，但最爱给人写字。有人请他写横匾，他写完之后在匾的正中盖上一个"迪威上将军"的戳子。

◎大印的威风。

津贴

张宗昌嗜赌，一掷数万金无吝色。湘人薛大可主持《黄报》也豪于赌，明日断饮，今宵必罄其所有不可。张宗昌大奇之。薛遂以津助《黄报》为请，总向张要钱。有所得则携赴赌场，一夕而尽，明日再要。某日，张宗昌一次予薛公债三十万，薛不期年挥霍将尽，《黄报》风雨飘摇如故。时人心为两奇：盖自有津贴以来，未有如张之豪放者；自有报纸以来，亦未有如薛之善用津贴者。

◎惺惺惜惺惺。

一串念珠顶几师军队

四川军阀刘文辉退踞西康，因康区藏民多，所以他信起了喇嘛教，对康区所有知名的喇嘛、活佛都很尊敬，让子女去给他们叩头，平时手不离念珠，每天必抽出一定时间念经。结果康区的藏民一直没有闹事，人称刘自乾（刘的字）的一串念珠能顶好几师军队。

◎佛法无边。

抢贴"红告"

1925年秋，四川各派军阀联合进攻"木秀于林"的杨森，在杨森将要逃出成都之时，罗泽洲（军官系军阀）派人持"红告"（旧制，凡新官上任，必先用红纸写一张告示贴在新官职所的门首，宣布他奉上级委任，于某天前来接任，这种告示叫"红告"）潜入成都，乘杨森弃守、联军各部尚未进城之际，将"红告"张贴于成都市政公所（即市政府和东门统捐处等重要行政部门门首，先抢上肥缺再说）。

◎占上茅坑再说。

防"逃"高招

1928年，杨森在倒刘（湘）战争中失败，防地尽失，极为困窘，军饷要靠人接济，人称他"滚龙"，杨部士兵夜间要脱裤子睡觉，以防止逃跑，其实杨森此举连带有节约服装之功效。

◎堪评节约标兵。

进攻令（22）

人情做到底

袁世凯病死，遗令以副总统接任，但段祺瑞很不高兴，就总统问题拟就内阁致各省军民长官的通电，上面写道："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徐世昌）颇为各方推重。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以副总统继任，故依法推黎公继任大总统。"张国淦见了，说："做人情索性做到底，不要让人家看了不痛快。"于是段提起笔来，删去了那些使黎不痛快的词句。

◎烧香何必得罪菩萨。

灶下将军

四川军阀刘存厚与钟体道在陕西汉中火并。刘布置下鸿门宴，钟席间脱逃，跑到街上，被刘的士兵追赶不迭，躲入一家饭店。饭店伙计将他藏进烤点心的烤灶下面，躲过刘军搜捕。等到他的部下赶来将他从灶下抬出时，他已经半人半鬼，狼狈不堪，脚上只有一只鞋。

◎本来就是一块点心：吃货。

因祸得福

二次革命，川军熊克武反袁，与滇军开战，败绩。杨森被滇军黄毓成部俘虏。一天黄视察俘虏，集合俘虏训话，问道："你们当中是军官的，向前五步！"俘虏们没有一个敢动，唯独杨森挺胸而出，迈出五步，立正向黄毓喊道："报告司令官，我是少校营长杨森！"黄见他精明强悍，颇有胆量，就把他带回司令部作副官。

◎撑死胆大的。

火羊阵

国民军张之江进攻奉系李景林部占据之天津，双方拉锯数日，相持不下。张之江忽心生一计，购得山羊数百，头角扎火把，尾燃鞭炮，大摆"火羊阵"。不料"火羊"们却不像昔日田单之火牛直冲敌阵，而是四下乱跑。结果，除了让阵地双方士兵都吃了一些烧羊肉外，毫无所得。

◎田单在九泉之下也得闻羊肉而色动。

买军队

1921年，唐继尧被顾品珍赶出云南，寓居香港，图谋东山再起。他派朱培德持二十万港币，只身赴驻扎在桂林的驻粤滇军，秘密会见滇军各团团长，每团送港币三万，遂群起赶走了滇军总指挥杨益谦，夺得了指挥权。凭借这支买来的军队，又打回了云南。

◎还是阿堵物好使。

考几何

湖南军阀何键青年时代入湖北陆军中学学习，理科成绩极差。一次考几何学，他眼看要交白卷，随便在卷子上写："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大富贵耶？"阅卷教师后来当着众学生的面说："何键，你在几何学的考卷上写了许多'几何'，这个几何，那个几何，真是叫人开心呢！"

◎真想考考他什么叫点线面。

一把火烧光

杨森赶走熊克武，做上了四川督理，在成都大修马路，强行拆毁民房不予赔偿。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前去请愿，杨森虎下脸来斥责说："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当时成都小报出了一副语意双关的对联：

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

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

◎今日观之，还是做了点好事。

警察狗

张宗昌督鲁，搜刮无所不用其极。曾开"狗捐"，民间养狗，一律纳狗捐，每只狗纳洋五角，后来涨至六元。纳过捐后，发一小牌，上书"警察厅"字样，挂在狗颈上。

◎自供。

特别加恩

四川将军陈宦，一天突然对他的卫队官兵特别加恩，准许他们之中有带家眷的可以携眷到督署所在地古皇城居住。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结果卫队大喜，没有家眷的也找了妓女，一窝蜂地挤进古皇城，弄得乱糟糟一团，陈宦无奈，又下令将他们全哄走。

◎有福同享。

跟班陈二

陈二是王怀庆最亲昵的副官。出外散步，一阵凉风吹过，王即双臂向后一垂，陈二已将衣服穿在他身上；想要便溺，陈二又马上会为他解带宽衣并揩污。王怀庆的部下无不奉承这位陈二爷，有些机关为了讨好王怀庆，还每月送陈二爷一份干薪。每逢"三节""两寿"，官员们为王拜节祝寿时，都要给陈二单送一份。

◎唐明皇一日离了杨贵妃便吃饭不香，王怀庆一日离了陈二爷则拉屎不畅。

升官图

黑龙江督军兼省长毕桂芳为夫人祝寿，大开宴席，大演其戏。席间，撤职查办的泰来县县长，登门贺寿，行着三跪九叩的大礼，礼毕长跪不起，说："本县绅士诬告我，请太太替我做主。"毕督军一面笑一面搀起他："这点儿小事用不着太太做主，我就替她做主吧，好了，回任当差去吧！"

◎军阀也兴有"女政委"。

进攻令（23）

委屈了老弟

曹锟一上台，西方国家公使便提出要惩办临城劫车案负有责任的山东督军，否则不支持曹政府。曹锟只好准许山东督军田中玉"辞职"，升他为空有虚名的上将军。不料洋人仍旧不买账，说升为上将是奖励不是惩罚。无奈，曹只好亲自出马劝田中玉自动辞去上将军以免政府为难。田大怒不允，曹央求道："老弟委屈点，看我的面子。"

◎见了洋人腿就软。

杨森的"四化"

杨森为加强对部属的控制，提出"本军系统化，行动纪律化，思想革命化"，以及在军中实行"公筷化"，即吃饭夹菜用公筷。一天，杨森请全军校以上体育教官吃饭，由参谋长鲜光俊作陪，主客围着圆桌就坐，大家一看只八个人，却摆十六双筷子。杨森见大家坐定就宣布：我提倡卫生，每个人摆两双筷子，一双用来夹菜，一双自己吃饭用。结果刚一进餐，鲜参谋长就犯了规，夹菜没用"公筷"，杨森把脸一板，喊："停止！"然后宣布："今天吃饭就到这里！"说罢转身走了。

◎又是卫生标兵。

不理

奉系内当家王永江埋头内政，从不与外部交接。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有曾任北京政府总长者，致长函于王，颇关政要，王阅后竟援笔批"不理"二字，置之脑后。

◎光荣孤立。

左边的生，右边的死

韩复榘喜欢亲自审案，但往往只问三五句，有时甚至一句不问，只凭"看相"定夺。他问案还有一个惯例，凡案犯要释放的站左边，要枪决的站右边。问案结束，稀里糊涂的，左边站的突获重生，大喊"韩青天"，右边站的如雷轰顶，大呼冤枉。韩在称颂和喧闹中退堂了事。

◎"左派"万岁！

谢电

张勋在徐州组织"督军团"，跋扈之极。各方诸侯也乐得看他表演，唱头台戏，凡有"盟主发电，各方一致响应"。一次张勋发现响应电少了福建督军李厚基的，不禁拍案而起："李培之（李厚基字）什么东西！"这个消息早有人密告李，吓得李急忙来电谢罪，怪他的秘书不该耽误了发电时间。后来选举副总统的时候，张命各省盟友通电为徐世昌（字东海）捧场，李回电说："我看与其拥戴东海，不如拥戴我师。"

◎补充拍马。

酒后吐真言

一天，张勋到南京与冯国璋相见。张多喝了几盅老酒，酒后吐露真言说："老头子（指袁世凯）打了密电来，叫我调查你的行动。"冯不慌不忙地说："是吗？"他也从案卷中抽出一张电报来，递到张勋的手里，说道："这就是老头子叫我注意你的行动的密电。"

◎离间不能说破。

家丧与国难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主政吉林的张作相正在锦州为他父亲发丧。他置国难于不顾，一心埋头治丧。张父停灵七七四十九天，参加葬礼的人中，光是荐任官以上资格的就有几百人，总共有三四千人之多，锦州市所有大旅店、饭庄，全部包下来专门伺候张。招待客人的大小"知客"就有五六十人。

◎国亡何如爹死？

背台词

二次革命失败后，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原都督谭延闿被令入京待罪。谭在入京之前，每天拿着一张纸头，躲在房里默诵不已，原来是事先预设好的袁世凯与他的问答词，袁如何问，他就如何答，事先背好台词，以免临事张惶。结果到京之后袁并未"问罪"，反与谭大套交情，原来背的台词一句也没用上。

◎翰林白用功。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推戴书"

洪宪帝制，各省一致发出推戴书，上面写着："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无论哪一个省区的推戴书，都写着这45个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也没有一字不同。真咄咄怪事。

◎官样文章，从来如此。

点验

1921年夏，四川各派军阀都接受刘湘的倡议，派代表到重庆开整编会议，然后点验各军人枪，按实有的人枪数，编成师旅团单位，并按实力分派调配防地。其中保定系的刘斌挂着一个师的招牌，人枪却不满三千，刘斌唯恐点验不利于己，于是一方面用银钱、鸦片、土产来收买点验人员，一方面还要耍花招应付点验。第一天先在操场上摆出一个团，配足了人枪数字，毫不缺少，让点验组去详详细细地照册点验，枪支号码，人员马匹，一点不差，使他们有些信服。第二天点验，还是这班人马，不过主官换了。点验刚开始，就有人鼓噪索饷，刘斌在场，似乎也无力阻止。一时人声汹涌，情势紧张，吓得点验组只好草草收场，再加上银洋、鸦片、银耳的作用，终于让刘斌部蒙混过关，编成师级建制。

◎都会糊弄上边。

徽章误事

汉中小军阀管金聚有众万人，为集拢人心，加强控制，管部士兵人人佩戴有管肖像的徽章。在军阀混战中，管战败，化装成中医逃走，不幸被敌方抓获，管说他是医生，结果敌方将管部士兵身上的徽章拿下来与管对照，管的真面目就暴露了。

◎个人崇拜要不得。

进攻令（24）

孔明作贼

张敬尧督湘，他的四弟张敬汤为其麾下旅长。这个"四帅"常自比诸葛亮，曾经穿上八卦衣戏装，拿了鹅毛扇子，走着台步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马弁们应声道："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哪里比得咱们四帅智勇双全。"可是这个"假孔明"却是"真时迁"，经常跑到大户人家"借"贵重东西，有借无还。

◎阿猫阿狗也敢自比诸葛，卧龙被糟践死了。

旁观者清

湖南名士王闿运将辞国史馆馆长，时袁世凯复辟迹象已明，王曾调侃袁世凯说："总统府政事堂应有一块题为'旁观者清'的横额，两旁联语可配：'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联传出后，有人续为："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岂只总统不是东西。

佣金

袁世凯大肆收买国民党议员，从中说合者，以政治掮客自命。有屈某者，做成一笔交易，讲明买价2700元，其中卖者实收2000元，以500元为"佣金"，另提200元为交际费。不料卖者直接从买主处领得全部买价，掮客毫无所得，于是屈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诉状中有"买卖狗羊尚有佣金"之语。

◎法庭应判掮客胜诉。

偏不买账

云南军阀叶荃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滇，时云贵总督他调，由藩台沈某代理。一日晨，叶往谒沈，侍从对叶说："大帅还未起床，可改时再来。"叶大怒，道："身为总督大员，此时还不起床，成何体统！"乃索回手本，拂袖而去。几天后几位士官同学又去谒沈，其他人都说要仰仗大帅"栽培"。叶却说："中国人干中国人的事情，说什么'栽培'！"沈颇不快，但又不便发作，仅怒目视之，叶旁若无人。

◎气粗的才是武夫。

乡气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派人去接收总统府，见袁世凯五姨太的房中立着一个乡间常见的大立橱，污腻很厚，墙上贴着许多"万国来朝""一团和气"之类的年画，窗户用高丽纸糊得严严的，还贴着用红纸剪的"黄金万两""招财进宝"等窗花。

◎民俗的威力。

龙云打擂

1914年秋，龙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习，这时昆明来了一个法国大力士，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云南讲武学堂摆擂比武三天。开头两天，大力士获胜，耀武扬威。到了第三天，龙云穿了一双草鞋，走上擂台。他漫不经心，把脚一提，草鞋从大力士头上飞过，接着就是一连串闪电式的拳脚，打得法国大力士头昏眼花，最后一记"和尚撞钟"，将不可一世的法国大力士撞翻在地。龙云因此而名声大噪，遂被唐继尧看中，收为护卫，从此开始发迹。

◎还是中国功夫。

做最容易的事

袁世凯礼聘前清遗老王闿运为国史馆馆长。有些遗老遗少吃不着葡萄大犯酸水，讽刺他贪图官位。他嘻皮笑脸地说："世界上只有做官最容易。年纪大了，别的事情做不来了，只好找最简单的事做了。"

◎说你行你就行，真是容易。

有鼠伺虎

中原大战之后，石友三投靠张学良，不久，又不安分，意图倒张。石为此扶乩请仙，得到的乩语是："有鼠伺虎，虎病不武，鼠众先舞，虎不如鼠。"认为是吉兆。因为这时张学良恰巧因病入院医治，石认为这就是乩语上所说的"虎病不武"，于是贸然兴兵倒张，结果一败涂地。

◎鼠还是吃不了虎。

大勋章换军刀

徐世昌就任北洋政府大总统，授曹锟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可惜曹锟此时什么勋章都有了，一切荣光都已领授过了，手中还有一颗特大的银质狮纽的"四省经略"的大印。曹打电报问："我怎么可以两次授同样的勋章呢？"（于体例不合。）没办法，徐大总统只好改授九狮宝光金刀一柄，刀把上有宝石三颗、珍珠九粒，系用软钢制成，可以伸屈自如。

◎奖励贬值，古已有之。

就怕他不左不右

袁世凯取消帝制，一次与张国淦谈话。袁问张他是退位好还是不退位好？张说："这个问题应从外交、舆论与军事三个方面来考虑。"袁很不以为然地说："舆论，什么叫做舆论？中国根本就没有舆论这个东西。外交我有把握。依我看来，这三个方面只有军事是值得考虑的。"他又有意无意地问道："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张说："现在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袁一听此言，不由得心上一跳，急切地问："你说的是华甫（冯国璋）？"张说："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任何人比总统更了解他。"袁低头若有所思，随即嘟囔着道："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张说："不怕他左右袒，就怕他不左不右。"

◎尾大不掉，拖又拖不动。

东北军阀众生相

吴俊升认为自己是黑熊投胎，平时养着几只大狗熊，走路时经常模仿大狗熊的样子；张海鹏称自己是张飞再世，出门碰见关帝庙就进去磕头，见关羽像就大喊二哥；汤玉麟说自己是猛虎投生，酷爱老虎，坐着谈话时，把紧握的两个拳头扑到桌上，以展示"虎威"。

◎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

借"寿"

河南督军赵倜七岁的幼子患了伤寒病，送往医院医治，赵竟像三国时代的袁绍一样，急得茶饭不思，终日六神无主。他的参谋长发起礼忏借寿，建醮上奏天廷，每位高级职员一律借寿五年，他自己带头借寿十年。所借之"寿"合起来当使这位督军公子活到三百多岁。

◎空头人情，谁不乐为。

怕"棒棰"

曹锟曾委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让他驻节承德。但王不愿出京，一再拖延。原来是因为承德有个棒棰山，而"棒棰打罄"（罄与庆字同音），王忌其不祥，故不愿往，只在北京成立了热察绥巡阅使署军务处，派一中将参议驻承德联系。

◎怕还是留恋京城的繁华。

进攻令（25）

"万绿丛中一点红"

1916年，广西军阀陆荣廷创办模范营，以广西唯一的日本士官学生马晓军为营长，收罗了几乎所有广西的陆军学生，为的是怕这些陆军学生闹事，给他们寻个吃饭的地方，又不至于乱了他原来的绿林系统。因此当时有人喻为"万绿丛中一点红"，"万绿"就是指旧军里的绿林好汉（陆原是绿林出身），"一点红"就是指这一营陆军学生。

◎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避而不见

1934年年底，薛岳率部尾随红军入黔，贵州军阀王家烈赴重庆安江欢迎，但薛早知蒋有搞掉王的图谋，所以故意混在他的部队里，暗暗通过欢迎行列，不打招呼。当时薛岳所部官兵服色一样，王不认识薛，久等不见薛之消息，开始向部队询问，乃知薛早已过去了。

◎殷勤过了。

袁世凯设计龙袍

袁世凯称帝，自己提龙袍设计方案，他认为他的龙袍应中西合璧，服色主红，象征火德（清为土德，袁欲以火代土）。其领用圆领，圆领以象征天，且领子为提纲之处，应用中式。袖子应是方的，以象征地，而且合乎西制。对襟，以象征两半球，隐寓全球服从之意。上绣金龙，兼用藻火，又变成中式。最后，按袁的意图，由北京瑞蚨祥耗费七十万金制出这么一个不中不西的"龙袍"。

◎非驴非马，则马不能要，驴也不合适。

不请愿不发薪

洪宪帝制，各种请愿搞得热火朝天。政府各机关事先写好请愿名单，领薪水时，便问领者签不签名，言外之意不签名就领不了薪水，所以，同意的说签名，不同意的也说："天与人归，签吧！"如此一来，各机关人员都成了清一色的请愿人员。

◎为人莫当差，当差不自在。

打狗不看主人面

云南军阀唐继尧第二次回滇后，内政不修，穷兵黩武，引起各方不满。龙云的第五军、胡若愚的第二军，酝酿倒唐。一次唐继尧的秘书长白之瀚，在昆明大街上被二、五军的士兵饱打一顿，完事后还贴了一首打油诗在街上，诗云："南宁收来二五偶（指二、五军），不打白人打白狗；打狗不看主人面，主人何不下山走。"唐闻之，隐忍不发。

◎武人弄文。

阵前磕头

张宗昌带兵援湘，劈头一场大败，险些受军法处分。被逼无奈，组织敢死队。出发前，张宗昌问官兵："大家还能干一下吗？"大家应声说："能。"接着张说："我张宗昌没有什么能报答大家，容我给大家磕个头吧！"说罢就立即跪下连磕了三个响头。结果一战获胜，张宗昌从旅长升师长。

◎头磕得值。

从清室借来的

袁世凯在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按理应在国会宣誓）。礼成，观礼者、拜贺者均从东华门、西华门步行，独国务总理熊希龄坐二人肩舆，杂行人丛中。湘籍议员罗某大呼："秉老，你在紫禁城乘二人肩舆，是钦赐呢，抑或自备呢？"熊答："你猜猜看。"另一湘籍议员说："我看是从清室借来的。"闻者皆大笑，盖以刺就职大典皇帝气息是也。

◎连皇帝也借来了。

下台军阀怕女人

1927年，唐继尧的部下龙云等发动"二六兵变"，将唐赶下台，成为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同年3月8日，云南各界妇女三千多人，集会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会后游行，适逢唐继尧出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军阀唐继尧"的口号。唐连忙退避三舍，打道回府了事。

◎怕女人的多了！

泪旗

顾品珍将云南王唐继尧驱走后，唐谋复辟。一年后，率军回滇，由于行色匆匆，未及准备大旗，无奈只好用白竹布书"靖国联军总司令唐"字样，权充帅旗，不料旗刚挂出不久，当夜落雨。翌晨出发时，大家目击悬挂之唐字大旗，面目全非。唐字之一点及其余各处不甚变化，唯第二划之一横，其两端积墨较浓，经雨水溶化后，便形为珠泪涟涟的两眼。

◎老天不给脸。

一场茶围打出个总长

王郅隆原是天津一个粮店里的伙计，后来发了一笔横财，遂成巨富。一日在妓院打茶围，忽然大雨倾盆，他听得隔壁有人嚷嚷要打牌，三缺一。当得知隔壁就是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他毛遂自荐，加入牌局，一夜倪输给王四万元，王一文未要，从此两人结成密友。王郅隆渐由倪嗣冲援引，成为内阁财政总长。

◎打牌基本原则：千万不能赢权要。万一不留神赢了也不能要钱，日后必有大福。

牛入牛舍

皖军打败，安福要人鸡飞狗跳，当时的庇护所，除了六国饭店，便是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连盥洗室都告爆满。东交民巷也人满为患。司法总长牛深去迟一步，只剩一座奶牛棚，尚有余屋数间，他花每天租金八十大洋的代价，将妻妾子女全部迁入。奶牛棚门口镌有"牛舍"二字。

◎就该他住。

没做什么坏事

一次张宗昌一时高兴，出去"微服私访"，路遇两个农夫，便问农夫："你们说，山东督办张宗昌怎么样？"农夫对张宗昌的苛刻怀恨久矣，又不认识他，便把他痛骂一顿："张宗昌把俺们害苦了，他不是好东西，该天打五雷轰！"张宗昌自讨挨骂，很是气闷，回到督署后，即召集各机关官长训话。他说："我张宗昌到山东来，除了多刮几个钱，多玩几个女人外，并没做什么坏事。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老百姓虽不至设牌位供奉我，但也万不至骂我呀！不料老百姓竟然骂我。这都是你们这班坏小舅子们把我出卖了的！"

◎天下哪还有坏事？

吃窝头挂餐巾

袁克定晚岁生活颇为困苦，租居颐和园，以窝头切片，佐以咸菜，但仍正坐，胸带餐巾。

◎穷装！

进攻令（26）

盐商登记

张宗昌为筹军费，曾将山东盐商请来吃酒。宴会要众盐商办理"盐商登记"，登记费一千元。不交就要把盐商们装上轮船，开足马力撞沉到海里去喝盐水。接着就将盐商们扣下，不准回家。后来经多方疏通，每人交三百元了事。

◎总有办法捞钱。

猪仔三术

1923年9月26日，《京报》评论猪仔国会议员要钱术有三：一为钻。贵头尖，南一跑，北一跑，津一走，保一走，厚着脸皮，四面拿钱。二为说。用种种办法，在议会上出出风头，使人注意，从而票价看涨。三为写。专在文字上做功夫，今日草一提案，明日发表一意见书。猪仔中如无此三术者，则票价不过普通待遇，一律五千元。当然有此亦不算少，但比之今日一大宴，明日一小宴，开口三万、五万，还价亦须一万、八千者，诚可怜矣。

◎猪仔都归圈了没有？

模特风波

孙传芳独霸东南五省，上海亦是他的辖境，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因模特问题与上海县知事大打官司。孙传芳闻之，便问上海县知事：什么是模特？知事答：就是光屁股女人！孙一听，心想这不得了！马上下令禁止。刘海粟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不料孙传芳查禁模特之后，余兴未尽，又下令禁止女人穿旗袍。不料他老婆首先不买账，公然穿着露胳膊露大腿的旗袍在杭州大游山水。孙传芳惧内特甚，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作没看见。

◎模特=光屁股女人，此等式今天仍适用，可解若干社会学难题。

中将汤

"中将汤"本是日本医治妇女病的一种药名。湖南将军汤芗铭为海军中将，袁世凯常以"中将汤"呼之。

◎治错人了，袁要是女皇就好了。

驴鸣狗叫

在袁世凯众叛亲离之际，湖南将军汤芗铭的长兄汤化龙派友人陈裕时到长沙劝汤反袁独立。陈裕时转达汤化龙意见时，汤芗铭一言不发，绕着客厅的长方桌子打转，两眼发直，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神色难看。陈虽是汤化龙的密友，看了这个模样，也不由得胆怯心虚起来，马上打退堂鼓说："铸新（汤芗铭的字），我是传达令兄的意见，听不听由你。如果是不入耳之言，你就当作驴鸣狗叫如何？"后来，汤芗铭还是投了机，宣布湖南独立，给了袁世凯一剂致命的"中将汤"。

◎孟尝君活着准把他收了去。

宵改汤元

洪宪帝制，警厅以"元宵"二字音同"袁消"，故勒令卖元宵者，改呼"汤圆"。

◎当皇帝的看来不能姓袁。

四爷对四爷的交易

曹锐当了直隶省省长，立意要将直省的官办模范纱厂与曹氏兄弟和一些军阀合办的恒源纱厂合并。直隶省议会反对，曹锐派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四下疏通。议会口气软了一点，只坚持在合并后的"恒源纺织有限公司"的前面，加上"官商合办"四个字。曹锐理也不理，议会也无可奈何。等到非议风消云散之后，曹锐派人给边送上恒源股票两万元，作为他奔走疏通的酬劳。边一见只有两万元，立时瞪起眼睛对来人说："这就行啦？你快回去对曹四爷说，边四爷嫌少。"来人留下股票回复了曹锐。曹笑笑说："边四爷这个人呀，你给他多少也不够，不用理他。"边等了几天不见音信，只好收下两万了事。

◎没有把钱掷还的念头。

孝子

西北军旧人萧振瀛1936年时是冀蔡政务委员会要员，天津市市长，二十九军干将。他于1936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为其父母举办双寿。自天津到北平的铁路上，备有头等客车一列，专门接送天津及自上海、南京等地来津为萧父母祝寿后去北平游玩的宾客。车上备有鸦片烟具多套，麻将、牌九一应俱全。平绥、平汉、北宁各车站均设有招待站。萧宅门口，汽车排成三路纵队，蜿蜒五六华里。天津的闲人、地痞流氓扛着各方面送的"万民旗"、"万民伞"五六百件，五色缤纷，列队游行，市民指为如同送殡一样。当时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以总招待的身份，日夜代为招待宾客，并恭维萧说："扬名声，显父母，可谓孝矣！"

◎军阀中的孝子太多了。

个人关系断不得

袁世凯称帝，众叛亲离。四川都督陈宦也宣布独立。陈一向精于算计，在独立通电中特意加上一句："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意思是告诉北洋派，我独立仅仅是与袁世凯断绝了关系，而与北洋派的关系仍存。不料此举却引起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派首领的强烈不满。段认为，凡是受过袁世凯私恩的人，由于"公"的关系，反对帝制是可以的，但在私的关系上不能反对袁个人，反对袁个人就是"忘恩负义"，就是背叛礼教，也就是北洋派的叛徒。结果，本打算留一手的陈宦，在袁死后遭到了北洋派的最大冷遇和鄙视。

◎机关算尽太聪明。

练枪

陆荣廷有神枪手之称，因此特别注意培养后辈枪法，要子女媳妇都来练枪，规定每周赛枪一次，中红心者得奖五元，子弹逸出红心以外的，罚做厨房工三天。

◎看家本事。

棍债

山东督军张怀芝赶跑省长后，到省长公署第一件事就是把各要员的姓名写在签条上，遇有公事要办，他随手从签筒里抽出一个来，抽中哪个就叫哪个去办。所以阖署官员无一人敢离职，小心翼翼地候着他。内务科长姚鹏是一位老名士，历任省长都很敬重他，一天因赴宴来迟，刚刚中签而无人应卯，张怀芝大呼"责打二百军棍！"由大家一再替他求情，才写了一张欠条了事（欠二百军棍）。一天张召见政务厅长陈干和、济南道尹唐柯三，偶然谈到各县知事常有被告的事，陈信口吹了一句："我若做县知事，必不会有人告我。"第二天，省长公署委派陈为泰安知县。气得陈弃官逃到北京，再也不敢回任。

◎武夫治政，名士霉头。

洗狗道尹

陆荣廷的儿子陆裕光爱养狗，一次回乡路上，陆随便说了声狗脏了，在旁的武鸣县知事听在耳里，忙把狗引入一小桥下洗刷干净。遂因此升为道尹，人称"洗狗道尹"。

◎狗屁竟也拍得。

抽大烟以示镇定

面向军阀混战，赖心辉与杨森、袁祖铭相持不下。赖见地形不利，遂令部队缓缓撤下，另派小股部队佯攻与袭扰敌人，掩护撤退。时值夏季，大路两旁是稻田，人马拥挤，互相争路及吵骂。赖心辉坐在轿内，听见士兵叫骂："打了败仗，还摆阔气。大轿把路都挡完啰！"赖连忙下轿，叫弁兵在路旁坟地上铺好被褥，摆起烟具，躺下慢条斯里地抽起鸦片来。退下来的士兵见总指挥安闲自若地烧烟，便回过头向后面拥挤的官兵吼道："你们慌什么？总指挥还在这里烧烟呢！"这一下果然奏效，撤退的部队秩序井然。

◎谁说抽鸦片没有好处？

进攻令（27）

世界第一长挂鞭炮

湖北督军萧耀南为吴佩孚祝寿别出心裁，他让人把100万只鞭炮拴在一起，用两只云梯架着，挂起来有五层楼高，要十几个小伙子才能抬得动，放起来"声势浩大"。另加大红蜡烛一对，每支重一百斤。

◎胆小的会当是胡帅打来了。

捉财神凑贿款

曹锟想靠贿赂议员当选总统，但又不肯出钱。部下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二十余人分赴直隶各地，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则令缴款自赎。又以借军饷为名，将直隶一百七十县，分大、中、小三级，每县筹一万到三万元不等，好容易凑足了贿款。

◎买猪仔的钱来的不易，可见养猪不易发达。

见不得上香人

1930年7月湖南军阀何键被红军打得大败，丢了长沙，沿江逃命。船过北湖口，他看见岸上胸着红兜的去南岳的上香人，遂惊叫是红军追来了。经侍从再三劝解，才惊魂甫定。

◎胆吓破了不好补。

干殿下

段芝贵投袁世凯门下，初不得志，后为袁世凯谋得一红妓为妾，日被亲近。每日早起，段必诣袁门问安。袁世凯戏语段芝贵道："我闻人子事亲，每晨必趋寝门问安，汝非我子，何必如此。"段应声道："父母生我，公栽培我，两两比较，恩谊相同，如蒙不弃，愿作义儿。"言毕倒头便拜，呼袁为父。袁世凯推辞不及，口中虽说他多事，但已受了四拜，从此段芝贵遂以干儿子自居。袁称帝，段芝贵为之卖命奔走，人称干殿下。

◎权就是爹。

未脱"请愿"窠臼

洪宪帝制，各色请愿团五花八门，梁士诒是主谋之一，其中有妓女请愿团者，颇引人注目。杨度则找人发起乞丐请愿团，也得老袁欢心。梁氏闻之，投书戏之曰："以子旷代逸才，自有此异想天开，出人意表。但终未脱'请愿'二字之窠臼，则仍可傍吾门户也。"

◎表忠心。

唐继尧的仪仗

唐继尧仪仗很威风。最前面的是骑兵，马色青、枣、黄、白各成一对，毫不混杂。兵的服装整齐，身背马枪，腰挂战刀，足登皮靴，头戴钢盔。次是佽飞军（即唐的亲卫军），服装与骑兵一样，只是身背十响枪，头戴钢盔，扛着方天画戟。再次是掌旗官，乘着高头大马，背十响枪，撑一面杏旗滚金丝穗大旗，上绣有斗大的"唐"字。

◎将军的威风，可惜内囊上来了。

蝗瑞

袁世凯称帝议起，符应祥瑞之说大盛。当时京外飞蝗遍野，督捕官吏谓蝗虫头顶有"王"字，实呈帝兆。筹安考据家援引陆佃《埤雅》蝗字解曰，蝗之腹背首皆有王字，故从王。仓颉造字，鬼夜哭，泄天地之秘也。真人御世，蝗不食禾，体献王字，使天地皆知有王也，此谓变体符瑞。

◎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空头总司令部

1923年初，打着孙中山旗帜的滇、粤、桂联军反攻广州，驱走陈炯明。一时间，广州出现了13个省的总司令，如粤军总司令、滇军总司令、湘军总司令、陕军总司令等，大多总司令都是空头的，官比兵多，兵又比枪多，脚趾多过枪弹，甚至整个司令部只有两支土造步枪，火药枪或是洋枪。哨兵换岗，只是换人不换枪。

◎门面要紧。

跛皇帝，聋皇后

袁克定左足有疾，颜世清右足有跛。洪宪元旦，颜朝贺新华宫，礼成，趋储宫贺太子，左跛右瘸，相映成趣，克文、克良大笑哄堂。克定怒，痛斥诸弟，谓其儿戏朝仪。克良答曰："汝真以储君威权凌辱群季耶？世界上岂有跛皇帝、聋皇后者！"（克定妻乃吴大瀓长女，双耳聋，不辨细声。）

◎皇子翻醋缸。

接不着印

1922年，黎元洪委任汤芗铭担任湖北省长，湖北督军萧耀南不悦。汤兴冲冲去赴任，抵达汉口，迎面而来的是一群高喊拒汤的军人。吓得汤不敢在汉口逗留，径往武昌省长官邸接任，不想省长衙门竟空无一人，官印也不知去向，原来大印早被督军部下抢去。汤芗铭一场空欢喜，只好溜回上海当寓公。

◎丑媳妇见不得公婆。

大选

洪宪帝制，湖南汤芗铭布置"大选"，选袁世凯当皇帝。先让各县代表在酒楼娼馆吃喝玩乐，接下来将代表接进选举场所，用全副武装的士兵看着，每个代表坐的桌椅上都有他的名字，不得随便乱坐。选票的票面上印着"兹推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的一行小字，中部印着两个空白大圈，让人填"赞成"或"否认"，下面还有三个小圆圈，由选举人将自己的真名实姓填上。从填票到投票一直有人从旁监视--当然没人敢填否认二字！就这样把袁世凯"大选"成了皇帝。

◎还是记名投票稳当。

好了他田家，苦了我田家

四川军阀田颂尧在防区实行"预征制"，由初期的一年三征激增到1931年的一年十四征。各种苛捐杂税在川中居首位，当时民谣曰："好了他田家，苦了我田家（农民）。"

◎天下乌鸦一般黑。

匪气的教育总长

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大元帅府，任命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北大等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一个京师大学，并自兼校长。学生一致反对合并，派出代表向刘哲请愿。学生代表鱼贯而入，刘哲高踞于太师椅上，办公桌上，摆好几副纸笔。刘哲一一问代表姓名毕，又问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代表们均感莫名其妙，哪知刘哲将桌子一拍，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让家属来领尸！"代表们面面相觑，莫知所措。此时教育次长林某在旁扮白脸，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找苦吃。"于是代表们一言未发，愿也没有请，一个个溜了出来，一幕反对合并的风潮，就此结束。

◎学生经不住吓唬。

琵琶半面

徐世昌以前清遗老自居，声称他一不受民国之勋（袁世凯授予他勋位），二不剪辫子，三不做民国的官。袁世凯弄垮熊希龄内阁，将总理改称国务卿，接二连三请徐世昌出山，徐扭捏了半晌，终于答应出来帮忙，不过又"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两个条件：一不接受民国的官俸，二是请他随时物色替人。徐到任一个月，袁世凯就从自己交际费项下拨四千元送去，说这不是民国的官俸，而是朋友的馈赠，徐也就坦然接受了。

◎婊子要表旌过了才能做。

国体投票

洪宪帝制，各地举行国体投票。四川将军陈宦做法奇特，在投票会场，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毛笔一枝，墨盒一个，点心一盘。笔杆上，墨盒上均刻有"赞成帝制"四字，点心面上亦有"赞成帝制"四字。

◎吃了点心就不能不投赞成票了。

进攻令（28）

凑起刘关张赵

胶东军阀刘珍年部下第一旅旅长姓赵，第三旅旅长姓张，遗憾的是第二旅旅长姓梁不姓关，凑不起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来。但梁旅长很会揣摩刘珍年的心理，常在刘面前说，我虽不姓关，但我很崇拜关公。并请人画了关公像，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将关公挂在住室里。刘又买了许多部《三国演义》，分赠全师校级以上干部，无论识字与否，必白天摆在案头，夜间放在床头。这样，刘珍年就勉强凑成了刘关张赵的班底。

◎《三国演义》玩人不浅。

肉铜元

四川军阀罗泽洲在他的防区内，掺入铅锡杂物铸成形质俱劣的二百文小铜币，强迫人民使用。这种劣币通行不久，遂多磨损，偶一击压，即成碎片，民间称之为"肉铜元"。病民特甚，而罗却从中获利无算。

◎钱也有质量问题。

宪法成立不必惊慌

曹锟贿选的猪仔国会，草草制定宪法，于1923年10月10日公布，庆祝仪式在众议院举行。两院议员皆服礼服齐集会场，入场之先每人分发红皮宪法印本一份，宪法成立纪念章一个。每个纪念章值洋120元，早已制好，存在财政部。前任总长曾以之抵押银行，未经赎回，这边急用，前一天半夜方设法取回。议员入场，赞礼员奏乐，议长宣读宪法毕，全体鼓掌，呼宪法万岁，以为这回总算完事了，不料主席报告尚需用电光摄影，请大家不要惊慌，以为枪弹光临。摄影毕，即宣告结束。

◎多此一虑。

精神病当大官

张作相之弟张作涛精神不正常，当旅长时曾以微故打死了东北军的一个军长。但张作相主政吉林后，仍任命他这个精神病的弟弟为吉林省全省印花税处处长。

◎骨肉情深。

生祠

1926年，山东一些县的土劣为拍张宗昌的马屁，倡议在大明湖最佳处为张立生祠、铸铜像。张闻报，拍案大怒，说："我还没有死，你们就给我立祠，这明明是诅咒我，盼我早死。今天你们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干？如说不出理由来，立即枪决！"土劣惶恐顿首答道："我等以公德望崇高，万民景仰，故为公立祠，借以仰报盛德，并为公寿。此乃生祠，即长生不老之祠堂也。"张宗昌听后始大悟，当即转嗔为喜说："既是这样，那就由你们去干吧。"

◎拍到马腿上之后又移了三寸。

南海鱼北洋狗

中南海明清两代均蓄有放生鱼。冯国璋任总统，尽捕中南海中鱼以售。冯卒，人讥之曰："南海鱼何在，北洋狗已无"（盖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分别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

◎生财有道，鱼没有钱好。

二等改一等

1922年唐继尧二次回滇，法国驻昆明领事代表法国政府，向唐继尧赠送二等勋章一枚。云南省外交司长徐之琛为讨唐之欢心，故意把授勋证书改译为一等勋章。唐继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多次在公开场合，佩带法国勋章，洋洋自得。

◎精神胜利。

嵩山四友永不叙用

1915年，袁世凯谋称帝已成公开的秘密，徐世昌自始至终无一言劝阻。有一天，袁召徐面谈，问徐："外间劝进事，大哥知道么？事可行么？"徐沉默半晌后说："我不知此事。"袁说："外间喧传日久，你哪能不知道呢？"徐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袁称帝后，封徐世昌为嵩山四友之一，入朝不称臣，不跪拜。徐对人说："所谓嵩山四友，即永不叙用之意。"谢而不受，自书"谈风月馆"一匾，悬于书斋，表示不问政治。

◎老头子狡猾。

手臂刺字表"忠"心

王缵绪原为杨森部将，但杨为人多疑，常对王表示不放心。王见状施用苦肉计，在左臂上刺一"森"字，再用蓝靛染上，并令其部属全体官兵均仿此办法，以表忠心，杨森大喜，委以要职，信用不疑，可王却暗中与刘湘来往，到底还是倒了杨森的戈。

◎刮掉再刺上"湘"字。

受特别优等的囚徒

袁世凯当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袁将黎安排在中南海瀛台居住，警卫森严，出入瀛台都受到限制。袁还安排一些与黎有关系的高级"眼线"天天陪黎，一面安慰黎，使之无有不安感，一面将黎的行止言谈告诉袁世凯。不过，凡是黎元洪的要求，袁都能尽力满足，如推荐个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及其各种物质需索，只要黎开口，总是当天就能得到答复。

◎同曾住瀛台，黎大副总统比光绪强多了。

不怕水

黎元洪下台，在天津作寓公。段祺瑞怕他受西南军阀的利用，总想派人把他请到北京来，以便加以控制。黎好不容易跳出了火坑，怎么肯回去。那时天津大水为灾，段劝他到北京避水，但黎怕火甚于怕水，回答说："正因为大水的关系，我忙于救济灾民，实在分不开身。"

◎黎海军出身，泳技极佳。

红椅子

四川军阀李家钰家境贫寒，投考陆军小学，到发榜时已饿了好几天肚子，但还捂着肚子坚持挤到学校办公室去看榜。此时陆军小学的校长已经上任，见状不由好奇，询问之下，得悉实情，遂生怜悯之心。当时考生名额已定，榜已写好，末一名用朱红笔画钩为记。校长又请人改过，添上李家钰的名字，人称李是坐红椅子进陆小的。

◎见红就吉利。

钱癖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代理总统，总理段祺瑞催他进京，他迟迟不动。原因是一笔买卖绊住了脚，即以制药为名，将存在上海的千余箱烟土，用公债票一亿元买下，然后倒卖。段祺瑞闻知，笑道："我与冯旧交，此君有钱癖，固所深知。"

◎武官爱钱。

"一万"和"一"

府院之争，段祺瑞（国务院总理）与黎元洪（总统）摩擦日甚。段想起用黎元洪最恨且又最怕的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闻之大怒，说："请转告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徐世昌为此劝黎元洪："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结果黎依从了这一件事，以后一万件事也只得依从了。

◎菩萨还得听和尚摆布。

白衣匪

陆荣廷崇信观音，认为半生来出生入死，逢凶化吉，平安无事，全凭观音菩萨保佑。观音是白衣大士，所以他喜爱穿白色衣裤，头裹白布长头巾。不论穿多少衣服，从不扣纽扣。

◎爱观音及观音之衣。

进攻令（29）

吉兆与吉名

东北军阀张作相九岁那年，父母想送他去念书。他原名福臣，而上学需要取个学名，于是请来了教私塾的张老学究。张作相的母亲对张老学究说她近日得一梦，说她儿子发迹了，当上了朝廷的大官。张老学究听后灵机一动，万人之上。梦见儿子作大官是吉兆，就叫他"作相"吧。因为这个"吉名"取得好，日后张作相发迹，也将张老学究委了个官当当。

◎现在的官迷应去找找张老学究的子孙。

骑上虎背

袁世凯欲帝制自为，一日检阅模范团毕，部下以虎背蒙座为活虎状，令袁骑虎背照相。翌日都中传遍，云项城骑虎背照相，人讥之曰：项城帝制，真骑上虎背，看他如何下来！

◎世上总有一帮哄人上虎的。

此地无银三百两

袁世凯死后，他的幕僚张一麐发表了袁所写的一篇回忆录，名叫《戊戌政变日记》，在日记里，袁把西太后比做祖母，把光绪比做父亲，吹嘘他在帝后之间尽力调解，煞费苦心。又把谭嗣同描绘为少年气盛、残忍嗜杀之徒。他并不讳言向荣禄告密，但又矢口否认出卖光绪。他说，他曾面谏光绪，一切国家大计不宜轻信新进小臣。回到天津后，他又曾力劝荣禄"保全皇上"，否则他将"仰药而死"。荣禄也指天誓日地表示"决不累及上位"。

◎当朝人写当朝史，都这么写来着。

神算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宗昌在滦州附近遇见江湖术士童好古，闻其善相，便趋问吉凶。童答："观将军之貌，日后必当大贵，而关键就取决于目前。"张问其故，童答："明日直军过此，在小桥处，车必颠覆。将军乘势掩杀，可奏奇功。"张还要再问究竟，童道："将军准备明日杀敌好了，不必多问。"翌日，张宗昌列阵待敌，直军火车果至相士所言处翻覆，张遂获大胜。是时，童好古立于高堂之上，披发踏步，口中念念有词。张惊为异人，当即延之下岗，拜为军师。原来童好古知直军必乘火车后退，小桥乃必经之所，遂暗中派人偷偷将桥上路轨拔去螺钉。故此，直军军车在此出轨颠覆，由此骗得张宗昌的信任。

◎童某人后继不乏。

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广东军阀陈济棠少年从军，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时，他为最后一名。在毕业祝酒时，同学们都向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大捧特捧。梁喝得醉昏昏，被捧得乐滋滋，便忘乎所以地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陈伯南（陈济棠字）以外。"有人道："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梁一听气愤地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后来，陈济棠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梁却十分潦倒，为了谋职，只得来找陈济棠说："伯南，我给你捧靴来了。"

◎原来军阀不知书。

会馆与家祠

广州报纸曾这样评论陈炯明："夫陈之在粤，拥兵自豪，残民以逞，虽曰都督，实同皇帝。……当其前者之在都督任也，都督衙门俨然一惠州会馆，后者之在军统任也，军统府署又俨然一陈氏家祠。"

◎少见多怪。

请假

张宗昌督鲁，林宪祖是跟随张多年的老"文人"，任督署秘书长兼省署秘书长，仍心有不足，欲当省长，张宗昌犹豫着不愿给他，他就闹情绪，常常请假不上班，对此张很恼火。一天，张在办公室默默地练习写字，忽然把笔一投，没好气地说："他妈的，非要不行，我非不给不行。请假，请假！"他抽笔时，将墨汁溅了坐在对面的参谋长一身。参谋长借机劝他，将省长给林宪祖算了，省着将来张作霖插上一杠子。张宗昌闻言大悟，遂将省长一职给了请假闹情绪的林宪祖。

◎不行就耍娇。

高官与监狱做邻居

盛世才统治新疆以嗜杀闻名。在盛的统治下，文官升到厅长，武官升到团长，便要准备后事，等候入狱了。今天脱下的鞋袜，不知明天还穿不穿。

◎好便是了。

文人遇见兵

1912年，袁世凯为拉拢名流，曾任命章太炎为东北筹边使，这本是个有官无职的空头衔，但书呆子不明就里，跑到长春去就职，以长官身份召见地方军政官员，结果无人理睬，章又去见吉林都督陈昭常，大发雷霆说："本使为民国政府所任命，吉林地方官竟敢目无本使，就是目无民国政府！"陈一笑谢之。

◎好不知趣。

画圈

洪宪帝制，警察派队四出，所有门对、牌号、告白、墙壁，有共和字样，与帝制相抵触者，一概刷掉、涂盖、毁废。凡不能涂洗者，凡共和字面，加画一大黄圈，藉壮观瞻而昭民意，当时街谣曰：一路圈儿圈到底，到底再圈圈不起；帝制不过画圈圈，空圈圈了圈而已。唱儿歌者甚伙，警察又沿途禁止。

◎比阿Q还略强一点。

虚惊一场

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准备跟南方动武，曾分别密令山东都督周自齐和辫子军统帅张勋，集中部队，枕戈待命。驻徐州的辫子军立即扣留津浦路的客货车，以备运兵之用。周自齐见状大惊，以为辫子军要造反，于是忙不迭地拆毁泰安、兖州间的一段铁路，一度风声鹤唳。消息传到北京，参谋部急忙去电说明。原来袁政府虽然决定对南用兵，但在准备时期，为保密计，对于北方部队只是分别通知而未说明用兵对象，以致大家虚惊一场。

◎打一打如何？

以笼锁龙

1927年，云南军阀龙云、胡若愚等发动倒唐，成功后不久，胡、龙旋即发生火并，龙被胡抓住，特制一囚笼锁龙云，加扩铁丝，壁间悬唐继尧遗像，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折磨这条困龙。

◎为什么没抬到动物园去？

社会主义将军

1920年前后，陈炯明占据闽南，建新政府，热衷教育和地方建设，办报纸大谈社会主义，广为宣传介绍各种社会主义统派，一时人称陈为"社会主义将军"。但政权必垄断于海陆丰（陈之家乡），军权必集中于陈家将。故又得"打破所有财产，维持陈家军队"之诮。

◎帽子新总是好看的。

演习似的战争

1924年江苏齐燮元与浙江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开战，史称齐卢之战。两军打了四十余天，绝大多数时间是掘壕据守。每天在拂晓时，照例由一方先来一排炮，然后对方还击，双方炮战一直持续到十时左右，当然是伤不到几个人。接下来是两边停打，烧饭、晒衣、就餐。到下午天将黑时又按上午的方式互相轰击一通，然后再升火做饭，吃饭就寝，人称演习式的战争。

◎打仗也是一种不错的游戏。

卦金看涨

1925年，张宗昌与国民二军作战，节节失利，张苦于应付。忽然想起往日听说此地有位神卜崔瞎子，乃请崔来一卜吉凶。占卜已罢。崔说："督办不安，敌军必败，午夜即退。"崔心里想，两军仅相距七八里，胜负定于顷刻间，敌败自退，遂应他的卦灵，敌胜则张宗昌自顾逃命不及，哪有工夫找他算账。不料，事有凑巧，张宗昌竟一战获胜。于是聘崔为顾问。由是崔瞎子大交红运，门庭若市，前来求卜者相望道上。崔瞎子往日占课，要价仅一两角而已，而今要价开口至少两元。由是收入颇丰，腰囊充盈。

◎瞎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进攻令（30）

夫妻凑成绝对

王家烈主黔，昏庸不理政事。其妻万氏把持一切，民怨特甚。人为之作对联曰："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堪称民国绝对。

◎到底是夫妻。

泣别

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被吴佩孚、萧耀南挤下台，王一面将公署内所有有价值的物件统统打包运走（自己的细软早运走了），一面最后做一下人事安排，以图东山再起。临别前来送行的武汉各军政长官声言：余年届花甲，为人所谋，如此下台，实属不值。言时声与泪俱。

◎愈老愈受骗。

矮大少

当年陆荣廷做小官时，一次外出剿匪，地方老百姓避之一空，只剩下个小孩躲在桥下。陆见状可疑，心想毙掉算了。不想连勾三下枪不响，遂认为这人命大，必有大富贵，便带他回营，一问之下才知是无父无母的孤儿，遂认为干儿。但家中此时已有个年纪相仿的干儿陆裕光了，为了以示区别，便叫这孩子"矮大少"。

◎破枪引出一个干儿子。

滥官

张宗昌初来山东，民谣曰："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过了一些时候，又曰："参谋满街走，副官多似狗。"又过了一些时候，则曰："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

◎满街是狗。

恶作剧

韩复榘部师长曹福林驻周村，与周村公安局长韩的亲信高金峰不睦。高乘曹不在，将曹的好友商会会长逮捕押省。曹伺机报复，适逢韩的高级侦探队的三名队员在饭馆就餐时把他们抓了起来。随即发电向韩询问，说是抓到四个冒充侦探队的罪犯，并伪造了四个名字。自然韩回电说侦探队无此四人，下令让曹枪毙。不料军法处认识高金峰，知道他明明是公安局长，于是将他释放。高获释后径逃济南，向韩哭诉原委。韩开始大惊，但因这恶作剧是曹福林干的，而曹又是他的台柱之一，只好不了了之。

◎二宠相斗。

前辈

姜桂题为毅军的统领，为北洋军的老前辈。袁世凯对之以"叔"相称。姜在袁面前说话很随便，惯带脏字儿口头语。对北洋后辈，开口便称"小屌孩儿"，对袁也不例外，有时甚至当着袁的面端起痰盂小便。袁对他也莫可如何，还时常送钱给他。

◎老将一饭三矢，痰盂够吗？

以窃钩者抵替窃国者

直皖战争，直系战胜，北京政府通缉皖系所谓的十大祸首。十大祸首的照片，总共只寻出了八张，其中丁士源、王郅隆的，遍觅不获。往后一问，才晓得这两位仁兄平素绝不照相，无论公私宴会、盛大场合，有人要给他们拍照，必定百计辞却。主事者无计可施，竟将当年著名的扒手马二顺子和萧国桂二人的小影附列其后，说明马萧和丁王有虎贲中郎之似，聊备一格，作为参考。

◎辱没了扒手。

不吉之兆

1915年11月3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在沪遇刺身亡，被袁世凯下令追封为一等彰威侯。时人道，袁世凯第一次给汉族人封爵就封了一个死人，真是不吉之兆。果然，尔后的大封爵成就了一场新华春梦。

◎如是吉兆又如何？

抢完就散伙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张作相率领的二十七师一路从关内退到锦州，便大肆抢掠。张作相召集官兵讲话，到场诸公寥寥数人，都发完财逃回家去了。张见状大哭一场，自请取消二十七师番号。

◎有钱谁还当兵。

咩（没）了

宁夏军阀马鸿逵以贪婪著称，他的部队薪饷最低，隶属冯玉祥时，冯曾赏给马部每人五元大洋，但马将这笔钱全部独吞。有人劝他应多少发一点鼓舞士气，他答道："赏洋吗，狼吃羊羔，咩（没）了。"

◎狼牧。

徐大总统特色

北洋政府陋规，新总统到任，例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总长亲身送交总统，作为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余50万元交各部总长。此项恶例由袁世凯开始，每届总统都是照办。徐世昌当总统，曹汝霖照例送交150万元，徐竟全数留下，曹不好意思要，其他阁员当然也不好意思张口，便无形搁置。

◎钱跟谁有仇？

进攻令（31）

三十岁就升官

张钫（陕西辛亥革命领导人）见袁世凯。袁问张多大啦，张答曰27岁。袁哈哈大笑说："去年才26岁，竟能统率大军，独立方面，总算不容易。"接着袁正色告诉张三句话："一不要着急升官，二不要贪钱，三要多读书。"见毕，步兵统领江朝宗说张钫："老弟太老实了，你如果说30岁，总统一定升你的官。"

◎年轻的就是吃亏。

废票种种

安福国会选举总统，有废票上书"渔翁"二字，暗示段祺瑞、冯国璋都想当总统，势均力敌，鹬蚌相争，徐世昌渔人得利。曹锟贿选有废票"五千元"，标出贿赂议员的价码。还有废票"三立斋"（贿选机构）和"孙美瑶"（临城劫车的大土匪）。

◎玩笑只当它玩笑。

花钱买骂

1918年，冯国璋为了当上正式总统，四处派人活动，希图得到各方的支持。张宗昌作为他的亲信，被派往山东。张宗昌作为冯副总统特使在山东活动期间，带马牟8人，携带大批财物，衣锦还乡。向乡绅亲友广赠礼品，并广发请帖，为其父祝寿。花800大洋请人为其父写寿序。写寿序的人一向鄙薄张之为人，于是在文中借古讽今地将张宗昌辱骂一番。张毫不知晓，反以为荣。

◎文人痞气。

传家烟枪

广西军阀陈炳坤与李耀汉是亲家。李当广东省长时，送两枝烟枪给陈，据说这两枝烟枪是稀有之物。陈临死时，对他家人说："这两枝烟枪是亲家爷李耀汉老人家送的，非常名贵，抽烟时可以发出宫商角徵羽种种声。"他有意嘱咐他的子孙把这两枝烟枪当作传家宝。

◎可建议成立烟枪乐队，保准声震欧美。

巧辞

1925年，徐树铮偕孙传芳至南通访张謇，意欲让张出山。酒宴上，徐昆曲戏瘾大发，正好有上海去的昆曲名票搭配，高唱一曲，得意非凡。唱后向张索诗，张即口占一绝赠徐："将军高唱大江东，气与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严章休问老村翁。"徐氏心领神会，不再谈要张出山事。

◎附庸风雅也得懂点才行。

莲台与舞台

直皖战后，段祺瑞下野。在家终日念佛，与一干僧人往还，宣称要从此不问世事，皈依三宝。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垮台，段祺瑞再作冯妇，被张作霖捧出来当执政。时人写四句偈语刺他："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贪嗔浩劫开。"

◎假佛。

五朝元老

清步兵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至民国犹存其职。士兵皆老弱，枪支为旧毛瑟枪，只摆样子而已。江朝宗自清以来，经民国、洪宪、冯国璋、黎元洪、徐世昌历任总统，始终担任是职，堪称五朝元老。家中有一匾，上书"三定京师"，概言其清末、洪宪垮台、张勋复辟时均在北京，但"定"却是自吹自擂，他只让别人定他过。

◎不倒翁万岁。

请神容易打发难

各省请愿代表请出了袁皇帝，孙毓筠宣布各省代诸公任务已完，每人送路费百元，远省二百元，请各自回家。群祈增费，孙不允。众乃大哗曰："我们也不是虾子灯、螃蟹灯、凤凰灯、脚鱼灯，由你迎来迎去，大家抬你做龙灯头，我们连龙尾巴都够不上。今日事不解决，都不出门。"孙奔入卧室，闭户不理。群代表狂呼乱骂，继以毁物。孙打电话调警察，也奈何不了这些代表，大家嚷成一片，谓天兵来到，也要加钱。后经朱启钤出面调停，每位代表路费二百元，才算了事。

◎啥事儿没钱也难办。

牌桌上输掉全省教育经费

1927年，张宗昌某日在督署与几个妓女打牌，输出无数，遂下令提出山东省全年的教育经费来弥补，各校只好关门大吉。

◎办赌博学校如何？

真假北洋之龙

北洋三杰龙虎狗，打头的就是北洋之龙王士珍。王士珍是直隶正定人，本名不叫王士珍，王士珍其实另有其人。

有一年，武毅军总统聂士成向直隶各镇调用军官，朝阳镇总兵杨瑞生开了一张保单送去，其中有守备王士珍在内。那位王守备不愿改投他处。杨总兵身边有一个姓王的马弁，为人精细小心，杨就叫他冒名顶替调了出去。这位假王士珍后来转入北洋武备，又被派往小站成了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位真王士珍后来解职回乡，默默无闻以终。

◎名字就是个符号。

段鼻子

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会歪，得了个绰号"段鼻子"。他家中的下人平时谈论起他来，不敢指名道姓，往往用手一指鼻子。

◎鼻子的特殊功能。

杨森出征

1925年，杨森想统一四川，时人写四六句词一首，描写杨之骄横之态：

头顶玉帅（指吴佩孚，号子玉），脚踏金鳌（指何金鳌），背背跛子（指魏楷，是跛子），怀抱哈儿（指范绍增，绰号范哈儿），跨骑白驹。左右二王（指王瓒绪、王兆奎），前有吴行之光（指吴行光），后有郭松之云（郭汝栋，号松云。以上均为杨的部将），又有杨家之将，并有广安之帮（杨森部多为其家乡，广安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将军出征去也。

◎文人该杀。

进攻令（32）

三黄散

桂军林虎部有三员姓黄的大将，黄业兴、黄任寰、黄定华，人称"三黄散"，把他们比作药铺里的三黄散，能杀虫去病，素称能战，在1920年桂粤战争中，三黄身在桂军却是粤人，三黄散一变而为"三黄散（散了的散）"。

◎哪有不散的宴席。

不要学堂学生

1914年北洋政府举办县知事考试，应考试资格规定为法政学堂毕业生或曾任知县或有同等资历者。考试分为初试、复试、口试三个步骤。发榜时，被录取者几乎无一例外是老态龙钟的前清县太爷，凡由学校出身的青年学生，均在口试一关被刷掉。于是落第考生联名质问大主考朱启钤说："学生等均以未曾做过前清十年亡国大夫，年龄未达到五十岁，离死期尚远，竟不能邀口试委员之青睐而概遭摈斥。……为此请求政府大发慈悲，将第一项资格删去，以免后来者再受其骗，寒士幸甚！"

◎嫩的哪有老的好，新的哪有旧的高。

宁弯不折

安徽军阀陈调元常说："北方人多愿宁折不弯，我则宁弯不折。识时务为俊杰，不识时务者必败。"

◎妙人妙语。

双层包围

1917年，段祺瑞意欲操纵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法案，学袁世凯派军警流氓组成"公民团"包围议会，不通过法案就不让议员出来，有几个反对宣战的议员还挨了打。双方相持一天，议员忍饥挨饿，怒火中烧，恰逢段祺瑞进入议会，议员马上把他包围在中间，声称："公民打得议员，议员也打得总理。"

◎请君入瓮。

广东皇帝开金口

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陈炯明不悦。后孙中山再三向陈说明就职后即率军北伐，成败均不回粤，陈无话可说，答应五月五日请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山先生笑曰："我是广东总统，竞存（陈炯明字）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我遵命就是。"

◎总统没有皇帝大。

超级天子

蔡锷兴护国军讨袁，为的是推倒洪宪帝制，而唐继尧则怀有个人野心。当护国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的时候，唐却将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意欲建立西南霸业。蔡锷讽刺说："古者天子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唐字蓂赓）之魄力伟矣。"

◎志大才疏。

选妾

一次张宗昌忽然醉心起时髦女性来了，遂生一计，美其名曰"参观女校"，实为选妾。张至校，大放厥词，其后大分其钞票，每人二十元，以博人欢心。但无人堕其术，遂扫兴而归。

◎又是"女"字做怪。

香烟的威力

1918年，云南军阀叶荃部与陕西军阀陈树藩对阵。叶部素贫，陈部官兵以飞艇、金花等名牌香烟撒布给叶部官兵，叶部军心动摇，一战而溃退。

◎兵太穷了也不行。

年过四十

曹锟赂选成总统，副总统一席，遂为直系各大将瞩目。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颇有意为之。因人言其资望轻，年龄小，不到四十云云。齐特意为此召开记者招待会，申明自己确实年过四十。

◎何不找他妈来问一问？

热河司令多

米振标率毅军驻扎热河，所有将领均冠以司令头衔，如定热司令有总有副，援凌司令有东有西，清热司令则分前后左右路，还有东边防守司令。司令、司令之声，如卖药先生之串铃，满热全区尽是司令矣。

◎衔挂大了好听。

段厉公与段哀公

段祺瑞的个性素来倔强，人们曾经替他起了一个"段厉公"的绰号。但他就任执政府执政以后，却事事处处对张作霖委屈求全，于是人又改成他为"段哀公"。

◎人是会变的。

晚了一步

袁世凯在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之后，即准备下令解散国民党。梁启超闻讯后满头大汗地跑到公府，想向袁痛陈利害，竭力劝阻。公府侍卫人员拦阻不让进。梁反复陈说坚持谒见，等了好大一阵子，侍卫才放他进去。他紧张地说明了来意，袁却淡然回答说："晚了，命令已经下发下去了。"

◎文人见识。

观音搭救

广西军阀陆荣廷少年过的是流浪生活。晚上或睡到屠户的猪肉台上，或睡在观音阁的空棺材里面，经常三更半夜从猪肉台上或棺材板上翻身落地，但他依然酣睡如故。等天亮醒来，想不通怎么会跌落在地，又无损伤，遂以为是观音保佑，从此笃信观音菩萨。

◎一身糙皮。

进攻令（33）

逃弥衡

叶德辉为湖南的劣绅兼名士，以善骂出名。湖南督军汤芗铭即任后，根据以往督抚拜绅士的成例一连拜叶两次，叶不但不回拜，且讥为"乳臭小儿，居然想学曾左"。汤附庸风雅，延揽地方名流为顾问，聘请宿儒为官书局总纂，两纸名单上都有叶的名字，叶均置之不理。后因叶反对汤自兼湖南民政长，被汤抓住把柄，下令捉拿归案。叶化装逃往汉口，误入侦探圈套，被解往长沙。汤电请北京政府就地正法。电报到公府时，王湘绮正在与袁世凯共进午餐，袁以之问王，王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杀个把名士不算什么。"袁乃嘱咐汤勿杀，叶也保住了一条性命。

◎弥衡地下有知，当大哭一场。

伤兵道喜

门致中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日日花天酒地，不理政务。新纳小妾，花容月貌。恰在新婚之夜，一群伤兵结队闯入省府，且拥进洞房，纷纷找主席道喜讨赏，一时风景大杀。

◎闹洞房越热闹越好。

蚌帅和辫帅

袁世凯死后，安徽一时变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省份。督军张勋在江苏的徐州，省长倪嗣冲驻节蚌埠，而安庆以省会所在地只留下督军和省长的挂名办事处，点缀着三五个卫兵和来去不定的副官。更奇特的是省长也有兵，人称蚌帅，与辫帅张勋齐名。

◎一对匪帅。

看你的运气

张宗昌常常兜里装大把的钞票，动辄赏人。随便掏出一把，向对方一掷：这钱拿去花吧！如果是一元一张的，算你运气不佳，如是十元一张的，就算你运气好。

◎银行为什么不多印百元钞？

死蛇旗

张勋复辟，使警察厅传饬京师商民，勒令一律悬挂龙旗，苟不服从，即坐以死罪。商民畏其势力，勉应其命。顾一时难以置备，乃就原有之民国五色旗上，绘画龙形，聊以塞责。仓猝捉笔，有未点龙睛者，有未染鳞甲者，甚至有未绘五足者，宛如死蛇一条。

◎龙与蛇本来就差不多。

"神仙"点兵

四川军阀刘湘迷信妖道刘从方，1933年至1934年间，刘湘任命刘从方为"剿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神仙点将派兵，不但要选择时辰，还要指定方向。某次命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但又不知地形，潘师照其所指定的方向前进，则面临大山，又遇到断崖。以电话向其请示，则回话责问道："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潘气极，答以："是不是临岩舍命？"

◎神仙只当他神仙。

才知丘八的厉害

1930年，阎锡山战败下野，与心腹数人打扮成商人模样乘汽车北退大同。这时山西军队退集大同者甚多，哪个栈房都有军队。阎锡山等找了个栈房，刚想进去休息，就被住内的丘八骂道："瞎了眼的东西，看不见这里有你兵老爷吗？滚！"阎锡山等人面面相觑，叹道："今日方知丘八的厉害！"

◎自做孽不可活。

白捞一笔

1929年，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二刘并峙。刘文辉思挖刘湘的墙脚，派人各以二十万元收买刘湘部师长蓝文彬、范绍增。蓝秘收不宣，范则向刘湘告密并交出贿款。刘湘对范说，这钱既是送你的，你就拿去用罢。范于是拿钱到上海鬼混去了，而蓝文彬则成了阶下囚。

◎一肥一瘦。

进攻令（34）

巧受招安

张作霖在辽西为匪日久，思此道非长久之计，欲受招安苦无门路可通。可巧，张作霖探知盛京将军增祺的家眷将路过新立屯，于是设计埋伏，将增祺家眷及随行人员截下。张将掠来的人员马匹安顿好，并单给增夫人安置一间上房，并招待其随行人员吸鸦片。在招待过程中故意唉声叹气，露出被逼为匪，欲招安无门之意。随行人员见状，遂劝张弃暗投明，接受官府招抚，并说明他们截的就是增祺内眷。张作霖佯作惊恐，躬身赔礼，随行人员于是引荐他去见增太太。增太太见张如此恭谨，谈吐不俗，遂答应为他招安之事吹枕边风。于是，通过这场截人的闹剧，张作霖坐上了清军巡防营管带的交椅。

◎武戏文戏一齐唱。

吃高粱米的斗不过吃大米的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让他出兵进关，从背后插冯阎一刀。东北军老将张作相不同意出兵，说："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还是南方人精明。

跪默骂"神仙"

刘湘崇信妖道刘神仙（从云），令所有部属均入道为弟子。范绍增入道，但因每次敬神跪拜时间长达一个小时以上，颇感不耐，常在跪拜中默骂神仙"我操你的娘"，退而语人曰："我暗骂他一点多钟，他都不晓得，够得上称神仙吗？"

◎大半个无神论。

刘瞎子

刘湘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平日只知埋头下操上课，从不过问政治。刘湘喜唱军歌，晚饭后集体游戏，常被推为领唱。因眼皮久病未愈，同学多戏呼之为"刘瞎子"。

◎不辨是非乃谓之"瞎"。

统二

1932年夏，刘文辉去重庆，一次与刘湘的谋士刘航琛相见时，他问刘航琛："你们四川要如何才能统一？"刘航琛很机巧，识透二刘互不相容的心意，回答说："统二好了。"

◎巧对。

先骂后降

四川军阀二刘大战，刘文辉部旅长陈万仞背离刘文辉，将部队拖到内江，临行前发了一个通电，把刘湘、刘文辉两人都骂了一顿，责备他们大打内战，残民以逞，并说他志切和平，不愿供人驱使再事阋墙之争，谨率所部离开战场。刘湘随即到内江与陈见面，第一句就是："你的通电怎么会那么说呢！"陈答："我不那样说，就得说我来向你投降，这还成话吗？"刘要陈部编为暂编第二师，陈不干，问刘部有几个师，刘答曰有四个，陈说，好，那我就当然是第五师。于是加入刘湘部参加"阋墙"之战了。

◎婊子要做，牌坊要立。

从"看"大帅到看监狱

张作霖的守门更夫按张的指令，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出入。一日张归来迟，叩门无应，连叩仍不应……乃高叫："我是大帅啊！"更夫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间任何人不得出入。"结果，张只好绕行后门，费了好大劲才进门。第二天张召此更夫，更夫以为大帅震怒，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奴才昨夜确不知真的大帅回来，才不敢开门。"张笑曰："起来，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的话啊！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监狱的所长吧！"更夫急叩头谢罪曰："奴才蒙大帅不罪，已感激不尽，让我做官怎么行？"张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我做大帅行吗？我他妈叫你行，你就行。"

◎看谁不是看。

Table of Contents

写在前面的话

引言

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

第一章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

第二章 “炮灰”的追求

第三章 维系网络：血缘、地缘、业缘

第四章 施恩的手段与方式

第五章 “以儒将兵”——吴佩孚

第六章 绿林心经——张作霖

第七章 “中西杂拌”——阎锡山

第八章 宗教仪式——冯玉祥与唐生智

第九章 迷信道术——刘湘与孙殿英

第十章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

第十一章 蒋介石的维系社会观

第十二章 蒋介石的维系教育观

第十三章 蒋介石的维系伦理观

第十四章 蒋介石的维系哲学观

第十五章 蒋介石的维系文化观

进攻令

进攻令（1）

进攻令（2）

进攻令（3）

进攻令（4）

进攻令（5）

进攻令（6）

进攻令（7）

进攻令（8）

进攻令（9）

进攻令（10）

进攻令（11）

进攻令（12）

进攻令（13）

进攻令（14）

进攻令（15）

进攻令（16）

进攻令（17）

进攻令（18）

进攻令（19）

进攻令（20）

进攻令（21）

进攻令（22）

进攻令（23）

进攻令（24）

进攻令（25）

进攻令（26）

进攻令（27）

进攻令（28）

进攻令（29）

进攻令（30）

进攻令（31）

进攻令（32）

进攻令（33）

进攻令（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