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
Author: 段琦
Date: 2009-01-11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社会科学; 外交
Publisher: 金城出版社

目录

序 一

序 二

前言

第一章    罗马问题

第二章    拉特兰条约

第三章    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

第四章    德国天主教传统

第五章    德国纳粹的兴起

第六章    德梵宗教协定

第七章    《痛心已极》通谕

第八章    德奥合并及德国占领捷克

第九章 教宗庇护十一世

第十章 教宗庇护十二世

第十一章 梵蒂冈的和平努力

第十二章 梵蒂冈与美国

第十三章 梵蒂冈的沉默

第十四章 梵蒂冈与苏联

第十五章 梵蒂冈与日本

第十六章 梵蒂冈的转变

第十七章 梵蒂冈与犹太人

第十八章 拯救罗马城

第十九章 最后的时日

后记

序 一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流派之一，因此谈论天主教就不得不先从基督教谈起。

基督教诞生在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在长期的信仰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基督教具备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核心的地中海文化特色。经过几百年的艰苦传播，终于在罗马帝国境内扎下根，并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法律、伦理、经济等等方面的差异，原先统一的基督教分化为公教、正教和抗议宗。在中文中，习惯地分别称之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新教往往也称为基督教、耶稣教或基督新教。在以基督教为主流宗教的西方国家，由于社会的发展是与基督教的发展相伴相随的，基督教的价值观因此成为社会的精神支柱，基督教思想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发挥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所以基督教往往被视为这些国家的文化根基。

作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的天主教，在宗教世界中有其独特性。其宗教团体是以早期基督教西派教会的首领罗马主教为最高领导人——罗马教宗而形成的，称为罗马公教会，在中文中亦称为罗马天主教会。按照其教会学理论及历史传统，罗马天主教会是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唯一的天主教会，教会的整体被视为普世教会，各地的个别教会被视为普世教会的地方教会。在教会内实行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即神父、主教、教宗依次服从的制度。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中枢是罗马圣座，即罗马教宗及其属下管理机构罗马教廷。这一体制在信条和教规的维护下确保罗马天主教会能够克服时空的隔离，虽然历经两千年的岁月，其地方教会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却始终保持全教会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组织的形态，并且为世人所认识和接纳。

尤为独特的是，罗马天主教会在取得合法地位后便一直与政权密切结合，甚至长期掌握世俗权力，以罗马教宗为元首的教宗国存在了千年。在意大利国家统一进程中教宗国灭亡后成立的梵蒂冈城国，尽管其面积小得几乎仅具备象征性意义，却足以保障了罗马教宗的世俗国家元首的国际地位。

梵蒂冈城国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它既是一个宗教性的权力中枢，又是一个享有主权的世俗国家。实质上，梵蒂冈城国的国家形态只是一个外壳，一个工具，它的主体是作为罗马天主教会最高领导机构的罗马圣座。罗马圣座的这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得到国际上的广泛承认和接受。

罗马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欧洲曾经长期享有万流归宗的地位，天主教会甚至成为社会生活许多层面的主宰，达到其权势的巅峰。但是近代以来，由于国际政局的急剧变迁，新社会思潮和新哲学流派的不断涌现，现代政治学说和法律的确立与丰富，科学技术新发现和新发明层出不穷，天主教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神学上都受到空前的冲击，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昔日的世俗辉煌和影响不再。甚至教宗本人为抗议世俗权力的被剥夺而足不出户，一度成为“梵蒂冈的囚徒”，其社会影响加速向精神领域转变。在教会内部，神学思想出现多种声音，各种“异见”此起彼伏，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改革”与“反改革”两派势力的斗争延续了几个世纪。

痛定思痛，罗马教廷终于下决心“适应时代”并“关注世俗世界”，于20世纪60年代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掀起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开展普遍对话的运动。罗马天主教会进行了神学革新、礼仪改革、组织改革，与其它基督教会和其它宗教开展了持续的对话。时至今日，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是，这场历时已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运动使罗马天主教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今，罗马天主教会重新焕发了活力，成为现代的、世界性的宗教，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等方面发挥着广泛的国际影响。罗马城成为宗教对话的世界性新中心。罗马教宗又得以以世界为其活动的舞台，以世界性精神领袖的身份发挥其影响力。罗马圣座的外交有长足的发展，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起着特殊的作用。

根据最新统计，目前罗马圣座与180个国家建有外交关系。在全世界有11亿天主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17%，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当代天主教承载着2000年的历史，正上演着令人目不暇接的活剧，实在值得认真研究。事实上，在国际学术界，当代天主教研究的确是一门显学。许多被热议的话题长盛不衰，有关当代天主教的研究著作浩如烟海。

天主教在元代曾传入中国，在明末清初再次传入我国并存在和传播开来。目前全国至少有约500万天主教徒。天主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之一。

由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等方面的原因，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便形成了中国天主教问题。它包含由三种关系构成的三个问题：其一，中国与梵蒂冈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简称中梵关系）问题。梵蒂冈与我国之一省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外交关系”，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二，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宗教关系问题。在全世界天主教会中，中国天主教会的处境有独特性，即自50年代开始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与罗马教廷割断了宗教上的关系。与此同时，同为中国领土的台、港、澳地区的天主教会则保持着与罗马教廷的宗教关系。其三，中国天主教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教关系问题。自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割断关系以来，独立路线与教会传统教规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政教关系领域的问题之一。因此，梵蒂冈与中国大陆长期处于相互隔绝又时有冲突的状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梵蒂冈对华策略的不断调整，并且由于中梵关系的改善被双方列入议事日程，我国天主教会的处境和中梵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和引人注目的变化，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与国际学术界相比，我国在当代天主教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当薄弱，资金投入少，科研人员匮乏，书刊资料奇缺，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很不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有鉴于此，加强对当代天主教的研究，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其历史与现状，并且提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极为必要和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当代天主教研究设为院重大项目。有关中国天主教问题的研究虽然未列入本研究计划之中，但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当代天主教研究的成果对认识中国天主教问题的补益是不言而喻的。

当代天主教研究是一个广阔无垠的领域，本研究项目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涉足其间，不可能构成什么系统。承担此课题的学者们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和手中掌握的资料，分别确定某一选题并负责该专著的撰写，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对该课题的关注，为国内当代天主教研究的学科发展尽绵薄之力。当然由于我们学力有限，资料不足，问题和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任延黎

2008处深秋于北京

序 二

段琦女士把她的近作《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年）拿给我看，我当然是先“读”为快。书稿是在收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外文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读过后，发现她笔下的梵蒂冈与我印象中的很不一样，因为在我过去所见到的书中几乎清一色地把它视为法西斯的同盟军，反革命阵营的顽固派，而此书通过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梵蒂冈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的所作所为有着双重性。它一方面出于对苏联在宗教问题上过激行为的反感，有其反共的一面，甚至认为法西斯在宗教问题上比共产主义者还宽容；另一方面它出于人道主义，在二战期间帮助和保护了许多犹太人、难民和战俘，有时为此不得不忍受屈辱。

本书突出之处在于谈双重性时，不是采取僵化的二分法，而是对梵蒂冈在当时实出无奈的有些做法给予了同情和理解，如为了维护普世天主教会的利益，要与法西斯国家达成宗教协议，梵蒂冈就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或屈服。再如，在法西斯横行时，梵蒂冈以沉默相对，或只能用很婉转的措词来表达对受迫害者的同情，以往这都是梵蒂冈与法西斯结盟的一个重要证据。而本书指出，这是因为梵蒂冈担心此时发表强硬的反法西斯言论只能给沦陷区的人民带来更大的迫害，“两害相权取其轻”。

本书对20世纪困扰着中梵关系的伪满洲国问题也作了深入的剖析，引征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观点，力求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书的写实风格，使我联想起恩格斯的一句格言：“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反杜林论》前言）以及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治史格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愿史学界均能以这样的态度来治史。

文庸

2008年10月1日

前言

（几次争论中的引文均转引自陆象淦：《20世纪一桩未了历史公案——二战期间教宗是否同纳粹狼狈为奸？》，《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此外，本书中所有出现“外交部文件”（或“外交部案卷”）的注释均是指英国外交部；所有AA字样的注释均指德国外交部文件。）

国际史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更确切地说，这一时期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宗们在对待德意日等法西斯的态度上有相当大的争论。这场争论在近些年来更为激烈，出版了一批观点不同但都有相当影响的著作。大体而言，围绕这个问题引发的争论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二战结束前后，人们就对教宗和教廷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签订协议及面对德意法西斯暴行保持沉默提出质疑。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人物有亨利·汤森博士（），他在1944年就任自由教会委员会（The Council of Free Churches）主席，在其就职演说中猛烈抨击了梵蒂冈。美国《新教》杂志编辑肯尼恩·莱斯利（Kenneth Leslie）先生也曾于1945年2月22日，代表美国1600名基督教牧师给温斯顿·丘吉尔拍发了一份长电，指出“在当前全人类的这场斗争中，梵蒂冈一直站在民主国家敌人那边”。《基督徒和危机》（Christians and Crisis）、《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早期也发表过不少激烈批评梵蒂冈战时表现的文章。这一时期不仅新教徒中对梵蒂冈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大有人在，就是天主教徒中也有人对这期间教宗的表现提出批评，例如法国天主教作家莫里亚克就曾写道：我们没有听到教宗“用明确而清楚的语言，而不是用含沙射影的外交辞令来谴责杀害无数‘主的兄弟’的暴行”。他要求教宗和教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错误行为有所反省。但这场争论很快便沉寂下去，5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局面，使西方学者更多地对庇护十二世持肯定态度。

第二次争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1958年庇护十二世去世，天主教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增高，新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决心走改革之路。他于1963年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对天主教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天主教会主动与其他宗教改善关系，特别是积极地与犹太——基督教系统的其他宗教开展对话。在这过程中教宗和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表现，特别是纳粹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时教宗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63年，德国柏林上演了剧作家罗尔夫·霍希胡茨的新作《天主代言人》，此剧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及教宗庇护十二世对此的态度为主线，将庇护十二世描写成一个疏远西方，亲近纳粹，对犹太人毫无同情心的人。该剧上演后引起轰动。不久，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相继公演。该剧本很快就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成为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不佳的证据。当然，剧本是无法作为真实历史依据的，因为它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表明了作者本人的观点，但该剧却推动了这方面的史学研究。法国历史学家邵尔·弗里埃德兰德尔于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一部很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由于作者的亲身经历：父母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他本人则在法国的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幸存下来，加上该书的主要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驻梵蒂冈大使的秘密报告，因此有相当的说服力。作者说，他所见到的文献表明：“教宗看来对于德国有所偏爱，而且这种偏爱并未因纳粹制度而有所减弱，对此教宗在1944年之前并不讳言。”弗里埃德兰德尔还希望梵蒂冈能够开放档案，以期通过“同梵蒂冈档案中的相应文献进行对比”，来检验他本人著作中所叙述内容的真伪。此书很快被译成英文，于1966年先后在纽约和伦敦出版。此外，还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继问世，较有名的有龚特尔·列维的《天主教会与纳粹德国》（1964年纽约出版），书中指出无论教廷有多少正当的理由，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而保持沉默，在道义上也理应受到谴责。卡罗尔·法尔科尼的《庇护十二世的沉默》（意大利文本，1965年；英文本，1970年）一书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认定教宗庇护十二世完全了解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塔什的暴行，但他不置一言，无动于衷，从而表明他对法西斯制度的认可。罗伯特·卡茨的著作《黑色安息日》（1970年）从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在占领罗马期间的暴行的反应着手，来研究教廷与纳粹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庇护十二世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矜持不啻，甚至不惜牺牲半数犹太人的生命，与纳粹“狼狈为奸”，只是为了保护制度化的天主教会。这些说法引起了庇护十二世亲属的极大不满。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死亡在罗马》被意大利著名导演卡尔罗·蓬蒂改编成电影公演后，庇护十二世的姐妹和外甥以污蔑罪把他告上法庭，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除了上述这些批评教宗和梵蒂冈的著作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为教廷和教宗辩护的著作，这些作者认为面对嚣张一时的德国法西斯，教宗和教廷本身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纳粹暴行，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可能使事态更加恶化。从实际效果来看，教廷的沉默反而使各国的教会成为犹太人和其他受迫害者的避难所，挽救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例如曾经当过以色列驻米兰总领事的E.拉皮德在《最近三任教宗与犹太人》（伦敦，1967年）一书里强调，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予犹太人的帮助比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任何一个西方人道主义组织都多。根据他的计算，庇护十二世直接或者间接地挽救了86万犹太人的生命。由于作者本身是犹太人，他站出来为庇护十二世辩护自然很有说服力。另一位作者恩格尔－雅诺西的《在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梵蒂冈》一书（佛罗伦萨，1973年）中也强调需要以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来解释教宗的政策。他说：“存在着说明庇护十二世的‘外交’方式极为有效的某种令人惊异的证明：由于这种方式在罗马将近90%的犹太人能够得到拯救；而在局势有所不同的荷兰，那里圣俗人员反对纳粹暴政的公开抵抗比较激烈，却有79%的犹太人殉难。”这些史学家都针对一些人指责教宗没有对希特勒实施绝罚令（开除教籍）一事进行辩护，认为应根据当时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因为毕竟法西斯时代与中世纪有天壤之别。中世纪教宗是公认的精神领袖，教会对人们的影响远超过军队对士兵的影响。当教宗威胁说要颁布绝罚令时，受罚者就会不得安宁，也会动摇人们对他的忠诚。这也就是当教宗格列高里七世绝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时，亨利四世不得不在隆冬季节一连三天赤足站在卡诺莎城堡外请求教宗宽恕的原因所在。但现今教宗对像墨索里尼、希特勒这类人物的指责会有什么效果呢？事实证明，有时对法西斯采取强硬态度，只会给教会和信徒带来更大的灾难。正因如此，教宗在表面上看似软弱，暗中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包括保护了不少犹太人。

面对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教廷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964年教宗保罗六世指令一批耶稣会学者组成一个专门小组着手编辑整理梵蒂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文献。从1965年到1981年的10多年间，在《教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件和文献》这个总标题下，共发表了11卷档案。除了第一卷用英文发表，其余10卷均以文献原文并附法译文出版。对这些出版的文献，有人提出批评，认为梵蒂冈在公布这些材料时还有所保留，没有完全敞开，但更多的学者肯定了梵蒂冈的这一做法，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对这一时期的教廷和教宗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面世，80年代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不少学者从人性及梵蒂冈当时的具体处境等方面挖掘分析庇护十二世和教廷与纳粹的关系及对犹太人的态度。例如英国学者瓦尔特·拉克尔《骇人听闻的秘密》（伦敦，1980年）一书中，一方面表示坚信梵蒂冈通过“高层组织与十分广泛的国际接触”，“比欧洲其他任何机构消息更加灵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所谓“最终解决”计划不可能不知情；另一方面又申述教廷之所以不公开表态，乃是庇护十二世有不得已的苦衷。他认为：“这种情况也许是怯懦所致，而非反犹主义。如果梵蒂冈对于数以百计的波兰神父没有能伸出援助之手，听任他们惨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么企望梵蒂冈为了犹太人而更加勇敢和积极，显然是不现实的。”另一位英国著名的教会史专家欧文·查德维克在《二战期间的英国与梵蒂冈》（剑桥，1986年）一书中也认为：“庇护十二世远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外交家，而是我有幸在漫长的一生中见到的最具热血人性、仁慈、富有同情心的（而且也是圣徒般的）人物。我深知他那敏感的人性尖锐地不断体验着战争所造成的人类痛苦的全部悲剧，他会毫不犹豫地准备为人类免遭其害而献身。而且，这同民族和信仰完全无关。但是，他实际上能够做什么呢？”在查德维克的笔下，庇护十二世的形象虽然生性怯懦，但敏感而高尚，其所作所为无不怀着善良的动机，无奈陷入了一个无法预料的困境之中，进退维谷。比利时学者克萨维埃·德蒙特克洛斯在《面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基督徒——极权的考验（1939～1955年）》一书中（巴黎，1983年）认为，那个时期梵蒂冈外交政策的基调之一乃是“和平的渴念”。也就是说，教廷当时竭力避免有偏袒交战某一方之嫌的表态，从而保持有可能作为双方调停人的中立立场，以有利于停止战争，结束一切暴力和恐怖。充当各国政府之间理想的调停人，历来是梵蒂冈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信念。不介入各国之间的争端，不偏不倚地在它们之间进行斡旋，这几乎是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的梵蒂冈教廷的怀旧情结。在教宗看来，从1939年开始把世界各国卷入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需要这样一种超国家权力来发挥不偏不倚的仲裁者的功能。这样的理念十分明确地见诸于庇护十二世和先后出任教廷国务卿的加斯帕里和塔蒂尼的许多言论之中。意大利历史学家安德列亚·里卡尔迪在《教宗的权力——从庇护十二世到若望·保禄二世》（罗马，1993年）一书中认为，不应把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或者战争恐怖保持沉默的历史责任归咎于庇护十二世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在屠杀犹太人事件上，美国的政策本身有纵容之嫌，也应负多方面的责任。当时的环境要复杂得多。教宗庇护十二世没有选择直接捍卫人权的途径，而是选择中立，从而使教会成为一个避难空间，要求各地主教团肩负起直接的责任，以利于构建结束战争的道德和政治条件的框架。这种态度同梵蒂冈的外交传统完全一致，虽然直到战争结束之时，不能不说这种政策和态度是失败和不得人心的。安东尼·罗兹的《独裁时期的梵蒂冈，1922-1945》（1986年）一书认为，二战期间庇护十二世对纳粹保持沉默，一方面是考虑到当时德国教会和天主教徒的处境，另一方面与他反共有关。庇护十二世始终认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方面，法西斯比苏联好，因此要公开谴责德国纳粹，也应该同时公开谴责苏联，但庇护十二世本人对纳粹并无好感，而且私下积极帮助犹太人。

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任上积极改善与犹太教的关系，曾先后两次访问罗马的犹太教会堂。1998年3月12日他发表了《我们铭记不忘：关于大屠杀的反省》讲话，为基督教反犹的历史表示忏悔，但对二战期间教廷和庇护十二世在犹太人问题上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在这点上庇护十二世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道歉，他所做的一切皆光明磊落，值得自豪。若望·保禄二世说道：“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外交睿智，在许多场合得到富有代表性的犹太人组织和人士的公开承认。”例如，代表意大利犹太人委员会的约瑟夫·纳坦博士于1945年9月7日发表声明：“无论如何，我们承认教廷和执行教宗指示的基督教善男信女们清楚地认识到是他们的兄弟在遭受迫害，他们努力而无畏地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全然不顾自己面临的可怕风险。”

尽管如此，对庇护十二世的这段历史还是有不同看法。在1999年又发生了第三次争论。

这次争论的起因是英国出版了题为《希特勒的教宗——庇护十二世秘史》的一本书。作者约翰·康韦尔认定庇护十二世是“希特勒的教宗”。康韦尔是英国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曾经出版过《夜间窃贼——若望·保禄一世之死》等揭露天主教会内幕的著作，并为《伦敦时报·星期日周刊》等报刊撰写有关教廷和若望·保禄二世的专栏文章。在1999年出版的这本新著中，他列举了庇护十二世在20世纪开始的10年中，如何作为梵蒂冈的著名法学家而竭尽全力树立起空前的教宗极权意识；在20世纪20年代，他又如何作为驻慕尼黑和柏林的代表，利用狡诈手段在德国确立梵蒂冈教廷的权威；1933年，他又如何同希特勒达成“宗教协定”，保证纳粹上台不会受到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德国天主教社团的反对，从而把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交到了法西斯手里。据此他得出结论，认为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保持“沉默”决不是偶然的，与他一生不择手段地为加强教宗权力的经历有关，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本能地具有泛德意志和亲纳粹以及反犹主义情结。康韦尔全盘否定庇护十二世这个人，他认为，庇护十二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只是一个枝节问题。在全面否定庇护十二世的同时，他对当时的教廷却有所肯定，给人的印象是庇护十二世本人与法西斯站在一起，而与教廷无关，而且他还将庇护十二世与其前任庇护十一世作了区分，肯定了庇护十一世的反纳粹行为。

他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有的人甚至比他更激进，如法国历史学家安尼·拉克罗瓦·里兹在《思想》杂志第322期（2000年第2期）上以《教宗与希特勒》为题发表长篇评论，不仅完全肯定康韦尔将庇护十二世说成是“希特勒的教宗”的立论，而且还认为康氏应进一步揭露庇护十二世在任教宗之前与墨索里尼的关系，他不赞同康韦尔试图将庇护十二世与教廷作区分以及肯定庇护十一世的做法，在他看来庇护十一世和整个教廷均是支持法西斯的。

但康氏的著作也受到许多人的质疑，例如负责梵蒂冈多卷本文献集《教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件和文献》的主编者之一，耶稣会神父布列于1999年9月17日在法国《费加罗报》上以《一个反教会的阴谋》为题著文批驳，认为该书的立论毫无根据，属于“苏联人遥控的来自东方的关于庇护十二世的黑色传说”，纯系无稽之谈。在同一期《费加罗报》上，还发表了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肖努的文章，他甚至认为康韦尔根本没有资格被看作是史学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充当文章枪手的记者，《希特勒的教宗——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没有任何历史价值”。而法国的另一家重要报纸《世界报》也在1999年9月17日这一天发表了素有“自由派”天主教历史学家之称的埃蒂耶纳·富尤的批驳文章，强调“康韦尔除了被反复炒作过多少遍的陈词滥调，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由于“相当多的细节错误”，康韦尔的书“在总体上经不起推敲”。

无论何种看法，争论的本身说明这一时期的梵蒂冈相当值得研究。从史料看，它确实与法西斯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先后与德国、意大利、日本签订了条约。实际上梵蒂冈城国的建立也是墨索里尼的“功劳”。当然梵蒂冈与法西斯国家也有不少矛盾和斗争，尽管在有些学者看来，他们之间的妥协大于斗争。

本书并非从天主教的信仰亦或教会学和灵修学的角度来探讨，而是从史学角度研究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天主教会在艰难处境中的选择。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力图如实反映这一时期梵蒂冈与法西斯国家的关系，梵蒂冈与英美苏等国的关系，以及梵蒂冈对所发生的纳粹迫害犹太人事件的态度。在论及所有问题之前，首先要从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关系入手，因为这涉及梵蒂冈城国的建立。

第1章 罗马问题

世界上也许只有梵蒂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虽然它的面积只有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故宫的面积，但对世界的影响相当大，因为它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中心，教宗和教廷就在此行使和发挥其对世界各国天主教会及信徒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因如此，梵蒂冈一词的含意常常成为罗马天主教会领导中枢的代名词，而作为国家含意上梵蒂冈往往称为梵蒂冈城国。

梵蒂冈城国于1929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教宗世俗统治的领地为教宗国。梵蒂冈城国是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签订了拉特兰条约解决了“罗马问题”之后建立起来。所谓的“罗马问题”是由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引起的。这还要从历史上意大利与教宗的关系谈起。475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从此意大利便四分五裂。754年法兰克人的国王丕平应教宗斯德望二世的邀请进入意大利，将伦巴德人赶出了拉文纳，然后将这块位于意大利中部从拉文纳到罗马的一大片总督管区的土地交给教宗，史称“丕平献土”，由此形成了教宗国。1000多年来教宗们一直统治着罗马，权力扩展到拉文纳总督管区（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于6世纪在意大利设立的行政区。8世纪中叶，法王丕平击败伦巴德人，把该总督区划归教宗统治。）和五座亚得里亚滨海城市——里米尼、佩扎罗、法诺、锡尼加尼亚（Sinigaglia）和安科纳。近代以来，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教宗国领地锐减，但罗马始终属于教宗。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教宗国得以恢复。当时它与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等并列为意大利九个邦（当时意大利还只是个地域概念）。1840年后意大利民族主义兴起，最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有加里波迪、加富尔、马志尼和撒丁国王维克多·伊曼纽等人。1849年加里波迪发起第一次统一意大利运动，使近代的教宗国处于危急中。教宗在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援救下，击败了意大利统一运动，使教宗国得以保留。当时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1846-1878年在位）说：“教宗必须要有世俗的君权，以便为宗教利益而自由行使其神权”。1860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再次兴起，教宗国再度陷入困境。第二年，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由原撒丁国国王伊曼纽二世任国王。当时教宗国2/3的领土及3/4的臣民均并入了意大利王国。罗马城靠着法国军队的保护才未被占领。但到1870年，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被迫撤离罗马，加里波第率军在当年9月占领了罗马城。10月2日，经全民投票表决，将罗马并入意大利，并定为新意大利的国都。于是，教宗国不存在了，教宗成了意大利一位特殊的臣民，意政府为他保留了梵蒂冈宫供其居住。为防止外国对此事的干涉，意大利政府于1871年制定了《保障法》，并于同年3月由国会通过。其内容大体上包括（《教宗的新国与罗马问题的解决》，《东方杂志》，1929年。）：

1.教宗本身神圣不可侵犯——即不受意大利法律之限制及裁判。

2.在意大利国境内，教宗享受与意大利君主同等的尊荣。

3.意政府年纳三百二十二万五千里拉于罗马教宗，限于教宗本身，后嗣不得继续。

4.指定某数处宫殿及邸宅归教宗使用，此等宫殿邸宅，超越意大利的法权管辖，非经教宗允许，军人不得闯入。

5.选举新教宗时，意政府负责保障其选举自由。

6.教宗得自设行政机关，并得与世界各处教会自由交通，意政府不加干涉。

7.教宗得直接派遣使臣驻在各国，并得接待各国所派之外交代表，此等外交代表在意国境内，得享受充分外交待遇。

《保障法》表面上似乎很尊重教宗的权力，但实际上表明：教宗的某些权利和最高荣誉是由意大利法律授予的，不承认这些权利和荣誉是教宗早已拥有的，当然也决不承认和允许教宗拥有自己的臣民。该法律使教宗彻底失去了领地，因为《保障法》中意政府故意将梵蒂冈说成是罗马教廷的“所在地”，而不是“领地”，意大利已将原教宗国全部领土纳入意大利王国的版图内。就连意大利承认教宗居住的拉特兰、梵蒂冈两座宫殿以及几处邸宅及花园也是只给予其使用权，而决不给予治外法权。实际上意政府是将这些场所作为意大利皇家财产对待，只是让教宗享有某些特权，如规定教宗神圣不可侵犯，不受意大利法律之限制，意方治安人员不得进入教宗宫殿，不可进行搜查和没收文件等。但根据第四条款，将来某一天，意大利政府也许还要对梵蒂冈博物馆和图书馆进行维修和管理。这些都表明意大利根本不承认教宗有任何世俗领土的宗主权。

对这些，梵蒂冈当然无法接受。因为该法根本不是双方通过对等协商而订立的协定，完全是意大利单方面的行为。这种立法，根据意大利的宪法，国会有权修改或废止它。因此，在教宗看来，接受《保障法》就意味着教宗自甘彻底丧失最珍贵的独立性，也就是自愿承认教宗国的灭亡，自动放弃对罗马和教宗国所拥有的主权，意味着他从此只能寄人篱下地居住在梵蒂冈，一旦意大利政府变卦，就随时有被赶出梵蒂冈的风险。在教宗看来，其在罗马的独立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该主权是建立在“圣彼得世袭领”（指罗马教会的教产。）的基础上，任何世俗国家无权剥夺。

为了表示对意大利政府的强烈抗议，教宗庇护九世自称“梵蒂冈囚徒”，从此不出梵蒂冈一步，过着自我监禁的生活，并且拒绝接受意政府给予的年金。不仅如此，教宗庇护九世还发表了著名的通谕《不允许》（Non Possumus），禁止意大利信徒参加政府选举及议会活动，禁止他们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违者开除教籍。教廷还规定，意大利王室成员一概不许领受教会圣事；外国元首到罗马访问者，凡谒见意大利君主者，教宗即拒绝接待。这些原则均为其后的几任教宗所继承，以表示对意政府的强烈抗议。

意大利立即还击，取缔了原教宗国的一大批修会组织，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强令修士还俗，甚至当兵，并颁布了针对教会和宗教修会的西加尔第（Siccardi）法律。于是，都灵大主教被捕入狱，整个皮埃蒙特主教区不能与教宗保持通讯联络，教会国外传教部的基金被没收，教会善会（Catholic Social Societies）被解散。1887年意大利首相克里斯皮（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1819-1901）是出身于西西里的意大利政治家。他支持加里波迪远征西西里。1887-1891年、1893-1896年先后两次担任意大利首相。）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公开提出“让教宗向我们下跪”，默许人们侮辱教宗。在他的鼓动下，一些人对教宗进行人身攻击。最过分的一次发生在庇护九世出殡时。当时遗体正被人们从圣彼得大教堂移往罗伦佐大教堂，突然一群人围了上来。他们唱着猥亵的歌，并动手想把遗体扔进台伯河，双方为此发生冲突。意政府还有效地阻止了梵蒂冈出席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会议。1915年，意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伦敦秘密协定时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协约国一旦获胜，不得邀请梵蒂冈参加和平会议。

意大利与罗马教廷之间这种对立关系持续了近60年，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罗马城，即争夺罗马的归属问题。他们都声称绝不放弃2000年来罗马帝国的这一旧都，于是产生了意大利近现代政治外交史上有名的“罗马问题”，成为双方关系中最难克服的障碍。教宗利奥十三世在位时曾派人与意政府进行接触，表示并不想恢复教宗国，只希望能和平解决罗马问题，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时意大利首相克利斯皮说：“谁解决了罗马问题，谁就是意大利的伟人”。

为什么教宗和意大利都如此看重罗马城？对教宗而言，罗马城是古罗马帝国的首都，当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并在地中海沿岸发展后，罗马一直是教会活动的重要中心。4世纪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罗马主教也因其特殊地位而较之其他地区的主教更为重要。君士坦丁大帝将国都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远离皇帝的统治，罗马教会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西部教会，乃至西部帝国的中心。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罗马主教的地位更为突出，罗马主教便成为西部教会最高的领袖（教宗），也成为罗马的代表和象征，由此发展出教宗制。中世纪早期，罗马主教中曾有一些人为保卫罗马抵御外族入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利奥一世（Leo I，440-461在位）是位杰出的代表。在汪达尔人和匈奴人入侵时，他曾以其卓著的外交能力，成功地与匈奴王缔结和约，用和平方式保卫了罗马城，成为基督教史上的一段佳话。罗马主教正式拥有自己的世俗领地是在8世纪。当时的法兰克王矮子丕平为报答教宗对他篡位的支持而将意大利中部的一大块土地赠与教宗，建立了教宗国，罗马成为教宗国的中心。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罗马对西部教会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罗马城是耶稣的大弟子——使徒彼得的殉道之处。罗马教会历来将圣彼得视为第一任教宗，因为主耶稣基督将建立罗马教会的重任交给了彼得，其后所有的教宗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参见《马太福音》十六15-29）。这些都充分说明为什么天主教会决不能轻易放弃罗马。该城在历史上也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关罗马城对天主教会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教宗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78-1903在位）于1886年6月15日致其秘书厅枢机大臣朗博拉（Rampolla）的公函中看出。他说：“教宗之无上权威，为基利斯督（基督）所亲自建设，授之于伯多禄（彼得），更由伯多禄授与继其位者之罗马教宗。故教宗者，专为在世界上，组织一赔补圣子之功业的法定社会。兹功业也，为直至世界末日，不应中断之事业，富有一切特殊恩宠之事业，具备一切完善及公正权力之事业，更应由一个真正社会之正式政府，所督促施行之伟大事业，故教宗之威权，以其本来之性质言，不特不能受制于世界上之任何统制权，抑且应绝对享受一纯全之自由，极有关系于圣教会之全部组织，故在由天主上智安排。而任此职守之教宗，应得其独立与自由之承认，之保障，直至世界之末日。今罗马既为历代教宗之天然驻在地，为圣教会之中心，为圣而公会之首都，理应尊为绝对独立，完全自由之教宗行使职权地。盖罗马固有宗座管理指导普世信众，发号施令之处；罗马固为普世信众，朝谒，聆听，尊重，信仰之地，所以教宗之对于罗马，应绝对享受其独立之主权，不特任何人不能侵袭教宗之自由，抑且任何人应尊重此普世需要之权利也”。（玉予：《罗马教宗是圣教元首是华缔冈君王》，《圣教杂志》1929年12月号，第17页。）此信充分表明了教宗坚持要求维护世俗权利的态度，教廷将以重返罗马为满足，以体现教宗统治的主权。

与此同时，罗马对意大利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罗马帝国的首都原就在罗马。意大利人是当然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罗马的得失关系到意大利民族的存亡。罗马是意大利民族数千年文化历史的象征，其地理位置又是在意大利的中部，是意王国的中心，没有罗马便谈不上意大利的统一。19世纪意大利爱国主义者不惜流血牺牲，就是要建立起一个以罗马为中心的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这也是全体意大利民众，包括罗马居民在内的意愿。

自1870年开始，教宗虽然失去了罗马，但影响力还存在，这也构成了对意大利的潜在威胁。这种威胁主要表现在：一是教宗国虽不存在了，但许多国家尤其天主教国家仍与教宗建立外交关系，到20世纪20年代末与之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还有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波兰、匈牙利、罗森堡、德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荷兰、瑞士、巴威略、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莱多尼亚、巴拉圭、秘鲁、委内瑞拉及中美洲诸国。在一些难以解决的国际纠纷中，教宗仍常常被邀请充当仲裁人。在许多人心目中，罗马仍属于教宗。二是意大利占领罗马的合法性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按国际惯例，一国领土的割让要取得对方的同意（尽管往往是被迫的），以条约或协议的方式约定，才能得到国际上的正式承认。而意大利占领罗马之后，教宗从未承认过，而且也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就使意大利政府处于理亏的状态。最令意大利政府担心的是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很可能借此进行干涉。长期以来，法国自称是“教会的长女”，以罗马教会的保护者自居。历史上，法国常挟持教宗“以令诸侯”，拿破仑曾迫使教宗为之加冕（在实施加冕礼时，拿破仑从教宗手中抢过冠冕给自己戴上）以便“名正言顺”地当皇帝。1809年，拿破仑又将罗马等意大利领土划归法国。教宗的反对无济于事，他被逮捕并押解出罗马城，在萨沃纳避难，直到拿破仑失败。1814-1815年英、俄、普、奥四国召开了维也纳会议，意大利又恢复成各小公国，教宗国也得以恢复。不久意大利民族运动兴起，罗马始终是争夺对象，只因法国的武力威慑，才使教宗国得以保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70年，随着法国军队的全部撤离，以及意大利军队进驻罗马，教宗国不复存在了。1904年法国总统赴罗马会见意大利国王，为此教宗向法政府提出抗议，导致法国政府与教宗断交。尽管如此，法国也无时无刻不构成对意大利统一的威胁。奥地利也是如此，传统上它也是个天主教国家，对罗马自然十分关注。历史上它就经常与法国争夺在意大利的土地和权利，意大利统一显然对其不利。1881年意大利政治家马志尼曾奉意王之命，前往中欧几国磋商如何确保意大利领土，尤其是罗马的安全，但遭到奥地利政府的拒绝。1883年德国总理俾斯麦为对抗俄国和法国，实现大日耳曼帝国的野心，拉拢奥地利结成德奥同盟，并请意大利参加，三国同盟由此建立。当然这种同盟并不牢靠，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并没有与德奥结盟，反倒与英法结盟，这点说明，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相当深。因此，意大利总是担忧重新失去罗马。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有所松动。梵蒂冈禁止天主教徒参加意大利议会选举的《不允许》通谕也逐渐放宽了。教宗认识到这道禁令的实际作用只能是削弱天主教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促成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去控制选票。因此，在庇护十世（PiusX，1903-1914年在位）治下，他已允许各地主教可暂不执行《不允许》通谕，参加有利于教会的投票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与梵蒂冈的关系有所改善。虽然并没有消除彼此的偏见，但在感情上已有所接近。梵蒂冈严守中立，这本身对意大利就十分有利。加之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年在位）是意大利人，在战时不自觉地流露出民族感情。他曾指示神职人员为意大利军队提供给养，祝福意大利取得胜利。在他治下，实际上默认了意大利政府。1917年，“主教们在面对敌人侵略和为国家贷款方面所做的爱国工作”（Thomas E. Hachey：《英国——梵蒂冈关系，1914-1939年英国驻圣座公使的机密年报》，《世界宗教编译参考》第1集，第47页。）而备受政府的赞扬。因此，当英国某些人连篇累牍地攻击梵蒂冈是造成卡波雷托战役失败的罪魁祸首时，意大利政府根本不响应。相反，意首相还批驳了英国对梵蒂冈的指责，梵意关系逐渐转热。

1918年以后，意政府与教廷双方都表示出继续谈判的愿望，只是由于国内局势混乱，无法实施。1920年6月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了通谕《和平，天主的最大恩宠》，宣称：政府首脑和亲王间的会谈可能有助于国家间的和解，因此教宗考虑到时代条件的变化，为了达到重建国家间兄弟般合作的目的，不会不愿意修改由其前任们规定的有关天主教国家首脑访问罗马的条件。与此同时，梵蒂冈立刻宣布了西班牙国王和比利时国王来访的消息。这一通谕暗示长期以来导致梵蒂冈与意大利不和的因素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该通谕被视为向着梵——意关系改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双方真正开始谈判则是等到1922年2月6日庇护十一世（Pius XI，1922-1939年在位）当选为教宗以及同年10月以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为首的新法西斯分子政府上台后才得以实现。

墨索里尼早期是一位公开反对教权的人，著有小说《枢机主教的女儿》。书中将神父比喻为“黑色的细菌，就像是结核病菌那样使人类致命”。1919年，当时他任《意大利人民报》编辑，在该报上写道：“由于我们憎恶各种形式的基督教，而且像憎恶马克思那样憎恶耶稣，所以我们对现代异教崇拜力量与勇气的复兴便怀有极大的同情”。他还说：“我们党（指法西斯党）要求政教分离，取消天主教的一切特权，没收教会财产。国家必须把教会作为一个民法管辖下的纯粹私人结社，宗教活动必须限制在教堂内进行。”（《意大利人民报》，1919年5月1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对此公开提出抗议，反对“这位不正当地自称意大利人民的代表发表诽谤我们神圣救世主的可怕渎神言论”。

但墨索里尼很快就认识到，要使法西斯取得政权并得到巩固，就要联合一切力量去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股在意大利影响最大的势力，而意大利天主教会正是这一反对势力的代表。更何况墨索里尼还有更大的野心，他要使意大利重振罗马帝国的国威，使罗马成为世界的中心，要做到这点，他深感不利用教会的影响力是决不可能达到的。随着大权在握，他对教会的态度也在迅速地改变。他说：“当我看到其他国家建立国家教会时，我很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亿万人民将不再朝向罗马。”他深刻地认识到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传统中所起的作用，因此特意抬高了天主教在意大利的地位。1921年6月21日，当时他还只是议会里代表法西斯党的议员，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说：“我宣布，罗马帝国的传统和拉丁传统是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正如毛姆森（Theodor Mommsen）（毛姆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在25年（或30年）前所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普世思想就不能留在罗马。我坚持认为今天在罗马所具有的普世思想就只能存在于罗马。我还坚持认为，今天罗马所具有的普世思想就是来自于梵蒂冈。”（Thomas ：Peter’s City，，）这种感受在他参加新教宗庇护十一世当选后在圣彼得广场所举行的降福仪式后更加加深了。面对如此壮观的场面，他发出感叹道：“自由主义派政府不懂得教宗的普世性，真不可思议。只有它才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代表着意大利历史和传统的最大的光荣。”他第一次作为内阁总理讲话时，声称自己是“奉天主的旨意”来治理国家的，“愿天主帮助我圆满地完成这个沉重而艰巨的职责”。此后他多次发表这类看法，并宣称在意大利实行一切宗教自由政策的同时，“要特别关照天主教，使之居于主导地位”。他曾对一位西班牙新闻记者说：“意大利人不仅把教宗尊为宗教领袖，而且也把他尊为罗马教会的象征。缺少这种象征，我们自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今天，意大利的许多政治现象是一种精神复苏现象，虽然仍未完全被理解。因此，意大利政府的宗教政策不能不重新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基础上。”（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3，）这些都表明他已充分地认识到要实现他的野心必须与天主教会这个历史悠久、负有盛名的组织结盟，这不仅有利于他在国内的统治，也有利于使他得到世界的公认。尤其是他已看到要将意大利的国威扩张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例如巴勒斯坦、叙利亚、远东地区，更离不开与罗马教廷的合作。

教宗，特别是庇护十一世对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党有一定的好感，这出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19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席卷全国，北方的工业工人与南方的农业工人都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劳工的待遇，少数极端的人还搞暗杀等活动，使整个社会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地主和资本家深感恐惧，政府曾采取镇压手段，但未成功。天主教反对通过暴力废除私有制，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促使教宗放宽《不允许》敕令中有关天主教徒不得参与政治的禁令，允许天主教徒公开投票参加议会选举。于是，自由派政府毫不犹豫地同教会人士达成协议，争取天主教徒的选票。这的确很有效，在天主教徒的支持下，1913年二百名自由派候选人得以当选政府官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意大利全国，仅1919年的工潮便达1871次，参加者有155万人次。社会党人在费拉拉——博洛尼亚（Ferrara Bologna）平原组织了农民联盟，工人组成的工会占领了一些乡村和城市，赶走市长和当地官员。他们确信只须几个月的时间，整个欧洲都会仿效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能建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墨索里尼于1919年3月在米兰组建了第一个“战斗的法西斯”组织。此后的几年该组织热衷于打击“赤色分子”，到处抢劫和焚烧社会党组织所在地，破坏罢工，有效地镇压了“威胁国家和教会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得到意政府及社会中上层担心“赤化”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相信只有靠墨索里尼才能制止国家的混乱。（1924年度（英国）外交报告：《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关系》1925年2月25日。）梵蒂冈也是如此，当时英国驻梵蒂冈使节奥多·拉塞尔（Odo Rusell）爵士报告说：“梵蒂冈最终看到，唯有墨索里尼才能把国家这艘船驶入平静的海面。他赋予意大利铁腕。”梵蒂冈的这种态度，特别是庇护十一世（在当选前为枢机主教拉底）的态度也为墨索里尼所察觉。1920年拉底被教宗本笃十五世任命为米兰教区主教。当时墨索里尼正在米兰任民报编辑，他所领导的法西斯党已有相当的势力。几年后，墨索里尼曾回忆道：“我预计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将会由于教宗庇护十一世而得到改善。米兰的法西斯主义者与目前这位教宗有直接关系。在为阵亡的无名战士举行仪式的前夜，教堂内忙于各种安排。在这些神职人员中，枢机主教拉底表现得最谦恭。几十面法西斯旗帜擎举进入了教堂。作为一位攀登过阿尔卑斯山的年迈而英勇的人来说，这位枢机主教确实已达到了顶峰。”（Thomas E. Moore：Peter’s City，N. ，）正因如此，墨索里尼很高兴拉底当选为教宗。他说：“作为一个米兰公民，尽管它只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拉底枢机主教当选为教会首领时，我也置身于米兰人普遍的欢乐中。这位新教宗除了有那些我称之为宗教的品质之外甚至对我们的世俗世界也抱有同情心。他是位具有很高文化、历史、政治和哲学修养的人。由于曾在许多国家居住过，他非常熟悉西欧的情况。就像所有那些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奋斗和生活的人们那样，他对意大利仍然怀有最美好的感情。”（同上。）

墨索里尼的这种感觉并没有错，1922年当选的教宗庇护十一世是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人，为此他宁可选择法西斯党也不愿支持共产党或社会党。这与其经历有关。1918年至1920年拉底曾被当时的教宗本笃十五世派往波兰工作，在那里他听到了从苏俄逃出来的人对他讲述无神论者对宗教迫害的情况。他还经历了1920年布尔什维克对华沙的包围。他深感，如果不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有效抵制的话，也许他们就会占领德国，进而抵达西欧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担忧成为他以后思考很多问题的基点。1920年他被召回意大利，当时正值国内动乱之际，在苏俄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社会党人领导罢工，法西斯党则用武力破坏罢工，冲击社会党总部。拉底本能地对受共产主义影响的社会党人没有好感，同情法西斯党，并相信只有法西斯党才能确保意大利走上正常轨道。

1922年1月本笃十五世去世后，枢机主教们前往罗马选举新教宗。他们最终选择了拉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同共产主义者打交道的经验。在他们眼中，共产主义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教会所遇到的最大的威胁，正是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才促成了拉底当选。

这位新教宗一当选便迈出了与意大利和解的步伐：亲自出现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向圣彼得广场上跪着的信徒赐予宗座的遐福。这是自1846年庇护九世登基之后76年来第一个恢复了这一做法的教宗。之前的几任教宗登基时都只在圣彼得大教堂内举行加冕仪式，从不在阳台上露面，因为他们要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梵蒂冈囚徒”，以示对意大利政府的抗议。而庇护十一世却走出了这一步，预示着“梵蒂冈囚徒”将不再是被囚之人。此外，他在1922年圣诞节发表的第一个通谕中，虽然也重申庇护九世及其继任教宗们的抗议，但却以最平和的语调提到他的祖国意大利。

墨索里尼对此心领神会。执政后他毫不犹豫地宣称，一个意大利人可以同时效忠国家和效忠教会，两者并行不悖，并将改善与教会的关系列为他的许多重建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宣布法庭上必须悬挂十字架，“作为神圣公正的标志”，还规定在学校里，国王像旁边也要悬挂十字架，并强制恢复宗教教育。教会的节日成为公众的节假日，而对一些可能会伤害圣座感情的节日则保持低调，特别是罗马占领日，不再像以往那样大肆庆祝了。政府还主动配合一些大型宗教活动，例如为1923年9月在热那亚举行的圣体大会提供方便，当时参加者中枢机主教就有40人，群众队伍长达15公里。还恢复了在自由派政府时代早已取消多年的渎神罪，对那些渎神的及败坏天主教规的行为均要给予处罚。1923年，定居在罗马的美国新教美以美会信徒买下梵蒂冈附近马里奥山丘的大片土地，打算盖一所美以美会大学、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使梵蒂冈变成新教徒朝圣之地。他们谩骂教廷，称它为“巴比伦淫妇”。为此，梵蒂冈求助墨索里尼政府，政府立即宣布“不能宽容这类亵渎罗马的行为”。于是罗马市政府宣布，要从美以美会手中赎回这些土地。如果他们不肯，那就没收，改建成但丁博物馆，费用将由公众捐款和意大利新闻界的资助来解决。（AA（德国外交部文件缩写）：《圣座对外关系》，卷2，1923年6月6日。）政府还对始终敌视教会的共济会成员进行了镇压。

为表示对教会的友善，政府恢复了一系列自1870年以来在公共场所早已停止的教会活动，例如在复活节时敲响罗马市政厅的大钟以示庆祝；恢复罗马大学内的教堂——“智慧堂”（The Sapienza）的教会活动。对教会看重的圣人百年纪念和圣年等活动，政府也十分重视。为庆祝1924年12月24日开始的圣年，当局修好了通往圣彼得大教堂的道路，并大大改善罗马四大教堂之间的交通，此举深受天主教界的欢迎。1925年为筹备来年的纪念圣方济（圣五伤·方济各（1181？-1226），意大利修士，方济各修会创建人。）逝世700周年的活动，墨索里尼亲自写信给意大利驻外使团，为前来参加活动的各国来宾提供方便，并且为教宗特使梅尔维·德尔瓦尔（Merry Del Val）枢机主教派出专列。当德尔瓦尔途经奥尔托、特尔尼、斯帕莱托站时，月台上奏起了意大利国歌，到达西西里时，还鸣放了21响礼炮以示欢迎。在正式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教宗旗与意大利国旗并排飘扬，担任仪仗队的士兵们穿上了节日盛装。这些举动感动了这位被称为对法西斯“不妥协”的枢机主教，他称赞墨索里尼对国家和宗教做出了贡献。

1925年法西斯政府还做了件最令教会感到高兴的事，即恢复了罗马竞技场上的十字架。这里是历史上基督教第一批殉道者流血之地，为了表示纪念675年教会在此竖立了十字架。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期间，这个十字架被共济会人士铲除，取而代之的是“罗马凯旋者”雕像。如今十字架又立了起来，梵蒂冈将它视为是战前意大利政府反教权政策结束的一个标志。梵蒂冈还高兴地看到，意大利王储及政府的正式代表出席了在安科纳举行的圣体大会，表明了政府对天主教的支持。为此教宗使节威尼斯宗主教拉·丰丹在典礼结束时表达了对政府的感谢，说：“由于政府坚忍不拔的意志以及所做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意大利特别成功地恢复了宗教信仰。”（Thomas E. Hachey：《英国——梵蒂冈关系，1914-1939年英国驻圣座公使的机密年报》，《世界宗教编译参考》第1集，第53页。）不仅如此，政府还废止了1886年10月制定的宗教修会必须具有政府的批准书的法令以及还俗令。1927年3月25日经议院批准，意政府将宗教基金会与司法部分离，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对墨索里尼的这些做法，梵蒂冈教廷起初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对法西斯所表现出的极端民族主义也表露了某些不安。教宗在1923年1月发布的第一个通谕《天主奥旨所在》（Ubi arcano Dei consilio）中依然抱怨意大利剥夺了他的领地，不过，已用较温和的方式，并且使用了“母国”这一词来强调他的意大利祖籍。1925年梵蒂冈的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公开称赞法西斯政府，声称“这个政府的历史现实感和政治影响非常突出，毋庸置疑是高于其他小党派的一切旧观念”。（《罗马观察家报》，1925年11月4日。）这使法西斯欣喜万分，将此文全文转载。1926年，墨索里尼在博洛尼亚险遭暗杀，《罗马观察家报》对此事立即发表评论表示庆幸。同年12月，教宗在御前会议上对此也作了最明确的表态，声称：“危害他（墨索里尼）的生命，就是危害国家本身。”这些都表明梵蒂冈对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信任。梵蒂冈对墨索里尼的许多做法感到满意，他们担心反教权的自由派政府再次上台。

墨索里尼有许多观点与罗马教廷相似，两者都认为“罗马是世界首领”。墨索里尼一心想要继承梵蒂冈保存下来的帝王传统，将意大利建成现代的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独裁统治，都是绝对主义者，不允许对他们的信条有丝毫怀疑，都强调个人服从组织，都鼓励建设大家庭。正是这种共同点，拉近了两者的距离。正如一份耶稣会杂志所写的：

“早先自由派政府口头上宣称不理睬宗教，但实际上走得更远，对宗教进行了迫害。而法西斯主义正好相反。它承认宗教的社会意义，承认天主教会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因为它们之间有某些相同的理想。它对教会的政策是承认和恢复天主教意识的权利，承认和恢复在50年间自由民主派政府时期遭受凌辱的神职人员所应有的权利。”（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墨索里尼对梵蒂冈作了不少让步，同时，教宗对墨索里尼也作了让步，取消被法西斯视为眼中钉的天主教政党——人民党便是一例。

人民党是由西西里的一位神父唐·斯图佐（Don Luigi Sturzo）按1891年利奥十三世所发表的著名通谕《新事物》的精神建立的。该通谕肯定了天主教会应该成立劳工协会，吸引无产者，以同社会党人争夺群众。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经济瘫痪。大批工人失业，农民无以为生。在布尔什维克思想影响下，社会党人一度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领导工人罢工，占领工厂，领导农民采用暴力手段占领大地主的土地，社会处于动荡中。天主教会不赞成用暴力手段，希望通过改良的办法改善劳工生活和工作条件。为了争取民众，与社会党对抗，在本笃十五世的支持下，斯图佐将一些分散的天主教政治势力组织起来，于1919年1月发表宣言，成立了人民党。宣言的内容节录（董霖、佩萱：《法西斯主义与新意大利》，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第27页。）如下：

“谨告我们自由的健康的意大利人：在这严重的时刻，我们都要舍弃成见，一心一德，共同为我们的祖国努力，努力维护自由与公平的理想。当战胜国代表正在开会，寻求世界和平的基础时，各国的政党也应该向这方面努力，鼓吹那些可以免去二次大战的理论，使各国的秩序稳固，实现社会正义的理想，增进劳工的社会地位，发展国家物质的精神能力，并与神圣的国际联盟合作……”

“国家应该确为人民意志的表现，我们要求国会的改革。国会必须应用比例代表制，妇女也应有选举权，我们希望改良政治与行政，并且划一立法……”

“现时的社会福利的改革，劳工立法的改革和小有产者的保护等，必须着眼在提高工人阶级上；同时，国家经济势力的开发，关税的系统化，赋税的革新，海外贸易的发展，南部农民问题的解决……都该顾到如何始能消弭战后的恐慌。”

人民党提出的在议会中的比例代表制、注意劳工立法和农民问题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一部分人脱离社会党转而加入人民党，因此成立数月人数便达到120万。到1919年11月选举时，人民党在议会中已获得了99个议席，到1921年，上升为110名议员，仅次于社会党，成为意大利的第二大党。这个党在许多重大政治决策问题上都与社会党意见相左，成为社会党人的强大对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可怕劲敌。1920年社会党领导的罢工，因人民党的反对而失败。

墨索里尼上台后首先消除了社会党的势力，此后他的目标便对准了人民党，因为人民党已成为唯一对他造成威胁的党。1924年大选时，人民党在布里昂扎赢得了24000张选票，而法西斯党仅得了12000票，这更加深了法西斯对人民党的敌视。法西斯指责梵蒂冈与人民党是一丘之貉，并对天主教童子军进行武力攻击，迫使梵蒂冈处置人民党。

教宗庇护十一世在许多方面与他的前任本笃十五世不同。本笃十五世继承的是利奥十三世的传统，比较注重天主教社会运动，不管是出于与社会主义争夺群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们对劳工运动都很关注，因此本笃十五世对人民党持支持态度。有人将这类教宗称之为“政治”教宗。庇护十一世与他们不同，属于“灵性”教宗。他不赞成天主教会参政，而更注重天主教从事慈善、教育、道德和社会工作，并认为只有通过这类工作，实施天主教会所阐述的基督精神，才是用以对抗“令人目眩的、混乱的现代生活”的唯一武器。为此他热心于组建专注上述工作的公教进行会，而不支持人民党这种政党。在政党问题上，他宁可要一个与梵蒂冈无联系而又亲梵蒂冈的政党来统治意大利，而不是由一个自认为代表天主教徒利益的政党，因此在他看来法西斯党比人民党更可取。如今人民党既然已成为法西斯党的眼中钉，并影响到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庇护十一世便决定取消人民党，以表明梵蒂冈对法西斯的诚意，换取罗马问题的解决。1924年2月1日，教宗下了一道最严厉的禁令：一切宗教活动必须超脱于任何一个政党，要避免与政治“危险地混同”，他特别警告神父和所有教会人士注意，不要给任何政治团体套上“天主教的”这一头衔。他令其所组建的公教进行会及其下属机构完全脱离人民党。在教廷的压力下，作为该党书记的斯图佐不得不于1924年7月辞职，流亡国外。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政治运动就这样被断送了，而这正是与法西斯达成宗教协议所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尽管如此，墨索里尼与梵蒂冈之间还是磨擦不断。一是在根本理念上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梵蒂冈不想成为墨索里尼向外扩张的工具，也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因恢复某些宗教活动，教会就对法西斯感恩戴德。它要与法西斯党始终保持距离，反对法西斯自诩为天主教的代理人。因此梵蒂冈在处理问题时非常注意将意大利政府与法西斯党区别对待。教宗往往在对墨索里尼表示尊重的同时，谴责法西斯极端分子犯下的种种暴行。如教宗在1925年12月24日的御前会议的讲演就表明了这一态度：一方面对墨索里尼政府为教会提供的一切帮助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他认为法西斯政体决非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常的永恒之物。他表明，当道德法则遭到法西斯分子践踏时，就要抗议。同时，他也不允许教会的社会活动受法西斯思想的同化。1926年3月教育部长罗科先生在巴里作讲演，将法西斯党的新帝国主义与天主教会相联系，说：“意大利不能作为一个没有世界使命的国家而存在。这个使命不是别的，就是罗马人和天主教的使命。墨索里尼先生是自查理曼大帝以来天主手中最伟大的工具。”（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这引起梵蒂冈的反感，教会通过自己的出版物《罗马观察家报》和信函对此提出了抗议。再如意大利法西斯理论家詹蒂列夸耀法西斯在国立学校恢复宗教课，“已把天主教带回到意大利”，便遭到《罗马观察家报》（《罗马观察家报》，1928年3月25日。）的驳斥，说：天主教不是乞丐，无须从国家的饭桌上捞取残羹剩饭。教会有教育青年的神圣权利，而政府仅仅是在恢复某些本来不应该被去掉、不可以被剥夺的东西。从逻辑上说，一个承认天主教信仰的国家，必须遵循天主教的社会教导。梵蒂冈坚决反对法西斯提出的“党就是国家”的主张，特别是社会立法方面的主张。1926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在社会和政治上排除异己，查禁了一切具有政治性的报纸，并只准许法西斯工会存在，为此又引起了双方的磨擦。梵蒂冈指责法西斯这种做法是侵犯人权。在梵蒂冈的坚持下，虽然那些带有人民党色彩的天主教大报纸被迫停刊，但一些纯粹由教会领导的报刊得以复刊，公教进行会中由平信徒组成的工会也得以恢复。法西斯政府还作出了保证：在技工及体力劳动者中从事纯社会和宗教工作的工会将不受干涉。同年，法西斯党的总书记法里奇大肆攻击梵蒂冈国务卿枢机主教加斯贝里，因为加氏曾与人民党有过联系。于是双方又引起了很大的冲突，最终墨索里尼解除了法里奇的职务才使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如此，梵蒂冈对所谓的法西斯哲学持保留态度。同年12月的御前会议上，教宗作了长篇发言，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墨索里尼对国家的贡献；另一方面强烈抗议一些头脑发昏的法西斯分子对天主教社会团体所作的攻击。他指出，现在盛行着的一种关于国家的观念是与天主教思想相对立的，因为它把国家变成一种自身的目的，而个人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天主教会一贯主张“国家是为个人才存在，而不是个人为国家才存在”。这种根本理念上的不一致随处都会显露，虽然在某些场合双方作些妥协，但从根本上是难以克服的。

二是在教育问题上，法西斯一直想垄断青少年的教育权，这与其国家观有关。墨索里尼曾在《法西斯主义学说》中说，“法西斯主义者认为，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具有人性和精神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是民族的法律形式，在国家之外，既没有个人，也没有集团（政党、团体、工会、阶级）”。（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0-321页。）在这种观念下，法西斯分子便要垄断国家教育，一个人从孩提起直到成年都必须由他们控制。这遭到梵蒂冈的激烈批判。在天主教会看来，青少年应当受到三种“社会”的教育：家庭、教会和国家，这三者中的排位，国家是在最后。第一位的教育是来自家庭，因为家庭具有天主所赋予的自然权利去教育培养后代。如果家庭无力做到，那国家就要介入，但只能是给予帮助。教会具有永恒的拯救人类的全部手段，因此，对人类的教育是教会的职责。这既包括进行道德教育，也包括智力和体育教育。但法西斯的青少年组织巴利拉（巴利拉是一位意大利热那亚的青少年。他在1848年12月5日首先勇敢地用石块反抗奥地利侵略者，从而激发了热那亚市民的反抗精神，纷纷拿起石块、棍棒等作为武器，在五天内将侵略者赶出了该城。）坚持体育教育是它专有的权利。他们垄断了足球、徒步旅行、侦察活动、小规模射击等运动，并只准加入巴利拉的青少年才能穿制服和佩带帽徽领章，而这些对青少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通过这种垄断方式法西斯达到了削弱公教进行会的分支——天主教童子军的目的。不仅如此，到1928年法西斯还宣布解散天主教童子军，将其全部并入巴利拉，这引起了梵蒂冈的强烈抗议。双方的矛盾更因为1928年5月4日将在罗马举行女子体操比赛而加剧。教宗在致罗马教区宗座代牧的信中说，女子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体操表演的这项拟议有损于女性的娇柔气质，这种气质即使在罗马受异教徒统治时代也没有受到损害。圣座表示他不希望发生类似的过分不端庄的行为。他还说，他并没有任何要阻拦女子参加适当的体育训练的意图，但令他深感不安的是这项拟议中的体操表演的虚浮和狂热。实际上教宗反对的是法西斯对青少年进行的半军事化的训练。尽管梵蒂冈作了这些表态，法西斯并没有停止这一活动，只是原拟定让女孩们手持来福枪改为手持弓箭作为对梵蒂冈的让步。几天后，墨索里尼为了不与教会过分僵持，通过公布他对高级官员的信函，表示只准备解散那些半军事性的非法西斯组织，暗示公教进行会的有些机构，如公教学生青年会等不在此列，双方矛盾有所缓解。但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上，双方都不会放弃，因此这一斗争从根本上看也是难以解决的。

三是罗马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梵蒂冈虽然对法西斯政府抱有一定的好感，但它从来没有忘记随时提醒意大利天主教徒和全世界注意，教会与意政府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即罗马问题，这是关系到教会精神独立的大问题。梵蒂冈强调这个问题决不能由一方擅自处理，必须经双方讨论。《罗马观察家报》多篇文章及教宗的不少讲演中都常常涉及这类内容。即使当墨索里尼为讨好教廷作出各种让步时，梵蒂冈也要不失时机地提到这点。如1925年，墨索里尼提出了一个改革教会立法和改善教士处境的计划。他亲自选定一个委员会制定教会立法，其中有三位教会人士协助工作。该委员会工作了一年多，提出承认一切公共教堂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性；国家应给教士生活津贴；取消采用申请书方式任命主教，代之以世俗当局与教会事先磋商的制度。此事让天主教会不少人士感到高兴，以为圣座与意政府公开联盟了，但《罗马观察家报》对此进行了澄清。梵蒂冈以教宗给国务卿枢机主教公开信的这一特别严肃的方式，表明了态度：在该委员会协助工作的教会人士无权代表梵蒂冈，要想同圣座协作，首先必须挽回1870年错误所造成的后果。

上述三方面中，第三个问题是导致双方关系无法正常的最关键之点。只有罗马问题解决了，双方才能签订宗教协定，其他问题也就有解决的可能。墨索里尼决心解决它，他深知此举对他个人的威望及权势的增长是绝对有利的。天主教会势力遍及全世界，其影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帝国，决不会因意大利占领罗马而有丝毫减弱，与此相反，这种“梵蒂冈囚徒”的处境更增加了世界对教廷的同情。因此对意大利而言，特别是对法西斯而言，如果能解决罗马问题，在政治上必定会赢得全世界的支持，墨索里尼也将成为像查理曼大帝那样的伟人而永载史册。为此他逐一清除了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中那些持异议者，并迫使其中的一些人保持沉默。在扫清了内部障碍之后，墨索里尼便开始谋求与教廷正式接触。

对于如何解决罗马问题，墨索里尼早在1922年上台之前就有所考虑。当时他还只是议会议员，私下同教廷国务卿加斯贝利接触，表示罗马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国家赠予梵蒂冈一块领土来解决，还表示如果议会不同意这个方案，他就解散议会。所以，从那时起教廷便将解决罗马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墨索里尼身上。他们担心一旦自由派取代了法西斯党执政，就会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教廷预计到法西斯政权在意大利为期不会太长，当时的国务卿加斯贝利甚至精确地预测它只能存在20年。因此，必须趁墨索里尼当政时解决罗马问题，于是当他对此有所表示时，教宗很快作出了回应。

第2章 拉特兰条约

虽然墨索里尼与教廷有接触的意向，而且私下也在进行，但教廷明白，宗教协定的签订当然更有利于意大利。何况造成罗马问题的是意大利，而如今更急于解决此事的也是意大利，因此走出这第一步的只应是意大利。事实也确实如此。最初担任双方使者的是耶稣会士塔基——文图里（Tacchi Venturi）。此人与墨索里尼很有交情，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爱国的行动，并声称拥护意大利统一，因此得到法西斯分子的赞赏，被墨索里尼视为“忠诚的顾问”。与此同时，又因他曾劝墨索里尼取消每年9月20日的庆祝活动（这是1870年意大利军队占领这座教宗城的日子），代之以庆祝在维托里奥——韦内托的“意大利团结的伟大胜利”日，因此也博得了教会的称赞。在他的斡旋下双方于1926年8月开始进行接触。直接负责此项工作的意大利方面的代表是意政府议员巴罗纳教授（Domenico Barone），梵蒂冈的代表是著名法律顾问派契利教授（Francisco Pecelli）。

对于双方进行谈判的详细过程，派契利教授有如下的描述（Thomas E. Moore：Peter’s City. ，《世界宗教编译参考》，第1期，1982年，第15页。）：

“协议的谈判是从1926年8月6日开始的。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我去美国是作为教宗委员会的成员去的，随同教宗使节，已故的本扎诺枢机主教去参加芝加哥国际圣体大会。我可以这么对你们说，我早就猜到或者更确切些说是预感到有件大事即将来临。我把这种预感告诉那些跟我一起在海上旅行的人。返回罗马后，我得知意大利政府议员巴罗纳要与我商谈。我的预感变成了现实。会晤前，我已收到了应有的指令。就在8月6日，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第一次同巴罗纳教授举行会谈。他告诉我，他断定墨索里尼先生很愿意弄清解决罗马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立即回答说，圣座不能放弃两个基本点，一是必须在政治和约中载明恢复教宗国，哪怕领土再小，但有了这个有形的、明确的领土主权，才能确保教宗自由行使其神权；二是在宗教协定中要规定在某些确定的条件下，民法应承认宗教仪式婚姻的合法性。

巴罗纳教授表示可以就这些基本点进行接触，于是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会谈。我们分别在双方的寓所会见，但较经常的是在巴罗纳教授履行法典委员会秘书职责时的办公室所在地——正义宫内会面。由于我是立法顾问团的成员，所以就连正义宫内那些注意我行踪是否反常的人也永远猜不到我的来意。第一轮会谈拖至1926年10月4日。因为这一天，恰巧是全国圣方济纪念日，墨索里尼先生通过信件正式授权巴罗纳教授进行秘密谈判。

10月6日加斯贝利枢机主教在给我的回信中下达类似的指令，但对会谈做了一点保留，后来在该月24日的第二封信中把它取消了。

我给你们提供一些统计数字来证明这些谈判是极其困难的。巴罗纳教授同我会谈了110次。后来，我很荣幸地接受了圣座129次私人召见，这些召见往往持续3-4小时，加斯贝利枢机主教有时也在座。1926年11月24日，巴罗纳教授和我终于草拟出了拉特兰和约的第一个文本。这个文本一式两份。为了严守机密，由我儿子查尔斯担任打字。和约只有16条，由此你们可以看到在达成正式条约之前是经过了多少煞费苦心的修改了。第一个文本由巴罗纳教授和我签署，应该说，它完全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人作品，因为他和我都没有正式的官方身份。在这之后，我们着手草拟宗教协定大纲。就在这年（1926年）年底，教宗非常事务秘书博尔贡季尼·杜卡（Borgongini Duca）枢机主教参加了谈判。三人谈判是在马里奥山（Monte Mario）枢机主教格拉尼托·迪·贝尔蒙特（Granito di Belmonte）的宅邸举行。总共10天，每天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6-7点，宗教协定的文本可能是在1927年2月完成，预定在同年4月呈送双方首脑。在此期间我们为了进一步完善政治和约和宗教协定，尤其是准备一些促进协定缔结的建议，对于一些偶尔出现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还继续进行会谈。

1928年8月20日，我们各自誊写一份附有财务契约的政治和约和宗教协定副本。这仅仅是为了自己备用。9月3日，我去维索附近的乌西塔旅行，见到了加斯贝利枢机主教，他已审了两个文本。当天，这位国务卿枢机主教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文本某些细节问题作了许多保留。但他同时宣布愿意开始正式谈判解决罗马问题。9月7日，我到了圣玛尔格达·里古莱（Santa Margherita Ligure）会晤巴罗纳教授，把加斯贝利枢机主教的决定转告他。巴罗纳教授因身体欠佳，直到9月21日才返回罗马。11月9日，墨索里尼先生传出指令，宣称他认为可以开始正式谈判。11月22日，意大利国王授权政府首脑阁下委派巴罗纳教授作为他的代表开始正式谈判签署政治和约和宗教协定。圣座也相应于11月25日授予加斯贝利枢机主教同样的权力，承认巴罗纳教授和我具有谈判代表的资格。

巴罗纳教授的健康每况愈下。我们与他的会谈次数越来越少，后来他病倒在床。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全靠宗教的安慰支撑着。在谈判期间他对宗教的感情越来越炽热。12月7日，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但纯属假象，终于于1929年1月4日去世了。我失去了一位朋友，意大利失去一位英明的谈判者。

1月7日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意大利政府首脑打来的，邀请我去会谈。当时我因法律事务正在波洛尼亚。我立即赶回。翌日晨8时，我与墨索里尼先生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他告诉我不再委任代替巴罗纳教授位置的人，由他亲自进行谈判。当天晚上，他又与我约会。此后，我有时是中午去找他，而更经常的是在晚上到他的拉塞拉路私人宅邸内会见。会谈常在晚上9点开始，有时延至次日清晨1时。我以一种无限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我面前的这个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得不到休息——为了国家发奋地工作着。墨索里尼逐条逐字地反复推敲政治和约和宗教协定的全部条款。谈判进展得很快。事实上，我可以不用经过中间人，每天早上直接向教宗汇报头天晚上的会谈内容。

这些文本大约经过了20次反复斟酌，不仅经过意大利政府首脑及其专家们的审议，而且还呈交教宗本人核准。在为圣而公教会缔结如此重要条约的日子里，教宗本人把很多时间用在祈求天主的帮助上。”

从上文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一是教宗对和谈底线的要求，其一是需要一块属于教宗的领地，至于领地的大小倒不是最重要的，教宗并不要求恢复原教宗国那样大的领土，但问题是必须要有这么一块领土，以便确保他不受任何干扰地自由行使其教权；其二是希望同意大利签订宗教协定，至少能部分地恢复天主教的地位，例如希望民法承认宗教仪式婚姻的合法性就是一例。这两条预示着谈判的两个方向。一是梵蒂冈与意大利将要从事的谈判重点在于如何满足教宗的领地要求，以解决长达近60年的罗马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宗教协定，对自由派执政时期的反教权做法有所改变。

二是达成这一协议的难度非常大，各自都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而在激烈地讨价还价，这可从双方谈判达203次，（《罗马问题之鸟瞰》，《圣教杂志》，1929年，第6期，第277页。）教宗本人召见派契利达129次，每次长达3-4小时看出。

三是谈判双方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尽快解决遗留下来的“罗马问题”，也许墨索里尼更为迫切。这可以从他在巴罗纳教授去世后直接出面进行谈判，每次谈判长达数小时看出来。

根据梵蒂冈的《罗马观察家报》与法西斯的《秩序报》所反映的情况看，到1927年在“罗马问题”上有些事情明朗化了：一是教宗摈弃了借助外国的力量来解决罗马问题的想法，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以往的教宗都决不放弃让国际法庭来仲裁1870年意大利的行径。二是教宗明确提出了解决“罗马问题”的方案，即“建立一个小小的国家，在这国家中能让他自由地行使司法君权”。三是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决不会给教宗比如今他实际占有的更多的领土。墨索里尼明确表示，罗马问题的解决不允许外国干涉，并指出梵蒂冈实质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意大利永远不会侵犯这块土地，而且教宗本来就像别国首脑那样接受和派遣大使。这位“领袖”还表示：根本就不存在给梵蒂冈增加领土的问题，除非是指明由于居住的实际原因，不得不将梵蒂冈这片土地或花园本身范围扩大，但这决不意味着对圣座作领土上的让步。至于给梵蒂冈留出一条直通海洋的通道的想法，他也决不会考虑，否则就会像格但斯克走廊那样，在北方引起无休止的骚乱。事实上以后双方签订的协定内容大体上就是按上述几条进行的。

双方代表私下的谈判在1927年2月便大体完成，但其后停顿了一年，主要原因是法西斯党对公教进行会各组织活动进行限制甚至取缔。

公教进行会是天主教在俗信徒的一个组织。早期称天主教行动，由庇护九世创建于1868年。当时由于教宗国受到意大利民族运动的冲击，为挽救危局，教宗号召意大利天主教徒组织起来以行动来保护教会，故命名为天主教行动。1902年，利奥十三世将它改名为公教进行会。该会有下属各分支组织，包括工会、学生组织、妇女组织等等，具有国际性质。凡天主教徒不分性别年龄阶级职业均可以参加。法西斯上台后首先将目标对准天主教的政党——人民党，当1924年人民党被解散后，公教进行会便成为其攻击对象，常被指责与人民党有联系。为此，1928年，庇护十一世亲自为该会制定章程，规定它为在俗信徒从事传教的组织，将天主教的原则贯彻于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即便如此，也没能减少法西斯的干扰。公教进行会的工会和天主教童子军先后遭到禁止。对此庇护十一世很恼火，甚至打算草拟一份禁止主教和神父参加法西斯游行和庆祝活动的通谕以示抗议。如果实施的话，这将对那些参加法西斯党的普通天主教徒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从而给整个法西斯党带来不小的冲击。为此派契利与教宗之间，期间还穿插着墨索里尼与派契利之间进行了多次磋商，墨索里尼作了一定的让步，允许公教进行会下属的工会和学生组织（天主教童子军不在其列）开展活动。1928年12月3日，教宗才同意教会在阵亡无名战士纪念日唱一首谢主颂。与此同时，教宗明确表示：他不想再继续讨论下去，罗马问题要么当即迅速解决，要么就彻底告吹。教宗还说，墨索里尼已经有了宗教协定的全部细目，这是双方代表拟定的。他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尤其这一谈判是他自己提议的。教宗如果得不到他的明确表态的话，就要凭自己的良心行事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两件事情促进了这次谈判的进行。一是法国的干预。法国外长白里德（Briand）听说宗教协定正在讨论时，他通过驻梵蒂冈大使转告加斯贝利枢机主教说：“法国确信，法国的权利将不会因为意大利签署宗教协定而受到损害。”用外交语言说，这就意味着他们确信其利益将受到损害。甚至在1929年1月条约签署前夕，巴黎大主教杜布瓦还试图劝阻教宗签约。他说，这会使全体法国天主教徒疏远圣座。墨索里尼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通知梵蒂冈，说他打算在法国进一步干预之前，立即向议会递交条约。第二件事是当梵蒂冈银行（大部分建在阿布鲁齐和马尔凯，为农民储蓄用）破产时，墨索里尼立即为它们提供政府担保。

当墨索里尼开始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罗马问题时，教宗却又有些犹豫了。教宗对派契利说，他正被迫匆匆签署一项协议，因为按照梵蒂冈惯例，这种谈判即使不再花费几年功夫，那也得再进行几个月。教宗还当着派契利面立即进行了祈祷。过了一会儿，他说：“天主已经显迹了，听到他的仆人的话了！就是要这么做！这是天主的意愿。”（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在签约前夕，他又有些疑虑，希望将签约的事留给后任。这次是国务卿加斯贝利说服了他，因为加斯贝里刚从朋友那里得知，有着强烈反教权倾向的意大利王室经比萨的枢机主教做工作后如今不再反对与梵蒂冈签订条约了，因此国务卿认为当下是签约的最好时刻。在他的劝说下，教宗最终同意了。1929年2月7日，枢机主教加斯贝利传召了各国驻梵蒂冈外交使节，正式宣布：“罗马问题已获得解决。”

2月11日《拉特兰政治和约和宗教协定》以及一个财务契约在著名的拉特兰宫签署了，史称《拉特兰条约》。该宫殿曾是教宗们的主要宫殿。在条约上代表圣座签字的是国务卿加斯贝利枢机主教，代表意大利国王伊曼纽三世的是首相墨索里尼。有关条约的内容在1929年3月19日向公众公布了。该条约共有三个文件组成，第一个文件是《拉特兰政治和约》，又称《意大利和圣座协定》，是条约的正文，共有27条，规定了两个主权国家——意大利和梵蒂冈之间的政治关系。其中包括梵蒂冈城国成立的领土协议等细目。根据这个文件，意大利政府放弃了对罗马境内梵蒂冈领土的全部要求。梵蒂冈城国成为一个具有平方公里土地的独立主权国家。梵蒂冈则放弃了对前教宗国的领土要求。对此，意方用赔款作为补偿。为此双方又签订了经济协议（详见第三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是宗教协定，共有45条，规定了两国在教育和宗教问题上的权利，承认天主教为意大利的国教，教宗所组建的公教进行会得到意政府完全的承认。学校里实行强制性的宗教教育。尤其是双方在婚姻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教会婚姻与民事婚姻同样有效，以杜绝一些人利用政教矛盾犯重婚罪。

第三个文件是经济契约。意政府在经济上赔偿梵蒂冈损失的土地费用。据说在赔款方式上双方曾进行了讨价还价，梵蒂冈希望用现金一次支付，以免在财政上与意大利纠缠不清，但法西斯政府不同意，最后只能按意大利政府方案办理，即意政府给梵蒂冈七亿五千万里拉的现金和十亿里拉的意大利有价证券，年息为5%，部分现金必须投资于意大利公债。

下面是《拉特兰政治和约》和《宗教协定》更详细的介绍。

甲，《拉特兰政治和约》（条约全文见1929年7月的Current History。）节要如下：

第一条意政府承认罗马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

第二条意政府承认圣座（教宗）在国际关系上的主权。

第三条意政府承认圣座对现今设置的梵蒂冈及其全部附属物和馈赠均拥有所有权、惟一和最高的司法权，从而创建了有其特殊目标的梵蒂冈城国（附梵蒂冈城国的范围）。议定圣彼得广场虽属梵蒂冈城的一部分，仍向公众开放，属意警察管辖之内，但意官方权限及警察均不得进入圣彼得大教堂内，除非得到主管当局的邀请。

第四条意大利承认圣座在梵蒂冈城的主权与唯一绝对的司法权，意政府不得干涉。

第五条为实施上述条款，本协定生效前，意政府在梵蒂冈领土内不得行使任何留置权，以后也不得租借。

第六条意政府保证充分供应梵蒂冈城国的用水，并为其修建铁路，提供梵蒂冈与其他国家直接联系的电话、电报、无线电报、邮政电报及其他公用事业上的协作。

第七条意政府保证不准许在梵蒂冈四周建造能俯瞰梵蒂冈城的建筑物，并将拆除原有的此类建筑。按国际法规定，禁止任何飞行物飞越梵蒂冈领空。

第八条意大利认为教宗人身不可侵犯，凡图谋反对或侮辱教宗者，即与反对或侮辱国王者同罪，给予惩处。

第九条遵照国际法，凡拥有梵蒂冈的永久住所者，都应服从圣座的主权，如暂住它处，而本人未声明放弃其住所前，仍应尽公民义务。

第十条教会显要人物及教廷人员，凡列入缔约双方议定名单的，即使不是梵蒂冈公民，在与意大利有关的任何事情上均免服兵役，免于承担陪审义务，免于任何私人性质的服务。对于那些在梵蒂冈城外办公执行圣座法令的神职人员，也不受意当局任何妨碍、调查和干扰，其人身安全与意大利公民同样的享受法律保护。

第十一条意政府不得干涉教会团体，也不得处置教会团体的不动产。

第十二条意大利认可圣座按国际法规定，有派遣和接受使团的权利，赋予其外交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即使是与意大利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使节。意大利同意保障任何国家，包括交战国在内，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与圣座的通讯自由。意大利与圣座彼此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互派大使。鉴于教宗已被承认的主权，教宗派出的外交官和信使，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享有国际法所规定的一切待遇。

第十三条意大利承认圣座完全拥有圣拉特兰大堂、圣母玛利亚大堂、圣保禄大堂的所有权。

第十四条意大利承认圣座拥有卡斯特尔——甘多尔福皇宫的全部产权。并保证将那些能俯瞰梵蒂冈宫殿的王国或第三方的所有不动产转让给圣座及由圣座指定的团体。意大利还将在罗马的一批女修院产权完全交付圣座。

第十五条教宗在意大利领土上所设置的直属机构以及教堂，均享有国际法对其他国家外交人员驻地所承认的豁免权。

第十六条前三条所指出的不动产，以及教廷学院——格里高利大学、圣经学院、考古学院、俄罗斯学院、伦巴德学院以及东方教会部所所在地，圣阿波利聂尔的两座宫殿，圣若望和圣保禄修会作避静神工用的房屋，意政府未经圣座同意皆无处置权，这些不动产一律免于课税。圣座对上述不动产有权作任何调整，无须经意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天主教中央机构或圣座直属机构给予圣座或显贵、职员、官员的任何性质的馈赠（即使尚未确定的），自1929年1月1日起一律豁免课税。

第十八条凡在梵蒂冈城内和拉特兰宫内存有的科学与艺术珍品仍将供人参观，但开放时间则由圣座决定。

第十九条凡持有圣座或圣座驻外代表签字之护照者，在意大利境内通行无阻，自由来往。

第二十条凡运往梵蒂冈城及城外圣座所属机构的货物，意大利须允许其在任何地方入境并免税通过。

第二十一条枢机主教在意大利享有与意王子同等尊荣，在意大利境内自由通往梵蒂冈，其人身自由不受任何妨碍和限制。选举教宗的会议及公会议，不管是在梵蒂冈城内还是在城外举行，将受到意政府保护，防止外界骚扰。

第二十二条意大利将根据圣座的要求，对曾在梵蒂冈犯罪的人进行惩处。触犯意大利法律而逃至梵蒂冈的人，由梵蒂冈引渡，除非主管方愿意请警察介入。

第二十三条在意王国境内执行梵蒂冈法庭判决时，按国际法规定行事。教会当局涉及神职人员及信徒灵性上或教规事务的判决和敕令，一旦正式转民政当局后，立即具有完全的世俗司法效力。

第二十四条圣座宣布，现在和将来都不介入国际间各种世俗争端，不参加任何为之召开的国际会议，除非争端各方一致吁请其调解。与此同时，圣座保留其行使伦理和牧灵的权力。梵蒂冈城国当视为永久中立、永不可侵犯之地。

第二十五条圣座的债务将有专门协定予以解除。

第二十六条圣座声明罗马问题已最终解决，圣座承认萨伏依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王国，承认罗马是其首都。意大利也承认圣座统治下的梵蒂冈城国。1871年5月13日法律第214号以及与本协定相抵触的一切法令一概作废。

第二十七条本协定自签字后四个月内生效。

乙、宗教协定，或称政教和约，共四十五条，现根据1929年《圣教杂志》所载梗概，抄录如下（《圣教杂志》，1929年6月，第278-282页。）：

意政府承认罗马有神圣的性质，因其为教宗神权之圣座，普世圣尔（而）公会之中心，故将竭力禁阻一切能违反此性质之施设，与其他违反事件之发生。

凡教会所订定及国家所承认之大瞻礼日，讲道式的举动得自由行使，不论讲道者为任职当地之神品班，或为其他神品班。

国家军队中，有随营教士之任职，专务兵士之救灵事业。

教区之重新分划，以可能与政府之分省界适合为最便利，即或不能，则必求其愈适合愈妙。

对于请求祝圣总主教及主教一端，意政府决定依照圣座与各国间新政教和约之规定，并依照波兰与教廷间之政教和约，而订定主教在国家元首前之宣誓式。

专条数款，特定订定神品班之律法地位。兹律法地位，乃由拉脱朗条约（即《拉特兰条约》）所产生。而与之适合无间者。条款中特地承认修会中人的司法上之地位，与夫圣教会对于产业之处理权，以不妨碍民治之公众法律，适合于道德团体的置产律为度。

条款中最重要者，莫如对于婚姻事件之一条，其条文所言如下：

意政府以婚姻为家庭组织之基础，故重视婚姻。一遵其历代国民所有之良好习尚，而承认婚配圣事，即婚姻必须由圣教会法律所许可，民事实际所承认，而后方为有效。

婚姻之当众宣告，须在本区圣堂中及本区民政厅中。

结婚礼举行之后，主礼司铎，即为当事人，解释此新组织于民事上发生之影响。而为之念诵民治法律中所载关于当事人应有权力与义务之条文，主礼司铎为当事人记录婚礼之概要情状，而于最迟之五日限期中，将全部文件之底稿，移交本处之民政厅，俾得登记在法治政府之民事册上。

关于婚姻之是否无效，以及婚礼之可否豁免——即已举行而不能成立者——之审查应由民事法庭及神职法署之共同裁决而宣告之。

关于婚姻问题之一切裁断及判决书，若为终了本问题者，则必须移呈最高签字法庭，俾得稽查。本案之判决，法官之裁决，是否尊重圣教会之法律，在引证之法律条款上，在到庭之提诉中，或在缺席之涉讼中。

关于婚姻问题之裁断与判决书，以及签字法庭关于本问题之批令，均应移交本地之上诉法庭，移文当地行政机关，俾其督饬履行，而登记于法治政府民事册上之特志栏中。

至于两相情愿之离婚事件，则圣座应允只由法治政府判决之。

鉴于国内之种种施设，意大利应允国民学校及中等学校内现行之宗教教育，当适合政府与圣座间行将订定之新课程。

更有可以注意之一条，即政府承认意国之公教事业公教进行会表上，开列之一切组合。只须上言之各个组合，符合圣座之方针，在一切政治范围外，推广其热忱，并直隶于圣教会之阶级组织下，以普及或实施公教的原则。

和约之末尾，立有专条，谓如于将来，条文中有困难解释之事项发生，则圣座与意大利间，可共同寻求其协调的答案。

丙、经济契约：

基于此契约，意大利自任付与圣座。而圣座亦应允收受七千五百万利尔（意币）作为一八七十年事变之终了赔偿。意政府并写给圣座一存款契据，契据书面为一万万利尔，意政府年给百分之五之利息于圣座。

此条约在1929年2月11日于罗马签字。当天便激起了人们的极大热忱，罗马全城到处挂起了意大利的国旗和教宗国旗。意大利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各种庆祝活动，一些人为意大利完成统一而欢呼，一些人为教宗终于有自己的领地不再受意大利政府控制而高兴。第二天，即12日，教宗到圣彼得大教堂主持教宗加冕纪念日大弥撒，参加者达20多万，盛况空前，许多信徒虔诚之心难以言表，他们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等待着庇护十一世在阳台上露面。为满足信众的要求，教宗改变原来的安排，出现在阳台上，向人们赐以宗座的遐福。他说：“意大利回到天主的怀抱，天主又回到了意大利。”同一天，教宗接见了米兰天主教大学朝觐团，对所签订的这一和约有如下评价（《圣教杂志》，1929年4月，第117-118页。）：

朕所重视者，乃国与教之条约Concordat，因其不特解释与判明和约之应当成立，并命令其成立也。盖自罗马问题发生以来，意国之进展皆在物质与形式方面，今欲于精神上道德上完成其真正之进展，则非借重神职班，与乎承认其领袖不可。但欲成立此国教间之条约，非先医治其犯法不可；而欲医治其犯法，则又非成立此国教间之条约，以证明其紧要不可。观乎意国近年来，关于超物质之规条，应待整理者，不知凡几。而墨索里尼氏，正痛恶近今学校中之思想自由，只能引导人民，于崇拜物质之歧途上摸索而已。故即毅然决然，不愿（顾？）其党纲，而从事于国教间之和好，以求得其精神上救国之正路。是则兹条约也，乃意大利之自献于天主，亦天主之临格于意大利矣。虽然，兹约之成立，不特有益于意大利，将有益于普世之任何国际。盖兹约承认圣教会之权威，承认婚配圣事于法律上之地位，承认公教教育之相当荣誉与重要位置。故吾人当感谢天主，于此死寂境况之后，赐予吾人以其灿烂之慰藉也云云。

这段话表明教宗对宗教协定的签订持十分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使意大利回归到意大利。该协定不仅对意大利有益，并对普世国际均有益。这段话也表明教宗一直对墨索里尼极有好感，认为他带领意大利走上了精神救国的正路。

针对某些人认为此条约使教宗失去许多土地的说法，庇护十一世作了如下的表态：

“或曰教宗领土，毋乃太小小乎？余应之曰：诚然，小果极小，然余在要求此土前，尝深思熟虑，祈祷恒久，乃见有数种切实理由，令我此行。余首欲布告天下，余以公父心肠，与儿女订结条约，当从简易着想，不可过求苛责。再者余愿和平，而废弃一切纷扰。三则余欲宣示有众耶稣基督代位，世间无一物能足以动其贪信；但不肯放弃者，乃良心则所不得不要求之事物耳。盖宗教领土之无上形权，现已为全世界所公认，领土者，为无上形权，律法要求所不可少之条件，故余要求领土不必广大，祗能行使余之形权，以表名分之所在足矣……不观圣方济各乎？仅有灵魂居留之躯体。余之观察事物，当亦如是”

又说：“今余特别声明：余所要求之领土，及人所承认之领土，以物质而论，殊形狭小不足称道，然以精神言之，则宣称之大国，为世界最大之国……盖掩覆守获宗徒墓之土地，较之世界任何领土为大而可贵也”

从以上的表态看出教宗只要求有一块保证其不受其他国家干扰的、能自由地行使宗教职权的属于自己的领土就行了，因此再小他也接受。他深知历史无法倒流，既然历史已造成这种情况，他能争取到今天这一结果，使自己不再属于意大利臣民，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也反映出他对双方签订协定总体而言是满意的。

该条约得利最大的是意大利。同年5月10日，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大会上作如下的演说：“教会与国家而今已得调和。教会与国家二者各有其责任，彼此能以一种自由主权的地位来合作，实属可嘉……天主教在意大利是有特殊地位的，但对别的宗教也不应该摧残或干涉之。罗马问题之解决，双方无所谓胜负，那可说是平等的调和。因为《拉特兰条约》，教宗终于承认了意大利王国和国都罗马。同时我们也承认教宗的主权实际上还存在。”（董霖、佩萱：《法西斯主义与新意大利》，黎明书局，1932年12月，第265页。）

就在当年5月在向全国公布该条约时，也同时刊登了墨索里尼的有关报告，其中对政教关系他作了如下解释：

“在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中，天主教应享受法律的优待，这种优待并非已往的所谓特权……我们现在不应如以前那样，以为天主教会不过是普通法律下的一个私人结合，宗教问题只是私人信仰问题，与国家是无关的，国家对于宗教与宗教事务是漠不相干的。

自条约实行后，国家与教会将彼此合作，而不再有冲突了。在条文中所表现的合作精神，可分为两个境界：一是管理宗教的事，一是管理政治的事。但是在这两个分界中，有许多事依然是互相关连着的，因此教会与国家之需要合作那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意大利国家——一个法西斯国家并未放弃一部分主权。我们也不要恐惧这条约会恢复那些中世纪各种宗教组织。这条约既未恢复赋有特权的法庭，又未恢复设立养育院的权力，对于信仰自由与异教也未加以压制。没有一个人会想去恢复不合于现代文化精神的种种组织，即教会自身也显示它能适合现代文化的精神。

虽然在条约中认定天主教为国教，天主教能行使它的宗教权力及享受特种权威，但其他宗教并不受着任何影响，在法律上人民信教原是自由的。”（同上，第265-266页。）

上述这些话表明墨索里尼虽然恢复了天主教为国教，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会让教会享有像中世纪那样的特权。条约并没有使意大利丧失任何主权，在意大利宗教信仰还是自由的。总之，这一协定的签订对他而言不仅没有失去任何东西，而却大大抬高了他及意大利在世界的影响力。这点在不久举行的议会投票中便显现出来。

和约签订后，欧洲各国政府纷纷祝贺。最早的是法国，由驻罗马教廷大使面呈。接着西班牙、比利时等王国政府致电圣座表示祝贺。随后捷克、波兰、葡萄牙也致电祝贺。一些新教为主的国家，如英国、德国、瑞典、荷兰等国政府也均祝贺和约签字。当然出于外交礼节，这些贺电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例如法国虽然表示祝贺，但实际上并不高兴。

一些新闻媒体对此事也作了大量报导。德国各报最早发布罗马问题得到解决的新闻，并称赞“墨氏之能奉公守正，并视此和约为历史上伟大事迹”，“将使普世获得一种不可思议之进展”，“意大利将立足在天主教国之前列”。西班牙马德里的大部分报纸认为：和约签字，不特欣慰圣座，有益意国，抑亦有利于全世界之国际也。《角斗士报》（Epoca）说：“圣教会此后之发达，可以预祝矣。”Nacion等报纸均用大字排成标语称：“梵蒂冈已得权威与公义之胜利矣。”英国《泰晤士报》评道：“法西斯党首领之手腕，果足惊人。但一部分党人之急进者，或正密度攻击，以对付此已成之和约。故创造此和约之人，不得不继续其开始之毅力，以维持其希望之进展。所幸庇护十一世及墨索里尼，均为现代难得之天才。故其将来成果之佳果，可拭目以待。而彼等之令名，亦将因此和约而常垂青史也。”Daily Chronicle则称：“我人预料英帝国政府，不久将接受罗马教宗之教廷大使，驻节伦敦矣。盖大战以来，英国使臣入觐教宗，已不止一次。可见今而后，独立之教廷，亦将遣其使臣于不列颠，以答其向日之盛意也。”（以上引文均摘自《圣教杂志》1929年4月第179页。）

以上均是较为正面地评论这一协定。实际上当时也有不少负面的评论。特别是对法西斯的意大利和梵蒂冈无好感的人，将此和约视为“新的宗教裁判所”，尤其认为教会某些人士对墨索里尼的赞扬已经到达令人作呕的地步。（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一些生活在意境外的意大利自由派人士对宗教协定也持怀疑态度。有人声称，这是对自由派的打击，把文艺复兴以来所做的一切好事都一笔勾销了，又回到了“王权和神权的神圣同盟”时代，回到了“最黑暗的教权主义的时代”。也有人批评教宗对人民党的抛弃，认为取消该组织表明“教会消灭了基督教民主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这是教会长达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错误”。（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还有人看出了意大利法西斯想利用该协定所达到的目的，直接引证了蒲鲁东的一段话：“意大利人依然从他们灿烂辉煌的过去得到滋养，梦想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第六强国。他们打算在使教权服从王权之后，靠授予意大利为天主教保护国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帝王和僧侣的意大利。这就是危险！”（同上。）一些人更是从条约签订后使世界各国的天主教徒均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持有好感和敬意这点上看到了危险，认为人们将法西斯视为教会的代理人，实际上是削弱了宗教的影响力，抬高了法西斯的威望。另有人对该条约中有关经济协定提出了批评，认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金钱竟全部由另一个国家的银行控制着，这是件十分奇怪的事。

协定的签订使天主教成为意大利的国教，这也遭到其他宗教徒，尤其是意大利犹太教徒的反对。犹太人在中世纪以来一直受压迫，直到意大利实施政教分离后才享有自由，如今天主教又成为意大利的国教了，学校实施强制性的天主教教育，对犹太人儿童来说就很不公平。一位意大利犹太议员将它称为是一种道德屠杀。居住在意大利的东正教徒对此也不满意，认为该协定承认教宗为世俗君主的地位本身是违背基督的教导的。

对它不管如何评价，该协议的明显结果是：

一、正式建立梵蒂冈城国

1929年6月7日，《拉特兰条约》批准生效，梵蒂冈城国正式成立。当天，意首相墨索里尼及几位高官前往梵蒂冈圣达玛瑟宫的圣部议事厅与教廷国务卿枢机主教加斯贝利行换文礼。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接着，意大利财政部长将意大利银行的七万五千里拉的支票交付给加斯贝里。换文礼结束后，教宗即钦定梵蒂冈城国的宪法，并公布实施。该宪法共分六章，第一章共二十一条，确认教宗为元首，拥有最高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在驾崩出缺时，应由枢机圣院护理。该国国旗为黄白两色旗。国徽为两把交叉着的天国钥匙衬托着教宗三重冠。国玺是以渔夫彼得撒网捕鱼为图案。国庆节定为2月11日，即拉特兰条约签订之日。国歌为法国作曲家古诺为教宗庇护九世加冕礼而作的《宗教进行曲》。教宗出访或迎送世俗君王，均按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第二章共二十五条，确认了梵蒂冈城国宪法的渊源是公教典律、宗座组织法、梵蒂冈公布的法规，如遇到三法均不详的事件，则应以意国、罗马省之民法和商法补充之。如城中发生叛逆本国元首的政治犯则依各该罪犯之本国法律处置。第三章是关于城中居民及居留者应遵守的法律。第四章关于国内行政组织。第五章关于国内财政商职业。第六章是关于国内治安秩序问题。

当天中午，梵蒂冈宫的紫铜门由瑞士卫队开户，这是自1870年以来第一次。教宗任命梵蒂冈城国的总督、财政部长等职。梵蒂冈还宣布自1930年1月1日起凡入境者需持护照。

6月7日双方交换拉特兰条约的批准文。“教宗钦命鲍尔共齐尼杜加[即博尔贡吉尼——杜卡（Borgongini Duca）]主教为驻意宗使，加封海拉格尔来总主教衔。又任命顾帅笪物戴斯答主教为宗使参赞。”“七月一日，鲍宗使邀请各国驻宗座使团授及华城（梵蒂冈）高级长官到华宫辞行……后即赴任供职”“七月八日宗使赴意廷觐见国王，递呈国书”。“意王于六月十日，钦命国务卿参议员范企伯爵为意国驻教廷大使……范大使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华宫宝座厅觐见教宗，递呈国书”。（《圣教杂志》，1929年12月，第65页。）

同年7月25日，教宗自1870年以来第一次出宫，坐车在圣彼得广场检阅，向世人显示“梵蒂冈囚徒”获得了彻底的解放。瑞士卫队为先导，教廷诸要员，修会各代表皆盛服参加。当教宗走出宫殿，出现在圣彼得广场上时“合城诸堂，钟声齐鸣，在场观者不下数十万人……众皆咏唱圣歌或诵经文。此外尚有一万五千意军士，及棒喝党（黑衫党）党军，在场致以君王之敬礼。教宗之队环行圣伯多禄（圣彼得）广场一周，至大堂之阶，阶上设红铜祭台一座，教宗登台，时数十万人，皆屈膝下跪，寂静无声，而恭领教宗之颁赐宗徒遐福去”。（《圣教杂志》，1929年9月，第369页。）这种庄严的场面，世俗统治者都难以经历到。

二、提高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的威望

这不仅体现在意大利国内，也体现在国外。国内最明显地表现在1929年3月的选举上。意大利人中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据1921年统计，95%是天主教徒，其中有11万神父。（《益世周刊》，卷13，第24期，转引自顾卫民等《第二次大战前罗马教廷与意德法西斯政权的关系》，第220页。）他们对宗教协定的签订都感到欢欣鼓舞，自然对墨索里尼有好感。大多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都训导他们的信徒投法西斯候选人的票，结果赞成新议会的，即拥护法西斯政府的有8506576票，反对的只有136198票，拥护法西斯议会的占全国选民的85%以上。（《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7号，第20页。）当然这里也不排除由于黑衫党的逼迫有些人不得不投赞成票，但宗教协定的签订也的确使墨索里尼威信大增，特别是在国家主义者心目中，墨索里尼的功劳超过了玛志尼、加富尔。法西斯政权更加巩固了。

从国际上看，该协定的签订，使意大利成为天主教的保护者，从此取代了法国的地位。意大利法西斯的机关报《台伯河》（Tevere）在协议签订后便说：“从今以后，意大利将自觉其所负宗教的使命之重大，此种使命是只有世界唯一天主教国的意大利，才够得上资格呢。原来教会的长女，不是虽为天主教国，而同时却是平民的反宗教的、无神论的共和国法国，也不是路德教的德国，更不是英吉利教（应译为“安立甘宗”）的英国，尤其不是那些弱小无能的小天主教国；教会的长女应该是意大利——圣的博学的意大利！”（同上，第20-21页。）法国曾作为教会的长女而在世界不少国家取得保教权，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保教权也是归法国，通过保教权，法国的殖民势力得以进一步扩张。如今保教权被意大利夺走了，尤其是在争夺全世界天主教徒的人心上，墨索里尼的策略远高于法国的白里安：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表现出对墨索里尼的极大尊敬，这就是明证。

但宗教协定无法克服法西斯与梵蒂冈的矛盾，甚至还未等到《拉特兰条约》批准换文礼举行时，墨索里尼已开始对教会进行攻击了。他于1929年5月13日在议会中对他的追随者作的长篇演说中，（《圣座同意大利关系》第8卷：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冯牛赖特的报告。）已用讽刺的口吻提到教会的历史，嘲笑旧日的教宗军队和西克斯特斯五世。他说教会起源于巴勒斯坦而不是罗马，因罗马对其更合适所以迁至这里，是罗马滋养了它，使之得到传播，否则也许还只是“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支默默无闻的犹太教的派别，最终完全衰落”。（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墨索里尼还暗示现今的教宗地位如此弱小以至不得不对法西斯主义表示亲善。教宗应该想到，靠这种宗教协定是无法返回到过去那种对意大利实施统治和禁锢自由思想的时期等等。这些当然使教会极为反感。

教会最不能忍受的是法西斯对青少年教育的垄断权。自1929年5月起墨索里尼就扬言：“在教育领域内我们将不受摆布。青年应该是我们的！”他还多次声称，儿童到了入学年龄便属于国家，而且应完全属于国家，决不能分属他人。法西斯以教育改革之名，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内容。

令梵蒂冈感到难受的是法西斯从1930年底起发起的对公教进行会的全面攻击，尤其是对“公教学生青年会”的攻击。他们大肆宣传公教进行会与人民党有联系，并说，对公教进行会总部进行突然袭击时所没收的文件可以证明“梵蒂冈反对爱国”，由此取缔了许多地方的公教进行会，并采取了一系列暴力行动，打伤和凌辱工作人员。不仅如此，罗马的法西斯学生公开烧毁一幅很大的教宗油画像。有些地方还将教宗肖像挂在公共小便池上加以污辱。法西斯分子还将反对他们的报刊杂志加以封锁，《罗马观察家报》只要一出梵蒂冈城便马上遭到没收。

针对法西斯的种种行径，教宗首先进行了谴责。他在1929年5月15日给教廷国务卿枢机主教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墨索里尼的一些说法是“异端，甚至比异端还异端”。他着重反驳墨索里尼声称青少年教育问题只是国家管辖的事。他说：“教会即使是被迫与魔鬼本身战斗”，也要维护行使教育的权利。在他写的《神圣的导师》（Divini illus Magistri）通谕中也谴责了意大利政府垄断教育，攻击公教进行会，指出这等于“侵犯了教宗的眼珠子”。1931年6月29日，教宗通过法国的一家通讯社发表了他的通谕《我们不须》（Non Abbiamo Bisogno）声明：“完全为了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权的利益，而决心全部垄断男女青年的教育（从幼年起直到成人），这种做法既完全与家庭的自然权利相冲突，又与教会超自然的权利相抵触。”（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他还反对将国家抬高到至上的地位，因为这样就是将国家作为偶像崇拜，这是种异教思想。它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破坏，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就会受侵犯。他指出，社会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人为社会而生存。为冲破法西斯的封锁，该通谕是教宗交给美国主教（Spellman）秘密带到法国后发布的。

与此同时，梵蒂冈也对公教进行会的章程作某些修改，以减少给法西斯造成口实的机会。针对法西斯坚信该组织的各世俗委员会配备的人员是受斯图佐所操纵的前人民党党员所控制，梵蒂冈便将这类的委员会都解散了，让公教进行会直接受地方主教的领导。由这些主教指定那些不可能是人民党党员的人来担任这一组织的官员，为此打消法西斯分子的担忧。

教宗的通谕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国际舆论哗然，对墨索里尼构成了一定的压力，迫使法西斯政府有所收敛。在某些小问题上墨索里尼对教会作了一些让步。例如，法西斯政府暂停了每年9月20日举行的庆祝萨伏依王朝占领罗马的周年纪念日，改为庆祝2月11日宗教协定签订日。此外，还撤换了个别引起梵蒂冈反感的激烈反教权主义的青年领袖，并且不再让加里波迪的孙子恩齐奥像以往那样在其祖父的周年纪念会上作激烈抨击宗教的长篇演说；对梵蒂冈看不惯的女青年体育运动，法西斯也作了让步，不再让她们在男性观众面前持枪等做一些梵蒂冈认为女孩不该做的动作，并注意着装得体。

经过这场较量和相互妥协后，1932年梵意之间又出现了和平景象。在拉特兰条约签订三周年之际（1932年2月11日），教宗接见了墨索里尼，双方互赠奖章。墨索里尼获得了宗座金功勋章。（最古老的勋章之一，由于过滥，声誉下降。1841年格列高利十六世用圣西维斯特勋章代之。1905年这一勋章又恢复，并与圣西维斯特勋章作了区分。1966年以后，保罗六世规定这一勋章只颁发给天主教国家元首级人物。）而意国王伊曼纽二世这位被视为全欧最激烈的反教权主义的君主却获得梵蒂冈最高奖章——基督最高限价勋章。（这一奖章在五十年前曾授予俾斯麦——“教会的锤子”。对此有一种尖锐的评价说：“你打击教会越狠，它就给你越多”。）派契利、加斯贝里、塔基——文图里则获得了意大利政府的最高奖章——圣母领报勋章。

第3章 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下令入侵阿比西尼亚（今称“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军队不仅进行了狂轰滥炸，还施用了毒气弹。法西斯的这种行径遭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谴责，特别是国际联盟一些成员国的指责。因为阿比西尼亚不仅是国际联盟的成员，还是“凯洛格协定”签字国成员。“凯洛格协定”（Kellogg Pact）于1928年8月27日由15个国家在巴黎共同签订，宗旨是为了集体安全，反对把战争作为“国家的工具”。意大利作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当时也在协议上签了字。而如今，它却公然蔑视集体安全原则，对联盟内的另一个弱小的国家发起进攻。这当然激起其他成员国的强烈反对，因此，当时国联有52个国家主张给意大利必要的制裁，只有意大利的三个卫星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奥地利反对。但在实际执行时有许多困难，意大利威胁退出国联，并用武力对付制裁。在墨索里尼的威吓下，法英两国让步了，特别是法国总理赖伐尔为了得到意大利的支持以对付日益强盛的德国更是作了极大的妥协。当时他与英国外长霍尔达成了霍尔——赖伐尔协定，以与意大利交换领土的名义，将半个阿比西尼亚让给意大利。这使英国的利益损失太大，在民众的反对下，霍尔被迫下台。此后英国与多数国联成员一致对意大利实施制裁，但在赖伐尔的阻挠下，许多措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施，如石油禁运等都被搁置了。可是国际制裁却为法西斯提供了煽动国内民族情绪的最佳机会，民众听信了墨索里尼的宣传，认为意大利蒙受了不公正待遇，由此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在法西斯的鼓动下，全国开展了“小麦之战”，努力增加谷物的产量，做到自给自足，使国家不再依赖外国的粮食。

妥协并没有使英法得到好处，反而让墨索里尼更加有恃无恐，并最终与纳粹德国结盟，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6年5月5日，意大利占领了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国王被迫逃往英国。5月6日，意大利宣布将阿比西尼亚并入意大利版图。

对此，梵蒂冈从来没有正面谴责过，在一定程度上还默认意大利政府的这种做法，只是在有些场合表示了某些不满。一般来说，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积极支持墨索里尼侵略行径的教会人士中，以中下层的意大利籍神父和个别主教为主，梵蒂冈上层人士则明智些。

1935年7月8日，当时意大利正在酝酿对阿比西尼亚进行侵略，梵蒂冈用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语言发表了一则声明：

“乌云遮暗了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的天空，没有人会自欺说乌云不预示着要发生可怕的事件。我们总是希望和相信基督和他的国的和平。我们对与真理、正义、爱相悖逆的事件永远不会充满信心。然而，有一件事看来对我们是确定不移的，即：扩张的需要一旦变成事实，那么我们也得考虑自卫的权利，不过自卫也有其限度，如要使自卫保持无罪，则必须有所节制。”（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这些话使对立的双方都有可利用的地方。墨索里尼当然也是从对其有利的方面大肆进行利用。他令法西斯报纸在刊登教宗的讲话时删去最后一句话，这样给人的印象是教宗认为意大利的要求是正当的，从而支持意大利法西斯政府。

事实上，梵蒂冈对此忧心忡忡。教宗在是年七月曾对法国驻梵蒂冈公使卢嘉禄表示“关于阿比西尼亚冲突的问题使我关心和忧虑”。同年9月27日，入侵阿战争临近爆发之时，教宗又对这位公使说：“我对国际形势甚感忧虑，平时我是一个好睡的人，但是近日时做恶梦以致失眠。”又说：“目前意大利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它不能退，因为它的部队集中在东非；它不能进，因为冲锋陷阵的道路上，将遇到危险。我个人认为墨索里尼目前已经发觉，自己为了找寻可贵的出路而做错了事。”（原载卢嘉禄：《梵蒂冈八年》，第139页，转引自复印稿“梵蒂冈是墨索里尼发动侵略战争的帮凶”（具体杂志不详），第11-12页。）

这种担忧反映出教宗对墨索里尼侵占阿比西尼亚的双重心情。一方面，梵蒂冈除了进行“正义的战争”外，不赞成通过军事武力的方式去占领别国。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梵蒂冈也有与墨索里尼相一致的观点，如梵蒂冈一直认为有蓄奴风俗的阿比西尼亚特别适于改宗，即从信仰在梵蒂冈看来是异端的科普特教派转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而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公开宣称的目的是消灭奴隶制，他在一系列带威胁性的讲话中一再提到“意大利在一个仍然实行奴隶制的国家——阿比西尼亚的权利”。梵蒂冈相信墨索里尼占领阿比西尼亚后必定鼓励意大利人移民，这就间接地扩大了天主教的势力，会大大有利于推进阿比西尼亚的改宗，这符合梵蒂冈的意愿。教宗担心如果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发动的战争失败了，那么那里的科普特基督教徒将受到很大鼓舞。而且，战败有可能导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被推翻，为共产主义政权所取代，或者恢复过去的自由派反教会政府，这是梵蒂冈不愿看到的。当然，如果意大利战胜的话，阿比西尼亚人的怨与恨将同样地对准天主教会和意大利，因为他们把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对梵蒂冈也很不利。正因如此，在对待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问题上，就总体而言，梵蒂冈显得很沉默，只是偶尔有所表示。

8月底，当时教宗向护士们讲话，他以最强烈的语气谴责了战争。他说，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应该尽可能地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次讲话引起法西斯的不满，他们竭力制止《罗马观察家报》发表该发言。

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从陆上和空中进攻阿比西尼亚。梵蒂冈对此基本保持沉默，教宗只发表了一个像神谕般的宣言，希望“建立在真理、正义、博爱基础上的和平”。当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号召各教会共同发表一则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谴责时，梵蒂冈不赞成。但与此同时，10月14日，意大利新上任的驻梵蒂冈大使库斯托扎的皮格纳梯·莫拉诺（Pignatti Morano di Custoza）伯爵向教宗递呈国书。当他要求教宗为意大利国王和政府首脑祝福时，圣座只给予国王以特殊的祝福，却不提首相墨索里尼。梵蒂冈试图用这种方式多少表达一点对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进攻阿比西尼亚的批评。

梵蒂冈的这种态度引起各方的不满。法西斯认为沉默表明梵蒂冈的反对，尤其是教宗存心不为墨索里尼祝福。反法西斯的人则认为这表明梵蒂冈默认了法西斯的这种侵略行径。例如1935年10月9日法国《事业报》（L Oeuvre）写道：“教宗的沉默等于赞成意大利的行动。难道今天统治梵蒂冈的是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吗？”法国共产党人更是认为这表明教宗与墨索里尼正紧密勾结在一起。它的机关刊物《人道报》（L Humanite）说意梵之间存在一项秘密协定，梵蒂冈借钱给意大利购买武器攻打阿比西尼亚。英国工党领袖乔治·兰兹伯里（George Lensbury）说，天主教会的首脑找不到比煽动意大利对一个毫无防卫的弱小国家发动战争更好的事去干了。（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后者的话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英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梵蒂冈做法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带有一定程度的英国国教会信徒对天主教会的教派成见。

当然也有一些人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对教宗选择沉默的原因作了分析。其中以1936年2月24日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中发表的一篇文章很引人注目。该文指出教宗这么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担心因此而造成意大利教会分裂（以教宗和枢机主教团为一方，以极端爱国的教士为另一方）；二是担心因此而削弱意大利法西斯的力量，为布尔什维克大开方便之门；三是担心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一旦被攻击，便会采取纳粹德国的办法反对教会。（：Anglo-Vatican Relations，1914-1939：Confidential Annual Reports of the British Ministers to Holy ＆ Co，Boston，）这三点确实是教宗不敢公开反对意大利政府进攻阿比西尼亚的主要原因。此外，教宗也知道今非昔比，以往常常充当国际仲裁人的角色，而现在被国际联盟取代了，自己的言行在世俗世界变得无足轻重，倒不如沉默。因此，教宗不只是对意大利武力镇压阿比西尼亚民众一事没有作任何公开明确的表态，就连他们对阿比西尼亚人民施放毒气弹也没有作任何公开谴责。

那么教宗对此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在一份梵蒂冈给英国驻梵临时代办蒙哥马利先生阅读的秘密备忘录里，教宗说，他不发表反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声明的原因是根据与意大利订立的条约第二十四款，教宗同意“不介入各种世俗争端，除非争端各方一致吁请圣座进行调解。”这次，双方都未吁请他进行调解，所以他不便干预此事。他又说，他清楚这样做会受到指责，但是他更关心的是人类的幸福，不是自己的声誉，所以他准备面对批评，而不愿发表不合时宜的声明从而有损他劝阻这场战争的可能性。（（英国）外交部案卷第371/19136号，H.蒙哥马利先生致爵士。他说他不能披露这位教宗能听取他的意见的外者的姓名。）

如果说，教宗对墨索里尼的侵略行径多少还表现出一些不满的话，那么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士，甚至教廷中某些意大利籍的教士则是毫无顾忌地积极支持法西斯的意大利，而且成为忠于它的楷模了。他们把这次战争看成是一次十字军东征，一次殖民化运动。一些极端分子甚至还表示如果教宗公开批评这次战争，他们将愤慨地予以驳回。1935年10月《罗马观察家报》有篇文章公开表示支持意大利政府。该文说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是通过战争或战争威胁而获得的，言下之意，他们没有资格批评意大利政府的行为。该文引述了奥古斯丁的话说，战争是对有罪的人的一种惩罚，战争可以净化人类。乌迪内主教在10月19日的牧函中写道：“我们对此事的是与非进行表态既不合时宜也不恰当。我们作为意大利人，更重要的作为基督教徒的责任是为我们军队的胜利贡献一份力量。”帕多瓦主教写道：“在我们正在度过的这个困难时期，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们的政治家和武装部队。”10月24日，克雷莫纳主教为一些团旗举行奉献礼，他说：“愿天主的祝福与这些士兵同在，他们将在非洲征服新的沃土，并带去罗马和基督教文化。愿意大利作为全世界基督教的导师再次立于世界。”（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当国际联盟在日内瓦讨论如果对意大利进行制裁时，意大利主教团的言论变得更加沙文主义了，制裁被他们看成是由那些“贪欲得到了满足的国家”的妒忌而煽起的极不正义的行为。卡拉布里亚大区勒佐主教10月28日谈到“我们昨天的朋友[英法两国]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抛弃了我们”。奥佐里（Ozieri）主教说：“日内瓦那帮人正在完成一件可耻的勾当。意大利渴望为它永垂青史的文化在蛮荒的国度获取新的土地，而他们却徒劳地妄图窒息意大利作为开路先锋的伟大生命力，由此在欧洲散播新的不和的种子。”福利尼奥主教在一次布道中说：“意大利把自由与文明的神恩带给野蛮人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用领袖的话来回答就是：‘意大利将受到荒谬的、罪恶的制裁的惩罚——这是对制裁的首次运用，借以饿死意大利人，而同时向它的敌人提供援助和武器。’可是制裁的实际效果是使教会和政府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同上。）

这些“爱国”主教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米兰枢机主教舒斯特尔（Schuster）。此人是庇护十一世米兰主教职位的继任者、教宗的密友、“一个通常被认为对法西斯政权没有特殊好感的人”。他在布道中说，阿比西尼亚战争“将带来十字架的胜利，砸烂奴隶制的枷锁，为新的福音使者铺平道路”。他还提到“无畏的意大利军队正在为天主教信仰和文明打开阿比西尼亚的大门”。他还模仿教宗在缔结《拉特兰条约》的讲话，把墨索里尼说成是“把意大利奉献给天主又把天主带给意大利的人”（同上，。）他的这些言论连教宗都感到有些过头了。但这种情况在11月15日国际联盟谴责墨索里尼并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之后变得更加严重。主教和神父们不仅言论上表明“爱国”，还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法西斯政府。

由于国联的制裁使意大利的经济出现了困难，法西斯政府号召人民作出贡献。不少意大利主教和神父热烈响应，卡塔尼亚和墨西拿的大主教组织了一个公教进行会小组从信徒中募集黄金、钱币、珠宝来捐献给国家。蒙雷阿莱（Monreale）主教、米兰大主教等也都指示他们辖下的各教堂为了祖国把金银的谢恩奉献物熔化献给国家。

1935年12月8日，法西斯政府发起了一场“谷物战争”，谋求粮食自给自足，以对付制裁。同时还对许多表现“出色”的天主教人士进行了表彰。很多到田间和农民并肩劳动的教士，其中包括两位主教都受了奖。墨索里尼还亲自出席了表现突出的西维尔塔·卡斯特拉纳（Civilta Castellana）主教的受奖仪式。会上，这位主教发表演说说，他感谢天主让他生活在“这个史诗般的时代，它将向全世界显示意大利人民的团结与骄傲。”（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他还说：“整个意大利民族，从国王到普通农民，将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宁死不屈’，起来反对那些诋毁我们悠久历史文化的人，他们休想使我们屈服！有些国家虚伪地谈论他们自己专横地拟定的条约的神圣性，同时又支持野蛮的奴隶贩子，我们决不会忘记他们卑鄙的忘恩负义。这些国家现在居然沾沾自喜地否认当他们处境危险之时要求我们勇敢的士兵助一臂之力的另一些条约[他是在指意大利1915年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一事]。意大利神职人员祈祷天主赐给我们的军队以胜利，赐福给意大利，给他的国王，给他们的领袖。”（同上。）这位主教说着从脖子上取下金链，献给墨索里尼。此举赢得法西斯的喝彩，他们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大肆宣传。与之相比，梵蒂冈则保持沉默。

阿比西尼亚事件始终令教宗不安，他最担心由此酿成世界大战，担心可能引起意大利政权的更迭从而导致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加强。因此，他致力于制止意大利同英国就制裁问题而产生的争端。圣座躬亲此事，指示各大使（其中大部分近来在罗马）不遗余力争取和平。据说驻巴黎大使特别得到指示与法国总理赖伐尔（Laval）进行接触并转告他教宗热望和平，希望法国充当国联与意大利的调解人。教宗当然也非常赞同霍尔——赖伐尔妥协方案，让意大利得到了在阿比西尼亚想得到的大部分东西。

不管怎样，梵蒂冈的确为此事在英法意之间调停。当时驻梵蒂冈的法国大使夏尔·甫（Charles Roux）对英驻梵蒂冈公使蒙哥马利列举了种种情况，表明梵蒂冈曾试图弄清楚意大利的条件是什么，设法让意与英法政府沟通，并希望后者能够利用这些信息达到停战目的。这位法国大使认为，教宗认为他为结束这场战争作了切实的努力，但提出的所有和平条件在到达伦敦和巴黎时，随着意大利向阿比西尼亚的不断推进而被搁置了。（Anglo Vatican Relations，1914-1939：Confidential Annual Reports of the British Ministers to Holy ＆ Co，Boston，）

意大利于1936年5月正式吞并了阿比西尼亚。1936年10月罗得大主教卡斯特朗尼（Castellani）作为教廷特使被派往阿比西尼亚调查当地居民的精神需要。卡斯特朗尼当过随军神父，强烈支持法西斯政权。他一到亚的斯亚贝巴就举行了一次主教弥撒，期间他向“这支（意大利）军队所有的英勇的将士”致敬，他说，“世界对这支军队称奇，但天堂则无须对它称奇，因为它是他们的盟友”，并说：“它将成为一个将基督的十字架带进这个世界的罗马帝国。”与此同时，枢机主教蒂塞兰特（Tisserant）在接见《人民报》记者时说，意大利传教士在阿比西尼亚逐渐替代非意大利人的地位是恰当的，因为根据教会传统，传教士应该属于领土归属的国家，如果可能，他们也应该为该领土上的土著工作。（同上。）于是，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取代了阿比西尼亚所有的外国传教士，外国的新教布道团被驱逐。圣经牧师会和美国循道宗教会被限令在8天内离境。（（英国）外交部案卷第371/20938号，斯通休尔——伯德（Stonehewer Bird）领事致外交部，1937年3月22日。）法西斯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随着法国主教雅鲁佐（Jarousseau）被驱逐而达到高峰。这位主教在阿比西尼亚度过了50个年头，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皇帝小时候曾受教于他。（同上，1957年6月14日。）科普特基督教会的领袖因为拒绝公开向意大利人表示屈服而被砍头。

1937年2月12日，教宗加冕周年纪念日，他收到意大利国王的祝贺电报。在作为礼节性的回电中，教宗用了“致意大利国王，阿比西尼亚皇帝维克多·伊曼纽三世陛下”的称谓，对意大利王后也用了“帝皇后”的称谓。4月5日，王后结婚40周年纪念日，教宗赠送给她一支金玫瑰，这是源于古代传统的赠礼，曾赠送过城市、神殿和国家的首领，如今则赠给罗马天主教国家的王后，这是教宗所能赠与的最高荣誉。在为此的特别贺信中，再次采用帝国这一头衔。有人问这是否意味着梵蒂冈正式承认意大利帝国了，国务卿助理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说，在这类事情上，梵蒂冈的政策是避免创新，而是按现实行事。（Anglo Vatican Relations，1914-1939：Confidential Annual Reports of the British Ministers to Holy ＆ Co，Boston，）

与此同时，梵蒂冈将一位“长期以来一直与军队保持密切联系的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同上。）罗德斯（Rhodes）大主教乔万尼·卡斯特拉尼（Giovanni Castellani）任命为宗座的意大利东非代表（东非包括阿比西尼亚、意大利的索马里兰领地、厄立特里亚等领土）。

1938年，意大利天主教教士与法西斯政府的关系更密切了。早在1月“谷物之战”的庆典之际，意大利主教和神父代表团来到罗马，以表明他们对墨索里尼这位被尊称为“领袖”的人物的忠诚，墨索里尼对教士支持政府给予热烈的赞同。他说，教士与平信徒之间这种和谐的合作是九年前所缔结的政教和解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到明年十周年时将会有更高兴的庆祝。第二天，教士们受到教宗的接见，他表达了祝贺，说他们受到墨索里尼的接见是值得骄傲的，还说，无疑，他也感到骄傲，因为意大利政教和解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圣座说，这些令人欣慰的情况与德国压倒多数的情况相比，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同上，。）

墨索里尼对梵蒂冈在阿比西尼亚战争中的表现甚为满意，这可从他于1937年同德国驻梵蒂冈大使冯·诺伊拉特（Von Neurath）的一次谈话中看出来。当这位大使抱怨梵蒂冈对纳粹德国的敌意日益增长时，墨索里尼便向他介绍了自己长期同梵蒂冈打交道的经验，他建议德国给梵蒂冈作一些小小的让步。他说，让步要多但要小，比如说给神父乘火车的免费票、天主教会举行典礼时国家也表示庆祝、在税收上向枢机主教们作点让步等等。他洋洋得意地说，他就是通过这些手段把梵蒂冈完全争取过来了。“瞧，”他说，“他们甚至把阿比西尼亚战争宣布为圣战！”（Ⅲ Beziehungen des heiligen Stuhls zu Deutschland，第2卷，冯·诺伊拉特的外交电讯，1937年5月4日。）

正因如此，梵蒂冈在国际的声誉大受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它过分依赖法西斯主义。许多人，包括天主教徒在内，怀疑梵蒂冈为《拉特兰条约》带来的直接的、物质性的利益付出的代价太高，认为它损失了精神上、道德上的独立，损失了天主教赖以建立普世性的权威和传统。（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第4章 德国天主教传统

欧洲中世纪有两个国家与罗马教廷关系最密切，一是意大利，因为教宗原本就是罗马主教，由于罗马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主教的地位自不同一般。正是罗马的这一特殊地位，罗马主教最终发展成为天主教会的最高首领，由此形成了教宗制。由于罗马位于意大利，此后的教宗国也是建在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地区，意大利与教廷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历史上多数教宗均由意大利人担任。除此之外，中世纪与教廷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德国了。这从德国继承了教宗所授的“神圣罗马帝国”封号中可见一斑。这个封号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54年，教宗亲自为法王丕平在巴黎举行加冕仪式，并赐予他“罗马人的贵族”头衔，以促使其对教宗承担保护义务。丕平的确不负此命，帮助教宗平息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人，迫使他们交出拉文纳等大片土地，并赠与教宗，形成教皇国（见前述）。在丕平之子查理曼大帝时期，教宗利奥三世为感激“查理曼保护他免遭不忠的罗马贵族暗算”，（（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33页。）于公元800年圣诞节时，将罗马皇帝的冠冕加在查理曼大帝的头上，象征着西罗马帝国的复活。从9世纪末到10世纪中，教宗卷入意大利的权力斗争中，成为意大利贵族的玩物。为摆脱这种境遇，公元955年教宗约翰十二世求助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以摆脱意大利罗马统治者贝伦加尔二世纪的控制，鄂图带兵进入意大利，为其扫清了障碍，作为回报，962年2月2日教宗在罗马为鄂图加冕，封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这次加冕在理论上仍是继承了从奥古斯都和查理曼一脉相承的罗马皇帝的帝位，但实际上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端，而这个帝国一直维持到1806年”（（美）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基督教会史》，孙善玲、段琦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最终为拿破仑所灭。如果不算丕平和查理曼大帝那个时代的封号，“神圣罗马帝国”从公元962年正式算起，到1806年止，整整存在了838年。这个徒有虚名的称号，给德国带来的并非福音，它造成德国长期四分五裂，推迟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个封号使德国皇帝梦想建立一个全球帝国，他的眼睛不是盯着国内，而是盯着意大利，他将帝国力量消耗在与教宗为权力无休止的争斗上。为达此目的，皇帝需要得到诸侯们的支持，他不得不作出种种让步，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权。另一方面，德国民众对基督教（天主教）怀有深厚的感情。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宗教，与民族主义是相对的，这使德国的民族主义更加难以形成。因此当其他欧洲民族国家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罗马教廷进行抵制时，“德国成了教廷的奶牛”，备受其剥削。正因如此，才促使德国成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用圣经的绝对权威反对罗马教宗的权威，实际上是将个人良知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又通过讲道和用德语翻译圣经，创造了现代德语，促使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形成。但路德改革给德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以后也反映出来，一是他在政治上赞同专制主义，反对农民战争，要求人民顺服在上的权柄，从而压制了德国民众的政治觉醒。二是虽然宗教改革促使民族主义形成，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改革并没有给德国带来民族的团结，反而造成新的更大的分裂。“而当大多数其他国家不是由新教就是由天主教占统治地位时，德意志仍然几乎是两个教派平分秋色。”（（美）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页。）新教在德意志的北部，天主教在南部——沿着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流域延伸，在南部扩展到肥沃的巴伐利亚平原和山区。这种格局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一直维持。

“新教的传播在整个欧洲都引起了宗教战争，但没有一个地方像在德意志那样，这种战争持续如此长久，留下如此深重的创伤”。（（美）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页。）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所带来的大灾难整整殃及了一个世纪，整个17世纪成为德国“最悲惨的时期”（同上，第12-13页。）。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德国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又退回到农奴制的时代。“经过这次挫折，德国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元气。接受专制统治，盲目顺从像小暴君那样的王公诸侯，这种心理已深入德国人的思想中……我们要了解德国人民以后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和决定这条道路的不正常的思想状态，必须记住这一点”。（（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134页。）

德国与意大利很相似，民族意识觉醒得很晚，直到19世纪中，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第一个近似国家统一的局面是拿破仑开创的，1806年8月6日拿破仑迫使弗兰西斯二世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让他只成为奥地利的弗兰西斯一世，由此结束了这一名义上的帝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摧毁，使奥地利力量大为削弱。但随着1815年拿破仑的倒台，奥地利首相梅特涅重建其统治，德国的民族主义再度兴起。1848年5月在法兰克福举行了自由主义者的全国大会，与会者强烈地希望德国能够统一，但又分裂为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所谓大德意志派是主张联邦德国应该包括奥地利，而且扩展到波罗的海和亚德利亚海这一个大范畴的概念。这种观点得到南德的天主教徒们的支持。他们在奥地利与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作斗争时是站在奥地利这一边的。这与当时教宗敌视意大利统一有关，也与他们将奥地利始终视为德意志的一个邦联有关。实际上，日后希特勒提出德奥合并以及吞并奥地利也正是基于大德意志理念。主张小德意志派的人实际上是持亲普反奥的立场，他们不赞同将奥地利纳入德国的范围，而是提倡建立起以普鲁士为首的小的德国联邦。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迅速崛起，其经济实力超过奥地利。1866年俾斯麦打败了奥地利，将奥地利的势力从德国赶了出去，1867年组成了普鲁士控制下的北德意志邦联，小德意志理念在德国得到了确立。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打败了法国并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又争取到美因河南的德意志各邦的加入，于是新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4年）正式形成，这个新帝国可以视为德国历史上继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的第二帝国。

德国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新教人数与天主教人数相差无几，但在19世纪下半叶的新德意志帝国中，由于将以天主教为主的奥地利排除出去，德国的天主教人数大为减少。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巴伐利亚、东部的西里西亚、西部的莱因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尽管天主教从人数上看成了少数，但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仍是一股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德国天主教保持着反国家主义的传统

宗教改革以来，特别是经17、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欧洲加快了世俗化的进程，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家主义的兴起。这种国家主义与新教是合拍的，因为新教徒较容易将自己的信仰与爱国的行为方式相结合。事实上，这也正是宗教改革后欧洲许多国家建立起以新教为基础的民族教会的原因所在。天主教在这方面则与新教不同。一是因为天主教有着广泛的国际性和世界性的特点，虽然它在民族化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它不允许将自己的宗教等同于民族宗教；二是天主教继承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其本质是反国家主义的。尤其是19世纪初，新托马斯主义在天主教内兴起，使以其思想为基础的天主教政治理论也突出了这种反国家主义特点。根据天主教的政治理论，国家并不神圣，它从来不是目的，唯有上帝才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上帝所赋予的道德秩序服务的，包括不得侵犯个人的尊严和人生的自由，国家必须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家庭应有的权利，包括教育子女权等。当然，天主教会对国家和政府到底采取什么具体的组织形式并不关心，深知“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文明的形式本身肯定是会变化的。教会确定无疑地愿意和一切共处，而不将自己生存与他们的生存联系起来”。（《罗马观察家报》，1950年1月18日。）三是德国天主教处于少数地位，使他们对国家暴政的危险性特别敏感。这种反国家主义的情感在1871年南方诸邦归入普鲁士之后更明显，那些地区的天主教徒从感情上与天主教的奥地利比起新教的普鲁士更为亲近，因此颇有亲奥反普的倾向。

二、德国天主教会在政治上表现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

这是德国天主教会的地位决定的。天主教强调传统，强调对权威的服从，肯定其教义具有永恒的价值等都表现出保守性，特别是19世纪初有一批浪漫主义者对中世纪教会有着深切的依恋，这都使德国天主教表现出保守主义的特点。但由于其反国家主义的特点，主张限制国家的权力，尤其在处于少数地位时，为保护其权益，德国天主教赞同德国自由派提出的立宪主张，以保护个人和集团免遭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在这些方面使德国天主教会趋于自由主义。

这种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混合，体现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天主教徒所提出的具体的政治要求上，这些要求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提出。一是反对中央极权，反对进一步扩大帝国的政治权力，主张国家实施联邦制结构，以利于天主教各党派的活动；二是主张教会自治，即教会组织不受国家控制，关键是强调教堂婚配的合法性，反对世俗婚礼；三是提倡宗教教育自由，要求教会保持其开办学校的权利，以使天主教徒的子女接受天主教教育。这些主张的提出与俾斯麦统治下德国天主教处于不利地位有关。

三、德国天主教深切关怀现代化和都市化引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这点较为突出地表现在19世纪早期出现的社会天主教运动（Social Catholic Movement）。该运动的创始人为美茵茨主教冯·克特勒。他于1848年以“现今的巨大的社会问题”讲道六次。提倡该运动的人既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财产公有制是违反了托马斯·阿奎那提倡的自然法则，人类本身是有原罪的，决不可能在现世实现一种完全没有贫穷和不平等的完美社会；但他们也不赞成个人拥有无限的财产权，认为个人所得的财产应有助于增进公共福利。他们对资本主义鼓吹的经济自由提出批评，认为这会刺激自私自利的动机和竞争，造成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完全违背天主教的信仰道德。克特勒提出，为了消除社会苦痛，必须填平社会中的巨大鸿沟，消除贫富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他认为基督是救世主，不仅在于使我们灵魂得救，还使人类的一切方面得救，他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救世主。为此克特勒一方面提倡在工人中传播基督教，让他们接触基督教文化，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等，另一方面他强调要解决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仅靠宗教道德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社会措施，包括为失去劳动力的人建立慈善机构，成立工会和合作社。他的这些主张对以后的教宗利奥十三世有很大的启发，利奥称他为自己的伟大前辈，并吸收了他提出的社会改造思想，于1891年发布了教会史上知名的通谕《新事物》。

在社会天主教运动的推动之下，德国天主教逐渐形成了一套社会学说，这为德国天主教中央党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正式成立于1870年12月13日。直接原因是奥地利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战败后将不再属于德意志联邦，导致天主教在德国的力量大为削弱，加之普鲁士这个“新教”的帝国中一些人公开反对教权，更使天主教徒有一种岌岌可危之感，尤其担心国家控制天主教学校的教育权。为此天主教徒彼得·赖兴斯佩格尔于1870年6月在《科隆人民报》上号召在德国建立一个天主教政党，得到一批天主教徒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便正式成立了天主教中央党，并发表了政纲——《苏斯特纲领》，标题是“为了真理、法律和自由”。这一纲领提出了如下要求：“（1）保持教会的独立和权利；（2）所有得到承认的宗教派别一律平等；（3）反对世俗婚礼；（4）成立教派学校；（5）建立联邦，联邦内各邦自治；（6）行政权力分散；（7）缩减开支，平等分配赋税负担；（8）通过坚强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协调资本家与地主的利益及两者与劳工的利益；（9）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不违法的努力的自由；采取立法措施以消除会使工人的道德和身体受到毁损的弊端。”（（美）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6页。）该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便得到了的选票，成为国会中第三大党。其后它又在与俾斯麦开展的“文化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所谓“文化斗争”是俾斯麦为限制天主教教权在德国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具体做法是：1871年撤销普鲁士内政部天主教事务局，禁止天主教教士利用讲坛发表政见；1872年将所有教会学校置于国家监督之下，甚至将有神职的教师赶出学校，接着又驱逐耶稣会士，断绝与梵蒂冈的关系；1873年颁布《五月法令》国家掌控对神职人员的培训和任免；1875年下令全国一律采用世俗婚姻，不准举行教堂婚配仪式，对违背此规定的神职人员采取放逐、没收全部教产以及取消主教区津贴等制裁手段。国家对天主教的种种限制和迫害遭到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使天主教中央党的党派情绪大为增强，提高了天主教领袖们的战斗精神，而且使他们得到了信徒的更大支持，就连路德宗新教徒保守派因担心反教权主义者对天主教的攻击会殃及其他教派，也支持中央党。不仅如此，俾斯麦这种做法对他的外交政策也不利，想要通过进攻教会而孤立法国的目的也未达到。凡此种种，迫使俾斯麦改变策略。恰值1878年利奥十三世当选新教宗，他呼吁与德国重建和平。俾斯麦也顺势停止了“文化斗争”的一些做法。1879年被撤的主教复职，各教堂重新开放，神职人员返回。1881年政教关系重新恢复。1887年正式宣布这场文化斗争结束。

“文化斗争”的结果是使天主教中央党在德国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在斗争中，德国天主教徒更深切地感受到建立自己政党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俾斯麦也因国内经济利益的需要转而与奥地利结盟，反对有着强烈反教权意识的法国，这获得了中央党的支持，加之俾斯麦也想利用中央党来平衡在国会中日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于是他转而采取合作的态度。中央党深得教宗利奥十三世的支持和祝福，利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中央党来抑制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争取天主教在德国的权益，另一方面也通过中央党实施其社会通谕。他于1891年发布的社会通谕《新事物》成为该党政纲的基础。利奥十三世对中央党的支持促进了中央党的发展。

在双方的妥协下，1895-1906年间，中央党已成为帝国政府的主要支持者。1907年后，中央党在每一届政府中都成为多数派的代表。

应该指出，在严格意义上，中央党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还是有差别的，其他政党都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但中央党的成员组成非常复杂，有雇主也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地主，有主教、神父也有普通平信徒，他们在思想上、政治观点上很不一致，因此就其阶级性而言，中央党较难归类，但其领导层基本较为保守。由于他们将自由派等同于无神论，因此宁愿与右派而非左派结盟，信徒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宗教和教会，将教会组织和体制视为个人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党提出两个目标：“为天主教教会的权利而斗争以及为维护整个德意志祖国而斗争。”（（美）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范德一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65页。）这点与自由派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如此，中央党中的工会领袖往往在许多观点上赞同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中央党的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欧洲颇为有名。该党由于有稳定的选民，是各派争取的对象。它真正拥有名副其实的“中央”地位。

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得很快，特别是在1921年之后魏玛共和国政府时期发展最快。究其原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失败有关。德国在普鲁士统治时期强调的是强权政治，政府将一切成功均归之于军队的勇猛，在全民中推行的是崇武精神。而普鲁士的官方宗教是路德宗。1914年前，普鲁士有一千多个路德派教堂遍布各地。作为官方教会，路德派全力支持政府。因此在一次大战前夕，几乎所有的路德派教堂，教士们在星期日的布道坛上所讲的内容都是在向信徒们宣扬普鲁士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最有效的，他们的皇帝是最明智和有远见的，人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是件非常幸运的事，作为公民只要服从在上的权柄，便能得到个人幸福。为配合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宣传，教士们在布道坛上也大肆宣传战争的正义性，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就要为正义战争而义不容辞地作出牺牲，“基督徒”几乎成了“战士”的同义词。随着德国的失败，政府威信扫地。盛行一时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也因此受到重创，人们对普鲁士政府的制度，以及所提倡的强权政治都产生了怀疑。由于路德宗完全支持普鲁士发起战争，当战争失败后，人们对它也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天主教是战前唯一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宗教，它不赞成德国多数派的理想和目标。早在1914年，中央党便主张妥协，以避免战争，但这种声音遭到德国主流派的唾弃。只有战败后，人们才体会到如果当初能作这种妥协，德国的损失要小得多，《凡尔赛条约》使德国失去大片土地就是明证。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主教的声音在社会上备受关注，天主教徒的地位提升了，参加天主教中央党的人也大为增加。中央党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政党。这使天主教徒在魏玛共和国政府中占极大的优势：几届总理中，有三位是天主教徒，内阁中有半数是天主教徒，几乎所有总理府的官员及大部分普鲁士司法官都由天主教徒担任。

天主教势力在德国的增强，也扩大了教宗在德国的影响。我们从德国几个州相继与梵蒂冈签订宗教协定并由此而确立了天主教会的权利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教宗同德国之间一直没有任何宗教协定。在俾斯麦统治下更无法签订德意志帝国宗教协定。因为根据1871年4月16日制订的宪法第五条规定：德意志帝国政府不承担任何同教会有关的事务，这些事务留待联邦的各州自己处理。到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也就是天主教力量最强大的时期，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巴登各州都分别同梵蒂冈签订了宗教协定（1924年梵蒂冈与巴伐利亚，1928年与普鲁士，1929年与巴登）。根据这些协议，天主教会享有开办学校的教育权利，教会的产权得到了保障，梵蒂冈有主教的委任权，政府还增加了对天主教的基金补助。由于这些州集中了德国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因此这些宗教协定实际上使整个德国天主教会受惠。当然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遭到新教徒的反对。新教各团体纷纷谴责政府对罗马教廷作出的让步。1924年德国福音派大会声称：“我们德国人必须永远记住，在莫斯科构成全球性大威胁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更大的危险——罗马。”这些新教徒坚信，梵蒂冈企图“通过它的工具中央党”在中欧包括莱茵兰、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等地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天主教国家，由一位复位了的哈普斯堡或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君主统治，以反对新教的德国。（外交部文件：第371/16749（50）号，R.林赛爵士于1927年2月16日自柏林发给张伯伦爵士的电报进一步证实这点。如果中央党继续占据目前的主导地位，那么：（1）霍亨佐伦王室肯定会随之完蛋，如果帝国恢复了，仍将采用天主教的形式很可能由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统治；（2）圣座欢迎的联合（Anschluss）就会越来越近了。）但是由于天主教在德国的稳定地位，新教徒的反对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不仅如此，梵蒂冈还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将这些反对的声音压制下去。例如，1926年一所新教学院在埃尔伯费尔德成立，一位财政部官员雷吉克鲁格斯拉特·科赫（Regicrungsrat Koch）在会上发表演说，攻击梵蒂冈企图在中欧建立起一个反德的天主教集团。为此梵蒂冈极为恼怒，坚决否认这种指责，（外交部一般的对外政策，第1卷（，）也可参照冯·贝尔根发自罗马的报告“梵蒂冈对德国报纸断言国务卿加斯贝利正在从事于创建一个旨在反德的天主教集团的说法非常恼怒。”）并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将这位官员撤了职，因为他“试图干扰天主教徒占主导地位的莱茵兰地区的各教派间的和平”。（《日耳曼人》（Germania），1926年2月8日。）再如，1926年为纪念“捷克殉道者”约翰·胡斯，捷克的体育组织——索科尔体育协会（Sokol）在布拉格组织了一次隆重的典礼，邀请外国体育团体参加。当德国接受这一邀请时，教廷驻柏林大使派契利却通知德国政府说，“我受命通知你们，德国人如参加这类活动将被认为是不友好的行动”，因为梵蒂冈认为捷克政府对一个居住着这么多天主教徒的国家的邀请是对教宗的污辱。他的话立即产生了效果。德国政府马上命令德国青年组织不要参加纪念胡斯的活动。这两个事例都充分说明天主教当时在德国的势力是极为强大的。

但这种形势随后完全改变了。庇护十一世不支持中央党，尤其是希特勒上台后集中力量打击中央党，使德国天主教会的势力大为削弱。

第5章 德国纳粹的兴起

希特勒出生在德奥边境位于奥地利一侧的勃劳瑙小镇上。这一出生地很重要，一是形成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帝国的概念。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言：“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莱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座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为我们毕生的工作。”（（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7页。）二是这个边境小镇也决定了希特勒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因为这一地区的居民都是天主教徒。他本人自小受的天主教教育，曾在本笃会修道院上过两年学，在唱诗班唱过诗，据说他一度还曾梦想当神父。这些经历使他对天主教会十分了解，这点对他日后对付天主教很有用。正如他以后对他的朋友阿瑟·丁特纳（Arthur Dintner）所言：“不要以为我会犯俾斯麦的错误，他是个新教徒，不知道怎样去对付天主教会。天主让我生在天主教徒家庭，我知道怎样办。”（罗伯特·德·哈考特（Robert d Harcourt）：《德国天主教徒》（Les Catholiqnes d Aelemague）。）希特勒一直在名义上是天主教徒，因为从他自幼受洗后从未正式脱离过教会。

希特勒纳粹思想的形成期是他青少年在维也纳过流浪生活时，那时，他对教会还较为肯定。当时他虽然非常赞同泛日耳曼民族党的领袖冯·舒纳勒的观念——强烈的大日耳曼主义，反犹主义、反社会主义，主张德奥合并等，但他却不赞成他们反天主教，认为这是该党很快便失败的原因之一。他在《我的奋斗》中说：“这个运动未能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战斗性的人民群众；它参加了议会，这就使它丧失了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沾上了议会所特有的一切弱点；反对天主教会……又使它丧失了我国民族足以自豪的无数最优秀的分子”。他还说一个政党要想反对教会是没有用的。他说：“不管一个宗教派别有多大值得批评的地方，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以往的全部历史经验中，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党派要进行宗教改革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36页。）他最佩服的是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虽然他对于这位市长的罗马天主教教权主义和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持怀疑态度，但他很钦佩他的口才和赢得群众支持的才能，特别是对付有势力的教会的手腕，认为“他的政策定得极其精明狡猾”（同上，第38页。）。这些都成为他日后组织政党夺取德国政权所借鉴的思想和手段。

正是在维也纳，希特勒阅读了大量的反犹书籍，培养了他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他在《我的奋斗》中坦陈这种思想的发展过程，说他发现了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卖淫和贩卖妇女”，做“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诱奸数十万女郎”等等，他说：“慢慢地，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同上，第40-41页。）对犹太人病态性的仇恨心理一直到希特勒临死前写的遗嘱都有所反映，他攻击犹太人是发动这场战争和断送了他的第三帝国的罪魁祸首。

随着希特勒种族主义思想的膨胀，他越来越不赞成天主教的教义，尤其是天主教的普世主义，但对天主教的教会组织他却非常赞赏，在他看来正是天主教的这套组织系统，使教会得以延续2000年。这当然与他喜爱独裁制有关，因为天主教的圣统制在一定意义上类同这种制度。日后他所构建的国社党完全实施独裁制，由他一人说了算。

1913年，希特勒离开维也纳前往他所热爱的德国，据说是因为他不愿看到维也纳民族杂居，尤其是到处充斥着犹太人的景象。在德国慕尼黑，他依然以流浪为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已25岁的他，欢欣鼓舞地加入了巴伐利亚步兵团。他将这点看成是上帝赐予他的良机，由此跪了下来，衷心感谢上帝给予他“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认为这是他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在战场上，他曾负了两次伤，因作战勇敢，获得了铁十字奖章。1918年德国战败，这对希特勒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将德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箭，于是决定投身于政治。他回到动乱的慕尼黑，投靠到巴伐利亚陆军门下，为他们提供左派活动情况的情报。由于颇有成绩，被派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不久又在慕尼黑一个团里担任教官，主要任务是与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作斗争。这些经历为他进入政界提供了机会。191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慕尼黑一个小小的右翼组织——德国工人党，他是第七名成员。不久靠他的组织和演说才能，使这个党得到较大的发展，并于1920年初把持了该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大啤酒馆组织了由2000多人参加的大集会。会上他宣布该党的二十五条纲领。同年4月该党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国社党，即纳粹，二十五条纲领也成为该党的正式纲领。根据该纲领的第一条，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实际上为日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侵占苏台德、占领但泽和进攻波兰提供依据。纲领的最后一条是要求在德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极权国家，这为希特勒实行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在这二十五条纲领中，有些条目对希特勒而言只是争取民众的诱饵，例如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将大的百货店收归公有并廉价租给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等。实际上在他掌权后，当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大批捐款给纳粹党时，希特勒便不再强调这些表面上有利于穷人的条目了。为了争取基督徒的支持，在第二十四条中写下了宗教自由的条款。而当希特勒上台后这一条款就受到很大的践踏。1921年7月，希特勒迫使该党的其他领袖就范，修改了党章，在党内确立了“领袖原则”，由他拥有独裁的权力。这成为纳粹党的党纪，后又成为第三帝国的国法，从此“元首”登上了德国的历史舞台。

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所签署的《凡尔赛条约》以及由此给德国带来的经济崩溃——马克的贬值和法国占领鲁尔等事件的强烈不满，于1923年挑起巴伐利亚与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对抗。1923年11月他用暴力发起了啤酒馆政变，孤注一掷地试图通过纳粹党冲锋队的手枪逼迫巴伐利亚的几位首脑就范，以达到自己上台的目的，但最终这次政变失败，希特勒被捕，被定为叛国罪。尽管如此，他却巧妙地利用巴伐利亚法庭给予的方便，运用他的善于诡辩的口才为自己的叛国罪辩护，居然争得了不少人的同情。1924年4月他仅被轻判5年，而事实上只关了9个月于当年年底获释。

希特勒在监狱期间认识到通过议会争取合法选票取得政权较之暴力更可行，因此出狱后便加紧这方面的工作。政府禁止他在两年内发表公开演讲，于是他着手完善纳粹党的组织建制，使这个组织俨然成为国中国。在国内他完全按德国国会的选区划分，即将纳粹党也分为三十四区，此外，还在国外，奥地利、但泽、苏台德等地设立七个区。每个区下设分区、分部、街道支部和小组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组织。纳粹党的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第一部有外交、工会、新闻等部门。第二部下设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劳工、种族、文化、工程等部门。宣传部是独立的部门。希特勒还为妇女、青年、少年和儿童都设有专门组织，此外还有按行业组建的组织，如学生、教员、公务员、医师、律师、法官都各有自己的组织。纳粹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冲锋队用以保卫纳粹党集会和冲击其他政党的会议，威胁恫吓不同意纳粹观点的人。这是一批由相公癖、打手等乌合之众组成的队伍，负责人罗姆声名狼藉。党卫队是一支完全效忠于希特勒本人的队伍，也是他的心腹，负责人由他精心挑选，最后确定为对他忠心耿耿的希姆莱。从这些建制看，希特勒为夺取政权早已作好了组织准备。正如1936年11月在他上台三年后的一次讲话中所言：“我们当时认识到，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实际上就随时准备好……在1933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而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173-174页。）

1929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给了希特勒机会。当时德国大批的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大量工人失业，人们普遍对政府强烈不满，希特勒利用人们的情绪，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向他们许愿如他上台德国的经济会有起色，失业问题便会得到解决。他的口才和手段骗得了不少人的信任。因此到1930年选举时，纳粹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由原来的第九位一下子跃升到第二位。其后的几年，希特勒又用手段拉拢军队，使他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决不构成对军队的威胁，反而是他们的救星。他还使企业家相信德国的政权不久就会由他掌握，促使他们为纳粹党慷慨解囊。就这样一步步地利用魏玛政府内的不和及软弱，利用经济危机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凭藉着高超的阴谋手段，希特勒最终通过议会选举于1933年1月30日获得了政权。

希特勒上台后第一个举动是清洗共产党，为达到这一目的，于2月27日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将此案说成是共产党人搞的。由此骗取当时德国德高望重的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暂时中止了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于是给希特勒任意逮捕和箝制反对者的合法权益。3月23日，在希特勒的密谋下，国会通过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将国会中原有的所有权力全部“授权”于希特勒。希特勒利用这个授权法于6月解散社会民主党和民族党，7月解散人民党以及天主教中央党。与此同时纳粹于5月2日解散工会，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工会则于6月也被勒令解散。到1933年仲夏时，希特勒成为全德国唯一的主人。

为取得陆军对他的支持，希特勒于1934年6月底清洗了越来越不听话的冲锋队，由党卫队完全取代了它在纳粹党中的地位，取得了军队对他的效忠。同年8月总统兴登堡元帅去世后，整个德国都掌控在希特勒一人的手中了。

第6章 德梵宗教协定

希特勒名义上一直是天主教徒，但早在流浪维也纳时就不再信仰天主教了。在同劳希宁（Rauschning）的谈话中（赫尔曼·劳希宁：《希特勒言论》（Hitler Speaks），伦敦，1939年。）他认为天主教会是一个超越了时限和目的的强有力的机构，唯一的优点是它的组织，由于有这样的组织，它才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教会最终消灭并取代罗马帝国，这是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永远做不到的。尽管天主教是犹太人偷运进欧洲的私货，但它二千年的组织成就“是属于亚利安人的。耶稣是加利利人也有亚利安血统，这位非凡人物的教导若干世纪以来为了天主教会的利益而被歪曲得面目全非”。（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希特勒非常痛恨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因为在他看来，“当他们高谈博爱人道的同时，实际上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权力——掌握人类灵魂的权力，从而也就是掌握他们生活的权力”。他甚至将教会比作心计多端的女人，慢慢将其丈夫的权力接管过来，最终使之“按着她的调子跳舞”。（《希特勒席间谈话录》（Hitler s Table Talk），1941-1944，伦敦，1953年。）

尽管如此，希特勒早就认识到天主教在德国的巨大势力，因此要想夺得政权，争取天主教徒的选票，就决不能与教会闹翻，而且要利用教会，扩大他的影响，为此他在早期活动中，对待天主教神职人员很谨慎，对梵蒂冈自然采取拉拢的办法。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等到政权稳固后，他就会想办法对付教会。目前他不仅不能反对教会，还要利用梵蒂冈的力量达到削弱和消灭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德国中央党。希特勒曾在1925年与德国一位著名评论员丁特纳的交谈中很露骨地表明了这种想法，他说：“要取得政权，重要的是不要同天主教会闹翻，因为它在德国有很大的影响……我现在做的是反对为保持自己的权力而经常同社会民主党结盟的中央党，这个党这样干是违背教会真正利益的。我们必须让德国天主教会看到他们在国社党控制下比在中央党控制下更安全。”希特勒还在纳粹党领导人秘密会议上讲过：“一旦我获得政权，我可以告诉你们，梵蒂冈就没什么值得笑的事了。但为了获得政权，我现在离不开它。”丁特纳评论说，希特勒将天主教会作为“未来的第三帝国往上爬的阶梯”。（戈德曼和威尼弗雷德：《Christenkreuz und Hakenkreuz》。转引自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希特勒掌权前为争取德国3000万天主教徒的选票，曾于1931年5月9日，派遣他的主要副手赫尔曼·戈林去罗马觐见教宗。为扩大影响，纳粹报界对此事大肆渲染，声称戈林受到了教宗热情的接见。他们讨论了诸如美茵茨主教等某些德国主教的反纳粹态度，不过讨论是以最友好的方式进行的。（《前进报》（Vorwarts），1931年5月9日。）戈林向圣座保证纳粹党将给天主教以最大的尊重，迫切地希望同中央党建立较好的关系。纳粹报界还煞有介事地说德国驻梵大使冯·贝尔根这次会见时也在场。但根据德国驻梵蒂冈大使贝尔根在向柏林拍发的电讯中说，他当时根本不在场；更有甚者，他说，戈林根本没见到教宗，甚至连派契利枢机主教都没见到。接见他的是梵蒂冈副国务卿皮扎尔多（Pizzardo）枢机主教。德国天主教报纸《日耳曼人》（Germania）也揭露说戈林没见到教宗。显然教宗当时还不急于接见这位纳粹代表，因为纳粹尚未掌权，梵蒂冈还须留有余地静观其变。但梵蒂冈对戈林的来访显然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罗马观察家报》刊登这则消息时称赞戈林，说他一直勇敢地同布尔什维克战斗，作为普鲁士警察头子在反贪污腐化和道德败坏方面采取了坚决措施等等。这些赞扬的话使德国纳粹大为高兴，因为他们从中捞取了政治资本。

梵蒂冈对德国纳粹虽然没有好感，但始终把它当作反共的堡垒而容忍。尤其到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席卷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共产党得到许多下层民众和工人的支持，这使梵蒂冈深感忧虑，在梵蒂冈眼中，纳粹要比共产党对教会构成的威胁小，因为共产党信奉无神论，而纳粹的二十五条纲领中的第二十四条款至少还有关于保障宗教自由的条款，它使梵蒂冈感到某种程度的安慰。该条款这样写着：“我们要求国内有信仰一切宗教的自由，只要他们不危及国家的生存，不违背日耳曼民族的道德和风俗。国社党是立足于积极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的，而不是教条式地宣布忠于某宗教团体从而受其束缚。我们深信我们民族的不断复兴只能靠自己，立足于先公后私的原则上。”（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在梵蒂冈看来这一条款与天主教的思想毫不矛盾。天主教不会危及国家的生存，作为德国的天主教徒也不会违背日耳曼民族的道德和风俗。至于“先公后私”的原则这原本是基督徒的格言。梵蒂冈特别注意到这一纲领中提到的“党不干预属于党的政治工作以外的问题”这句话，它完全可以合理地解释为纳粹不干预天主教会的活动。梵蒂冈的这种看法还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纳粹党党员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nnes Stark）教授的小册子《国家社会主义与天主教会》（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Catholic Church）中的一段话中获得印证：“按照阿道夫·希特勒的声明，党拒绝鼓励任何从教会观点看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行为。”（W.戈德曼（）和海因里希·威尼弗雷德（Heinich Winifred）：《Christenkreuz und Hakenkreuz》（Kat ，1931年）。）

应该说，梵蒂冈对纳粹的认识还不如当时德国几位有见识的主教，包括美茵茨主教、柏林主教和威斯特伐利亚主教。他们对希特勒的认识较为深刻。例如他们对国社党的有关宗教自由的第二十四条款就很不以为然。1929年，美茵茨主教在布道坛上公开批评该条款。他针对“我们要求国内有信仰一切宗教的自由，只要他们不危及国家的生存”义愤地问道：“我们天主教徒怎么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生存？”他又针对条款另一句话“不违背日耳曼民族的道德和风俗”，问道：“日耳曼民族的道德和风俗的确切含意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信奉‘爱我们的邻人’这一信条——而这些人（纳粹党人）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是在这么做”。他又问：“究竟什么是‘积极的’基督教信仰？我们不需要在基督教这个词前面还加上‘积极的’这个词”。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社党人想要有一个新的、他们自己的三位一体——血统、民族和土地（Blut，Volk and Boden），这也是德国国家教会的全部含意。”然后，他要求信徒们不要加入纳粹党。他说：“我可以对你们说，不！天主教徒决不能是国社党党员。”他教导手下的神职人员不要为纳粹党党员行圣事，他还发表了一个谴责纳粹冲锋队的声明，因为他们在已经因政治斗争而分裂了的民族中制造纠纷。他说：“我们不希望在举行圣礼时，使我们想起这类纠纷，因此，我们不允许身穿制服的冲锋队员参加教堂礼拜。我们也决不允许他们列队或携带旗帜和标记进教堂。”（外交部1931年年度报告：H.郎博尔德（）爵士致J.西蒙（）爵士。转引自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当一位国社党议员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彼得·格迈德尔（Peter Gemeinder）在一次政治集会中发表演说时突然死去后，美茵茨主教不准任何一位神父参加此人的葬礼，这对天主教徒来说是一种很严重的惩罚。纳粹党人大为恼火，因为这次葬礼，连当时显贵的普鲁士亲王都参加了，却没有一位神父到场。（同上。）

另据1931年3月11日的《意大利的未来》（L Avvenire d italia）报导说，德国有一批主教发表了反纳粹言论，说纳粹党人“不承认教宗至高的统治，把种族问题放在宗教问题之上”等等。柏林主教和威斯特伐利亚等主教还在布道坛上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进行抨击。

梵蒂冈对这些主教的做法态度较为暧昧。派契利枢机主教就曾对英国驻梵代办奥格利维——福布斯（Oglivy Forbes）提到美茵茨主教的做法时说，这是“美茵茨主教自己主动做的”，言下之意并非梵蒂冈的意思。与此同时，《罗马观察家报》却又发表了一项支持美茵茨主教的声明，认为教会当局反对希特勒的信徒，“并不是因为他们所追求或主张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而是因为他们的纲领包含了与天主教教义不相容的原则”（（德）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高年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3页。）。

希特勒看到了梵蒂冈的这种态度，他要在上台前，充分利用梵蒂冈的影响争取更多的天主教徒的支持，扩大纳粹党在国际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梵蒂冈压制天主教中央党的势力。前面提到，中央党得到教宗利奥十三世的支持，曾经势力强大，魏玛共和国时期一直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多的席位，连总理也是中央党党员，因此希特勒始终将中央党视为劲敌，力图除之。

为了巩固刚取得的政权，获得基督徒的支持，希特勒在1933年2月1日的总理就职演说中指出，基督教是“我们共同的道德基础”，家庭是“我们人民的核心，受到国家的保护。国家将捍卫那些作为我们民族力量基础的基本宗教原则”。演讲结束时他祈求天主保佑他完成摆在面前的艰巨任务。3月23日，希特勒在将立法职权移交给国会时发表的讲演中，盛赞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答应尊重这些信仰的权利，宣称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而且说“我们希望改善和罗马教廷的关系”。（（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332页。）这些讲演，使不少天主教徒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好感。1933年4月28日希特勒在致布雷斯劳的伯特伦枢机主教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在不同场合下，阁下已提到了天主教青年会的各组织的处境，希望在新政府领导下他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我可以向阁下保证，只要这些组织没有针对我党的敌对的政治意图，那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政府并不希望同教会对抗，恰恰相反，它希望为教会和国家双方的利益而真诚合作。我可以加一句：任何政府官员，只要不对新政府表示敌意，将不会因其宗教信仰而被免职……”（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最引人注目的是希特勒在1933年5月17日在国会发表的“和平演说”。这篇演说是针对前一天罗斯福总统向全世界44个国家元首发出的呼吁和平的一个回应。罗斯福当时阐述了美国的和平计划，包括裁军等，并呼吁废除一切进攻性武器——轰炸机、坦克、机动重炮等等。希特勒则充分利用这些来表白他的和平意愿。他说：“我在昨天晚上获悉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建议，德国政府对他的建议表示最热烈的感谢。德国政府愿意同意这个克服国际危机的方法……对于那些希望合作起来维持和平的人来说，总统的建议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德国完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如果有武器的国家也销毁他们的进攻性武器的话……德国也完全愿意解散它的全部军队，销毁它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也这样做的话……德国愿意同意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并不想进攻别国，而只想谋求安全。”（（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299页。）希特勒再三表白，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它会造成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德国并不希望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德国化”。“上一世纪的心理状态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法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改变这一客观现实，否则，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同上。）

希特勒的这篇讲演博得了一片掌声，就连国会内的反对派也赞成他的演说。一些过去反对他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也转而支持他，例如慕尼黑的福尔哈伯（Fanlhaber）枢机主教，以前一直反对纳粹，在听了希特勒的讲演后转变了看法。在他给教徒们的牧函中，盛赞希特勒的和平态度，并祝贺政府向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开战。他甚至说，天主教徒现在也可以参加纳粹党。

希特勒上台以后的一系列表演更博得了梵蒂冈的好感。首先是他在总理就职典礼上祈求天主保佑他完成所担负的职责，同时主动提出要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这种谦卑的态度使梵蒂冈感动。其后他一再表明反布尔什维克、拥护裁军与和平的言词，也深深地打动了教廷，在他们的眼里，希特勒在就职后变得越来越通情达理了。梵蒂冈《每日国际消息公报》（“La Corrispondenza”）（1933年3月13日）甚至第一次热情奔放地提出，也许需要“修正我们对国社党的某些态度”。（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希特勒通过这些方法来赢得天主教会支持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利用他们来消灭劲敌中央党。他以多种形式表达对中央党的厌恶，在上台后的第二次演说中警告说：“政府为了确保有一个真正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环境，决心在我国清除这种政治毒素和道德毒素，那些靠同无神论集团妥协而牟取私利的做法破坏了我们生活的总的宗教——伦理基础（注：这又是指中央党同社会党的结盟）……政府从新教和天主教双方的信仰中看到在道德上激励我们民族的最重要的一些因素。他们同这个国家（Lander）现有的协议将受到尊重……但政府不允许使人们不向国家履行其一般法律义务的特殊宗教或种族存在……国民政府将确保这两个教派能在学校和教育事务上发挥其影响，并真诚希望教会和国家共存……我们反布尔什维克的共同斗争是符合日耳曼民族利益的，也是符合教会的利益的……”（同上，。）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更是痛骂中央党，说他们利用宗教感情来达到政治目的，“他们夸耀他们的宗教信仰，但为了政治利益，他们就会出卖信仰。他们为了在议会中多争得十个席位，就会去跟马克思主义者订立同盟……他们为了争得一个部长的职位可以跟魔鬼结合。”为了促使梵蒂冈抛弃中央党，他指责中央党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说，难道梵蒂冈就没有看到所有那些中央党的“靠不住的协会”最终会对不信神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开关闭的大门，让他们像潮水般涌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将会利用中央党不仅夺取日耳曼民族，而且还将夺取教会本身。他强调国社党才是教会唯一可靠的保护人。这些宣传对梵蒂冈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

教宗庇护十一世一贯不鼓励神职人员直接参加政治，在他于1922年当选为教宗后便撤销对各国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天主教各政党的支持。意大利的人民党在他与墨索里尼签订宗教协定时成为牺牲品，如今他把这一原则也运用到德国中央党身上。由于教宗的这种态度，中央党从20年代后期起就大不如前了。加之从2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危机，使德国人民对政府不再信任，而那时魏玛政府主要是社会党和中央党，这两个党派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这些都为希特勒纳粹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中央党已元气大伤。尽管如此，在议会中仍占有92个席位，对希特勒实施独裁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希特勒通过国会纵火案清除了共产党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社会党和中央党了，而清除中央党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取得梵蒂冈的支持。希特勒深知这位教宗最关心的是天主教对青少年的教育权，不赞成天主教徒成立政党，意大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教宗宁愿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也不要天主教人民党，因为墨索里尼对教会作了许多让步，并最终同教会签订了宗教协定。希特勒决定也这么做，在上台后两个月他便提出与梵蒂冈缔结宗教协定的建议。

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是个新教徒占多数的国家，魏玛政府并没有与梵蒂冈签订过任何全国性的宗教条约，主要是怕引起新教徒的不满。魏玛政府将权力下放交由各州自行决定，因此几个以天主教信仰为主的州，诸如巴伐利亚、巴登以及普鲁士等各自分别与梵蒂冈签订了宗教条约，以确保天主教的权益。梵蒂冈也比较满意，因为这些条约已将全国2000万天主教徒中的1800万人涵盖在内，也就是包含了德国绝大多数天主教徒。如今希特勒上台不久便提出要与梵蒂冈签订和约，梵蒂冈当然会对此做出反应。不久，梵蒂冈便与德国进行了接触，而且很快就同意了。

对于梵蒂冈为什么会这么快地同意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外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德国纳粹党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使梵蒂冈不得不迅速作出这一决定。从缴获的德国外交文件看，希特勒抓住了庇护十一世的要害——他可以不在乎纳粹取缔中央党，但对青少年的宗教教育和青年组织的活动是极其关心的。为此，希特勒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让梵蒂冈明白，如果它不同德国签订宗教协定，那德国的天主教会学校就要被关闭，教会的青年运动也会遭到取缔。（Vol.在20年代中期，当中央党主席凯斯（Kaas）阁下同两位平信徒党员一起就一个纯政治问题致电教宗时，教宗只给那两个平信徒回了电。）他还让梵蒂冈知道，宗教协定对维护天主教在德国的权利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宗教协定，希特勒就可以放手让纳粹党任意胡作非为，破坏教会，直到撤销教会在德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梵蒂冈迫于无奈，认为或许可以用该协定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例如当时法国巴黎大学习惯法教授、耶稣会士布里埃雷（Yves de la Briere）曾在1937年的法国耶稣会月刊《研究》（Etudes）上谈到：“教宗及其当时同德国进行签订宗教协定谈判的代表们都预见到并担心德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他希望教会和国家在德国很可能发生尖锐冲突时，宗教协定将会发挥其法律价值，能为教会统治集团的要求和抗议提供一个较可靠的法律基础。我们现在知道，这是1933年慕尼黑的福尔哈伯（Faulhaber）枢机主教的观点，当时他不避一切嫌疑，提议签订宗教协定。”（《研究》，1937年4月5日。）

1945年6月2日继任教宗的庇护十二世（即签约时的派契利枢机主教）在对枢机主教团的训谕中谈到德国宗教协定时说：“德国主教团认为，在此之前同德国个别州（Lander）所签订的宗教协定或魏玛宪法都没有保障或保证尊重信徒们的信念、权利和行动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得同德国中央政府寻求如签订宗教协定这种严肃形式的解决办法才能获得这些保障。我还得说，由于缔约的建议是德国政府提出的，如果我们拒绝，那引起的一切不幸后果就都要由圣座负责。尽管教会对国社党并不抱什么幻想，但必须承认宗教协定在签订后的几年内是会带来某些好处的，或者说至少是防止了更严重的灾难的发生。事实上，协定尽管一再遭到违反，但还是给德国天主教徒提供了保护自己的法律基础，当他们面对日益严重的宗教迫害时，能够成为保护自己的藏身堡垒。”

当然，梵蒂冈也担心如果不与纳粹缔约，希特勒就会建立起一个以新教为主的德国国家教会，到那时天主教会的利益更得不到保障了。如今既然希特勒主动提出缔结宗教协定，梵蒂冈也许还能与之讨价还价，为教会争取较为有利的条件，至少从文字上看，也许会取得比魏玛政府时更多的好处，因为魏玛时期，政府要与梵蒂冈缔约的话肯定会受到社会党人与新教徒的抵制。当然梵蒂冈也认识到希特勒提出这一建议完全是从他自身的利益考虑，他像墨索里尼一样，想要得到教会的支持，以便在国内实施更有效的统治，在国际上提高纳粹党的声望。

宗教协定的签订异乎寻常的顺利，双方仅用了8天时间就谈判成功，于1933年7月20日正式签字通过。参加这一工作的德国方面的人选，是希特勒委任的副总理——一位相当有外交经验的天主教徒弗朗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此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于1932年在魏玛政府中任过总理。梵蒂冈方面的主要代表是国务卿派契利枢机主教。

当然在签约前，双方就进行了大量的接触，希特勒要求梵蒂冈取消对中央党的支持，为此换取德国在宗教教育方面的让步。这点梵蒂冈是很乐意接受的，实际上早在1933年4月22日，在希特勒掌权后不到两个月，英国驻梵蒂冈公使报告说，梵蒂冈副国务卿皮托尔多曾告诉他：“圣座对中央党没有兴趣。我们对大批德国天主教选民群众的关心超过对德国议会中代表教徒利益的天主教议员们的关心。”（外交部文件第371/16749号，克莱夫爵士的电报，1933年4月22日。）这也是希特勒预料之中的事。

巴本于1933年6月底到梵蒂冈，受到热情接待。据巴本回忆说，当时庇护十一世“如慈父般地欢迎我，他说他对德国有像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当国家元首感到欣慰，因为希特勒把毫不妥协地同共产主义和民粹主义作斗争题写在他的旗帜上。”（F·冯·巴本：Der Wahrheit eine Gasse（Panl list Verlag，1952.）。）巴本还说，气氛是如此友好，以至“对梵蒂冈来说在异常短的时间内协定的主要轮廓就定下来了。”梵蒂冈明确告诉巴本对解散中央党无所谓，因为教宗不支持神职人员参与政治活动。而巴本则明确告诉梵蒂冈，纳粹党会保障德国的教会有行使管理天主教学校的权利。这点正是梵蒂冈最为关心的事情，就这样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现将《圣教杂志》中根据1933年9月5日的法文学报《研究》（Etudes）意译出的条约有关内容转摘如下：（赵石经译：《罗玛教廷与德国所签订政教分离之内容》，载《圣教杂志》，1933年12月，第642-653页。）

一、德国条约内容之真相

……查本年七月二十日教廷全权代表巴利赛（派契利）与德副总揆巴本所签订之条约，共分三部分，首导言，次三十四约章，终以签订时双方所有态度之经过，附有几种稍关紧要之新条目新标准，为前此和约之未曾道及者，双方证书，共有两份；一份为德文草案，皆有两总揆在同名目之下所划互换花押。……该约之统绪如下：

（一）自第一条至第三条为国家互相往来之普通协定。

（二）自第四条至第十条及第十六条、三十、三十二条为神品阶级在法律上所有之地位。

（三）自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规定教会界限问题。

（四）第十五条专论修会在法律上之地位。

（五）第十七、十八条专论教会财产问题。

（六）自第十九条至二十五条规定关于公众初等、中等、上等教育之自由问题。

（七）第二十六条专载关于宗教婚姻之条件。

（八）第二十七、二十八条规定神职员之从军及病院与其余公共团社中之服务。

（九）第二十九条，规定异籍青年在德国宗教界应用语言。

（十）第三十一条，规定公教运动（公教进行会）工作与组织在法律上之地位。

（十一）第三十三条则预定为将来调停各种解释分歧之难题。此为德国条约内容之真相也

二、本约条目分析

（甲）关于教廷与德政府之外交者

第一条普通协定规则之原素对于为德国公教在德帝国境内有信教自由与自由举行公教礼节之保障；自后天主教在国家法律、公共责务不受损失之范围内，得自由用任何法律、任何命令约束信友服从教会。

第二条谓巴伐利亚、普鲁士、巴敦诸条约不因德国条约而失其效力，德国约将来在巴伐利亚、普鲁士、巴敦三国境内祗能适用于前此诸条约所未能鉴及，或补足前此诸约原文已经成立之事件上。自后德意志联邦非得中央之许可，不得单独签订任何新和约。

第三条谓自后教廷与德国之外交事件，概由教廷驻德中央代表与德国驻教廷公使包办。驻巴伐利亚教廷代表暨前此德政府所派遣之普鲁士、巴伐利亚驻教廷公使将停止存留。另一方面，则德国条约之附条根基1930年3月27日所修整之条约，宣告德国承认教廷驻德代表为正式的教廷全权大臣，在国际法上亦认为教友国家当有之例，非新创也。此普通协约所规定之事件事也。

（乙）关于神品阶级者

后此轮（论）神品阶级在德国法律上所有之地位诸条款尤关重要：

第四条谓教廷与德国公教神长之往来通讯有自由之担保，不宁惟是神长在德国境内得自由公布教会事件，自由出版公教作品。

第五条神品阶级享受国家法律在施行圣事工作上之保护，其本人及其职务皆不受任何势力之侵辱或阻挠。

第六条神品阶级与修士得豁免教律所视为神品员或修士地位不能容忍之职务，如参与公堂诉讼或从事财政建设之类是。

第七条神职员非得本地主教之许可，不得接受任何俗务职守；而主教之许可，遇有教会重要关系之事项，常得随时收回成命。

第八条神品班之待遇与德帝国或其余德意志各联邦官界中人享受同一不受逮捕之特权。

第九条神职员不得受官僚界与法律界之催促，使供其在救灵工作上所获得而必需严守秘密之知识。

第十条凡无神职员或修士服式之权利；或此权利已经为教律革除而穿神职员或修士服式者，则将与僭服军装同科受罚。

第十六条主教在履新以前，当宣其忠信国家之誓愿于国家代表之手，夫此忠心国家之誓愿程式，不惟在意大利条约中已经出现，即最近各国条约中，如波兰条约皆有其例；其宣誓之程式为：“我以主教资格因天主之名及圣经道理，誓而且许我对于德意志帝国，对于本国之忠信。

第三十条主日暨诸大瞻礼之弥撒中，当加念为德意志帝国及德意志民族求主祝文。

第三十二条为顾全德国目下之环境及和约中种种担保之责任起见，教廷禁止神级班或修士投名任何政治党社，而参与政治运动；其附条又确定此项禁令，绝对不是限制神权界在公教道德本分上施行职务之自由，亦绝对不是阻止宗教道理之发展也。同时又申明，此项禁令之下，于公教神品阶级者，政府亦将以同样之字句，勒令其余任何教门之领袖，非专事禁止公教神品阶级也。

第十一、十二、十三条专论现在或将来教区之支配会口，或其余各种境界在可能范围内之分划与合并；然此不甚重要，兹故从略。其余论神职员之晋升问题，尤非局外人所必须知。

第十四条论主教之升擢似关重要，即凡教廷依照教律手续，已选定某人为德国某教区主教，在就职以前，当照会德政府，使政府得警告以政界对于新主教所有舆论。其附条，则有一更重要之确定；即教廷升擢主教之先，虽咨询政府，而政府仍无决议之权；即遇有政界之反对，而一经审察之后，无确实证据者，则教廷得保举而宣布其升擢之主教。教廷咨询政府后二十日内无答复者，则证政府对于新选主教，无反对之表示。此论神品阶级之大概情况也。

（丙）关于修会问题

德国条约关于修会之规定如下：政府绝对不能限制或与问修会之创立及其住所之选择，会员之录收，圣事之施行，教育之兴办，慈善机关之设立，会事之管理，财产之处置，此修会中人所享有之特别权利也。至于驻扎德国境内之各修会会长，皆当以德籍充任，其各修会之总会长，皆常以德籍充任，各修会之总会长或省会长，驻扎国外而非德籍者，则能于德国境内巡查其属下会士；而教廷于可能范围中使各省修会，依照德国省界分划之地图而设立，使德国各省皆有其本省之修会，此关于修会之条约也。

（丁）关于教育问题

教会财产，受国家法律之担保，第十七、十八条规定甚详，此亦欧洲各国常例，不必多赘。其所最值得注意者，即其教育事件也。德国条约关系教育问题为各等教育规定之公教教育在法律上所有之地位如下：

（一）国立各大学其所设立之公教神学科内部分之组织，当完全依照最近教廷为各种高级宗教学社所颁布之章程而设立。尤其应当依照最近庇护第十一世Deus Scientiam Dominus之通牒为标准。此第十九条附约已确切申明，除国立各大学所设立公教神学科以外，各教区又当设立修道院，专授神品班以哲学神学，而完全听属本区主教。国立各大学之旁，当有公教学生寄宿舍，托公教神职员管理，此第二十条之规定也。

第二十一条谓国立各种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学校中，各教室皆当有宗教教育必修课之设立。论此宗教教育，当完全与公教道理相符，而此教育之对象则为根基信德，与公教伦理所当有之爱国思想之责任、国民责任、社会责任，然当特加审慎，免遭误会。其教学方法及书本之选择，完全归本区主教之定夺，本区主教于选择书本之外，又当规定学校考试，籍验学生所受宗教教育之正确与否而品定其程度。

第二十二条主教在国立各学校中有与问选举公教训练之权；凡主教定断某某教员不（具）有相当公教道理之知识，或无相当之操行者，将被革席。

第二十三条在国立教内外学生混合学校中，不惟有公教教育之担保，且在各县行政区域，祗须有多数之家庭，代表全区民众，要求设立一特别学校，俾授儿童以相当之公教教育；则国家应家族之请，自动的为之创办一纯粹的公教学校，在此项学校中，充当教席者，无论其为专任公教，或兼充别种教务者，当全体归公教人员担任。且当适合该项学校之特别需要，而各尽其职。凡教员有心充执该项学校教鞭者，当先自养成其本人当有之道德及儿童教育之专门学；否则不得充任。此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也。

第二十五条规定各修会士，得在国立初级、中级、高级学校中充任教席，惟当遵守该校同事所守之条件。除此而外，又得自行负责开办公教各级自由学校，惟当遵守公共法律，对于此项学校开办与公教所规定之条款。

（今日批评此项条件者，谓其太事繁琐，恐不能见诸实行，可以普鲁士条约为证，此说似有根基，盖普鲁士条约对于教育问题双方代表固未尝有同意之表示，而德国与教廷却能此协约之签订，殊为新奇。余以为普鲁士有普鲁士之环境与特性，德国亦有德国之环境与特性；夫普鲁士既不肯与教廷签订切实之教育协约，则其协约之不能见诸实行，殊无足怪。今德国既与教廷签订双方同意之条约则安见其终不能见诸事实耶。不论如何，此约终为公教与国际教育界上一重要之好音，甚无疑也。）

（戊）关于婚姻问题

婚姻问题虽未尝有所确切之新规定，然教廷却宣言对于宗教婚姻终不抛弃教律与民法间有圆满解决之希望。就现在而论，教廷已获得差强人意之改进，自后凡遇双方欲结婚者，其一方面当死期临头，或本地主教视以为有马上结婚之必要者，得先行宗教婚姻于民法婚姻仪式之前。第二十六条附条，又申明所谓有马上结婚之必要者，即遇有特别障碍，在实际上无法搜集民法婚姻仪式所需要之种种证据之谓也。惟既经结婚之后，本堂司铎当照会本地行政机关。

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条关于神品阶级之从军及在各机关之服务问题，暨非德籍之各公会在德国宗教服务上，当用之言语问题，似无关重要，兹从略。

（己）关于公教运动之工作

该约最末重要之问题则为第三十一条，关于公教运动之工作。当此政教风云弥漫世界之际，而能以公教运动之工作订入意大利、德国和约，亦为当今教宗庇护第十一世在传教事业上一伟大之创举；将来在国际公教事业上，如有难题发生尽可据以为证，无事畏缩焉。所谓公教运动之团体约分三种。

（一）凡公教集团组织之主要宗旨，为传扬圣教者，则其会员之目录，当经德政府与德国主教公署人员之确认，然后发生效力。

（二）凡公教集团之组织之宗旨专为发展公教教育，暨爱德工作者，则完全听属圣教指挥，而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得充分完全自由运动之担保。

（三）凡公教集团组织之宗旨，为襄助公教教育，暨爱德工作者；则其集团之进行工作，或职业工作，有时在社团立场，或在职业立场上，或宜加入国家团体共同进行，欲得国家法律上之认可，则当先事证明，将来在政治立场上绝对不加参与。除此以外，又有为德政府或地方行政机关所组织之教内外混合式之游艺园则绝对不能强迫公教团员加入与公教学理、公教道德不能容忍工作，尤其对于主日暨各四大瞻礼之罢工职务殊不得宥忽。

最终第三十三条，则宣告凡关于公教人员或公教事件之未经和约解决者，完全由公教法律单独定夺之，如有关系和约解释分歧，或实行上种种难题发生，则教廷会同德政府直接以友谊方式解决之，此本约各条目所规定之事件也。

以上转载的虽只是摘要，但已能看出整个条约的全貌。

根据该宗教协议，天主教会拥有管理天主教学校的权利，梵蒂冈有权任命大学神学教授，神学院学生将免除劳动服役。对教会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十一条条款：“一切天主教会的宗教、文化和教育组织、协会和联合会的活动均不受束缚，享有完全的自由。”因为这一条款肯定了教宗庇护十一世最喜爱的团体——公教进行会（即上述引文中提及的“公教运动”）有充分的活动自由。与此同时，该协定规定神职人员及一切公教组织不得参与政治活动，这就意味着中央党在德国的寿终正寝。

双方没有完全达成协议的是青年组织中哪些归教会控制、哪些受国家控制，但均同意各自准备草拟有关组织和权限的文稿，将此问题最终留待德国内务部长赫尔·布特曼（Herr Butmann）和德国主教团去具体商量解决。

在该次谈判中，争议较大的是有关德国犹太基督徒的问题，梵蒂冈方面从保护犹太人出发强调宗教协议应适用一切德国天主教徒。为此派契利枢机主教提出在条款中应该写入承认犹太天主教徒是天主教徒，这就暗示所有保障天主教徒权利的条款对这些犹太人都适用。但德国政府却以这是个“种族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为理由，反对写进这一条款。实际上纳粹分子一直在宣称犹太人“对国家构成威胁”等并加以迫害。为此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德国政府口头上答应派契利枢机主教：受过洗的犹太人将被视为天主教徒，不会受到迫害。面对这种情况，梵蒂冈也只能让步，不再强求正式写入条款中。（派契利一直为这一让步受到批评，但批评者不要忘记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迟至1938年9月还准备接受希特勒的口头保证。）

宗教协定中还有两条秘密条款：第一条是关于结成反对俄国的共同战线；另一条是关于应征加入德军的神职人员的职责。（，，派契利同Botschaftrat Klee 1933年8月11日的谈话。）这两条条款之所以没有出现在公开条款中，主要是梵蒂冈担心一旦被新闻界知道，特别是第二条有关神职人员加入德军的职责，明显地表明梵蒂冈承认或默许德国征兵的行动，这将会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英法政府的谴责，因为在签订宗教条约时，希特勒还未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而该条约中明确规定禁止德国征兵。因此派契利枢机主教在签署宗教协定时将他的担心密告德国驻梵大使冯·贝尔根：此事一旦张扬出去会对梵蒂冈很不利。为此冯·贝尔根给柏林发电报建议：“为了使附加条款能够保密，应该由一名特别信使把文件从柏林送来。”（同上，1933年8月13日。也可参见1933年8月13日的《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eve）关于新闻界对秘密条款不慎重的报道。）在战后缴获的德国外交文件中发现了这些内容。

条约签订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希特勒。纳粹报纸毫不掩饰此点，他们兴高采烈地提到宗教协定对德国带来的好处。根据这一条约，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将天主教中央党置于死地，因为条约中明确规定了神职人员不得参与政治，这就扫除了政敌，巩固了政权。希特勒在该条约签订后宣称：“副此教务条约，均由联邦中各邦与教廷单独签订之。由中央直接签订教务条约，此为第一次。”（《德国与罗玛教廷签订政教分离条约》，《圣教杂志》，1933年10月，第632页。）又声称：“予深信此约于教廷传教任务有极大之价值。而于德国民族及国社党国家内部之和平，亦可维持也”。实际上他所说的达到德国民族及国社党国家内部的和平，即是指消灭反对党，特别是中央党。希特勒和纳粹政府确实从该协定中捞取了很大的政治资本：不仅争取到德国的天主教徒对其政权的支持，还使一些对纳粹反感的人们改变了看法。纳粹开动各种宣传工具，利用此事为希特勒的选举造势。德国各天主教教区都收到了纳粹发来的在慕尼黑参加庆祝活动的教廷大使奥尔塞尼戈同希特勒握手的照片。照片下面印着据称是这位教宗使节说的话：“总理，我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了解你，今天我很高兴地说我做到了。”但据一位目击者说，当时这位大使的原话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想结识你，今天终于实现了。”这种文字游戏给希特勒增色不少。

梵蒂冈对这次谈判的成果也很满意，因为在魏玛时期办不成的事今天却出人意外地实现了。在条约签订几天后，派契利曾私下对英国驻梵公使表示，该协定给宗教教育提供了必要保证，并认为希特勒本身也变得越来越稳健。（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但派契利口气中也不时流露出对纳粹政权是否能兑现协议书的担忧，他一再说：“教会有一切理由对新宗教协定感到满意，如果纳粹政府忠于自己的承诺的话。”

许多天主教徒赞同梵蒂冈的观点，认为这一协定本身是值得称颂的，并认为“兹冀德国人士能抱牺牲精神，完全实践此和约各条目之规定，则德国政教间永久之和平殊不难实现。”（赵石经译：《罗玛教廷与德国所签订政教分离之内容》，载《圣教杂志》，1933年12月，第653页。）还有人认为“德国既已订约，从兹以往，德国政教上之顺利达于若何点度，我人固不能预卜，然以目前世界大势观之则不能不认为历史上值得注意之创举也”。（《德国与罗玛教廷签订政教分离条约》，《圣教杂志》，1933年10月，第633页。）

但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的也不少，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德国的前总理天主教徒勃鲁宁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告诉一位朋友说，就在宗教协定签署前夕，希特勒夸口说：“我将是历史上骗过梵蒂冈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勃鲁宁又说，德国有300名新教牧师本打算加入天主教会，因为认为它是站在反纳粹立场上的，但当他们听说它同德国签订了宗教协定，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外交部文件第371/30898号，勃鲁宁致Francois Xavier大学的，Nova Scotia，1942年1月3日。）

罗马教廷里也有人提出异议，例如教廷驻巴黎大使切雷蒂（Ceretti）枢机主教。他说，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所缔结的所有的宗教协定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这些协定全都是同一些根本上敌视宗教的国家缔结的，这些国家总是不实施那些对教会有利的条款，教会也没有实力去强迫他们执行。实际上，不久就证明这位持异议的枢机主教是正确的。

一些天主教国家，如波兰和法国也有批评该协议的文章，如1933年7月5日的法国的《时报》（Le Temps）中有这么一段话：

“看起来这一宗教协定的主要特点是把所有的天主教徒的社团转变为不参与政治或经济活动的纯精神和宗教团体。这对国社党政府来说是一个胜利。墨索里尼用了五年时间才取得同样的成果，而德国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做到了。在德国，天主教除了其存在以外已失去了一切东西。教会由于害怕而退却了，因为它相信这是在德国拯救天主教的唯一途径。担心德国会成立国家教会的这一前景使梵蒂冈屈服了。而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也是使其向纳粹屈服的一个原因。”

法国另一家报纸《小说时报》（L Ere Nouvelle）于1939年9月1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梵蒂冈的最终化身——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Le dernier Avatar du Vatican de l Universalisme au Nationalisme）的批判文章说：“一种鼓吹普世主义的制度，同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缔结和约，这种互相矛盾的现象在整个梵蒂冈历史上已重复多次……教会从不攻击现存的制度，哪怕它们是坏的。即便它希望出现更高尚的道德，也宁愿等待现制度自行崩溃，这很可能就是它希望纳粹德国将会发生的事情。‘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波兰人说得甚至更尖锐。1933年6月19日的半官方报刊《Kurjer Poranny》把梵蒂冈说成是“欺软怕硬”，对驯服者不让步，对专横者迁就，它说：

“在上一世纪，它给教会的迫害者俾斯麦授予教会最高勋章——基督勋章。今天它又同新异教徒握手言欢了。我们可以把这一宗教协定与十年前斯坦尼斯拉斯·格拉布斯基（Stanislas Grabski）带回波兰的那个宗教协定作一比较。教宗同波兰的那次谈判态度强硬、毫不让步；而他对希特勒则友好谦和。梵蒂冈同德国签订了宗教协定促进了希特勒统一德国，因为巴伐利亚和巴登再也不能在梵蒂冈代表自己发表意见了。而最有勇气抵抗纳粹分子的中央党，梵蒂冈也已否认了同它的关系。”（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圣教杂志》中也归纳了几种对此条约持怀疑态度的论点：“曰教宗如何能与充满唯理主义空气而与公教学理风马牛不相及之希特勒政府签订和约？既签订之后，当此往往暴虐不顾人道之政治制度立场之前，果能预卜此项大半推举公教居于优胜地位之和约，将来有忠诚永久之实践？在此德国政体纷扰不安的情势之下必不有人焉为本约中之条目字句之本意，在华谛冈（梵蒂冈）方面之解释固视为清晰明了者，给与支离暗昧之解释，以与华谛冈作对垒之争耶？”“或者曰今日德国政府方出其酷烈手段清除其内部可畏之仇敌，如共产党、社会党、犹太人，虽其势力已蔓延全世界，无所不顾，则安知其不将以同样之手段，以对待我公教耶？”（赵石经译：《罗玛教廷与德国所签订政教分离之内容》，载《圣教杂志》，1933年12月，第654-655页。）这些怀疑不久就得到了验证。

第7章 《痛心已极》通谕

派契利对纳粹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在协定签订后，落实到执行层面时，各种麻烦接踵而至。希特勒除了充分利用条约中对纳粹有利的内容，打击政敌外，还用一切手段来破坏他认为不利的约定。

他最大的政敌是中央党。根据条约第三十一条规定，天主教的一些组织，除了有宗教的和慈善的目的外，还有其他目的——或是社会性的，或是职业性的，这些组织，只要是非政治性的，都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换句话说，如属政治性的，则不受国家保护，那么天主教中央党被取缔是完全顺理成章的，梵蒂冈也不会提出任何异议。但纳粹的目标并不只是中央党本身，还有中央党的一些附属机构，特别是天主教工会。

天主教工会是1848年由教宗批准创立的，它按同业工会系统组建，在德国各地都设有中心站，主席的权力有时比主教都大，在德国一直有很大的影响。魏玛时期，他们成为中央党的核心。纳粹将它视为“天主教会的冲锋队”，想在取缔中央党的同时取缔天主教工会。就在德梵就宗教协定进行谈判时，德国政府提出要追随墨索里尼，解散所有这类天主教工会组织，剩余部分并入意大利公教进行会，遭到梵蒂冈的抵制。梵蒂冈认为德国情况与意大利不同。德国的天主教徒占少数，而意大利人几乎全部信仰天主教。谈判完全陷入僵局，天主教工会组织不断受到纳粹的攻击。

条约签订不到三个月，一些天主教议员和神职人员就遭到逮捕，主教的信件被没收，甚至教廷驻柏林大使给梵蒂冈的信件，包括给教宗和派契利枢机主教的，都被当局拆开。当德国主教们将这些情况向梵蒂冈汇报后，教宗非常生气，打算向德国提出正式抗议，在派契利的劝说下，才打消了念头，改由派契利代表教廷于1934年9月10日向内务部长弗立克呈送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将德国违反宗教协定的事实一一列举，以此表达强烈的不满。

除了取缔天主教中央党及天主教工会，纳粹还与天主教争夺对青少年的教育权。

实际上，希特勒完全明白天主教的普世性与纳粹提倡的种族主义是无法调和的。他知道对付梵蒂冈不能急躁，需要通过某些手段逐渐减小梵蒂冈的社会影响。他看到教会的权力是靠比炸药的威力还要大的某些东西——教育获得的。教会教育青年人首先把自己定义为天主教徒，其次才定义为德国人。而他则要设法在德国民众中，特别是青年人中消除这种影响，颠覆这种观念，让他们首先将自己定义为德国人，是优秀的日耳曼人，然后才是其他。这就需要将教会的教育权夺过来。当然在政权没有巩固前，他不会将此放在首位。也正因如此，他需要与梵蒂冈签订宗教协定，以给予天主教教育权为条件换取梵蒂冈放弃对中央党的支持。目的达到后，肯定要将教育权夺回来，为此纳粹采用了各种手段。

就在条约签订后几周，纳粹的一份报纸便开始对有关条文进行肆意篡改。在官方文本中，第二十一条款是这么写的：“在一切宗教教育方面，都要注意按基督教关于信仰和道德的教训来培养为祖国尽职的意识。”但在纳粹的报纸上却写着：“在一切宗教教育方面，教会承认有义务按基督教关于信仰和道德的教训来培养为祖国尽职的意识。”（华尔夫通讯社（Wolf Agency）。1933年7月26日的《罗马观察家服》指出了这是曲解。）这一文字上的篡改实际上使宗教教育完全成了为纳粹培养大日耳曼主义的工具了。派契利枢机主教随即责问德国驻梵大使冯·贝尔根，这仅是该报纸的解释呢，还是代表了德国政府的观点？拖延了数月后，冯·贝尔根接到了一份来自柏林的电报（1933年8月7日），电报说，这个提法只应由这家报纸自己负责。

再如在宗教协定第一条和第三十三条中规定保障罗马天主教公开活动并承认天主教会有建立自己教育原则的权利，纳粹却利用当时该协定中的一条附文：“上述条款必须被认为是在对一切公民均适用的法律界限内”，将所有宗教教育条款适用范围仅限于按纯粹的教会的教义所进行的那种教育，也就是天主教教育成为纯粹的教义教育。而梵蒂冈则认为天主教教育原则理应包括基督教的社会和道德义务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当然均属于“法律界限内”，但不为纳粹所承认。

又如根据该宗教协定的第十九条和二十二条确认天主教会的办学权利，并据此规定，宗教课（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的）被承认列入各学校的正式学科，甚至给予教会以监督权。纳粹通过各种办法刁难和破坏，如：

“（1）禁止教士讲授宗教课；（2）不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为各自干预宗教课大开方便之门；（3）敦促学生和家长要求不上宗教课，由希特勒青年团开展活动促成此事；（4）禁止在学校做祷告和做礼拜；（5）把宗教课安排在头一节或最后一节，促使学生不上宗教课；（6）师范学院不开设宗教教育讲座；师范学校不再设立宗教课程；（7）国家政治教育学校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培养纳粹骨干的学校）取消宗教课；（8）根据1940年3月20日教育部的命令，只有全日制义务教育的学校才开设宗教课，因此中学的高年级便取消了该门课程；（9）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一度成功地动员其会员不授宗教课”（（德）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高年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2页。）

在努力取消宗教课的同时，向青少年灌输纳粹（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尤其是纳粹理论家罗森堡在《二十世纪的神话》中的思想。他们公开声称：国家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且是“一种产生于血统和种族的宗教，是一种发自日耳曼精神和亚利安灵魂的宗教”；对于一切“宗教问题”，他们的良师益友应当是罗森堡。不存在像“心灵自由”或“教育和思想自由”那类东西；国家对一切教育和思想都要管起来。国社党纲领中关于在德国有宗教自由的第二十四条不过是表面文章，只有傻瓜才相信它。显然，任何一位有普通常识的人都可看出国家社会主义和教会是死敌。被称为基督教的东方犹太人的教义要对日耳曼种族的衰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崛起负责等等。（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至于根据宗教协定的第二十三、二十五条规定：“保证维护天主教学校。允许在家长希望设立天主教小学的各社区设立这类小学……准许修会和宗教社团根据国家制定的一般性法律和规定的条件创办和管理这类私立学校”，纳粹党人虽然表面上仍允许这类学校存在，但是却在暗地里进行破坏：一是派纳粹党官员对那些坚持要把子女送到天主教学校学习的家长们进行恫吓，例如挨家挨户到这些人家中，让他们写出书面材料说明送子女去这些学校的理由，并提醒他们：“如果允许其子女到敌视政府的组织中受教育是有失尊严的……必须通知有关当局”。针对这种威胁，一些家长们组织起“天主教家长协会”，但很快便遭到纳粹的取缔。（Ⅲ Abschluss Von Konkordaten mit Deutschland 派契利致冯·贝尔根的信，抱怨（德国）在教育问题上违反了宗教协定，1935年3月20日。）

二是对天主教学校的教师施加压力，强迫一些从事天主教学校教育工作的修女离职，去教外谋职，条约签订后不久，600多名任教的修女便遭此命运。对天主教徒教师，纳粹分子组成的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强迫他们签署一项声明，给他们三项选项：“（1）我不是任何教会组织的成员，因此认识到，万一我要加入教会组织时，有责任向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汇报。（2）我是××宗教协会的成员，我将最迟于1936年12月1日同他们断绝一切宗教关系；如果我要再加入任何宗教协会，一定向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汇报。（3）我属于××宗教社团……并且还想保持同他们的联系。”（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由此给这些教师造成心理压力。

在纳粹的破坏下，教会学校的入学率迅速减少：例如1933年慕尼黑有65%的家长送孩子们到天主教学校上学；到了1935年就降至35%；而到了1937年降至只有3%。（同上，。）

派契利枢机主教在1935年3月起草了一封致德国政府的抗议信，至少列举了上百个这类事件，密密麻麻地打了二十二张大纸。他写道：“现在很清楚，（德国）正在进行一场对天主教学校的有计划的攻击。纳粹党党员挨家挨户地恫吓家长们签署赞成公立学校的字据。更有甚者，他们把那些没有公开为公立学校讲好话的教师统统免职……”（Ⅲ Abschlnss Von Konkordaten mit Dentschland 派契利致冯·贝尔根的信，抱怨（德国）在教育问题上违反了宗教协定，1935年3月20日。）但纳粹根本不予理睬。

在对教会学校破坏的同时，纳粹采用各种办法限制天主教青少年组织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不准希特勒青年团以外的任何青年组织开展体育运动；不准参加这些组织的青少年穿制服、佩徽章等，而这些恰恰是青少年最喜爱的事。

德国主教们为此在牧函中表达不满，指出：“政府认为青年的体育锻炼完全同教会和宗教无关这一论点是错误的。基督教教育旨在造就完整的人，体育锻炼是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身体是造物主创造的，决不能把它同灵魂相分离。天主教体育运动组织一定要保留。”（，Katholische Jugend in der Nazi zeit（阿尔日泰贝格（Altenderg，1959年）。）对此，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讥讽地评论道：“天主教体育运动？什么是天主教体育运动？是否有人听说过天主教体育运动或甚至福音派体育运动？你们知道天主教跨栏比赛是什么样子？或者说福音派短臂伸展（Shortarm stretch）是什么？”（同上。）

纳粹警察对那些前往梵蒂冈朝圣的天主教青年也不放过。1935年复活节时，德国1700名天主教青年照常前往罗马朝圣，事先把制服和徽章藏在手提箱里，一越过德国边境便马上穿戴好，当他们出现在教宗面前时个个都服饰一新，威风凛凛。这让纳粹十分恼怒。当他们返回德国时遭到海关官员和警察的各种刁难，每个人都被搜查，强迫他们为在罗马获得的纪念品交付税金，并将搜出的教宗像扔在地下进行污辱，最后把他们的制服，包括衬衫、裤子、内衣、背包、水壶、乐器、烹饪用具、皮夹、照相机、望远镜、各种旗帜、折刀等等，统统没收。

更有甚者，纳粹还制造谣言和假证人，指控天主教青年团是匪徒，说他们殴打和袭击了希特勒青年团员，设法从舆论上搞臭他们。

当然，设法将天主教青年团的人拉到纳粹劳动营中洗脑，强行灌输纳粹思想更是他们常用的手段。

于是，梵蒂冈和德国主教们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他们的不满。上面提到，有些是通过主教牧函的形式，有些是通过教宗给德国政府的抗议信或备忘录的形式，有些是通过教宗的谈话。还有对纳粹的做法直接抵制的。1933年12月5日，纳粹普鲁士文教部要求在教师和学生的图书馆中添置纳粹理论家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神话》一书后，梵蒂冈针锋相对，于1934年2月9日将此书列为禁书。教会方面还出版了一本著作，专门揭露此书的欺骗性。德国主教团富尔达主教会议也对此发表了主教函，支持梵蒂冈的做法。明斯特的主教明确禁止信徒去参加罗森堡组织的会议。这些做法都遭到纳粹的强烈报复。

1934年6月在“长刀之夜”大清洗中，纳粹就对一名天主教领袖下了毒手，柏林公教进行会负责人埃里希·克劳森纳（Eric Klausenex）被列为“阴谋分子”而草率处决。纳粹党人解释说这纯系政治事件，跟他的宗教信仰毫无关系，事实是他常常批评纳粹党的政治哲学，特别是罗森堡的论点。

在纳粹的操纵下出现了大量对教会领袖人物进行人格污辱的漫画、文章、标语，例如有一份党卫队的杂志上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身穿法衣的派契利枢机主教和一位无姿色的肥胖的犹太女人拥抱。（Ⅲ Beziehungen des heiligen Stuhls zu Deutschland，第2卷，冯·贝尔根的外交电讯，1927年8月21日。）另一份杂志中则发表了一系列丑化亚历山大·波几亚（Alexander Borgia）教宗淫荡的文章，并且同现任教宗联系起来。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纳粹党头子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宣读了一些据称是巴登大主教格鲁勃（Grober）和一位20岁的犹太女郎之间的情书。（外交部案卷第371/19938号，1935年4月15日。施特莱彻的话靠不住是众所周知的。他有一次在攻击英国的犹太人时指责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封犹太人迪斯雷利（Disraeli）为贵族，赐给他格拉德斯通勋爵的爵位”。）在柯尼斯堡，一群群纳粹青年夜晚四处出动到教堂和神父的住宅墙上贴标语——“打倒罗马！荡平忏悔室！黑老鼠滚出修道院！犹太人的欺诈和天主教会的腐败正在毁灭我们的人民！天主教徒是只会祈祷的伪君子、懒汉！”等等。一些纳粹头子，如戈林之流，则谩骂天主教神父是“黑鼹鼠，其狠毒与红鼹鼠（共产党人）毫无二致。”这种公开蔑视教会的气氛在德国青年中越演越烈。纳粹们完全不顾事实，将现任教宗说成是犹太人后裔，说他的祖母是荷兰的犹太人，名叫李普曼（Lipmann），这就是他雇用拉比利维（Levy）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的原因。（同上，Menshausen致Aschmann。）还有的纳粹将耶稣会士的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lgnatius Loyala）说成是摩尔人和黑人的杂种，他的主要庇护人教宗保罗三世是纯种犹太人。（外交部案卷第371/18838号。这是事件是由总领事圣克莱尔·盖恩纳尔（）从慕尼黑报告的，1935年5月7日。）

与此同时，纳粹们为给教会抹黑，大量揭发所谓修道院里的同性恋事件以及教士们倒卖外汇的犯罪行为。例如1935年5月15日，修女凯塞琳·维登道尔费（Catherine Wiedendorfer）在柏林的莫阿比特被宣布有罪，说她非法输出资本到比利时，判处五年监禁。5月29日。一名方济各会会士奥托·戈尔特勒（Otto Goertler）因为类似的罪行被判十年监禁。这些案件在纳粹报章上大肆宣扬，《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x Beobachter）甚至说到“穿法衣的罪犯们有计划地抢掠国民”，还附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教宗面前摆着一大袋金子，下面写着“导引搜寻强大堡垒的是我们的上帝（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不仅如此，针对教会的暴力事件也不断发生。一些公教进行会成员在街头为慈善事业募捐，却无端遭受毒打。一些神职人员只因在布道时提到“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及其他不幸的人们”就遭逮捕，送进集中营。在上巴伐利亚的特劳恩施泰因，党卫队员用小型迫击炮轰击天主教神父（Stelze）的住宅。在慕尼黑的圣母玛利亚学生会所（Marianische Studenkongregation），身穿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员驱散了一次天主教徒的集会，他们冲进楼内向到会者扔火炮。在慕尼黑大教堂举行基督圣体节巡游时，使用了恶臭炸弹，圣水被一种黑色物质污染。

面对种种污辱和迫害，教宗忍无可忍了。1936年1月4日，在梵蒂冈为驻梵外交官举行的招待会后，教宗同德国驻梵大使冯·贝尔根交谈了一阵子。冯·贝尔根在致柏林的头目冯·牛赖特（von Neurath）的电讯中描述了这次冷冰冰的会见：

“圣座告诉我，他深为德国发生的事件所苦恼，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德国政府正在试图毁灭天主教会，正在对天主教徒进行真正的迫害。这与之前的承诺背道而驰；但教会是能够应对迫害的，教会将经受住任何大风大浪——甚至最强有力的人物也不怕。教会有过这样的经历，俾斯麦曾试图建立国教——但他的力气白费了。他和利奥十三世斗了15个月，最后退却了。但那个时候，问题只涉及神学、教会法和礼拜仪式，现在则是基督教本身受到威胁。而且俾斯麦总是让德国舆论知道教宗对他的各项政策有何看法。希特勒却不这么做。今天，德国报章对梵蒂冈的意见只字不登。我插嘴说，本世纪法国也曾迫害过教会——然而法国仍然得到梵蒂冈的青睐。圣座一听见我的话就勃然变色，说他只跟我谈论我的国家，拒绝谈论其他具体的国家。然后他慢慢地有意重复了三遍，他再也不相信所谓德国正在拯救世界以免受布尔什维主义之害这句话了……后来我去见国务卿派契利枢机主教，告诉他圣座说的话。派契利显得惊异而窘困，他显然不可能反对他的领袖，但我看得出他对教宗的发作绝不感到高兴……就我个人而言，（这位德国大使结束时这么写道）我认为不必把此事看得太严重。墨索里尼告诉我，他跟教宗也有很多同样的麻烦。而他给我的忠告是：让他讲好了，跟那个老头儿辩论是毫无意义的。”（Ⅱ Beziehungen des Vatikans zu Deutschland，，冯·贝尔根的外交电讯，1936年1月4日。）

尽管如此，在反共这一点上，教宗对希特勒仍然抱有希望。1936年春，教宗原本打算就德国违反宗教协定的行为发表一份白皮书，耶稣会会长勒杜契夫斯基（Ledochovsky）神父劝阻说纳粹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仍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中流砥柱。（外交部案卷第371/19940号，奥斯本先生致艾登先生，1936年3月5日。）与此同时，西班牙国内左派极端分子发起了反教权运动，于是教宗打消了公开谴责纳粹的念头。

1936年2月共和派左派执掌西班牙政权，宣布大赦数以千计的激烈反教权的无政府工团人士，其中有些是极端分子，导致杀人放火事件天天发生，教堂、修院不断遭到破坏，修女、修士、神父和主教遭杀害。不久，西班牙爆发内战，教会人士被共和派中极端分子杀害的就更多，据佛朗哥国民运动分子在战后公布的数字被杀害的教会人士为7937人（而据《罗马观察家》报道，西班牙被处死的教会人士达16500人），其中主教12人，神父5255人，修士2492人，修女283人，见习修士249人，而且处死的手段极其残忍（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希特勒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了军事干涉，帮助佛朗哥上台。佛朗哥深知天主教在西班牙的影响，对教会采取拉拢手段，于是，梵蒂冈转而反对西班牙共和派，支持佛朗哥统治。

对于因德国的干预而使西班牙教会的处境有所改善，梵蒂冈是赞许的，因此虽然纳粹对教会的迫害日益加剧，梵蒂冈还是怀着一线希望，两次表达了和解的愿望：一次是在德国主教们1936年8月的富尔达牧函中，另一次是在1937年1月的圣诞牧函中。这两封牧函均表示愿意在帮助佛朗哥国民运动分子的努力中向德国提供支持，条件是德国教会事务的现状必须得到根本改善。德国主教们在富尔达牧函里表示：“像往常一样，如果祖国发出号召，我们德国天主教徒准备在元首反对一种威胁着整个世界的信条的斗争中听命于他。”他们警告信徒要严防布尔什维克。有些德国主教对纳粹的态度也较前和缓。但纳粹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德国天主教的迫害，反而变本加厉更加升级。他们决心铲除天主教的巨大势力。希特勒在帮助西班牙内战时说，“如果那里没有遍布欧洲的布尔什维克的严重危险的话，我是不会去帮助佛朗哥的，因为在西班牙共和国统治下，教士们本会遭到灭绝的”。（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这句话表明，使教士遭受灭绝很符合希特勒本人的意愿。

实际上，到1937年，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受挫，这表现在列宁曾预言将成为欧洲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西班牙，眼看着佛朗哥获得胜利。在法国，人民阵线运动（the Popular Front）的共产主义者也未能实现预期的革命，由此他们向天主教徒发出呼吁，共同联合向“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作斗争，这似乎也是力量不足的表现。在苏联，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使试验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上失去了影响力。而纳粹在国际上显示实力、开始扩大军事力量又没有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这样他们更加有恃无恐了。纳粹认为现今不是他们去讨好教会，而是教会要按他们的意愿行事，否则就让教会灭绝。因此当梵蒂冈和德国主教们提出愿意支持德国向西班牙提供帮助时，却遭到纳粹无情的嘲笑和讽刺。一些纳粹党人说，“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被救上岸，却说自己是救人的行家，提出要救人，这岂非咄咄怪事。是德国通过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扩张救了教会，而不是相反。多亏了希特勒，西欧的教堂才不至像西班牙的那样变成一堆堆冒青烟的废墟。”“你们要我们相信我们需要你们”，“恰恰相反，是你们需要我们。没有你们的Oremus我们照样能行，可你们没有我们的武力就不行。”纳粹分子还说：“事实上我们在西班牙天主教徒身上看到些什么呢？起义一开始，主张天主教会参政的著名领袖希尔·罗夫莱斯就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去了。迫使莫斯科后退的是那些在街垒旁战斗的人，而不是在修道院的围墙后数念珠的人。”（同上，。）纳粹党的理论家罗森堡宣扬说，就像过去十几年在魏玛共和国发生的一样，天主教会根本不是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是滋生共产主义的最好沃土，莫斯科是“罗马的女儿”。（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这是对教会致命的打击。梵蒂冈深切地感受到不能再对纳粹保持沉默了。教宗决心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发表了《痛心已极》通谕。

该通谕不是以惯常的拉丁语，而是采用德语发表的。

通谕开始部分谈的是教会的一般宗旨，词语相当温和，但接下去对纳粹德国进行了最严厉的谴责，特别是在教育问题上，用了较长的篇幅驳斥纳粹党的血统与乡土（Blut und Boden）论以及相信德国等同于信仰上帝这一主张。对罗森堡在《二十世纪的神话》（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的新异教思想作了严厉的批判，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纳粹如何采用“卑鄙的非法的野蛮的”手段对信仰天主教的官员施加压力，要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的做法，指出“德国实行的精神压迫是前所未闻的”，并“对天主教信仰告白学校的公开打击和对愿意接受天主教教育者的选择自由的镇压”。通谕接着说：“他们采用隐秘地或公开地施加压力，进行恫吓，许诺给以经济上、职业上、文官职务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好处这些手段，使天主教徒，特别是受雇于政府的天主教徒对自己信仰的固守置于非法的野蛮的暴力威胁之下。”通谕还谈到“教会的大磨难”、“这场绝灭天主教信仰的战争”、“对偶像的崇拜”。通谕还对希特勒进行严厉抨击，谴责他“神化自己的野心”，“把自己和基督等同起来”，说他是“一位妄自尊大到令人反感的疯狂的先知”（同上。）等等。对一个政府作这种严词谴责的通谕在天主教会历史上较少见到。

现将同年7月刊登在《圣教杂志》上有关此通谕的中文译文（徐宗泽（译）：《教宗庇护第十一世致德国主教曹之通牒》，载于《圣教杂志》，民国二十六年，第26卷，第7期，第426-427期。）摘要转载如下：

教宗庇护第十一世于本年耶稣苦难主日，即三月十四日，有一通牒致德国总主教、主教及他神长等，言德国政府之破坏政教协定，通牒中，教宗首述天主教在德国之状况；谓1933年教廷与德政府所签订之政教协定，未能收预期之效果者，其实不在教廷，而在德政府之无诚意；盖国社党摧毁公教学校，及鼓吹反教运动，实违背协定，罗玛教廷并不反对德国所主张爱国尽忠之青年教育，惟教育机关必须铲除一切反宗教之情绪，故请德国神长为公教奋斗并维持教会学校。

继而教宗将圣教会之道理，勘切说明，谓：（一）信天主之真信德，不是万有皆神派所谓之神的观念；不是古代日耳曼民族所信仰之无人格的命运；尤不是一般人将国家、种族、人类等侪之于偶像之地位者所谓天主。圣教会所谓之天主，是有神格之天主，超性的、全能的、无穷美善的，一体三位的，造天地万物原始原终的天主，除此独一无二之天主外，无他天主。

此独一无二之天主，掌管世界，无论尊贵贫贱，君王贫民，皆当服从其诫命，隶属其权下，因他是普世人类之主宰，无国界之分别者也；凡欲以天主国家化者，或以国家天主化者，此此等谬道万不可容任。

（二）真信德是在信基利斯督。基多是降生为人之天主；凡人要保存真信德者，不能不信基督，因人不能认识天主，如非由基利斯多也。因此：如人谓信天主已够而不必信基多，谬甚矣。

（三）基利斯督之真信德惟在圣教会；因为圣教会是耶稣基多所创立之公教会，无分疆界，为普世民族、邦国惟一之教会也，人入圣教会不当徒有其名，当为其生活之肢体，即灵魂上有对宠。

（四）圣教会之真信德，惟在罗玛宗座；因为罗玛教宗是耶稣在世之代表，有天主圣神之默导，永不能错误，为圣教会全体保存真信德者也，凡人欲以德国国家教会，令尔信仰者，是圣教会之叛徒也。

教宗在通牒中，又将圣教会道理之几个名字，阐明其真意，使人不致误解，以淆惑信仰，如默启、信德、灵魂之不死不灭，原罪，十字圣架，谦逊、圣宠等等观念。

社会中之伦序与夫伦常之道惟天主为其基础，去其基础，则伦常失其枢纽，而不能存立，社会上各制度将发生恶影响，天主之十诫，圣教会之诫命实为训练人格最好之原则也。

天主所铭刻于各人良心的性律，诫是一大恩典；一切人立的法律皆不能与此性律抵触。守此性律则人与人、社会与社会、国与国皆得和平矣。人有性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利，如信仰，如生活，如教育等等权利，非国法所能侵夺，故父母之教育子女权，国社党不能侵犯；圣教会亦有名分监察，并教育其教友之权。

卒，教宗训谕德国之青年，助勉彼等勿违反公教之信德道理，忠爱国家先当忠爱圣教，要爱国家，先当爱圣教，凡有相反圣教之言论、动作，皆当屏绝。

教宗又训勉德国司铎等在此困难之际，当如何导引羊群走正直之道路，并维持他们之信德，训勉修士之爱德及忠心圣教会之种种工作。

德国之众教友，教宗训勉他们忠爱圣教，虽受苦楚而不辞，此真是可嘉奖的，为父母者对于子女之公教教育又当坚毅留意，不当疏忽；父母有重要之本分教训其子女。对于德国国社党之事，教宗通牒更精密婉转而纠正其误，教宗训勉德国人勇敢保持真正之信德，维持公教之教育，勿置国家于圣教之上，无论甚么爱国运动有与信德抵触者，万不可舍教而从国。

实际上4月《圣教杂志》就有消息报导此事，在《教宗通谕严词指斥德政府破坏政教协定》（《教宗通谕严辞指斥德政府破坏政教协定》，《圣教杂志》，民国二十六年，第26卷，第4期，第254页。）一文中如是说：

（柏林）此处天主教堂今日宣诵罗玛（马）教宗通谕，内称国社党政府已破坏前此订立之政教协定，并鼓励反基督之运动：主教柏莱辛于宣颁该通谕之后，即宣告目前时局之紧张，并令会众速作公开斗争之争（原文如此）备。教宗通谕指国社政府有误用政教协约，规避协约条文，损害协约内容，乃公开破坏条约等罪，并称教宗对于担保权利之剥削，将继续以公开或隐匿之力量对付之，而种族与国人家（原文如此）等思想之提高超越尘世价值之上，而臻于偶像之地位者，均属亵渎神圣之行为，并斥停闭教会学校之不当，及宗教科学之不自由，以及其他课程之隐含反基利斯督教之意味。教宗复称，彼惟一之志愿，即在政教之间能有真正和平之成立，末谓和平不至。教会为保障权利起见，将以天主之名义起而抗争，因天主之臂，即在今世尚未截短云。并据教会方面之观察，德国政府此后恐将取消前此与教宗订立之政教协约云。（中央社二十一日路透电）

从这一报导看，教宗在通谕中用辞确实十分严厉，而且德国教会的主教们已作好充分准备，要与纳粹作公开斗争并为此付出牺牲。

据梵蒂冈后来透露，该通谕是在1937年1月教宗接见了一批正在罗马进行访问的德国主教们，听取他们汇报最近在德国发生的反教会暴行后下决心写的。教宗让派契利枢机主教请德国慕尼黑福尔哈伯（Faulhaber）枢机主教拟一份谴责纳粹党迫害教会的通谕的提纲。该主教为安全起见，没有用速记员，于当夜，即1937年1月21日凌晨便亲手拟就了一份以《以极大的关怀》（Mit grosser Sorge）为题的通谕。他谦虚地告诉派契利，他认为这份东西只够格作为一份牧函，而不够格作为意义如此重大的教宗通谕。然而派契利非常满意，作了一两处修改，将标题改成《火焚的焦虑》（Mit brennender Sorge）（一般中文意译为《痛心已极》），并以“对德国天主教会的形势评论（Rundschreiben uber die Lage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im deutschen Reich）”为副标题付印。整个事件显示出教宗和德国主教团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Angelo Martini，“Il Cardinale Faulhaber e l Enciclica ‘Mit brennenber Sorge’”，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ae，1964年2月。）

通谕写就后，梵蒂冈内部就目前发表是否明智又作了慎重考虑，同年3月初，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在棕枝主日同时在德国所有布道坛上宣读。为了防备在此之前通谕被纳粹察觉和没收，采取了最严格的安全措施，不在德国天主教报纸《日耳曼人》（Germania）的印刷厂印制，而是在通谕发布前一周内，秘密分送到数百个城镇和村庄中就地印刷，然后分发到各教区。纳粹党人似乎已怀疑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于3月的第一周突然彻底搜查了该印刷厂的营业所，最后什么也没找到。向各教堂发送通谕的平信徒也很小心谨慎，他们不通过邮局或公共交通工具而是组成一支摩托车队在全国分送通谕。就在棕枝主日（3月21日）这天，为了充分发挥通谕的威力，全德国的主教们都亲自走上布道坛来宣读，而不像惯常那样让下属神职人员宣读。通谕说出了备受压迫的德国天主教徒们的心声，信徒们在深受鼓舞的同时也充分作好了遭受纳粹更大迫害的思想准备。

果不其然，纳粹在听到通谕后，恼羞成怒。他们严密封锁通谕的内容，各大报刊均不得报导。在通谕发布后的第二天秘密警察就光顾了各主教区的办事处，没收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份通谕，还将所有印刷此通谕的印刷所全部查封。主教们的教区杂志《公报》（Amtsblatter）也遭查禁。纳粹还对教会印制布道小册子的纸张及办公用纸进行严格限制。3月25日，纳粹就此通谕中所提及的问题发表了官方评论，说德梵目前关于协定的解释产生的意见分歧主要是1934年梵蒂冈拒绝同意的执行条例，而这些执行条例仍是外交谈判的题目。至于所谓天主教会学校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是因为这些学校已经造成了危害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纳粹的德国“遭到与外国代理人公开勾结的天主教的不断反对”。（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为削弱天主教在德国的影响，纳粹规定与天主教有关的街道、城镇名称均必须改名，宗教仪式中不准悬挂天主教旗帜。原宗教协定中规定的国家对神学院学生和经济困难的神职人员的补助也大为削减。

所有这些只是迫害的一个前奏。在后来的三年中，对宗教的迫害加剧，天主教徒的遭遇更悲惨，他们的人身遭到伤害，财产也蒙受损失；教会、教区活动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在科隆、特里尔、亚琛三个主教管区，有关教区活动的极其机密的档案材料被没收。与此同时，《痛心已极》通谕发表后仅仅四个月，即1937年9月在首次有英法两国大使出席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授予罗森堡国家奖（National Prize），他的《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成了条顿人的新宗教的法定教义问答手册。

希特勒很清楚要削弱天主教在德国的影响，不能只是让天主教徒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害，更重要的是搞臭天主教，因为制造殉道者只能提高天主教在民众中的声望。他指示，“我们不要在天主教神职人员中制造殉教者，更实际的办法是证明他们是罪犯”，（，，1938年1月16日。）“我要通过报纸、广播、电影开展一场反对他们的宣传运动，要弄得他们摸不清究竟攻击他们的是什么人。我要让人民看看他们历史上的所有丑行——神父们是怎样在罪恶与放荡中生活的”。这就是30年代末在德国开展的所谓“道德”审判。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修士都成了同性恋者，修道院成了男妓院的代名词。例如在科布伦茨，170名方济各会士均以“腐蚀青年及变修道院为男妓院”的罪名被捕受审。纳粹的《人民观察家报》就此事大肆宣扬，说该修院的“放荡行为是不堪笔墨形容的”。纳粹报纸还登载了一幅漫画，画的一位面目猥亵的修士招手要一群小男孩过去，旁边的解说词是“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unto me！”（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戈林的报纸《进攻报》（Anqriff）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修道院办的学校“成了同性恋的培养地”表示愤慨；戈培尔假装正经地自夸说国社党人怎样惩罚了自己的像罗姆（Rohm）和海因斯（Heines）之类的同性恋者。一些法西斯团体也附和，声称神父们甚至在布道坛的围栏旁对老人和残废儿童干令人作呕的勾当。一部希特勒青年团拍摄的电影里出现了神父在妓院里跳舞的场面。戈培尔在1937年5月28日的一次讲演中说：“我家有四个孩子，他们是我所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今天我就是以这样一个家庭的父亲的身份说话的——我要说这样一位父亲因而充分理解爱护自己孩子身心的家长对此事感到的震惊，我要谈到做父母的眼见自己最珍爱的宝贝遭到亵渎，对罪犯们的兽行感到义愤。我是以德国千千万万父亲的名义说话……”（七年后，戈培尔杀害了自己的四个孩子。）1937年4月30日，《人民观察家报》追随他说：“意识到自己责任的父母还有谁会把子女托付给一个有一千多个性罪犯的组织？”

当然，纳粹对教宗也不会放过。一位被纳粹指控犯有鸡奸罪的神父韦尔内尔（Werner），设法逃到了意大利，于是一家纳粹报纸《特里尔民族报》（Trier Nationalblatt）便说：“他是被召回罗马侍候教宗的。”言下之意，教宗也是位同性恋者。

纳粹的这些手段并没有使教宗屈服。1937年5月当希特勒到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时，按通常的外交礼节在访问奎里纳尔宫的国家元首时会正式访问梵蒂冈，希特勒为侮辱教宗，公然拒绝这么做。在墨索里尼陪同下，他在四天的访问中拜会国王、出席军事检阅、参观军舰，就是故意不要求教宗接见。

教宗立即作出反应。当他得知希特勒不打算要求接见后，他故加张扬地在德国元首访问期间退居卡斯特尔甘多尔福，那时才是五月，通常教宗在八、九月酷暑期间才离开罗马；他知悉希特勒的一些随从人员希望参观梵蒂冈的博物馆时，立即指示在德国人访问期间闭馆。他在一份给朝圣者的训谕中说，在圣十字架日（5月3日）在罗马悬挂“不是基督受难十字架的另一种十字架”既不恰当也不合时宜（因为巨大的带钩的纳粹党徽的十字在全城到处悬挂，甚连圣彼得大教堂前往圣天使堡的著名via della Conciliazione街也有）。《罗马观察家报》对希特勒的访问也未作详细报道。

不仅如此，庇护十一世在1938年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对纳粹进行了谴责，并将德国与俄国（苏联）相提并论。当德意两国于1938年签订钢铁同盟后，他在一次主教会议上说，虽然他仍然努力保持同意大利的良好关系，但警告意大利天主教徒不要信任德国。

对德国纳粹反犹太人的做法，教宗深恶痛绝，他多次公开谴责“种族主义这一严重的大错误”是反公教（Catholic）的，因为Catholic的意思是普世的，在教会看来人类大家庭没有种族的差别。当他得知意大利要立法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时，深感痛心。在该法案通过之前，他亲自写信给意大利国王和墨索里尼，要求他们删除此条款，但最终未果，为此他向意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

1938年12月28日，他去世前仅两个月，在对枢机主教团发表的圣诞讲话中说：“让我们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我告诉你们：在德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宗教迫害。这场迫害不惮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撒谎、威胁、假情报、最后是暴力什么都用上了……（他们）正在针对公教圣统制、公教、天主的圣教会搞一场撒谎运动……我们就此在整个文明世界面前提出的抗议是再清楚、再明确不过的了……他们的借口是教会干预政治。同样的指控在耶稣基督站在本丢·彼拉多面前时就向他提出过了，彼拉多问他是否是来推翻既定的秩序的。对此基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这也就是我们给现代的迫害者的回答。”（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教宗的《痛心已极》通谕和他对纳粹的态度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赞扬。1937年4月9日，德国驻布达佩斯大使报告说，没有任何一家匈牙利报纸站在德国一边，它们都强调德国应对同梵蒂冈的冲突负全责。不仅匈牙利的天主教徒而且他们的新教弟兄们都表现出这些反德情绪。（Ⅲ Politische Beziehungen des heiligen Stuhls zu Deutschland，第2卷，自布达佩斯。）1937年9月30日，德国驻瑞士公使报告说瑞士天主教徒对德国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梵蒂冈说的话；《痛心已极》通谕不仅向德裔天主教徒而且向全体天主教徒宣读了。（同上，领事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德国驻安特卫普领事自比利时报告说，在一次天主教徒讨论通谕的会上，发言者宣布，共产主义的攻击至少是公开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毒害则是隐秘的、逐渐发挥作用的”，因此天主教会的危险处境更多地是由后者造成的。（Ⅲ Politische Beziehungen des heiligen Stuhls zu Deutschland，第1卷，1937年9月30日。）德国大使从智利发回的报告说，通谕“在使人民转而反对德国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同上，第5卷。）最重要的影响是在美国。1937年12月24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报告说，自国社党宣布其反共政策以来，德国一直得到（美国）二千五百万天主教徒的积极支持，现在由于德国搞反天主教运动，正在失掉这种支持，“因为美国天主教徒联合一致坚决支持他们的教会”。（同上，第5卷。）

据近年解密的梵蒂冈档案资料，庇护十一世于1938年6月22日曾在罗马近郊的冈道尔夫宫召见途经意大利的美国耶稣会士拉法热（John LuFargc），请他起草一份题为《人类团结》的通谕。教宗之所以选择拉法热为通谕的执笔人是因为他不仅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父母均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是法国布列塔尼贵族，母亲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家庭后裔），本人又是哈佛毕业生，通晓十九种语言，而且他还有服务黑人堂区的经验，对种族隔离制度非常厌恶，曾著有《各种种族间的正义》一书，指出种族主义是文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反映。

1938年夏，在法国耶稣会神父德比夸（Gustve Desbuquois）和德国耶稣会神父贡德拉赫（Gustave Gundlach）的协助下，拉法热在巴黎的耶稣会社会问题研究中心查阅了大量资料，开始撰写此文，并于9月底完成，随即交由意大利天主教杂志《公教文明》编辑罗萨（Enrivco Rosa）审阅。不幸的是罗萨突然病倒，于11月逝世。而同月28日庇护十一世也突发心脏病，延至翌年2月10日去世，因此根本无法对文稿进行审阅和修改。新上台的教宗庇护十二世审时度势也未将它公诸于世。直到1996年1月，这一未发表的通谕才通过法文杂志《选择》（Choisir）（顾卫民、郑寅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罗马教廷与意德法西斯政权的关系》，第228-229页）公开发表。

此通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当今社会的灾难是用物质主义的“原子机制”来演绎人类社会，忽视人的精神，把社会看成是一台机器，人是这台机器的零件，个体完全被国家所牺牲。纳粹极权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贬损人类尊严，用一部分人（种族、民族、阶级）来排斥另一部分人，最终不仅对个人有害，而且导致社会内部分裂，最终使国家威信扫地。第二部分集中抨击纳粹排犹主义，指出种族主义是对人类团结与人格尊严的否定，是对宗教和道德价值的否定。通谕引证了圣保罗的话，指出基督徒虽然是从犹太人中分离出来，但天主并没有制止两者间的关系，那种以基督徒名义排犹的做法是“以漂亮的口号蛊惑人心”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迫害犹太人与真正天主教精神没有丝毫联系，是“在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下排斥社会的某一部分人群，是破坏社会存在的根基本身，是在召唤不息的仇恨，驱动各种形式的暴力活动，贪得无厌以及骚乱。它是反宗教精神的一架战争机器”。（顾卫民、郑寅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罗马教廷与意德法西斯政权的关系》，第229页。）

从这一通谕中我们可以看到，庇护十一世对纳粹是有深刻认识的，特别是他对排犹的做法是极其反感并强烈抵制的。如果他晚几年去世的话，罗马天主教会确实会成为反纳粹的坚强精神支柱，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更大的牺牲。

第8章 德奥合并及德国占领捷克

奥地利在传统上是天主教国家，特别在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均是天主教徒，其中多数人信仰十分虔诚。但首都维也纳的情况并非如此，第一次大战后曾一度为反教权的社会党人所控制，他们通过高福利及发起的反教权运动使很多天主教徒都改变了信仰，信徒大量流失引起了天主教会的忧虑。只是社会党人掌权时间不长，在两位天主教政治家伊格纳兹·塞佩尔（lgnaz Seipel）和恩格尔伯特·陶尔弗斯的努力下，在二、三十年代（直到1938年）的奥地利联合政府里天主教力量占据了支配地位。塞佩尔年轻时曾在维也纳任教区神父，他的生活极简朴，任奥地利总理期间，他总是穿神父的服装。住在圣心会的女修道院里（他是圣心会的施赈员）。教宗虽然不鼓励神职人员参政，但社会党人掌权时天主教会的遭遇使梵蒂冈默许了塞佩尔。在执政期，他所领导的把政治与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基督教社会党虽然在议会中人数不如社会党多，但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总能联合其他政党击败社会党。当社会党人看到采用合法手段无法再取得政权时，便组织了自己的私有军队“保卫同盟”（the Schutzbund），以便采取暴力行动。与此同时，随着纳粹党的出现，更增加了奥地利国内的动乱。很多天主教徒深感政府无力维持秩序，也开始组织半军事性的“护国团”以抵抗社会党人和纳粹党人的暴行。该护国团虽是天主教组织，但从未得到教宗的承认。1929年8月护国团与保卫同盟发生争斗，32人被打死。9月护国团准备举行暴动，但失败。1932年4月24日，奥地利纳粹党在奥地利一些重要城市，包括首都维也纳在内的选举中获得了高额选票。这使塞佩尔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预感议会政府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此很想创建一种新的政府形式。这种形式应该遵循教宗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所发的通谕《第四十年》的精神建立。教宗在此通谕中对议会民主国家里实行的那种现代资本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议会民主只不过是由一群无耻的政客扶助的富人寡头政治而已。教宗心目中的国家应该是以古代的行业团体为基础建立起来，国家的任务是在这些行业团体间进行协调。塞佩尔很欣赏教宗的这种国家组织形式。为此他着手修订宪法。根据新宪法，奥地利将由一个人，即总理在一个由他任命的约五十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的协助下治理。这实际上是一种专政，唯一有别于现代其他专政的是它坚持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天主教信仰。在这部宪法的序言里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话，“奥地利人民以一切正义渊源于他的全能的天主的名义接受这部宪法”。（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塞佩尔未能实现愿望，于1933年去世。之后由另一位天主教徒陶尔弗斯出任总理，继续制定新宪法。

陶尔弗斯出任总理后，梵蒂冈立即指示奥地利神职人员不要再参政。因为陶尔弗斯本人是位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据说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在塞佩尔去世后邀请他担任总理，他没有立刻答应，而在维也纳最贫穷地区之一的一所教堂里祈祷了一晚才作出决定。教宗认为陶氏的虔诚心表明他完全可以为教会的利益服务，无需其他神职人员参政。1933年12月5日，奥地利主教会议宣布，全体神职人员议员（一共有十二名）将放弃席位。（ⅡBeziehungen des Vatikans zu Osterreich，第1卷，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馆的外交电讯，1935年12月6日。）这样，庇护十一世在奥地利也实施了他的基本政策。而陶尔弗斯也确实致力于使新宪法能更体现天主教的特征。

1933年5月1日奥地利同梵蒂冈签订了教务协定，该协定已体现了奥地利新宪法的天主教特征。根据协定，奥地利人的婚姻、教育等要满足教会法规的要求，而不是民法。例如，一位丈夫要求离婚，理由是他的妻子婚后六个月即生小孩，他在婚前没有同她发生过性关系。按奥地利民法，因为这位妻子没有告诉他这个小孩是另一名男子的，他是可以和她离婚的。但是，教会法规不承认这些理由，按新宪法的规定，这位丈夫败诉。（参看Agentum des deutschen Nachrichtenburos，第113号，1936年4月23日。）教宗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任命主教；保证公教进行会和天主教报纸的完全自由；以及政府增加对教会的经济资助等。因此梵蒂冈对奥地利教务协定非常满意，认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订立的最满意的协定。陶尔弗斯本人受到梵蒂冈的赞扬。《罗马观察家报》把他比作“一名十字军战士，在佩上宝剑时把自己奉献给天主”；教宗授予他金马刺勋章以表彰他“对天主教的人所共知的献身”。1933年复活节时，教宗在欢迎奥地利首主教因尼茨尔（Innitzer）枢机带领的奥地利朝圣团的讲话中说陶尔弗斯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治理奥地利治理得这样好，这样果断，而且是采用天主教的方式。他的所作所为是天主教理想和信仰的证明。奥地利人民和我所热爱的奥地利现在有了他们当之无愧的政府。我祈求天主赐福施恩，永远支持这样一个虔信基督徒、有着巨人般的心胸的人担任总理，保护他免于一切灾难危险，让他能为我所热爱的虔信天主教的奥地利人民有成效地长期奋斗与探索”。（，第1卷，冯·贝尔根的外交电讯，1933年10月31日。）

陶尔弗斯并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希特勒几乎与他同时上台。希特勒要将德国与奥地利合并，陶尔弗斯是个障碍。1934年，他被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杀害。梵蒂冈在罗马为他举行了特别的追思弥撒，通知所有外交使团穿礼服出席，由国务卿派契利枢机主教亲自宣读赦罪文。

陶尔弗斯去世后，由许士尼格任总理，他也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坚持奥地利独立，反对德奥合并。

梵蒂冈也反对德奥合并，虽然为了信徒的利益与德国纳粹政府签订了宗教协定，但对希特勒的反教会性早有了解。1934年12月，梵蒂冈任命坚决反对德奥合并的西吉斯孟·魏茨（Sigismund Waitz）为萨尔茨堡主教，魏茨则利用布道等各种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冯·巴本（Von Papon）极其恼火，说：“梵蒂冈选中这位主教在这里是完全出乎意料，大家知道他是德国不共戴天的仇敌。”（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不仅如此，梵蒂冈还希望意大利、英国和法国能设法制止德奥合并。因此当墨索里尼谴责德奥合并计划时，梵蒂冈特别高兴。1935年2月13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写道：“奥地利人民的传统信仰是天主教。做奥地利人就是做天主教徒——而且是做虔诚的天主教徒，牢固依附于罗马天主教会。自大战以来，天主教已显示出它扎根于奥地利的土壤之中有多么深。伟大的奥地利总理塞佩尔和陶尔弗斯都是优秀的天主教徒。许士尼格（Schuschnigg）也是优秀的天主教徒。在罗马看来，奥地利好像是天主教在多瑙河盆地的伟大防波堤，斯拉夫东正教和德国归正宗的浪潮徒劳地冲击着它的堤岸。因此，奥地利的任务有两重。第一，抵御通过与拉丁文化的接触而得以人性化的条顿文化价值观的侵袭；第二，作为天主教在东北欧和中欧的先锋。在这种意义上，奥地利对欧洲文明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奥地利的绝对独立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上，。）

随着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越来越奉行亲德政策，英国和法国对德国越来越迁就，梵蒂冈也越来越为奥地利的命运担忧了。1938年2月当希特勒把许士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逼迫他让奥地利的纳粹党人掌权，否则德国将于2月11日进攻奥地利。在武力威逼之下，奥地利已无招架之力了。许士尼格作了最大的让步，答应由纳粹党人担任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并大赦监狱中的纳粹分子，只要奥地利保持独立即可。但事情并非如许士尼格所愿，希特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德奥合并。奥地利的纳粹掌握实权后，便大肆进行各种亲德的游行示威和骚扰活动，强迫政府同意与德国合并。许士尼格不得已宣布于3月13日举行全民投票表决，来决定奥地利的命运。在整个事件中梵蒂冈一直支持许士尼格。《罗马观察家报》发表评论文章，支持维护奥地利的独立，并列举了维护其独立在历史文化层面和宗教层面的种种理由。

希特勒得知后恼羞成怒，他决定立即入侵奥地利。行动前，他请求墨索里尼给以支持，至少不反对德奥合并。3月11日晚8点多希特勒下达命令，指示德军于12日拂晓进入奥地利。就在命令发出后两小时，希特勒得到了墨索里尼的认可，他大喜过望。实际上，希特勒早已看出法英的软弱，他们是不会为奥地利出力的，至多通过外交途径提提抗议而已，这根本无足轻重。他唯一担心的是墨索里尼的态度，如今墨索里尼认可了，就可以毫无顾忌了。在面临德国大军压境及国内纳粹分子闹事的双重压力下，最终许士尼格及总统米克拉斯屈服了。许士尼格辞职，由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担任总理。12日中午，德国和奥地利电台同时宣布两国合并。13日赛斯——英夸特在合并法案上签字，承认“奥地利是德国的一个省”。希特勒激动得流泪，他于12日回到家乡林嗣，受到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欢迎。14日在维也纳下榻于帝国饭店，在他到达前希姆莱已逮捕了数以万计的“不可靠分子”。随后的几个星期中，仅在维也纳一地便有79000人被逮捕。

整个事件，几乎到最后一刻，梵蒂冈还寄希望于法国、英国、意大利出面阻止德奥合并，尤其是意大利，教宗尽力敦促墨索里尼去阻止希特勒。

据最近公开的梵蒂冈秘密文件显示，1938年4月7日，庇护十一世曾派遣塔基——文图里神父私下拜会墨索里尼，墨索里尼请他转告教宗，“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来对付希特勒，例如革除教籍。”还说，“最好是能让希特勒成为过客。这个人已经在德国取得很大成就，另外一个能阻止的办法就是战争，而这正是人们所不希望的”。（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3年月9月26日引述意大利《信使报》的报道，转引自《重庆晚报》，2003年9月28日。）塔基——文图里于4月10日向教宗作了详细汇报。对墨索里尼的这些讲话，专门研究此段历史的意大利教授法托里尼认为，很可能当时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在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很不满，而且担心希特勒还会吞并意大利的讲德语的南蒂罗尔地区。此外，法托里尼教授还认为，墨索里尼经常说错话，情绪一激动就管不住嘴，爱信口开河。但不管怎样，看来当时他与希特勒之间的确有矛盾。但尽管如此，墨索里尼也不敢公开反对强大的德国。因此当教宗向意大利政府请求设法制止希特勒时，得到的回答是，如果德国采取武力，意大利政府无能为力。在德奥合并完成后，梵蒂冈副国务卿皮扎尔多对英国公使奥斯本（Osborne）先生说，“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由德国的极度虚荣心、意大利的愚蠢和英法的软弱造成的灾难”。（外交部案卷第371/21641号。）

德奥合并已既成事实，梵蒂冈也只能默认。教宗对颇有大日耳曼情结的奥地利首主教因尼茨尔（lnnitzer）枢机主教十分不满。该主教在德奥合并后不久，希特勒前往维也纳巡视时，不仅主动拜谒，还致以“德国式的敬礼”“Deutscher Gruss”。（Baldur von Shirach，Ich glaubte an Hitler.）梵蒂冈随即声明与此事无关，以此表明立场。该主教利用首主教的身份，使奥地利主教团发表了效忠新日耳曼帝国的声明，梵蒂冈立即在《罗马观察家报》上发表声明：“奥地利主教团的声明是在圣座事先不知道，不同意的情况下起草和签署的”，旗帜鲜明地表明对该声明的反对。据说因尼茨尔主教还向纳粹党维也纳地方长官（Burckel）写信，以“嗨，希特勒”为结束语。这位主教还表示“对纳粹主义来到奥地利表示欢迎，并敦促教廷投赞成票”。（（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490页。）致使许多天主教徒在关于德奥合并的全民投票时均投了赞成票。梵蒂冈为此感到羞耻。教宗将因尼茨尔召到梵蒂冈，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要他在《罗马观察家报上》表明撤回效忠声明。尽管该主教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从命，在《罗马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说，奥地利主教们效忠希特勒的表白不应理解为他们表示愿做违背天主的律法与教会的自由和权利的事，还提到今后奥地利主教们如要改动奥地利教会事务，事先要经梵蒂冈同意，并特别提到教会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对青年的宗教教育权利等等。

尽管因尼茨尔极力讨好纳粹，但纳粹并没有放过他。1938年10月8日夜晚，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员砸烂了他在圣斯蒂芬大教堂对面的主教官邸的窗户，毁坏了所有能找到的宗教艺术品，拿走了贵重的圣餐杯和主教权戒，将枢机主教法衣及财物扔到街上连同一些家具全部焚毁。他们用酒瓶砸伤一位神父头部，将另一位神父从窗户中扔出去，摔断了腿。此事虽然及时报警，但警察故意姗姗来迟，并对纳粹分子网开一面，听任他们趾高气扬地列队而去。纳粹的这一行径使这位主教终于明白了何为国家社会主义，但为时已晚。梵蒂冈为此提出抗议，奥地利政府一方面假惺惺地表示要惩罚罪犯，另一方面又说，此事只能怪因尼茨尔，因为他侮辱了元首，竟敢在天主教青年聚会的讲话中说“基督才是我们的元首”，这当然激怒了纳粹青年团。

纳粹对教会的迫害与日俱增，德奥合并后不到一年，维也纳、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等地修道院、教士培训学校和神学院及修会办的学院等均遭封闭或没收，修士和修女被驱逐。一些纳粹分子公开声称，要将奥地利变成一个没有修道院或修女院的地方。天主教会办的报纸被查禁，编辑和记者有些被遣散，有些被逮捕。教会的一些群众性组织也被解散，如天主教妇女组织等。面对这些迫害，使更多的教会人士对纳粹有了深切的了解。因尼茨尔主教也明确表达了反对和抗议，根本无济于事。

德奥合并后，德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捷克，他们首先拿苏台德地区开刀。

苏台德属于捷克，但那里居住着300万日耳曼人，其中95%是天主教徒。希特勒上台后，苏台德日耳曼人试图夺得莱特梅里采（Leitmeritzer）主教职位，他们成功地劝说布拉格大主教支持他们的候选人。但教廷大使按梵蒂冈的指示行事，反对该候选人，因为“苏台德日耳曼人提出该候选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面和民族方面的考虑，而不是由于宗教上的理由”。（Ⅲ Beziehungen des heiligen stuhls zu Tschechoslovaakei，1931年10月17日的电讯。）表明梵蒂冈早在1931年就很清楚以后全欧洲都熟悉的纳粹党人的手法，这句话听起来相当温和，但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天主教徒被煽动起来，当地有影响的报纸用极粗野的话攻击教廷大使。

梵蒂冈以异乎寻常的魄力和果断对此作出反应。教廷大使再次被召回罗马听命，回捷时被授予全权处置亲苏台德的布拉格大主教。他在阿罗木次召开主教会议，会上宣布诅咒苏台德的天主教徒及其报纸，禁止天主教徒阅读苏台德的两家主要报纸：《德意志报》（Deutsche Presse）和《埃格尔兰德报》（Egerland）；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教廷大使的神职人员被停止圣事（a divinis）。捷克天主教神学院的教授由于支持苏台德日耳曼人而被解除职务。《罗马观察家报》刊登了教宗致阿罗木次主教会议的信，信里完全同意会议的决定，并说苏台德的天主教徒支持布拉格主教是犯错误。最后，亲苏台德的布拉格主教宣布引退，梵蒂冈获得胜利。这可以视为梵蒂冈同纳粹党人的第一次交手，它是后来发生的多次冲突的前兆。德国的纳粹报纸指责梵蒂冈“干涉捷克内政”，还造谣说教宗、贝奈斯博士和俄国外长李维诺夫（Litvinov）在布拉格秘密会晤，策划哈布斯堡王朝复辟。甚至说教宗和斯大林在马尔马拉海普林基波（Prinkipo）岛附近的一艘船上会晤，“教宗装扮成一个普通神父”，乘从意大利政府借来的飞机飞到土耳其。斯大林和教宗同意由俄国向匈牙利提供重型武器，梵蒂冈付款，用以实现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等等。但希特勒此时还需要利用梵蒂冈，并不想马上翻脸，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了奥地利，使希特勒在德国的威望和权力大增。奥地利被吞并后为他侵略捷克打开了大门，因为捷克领土的三面都被德国包围了。对希特勒而言，既然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奥地利，就能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迫使捷克就范。

实际上，早在1933年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便支持苏台德日耳曼人组建苏台德德国人党，自1935年起，该党一直受德国外交部秘密资助。该党领袖汉莱因是位体育教练，完全听命于希特勒，在苏台德地区多次挑起事端。

1937年6月24日，德国制定了对捷克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代号“绿色方案”。11月5日希特勒向高级将领讲话时又对方案详加说明，并要求于1938年执行。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使之完全归属于第三帝国。在征服奥地利之后，希特勒便着手实施该方案。他于1938年3月28日密召汉莱因，指示“苏台德德国人党应当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以便为德国侵略捷克制造借口。5月，德国军队开始蠢蠢欲动。捷克政府得知了情报，5月20日总统贝纳斯决定全国立即实行部分动员，作了战略性集结，严防德国的入侵，表明捷克政府不会像奥地利那样不战而降的决心。随后的两天英、法和苏联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时也表现出空前的团结。由于当时秘密调动的兵力还不充分，希特勒只能暂缓行动，但内心充满了憎恨，认为捷克损害了他的威望。5月28日他下令，要彻底解决苏台德问题，准备于10月2日以前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5月30日希特勒签发了有关“绿色方案”的新指示，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551页。）

在捷克面对纳粹入侵的紧急关头，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了保证所谓欧洲的和平，决定牺牲捷克，讨好希特勒。早在5月14日他就谈到，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成将苏台德划归德国。6月，他又通过《泰晤士报》及其他途径表明张伯伦政府乐于看到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只要是公民投票决定的。8月3日，他派伦西曼勋爵去捷克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伦西曼往返于苏台德地区和布拉格之间，他一味偏袒苏台德日耳曼人，苏台德人要什么，他便压捷克政府给什么。

梵蒂冈从一开始就反对大日耳曼主义，认为尽管苏台德日耳曼人想与第三帝国合并，但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是不能容许的。梵蒂冈副国务卿皮扎尔多对英国公使说，捷克民族是一个顽强的民族，梵蒂冈对此有相当的经验，他相信捷克人将进行战斗。1938年8月22日，教宗就民族主义的罪恶向罗马近郊的传道学院（Missionarry College）发表讲话。他说适度的民族主义是允许的，但要“像提防灾祸那样提防逾常的民族主义”，这当然是针对德国而言的。与此同时，梵蒂冈表达了对伦西曼（Runciman）勋爵的不满，认为他一味地满足苏台德日耳曼人的要求，这种做法不可取。

希特勒一方面利用苏台德问题大做文章，另一方面加紧进攻捷克的兵力部署，实现其10月1日前占领捷克的计划。9月中旬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苏台德日耳曼人公开叛乱，捷克政府派兵镇压才使事态平息。苏台德德国人党领袖汉莱因逃到德国，公开声称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法国政府在是否要尽义务支持捷克这一点上陷入分裂，达拉第总理要求英国首相张伯伦同希特勒直接谈判。9月15日张伯伦飞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向希特勒表示他可以接受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以此换取希特勒的承诺，即在他们两人再次会晤前，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之后张伯伦争取内阁成员和法国人同意了这些投降条件。19日英法两国联合向捷克政府递交了所谓的两国建议，但遭到拒绝。于是英法两国态度强硬地表示如果捷克不接受，英法将不会出手帮助。捷克政府迫于无奈，只得屈服。贝纳斯总统于21日宣布辞职。9月22日，张伯伦带着他的“战果”到戈德斯堡再次会见希特勒，本想“邀功请赏”却遭到冷落，希特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捷克同意德国在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否则就直接出兵了。答复的最后期限是9月28日。28日上午，英法两国再次作出让步，与此同时又请求墨索里尼出面调停，希特勒同意英法意德四国于9月29日就捷克问题在慕尼黑协商，这次会议不准捷克人参加。30日凌晨四方最终在协议上签字，宣布希特勒于10月1日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并于10月10日完成对苏台德的占领。以此换来了欧洲表面上的暂时的和平。

今天我们反思历史，对张伯伦不惜出卖捷克的利益以求和平的做法看得十分清楚，由于他的姑息，使希特勒的野心迅速膨胀，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但张的做法在当时确实博得了一些人的赞同，认为他挽救了欧洲。梵蒂冈也这么认为。《罗马观察家报》写道，在做出如此的和平姿态以后再诉诸武力将是极其荒谬的。9月28日晚当危机即将来临之际，教宗向全世界天主教徒呼吁：同他一道为维护和平祈祷，把他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主作为牺牲。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虽然《罗马观察家报》说，“英国首相的表现堪称一流，现在全世界人民将知道他们被拯救应归功于谁”，但“教宗庇护十一世却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对于他来说慕尼黑会议不仅是有条件的投降，而且还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崩溃”。（Pius XII and Second World War：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by Paulist Press，）

历史已证明，慕尼黑会议未能挽救欧洲，只是使战争推迟了一年而已，却完全葬送了捷克。希特勒决不会只甘心于取得苏台德地区，他要吞并捷克。1939年3月15日，失去任何防御能力的捷克最终在纳粹的铁蹄之下在国家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希特勒不费一枪一弹，将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德国的领土。

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39年2月去世。他虽然没有看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但对法西斯政权早已越来越失望。他去世前通宵达旦准备的拉特兰条约签订十周年向意大利主教团发表的讲话稿中，详尽地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特别是从其无宗教信仰这方面加以批判。该讲稿花费了他极大的精力。由于年事已高，过度劳累使他患了感冒并引发心力衰竭等并发症。在弥留之际，他请求医生能让他活过礼拜六，以便亲自在拉特兰会议十周年主教团会议宣读这篇讲稿，但这个心愿最终没能实现。有人认为是墨索里尼派人暗杀了他，因为墨索里尼事先得知讲稿内容对自己极为不利。至今的研究表明，这只是一种推测。

第九章 教宗庇护十一世

教宗庇护十一世似乎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本土化。因此被欧美天主教徒称为“中国人教宗”。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58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之后。法国宣称根据条约第十三条取得在华保教权，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准罗马教廷向中国派驻任何宗座代表。（顾卫民：《中国天主徽偏年史》，上海书店出版杜，2003年，第374页。）此后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法国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在教产等向题上与非教民产生诸多磨擦以致教案纷起。1869至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在罗马召开期间，传信部曾通令中国各教区主教（均为欧洲人）讨论是否在华建立圣统制，中国教区绝大多数代牧反对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实际上是反对中国教会本地化。1885年2月教宗利奥十三世致信光绪皇帝,一是表示对清政府保护传教士的感谢,二是强调在华的各天主教会传教士均系罗马教廷派驻，应服从所在国的法律，敬重所在国的君主。此信由米兰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带到北京。原想通过北京主教——法国传教士转呈总理杨门，但通到该主教的拒绝。不得已，只能通过英驻华使节呈送，可见法国传教士之霸道。翌年，中国与梵蒂冈决定互派使节。这直接影响到法国在华的保教权,因此法国竭力阻止。教宗起初不予理睬，委任总主教阿里亚底（Msgr. Antonio Aglia}d，1832-1915）为使节。拟于同年，9月25日从马赛起程来华，北京方面则任命曾纪泽（1839-1890）为驻教廷代表。但法国以与教廷断交，停发中国教士每年五十万兆法郎相威胁，迫使教廷宣布来华总主教“改期”赴任，实际上是被迫取消。1894年由于法国的阻挠，教宗宜布撤销在华建立圣统制及与清政府建交的计划。1918年中国表明与教廷建交的愿望，得到梵蒂冈的响应。教廷于8月向法国政府递交文书，阐明了要与中国建交的立场。法国再次对反对，这次教廷顶住了压力。于是，法国政府转而向中国政府施压。当时中国政府正陷于《二十一条》所引发的危机中，不敢得罪法国，被迫再次“延期”与教廷建交。

建交虽因法国阻挠而未果，但教宗本笃十五世对中国天主教会很有贡献，主要是他在1919年发表了通谕《夫之大》，这也许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由教廷官方出面提倡教会本地化的通谕，对正在成长中的年轻教会影响深远。通谕中所谈的“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先务，当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职神司者而陶养之，建设之。此与新厄格勒西亚译言公教会传自宗徒……有国内司牧管理之区，乃可称国内之厄格勒西亚。所据以有希望者甚大也。因本地司铎与本地人民、世籍、天资、感觉与心思，皆自相投合，谓痛痒相关少隔膜。则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地人心,当何等惊奇耶……盖筹备本地铎曹，非令其以较卑之服务，辅助外来之传教人也，乃令其负荷天主之任命，于管理本籍人民，终有一日确能承受之也”。（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杜。2003年，第442-433页）这些对当时完全由欧洲传教士把持的中国天主教会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1922年本笃十五世去世，继任教宗庇护十一世继承了这一方针，在推动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方面作出了努力。

1922年，庇护十一世继位后不久便任命刚恒毅为首任宗座代表。同年8月刚恒毅从梵蒂冈领受了来华的使命，其中有：“圣座对于中国没有帝国主义式的野心。中国应该是属于中国人的’，“传教事业是为教会服务的。主教的人选，通常是选自各地的本国人中间。外国传教士，为给教外人宣传福音是不可少的。但是一旦在传教区内，若有些地方可以选择本籍神长以建立教会，外籍传教士既能收获自己的工作成果，便要退到别的地方。再去预备建立新的本籍教会”。（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0页。转引自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杜，2003年，第455-456页。）刚恒毅于1922年11月抵达香港，此后的十年（至1932年）中不仅忠实执行庇护十一世的指令，积极推行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运动，而且热爱中国文化和人民。对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传教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如他谈到：“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过于应用人为的方法——如外力的庇护，种族优越感，不公道的财物，已到了历史末期了。或许也会给某些传教行动个案带来优势，但是给整体带来莫大的损害”，（刚恒毅《在中国的耕耘》，转引自顾卫民《中国天生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2003年，第466页。）刚氏认为外国列强向中国索要赔款。尤其是政治性赔款是不符合天主教精神的。由于他向教廷反映了这一情况，教廷作出了回应，指出凡传教士被杀害不得要求赔偿。受害的教区补偿也要分清情况，应有一定的限度和爱德。对西方传教士在教会内享有的特权，如信徒向神父叩头等行为，刚恒毅均提出了批评。

在推行中国天主教本地化方面，刚恒毅很快就迈出了第一步。1923年12月,在刚恒毅的举荐下，教宗任命中国籍神父成和德为蒲沂监牧，是为自明代罗文藻以后的第一位中国籍主教。1924年5月至6月，刚恒毅在教廷支持下于上海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参加者共80多人，其中中国神职人员约20人，占四分之一弱，除了两位任监牧外，其余均属参仪司铎。“大会决定中国神职人员只要资格相符即可任教会内的任何职务。并严禁传教士涉足俗务及政治。大会废除了自19世纪以来中国教会中流行的教徒向教长行的叩头礼”。（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牡。2003年，第468页。）

1926年2月，庇护十一世颁布《扩充传教事通牌》,内称“以后不得藉口任何事情去阻碍中国籍司铎做本铎区，或者是本牧区的首领。要依着天主的圣意，从速创立本籍主教的本牧区”，又说：“本籍神品阶级当如初世纪时与客籍司铎待遇平等”。6月15日，教宗又颁布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is通牒，称公教是“大公大共之教”，“不有种族之区别”，“圣教会特别注意使全体教士，尤其遣往传教各方之士。不稍图谋本国之利益，抛弃私利私业。专务基利斯督之事”。这两个通牒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同年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为刚恒毅带队来此的六名中国主教举行隆重的祝圣仪式。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从比利时赶来参加大典的雷鸣远神父为此喜极而泣。1928年8月1日，庇护十一世通电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又称“八一通电”。该通电中。教宗赞扬中国：“这是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又具有悠久文化、世世代代都有伟大和光辉业绩的国家，如果他们能沿着公正和有秩序的轨道百折不回地前进。是不会缺乏一个伟大的前程的”。又说：“天主教宜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并要求信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一通电表明了梵蒂冈对中国的友好之情。翌年，刚恒毅与中国商讨订立政教协定一事,但又因法国干顶未果。

1931年华北水灾，教宗庇护十一世捐助10万里拉，刚恒毅募集了42000元娠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许多爱国神职人员和信徒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现了极大的愤怒，特别是马相伯老人在《益世报》上发表的12篇慷慨激昂的演讲，充分表达了中国广大天主教徒的爱国之情。1932年“一·二八”淞沪杭战爆发，上海天主教徒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天主教会的多处房产。包括学校均改为临时医院，用来收治伤兵。教会所办的医院如广慈医院大量救治伤员，震旦医学院的学生还奔赴战地，进行救治。教会还设立了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将徐汇中学的宿舍辟为难民救济所，教区共收难民12000人。教会的这些举动得到不少中国人的赞许。

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天主教徒非常希望教宗能主持公道，但庇护十一世在这方面却使国人失望。1932年1月15日。当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请求教宗对日本侵华目事主持公道时，庇护在回电中模棱两可，说：“至现在东亚发生一种可恶之纠纷固不能不以恳切心求天主，祝望中日两大国民族，蒙早日恢复和平”。尽管教宗态度暖昧，但在华的中国传教区主教们却在《中国主教就东北事件致国联调查团公函》中表明了他们反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严正立场，逐条驳斥了日本方面占领东三省所编造的所谓理由。

1933年刚恒毅因病回欧洲,不久便辞去宗座驻华代表之职，被教宗委以教廷传信部秘书长，庇护十一世另派蔡宁来华任职。刚恒毅在华的11年对华十分友好，从他大量的讲演都可以看出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列强在华的种种行径提出批评。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和教会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他是驻华的宗座代表，故他的行为代表教宗，因此中国信徒不仅对刚主教有着特殊的感倩。而且对庇护十一世也有着不一般的情感。《圣教杂志》发表的“驻华宗座代表刚总主教十周年纪念’一文表明了这一点：

当今教宗庇护十一世御极之年,亦即宗座驻华代表公署成立，第一任代表刚总主教到华之年。上期本志已发表教宗登极十年纪念周一文；兹再将刚总主教来华十周年之成绩，略逮如下，藉申祝贺爱戴之忱，想亦吾全国信友所赞许者也。

成绩中之最要者，当为国籍教区之划分。庇护十一世御极后，即竭力推广传教事业，而尤注意于吾中华教务。以促成本籍教区为目标。刚主教负完成吾圣教宗意旨之重大使命来华苦心擘画。来华不满一年，而成效即著：湖仁蒲析监区首先成立,维以河北螽县宗监区；成和德、孙德祯二大司择同膺宗座简命，荣任二区宗座监牡；诚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为吾华铎秩奠基之伊始。上海第一次全国主教公会议时，二会遂得正式列席，兵投票权而为公会议主体之一份子焉。

一九二六年，宗座又根据刚公之条陈，发表宣化、汾阳、台州、海门四宗代区；擢升成孙二公，既赵公怀义、陈公国砥、胡公若山、朱公佑德登主教荣位；刚公更不辞长途跋涉，导引新主教赴罗马，在教宗手受祝圣典礼；不特在中华教史为破天茉之盛举，即在圣教史上亦极荣耀之一页。当今教宗之功,亦吾刚钦使之功也。自是而后，国籍教区积极添设。迄本年计宗代区十，宗监区八，华籍主教已祝圣者十三位；内六位即由刚总主教亲自祝圣,惟十三位中之四位，已先后蒙主召赴天庭矣。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在上海开幕之中华全国第一次主教公会议，当亦为我国教务前途关系至巨至切者也。盖统一全国传教事务，即于此时立其基础。前此虽有各大区域各主教协商集议，然仅关于一区域教务之进行，未尝普及全国也。此次之会议，全由刚总主教擘划，自始开筹备会，正式会议，以至开会后议决案之公布等等，皆刚总主教主持之成绩也。因此会会议而在此七八年中建设得以逐暂进行：如公教进行会、公教青年会、公教教育联合会，中小学校之推广，国籍修会之创立，遣派修生传大求学，各教区总修院之建立，提倡中国圣教之艺术化，公教教育联合会等之刊行各种丛刊书籍等，凡此种种、皆为公会议后之事迹,由刚总生教惨淡经营，提倡以成之者也。

至传教本身之成绩,其功尤为显著。自五大教区,现增至十七，五十四教区现增至一百一六（至一九三一年秋），自六一位主教，现增至八三位：自一四三八位外路司铎，一0三0本籍司铎，现增至外籍司铎二O七九，本籍者一五00；教友之数自二一四二五一六增至二五三二八四一（皆算止一九三一年）。此皆有目昭著之良好成绩也。

还有一事当大书而特书者，即以全中国正式以全国神长及教友名义在余山奉献于中华圣母。使中国人民在中华圣毋帡幪之下。得以早日认识其圣子耶稣人类之教世主也。

要而论之：刚总主教驻华仅十年，其存留于吾人心目中之好感。至难尽言；盖此皆铭之于心坎。而未能形之予言语。原刚公之所以能得众人之心悦诚服者。盖以至诚至意待我华人，无分教内教外；以中国人之心欲中国个个人归化基多，故其所思所言所行，莫非宣达基多在世之代表罗玛教宗之意志而已。当此驻华十周，吾国传教事受恩实多，全国神长教友等，当乐为刚总主教祈求天主赐德化日隆，神魂康健造福我中国全民。

文章阐明了刚恒毅和教宗对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所作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表达了中国信徒对刚主教的爱戴。

在教廷正式宣布刚恒毅离华，任命蔡宁为驻华宗座代表时，《圣教杂志》于1934年1月又发文，对其在华11年的所作所为归纳了几点：

刚总生教驻在吾国十有一年，吾人不能不表示特别感谢者：一，宣达教宗德音，俾吾国政府洞明罗玛教廷对于吾国之好感,其功甚大也；二推荐中华司择，荣登主教之位，以奠将来本藉主教区之基础，在中华圣教史上当有荣耀记载；三，吾国外教人民向视天主教为外国教，因而发生许多诬妄之言，因刚公之纠正，而浮言息止；四，传教事业在刚公指导督促之下大有进展，而各种组织又次第进行，将来之发展自无限量。凡此种种，不过举其大者，公者而言，已令吾人铭记在心，永不能忘；其他特别之恩德固举不胜举也。

如果说前一篇文章侧重于强调刚恒毅对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的贡献，那么后一篇文章则更为全面地评价刚恒毅的作用，他不仅对中国天主教会本身有重大影响，而且还使中国政府和教外人士改变了对天主教的看法。就这点而言，是很不容易的。

刚恒毅十分肯定中国天主教徒必须爱国。临别之前他在辅仁大学对青年学生讲演时说：“可爱的青年们，说到爱国两字你们的心就不免跳跃起来。一定的，你们应当爱国。你们如今就应该积极地在你们的严格的生活及学问上准备，在最近的将来为国勤劳。但爱国不在空言妄动，而在所得实用的学识及注重公私两德的修养……真正的爱国完全根基在一个‘爱’字上，由家庭而宗族而国家。因为有爱就有爱的牺牲和责任。可爱的青年们，凡同情于中国的人士对于今日现象不能不戚然心忧，然而不应失望，应当在这伟大的工作之中。力求中国的振兴。我坚信那班只见中国的弱点而冒加批评的人们不免有极大的错误。因为天主造的民族是有自治性的。他的圣意决不以日常琐事为标准，而是根据缓慢而庄严的历史的大道。”这些话很明显是针对日本侵占东三省而言，实际上暗示日本人侵占东三省的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民族自治是天主给的权利，任何列强无法剥夺。刚恒毅还引用了庇护十一世的话,对中华民族给予充分的肯定：“中国人口之众，超于世界任何民族之上。文化最古，且曾有伟大光荣的历史。若按公理及秩序势力前进，则来日发展。诚未可限量”。

1934年2月，风传教宗庇护十一世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与之建交，还说这是除了日本之外第一个承认者。实际情况是，日本占领东北之后，迫使东北教会断绝了与内地的联系，为此梵蒂冈授意吉林教区高德惠代牧，只能以东北诸教区长上代理人的身份与伪满政府交涉。据说梵蒂冈在做此事时已“注意到了这件事的敏感性”，因此此次派遗“由传信部委托，而非国务院”，这样便可以解释为“其性质限于宗教事务而非外交关系”。但一般人并不这么看。因为“教廷与一般世俗国家间建立外交关系的目的，主要就是处理宗教事务；为教廷而言，在本质上，所谓的外交关系与宗教事务，是不能明确划分的”。（陈方中、江国雄著：《中梵外交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5百。）而且当时伪满洲国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满洲公教月刊》上全文发表了所谓“教廷委任书”，造成梵蒂冈已承认伪满洲国政府的事实。该委任状如下：“罗马教皇将满洲帝国领土内之天主教会，所有各教区长代表名义，委托于吉林及新京之教皇代理高主教奥斯定阁下，以办理关于在帝国天主教教会之关系事项，得与满洲国政府交涉。吾天主教会，无论在任何国家传教，对于国民之幸福，则绝不能付于等闲者，已属周知之事实，故罗马教廷，常使其传统忠实之代表,以使之将关于天主教会所有的问题得与既成之国家交涉耳”。尽管教廷没有发表正式外交文书承认伪满洲国,也没有派正式使节驻长春，但人们据此委任状已认定梵蒂冈是继日本之后第一个承认伪满洲国的，由此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中国广大信徒及神职人员并没有因教宗这一做法而减少抗日的激情。天主教《磐石杂志》于同年四月出版了《公教与爱国》专号。令人寻味的是该专号第一篇刊登了《圣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于民国十七年对华通电全文》，即“八一通电”来表明梵蒂冈对中国信徒爱国的支持。编辑在该电文的一些句子旁加了重点号，如：“教宗所切望者乃中华国民应有之希望及权利皆得完全认可（即列强认可）”，“公教之男女信徒及尤属可爱之青年以其祈祷善言及善工于其祖国之和平社会昌盛及发展有所贡献，使圣经中之神圣而有义之主义得传播于世”，“求天主满中华国民之志愿”。从这些着重句中看。中国信徒坚信教宗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为。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想利用梵蒂冈影响,为他们的侵略行径找依据，便大肆造摇说已与梵蒂冈签订了防共协定，10月15日平津各中文报刊便载出所谓“同盟社罗马讯”，说教宗协助日本防共行动等等。梵蒂冈虽然对共产主义无好感，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教宗的态度十分明确：梵蒂冈决不会被日本人所利用。做出不利于中国人民的事情。因此，就在这则谣言发布的第二天，即16日教宗利用路透社发布了一则梵蒂冈电文，正式否定此消息。该电文如下：

“关于远东公教教会代表，接到对于日本之反共产行动，圣座将与日本合作之外传消息，已经华底冈（梵蒂冈）正式否认。前宗座驻华代表，现传信部秘书长的刚恒毅总主教声称：圣座历来一致之政策，于教宗庇护第十一任内，更形明显定。现教宗命传教士力避参加政治问题，专心至意于属下人民之宗教及文化工作。刚总主教又指称罗玛观察报最近所称。罗斯福总统反对任何战争之宣言，与圣座之意见完全符合云。

又十八日哈佛电，罗玛现察报发表已正式否认，关于外传宗座与日本间对于日本在中国行动之协定原文，对于凡认识圣座历来所主政策指导原则者，皆明知该项通讯消息之错误而县有偏担性。但华底冈当局深恐该项谬误消息,为中国公教传教区发生重大利害关系，决定发表明白否认，确指该项消息此系虚构云。

从上述电文中，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华底冈当局深恐该项谬误消息。为中国公教传教区发生重大利害关系,决定发表明白否认，确指该项消息纯系虚构”，我们可以看出梵蒂冈的明确态度,实际上它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防共的名义行浸略中国之实。这种明确态度无疑从道义上表达了对广大中国人民抗日的支持。

教宗支持中国信徒爱国抗日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印证。如他将于斌神父提升为南京教区主教的做法。

于斌主教在为《磐石杂志》卷首语所写的《公教人爱国的精神》一文中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操。他说：“‘哀莫大于心死’所以爱国工作以振作挤神为先决条件。本来公教人爱国精神就是做模范教徒的精神。纯粹的切实的公教信徒不能不爱国，因为能爱护祖国，公教的生活才有圆满的可能。”又说：“公教人爱国的栖神无非是积极负责的精神。讲积极。那么一切悲观绝望、坐以待毙的消极思想都应当排除净尽。讲负贵，那么当仁不让，进取求前的心志就不能不彻底发挥。”“爱国的理论，决不出公教做人的原则。教友的生活越向上,爱国的精神也越圆满；反之，不管国家存亡的人，也必不是典型的信友。总之，爱国的精神包蕴在作公教人的全部精神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B月13口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天主教徒积极抗战，教会所办的医院全部投人战时救护,学校、教堂等向社会开放，收治伤兵和难民。作为首都教区大主教—南京主教的于斌在全面抗战展开的时候更是积极投人，他首先“提倡献金救国，把亚比西尼亚王所给五星勋章献给政府。为全国民族提倡，同时因感敌人惨无人遭之乱炸无辜平民，特协同全国主教、神父、教友，组织中华天主教救护总会于汉口，其余各教区设分会。努力救护伤兵难民”。1937年“战事爆发，敌人在欧美大肆恶意宜传，致友邦人士发生不良的印象，于主教为此特于十月间乘飞机出国，赴欧美各国宣传我国神圣抗战的真义以人道主义为立场，痛斥日本之横暴行为”。据《圣教杂志》有关文章谈及F斌“先抵罗马,谒见教廷各要员大臣，乘便申明我国此次扰战之正大光明，收效颇大，教宗且亲自召见。并蒙钦赐十万里拉为急赈京沪两教区内灾民之用。教宗此举得到中国人，待别是中国天主教徒的欢迎，包括海外华人华侨的欢迎，如新加坡华人信徒评论道：“至罗玛教宗虽对中日战事无发表其意见，然已提倡赈济我祖国难民。实即对我同情之表示。”

于主教又遍访法、比、瑞士、英国、爱尔兰、意、德等欧洲各大城市，并“皆有讲演”，这些国家“除德意二国外，俱同情我国”，为我国难民获得精神上物质之援助不少。他还在北美逗留两个多月，游历了卅多个城市，“曾作了一百二十五次公开之演讲，足迹几遍北美洲”，“备受美国加拿大人士之欢迎”，由于他是宗教人士，不代表国家，也不带政治色彩，因此他所谈到我国人民遭受日本残酷暴行容易得到欧美国家人民的信任。也容易取得国际奥论的同情和支持。于斌这次在欧美等国的抗日宜传为时九个多月（1938年7月中返国），收效颇丰。这点可以从他回国前夕途经新加坡时，对当地欢迎他的华人所作的讲演中看出。他说：

我国这次的执战，是五千年有史以来效光荣最伟大的一页。现全国一致总动员。我们三百五十万的教友亦（原文如此）经起来作种种宣传和救护的工作。在这过去抗战一年的当中,祖国的侨胞遭难者甚多，而我们教友遭难也不少。

关于抗战宣传的工作，在天主教的组织是非常严密有系统。现在天主教机关报杂志等凡数千种，这种对于教亡工作收效极大。本邻日本，过去在欧美施其伎俩，作出种种谣言，谓日军这次出兵中国，乃是铲除共产党。欧美人士,亦信而不授之。造近几个月来，经我政府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揭露00之好心毒计，及兄弟此次到欧美竭力宣传后，欧美诸友邦现在多已同情我国神圣抗战，因为中国这次的杭战，乃为世界正义人珑而执战。日本在国际政治上运用的手段是非常毒辣，如去年利用美国通讯社记者发出舆论。谓罗玛教宗已同情日本之出征中国，查其造出此种谣言的起因，实由日本向外宣传我为共产党,而天主教教宗最痛恨的是共产党。当该舆论传至罗玛时，适兄弟即将日本之狡计造讲，在罗玛天主教之机关报暴露日人的野心及我国抗战之意义,于是彼时人士对于我国之抗战都很同情而罗玛教宗,除同情我国外，并汇寄一笔款项，赈济我上海难民。

抵美国时，曾有一美记者和兄弟谈起此次中国之抗战，兄弟语该记者曰，中国此次之抗战，必得最后之胜利，该记者不以吾言为是，并谓此乃君之推测耳。兄弟再为之解释，根据我国现在杭战的情形，根据国际的情势，与其历史上种种观之，兄弟绝对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井引证华盛顿之领导美四十三州独立运动之成功。该记者因是默而无言。最后希望此间二万余教友。应与祖攘教友，大家积极干起救亡工作云。

从以上这段讲演中可以看出于斌在欧美宣传我国的抗日颇有成效。此文也印证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梵蒂冈的国际影响适谣惑众。制造梵蒂冈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似象。遭到梵蒂冈的抵制这事实，反映了教宗对中国抗战所持的同情态度。

为抗战救亡，于斌于1939年1月再次赴欧美。开展国民外交，1月18日在梵蒂冈觐见教宗庇护十一世。此后不久庇护十一世便去世了。

于斌这次出国为时十个月，主要逗留在美国，向美国人民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为中国难民做募捐活动。1943年3月于斌第三次出国，“向美国朝野呼吁，要求增拨作战供应物资,早日修复滇缅公路，增加空运，以军火汽油输华”，并向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说，强调东北是中国领土，使他们明白，战后，东北理应归还中国。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于斌主教的爱国之情。于斌第三次出国时向更长，直到1944年10月才从美国回到中国。在返程途中，经梵蒂冈，觐见教宗庇护十二世。

陆徵祥是中国一流的外交人才，曾针对口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逐条进行批驳，但当时袁世凯当政，一心只想当皇帝，无意为国争权，加之欧战正酣，各国列强无力他顾，日本以最后通牒威迫中国接受该不平等条约。欧战结束后。陆徵样和顾维均等人参加巴黎和会，他们设法运用外交手段，将山东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但口本人抓住中国驻日公使与日外务省换文中的一句话：谓山东问题中国欣然同意，致使中国代表无果而返,由此引发五四运动，陆徵祥成为民众所痛恨的对象。实际上，陆氏本人是位爱国人士。1927年，在陆夫人去世一年后。陆氏便入比利时圣安德肋本笃会修院当修士。尽管人在修院，但爱国情怀不变。“九·一八”事变后，他为抗战疾呼，写下了《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一文。我们从他给发表此文的《磐石杂志）写的信函中可窥见其爱国之心。他说：“……方庆和平有望，不致蹈海牙覆辙，乃沈阳事变暴发，不见哀的美敦书，不闻两国公使下旗回国，而无数敌军。无数战舰，乱人吾凌，杀戮舞吾士民，焚毁吾城郭，神州将见陆沉。所谓空前绝后之远东太平洋大战，几有以此为导线之势，于世界希望和平最切之时，而帝国主义者，竟不畏天命，不悯人言。横施其侵略政策，瞻望前途。感叹无极！祥于经课神学之余，得读比国马林城总主教墨西爱（Le Cardinal Mercier Archevequc de Malines）欧战中之通牒全集一书，见其拥护政府爱国爱民之崇论宏议，无不根据公理正义博爱诸大原则，以昭示强权之不可久持，公理必得最后之战胜，适先得吾心之所欲言，而可以发人类之深省。极将原著中精理名言，切合于东北三省国民被压悄形而适于实施者，择要宣布……”需要说明的是陆徵祥所写的这篇长文用的是法文，先发表在海外。后由金思义译为中文，发表在《磐石杂志》，因此该文首先在海外产生很大影响。正如金思义在“译者附识”中所言：“公声遍欧美，言论极有力；此文一出，所博国际同情，改正国际舆论者当然至多。”

陆徵祥与教廷和教宗很早就有交往,他始终主张中国与教廷建交，在他任外交总长后。便打算与教廷通使。1918年欧战将结束，中国准备出席和会时，曾与教廷互换使节,并双方也巳指定人选，后因法国蛮横干预而未果。1911年受其夫人影响。陆氏由新教改宗天主教。1925年当他任瑞士大使时因妻子病重去罗马朝圣，觐见教宗庇护十一世,教宗为其施遐福，并亲手赠送圣年纪念章。夫人于1926年去世，翌年陆便加人本笃会当修士，教宗对他给予特别关照。一般修士必须至少学习九年：二年拉丁文、三年哲学、四年神学后方能根据情况进铎〔当神父），由于陆参加修会时年事已高，记忆力稍差，为此教宗特许他减少学习年限。1935年他于比利时晋升为神父，刚恒毅专程从罗马前往布鲁日参加其晋铎典礼。陆氏虽人了修院，但心系祖国。特别是当他得知日本侵华后，更是每天为国祈祷。抗战之初，中国外长王宠惠致函陆氏，请他上书教宗，为华仗义执言。教宗则指令驻比大使米加拉（Card. Micara）总主教亲赴圣安德肋隐修院面见陆氏。“代达教廷同情于中国正义之战，然教廷尚有不能公开表白之隐衷。”大使临别时，与陆氏互相跪求祝福。由此也看出当时梵蒂冈的微妙处境。教宗虽内心同情中国，但却受制于德日等国，无法公开表态。

在华积极支持抗战的还有一位入了中国国籍的比利时神父雷鸣远。他对我国抗日做出了很大贡献。1936年11月雷鸣远率领救护队和教友神父八九十人，与傅作义部队一同在红格尔图与日伪军万余人浴血奋战三昼夜，将敌击退，此事在全国广为传播。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雷鸣远在《益世报》上发表文章，谓国人有三分之一肯牺牲，中国便能得救。不久，他带领耀汉小兄弟会参加国军，在易县训练担架队，8月组建成救护队奔赴前线，转战华北战场，他处处以身作则，不仅救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而且还在战场上发表讲演，以激励士气。1938年国民政府因其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而授予其陆海空军甲种二等奖章。此后不久，他担任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主任。积极宜传抗日，许多青年加人。雷还利用其在《益世报》的影响，鼓励同仁们积极宜传抗日。雷于1940年6月24日病死在中国。国民政府对他明令褒奖。

陆伯鸿是中国天主教界著名慈善家、实业家，曾任中华公教进行会总会长。“自中日战争爆发后又组织全国中华天主教救护总会，被推为总会长。”陆会长是位实干家，虽公开发表的抗日宏论不多，但默默做了许多工作。他在上海创办的新普育堂、杨树浦圣心医院、北桥普慈疗养院、淞扛若瑟医院在八一三国军与日军决战时均向社会开放，收治了大量的伤兵。其中新普育堂原为收养贫病疯、残疾、弃儿等人及施医施药之所，后为满足各公教医院对护士的需求，又在此设立培养高级男女护士的学校。他还在沪创办男女职业学校，本人更是兼上海南市、闸北等区的水电公司总经理等等职位，对社会贡献很大，为此不仅多次获得国民政府的嘉奖。而且还得到法、比、意等国政府的勋章，尤其深受教廷青睐，先后获得额我略者骑尉、圣西尔物斯德肋都骑尉。1937年教宗又因其慈善有功赐予其袍剑爵士勋位（当时全世界只有八人得过）。他的爱国慈善行为遭到敌人的痛恨。1938年12月30日在上海遇刺身亡。

庇护十一世虽然对我国杭日持肯定态度、但他通过委任宗座代表的方式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一事始终是一个历史污点。1938年9月庇护十一世接见伪满洲国的“亲善使团”，代表团将“国书”、溥仪的信和礼物呈送教宗，庇护十一世表示感谢，请地们转达给溥仪的一封书信，信中表达了对皇帝的感谢和祝愿，并说，“借此良机。对信仰天主教的信友和教会机构于满洲帝国内享有合法自由,向陛下表示我人诚挚的感谢。由此，陛下亦可深信——在其他方面亦很清楚地显出——关于爱国和尊敬服从国家权力，天主教友是不甘落在人后的。”这段话反映出庇护十一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使天主教在满洲能自由合法地活动和生存。

尽管如此，总体而言，庇护十一世任教宗期间对华是十分友善的他同情中国的抗日，因此对信徒们的抗日行为是默许的。在他去世后，新教宗庇护十二世在这方面采取了更为小心谨填的态度。

庇护十一世于1939年2月10日去世，1939年3月2日新教宗庇护十二世上台，3月11日举行登基大典。在中国天主教会人士，特别是陆徵祥等人的努力下，中国政府派遣顾维钧大使抵达罗马，参加了此次大典，这是中国首次遣使出席教宗登基大典，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驻华宗座代表蔡宁3月14日向全国主教发出一封信，要求全国神职人员及教徒在日军占领中国期间遵守“不偏左，不偏右”的政策，保持绝对中立。该信如是说：

我信而坚持，负有神圣职务之人中，无一人对于政治愿有丝毫之参与。一如教会训令所严禁者。

在目前危险的时局下，是项禁令更亟须遵守。因此请各位可敬的主教郑重告诚属下司铎，常以明智和忍耐，埋头于神圣职务，不偏右，不偏左，即表面上的行动也当避免。因为，目前最可怕的事例教训我们，这些行动能给人以攻击教会住院的报复借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迫切又迫切地请你们嘱咐注意并进守圣教法典和中国第一次公会锐关于这些问题所规定的事项。

“在顺境和逆境”，都要小心翼翼警惕机灵。对鲁莽轻率以致行为不慎的不明智者，应加以训斥。

事关传教区生命，不要因个别人的不明智而赔害整个团体！只有一视同仁的爱德，才能获胜获救。

此信一出，舆论大哗，蒋介石认为蔡宁的信与“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国策相背，违反了中国国防政策和中国夫主教徒应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顾维钧给陆徵祥写信，请他拟定办法。

经陆徵样了解蔡宁此训令并不代表教廷，而是他自己所为。但陆氏认为，蔡宁所为也并非像中国政府预料的那样会产生如此严重后果。由此他请顾大使向教廷驻法大使说明事情原委，并请这位教廷大使代告教廷，中国政府对此事的不满。4月马相伯老人百岁。国民政府对他的爱国行为颁发褒奖令，全国各地纷纷向马老祝贺。也许是为了弥补蔡宁言论对华造成的伤害，也许是出于对老人真诚的祝福，庇护十二世在马相伯百岁之际也派了代表向马老祝贺，实际上是肯定相伯老人的爱国情怀。同年11月马相伯老人去世，全国举哀。

1939年12月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授权传信部发布解除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即表示允许公教教友参加纪念祖宗的活动，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也可视为对中国信徒爱国的某种肯定。教廷传信部解除以往敬孔敬祖的禁令的内容如下：一，中国政府屡次公开声明人民信仰自由，政府不愿对宗教事件颁布法律。因此，政府机关所举行或下令举行的敬孔典礼，不是向孔子予以宗教敬礼，乃是向这位伟人予以相称的尊荣，兼以尊重本国文化的传统。因此公教人可以参加在孔庙或学校内在孔子像前或牌位前所举行的敬礼。二，同样也不禁止在公教学校内悬挂孔子像或设孔子牌位。另外是政府机关要求悬挂时，并可遵行。也许可在孔子像前或牌位前行鞠躬礼。假如怕人误会，则可以声明公教人敬孔的意义。三，公教官员和学生，如因上命应参加公开仪礼，仪礼颇有宗教迷信之嫌、公教人则只可按照教律第1258条条文，以被动方式参加随众行礼。如有误会的危险，则宜声明自己执行仪礼的意义。四.在亡人前，或在亡人像前，或只写姓名的牌位前，鞠躬或行及其他社会敬礼，乃属善举。理应准行。

第十章 教宗庇护十二世

庇护十一世去世时正是希特勒侵吞捷克之际，整个欧洲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中，因此下一任教宗的人选成为有关各国关注的焦点。英法美等国当炸希望新教宗是位积极维护和平的人物，首要条件是他决不能是极权国家的傀儡。德意则希望新教宗能支持他们。于是双方就教宗人选展开了形形色色的外交活动，因为这不仅仅是教宗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如何争取和影响全世界三亿天主教徒的问题。

根据天主教传统，新教宗的产生必须经由枢机主教团全体成员进行与外界隔绝的秘密投票直到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为止。它不像世俗选举那祥事先有几位候选人提名。然后从中选出一位。教宗的选举事前没有提名候选人这一程序，完全靠枢机主教团成员一次次直接投票,直到最终集中到一位人选上，但候选人必须是枢机主教。当然在进行秘密投票时还伴随着析祷活动。一般而言，已故教宗生前或许会对其今后的继承人有所暗示，但在正式选举时并不一定能有多大的作用。而庇护十一世有些不同，他临终前所处的是非常时期—欧战爆发前夕，因此他对其后继者的倾向可能会对枢机主教团的投票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正是各方所关注的事。

庇护十一世曾多次对教廷特殊事务部部长（相当于外交部部长）塔尔迪尼提到国务卿派契利（Eugenic Maria Giuseppe Giovanni' Pacelli ）将是最合适的教宗继承人。这位部长在其后的著作《庇护十二世传》中说。1936年11月12日，当时派契利枢机主教正在美国,“庇护十世用他那双锐敏的眼睛直视着我的面孔说，‘他将成为一位好教宗！’他没有用‘他或许成为’或‘他可能成为’，而是说‘他将成为’一位好教宗。庇护十一世还说，他经常派遗派契利去国外，甚至两次派往南北美洲就是为这作准备的。

正是庇护十一世生前的这种倾向，使这位教宗候选人格外引人注意。

意大利和德国开动了各种宜传机器反对派契利当选。意大利法西斯杂志《国际关系》（Relszioni Intemozionnl）二月号上的一篇文章说，“枢机主教们普遍存在这样的愿望，即新任教宗应保持世俗的谨滇和特有的敏感，有了它们才可能对特殊的紧急需要及时作出合宜于时间地点的政治反应，而不致偏离教义，甚至庄严地肯定教义”。新教宗“应当是一位在他过去的活动中从未遇见需要支持或反对任何政治因素的处境或场合的人士”。这些话的意思是暗示新教宗应该是位与庇护十一世没有什么密切关系的人，他不会像庇护十一世那样去批评和阻挠意德两国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政策，而派契利则是庇护十一世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与庇护十一世过从甚密，因此此人不适合成为候选人。德国大使玛·贝尔相受命在庇护十世去世时以首席外交使节的身份对枢机主教团发表了讲话，也暗示德国政府不赞成派契利作候选人。他说：“我们正在苦心创造一个新世界。它将出现在已没有任何理由存在的旧世界的废墟之上。”在这个“新世界”上，教宗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要发挥。除去其中的外交辞令，此话的意思是，枢机主教们应当挑选一位支持（独裁者的）“新世界”的教宗，不要挑选支持（民主国家的）旧世界的教宗。显然，派契利是一位支持旧世界的人物。

除此之外，有些纳粹报纸则采用更露骨的语言表达他们对派契利的敌意。如《进攻报》公开警告说，要提防出现一位“政治教宗”，并指名道姓地声称，派契利枢机主教奉行的政策将导致一场反对极权主又国家的十字军东征”。

在反对派契利的同时，他们早就物色了一位对他们有利的人物：佛罗伦萨的德拉科斯截枢机主教，据说此人一直以超脱政治而闻名，有人把他形容为是“一个严峻到刻板而令人生畏的人，这妨碍他与任何人接触”，而法西斯认为他较为顺从他们。

英、美、法等国则希望派契利能当上新教宗。例如《泰晤士报》说，在乔治四世的加冕典礼上他（派契利）给人以极好的印象。《曼彻斯特卫报》说：“派契利是一位强有力的人。不致被拖在任何政党的尾巴后……他仍将凌驾于政党之上。”英国的《工人日报》也发表了一篇关于派契利的短文，用词很肯定。

外界的各种评论时教宗的选举只能是参考，最终的结果还是由枢机主教团全体成员决定。3月2日晚6点多，梵蒂冈向人们宣布了最终的选举结果：派契利顺利当选。实际上枢机主教团的第三轮选举在进行了不到24小时新教宗就产生了。这在教宗的选举史中巳算是很快的了。新教宗取名为庇护十二世，从这一称谓看，就知道他是要继承庇护十一世的路线，走谋求欧洲和平之路。

派契利的当选被英美法等国视为战胜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胜利，《纽约时报》写道：“庇护十二世州也不是极权主义者中意的教宗。这位西方民主的同盟者将反对无数的敌人以维护婆字重人的人格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张。”法国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L. Popular）宣布派契利当选用的大字标题是“墨索里尼的挫折！”

德国方面，一位负责梵蒂冈事务的专家摩林（Moulin ）伯爵写道：“乍一看，他似乎亲德。他精通我们的语言，这颇有意义，而且他经常在我们的使馆表示保持友善关系的愿望。他一贯鼓吹维持教会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良好关系；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他支持并促进意大利神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态度……但是他拥护一项正统教会政策。这经常使他同国家社会主义发生根本的分歧。还必须谴责他蝎力推行庇护十一世的强权政治，特别要谴责他与故教宗的直言不讳的、敌意的训谕有关。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拖延了一年多才承认佛朗哥……最近。他因反对庇护十一世的强权政治不力而大受批评。”从这一评论中可以看出，纳粹对他后期的表现是不满的。因为他与他们的分歧越来越明显。

庇护十二世的家族与教廷有着密切关系。他的祖父马尔坎托尼奥（ Marcantonio ）曾在教宗国内务部任职员，参与创办《罗马观察家报》。他的父亲埃内斯托（Emeato）是办理行宣福礼案件的教议会律师。他的兄长弗兰切斯科·派契利（Fran Pacelli）就是代表梵蒂冈与墨索里尼谈判签订1929年宗教条约的那位律师。他的两个姊妹都嫁给梵蒂冈的官员。据说他本人自小就特别虔城，六岁时在自己的卧室里修了一个祭坛，用鲜花、蜡烛和圣徒像装饰起来。他在上学途中总在路边一座小小的圣祠处停步作一阵子祈祷。他在罗马接受了大学教育，先是在格列高里大学读哲学，然后在圣阿波里那里大学（现为拉特朗大学）读神学。1899年4月他受任神职后又主修教会法，并于1902年获得教会法和民法（uimqae ire ）博士学位。1901年他进人教廷秘书处（Secretariate of State）, 1904年他在参加起章教会法典中成为国务卿加斯贝利的密切合作者。1909-1914年，他在宗座学院（Puntificia Accademia dei Nobili eceleeiaatici）任有关教会外交教授。1911年他扭任助理国务卿，由于很有天赋，很快得到上司的赏识。翌年,他便任代国务卿，1914年任教会特殊事务部（外交部〕部长。不久，即肩负起与法国和谈的艰难使命，因为刀R时法国政府是反教权主义的，和梵蒂冈的关系疏远。通过他的努力。使梵蒂冈与法国关系获得了较大的改善。正因如此，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使比利时免遭德国的侵略，他曾作为教宗的调解人与德国进行斡旋,希望德国能确保比利时独立。尽管失败了，但是这次和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在战争刚一结束的年代里对他来说具有重大的价值。

1917年3月，教宗本笃十五世授予其萨迪斯（Sardee）名誉大主教，将他派往巴伐利亚任教宗使节。由此在德国并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上任之初。派契利为促使德国走和平之路、早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不少努力。

1920年6月他担任教廷驻德使节，成为柏林外交使团的首领1922年本笃十五世去世。继任教宗庇护十一世登基，新教宗指定派契利代表教廷分别与巴伐利亚（1924年3月）和普鲁士（1929年6月）签订了宗教协议。由于工作出色。1929年12月,派契利被晋升为枢机主教，翌年2月便接任了国务卿之职。1932年to月，在庇护十一世授权下，他又与巴登签订了宗教协定。

他的外交才能深得庇护十一世的赞赏，教宗常令其以其私人代表的身份，到世界各地去进行外交活动。他的足迹不仅遍及欧洲国家，还横渡大西洋出使南北美洲,这在近代教廷国务卿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前几任，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欧洲国家均没有去过，更不要说去美洲了。1934年，他以教廷使节的身份在布宣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圣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后又访问过乌拉圭,在巴西国会发表讲演。1936年，他乘飞机在美国各地旅行，行程超过九千多英里；全美16个主教区，他走了12个区，会见79位主教。考察了天主教教育和慈善事业，并在华盛顿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设宴款待。美国和梵蒂冈之间自1870年以来没有任何外交关系，这次派契利的访问大大改善了双方的关系。以后罗斯福总统派出了他的私人代表保持与梵蒂冈的友好关系。1937年，派契利代表教宗出席英王乔治六世（George VI）的加冕典礼。1938年，他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普世基督教大会上用德语发表了长篇讲演。在卢尔德的庆典上，他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自由思想派政治家们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1933年派契利任教廷国务卿时，曾代表梵蒂冈与德国签订宗教条约。前面提到，梵蒂冈以牺牲德国中央党为代价取得对青少年的教育权（事实上，最终这点也役有取得）。作为当时的教宗庇护十一世的确并不在乎中央党，但派契利的政治意识比较强，按他本意并不希望希特勒解散中央党。实际上德国和梵蒂冈的谈判中，没有提及中央党解散一事，但因协定上规定神职人员和一切公教组织不得参与政洽，希特勒正是利用这点对中央党进行了打击，中央党被迫解散。为此派契利非常后悔。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希望中央党能存在。1933年至1939年间,派契利与希特勒进行了多次谈判，包括递交德政府60次备忘录。所有这些备忘录均出自派契利之手，表明他代表梵蒂冈为维护宗教协定赋予的权利与德国进行斗争。最终教宗发表了《痛心已极》通谕。

从派契利当选教宗之前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他相信一切国际向题均可通过谈判的方式得到解决。

他在德国任使节十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对德国文化和德国人民深有感情。人们普遍认为他有亲德情结。但派契利对纳粹绝无好感，尤其是纳粹对天主教会的迫害更加深了他的反感。但多年的外交工作，使他在处理与法西斯的关系时格外谨填，特别在是否与德国断交的问题上。当纳粹大肆迫害天主教会、恶毒攻击前教宗时，庇护十一世十分愤怒，曾与派契利商量决定与之断交。当时教宗说：“教廷怎能让大使继续留驻德国，这与我们的荣誉相抵触！”因为在教宗看来如果继续与纳粹保持外交关系会引起外界对教廷的误解。但派契利劝阻了教宗，因为如果撤回了大使，教廷便无法与德国主教保持接触了，这对梵蒂冈并没有好处。庇护十一世接受了他的意见，打消了断交的念头。

就在派契利任教宗后不久,3月巧日纳悴德国吞并捷克，希特勒的气焰更加嚣张。3月21日，他用同样的手法威逼立陶宛将默默尔港交给德国。他登上战舰。准备亲自指挥战斗。在军事武力的威胁下，立陶宛不得不于23日清晨签字，希特勒又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取得了默默尔港。波兰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眼看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面对这种严峻局势，庇护十二世一上台就必须直面如何处理与德国的关系问题。

登基后的第三天，他就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重点讨论应对德国的办法。他们商讨了如何以新教宗就任的名义致信希特勒,向德国发出和平的信息。还仔到推敲了这封信是用拉丁文还是德文书写，对希特勒用什么称谓合适等等。最后确定以庇护十二世的原稿为基础，写一封纯外交礼节性的、对德国人民充满善意的信。信中暂不提及德国教会的恶劣处境，尽最大的努力维系梵德关系。

该信的内容如下：

致德意志帝国元首兼总理杰出的阿道夫·希特勒先生！朕值此初任教宗之际在此向阁下保证朕将继续致力于增进阁下领导（Obsorqe）下的德国人民的精神幸福。为了德国人民，朕祈求全能的天主赐给他们源于宗教的真正的幸福。朕回忆起朕在德国任教廷大使时度过的若干岁月而不胜其乐，在此期间朕竭尽全力以来建立教会与国家间的和谐关系。现在，朕之牧职赋予朕的职责使朕握有更多的机会，朕将愈加热切祈祷以求达此目的。愿在天主帮助下德国人民在各方面实现繁荣与进步！

1939年朕任教宗第一年3月6日签发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教宗对德国枢机主教们说：“这样，我们已冒险再作一次努力。现在我们等着瞧吧。如果他们要打、我们不怕。但是世人将看到我们已作了一切努力以求与德国和平共处。”然后，有人提出如果希特勒不作答复是否应召回柏林大使。与德国断绝关系的向题。

庇护十二世坚决反对，他根据对纳作多年的了解深信，断交是很容易的事，但要重开谈判，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1939年6月，庇护十二世向特殊教会事务部的枢机主教们讲述了理由：（1）中断谈到对纳粹政府相当有利，因为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摆脱宗教协定的约束了。（2）教廷大使可以是外交官，但同时肩负教会的使命，这对教会有很大益处。（3）经验表明，教会受迫害时如有教廷大使驻节该国的话，教会会处于有力得多的地位。墨西哥就是例子，现今就反教权而言，德国与墨西哥一样，教廷大使驻节，为什么要撤回呢？（4）德国的主教们不希望教廷大使撤离，如果大使撤离，他们就不能如此自由地和梵蒂冈通话。（5） 1920年教会费了极大的周折才在柏林安置了一位大使，如果撤回的话，很可能再也无法派驻另一个教廷使团。

正因为有上述考虑，梵蒂冈始终没有与德国断文，即使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梵蒂冈在表面上仍严守中立。

德国在吞并了立陶宛的默默尔港之后，便加紧准备对波兰的人侵。1939年I月，希特勒一面高唱德波友谊，一面让德国外长里宾特洛市明确要求波兰政府交出但泽及波兰走廊地区，引起了波兰政府的高度警觉。2月波政府便设法谋求英法的保护。3月15日，希特勒占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并派兵“保护”“独立的”斯洛伐克，成功地将波兰边境三面包围，波兰几乎无防可守了。希特勒故伎重施想通过武力威胁迫使波兰就范。但这次如意算盘打错了，波兰政府决心抵扰。

3月下旬，波政府动员了三级役龄后备兵，逐渐把部队向但泽周围集结。3月底，张伯伦宣布，如果波兰受攻击并抵抗的话，英法将给予全力支持。希特勒得知后勃然大怒。4月初，希特勒发布了绝密的白色方案，命令海陆空三军务必在1939年9月1日前作好战争的一切准备。

4月7日，墨索里尼派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作为其入侵南斯拉夫的跳板，引起一系列弱小国家的恐慌。为此，法英两国于4月13日对希腊和罗马尼亚作出担保。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庇护十二世于复活节热切呼吁和平。他指出威胁和平的危险及维护和平的方法，还提到目前的麻烦似乎预示着更加糟糕的情况。这些麻烦的根源和危险在于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在于自然资源的错误分配。在于国家间缺乏相互的信任，如今条约被撕毁,承诺被抛弃，限制和平息武力的局面变得日益困难。

4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直接致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询问是否能对包括波兰、波罗的海诸国、俄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等在内的三十一个国家不发起进攻。罗斯福表示,如果德意能保证至少十年或四分之一世纪不人侵这些国家的话，美国将参加世界范围的“谈判”，使世界解除军备竞赛的重负，从而打开国际贸易之路。他还提醒希特勒：“你曾一再声明，你和德国人民并不想要战争，如果这是真的话，世界上就不需要战争了”。

在致电的同时，罗斯福总统请求庇护十二世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交涉，以推动和平进程。梵蒂冈给予总统的答复是，教宗正在认真对待美国总统为和平所作的努力，但此阶段教宗无法采取任何预想的方法可以与希特勒沟通，至于墨素里尼，圣座则已采取了行动，只是对此行动的后果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庇护十二世对德意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他们对罗斯福总统的电文不屑一顾。4月15日戈林抵达罗马，用了两天时间与墨索里尼长谈，双方决定在两到三年内发动一场全面战争。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大厦前进行了一次煽动性极强的演说。首先他对波兰作了一番攻击，说德国对波兰提出的将但泽及走廊归还德国的建议是“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而可能想像得出的最大让步”，但却遭到波兰的拒绝；他肆口否认他有进攻波兰的打算，还说这是国际媒体的捏造。他借口波兰同英国签订了条约，因此取消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然后他用大量的篇幅逐条地奚落反驳罗斯福总统的电文。通过他的诡辩，人们似乎真觉得罗斯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在座的听众对希特勒充斥着谎言的演说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希特勒再次得逞了。

尽管如此，教宗并没有放弃和平的努力。1939年4月21口，他召见塔基一文图里（Tucchi Ventu）神父要他当面转告墨索里尼，教宗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准备召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五国会议，商讨如何才能避免战争。（意味深长的是他未把另一个最终将受到德波战争影响的大国—苏联包括在内。）塔基一文图里于5月1日见到了墨索里尼，向其解释了教宗的意图。第二天墨索里尼答复说，他赞同教宗的提议,只是必须获得文明世界的认可。他还明确指出：“德国将对波兰采取与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的行动。波兰将在德国军队面前溃不成军，我们将迎来欧沙大陆的战争。”

在得到墨素里尼的肯定答复后，教延国务卿马廖尼（Dl4ione）于5月3日正式向五国发了电报，表达了教宗对口益临近的战争威胁深感焦虑的心情，希望通过举行一次五国会议来解决争端，实际上是解决德国和波兰、法国与意大利间的争端。在给波兰的电报中、他希望波兰外长贝克（Beck）上校在即将发表的关于但泽的讲话中能够表现得温和而克制。

教宗的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就连意大利都退缩了，认为教宗电文中所说的国际会议并非是他们原本打算参加的那种会议。德国更加消极。当教廷驻柏林大使赶到伯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时，受到的只是客气的接待。希特勒礼节性地表示感谢教宗，然后愤斥英国。对教宗的提议，他只是说要与墨索里尼商讨后再答复，实际上，德国和意大利都要求教宗放弃召开国际会议的打算。

英法两国对教宗的提议更是持保留态度，虽然他们都对教宗的良好意愿表示感谢，但慕尼黑会议的惨败和耻辱使他们对这类国际会议是否有效深表怀疑。

至于波兰，本该对召开这样的会议最积极，但也表现得极其被动。他们担心现在召开这类会议不仅不会制止战争，反而会加速战争的来临，因为英法两国已对波兰作了承诺，如果德国人侵波兰，他们将出兵帮助。因此波兰更希望教宗能促成波兰和德国的双边对话。

虽然五国会议的提议被否决了，但教宗并没有停止和平的努力。他指示教廷驻柏林大使同里宾特洛甫接触，让德国明白，如果一意孤行，将是危险的，因为美国可能卷人冲突。但里宾特格甫却回答说，如果波兰不明智到引起一场战争的话，将即刻被粉碎。他说：“我们有八百五十万居民武装到了牙齿。在一场我们这样的民族的战争中。波兰只能打几天。波兰将以闪电般的速度被粉碎，因为她将同时从十面遭到进攻。”从这位德国外长的答复中，梵蒂冈更加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教宗万分焦虑。

5月22日，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在柏林当着希特勒的面签订了德意结盟条约，即“钢铁盟约”。这完全是一个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序言中写过：德意两国“为它们主义的内在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一决心并肩协力行动以取得它们的生存空问”。翌日，希特勒召见德国军事首领，赤裸裸地提出，德国的经济问题只有在欧洲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后才能解决。而“如果不侵略或者不进攻其他国家人民的领土，这是办不到的。”还说“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把我们的生存空间向东方扩张”。这次会议表明希特勒已决定破釜沉舟，任何力量都无法制止其发动战争的野心了。

几乎就在同一天，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接见了法国大使夏尔·甫（Charles Roax）,请求他劝说波兰对德国表现出较为调和的态度，并改善法国与意大利的关系。马廖尼认为墨索里尼仍有和平倾向，只是媒体必须避免对他的攻击，以免刺激他。在梵蒂冈看来，现今唯一能对希特勒有所约束的只有墨索里尼，因为他在慕尼黑时曾这么做过。于是马廖尼再次召见塔基一文图里，请他给意政府首脑递交一信，内称：如采意大利政府首脑墨索里尼能利用他对希特勒元首和德政府的巨大影响力使但泽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那将对当前敏感的国际形势是极大的帮助。

6月6日，塔基-文图里神父去见墨索里尼。由于德意已签订了“钢铁盟约”，所以墨索里尼很冷淡。他一言不发地听完了塔基-文图里的陈述。最后，这位神父以忐忑不安的心情问聂索里尼：“阁下是否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了？”墨索里尼回答说；“确实如此。”塔氏又问：“如果俄国同法英两国结盟了又怎么样呢？”墨索里尼回答道：“这不要紧。俄国的所作所为没有影响。”

虽然墨索里尼认为战争肯定不可避免，但希特勒井没有对其盟友提及德国进攻波兰的最后日期是1939年9月l日以前，墨素里尼根本没有作好这种打算。按墨索里尼的想法，大战还需要二三年的准备时期，对波兰的袭击至少在六个月之内是不会进行的。这点梵蒂冈已从多方得到证实，其中直接的证明来自6月13日教廷驻奎里纳尔宫大使博尔贡吉尼-杜卡（Borgongini Duca）与齐亚诺（Ciano）的会谈，后者说六个月内不会有危险,因为德国没有进攻波兰的打算。在六个月内，一切问题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使和平得到保障。齐亚诺说，唯一的危险是波兰可能会做一些蠢事激怒希特勒；但他补充说，波兰一定会听教宗的话，因而教宗现在应努力劝说波兰有所克制。这个较鼓舞人心的消息坚定了教宗的信心，他现在转向波兰，指示教廷驻华沙大使科尔泰西（Cortesi ）通知波兰政府，梵蒂冈得到可靠消息从而相信德国没有进攻波兰的打算。克制是至关重要的。6月30日，教延驻奎里纳尔宫大使通知齐亚诺伯爵，梵蒂冈已照此意思与波兰进行过接触。他希望意大利政府将对希特勒发挥同样的约束作用作为回报。齐亚诺的回答令人十分放心。他说，他最近在柏林时希特勒亲自告诉他现在情况不那么一触即发了，德国需要长期的和平。“无论如何，”齐亚诺说。“德国没有我们的同意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而墨索里尼和我都不要战争。”

齐亚诺的这种说法只是意大利的一厢情愿。德国正背着盟友加紧作入侵波兰的准备。实际上，意大利直到8月中才得知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最后日期。这从齐亚诺8月11日至13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齐亚诺到萨尔斯堡和上萨尔斯堡会见德国外长和希特勒本人，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才得知事态的严重程度，希特勒明确告诉他，进攻波兰的时间最迟在8月底。当这位意大利外长谈到如进攻波兰会引起西方民主国家干预时,德国方面则说。他们确信英法俄不会干预，等德国占领了波兰之后，他们再来对付其他国家。尽管如此。齐亚诺还是表达了墨索里尼希望战争能拖延至1942年之后的愿望，因为墨索里尼“极为重视按原定计划举行1942年的世界博览会”。齐亚诺相信能“通过正常外交谈判”来保持和平。但希特勒已决心孤注一掷，根本听不进这位意大利外长的任何提议。齐亚诺对此深感忧虑，他认识到希特勒欺骗和出卖了意大利，已将意拖人了一场他们原本并不想干的冒险中，但意大利已无法脱身了。希特勒根本不在乎盟国意大利的感受，他最在意的是苏联的态度。

苏联较早就意识到希特勒的危险。1938年，当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不久就提议与西方国家一起召开国际会议，但遭到英法的拒绝。慕尼黑会议张伯伦等人完全将苏联排除在外。在受到西方国家的冷淡后，斯大林重新考虑与德国的关系。同年10月3日（慕尼黑会议以后四天），斯大林从苏台德问题的解决中得出了某种结论，变得对德国“更加积极”。这年年底德苏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长时间谈判，虽然这次谈判于1939年2月就完全停顿了，但3月10日，斯大林在十八次党代会上的长篇发言中对英国的讽刺和批评要超过对德国，而且声明苏联不打算中别人的圈套去同纳粹德国打仗而使英法脱身。3月15日，当纳粹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三天之后，苏联政府又提议召开六国会议来讨论防止进一步侵略的办法，却遭到张伯伦的反对，理由是时机没有成熟。针对这种情况3月20日莫斯科发了一则公告，否认苏联曾向波兰和罗马尼亚保证在他们受到侵略时给予援助，因为“不论是波兰还是罗马尼亚都没有要求苏联政府给予援助，也没有告诉（他）他们遭到任何威胁”。3月31日英国政府对波兰所作的单方面担保也被苏联视为英国人宁与波兰结盟也不愿与苏联结盟，再加上张伯伦本身对苏联始终不信任，一直将其排除在欧洲大国之外。4月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莫斯科正式建议英法同苏联缔结三边互助条约，并要求签字国（如可能，还加上波兰）对中欧和东欧所有认为自己受到纳粹威胁的国家作出担保，但伦敦方面却对这一动议迟迟不作答。苏联的这一建议被婉拒后，李维诺夫被解职，这表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变化。斯大林不再相信李氏所主张的加强国际联盟力量，即与英法结盟共同对付德国以保障苏联安全的“集体安全策略”了。既然张伯伦能与希特勒拉关系，苏联为什么就不能呢？

苏联在5月8日正式得到张伯伦拒绝苏联提出的缔结军事联盟的建议后，便下决心与德国拉关系，而这正是德国求之不得的。希特勒十分清楚，德国有限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对付来自西方英法以及来自东方苏联的反击。由此从5月开始，柏林和莫斯科重新恢复接触。在随后的两三个月德国为了能达到如期人侵波兰的目的，主动拉拢苏联。同时，英法及波兰却仍持对苏联的不信任态度，最终使苏联下决心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于1939年8月23签订。“在公开发表的条约中，双方约定，任何一国都不得进攻对方，如果其中一方成了第三国的‘敌对行动的目标’，另一方将‘决不以任何形式给予该第三国以支持’。德国和俄国也决不‘参加直接或间接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这一条约使希特勒得到他所希望的：即他对波兰发起攻击时，苏联不会配合英法出兵援助波兰。如今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已毫无顾忌了。他决定8月26日发起对波兰的进攻。

就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的两个月里，波兰情况继续恶化。希特勒派了许多特工以“旅游者”身份抵达但泽，与此同时，德国军队也在向波兰边境集结。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希望教宗能发表谴责德国的言论，如当时法国外长夏尔·甫说：“教宗一向孜孜不倦地努力维护和平，现在事态的发展已到了教宗应当为维护和平而说话的时候了。只有教宗才有权威说，那个大片的领土兼并只不过增大了其不能满足的胃口的国家要对目前的危险局势负全责。”但教宗却始终保持缄默。

8月24日早上，全世界都得知苏德签订了条约。梵蒂冈在一个上午就接待了若干批外交使团成员。一早，法国大使夏尔·甫再一次来到梵蒂冈，说他的政府现确信几天之内德国将进攻波兰，并再次请求教宗能对一个天主教国家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或许能借此阻止这次侵略的发生。十点半英国也向梵蒂冈塔尔第尼枢机主教递交了张伯伦的信件摘要，该信警告希特勒，如人侵波兰，英国将毫不动摇地支援波兰。随后意大利使馆的顾问向梵蒂冈表示，在德苏签订协定后，意大利已无法有效进行干预，战争不可避免。接着波兰大使来访，他说，波兰从未指望苏联会给予帮助，只是希望教宗对德国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当天梵蒂冈国务院收到柏林教廷使节发来的电报，提到柏林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已有人开始谈论休战协议了。教宗面对这种情况已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决定当晚发表讲话，虽然在这一讲话中他不想直接对纳粹进行谴责，但至少可以呼吁和平。教宗说：

“对于全人类来说又一个重要时刻到来了，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时期，我们的心不能对此漠视不理，天主赋予我们的灵性力量也不能对此漠视不理，这力量指引我们的灵魂沿着公义和平之路前进。”

“朕将真理之言作为武器，以天主之名、耶稣基督之名和爱的灵性之名，要求各国政府寻求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式，以避免一场即将来临的灾难。

公义是通过理智而非武器战胜一切，不以和平为基础而建立的帝国是得不到上帝保佑的，背弃公义的政治策略会将执政者引入歧途。

危险迫在眉睫，但我们还有时间。

和平不会失去什么；战争却能毁灭一切……

愿强者能聆听我们的呼声，使其不致因不公的行为而变得软弱。愿掌权柄者能聆听我们的呼声，如其愿令权柄不至成为毁灭的根源，而成为保护人们维持和平与秋序的力量的话。我们通过基督的血恳求他们，这血在生与死中永葆甘甜。”

这则讲话对希特勒当然不可能产生作用，但对墨索里尼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墨索里尼在其女婿齐亚诺的影响下对希特勒决心攻打波兰就心存疑惑，如今希特勒又背着自己与苏联签约，更使墨索里尼有一种被背弃的感觉。经与齐亚诺等人商讨后，墨索里尼看到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必定干涉，随后美国也将全面干涉，这将会给意大利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必须寻找使意大利脱身的借口。教宗的讲话无疑更增强了墨索里尼的决心。希特勒于8月25日给墨索里尼发函，敦促意大利加盟。墨索里尼却以《钢铁同盟》的前提是1942年以前不参战为由，提出如当前德国要进攻波兰，意大利军队没有准备就绪，无法为德提供军事支持。也就在同一天英国明确对波兰承担义务。墨索里尼的这种态度，以及英国表达了保卫波兰的决心，这两件事使希特勒不得不推迟原定于8月26日进攻波兰的计划。

在战争爆发前这几天，各国外交使团加紧活动力促德波重开谈判。庇护十二世对此也不遗余力。28日法国大使夏尔·甫向教廷国务卿马廖尼表达了希望教宗能代表波兰发表一则公开谴责德国的声明。教宗得知后认为这样做有些过分，因为他要为生活在德国的4000万天主教徒考虑，他说：“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他们怎么办？”

尽管如此，教宗还是采用了其他方式表达了谋求和平的努力。8月29日，马廖尼请塔基一文图里神父将教宗的指示转告墨索里尼：一是教宗对墨索里尼为和平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欣慰；二是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教宗希望墨索里尼能作进一步的努力，战争一旦爆发，意大利能保持中立。当天下午，墨索里尼接见了塔基一文图里。他表示他并不愿看到战争的爆发，并已拟定了德波谈判方案。为了避免战争，墨索里尼建议，波兰不应反对把但泽归还第三帝国，并就但泽走廊问题同德国重开谈判。他提出希望教宗通过驻华沙使节将此意见转达波政府。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一口答应，如战争爆发，意大利将保持中立。

墨索里尼的这一建议也正合庇护十二世的心意，8月30日，梵蒂冈将教宗连同墨索里尼的建议由驻华沙使节转达给了波政府。第二天，波兰政府作了回复，拒绝了这一建议。尽管如此，庇护十二世仍作最后的努力，再次向华沙方面发了两封电报。贝克上校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教宗最后时刻的建议对波兰政府产生的效果，说：“1939年8月的最后几天，教宗同我们进行了接触，提出割让但泽可以挽救和平。我回答说，公布这一建议将伤害我国大多数天主教徒公民的最敏感的感情。”8月31日凌晨1点多，教宗最后一次以天主的名义请求德国和波兰政府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并呼吁英法德意波五国进行和平谈判，并向西班牙及美国发出同样的呼吁，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9月1日，德国人侵波兰。实际上教宗始终希望波兰人接受德国的要求，割让但泽以换取和平，也就是走张伯伦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老路。

庇护十二世维持和平的尝试就这样完结了。英国公使奥斯本先生报告说：“我们能够说，圣座直到最后一刻还在不懈地为避免敌对行动而努力，他不仅通过已为公众知道的那些主动倡议，而且还通过一些更秘密的手段进行了努力。”

9月2日，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接触，希望在9月5日双方召开会议，但英法表示，前提是德国必须从波兰撤走军队，墨索里尼当即撤回提议。翌日，法、英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第十一章 梵蒂冈的和平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是从1939年9月3日正式拉开帷幕，但英法并没有立即派兵保卫波兰，特别是法国，从最高统帅至普通百姓，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尤其是想到第一次大战时法国的惨状，更是担惊受怕，以为拖延对希特勒采取行动或许可以幸免于难。这为希特勒攻打波兰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因为德国在西线只有26个师，而法国当时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力量。如果这时法国出兵，希特勒肯定招架不住，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结束了。但法国政府却生怕采取军事行动会立即殃及法国，以至听任德国将自己的盟国波兰吞并，不仅如此，法国政府还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要轰炸德国工业中心鲁尔，担心遭受德国报复使法国受损。至于英国虽然对希特勒已不抱希望，但也没有积极行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初阶段的西线被称为“静坐战”。这使希特勒得以全力消灭波兰。

波兰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历史上数次被德奥俄吞并过，如今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与德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后，终因国小力弱，到9月17日波兰败局已定。就在这天早上，苏联趁机出兵，18日德国和苏联共同消灭了波兰，开始着手进行瓜分。9月28日德苏正式签订秘密协定书，明确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在受到德国侵略时极其希望得到梵蒂冈道义上的支持，但教宗在这时选择了沉默。但在德军入侵波兰后第巧天，9月14日，庇护十二世还是委婉地表达了他对波兰的同情和支持，他说：“我们不会停止对局势的认真关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尤其是再次激励那些遭遇战火离散的人们，向着和平的目标而努力，即便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也会尽量减轻战争已经或者将要造成的伤害。”

史学界有些学者认为教宗这样做是为德国和波兰的天主教徒考虑，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粹对他们进行迫害的借口。但也有不少人对梵蒂冈的这种行为提出批评，认为梵蒂冈对德国侵略者采用这种软弱态度，大大伤害了波兰的民族感情，减弱了波兰天主教徒对教宗的信任。

1939年10月27日教宗又发表了名为《教宗最高职位的》通谕（ Summi Pontificatus ），虽然该通谕是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言辞，但态度是很明显的。通谕说：“无数人的血，其中有平民的血，在痛苦中高声呼喊，像联所热爱的波兰民族，在为基督教文明作出贡献中表现出的坚定信仰将永不磨灭地载人史册，这样的民族使他们有权要求得到全世界兄弟般的同情。”他接着对牺牲个人和家庭以神化国家、单方面废除条约、求助于武力等做法进行了谴责。尽管这样的语言在很多人看来力度不够，但却足以使纳粹暴跳如雷了。德国保安部门头子海德里希（ Heydrich ）立即下令禁止通谕在德国发行，他说该通谕对世界舆论产生的影响对德国是极其有害的。

在这一时期梵蒂冈坚定不渝地努力推进和平，特别是设法使墨索里尼保持中立。

德国对波兰进行闪电式进攻并取得巨大成功，使墨索里尼非常妒忌并燃起他对战争的渴望。早在德国攻打波兰不久，齐亚诺就透露，意大利的中立立场并非不能改变，墨索里尼和某些部长很想立即与德国结盟。为此，教宗于6日凌晨召见塔基-文图里，让他向墨索里尼致意，祝贺他为和平所做的一切，并敦促他继续保持中立。当天上午七点三刻齐亚诺代表墨索里尼接见了塔基一文图里神父。齐亚诺表示，意大利9月1日声称自己是非交战国，确实表明它的中立立场，而且这种立场将坚定地一直维持到波兰战争结束。齐亚诺又说，尽管今天意大利保持中立，但决不能认为它不会改变，据说有些政府官员很热衷于参战，当然齐亚诺本人表示，他将坚持走中立之路。教宗了解到这一消息后非常关注其他政府的反应。

9月11日，教廷驻巴黎使节瓦莱利奥·瓦来里（Valerio Valeri）会见法国外长庞纳。庞纳表示他确信意大利会保持中立，并表示他不相信意大利会参战，很希望了解意大利的意愿。庞纳代表了当时法国大多数阁员的想法，他们打算待波兰战事一结束就与德国达成一项谅解，并为此而与墨索里尼保持良好关系。这位使节当然没有强调教宗已做以及正在做的头等重要的事正是维持法国和意大利这种良好关系。

尽管法国多数内阁成员一心想与希特勒妥协，但总理达拉第不是，他组建了“战争内阁”，主和派担心达拉第会因慕尼黑会议受希特勒愚弄而对墨索里尼耿耿于怀，从而导致法国卷人与意大利的战争中。而事实上，随着波兰战事的发展，达拉第越来越坚信，墨索里尼坚守了中立，这要感谢上帝。

9月28日，教廷驻意大利使节博尔贡吉尼一杜卡代表教宗拜访齐亚诺，表达了教宗感谢意大利为和平所做的工作。齐亚诺完全理解这是教宗的善意，当即表示，他会继续为和平特别是意大利的和平而战。内阁首领阿方索也表示，意大利不会参战，因为意大利人民不喜欢战争，齐亚诺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在走。

为督促意大利维持中立，教宗利用一切时机。12月7日当他接见意大利新任驻梵大使阿尔非里（Dino Seri）时，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加批判，认为它们都是“将人神化，将神人化”两者最终都会崩溃，他相信和平与正义会得到意大利人民的响应，他们明智的领袖及自身情感会使他们避免卷人战争。教宗在许多场合下都强烈地表达了希望意大利中立的愿望。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2月21日他接见意大利国王及王后时直接呼吁意大利维持和平。他说：“值他人在追逐战争或受战争威胁之际，值平静及和平被许多人从心目中驱逐出去之时，意大利却已在陛下、明智君王的领导下，通过其统治者的英明指导而得以保持和平。”不仅如此，教宗还给齐亚诺颁发了金骑士勋章，以表彰其对和平所做的贡献。12月28日教宗去奎里尔宫回访意国王时不管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讲演还是私下的会谈中，都强烈地表达了希望意大利维护和平的祝愿。他对和平的思考不仅停留在如何使冲突的双方停战，而且还有更深的层面。教宗在当年发表的圣诞文告中提出实现欧洲和平的五个要点：

一、确保每一个国家，不管其大小，都有生存和独立之权；

二、通过相互协商、有组织地、渐进地裁军，使各国摆脱军费的重负；

三、重建和创建国际机构，并铭记以往机构弱点之所在；

四、要承认各少数民族的权利，特别是为了欧洲秋序；

五、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要承认人类的法律和协定是“神圣的、不朽的、天赋的法律”。

上述这五条均是原则性的、理论性的，应该说都很正确，它并非就事论事地谈和平，而是一种宏观思考，如何才能持久地维护世界和平。但对纳粹而言完全是与虎谋皮，毫无用处。教宗充分地认识到这点，因此他在文告中对现实状况表现出一种绝望，他说：“我已尽最大努力来建立国际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这种关系长久以来受到扰乱，而现在似乎最终被粉碎了。兵器的撞击之声已经压倒了我的声音……然而，我的声音如果在地上听不见的话，天上的慈悲之父一定会听见的。”

在这期间最令纳粹恼火的，就是梵蒂冈电台广播的内容，尤其是对波兰人民处境的如实报导。

纳粹对波兰人民的残害是令人发指的，波兰人的遭遇，尤其是波兰犹太人的遭遇之惨可以说超过任何国家。希特勒早在9月中旬便指令党卫队要“清除（波兰）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纳粹分子卡纳里斯在日记中明确写道：“我知道已经作出了计划，要在波兰进行大规模屠杀，特别是贵族和教士将被全部消灭。"9月底波兰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了，一部分直接划归苏联，另一部分直接归人德国，而切割后剩下的地区称为“波兰总督辖区”。10月12日希特勒任命杀人魔王汉斯·弗朗克为总督。他忠实地执行希特勒在波兰推行的灭绝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杀了几千名波兰知识分子，并信誓旦旦地要将总督辖区内350万犹太人全部消灭掉。而直接归人德国的那些省的波兰人及犹太人则遭受纳粹的驱赶，仅一年就有120万波兰人和30万犹太人被赶出家园。1939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气温在零下40度，成千上万人遭驱赶后冻饿而死。最惨无人道的是1940年春建立的奥斯维辛灭绝营，共计杀害了300万犹太人和波兰人，其中被处死的有250万，听任饿死的达50万。

1939年12月5日逃亡到西方的波兰大主教Hlond枢机向梵蒂冈提交了一份关于波兰境内德占区的天主教徒及波兰人民遭受野蛮迫害的详细报告。里面谈到神父们未经审讯就遭监禁、教会财产被没收、波兰最漂亮的教堂之一的克拉科夫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被改用作音乐厅、一所主教区神学院被改为警察学校，波兰的一些男女青年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以期达到种族绝灭的目的等等。教宗读完后便下指令：“将这些交梵蒂冈电台对德国广播。”1940年1月21日梵蒂冈电台广播了这份报告。不少国家收听到了，英、法、美、瑞士、意大利的报纸都广泛加以报道。广播员对波兰的可怕情景进行描述，说波兰人“生活在恐怖和野蛮的状况之中。”

纳粹德国十分恼火，冯·贝尔根受命向梵蒂冈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说这是对德国的最大污蔑。教宗对此早有准备，委派蒙蒂尼接见了他。蒙蒂尼推说梵蒂冈电台不受国务院管辖，由耶稣会管理，因此教宗不知情。他还说，如果说梵蒂冈反德，那完全背离事实，因为庇护十二世在德国长期生活过，因而热爱这个伟大的国家，非常赏识德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但这位国务卿话锋一转，又说，正因为如此，当他得知波兰令人不满意的消息时倍加惋惜。他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德国政府方面的善意表示。至于波兰方面，教宗在战前若干月里总是劝告（波兰）要节制，要和德国谈判。关于德国对但泽的领土要求，他甚至告诉驻华沙大使科尔泰西（Cortesi）对波兰人说“今天忍受痛苦胜于明天丢掉生命”—这无疑表示教宗是以通情达理的态度来看待德国的要求的。

随后，冯·贝尔根表达了对《罗马观察家报》的编辑法国耶稣会士代拉·陶里（Della Torre）的极大不满，认为他是“亲法的编辑”，其写作的立场十分明显，撰写德国人在波兰的文章就“好像是在为波兰报纸写文章一样。”“尽管上面一再指示要采取中立路线，但他亲法的态度总是不断冒出来。”他还抱怨说，当德国人向他提供有关波兰对在但泽人口中居于少数的德国人犯下的暴行的材料和照片，希望在《罗马观察家》发表时却遭到代拉·陶里的拒绝，理由是他如果这么做将不得不为同盟国的宣传开放他的报纸版面。

听到这里，蒙蒂尼开始转守为攻了，他指出12月26日德国政府拒绝让教会在被占领的波兰天主教徒中从事慈善救济工作的那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为此教宗非常气愤。（当时德方拒绝的理由是：1933年同第三帝国签订的宗教协定没有涉及波兰；既然波兰已不复存在，所以1934年同波兰的教务协定也不复存在。）

这次谈话之后，冯·贝尔根立即向柏林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纳粹政府对待庇护十二世应更加圆通，应允许梵蒂冈慈善组织进人波兰。德国应看到庇护十二世在波兰事件中是相当克制的，如果庇护十一世在世的话，那就完全不同了，因此德国要为此而感到庆幸。他说，“既然军事行动已经过去，如果我们继续不让梵蒂冈的慈善组织进人波兰，那么我们将失掉在罗马的一切影响，把它让与我们的敌人。”

德国有一批人支持冯·贝尔根观点，如威兹萨克（Weizsacker）在1940年1月19日就说：“给天主教会一点点甜头就可稳住它，这是既简单又不花多大代价的事情。”

但纳粹头子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他们为在波兰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坚持实行灭绝政策，包括波兰教会在内，因此波兰教会的遭遇比德国教会还要悲惨。梵蒂冈电台对此不断进行揭露。由于负责梵蒂冈电台工作的是耶稣会士，他们这种勇敢的表现使一些原来对耶稣会士反感的西方人士特别是英国政府刮目相看，并由此改变了看法。

尽管如此，不少波兰人还是对教宗在关键时刻没有用激烈的言词抨击德国，勇敢地为波兰人民仗义执言而难过，例如，1940年庇护十二世在接见意大利大使时对德国惨无人道地对待波兰人一事只轻描淡写地说：“这些可怕的事件”。波兰枢机大主教和克拉科大主教都抱怨教宗既没有代表波兰教会讲话，也不去谴责施暴者。1943年2月两名在英国避难的波兰大主教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据说，庇护十二世和他的顾问们曾就是否发表反对波兰教会遭受迫害的公开声明进行了讨论。但考虑到1939年教皇的通谕中已经回忆了波兰过去的英雄事迹和目前正在遭受的苦难，强烈地表达了支持波兰的立场，又考虑到目前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人处境，如果教宗对德国进行严厉谴责，只会促使占领国加紧对波兰人的迫害，因此教宗更多的采取的是沉默。

在这段时期，教宗还暗中支持过一次推翻希特勒的行动。

一些正直的官员认识到，希特勒正在将德国拖人死胡同，如不将他推翻，德国将毁灭，如原陆军总司令施拉勃伦道夫（希特勒进攻波兰不久即将其撤职）、哈尔德和勃劳希契将军等人。这些人都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看到德国毁在希特勒手中，但又怕一旦政变，英法等国趁混乱之机占领德国，并提出苛刻的靖和条件，因此他们特别需要与英国人接触，以取得某种承诺。于是，他们通过几条途径来实施。一条是通过瑞士，由一位反纳粹的德国驻瑞士公使馆参赞科尔特（此人曾任德国驻伦敦代办）与一位他所熟悉的曾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任职的英国教授接触。另一条更为保险的途径是通过一位虔诚的反纳粹天主教徒与梵蒂冈取得联系，然后经梵蒂冈与英国接触。

这些反纳粹军官找到了这样一位天主教徒，就是慕尼黑第一流的律师—约瑟夫·缪勒博士。此人不仅信仰十分虔诚，而且精力充沛，体格强壮。他早在派契利在慕尼黑任教廷驻德使节时就认识他。1939年10月缪勒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抵达梵蒂冈，与教宗及英国驻梵公使取得联系。

庇护十二世虽然与庇护十一世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从骨子里很讨厌纳粹，如果德国内部有人，当然最好是军队里有人能出来设法制止希特勒，那是他最高兴的事。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使欧洲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最佳途径。正因如此，德国一批反希特勒人士在密谋推翻希特勒时，得到梵蒂冈道义上的支持，教宗本人乐意充当他们与英国政府联系的中间人。

但英国政府对这些反纳粹的德国军官却较为冷淡，与教宗的态度形成反差。这点可以从英国外交部文件中得到印证。

据安东尼·罗兹（Anthony Rhodes）在《独裁时期的梵蒂冈》一书中写道：

英国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及此事是在奥斯本先生（英国驻梵公使）1940年1月12日致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那夭上午教宗告诉他得到消息：如果德国总参谋部能得到同西方实现“实质上既不是另一次贡比桌停战也不是威尔逊式的停战”的和平的保证的话，他们将推翻纳粹政府，代之以一个“有能力进行谈判的政府”（eine verhandlungsfahige Regierung）。教宗补充说如果他不把这一情况通知英国的代表，“他的良心将会不安”；不过奥斯本先生应当明白他（教宗）自己并未插手此事，他只是起中间人的作用，传达一个信息而已。此事他没有告诉别人，他要求奥斯本先生把它当作绝密事件来看待。奥斯本在结束他给哈利法克斯的信时写道：“不管德国人的这一信息是否可信，我认为教宗的人道主义感情正在受人利用。”

1940年2月7日，奥斯本先生再次得到教宗召见，这次召见是以极神秘的方式进行的。他被告知到达时不必通报姓名，可以在他喜欢的任何时候会见教宗，穿便服。他向哈利法克斯写道：“这一切就像E·菲利普斯·奥本海默（E. Phillips Oppenheim）的小说一样神秘。教宗手里拿着一扎德语条子，他从条子上读道：“德国将军们意欲对希特勒加以逮捕和审讯。由于柏林到处是党卫队队员，所以他们计划不在柏林而在乡下开始行动。起初将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但这只是暂时的，不久后将由一个教宗描述为“保守而民主的”政府所取代，这个政府将恢复1939年的边界。这些将军们切望尽早议和，但要在“合理的、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议和。奥斯本写道：“这些打字条子的最后这部分相当重要，对圣座而言似乎有些含糊难解，而且在政变发生前是否打算举行任何形式的预谈也不清楚。”

这一切及时传达给英国政府了，但英国政府对这些提议很冷淡。范西塔特评论说：“我是不太相信这些德国将军们的，他们总是让人‘明天才尝到甜头’。他们的计划将提供一种方法使德国获得希特勒的战利品而不受惩罚，而我们得不到我们要求的防止未来的侵略的任何保证。”奥斯本先生受命通知教宗，在希特勒及其同伙被消灭以前，英国不许诺德国将军们任何东西，对此事也不予商谈。

在这场“虚张声势的战争”的九个月里，在德国发动西线攻击之前，德国将军们的这一插曲并不是梵蒂冈唯一的调停试图。还有另外三次向奥斯本先生提出建议。总的说来，同盟国对这些建议很冷淡，因为此时此刻媾和将使德国处于更强的地位，而这点看来教宗并没有意识到。范西塔特对“通过教宗的天真和新来的美国人而策划的”和平倡议不放心。所谓新来的美国人是指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迈伦·泰勒（Myron Taylor）先生，他正带着总统的和平方案刚刚抵达梵蒂冈。范西塔特写道：“德国人已经开始通过暗示将改善德国天主教徒的命运给教宗打气了。教宗为人单纯，他或许会咬这个诱饵。再者，教宗的职责就是做和平使者，容易屈从。”

从上述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如何维护和平这点上，教宗与英国政府之间有一定的矛盾。英国政府认为教宗的想法还停留在慕尼黑时期类似张伯伦的想法，很容易受希特勒的骗。事实上，德国将军们几个月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他们曾多次有过发动政变的念头，却常常在希特勒的淫威之下吓破了胆，错过了时机。从这点看，英国政府当时的判断是很有见地的。

皮尔·布莱特（Pierre Blet）在《庇护十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据梵蒂冈档案》（Pius X11 and Second World War；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一书中也对此事作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内容与前述大致相同。他谈到：1940年1月11日教宗召见英国公使奥斯本，对他讲，他刚接见了由德国军方领袖们派来的使节。这些军人正准备于2月中或者更早些时候进行一次大的攻势，如果英国能确保给予的既不是一次新的贡比桌式的和平的话，也不是一次威尔逊式的和平的话，他们则准备取代目前的政府，这个政权可能将重建波兰和捷克，但奥地利仍将包括在帝国内。教宗说他相信这位使者是个好信徒，尽管他无法确定那些派他来的人的信仰或他们是否有能力夺取这个政权。随后的一个月，奥斯本将来自教宗的新信息传达给了哈利法克斯伯爵。每个步骤都要确保秘密进行。2月6日早晨，负责护送拜访者见教宗的一位摄影大师（The maestro di camera）要求奥斯本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这位英国公使从这间办公室再去教宗住处。当然奥斯本不得向外界任何人透露此事。教宗对奥氏说，他从值得信赖的中间人那里获悉德国军界，其中包括一名重要的将军将参与此事，因此信息是非常严肃的。教宗得到的信息是，军界的上层有部分人要逮捕希特勒，行动将在柏林以外实施，到时德国也许会形成两个政府，甚至有可能引起内战。新政权将会是温和的、保守的，尽管起初它会是一个军事独裁的政府，但将逐渐向一个联邦的、权力分散的政府过渡。作这些计划的人想通过教宗得到英国政府的保证，即奥地利仍将与德意志帝国合并，这是谈判的起点。教宗说，他对传达这一信息也很矛盾，但他感到在良知上有责任这样做，不管对拯救生命是否会有帮助。教宗并不要求奥斯本作回答，只是说，如果奥氏有任何事与他联系的话，应通过这位摄影大师，因为枢机主教团对此事一无所知。

为确保教宗这条信息保密，奥斯本亲自打印了一封信，送交哈利法克斯伯爵，并且没有任何副本。八天后哈利法克斯回复说，如果该计划的制定者仍是持有这一立场的话，所提出的和平条件还需要与法国政府讨论。他可能会说，同盟国认为战争目的不是分裂德国，而是要取得欧洲安全的保障，在这点上，最为有利的是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至于奥地利是否想成为这个联邦中的一部分，则应通过全民公决的办法来决定。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英国政府与德国反希特勒的将军们的想法是有相当差距的。因此，英国政府对这些人的计划反应冷淡，显然梵蒂冈倾向于德国将军们，在梵蒂冈看来，英国政府是在拒绝响应这些和平倡议，《罗马观察家报》曾撰文把教宗的和平努力同英国的不合作态度作了对照，表达对英国政府的不满。

事后，教宗虽然感到他在促进欧洲和平的努力中一次次失败，但并没有绝望，1940年2月8日《罗马观察家报》一篇文章中说：“在一个已是春意盎然的温和的3月的早上，庇护十一世去世了。在那之后，新教宗庇护十二世出现在阳台上向梵蒂冈城和全世界颁赐遐福，他体态纤弱，几乎是超凡脱俗。一缕新的希望的气息吹遍了人类，鸽子出现了，叼着橄榄枝在地球上空翱翔。”有人认为此文的文风很像庇护十二世的语言，他正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和平的渴望。

第十二章 梵蒂冈与美国

二战初期，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美国与梵蒂冈很接近。这也许是因为美国当时没有参战，与梵蒂冈一样属于中立国，他们都想通过使墨索里尼保持中立来设法阻止欧洲战争的蔓延，因此倾向于在意德与同盟国间做调停。而这在英国人看来完全无济于事。

美国与梵蒂冈的关系较为特殊。自1789年正式立国，美国便与教宗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承认的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梵蒂冈国家，教宗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唯一的超国家或超教会的精神领袖。

1797年3月，美国与教宗国建立领事关系，1826年互换领事，教宗国驻美领事馆设在纽约，美国驻教宗国领事馆设在当时教宗国的首都罗马。1848年James Polk总统将美国与教宗国的关系升级，正式立法承认教宗国，并派了一位低于大使的代理大使（代办）。当时参议院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强烈要求派一位全权大使，最终选派了一位代理大使去罗马赴任。尽管如此，此事表明美国正式在法律上承认了教宗国是属于国家共同体中的一员。

美国委派的第一位代办是雅各·马丁（Jacob 1. Martin）。他于1848年8月19日向教宗庇护九世递交国书。国书中只是将教宗作为一国之首，而没有提及他是天主教的首领。第一位美国外交使节上任时间极短，只有7天，8月26日他因疟疾去世。此后美国又先后派了5任外交使节常驻罗马。

加里波第统一意大利后，教宗国不复存在。自1867年起，美国与教宗长期无外交关系。

1929年墨索里尼与教廷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教宗成为梵蒂冈城国的元首，为美国与梵蒂冈建立一定的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希特勒上台，使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全受到威胁。梵蒂冈与美国相互接触的愿望更迫切了。

1936年庇护十一世派了派契利，即后来的庇护十二世作为教宗的私人代表出访美国，开展民间外交。派契利在美国各地旅行，行程超过九千多英里，并在华盛顿见到了罗斯福总统，双方曾就美梵关系进行讨论。当时纽约的枢机主教斯佩尔曼竭力促成美梵建交。他提议美国只是与梵蒂冈城国（而不是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即表明美国所承认的只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梵蒂冈，而不是作为天主教领袖的梵蒂冈。罗斯福总统很重视斯佩尔曼的意见。1939年3月当派契利当选为教宗时，罗斯福总统派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作为美国特使参加教宗登基典礼。

1939年的形势似乎对美梵建交很有利，因为罗斯福更清楚地认识到要维持世界和平，宗教界的力量不可低估，因此他加强与各大宗教领袖的接触，其中包括与教宗的联系。而梵蒂冈也深感由于美梵之间无外交关系，有些事情很难办，如1939年8月31日，当时正值希特勒进攻波兰前夕，教宗想通知美国却没有途径，只能通过教廷驻意大利使节去见美国驻意大利的大使。正因双方的这种需要，1939年圣诞节前夜，即12月24日罗斯福宣布他要派一名总统私人代表与教宗联系。

罗斯福总统之所以采用这种办法，主要是为了减少麻烦，不用通过参议院批准，也不会引起全美国的争论。他派遣的私人代表就是前面提到的迈伦·泰勒。此人是美国圣公会信徒，退休前任美国钢铁公司主席，很富有，在佛罗伦萨有自己的别墅。他不仅与教宗熟识，而且是罗斯福总统的朋友，由他当特使非常合适。

1939年12月23日，罗斯福总统急召斯佩尔曼，令其电告教宗，表达了他对世界和平的关注，并通知教宗他将任命泰勒为其在梵蒂冈的私人特使。这使教宗非常高兴，他当即表示：“没有哪条新闻比这条更使我们感到高兴的了。因为它表达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的杰出领袖答应要对我们所关心的和平作出贡献，换言之，要获得正义和尊严的和平，也要用更有效、更广泛的手段尽量减少战争受害者的痛苦。我强烈地衷心地对罗斯福总统的高贵慷慨的行动表示最好的祝愿。”

泰勒于1940年2月27日抵达罗马，受到梵蒂冈的热烈欢迎。泰勒将罗斯福总统的信交给了教宗，信的末尾写的是“您的好朋友、老朋友”，教宗十分高兴。双方交谈后认为同盟国对希特勒政权不信任，也无法处置这位独裁者，德国人民受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军队也如此，同盟国认为德国大约要花一年多的时间才有能力扩大战争。教宗虽然没有直接与墨索里尼联系，但他知道齐亚诺是反战的。

美国与德国的关系自1938年11月罗斯福召回驻柏林大使以抗议纳粹对犹太人的公开屠杀以来，双方都没有大使互驻，而且两国间的贸易也降到最低点。11月4日参众两院解除军火出口令，打开了美国向西欧盟国提供军火之路。尽管如此，面对欧洲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罗斯福还是于1940年2月派了特使塞姆纳尔·威尔斯抵达欧洲进行最后的斡旋。当时墨索里尼还没有下决心将意大利拖人战争，他向威尔斯表示，在欧洲实行长时间的巩固的和平还是有可能的。3月1日，威尔斯抵达柏林，见到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戈林等人，希特勒一手导演了“受害者”的角色，说因为盟国要消灭德国，德国才不得不为和平而战，而且大谈他们为了与英法保持和平做出的种种努力。当威尔斯将墨索里尼的话告诉希特勒后，希特勒决心要设法拉住这位小兄弟。实际上威尔斯的来访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要将欧洲进一步引向战争深渊的决心，他在拿下了波兰以后，就紧锣密鼓地布置下一个目标，即西欧几个中立国以及法国和英国了。

应该说，德国和意大利并非铁板一块。墨索里尼虽然与德国签订了“钢铁协定”，但自大战一开始，双方便发生磨擦，互相指责对方没有履行职责，特别是德国与苏联的交易，使墨索里尼难以忍受，是否完全跟从希特勒，使意大利卷人战争，在最初阶段他是犹豫不定的。这多少也受到梵蒂冈的影响。他对德国的不满集中反映在1940年1月3日给希特勒的信中。墨索里尼认为德国要想使英法屈膝是永远不可能的，即使有意大利的帮助也不行。他还说，既然希特勒的东部边疆现在已经巩固下来了，是否还有必要为了战败英法而去孤注一掷地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该信还表达了墨索里尼对德国与苏联交易的不满。他说：“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坐收战争之利。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生的革命家要告诉你，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策略上的一时需要而长久地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我也有责任通知你，你同莫斯科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将在意大利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响。”在这之后，意大利一度与法英的关系有所改进，甚至还向他们出售战争物资，这使德国人十分恼火。

但墨索里尼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只要希特勒给他一些甜头便马上倒向德国。希特勒也正是抓住了他的这种心理，当3月初，英国宣布切断德意两国煤炭运输的海上航线时，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愤怒，希特勒立即答应用火车给意大利运煤，并及时给墨索里尼写信，强调德意两国命运不可分割，劝墨索里尼立即参战。此后希特勒又派里宾特洛甫与墨索里尼举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谈。希特勒的工作没有白做，到3月中，威尔斯在访问了柏林、巴黎、伦敦又回到罗马时，他发现墨索里尼已完全变了，“转变为完全赞成战争”。不仅如此，墨索里尼于3月18日与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勃伦纳会晤，他答应希特勒，一旦德国胜利地向前推进，他将立即参战。当然墨索里尼还给自己留下足够的余地，因为他的话也可以理解为如果德国并没有“胜利地向前推进”，意大利也许就不参战了。

在这一紧迫时刻，梵蒂冈动用了一切力量设法阻止意大利参战。第一步是通过齐亚诺做墨索里尼的工作。齐亚诺在勃伦纳会议后，还对墨索里尼抱有幻想，他对意驻梵使节阿尔非里谈到此次会议双方并没有改变立场，因此齐亚诺正在推进他的和平政策。但到了3月底，他对阿尔非里已表示他对和平已没有多少信心了。齐亚诺说：“我无法告诉你是否会爆发战争，但我一直在努力，你无法想象我已做的和我正在做的一切”。

1940年4月9日，德国向丹麦和挪威发出最后通碟，迫于武力威胁，丹麦人屈服了。挪威人虽进行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并得到了英法支援，但到6月初还是战败了。与此同时，在5月10日，德国向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发出最后通碟，并以闪电战术在五天内攻占了荷兰。比利时在盟军的支持下坚持战斗，但因指挥失误，盟军落人了德国的包围圈，最后从敦刻尔克奇迹般地撤退。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未经政府批准，也未与盟军商量擅自向德国投降，给英法联军造成更大的困难。德军在6月5日，即敦刻尔克陷落后的第二天便对法国展开全面攻势，由于法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比利时战争中已消耗了，英国此时也自顾不暇，法国最高统帅部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6月10日法国政府自动离开巴黎，6月14日，德军占领了这座法国首都。整个上半年，希特勒在欧洲不可一世。德国的胜利刺激了墨索里尼参战的决心，并最终将意大利拖人了战争深渊。

不管墨索里尼最终如何，教宗在这段时期内绞尽脑汁尽力设法使他保持中立。就在德国向丹麦和挪威发出最后通碟后不久，4月12日新任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在巴黎接见了教宗使节枢机主教瓦来里（Valeri ）。雷诺想知道在勃伦纳会谈中希特勒催促墨索里尼参战时，墨索里尼是否想从中得到什么，言下之意法国可以作出让步，只要意大利维持现状。瓦来里感到这种让步已太晚了，他唯一能告诉雷诺的是，宗座为确保意大利的中立正在尽可能地做一切工作。4月18日，一则来自华盛顿宗教代表辛戈格那尼（Cicognani）大主教的电报提醒梵蒂冈注意：“我已确知，政府最高官员相信意大利在几天之内将作为德国盟国参战”。于是，居住在佛罗伦萨的罗斯福私人代表泰勒于4月19日被召到梵蒂冈，他与教廷国务卿马廖尼（Maglione）枢机作了长时间的严肃的会谈。这位国务卿提出请罗斯福总统立即写信给墨索里尼劝阻他参战，与此同时教宗也出面劝阻。马廖尼立即将此事向教宗汇报，并要求泰勒等待教宗最后决定。过了数小时，教宗正式答复如下：“一，在这一时刻是否有必要请（罗斯福）总统写信给墨索里尼？回答：这一信件应该立即书写送交（墨索里尼）；二，教宗是否应该同时承担这一责任？回答：当然，但这是两个步骤，一封由教宗书写发出，另一封由总统书写发出，这两者应是平行独立的而不要显示其间有什么联系。”

以往每到危急时刻，教宗总是派遣塔基一文图里向墨索里尼转达信息，这次教宗则亲笔书写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信。此信于4月24日书写，信中首先对墨索里尼为和平事业成功将灾难控制在有限的疆域内表示祝贺，随即话锋一转，谈到如今战火正在蔓延，战争的幽灵似乎正在接近。他说：“无疑，你已为你自己选择了一条坚定的路，在这一对人民而言如此严峻而对于掌握统治权力的人而言充满了巨大的责任的时刻，我们请求天主帮助你，凭借我们职位中特有的那种普世性的父性，我们最热烈地衷心地希望，由于你的主动性、你的坚定性和你那意大利人的气质，欧洲将免于遭受最大的破坏及最巨大的悲痛。我们尤其希望我们和你那充满希望的国家能避免这样一场灾难。”该信于27日清晨6点由教宗驻意大使米苏拉卡（Misuraca）递交给国务卿塞巴斯蒂安，他答应半小时后交到墨索里尼手中，但同时也表示此信对墨索里尼的决定不会产生多大影响。4月30日，墨索里尼给教宗的回信中，首先对教宗表示感谢，然后对那些在1939年8月认为不可能参加由墨索里尼提议召开的和会的西方国家进行了攻击，他说：“我理解你，圣父，你的愿望是意大利避免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我无法向你保证，它将继续这样做。第三党派的意愿也必定这样考虑的。……我但愿你确信一件事，尊敬的圣父，如果意大利明天必须参战，那将意味着，国家的荣誉、利益和未来，绝对需要它这样去做。”墨索里尼的这些话似乎并没有断然拒绝教宗的建议。

罗斯福给墨索里尼的信于4月29日由美国驻意大使威廉·菲力普递交。此信除了肯定墨索里尼此前为避免或至少限止战争所作的努力外，他也警告说，当前的纷争难以预见以后局势的发展。他说，对意大利和美国来说，要保持中立，共同为和平而努力等等。墨索里尼很重视罗斯福的信，但他对菲力普强调1939年边界重新划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意大利有了自由通往大西洋的通道。在他给罗斯福的回信中声称，他不想扩大战争，他还说，他从来没有想卷入美国的战争，他也想像不出为什么美国会为欧洲列强间的分歧而进行干预。

5月2日，当马廖尼从泰勒处得知墨索里尼的复信后，认为墨索里尼还是留有余地，没有关上和平的大门，因此他和泰勒都认为同盟国对意大利应该作些让步，特别是应该减少对意大利的封锁。他们希望英国能接受这些意见。泰勒答应将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斡旋。

5月初，希特勒加紧了对低地国家的人侵准备。梵蒂冈通过有关渠道得知了此事，并通过这些国家的宗座使节及时向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

5月3日，马廖尼枢机发送了两份电报，一份是给布鲁塞尔的宗座代表，另一份是给荷兰海牙教宗公使代表。电文告知他们：“人侵将很快发生在西线，它也将影响到荷兰、比利时，也许还有瑞士。”得知此信息后，大主教Micara赶快通知了比利时利奥波特国王。

与此同时，教宗及教廷还将此事通知了法国和英国驻梵蒂冈的使节。法国大使夏尔·甫立即电告法国政府，说德国很可能在一星期内人侵西线，并特别指出有可能针对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公使奥斯本虽然也将此消息转达给英国外交部，但他对这一消息来源不太信任。对这些消息，英法两国政府都没有引起重视。致使5月10日希特勒向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发起突然袭击并突破其边境线后，英法两国才大梦初醒，仓促组成英法联军支援荷兰、比利时，但为时已晚。

在荷、比、卢这三个中立国家遭受蹂蹭时，全世界许多国家迫切地希望教宗能对德国的这一无耻行径进行强烈谴责，法国大使夏尔·甫在当天就表达了法国政府对教宗的期望，希望教宗立即行动，对这种违反（国际）法和道义的行径进行抗议声讨，并认为这种谴责要足够强烈以引起意大利公众舆论的关注。三个受到人侵的中立国元首也不约而同地致电教宗寻求道义上的支持。比利时国王写道：“请允许我恳求陛下用您的极高的道德权威给我们以不屈不挠的意志维护的事业以支持。”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教宗立即作出反应，他向三国元首发了回电，发给比利时国王的电文是这样的：“比利时人民再次目睹他们的国土暴露于战争的残酷行为之下，这是违反正义及其意志的。我满怀激情地向陛下及全体可爱的人民致以父亲般的慈爱。在我祈祷全能的天主卸下这沉重的负担以利于重建比利时的完全自由与独立之时，我衷心向陛下及陛下的臣民祝福。”类似的电文还发给了荷兰女王和卢森堡大公。

教宗的这三份电文中始终没有出现“德国”和“入侵”的字样，更不要说对德国的行径进行强烈谴责了，因此西方同盟国都认为教宗的这些话不够劲。法国大使Charles Roux先生于1940年5月13日对塔尔第尼枢机主教表达了法国政府的这一看法，他说，对侵略的受害者表示同情是一回事，谴责侵略者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要求教宗正式对德国进行谴责。但遭遇到梵蒂冈的抵制，塔尔第尼回答说：“对那些愿意认真阅读教宗的这些电文的人而言，法国大使所要求的一切都包括在其中了。”

虽然电文措词确实温和，但立场还是明确的。教宗之所以不用较为强烈的词句，有他的考虑。在德国的档案中有一份意驻梵使节阿尔非里（Alfieri）与德国驻奎里纳尔官大使冯·马肯森（von Mackensen）的谈话记录，马肯森在记录中说阿尔非里告诉他，教宗认真考虑过致低地国家的电文，仔细做到避免使用“入侵”之类的字眼，因为这类字眼会造成他在采取某种政治姿态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教宗不想让被占领国的人民为此而遭受更大的苦难。教宗私下对蒙蒂尼说：“我倒想用烈火般的语言谴责这些行为；约束我不这么说话的唯一的理由是担心使受害者陷人更为恶劣的苦境之中。”

如果西方同盟国认为教宗在这些电文中走得不够远的话，墨索里尼却认为他走得太远了。1940年5月13日墨索里尼派驻梵蒂冈的大使阿尔非里觐见教宗，表达法西斯政府对教宗电文的强烈不满。蒙蒂尼在他的备忘录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这位意大利大使说，圣父致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君主的文电是使意大利政府元首感到十分不愉快的原因，他视这些文电为反对其政策的一个行动。圣父解释说，这样评价全然错了，因为在文电中找不出一句冒犯德国的话，这样评价就错上加错—如果破坏这些国家中立的是同盟国，他仍将维护同样的原则、发表同样的声明。意大利大使暗示，各法西斯团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极紧张和激动的情况，他甚至不敢排除发生严重事件的可能性。圣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然而他表现得很平静。他说他丝毫不怕落人敌对者的手中，也不怕进集中营。他说：“有人曾经拿枪对准我，我没有被吓倒，下次就更不怕了。”（他指的是1919年斯巴达克团在慕尼黑干的那次事件。）他还说：“在某些场合下教宗不能保持沉默。”当全世界在等待他说话时，他怎能仍袖手旁观这些极可憎的行为？意大利政府不能仅仅因为保持沉默对自己有利就坚持要教宗这么做。这么一来，教宗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他说，当大家都知道他的话是多么有道理时为什么要被这些话所激怒呢？意大利政府事先知道德国将入侵这些国家。他们元月份以来就知道此事。那么，当教宗向与圣座保持良好关系的几位君主讲了几句安慰和希望的话，他们怎能对此抱怨呢？圣座末了说：“当心，我们大家都无法免除这一可怕的审判。”

1940年8月25日《法西斯政权》（ Regime Fascista ）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该文由墨索里尼的主要副手法里纳契（Farinacci）执笔，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教宗用这些电报来煽动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国王，使他的人民流血，以达到帮助犹太人、共济会员和伦敦城的银行家的目的。”

随着德国军队日益深入法国，墨索里尼更加积极地站在德国一边，并急于参战。5月15日巴黎宗座代表，大主教瓦来利接见了美国大使。后者告诉大主教，根据可靠消息，意大利将即刻参战。大使问，能否让教宗通过绝罚（开除教籍）的办法，来制止墨索里尼将意大利拖人战争。瓦来利当即答复，为保持意大利和平，教宗已尽力而为，不能要求教宗做他不可能做的事。绝罚这一武器在今天使用是否生效是件高度值得怀疑的事。

5月17日，法国大主教苏哈德请法国驻梵大使转交梵蒂冈一封急件，此信是以法国主教团和天主教徒的名义发出的，信中提出为了宗教的崇高利益，恳求教宗使用一切手段避免这场灾难（即制止意大利参战）。1940年5月25日，马廖尼（Maglione）枢机主教致函法国大主教苏哈德（Suhard）枢机主教说：“圣父已按你要求的意思对意大利作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了。然而，不幸的是关于此事他不能太乐观。”5月26日，教宗会见了法国驻奎里纳尔宫大使弗朗索瓦一庞赛先生，后者谈到墨索里尼准备参战，这是给法国的最后一击，他问教宗是否有机会、有办法约束“领袖”，可否进行干预并劝阻他采取这可耻的行动。庇护十二世对这位大使毫不隐瞒地说，他已用尽一切办法，领袖就是不听他的话，连他的信也不读了。但教宗还没有完全绝望，他在想新办法，他建议法国做些让步，以换取意大利不参战。他甚至还将此建议向英国公使奥斯本提出。教宗这个建议在英国碰壁了，因为英国人已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中吸取了教训，他们不会再相信法西斯政府了，但法国政府同意这方案。教宗设法将此建议转告了齐亚诺。5月28日，齐亚诺作出了答复，他说，法国这一建议早该在四年前提出，而如今为时已晚，只能是浪费时间。墨索里尼已下定决心立即参战，就在英军残部在敦刻尔克开始登船时，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宣布决定于6月5日参战，只是因为希特勒要求他往后延几天，他才推迟了数天宣布这一决定。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翌日意大利正式参战，并帮助希特勒在法国背上狠狠地扎了一小刀。法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无力招架，6月17日，法国要求停战。6月22日在德国的压力下，法国被迫在充满屈辱的停战协议上勉强签了字，就这样法国成了德国的属国。希特勒在法国南部扶植了听命于他的贝当政府，与戴高乐为首的法国流亡政府相对抗。如今整个欧洲只有英国仍在与德国抗衡。

第十三章 梵蒂冈的沉默

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当时该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中有不少为宣战而欢呼并为即将开赴前线的士兵们祝福，就像他们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做的那样。有30位意大利主教致电“领袖”，为意军必胜，意大利国旗将飘扬“在圣彼得的陵墓上”而欢欣鼓舞。米兰天主教大学校长杰梅利（Gemelli ）把天主教同墨索里尼的“信任、服从、战斗”（Credere, Obbedire, Combattere）等同起来。“让我们服从领袖。在天主眼里，在战争时期最崇高的莫过于牺牲了。”另一些主教们宣布“在战时服从国家是天主规定的一种宗教义务。”直到1942年9月，意大利在军事上首次受挫时，波隆那大主教还在他的主教公开信中这么写道：“意大利的正义将会取胜”，他还为“我们的战士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行为”喝彩。当俄国人参战时，天主教报纸《意大利》写道：“意大利可以感到自豪的是教会这一精神武器也已加人到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的行列中。”

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反映在意大利本土的神职人员身上，还反映在驻扎在国外的意大利神职人员身上。例如C·奥德（C. Orde ）爵士从圣地亚哥发回的报告上说：“教廷（驻圣地亚哥）大使对法西斯意大利的忠诚比起他对教宗的忠诚来要强烈得多。”在比属刚果，宗座代表，意大利人德洛皮亚诺（Dellopiano ）先生，因其对轴心国的露骨同情而不得人心，一些人把通心面扔满了他邸宅的台阶以发泄对他的不满。英国驻加拉加斯公使发来的报告说，该地的教廷代理大使托斯蒂（Tosti ）枢机主教正在同轴心国代表团进行密切合作，他写道：“的确，他几乎充当了一名额外的意大利外交代理人的角色。”就英国本土而言，英国政府不得不要求梵蒂冈召回宗座代表的秘书，意大利人莫佐尼（Mozzoni），因为怀疑他通过外交使团给梵蒂冈的邮袋秘密向意大利转递信件。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德国神职人员身上。1939年战争爆发后数日全体德国主教们发布的富尔达牧函，上面这样写道：“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激励我们的天主教战士要充满自我牺牲的精神去尽职。我们号召一切无军职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向天主祈祷，愿天主给这次战争带来胜利的结局，带来有利于人民和祖国的和平。”

不仅如此，《德国天主教徒和希特勒之战争》（"German Catholioarid Hitler's Wars"）一书的作者戈登·赞（Gorden Zahn ）先生在战后对德国进行了一年的调查，访问了几百名德国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战争中拒服兵役的天主教徒不会得到他的精神上的引路人的任何支持”。许多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为正要起程的战士祈福并恳求他们去为“人民和祖国尽职”。而且有少数加人纳粹的神职人员完全无视教会应有的立场，奉行极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吹捧希特勒，例如拉尔科沃斯基（ftarkowski ）随军主教，他要求天主教徒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地忠于元首。当谈到那些在波兰战役中丧生的德国人时说：“他们为德国的尊严和未来所作的牺牲，不仅在人生的意义上说是非常美好和高尚的，而且是一种神圣的死……他们的牺牲将会载人上帝的册籍而永垂不朽。”他把希特勒说成是“真正勇士的光辉典范，是伟大的德意志帝国的首位最勇敢的战士。”另外还有像布列斯劳的贝特拉姆这样的少数几位德国主教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尽管他们没有说得那么露骨。他们还在希特勒生日之际向他发了正式的贺电。支持贝特拉姆的是教宗使节大主教奥尔塞尼戈（arsenigo ），此人颇有亲德倾向，为此常受到柏林主教的批评。

上述这些神职人员的表现，有些是出于职责的要求，因为当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时，全国民众都将被卷人，而作为教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给人们提供精神上的帮助，因此必定也会参与其中，尽管有些神职人员并非完全出于自愿，但面对几百万即将上战场而且随时都有死亡可能的青年士兵，要求精神生活的指路人为他们祝福时，作为神职人员自然无法加以拒绝。当然，其中也有不少神职人员确实受到法西斯鼓吹的民族主义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已沦为极端种族主义的纳粹信奉者，他们完全背离了基督的精神。

梵蒂冈及教廷与那些本能地支持纳粹的神职人员还是有区别的，教宗本人也有意大利人的爱国情结，但对法西斯并无好感，特别是对德国纳粹，他将其视为新异端。为了使意大利不参战，教宗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法西斯横行的年代，他面对神职人员的这些表现有时只能沉默。尽管如此，当那些极端民族主义的神职人员言行太过分时，教宗及教廷也会进行一些干预，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处理意大利随军神父埃托雷·奇瓦蒂（ Ettore Civati ）。该神父站在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立场在1942年5月15日的《法西斯统治》上，撰文对英国进行攻击，他说：“英国是个反天主教、反罗马的国家，它有的是海盗的道德。这个国家拥有巨大财富的富豪和银行家，听任许许多多贫穷的矿工在矿井里受煎熬。英国军队由形形色色的雇佣军组成，并且教唆那些澳大利亚人去抢劫。英国人的格言是：首先是我，然后是我的马，再后是我的狗，最后才是他人。”该文刊登后，英国外务大臣授命驻梵公使奥斯本向蒙梯尼枢机主教提出抗议，使这位枢机主教处于一种“极窘迫、极受辱的境地”。不久之后，在梵蒂冈的压力下，科莫的主教停了奇瓦蒂的神职。这反映出梵蒂冈对法西斯宣传的民族主义是不认同的。

德意神职人员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人，但同时也存在着一批坚决反对纳粹的神职人员。随着战争的推进，纳粹对教会迫害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对纳粹法西斯失去好感，特别是到1941年底，德、意等国神职人员参加到反法西斯行列中的人数日益增多。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德国主教团没有分裂，实际上从一开始对纳粹的认识就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德国教会中反纳粹最坚决的要数缪恩斯特的主教冯·加仑（Von Galen ），他在战争开始时就对真正的爱国主义与纳粹所宣传的“爱国主义”作了很好的区分。他说：“出于对我们祖国—德国的爱，我们将要尽到我们的责职。我们的战士将为德国而战，为德国而死一一但不是为那些使‘德国’的名字在天主面前蒙受耻辱的那些人去死。我们将勇敢地同外国敌人作战。但我们不能用武器去同我们中间的那些拷打和折磨我们的敌人战斗—我们只能以顽强的忍耐和他们战斗。”冯·加仑毫无畏惧地在讲道坛上多次公开抨击纳粹党的种种罪行。例如，1941年7月13日，当时德国盖世太保将耶稣会士和一批修女驱逐出缪恩斯特时，他在布道坛上说：“我们必须作好准备，看到盖世太保强行征用一个又一个的女修院，而居住在里面的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孩子和忠实的同胞们，将会像妓女和被放逐者那样被扔到街头，就像害人虫那样被驱离祖国……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即使他是一个最忠诚、最无可指责的公民；我们谁也不敢肯定有朝一日他不会被盖世太保从家里拉走，剥夺其自由并被扔进土牢和集中营。我完全意识到今天或是随便哪一天这一切就会降临到我自己头上。”

一星期之后，即1941年7月20日，他在蒙斯特的利伯弗劳基西（ Liebfraukirche）教堂布道，措词更为强硬，这就是著名的“铁砧演说”，他说：“如果你问一位铁匠，他将会告诉你，他要锻造某物时，使其成形的不是靠锤子，而是靠铁砧。铁砧不能回击，也不需要回击，它需要的只是坚硬、牢固和抵抗性。如果一块铁砧有足够的韧性，牢固而坚硬的话，它将比锤子经久耐用，并且会使锤子破碎。”对这个绝妙的比喻同盟国新闻界作了广泛的报导。

1941年8月3日，他严厉谴责纳粹对精神病人施行无痛死亡术就是杀人，完全违反《十诫》中的第五诫“不可杀人”的教导。此后他就此事多次在布道台上对纳粹进行严厉指责，纳粹对他恨之人骨，并将他逮捕。由于深受信徒爱戴，他的被捕遭到公众猛烈抗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纳粹不得不将他释放。但纳粹早已将他列入将处以绞刑的黑名单中，只是因为战争期间，希特勒认识到稳住国内人心的重要性，不得不暂时放宽对加仑的处置，但戈培尔已扬言，“推迟采取一项措施并不等于放弃它”。加仑最终还是被杀害了。

像加仑这样的主教在德国还有一批，柏林主教冯·普来辛（ Preysing）也是其中一位。他经常发表反纳粹言论，特别是当他得知担任富尔达会议主席的枢机主教贝特拉姆于1940年4月竟以德国主教团的名义给希特勒发生日贺电时，极其愤怒。为此他三次致信教宗庇护十二世，要求贝特拉姆必须澄清此贺电只代表他个人，与主教团无关，否则他就辞职。这位柏林主教还常批评亲纳粹的教廷驻德使节。为了维护德国主教团的稳定，教宗出面进行了调停。

虽然庇护十二世在不少观点上赞成普莱辛，但在处理与德国的关系中常表现得很中庸。1940年8月6日，他在给富尔达主教会议的信中重新表明他的中立，或者说“无偏见”的立场，他说他面对非正义无法保持沉默，但不想谴责德国人民。他曾给林堡（Li汕ourg）的主教写信说，不要让该主教教区的信徒相信教宗是德国的敌人。他还对“无偏见”立场作了解释。他说：“对我们而言，无偏见意味着评判事物是根据真理和正义，但当关系到对公众讲述时，我们要密切地考虑到不同国家中教会的形势，以免除生活在那里的天主教徒不必要的困难。”

正因如此，人们明显感觉到，在纳粹取得节节胜利时，教宗在公众中的声音变得小了，甚至相当沉默。但他对德国一些不畏强权的主教的做法在私下是十分肯定的，如对冯·加仓的一些布道词就非常欣赏。这点反映在教宗分别于1941年9月30日、11月2日和12月31日给德国有关主教的信中，其中包括给柏林主教普来辛的信，他说：“我们读到它们时，深受启发。我们也常常了解到主教们在他的人民中所讲述的充满启示和鼓励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些话语在加强信徒们的道德性方面是极其有效的，更不要说是十分必要的了。”

随着纳粹对教会的迫害日益加重，德国神职人员中的反纳粹倾向也逐渐明显，1941年7月6日德国主教发表的富尔达牧函较上一年就有所改变，不再使用那种“爱国”的调子了。牧函中首先对关闭教会、学校、修道院、女修道院的做法提出抗议，之后又严厉指出：“一本一卖就是几十万册的书（指罗森堡写的《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要求我们在基督和德国人民间作选择。对此，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决不做这类选择。”接着该牧函恳求父母承担起对子女的教育，结尾写道：“由于在教堂内举行礼拜天主的仪式普遍地越来越难，因此基督徒家庭越发要各自成为一个个的小教堂”。

该牧函引起了纳粹的不满，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海德里希写信给里宾特洛甫说：“富尔达的主教们的牧函构成了对德意志国家的直接攻击。它丝毫没提及为了德国人民的生存，我们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进行的战争。相反，这些主教们却夸大了近几年来国家为了控制神职人员的过分行为而采取的某些措施……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天主教会里有难以和解的死敌。”

虽然许多神职人员对纳粹不满，有些还十分强烈，但梵蒂冈在德国取得节节胜利面前越来越严守中立，或者说表面上的中立立场了。这不仅反映在教宗对德意一些“爱国”的支持纳粹法西斯的神职人员从不表示谴责，也反映在梵蒂冈电台在纳粹的压力下，变得更为小心谨慎。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大量揭露纳粹的种种行径，而且在《罗马观察家报》上所刊登的文章明显经过删改，即删除了那些“不妥的内容”后才给予刊登。原来的那些最受盟国欢迎的有关军事和政治的评论也不再有了，该报几乎成了纯宗教性的报纸了。

尽管如此，梵蒂冈仍不放过一切机会寻求和平，对纳粹仍抱着一定的幻想。1940年6月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向英国伸出橄榄枝，提出所谓和平倡议，引诱英国与之妥协。庇护十二世对此加以支持，他设法劝使英国接受德国的和平倡议。7月初教宗就让马廖尼枢机主教起草了一封致驻伦敦宗座代表的电文并亲自修改。电文如下：

掌权者及支持公正和平者表示希望圣座与英国政府接触，建议该国政府不应对德国总理的和平倡议不加仔细考虑即弃之不顾，而应要求德国政府为最终谈判详列具体要点……圣座为和平热切祈祷并为之努力，指令在您认为合宜之时代表圣父对英国政府采取适当步骤，行动要秘密、机智。

英国人从张伯伦身上早已吸取了教训，他们很快答复教宗：英国政府并不把希特勒的讲演看作是和平倡议，而是另一个骗人的花招。他的讲话全是谎言和威胁，对被占领国家没有提出任何保证。

对于英国的拒绝，教廷自然并不高兴。教宗向英国驻梵大使奥斯本先生表示惋惜，惋惜哈利法克斯勋爵没有鼓励希特勒把和平条件叙述得明确些。他们提醒英政府不应这样漫不经心地就承担起继续进行战争的责任，认为英国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从而避免战争责任的耻辱。梵蒂冈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又犯下了同张伯伦一样的错误，即为了所谓的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结果只能助长希特勒的野心。

德国占领波兰后，便将波兰边缘省份瓦尔塔州作为纳粹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实验场地”，以便在德国占领整个欧洲后全面推广。该实验是要将纳粹思想家罗森堡的种族主义学说付诸实施，如有必要适当作些修改。该“实验”区由格雷泽尔（Greiser）负责，他可直接向希特勒汇报。

纳粹的这项“实验”计划共有十四条纲领。由于这些计划是纳粹党中最反对教权的人起草的，因此对天主教会他们要剥夺一切权利，最重要的是要完全剥夺瓦尔塔州天主教会的法人地位（即作为一个由法律所承认的机构），把它降格为“全德罗马天主教会”的“私法（droitprive ）”组织中的一个协会，也就是不允许其同梵蒂冈发生任何直接联系。该教会将不再有自己的法律、教规等，而是完全由德国政府作出规定。与此同时这一纲领中规定只有成年人才能作为教会成员，他们的子女不能在新教会内组织青年组织，新教会不能拥有财产，也不能从事任何慈善活动，新教会的教牧人员因被视为普通公民而没有特殊地位，他们除履行神职外还必须从事一种公民的职业。最后一点，但对波兰人来说同样重要，规定男人28岁、女人25岁以上方能结婚。格雷泽尔（ Greiser）宣布瓦尔塔州不是同圣座达成过宗教协定或任何其他协议的一方—理由是它不是波兰总管区的一部分，因此波兰的宗教协定不适用于该地区。他还说，1933年德国同梵蒂冈签订的宗教协定也不能扩大到该地区，因为那时尚未设立该州。这实际上阻止了驻柏林的教廷大使前往当地访问以便报告真实情况。这样，整个试验场或者说样板州看起来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起来了。（主要靠这位驻柏林的教廷大使作中间人，德国主教团和梵蒂冈之间的一个正式信使团才得以维持到战争最后一年，使庇护十二世能对德国教会所发生的一切作出相当精确的估计。但这只能是对帝国原先的和奥地利的领土而言，因为关于占领区的宗教情况，主教们是不大可能得到什么情报的。）

该计划于1940年6月（德国）在西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全面实施。纳粹在该“实验场地”对波兰人，包括天主教徒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瓦尔塔的波兰儿童被迫同父母分离，他们被大批地驱赶到德国，一些试图夺回自己孩子的母亲惨遭杀害。瓦尔塔州许多天主教神职人员被捕，他们或被枪毙，或是作为“政治犯”押送进集中营，人数远高于波兰其他地方。《圣座的教令和文件》（ Actes et Documents du Saint Siege）一书谈到，战前瓦尔塔州地区有二千名神职人员，而到1941年年底时，大约已有七百名被处死，有同样多的人被关在集中营里。

就在该州开始实施这一灭绝人性的计划后不久，1940年9月2日格涅兹诺的代理主教范·布莱里克（Van Blericq）便设法转交教廷驻柏林大使奥尔塞尼戈一封信，要求教宗对此进行干预。他在信中说，如果教宗不采取措施，那么瓦尔塔州的天主教会将在三个月内被彻底消灭。奥尔塞尼戈同梵蒂冈商榷后向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递交了一封抗议书，但石沉大海。于是他又接连递交了三封抗议书，坚持要求答复，德国人仍不理睬。当奥尔塞尼戈建议代理主教范·布莱里克（van Blericq）亲自到柏林来向外交部或宗教事务部反映情况时，德国黯局不准他离开自己的教区。于是梵蒂冈又递交了一系列照会，抗议在瓦尔塔州所发生的一切，仍得不到任何答复。

然而，来自瓦尔塔的神职人员的呼吁书源源不断地通过唯一可能的渠道—驻柏林的教宗使团涌人梵蒂冈。其中有一封是1941年9月28日三位在波兹南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写给教宗的，反映了种种令人发指的行径。信中说，在瓦尔塔州“正在实施着一些同国家法律截然相抵触的措施”。

随着纳粹对波兰人民迫害的加深，素以沉着冷静出名的克拉科夫大主教萨皮哈（Sapieha）也不得不向梵蒂冈反映当地的惨况了。于是在1942年2月，他写了封信给教宗，亲自交给在意大利医院列车上工作的贩济员斯卡维齐（Scavizzi）神父，托他带到罗马投递给梵蒂冈。他在信中描述了纳粹集中营里极端恐怖的情况，他说，在那里“人们被剥夺了人类的一切权力，被交付给毫无人类感情的人残酷地处置。我们生活在恐怖中，如果试图逃走随时有丧失一切的危险，被扔进集中营，从那里很少有人生还。我们成千上万个弟兄不经审讯就关押在那儿，他们之中有许多是教区神父和修道院修士”。但他刚把信交给斯卡维齐神父就想到这样做不妥，于是带信给后者，指示他立即把信销毁，“以免落人德国人手中，他们会把全体主教，也许还加上许多别的人统统枪杀”。这位神父照办了，不过之前他尽可能地将信背诵下来，一回罗马就向梵蒂冈转达了信的内容。

就在波兰人民最需要得到教宗支持的时候，教宗却选择了沉默。

教宗的这种态度对波兰人民是个极大的打击。1942年6月28日，驻瓦尔塔的宗座代表（德国人）布赖廷格尔（Breitinger）神父写信给教廷驻德大使说：“现在有人听到波兰天主教徒问道，当这类不义的行为竟可能发生时，天主是否还存在，或者说，在他们境遇好的时候经常教导他们教宗处处关心他们的利益，如今当他们过着非人生活时是否教宗全然忘记他们了。”他还说，纳粹党犯了这些该遭天谴的罪行，而至尊罗马教宗却一直保持着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沉默，这已成为精神崩溃的一个原因了。这位宗座代表还预见到，如果同盟国取胜，“富有的美国新教徒将会发现，这里的波兰天主教徒的心备受怨恨的折磨，这地方已作好准备阪依新教了。”

对梵蒂冈表达同样不满情绪的人还有流亡中的波兰政府总统M. Reczkeiewicz以及弗瓦迪什拉维（Wladislavie）主教拉多斯基（ Radonski）。这些人说得甚至更尖锐，他们指出：“波兰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濒临饿死，但教宗却一直保持沉默，好像他再也不关心他的羊群了。”流亡在伦敦的枢机主教Hlond于1941年8月写信给教廷国务卿马廖尼说，从在伦敦的波兰政府那里得知，波兰人民不仅相信教宗已抛弃了他们，而且相信教宗正在积极支持轴心国。他说，人民对他们的神父（剩下来的那些神父）越来越信任，同时，他们对梵蒂冈的依恋之情越来越少。而且因为教宗没有大胆地、有力地替波兰人民说话，所以在波兰青年中甚至已发起一场断绝同教廷的联系，建立自主的波兰天主教会的运动，更糟的是，由于目前俄国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签署了条约，波兰人相信布尔什维克愿意重建波兰国家，而教宗却继续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暴虐行径。

对此，马廖尼枢机主教回答说，教宗在1939年10月发表的《教宗最高职位的》通谕中讲得够明确了，但由于德国的占领，不让波兰人知道这一通谕。从那时起，教宗曾三次明确地对这些占领国进行谴责，（拟指德国和俄国。）并警告说，如果他们继续用非正义、非人道的态度来对待属民的话，就会给他们本国人民招来天罚。（第一次是在1941年教宗的“复活节祝词”；第二次是在明尼苏达州的圣彼得圣体大会上给美国发的贺电；第三次是1941年6月29日圣伯多禄圣保禄节的讲话。）马廖尼还说，德国人在波兰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尽量消除教宗在那个国家的影响。例如，梵蒂冈曾试图用赠送衣服、食品和钱等方式去帮助德占区波兰人民，但不断遭到（德国）的断然拒绝。德国人只允许赠送少量东西，诸如教会礼仪用的橄榄油，弥撒用的酒、神学著作和虔敬书、葡萄干、给婴儿的果酱和奶粉。梵蒂冈认为德国人是蓄意这样做的，目的向波兰人证明教宗已抛弃了他们。因为波兰人显然完全不知道是德国人不允许梵蒂冈赠送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他们甚至还在波兰公布一些文件，硬说教宗支持“新秩序”。

马廖尼枢机主教在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梵蒂冈必须采取小心谨慎的行动之后，便用下面这段话作为回答拉多斯基的结束语，他说：“如果你接着问，那么为什么波兰主教送来的文件一直没在罗马公布，回答是教宗只不过遵循一条同波兰主教们完全一致的方针。他们表示那些文件不要在他们教区内公布，因为一旦公布的话，他们的教民将成为甚至更严重的迫害的牺牲品。”毫无疑问，他说的这点是基于梵蒂冈接到萨皮哈（Sapieha）大主教在1942年10月送来的另一个信息：“我们也不能向教徒公开传达你们的信的内容，因为这会招致进一步的迫害。总之由于我们同圣座秘密通信现已遭到迫害。”

早些时候，枢机主教塔尔第尼就已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

“在目前情况下，圣座的公开谴责将会被参与这场战争的某一方利用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现者，德国政府很可能因此而干两件事：首先是加强对波兰天主教会的迫害；第二是进一步阻止圣座同波兰主教团取得联系。这样，圣座将无法开展他的慈善工作了。而目前这种工作至少可能以一种缩减的形式进行。”

尽管如此，波兰人民对教宗的抱怨直到1943年6月2日才有所消减。因为那天教宗在圣欧金尼奥节（the Feast of Saint Eugenio）对枢机主教团作了一次讲演。他毫不含糊地、大胆地为波兰讲话了，这次讲演由梵蒂冈电台用波兰语广播，50000份讲演词也被秘密运到波兰和其他有波兰流亡者居住的国家散发。

不少人对这段时期教宗庇护十二世的表现持批评态度，而且往往将他与庇护十一世作比较，认为他较前任要软弱得多。这点很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也与他多年从事外交活动有关。他考虑问题很多时候是从天主教徒的现实利益出发。当他认为对纳粹的抗议只会增加纳粹对人民的迫害时，他宁可保持沉默。同样对梵蒂冈处境的考虑也是从现实利益出发。既然梵蒂冈是处于法西斯意大利包围中的小国，如今德意结盟挑起大战，在这种困难重重的境遇下，梵蒂冈能做什么？似乎只有严守中立，利用中立国的特殊地位充当和平的调解人，并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难民救济或保护犹太人的工作。这也正是战争期间梵蒂冈主要从事的工作。

第十四章 梵蒂冈与苏联

虽然德国与苏联从各自利益出发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希特勒最终还是要消灭苏联，只是他不能同时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开战，与苏联签约后他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西欧国家，特别是与英法作战。1940年6月法国投降以后，西线能与之对抗的只有英国。希特勒原以为通过政治上玩弄和平手段和军事上武力威胁很快就能迫使英国就范，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苏联。但事与愿违，英国人不上他的当，他们凭借英吉利海峡的优势与德国进行了顽强的海战和空战。

就在希特勒与英法作战无暇东顾之时，苏联趁机将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强行吞并，并占领了罗马尼亚的两个地区，这对想独霸欧洲的希特勒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此更下定决心要消灭苏联。就在1940年下半年德国与英国双方不断向对方城市进行轮番轰炸之时，希特勒已开始布置人侵苏联，此项计划代号为“巴巴罗沙”。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攻人苏联，而苏联人事先毫无察觉损失惨重。

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极其保密，连墨索里尼都是直到进攻前夕才得知。此时的意大利已经绑在德国战车上了，墨索里尼完全听命于希特勒，也立即对苏宣战。希特勒还鼓动西班牙立即行动，但佛朗哥有自己的打算，还不想让西班牙立即卷入这场战争。

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有两个错误估计，一是认为许多苏联人痛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因此当斯大林一旦遭到重大失败，必然要被国内人民推翻。拿希特勒的话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来”。但事实证明，苏联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德军所到之处遭遇到苏联红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德国的人侵不仅没有使苏联人民推翻斯大林，反而增强了他们团结一致抗击侵略者的决心，这完全出乎纳粹的意料。德国装甲兵将领古德里安在进军莫斯科的途中遇到一位退休的沙皇将军，这位老将军的话似乎给出了答案。他说：“你们要是早来二十年，我们一定会伸开双手欢迎。但是现在太晚啦。我们刚刚开始站起来，现在你们来了，把我们推回到二十年前去，这样我们又得从头开始。现在我们在为俄罗斯打仗，在这个事业中，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希特勒的另一个错误估计是，尽管纳粹与天主教会磨擦不断，但在入侵苏联这点上肯定会得到教会的支持。因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将这次人侵说成是圣战，即为了捍卫基督教而向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开战的十字军东征，却遭到教宗的拒绝，教会不认为这是一次圣战，虽然教廷对布尔什维克并无好感，但对纳粹更无好感。

1941年3月11日，正是德国暗中积极准备人侵苏联的时刻，里宾特洛甫当着教宗的面说，纳粹在捍卫德国免受共产主义侵蚀的同时也拯救了这一国家的宗教。庇护十二世立即回答说，人们无法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实际上否定了纳粹将第三帝国描绘成反对共产主义、捍卫基督教的斗士。

1941年9月5日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Attolico）与教廷特殊教会事务部秘书长枢机主教塔尔第尼的一次谈话最能体现教宗对德国人侵苏联的态度。鉴于当时有很多国家，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把这场同苏联的战争看成是一次宗教战争，于是阿托利科便向塔尔第尼提出，教宗应发表支持的宣言，这将大长意大利人的志气。他说墨索里尼已劝说希特勒在其宣传中向全世界强调这场战役具有“十字军东征”或反布尔什维克的性质。塔尔第尼回答说：“圣座对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无需进一步澄清。梵蒂冈已经谴责过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谬误，再也没有什么要补充、要收回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再次对此发表意见无异于在道德谴责之上加上政治谴责。圣父已经明白地说过‘暂不怀疑’（ tempore non suspecto）。相反，那些过去和苏俄订立过友好条约的人或许该解释他们的新态度。那些直到昨天还极力主张同苏联结盟有利于欧洲幸福的人今天竟宣布对那个国家发动一场宗教战争。他们，而不是圣座，才应该发表宣言！”塔尔第尼还说，“纳粹对教会进行了，而且仍在进行凶狠的迫害。因而，教会很难把纳粹的倒钩十字看成是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十字架。确切而言，正是德国，而不是墨索里尼，第一次提出有关十字军东征的话题。”

阿托利科继续坚持他的请求。他说，这与其说是进行一次宗教战争，不如说是在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中重新肯定天主教。当塔尔第尼再次表示他一想到共产主义的谬误和恐怖就会记起“纳粹主义的偏离正道和迫害行为”时，阿托利科谈到他自己在柏林和莫斯科当意大利公使时的经历。他争辩说：“这两种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在俄国情况要坏些，因为禁止宗教崇拜。而在德国，可以自由进行宗教崇拜。”

塔尔第尼说：“我回答他，这很可能是目前的情况，但从现在掌握的情报来看，很清楚德国人无疑打算有一天，或许是不太遥远的将来，走得更远些。”他说：“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且不谈宗教战争的事，最好引用一句古话：‘这是一个魔鬼驱赶另一个魔鬼’如果说另一个魔鬼是最坏的话，那么这个就好一点。”对这次谈话，阿托利科当然很失望，他说：“教宗保持沉默一直是墨索里尼心上的一根刺。”塔尔第尼向教宗汇报了这次会见阿托利科的情况。教宗只是说，自阿托利科离开德国时起，德国的宗教形势一直在恶化。

尽管庇护十二世并没有按照法西斯的愿望将希特勒人侵苏联视为是一次捍卫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但也没有发表任何谴责言论。这显然与德国人侵其他国家时的态度很不相同。当时，教宗都表现了对那些国家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不少人认为这表明梵蒂冈实际上对德国的这次人侵是默认的，这与梵蒂冈的反苏立场有着密切关系。就在德国对苏联发起全面进攻之后的一周，即1941年6月29日，庇护十二世在一篇广播讲演中说道：“在周围的黑暗与风暴之中，光明的迹象无疑已经出现，它们以巨大的神圣的期望激励着我们的心—这些迹象就是捍卫着基督教文明的基础和必胜希望的那些高尚的英勇行动。”这段话得到了法西斯的赞赏，认为它充分表明教宗对德国人侵苏联的肯定。实际上天主教会中确有一些神职人员支持这次人侵，例如教廷传信部的康士坦蒂尼（Constantini）大主教在康科迪亚的教堂里说：“昨天在西班牙的土地上，今天在布尔什维克的本土上，在那片撒旦似乎在那儿找到了在人世间的代表的无边无际的土地上，英勇的士兵们—有很多是从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派遣去的—正在进行一切战斗中最伟大的战斗。我们真心诚意地祈祷，愿这场斗争给我们带来最后胜利，带来建立在否定与颠覆之上的制度的最后毁灭。”康士坦蒂尼在结束时向那些“在此决定性的时刻保卫我们的自由理想不受红色暴虐蹂礴”的意大利士兵们祝福。

为什么天主教会如此反苏反共，这里有历史原因。

梵蒂冈一向是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加以区别对待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工团主义运动，主要注重的是经济，而不是精神层面，所以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宗教，只要使工人阶级的经济得到改善，这种运动也随之消亡。而提倡战斗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则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新的信仰，也就是一种新的宗教，它不仅要求变革经济，还要求改造社会，为了达到目标，它要人们改变原有的信仰，或者说消灭传统宗教，以确立自己的新宗教。这样当然就会对天主教构成巨大的威胁。

尽管如此，在苏维埃刚建立时，梵蒂冈并没有激烈反对这个新政权。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教廷看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持久不了。当时它四面楚歌，邓尼金等指挥着强大的外国军队与之对抗，国内经济困难重重，整个国家一片混乱；二是教廷希望利用新政权，发展天主教在苏俄的势力。在沙俄时代，东正教是国教，排斥其他宗教。天主教一直受压，甚至是“饱受迫害”，自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以后，东正教与天主教处于敌对状态，东正教会始终将天主教会视为劲敌，导致天主教在俄罗斯发展缓慢。十月革命时全俄罗斯的天主教徒人数只有2000万，与东正教根本无法相比。虽然苏维埃是个无神论的政权，但它宣布各宗教一律平等，这对教廷而言，无疑是个福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与东正教争夺信众的大好时机。

罗马教廷对改变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不仅十分重视，而且充满信心。在他们看来，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素质普遍要高于东正教，这不仅体现在文化层次方面，还表现在处理异常情况的能力方面。由于东正教一直处于国教地位，其神职人员将自己等同于俄罗斯的文职官员，他们享受着国家的傣禄，对信徒灵性的成长并不很关心，一遇到问题不是靠自己，而是借助国家权力—政府官员或警察来解决。而且东正教注重神秘主义，对神职人员的教育不太重视，特别是中下层的神职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无法满足信徒，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信徒的要求。因此，教廷认为只要投人力量，肯定能使许多东正教徒改信天主教。于是，十月革命后，教宗本笃十五及庇护十一世均拨出大笔款项作为斯拉夫人改宗之用。为培养这方面的传教士，教廷在罗马开设了东方学院（Pontifical Oriental College）教授希腊和斯拉夫语。在比利时开设了几所学院，专门培养去俄国传教的神职人员。与此同时，教廷还发行了双月刊《Stoudion）），专门介绍东方的文化及风土人情等等。

自1918年起到1941年，苏联对待宗教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从1918年至1922年，这是俄国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普遍受到革命热情的影响，将宗教视为反动的，应该打倒之列，加上当时政权尚未稳固，不少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更为某些激进分子提供了方便，他们不仅认为宗教将随着革命成功很快被消灭，而且亲身参与消灭宗教的行动中。因此当时不管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均受到极大的冲击。消灭宗教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肉体消灭。当时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包括修道士、修女在内的各基督宗教团体的成员被杀死，其中有些是被公开判处死刑，有些则是私下处死，还有些是流放到西伯利亚慢慢饿死的。二是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包括化装游行、广告画、活报剧、橱窗陈列等方式，竭力丑化宗教人士，如将神父们描写成不是酒鬼就是色鬼，或模拟所有神职人员均被推上历史的断头台等。三是没收教会财产。教堂内的各类祭器宣布为国家所有，教堂建筑有些被推倒修路，有些被没收改为博物馆或作它用。

尽管如此，梵蒂冈却并没有激烈反苏，他们认为教会受难这是革命时期的正常情况，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是如此。这一时期政局动荡不稳，连领导人都往往控制不了局势。例如俄国天主教会领袖之一罗普（RoPP）主教被一地方苏维埃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教会提出抗议，但地方政府不予理睬，也不准他们去监狱探望罗普。于是这些人便前往莫斯科，闯进列宁办公室，但列宁拒绝见他们，只回复说他根本不知此事，要他们去找民族人民委员会的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接见了他们，但他声明对此毫不知情。罗普主教最后是靠波斯地毯公司的帮助才设法逃出了俄国，他们把他藏在货物里秘密带到了大不里士。这件事极具戏剧性，证明革命初期确实十分混乱，地方政府可以不经上级批准就逮捕或处死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革命领袖与普通百姓没有距离，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直接找到他们反映问题。

第二个阶段大致从1922年到1927年。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政权已开始认识到宗教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被消灭，对待宗教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这样也许一时会有成效，但长远看反而有助于宗教的发展。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Lunarcharsky）发表了他的著名格言：“宗教就像一颗钉子。你敲得越厉害，它就钉得越深。”基于这种认识，布尔什维克不再采取第一阶段的灭教政策。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再将神职人员列人像富农阶级那样被消灭的对象之中，在公开场合不再谈论“把神父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了，也不再随意将他们抓起来审问。当然神职人员的日子仍然不好过，因为当时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每一个公民都要凭定量供应卡才能得到食物供应。而神职人员不属工作阶层，因而无资格领取定量供应卡，而他们又买不起高价食品，只得靠教区信徒的施舍过活。但较之第一阶段，毕竟不会进行肉体消灭了。立是不再提倡以往那些激进的无神论者和共青团搞的针对宗教或宗教人物开下流玩笑的反宗教宣传，认为这达不到限制宗教发展的目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转而提倡通过科学无神论讲座、讨论、辩论的形式对宗教进行批判。三是教堂也不再遭到破坏或改作电影院，在一些农村地区关闭教堂的行动暂时停止了，原来没收的教堂用品有些也归还了。当然有时教堂也会遭到关闭，但原因往往是信徒太少难以维持教堂开销，或神父因酗酒、挪用公款等小罪名被拘留，使教堂无人主持而关闭。不管怎样，与第一阶段相比要温和得多了。

导致苏联改变宗教政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宗教的长期性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与其当时的困难处境有关：1922年内战基本结束，但苏维埃政权还不稳固，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他们认识到反宗教的行动可能引起国外的强烈抗议，从而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而这恰恰是困难重重的新生政权最希望得到的。此外1921年苏联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业歉收，导致百年未遇的大饥懂。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因战争和灾难濒临破产的国内经济，苏联执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不管是对待资产阶级，还是对待教会都更为温和。

在这种大气候下，苏联与梵蒂冈之间关系一度有所改善。苏联看到了梵蒂冈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因此特别希望梵蒂冈能够正式承认他们，以帮助他们走上国际舞台。而梵蒂冈也想利用此时机达到使俄国改宗的目的，因此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保持外交接触。这突出表现在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the Conference of Genoa）上。当时教宗派遣Sincero为使节与苏俄代表契切林（Chicherin ）会晤。两人在意大利军舰Dante Alighieri号举行的招待会上不时为苏梵间的合作频频举杯。为此 教宗遭到俄国海外移民的批评，说他与“双手沾满鲜血的布尔什维克握手言欢”。

然而这次接触梵苏双方并未达成协议，因为苏联坚持要梵蒂冈先正式承认其政府，然后才同意天主教会在苏联传教。梵蒂冈认为，接受这个条件将意味着过早使用最有利的讨价还价的祛码，因此没有痛快答应。但是梵蒂冈并未放弃，热那亚会议休会前教宗另派一名代表皮扎尔杜（Pizzardo）枢机主教向与会各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劝说他们承认苏俄，唯一的交换条件是苏俄政府保证宗教自由。但契切林没有参加完本次会议就突然离开热那亚赶到腊帕洛去与德国签订条约，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双方都对对方抱有一定的希望。

1921年苏联严重受灾，教宗本笃十五世十分同情，决定出手帮助，使双方有了进一步的接触。1921年8月5日教宗本笃十五写信给国务卿加斯贝利枢机主教说：“我们面临着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之一。从伏尔加盆地到黑海之滨，成千上万注定要饿死的人正在高声呼救。”教宗提出派遣一个赈灾团带着食物和衣服去苏联。

经过谈判，此事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同意，但条件是赈灾团不得从事传教活动。赈灾团不以梵蒂冈的名义，而是作为美国救济署下的一个组织参加赈灾工作。1922年9月29日，天主教赈灾团一行12人（其中9名神父和3名平信徒）在Gehrmann神父带领下在敖德萨登岸，向灾民发放食品和衣物。很快，教廷赈灾团又在其他地区开设了许多野地厨房为灾民提供饭食，与此同时，还开办了服装厂、制鞋厂和野地医院为灾民提供衣物和医疗，包括向疟疾流行地区发送奎宁等。从1922年9月至1923年2月这五六个月中，赈灾团平均每天大约要向25000人发放食品，累计达24,00万吨。耐人寻味的是苏联的报刊对梵蒂冈赈灾一事只字不提，连篇累犊报导的都是布尔什维克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救灾。梵蒂冈对此并无怨言，还是满怀着苏联迟早会对天主教会开放的希望。

实际上，尽管苏联政府在某些方面向梵蒂冈开放，但由于其始终将宗教视为与酗酒、毒品同类，因此从未放松过警惕，即使对赈灾团也时刻提防，例如赈灾团在发给儿童的食品袋上印着“罗马教宗赠送给俄国孩子们”。苏联政府坚持认为这就是“传教”，因此到1923年苏联经济稍好一点时，便加强了控制，把教廷赈灾团的活动限制在克里米亚，而且提出所有救济设施由当地苏维埃接管。梵蒂冈拒不接受，苏联政府便要求赈灾团两周内离开，并接管了所有救灾物资。

1924年，苏联政府将一批原属波兰后归苏联管辖的天主教徒送往西伯利亚，没有神职人员随行，对此梵蒂冈深为担忧。7月，教廷驻柏林大使派契利“同苏联大使就向俄国派遣一名宗座代表以关照天主教徒的问题进行对话。”这次会谈很成功，苏联政府同意梵蒂冈向苏联派一名宗教代表。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对梵蒂冈的提防甚至超过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可以从1925年10月奇切林在会见新任的宗座代表耶稣会神父埃比尼（d'Herbigny）时所说的一番话中看出。他对埃比尼说：“我们共产党人感到必能战胜伦敦的资本主义。但罗马将被证明是一个更难对付的问题。如果没有罗马，我们能对付各种各样的基督教，他们最终都得在我们面前投降。没有罗马，宗教就会消亡。罗马为了传教向外派遣各种国际的传教士。他们比枪炮和军队更有效……朋友，这场斗争的结果难以预料。现在可以预料的是这场斗争将是长期的。”苏联官方常提到“罗马天主教仍是革命思想发展的最可怕的障碍，迄今尚未在其阵地上打开一个缺口”等等的言词。梵蒂冈听到这些并不觉得是件坏事，有时反而感到高兴。在他们看来只要苏联不对梵蒂冈关上大门，他们就有希望在苏联得到发展。为此他们做了许多让步，甚至当1925年苏联政府向教廷驻柏林大使派契利递交了他们制订的有关俄国天主教徒规定，其中包括要对罗马与俄国神职人员之间往来的书信进行检查等等，梵蒂冈都同意了，因为梵蒂冈始终希望，总有一天与苏联达成宗教协定。

第三个阶段是从1927年至1941年。这一时期是苏梵关系破裂时期，苏联加强了对宗教的控制。苏维埃政权到1927年已较为稳固了。这年的5月苏联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正式承认，随之而来的是其他国家的承认，苏联在国际上不再孤立了，所以，梵蒂冈是否承认对苏联已不重要了。此时苏维埃政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已具备对宗教发起“符合科学规律的”长期进攻的能力。于是，苏联改变了对梵蒂冈的态度。

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梵蒂冈为了能与苏联达成协议，一直没有停止谈判。教宗庇护十一世最初还充满信心，因此做出不少让步，希望能使苏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天主教会进行传教活动，但不久梵蒂冈就看出，让步越多，莫斯科要求的就越多，派契利和苏联代表在柏林举行的会谈没完没了。1927年苏联人突然宣布没有缔结协定的可能，他们今后打算通过单方面立法全面处理天主教问题，诸如教会财产、宗教教育、神职人员的傣给等等，而不会与梵蒂冈协商。直到这时梵蒂冈才开始认识到战后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且也意识到苏联政权已相当稳固，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被消灭的。在梵蒂冈看来，这个政权对宗教迫害采取的办法变得越来越危险，庇护十一世决定与苏联公开决裂。

1930年2月2日，庇护十一世在致罗马代理主教Bompili枢机的公开信中抗议了“正在对俄国天主教会犯下的可怕的裹读的暴行”，包括反天主的游行，强迫工人宣布仇恨天主否则就会丢掉工作，逮捕和杀害天主教神职人员。他的话立即在全世界产生了影响。在与梵蒂冈有外交关系的几乎所有国家，纷纷举行集会声讨苏联政府对天主教会的迫害。1930年3月5日出刊的《天主教文明》写道，教宗不仅仅为天主教而且为整个基督教说了话。

1930年3月19日，庇护十一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受迫害的苏联天主教徒举行赎罪弥撒，祈求天主纠正苏联共产党对天主教会犯下的过失。有5万人参加了弥撒，其中很多是非天主教徒的苏联移民。梵蒂冈对驻梵外交官都发出邀请，那些与苏联尚未建交的一些小国，如西班牙、比利时、匈牙利、智利、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外交官均出席了这次弥撒，但与苏联已建交的国家则多数未参加。庇护十一世还“号召各基督教民族团结起来对付一场正在动摇基督教文化基础的运动。”他甚至批评了那些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承认了苏联的国家。《罗马观察家》十分尖锐地写道：“所以，精通外交上的各种诡计的苏联代表李维诺夫和世界上最资产阶级化、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的代表握起手来。现在，罗斯福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宣布对这些无神论者的承认。俄国彻底地把罗斯福给骗了。”（要为罗斯福说一句公道话，在承认苏联时，他坚持要在协定中加进一项在俄国保证宗教自由的条款。他甚至派遣沙利（Sarley）先生（天主教徒）去日内瓦会见李维诺夫商谈此事。）

1937年教宗发布了《神圣救主通谕》，谴责苏联共产主义。苏联也针锋相对，将梵蒂冈视为反苏的头号敌人。李维诺夫（Livinov）在日内瓦声明：“从今以后，梵蒂冈将成为一切反苏运动的幕后推动力。”教宗被指控为和克伦斯基（Kerenski ）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共谋。罗马的教廷东方学院被描绘成“向俄国发起一场圣战的根据地，这场圣战将由沃尔康斯基（Wdkonsky）王子率领的白军来进行。”苏联报刊杂志上也充斥着对梵蒂冈的谩骂。布哈林将历史上罗马教廷的丑事也都一桩桩揭露出来：如亚历山大六世的淫乱、异端裁判所的残酷、教会对布鲁诺施行的火刑，伽利略所受的迫害等等无一遗漏。可以说30年代苏梵关系极度恶化。与此同时，宗教在苏联也受到更大的限制，神职人员遭驱逐，教堂和修道院不断被关闭。1939-1940年苏联利用德国开辟西线战场无暇东顾之际占领了波兰东部、波罗的海诸国、芬兰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在这些新占领区，苏联也同样推行这一政策。40年代中期以前，仅从波兰东部就驱逐了4000名不同教派的神职人员，代之以雅洛斯拉夫斯基（（ Jaroslavski ）领导下的无神论者同盟派去的25000名反宗教鼓动家（Agitprop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德国人侵苏联。

德国的入侵，打破了苏联整个外交策略。在此之前，由于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疏远了同盟国。如今德国是苏联的头号敌人，斯大林意识到必须争取国际上一切反纳粹力量的同情和支持。而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苏联批评最多的是其对宗教的迫害，因此斯大林一改过去的做法，转而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

由于无神论者同盟在国际上影响不好，为改变苏联迫害宗教的形象必须先从该组织人手。不久，斯大林宣布了该组织的领导人雅洛斯拉夫斯基的死讯，后来秘密泄露，此人并不是死于自然原因。他实际上是苏联实施“左”的宗教政策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急于与梵蒂冈改善关系，以便争取国际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至少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的同情。他向美籍波兰神父斯坦尼斯拉斯·奥列曼斯基（Stanislas Orlemanski ）表示，苏联想要和“教宗合作对付在德国发生的对天主教会的压制与迫害”，并自称是“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倡导者”。在德国人打到莫斯科门口的时刻，军事当局甚至允许安德斯（Anders）将军指挥的波兰部队带自己的随军神父，为此约50名1939年9月被关进集中营而失踪了的波兰天主教随军神父获得释放。在莫斯科，法国人的天主教堂重新开放，交给波兰天主教团体处置。这些都是苏联政府向梵蒂冈示好的表现。

不久，为了要“建立政府与各教派之间的友好关系”，莫斯科设立了由伊万·波良斯基（Ivan Poljanski）领导的苏维埃宗教事务局。1941年莫斯科开放了一批教堂。到1942年，莫斯科的教堂开放得更多，而且每个教堂都人满为患。苏联政府允许教会在教堂外散发牧函和布道小册子。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苏联的这种做法获得了英美等国政府和一些教会领袖的称道。1941年10月，罗斯福总统高兴地宣布：“现在人们希望，在俄国肯定出现了实行完全的宗教自由的良好开端。”1942年英国约克大主教访问苏联后一回到英国就宣布：“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什么根本上不可调和的东西—而基督教和“鼓吹种族歧视的法西斯主义”之间却有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说，俄国现在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一切反宗教宣传业已停止。英苏协会主席，切姆斯福的主教认为“镇压一切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才是一项具有生命枚关的重要性的任务。”

苏联的转变，特别是对梵蒂冈示好的举动却并没有得到梵蒂冈的热烈响应。长期以来，苏联对宗教执行的过左政策给教会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而庇护十一世发表通谕，对苏联迫害宗教的指责加深了天主教会的反感。因此在英美等国领导人肯定苏联的这种变化时，梵蒂冈则无动于衷。

既然梵蒂冈对苏联的示好表现冷淡，当然也就不会那么积极地从道义上支持苏联反纳粹。这为罗斯福总统支援苏联造成了困难。

应该说，美国国内原本就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苏力量，例如，前任美国总统胡佛于1941年9月17日就声言：“我相信99%的美国人都厌恶独裁主义，不管是纳粹，还是苏联共产主义。”

美国天主教徒人数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欧洲大量移民而急剧上升。罗斯福时代，美国天主教徒在整个基督宗教各教派中是人数最多的一派，而且其神职人员和信徒均十分忠于梵蒂冈。由于30年代苏梵关系恶化，特别是庇护十一世的《神圣救主》通谕的影响，美国天主教徒均持反苏的态度。

梵蒂冈为尽量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甚至不惜代价要同盟国与纳粹进行谈判，这对美国天主教会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反对美国参战，要求美国保持中立。为了不使战争蔓延到美国，他们也支持美国支援英国。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他们完全接受梵蒂冈的观点，将德国和苏联都视为魔鬼，因为两者都迫害宗教。因此他们坚决反对美国支援苏联。据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从华盛顿报告说，天主教平信徒委员会（the Catholic Layman's Committee）在全国范围举行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民意调查显示，他们中有90%的人反对美国援助苏联。而且大多数美国天主教徒认为美国政府支援苏联的政策是与教宗庇护十一世的《神圣救主》通谕精神相违背的。

为了使美国天主教徒接受政府对苏联实施援助，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求助于梵蒂冈，希望得到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支持，扭转美国天主教徒的态度。1941年9月，他派遣迈伦·泰勒先生带着一封私人信件去觐见教宗。他的目的是要劝说教宗修改《神圣救主》通谕里谴责同共产主义“在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事业方面”进行合作的那一段。

泰勒于1941年9月9日抵达罗马，翌日觐见教宗，递交了罗斯福给教宗的信，双方进行了交谈。此后教廷国务卿马廖尼和教廷特别事务部秘书长塔弟尼与泰勒先生进行了数次会谈。

泰勒谈到8月起草的大西洋宪章中，美国声明反对轴心国发起的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盼望听到教宗的声音，也就是得到教宗的支持。马廖尼说，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教宗最高职位的》（Summi Pontificatus ）通谕里以及在1939年、1940年两年的圣诞训谕里，他都像“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ter）要求的那样明确宣布了公正和平的条件，要求给予各族人民以独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权利。如果需要，他准备重复一遍，但他不愿将他的声音与政府领导人的相混淆，以免将他置于受到放弃中立的偏向一方的指控。

由于罗斯福的信是希望教宗支持美国援助苏联，因此他强调目前苏联有了宗教自由，而且说：“我认为俄国的专政不如德国的专政对其他国家的安全造成的危险大。俄国专政在其边境外使用的武器仅限于共产主义宣传，我当然认识到这种宣传过去被用来摧垮他国的政体、宗教信仰，等等。而德国为达到用武力和宣传的力量征服世界的目的，不仅利用过，而且还在利用这类宣传，不仅如此，他还在国境外采用各种形式的军事侵略。我认为，俄国的继续存在不如德国的专制体制的继续存在对宗教、对天主教会本身以及概而言之对人类造成的危险大。”他还补充说，美国政府尽管保持中立，但打算向正在同纳粹德国交战的英俄两国提供道义上与物质上的支持。他建议教宗应和“大西洋宪章”签约国发生联系，因为该宪章在规定公正和平的条件的同时，还包括了关于宗教自由的一个条款。

对罗斯福总统这些说法，梵蒂冈并不赞成，梵蒂冈从来不认为苏联有宗教自由，为此它列举了许多宗教无自由的事例，据梵蒂冈称，幅员辽阔的苏联却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处有天主教堂。

泰勒提到《神圣救主》通谕造成某些天主教对共产主义和俄国人民不加区分，因此在不支持共产主义的同时也不帮助俄国人民。一些美国天主教主教亲身告诉泰勒，要想避免加深美国天主教的分裂，教宗最好能对该通谕进行解释。马廖尼表示，圣座曾经谴责，并依然谴责共产主义，但他绝不可能反对俄国人民；正如圣座反对纳粹时，谁能说他在反对德国人民？如果要对共产主义与俄国，纳粹与德国作区分的话，各级神职人员就可以有权利这样做，不必担心与教宗的教导会产生矛盾。他还说，庇护十一世的通谕只是谴责共产主义，这一谴责仍然保持，而对俄国人民，教宗只可能持有父亲般的感情。换言之，天主教徒可以毫不犹豫地支持罗斯福援助斯大林反对纳粹。为此梵蒂冈表示愿意解除美国天主教徒对给俄国的军援而感到的良心上的不安，只是不由教宗出面，而是由梵蒂冈指示驻华盛顿宗座代表安排美国主教团的一成员按罗斯福总统希望的那样当众重新对《神圣救主通谕》进行解释。

9月20日由塔尔第尼签署的一封信中，教廷国务卿下发华盛顿宗座代表指令，其中有关《神圣救主通谕》的解释，其调子按马廖尼曾对泰勒所说的那样，即肯定教宗庇护十一世反对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俄国。信中说：“事实上，每个文本必须仔细在它所处的自然背景中考察，这正是对待经典的模式。假设真的采取这种态度，人们就很容易发现，庇护十一世在这个背景下提出这众所周知的‘留有余地’的策略。教宗正在警告信徒不要与他们国家内的共产主义合作，甚至不要与在人道主义的事业内的共产主义合作，因为共产主义会利用某些合作扩大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但在庇护十一世谴责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同时，在该通谕中，他还表达了慈父般的祝福。

华盛顿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领会了梵蒂冈的意思，不以教宗的名义，而是选中了辛辛那提大主教麦克尼古拉斯（Me Nicholas）作这项解释；他以沉默寡言和政治上中立而闻名，这样就不大可能被人指责为屈从于政府的压力。

麦克尼古拉斯实际上是秉承了梵蒂冈的旨意，但以自己的名义对《神圣救主》通谕作了解释。他回顾了庇护十一世的通谕，认为教宗对纳粹和德国人民是作了区分的，同样对苏维埃政权及俄国人民也是作了区分的，因此提出通谕里的有关的话语要置于其真实的环境中加以考查。其结论是，这段话并不适用于战争纷争中的当今时代。

应该说，正是罗斯福促使梵蒂冈软化对苏联的态度，而梵蒂冈态度的变化又使美国原来激烈反苏的高层神职人员有所改变。如西雅图的肖内西（Shaughnessy）和贝克曼，原本要以“宗教，美国与俄国”为题发表广播讲话，猛烈抨击俄国，后来同意服从梵蒂冈的决定，取消了这次讲话。因此梵蒂冈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了罗斯福，使美国天主教基本上不再反对美国支援苏联了。六周后日本对美国发起了进攻，迫使美国与苏联结盟共同对付轴心国。

第十五章 梵蒂冈与日本

日本政府早在1922年就曾建议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因为他们在第一次大战时已认识到“梵蒂冈是极好的情报来源”。但是由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神道”运动使这项建议长期不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1934年梵蒂冈通过任命吉林当地的主教高德惠“担任圣座及传教区派往满洲国政府交涉的代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博士，在2008年“基督宗教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重提梵蒂冈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历史争议》，梵蒂冈事实上授意吉林代牧高德惠只能以东北诸教区长上的名义，而非圣座的名义与伪满政府当局交涉。）事实上承认了这个所谓的“国家”，教廷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东北教会牧导上的考虑，但在客观上肯定了日本的侵略行径，由此给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广大天主教徒造成了伤害。

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协定。德国希望日本将矛头指向苏联，同时也将英、法、美等国包括在内。日本国内历来对扩张的方向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向北侵人苏联等国，包括中国东北；另一派主张向南，侵人南洋及东南亚各国。当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日伪的满洲国之后，北进派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1938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防共轴心”受到冲击。日本深感单靠本国的力量要人侵苏联较为困难，随后便放弃了北进与苏作战的计划，集中力量组织南进。随着希特勒称霸欧洲，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为消除其南侵时的后顾之忧，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旧苏中立条约”。由此日本集中一切力量作好人侵南洋及东南亚各国的准备。由于南洋及东南亚国家中拥有一批天主教徒，尤其是菲律宾更是如此。日本为了在人侵时尽可能减少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抗，至少能使天主教臣民顺服，迫切希望同梵蒂冈建交。实际上，日本政府还想通过与梵蒂冈建交促使梵蒂冈承认中国在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为此在1941年7月，差不多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6个月，日本便急于同梵蒂冈建交了。

梵蒂冈的政策准则是永远不拒绝任何一个政府提出派外交代表的要求，于是双方开始进行谈判。1941年12月当日本发起对美国的攻击时，谈判仍在进行。在几小时之内，对太平洋的控制权易了手；日本在2个月内占领了马来亚、菲律宾、关岛、香港、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和新加坡。大约1800万天主教徒成了日本帝国的新臣民，其中1100万天主教徒在菲律宾群岛，400万在印度支那和逞罗，300万在中国。日本半官方杂志《时代》宣称日本将对其军队所征服地区的天主教徒给予充分的保护，声称他同梵蒂冈的关系将随着大东亚共荣圈里的建议性工作的进展不可避免地日益紧密广泛。正是在这过程中，日本与梵蒂冈之间加强了外交接触，因为在这非常时期，得到梵蒂冈的承认，将会给日本增添许多政治资本，当然对日本政府十分有利。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第二个月，即1942年1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意大利使馆顾问弗朗西斯库·巴布斯西奥（Francesco Babuscio ）与梵蒂冈接洽，表示日本希望向教廷派遣一名特别代表。教廷国务卿马廖尼立即表示，教宗这边没有问题，只是应该走官方程序，即通过驻东京的宗座代表来传达此事，并且希望日本派遣一个常驻使团，日本外交官只委派到圣座处。庇护十二世完全认同国务卿的提议，表示乐于接受日本代表。与此同时，教宗还特别提到中国蒋介石政府也希望派特使前来梵蒂冈。

过了十天，即1月30日，宗座驻东京代表派奥鲁·马雷拉（Paolo Marellar）受到日本外相的接见，稍后他便收到了会谈的备忘录并将其译成意大利文发往梵蒂冈。电文如下：

“日本政府考虑到国际形势，认为加强现有的与梵蒂冈之间的友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希望派遣一名特使前往圣座处。（日本）政府要求最尊敬的大主教阁下立即将此意愿转达给梵蒂冈，以了解圣座对接受日本特使的看法。”

第二天，梵蒂冈便给宗座代表回电，表示教宗对日本政府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想法与意图感到满意。尽管梵蒂冈更愿意接受一位大使，但这并非必要条件，教宗可以接受一位担负特殊使命的代表，当然这名特别代表只委任到圣座处，而不是委任到一个交战国。

三天后，梵蒂冈接到在东京的马雷拉大主教发来的电报，日方已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将委派一位只到圣座的特使，而且确认一旦时机成熟，会将特使改换成大使。

就在日梵为建交进行商讨之时，日本不仅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使欧洲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而且对南洋的人侵势如破竹，在数月之内便占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南洋和东南亚大片领土。军事上取得的成功大大推进了日本在外交上的成就，包括与梵蒂冈建交。实际上，梵蒂冈的对外政策一贯是很实用的，它最关心的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天主教会的利益，只要有利于天主教会及信徒，教廷就会去做。随着日本人军事上的胜利，梵蒂冈也急于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避免被占领地信徒遭受迫害。但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对受害国人民也造成巨大伤害，势必遭到反感，包括英美等盟国的强烈反对。因此当1942年2月4日教廷国务卿将梵蒂冈将接受日本委派圣座特使一事秘密通知英国公使和美国总统代表后，两国政府的愤慨可想而知。

2月23日英国公使奥斯本直接给教宗发了一份照会，用词已达到了外交礼节的底线。照会说：“教宗陛下在这一时刻默许日本向圣座派代表一事已给英王政府留下了最令人不快的印象，因为英王政府发现这一决定同梵蒂冈经常哀叹战争扩大的声明很难调和一致。教宗陛下的行动或将被广泛视为宽恕日本的背信弃义和无端袭击他国的行为。英王政府虽极勉强，但不得不得出结论：教宗陛下再一次屈从于来自轴心国政府的压力。”

美国政府的反应也极其强烈。2月4日当天，当美国总统临时代办蒂特曼（Tittman）得知梵蒂冈要与日本建交的消息时当即做了个鬼脸，并十分肯定地说，美国是不会支持此种做法的。3月2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给梵蒂冈写的第一封抗议信由蒂特曼交给了教廷的塔尔第尼枢机。信中说，美国国务院认为日本的这一举措是有意在远东和拉美等的天主教中扩大宣传。3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会见驻华盛顿的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的秘书尤金狄奥·瓦格诺齐（Egidio Vagnozzi），对梵蒂冈为此所作的解释很不满意，他当即“以全部能量和最大诚意表示，教宗这一决定确实令人遗憾”，因为就在日本以不可胜数的罪行为代价，试图消灭白种人对于亚洲的影响力时，梵蒂冈竟冒险接受来自日本的代表团。威尔斯希望能及时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3月5日驻华盛顿的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从西部返回，得知威尔斯对梵蒂冈的抗议，立即将美国的反应用急件电告梵蒂冈，并于当晚会见威尔斯。威尔斯告诉他，他当天已就日梵建交一事与罗斯福总统交换看法。总统表示，就他对教宗的了解，此消息令人难以相信。第二天，辛戈格那尼给马廖尼枢机发电报说，“总统宣称，由于了解并珍视教宗的立场与感情，他对于这一措施竟然会得到批准并公诸于众感到不可置信”。他还说，整个事件是日本的一次胜利，由此圣座的威望在美国将大大受损。与此同时，威尔斯指示蒂特曼交给马廖尼枢机第二封长电，对梵蒂冈提出强烈抗议。电文中威尔斯质问梵蒂冈是否真不知道日本对基督教徒和圣殿犯下的暴行，尤其是在菲律宾犯下的暴行？他说教宗同日本建交的消息使美国的天主教徒极为痛心；同时，这会给美国新教徒和共产党人提供反天主教宣传的新武器。他还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说过：

“连如此了解庇护十二世的我都感到这消息不可信。”

对待美英等国的抗议，梵蒂冈不断地进行解释。按国务卿马廖尼枢机主教的解释是：同日本建交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22年，只是到现在日本议会才投票通过。既然现今日本又统治了1800万天主教徒，与之建交就越发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给教徒们提供更大的帮助。如果梵蒂冈对日本的主动表示不作出答复，那天主教会的布道就要遭难。他还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教会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以便帮助在日本人手中的同盟国战俘。他完全否认接受日本（外交）代表是由于轴心闰的压力，并宣称梵蒂冈决不能拒绝对教会宗教利益带来如此好处的这类建议。梵蒂冈接受任何一国政府的（外交）代表，决不意味着赞同该政府的政策。马廖尼枢机主教还强调，梵蒂冈完全是从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出发而作出这一决定的，它不受任何一种政治考虑的驱策，梵蒂冈绝不拒绝任何一个愿意同梵蒂冈建交的国家提出的建交要求。

对梵蒂冈的这种解释英美等国是无法接受的。美国代办蒂特曼（Tittman）先生切中要害地问马廖尼枢机主教，如果苏联提出同样的要求，它是否也接受苏联（外交）代表？

马廖尼对此的答复是：宗教在日本并不像在俄国那样受迫害，再说苏联也并没有提出要与梵蒂冈建交的要求。

马廖尼枢机的这些解释完全得到庇护十二世的支持。教宗本人对自己以前的言论作了补充说明。他说，圣座的决定是为了保护大国内的天主教利益，也是继续为梵蒂冈的慈善使命以及为争取和平做出努力。与日建交并非受政治因素的驱动。为了表明梵蒂冈不想卷人政治漩涡，教宗说，虽然他以前对共产主义进行谴责，但当前的形势要求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些谴责会被归因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他不再重申这些谴责，虽然这些谴责仍然有效，为此他遭到法西斯媒体的抨击。庇护十二世还提到他要倚仗美国总统保护教宗这一立场，使之不会遭到扭曲。

罗斯福总统虽然完全反对梵蒂冈这种立场，正如3月27日威尔斯指示蒂特曼要利用下一次教宗接见的机会，表达美国国务院对梵蒂冈接受日本使节一事表示“根深蒂固的反对”，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考虑到天主教徒在美国军队中占了三分之一，担心对梵蒂冈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会引起国内的不安，因此在3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总统无奈地表示，教宗不可能采取与目前不一样的做法。

反对梵蒂冈与日本建交的国家决不止英美等西方国家，实际上受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对此事的反应更为强烈，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对梵蒂冈承认日本的行为不仅是非天主教徒的中国人，就连中国信徒也持反对态度。3月19日代表中国天主教会立场的《益世报》就发文，要求教宗不要与日本建交，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并非天主教国家，在日本本国及其占领区屡屡发生迫害教会事件；二是日本侵略暴行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

但梵蒂冈已拿定主意与日本建交，任何国家的反对都无济于事。不久东京便将驻梵蒂冈日本使节的人选—原日本驻法国大使馆顾问原田健通知梵蒂冈，得到国务卿马廖尼的首肯。1942年5月9日，教宗在梵蒂冈的大觐见室接见原田健，这位使节向庇护十二世递交了他“作为与大使同级的特别使节”的委任书。

教宗这次接见日本特使是在正式的大觐见室，而以往接见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迈伦·泰勒只是在小觐见室，美国人大为不满。马廖尼枢机主教这样向蒂特曼解释：日本使节是他的国家的官方代表，所以经常会受到相当于大使级的外交礼遇，而泰勒先生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属于不同范畴，因此会受到略有不同的待遇。不过他向蒂特曼保证，泰勒被赋予了远高于日本使节的荣耀。

日本与梵蒂冈建交也刺激了蒋介石政府认真考虑与梵蒂冈建交。作为备受日本侵略的中国，需要争取世界更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梵蒂冈虽然面积小，但对全世界天主教国家的影响力却是极大的，在国难当头之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日梵建交，在政治上使日本捞取了资本，如何抵消日本对梵蒂冈的影响，特别是防止梵蒂冈承认南京汪精卫的伪政权这是蒋政府着重考虑的。

事实上，日本侵占南京后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后，日本的确要求教宗承认该政权。汪精卫也屡次托日本和意大利政府要求教廷责成蔡宁赴南京。针对这种形势，英美等国向蒋介石建议，应尽快向教廷派使节免生多变。于是蒋政府加快了与梵正式建交的步伐。

中国与教廷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元代。晚清时期，李鸿章、许文肃等人曾先后提出与圣座建交，后因法国的阻挠未成。民国以后，法国不再阻挠，陆微祥等人也一直努力，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如今国难当头，面临日梵建交，无疑促使中国政府下决心早日与梵蒂冈建交。

为进一步发展与梵蒂冈的友谊，中国政府更加注意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及教会在华的财产。1942年4月8日，行政院长官蒋廷献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在中国之德、意天主教教士，虽为敌国国民，但系教廷派来中国，故其待遇与敌侨略异；二、天主教会财产并非私有财产，与经商之敌产情况不同，故区别对待，予以保护。

日本派遣使节到梵蒂冈后不久，驻华盛顿宗座代表向梵蒂冈发来蒋介石政府的官方请求，要求派遣中国使节前往宗座处。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接到请求后两天便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说教宗很乐意接受来自中国的使节。6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训令中国驻瑞士代办谢寿康与教廷驻瑞士大使柏纳底尼总主教（Abp. Bernadini）进行具体的接洽。教廷同意接受中方派使驻教廷，而教廷驻华代表则暂时不换，仍由蔡宁担任。7月，中国政府任命谢寿康为驻教廷第一任公使。

中国驻梵公使任命后，在解决了公使住所问题以及如何穿越当时与中国是敌国的意大利等问题之后，谢公使于1943年1月30日到罗马后直接进人梵蒂冈。2月25日觐见教宗，递交国书。因战争期间，一切从简，加上日本不愿与中国人一同列席梵蒂冈，因此教宗对华公使的接见、双方的致词均未见报。根据罗光主教的《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一文中记载，当时谢公使致词说：“在这隆重礼仪的一刻里，应许可卑人向教宗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喜乐，因为能够看见久已怀着的希望终于得以实现，使教廷和中国之间建立了通常的外交关系。教宗一定知道我国人民对于前任教宗所有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新中国绝对不会忘记庇护十一世教宗当中国刚从复兴而战的烽火中出来，还没打破以往他人所加给我们的锁链时，庇护第十一世曾向新中国表示了同情。我们新中国也会常记得教宗在各次雄伟的广播词里所宣讲的仁义。这些仁义的话，乃是于今在困苦的人们所听到的希望美歌，使他们继续向前胜过困难……”

庇护十二世致答词。首先他回顾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从元代的柏朗嘉宾，到沙勿略，以及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等人。然后他说：“贵国人民心中所深有的宗教观念，贵国先儒所有的高尚伦理思想，尤其是贵国人民对于家族的爱情，使贵国伟大民族已具有特别的倾向，足以认识，足以看重福音的宗教理论和伦理原则。但是在圣座和贵国之间，和别的许多国家一样，除了两者间的精神关系以外，还更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我们很高兴一提，以往在我们的前任教宗额我略第十六世，庇护九世，良第十三世，和本笃十五世时，两方为通使曾多次费了心力，然因外间的阻碍，两方虽有诚心，也只好改期，等候更好的机会，终于我们最近的前任教宗庇护十一世，为与贵国通使，能够向前一步，设立了驻华宗座代表职。于今在血泪的时期，在争斗和摧残的战火中，我们为万民公父的心肠常煎着忧伤；天主的上智，令我们心中今天能有这种安慰，看到贵国和圣座两方长久的努力已经成功。对于贵国伟大的民族，我们很高兴展开我们的心，展开我们的怀抱；我们也很知道贵国元首对于公教友，常有诚切的同情。我们因此抱着很坚固和信心，我们相信两方的国交，今天这样顺利地开幕了，来日必定要顺利地继续发展，将来有一天，使遥远的中国神子们，可以兴享在自己的祖国里已经照耀着和平的太阳—一种正义和经久的和平，使全国国民互相合作，以建立新的幸福中国。而且中华人民也可以充分体验到公教的信仰和按着信仰的生活，所能带给私人和全民族的福利……”

梵蒂冈与国民政府建交是日本政府和在南京的日伪政权所不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教廷承认南京的日伪政权，但教宗没有这样做，就这点而言，他还是有其原则的。据说，在战争期间，庇护十二世从未承认过由于军事行动的结果而存在的政府。但为不得罪日本，马雷拉（Marella）大主教提议，选派一名教廷代表，指导他与日本和中国当局打交道，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项协议，于是蔡宁大主教便被派往南京访问那里的传教士，并与那里的日伪政府接触。1944年8月经蔡宁与日本占领当局的谈判，将被关押在潍县的外籍传教士除少数人留下外，均迁往北平各修会会院。

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表明梵蒂冈的对外政策，是天主教徒的利益先于一切，不管民族事业正确与否。梵蒂冈与所有的法西斯国家签订了协议。但是，法西斯并没有因此而对天主教会心存感激，德国纳粹如此，日本人也是如此。在波恩和科布伦茨档案馆里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报告中有许多都揭示了纳粹领袖们对天主教的态度。人们可以从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写的秘密备忘录中发现Ausrotten（绝灭）一词总是同天主教会相联系。在海德里希给他属下传阅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不要忘记，从长远看罗马教宗是一位比丘吉尔更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只是希姆莱等人看到了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因此要求部下采取更微妙的办法，不要像马丁·鲍曼那样粗野—对那些不顺从的主教们简单地枪毙了事。另据德国中央保安局给海德里希的报告中说：“在取胜的日本人中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反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感情，他们认为基督教肯定会破坏古老的亚洲文化。他们懂得如果要使真正的新秩序在亚洲出现的话，必须消灭天主教。”这些都说明法西斯与梵蒂冈签订宗教协议或建交完全是出于策略上的暂时考虑，当他们侵略行径得逞，权力巩固之后，就会转而对付天主教会。

第十六章 梵蒂冈的转变

梵蒂冈与所有的法西斯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与德、意还建立起大使级关系。相比之下，与英美之间的关系则要低调得多。美国只在梵蒂冈设立了总统私人代表，英国与梵蒂冈之间也只有公使级关系。但实际上，梵蒂冈还是更靠近美英等国，特别是罗斯福总统对其有相当的影响力，在他的努力下，梵蒂冈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

多年以来梵蒂冈一直将苏联视为头号敌人，因为天主教会在苏联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对法西斯政权，梵蒂冈虽然并不认同，但始终认为两者相比，法西斯政权对宗教的迫害较轻。随着希特勒称霸欧洲，罗斯福多次给教宗写信分析局势，梵蒂冈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承认当前最大的敌人是希特勒。在梵蒂冈的白皮书《圣座的教令和文件》中充分反映出这一点——“他使他的国务卿和美国主教团同意了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即希特勒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必须在军事上击败他，哪怕是同苏俄合作。” （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一份报告讲到西班牙驻梵蒂冈大使说，他觐见教宗后，教宗陛下告诉他，教宗现在认为纳粹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是对文明和天主教会的最大威胁。

梵蒂冈与美国关系最好的时期是1939年9月5日，德国人侵波兰后几天，美国政府发表《中立宣言》，声称鉴于中立政府有责任使其领土或领海不为战争服务，美国保持中立，宣布对交战国双方实施武器禁运（但可以出售许多种类不完整的战争工具）。该宣言一发表便遭到许多正直的美国人民的反对，因为这将使美国无法向英法等同盟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武器，也就是限制了这些国家维护和平的实力，影响了美国在这些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罗斯福总统说服参众两院修改“中立法”。同年11月3日美国修改了《中立法》，受到英法等盟国的欢迎。对于美国实施中立政策，梵蒂冈是非常赞赏的。

1940年国际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年圣诞节，教宗在梵蒂冈发表广播讲话。他首先讲述了战祸给人间带来的痛苦和苦难，以及在战后人们要为战争所造成的创伤而工作。接着追述了他在一年前的圣诞文告中所提出的和平与平等诸原则。他说，当今世界应该建设更加健全、自由的“新秩序”，所谓“新秩序”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消除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信仰之间的相互仇恨以及产生这种仇恨的制度和行动；二、消除国际合作中互不信任、相互猜疑的态度；三、消除以强权创造公理的思想；四、使各国人民获得适当的经济生活保障；五、以相互团结取代自私自利，使每个独立的国家平等相处，互相合作。

仅就这些原则而言，当然无可非议，但对像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来说，则完全是对牛弹琴，不会有任何作用。

就在教宗发表这一讲话后的第5天，即12月29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发表《炉边谈话》。他向美国人民讲述了国际严峻形势，美国所面临的战争威胁，严厉地批评了国内孤立主义，他说：“过去两年的经验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姑息纳粹，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来把老虎驯服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对于燃烧弹是不能讲道理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只有以彻底投降为代价才能同纳粹有和平。”他还说：“合众国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鼓励谈论和平。”罗斯福的这次讲演被认为是他任总统以来对纳粹抨击最严厉的一次。此后美国由中立国逐渐变成了交战国。

由于这种变化自1941年起梵蒂冈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冷却。很多美国人，包括美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内，都对教宗对德国的侵略行径及被占领土地上发生的暴行保持沉默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表示不满。纽约天主教枢机主教斯佩尔曼在致马廖尼国务卿的一封信中毫不掩饰地说，教宗在美国的威信急剧下降，因为他发表的声明含含糊糊。他还说，由于意大利主教们发表亲轴心国声明，美国天主教徒不再对教宗的公正怀有同样的信心了，因为教宗的行为说明他首先是个意大利人，很可能支持墨索里尼的巨大野心。据说，这封信太唐突，教廷国务卿都不敢将它呈送给教宗看。同样，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泰勒先生的助手蒂特曼（Tittman）先生也向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抱怨，说梵蒂冈对独裁者太宽厚。据说蒂特曼利用这次机会将美国资助梵蒂冈的事和盘托出。梵蒂冈的资金在战前主要靠来自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诸国信徒的捐款。欧战爆发后这些捐款均停止了，于是美国成为捐款的唯一来源，这些款项名义上是美国天主教徒、哥伦布骑士团（the Knights of Columbus）等募集来的钱，实际上是罗斯福从国家秘密基金中提取的。所以，蒂特曼在述说美国天主教徒对教宗的沉默不满时，“老是提到这些基金，就像银行老板叫债务人算账一样”。

而同时，梵蒂冈对美国也不满，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数月，梵蒂冈对罗斯福总统越来越明显的参战意识提出了许多批评，认为他的言行完全违背了1939年和1940年美国的中立法，以及他派遣特使泰勒与梵蒂冈所谈的原则，即用一切办法防止战争的扩大，促进和平。如今他不但没有尽一切努力来防止战争的扩大、还要将他的国家拖人战争。一些梵蒂冈官员甚至还指责罗斯福在玩两面派，对促进和平没有诚意。

梵蒂冈的这些批评当然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设法通过外交途径，促使拉美一些国家与轴心国家断交。为此，美国利用1942年1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会议向拉美国家的代表进行游说，但却遭到梵蒂冈的抵制。据说“圣座的外交代表游说参加里约热内卢会议的国家保持中立”。这自然更加深了美国对梵蒂冈的不满。当然最使美国人不悦的就是在日美宣战之后，梵蒂冈与日本建交。

梵蒂冈的这些做法正是德国人最高兴看到的，也是他们想要利用的。

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几天，即1941年12月11日德国正式与美国绝交并宣布自即日起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

德国在苏联遭受的挫折是希特勒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按他的设想最迟至1941年11月德军便可以占领莫斯科，而如今却根本看不到希望，苏联人不仅没有被打垮，还正在有力地进行一系列的反击。希特勒原本指望日本进攻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两头夹攻之势，但日本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非但没有这样做，还直接向美国开战，致使德国处于东西两方作战的局面。1942年春，希特勒已感觉到形势不利，于是又开始玩弄和平伎俩，并设法利用梵蒂冈充当和平调解人。

1942年4月，德国驻安卡拉大使冯·巴本（von Papen）对驻安卡拉宗座代表龙卡利（Roncalli）作试探性的接触，向他提起1939年末教宗曾为实现公正的和平而提出的五点建议，并鼓动龙卡利建议梵蒂冈重提这些，以试探同盟国政府。据龙卡利向梵蒂冈报告说，冯·巴本数次提及这一话题，“声调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如果说不是焦虑的话”。龙卡利自己也认为这一提议是“天主为圣父保留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宏伟而神圣的任务。”

过了几天，巴本告诉龙卡利冯·莱斯奈（von Lersner）男爵将去罗马，希望龙卡利能将男爵引荐给梵蒂冈的某些高官，并暗示，最好是见教宗本人。龙卡利知道此人经常住在德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同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工业界巨头们联系密切，因此意识到他很可能是受德国政府派遣负有特殊使命，要与教廷取得联系，于是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及时向梵蒂冈教廷作了汇报。5月22日，莱斯奈出现在罗马，名义上是要与意大利签订一个商务协定，实际上一到罗马，便要求访问梵蒂冈，并声称，他访问梵蒂冈的目的只是为了欣赏那些著名的花园。

当他抵达梵蒂冈后，国务卿马廖尼枢机主教很谨慎地接待了他。莱斯奈声明他只代表个人，他说德国将军们相信胜利将不会带来适当的和平，土耳其愿意自告奋勇出面调停；不过，他自己的意见是，鉴于教宗1939年发表过五点和平建议，所以梵蒂冈担任这一角色更加适合。然后他向马廖尼几乎逐字地重述了冯·巴本对龙卡利说过的话：“圣座应该试探试探各（同盟）国家，然后在1942年10月可以向轴心国家提出建议。”马廖尼回答眼下看来不是时候，然后他用他看到的轴心国家军事上的虚弱的最初的迹象来转移了话题，说他对德国目前事态最感遗憾的是正在对教会进行实实在在的迫害。

莱斯奈男爵还会见了蒙蒂尼枢机，并向他提了同样的建议，并说战争还可能打很长时间，因为极权主义国家的实力如此强大以致他们能比1918年那时打得长久得多。

对这位人物，教廷方面相信他是德国政府派遣来的，其所谓“个人的和平建议”实际上是德国政府的建议。这点很快便得到旁证，因为意大利大使紧随冯·莱斯奈男爵之后来到梵蒂冈，并对塔尔第尼枢机说，“我们知道龙卡利阁下在安卡拉会见过冯·巴本。阁下难道没有认识到冯·巴本背后有德国政府吗？”塔尔第尼在他的备忘录中记录了此事，他说：意大利政府除了通过德国政府本身怎么可能知道安卡拉谈话的内容？无论如何，他认识到，只说胜利不会带来和平就是意味着德国人现在明白了他们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不过，他们显然希望在十月前获得某种军事上的成功，从而在讨价还价中加以利用。

梵蒂冈明白希特勒现今提出和平建议是另有所图，而且也明白在这种形势下对同盟国提出和平提议完全不合时宜，也不可能被接受，因此教廷并无向盟国重提和平倡议的打算。显然美国也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为了彻底杜绝梵蒂冈充当轴心国的“和平使者”，罗斯福再次让其私人代表泰勒前往梵蒂冈，向教宗表明美国人的态度。

1942年9月20日，这个日子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重要性，迈伦·泰勒先生带着罗斯福总统的又一封信再一次访问梵蒂冈。他乘坐一辆遮盖得严严实实的汽车，两旁由意大利警察护送着从机场到梵蒂冈，罗马的德国人对这一情景讲了些风凉话。通常准时接见罗斯福先生特使的教宗这次让他在接待室等候了一会儿，同时马廖尼国务卿不在罗马而且不打算回罗马，这使人印象深刻。然而，似乎相当奇怪的是，头一次泰勒先生觐见见教宗的时间相当长，次日他再觐见一次，时间同样长，第三日又见一次。然后同火速赶回罗马的国务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泰勒先生显然还要求会见，而且立刻见到了，一些梵蒂冈高级显要人士。后来慢慢地，通过德国驻奎里纳尔宫大使冯·马肯森（von Mackensen），这可怕的事实开始传到柏林。

泰勒先生带来的不仅仅是罗斯福总统的友好的信息。他告诉教宗，如果说一种折衷的和平原先似乎合乎美国总统的愿望的话，现在不再是这样了，美国已经受够了。罗斯福总统已尽了他的全力劝阻轴心国家放弃其鲁莽的行动，但他们只是侮辱他。现在，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了。总统和美国的盟邦已订立盟约，以便把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欧洲的土地上、从地球上消灭掉，把他们“连根拔除”。一定要根除他们，盟国不在乎这过程中要花去多少时间和金钱。他还通知教宗陛下，美英两国同苏俄实现了密切的联合，关系极好。他们的意图是，打赢这场战争后俄国应在建立新世界的秩序中起作用。他说，共产主义的原则现在已散布到地球上广大的地区，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仰它。教宗向泰勒先生提出反对（德国人的报告这么说），自称基督教国家的大国怎么可能和像苏俄这样公开宣称无神论的国家建立“极好的关系”？这时泰勒先生告诉他，罗斯福总统认为苏联已改变了它的性质。

1969年梵蒂冈公布了泰勒先生带给罗斯福总统的那些信件原件（见Actes et Documents du Saint Siege yrelatifs a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中的第5卷，第472, 374号）。其中有几段这样写的：

“同盟国家在这场战争中即将转入进攻，值此时刻向圣座再次阐明美国政府对目前这场全球性斗争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已试尽一切体面的办法避免参战；可是，当和谈在进行时我们遭到了德国在东方的那个同伙卑鄙的进攻。就像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成为轴心国家的外交官正在高谈和平之时发动侵略的受害者。那么，我们怎能相信任何一个轴心国家的话呢？由于我们确信只有完全的胜利才不致危及我们为之战斗的那些原则，才不致危及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所以美利坚合众国将把这场战争进行到轴心国家崩溃之时。我们再也不会让自己在同罪恶的侵略者谈论和平时从背后受到攻击了。我们对完全胜利的信心是建立在最客观的基础之上的，绝时没有带感情色彩的乐观，也不是痴心妄想。我们已为一场持久的战争作好了准备。我们预见到初期会有些挫折。但我们知道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最后能和我们在战场上较量……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的整个工业现在全朝向一个目标—用我们擅长的大规模生产的方法制造武器。我们虽然刚刚开始，但已超过了德国最高峰时的武器产量。1943年和1944年，我们将投入大量的由熟练技工和勇敢的自由人民操纵的武器以对付轴心国家，这样多的武器像雪崩一样投入战场是世人前所未见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已采取攻势，比我们原先的计划早几个月。这些攻势将以不可杭拒之势逐渐增强，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有力，直至极权主义同它对宗教和自由的威胁一道最后彻底被粉碎。”

“轴心国家明白这一点，知道他们不能借助于继续进行战争而保住其不义之财。他们通过背信弃义的战争获得的一切，不能让他们试图通过背信弃义的和平而保住。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正在寻觅一个人来提出和平建议，以便他们能够逃避战场上无情的失败的结局。但这不是求助于外交的时候。我们曾竭尽全力以避免这场战争，现在既然已上阵作战，我们就决不会为轴心国家的狡作所动摇。我们认为，轴心国家授意的‘和平’建议只不过是时准我们的一击。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敌国轴心国家将试图通过迂回的渠道力劝圣座在不久的将来赞同没有胜利的和平的建议。在交战各国目前所处的地位下，我们不难理解轴心国家或许会对梵蒂冈施加的压力有多大。因此，我们感到有责任支持圣座顶住来自这方面的不正当的压力。”

这是罗斯福总统针对轴心国家的和平建议提出的毫不含糊的警告。

罗斯福总统的信无疑对梵蒂冈产生了影响。教廷国务卿现在明白了，除非出现奇迹或轴心国有什么“秘密武器”，战争即将结束，他们可以作相应的计划。毫无疑问，这对教宗产生了直接影响。教宗在得到总统的信后数日之内就开始采取更明确的路线。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对梵蒂冈而言1942年9月20日是个转折点。一是梵蒂冈充分认识到苏联不仅没有被打败，而且会从这场战争中挣扎出来，变得更加强大。教宗原想联合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反对苏联的梦想完全破灭了。因为迈伦·泰勒把美国决定支持苏联的信息明确地告诉了教宗，而且事实证明，德国人完全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征服苏联。虽然这并非梵蒂冈所愿，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塔尔第尼枢机在他的札记里对泰勒的话这样评论：“美国人准备按他们认为适合的方式重新组建欧洲。而没有一个美国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一个，了解欧洲，他们的这一愿望可能会给欧洲造成巨大的损害。”二是梵蒂冈开始改变对法西斯的态度。在此前，梵蒂冈虽然对法西斯不满，但采取的是保持沉默或者表面附和的态度，例如尽管纳粹党人迫害教会，教宗仍向希特勒致以热诚的生日祝贺，赠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礼物，接见纳粹头子等等。但自这天起，情况发生了变化。教宗开始对法西斯强硬起来。德国驻梵蒂冈的使节冯·贝尔根觉察到这点。他在1942年10月12日（迈伦·泰勒访问梵蒂冈不到三周）报告说，从意大利驻梵蒂冈大使瓜里吉利亚（Guariglia）先生处获悉，“教宗陛下近来对德国的不满大大增强。他感到他现在必须对在德国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持更加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会影响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瓜里吉利亚先生还向冯·贝尔根递交了一份在德国遭关闭的宗教场所和被没收的教会财产的清单，并说这些毫无意义的行为只能给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个极好的机会，装出他们是宗教的保护者的样子来。他说，意大利作为天主教大国，现在由于盟友的行为而无法继续扮演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这一传统角色，这是令人痛苦的。为此，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于10月21日在致冯·贝尔根的一封私人长电中说，今后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梵蒂冈发生任何分歧，并说，应告知梵蒂冈，自1941年7月30日以后德国再也没有没收过教会财产，而且禁止新闻界进行反宗教宣传。可见纳粹本身已感觉到局势对他们日益不利，因此转而拉拢教会。风向的确在变化，11月英军在北非阿拉曼大败由隆美尔领导的德意联军，轴心国又一次失利。这些都进一步促使教宗改变对法西斯的态度。

1942年圣诞节，教宗向全世界发表圣诞的广播讲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直率，尽管他未指名道姓地提到哪个国家，但人们很清楚他对现代“中央极权论”的批判是指向法西斯的。他提到“新制度是错误的，无法预见它们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又说，当经济和劳动不受超自然的宗教原则支配时，劳动和劳动者的崇高就被剥夺了。在当代极权国家统治下劳动阶级受奴役的状况常常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坏。他强调“自然赋予家庭优先于国家的地位”，这点与纳粹鼓吹的国家至上相对立。关于“千千万万不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仅仅因为自己的民族或种族就被判死刑或遭到逐渐绝灭的人们”，他指出，天主认为一切民族和种族都值得受到同样的尊重。人类应感谢“所有那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祖国的人，所有那些自己虽然毫无过错仅仅因为自己的国籍或血统而被杀害或陷入赤贫的人”。这些都很明确是指犹太人。他还号召要努力引导社会建立符合天主意愿的司法秩序，从而保障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而人权最集中体现在要保护人们免遭独裁专制的迫害等等。

教宗以为这篇讲话能得到西方同盟国的赞赏，但恰恰相反。他们普遍认为教宗的讲话还是太软弱，没有明确指责残酷迫害犹太人的德国纳粹。而德国纳粹对此却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德国中央保安局于1943年1月22日对该讲话作了极其仔细的分析。

分析报告说：教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欧洲新秩序。他的训谕不愧为教会人士歪曲国家社会主义的Weltansehauung（世界观）的杰作。诚然，教宗未指名道姓地提到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但他的讲话长篇大论地攻击了我们赞成的一切事物……他以纯粹的个人-—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格。人格来源于集体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是偏离常轨的。他说，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一看法（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遭到日益强烈的反对”。他说，天主认为一切民族和种族都值得受到同样的尊重。很清楚，他这儿是在为犹太人说话……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他提到“新制度是错误的……，无法预见它们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他这儿又是在指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说，当经济和劳动不受超自然的宗教原则支配时，劳动和劳动者的崇高就被剥夺了……这篇讲话是专门针时表现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的欧洲新秋序的。人类应感谢“所有那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祖国的人，所有那些自己虽然毫无过错仅仅因为自己的国籍或血统而被杀害或陷入赤贫的人”。他这儿实际上是在指控德国人时犹太人肆行不义，从而使他自己成为扰太战犯的代言人。

1943年1月24日里宾特洛甫指示冯·贝尔根立即觐见教宗。他说，“有迹象表明，梵蒂冈可能放弃其传统的中立态度而采取反对德国的政治立场。您必须告诉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德国是不乏实实在在的报复手段的。”

1943年1月26日，冯·贝尔根对此作了答复：

我已按您指示的意思向教宗陛下谈过了。当我暗示德国同教宗国之间的关系可能破裂以及这意味着的一切后果时，教宗默不作声。然后，他用最最镇静的态度说，他倒不在乎自己会出什么事，可是教会和国家间的斗争只能有一种结局—国家的失败。我回答我持相反的意见。教宗显然没有意识到，德国天主教徒时许多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不爱国行为的反感是多么强烈。一场公开斗争可能给教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很不愉快的事情—而且从这场斗争中获胜的只有我们共同的敌人布尔什维主义。所以我告诉教宗，应消除紧张气氛—首先梵蒂冈应停止抱怨（德国），报刊应采取较温和的策略，特别是《罗马观察家报》，因为这家报纸日复一日大量散布反对德国的言论—但从来不提及赤色西班牙和法国人民阵线。

教宗回答说，《罗马观察家报》的态度很容易解释—目前梵蒂冈的全部兴趣、担心和忧虑都集中在德国身上。冯·贝尔根结束时写道：“派契利和我们一样对威胁不敏感。他现在推测，如果和我们发生公开决裂，一部分德国天主教徒将脱离教会—但他坚信大多数仍将忠实于自己的信仰。而且德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将鼓起勇气，准备承受最大的牺牲。”

如今教宗不仅为犹太人讲话，也为受压迫的其他民族和人民讲话，特别是为波兰人讲话。1943年6月2日，在圣欧金尼奥节（the Feast of Saint Eugenio ），教宗对枢机主教团作了一次讲演，他毫不含糊地、大胆地说：

“没有一个熟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历史的人会忽视或忘记波兰的圣者和英雄……也不会忽视或忘记那块土地上忠诚的人民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时基督教欧洲保全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个经受了如此严酷的磨难的民族以及同他一起被迫喝下今天这杯战争苦酒的其他民族，但愿在重新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欧洲将出现新的黎明能与他们的合法愿望和所经受的深重灾难相称。”

《罗马观察家报》发表了教宗的讲话，标题是“波兰人民因其民族或种族而横遭灾难，弱小民族之悲壮与抱负。”梵蒂冈电台用波兰语广播了。50000份讲演稿也被秘密运到波兰和其他有波兰流亡者居住的国家散发。

教宗1943年7月发表的《奥体》通谕（Mystici Corporis）的意思同样明确。在这篇通谕里，他谴责了对残废人、精神病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的“合法的谋杀”，说这是违反自然的律法和天主的律法的。关于天主教徒由于其信仰而受到的攻击，他说他认为这些攻击是针对他本人的。

教宗的这些讲话深受被纳粹残酷迫害的民族和人民的欢迎。波兰流亡在外的领袖们曾埋怨教宗沉默不语，现在纷纷公开向教宗表示感谢。流亡英国的Raczkiewicz总统于1943年7月26日从伦敦致信给教宗说：“圣座向波兰发表的讲话使我深受感动……，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受难的波兰人民将会在这一宣言中得到极大的安慰、受到极大的鼓励而坚持下去。”西库尔斯基（Sikorski）将军从贝鲁特写信说：“我以波兰武装部队的名义，希望能向圣座表达我们对您的讲话的最深切的感谢之情……圣座的话将更加坚定全体波兰人民同野蛮的异教信仰继续作斗争的决心。”最令人感动的是Sapicha先生写来的信，信中说：

“我们感谢圣座的这次讲话，您在讲话中热情地谈到了我们受苦难的民族，迄今为止，我们已无数次领受了圣座对我们民族的父亲般的慈爱的表示—不过这次讲话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波兰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高尚神圣的话语，它们还将起到有效地抵制敌人散布的攻击圣座的流言的作用。如果我们获准公布圣座的讲话，我们将竭尽所能，在最大的范围里传播。我说这话是留有余地的，因为哪怕印刷一个字也必须获得纳粹党的批准，而且要冒生命的危险。”

这次讲演抚平了波兰人对教宗的抱怨，Hlond枢机主教说：“教宗的话毫不含糊地或者说无可怀疑地使世界舆论看到至尊教宗对弱小民族所受的残酷遭遇是同情的。”

纳粹非常恼火，他们不仅设法封锁查禁这些讲话内容，而且还不时派人警告教宗。1942年10月英国驻马德里大使的一封外交电讯进一步揭示了教宗对德国态度的转变。他报告说，苏奈尔（Suner）先生最近访问罗马时告诉教宗德国人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梵蒂冈还是据此调整自己的政策为好。教宗对此的回答是，“倘使德国人取胜，这将意味着基督教徒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受迫害时期的开始。”

第十七章 梵蒂冈与犹太人

自希特勒上台以后，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残杀。根据希特勒下达的“在德国不但不允许有一个犹太人存在，而且要让整个犹太民族在地球上消亡”的命令，从1933年到1945年5月，德国纳粹残酷地杀害了近600万犹太居民，占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整个犹太民族挣扎在死亡线上。

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至1940年。纳粹在开始的两年中颁布了几十个反犹太法令，并于1935年9月正式出台《纽伦堡种族隔离法》，规定犹太人不得拥有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和雇佣35岁以下的雅利安女仆，禁止犹太人担任医生、律师、教师等各种公职。1938年前后开始全面没收犹太人的不动产，包括工厂、商店、房地产等。1939年10月德国和西欧的犹太人被强迫移居到设在波兰或波罗的海地区的犹太人隔离区乃至集中营、劳动营。第二阶段是特别行动阶段，约在1941至1943年初。为进一步迫害屠杀犹太人，德国秘密警察头目海德里希于1941年春组建了4支专门从事大规模屠杀犹太居民的特别行动队。他们通常是以“重新安置”为借口，把犹太人集中在一起，然后用卡车拉到某地枪杀或毒死。就这样，到1943年底仅在东欧和苏联就杀害了200万犹太人。第三阶段是灭绝营处决阶段，与第二阶段有交叉，约从1942年至1945年。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在柏林近郊的万湖别墅主持召开“万湖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希特勒“做好一切准备，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命令。很快，关押和处决犹太人的“死亡营”（或称“灭绝营）和集中营、劳动营在欧洲各地建立起来，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00多万犹太人和近50万名吉普赛人在灭绝营、集中营、劳动营中被杀害。

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屠杀，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变态行为，相反还得到了不少人的附和，一些人甚至参与其中，而更多的人则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反映出欧洲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反犹的倾向。大量的文艺作品中将犹太人描绘成一毛不拔的吝音鬼，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放高利贷者。这种印象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其中与基督教关系十分密切。

实际上，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耶稣及其十二门徒都是犹太人，基督徒理应对犹太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恰恰由于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两教之间的矛盾才更深。特别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反犹太人就成了欧洲的历史传统。一些学者对这种历史传统作了归纳：

一是很多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出卖并杀害了耶稣。根据《新约·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被犹大出卖，犹大是犹太人，因此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犹大就是犹太人的代表，犹太人便成了出卖耶稣的人。《福音书》中还提到耶稣被逮捕和处死完全是犹太人所为。当耶稣被带到罗马巡抚彼拉多面前受审时，连彼拉多都认为耶稣没有犯什么罪，想释放他，但遭到犹太人反对，他们宁可将一名强盗释放，也一定要将耶稣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教早期教父们如德尔图良（Tertulliun ）、奥利金（Drigen ）、查斯丁（Justin Martyr）等人均持这种看法，他们的思想影响很大。例如奥利金就明确写道：“耶稣的血不仅要由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负责，而且要由世世代代的犹太人负责，直至世界末日。”二是经典和信仰上的分歧，由于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方面它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即旧约，却又增加了以《福音书》为中心的新约，将耶稣作为救主弥赛亚（即基督），而犹太教不承认新约，也从来不承认耶稣是救主。在谁是上帝选民问题上，基督徒与犹太人也有极大的矛盾，犹太人从来都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而基督徒则认为犹太人如果不饭依耶稣基督就背叛了上帝，不再是上帝的选民，只有因着信耶稣基督，人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三是欧洲继承了罗马帝国反犹太人的传统。历史上犹太民族一直是弱小民族，除公元前11世纪大卫和所罗门时代有过辉煌的时期，而后则始终受异族的统治。当异族压迫加剧时，就会激起犹太人的反抗，而每次反抗都以失败告终。公元前63年，罗马人占领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成了罗马帝国的臣民。在罗马帝国时代，犹太人曾进行了四次大起义，但每次都受到残酷镇压。最后一次起义（公元132-135）失败后，巴勒斯坦犹太人被大批杀害，据称死亡人数达58万，数千人在奴隶市场上被贩卖。当时的罗马皇帝哈德良颁布法令，明文禁止犹太人在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居住，开创了以法律手段迫害犹太人的先例。随着基督教力量在罗马帝国的增强，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也逐渐增加。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颁行了新的立法和宗教制度，决定每年复活节的庆祝日期不再依据犹太历而定，庆祝活动也不放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期间举行。当时基督教上层人士的普遍想法是，在决定“‘这样一个神圣节日的问题上，我们再依据犹太人的习俗行事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让我们以此为开端，与这样一个可憎的民族作彻底的决裂吧”。推崇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发出了禁令：“犹太人不得与基督徒通婚，甚至不准在一起吃饭；不准建造新的犹太教堂，旧的也不准修理；禁止从事诸如医药工作之类的职业等等。”公元438年生效的《提奥多西法典》，在明确规定犹太人公民权利的同时，还附加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款，如禁止与基督徒通婚，禁止占有基督徒奴隶和修建新的犹太教堂。这些规定，为教会提供了以后采取进一步限制和强迫措施的法律依据。

12世纪正值欧洲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欧在打击穆斯林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犹太人的打击，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付居住在当地的异教徒犹太人要比远征攻击伊斯兰教徒简单容易得多。10%年已有犹太人在莱茵河畔及法国遭屠杀。1146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亦出现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

约1140年，格拉蒂安编的《教令集》（有关教会各种规条的汇编）中有部分内容是针对基督教内部异端的，将犹太人与异端相提并论并引进了“恶人”的概念，认为“恶人”是指居住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的异教徒，也可能是指企图败坏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或是以武力攻击基督徒的异教势力，这些恶人违反教会或国家法律、必须受到宗教或世俗当局的惩处。《教令集》将犹太人与异端分子都说成是无信德者，均不能得到救赎，并认为无信德状态会驱使异教徒，特别是犹太人，作出违反教会法的事情，比如诱惑或胁迫基督徒背教。这类罪行理应由教会法庭审判。

当时，人们视犹太人为典型的坏人、阴谋分子，剥削穷人的富人，基督教的敌人及魔鬼之王撒旦（Satan）之使者等。1189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之前）便有25名犹太人在伦敦被烧死；1190年，差不多整个犹太社团在约克（York）被屠杀，1235年，19名犹太人被吊死。1298年，犹太人更被指参与撒旦巫术而被屠杀。1348及1350年，犹太人被指控是撒旦使者并导致黑死病（Black Death）蔓延而被屠杀。

随着对犹太人迫害的加深，开始出现带有强迫隔离性质的犹太区。1177年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禁止犹太人与基督教徒混居。

第一个强制的‘隔都’出现于西西里岛（Sicily）的巴勒莫市（Palermo ），是1312年由弗里德里克二世（Frenderick II）下令创建的。法国是在14世纪出现隔都的，著名的法兰克福隔都创建于1460年。1555年，教宗保禄四世发布命令，在罗马和罗马教宗统治的国家内限制犹太人的居住范围，强令犹太人永远佩带犹太标志，严禁他们与天主教徒交往。是年7月26日，官方强行将罗马城的犹太人迁人位于台伯河左岸的犹太人居住区，随后，又用高墙将之与其他地区分隔开来。不久，这一做法便为罗马教宗统治下的所有地区采用，“隔都”一词也为众人所知晓。到16世纪末，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再也没有基督徒居住于隔都之中，也没有犹太人于隔都之外定居。至此，强制隔离犹太人的法令得到普遍实施，犹太人被完全隔离在基督教社会之外了。

与此同时，欧洲社会对犹太人的工作也进行了限制，他们在农业和手工业行业中受到排斥，不少人只得从事被基督徒看不起的放贷行业，“到13世纪，放债成为法国犹太人以及德国犹太人的主要行业”。这不仅培养了犹太人的精明，也造就了一批犹太富翁。钱一方面成为无祖国的犹太人在深受歧视的欧洲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被基督徒妒忌而遭到进一步的排斥。当时的欧洲统治者也将他们视为敲诈的对象。1066年诺曼人占领英国，因为要填补经济空白和扩大金融市场，英王将犹太人召来，目的是让他们交纳大量的赋税。12世纪，犹太人只占英国人口的0.1%，但他们向国王纳的税款却高达3000英镑，占全国总税款的1/7Q 1920年当经济强盛不再需要犹太人时，英王颁布了驱逐令，将他们驱逐出境。1361年前犹太人在法国先后遭到五次驱逐。1361年，法国国王被英国俘虏，法国必须筹集一笔巨额赎金，于是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但到1394年法国又第六次将他们驱逐出去。

犹太人的境遇得到改变要归功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随着人生而平等思想的传播，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有了改变。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裁定犹太人作为个人不应处于无权地位，使犹太人从此获得了自由。随后丹麦、挪威、瑞典、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的犹太人走出了隔离区。他们努力学习文化，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尽管如此，由于排犹情结已根深蒂固，因此一旦风吹草动，欧洲的反犹情绪就会有所抬头，如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涉嫌人中有一位犹太妇女，反犹运动便席卷俄国，并波及东欧其他国家。1894年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国家机密，尽管以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是诬陷，但在当时却出现了反犹浪潮。

历史上虽然欧洲人有反犹太倾向，但多数人是温和的，对杀害犹太人的做法也是不能接受的。奥古斯丁就是这样，一方面，他也肯定耶稣是犹太人所杀害，甚至称犹太人为“撒旦之子”，因为他们顽固地不认信耶稣为基督（救世主），但他坚决反对在肉体上消灭犹太人，认为犹太人就是旧约中所说的该隐，虽然他犯下了杀弟之罪，但上帝还保护他不被人杀害。而且犹太人杀耶稣只犯了杀人罪，并没有犯栽神罪，因为如果他们认出了耶稣是上帝，他们就不会杀他。在他看来，犹太人的流离失所正验证了旧约中的预言，并从反面确证了基督。他在《论信未见之事》{ De fide reram quae non videntur）第9节中说：“我们的敌人犹太人……为了见证圣经预言的缘故，他们就不像别的同类的人那样被消灭，而是流散在世界各地，好携带着关于临到了我们身上的恩典的预言，更有说服力地归化不信者。”也就是说，犹太人起到了为基督作见证的作用，为此奥古斯丁主张要保存犹太人，不仅要保存他们的律法，也要保护他们的财产。他还称赞犹太民族是智慧的民族，甚至将犹太人与上帝的关系看成圣经中“浪子回头”故事里浪子和父亲的关系。他还坚信犹太人在末世终将饭依基督得救，与基督教复和。

奥古斯丁对犹太人的这种看法影响到中世纪和近现代的教会和神学家。他们对犹太人没有好感，但仍主张保护犹太人及其财产。教宗大格里高利就提出给予犹太人以特殊地位，此后在教会法及一些教会文件中也多次出现这样的规定。在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教廷颁布了保护犹太人的法令，虽然同时也制定了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混居的禁令。十三世纪不可一世的教宗英诺森三世也将犹太人视为承受了该隐的印记，需要保护。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敦促Brabant保护犹太人的生命财产。

启蒙运动后，欧洲社会对犹太人越来越宽容，教会对犹太人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罗马教廷则站在保护犹太人的立场上。教宗庇护十一世曾说过这样的话：“好好注意一下，在天主教弥撒中一直把亚伯拉罕认作我们的世祖和先辈。反犹主义同这一事实表达的崇高思想不相容。反犹是一场我们基督徒不可与之发生关系由运动。我要对他们说，要基督徒参加反犹是绝不可能的，这也是决不允许的。我们通过基督并因基督而在灵性上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从灵性上讲，我们都是犹太人。”

应该说，欧洲各国的天主教会，是反对纳粹对犹太人采取灭绝政策的，尽管有些人并不喜欢犹太人，但面对希特勒惨无人道的做法，许多信徒都表现了对犹太人的同情心，有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犹太人。从我们所掌握的史料看，二战期间罗马教廷和教宗在保护犹太人方面确实做出了较大贡献。

当纳粹要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时，教廷设法寻找那些能接受这些犹太人的国家，1938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写信给南美和北美、近东、非洲、爱尔兰等地的宗座代表，要他们帮助被迫离开家园的犹太人。1939年1月，他又写信给那些自由国家的大主教，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两位枢机大主教要他们帮助非雅利安的天主教徒和被迫离开德国的那些犹太学者。此外教宗为德国天主教的救济组织—圣拉菲尔会和非雅利安天主教徒救济会提供大量的资金，要他们帮助因种族关系而受迫害的人。

1939年3月起，梵蒂冈帮助遭受驱逐的3000名德国犹太天主教徒一设法取得外国护照。

教廷虽然无法阻止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但对意大利政府，特别是墨索里尼施加影响，劝告意政府不要把本土及占领Ix的犹太人交到德国人手中，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一批犹太人。

1938年11月，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效仿德国制定法律，禁止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结婚的，并且根本不与教会商量。庇护十一世为此给墨索里尼及国王维克多伊曼纽三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表示反对，但没有效果。11月10日该法律出台后，教廷国务卿立即向意政府递交了抗议信。1939年3月教廷官方对这份带有种族歧视的法律文件正式提出警告，特别指出要消除种族歧视，取消对非雅利安人的一切限制。

1941年以后墨索里尼更加依附于希特勒，教宗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要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逃到意大利避难是很难的，但教宗还是尽力争取。

1941年8月梵蒂冈收到意大利以色列团体联盟主席阿尔塔里（Altari ）的信，谈到在意大利占领优达尔马地亚和克罗地亚的6000多名犹太人无缘无故地被捕，并被送到波斯尼亚的盐矿，妇女、儿童和老人被驱赶到海边。阿尔塔里请求教廷将这些生命受威胁的犹太人转到意大利。梵蒂冈立即向意政府呼吁，不要将这些犹太人遣返，经过多方活动，1941年10月，内务部最终答应收留那些已受过洗的犹太天主教徒，并表示这是最后一次，今后意大利拒绝接收犹太移民，即便是犹太天主教徒也不例外。

1942年德国占领法国，数千名犹太人逃到意大利控制的南部地区，他们特别担心被意政府遣送至德国。在梵蒂冈的努力下，墨索里尼答应不将他们送到德国，后来迫于德国人的压力又反悔，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因为遭到不少意大利军官的抵制。

1942年2月在意大利占领区斯帕拉托（Spalato）发现了1700多名克罗地亚的犹太难民，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枢机立即指示意大利教会展开营救，反对意政府将他们驱逐出境。

虽然这次营救没有成功，但教廷仍利用一切机会帮助犹太人。同年3月，马廖尼枢机从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也是当时美国犹太人协会主席泰勒先生那里得知，逗留在意大利及其占领区的大约1500名南斯拉夫犹太后裔不久要被移交德国，并最终被遣送到波兰，其结局可想而知。马廖尼立即召见塔基一文图里神父，请他设法救助这些犹太人。塔基-文图里找到了一位意大利副部长吉乌西皮·巴斯蒂安尼尼（Giuseppe Bastianini ）。这位副部长于1943年4月14日作了如下记录：墨索里尼的原则是，对犹太人采取分离而不迫害。有鉴于此，4000多名移民在达尔马地亚的克罗地亚犹太人不用返回他们的祖国，这样便可以拯救他们免遭在某些不友好的波兰地区等待他们的残酷命运。从这一记录中看出，经过教廷的努力，这些犹太人得以幸存。

1943年8月马廖尼枢机电告驻伦敦的宗座代表戈德弗雷（Godfrey ）大主教，要他通知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由于教宗的干预，意大利人目前正在改善犹太人收容所的条件。9月24日，世界犹太人协会的一名官员写信给戈德弗雷说，这些犹太人不再有危险了，因为这些地区已由游击队控制，并说，这是由于尊敬的教宗不懈努力的结果，表达了他对教宗最诚挚的感谢。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罗马被德国占领期间，教宗为保护罗马犹太人所作的努力。

1943年9月至1944年6月罗马一度被德国人掌控，在罗马的犹太人处境危险，教廷从一开始便设法帮助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德国人进人罗马后不久，党卫队就通知该城所有的犹太人24小时内必须交出50公斤黄金，否则将被驱逐。犹太社团尽其所有，只筹集到35公斤黄金，拉比Zolli只能向梵蒂冈求救。庇护十二世立即指示天主教会设法筹集其余的巧公斤黄金以帮助犹太人渡过难关。在天主教社团的帮助下，此事得到顺利解决。10月初，教宗又指令罗马附近的修院，包括女修院一律要打破男女界线，向所有犹太人开放，特别是要帮助那些老人和病人。10月16日，党卫队开始挨户搜查犹太人，突袭抓捕了1000多名犹太人。他们先被带到位于Lungotevere的一所军事院校，遭受暴虐并被掠夺一切以后，装上闷罐车运往德国，此后便杳无音信。德国人的这一行径被意大利恩扎公主（Enza Pignatelli Aragona ）得知。她匆忙赶往梵蒂冈，将此事报告给教宗。教宗立即指示马廖尼去见德国大使威兹萨克。

威兹萨克在内心是同情犹太人的，得知此事后，他对马廖尼说：“我已预料你会问我‘那么你为什么还呆在你的位置上？”，马廖尼回答说：“不，你有一颗善良的心。试着去救那些无辜的人吧！此事使圣座痛苦万分，因为它就发生在罗马，而且是在我们圣父的眼皮下，竟有这么多人仅仅因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而受难”。当这位德国大使问：“如果事情还像这样继续发展，圣座会怎么做？”马廖尼答：“圣座不想迫使他最终说出他不赞成这句话。”马廖尼的这句外交词令很明确地表达了教宗对此事的态度。这位德国大使请求马廖尼允许他不将这次官方谈话写成报告。马廖尼同意了，但强调说：圣座也很痛苦，不愿在这可怕的战争期间给德国人留下梵蒂冈在做或希望做反对德国的哪怕是最小的事情的印象。所以，德国不要迫使圣座提出抗议。但是如果梵蒂冈认为抗议是必要的，那么结果就是留给神意了。马廖尼最后说：“陛下已通知我，他正设法为不幸的犹太人做些事情。为此我感谢他。至于其他，我留待他作公正的判决。如果你相信不提及我们这次谈话会有更多的机会的话，那就这么办。”

在这次谈话后，威兹萨克立即进行了干预，迫使党卫队释放了一些犹太人。

教宗一方面通过德国大使去阻止此事，另一方面又通过非官方途径给纳粹施加压力。他派侄子卡洛·派切利（Carlo Pacelli ）去拜访一位奥地利高级教士—全德教会的教区长胡达尔（Aloys Hudal ），并请胡达尔给德国驻罗马的斯塔赫尔（Stahel）将军写信，敦促他停止一切针对犹太人的行动。胡达尔照办了，并在给这位将军的信中明确告诉说，如果继续逮捕犹太人，教宗就会在每次德国人想避人耳目时，当众提出抗议。胡达尔将此信息转达给有关当局和希姆莱本人。希姆莱最终“出于罗马的特殊性”不得不下令停止逮捕犹太人，此后罗马再没有发生过像10月16日那样大规模抓捕犹太人的事。最终，纳粹要将罗马城内8千名犹太人运到德国处死的计划没能完全实施。

据英国驻梵蒂冈的公使奥斯本先生的说法，“枢机主教国务卿召见德国大使，向他提出抗议，反对逮捕犹太人。这位大使立即采取行动，结果使许多犹太人获释……”奥斯本先生还说：“我询问梵蒂冈，我是否可向你们报告这一情况，他们说可以，但你的情报要严加控制，决不要作公开报导，因为任何消息的公布都有可能导致犹太人重新受迫害。”

除此之外对不受德国和意大利直接控制的仆从国家中的犹太人，教廷也积极与当地教会配合，尽力给予各种帮助。

二战期间，匈牙利属于德国的仆从国。但当时的霍尔蒂（Horthy ）政府比较温和，并没有积极参与反犹行动，而且对天主教会也很尊重，特别是给予大主教充分的言论自由。

梵蒂冈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匈牙利施加影响，一是在神职人员的任用上，任命了一贯反纳粹的塞雷迪为匈牙利枢机大主教，此举引起纳粹的不满；二是直接写信给匈牙利政府，希望能保护无辜的受害者。

匈牙利教会充分利用相对宽松的环境从事反纳粹的活动。例如，大主教塞雷迪经常在讲道或发布牧函时反对德国纳粹。他在1942年大斋期（复活节前40天）发表的牧函中有这样一段话：“试图强迫人类抛弃天主的时刻已经来临—在一处是采用尼禄的办法，毁灭和杀戮，在另一处采用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i,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之侄， A. D. 361-63在位）的办法，不声不响地镇压，撤消宗教团体成员的生存条件以驱散宗教修会。”最后这句话是指在匈牙利刚开始遭受迫害的犹太人。1943年新年，他在圣斯蒂芬教堂说的话就更明确了，他说：“我们匈牙利人经常被人们叫做Herrenvolk（统治民族），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也不希望成为这类民族。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一向不承认任何种族为‘统治民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统治民族’这种东西—只存在着为天主服务的人和为魔鬼服务的人。没有一个民族是低于另一个民族的，……屠杀就是屠杀，那位因政治原因下令进行大屠杀的人将得不到教会的宗教仪式及安慰，教会也不会给那些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强迫人们服苦役的人做圣事。”

他的这些言论受到纳粹的敌视，于是德国外交部写信给匈牙利政府，要求这位大主教在布道时最好强调同德国结盟共同反对俄国的重要性，不要攻击德国。此举遭到霍尔蒂政府委婉的拒绝，他们说，匈牙利宪法允许大主教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

当时尚不清楚那些被运往东方“劳动营”的人实际是被运往“灭绝营”进行灭绝，直到1944年4月，斯洛伐克宗座代表才从两名由奥斯维辛逃出的犹太青年那里了解到实情，并很快转达给梵蒂冈。通过这两位青年的描述，教宗意识到，匈牙利的犹太人将遭受同样的命运，他立即从两方面采取行动进行制止。一是直接拍电报给米克洛斯·霍尔蒂，请求匈牙利政府不要驱逐犹太人（当时匈牙利尚未开始进行）；另一方面将此事公诸于众，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纷纷对纳粹的行径提出强烈抗议。其中有瑞典国王和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美国的斯佩尔曼大主教、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安东尼·艾登（当时的英国首相）、科尔德·赫尔（当时美国国务卿）等。土耳其、瑞士和西班牙政府也对此进行呼吁。这两个行动都很及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教宗直接给霍尔蒂的电文如下：

“属于这个高尚而勇武的国家的许许多多的人由于其民族或种族的原因长期以来平静地忍受了种种苦难，现在从各个不同果道给我的信恳求我施展一切影响，以缩短和缓解他们的苦难。本着我施博爱于一切人的精神，我慈父般的心决不能对这些紧迫的要求无动于衷。鉴于这个原因，我向尊贵的殿下提出请求，诉诸您高尚的情操，因为我深信尊贵的殿下将尽您努力之所能为拯救许多不幸的人们，使他们免于遭到进一步的痛苦和苦难而不遗余力。”

此电文用辞相当隐晦，甚至都没有提及“犹太人”几个字，对此国际社会有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这表明教宗对纳粹的妥协，不敢直接向纳粹提出强烈抗议。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教宗这样做对及时制止匈牙利政府驱逐犹太人起到很大的作用。英国的安东尼·艾登先生于1944年7月初在下院发言时，将这封信说成是教宗就此事提出了强烈抗议。不管怎样，霍尔蒂还是很清楚教宗要表达的真实意思。7月1日，霍尔蒂回答说：“我收到了圣座的电报，并对此表示最深刻的理解和感激。我恳求圣座尽可放心，我将在我的权力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实施基督教主张和人道主义原则。我恳求圣座在匈牙利遭受最深重的苦难的时刻不要取消为匈牙利人民的祝福。”

由于霍尔蒂本人对纳粹的做法有一定的抵制，加之迫于“国际的压力，包括教宗的压力”，于是他取消了放逐犹太人的命令。就这点而言，教宗在保护匈牙利犹太人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很快霍尔蒂被纳粹赶下台，他们扶植了忠于第三帝国的萨拉希（Szalasi）傀儡政权。匈牙利为纳粹党敞开大门，大规模残酷的反犹行动开始了。

1944年10月，教宗公开致电匈牙利主教塞雷迪，表达对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同情。在此鼓舞下，塞雷迪发表了一封立场鲜明的牧函，他说：“法律不能惩罚那些没有犯罪的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种族中其他人犯罪就惩罚这些无罪的人。这些无辜的受害者过去一直受到教会的保护，今后仍将受到保护……我们了解到在基督教（广义）的匈牙利正在采取直接违背天主的律法的行动，令人感到无限悲伤……我们不怀疑在我们的犹太居民中有些成员也许会对匈牙利的经济生活产生不道德的影响，我们也不怀疑犹太人问题应该采用合法的、公正的方式去解决。但如果我们不要求我们的同胞不应因他们的宗族和宗教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那就会丧失我们在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就会失职。因此，我们恳求当局，充分了解他们对天主和历史所负有的职责而撤销那些有害的措施。”

他指示神父们在布道坛上当众宣读这一牧函，但是牧函没能到达目的地，在邮局就被没收了。萨拉希政府对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此后塞雷迪主教虽然在口头上被迫保持沉默，但仍以实际行动帮助犹太人。

虽然，塞雷迪不得不暂时保持沉默，但是梵蒂冈并没有沉默。国际天主教通讯社向全世界发表一则公开声明，其中描述了教宗为匈牙利犹太人利益所作的努力：

“圣座深切关心，并将尽其所能以减轻那些因其民族或种族关系而备受迫害的人民的痛苦和苦难。在今年（1944年）6月间，匈牙利犹太人的处境恶化了，对他们施行的措施之严苛甚至超过以往所采用过的。圣座获悉此事后旋即施展了他的一切影响以制止这些惨无人道的法令的实施。对句牙利主教发出特别指示，要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7月25日，圣座拍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摄政者，要求他施展一切影响去阻止进一步的驱逐。如果说，驱扰活动停止下来并从上星期开始犹太人的地位得到了某些改善的话，那部分原因是由于圣座的这一行动。但目前的情况再次恶化……”

这里说的“恶化”是指艾克曼的臭名昭著的“死亡进军”。由于当时能用于把犹太人运往“绝灭营”去的列车很少，为了消灭他们，艾克曼和他的同伙决定迫使剩下来的大约20000多犹太人从布达佩斯步行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灭绝营。塞雷迪枢机主教和教廷大使罗塔（Rotta ）获知这一消息后，他们立即组织救济车队伴随正在行进的犹太人，其中有许多是老人和病人，或者是背着孩子的母亲。这些救护车上都标有教宗的徽记，里面装满了食品和药物。车队的指挥随身带了几千张由教廷大使罗塔签署的教宗安全通行证，以便“发现和帮助在路上和集中营中有权享受圣座外交保护的全体犹太血统的人。”这些通行证拯救了2000多名犹太人，使他们免遭与其余18000名同伴相同的厄运。接下来的一个月，教廷大使和红十字会合作分发了几百张这种安全通行证。有一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认为散发伪造的或者空白通行证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反对这种做法，教廷大使便对他说：“我的孩子，你不必感到良心不安，因为营救无辜的人们是一种德行，继续你为天主的荣光所做的工作吧！”战争结束前几个月间，这位教廷大使在其邸宅中隐藏了200名犹太人并指令所有神父都这样做。

不仅在匈牙利，在法国也是这样。

二次大战爆发后，法国人的宗教热情被激发出来了，特别是1940年5月，当德国军队突破东部防线时，许多法国人虔诚地向圣母玛利亚祈祷。6月18日第三共和国灭亡，22日法国与希特勒正式签订屈辱的和约。德国人将原法国的领土分为两部分，北部及西北部由德国占领，成为德占区。南部和东南部为非占领区，由天主教徒贝当等人组成了维希政权。

在法国的德占区，德国人就像在本土那样迫害天主教会，他们查封了公教进行会的所有机构，侵人和搜查男女修道院，包围了在巴贝特街（Barbet de jouy）的苏哈德枢机大主教府，以参加“犹太一共济会活动”为理由把苏哈德大主教关了三天，搜查了他的住处，寻找梵蒂冈的来信。不仅如此，德占区对犹太人的迫害与德国本土也完全一样。

法国主教们对非占领区的维希政权则有一个认识过程。1940年贝当政权建立之初，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有利于教会的改革，例如恢复了在共和国时期被废除的公立学校的宗教教育，重新规定禁止堕胎和酗酒，离婚也变得更为困难等等，这些措施博得了梵蒂冈和法国天主教会的赞赏，认为贝当政权对天主教有更多的理解，因此法国天主教会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当时赞扬贝当的有天主教学校校长博德里拉尔托（Baudrillartal）枢机，有巴黎大主教苏哈德、康布雷（Camhrai）大主教高诺德（Gounod）、里昂大主吉利尔（Gerlier）等人，他们把贝当视为法国的希望。特别是吉利尔，他不仅热烈地庆贺贝当政权的诞生，还好几次把自己同贝当的“退伍军人”组织—法兰西军团（La Legion Francaise des Comhattants）联系起来，甚至还在他的里昂教堂内为该军团的团旗祝福，因为在他看来，“贝当就是法国，法国就是贝当”。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批人有了很大的分化，其中有少数教会右翼人士始终坚持与贝当“合作”路线，支持维希政权，反对法国抵抗运动，如当时的天主教《法兰西行动报》（the Action Francaise）就反对天主教徒开展抵抗运动。但更多的人，当维希政府抛出亲纳粹的蒙都瓦政策后，特别是当他们追随希特勒展开反犹行动后，逐渐看清了该政权的真实面目并与之保持距离，吉利尔就是其中之一。

吉利尔在贝当抛出蒙都瓦政策后，开始有了警觉，因为他坚决反对该政策，但他认为贝当是爱国的，坏就坏在赖伐尔身_L。不久他去罗马访问，得到了梵蒂冈的指示，对维希政府有了新的认识，返回法国后，他着力使教会摆脱同政府过分紧密的联系，并且改变了对贝当的看法，不再把贝当当作法国了，而是把他看成“两个坏人中稍好的一个”—更坏的一个是赖伐尔。他的里昂主教管区成为反德的重要地区，他本人也被巴黎新闻界视为法国反德力量的领袖。他还在非占领区坚持维护一切天主教青年组织，包括那些在德占区被德国人已取缔的组织，如“青年基督徒工会”（ Jeunesse Ouvriere Chretienne （ Jocistes ）。教宗对他极为赞赏，在个人信函中向他表示祝贺。不仅如此，吉利尔还支持天主教报刊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十字架报》（ La Croix ）的独立态度大加称赞，这些都招致德国纳粹的仇视，但他全然不顾。

1942年9月10日，赖伐尔公开声明“把外国来的犹太居民清除出法国”，并下令将20000名犹太人集中于法国东部德占区以便驱逐，也就是以某种方式加以灭绝。吉利尔带头提出强烈抗议，抗议书不仅在他的里昂教区布道坛上宣读，并且不顾赖伐尔的新闻检查，向整个法国广播。他说，现在法国教会和政府已分道扬镳了，他已准备好领导法国人民度过“摆在面前的艰辛日子，直到战争结束。”天主教会将不再为法兰西志愿军团的战士祝福，也不再为在俄国战死的人做弥撒。在他的带领下，当时整个法国天主教会的爱国主教们，包括德占区和非德占区的，均向维希政府提出抗议，抗议信中这样写着：

“上星期犹太人被大量逮捕并受到虐待，尤其是在巴黎的沃洛德龙区（Velodrome d'Hiver），使我们深感震惊。当那些被驱逐的双亲被迫同他们的孩子分离时，到处呈现出一片不可言状的恐惧景象。我们基督徒的良心在恐怖之中大声疾呼。以人道主义和基督教原则的名义，我们要求一切个人都应享受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从内心深处恳求天主教徒们对如此众多的扰太母亲和孩子所遭到的巨大伤害表示同情。我们恳求您，元帅先生，保证公理和正义的律法不受这样的贬降。”

在这些主教中，图卢兹主教萨利戈（Saliege）的表现尤其出色。据德国中央保安局报告说：“由于赖伐尔的反犹措施，教会和政府发生了分裂。法国大主教命令天主教徒抵制驱犹行动，尤其是保护犹太儿童。耶稣会士已把好几百名犹太儿童隐藏起来并拒不交出，隐藏者已被逮捕。许多封牧函，尤其是图卢兹的大主教萨利戈（Saliege）发布的牧函，对赖伐尔的反犹措施提出了强烈抗议。”这位主教指令在其主教管区的各布道坛上都要宣读一份强调基督教伦理的呼吁书，书中这么说：“这些（犹太）男女老幼就像一群牲口那样被圈了起来，一家人骨肉分离，被运往不为人知的目的地，过着恐惧的生活，这一切是否就是今天保留给我们的？在诺内（None）和雷塞贝顿（Recebedon）集中营里，不光彩的事情一幕接一幕地发生。犹太人也是人！犹太妇女也是人！他们也都属于人类，是我们的兄弟和姐妹。让非基督徒们永远记住这一点！”最后他说从太古时代起法国人就一直尊重人权，不管他是哪一个种族的人。他还说：“富有骑士精神而豪爽的法兰西，对正义如此侮辱错不在您。”

法国主教们的这些抗议行动得到了梵蒂冈的支持。1942年9月14日，英国驻梵公使奥斯本先生报告说，教宗已告诉他，驻维希的教廷大使瓦来里（Valeri）枢机主教已受命就法国的犹太人遭受迫害一事提出抗议，并让大使告知贝当元帅排犹行动严重地违背了元帅在就职时宣誓的宗教信仰。接着教宗本人对贝当提出了正式抗议，并建议把所有的修道院和女修院都变成犹太人避难所。瓦来里枢机主教向教廷汇报说，教宗对这些野蛮行为的痛斥必定会得到按基督徒职责办事的法国神职人员的支持。至于同德国人合作的问题，他认为既然在梵蒂冈的同意下德国的神职人员现在都公开地反对异教的纳粹政权，因此如果法国神职人员还去鼓吹同德国合作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

法国天主教会对维希政府排犹行动的抵制，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法国知识界也对此进行指责。雅克·马里坦（Jacqnes Maritain ）在他写的《一次悲惨的旅行》（A trarers le desastre）一书中指出：“维希政府披着宗教的外衣，宗教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并痛斥它是“一个用神职人员装装门面的基督教政府，背后掩饰着的是极权主义。”

维希政权面临着两种压力，一是纳粹的压力，二是以教会为代表的反纳粹力量的压力，对此，贝当与赖伐尔反应有所不同。贝当自觉已无法控制局势，他告诉瓦来里枢机主教说，德国人指责他“见风使舵，欺骗了他们”，而实际上，他已“无力去使舵，只能任其漂流。”赖伐尔则完全站在德国纳粹一边，他不能容忍梵蒂冈的干涉。他对外国新闻记者说：“没有人能阻挡我处理犹太人问题的决心。这些主教们可以提抗议，但在自己家里由我们做主。他们的领域是宗教，而我们的领域是统治。”他的言行得到纳粹的赞扬，纳粹报纸《小巴黎》（Le petit Parisian）在1942年9月12日写道：“法国神职人员永远孜孜不倦地抗议排犹行动，但他们从没有对英美轰炸法国平民百姓一事提过抗议。他们是在利用抗议来组织反政府的阴谋。”正是由于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使法国天主教会许多人认清了其本质，结束了与政府的妥协，双方关系从过去的热烈转变为冷淡，当然为了生存，法国教会始终与维希政权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但不管怎样，在梵蒂冈的支持下，法国天主教会中有良知的神职人员及信徒通过各种办法保护了不少法国犹太人。而且在教会的努力下，维希政府没有将法国的犹太人移交德国，1943年6月13日法国教廷使节肯定了这点。

在比利时和荷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比利时天主教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出现过反击德国侵略的民族英雄，即当时的比利时马林总主教墨西爱，他在比利时被德国占领时，发表了反侵略的牧函，系统阐述了公教的爱国观，公开号召信徒不要服从占领国的政府，提出公正的对侵略者进行报复的精神是一种美德，以及神职人员在战争时期应尽的职责就是追求真理与宣布公义、制止叛国行为等。他的爱国行为不仅赢得了本国人民的尊重，而且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包括德国有良知的人民的尊重。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四省时，陆徵祥将墨西爱的这篇牧函译成中文，并以他的思想写了一篇《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的文章，鼓励中国信徒奋起抗日，在中国教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0年，比利时被德国占领，随着种族主义迫害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加人到反纳粹的行列，他们拒绝参加雷克斯党人（Rexists，比利时的纳粹分子）的葬礼，拒绝为在俄国前线战死的瓦隆（Walloon）和弗拉芒（Flemish）军团成员举行纪念仪式。按德国人的说法，“天主教神父们在教堂和学校发表了许多反德言论，有一些活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正常的教会节假日活动，实际上是反德示威，他们都是得到教会默许的。”

范·罗依（Van Roey）枢机主教曾多次发布牧函抗议德国强迫比利时工人在星期日及教会节日时加班工作。在梵蒂冈的影响和支持下，这位大主教于1944年4月发布了一封很有分量的牧函，痛斥当时在比利时实施的纳粹种族主义。他说：种族和血统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上起的作用是很小的、不重要的。为此他也对在比利时的德国法尔肯海恩（Falkenhayn ）将军提出抗议，说如果比利时工人继续被运往德国劳动营的话，那么战后将不可能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但得到的回答是：凡是战后拒绝同德国新秩序合作的国家将会从欧洲的地图上抹掉。尽管如此，比利时神职人员并没有屈服，随着战争的继续，他们发表了甚至更加激烈的言论，反对纳粹党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反对将他们的同胞运到德国去当苦力。在纳粹驱犹时，不少天主教徒在悄悄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在保护犹太人方面，荷兰天主教会很值得一提。荷兰是个以新教为主的国家，天主教徒只占三分之一，但他们的主教们在坚持自己的立场上是最有勇气的。1942年4月19日，他们在一项联合宣言中劝告那些正受蛊惑的荷兰青年不要去参加国社党劳动组织，除非因经济困难不得已，但即便是这样也须同神父商量后才能作出决定。1943年5月12日在全国所有天主教布道坛上宣读的乌得勒支牧函最直率、最有勇气，其中说：

“主内的兄弟们！我们国家遭受到的磨难已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差不多整整三年中，（纳粹分子）使用各式各样的迫害手段，日复一日把一种全盘否定基督教所主张的事物的人生观强加于我国人民。在一切领域内，国家社会主义力图扩大其影响，力图在生活的各方面居于领导地位。尽管它已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但我们人民的大多数是不屈不挠的，他们的反杭是不可摧毁的。这时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安慰，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源泉。如果我们的人民始终忠于他们的信仰，忠于圣父，那么我们的人民不管是遇到镇压，还是受到物质利诱，都将永远不会成为国社党分子……规模如此巨大的驱扰运动是自基督教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为了找到类似事件，我们必须追溯到巴比伦囚虏之时，那时天主的选民曾遭驱逐，当时的先知耶利米所能做的只是哀歌而已：‘在拉玛听见号淘痛苦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的兄弟们，这种排扰不仅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种声震天庭的不义之举……”

不管是比利时，还是荷兰的天主教会，他们在反对驱逐犹太人的运动中的表现都与梵蒂冈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总的说来，在对犹太人受迫害和被灭绝一事上，德国神职人员很少提出抗议。除了柏林的利奇特贝格（Lichtenherg）曾在布道坛上谴责迫害犹太人的行径，并自愿关进集中营，以同犹太人共命运外，几乎没有天主教神职人员为犹太人提供具体帮助。相比之下，德占区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不管本人对犹太人是否有感情，都帮助犹太人，把他们藏在教堂和女修院里，提供食品和金钱，这成为他们的一种爱国行为。1950年德国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小组作了一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神职人员中确有某些人帮助过犹太人，但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在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给予犹太人的支持之少到了可耻的程度。”这也许与他们的更为艰难的处境有关，但也不排除不少神职人员受纳粹影响较深的缘故。不管怎样，这与梵蒂冈关系不大。

当今多数学者对教廷和教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犹太人的事实都是加以肯定的，但他们不满的是认为教宗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做法没有提出过任何强硬的抗议。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教宗是何时了解到灭绝营的真实情况；二是在他知情后，为什么不向纳粹提出强硬抗议。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梵蒂冈应该对灭绝营一事知道得较早，因为教廷拥有如此多的信众，情报来源比较多。但真实情况如何呢？

有人认为天主教会上层最早了解纳粹在奥斯维辛灭绝犹太人的可能是匈牙利宗座代表罗塔（Angelo Rotta ），因为他一再要求匈牙利统治者停止驱赶匈牙利犹太人。但这只是一种推测，目前并没有见到罗塔提及奥斯维辛的有关资料。

现今最为确切的是：最早得知奥斯维辛真相的是驻斯洛伐克的教宗代表吉乌斯塞皮·布尔齐奥（Giuseppe Burzio） 。因为1944年4月，有两名犹太青年从那里逃出来，向他揭露了奥斯维辛毒气室情的真相。其中一名叫弗尔巴（Vrba ）的说，奥斯维辛正在扩建毒气室，他曾听纳粹看守夸口说：“不久，我们将要有肥胖的匈牙利香肠了。”这位宗座代表不久还获得了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奥斯维辛计划”，1944年5月22日他将“奥斯维辛计划”全文译出并送往梵蒂冈，对死亡营情况作了描述，只是没有说明是谁向他提供这份材料的。6月底奥斯维辛的部分文件公布于世，而全部文件则在11月由战争难民局出版，此时盟军已占领了罗马。不管怎样，可以说，最早将奥斯维辛的情况公诸于世的是那两位逃出来的犹太青年，当时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讲述的事实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国际反响。如果梵蒂冈是在此时才确切得知灭绝营的消息，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没有向纳粹提出强烈抗议了，因为当时罗马完全被纳粹控制，教宗任何过激的言词只会招致罗马犹太人遭受灭顶之灾。党卫队原计划将罗马的8000名犹太人押往德国处死，只是因为梵蒂冈的干预才没有完全实施。

那么有没有可能梵蒂冈早在此前就得知了灭绝营的情况，而故意替纳粹隐瞒呢？从上述梵蒂冈帮助犹太人的史实看，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教廷早就知道灭绝营的情况了？

笔者认为，这里要区别“风闻”和“确切得知”这两种情况。也许梵蒂冈早就“风闻”并猜测到纳粹正在灭绝犹太人，但要得到确实可靠的证据则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梵蒂冈的确早就风闻此事，因为一些国家的宗教代表递交梵蒂冈的文件中早就提到此事，此外盟国也早有宣传。但这些材料在梵蒂冈看来无法证实，而有些出自盟国的材料更令教宗生疑，认为有宣传的成分，所以对此并不深信。

早在1942年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圣座代办吉乌斯塞皮•布尔齐奥（ Giuseppe Burzio）便给宗座写信，谈到遭受驱逐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必死无疑。布达佩斯的宗座代表也写信谈到一些匈牙利的犹太人社团都坚信斯洛伐克被驱逐的犹太人肯定被处死。但到底这些犹太人命运如何其实并没有人了解。教廷曾要求驻柏林的宗座代表向纳粹当局打听被驱逐的犹太人的下落，但均无结果。

1942年9月26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泰勒拜访梵蒂冈，带给教廷一则日内瓦巴勒斯坦犹太人机构的官方报告，其中谈到：波兰犹太人及被驱赶到波兰的犹太人最终被处决，那些来自德国、比利时、荷兰、法国、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均被送到屠场，而荷兰和法国的雅利安人则被送到东方强迫劳动。泰勒对马廖尼枢机说，如果梵蒂冈能将获得的任何消息告诉他，将不胜感谢。他还希望圣座能提出建议，如何运用世俗世界公众舆论的力量去制止这一野蛮的行径。10月10日，马廖尼答复泰勒说，没有任何确切的材料证实日内瓦报告，因为梵蒂冈所收到的消息来源与美国相同，即波兰大使及犹太人组织本身。

据说梵蒂冈曾从一位克罗地亚修士马库尼那里得到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这位修士结识了当地的警察局长克瓦特尔尼（E. Kvaterni ）。此人曾对他说，德国人要对200万犹太人的死亡负责，克罗地亚的犹太人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但这位修士将情况上报时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个数字。

1942年12月19日波兰大使帕佩（Casimir Papee）到梵蒂冈避难，他指出，纳粹不可能让被驱逐的犹太人去作工，因为老弱病残者也遭到驱逐。他认为，纳粹正通过各种手段送犹太人到特殊的地方去处死。但到底用什么手段，以及“特殊地方”在哪里都不清楚。

同年12月英国驻梵蒂冈公使奥斯本带给庇护十二世一份12月17日同盟国的声明，指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残杀，并要求教宗就此发表公开讲演。教宗在圣诞节发表了讲演，他含蓄地谈到，成千上万人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有时只是因为民族和种族而遭受灭绝。同盟国对他的讲话不太满意，因为他没有直接指名道姓地谴责德国纳粹的罪行。而教宗则认为，同盟国的宣传在有些事情上有夸大的成分。为此，梵蒂冈设法通过红十字会来运作，特别是通过它来了解犹太人的真实处境并实施帮助。但当时红十字会也受到纳粹的严密控制，只要这些国际组织过问犹太人的事，纳粹就会加剧对犹太人的迫害，因此，国际红十字会也只能放弃。1943年3月16日，马廖尼枢机写信给弗里里堡主教，询问他是否获得有关被驱逐的犹太人的确切消息，因为该主教曾多次充当梵蒂冈和红十字会的中间人，但也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答复。

1943年3月7日梵蒂冈收到布拉迪斯拉发大主教的信。信中说，他从一位教区神父那里听说，那些遭受驱遂的犹太人正遭受灭绝，他们的身体被制成肥皂。这位主教还指出，这决不是故事，因为一位德国官员冷冷地肯定了此事，犹太人或被毒气窒息而死，或被用机枪或其他方式处死。

1943年3月13日在伊斯坦布尔的Roncalli大主教转给梵蒂冈一份犹太人机构的备忘录，其中提到波兰的局势，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已被残酷地灭绝，但没有详细说明。3月23日普世教会联合会（the EcumenicalCouncil of Churches）与世界犹太人协会取得联系，呼吁英美政府放松对移民的限制，由于纳粹领导人正在发起一场灭绝犹太人的运动，他们要求同盟国政府必须关注和直接救援这些受迫害的犹太人社团。

这些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梵蒂冈，梵蒂冈对犹太人的处境了解得越来越清楚了，但仍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1943年5月5日梵蒂冈秘书处的备忘录中提到：犹太人面临的可怕局势。战前波兰约有450万犹太人，而今天包括那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在内，只剩下10万犹太人了。以前在华沙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就有6.5万人，今天大约只有2-2.5万人了。无疑，多数犹太人已被灭绝了。那些成年累月成千上万被驱逐的人都不知下落。唯一的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都已死了，如果他们活着的话就会通过各种方法让人知道。在卢布林（特雷布林卡）和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Lublin （Treblinka） and Brest-Litovsk）有些特别的死亡营，据说成百上千人被枪杀，用密封的运牲口的大卡车运走。

同年6月2日，庇护十二世就波兰人问题对枢机主教团讲话，其中提到犹太人。他说：

“尊敬的兄弟，亲爱的儿子们，如果我们对那些用充满悲痛恳求的眼光转向我们的人们的祈祷给予特别的最真诚的关心的话，请不要感到惊奇。因为在这一时刻，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而只是由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就被命定受到种族灭绝的时刻，他们遭受的灾难就更大了，他们的悲哀就更为痛心。各族领袖们不应该忘记圣经的话，任何一个带剑的人只能按天主的律法处置人的生死，因为一切权力来自天主（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传》八8））。”他还说：“在这点上，我们对那些有能力的当局所说的每句话，对大众所作的暗示，都应该严肃地考虑和权衡那些遭受苦难者的利益，不要使他们的地位较之以前更困难，更受煎熬，即使我们没有注意到和没有意识到这点。”

后面的这段话表明了庇护十二世在讲话中始终没有直接指出纳粹正在灭绝犹太人这一事件，也没有对纳粹进行直接谴责的原因所在。当然直到此时，梵蒂冈仍没有得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灭绝营的存在，就连同盟国也没有掌握多少真实情况。他们所宣传的德国的暴行主要是针对人质的处决，而没有提及死亡营。1943年8月30日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还写道：“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毒气室处决之事。”10月17日，罗马的犹太拉比代表大卫·潘齐里（David Panzieri）写信给庇护十二世，请求他能够送些过冬的衣服给老弱病残的被驱逐者，这说明，他们也不了解灭绝营之事。

从上述事实看，梵蒂冈得知灭绝营真相的确切时间很可能是在1944年4月以后。

1944年4月，灭绝营真相被揭露后，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此时正值盟军发起战略大反攻，希姆莱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被迫下令各灭绝营停止使用毒气室。到1944年11月3日，奥斯维辛的5个毒气室全部关闭。随后，在盟军攻人德国本土的巨大压力下，希姆莱又下令释放关押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数千名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犹太妇女，把她们移交给国际红十字会。1945年5月初，盟军攻占整个德国，最终铲除纳粹国家机器，解放了所有灭绝营和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彻底粉碎了“最后解决”计划。犹太人获得解放后，其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忘记在最困难之际天主教会对他们的帮助。尽管在纳粹横行之时，教宗没有对纳粹提出过强烈抗议，但他采取的策略是少说多做，或只做不说。表面上看来，他对纳粹的谴责十分软弱，但恰恰通过其貌似中立的立场，换取了更多拯救犹太人的机会。

第十八章 拯救罗马城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与德国法西斯政权不同，因为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忠诚于法西斯，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与德国结盟将使意大利走向毁灭之时。1943年7月盟军飞机轰炸罗马城，更加速了墨索里尼的垮台。为拯救意大利，包括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在内的一批法西斯内部的反对派加紧了活动。他们要求召开党内最高会议。在他们的坚持下，会议于7月24日晚举行。会上多数人指责墨索里尼将国家引向灾难，并最终以19： 8票通过决议，要求恢复有一个民主议会的君主立宪制，同时将军队的全部指挥权重新交还国王。翌日夜晚，国王召见墨索里尼，宣布撤销其全部职务，然后将他用一辆救护车押往警察局，这完全出乎墨索里尼的意料。随后，由巴多格利奥（Badoglio）陆军元帅为首组成的无党派政府取代了法西斯政府，法西斯党被解散。

消息传到德国，希特勒立即组织军事行动进行反扑。他计划首先占领罗马营救墨索里尼，然后占领意大利全境，掳获或破坏意大利舰队。

1943年9月3日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意政府与盟国签订秘密停战协定并于9月8日正式公布，这无疑对德国是一个巨大打击。由于各种原因，盟军没有及时派兵增援在罗马的意大利驻军，使希特勒抢先下手，攻占了罗马。并将关押在大萨索山顶上的墨索里尼解救出来，在意大利北部建立起听命于德国的傀儡政权“法西斯共和政权”，无情镇压反对派，连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最终也被处决。

在德国占领罗马期间，任何反德行为都遭到残酷的镇压。1944年，罗马街上发生爆炸事件，炸死了一些德国士兵，希特勒便下令把该地区所有的房屋都夷为平地，所有住在那里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枪毙，大约有350人被处死。

德国占领罗马对梵蒂冈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梵蒂冈城国的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相当于故宫的面积。它是被罗马包围的一个很小的区域，区域内没有店铺、剧场，甚至连咖啡馆也没有。尽管梵蒂冈是个主权国家，但它完全依靠意大利来满足一切物质需要。只要切断水源供应，在它的围墙之内所有人的生存就变得无法想像。当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并参战后，梵蒂冈在很多方面更加谨慎小心，例如，法国大使弗拉迪米尔·奥梅松（Vladimir d'Ormesson ）伯爵在圣彼得大教堂参加弥撒后横穿教堂前的广场步行回他的寓所—即他横穿了梵蒂冈的领土，因此受到教宗的申斥，显然不允许敌国外交官被“法西斯意大利”看见。有四年之久，他与他的同事们只能紧紧地挤住在原用作接待外国朝圣者的极狭小的客房里，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1943年德国占领罗马后，梵蒂冈则更如履薄冰，行事格外慎重谨慎，因为必须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事实的确如此。希特勒在德军1943年9月占领罗马时曾举行过一次形势讨论会，会上有人问对于在梵蒂冈避难的同盟国外交官怎么办，他回答说：“没关系，只要我高兴，我立刻就到梵蒂冈去。你们以为梵蒂冈有什么使我为难吗？我们马上会把这个地方接管过来。是啊！全部外交团都在那里……那些贱骨头……我们要从那里把那群猪统统抓出来，这有什么了不起？事后我们可以再道歉。没有什么值得担优的……”在《希特勒席间谈话录》中，有这样的话：“战后，我们不打算再让教会干预国家事务……战后将不再存在什么宗教协定。我同教宗算总账的时候就要到了。” 教廷保护犹太人的做法惹怒了希特勒。这可以从教廷大使奥尔塞尼戈（Orsenigo）为犹太人问题会见希特勒时的记录中得到证实。对这次会见奥氏有如下的描述：

“我按指示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接见了我。当我提到犹太人问题时，交换意见的正常气氛顿时全无，希特勒跳起来走到窗户那里，开始用指尖敲玻璃。你们可以想像我的处境是多么难受—不得不同他的背部继续讨论！但我仍继续把我所要谈的都谈了。于是希特勒就像他刚才走开时那样又突然朝我转过来，他走到一张放着一杯水的桌子边，把杯子拿起来，然后用一种不屑一顾神情用力把它扔在地上。面临着这种状态的外交往来，我意识到我的使命已经结束。”

因为天主教会保护犹太人，希特勒一度打算绑架教宗，把他关押在上萨克森的瓦尔特堡（Wartberg）。艾伦·布洛克在他所著《希特勒—对一位独裁者的研究》一书中说：“一连好几天，他都在盘算如何对梵蒂冈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艾伯特·冯·凯塞尔（Albert Von Kessel ）也描述了同样的事实，他说：

“在1943年9月和1944年6月间，他（希特勒）考虑要绑架教宗，把他带到德国。我们已得到了确切的情报说，如果教宗要抗拒的话，那就在他试图逃跑时向他开枪。我们驻梵蒂冈大使冯·威兹萨克（Von Weizsacker）不得不在两条线上作战：一方面他不得不劝教宗不要说太极端的话，因为这会有致命的后果；另一方面，他不得不发送一些措词巧妙的急报，使希特勒确信教宗对德国并不太敌视，天主教徒帮助犹太人的姿态是不足道的，不必看得太严重。”冯·凯塞尔最后说：“我们知道如果教宗激烈抗议对犹太人的迫害的话，那肯定就会有生命危险，甚至连一个扰太人也救不了。希特勒像困兽那样，将以极端的暴力行动时任何激怒他的事作出反应。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使他陷入了绝境，他就像一只被猎人追捕的猛兽，什么狂暴的过火行为或罪恶勾当都干得出来。”（参见本书第6章“德梵宗教协定”，当梵蒂冈同德国进行宗教协定谈判时，枢机主教派切利想把“保护受过洗的犹太人”一条列入条款中，但纳粹不同意，只是口头上答应他们把受过洗的犹太人看成是基督徒。）

在这段艰难的时刻，梵蒂冈还是尽力保护过不少人。总体而言，在梵蒂冈居住的除了教廷及其工作人员外，大体上有其他三类人：一是同盟国派驻梵蒂冈的一百多名外交官及其家属和下属，因为交战国所有人员不能逗留在敌国的领土上。1941年3月，梵蒂冈共有970人，包括约100名外交官及其家属。到1942年和1943年，由于南美洲一些国家看到轴心国家必败的命运，由此纷纷向其宣战，梵蒂冈不得不容纳更多国家的外交官，包括巴西、秘鲁、玻利维亚三国的大使，委内瑞拉公使及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乌拉圭四国的临时代办。特别要提及的是中国与梵蒂冈建交后派出的使节。1942年7月谢寿康被任命为驻教廷第一任公使。他于1943年1月30日抵梵蒂冈，其后的几年中只能在这一狭小的梵蒂冈城内活动。二是受迫害逃至梵蒂冈的犹太人。教宗战时指令教堂、男女修道院提高接收人员的数量限额，以便尽可能帮助更多的犹太人。在罗马有155座这类机构（几乎是梵蒂冈领土外的全部地产），意大利警察不得涉足，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种极为有价值的豁免。德国人占领罗马期间，这些机构隐藏了大约五千名犹太人，还有好几十人在梵蒂冈本土避难。（参见《Renzo de Filice, Storia de梦i Ebreisttto i1 Fascismo》一书中列出隐藏犹太人的修道院名单。1946年1月22日的《巴勒斯坦邮报》曾报道在阿西西由圣方济各建立起来的一所修道院内，在地下室为隐藏的犹太人设立了一个会堂，该报说：“当天主教徒们在上面望弥撒时，他们知道那些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正在下面祈祷。”）第三部分是其他躲避法西斯迫害的人士，包括被视为政治犯的人员，还有一些是不愿为法西斯卖命的意大利士兵。

1943年9月，法西斯政权在罗马倒台后，墨索里尼援引宗教协定，要求（梵蒂冈）继续承认他在加尔达湖边的萨洛建立的新法西斯政府。梵蒂冈回答说过去签订的宗教协定不是同法西斯政府，而是同意大利国家签订的，那个国家的合法元首伊曼纽（爱麦限虞）三世现在在巴厘。这对一直希望在北方重建军队的墨索里尼是个沉重打击。当时许多原本参加墨索里尼军队，后愿意为巴多格利奥政府尽职的较虔诚的意大利军人因无法穿越德国封锁线不得不住在意大利的德占区，但他们随时都面临着被发现后作为卖国贼遭枪杀的危险。最初，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梵蒂冈找到了避难处。由于梵蒂冈面临着纳粹的巨大威胁，1944年2月，梵蒂冈设立一个由莫斯卡泰利（Moscatelli）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便把这些意大利官兵隐藏在这座城市各处以及周围的农村中。这项工作由五名耶稣会士进行，他们付钱给那些肯隐藏和供养这些军人的家庭。德国中央保安局了解到这点，并报告说，这些钱来自梵蒂冈。中央保安局还报告说，意大利停战后一段时间，来自意大利北方在梵蒂冈避难的多达180人，其中有作曲家彼得罗·马斯卡尼（Pietro Mascagni ）。梵蒂冈保护的人有正受德国人追捕的陶里亚蒂（Togliatti ）、南尼（Nenni ）、萨拉加特（Saragat）这些共产党和社会党领袖。按梵蒂冈的指示，这些人被隐藏在圣约翰·拉特兰教堂内。从这方面看，梵蒂冈确实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了一批反对过自己的“敌人”。

上述三部分人中，在梵蒂冈逗留时间最长的是同盟国的使节及其家属和下属。为了让这些外交人员有尽量多的活动空间，教廷尽其所能向所有人开放图书馆、博物院，甚至开放了教宗花园。根据当时梵蒂冈规定，除午后，因教宗要在花园内散步，不准他人进人以外，其他时间均向外交人员开放，教宗的花园在当时成为同盟国外交使团的公园了。

尽管如此，住在这狭小空间的人们仍免不了抱怨，特别是那些南美国家的外交使节及其家属。他们由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习惯于通过司机外出到罗马购物以补充梵蒂冈城的定量，用尽种种可能的方法来减轻禁闭生活的沉闷。在1943年德国占领罗马期间，由于法西斯分子将梵蒂冈视为“间谍窝”，强加了许多限制，他们的活动天地更狭小，由此增加了他们的烦恼。特别是一些女眷们更觉烦闷。她们抱怨说，甚至在罗马夏天的酷暑中也得按梵蒂冈的规定穿长统袜。一些与她们的性别有联系的奇特理由，不允许她们在庭园里骑自行车。她们纯粹出于绝望组织了一个桥牌俱乐部。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更多的国家向轴心国宣战，这个俱乐部成了各种语言声音的嘈杂之地，会员有古巴人、乌拉圭人、秘鲁人、玻利维亚人、哥伦比亚人、委内瑞拉人，也有欧洲人。波兰大使帕佩（Casimir Pappe）原是维尔纳大学（Vilna University）的教授，他用四年时间写了一本书，几乎总窝在梵蒂冈图书馆里。法国大使沉迷于拍摄电影的业余爱好中；英国公使奥斯本先生则把空闲时间花在梵蒂冈花园里小池塘钓鱼上，花在组织养狗的照片展览上。中国公使谢寿康则以三件事为乐：一是在梵蒂冈图书馆翻看所收藏的中国古书帖，二是在博物院研究希腊古雕刻，三是在教宗花园练高尔夫球。星期日对每个人都是值得期待的日子，这天里斯本的信使带着最新的美国影片到达梵蒂冈。

生活在梵蒂冈的外交人员与外界的联系也受到了各种限制。根据拉特兰条约第十二条规定，意大利不干涉梵蒂冈同可能和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之间的邮政业务和电报业务。因此，允许各国的外交官利用梵蒂冈的信使，通过梵蒂冈的短波发射机每周一次向本国政府发送一定字数的电报。但所有通讯须经梵蒂冈检查，电报用梵蒂冈的密码发送。法国的外交人员最多，达17名；波兰次之，有15名；美国有七名；英国有五名，在奥斯本先生指导下工作。使用电报设备的附加条件是不得报道有关意大利的事情（而不是有关梵蒂冈的事情）。1941年12月，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英国经济事务大臣向奥斯本先生询问这类情报，奥斯本不得不加以拒绝。

1943年11月5日，一架无标志的飞机在夜间轰炸了梵蒂冈，共投了四颗炸弹，其中一颗投在城外传信大学校园内，一颗投在梵蒂冈火车站旁，以及外交团所住的大楼下。中国公使所居住的一层玻璃全被炸碎，幸好未伤及人。飞机的国籍一直未查明，因而轴心国与同盟国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野蛮袭击天主教会的中心”。此事互相是法西斯分子所为。据说英国政府早在1941年初就得到情报说，法西斯分子正在训练一个特别航空中队，以便用缴获的英制炸弹轰炸梵蒂冈城。他们获悉，有两架在意大利北部被击落的英国轰炸机被运到罗马，准备在轰炸（梵蒂冈城）后作为罪证展出以证明英国人毫无顾忌地毁坏天主教界的圣地。1941年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向首相报告：“我们正让这一情况在纽约泄露出去。它将使墨索里尼信誉扫地，并说明法西斯政权为中伤我们究竟准备干出些什么事情来。它还可起到谨慎地提醒人们我们并未放弃轰炸罗马的想法的作用。”

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当时盛传德国人要绑架教宗至德国，很多驻梵蒂冈的外交使团表示愿随教宗一同前往分担痛苦，教宗很受感动。

尽管这些梵蒂冈居民人心惶惶，但梵蒂冈较之意大利其他地方，食品供应还较充足，城内比意大利的其他地区要安宁。即使在德国人占领罗马之时，在梵蒂冈城以外的有些罗马教堂和学校受到法西斯的冲击，躲藏其中的有些犹太人或政治犯被捕，梵蒂冈为此提出抗议，但德国纳粹最终并没有占领梵蒂冈。

1944年6月4日，盟军攻人罗马，躲在梵蒂冈的外交使节才得解放，他们纷纷搬迁到罗马等地，而原来享有自由的德、日等驻梵大使则只能搬进梵蒂冈居住了，这种“换防”持续到战争结束。

除了梵蒂冈城本身外，自意大利参战后，教宗最担心的是罗马城遭受破坏。梵蒂冈认为罗马属于全世界，不仅仅属于意大利一国。《罗马观察家报》曾就这一问题写过文章，回顾了罗马城的历史，提到公元544年，贝利撒留（Belisarius）劝阻托蒂勒（Totila ）不要毁灭罗马，他恳求说，罗马属于全世界，毁灭罗马的人不是在毁灭他人的城市，而是在毁灭自己的城市。全世界的文明人士都希望战争不要损伤这座城市，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而不仅仅是一个很近代的民族国家的首都。教宗为保卫罗马做了不少努力。特别是在盟军开始进行反攻后，罗马面临着随时会遭受盟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为此教宗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外交斡旋。

首先教宗向盟国表明，罗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要求盟国不要轰炸罗马，但遭到盟国的拒绝。因为在盟国看来，罗马是铁路交通枢纽，是空中航运中心，如果在意大利南部发生战事，轴心国的补给品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罗马。再者，它是敌国政府所在地。墨索里尼早在1940年就叫嚣参与轰炸伦敦，为什么英国就不能轰炸意大利首都罗马呢？1941年英国一位空军元帅说得更明确，皇家空军在罗马上空将不受“感情上的考虑”的影响。为此1941年8月27日，塔尔第尼枢机召见奥斯本先生，洁问同盟国“在罗马上空将不受感情上的考虑的影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是否意味着英国轰炸机将不尊重艺术、文明与人类？奥斯本则反问，为什么当英国的基督教圣地—圣保罗教堂、考文垂、坎特伯雷遭受破坏时，没有听到教宗的任何谴责。双方因此不欢而散。对这次会见，塔蒂尼在他的“札记”里（1941年8月27日）这样写道：“英国首相的心理总是这样。他是英国人，因而对他而言伦敦比罗马重要。他是新教徒，因而对他而言伦敦是圣城，就像罗马对我们而言那样。”后来，蒙蒂尼枢机向奥斯本先生重申了教宗和罗马有着特殊关系，因为教宗也是罗马主教，但也丝毫没有能说服这位英国公使。蒙蒂尼后来在他的“札记”里写道，“这是一次相当困难的会谈，在奥斯本先生那方面，他不太随和。”

随着战争的推进，1942年11月英国空军对热那亚、都灵和米兰的轰炸加剧，马廖尼枢机就这些城市教堂、医院及百姓遭殃一事召见了驻梵的英美使节或代表奥斯本及蒂特曼，要他们转告其政府。奥斯本很快就答复，热那亚是供应非洲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同样的英国也有许多城市百姓遭殃。而且这位公使还明确指出，盟国空军还将要摧毁罗马城中的军事目标。这更引起了教宗的担忧。

早在1942年10月底，马廖尼枢机指令驻华盛顿的宗教代表辛戈格那尼告诉泰勒先生，如果罗马遭受轰炸，教宗将提抗议。不仅如此，教廷指令纽约大主教斯拜尔曼，甚至动员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和天主教徒集体的力量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不要轰炸罗马。与此同时，教宗也通过驻伦敦的宗教代表戈特菲雷和威斯敏斯特大主教辛斯利向英国提出同样的要求。

英美两国很快就梵蒂冈提出如轰炸罗马将提出抗议一事作出答复。12月28日，奥斯本肯定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议院的讲话，他宣布，只要战争授予其正当理由，英国会毫不犹豫地尽其可能重重地轰炸罗马，教宗抗议轰炸罗马只能站在有利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立场上。美国与英国有所不同，美国有3000万天主教徒，罗斯福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力量，不愿因这个问题疏远了他们，但美国又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如果响应教宗的呼吁而使法西斯有空可钻，肯定会遭到新教徒的大力反对。在作了权衡之后，罗斯福总统表示，他个人也反对轰炸罗马，但他不能给任何确保，因为敌人可能由此得利。最终美国附和了英国的意见：除非能对罗马的非军事化规定最严格的条件并加以实施，我们不得把罗马视为不设防城市。 既然梵蒂冈无法做通盟国的工作，如今要拯救罗马，唯一的路就是说服意大利放弃与德国结盟，并从罗马撤走一切军事设施。12月4日，马廖尼召见意大利驻梵大使，警告意大利政府，要想使罗马免受轰炸，必须将城内一切军事目标迁走。

1943年初，战争逼近意大利，同盟国正在准备登陆西西里。教宗知道这一情况，1943年1月他告诉美国代办蒂特曼（Tittmann ）先生，如果罗马遭到进攻，他将提出公开抗议，并补充说他确信这会对全世界天主教徒产生影响，他的抗议对同盟国的事业特别有害。他还说，轰炸罗马将使意大利人民对同盟国反感而转向共产主义。他又告诉蒂特曼，他已强烈要求意大利政府把城内所有军事目标转移到别处（看来实际上已开始某种性质的撤退）。他坚决主张罗马因此应宣布为不设防城市。

但当时罗马城实际上并没有成为不设防城市，法西斯在罗马城内军事目标也并没有转移到其他地方，尽管美国有如此多的天主教徒，教宗 的影响力很大，但罗斯福也必须考虑其他美国人的态度。这点艾登有亲身体会。他当时正在美国，他说：“今天哈里·霍普金森（Harry Hopkinson）当着总统的面对我说，‘如果由于天主教徒的压力而不轰炸罗马，美国将出现一场大吵大闹。’”

1943年2月18日，辛戈格那尼电告梵蒂冈，泰勒曾告诉他，美国政府认为对意大利最有利的做法是更换政府。这对梵蒂冈而言是个难题，因为教宗采取的方针是不干涉意大利内政。枢机主教团还是想把这一信息用口头方式以教宗的名义传达给齐亚诺，请他直接转告墨索里尼。

5月12日，马廖尼枢机向齐亚诺宣读了教宗给墨索里尼的信，信中，庇护十二世重申了他在1940年4月曾给墨索里尼那封信的观点，这场争斗使意大利儿女遭受巨大的痛苦，而且将继续遭受更大的苦难和破坏，由于意大利与罗马主教密切相联，教宗对墨索里尼表示，他愿意做任何可能的事情去帮助这个遭受苦难的民族。齐亚诺认为这封信用词太含糊，对墨索里尼不会起作用，因为在墨索里尼看来，盟军要攻占意大利起码要三四年时间，也就是要等到第三帝国灭亡之后。而与盟军谈判一事他根本就不会考虑。结果正如齐亚诺所预料的。墨索里尼第二天在回复教宗的信中说，他感谢教宗对意大利的关心，但按意大利目前的处境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参战。

为保卫罗马，教宗表明了他对意大利政局变化的立场，并由塔尔第尼起草了四点意见：一是圣座重申他超越各敌对国之外；二是意大利人民愿意接受君主政体；三根据宪法，政府首脑的提名只能由国王，而不受任何外面的影响；四，有鉴于此，梵蒂冈不可能对新政府人选提出任何建议。

5月21日，教宗将这几点意见写成信由泰勒转交罗斯福总统。5月29日，梵蒂冈接到华盛顿教宗代表辛戈格那尼的电报，转述了泰勒的话（实际上是罗斯福的意见），意思是当前是意大利历史最关键时刻，盟军必胜无疑，意大利最迫切的是要与德国分离，建立新政府，美国可以安排与这个政府谈判，支持、保护并立即停止轰炸罗马。但是如果情况相反，那么只会面临着更严重的破坏，意大利面临灭亡的命运。

两天后，庇护十二世让塔尔第尼草拟了一份向意大利国王转达罗斯福总统信息的报告。草稿拟就后，由教宗修改，并决定此信以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枢机的名义设法呈递国王。

为了促使意大利国王下决心摆脱墨索里尼，罗斯福总统加大了对意大利的舆论宣传力度。总统通过报纸以及广播直接对意大利人民讲话，请他们抛弃法西斯政权，选择一个结束与德国结盟的政府，成为国联大家庭成员。罗斯福说，这是最后通碟，如果意大利不接受，同盟国决定推翻法西斯和纳粹，轰炸一切军事目标，包括罗马。

教廷枢机主教团于6月12日中午接到这一信息。教宗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派驻意大利的宗座代表博尔贡季尼·杜卡去见意大利国王。6月17日，国王于奎利尔宫接见了这位教宗代表，杜卡将教宗亲自修改的以马廖尼名义的信递交国王，转达了盟国的意见。最初国王对盟国非常不信任，并怀疑梵蒂冈是否会以不干预别国事务为由参与推翻意大利的君主政体，因而表现得烦躁不安。随着会谈的深人，杜卡解读了此信的内容，使国王了解梵蒂冈对国王的尊重，并肯定了国王深受意大利人民的爱戴，政府完全仰仗君王。这些话解除了国王的疑虑。这次会见，对国王最后下决心撤去墨索里尼的职位起了相当的作用。

6月23日驻华盛顿宗座代表向梵蒂冈报告盟国将轰炸罗马。7月10日罗斯福带给庇护十二世一封信，强调盟军要将意大利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他说他像教宗一样渴望一天有上帝的和平，即持久和平再次照耀这个世界。

7月19日罗马遭受到5000多架飞机波浪式的轰炸，火车货场和附近地区遭轰炸，梵蒂冈城外的最古老的劳伦佐大教堂也遭受了重创，部分被炸毁。被炸死的达1500人，有更多的人受伤。教宗立即视察了现场，跪在废墟上祈祷，热泪盈眶地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人们从四面八方将他团团围住，求他祝愿，拥挤的人群使他无法抵达自己的汽车，最后只能坐上工作人员的车返回梵蒂冈。

第二天，马廖尼向世界各地的宗座代表发电报，报导了罗马受轰炸遭到破坏的情况，表达了圣座的悲哀以及对受难者及其家属的慰问。

7月23日，教宗又敦促意大利实现其承诺的将所有军事设施迁出罗马，让罗马真正成为不设防城市，以便教宗能立即与盟国沟通。

盟军的这次轰炸加速了墨索里尼的垮台。意大利人民对墨索里尼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怨声载道。7月24, 25日，国王要求墨索里尼辞职，组建了由巴多格利奥（Bagodlio ）为首的新政府。

与此同时，7月26日，梵蒂冈通过驻意使节向新政府提出了第一个希望，就是要他们赶快有效地使罗马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翌日，塔蒂尼又以个人身份写信给巴布斯契奥·林佐（ Babuscio Rizzo ），指出这应是新政府所采取的首要行动。

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于7月23日对新闻界发表声明，指出法西斯分子不想让罗马成为不设防城市，但总统仍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做，因为随着西西里被盟军占领，罗马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军事中心。27日丘吉尔在下院讲话，声称如果意大利要在德国掌握下将战争继续下去，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意大利被毁灭，也就是遭到彻底灭亡。

在教宗和盟国的压力下，7月31日巴多格利奥政府通知梵蒂冈，政府决定，罗马原则上将成为不设防城市。为此他们要求圣座与盟国立即取得联系，以了解盟军对该决定的反应。随后的几天，马廖尼积极派代表与华盛顿和伦敦联系，教廷还就此事于8月4日召开了主教团非常事务委员会会议，马廖尼向与会的14位枢机主教阐述了教宗为保卫罗马所采取的行动以及盟国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沟通情况。

但意大利新政府未能兑现这一决定，虽然口头上答应罗马为不设防城市，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撤销罗马的军事设施。当然这也与政治形势有关。希特勒对意国王让墨索里尼下台，组建新政府一事狂怒不已，由此他不仅拒绝与意国王及新政府领导人巴多格利奥会谈，而且准备动用武力占领整个罗马。当时驻扎在罗马的德军有六千人，其装备精良。意大利军队人数上虽然超过他们，但没有任何重武器和坦克，无力抵抗德军，新政府也意识到他们无法摆脱德国人的控制，只能跟着德国走。

在这种情况下，盟军第二次轰炸罗马，击中了火车站周围地区。教宗再次亲临现场，群众场面与前次一样。这次轰炸促使意政府正式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马廖尼枢机立即将此事电告华盛顿宗座代表辛戈格那尼，8月16日得到辛戈格那尼回电说，盟国不承认此点，因为只要意大利仍与德国结盟，盟国就要与之战斗到底，直到它彻底投降。

9月3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意大利政府立即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签订了停战协定。8日艾森豪威尔及意大利政府分别通过各自的广播宣布了此事。翌日早晨，为了怕德国人报复，意大利王室成员及巴多格利奥政府都离开了罗马，前往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布林迪西。

希特勒预料到意大利新政府会采取这一行动，因此早有准备。10日早晨德军元帅凯塞林（Kesselring）的部队聚集在罗马郊外。

这天梵蒂冈非常紧张。一位意大利官方代表来到梵蒂冈告诉蒙蒂尼枢机，原与德国达成的德军不进人罗马的协议，如今德国人是不会遵守了，他们正向梵蒂冈进军。意大利军队已受到重创，是否能继续战斗是个问题。当天德国军队便占领了罗马城，梵蒂冈不得不直接面对德国的军队和警察。德国人进了罗马之后便占领了一些教堂和修道院。枢机主教团请德国大使威兹萨克转告凯塞林，希望德军能尊重梵蒂冈

就在德军进人罗马的前一天，即9日，《罗马人民报》上曾发表一篇题为“战争最后几天梵蒂冈的政治活动”的长文，文中揭示了梵蒂冈为罗马成为不设防城市在意大利和盟国之间所作的斡旋等。为了预防纳粹利用这点对梵蒂冈进行报复，10日《罗马观察家报》一早便发表了一则梵蒂冈官方声明，说那篇文章的信息来源完全是想像出来的，毫无根据。

此后，梵蒂冈与德国政府打交道均通过德国驻梵大使威兹萨克。在这段时期最值得指出的是梵蒂冈努力解救在罗马的犹太人（见本书前一章）及被德国人作为人质的罗马青年。解救犹太人方面前一章已提及，这里重点介绍解救罗马青年的情况。

9月20日，纳粹放风说有6个住院的德国人被意大利人谋杀了，作为报复，他们将用6000名意大利青年作为人质。梵蒂冈得知此消息后非常着急，紧急会见威兹萨克，要求他设法解救。威兹萨克认为梵蒂冈自己处境不妙，最好不要管这事。但马廖尼坚持请求威兹萨克想办法。在梵蒂冈的坚持下，这位德国大使尽了力，最终查明6名德国人被谋杀一事纯属子虚乌有，纳粹找不到口实，6000名罗马青年作为人质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德国占领罗马后，希特勒确实一度有将教宗作为人质抓到德国去的打算，此事传到了盟国。盟国以为教宗已被抓，英国为此作了报导，说教宗被纳粹作为人质了。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于10月1日号召在意大利的盟军要作一次解放罗马的“十字军东征”。在盟军的宣传攻势下，希特勒未敢采取这一行动。为此，德国纳粹通过威兹萨克要求教宗出面辟谣，并要梵蒂冈肯定德国人是充分尊重梵蒂冈的。在德国的压力下，教宗表示原则上同意这样做，但辟谣的时间和采用的方法则坚持由梵蒂冈自己决定。10月30日《罗马观察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否认了盟国的这一宣传，然后声明梵蒂冈城国还是得到了尊重，并希望在未来看到德国大使的承诺（即充分地尊重梵蒂冈）。

随着盟军节节胜利，罗马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教宗对罗马的处境更为担忧，他急切地呼吁交战国双方不要将罗马作为战场。1943年10月7日马廖尼将教宗这一呼吁分别交给英、美、德三国的使节。11月5日，梵蒂冈城遭受不明飞机的轰炸，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这次外交战虽然开始是为了让英美的轰炸机远离罗马，但最终还是要求他们不要将罗马作为战场。

德国占领罗马期间，各地大批难民涌人罗马，罗马的供应遇到许多困难。1944年4月，梵蒂冈向同盟国提交了一份计划，用挂梵蒂冈国旗的船只从意大利北部港口向饥饿的罗马海运食品，特别是面粉。教宗对这个计划兴趣极大，并不断与同盟国协商，但到6月3日最终遭到同盟国的拒绝，因为同盟国认为这种运输只能是给他们在对付德国人方面增加额外负担，而不是减轻负担。实际上是教宗这一计划将“严重限制同盟国在一个军事上重要的地区的行动”

虽然海上运输这一计划没有成功，梵蒂冈还是要求驻罗马的德国人努力解决罗马的日常生活品供应问题。梵蒂冈的建议促使德国人讨论这一问题，凯塞林元帅手下的一名将军韦斯特发尔（Westphal）甚至要求圣座对此施加影响以取得补给。

1944年2月16日，盟军推进到卡西诺山时毁坏了一座修道院，为此庇护十二世给华盛顿宗座代表发送一封信，要他紧急呼吁美国总统停止轰炸。与此同时，教宗于2月29日向南美及欧洲各国的宗座代表发送他的通谕，要求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捍卫这座天主教中心、圣座所在地—永恒之城的完整性。罗斯福总统随即表示，他也热切地希望同盟国能拯救这座圣城，这是人们共同文明的结晶，但如果敌人盘踞在内，那就必须将他们赶出去，如果教宗能劝使德国人撤离罗马，那么就能确保该城的永恒。

3月11日，马廖尼枢机给德国大使发出信件，提到罗马是基督教近二十个世纪以来的文明之中心和母亲，是人类政治文化演进的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城市，请求德国不要将罗马及其周边地区当成军事学习的舞台。翌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圣彼得广场与数千名群众见面，重申罗马是圣城，有永恒的文化和宗教价值。他希望不会有人胆敢将罗马变成战场，并认为只是从军事上考虑的行为是没有荣耀的，在上帝眼中及从人类最高的良知和道德出发，这种行为是令人憎恶的。

教宗的呼吁引起了英、美、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公众舆论的关注。各地主教和信徒都要求政府不要在永恒之城开战。西班牙和爱尔兰对柏林和华盛顿均进行了干预。4月18日，德国当局表示他们将使罗马非军事化，这样罗马不会遭到毁灭性攻击。美国政府则提出组建一个中立的委员会。

随着盟军越来越向罗马推进，教宗不断地向盟国及德国大使做工作。这些工作从表面上看似乎作用不大，因为敌对的双方均没有承诺不在罗马开战，但在实际军事行动中，交战的双方都已十分注意这个问题。6月2日，当美国第二和第六军团迫使德军后撤到最后的防线时，德国人选择了速战速决的策略，或是保卫罗马或是尽快撤退，而且双方均采取在罗马之外战斗。凯塞林将部队撤退到罗马城以北，在那里重筑新防线，而美国人则占领了台北河上的桥梁。

从6月2日到4日，德国人大量地从罗马撤退。美国人留给他们足够的撤退时间，以避免在罗马城内开战。4日早晨，美国部队进人了罗马郊区，5日他们进人了这座永恒之城。当天圣座站在窗台上向圣彼得广场上拥挤的人们祝福。这座永恒之城终于得以保全。

不少人将罗马城得以保全的功劳完全归于教宗，认为教宗是罗马城的守护者。但也有人认为主要是盟军的功劳，他们尽量克制不对罗马进行轰炸，实际上罗马在整个大战中只受到两次轰炸，与欧洲其他城市，如华沙、鹿特丹、贝尔格莱德、考文垂、伦敦的遭遇相比，罗马的损失显然要轻得多。笔者认为罗马城得以保全是各方面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人类良知的体现，其中教宗功不可没。他动用了一切外交手段，向有关各方写信、发表通谕、提出抗议，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广大神职人员和信徒来捍卫永恒之城—罗马，由此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对交战各方均施加了影响和压力。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盟军在对罗马实施军事行动时相当克制，没有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否则，罗马城将难以保全。此外，占领罗马的德国将领们也良知未泯，在撤退时手下留情，尽量避免在罗马城内开战，从而保护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第十九章 最后的时日

在二战期间，虽然教宗内心对法西斯并无好感，但始终与德国和意大利保持着外交关系，甚至1944年6月罗马被盟军占领，当梵蒂冈得知7月20日暗杀希特勒失败之后，教廷仍迅速准备了一份电报，指示驻德国的大使奥尔塞尼戈“按照在此情形下所需的外交礼节行事”。之后，德国宣布元首收到了一些外交使团的祝贺，其中包括教廷大使的祝贺。此事在反法西斯阵营中造成十分负面的影响。庇护十二世也意识到这点，因此指示教廷驻德使节不要再采取类似行动了。

与此同时，梵蒂冈与盟军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双方常因立场不同，而产生矛盾，梵蒂冈与英国之间在几个问题上闹得不愉快。

梵蒂冈与盟军产生矛盾主要发生在盟军力量壮大之后。前面一节已提到，在盟军为打击墨索里尼而实施对罗马轰炸这个问题上，教宗曾与盟军有矛盾，由于当时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的态度强硬，教宗与英国的矛盾加深了。在盟军看来罗马是意大利法西斯的据点，理所当然要列人攻击目标；但教宗强调，罗马是天主教传统的不朽之城，是永恒之城，而不是一个统一起来的意大利的偶然的首都，更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法西斯国家的首都。这个矛盾随着罗马城被盟军占领得到了解决，但梵英间的关系总不如梵美之间密切。 梵蒂冈与英国主要的矛盾来自于盟军占领了意属的北非沿海地区、叙利亚、阿比西尼亚等地后，拘留了那里的一些天主教会布道团的意大利神职人员引起的，为首的有贝鲁特的泰斯塔（Testa ）、耶路撒冷的巴拉西纳（Barlassina）和阿比西尼亚的卡斯泰拉尼（Castellani ）三位宗座代表。英国政府指控他们是敌侨，并引证确切的材料证明他们之中很多人甚至参加过亲法西斯宣传，或直接参加亲法西斯活动。

最令人关注的是亚的斯亚贝巴的宗座代表卡斯泰拉尼主教。此人于1936年阿比西尼亚战争结束时抵达这里，被英国人视为“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英军于1941年4月占领亚的斯亚贝巴约一月后，就在他的教廷公使馆里搜出藏在行李中的大量小型武器和一台意大利最新型军用无线电发报机。这台机器由九名意大利退伍军人操纵。他们都持有卡斯泰拉尼签署的，可以证实其在公使馆里职务的通行证。英国政府认为，卡斯泰拉尼未把这些人的情况通报英国军事司令官，显然他肯定知道这种行为不符合规定。

英国人还从卡斯泰拉尼保险柜中搜出大量现金和一些金条，都属意大利政府的财产，在英军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前刚从意大利银行转移到公使馆内，这些财产若存放在意大利银行则会被作为敌国财产被没收。卡斯泰拉尼对此解释说这些都是用来救济英国占领该市后的贫苦意大利人的捐赠品。英国人还发现，他正接受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意大利人的款项，并通过与梵蒂冈有关的人士，将这些款项转移到意大利。在英国人看来，这实际上是把资金从阿比西尼亚转移到一个敌国。

1941年，英国人还发现一位卡斯泰拉尼手下的意大利随军神父持有法西斯党党证，上面注明他是squadrista和sciarpa littoria（法西斯党的最高级职位之一）。此人组织了一个情报组，及时向法西斯汇报某些意大利人政治上的可靠程度及政治见解。在迪雷瓦（Direawa ）的嘉布遣修会布道团的仓库和神父的住所发现了武器和弹药。1941年1Q月，在阿斯贝特费里的宗座布道团（the Apostolic Mission）的神父的住房里以及在教堂祭坛的华盖后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尽管如此，英国人起初并未拘留卡斯泰拉尼，因为他们认为作为宗座代表，他享有一定程度的未明确规定的豁免权，但后来终于忍无可忍，便要求梵蒂冈把他撤回。梵蒂冈不予理睬，于是从英国最高司令部发来了命令。用外交大臣艾登先生的说法就是：“我们在对付这个搞阴谋诡计的神父方面太缓慢太疏忽了。让我们撵走他吧。我实在顾不了梵蒂冈的感情了。”卡斯泰拉尼于1942年11月29日被英军逮捕并押送到Direawa附近的海边，遣送回意大利。为此，梵蒂冈提出强烈抗议。

同类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意大利籍宗座代表身上。耶路撒冷的宗主教巴拉西纳也是个狂热的意大利民族主义分子。英国驻中东公使利特尔顿（0. Lyttleton）报告说，“由于得到充实的财政和资产方面的援助，此地的罗马天主教会……肆无忌惮地进行与其精神职责不相符合的政治活动。”为此这位公使要求一位非敌国亚历山大里亚的雅各布齐（Jacopozzi）大主教代替巴拉西纳。

贝鲁特的意大利大主教泰斯塔（Testa）也被英国驻叙利亚公使斯皮尔斯（Spears）指控蔑视盟军检查条例，他及其手下的神职人员“搞宣传，怂恿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帮助犯人逃跑”。为此英国政府要求梵蒂冈撤换他们。

梵蒂冈对英国政府提出这些要求极为愤怒。在他们看来，英国政府这样做是新教徒利用此点来反天主教。教廷强调中东天主教布道团的工作是灵性的，不是世俗的，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枢机主教对英国公使奥斯本先生说，神职人员在成为教士时就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感情，他们只忠诚于教宗和教会。他还说，他不会让达不到这一要求的神职人员在其领导下工作。由此，他坚决认为，英国以所谓的亲意大利活动而加以驱逐的高级神职人员，比如贝鲁特的泰斯塔、耶路撒冷的巴拉西纳和阿比西尼亚的卡斯泰拉尼等人，其实根本不应该把他们视为意大利人，而应该看成教宗的私人代表，因而他们是中立国家梵蒂冈的公民。在梵蒂冈看来，在对待天主教的传教团体的态度方面，英国人简直类似于在菲律宾的日本人，开创了危险的先例。为此他们请美国天主教主教斯佩尔曼出面，想通过美国政府向英国人施压。

但在战时这种非常的情况下，捍卫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在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毫不留情。他们驱逐或拘留了在中东的全体意大利传教士。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有450名意大利神父、修道士、修女被拘留，并有同样多的人被驱逐。这场激烈斗争的最后一个回合是东仪天主教会阿比西尼亚教务主管蒂塞兰特（Tisserant）枢机主教致信英国当局，在信中，他责难英国人“在阿比西尼亚毁灭了天主教”。他说，战前该国有11个布道局，配备有全套学校、诊疗所、救济组织等机构，现在一个也不剩了。没有人照顾战俘营里意大利人的宗教需要。

这一事件造成梵蒂冈与英国多年不和。

如何评价这一事件？有人认为这是梵蒂冈与法西斯勾结的具体表现，教廷这样做实际上是偏袒和纵容意大利传教士从事反盟军的活动。也有人认为，梵蒂冈其实并不了解这些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的意大利教士所作所为，可是他们又不相信英国政府的指控，认为这些都是捏造。如果梵蒂冈真正了解了这些内幕，也许就不会这样了。英国驻梵公使奥斯本先生就这样看，他于1942年8月6日在致艾登先生的信中写道：“我确信，挑动意大利神职人员和传教士的爱国本能去搞破坏活动的根源是在当地，梵蒂冈当局对此是不能容忍的，更不用说会唆使他们这样做了。”当然从今天看，英国人在特定环境中打击面有些扩大化也是难免的。 与英国相比，梵蒂冈与美国的关系要好得多，但有时也发生磨擦。特别是当英美两国共同做出的一些决定或提法与梵蒂冈相左时，梵蒂冈会立即作出反应。其中最明显的是对盟国提出的要求德、日、意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一事，梵蒂冈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反对意见。

“无条件投降”一词最早是在1943年1月24日英美两国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总统脱口而出的。《丘吉尔回忆录》中曾对这种提法的经过作了描述。他说卡萨布兰卡会议公报中确实没有提到要敌国“无条件投降”这样的词句。他复述了罗斯福总统本人就此事对霍普金斯所作的陈述：“就在那时，记者招待会突然开始了，温斯顿（丘吉尔）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准备。当时我的脑子里突然想起格兰特曾被称为‘老牌无条件投降’，于是‘无条件投降’一词便脱口而出了”。罗斯福这句话在当时大受欢迎，丘吉尔也给予积极的支持。但后来被一些权威人士说成是英美政策的严重失策，梵蒂冈也对此进行了指责。

卡萨布兰卡会议是很重要的会议，英美两国首脑在此商讨了如何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问题，该会议决定要对德国进行有力的还击，包括对德国城市进行轰炸，以削弱希特勒的力量，打击他的士气，最终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在这个关键时刻，庇护十二世则不合时宜地鼓吹和平，并对盟国提出要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一事表示不满。1943年4月30日他隐晦地指责盟国是在从事不人道的恐怖行为，他说：“我们长期以来听到的不人道的恐怖行为，”“已经完全脱离了战争的真正需要，只能使人们感到恐慌和害怕。”他还在1943年圣诞讲话的书面文字中说，同盟国在广播中大肆宣扬无条件投降的举动只会延长破坏和对民众的屠杀，而这显然毫无裨益。不过他也补充了一句：“当然，结束战争不应该意味着放弃承担责任和在面临反对正确行为的企图时有必要采取的制裁。”

1944年6月2日，当盟军逼近罗马时，教宗庇护十二世在圣欧金尼奥节（St. Eugenio）的晚宴上又公开表示了反对无条件投降钓立场，他认为这一理念过于强调敌对关系，这只会使战败方相信除了彻底胜利和完全毁灭之外没有另外的选择，从而使他们因绝望而产生动力，只会使战争拖延下去。

教宗不仅多次公开反对盟国“无条件投降”这一提法，还动用其他力量向英美施压。纽约主教斯拜尔曼就在盟军占领了罗马城后拜访了罗斯福总统，专就“无条件投降”提法提出异议。斯氏认为“无条件投降”将使人们相信盟军的目标在于德国的彻底毁灭。罗斯福总统当即表示盟军只希望消灭纳粹主义，而非德国人民。

教宗的这种做法当然得到纳粹的认同，但引起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不满。实际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对该词的含义作过多次说明，这从罗斯福与斯拜尔曼的谈话中已可以看到。1944年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也专门就此事作了解释。他说：“‘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将被奴役或遭受毁灭，它意味着盟国在接受投降时将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限制……‘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战胜国具有行事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对德国施暴，也不意味着他们要将德国从欧洲各国中抹去。如果我们必须承担某种义务的话，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良心对文明负有义务，而不是在讨价还价后对德国负有任何义务，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含义”英美两国也曾草拟过一些和平条款，出台某些具体的投降条件，但发现这样做可能会使德国更难以接受。

罗斯福总统在盟军占领罗马后不久，即6月19日就重新派遣他驻教廷的私人代表泰勒抵达罗马。21日泰勒受到教宗接见。他表达了罗斯福总统对教宗6月2日讲话的不满，并强调“最后，消灭德国军队并促使其无条件投降仍是我们政府的方针”。作为回应，庇护十二世对德国人民、德国军队和纳粹帝国加以区别，并说一个有六七千万人口的勤勉的民族在证明它已抛弃侵略和征服的政策之后，将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的一员。

6月29日和7月12日泰勒又分别得到了教宗的两次接见。他重申了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消灭希特勒及其军队、彻底摧毁纳粹党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泰勒还拜访了塔尔第尼枢机主教（Tardini ），重申了美国政府的观点。事后，塔尔第尼将其概括为三条：一、美国愿意与全世界人民通力合作，只要德国走向“无条件投降”，美国人会立即同意；二、这种“通力合作”意味着苏联也将参与其中，而不会有其他方式。三、苏联正在占领波兰和德国这些有大量人口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教会应促进苏联与已建立和平的欧洲合作，而美国将尽一切努力保证苏联有责任尊重宗教自由。塔尔第尼回应说他也希望人们能通力合作，尽管他很难相信无条件投降能做到这一点。

虽然教宗反对“无条件投降”这一说法，而且在不少场合他都对此作了温和的指责。但当他发现英美等国坚持这点，如果他还坚持己见，只会造成梵蒂冈与盟国的关系紧张时，便也作了一定的让步。例如1944年11月28日泰勒代表美国政府向教宗阐述了预见战争将结束的方式：一，（德国）无条件投降，因为彻底打败德国，将打破德国军队不败的神话；二，德国在很短期间放弃所有权利及权力。三，这样一个协议将由德国高级司令和现有（德国）政府共同签署。而盟军在接受投降后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维持行政结构上：这些将由盟军政府管理，而且这样做将彻底消灭纳粹主义。庇护十二世指示塔尔第尼拟定一份回应。塔尔第尼根据教宗的态度拟定了两份照会初稿。一份是针对“无条件投降”，另一份则针对将权力转让给外国占领者的问题。12月10日他将这两份照会呈递给教宗。对于“无条件投降”他代表教宗表达了极度反感，强调了这样的措词将给那些甚至会在更苛刻的条件下投降的人带来恐慌，将战败者推向绝望抵抗的危险，并说“战胜者为战败者准备的条件要么就是公平的，要么就是不公平的。首先没有理由不让人们预先得知这些条件；其次出于良知人们也不可能赞同这些条件。”关于将权力移交给战胜方的问题，塔尔第尼在起草的照会中说，根据民主原则政府可以下台，但是却不能将权力转让给他人，应由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同样，军事当局也无权将国民的权力移交外国，在任何情况下战胜者都有道德义务不得逾越人权和公民权利。庇护十二世浏览了这两份照会后，将有关“无条件投降”的照会扣留下来，指示塔尔第尼只是将有关权力转让的那份送给泰勒，因为教宗深知“无条件投降”已是盟国毋庸置疑的原则，并未要求梵蒂冈就此提出任何意见，如果继续表示反对（即使是私底下），将只会引起美国代表的反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从1943年起，时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德国法西斯想利用梵蒂冈的反共情绪去破坏英美与苏联结盟，并希望梵蒂冈提供途径，使他们能与盟军接触。梵蒂冈对苏联确实没有好感，但对希特勒更是绝望，当然并不会响应他们的动议。1944年1月6日，德国驻梵蒂冈大使威兹萨克与马廖尼枢机会面，他提到1943年10月盟军与苏联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说：“如果德国作为反布尔什维克的坚固堡垒倒下的话，整个欧洲都将沦为共产主义阵营。”面对这种情况，枢机主教巧妙地回答说：“一向持反宗教政策的德国竟然煽动起这样重大的忧虑，这是多么大的不幸啊。”

1944年6月，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德国人败局已定。但德国纳粹不接受无条件投降，他们试图打出要与盟国达成某种协议的幌子来拖延时日。梵蒂冈遂成为德国和盟国之间转达信息的唯一通道。

1944年9月德国通过驻马德里教廷大使请教宗向盟军转达德国人的一个信息，即如果盟军迫使德国投降的话，德国将会与苏联达成协议，因为苏联曾向德国提出过建议，只要德国恢复苏联在1939年前的领土，苏联就与德国和日本结盟。但这个建议被德国否定了，因为德国更愿意与盟国达成协议。对此教宗立即表示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但他还是于9月21日将此信息转达给美国总统私人代表泰勒。当然罗斯福是不会被纳粹的花招所迷惑。

与此同时，土耳其大主教也通过驻瑞士的教宗使节转达一则信息：1944年9月14日曾有一位据称是罗斯福朋友的美国人极其机密地会见了一位有来头的德国人。这位美国人明确地向这位德国人指出德国目前处境已越来越糟。但那位德国人却说德国士兵的士气之高是超乎人们想像的，现在决定性的战争还未开始，因为第三帝国还拥有最好的军队，最有威力的武器，并且德国有着最坚固的防御系统。这位美国人当即表示，德国军队士气再高也无法弥补物资的Iff乏，当今盟军已掌握了制空权。他劝德国人与其使德国最终被毁灭，不如早日投降。但这位德国人回答说，德国所做的就是战斗至死。尽管这则信息没有透露出这两人到底是谁，但可以表明德国和美国通过天主教会私下确有接触，而且教宗也把盟国的这一信息设法转达给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以图引起德国人的注意。

1944年底，德国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还在负隅顽抗，并幻想着反戈一击。里宾特洛甫四处打探盟军投降的条件。1945年2月17日威廉施特拉塞（Wilhelmstrasse）给驻梵蒂冈德国大使威兹萨克发了一份长达16页的电报。19日，这位大使才对庇护十二世的私人秘书莱贝尔（Leiber）神父透露此事。2月20日中午，塔尔第尼枢机接见了这位德国大使。据威兹萨克说，他的助手花了38小时才破译出这份长长的电报，上面表达的是“柏林人”的意见，而不是他自己的。文件包含的要点如下：德国将继续战斗直到对手明白他们无法战胜德国为止。苏联想使整个欧洲沦为共产主义阵营，斯大林已经开始组织一支布尔什维克的德国军队。时机已到，德国必须在两大阵营间做出选择。假如德国倒向东方，英美两国将无法逃避共产主义浪潮。德国和日本想参与强国之间的合作。德国只希望能将人口维持在国境之内，它也希望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能获得自由。纳粹主义被误解了。犹太人问题可以通过国家间的协商得到解决。至于教会，在纳粹主义国家已经有了令人高兴的进展。强国之间的合作对于结束战争十分必要。无条件投降对德国来说似乎无法接受，因为他们相信数百万同胞将被驱逐出境，并被强迫劳动。

对德国纳粹的这些说词，梵蒂冈自然不能同意。塔尔第尼嘲讽地回答说，“这是份了不起的电报”，使他想起了希特勒那些冗长的演说，除了一些真实的成分之外，还包含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和纯粹的废话。他说他认识到了双重威胁的严重性，也就是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两张面孔。然而，要让罗斯福和丘吉尔与纳粹党谈判似乎是不可能的。塔尔第尼一针见血地指出，谁会相信纳粹主义被误解了，而且它还希望整个欧洲获得自由？至于犹太人，教廷已经重申过多少次它反对残酷的行为，却毫无效果。关于教会的问题，纳粹禁止天主教学校，破坏天主教组织，关闭女修道院，追捕宗教人士，迫害、监禁和杀害了那么多神父。而今天居然还能看到所谓的“令人高兴的进展”。

威兹萨克最后问道，如果希勒特被处决，谈判开始的话，盟军是否准备“付出一些代价”。塔尔第尼十分肯定地回答说，盟军不会轻易放弃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2月25日威兹萨克再次拜见了塔尔第尼，重申德国的建议：盟军要么注意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并放缓反对德国的行动，以便让德军战胜苏联，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要么让德国演变成共产主义，对英国和美国造成巨大的损害。

此时的梵蒂冈已看清了纳粹的意图，塔尔第尼和教宗都认为，德国提出的这一建议并不是外交建议，而是德国的军事计划，德国试图通过减轻来自西方盟军的压力从而将军事力量集中在东方。尽管梵蒂冈不喜欢苏联，但在此刻教廷不能帮助他人火中取栗了。

虽然如此，2月28日庇护十二世在接见泰勒时，还是询问了盟国是否有可能（尽管可能性很小）与德国人协商结束战争。泰勒完全排除了协商或对话的可能性，强调“除了无条件投降之外没有其他可能”。第二天上午九点半教宗接见了德国大使，向对方确认“在进行了试探”之后他可以肯定“与美国和英国对话或讨论没有可能。”

梵蒂冈对苏联一直抱有戒心，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的苏联比纳粹的德国好不了多少。梵蒂冈的这种看法无疑与苏联对其国内天主教徒进行迫害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美与苏联结盟共同抵抗德国，梵蒂冈对此无可奈何，但始终心存芥蒂。为此罗斯福总统做了不少工作。1944年6月21日泰勒首次拜会教宗时，教宗便就苏联宗教状况及苏联人凯觑的波兰命运表现出特殊的关注，并于当天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提到了对苏联的看法：“教廷非常关注苏联政府的战争目标。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波兰的部分领土，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意图不符合大西洋宪章，可能会严重损害和平事业。”当然教廷也并不指望当时的苏联政府会容忍在它正扩充势力范围的地区进行传教活动，抑或允许天主教自由存在并得到尊重。

美国方面则通过泰勒一再向梵蒂冈表明，如果没有苏联，欧洲的和平是不可能的，苏联在二战期间对宗教有所放宽，当然美国将尽一切努力保证苏联有责任尊重宗教自由。实际上，罗斯福总统确实与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和几位美国主教讨论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正在对天主教会形成威胁、苏联将会对即将被他们占领的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波兰等国采取什么政策等问题。有人提议请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在苏联统治的所有地区实现绝对的宗教自由。而且华盛顿决定进一步的讨论将“把宗教自由的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来”0 7月19日泰勒将这些情况都写人了给梵蒂冈的备忘录中，并且他还提到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曾指出，妨碍天主教徒和共产主义者采取统一行动的障碍已经被克服。

但这些并未能说服梵蒂冈，为此庇护十二世对美国政府作了回应。教廷认为：苏联的宗教现状说明情况并没有改善。反宗教的立法仍然有效。苏联天主教会的成员未被赋予自由的权利，也未得到许可执行神职。另外，被从波兰驱逐的神父仍未被释放。的确，自从1940年12月起，苏联已经暂停了无神论的宣传，但目前的形势很容易解释这一现象。每件事情都使人相信苏联还在散布从未背弃过的原则，即从根本上坚持唯物主义并反对宗教的原则。

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苏联对德国加强了攻势，波兰成了焦点问题。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了著名的雅尔塔会议，就战后的世界格局进行了八次讨论，其中有七次都涉及到波兰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波兰在三国首脑中所占的地位，特别是对苏联和英国更是如此。

英国对波兰有着一种较为特殊的感情。1939年9月，纳粹德国对波兰的进攻是造成英法两国直接参战的导火索。其后法国被德国打败，成立了德国的傀儡政权—维希政权，而英国则坚持下来了，成为西欧各国中唯一与德国对抗的力量。波兰被德国和苏联瓜分后，波兰的流亡政府就在英国伦敦成立。当德国进攻苏联后，波兰完全沦陷在德国的魔掌之中，德国对波兰实施严酷的统治，但始终没有压服英勇的波兰人民。

较之英国，因历史原因苏联对波兰的凯觑是长期的。正如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中对丘吉尔所说的：“波兰之于英国人是一个荣誉问题，但对于苏联人则不仅是荣誉问题，还是安全问题。之所以说是荣誉问题，是因为苏联人和波兰人曾有过许多冲突，而苏联愿意消除造成冲突的原因。之所以说是安全问题，是因为波兰位于苏联的边界上；在历史上，苏联的敌人曾通过波兰这条走廊来攻击苏联。在过去的30年中，德国人曾两次这么做，是因为波兰很弱小。苏联希望它能够强大起来，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关闭这条走廊。苏联无法从外面去关闭，只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关闭这条走廊。这对于苏联政府是生死枚关的事。”

正因如此，苏联于1944年对法西斯进行大举反攻之后，便设法削弱在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影响力，培植亲苏的势力。由于华沙地下军是受波兰流亡政府的指挥，所以必须首先削弱他们的力量。

1944年7月下旬，苏联红军已到达维斯都拉河边，波兰很快就要为他们所控制。此时忠于流亡政府的波兰地下军在博尔·科马罗夫斯基的领导下决定发起大起义，希望能与苏联人共同解放华沙。与此同时，一个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波兰东部成立。

7月29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波兰共产党人对华沙人民的呼吁，说解放的炮声已响起，号召人民参加到对德的战斗中去。7月31日，华沙地下军指挥部获悉苏军坦克已在城东突破德国军防御，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总起义。但就在此时苏联突然停止了进攻的步伐，与此同时苏联电台也保持了沉默。8月4日德军趁机集结了5个师的兵力，并从意大利调集了援兵来对付华沙城内起义的地下军和老百姓。他们的坦克在街头巷尾横行，将波兰人据守的地区分割为小块，进行血腥镇压。由于得不到外援，城内起义者面临弹尽粮绝的处境。英国试图空投物资支持起义者，但遭到斯大林的刁难。8月16日，苏联政府宣布，英美飞机不得在苏联降落，这实际上是堵塞了他们空中支持起义者之路。在英美一再的交涉下，苏联在9月中才开始给华沙投送一些补给，但大多物品到达地面已破碎，成为废物。与此同时，波兰共产党攻打到华沙边缘，但很快又停止进攻。9月底，德军对华沙发起了猛烈的炮轰，将整个华沙市区夷为平地。10月2日波兰地下军首领博尔·科马罗夫斯基将军不得不宣布投降。11月之后，苏军最终攻人华沙，但等待他们的只是一片瓦砾和大量无人收埋的尸体。在60多天的战斗中，40000多名波兰地下军将士牺牲了15000人，整个华沙百万人口中有20万遭殃；当然德军的损失也惨重，有10000人丧生，7000人失踪，9000人受伤，展现出华沙人民为了祖国英勇不屈顽强战斗的精神。苏联借法西斯之手大大削弱了波兰境内的流亡政府支持者，为波兰共产党卢布林政权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苏联出于自身的利益，对波兰的领土早有野心，这体现在二战初期，苏德两国对波兰的瓜分。苏联占有了波兰东部的一大块土地。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正式提出苏波的边界以寇松线为界，作为补偿，波兰西部边界则延伸到原德国境内。这种划分均是在没有波兰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雅尔塔会议上，英美提出波兰的政府应该是通过波兰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遭到苏联的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党人的卢布林政府才真正代表波兰人民。其后苏联虽然作了某种让步，同意卢布林政府在广泛民主基础上重组，并于1945年3月允许波兰的地下工作者，包括博尔·科马罗夫斯基将军等人前往莫斯科，与卢布林政权谈判组成一个统一的波兰政府。但所有支持伦敦流亡政府的十多名代表到达苏联后便下落不明了，直到三个月之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苏联才于6月18日公布了对他们的审讯，分别判以颠覆罪、恐怖活动罪和间谍罪，处以各种监禁。通过这种手段，苏联清洗了波兰的亲英美分子。

在对波兰处理的整个过程中，庇护十二世一直非常关注，因为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有着数量可观的信徒。但他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极其微弱的，充其量只能是道义上对波兰人民的支持而已。但就这点而言，对遭受苦难的波兰信徒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为加强与在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的联系，教宗任命了戈德弗雷大主教为驻英的宗座代表，负责与伦敦的波兰政府接洽。1944年1月，戈德弗雷会见在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外长罗墨（Tadeusz Romer）。这位外长谈到他的政府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希望英美能够支持他们。与此同时戈德弗雷收到两名波兰主教—卡罗尔·拉多斯基（Karol Ra-donski）和齐格蒙特·卡扎斯基（Zygmunt Kaczynski）的信，提到如果苏联政府提出的波兰以寇松线为界的要求被接纳的话，51%的波兰国土（有1200万人口，其中800万为天主教徒）都将沦为苏联的占领区。另外，苏联已经决定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的部分国土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地区的天主教会将难以幸免于难，因为莫洛托夫曾说过他只能容忍处于国家控制范围之内的东正教。另外，这两名主教还警告说莫斯科将在波兰建立傀儡政府。戈德弗雷于2月1日将这情况报告了梵蒂冈。于是教廷的国务卿很快将此事转达给教廷驻华盛顿使团，希望引起美国天主教徒的关注，并由此而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1944年6月初，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米科莱契克前往华盛顿，他对未经波兰同意的情况下，三个大国便决定苏波边界一事表示不快。他说，他的国家希望能与苏联拥有良好的关系，但是在经历了苦难之后，波兰无法在战争结束时面对领土缩小的事实。另外，他通过华盛顿教廷使团给教宗捎去了讯息说：波兰人民期待着重建他们的国家，并且“出于这一目的对于教宗阁下的保护寄予了无限的信心。”

7月12日，庇护十二世正式接见了波兰军队代表团，包括其总指挥索斯恩科夫斯基（Sosnkowski）将军和波兰驻意大利军队指挥安德斯（Anders）将军以及他们率领的500名士兵。教宗当即表示对他们的支持。他说：“你们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强烈地希望所有的国家都能意识到他们对于波兰欠下的债务，因为波兰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我们也希望心里怀有一丝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人们，本着公正和真正和平的原则，急切地企盼波兰能获得应有的权利。”

随着华沙被围困，8月16日教廷驻波兰使节帕佩（Papee）就传来了一份来自拉兹基维兹（Raczkiewicz）总统的消息。德国人正在破坏波兰首都并屠杀居民，因此总统要求教宗代表他们进行干预。在8月18日收到这一消息时，庇护十二世当即表示：“我还能代表波兰说些什么？”当教宗正考虑答复时，帕佩几天后带来了华沙的母亲们向教宗的呼吁，那些“正在战斗，用汽油瓶烧毁坦克的孩子们”的母亲。她们谴责苏联军队在华沙的大门前已经驻守了三个星期，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8月23日庇护十二世接见了丘吉尔，双方进行了历时45分钟的会谈，波兰问题首当其冲。教宗表达了对于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的未来的担忧，并说他乐于获知在苏联占领区内宗教现状的真实消息，并希望能派遣一名神职人员前往那里对事件进行评估。但是在苏联占领波兰期间所有的通讯都中断了，英美政府都表示，“没有人知道在东方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

8月31日教宗终于对波兰共和国的总统做出了答复，表达了自己将不惜一切代价挽救面临威胁的生命的愿望。第二天，教廷将华沙的妇女们的呼声传达给了泰勒和奥斯本先生，要求他们转达给他们的政府，希望英美两国有所行动。9月14日。罗马教廷的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同时刊登了波兰总统对于教宗的呼吁和庇护十二世做出的回应。9月15日庇护十二世在其常规接见中，对在场的两千名波兰士兵以及英法美军队讲了话，特别是讲到波兰时，他充满尊重与同情地说：“要知道我们的心正在为你们伟大的首都所遭遇的浩劫而滴血，在那些围墙后面正在发生最凄惨的悲剧，但同时也是你们国家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

当华沙经历了最惨痛的几个月之后，11月巧日庇护十二世再次接见了在罗马的波兰人，他再次公开赞扬了华沙抵抗者的英勇事迹，并声称波兰的权利应该被所有人认可：“一旦疯狂、仇恨和残酷的暴风雨过后，世界作为遭受了巨大灾难洗礼的恐怖见证者将开始重新恢复平衡。它即将，也必须认可波兰在这场保卫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庇护十二世曾希望通过美国主教们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以便在雅尔塔会议上为波兰力争权益。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也对美国大主教表示他们的看法与教宗是一致的。罗斯福总统会将这一意见带到这次会议上的。但会议的实际结果是对苏联十分有利，波苏边界最终定以寇松线为界。最重要的是其后波兰所建立的是共产党政权，这对梵蒂冈而言，是料想不到的事。

1945年4月13日，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罗斯福总统去世，梵蒂冈为之深感痛惜。尽管美梵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就教宗与罗斯福的私人感情而言是很友好的。而且就英美两国而言，应该说，梵蒂冈更喜欢美国。

在罗斯福去世后的17天，即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第三帝国随即解体。5月7日，德国军队全部投降。5月9日中午，庇护十二世在电台广播里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宣布：“我们终于迎来了这场将欧洲置于最残酷境地和最悲惨的苦痛的战争的结束。”在祈祷感谢战争结束并替亡灵代祷之后，教宗对人们表达了他对未来所寄予的希望。他说：“这场战争带来了最严重的破坏，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重建世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希望在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能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看到战俘和被扣押的公民尽快被释放，回到他们的家乡、亲人的身边，回到和平的环境中去。”

庇护十二世既没有谴责失败者，也没有赞颂胜利者，而是将争端与分歧弃置一旁，敦促所有人都参与到战后重建工作中来。这就是梵蒂冈的立场。

对于庇护十二世及梵蒂冈在二战期间所持的立场有许多人提出批评，我们在前言中已提到过。最激烈的批评者认为梵蒂冈是站在法西斯这边的，因为每当人们热切盼望教宗能主持正义时，他往往令人失望，特别是在法西斯横行的年代，他从没有正面谴责过他们，包括对犹太人的屠杀，与此相反，他还与德日意等国建立最高等级的外交关系。但也有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在1958年10月9日教宗去世后不久，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10月12日出版的伦敦《周日时报》（Sun-day Times）上写道：“他是个伟大的好人。我热爱他。”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提到1944年6月30日他在梵蒂冈受到教宗的接见的场景时说：“庇护十二世判断每件事都站在高于常人的视角。”

从我们所掌握的史料看，上述两种看法都各有其道理。自二战爆发以来，梵蒂冈的确从未对法西斯进行过正面谴责，但这不等于它内心支持他们；它也确实没有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一事提出过强烈抗议，但在私下却帮助了不少犹太人。庇护十二世在有些问题上与盟国有矛盾，特别是与英国，但总体而言，他是倾向于盟军的，特别是与美国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总之，就庇护十二世而言，他决不是纳粹支持者，其内心是同情饱受纳粹侵略的弱小民族的。但迫于法西斯的压力和一贯反共的立场，使他在一些问题上给人以模棱两可，缺乏主持正义的勇气之感。相比之下，二战爆发前夕的教宗庇护十一世在其最后两年则旗帜鲜明地站在反法西斯立场上。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法西斯猖撅之时，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只会给他们所占领地区的人民带来更多的迫害和牺牲，庇护十二世的做法恰恰是能够尽量减少这类牺牲。但作为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最高领袖，如果他能够适时地发出不畏强暴的正义之声，痛斥法西斯暴行，真诚地表达对备受迫害人们的同情，那也是极其重要的事，因为痛苦中的人民需要得到这种声音，它会给人以精神支持和希望，哪怕因此而付出血的代价。

总之，如何正确评价法西斯时期的梵蒂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存在着史料问题，也有立场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前言中说：“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笔者相信随着梵蒂冈档案的开放，人们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去研究，事实的真相总会越来越明。

后记

《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一书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梵蒂冈与天主教研究”中的一个子课题。我之所以选报此课题，只觉得这段历史很值得研究，因为国外对此有很多争议，而且随着梵蒂冈历史档案的解冻，更有许多新的突破。相比之下，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在太薄弱了，不仅至今没有一本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问世，就连有关文章也不多见，而且所用的资料和观点多较为陈旧，基本上继承原苏联的那一套，几乎一边倒地将梵蒂冈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把它划成法西斯国家同盟军行列（当然也有很少数的文章并非如此，如顾卫民、郑寅达合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罗马教廷与意德法西斯政权的关系”一文分析得很客观公正）。为此我自认为有责任去尽量收集挖掘中外文较新的或以往被人所忽略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这段历史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我曾在国内一些图书馆，包括上海图书馆，寻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有关杂志和相关的外文图书，并利用出国机会复印了一批有用的外文资料。在撰写此书时，我努力把自己放进当时历史的场景之中，对梵蒂冈进行考量。通过研究，我认为梵蒂冈在二次大战期间基本上是站在反法西斯人民这边的：它同情被法西斯征服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纳粹的反犹排犹的残暴行径，尽可能地帮助苦难中的犹太人和难民。特别是庇护十一世，他在《痛心已极》通谕中公开严厉谴责法西斯的罪恶行径，爱憎分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梵蒂冈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些错误还相当严重，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些错误中有些出于无奈，不得不这样做，如在20年代，为确保天主教会不受制于意大利政府，它与墨索里尼签订拉特兰条约以建立起独立于意大利的梵蒂冈城国，30年代又与希特勒签订了宗教协定，以保障天主教徒在德国的权利，这样做的结果也许对天主教会带来一定的利益，但也造成了梵蒂冈支持法西斯政权的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新教宗庇护十二世曾为欧洲和平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使用的方法却与张伯伦如出一辙—要求被侵略国退让而求和平。当和平努力失败后，为怕法西斯报复，梵蒂冈对他们疯狂的侵略行径基本上保持沉默的态度，这使世界上对梵蒂冈有很多期待的人们深感失望。更有些错误，虽然教会从表面上会得到些暂时的利益（如能使该地区的教会保持正常活动等），但却以牺牲更高的社会正义原则为前提，例如“九·一八”事变后，梵蒂冈以含糊模棱两可的态度造成了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的印象，此举伤害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感情。在日本制造珍珠港事件后，整个反法西斯阵营同仇敌汽，联合抗日，而在此时，梵蒂冈却与日本建交，这种做法不仅引起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的强烈不满，也遭到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国家人民的反对。本书力图将这些复杂的历史场景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出来，但由于受到外语、资料、水平等方面的制约，心有余而力不足，书中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孙善玲、朱代强、顾卫民、徐梅珊、田文栽等人的大力协助，他们中有些人将自己的译稿无保留地提供给我，有些人将自己发表过的文章复印给我，还有的人为我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书稿完成后，文庸老师不顾病痛，帮我仔细地修改标点符号和错别字。任延黎先生对我的稿子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促使我认真地进行修改。刘国鹏博士慷慨为我提供尚未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对上述朋友和同事，我深表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金城出版社编辑柯湘女士，她严谨细致、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

总之，本书的出版得益于众人相助。恭请各位读者多多指教，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日后改进。让我在此再道一声感谢！

段琦

200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