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辞

谨以此书献给全世界所有曾经在恐怖袭击中遭受创伤或失去生命的无辜民众，以及直到今天还在为他们哀痛的家人们。

让我们为世界和平而祈祷!

致读者

自从奥萨玛·本·拉登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以来，他便一直小心谨慎地隐瞒着自己和妻儿的一切信息，即便是最无关紧要的个人信息也不轻易向外界透露。2001年9月11日后，由于本·拉登及其直系亲属的信息缺失，他们也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

虽然市面上已出版许多介绍奥萨玛·本·拉登及基地组织的书籍，但本书却是第一本从奥萨玛·本·拉登的家庭生活出发，由他的第一任妻子纳伊瓦和四儿子奥玛亲口讲述他们一家人生活细节的书。而且笔者想向读者特别声明的是，笔者并没有根据本人观点对本书内容进行任何删改，其中所有对于重大事件、故事情节和个人想法的回忆全部由纳伊瓦和奥玛本人亲自向我描述。虽然一些细节的揭露也令我颇为震惊，但我依然坚持将他们的家庭生活真实而自然地展现给读者。纳伊瓦和奥玛与本·拉登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并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不仅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而且可以说是我能有幸结识的两位最善良的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主要介绍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家人的私生活，因此请不要忘记：他的儿子——奥玛·本·拉登在前往阿富汗生活之前只不过是个年幼的孩子；而他的母亲纳伊瓦在结婚之后则一直遵从丈夫的意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虽然奥萨玛·本·拉登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不可避免地以他的妻儿们当时无法理解的方式渗透进了他们的生活，但大多时候依然对其妻儿隐瞒，因此本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从个人的角度对本·拉登家族生活的描述。

在跟随奥萨玛·本·拉登四处奔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之时，奥玛与纳伊瓦往往只能考虑如何才能存活下去，而不可能随时记下笔记或日记。因此他们承认所叙述的家庭事件所发生的年代和时间并不一定十分准确，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本书中的信息都是以口述的形式搜集而来，不可避免地会因为记忆上的偏差出现错误。

在开始对那些给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的人加深了解之前，也许我们应该先思考一下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二战结束时所说的话：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回头仔细地探究这段历史，想要判别出战争中的罪犯和英雄。可他们现在都在哪里？那些发动战争的恶棍又在哪里？……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也想要知道。我们舔舐着疼痛的伤口，为自己受到伤害感到愤怒，感叹着我们超常的付出与成就，牢记着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求了解历史事实，要求尽到我们的责任。”

没有人生来就是恐怖分子，也没有人会因为受到一次打击就发生转变。但他们就好像在准备土地来播种的农夫一样，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逐渐让他们接受了恐怖主义的种子。

奥萨玛·本·拉登也是如此，他和其他传播恐怖主义的人和事都会成为历史。但种子还会继续生长，恐怖分子还会从田间走过。而之前的一个普通人，从此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恐怖分子。

纳伊瓦·甘耐姆·本·拉登所了解的只是那个普通人；而西方人只知道那个恐怖分子。

——简·萨森

目录

献辞

致读者

第一部分：在沙特阿拉伯的早年岁月

第一章　纳伊瓦：我的童年

第二章　纳伊瓦：婚姻生活

第三章　纳伊瓦：多子之母

第四章　奥玛：生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

第五章　纳伊瓦：婚姻中出人意料的事

第六章　奥玛：本·拉登的成长

第七章　奥玛：迁往麦地那

第八章　纳伊瓦：奥萨玛的孩子们

第九章　奥玛：噩梦开始

第二部分：我们在喀土穆的生活

第十章　纳伊瓦：往非洲去

第十一章　纳伊瓦：家庭事务

第十二章　奥玛：喀土穆的流金岁月

第十三章　奥玛：死亡的气息

第十四章　奥玛：未知之旅

第三部分：阿富汗

第十五章　 奥玛：撤回阿富汗

第十六章　奥玛：托拉博拉山脉

第十七章　纳伊瓦：遥远的国度

第十八章　奥玛：父亲的军队

第十九章　纳伊瓦：山区生活

第二十章　奥玛：滋长的暴力

第二十一章　奥玛：真正的战争

第二十二章　奥玛：圣战假期

第二十三章　奥玛：真正的恐怖

第二十四章　奥玛：陷阱

第二十五章　纳伊瓦：年轻的婚礼

第二十六章　奥玛：结束的开始

第二十七章　纳伊瓦：前往叙利亚

第二十八章　奥玛：重返沙特

第二十九章　纳伊瓦：永别阿富汗

第三十章　奥玛：9·11事件

作者后记

附录一　奥萨玛·本·拉登家族介绍

附录二　奥萨玛·本·拉登大事记

附录三　基地组织二十年大事记: 1988~2008年

致读者

自从奥萨玛·本·拉登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以来，他便一直小心谨慎地隐瞒着自己和妻儿的一切信息，即便是最无关紧要的个人信息也不轻易向外界透露。2001年9月11日后，由于本·拉登及其直系亲属的信息缺失，他们也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

虽然市面上已出版许多介绍奥萨玛·本·拉登及基地组织的书籍，但本书却是第一本从奥萨玛·本·拉登的家庭生活出发，由他的第一任妻子纳伊瓦和四儿子奥玛亲口讲述他们一家人生活细节的书。而且笔者想向读者特别声明的是，笔者并没有根据本人观点对本书内容进行任何删改，其中所有对于重大事件、故事情节和个人想法的回忆全部由纳伊瓦和奥玛本人亲自向我描述。虽然一些细节的揭露也令我颇为震惊，但我依然坚持将他们的家庭生活真实而自然地展现给读者。纳伊瓦和奥玛与本·拉登大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并不是恐怖分子，他们不仅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而且可以说是我能有幸结识的两位最善良的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主要介绍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家人的私生活，因此请不要忘记：他的儿子——奥玛·本·拉登在前往阿富汗生活之前只不过是个年幼的孩子；而他的母亲纳伊瓦在结婚之后则一直遵从丈夫的意愿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虽然奥萨玛·本·拉登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不可避免地以他的妻儿们当时无法理解的方式渗透进了他们的生活，但大多时候依然对其妻儿隐瞒，因此本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从个人的角度对本·拉登家族生活的描述。

在跟随奥萨玛·本·拉登四处奔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之时，奥玛与纳伊瓦往往只能考虑如何才能存活下去，而不可能随时记下笔记或日记。因此他们承认所叙述的家庭事件所发生的年代和时间并不一定十分准确，希望读者能够谅解，本书中的信息都是以口述的形式搜集而来，不可避免地会因为记忆上的偏差出现错误。

在开始对那些给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的人加深了解之前，也许我们应该先思考一下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二战结束时所说的话：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回头仔细地探究这段历史，想要判别出战争中的罪犯和英雄。可他们现在都在哪里？那些发动战争的恶棍又在哪里？……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也想要知道。我们舔舐着疼痛的伤口，为自己受到伤害感到愤怒，感叹着我们超常的付出与成就，牢记着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求了解历史事实，要求尽到我们的责任。”

没有人生来就是恐怖分子，也没有人会因为受到一次打击就发生转变。但他们就好像在准备土地来播种的农夫一样，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逐渐让他们接受了恐怖主义的种子。

奥萨玛·本·拉登也是如此，他和其他传播恐怖主义的人和事都会成为历史。但种子还会继续生长，恐怖分子还会从田间走过。而之前的一个普通人，从此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恐怖分子。

纳伊瓦·甘耐姆·本·拉登所了解的只是那个普通人；而西方人只知道那个恐怖分子。

——简·萨森

1　在沙特阿拉伯的早年岁月

第一章　纳伊瓦：我的童年

我并非一直扮演着奥萨玛·本·拉登之妻的角色。我也曾经是个有着少女梦想的纯真的孩子。最近，我的思绪常常飘回到那个自己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常常想起自己快乐的童年。

我常常听到大人们带着后悔甚至愤怒谈起自己的童年，庆幸自己已经逃离了童年的时光。我无法理解这样的谈话，如果可以，我希望回到生命中的最初时光，那样，我就可以永远是一个小女孩了。

我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住在叙利亚港口城市拉塔基亚一幢装修简单的别墅中。叙利亚海边的景色很是宜人，海风阵阵，农民在那些富饶的土地上种植水果蔬菜。我们的后院满是结着鲜嫩果实的绿树。在那狭窄的滨海平原背后，你可以看到风景如画的山脉，那里的果园和橄榄林随着起伏的山丘呈阶梯状分布。

共有七个人住在甘耐姆这个房子里，因此我家无疑是十分忙乱的。我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和我的哥哥纳吉，弟弟妹妹(莱拉、纳比和艾哈迈德)关系都很好。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阿里，他比我母亲生的孩子们略大几岁。我父亲在娶我母亲之前成过几次亲，他和以前的妻子共同养育了阿里。

我和纳吉的关系最好，他比我大一岁。虽然我很爱我的哥哥，但是，他和大多数男孩一样，有着恶作剧的天分，常常弄得我十分害怕。

比如吧，我天生就很怕蛇。有一天，纳吉拿着他的零花钱，偷偷溜到集市买了一条塑料蛇，随后很礼貌地敲我卧室的门。当我开门的时候，他冲着我调皮地笑了笑，猛地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我以为那是一条真蛇，登时尖叫了起来，把整个房子的人都吓了一跳，我扔下蛇，一边叫喊着，一边飞似地跑开了。

我父亲那时碰巧在家，赶忙冲过来处理这个危机，还以为是土匪来谋杀我们，最终他却发现是纳吉让我大喊大叫。而此刻纳吉正在骄傲地挥舞着假蛇，父亲死死地瞪了我哥哥许久，才想起动用父亲的威吓。

纳吉依旧执迷不悟，大叫的声音盖过了父亲的吼叫：“纳伊瓦是个胆小鬼!我在教她如何变得勇敢。”

如果我们能够预见以后的事情，知道成群的蛇会经常造访我们在阿富汗山上的房子，我也许会感念我的哥哥。

别墅楼上的阳台，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是小女孩逃离到梦境的绝佳选择。我曾经花去无数的美妙时光窝在那里看书。通常，在看完几章之后，我会用手指按住书页，向远处看着，看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我们所在社区的房子密密匝匝地挨着，一些小商铺散布其中。我喜欢端看忙碌的交通，人们在社区中穿梭往来。在他们完成日常的工作后，便回家休息，享受家中的美食，与家人团聚。

我们社区中的很多家庭来自其他地方。我的家人来自也门，一个公认的美丽而遥远的国度。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离开那里，但是很多也门的家庭移民到周边的国家，因此人们说，也门的血液流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通常，我们的也门祖先是因为贫穷才变卖了牛羊，关闭了房舍，放弃了荒凉的土地，永远离开了熟悉的城市和旧日的朋友。

我能想象我的先祖们坐在家里，男人们可能正嚼着加特树的叶子，炫耀着弯曲的匕首，而女人们，眼睛上涂抹着黑色的眼影，安静地听着男人们讨论干涸土地上的挑战或者那些已经失去了的机会。旧日的香料贸易已经衰亡，而雨水太少，也不够浇灌作物。面对着嗷嗷待哺、面黄肌瘦的孩子，我的先祖们无奈地爬上高大的骆驼，向棕色山丘掩映下的绿色峡谷艰难跋涉。

在我的先祖到达叙利亚的时候，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就是我出生并度过童年时光的大型港口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拉塔基亚，两千多年前的文字就记载了这座拥有堂皇建筑和优良港口的城市。面朝大海，背靠沃土，拉塔基亚这座城市被很多民族觊觎，并曾先后被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和奥斯曼人占领，像其他古城一样，它曾多次被毁坏而后重建。

在我嫁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之前，我的生活仅限于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故乡拉塔基亚和我的祖国叙利亚。

作为女儿，我很为父母骄傲。当我渐渐长大，明白了周围人的议论时，我开始意识到那些有关我们家庭外在和内在的优点。我自然为家人的品德高尚、深受尊重而高兴，但出于少女小小的骄傲，我却因他人对我们外表的赞誉而感到格外欣喜。

我父亲经商，这是当地阿拉伯男人比较普遍的谋生方法。由于我们这儿并没有女儿协助父亲工作的习俗，我并不了解父亲的日常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很勤勉，天亮就离开家，夜晚才返回。他勤恳的工作使我们有富裕的生活。回首往昔，我相信我父亲对女儿们是宽容有加的，而对他的儿子们却十分严格，他们的调皮会使父亲大发雷霆。

母亲留在家里照料我们的日常起居。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厨师，还是一个做事有条有理的管家。一个丈夫、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让她永远都不得闲。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厨房度过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为家人准备的美味佳肴。早上，我们以面包、鸡蛋、奶酪、黄油、涂了蜂蜜的农家干酪和果酱为早餐；午饭可能是由鹰嘴豆和香料制成的胡姆斯、从菜园里采来的各种新鲜蔬菜、新摘的西红柿和黄瓜、塞满蒜茸的用薄荷腌制的茄子和山核桃仁。我们的晚饭会在晚上7点到8点间上桌。母亲做的美味的拌有豌豆的米饭、卷着肉的葡萄叶子、秋葵浓汤和羔羊肉饼都会让我们瞪大眼睛，馋涎欲滴。羔羊肉饼是阿拉伯人最流行的一道菜，由羊羔肉馅与碾碎的干小麦、盐、洋葱和其他香料混合而成。

我和妹妹会帮助母亲料理家务，虽然我们的活并没有那么多。我整理床铺、清洗餐具，不上学的时候，在厨房里帮母亲打打下手。

所有的孩子都由母亲管教。事实上，我小时候，很害怕母亲严格要求我们两个女孩的行为规范。这在我们的文化习俗中很常见，因为女儿是家庭闪耀的光辉，每个人都希望他们的女儿是完美的。然而对于儿子来说，家人并不在乎他们究竟如何，即便惹出乱子也没什么。如果女孩子胡乱行事的话，整个家庭在社区里都可能蒙受巨大的耻辱。如果我举止不端，我的父母就很难找到愿意和我们家孩子结婚的家庭了。一个女孩子不小心的行为，可能会对兄弟姐妹的婚姻大事产生影响。

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并不赞成我的穿着方式。她是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女性，用头巾把头发盖住，用一件长袍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严实，而我却拒绝穿传统的服装。我不愿按母亲的方式穿衣，甚至不愿把头发盖起来。我宁愿穿那些时髦、漂亮和鲜艳的衣服。夏天的时候，我不愿意穿盖住胳膊的衬衫，也不愿意穿长至脚踝的裙子。如果她对我的穿衣方式提出异议的话，我会和她争论。如今，我为给她带来那样的痛苦而深感羞愧。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上学的时候是多么高兴：我穿了件无袖连衣裙的女生校服。但是当我升到初中后，我就不能像以往那样无视母亲的建议了，为了端庄不得不在外面穿件夹克衫。

我太喜欢上学了。学校把我的小世界从家庭成员扩展到新的朋友、老师；老师们的脑袋里装了那么多的信息，我都不知道他们的脑袋是怎么运转的。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尽可能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尤其喜欢那些发生在遥远地方和人身上的故事。很快，我就了解了与我同龄的女孩子们的生活，无论她们住在哪里。

在我们的文化里，男孩和女孩在家庭之外的世界是很少接触的，我上的就是女校。我认识了一些很穷困的学生，他们的贫困给我上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一课。我仍然记得我的一个朋友，她家很穷，她爸爸没钱给她买上课需要的东西，甚至没钱给她买午饭。尽管我家的收入也不多，我还是把我的零花钱、吃的东西还有上课需要用的东西分给她，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会对我产生影响。当我看到她的表情的时候，感到了巨大的幸福向我袭来。

从那时起我就逐渐体会到，只有在给予之后自己也变得拮据，给予的快乐才格外真切，因为在人们富足的时候给予和分享往往要容易得多。

我还记得另一个朋友，她总像是要哭一样。我很快发现她父亲刚刚和她母亲离婚。我可怜的朋友被强迫与父亲和他新娶的妻子一起生活，甚至不允许见自己的母亲。知道她的处境，我也痛心不已，每个孩子都希望能在母亲身边啊!我从中明白了分享并不仅仅是给予钱财或物品，而是放下自己手中的事情，认真地倾听、切实地关心别人的痛楚。

最近，我碰巧遇到了这个儿时的伙伴。当我听到她在后来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我的心也跟着欢呼雀跃起来。她是自由恋爱，婚姻生活十分幸福。她说是孩子们带给她最大的快乐，我很理解她的感受。

学校，对我来说是开阔眼界的好地方，而其他的业余爱好也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与人们认为穆斯林女人保守这个想法相反，我的网球技术很娴熟。尽管从来没有专门的网球衣，但我可以穿着长裙，这样可以不露太多腿，踏着轻便的鞋，练习好几个小时。我的目标就是正确击球，或者大力扣杀，让我的女对手站在那目瞪口呆。但事实上，运动本身才是最重要的。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和朋友们打网球时发出的阵阵笑声。

我还喜欢骑我那辆色彩鲜艳的女士自行车。我照旧会选择一条长裙子，以防让旁人看到我的大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跑出去，向拉塔基亚的缓坡进军。在俯冲的时候，我们的笑声会让旁边的邻居大为惊讶。其他时候，我会骑着车去朋友家或者临近的亲戚家玩。

有很多年我都沉浸在绘画带来的喜悦当中。我这个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在帆布和光滑的陶罐片上描绘各种风景和人像。我花费数个小时调制颜料，只为了自己的画能进入我这个艺术家的双眼。我的兄弟姐妹无一不为我所画的画而感到惊奇，他们预言纳伊瓦·甘耐姆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闻名的艺术家。

现在，这些对我而言都只是奢望了：作为幼小孩子们的母亲，我必须承担很多责任。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能从想象中得到些许乐趣。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自己画了很多美丽的风景或者是拥有粗犷线条的人脸，又想象自己吃力地在陡峭的山路上骑着单车，飞快地上下穿行，或者在网球场上打败了一名素未谋面的对手。

我希望人们会说纳伊瓦·甘耐姆·本·拉登是一位艺术家，虽然她现在都找不到颜料；或者说她是一位自行车手，虽然她现在也没有自行车；再或者说她是一名网球手，即使她既没有网球，也没有球拍，更没有球场。

我的兄弟姐妹们也有他们各自的爱好，不过我们都喜欢弹奏乐器。我家的客人经常会听到从家里不知什么角落传来的吉他声。我哥哥甚至曾送过我一台手风琴当礼物。我拉手风琴的样子一定很有趣，因为我既不苗条，个子又不高，显然不适合手风琴这种身材高大的音乐家才能演奏的乐器。

最美的时光莫过于夏天，很多亲戚都来我们家做客，而我最喜欢见我爸爸的姐姐，阿丽娅。她住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阿丽娅姑妈无论怎么打扮都非常漂亮，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印象深刻。她见我们的时候总是穿得十分时尚。所以当知道她在沙特阿拉伯的家里穿着希雅伯时，我非常惊讶。希雅伯是将全身都遮住的穆斯林传统女性服装，包括身体、脸和头发。但在叙利亚，她就会换上优雅但不奢华的女装，只盖住手臂和腿。有时她也会在头上围上一层薄纱巾，但不会挡住脸。

阿丽娅姑妈的善心胜过她穿着上的魅力，只要她听到了哪个家庭生活困难，就一定会私下资助他们。

我曾偷偷听父母谈论过阿丽娅姑妈的第一次婚姻，她嫁给了沙特阿拉伯一位非常富有的承包商，穆罕默德·本·拉登。由于和沙特阿拉伯的上层有非常密切的私交，阿丽娅姑妈的第一位丈夫在这个充满富人的国度中已经跻身于最富有者的行列了。

然而，这段婚姻非常短暂，阿丽娅姑妈和穆罕默德·本·拉登只生了一个男孩，奥萨玛。离婚之后，阿丽娅嫁给了一个沙特人穆罕默德·阿塔斯，他曾经为她前夫工作过。阿塔斯既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又是位和蔼的继父。我从没从他嘴里听过一句严厉的话。他们夫妇俩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

我对他们都很了解，因为姑妈全家都来拜访过拉塔基亚的亲戚。我还记得特别是过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一起吃过很多次饭，彼此的谈话也很轻松，屋子里常常传出愉快的笑声。当然，奥萨玛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出生时，我的表哥已经一岁了；从那时起，我的生活中就一直有他的身影。

七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记事了。奥萨玛看起来比我大了不止一岁，可能由于他是一个很严肃认真的孩子。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谜；但是他天性中的安静和温文尔雅的一面，使我们都很喜欢他。

如果让我描述这个众所周知的奥萨玛，我会说他虽然很骄傲，却不高傲；他内心敏感，却不脆弱；他很勇敢，却不鲁莽。他与我那些吵闹的兄弟们大不相同，他们总是用这样那样的事嘲弄我。我身边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说话轻声细语，却又严肃认真的男孩。即使他十分安静，也没有人会认为奥萨玛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因为他的性格里有着强大和坚定的成分。

阿丽娅姑妈来拜访的时候，全家人有时候会去山区或者海边郊游。每当这个时候，孩子们就会兴奋地跑着，在沙滩上彼此追逐，玩捉迷藏，在树上挂绳子荡秋千或者玩跳绳。我记得奥萨玛会仔细地选择新鲜的葡萄，一颗颗递给我吃。与此同时，我的兄弟们会开心地大叫着，说他们在树枝下面找到一些脆核桃。另外一些时候，我们会爬上低矮的树去摘甜苹果，或者去灌木丛里摘酸浆果。尽管母亲提醒过要小心蛇，但是我和表兄妹们玩得太高兴了，就连天生的恐惧也不能阻止我的行动。

当然，也有让人悲伤的时刻。1967年9月3日，穆罕默德，我表哥的亲生父亲，在乘坐一架小型客机时失事身亡，时年61岁。

我表哥虽然只有十岁，但是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父亲，并且敬仰着他。奥萨玛本来就格外谨言慎行，经历了父亲突然的亡故后，他变得更加缄默了。一直以来，他都很少谈起那场悲剧。

当母亲告诉我奥萨玛失去亲人的时候，嗓子都沙哑了。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躲到阳台上回忆着父亲对我的爱，并且设想如果没有他我该如何生活。

我哥哥纳吉和奥萨玛小的时候，经常惹出点麻烦。有一次，他们出去露营，心血来潮想远足到卡萨布——拉塔基亚省的一个城镇，离土耳其边境很近，而且他们竟然穿越了边境，走到了土耳其境内。在我们这里，逗留在别国境内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曾有大意的旅行者因此永远消失了。

幸运的是，一个土耳其军官发现了他们领土上的陌生人。他大声呼喊，又是威胁，又是挥舞枪支。纳吉和奥萨玛偷偷看了彼此一眼，然后立即转身快如奔马般地跑开了，一直跑到一个花园里。好在那个土耳其守卫并没有紧跟着来到我们的国家。

还有一次，纳吉和奥萨玛去了叙利亚的首都，古城大马士革。奥萨玛向来最喜欢远足。在走了很久之后，两个男孩和他们的朋友们在树下找到一片荫凉。他们又累又饿。你可能想到了树上刚好挂满香甜可口的苹果。在苹果的诱惑下，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爬上树，让奥萨玛在树下盯梢。事后，纳吉说他知道他虔诚的表弟可能根本不会摘不属于自己的苹果，所以他不希望奥萨玛参与这样的行动。

男孩们爬上树，在他们刚要摘到苹果时，一大帮男人开始向他们的方向跑来，并生气地喊叫着，还挥动着皮鞭。

“偷苹果的贼!”他们喊道，“从树上下来!”

由于无路可逃，我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只好慢吞吞地从树上爬下来，准备面对那些男人。他们刚下到地面，那群男人就用粗皮鞭狠狠地抽打他们。说时迟，那时快，纳吉冲奥萨玛大喊：

“快跑，使劲跑!”

奥萨玛是他们的客人，不让客人受到伤害是很重要的。纳吉也知道阿丽娅姑妈特别疼爱她的第一个儿子，他不想带着有关奥萨玛的坏消息回家。

在纳吉的催促下，奥萨玛逃离了冲突现场。不知是什么原因，那帮男人认定逃跑的那个男孩才是罪魁祸首，所以一定要抓住奥萨玛。他们一直追，直到追上奥萨玛，用手中的皮鞭吓唬他。没有了亲戚和伙伴的保护，奥萨玛被这群人中最壮的一个抓住了。那个人弯下身，咬了奥萨玛的胳膊一口，直至今日，他的胳膊上还有一道伤疤。

奥萨玛把那人的牙从自己的肉里拔出来，推开他，面对那些愤怒的人，他说：“你们最好别惹我。我是来你们国家旅行的，我不能让你们就这么打我!”

可能是因为奥萨玛强硬的姿态吧，那些人竟然转变了态度。他们放下皮鞭，盯着他看了良久，说道：“我们放了你，因为你是我们国家的客人。”就在这时，我哥哥和他的朋友们也已经成功逃脱了。偷苹果的贼们也得以团聚，并且回到安全的地方。奥萨玛的伤口被清理并包扎起来，使他得以免受感染的痛苦。

童年快乐的时光过得实在太快了，当我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我和表哥之间一种莫名的情愫萌动了起来。我也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奥萨玛和我的关系很特别。尽管奥萨玛什么都没有说过，但每当我走进房间时，他棕色的眼睛总会熠熠发光。当感受到表哥的殷切关注时，我也会激动得像心里有只小鹿在横冲直撞一般。很快，我们隐藏的情感变得公开了，而这也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第二章　纳伊瓦：婚姻生活

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女孩都早早嫁人。在我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我那躁动的心就把我引向嫁给奥萨玛的意念中。虽然我对成人的生活知之甚少，但我喜爱他的一切，他的外表，他温和的谈吐，还有他强悍的性格。

在穆斯林世界中，妇女嫁给自己的表兄弟是很普遍的。这种结合很受欢迎，因为这样保留了家庭的完整性，避免了潜在的财产继承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的话。

从他望着我的眼神，我知道奥萨玛也喜爱我，虽然家人并没有公开讨论过我们的感情和婚事。在家长认可之前，我们是不能谈论爱情和婚姻的。不过在奥萨玛那里，一切都进展得太过缓慢。

奥萨玛的沉默逐渐使我厌烦，我希望他能说些什么，向父母们说明我们希望成亲的事。但是奥萨玛依旧冥顽不化，一言不发!事实上，当他在某次闲聊中和我提起结婚的时候，他似乎很难说清自己的意思。还记得我望向他眼睛的时候，我曾暗自思忖，我的表哥竟然会比面纱下的处女还要羞涩。

最终，在我十四岁左右的时候，奥萨玛找到了开口的勇气。那年夏天，他们来叙利亚拜访我们，待了很长时间，我俩每天都泡在一起。当他们返回沙特阿拉伯时，他和他妈妈谈到了定亲的事。阿丽娅姑妈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她的儿子要娶自己兄弟的女儿，这会使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加亲近。

在穆斯林世界里，女人们通常需要安排烦琐复杂的婚礼程序。在儿子出生的那一刻起，母亲就要动用自己一切的社会关系为儿子寻觅一个合适的伴侣。细心的母亲会考虑有着良好门风人家的女儿，这个姑娘要健康，样貌还得可人。一旦选定合适的对象，两位母亲就会讨论这门婚事。如果母亲们都表示满意，父亲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彩礼和嫁妆了，有的时候是珠宝首饰，有的时候就是现金。在适当的时候，会有人告诉两位新人对方的情况。人们通常会信任父母为自己作出的选择，孩子们很少拒绝；当然，如果孩子拒绝父母的意见，他们也不会强加干涉。

幸好，我们的婚事不用安排这些烦琐的细节。不仅因为奥萨玛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而且也因为阿丽娅姑妈倾向于让她有主见的儿子自己决定婚姻大事。她找我的父母商量过，而后我的父母向我透露了这些。

我没有被告知那次谈话的细节，出于礼貌，我也不好意思询问。让我惊讶的是，在我听到奥萨玛想娶我，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的时候，我母亲竟然反对这桩婚事。她反对这事的原因不是对奥萨玛有什么看法，而是不希望我搬到那么远的地方。

母亲恳求我道：“纳伊瓦，请不要同意这桩婚事吧!我希望你能够离我近些，我的女儿。如果你去了沙特阿拉伯，我们要多久才能见上一面啊!”

我看了母亲良久，一句话也没有说。她说的很对，一旦我搬到沙特阿拉伯，我就很少会回家了，那时候，人们并不像现在一样有太多的机会旅行。我能感受到母亲的悲伤，对于一个阿拉伯母亲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能经常和自己满堂的儿孙团聚。

和奥萨玛结婚，也意味我的人生将从此改变，剧烈地改变。在搬到沙特阿拉伯后，我需要头戴面纱。奥萨玛很保守，因此我还需要长在深闺，深居简出，很少有机会离开自己小家的范围。

尽管我知道我的回答会让母亲伤心，我还是肯定地回答道：“这是我的生活，母亲。我爱他，我要嫁给他。”

我向来都是一旦决定就十分坚决地去做。没有人能阻止我嫁给奥萨玛。

1974年，我结婚了，在我将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丈夫十七岁。

举行婚礼的时候，尽管我岁数小，但是在心智方面却是成熟而坚定的。我并没有丝毫恐惧与不安，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的礼服洁白而高贵，我的发型优雅而别致。我知道自己非常非常漂亮。我迫切地希望我的新郎能够喜欢我的妆容。

虽然在叙利亚婚礼是值得炫耀的事件，我的婚礼却刻意被安排成低调而小规模的活动。婚礼在我家举行，一切都严格执行我要嫁的男人家保守的信条。我们特意把女性客人和男性客人安排在房间的两边。在简要的仪式之后，相对独立的聚会由标准的叙利亚菜品开始，有烤肉、碎麦乳鸽和羔羊肉饼，还有很多甜品。但是我并不觉得饿，只吃了一点点。这个夜晚我都觉得像是在做梦：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嫁给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任何欢快的事都被禁止。没有音乐伴奏，没有歌声。热爱跳舞的人也只能按兵不动。笑声和笑话只能小声进行。整个晚上小声闲谈就算得上是最热闹的事情了。但是，我依然感觉很幸福，因为我可以从奥萨玛的脸上看到幸福甜蜜的表情，他对我很满意，也认可我的选择。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从一个女孩儿变成了一个女人。是夜，我的身，我的心，都变为一个已婚女人了。

纵然这样，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尽管奥萨玛和他的家人在叙利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好让我们习惯并适应彼此关系的转变，但是奥萨玛却要独自回到沙特阿拉伯。我的官方旅行文书还没有准备好。即使我嫁给了那个王国最富有最有影响的家庭之一，准备那个文书依然需要大量的时间。我只能呆在父母家，作为一个女学生，等待我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妻子被批准成为沙特的公民。

对于延期，母亲比我要高兴多了。而我却热切盼望在一个新的国度生活，也渴望着作为一个已婚女人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后面的几个月，我都很难安定下来，我一边徒劳地想将心思放在学习上，一边热切地盼望奥萨玛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看出我年轻的丈夫也热切盼望着与我团聚。

终于，在我无法再忍受相思之苦时，父亲告诉我，我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居住和旅行文书都被批准了。奥萨玛和他的家人很快会回到叙利亚，护送我去吉达：对于我这个穆斯林妇女来说，独自旅行是不合适的。

由于我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除了耐心等待我丈夫、他母亲和他继父之外，我好像也没什么可做的了。他们说我父亲也会陪着我，他会住在吉达，直到我安顿好。

敲门声响得太迟，但它终于来了。虽然我们互相之间仍有些羞涩，但是当我看到我丈夫的脸时，那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在一两天内，我们就要出发去吉达了。

出发那天，我浑身都是劲，跑来跑去，反复检查行李，一次次跟家人告别。虽然我知道以后一切都不同了，但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快乐。我注意到家人脸上沮丧而悲伤的表情，于是努力克制了自己即将远行的兴奋和激动。我实在不想伤害爱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然而，在最后要告别的时刻，我还是对未来的旅程表现得有些迫不及待。

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却没有感到一丝害怕。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告知人的命运是被上帝之手掌控的。这个想法让我感到无所畏惧。

我并不惧怕死亡，而那天，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一切都在眨眼之间改变了。从那时起，我丈夫便是家中的主导。绝大部分时间，他的决定会统领我的生活，也会统领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而从现在开始，我将过上一种约制严格的生活，不用奢望某天能开车外出或者出去工作。

随后就是可怕的面纱。这也将是我第一次用黑色的纱巾盖住脸和身体。就算我穿了一件长及小腿又有着长袖的裙装，在沙特阿拉伯也依然不够保守，在这个国度，除了直系亲属，任何人都不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肌肤或者头发的任何部分。

我为注定要发生的事做着准备。阿丽娅姑妈(此时，她已经成了我的婆婆)给我准备了一件黑色的披风——它叫做阿巴亚，一块黑色的丝巾，还有一块薄的面纱。阿巴亚就是一个有着长袖的披风，在前面开口，没有扣子，也没有扣环。虽然在叙利亚的时候我没有必要遵循新的习俗，但是我依然听从阿丽娅姑妈的指引，在飞机上没一会儿就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了。

我坐在那，从头到脚包裹成黑色。由于住在城市的沙特妇女连眼睛也不能露出来，我整张脸也被遮了起来。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慌，想着当我离开自己的座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能在人群中看清方向并安全穿过人群吗？如果我被绊倒，撞到小孩子该怎么办呢？

那时，我看了看奥萨玛，他冲我笑了笑。看得出他对我没有太折腾就戴上面纱十分满意，虽然透过面纱说话有点奇怪。年轻的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控制住不让自己笑出来。

很快飞机就着陆了。我强迫自己走路，尽管双眼都被遮住。感谢真主，透过脸部薄薄的面纱，我仍拥有良好的视野和坚实的脚步。我庆幸这层黑纱并没有阻碍我，也没有伤到旁人。

在奥萨玛和他继父办理入境手续时，我和阿丽娅姑妈站在后面等待。然后，我们登上一辆黑色轿车，向位于吉达的我丈夫的家驶去。

尽管只能透过黑色的面纱去看吉达这个城市，但我并没有失望，因为吉达被誉为“海之新娘”。吉达的一切都是美丽的，不论是碧蓝的大海，宽阔的林荫路，还是别致的民居。此外，由于一直在海港城市拉塔基亚长大，我也喜欢与海为邻。

数百年来，吉达只是朝圣路上的一个小小驿站，是通向圣城麦加的必经之路，而麦加则深入内陆47英里。但是，当欧洲人意识到他们对阿拉伯世界的乳香精油和没药 的渴望时，阿拉伯商人发迹了，他们为香料贸易建造船只，设立海港。

1945年，我出生之前13年，据说吉达只有两万五千人口。而在1974年，我在吉达安家的时候，它已经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了。

奥萨玛告诉我吉达发展得太快了，已经被人口过量的问题困扰着，尤其是在特定的穆斯林假日，至少有一百万人来朝圣，使城市人口激增一倍。即使我到的时候不是信徒朝圣的时节，我仍能感到吉达的喧嚣与悸动。后来我才知道，石油的发现，给这个港口城市带来了大量能源，在我到达吉达后6年，它已经拥有两百万人口了。

1 没药，又作末药(英文名：Myrrh，拉丁学名：Commiphora Molmol)，在东方是一种活血、化瘀、止痛、健胃的中药。

我还是最希望看到我丈夫成长的家，而我所看到的并没有让我失望。阿丽娅姑妈的家位于吉达的穆什拉夫地区，那是一个舒适的社区，附近有一些商店和清真寺。我们的房子是一幢二层的小楼，虽然还没有仔细端看，但确实是一个完美的新婚居所。得知阿丽娅姑妈和她丈夫为奥萨玛和我单独安排了整层楼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有自己的空间。

我记得自己在新家的舒适自在，就好像我已经在那儿住了很多年一样。我脑中至今还能回想起刚到的那几周我忙于安顿各种事情，那真是美好的一段时光。

与我在叙利亚的童年生活相比，现在的生活很是不同。我的丈夫花了好长时间，耐心地给我讲解为什么我需要做一个顺从的穆斯林女人。“纳伊瓦，”奥萨玛说，“对我来说，你是珍贵的珍珠，我要保护你。”他令人放心地笑了笑，保证道：“正如大海中的贝壳保护珍贵的珍珠一样，我也会努力保护你。”

听到奥萨玛愿意保护我，我很骄傲；他也让我慢慢理解了女人需要深居简出的原因。我从未反抗过，因为对如何理解我们的信仰来说，我丈夫是个专家。

我和丈夫作了决定，我不再继续以往的学业，虽然我个人会在丈夫的帮助下学习一些宗教方面的知识。奥萨玛熟知这些知识，是这方面的一个称职的老师。奥萨玛的生父就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要求儿子们恪守信仰。而奥萨玛，正是得到指点最多的那个。

本着这个有意义的目的，我花了很长时间坐在花园中阅读《古兰经》——它是伊斯兰世界中最神圣的文本。其中包含真主赋予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安宁)的指示。圣训也十分重要，它被称为“传统”或者记录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文字。虽然很多学者和教士都能背诵这些教义，但是当我知道我年轻的丈夫可以完全背诵所有教义的时候，我还是十分惊讶。

我也希望能和他一样。

相较之下，吉达是座迷人的城市，一直都使我愉快。古老吉达的律动依旧，那里有很多传统的房子，有着小小阳台，阳台上有蕾丝屏障，把女人们隔在里面，她们可以安静地坐在那里，看忙碌的人群，做生活的观察者而并不参与其中。人们说，过去阳台会加上护栏加固，以避免骚扰和抢劫发生。

这些老房子与环绕沙特阿拉伯的新世界相映成趣。现代建筑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在这些昂贵的玻璃背后，熙来攘往的人们与那些有着蕾丝窗户的女士毗邻而居，而女人们一定在想她们如何找到让自己安全舒适的世界。

我丈夫决定雇一个本地的仆人来帮我照料日常杂务和厨房里的琐事。他雇了一个叫赞赞的埃塞俄比亚女佣，我相信她一定很高兴在我们家谋职，因为她会得到尊重。

每天清晨，我丈夫不需要任何闹钟就能醒来，在太阳升起之前起床，就像在正午起床一样轻松。他会离开家，快步走到附近的清真寺，其时，有人会通过喇叭召集信徒们前来祷告。如果你没有听过，可能无法想象，但祷告声对我来说就像悦耳的音乐。

真主万岁!真主万岁!真主万岁!

我见证除却真主别无神祗。我见证除却真主别无神祗。

我见证除却真主别无神祗。

我见证穆罕默德为真主之信徒!我见证穆罕默德为真主之信徒!

我见证穆罕默德为真主之信徒!

祷告吧!祷告吧!祷告吧!

吾将成功!吾将成功!吾将成功!

真主万岁!真主万岁!真主万岁!

除却真主别无神祗!

沙特阿拉伯人是幸运的，因为该国政府在每个社区里都设立了清真寺，因此所有人都不用走太多路就能完成一日五次穆斯林祷告的义务。祷告时间十分特殊，也受到了极大重视，有专设的时间为所有穆斯林信徒们向真主祷告。在祷告的时间，整个国家的店铺关闭，商业暂歇。

晨祷，需要在晨曦微露和太阳升起之间进行。虔诚的男人们仔细观察，为了不错过最好的时间。午祷在正午进行。这次祷告一直要持续到大约12点40分左右(即太阳在落山之前已走完太阳照耀时间的九分之五)。紧随下午祷告其后的是傍晚祷告，一定要在开始日落和太阳完全落山之间完毕。每天最后一次祷告应该在天色变暗直至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进行，这是一天中最长的一次祷告。

当奥萨玛在清真寺祷告的时候，我会在家祷告，有时在卧室，有时在客厅，有时在阳台上。在沙特阿拉伯，妇女们不去附近的清真寺祷告。然而所有穆斯林信徒都知道，不必找一个特别的地方才能祷告。任何穆斯林都可以在路边跪倒，向真主祷告。

我们的宗教有着很多要求，但是我丈夫和我却从不厌烦，愉悦地尽着义务。当一个人向真主虔诚地祷告的时候，他会得到内心的满足。

奥萨玛的晨祷不会花太长时间。他回家以后，我们一起吃早饭。他的口味很简单，仅仅是一片抹了油或者放了百里香的面包，就会让他十分满足，就像是吃到了最好的那块肉一般。“纳伊瓦，别担心。”他说，“有什么就吃什么，一切都是真主给予我的，我都会真诚地感谢他。”当然，我会在早饭时为他准备奶酪、面包、鸡蛋和酸奶。我还知道奥萨玛从小就喜欢一道菜——在西葫芦中塞满骨髓。这道菜很快成为我的最爱。

我一心给丈夫做健康的食物，因为他的日子漫长而辛苦。他不但要上学，必须要专注于自己的课程，还要照顾家族的生意，庞大的本·拉登建筑公司。我丈夫一心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常常工作到很晚。

早饭后，我们会简单聊一聊。随后，他换下阿拉伯长袍，那是沙特的一种服装，长及脚踝，是祷告和其他活动时合适的装束，换上熨烫整齐的学校制服，白色衬衫和灰色长裤。我丈夫十分高大，他的身段使他所有衣服都需要由指定的裁缝裁制。他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感受到什么叫做完美。

我会一直看着他直到他离开我们住的地方，心里因为一整天见不到他而感到失落。奥萨玛是阿尔萨格模范学校的学生，那是一所男子高中。虽然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我丈夫开车载我路过几次，我看到学校里有着现代的建筑，有两层的楼房，在吉达闹市附近。这所学校是沙特阿拉伯第三个国王，费萨尔国王策划的特别项目，为此奥萨玛深感自豪。费萨尔国王目睹了这个学校的进步，直至1975年惨遭暗杀。奥萨玛在11岁的时候开始在这所学校上学，于我们结婚两年之后的1976年从这里毕业。

奥萨玛说他上的是沙特阿拉伯最好的中学，那里的课程水准很高，因此毕业生能有机会进入任何好大学。大部分老师都来自英国，所以奥萨玛的英语十分流利。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上了通常都有的数学课、生物课、历史课，毫无疑问还有宗教课。

放学以后，他会为家里的建筑公司尽一份力。尽管他是本·拉登的儿子，奥萨玛还是会同工人一起做最复杂最危险的工作。他知道如何操作大型机器，包括那些在开掘山路时才会用到的巨型铁铲。他还铺过路，虽然他说他最喜欢在沙特的沙漠中挖掘坚硬的巨石，建造安全隧道。

虽然他相对年轻，但是兄长们却十分信任他的能力，让他主管艾卜哈的一个特殊建筑项目。艾卜哈位于吉达南部，开车需要几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大部分人从吉达到艾卜哈都选择乘坐飞机，但是由于奥萨玛的父亲是在撞机中丧生的，我从来也没提起过乘坐飞机的事情。而且，我丈夫也继承了足够多的钱，可以用来购买最新的汽车，并且享受在路上飞驰的快乐。他对我说：“不要担心，这一路会很安全的，因为我父亲亲自负责了从吉达到艾卜哈这条路的铺筑，它是最好的。”我相信奥萨玛说的是事实，因为我常听到家里人谈论那条路有多么好；但是我也知道他为什么会比别人省很多时间，因为他开得实在是太快了。但是我对这件事保持缄默，因为我丈夫并不希望女人提出反对意见。

每当奥萨玛离开家去学校，我的生活就变得很规律。梳洗完毕，我会喝一点茶，和阿丽娅姑妈聊聊最近发生的事，从皇室家族到如何重新装修她的房子。我特别喜欢听她讲那些有关庞大的本·拉登家族的故事，也和她谈论奥萨玛讲过的事。尽管她已经有15年不是那个家族的一员了，但她仍然知道很多有关他们的事情。

我慢慢了解了本·拉登家族，尽管在参加家庭活动的时候我很腼腆，毕竟我是最年轻也是刚嫁过来的媳妇。在年长一些的妻子谈话的时候，我安静地坐着聆听。回想那时，我想最年长的妻子一定担心我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吧，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我记得在一次妇女聚会时，奥萨玛的某个姐姐戏称本·拉登家的三个儿子都是“疯子和病人”。这个嫂子笑着说道：“最疯狂的在天上，他是飞行员萨利姆，他开飞机总是那么轻率，每个人都担心他这一次飞行就是最后一次了。第二疯狂的在海里，拉登开船的时候总是那么不小心，害得家人都担心他会消失在海浪中，或者在海里遇难。第三疯狂的在地上，奥萨玛在沙漠中开车开得太快，他可以从车里飞出去，然后能飞到别人都无法爬上去的险峰。我们担心奥萨玛会在飙车中丧命。”

我知道那位嫂嫂在开玩笑，我丈夫和他两个哥哥并不疯狂。然而，当奥萨玛的哥哥萨利姆在一次坠机中身亡后，本·拉登家族的女人们开始心惊胆战了。

除了痴迷带着强劲发动机的汽车，我丈夫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喜欢大自然。他在路上飞速驰骋，到达沙漠的时候，他会把车放到一边，走上长长的一段，那是最让他满足的事情。他喜爱一切真主创造的物种，小到地球上最微小的植物和动物，他都喜欢。

见过阿丽娅姑妈后，我会认真研读《古兰经》，在我们家的花园里认真学习上几个小时。

有时，我会给母亲打电话，聊聊叙利亚家里的事情。尽管我经历过远离父母兄弟的伤感时刻，但悲伤却没有持续，因为我知道我就在自己丈夫的身边，我属于这里。

然后，我会花一些时间在我的爱好上。我对如何安排奥萨玛和我即将拥有的小家格外上心。看着那些装饰典雅高贵的房间，我梦想着有一天我能有机会装点自己的家。奥萨玛笑笑，说我完全可以负责家里的装饰。

到达吉达不久，我喜欢上了自己做衣服。虽然我穿的衣服都很简单，但是我还是喜欢研究时尚杂志，选择我喜欢的样式，在薄纸上画出样子。如果我有合适的材料，我会小心地把布料剪成想要的形状，然后再小心地缝起来。或者，我会让我们的司机去购买布料或者生活用品。对这个一直生活在也门村庄的男人来说，识别女人衣服布料的重量和颜色真是很不容易，也很容易混淆。现在回想起那些费劲的交谈，我都想笑，尽管当时并不可笑。

但是沙特阿拉伯妇女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是与世隔绝的。不过我很少感到沮丧，但有时当我感到烦躁，想要换换心情的时候，阿丽娅姑妈会主动陪我去店铺选购一些漂亮的布料。

这样的外出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我经常在出售布匹的橱窗或者店铺的门口看到店家张贴的“妇女不得进入”的告示。沙特的大部分商店都是由别的国家的男人经营的，比如巴基斯坦、印度，或者其他阿拉伯国家。就算妇女能够进入商店，大部分穆斯林妇女在和不是自己家人的男性对话的时候也会感到不舒服。

有时，我能成功缝制出一件穿给丈夫看的或者在家庭妇女集会时展示的漂亮衣服。其他时候，我可能会被迫把样衣扔进垃圾箱去。

我仍在画布上作画，只是比以前少了。

我保持了阅读的习惯，但是因为我的目的是想更加通晓我的信仰，我的阅读便以宗教教义为主。

就算每天我都得一个人待好长时间，我的爱好还是能让我忙碌起来。通常，我在三四点的时候就很累了，那时我会长长地睡上一觉。我会让自己在傍晚见到丈夫前有充足的时间打扮一下。

当奥萨玛回到家，我们会简单聊聊我们一天的事情，然后一起吃晚饭。有时我们单独吃，但大多数时间与阿丽娅姑妈和她的家人一起吃，那真是愉快的经历。自然，必要的祷告会打断一般的聊天，男人们冲向清真寺，而女人们则在家中祷告。

和家人待一会之后，我丈夫会和其他男人热烈地讨论政治或者宗教话题。在沙特阿拉伯，男人们通常和其他男人一起度过傍晚的时光，而不是陪在妻子或者家人身边。男人们会在不同人的家里度过傍晚的时光，他们在那里有单独的房间。他们会喝茶或者咖啡，有的还会抽雪茄，尽享朋友之情。

和所有的沙特阿拉伯妇女一样，我从不参加类似的集会，而是在家里和女人们一起待着。晚上，当我丈夫回来时，大家就休息了。

睡眠的时间对我来说是最美好的。

在吉达生活了大概一年的时候，我通过阿丽娅姑妈认识了一些女伴。我们时常会互相拜访，有时还讨论各自的丈夫和婆婆。我是比较年轻的新娘，对自己的丈夫、婚姻或者婆婆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人生中最幸运的就是住得离麦加很近，它是穆斯林世界中受到天佑的最神圣的城市，离我住的地方只有73公里，或者45英里。我十分喜欢吉达，但麦加才是我最爱的城市。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就生在麦加，伊斯兰教最大的清真寺——大清真寺——正位于麦加的中心。因此，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穆斯林人会花很长时间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有幸目睹这座神圣的城市，他们也渴望着碰触麦加的土地。

在我到吉达不久，奥萨玛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去了麦加，除了明显的原因外，还因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选择了他的家庭来维护麦加和麦地那神圣的清真寺，这使他很自豪，也是穆斯林无尚的荣耀。

我依然记得我去麦加短途旅行的巨大兴奋。从吉达到麦加，只要一个小时——如果是奥萨玛开车，就更快了。麦加位于海平面910英尺的高度，因此公路盘旋而上。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麦加映入了眼帘，我看到了每个穆斯林都极度渴望看到的景象。

随后，我下了车。略带梦幻般的眩晕，我向大清真寺的方向走去。令我失望的是，我很快发现自己分心了。尽管没有人要求进大清真寺一定要戴面纱，但是考虑到奥萨玛的意愿，我还是把面纱戴上了。

我还不是很适应戴着面纱。尽管常穿长袍的女人们看起来又苗条，又优雅，但是对那些刚刚开始穿的人，就没有那么优美了。面纱靠发夹固定，而右手需要紧紧捏住长袍，这让新穿的人需要很长时间适应。我记得我曾经担心自己会突然会露出脸，或者突然让长袍下面的衣服露出来。我先调整了一下头巾下面的面纱，然后用右手紧紧捏住长袍的边缘。当我走过大清真寺的时候，我暗暗祈祷，千万别做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不能在朝圣的人们中间让自己丢脸。

我知道我看起来很傻，紧握着衣服，一步一步小心前进。突然，就在那个最神圣的地方，一个漫画形象不合时宜地跃入我的脑海。我记起小时候读的一只大黑乌鸦被骗丢掉奶酪的故事。可这个寓言不停地在我脑中盘旋，就像打开了一个自动的开关。我绝望地想拯救这个神圣的时刻，这个寓言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从前，有一只黑色的乌鸦在高高的树上休息。

她的嘴里，叼着一块又大又圆的奶酪。

这时，走来一只狐狸，一只狡猾的狐狸，

“嗯”，他想道，“我要得到那块奶酪。”

“哦，乌鸦啊，”狐狸叫道，“如果你的声音有你身上美丽的

羽毛一半美妙，能听到你唱上一支小曲，我将十分高兴。”

乌鸦从来没有听到如此的赞美。

于是，她张开嘴，开始难听地唱了起来。

奶酪登时掉进了狐狸嘴里。

“哦，不，你夺走了我的奶酪。”乌鸦大声抱怨道。

此时，狐狸舔了舔嘴，说：

“你得到了赞美，而我得到了奶酪。这是多么公平的交易啊!

我会不会由于不够优雅而显得像那只大乌鸦一样显眼呢？ 这个想法带走了原本的害怕，我差点地笑出来。我努力和自己的奇怪念头作斗争，直到被大清真寺震撼，我对真主的崇敬之情，终于使我平静，并且带走这奇怪的图像。我一筹莫展，在众多光鲜如美丽的冰上舞者般的沙特妇女中间，蹒跚前行。

当我被安置在单独为女性朝圣者准备的地方时，那只黑乌鸦终于飞走了。我从来都没有和丈夫说起过如此不恰当的想法，他会被这种不敬的想法激怒。在我跪倒在地，用心虔诚地向真主祷告时，我知道他会宽恕我的罪过，无论罪过大小，都会被宽恕。我的灵魂充满对真主的敬畏，眼里含着泪，泪水大颗大颗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结婚快一年的时候，我感到了身体的异样。我去找阿丽娅姑妈吐露心声，她说所有的迹象都清楚地表明我怀孕了。

怀孕是一种绝美的感受。奥萨玛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像所有的沙特男人一样，他真诚地期待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会是一个男孩。我暗自思忖，我们的头胎是男孩自然再好不过，但是我总是希望能生一个小女儿，那样，我就可以给她穿百褶裙，还可以给她编长长的辫子。但事实上，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我什么都不期盼，只盼着真主赐予我一个健康的宝宝。

所有人都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而喜上眉梢。我的丈夫和他的家人殷勤地照顾了我九个月，不论是在健康方面，还是在心理方面。因此，我是一个娇惯的孕妇。我得到了一切想要的东西。感谢真主，在我第一个孩子出生前的几个月，我没有受什么罪。我父母得知这个消息也十分高兴，但却因为不能在幸福的时刻陪在女儿身边而伤感。

我怀孕的过程很轻松，却经历了无比困难和痛苦的生产过程。我没有去医院，而由家里有经验的接生婆照料。分娩如此折磨人，以致我焦虑的丈夫宣布：“从今往后，纳伊瓦都要去医院生孩子。”

当我看到我第一个孩子的小脸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欣喜。他很健康，感谢真主的保佑。我们将我们的小儿子命名为阿卜杜拉。第一次生孩子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1976年，但是我还记得当时喂他所遇到的一些麻烦。我是个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母亲，并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令人高兴的是，一切都随着时间慢慢解决了，阿卜杜拉也成长为一个健康的蹒跚学步的宝宝。

阿卜杜拉出生后，奥萨玛又雇了一个叫作纳伊玛的埃塞俄比亚佣人。那是我们幸福的日子!我们是一对不用像别的新人一样操心各种事情的夫妇。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儿子，和双方的父母关系很好，有足够的钱花。我们受到真主的保佑。

我多么希望能一直这么幸福啊!

我们的小家让我忙碌不停，我丈夫也忙于工作和学校的事情，时间就像大风刮过一样过得飞快。在我心里，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阿卜杜拉是个早产儿。在他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又怀孕了。正是在1978年，我刚从十几岁长到20岁，我再次受到保佑，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阿卜杜勒·拉赫曼。

在1979年伊始，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觉得真主一定会保佑我这次能生个女儿。很多沙特的妇女都很嫉妒我，因为儿子在我们的文化里是最珍贵的，而我，却偷偷地盼望着一个小女孩的降生。

我丈夫马上就21岁了，他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上学，主修经济和管理，但他对宗教的课程也十分感兴趣。我丈夫也在慈善机构做一些事情，对虔诚的信徒来说，这也很重要。

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公共生活，但是我却在不经意间听到有关改变世界的各种讨论。我听到伊朗遇到的麻烦。伊朗是一个离沙特很近的穆斯林国家，在那里，示威的人们对伊朗国王不满，倾向于建立一个宗教政府。果然，在1979年，伊朗国王和他的家人被迫逃离，霍梅尼掌握了国家统治权。

随着我丈夫日益年长、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我发现外部世界的更新更广的知识占据了他的头脑。有时，他会偶尔评论自己对世界政治的不满，尤其他认为伊斯兰教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家里也没有人对他有关政治和宗教的新观点产生不快；奥萨玛在支持伊斯兰教方面享有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

一天傍晚，他回到家，突然宣布道：“纳伊瓦，我们要到美国去旅行。带着孩子们一起走。”

我很震惊，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陪同奥萨玛旅行。那时，阿卜杜拉只有一两岁，阿卜杜勒·拉赫曼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不到一岁。我怀着孕，忙于照料两个孩子，对于旅行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们在飞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印第安纳——之前经过伦敦。奥萨玛说他要见一个叫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男人。这是我丈夫的事，我并没有问太多。

我十分担心阿卜杜勒·拉赫曼，因为他在旅途中病得很重，甚至发起了高烧。奥萨玛为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安排了一个医生。当得知阿卜德勒·拉赫曼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时候，我才放松了下来。

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我曾到过美国，有时我也问自己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是什么感觉。这个很难回答。我们只在那待了两个礼拜，其中一周，奥萨玛去了一个叫洛杉矶的地方，去那里见一些朋友。我和孩子们被留在印第安纳，由一个女伴陪伴，在这里，为了她的隐私和安全，我不想透露她的名字。

这个女伴待人很和气，她带我去她家外面四处转了转，因为我从没有独自出门的勇气。我们甚至还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第一个大型商场。

这里的地形看起来很平坦，与沙特阿拉伯大不相同。至于那里的人，就我所经历的短暂出行来说，我渐渐相信美国人是和气善良的，也都很随和。就这个国家本身来说，我和我丈夫不恨美国，也谈不上喜欢它。

有一个小事提醒我有些美国人并不了解其他的文化。在我们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奥萨玛和我带着两个男孩，在印第安纳的飞机场准备出发。我静静地坐在椅子里休息，感谢上天，两个男孩也安安静静的。

突然，我猛地抬起头看了看周围，发现有一个美国人在愣愣地盯着我看。毫无疑问，他不友好的态度是因为我身上的沙特服装，我的面纱、头巾还有长袍。这个好奇的男人没完没了地在我身边踱来踱去。

他可能不知道，面纱下我的眼睛也在盯着他呢。那个傻男人费尽心思从一边踱到另一边，每一步都让自己离我更近一些。他扬起下巴，瞪着两只好奇的眼睛，就像是从他头上掉出来的两只大虫子，他确实是盯着我看来的。不过就算他有足够的时间从每个可能的角度盯着我看，我也不做任何反应。

我想知道我丈夫是怎么想的。我用余光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在仔细端详那个好奇的男人。我知道我丈夫是不会允许别的男人靠近我的，所以我也不用担心了。

后来，当我和丈夫谈起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并不觉得被冒犯了。那个男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笑柄，他明显完全不了解戴着面纱的妇女，穆斯林妇女用黑色的长袍遮住脸和身体是她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返回沙特阿拉伯绝对不是个坏主意。

好在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所以在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我比较轻松。萨阿德微笑着来到了人世。由于奥萨玛接连得三个儿子，自然祝福声不绝于耳。

1979年爆发的一些事件，震动了整个穆斯林世界。但说实话，我是忙于照顾三个孩子无暇顾及外面的事情了。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对我们穆斯林兄弟进行残酷的占领。尽管很多沙特人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对苏联的进攻感到震惊，而我丈夫却表现得格外激烈。他坚持搜寻阿富汗的新闻，从穆斯林的报纸和国际新闻媒体上寻找。他知道的越多，就变得愈加焦虑。

我不知道那遥远的国度正发生着什么，但不论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丈夫都深受影响。当我鼓起勇气问他的时候，奥萨玛只是说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正在控制着穆斯林的土地。他十分难过，比他看到无辜的穆斯林妇女儿童遭受牢狱之灾或者被折磨至死还难过一万倍。

他知道事情的后果，但由于实在太可怕而拒绝和我说，然而我丈夫看起来已经是心急如焚了。

这时的奥萨玛，成熟了许多，他的反应正是男人该有的反应。他处于沙特斗争的前沿，为阿富汗饱受磨难的同胞们提供帮助。一开始，他忙于筹措资金，以给正在和入侵者展开全面战斗的阿富汗部落首领提供支援。在清真寺中他筹到了数目可观的资金，在本·拉登这个家族中，他也筹到很多资金——这个家庭是十分慷慨的。所有人都希望能有所贡献，但没有人像奥萨玛一样在为阿富汗的难民们如此积极地筹钱。

很快，阿富汗的战争开始大量占据我丈夫的生活。

奥萨玛制定了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巴基斯坦是阿富汗的邻国，那里也聚集了很多的穆斯林。我丈夫说，他会带着筹到的善款，去购买食品、药品和武器。等他到达巴基斯坦，他会组织司机开着卡车把这些物资送到阿富汗人民的手上。

在奥萨玛离开之前，他在吉达买了一幢有着12间屋子的楼房，让我颇为惊奇。这个楼离他母亲的房子不远，他说，那里将是我的新家。我的情感很复杂；由于我们家人口的增多，的确需要更到大的空间，我很欣慰。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他母亲及家人的陪伴，我爱他们。

奥萨玛带我去了新的居所，它位于阿扎兹亚村8号，离马卡罗纳街很近。那栋房子由浅色的彩色石头建成。它是那么大，我暗自思忖，自己是`绝不可能生足够多的孩子把它填满的。

我们走进去，我看到很多房间陈设很简单，只是由挂在墙上的传统波斯挂毯和阿拉伯风格的靠垫装饰。我设想着我们的家会有惹人喜爱的窗帘和家具，装修别致新颖，但是谁知道奥萨玛什么时候才能从巴基斯坦回来呢？让我独自跑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去选购家中的器具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我们看过房子不久，奥萨玛安排我们搬到新楼里，然后出发前往巴基斯坦。

尽管我丈夫一直都是个很好的伴侣，但是我能看到他的心思被事业占据，并没有放很多心思在家里或者孩子身上。我通常都很支持他，而且我企盼着战场上的胜利：一方面，阿富汗人可以脱离危险，重建自己破败的家园；另一方面，如果战争胜利，我丈夫，我孩子的父亲，就能回到家中，恢复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

于是，我便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

幸运的是，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再也无法回到平常的生活。从那时起，奥萨玛在沙特阿拉伯的时间远比在其他国家的时间短。在我们早期的婚姻生活中，那幢偌大的房子也一直没有变成我想象的样子。

尽管有佣人帮我照料孩子，还有一个司机帮我购买物品，我的生活仍然像一个旋转的车轮，不能停歇。我不想错过孩子们成长中的任何一个重要时刻，因此我常常感到疲惫。在我精疲力竭的时候，在1980年6月，我发现我又怀孕了。

我怀的第四个孩子精力充沛，常常在里面踢我，把我折腾得够呛。在生了三个儿子后，也该生个乖巧可爱的女儿了，但是在那时，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在我肚子里爆发出如此大能量的竟然是个娇弱的姑娘。这孩子一定又是个男孩!

幸亏奥萨玛仔细地记录了时间，并于1981年3月我即将临盆的时候回家陪在我身边。当我告诉奥萨玛我得去医院的时候，他兴奋的样子完全不亚于我生前面三个时的状态。我丈夫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他把我放在车里，飞快地向卜克善医院开去，吉达的街上的景象瞬间就变得模糊了。

尽管肚子里的孩子让我剧烈地疼痛不已，我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

作者注：奥萨玛·本·拉登的政治活动

在纳伊瓦结婚、搬到沙特阿拉伯、开始生小孩的那段时间，奥萨玛·本·拉登完成了高中学业，从吉达的阿尔萨格模范学校毕业。1976年的时候，他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注册读书，在那里学习经济和管理。尽管纳伊瓦如是说，但是其他的报告却说得不一样，奥萨玛并没有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毕业，而是在毕业前的一段时间，即注册后读了三四年的书后放弃学业。他的自我意识使他转而参与到横扫中东地区的政治运动当中。

事实上，早在奥萨玛读书的时候，中东穆斯林世界就经历了一场伊斯兰觉醒运动，被称做“萨尔瓦运动”。“萨尔瓦运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67年的以色列，在那时，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经历了惨痛的军事失利。就在那时，数以千计的年轻阿拉伯人开始质疑自己的领袖、开始怀疑国家内部的问题及其给以色列带来的损失。当众多年轻阿拉伯人开始要求改变的时候，伊斯兰觉醒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力量。

虽然奥萨玛在那些年并没有在政治方面十分活跃，但是他对穆斯林护教战争，即圣战的热情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奥萨玛遇到了他第一个导师——教师、巴勒斯坦作家、活动家阿卜杜拉·阿扎姆，正是他的导师鼓励他将他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更重要的事业当中，而不仅仅是扩大本·拉登家族的产业。

阿卜杜拉·阿扎姆于1941年生于巴勒斯坦哈提耶，那时哈提耶正被英国占领。在到哈德里大学上学之前他在附近的乡村上学，在大马士革的伊斯兰法学院获得本科学位之前他在约旦当老师。以色列人赢得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占领了西岸，他流亡到约旦，加入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

在约旦，阿卜杜拉·阿扎姆成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联盟的一分子，藐视阿拉伯统治者，认为对统治者来说维持现状太过舒适。阿卜杜拉·阿扎姆十分坚定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描绘的中东地图应该由阿拉伯人重新绘制。

1978年，日益积蓄的矛盾把阿富汗拖入战火之中。在阿富汗地区获得更大影响后，苏联支持阿富汗政府发动政变，以建立纯粹的红色政权。第二次政变推倒了社会主义的傀儡政权，阿富汗总统及家人全部被暗杀。由俄国人扶植总统登上宝座。苏联的坦克和军队于1979年12月正式入侵阿富汗。

几乎同时，穆斯林游击队组织了抵抗不信神的俄国人的圣战。美国、英国及其他穆斯林国家支持游击队的抵抗。苏联在顽强的抵抗之下受到重创，损失惨重。

受到阿卜杜拉·阿扎姆政治言辞的影响，奥萨玛已经做好了应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精神准备。很快，他离开大学，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来做一名阿富汗抵抗战士，即人们熟知的圣战战士。阿卜杜拉·阿扎姆是他的伙伴，两人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碰面；而在阿富汗的边境，两人又忙于组织向圣战战士运送食品、医疗用品和武器。

第三章　纳伊瓦：多子之母

很快我就发现我第四个孩子依旧是个男孩。在医生宣布他是男孩的时候，我竟然感到一丝失望，但是我旁边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得高兴，我的脸也因为欣喜而红润起来。我提醒我自己，还有那么多期待生儿子的虔诚的沙特阿拉伯妇女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呢!

沙特阿拉伯人是那么喜欢男孩，所以只生儿子的妇女是直接被真主保佑的。现在，我有四个儿子了，我看到很多嫉妒的面孔。

我和丈夫给第四个孩子起的名字是奥玛·奥萨玛·本·拉登。当我第一次看向那孩子清澈的眼睛，我的心头涌起无限温情。虽然我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的每个孩子，但是奥玛却让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情。这也许就是我照料奥玛比照料别的孩子时间长的原因吧!

我丈夫极为高兴。他反复说我们的孩子是真主的旨意，奥玛则更是真主的旨意，这是真主对我们逐渐壮大的家庭的保佑。

我丈夫很快又去巴基斯坦支援阿富汗的穆斯林兄弟们了。有时他一走就是一个多月，给了我许多与奥玛相处的美好时光。有一天，我发现奥玛金色的头发长长了。我马上开始揪着他的头发编成各种时髦的样子，有些样式的灵感来自于我丈夫的马尾巴上编的结。

奥玛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宝宝，所以我的冲动就不仅仅是编辫子了。我开始设计并缝制小女孩的衣服，让奥玛当我的小小模特。让他穿那些可爱的衣服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再说，他还那么小，怎么会知道自己穿了什么呢？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身上下都是小女孩的衣服。粉色是最合适他的颜色，把他的皮肤衬得水灵灵的，就像柔软顺滑的丝绒。

我和我亲爱的宝贝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每当我听到女伴说奥玛越来越漂亮的时候，心里便备受鼓舞。我身边的人都没有提出异议，因此直到我丈夫回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奥玛跌跌撞撞地走进房间，我丈夫发现了他的长头发和女孩的装束。我心里一紧，只想看看奥萨玛会说什么或做什么。

起先，奥萨玛一脸狐疑。他蹲在地上，用细长的手指摸了摸奥玛的卷发和他的小衣服。他看了看奥玛，转而看看我，然后又看了看奥玛。他细长的手指滑过我们儿子身上穿的衣服，轻声地说：“奥玛，这是给女孩穿的衣服，而你是个男孩。”他又摸了摸奥玛的头发，说：“这是女孩才梳的头发，而你是个男孩。”

我的心吓得“怦怦”直跳，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让丈夫不满意的事情。事实上，我是众所周知的好妻子。

终于，我丈夫盯着我看了半天。他并没有大喊大叫，而是用比平时更加轻柔的声音说，他的声音如绸缎般柔软：“纳伊瓦，奥玛是个男孩子，给他换上他的衣服，剪掉他的长发。”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至少在那时，马上做了该做的事情。

我的娱乐幻想结束了，至少我丈夫在家的时候是这样的。但在这个事情上我还是暗自有些小想法的。就在奥萨玛又去巴基斯坦时，我的叛逆情绪即刻浮了上来。奥玛是那么漂亮，我不禁又把小女孩的衣服套在他的身上。我的小快乐一直持续到某个下午。我丈夫不期然地走进房间，那时我正在给奥玛试穿一件粉色的衣服，他头上满是卷卷。我被逮了个正着。

奥萨玛一言不发，紧盯着我，他的表情分明是在说我不应该与命运抗争。因此，我放下自己的小罪恶，再次把奥玛的头发剪成男孩的样子，安静地把那些小女孩的衣服叠起来。但是心中却暗暗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穿这些好看的衣服。

尽管欢乐的时光很多，但也有让我担心的时候。奥玛出生以后，我丈夫在巴基斯坦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曾偶尔听到他和家里其他人说他现在也去阿富汗了。当我想到我孩子的父亲可能会有危险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不安。然而，我不敢抱怨，因为我丈夫说得再清楚不过，我没有资格评论任何家以外的事情。

我们家里没有电视，我丈夫认为他的家庭不应该被那样的物件败坏。不过我从我的女伴和我有限的交际圈里的其他人口中得知，我丈夫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沙特英雄。我还听到人们傻乎乎地说希望呼吸奥萨玛呼吸过的空气。

人们对他和众多本·拉登家族的兄弟为这件事花费了很多金钱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人们了解他们是十分慷慨的，而那些钱都是流向穆斯林的善款。但是每个人都会为如此富有的本·拉登的儿子却能冒着受伤或者战死的危险在前线战斗深感震惊。

我并不知道我丈夫军事或政治生活的具体细节，但是我仍真切地感觉到阿富汗的空气中飘荡着危险的因子。每天，我都向真主祈祷，希望他能为我保佑我的丈夫。我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他回到吉达的时候身上经常有红肿的伤痕。我的眼睛告诉我，他仍担当着危险的任务，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受伤。

当听到奥萨玛说他已学会开直升机的时候，我十分惊讶。一天，他见我一直焦虑，便拿给我一根圆棍子，把它放在我手里。

“现在，纳伊瓦，”他引导着我说，“用双手像这样放松地握住这根棍子，从这屋子穿过去，同时慢慢旋转棍子。”

我照他说的做了。

“困难吗？”

“一点也不。”我说道。

“那就别担心我的安全了。驾驶直升机就像移动棍子一样容易。”

还有一次，我问了些问题，他命令道：“纳伊瓦，别想了。”

就这样吧!在此之后，我努力不去想奥萨玛不在我身边时他都会干些什么。

有一天，他心情特别好，给我讲了一些他觉得有趣的事情。终于能与他分享他的冒险之旅，这是件让我兴奋的事情。我坐在他脚边，俨然一个认真的孩子；我深深沉浸在他的故事中，仿佛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有天夜里，我们来到阿富汗境内，在巴基斯坦边境附近执行一个很危险的任务。那片山区的地形十分险峻，只能骑马前往。我们的战士正在战斗，他们需要武器。我们的任务是给战士们尽快运送武器，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一条格外危险的道路。我们离俄国士兵特别近，只要他们抬头看看营地周边，就会看到我们。我们必须悄悄穿过敌人的阵地，得像空中飘落的羽毛那么安静才行。

“但还是有需要操心的事。我们一个战士骑了一匹很吵闹的小马，那匹马一直哼哼唧唧。我们商量如何才能让那匹马安静下来。最后，我最亲近的朋友想了个好办法。他从包里拿出一个袋子，是用椰树丝编制的。他冲我点点头，笑了笑，挥动着袋子。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只看到他弯下身，让自己靠近马脸，并保持平衡。后来那匹马一开口，那个朋友就把袋子塞进马嘴里。嘴里被塞上东西，那匹吃惊的马很快就不再哼唧了。

“每次那马想开口的时候，袋子都会被塞进去。我强迫自己看别处，以免我的笑声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我丈夫是我见过的最严肃的人，平时都很少讲笑话，但是突然他回到记忆之中。我也笑了，想象着那匹小马脸上吃惊的表情。

其他时间，在他和儿子们说起军队生活的时候，我都听得很仔细。我想不起日期，甚至不记得儿子们多大时他就开始和他们说军队的事了。然而我记得有一次他在家里待了几周，有充足的时间除去身心的紧张。他坐在那喝茶，让儿子们去客厅，叫他们坐下。由于清楚每个男孩子都有当兵的梦想，他决定与儿子们分享自己的生活。

孩子们看起来有点紧张。他们的父亲通常都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他们。这会儿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父亲叫来，多少有些担心，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会受到惩罚。

尽管坐在男人中间会让我感到不适，就算他们是我的丈夫和儿子，但我没有离开房间，而是在那里忙这忙那，这样我就可以偷听他们的谈话了。

我丈夫的心情格外好，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儿子们听：“有天夜里，我们正在战斗，突然飞来一架俄国飞机。这种事发生在战场时，人们要全身而退很困难。”

“那天夜里，我们正在阿富汗一个特殊的地区，那有大片平地，地平面缓缓高起来，直到一些山洞的位置。我当时在一个山洞中，听到直升机飞了过来。我挪到洞口，观察我们暴露在飞机下面的战士。他们就在飞机下面，来不及寻找掩体。我知道几乎没法救他们了。我只能站在那，眼睁睁地看着屠杀发生。”

“看着四散的战士，我的心怦怦直跳。直升飞机上的机枪向我的同胞们扫射，他们落荒而逃。有的时而向后跑，时而向前跑。我很高兴他们没有忘记受过的训练，懂得让自己移动起来。即使是这样迅猛的袭击，我们勇敢的战士们也没有让俄国人打得太轻松。”

我瞄了儿子们一眼。作为尚未成熟的男孩，他们只感到兴奋，却不是危险。他们神采奕奕地听父亲讲着激烈的战场上发生的生死故事。他们幼小的脑瓜可能正想象着跑得飞快的战士在飞机的灯光和子弹下逃生吧。

我的丈夫看了看儿子们，对他们的反应颇为满意。

“那个直升机上的机枪手是个坚定的战士，下决心杀掉地面上所有的人。后来，那场战役变得异常激烈，子弹像风暴一样在空中飞过。有几个战士找不到方向了，便在空地上停下，不再跑动。我看着他们跪倒在沙子里。我想他们也许是在祷告。但没想到，他们却开始在土里挖坑。然后他们把头埋进刚挖的小洞里。他们让我想起了往土里钻的昆虫。他们甚至还把头边的土拍了拍。”

我的几个儿子大叫着笑出声来，想象着那些把头埋在土里的战士。

奥萨玛继续说：“看到这些撅着屁股的战士的背影，那架直升飞机却飞走了。他们或许以为战士们会从沙地里挖出什么新式武器呢。”

孩子们吵闹地欢笑着，为被带进父亲的冒险生涯而开心不已。

还有一次，我丈夫讲述自己的冒险生涯，他轻柔的声音要比往常洪亮一些。我还是在那安静地聆听着。

“你们听我说起过阿卜杜拉·阿扎姆。他是最好的协调员，组织世界各地的集会和会议，筹措慈善资金，组织穆斯林们去阿富汗抗击俄国人。在组织战士们之后，阿卜杜拉会亲自前往战区前线，亲自参与战斗。”

我突然记起来阿卜杜拉·阿扎姆正是我们去美国的印第安纳时我丈夫见过的那个人。照我丈夫所言，他不仅很聪明，而且十分勇敢。

“有一次，我和阿布杜拉·阿扎姆正在阿富汗的前线。突然，我们所在的位置遭到直升机可怕的袭击，流弹从四面八方飞来。我们深知，如果不找到遮挡的地方，很可能会被炸死。

“突然，真主为我们提供了护身之所!我看到那边嶙峋的山上有两个开口。那是两个离得很近的山洞。阿卜杜拉·阿扎姆也在同一时间看到了山洞，于是我们脚下都像踩了风火轮，穿过战场，跑到山洞旁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向一个山洞，而阿卜杜拉·阿扎姆跑进了另一个山洞。当我安全了以后，我回头看了看，却看到流弹刚好落在阿卜杜拉·阿扎姆躲避的那个山洞。流弹引起山体滑坡，大量的灰尘和石头完全掩盖住了山洞的入口。

“我冲向尘土的碎石旁边，开始从土中挖掘残骸。在飞机返回之前，我甚至都没有弄出一条细缝。后来飞机飞回来了，空气中立即又充满飞舞的爆炸物。我再次返回土堆旁边，仔细寻找碎石掩埋的洞口。我想，轰炸总会结束的，那时我也可以救出阿卜杜拉。这只是我的想法，而真主却另有安排。”

奥萨玛看了儿子们一眼，问道：“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孩子们轻轻地说不知道。

“我看到一个奇迹。真主派来另外一颗流弹袭击阿卜杜拉·阿扎姆被困的洞口旁边的地方。第二次爆炸刚好清除了那个洞口的杂物，好像由挖掘机挖掘过一样。”他点了点头，继续回忆道：

“阿卜杜拉·阿扎姆从洞中走出来，气定神闲，仿佛要去野餐一样!”

孩子们都被真主的奇迹所折服。

又过了几天，奥萨玛告诉我他有一个会让我高兴的计划。他说，他下次去白沙瓦——那里有他的基地——的时候可以召集物资并派战士去阿富汗作战时，他会在那儿给我们家找个好住处。他决定，在我们的长子不上学的时候，全家随他前往白沙瓦。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巴基斯坦，但是很希望去，我们希望能尽量陪伴他。

在过去的三年中，奥萨玛像一只忙碌的小鸟似的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他从我们沙特阿拉伯的家飞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又在那里，向阿富汗钻去，集合阿拉伯地面上的战斗力量。当他认为必须回到吉达，才能为战士们筹措更多资金，并与本·拉登家族的兄弟们并肩作战，他会回到我们的身边。然而即使在吉达，他也绝少有时间陪在家人身边；几乎每天在他醒着的时候，他的时间都会被有关抗击苏联的战争或者建筑生意的重大会议排得满满的。

得知我们将在巴基斯坦待一段时间，我很开心。有时我丈夫一走就是几个月，我独自在吉达待着，觉得很没意思；我成长的孩子们也需要他们的父亲，尤其是最小的那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奥玛，他对父亲的思念，好像比几个兄弟加起来的还多。

那时，我和奥萨玛结婚已经八年了。虽然他在阿富汗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我对我丈夫格外满意，而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他也像我一样幸福。

我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婚姻生活很快就会永远改变呢？

第四章　奥玛：生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

从我懂事时我就发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父亲总是很冷静。那是因为他相信生命的一切都是由真主掌握的。因此，很难想象当我母亲告诉他我将要出生的消息时，他是如此激动，以至于放错了钥匙。

经过反复追问，我得知他匆忙地把母亲放进车里，随后飞也似的冲了出去。幸好他最近买了辆新车，因为那辆旧梅塞德斯，在我出生的时候就经受了严峻考验。我知道它是金色的，漂亮的金黄色，我想象那辆车就像穿过吉达林荫路旁高大的棕榈树的金色马车。

在那段疯狂旅途之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成为家里的第四个孩子。我有三个哥哥，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萨阿德。

母亲常常告诉我,她怀我的时候最为辛苦，我持续不断地蹬踹让她感到很不舒服。她把我持续的动作当做一种警告，就像科学家测量可能持续喷发的火山一样。母亲知道自己的第四个孩子会有坚毅的性格。

我们本·拉登家族的人都具有强大的个性，我只是其中之一。我父亲，虽然在很多地方都显出平静的气质，但他从不受别人左右。我的爷爷，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也因他坚强的性格而出名。他的父亲很年轻就死了，留下了一个悲痛的寡妇和四个幼小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那里，也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他身为长子，时年十一岁。

那时的也门并没有太多的机会，我祖父勇敢地放弃了自己熟悉的土地，远离了亲人，带上弟弟阿卜杜拉，加入到艰难地穿越这片地域的众多骆驼商队之中。

穿过也门遍布尘土的村镇，他们到达了亚丁港。在那里，他们经过短途航行，从亚丁湾出发到达位于非洲大陆的索马里。在索马里，两个本·拉登家的孩子受雇于一个残酷的监工——这人脾气十分暴躁。有一天，他认为我祖父做错了事情，十分生气，用一根粗重的手杖敲打祖父的头。

那次受伤，使我祖父的一只眼睛失明了。我的祖父和叔叔不得已返回村子养伤。第二年，他们又起程了。这次是朝相反的方向，一路向北，直到沙特阿拉伯。我相信他们曾多次试图停下，但却没有找到期待中的奇迹。两个男孩，年纪轻轻，胸无点墨，只能勉强挣得能够充饥的口粮，还要继续永无休止的旅途。某些东西让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吸引了我的祖父，因为这座红海城寨标志着艰辛的长途跋涉的结束。

我曾经听过身无分文的人只能闯荡天下。这正是对我的祖父本·拉登的写照，他虽然一贫如洗，却踌躇满志。他从不认为诚实劳动是可耻的。吉达对他来说也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地方，因为这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的时刻。我祖父的活力、精神力量及对细节的重视引起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一个助手的注意。阿齐兹曾打赢众多部落战争，并建立了新的沙特阿拉伯王国。

众所周知，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知人善任。他知道他需要很多聪明勤劳的人来帮他实现王国的现代化，因为他的人民需要医院、道路、商业和家园。这位国王感到沮丧，因为他有很多计划，却没有几个胜任的工匠能使这些计划实现。

这位助手注意到祖父干活的质量，并把祖父推荐给了国王。祖父十分爱戴这位有着健壮体格和强大意志的国王。国王要求祖父做一些修缮工作，祖父很快就按国王的意思做好了。在他第一份工作顺利完成之后，其他的活也接踵而至。

那时人们并不清楚，国王决心要把沙特阿拉伯建成世界上最富有且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王国的建设热潮前所未闻。当国王想建造新的大楼或修筑道路的时候，他就会找到祖父。国王对祖父的勤劳和诚实大为赞赏，让他负责信徒最以之为荣的工作——扩建麦加的大清真寺。

我们家族的所有人都知道祖父本·拉登有两个爱好：工作和女人。他在两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勤奋与忠诚，赢得了国王完全的信任。通过工作他获得了金钱上的奖赏，这让祖父能满足第二个爱好：女人。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特别富有或者特别贫穷的人来说，同时娶四个妻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祖父一夜暴富，他不仅娶过四个女人，而且不断休掉其中的几个，然后找新的女人填补空缺。

由于有着如此之多的妻子和前妻，我祖父自然有很多子女，他甚至没法和每个孩子保持联系。按照传统，他会对每个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关注得多一些，而对其他的子女来说，只是在重要的场合才见面。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不了解孩子们的近况，他会从百忙之中抽出些许时间关照儿子们学习是否进步，女儿们是否嫁了体面的人家。

我父亲不是受到特别关注的长子之一，所以他不能常常见到自己的父亲。另外，我祖父和阿丽娅祖母的婚姻十分短暂。在我父亲出生后不久，他母亲再次怀了本·拉登祖父的孩子，却因流产失去了这个孩子，于是她请求离婚。她的请求很快被答应了，阿丽娅祖母得到了自由，很快又和穆罕默德·阿塔斯结婚，并生了四个孩子。

尽管继父是沙特阿拉伯数一数二的好人，我父亲却没有按照他的意愿生活。像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他感到失落，因为他不再和父亲的家人有密切的联系。虽然我父亲从不抱怨，但他还是强烈地感到自己没有地位，缺乏来自父亲的关心与爱护。

我很理解我父亲的感受。我是二十个孩子之一，也经常感觉不到父亲的关心。

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外人眼里，我父亲都是个严肃的人，且越来越把自己沉浸在宗教教义之中。作为他的儿子，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没有改变。他是那么虔诚，把宗教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从没落下过祷告。他花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来学习《古兰经》和其他宗教教义、信条。

不论处在哪种文化中的男人，大多数都会被出现在自己生活中不同的女人所吸引，而我父亲就不会。大家都知道当他看到家人以外的女性的时候，都会调转视线。为了避免异性的吸引，他选择早早结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17岁的时候就决定结婚了。

我母亲纳伊瓦·甘耐姆嫁给我父亲是件很好的事情，他们是表兄妹，而且母亲是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在我们的文化中，第一个妻子的地位是最高的。如果这个妻子又恰是丈夫的直系表姐妹，还是第一个儿子的母亲，她的地位则是无人能及的。极少的穆斯林男人会和这样的妻子离婚。我的父亲和母亲，由于血缘、婚姻和共同养育了众多孩子的关系而紧密相连着。

我从来没听过父亲因为生母亲的气而提高声调，他看上去总是对母亲很满意。事实上，在我年幼之时，他们有时关在房间里，家里人好几天都见不到他们，所以我知道父亲很乐意有母亲的陪伴。

父亲对母亲从一而终，因为母亲不但是个忠诚的妻子，也是个绝好的母亲。她对孩子们的爱是坚不可摧的。尽管她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在刚结婚的时候也有佣人帮忙，但她还是亲自照料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甚至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亲自给我们喂饭。

从儿子的角度看，我的母亲是完美的。

我父亲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尽管我不可能不爱自己的父亲，但是我并不认同他的做法。很多时候，我会由于他的做法而愤怒，那些做法对很多人造成伤害，包括那些他不认识的人，而这也伤害了他们的家人。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我对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深感歉意，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毁于一旦，无尽的悲伤仍在人们内心深处回荡。

我父亲并不一直对世界充满仇恨，他也并不是一直都被很多人痛恨。曾经很多人在说起我父亲的时候都满口溢美之词。历史表明，他曾经很受爱戴。尽管我们存在分歧，我仍会自豪地承认自己对父亲的爱戴。事实上，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十分崇拜父亲，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光辉最伟岸的人。我要去阿富汗去见比父亲更高大的人，事实上，我必须到阿富汗去真正认识父亲。

童年时，我也拥有美好的记忆。记得有一次他讲起男人有多个妻子的笑话。常常，坐在男性朋友中间的父亲会叫我过去。我高兴极了，循着他的声音走去。我走进房间，父亲笑了笑，对我说：“奥玛，你以后要娶几个妻子啊？”

那时我还太小，不懂得男人、女人和婚姻，但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会举起四根手指头，大声叫道：“四个!四个!我会娶四个妻子!”

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喜欢让父亲笑。他的笑声是那么好听。

很多人发现我父亲是个天才，尤其是在数学方面。人们说他父亲就是一个数字天才，他可以在脑中计算一大列数字的加法。

父亲的数学才能很是出名，经常有人来我们家找他比赛，他用心算，人家用计算器算。有时他会答应，有时则不。当他善意地接受挑战的时候，我会非常紧张，甚至忘却呼吸。

每次我都觉得他会输掉比赛，结果我每次都错了。我们都十分震惊，就算有很复杂的数字出现的时候，计算器也无法比拟我父亲超凡的能力。当我父亲在脑中计算冗长而复杂的数字时，他的朋友却在折腾计算器。总之我还是觉得很吃惊，常常想人怎么会有如此超凡的能力呢。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最喜爱的书就是《古兰经》了，因此他有时会被要求逐字背诵《古兰经》。我会悄悄地站在院子里，手上拿着一本《古兰经》，仔细检查他的背诵。我父亲从来没背错过一个字。如今我可以说实话了，随着我渐渐长大，我曾暗自失望。不知为何，我想看到父亲在这里或那里漏掉一两个字，但是他从来没有出过岔子。

有一次，他对我说，在他十岁的时候，也就是他父亲在一起飞机事故中丧生的时候，他在极大的精神混乱之中掌握了《古兰经》。不管怎么解释自己的禀赋，他卓越的表现都造就了许多非凡时刻。

回忆有好的，自然也有不好的。在我的记忆中，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我们像囚犯一样被关在吉达的家中。

在我出生前两年，由于苏联入侵，那些陷入越来越复杂的泥潭的人们面临着诸多潜在的危险。我父亲是战斗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曾被政治敌人威胁说可能会绑架他的孩子甚至杀掉他的家人。

因为这样的警告，父亲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待在家里。我们不能在外面玩耍，甚至自家的花园也不行。我和哥哥们在走道里心不在焉地玩上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盯着窗外，渴望能够和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一起骑车、跳绳。

父亲的虔诚，使他在其他方面也很严格。尽管我们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这个世界上最炎热潮湿的城市，我父亲也不允许母亲打开原本装在家里的空调。他也不让母亲使用摆在厨房的冰箱。父亲说：“伊斯兰的信条都被现代化给毁了。”因此，如果我们不在买的那天吃完食物的话，食物就会变质。如果母亲要给小孩子们喂牛奶，父亲就会让家庭农场的人直接把牛奶送来。

母亲可以用煤气炉做饭，家里也能使用电灯，因此我们不用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举着蜡烛照亮房间，或者在火上做饭。

我和兄弟姐妹们对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大为不满，却从没听母亲抱怨过。

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可以在一个地方过比较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位于吉达南部不远处我们的农场。父亲在农场上建了一个占地庞大的宽敞院落，有着很多房子。我们的房子被涂成柔和的粉色，和沙漠的颜色交相辉映。院落中有一个清真寺，因为我父亲不能错过每天五次祷告中的任何一次。在农场上，父亲最喜欢为那些漂亮的马驹特别建造的马厩。

我父亲很喜欢在户外待着。他精心建造了一个果园，在里面种满树木，有棕榈树和许多别的树。他还弄了一个昂贵的人造绿洲，种植芦苇和其他水生植物。父亲看到漂亮的植物和花朵时，眼睛就会闪烁起来，后腿腾跃的种马也令他自豪。

能在农场上玩真是好极了，因为不论我们怎么哀求都别想得到玩具。父亲会给我们一些山羊玩，告诉我们只要有真主的自然礼物就应该知足。有一次，他心情很好，带了一只小羚羊回来。

母亲看到我和哥哥们把羚羊从窗户塞进农场的家，有点不高兴。羊毛脱落了一些，当发现沾在家具上的羊毛时，她的声调提高了——这在母亲是不寻常的。后来我们得知，母亲为我们滑稽的举动暗自发笑，只好假装生气。

记得有一次，父亲收到别人给的一只小骆驼。我们希望把它养在农场上，但很快就发现它太小了，还不能离开它的妈妈。可怜的小骆驼哭得那么可怜，我父亲决定把它放在自己兄弟的农场。但是，这只小骆驼在那儿被其他骆驼攻击，没有栖身之所。我们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但小骆驼的遭遇让我难受了好长时间，我通常都很爱护动物，假如它们受苦，我会特别伤心。

有一天，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突然来我们的农场了，车里满载着玩具。我们从没那么激动过。这比开斋节还让我们高兴一百倍!我父亲在弟弟面前掩饰了自己的愤怒，却对我们大发雷霆，把那些玩具都砸烂了，他还在生气。不过叔叔的好意却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现在回头看，那个叔叔一定在可怜我们吧!

然而，提到足球的时候，父亲却让步了。他带了一个足球回家，我记得当他看到儿子们兴奋的样子时，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这让我们很惊讶。他说他很喜欢踢足球，如果有时间，会和我们一起玩。

还有一个我们和父亲一起玩的游戏，叫做“帽子游戏”。当父亲让我大哥去外面，给帽子游戏画界的时候，我会高兴地跳起来。而我哥哥在院子里画出一块地方，那里的沙子有意地给压得坚硬。

我父亲会把一顶帽子放在边上。然后他站在边界的另一端，认真地看着对手——自己的儿子们。

我哥哥和我在边界的另一边站成一排，同样严阵以待。这个游戏需要打败对手，抢到帽子，然后安然无恙地回到起点。每个人单独竞赛。随着时间的倒数，第一个站在线上的孩子要冲出去抢帽子。

我父亲站在另一边看着我们，等着对手冲到帽子那儿，抓起它，然后向终点跑去。父亲的目标是在孩子就要到达终点的时候逮住他。父亲的腿很长，人不胖却很结实；他的儿子们也可以跑得像风一样快。不过，尽管我们跑得很快，父亲还是总能赢我们，那是因为我和哥哥们故意让着他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绝对不能打败年长的人，当然也肯定不能打赢父亲。因此，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我和哥哥们总是在就要跑到终点的时候放慢脚步，确保父亲能抓到我们。

对我来说，比赛就是比赛，我并不认为假装是件公平的事，让谁赢也是不公平的。有一天，我没有事先和哥哥们商量，决定抓起帽子，用飞一般的速度跑回起点，从而打败父亲。我不会让他抓到我的。

后来，我们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知道我会赢。在轮到我上阵之前，比赛像往常一样，哥哥们都让父亲抓住自己。我猛地起跑，迅速而机敏，快速冲到帽子旁边，转而向终点跑去。我跑得太快了，等父亲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别想抓到我了。他在空中滑行，我感到他的手都碰到我的脚了。但我扭了几下，灵巧地避开了。父亲摔倒在地的一刹那，我听到哥哥们叫出声来。

向前俯冲的力跟着他身子统统压了下来，他摔坏了胳膊肘，肩膀也错位了。看得出父亲正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我退了回去，惊慌不已，为自己制造的这场灾难感到难堪。在父亲被抬到车上并送往吉达的医院的过程中，我连看都不敢看一眼。

基本治疗之后，我们得知父亲还得接受六个月的药物注射和理疗。这次痛苦的受伤十分严重，以致父亲甚至不能前往巴基斯坦，继续他为伊斯兰教而做的重要工作。

哥哥们都很生我的气，因为他们不希望父亲一直留在吉达。他们想要他回到巴基斯坦，他们说父亲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太严厉了。

现在你或许想到了，我父亲不是个慈爱的人。他从不拥抱我或者我的兄长们。我曾试图强迫他表达爱意，却被告知自己很惹人讨厌。他在家的时候，我老在他附近转悠，放肆地搞些专为引起注意的恶作剧。

没有任何事能激起他父爱的温和。而事实上，我讨人厌的行为让他开始需要拄着拐杖走路了。渐渐地，他开始因为我们微小的错误而用棍子抽打我们。

好在父亲面对家里的女性时有着完全相反的态度。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冲着自己的母亲、姐妹、我母亲或者姐妹喊叫过。我也从没见他打过女人。

他把所有严厉的惩罚都留给了自己的儿子们。

尽管父亲十分严厉，我仍是爱他的。每次当他从漫长的旅途中归来，我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喜悦。作为一个孩子，对阿富汗的局势我懂得的并不是很多，虽然我听到人们谈论他们对俄国人的厌恶。但我并不因为俄国人占领阿富汗而憎恨他们，我憎恨他们，是因为他们把父亲从我的身边夺走了。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离开了特别长的一段时间。我无比渴望得到他的关注。而他坐在地上，静静地研究着错综复杂的军事地图。我看着他，希望他不会命令我出去：他小心翼翼地把地图放平，较真儿的脸由于思绪而皱在一起，他异常仔细地研究着每一个山丘和峡谷，心里盘算着下次的军事行动。

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我冷不丁地从他身边跑过，大声笑着、跳着，脚下换着不同的姿势，努力引起他的注意。他挥挥手，严厉地说：“奥玛，离开房间。”我从屋子里冲了出来，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仍旧无法控制我的兴奋。然后我又跑回房间，笑着、跳着，表演着各种把戏。重复了四五次之后，盛怒的父亲开始盯着我看。他看了一会我跳跃的怪样，而后用轻柔的声音命令道：“奥玛，把你的哥哥们叫来。我要见他们。”

我欢快地跑出去，相信自己已经把父亲从他的军事工作中拉出来了。我还认为他应该撇开自己的担忧，和孩子们玩会儿球。我高兴地笑着，用两条短腿飞快地跑着。我十分骄傲，认为自己是唯一充满干劲的让他想起自己还有几个儿子的人。

我找到哥哥们，激动地说：“快来!父亲要见咱们!快来啊!”

我并没有发现哥哥们其实不想受到父亲的注意。

即使在父亲让我们站成一排之后，我还是希望有好事发生。他静静地站着，看着我们听话地站在那里，手中握着他的木质拐杖。我在开心地傻笑，确信会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在那天马行空地设想，他会教我们什么样的新游戏。也许是他和战士们一起玩的游戏呢，我听说其中有几个十分年轻。

他举起拐杖，从我们旁边走过，一个个抽打自己的儿子。屈辱、愤怒和恐惧在我心中汹涌地翻滚着，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哽住了一样。

父亲用拐杖抽打哥哥们的时候，怒斥的声音仍没有提高，但却一字一顿的：“你们都比奥玛大。你们要对他的调皮捣蛋负责任。他一直捣乱，弄得我都完不成工作了。”

他在我面前停下来时，我很是生气。那时我还很小，在我看来，父亲就像大树一样高大。虽然我眼看着父亲抽打哥哥们，我还是无法相信父亲会用那根粗实的拐杖打我。

但是他做了。

那种屈辱是你难以忍受的，但是我们知道流露自己的情感不是男子汉的做法，为此我们都没有哭。我一直等他转身走开，才往另一个方向跑去。我无法面对哥哥们，知道他们一定会因为是我的行为让父亲用拐杖抽打他们的背和腿而责怪我。

我来到马厩寻求慰藉。我找到我最中意的马，那是一匹叫做贝达哈的阿拉伯母马。它大约有14掌高，有着乌黑的尾巴和鬃毛。它健壮而骄矜，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女王。贝达哈也喜欢我，它能从人群中认出我，向我飞跑过来，抢走我指间的苹果。我和贝达哈待了好长时间，我吓坏了，还无法正常思考。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麻烦，我强迫自己回家。我悄悄地溜了进去，不想被哥哥们看到——他们如果看到我，一定会为了因我挨打这件事责怪我的。睡觉的时候，心中的悲伤终于决堤，我突然放声哭了起来。我的哭声很响，引得操心的母亲走到我屋来，问道：“谁在哭呢？”

我很苦恼，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这样就可以把我凄楚的哭声掩住一些。

我已经长大了，我想可能是由于父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许多孩子，他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吧。或者，是他太过专注于研究战争的工作，我们的重要性才会降低——我们的重要性远不能和抗击俄国人相比。

在我的整个童年，只记得有那么一个神奇的时刻父亲把我抱在怀里，而这是与祷告紧密相连的。

父亲在家的时候，他会要求儿子们和他一起去清真寺。有一天，我们在农场听到让人们参加中午祷告的召唤，父亲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我高兴极了，把祷告当成接近父亲的绝妙理由。那天，我甚至都忘了穿拖鞋了——我们习惯把鞋都放在房门边。

正午时分，沙子滚烫滚烫的。我没有穿鞋，在沙子里跑着，双脚很快就被烫得生疼了。我边跳边叫，疼得厉害。父亲看了看我，弯下高大的身躯，把我抱了起来。

我难以相信父亲竟把我抱了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完全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被父亲抱在怀里过。我打不住地开心，紧紧地依靠着他。我父亲常用一种叫做Aoud的香料，身上有着宜人的类似麝香的气味。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哥哥们，感觉很是开心。我咧嘴笑着，像个因特权而趴在巨人肩头的侏儒，用巨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我那时只有四五岁，却很结实。我父亲很高，却很瘦，也不十分健壮。在尚未到达清真寺时，我已觉察到自己的确挺沉的。父亲开始喘粗气，我感到很对不起他。在他结实的臂弯里我是如此骄傲，我想就这么紧紧地抓着他，永远待在这个安全的角落。突然，他把我放下来，径直走开了。我趔趔趄趄地跟在后面。我的短腿可追不上父亲的步伐。

父亲的背影很快就变得遥远而不可捉摸了。

第五章　纳伊瓦：婚姻中出人意料的事

在我怀着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奥萨玛提出了一件我从未料想到的事情：他要再娶一个妻子。尽管一夫多妻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可行的，但是却很少有女人在听说要和另外一个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时还欢呼雀跃的。

听到他的建议时我有些不自在，但我知道我已经是很幸福的女人了。我听说沙特的丈夫在娶别的女人时甚至都不会和妻子商量自己的计划。因此，当我听到奥萨玛保证说，如果我不同意他是不会让另外一个女人进入我们的生活时，我倍感宽慰。

伊斯兰的学者认为信徒可以娶四个妻子，但不能超过四个。此外，如果一个男人不能公平地对待每个妻子，他就只能娶一个妻子，而这点却很难把握。

尽管我有强烈的宗教信念，我全心全意地信奉真主，但是我依旧是一个女人，我脑中思前想后，考虑着奥萨玛想带另一个女人进入我们生活的计划。我们的文化中，男人的几个妻子应该成为朋友，她们的孩子应能在一起玩耍。

我丈夫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如果我不同意，他是不会娶别的妻子的，好让我安心。他不愿在这件事情上伤害我的感情。我丈夫说他会把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的决定权留给我。

我知道，在沙特阿拉伯很少有女人能得到这样的尊重和重视。于是我让这个想法继续在脑中翻腾着。

后面的几个月，奥萨玛想娶其他的女人这件事都是我们重要的话题。有天傍晚，我丈夫透露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说他的目的只是想为伊斯兰世界多生一些孩子。听着他的话，我突然发现我对这个事情已经释然了。我丈夫要娶新的妻子并不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不幸福了，而是为了伊斯兰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交换意见之后，奥萨玛发现我同意了他再娶妻的念头。他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纳伊瓦，如果你内心对我娶第二个妻子毫无芥蒂，你一定会感动上苍。你死后一定会升天的。”

我的内心终于变得平静，确信我的理解会使自己的生活也更有意义。那时，奥萨玛才开始着手娶第二个妻子。在奥萨玛选择第二个妻子的时候，我并没有要求，也没有得到发言的权利。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奥萨玛又娶妻子了。我并没有出席婚礼，但是整个仪式都是按照信仰的要求操办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沙特人，名赫蒂彻，和先知的妻子同名。人们告诉我赫蒂彻来自有声望的沙里夫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人。她比奥萨玛年长几岁，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吉达的一所女子学校当老师。

穆斯林在任何时候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都是件好事情。因此，我热情地欢迎赫蒂彻来到我们家，并为她安排了宽敞的房间。我从一开始就极尽周到，虽然说实话，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认可并平静地接受得和另外一个女人分享自己丈夫这件事。

从那天起，奥萨玛说他必须遵循伊斯兰教有关多个妻子的教义。赫蒂彻和我将被平等对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分享丈夫的一切，他的想法、他的时间，甚至是他给的礼物。

由于他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每个要求，我知道他会在我们家和他的新妻子家过夜。作为一个优秀的穆斯林妻子，我知道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并且心无杂念。否则，我便不能升天了。

然而，奥萨玛不在家的夜晚，那种寂寥之感却是我无法抵御的。作为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女人，我想念我的丈夫，也想念他回来时带给我的欢欣。为了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徒，我和我的空虚作着斗争，因为我知道我丈夫正在做的是伊斯兰教义所要求的事情。

我要求我的孩子们尊重丈夫的第二个妻子，并让他们叫她姨娘。

一切都进展顺利，奥萨玛的第二个妻子和我很快就经常串门了，我们交换书籍或者一起看书，甚至一起吃饭。我很喜欢有赫蒂彻作伴，并且希望和她待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成了朋友。

没过多久，我生下了第五个儿子，奥斯曼。看到他甜美的笑脸，我开心极了，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因为又生了个儿子而难过。

在他们结婚一年之后，赫蒂彻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叫阿里的小男孩。因此，从阿里出生的那天，赫蒂彻就被称为“阿里妈”，也就是阿里的妈妈的意思。同样，在我刚生完儿子之后，也被叫做阿卜杜拉的妈妈。丈夫的熟人叫我丈夫阿卜杜拉，就是一个男人也因第一个儿子的名字而得名。

从那时起，赫蒂彻和我都有孩子了。我最小的儿子成为阿里的玩伴。

在阿里出生不久后，奥萨玛第一次把我们带到巴基斯坦。从奥萨玛第一次答应我们要去白沙瓦到那时，已经过了好几年，其间由于我的怀孕和他第二次婚姻而耽搁了一阵子。

当我们——奥萨玛的两个妻子和六个可爱的儿子——登上从吉达飞往白沙瓦的飞机，我是那么想知道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丈夫都看见了些什么。

跟沙特阿拉伯的处处受限相比，白沙瓦像是一个五彩缤纷的穆斯林城市，在那里，不同民族的人坐着涂着各种颜色的公车和出租车来来往往。由于已经习惯于清静的生活，这个城市让我眼花缭乱。在1979年俄国人入侵白沙瓦之后，这座城市已经成为阿富汗普什图人的难民营，甚至还有裹着布噶的妇女在街边的集市上叫卖。布噶和长袍的功能相同，都是穆斯林妇女从头到脚的装束，但样式却截然不同。长袍都是黑色的，而布噶却可以是淡蓝色、黄色、棕色或者其他颜色，正面有一些刺绣作点缀，后面也可以打上些小褶。

奥萨玛为日渐扩大的家庭找了一栋漂亮的别墅。变换的景物让我们高兴，但赫蒂彻和我依然保持着以前清静的生活方式。家里一切如常，奥萨玛继续在外面忙他的事情，也经常造访阿富汗。我很开心奥萨玛在儿子身上花的时间多了一些，有那么一两次，他甚至把我们八岁大的长子也带到了阿富汗。

我们在白沙瓦过完了夏季，奥萨玛说他要护送我们回吉达，因为两个大些的儿子都已经上学了。那次旅行棒极了，此后我们经常在白沙瓦度过夏日的时光。

在赫蒂彻生下第一个儿子阿里后，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在生了五个儿子之后，我十分确定自己会生个女儿。尽管我丈夫好像更关心阿富汗的战争，但是在我生产的时候，他还是回来了。然而，第六个孩子却依然是个男孩，我们以穆斯林世界最神圣的名字给他命名，那就是穆罕默德。

我的六个儿子，加上阿里，让本·拉登家特别有生气。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敬畏我的丈夫，也害怕我家里的七个儿子。

在穆罕默德出生后不久，我丈夫找到我，商讨迎娶第三个妻子的事情。对我丈夫来说，那时恰逢伊斯兰世界需要很多新生力量，因此他希望有更多的儿女来传播真主的旨意。这次，奥萨玛说如果我能帮他物色一个合适的妻子的话，他会很高兴。我想了没几天就同意了。我的内心告诉我如果我做了这件对他和伊斯兰世界都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对丈夫的爱也更加强烈了。

一定是真主在引导我做这个神圣的事情，就在我们谈话后没几周，我就认识了一个可爱的来自吉达的沙特女人。她的名字是哈丽雅·萨巴，她是一名专门教授聋哑儿童的教师。

对我来说，我丈夫迎娶的女人一定要是虔信的。哈丽雅很虔诚，但她还有很多其他吸引我的特质。从我看到她迷人的脸庞的那一刻，我就喜欢她了。每每发现她虔诚的生活和他们萨巴家族的优点，我都会更加喜欢她。我往返于奥萨玛和哈丽雅的家庭多次，达成嫁妆和其他细节的协议，然后我便可以安排他们订婚了。

婚礼结束之后，我就把哈丽雅当成自己的宝贝妹妹了。这些年，我也是一直这么待她的，从未改变过。

我帮哈丽雅在大房子中安顿下来。她的到来，增添了我的快乐。我们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古兰经》和我们的宗教中其他方面的问题。

1985年这一年，因为奥萨玛迎娶第三个妻子而变得热闹。而1986年，至少对妻子和孩子们，是比较安静的一年。这是第一次一整年中都没有新的小孩出生。

作为妻子，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孩子，让他们快乐，并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这个家里有三个妻子，七个活泼的儿子，他们中有几个正在上学，很多佣人，很多端茶倒水的女孩，好几个厨子、司机，让我们的房子像是一个忙碌的蜂窝。尽管我们家很大，有着12个宽敞的套间，但由于大家都忙着各自的事情，即便只是日常的生活，家里也尽是来来去去的人，噪声不断，很是嘈杂。

我们几个妻子曾戏称我们吉达的家就是一个小型联合国，我们的佣人，有菲律宾的，斯里兰卡的，非洲的，埃及的，也门的，还有好多别的国家的。尽管奥萨玛为我们安排了几个送孩子上学并且购买日常杂物的司机，我们三个人还是很忙，我们得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

在穆斯林社会中，第一个妻子是最重要的。作为奥萨玛的第一个妻子，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很尊重我，包括奥萨玛新娶的两个妻子。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比赫蒂彻和哈丽雅地位高。奥萨玛的妻子都变成我的朋友了。奥萨玛·本·拉登的妻子们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冲突。

1986年，我又怀孕了。我特别希望哈丽雅也能怀个孩子，但却没有听到她的好消息。

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我丈夫找到我说他希望迎娶第四个妻子。他的确是谈到了自己的想法，却没想要征得我的同意，也没有让我参与。除此之外，我觉得帮奥萨玛物色到一个妻子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奥萨玛的第四个妻子是阿富汗一名沙特战士的妹妹。她家在麦地那，她的名字是西哈姆。我没有参加婚礼，却照样帮助她在我们家安顿下来。

在第四次婚礼后不久，奥萨玛告诉我们一个我从未想到过的消息：我们全家将搬到麦地那。麦地那位于吉达东北部205英里(330公里)，奥萨玛将在那里负责一个本·拉登家族的建筑项目。

虽然我最喜欢住在吉达，但由于先知穆罕默德早先曾被麦加不信教的人赶到麦地那，因此麦地那十分重要，那里有先知的家和他的坟墓。麦地那被称为“光芒之城”或者“先知之城”，在所有的穆斯林信徒的心目中，麦地那是仅次于麦加的另一座圣城。

这个消息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在我们为奥萨玛整理私人物品的时候家里充满了混乱。

我们刚结婚时，奥萨玛十分大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十分简朴，认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应该以简朴为贵。本着这个新的治家原则，奥萨玛声称我们的家具应该是朴实的，我们不该有太多的衣服，我们应该吃简单的食物。奥萨玛就只舍得在他的汽车上花大价钱，他永远都开着最新款式的汽车。因此，奥萨玛的妻儿，不可能像很多现代人那样，拥有太多东西。就算这样，如此庞大的家庭，仅仅是日常必需，就足够塞满很多很多箱子了。

我爱麦地那——谁又能不爱这个对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如此特殊的城市呢，但我并不希望离开吉达。吉达是最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阿丽娅姑妈和她的家人就在附近，此外还有我的几个女伴；用作周末短期游乐的农场只有一小段距离。而从吉达到麦地那有四个小时的路程，这会阻碍我们拜访奥萨玛的家人，也让我们无法一时兴起就去奥萨玛的农场了。再说我怀孕了，不希望在我生孩子的时候远离自己熟悉的地方。

但是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改变。

我们搬进麦地那一幢属于我丈夫的宽敞的别墅。那房子很大，大约是一般房子的四倍，有四层楼。但四个妻子、八个孩子和众多仆人，很容易就把这里塞得满满当当了。

作为奥萨玛的第一个妻子，又是他长子的母亲，我住在顶层。不过他每个妻子都有单独的一层楼，包括卧室、盥洗室、客厅和厨房。尽管住在先知之城大家很是兴奋，但是过了没多久多数人都开始想念吉达了。

就在那时，我第七个孩子诞生了。

尽管旅途劳顿，但我肚里的胎气并未受到影响。生了六个儿子之后，怀孕对我而言已成家常便饭。我终于接受了我将是多子之母这个事实。我训练自己的思绪，让它不再飘到锁在柜子里的那些小女孩的衣服那儿了。

在我生孩子的时候，奥萨玛特意回家陪我，我们又冲到了麦地那的医院。幸好，这次生产比较轻松，也很快。透过雾气，我听到医生告诉我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让我为之一振。13年的婚姻，我生了六个儿子，我——纳伊瓦·甘耐姆——终于生了一个女孩!激动之情掠过我的周身，我心中的感觉美妙极了，看着她甜甜的小脸，我真感到自己幸福至极。

奥萨玛也很高兴，但他说他是因为看到了我的欢欣才感到幸福。我们给亲爱的女儿起了法蒂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穆斯林女孩中很受欢迎，因为先知的女儿也叫法蒂玛。

我想立马冲回家去，打开那些箱子，给宝贝女儿找出那些漂亮衣服。我实在太开心了!和女儿一起度过的第一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第六章　奥玛：本·拉登的成长

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孩子，对于父亲迎娶母亲以外的女人并带她们回家中生活，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我两岁的时候，我父亲娶了他第二个妻子；我四岁的时候他娶了第三个妻子；我六岁的时候他娶了第四个妻子。

四个女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并且嫁给了同一个男人，我的父亲。对此我并没有想太多。我的母亲对此表现得很豁达，因此她的孩子们也没有理由有不一样的反应。事实上，我的母亲常常温柔地教导我们要尊敬父亲的其他妻子。

在沙特阿拉伯，一夫多妻的盛行有许多原因。在沙特的文化里，男性占绝对统治的地位。虽然在企业或政府的组织结构，有少数几个象征性的女性职位来处理女性问题，但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由男性来做。当然，在私人生活中，有些女性可以自己制定规矩来管理家庭，但是她们的行为都是以取悦自己丈夫为基础的。

在我们的家庭里，我父亲的妻子们及其孩子的行为都需经过父亲的指示和允许，尽管我母亲曾说，在私人事务方面，父亲经常和她商讨过后才做决定。

这种家庭制度在沙特半岛自古就存在。以前男人想娶多少个妻子就娶多少个，有些人甚至娶了上百个女人。当一个男人厌倦了一个女人，他可以随意抛弃她，并不受任何法律束缚，也没有任何法律义务。这种制度对于女婴同样适用。那时候，不受欢迎的女性后代被活埋是常见的事。理由很简单，女人被视为男人的财产，可以让掌控自己的命运的那个男人随意抛弃，而这个男人可以是她的父亲、丈夫、叔叔或儿子。

在真主的先知穆罕默德传达伊斯兰教义之后，女人的生活得到巨大的改善。伊斯兰教义禁止屠杀女婴。女性可以得到指定的经济权利，其中包括拥有财产的权利。伊斯兰教义限制男人不得娶超过四位妻子，并且规定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他必须完全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妻子。

一些伊斯兰学者认为这样平等对待四位妻子的关系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正是先知穆罕默德制定限制条件的原因。而其他的学者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大部分都认为一位公正的男人平等一致地对待四位妻子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沙特男人仍然可以娶不超过四位妻子。

我一直都喜欢异性。当我第一次认识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的时候，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那时我父亲刚刚又娶了一位妻子，因此我开始意识到了女性的存在。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初恋。虽然我尚未成熟，但是我内心受到的冲击如此猛烈，就好像心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我爱上的是一个“年长的女人”，一个八岁的美丽女孩。她是我母亲的朋友的女儿。她很高，一头栗色的长发垂至腰间，有着深橄榄色的皮肤和一双充满异国风情的雌鹿般的黑眼睛。她如同一个强大的磁场强烈地吸引着我，以至于我只能傻傻地盯着她看。当然，这份感情后来无疾而终，因为那时我还太年幼。

那时，我还对马和骑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父亲从小就开始骑马，是一位天生的骑马好手。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父亲就把他对骑马的喜爱带进了我们的生活。

我第一次骑马是在我四岁或五岁的时候。那时我和我的长兄阿卜杜拉在一起，他那时九岁或十岁。我父亲信任他的长子，并把引导他的幼子骑马的光荣任务交托给他。阿卜杜拉深感任重。

对那天，我只记得个大概。我记得自己被小心翼翼地放到马鞍上，而阿卜杜拉就坐在我后面。由于第一次骑上马背，我过于兴奋，很快就失去了平衡。我是个健壮的孩子，死死地抱住我哥哥的胳膊和脖子，由于太过用力以至于把他一并拽下了马，摔到马蹄下坚硬的泥地上。幸亏那匹母马比较适应孩子，在关键时刻绕过了我们幼小的身躯。

我哥哥吓坏了，担心如果我受伤的话，他会受到责备。因此他宣布我们“今天学骑马学得差不多了”。

尽管第一次骑马就尝到了苦头，我还是渴望再试一次。过了一到两年，我就已经可以不用马鞍跟哥哥们并肩骑马了。

有时候我也和母亲一起骑马。虽然我的母亲喜欢骑马，但是她需要面对双重障碍。首先，我的童年时，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骑马对于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来说都太危险。其次，她骑马时不能被我们家庭以外的任何男子看见，因此她每次外出都要经过谨慎的计划。

马渐渐成了我生活的中心。我为父亲只允许我骑他马房里最温顺的马而恼火，渴望着可以像我的哥哥们一样骑上最矫健的种马。

我记不清自己是几岁的时候第一次骑上种马了，不过我还记得我才刚开始骑种马没几年，有一次就和三位哥哥一起随同父亲和他的七个朋友一行人进入沙漠。当时大人们都骑着马，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反正我们几个小孩都坐在车里随行。

突然，我们的司机急刹车，只听见一阵马的嘶叫，父亲的一位朋友已经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幸好，那个人摔得不很严重，一瘸一跛地躲开了马蹄。不过他决定这一天接下来的行程都坐车。这时我父亲策马赶上我们，手里牵着那匹无人骑行的马的缰绳。他弯下腰向车里看了看，然后问道：“谁想骑？”

我的三个哥哥都避开父亲的目光。我对此感到很惊讶，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啊。我那时胆子十足，跳下车大喊：“我想!我想骑!”

我从未被允许骑个头这么大、这么强壮的马，原本还担心父亲会拒绝，但是他耸耸肩表示同意了。我个头太小，因此父亲不得不下马，然后把我举起来，放上马鞍。我个头虽小，那时却俨然感觉自己是个大人，激动地想终于等到可以证明自己精湛骑术的机会了。

然而激动很快就被震惊取代了。我还没有坐稳，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就突然策马离开了。无须我敦促，我座下的大种马就兴奋地抖动起来，紧跟着其他马匹奔驰而去。我不禁想道，难道我的马长了翅膀不成？因为我正在沙漠上飞一般疾驰，速度快到我根本分不清在往那个方向跑。骑在高高的马背上，感觉就像在山顶上一般。为了保命，我尝试了我所知道的所有方法想要把马停下，但是它完全不理会背上这位小主人的任何指令。事实上，它不但没有减缓速度，反而开始加速了。尽管在我这个年纪，我算是熟练的骑士，但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掌控任何状况。不过等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我只好尖叫着呼喊父亲：“父亲!把马停下!把马停下!”

感谢真主，我的父亲终于听到了我的求救。他迅速地调转马头向我奔来，熟练地从我手里接过缰绳，让马慢慢地停下来。

我尽量不表现出极大的放松，不过我已暗自承认自己的技术还未臻于完美。我从马背上跳下来，决定步行走完剩下的路程。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觉得我已经安全了，于是就策马而去，把我留在一阵扬起的沙尘之中。载着我哥哥们的汽车很快赶了上来。我感觉到他们的幸灾乐祸，下意识地不跟任何一个人交流眼神。汽车慢慢地开了过去。

很快，大人、马匹和汽车都消失在沙漠的薄雾之中，只剩下我一个人，小小的一双手里还攥着一匹明知道自己不能控制的马的缰绳。我感觉到喉咙中一阵哽咽。

突然，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刺激到了那匹马，它跳跃起来，前腿弯曲，后腿瞪起，强劲地拉扯着缰绳。我紧紧地握住缰绳想要制止它，虽然相对我年纪而言我已经很强壮，但我仍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它，甚至没有足够的力量握住缰绳。马最后一跃而起，接着就飞奔而去。一想到自己弄丢父亲最珍惜的一匹种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万分惊恐，突然向前一个俯冲，奇迹般地抓住了一个马镫。我牢牢地抓住马镫，感觉膝盖和双脚阵阵刺痛——我的身体正被拖拽着在地面滑过，蹭过树丛、泥土和细小的石头。

直到马镫脱落，我这段要命的旅程才停止。周围整个世界都静止了。我蜷坐在沙土里，身上掉落下沙子来，嘴里不停地咳嗽出尘土，但是手里仍死死地攥着那个脱落的马镫。当我向那匹逃脱了的马望去，它已经像风一样疾驰而去，最后我只看到它的屁股和尾巴。最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仅没办法控制父亲最珍贵的种马，我还把它弄丢了。我静静地坐着，左顾右盼，心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过了一会，远处传来一阵声响，静止的沙漠又活过来了。原来我们的司机很担心我，又绕回来看看我的情况。我马上站起来。透过汽车开动的声音，我还能听到我哥哥们的笑声。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我万分羞愧，不知道该做什么，因此只好假装自己对世上的一切都毫不在乎。

父亲很快也回来了，我惊讶地看到他脸上明显露出的对我的担心。当我万分不情愿地叙述完刚刚发生的事情，父亲少见地笑了出来。哥哥们看见父亲笑了，也大胆地笑起来，甚至笑得露出了牙齿，这在我们的家庭里是被禁止的。

汽车的引擎声也掩盖不住哥哥们的笑声。每个人都取笑我，除了我们的也门司机。我多么喜爱这位善良的人。他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是我们的司机，尽管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但他总是对我们照顾有加。我向他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哥哥们继续大笑，我的羞辱感不停地膨胀。我不想让父亲和哥哥们知道我内心的羞愧，于是也开始跟他们一起笑。很快我发现自己笑得停不下来，到后来笑得过了头，眼泪开始涌出眼眶，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在那极不愉快的一天里，只发生了一件好事。父亲的种马把我抛下之后，自己跑回了农场，我们回去时发现它正在马厩入口不耐烦地等着我们。

我渐渐长大，也渐渐惊奇地了解到更多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所被要求过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发现，对于被他称为“罪恶的现代生活”，我父亲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看法。

例如，我和哥哥们都患有哮喘，在年幼的时候都发作过很多次，尤其是在炎热的沙漠气候里进行体育运动的时候。有好几次发作，我都被紧急送到医院，插上氧气管。由于担心我和哥哥们哮喘复发，医生建议父亲在家中备上万拓林，并让我们使用吸入器，但父亲不管我们病得多么严重，也坚持不允许我们使用现代处方药。

除了现代交通方式以外的其他一切方面，父亲规定我们必须尽可能像先知一样生活。因为在先知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现代医学，我们就不能够服用现代医学药物。事实上，除非我们真的濒临死亡，否则父亲都拒绝使用任何现代医学治疗。

至于如何治疗我们的哮喘，他建议用一个土方，让我们削一段蜂巢管并通过它来呼吸。这个方法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让步，先是命令我们必须遵照先知的生活方式，然后警告我们服用万拓林会伤害我们的肺。

我常常觉得，尽管我经常不得不挣扎着靠吸管呼吸，但是除非死神降临，否则我的痛苦仍会被忽略。后来阿卜杜拉长大了一点，他听说了万拓林这个药，便偷偷地跑出去买了一瓶。他还让我使用他的喷雾剂。

我在哮喘发作的时候用了一下喷雾剂。吸了两口之后，我的生活被完全改变了。母亲后来终于发现我们违背父亲的命令使用喷雾剂，但是谢天谢地她从来没有向父亲告发我们。母亲只一心想让我们不再受苦。

在我们都长大成青少年搬到阿富汗之前，我们都没有遇到过和父亲对现代文明有着同样看法的人。从我们刚会说话起，父亲就明确命令我们必须依照穆斯林所应遵守的戒律来生活。

就像任何地方的孩子一样，我们总是试图规避这些戒律。例如，父亲禁止我们喝从美国进口的碳酸饮料。可是我们爱死了碳酸饮料!父亲在场的时候，我们会听从他不用美国产品的命令，但只要逮到机会，我们就会大口大口地喝百事可乐和其他软饮料。

父亲还定下不少跟他的反西方产品态度完全无关的奇怪规矩。从我们还只是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开始，他就要求只给我们提供很少的饮用水。我们长大了，他更是强调我们只能在实在需要的情况下才喝水的重要性。他的理由是他的孩子应该是“坚韧”而“有耐性”的，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尽可能长时间地拒绝任何形式的营养补充。

他对女儿们也定下一模一样的戒律，但是他让我母亲来负责在女孩中实施这些戒律。我的姐妹们就幸运很多，因为母亲根本无法忍受听到女儿们哭着哀求要水和食物。

甚至在我们还非常年幼的时候，父亲会把儿子们送进吉达农场外的干旱沙漠里，冒着我们会哮喘发作的风险，坚持让我们陪他在沙漠里进行远足。他最严酷的命令是我们在远足结束返回家中之前不能喝一滴水。他让我们甚至不应该“想到”水。当然，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在沙漠里步行会让身体迅速脱水。事实上，沙特政府一直提醒到沙漠里旅行的游客要喝尽量多的水。

奥萨玛·本·拉登对儿子们的教导却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在沙漠里长时间不喝水。本·拉登的儿子们必须学会对沙漠的酷热产生免疫，必须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更加强大坚韧。父亲反复警告我们，在西方异教徒攻击穆斯林世界之前，我们必须为沙漠作战而做好准备。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萌生这样的想法，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坚信战争必然到来。

这样的沙漠远足锻炼实在太多了，大部分都已在我的记忆中混成一团。不过我很清晰地记得其中一次。那次，我父亲向我们宣布：“今天我们要增加一项强化训练。我们要加入爬山的项目。我已经选择了一处有很多陡峭山丘的地方。”然后他压低了温柔的声音补充道：“我们要下了山才有水喝。”他虽然这么说，但我们都知道他通常会带上一小瓶水，以防有人受不了沙漠的酷热而倒下。

我和哥哥们听完都很气馁，但是并没有提出反对。我们曾经试图跟父亲理论，但是没有用。我并没有做无意义的争论，而是决定对接下来的旅程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的司机也得一直陪同我们进行这样的艰苦远足，我们一起出发，乖乖地跟随着父亲的脚步。我们沿着陡坡向上爬，沙特毒辣的阳光直射在我们的脑袋上，我们的双腿很快就变得紧绷。没有人能够跟得上父亲的步伐。他在年幼的时候就进行过严酷的体力锻炼。尽管他不是个肌肉发达的人，但是在远足方面，没有人能够有奥萨玛·本·拉登那样惊人的耐力。在亲眼见证过他的无数次沙漠远足之后，我曾天真地认为我的父亲能够不吃不喝地绕地球走一圈。

我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可怜的也门司机双眼已经睁不开了。我看着他的脸色渐渐发白，脚步变慢，呼吸变得困难。他终于开口求父亲，嗓音沙哑，非常可怜：“水……我要水……”

这位可怜的人那时已经上了年纪，胡子都已经开始发白。一开始父亲并不理会他，直到他终于跌倒在地上开始哀求：“没有水我会死的，奥萨玛酋长。我要死了。只要一滴，求求您，一滴……”

当他的口渴终于得到缓解时，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不幸的是，这样一来对水的需求就像瘟疫一样在我们之间传染开来。很快，我的一个哥哥开始哭起来，坚信自己不喝水的话就会马上死掉。我盯着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耳朵里听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个屈服于焦渴，哀求父亲给一口水喝。

父亲嘴角带着失望，给每个人分水，每个兄弟都喝到了几口。我观察他的表情，竟是如此麻木无情。一股怒火在我的心中燃起，比沙漠的太阳还要猛烈!我决定，我宁愿死也不要哀求他。如果我真的死了，就活该他要回去告诉母亲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脑瓜子随着响亮的心跳声在剧烈地膨胀，喉咙极度干燥，以至于舌头都开始发胀，但我就是坚决不让想喝水的字眼从口中蹦出来。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想要喝水，但是我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我坚定地继续前行，直到最终抵达山脚。

我带着胜利的姿态看着父亲。我成功地通过了他那几乎非人所能经受的考验，没有要一口水喝。我们是仅有的做到不喝一滴水走到山脚下的两个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那时我的父亲一定很惊讶，他最小的儿子居然是最唯一一个没有倒下的人。

我父亲还给我们制定了其他很荒谬的行为规范。他允许我们在他在场的时候说话，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控制我们的音量和说多少话。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多话”。我们被告知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表现出兴奋。我们应该对任何事情都保持认真严肃的态度。我们不能讲笑话。我们被禁止对任何事表达喜悦的心情。他倒是说过我们可以微笑，但是不可以大笑。如果我们控制不住情绪发出笑声，我们必须注意不能暴露出牙齿。我有过好几回经历，我父亲真的数我们露出牙齿的数目，然后根据这个数目来惩罚我们。

奥萨玛·本·拉登的狂热信仰在他的几个大儿子身上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大儿子阿卜杜拉喜欢独自一人，从来不与其他人交朋友。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我们在农场的时候，阿卜杜拉常常跳上摩托车，随后消失在沙漠中，好几个小时都不回来。

我的第二个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生于1978年，是受我父亲影响伤害最深的一个。阿卜杜勒·拉赫曼性格孤僻，常常独自蹲坐，两眼发呆。有时候没有任何理由，他就开始发疯似地破坏家里的东西，或者专注于做某件事，比如连续好几个小时玩弄几张纸。

我曾听到过关于阿卜杜勒·拉赫曼出生后身体就有问题的谈话。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很少会讨论这样的医学问题。我有一回向母亲问起他们那次去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旅行，因为我听到谣言说那次旅行的一大原因就是拉赫曼的健康问题。母亲拒绝讨论那个话题，因此我也没有继续追问。

不管是什么健康问题，我知道阿卜杜勒·拉赫曼没有办法划清自身与外界的界限。例如，尽管他对动物很痴迷，尤其是马，但是有时候他会突然性情大变，然后对自己喜爱的动物变得非常残忍。这一点在他很年幼的时候就曾显露出来。

我父亲也注意到阿卜杜勒·拉赫曼年幼时表现出的异常，并曾经告诉过我一件很骇人的事情：“奥玛，我记得你哥哥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我母亲。母亲的宠物猫走进屋里。阿卜杜勒·拉赫曼冲上去就抓住那只猫。他用双手使劲地抓住它。我当时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然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咬了那只猫。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猫从阿卜杜勒·拉赫曼手里拉走，那只可怜的猫抓了你哥哥，然后跑掉了。我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那天晚上，我无意中看到阿卜杜勒·拉赫曼在跟踪那只猫。他迅速地跑过去，又抓住它并把它咬住，直到它痛得尖叫起来。”

父亲悲伤地摇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萨阿德是第三个儿子，他跟阿卜杜勒·拉赫曼完全相反。萨阿德是个天生的活宝，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喜欢说话。他对最空洞琐碎的话题都能说上半天，任何他能想到的事情，可能是刚生下来的羊羔，或者还是婴儿的弟弟或妹妹最近刚学会做的动作，或者是自己坚持早餐吃酸奶这样的琐事。萨阿德经常抑制不住没完没了地说话，有时候还会透露出别人不想听到的私密信息。

这样过剩的精力也让萨阿德常常闯祸。在所有的孩子里，他最经常违背父亲给我们定下的行为戒律。萨阿德的腿动得跟他的舌头一样快。我的这个哥哥从来都不走路，他总是在跑，直到有一天他径直跑到了一辆汽车的前面。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父亲正在阿富汗，而我们还在吉达。负责照顾我们的也门司机带我们步行去附近的清真寺。萨阿德就像平常一样跑在所有人前面。他跑得太快，没有先看一眼就穿过马路。一声闷响传来，萨阿德撞上了一辆行驶中的汽车。

我们跑过去，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吓坏了，但最受惊吓的还是开车的司机。他是我们家族企业聘请的一位工程师，当时开着公司的车。当这位可怜的人知道自己撞的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他开始抓狂了。另一个抓狂的人则是受我父亲委托照顾我们安全的司机。我敢肯定这两个人当时已经开始想象自己要丢掉好工作，甚至要进监狱坐牢的情景。因为发生车祸并撞伤人的司机可以被关进监狱等待判刑。

我和其他兄弟围着萨阿德俯卧的身子。就连车祸也止不住萨阿德的舌头，他还在一边嘀咕一边哭。我们很快得出结论，他的伤并不是很严重。我们的司机跑回家告知母亲发生的车祸，而我们则看着救护车带着萨阿德向医院开去。

我们这些孩子则留在那里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开车的司机很幸运，警长没有逮捕他，而是决定交由本·拉登家族来处理事故。司机明显地松了口气，但当他意识到这件事需要告诉我父亲时，又开始担心不已。我不记得具体是谁，好像是我们家族里的一位比较有声望的长辈决定，既然萨阿德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伤，那么也可以不用通知我父亲，就是要说也等他从阿富汗回来再说。

让大家都很欣慰的是，我父亲回到沙特的时候，萨阿德已经完全康复了。尽管父亲得知自己儿子被汽车撞到之后很震惊，但是他觉得这并不是谁的责任。“车祸不是司机的错，”我父亲说，“萨阿德被撞是神的旨意。萨阿德活下来也是神的旨意。我们应该感谢神。”

对于任何人来说，要准确地描述自己的性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凭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可以很确定，我父亲要求儿子们遵循的生活戒律同样对我的性格形成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开始上小学之前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我的弟弟奥斯曼出生以前，我贪婪地享受着母亲百分百的关注——至少我父亲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时候是这样的。奥斯曼出生以后，母亲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从那时候开始我越来越多地跟我们的司机待在一起，也就是之前我说过的那位仁慈的也门司机。

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做当天的第一次祷告。祷告结束后，母亲就做好简单的早餐等着我们，一般会有面包、奶酪和鸡蛋。吃完早饭后，司机会开车带我的哥哥们去上学。奥斯曼出生之后，我开始跟司机一起送哥哥们去学校。

那时候我为不能跟哥哥们一起上学而伤心，因为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很孤单。回到家之后，我有时候会跟司机的孩子们玩，那时他们和父母一起住在我们家。如果玩腻了，我就会跑去找我母亲，围着她转，直到她哄我睡。睡醒之后，我就跟母亲一起吃午饭。一般我们会吃沙拉、鸡肉和米饭。

午饭之后，司机出去跑腿给我们家买食物或其他东西的时候，偶尔会带上我一起。接近傍晚时分，我们再去学校接我的哥哥们。

年复一年，我变得越来越孤僻。我自己看书，自己跟动物玩。我是个天生的动物爱好者。我会兴致勃勃地观察落到我们家花园的任何鸟类。农场那里有很多动物可以研究，还可以和它们一起玩耍。我渐渐地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甚至开始享受独处。我们家外出旅行时，我喜欢找一个远离他人的角落睡，但是经常被我父亲发现并命令我把床铺放在兄弟的旁边。

我性格很是执拗，曾多次惹父亲动怒。

其中有一次，我想去商店给自己买点特别的东西。我从观察司机跑腿的经验知道要用钱币来换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弄到钱币。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幕：我母亲在她房间的床头柜里放着几个金币。这些金币是家族里的成员送给她的礼物，她每次生一个男孩，就会得到一块。

我很狡猾地观察我母亲，看她什么时候最忙。我瞅准机会，冲进她的卧室，打开柜子的抽屉，马上发现两枚大金币。现在我可知道每一枚金币大约值1千沙特里亚尔 ，差不多等于300美元。

我跑出房子，偷偷溜出大门，奔向司机经常带我一起去的一家商店。店主是个埃及人，非常友善，看到我冲进门后，并没有表露出惊讶的情绪。当他礼貌地问我需要什么时，我感觉自己已然是个大人了。我伸手指了指几种糖果、一瓶软饮料和几根彩色铅笔，全都是我父亲严令禁止的东西。我付给店主偷来的两枚金币。成功完成任务后，我偷偷溜回家里，把买来的东西藏起来，省得被哥哥们看见还要跟他们分享。

我的运气比较背，几天之后，我父亲刚好有事去那家商店。当他进去之后，那位埃及店主拿出那两枚金币还给我父亲，还告诉他说他的小儿子奥玛独自到商店里买了些我们平常不会买的东西。

我父亲很欣赏店主诚实的态度，把其中一枚金币送给了他。当然，我父亲对我则很不高兴。父亲因为我撒谎和偷窃的行为狠狠地惩罚了我。但是他严厉的惩罚并没有让我的调皮行为停止。过了不久，我又因为想买东西而闯祸。我跟之前一样，踮起脚尖溜进母亲房间找钱。这一次，我找到了纸币，并拿走了500里亚尔。

我知道父亲已经警告过他的人要特别看住我，要趁人不注意偷溜出去很困难。于是我跑到一个浴室里，从窗户翻出去，沿着排水管滑下楼，最后穿过了花园。看到大铁门没有锁，我心里一阵窃喜：省得我冒险翻上高高的围墙。我跑到商店，但是沮丧地发现它们都已经打烊了。我没有想到当时已经这么晚了。

我按来时的路线回到家里，把钱放回原来的位置。我很想找人吹嘘一下自己的历险，于是愚蠢地告诉了哥哥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严肃地看了看我，便找到母亲，向她告发了我半夜偷跑出家门的事。仅仅因为母亲不忍心严厉对待自己的孩子，我才得以逃过了严惩。

当父亲知道我的恶行之后，他称我为“小恶棍”，并且命令手下在花园四面的围墙顶上安装上一层铁丝网。他的手下很勤快地弄好了他们称之为“恶棍防护栏”的围栏。围栏做成了“Y”字型，这样谁也无法攀爬过去。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很自豪，甚至还互相祝贺，说酋长的儿子永远都爬不过这样一道围栏，还说就是最聪明的贼也打不了本·拉登家的主意。

2 里亚尔：沙特阿拉伯的货币，实行同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美元与里亚尔间的固定汇率为1﹕3.745。

我们被锁在了围墙之内，而世界被锁在了围墙之外。

就在围栏做好的那个礼拜，我就成功逃出去了。我发现如果从门卫驻守的门房那里沿着围墙爬上去，便有一处地方可以让我双腿挂住，把上身探到街灯的柱子上，双手抱住灯柱，然后就可以轻易沿着柱子滑下去，直到我的双脚落到人行道上。

当建造围栏的下人们发现我每天爬过“恶棍防护栏”溜出去时，他们倍觉羞辱。从此以后，我父亲只要身在吉达，就把我带在身边，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我。他说自己的四儿子把别的孩子都带坏了，因为那时候我的兄弟们开始竞相模仿我。

奥斯曼是我的大弟弟。头几年里，他都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开始发育，不停地长胖，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是个超重的孩子。后来某一天他的体重又开始急剧下降，他人变得很瘦，然后又开始长高，直到跟我父亲一般高。奥斯曼是个很安静的男孩，从来不喜欢开玩笑。事实上，如果有人讲笑话，他就会很生气，并且离开，独自在一旁生闷气。他在宗教信仰方面很虔诚，只是没有像我父亲那样过分虔诚。他有一方面很像别的兄弟，那就是喜欢动物，并且经常骑马。

穆罕默德一度是家中最宝贵的小儿子，喜欢玩耍。小穆罕默德总是想要玩具汽车，但是因为父亲禁止家里买玩具，我们这些哥哥只好溜到商店为自己的小弟弟偷偷买玩具。

作为母亲生了五个儿子之后的第一个女儿，我们的小妹妹法蒂玛成了家中的最新奇的珍宝，我们每个人都很宠爱她。她刚学会爬、学会走路的时候，就 能给大家带来无穷的欢乐。我母亲这么多年来一直梦想着有一个女儿，因此她很喜欢逗法蒂玛玩，给她穿上带褶子花边的衣裳。她有着美丽的脸蛋，卷卷的长发从背后垂下。长大了之后，她开始观察母亲，然后模仿她的一举一动。

我常常观察父亲跟年幼的子女们在一起的情景。他看起来很喜欢蜷在地上，跟孩子们一起打滚，任由穆罕默德和法蒂玛爬上他的头和胸脯。他甚至还会拥抱他们、亲吻他们。我完全不记得当我还是婴儿的时候父亲曾表现过这样的温情，不过母亲声称她记得父亲也曾这样对我。

在我父亲娶了第四个妻子之后不久，我得知我们全家都要搬到麦地那。我一点都不介意，因为那时我还太小，完全意识不到离开吉达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七章　奥玛：迁往麦地那

一开始，搬到麦地那让人觉得兴奋。当我看到那座大别墅的时候，我双眼都瞪了出来——那座别墅比我们在吉达的大房子还要大。但是很快失望接踵而来。我们的新家外表看起来很豪华，房子的内部却装修得简陋至极。宽敞的地板空空如也，地上只铺了几张廉价的波斯地毯，墙角堆着几个靠垫，以及睡觉用的薄毯子。

我常常想为什么这么漂亮的房子装修却如此简单。有一次我问母亲，她坦白跟我说，当她还是个年轻的新娘时，她也曾幻想过有一个美丽温馨的家。但是她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了这些梦想。

由于父亲经常不在家，加之母亲一直怀孕，她在刚结婚的头几年都没有机会装饰装饰房子。后来，等到他们搬到自己的家以后，我父亲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下令说他的家庭应该过简朴的生活。他说不允许她把他的钱花在精致的家具上。

想起我们在麦地那装修寒酸的家，我可以说，我母亲的住处就像是没有任何奢侈装饰的阁楼。

虽然我们全家和乐融融，但是大部分的家庭成员都十分怀念吉达。只有父亲的第四个妻子，来自麦地那的西哈姆更喜欢生活在那里。因为她可以经常看望自己的家人。我们其余的人都把心留在了吉达，那座我们唯一熟识的城市，那座离我们所爱的农场只有短距车程的城市。我们从来没想象过，没有了农场自由自在的周末，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怎样无望。

不过，在麦地那的生活还是有一些美好的时光。我记得在刚搬到这座城市不久发生了一件趣事。

有一天，我和我最机灵的兄弟萨阿德一起，两人都觉得很无聊，正在空荡荡的家里来回晃悠，想要找些好玩的事情来打发时间。当听到别墅大门传来敲门声时，我们赶紧去看是谁来拜访。我们打开门，发现三位披着面纱的女人伸着手讨钱。

沙特人天生很慷慨，在宗教节日的时候尤其如此。因此，生活困难的沙特女人会在这些时候，在富人居住区挨家挨户地敲门讨钱。

我和萨阿德年纪都还小，不知道要怎么做，尤其是我们也没有钱币可以给她们。一开始我们决定叫她们走，但是萨阿德突然改变注意，喊道：“等一下!你们不能走!”

我好奇地看着萨阿德，那几位带着面纱的访客也莫名其妙地看着他。透过黑色的头盖，她们注视了我们几分钟，然后准备转身离开。

萨阿德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再次喊道：“不行!你们不能离开!”他顿了一下，然后大声说：“我们父亲要娶你们!”

我回想到父亲确实好像喜欢娶很多女人，觉得萨阿德的想法很不错。“是的!”我随声附和道，“我们的父亲想要娶你们!”

我和萨阿德把门尽量打开，打着手势让她们进来准备婚礼。

这些女人意识到我们是认真的，吓得转身就逃，尽管头上带着黑纱，身上穿着长袍，她们还是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我和萨阿德害怕父亲的新娘候选人跑掉，就赶紧追上去。萨阿德敏捷地挡在三个惊恐的女人前面，用乞求的声音说：“回来!你们一定要进屋来!真的!我们父亲想要娶你们!”

想到父亲一次娶到三个妻子会多么高兴，我就下决心不能让她们再跑了。

那几个可怜的女人被眼前这疯狂的情景吓呆了，她们把我们推到一边，跑得更快了。我们最后看着她们飞一般地逃遁，黑色的长袍不停地摆动着。

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当时看起来很搞笑，但那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它实际上有多危险。我的一个兄弟在四楼窗户外的圆形花架上发现了一个鸽子窝。我们总是在寻找新的消遣，于是就开始观察这个鸽子窝。很快，鸽子窝里有两个蛋孵出了小鸽子。我们每天都会去看看它们。

一天早上，鸽子妈妈没有照常回来，我们决定必须拯救那两只小鸽子。为了够到花架里的小鸽子，我们沿着楼梯爬到屋顶。阿卜杜勒·拉赫曼自告奋勇从屋顶荡到四楼的花架上。他荡过去之后，伸手到窝里把两只小鸽子抱了出来。我和其他兄弟看着阿卜杜勒·拉赫曼抱着小鸽子，悠悠晃晃地试图爬回屋顶。但是我们太过于精力充沛，很快就等烦了，开始找别的乐子。我们丢下还在屋顶的兄弟就跑了，并且把屋顶和楼梯的门给锁上了。

跟很多沙特人的家一样，我们家的中央有一个竖井，从最底下的地板一直通到屋顶。不一会儿阿卜杜勒·拉赫曼在竖井顶端向我们呼喊。我们没有爬四层楼梯去给他开门，反而大喊让他跳下来。

阿卜杜勒·拉赫曼犹豫了。我和其他兄弟开始怂恿他：“跳!跳!我们会接住你!跳!跳!跳!我们会接住你!”

说真的，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如果阿卜杜勒·拉赫曼真的听我们的话跳了下来，他会受重伤，甚至有可能会死掉。那天早上我们的心里根本没有想到过疼痛和死亡，尽管我们从父亲平时的打骂中尝到了疼痛的滋味，也听说过很多人就在一刹那从活着走向了死亡。有些人在死了之后甚至会到一个极其炎热的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做地狱。我们的宗教导师常常向我们描述地狱是如何恐怖，因此我们都不想到那里去。

我们当时真的相信阿卜杜勒·拉赫曼可以毫发无伤地从屋顶跳到一楼。我们会伸手接住他。

阿卜杜勒·拉赫曼慢慢被我们的呼喊说服了，把小鸽子放下后，一跃而下。就在最后一刻，他似乎有了更好的主意，双手本能地抓住楼上地板的边缘，双脚则在慌忙中踩住了内墙一块突出的窗台。

我们马上开始大笑大喊：“放手，阿卜杜勒·拉赫曼!我们会接住你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母亲和其他三位阿姨对我们的喧闹不闻不问。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可能是父亲把她们调教得太好，让她们乖乖地待在自己的牢笼里，对房门以外的事情完全置之不问。幸好，我们的呼喊被一位司机听到了，他从前门跑进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司机朝我们注视的方向看去，发现阿卜杜勒·拉赫曼正悬挂在半空。司机双手抱头，大声地倒吸一口冷气，才发出了几声尖叫，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蹿上顶楼，抓住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双手，把他安全地拉上去了。

看到自己制造的闹剧，我们异常兴奋，跟着司机跑上楼梯，却发现这个可怜的人正全身发抖。他极少见地给了我们一顿骂，说他差点跟阿卜杜勒·拉赫曼一起掉下去，如果真的从四楼高的地方掉下去摔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两个都必死无疑。幸好，我们的司机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我在麦地那经历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在我七岁那年，我开始就读于奥拜因·本·阿哈布学校，每天跟哥哥们一起上学。我盼着跟哥哥们一起上学已经很久了，尽管他们一直告诫说我能够在家待着很幸运，但我从来都不相信他们。我以为他们可能是在学校过得太开心了，而不想让我进去。

等我发现哥哥们并没有骗我时，已经太晚了。上学是一段折磨人的时光，因为我们家族的名号让老师们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敌意。当我得知自己因为姓本·拉登而被人怀恨时，我非常吃惊。

本·拉登家族在这个国家是最有声望和影响力的家族之一。沙特中低阶级的人很少有机会见到本·拉登家族的成员。可能老师们暗地里很嫉妒本·拉登家族的财富和声望。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在我们身上发泄。尽管我们尽全力去讨好这些老师，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做都无法抑制他们的怒气。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曾在课上宣称我们家族的财富和声望不能影响他的行为。这个人是所有老师里最可恶的，比其他人更狠地折磨我。

更让人痛苦的是，一些学生模仿他的行为。一帮男孩子甚至威胁要强暴我和哥哥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为了保护自己而搏斗，如果独自一人被逮住，就像风一样地逃跑。

在沙特阿拉伯，法律规定老师有权利用杖体罚任何学生，有些老师真的会行使这项权利。就算我们的作业做得很好，我们的分数也常常被打得很低，有时候甚至不及格。有时候我们被打和欺负得太厉害，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哀求父亲把我们转到我们家族姓氏不会招惹如此敌意的学校。

我和哥哥们提出质疑，为什么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要被送到公立学校，而我们的父亲、叔叔舅舅以及他们的儿子则被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当我们的表兄弟都在为优越的生活而准备，我们却被送到会影响我们前程的低等学校上学。事实上，我们的未来被这些低等学校“葬送”了，不光因为老师对我们的残忍，还由于我们在那里根本接受不到足够的教育。

如果我们父亲当时向学校提出投诉，那些老师就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但他对我们的困境无动于衷，反而以他严格的信条来教育我们：“生活必须是一种负担。生活必须是艰苦的。如果你被严酷地对待，你就会变得更强大。你们会成为有能力的人，能够经受住更多的苦难。”因为没有人为我们说话，老师们变得更加肆意妄为。

由于最初惨痛的上学经历，在1988年，也就是搬到麦地那一年之后，当我得知我们要搬回吉达，我开心得不得了。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终于可以离开这座鬼学校了!我的哥哥们试图警告我，吉达的学校也差不多，但是我丝毫不理会他们的好言相劝，坚信再没有比麦地那的学校更糟糕的了。

临行前的每一天都是痛苦的折磨，直到我们的行李都打包好，装进大车里准备搬家的那一天。当我看到吉达时，我笑得太开心，以至于其中一个弟弟警告我说他能看见我露出了许多牙齿。等他开始数我露出来的牙齿时，我才打住不笑了。不过，我还是很开心，吉达的海风吹过，感觉就像是可以修复伤痛的香脂。

我很快发现哥哥们关于吉达学校的话并不是骗我的。我很绝望，于是就告诉母亲在学校里受到的虐待。她震惊了，但是我相信她不敢跟父亲说。因为父亲坚持在儿子的事情上，每一个决定都得由他来定夺。

我们兄弟里没有一个人被打伤致死，也算是一个奇迹。我不知道其他兄弟怎么样，因为这个话题太让人痛苦，我们都不愿意提起。但是那些老师的极端残酷对我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让我一生都无法释怀。

我能记得的唯一一次美好的回忆，是我交上去的一幅画被选中挂在学校的墙上。我之前从来没有在学校里受到过任何肯定。我母亲也很高兴，觉得我继承了她身上的艺术才华，而我也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上学一直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不过我们的生活还发生了别的变化。就我能够记事以来，父亲一直都为了圣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飞来飞去。

圣战是穆斯林的一项宗教义务，意思是为主之道而奋争。圣战分暴力的和非暴力的。非暴力的圣战是指内在奋争，比如人们抵抗低级欲望而过正直正义的生活。对我父亲而言，他的这场圣战则是以武装暴力反抗正在压迫穆斯林的苏联军队。

当一个穆斯林信徒被召唤去参与武装战斗的圣战，他就成为了一名圣战者(Muhahid，意思是奋战者，指参与圣战的斗士)。而为了反抗压迫而并肩战斗的一群圣战者则被称为圣战军(Mujahideen，Muhahid的复数)。最有名的圣战军是在阿富汗的战士，其中包括我父亲和他的阿拉伯斗士。实际上，在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者的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卡特和里根总统执政下的美国出钱资助圣战军的行动，而里根总统甚至公开称赞圣战军是为自由而战的斗士。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父亲在整个西方世界都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突然人们开始激动地讨论奇迹的发生：苏联军队要从阿富汗撤出——他们被一群临时组成的圣战军打败了，而这里面就有我父亲领导的圣战军!

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在猜测，这么多年以来父亲的生活重心一直都在那场遥远的战争，而现在战争结束了，他空闲时会做些什么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父亲变得比以前还要忙碌，因为他成了沙特阿拉伯的战争英雄。沙特政府和沙特人民为阿富汗的战争捐赠了大量资金。此外，很多沙特男人自愿投入到阿富汗的战场，很多沙特的父亲和儿子都在战斗中受到了重伤，甚至死去。沙特人为战争牺牲了很多，都感觉自己为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全国上下每一个人都为这次伊斯兰战争的胜利而庆祝。父亲成了战争英雄的代表，受到许多沙特人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的尊敬和爱戴。

很多人想要与他见面，听他讲述战场上的经历。尽管我父亲并不想受到特别的关注，但他还是同意去清真寺和其他私人场合作演讲。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规律，这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我们的父亲就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每天去上班，管理我们的家族企业。不过他依然忙于伊斯兰宗教事务，花很多时间与其他人会面，履行自己作为伊斯兰信徒的义务。

对我们来说，最值得高兴的是，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多以来，他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易怒，虽然他依然命令儿子们遵循严格的行为准则。尽管父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丝毫没有松动，但当我听到哥哥们的抱怨时心里还是很不安。哥哥们说他们唯一能品尝到自由滋味的时候就是父亲在外抵抗苏联的时候。他们很恼火战争就这么快结束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最希望得到的就是父亲的陪伴和肯定。然而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尽管我依然尊敬我的父亲，并渴望得到他的肯定，我却不再需要他的陪伴了。我思虑良久，终于得出一个让人伤心的结论。我的哥哥们说出了我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父亲不在身边时，我们生活得更快乐。

第八章　纳伊瓦：奥萨玛的孩子们

1988年，奥萨玛的新妻子西哈姆生下了另一个女孩卡蒂娅，这样我们家就有四位妻子和九个孩子了。接下来的一年里，不断壮大的家庭又多了两个新成员。西哈姆很快又怀孕了，两年中生了两个孩子，终于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儿子哈里德。自那以后，西哈姆为自己身为哈里德的妈妈而高兴不已。

最让我兴奋的是我的好朋友，奥萨玛的第三位妻子哈丽雅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取名为哈姆扎。哈丽雅现在也拥有了备受尊崇的称号——哈姆扎的妈妈。

现在我们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们是儿子的母亲，在沙特，这对于一名女子而言是重要的差别。

突然间，奥萨玛往来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次数变少了。听说阿富汗长时间的战争总算结束了，我不由得精神振奋起来。苏联人在1989年2月15日撤出了阿富汗，这一天恰巧也是奥萨玛32岁的生日，所以显得格外吉利。虽然穆斯林并不庆祝生日，但奥萨玛觉得那天他得到了最重要的生日礼物，因为他战斗了那么久终于取得了胜利。

我也收到了最重要的礼物，那就是我的丈夫如今可以重新变成勤勉的沙特商人。他再也不是一个战士，我再也不用整日担忧哪一天我会收到一封信，告诉我我的丈夫已经战死沙场。

人们告诉我，在许多穆斯林的眼中我的丈夫是一个英雄。但奥萨玛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没有向我展示获得的奖章，也未曾提及人们谈到他时纷纷流露的敬仰之情。

奥萨玛很快恢复了他的日常生活，早晨去工作，下午回家。现在他有了四位妻子，得轮流着与不同小家庭待在一起。这意味着每四个晚上奥萨玛才会来我儿这一次。我们去农场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萨玛正在努力实现为伊斯兰教多添子民的目标。1990年又有三个孩子出生。这一年，奥萨玛第二位妻子赫蒂彻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阿米尔。也是在这个季节，另外两个孩子几乎同时出生，想来有趣极了。

当我怀上我的第八个孩子的时候，奥萨玛的第四位妻子西哈姆同时也怀上了她的第三个孩子，但西哈姆的预产期比我要晚几个月。

我快分娩的时候，奥萨玛像以前一样陪在我身边。也许是命中注定，我刚开始阵痛，一个女仆从西哈姆的房间冲了出来，告诉我们她要早产了。起初我们认为西哈姆的疼痛不是真的产前阵痛，因为她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很快我们发现我们想错了。

情况变得令人难以置信，要不是我疼痛难忍，看着我丈夫艰难地把两名孕妇弄上他新买的梅赛德斯后座，我肯定会笑出来。

当我和西哈姆坐在一起，紧紧抓着肚子，只盼着能够减轻点痛苦时，我恍惚感到了这趟路途的不真实。到了医院，医务人员匆匆忙忙地把我们两个送入产房，场面有点混乱，好几个护士都不知道我们几个是一起的。

最有趣的是，一个眼睛明亮的护士看到奥萨玛从我的产房冲进了西哈姆的产房，面对我体型魁梧的丈夫，这个娇小的菲律宾护士大胆向前，斥责他应该待在自己妻子的房间，还警告说：“偷看别的女人，你会有大麻烦的。”

情绪激动的奥萨玛喊道：“我没有违法偷看，这两位产妇都是我妻子。”听到这话，这位护士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我很高兴又有了一个女儿，我们给她取名叫伊曼。我曾经担心家里那么多男孩，我娇弱的大女儿法蒂玛会感到孤单，现在她有伴了。

西哈姆也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为米里亚姆。因为是早产儿，小米里亚姆需要更多的住院观察，西哈姆出院一周后她才出院。

1990年底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伊拉克总统起兵侵略了邻国科威特。当时，我为每一个人感到担惊受怕，可是作为一个女人，我唯一的事业就是我的家庭和孩子，除了担心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的几个儿子已经长大，他们告诉了我一些消息，我才了解了点情况。他们告诉我奥萨玛确信伊拉克的部队会穿过科威特边境，攻入沙特阿拉伯，所以他到处发表演说，警告人们这一危险。但是没有人相信伊拉克总统会蠢到攻打沙特。

战火蔓延开来，而我选择不闻不问，像奥萨玛说的那些阿富汗士兵一样把头埋到沙里。我照顾好我的孩子，坚信我的丈夫会保护我们。

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士兵穿越沙漠，回到他们的国家。我们都以为一切将恢复平静，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在我家不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我的丈夫越来越严肃。终于他做出了极不寻常的安排，让我和我较小的孩子们去叙利亚待一段时间，度个长假。我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么紧张的时刻让我离开沙特，他说：“纳伊瓦，这次之后，可能要过很多年你才能再次见到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了。”

于是我和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女儿法蒂玛和伊曼便去了叙利亚度假。虽然心中还挂念着沙特的情况，但能和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其他亲戚在一起逗逗女儿，共享天伦，也让我觉得乐趣无穷。以前我也时不时到叙利亚度假，可是次数有限，不能想去就去。

在这儿的日子甜蜜如糖，很快就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我总觉得怪怪的。这一刻还兴高采烈，下一刻仿佛就会有一片乌云掠过心头，就像有人用“不悦之网”罩住了我，瞬间使我情绪低落。以前每次我要走时，我们都会在欢声笑语中告别，一起回忆在海边和林间度过的美好时光。

但是这一次，我却要百般努力地挤出笑容。莫名地，我感到我或我的家庭将会遭遇一些可怕的事，不过我只字未提。果然，在我再次回叙利亚探亲之前，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不仅牵扯到我和我的孩子，还牵扯到许多其他人。而我只是一个寸步不离家的女人，我无力改变别人的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命运我也无法把握。

作者注：奥萨玛·本·拉登从事的政治活动

在纳伊瓦继续不断怀孕生子，奥玛逐渐长大，开始明白他的生活与其他孩子不同的那些年里，奥萨玛·本·拉登在阿富汗的战火中忙得抽不开身。战争局势有了变化，苏联部队占领了主要城市，穆斯林游击队员们(奥萨玛也是其中一员)发起了游击战。1980年至1985年间，苏联发起了九次主要进攻，战斗十分激烈。

1985年，阿卜杜拉·阿扎姆和奥萨玛成立了一个正式办公室，称为服务办公室。在这儿，穆斯林志愿者们被送去接受训练，然后分派至阿富汗的各个战斗小组。此时，奥萨玛不再满足于筹集资金和运送物资，而是进一步参与圣战，帮助建立训练营，修建公路，成立自己的由阿拉伯战士组成的战斗小组。此时的他与别人一起冒生命危险，一起负伤，活跃于战场上。

奥萨玛也认识了主要的埃及圣战主义者，这些人进一步启发了他。他们想法一致，渴望在苏联战败后，改造整个穆斯林世界。这些人日后成为了他最坚定的追随者，包括默罕默德·阿提夫、艾曼·阿尔扎瓦希里、阿布·乌拜达·阿尔班希里、阿卜杜拉·艾哈迈德·阿卜杜拉还有那个埃及的盲人牧师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

因为奥萨玛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时间多过沙特，他便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安排了房子，夏天他的妻儿来此与他同住。奥萨玛让他的大儿子阿卜杜拉进入贾吉战斗营，卷入了阿富汗的冲突中，在这里这个男孩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没想到，此举招来了奥萨玛家人和其他圣战领导人的批评，其中还包括阿卜杜拉·阿扎姆。但这不过只是开始，日后出于对圣战的狂热，奥萨玛多次把并不热衷圣战的儿子们推向了最前线。

1988年4月，在苏联侵略阿富汗九年零四个月后，来自阿富汗、苏联、美国和巴基斯坦的代表们签订了一份协议，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意不再干涉两国政治军事事务，美国同意结束对阿富汗反苏组织的支持。

奥萨玛的顾问阿卜杜拉·阿扎姆提出建立一个广泛的基地，在那里信徒们可以为建立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而奋斗。奥萨玛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他召开会议，将该组织命名为军事基地，日后简称为基地。1988年8月，第一届会议在奥萨玛白沙瓦的家中召开。

基地组织的成立者们宣布该组织将发起全球性的运动，设有一个伊斯兰分支与一个军事分支，以暴力及非暴力方式支持伊斯兰教。他们的目标包括是使穆斯林世界摆脱西方影响，推翻君主政体和世俗政府，以及使伊斯兰教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宗教。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奥萨玛有了更多时间投身于实现基地组织的目标中。

奥萨玛成为伊斯兰运动的领军人物后，他的追随者之间出现了矛盾。最明显的是阿卜杜拉·阿扎姆和艾曼·阿尔扎瓦希里之间，为了得到奥萨玛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两人你争我夺。阿卜杜拉·阿扎姆不赞成对其他穆斯林采取暴力手段，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却没有这样的顾虑。渐渐地，这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基地组织运动也受到了影响。

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名苏联士兵从阿富汗撤退，奥萨玛和他的同伴声称这是个伟大的胜利。不幸的是，情况并没有因为苏联撤兵而好转，在这个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国家，军阀开始混战，各个派别都竭力想要获得领导权。奥萨玛试图调解，但是没有成功。

战争结束后，基地组织准备将他们的运动发展至全世界，这时，阿卜杜拉·阿扎姆遭遇不测。1989年11月24日，当阿扎姆和他两个儿子的车队前往白沙瓦的清真寺祈祷时，途遇三枚地雷爆炸，全部遇难。至于凶手是何人，流传着很多猜测，但大多数人认为艾曼·阿尔扎瓦希里是幕后主谋。

阿卜杜拉·阿扎姆死时49岁，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日后会阻止奥萨玛对沙特统治者和美国发起攻击的人。

奥萨玛很快回到吉达。此时，他的政治、宗教和军事设想已经被全面唤醒。自那以后，他继续扩大基地组织，积极与和他想法相似的阿拉伯人会面。

第九章　奥玛：噩梦开始

苏阿战争结束后，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的父亲不出意料地第一个敲响了警钟，他就像天线一样搜索地区新闻，对有关穆斯林的消息尤为关注。尽管多年来他忙于阿富汗战争，可他始终保持警觉，小心翼翼地关注两伊战争的相关动向。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之久，最后双方精疲力竭，谁都没有取胜。此时我父亲开始观察伊拉克的举动，他相信对战争结果不满的萨达姆·侯赛因决不会善罢甘休。

父亲从来都不喜欢萨达姆·侯赛因，因为这个独裁者没有在这片穆斯林土地上建立一个宗教政府。他常常嘲笑萨达姆，认为他“并非信徒”。对于一个穆斯林，这是莫大的侮辱。他对萨达姆的好斗寻衅嗤之以鼻，说道：“这个拥军甚众的领导人一刻也停不下来去惹是生非。”

父亲担心负债累累的萨达姆会垂涎邻国的财富，于是他开始把这一个猜测公布于众，通过清真寺和录音带，他广泛传播他的想法，录音带被分发到了沙特民众手中。这样做十分危险，沙特王室私下表现出些许不满，但尚未公开指责。

遗憾的是父亲的揣测应验了。1990年2月，科威特和利雅德(沙特首都)接到了从伊拉克传来的蛮横要求，极度缺钱的萨达姆·侯赛因向科威特和沙特提出免除他400亿美元贷款——这笔钱当初被用于与霍梅尼交战。科威特和沙特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萨达姆露出了他挑衅的一面，要求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并放言：“让这些海湾国家知道，如果他们不给钱，那我就自己把它弄到手。”自此这个独裁者的军队就蠢蠢欲动，他在伊拉克科威特边境部署了10万部队。被问及此事时，他声称他的部队只是在训练演习。

1990年7月31日沙特国王法赫德召集了包括萨达姆在内的各方在吉达召开紧急会议。不幸的是除了遭受更多侮辱，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那天晚上父亲说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1990年8月2日清晨，萨达姆的军队入侵科威特，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个小国。父亲又一次说道：“为了得到东部的油田，萨达姆肯定会入侵沙特，一旦他的部队在科威特稳住脚，这一切就会发生。”

那时我才10岁，第一次真正有了战争的概念，明白了任何国家都可能遇到战争。也是从那时开始，我认识到父亲作为一个受人崇敬的战斗英雄，他的行为通常是不容置疑的。在沙特，他是唯一一个被允许可以给自己的车安装黑色玻璃、佩戴机关枪行走于吉达的大街小巷的公民。自那以后，我开始记录我们地区的新闻，并留心父亲对这些事件的反应。

父亲开始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一天，他回家时带了许多结实耐用的胶带，指导我们帮他粘牢窗户，以免萨达姆轰炸的时候，玻璃震成碎片。他还准备了额外的食物、蜡烛、煤气灯、手提收发机和使用电池的收音机。他甚至还为家里的每个人购买了军用防毒面罩。学习使用防毒面罩的时候，我们这帮孩子感觉像闹着玩，但是父亲却显得前所未有的严肃，他估计萨达姆会像对伊朗人那样毫不犹豫地使用生化武器。

等到家里的准备工作完成，父亲的注意力便转移到农场，他在那储备了煤气、食物还有大型卡车。他认为我们的农场将是最好的军事基地，也坚信一旦萨达姆来袭，王室便需要他的军事才能。

他甚至还购买了一艘高速游艇，以便情况危急时，将我们带到安全地带。游艇的引擎被拆除，换上了一个马力更足的，停在吉达港的本·拉登游艇泊放处。当父亲提到他将这艘船命名为沙菲克·阿尔马达尼，以纪念这位在苏阿战争中牺牲的英雄时，我很是吃了一惊。

沙菲克·阿尔马达尼在我幼小的心中是一名光辉的斗士。夏天父亲带我们去巴基斯坦时，我见过他。那时我才八岁。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到处找东西玩。父亲的几个手下在为两辆卡车装货，车上有食物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这些将被运往阿富汗的训练营。当他们要我们帮忙装货时，我们几个兄弟高兴极了。突然我在一堆杂物中瞅见一个足球，身体不禁一搐，想把那个足球据为己有。我鼓足勇气问了其中一个人：“他们会在兵营里踢球吗？”

那个人回答：“嗯，没错。”

“我认为他们不会。”说完我抱起足球就跑，想趁他还没反应过来逃之夭夭。

“他们会。”他严厉地说，从我手里抢回足球，扔回卡车里。

这时，一个二十出头的男人走过来，拣出那个球，扔给我，喊了声：“接着”。

我接住球，高兴得合不拢嘴。

他对我笑着说：“拿着吧，给你了。”

我不敢相信我的好运气，我问他的名字，他说：“沙菲克·阿尔马达尼。”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好，直到今天一想起他我脑中还能浮现出他的脸来。他不是很高，但是看上去结实强壮，短短的黑头发，下巴的胡须有点稀疏，但是鬓须很长，眼睛炯炯有神。看到我兴奋的样子，他也显得很高兴。

几周后，当父亲告诉我这个叫沙菲克·阿尔马达尼的人已经战死疆场时，我难过地呆住了。在一次战役中，沙菲克和另外两人冒险进入了苏军与阿军之间的危险区域，径直走到放着一排坦克和重武器的地方。这三人迅速后撤，苏联军队紧跟其后。

知道自己寡不敌众，逃跑也不可能，沙菲克主动提出为两名同伴做掩护，因为除非一个人留下来，不然会全军覆没。虽然那两人不肯，但沙菲克还是坚持要那么做。两人逃跑时，听到后面枪声阵阵，等到越过山脊往回看时，他们发现沙菲克躺在地上，已经死去，两手还紧抱着枪。

他的死让父亲特别伤心。这个年轻小伙死前一个礼拜，他们还有过一次伤感的谈话。当时沙菲克说：“我祈求主不要让我死在阿富汗，我可以死，但是我不想被深埋于地下。”

购买这艘游艇的时候，父亲想到了这个年轻的英雄，希望他能活着乘风破浪，而不是被埋在阿富汗的一个洞里。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一家人坐在这艘名叫沙菲克·阿尔马达尼的船上，勇敢逃过了入侵的伊拉克军队的追捕。

或者也许沙特不会被攻击，那样父亲便能带我坐着这艘船高高兴兴地玩一趟，而不是疯狂地逃命。

那段时间父亲还很爱国，忠于国家和国王。他已经知道那些关于萨达姆的公开言论得罪了沙特王室，所以他告诫他的雇员：“要是你们被警察或者士兵攻击，甚至逮捕，记住不要反抗，举手投降，乖乖离开。不要逃跑，不要自卫，我会保你们出来的。”

父亲多次说道：“本·拉登家族始终拥护王室。我父亲是第一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密友，现在轮到他的儿子拥护阿齐兹的儿子。”

作为默罕默德·本·拉登的儿子和一名战斗英雄，父亲与王室还保持着稀松的联系。父亲坚信伊拉克会穿过科威特边界进攻沙特，并还把他的想法告诉了王室。在那段混乱的时间里，他见了好几位王子，最重要的是，他拜访了大权在握的内政部长，沙特王子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他是法赫德国王的亲兄弟。父亲向王室提出为攻打萨达姆出力，愿意带领手下一万两千名武装精良的阿战老兵奔赴战场。他向纳伊夫王子保证，他的部队会以闪电般的速度捍卫伊斯兰最神圣的土地。他需要的只是王室的批准。

沙特办事的方式是从不匆忙作出重要的决定。王室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而是告诉父亲他们会再找他。

与此同时，萨达姆公开发表关于沙特王室的可恶言论，调动军队威胁我们的边境，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美国的领导者们此时大张旗鼓地来到沙特，试图劝说王室让美国驻兵沙特，以便攻击萨达姆。很快，父亲震惊地发现王室对他保卫沙特的提议完全不予理会。

他从阿拉伯媒体那了解到，美国将带领一个庞大的军事联盟保卫沙特。父亲一直相信他的部队能够击败萨达姆。我听到他愤怒地喊道：“难道萨达姆的军队比苏联的还要厉害吗？不!”他咕哝着说：“我们不需要美国人。”

尽管父亲向家人和朋友抱怨，但他没有对外宣扬，因为他仍然忠于沙特王室。很多年来，本·拉登和沙特两家一直紧密合作，致力于发展沙特。然而这次的拒绝让他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他已经告诉家人、朋友和熟人他向王室提出要为国效力。

除了骄傲受挫，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在父亲眼里，整片沙特的土地都是伊斯兰的圣地，不能被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基督徒和犹太士兵污染。

1948年犹太国建国以后，很少还有穆斯林把美国看成阿拉伯人的朋友。如今，除了父亲以外，很多人都坚信美国政府想利用这次危机，堂而皇之地驻兵沙特，以我们的国家为基地，向整个阿拉伯世界传播他们不受欢迎的世俗观点。

父亲对王室的忠诚很快就变了。

那一天我心情不错，因为父亲让我陪他一块在吉达例行日常事务。我们正从父亲的一处生意前往另一处时，父亲信任的一位雇员走向我们，即使是在我看来，他都显得很紧张。

那人凑着父亲的耳朵说了几句。

父亲的脸瞬时煞白。

当我得知当天上午早些时候，政府部队突袭了我们在吉达的农场，我也变得脸色煞白。我们听说全副武装的沙特部队在逮捕农场工人和老兵之前，就已经包围了农场。

父亲从阿富汗回来以后，帮助大约100名之前的穆斯林游击队员获得了沙特的签证，并将他们安置在吉达的农场。其中很多人出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再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父亲才把他们带到沙特。

我们的雇员和老兵听从父亲的指示，乖乖地高举双手，服从命令。尽管他们如此谦卑，我们听说他们还是被关进了监狱。父亲辛苦工作了几个月，花费了数百万沙特里亚尔谨慎收集的物资全部被没收，什么都没剩下。

父亲怒火中烧，气得话都说不出。但他还是迅速采取行动。他跨着大步冲向吉达的办公室，我得跑着才能跟上他。在那儿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给王储阿卜杜拉，他是法赫德国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如果主允许的话，也是将来某一天会继承王位的人。我静静地听父亲把突袭的整个经过向王子叙述了一遍。

他们的谈话很简短。父亲说王储对这次突袭一无所知，但是他保证将会严查此事，给出一个解释。父亲很尊敬王储，所以心中相信王储没有骗他。可这一事件深深刺痛了他，并永远地改变了他的想法，将他推上一条毁人无数的不归路。

虽然父亲与几位声称代表王储阿卜杜拉和国王法赫德的王子谈话，王室还是没有给出进一步解释，这让父亲更为恼火。后来王室下令释放我们的农场工人和老兵，我们才算松了口气。

1990年秋天，美军大量涌入沙特。看到这支成员主要为基督徒的西方军队在保卫沙特，许多沙特男子都有种被冒犯的感觉。而当他们充分认识到被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保护的含义时，像是遭受了双重创伤一般，因为整个沙特布满了女兵。

当父亲第一次看到一个看上去颇为能干的女兵时，他变成了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反对王室允许西方军队进入沙特，他大声吼道：“女人!保卫沙特男人!”

没有比这更糟的侮辱了。父亲沮丧至极，以至于宣称他再也无法忍受非穆斯林头上方空气中悬着的污染物了。他像发连珠炮似地批评王室、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任何他认为正在损害伊斯兰的人。

父亲在当地清真寺演讲，分发传单，录制磁带，所有一切都是在批评政府。他称政府正在把沙特变成美国的殖民地。王室越来越不满，其实他们这么做很合理，因为他们要对所有沙特人的安康负责，所以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没有将国家的命运交到我父亲和一万两千名穆斯林战士的手中，尽管没有人会否认他们都是勇士。

虽然我爱我的父亲，也很难批评他的所作所为，但我必须说我相信王室做了负责任的选择，这样做对所有沙特人民都好。

萨达姆的军队被成功驱逐出了科威特，战争很快结束，人员伤亡也很少。但是父亲的怒火并没有平息，事实上，这个轻易的胜利更加惹怒了他。我不由觉得他宁可选择穆斯林战士的失败，也不愿接受异教徒带来的胜利。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发现一些美国士兵还将留在沙特。父亲怒不可遏，他在清真寺说道：“美国士兵继续留在沙特，这证明我的预测完全正确，世俗污染已经蔓延开来了。”

因为我还小，父亲并未把我当做心腹，所以我并不知道所有细节。但是从父亲的不满中，我隐隐感到我家将面临一个不利的转变。

我知道父亲开始了这场与王室的争执，虽然他们平静而明智地试图缓和这一矛盾，固执的父亲不仅粗暴地拒绝与他们进行理性的对话，还进一步批评抱怨王室。终于一个小伤口化脓溃烂，最后变得难以挽救。他的口头攻击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王室最后愤怒地放弃和解。内政部长纳伊夫王子告诉父亲他被禁止离开沙特。在沙特，这通常是失去人身自由的第一步。难道父亲要在牢里度过余生吗？

父亲的几个哥哥想方设法把他带到安全地带，提醒他我们家族对王室的忠诚。可是父亲不为所动，拒绝做任何改变。

家里的气氛日益紧张。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围着父亲转。他不开心的时候，他的不悦就会传染给家里的每个妻子和每个孩子。危机还没有过去，父亲出乎意料地要我母亲带着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还有两个妹妹去叙利亚度个长假，和她父母兄弟姐妹在一块。

除了阿卜杜勒·拉赫曼，父亲的所有儿子都留在吉达。而后有一天，父亲一声不吭地就消失了。他的一位雇员告诉我们父亲为了一些生意，已经离开了沙特。我们都在好奇父亲是怎么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这时我想到他那艘厉害的沙菲克·阿尔马达尼游艇，心里暗暗希望父亲没有撇下我，孤身一人体验了一场大胆逃亡。

得知事情并非如此，我大松了口气。在他消失之前，父亲说服一个王子准许他离开王国去处理巴基斯坦的一些重要生意，并且向那位好心的王子保证他会回来。

我们等待着父亲归来，但一切只是徒劳。母亲从叙利亚回来后，我们被告知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也要离开这里。往后我们将住在非洲。

环顾我们的家，除了农场上心爱的马，我对别的都不在乎。我们离开后，漂亮的母马贝达哈怎么办？还有我们最爱的公马怎么办？面部有一个白色的火焰图案，全身栗色的阿拉伯马拉扎兹，还有鬃毛和尾巴都是黑色的白马阿德哈姆，它们怎么办？阿德哈姆是父亲的专门坐骑，它是一匹只有国王才配得上的战马。

很快我就得到了一个让人心碎的消息，沙特法律禁止阿拉伯母马出境，所以我们不能带走贝达哈。唯一的安慰是我们可以带走拉扎兹和阿德哈姆，法律没有禁止公马出境。

但如果当时我知道它们未来的遭遇，我一定会竭尽所能让它们安全地留在沙特。

2　我们在喀土穆的生活

第十章　纳伊瓦：往非洲去

我相信一切都是主决定的。登上商务航班离开沙特时，这个信念也在支撑着我。渐渐地我已经爱上了沙特，就像热爱我的出生地叙利亚一样。

我对主的挚爱和我对丈夫的信任是分不开的。我非常非常信任我的丈夫，我确信他所有的想法和安排都是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着想。毕竟，在过去17年里，奥萨玛为他的家做了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没有理由怀疑我丈夫告诉我的任何事，也不用提防他为我做的任何选择。

从孩童时期起，我就没有办法伪装我的情感。我对丈夫绝对的信任也体现在了我的脸上，我表现得很平静，这产生了令人欣慰的效果，我的孩子也被我感染了。一路上他们难掩好奇和兴奋之情，大都把这次旅行看做一次摆脱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的冒险。

我们的私人物件用货轮经由沙特长长的海岸线运往目的地。与此同时，我们的飞机翱翔于吉达靛蓝的天空中，飞越了广阔的沙漠。

我们一共有十八个人。每位妻子和她的孩子都有指定的位置。我们之间还坐着陌生的乘客，但我们都不予理会。几个妻子会隔着面纱不停地交换眼神，前后观望，安静地用眼神询问是否一切顺利。想到我们都嫁给了同一个男人，这么多年来我们变得非同寻常的亲密。

奥萨玛的第一个家庭里有我和八个孩子。我亲爱的大儿子阿卜杜拉很爱护他的弟弟妹妹们，当时他十五岁。二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十三岁，大家都知道只要有什么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会全身心地扑进去。两个大儿子都十分安静，让人感到踏实安心。

十二岁的萨阿德很喜欢闲聊，也很爱开玩笑，他的兄弟都叫他“玩笑王”。像往常一样，看到自己能有这么多无处可逃的听众，萨阿德显得很高兴，抓着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就说开了。

奥玛今年才十岁，内心最为敏感，已经是兄弟姐妹热心真诚的小顾问了。他直直地坐在那，神情紧张。母亲的直觉告诉我，奥玛还在担心我们农场上那些母马的命运。我的这个四儿子很喜欢动物，心里总是挂念着这个或那个小动物。

八岁的奥斯曼和六岁的穆罕默德正兴高采烈地嬉闹着，两人说着我不知道的事，地笑得摇来晃去。

四岁的女儿法蒂玛靠在我旁边，看上去是那么娇小可爱。我心爱的一岁大的小女儿伊曼模仿着姐姐的每一个动作。这两个女儿是我快乐的源泉。

奥萨玛的第二个家庭是赫蒂彻和她的孩子们。她和她的儿子们离我只隔着几个走道。大儿子阿里七岁，是个认真可爱的小男孩，二儿子阿米尔才两岁，很招人疼。

奥萨玛的第三个家庭是哈丽雅和她三岁的儿子哈姆扎。这几位妻子中，我和哈丽雅关系最亲密。她密切地关注着调皮的哈姆扎，这个小家伙，总能搞出好多可爱的小把戏。

奥萨玛的第四个家庭是西哈姆和她的三个孩子。她漂亮的女儿卡蒂娅四岁了，三岁的儿子哈里德整天乐呵呵的。还有那个和我的伊曼同一天出生的早产儿小米里亚姆。感谢主，他现在健健康康的。

我们——四个妻子和十四个孩子——很快就能见到我们唯一的丈夫和父亲了。

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我丈夫的脸。我急切地想见到他，自从他那次神秘地离开沙特后，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自那以后，除了他那句令我吃惊的：“纳伊瓦，连一个盘子都别留在沙特。”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我知道我们抵达的时候，奥萨玛会等在那里迎接我们。我向主祈求，愿冥冥之中，我丈夫遇到的所有难题都已经有了合理的解决办法。愿主能在适当的时机，递给我丈夫钥匙，来打开沙特刚刚锁上的大门。这样我们就能回到那个我们刚离开不久的家了。

我的注意力全被我的思绪和两个好动的女儿占满了，所以感觉两个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飞行员已经通知我们准备降落。

离新家喀土穆越来越近，我从飞机的舷窗向外张望，这是个我从未到过的国家，但现在它就是我的家了，一切显得那么新奇。

我把脸靠在玻璃上，透过面纱，模模糊糊地看到地面渐渐上升，极小的房屋和细线一般的公路慢慢变大。我很快发现喀土穆与吉达大不相同。

原来的小镇在过去十年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吉达现在已经是彻彻底底的现代化城市，高楼林立，现代化公路穿行其中。而在喀土穆，却到处是晒干的泥砖搭建的房屋，顶多也就几层。从我看的角度，我还不能确定，但似乎好多公路都是泥土路。我们快降落的时候，尘土也多了起来。

虽然沙漠也一直侵蚀着吉达，但沙特人下定决心挡住沙尘，不让它悄悄地潜入这座城市。但在喀土穆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我想也许苏丹人没有吉达人那么幸运，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

我知道苏丹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国家，由伊斯兰政府统治。埃及是它的邻国，还有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我是和几个在我家工作的女孩聊天，才对这两个国家有点了解。我们离开沙特后，也不知道那些聪明的年轻姑娘会为哪些幸运的家庭工作。因为苏丹幅员辽阔，所以和许多国家接壤，有肯尼亚、乌干达、乍得、利比亚、刚果还有中非共和国。跟沙特一样，苏丹的一边是红海。

我们降落的城市是喀土穆，虽然它1821年才建立，还算是个年轻的城市，但它却是苏丹的首都。源头是维多利亚湖的白尼罗河，从东边埃塞俄比亚流出的青尼罗河，像双胞胎一样在喀土穆汇聚成为一条河，然后流向北部的埃及，在那儿闻名于世。

飞机在坑洼不平的跑道上颠簸时，两个女儿也随之颠了一下，笑了起来。我又往窗外看了看，法蒂玛也凑了过来，我们看到外面是大片的泥土地和山艾树。有几棵灰扑扑的树显得那么不协调，让人觉得它们是不经意间自己从地底下蹦出来的。每小块土地上立着间简陋的屋子，男男女女都在家周围忙忙碌碌。苏丹女人穿着宽松的，颜色鲜艳的裙子，头上裹着相配的头巾。大多数男人穿着传统的贾拉比亚，也就是长至脚踝的袍子，头上带着无边便帽，称作塔吉亚。另外一些人穿着斯沃尔和莱吉斯，即一般为同色的宽松长裤和长至大腿的上衣，色彩都比较柔和。

我稍稍想像了一下这些男女和他们的生活，接着他们就离开了我的视线。飞机已经接近候机楼了，那是一栋混凝土楼，大约三层楼高。要下飞机了，我的注意力必须放在孩子身上。

我怀里抱着伊曼，让法蒂玛待在我身边，示意六个儿子不要走远，准备下飞机。大家匆匆忙忙推搡着走向机门，走下机场人员搭起的临时台阶。

我一走出候机楼，便认出了我丈夫高高的身影。他站在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旁，就是那种通常用来搭载贵宾的车。全副武装的警卫在周围巡视，车窗按照奥萨玛家的惯例配上了黑色玻璃，以保护隐私。相似的车排成一列，等着把我们一大家子接回家。

我走向我的丈夫，我太了解他了，他什么都不说我也能看出，看到我们安全抵达，他的一颗心才算放下。除了点头示意和随意的问候，我们几乎没有交流。穆斯林男女不在公共场合表达情感或接触身体，即使两人已经结婚多年，有了很多孩子。

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得益于我丈夫的影响力，我们没有被要求接受例行的护照检查等入关手续。

大家坐好后，我们的车队和周围的警卫车队一溜烟地离开了机场。我的两个女儿摆脱了安全带的束缚，乐得手舞足蹈。我时不时望向窗外，看看黑色玻璃外的喀土穆。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环境优美的地带，我看到许多漂亮的房子刚建成不久。这是喀土穆一个富裕的郊外社区，叫做阿尔·利雅德村，我们就将在此安家。这儿的房子大小适中，紧密相偎。

奥萨玛在这个阿尔·利雅德村安排了四间屋子，我们一家和那些保护我们的警卫都会住在这儿。我们家住的大房子很不错，一共有三层。 与平时一样，我住在顶楼，其他妻子分别住在楼下不同的房间。

我较大的儿子很快就选好了住的地方，而我帮较小的孩子做了选择。总的来说，我感到很安心愉悦，只要我们现在都在一起，一切都会好的。当天晚上我丈夫和我待在一起，他的陪伴让我很开心。

两周后，一切步入正轨，我们的生活变得和在沙特时大同小异。尽管奥萨玛最近暗示我应该自己照顾孩子，他还是给我找了两个当地女孩，帮我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习惯上，所有重要的决定都会由家中的男人做出。但我现在有了八个孩子，几个才刚刚开始会走路，还有的出生不久，我觉得我需要帮助，在这一点上我十分坚决。所以最后奥萨玛给我安排了两个当地女孩，她们很帮得上忙，也十分讨人喜欢。

日出时我们会起床做一天中第一次祷告，然后再次入睡。休息一会后，我们就得起床，以免误了儿子们上学。入乡随俗，在喀土穆，儿子们要在学校吃早餐。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在吉达和麦地那的公立学校，儿子们过得很痛苦。所以我很高兴奥萨玛为儿子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私立学校。在喀土穆，他们将会入读“特殊教学非洲委员会”。这所学校除了周五，每天都要上课。周五是我们伊斯兰神圣的日子，二十四小时里日常的事务全部都被取消。

看到我英俊的儿子们穿着规定的校服，时光仿佛倒退了十几年。我的思绪回到了曾经那段岁月，突然之间觉得好遥远。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我每天都悲伤地看着我年轻的丈夫，穿着小心熨好的校服离开我去上学工作，留下我独自在家中思念他。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痛苦依旧清晰。

现在英俊的儿子们也要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了。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萨阿德、奥玛、奥斯曼，还有最小的儿子穆罕默德，每天早上吵吵闹闹地穿好他们深绿的裤子，浅绿的衬衫。如果他们的父亲不在，他们闹来闹去也没关系。我会笑着看他们扭作一团，闹着冲出我的房间去找阿里——赫蒂彻的大儿子。这七个小伙子争先恐后地跑到住宅区的路边，在那等待白色的校车。

六个儿子离开后，房间突然就安静下来，留下我和两个女儿，法蒂玛和伊曼。她们就像沙尘暴过后的蓝色天空一样安静。我们会一起悠闲地吃早餐，然后我们会一块玩。她们现在还太小，没有办法学习《古兰经》，也不能帮我做家务。如果我心血来潮，我们还会玩捉迷藏。

之后，我的女仆会继续陪女儿们玩，这样我就能做一些拉伸运动。年纪大了，我的身体也变得僵硬，我开始发现活动筋骨的重要性。运动完，我有时会画一些素描，直到现在，画一画人的脸，尤其是富有深意的双眼，还是能给我带来许多乐趣的。放下铅笔和画纸，我会读一会儿书，主要是《古兰经》。每天上午我们四个妻子会相互拜访，聊一会儿天，然后一起阅读宗教篇章。

我们的私人花园很大，里面种满了花花草草，还有一些树干粗壮的矮树。几乎每天，我都会带着较小的孩子，在不是很热又四下无人的时候，去花园里玩上一会儿。有时其他母亲也会带着小孩来这儿玩，他们玩的时候，我们会在一旁守着。

有这么多事要忙，上午总是过得很快。儿子们下午一点左右回到家。消耗了那么多脑力体力，他们的胃都空了，我会让厨师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我会睡个午觉，通常女儿们会跟我一起睡。至于儿子们，他们已经大了，随他们去吧!

我的丈夫不太热衷现代化的玩具，但是这些男孩还是能找到很多乐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午觉醒来，看到窗外儿子们在花园的矮树上，正忙着造木头树屋。这些树上的小屋造的十分精巧，屋与屋之间还有走道。我不知道他们在哪找到的大块木材，也许是我丈夫的雇员给他们提供了建筑材料。

树屋造好后，他们长时间地待在这些幻想的家中。好多次我看到每个男孩都栖息在树上的小屋里，像只大鸟呆呆地望着蓝天，或凝视着我们屋子周围的高墙。有时候，他们整天什么都不干，光坐在那凝望。我永远都没法知道他们心中编织着什么样的梦。

我还发现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忙着另一件特别的事。他们把一只炉子埋在地里，还装上管子排气。之后他们开始种四季豆，成熟后，他们把新鲜的豆子采下来，和不同的菜一块烧炒。

搬到喀土穆以后，奥萨玛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我的丈夫会花好几个小时，向儿子们解释种植好的蔬菜和其他农作物的重要性。他举例说他的好多农场都种植玉米、大豆，甚至还有向日葵。也许正是从这，儿子们获得了种四季豆的灵感。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很乐意看到他们想法子玩儿。在沙特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与外界隔绝，现在看到他们这些孩子气的游戏，我的心中洋溢着喜悦。他们胆子越来越大，有时会离开阿尔·利雅德村到周边去玩。我相信我的丈夫肯定对他们的大胆冒险毫不知情。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孩子，需要一点自由，所以我选择了沉默。但要是我丈夫当面问我，我是绝对不会对他撒谎的。

在喀土穆生活也有别的好处。我很高兴到这以后，我的丈夫没有太过频繁地旅行，而在处理许多重要的项目时，他似乎也变得更加轻松了。他与苏丹政府高官多次会面，计划修建公路、工厂和其他项目，还包括我之前提到的农场。奥萨玛最爱的事就是在田里劳作，种植最好的玉米和最大的向日葵。曾经他为了找到方法种出世界上最大的向日葵，绞尽脑汁，几乎操劳过度。没有比炫耀他的大向日葵更让他兴奋的事了。

现在想到那些丰收的日子我都禁不住微笑。事实上，我最热爱的回忆便是玉米或向日葵成熟的时节，我们去农场收割。通常我们会去喀土穆南部的达马辛。这样的外出会让我想起我们全家去吉达农场玩的日子。

收割向日葵最有意思。我会选好一把大剪刀，然后高高兴兴地坐上大黑色轿车。到了农场，奥萨玛选好时机，这样我们就能在私人时间里，独自收割向日葵，不必担心会不小心撞见陌生人。虽然我们会习惯性地戴上面纱，但当四下无人，我们全神贯注地剪着向日葵时，面纱还是免不了从我们脸上滑落。当然，一旦我们听到陌生人的声音，我们会很快把我们的脸遮好。

有些大向日葵比我们的头大好多倍。我常常满带倾慕地研究这些巨大的植物，我知道因为奥萨玛，才能有这种美。这些是最好的回忆，我们既忙碌，又能创造实实在在的东西，一切便很有价值。

其他时候我们会去一个叫库迪亚的地方。旅途很长，路面也很颠簸，所以一路上总有不少插曲。在旱季，我们开过时，总是尘土飞扬。雨季时尘土变成了泥，我们的车常常陷在泥沼中。大家都会因为耽搁而郁闷地抱怨，不过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那么不悦，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安静了，所以困在路上我们也不在意。

奥玛和他的兄弟会使劲把车子推出泥沼，好继续我们的旅程。出于某种原因，对于我和其他妻子来说，这一幕很有趣：看着我们强壮的儿子在那卯足劲又拉又推又拽。有时急切的司机踩油门太用力，泥土便四溅开来。看到儿子们跳起来，试图躲开飞溅的泥，最后仍免不了弄一身的泥，我们会隔着面纱偷笑。

去南部农场的路上，男孩们有时会让车队停下，只有他们知道那儿很适合打猎。女人和小孩子留在车里，他们溜去猎食。有种特殊的大火鸡尝起来像鸡肉，最为罕见，全家都很喜欢吃。我们家的男孩是卓越的猎手，从不空手而归。我们一到村舍区，就会把这种火鸡煮了拔毛。吃掉它们会感觉有点伤感，因为这些长着白色羽毛，布满圆点图案的火鸡非常漂亮。

其他时候，奥玛也会让我们停车，因为他敏锐的眼睛看到了那种特别的树，树上结着美味的果实。我已经忘了树的名字，只记得我们会急切地看着奥玛爬上树，摘下最好的果实。我乖巧的儿子会把它们交给我，等我们到了农场就拿出来吃。

农场那有几间可爱的小棚屋，它们小小的、圆圆的，茅草屋顶高高的，像是大大的冰激凌圆锥。那些圆形的小屋建造在一片森林中央，这儿住着一大群猴子，这些猴子比马戏团还好玩。整个猴子家族看到我们到来就开始活跃起来，又唱又跳，逗得我们哈哈笑。欣赏完这群猴子的表演，我们就住进小屋，开始期待已久的假期。通常我们会呆待上四个晚上，或待到奥萨玛认为该走的时候。

这些小屋用枝杈树叶建成，手艺高超。奥萨玛还在屋内放置了几张婴儿床，这样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床。奥萨玛还为我们准备了蚊帐，提醒我们注意疟疾。在非洲那块地区，疟疾是致命的，尤其是对小孩。我很认真地帮我的孩子们挂上蚊帐。

屋子外面长着芒果树，我很喜欢那些美味的芒果。我记得我坐在屋子门口，吃着那些多汁的芒果，看着孩子们在满天繁星下玩耍的快乐时光。

我们更常去的是奥萨玛的小马场，那里离我们家很近。家中的男人忙着和马在一起时，我们女人便享受私人的游泳池。他们去骑马后，确定无人打扰，妻子们和女儿们便会泡个凉水澡。当然我们没有游泳衣，而是穿着长裙在池子里戏水。

搬到喀土穆后，我的大儿子们学到了很多，因为他们的父亲不再把他们当做孩子了。奥萨玛出门去做特殊项目时，也会把六个儿子带在身边。我记得他们陪着奥萨玛去察看铁路的建造。儿子们兴奋地告诉我父亲向他们解释了所有的细节，像如何建造铁轨、工程师采取的各个步骤等。他们确信他们的父亲无所不知。

我的丈夫幻想着有一天他的儿子们能够接管他在苏丹的生意。

还有其他不寻常的经历。在沙特我的大儿子们还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时，奥萨玛就注重训练他们不依靠外在帮助，在沙漠中忍受长时间的煎熬。一天奥萨玛告诉我们世界局势已经危机重重，他认为他的妻子女儿也必须接受训练，变得坚忍勇敢。

为了培养家中成员坚韧的性格，奥萨玛制定了计划。他是如何想到那些独一无二的点子的，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他想出方法后，会带着全家离开喀土穆，来到一片未开发的地区。我们不准携带夜间旅行常用品，在后备箱中我们看到了铲子和其他工具。

等到了沙漠中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们被告知我们将在漫天星光下过夜。奥萨玛说：“这次训练任务中，每人能获得的液体和营养都是有限的。”除此之外，我们不会有任何像床或毯子之类的现代物品。我们惊讶万分地听到奥萨玛说：“我没有带蚊帐，不过不用担心，蚊子很少会到沙漠来。”

妻子和女儿们在一旁等待，奥萨玛命令最年长、最强壮的男孩们用工具挖出一个个洞，每个洞的大小都足以让一个人平躺在里面。

与此同时，奥萨玛对我们说道：“你们必须要勇敢，不要去担心狐狸或者蛇。记住，你们是在接受训练，我们就要面临挑战性的考验了。将来可能会有一天，你们找不到避风港，身上也没有毯子取暖。”

我眨了眨眼，想着这里会不会有蛇经常出没。

奥萨玛指着地上挖好的洞：“每个人单独睡在一个沙洞里。”

没有人抗议，连我们的幼儿也乖乖服从。大家慢慢地躺进洞里，等待漫漫长夜的到来。

在苏丹这样的国家，白天太阳把一切烤得火热，但是太阳下山后，沙漠里就凉嗖嗖的。

我听到有人轻声地抱怨夜里的寒气。

奥萨玛建议说：“用土或草盖住自己。”他顿了一下，又说：“用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你就会感到温暖。”

虽然这个主意让人很不舒服，天知道什么虫子在那些沙子里安了家。但是最后我冷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用沙土和草盖至腰部。奥萨玛说的没错，大自然是会给予我们温暖的，但我还是更喜欢我房里的床和毯子。

我盖着土躺在那个洞里，凝望着星光熠熠的天空，提醒自己我丈夫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他的珍宝，他想要保护我们。

谁知道呢？也许我和我的孩子真的会遇到那种可怕的时候，拼了命地躲避凶狠的敌人，到时候我们就会感谢奥萨玛给我们上的这一课了。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在没有水没有现代物品的帮助下忍受沙漠恶劣的气候，所以历经险阻后，我和我的孩子可以活着出来，到时谁不会大吃一惊呢？

当然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们要承受那种痛苦，我不停向主祈求，希望这样的事永远都不会发生。

第十一章　纳伊瓦：家庭事务

在喀土穆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大儿子们长成了大小伙子。年轻人喜欢的各项运动他们都很擅长，比如足球、武术等。我的所有儿子都是游泳能手。他们经常横渡尼罗河，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尼罗河虽不宽，却暗流涌动。尼罗河就在阿尔·利雅德村附近，他们和奥萨玛常常会去尼罗河游上一会儿。其他时候他们会开着奥萨玛的车去沙漠竞赛。在沙特，男孩到了八岁就会学习开车，我的儿子们也一样。他们还是捕猎高手，轻而易举地设圈套捕获猎物，或是一枪把它们击毙。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设了一个陷阱，试图捕获一种叫做沙俄恩的鹰。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种鹰，因为这种掠食鸟是阿拉伯人的最爱。沙俄恩在沙漠里被活捉，然后接受训练。它们会猛冲而下，攫取兔子、鹌鹑和其他小动物。我听说它们抓获猎物的方式很独特，它们会将猎物完完整整地交给主人，自己绝不咬一口，甚至都不抓一下。由于我不是一个猎人，我知道的也就这些。

在苏丹那些年，许多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都变了，不过主要还是对那些男孩子而言。家中的女人还是待在家里，做我们自己的事，以前是这样，以后也将如此。女儿法蒂玛和伊曼还很小，所以在大房子里蹦蹦跳跳，在我打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模仿一下我，她们就已经很满足了。两个女孩正是最逗人乐的年龄，常常会做出很多好玩的举动。她们给奥萨玛带来了很多乐趣，他会让她们在他的颀长的身体上爬来爬去，甚至还允许拧他的胡子。这样的快乐天伦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体会到了。看着我的丈夫和女儿，我想也许在非洲，本·拉登一家会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当然也有可怕的时候。还是我们婚后第一次，奥萨玛病得很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不可思议地染上了疟疾。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儿染上的，因为无论何时他待在蚊子出没的地方，他都会挂好蚊帐。

他的突然患病着实吓了我一跳，因为我丈夫身体的健康是出了名的。在那之前，我都记不得他何时有过病痛，即便是轻微的头疼或牙疼也没有过。

他出门谈生意，回来后不久就发热、恶心、关节疼痛。开始的一两天，我们以为他染上了流感。但他病得越来越重，一会儿冷得发抖，一会儿又热得出汗。很快奥萨玛已经站不起来了，甚至脸色发黄。即便如此，他也拒绝去看医生。最后奥萨玛得出结论，除了他被染有疟疾的母蚊子叮了一口，没有其他理由能够解释。

听到他的话，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知道许多疟疾患者最后的结果。他回到家后，因为烧得太厉害，没有再挂蚊帐保护自己。我想他回来后又被叮了吧，那些后来被感染的蚊子把病毒传给了家里的其他成员。我最大的四个儿子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萨阿德和奥玛先后出现了和他们父亲相同的症状。

我可怜的儿子们说他们感到眩晕，喘不上气，关节疼痛，头嗡嗡作响。我在一旁端茶倒水，可是面对他们的痛苦，我什么都做不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已经有生命危险了，他脸上凄惨的神情终于使奥萨玛作出决定——他和儿子们都必须得到治疗。尽管十分虚弱，他还是唤醒每一个生病的人，把他们载到当地的医疗诊所。

看着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不停地祈祷。他们离去的那一会儿，我更加努力地祈祷。感谢主，接受了特殊治疗后，包括输液，他们回来了，虚弱但是活着。那时奥萨玛跟我说医生告诉他，就算晚上挂上蚊帐，也没有办法保证不染上疟疾。有时候，黄昏前蚊子也会叮人。除非全天披着蚊帐，没有其他办法能保证绝对的安全。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女人较少被叮的原因，只要我们离开家，我们就会从头到脚披上面纱和黑袍。

在喀土穆的第一年年底，我的父亲来苏丹与我们相聚。那几个月里，最棒的就是看到父亲快乐的脸庞。我还是和女儿待在家，奥萨玛陪着父亲游览了喀土穆最有意思的风景。我听说那儿有个现代化的中心城市，而周边还比较简朴。最愉悦的就是和父亲轻松地坐在一块儿，听他谈论母亲、兄弟姐妹和叙利亚其他亲戚的消息。

我希望父亲每年至少来看我一次，顺便度度假。然而父亲回去后不久，我接到家里的电话，电话里低声传来一个使人倍感危急的消息，父亲肺部感染，卧床不起。阿拉伯人为了不让所爱的人担惊受怕，很久以后才会说出不好的消息。因此，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才坦白父亲的肺部感染很严重，事实上，他得了肺癌。

我父亲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烟瘾。那些烟最后害了他。父亲无力战胜病魔，很快他便无法正常生活。他终日卧床，忍受疼痛的煎熬。

我绝望地听到，即使诊断出了肺癌，他还是没能控制烟瘾。我听说他瘦得已经皮包骨了，而且疼得他强忍着才能不哭出来。可是他这样一个躺在床上、病入膏肓的人，嘴里竟还叼着一根烟。这一切到死去的那一刻都没有改变。他固执地咬着根烟直到死神将他带走。

因为我不能去叙利亚，我至爱的父亲离去时，他的女儿纳伊瓦没能在他身边。我悲痛欲绝，对于这样一个关爱备至的父亲，任何女儿都会满怀挚爱的。在如此遥远的非洲，我感到茫然无助。我只能向主祈求，愿他能保佑我父亲的灵魂，将他带到白色的天堂。

我又想起了上次去叙利亚时的不祥预感，那时我们一家还没有离开沙特。我记得那种黑暗的预感环绕着我，我强烈感到可怕的事将要发生。也许主事先已经提醒了我——父亲即将离开。

也有其他的家人来访。奥萨玛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家人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婆婆阿丽娅和公公默罕默德·阿塔斯两次来喀土穆度假。看到他的母亲，奥萨玛心情尤为畅快。他喜欢带她游览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和他的农场，这样她就能知道她的儿子正在为苏丹和世界制造些什么。虽然婆婆和我一样，都希望所有的麻烦赶快消失，这样她的儿子和家人就能回到沙特。不过她没有对我或奥萨玛提出抗议，因为她知道她无力改变局势。

我们住在喀土穆的四年里，只有三个新生儿出生。奥萨玛的第四个妻子西哈姆第一个生下了她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三个女儿，取名苏迈娅。然后奥萨玛的第二个妻子赫蒂彻来苏丹不久也怀孕了。赫蒂彻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也是她和我丈夫所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取名爱莎。

爱莎才刚刚出生，赫蒂彻便选择返回沙特，我丈夫也同意了，全家对此都很诧异。很多人都猜到了他们的离婚，但是家家都有秘密，我绝对不会说出秘密，使家族蒙羞。我能说的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赫蒂彻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回到了沙特，至今仍住在那里。我们这几个妻子都很想念她，我肯定我的儿子也很想念阿里和阿米尔，这些男孩从蹒跚学步起就在一起玩了。阿里十一岁的时候到喀土穆看望了我们，赫蒂彻的其他孩子则永远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赫蒂彻一走，我们只剩三个妻子和十三个孩子了。

高兴的是，1993年初，我怀上了第九个孩子。奥萨玛说我应该回吉达和婆婆在一起，这样我就能在好的医院，让那里优秀的女医生为我接生。由于女性的害羞，只要有条件，我都宁愿让女医生为我分娩。

预产期前不久，我知道奥萨玛没法和我一起回沙特。虽然有些失望，这结果却也在意料之中。我明白因为之前的问题，我的丈夫被拦在国门外，没法回去。所以奥萨玛必须让我们的大儿子阿卜杜拉陪伴我回去。阿卜杜拉那年快十七岁了，是个有责任感的好孩子。

你可能不知道穆斯林女子是禁止单独旅行的。陪伴我们旅行的人不能是随便什么人，而应该是个合适的保护者，叫做马拉姆，也就是依据宗教法律，该女子不能与之结婚的家人。有血缘的马拉姆包括爷爷、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孙子或侄子，也有法律意义上的亲人，像是公公、女婿、继父或继子。最后还有一群人能够成为马拉姆，比如有些女人是孩子的奶妈，称作拉达，那么和奶妈有关系的男人也能做马拉姆，像是奶妈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叔叔伯伯之类。

我很高兴能回到吉达，但同时离开喀土穆的家人也让我难过。除了那一抹伤感，在吉达还是有不少开心的日子。再次看到那座美丽的城市让我很开心。很久没见的女朋友前来拜访我；婆婆和她的孩子们总是一副热心肠，对我无微不至。我的朋友和家人下午甚至还会陪我在花园走一会儿，下午这儿热浪袭人，很多沙特人对此都唯恐避之不及。

多谢主，我分娩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我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儿，他的爸爸早早地就给他取好了名字，叫做拉丁。一等我恢复得可以随时旅行时，我的大儿子就陪着我和小拉丁安全地回到喀土穆。

所有人都很喜欢拉丁，他非常漂亮，也特别可爱。我们回到喀土穆后，出于某种原因，奥萨玛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拉丁改为巴克尔。虽然巴克尔是登记在他所有证件上的正式姓名，孩子们和我还是叫他拉丁。所以我的小儿子一下子被搞糊涂了，但是我告诉他因为他太特别了，必须要有两个名字配他，这似乎让小家伙很满意。

似乎又有女子将成为奥萨玛的妻子融入我们家了。赫蒂彻和奥萨玛离婚后一年左右，我的丈夫又娶了另一位妻子。但是出于某种隐秘的原因，这段婚姻很快就结束了。不过这段婚姻只停留于法律层面(意思是没有圆房)，所以她没有成为我们亲密大家庭的一员。因此一段时间内，我们家仍和原先一样是三位妻子和十四个孩子。

人生无常，万事皆在变化，这些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对此我很平和，作为一名信徒，我将一切都留给真主裁决。

第十二章　奥玛：喀土穆的流金岁月

谁能知道我一直寻求的快乐竟是在非洲的苏丹？当我踏上喀土穆的尘土地时，我才十岁，但很快就十一岁了。和往常一样，父亲在机场迎接我们，跟着一大群随从。我很快发现他们中很多人是阿战中的穆斯林游击队员，其他则是对我父亲的信念充满热情的追随者，所有这些人都很尊崇他。

做他的儿子也不错，这些人对我们也很尊敬。在他们眼中，父亲就是王子。事实上，在我们穆斯林世界外很少有人能够明白阿拉伯民众对我父亲的深爱。虽然他不得不离开沙特，但他的流放是由于和沙特王室的争执，而非沙特的普通民众。

我们将住在一个叫阿尔·利雅德的地方。我们的家是一栋米黄色的混凝土房子，外墙也是米黄色的，和我们沙特的房子差不多。房子有一扇大的米色金属门，父亲的几个手下争相把门打开让我们一家进去。

我和哥哥弟弟们对望了几眼，我知道他们和我想的一样。我们望着的是母亲新的牢笼，她身居深闺，完全与外界隔绝，只和家人接触，足不出户。婚后我母亲只有去拜访亲戚时才被允许离开家，或者搬到另外一处房子，像是我们在吉达市郊的农场。我相信这所大房子也将是我的牢笼。奥萨玛·本·拉登的孩子失去了许多应有的自由，虽然跟家里的女人相比，我们已经如同鸟儿一般自由自在了。

我端详着房子的外观，认识到奥萨玛·本·拉登家族正在走下坡路。我们的新家无疑要比我们沙特的豪宅面积小，也更简朴，但却是从机场一路开来，我看到的最大的房子。看上去房子有三层，我希望它能容纳得下四位妻子和这么多孩子。

父亲在前面带路。

我和哥哥们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个成人，不然就是在考验他的耐心。即使是最小的孩子也安静地跟着。母亲和阿姨们跟在我们后面，因为我们的习惯是女人跟在男人后面。

我们走进院子，父亲穿过一扇深褐色的双层木门。他早就决定好每个人要住的房间。一层右边的房间是客房，留给来看我们的亲戚住。左边留给阿姨哈丽雅，哈姆扎的母亲。因为她只有一个孩子，她的空间最小，但还是很宽敞，配有客厅、浴室、厨房还有两个卧室。那一层剩下的房间是父亲的书房和私人办公室。

我们踏上大理石台阶来到二楼，阿姨赫蒂彻和西哈姆都被安排了宽敞的房间。

我们又上了一层，到了三楼，无论在哪个家，顶楼一直是母亲最爱住的地方。在我们即将入住的地方，我们看到四间卧室、一个客厅、浴室、第三个厨房，还有通往屋顶的楼梯。和沙特一样，苏丹的房子屋顶也是平的，这样就能多一个活动空间。

这座房子很不对我们的口味，但是除了安顿下来，希望一切变好，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很淘气，父母一关上他们的房门，我们就闹腾开了，急切地查看不同的房间，为各自的睡房争来吵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小心地压低嗓门，以免把父亲惹毛了，他的坏脾气可是出了名的。

房子装修很简单，我们并不感到意外。父亲总是不屑在家中摆放任何精美的东西，常常强调不要把我们宠坏，我们当然也没有被宠坏。地上铺着廉价的波斯地毯，窗户上挂着米色的窗帘。像很多阿拉伯人的家里一样，沿墙摆着蓝色的坐垫。屋里没有任何装饰，除了父亲书房墙上下方钉着他工作的资料，墙上一幅画也没有。我们试图弄明白一些他正建造的公路和工厂的地图和计划材料，但是做不到。和往常一样，他的书房里塞满了上百本书，有英文也有阿拉伯文，主要关于宗教和军事。父亲能说、写流利的英文，因为爷爷觉得他的儿子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

等到我们感到困乏想睡觉时，发现地方太小，摆不下那么多床，我们只好睡在床垫上，于是每个房间的地板都铺满了床垫。清晨我们再把床垫卷起来收好，方便在房间里活动。

连着的花园很大，足够一大群男孩子玩。沙特的花园里没有多少植被，而这儿种着些树，还有茂密的灌木丛，花园边上还点缀着花圃。事实上，阿尔·利雅德的不少东西都很对我们胃口，包括离家不远的一大块场地，我们想着把它当做足球场。

事情正往好的方向发展。

除了刚开始的这些好兆头，我心里也有着种种担忧。我们留下的母马怎么样了？公马什么时候才能到喀土穆？父亲在苏丹还会再买马吗·在这个新环境里我能不能交到朋友？我得去上公立学校吗？

学校是最让我烦心的事。苏丹的学校不会比沙特的还要可怕吧？我祈求父亲忙于生意，没时间给我们找学校。

可是没过几天，父亲的一位司机慎重地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安排入学了。但得知我们将在这里最好的私立学校上学时，我们都精神振奋起来了。

量身订做校服时，我发现校服和苏丹军装差不多一个风格。后来我知道苏丹政府规定，男孩子要被训练成为士兵。

听说会有校车来这接我们上学时，我们都激动不已。和我一块上学的是我的六个兄弟，亲兄弟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萨阿德、奥斯曼，还有7岁的小弟穆罕默德，此外阿姨赫蒂彻的大儿子——八岁的阿里也跟我们同上一所学校。

上学的第一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祈祷完后，我们冲回家，穿上校服，然后跑到站台等待校车。六点半一辆很长的白色公车准时出现。气候炎热的地区，学校上学和放学都很早，早上7点上课，下午1点就放学了。我们闹哄哄地登上车，看到了让我们生平最震惊的事——车上居然有女生。

我们觉得肯定是上错车了。几乎同时我们看到车上也有男生，一律穿着和我们一样的校服。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很快发现女生和男生并不坐在一起。

即便如此，这样的事情在沙特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沙特，所有的公共场所，两性都被隔离开来，像婚礼、聚会、饭馆和学校等。沙特有女子学校和男子学校。如果女生要上男老师的课，她只被允许利用卫星通讯或是观看事先录制的视频。我听说有些极度保守的女学生即使是看视频，也戴着面纱。

许多穆斯林相信，非亲属关系的一男一女共处一室时，其实屋内有三个人，第三个是魔鬼。在这种情况下，绝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或者说我们沙特人就是被这么教导的。

在苏丹，女生被要求坐在校车的左边，男生坐在右边。我们匆忙地找到座位，环视了一下车内，几乎什么都没说。我承认我不止一次望向女生区，但发现大多数女生都小心翼翼地转移目光，贞洁地不看男生。有时某个大胆的女生会抬起双眼，脸上露出害羞的微笑，不过大多时候，女生只和女生说说笑笑。我从来没有鼓足勇气和女生聊天。而我也很快发现司机似乎背后长了眼睛，只要有学生试图与异性聊天，他就会立即大声训斥。父亲严厉的样子在我脑中一闪而过。我相信，一旦他发现我们和家庭成员以外的女生近距离接触，我们会被他毫不客气地拽出学校。

第一天会不会也是最后一天？

父亲不赞成女性接受正式教育。他自己的女儿也不准上学，而是在家里由哈丽雅阿姨教授一些基本知识，哈丽雅阿姨自己接受过教育。

我猜想男女生会不会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注定会被拽出学校。谢天谢地，我们没有一起上课。虽然女生换教室时，我们还是能飞快地瞥几眼。在操场上气氛就轻松多了，所以有的女生会从她们的活动区域溜到我们这儿来。奇怪的是居然没有老师把她们赶回去。要是有男生试着溜进女生区，就会遭到老师训斥，然后乖乖回到男生区。

我们的世界真的很奇怪。

让人欣慰的是，学生和老师都很友好，也尊重他人。苏丹学校的日常安排既简单又愉快。因为来得早，我们一到学校就吃早餐，早餐很简单，有煮鸡蛋、奶酪和面包片。吃完后，我们再做一次祷告，因为苏丹政府是伊斯兰政权。接着我们上课，老师都很严厉，但说话温和，也很友善。在这里，没有老师会轻蔑地告诉我们，即便是我们应得的，我们也不会拿到高分。没有老师会用一顿鞭打来威胁我们几兄弟，也没有老师会怂恿其他男生戏弄我们。

每天早上过了九点，就到了休息时间，我们男生可以自由活动，去学校小卖部买些零食吃。因为父亲对美国软饮料下了禁令，我们几兄弟每次必买一罐百事可乐，再加一袋薯片。

我们学校是城里最贵的私立学校之一，很多学生都家境富裕。不过也有一些学生来自职员阶层，还有一些来自更穷的工薪阶层。即便意味着要省吃俭用，这些苏丹的父母们还是竭力要使孩子得到好的教育。所以我们学校各类学生处在一块，学校生活就变得更加有趣，至少我这么觉得。

放学前我们会运动一下，做点游戏。我们兄弟几个通常都很愿意和苏丹同学玩，他们都很友好。有一个游戏我一直记得，主要因为与其他活动不同，这个游戏要求我们要野蛮残忍。

男生们被分成两组，站成一列，前方有一块指定的安全区。队员们要求比另一队的队员抢先跑到安全区，要是哪一位不幸落败，他就会遭到一顿毒打。这些鞭打可不是一般的学校体罚，这种重击会非常疼。那些脚步稍慢的人往往被打得眼睛发紫，鼻青脸肿。

从我和父亲玩“帽子游戏”开始，我的目标就是跑得比腿长的父亲快。在沙特被学校恶棍追打时，我就学会了跑得和风一样快。当我明白这个新游戏的残忍程度，研究了需要全速冲刺的路程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跑得比以往更快。轮到我时，我快得都能有资格跑奥林匹克预选赛了。我的双腿几乎是飞过了操场，我比他们谁都快。

我常常问那些男生为什么要参加这样残暴的游戏，他们只是和善地冲我笑笑，告诉我这个游戏已经渗入了他们的文化，我相信他们所说的。苏丹人认为男孩不仅要受教育，还要强壮有力，没有什么比一顿痛打更能磨炼身体了。大人们和学生显然想法一致，因为老师们只是站着观看，并不出手干预，即便一个男孩已经被打得血淋淋。没有父母到学校抱怨他们的孩子受伤。多年后当我听说苏丹野蛮的战争，还有部落之争时，我认识到苏丹男孩子们真的需要学习获得身体上的忍耐力。现实中，苏丹的成年战士像饥饿的狮子一样扑向对手，凶猛至极。

这些累人的活动结束之后，下午一点我们会登上校车，愉快地开回阿尔·利雅德村。我惊讶地看到那些刚刚还在操场上殴打对方的男孩们，现在仍相处得很好。在阿拉伯世界，这样的毒打会被永远铭记，使整个家族甚至部落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凶狠残暴地互相报复。在我出生的地方，更小的事都曾引发过残忍的部落之争。

这个成为我们新家的国家很迷人。我很喜欢看着窗外热闹的大街小巷。穿的五颜六色的男男女女们像是在庆贺一般，不仅仅是男女混在一起，即使是男人之间，这样热闹的公共集会在沙特也是闻所未闻。在沙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藏在高墙之中。

除了上学，较大的男孩们在家里还要上别的课。父亲为我们请了三位老师，每个老师都博学多才，擅长不少科目，像是国际大事、数学、地理、历史和阿拉伯文。有位老师是摩洛哥人，专攻宗教培训。这三位老师都和蔼可亲、待人平易，我们都很尊敬他们。

我们在“来宾屋”里上课。“来宾屋”是父亲的一栋别墅，主要用来招待来自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的访客。这栋别墅有三层，非常宽敞，有22个大房间，面积比我们家要大得多。房子被漆成了淡粉色，闪亮的黑色大门很有特色。

屋内一间房间专门用作教室，我们几个每天下午要在那上三个小时的课。我厌倦了无休止的课程，几乎不记得读了什么，心里盼着自由自在地看看日落或是玩会儿足球。

除了我们家还有这间“来宾屋”，父亲在阿尔·利雅德还有两栋房子，离我们家都很近。这两栋别墅也很大，用来安置父亲的一些雇员，主要是管理员、司机和警卫。他们绝大多数是之前苏阿战争的穆斯林老兵。父亲不仅雇用了我们吉达农场的老兵，还雇了其他老兵。那些不住在我们附近的人分布在全国各处。

除了几个曾在吉达城外的农场里工作的人，我们和父亲的士兵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此外，在沙特时我还太小，没法完全明白我目睹的一切。突然之间，我开始对父亲的世界有了更多了解，看到了那些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还有来自各国的向父亲致敬的访客。在苏丹时，父亲开始把他的儿子看做未来的潜在伙伴，在这里，我们生平第一次被准许偷窥一眼父亲那充斥着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复杂世界。

在父亲办公室里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接触那些穆斯林战士，慢慢知道一些他们的生平故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发现这些人中很少有人被允许回到故国。

每个士兵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苏阿战火正酣时，阿拉伯各国政府纷纷将年轻战士送往前线，支援我父亲和其他组织者。这些士兵满心都是美好的理想，他们为响应圣战的号召，支援亟需帮助的穆斯林兄弟，放弃了学业、事业还有婚姻，作出了种种努力，他们的政府使他们相信这一切都会得到奖赏。他们抗战的那些年里，赞誉铺天盖地。可是在他们赢得这场人人以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之后，政府却抛弃了他们。一些士兵的护照没有被延期，另一些试图回国的在边界被拒之门外。

他们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因为害怕这些士兵掌握了充分的军事知识，回国后会对现存的政权造成威胁。

这些勇士们突然发现他们变成了没有祖国的人。迫切想要工作的他们找到了我父亲。尽管他自己的生活也一团糟，不得不逃离祖国，但他给了他们每个人工作，提供高薪和住宿。很多老兵告诉我们，我的父亲是唯一没有忘记他们，并且遵守承诺的人。

这些坚毅的士兵成为了父亲的警卫，忠诚地保护着他和他的家人。这些魁梧的士兵看上去能徒手杀死我高瘦的父亲，但是他们对他充满了敬畏，谦恭地站在角落，绝不比父亲先开口。虽然父亲没有要求他们如此崇敬他，他们却全身心地膜拜他，时刻准备着为他效劳。

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我们也从他们的崇拜中获益。为了保护奥萨玛一家，他们都甘愿献出生命。

一开始我们对这些警卫很小心，他们对父亲的忠诚让我们觉得他们是父亲的眼线。我们当时还太小了，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保护，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人希望父亲死，如果刺杀他时将我们也杀死了，他们也会毫无迟疑。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些沙特的老师，每个人都尊敬我的父亲，因为我们碰到的大多数人，爱他都到了膜拜的程度。我们不停地听到别人说：“你的父亲像位王子。”

尽管父亲安排了很多人照看我们，但住在这样一个忙碌的地方让我们更容易摆脱那些警卫。通常我家周围活动频繁，我们慢慢找到了诀窍，在警卫忙于别的事情时，混入人群或是悄悄溜走。

时间一久，我们的自由就更多了。曾经惧怕的束缚渐渐变松。父亲最终信任我们了？还是他忙于各种事情，忘了我们？我从未有过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在苏丹的那些年，父亲一直忙于各种商业活动。有一次他说：“苏丹现在是我们的家，我会在这里过完余生。”我们都惊诧不已。我记得当时听到这话，我觉得好奇怪，不能理解父亲怎么忍受得了永远远离他的生养之地。

不过现在父亲把忠诚转移给了苏丹，他希望能促使这个贫困潦倒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并终日沉迷其中。在沙特时他就已经见识过真正的经济繁荣，他希望苏丹也能取得成功。没有沙特丰富的石油，父亲推测这个非洲国家走出贫穷只能靠其肥沃的土地。事实上，喀土穆以南到与埃塞俄比亚接壤之处这片土地正是苏丹的产粮区。父亲在那里有不少农场，种植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蔬菜和向日葵。 父亲还参与了一些施工工程、农耕项目和马匹饲养。

到喀土穆不久，父亲告诉我们他已经购买了一个马场。那儿虽比不上吉达附近的农场，但到阿尔·利雅德村驱车只要15分钟，所以每周我们至少要去一次马厩。我们来苏丹前，父亲就购买了几匹公马，我们沙特的公马一到，这里就有七匹马了。我看到每匹马都欣喜万分，最爱的是那匹叫拉扎兹的公马，它和别的马一起从沙特运到这里，我漂亮的阿德哈姆也很快要抵达喀土穆了。

大多数穆斯林都知道拉扎兹是先知穆罕默德坐骑的名字。我的拉扎兹是匹阿拉伯纯种公马，鬃毛和尾巴是栗色，面部有白色的火焰图案，左前腿和两条后腿关节下方长着白簇簇的毛，对比鲜明。拉扎兹很骄傲，不是那种可以随意玩弄的马。它最大的乐趣是和妻妾一起奔跑，这时若想阻挠它，对它的饲养员而言可是个挑战。

我还记得那天因为威胁到了我父亲，拉扎兹差点被杀。

它刚从吉达运来不久，因为几个月没人骑了，精神很振奋，活蹦乱跳。它后足立地，在围栏中的圆场地里腾跃着，自己在那儿嬉戏个不停。父亲觉得是时候骑上它轻快地跑几圈了，可拉扎兹有别的打算。父亲准备给它套鞍时，拉扎兹后腿猛地站了起来，愤怒地跳动着，好像随时要发起攻击。作为一个出色的骑手，父亲同样毫不动摇地决心重新驯服拉扎兹。

一个铁了心的骑手和一匹铁了心的公马就这么卯上了。我的心都到嗓子眼了，父亲和拉扎兹已经相处了好久，有着深厚的感情，可是突然他们就成了对手，神力各异，但意志却一样坚定。

无论父亲做什么都无法使拉扎兹平静下来。它不停地攻击父亲，眼中的愤怒闪烁着暴力的威胁。突然，我看到父亲的一个朋友装上子弹，举起了枪，枪管直对拉扎兹的脑袋。不管拉扎兹多么值钱或漂亮，奥萨玛·本·拉登可能要被这匹公马踩碎，这位忠实的朋友不打算冒险。多亏父亲眼角余光看到了那个人的举动，爱马如命的他即便正忙于躲避拉扎兹的铁蹄，也没忘及时制止住那人：“不要!走!多找些人!”

有人照做了。很快，围栏里就多了五六个人，但是除了我父亲，没人精通驯服马匹。

不过最后可怜的拉扎兹还是被堵在角落，被捆绑得动弹不得。那天父亲命令给拉扎兹的耳朵来下“猛抽”，就是用块木片放在马的口鼻处，在木头上套上短绳圈，拉紧直到马感到疼痛。阿拉伯人相信这样能够释放一种化学物质，帮助制服难驯的马。

很快拉扎兹就恢复平静，能够骑了。从那天起到我们离开喀土穆，拉扎兹还算安分。

除了那些好事，我很难受地知道父亲仍在从事武装活动。但我年龄还小，不知道详情。

与此同时，父亲仍然坚信作为穆斯林，我们应该活得尽量简单，他看不上现代化的便利设施。虽然我们被允许使用电灯，电冰箱、电子炉和降温取暖设备却被禁止使用。母亲和阿姨们再次被逼得只能用煤气灶为大家庭做饭。苏丹的炎热天气里，我们不能用空调，只好艰难地忍受着。

在这一点上，没有孩子同意父亲的做法，尽管他的妻子们拒绝发表意见。当我们知道父亲离开喀土穆外出时，我和哥哥们会偷偷启动电冰箱，甚至打开空调。但是母亲害怕得要命，担心父亲发现我们的叛逆，所以我们只好又照他规定的做。

我偷听到一些忠诚的穆斯林战士悄悄地抱怨，因为他们也不准使用现代便利设施，这些人在艰苦环境中生活太多年了，觉得既然能享有现代化的便利，就没有理由忍受不必要的煎熬。

就算是富裕海湾国家的访客，他们在“来宾屋”里也没有特权，父亲的规矩还是定得死死的。经常，我看到事业有成的商人和王室的王子们汗如雨下，一些人被这难以忍受的高温弄得脾气暴躁。听了很多抱怨后，父亲最终买了一批小草扇，这在苏丹的露天市场上有卖。每次看到那些位高权重的访客发疯似地扇着热风，我都得拼命忍住笑。

我们兄弟几个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怎么逃出阿尔·利雅德村，摆脱父亲的疯狂世界。我们生性活跃，过去像囚犯一样生活，现在重获自由，便开始试探自由的尺度，每天在家外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

一开始，我们还不够胆大，只敢在花园里玩。为了消磨时间，我们问父亲的一些工人要了建筑材料，在花园的树上造树屋。那些人很友善，给我们找了需要的东西。我们的树屋很精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意想不到的自由的感觉棒极了!忽然间我们就可以玩游戏或是在家周围晃悠，就像吉达和麦地那的孩子们一样。我们曾经无比羡慕地望着那些“自由的孩子们”，现在我们也能这样了。

我们甚至还有钱花。钱对我们而言新奇诱人，不过我们获得钱的方法并不完全正当。父亲认为不应该给我们钱，即使是买学校零食也不行。我们真的需要零花钱，比如用来买一些基本用品。但他说：“不行，你们要吃苦。饿不死你们的。”怎么会这样？其他的父亲都希望孩子能得到最好的，而我们的父亲却完全不同。看到我们吃苦，他似乎还乐在其中，提醒我们知道饥渴的滋味对我们有好处，当别人拥有很多，我们什么都没有也是好事。为什么？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强大起来，那些拥有很多的人会越来越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我们当然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反对他。如果我们抗争，父亲和儿子之间也不可能心平气和地探讨，他会平静地命令我们站好，准备挨打。他最爱的武器是他的木棍。有的时候，打我们的时候他过于激动，那根粗重的棍子还会断为两截。木棍断了以后，他就会冲到门边抓起一只我们的凉鞋，回来接着打我们。

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常常遍体鳞伤，背和腿上都布满赤红的伤痕。

以前在沙特，父亲的司机们看到我们的可怜相，觉得他有些残忍，所以好心的他们就想给点补偿，偷偷塞点零钱给我们，虽然他们自己也没什么钱。但是在苏丹，我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为父亲工作的人不住在我家附近，对我们的遭遇并不知情。

然而我们很聪明，找到了法子，弄点零花钱。

那个时候父亲会给母亲津贴，所以她有结余。结婚初期，她就养成了在卧室藏钱的习惯。她会在杂志底下、书里、抽屉里塞点钱，我们知道她所有藏钱的地方。母亲不在的时候，我们兄弟会轮流放哨，胆子大点的会冲进她房里快速搜查一遍。

母亲从未说起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得出结论，母亲发现了我们的需求，但又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给我们钱。于是她就把钱塞在我们能轻易找到的地方。要不是这样，她早就拉响警报，说她的钱被偷了。

拿到了钱，我们会溜出屋，跑到附近的一些小市场，狂买零食和软饮料。庆幸的是，我们从来没被发现，我们知道这样彻底的违抗会有什么处罚。

弄到了这些钱，我们甚至还盯上了鸽子——在苏丹这种消遣很流行。我们打听到邻近的村子可以买到优质鸽子。好在我们有运输的办法。我们离开沙特不久，我九岁时，父亲觉得最大的孩子们可以有自行车。在那之前，我们不准有自行车或任何一种机械运输工具。记得一次我求父亲给我买辆自行车或摩托车，说我短途旅行实在需要一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奥玛，如果你要旅行，骑着羊去。”

不知什么原因，一天父亲改变了主意，让一位司机给阿卜杜拉买了一辆四轮摩托车。其他男孩每人一辆自行车，最贵的那种。那天我们开心极了。我们很爱自己的自行车，并从沙特把它们带了过来。在喀土穆，它们十分有用。我们打算骑着它们出去，买些鸽子回来。

我和哥哥们策划着如何建立一个鸽子家庭。我们小心翼翼地盘算着，像是要发起一场战役。父亲不喜欢我们去较远的地方，我们必须得等他出了城再行动。我们开始观察警卫何时会休息。很快我们发现白天最热的几个小时，大多警卫会离岗休息很久。等到父亲出了远门，我们准备好自行车；然后等到大中午，太阳烘烤大地时，果然那些警卫一个个离开，回到别墅里喝杯冷饮或是睡个午觉。然后我们就跳上自行车，冲出了没有警卫的大门。

我们拼命地踩着踏板骑在大路上，风掠过我们的脸，头发在风里飞扬。自由的滋味从未这么诱人。任务完成顺利，在邻村我们找到了需要的东西。那儿的鸽子很出名，买第一对鸽子之前，我们认真地全看了一遍。我们买的那对鸽子很贵，花了5000苏丹镑。慢慢地我们变得更大胆，从母亲那拿了更多钱。她还是什么都没说，但我们明白她什么都知道。

虽然母亲的生活完全与外面隔离，而且她服从丈夫的所有要求，但她还是想出了奇妙的方法，帮助我们在父亲过于苛刻的规定下，找到一些喘息的机会。我们从未提起这些事，因为她永远不会直接反抗父亲，但是她帮我们度过了那些灰暗的日子。面对此类情况，母亲很有智慧。

我们的鸽子计划不断升级。很快，一个小笼换成了一些大笼子，我们又买了好多新鸽子。大哥阿卜杜拉因为某种原因，对鸽子不是很感兴趣。而阿卜杜勒·拉赫曼、萨阿德和我已经沉溺其中。我们造了自己的笼子，还帮穆罕默德造了他的，因为他当时还太小。不久整个花园就充满了鸽子。我们热爱这些鸽子，花很多时间照看它们，要是孵出小鸽子，我们还要庆祝一番。我们忘了考虑父亲的反应，但觉得父亲不会禁止，因为很多穆斯林都喜欢鸽子。而且，最开始的时候，他来看望母亲时，我们已经让他瞧见了鸽子。那天他只是草草扫了一眼那只小笼和第一对鸽子，表情没什么变化，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就卸下了防范之心。

然后有一天，他走进花园，停在那儿，眼神中流露出的全是难以置信。他看着那些大笼子、鸽子屋，和看上去有成百上千只的鸽子，脸一下子涨红了。看得出来，父亲惊呆了。

知道麻烦大了，我们几个试图躲起来。但他已经看到了在角落里躲躲藏藏的我们。

他目光中的愤怒像闪电一样，我们只听见他说：“过来。”

我们慢慢地挪动，觉得又得尝尝木棍的滋味了。

他没有喊，但是声音中的愤怒让人害怕。他摆了摆手，问道：“这是什么？”我声音卡在喉咙里发不出来。没等我们回答，他就命令道：“把鸽子统统放掉。要是傍晚花园里还有鸽子，我就亲自动手切断它们的脖子。”

他狠狠地瞪了我们每人一眼，转身离去，高大的背影由于气愤绷得直直的。

我们知道父亲会把它们全杀了，所以拼命想法子给它们找个新家。对父亲的一个司机恳求了半天，他最终答应帮我们把鸽子运往父亲的一个农场。黄昏时鸽子就全运走了，之后它们怎么样，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我们自然很伤心，因为我们已经渐渐地爱上了这些有羽毛的伙伴们。

有些人和这些鸽子一样都是禁忌。父亲不准我们和一些苏丹人见面。我们之前不知道他规定过不许和基督徒交往，差点因此惹上麻烦。

到喀土穆不久，我们就注意到了那些基督徒孩子。那家人住在我家对面，隔条马路，家里有母亲、父亲和几个儿子女儿。他们都是白人，我们很难不注意到他们。他们的举动也不一样，孩子们很放松地闲逛，而我们穆斯林孩子小心翼翼，害怕不小心做了犯忌的事。

我们观察了那些基督徒好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勇气介绍自己。一天晚上，我们看到那群基督徒孩子穿着奇装异服离开家，看上去像是鬼怪和其他奇特的动物，此情此景让我们惊诧不已。他们还用竹棍挑着小小的黄色南瓜，每个南瓜表面被切割了，像是一张脸，南瓜里面还插了根蜡烛。我们看到住在这的别的一些穆斯林孩子被允许加入他们，一帮人前往足球场，并将在那儿举办派对。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在沙特，任何人装扮得像牛鬼蛇神出现在公共场合，一律会被逮捕送审，当作巫师囚禁起来，还有可能判死刑。我们看着那些身着滑稽服装，提着发光的南瓜在街上走过的孩子们，心中充满了羡慕。他们嘻嘻哈哈、吵吵闹闹。(直到成年，我才知道他们是在庆祝万圣节。)我们渴望加入他们，但父亲不准家里任何人穿得像猴子一样走来走去，所以我们不能和他们一起。然而我们还是想着伺机溜出去，见见那些有趣的孩子。当时我们不知道父亲已经告诉警卫，不准许我们接近那些小孩。

几周后的一个下午，我们看到那些孩子出门玩，心想机会来了。我们跑了出去，希望能够碰上他们。我们正要介绍自己时，一个警卫恶狠狠地向我们冲过来，我们害怕地退开了。那人极其愤怒地向我们喊道：“回屋里去!不许你们这样!回去，马上!”那种可怕的声音是我们生平第一次听到。

他气得冒火，我脑中闪过——他可能会对我们开枪，因为这些警卫都全副武装。父亲手下这些人都发了疯似地想取悦他们的“王子”，他们做什么我都不感到惊讶。

我们不敢冒险，只好马上跑回家；那些基督徒孩子也跑回家了。后来我们被告知我们犯了双重禁忌，因为我们不许和女孩子玩，也不许和基督徒玩，永远不许。

就是这么规定的。

到苏丹一段时间后，发生了一件让我们震惊的事。赫蒂彻阿姨离开喀土穆，回沙特去了。一直以来，她对家里的所有孩子都很好。最让我郁闷的是她也带走了阿里。我深知父亲的传统信念，所以感到很惊讶，很多信徒都坚持拥有所有孩子的抚养权，无论孩子多大。赫蒂彻阿姨很幸运，能够得到三个孩子的监护权，尤其是她两个儿子，阿里与阿米尔。

我还只是个孩子，所以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不过我猜也许是父亲变得太过激进，虽说我当时太小，没法完全明白父亲强硬军事行为有什么危险，但我知道他的妻子肯定比我清楚，尤其是受过教育的赫蒂彻阿姨。

也许她离开是因为觉得跑到荒芜之地，躺在地洞里过夜，既没意思又没必要。要不，也许她厌倦了待在家，不能购物也不能拜访别的女人。她只能和我母亲还有另两位阿姨为伴。反正有很多原因会促使她要求离婚，离开苏丹。

她走后，父亲表现得好像她从来不存在一样，但是一切肯定不一样了。虽然我们孩子渐渐适应了赫蒂彻阿姨不在家，但我们都很想念阿里。我们在一起玩了很多年了，父母也教导我们要对所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忠诚。

阿里是赫蒂彻阿姨最大的孩子，已经到了可以回来看望父亲的年龄。一年后他回到苏丹。那次来访很尴尬也很短暂，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他也从没有去阿富汗看望我们。

但是我们终究是活跃的孩子，有耗不完的精力，很快就适应了改变。父亲禁止我们养鸽子后，我们到处找打发时间的事。尼罗河离我们家只要走几分钟，我们极想上那儿游个泳。高兴的是，父亲居然同意我们的主意，甚至还和我们一块去。谁能想到他也想游泳呢？

弯弯曲曲，像虫子一样的尼罗河流过喀土穆和苏丹。对泳者来说，窄窄的尼罗河很有欺骗性。我们兄弟一直鼓动别人下水，不下水就嘲笑他们，直到所有人都跳入暗暗的河水中，游向对岸。

河水暗流密布，不好应付，距离比看上去要远。

然而我们谁都不会认输，所以在这样的较劲中我们都成了游泳能手，而且也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父亲的一个朋友差点就淹死了。那天我们游泳的时候，那个傻兮兮的人激动起来，像个少年一样一下子跳进河水里。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强劲的水流就把他冲走了。我们最后看到他在水里惊慌失措，头沉下去又浮起来，手臂拼命地乱摆。当他离开我们视线时，我们猜想他可能葬身尼罗河了。意外的是，尼罗河下游一些苏丹渔民看到他拍着水喊救命，下河把他救了起来，然后把他带回我们身边。看到他大难不死，我们都很高兴。严厉的父亲说他像个傻子，提醒他：“远离尼罗河。”我相信他会的。

父亲甚至还允许我们带至爱的马儿去尼罗河游泳，让它们也降降温。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父亲的朋友喜欢拽着马的尾巴，而我们就顺带把它们推过河。其他时候，父亲命令我们领他的牛去尼罗河。我们很喜欢骑在它们背上，或是用凉水泼它们。这些牛似乎和我们一样喜欢尼罗河。

父亲找他的一位埃及雇员造船，接着就发生了件好玩的事。这个造船人的技巧没有父亲认为的好，造完的船很让人失望。那个人自称给船抹了特别材料，船能开得很快。果然是这样，那天船下水时，完全不受控制，一会倒向这个方向，一会倒向那个方向，接着便高速向前。

可是父亲之前声称要驾驭这艘船。我们站在岸边，惊愕地看到开得飞快的船很快就把父亲甩进尼罗河。这下那个对我父亲忠心耿耿的人惊慌失措起来，一边用手掌击水，一边大声喊道：“王子出事了!王子出事了!”

父亲的手下们跑到一个叫奥萨玛·达伍德的邻居那里，那人有一艘很快的船。幸运的是，那人在家，很快就开船追出去，追上父亲的船，将它绑在自己船上，拖回岸边。我站在岸边看他们回来，惊讶地发现其实是父亲因为无法控制船，太过羞愧，所以自己跳下船，躲进水里。他坐在船尾，遮着脸，不愿任何人目睹他的耻辱。像父亲有这么大权力的人，有时真的会极其敏感。

他已经习惯了把任何他做的事做到最好。他是最佳的骑师、车手，船开得最棒，跑得最快，还是顶尖的射手。就连想到自己会显得愚蠢，他都无法承受。从那天起，我们和他的雇员都不准提到那艘船。我得知父亲将那艘船送给了一个碰巧站在尼罗河附近的人，那人当然是惊讶不已。后来我想那艘船一定让那人吃了不少苦头。

有时天黑了之后，我们还会再去尼罗河，在满天繁星下在尼罗河游泳是一件奇妙的事。游得精疲力竭了，我们会躺在岸边，仰望着光芒熠熠的月亮在夜空中缓慢移动。月亮在古老的尼罗河中的倒影是我见过最美丽的风景。

阿卜杜拉似乎比我们更热爱尼罗河，很多次我都看到他一人坐在岸边，做梦似的望向远方。

阿卜杜拉比我年长5岁，和我一点都不像。他身高大概六尺，很纤痩，一头黑色卷曲的头发，肤色也较黑。和弟弟们一样，阿卜杜拉一直很严肃。一旦工作起来，没人比他更有忍耐力。我们刚来喀土穆时，阿卜杜拉作为父母的长子，要照管好弟弟妹妹，负责我们的安全。在伊斯兰世界这是惯例，长子受到所有人的尊敬，父亲不在时，他就是家中的老大。当然我们在沙特时，阿卜杜拉还小，那时不是这样。父亲在阿富汗作战时，他的司机和雇员负责大小事务。我们到苏丹时，阿卜杜拉已经15岁了，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男人，虽然我们家和阿尔·利雅德村都有警卫把守，父亲和母亲还是将监管我们的任务交到阿卜杜拉手上。如果父亲指望阿卜杜拉像他一样，那他就要失望了。阿卜杜拉管得很松，与苛刻的父亲截然相反。虽然父亲寡言少语，说话也很柔和，但他的脾气一触即发，一瞬间情绪就会变得异常暴烈。

阿卜杜拉却十分耐心友好，默默地促进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我知道我们常常惹怒阿卜杜拉，但是不管我们做了什么蠢事，他从来不对我们表示出不满。

我常常想，要是父亲能像阿卜杜拉一样，我们的生活会多不一样啊。我相信哥哥的性格能让他成为仁慈且善解人意的父亲。

第十三章　奥玛：死亡的气息

可怕的一天来得没有预兆。早上我们做了祷告，换上校服上学，回家吃饭，玩了一会儿，又开始祷告。之后我们步行前往“来宾屋”上宗教课。三位老师在等着我们，第一个给我们上课的是那位摩洛哥老师。

老师讲了一会儿《古兰经》，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坐着安静地学习。突然一颗子弹嗖地一声飞进敞开的窗户，落在萨阿德脚边。萨阿德很快告诉老师：“有人在攻击我们。”

对嘻嘻哈哈的萨阿德，老师再了解不过了，他觉得萨阿德可能在开玩笑。他和气地让萨阿德别担心，说声音应该是电火花发出的。“萨阿德，继续学习，我会弄清楚这件事。”

我的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多年的打猎经验已经令我十分熟悉枪支，我可以肯定萨阿德是对的。有人正在开枪，确实有颗子弹飞进窗户，落进屋里。

这时萨阿德从地上捡起一个弹壳，夹在两指间，“老师，这是一颗子弹。你看，就在这儿。”他骄傲地宣称，觉得自己第一次被认真地看待。

几个老师眼睛瞪得老大，他们互看了几眼。另两位老师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他们同时意识到到我们被攻击了。这三位没有武器的学者现在要负责奥萨玛·本·拉登儿子们的安全。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一连串的枪声就在屋里回响起来，好多子弹都飞进了房间。小点的男孩们惊慌地往后退，哇哇乱叫。

我知道我们必须远离那扇开着的窗户，那位摩洛哥老师也这么想，他喊道：“孩子们，过来!过来!”

老师们把我们匆忙带出教学房间，来到走廊。就在那时，摩洛哥老师突然喘了一口气，他被击中了。子弹强有力地击中了他的肩，他差点没倒下，仍直直地挺着身子，带我们奔出屋子后门，到离屋子很近的一间小屋——这间屋子近得几乎就和大屋子连在一块了。他猛地拉开门，三位老师把我们一个个推到中心位置。这间屋子很小，只能容纳四五个人，但是老师们往里面塞了十个人。然后老师们进来了，他们用身体顶住没带锁的门。老师们示意我们不要出声，哥哥们开始安慰那些小的孩子，这样他们的哭声就不会暴露我们的藏匿点。

我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屋里，听着枪声越来越近。一个想法从我脑中闪过：要是我们被发现了，要杀死我们就再容易不过了。我们像木头一样堆在一块，一颗子弹就能轻易穿过好几个人，一枪就能击毙两三个人。

显然这些人想要杀掉某人，也许他们被下令杀掉本·拉登全家。这时，外面有人开始推门，我的心怕得直跳。但是我们都挤在一块，像块动不了的大石头。

老师们坚守着，连气都没叹一声，虽然他们知道要是持枪人穿过门打进来，他们会首先丧命。这一小会，心都要停了，不过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刺杀者的声音，也许父亲的警卫追过来了吧。枪声又持续了大约三十分钟，慢慢枪声越来越轻，最后安静了下来。

我们想要冲出去，回家看看父母和兄弟姐妹怎么样了，但是老师们不肯让开。因为连一小寸都挪动不了，我们的手脚都发麻了。谢天谢地，很快我们听到父亲的一个警卫的喊声，他正四处找我们。他喊到现在已经安全了，我们可以出去了。

听出了那人的声音，我们鱼贯而出，然后想到得看看那位老师的伤势。让我们欣慰的是，他夹克里厚厚的垫肩对子弹起了缓冲作用。这场意外后我们第一次笑了出来，多亏老师衣着讲究，子弹才只是擦伤了皮。

我们像兔子一样跑去找父亲，他因为在路上和阿卜杜拉说话才逃过一劫。

父亲在喀土穆感到很安全，所以没有像以往那样做好防范，不断改变时间安排。每天的行程都固定了下来，显然他的敌人发现了这点。每个下午，父亲都会到来宾屋，满意地看着我们学习宗教。但是那天大哥阿卜杜拉正好有事想和父亲商量。

哥哥越大，对我们的处境就越不满。尤其让他烦恼的是家里不能用冰箱，因为保证新鲜食物供应太难了。

虽然阿卜杜拉已经游说了一段时间，但是牵涉到现代用具，父亲绝不让步。那天正好阿卜杜拉决定讨论这件事，他们激烈的争论误了父亲的事。

尽管阿卜杜拉没能让父亲回心转意，他却救了父亲一命。

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发现了这次暗杀的内情。四个枪手早上进入我们住宅区，他们开一辆载货卡车，将车停在来宾屋对面的大树底下，随时准备行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察觉，可能是因为这儿住了很多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他们都配有自己的警卫。换言之，阿尔·利雅德村就是一个武装营，很多国家的人在此守卫他们的雇主。所以这四张新面孔才没有引起警觉。

这些人打听到奥萨玛可能来得早，但绝不可能晚。他们焦急地等待着，超过预定时间一个多小时，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认为目标肯定很早就到来宾屋了。毫无计划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朝我们上课的屋子猛烈开火，主要针对所有开着的窗户，希望能侥幸击中奥萨玛。

父亲听到骚乱，马上抓起他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就是一流的进攻步枪AK-47。父亲命令他所有的手下都必须配有这种枪。听到枪响，他跑上家里的天台，从那里向暗杀者开火。

双方交火开始后，周围所有的警卫马上作出反应，顿时枪火不断，空气都顿时变得炽热起来。我们的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他们，他们处心积虑计划落空了然后很快逃离。

一个人离开了住宅区，另一个躲进了清真寺，第三个跳上卡车，发动车子。第四个躲到卡车后部。车子在街上横冲直撞，拼命想逃离这片住宅区。

但是在一群全副武装的人的包围下，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卡车司机被击毙。

卡车后部的那个被击中，受了伤。

躲在清真寺的那个也被击毙。

逃离住宅区的被抓住杀死。

那个受了伤的被送去医院，恢复了健康，然后政府将他绞死了。

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些受伤或死去的人，虽然我很想见一见，但是父亲不愿满足我的好奇心。那天的事，我听到很多传言，因为父亲的一些警卫也受伤了。

其中一个人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因为他对每个愿意听的人都要讲上一遍，即使他的故事让他显得很懦弱。开始交火时，他把自己锁在来宾屋的一间房里，但是他骄傲地告诉我们，他心里只有我父亲，所以他大声地祈祷，不停地向主恳求：“主啊，救救王子吧!救救王子吧!”我们都不好意思拆穿他，但是我常常想，如果他真的那么担心我父亲，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他应该冲出去，把那些企图杀死父亲的人击毙啊!

关于谁是幕后主谋，有很多大胆猜测，有人认为这是苏联人对父亲的报复，另一些人则认为是阿富汗的一个交战派让人来暗杀父亲。

一番调查后，苏丹政府声称这些人是沙特政府派来的。父亲相信了，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父亲确实是惹怒了沙特统治者。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不是沙特政府干的，因为他们还试图让父亲回到沙特。如果他们更想让他重回故国，何必要杀他呢？

父亲甚至还透露王室向他提供了几个很高的官职。唯一的要求是让他停止批评王室，放弃军事活动，回国过安稳日子。

父亲不是一般的固执，对这种慷慨的提议嗤之以鼻。

后来好多身居高职的王子纷纷来访，奉劝父亲回到沙特，享受和平。连本·拉登的家人也被派来劝我父亲，说他正走的路很危险。父亲很爱他的家人，没有生他们的气，说他们没有办法，只能服从王室，但他的回答仍是让人失望的“不”。

最后，国王法赫德传话给父亲，让他等着与国王亲自通话。可是父亲居然拒绝通话，在我们那儿这是极大的侮辱。没人能拒绝国王的命令!

之后，父亲和沙特王室原本友好的关系完全破裂了。知道这些事后，我觉得父亲是在往身上插刺，插得密密实实，让人无法伸手帮他，也没法帮他无辜的家人。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对他的决定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那天以前，我们几兄弟还没能彻底明白这世界有人想要父亲死。在我们幼小的心里，父亲是个备受称颂的英雄。突然间我看到了整个局势的更多方面，认识到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父亲的暴力宣言，即伊斯兰世界在水深火热中，所有的穆斯林必须在未被攻击前发起攻击。我第一次感到父亲已经陷入寻衅的思维模式，这将威胁到我们所有人。

这次袭击后，我们的生活马上有了变化。那天后，阿尔·利雅德村被警卫和苏丹警察组成的人墙包围了。因为危险增多，我们不准离开村子。我们再也不能骑车去邻近的村子了，再也不能在附近的商店闲逛了。最悲惨的是，我们再也不能上学了。也就是说我12岁就结束了上学生涯，这对我的未来是灾难性的。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将只在家中学习宗教和其他课程。

我们再一次成了囚犯，被囚禁在喀土穆一个小小的、了无生趣的角落。

阿卜杜拉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但是我们一直明白他将是第一个结婚的，在我们还小的几年时间里新娘人选很容易就敲定了。不出意料，阿卜杜拉刚满17岁，父母就安排让他娶缇阿伊芭·穆罕默德·本·拉登的女儿。缇阿伊芭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姐妹。

日子定下后，没有大张旗鼓，没有送别聚会，也没有婚前庆贺，阿卜杜拉就那样离开了。哥哥和父母简单平静地告别，父亲几乎没说什么，母亲说：“阿卜杜拉，保重，跟着主走吧。”他往一个包里装了些东西，跟我们随意地道了个别，然后父亲的司机把他送到了机场。

当时我没有在意，因为我相信阿卜杜拉很快就会回来。可是不久后，我们得知阿卜杜拉仍将和妻子一起留在沙特。虽然父亲很失望，他一直都期盼着儿子们能接管他的帝国，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像往常一样，父亲把他的伤痛和失望藏了起来。

即使在那时，我已明白哥哥能够摆脱奥萨玛·本·拉登家里复杂的环境，是很幸运的。如果我知道要过许多年我才能再次见到阿卜杜拉，我希望当时能告诉他他对我有多重要。

阿卜杜拉离开后，阿卜杜勒·拉赫曼成了最大的儿子，父亲说理应如此。然而阿卜杜勒的个性并不能胜任这个位置，无法照管这么多兄弟姐妹，而且他从小只关注他的马。第三个儿子萨阿德还是那样快活又爱开玩笑，连家里最小的孩子也不把他说的当真。很快，最可靠的儿子的头衔就无声地落在第四个儿子——我——身上。我的肩膀还不能担负如此大任，因为阿卜杜拉离开时我才12岁。然而我还是不停努力，凝聚决断力来承担这一任务。

我们先是失去了赫蒂彻阿姨、阿里、阿米尔和小爱莎，现在阿卜杜拉也到了远方。下一个会是谁？

认识到只有大人才会问这种问题，我突然明白我的童年结束了。

我们的生活遭遇低谷，自那开始，任何的快乐都蒸发了。很快我们得知沙特政府撤销了我们的公民身份，冻结了父亲的资产。虽然在苏丹和另外一些地方，他也有些钱，但他失去了在沙特的巨额存款。资金不足会改变很多事情。我们在吉达和麦地那的家，还有吉达的农场，包括我们的私人物品，我们的马和牲畜都被没收了。

我们与沙特不再有任何官方联系。

恐慌开始了。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不是沙特人，我们又是谁呢？我们的曾祖父母籍贯也门，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是也门人？母亲出生在叙利亚，那我可能是叙利亚人吗？

父亲将全家人聚在一起，告诉我们从那时起，我们是苏丹人!父亲说：“苏丹政府慷慨地给了我们苏丹公民身份。”

我感到一切都毁掉了。虽然苏丹很多东西我都喜欢，但我是个沙特人，对此我深信不疑。在我心中，我永远是沙特人，即使官方文件上已经不是了。让我觉得可怕的是，苏丹护照上我的名字都被改了，现在我成了奥玛·穆罕默德·阿瓦德·阿鲍德!我的姓不再是本·拉登!连我的出生年份也从1981年变成了1979年，至于为了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们的小世界每天都还在缩小。那次暗杀事件后，父亲因为焦虑变得越来越暴躁，好像世上除了苏丹政府，其他所有政府都是他仇恨的敌人。那时我已经14岁了，得知父亲深陷于比我想的危险得多的政治事件中，我感到极难受。我多么希望他只是忙于种植世上最大的向日葵!但我知道我那是在做梦：他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上他对圣战的激情越发高涨。

许多不利之兆开始出现。父亲开始更频繁地公开会见他在阿富汗认识的好战分子。其中一些组织受到了反对不同的中东政府和西方政府的护教运动的感召。那时我父亲的基地组织最热衷的就是，把外来影响从穆斯林国家中清除出去。

另外，还有艾曼·穆罕默德·阿尔扎瓦希里领导的阿尔—圣战组织，该组织主要目标是推翻埃及政府。我很高兴我不用常常见到他。第一次见到这人就把我搅得心神不宁，而父亲却十分尊敬他。

我承认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很聪明。他于1951年出生于埃及一个富裕家庭。他父亲是受人尊敬的教授和药理学家，母亲也出身豪门。父亲告诉我艾曼年轻时学习极有天赋。他年轻时有点像个梦想家，喜欢诗歌，讨厌杀戮。几乎没人能相信这样一个爱好和平的青年会投入暴力伊斯兰运动的怀抱。他是受了一个叔叔的影响，他这位叔叔是最激进的伊斯兰信念的追随者。于是艾曼阿·尔扎瓦希里联合其他学生，成立了地下组织，号召建立伊斯兰国家。从此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踏上了反对世俗政府的征程。

当时埃及学生正处于躁动不安中；许多被禁止的组织纷纷合并，形成了更大的组织，称作埃及圣战组织，或阿尔—圣战组织。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就是成员之一，在密谋推翻埃及政府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学习。他的门门功课成绩都很优异，毕业时拿到医学学位，主攻外科。

艾曼·阿尔扎瓦希里的妻子也同样虔诚，很支持她丈夫的理想。她叫阿扎·诺瓦里。

艾曼已经不可自拔地陷入伊斯兰运动中。1981年10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德特遭遇暗杀时，他就被逮捕了。经过审判，他被判入狱3年。1984年出狱后，他前往吉达，在那儿待了一年。预感到一场重大的伊斯兰教运动即将在巴基斯坦发生，他又去了白沙瓦。靠着他的医学学位，他开始在红新月会的一家医疗中心工作，治疗受伤的阿富汗难民。

这段时期，他和其他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重新取得了联系，他的革命热情又熊熊燃起了。很快他就成了该组织正式的领导人。在白沙瓦的时候，他与巴勒斯坦的活动分子阿卜杜拉·阿扎姆联盟，阿卜杜拉·阿扎姆是我父亲的良师益友，正是通过他，艾曼认识了父亲。

我确定也是在这个时候，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开始觊觎父亲的财富。事实上，他和阿扎姆一直在争夺父亲对伊斯兰事业的财力支持。

阿战结束后，父亲回到沙特，而艾曼也回到埃及。但是他一直麻烦不断，才回去就又企图推翻当时胡斯尼·穆巴拉克领导的埃及政府。他们对政府官员的几次暗杀都失败了，而且还使不少埃及平民无辜遇害。从那时起，埃及民众开始讨厌曾经受欢迎的伊斯兰激进分子。

在埃及不受欢迎，艾曼便去了美国，和许多穆斯林激进主义者一起巡回演讲，为他们的组织筹集资金。据说艾曼假称这些捐款会用来帮助阿富汗的伤病儿童，但是因为募集捐款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太多，艾曼没有筹到期望的巨额捐款。那时他听说父亲离开了沙特，住到了对激进组织友好的伊斯兰政权底下——苏丹。

艾曼·阿尔扎瓦希里追踪着父亲也到了苏丹，再次找到了父亲。于是他的组织和父亲的圣战组织又搭上了。我觉得这种组合肯定要出事。

最后，还有那个埃及盲人牧师奥玛·阿卜德勒·拉赫曼带领的组织，叫做阿尔—加玛阿—伊斯兰米亚。自从奥玛·阿卜德勒·拉赫曼在美国被捕入狱，他的儿子便成了喀土穆这儿的首领。但这位老人的精神还在激励着他的追随者。

我听说过很多他的事。阿卜德勒·拉赫曼1938年出生在埃及，幼时因为患有糖尿病，很小就失明了。他得到了一本盲文版的《古兰经》，自此便狂热地迷上了伊斯兰教义。虽然双目失明，他仍然坚持不懈，从开罗著名的艾扎哈尔大学毕业，获得了研究《古兰经》的学位。

上大学的时候，阿卜德勒·拉赫曼就对阿尔—加玛阿—伊斯兰米亚组织产生了兴趣，成为了其中一员。很快，他就脱颖而出，成为了首领。他号召成立一个完全的伊斯兰教政府，公然谴责埃及政府。他甚至还发出法特瓦(伊斯兰教中的裁决)，要求推翻安瓦尔·萨德特总统。安瓦尔·萨德特遇刺后，阿卜德勒·拉赫曼因为该法特瓦被逮捕，在埃及监狱中待了三年，等待审判。那段时间，他饱受折磨。虽然最后他被判无罪，埃及政府还是将他驱逐出境。他到了激进分子的聚集地——阿富汗。在那他遇见了曾经的老师阿卜杜拉·阿扎姆，也是通过此人，他认识了我父亲。

1989年阿卜杜拉·阿扎姆的遇刺是个悲剧，因为此人常常能够平息激进派之间酝酿的暴力冲突。

之后盲人阿卜德勒·拉赫曼到了纽约，成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组织的首领。虽然美国恐怖分子名单上赫然写着阿卜德勒·拉赫曼的名字，他还是拿到了签证，获准进入美国。

他游遍了美国和加拿大，为他的伊斯兰事业——推翻世俗政府——到处寻求支持。他肆无忌惮地号召支持者藐视美国法律，屠杀美国的犹太人。他充满挑衅地命令穆斯林对西方社会发起攻击，“让它分崩离析，毁掉他们的经济，烧尽他们的企业，除掉他们的利益根基，沉他们的船，击下他们的飞机，不管是海上、空中还是陆地，都赶尽杀绝。”

事实上，1993年世贸中心的爆炸正是他的追随者所为。

在我们抵达苏丹大概一年以后，也就是1993年6月，阿卜德勒·拉赫曼被捕了。因此他的组织才会由他儿子打理，而这位盲人牧师的监禁却将全世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集结起来。

简单地说，所有这三个组织侧重恢复伊斯兰圣战的不同方面，而其中两个埃及组织比较极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埃及政府，让伊斯兰教政府掌权。

阿尔—圣战和阿尔—加玛阿—伊斯兰米亚两个组织成员的家属也住在苏丹。一开始，除了家庭成员，父亲不许我们和任何人接触。渐渐地，父亲允许我们和那些组织领导人十几岁的儿子们一块玩。其中有个男孩和我同岁，而且我们喜欢的干的事也差不多。他的父亲穆罕默德·沙拉夫，是阿尔—加玛阿—伊斯兰米亚组织的重要人物。

当我的朋友毫无防备去拜访阿尔—圣战组织的几个成员，准备聊聊天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恶心的事。他是一个人去的，因为相信这些人都是他父亲的朋友，觉得很安全。但是当天晚上，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营里两三个男人强奸了我的朋友。在强奸过程中及其后，他们还拍下了我朋友的照片，严重地侮辱和伤害了他。

我那天真的朋友逃离了那里，回到他父亲身边。

悲惨的事发生了，那些照片很快传播开来，对那些人来说是个好笑的玩笑，但是照片不小心落入了艾曼·阿尔扎瓦希里的手中。他被激怒了，认为犯错的是我年轻的朋友。有证据为证!在我们的世界里，男性之间发生性行为要判死刑。所以又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我的朋友被组织领袖抓了起来，受审，被判死刑。

奇怪的是父亲拒绝卷入这件事，称这件令人厌恶的事与我们无关，是那两个组织的事。但他提醒我们小心我们的朋友，这表示他也相信那些谎言。

父亲居然相信艾曼·阿尔扎瓦希里，而不是他的儿子，这让我很愤怒。那个埃及医生似乎对父亲有种邪恶的影响力。

穆罕默德·沙拉夫知道真相。这位好父亲极力保护他的儿子，告诉艾曼阿·尔扎瓦希里他的儿子是无辜的受害者。然而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错判了刑。当然那些强奸他的人根本不敢出来承认真相，挽救他的性命。于是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命令将我可怜的朋友押送到他办公室。他被拖进那间房，艾曼·阿尔扎瓦希里枪毙了他。

好几天我陷在震惊和悲痛中，一个无辜的人会死在那些他以为能保护他的人手里。想到我的朋友在他年轻的生命终结前几天感受到的恐怖，我就满心苦痛：先是被残忍地群奸，接着又被指控犯法，他的世界就那样变成漆黑一片，生命终结前最后看到的是一支枪抵在他头上。

这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回忆提醒我，我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在以前吉达和麦地那的学校，那些欺小凌弱的人最爱用的恐吓手段，就是强奸。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这些威胁，因为被这样威胁让我觉得羞辱难堪。但现在我忍不住猜想，倘若这种事真的发生了，我会不会因为别人的罪行而付出自己的生命呢？

我也第一次认识到父亲周围的一些人很危险，即使是对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也不例外。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就与残暴同行，现在他们的血液中都流淌着敌意。我以前就已经觉察到了这点，但是觉得自己不会遭其毒手。可是这一次不同，穆罕默德·沙拉夫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如果连他的儿子都会被强奸，然后被杀，那么我们兄弟几个也可能成为下个目标。从那时起，我们便十分警惕，不再轻易相信别人，也头一回有点明白为什么父亲坚持必须保证我们的安全。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和气的父亲要和这些恶棍混在一起呢？就算他们忠于他的事业又怎么样？我真的不明白。

虽然从阿苏战争起就追随父亲的绝大多数老兵都规矩本分，没有做过犯法的事，但其中有几个人还是需要警惕。他们一个杀过一只小狗，另一个把一只狗活埋了，还有一人居然杀了我们心爱的猴子。

因为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很少穆斯林喜欢狗。我们的先知告诉我们要远离狗。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从德国买了几只牧羊犬，让它们常伴他左右。我们兄弟和邻居的一些宠物也成了朋友，还有那些出没于阿尔·利雅德村的流浪犬，我们会省下点饭菜喂它们。一开始我们只是出于无聊，渐渐地，这些可爱的小狗住进了我们心里。很快每个人都有了自己最喜欢的狗。

我最喜欢的狗叫做波比，它毛色鲜艳，黄白两色，大小适中，耳朵耷拉着，很好玩。他的妻子叫做沙蜜，它们彼此相爱，也很忠贞。还有一只狗，我们取名为兰希，这只狗试图引诱波比。一开始波比不感兴趣，因为兰希比沙蜜漂亮，我们便鼓励波比与兰希交配，这样我们就能有漂亮的狗宝宝了。

最后他们交配了，兰希生下了几只漂亮的小狗。一天我最爱的其中一只小狗开始口吐白沫。我找到父亲手下的一个老兵，求他带我们去当地兽医那给小狗看病，可他当场便认定那只小狗得了狂犬病。他说他不能开枪，那样会惊动整个住宅区，但他必须杀掉这只狗。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拉来一条绳子，爬上树，把绳子一头绑在树枝上，另一头缠住小狗的脖子。他叫来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抓住绳子一头，命令他不要放手。可怜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傻乎乎地照做了。我当时只是个孩子，站在旁边徒劳地抗议，看着我可怜的小狗给勒死了。

另外一个老兵看到那么多流浪狗在附近晃悠，极为不悦，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个洞，设下陷阱。有只狗曾落入陷阱，他就冲上去用铁棒狠击它的头部，然后把尸体拉上来，扔进车里，开到沙漠边上，往那儿一丢。

我们很难过，却无能为力。我们知道父亲会站在老兵一边。无论大人决定做什么，我们都只是无助的旁观者罢了。

几个星期后我们的宠物狗一瘸一拐地来到清真寺，可怜巴巴的，瞎了一只眼，身上还有别的明显的伤痕，不过还活着。看到这场景，你能想象得出我们有多惊讶。它死里逃生后，我们一直喂养它直到离开喀土穆。

没有什么比我们心爱的猴子的遭遇还要不可思议的了。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买下不少地。他的一个农场在喀土穆以南的达马辛，靠近埃塞俄比亚边境。我们有时会去住的那些锥形小屋离丛林不远，不同的灵长类动物似乎都很喜欢和访客们玩。有只小猴子最可爱，老是紧抱着妈妈的脖子。一个苏丹工人想要那只小猴子，于是他设下陷阱，往水里下毒，从它妈妈那儿抢走了小猴子。大家都喜欢那只猴子，孩子们驯养它来玩的时候，大人们都忍不住发笑。

一天我们到了农场，却没有找到那只小猴子。我们兄弟姐妹到处搜寻它的踪影。然后父亲的厨师过来悄悄告诉我那只可爱的小猴子死了。父亲的一个被派到农场工作的手下，看到这只小猴子后勃然大怒，他开着运水车追上去，然后轧死了它。

我们非常生气，想不通怎么会有人故意伤害这么可爱的小生物，除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渴望已久的欢乐，它可什么都没有做啊。后来我们听到那个人愉快地告诉每个人，那只小猴子其实不是什么猴子，而是一个犹太人，经上帝之手变成了猴子。你能想象我们有多么震惊吗？在他的眼中，他杀死的是一个犹太人!

听到这番荒谬之极的话时，我气得浑身发抖。我承认当时我还小，很不成熟，可是我很清醒，知道猴子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也不是猴子。两者一点关系也没有。

与许多阿拉伯孩子一样，我明白穆斯林和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深深的厌恶，有时甚至是仇恨。然而孩子不是生下来就带有偏见的，虽然我知道许多穆斯林都把犹太人当作仇敌，我却并没有那样认为。

更让我吃惊的是，后来我得知是父亲告诉那个老兵这个荒谬的犹太人猴子理论的。父亲居然酿成了这样的事，这既刺痛了我，又让我气愤万分。

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怪异和难以忍受，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无能为力，我像是在仇恨的洪流之中，如此之猛烈，我挣扎着想要拯救自己。让我更加不安的是，自从大哥哥阿卜杜拉离开家后，我发现父亲热切的眼光越来越频繁地盯着我。难道我被选中了吗？

很快有传言说我们可能不能待在喀土穆了，沙特和其他政府不希望奥萨玛·本·拉登留在苏丹。我们得知甚至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他的政府也想把我们赶出这里。为什么？我猜不到为什么美国总统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会想到我父亲。

当然，我并不知道阿尔—圣战组织，还有和父亲的组织紧密联合的另两个激进组织正在酝酿的计划。

奇怪的是，一开始父亲对那些将他驱逐的要求毫不关心。他和伊斯兰民族阵线带领的苏丹政府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跟总统奥玛·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关系也不错，和另一位权要关系更好——那人叫哈桑·图拉比。父亲的生意带来了如此丰厚的利润，他相信不管压力是来自沙特、埃及甚至是美国，苏丹政府也绝不会驱逐他。

但是他错了：即使是一个合法政府，它所能承受的压力也是有限的。离开苏丹的前一年，我们在苏丹无忧无虑的日子最终被一件事划上了句号。1995年6月26日，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车队正前往参加一场非洲峰会，他们从机场出发，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一群枪手挡住了车队，向埃及总统的豪华坐骑开火。总统的两位保镖被杀；幸好司机车技高超，把车转了个圈，迅速开往机场安全地带，才救了总统的命。

六个杀手中的两人当场毙命。接下来的调查花了一段时间，最终通过追踪那些刺杀者，调查人员直接找到奥玛·阿卜德勒·拉赫曼。这些人也住在苏丹，所属的阿尔—加玛阿—伊斯兰米亚组织和父亲的基地组织联系密切。这个组织密谋推翻埃及政府已经很多年了。1981年埃及总统萨德特遇刺也是他们一手策划的。事实上，刺杀穆巴拉克的其中一人，叫铄齐·伊斯兰布里，他的哥哥哈里德·伊斯兰布里正是谋杀总统萨德特的人。哈里德之后受审，并被行刑队枪毙，而铄齐还未被捕获。

这次暗杀行动之后，几乎该地区所有的政府都齐喊“处置奥萨玛·本·拉登”。这样过了一年，压力不断上升，最后只剩苏丹政府独自面对所有邻国的声讨声。

尽管不了解所有细节，我们仍感到压力重重。我们离开苏丹的最后几个月里，父亲明显变得很消沉。他并没有向我们吐露遇到的麻烦，但看着表情阴郁的苏丹政府官员进进出出，傻子也明白大事不妙了。

我们兄弟几个觉得全家可能要离开苏丹了。几个月前，父亲吓了我们一跳：他给了较大的儿子一些法律文件，说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萨阿德将成为他的签名人，也就是说，如果父亲遭遇不测，无法做主时，这三个儿子有权代表他行事。

但是我却被排除在外，这让我很生气，我问父亲：“我为什么不是你的签名人？”他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他一定还有别的什么烦心事。

1996年春末的一天，一切走到了尽头。我记得那天特别无聊，我们都心情沮丧地坐在母亲房里。我觉得牢笼的铁链把我捆得太紧了，连喘口气都很困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让我越来越看不惯。我们的警卫像鹰一样，瞪大眼睛关注我们的每个举动，好像我们是要被他们吞食的小鸟。这些时候我会想，要是从来就没尝过自由的滋味，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不会显得那么悲惨。失去的自由才会被强烈地怀念，这话一点没错。

父亲进来的时候，我们正一个个绝望地坐在那儿。他神情忧郁，竟然我生平第一次为他感到难过。他示意让我们挪一挪让他坐下，我们眼看着地板坐在那。在我的文化里，为了表示尊敬，我们不能直视长者的眼睛。

他犹豫着，然后轻声说道：“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们，明天我就要离开了。”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正往我的方向看过来，于是我马上转移视线。他宣布：“奥玛会和我一起走。”

我们都吃了一惊，迷惑地看着父亲，脑中都闪过同样的问题：离开？去哪儿？为什么？带奥玛去？

他们抗议道：“为什么是奥玛？为什么不是我们？”

因为父亲不许我们对他的决定发问，我已经做好挨打的准备，但是这一次他没有举起藤条。他板起脸，说了句：“不要问为什么。”

说实话我什么都没想，种种约束已经让我无聊至极，我根本不在乎父亲要带我去哪。重点是旅行，而不是目的地。

父亲传达命令的时候，哥哥们都一言不发。“奥玛，不用收拾，连牙刷梳子也别带，你一个人走就行。”他站起来，转过身，示意母亲跟他进卧室。

我坐在那，口干舌燥，脑袋晕晕的，像全身麻痹了一般。我被选上了!我要和父亲一起走!

哥哥们沉默地怒视着我，对他们的无礼，我只当没看见。

我准备好床铺，躺下休息。谁知道我们会怎么走呢？我太了解父亲了，可能我们得骑马离开喀土穆呢!我不停猜想着明早会发生什么，睡意一下子就没了。我要去哪儿呢？我们还会回来吗？如果我不能去喀土穆，我希望能回到吉达，回到人人把我父亲当成英雄的地方。也许父亲和王室已经将不和抛在一边了。没错，要是去吉达挺好的。而且我们的大家族都在那，虽然在学校里过得不开心，我们家和沙特毕竟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很快我就把这个想法抛在脑后。我不是傻瓜，也不是没有发现父亲和沙特王室的气氛已经越来越紧张。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的地方。父亲坚信一旦回去，他肯定会被关起来。

父亲还能把新家安在哪呢· 难道我们要去也门？我知道父亲在那有不少关系，而且父亲母亲的祖籍也在那里。我从来没去过也门，所以很乐意去见识见识。要不然，或许我们要回巴基斯坦？在那父亲建了巨大的联络网，而且他也知道白沙瓦已经成了难民庇护所，那里有很多心存不满的穆斯林战士。我不是很想回巴基斯坦，那儿的贫困和闭塞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除了巴基斯坦和也门，我实在想不出我们会在何处安家。

清晨做完祷告，心里已经准备好离开苏丹，但是想到我留下的东西，隐隐感到一阵阵痛惜。我们的马怎么办？他们会像沙特的马那样被抛弃吗？要隔多久我才能再看到母亲？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我爱母亲胜过爱任何人。一想到我会怀念她的身影，她那总让我们平静下来的举止，我的胃里就翻腾得厉害。说再见的时候，我抬起她的手，深情地吻了一下。

她漂亮的脸慢慢地绽放出甜美的笑容，说道：“奥玛，自己保重，跟主走吧。”我最后久久地望了母亲一眼，然后转向旁边的兄弟姐妹，跟每个人匆匆告了别，便赶紧离开了。

第十四章　奥玛：未知之旅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要离开多久，只是紧紧跟着父亲。我们两个肩上都斜挎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虽然我们周围簇拥着全副武装的警卫，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旁，直到我们安全坐上一辆装有黑色玻璃的多功能车。等到每个人都坐稳后，所有的车一齐发动离开。车队加速匆忙地离开了阿尔·利雅德村。路这么窄，领头的车居然没有撞上来来往往毫不知情的苏丹工人，真是个奇迹。

父亲陷入沉思，去机场的路上什么话都没和我说。到了那儿，我们迅速走向一架租来的里尔式飞机，我们一帮人得到了权贵般的待遇，免去了海关护照之类的手续。除了我和父亲，另外还有八名男子与我们同行，其中七人为父亲工作，是他紧要关头忠实的伙伴。其中一些我常常在来宾屋附近见到。父亲的警卫主管萨伊夫·阿德勒，父亲最好的朋友和最高指挥官穆罕默德·阿提夫都和我们一起走。出乎意料的是还有一名苏丹高官和我们同行，父亲叫他穆罕默德·依卜拉姆先生。

我觉得自己像是父亲的警卫，尽管事实上我才15岁，还很瘦小，身体还没发育好，脸上一根胡子都没窜出来。我虽年轻，但我也可以不惜生命保护他。从我蹒跚学步起，父亲的爱就是我一直追求的东西。我恭敬地站在他身边，小心检查我们周围有无可疑对象，心里强烈地感到我是他偏爱的儿子。父亲登上五层台阶，准备进入机舱。我默默祈祷舱内一切安全。

我紧跟着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看看舱内环境。里面每件物品都带着新皮革的味道。苏丹政府租这么贵的飞机，肯定下了不少功夫，以表示对父亲的尊敬。父亲在飞机前部的第一条走道那选了个座位坐下，把枪搁在他大腿上。萨伊夫·阿德勒坐在离父亲最近的地方，我坐在父亲身后靠窗的位子。穆罕默德·阿提夫和另一个父亲信任的朋友也坐在附近的座位。这个人我认识，他叫哈蒂姆，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南针。另外四个被选中同行的人慢悠悠地走到飞机后部。

我脑子转得飞快，猜想着我们要去哪里。因为不想让机上的人发现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便保持沉默。虽然心里越来越激动，但我脸上始终没有表情。我们绝对是要开始一场冒险了。

想到家中的几个兄弟，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没有指定我做他的合法签名人。因为父亲不确定这次旅行后我们能不能活着!万一我们遇难，他们就能掌管父亲庞大的生意。

难道我们会遇到麻烦，甚至死亡？十五岁就死去，这个念头让我很不安，虽然我们穆斯林从小就被教导，如果是真正的信徒，那离开尘世不过是去往天堂的第一步。

但我还没那么想去天堂。想到那次刺杀父亲的那些人，我心想会不会现在我们停机坪周围也埋伏着一群杀手呢。知道飞机冲出跑道，飞入云霄，我才感到呼吸起来没那么困难了。我抬起头看看我身后的世界，忧伤的阴云盖住了天空，我喃喃说道：“永别了，喀土穆……永别了。”

很快，这个忙忙碌碌的非洲城市就远离了我的视线，我再也看不到这个我已经逐渐深爱的地方。一个苦涩的念头在我脑中盘旋，过去五年的时光就仿佛浪花冲刷海岸一般，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我永不再有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卷走了。那段日子里，我第一次尝到了一种近乎幸福的滋味。但是隐隐有个声音告诉我，奥玛·本·拉登永远不会再有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了。

我深深叹了口气，用手搓着下巴，希望能立即长出满脸的胡子来。如果那样的话，别人就会把我当作成年人看待，我就能自己做选择了，就像大哥阿卜杜拉一样。我深知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会头都不回地离开本·拉登这种疯狂的生活。但是和母亲还有小弟弟小妹妹一样，除了跟着父亲，我别无选择，不管他所作所为会有什么结果。

每过去一秒，飞机上的紧张氛围就增加一分。年轻气盛的我非常想问问父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而父亲始终沉默不语。机上每个人都被他感染了，什么话也不说。自然，我也不敢开口。

父亲从未坦露过他内心的想法，即使是对家人也不例外。但是我感觉得出他心情少有地沉重，甚至是气愤。他从来不认为他会被赶出苏丹，可现在还是发生了。

哈蒂姆不停地翻动他的地图，时不时传来纸张的沙沙声。他的眼睛和手一刻也不消停，一会儿专注地看着指南针，一会儿看看地图，然后快速地在空白处做些记号。哈蒂姆一脸严肃，小心翼翼地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他不相信那两个飞行员。这就是说父亲怀疑苏丹政府会耍诈。

过去张开双臂欢迎他的国家现在面对沙特、埃及和美国的要求，举手投降，这让父亲很是震惊。一旦他认识到他已别无选择，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别的方面，比如他可以把生意转到哪儿，还有他被允许带走多少财物。

这些问题也折磨着我。我们能去哪？我们会一无所有吗？想到父亲曾命令我离开喀土穆时，不带走一针一线，我不禁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失去一切了。我还没来得及把我笨重的呼吸器和哮喘药带到飞机上。希望等我们到目的地，我能找到呼吸器和喘乐宁片。

不过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比财产紧急得多。苏丹官员出卖父亲了吗？这些飞行员会不会把我们带到利雅德，甚至是美国，然后逮捕我们，关入监牢？还是有人准备在空中击落我们的飞机？

我移了移身子，环顾舱内，试图消除点疑虑。从父亲那儿什么都看不出来，不过，那个苏丹外交官依卜拉姆先生倒是让我心定了不少。他表现殷切，甚至有些毕恭毕敬，一点都不担心飞机会被击落。当然如果他觉得事有蹊跷，他断然不会与我们同行。他在飞机上是个好兆头，我暗自断定道。

哈蒂姆轻声告诉父亲，我们已经飞过了红海，也就是非洲和阿拉伯之间的水域。到目前为止，一切安全!好消息是没有战斗机中途拦截我们，坏消息是我们进入了沙特阿拉伯领空。接着为了让机上每个人都听得到，父亲高声说：“我们不要再说话了!默默祈祷吧，直到离开沙特领空。”

每个人都忧心忡忡，僵直地坐在那。有些人默默地祈祷，另外一些呆呆地凝视窗外。我又看了看父亲，他在静静地祈祷：一切就让主做主吧!

我也开始祈祷，脑子里闪过一个个念头。知道我们在沙特领空，这解开了一个疑问：我们不是去也门，因为那在沙特以南；如果我们要去也门，我们根本不必进入沙特领空，而是径直飞越红海。

我接下来想到巴基斯坦，那样我们就得穿过沙特、伊朗和阿富汗。因为沙特地域辽阔，一大片都是沙漠，领土面积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高度紧张，大气都不敢喘。

祈祷了好一会，父亲总算问哈蒂姆：“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吗？”

“不知道。”他摇摇头。

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哈蒂姆真的不知道我们要去哪？父亲这么问是不是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可不妙。我的疑问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不过还是忍住了。

我看了看穆罕默德·阿提夫(那些和他要好的都叫他阿布·哈弗斯)，发现他面无愁容。父亲什么都和他说，他肯定知道我们的目的地。

父亲的警卫主管萨伊夫·阿德勒就显得很紧张，时不时离开座位，走到驾驶舱跟飞行员说话。我想看看飞行员的样子，不过只瞥了一眼。其中一个橄榄肤色，黑头发。看他的样子，我猜他应该是阿拉伯人，但我不确定。

哈蒂姆还在研究地图和指南针。每分钟都像几个小时般漫长，直到最后他宣布：“我们已经离开沙特了。”

父亲长长地舒了口气，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儿子，我祈祷沙特政府不知道我在这架飞机上。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正在穿越沙特领土，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击落的。他们可能以为在机上的是一位苏丹外交官。”

快乐传遍了全身。也许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这一天会平平安安的。

飞越沙特后，我们又经过了另一片水域，阿拉伯湾或波斯湾，怎么称呼它取决于你是来自沙特还是伊朗。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飞机开始在伊朗设拉子市降落，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伊朗会是我们的新家。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我们只是在这儿加油，逗留时间很短。飞机轮子刚着地，父亲便对我说：“奥玛，伊朗人不知道机上有本·拉登家族的人，一个字也别说。”

果然，伊朗官员跑来，要求上机查看。陪同我们的依卜拉姆先生立刻站起来，跑下台阶，挡住那些人，不让他们进来。我看到一位官员伸长了脖子，往依卜拉姆身后瞧，而依卜拉姆态度很柔和地说着话。飞行员一步也没有离开驾驶舱。

父亲的肩膀僵硬地绷着。隔着座位我看到父亲的枪已经准备好开火了。萨伊夫·阿德勒和阿布·哈弗斯也一副高度戒备的样子。我偷偷瞥了眼后面，所有父亲的人都已严阵以待。如果那些官员上来，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掉威胁到我们的人。连我也调整了枪的位置，暗暗告诉自己很可能将会爆发一场枪战。

谢天谢地，我们不用开火。依卜拉姆说服了那些伊朗官员，说我们只是路过伊朗的一些重要生意人。因为我们不会踏上伊朗领土，没有必要正式检查一番。我确定依卜拉姆往他们手上塞了很多钱，因为不一会儿，他们就开始谈笑风生，就像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

加完油后，得知依卜拉姆不会再与我们同行，我心中开始不安起来。他什么都没和我说，跟父亲说了一会儿告别的话，就离开了。飞行员再次发动飞机。父亲告诉我依卜拉姆会乘坐商务航班回喀土穆。

我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们很快又飞入天空，没有一个人有机会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我们继续这次神秘之旅。

我的窗外出现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父亲最后一次问哈蒂姆：“你现在知道我们的目的地了吗？”

我屏住呼吸，马上就要知道未来的家了。

哈蒂姆说：“嗯，我们穿过了伊朗，现在在阿富汗上空。”他自信地说：“我确定目的地是阿富汗。”

父亲点了点头，但没有明确肯定他的答案。

阿布·哈弗斯也点了点头。

一会儿我们又开始降落，父亲终于证实了他的答案，“哈蒂姆，你说的对。我们的目的地是阿富汗，我们会在贾拉拉巴德降落。”

我惊奇地哼了一声，扫了一眼父亲的手下。每个人都面无表情，他们从来不质疑父亲的决定。

我试着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将会在阿富汗安家。我脑中一片空白，但是因为有所期待，胃里一阵翻腾。父亲的战争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打从孩提时，我就听到过著名的贾吉和贾拉拉巴德战役中的生死搏斗，这些故事勾起了我无限的想象。现在我终于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些战场了。

当时的我年幼无知，想象不出住在这样一个刚经历过十年战火，然后又是激烈内战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与苏联的战争已经让阿富汗元气大伤，而这场内战把仅存的那些也弄得支离破碎。之前我从未在战区呆过，不知道在一个战争不断、一切都很原始的国家求存，每天要面临什么挑战。我愚蠢地认为我的生活还会和在喀土穆一样。

作者注：奥萨玛·本·拉登从事的政治军事活动

当纳伊瓦在苏丹养育子女，奥玛和他的兄弟进入青春期时，奥萨玛的军事活动增加了很多。他不得不永远离开沙特，这让他极为气愤，把一切归咎于美国和沙特王室。这种愤怒坚定了他对美国和沙特发起恐怖袭击的决心。

苏丹给他提供了安身之所，出于感激，他制订计划来改善苏丹的经济。很快他就开始造厂、开公司、修路。

流放期间，他对美国和沙特满心仇恨，很快就着手加强基地组织的军事力量。在苏丹政府的同意下，他逐渐在苏丹各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军事训练营，广招圣战战士。他的名声吸引了很多战士，很快训练营就饱和了。

奥萨玛把活动基地转移到苏丹后，埃及组织也紧随其后。艾曼·阿尔扎瓦希里和他的圣战组织，阿卜杜勒·拉赫曼和他的加玛阿·伊斯兰米亚组织，都将队伍带到喀土穆，还和奥萨玛恢复了关系。这三个组织联手，滋长了激进主义。

奥萨玛才到苏丹不久，就有迹象表明，对美国的攻击已经开始了。先是也门首都亚丁出现袭击事件。美军当时将亚丁作为去索马里的中途基地，他们要去索马里执行人道主义任务。1992年12月29日，亚丁两家宾馆发生爆炸，美军是袭击目标，不过无人身亡，而两名无辜的奥地利游客却不幸遇难。

不到一年，1993年10月4日，他们与索马里民兵联手，击落两架美国黑鹰直升机，18名美国军人身亡。小说和电影《黑鹰计划》就是基于这次悲剧事件。

虽然基地组织的一些计划被西方军队及时制止，有一些还是成功了。1995年6月26日，恐怖计划出了岔子，苏丹驱逐了奥萨玛和基地组织。讽刺的是，奥萨玛·本·拉登并没有参与那次袭击。

阿卜杜勒·拉赫曼带领的加玛阿·伊斯兰米亚组织刺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未遂，接着该地区的各国政府，连同美国都向苏丹政府施压，要求驱逐这三个臭名昭著的激进组织。

一开始，苏丹政府提出将奥萨玛·本·拉登交给沙特政府。但是沙特统治者深知奥萨玛仍被视为战争英雄，受人推崇。对于审判一个战争英雄，他们并不热衷。

然后苏丹政府提出把奥萨玛交给美国。但是因为不明确美国法律制度允不允许审判奥萨玛，所以美国放弃了这个逮捕奥萨玛·本·拉登的机会，留他逍遥法外，继续密谋之后的袭击事件。

然后苏丹政府告诉奥萨玛他必须离开。不清楚哪里会欢迎他，奥萨玛到处寻找庇护所，终于收到阿富汗某些掌权集团的邀请。

于是1996年5月，奥萨玛、他的儿子奥玛和几个奥萨玛信任的顾问离开喀土穆，到了世上最无法纪的地方——阿富汗。在这儿，奥萨玛不会受到国内国际法的束缚，可以为所欲为。

3　阿富汗

第十五章　 奥玛：撤回阿富汗

我们伸展着酸痛的四肢，从飞机上走下来。父亲的老朋友诺瓦拉赫毛拉(意为“神之光”)已经在机场等着我们了。他跑到父亲身边，非常热情地欢迎父亲回来，好像父亲是他久未归家的儿子一样。我突然想起来很久以前父亲曾告诉过我们普什图族是世界上最热情好客的民族之一。如果诺瓦拉赫毛拉只是表达了普通普什图族人的热情好客，那倒没什么了。

诺瓦拉赫毛拉身体强壮有力，迈着自信的步伐，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勇士。他留着黑色长须，不过上面染上了一点灰色。和往常一样，我站在父亲身后，冷眼旁观。没人注意到我，父亲也没有向他们介绍。

很快我就知道诺瓦拉赫毛拉是父亲关系最好的老朋友之一，在打苏联战争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父亲的朋友了，那时候他们俩经常并肩作战。苏联战争结束后，诺瓦拉赫毛拉成为了贾拉拉巴德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贾拉拉巴德是阿富汗楠格哈尔省的首府，也是该省最重要的城市，这里是普什图族的聚居地。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该地和开伯尔山口相连，而开伯尔山口是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最重要的通道。

普什图族是世界上最大的部落群体，大约由六个主要部落组成。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普什图族人数最多的国家，有两千八百万。阿富汗的普什图族人数仅次于巴基斯坦，有一千三百万普什图人。普什图族讲普什图语，遵循古老的道德行为规范，即Pashtunwali 。

3 该词有“好客、报复和荣誉”三层意思。

一年前，诺瓦拉赫毛拉负责审判一个作恶多端的土匪恶霸，把那个人判了死刑。从那以后，诺瓦拉赫毛拉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他的处境也非常危险，那个土匪的兄弟发誓说要给死去的兄弟报仇。在部落里面，以牙还牙、以命抵命的现象相当常见。大家都劝诺瓦拉赫毛拉小心一点，但他毫不在意，他坚信自己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如果神认为他应该死在那个土匪的兄弟手中，那也随它去吧。

诺瓦拉赫毛拉充满自信地带着我们穿过人群。我们很快就通过了机场安检，走到了一队双层车队旁边，车上已经有司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诺瓦拉赫毛拉的车是鲜红色的，在我看来，这种鲜艳的颜色简直就是在指引那个土匪兄弟来复仇。

但是看起来好像没人想过这种颜色的危险性，诺瓦拉赫毛拉很自在地坐在了前排，他的司机也很放松，嘴里还在哼着小调、抽着烟。父亲坐在诺瓦拉赫毛拉后面，我坐在父亲和阿布·哈弗斯中间。

我们都坐好之后，诺瓦拉赫毛拉似乎才开始注意到我，他边看着我边问父亲：“这个男孩是谁？是你儿子吗？”

“是的。是我的第四个儿子，叫奥玛。”

诺瓦拉赫毛拉点了点头，笑了，赞赏地摸了摸我的鼻梁。“鼻子长得不错，又长又挺，”他大笑着宣布，“奥玛，你长了一个强者的鼻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我从没觉得我的鼻子长得长，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长鼻子。

我一边听着他们的谈话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贾拉拉巴德平原被白山山脉环绕，而我原以为普什图市是棕色的。不过，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这个城市是一个绿洲，市区被喀布尔河环绕。

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很让人失望。这里的人和建筑看起来都老旧不堪。我们的车穿过市区时，我被目之所及的贫穷震惊了。周围很多人乘坐的都是平板马车或驴车，很少有开汽车的。我看到很多年轻人穿着破旧的衣服，骑着瘦马或驴子，而且马背上没有马鞍，驴子的眼神也显得凄楚可怜。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穿越了时空，仅仅几个小时就倒退到一百年前。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诺瓦拉赫毛拉对父亲说：“当然你们要住我家里。等你们安顿好以后，欢迎来宫殿做客。” 诺瓦拉赫毛拉解释说：“贾拉拉巴德的宫殿现在归政府所有，那里曾经是皇宫。”

宫殿听起来不错。

在看了贾拉拉巴德无数房屋、商铺之后，我们的车队开到了诺瓦拉赫毛拉公馆的车道上。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所房子太漂亮了，谁能想到在破败的贾拉拉巴德还会有这样的豪宅。这个公馆全部被漆成了耀眼的白色，面积之大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我们下了车，在诺瓦拉赫毛拉的引领下向他家中走去。

公馆里面非常宽敞，有二十五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打扫得十分干净整洁。我希望能自己单独住一个房间，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太合群的人，而且因为兄弟众多，我难得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我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父亲和诺瓦拉赫毛拉商量后认为，在他们弄清任何我父亲可能面临的危险之前，我们都要住在地下室，而我发现地下室里又黑又冷。

诺瓦拉赫毛拉的人在地下室里给我们安了两张单人床，我和父亲各睡一张；另外房间里还有一个小洗手间。父亲的手下也住在这个昏暗的地方，就住在旁边的屋子里。他们还给我们派了一个厨师。我听到父亲教厨师怎样做一些最简单的饭菜，我很失望——不过这也在预料之中。

虽然我很想出去看看这个城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父亲和我以及父亲的亲信在诺瓦拉赫毛拉的公馆里，或者说在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自愿做了两周的囚犯。虽然我们出不去，但是诺瓦拉赫毛拉再次显示了阿富汗人有名的热情好客，他每天都会来看我们，一直想说服父亲接受他安排的筵席，不过父亲当然是不会接受的。

诺瓦拉赫毛拉的一言一行里一直都显示出了对父亲的关爱。他们俩共同经历的战争年代让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异常坚固的关系，谁也无法撼动，他们的对话也让我增加了对父亲以前生活的了解。

很显然，在情感上父亲觉得和诺瓦拉赫毛拉非常亲近，他对待诺瓦拉赫毛拉的态度也是我从未见过的坦诚。父亲简要叙述了他被迫离开苏丹的经过，用沮丧的口气说自己把所有资源、所有力量都投入到了那些能让苏丹这个国家和所有苏丹人民受益的项目上。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谈起自己的忧心事：“朋友，我很担心未来的岁月。我已经失去太多了。我有一个大家庭，有很多追随者，他们也有妻子儿女。他们都要靠我呀!”

父亲有三个妻子，无数个孩子，再加上要进行各种宗教政治活动，确实需要很多钱。而我从没认真考虑过父亲面临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我很难克服自己个人的一些问题。

诺瓦拉赫毛拉宣誓效忠父亲。“奥萨玛，多年以来阿富汗历经磨难，你是唯一一个一直对这个国家保持忠诚的非阿富汗人，” 诺瓦拉赫毛拉停下来笑了笑，“让你的担忧随风而去吧!奥萨玛，在你的余生中，阿富汗永远有你的一个家。你上了天堂之后，你家里所有人仍然可以把阿富汗当做自己的家。我会确保你的安全，确保你家人和你的追随者的安全。你需要在宫殿里住多久就住多久。”

为了表示敬爱之情，诺瓦拉赫毛拉随后把贾拉拉巴德的一大块土地送给了父亲，并建议说：“我希望你拥有这片土地，在上面建你自己的房子。把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带到这个宫殿里来吧，你是普什图人的贵宾。”

最后，作为礼物，诺瓦拉赫毛拉甚至把托拉博拉山脉上的一整座山都送给了父亲。

父亲非常高兴，也很感谢诺瓦拉赫毛拉，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为阿富汗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作出的贡献。

诺瓦拉赫毛拉觉得我们的安全没有什么问题之后，我们搬到了旧宫殿去住。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诺瓦拉赫毛拉公馆里的美景，因为我们一直都只能待在公馆的高墙之内。因此能尝试一些新东西让我很高兴，而且我发现宫殿里非常不错。那座宫殿的位置绝佳，比邻喀布尔河，宫殿四周绿树环绕。宫殿里面很宽敞，四周有无数异常美丽的花园，每个角落里都种满了各种颜色的鲜花。

那座旧宫殿并不是很破败，但也绝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皇室宫殿。不过我很满意，因为和贾拉拉巴德其他的屋子相比，我们住的地方已经是极尽奢华了。

那座宫殿呈矩形，约有两层楼高，宫殿上斑驳的颜色说明很久以前工匠曾把那里刷成过耀眼的白色。在贾拉拉巴德多数豪宅的主人都喜欢把自己的房子刷成明亮的白色。宫殿的屋顶是平的，和沙特阿拉伯、苏丹的屋子类似，这种平屋顶很实用，父亲就喜欢到屋顶上观察周围的情况。

宫殿进门的地方是一个很宽的走廊，走廊上铺着红地毯。门厅里摆满了椅子，那些椅子都很漂亮。沿着走廊有十个房间，其中九间装饰有古典、优雅的家具，看起来都很贵，不过也很古老。我觉得这些东西以前可能都是供皇室使用的。剩下的一个房间变成了厨房。有意思的是，这十个房间的每一间里都有一个洗手间，这种情况在修建这座宫殿的时候是比较少见的。

大概地看了一下第一层之后，我们爬上室内楼梯，去到了第二层。第二层的布局和第一层基本一样，只是没有厨房。所有房间都被刷成了白色，所有地板都铺着和走廊里一样的红地毯。在我看来最好的是这里的水和电可以正常使用，虽然我知道父亲更希望我们能够从喀布尔河里取水来用，能够在汽油灯摇曳的灯光中走动。父亲那时候已经越来越相信穆斯林不应该使用所有方便、现代的东西了。而我则我希望母亲、阿姨们，还有父亲的孩子们都能生活得方便一些。

正当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幻想着如果我能和兄弟们一起在这些花园里玩、在喀布尔河里游泳该有多好的时候，父亲打破了我的幻想：“奥玛，我们只是暂时住在这里，很快我们就要去托拉博拉山脉，到属于我们的山上去了。我们以后就住在那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贾拉拉巴德暂时还是比较安全的，不过阿富汗大部分地区都还在打内战，每一个部落的军队都想控制这个国家。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托拉博拉山脉地区究竟是不是也在打仗。

即使那里没有打仗，据我所知，托拉博拉山区到处是山，只有一些山洞。父亲怎么会想到把家人带去那样的鬼地方去呢？如果有需要，我们这些大男孩还可以将就在那里过下去，但是母亲、阿姨们，还有那些小孩子怎么办呢？妇女儿童不适合过山区生活。

我看了看父亲，知道没有谁能让他改变主意，说服他不要让我们搬到阿富汗偏远山区去。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本·拉登家庭的生活又下降了一个水平。

尽管父亲的决定让我很沮丧，但诺瓦拉赫毛拉和父亲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出去看看这个城市，应该不会有安全问题了。所以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们在贾拉拉巴德玩得很开心。我最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出门了。刚一走到贾拉拉巴德的街道上，我就意识到这里的街景和我印象中巴基斯坦白沙瓦市的街景很相似。我有一年夏天曾去过白沙瓦。

在那遥远的岁月里，白沙瓦曾居住了众多阿富汗普什图人。普什图族是阿富汗东部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区人数最多的民族。我在贾拉拉巴德再次看到了与白沙瓦类似的小贩在街头兜售差不多的小食品，闻到了相似的味道，看到了类似的古老的交通方式。我开始对普什图这个民族产生敬佩之情了。对我而言，白沙瓦和贾拉拉巴德这两个城市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不同点。

我一直紧紧跟随父亲，无论他去哪儿都让我跟在他后面。父亲习惯了一走到公共场合就避免直视别人，不知道这是因为父亲生性害羞还是因为他特别小心，不想直视自己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女人。我想告诉父亲其实他尽可以想看就看，因为在贾拉拉巴德即使你想看也根本不可能看到女人的脸。阿富汗的妇女都穿着一种叫做“波尔卡”的大布衫，这种布衫就像大罩子一样把妇女脸部和身体全部罩住了——还好这种布衫在脸的上部留有一个横条小孔，这样妇女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不至于会被东西绊倒。有些长满皱纹的老妇没有穿这种长衫，她们穿的是另一种服装，长袖、拖至脚踝、绣有花边、头上有长围巾。这些老妇看到陌生男子时会拉一下围巾的边角。

我呆呆看着当地的人与物，常有些人停下来回望我们，但大多数人似乎都只对父亲感兴趣。父亲异于常人的身高吸引了很多人的视线，还有他的脸肯定也吸引了很多人，他们一定认为父亲很英俊，而且父亲身上还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人们看了我父亲之后就会把目光转向阿布·哈弗斯和萨伊夫·阿德勒。哈弗斯也很高，他可以平视父亲；阿德勒则一直在察看周围的情况，看有没有人想找我们的麻烦。我是最不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我太年轻了，嘴上都还没长胡子，而且又是走在这样一群一脸严肃的大汉中间。我相信这些阿富汗人一定在想为什么这些穿着考究的阿拉伯人会在阿富汗，因为十年前苏联人撤走的时候大多数阿拉伯人就离开阿富汗了。

父亲一直都很想去拜访他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结识的朋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名叫尤尼斯·哈利斯的，他曾是阿富汗一位非常重要的酋长。哈利斯是我看到过最年长的绅士。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年纪已经很大，像是有七十八岁了，不过他还留着一嘴红色胡须，非常引人注目。岁月不饶人，旁人一眼便能看出他已经老了。

哈利斯以前的士兵对他非常忠诚。我们是在晚春时节去拜访他的，但当时夜里仍然很寒冷。他抱怨天太冷时，他的士兵就会想尽办法让他暖和一点。他的屋子很古老，是用泥砖修建的，地上是水泥地坪，地坪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房间，他的士兵来来回回地往里面加热煤来保持地面温度。

不知道父亲是否会同意在我们家里用这种方法取暖，父亲很反对用电取暖，我已经可以预见山区寒冷的冬天了。

在阿富汗这个部落国家哈利斯酋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苏联战争期间他曾是这个国家备受敬重的领导人。不过阿富汗实现和平之后，他就金盆洗手，说到此为止，战争已经让他感到厌倦了。对一个战士来说，十年的浴血奋战已经足够了。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想放权，哈利斯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武器，包括数辆坦克。他把自己的武器全部交给了阿富汗中央政府。阿富汗的男人是非常喜欢自己的武器的，所以哈利斯酋长希望通过交出武器这种方式为世人带一个头，他认为所有军阀都应该把武器交给政府，然后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与周围的部落和平相处。

但是阿富汗其他的军阀却不这么想，他们仍然继续互相攻伐。内战一直困扰着阿富汗这个国家，那些不久前还一致对抗苏联的人们现在却开始相互攻击，打起了内战。父亲说他曾试图让阿富汗的那些军阀们停止内战，进行合作。“但是，我的儿子，”父亲说，“阿富汗的领导人非常固执，他们多数都不愿让步，不管是土地、政府还是法律，他们哪一方面都不愿让步。很不幸，他们本来可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他们却采用了武力。”

看到阿富汗支离破碎，阿富汗人却不愿团结起来重振家国，父亲非常失望。

父亲还认识很多其他著名的勇士。哈利斯酋长还跟父亲谈到他们现在的下落，不过我已经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了。那场战争给他们留下的记忆太多了，作为一个从没亲身经历过的人，我很难跟上他们的对话。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只记得一些名字，比如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萨亚夫酋长。

马苏德是阿富汗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勇士。他父亲是一名警察，年轻时的马苏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能讲五种语言。因为父亲职业的关系，马苏德对政治非常感兴趣。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反对在阿富汗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但他也不同意采取恐怖活动的手段。马苏德认为恐怖活动最终只会毁了阿富汗。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之后，马苏德成为了反侵略的领导人，并成为了阿富汗最伟大的反侵略战士。

苏联被打败之后，马苏德继续进行政治活动，他会见了阿富汗的很多前军队领导，希望能够给阿富汗带来真正的和平。那时候也正是塔利班开始得到巴基斯坦支持的时候。塔利班非常讨厌马苏德，因为马苏德认为塔利班太过极端，而且说巴基斯坦不应该干涉阿富汗的国内事务。和塔利班的主张相反，马苏德主张实行民主。

马苏德是阿富汗北联盟的重要人物，北联盟一直在和塔利班作斗争。但是塔利班由于有巴基斯坦的强大支持，统治了阿富汗大部分地区。我和父亲到阿富汗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马苏德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了。那时父亲就预言塔利班将最终赢得阿富汗内战的胜利，控制整个阿富汗。父亲也知道如果他想在阿富汗好好地活下去，就必须得到塔利班的支持。

当然，这意味着父亲要和马苏德这个曾经的盟友变成敌人了。我相信父亲是十分敬重马苏德的，他曾经说过：“苏联人从没踏上过马苏德的领地。”

我见到了阿富汗的一位前领导人，萨亚夫酋长，他长得很有特点。萨亚夫酋长一定很为自己的胡须自豪，他的胡须就像黑夜一样黑，而且他还故意把它留得很长、很浓密，那是我迄今为止看到过长的最长最浓密的胡须。我很想问问他关于他胡须的事，但一直没有勇气问。萨亚夫酋长长得也很高。尽管他没有父亲高，但他却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最壮实的人。他的外形很独特，我很难描述，真希望我能有他的一幅照片。他刚出现的时候，我努力不去盯着他看，但是却挪不开眼。看到他的胡须和体型，我开始认为他是当时最厉害的勇士。我看到的每一个阿富汗战士都非常强壮、非常有威慑力，所以可以想象萨亚夫酋长长得有多么壮实了。

后来有一天父亲说：“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是时候去托拉博拉山看看我们的新家了。”

我一直希望诺瓦拉赫毛拉送给我们的贾拉拉巴德的土地能让父亲忘记托拉博拉。托拉博拉这个名字就不好，它的意思是“黑寡妇”。我想住在这个旧宫殿里，一直住到父亲能为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新建一处房子为止。但是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父亲看起来非常想尽快回到山区。我们在贾拉拉巴德只住了一个月父亲就宣布我们要去托拉博拉山，去看一看我们的本·拉登山了。

那时候我得了哮喘病，但是贾拉拉巴德没有药品、没有呼吸器，真是太让人绝望了。我太傻了，当初居然没有背着父亲拿点药带在身边。每一天我的哮喘都在加重，呼吸越来越困难。父亲注意到我呼吸困难之后，让他的一个手下去找了一个蜜蜂的蜂巢。我透过蜂巢呼吸的时候，父亲一直在旁边仔细地看着。不过父亲的土方没有凑效，我的哮喘还是很严重。父亲是那种一旦决定要去做一件事就不会轻言放弃的人。他看到蜂巢不起作用之后，又让人去煮了一些洋葱，把洋葱汁挤到一个盘子里，然后让我把那些洋葱汁水都吸进去。和蜂巢一样，洋葱水也没起什么作用。最后，父亲让我把橄榄油浇到还在燃烧的余烬上，然后把头伸到腾起的烟雾中用力吸气。然而那些烟只是加重了我的哮喘，我的呼吸变得更加困难，以致我害怕我会就这样死去。每吸进去一口气，我都觉得我闻到了“坟墓”的味道。那时候即使是让我用属于我的那份本·拉登山来换呼吸器的一口气我都愿意。

我们从贾拉拉巴德启程，踏上了尘土飞扬的旅程，前往托拉博拉山所在的白山地区。那时我差不多已经病入膏肓了。

第十六章　奥玛：托拉博拉山脉

通往托拉博拉山的路很不好走，我们的白色丰田卡车一直被灰尘包围着——在阿富汗大家都喜欢用丰田车。贾拉拉巴德和城市周边地区都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面，所以我原本以为即使路上灰尘多一点，我们还是会走得比较顺利，而实际上刚好相反。我抱怨说阿富汗的路肯定是世界上保养得最糟糕的路了。这里的城市没有主要街道，所有道路都很脏，到处是尘土，车辆必须不断躲避路上的坑洼，有时还会遇上大石头，所以乘客常常被震得连牙齿都作响。我坐在车上，就像一块破布一样被甩来甩去，这样一来我的呼吸就更困难了。那时我第一次为被选来陪伴父亲走这段旅程感到后悔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的生活居然变成了这样。父亲是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一个家族的成员，我的表兄妹们现在正住在舒适的屋子里、上最好的学校，而我却要在这里。我这个富裕的本·拉登家庭的儿子，此刻却生活在这片没有法制可言的土地上，坐在一辆小丰田车里，连喘气都困难，周围只有手握武器的阿富汗士兵，此刻正跟父亲一起去看一座山，而那里将是我们新家的所在地。

我看了看父亲，他看起来似乎并不太在意周围糟糕的环境，反而还有些高兴。难道是阿富汗战争那段充满冒险的经历让父亲产生了一种对恶劣环境的需求？希望不是这样!无论如何，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透过车窗，我隐约看到了托拉博拉山，山顶约在三十五英里之外，高耸入云。离开贾拉拉巴德之后，我们的车开始一直在一些小村庄之间穿行，路越来越难走。目之所及，周围的境况很是惨淡，村庄边上只有一些小集市。一些年轻男人在往路上浇水，希望把尘土盖住，很多小男孩在路上玩用罂粟壳做的玩具。妇女们就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旦过了青春期就只能呆在家里，不能再接触任何陌生人。

这里的地里到处都种着罂粟，一望无际，看到眼前的景象我甚至都忘了自己的麻烦事了，就连父亲都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边说边指着一眼看不到边的罂粟地。我们都知道罂粟是用来生产鸦片的，然后鸦片又会被制成海洛因。

司机耸了耸肩说：“这里的农民说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下了命令，让所有阿富汗人种植、出售罂粟，但是他们种植的所有罂粟都要卖到美国去。奥马尔说他的目标是尽量多卖一些毒品给美国人，这样美国人的钱就会流入阿富汗，美国的年轻人就会对海洛因上瘾，这样他们就被毁了。”

父亲皱了皱眉，表情很是疑惑。父亲从关于奥马尔的传言中知道，他和其他穆斯林一样，也不喜欢毒品。当父亲和司机说起这一点时，司机说：“是的，我们的奥马尔不喜欢毒品贸易，他下令种植罂粟只是为了和美国人作斗争。”

父亲听后什么也没说，不过我知道他不喜欢这种做法。虽然父亲不喜欢美国，但是他遵循的伊斯兰信条是无论如何穆斯林都不应该做毒品生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塔利班领导人会恨美国。我知道父亲相信如果沙特阿拉伯的事务中没有美国的干涉，那么他和他的圣战战士就一定能够拯救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他也就能够成为有史以来阿拉伯最伟大的英雄。美国人让父亲失去了一切，让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最后还要被苏丹驱逐。

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把奥马尔列为打击目标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奥马尔过得并不好，他是霍塔克部落的普什图人，父亲早亡。他生于1959年，出生在坎大哈一个小村子的土屋里。在阿富汗，领导人能掌权一般是因为他们握有财富，或者是出生在贵族、皇族家庭，因而奥马尔小时候没人会预见到这个农民的儿子有一天能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奥马尔是在一所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接受的教育，学的是伊斯兰研究。奥马尔在那所学校学到的是对《古兰经》最严格的解释。奥马尔后来长成了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他整个青年时期都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

苏联人入侵阿富汗之后，奥马尔参加了圣战者组织，在纳克·穆罕默德麾下打仗。纳克·穆罕默德是一个著名的阿富汗勇士。奥马尔射击非常精准，很快他就赢得了周围士兵的敬重。他受过很多次伤，瞎了一只眼睛，脸上有伤疤。后来奥马尔因为伤情过于严重，不能再上战场，于是他去坎大哈附近的一个村庄学校教书去了。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开始进入内战时期。据说奥马尔最初并不愿参加内战，但是后来他听到了太多关于以前的阿富汗士兵作恶多端的事情，听说他们甚至绑架、强奸小孩子，于是虔诚的奥马尔召集了一批学生，号召他们和那些罪犯作斗争。

战事节节胜利，于是奥马尔开始产生了要把阿富汗建成一个纯伊斯兰国家的想法。奥马尔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他要求人们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的所有规定，很快他就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于是塔利班军队诞生了，奥马尔自然是这支军队的首领。他带领这支军队参加了阿富汗的内战，并且打败了所有反对他的军队，包括马苏德领导的北联盟。

我和父亲到阿富汗的时候，无论你是谁，只要想在阿富汗生活，你就必须和奥马尔结成联盟。父亲决定我们的行程时非常小心，因为他还没和奥马尔见过面，不知道这位塔利班领导人是否欢迎我们来到阿富汗。当时诺瓦拉赫毛拉是他所在省的领导人，他支持我们，但是奥马尔随时可能会让父亲离开阿富汗。

我们的车颠簸前行了三个小时之后，地上坑坑洼洼的小路变得更加泥泞不堪了，不过幸好这段痛苦的旅程终于要结束了。湛蓝的天空中，托拉博拉山脉的无数个山顶若隐若现，层峦叠嶂。

这些石头山上哪里将是我们这个命途多舛的家族的栖身之地呢？

我们离开公路，爬上了一条陡峭、蜿蜒的小路，路很窄，我们的小汽车差点就要开不过去了。车的轮胎都到了悬崖边上了，稍不留心我们就有可能摔下山崖，尸骨无存。

我们的车在那条小路上又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处岩壁上有一些突起的建筑了。这就是诺瓦拉赫毛拉慷慨地送给父亲的礼物吗？很明显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司机把车开到了那座石头山前面。我们下了车，开始向那些屋子走去。父亲走在最前面，看起来像是一个为自己刚获得的大山感到无比骄傲的人。父亲像平常一样，右手抓着手杖，左边肩上挂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脚下的岩石地上大步向前走。

我在报上读到报道说父亲是左撇子时常常忍俊不禁，他们太不了解我父亲了。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真相，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这件事，父亲不是左撇子，但他必须用左眼才能清楚地看到东西。长久以来，父亲和我们的家族一直很小心地守护着这个秘密，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相信身体上的残疾会让人变弱。父亲变成这样的原因很简单：他小时候有一次砸某种金属的时候有一块金属片飞到他右眼里面去了，那次父亲伤得很重，家人不得不立刻把他送到伦敦找医生医治。

伦敦医生的诊断结果让他们非常失望，父亲的右眼再也不能清楚地看到东西了。这些年来父亲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告诉大家真相，父亲宁愿让大家相信他是左撇子，也不愿意让大家知道他的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父亲从左边瞄准只是因为他的右眼基本上是瞎的。可能我公开这个全家都谨慎地保守着的秘密会让父亲很生气，但真相就是这样，没什么值得难堪的。

所以现在我不用像父亲那样只能用左眼看东西，我可以用两只眼睛一起看眼前的托拉博拉山。眼前的景色十分壮观，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托拉博拉山脉绵延数千里，一望无尽，山上只有偶尔露出头来的一些旧房子，那些屋子修得都很简单，只适合养牲畜。我多希望听到父亲说他要把这些屋子都拆掉，重新建一些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房子，也许还会建一座豪华的山间别墅。

可是，父亲走到那些小房子前面说：“我们就住这里，至少住到内战结束。”

我叹了口气，心想阿富汗的内战可能要打好多年，也许我要在这里住到胡须都变成灰色。

看到眼前将要住进女人、小孩的小屋，父亲突然有了点怀旧情绪：“奥玛，战争期间，这些屋子为士兵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什么都没说，不过我在想在这样的荒郊野外，母亲将会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这里不仅条件艰苦，对于小孩子来说，这里的环境还很险恶。屋子对面就是一个九百多米的斜坡，我好像已经看到家里那些调皮的小孩从山顶上滚下去的情景了。

我在震惊中跟着父亲走进了一所房子，里面一共有六个小房间。父亲说：“你母亲和阿姨每个人住两个房间。”

我嘟囔了一声，担心一开口说话可能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了。父亲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用手杖打我们，不过现在我们站得离悬崖这么近，要是我激怒了他，可能他会把我丢到悬崖下面去。

所以我什么话也没说，假装对这里的小屋子很感兴趣。这里的六个房间全部是用从山上取下来的花岗岩建成的，那些岩石只经过初步切割、打磨。屋顶是用木头和稻草铺成的。最让我吃惊的是，这里屋子的窗子和门只是一些空洞，别的什么也没有。

父亲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用手杖指着门窗的空洞说：“我们会用兽皮把这些门窗给蒙上。”

父亲真的打算这样做？

这些废弃的屋子里随处可见战争期间残留下来的物品，到处是破破烂烂的床上用品、空弹壳、空罐子、发黄的旧报纸、随处丢弃的衣服和塑料袋。山上没有电，这是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就连一点昏黄的灯光也看不到了。

于是我知道我们将过上什么样可怕的日子了。

所以最终奥萨玛·本·拉登家庭将变成真正的山区人家，我们只能用蜡烛或者煤气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山上没有铺水管，没有自来水。不知道我那柔弱的母亲是否能够头上举着水壶，爬过一整座石头山去把水运回厨房，供大家饮用和用来做饭。我突然想起来这里连厨房都没有，那我们在哪里做饭呢？然后我又注意到这里也没有浴室。我做了个鬼脸。这样可不行啊，因为如果有不是我们家庭里的男人在场的话，母亲和阿姨们就需要藏起来，她们们又不能离开房间，所以这里必须有室内卫生间。

父亲好像又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们给每两个房间建一个卫生间。”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随便嘟囔一声算是回答了父亲。

父亲本来应该很绝望的，可他看起来又是一副开心的样子。某些与过去的战争年月相关的事情让父亲兴奋了起来。我真希望能够和父亲争辩一下，告诉他即便这些破旧不堪的屋子可能会让他这个战士感觉良好，但这些屋子是不适合妇女和儿童居住的。不过我什么也没说，我现在还没到可以毫无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年龄，只要面对父亲，我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男孩，只能无助地看着父亲带着自己的家人一步步走向没落。

“没问题，”父亲信心满满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看了一眼阿布·哈弗斯和萨伊夫·阿德勒，他们都习惯了父亲的思维方式，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另外两名士兵则在一边一脸迷茫地挠了挠头，不过他们跟我一样，永远也不会有勇气质疑父亲。实际上，父亲所有下属都习惯了在开口之前先征得父亲的同意，都要先问一下：“亲爱的王子殿下，我可以说话吗？”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和父亲的下属们按照父亲的要求把那些十年前那场战争的残留物拾掇起来丢了出去，把地板打扫干净了，在门窗的空洞上挂上了兽皮，另外还去贾拉拉巴德买了一些日用品。我们给父亲的妻子们买了三个便携式燃气灶，每个灶上都有一个圆环。我们需要去附近的泉眼打水，所以还需要铁桶，另外还需要一些金属锅来做饭。我们收集了很多塑料盘子和简易棉织床上用品，另外还有一些行军床以供大人们使用。父亲让我们多跑了一趟商店，买了一些便宜的地毯来铺在地上，这让我非常高兴。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收拾了屋子，添置了家具，但是这些屋子看起来仍然非常破旧，还是不太适合住人。

我们所做的最困难的事情是建三个简易卫生间，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不知道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这些卫生间还能不能起作用，不过父亲说附近的村子里有一家公司，也许他们可以提供装水的容器。真希望到时母亲不需要到山上的小溪里去取水。

我们刚做完所有能做的事情，父亲就宣布他决定三个月内不让妻子和孩子来这里住。战争还在继续，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父亲非常小心，因为奥马尔行踪隐秘，而且他还没给父亲传来任何表示欢迎的信息。

虽然父亲的小心谨慎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我还是很想念母亲。也许母亲的陪伴能够让父亲清醒一些，能让他认识到让妇女儿童到山上来，住在这样寒冷、破旧的屋子里是多么荒唐的想法。

父亲、父亲的下属和我留在了托拉博拉山上。我们偶尔会去一下贾拉拉巴德。父亲见了很多军方的人，不过他见那些人的时候一般都会让我在外面等他。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熟悉了从喀土穆飞过来的那些士兵。父亲的下属中我最喜欢穆罕默德·阿提夫，他和其他士兵一样，也不受自己国家的欢迎。他是埃及人，曾经当过警察，不过后来他开始对埃及政局感到不满，于是他加入了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不久以后他在埃及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烦，于是他就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了阿富汗，加入了阿富汗的圣战组织。在阿富汗，他和父亲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穆罕默德·阿提夫比父亲大十三岁，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留着络腮胡，长得很结实，只比父亲矮一英寸，不过他可比父亲壮实多了。我相信父亲也非常喜欢穆罕默德·阿提夫。由于和父亲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穆罕默德·阿提夫成了父亲的孩子们最喜欢的叔叔。尽管我不知道他后来做了什么事情，但他一直都对我很好，后来对我的兄弟们也很不错。

穆罕默德笑着跟我说：“叫我阿布·哈弗斯吧!”意思是“哈弗斯的爸爸”。

出于礼貌，我问了一下他儿子的情况，然后我才知道他没有儿子。阿布·哈弗斯和父亲不一样，他说他内心是很想有一个儿子的，但现在他有一个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几个女儿，他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我知道神会保佑我，终有一天我会有一个儿子的，所以我已经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了，所以我也叫阿布·哈弗斯。”说完他笑了。我四处看看，没看到父亲，于是我也跟着他一起笑了。虽然我已经十几岁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拥有自己的武器，但是父亲仍然不喜欢我笑的时候露太多牙齿，一看到我露牙太多仍然会训斥我。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把穆罕默德·阿提夫叫做阿布·哈弗斯，他们都因为一个他从来没有过的儿子而叫他哈弗斯的爸爸。

我常常想为什么父亲会和穆罕默德·阿提夫成为好朋友，因为父亲性格非常谨慎，而穆罕默德个性单纯，爱开玩笑；父亲很少笑，更不要说和别人闲聊了，他闲聊的次数用一只手就能数得清，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居然走到了一起，结下了父亲一生最牢固的友谊。

父亲说在山上我需要承担点责任，所以让我做了他的茶童。请相信我我是多么高兴能做点事情啊，因为托拉博拉山上的生活实在是无聊透顶了。因为能时刻陪伴在父亲身边，所以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父亲真正的性格了。我整个孩童时期，父亲于我而言都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他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玩。不过如今在阿富汗，我是他身边唯一的家庭成员，而且现在他身边只有三四个他觉得可以完全信任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父亲的信任没有白费，因为虽然我不喜欢父亲做的事情，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给家人带来的一切，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因为这个原因，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他。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父亲开始放松了一点，开始告诉我们他的习惯。必须承认，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并且一直都在尽我所能，希望可以让父亲也过得开心一些。

记得有一天下午祷告前我给父亲洗脚。当时附近村子的一位毛拉正走在前来拜访我们的路上，对此我们毫不知情。那位毛拉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我往父亲脚上洒水。穆斯林每一次祷告前都必须清洁身体，这就意味着一天要洗五次。有一天父亲特别累，他就没有自己做清洁，而是让我往他脚上洒了一点水。从那天开始，我就形成习惯，每次祷告前都往父亲脚上洒点水，算是替父亲清洁了身体。那位毛拉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习俗。

父亲的这种足浴让那位毛拉非常失望，他对父亲说在真神安拉看来，他的这种清洁方法是错误的，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人有义务给另外一个人洗脚，或者提供其他仆役性质的服务。那位毛拉说：“即使是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来访问阿富汗，这个男孩也不应该给他洗脚。”

父亲一直安静地听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尴尬，因为父亲非常尊敬大多数宗教人士，他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让别人认为他无视真主的命令。父亲转向我，用严厉的语气说：“奥玛，你听到毛拉的话了，他是对的。”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让我给他洗过脚。那个毛拉让我很生气，因为给父亲洗脚是我这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件让我觉得和父亲建立了亲密联系的事。我很想反抗，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关于洗浴还发生了几件不太愉快的事。有一天在托拉博拉山上，我正在给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准备茶水，父亲的话突然使我想起我小时候有过的一件极为不愉快的事。

“奥玛，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和一位埃及将军在一起吗？那位将军是我在苏联战争期间认识的，我和他一起在阿富汗打过仗。”

我想起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脸都红了。那时我们住在喀土穆，父亲让我去打水洗浴，因为那位将军是父亲的贵客，于是父亲对我说：“奥玛，首先，你必须给我们的客人洗手。”

我照父亲所言，单腿跪在地上。然而那位将军不同意父亲的建议，他把我推开了，说：“我只想要水壶，我自己洗。”我当时还很小，不知道该做什么，只会遵循大人们的命令，所以我就把水壶递给了他。

正当我把水壶递给那位将军的时候，父亲看到了这一幕，不过他完全误解了当时的情形。父亲什么也没问，劈头盖脸地就开始骂我：“你是想让我用手杖打你吗？你为什么要让我难堪？你怎么敢让将军给你洗手!他有什么理由要给你洗手？你以为你是谁？”

父亲非常生气，骂得唾沫横飞。他抓起水壶，亲自给那位将军洗了手，而那位将军什么也没说。

我一直以为那位将军走后父亲会来揍我一顿，但他并没有那么做。我当时想父亲一定是因为太忙，已经忘了这件事了。

现在，几年过去了，再次听到父亲提起这件事，听到他当着我的面向他的朋友们详细描述当时的情形，让我感到尴尬不已。最后，父亲赞许地看着我说：“儿子，你从那件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吧？”

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父亲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是那位将军自己从我手中把水壶拿走的。不过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一旦父亲下了判断，无论事情真相如何他都不会改变主意的。如果有谁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会立刻爆发，勃然大怒。没人愿意惹怒父亲。

我一直努力想让父亲过得舒服一点儿。我按父亲喜欢的方式为他准备茶水，把水煮到刚开，在里面加上两勺糖，然后倒到一个小玻璃杯里面。我记得父亲从没要过咖啡，父亲最爱喝的饮料是茶，偶尔也会喝一点加了蜂蜜的热水。父亲说热蜂蜜水对大脑和身体具有治疗作用。父亲不喜欢任何软饮料，也不允许在喝的东西里加冰。实际上父亲不喜欢所有冷饮，如果有谁不知道他的这种习惯，给了他冷饮，父亲也会故意让它自然变热才喝。

父亲说他很想念他最喜欢喝的饮料，那是一种他在苏丹时常喝的饮料。那种饮料的制作方法是把一种小葡萄干放在一个大罐子里，然后往罐子里浇上水，水要淹过葡萄干。过了一个晚上以后，葡萄干和水就会混合到一起，变成很健康的葡萄汁，父亲通常就是在第二天喝这种葡萄汁。

至于食物，父亲喜欢吃水果，他一直都很期待芒果成熟的季节。另外父亲还很喜欢面包，不过他不会暴饮暴食，每次都只是吃到刚刚好。父亲不是特别喜欢吃肉，但是相比之下，他比较喜欢吃羔羊肉，不太喜欢鸡肉和牛肉，而且他吃肉的时候是要把肉放到米饭上面。说真的，父亲不太在意吃什么，他常说他吃东西只是为了保持体力，我知道他真的是这样的人。

父亲一直随身带着两件东西，他的手杖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至于他喜欢的其他东西，例如祷告珠、一本小《古兰经》、一个可以收听欧洲电台——包括他最喜欢的电台BBC的收音机，还有一个录音电话机。他要求下属把这些东西放在他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我们还住在喀土穆的时候，父亲就养成习惯，常常把自己所思所想和制订的计划录下来。来到阿富汗之后，父亲保留了这个习惯。

我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常常看到他对着录音电话机一连说好几个小时的话，记录下他的想法，包括很多历史事件、现在的政治、伊斯兰故事，等等。每当父亲感到对最近自己生命中的变化不满的时候，他就会回忆过去发生的不幸事件，或者是提出一些新想法，他觉得他的那些想法能够改变世界的进程。

在我忙着照顾父亲的需求的同时，我听到父亲对沙特皇室、这个地区的其他统治者、美国和英国都是满口怨言。父亲提到了他们不尊重伊斯兰信仰的很多做法，这可能是他口出怨言的主要原因。父亲的思想、言行常常导致他自己情绪激动、说话大声、满脸愤怒，不过平常父亲一般不会这样。

在我听到父亲这些激烈言论大约一周之后，我开始拒绝听父亲的这些抱怨，不过现在我很为自己当初的漫不经心而感到后悔。我曾无数次希望我能有机会听一听父亲的那些磁带，这样我就能更好的理解父亲，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怨恨如此之多的政府和无辜的人们。

真的，那短短的三四个月里我对父亲的了解比以前所有时间加起来都要多。尽管父亲个性严厉，很少说起自己的私事，但是在阿富汗的那段日子里，他有时会非常放松，常常和我一起回忆他早年的岁月。

现在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父亲了，父亲的暴力行为让我们永远成为了陌路人。不过我还是常常想起我们在阿富汗的日子，想起他告诉我的那些故事。父亲最喜欢回忆的时光似乎是他小时候去叙利亚的时候。叙利亚是祖母娘家所在地，那时父亲还不像后来那样愤世嫉俗。

“奥玛，过来，”父亲边拍着身边的彩色棉垫子，边用他那低沉而愉悦的嗓音对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叙利亚度假。我常常和你妈妈的兄弟纳吉去散步，每次都会走很远。我们俩都喜欢去树林里玩，那里的小路蜿蜒曲折，我们会察看每一个路口，我们还常常去小溪边玩儿。叙利亚山上的树非常古老，我觉得我和你纳吉舅舅是第一个走过那些大树的人。有一天我们去了一个地方，那里的灌木丛长得特别茂盛，我们突然听到有蛇的声音。那条蛇正朝我们游过来，不过我不想杀它，所以我们就站在那里看它会做什么。那条蛇也停了下来，也想看看我们想做什么。最后，那条蛇往边上游了一点，而我飞快地跑开了。但是你纳吉舅舅非常好奇，他想看看那条蛇的彩色斑点。我警告他不要看，可他坚持要看。他一步步走近那条长蛇。突然，那条蛇被激怒了，圈起身子，不停地吐着信。愚蠢的纳吉还觉得那条蛇很有意思，走得离那条蛇更近了。突然，那条蛇昂起头，开始向我们这边追过来，纳吉于是赶紧逃跑。”父亲停了下来，笑了一下，然后又开始回忆了：“纳吉跑得非常快，他很快就追上了我，还超过了我。我一转身，大吃一惊，那条蛇开始把我作为攻击目标了。我也开始跑了起来，你舅舅和我都拼命地跑啊跑，都不想被那条蛇追上。”

一向严肃的父亲再一次笑了，仍在回想着那天的情形。最后父亲说：“我常常发现自己像那次一样因为别人的疏忽大意而陷入困境。”

父亲很喜欢回忆有关祖母的事情。祖母名叫阿丽娅，父亲和她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好，他们之间有一种最纯洁、最深情的母子关系。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意识到了父亲和祖母之间这种特殊的母子关系。实际上，我们家所有人都知道父亲爱自己的母亲胜过爱他所有的妻子、兄弟姐妹和他的孩子。祖母想要什么，父亲就会送她什么；只要一回家，他就会每天都去看望祖母。每次父亲和别人谈起祖母或是和祖母说话的时候，他的脸上都会有一种特别的神情。

在阿富汗，父亲跟我讲了一些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奥玛，关于你祖母，有一个故事你必须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叙利亚的时候，你继祖父穆罕默德·阿塔斯带你祖母和我去兜风。那时我们是在度假，心情非常放松。穆罕默德没注意到由于我们的车速度太慢，我们后面那辆车的司机生气了。那个司机脾气不太好，他非常生气，在后面猛踩油门踏板，超过了我们的车，经过我们车的时候还向我们做了个鬼脸，一脸鄙夷的表情。不过他刚超过我们就从车里被甩了出去。你继祖父很礼貌地打开车门，想下去拉他，缓和一下当时的情形。但是那个司机脾气实在太坏了，他威胁你继祖父，然后还狠狠地推了你继祖父一把。”

“奥玛，你应该还记得你继祖父穆罕默德一辈子都是个很友善的人吧？他从没伤害过任何人。当时为了避免发生争吵，你继祖父又回到车里，关上车门，让那个司机一个人在外面闹，想让他自己消消气。你继祖父并没有生气。不过那个司机实在太过分了，你继祖父刚坐进车里，你祖母就打开车门跳了出去。你祖母动作很敏捷，穆罕默德和我都没能拦住她。她冲到那个没有礼貌的司机面前，打了他一拳，然后又把他推倒在了地上。你祖母还不解气，觉得这个司机怎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为难别人呢，于是她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随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表兄。我表兄刚好认识阿萨德家的人，你也知道阿萨德家族是叙利亚社会党的领袖。结果没过几个小时那个司机就被逮捕了。”

父亲摇了摇头，笑着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很强势、很有主见的女人。”

父亲讲的故事中，我最喜欢听我亲祖父穆罕默德·本·拉登的故事。祖父在父亲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死去了。祖父的死带给了父亲非常沉重的打击，父亲从未忘却丧父之痛，而且父亲一直把早已过世的祖父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

我从小就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父亲从不称祖父为“我父亲”，他提起祖父时总是说“你祖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这样称呼祖父，可能是因为“我父亲”这个称呼会引起他内心的痛苦吧？

关于父亲和祖父母的关系，很多说法都不尽真实。例如，我曾经读到有人说父亲刚一出生祖父就和祖母离婚了。但实际上，是祖母提出要离婚的，而且直到再次怀孕的时候，她才和祖父离了婚。

父亲出生后不久，祖母阿丽娅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祖母从没说过自己当时究竟开不开心，不过那时候沙特阿拉伯妇女的生活可不像现在这样轻松。虽然祖母嫁给了即将成为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人之一的男人，但是她还是得自己做家务，自己做所有洗洗涮涮的事情。祖母从市场上买了一个最新式的拧干洗衣机。不过据说那个洗衣机装配有问题，那个洗衣机的拧干机后来松了，不停地旋转着，打到了祖母的胸部和腹部。祖母疼得倒在了地上，第二天就流产了，失去了那个本应成为与父亲同父同母的弟弟或妹妹的孩子。

那次流产让祖母产生了改变一下生活的愿望。不久之后，祖母就向祖父提出了离婚。祖父穆罕默德·本·拉登看到祖母很不开心，就同意了祖母的离婚要求。在这件事上祖父一点儿也没为难祖母。

那时候，一个离婚的女人是不能够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所以很快祖母就嫁给了穆罕默德·阿塔斯，也就是我的继祖父。阿塔斯是一个和善而睿智的人，他对父亲很好，视其如己出。

有人说祖母离开本·拉登家庭的时候并没带走父亲奥萨玛·本·拉登。还有人写书说父亲几乎就没怎么见过自己的母亲，这些说法都是误传。祖母离婚又再婚的时候父亲还很小，祖母离开本·拉登家庭的时候手里就抱着我的父亲。除了偶尔回去看望本·拉登家族的亲戚外，父亲很少离开自己的母亲。虽然穆罕默德·阿塔斯是在本·拉登家族的公司做事，但是他的私人生活和本·拉登家族没有关系。祖母阿丽娅离婚以后也再没有介入过本·拉登家族的生活，而且父亲也是直到他十几岁的时候才经常回本·拉登家族去看望自己的亲人的。

“奥玛，我知道一些你祖父本·拉登的事情，你可能想听听这些故事，”父亲盘腿坐在地上，端着茶杯这样对我说道。

我兴致勃勃地走过去听父亲讲故事，仔仔细细地听他说的每一个字。

“奥玛，你祖父是个天才，他为沙特阿拉伯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让沙特在黄沙之中拔地而起。你祖父工作的时候，有些人，主要是沙特国王比较年长的儿子之一，他们愚蠢地挥霍了早期的石油资本。不过你祖父对第一代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非常忠诚，而国王又是很好的人，所以你祖父从没因任何事情而说过他儿子。”

父亲停了一下，眼神中似乎是在回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他想了想然后接着说：“不过当然，我要讲的不是这件事。

“奥玛，你祖父非常严厉，因为当时他必须得这样，而且他对待自己的孩子也非常严格，他对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你祖父把儿子们都叫回了家。你祖父有一条很严格的规矩，那就是儿子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必须站成一条直线。我们要按照高矮顺序而不是年龄大小排成一列。我们每次都会很紧张地排队，从高到矮。我们这些同父异母的儿子平时很少见面，所以每次我们都要花很长时间比身高，生怕站错位置，因为谁要是站错了位，你祖父一眼就能看出来。虽然长大后我比兄弟们都高，不过十几岁以前我并不是最高的。那天我的两个比我高的哥哥让我排在了他们中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时还是一个害羞的小男孩，所以我只是安静地站在他们中间，希望你祖父不会注意到我站错位置排到了两个比我高的哥哥中间。

“但你祖父还是注意到我站错位置了。他很生气，走到我面前，什么也没说就打了我一巴掌。我差一点就往后摔倒了。我永远记得当时的疼痛，既有身体上的痛也有心理的痛。”

“不过后来我再也没有站错过位置，我每次都会来来回回地比较，直到找到按照高矮顺序我应该站的位置为止。

“你祖父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严格，但他对陌生人却很慷慨。我记得有一次他往一个帆布包里装了很多钱，然后去一个穷得出名的小村子，敲开每一户人家的门，把钱分给了那些惊诧不已的村民。国王自己也常做这样的善举，很多人认识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和你祖父的人都说他们俩很像。

“我记得母亲曾告诉过我为什么他和你祖父在一起会不开心。你祖母说你祖父的仆从大多是一些年轻男性，而你祖父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他常让妻子们摘掉面纱，站成一排，然后让仆从们来看她们，指出他们认为最美丽的一位。当然，那些仆从非常害怕，他们怕自己的答案会惹恼主人或者主人的妻子们，毕竟在家庭范围内，主人的妻子也是有一定的权力的。结果，你祖父的妻子们都因为你祖父的这个习惯而备受折磨，因为那时候妇女都不愿意摘掉面纱，认为那样站成一排，像妓女一样供人挑选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但你祖父是家里的国王，所有人都必须按照他的吩咐做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死前几年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自己对待女人的态度，他说自己对妇女太不公正了，你祖父是很少这样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他说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还说希望真主能原谅他。”

父亲停了几分钟，不再说什么了；他的目光透过我，像是在回忆一些我出生之前的事情。

“奥玛，我和你祖父只单独相处过一次。那大约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很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车了。九岁的时候，我很希望能有一辆自己的摩托车。那时我一直不停地说摩托车，母亲和继父听的都快烦死了。你也知道，穆罕默德并不富有，他没有多余的钱让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过在我缠着母亲要了几个月之后，他宣布他要带我去见我的亲生父亲，这样我就可以向那个唯一有能力让我梦想成真的人表达我的愿望了。

“听了他的话，我非常紧张，但又有点儿兴奋。我还从没自己一个人站在你祖父面前过，以往都是他叫所有的儿子都去见他的时候我才去，所以我和你祖父的关系并不是十分亲密。不过我还是决定按照穆罕默德说的去做。

“最后，去见你祖父的日子终于到了。穆罕默德带着我走进了你祖父在吉达的办公室。我看到你祖父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还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桌子。你祖父一脸严肃，他看了看我说：‘我的儿子，你想要什么？’

“穆罕默德拍了拍我的肩膀以示鼓励，我们俩都觉得松了口气，因为你祖父从来都不认识哪个是自己的儿子，而这次他居然这样轻易就叫我儿子。一般情况下，你祖父都会让自己的儿子按照自己母亲的姓名称呼自己，以便他确认这是自己的儿子。不过那天父亲知道我是他的儿子。现在我知道那天是因为穆罕默德·阿塔斯陪我一起去找他，而他认识你祖母重新嫁的人，所以他一看到我就知道我是他的儿子。不过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下就认出了我，所以那天看到你祖父一看到我就知道我是谁，我心里高兴极了。

“当时我注意到你祖父眼神凌厉地看着我。我低下了头，因为我从不敢直视你祖父，生怕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够尊敬你祖父的地方。他问我为什么去找他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地板，你祖父一连问了我三次我才敢回答，我说：‘父亲，我想要一辆车。’当时我的语气很坚定，连我自己都吃惊了。

“你祖父一直问我同一个问题，我也一直给他同样的回答。

“最后他问我：‘奥萨玛，你为什么需要一辆车呢？’

“我回答说：‘我需要开车去学校’。

“然后他又问：‘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应该有一辆车呢？’

“我回答说：‘我喜欢车，我会开得很好的。’

“他又问：‘你学习好吗？’

“我回答说：‘很好。’

“你祖父又问：‘你是一个乖孩子吗？’

“我回答说：‘我很乖的。’

“然后你祖父静静地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想该如何决定。

“我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最后你祖父打破了沉默，他说：‘我不会给你买汽车，不过我会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我很失望，不过我知道如果我反对他的决定我会被打的。说完他就埋头继续看他桌上的文件了。我说了声谢谢，然后就离开了。你祖父没跟我说再见，我也没说。我相信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你祖父，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只有真主能预知我们的未来，知道你祖父会在那一年死去。

“从你祖父那里出来之后我心里很难过，什么话都不愿意说。穆罕默德·阿塔斯是世界上最好的继父，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他想尽办法逗我笑，不停地对我说我不久就能有一辆新自行车了，希望我能高兴一点儿。

“不久你祖父就让人送来了一辆红色自行车，不过看到那辆车我并不开心。那辆车我可能骑了几次，后来我就把车送给了我的一个小弟弟。几周以后我听到了这辈子最让我吃惊的消息，我们在吉达的家中收到了一辆崭新的红色汽车，那是你祖父送给我的。

“那是我年轻时候最高兴的一天。虽然母亲和穆罕默德·阿塔斯不让我单独开车，说要过几年我才能自己开车，不过我们的司机，也就是穆罕默德·阿塔斯会开着它带我们出去玩的。总之，我高兴极了。

“当然，你祖父在我十岁的时候去世了，所以我后来再也没能有机会和他单独见面。”

听父亲讲他童年时期的这些事情之后，我为父亲感到难过，不过同时我也很是疑惑：既然父亲过了这么多年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童年时期被父亲打或者是被父亲忽略自己的痛苦，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动不动就打自己的儿子，或者是忽视自己的儿子呢？现在我很为自己的胆小而感到遗憾，不过我一直都没有勇气问父亲这个问题。

尽管我们住在托拉博拉山上的日子里，我有机会与脾气捉摸不定的父亲单独相处，不过那里的条件实在太糟，太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如果有人得了病，那他什么医疗救助也别想得到，只能听天由命了。有一天早晨，我发高烧了。我觉得自己只是感染了流感病毒，所以一直睡到很晚才起床。然而睡眠对我的病没有丝毫作用，我仍然觉得很烦躁，头疼欲裂，全身都疼。我当时只希望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因为妈妈总是那么会安慰人，无论她哪个孩子病了，她都会安慰他，给他准备好热汤。但是那时候妈妈与我相隔千万里之遥，她还在喀土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奥玛得了重病，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病得很重，父亲的下属也开始慌张起来，赶忙把一个名叫希尔的司机叫来。那个司机看到我疼得直打滚，立刻跑去开车，说要把我送到贾拉拉巴德去。

我不记得那天早晨父亲去了哪里，也许他是去远足了。这世上没有谁像我父亲那样喜欢到大山里远足了。

所以他们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抬到车里，送到了贾拉拉巴德。那次去贾拉拉巴德的路上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一段旅程。我烧得更厉害了，还不停地呕吐。我在车里不停地翻来滚去。那条路路况很差，可怜的希尔司机还要开快车。我很吃惊我们居然没有从山上摔下去。最后希尔司机以平时难以想象的速度把我送到了贾拉拉巴德。在贾拉拉巴德，我成了一个正在学习抽血的学生的试验品。最后我被确诊为患了伤寒和疟疾。真的，当时医生警告那个和我一起去医院的人说我可能会死。

我的主治医生让护士给我打了很多针，还给我开了很多药。父亲的人拒绝让我一个人留在医院，所以我很快就出院了。他们把我带到了那个旧宫殿。有人告诉我说宫殿里没有我的房间，这让我非常吃惊。当时有很多来自巴基斯坦、也门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父亲的老兵正往阿富汗聚集，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宫殿里住满了妇孺老少。我们的文化要求非常严格，男子是不能和妇女共处一室的。最后身患两种严重疾病的我只能躺到花园里一棵大树下的棉垫子上。我后来居然就这样康复了。

我在那棵大树下躺了三天，其间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当时我毕竟还年轻，所以尽管身体非常虚弱，我还是慢慢地恢复了。我还没完全复元，父亲就传来命令让我回托拉博拉山养病。我刚回到山上就昏倒在了地上的垫子上。不到一天的时间，我的病再次复发，他们又急忙把我送到贾拉拉巴德。

我已经一点儿也不记得第二次去贾拉拉巴德的情形了，但我还模糊地记得第二次还是那个年轻医生给我看病。那个医生长得很瘦小，胡须也不多，不过由于我的病情实在太重，他们后来请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医生来。那个老医生什么也没做，只是又给我开了很多药。之后他们又把我送回宫殿，我又躺到了那棵大树下。

我想可能所有人都非常意外，最后我居然没有被裹尸布裹着埋在阿富汗的沙丘里。

与我相反，父亲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曾经有很多人猜测父亲得了严重的肾病，甚至还有人说父亲的肾病已经严重到需要做透析的地步，所以他要让骡子随时驼着他的透析器。传言和事实总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可能是因为父亲和他家族的成员都很容易得肾结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传言吧。得肾结石非常痛苦，不过父亲的肾脏一直很健康。

没错，苏联人是对父亲和他的军队使用了化学毒气，但那些毒气的影响不过是让他们偶尔咳嗽咳嗽。后来父亲在苏丹的时候得了疟疾，和其他疟疾患者一样，父亲的病也曾多次复发，但每次他都神速地恢复了。尽管曾经遭到毒气和疟疾的侵袭，父亲的身体还是一直都很好，他远足时甚至比那些只有他一半年龄的小伙子都要能走。

实际上，我们住在托拉博拉山的时候，父亲常常想跨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到巴基斯坦远足，他觉得那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感到十分诧异的是，父亲决定让我和他一起去。父亲对我说：“奥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战争会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必须知道怎样才能走出这些大山。”只要还有一寸土地是他不知道的，父亲就会觉得不满意，所以父亲坚持说：“我们必须记住每一块岩石，没有什么事比知道自己的逃跑路线更重要。”

有一天父亲在事先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突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对我说我们要远足去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离我们并不是非常远，但我们的远行既没有确切的时间又没有确定的路线。我和父亲一起走的时候有时只需要七个小时，有时需要十四个小时。有一次我走在了父亲前面，走到了一个比父亲走的地方高一些的崖壁上。由于不熟悉地形，脚下没踩稳，我摔了一跤，差点摔下那座高山。父亲看到我在那里挣扎，仍像平常一样镇静，耐心地等着我自己爬起来，重新上路。

当我问父亲如果我掉到了山崖下面，他会做什么时，他很冷静地回答说：“儿子，我会把你埋了。”

到了巴基斯坦之后，我们会在硬邦邦的地板上睡觉。有几次我瞒着父亲偷偷地带了一块毯子来做被子，父亲发现后勃然大怒。在苏丹的时候父亲让我们用树枝和沙土做被子，从那以后他就保留了这个习惯。

我和父亲远足去了很多次巴基斯坦，多得我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了。几个月后我的兄弟们到了山上。和我一样，父亲也让他们去参加远足。我的兄弟们和我都很讨厌那样的长途跋涉，但对父亲而言，那可能是他最喜欢的户外运动。

1996年6月底7月初，大约是我们到阿富汗的两个月之后，信使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那个信使谦逊地低下头说：“亲爱的奥萨玛王子殿下，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您允许我说话，并告诉您这个坏消息吗？”

父亲的脸变白了，不过他还是打手势让那个人继续说下去。

“亲爱的奥萨玛王子殿下，诺瓦拉赫毛拉被人杀死了。”

父亲咬紧嘴唇，不过关于诺瓦拉赫毛拉他一个字都没说，因为任何的哀悼之词都相当于是在责怪真主，真主已经决定让诺瓦拉赫毛拉去天堂了。

那个信使详细地说了诺瓦拉赫毛拉死时的情形，我们听了以后都很吃惊：“亲爱的王子殿下，我当时和诺瓦拉赫毛拉在一起。我们要去巴基斯坦办点事，当时正在从贾拉拉巴德去巴基斯坦的路上。那时我们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半路程了，我们的敌人突然从暗处跳了出来，身上背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一出来就开始向我们扫射。诺瓦拉赫毛拉当时就坐在他那辆红色卡车里，非常显眼，没一会儿就被他们杀死了。我本来也是要和诺瓦拉赫毛拉一起去天堂的，但是真主决定让我留下。子弹就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跳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假装被打死了。那时我手里什么武器也没有，就躺在那里装死。等到袭击我们的人离开以后我才起来帮助还活着的人。”

“后来我们发现袭击我们的人是那个土匪的兄弟和他家族的成员。那个土匪就是去年被诺瓦拉赫毛拉判死刑的那个人，”他摇了摇头说，“诺瓦拉赫毛拉已经入土为安了，亲爱的王子殿下。”

我记得父亲和其他很多人都多次劝说诺瓦拉赫毛拉要小心保护自己，可是诺瓦拉赫毛拉不是那种会担心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的人。他可能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死于枪杀，因为这是大多数阿富汗士兵的命运。在阿富汗，死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那里，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使那意味着部落里每一个人都将为此而遭到报复，人们也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决定。

父亲坐了下来，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已经听到过太多他和别人的对话，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在阿富汗这个战乱日益频繁的国家，诺瓦拉赫毛拉是我们强有力的保护人，他的保护让那些想要报复我们这些住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的人不敢轻举妄动。但是现在，我们再也没有诺瓦拉赫毛拉的保护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父亲的下属聚在一起，他们都没说话，非常难过，等着父亲说点什么。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什么都没说，头脑中也没有行动计划。父亲只是很奇怪地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睛一直望着天空，根本没注意到周围的人。

但是在这个世上，福与祸总是相依并存的。我们得到诺瓦拉赫毛拉死讯几个小时后，父亲的便携双向无线电接收器的警报器响了，父亲派在山口上的守卫发来了信息：“来了一辆汽车，车上有三个人。他们穿着塔利班的服装，我们该做什么？”

在阿富汗，你最好知道你面对的是来自哪一个部落、哪一个教派的人，而塔利班是很好辨认的。虽然基地组织是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但是塔利班的规矩比基地组织更加严格：塔利班不允许有音乐，不允许人们唱歌、放风筝、养鸽子、看电视、看电影，不允许妇女接受教育，不允许男子剃须，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留胡须，胡须长度超过一个拳头。

塔利班的汽车通常是黑色的，带着彩色玻璃。

父亲创立的基地组织遵循的是逊尼派穆斯林瓦哈比教派的教义。瓦哈比教派也很保守，这个教派的信徒要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不过在很多方面瓦哈比教派都和塔利班不一样，比如瓦哈比教派的信徒会毁坏墓穴，因为他们认为穆斯林应该只信仰真主安拉，不应该哀悼死者，而塔利班则不会这样做；基地组织的穆斯林不相信梦，而塔利班的人经常根据自己的梦做各种决定。

父亲毫不迟疑地说：“让他们进来。欢迎他们，然后带他们来见我。”

很快父亲的卫队就把他们带了进来。那些人的打扮非常塔利班，头上裹着两条相互交织的头巾，头巾的一头松散地搭在肩上。他们还穿着普什图族的传统服装，就是那种有长袖子的棉质衣服，一直垂到膝盖，腰上系着腰带；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黑色背心、宽松的裤子和长筒靴子，这种靴子在当地非常流行，是用牦牛皮制成的。

我们到阿富汗之后的第二个月，父亲和我就没有再穿我们传统的沙特长袍，而是改穿普什图人的服装，因为普什图族的传统服装很适合在这个地区穿，而且父亲说我们最好在人群中不要太显眼。我们很少穿塔利班的服装，因为他们那种长头巾太难包了——不过有时我们会戴普什图人常戴的一种小圆帽。

来人中的头领走向父亲，同时父亲也伸出手来，以示欢迎。

塔利班的代表们没说什么废话，而是直入主题：“奥马尔派我们来见你。他让我们告诉你他听说了诺瓦拉赫毛拉的死，他现在对你表示欢迎，并且希望你知道现在你和你的随行人员已经在塔利班的保护之下了。我们此来是特地来邀请你随时去奥马尔在喀布尔的家中拜访他。”

父亲放松地笑了。他让人给他们上了茶，随后他们一起聊起了阿富汗的热点问题，谈到以后阿富汗可能会发生的事——毕竟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

塔利班的人走了，他们带走了父亲对奥马尔说的话：“告诉奥马尔，我很高兴也很感谢他对我的欢迎，我随后就会去拜访他。不过我的家人就要从苏丹来阿富汗了，我要先把他们安顿好。”

他们离开以后，父亲心情大好。他显得如此开心，让我以为他可能会拥抱山上所有的人。不过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说了句：“奥玛，这是真主传来的信息。奥马尔对我们的欢迎解决了我眼下所有的问题。”

父亲那时没见过奥马尔，不过他严格遵循了塔利班制定的规矩。“很快，”父亲说，“我就会看到，奥玛，塔利班就会控制整个阿富汗。能收到他们领导人的邀请是件好事。”

塔利班的人来访之后，很明显父亲放松了许多，而且在我记忆中那是父亲第一次没有对任何人提高声音讲话，即使有人无意中惹恼了他，他也不会发火。父亲很镇静，他知道他将把家人带到阿富汗，并且不会受到塔利班的袭击。那些人离开不到一个小时，父亲就下令说我们要尽快起程前往贾拉拉巴德，因为我们将要迎来从苏丹赶来的家人。

虽然父亲心里放松了，不过由于一直想着诺瓦拉赫毛拉，想着再也看不到他笑意盈盈的脸庞，所以在前往贾拉拉巴德的路上我们的心情仍然沉重。以前每次去贾拉拉巴德他都会来迎接我们。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热情好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诺瓦拉赫毛拉的离去让我们很难过，但我们知道他已经去到了天堂。尽管想到诺瓦拉赫毛拉上了天堂我们能稍微好受一点，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在人间思念他。诺瓦拉赫毛拉是阿富汗最好的人之一，对周围所有人都是那么好，即使是对像小毛孩之类无足轻重的人也那么好。我永远不会忘记诺瓦拉赫毛拉来过托拉博拉山几次以后，有一次来的时候他手里牵着一条棕白色小狗，对父亲说小孩子在山上太无聊了，然后又跟我说：“奥玛，这只小狗是送给你的。”

父亲没有反对。有过在喀土穆的养狗经历，我知道父亲并不喜欢狗，不过那只小狗确实是很好的伙伴。为了纪念以前在喀土穆养的那条狗，我给它起名叫波比。在后来无数个寂寞的日日夜夜里，波比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和我共同度过了许多寂寞难耐的岁月。

由于害怕父亲会说我的伤心难过意味着我质疑真主的决定，所以我没有让父亲知道我心里的难过。然而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到他死去时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样子。

可能是为了让我不一直想诺瓦拉赫毛拉吧，父亲开始谈他的人生使命：“奥玛，我知道你常常想为什么我会去做那些事，你长大以后就会明白的。不过现在，奥玛，你要记住：真主让我来到这个世上是有理由的，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进行圣战，让所有穆斯林享有公正。”父亲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继续说道：“穆斯林是世界上遭受不公正待遇最多的人群，我的使命就是让其他信仰的人不敢小视穆斯林。”

我想也许父亲以为我没说话就表示对他说的话感兴趣，并且同意他说的，于是他开始大谈美国邪恶的政策：“我的孩子，美国总统觉得自己是世界之王，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无视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追随他们的总统入侵穆斯林国家。科威特根本不关他们什么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中东内部问题，应该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当然，美国人想要石油，但他们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奴役穆斯林。美国人讨厌穆斯林，因为他们喜欢犹太人。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不是两个国家，它们根本就是同一个国家。”

我记得那时候父亲的属下在背后发牢骚，说父亲忽视了以色列，而他们对以色列的仇恨远远超过了对美国的仇恨。他们希望进攻以色列，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迟迟不下令对它发起攻击。不过，没人有胆子当面问父亲这个问题。

我下意识地问了这个问题：“父亲，为什么你要攻击美国却不攻击以色列呢？”

父亲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随后我重复了他的下属们说的话：“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和我们很近，美国是个大国，离我们很远。”

父亲想了一下，然后说：“奥玛，想象有一辆自行车，车上有两个轮子，一个是钢铁做的，另一个是木头做的。现在，我的儿子，如果你想毁了那辆自行车，你是要破坏那个钢铁做的车轮还是木头做的车轮呢？”

“当然是木头做的那个。”我回答说。

“你说对了，我的儿子。记住，美国和以色列就是一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美国是那个木头做的轮子，以色列是那个钢铁做的轮子。奥玛，以色列的力量比美国强。战场上将军应该先进攻敌人比较强的部分吗？不，将军会集中力量攻打对手比较弱的部分。美国就是那个比较弱的部分。我们应该先攻击对手弱的部分。一旦我们取下了那个木头做的轮子，那个钢铁做的轮子就会不攻自破。谁能骑一辆只有一个轮子的自行车呢？”

父亲拍了拍我的膝盖，继续说道：“我们先攻打美国，我指的不是军事上的攻打。我们可以从内部破坏它，削弱它的经济，让它的市场崩溃。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些美国人就不会再给以色列提供武器，因为他们没钱了。那时候，以色列这个钢铁做的轮子就会坏掉，就会因为没人理它而坏掉。”

“我们就是这样对付苏联的。我们让他们在阿富汗流尽了每一滴血。苏联人把他们所有的财富都花在了阿富汗战争上，当他们再也没有资金战斗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败逃了。他们逃走以后，他们的整个统治系统也就崩溃了。那些保卫阿富汗的圣战战士让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投降了。对付美国和以色列，我们也能用同样的手段。我们只需要耐心一点儿，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我都看不到他们的失败和崩溃，你可能也看不到，但是那一天最终一定会到来的。终有一天穆斯林将统治整个世界。”父亲停了一下，接着说：“这是真主的计划，奥玛，真主让穆斯林统治世界。”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丝毫没有为父亲的人生使命感到激动，我只希望父亲能够像其他父亲一样，关心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不敢告诉父亲我的真实想法，不敢告诉他我从来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使命是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尽做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丝毫激动之情。父亲看了我一眼，眼里瞬时充满失望。他已经习惯了下属的热情，那些人会为他说的每一个字感到激动，他们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喝水，无时无刻都想着怎样毁灭他人。

可惜我心中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激情。

余下的行程中，父亲和我一直相对无言，都默默地坐着。

父亲是带着宏大的计划回到贾拉拉巴德的。现在有了奥马尔的保护，他就可以召回以前所有的士兵了。那些人中有不少从我们在苏丹的时候就一直陪在父亲身边，他们要回来比较容易。事实上，他们将和我的母亲及兄弟姐妹们同机抵达贾拉拉巴德。

由于父亲极力主张和非伊斯兰世界作战，导致很多西方强国的领导人对父亲十分不满，随时都在关注父亲的动向，因而阿富汗当地政府并不欢迎父亲的到来，但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普通百姓仍然把父亲视作一个伟大的战争英雄。尽管穆斯林国家政府不信任父亲，甚至憎恨他，但是那些国家的人民却很喜欢父亲。事实上，当人们听说奥萨玛·本·拉登正在设立新的穆斯林战士培训营后，很多人都想立刻参加这个培训营，想要参加圣战组织。随着培训营成员不断增加，我见证了一支圣战队伍的组建过程。

不久之后，父亲手下就聚集了很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都愿意为了父亲追求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父亲让我陪在他左右，于是随着那些战士不断往阿富汗聚集，我见过他们中的多数人。很快我就发现那些曾经和父亲一起和苏联人作战的老兵中绝大多数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曾希望把阿富汗这个穆斯林国家从世界强国的手中解放出来，然而现在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经的理想。他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屠杀无辜百姓。我注意到虽然他们看起来似乎很高兴能和以前的战友在一起，但他们的内心已经没有战斗的激情了。

那些年轻的士兵则完全不同，他们渴望杀戮或是被杀，他们昂首阔步地走在训练营的营地上，完全一副战士的模样。不过当你近看他们时，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很多人好像都是为了逃避自己本国的问题才来到这里。有人是因为犯了罪，想要逃避惩罚。例如，有一个年轻士兵向别人吹嘘说他曾在发现自己的兄弟有婚前性行为时把他给杀了。其他人则是来自赤贫家庭，有些人甚至自出生以来只吃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肉。很多人都结不起婚。中东社会文化鼓励早婚、多子，所以那些结不起婚的男人觉得自己很失败，无法实现自己文化中认为极端重要的目标。很多人都活得很悲惨，他们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所以圣战的信念很轻易地就征服了他们，让他们去寻求死亡，这样他们就能快一点儿上天堂了。

我很为这些年轻人难过，我知道他们相信死亡是一种奖励，我本人却从来没有过死的冲动。实际上，我一直都是尽我所能地活下去。纵然我生活得并不十分开心，但我仍想活下去，想得到真主对生灵的庇佑。

有一天，我坐在托拉博拉山一个悬崖边上，觉得当时的形势特别让人沮丧。但是当我听到父亲宣布说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喀土穆来和我们团聚时，我的心情立刻就好了很多。

知道很快就能看到母亲，我激动地跳了起来。

父亲说：“我留在托拉博拉山上，会有人送他们到贾拉拉巴德的宫殿去。他们安全抵达之后第二天早晨你就去那儿，你可以在那里待几天，然后会有人把你们都带到这里来。”

于是父亲就开始为妇女和儿童住在山上进行他的计划。想到母亲会在这山上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我心情郁结，却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已经有四个月没有看到母亲了。我好想在大山上大喊大叫，但我还是压抑住了这种冲动，谁让父亲不喜欢别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感情呢。

两天后，希尔开车带着我离开了我们的本·拉登山。我坐在车上，回头看了看，父亲正看着我渐渐离他而去。父亲的身后是一片凄凉的石头山，而父亲就像是一个正逐渐老去的孤独的塑像。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已经老了。他属于过去，而我则属于未来。我觉得自己已经从男孩变成男人了。

第十七章　纳伊瓦：遥远的国度

我们在喀土穆焦躁不安地等了四个月，内心都十分孤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我是有些过于伤感了，因为奥萨玛刚离开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那已经是我第十次怀孕了，我的丈夫甚至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自从他离开以后，我们就再也没通过话。而且奥萨玛不在身边，我就只能一直呆在家里，那四个月里我哪儿都没去过。我们的家庭司机为家中的妇女和儿童采购日常所需的一切。

自从我们结婚以后，我的丈夫经常出远门。不过这次情况不太一样，我觉得有点儿不安，就好像是受到了什么预先警告一样，就像有时候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海啸正在悄悄加速，灾难即将到来，动物们都惊慌地四散逃命，人们因此无不感觉到危险。而我这次就感觉到了这种危险。我的第六感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将发生巨变，而且那将不会是什么好的变化。就连我最小的两个孩子，伊曼和拉丁都变得有些伤心、不安起来了。

奥玛以前从没离开过我，这些年来他已经成为我最信赖的儿子了。虽然奥玛比他三个哥哥年轻，但他是我所有孩子中最理智最成熟的一个。两个大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萨阿德还和我一起住在喀土穆，他们好像比其他人更想念奥玛，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最长。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孩子，很少说话，而萨阿德则比较开朗，总有说不完的话。奥玛不在身边，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对他的兄弟姐妹有多大的影响。

丈夫和奥玛离开的日子里我每一天都在想念他们。我尽量让自己耐心一点，但在他们离开120天之后，我开始无比渴望能再见到他们。有一天丈夫忠诚的下属突然告诉我们说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离开喀土穆去和他们团聚了，真叫我高兴得难以形容。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我也没问别人。当我得知我的丈夫让我们什么私人物品都不要带时我非常惊奇，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只能带两件换洗衣服，不能带日常用品，连一根针都不能带。我只能想他们随后会把我们的东西送来的，我的丈夫总是这样会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这次搬家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影响？我还想到了奥玛和他喜欢的马。他父亲喜爱的马要再次留下来，等待未知的命运了。自从奥萨玛离开以后，他的下属中就开始有人带阿卜杜勒·拉赫曼、萨阿德、奥斯曼和穆罕默德去马厩了。那些马的状态一直很好。不过一旦我的儿子们离开以后，他们就不能再去照看那些漂亮的马了。往后那些马儿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不知道。意识到这些消息会让奥玛很痛苦，我也十分难过。我心里还想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不过那些都是私事，就让它们都留在我的心里吧。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启程了，这次的离开不像以前离开沙特阿拉伯那样复杂，因为我们不需要收拾私人物品。我们就像全家要出去度假那样出门了，看起来好像我们不久就会回来一样。

我丈夫的下属开着几辆小汽车到了阿尔·利雅德村，然后让我们上了指定的车辆，带我们去机场。阿尔·利雅德村在我们身后慢慢远去，我只回头看了一眼。我们生活的又一个篇章结束了。

他们包下了一架大型商用飞机。奥萨玛家庭并不是单独出行，我丈夫的下属和他们的家属也要和我们一起离开。

丈夫的妻子们和孩子们在飞机前部有各自的座位，其他的座位上坐满了他的下属及其家眷。我和谁都没说话，只是和我的孩子们坐在一起。奥萨玛其他的妻子和孩子坐在我们附近，我们相互之间距离很近，可以很方便地交谈，不过我们谁也没有心情闲聊。

阿卜杜拉还在沙特阿拉伯，奥玛又和他父亲在一起，所以我离开喀土穆的时候身边只有七个孩子。哈丽雅和八岁大的哈姆扎也在飞机上，另外西哈姆和她的四个孩子也在。所以飞机上一共有十四个奥萨玛家庭的成员，比我们从沙特阿拉伯出来的时候少了四个人。当时我内心非常镇定，因为当你对自己所处环境毫无控制能力的时候，惊慌失措已经起不了作用了。不过我还是祈祷世界能够实现和平，希望我的小家庭能够安定下来。这些想法我都只是在心里一个人想想而已，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是一次神秘的飞行，飞机上没有人知道我们将去向何方。我们这些妇女听说，连飞机上的男人也不知道我们是要回沙特阿拉伯，还是要去也门或巴基斯坦。

就我对巴基斯坦的认识，我并不喜欢那个国家。对于也门我了解也不多，我只知道我和奥萨玛的家族都来自也门，不过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会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喜欢传统生活方式的人。

前方的道路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我不由得相信也许我们是在绕地球旋转。不过最终飞行员终于开始降低飞行高度，于是我开始看到飞机下面有无数的高山。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海拔又降低了。这次我从窗口看出去已经能够看到我们马上就要降落到一块平地上，那块地四周都被大山环绕着。我还看到了一些树。我开始感到疑惑不解了，我记得当时心里想：“这个遥远的国度是什么地方？”

突然，我看到一架非常小的飞机，远处隐约还有一些当地居民。机场上来来往往的男人都穿着阿富汗人的服装。我曾在巴基斯坦住过几个夏天，因此认识这种服装，不过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是在巴基斯坦还是阿富汗。

我心里突然一阵紧张，过了一会儿才又平静下来。我告诉自己，无论我们现在是在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一家终于要团聚了，我应该高兴才对。

飞机刚停下来的时候，一切都比较混乱。机场上有一长列小巴和小丰田车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行人很快就走了过去。那一天的事情我几乎都忘了，只还记得有人把我们带到了一栋很大的白房子里，他们把那里叫做旧宫殿。在那里已经有人给我们这些妻子和我们的孩子们准备了舒适的房间。那里还住了一些其他的女人，他们都是奥萨玛下属的家眷。

当时我心里非常不安，因为我一直都没看到我的丈夫和儿子，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来接我们的。有人说我们到了阿富汗，不过我想从他们口中确认这一点。我躺在床上，不过一点儿也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想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有人说我那帅气的儿子奥玛到了。他的到来让我惊喜不已。他当时正耐心地在宫殿外面等我。

奥玛穿着阿富汗普什图人的服装，模样已大不如前了。他穿的衣服虽然宽松，但我还是看出来我这本来就不高大的儿子变得更瘦了。他呼吸有点儿困难，这让我记起他曾经得过哮喘。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以后再问，当时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那些比较小的孩子在周围嬉笑打闹，稍微冲淡了我们的伤感，他们还取笑哥哥“滑稽的”衣服。

当奥玛迟疑地甜甜一笑时，我知道那就是我的奥玛。虽然他还不是很高，不过他的脸上已经有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成熟。我猜那是因为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和他的父亲呆在一起，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男人了。

奥玛，我最可爱的儿子，轻轻地托起我的手吻了吻，说：“你好，妈妈，你过得好吗？”

我回答说：“我很好，奥玛。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的儿子一次又一次地亲着我蒙了面纱的脸。

过了一会，我终于问他：“奥玛，我们在哪里？”

“这里是阿富汗，我们现在在贾拉拉巴德，离巴基斯坦不远。”

那么，他们说的是真的了，奥萨玛把我们带到了阿富汗。除了感谢真主保佑我们的平安，保佑我们一家团聚，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问了两个问题：“我们的东西怎么样了？他们什么时候会把那些东西送来？”

奥玛四处张望着，就是不敢看我。最后他说：“我不知道。”

我有点儿担心，不过我什么都没再问。我很快就能见到我的丈夫了，希望他能告诉我一切。

我并不想留在那座宫殿里，那里的妇女和儿童太多了，而且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问奥玛：“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以为我的丈夫正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那里的环境一定不错，到时我们就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了。

我的儿子回答我的问题时似乎有些犹豫：“你们要和我一起去托拉博拉山。父亲在那里等我们。”

我记得托拉博拉这个名字。我的丈夫给孩子们讲他打游击战的经历时曾多次提到过那里。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不过我已经跟随奥萨玛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我们不需要问问题，只要他认为时候到了就自然会告诉我们的。

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刻起我一直都很信任我的丈夫，而他对家庭也一直很负责。尽管我一直都住在海边或者是平原地区那些比较舒适的地方，无法想象住在那么高的山上，手都可以摸到云彩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过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次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早上奥玛带着一队小卡车来接我们。我和奥玛共乘一辆车，在路上他像以往一样，很少说话。我跟他聊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例如关于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他们离开喀土穆以后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多问他什么，不过我感觉到自己的儿子心里有些担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知道了什么，所以也不清楚是什么让他忧心。他没问关于马的事，让我松了一口气。不过其实我也只知道那些马就像我们在沙特时养的马一样，也被我们留在了当地。

阿富汗的地貌和我以前听说的一样，非常壮观。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异常美丽的土地。我当时只觉得有一种想要把眼前景色画下来的冲动，可我所有的绘画用品都留在了喀土穆。

我很困，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当时我还处在怀孕的最初几个月当中，全身乏力，不过那里的路面太糟糕了，根本不可能睡着。伊曼和拉丁很快就累得支撑不下去了，不时地打着盹儿。

很快我们就开始爬一座大山，我们的车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颠簸前行。那条路最多只能算一条小径。我们肯定得摔死!我当时非常庆幸自己带着面纱，这样别人就看不到我脸上受惊的表情了。不过奥玛注意到了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妈妈，第一次来这儿是有点吓人。不过我们的司机技术都很好。从来没人摔下去过。”

奥玛是想让我不要那么害怕。

那里的大山连绵起伏，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座山。奥玛很善解人意，我常说他是个思想阅读者。他对我说：“你很快就会适应的。”然后才对我说诺瓦拉赫毛拉，也就是最近一次部落仇杀中被杀死的那个人把这里的一座大山送给了我的丈夫。这个消息太让人吃惊了。我承认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好受多少，我并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和阿富汗这个遥远国度的这样一座大山有什么过于紧密的联系。

当时我们正好通过一个安全检查点，我丈夫的下属拿着枪守卫着那个地区。当然他们知道我们回来，所以我们没有检查就直接通过了。我们的车刚停下，奥玛就对我说：“妈妈，剩下的路我们得下车走了。”

还好剩下的路并不长。我心里非常担心，害怕自己会摔跤，伤到肚子里的孩子，或者是那些小孩儿可能会摔下山去。我回头看了一眼哈丽雅和西哈姆，她们就紧跟在我们身后，虽然我们都蒙着面纱，不过我心里还是知道她们脸上一定带着忧虑的表情，一定在想我们的丈夫到底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

我回过头来，望向前方，发现奥萨玛高大的身材正站在前面的一个悬崖边上。他的下属已经告诉他我们马上就到了，现在他一定正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我们，望着前面一队正往山上爬的妇女儿童。他好像是站在一块平地上，我在想是不是他让人把那里的石头凿平了。看到奥萨玛身边还有什么东西，我很惊讶。那是一只长得很高大的狗，就站在他身边。奥玛马上告诉我说：“那是波比，是我的看门狗。诺瓦拉赫毛拉死前几周把它送给了我。”

我开始想要了解诺瓦拉赫毛拉这个人了，他很喜欢送人礼物，送了我们山又送狗。阿拉伯人很尊敬那些慷慨大方的人。虽然也许正是由于他的慷慨，我和我的儿子现在才身处险境，才需要爬这个他送给我丈夫的陡峭的大山，而他却早已上了天堂，不过一个如此关心我丈夫和儿子的人被别人杀死了，我还是觉得很难过。

我们离奥萨玛更近了。我已经能看到一些用深灰色岩石建成的破房子了。我承认看到那些屋子我一点儿也不激动。看到眼前的景象我心里有些难过，但是能看到我丈夫高大的身影我还是很高兴。

奥萨玛和家里每一个人都打了招呼，然后他带着我走进了那里最大的一间屋子。奥玛带着他的兄弟们去看那条大狗波比去了。奥玛把他们一一向波比作了介绍。其他的人都安静地站在那里等着。

那里的屋子基本上全部都是石头房子，由不同形状的岩石搭建而成，看起来很危险。那些石头都是从当地的山上凿下来的，没怎么经过打磨。当奥萨玛对我说我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新家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我的丈夫以前从没跟我道过歉，那天也不例外。不过他说我和我的八个孩子有两间屋子一个卫生间。那两个房子里面都有一间起居室，起居室还连着一间厨房，另外还有一个小房间，房里有一张为我特制的木头床。那间小卫生间是最近才建的。我这一生还从没看到过这样简陋的地方，不过那天我已经受了太多惊吓，已经麻木了，所以我只是木然地点了点头，假装很感兴趣。

我将要和孩子们一起住在危险的大山顶上，那里只有特别小的方形房子。我知道自己的丈夫不喜欢听别人抱怨，于是我只提那些据我所知山上的屋子一般都不会有的东西，像白色的围墙、天花板中央薄薄的混凝土等等，我们的屋子里有这些东西。地板靠墙角的部分还是比较脏，不过那里铺了一点便宜的尼龙地毯，脏的不是那么显眼。奥萨玛禁止使用一切现代的东西，但他从不禁止我用电灯，而我并没有提及山上没有电这件事。我猜我们可能要用煤气灯。果然，我猜对了。奥萨玛指了一些充气筒给我看，这样灯没气时我们就可以给它充气。

我没有提到用水的问题，也没在房里看到水龙头。我看到屋里有一个新的便携式煤气炉，就是那种露营时常用的炉子，上面只有一个圈。于是我知道我该怎样做饭了。我的孩子们要在水泥地板上的棉垫子上睡觉，虽然我看到最大的那间屋子的角落里有几个靠垫，不过这里的屋里除了一张木床外什么家具都没有。

想到要取暖，我往四周看了看，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一些钢箱，箱子上连着一根管子，管子直通到墙壁。箱子附近摆放着一些粗粗劈开的原木。

奥萨玛的目光一直跟着我的目光在转，他说：“山上树很多，男孩子们会给你砍很多木头回来的，你不会冻着。”

虽然我们上山的时候才九月初，不过我觉得山上已经很冷了。我自成年以后就没怎么出过门，但我还是知道阿富汗山上的冬天是出了名得冷，常有大风。

想到我们将要过的日子，我忍不住觉得害怕。

我一直等到晚上很晚了才告诉奥萨玛我们又要有一个孩子了。我不记得他当时的反应，那时候他已经是十七个孩子的父亲了，所以很可能他并不是非常激动。

就这样我和我的孩子们一起住到了托拉博拉山，住到了那座属于我丈夫的大山上。虽然团聚让我高兴，但是那些住在山上的日子真的是非常困难。

不久以后，那里单调的饮食就让我们再也受不了了。我们每一顿吃的都是鸡蛋、鸡蛋、鸡蛋，或者土豆、土豆、土豆，再不就是大米、大米、大米。

我们早饭吃炒鸡蛋、白色咸奶酪、面包、水和绿茶，午饭有时会吃米饭加蔬菜，或者是米饭加土豆，偶尔幸运的时候会有一点儿秋葵和西红柿吃。我们很少吃肉。一般我都不会太在乎自己过得怎样，不过当时我怀孕了，很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另外我其他的孩子也很让我担心，我知道他们需要补充蛋白质。晚饭时我们又会重复吃早餐时吃的那些东西，也吃鸡蛋和面包。很难得每人才能分到一点儿罐装金枪鱼，而每次有金枪鱼吃的时候孩子们都异常兴奋。我们在山上从没吃过任何甜食或是其他孩子们爱吃的食物。

我那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一直都处于饥饿状态，我常常讲些笑话想让他们好受一些。有一次我告诉男孩子们说很快他们就能像小鸡一样叫了，因为山上只有鸡蛋是无限量供应的，他们已经吃了不知多少个鸡蛋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山上没有自来水的日子，屋里没有水的日子太不方便了。刚开始时我们得去山上的一条小溪里打水，不过我们有那么多人，只靠小溪里打来的水根本不够用。几周以后，奥萨玛安排了一辆小卡车给我们送水。由于不能让不是自己家的男人看到家里的女人，他们在墙上打了个洞，好让送水的那个男人从那个洞里伸一根水管进来给我们送水。当时我和我的女儿们在屋里四处跳来跳去，因为只有不停地来回走动我们才能把屋里的空塑料桶一个一个地都装满水，同时又不把水洒出来。

我从没向我的丈夫抱怨过什么，即便是当我在一个大金属桶里的冷水里洗脏衣服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只有一个眼的灶上煮米饭、在山溪里冷冻易腐食物的时候，我也没抱怨过一句。我常用一把外形很奇怪的扫把扫地，不知是谁在上面绑了一块尼龙垫子。我从没见过那样的扫把。尽管外形比较奇怪，那把扫把还是能把地扫干净。

即便是看到我最小的孩子在山崖边疯跑，我吓得大声尖叫，几乎就要窒息了的时候我也没抱怨过什么。

我常常想到我们留在喀土穆的那些东西，却从未抱怨过什么。我从没说过我有多想念我的那些小东西、我喜欢的书、那些漂亮的金色硬币，我每生一个孩子奥萨玛就送我一个那样的硬币。而且我自己私下保留的孩子们的照片也丢了，真是太让人伤心了。自从和奥萨玛结婚以后，他对待照相机和照片的态度曾多次转变，刚开始时他说不许照相，后来又说可以，再后来又说不行。拍照片是我犯下的一个小罪，从结婚到现在，我一直成功地给我可爱的孩子们拍下了他们甜美的笑容。那些照片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来它们了。还有其他很多珍贵的东西也丢了。我想要洗发香波和肥皂，可是那时候我却只能用最粗糙的洗涤剂。我常常想起我的那些漂亮衣服，我以前常常在家里穿那些衣服，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甚至怀念我的黑袍、黑面纱和围巾，但我们刚到山上，奥萨玛就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穿当地的服装。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必须放弃自己熟悉的长袍，这样我们才不会显得和当地妇女有什么不同。另外他还让司机到最近的一个村子的集市上买了阿富汗的波尔卡，那种衣服把人整个包了起来，只有眼睛那里有一条小缝隙。我想穿顺滑的黑色波尔卡，带围巾和面纱，不太愿意穿那种波浪形的蜡色波尔卡。但既然奥萨玛说我必须穿当地妇女穿的那种波尔卡，我只好照他的话办了。

对于我和奥萨玛另外两个妻子来说，住在山上的每一天都极其相似，今天和明天根本没有区别。我们三个每天都会祷告五次，做完家务以后我们可能会聚在一起读《古兰经》，或者是坐下来看远处的山，看森林里的动物，揣想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我的小女儿法蒂玛和伊曼多数时候都和我在一起，我常给她们讲我小时候住在叙利亚时的故事。不过最让我的女儿们开心的还是和她们的兄弟们围坐在一起，听他们描述家庭以外的生活的时候。我的小女儿一般都是和我待在一起，除非山上没有外人，她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和他们的兄弟一起玩耍的时候她们才会离开我。

我很怀念以前熟悉的生活，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努力适应山上的生活。我是为家庭而生，所以我必须做我应该做的事。这并不意味着我怪奥萨玛，而且实际上我也不怪他。奥萨玛当时的处境是这个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不喜欢他，他只能去他可以去的地方，那就是阿富汗。

我们当时的处境也有好的一面，至少我的孩子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男孩子们也是生平第一次能像鸟儿一样自由地在大山上奔跑。有那么多孩子，我们的生活也并不总是那么无聊。因为山上的生活太无聊了，我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儿子们收集了很多很好的狗，还想再次尝试着办一个兔场。

虽然穆斯林不是很喜欢狗，不过我的丈夫还是允许他们在山上养狗，因为他认为狗会叫，能够起到很好的警卫作用，可以防止外人闯入。事实上，我们住在喀土穆的时候我的丈夫就买了两只长得很大的看门狗，那两条狗还是从欧洲买回来的。

那两条狗是德国牧羊犬，我的丈夫给他们起名叫萨菲尔和扎伊尔。我的一个儿子告诉我说他曾看到父亲在抚摸狗，那是我这一生听到的最让我吃惊的事了。我从没想到奥萨玛·本·拉登这个我的表哥兼丈夫会让他的手指去抚摸一条狗。我的丈夫遵循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话，先知穆罕默德说过狗很脏，人不应该触摸狗。不幸的是，那两条昂贵的狗最后的结局并不好，一条被别人偷了，另一条莫名其妙地得了重病死了。

幸运的是孩子们在阿富汗养的狗运气好一点。奥玛的狗是那条名叫波比的狗，非常可爱，长得很高大，是白棕色的，腿很瘦很长。我们常常说起那条狗的长腿，每次说起来都忍不住大笑。波比的毛长而顺滑，漂亮的让很多女人都要妒忌。他们送了阿卜杜勒·拉赫曼一条中等身材的黑狗。萨阿德也有一条狗，不过我已经忘了他的狗长什么样了。奥斯曼有两条棕色小狗，非常可爱的小家伙。我记得那些狗都有名字，不过我只记得奥玛的狗的名字。

那些狗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有一天我的丈夫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屋子是他特别划出来用来会客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陌生男人不应该进入有女人居住的家中。我丈夫的办公室在山上稍低一些的地方，离我们很近。我们从高处能看到那间屋子的屋顶——刚好跟上面孩子们玩耍的那块平地齐平。那天有三个重要的客人来拜访我的丈夫，那是他第一次见那些人，所以他肯定想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那天我们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萨阿德，还有奥玛正在训练他们的狗，想让它们学会看家。有时阿卜杜勒·拉赫曼会吓那些狗，萨阿德想捉弄一下哥哥，就把那些狗的绳子都解开了，于是那五条狗全都朝着阿卜杜勒·拉赫曼大叫，开始追着咬他。可怜的阿卜杜勒·拉赫曼看到狗全在追他，害怕极了，于是他拔腿就跑。他逃得很快，简直就像一匹赛马。因为跑得太快，而且还要不停地回头看后面的狗，拉赫曼没注意到自己在往什么地方跑。突然，他跑到他们玩的平台边上，跑到了奥萨玛办公室上方由木头和稻草搭建而成的屋顶上。

那时我的丈夫和他的客人们正在讨论世界上最严肃的事情，突然树枝、干草从天而降，随后一个孩子挥舞着手脚掉了进来。我那惊慌失措的儿子直接从屋顶掉了下去，掉到了坚硬的水泥地面上。阿卜杜勒·拉赫曼可吓坏了，趴在我丈夫那些吃惊的客人脚下一动也不敢动。

奥玛很快就跑到下面去查看情况，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太吓人了的话，当时的情形真是太好玩儿了。我丈夫和他的客人们端坐在那里。阿卜杜勒·拉赫曼摔下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像石头一样笔直地坐在那里，一点儿也没动。奥玛说他仔细看了看他父亲的脸，想知道他会做什么，准备一旦出现危险情况立刻逃跑。但是奥萨玛脸上一直很严肃，就好像有一个孩子从屋顶上掉下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样。

沉默了很久之后，奥萨玛才慢慢地把头上和身上的杂物清理掉，然后站起来走到我们那一脸茫然的儿子身边。他先把阿卜杜勒·拉赫曼衣服上的杂草和泥土什么的弄干净了，然后才看他有没有摔坏。一个客人说阿卜杜勒·拉赫曼很幸运，屋顶“很好地减小了”他掉下来的力道。

奥萨玛把浑身发抖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带出了那间屋子，然后轻轻地对他说：“我的儿子，回家去找你妈妈吧。”说完后我那严肃的丈夫往上面看了一眼，看到萨阿德和奥斯曼正在上面偷看。奥玛说他父亲当时非常镇定地对他们说：“萨阿德、奥斯曼，把那些狗带走，否则我见完客人就把它们全杀了。”

于是男孩子们把狗都聚到一起，然后把它们全放了。奥玛看到他父亲绷着脸回到会客室，接着和那四个客人谈事情，就好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所有孩子中，奥玛最让我担心。我看到自从我们来阿富汗以后他一直不太开心。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一旁悄悄观察。奥玛在家里坐的时间太长了，有时他会什么也不管，只坐在那里听收音机。我常以为他已经睡着了，不过当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看一看他脸上的表情时，却看到他大睁着双眼，就像死人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会呼吸的死人。奥玛这个最敏感的孩子现在有问题了，可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只能不断地对他说所有事情都是真主冥冥中安排好了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来阿富汗之前，奥玛是他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我相信这种亲密关系对他很有好处。我所有的孩子中，奥玛是最渴望得到父爱的一个。不过现在全家人都到阿富汗来了，奥萨玛再次疏远了大家，很少来看妻子和孩子们。

有一天，阿卜杜勒·拉赫曼、萨阿德、奥玛、奥斯曼还有穆罕默德来找我，奥玛是他们的代表。奥玛对我说：“亲爱的妈妈，我们太久没看到过父亲了。你能和他谈谈吗，你能告诉他我们需要他的关心吗？”

我当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需要好好想想，因为自从结婚以来，我从没问过我的丈夫任何问题。奥萨玛总是在考虑世界大事，不喜欢听妻子们的唠叨。不过现在儿子们已经快要长成大人了，他们只是向自己的母亲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好的，我会问的。”我向他们保证我一定会鼓起勇气去问的。

后来奥萨玛到我的小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对他说：“奥萨玛，现在你的儿子们已经快要长大成人了，他们需要你，请多花点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奥萨玛很吃惊，因为我以前从没像那天那样大胆地跟他说过话，不过他没有怪我，他只是说：“我会和他们谈谈的。”

我的屋子很小，我没办法离开，让我的丈夫能和孩子们单独聊会儿，所以后来奥萨玛让他们进来说话的时候我也在旁边。

我的儿子们围坐成一圈，他们坐得端正而正式，一只脚放在身体下方，另一只脚的膝盖碰到胸口，低着头。在我们的文化中，男孩子不能直视自己的父亲，他们和父亲说话的时候都要低着头。像往常一样，那些孩子们都选奥玛来帮他们向父亲表达自己的心愿。听到奥玛说得那么流畅，一点儿都不害怕他父亲，我既吃惊又高兴。“父亲，我们觉得被忽略了。你是我们的父亲，可是你所有的时间都是和下属在一起。”

奥萨玛随意地坐在那里，小口小口地喝着茶，好像正在琢磨自己的儿子们在想什么，最后他说：“孩子们，不是我不想多花些时间和你们在一起，如果我每天每时每刻都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会非常开心的。你们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现在我们的生活很困难。你们知道我每天要工作多长时间，你们必须学会感恩，感激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

孩子们什么都没说。我知道奥萨玛的回答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奥萨玛觉得自己应该跟他们再说点什么，于是他告诉了他们一些很少有人知道的事情。奥萨玛不是一个经常揭自己伤疤的人，他的那些事情少有人知。他伸开右手手掌，好像在数什么东西，然后他说：“我这一生只见过你们的祖父五次，只有五次啊!那五次简短的会面中有四次都是和其他众多兄弟一起去的。我一共就只见过你们祖父五次，后来他就去世了。”奥萨玛清了清嗓子，“的确，我们都要知道感恩，感谢我们能见到彼此这么多次。”

孩子们对父亲的话表示同意，小声地说了几句话，很明显他们都很同情自己的父亲，都为他和祖父之间几乎不存在的父子关系而难过。

奥萨玛说了一些很值得孩子们回味的话：“我们必须明白，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各种各样的世界大事。我不是那种能够时时刻刻待在自己孩子身边的好父亲，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量多花些时间和你们在一起的。”

孩子们点了点头，意识到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多希望奥萨玛能够行如其言。我的儿子们看着就像是迷途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关于我的丈夫和儿子们的事，我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突破周围石头墙的限制，想要呼吸自由的空气。孩子们吃完煮鸡蛋和扁平的面包之后就回自己的床上去了。他们辗转反侧了很久之后才慢慢睡着。我一一看了看他们，确定只有我还醒着，他们都已经睡着了。在我确定不会有人看到我之后我才悄悄穿上那我不熟悉的波尔卡，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屋前的平地边上，掖了掖衣服，静静地坐到了冰凉的石头地上。我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从头到脚都被波尔卡盖住了，只有我的思想和我在一起。

四下寂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山间的生灵都休息了。头上有一轮新月，地上大山绵延起伏，一束束月光照在崎岖的山路上。透过皎洁的月光，我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我坐在那里，透过波尔卡眼部的小缝望着阿富汗的满天星斗。我早已不再是忙忙碌碌的年轻人了。实际上，我知道在托拉博拉山以外的地方，这个忙碌的世界正在飞速前进。这样的想法让我觉得自己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独自一人活在这世上，只是一个穿着波尔卡的女人，早已被世人遗忘。这世上知道纳伊瓦·甘耐姆·本·拉登这个人的又有几个呢？不过又有谁能否认我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已经生了九个孩子，马上还要再生一个。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想事情，就这样坐了好几个小时。周围只有月光一直陪着我，照着我小小的僵硬的身体。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变成了山上的一块石头，只有安拉知道我的存在。

第十八章　奥玛：父亲的军队

父亲没能像他说的那样多花些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那次聊天之后，生活仍然像以往一样，没有丝毫变化。父亲依然整天忙着他的“世界大事”，他的儿子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他的圣战生活。

我们在苏丹的时候父亲一直都还对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比较感兴趣，比如他的生意，农场或者是工厂的经营等，不过自从被迫离开苏丹这个非洲国家，父亲的脾气就变得非常暴躁，一心只想着复仇。从那以后暴力圣战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

奥马尔批准我们留在阿富汗之后，父亲觉得可以发出对圣战战士的号召了。很多人开始涌入阿富汗，就像想要寻找“蜂王”的工蜂一样，或者说他们是想寻找自己的“国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亲眼见证了父亲的出现对那些战士的巨大影响。

从那时起我也开始积极关注圣战的事情，开始关注父亲的基地组织是怎样从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私人服务机构一步步演变而来。基地组织最初成立的目的只是为了组织力量对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当时阿富汗非常需要有这样一个服务机构。不过要让那么多年轻战士在他们不熟悉的土地上打仗，阿富汗必须建立起一个登记程序，以便随时知道他们的行踪。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那些战士在巴基斯坦报名期间需要有地方住，需要在阿富汗进行培训。训练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另外，还需要有人来领导那些士兵。

建立一只组织严密的军事部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而刚开始的时候，阿卜杜拉·阿扎姆和父亲只有一大笔钱和想要进行神圣战争的愿望。

那时候，父亲就像一个努力学习的学生，从阿卜杜拉·阿扎姆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父亲很快就成立了他自己的内部宾馆(“帮助之家”)，以为士兵提供帮助。事实上，父亲当时已经创建了自己私人的阿拉伯志愿者军队。

阿富汗的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父亲希望能够扩大那支军队。虽然那近十年的时间里，帮助阿富汗摆脱苏联入侵者的统治已经耗尽了父亲大部分精力，但是那段时间里父亲也变得越来越想要改变中东地区的面貌，希望能让中东地区彻底摆脱西方干涉，推翻阿拉伯国王和独裁者的统治，代之以宗教领袖来统治那个地区。在成功地改变中东的面貌之后，父亲下一步的任务应该就是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让全世界都信仰伊斯兰教。

现在我们知道基地组织之所以能成立完全是由于我父亲的世界观。当然也有其他有类似愿望的伊斯兰组织，不过由于父亲的财富和进行圣战的热情，他的基地组织成为了号召伊斯兰圣战最著名的组织。从那以后基地组织就开始向全世界延伸，想要实现自己新的暴力目标。

当然，海湾战争之后，父亲的关注点集中到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他对美国人的仇恨让他很快就和沙特阿拉伯王室决裂了。

离开沙特以后父亲的处境开始进一步恶化。

父亲开始在阿富汗全境各处设立训练营，那些训练营大多都位于苏联废弃的军营里，其他的就都是新建的。随着我逐渐长大，父亲允许我去看他从事的事业。我开始第一次听到一些关于美国人如何仇恨伊斯兰的恐怖故事，听说美国人在向全世界派遣军队，想要消灭无辜的穆斯林。我记得有人给我看过一幅地图，上面标出了所有允许美国在其国内驻军的国家。美国人在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在大约一百五十个国家驻有军事人员。

我看着那些向我展示地图的士兵，他们正手指地图、不停地说着美国人已经遍布全世界了。父亲说话了，他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做世界警察，控制整个世界的国家。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布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了。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毁灭我们伊斯兰社会。”

除了我身处的小环境，我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所以父亲这样的言辞很容易让我对自己身为穆斯林的危险处境警觉起来。

圣战领导人经常去做演讲，告诉年轻的穆斯林男人美国人基本上是强行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以色列。我们听说以色列人打向巴勒斯坦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美国人送给他们的。如果说美国人是手，那以色列就是戴在那只手上的手套。

当然，现在我知道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不只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人几乎都这样想。因为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所以父亲的士兵来参加基地组织思想上就已经很一致了。尽管就个人而言，阿拉伯人比较喜欢美国人，但阿拉伯世界里几乎每一个人都非常仇视美国政府。

在坎大哈举行的会议上，那些士兵会观看一些针对以色列的录像带，上面会播放以色列士兵欺辱巴勒斯坦妇女、以色列坦克故意毁坏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以色列士兵恶意伤害巴勒斯坦男孩或者是充满仇恨地射杀正在玩石头的巴勒斯坦儿童。看完这些内容后，那些士兵就变得群情激愤，异常震怒。

看完录像，年轻的士兵们个个咬牙切齿，满腔仇恨。这样，父亲的圣战战士就做好进行战斗的准备了，他们愿意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谁又能怪他们呢？他们接受的观点是他们接触到的唯一一种观点，那就是穆斯林必须先发制人。

作为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男孩，参加了那样的会议之后我也认为全世界的穆斯林处境都非常危险，我们迟早有一天都会被迫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父亲会训练自己的家人在沙漠上的脏洞子里睡觉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身陷那样的困境，所以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实际上，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美国人对穆斯林的看法并不那么极端。美国人一直都生活在一种保护性隔离的环境中，他们周围的海洋让他们远离了世界其他地方。很明显，以色列人和我们的关系更密切，危险性也更大。

很快，我的兄弟们和我就接受了父亲的很多世界观。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来阿富汗以后，父亲很快就开始让我们接受武器方面的训练。虽然我们已经打了很多年的猎了，而且自从我们在喀土穆的时候出现过暗杀之后，我们就开始拥有自己的卡拉什尼科夫枪了，不过父亲说现在我们应该开始接受正式的训练了。

首先，父亲挑选了一些最有经验的士兵来教我们卡拉什尼科夫枪的相关知识，并告诉我们必须随身携带这种枪，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也必须随时带着。我记得父亲任何时候都随身带着枪，他和他的枪从来都是形影不离，即使是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带着他的枪。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所以能学到枪支的知识我当然不会不高兴。不幸的是，虽说我们很熟悉枪，不过我的兄弟们和我都不是那么负责任。由于我们年纪还小，我们用起枪来常常把人吓得半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对着彼此的脚射击，边射击便命令对方：“快跳舞!快跳舞!快跳舞!”

由于我们是本·拉登的儿子，所以一直也没人纠正我们的行为，不过我相信那些士兵们一定很想好好揍我们一顿。

那时候，父亲提议说我们应该去参观他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实际上，父亲的建议就是命令，所以我们就都去了。我很吃惊地看到那些士兵的居住条件比我们的还差。他们住的地方非常小，全是一些小土屋，只有有限的生活必需品。当然，父亲是绝不会让他们有办法冬天取暖夏天乘凉的。

那些接受训练的士兵都很厉害，有些年龄比较大了，不过多数都还很年轻，他们都没剃胡子，多数都留着很长的胡须。他们没有统一的制服，所以有些人穿得像塔利班，有些人穿得像普什图人，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有些士兵甚至还穿着美国军装或苏联军服。他们说苏联人撤退的时候没来得及带走军用物资，所以他们找到了很多苏联人以前的仓库，里面有很多军装、武器还有食物。父亲很好地利用了那些物资。但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在哪里找到那些美国军装的。

那些士兵开始训练之前必须宣誓效忠父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早晨很早就要起来做第一次祷告，然后去吃早餐——只有煮鸡蛋、面包和茶。然后他们就要去接受训练。训练要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训练内容包括特殊体能训练，例如在山谷中的平地上跑步，或者是爬陡峭的大山。他们还要接受近距离作战训练，学会和汽车一起跑时怎样才能刺杀车上的乘客，此外还要学如何在任务失败时成功逃走：先是一个猛冲向前，然后翻筋斗逃跑。

他们会学习怎样俘虏对手以及一旦自己控制住对手之后应该采取怎样的后续措施。那些训练中表现优异的士兵会接受特殊审问方法的培训。

早晨的训练结束以后，他们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又要开始训练。这次的训练要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吃晚饭之前。他们晚饭一般会吃米饭和蔬菜，有时偶尔能有一罐金枪鱼。一天的训练结束以后，他们还要上课，所有受训人员都必须上那些课，学习圣战的重要性。那些课一般都是对美国的口头攻击。

上完课以后，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由交谈，或者是读《古兰经》了。偶尔有时候他们会踢足球，这让我想起我们在白沙瓦的时候我把士兵们的足球抢到了自己手里的情景。

一般来说，那些士兵训练了一整天都很累了，身子一接触到床板就会立刻睡着。我想他们很少会有人想到去踢足球或者从事任何其他的运动吧。

他们不太重视个人卫生，我在那里的时候从没看到他们有谁换过衣服，他们训练、睡觉的时候都穿同一套衣服。天气好的时候，那些士兵会带着一块廉价的肥皂去找一处泉水或者去河里洗澡。我注意到他们都非常瘦，不过很有肌肉。

武器训练是他们平时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训练营里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很多我都叫不出名字，那里面有美国人以前送给圣战战士的“毒刺”防空导弹 。受训士兵要学会怎样造炸弹和怎样埋炸弹。让我最吃惊的是他们还要学开坦克。从我们在苏丹的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学习如何操控父亲的那些重型设备，所以我很熟悉那些大家伙。虽然我不会有机会开坦克去上战场，不过出于好玩的目的，我自愿申请学习开坦克。厌倦了训练营里的艰苦生活之后，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托拉博拉山，还好父亲当时太忙了，没时间问我什么问题。我想父亲一定认为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也继承了他对战斗的热爱。

关于父亲的战士，我还有很多故事想要讲述，不过我已经不记得那些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了。我们当时的生活比较混乱，也没人写日记，就连日历也没有，所以基本不可能确定那些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

父亲的军中有些士兵的确是想要和西方势力作战、护卫伊斯兰，但里面也有非常奇怪的人。记得有一个巴基斯坦人来参加了圣战组织，他很虔诚，整天就只是参加训练、吃饭和大声读《古兰经》，他在军营因此而出名。有一天他开始了一个“拥抱活动”，拥抱所有勇敢的战士。我承认当时配合他的人并不多，他一直到拥抱了每一个士兵之后才肯睡觉。

那个士兵想要知道巴基斯坦究竟是怎么了。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见面常常互相握手或者亲吻，却不习惯拥抱对方。兵营里士兵们对他的“拥抱活动”都不是很热心，而且当时正是寒冬时节，天气非常冷，为了取暖，士兵们都是大家挤在一起睡的，有时相邻两个人的腿常常放到一起以相互取暖。这些都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不正常的想法。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实在是太冷了。

一天晚上，那个巴基斯坦人已经休息了。突然一个不会说阿拉伯语的年轻人从他睡的屋子里逃了出来，大声叫着说那个巴基斯坦人被打伤了。大家立刻冲到那间屋里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发现那个巴基斯坦人颈部有一个大洞。他颈部中枪，当场死亡了。

那个大声尖叫的年轻人坚持说那只是一个意外，他当时只是在“玩枪”。当然，没人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无论如何，最终那都是一个悲剧，那两人都丢了性命。那个年轻人后来被塔利班抓走了，很可能是被枪毙了。

那时每一个军营里都有一些喜欢恶作剧的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人用强力胶粘自己的同屋，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当时是有一个士兵受了伤，其他人睡的时候隔他很近，想让他暖和一点儿。他们睡着了以后，那个恶作剧者把他们的手和脚用强力胶粘在了一起。奇怪的是他的朋友们并没有狠狠揍他一顿，不过他们过了好几个月才察觉出那件事的好笑之处。

虽然很多人都宣称自己曾是父亲的司机，然而实际上父亲从来没有固定的司机。为了避免追随者之间相互妒忌，父亲一直都习惯随便走到一个他信任的下属面前，对他说“开车送我去坎大哈”或者是“开车送我去训练营”。虽然他们都很想享有为父亲开车的殊荣，不过那些为父亲开车的人都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会叫自己去为他开车。

正因如此，2008年，当我听说美国人认为一个名叫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哈姆丹的人是父亲的司机兼保镖，并对他提起诉讼时我感到非常吃惊。萨利姆于2001年11月在阿富汗被捕，随后被指控犯了多项重罪。据说他们在他车里发现了两枚地对空导弹，所以美国人认为他是在运送武器。

我不知道萨利姆是不是真的在给父亲运送武器，不过听到他承认自己是父亲的司机让非常吃惊。美国人搞错了，另外萨利姆承认的也是他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可能萨利姆是因为处于对父亲的崇敬，希望在历史记载中自己能成为本·拉登的一个特殊的追随者。也许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但却可以因此为家族增光。在阿拉伯世界，萨利姆和他的整个家族都将因萨利姆被正式确认为最受本·拉登信任的司机而倍感荣耀，人们都会因此而尊敬他们。

美国人的陪审团最终宣布萨利姆没有犯最严重的几项罪名指控，即没有参与基地组织袭击无辜百姓的活动。我承认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肯定地说萨利姆从未参加过基地组织。他曾经当过兵，后来乐于陪伴在父亲身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基地组织的成员。我和父亲在一起呆了很多年，也曾和其他兄弟一起参观过父亲的军营，不过我从没参加过基地组织。

父亲的士兵加入军营之前都必须先选一个假名字。然后会有人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忘记自己的过去”，并禁止他们告诉彼此自己以前的生活。父亲说他们有必要制造这样的迷雾，以让不幸被捕的士兵无法透露其他战友的名单——如果他根本就从来没听说过那些人的真实姓名，那透露他们的姓名就更无从谈起了。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军队很难追踪到基地组织成员的原因。只有参加过苏联战争的老兵才知道其他老兵的真实姓名，除此以外，其他后来才加入的新兵都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就算他们说了，其他人也会很快忘记的，因为他们通常用的都是假名。

举个例子，据我们兄弟所知，萨利姆的假名是塞赫尔吕·贾达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吉达之鹰”。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叫塞赫尔吕。塞赫尔吕出生于也门，长相也是典型的也门人，个子不高，但个性强悍、黑皮肤、棕眼睛、黑头发。他长得比较结实，但不胖，上嘴唇的胡须很多，有一点点络腮胡。我记得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很爱笑。

塞赫尔吕是我在阿富汗最喜欢的人之一。记得那时候他还很年轻，第一次从也门到阿富汗来打苏联人的时候他只有十几岁。苏联战争结束后，很多选择回国的圣战战士都被他们本国的政府逮捕了，所以塞赫尔吕不想回也门，就留在了阿富汗。

尽管塞赫尔吕不是父亲的专职司机，但他的确算是一个很特殊的司机。我认识的人里面，他是在阿富汗狭窄而蜿蜒的道路上开车开得最好的。他还是父亲指定的汽车修理工，他的修车技术非常娴熟，比周围所有人都棒。我不知道我2001年离开阿富汗之后塞赫尔吕都做过些什么，但我住在阿富汗期间，他的身份一直都是汽车修理工，这也是他唯一的工作。我可以确定塞赫尔吕从没做过保镖，因为他不具有做保镖所应具备的本领。

塞赫尔吕还很受那些参加过苏联战争的老兵的欢迎，他喜欢安宁的生活，他常说他已经尽完了和苏联人作战的义务。他长得也不像当兵的，和其他苏联战争的老兵一样，塞赫尔吕也从不在军营里提起他过去打仗的经历。塞赫尔吕更像是父亲的朋友，但他从不像其他士兵一样会公开表达对父亲的敬畏。我常常看到他坐在父亲身边，和父亲一起缅怀过去。

有空的时候，塞赫尔吕大多都会和本·拉登的儿子们待在一起。他会安排我们去平地上吃烧烤，或者是和我们一起骑马游玩。那时候父亲已经有马了。有时候他还会跟我们一起做游戏，或者是帮我们养兔子和狗。

我刚从训练营回来的时候觉得若有所失，非常迷茫。宣传真的很有用，很少有人能分辨那些持续不断的半真半假的宣传。那阵子有时我也会觉得自己非常仇恨西方。我当时根本接收不到关于美国的其他信息，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认为美国是一个邪恶国家，相信美国计划要杀死所有穆斯林。

父亲身边大多数人都坚定不移地相信父亲向他们传达的仇恨信息，即使对父亲的支持意味着死亡他们也毫不畏惧。我曾多次听父亲说过他从不命令谁去执行自杀式任务，他只是告诉战士们如果他们想去实施自杀式袭击，那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那张纸放在清真寺里。父亲坚持说谁也不能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即使是为了他认为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业也不行。

士兵们都狂热地相信父亲关于仇恨的宣传，而我却倍感绝望，谁让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喜欢仇恨的人。我知道父亲希望我能成为一名战士，可能他甚至还希望我能在某次任务中牺牲。我确实喜欢户外运动，比如骑马打猎，不过我永远也做不到去杀人，我也绝不会这样做。我唯一的目标只是想知道我怎样才能逃脱父亲为我设定好的命运。

我很想从思想上逃离父亲的摆布，于是我常常听他的那个旧收音机。父亲有很多收音机，他最爱听BBC的广播，他每天都紧跟着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就好像那些事情全都和他有关一样。有一天我正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马厩里喝热茶、听收音机，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很特别的声音。那是一首歌，歌词美极了，听着就像是从天堂流淌下来的诗歌一样。我赶忙跑过去想把收音机关了，因为父亲只允许我们收听谈话类节目，不准听歌。谁知正好开关卡住了，关不上。那个歌手传达的感情让我内心升起一种很异样的感觉，于是我问朋友：“这个唱歌的男人是谁？”

朋友说：“不是男人唱的。这首歌是个女人唱的，她是一个很出名的埃及歌手，叫乌姆·库勒苏姆 ，即‘东方之星’。世界上所有人都觉得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唱家。我也觉得她很伟大。”

“女人？”真是太难以置信了。她的声音很深沉、很奇妙，不同于我以前听到过的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父亲严格禁止我们听任何形式的音乐，不过我对音乐很着迷，很想多听一些歌曲，所以尽管父亲严令禁止，我还是会冒险去听。

“她已经去世了。”朋友接着说。朋友的话让我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难过，我居然到现在才知道这位歌手的存在。她的歌声使我着迷。第二天，我找到一个宗教领袖，问他：“伊斯兰教允许人们听唱出来的诗歌吗？”

那个宗教领袖的回答让我欣喜若狂，他的话让我黯淡的生活开始有了希望。他说：“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一位宗教领袖曾经说过这种行为是允许的，只要那首诗唱的不是关于身体、妇女特征或者是粗俗的内容就行。”

从那一刻开始，诗歌和歌曲就成为了我乏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尽一切可能挤出时间听乌姆·库勒苏姆唱的歌，听她歌唱哀婉的爱情、无尽的期望和失去的痛苦。那些歌曲里关于爱情的描述让我感动不已，我甚至想自己动笔写诗了。

那些爱情歌曲和诗歌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开始无比渴望自己将能开创一种新生活。乌姆·库勒苏姆的歌声让我意识到，在这个处处充斥着仇恨、报复的本·拉登世界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为爱而活，人们会歌唱爱情，而我以前从不知道还有那样一个世界的存在。

在那些浪漫的梦想中，我开始希望能够回到沙特阿拉伯，就像我哥哥阿卜杜拉那样和我的某位堂姐妹结婚。我会花许多时间想一位堂姐妹，她是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我还是在很小的时候见过她。我开始想象我们俩如何坠入爱河，然后结婚，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生很多可爱的孩子。我不会说我的那位堂姐妹是谁，因为由于父亲的行为，世人普遍认为他的孩子不是什么好人，我不想给我那位堂姐妹带来不好的影响。

这个世界上无数人都因为父亲而疏远我们。

当时母亲察觉到我的状态不是很好，便常常安慰我。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母亲的一个习惯：每晚坐在小屋外的山崖边，呼吸山里寒冷而新鲜的空气，看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后来我就开始和母亲一起出去。我们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有时候也会谈谈我们的生活，说起我们从吉达宫廷到阿富汗山区的石头屋子的传奇经历。母亲一直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那些谈话让我们母子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几个月后，有一天我无意中听说了父亲的一个重大计划。我第一个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我早已发现父亲不再像过去那样什么都对母亲说了。父亲太忙了，这导致他和家人的关系日益疏远，就连曾经和他亲密无间的母亲也不例外。

在阿富汗住了近一年之后，父亲最终决定去一趟坎大哈会晤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第一次和奥马尔见面的时候，父亲就发现他们对伊斯兰教有着相同的理解。两人都觉得父亲应该回贾拉拉巴德待一段时间，然后去阿富汗以前的首都喀布尔，之后再前往奥马尔的所在地坎大哈。

我想多了解阿富汗的事情。山上的生活太无聊了，所以即使是有人邀请我去参观还在打仗的地区我也愿意去。当时阿富汗全国上下都不得安宁。

母亲听说我们即将离开本·拉登山回归城市生活后什么都没说，她不愿意责怪父亲，即使是在他的儿子面前她也不会抱怨什么的。但当我看到母亲柔弱的肩膀在颤抖时，我相信母亲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多希望母亲肩上的重担能减轻一些啊!母亲一定是在担心自己年幼的孩子，特别是两个小女儿的安全。那时候母亲已经到了第十个孩子的妊娠晚期，我祈祷我们能在那个孩子出生之前离开那座大山。

虽说阿富汗已经爆发了内战，但我相信当时再也没有人过得比我们差了。那么多个月以来，我头一回感到有些高兴。我萌生了一个美妙的念头：也许逃离托拉博拉山之后我还能想到办法逃离阿富汗。

第十九章　纳伊瓦：山区生活

我们住在本·拉登山上时，我年龄比较大的几个儿子相继成年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已经十九岁了，萨阿德只比他小一点点，快十八岁了。奥玛马上就满十六岁了，不过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奥斯曼十四岁，个子很高，看起来奥斯曼将会是所有儿子中个头最像他父亲的了。可爱的穆罕默德不太爱说话，现在他也已经十二岁了，一心想着要快点儿长大，赶上他的哥哥们。

我大多数时间都跟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因为我们一般都不出门。法蒂玛是我的小女儿，十岁，不太爱笑，七岁的伊曼总跟在她屁股后面。拉丁是我最小的儿子，刚三岁，很调皮，奥萨玛一直叫他贝克尔。我的女儿们都很喜欢这个小弟弟，就像很多小女孩一样，她们都争着要当他的小妈妈。

我的儿子们有时会去山下的村子买东西，他们给我和女儿们带了一些做针线的东西回来，所以我们常一起坐着边聊天边补衣服、做衣服。虽然山上没有缝纫机和电，不过我们还是想尝试着做几件新衣服。

山上的夜里有些吓人。白天还有日光，可到了晚上我们就只能用煤气灯照明了。我一直都在一个只有一个眼的炉子上做饭，炉子很小，可我却有这么多孩子要吃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饥饿和寒冷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难题。我的丈夫要为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操心，他所有的资源却十分有限。我有时也会因为吃不饱而身体虚弱，但我最担心的还是尚未出生的孩子和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看着自己的孩子饱受饥饿的摧残，这种无助的感觉是我从未有过的。

山上的天气非常寒冷，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只能用一个金属炉子烧木头取暖。托拉博拉山上没完没了的暴风雪都快把屋顶掩埋了，因此尽管我们日夜不停地往炉子里加木头，还是无法让我们住的三间小屋暖和起来。我和孩子们大多数时间都是紧紧围在那个金属炉子旁边，冻得直发抖，心想我们肯定会被冻伤的。

奥萨玛其他几个妻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彼此的支持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的丈夫太忙了，他不在山上的时间几乎和他在山上的时间一样多。谢天谢地，我的儿子们已经长大了，能够帮着父亲照看他们的母亲、阿姨和兄弟姐妹。

我们与世隔绝的生活让我和奥玛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我所有的孩子，奥玛的行为说明他已经拥有了坚强的个性，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已经长成一个男子汉了。不过他的性格具有多面性，一方面他值得信赖、忠诚而且知礼，不过另一方面他的脾气又有点儿急躁，总是很快就做决定，然后就算别人能证明他错了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我们住的地方离得很近，实际上我所有的孩子都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有很多次我半夜醒来都看到奥玛跪在地上向真主祈祷。我知道他不开心，可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告诉他我们的生活都掌控在真主的手中，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虽然奥玛自己有很多问题，可是他还一直在为别人着想。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只要看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遭遇不幸他都会不忍心，他会保护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就连蛇也不例外——而我从小就很怕蛇。

一天晚上，山上下起了猛烈的暴风雨，门窗上挂的兽皮都被风吹走了。于是我们直接暴露在了暴风雪之中。最小的几个孩子都吓得大叫了起来。在暴风雨中呆在山顶上会让人觉得好像自己就处于暴风雨旋涡的中心。我们都从没见过这样暴烈的天气。过去我们常常经历的沙尘暴尽管也很让人恐怖，但是跟炸雷闪电、狂风暴雨一比，就不算什么了。最后年龄比较大的几个男孩子终于在门上挂了一张床单，然后又在窗子上挂了几条毛巾。其他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们和我一起在离门窗最远的地方靠着墙挤做一团。

随后，几个大男孩又急忙去看其他几个阿姨。突然我听到几声奇怪的嘶嘶声，我想应该是装煤气灯用的气缸漏气了，于是我就走过去看。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一条硕大的蛇。那条蛇正盘在门口，就好像有人邀请了它来我们的小屋做客一样。尽管我已经意识到它只是想来我们这儿避雨，但我还是边大声叫着真主安拉边慢慢地往后退。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警告过我，让我小心，说山上的蛇是有剧毒的，要是被咬了，就算马上开车下山去贾拉拉巴德的医院都来不及了。我可不想就这样死去，留下一群没有妈妈的孩子。

我惊慌失措地慢慢往后退。我童年时期对蛇的恐惧后来不断升级，最后就连在书上看到蛇的彩色图画我都害怕得要死。在我们那个小屋里我已经无处可逃了，于是我只好大声呼喊我的儿子们。奥玛立刻拿着他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跑了过来。那时我第一次为我的丈夫让男孩子们随身带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而感到庆幸。

我大声叫道：“奥玛，小心!那儿有一条大蛇，就在那儿，门边上。快杀了它!”

奥玛看了看那条蛇，然后打趣我说：“真是条可怜的蛇。你想杀了它？放了它吧，给它留条生路。”

当时我非常大声地叫道：“杀了那条蛇!”我绝不会让它就这样离开，然后什么时候再回来趁我睡着的时候爬到我的毯子下面。

奥玛一直重复着说他不想杀那条蛇。

而我一直尖叫：“杀了那条蛇!”

最后奥玛看到我真的想杀了那条蛇，于是他举起枪，往那条蛇的头部打去。我看着那条蛇的身体慢慢地瘪下去，心里顿时轻松了好多。

杀了那条蛇，奥玛感到罪恶。我连死蛇都很怕，一直尖叫着要他把它拿走，可奥玛还是把那条蛇拿起来，很难过地说：“你不该让我杀了它的。”

他拿着那条死蛇走了出去。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那时候我也不在乎他究竟会去哪里了。

奥玛和动物相处时很有自己的一套。记得有一次我在看我的丈夫给一头骆驼接生，那头骆驼生得不太顺利，我们也帮不上忙，小骆驼卡在那儿了，一半出来了，另一半还在骆驼妈妈的肚子里。

奥玛听说后就过来帮忙了。我丈夫让他别过去，但奥玛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过去帮助母骆驼。他把小骆驼的头举了起来。最后奥玛帮小骆驼活着生出来了，他还为母骆驼和小骆驼祈祷了一会儿。我的丈夫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很明显真主让奥玛拥有了感知所有动物痛苦的能力，而且还让他拥有了一种神奇的能力——能与动物们进行沟通。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周围的男人大多都生活在血腥之中，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残忍了。即使是我自己的儿子，还有那些为我丈夫工作的人的儿子常常都会虐待动物。但是奥玛却会保护动物，他会告诉其他人：“你，别碰它。我命令你停下!”即使是年龄比他大的孩子也会听他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为了保护那些动物，奥玛是不惜和他们动手的。

在山上住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开始觉得度日如年了。后来有一天，奥玛告诉我说我们就要离开那里，去一个名叫坎大哈的城市了。这个消息让我开心极了。奥玛说：“母亲，你的生活将会有很大的改善。”尽管我已经忍着不表露出自己的兴奋，但听到我们终于要离开这里的大山时我真是太开心了。我知道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自从来到山上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医生，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会出什么事。我已经不再年轻，生孩子也没那么容易了，我祈祷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能在贾拉拉巴德或者坎大哈。

很快我们就坐上我丈夫的车，开始离开这里的大山了。我们走得真是太及时了，刚到贾拉拉巴德，我就开始阵痛。我的丈夫不在我身边，不过我最大的三个儿子把我送到了当地的一个小医院。按照阿富汗的风俗，我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呆在我身边。但他们一直在外面守着。最后我们家庭又迎来了一个小女孩。我的帕克海雅就这样出生了。她真是一个幸运的孩子，不用经历托拉博拉山上艰苦的生活。

虽然此后的生活在很多方面仍然会很困难，不过真主保佑，我再也不用去爬托拉博拉山陡峭的山峰了。

第二十章　奥玛：滋长的暴力

我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全家终于离开了托拉博拉山，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再到山上去住了。我看到母亲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非常开心。虽然只要住在阿富汗，无论在哪儿生活都会比较困难，但是再没有比托拉博拉山上的生活更艰苦的了。

我们离开之前的那个月大家都比较忙。父亲下令让我们和基地组织主要领导人撤离本·拉登山的时候，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高兴得忍不住想要笑出来了。从托拉博拉山到贾拉拉巴德是四小时折磨人的路程，但那次一路上竟然没有听到任何人抱怨。

我们在贾拉拉巴德停留了几个星期，以便父亲为下属作出安排。我们的行程安排刚刚好，因为差不多是在我们刚到贾拉拉巴德，母亲就生了一个小女孩，她叫帕克海雅。而且这样母亲生完孩子也还能在那里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启程开车前往喀布尔。

前往喀布尔的时候，我看到周围的景色非常漂亮。不过我们都没心思去欣赏路边的美景，因为那里的路实在是太乱、太难走了。我们的车就像野马一样在上面颠簸前行。喀布尔在贾拉拉巴德以西一百英里，路程并不远，可是因为路况太差，我们的车一直走了八个小时才到。一路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母亲、我那刚出生的妹妹和其他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

还好最后我们都安全抵达喀布尔了。喀布尔地处一个小平原上，整个城市被喀布尔河一分为二，四周被兴都库什大山环绕。

最重要的是，母亲和我那刚出生的小妹妹一路上都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父亲要去看看喀布尔地区，还要见一些人，所以我们一家在喀布尔那个备受摧残的城市停留了几个星期。在等父亲处理各项事务的时候，我们全家住在了租来的一栋两层的房子里。那栋房子很普通，不过能住在有屋顶的房子里我们已经很开心了，要知道当时在喀布尔，就连能住在有屋顶的屋子里的人都很少。

喀布尔是一个被战争破坏殆尽的城市的代表。自从苏联人离开阿富汗以后，派系斗争让这个曾一度繁荣的城市变成了一堆瓦砾。虽然城里偶尔还有几处可以住人的房子，但这个城市大多数人都住在像蜂窝一样的混凝土地狱里，那些地方根本就不像是给人住的。

喀布尔整个城市都让人觉得压抑，所以听说我们要走的时候我的母亲、兄弟姐妹还有我都非常高兴，更让我们高兴的是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三百多英里路我们不用再坐车了，而是改乘飞机了。到此，我们终于结束了在阿富汗坐车的日子。

父亲拒绝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他说阿富汗的设备太破了，他不相信阿富汗的飞机能正常飞行。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和我们一起上飞机，而是和几个下属一起坐车走了。尽管父亲很担心飞机的安全性，但是要在阿富汗颠簸的土路上行驶，尤其当时还是内战正异常激烈的时候，那也是很危险的。那时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乘车而不坐飞机，现在我才知道他其实是为了视察苏联人遗弃的军事基地。那些军营就建在阿富汗各个主要城市的周边地区。奥马尔告诉父亲说只要是塔利班没有占领的军营，父亲都可以自由使用。

父亲一直为被苏丹驱逐而耿耿于怀，他认为那都是因为美国人，所以父亲很希望能尽快建立训练营，训练出成千上万的士兵去攻打西方世界。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塔利班的，不过他们很慷慨，让我父亲随便用哪架飞机。上去之后我发现飞机上所有的座位都撤走了：我们一行人太多了，大家必须紧挨着坐在地上。妇女主动坐到了飞机后部，男人们坐在前面。所有男人都带着很多武器，肩上挎着抢，腰上围着手榴弹带。在阿富汗，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打仗，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需要随时准备好上战场。

他们告诉我们说一场仗一般只打几个小时。我们围坐在一起，大家都为能有理由待在一起而高兴。年轻的男人们聚成了一堆，年龄比较大的士兵另成一堆。我的心情很少像那时候那样好，能去坎大哈我非常兴奋。我从没去过坎大哈，真希望我能在阿富汗找到一个住起来还算舒服的地方。

我和一个名叫阿布·哈迪的朋友坐在一起，他比我大十五岁，出生在约旦，不过为了寻求更高的目标，他来到了阿富汗，参加了圣战。我能看到我的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他正在玩手榴弹，不过当时这并未引起我的注意。

飞机起飞大约一个小时以后，阿布·哈迪突然用手撞我，大声对我说：“奥玛，快看，快看你哥哥!”

我往那儿看了一眼，立刻心跳加速。阿卜杜勒·拉赫曼无意中拉开了一枚手榴弹，保险栓已经掉在了地上。他手里握着的手榴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那我们这架飞机就完了，飞机上所有人都活不了。

阿布·哈迪以我从未见过的速度跑过去抓住阿布·哈弗斯，并告诉了他眼前的危机。阿布·哈弗斯受父亲委托，负责把我们一家安全送达坎大哈。他从阿卜杜勒·拉赫曼手里把手榴弹抢了过来，然后借助飞机上一位手榴弹专家的帮助，一起把手榴弹暂时稳定了下来，然后去了驾驶室。当时飞机正好飞得比较低，他们就把那颗手榴弹扔到了窗子外面。他们说手榴弹在空中爆炸了，不过我们都没听到爆炸的声音。

飞机上的女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没告诉她们。

手榴弹事件之后，我们安全降落在了坎大哈。我们降落的机场很小，只有一个主建筑、一条跑道。机场上已经有车在等着接我们了，他们会把我们送到我们在坎大哈的家中。我们不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们坐的车开了很长一段路，距离机场至少有二十五英里。

我们的车最后停在了一个很大的院子前面，那是苏联人在阿富汗的时候建造的，院子四面都是高墙，每个墙角还有一个哨兵岗位。高墙之内大约有八十间中等大小的混凝土造的屋子，全都刷成了粉红色。父亲的下属已经在那些屋子里整修了好几个星期了。自从苏联人1988年撤走以后，那些房子屡遭劫难，虽然父亲已经让人修补过了，但我还是在里面看到了导弹袭击的痕迹和子弹孔。

父亲终于有了自己的军事基地。当然，那些基地里都没有电和水，父亲拒绝使用在那些军营里使用现代化的东西，他反复说他认为自己的家庭和战士都应该过简朴的生活。我们都还记得住在托拉博拉山上石头小屋里的情景，所以大家都没抱怨。

母亲和阿姨们都搬到了那个大院子的房子里，她们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很方便，而且那里就她们几个。很快父亲的下属就会给每一栋房子都建上围墙，好让父亲的妻子们能有必要的隐私。

我们院子外面有二十栋大别墅，听说过去全是苏联将军住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房子，过去是给普通士兵住的。那些结了婚、有孩子的士兵就住在里面。而那些没结婚的士兵则住在我们院子外面的房子里。外面还有一栋特别大的军用建筑，那座房子的屋顶上安装着特殊的对空导弹发射炮。

当然，我们的院子里还有一个小型清真寺，另外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办公室供父亲和他的高级军官使用。我们的马厩建在了单身汉宿舍下面。

坎大哈远远不是完美的天堂，我们还是住在一个战火连连的国家。战争并未蔓延到我们的院子里，然而有时我们还是能听到爆炸声和喊杀声。另外，由于长久以来阿富汗人一直陷于战争，很多以前的健康和卫生习惯都没有了，因而这里疾病蔓延，我们随时都有染病身亡的危险。

虽然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小院子里不出去，不过来坎大哈几个月后，我和其他兄弟，还有几个朋友胆子也大了起来，开始去市区逛了。在坎大哈，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响阿富汗人日常生活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们一起出资去当地一家很受欢迎的饭店吃饭。我们当时已经吃惯了那些淡而无味的食物，我们吃的东西就连狗都不爱吃，所以那一次我们都对去饭店吃饭充满了期待。我们点菜之后，同去的一个人注意到我们桌子旁边有几个罐子。他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会感到好奇的人，所以他拿起来一个罐子，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他闻了一下就把鼻子捂住了。服务员解释说阿富汗人习惯吃饭前先吐痰清清喉咙，为了防止顾客往地上吐痰，他们饭店提供“痰盂”。

这种倒胃口的东西让我们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坎大哈这个城市本身就很脏，街上到处是露天的污水管，多数污水都是直接从居民家中排放到马路边或是大街上。多数房子都有室内厕所，可却没有自来水。为了方便排污，那里的厕所都建在临街的一面，而且是露天的，这样厕所里的脏东西就可以直接排放到下面的街道上。那里的人普遍认为把垃圾排放到街上当然比留在家里好。

我们住的地方不是这样的，但父亲在市区租了很多房子，以方便接待客人。有时候我和其他兄弟，或者是朋友们会住在那些房子里，所以我们亲眼看到了当地那种极不卫生的垃圾处理办法。让我们觉得最难堪的是街上的行人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如厕者的光屁股。

有时我们也会觉得这很有趣。比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客人，沙特政府用卖石油的钱把沙特大部分地区都建得很现代化了，沙特人已经习惯了用好东西，我们的那位客人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吃过饭后觉得肚子很难受。我们告诉了他厕所在哪里的时候故意没说厕所下面正对着街道，不一会儿他就很慌乱地跑了回来，说下面的街上有一只狗一直朝着他大叫。我们还没见过这样的事，所以就都跑过去看。我们从那个厕所洞眼里看到他说的那条狗。那里有一只母狗和一群小狗盘坐在那个厕所下面，那只狗妈妈在街上给自己的孩子们找了一个很好的角落，如果有东西从上面掉下来它们就会大叫。所以不用说，我们那位朋友的肚子马上就不疼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用室内厕所了，他宁愿去附近的田地里或者空地上解决问题。

那些厕所给人和狗都带来了不便，大家的排泄物只能直接排到大街上。当然，行人在那些狭窄的街道上走路的时候，必须小心别让粪便淋到自己头上。城里到处都臭气熏天，简直让人受不了。尽管附近的农民每隔几天就会进城来把那些粪便拿回去做肥料，可整个城市还是臭不可闻。

事实证明，对本·拉登的儿子来说，阿富汗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我和我的兄弟们曾不止一次面临死亡，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危险都来自误用手榴弹或者其他爆炸物。在阿富汗，武器随处可见，而使用那些武器的人并非人人都是专家。

我们刚从托拉博拉山来坎大哈，父亲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设了武器培训班，让我们不定期回去上课，温习武器知识。对此我们没说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很无聊，也想找点事做做。

一天，有一堂由一位将军讲授的手榴弹课，我和兄弟们决定去上那节课。那位将军讲授的一条原则是关于“手榴弹保险栓去掉之后你应该做什么”。正如大家所料，他边讲话边把手榴弹扔了，并再次让学生们放心，说：“别担心，它不会爆炸的。”

我看到那颗手榴弹在地上不停地旋转，保险栓已经不在上面了，于是我立刻对我的兄弟们说：“快出去!”

我们有几个人跑出了教室，不过阿卜杜勒·拉赫曼愣在那里没动，只是用手把头抱住了——当然，这在爆炸中根本起不了什么保护作用。我在那儿使劲儿拉拉赫曼的时候那个将军笑了。他也意识到了危险，立刻就过去把保险栓换了，或者是让那颗手榴弹停了下来，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

为了让心有余悸的学生们放心，那位将军讲了一个小故事。故事是关于老师经常用一些小伎俩来吓唬学生，以观察学生的反应，看谁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镇定。他说前不久有一堂课上的学生很容易受骗，后来那堂课就比较混乱。那一次因为很多学生都想跑到教室外面去，结果大家都堵在了教室门口，谁都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还有一个比较胖的士兵，他是沙特阿拉伯人，可能以前生活比较好吧，所以才长成了那样。那个士兵想从一个小窗子跳出去，不幸的是，他的身体比窗子开口大，结果他卡在了窗子上，头和肩膀都出去了，胸部以下的部分却还在教室里面。

还好那次课上的事只是一次练习，否则所有堵在门口或者是卡在窗子上的人都会被炸成碎片的。

还有一次课上，老师让我们观察东西的时候出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那老师看起来更像学者而不是士兵，我的兄弟们和我都忍不住想笑。最麻烦的是，尽管他带着双层镜片的厚眼镜，眼球看起来非常大，但他好像还是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那位几乎半瞎了的老师一只手拿着点火器，另一只手拿了一个炸弹，告诉我们说士兵必须知道引信燃烧的时间有多长。他手里的点火器距离炸弹太近，都把引信给点着了，可我们的老师仍毫不知情，把那个炸弹又丢回到炸弹箱里。

我正想让我的兄弟们赶紧逃跑，忽然我想起了以前那位老师说的——他说很多时候老师们只是为了测试学生的反应。于是我强迫自己继续端坐在那里，同时密切关注那个炸弹箱的情况。那个箱子着火了，开始冒烟了，我们的老师吓坏了，一把抓起那个箱子把它丢到了地上，然后不停地踩箱子上的火。当时我正要站起来往外跑，就看到外面有几个打过仗的士兵听到教室里有情况便猛冲进来了。他们一看到那位老师和正在燃烧的箱子就很勇敢地把箱子抓起来往外面丢。最后虽然有两个人烧伤了手，不过都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还有一回，一个老师正向我们展示一种小型炸弹，一不小心把那颗炸弹点着了。当那个老师看到那个炸弹的引信比一般炸弹的短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大叫着让我们快逃。我们于是飞也般地逃到外面，那个老师也紧跟在我们后面跑了出来。我们刚跑到安全地带那颗炸弹就爆炸了。

除此之外，有一次由于老师的能力问题，我们也陷入了极危险的境地。那是我们在院子里的清真寺上宗教课的时候发生的，那次课人很多，基地组织里那些人的儿子也来上课了。

我们有个老师名叫阿布·沙科尔，是埃及人，很爱笑，大约有三十多岁，看起来很瘦却满身肌肉，很壮实，胡子比较短。他的外表不太好描述，因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鼻子不是很大，眼睛也不是很小。阿布老师很喜欢和学生在一起，而且他对人也很友善，他是那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们院子里的那个清真寺很旧，最初是用土砖建的。就像一般的阿富汗建筑一样，它的屋顶也是用木头、草和土砖砌成的。因为砖里面有草，所以每次一下雨屋顶就会漏水，然后他们就会叫一个人来修理。那个修理的人从不好好整修一下我们的学校，他只是往屋顶上倒些沙子。由于泥土的重量，这样做最终只能给我们带来灾难。当然，父亲并不知道他是这样修补房子的，父亲可是一个建房和修补房屋的专家。

我们的日常作息时间规定，年龄较小的男孩上午十一点放学，其他人要多学一个小时，十二点放学。有一天，我的兄弟们和我正坐在那个清真寺的后面。哈姆扎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小男孩，他走的时候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把门关上后，整个清真寺的屋顶突然就塌了，又大又厚的砖头砸到我们头上，还有沙子、稻草、木头也一起落了下来。

我们被好多东西给压住了，人倒还没晕过去，但全被砸懵了。我听到阿布·沙科尔在那里大声尖叫，不停地叫着我们的名字。那位可怜的老师害怕极了，以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就这样在自己眼皮底下死去了。

我和我的兄弟们都还活着。我们都很强壮。我们开始一起用力扒开压在身上的东西。在周围的喧闹声中，我们听到我们的小弟弟哈姆扎在那里大哭，于是我们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哈姆扎担心大家会怪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那座房子的。

过了几分钟，我们听到了父亲发布命令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了其他很多人的声音。父亲和他的下属正急着赤手把压在我们身上的瓦砾移开，我们也在下面用力推。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我就又看到了阳光。后来不久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些小孩子看到当时的情景都吓坏了：我们都闭着眼，周围全是灰，我们的脸都被沙子染成了黄色，头上到处是木屑。我一个兄弟说他看到我们满手是血，就像僵尸一样，让他想起了父亲手下的一个士兵过去给我们讲的鬼魂和妖怪。

阿尔扎瓦西里大夫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很仔细的检查，他宣布说我们都没受什么重伤。

那是阿尔扎瓦西里大夫第一次把手放在我头上，父亲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安。我们在苏丹的时候，他杀死了了我的朋友，穆罕默德·沙拉夫的儿子，从那以后我就尽量避免和他见面。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阿尔扎瓦西里对父亲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让父亲更加崇尚暴力——如果没有他，父亲也许还不会在这条路上走这么远。阿尔扎瓦西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渐渐地和我熟悉了起来。我觉察出他不太喜欢我，可能那是因为我是父亲所有儿子中唯一一个有时候敢想什么就说什么的。

比如，我记得有一次，阿尔扎瓦西里、阿布·哈弗斯和父亲坐在一起喝茶。虽说他们三人都是领导，但父亲是最高领导，他们也都知道这一点。即使是阿尔扎瓦西里大夫，他也得先征得父亲的许可才能说话。我从没听到过他在没得到父亲允许的情况下说出一个字来。他会说：“奥萨玛首领，我可以讲话吗？”或者是“奥萨玛首领，请问我可以对大家说点什么吗？”其他人也一样，不管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有多高，没有谁敢在没有得到父亲许可的情况下说出一个字来。

不过，那天父亲允许他们自由谈话。他们谈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关于他们把这个世界从美国人手中拯救出来的目标。父亲说：“伊斯兰世界承受了所有的压力与不公。你会把所有重量都放在跷跷板的一头吗？你不会。因为那样跷跷板就跷不起来了，就不能正常工作了。生命中所有东西都要均匀分布。人们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了穆斯林身上，我们承受了世界上所有的不公。这是错误的。”

我本该是一个安静的侍从，不过那天我实在是听够了。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我没管住自己蠢笨的舌头，说出了心中所想：“父亲，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活在现实世界里，过正常人的生活，拥有正常的东西，和正常人住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生活呢”以前我从没这样大胆地说过话。我是如此迫切地其待你亲的反应，以至于生平第一次那样毫无畏惧地直视着父亲。

这让父亲非常吃惊。他坐在那里，既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我想起我说话的口气和当时的态度，很吃惊父亲居然没有当着他们的面抽我。

最后阿布·哈弗斯让父亲解脱了，他说：“奥玛，我们想来阿富汗，想来这里。我们自己想逃离现实世界。我们不想再待在那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你父亲会在这里。而你作为他的儿子，也就自然属于你的父亲。”

我很想再反驳，不过我没有那样做。我清楚地记得阿尔扎瓦西里大夫看我时充满仇恨的眼神，可能他希望能往我脑袋上打一枪，就像对待我那无辜的朋友那样。

那时候我刚好十几岁，不像过去那样讲礼貌。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他一样和其他人保持距离，让别人都不了解他。父亲说：“我的儿子们必须像我的右手手指一样，我的思想必须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就像我的大脑控制我四肢的动作一样。我的儿子们，你们的四肢必须反映我的思想，就好像我的大脑也是你们的大脑一样。”

换句话说，我们得像机器人一样听话，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开始命令我们出去办事，他让我们要坚强、有力，不要对其他人太过友好。因而大家开始觉得我的兄弟们和我就像是王孙贵族一样，有人甚至开始称呼父亲年龄比较大的儿子为“大首领”。我承认对这样的称呼我并不反感，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没获得过别人的认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变得傲慢无礼，觉得自己比别人都要高一等，因为人们就是这样看我们的。

父亲把我们视作他的机器人奴隶，而他的下属又把我们当做是年轻的国王。结果，由于这样的非正常生活，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出了问题。阿卜杜勒·拉赫曼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点儿都没变，还是不喜欢跟人待在一起，只有跟马在一起时他才会觉得自在。日子一天天过去，萨阿德越来越不务实，总喜欢夸夸其谈，一说起来就没完。我们周围的那些士兵脾气都不太好，要是一般人有谁那样唠叨他们肯定早就发火了，但由于萨阿德是首领的儿子，他们也就没说什么。

我们搬到坎大哈以后，萨阿德养成了不停地谈论食物的习惯。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过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挨饿，即使有吃的，我们吃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吃了一顿又一顿难以下咽的食物之后，萨阿德开始迷上了菜谱。有一天在坎大哈，他找到了一块甜蛋糕，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到的。他当时一直不停地说那块蛋糕，以至于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块蛋糕，就好像那块蛋糕是我自己吃了一样。那块蛋糕是甜面粉做的，有很多糖和蜂蜜。

萨阿德连一片面包屑也不愿意给别人，他把整块蛋糕全吃完了。那以后的几周里，他在街上只要一见到人就会上去跟别人详细描述他的蛋糕，说那块蛋糕的模样、味道，说他相信那块蛋糕是烤出来的。听了他的话，阿富汗人就会往后退，心想我的这个兄弟肯定是脑子有毛病。父亲的士兵听萨阿德说了很多关于那块蛋糕的事，以至于到后来他们一看到他朝自己走来就马上跑开。最后我威胁他说如果他还再说那块蛋糕我就要打他了，但他仍然没有打住。直到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特制的布丁，于是就像当初说那块蛋糕一样，他又开始说那个布丁了。就连父亲也没办法让他的舌头停下来。

我们开始受不了父亲为我们选择的生活了。

奥斯曼开始没办法跟其他人正常相处，主要是因为他想像父亲一样控制别人的思想。

今天，当我读到有新闻报道说我的兄弟们是基地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时，我很质疑那些报道的真实性。到我离开的时侯，他们的性格都已经基本定型了，他们没有谁有能力领导一支军队。

我的小弟弟穆罕默德是唯一一个有可能成长为高级指挥官的人，他的性格比较安静、严肃。还在我离开阿富汗之前，我就注意到父亲已经开始把希望从我这里转移到了他身上，开始把穆罕默德定为“继承人”。有一次父亲让穆罕默德和他一起照相，而且让他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的世界里，这就代表着父亲准备把自己的权利转交给穆罕默德。

不过在那之前，父亲一直都对我很有信心，很相信我。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找我谈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食物等给养短缺。那时候我们都知道父亲已经不再是富人了。虽然父亲建立了一个体系，从支持圣战的人那里筹集资金，当时很多朋友、家族和皇室都还在向父亲提供经济援助，但有时候援助还是太有限了。

有一周我们全家人要没饭吃了，父亲找到我，对我说：“奥玛，我注意到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需要一个我能够信任的人去分发食物。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统计我的每一个妻子和孩子需要的食物的数量。记住，十几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他们需要的食物会比其他人多。你必须把所有食物分类，然后公平地分发给每一个人。”

我觉得父亲可能知道阿卜杜勒·拉赫曼不适合做这项工作，因为他太内向了，让他去分发食物他会没办法和别人沟通的；萨阿德也不合适，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肯定会自己把最好吃的东西给吃光了。

我对待这项工作的态度极为认真。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的母亲和阿姨们或者是那些孩子们挨饿。虽然我们平时吃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数量很少，不过有时那些来阿富汗和父亲一起去狩猎的王孙公子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礼物，比如一大箱子水果、鱼、红肉或者蔬菜什么的。每次收到礼物我们都会很高兴，最小的孩子就能大吃一顿了。父亲说别人告诉他我非常公正，大家对我都没有意见。那以后不久，父亲说他已经把我当做他的副手了。

然而听到我的回答之后父亲的脸立刻就白了，我说：“父亲，只要是为了帮助母亲和阿姨们，我什么都会做的，但我不是你最理想的接班人。我想过平静的生活，我不想一辈子在暴力中生活。”尽管我这样说了，但父亲还是没有改变初衷，仍想让我继承他的事业。不久之后父亲带我去了前线，我只能猜测父亲可能是认为如果我尝到了打仗的味道，我可能就会爱上战争，就像他和苏联人打仗时爱上打仗那样。我一定让父亲大失所望了。

后来面对父亲时我变得越来越大胆了，我以前从没想过我居然敢充满自信地公然反对父亲的决定。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导致我们关系恶化的冲突。

我们一家定居坎大哈几个月以后，我和母亲又准备一起出去做客。但我的一个兄弟突然找到我，对我说父亲要我去见他。我遵从父亲的命令，跨上卡拉什尼科夫枪，拴上手榴弹带就出发了。

当时我猜父亲是想问关于我们的食物储备的事情，或者是想让我做一些和家里有关的事情。虽然我还只有十六岁，但家里妇女和儿童的事情主要是由我负责。

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士兵，他告诉我说父亲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父亲，他正盘腿坐在地上，周围有很多士兵。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走了过去——这也是我们的习惯。

父亲抬起头来，看到了我，表情既不显得高兴，也不难过，他只是说：“我的儿子，我马上要去前线，你和我一起去。”

我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还有些兴奋。我已经在这个正处于战争之中的国家住了一年了，我很想知道前线是什么样。我曾听打仗回来的士兵讲过很多关于勇士的故事。塔利班当时还在和马苏德领导的阿富汗北联盟作战，马苏德在战争方面的天才众所周知，而且他还是苏联战争时期穆斯林游击队的英雄。父亲回到阿富汗的时候，马苏德和奥马尔这两个苏联战争中的英雄早已刀兵相向了。在奥马尔向父亲提供保护之后，父亲答应让自己的军队听从他的指挥，而奥马尔和塔利班是马苏德的死敌。

那天一切正常，我们一行人都没被指定要坐什么车或是坐哪个座位。父亲随意挑了一辆车、一个司机，我跟在他后面上了车。塞赫尔吕·贾达维(美国政府叫他萨利姆·哈姆丹)也在我们那辆车上。车开了没多久，大约有三四十分钟，不过就像在阿富汗其他地区一样，一路上路况都很糟糕。那次路上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塞赫尔吕讲了很多笑话，以致我很难像平时那样保持严肃，反倒一直在不停地笑。塞赫尔吕是一个非常乐观、会不停地讲笑话的人。只要有他在身边，你很难不笑。

我们刚到交战地区，所有人就都去做自己的事去了。父亲去会见那里的将军。塞赫尔吕和我在那里闲逛，出于无聊，塞赫尔吕决定练一练射击。

他在地上放了一个空罐头盒子，然后就开始练习了。

我们讨论了一下他的射击技巧，随后他继续一个人练着。

塞赫尔吕又打了一枪。

那一枪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我们都疑惑不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怕谁也没听到过卡拉什尼科夫枪能发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声音。

正当我们在那里检查他的枪，并讨论当时怪异的情形时，一颗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了。于是我们才意识到，刚才那个声音不是他的卡拉什尼科夫枪发出来的。

几秒钟之后，我们周围已是一片枪林弹雨，炸弹不断地在我们身边爆炸。那次攻击中途停了一小会儿，我听到父亲在喊：“回来!回来!”

我和塞赫尔吕一起蹲在地上。我惊吓过度，已经动不了了。而塞赫尔吕则分外谨慎，他在想我们要怎样才能不碰到炸弹安全地出去。

我们的脑子都在飞快地转动，但谁都不明白马苏德的人怎么会离我们这么近。天哪，我们在双方交火线后面!马苏德的人是怎么溜到塔利班的防线和我们之间的？我们居然什么也不知道。

我蹲在那里，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炸死。我回头看到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已经躲到了一栋混凝土房子里，绝望地看着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就这样无助地暴露在外面。一颗颗炸弹从我头顶呼啸而过，无数烟尘和小石头飞溅到我脸上。我周围到处是极深的炸弹坑，当时我真的相信我马上就要死去，那将是我活在人世的最后一刻。我知道我的死一定会让妈妈伤心欲绝的，这是当时最让我感到难过的事。很奇怪，我那时候居然不害怕。我想那可能是我的肾上腺素让我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勇气。

我再次回头看看父亲，当时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了。他正站在那栋临时建筑的门口，冒着生命危险向我挥手让我回去。最后我终于攒了点力气跑回去了。父亲颤抖着身体，看到我还活着，他非常开心。

我们没有打一场硬仗的准备，所以只能撤退了。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之后，父亲突然意识到袭击我们的不是马苏德的人，而是塔利班!我们被友军打了。

我从没看到过父亲这么生气。“塞赫尔吕，”父亲命令说，“准备好车，去附近看看，到他们发射炮弹的地方去，让他们马上停下，不然我们就全都要被炸死了。”

感谢真主，塞赫尔吕后来安全地回来了。他告诉发射炮弹的那个塔利班将军，他们打的是本·拉登，而且他差点把本·拉登的儿子给炸死了。塞赫尔吕说那个将军听了他的话差点心脏病发作。原来他听到塞赫尔吕的枪声后错误地以为是马苏德从背后突袭自己了，以为马苏德的手下躲过他的监测，跑到后方来了。

父亲对那位将军的解释并不满意，还是很生气。我从没见过父亲那样生气。父亲说在当时的情形下，作为一个指挥官，而且那里是他自己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安全地带的地区，他必须先确定存在危险才能实施轰炸。

那次前线之行让我永生难忘。然而我却并没有如父亲所愿，因此而喜欢上战争。

第二十一章　奥玛：真正的战争

阿富汗整个国家派系林立，各派之间冲突不断，以致大多数城市和村庄都处于战火中。因而父亲支持塔利班武装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何况当时塔利班正在和马苏德领导的北方联盟进行对抗战。我感觉父亲在让手下人和马苏德这样一个其军事才能让他钦佩不已的人领导的军队作斗争时，他是很享受的。当别人告诉他，他超过了马苏德那位卓越的军事家时，父亲心里的高兴是其他事情无法带给他的。

有一段时间我的兄弟们和我很不希望被送到前线去，但是后来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突然下了命令，让我到基地组织的一个基地去报到。那个基地位于喀布尔市郊的高山上。父亲说：“去吧，我的儿子。去看看士兵们的生活。”

记得当时我才刚满十七岁，去前线打仗是我最不愿做的事情。我已经看过太多从前线回来受了重伤、奄奄一息的士兵了。一般来说，战争就意味着死亡，因为那里没有战地医院，甚至连临时医疗诊所都没有，伤兵根本得不到任何救治。有时大家会想办法把受伤的人送到最近的城市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虽然出现真正紧急的事情时，扎瓦希里医生会为我们诊治，可扎瓦希里医生的主要职责是策划袭击而不是给人治病。

不过我除了服从父亲的命令之外别无选择，我还没到可以违背父亲命令的年龄。实际上，我一上路心里就有些兴奋了。抵达喀布尔郊外大山上的基地时，我能够看到马苏德的人和父亲的士兵几乎是面对面地在打仗。前线的士兵使用的是机关枪和其他类型的短距离射击用武器；士兵身后，也就是前线和基地之间，有一排大炮。我偶尔还看到苏联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俄式坦克，那些坦克还能用，上面盖满树枝、草皮等用来遮掩的东西，停放在平地上的角落里。坦克战并不常见，这让我很失望，因为我懂一点点开坦克的知识，和其他十几岁的男孩子一样，我也很渴望能有机会亲自开一开那些坦克。

我看到有源源不断的武器运到基地来，武器种类很多，有毒刺导弹、机枪、大炮等。战争的复杂性让我着迷了。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一直以为阿富汗的战争包含了游击战，但是实际上那些战争的情形和我想象中超级大国对决的场面差不多。看着眼前大量受过良好训练、配备了现代装备的士兵，我记得听说过父亲和他手下的士兵曾参加过塔利班的作战，父亲在和苏联人打仗那十年间学到的军事专业知识完全改变了现在这场战争的方式。

我到的时候战斗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刚到的那五天里我主要做的就是观察，我那时觉得来前线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有时候我会鼓弄我的那个便携式接收器。前线大多数士兵都有一个那样的接收器。一般士兵的接收器并不复杂，没有父亲和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使用的那么复杂。

那地方很无聊，我发现如果花点时间，一般都能发现马苏德的士兵使用的波段。于是我开始和马苏德的那些士兵聊天，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或是谈一些其他和军事无关的问题。当然，我从没跟他们说过我是本·拉登的儿子，要不然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抓住我这个大目标的，只是他们不知道父亲绝不会为了救我而做什么特别的事。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比较友好的士兵，我问他：“你为什么想杀我们呢？”

那位马苏德的士兵回答说：“我和你们无仇无怨。这是一场土地争夺战，我们接到命令，要射杀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你正好在这块土地上，如果有机会我就必须杀了你。”

那个士兵说的是实话，每个军阀都想统治这个国家。尽管阿富汗缺很多东西，比如房子、医院、学校、食物、衣服和其他的日用品，但这个国家绝不缺少军阀，每个军阀都梦想着获得对整个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过每一场战争最后的结果都只是新产生一批固执、不愿投降的人而已。

喀布尔周围的作战地带和一个村庄相连，那里的山脚下零星分布着一些矮小的房屋。由于那里在进行近距离作战，所以当地很多房屋都被废弃了，父亲的士兵就都选择在那些屋子里睡觉，而不是躺到石头地面上去。睡觉的时候，父亲的士兵们会在整个山脚下到处设置岗哨。有一天轮到我执勤时天刚好黑了，父亲说过他们必须像对待其他士兵一样对待我，不能给我开小灶。父亲的原话是：“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

我几乎是刚找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放哨位置，就感觉有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右耳飞过去了；紧接着，又有一颗子弹贴着我的左耳呼啸而过。随后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对方的士兵发现了我。我两边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跳下去了。由于头顶两边都不断地有子弹飞过，看起来似乎无论从哪里跳都不太好。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躲过那些子弹的。很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所以敌人的射击才不准，或者是由于我一直没动，所以负责射击的人还以为自己打到的是一块石头。我的战友们后来终于听到枪声，跑出来想要加入战斗，但他们出来的时候敌人的射击刚好停下了。天亮之后，他们看到我站的那个位置周围有很多弹孔，都觉得我能死里逃生真是不可思议。那天晚上真主一定在我身边保佑我。

第六天，战斗打响了，而我立刻对士兵们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尊敬之情。我被派到了炮阵地那边，那里的炮声让我的耳膜痛苦难耐。当然，我逐渐适应了战场上的喧闹，却从未适应战场上的血腥场面。大屠杀一般毫无意义的死亡让人厌恶，我周围到处都是受了伤奄奄一息的士兵，他们大多数人年龄都比我小或者和我差不多。

我一直在让父亲失望，为此我很难过。然而，离开那个基地之后，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战争是人类能想象到的最没用的训练方式。我们在山上停留的时候，我对自己发誓说，在我的余生中，我总有一天会说出自己对战争这一父亲的挚爱的厌恶。

除了战争，父亲最热爱的就是伊斯兰教。虽然穆斯林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礼拜，可以在街道上、家里、办公室里、沙漠上、甚至是在机场，但是如果一个穆斯林，尤其是一个穆斯林男人，能够在清真寺做礼拜，那是最好不过的。不过有时候我的兄弟们和我不想去清真寺。这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对真主的信仰，而是因为我们院子里那座清真寺用途太多了，我的兄弟们和我待在那里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还多。那里常常会有一些单调乏味的聚会，而且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常常是那些讲话最无聊的伊斯兰发言人在那里讲课，他们不停地讲啊讲，直到我们的眼皮都要合到一起都在打瞌睡了他们还在讲。对我们的遭遇父亲毫不同情，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对那些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表现得兴趣盎然。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无论是谁，只要想去做演讲就可以去讲。于是，那些兴致勃勃的讲演者便一次次地把心不甘情不愿的人们留在那里听他们的长篇大论。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要求去发表演讲，宣传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企图说服别人。他们大多都不是伊斯兰教的学者，但是那些无知的人们却觉得自己会因为做了长篇演讲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提升。

我们兄弟在那个清真寺里待的时间已经远远多于那个寺里的其他人了，我们在那里学到了《古兰经》的各个版本、伊斯兰教的历史、进行圣战的原因、我们需要知道的非伊斯兰世界的罪恶，还有父亲毁灭西方的计划。正是在那个清真寺里我们知道了美国信仰的是基督教。我们被告知说真主计划让信仰所有宗教的人，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及其他各种宗教的人，最后所有人都要接受伊斯兰教的统治，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将接受一个伊斯兰哈里发的统治。

听那些无知而无聊的人滔滔不绝地谈了两年之后，我写了一封匿名信。我很谨慎，故意没用我平时的笔迹，以免被别人认出来。

我记得我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如果没有本·拉登的允许，应该谁都不可以到清真寺里去做演讲。让人们在那里忍受着听别人的长篇大论，这也是不公平的。生命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我们不应该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坐在清真寺里听无知者的演说。

“我们对清真寺的使用应该更为严谨。那些无聊的演说一般都只是某个人的看法，对伊斯兰教的进步毫无意义。伊斯兰教的演讲应该是鼓舞人心的，但是现在我们清真寺里那些演讲多数都只造成了不和与不满。伊斯兰信徒不应该被迫听那些纯属无聊的演说，因为那样的演说只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不愿意去清真寺参加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我可不想惹父亲生气，所以为了不被别人发现，我挑了一个很安静的时间，悄悄地溜进清真寺里，把那封信塞到了墙角。

之后做祷告的时候，我和父亲在一起。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士兵来找我们，说了那封信的事。他说：“大家都在谈论，他们说只有王子殿下(指父亲)的儿子才会敢写那样的信。我们想过了，也讨论了，奥玛，我们都认为那封信一定是奥玛写的。”

我什么都没说。

父亲也什么都没说。

最后那个老兵直接问我：“奥玛，那封信是你写的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什么都没承认。我既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父亲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他没看那个老兵，也没看我。我觉得父亲是在看他自己的手。

最后那个老兵说：“奥玛，你为什么要写那样一封信呢？”

我知道如果我不回答他肯定不会离开的，于是我回答说：“就算那封信不是我写的，我也同意上面说的。所有年轻人都受不了了。”

那个老兵不知道父亲会有什么反应，于是他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就离开了。

父亲还是坐在那里没动。我从没对父亲撒过谎，所以我很害怕他将要说些什么。我觉得他心里一定知道那封信是我写的，不过很奇怪，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在那以后，演讲停止了一段时间，然而大多数人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声音，于是不久以后他们又到那个清真寺的讲台上去宣讲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了。

一周以后，我发现父亲遇到了比清真寺里的无聊演讲严重得多的问题：父亲生平第一次没钱了。

虽然自从1994年沙特政府冻结了父亲的资产之后我们就很穷了，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新的问题。自从父亲失去了自己的资产之后，他那个庞大的组织就只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过活。同情父亲的王室、沙特平民，甚至是父亲家族的直系亲属都给圣战事业捐过钱。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人规定他们不能向父亲提供支持。不过最近沙特政府开始禁止沙特人向父亲提供捐款，他们还严密监视国民，以免他们私下悄悄地支持父亲的圣战。

那是我们头一回那么绝望。我们再也无计可施，一家人都没钱买吃的了，更没钱为那些聚集在父亲身边的大量人群提供食物。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段日子，因为那时候我每天都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其他人也和我一样。我把我最后一点食物，一些鸡蛋和土豆，分给了妇女和儿童。我们当时饿得快要前胸贴后背了。

父亲叫了阿布·哈弗斯和其他一些他认为可靠的人来商量食物问题，我就坐在旁边旁听。父亲用一种很悲伤、失望的语调说：“如果我有五百万美元，我今天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我们都知道父亲指的是消耗极大的内战，所有住在阿富汗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这场战争让父亲难以实现他所认为的他真正的人生使命，也就是和西方世界的战争。

我觉得很愤怒，父亲既没有一个沙特里亚尔，也没有一个阿富汗普尔。如果不能尽快得到资金援助，我们就可能会全部饿死。但是现在我听到父亲竟然在为没有钱进行战争而担心。不过我什么都没说，因为那不是和父亲争辩的时候。父亲周围全是一心一意支持他的人，他们会因为我对父亲的责难而不惜往我胸口插上一刀的。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了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上。他看着周围的人，命令他们说：“去查看所有保险箱，仔细搜搜每个角落，看我们有没有资金充裕时候遗落了的钱。”

父亲的下属照他的话办了，但是他们一个一个都没带好消息回来，所有曾经装满现金的保险箱都空了。有一个人说：“那里面连灰尘都没有。”

屋子里突然跑进来一个大笑着的人，他给父亲带来了一叠美元，对父亲说：“首领，我在一个大家遗忘了很久的箱子里发现了这些钱。”

父亲立刻数了数那叠钱，然后宣布说：“这里有五千美元。”

可以救急了!这样一笔钱能在坎大哈的集市上买到很多食物。现在我们可以去采购食物，给大家填填肚子了。虽然父亲脸上很高兴，但是他说话时的声音还是充满了悲伤：“我这一生从未想过找到区区五千美元能让我这么高兴。”

那次的事情让父亲想起了很久以前的日子，他曾经真的相信自己所有梦想都能实现。打败苏联人以后，父亲开始变得非常自负，深信自己以后也将无往而不胜。事与愿违，实际上，父亲的梦想早已不复存在了。

阿布·哈弗斯是父亲多年的朋友了，父亲先看了他一眼，然后又扫了一眼围在自己周围的老兵——他们都是苏联战争时期的老人了，然后父亲又指了指我，说：“看看我年轻的儿子!多年前我们刚来阿富汗的时候，我们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我们那时候还都是精力充沛的战士，高大、强壮、威武、健康。那时我们的胡子还都是黑的，头发也是那样浓密，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父亲的声音有些伤感了：“谁能想到我们的生活会变成这样呢？我们在圣战中失去了那么多朋友。他们现在在天堂里了，但我们还在这个世上挣扎，还在为伊斯兰的正义而战。虽然我们知道尘世的生活只不过是进入天堂的踏脚石，但是这个过程让人太难以忍受了。我们满怀希望来到阿富汗的时候还是年轻小伙子，那时看到那些老兵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我们还为他们感到难过。但是现在看看我们自己变成什么样了!我们都老了!轮到我们的儿子来继续我们的事业了。”

我转了一下身子，我知道如果父亲是希望我来继承他的梦想，那他一定会非常失望的。只要有机会，我就会立刻脱离父亲走过的老路，去寻找我自己的未来。

当父亲宣布说一位名叫罗伯特·菲斯特的英国记者要来阿富汗采访他，让我也一起去接受采访时，我十分肯定地知道父亲是想把我定为他的接班人了。那位罗伯特·菲斯特记者以前曾采访过父亲一两次，不过我从没见过他，那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位记者。

阿卜杜勒·拉赫曼没和父亲一起去接受那次的采访，不过，萨阿德去了。我只希望他不要提起他刚才吃的那些鸡蛋和面包。虽然能作为选中的两个儿子之一去和父亲一起参加这样重要的采访活动让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得不说对于当时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如果谁对这件事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菲斯特的书。我只记得菲斯特先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记者，他甚至还注意到了我，很亲切地问我我开不开心。

他的问题让我很吃惊。我这一生中从未有人真正关心过我的感受，当然也没有人问过我我过得是否开心。刚开始我不知道菲斯特这样问是不是仅仅出于礼貌，不过看起来他好像是真诚的，于是我希望我的回答能让他高兴。最后我说：“是的，我很开心。”

菲斯特先生没有再问我什么问题，不过我不敢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不敢说出我真正的感受，不敢告诉他我是一个可怜的男孩，我讨厌父亲极力宣传的仇恨和暴力。我希望能把菲斯特拉到一边，告诉他有一天我一定会鼓起勇气说出我心中对父亲的反对，然后去为和平而奋斗。我虽然心里这样想，但当时却还没有勇气说出我心里的真实想法。

菲斯特很友好地问父亲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照张相，听到父亲同意我非常高兴，因为父亲并不喜欢照相，所以他同意和我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中比相片本身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菲斯特离开以后，我鼓起勇气问：“父亲，你是不是担心这个记者会说什么？”

父亲耸耸肩说：“不。他会实话实说的。”

后来我想办法找到了菲斯特那次采访录的一份复印件。很奇怪，尽管我知道父亲是我们家中唯一重要的人，但是看到采访录中一点儿也没提我，我居然觉得有些失望。我积极地关注着这个世界，世界对我却不屑一顾。然而就在那时，我离自己的人生道路又近了一步。

第二十二章　奥玛：圣战假期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本·拉登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奇怪了，因为父亲想把圣战和那些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却渴望战争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那些追求寻常生活中的快乐的人来参加圣战。虽然参加圣战的人中有些只是临时性的，他们来阿富汗只是来度一个“圣战假期”，不过多数士兵都很快就迷上了圣战战士的生活。他们相信对于穆斯林而言，圣战是最圣洁的事情，因而他们都向往暴力圣战。他们希望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真主，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具有了崇高的意义。

那些年轻人成了我们的同伴，他们让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父亲手下的人对他都很崇拜，他们相信所有与父亲有关的事情都是真主向人们传达的启示，所以他们提到父亲的时候语气中总是充满了敬畏。一天，有几个人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年夏天我们住的那个地区的鸟都会飞到坎大哈来。阿拉伯人很喜欢鸟，所以我们特地给那些鸟做了很多事，希望它们能住得舒服些。我和母亲还把门上的玻璃打开了，让那些鸟能有个好地方筑巢。一旦它们的蛋孵化成小鸟，它们就会飞走。那几个人注意到有一只鸟已经连续好几年来我们那里了。那只鸟的一只脚上缠着一根十二英寸长的红色带子，其他鸟的脚上都没有这样的标记。

他们中有个人猜那只鸟是美国人用来跟踪父亲的，可是不久他又改变了想法；不过大家仍然觉得很好笑，一只小鸟都能三番两次地找到父亲住的地方，有着先进技术的美国军队却怎么也找不到。

父亲手下有一个负责训练士兵的军官对我特别好，总是笑着跟我打招呼，或者给我提供各种帮助。我从没听到过他的真名，当然，那是因为他不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名。在父亲的军队里大家都叫他阿布·祖布尔。阿布·祖布尔在父亲的组织里职位很高，他常常在坎大哈和喀布尔附近的各个训练营之间跑来跑去。

后来阿布·祖布尔出了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件事。他有一头漂亮的黑白相间的母牛，很多士兵都很羡慕他能有那么好的牛，因为当时食物和水是实行严格配给制的。不久以后那头母牛生了一头小牛，阿布·祖布尔非常高兴，他已经计划好怎么用那头小牛了。

一天晚上，阿布·祖布尔做了个噩梦。他梦到自己手下的两个士兵偷偷地挤了那头母牛的奶，结果他的小牛没有奶吃了。第二天早上他还一直想着那个梦，做完第一次祷告之后，他脑子里仍在想着那个梦，琢磨着那个梦给他传达了什么信息。他叫了一个训练员过来，那人叫阿布·阿塔，他们俩认真地研究了半天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布·祖布尔知道，自己如果不弄清楚这件事情肯定是不会安心的，于是最后他把自己梦里的那两个士兵叫了过来。

那两个人来了，显得异常紧张。

阿布·祖布尔很聪明地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知道他们很迷信。“你们俩昨天晚上做什么坏事了吗？”

那个名叫阿布·瓦利德的士兵听完这话马上就垮了，他承认他们俩偷偷去牛圈挤了阿布·祖布尔那头母牛的奶。他们已经把挤出来的奶喝了，所以如果不是阿布·祖布尔做了那样的梦，那除了那头腹中空空的母牛，这世上就没人知道他们俩做过什么了。

当然，阿布·祖布尔觉得他们俩辜负了自己对他们的信任，因此十分生气，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处罚。他们必须在那座山上跑上来又跑下去，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错了，并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才能停下。当然，那以后大家就传言说真主非常赞赏父亲从事的事业，所以如果有谁做了坏事，真主就会在父亲手下的领导人熟睡时告知他们那些事情。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一起开车去视察那个地区，确定一些战事细节问题，同时检查最近刚招募的那些人在训练营里面的训练情况。父亲坐的车在前面，我坐的车在后面。像以往一样，那次一路上路况非常糟糕，所以车开得很慢。同行的很多人都受不了了，所以父亲时不时地就让车队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车只要开到某个小村庄，父亲就会让车队停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去村子里的水池里把水壶灌满，再在村子里随便买些吃的，然后顺便休息片刻。

村子里没有公共厕所，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私人厕所，所以我们大家必须四散到田地上的各个角落里，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解决问题。在这之后，大家就会回到车队旁，找棵大树边乘凉边等其他人回来。我们很少抱怨那些动作慢的人，因为没有谁特别想回到阿富汗那些崎岖不平的路上去。我们都喜欢多休息一会儿，聊聊天说说话。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士兵一直让大伙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出来。下车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下来的，后来他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都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我们全都在那棵大树下，享受空气中微风的轻轻吹拂，那个士兵突然从高高的草丛后面笑着跑了出来。

看到同伴以后，他脸上的微笑就变成了大笑。我们对有趣的事情都很感兴趣，所以大家都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可他却只是笑个不停，什么都不肯说。最后他终于忍不住说：“当时我正蹲在地上，突然我听到一阵脚步声。于是我就发出信号，想告诉外面的人里面有人，让他别进来。结果那个人反而走得更快了，直接就朝我这个方向走了过来。别提我那会儿有多吃惊了，但我还是一直不停地发出‘嗯嗯嗯’的声音，没想到外面那个人照旧没停下脚步。”

“我快要疯了，要知道那时候我的姿势可不太雅观，实在是不适合见人。”

听到这里我们都笑了。

“突然，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看着我蹲在地上，他问我‘朋友，你没事吧？我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我很担心，所以就过来看看发出声音的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那个士兵快笑翻了，“我当时只能继续‘嗯嗯’!我还能做什么呢？要知道那时候我裤子都没提起来，还可怜兮兮地蹲在那里，难不成我还要跟他交谈吗？”

那时已经有很多人聚到了他周围，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好笑。没人说话，可是大家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一张张平时严肃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出来的泪水。

那时候，尽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显得荒凉而灰暗，但我一直努力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我比其他很多人都要活得好多了。至少我不是阿富汗这个饱受内战摧残的国家的残疾儿童。可怜的阿富汗人没有能力好好照顾那些残疾儿童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有些士兵还看到过得了精神病的孩子像狗一样被家人用沉重的链子拴在树上或者椅子上。

实际上，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男孩，他和我岁数差不多。那个男孩住在我们坎大哈院子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身上也拴着链子。这样经年累月地拴着，那男孩竟成了逃跑高手。摆脱了链子的束缚以后，他有时候会来我们的院子这边。有一天，一个警卫看到远处有一个男孩朝我们院子这边走来，就大声叫说：“停下，你是谁？”

那个可怜的男孩不明白他说了什么，于是还继续往前走，继续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那个警卫觉得肯定是有人来对我们的院子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于是就朝那个男孩的头顶上方开了一枪。谁想那男孩一点儿也不害怕，仍继续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最后那个警卫终于看清了他是那个附近村子里被拴在链子上的可怜男孩。其他警卫听到枪声都赶了过去，急忙把那个男孩带走，将他送回到与铁链为伴的生活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没能成功地让我接受他内心渴望的那些东西，但我还是注意到父亲常常会很悲伤。父亲的难过让我很心痛，作为儿子，我会尽力为父亲的行为寻找理由。我希望父亲能放弃战争、放弃暴力。当然，我的这些想法都是在父亲跨越最后的界限，让自己再也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之前出现的。

就在我对父亲的感情好转了一点儿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残忍的事情，使我对基地组织的厌恶变得更为确定、清晰，使我更加下定决心永远不去参与父亲的那些事业。

我和我的兄弟们在喀土穆的时候开始就养了很多小狗，那些小狗是我们的宠物。来阿富汗之后，自从诺瓦拉赫毛拉送了我我在阿富汗的第一只小狗波比之后，我们养的狗就越来越多了。在我们的世界里，是不会有人去人为控制宠物数量的增长的。实际上，在穆斯林的世界里，人们认为阉割狗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那样会让公狗失去交配的乐趣，让母狗失去当妈妈的机会。穆斯林认为我们应该让世界顺其自然，所以，我们院子里的狗就越来越多了。

我们搬到坎大哈之后不久，我就听说父亲的训练营里很复杂，里面有人在测试致命性生化武器。

有一天我正在和我养的一条母狗还有她的几只小狗崽玩，突然几个士兵跑来找我，向我借我的小狗。我不想借给他们，可是又觉得他们可能是自己想养宠物，于是我就让他们把小狗带走了，还叫他们一定要在小狗需要喂奶之前把他们送回来。

后来他们常常来找我借狗，我很好奇，想知道他们把我的狗带到哪里去了。那时候我已经在阿富汗住了好几年了，我注意到在阿富汗很少有人喜欢狗。实际上，多数阿富汗人都看不起狗，认为狗是有害的，很多人一想起狗就会联想到老鼠。一旦看到小狗，他们不仅不会跑过去抱它，反而会一枪把那条狗给杀了。在我们的世界里，大家绝没有我所听说的西方人对宠物的感情。

很快，一个朋友就坦白说我和我兄弟们喜欢的小狗都已经贡献给圣战事业了。父亲的士兵把我们的小狗当作了实验对象，让它们吸毒气，以此来测试毒气致死的时间。

听说这件事后我震惊得无以形容。我哭了，可是父亲和他的下属绝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停下来，不再拿我的小狗去做实验。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必须进行测试，而我们的小狗就是最好的测试对象。父亲根本不在乎我是多么喜欢那些小狗，根本不在乎我请求他们放过我的小狗的话。有几个新来的士兵毫无同情心，甚至会觉得向我讲述那些可爱的小狗死时的痛苦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他们坚持要告诉我那些小狗死的时候是怎样被捆在笼子里、浑身颤抖的，它们在整个测试过程中都痛苦万分。那些毒气生效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我从不会接触刚出生的小狗，因为当我盯着它们的眼睛看时，我意识到它们已经死了，它们只是还不知道罢了。我离开阿富汗的时候，他们还在进行毒气测试。

“小狗事件”过后，我意识到父亲选择的事业最终只会给大家带来痛苦、失望和死亡，于是便更加疏远了父亲。实际上，那些小狗痛苦的样子让我无比难过，我只好把那样的场景放到了大脑的最深处。今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重新提起这件事。

那时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就像正在经历一场暴风骤雨一样。我决定了，只有独立自主，找到一个合适的新娘，建立我自己的家庭，我才有可能得到幸福。1998年3月，我满十七岁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在十七岁的时候结婚。可能是因为父亲是十七岁时结的婚，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十七岁结婚，就像我的哥哥阿卜杜拉那样。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萨阿德也想结婚了。

于是我们三个就去问朋友有没有哪个战士的女儿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大家都认为到适婚年龄是结婚的必要条件。那时候，我们院子里没有刚到结婚年龄的女孩子。我最希望能像阿卜杜拉那样，和沙特的某位表姐妹结婚，因为我知道我是永远也不会回阿富汗的。可是我的叔叔阿姨们是不会有人同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本·拉登的儿子的。阿卜杜拉很幸运，他在父亲声誉败坏，让儿子们的名声也受到影响之前就结婚了。

我决定了，我要去苏丹找我的新娘。萨阿德决定和我一起去。因为萨阿德已经十九岁了，而我也已经十七岁了，所以父亲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计划。而我们亲爱的妈妈从来就不会禁止我们做什么，不过她说：“我的儿子，我祈求真主照看你们，保佑你们的安全，让你们找到你们想要的幸福。”

我和萨阿德收拾了几件行李，乘出租车去了巴基斯坦，然后再从巴基斯坦坐飞机途径伊朗去了叙利亚。经过伊朗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和父亲一起从喀土穆到贾拉拉巴德的日子。那些事情仅仅发生在两年前，可我觉得这期间好像已经过去一百年了。阿富汗沉闷的生活让人觉得时间变长了。

叙利亚的生活很有趣，特别是当我们没有提前通知，悄悄跑到母亲的娘家让他们大吃一惊时更有意思。我们在他们家只住了几天，但是那几天已经足够让我意识到由于母亲长期没来看望他们，外祖母心里非常难过。母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他们打电话或是写信了，他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母亲又有了一个小女儿。他们十分想知道母亲和她孩子们的情况，不停地问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听说了我们在阿富汗真实的生活之后，他们都很是担心母亲的身体和安全问题。

他们很少提及父亲和父亲从事的活动。生活中有些话题最好不要提起。我们在叙利亚度过了愉快的几天之后就和他们说再见了，然后我们乘飞机去了苏丹。

我和萨阿德终于到了喀土穆，我忽然觉得自己对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我感到自己就像是在外漂流多年的浪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一样，我从没忘记过我们住在那里时遇到的好人们，从没忘记过那段快乐的时光。

父亲告诉了我们一些政府官员的名字，说他们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保护。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本·拉登这样一个慷慨的朋友的儿子的热情，他们还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政府被迫驱逐父亲的遗憾，他们发布了正式许可，允许我们到苏丹任何地方去，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我和萨阿德很快就分开了。他找到了一家人，和那家人住到了一块，我也找了一家人住了进去。这样最好，因为萨阿德一直喋喋不休，我早就受不了了。我们各自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让老朋友去打听有没有哪个女孩儿家庭出身比较好、人也比较漂亮、家里也同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本·拉登的儿子。

不过在认真寻找妻子之前，我先去找了我们留下来的那些马。我常常想起我们的马，祈祷有谁发善心收留他们，好好对待他们。我赶回父亲的马厩——我们走的时候把那些马放在里面了。

我听到一个噩耗。他们告诉我那些马要不饿死了，要不就是得病没人照料病死了，只有两匹还活着。

那两匹马叫阿德哈姆和拉扎兹，都是最强壮的马，现在还活着。不过可怜的阿德哈姆已经病入膏肓了，它的身体很虚弱，那曾经强健的四肢现在病得就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法支撑了。就算不是专业养马的人，也能看出来它已经活不过一个星期了。

拉扎兹是我见过的所有马中最骄傲的一匹，但它现在也瘦得就剩皮包骨了，我都能看到它的骨头一根根地在皮下面支撑着，就像马上要破皮而出一样。这匹骄傲的马曾经几乎让我主宰一切的父亲也拿它没有办法，但现在它似乎有些迷惑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它已经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了。

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想救它，却失败了。我太难过了，真不愿意再去回想这事。看到那些马的情形之后，我心里异常沉重，那趟旅行的快乐完全被破坏了。

我找到一些过去的朋友，我们回忆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他们大多都不知道本·拉登家庭的男孩们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当初一夜之间我们就消失了。他们也都没听说过那次针对奥萨玛·本·拉登的暗杀。而那次事件之后，父亲就让我们离开了学校。也有人说他们后来得知我们全家都离开了苏丹。多数人都以为我们是回沙特去过好日子去了，所以当他们听说我们是去了阿富汗之后都很吃惊。有几个男孩很难过地看着我，他们很聪明，知道我们本·拉登家庭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见过朋友之后，我就去看父亲在那里的生意和土地去了。那些都是我们本·拉登家族的产业，其中很多都是以我们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包括一个皮革加工厂，父亲曾经带我们去过那个厂几次，他还很骄傲地说那是他最成功的几处生意之一。

到了那之后我发现皮革加工厂已经关门了，厂房也被送给了附近的一个大学，现在已经变成那个大学的教师宿舍了。我很生气，那个厂是属于我们本·拉登家的产业，谁都没权利把它当做礼物送给别人。

我在那个厂浪费了很长时间，到处走来走去，心里气愤难平，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天已经黑了，我必须尽快回喀土穆，不然就不安全了。我很快就决定不走那么远的路去找桥了，我要游过尼罗河。

我的决定看起来很愚蠢，但其实并非如此，毕竟我和我的兄弟们曾经很多次从这条河里面游过去，我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虽然太阳已经下山，月亮照彻了夜空，月光反射着河面上的水波，但是据我推算我只需要10到15分钟就能游到城里去。而如果我走路的话，要走好几个小时，因为那条河上最近的一座桥都还有很远一段路。

我坐在河边把鞋子脱下来绑到了腰上的衬衫里面，然后就跳到了漆黑冰冷的河水里。我能看到河对岸的棕榈树摇晃的身影，我知道我只需要游一小段距离就能到对岸。

过了几分钟我就遇到麻烦了。河水下面暗流汹涌，我根本无法靠岸，河水把我一直往下冲。我并没有为了保存体力顺水漂流，而是不停地和水流搏斗，以为只要使劲我就一定能游到对岸去。最终我还是没有成功，全身却已经精疲力尽了。很快我就累得身上每一块肌肉都酸疼不已了。

我在尼罗河里挣扎了好几个小时，我的大脑已经无法正常思考了。我骂我自己，我应该让萨阿德和我一起去那个工厂的。现在我甚至都没有告诉他我去了哪里。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就连那个给我提供住处的家庭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他们更不知道此刻我正在尼罗河里挣扎。我可能会被一只鳄鱼给吃掉，就此从这个世上消失，就连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出什么事了。

我祈求安拉，求他能给我送一块浮木过来，让我能抓到个什么东西，好游到岸边去。安拉回应了我的祈求——突然，我看到身边有什么东西飘过，当我游过去抓住它的时候我的脚已经踩到了尼罗河河底。我所处位置正好是河流变窄的地方。我一直挣扎着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站着走出这条河。

我慢慢爬上岸边的沙滩，觉得自己真是太傻了。不过谢天谢地，我还活着。但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我已经跟着水流漂了好远了。只能等到太阳出来再去找回喀土穆的路。那天晚上天特别冷，我在河边不停地摸索，后来总算找到一根粗棍子，用它去探地面，找了一块不是太硬也不是太软的地，把手上的棍子插上去，然后脱下身上的湿衣服挂到棍子上——至于我的鞋子，早掉在河里了。

我从来没有感到那样冷过，即使是托拉博拉山下大雪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冷。我记得父亲说过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们应该到地里去。于是我用手挖沙子，最后挖了一个大沙坑，那个沙坑能容下我整个身体。我跳到坑里，又用手把刚才挖出去的沙子弄了回来。过了几分钟我就感觉到沙子里有了热量。我刚才差点被淹死，现在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我就被一阵男人的声音惊醒了。我很害怕，一抬头就看到一大群愤怒的男人在那里问我各种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怎么在这儿？”

我以极快的语速告诉了他们我的经历，但是看起来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我害怕极了，我只有十几岁，还是这样赤身裸体躺在沙坑里，而那群男人长相凶恶，我觉得这回我危险了。

不知为什么那群人里一个老头突然开始大叫：“他是魔鬼，他是魔鬼!”有几个人往后退了几步，远远地离开了我，另外有一个人在那里大声喘着粗气。很明显“魔鬼”让他们害怕了，他们全都转身沿着河岸飞奔而逃，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我一直在想刚才发生的事情，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我想到他们一旦冷静下来可能就会怀疑起我是魔鬼的说法，然后重新回来找我，抢我的东西。于是我立刻从沙坑里爬了出来，穿上衣服，想另外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走了几公里以后，我重新挖了一个洞，又睡了一觉，补充了睡眠。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群男人，他们像刚才那些人一样，对我也非常好奇。他们也问我我是谁，我来他们这里做什么。

我还记得刚才那群人听说我是魔鬼时的反应，我知道农村地区多数人都很迷信，于是我很大声地叫道：“我是魔鬼!我是魔鬼!”

那些人一听我的话立刻就不敢动了，他们相信了我的话，然后所有人就像一阵风一样跑了。看到这两群人的反应，我知道了自己现在所在的地方肯定非常危险，应该是一个没有法度的地区。这样想着，我决定去找一个村子，在那儿我也许能找到个神职人员。

我很幸运，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子。村里还有一座清真寺，寺里一个好心人给了我些吃的，还找了一个地方让我休息。后来，他带着我找到了回喀土穆的路。我等到一辆马车坐了上去。那一路真是太糟糕了，路很干，路上的沙粒都溅到我们脸上了。

到了喀土穆郊区以后，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回我住的那户人家。男主人正在等我，他很担心我的安全。奇怪的是，当我告诉他我的经历之后，他变得很生气，大叫着责备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穆斯林。然后他又污蔑我昨晚是去找女人了!而我真实的经历却是这样的：游尼罗河、差点儿被淹死、在沙洞里睡了一夜、被当地人当做魔鬼、在小村子的清真寺里休息。这些事情在他听来都是不可信的，他一直都不相信我说的话，直到我离开喀土穆的那天他还在生气。

那位男主人的反应让我很难过。

经历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以后，我终于安定下来，开始去找我的新娘去了。可能是我的那位男主人告诉朋友说我晚上会出去风流快活，因此我处处碰壁，却也无法肯定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不过，真的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我。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听到萨阿德已经娶到一个新娘时我有多么吃惊。在这件事上，萨阿德就像过去找吃的或者是向别人描述美味的大餐时那样，一心一意，全力投入，最后找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新娘。我了解萨阿德，他可能找了自己周围所有的人，到最后可能那些人都觉得只有给他找一个新娘才能让他闭嘴。那个女孩十六岁，这个年龄已经足够让她的家人同意她结婚了。

萨阿德的婚礼最后敲定了，他非常高兴。他们的婚礼很简单，不过因为新郎萨阿德很兴奋，大家也非常开心。他们的婚礼是在那个女孩儿家办的，当时女人们都在屋子里面，男人们都在外面。婚礼过后，萨阿德就给他的妻子准备了需要的东西，准备让她和他一起回阿富汗。

我还是孤身一人，就这样又回到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身边。我的家人最感兴趣的是萨阿德和他的新婚妻子，但他们也很欢迎我回来。看起来好像所有人都很想我，这出乎我的意料。回来以后，我仍很想离开阿富汗，于是我开始考虑尽快找借口出门。

时间飞逝，我和父亲的一些苏联战争老兵的关系变得比和兄弟们的关系还要好。我从喀土穆回来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塞赫尔吕看到我特别开心。他甚至同意让我练习开车，我平时是很少有机会练开车的。我坐到驾驶员的座位上，塞赫尔吕坐到我旁边，让我小心一点儿。上次是他开的车，那些糟糕的路把他车的方向盘都弄坏了。塞赫尔吕非常耐心，他指导着我，让我一路开到了坎大哈，还教我在单行道上怎么开车，帮我看周围有没有驴车和马车。总之他对我就像一个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尽管战争和极端的贫困已经让阿富汗人民的生活大不如前，但在很多方面，坎大哈仍旧是一个迷人的城市。

可是这样开心的日子不久就结束了。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离人间地狱又近了一步。

第二十三章　奥玛：真正的恐怖

1998年夏天，我们在坎大哈的那个院子常常让我想起混乱的蜂巢。院子里到处是行色匆匆的基地组织领导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管他们在干什么，反正他们的举动让士兵们十分激动。那些士兵开始测试武器、监测公路和天空，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做着各自的事情。我也在看天，不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感觉到有一个大阴谋，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他们在干什么。我小心翼翼地问父亲他们是不是在筹划什么大事。

父亲回答说：“儿子，你不该问这件事。这是家族的事情。”父亲这样说就意味着那是基地组织的事情了。当自己的儿子们对他从事的活动感到好奇，问他问题的时候，父亲就会这样略带讽刺地回答我们。

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就连我的朋友塞赫尔吕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不过他也认为父亲和他的部下都像豪猪一样浑身是刺。

时间过得很慢。直到1998年8月7日，我们这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才最终发现他们一直在忙什么事情。那天我像平时一样起得很早，我起床后就去清真寺做祷告去了，做完祷告后我去了院子里父亲的大办公室。

父亲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他正在专心地听收音机里的世界新闻。过了一会儿，他宣布：“所有到了作战年龄的人准备离开坎大哈。”我们急忙执行父亲的命令。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是要去附近的一个训练营等什么重要的消息。

那个训练营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一到那里，所有领导人就都开始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我也开始听，很想知道父亲在等什么消息。到了大约是阿富汗当地时间中午十二点半，也就是非洲时间上午十点半的时候，新闻里面说美国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和驻肯尼亚内罗毕大使馆同时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新闻中说，那两起爆炸事件导致多人死亡。

听完这则新闻，我几乎无法呼吸了。我看了看父亲的脸色，从未见过父亲那样激动、那样高兴。父亲的情绪很快就感染了他周围的指挥官和士兵们，所有人都在大笑、都在相互祝贺。我很快就听到有人在那里大声叫着说他们成功袭击了我们的敌人——美国。

最初的震惊过后，我也学着像其他人那样，表达我激动的心情——特别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因为我是穆斯林，所以美国人早已下定决心要杀了我。

消息不断传来，说那些爆炸中死了很多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士兵们开始向天空中鸣枪庆祝。我听到有些士兵在那里吹嘘，说那些用来实施爆炸袭击的炸弹都是在一些弹药专家家里准备的，后来又藏到了基地组织里小孩儿们玩耍的地方。

一个士兵骄傲地宣称：“那些用来掩埋装有炸药的箱子的沙子里还能看到我孩子的脚印。其他炸药都藏在吉姆常常去玩的一处树林里。我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我也很放心，我知道真主是不会让不幸降临到我的孩子们身上的。”

这些人不顾自己孩子的生命，就这样藏炸药。再没有比这更让我震惊的事了。

我不记得我们在坎大哈附近的那个训练营里待了多长时间，不过仅在那段时间里我就听说内罗毕死了213个人，达累斯萨拉姆死了至少12个人。我听得很仔细，知道那些受伤者和死者多数是在炸弹爆炸时刚好路过那里的非洲平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有些人根本没有想到那些死去的非洲穆斯林。

父亲对那次行动毫无悔意，即使是对穆斯林的死也不后悔。如果有哪个下属问到这方面的问题，父亲就会回答说：“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战争。如果敌人在自己政府或者军事办公室前面用平民堆成一堵墙，那我们就必须先把平民给杀了，否则我们就没办法杀敌。另外，如果他们的政府不插手我们的事务，他们的平民也不会死。”

所有插美国国旗的设施都有可能成为攻击对象。如果有穆斯林被杀死了，那也只能这样了。而且父亲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由真主决定的，如果真主认为那些非洲穆斯林还不该死，那么炸弹爆炸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那里，既然他们在那里那就是真主认为他们该死了。

过了几天，父亲开始听到消息说克林顿总统可能会实行反击。父亲的收发两用无线电机收到了一些秘密信息，然后他和一些主要将领召开一个会议，之后就宣布我们要去北方，到喀布尔附近的一个地区去。

我很担心留在坎大哈院子里的女人们，不过父亲却说：“不用担心，他们很安全。克林顿永远不会攻击有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的。”

听了父亲的话，我不再那么担心母亲和那些年龄比较小的兄弟姐妹了，但其实我也没有其他办法。我们放弃了那里整个地区，在阿富汗这个仍然饱受内战摧残的国家一直往北方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快要到霍斯特和法鲁克训练营的时候，我们遇到塔利班和弗丝部落正在进行巷战。那里的道路也因此而堵塞了，于是父亲让车队停了下来，过去问出了什么事。

塔利班的将领很快就认出了父亲，并走了过来。他回答说弗丝部落有一个人很无礼，对塔利班的成员竖中指。他的行为让他们很愤怒，于是他们就把那个人抓了起来，用大粗棒子和枪托打他，后来又把他丢到了一辆敞篷卡车上。我知道他们要把那个人带去枪毙了，塔利班是处死平民的专家。另外，在阿富汗，诸如这般的处死平民事件或者是暴力致死事件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了，大家对此类事件早就漠不关心了。我们等了一小会儿，让那位塔利班将领清扫现场，然后就继续向法鲁克训练营进发了。法鲁克训练营是父亲组织的训练营中比较出名的一个。

我们那次出行就像是在进行一次胜利巡游一样。法鲁克训练营里的人们早已为非洲炸弹袭击事件而激动不已了，我们一到，他们就开始进行热烈的庆祝活动。所有人都在谈论对美国复仇的事情。听了那么多年的演讲，看了那么多美国人残忍对待穆斯林的录像，他们心里早已经充满了对美国人的仇恨，哪怕只杀了一个美国人，他们也会激动不已的。这也是他们要加入基地组织、能长期忍受夜以继日的艰苦训练、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原因。

在法鲁克训练营住了几天以后，父亲收到了一条绝密消息。看完消息他就宣布：“赶快，我们必须换地方了，”父亲说，“我们马上去喀布尔，到那儿的客房去。”父亲在每个主要城市都租了一些客房，用来款待从沙特阿拉伯、迪拜或者是其他石油富国来的客人。

于是1998年8月20日，我们离开了法鲁克训练营，开始前往喀布尔。

父亲在喀布尔的客房是一处白色的三层独栋别墅，别墅周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里面种了很多树。我希望我们能一直住在那里。然而我们刚到不久，负责保安的人就跑来对父亲说他的手提发射机刚收到一条可怕的消息：我们两个小时前离开的那个法鲁克训练营受到了大规模攻击。美国人的巡航导弹轰炸了那里，我们刚才还见过的很多人都被炸死或炸伤了。

父亲很快就发现美国人的导弹是从美国在红海的战舰上发射过来的。喀土穆也遭到了袭击，不过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有几个好朋友都留在了法鲁克训练营。我默默地祈祷他们能逃过一劫。

往常听到坏消息时父亲一般都会平静地接受，但是这次听到法鲁克训练营的死伤情况后，父亲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了。他脸色赤红，眼里不停地闪着怒火，在那里走来走去，反复地说着《古兰经》里面的一句话：“真主会杀死袭击者!真主会杀死袭击者!”父亲不住地挥着拳头，大声叫道：“祈求真主杀死袭击者!怎么会有人袭击穆斯林？怎么会有人袭击穆斯林？他们为什么袭击穆斯林？”

当时当地我也同意父亲说的话，不过后来我回想起父亲曾多次宣称美国人有一项屠杀穆斯林的计划，而父亲却因为穆斯林被杀而震惊不已，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行为。奇怪的是，我们都不觉得是父亲之前对美国使馆的轰炸导致了美国人对法鲁克训练营的袭击。他们这是以牙还牙。

我们很快就得知父亲在阿富汗的多个训练营都遭到了袭击。我觉得快要支持不住了，直到后来听说我们在坎大哈的院子没有遇袭我才松了一口气。我的母亲、阿姨、还有弟弟妹妹们还是安全的，至少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消息，他们暂时还没有危险。

父亲一冷静下来就开始感谢真主没让美国人要了他的命。当然，如果美国人的导弹提前两个小时落下来，那我们死的人就会多得多。

父亲一直犹疑不决，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认为喀布尔的那处客房也不安全了，所以我们应该到地底下去，就像美国黑手党领导人在进行地盘争夺战时悄悄消失掉那样。我们离开喀布尔的那处客房，又匆匆忙忙地赶到了那个城市里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你可以说父亲、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还有他的儿子们“躲到蒸馏瓶里去了”。

父亲在阿富汗各个主要城市都备有安全住所，但是就连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不过那次我们很快就转移到了附近的一处安全住所。我立刻就发现那住所要比我们刚才去的那栋别墅安全，也比那栋别墅普通，周围都是大规模住宅区，它身处其间格外不显眼。父亲常常说美国人会尽量不伤害平民，所以我们就藏到了平民中间。

我们在那里躲了三十多天。我们都知道美国人迫切地想找到父亲和他的高级将领，于是大家都没有出门，就连我们的邻居都不知道基地组织的高级将领就在他们身边。父亲只允许自己的儿子们偶尔从窗户里探出头去看看外面。我们只敢把窗帘拉开一条小缝，看看周围的房子，看从下面经过的阿富汗人。同时，父亲和他的高级将领在一边收听哪些战士被杀了，然后计算这给组织带来了多大损失，不过有时他们也会算一下美国使馆爆炸时被炸死了多少人。

他们哀悼我们的穆斯林的死，无视非洲人的死，庆祝美国人的死。而我那时还太年轻了，不理解他们这种思维方式。

那个恐怖之月过得很慢。我们都想回法鲁克和其他遭到轰炸的训练营，去看看朋友们怎么样了，去为死者默哀，然后回坎大哈确认一下家人是否安全。

1998年9月19日，父亲终于下令让我们离开喀布尔的客房。我们要到霍斯特训练营去亲自看看那里的损失程度。

随着我们车队驶近训练营，车里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生机，教室里坐满了听课的人，士兵们在地下掩体里睡觉，其他人在祷告屋里做祷告，营地上到处都是进行训练和储存物资的设施。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的训练营不在了，眼前只有一片废墟，很难相信能有人幸免于难。

我们从车上下来，跟在父亲身后，和他一起查看损失情况。到那时为止我们听说美国人已经向阿富汗境内发射了七十枚巡航导弹。

美国人的攻击太猛烈了，尽管已经过了一个月，那里的战士们说起那场袭击时仍然战栗不已。他们说那天我们离开以后他们还在继续庆祝，所有人，无论是学员还是军官，都在谈论美国使馆爆炸事件，大家都在激动的讨论着首领的来访。后来，毫无预兆地，周遭的一切就变得怪异起来。起初他们还认为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周围到处是一片明亮的白色。

父亲解释说：“你们看到的是导弹发出来热量。”

突然，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息，到处都是巨大的爆炸声，他们的耳膜都被震疼了。等他们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很多人都在四处乱跑的时候丧了命。他们看着自己的朋友被炸成了碎片。

导弹所到之处无人能幸免，房子全被炸成了废墟，地上到处都是大弹坑。他们告诉我说我的沙特朋友也死了，他的遗体散落在一个大弹坑里。我问阿布·穆罕默德怎么样了，他们说他也被直接炸死了。阿布·穆罕默德是我通过阿布·祖布尔认识的一位沙特朋友。他们带我去看他遗体碎片所在的那个弹坑，我看到眼前的景象，心中的愤怒难以言表。我以前所听闻的种种消息使我迷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会儿觉得很痛恨美国人，一会儿又恨父亲。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被炸飞了，那场金属雨卷着他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数弹片。他受了很重的重伤，但还是活过来了。我听说他的经历后震惊不已。

那里的动物也跟着遭了殃。阿布·祖布尔为他那头黑白相间的母牛和小牛痛苦不已，那两条牛都被炸成了碎片。有人说看到那头母牛被炸弹卷上了天，炸得什么都没剩下，就连牛皮都见不着了。不过他们在训练营里找到了那头小牛的上半截身子。

生活真是让人费解。后来很多天，那些勇敢的士兵一直都在谈论那头母牛和它孩子的死。

清楚了美国使馆爆炸事件的更多细节之后，我更加动摇了。我想在父亲筹划发动更多袭击的时候，西方国家的政府一定是在谋划杀死我们全家。无论何时，只要一看到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我就担心有一天他们也会被导弹炸得粉身碎骨。

那次的损失让父亲非常难过，但他很快就振奋起精神，跟过去一样作为最高领导去调查损失情况。我相信，父亲一定正谋划着报复。

很多天来，和父亲还有他的下属待在一起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一直都是杀戮和死亡。我决定要谈谈杀人这个话题。我已经长大了，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直接提那些会让父亲生气的话题。我没有直接说我们最近遭遇的暴力杀戮，而是先问父亲：“父亲，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

父亲没理我。

我想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于是继续问到：“父亲，我真的想知道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

父亲仍不理我，而我像个小孩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问他这个问题，我语速很快，口气很滑稽：“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苏联战争中你杀了多少人？”

听起来就我好像是疯了一样。不过我心里却一点儿也不害怕，那是我难得的一次一点儿也不担心父亲是否会处罚我：“父亲，你肯定杀人了。”

父亲周围的将领和士兵都很吃惊，他们都没说话，不过都盯着我，就好像我是个疯子，大家要躲着点儿一样。包括他的儿子们在内，从没有人用这样不尊敬的语气对他们的首领说过话。

父亲最后被我激怒了，终于回过头来看着我，用很坚定的语气说：“我是杀过人。我是领袖，我命令士兵杀人，我自己也杀过人。我杀的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很多人死在我手里，还有很多人死在我的命令之下。”

父亲的回答并没有让我吃惊。但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于是我像个亢奋过度的停不下来的玩具一样继续问到：“父亲，父亲，这样的杀戮和战争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我出生之前你就已经在打仗了，你为什么不换一种生活？你为什么不坐下来谈谈呢？为什么不休战呢？我讨厌打仗!我们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我甚至开始哽咽了，“我想离开这里!我想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求求您了，让我走吧!”

那些士兵不知道该做什么，只好陆陆续续都离开了，可能他们觉得我是太痛苦了，所以精神崩溃了。事实上，我可能真的崩溃了。

父亲还是很冷静：“儿子，你的职责就是留在我身边。我需要让我的儿子们留在我身边。我不想再谈这个话题。”

父亲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很不满意，但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放弃，我会坚持到让父亲允许我离开。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告诉我，我那时的确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我开始鬼鬼祟祟地去坎大哈各个地区等父亲。如果他去了某个办公室，我就会在外面等他出来。他一出来我就从藏身的地方跳出来像念祈祷文一样恳求他说：“我想离开这里!我必须离开这里!”

父亲的声音一直都是那样低沉，他只是重复说他认为最合适的话：“不可以，你必须在这里。奥玛，如果你不在这里，那谁来继承我的位子呢？你就像我的右手一样，我需要你。你以后会是我的副指挥官。”

“不，父亲，我不是指挥官。我想到和平的世界里去生活，我想接受教育，我不想打仗，我想要自由。”我突然想起那些被炸得肢体残缺不全、无法安葬的朋友，于是我说：“我不想被别人杀死。”

几天后，有一次我正走在父亲身后，突然觉得好像我马上就要像阿布·穆罕默德一样被巡航导弹炸成碎片，于是我开始自言自语，不过我的声音很大，父亲可以清楚地听到我说的每一个字：

“我想知道父亲您什么时候停止这场战争？父亲，您什么时候停止这场战争？”

最后父亲终于受不了了。他很生气地转过身来看着我说：“奥玛!你怎么能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呢？你会问一个穆斯林他什么时候会停下来不再向真主祷告吗？我会坚持战斗到死的那天!我会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我永远不会放弃为正义而战!我永远不会放弃圣战!”父亲说完立刻转身飞快地走开了，最后大声地说了一句：“以后不许再谈这个话题!”

我使父亲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父亲永远不会放弃圣战的，即使这意味着所有他爱的人，包括他的所有妻子、儿子都会因此而死，他也不会放弃的。我若要想从圣战中全身而退，就必须大胆，还得制定周密的计划。

在我做出出格行为让父亲感到羞辱之后不久，父亲骑马时出了一次意外，受了重伤，这让我极有罪恶感。那天我和父亲激烈争吵之后，我的兄弟们和我，还有父亲的一些下属，包括塞赫尔吕，一起在我们坎大哈的院子里骑马。父亲也骑着一匹灰色的马出来了，那是我的兄弟奥斯曼的马，名叫塞科布。父亲看到我们之后就加入了我们。随后，我们开始在那个大概只有半英里长的场地上赛马。父亲右眼看不清东西，结果摔倒在围墙边上的一条大约有半码深的沟里——那条沟是用来倒垃圾的。当时父亲一心想追上我们，所以骑得很快，头朝下直接从马上栽了下来。

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尖叫起来：“阿布·阿卜杜拉摔下去了!”父亲的亲信管他叫阿布·阿卜杜拉，意思是阿卜杜拉之父。

所有人都立刻反应过来，调转马头去看父亲。我穿过众人，第一个来到父亲身边，帮父亲抬起头——我担心他摔坏了脖子。父亲没有说话，但从他苍白而痛苦的表情中我能看出来父亲伤得挺重。不过就像平常一样，父亲是不会承认自己有任何不舒服的。塞赫尔吕转身上马，说道：“我去找辆卡车来。”说完就飞快地骑着马消失了。

此时父亲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拒绝让任何人去扶他。父亲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直到塞赫尔吕开着一辆红色卡车回来说：“扎瓦希里医生在恩哈姆扎家等我们。”他说的是哈丽雅阿姨家，那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父亲还是不让我们帮他，而是自己慢慢地爬到了卡车上。塞赫尔吕一直在车上踩着油门，父亲刚坐下去他就发动了车子。我们也立刻骑着马以最快的速度跟了过去。我们在那里忙着照看父亲的时候，奥斯曼的马跑开了，它没受伤，因为后来有人把它身上的缰绳抓住了。

我们赶到的时候父亲正朝哈丽雅阿姨家走去。扎瓦希里医生很着急地催促我们把父亲送到最靠外的床上去。父亲一旦有了扎瓦希里医生的照料，我们就只能在旁边等着了。

扎瓦希里医生最后终于对大家说，据他观察父亲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不过他还说：“他肋骨那里伤得很重。”他建议给父亲做X光，然后再进一步地检查。最后大家决定由最熟悉巴基斯坦的一个司机穿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线，去找最好的医生，然后把医生连同他的医疗设备一齐运回来，这样父亲就可以在坎大哈接受治疗了。

第二天那个司机就带回来了一个著名的巴基斯坦外科大夫。他们照扎瓦希里医生的吩咐，把最新的医疗设备也一起运了回来。随后的检查证实了扎瓦希里医生的猜测，父亲的肋骨的确断了。正如大家所知，肋骨断了唯一的治疗办法只能是等着它自己重新长好。父亲心神不宁地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他的日常起居由母亲和另外两个阿姨照料。那是他们自从和父亲结婚以来陪在父亲身边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

父亲从小就很擅长骑术，所以他对那次意外事故觉得难以置信。我记得有一天坐在他身边时，他讽刺地笑着说：“儿子，美国人想要我的命好多年了，他们用了所有最先进、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强大的美国没能伤到我一根汗毛，但是小小的一匹马却几乎让我丧了命。生活真是神奇啊!儿子，生活真是太神奇了!”

父亲好了之后看起来非常瘦，人也显得有些憔悴。那次受伤和之后这段时间的卧床不起让父亲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后来过了好几个月父亲才完全恢复。

虽然塞科布没受伤，但是我们都不想再看到它，于是作为礼物它被送给了某个我不认识的阿富汗人。

父亲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复杂的地方，比如他和塔利班头目奥马尔的关系。阿富汗是一个极危险的国家，父亲担心奥马尔可能会遭到和诺瓦拉赫毛拉一样的命运，那我们就会再次失去一个强有力的保护。阿富汗人从来没忘记过父亲虽然是阿拉伯人，但他不属于阿富汗任何一个部落。这个事实削弱了父亲的地位。

父亲的居住地常常变换，而且他很少在同一张床上睡两个晚上，因此他的敌人很难猜到他住在什么地方。但是奥马尔和父亲不同，他很少离开自己在坎大哈的家，任何一个想要刺杀他的人都能很容易地找到他。

经历了喀土穆的暗杀事件之后，父亲经常提醒我们说要进行圣战就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实际上，父亲曾尝试着劝说奥马尔，想让他明白经常变换居住地的重要性，可是那位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并未听从父亲的建议。奥马尔是一个坚定的宿命论者，他认为真主决定了要发生的事就一定会发生的，他说自己睡得很踏实，从来不会担心潜在的暗杀危险。

后来有一天，一辆大运水车停在了奥马尔在坎大哈的家门口。在那里出现那样的大水车很不寻常， 因为奥马尔自家有一条输水管道，然而当时却没人注意到那辆车。没多久那里就爆炸了，奥马尔家也被炸了，他有三个妻子，其中两个被炸死了，还有两个兄弟也被炸死了，他的部下死伤无数。那一大片区域到处都是被炸飞了的人的肢体，不过奥马尔本人只受了一点儿轻伤。

即使是经过了那次的危险之后，奥马尔仍然保留着以前的习惯。他的部下说他晚上仍然像个婴儿一样一觉睡到天亮，他心里知道死亡这件事掌握在真主手中。

美国大使馆爆炸、克林顿轰炸训练营之后不久，美国、沙特阿拉伯，还有其他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向塔利班施压，让他们把父亲从阿富汗驱逐出去。我还记得我们被苏丹驱逐时的痛苦经历，我觉得历史又要重演了。

所有人都想抓住父亲，然后对他进行审判、处死他。我能看出来父亲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有些紧张。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去了。尽管也许还能去巴基斯坦和也门的一些偏僻地区，但是如果塔利班真要驱逐我们，那父亲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了。

奥马尔不是那种会让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的人，但美国对阿富汗的攻击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有一天我正在父亲办公室里闲逛，突然父亲收到消息说奥马尔那天要来拜访。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父亲希望能给他留下个好印象，于是他急忙命令下属去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再把我们那里最大、最好的一个花园布置好作为会见奥马尔的地方。

父亲穿上了正式的沙特长袍，在那里等着奥马尔的到来。那次会见非常重要，那是奥马尔首次离开自己家来见父亲。阿布·哈弗斯和扎瓦希里医生平常都是很冷静、很严肃的人，但我看到就算他们，脸上都出现了担忧的神色。我的兄弟们和我跟父亲一起紧张地等待着奥马尔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守卫过来说来了十二辆黑色有篷卡车，那些车的窗玻璃都是黑色的。那个车队驶进我们的院子时，谁都没有说话。车队停了下来，车门打开了，全副武装的塔利班士兵从车上走了下来。奥马尔神秘得出了名，很少有人看过他的照片，我的兄弟们和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过当他从车里走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立刻认出了他——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力量，一种不可征服的气质，这让他一下就跟他的随从区别开了。

让我吃惊的是，眼前的这个人比父亲还要高还要瘦。以前我还从没看到过比父亲高的人。

奥马尔穿的是典型的塔利班服装，上身是一件黑色背心，白色衬衫，他的衬衫非常白，很闪亮，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用最好的棉花做的。他头上缠着黑色头巾，只有一小撮又黑又硬的头发从头巾下露了出来。他的脸很有棱角，呈橄榄色。他的眉毛很浓，没怎么收拾，看起来让人觉得他眼神很凌厉。他的胡须厚实雄健，中等长度。他那上嘴唇完全被胡须盖住了。

正如传闻所言，奥马尔的脸上有苏联战争期间留下来的几处伤疤。他的右眼眼眶有些下陷，另外右半边脸和前额上还有几处伤疤。在阿富汗这样一个战乱国家，这样的伤疤是一个男人荣誉的标志。

尽管受了伤，奥马尔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知道他右眼失明之后我想到了父亲，父亲的右眼也是基本什么都看不到。我敢肯定他们俩肯定从没讨论过自己的这个共同点。

父亲走了过去，对奥马尔说了一句伊斯兰常用的问候语“萨拉姆赐你和平”，然后和他握了握手。我很吃惊地发现父亲和奥马尔没有习惯性地亲吻彼此的脸，也没有拥抱——在我们的文化中，亲吻彼此的脸颊和拥抱是尊敬对方的表现。

父亲带着他尊贵的客人去了母亲住处隔壁的花园，那是我们坎大哈院子里最好的一个花园。父亲的下属跟在他们后面，奥马尔的随从也是。当然，女人是不会出现在那里的。

我的兄弟们和我跟着人群一起进去了，作为本·拉登的儿子，我们有权这样做。出乎我们的预料，奥马尔坐到了花园对面，这样他和父亲之间就隔了好多人。

我心想，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奥马尔没有直接和父亲说话，而是讲他们的普什图语，然后让他随行的翻译把他说的话翻成阿拉伯语。父亲也会说普什图语，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重要的会谈上，他们不直接交流。

虽然被对方怠慢了，但父亲还是安静地坐在那里，表情显得如此敬重、耐心，他在等着听奥马尔会说什么。听他们讲话真是太难受了，他们俩说话的声音都很低，奥马尔的声音比父亲的还低。两人的相似性再次让我吃惊不已。

奥马尔没有浪费时间，他很快就表明他为什么会破例离开家来见父亲。这位塔利班领导人对父亲的军事活动感到不满了。他只关心阿富汗国内的事务，不想引来外界的干涉，而且当时已经有人权组织对塔利班统治下妇女的生存状况表示不满了。

“现在的政治形势很紧张，”奥马尔总结说，“你和你的手下最好能离开阿富汗。”

父亲脸上的表情仍然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不过我知道父亲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被别人驱逐。父亲想了很久才回答奥马尔，他在仔细地斟酌着，最后他轻轻地说：

“首领阁下，我在阿富汗度过了很多年，从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来阿富汗为这里的人民战斗。我从未忘记过这个国家，我后来又回来新建了一个村庄，我甚至把我的妻子、孩子和最好的朋友都带了过来。现在我们有几百人在这里。我怎么能轻易地把这么多人一下子搬走呢？我们能搬到什么地方去呢？”

奥马尔重复说：“是时候你们该离开阿富汗了。”

父亲停了一会儿，然后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地轻声问到：“过去苏丹政府允许我在那里住五年。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让我们再在阿富汗住一年半？”

奥马尔静静地想了很久，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最后他终于说活了，一直说了许久。我不记得他到底说了什么，只记得他很详细地说了关于父亲继续留在阿富汗的支持和反对意见。

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奥马尔接下来就会说让父亲离开的话了，关键时刻，父亲说出了触动穆斯林神经的话：“首领阁下，如果你迫于那些异教徒政府的压力让我们离开，那么你的决定就违背了伊斯兰教教义。”

奥马尔一向以对伊斯兰教的绝对忠诚而著称，听到父亲的话后他脸上抽动了一下。他是不会愿意违背伊斯兰教教义的。他停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那一刻奥马尔选择了把宗教信仰置于其他所有因素之上，包括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他点头了。

“奥萨玛首领，我同意你的请求。我将和苏丹政府一样给予你应有的礼遇。我邀请你在阿富汗再住一年半。这一年半期间，你好好安排你未来的去处，给你的家人另外找一个国家吧!”

父亲再次得救了，他的智慧战胜了奥马尔。当父亲发现尽管自己对塔利班很忠诚，但是奥马尔仍然要驱逐他之后，父亲就一直小心谨慎地措辞，希望能借此改变他的想法，至少让他暂时改变主意。穆斯林不应该屈服于异教徒，置另一个穆斯林的利益于不顾，即使异教徒是正确的，穆斯林是错误的，也不可以。

父亲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围在他们周围的人没有几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一切进展顺利。大家心里都想庆祝一下。

父亲让人上菜，下属们把整只羊搁在大盘子里送了上来，同时送来的还有米饭和蔬菜。我们的食物供给有限，可是父亲和他的下属那天还是成功地准备了一个丰盛的晚宴。按照我们阿拉伯的风俗，父亲让仆人把最好的羊肉献给了那位塔利班领导人。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大为震惊：奥马尔临行前还羞辱了父亲，他很粗鲁地说他不饿。说完，那位塔利班领导人就大步离开了，没有向父亲说一句道别的话。他那一大批全副武装的随从也挎着枪跳进了自己的车里，车队很快就离开了。

父亲的下属相互交换着疑惑的眼神——在我们阿拉伯世界，这样的羞辱是会引发部落战争的。然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忍受他的羞辱。奥马尔是整个阿富汗最有权势的人，他控制着阿富汗大部分地区，他的下属，也就是那些凶狠的塔利班士兵几乎会让所有人胆寒。尽管父亲的基地组织很强大，但是他也不敢和塔利班作对。跟塔利班对着干，他是赢不了的，父亲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白天会见奥马尔时父亲表现得是那么谦逊，见完后他却很高兴，因为他终于有时间好好安排一下将来了。被苏丹驱逐之后，父亲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安排一切。而现在他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制定计划。一年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父亲没吃晚饭，直接去见了他手下的高级将领。我和我的兄弟们去了母亲住的地方，去看家中的妇女和儿童有没有分到那场晚宴的食物。我们桌上很少出现那么好吃的东西。

我承认父亲再次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让我感到很高兴，虽说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最好奥马尔下令让父亲一个小时之内就离开。不管怎样，我现在知道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父亲从事圣战了。如果在阿富汗待不下去了，父亲也会去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也不让他在那里待下去，那他还会去也门。如果也门也驱逐他，那他会到条件恶劣的沙漠里去，在那里策划反对西方。暴力圣战是父亲的生命，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一切都不重要。

我唯一希望的只有奥马尔切断对父亲的支持后，父亲的圣战活动能少一些。可以肯定的是，在发生了之前的袭击以后，父亲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见过奥马尔之后，父亲加快了圣战活动，他在那条死胡同里越走越远了。在圣战之路上，父亲仍然是司机，我们仍然是乘客。不过我们的车每前进一步，命运在我眼前就更清晰一点。父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二十四章　奥玛：陷阱

奥马尔来过之后不久，父亲就从一个巴基斯坦朋友那里收到消息说祖母正在从吉达飞往迪拜，她和穆罕默德·阿塔斯很快就要到我们这里了。祖母一路的行程由父亲一个住在沙特的兄弟负责安排，不过直到祖母到了迪拜父亲才知道她要到我们这来。

我们住在喀土穆的时候祖母曾来看过我们几次，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听说我们不久就将在阿富汗的家中见到亲爱的祖母后，大家都很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母亲。母亲那时已经四十岁了，正怀着她的第十一个孩子。母亲很爱阿丽娅姑妈，把她视为自己的另一个母亲，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母亲非常高兴，我已经很久没见她这么高兴了。

祖母到的那天，父亲宣布说他要亲自开车去机场接祖母。我和他坐一辆车同去，其他兄弟和士兵坐别的车跟在后面。自从离开沙特阿拉伯以后，父亲就很少亲自开车了，所以我知道父亲是想以此向自己的母亲献上最高的荣誉。

像往常一样，我们都带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榴弹袋，根本没考虑我们那些不熟悉这个军事世界的客人看到我们这身装扮会怎么想。在沙特阿拉伯，平民如果携带武器是要进监狱的，不过父亲和苏联人打仗期间，沙特王室允许父亲自由携带武器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父亲和我站在机场一旁看着飞机降落。尽管我学父亲那样表面上装得很平静、严肃，但其实我心里十分激动。突然，祖母和她的丈夫出现在了飞机门口，他们向我们挥了挥手，然后开始从临时转梯走下来。

祖母的个头和多数妇女差不多，而父亲继承了自己亲生父亲的身高。祖母是一个很迷人的人，非常聪明，讲话的时候充满自信。父亲的继父穆罕默德·阿塔斯个子不高，大约五英尺八英寸(约172厘米)，中等身材，头发花白，有胡子但没有络腮胡，长相和蔼，说话不多，对人很友好。

我和父亲急忙走过去迎接他们。祖母在临时楼梯那里刚下到一半，很明显父亲已经注意到祖母把面纱揭开了，陌生人都能看到她的脸。于是父亲赶忙打手势让祖母把脸遮上。祖母好像有些吃惊，不过她还是把头巾拉过去把脸和眼睛遮上了。当然，这样她要继续走下来就变得困难了，她跌了一跤，差点儿从梯子上掉下来。我们急忙跑过去想把她扶住，不让她摔下来，但是祖母没等我们跑到她跟前就自己在将要摔倒的最后一瞬间站稳了。

祖母很优雅地朝自己的儿子走过来，抓住父亲的手，随后两人就进入到他们母子的世界中。在那以前，我从没看到过真正开心时的父亲，然而那天我知道了，父亲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开心。

父亲带着祖母和穆罕默德进了车队里最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然后让我到后面露天的地方去坐，好像车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四个人一样。其他车跟在我们的车后面。我趴在卡车的沿上，感觉好极了，简直想要庆祝一下。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训练营里士兵的习惯，一想到庆祝就想放枪，于是我朝天空放了好几枪。

父亲不高兴了，他转身通过后面的车窗让我停下。我们到院子里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可怜的穆罕默德以为我们遇到袭击了，吓得浑身打战，父亲告诉他说那只是我在放枪玩之后他还是止不住地发抖。

祖母和她的丈夫住到了最好的客房里，然后我们带他们去了母亲的住处。祖母带来了巧克力，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高兴极了，自从离开喀土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看到过巧克力。有几个小孩子连糖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看着他们吃甜甜的巧克力很好玩。

父亲想办法弄到了一些日常用的好东西给自己的母亲和继父，这让父亲觉得很自豪，毕竟我们在阿富汗的食物供给通常都很差。父亲甚至还允许祖母和他的丈夫使用风扇。那时候我们坎大哈的院子里还是没有电，那里的夏天太热了，很多客人都热得难受。曾经有一些贵客差点儿被热晕了，那以后父亲才让人给最尊贵的客人提供使用电池的风扇。

祖母和她的丈夫并没有使用那些风扇，倒是那些贵客和别人谈话或是吃饭的时候都想尽办法把脸凑得离风扇近点，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喀土穆时那些富裕的客人手里摇着扇子的模样。

祖母他们抵达的第一个晚上是我们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的唯一一个夜晚，当时气氛很好，父亲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亲切地看着祖母，问道：“母亲，你还记得我小时候——还是在上小学以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只宠物山羊吗？”

祖母高兴地点头说：“是的，儿子，”她回答说，“那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你丈夫不让我养羊。我求了他很多次，每次他都说不可以，说他绝不会让自己吉达的家中出现羊的。我求了他三四次以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于是他对我说，奥萨玛，如果你想养羊的话，你必须自己种一只羊出来。我听了他的话后非常疑惑，问他我要怎样做才能种一只羊出来。”

穆罕默德开心地笑了，也想起了很久以前的那件事。

“母亲，你的丈夫告诉我说下一次你妈妈给我们准备山羊肉做晚餐的时候，你把羊脚上的骨头拿去种在地上，要种到地下三英寸深的地方。他警告我说如果我不每天给羊骨头浇水，那就长不出羊来。”

“当然，后来你给我们准备山羊肉的时候我就偷偷地拿了一根羊脚上的骨头，很虔诚地把那根骨头拿到花园里面去，挖了一个洞把它给种上了，后来我还每天都很勤快地给那块骨头浇水。过了几个星期，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长得像羊的东西长出来。我给那块羊骨头浇了几个星期的水以后，你的丈夫才告诉了我实话，他说他只是和我开个玩笑，那块骨头永远也不会长出我想要的山羊来。”

父亲看了看我们兄弟，说：“儿子们，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你们想要什么动物我都会尽量满足你们的愿望。”

我突然想起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时候父亲买给我们的那些山羊，我第一次明白了父亲是通过送我们山羊来弥补自己小时候的愿望。

父亲讲的故事让穆罕默德很开心，最后他说：“奥萨玛，我那时候不知道你会把我的话当真。如果我的话让你难过了，对不起。”

父亲笑着说：“没事，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玩笑。”

山羊的故事让穆罕默德记起了另外一件事：“奥萨玛，你还记得你骑牛的故事吗？”

父亲笑着说：“记得。”看起来那件事让父亲很高兴。“大家知道我喜欢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特别想要一只自己的马，那种愿望比对种在花园里的山羊的渴望还要强烈。我不停地缠着母亲和穆罕默德让他们给我买马，但是他们都没把我的话当真。有一次我们在叙利亚度假，住在你母亲家，那天我正在和你母亲的兄弟们玩捉迷藏，突然我看到田地里有一头牛在吃草，我一时冲动就跳过围栏向那头牛走了过去。

“那头牛长得非常高大，那时候它是我见过的最强壮的动物。我想骑那头牛，觉得骑牛应该和骑马差不多，而且我心想如果我的家人不给我买马，那也许我可以拥有一头牛。我慢慢地朝那头牛走过去，可是那头牛看到我之后没什么反应，让我以为它是习惯了跟人待在一起。我到了它身边之后它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继续在那里吃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悄悄地摸到它身边，然后一下子从地上跳到了它背上。那头牛随即就想用尽全力把我甩下去。我用双手抱住它的脖子，而它却反抗得更厉害了。它左冲右突，跑得飞快，一会儿扭动身子，一会儿掉头狂奔。那是我这一生中骑动物最危险的一次。尽管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受重伤了，但仍坚持着抓住它不放。我纠正了一下姿势，然后紧紧地抓住它，随着它一起跃动，我的脸和身体滑过地面的时候我都能闻到地上青草的味道了。

“纳伊瓦的兄弟们在旁边看我，其他路过的人也都来看我骑牛。你母亲的兄弟们急忙跑回家，大叫着说奥萨玛从牛背上摔下来了。

“当然，我把母亲和穆罕默德吓坏了。后来他们决定既然我想骑个什么东西，那就给我买一匹马吧，马比牛安全多了。”

穆罕默德点了点头：“你知道你父亲，一旦他决定了要什么东西，他就一定要得到。如果得不到，他是绝不甘休的。”

是的，我们都知道父亲性格中的这一方面。这种性格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根据我对父亲的了解，他的固执给他带来了很多难题。一旦他想要什么东西，他就永远不会放弃，即使他的愿望会带来不好的结果，甚至那结果意味着一切都会被毁坏，他也不会背弃初衷。

不过，那天晚上是我们一家人少有的一次真正的聚会，我也没有抱怨什么。我很高兴能看到母亲安详、快乐的脸，平时一贯严肃的父亲那天晚上也大为不同。父亲平时对待所有事情的态度都很严肃，但是那天因为祖母在场，父亲看起来也和普通的儿子、普通的父亲和丈夫一样。母亲和祖母交换着殷情切切的眼神，我能感觉出来祖母很担心母亲。

祖母他们到来的第一个晚上大家过得虽说开心，但是他们拜访期间的其他时间气氛却不那么好。我们后来才知道祖母那次不是只为来看望我们的，是法赫德国王让她来的。法赫德国王希望父亲对祖母的爱能影响父亲的决定，祖母来阿富汗是想劝父亲放弃圣战回家去。祖母说现在还为时未晚，法赫德国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答应如果父亲放弃圣战回去他不会让父亲坐牢，也不会把父亲交给美国人，并保证让父亲过上宁静的生活。

父亲知道祖母完全相信法赫德国王的承诺，然而他自己却不相信法赫德国王的话。父亲坚信只要自己踏上沙特的土地，他下半辈子就得在监狱里过了，或者他们会把他交给美国人，这样美国人就可以公开审判他，就像审判那位盲人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那样——他被判了终生监禁。那些年里，父亲一再重申他宁愿死也不愿让美国人肮脏的手碰到自己。

父亲很爱祖母，对祖母说的话他并没觉得生气，不过他回答说他永远不会回沙特阿拉伯，他的眼睛永远不会再看到沙特阿拉伯，他的脚永远不会再踏上吉达的街道。父亲说他和自己曾经深爱的那个沙特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个愉快的夜晚就这样在沉郁的气氛中结束了。两天后，祖母和穆罕默德 ·阿塔斯就离开了阿富汗。

祖母的来访让我想要离开父亲、走出他为我选择的人生的愿望更加强烈了。随后我的一位好朋友阿布·哈迪的话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有一天，他把我叫到边上很急切地对我说：“奥玛，你必须离开阿富汗。我听说他们正在筹划什么大事。你必须离开这里，奥玛，你还那么年轻，你从没伤害过谁。你必须离开，去过正常的生活。别再待在这里了。”

如此说来，在经历了美国人的袭击、奥马尔的警告之后，父亲和他的下属仍还在谋划暴力活动。据阿布·哈迪所说，他们这次是想做一件比上次美国使馆爆炸更大的事，更多无辜的人将会死去，就像之前在非洲和阿富汗那样。那次美国的袭击中训练营里被炸死的并不全是受训士兵，有些人只是来看望朋友，或者仅仅是出于好奇到那里去看看的平民。

阿布·哈迪不是会说谎的人。如果他认为我该离开，那我就真的该离开了。那天晚些时候，我把其他兄弟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听着，兄弟们，我得到秘密消息，他们现在正在筹划一件大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就是，如果我们离开，我们还能活命，如果留在这里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们很快就同意了我的话，其中一个兄弟说：“如果父亲再发动一次袭击，那整个阿富汗都会被毁了的。”

“我们必须逃命!”我说。

他们都赞成，可是要怎么逃命呢？我们必须悄悄地离开，父亲现在变得很极端，如果他知道我们在计划逃跑，他会把我们都关起来的。

我建议说：“父亲出去办事的时候，我们骑马逃到巴基斯坦。”

大家点了点头。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们都是优秀的骑手，另外我们还能轻易地找到马。而且我们都很熟悉那些山路。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看起来从托拉博拉山骑马到巴基斯坦这个主意不错。

是的，我们要骑马去巴基斯坦，然后把那些马卖给某个富裕的地主，用卖马的钱坐飞机去苏丹。在苏丹待上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去环游世界!我们会喜欢那样的生活的。

我们梦想着去做一件大事。我们是真的想逃跑，于是我们开始宰杀父亲的骆驼，把骆驼肉风干装在袋子里，这样它就不会变坏。只有阿布·哈迪知道我们的计划，他完全同意我们那么做。

当然，想到母亲和其他小弟弟小妹妹们时，我们也会觉得有罪恶感。不过我们都知道母亲永远不会同意我们未经父亲许可而私自逃跑。如果父亲问，母亲肯定也不会对他撒谎，那我们的逃跑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我们都不愿去想象父亲发现我们的不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我们知道父亲认为我们都应该以最大的热情投入他的圣战事业，应该拿起武器去杀美国人，或者去杀任何一个父亲认为是自己敌人的人。

我们知道母亲和那些小孩子有性别和年龄优势，父亲会尽量保护他们，于是我们的担心少了一些。另外，即使美国人再次发起攻击也不用太担心，我们记得父亲说过美国人永远不会故意袭击妇女和儿童。

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好了足够路上用的食物。我很激动，我想离开已经想了好几年了。可对于我的兄弟们来说他们是第一次有逃跑这个想法，临到关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退缩了。

其中一个人说：“父亲的势力无处不在，他一定会杀了我们的。”

另外一个说：“阿富汗太危险了，每个灌木丛后面都有强盗，他们会抢我们的东西，然后把我们给杀了。”

“我们必须冒这个险，”我说，“如果我们继续和父亲待在一起，我们都会死。我收到的消息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他们安静了下来。不久以后他们都退出了这个逃跑计划，每个人都开始躲着我。

我想自己一个人离开，但是常识告诉我一个人走肯定活不下来。必须有一个放哨的。一个人走会遭到袭击，而且还很可能会被谋杀。阿富汗的人命太贱了。

最后我决定去找阿布·哈迪，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尽管他觉得我年轻，应该离开这里，但他却说：“不，奥玛，我不能走。我要和你父亲在一起。”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十分难过。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在吃那些干骆驼肉，想着我失去的逃跑机会。不过我并没有放弃逃跑的想法。

就在那段时间母亲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一天，看到她在厨房做饭，我突然产生一个很可怕的想法——也许母亲这次生孩子会出意外。

母亲已经生了那么多孩子，现在她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而且这里还没有医疗保健，营养也不够，她的气色看起来早已不太对劲了。现在她开始抱怨了，可是过去这些年我从没听到母亲说过什么东西不好。这些年来，母亲遇到过很多困难，天气最热的时候没有空调，最冷的时候没有暖气，另外也没有现代化家电来储存、烹调食物和洗衣服，孩子们没有好东西吃，大家都没办法看病，母亲没办法和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保持联系。所有这些困难母亲都平静地接受了，她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然而，母亲一定也私下里怀疑过父亲选择的圣战之路。母亲和父亲结婚的时候是满怀希望的，那时她到一个富裕的国家去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开始全新的生活。尽管母亲拒绝承认，但是我知道母亲小时候的梦想并没有实现。

突然我很庆幸我们没有逃跑，把母亲一个人丢下。父亲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圣战和其他事情上，母亲主要就得靠我了。

就在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找人把母亲带离阿富汗，送回叙利亚，让母亲回到外祖母身边——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够得到适当的医疗护理。母亲最小的几个孩子必须和她一起离开；母亲有三个从三岁到九岁的孩子，漂亮的伊曼九岁了，可爱的拉丁六岁，乖巧的帕克海雅三岁。

我想可能那些干骆驼肉还是有用的，于是我又开始制订第二个逃跑方案。这次我主要关注母亲和弟弟妹妹们的安全问题。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脑子里又在酝酿其他骇人听闻的计划了，他的那些计划将使我永远地离开他。

第二十五章　纳伊瓦：年轻的婚礼

当我听到他们在讨论结婚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儿子们已经长大了。奥玛和穆罕默德年龄还太小，不适合讨论结婚这个问题，不过他们明显受到了哥哥们谈话内容的影响。

所有儿子中，现在只有阿卜杜拉和萨阿德结了婚。阿卜杜拉已经离开我们五六年了。阿丽娅姑妈上次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大儿子当爸爸了。我常常梦到我的孙子，虽说我还从没见过他。

萨阿德和奥玛都去苏丹找过新娘，不过只有萨阿德成功了，带回了一个妻子，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结婚不到一年他们就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奥萨玛，这让我丈夫很满意。

我常常不敢相信我和丈夫已经做祖父母了。这些年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呢？

这段时间奥萨玛把比较大的几个男孩子召集起来，给了他们一些土地，让他们自己去种地、生产粮食，就像在苏丹的时候教他们的那样去做。我的丈夫认为我们的儿子可以通过种地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这样他们餐桌上就会有新鲜蔬菜，而且卖了出产的东西后还能有现金收入。

我的儿子们都对种地不感兴趣，虽然他们对自己的父亲仍然很尊敬，但是每个人都回答说：“父亲，谢谢。我们会考虑这件事的。”他们没有继承奥萨玛对农业的热爱。

奥玛很想要一个妻子，可他还没结婚；他常常问那些战士有没有谁知道哪个合适的人家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奥玛现在对找妻子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他的性格也更内向了。晚上他常常会消失几个小时，到沙漠里去骑马。我耐心地等着我们的儿子，如果他天亮才回来，我就等到天亮。作为母亲，我很担心他的安全。也许他会被某条毒蛇给咬了，或者他的马可能会摔到坑里。

我有七个儿子，因此意外的事故并不少见。我记得有一次小穆罕默德在沙漠里跑着玩儿，然后就消失了。他掉到了一个很深的洞里面，昏迷了一整天。感谢真主，穆罕默德的兄弟们当时也在那片地区，过了一天，他们开始到处找他，最后在那个大洞里把他给找到了。当时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大概位置，那谁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他可能就会被狼吃掉。还有一次，萨阿德不小心翻了车，拉丁坐在车后座上，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他的一只手已经骨折了。

我想，如果奥玛在沙漠里发生什么意外，那就没人知道该去哪里找他。我的丈夫不反对奥玛到沙漠里骑马，还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沙特阿拉伯也常一个人去沙漠里骑马。我的丈夫似乎是因为奥玛孤傲的气质所以才特别喜欢他，他给奥玛起了一个绰号叫“阿尔法鲁克”，这是阿拉伯名字，意思是“剑”。

很多人都觉得奥玛性格独特。奥萨玛的另一个妻子很看好奥玛，每次看到奥玛朝我们走来她就会说：“我们的智慧之父来了。”另一个妻子把奥玛叫做“慷慨的奥玛。”因为大家认为所有儿子中奥玛是最大方的，他会想尽办法节约钱，然后把这些钱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虽然我又怀孕了，但是我心里还想着除我之外的很多事情。

实际上，1999年上半年奥萨玛就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法蒂玛和他跟西哈姆的女儿卡蒂娅嫁人了。法蒂玛是1987年出生的，卡蒂娅比她小一岁。在我们的文化中，让这样年龄的小女孩结婚也很正常。另外，这个决定完全是奥萨玛自己做的。但我很高兴听说他跟奥玛商量过这件事。他还让我们聪明的奥玛指出他认识的战士中谁是最勇敢的。我的丈夫让奥玛给自己的两个女儿挑选丈夫。

奥玛给她们挑选丈夫的时候非常审慎，他仔细地观察了那些在他父亲手下工作的人，最后推荐了两个沙特士兵，穆罕默德和阿卜杜拉。他认为他们俩很聪明，而且对人很好。这两个未来女婿都是沙特人，这让奥萨玛很高兴。两人都快三十岁了，其中一个是我丈夫的保镖，所以奥萨玛对他的了解比对别人多一些。

奥玛建议让法蒂玛嫁给穆罕默德，卡蒂娅嫁给阿卜杜拉。确定了新郎人选之后，其他的事情都按照伊斯兰的传统进行了。奥萨玛和我还有西哈姆商量这件事，我们都赞同他的决定。

按照规矩，奥萨玛分别把两个女儿叫去谈话，告诉她们他为她们挑选的丈夫。奥萨玛说话的时候很小心，完全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来做，他告诉女儿们说如果她们不喜欢他给她们挑的人，这个婚姻就不用继续下去，他会另外给她们挑一个丈夫。

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很害羞地同意了，她们很愿意和父亲为她们挑选的丈夫结婚。奥萨玛安排他挑中的两个人和女儿们见了一次面，他们见面的时候是有人在旁边看着的。一旦我们的女儿和被选中的人都同意了这门婚事，那就要宣布他们订婚了。

先举行的是我女儿法蒂玛的婚礼，她和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沙特人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我们坎大哈的家中举行。当然，婚礼上男女是分开的。那时候我们食物供给有限，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客人，只有米饭和蔬菜，和我们每天吃的一样。

婚礼过后，我的女儿和她丈夫搬到院子里的一间房子去住了，就在我的住处附近，这让我很高兴。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和奥萨玛结婚的时候，我的母亲很犹豫要不要让自己的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现在我第一次彻底理解了母亲当时的心情。

奥玛看起来似乎特别孤单。虽然能有机会为妹妹们推荐新郎让他很高兴，但奥玛说婚礼上看到自己的妹妹这么小就嫁人，他很为她担心。

奥玛说完，我就说我心里也有些担忧。法蒂玛年龄太小了，什么都不懂，一直完全由自己的母亲保护着。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她谁也不认识。另外，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女人需要有一个好丈夫来保护她。我只能祈祷她的丈夫穆罕默德是我小女儿最好的选择。

法蒂玛婚礼几周过后，奥玛很严肃地来找我，说：“母亲，我希望你能去叙利亚生这个孩子。我会陪你去。”他停了一会儿，继续道：“我们带最小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去。”

我很吃惊，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奥萨玛的妻子还没有谁有离开阿富汗的习惯。实际上，我已经在阿富汗生了一个孩子，我最小的女儿帕克海雅就是在阿富汗出生的。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要离开阿富汗。

奥玛看起来很执着于他这个想法，一直催着我答应他。他说：“母亲，如果你不想去让父亲允许你离开，那我去跟父亲说。”

我盯着我英俊的儿子，他棕色的眼睛里闪着坚毅的光芒。谁能想到我所有儿子中，最敏感的奥玛居然会是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胆子越来越大的人呢？在奥萨玛的强权之下，想站在他面前和他对抗是很不容易的。我的儿子是一个勇敢的男人，看到他这么关心我和他的弟弟妹妹，我更爱他了。

第二十六章　奥玛：结束的开始

那十天时间里，我几乎找不到任何时间和父亲说话。从个性上来讲，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无论哪个儿子有什么想法，他都会立刻拒绝。所以我知道我需要单独和他说说我的情况，还要好好想想怎么说。我不能提阿布·哈迪说的话，不然他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我必须只谈母亲的健康，说她生孩子需要特殊的照料。不过单独和父亲谈话的机会实在太难找了，他总是被那些忠诚的部下围着。

后来有一天，父亲突然召见所有士兵，我们兄弟也去了，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紧急情况。

父亲说到了殉道的快乐，说对于穆斯林而言，为伊斯兰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是最光荣的事情。父亲说话的时候我看了看屋子里的人，看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我发现年龄比较大的士兵看起来似乎有些厌倦父亲说的话了，而那些刚加入基地组织的年轻士兵脸上的表情却异常激动。

会议结束之后，父亲把所有儿子集中在一起，连最小的孩子也去了。他让平时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走开，这样一来，我想也许我有机会跟父亲谈谈母亲的健康问题了，我要和他说母亲生第十一个孩子时需要有一个好医生照顾她。

那天父亲的心情少有得好，他刚刚顺利地结束了和部下的会谈。父亲一定有一种能够鼓动年轻士兵放弃自己生命的能力，因为我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看到几个年轻士兵正争着把自己的名字写到烈士名单上。

父亲用激动的语气对我们说：“我的儿子们，坐下，坐下，围成一圈。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刚坐下，父亲就说：“儿子们，听着，清真寺墙上有一张纸，那张纸是为优秀的穆斯林准备的，上面写的都是自愿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

父亲看着我们，眼中充满了期待。

尽管没人说话，但那次我们都没有往地面看，而是望着父亲。就我而言，我是太震惊了，话到嘴边都说不出来了。

父亲并没有说让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那张纸上，但他的话却分明在暗示我们这样做。此外，他那期待的表情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他会非常高兴的。

大家都笔直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父亲重复了刚才说的话：“儿子们，清真寺墙上有一张纸，它是为自愿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准备的。要是谁想为伊斯兰献身，就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这时候我的一个小弟弟站了起来，他还太小，根本不明白生和死是什么概念。他很虔诚地朝父亲点了点头，然后就跑到清真寺里去了。那个小弟弟要去做自杀炸弹。

我很生气，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说：“父亲，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去做这样的事呢？”

过去几个月里，我越来越让父亲生气。我让父亲失望了，我不想要什么权力，我希望看到和平而不是战争。父亲盯着我，脸上带着明显的愤怒，他对我挥手说：“奥玛，我的儿子，你要知道的是，在我心中阿富汗整个国家任何一个男人或者男孩在我心里都一样重要。”他瞟了一眼我的兄弟们，说：“我其他的儿子也一样。”

父亲的话的意思是：他对自己儿子的爱仅仅停留在躯体的层面，他的心里根本没有父爱这回事。

这个事实让我痛苦不已。我终于知道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地位了，父亲对敌人的恨远远超过对自己儿子的爱。就是在那时，我觉得自己哪怕再浪费一分钟都是个大傻瓜。

我知道我将要离开的是什么，而且我也要离开了。我离开的时候，我对父亲的想念绝不会超过他对我们的关心。我唯一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母亲还有弟弟妹妹和我一起离开。

我们兄弟几个慢慢地走开了，只有最小的弟弟支持父亲圣战的骄傲。

我又等了几天，一直看着父亲在那些屋子间走来走去。我一直潜伏在暗处，想找一个他周围没有五六个人围着的时候接近父亲。

父亲没有和我打招呼，我也不管这么多了，径直上去跟他说：“父亲，我担心母亲的身体，她的年龄生孩子太危险了，您能允许我带她去外祖母那里吗？也许她在那里会安全一些。”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很快地看了我一眼。他这一眼让我看到，他对我的父爱已经减少到了危险的边缘。

然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我太想带母亲离开了，那时我就像几年前因为不想整天生活在暴力之中那样纠缠着父亲。

第二天，我又对父亲说了同样的话。

我的请求还是一样，就是要父亲允许我把母亲带到一个好一点儿的地方去生孩子。我想尽办法每天至少跟他说一遍，有时说两遍，每次我跟父亲说话的时候他周围都有人，因为我找不到可以和他单独说话的机会。

这样过了十天以后，父亲派了个人来叫我去见他。我小心地跟着那个人，心想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受够我了，要把我关起来。

我到父亲的办公室时，父亲毫无表情，但我的话让他没法不说点什么了。“是的，奥玛，”父亲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你母亲可以去叙利亚生孩子。”他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最后给我一个改变主意的机会。

“是的，父亲，我会带母亲去。”

父亲双手指天，说：“记着，奥玛，这是你和真主之间的事。”

换句话说，父亲认为我的离开意味着我对我的信仰不忠诚。我重复说：“是的，父亲。这是我和真主之间的事。我要带母亲去叙利亚。”

父亲叹了口气，然后叫一个下属给了他一笔钱，他让我把他手里的那笔钱拿去：“如果你节省一点，这些钱够你去叙利亚了。你要负责你母亲的安全。”

“那那些孩子呢？母亲能带最小的孩子们一起去叙利亚吗？”

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然后说：“她可以带帕克海雅和阿卜杜勒·拉赫曼一起去。”

帕克海雅只有两岁，父亲允许我们带她一起走我并不奇怪，阿卜杜勒·拉赫曼也需要和母亲在一起，但是还有其他孩子也需要母亲。

“那伊曼呢？拉丁呢？”伊曼还是一个小女孩儿，只有九岁大。拉丁虽然快要六岁了，但是现在还只有五岁。他们俩胆子都很小，没有母亲在身边就会害怕。我不想把他们留下，因为一旦我们离开阿富汗，我就会想办法说服母亲不要再回来了。

父亲太聪明了，他知道母亲受不了永远离开伊曼和拉丁。他说：“不，伊曼和贝克尔(拉丁的小名)必须和我在一起。你们只能带帕克海雅和阿卜杜勒·拉赫曼，不能再带其他人了。”

于是，我又开始请求父亲允许我把那些小孩子也带走。然而父亲挥着一只手说：“不，你知道你最好别再问我。别再问我了。你们只能带帕克海雅和阿卜杜勒·拉赫曼。”

我只好点点头。我已经尽力了，以后再考虑他们的问题吧。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母亲带到安全的地方。

得到父亲的许可，我马上开始着手准备，跑回去告诉母亲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虽然母亲从没说过想离开阿富汗，但我看到母亲听说这个消息后脸上明显流露出放松的表情，不过听说伊曼和拉丁不能和我们一起离开之后，她又变得难过起来。

但是当时我没时间想这个问题。

反正我们就要离开阿富汗了。

在高兴的同时我们还是有些难过，当母亲和我告诉伊曼和拉丁我们要离开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又紧张又害怕。我们解释了好一会儿，小伊曼才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通常别人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不过拉丁和伊曼完全不一样，听说母亲要离开却把他留下时，他哭得很是伤心，难过极了，就连他将会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这个消息也无法让他高兴起来。

我一直在想阿布·哈迪之前跟我说的大计划，我祈祷着希望父亲会放弃这个计划，或者至少把这个计划推迟到我把伊曼和拉丁带离阿富汗之后再执行。

我们离开的那天颇费周折，拉丁一直缠着要我们带他走，最后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不停地哭，我每走一步他都跟在后面，抓着我的裤脚求我说：“哥哥，带我走!哥哥，带我走!”

我曾想过趁没人注意偷偷地把他带走，让他别说话，把他放在车的后面盖住，不过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父亲和他的下属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们，他们的眼睛像鹰眼一样犀利，一切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另外，父亲还决定让我的妹妹法蒂玛和她丈夫穆罕默德跟我们一起走到巴基斯坦边境。

说实话，我很开心。路上很危险，阿富汗到处都是土匪，不过要袭击三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他们还是得三思而行。

我跟母亲说我们该离开了。她慢慢地朝我走过来，法蒂玛在旁边扶着她。我的这个妹妹手里抱着帕克海雅。我负责开车，所以先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穆罕默德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坐前面，母亲和女孩们坐后面。

这时候我突然看到父亲朝我们的车走来，我心跳一下子加速了，担心父亲又改变主意不让我们走了。还好，父亲只是来跟母亲道别的。他们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父亲就走了。

离开父亲丝毫没有让我觉得难过，因为过去这些年里我一直在反对他。让我难过的是我们必须把伊曼和拉丁留在这里。把我的小弟弟小妹妹留在阿富汗等待未知的命运是我这一生做过的最困难的抉择。

我开着车慢慢离开父亲和他充满暴力的生活。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父亲高大的身躯渐渐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那一刻，我知道我离开阿富汗不是为了寻找幸福，而是为了寻找和平。

第二十七章　纳伊瓦：前往叙利亚

当我从奥萨玛身边走向那辆黑色SUV时，我能感觉到奥萨玛看我的眼神。不知道我的丈夫会不会跟我道别，对于我的离开他最近什么都没说，这很不正常。没想到我刚坐到车后座上，我的丈夫就朝我走了过来，把头伸进窗子里看着穿着波尔卡的我。

丈夫说的话让我惊讶不已。

“纳伊瓦，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我都永远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太震惊了。离婚？我从没想过要和他离婚。我只是去叙利亚生孩子而已。

奥萨玛接着说：“只要你能走了，就带着孩子回来。”

“亲爱的丈夫，我会的，”我回答说，“我会尽快带着孩子回来。”

奥萨玛笑了，他知道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没骗过他。

奥玛和奥萨玛之间的问题很明显，奥玛没有回头和他父亲说话，奥萨玛也没有想要和自己儿子说几句话的意思。我不想探听我的丈夫和儿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们俩平常都不爱说自己的事，不过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导致了他们的分裂。自从奥玛十几岁以后，他的人生道路就离他父亲的越来越远了。我只希望时间能够让他们亲近起来。奥玛还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对他父亲的感情比其他孩子都要深，但是，如今他对父亲的感情已经被破坏了。

奥玛发动引擎，把车开了出去。他梗着脖子，似乎是在下定决心不表露自己的感情。不过在最后一刻，我看到他脖子转过头来看了他父亲一眼。我也回过头去——我后悔那么做了，因为我刚好看到我的小儿子拉丁一个人孤单地站在路边，哭喊着要妈妈。伊曼站在他哥哥穆罕默德身旁，表现得很坚强。小拉丁伤心极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开始追着车跑，边跑边哀求他哥哥奥玛：“哥哥，请带我走吧!让我和妈妈一起走吧!哥哥，求求你了!”

奥玛摇下车窗玻璃向他挥着手叫道：“我们下次回来带你走，拉丁，我们一定会的。”

我这做母亲的心都碎了。我最小的两个孩子确实是害怕了，但是我前一天晚上已经跟他们谈过，并且向他们承诺：“我一定会回来的，勇敢些，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从没想过要永远离开我的孩子们。我会回来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女儿法蒂玛那边。我知道法蒂玛和她丈夫穆罕默德只送我们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地区，在那里，奥玛、帕克海雅、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我将改乘出租车到巴基斯坦的某个机场，然后再换乘飞机飞往叙利亚。“法蒂玛，”我说，“好好照顾伊曼和拉丁。”

“我会的，妈妈，别担心。”

很长时间里我们什么话都没再说，因为在阿富汗开车旅行既危险又累人，车上的人注意力全集中到了公路旁的山坡上。尽管奥萨玛让我们开了他最好最新的一辆车，一辆非常大非常好的SUV汽车，但是阿富汗的公路实在太危险了，车刚开了几公里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大棍子打了一顿那样难受。

我怀孕七个月了，这可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我觉得很难受，不管怎么坐都不舒服。帕克海雅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所以我还要照看她。她不停地从我身上爬到法蒂玛那里，又从她那边爬过来。法蒂玛从记事开始就一直帮着带弟弟妹妹，她将来一定会是个好母亲。不过她还太年轻了，我希望她晚点儿再生孩子。

法蒂玛的丈夫穆罕默德说我们要开三天的车才能到边境，这几天一路上都很危险。阿富汗现在还是很混乱，到处是部落战争，土匪恶霸随时都会跳出来抢劫行人。我们听说那些土匪常常会把抓到的人杀了。我尽量不去想这些让人担心的事，我知道我们一行三个男人都是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高手，另外他们每个人还带了一把手枪和大量手榴弹。当然，阿富汗所有男人都有武器，所以如果有人袭击我们，那他们肯定也是全副武装的。

车上的男人们都不相互交谈，只是偶尔简短地说几句话，报告他们透过车窗看到的情况。奥玛坚持要开车，所以就由阿卜杜勒·拉赫曼负责查看左边的情况，穆罕默德负责留心右边的情况；法蒂玛也经常回头看看后面的情况，确保没有人在后面追我们。老实说，他们让我感到很安心。

我尽量不去想如果遇袭我们该怎么办，脑子里却一直在回忆奥萨玛教我的那些关于武器的知识。我们搬到阿富汗以后，奥萨玛曾几次带我和他另几位妻子到一处空旷的地里，教我们怎样握枪、怎样打枪才能让子弹飞出去。我们都拿着他那支很沉的枪照他说的做了。但是奥萨玛很快就发现，对我们来说打他放在大石头上的靶子只不过是好玩儿而已。我不相信我们中有谁会需要去打那些目标。现在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可能真的需要这样的技能，我真希望那时我能认真一点儿，学成一个善用枪支的女人。

奥玛很担心我们的安全，太阳刚一落山，他就坚决要把车停到远离公路的地方休息了。黑暗对旅行者是最危险的。于是奥玛把车开离大路，爬过几座高山，最后停在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这样他们几个男人就能轮流站岗观察周围的情形了。

我亲爱的法蒂玛坚持要和她丈夫睡在车旁的地上。阿卜杜勒·拉赫曼和他们睡在一起。奥玛拒绝休息，一直拿着他的大枪在放哨。我和小帕克海雅就像其他怀孕晚期的女人和小孩子一样，尽量舒适地睡在车内的狭小空间里。

我们就这样开了三天两夜的车。一路上我们并不孤单，但恐惧、危险与不适却一直伴随着我们。

三天后，我们都需要好好洗个澡了，但是大家谁都没在意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们安全抵达了。让人难过的是，我们即将要和法蒂玛和穆罕默德说再见了。穆罕默德说他要到巴基斯坦那边的边境休息一下，然后直接开车回去。我想不出他怎么能够做到，但是，看得出，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强壮的意志坚定的男人。如果有人可以做到，那人一定是穆罕默德。

在巴基斯坦余下的路上，奥玛、帕克海雅、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我乘了一辆出租车。我不禁把这次旅行和以前做对比，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长长的黑色大车里，周围有很多护卫。现在我们很穷，而且再也享受不到特殊待遇了。生活在很多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了。

我们到机场搭乘了一架飞机飞往叙利亚。我们看起来都是可怜的旅行者，浑身脏兮兮的，疲惫不堪。但我仍穿着波尔卡，没有人知道我就是纳伊瓦·甘耐姆·本·拉登。穿穆斯林妇女的服装还是有好处的。

我看到我亲爱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们时的快乐心情是语言无法形容的，要知道我和他们已经整整七年没见了。

在经历了阿富汗的生活之后，叙利亚的生活简直太平静了，那里不会有激动人心的变化，这对我来说是好事。我一到娘家就开始休息。两个月后生下了第十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很健康，又回到从前的那个我。我告诉奥玛他是对的，我这次生孩子的确需要好好照看。我刚出生的孩子是个女孩，叫努尔，这是奥萨玛给她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他那位于1994年去世的同母异父妹妹努尔。

我看着怀里的小努尔，想到我已经和奥萨玛结婚二十五年，自己也四十一岁了，是十一个孩子的母亲。我十几岁还是个住在母亲家里的女孩时，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有十一个孩子。但无论如何，我爱我每一个孩子。

那段时间奥玛一直在制定计划。我的儿子从没接受失去国籍这个事实，他的目标是重新回沙特阿拉伯。他父亲的家族给了他很多帮助，看起来他快要成功了，不过他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申请才能批下来。

那时我注意到我的儿子不仅在给自己制定计划，而且他还在为家里其他人打算着。奥玛想回阿富汗只是因为他想把伊曼和拉丁接到叙利亚来。

我找机会跟奥玛谈了一下，因为我希望他明白我不能抛下我的孩子。最后我对他说：“我的儿子，伊曼和拉丁必须留在阿富汗，我很快就回去看他们。他们不来这里，”我停了一下，看着我的小努尔，“努尔满三个月以后我就带她回阿富汗。”

奥玛求我说：“母亲，我得到消息，说有大灾难要发生，你不能回阿富汗。”

奥玛已经不止一次这样警告我了，但是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我还有六个孩子在阿富汗，而且我是一个从未违背过自己丈夫的妻子。“奥玛，我马上就回阿富汗。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和丈夫都在那里。”

奥玛坚持道：“母亲，别回阿富汗好吗？那里马上就要有大灾难了。”

“奥玛，如果有危险，那我更要回去。我的孩子还在那里，他们还小，他们需要母亲。”

我们都没忘记伊曼和拉丁，奥玛突然说：“我一直睡不着。如果当时拉丁在后面跑的时候我停下车把他抱上车就好了。要是我当时把他抱上车就好了。”

我看着自己的儿子，心里涌起一阵心酸。我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我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妻子，我和他生了很多孩子。我必须回到我该去的地方去，必须回到我的孩子们身边去。但奥玛和我不同，我这个最敏感的儿子从未接受过别人给他安排的生活。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他是永远不会开心的，可我担心离开了家人他也永远不会开心。

奥萨玛很快就来电话了，问孩子是否平安出世了。他问奥玛准备什么时候带我们回阿富汗，我告诉他奥玛可能不会回去了。奥萨玛停顿了一下，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说我应该准备从叙利亚乘飞机到巴基斯坦。他会派奥斯曼，我们的第五个儿子去接我。如果奥玛不回去，那就由奥斯曼负责照顾我。

最后我还是要离开叙利亚了，奥玛继续留在那里等他的沙特护照，一旦拿到沙特护照他就去吉达，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就像他的哥哥阿卜杜拉那样。

我离开之前，奥玛最后又恳求了我一番，但我的答案还是一样：“我必须回到我该去的地方去，我的儿子，我必须回到我的孩子们身边去。”

就这样吧!

回程很不愉快，我把这段记忆从大脑中删除了。我对奥玛的想念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的这第四个儿子自从他十几岁以来一直是我最有力的保护人，可是现在他留在了叙利亚，而我却要一个人回去。我身边虽然有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奥斯曼，但他们一路上都要忙着察看路上的情况，而我一个人得同时照顾一个婴儿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们俩一路上哭了很多次。

尽管奥玛警告我说阿富汗即将发生大灾难，但回到我们在坎大哈的院子之后，我还是异常开心。

我的丈夫很快就来看我和我们刚出生的孩子。小拉丁开心得蹦蹦跳跳，很高兴他妈妈又回来了。亲爱的伊曼也很开心，不过她只是安静地站在一边，等着我去抱她。奥萨玛其他妻子也很好，看到我回来她们也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聊天了。那时候是2000年年初，那一整年我一直都开开心心地和我的孩子们呆在一起。然而，我还是很想念那些不在我身边的孩子，尤其是奥玛。

那年年底发生了一件让我们非常震惊的事：我的小儿子穆罕默德开始要求要结婚了，可他才刚满十五岁。

穆罕默德宣称他爱上了阿布·哈弗斯的女儿。阿布·哈弗斯是我丈夫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手下级别最高的将领。穆罕默德并没有和阿布·哈弗斯的女儿一起玩过，但是他见过她，而且不可抑制地爱上了她。

我的丈夫和阿布·哈弗斯告诉穆罕默德，他不能和阿布·哈弗斯的女儿结婚，因为他年龄太小了，那个女孩也太小了，她比穆罕默德还要小几岁。

不过我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坚定的意志，不愿就这样被否决。他让他的父亲十分生气。丈夫和阿布·哈弗斯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同意让他的女儿在女伴的陪同下见穆罕默德一面，这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允许的。那两个孩子见面之后很喜欢对方，于是他们的父亲同意让他们先订婚，先订个长期的婚约——至少他们是这样打算的。

他们宣布了穆罕默德和阿布·哈弗斯女儿订婚的消息，签署了一些文件。当然，因为穆罕默德和他的新娘都还未成年，所以不能接着办婚礼。

所有人都希望正式订婚能让穆罕默德的情绪稳定一些，等到2002年他十七岁以后再正式结婚。我丈夫认为男人适合结婚的年龄是十七岁。

但是，我们的儿子有他自己的想法。

2000年十月的一天晚上，人们都在睡觉，坐立不安的穆罕默德溜下床，偷偷跑到我丈夫的马厩里牵了一匹马。他骑着那匹马穿过了一片极危险的地区，一直骑了六个小时，跋涉了三十多英里才从我们在乡下的院子到了坎大哈市区。他到阿布·哈弗斯家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阿布·哈弗斯被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惊醒了。

他悄悄地跑过去看是否需要用枪。

但他却看到是穆罕默德站在门外。穆罕默德胆子太大了，他大声嚷道：“我是来接我的新娘的。”

穆罕默德比多数十几岁的孩子都要大胆，阿布·哈弗斯长得很高大，是一个无谓的勇士，而且他还是一个极为珍视家庭荣誉的父亲。

穆罕默德很幸运，阿布·哈弗斯没有抽他一鞭子，而是把他请到了家里。此后穆罕默德一直不停地说话，想说服未来岳父让他尽快和他的女儿结婚。

阿布·哈弗斯和穆罕默德一起到我们的院子来见奥萨玛。穆罕默德一个人大半夜冒着生命危险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俩都很担心。

最后，两个父亲都让步了，他们认为这两个孩子之间的确存在着伟大的爱情。

于是，奥萨玛和阿布·哈弗斯这两个在苏联战争时结成的好朋友，开始为他们的儿女筹划一场盛大的婚礼。我们的孩子都很高兴。最后这场婚礼成了一场重大事件，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做好各项准备。我们甚至还邀请了沙特阿拉伯的亲戚。他们决定穆罕默德的婚礼将于2001年1月举行，奥萨玛的母亲、他母亲的丈夫、以及她另一个儿子也要来坎大哈参加这次婚礼。

很快就到1月了。我的儿子穆罕默德的婚礼上充满欢声笑语，人们个个都为那盛大的场面而兴高采烈。我从没见过奥萨玛这么高兴，他一直把阿布·哈弗斯当成自己的亲兄弟，这两个孩子的结合更是把我们两家人永远地联结在一起了。

像往常一样，男女是分开庆祝的。婚礼过后，穆罕默德和他的新娘住到了我的住处附近，看起来他们是最幸福的一对新人。我爱我儿子的妻子，视她如己出。

回到了阿富汗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使我格外高兴，以致于我几乎都忘了奥玛警告过我的即将到来的灾难。

第二十八章　奥玛：重返沙特

1999年年底到2000年年初的那四个月，我一直待在叙利亚，几乎什么都没做，唯一学会的只有等待。我下定决心要重新成为沙特公民。我从没接受过苏丹公民身份，过去我是沙特阿拉伯人，以后也是。

我想把母亲和两个小弟弟妹妹带离阿富汗的努力失败了，母亲不愿意离开其他孩子，或者说不愿意离开自从她二十六年前嫁给父亲以后所知道的唯一一种生活。

母亲离开之后，我就有些无所事事了，每天都在担心会听到父亲发动的什么灾难事件。还好，2000年年初的几个月就那样平静地过去了，没有听说阿富汗有人发起袭击。我开始想是不是阿布·哈迪搞错了，或者可能父亲现在变得更谨慎了，害怕如果一旦他再发动针对美国或者沙特的行动，奥马尔就会立刻把他驱逐出阿富汗。

后来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好消息——我的沙特护照办下来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了，我终于重新获得了我出生时的名字，取回了我真正的国籍。我开心地咧嘴大笑，还好周围没人反对我这样做，也没人注意到我。

重新成为沙特人带给我的快乐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马上着手制定计划，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回到我热爱的土地上去。

到达吉达的那一刻是我最开心的时刻。我离开这个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已经有整整八年了，那里的一切都那么好，漂亮的风景、好闻的味道、可爱的人民。我拜访了父亲的家族，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的梦想得以实现。况且，如果我不去找他们，我还能去哪儿呢？

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不过首先，我要去麦加的清真寺朝拜。感谢真主我没有被父亲的圣战之路诱惑，我虽然年轻，极具可塑性，但我成功地抵御了那条道路的诱惑，远离了充满暴力的生活。

去了麦加以后，我重新回到了吉达。在那里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开心，都在一步步开始我的新生活。那段时间里我见了很多本·拉登家族的亲戚，父亲故意让自己的孩子们远离自己父亲的家族，所以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他们。

我见的亲戚中有一个名叫兰达·穆罕默德·本·拉登，她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我亲爱的阿姨，她比父亲小几岁。兰达阿姨并没有因为父亲而不喜欢我，而是将我揽到她双翼之下呵护。

兰达阿姨是我认识的女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她有着成功而精彩的人生。她不仅是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取得飞行许可证的女人，后来还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家里人生病都是由她照料的。

不知为什么，兰达阿姨对我的生活很感兴趣。虽然我的本·拉登亲戚们已经给我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她坚持让我重新回学校上学，说如果我想成功就必须上学。在我上学这件事上兰达阿姨非常认真，她还给教育部打了电话，安排我去面试。我告诉她我会去的，不过结果会怎样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学校生活让我想起了很多可怕的回忆。

多年来奥拜因·本·阿哈布学校的老师一直让我很气恼，特别是其中一个极其残忍的老师，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应该教小孩子。我决定回那所学校去，再见一见那个老师。以前他经常打我，我想没准我可以把他骗出学校来抽他一顿，让他也尝尝被人揍的滋味。

小时候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刚走到学校门口，我就感到全身一阵颤栗。尽管我已经十九岁了，长成了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但我仍觉得自己好像还是那个无助的小孩。

然而，我不会因此放弃去找那个残忍的老师，告诉他我的真实想法。让人失望的是，不久我就听说那个老师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他们都不肯告诉我他现在住在哪里，实际上，那些曾经虐待过我们几兄弟的老师，我一个都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知道复仇无望，我只好迈开大步离开了那里。

那所学校让我想起了兰达阿姨给我安排好的面试，我决定要认真对待它。必须承认，我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十二岁时父亲就终止了我们的学校教育，后来只让我们学宗教。宗教教育是很重要，不过我知道正规教育也是事业成功所必须的。而且我发现我的那些本·拉登家族的堂哥堂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已经为生活做好了准备，而我却没有，这让我很难过。

我决定接受兰达阿姨的建议。

在我去教育部参加面试的路上，我迷路了。那个地区有很多高楼大厦，不幸的是，我最后走到了一栋有好几个电视公司的大楼里。我不知道自己走错地方了，还在那里惬意地走着，到处找教育部的大门。

那栋楼里的一个保安起了疑心，过来让我给他看我的身份证。我什么都没想就把身份证给他了，他一看到我的名字就呆住了。在我承认自己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之后，他把我拘捕了。

那个保安把我带到了哈拉斯报·瓦塔尼，那是沙特阿拉伯军方的一个办公室。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小屋子里，准备审问我。

后来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要去电视大厦、我要去哪儿、我为什么要去那儿。那个拘捕我的保安开始撒谎，告诉那两个军官说他看到我鬼鬼祟祟地在大厦里四处察看，发现我好像是有什么阴谋。我知道那个保安已经开始陶醉于自己因为阻止了一次恐怖袭击而受到嘉奖的情形了。

随后，在场的每个人都开始害怕起来。他们把我转移到另外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给那间屋子上了锁。我在里面等了六个小时，不知道该做什么，外面的人却不停地走回来看我。我不想让家里人觉得我是个麻烦制造者，觉得那太难堪了，所以也没要求给他们打电话。

最后来了一个将军，我很幸运，那个将军非常聪明。他很冷静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了：实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要去教育部面试，但却迷路了，后来不知道自己进错了大楼，就在那楼里到处搜寻，希望能找到想去的地方。

那个将军笑着说：“我看你不像恐怖分子。我相信你。”他站起来和我握了个手，然后就离开我的屋子，让他们把我放了。

第二天，我回到那地区，找到了我要去的那座大厦。教育部部长人非常好，他很快就让我到一个学校注册。那个学校学生的平均年龄是7到12岁，不过他们有一个专门为像我这样没有机会完成学业的大龄学生开设的部门。

第一天上课的日子到了。可以说，我从没像那天那样难堪过：我一个堂堂六英尺高的大男人，还要去上小学，和一群小孩子一起学习。校长明确说他不喜欢我，他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你的年龄不适合来这里，你连上特别班都嫌大了。站到一边去。”他命令我站到边上，等其他学生都进教室坐好以后我才可以进教学楼。

那天晚些时候，那个校长发现我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对我的不满就更加强烈了。

那校长让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他规定，如果上课铃响了我还没到教室里坐好，我就必须回家，不能上课了；但又命令我，要等到其他学生都进教室之后才能进学校，所以我几乎不可能准时到教室。

我并不是那所学校里唯一一个被虐待的学生，里面所有12岁以上的学生都不受欢迎，尽管学校还专门为大龄学生设有教室。

我告诉自己：“这是父亲带给我的。”

我没有让那个老师打断我的学习计划，也没有反抗他的羞辱，熬过了那艰难的一年，上完了六年级，通过考试拿到了证书。

从那以后，我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我知道沙特的老师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毕业的，我年龄太大，而且我还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

即便没有接受完正式教育，我也会想办法努力取得事业的成功的。

后来到了2000年10月12日，那天发生了美国“科尔”号军舰在也门亚丁湾遇袭的事件。当时“科尔”号军舰停下来等待加油，一只小船突然向它驶去，船上的人假装是友好的渔民，还朝着军舰上的美国水手挥手，那些美国人也向他们挥手回礼。小船划到军舰的左舷边上时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发生了大爆炸，军舰上十七名水手被炸死，另外有三十九人被炸伤。

我感到一阵恶心。父亲是不是像非洲爆炸事件之后那样又在庆祝了？当然，我并不知道事情的所有真相，知道的也不比沙特的一般百姓更多。我已经不再作为基地组织内部的人，而是作为旁观者来看这件事。实际上，我更喜欢作为旁观者的感觉，但我也一直在担心母亲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没过几天，就有国际新闻报道说“科尔”号爆炸事件是父亲的基地组织策划的。这次事件难道就是阿布·哈迪跟我说起过的大灾难吗？直觉告诉我，这次还不是，因为尽管这次爆炸事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炸死了一些人，但是“科尔”号爆炸事件的破坏程度其实还比不上美国大使馆爆炸事件的破坏程度。阿布·哈迪当初说的话暗示即将到来的灾难将会更加惊人，我们是无法想象其严重性的。

那段时间我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周围却没有人可以诉说。父亲在沙特的家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提父亲和他所从事的活动。就连我同父同母的哥哥阿卜杜拉也很少提起父亲的名字。我同父异母的兄弟阿里和他母亲一起住在麦加，不过我和阿里联系不多，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童年时期的记忆充满了痛苦，大家都不想再去回想那段时间发生的事。

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咀嚼着痛苦。阿布·哈迪的话还时常萦绕在我耳边，但我真的希望他所说的大灾难永远也不要发生。

2000年12月期间，我的祖母阿丽娅姑妈和她的家人收到邀请，要他们去阿富汗参加我的弟弟穆罕默德的婚礼。能再见到自己的大儿子，祖母非常激动。

毫无疑问，我没有收到参加婚礼的邀请。不过听说我的小弟弟穆罕默德要和阿布·哈弗斯的女儿结婚我觉得很惊讶，在我看来，他们俩都还是小孩子。

弟弟穆罕默德的婚礼让我想到自己还没结婚。

祖母参加完婚礼回来以后，让我去她家见她。我很想知道我的家人在阿富汗生活得怎么样，但祖母并没怎么谈到关于他们的事情，只说穆罕默德的婚礼很盛大，说穆罕默德也是世上最幸福的新郎。她还告诉我，家里所有人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之后祖母的话让我很是吃惊，她说：“奥玛，你离开阿富汗让你父亲非常生气，他命令你回去。”

我一下子惊住了，我问祖母：“父亲为什么会生气呢？阿卜杜拉回沙特来住他也没生气啊，他为什么要生我的气？”

祖母没说别的，只是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为什么生气。他是你的父亲。回去吧，奥玛，你自己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你的父亲命令你回去。”

这个意料之外的消息让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没有哪个儿子可以无视父亲这样直接的命令。然而，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下这样的命令的呢？

我想到了各种可能性，也许父亲的命令和我的朋友阿布·哈迪有关，他是不是让人去调查我为什么没有回阿富汗了？是不是有人发现阿布·哈迪曾经向我提起过他们的秘密任务？虽然阿布·哈迪只说我应该离开阿富汗，其他什么都没说，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让他受到严重的惩罚，甚至会因背叛组织而被枪毙。

父亲是不是问了母亲我都和她说过些什么？虽然母亲永远不会主动说关于我的事情，可如果父亲直接问她的话，她是不会对父亲撒谎的。

我摇摆不定了一周以后，最终还是决定去做一件我曾说过自己永远不会做的事：回到阿富汗。

不过这次回去我不会留太久，我得快去快回。

路上困难重重，到阿富汗边境的时候我差点儿就打道回府了。我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星期，反复制订着行程计划，最后几乎要放弃了。为什么要让父亲这样影响我呢？我们心灵的联系早已被切断了。我觉得我的行动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也许我们最后的道别还不够决绝。

历经路上种种艰难险阻之后，我终于看到了我们在坎大哈的院子。

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看到我回来都发自内心地高兴，他们还以为我回来就不走了。我把母亲拉到一边，问她：“母亲，祖母说父亲命令我回来，你知道父亲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吗？”

母亲摇了摇头说：“我没听说他下过这样的命令。”

我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去找父亲。由于听祖母说过那样的话，我心想这次跟父亲见面肯定会很不愉快。

我找了他一两天，可不知道他在哪里。

最后，我看到父亲正在准备进行祷告前的清洗。我怕又错过了，急忙走过去，说：“父亲，我回来了，祖母告诉我说你必须看到我。”

“我的儿子，”父亲竟然笑着回答我，“你不用回来的。其实你没必要回来的，路上还这么辛苦。”

父亲说完就转身去洗脸、洗手、洗脚，然后就进清真寺做祷告了。

我摇着头，十分困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走开了，去找我的朋友阿布·哈迪。

看到我，阿布·哈迪并不高兴，他说：“奥玛，你来坎大哈干什么？”

我告诉了他祖母的话和父亲见我时的反应。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往四周望了望，确定周围没人之后才悄悄对我说：“你也知道你父亲，奥玛，你祖母来参加婚礼的时候可能他想你了，觉得自己已经失去太多儿子了。很可能某一刻他很生气，于是就说了一些气话。而等你收到消息打算回来以后，中间已经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他脑子里早忘了自己还生过你的气。”

我想阿布·哈迪的解释很有道理，有可能就是这样。

然后，阿布·哈迪又开始对我说他以前就警告过我的事了：“奥玛，不要考虑留在这里，回到你的新生活中去吧。我们的大计划还在进行，它一定会发生的。你要离这里远远儿的，越远越好。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会死。”

我的朋友再次用手来说明他想说的事，他说：“记住，奥玛，其他的任务只有这样的规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摸到了地面，“但是我们现在这项任务有这么大，”他这样说的时候手高高举过头顶，伸到了他的手能伸到的最高的地方。

我被说服了。“可我母亲怎么办呢？”我提醒他道。

“再试试说服你母亲离开这里。我不知道我们的大计划什么时候执行，但我觉得快了。”

我相信阿布·哈迪。我必须离开这里，永远地离开，再也不回来了。

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和母亲认真地谈了几次。这一次我们不能再以母亲怀孕为借口了，但我还是对她说：“母亲，如果你不能和我一起离开，那你也一定要想办法得到父亲的许可，让他允许你离开阿富汗。可能父亲会同意的。”

母亲的眼中首次出现了担忧的神色。她一直天真地相信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我希望我的警告能使她开始理智地面对现实。

我想最后再见父亲一次，再和他谈谈，让他同意把母亲和他的孩子们送到其他地方去。不过父亲总是那么忙，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单独地接近他。我从没见父亲这样忙过，几乎每时每刻都要接见来访者，或者是和下属商议事情，即便是在1998年非洲美国使馆爆炸事件之前他也没有这么忙。

我不知道父亲这么忙是不是因为他正在筹划阿布·哈迪所说的大事。

我和阿布·哈迪做了最后的道别。他对我说：“奥玛，我们不会再在尘世相见了，但我会在天堂里等着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士眼睛湿润了。

末了，是最让人难受的时刻。和母亲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道别的时候，我心里异常沉重——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告别母亲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对她说：“母亲，请离开这里，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吧!”

第二十九章　纳伊瓦：永别阿富汗

奥玛这次回来让我又开始担心起来，我脑子里一直想着他的话。我第一次开始觉得奥玛说的可能是真的，我最好如他所说，离开阿富汗。实际上，那也是我嫁给奥萨玛之后第一次想要带着孩子回到叙利亚的家中。不过我还没有勇气找我的丈夫说这件事。

我发现自己开始一直想着离开阿富汗这件事。但是，我不想把孩子们留下，至少要带那些还没结婚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曼、拉丁、帕克海雅和努尔——一起走。

奥斯曼最近和一个士兵的女儿结了婚，这样一来，我就有四个儿女在阿富汗成家立业了：萨阿德、奥斯曼、穆罕默德和法蒂玛。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和我一起走的。

我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跟奥萨玛说离开阿富汗这件事，直到最后我终于筋疲力尽了，奥玛的担心也成了我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最后我终于意识到，至少我应该试一试，这样我会比现在好受些。如果奥萨玛不同意，那我也无能为力，就不再做什么了，顺其自然地接受真主为我安排的一切。但是，如果奥萨玛同意让我离开，那我会觉得这应该是真主在告诉我我应该离开。

到了八月，闷热的夏天终于过去了，这也是我跟奥萨玛谈谈的好机会。我不想再等下去，那样我会慢慢失去勇气，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问他：“奥萨玛，我能去叙利亚吗？”

奥萨玛一动不动，他盯着我，思考着。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奥萨玛总说他所有的妻子都是自由的，只要想走就可以随时离开他。他说：“纳伊瓦，你想离开这里？”

“是的，我的丈夫。我想去叙利亚，回到我妈妈身边。”

我的丈夫和我都没有提到离婚，因为我原本也没想过要跟他离婚。我只想带着我最小的孩子们去叙利亚。

奥萨玛说：“你确定你想离开这里么，纳伊瓦？”

“我想去叙利亚。”

他点了点头，表情有点儿难过，他说：“好吧，纳伊瓦，你可以去。”

“我能带孩子们一起去吗？”

“你可以带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克海雅和努尔一起去。”

“那伊曼和拉丁呢，我能带他们一起去吗？”

“不，伊曼和拉丁不能和你一起去，他们属于他们的父亲。”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我是绝不能说服奥萨玛答应我带伊曼和拉丁一起走的，不过我从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带他们俩走，他们都还很小啊。

“好的。那我就带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克海雅和努尔一起去。”

奥萨玛说：“我来安排，你过几周再出发。”说完这句话，我的丈夫就转身开门离开了，好像我们刚才谈的不过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我开始怀疑了：也许奥玛错了，也许我不应该离开这里的。

在我走之前，奥萨玛来看了我几次。他特地找了一个时间，跟我说了和我上次去叙利亚生孩子时一样的话：“纳伊瓦，我是永远不会和你离婚的。即使你听别人说我和你离婚了，那也不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我相信我的丈夫。我知道我们的家族关系保证了奥萨玛的忠诚，而且我也不想和他离婚。

实际上，我离开的那天早上，我给了他一个圆形戒指，它代表了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些年。奥萨玛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先是我表哥，后来成为了我的丈夫，再之后是我孩子的父亲。

2001年9月7日，我的儿子奥斯曼开车带着我离开了阿富汗，离开了我的儿子萨阿德、穆罕默德、拉丁和我的女儿法蒂玛、伊曼。看着我尚未成年的孩子慢慢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这个做母亲的难过极了。

不过，我救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四岁的帕克海雅和两岁的努尔。

穿越阿富汗险峻的山区时，我一直在祈祷世界能够和平，祈祷所有人的生活都能恢复正常。我相信这是所有母亲共同的心愿。

对于我离开阿富汗之后发生的所有恐怖事件，我只能用一颗母亲的心去思考、去感受。每一个死去的孩子身后都有一颗痛苦无比的母亲的心。我们都不能看到我们的儿子成长为男人了，不能看到我们的女儿当上母亲了；再也看不到他们脸上的笑容了，不能替他们擦干脸上的泪水了。我这颗母亲的心能感受到每一个逝去的生命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我不仅仅为自己的孩子哭泣，也为所有母亲失去的孩子哭泣。

第三十章　奥玛：9·11事件

那天，熟睡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哭声惊醒。紧接着，又传来一个过分激动的声音。那天，我住在祖母在吉达的家中。叔叔突然闯到我房间里，声嘶力竭地叫道：“看看我哥哥都做了些什么!看看我哥哥都做了些什么!他把我们的生活全毁了!他把我们毁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叔叔继续叫道：“快来看!快来看看我的这个哥哥都做了些什么!看你父亲做了些什么!”

我赶忙穿上衣服，跟着他去了一间有电视的屋子里，我看到屏幕上冒着烟的大厦。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美国遭到了大规模袭击。

屏幕上的情景和电视里的声音都太恐怖了，我一时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虽然我的叔叔刚才已经表达了他的恐慌，但我们仍旧不敢相信一个我们都认识和热爱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发动如此灾难性的暴力事件。

尽管阿布·哈迪已经警告过我，但我觉得，父亲似乎不可能是美国这场大灾难、大混乱的发动者。眼前这场袭击的规模实在太大了，只有和美国一样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才有可能策划出这样的袭击。这比我记忆中阿布·哈迪描述的大计划大多了，当时他先是把手放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对我说：“奥玛，美国使馆爆炸只有这样的规模，”然后他又把手伸到尽可能高的地方说，“我们下一次的任务有这么大。”

这就是他所说的任务吗？肯定不是!

然后我又想起一件如梦幻一般的事：前天晚上，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很奇怪，母亲说她接受了我的建议，鼓起勇气要求父亲让她离开阿富汗，并且她已经于9月7日离开了阿富汗，9月9日到了叙利亚。跟她一起离开阿富汗的还有两个婴孩和阿卜杜勒·拉赫曼，其他的孩子都还在阿富汗。

“拉丁呢？”我问道。

母亲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他和你父亲在一起。”

我很担心那个小男孩的处境。

看到眼前的灾难，想到父亲允许母亲离开阿富汗，我心里一阵战栗。是不是父亲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所以才让母亲离开阿富汗？

看到纽约双子塔之后，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听说她也正在叙利亚看电视。不过母亲情绪太激动了，没办法正常交谈，我们只说了几句话就挂电话了。

整个本·拉登家族的成员对这件事的反应都和母亲一样。大家都沉默了，没有谁再提这件事。我的叔叔再也没有说到任何关于父亲可能是这次袭击发动者的话。祖母拒绝去想自己的大儿子跟那一栋栋燃烧着的建筑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也找了一百万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让自己不要相信父亲做了这样恐怖的事。我不希望父亲是要对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直到过了好几天以后，当父亲亲自承认这次袭击是由他主导的，我才知道我必须放弃幻想、放弃怀疑了。那一刻，我才从一直放任自己沉迷其中的梦境中醒过来了——我一直都希望全世界都弄错了，希望那恐怖的一天和父亲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听到父亲自己亲口承认发动袭击的磁带之后，我才开始面对现实，承认父亲是“9·11”事件的发动者。

这一事实让我陷入了最深最深的黑洞。

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总统布什是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们都在等待着，都想知道强大的美国军队会在什么时候作出反应。老实说，我很怕，想到我年轻的弟弟妹妹和他们在美国大规模轰炸之下的日子我就控制不住地害怕。

家里没人有父亲的消息。过去无论何时，只要父亲愿意，他随时都能联系到我们。

我们本·拉登家族的所有人那时都很沉默，很少有人说话，一个一个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最后，美国开始发动攻击，我们的猜测结束了。2001年10月7日，美国人开始报复，发动了一直持续到了11月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炸弹袭击。

阿富汗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大量人群开始涌向阿富汗边境地区，希望能逃离轰炸。好几家阿拉伯报纸都报道了死去士兵的消息，因为那些士兵几乎全是阿拉伯人。我看到了阿布·哈弗斯的图像，听说有一颗炸弹把他家炸毁了。据推测，很多人和他一起被炸死了。我不知道我的弟弟穆罕默德和他年轻的妻子是不是也在死者之列。

随后我看到了阿布·哈迪的一个模糊的画面从电视上闪过，他也被炸死了。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他对我说我应该离开阿富汗，否则我就会死的那一刻。他是对的，现在他死了，我还活着。我记得他给自己准备了寿衣，而且随时随身带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给他穿上他的寿衣，然后再把他埋了。

关于我的兄弟姐妹，我一点消息都没有，不过不断有报道说拍到了我那高大的父亲。奥斯曼和父亲差不多高，不知道卫星拍到的是不是我这个年轻的弟弟。

据推测，父亲回到了托拉博拉山地区，回到了让他感觉最舒服的地方。我知道在那里要想找他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人比父亲更了解那些大山了，他认得那里所有的大石头，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大石头之间的距离。我听到有报道说父亲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到了巴基斯坦，然后他自己也去了巴基斯坦。

我将永远为可怜的拉丁担心。我那个小弟弟是我们家所有孩子中最容易紧张、最容易害怕的一个，他刚满八岁，还那么小，根本离不开母亲。现在拉丁是不是正在那些大石头上和秘道中爬行呢？很久以前，父亲曾强迫我远足去巴基斯坦，那时我就是那样在那些大石头上和秘道中爬行。父亲不允许伊曼、拉丁和母亲一起离开阿富汗，这件事是最让我愤怒的。

那些恐怖的时刻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这期间我有过许多失望的日子，也有过许多开心的日子。有人曾试图伤害我，我不会提他们的名字，但是也有很多人慷慨地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例如本·拉登家族的亲戚们、我母亲在叙利亚的亲属、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领导的埃及政府、卡塔尔统治者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和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等。

母亲现在仍然活着，过得很好，在照顾她几个年幼的孩子。我觉得母亲幸存下来，我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至于我的兄弟姐妹，萨阿德、奥斯曼、穆罕默德、法蒂玛、伊曼和拉丁，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因为自从2001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而且，据我所知，我们家的人和他们也没有联系了。我结了两次婚，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儿子，叫艾哈迈德。我亲爱的兰达阿姨最近因为卵巢癌去世了，大家都在哀悼她的离去。

在这么些年的痛苦与失去中，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正视我的父亲奥萨玛·本·拉登。如今我知道，自从在阿富汗和苏联人打第一场仗的那天开始，父亲就一直在杀人。很久以前我在阿富汗当他的茶童时，他也曾向我承认过这一点。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已经杀了那么多人了，那么现在，杀人这件事已经不会让他觉得难过或者高兴了吧!

我和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他渴望战争，而我祈求和平。

现在，我们都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父亲选择了他的人生道路，我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至少还属于我自己。

我可以这样活下去。

作者后记

通常我的作品主要描写的都是过着戏剧化生活或是生活在高度危险中的女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因此我经常会收到一些人的请求，希望我能将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很少会有故事能立刻引起我的兴趣。

2008年春，我收到一封通过某出版商的网站发送过来的邮件，邮件的作者自称是奥萨玛·本·拉登的家人——奥玛·本·拉登，是最终承认发起了袭击美国“9·11”事件的臭名昭著的奥萨玛·本·拉登的第四个儿子。奥玛在邮件中说，希望能通过我来公开自己的个人故事，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儿子的成长经历。

坦白地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并不情愿。“9·11”事件在我内心中留下了太大的阴影，让我一想起奥萨玛·本·拉登就怒火中烧。但出于好奇，我与他在埃及的儿子奥玛通了电话。

我很快就了解到，奥玛的童年生活苦不堪言。在我们首次交谈后，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和奥玛有关的信息。虽然我对任何与冷酷无情的父亲一起生活的孩子都心存同情，但我最初的发现依然无法激起我写作的动力。奥萨玛·本·拉登的这个儿子引起人们关注的主要有两件事情：

其一，媒体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娶了一个年龄几乎是他两倍的女人，英国的街头小报在发现这一非同寻常的信息后欣喜若狂，一直冷酷无情地嘲讽这对夫妇。

其二，更有意思的是，奥玛一直与父亲背道而驰：他的父亲将残害异教徒作为自己的生活，而他却一直勇敢地宣扬和平，反对暴力。这让人惊诧万分，因为据我对沙特阿拉伯男人的了解，他们从不敢公开反对自己的父亲。我个人曾经亲眼目睹过身居高位的王室王子在得知自己苍老的父亲即将到来时开始浑身颤抖。沙特阿拉伯人极其畏惧他们的父亲，这是沙特文化中令人称赞的一面，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中如此。

奥玛在父亲宣扬暴力的同时却呼唤和平，这让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还要拒绝他。这对父子引起了我的兴趣——奥萨玛·本·拉登是个什么样的父亲和丈夫？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为什么会不去考虑自己备受谴责的行为对于无辜孩子们的影响？在与奥玛通过电话交谈多次后，我的确发现奥萨玛·本·拉登本人及其家人们的生活有许多令人诧异之处。

当本·拉登一家被迫逃离沙特阿拉伯时，奥玛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一家人不得不离开苏丹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后来全家人又从苏丹迁往当时还处于残忍野蛮的塔利班政权统治下的战火纷飞的阿富汗。由于父亲的行踪千变万化，奥玛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连续数年无法见到大家庭中的其他家人。

奥玛似乎生来就是缔造和平的使者，但他毫无选择的权利，只能在恐怖分子集训营旁边长大成人。每当全家人又要搬迁时，他就要被迫抛弃自己心爱的马匹；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生活在愈加艰苦的环境中，却还要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怀孕所带来的痛苦和不便；有那么三四次，奥玛还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他虽然深爱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却被迫和他们分开生活，其中有六个孩子被留在了阿富汗。

我脑海中的问题有增无减——奥萨玛的儿子们是否曾经被迫参与战斗？他年幼的女儿们是不是已经被迫成婚？奥萨玛·本·拉登在自己的妻儿面前是冷漠残忍还是仁慈和蔼？在奥萨玛·本·拉登家族中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当然，奥萨玛·本·拉登对于他的个人生活一直隐藏得密不透风。而现在全世界忽然拥有了一次了解他的机会，了解这个还无权使个人隐私完全保密的男人身上不为人知的故事。

据我观察发现，市面上所有与奥萨玛·本·拉登或其家人有关的书籍都没有得到过本·拉登家族中任何成员的合作。虽然卡门·本·拉登所著《豪门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值得一读，但卡门毕竟是嫁入这个家族的媳妇。她的畅销书中所描述的有趣故事大都是她本人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细节和她与丈夫——奥萨玛的同父异母兄弟纠缠不休的离婚纷争。

史蒂夫·柯尔广受称赞的著作《本·拉登家族》一书内容严谨，编写巧妙，但作者依然没有获得本·拉登家族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虽然想要采访本·拉登家族的人源源不断，但他们却和也门的家族成员不同，极少会有人给予配合。家族内住在吉达的老一辈也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然而，在初稿基本定型后，我和朱莉·塔特仍试图与依然在世的本·拉登家族代表取得联系，对一些资料进行核实；最后通过联系他们的律师，终于使得他们同意对提交给他们的大多数问题予以回应……”

不久后我就了解到，奥玛的母亲是本·拉登的大表妹，也是第一房妻子。虽然纳伊瓦早已和丈夫分居，但两人一直没有离婚。出乎我意料的是，纳伊瓦竟然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许多奥玛的故事。她这封信让我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因为我意识到她一定是鼓足了勇气才敢给一个素未相识的美国女人写信；在此之前我从奥玛那里得知，他的母亲是一位极端保守的穆斯林，一直过着与外界隔离的生活。这样一个女人是不会轻易主动接触西方人的。

但纳伊瓦这位母亲却深以其感情细腻的儿子为荣，讲了许多描述奥玛性格和生活的甜蜜故事。在阅读纳伊瓦的信件时，我禁不住询问奥玛，她的母亲是否愿意将其信件公开。

出人意料的是，纳伊瓦竟然同意了，但仅仅是因为她的儿子邀她参与进来。纳伊瓦并没有通过此书来攻击本·拉登的任何意思；实际上她同意讨论的话题依然有所限制。由于她的婚姻生活一直与外界隔绝，她对于战争的细节以及丈夫参与圣战的事情并不知情。但我想大家一定和我一样，依然想要迫切地了解奥萨玛·本·拉登的第一位也是地位最重要的妻子过着怎样的生活。

忽然间一个想法让我为之一振——奥玛的故事会让这本书成为第一本由一位真正的本·拉登家族成员所写的书，而且这些故事也是唯一能够描述那位声名狼藉的恐怖分子的家庭生活真相的故事。

我又和奥玛交谈了几次，询问他对于父亲的所作所为以及死去的无辜生命的真实感觉。如果奥玛认为他父亲的凶残行为合情合理，我绝不会同意为他出书。而且在阅读网上的一些文章时，我已发现奥玛并不赞成父亲的行为，并且明确表示出了自己对于暴力的痛恨。正是因为如此，他很长时间里似乎都无法接受自己的父亲策划了“9·11”事件及其他同样令人痛恨的暴力行为这一事实。我提醒自己说，也许大多数人都很难相信自己深爱的人能够参与到恐怖活动中去吧!

一个儿子无法接受自己的父亲残忍剥夺无辜平民的性命，这很容易让人理解。而且在阿拉伯世界中，大众舆论的主要导向都是“阴谋论”，认为能够指控奥萨玛·本·拉登参与“9·11”的大多数证据都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而美国政府正是多数阿拉伯国家所憎恨的对象。实际上，很少有阿拉伯人会相信来自于华盛顿、伦敦、柏林或巴黎的任何报道。

等到奥萨玛·本·拉登发布了宣称其为“9·11”事件及其他暴力行为负责的录音带后，奥玛才最终承认，自己的父亲的确发动了这些袭击行动。在一些录像中，这位年轻人似乎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虽然他也想相信父亲最好的那一面，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父亲并非恐怖分子这一希望。

随着对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家人的了解，而且随着奥玛长大，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地组织的领导者和战士，我在内心中告诉自己，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应该了解这个一手造成了无数无辜民众生命的人；而除了通过他的第一位妻子和第四个儿子，我们再也没有其他了解他的秘密世界的途径。

——简·萨森

附录一　奥萨玛·本·拉登家族介绍

关于本·拉登家族姓氏的写法说明：

据奥玛·本·拉登的描述，他父亲的姓名通常都被误写，正确的写法应为“Ossama Binladen”。但出于方便的缘故，我决定采用全世界出版物中通用的写法，即“Osama bin Laden”。

奥萨玛·本·拉登的父母

阿丽娅·甘耐姆：

奥萨玛的母亲阿丽娅于1943年出生于叙利亚的拉塔基亚，1956年嫁给穆罕默德·本·拉登后便搬到沙特阿拉伯居住。1957年2月15日，他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奥萨玛出生在利雅德。在奥萨玛只有一岁的时候，阿丽娅再次怀孕，却被出了故障的洗衣机伤到，并在这次反常的事故中流产。阿丽娅在流产后不久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并获得准许。在阿拉伯世界里，离过婚的女人是无法独自生活的。阿丽娅后来嫁给了穆罕默德·阿塔斯——她前夫的迅速扩张的建筑公司中一位和蔼可亲又受人尊敬的员工。

阿丽娅和穆罕默德·阿塔斯共育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奥萨玛和他的母亲、继父生活在一起，与四个弟弟妹妹共同在穆沙里夫区长大。也是在那里，他与自己的大表妹也是第一位新娘纳伊瓦成婚。

据说，奥萨玛那仁慈善良的母亲阿丽娅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直至2009年年初，阿丽娅与穆罕默德都一直居住在奥萨玛成长的住宅中。

穆罕默德·阿塔斯：

奥萨玛的继父，出生于吉达一个传统的商人家庭。奥玛说，他是一位温柔善良的人，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尊敬、爱戴他，包括他的继子奥萨玛。

穆罕默德·本·拉登：

虽然关于奥萨玛·本·拉登父亲的生辰没有明确的记录，但大家都普遍认为他是在1906~1908年出生在位于也门东南部的哈德拉毛省的鲁巴特。在父亲意外去世后，穆罕默德便和自己的弟弟阿卜杜拉一起离开也门谋生。兄弟俩在经历了颇多挫折后，最终在沙特阿拉伯落脚。在那里，穆罕默德凭借他在许多建筑项目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沙特阿拉伯第一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的信任。得到了国王的支持后，穆罕默德不久后就成立了沙特本·拉登集团，成为沙特阿拉伯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后来公司的业务又迅速扩展到了周边地区的其他国家。越来越富有的穆罕默德·本·拉登迎娶了好几房妻子，成为22个儿子和33个女儿的父亲。奥玛说自己的父亲在22个儿子中排行18。1967年，穆罕默德·本·拉登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伤，后来因伤情加重死去。

妻子们

纳伊瓦·甘耐姆, 1974年成婚：

纳伊瓦·甘耐姆于1958年出生在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是伊布拉西姆和纳比哈的孩子。伊布拉西姆在迎娶纳比哈之前曾经结过五次婚，但都遵循了一夫一妻制。在经历前几次的婚姻后，他只有一个叫做阿里的儿子。纳比哈是他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他们生育了五个孩子，按照年龄大小分别是：纳吉、纳伊瓦、纳比尔、阿哈麦德和雷拉。1974年，在纳伊瓦15岁的时候，她嫁给了她17岁的表哥奥萨玛。婚后四五个月，奥萨玛和母亲、继父一起来到了叙利亚，接走了纳伊瓦，带她来到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达的新家。伊布拉西姆与女儿同行，并在吉达居住了一段时间。

纳伊瓦和奥萨玛一共有十一个孩子。后来，纳伊瓦随同丈夫从沙特阿拉伯来到苏丹，又迁到阿富汗。大概在2001年9月的7至9日间，纳伊瓦永远离开了阿富汗。现在她和家人一起住在叙利亚。和她一起居住的有她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和两个最小的女儿。

赫蒂彻·沙里夫, 1983年成婚：

赫蒂彻比她的前夫奥萨玛大九岁，家人都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她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嫁给奥萨玛·本·拉登之前是一位教师，和奥萨玛共育有三个孩子。在苏丹生活期间，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并回到了沙特阿拉伯居住。迄今为止，她依然居住在那里。她最大的儿子阿里由于被控持有非法武器，仍在沙特阿拉伯坐牢。

哈丽雅·萨巴, 1985年成婚：

哈丽雅一家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在纳伊瓦的安排下，哈丽雅成为奥萨玛的第三个妻子。结婚前，哈丽雅学习的专业是教育聋哑儿童，婚后育有一子，名为哈姆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哈丽雅一直和丈夫居住在阿富汗。没有人知道她和儿子是否躲过了2001年10月和11月美国对阿富汗的炸弹空袭。

西哈姆·萨巴, 1987年成婚：

西哈姆一家同样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西哈姆是奥萨玛第四房妻子，并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在“9·11”事件发生后，她和丈夫、孩子们一起留在阿富汗生活。至于在随后美国的报复性袭击中，她和四个孩子是否存活了下来，尚无人知晓。

第五次婚姻(取消)：

在奥萨玛的第二个妻子与他离婚并返回沙特阿拉伯后不久，奥萨玛的第五次婚姻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然而，据纳伊瓦介绍，奥萨玛还未和新娘圆房就在两天内取消了此次婚姻。

阿玛尔·阿尔萨达哈, 2000年末或2001年初成婚：

由于之前的婚姻宣告无效，阿玛尔算是奥萨玛在第六次婚姻中迎娶的第五房妻子。阿玛尔为奥萨玛生有一女，名为萨菲亚。2001年9月11日后，没有人知道她和孩子是否返回了也门，或者在美国轰炸阿富汗期间依然居住在阿富汗。

与第一房妻子纳伊瓦·甘耐姆生育的孩子

阿卜杜拉：

纳伊瓦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的大儿子于1976年出生于吉达。由于阿卜杜拉是奥萨玛所有孩子中的长子，所以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影响家庭生活的诸多事务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1995年，他离开了自己在喀土穆的家人，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迎娶自己的表妹——缇阿伊芭·穆罕默德·本·拉登。随后，阿卜杜拉并没有带着新娘回到喀土穆，而是选择和妻儿留在吉达，并在那里经营着小本生意。虽然阿卜杜拉和他的母亲纳伊瓦联系密切，并常会去叙利亚看望她，但一直过着低调的生活，避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到2009年，阿卜杜拉年龄为33岁。

阿卜杜勒·拉赫曼：

纳伊瓦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奥萨玛的二儿子于1978年出生于吉达。据奥玛回忆，他这个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个才能出众的人，却不得不经历个人生活中的种种磨难。2001年9月，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母亲一起离开了阿富汗。他发现再也无法恢复自己的沙特国籍。因为得不到政府的官方允许，他很难找到工作，也无法合法结婚。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一位出色的马术师，现在与自己的母亲以及两个妹妹一起生活在拉塔基亚，像自己的哥哥一样躲避着公众的视线。2009年，阿卜杜勒·拉赫曼年龄为31岁。

萨阿德：

纳伊瓦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三儿子于1979年在吉达出生。萨阿德天生就是个爱说话的孩子，即便在成年后依然显得有些喋喋不休，为此经常惹怒他的兄弟和其他亲人。2001年，奥萨玛没有允许萨阿德、他的苏丹妻子和他们的儿子与纳伊瓦一起离开阿富汗。从那以后，曾有报道称，萨阿德在穿越伊朗时被逮捕并有可能遭到监禁，但并无确切证据可以证实此事。最近也有报道称萨阿德已被释放并离开伊朗，但依然没有人可以确定。事实上，就连纳伊瓦也不知道自己三儿子的下落。如果萨阿德在2009年依然在世，也已年满三十岁。

奥玛：

纳伊瓦第四个孩子也是四儿子于1981年生于吉达。在纳伊瓦的儿子当中，奥玛是与母亲关系最亲密的一个，也是最强烈反对他父亲和圣战的人。其实奥玛的梦想一直是通过组织和平运动来反对父亲的暴力活动，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消除文化及宗教冲突。

2001年，奥玛永远离开了阿富汗，从那以后遇到过许多困难和挑战。虽然他成功地恢复了沙特公民的身份，但在事业上却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父亲做出了终止儿子们受教育的决定，奥玛要想在商界中站稳脚跟确实不太容易。在离开阿富汗后，奥玛结婚并育有一子，名为艾哈迈德。后来在去埃及旅行途中，奥玛结识了一个名叫珍妮·菲利克斯·布朗的英国女人，并深深爱上了她，这使得他的第一次婚姻走到了尽头。从此以后，奥玛变得更加积极地反对暴力运动，希望能够将“本·拉登”这个姓氏与“和平”而非“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奥玛认为，如果能和妻子一起居住在英国，发动和平运动应该会容易些，于是向英国申请了婚姻签证。麻烦却接踵而至，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外界的强烈反应，被指责为寻求政治庇护的举动。最终，在宽容的卡塔尔政府的帮助下，奥玛和妻子在那里定居，并继续等待签证。在本书撰写期间，奥玛已经回到了沙特阿拉伯——他最爱的国家。2009年，奥玛年龄为28岁。

奥斯曼：

纳伊瓦的第五个孩子也是五儿子于1983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奥斯曼于2001年成婚，妻子的父亲曾被控刺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但从未被正式逮捕，而其兄弟因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处死。奥萨玛也没有允许奥斯曼和他的妻子与纳伊瓦一起离开阿富汗。有报道称奥斯曼与艾曼·阿尔扎瓦西里医生一起逃离了阿富汗，但也无确凿证据。纳伊瓦也不知道五儿子和他妻子的下落。如果奥斯曼还活着，2009年时年龄为26岁。

穆罕默德：

纳伊瓦的第六个孩子也是六儿子于1985年出生于吉达。据奥玛回忆，穆罕默德是父亲的基地组织头目继承人的第二人选(在奥玛公开表示反对暴力前，他一直是父亲的第一选择)。奥玛还说，在所有的兄弟当中，穆罕默德所具备的诸多素质使他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在父亲组织中担任要职的人。2000年，穆罕默德与父亲的亲近助手阿布·哈弗斯的女儿成婚。在奥萨玛的儿子当中，只有他最乐意和父亲一起留在阿富汗。纳伊瓦不知道他和他妻子的命运如何。如果穆罕默德在2009年尚在人世，年龄为24岁。

法蒂玛：

纳伊瓦的第七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儿于1987年出生于麦地那。1999年，在法蒂玛十二岁的时候，奥萨玛将她许配给一个名为穆罕默德的沙特战士。在2001年10月份到11月份美国袭击阿富汗时，她的丈夫战死。虽然有人认为她现在居住在离父亲不远的巴基斯坦部落区，但纳伊瓦从未得到过大女儿的消息。如果她还活着，2009年时年龄为22岁。

伊曼：

纳伊瓦的第八个孩子，也就是二女儿，于1990年诞生于吉达。2001年9月9日，当母亲离开阿富汗时，伊曼只有十一岁。纳伊瓦请求奥萨玛将这个女儿一起带走，但奥萨玛拒绝了她的请求。纳伊瓦也不知道二女儿的下落。根据推测，如果伊曼躲过了2001年的空袭，她的父亲一定早已在她进入青春期前为她安排好了婚姻。如果2009年她依然在世，伊曼已年满十九岁，很有可能和父亲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如果已经结婚，就会和丈夫一起居住。

拉丁(又名巴克尔)：

纳伊瓦的第九个孩子，也是第七个儿子，于1993年在吉达出生。当时纳伊瓦为了生他专门从喀土穆乘飞机回到沙特阿拉伯。2001年9月9日，纳伊瓦离开阿富汗时，拉丁只有七岁，但奥萨玛依然没有允许纳伊瓦把这个最年幼的儿子带走。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且拉丁在2001年10月的空袭中幸存了下来，那么他现在应该和父亲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如果2009年还在世，那么他应该年满16岁了。

帕克海雅：

帕克海雅是纳伊瓦的第十个孩子，也是第三个女儿，于1997年出生于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1999年，当纳伊瓦前往叙利亚生第十一个孩子的时候，由于帕克海雅太过年幼，所以被允许和母亲同往。2001年9月9日，纳伊瓦离开阿富汗时也带走了帕克海雅。现在她们一起生活在叙利亚，帕克海雅现年12岁。

努尔:

纳伊瓦的第十一个孩子，也是第四个女儿，于1999年出生于叙利亚的拉塔基亚。2001年9月，当纳伊瓦离开阿富汗时，奥萨玛应她的要求，同意她带走了努尔和她的姐姐帕克海雅、一个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努尔现在和母亲一起居住在叙利亚，现年9岁。

和第二个妻子赫蒂彻的孩子

阿里：

赫蒂彻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大儿子，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和奥萨玛离婚后，赫蒂彻离开了喀土穆，返回沙特阿拉伯生活。当时十岁大的阿里跟随母亲一起去了沙特，但第二年就回到喀土穆看望自己的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几年前，阿里被沙特警方逮捕，被控携带非法武器，在监狱里一待就是几年，且未经过任何审讯。2009年，阿里最终得以审讯并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但家人都相信阿里无罪。2009年这一年，阿里年龄为23岁。

阿米尔：

赫蒂彻和奥萨玛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二儿子，于1990年在吉达出生。当赫蒂彻离开喀土穆返回沙特时，阿米尔和母亲一起离开，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如今阿米尔依然居住在沙特阿拉伯。2009年，阿米尔年龄为19岁。

爱莎：

赫蒂彻和奥萨玛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于1992年出生于苏丹的喀土穆。1993年，当赫蒂彻离开喀土穆返回沙特时，爱莎和母亲一起离开，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如今爱莎依然居住在沙特阿拉伯。2009年，爱莎年龄为17岁。

与第三个妻子哈丽雅的孩子

哈姆扎：

哈丽雅与奥萨玛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于1989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至2001年，哈姆扎也是哈丽雅唯一的孩子。由于和父母一起留在了阿富汗，所以哈姆扎是否躲过了美国对阿富汗的空袭依然未知。2008年，基地组织对外公开了一段录音，外界认为讲话人正是哈姆扎。据奥玛称，这段录音早于2001年9月11日的几年前就录好了，那时哈姆扎还是个孩子。奥萨玛召集自愿录音的人，哈姆扎是奥萨玛的儿子当中唯一一个报名的。如果哈姆扎在2001年空袭后得以存活，那么目前应与父亲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的部落区。若他在2009年依然在世，也就年满20岁了。

与第四个妻子西哈姆的孩子

卡蒂娅：

西哈姆与奥萨玛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大女儿，于1988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1999年，在父亲的安排下，她与基地组织的一个名为阿卜杜拉的沙特战士成婚，那一年她只有11岁。卡蒂娅和母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而且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依然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卡蒂娅是否在战争后幸存，但如果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和丈夫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的父亲身边。如果2009年她依然在世，年龄应该为21岁。

哈里德：

西哈姆与奥萨玛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于1989年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出世。虽然他和母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但和他有关的信息很少。如果哈里德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幸存下来，现在很有可能和父母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2009年，哈里德应该年满20岁了。

米里亚姆：

西哈姆与奥萨玛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女儿，于1990年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由于米里亚姆是早产儿，与纳伊瓦的女儿伊曼同一天出生，米里亚姆在婴幼儿时期的生活便充满磨难。虽然她和母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但有关她的消息也很少。若米里亚姆躲过了2001年的美军空袭，她的父亲应该会在她进入青春期时早早地安排好了一桩婚事，将她许配给基地组织的一名战士。也许现在她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到2009年，米里亚姆应该年满19岁。

苏迈娅：

西哈姆与奥萨玛的第四个孩子，也是三女儿，于1992年诞生于苏丹的喀土穆。有关她的信息不多，只知道她和母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如果她在2001年的美国空袭后得以幸存，她的父亲应该会在她进入青春期时早早地安排好了一桩婚事，将她许配给基地组织的一名战士。也许现在她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巴基斯坦。到2009年，苏迈娅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年满17岁。

与第五位妻子阿玛尔·阿尔萨达哈的孩子

萨菲亚：

阿玛尔与奥萨玛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大女儿。虽然萨菲亚的母亲是在纳伊瓦离开阿富汗之前与奥萨玛在阿富汗的坎大哈成婚，但与奥萨玛其他几桩婚姻不同的是，纳伊瓦对阿玛尔知之甚少。目前，还没有与阿玛尔·阿尔萨达哈及她的女儿萨菲亚有关的确切消息。有些报道称，奥萨玛已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前将阿玛尔和萨菲亚送回了也门，以保障她们的安全。但也有人说阿玛尔、萨菲亚和奥萨玛及家里其他人一起逃离了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生活。

由于纳伊瓦和奥玛与家里人都已失去联系，目前没有任何属实信息可以公开。但如果阿玛尔和孩子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留在了阿富汗，并得以幸存下来，那么萨菲亚到2009年应年满8岁。

附录二　奥萨玛·本·拉登大事记

以下日期均为1957~2009年与奥萨玛·本·拉登的个人、政治、军事及宗教行动有关的重要日期。

1957年: 1957年2月15日，周五：当日清晨，奥萨玛·本·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阿鲍德·本·拉登·阿尔卡塔尼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德出生，父母分别是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和阿丽娅·甘耐姆，在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22个儿子中排行18，是阿丽娅·甘耐姆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双方的家人均来自也门的哈德拉毛省。年轻时的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在沙特阿拉伯定居，并成为沙特公民；而阿丽娅·甘耐姆一家则在叙利亚落脚，成为叙利亚公民。他们唯一的孩子奥萨玛生来就是沙特阿拉伯公民。

*奥玛·本·拉登说，他的父亲告诉全家人，家族的姓氏其实应为阿尔卡塔尼，但祖父穆罕默德·本·拉登从未正式登记过这个姓氏。这一信息尚未在其他资料中发现相关记录。

1959年：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和阿丽娅·甘耐姆离婚。阿丽娅取得了儿子奥萨玛的监护权，但奥萨玛依然是父亲家庭中的一份子。

1959年：阿丽娅·甘耐姆与穆罕默德·阿塔斯成婚，并与第二任丈夫育有四个孩子。

1963年：奥萨玛进入吉达的阿尔萨格模范学校的小学部读书，该学校是沙特阿拉伯教育水平最先进的学校之一。

1966年：奥萨玛的父亲购买了家族第一架飞机。

1967年：9月3日，在沙特阿拉伯的欧姆发生了一起飞机坠毁事故，奥萨玛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遇难。

1974年：奥萨玛与纳伊瓦·甘耐姆成婚，那时纳伊瓦年仅16岁，奥萨玛17岁。纳伊瓦是奥萨玛母亲的侄女，也是奥萨玛第一个表妹。两人在纳伊瓦父母位于叙利亚的家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据纳伊瓦说，有些媒体报道并不准确，她并不是被强行嫁给奥萨玛的，他们的婚姻的确是基于爱情之上。领取结婚证后，纳伊瓦便跟随丈夫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这对新婚夫妇在奥萨玛的母亲和继父的家里居住了下来，奥萨玛同时继续着自己的学业。

1974年：奥萨玛开始在父亲的大型国际建筑企业——沙特本·拉登集团中做兼职工作。

1976年：奥萨玛进入吉达的阿卜杜·阿吉兹国王大学读书，专业为经济管理。在那几年中，中东的穆斯林世界正在经历一股“伊斯兰复兴”的思潮，被称作“萨尔瓦运动”。该运动在1967年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兴起，那时埃及、约旦和叙利亚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士气低下。奥萨玛就在这种政治变动中长大成人。

1976年：奥萨玛和纳伊瓦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的儿子阿卜杜拉。从那以后，奥萨玛最亲近的朋友和亲人都称他为“阿布·阿卜杜拉”，也就是“阿卜杜拉的父亲”的意思；同样，纳伊瓦的亲朋好友则称她为“阿姆·阿卜杜拉”，即“阿卜杜拉的母亲”。

1978年：奥萨玛和纳伊瓦有了第二个孩子——他们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

1979年：根据穆斯林历计算，1979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

1979年：奥萨玛和纳伊瓦带着两个儿子游历了英国和美国，并在美国与阿卜杜拉·阿扎姆见面。阿卜杜拉·阿扎姆可以称得上是奥萨玛的第一位导师。当时他正在美国巡回演讲，为圣战组织招兵买马。在那几年里，奥萨玛对于圣战的热情渐渐燃起。在与阿卜杜拉·阿扎姆碰面后，他便与阿扎姆商讨自己在运动中可以担当的角色，并制定出了相应的计划。奥萨玛和纳伊瓦还带着生病的二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咨询了医学专家(有些作家称，阿卜杜勒·拉赫曼生来患有脑积水，也就是脑脊髓液过多，会挤压甚至破坏大脑。纳伊瓦对此并不承认，但奥玛说，他这个哥哥的确在生活方面遇到了特别的麻烦)。

1979年：奥萨玛和纳伊瓦有了第三个儿子，命名为萨阿德。

1979年：12月26日，苏联入侵阿富汗。

1980年：奥萨玛称此次进攻乃“邪恶的共产主义者”所为，并通过组织慈善活动资助阿富汗战士——即外界所知的“圣战者”来予以反击。他的朋友兼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为达到这一目标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奥萨玛有家族财富的支撑和沙特政府的支持，成为该组织主要的资助者。

1980年：奥萨玛开始频繁前往巴基斯坦，为那里的阿富汗穆斯林兄弟运输物资，提供帮助。从那以后，奥萨玛便广泛参与到了阿富汗抗击苏联的斗争之中，同时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以不耽误学校的课程和照顾家人。

1980 或1981年：参与圣战使奥萨玛愈加繁忙，他决定从大学退学，虽然那时他只差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他当时所学习的主要课程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纳伊瓦说丈夫从没有学习过工程学方面的课程，虽然这一说法在外界很流行。)

1981年：奥萨玛继续募资，并往巴基斯坦输运物资，以支持阿富汗抵抗苏联。

1981年：三月，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四个儿子出世，起名为奥玛。

1982年：奥萨玛·本·拉登更加广泛地参与进了阿富汗斗争中。随着苏联占领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而且“圣战者”(当时被分成了许多队伍)发起了游击战，苏联和阿富汗之间的战争发生了变化。从1980至1985年，俄方共发起九次进攻，双方对抗十分激烈。奥萨玛·本·拉登的朋友兼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负责招募阿拉伯士兵加入战争，他本人则在更多方面参与进来，为了援助圣战者，从海湾地区的富商那里筹资了数百万资金。

1982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期间，奥萨玛结识了一些埃及的圣战者，认为他们可以激励沙特的年轻人。不久后，他们就成为奥萨玛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五人分别是：穆罕默德·阿特夫(阿布·哈弗斯)、艾曼·阿尔扎瓦西里医生、阿布·乌拜达·阿尔班希里、阿卜杜拉·艾哈迈德·阿卜杜拉与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

1983年：奥萨玛在吉达购买了一栋有12套公寓的大楼，让纳伊瓦和孩子们住了进去。

1983年：奥萨玛迎娶了第二房妻子——吉达的一位名叫赫蒂彻·沙里夫的沙特女人。沙里夫一家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侯赛因一支的后裔(先知的女儿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阿勒哈桑，一个叫侯赛因。若某个沙特家庭是先知的后裔，都会阐明自己是阿勒哈桑或侯赛因一方。)

1983年：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五个孩子，也是五儿子奥斯曼诞生。

1984年：奥萨玛偶尔会带着两个妻子和孩子一起前往巴基斯坦，那样他们就可以在离阿富汗边境不远的白沙瓦市安身，住在宽敞的别墅里。

1984年：奥萨玛和第二房妻子赫蒂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并将这个儿子命名为阿里。从此以后，赫蒂彻就会被称为“阿姆·阿里”(阿里的妈妈)，但奥萨玛依然是“阿布·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的爸爸)。

1984年：奥萨玛协助阿卜杜拉·阿扎姆建立起了服务局，负责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圣战战士分配到阿富汗各个战争队伍中去，或者与负责为圣战者搜集物资和武器的救援组织联系。

1984年：奥萨玛在圣战中的参与愈加广泛，开始沿阿富汗边境建立起战士培训营。他还开始修建圣战所需的隧道、公路和训练营来帮助他的穆斯林兄弟反抗苏联侵略者。

1985年：奥萨玛和第一位妻子纳伊瓦的第六个孩子穆罕默德出生。

1986年：奥萨玛继续积极参与阿富汗对俄战争。他在阿富汗东部一个叫做贾吉的村庄附近建立起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距巴基斯坦边境仅有十英里。该基地专为阿拉伯战士修建，被命名为“狮子洞穴”。在他频繁前往巴基斯坦的途中，奥萨玛经常会穿越巴基斯坦边境来到阿富汗，作为一名游击队员带领他的阿拉伯军队与苏联人抗争。

1986年：为了让自己的亲生孩子也参与圣战，奥萨玛带着八岁的儿子阿卜杜拉来到了贾吉的作战基地。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却遭到家人和其他圣战领导者们的批评，说他不该让自己年幼的儿子冒战争的危险。但这只是个开始。后来有许多次，奥萨玛都出于个人对于圣战的热情，将并不热情的儿子推向圣战的前线。

1986年：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加入到阿富汗的战争中，奥萨玛逐渐拥有了政治意识，也变得更加活跃，开始思考自己在穆斯林生活中的使命，应该扩展到要在每一个方面为穆斯林谋福利。

1987年：奥萨玛娶了第三房妻子——来自吉达的沙特女人哈丽雅·萨巴。哈丽雅是奥萨玛的第一位妻子纳伊瓦在奥萨玛的请求下帮他物色的。

1987年：1987年春，在贾吉之战——阿拉伯战士对抗苏联人的战争后，奥萨玛确立了其沙特民族英雄的地位。

1987年：奥萨玛迎娶第四房妻子——麦地那一位叫做西哈姆的沙特女人。西哈姆的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阿勒哈桑一支的后裔。西哈姆是奥萨玛手下的沙特士兵萨阿德的姐姐。萨阿德后来娶了本·拉登家族中奥萨玛的一个侄女为妻。

1987年：奥萨玛在麦地那为本·拉登家族完成了一项规模较大的建筑项目，随后将三位妻子和孩子接到麦地那生活。

1987年：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七个孩子法蒂玛出生。法蒂玛是家里诞生的第一个女孩。

1988年：奥萨玛和第四位妻子西哈姆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儿出生，取名为卡蒂娅。

1988年：1988年8月，奥萨玛为了发展全球性的革命运动，成立了“基地军事组织”(后来简称为基地组织、基地)。那时，奥萨玛在阿拉伯世界里已经成为人民英雄。因此在奥萨玛的号召下，他的基地组织很容易就能招募到战士。

1988年：奥萨玛代替了他的朋友兼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成为阿拉伯阿富汗人在白沙瓦的领导者。

1989年：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退。

1989年：奥萨玛带领大约100名战士回到沙特阿拉伯生活。

1989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阿卜杜拉·阿扎姆和一个儿子被预先埋放在路边的炸弹炸死。在阿卜杜拉·阿扎姆死后，奥萨玛·本·拉登毫无争议地成为阿拉伯战士的头领。

1989年：奥萨玛和第三位妻子哈丽雅的第一个孩子哈姆扎出生。

1989年：奥萨玛和第四位妻子西哈姆的第二个孩子哈里德出生。

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侯赛因攻打科威特。奥萨玛主动找到沙特王室，自愿提供军事援助和圣战战士去抵抗并击退萨达姆·侯赛因。奥萨玛对于该计划很有信心，认为一定可以说服王室明智地采用他的计划，于是开始训练军队保卫沙特王国。

1990年：沙特政府同意美国组成多国联盟，其中包括许多穆斯林国家，来共同抗击萨达姆·侯赛因。美国开始向沙特阿拉伯派遣军队。

1990年：奥萨玛被王室这一行为激怒，认为他们允许异教徒踏上沙特的神圣土地是对穆斯林世界的一种侮辱。他开始公开演讲或发表文章，反对沙特政权，这标志着他们之前的友好关系的终结。

1990年：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八个孩子——女儿伊曼出生。

1990年：奥萨玛和第四房妻子的第三个孩子——女儿米里亚姆诞生(与纳伊瓦的女儿伊曼同一天出生)。

1990年：奥萨玛和第二房妻子哈丽雅的第二个孩子——儿子阿米尔出生。

1990年：沙特政府想与奥萨玛议和，让他停止对王室的批评和攻击，终止军事行动。奥萨玛不仅予以拒绝，反而变本加厉地开展反对活动。沙特政府于是限制了奥萨玛的自由，命令他不准踏出沙特一步。

1991年：由美国领导的联盟军加入了波斯湾战争。随后，美国在沙特建立了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奥萨玛和国内其他一些公众人物均公开反对美军长期驻扎在伊斯兰教中两个最神圣的地方——麦加和麦地那。反对沙特政府的声音愈加强烈，导致许多重要人物被逮捕并遭监禁。

1991年：奥萨玛说服了王室中的一人批准他前往巴基斯坦一趟，以关闭当地的公司，并承诺一定会再回到沙特阿拉伯。

1991年：奥萨玛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并未返回沙特阿拉伯，而是计划迁往苏丹的喀土穆。

1991或 1992年：1991年末或1992年初，奥萨玛迁往苏丹喀土穆。他的妻子们、孩子们和大约100名当时住在沙特阿拉伯的战士与他同往。

1992年：得到苏丹政府的允许后，奥萨玛开始在苏丹广泛开展生意。

1992年：奥萨玛开始带领更多居住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战士来到苏丹，一边为自己的企业工作，一边继续为了完成未来使命建设基地组织。

1992年：奥萨玛和第二房妻子哈丽雅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女儿爱莎。

1992年：12月29日，在也门亚丁港一家美国军队长期居住的旅馆发生了恐怖袭击。但就在同一天，美国士兵已经离开酒店，前往索马里，那时美国士兵正在当地从事人道主义任务。袭击造成两名奥地利游客死亡。恐怖主义分析专家认为，此次袭击是奥萨玛·本·拉登及基地组织发动的第一次恐怖袭击，虽然没有得到他们的证实。

1992年：奥萨玛和第四房妻子西哈姆迎来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并将这个女儿命名为苏迈娅。

1993年：10月，美国军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从事人道主义活动时遭遇伏击，造成18名美国士兵死亡。此次袭击后，奥萨玛·本·拉登称他和他的士兵对此次袭击负责，并嘲笑美国军队遭遇伏击后就从索马里撤退的懦弱举动。

1993年：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九个孩子——儿子拉丁出生。纳伊瓦分娩后就回到喀土穆。奥萨玛改变主意，重新给儿子起名为“巴克尔”。从那以后，纳伊瓦和孩子们都叫这个孩子“拉丁”，而奥萨玛却称他为“巴克尔”，因此引起了一些混淆。

1993年：其他军事组织开始来到苏丹与奥萨玛·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会合。苏丹是少有的几个可以接纳他们的国家之一。这些组织中有艾曼·穆罕默德·阿尔扎瓦希里医生领导的“圣战组织”、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领导的“伊斯兰米亚组织”(奥玛在美国被逮捕并遭监禁后，他的儿子成为该组织的领导者)。这三个军事组织为了恢复“伊斯兰圣战“这一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目的是实现伊斯兰教统治的世界。

1993年：奥萨玛的第二任妻子赫蒂彻向他提出离婚。奥萨玛同意了，并允许她带着三个孩子离开苏丹。赫蒂彻随后回到沙特阿拉伯生活。

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遭遇炸弹袭击，造成6人死亡，1000人受伤。政府认为此事与基地组织有关，但由于缺乏证据无法控告奥萨玛·本·拉登或基地组织。但奥萨玛的同僚之一——盲人牧师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曾被发现发出袭击美国公民的暴力行动的教令(奥玛·阿卜杜勒·拉赫曼于1993年6月24日遭逮捕，被控发动煽动性阴谋行动，并于1996年在监狱中被处以终身监禁)。

1993或1994年初：奥萨玛·本·拉登与第三任妻子哈丽雅离婚后，在喀土穆举行了第五次婚礼，但此次婚姻在尚未圆房时便取消了。家人出于保护个人隐私而不愿透露婚姻取消的原因。

1994年：沙特阿拉伯政府撤销奥萨玛·本·拉登的沙特公民身份。本·拉登家族中的兄弟与他断绝关系。奥萨玛在沙特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1994年：苏丹政府授予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家人苏丹公民身份并发放给他们苏丹护照。

1995年：6月26日，两个伊斯兰教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联手，据说试图趁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埃塞俄比亚参加“非洲统一组织”会议时刺杀他。刺杀行动失败，却导致埃及、沙特和美国方面给苏丹政府施压，要求驱逐奥萨玛和其他伊斯兰组织出境。

1995年：奥萨玛·本·拉登给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特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号召对仍然驻扎在沙特的美国军队发起进攻。

1995年：在沙特阿拉伯首府利雅德，一家由美国掌管的沙特国家保卫训练中心遭遇卡车炸弹袭击，造成五名美国人和两名印度人死亡。虽然奥萨玛称对此事件与他及其基地组织无关，但他热情赞扬了袭击者。

1996年：5月，苏丹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将奥萨玛·本·拉登及其同僚驱逐出境。

1996年：1996年5月，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高级指挥官及奥萨玛的儿子奥玛一行飞离喀土穆，去往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虽然媒体的报道有许多版本，但奥玛·本·拉登说他是陪同父亲的唯一一个儿子。他还提到，他们的飞机从沙特阿拉伯上空飞过，中途唯一一次停留是在伊朗为飞机添加燃料。

1996年：四个沙特阿拉伯人因在利雅德发动卡车炸弹袭击杀死美国人及印度人遭逮捕。他们承认是受到奥萨玛·本·拉登的军事活动的鼓舞才做出此举。他们在利雅德的德伊勒广场——更为普遍地被称作“咔嚓广场”被砍头。

1996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发布“绝密”命令，授权美国中央情报局可采取任何手段摧毁奥萨玛·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1996年：沙特阿拉伯达兰的美国军营“霍巴塔”大楼遭遇卡车炸弹袭击，造成19名美国兵死亡。虽然美国政府认为是奥萨玛·本·拉登发动此次袭击，但从未有证据证明奥萨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该对此次事件负责。

1996年：奥萨玛·本·拉登签署并发布《圣战宣言》，该宣言概括了他的势力网的目标。他号召要将沙特政府赶下台，让伊斯兰教圣地不再受到外国人的打扰，支持所有伊斯兰革命组织，并将美国政府赶出阿拉伯半岛。

1996年：9月，奥萨玛·本·拉登带着他的妻子孩子和阿富汗战士以及他们的妻子、孩子从苏丹迁往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说明：纳伊瓦和奥玛都记不太清他们辗转于阿富汗几个城市的具体时间，也记不清帕克海雅出生的确切日子了，因为阿拉伯人不像西方人这样庆祝生日。但他们确实记得下面列出的从1996年年末到1997年中期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

1996年：奥萨玛·本·拉登将妻子送往阿富汗的托拉博拉山区。

1997年：奥萨玛的家人偶尔会去贾拉拉巴德。就在那里，奥萨玛和纳伊瓦有了他们的第十个孩子——女儿帕克海雅。这个孩子在贾拉拉巴德的一家医院诞生。

1997年：奥萨玛将家人安置在坎大哈的机场住宅区。他们一直在那里居住到2001年10月(在此期间也在阿富汗其他地区，包括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等地短期居住过，但最主要的住处还是坎大哈的机场住宅区)。

1998年：虽然奥萨玛·本·拉登并非牧师，但他依然发布了号召攻击美国人的教令。经他签署的号召杀死美国人的声明中写道：“这是在任何一个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的所有穆斯林的责任。”

1998年：6月8日，美国于1996年开始的针对奥萨玛·本·拉登的大陪审团调查终于出具一份最终起诉书，控告奥萨玛·本·拉登“密谋袭击美国防卫力量”。美国检察官指控奥萨玛·本·拉登为恐怖组织——“基地组织”的头目，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伊斯兰组织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1998年：一个自称为“埃及圣战组织”的组织警告美国，他们不久后会向美国人发送一则重要信息：“希望他们能够认真阅读，因为我们会在真主的帮助下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写下这一信息。”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两国大使馆同时遭汽车炸弹袭击，肯尼亚死亡人数高达213人，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超过4500人受伤。坦桑尼亚共有11人死亡，85人受伤(坦桑尼亚受害者中无美国人)。

1998年：美国情报机构称，他们截获了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两名指挥官的电话通话。

1998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头目奥马尔拒绝了沙特引渡奥萨玛·本·拉登的要求。

1998年：8月20日，美国对奥萨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进行了报复行动，向基地组织训练营中发射了巡航导弹。在袭击前的两个小时，奥萨玛、他的儿子们和指挥官均离开霍斯特附近的一个训练营，前往喀布尔一所安全住宅。有资料称，只有六名战士被炸死。但奥玛·本·拉登说那天有三十名战士丧生。

1998年：美国政府对奥萨玛·本·拉登、本·拉登的主要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阿提夫及其他嫌疑人发起公讼。奥萨玛和他的指挥官们被控袭击两所美国大使馆，并参与密谋其他袭击美国境外组织的恐怖活动。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捉拿奥萨玛·本·拉登和穆罕默德·阿提夫。

1999年：奥玛·本·拉登，奥萨玛·本·拉登与他第一任妻子纳伊瓦的四儿子从阿尔·哈迪——奥萨玛最为信任的战士之一——那里得知他父亲的基地组织将会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阿尔·哈迪相信，此次袭击的规模必定非同凡响，会激起美国的报复欲望，甚至让他们恨不得杀死每一个与本·拉登有关的人。和父亲经过几次激烈的讨论之后，奥玛带着自己怀孕的母亲、哥哥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小妹妹帕克海雅离开阿富汗，前往叙利亚。

1999年年末：奥萨玛和纳伊瓦的第十一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在叙利亚出生。奥萨玛为她取名为“努尔”，以纪念奥萨玛前几年去世的同父异母姐姐努尔。

2000年年初：纳伊瓦带着两个小女儿和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回到坎大哈。奥玛留在了叙利亚，争取恢复自己的沙特国籍，四个月后即获批准。

2000年：10月12日，也门亚丁港内的美国“科尔”号驱逐舰遭遇恐怖袭击，造成17名美国海军死亡。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并没有立刻反击，称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此次袭击为基地组织所为，但舆论普遍认为基地组织正是幕后指使者。

2000年年末至2001年年初：奥萨玛·本·拉登第六次迈入婚姻殿堂，迎娶也门新娘阿玛尔·阿尔萨达哈。据说这位新娘只有十七岁。婚礼在阿富汗坎大哈举行。截止至本书撰写完毕，奥萨玛和阿玛尔只有一个名为萨菲亚的女儿。

2001年：年初，忧心忡忡的奥玛回到阿富汗坎大哈，因为沙特阿拉伯的奶奶告诉他，父亲已经对他勃然大怒，命他马上返回阿富汗。

2001年：4月末，奥玛在阿富汗短暂停留，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听说“一场大规模袭击即将开始”。奥玛试图说服母亲带着孩子离开阿富汗，但纳伊瓦还是留在了坎大哈。奥玛则永远离开了父亲和阿富汗。

2001年：9月9日，纳伊瓦终于鼓起勇气带着两个年龄最小的女儿和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离开了奥萨玛。奥萨玛不允许她带走其他孩子。心烦意乱的纳伊瓦回到叙利亚，住在母亲家里。而纳伊瓦的其他孩子和他们的妻子们以及她的孙子孙女都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留在了阿富汗。

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组织嫌疑人劫持了四架美国客机，并驾驶着它们撞向预先设定的美国目标，其中两架撞向世贸中心，撞毁大厦，造成上千人死亡；一架冲向了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而最后一架则由于勇敢的乘客与劫机者的反抗没有成功地撞向预设目标，在宾夕法尼亚州一片空地上坠毁。此次袭击共夺去了大约三千人的性命。

2001年：10月7日，美国大地上这幕悲剧发生的六个星期后，美国军队开始对阿富汗发动猛烈空袭。此次袭击极具毁灭性，几乎将基地组织夷为平地，并将其位于阿富汗的训练营全部炸毁。奥萨玛·本·拉登和他的指挥官和士兵们全部躲藏在托拉博拉山区，随后逃往巴基斯坦。数百名基地组织战士死亡，其中包括穆罕默德·阿提夫(阿布·哈弗斯)，他在喀布尔的家中遇难。奥萨玛·本·拉登和艾曼·穆罕默德·阿尔扎瓦希里医生逃往巴基斯坦(纳伊瓦的孩子和奥萨玛·本·拉登的其他妻子和孩子们均下落不明)。就在此次袭击后，随着臭名昭著的奥马尔及其追随者逃往巴基斯坦，塔利班政权宣告瓦解。

2004年：10月，奥萨玛·本·拉登公布一段录像，称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负责。

2008年：奥萨玛·本·拉登公布一段录音，谴责侮辱了先知穆罕默德的画像的出版，并警告欧洲诸国它们将遭到猛烈袭击。

2009年：1月，奥萨玛·本·拉登公布一段录音，催促穆斯林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圣战。基地组织的这位头目发誓要开辟反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新战场。这段22分钟的录音包括他为所从事的战斗呼吁捐款的请求。

附录三　基地组织二十年大事记: 1988~2008年

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接近尾声，奥萨玛和身边的助手都开始计划将圣战范围扩展至全世界，以传播真主的福音，让全世界都服从穆斯林的统治。

奥萨玛的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是巴勒斯坦首屈一指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学者及神学家。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有必要建立起一个有组织的机构，让信徒们可以为建立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而斗争。但阿扎姆只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要将这一想法落实还是需要战士。奥萨玛召开了首次筹备会议，准备在自己的祖藉——巴基斯坦白沙瓦——成立“基地组织”。1988年8月，基地组织正式成立。

奥萨玛的基地组织不仅有穆斯林队伍，也有军事武装队伍，且后者更胜一筹。随着到达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新成员的加入，奥萨玛将他们送往阿富汗境内的培训营，随后分别派遣至抗战前线的多个队伍中去。

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奥萨玛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基地组织建立伊斯兰完美世界的目标中去。奥萨玛从沙特阿拉伯迁往苏丹，最终来到阿富汗后，让伊斯兰教成为全世界的宗教这一想法愈加强烈。基地组织慢慢地成为全世界广大无辜平民们的生命威胁。

以下恐怖袭击活动均系基地组织策划或发动:

1992年12月29日：也门，亚丁港: 针对前往索马里的美国军人的袭击；亚丁港两家旅店均发生爆炸，虽然没有士兵死亡，但两名奥地利游客遇害。

1993年10月4日：索马里: 索马里民兵击落两架美国“黑鹰”直升机，造成18名美国兵死亡。

1996年6月25日：沙特阿拉伯，达兰: 美国军营“霍巴塔”大楼遭轰炸，造成19名美国兵死亡。

1998年8月7日：肯尼亚、坦桑尼亚: 美国驻两国大使馆遭汽车炸弹袭击，超过222人死亡，其中多数为非洲人。

2000年10月12日：也门，亚丁港: 两个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开着一艘小船撞向船坞中的美国“科尔”号驱逐舰，造成17名美国海军死亡。

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组织嫌疑人劫持了四架美国当地飞机。其中两架飞机撞向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大厦，一架冲往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另一架飞机由于旅客群起反抗劫机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块空地上坠毁。关于遇难者人数有许多版本，其中最可靠的消息是，共有2986名无辜人员遇难。

2002年2月1日：巴基斯坦，卡拉奇: 美国记者丹尼尔·珀尔被绑架，并被斩首。

2002年4月11日：突尼斯，杰尔巴岛: 格雷巴犹太教堂被装有炸药的天然气卡车袭击，造成15位游客(其中14名德国人，一名法国人)和六个突尼斯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

2002年10月12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汽车炸弹袭击引爆繁华的夜总会聚集区，造成200多人死亡，其中164人是游客，38人是印尼人。另有200多人受重伤。

2002年11月28日：肯尼亚，蒙巴萨： 一家以色列人开办的“天堂旅馆”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炸死十六人，同时两枚地对空导弹射向一架以色列包机，但未射中，许多人因此幸免于难。

2003年5月12日：沙特阿拉伯，利雅德: 在一系列针对外国人住宅区和美国人办公区的炸弹袭击中，共34人死亡。

2003年5月16日：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一系列自杀性炸弹袭击炸毁一家西班牙餐厅、一家宾馆、一座犹太教堂和比利时领事馆，造成33人死亡。

2003年8月5日：印度尼西亚，南雅加达: 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万豪酒店大厅外爆炸，造成12人死亡，150多人受伤。死者中有四名游客和八名印尼人。

2003年11月15日及20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犹太教堂遭遇四次汽车炸弹袭击，造成57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2003~2008年：伊拉克: 伊拉克的各个地区都遭遇了数百次基地组织袭击，造成数千名伊拉克无辜平民死亡。

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马德里: 马德里市内列车上十枚炸弹爆炸，造成190多人死亡，1800人受伤。

2004年5月29日：沙特阿拉伯，阿尔库巴: 四名恐怖分子袭击了炼油设施及外国人居住的“绿洲”住宅区，劫持50名外国人为人质，杀死了22人，其中一些人喉咙被割断。

2004年6月18日：沙特阿拉伯: 美国人保罗·约翰森遭绑架，被扣押为人质，后被砍头。

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 四名自杀性炸弹袭击者袭击了伦敦地铁，造成53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2005年11月9日：约旦，安曼: 三家不同的美国人经营的餐厅同时遭遇炸弹袭击，炸死57人，120多人受伤。

2007年4月11日：阿尔及尔:两枚炸弹同时爆炸，一枚安放在警察局，另一枚在阿尔及尔总理办公室，杀死33人。

2008年7月2日：巴基斯坦：丹麦大使馆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多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