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幕僚——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俞天任（冰冷雨天）著

（一）

提起“战犯”，人们肯定会想起供祀在“靖国神社”里的二战日本战犯。这里的战犯，就是指的他们。 “靖国神社问题”里面牵涉到的战犯是指供祀在里面的14名甲级战犯。其实还有几乎全部的乙级丙级战犯都供祀在靖国神社里面。 这个甲乙丙级战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甲〉乙〉丙？倒也不完全是。那个不等式在各级战犯的官职上倒基本成立，但并不是说在罪行上也成立。像那两个在南京比“百人斩”的恶棍，就只是丙级战犯。有人要说了，那么罪大恶极，还只是丙级战犯，那甲级战犯和乙级战犯都是些什么人？

甲乙丙只是一种分类。 人类打了那么多年战争，互相杀来杀去，到100多年前才想起来要给战争也规定一个游戏规则。1899年在荷兰海牙开了一个海牙和平会议，大家签订了一个“海牙公约”，规定了交战者，宣战，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伤兵和俘虏，不能使用的战术，休战，投降等等。到了现在虽然海牙公约已经被为数众多的其他国际条约所替代，但是现在关于“战争犯罪”的基本思想还是沿用海牙公约的。

所谓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就是指在二次大战中违反海牙公约，犯下虐俘，屠杀平民，抢劫等罪行的日本战犯。其中指挥，监督的军官是乙级战犯，而具体执行的士官，士兵和军属则为丙级战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在横滨，上海，新加坡，马尼拉等50余所监狱逮捕乙级丙级战犯5600余名，最后伏法的大约是1000名。所以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而被伏法的那两个恶棍只是丙级战犯。

海牙公约只是规定了“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犯的罪”，当时并没有发动战争也是一种罪行的认识。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家回头看看，仅在战场上就死亡900万人，由于寒冷，饥饿，屠杀而导致的非战场死亡就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排在战争流血排行榜的第二名（第一名据说是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当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排行榜的位置也有了变化。）这样大家才有了发动战争也是犯罪的共识，要追究发动战争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罪行。但那罪魁祸首威廉二世躲到中立国荷兰去了，荷兰又拒绝引渡，只好不了了之，仅仅是在巴黎和会上谴责了战败国德国的“对人道的犯罪”。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可就无处可逃了。但是怎么审呢？用海牙公约套不住他们，因为他们既不是某次具体战争犯罪行为的指挥者，也不是执行者。用德国或

者日本的国内法更套不住这帮。因此，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和平的犯罪”。规定如下：

“对和平的犯罪，即发动或计划，准备，开始，进行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誓约的战争以及参加为达成上述行为的计划及谋划。” 这下总算把那些个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给套进去了。 给套进这一条的日本战犯，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 当时被美军抓进巢鸭监狱的涉嫌甲级战犯的有200名，后来被正式起诉的共28名：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佃俊六，武藤章。 这28人中被绞首了的有7人： 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

被判终身监禁的有16人：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星野直树，佐藤贤了，大岛浩，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铃木贞一，贺屋与宣，白鸟敏夫，佃俊六。 被判有期徒刑的有2人： 重光葵（7年），东乡茂德（20年）。 在判决前病死的有2人：

永野修身，松冈洋右。 剩下的一位大川周明可就其妙无比了，被查出患有梅毒（！）和精神病，因此免于起诉。

需要说明一句的是松井石根其实应该算乙级战犯，但是南京大屠杀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才把他弄到东京去审判。而一般的概念是“东京审判”就等于“甲级战犯”，所以松井石根也就叨光跟着升了一级，被认为是“甲级”了。 列了这么多名字，有人会不会说笔者这是“文不够，名来凑”，拿名字来混篇幅来了，那可错怪了笔者。请注意数一下那打了下划线的数目，在被起诉的28人中有18个，几乎三分之二。在被绞首的7人中，除了广田弘毅是文官首相之外，包括那个“形甲实乙”的松井石根在内全部有下划线。打了下划线而没被绞首的，清一色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甲级战犯中，也有“超甲”的一群。那些“超甲”们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点：当过参谋。

（二）

不就是个参谋嘛。会不会有人这么想？有句俗话叫做“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其实可以再加一句：“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你不看人家刘亚楼上将这东野的参谋都已经当得带了长了，还是嫌不过瘾，到十四兵团去当司令吗？共军那么多参谋长，人们除了刘亚楼之外还能记住几个参谋长？而人们记住了刘亚楼，更多地可能是因为他当过空军司令员和他那传奇般的个性吧？

而日本军的参谋们则不同，如果把那次战争从1928年6月关东军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开始算起的话，把那场战争称作日军的参谋们从阴谋策划到积极扩大，从疯狂推进到最后彻底输光的一场战争一点都不过分。 在说明日本军参谋的作用和战争责任之前，还是先来说明一个名词“日本军国主义”吧。 在抗战前和抗战中，还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说法。战后就不太看到了，取而代之的

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个词，而且在现在军国主义只用于日本（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早就已经被人忘了），没见过“美国军国主义”，“苏联军国主义”的。那么这个“军国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军国主义”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而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实际上的军国主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先说一件事吧，1930年，为了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国会内有过一场大吵架。只要听听吵架内容，就知道什么是军国主义了。当时的浜口雄幸内阁认为海军兵力力量的决定，属于军事行政，归海军大臣管。而当时的在野党政友会则认为，没有经过军令部的同意就是对所谓“统帅权”的侵犯。

什么意思？海军大臣管海军省，是政府衙门。而所谓“军令部”是海军参谋部的名称。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海军统帅权在军令部而不在海军省。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管军队！ 反过来，军队能管政府！怎么一回事呢？当时有一条军部大臣现任武官制的规定，就是说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1913年曾经改为退役，后备役军人也可以出任，但在实际上就从来没有实现过。反而在1936年2.26事件后，在军部的压力下广田内阁又恢复了现任武官制。 这个现任武官制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厉害得很，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意，两个军人大臣辞职就行了。军部不派新大臣，你个内阁只能垮台：缺俩大臣还怎么干？有现任武官制这句话，你就没法子去随便拉两个人来凑数。这一下军队算是把握了政府的死穴，时不时就可以点你一下。 统帅权在当时的日本是什么意思？在当时的日本有两本关于统帅的指导书，一本叫做《统帅纲领》，另一本叫做《统帅参考》。前者是最高机密，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军官才能阅读；而

后者是1932年编修的陆军大学校教科书，里面写的很清楚：“统帅权的本质是力量，其作用是超法律的。”“统帅权的行使及其结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无权对军队的统帅指挥及结果提起质问，要求说明及批评。”

怎么样，这个所谓“统帅权”够狠吧？用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话说来就是“一言以蔽之：无法宣言”。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才是军国主义的真正之所在。 关于第二次大战中的日本，不少人认为是由于“军部的暴走”。但是军部为什么会暴走，为什么能够暴走。这个“统帅权独立”是个根本的原因。

平时日本军队的最高编制是师团（相当中国军队的师），师团以下单位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和分队，分别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旅，团，营，连，排，班。也就说小说《烈火金刚》里面和肖飞，史更新他们干了一阵子的那个“猪头小队长”其实是个排长。师团长直属天皇。战时若干个师团编成军，象武汉保卫战中岗村宁次指挥的就是11军。若干军再编成方面军，象什么“南方方面军”“北支方面军”等。最高司令部称为“总军”，像太平洋战争时期就有什么“南方总军”什么的。

另外还有一些“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大队”。 大正末年(1920年代初)的裁军以后，日本的师团数是17个。到1945年战败时包括那些个已经“玉碎”了的师团，总数膨胀到了192个。 这么些个军队是怎么指挥的呢？ 战前的日本，相对于军事行政的“军政”，作战和用兵等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招来和养着的这些兵准备干什么，在干些什么，一概无权过问。 而这些政府招来，政府养着的兵呢，也邪门。指挥他们的是长官，什么师团长，大队长的。

谁指挥长官呢？参谋们。 参谋照道理是应该为上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其作战计划的。也就是说长官管参谋是各国军队的常识，但在日本军队，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两元系统，管参谋长的是上一级参谋长。

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 当然不能，诺门坎日本军不是输给苏蒙联军了吗？中日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中国军了吗？太平洋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美军了吗？二战末期，关东军不是输给苏联红军了吗？ 这是不是尽找能说的说啊？甲午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日俄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不也占尽优势吗？ 对，日本军队的组织和训练，能够保证他们打出很漂亮的战斗和战役，但决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占优势的原因。但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怎么解释？没错，日本确实赢了那两场战争。要解释这点，就还得从日本怎么会有这种政府和军队的两元化和日本军队怎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两元指挥体系开始说起。

（三）

怎么会有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军队？一个军队又怎么会有两个指挥系统的呢？这得从日本陆军的建军开始讲起了。 日本近代陆军（就是所谓的“大日本帝国陆军”）一般认为是起源于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从萨摩，长州，土佐这三藩献给天皇的6300名“御亲兵”开始的。明治天皇以这个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这些个“御亲兵”们当时是忙的昏天黑地，干嘛呢？忙于镇压各地藩主士族的反叛。到了

1877年（明治十年），来了一场被称为“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反叛。被内讧轰下了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的西乡隆盛带了7个大队的13000兵打着“有话要对政府说”的不明不白的旗号从鹿儿岛北上，和九州的士族们一会师，好吧，有了30000多兵，把个熊本给包围起来了。放出话来，说还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这一来明治政府可慌了，赶紧镇压。派了个文官叫炽仁亲王的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三人就带了一大堆老兵新兵和不是兵们去“讨贼”去了。这个“不是兵”是什么意思呢？征讨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去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七个月。最后官军赢了，贼军首领西乡隆盛自杀。官军当然应该赢啰，首先，反叛军是所谓“贼军”，道义上就输了一着；其次，反叛军的口号也不明不白，“有话要对政府说”是个什么意思？干嘛要去大阪东京溜达也说不出个道道；第三嘛官军的武器比贼军可要强多了，法国制的野山炮，步枪什么的，贼军没有；最后就是钱了，贼军军费只有70万圆，而官军用了4160万圆。所以说这贼军根本就没有胜算。

但是，实力悬殊这么大，这仗怎么还打了7个月呢？可得好好总结一下，开了几次会，大家理出了一条头绪来了：文官掌了统帅权。文官不是武将，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把个战机给延误了。还有一条呢，就是参谋的水平太差，一个好招都支不出来不说，还尽出些蹩马腿的臭招。 这边总结会还没有开完，那边又出事了。这次不是叛乱，是兵变。西南战争打完了，大家得论功行赏对不对？可这功劳全被当官的拿了，小兵们没有。打了一场仗，劳民伤财，官家也给打穷了，当兵的饷都发不出来了，而且不是普通步兵，是炮兵。那时候的炮兵啊，怎么着也和现在的战略火箭军差不多吧。几个小兵一商量：反正活不下去了，咱就反了吧。1878年八

月，二百多炮兵在一个叫竹桥的兵营里面就造起反来了。大炮一架，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他们家就打。谁让你克扣老子军饷。打着打着觉着不过瘾，掉转炮口，对着皇宫也要轰两炮玩玩。

兵变是被镇压了下去，可大家这一身冷汗呀。原来募兵制找来的兵和原来的私兵不一样，他会造反。加上那时的形势又特别紧张，再过两年就要实行议会制了，西乡隆盛是已经死了，但他的支持者还有不少。那些小西乡们也知道武力造反是行不通滴，纷纷改行玩政治了，鼓吹什么自由民权的，估摸着到时候议会里面少不了。那议会要是给那拨自由派给把持了，指挥军队打回来怎么办？这么着，在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这个大道理下，把军队的统帅权从议会，政府那儿独立出来了，直接交给天皇。

其实这都是在胡扯。除了竹桥兵变以外，所有的叛乱用的都是私兵。没人指挥得了国家军队去叛乱。真正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是当时身为陆军卿（后来叫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的个人野心。这个山县有朋，可以说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日本军国主义的体系，后来的战争罪行几乎追根训源全部可以找到他头上。 除了当过军事官僚之外，山县还当过两任首相（第三届和第九届）。在任期间镇压起自由民权来也是不遗余力。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就是他弄出来的。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的登记，政府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等；禁止军人，警察，宗教者，女性，教师，未成年者，剥夺公民权者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工会活动；禁止同行业罢工等等，可以说是坏事做绝。

山县死于1922年，死的时候参加葬礼的除了军人就是警察，再没别人了，可见其人气之低。而几乎同时去世的大隈重信，都是明治维新的功臣，都当过首相，人家大隈重信还不是国葬，去告别的人照样络绎不绝。可见“公道在人心”这句话不假。 当然你也不能说人家山县没做过一件好事，石桥谌山（后来是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当时是《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就说过：“山县之死就是对社

会的贡献”。谁说日本人笨嘴拙舌？ 连大正天皇都讨厌山县，每次一看到他进宫来了就要嘟哝：“这老家伙又来干嘛来了？你们就不能给他找点活干干？”周围的人就找点什么去哪儿视察剪彩的活来把这老家伙支走，省得大正天皇看着他腻味。 也有喜欢他的，除了那些军人警察还有？还有。谁？大正天皇的儿子——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老夸山县是“真正的军人”。这也难怪，不是到现在还有人要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吗？你别看后来的昭和天皇就是个病病歪歪小老头，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人物。一次因为皇姑屯事件对当时的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大发雷霆，居然把个当朝宰相给活活吓死了！吓死当朝宰相，够狠吧？就连他那那么有能耐的爷爷明治天皇也没能活活吓死谁过。

那山县有朋当时的主张就没有人看得破？就没有人出来阻挡？有没有人看破不知道，就知道没有人出来阻止。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巩固统治基础而闹心呢，天天有叛乱的消息传来，够焦头烂额的了，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政府军勾结起来。现在军队自己说不参与政治，那是求之不得。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明知是毒药，只要能解渴，不还是要喝，所谓“饮鸩止渴”嘛。就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不也大力支持吗？

那么怎么办才能做到“统帅权独立”呢？这就扯出了第二个淡：军政和军令的两元化。

（四）

1878年（明治11年）12月5日，原来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局的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了，成立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掌军队了。 不用说，首任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

成立参谋本部的理由是这样的：主管军令的参谋局的工作很重要，西南战争时参谋局就行动相当不便，受的制约相当多，所以参谋局长的地位应该和陆军卿等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局都很庞大，局长的权限和国防部长的权限也都一样，所以日本也应该这样。 这倒也没错，平时的国防政策制定和作战计划的准备，战时战争和作战的辅助，从这点来说参谋局的工作是挺重要的。加上西南战争中的天皇-〉太政大臣-〉陆军卿-〉参谋局长的军令流向也确实有问题。瞎子都能看出来参谋局应该加强，局长的权限应该扩大。 但是，这根本就不成为参谋局从政府独立出来的理由。解决那些问题，只要强化一下参谋局的功能就行了。

参谋本部从政府独立出来，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严重一点（就像后来的事态发展一样）意味着政治和军事的分离。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独立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那么这种倒行逆施为什么没人反对？除了第三篇里的各种理由外，还有一个邪门理由：就因为它是倒行逆施。当时明治政府里的重镇全是藩阀出身的土豪劣绅，只有他们不想要的，没有想要而要不回来的。别看一个个都奉着天皇，其实没人把那什么天皇当一回事。不就是一尊菩萨吗，他还能治的了军？估计也没人放在心上。你要是去跟他讲什么政治和军事分离的危险性的话，没准他会瞪你一眼：“一边玩去，什么危险不危险的，需要的时候再把他合起来不就行了？真少见多怪”。作威一方惯了，这些土豪们的自信使他们看不到组织和系统的重要性。任何东西，要开一个坏头很简单，但开了坏头再要想好的结果就不可能了。

后人在评论伊藤博文的时候说：“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即所谓《大日本帝国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这是指的明治宪法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

注意，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而是“天皇统帅陆海军”。这一条口子，后来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同时也毁灭了伊藤所参加创立的那个帝国。

而当时根本没有被伊藤们放在眼里的山县，则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言归正传，这个参谋本部算是开张了，可是上哪儿去找参谋呢？ 当时已经有了陆军士官学校，里面成绩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被送到欧洲去留学，但是人数很少。学参谋专业的就更寥寥无几了，其中正式毕业，得到参谋证书的就只有在法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小坂千寻中尉一人。 怎么办？山县们决定自己办大学。没老师怎么办？请洋人。请哪儿的洋人成了问题，到那时为止，日本陆军学的是法国。但是普法战争的结果，让日本人对法国起了疑心，普鲁士的陆军看起来更妙。到欧洲一考察，好吧，德意志简直太对胃口了。都是野心勃勃，拼了命要赶最后一班车的。而且德国几乎是内陆国家，特别注重陆军，这和山县们一直认为的海军只不过是陆军的附庸又不谋而合（日本军队的第三个二元化：陆海不协同以后再说）。这就定了下来请德国教官。

德国人推荐了两个人，梅克尔少校和戈尔茨大尉。别看戈尔茨军衔比梅克尔低了一级，但军事素养很高，刚刚出了一本书叫《全民皆兵论》，德国人甚至认为戈尔茨总有一天要做到总参谋长（后来好像没做到）。而梅克尔呢，只是个战略战术的专家，对于战争不是很内行。但是德国人把戈尔茨给派到土耳其去了，当时德国人为了抢殖民地，正打着从奥地利经巴尔干小亚细亚通往波斯湾的主意，比起日本来，土耳其要重要的多。

没办法，找不到马牵头驴子回来也算是办成一件差，就这么着把个梅克尔少校领回来办起了陆军大学校，专门培养参谋人才，最初的学校就设在参谋本部大院里。

办了学校，就开始招生了。招谁呢？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工兵中尉。考生的合格率据说是只有10%。看起来生源还不错。 真的这样吗？非也。这种招生制度其实隐藏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日本军队有办学的传统，叫做“幼年学校”，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士官学校。培养自己需要的军人（这种传统到现在还有，自卫队还是有自己的小学中学的），这种从小学开始培养的军人，作为军人来讲不错，但是不懂政治，不懂社会，只会打仗。他们的考试成绩肯定优秀，合格者的很大一部分是这种人。这种对政治和社会一无所知的人，一旦到了重要岗位上，而又没有制约他们的力量时，他们会干出些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一点就是招生兵种里好像缺了一种：辎重兵。当时对辎重兵的规定是这样的：如果是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可以报考，但毕业后回骑兵。也就是说参谋本部当时就没有要兵站参谋的打算，其实当时参谋本部就没有兵站课，只有个运输课。古来兵匪一家，藩主们都不养兵，当兵的要吃饭自己去抢。抗战时日寇的“以战养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传统的延长，所以整个二战当中，日军的抢劫行为在参战各国军队中是最多的，而且是全军普遍性的。

学生有点先天不足，老师就更有点发育不良了。只要看看这个所谓培养高级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就知道了。

（五）

梅克尔是战略战术的专家，所以他在课程设置上也是绝对的实务优先。陆军大学校的学制原来是步兵骑兵出身的三年，炮兵工兵出身的两年。理由是炮兵工兵们懂数学，少学一门课，只要两年就够了。 到后来大概自己也醒过味来了，哪怕你炮兵工兵个个都是数学家也行，问题是这陆军大学

校又没有三分之一的数学课，凭什么炮兵工兵们少学一年？这才大家一律平等了起来。 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分“普通学”和“军事学”两类。普通学包括“交通，历史，数学，统计，国际公法，法律，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共608课时；军事学再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包括“马学，卫生，会计，兵器，建筑，参谋学要务，战史，战术，海战术，地形，沙盘，要塞战术”共1796课时，术科包括“马术，参观，野外测量，现地战术，参谋演习拉练，战史旅行，基层勤务，秋季演习，参加特别大演习”不算马术共304天，马术是806小时。

光从课程设置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从课时安排就有问题了。战术有关课时为十的话，战史有关课时只有三，而真正的参谋要务只有1。 咦，他不是要培养参谋的吗？其实没有人弄得清楚那个陆军大学校到底要培养什么人。一开始是说培养参谋人才，过几年又说要培养参谋及其旅团以上的副主官，再过了几年又要培养参谋及其高级指挥官了。没人弄得懂。 不但培养目标模糊，这个号称日本军队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校，一开始居然连校长都不设，就派一“干事”来管，你说邪门不邪门？其实理由很简单，参谋总长山县有朋不想弄一个校长出来妨碍自己直接管陆军大学校。直到山县不当参谋总长了，才给陆军大学校设了个校长的职位。 话说回来，陆军大学校的战术培养还是很成功的，从地图到沙盘最后是现场，一步一步的启发式教育，经常梅克尔亲自上课，亲自提问，所有教学内容都全部记录印刷出版，发布全军。演习也相当多， 而且按照梅克尔的意思，参加演习的不光是陆军大学校的学生，连参谋本部的现职参谋和各师团的参谋长们也一起参加。 到现在日本人的研究也发现，当时陆军大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其实只适合培养旅团一级的主官和师团一级的副官。所以单个日本军的师团旅团行动起来，能打出很漂亮的仗来，但到了军或者方面军一级，则反而经常可见互相牵制，动弹不得的情形。这也

是梅克尔少校给日本军队留下来的遗产。 这倒不能怪到梅克尔少校头上，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当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桂太郎少将在描叙建军计划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建军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袭击，维持中立的二等国，一种是威武辉煌，在需要时能诉诸武力一决雌雄，不受外国欺侮，在海外也能自由行动得一等国。日本建军虽然历时甚浅，但不能停留在第一个目标上，而要和欧洲列强追求同样的目标。因此从征兵开始的所有事项都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也就是说，日本陆军从建军开始就把向外扩张作为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培养大量少壮参谋军官，确实需要这种战术第一的教育。 但是也就是到战术为止，课程设置中倒有“战争论”这门课，但实际上等于没上。因为据说梅克尔自己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又不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就蒙混过关了事。据说在日本没几人能读懂《战争论》，其中一人是以后要讲到的关东军参谋，制造出柳条湖事件的石原莞尔，还有一人就是东条英教。 怎么那么熟的名字？没错，不能不熟。这位就是将来那个被绞了首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他爹。这位东条英教也是个牛人：陆军大学校首期的首席毕业生。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由天皇亲赐军刀，还可以自由挑选出国留学，东条英教选了德国，后任职于参谋本部，当过大本营参谋，步兵30旅团长，当了一年就以中将衔被编入后备役。

作为首席毕业生，东条英教可以说混得不太好，这主要是因为东条英教是南部藩出身，受当时当红得萨摩藩，长州藩的排挤，一直不得志。所以后来儿子东条英机混出来了以后就为老子乱报仇，只要见到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家伙就绝对要打压一下。

但是总的来说，陆军大学校毕业了是很好混的。日本军队的晋升有个“定年”制度，就是少尉升中尉，中尉升上尉一定要两年，而尉级升校级，也就是大尉升少佐则要四年。有了萝卜又不一

定有坑，就是不一定有空缺，所以到定年时晋升不了是正常的。但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一到定年肯定会得到晋升。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有所谓“十年人事”之说，也就是说毕业后十年肯定升到大佐，至于能不能混到将军则要看其他的人事关系了。

咦，这样一来陆军岂不是都是陆军大学校生的天下了？本来这也无所谓，陆军不用陆军大学毕业的谁用，总不能介绍去做保姆咯。不是这个意思，陆军大学校培养的是参谋，毕业生佩戴的是旁人看着眼馋的参谋肩章（日本陆军有专门的参谋肩章），怎么到后来主官也全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了？ 这很自然，陆军大学校是陆军的最高学府，甭管他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有没有问题，在学历至上的日本，陆军认为陆军大学校的毕业生就是精英。所以不管合适不合适，到最后就成了“无将不是陆大出”了。 话说回来，这陆大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有问题也是在败战后总结反省时才发现的。当时也没有人注意到。 就这样，一帮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的人们，受了张良的教育，上着韩信的岗，还被给了刘邦的权力，被大家尊为“精英”。会作出什么事情出来呢？ 做不出好事，根本地说，就做不成事。 那位要说了，你给解释一下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吧。您别急，这就解释。

（六）

先讲一个故事。 地点：日本长崎。 四艘外国军舰进了长崎港，其中有两艘是7000吨级的巡洋舰，12吋主炮昂首向天，好

不威风。 舰上的水兵下了舰。憋了那么久，先去的地方是肯定的——妓院。 巧不巧，那天正好妓院还真生意兴隆，得排队。几个水兵就老老实实底排起队来。 排着排着这拨水兵发现有点不对头：有人居然长驱直入。而且可以肯定不是送便当的，绝对是和他们一样的嫖客。这不太欺负人了吗？怎么着？欺负咱哥儿们是老外？ 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他个狗娘养的”，那些水兵就发了飙，把眼前看得到的，手摸得到的家具全给砸了，一直到接到报警赶来的警察到达现场时，这场“扫黄”行动还在继续。 警察算个毛，水兵们拔出刀来，对着警察就砍。可是总不及警察人多势众，结果这五名被抓了起来。 这还了得，第二天从舰上冲出450多水兵，朝着警察局就去抢人。警察当然也不肯眼睁着就让你们把现行犯给抢了回去，双方打了起来，据说死了10人，轻重伤70多人。死人里面有水兵！ 这还了得，巡洋舰上的12吋顿时就转了过来，指着长崎市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办肇事者，舰队的长官说话了。 日本人只好忍气吞声，乖乖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认倒楣了事。

有人会说了：日本人活该，谁让你们去惹美国人了？现在知道败战的味道了吧？ 且慢，没说是美国人，那些牛气冲天的水兵们是中国人！大清北洋水师的弟兄们。 这是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清国长崎水兵事件”，时间是1886年（明治19年）8月，北洋水师派出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巡洋舰为首的四艘军舰（还有两艘是“济远”和“威远”）访问日本时发生的骚动。带队的是丁汝昌，在黄海演习完毕以后，到长崎去修理的。其实有个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里面。 要谈甲午战争就必须要谈到这次北洋水师的长崎寄港。怎么呢？当时的大清国虽然输了鸦

片战争，又被英法联军给烧了圆明园，但还是老大帝国，起码在亚洲那还是货真价实的老大。 日本一直想染指朝鲜，台湾，但忌惮于中国的清军武力，不敢动手。早在1873年（明治六年）就有人提出过打台湾，但就连那个军国主义的开山祖师爷山县有朋都坚决反对，理由是：“别惹毛了大清国”。

可不是吗？当时能动员的日本陆军大约有24万人，海军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7万不到。而清军呢？陆军98万人，北洋水师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号称从4万1千吨到11万吨。那98万陆军日本人倒不怕，因为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动员的起来。但北洋水师却确实是日本人的心病，尤其是“定远”“镇远”这两艘号称远东无敌的7000吨铁甲巡洋舰，怎么都叫日本人心虚。所以日本人一直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光活动活动心眼儿。

这次好了，大清国自己把他送上门让参观来了。当时镇守长崎一带的的镇守府参谋就是后来把北洋水师和波罗的海舰队都给灭了的东乡平八郎。这位东乡平八郎怎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亲自到定远舰上去参观去了。 上的舰来，吓了东乡一跳。倒不是定远舰的大，说实话东乡好歹也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和大清北洋水师的管带们都是同学，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人家见过世面，军舰的大小还真吓不住他。让他吓一跳的是北洋水师的散漫，12吋主炮的炮管上居然晾着裤衩子！那年月不抽洋烟，甲板上倒没有烟屁股，就到处都是烟叶末子。东乡平八郎参观完了说：“大炮是水兵的圣物，连大炮都不尊敬的舰队，没什么战斗力。”话音未落，那边的斗殴事件又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注脚。

就这样，日本人吃了定心丸，从明治22年（1889年）起，就真的开始制定“征清大作战构想”了。花了四年，到1893年编成了甲乙两套方案，乙方案是对付俄国人的，甲方案是对付大清国的。到7月份日俄两家谈成了，俄国人同意朝鲜独立，这时候日本人就专心致志地对

付大清国了。 甲方案中想定第一阶段派第五师团出兵朝鲜，牵制清军。然后看甲乙丙三种情况来继续用兵进行第二阶段，所谓甲乙丙三种情况就是指日本联合舰队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和联合舰队不能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也取得不了；以及北洋水师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日军在直隶附近平原地带和清军决战；第二种情况日军力争确保朝鲜；第三种情况则在援助第五师团的同时完成本土防御。 别人化了四年工夫在做计划准备打仗，而这时的大清国呢？在忙着为太后老佛爷准备做寿呢！谁还顾的上别的，而日本人则万事俱备，只等找到借口好开仗了。

（九）

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大赌博中赌赢了。赢在他有绵密的计划，清楚的目的和全国一体的作战方式。 伊藤博文以其自身的威望，资历和天皇对他的信任，克服了山县有朋造成的政治军事，军政军令和陆军海军这三个二元化，赢得了这场战争。 伊藤博文是个中国通，对汉文化造诣很深。其实不仅是他，当时整个日本上流社会对汉文化都是很精通的。所以他们能够克服日本军队轻视情报参谋的劣势，正确地判断了大清国可能的反应和西太后，李鸿章等人可能采取的策略。再者甲午战争的规模不大，延时也不长，靠在朝鲜半岛的掠夺和抢劫就能弥补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大清国的对应过于拙劣才使日本很侥幸地赢得了战争。尽管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利以至被全歼，但是清军如果敢于在直隶平原和日军主力展开决战（就像川上操六参谋次长所计划的那样），最后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起码和谈时的条件会

改善不少，就像日后日俄战争的和谈那样。 说句老实话，其实老天待大清不薄！甲午战争日军死，残（永远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几乎占日军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有人会问，没听说过日军在甲午之战中吃过什么大败仗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是老天爷在帮大清的忙，日军死残中九成以上是病死的，脚气，痢疾，鼠疫，霍乱和冻伤要了那帮鬼子的命。老天在大清一边，可是大清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

为什么大清不能再坚持一下？ 那么日本人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学到。山县有朋在战时被伊藤博文耍了个痛快，正憋着一口气要找回场子来呢，如何肯把功劳记到伊藤身上，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个场子怎么找呢？人家有办法，他鼓捣天皇成立了一个所谓“元帅府”，内设四名元帅：第一名当然是他山县有朋本人；第二名是原陆军大臣，甲午战争时的第二军司令官，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大山严；第三名是皇族将领，甲午战争时的参谋总长，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最后一名是海军的西乡从道。这位西乡从道就是前文所说的西南战争兵败自杀了的“贼军”首领西乡隆盛的亲弟弟，不仅如此，大山严也是西乡隆盛的小舅子！由此看来可能日本人不太划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什么的成分，您能想象西太后老佛爷会重用肃顺亲王的亲弟弟和小舅子？

这个元帅府不是政府衙门，只是一个天皇的咨询机关，有点象现在时髦的think tank，他提出来的意见也没有专门的政府衙门去负责落实执行。有人要问了，这个元帅府有什么用？回答是没什么用。那只是山县有朋要加强军人地位来抵抗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强的文官势力的一个举动罢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扩大了问题。 您看四个元帅中，陆军就占了三个。剩下一个西乡从道虽然现在是海军，可原来是做过陆军卿的。就在甲午战争时，因为陆相大山严奉命出征，身为海相的西乡从道就干脆身兼海路两相，您说他到底是海军还是陆军？

海军被轻视到了如此地步，就只能忍气吞声？那倒不，海军们也不闲着，他们鼓捣出来了一个什么“军事参议院”。由元帅们加上陆海相，军令部长（陆军参谋总长大山严已经是元帅了）再把所有陆海军大将们拉来陪坐，想由此来和陆军抗衡。 大本营，参谋本部，军令部，元帅府，现在再加上一个军事参议院。这种床上叠床，屋上架屋的组织结构，现在是彻底没人能弄明白了。 伊藤博文干嘛去了？本来伊藤博文平时就不管军务，再加上他那几年正走背字，在对俄国策略上和其他人意见不合，都快被赶去“上山下乡”，发配朝鲜去了，过问不了中央的事。 就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了他第二次大赌博：日俄战争。

甲午战败，大清赔了白银二亿三千万两，折日洋三亿四千四百零五十万。日本花了战费日洋二亿，白赚一亿四千万。战争赔款中，分给了陆军五千四百万，海军一亿二千五百万用来扩展军备。 不光是日本成天惦记着朝鲜半岛和满洲，北边的俄国人也一样。不过俄国人惦记的顺序不同，俄国人是先满州后朝鲜。1900年（明治33年）俄国人借口义和团事件出兵15万占了东北全境，现在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就是那个时候的事。两年后的1902年虽和大清签了条约，答应归还东北，六个月一批分三批化一年半时间从东北撤军。但头半年过去了，一兵一卒未撤，还大有窥觑朝鲜的行动，要知道朝鲜国王高宗这时候被日本人追杀，就躲在俄国大使馆呢！俄国人要干的话，他可以制造出一个非常合法的政权来。这一下日本人可坐不住了。

坐不住管坐不住，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不就是才赢了一场甲午战争的日本吗？怎么就干和沙皇俄国叫起板来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大国排名是：超级大国英国，接下来才是一级大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现在牛皮烘烘的阿美利加合众国当时也就是仅仅被人看好而已。日

本人又是抽了什么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不是，日本那时又拜了个老大。谁啊？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 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在形容当时日本举国上下欢庆日英同盟条约签订时说：“乐的就象穷孩子被过继给了一个大财主当养子”。其实英国呢，也就是看着沙俄在中国的势力扩大不顺眼，又不好和沙俄翻脸，找只黄皮猴子帮他去斗斗北极熊。 条约也不是白订的，大英帝国也真帮忙罩着日本人。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亲自出马去忽悠那拨见了二就不认识五的德国人把威海卫军港都租给了日本人用。 有了这么一个了不起而又仗义的老大，日本人还怕什么？山县上次对伊藤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能拿下满洲一直还在耿耿于怀在呢，靠，这次就要干干俄国人。

（十）

干俄国人？说起来简单，到具体了，怎么个干法？ 1903年（明治36年）6月，总理桂太郎（前边说过，山县有朋的大弟子）建议天皇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的除总理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陆相寺内正毅，海相山本权兵卫（不是后来的山本五十六哦）外，还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严，松方正义（原大藏卿，第六代总理），井上馨（原外相）这五位元老参加。 甲午战争时的内阁是元老内阁，全员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能控制得住局面。而现在的桂太郎和他们比起来只是小字辈的。这么大的赌局不把元老们拉进来一起干，这要是弄砸了，他可担当不起。 在那次御前会议上，就山本海相反对开战。理由是朝鲜丢了也不影响本土防卫，没必要一定和老大帝国沙俄去对掐。可您要是以为这位山本海相是和平主义者那颗就大错特错了，此公原来不仅是朝鲜，就是“大陆权益”也是成天挂在嘴边的，要成立“六六舰队”的也就是他。（所

谓“六六舰队”，是指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六艘组成的舰队）这位山本海相从来以满嘴跑舌头，前言不搭后语而著称，一切看当时情况对海军有利无利而言。但他看来，沙俄分驻在海参崴和旅顺的远东舰队没意思，打起仗来真有了功劳全是陆军的。海军犯不着为陆军的勋章卖力。

估摸着当时山本海相要是就知道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会傻乎乎地跑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来日本海送死的话，他那话可能就不是那样了。 这位山本权兵卫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当过两任总理，可运气不好，全都提前下台。第一次是第十六届总理，上台就把个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给废除了，出了一口对陆军的恶气。可是被人揭发出海军在采购武器时有人受贿，提前辞职下了台。2月20日上的台，4月16日就下台了，两个月都没满，里面还有一个只有28天的二月份呢！过了几年，又爬到总理大臣的位子上去了（第二十届总理），那次就更倒楣了。上任的前一天，1923年9月1日，来了一场“关东大震灾”迎接他，该着他去收拾破烂去。这还不算，到了年底（12月27日），有人向裕仁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开枪，纯粹不让这位倒楣蛋过年了。到了1月7日就下了台，不管怎么说，比第一次坐的时间总要长一点，要不然怎么说人总是在进步呢？

言归正传，就一个人反对，加上还是海军，人微言轻，当然动摇不了对俄开战的结论。 上次甲午战争时是总理伊藤博文在主持大局，这次是总理桂太郎在主持大局。表面上好像一样，但这次实际上是桂太郎的老大——山县有朋在主持。 山县不是在甲午战争中暴走过吗？这次对俄开战，会不会又旧病复发，发疯蛮干？ 不会，山县还不象后来的日本军参谋们（特别是关东军参谋们）那样是一群真正的疯子。上次的暴走行为只是由于对伊藤独揽大权的不满，这次可以由他主持全局了，他倒十分明智，尤其在战争目的上。 山县的目标就是要把沙俄赶出满洲，从而确保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争取日本在满洲的权益，

再弄上一点沙俄的远东部分就更好了。他可没有灭了沙俄的打算，一来他知道沙俄也不是他想灭就能灭了的，日本没那个实力；二来他也知道就算日本有那个势力，别的白鬼子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一只黄皮猴子把个白鬼子给灭了。所以他从开战那一分钟开始就一直在寻找和谈的机会。

说一件事吧，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是编成为“满洲军”的）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

咦，儿玉这不是犯上无礼吗？一个满洲军总参谋长可以这样训斥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 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位儿玉源太郎可不是泛泛之辈，他出任过陆相，台湾总督，担任过陆军大学校的干事（相当于校长），而长冈外史呢？是他的学生——陆大首期毕业生。 什么？陆大毕业生已经爬到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的位置上了？ 没错，但那以后再说。现在先说日俄战争。 儿玉这次是降格就任的。有人要问了，他就那么让给降了格没意见？没意见，满洲军总司令官是陆军元帅大山严。做大山严的总参谋长可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而此时坐在参谋本部里的参谋总长不是别人，正是山县有朋陆军元帅。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这场战争的目的，规模的理解是非常清晰的。不仅参谋本部，就连现场的指挥官都牢牢记着。

这是因为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如山县有朋，大山严等虽都是军人，但和后来的日本军人不同。他们都是旧藩出身，除军人外，还是政治家；他们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战争，而是在幕府末年

的内乱开始从战争中学来的战争。所以他们还知道进退，知道什么叫做“见好就收”。知道有一个开始就肯定有一个结束。因此，他们赢了。 赢是赢了，但赢的太惨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不，对整个亚洲来说，与其说是一场战争的结束，不如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七）

你老冰的意思是不是“不是鬼子太狡猾，而是大清太无能”？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只在大清朝的腐败？不，倒不完全是。 清朝末年确实政治太腐败，清军确实太无能。但是如果去掉这些腐败因素，清军就能赢得了日本军？老冰的结论是：即使没有西太后等让后人切齿的一帮，或者当时大清朝认真地去打仗，清军还是赢不了。 从前面可以看出，清军的武器装备，兵员数量倒并不比日军差，甚至比日军还多还强。但兵员的训练水平，高级军官们的战略战术教育水平和素养比日军差的可不是一个数量级了。人家在开战的时候，陆军大学校已经招到第十二期了，首届毕业生已经开始有爬到军主任参谋一级的了。像东条英教当时就已经是大本营参谋了。可是有哪位报得出来两个清军里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将领名字？

但是你老冰不是一直在强调当时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的不统一，军政和军令的不统一，陆军和海军的不统一吗？怎么那么多负面因素就一点也不出来帮帮日本人的倒忙？

老冰在前文说过，山县有朋的倒行逆施之所以在当时日本能行得通是因为没有人把他弄出来的问题当作问题。当时明治维新的元老们都健在，你山县整再多的制度上的漏洞出来你还能玩得

出来花？玩不出来。指挥甲午战争的不是一般人，乃明治维新第一功臣，首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人家伊藤拔根汗毛，不说比你山县的腰粗吧，和你山县的大腿肯定有得一比。

在这次伊藤博文亲自来过问军事以前，日本的军事系统已经弄得像笑话一样了。海军和陆军吵了几年架，弄得像仇人一样。看看那些架是怎么吵的绝对有意思，挺有日本特色。 明治13年（1880年）海军看着陆军的参谋本部眼红，吵吵说咱们也要一个。陆军当时就给顶了回去：“怎么着？光看见现在我们这些贼吃肉了？你也得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贼挨打的时候。老子陆军是老大，你们海军能干什么？你是准备上岸进攻还是准备上岸防守？想和老子陆军一样，没门。回去啃你的窝窝头吧。”，可能还要加一句“切”。

海军们可没有脾气，谁让自己是老二呢，没办法，有些气就是要受。受是受，海军也不泄气，继续搞发明创造。这次海军是提出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的构想，说把陆海军统管起来怎么样。陆军还是反对，说你们该谁管就谁管，别给偶们也找一个婆婆。但是伊藤博文感兴趣，硬是在明治19年（1986年）把这个“统合参谋本部”给愣撮合起来了。

怎么叫“愣撮合”呢？这次倒不是老冰在犯贫，真是愣给撮合起来的。从一开始海军就不满意了。咦，不是海军要成立什么劳什子“统合参谋本部”的吗？干吗又不满意了？其实是从一开始海军就发现被陆军给涮了。《统合参谋本部条例》规定统合参谋总长必须由皇室出身的将军担任，既然天皇领军，皇室人员担任统合参谋总长听起来也挺合情合理是不是？不然，和欧洲皇室人员大都在海军服务不一样，也不知道是怕晕船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日本的皇室人员基本上全在陆军，而且也看不到有下海的动向，这统合参谋总长一职必须由皇室人员担任的一条等于变相在说海军永远是老二。海军能干吗？所以不到一年，这个看起来挺是那么一回事的“统合参谋本部”就被海军给折腾的寿终正了寝。也别说，好歹在一起玩了一年，有了一点感情，陆军这次总算开恩同意海军也独立出一个“参谋本部”来了。

但海军还是气不过，NND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老爷就要出出这口恶气，愣把个刚刚成立的“海军参谋本部”给改成了“海军军令部”，以示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这就是日本海军没有参谋本部而代之以军令部的由来。 所以到甲午战争开展前夕，日本军队的三个二元化总算凑齐全了：政军，政令，陆海全是各唱各的调。怎么办？ 难不倒人家伊藤博文。伊藤又发明了一个叫做“战时大本营”的东东，简称“大本营”，在作战时把陆海军统一起来指挥。平时嘛你们爱怎么操就怎么操，现在都TM给我拘到一起来。当然要把平时就决尿不到一个壶里的两拨拘到一起也不那么容易，象海军就提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管招兵买马就够忙的了，别参加大本营了。其实在琢磨着什么呢？因为根据当时的制度，天皇的幕僚长是参谋总长，所以理所当然大本营的长就是参谋总长了。所以军令部长见参谋总长矮一头。这也就算了，现在要海军大臣也去听参谋总长的发号施令，海军也觉得太委屈了。

陆军可不含糊，跟海军说:“知道你们海军弱智的比较多，不太会处理事，你们海军大臣忙得话就不用来了。不过俺们陆军大臣应付那些个小事倒是绰绰有余，能来参加大本营的”。被这样一将军，海军没了情绪，海军大臣只好乖乖地来大本营报道。不过到太平洋战争时，海军地位提高了，又想起几十年前的那句话来了，因此太平洋战争时的大本营就没有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只是把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给并到了一起，更加一塌糊涂。

海军和陆军这样一闹，哪个不怕死的文官还敢往这是非堆里边扎？更别说这帮武夫本来就讨厌文人了。结果大本营里面就弄得没有文官。也不是一个没有，有一个：内阁总理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可不是一般的文官，人家来了就是来当头的。所以说大本营说起来是天皇为头，或者说天皇的幕僚长——参谋总长为头，实际上甲午战争时大本营的头是伊藤博文。不仅如此，伊藤还干脆把大本营就从东京给搬到了广岛的第五师团司令部院子里面去了，连同天皇本人。

对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外交和作战的一致，大本营应该离战场近一点。其实是整个一个胡说八道。为了外交？各国驻日使节不都在东京吗？你跑到荒郊僻野的广岛，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新干线”，连飞机都没有，怎么个搞外交？

伊藤博文的汉学基础十分扎实，写的一手相当漂亮的韵律诗。估计他这个让大本营搬家的主意就是跟三国里的曹操学的——“胁天子以令诸侯”。 是哪个诸侯逼得伊藤博文要使出这一手？没别人，就那山县有朋。

（八）

伊藤博文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把朝鲜从大清国的附庸地位里面“独立”出来，进而全面控制朝鲜。所以伊藤博文的战略是全部围绕着朝鲜半岛展开的。 但是，仅仅从开战前和开战时的静态数字来看，要达到这个目的谈何容易。因此进行和大清国的战争对伊藤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赌博。一场除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外，连日本的国运也全盘压上的大赌博。所以作为操盘手的伊藤博文，决不能容许有任何不和谐音来干扰这场超级大赌博。 最可能的不和谐音源就是首任参谋总长，现任枢密院议长，亲手制造出了三个二元化的，弟子门生满军中的那位山县有朋大将。 伊藤博文还真没有把山县有朋放在眼里。不就是一个军事指挥系统给你搞得支离破碎吗？本老爷现在再给他拼起来就是了，一个战时大本营制度在伊藤博文那儿就把个陆海军二元化的问题给解决了；再把陆相海相也塞到大本营里去，军政军令二元化的问题也没了；至于政治军

事的二元化，老爷是干什么的？什么，大本营里面没文官编制？老爷本人不就是文官第一人吗？这不，什么事都没有吗？就你们这些穷酸在那儿叽叽喳喳，咸吃萝卜淡操心。

但是伊藤没有认识到一条，他只是凭自己的资格和威望在办事，没有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大本营制度虽然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时期到了作用，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重镇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制度上的缺陷就显现了出来，以至于到后来几乎成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这是后话。 参谋总长是天皇的幕僚总长，天皇统帅陆海军。这句话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参谋总长指挥陆海军。那伊藤还能干什么？人家伊藤有办法，把个山县有朋派到第一军去当司令官。理由冠冕堂皇：这是日本第一次和大国打仗，咱哥儿们的脑袋全赌在这上边儿在呢，作为陆军的最元老，你不去最前线亲自指挥，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其实伊藤的用心就是要把山县有朋和当时的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隔开来，省得妨碍老爷我在大本营里发号施令。

大本营里面可没有文官编制，伊藤他就算是人在大本营他又怎么发命令，命令谁呢？伊藤有办法，你们不是都号称听天皇调遣吗？本老爷我把天皇给调遣来，看你们还能怎么整。一壮自己胆，二刹众人威，这才是伊藤把大本营设到那天涯海角的广岛和把天皇也搬了过去的真正目的。 但是山县也不能就那样任人摆弄了。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山县可深知其中三味，一到了外面，山县又要开始暴走了。 伊藤博文的战争目的就是要争取朝鲜的独立，如果天照大神开眼再加上台湾就更好了。本篇之六里面提到的以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为首的参谋本部的“征清大作战构想”中的在掌握黄海渤海制海权以后，日军与清军在直隶一带的平原地带决战的计划伊藤其实是不太同意的。因为伊藤博文不认为进攻北京，打垮清王朝是个好主意。把个清王朝给弄没了，你和谁去谈判去？

而欧洲列强也不会容忍日本在中国大陆独大，弄不好列强联合干涉一下，最后日本落个羊肉吃不着空落一身羊骚臭。所以伊藤博文在作战的同时一直在寻找与清王朝谈判的最好时机。

由于叶志超等清军将帅的无能，1894年9月16日，也就是大本营搬到广岛的第二天，清军大败于平壤。到了11月上旬，山县有朋指挥的日军第一军攻到了鸭绿江边，而另一支由原陆军大臣大山严指挥的第二军也在11月21日攻占了旅顺。按照所谓的“征清大作战构想”，此时应该就地筑营，等待来春的直隶决战，以来因为冬季作战不便，二来因为日军的兵站力量不足，后方供给不上。兵站不足的问题在朝鲜境内作战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由于弹药和粮食不足，日军在平壤一带是打得相当苦的，如果不是主帅叶志超弃城而逃，朝鲜之战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

而伊藤博文的想法则是战争应该结束了，他已经在寻找和谈的机会了。但是山县这时跳了出来，贸然下令进攻海城。海城是山海关的屏障，山海关失守则清廷的祖陵危矣。大清号称“以孝道治天下”，怎么说西太后不是东西也不会让谁轻轻松松就把祖坟给挖了。所以清军在海城一带作战异常奋勇。山县在海城没讨着便宜。 这边伊藤可急了，其实日本当时也已经到了极限。两个月内不能停战谈和，日本就要先于大清完了蛋，这年头，山县还要扩大战火，如何是好？

伊藤博文让天皇发了一道诏书，说正在活蹦乱跳的山县有朋你回来养病吧。山县有朋看到诏书也一愣，心想这天皇陛下可真想着自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病，人家天皇愣就知道。可这话说回来，自己到底是什么病呢？管他，反正天皇圣明，回去查查没准真能查出什么病来，这就回去养病去了。 这山县有朋一走，那边伊藤博文就放弃了在直隶和清军决战的计划，改为进攻威海卫和台湾。放弃进攻山海关是为了诱使大清坐到谈判桌上来，而进攻威海卫和台湾则是为了在将来的

谈判中增加施压的砝码。这两手是相辅相成的。 大清一来政治腐败，二来军事无能，又根本判断不出日本的战略目的，对日情报更是一无所有，没有逃脱伊藤博文的算计，乖乖地坐到谈判桌边上来了。几经讨价还价，终于同意朝鲜独立，再赔银二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 还是在伊藤博文的意料之中，德俄法三国来联合干涉了。本来对伊藤博文来说，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就都是本来并没有算计在内的战利品。这时候正好就驴下坡，还能给各列强卖个人情，让大清再以银三千万两把辽东半岛给“赎”了回去。 至此，日本全胜。但说到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日军组织的胜利，而是伊藤博文以其个人的资历，能力和天皇的信任克服了山县们制造的日军的种种缺陷，把政治和军事紧紧结合在一起，战略为政略服务，从而最大限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其实应该说日本赢的是很侥幸的，不管大清在军事上打了多少败仗，只要再抗击几个月，那时候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就没人知道了。 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只要”这一说，只能让无数后人掩卷兴叹。

那么，日俄战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九）

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大赌博中赌赢了。赢在他有绵密的计划，清楚的目的和全国一体的作战方式。 伊藤博文以其自身的威望，资历和天皇对他的信任，克服了山县有朋造成的政治军事，军政军令和陆军海军这三个二元化，赢得了这场战争。 伊藤博文是个中国通，对汉文化造诣很深。其实不仅是他，当时整个日本上流社会对汉文化都是很精通的。所以他们能够克服日本军队轻视情报参谋的劣势，正确地判断了大清国可能

的反应和西太后，李鸿章等人可能采取的策略。再者甲午战争的规模不大，延时也不长，靠在朝鲜半岛的掠夺和抢劫就能弥补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大清国的对应过于拙劣才使日本很侥幸地赢得了战争。尽管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利以至被全歼，但是清军如果敢于在直隶平原和日军主力展开决战（就像川上操六参谋次长所计划的那样），最后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起码和谈时的条件会改善不少，就像日后日俄战争的和谈那样。 说句老实话，其实老天待大清不薄！甲午战争日军死，残（永远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几乎占日军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有人会问，没听说过日军在甲午之战中吃过什么打败仗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是老天爷在帮大清的忙，日军死残中九成以上是病死的，脚气，痢疾，鼠疫，霍乱和冻伤要了那帮鬼子的命。老天在大清一边，可是大清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

为什么大清不能再坚持一下？ 那么日本人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学到。山县有朋在战时被伊藤博文耍了个痛快，正憋着一口气要找回场子来呢，如何肯把功劳记到伊藤身上，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个场子怎么找呢？人家有办法，他鼓捣天皇成立了一个所谓“元帅府”，内设四名元帅：第一名当然是他山县有朋本人；第二名是原陆军大臣，甲午战争时的第二军司令官，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大山严；第三名是皇族将领，甲午战争时的参谋总长，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最后一名是海军的西乡从道。这位西乡从道就是前文所说的南西战争兵败自杀了的“贼军”首领西乡隆盛的亲弟弟，不仅如此，大山严也是西乡隆盛的小舅子！由此看来可能日本人不太划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什么的，您能想象西太后老佛爷会重用肃顺亲王的亲弟弟和小舅子？

这个元帅府不是政府衙门，只是一个天皇的咨询机关，有点象现在时髦的think tank，他提出来的意见也没有专门的政府衙门去负责落实执行。有人要问了，这个元帅府有什么用？

回答是没什么用。那只是山县有朋要加强军人地位来抵抗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强的文官势力的一个举动罢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扩大了问题。 您看四个元帅中，陆军就占了三个。剩下一个西乡从道虽然现在是海军，可原来是做过陆军卿的。就在甲午战争时，因为陆相大山严奉命出征，身为海相的西乡从道就干脆身兼海路两相，您说他到底是海军还是陆军？ 海军被轻视到了如此地步，就只能忍气吞声？那倒不，海军们也不闲着，他们鼓捣出来了一个什么“军事参议院”。由元帅们加上陆海相，军令部长（陆军参谋总长大山严已经是元帅了）再把所有陆海军大将们拉来陪坐，想由此来和陆军抗衡。

（九）

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大赌博中赌赢了。赢在他有绵密的计划，清楚的目的和全国一体的作战方式。 伊藤博文以其自身的威望，资历和天皇对他的信任，克服了山县有朋造成的政治军事，军政军令和陆军海军这三个二元化，赢得了这场战争。 伊藤博文是个中国通，对汉文化造诣很深。其实不仅是他，当时整个日本上流社会对汉文化都是很精通的。所以他们能够克服日本军队轻视情报参谋的劣势，正确地判断了大清国可能的反应和西太后，李鸿章等人可能采取的策略。再者甲午战争的规模不大，延时也不长，靠在朝鲜半岛的掠夺和抢劫就能弥补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大清国的对应过于拙劣才使日本很侥幸地赢得了战争。尽管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利以至被全歼，但是清军如果敢于在直隶平原和日军主力展开决战（就像川上操六参谋次长所计划的那样），最后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起码和谈时的条件会改善不少，就像日后日俄战争的和谈那样。

说句老实话，其实老天待大清不薄！甲午战争日军死，残（永远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几乎占日军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有人会问，没听说过日军在甲午之战中吃过什么大败仗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是老天爷在帮大清的忙，日军死残中九成以上是病死的，脚气，痢疾，鼠疫，霍乱和冻伤要了那帮鬼子的命。老天在大清一边，可是大清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

为什么大清不能再坚持一下？ 那么日本人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学到。山县有朋在战时被伊藤博文耍了个痛快，正憋着一口气要找回场子来呢，如何肯把功劳记到伊藤身上，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个场子怎么找呢？人家有办法，他鼓捣天皇成立了一个所谓“元帅府”，内设四名元帅：第一名当然是他山县有朋本人；第二名是原陆军大臣，甲午战争时的第二军司令官，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大山严；第三名是皇族将领，甲午战争时的参谋总长，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最后一名是海军的西乡从道。这位西乡从道就是前文所说的西南战争兵败自杀了的“贼军”首领西乡隆盛的亲弟弟，不仅如此，大山严也是西乡隆盛的小舅子！由此看来可能日本人不太划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什么的成分，您能想象西太后老佛爷会重用肃顺亲王的亲弟弟和小舅子？

这个元帅府不是政府衙门，只是一个天皇的咨询机关，有点象现在时髦的think tank，他提出来的意见也没有专门的政府衙门去负责落实执行。有人要问了，这个元帅府有什么用？回答是没什么用。那只是山县有朋要加强军人地位来抵抗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强的文官势力的一个举动罢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扩大了问题。 您看四个元帅中，陆军就占了三个。剩下一个西乡从道虽然现在是海军，可原来是做过陆军卿的。就在甲午战争时，因为陆相大山严奉命出征，身为海相的西乡从道就干脆身兼海路两相，您说他到底是海军还是陆军？ 海军被轻视到了如此地步，就只能忍气吞声？那倒不，海军们也不闲着，他们鼓捣出来了

一个什么“军事参议院”。由元帅们加上陆海相，军令部长（陆军参谋总长大山严已经是元帅了）再把所有陆海军大将们拉来陪坐，想由此来和陆军抗衡。 大本营，参谋本部，军令部，元帅府，现在再加上一个军事参议院。这种床上叠床，屋上架屋的组织结构，现在是彻底没人能弄明白了。 伊藤博文干嘛去了？本来伊藤博文平时就不管军务，再加上他那几年正走背字，在对俄国策略上和其他人意见不合，都快被赶去“上山下乡”，发配朝鲜去了，过问不了中央的事。 就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了他第二次大赌博：日俄战争。 甲午战败，大清赔了白银二亿三千万两，折日洋三亿四千四百零五十万。日本花了战费日洋二亿，白赚一亿四千万。战争赔款中，分给了陆军五千四百万，海军一亿二千五百万用来扩展军备。

不光是日本成天惦记着朝鲜半岛和满洲，北边的俄国人也一样。不过俄国人惦记的顺序不同，俄国人是先满州后朝鲜。1900年（明治33年）俄国人借口义和团事件出兵15万占了东北全境，现在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就是那个时候的事。两年后的1902年虽和大清签了条约，答应归还东北，六个月一批分三批化一年半时间从东北撤军。但头半年过去了，一兵一卒未撤，还大有窥觑朝鲜的行动，要知道朝鲜国王高宗这时候被日本人追杀，就躲在俄国大使馆呢！俄国人要干的话，他可以制造出一个非常合法的政权来。这一下日本人可坐不住了。

坐不住管坐不住，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不就是才赢了一场甲午战争的日本吗？怎么就干和沙皇俄国叫起板来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大国排名是：超级大国英国，接下来才是一级大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现在牛皮烘烘的阿美利加合众国当时也就是仅仅被人看好而已。日本人又是抽了什么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不是，日本那时又拜了个老大。谁啊？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 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在形容当时日本举国上下欢庆日英同盟条约签订时说：“乐的就象穷孩子被过继给了一个大财主当养子”。其实英国呢，也就是看着沙俄在中国的势力扩大不顺眼，又不好和沙俄翻脸，找只黄皮猴子帮他去斗斗北极熊。 条约也不是白订的，大英帝国也真帮忙罩着日本人。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亲自出马去忽悠那拨见了二就不认识五的德国人把威海卫军港都租给了日本人用。 有了这么一个了不起而又仗义的老大，日本人还怕什么？山县上次对伊藤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能拿下满洲一直还在耿耿于怀在呢，靠，这次就要干干俄国人。

（十）

干俄国人？说起来简单，到具体了，怎么个干法？ 1903年（明治36年）6月，总理桂太郎（前边说过，山县有朋的大弟子）建议天皇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的除总理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陆相寺内正毅，海相山本权兵卫（不是后来的山本五十六哦）外，还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严，松方正义（原大藏卿，第六代总理），井上馨（原外相）这五位元老参加。 甲午战争时的内阁是元老内阁，全员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能控制得住局面。而现在的桂太郎和他们比起来只是小字辈的。这么大的赌局不把元老们拉进来一起干，这要是弄砸了，他可担当不起。 在那次御前会议上，就山本海相反对开战。理由是朝鲜丢了也不影响本土防卫，没必要一定和老大帝国沙俄去对掐。可您要是以为这位山本海相是和平主义者那颗就大错特错了，此公原来不仅是朝鲜，就是“大陆权益”也是成天挂在嘴边的，要成立“六六舰队”的也就是他。（所谓“六六舰队”，是指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六艘组成的舰队）这位山本海相从来以满嘴跑舌头，

前言不搭后语而著称，一切看当时情况对海军有利无利而言。但他看来，沙俄分驻在海参崴和旅顺的远东舰队没意思，打起仗来真有了功劳全是陆军的。海军犯不着为陆军的勋章卖力。

估摸着当时山本海相要是就知道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会傻乎乎地跑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来日本海送死的话，他那话可能就不是那样了。 这位山本权兵卫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当过两任总理，可运气不好，全都提前下台。第一次是第十六届总理，上台就把个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给废除了，出了一口对陆军的恶气。可是被人揭发出海军在采购武器时有人受贿，提前辞职下了台。2月20日上的台，4月16日就下台了，两个月都没满，里面还有一个只有28天的二月份呢！过了几年，又爬到总理大臣的位子上去了（第二十届总理），那次就更倒楣了。上任的前一天，1923年9月1日，来了一场“关东大震灾”迎接他，该着他去收拾破烂去。这还不算，到了年底（12月27日），有人向裕仁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开枪，纯粹不让这位倒楣蛋过年了。到了1月7日就下了台，不管怎么说，比第一次坐的时间总要长一点，要不然怎么说人总是在进步呢？

言归正传，就一个人反对，加上还是海军，人微言轻，当然动摇不了对俄开战的结论。 上次甲午战争时是总理伊藤博文在主持大局，这次是总理桂太郎在主持大局。表面上好像一样，但这次实际上是桂太郎的老大——山县有朋在主持。 山县不是在甲午战争中暴走过吗？这次对俄开战，会不会又旧病复发，发疯蛮干？ 不会，山县还不象后来的日本军参谋们（特别是关东军参谋们）那样是一群真正的疯子。上次的暴走行为只是由于对伊藤独揽大权的不满，这次可以由他主持全局了，他倒十分明智，尤其在战争目的上。 山县的目标就是要把沙俄赶出满洲，从而确保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争取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再弄上一点沙俄的远东部分就更好了。他可没有灭了沙俄的打算，一来他知道沙俄也不是他想

灭就能灭了的，日本没那个实力；二来他也知道就算日本有那个势力，别的白鬼子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一只黄皮猴子把个白鬼子给灭了。所以他从开战那一分钟开始就一直在寻找和谈的机会。

说一件事吧，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是编成为“满洲军”的）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

咦，儿玉这不是犯上无礼吗？一个满洲军总参谋长可以这样训斥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 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位儿玉源太郎可不是泛泛之辈，他出任过陆相，台湾总督，担任过陆军大学校的干事（相当于校长），而长冈外史呢？是他的学生——陆大首期毕业生。 什么？陆大毕业生已经爬到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的位置上了？ 没错，但那以后再说。现在先说日俄战争。 儿玉这次是降格就任的。有人要问了，他就那么让给降了格没意见？没意见，满洲军总司令官是陆军元帅大山严。做大山严的总参谋长可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而此时坐在参谋本部里的参谋总长不是别人，正是山县有朋陆军元帅。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这场战争的目的，规模的理解是非常清晰的。不仅参谋本部，就连现场的指挥官都牢牢记着。 这是因为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如山县有朋，大山严等虽都是军人，但和后来的日本军人不同。他们都是旧藩出身，除军人外，还是政治家；他们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战争，而是在幕府末年的内乱开始从战争中学来的战争。所以他们还知道进退，知道什么叫做“见好就收”。知道有一

个开始就肯定有一个结束。因此，他们赢了。 赢是赢了，但赢的太惨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不，对整个亚洲来说，与其说是一场战争的结束，不如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十一）

日俄战争，后起的东方帝国日本赢了老大西洋帝国沙俄，让全世界（话说回来，当时的所谓“全世界”也就是全欧洲加上一个美国）为之瞩目。当时全欧洲在一开始就预言日本会胜利的可能就德意志帝国的梅克尔一人。而梅克尔之所以做这种预言的更多原因仅仅由于是日本军队是他教育出来的这一种亲近感吧，并不是实事求是。 其实日俄战争日本赢得相当惨：战场上也打得惨，战后处理就更惨（战后处理后文会说到）。以至于到了100多年后的现在，还老有日本人在问，为什么要去打那一场战争？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听得进去伊藤博文的话？实际上有不少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仅仅是一场“代理战争”，日本只是当了当时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的代理而已，被英国佬利用了。

甲午战争，日本赢了。赢得很自然，因为作为对手的大清帝国只是一具行将就木的僵尸而已，国运已去，没有个不输的道理。而这次的对手沙俄帝国则不同，从任何角度来说，当时的沙俄还是一个健全的帝国，国力和军力都大大高于维新建军刚刚才有30年历史的日本。 所以，日俄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一场比甲午战争要大得多的赌博。 赌是赌赢了，可赌本花去不少：死伤38万（甲午战的几乎20倍），军费17亿日洋（甲午战的几乎十倍）。 只要看看有名的乃木希典大将是怎样被日军尊为“军神”的就知道日本人这场战争赢得有多惨了，也就知道日本海军和陆军有多大的不同了。 平心而论，日本海军还是有一点想象力的，也肯学新东西。沙俄的旅顺远东舰队一直是他

们的心病，倒不是远东舰队本身有多大威慑力，问题是如果不解决远东舰队，万一和波罗的海舰队形成对联合舰队的夹击之势就糟了糕。去打吧，海军又有点嘀咕，万一受了点损失，将来波罗的海舰队来了怎么办？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手下的作战参谋秋山真之少佐出了个主意。这位秋山少佐做过美西（美国西班牙）战争的“观战武官”，从美西战争的战场上学来了一个“闭塞战法”。 这“观战武官”现在是个死语，不用了。老年间欧洲国家打仗时，中立的第三国可以申请派军官到战场参观，学习怎样打仗。这个观战武官其实是很危险的，陆军还好一点，因为位置可以稍微靠后。可海军怎么办？一条军舰被打沉了，龙王爷可不管你是不是“中立第三国”，一古脑儿全部照单签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词就没有了，理由很简单：都已经打出“世界大战”了，哪儿还有什么“中立第三国”？

什么叫做“闭塞战法”呢？就是把敌方的舰队堵在港内不让他出来。一开始海军是准备用甲午战争中俘获的“镇远”号沉在宽度只有273米的旅顺港的入口的，后来不知怎么没有用，一共搞了四次闭赛作战全都失败了，旅顺港就没有被闭塞起来。 要说日本人也是脑袋一根筋，看了美国人用军舰堵港口就非得也用军舰堵，就不会想到用水雷，其实当时日本海军已经会用水雷了。但是海军的脑筋还是比较转得快，水雷没想起来，想出了别的解决办法：堵不起来就不堵了，把个皮球回踢给了陆军：“你们不是牛B吗？你们自己去解决吧，占了旅顺口，丛里往外用炮轰”。 既然牛B，就不能说解决不了了，再说陆军也没有把旅顺口当回事。当年攻下旅顺口的第二军司令官不就是现在的满洲军司令官大山严吗？大山严一拍脑袋，喊来了当年的第一旅团长，现在的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大将。当年不就是这位乃木只花一天就打下来了旅顺口，还捎带着搞了场现在几乎被中国人忘记了的旅顺大屠杀吗？

乃木兴冲冲地就去了，到现场一看就只说了三个字：“诶，这个。。。。。。” 怎么了？钢筋混凝土一米多厚的要塞工事，再加上俄军比日军要强得多的火力，怎么攻？

怎么攻？不攻不就完了吗。急什么？当时的时间还在日军一边，包围起来，把水源一断，看俄国人能喝多长日子的尿不就完了？ 乃木没学过这么想问题。既然是要他攻，他就攻。从1904年7月开始攻，8月19日开始总攻，死了2万多人，攻到年底还没有攻下来，连乃木的两个儿子也全赔在里面了。到第二年元旦那天俄国人实在受不了了，才投了降。 这俄国人也怪，怎么就投降了呢？原因也邪门：被围城太久了，吃不到新鲜蔬菜这才投了降。倒不是俄国人兵如何奢侈，非得吃什么新鲜蔬菜，实在是维他命补充不上了，士兵中坏血病流行这才投了降。而日本人进了城一看，脱口就是白鬼子可真傻：仓库里大豆堆积成山，白鬼子还会生坏血病？原来白鬼子不会发豆芽，磨豆腐，白白守着大豆山生坏血病。

就这样一位半傻不呆的将军怎么又成了“军神”呢？倒不是这位的战绩，而是他两个儿子都死在旅顺了。按说乃木是大将，留一个儿子在身边别人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但乃木愣是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火线。战后论功行赏，给乃木封了一个爵位。可能是良心发现，也可能是丧子之痛，乃木把个爵位给辞了，这件事在下层国民中口碑也不错。再有就是明治天皇驾崩之时，这位把他老婆杀了以后，自己也跟了明治天皇一起去。这件事被知识分子批判，认为是过时的思维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却被“爱国贼”们大大利用，为日后的军国主义思想泛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素材。

其实乃木的遗书中说，他的死是为西南战争时他带的步兵第十四联队军旗被萨摩藩贼军夺去而赎罪。敢情这位所谓“军神”打的混蛋仗还不止这旅顺口！

打完了旅顺口，就该和沙俄军主力决战了，这就是所谓“奉天会战”。日军25万人对俄军37万人，打得赢吗？

（十二）

还真打得赢。这里面俄日双方都有原因 从俄方来说，首先是俄军已成惊弓之鸟，怕了日军了。一开始是为了在沙皇面前为自己开脱，谎报日军兵力，到后来连自己都信了自己的谎言。象在旅顺严重受损的乃木希典带的第三军当时已经从6万人减员到了3万人，而俄军司令库罗帕特金居然估算光日军第三军就有十万人！ 再者，俄军中有不少波兰兵和芬兰兵，原来洋人也抓壮丁的。这些从殖民地抓来的洋壮丁们，怎么可能为沙皇陛下去卖命呢？厌战情绪极为严重，能投降绝对投降。 而日本这边呢？首先就是指挥官的大山严和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均为一代名将，而后再无出其右之人。特别是儿玉总参谋长，战后第二年54岁就英年早逝，也算是一种“战死”。二来日本人有一股傻劲，楞把光炮身就重达十吨的28公分大炮从日本运到旅顺，再从旅顺给拖到奉天去了。光伺候这门20年前的大炮，就要四百多人。不过这大炮也真争气，没有他，那旅顺还真弄不下来。就现在，那大炮一响，俄军顿时如鸟兽散。

说一件好玩的事。当年的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带了三万五千人包围了熊本城，当时镇守熊本城的就是那位儿玉源太郎。眼看着就守不住城了，守军中有人想起来当年从法国买了两门炮来过，只不过从来没有用过。这时候死马当作活马医，架起炮来照着说明书讲的就开了一炮。炮弹当然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操炮手诚惶诚恐，转回头正准备接受儿玉长官的训斥，谁

知长官正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哈哈，八格牙鹿地跑了，统统地跑了跑了”，再回头一看城下，刚刚还在牛轰轰地攻城的敌兵们正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跑的比耗子还快，不管指挥官怎么命令，再也不肯近城一步。怎么啦？被刚刚的咣当一声巨响给吓坏了。

武器不一定要杀伤力强，有时候吓唬力强更有用。这次那28公分大炮一开火，真把俄军给吓坏了。大家撒丫子一起向后转，本来想就撤个二百里，从奉天撤到四平，结果一跑就跑到哈尔滨才停了下来。 还有就是当时的日本陆军不像后来的日本陆军那样僵化，还肯接受新鲜事物，当时还挺重视武器装备。开展前夕从美国进口了大量hochikiss机关枪，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大量配备部队。所以有的指挥官都不知道机关枪是什么东西。旅顺前线就出过这样的笑话，前线指挥官没见过机关枪，就感到十分郁闷，说怎么俄国人一敲鼓，日本兵就都倒在地上了（这是真事，不是笑话）。后来才知道敢情那不是西洋鼓，那玩意儿叫机关枪。于是大本营就赶快把躺在仓库里的机关枪拿出来配备，到奉天会战时，日军的机枪密度已经是俄军的五倍了。

但到了后来，日本陆军就在“精神万能论”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几十年没有更新武器装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野炮”为什么叫“三八”？不是1938年的意思，而是“明治三十八年”的意思，那一年？1905年！ 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海军的装备还基本上是世界一流的。但是陆军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二战时的日本陆军缺少一种当时十分流行的步兵轻武器：冲锋枪？一直到冲绳战时才看到所谓“100式短机关枪”，而当时是连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有冲锋枪。日本陆军拿着30年前的东西去欺负张学良那样的败家二流子也就算了，他也敢扛着三八式去玩老美，不落个灰头土脸才邪了门呢。

好，言归正传。这俄军不是退了吗，日军不是该赶快追击了吗？不行，追不动了。真是有那贼心贼胆没了那贼劲头了。单乃木的第三军已经减员一半了，其中后来在南京搞大屠杀的金泽第九师团减员已经到65%了。鸭绿江军所属的后备第一师团就根本不能行动了。 这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是那位日后大叫“Remember the Pearl Harbor”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他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出来当和事佬了。可是俄日双方都不想谈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把赌注还押在号称是世界最强的波罗的海舰队上，而山县有朋也认为现在就谈和为时尚早。 那支倒霉的波罗的海舰队从波罗的海一出港就倒足了大霉。英国人拒绝给他们供应淡水，煤炭，拒绝进港靠岸，不准通过苏伊士运河。俄国人们只好路远迢迢绕好望角，好在非洲法国殖民地多，在法国人势力范围内俄国人总算可以喝上一口水。其实俄国人的所有行动全在英国情报机关和三井物产支店的监视下，一举一动全部用电报送到海军军令部。

陆军在玩命的时候，这边海军也没闲着。海军一直在琢磨怎么打比联合舰队大出一倍还要多的波罗的海舰队。还是那位秋山真之少佐想出了个绝招。 原来海战，大家一字排开，用大炮对讲。谁的嘴巴（大炮口径）大，谁的话讲得快（射速），谁就基本上赢了。但是秋山真之想出了个利用“丁”字形队列的招，就是想法子把日本的四艘战列舰排成“丁”字的那一横，这样就可以集中炮火打敌方那一竖的第一艘舰，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第二艘舰到来时，第一艘舰已经被打趴下了，还是只能被动挨打。这样不用说波罗的海舰队只有七艘战列舰，就算是有七十艘也就是一艘一艘地打。

“丁”字队形，古已有之。但是你想用，别人要避，所以实际上是排不成的。但是秋山在敌前来了个大转弯，冒着旗舰中弹50发的风险，在波罗的海舰队“东乡发了疯”的观察中，转了一个160度的弯，形成了“丁”字。

到了1905年5月27日，果然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排成一字长蛇阵，奔等候多时的日本联合舰队的套中而来。从13：55分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升起“Z”字旗开始到19：20分，五个半小时，波罗的海舰队第一舰群，第二舰群就被全歼了。第二天早上9：30分，联合舰队又发现了波罗的海舰队第三舰群，正准备追击，好吧，10：34分第三舰群旗舰主动升起了投降旗。10：53分联合舰队宣布受降，一场海战没花到一天一夜。

波罗的海舰队被击沉包括6艘战列舰在内的16艘军舰，自沉5艘，被俘获6艘，逃到中立国6艘，还有5艘可真不易，路远迢迢又逃回去了。其中就有一艘是中国人就知道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后来十月革命，打第一炮的据说就是它。估计当时俄国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肯定会抱怨当年联合舰队干吗不把这艘倒霉军舰一起打到海里去，省得留到今天来打自己人。

那波罗的海舰队就什么都没做？也不是，好歹也算打沉了三艘日本的鱼雷艇。不管怎么说，起码不是零蛋，和那倒霉的中国男足比起来，足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了。 这时，罗斯福又出来了。现在该讲和了吧？

（十三）

日俄战争，可以说是战前日本和日本军队的辉煌顶点。 用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话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日本和日本军队就开始了堕落”。 堕落开始于这场和平谈判。 中国对日俄战争历来置于很轻的位置，认为只不过是一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或者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研究旅顺战役和奉天会战，再不然就是研究所谓被称作“东方纳尔逊”的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对有关这场战争的媾和谈判和由此引起的后果却几乎无人谈及。 甲午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日军死，残（永远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化战费日

洋两亿。由于日军战胜，获大清赔银二亿三千万两，折日洋三亿四千四百零五十万，再加上朝鲜独立和割让台湾，澎湖。这次呢？这次日军死伤38万（甲午战的几乎20倍），军费17亿日洋（甲午战的几乎十倍）。 日本人认为这次也要“照既定方针办”，有一个所谓“七博士集团”提出了一个媾和方案：赔款日洋30亿，割让全部包括库页，勘察加在内的全部沙俄太平洋沿海地区。所谓“七博士集团”是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七名教授：户水宽人，福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亨，高桥作卫，小野塚喜平次和中村进午，这七位全是留欧的博士，故称为“七博士”。

“七博士集团”的出现有很大的意义。从这个“七博士集团”的出现就可以知道日本的知识界和知识界已经堕落了。甲午战争开始前以内村鉴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界和思想界是坚决支持战争的，他们认为那是一场争取朝鲜独立的“义战”，而在得知《日清下关条约》的内容以后，则立即改变了看法，认为那只是一场“不义战”和“掠夺战争”，从而否认甲午战争。而现在呢？扩张和掠夺已经成为了日本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追求目标。

但是七博士的方案只是七博士的单相思罢了。尼古拉二世又不是七博士的学生，干吗要听你的？被黄皮猴子操了的北极熊正恼怒着没处找脸呢，说了：“一个子不给，不服咱重来过”。沙俄满州军是不行了，波罗的海舰队也全灭了，可是还有一多半精锐部队在欧洲部分呢，沙皇这就在打念头把那部分掉过来再打一下。 日本这边呢？山县有朋和大山严都知道不能再打了，因为已经弹尽粮绝了。参谋本部在战后出过一本叫《日露战史》的书，这个“露”是日语中russia的简称。原来叫“鲁”，日俄战争时为了讨口彩，指望俄罗斯象露水一样见到“日”就消失才改成“露”的。里面当然是自吹自擂一番。那本书中举了一个战例，说一次日军出动一个师团去夜袭，为了保持隐蔽，下令在开枪命令以前，即使被敌军击中也不许叫喊，不许还击云云。意思是日军训练有素，军纪严明。

但是如果听听从战场上生还者的话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首先不是一个师团，只是一个联队（团）。其次不许叫喊，不许还击的命令确实是下了，但是不是为了什么“隐蔽”，理由十分无奈而且可怜：没有那么多子弹来还击！ 是不是弹尽粮绝了？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让他们自己走到了绝地了，这时候尼古拉二世真要是把欧洲的兵再拉过来，日本人可就真得“全军玉碎”了。 日本人有一句话：“没了乃木大将，旅顺也拿下来了（最后在旅顺战役中亲自指挥的是儿玉源太郎总参谋长）；没了东乡大将，日本海大海战也能赢（山本权兵卫海相起用东乡平八郎的理由是很奇怪的：“这小子一贯运气好”）；但要是没了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决不能赢得日俄战争”。 这位明石元二郎是哪方神圣？他是陆军大学校第五期的毕业生，时任驻俄武官。因为在陆军大学校期间成绩不是很好，而且为人很怪，一般人都无法和他交往。这位不爱洗澡，衣服不穿到破不换，这位不修边幅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变态的程度。日俄战争以后有一次去晋见山县有朋元帅，对山县谈他的设想，谈着谈着想撒尿了，憋又憋不住，这位就那么坐在那里撒起来了！一直把山县元帅的鞋都弄湿。后来问他干嘛不去厕所？他的回答居然是：“那不太烦了嘛”。

但他是一个天才，一个特工的天才。日俄战争中他一个人就用掉了100多万日洋的活动经费，要知道那时连兵库县知事，省军级干部的工资每月都只有100日洋出头！钱用哪儿去了？不少给了托洛茨基做活动经费。沙俄内政部长的暗杀，战舰“波将金号”的哗变，都可以找到他的暗影。“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日本人这么说。就这样，沙皇军队成天提防，镇压四处的革命和叛乱都来不及，哪儿还能调兵来和日本人重新打过？

再多聊几句这位明石元二郎吧，这位后来官至陆军大将，当过第七任台湾总督，在任中死去。他死是死在日本，可又埋到台北的日本人墓地去了。那个日本人墓地日本二战战败以后也

没有人管，成了国军老兵们的贫民窟。1994年阿扁当了台北市市长，不知怎的想起来要孝敬孝敬他，出公帑从国军老兵那儿把墓地买了下来，进行整修。修完了墓阿扁觉得还是不过瘾，仿佛还没有尽到孝道，又在三芝乡的店子村买了一块地，为明石元二郎修了一个极漂亮的坟头。

言归正传。就这样，沙俄虽然坚持不赔款但也不离开在美国朴茨茅斯的谈判桌。就这样僵在那里了。 日本可耗不起。几经讨论，山县有朋，大山严，桂太郎，儿玉源太郎，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的意见一致：不要赔款也要结束战争。 结果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是：日本放弃战争赔款，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将南满铁路和旅顺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并且割让库页岛南部。 应该说两个帝国都没有得到好处。沙俄呢由于战争的长期化和败战及其日本间谍在国内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国势的衰落，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连吃败仗，到最后连沙皇本人也被人灭了门。 唯一得到好处的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为据说是他促成了日俄两国的和平，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给了他。 这边日本呢？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在国内一公布，立即就是一场轩然大波。

（十四）

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原因也是因为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山县有朋。这次是山县自己克服自己造成的障碍，总算带着大家混出来了。 但是山县有朋在政治上的见识和伊藤博文是根本无法相比的。所以虽然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一样在军事上都是日本胜利，但在结果上却完全不一样。这次山县有朋经济上没捞到现的，那些个什么“权益”，是要去刻意经营的，还得往下砸钱去投资。

所以1905年8月30日晚上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在朴茨茅斯宣布：“日本国天皇尊重文明和人道，为了和平，以妥协的精神命令我撤回支付军费的要求，承认桦太（日本对库页的称呼）的分治”时，虽然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一致称赞和祝贺。但是9月1日日本各报在一起报道日俄媾和条约签订的同时，都发表了措辞极为强烈的社论： “屈辱！” “追查元老和阁僚们的责任！” “面对着无边的悲愤，国民们能沉默吗？”

当然不能沉默，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他们上下嘴唇那么一动，就不要赔了？那是不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起的战争债券也不要还了？NND，全是一群卖国贼! 于是，不肯沉默的国民们喊的口号是： “撕毁媾和条约！” “满洲军总进击！” “斩小村的头以谢天下！” “把大臣们和官邸一起烧了！”

说是说，真要烧大臣的官邸还是不敢。不敢烧大臣的官邸我还不敢烧老外吗？于是无数的人包围了美国大使馆，叫他暗中包庇俄国佬，大家扔石头砸哟。教会也一把火烧了它，全TMD“西洋鬼畜”的东西。打着打着脑袋就不听使唤了，刚刚还不敢烧大臣的官邸，现在敢了，于是内务大臣的官邸，《国民新闻》社也一起烧了。什么？警察还敢保护卖国贼？还敢镇压大家的爱国行为？MMD，连警察派出所也一起烧！这就是震惊西方的所谓“日比谷烧打事件”。时间是1905年9月5日。

9月6日，内阁只好宣布实行戒严，戒严令一直到11月底才撤销。暴动期间死了17人，负伤500多人，抓了2000多人，后来被判有罪的共87人。 就在宣布戒严令以后的9月7日和9月12日，神户和横滨的“爱国人士”们也还是照样反潮流，顶着风对着干，把个神户和横滨也给打砸抢了一遍。 中国人喜欢称非己类为“鬼子”，这个“子”还是人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是魔鬼，还是人变的。而日本人则称之为“鬼畜”，就更进一步了，这是畜牲变的魔鬼。前些时有日本新闻记者在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面前诉说委屈，说有中国人管日本人叫“鬼子”。武部一听乐了：“原来我们不也叫过什么英美鬼畜的吗”。 那些英美鬼子或者英美鬼畜们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不是我们这些鬼子或者鬼畜借钱给你日本，买武器给你日本，提供情报给你日本，帮你日本阻碍沙皇舰队，帮你日本租借了威海卫军港，帮你日本出来斡旋和平，你日本就真以为就能胜得了沙俄了？连大使馆也敢砸，教堂都敢烧，整个是忘恩负义的异教徒。 而日本知识界呢？认为整个这件事是白种人的阴谋，英国利用日本打了一场代理战争，既削弱了沙俄的势力，又不让日本人得到好处。乘机卖军火放高利贷赚昧良心钱，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什么和平斡旋，整个一个白鬼子联合起来欺负黄种人的骗局。 日本和英美的反目，追根寻源，起因就在于由“七博士集团”引起来的那件东京打砸抢事件。其实在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就一直有排斥日本移民的行为，但在“日比谷烧打事件”以后就成为公开合理的事情了，最后发展到太平洋战争时美国人干脆把日本侨民全部关到集中营里去了。 当时全日本的传媒除了一家《国民新闻》外，全部加入了这场“爱国大合唱”。连日地讨伐“卖国贼”和“英美鬼畜”。当时敢于站出来支持媾和条约的政治家就只有伊藤博文，报人就只有《国民新闻》的主编德富苏峰。

既然是“爱国大合唱”，声部肯定众多，调门也只会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爱国名词”也就竞相出现，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大和魂”。夏目漱石在评论这个“大和魂”的时候说：“日本人象生着痨病一样，咳着叫着大和魂。…………记者在叫大和魂，扒手也在叫大和魂。…………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餐馆的招待也有大和魂。…………三角形的是大和魂，四方形的还是大和魂，这个大和魂还真是象个魂魄似的，晃晃悠悠到处都有”。

东京日比谷烧打事件的犯人们是被判了罪，但是社会上不如说还很同情他们：他们犯了什么罪？犯的不就是“爱国罪”嘛。所以第二年（1906年）1 月桂太郎内阁就倒了台。不要说，这在日本还是第一次由老百姓把个政府给赶下了台，您说这是一次民主的先驱行动也可以，但是在事实上是由于日俄战争的战后处理被一部分自私的政治家和知识人利用而煽动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把政府给赶下了台。

从那以后，日本的政府就一直萎靡不振，但是这在外人看来倒是所谓“大正时代的民主主义”。见鬼，真正的民主怎么一转眼就会大变活人，成了“昭和时代的军国主义”？那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政府软弱。 这时，就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那些参谋们走上表面政治舞台的时候。

（十五）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们就已经开始进入军队中枢机关了，象东条英机他爹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时就是大本营少佐参谋了，前面提起的长冈外史当时是第一军兵站部少佐参谋长了。连那位第五期的明石元二郎也已经是近卫师团大尉参谋了。 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8年（明治41年），陆军大学校已经有20届学生共计463名毕业了。有人可能会奇怪怎么人数那么少？陆军大学校的意思倒不是“很大的陆军学校”，每

届招生也就不超过50人，一开始每届也就十几二十个人。还有人可能会问，1883年（明治16年）陆军大学校开始招生，怎么到1908年才毕业了20届？这是因为中间打了两次仗，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时按规矩陆军大学校闭校，大家一起上前线去，命大的活着回来再来读书。

陆大毕业生这时已经不仅限于当当旅团师团参谋了，甚至都不限于参谋本部的参谋和陆军大学校的教官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除去极少数例外的，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主要位置全是陆大毕业生了。就是说作为参谋人才培养出来的陆大毕业生们，现在又是参谋官，又是指挥官，还是行政官了。 那么这些毕业生们作为指挥官，行政官合格吗？ 答案大概是：“不合格”。 陆大毕业生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侍材自傲，目中无人；这也难怪，你想每年就那么三四十个人能通过难关入学，能不牛B，能不看不起人吗？所以一旦出事，从不会检讨自己，总是别人的过失，把电影《逆风千里》中的一句台词翻过来说就是：“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再一个就是视界极端狭窄；陆大毕业生们大多不识社会，不懂政治；因为陆大的毕业生中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绝大多数，这种“幼年学校”是陆军办的一种学校，在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各有一校，每年各校招50人，全部寄宿制。毕业生一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从军，再考入“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再从军，和社会不发生交往。所以经常会自行研制一些荒唐无稽的“理论”，然后再沉醉其中。

还有陆大的教育制度也有严重问题；片面强调分数。陆大和陆士（陆军士官学校）一样，对平时成绩看的极重。在校分数跟随学生一生，所以前文在谈到东条英教的仕途时才说他混得

不好，因为东条英教是首届首席毕业生，而只做到中将就被转成了预备役。 这里不是在说分数无用，而是在说分数决不是万能的。举一个旁例，最有名的美国军人是谁？可能大部分人会说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吧。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论成绩更是无人可比，从小学开始到西点军校毕业几乎所有功课“All A”。1903年以陆军少尉从西点军校毕业，空前绝后，到现在西点军校还没有人能超过麦帅的成绩。毕业后在军旅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一直做到五星上将。

可是实际战绩呢？当然也打过“仁川登陆”那样的漂亮仗，但是在菲律宾扔下部属逃跑的不就是他吗？朝鲜战争对中国会不会出兵判断失误，发现错误时还不能及时修正，反而要用原子弹来解决问题的不也是他吗？如果不是杜鲁们总统及时决断，真被他弄出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也没准。 美国的西点军校教育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日本的什么陆军大学校了。 比如招生面试时，给考生一个题目：“XX地方有敌军，怎么办？”考生要是问一句：“有多少敌军？”就完了蛋了。应该怎么回答呢？应该这么回答：“包围起来，消灭了他”。这是在考你有没有“进攻的气质”呢！哪里是考试?整个一个问惮。 平时的考试和提问也是这样。明显防御有利的场合，哪位倒楣蛋要是不当心说出了“防御”这个词，就等着不及格吧。一定要说“虽然条件困难，但还是要寻找时机进攻，消灭敌人”。也就是陆军大学校就不教防御！所以日后日本陆军就不会防御，进攻时挺牛B，美军，苏军打回来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实在要是发昏当不了死，那就来一个所谓“全军玉碎”。谁要是理解不了“自取灭亡”这个词的话，就看看皇军的历史就行了。

这是梅克尔少校留下来的遗产，到陆大建校为止，不管是普鲁士陆军还是德意志陆军都没有打过防御战。只有他们打别人，还没有挨过打呢，所以教不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呢，不管是

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也都没挨过打，所以就忘了还有“防御战”这个词了。 陆大毕业生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严重迷信“精神万能”，这点应该是从梅克尔少校那儿学来的普鲁士陆军的传统。但比普鲁士的前辈的后代们又进了一大步：二战时的纳粹德国还知道打仗要坦克，飞机，日本陆军根本就可以说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看过一张北平刚解放时毛泽东主席在西苑机场阅兵的照片，那照片背景里的坦克就是日本的九五式坦克，像伸出来的一条短鼻子样的东西据说就是炮了，装甲只有12毫米厚！12毫米是什么意思？当时（1930年代）的共识是坦克装甲至少要25毫米，这还只是意大利那样的穷国的标准，美国是30毫米。在中国战场上就经常有日军坦克被国军的捷克式机枪打穿的实例。也别说，那坦克也能出口，卖给二战时日本的同盟国泰国五十辆，后来被泰国因为质量实在太差退了30辆货。而日本陆军还是敢坐着这种象纸糊出来样的“坦克”去和美国佬掐架！您说是不是应该佩服这些皇军们一把？

在马来战场上有日军指挥官把坦克埋起来做火力点，很被不明真相的人讥笑了一番。其实不应该讥笑动出那个脑筋的日本军官，应该称赞他头脑灵活，会利用废物才对！皇军们的那号“坦克”，本来就什么用没有，加上当时又没有燃料了。能用的就只有上面的机枪大炮了，虽然也不怎么样，总比从明治38年（1905年）用到那时候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山炮强点吧。

话再说回来，这“精神万能”的顶峰，当还属咱们“永远健康”的副统帅。人家都发明了“精神原子弹”了。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陆大毕业生们逐步占据了陆军三大衙门（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大多数要害部门。但是大权还是掌握在山县有朋及其直系弟子们的手中，陆大毕业生们只是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但现在，他们要参与军国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了。

（十六）

首先站出来发言的是后来一直做到首相的田中义一。 提到这位田中义一，中国人肯定不会陌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据说就出自他向昭和天皇提的洋洋四万言的书面报告，世称“田中奏折”。

先说一下这个“田中奏折”吧。这篇东西一直是真伪难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没能确认其真实性。 那么这份东西是怎么被中国人得到的呢？一般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说张学良的部下王家桢从日本得来的。怎么得来的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通过当时政友会议员，当过铁道大臣和邮递大臣的床次竹二郎认识了内大臣牧野伸显，从宫内厅资料室偷出来的。这位牧野伸显就是战后首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老丈人，也就是现在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太姥爷。另一种说法是通过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某政治家家里偷出来的。

第二种是说浑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化了5万美金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时的证婚人。 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格鲁乌”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给了中国人翻译出版的。 在这儿瞎猜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王家桢弄来后给张学良，而那位“少帅”正忙着呢：鸦片要抽，女人要搞，哪有心思看那破玩意儿。于是王家桢再想办法转给了余日章，指望蒋介石能

看到？ 1930年这篇文书一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认为那是日本的《我的奋斗》（Japan”s Mein Kampf），所以总理大臣犬养毅赶紧出面否认这篇奏折，理由是里面有几处事实不对，比如死了的山县有朋怎么又活了，田中义一怎么糊涂也不会把自己出访欧美的事情弄错什么的。说那是一篇伪书。 请大家注意，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并不是说那篇东西是谁伪造的，而只是说那篇东西不是田中义一写的。那篇东西的确出自日本人之手则是连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重光葵都不否认的。

出自哪个日本人的手呢？现在日本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日本政界有一个言必称“本人是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家叫森络，他委托当时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主谋），石原莞尔中佐（9.18事变的主谋）等人商议后起草了这份文件。里面的主要思想是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的，这就可以解释日后的事态发展怎么就和这篇东西那么一致这个疑问了。

这位铃木贞一是陆大29期的，最后军衔是中将，人称“穿西服的将军”。因为他穿西服的时间比穿军服的时间多。陆大毕业以后，又去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了经济学，是陆军的经济学家，做过两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国务大臣和企画院院长，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负责战争期间的经济政策，这就是他身列甲级战犯的原因。死于1989年，是最后死去的甲级战犯。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的田中还没有资格上奏折，他这次弄的是“帝国国防方针”。 这个田中义一是陆大第八期的，在校中成绩一般。按说他应该不容易爬上去的，但是俗话说：“人怕运气好”，因为功课不坏，毕业时田中被分配到参谋本部，又因为功课不好，参谋本

部把他分配在二部。 为什么？这个二部是情报部。参谋本部从日俄战争以前开始到败战以后被撤销为止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动，共分为五个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三部是运输部，四部是编撰部，五部是总务部。东条英教就当过四部部长，因为别人是首届首席，所以就不给个部长说不过去，因为东条英教出身于南部番，不属于当时走红的“萨长帮”（萨摩藩，长州藩），所以就只能给个最莫名其妙的编撰部部长当当。一直到现在日本企业还有这种把觉得讨厌的人派去修社史的习惯，你看了一般日本公司的社史，都会觉得写的莫名其妙。想想也难怪，受到排挤的人来写社史，怎么能写好呢？

前面说过，日本军队有轻视情报，轻视兵站的传统，你只要看看参谋本部连兵站部都没有就知道了这句话说的没错。那位要说了，不是有运输部吗？运输部不是兵站部，他只管运输手段，不管别的。 情报倒是有一个部，但是比作战部矮一个头。陆大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去一部，二流的去二部。所以田中义一被轰到二部去了。 参谋本部还算好的，起码有一个独立的情报部，到了作战部队就更糟糕了。日本军队参谋分三种：作战参谋，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作战部队是一个老资格的作战参谋手下带几个初出茅庐的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总之作战第一。知道了这一点，对于二战时日军为什么老打糊涂仗和饥饿仗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而美军则不一样，据说美军的作战计划是先从每人每天喝多少可口可乐开始制定的。所以美军打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口粮或者弹药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匀出口粮出来救救难民，二战时美军在欧洲，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的。除个人行为外，应该说美军好像还没有出现过集团抢劫行为，不是美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的好，而是没抢劫的必要。皇军则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

情报和兵站的问题以后还会说，现在言归正传。田中被分在二部，反而走了运。田中学的是俄语，而且很不错。到二部报到以后，二部把他派到俄国去留学去了。田中在俄国干得很卖力，每星期都拉着认识的俄国人去教堂做礼拜，还参了沙俄军，自己亲自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到了日俄战争前夕，成了陆军首屈一指的俄国通。 那时伊藤博文出访俄国，想和沙俄谈判解决问题。田中仗着年少气盛，在伊藤面前极力反对与沙俄谈判，让伊藤大为生气。但是伊藤是生气管生气，对田中的才能还是很欣赏，在日俄战争时推荐他去满洲军当参谋。打完日俄战争回参谋本部时已经是让人刮目相看了，加上田中又是长州人，“亲不亲，家乡人”，这就升了一级，到一部去了。

田中义一到一部以后，写了一份叫《随感杂录》的意见书（看这个名字怎么看怎么象散文对不对？）里面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一直侃到军队的组织，制度，通过儿玉大将就递到山县元帅那儿去了。山县一看，嗯，不错，跟天皇一报告，回来对田中说：“你就搞个帝国国防方针看看吧”。 这一下田中可算开始出人头地了。

（十七）

为什么山县要搞这个“帝国国防方针”呢？实在是当时军内吵得不可开交了。 为什么吵？为了怎么扩军，扩多少。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好不容易走在钢丝绳上打完了日俄战争，山县元帅心里那个后怕哟，总觉得沙皇还要回来报仇。就提出要把现在的17个师团的陆军扩充到50个师团，为什么50个？因为沙俄在远东地区能动员得起来的师团据说是50个。 但是山县自己再想一想也觉得不像话了，扩军又不是吹气球，说扩就能扩出来了？就改口说要么平时25个，战时再扩充到一倍。但刚刚走马上任的参谋总长儿玉大将坚决反对，根据

很简单：有维持25个师团的国力吗？这边打俄国人拉下的饥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呢。儿玉提出来的建议是增加两个师团，加上近卫师团一共20个，战时倍增到40个。这样勉强还能凑合。可是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却坚决反对儿玉的方案，干脆一下子提出要扩25个师团。分两步走，先扩20个，看财政状况再扩5个。

且慢，这里是不是有点在犯糊涂了吧？是不是打字打错了？按逻辑，应该是参谋本部不管家务事，拼命要扩军；而陆军省是政府衙门，从预算角度反对才对，怎么这次反了过来，是不是人名给打反了吧？ 不是，这次没错。因为一切都不是绝对化的，寺内陆相这次的表现也很正常————他是做给山县元帅看的。当时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但是那场争吵刚开始，儿玉就因积劳成疾，去天照大神那儿疗养去了。儿玉一死，寺内就再也不跟山县谈扩军的事了，从这点看，倒可以猜出当时寺内的意思了。 山县一琢磨，想出了里面的奥妙了。心想扯不清楚的话，干脆诉诸文字，白纸黑字，看你们到时候再装聋作哑。就找田中义一中佐起草一份了“明治四十年（1907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 田中领命而退，去找了一个海军大佐叫财部彪的两人一起干。既然是“帝国国防方针”，当然就得陆海军一起来，小二子也是儿子嘛。这个财部彪是什么人呢？他是前面提到过的海相山本权兵卫的女婿，后来做过四任海相，第一任就是在他老丈人内阁里做的。因为有个了不起的老丈人，财部在海军里一直是很牛的，在第二篇里讲到过所谓“侵犯统帅权”的问题，当时攻击内阁跳的最高的就是他。

这二位弄出来了一个怎样的“国防方针”呢？请看下面： “日本应该在维持满洲和朝鲜的权益的同时将向亚洲南部发展的南北并进作为国家施政的

大方针。妨碍这个方针的可能敌人是俄罗斯，美国，德国和法国。 “对于这些敌人，采取攻势战略在海外击破。对俄罗斯的战略：在南满集结兵力，北上击破，攻占海参崴。对于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战略，首先击破其在东亚的海上势力，然后伺机而行。 “为此，陆军平时需要25个师团（战时扩到50个师团），海军需要建设由八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组成的八八舰队。” 这些胡话如果只是陆军说说也就算了，怎么一直挺明白的海军也一起跟着发高烧了？

其实海军那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没往深处想。海军认为陆军搞这个国防方针就是问政府要钱，海军也不要白不要。怎么要呢，得制造出一个假想敌来。大清已经没海军了；沙俄也没了；大英帝国还是盟友，不能明说；剩下来的所有海军国家一古脑儿全部列出来，妈妈的全是敌人，你再不给钱咱们就玩完儿啦。 美国，就这样成了日本的假想国了。 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外交往往出乎人们意外，仔细一看经常是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象现在小泉总理的靖国参拜问题就是这样。小泉在出任总理以前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为了“日本遗族会”的选票揽来了这个活，不惜和中韩反目。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近视，为了眼前的，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而不顾其他。 只要是能正常思维的政治家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国防方针”。开什么玩笑，上下嘴皮这么一动，就要和全世界为敌了？没有明显列入这个敌对国名单的就只有超级大国大英帝国一家了，但是美国是英国的亲侄子，你动了侄子，人家大叔能跟你罢休？（当然现在是叔侄关系倒了过来）。 所以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到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时用了这么一个比喻：“骑在马上的喝醉了的狐狸”。为什么是狐狸？太狡猾，一切唯利是图，没有任何国际信用。

虽然某政治家在总结外交历史时说过这样的话：“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但那只是对历史的总结，一个国家是不能仅仅用利益驱动来作为国策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要有责任感，要有信用，只是利益驱动的国策，迟早会把国家带入灭亡。

所以这个“国防方针”被当时的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当时的日本政坛是被称作“桂园时代”，意思就是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坐庄，一人干一回，“你唱吧来我登场”，也算一种“安定团结”。 桂太郎大家都知道了，是山县有朋的大弟子。那么这位西园寺公望又是何许人也？他是最后的明治元老，自由派人物。在山县有朋死去以后，为抵抗日本军部的暴走，为反对军国主义思想的蔓延，作了尽可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这个国家的宿命已经不是他能够挽救的了，1940年11月，在“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两个月后死去，临死前给他的同胞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国家究竟要往哪里去？”

打开上世纪6，70年代的“5.1”，“10.1”的中国报纸，有一个人的名字是铁定看得到的：“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那就是西园寺公望首相的孙子，战后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先总理周公恩来和廖公承志的好朋友。1958年加入日共，后来因为文革问题和日共宫本显治集团吵翻被开除出党，随后率全家移住北京，为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园寺公望总理就一句话：“没钱”，就再也不理那拨了。实际上把那拨给晾了起来。 但是，那拨们可是滚刀肉，决不肯善罢甘休的。

（十八）

陆军在日俄战争以后的常备兵力增强到了20个师团。明治40年（1907年）山县有朋借田中义一的口提出要将平时的常备兵力提高到25个师团的“国防指针”，被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以经济紧张为由束之高阁。这只是军部派出来的斥候而已。1910年日韩合并以后，陆军以朝鲜防卫为名再次提出要求，与此同时海军也提出了要和英俄德美开展军备竞赛的经费增加的要求。

西园寺首相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没钱”。打日俄战争欠的债还没还清呢，上哪儿去找钱？再者说了，现在议会里有那么多自称是“政党”的团伙，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找着茬攻击，哪来那么容易就给你们钱。 但是，社会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而带来的梦想和幻觉，战后处理带来的失望和愤慨，主流知识界的堕落，肯定伴随着扩张主义的极度膨胀。到现在为止，还有最后一道防波堤————政治在阻挡着最坏事态的发生。但是，就象已经再三说明了的，这道政治防波提其实是漏洞百出的。扩张主义的思潮，肯定能找到漏洞之所在，将其扩大，最后冲毁政治防波堤，把战争的洪潮淹没整个亚洲。

过了几年，到了明治大正交替的明治45年，大正元年也就是公元1912年。这时的陆相是上原勇作，这可是位人物，千万得记住了。当时的陆军三大衙门已经几乎全是陆大毕业生了，这位可以说是陆大生以前旧军人最后的一位了，做遍陆军三大衙门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在官职上能和他相比的可能就只有后来的甲级战犯第一人东条英机了。在日本陆军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反对宇恒裁军，日本陆军一直有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之分，这位可以说就是孵出皇道派这只怪蛋的“母鸡”。

经常能够听到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其实就像《格里弗游记》里面说的“大头党”和“小头党”，目标是一回事。你不看到“皇道派”的统帅荒木贞夫和“统制派”的头领东条英机都坐在东京远东军事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吗？他们的区别只是在手法上的区别。 所谓“皇道派”主张“天皇亲政”，主张“清君侧”，不要政府；而“统制派”则主张对政府施加压力。1936年“2.26”事件以后，皇道派的元气大伤，成了“统制派”的天下，到最后统制派就干脆成了政府了。关于“皇道派”和“统制派”的问题，以后再专门讲。 这位上原找出来了一道裂缝，西园寺总理不是不肯答应再给陆军扩两个师团吗，那就大家别干了。12月2日，上原陆相提出辞职，陆军不派人继任陆相，传媒称“陆军罢工了”，政府缺大臣，这就垮了台。 军人这一下爬到政府头上去了。明治33年(1900年)当时的山县内阁弄出来的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总算被军人们用上了。以后的日本军人（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昭和军阀”，不过现在还是大正年间），只要政府不合自己口味，立即收回军部大臣，政府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 到了大正二年（1913年）山本权兵卫组阁时也觉得这条太不像话，把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给废除了，代之以预备役军官也可以出任军部大臣。陆军当然拼命反对，但是山本权兵卫是海军的实力人物，日俄战争以后，海军已经不是过去的小二子了，陆军不能随便欺负他们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条给废了。

废了是废了，但是从来就没有执行过，更不要说1936年广田内阁又重新恢复了这一条了。 管他执行不执行，有着一条总比没这一条好，会不会有人这么说？嘿嘿，陆军也是这么想的！陆军就赶紧找出了对策：改革。陆军搞了一个“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关系业务担当规定”，把三衙门的活再重新排了排，原来陆军省的动员计划，治安维持的活全转移到参谋本部去了，人事也得和参谋本部，教育总监商量着办。那陆军省还有什么权？没了，这一下

你找什么王八蛋来当陆相也动不了陆军一根毫毛啦。这其实就是以后陆军更加桀骜不驯的由来。所以说有时候好的愿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只要天皇领军这一条还在，你怎么改都没用。

陆军准备好了后路，回过头来跟山本算账来了。这次打的旗号是“反腐败”。面子上的事情是海军在西门子买东西的时候有人吃了扣，其实是以山县有朋，上原勇作为首的陆军在向海军反攻倒算。这次陆军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全部传媒（那时也就报纸什么的，没电视，也没网络）连篇累牍发表各类内幕消息，气坏了的民众也就自发（？）地上了街，把个国会议事堂给包围起来了：奶奶的，海军贪污，你海军大将还当着总理大臣？快下台。

山本就向陆军求援，因为陆军管着国内治安方面的军队使用，应付“突发事件”嘛。可这次陆军不管，楠濑陆相的理由冠冕堂皇：我们这边值日表还没排出来呢，派兵归陆军省还是归参谋本部谁也不知道。再者说了，军队是保护国民的，不是用来镇压在要求正义的国民的。真有宵小之徒混在里面的话，由警察去管吧。 这警察也不知是谁管的，一到国会议事堂前就把刀给拔出来了。示威的民众一见，如火上加油，这一来一发不可收拾，贵族院也站出来指责山本了。山本一琢磨，没治了，只好辞职下台。 陆军也不赶尽杀绝，下台就下台了。后来追查西门子事件的时候，雷声大雨点小，最重的也就判了四年半，还是缓刑。哈哈，腐败人人有，何必太认真。 其实当时陆军也不是一人没派，派了一员狠将————驻朝鲜宪兵司令明石元二郎来了。派他来干嘛？那还要说吗？人家明石元二郎在彼得堡都能鼓捣出革命来，在你个东京什么鼓捣不出来。没准人家明石还在嘀咕：“咳，就这么个破事，还要我老人家亲自出手？”这就是前面在“自发”二字后面打问号的原因。 从这件事以后，陆军（后来再加上海军）就真正开始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用句俗话说

叫做“长能耐了”。 这拨长了能耐的军人们，首先赶上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可是大大地拙劣表演了一番，为太平洋战争和失败埋下了伏线。

（十九）

大正三年（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德国，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和英国，俄国，法国等组成的协约国之间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被先后卷入的有38个国家的15亿人。光士兵战死就达900万人，因战祸而死平民更远高于此数，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骑士精神从战场上消失了，战场成了一个单纯的杀戮的场所”。

由于日英有同盟关系，所以日本自动加入了协约国。要不然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表现，也还真不能肯定他们会把宝到底押在哪边。 大战的主要战场是在欧洲，没人关心亚洲。这样日本人可算逮着了机会，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其交出胶州湾租界，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25日日本向奥匈帝国宣战，挤进战争去浑水摸鱼，在亚洲太平洋大捞油水。 德国在亚太地区原来就没有多少兵，步兵两个营兵力左右的青岛守备队和一个华北派遣队，海军是由两艘装甲巡洋舰和三艘轻巡洋舰组成的一个小舰队。对全力以赴乘火打劫的日本军队不够当一碟菜的。于是陆军出动了一个师团和海军的第二舰队，加上英军一个营配合于11月17日 攻占了德国的租界青岛，海军则派了一支“南遣舰队”，早在10月14日就把赤道以北的南太平洋的德国领地照单全受。后来让日本人伤透了心的塞班岛就是那时候落到了日本人手里的。二次大战时当然后来又被美国人拿了过去。

大家眼睛都盯着欧洲，谁也没有注意日本人在亚太的小动作。就美国人盯着不放，美国是一直把拉美看作后院，太平洋看作门前池塘的。日本人的小动作在美国人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到他本家大叔英国那儿去告状。可本家大叔那儿也吃紧了在，说不要吵了，全到欧洲来帮忙吧。要求日本派三个军团15个师团的陆军去欧洲。（海军是把南太平洋的德国岛屿打扫干净了以后就去欧洲助拳去了，去了包括八艘巡洋舰在内的十八艘舰艇，还沉了一艘驱逐舰，死了70多人呢）

日本人不干，说兵都去了欧洲，自己的国防就空虚了；其次15个师团的运输需要200万吨船舶，现实上不可能；再者日英确实有同盟条约，可是条约的适用范围只在印度以东，日本没有在欧洲用兵的义务。 英国佬这个恨哟。当年只是想用这只黄皮猴子在亚洲牵制一下俄国和德国，这才有条约的适用范围这一说，谁知道今天还真要靠这黄皮猴子了。什么国防空虚，练家子全在这欧洲比武呢，你那日本国要防谁呀。 那么日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确实考虑了出兵欧洲的风险，不出陆军的话，协约国要是输了，德国不会感谢他们；协约国要是赢了，战后处理时就没了他们。现在拿在手里的胶州湾和南洋诸岛能不能保得住？可就是出了兵的话，万一打得疲劳不堪，实力没了，别人说没你的不还是照样没你的了吗？ 但是，阻扰日本出兵的不仅仅是这种日本人特有的犹豫不决，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大陆。1915年1月18日，大隈重信内阁（当时外相是加藤高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对华5项21条”，这个臭名昭著的21条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下： 第一项：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由日本继承等共5条； 第二项：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延长到象满铁一样的99年，满蒙地区的事实上日本控制等

7条； 第三项：汉冶萍公司的中日合资；

第四项：中国沿海及岛屿的不割让； 第五项：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方面采用日本顾问，中国警察的中日合同，中国军兵器半数以上由日本供给或者建立中日合资的兵器工厂，其他港湾铁道权利等7条。 第五项为秘密条款。 一般都认为这21条是外务省和陆军关系密切的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拟定的，参与的有陆军省，参谋本部，真正幕后策划的是当时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少将。但是后来被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的甲级战犯东乡茂德有另一种说法，他说他听当时的驻华公使日置益说这21条是袁世凯拿到日本方面去的。但那只是一面之词，并无旁证，所以现在大家采用的都是第一种。

这个21条，才是日本的真正用心之所在。但是后来中方有意泄漏了有第五项的存在，这一下国际舆论大哗。英国人，俄国人还要求着日本人出兵欧洲战场，没大声张，美国人不干了，闹得最凶。日本人只好在5月7日撤回第五项条款。 5月9日袁世凯政权在条约上签了字。这个5月9日，从此就成了中国的“国耻纪念日”。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21条。1917年在美国出兵欧洲以后，为了换取日本的出兵，日美两国签订过一个“石井（石井菊次郎，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兰辛（罗伯特•兰辛，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协定”，在美国坚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前提下，承认日本在蒙古东部和满洲的“特殊利益”，得到了妥协。巴黎和会虽然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主要是山东）的权益（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由来），但是后来1922年美国提议召开了一个“华盛顿会议”，愣是逼着日本在《九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

牙，日本，中国）条约》上签字，放弃了在山东的权益。这次会议以后，形成了一个“华盛顿体制”。这个体制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才被打破。

一句题外话，华盛顿会议可以说是美国迈向超级大国的第一步。 但那是后来的事，现在是日本几乎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还派不派兵去欧洲帮场子了？

（二十）

想还是想去的，不去怕战后分赃时没有了份头。原来对出兵欧洲很不积极的上原勇作和田中义一突然又对出兵欧洲兴致勃勃了。对英国人提出了几条条件，说是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话，出兵40个师团到欧洲去打他老师德意志去。 都是些什么条件呢？ 1．协约国一致协力，大家拿出最后资源。（大家都别藏着掖着，是驴子是马得全拉出来遛） 2．协约国承认日军的自由，俄罗斯军队以日军行动为基准配合。（老爷来了就是当老大的，别拿老爷当壮丁使唤） 3．协约国方面负担日军的军费和军需物资供应，第一年军费62亿日洋，运输船舶60万吨。（不给，老爷我可会“打粮”的） 4．中国作为日军的补给基地，西伯利亚铁道归日本军方管理。（现在老爷我捡的洋捞全归老爷我了，你们还得加一点贴水） 英国佬见了这四项条件差点没气死。好你个黄皮猴子，想乘机拿人一把啊。老子今天就当死了张屠夫，还不吃你这混毛猪了；缺了你这只臭鸡蛋，老子照样吃槽子糕。回头让本家侄子美国出兵，看收拾了德国以后再来收拾你。这就是战后不久的1923年日英同盟条约就失效了

原因。 日本陆军倒不是对参战很不积极，而只是对去欧洲作战很不积极。时机一到，他又积极起来了。

什么时机到了？俄国改国号了，不叫沙俄，改叫苏俄了。和德国单独签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一次大战不打了。这时候出了一件事，当时有5万捷克兵在苏俄境内，原来是帮着沙俄打奥匈人的，现在停战了嘛他就要回家了。走西边回不回去，和托洛茨基商量了以后布尔什维克同意他们坐西伯利亚铁道到海参崴，然后走海路回家。可这些倒霉的捷克兵们走着走着被德奥军队给分割包围了起来，到不了海参崴了。

那时候捷克可是个重要国家，号称世界第三工业国，除了英美就是他。你看哪个国家不用斯捷潘工厂造的“捷克式”机枪？那可绝对是尖端武器，Hi Tech！那些落了难的捷克大兵哥们一定得去救。 去救吧，说好各出一哨人马，大家一起去。日本1万2千，美国7千，法国2千2百，中国1千，英国8百一共2万3千人。可到出发那天一看，白鬼子们傻了眼：日本兵来了7万2千！比说好的多了六万，这是去干嘛？ 去干嘛，再去捡洋捞去。大家都还记得那个被西园寺公望否决了的“明治四十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吧，日本陆军也时时刻刻记着呢。现在苏俄发生了革命，乘火打劫得最好机会来了，打劫就得人手多，不派那么多兵怎么办？什么捷克大兵，管皇军鸟事。 决定的当然是田中义一少将，策划的是谁呢？将来的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当时还是中佐参谋，在俄国活动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此人是陆大19期毕业，就是那个“国防方针”制定的1907年。后来官拜大将，做过陆相，文相。是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甲级战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皇军”的专利就是他的，原来不叫“皇军”而叫“国军”。

说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再说一点个人看法。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东京国际军事国际军事法庭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从客观结果来看可能这是真的。但必须了解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从主观上说决不是为中国人出气的而设立的，那是给白种人出气的。被推上东京军事法庭的28名甲级战争中，真正只与侵华有关的就一人，那就是松井石根。而笔者认为松井不属于甲级战犯，而只是应该在南京受审的乙级战犯。如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就觉得让松井在东京受审很可能是蒋介石的花招，这和冈村宁次在南京受审的理由一样，想钻西方法系的空子。因为老蒋在日本上陆军军士官学校时，生活上是松井照顾的，松井对老蒋像老爹一样。老蒋其实是想救松井一命。但是松井不肯和辩护律师合作，如果松井想活命的话，嘿嘿，松井会不会上绞架还真没准。

当然除了海军的几个战犯以外，几乎所有甲级战犯都在侵华战争中犯有累累罪行，但是如果只是策划侵华战争的战犯而没有卷到太平洋战争中去，则绝不会受到惩罚。你看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受没受到追究？冈村宁次虽然被逮捕了，但为什么放在南京审？他并不是乙级或丙极战犯，在南京审当然无罪了，这等于以强奸罪起诉强盗，整个地就是在扯淡。

就象这个荒木贞夫一样，他在1936年就已经由于2.26事件的牵连而退出了现役。以后虽然在出任文相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但那不是被判终身监禁的理由。真正的理由要到这次的西伯利亚出兵去找，那一次这位同时得罪了美国，英国和苏俄！30年了，别人可还记着呢。 但也有得罪过全部英美苏法中五强而又没有受到追究的：辻政信。这人是极其有代表性的日本陆军参谋。关于此人以后再说。 言归正传，这日本陆军想打什么劫呢？出兵前大家说好了，到海参崴为止，可日本人却一直跑到了贝加尔湖东面。跑那么远去干嘛？想去弄一个象后来的“满洲国”似的傀儡政权出来。一开始想弄来实际上受苏俄控制的“远东共和国”的领导权，后来发现布尔什维克不象以前的沙

皇那样好欺负后又想捣鼓一个“沿海州共和国”。 反对布尔什维克，英美还不一定有意见，但是成立亲日政权就完全是两码事了。再者英美支持的是高尔察克，别人虽然被布尔什维克称作为“匪帮”，但还是沙俄正规军的上将，拿得上台面。而日本呢，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来了一个叫谢苗诺夫的哥萨克，在英美看来，那可真是个土匪了。 于是，接回来了捷克大兵们后，英美法于凡尔赛条约签订，大战结束之后的1920年1月撤军，而日军则一直赖到了1922年10月，历时四年两个月，先后轮换十个师团（当时全军总共才有21个师团），耗军费9亿日洋（日俄战争耗军费17亿日洋）。 换来了什么？除了从高尔察克那个傻瓜那里骗来16吨黄金外（冰冷雨天在《日本人看俄国人》中说过那件事），什么都没有换来。换来的只是与英美关系的恶化和国内以荒木贞夫为代表的“皇道派”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 日本人到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战后斯大林扣留日军战俘60万人数年之久是在报日本陆军出兵西伯利亚的仇。

（二十一）

失败的西伯利亚出兵，死了5千人，花了9亿多日洋军费，什么好处都没有换来。 也不能这样说，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分对谁说。对田中义一可有好处，这位被大家都看好要当元帅的大将，突然说他要转预备役了。日本的元帅不是军衔，而是一荣誉称号，进了“元帅府”议事，那就是元帅。像日俄战争的英雄东乡平八郎，你可以叫“东乡平八郎元帅”，但要是写出来的话就必须是“元帅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别扭？所以老冰觉得好象用一个大清朝的称呼更合适：“元帅府行走”。大将65岁就得退休，元帅则是终生制的，当

了“元帅府行走”就可以终生在军中保持巨大的影响力。既然这个“元帅府行走”这么好，为什么田中义一还要放弃呢？

嘿嘿，说起来这还是田中义一的一种“献身精神”呢。他要牺牲自己的元帅称号来为军人换取更大的空间。他脱了军服准备去干嘛？去政界混。去政界混的意思并不是仅仅想当总理，就田中义一当时的地位（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两任陆军大臣），这个总理迟早是他的。那他还想干吗？想当政党党魁。很简单，当时已经是政党议会制了，而那些个政客们时不时要唧唧歪歪一下，什么他们都要插嘴。妈妈的，当年老子打江山时他们在哪里？田中想想气就不打一处来，干脆去当他们的老大去。就这样1925年田中退出现役，去立宪政友会当老大去了。

这个“立宪政友会”也不是小帮会，那是伊藤博文“亲手缔造”的政党，怎么说说就给他田中当老大呢？田中没空着手去，带了三百万日洋的见面礼。这三百万日洋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这么说您就知道了，1945年当时日本陆军大将的月薪是500日洋。300万是一个陆军大将500年的工资。有这么多钱，甭说来当老大了，来当老大的爹都行。

且慢，他田中大将怎么能有500年的工资来送礼呢？他们家是财主？不是，他爹只是给藩主抬轿子（日语叫“驾笼”）的轿夫，苦出身。就算是他爹是武士的话，也没钱。日本的武士阶层虽然是统治阶级，但在经济上是很贫穷的。社会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士农工商”的最下层商人手里，武士过不了日子了，就去问商人借钱。有时候看看日本的武士们也够呆的，怎么就想不出“增税”出来。什么“遣唐使”“遣隋使”的派了那么多，真正的精髓还是没学到啊。

那么田中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黑来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陆军机密费花掉36万9千日洋，日俄战争花去320万（里面明石元二郎一个人就用掉了快一半去搞革命）。而这次的西

伯利亚出兵，陆军居然用掉机密费2400万日洋！其中寺内正毅内阁用掉340万，剩下的2000多万全是原敬内阁用掉的，原敬内阁的陆相就是田中义一。现在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吧，慢说300万，就是政友会狮子大开口，再多讹田中大将一点，也没问题。

俗话说“财不漏白”，这位退役大将如此大手大脚，就不怕别人戳脊梁骨？ 不但有人戳脊梁骨，还有人公开站出来和田中叫板。谁？一个很有趣的人物，著名的反军派政治家中野正刚。这位的性格和名字一样，又野又刚，在众议院全会上就把陆军机密费问题和田中义一给政友会的“彩礼”给捆在一起提出来了。这一下舆论大哗，第二天（1926年3月5日）的东京各报的头条都是这条丑闻。 这下田中要倒楣了吧？没有。50年后的田中（角荣）是一见了报就倒了楣，但这位田中（义一）他运气好，谁让他早生那么多年呢？当时的陆相宇恒一成（后出任过首相，以“宇恒裁军”而出名，以后还要谈到他）挺身而出，捍卫“陆军的威信”。宇恒在3月6日的预算总会答辩时指天拍胸：“陆军的军纪严明，机密费的会计手续是有点小问题，但是说有人贪污则是荒唐无稽”，接下来政友会又在3月11日提出国会决议说：“中野正刚议员在神圣的议院用荒唐的言词挑动国民，紊乱军纪，废颓士气。实为模仿苏俄共产主义者，企图离间军队和国民的非行，应该深刻反省”。

就这样，政党和陆军的吭瀣一气，把日本拖进了堕落的深渊。从此以后，批判军部就是“破坏军队的威信”，就是“企图破坏国体的共产主义者和乱臣贼子”。 这里举中野正刚作为例子只是说明当时政党和陆军的狼狈为奸，并无歌颂中野正刚的意思，可不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么一回事。这位中野正刚其实是一位如假包换的法西斯分子，极其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求在日本实行强权政治。他的话你可当不得真，因为连他本人也不知道下一句是想说什么。

一年后的皇姑屯事件，关东军谋杀了中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中野正刚立即挺身而出，指责田中义一实际上是犯人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后台。这句话有点勉强，说田中义一是河本大作的后台不一定对，但中野正刚指责日本陆军谋杀他国大元帅，是一种卑鄙的犯罪这点是完全正确的。看中野正刚这时候的言行你肯定会觉得他是可爱的和平天使了。

可是两年后的“9.18”事变时，这位又跳了出来，这次不是批判了，而是转了一个180度的弯，鼓吹“立即承认满洲国”，宣称“极其崇拜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此后一直右倾，身穿黑色党卫军制服，到处宣传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次在早稻田大学作讲演，大谈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个大学生们给煽动得都报名去当兵，当时叫做“学徒出阵”，结果大半就回不来了。

大家都恨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嘿，中野也不喜欢东条英机。理由是“国家不会因为经济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败战而灭亡。国家只会因为领导人缺乏自信，民众不知所从而灭亡”，和大家的理由不一样。他认为东条没有自信，发动倒阁运动，要东条下台。 但是太平洋战争时候的军部已非柳条沟事件的军部可比。你敢反军部，肯定让你讨不了好去。这不，特高（特别高等警察）就来找他喝茶来了。喝了一杯茶，让他回家收拾一下行李，这位回了家就切腹自杀了。 中野的切腹自杀并不是“以死抗争”的意思，他的自杀在更大意思上是保护天皇，怕那些无法无天的特高们把祸水给引到天皇那儿去了。因为他和好几个皇族走的挺近，真被特高一逼供，那还不得老老实实全招了？三十六计死为上，死了死了吧。 话又说回来了，军部从中野正刚那儿把田中义一给保下来了，可是还有另一拨军人正忙的热火朝天地为田中义一赶着挖坟坑呢。谁？关东军的参谋们。

（二十二）

上年纪的日本人常会把遇事不请示汇报，喜欢自作主张的人叫做“关东军”。时不时能听到这样的怒吼：“为什么自作主张？你是关东军啊”，可见关东军自作主张（用日语来说叫做“下克上”）有多大名气了。

有人会对这个“下克上”有疑问：“日本人不是最讲服从的吗？怎么会有这个.下克上.呢？”这个所谓的“下克上”，并不是指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象咱们原来的国营企业似的。而是指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较低社会层次的人从军事上，政治上打倒社会层次较高的那些人。这个词主要用来描述日本的战国时期的历史，象“公家”被“武家”夺了权，“将军”被“管领”夺了权，“守护”被“守护代”夺了权什么的。

那么在描述关东军参谋们是怎么用上了这个词呢？原来国策是由政府所制定的，军队只不过是执行国策的工具。而关东军的参谋们则把这个关系给倒了过来，他们制定国策，然后就干了起来，再逼迫政府承认，如果政府不肯承认，就施加压力，甚至倒阁。到最后东条英机那儿，干脆军部就把政府给占领了，你看他一身兼任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还有参谋总长，估计这官当的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的呢？原因很多：统帅权的超法度的存在，军部大臣的现役制，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主流知识文化界的堕落等等都是原因。但这时候还得加上新的原因：军人地位的空前底下。 一次大战结束时，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总数已经扩展到了21个，海军也在进行“八八舰队”计划，这已经超出了日本这个事实上的小国所能负担的界限了。比如说“八八舰队”如果建成，光每年的维持费用就是6亿日洋，而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每年只有15亿日洋！加上

一战以后的和平潮流，维持这么庞大的军事机器确实有点荒唐。 再加上当时（192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世界，日本也进入了所谓“昭和恐慌”。东北部各县饿死不少人，卖儿卖女随处可见。这时候日本只能走“裁军”这一条路了。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时，陆相宇垣一成进行了所谓“宇垣裁军”。其主要内容是裁减五分之一的陆军军力也就是4个师团，关闭5所陆军医院，两所陆军幼年学校。

宇垣裁军的主要思想是“以质量换数量”，并不是为国家预算省钱。节省下来的经费扩充了一个坦克联队（团），一个高炮联队，两个航空联队和一个台湾山炮联队；开设了陆军汽车学校，通信学校；为陆军部队配备飞机，坦克，轻机枪，汽车牵引炮和野战重炮。 但是宇垣裁军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为什么？首先，裁下来的四个师团的军官们没处安置，后来就把他们弄到学校里去军训教官。您说有哪个老师或学生会喜欢一个军官在学校里成天溜达的？于是纠纷不断，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军人是吃闲饭的”看法。 军人受得了这个吗？这不刚刚打完仗，前几天大家还在喊万岁，怎么爬起炕来就不认人啦？到哪儿都看白眼，嫌哥们吃闲饭？哥们自己去找饭吃！总比在这儿当孩子王强。 不是用裁军的钱给了军人们好武器吗？嘿，人家不希罕这个。日本陆军们不太欢迎坦克之类的新式武器，除了前面所说的迷信精神万能之外，日本陆军的组织构造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陆军最强的组织是联队（团），因为除了近卫师团外，其余的师团的联队都是所谓“乡土联队”，在联队里谁都得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要不然放个屁就臭回家里去了。联队长（团长）可是当地一大土豪劣绅，就是在太平洋战争最后的日子，你要是认识联队长，照样“召集书”不会寄到你家来。怎么样，够邪门吧？

联队长们可不喜欢坦克。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马。坦克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造坦克是工厂的事，定购坦克是参谋本部的事，坦克的燃料也是统一供应的——没有猫腻。而马呢？马的饲料可是一笔大买卖，在哪儿买，买多少，里面猫腻大了去了。当上了战车联队长是没有办法，普通联队长对坦克一般是敬而远之的。日本海军是上层腐败（订购军舰的“西门子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而日本陆军则是从中层开始就腐败了。

说起日本军队的保守，一个人们很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日本军队的军刀。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各国军队里军刀就已经是礼仪用具，但日本军就是死抱不放，在二次大战时还是作为一种制式兵器，是个官就得挎把刀，沉甸甸地吊在腰里行动不便不说，倒霉的还造成事故。日本刀是锻造而成，磁力很强，带着那军刀坐飞机对罗盘有很大影响。当时美军已经有了雷达，捕捉日军飞机时经常发现日军飞机飞的航线莫名其妙，起初以为是为了逃避美军跟踪，到后来才知道是上面坐的军官携带的军刀在作怪，弄得飞机偏离航线。飞行员技术棒的，还能纠正过来，碰到那技术菜的，或者是路线不熟的，那就直接飞天照大神那儿去了，连尸首都没有。

回过头再说说宇垣一成吧。宇垣是陆大第十四期1900年毕业的，是所谓“军刀组”之一。前面说过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由天皇赐予军刀一把，因此这部分人被称作“军刀组”，飞黄腾达的特别快。宇垣从小就挺聪明，小学毕业后就在母校当代课老师，十四岁就通过了教员资格考试成为了正式教员，十六岁居然当上了小学校长，1894年的小学校长，怎么着也比现在的半野鸡大学校长要酷的多吧，况且只有16岁。

宇垣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确实挺一帆风顺。先后当过驻德武官，参谋本部军务局长，作战部长，陆大校长，第十师团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陆相等要职。但因为两件事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一次是1931年3月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策划过一次政

变，要推宇垣做首相。后来虽然宇垣自己制止了这次政变，但是讲不清楚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就是这次裁了一军，当然主要是因为后者。

所以1937年广田弘毅内阁总辞职以后受命组阁，但这时娘家人出来捣乱了。石原莞尔串通陆军又闹了一次罢工，不出人当陆军大臣，于是宇垣只能灰溜溜歇菜。战后1953年宇垣又以最高票当选为参议员，有过几次要出任首相的风声，但就是没当上。日本人一提起宇垣一成，就会想到几十年在首相宝座边上转，就是坐不上去的滑稽形象。

别看陆军罢过宇垣一工，宇垣在陆军中的影响力其实是巨大的。当时有个名词叫“宇垣派阀”，就是后来的所谓“统制派”，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呢？看看以后升上陆军大将的名单吧：金谷范三，南次郎，佃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佃俊六。里面有两个后来的首相（阿部信行，小矶国昭），四个后来的甲级战犯（南次郎，松井石根，小矶国昭，佃俊六）。

嗯？怎么没有东条英机，他不是统制派的大哥大吗？别急，东条那时还没有混出来呢。

（二十三）

1904年，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有一门作业是写生，每星期的交两张写生，目的是为了打好将来的作战绘图基础，所以日本陆军将领大都画得一手好图。老冰见过几张辻政信画的素描，从并非职业画家的角度这一点出发，画得不错。 可这一天有一张三年级（相当于现在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不对头。上面画了一根很可爱的小鸡鸡，边上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月一日”。 老师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陆军幼年学校居然有人画这种淫画，还敢当作业交。这种混蛋

学生不处分如何了得？ 但是教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15岁的小孩子，偶尔恶作剧一下也没什么，而且也应该鼓励这种大胆的做法”。到底这个“大胆”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清楚，反正那个绘图教员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这位“大胆”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几十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开除了那个小孩，以后的亚洲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为什么？哪个小孩是谁？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策划了“满洲事变”（日本人对9.18事变的称呼），建立了满洲国，拉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而后来又自告奋勇当战犯美国人都不理的石原莞尔。 解释一下“十五年战争”这个名词。日本人是把上次的战争分为两场战争的，一场原来是叫做“大东亚圣战”，输了以后叫“大东亚战争”。再后来美国人不准那么叫，就跟着美国人一起在正式场合叫“太平洋战争”，但私下还是叫“大东亚战争”。那是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开始算的，也有人从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开始算，直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另一场战争一般叫做“15年战争”，指的是从1931年9.18开始的侵华战争。老冰一直没有弄懂为什么中国人叫做“八年抗战”，怎么比日本人还少算了7年？那七年在干什么？如果没有“支那事变”（日本人对“7.7事变”的称呼），中国还会不会抗日？

其实石原莞尔的出名，还倒不是因为他策划了“9.18”，而是在1936年“绥远事变”的时候，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11月20日飞到现场想阻止，被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调侃了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这才出了名。 但是在谈石原以前，还必须再回到1921年10月的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巴登去看看发生过

什么事。当时日本政府派了永田铁山少佐（驻俄国武馆，陆大23期），小佃敏四郎少佐（驻瑞士武官，陆大23期），冈村宁次少佐（陆大25期），东条英机少佐（陆大27期）去欧洲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人全是陆士16期毕业的，就东条是17期的，调查完了就跑巴登巴登去泡温泉去了。

看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几位当时36，7岁的自命在未来10年到十五年内要掌握日本陆军的野心家们的感受相当深。一次大战和亿万和任何战争都不同，坦克，飞机，毒气都被使用，没有了前方和后方，没有了军人和平民，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词：“杀戮”。 日本没有参加一次大战的主战场作战，但是将来呢？日本应该怎么办？这四人中除永田铁山外全有留德经验，他们的结论是：只有照德国元帅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思想去做，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就有了“巴登巴登密约”。根据《冈村宁次日志》，主要内容是：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社会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消除那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从山县有朋经桂太郎一直到上原勇作这一批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 这个“巴登巴登密约”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宣言书。请注意一下，《冈村宁次日志》里没有提到天皇，这就是他们这些后来被称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区别。目的虽然都一样，但和“皇道派”是要通过“天皇亲政”来达成相比，“统制派”就是自己来干了。 但是就四个少佐，能成什么气候？所以四人回国后又找了土肥原贤二（陆大24期，甲级战犯），河本大作（陆大26期），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甲级战犯）结成了一个“二叶会”，定期活动。受其影响1929年山下奉文（陆大28期，乙级战犯），铃木贞一（陆大29期，甲级战犯），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等人又结成了一个叫“一夕会”的组织，石原莞

尔（陆大30期）就在这个组织里面，1930年桥本欣五郎（陆大32期，甲级战犯）还组织了一个“樱会”。

再说说这个桥本欣五郎。这是个有名的“陆军叛逆儿”，怎么有这个匪号呢？这位的业余爱好有点与众不同——是搞政变！他居然在一年里接连策划过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前一个是前文提过的1931年三月流产政变。事后什么处罚没有，就宇垣一成大将倒了楣，永远圆不了首相梦。桥本看出甜头来了，过了半年又从关东军那儿弄了钱来要搞政变，这次是要推荒木贞夫作首相，还是北一辉，大川周明这两个愤青作军师。桥本和这两位愤青天天下馆子大吃大喝，把政变经费全在料亭（高级馆子）给吃没了。钱吃没了，两位愤青也就变了心眼，跑去告密去了，结果又没弄成。这次总算是受了点处罚：禁闭25天。那位要问了，阴谋政变就只禁闭25天？嗯，你要知道那关禁闭的地方还更要昏过去呢：还是料亭。

吃饱喝足了，出来还是做他的中佐。直到1937年12月南京战役，当时是炮兵大佐的桥本欣五郎杀中国人杀红了眼，架起炮来打伤了英国军舰“帕特夫人号”，这才把他解除军职，转入了预备役。以后组织“大日本青年党”，鼓吹法西斯主义，战后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只不过是一个炮兵大佐，列为甲级战犯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大日本青年党”的法西斯言行。但其实理由不是那个，甚至都不是炮打英国军舰，因为炮击中立国军舰的罪行撑死也就是个乙级战犯，而且那事当时就了了，日本向英国作了赔偿。东京审判时根本就没提那事，桥本欣五郎一个小小大佐之所以名列甲级，是由于得罪过俄国人。

（二十四）

桥本欣五郎从陆大毕业后是做的驻土耳其武官，因为这段经历，桥本信奉一种在日本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东西：凯末儿主义。斯大林对凯末儿主义本来就不感冒，更不要说桥本在土耳其时勾搭上了托洛茨基，一直在做苏俄的情报。关东军的对苏战略他在里面掺和了一大半，俄国人恨他不比恨辻政信，板垣征四郎恨得少。东京军事法庭上俄国人的检察官就咬着他不放，这么着，一个退役大佐和现役大将们站到一起当甲级战犯，也挺滑稽。

桥本是个异类还不仅于此，他身为陆大毕业却是“皇道派”，这也是不多的。怎么说呢？如果硬要用“阶级斗争为纲”来分析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起码对天皇什么的无所谓，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2.26事件”其实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来打倒中层阶级。

但是“2.26事件”以后，天皇震怒，说“杀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债血还，把个为首的下级军官们连同摇鹅毛扇的愤青北一辉一刀全给宰了。觉得好像被天皇给卖了，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好“一致对外”了。 对外？那“外”是哪儿？有一个口号叫“满洲生命线”。 “满洲生命线”到底是谁先说出来的？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上好像首先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出来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连发30几篇社论叫做《满蒙生命线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是甚嚣尘上。

其实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提法是石原莞尔发明的。 石原莞尔是陆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毕业的，够牛。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还发展了《战争论》，整出来了一个“最终战争论”。现在能看到的《最终战争论》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讲演的纪录稿，而完整地表现了石原思想的《战争史大观》最早是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的。

那个“最终战争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应该说石原莞尔是个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石原不仅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中的应用。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什么的突然出现也有可能”。在重视武器这点上石原和日本陆军不同，这也是石原最后被东条英机排斥的原因之一。当然就算是石原也没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变能量武器的试验品，“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石原人非常聪明。当时陆军大学校的功课是相当重的，学员开通宵做作业是常事。可石原永远好像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喜欢听他侃大山，但是一听他侃大山，作业怎么办？但石原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以次席的成绩毕业。

石原还有一点邪门的，他出身于国粹世家，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嗯？哪位要有意见了，能用狂热来形容连生都不杀的佛教的吗？能，日本就有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叫日莲宗。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2.26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记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理所当然地被陆军奉为至宝。再经过传媒的宣传，成为了最锐利的口号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就都熄了火。 前面说过有一批关东军的参谋们正忙着为总理田中义一挖坟头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时的总理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陆大12期）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他们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更好，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还是支持张作霖继续统治满洲。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的斋藤恒（陆大19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只是一个抽鸦片的小流氓。那个小流氓忙搞女人都忙不过来了，他如果会去管正事的话那母猪都会上树了，还嗖嗖的呢。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也支持关东军以对抗陆军省和内阁。 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座车被人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下命令的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具体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河本是“二叶会”的积极成员，他就没有想过对“二叶会”的狐群

狗党们隐瞒这件事。再者河本也知道这毕竟是和政府在打擂台，会不会被认真追究他也没底，更要有人为他说话。所以事情发生以后荒木贞夫和“二叶会”的成员们都知道实情的真相。

田中义一当然也知道了。怎么说人家是首相，陆军还是他娘家呢。 所以在昭和天皇问起这件事的时候，田中义一就一五一十全跟天皇说了，挺得意地向天皇保证一定严肃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把那河本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一转身，发现那保证兑不了现了。 田中一回来，政友会的中野正刚就在国会以此事攻击政府参与谋杀它国大元帅。田中刚刚想说明政府与此无关，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就跳了出来说没那事，那是诬蔑陆军，往陆军的脸上抹黑。田中这才知道他管不了这事了：河本的后台是关东军，不，是全体大日本帝国陆军。 这下田中抓了瞎。

（二十五）

田中一看风声不对，就又跑到宫里和天皇说：“查了，和陆军没有关系，确实是南方革命军干的”，这下把昭和天皇气得不行。天皇也有天皇的消息渠道，再者前几天你田中不刚刚来汇报了吗？一下子那他就给轰了出去。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后来败战时的首相）说田中说话前沿不搭后语，看到他就烦。铃木就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就批发给了田中。

田中这一下可慌了。不管天皇的位置怎样，在当时一片“皇国论”的历史背景中，失去了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了蛋了。好说歹说，请铃木给美言几句，求天皇再给个机会，能让他把话给圆过去，但是给铃木一口拒绝了。这一下田中内阁只好在1929年7月2日辞职。田中义一本人也于9月29日去见了天照大神。 田中义一的死，一般说是挨了天皇训斥，连惊带吓病死的。但民间也有一种说法，说田中

是死在小老婆肚子上的。老冰总觉得第一种说法可能性更大。第二种说法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为昭和天皇在开脱，其实是在主张天皇没干涉过政治的意思。 昭和天皇据说从这件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对国事发表过看法。因为内大臣木户幸一（后来的甲级战犯）警告过他，说这门“天皇功”你们家练了这么多辈了，不外法门就是装聋作哑，这现在老爷您可练得有点偏了，怎么把个当朝宰相给吓死了。从今往后，老爷您可得逼上您那嘴了。 昭和天皇呢，后来也确实没怎么多过嘴。就两次，一次是2.26事件时坚持要杀为首的叛逆，还有一次就是挨了原子弹以后，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公告两派又争执不下，最后来请“圣断”。昭和天皇选择了接受。 没多嘴是没多嘴，可也没有反对什么。说实话，天皇真要是反对，那谁也都玩不起来，所以战败以后，昭和天皇也是提心吊胆。昭和天皇倒也说不上是什么甲级战犯，但是真要是追究起战争责任起来，安个“不作为”的罪名，废了他，不让他们家接着练“天皇功”倒是完全可能。可麦克阿瑟不想废除天皇，蒋介石也不反对，加上东条英机和木户幸一（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帮着把罪名全接了下来，天皇也就平安无事了。

那边田中是死了，可河本们呢？没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这件事到现在也是谜团深深。下命令的到底是不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主谋真的就仅仅是河本？还没有其他“二叶会”成员和参谋本部的人参加？荒木贞夫真的是事后才知道吗？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河本们准备怎么办？有没有增援力量？这些都不知道。东京军事法庭也就是把皇姑屯事件往河本身上一推了事，但是号称是“陆军第一支那通”的第十师团长佐佐木到一中将（陆大29期）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的真相永远不可能印成铅字”！

这位佐佐木到一在“南京攻略”时是第十六师团步兵三十旅团少将旅团长，在他的《佐佐木少将私记》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资料。

其实日本陆军对中国东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谓满洲情结由来已久。早在1906年的“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上，当时的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就表示：“是不是要委任来研究满洲的主权问题，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官衙来主管这个问题”。但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顶了回去：“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儿玉源太郎的这句话，虽然被伊藤博文驳了回去，但意义是相当大的。它反映了日本陆军对满洲的固有看法，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日满一体论”的那种东西。日本陆军认为，使他们跻身于现代军队行列的日俄战争就是在满洲打的，所以满洲应该是“他们”的（是不是“日本”的倒还是其次）。从大正到昭和，日本陆军的政策像万花筒似的乱变，但唯一从来没有变过的的就是满洲政策。要维护所谓在满蒙的“帝国权益”。

常常可以看到“满蒙权益”这个字，那么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也就是他们常说的“满蒙地区”到底有些什么特殊权益呢？主要有以下七项： （1）到1997年为止的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租借权。 （2）到2002年为止的长春以南的“南满洲铁道”（即“满铁”）的经营权，包括附属地的行政权和禁止铺设平行线路及支线等“有害满铁的线路”。 （3）到2007年为止的安奉铁道经营权。 （4）满蒙五条铁道的合资敷设权和两条相关铁道的受托经营权。

（5）矿山开采及森林采伐权。 (6)土地商租权，自由往来居住权以及工商营业权。 (7)铁道守备兵驻屯权（一公里铁道15名士兵，总共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名以内）。 这些大多是出于1905年9月日俄战争后的《朴茨茅斯和约》从沙皇俄国手里接受来的，又由当年12月的《日清善后条约》得到确认。尔后1915年的《日中条约》（就是那个臭名

昭著的“21条”）又大大加以了扩充。 你看这些“权益”怎样？由于这些权益的存在，东北其实已经是日本的半殖民地了。可是用当时《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大西斋在《支那的现状》里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是满蒙（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全土的三百一十分之一，只不过是相当围棋盘上的一颗黑子”。他们要求更多的权益。 而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则正好是为这种垂涎或者情结提供了理论根据。

所以后来对于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仅仅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现役。没一人受到军法审判。河本大作退出现役后，还是在满洲混。先任“满州铁道”理事，后任“满洲炭坑”理事，负责帮关东军的后辈参谋们挣钱。什么意思？石原们搞满洲事变的经费几乎都是河本给的。1942年以后受第一军（当时司令部在太原）参谋长花谷正（陆大34期）的邀请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一直到抗战结束。

这个花谷正也是关东军出身，皇姑屯事件两个月后赴关东军任少佐参谋。后来在石原莞尔手下混，参与柳条沟事件（9.18事变）。1955年曾经写过一篇《满洲事变是这样计划的》。9.18事变参与者自己写文章说明9.18事变，这是几乎唯一的一位，那篇文章里谈到了搞阴谋用的资金来源：“因为有河本前辈，用钱根本就不要考虑”。 抗战结束后河本没有回日本，而是继续在山西活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国民党接受后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河本大作也不知是受蒋介石之邀还是受阎锡山之邀。反正就任了公司最高顾问。河本那个最高顾问可不白干，他帮阎锡山挽留了一半日本人雇员约1200人继续工作，待遇不变。一直到49年共产党来了才把他抓了起来，关在太原收容所。1953年8月25日在收容所病死，逃过了审判。

（二十六）

但是应该说关东军参谋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败的，事情没有朝他们的期望走，那个被关东军参谋们看不起的二流子张学良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和蒋介石拜把子了，东北易帜。这下关东军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杀张作霖东北也不一定就到处挂“青天白日满地红”， 还不如不干。 但前文说过那一拨是滚刀肉，不会轻易认输。皇姑屯事件四个月后石原莞尔赴关东军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关东军接任河本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这两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为经验教训，要放手在满洲干一下了。所谓河本的经验就是：干什么都没事，政府不用说，就军部都管不了他们这些精英参谋。而所谓河本的教训则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样小打小闹，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要独霸满洲，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得消灭50万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出来。

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30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

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再说几句这个根本博中佐吧。古宁头战役很多人都知道，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当时在金门岛上还有几位旧日本陆军军官，原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和吉川源三中佐（陆大49期军刀组，第六军参谋）等7人。后来不知怎么的这是给传媒捅了出来，这还了得！就忘了“十五年战争”，又去干涉中国事务了？在野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了质问，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11月25日还在国会专门为此事作过答辩。所以台湾有人把根本博称作古宁头的英雄，古宁头战役的结果，是正式把台湾和大陆分了开来。所以也可以说皇军参谋们也是造成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三大“下克上”事件的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没有。

应该说是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睹，这也就是老冰坚持认为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只不过是一个抽鸦片的二流子的根本原因。要知道“9.18事变”是被不少人看作军事学上的奇迹的，就是那个二流子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 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净光锃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败家子世界纪录”？ 咱们来看看那位“少帅”的能耐吧。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

的17万奉军在平津一带展开的有11万左右，在奉天光奉军就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所以失利的CASE比较多”。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被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会不会有人奇怪他张学良怎么有那么多钱，装备怎么会那么好？这么说吧，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大帅，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的多了。 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那位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当然东北军在训练程度上比关东军差远了，但是东北军训练差的责任在谁？总不能让人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帮你张学良来负吧？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100来号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烟未散，老爹张作霖的热孝在身。会吃棒子面的都知道是关东军炸的火车，嘿，那位张少帅偏偏就认为关东军是来和他搞联欢的。这不，扔下东北不管，跑北京泡妞去了。 1931年春天，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还记得那“巴登巴登的四人帮”吗？）到满洲视察时说：“虽说张学良军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家还有三十几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

什么炮？没有那日俄战争时打俄国人的28公分大炮那么大，24公分。但想来吓吓那二流子没问题，就这样就把两门24公分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动单起来就得几百个人伺候，整出了那么大动静，他张少帅愣就是不知道你还能怎么办。没准那位少帅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当回事，可能会想是不是日本朋友准备给他讨小老婆时放礼花助兴用的。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如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但是这位少帅还总算还没有彻底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三千七百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脸皮厚纪录了。 和河本大作当年时偷偷干不同，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二十七）

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敢肯定。蒋介石呢？不说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石原也准确地判断出蒋介石肯定袖手旁观。老蒋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比对共产党更多。红军长征时老蒋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像胡宗南带了十万大军跟在徐海东的五千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徐海东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后来徐海东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进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还是在剿异己。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苏俄那边呢?那个少帅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给酷酷地打好了。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敢上演“爱国秀”，不去找杀父仇人关东军，却和俄国人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要拼命关东军也打他们不过，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他那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串，特别节约人力，被人称为“两人三脚内阁”）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这位林铣十郎从此就得了个混名叫“越境将军”。

神田正种原来就是关东军的，9.18事变后又回到了关东军，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最后做到17军中将军长。战后落到俄国人手里给判了结结实实的14年徒刑。 整了个那么大的架势，反对的参谋本部就只呆在一边看？那倒没有，参谋本部派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这位建川是个名人，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骑兵中尉，一个人跑了300里地（这里的“里”是日里，一日里约等于四公里，300里就是大约1200公里）去侦察俄军，立下战功。后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2.26事件以后因为是“皇道派”而被转入预备役，出任驻苏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苏友好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他。败战时自杀，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级战犯。

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

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真的假的？有没有搞错?就两杯就醉了？那的去问建川本人了。不过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确实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抗战时在重庆流传的一个幽默特别能够说明日军佐级参谋的这种特征。

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躲进防空壕的蒋介石对身边人说：“娘死匹的我也给她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 “那三个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其实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二十八）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这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陆大22期），高级参谋坂垣征

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石原莞尔心中，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9.18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益的妥协方案。

话说回来，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会同意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再说上面还有内阁呢。没事，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积极配合。不是说政府有可能反对吗，那就把政府去掉算了，桥本策划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为了配合石原的。虽然政变流产，但政府因为再三的政变丑闻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养毅内阁。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老友，这次当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来77岁的犬养毅已经宣布从政界退休，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军国主义清一色了，那位山县有朋就曾经公开说过：“不听我话的就头山满和犬养毅”。但是犬养毅的选民不服，犬养毅辞职后举行的选举大家选出来的还是犬养毅。加上田中义一又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了，犬养毅这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友会

总裁，这次内阁倒台，大家指望能够靠犬养毅和国民党的关系解决满洲问题，这才推他当了首相。

犬养毅上台以后，拒绝了军部的成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谈判。上次说到“田中奏折”的时候提过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络，那位森络其实原来也支援过孙中山，但那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右翼。犬养毅托森络看着和国民党的谈判，可森络把来往的电报全给压下来了。那边谈了些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个迷，因为森络32年底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犬养毅算看出来了，有这批青年参谋在，日本迟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个法子也太书呆子气，什么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说过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陆军元帅，给了他30个人的名单，让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们的官。这边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森络，你说军部能不知道？ 军部暴跳如雷，认为犬养毅是在侵害“统帅权”，终于在1932年下手暗杀了犬养毅首相，是为“5.15事件”。那个书呆子，在被别人打了黑枪以后，还要佣人把凶手叫来，说：“让我和他谈谈”，还在梦想说服那些疯子。 “5.15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随着犬养毅首相的被暗杀，政党政治也一命呜呼了，以后的内阁永远是“举国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像后继首相斋藤实一上台就赶紧承认了“满洲国”政策。 顺便说一下，上世纪末在非洲，波黑等战乱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跑来跑去救助难民的老太太，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她就是犬养毅首相的曾孙女，可见好人真有家传。

（二十九）

这个“满洲国”计划，在日本都有人反对，在世界上就更不要说了。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呢？关东军们又想出个转移视线的花招：到远东最大国际都市去闹事去。坂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当时是驻上海公使馆武官）主谋挑起了“1.28事变”（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变”），具体执行的则是所谓“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这一打就从1月28日打到了5月5日才停火，乘着上海打仗，宣统就和一帮大清的残渣余孽们在关东军的保护下弄起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满洲国”。 上海事变的执行犯川岛芳子战后给蒋介石枪毙了，但那个主谋田中隆吉少佐呢？他后来又策划过“内蒙独立”，想扶植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弄出第二个“满洲国”来。因此极为东条英机所重用，一直做到陆军省军务局少将局长。这么个经历，按说应该对东条英机感恩戴德，败战了就是不算战犯，起码也要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对不对？

可是这位脑子灵活，立即改换门庭，投靠麦克阿瑟，做盟军方证人。据说他在证人席上一出现，东条们几乎傻了。但这位可不是真的良心发现去控诉甲级战犯们的罪恶哟，他是琢磨透了麦克阿瑟的心思，要送几个人上绞架。东条倒无所谓，反正只要有一个人得上绞架的话那就是东条他了，用不着田中帮忙。 麦克阿瑟想要武藤章的命，因为武藤章在菲律宾和麦克阿瑟周旋了不少日子，弄得麦克阿瑟挺没面子。将来会讲到，武藤章确实作为甲级战犯不冤枉，但是在只绞死六名军人，还得扣除一个松井石根，也就是只绞死五名发动那场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人的战争的军人甲级战犯的情况下，应不应该有武藤章那就值得考虑了，没有田中的证词，估计不容易绞死武藤章。

田中又是怎么作证的呢，很简单，把自己和武藤章之间的争吵内容换换位就行了，这一下武藤章死了，田中隆吉活了。不过也没活多久，武藤章死了后，田中就疯了，天天说武藤章在找他索命。 那么“满洲事变”的其他战犯们的下场又怎样了呢？ “9.18事变”的主要战犯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将。 “满洲事变”成功，大家都加官进爵。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当上了昭和天皇的伺从武官长，战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三宅光治后来升为中将，任职参谋本部，后来日本败战时为“满洲国协和会”（伪满唯一的政治组织）中央本部部长，被俄国人抓到苏联去了，后死于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知道克格勃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个有名的监狱）。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抄一段土肥原的判决书吧，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绞他了。 “第1条，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共同策划（确保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支配）。 第27条，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中华民国的战争。 第29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 第31条，同上时间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战争。 第32条，同上时间对荷兰王国的战争。

第35条，1938年夏季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张鼓峰事件）。 第36条，1939年夏季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诺门坎事件）。

第54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违反战争法规（残虐行为的授权和许可）。” 前面的条数，是那时远东军事法庭制定的罪行条目，看谁犯了哪一条，土肥源犯了八条，当在罪不容赦。 那么关键人物石原莞尔呢？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因为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英雄到什么地步？说一件事吧，有一位著名的日本的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估计大家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小泽征尔的那个“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那个“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石原可还得说下去。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的大错没错吧？

（三十）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在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还记得“巴登巴登四人帮”吗？）的大力推荐。但是够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2.26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这位永田铁山，也是日本陆军中唯一能和石原莞尔相提并论的一名牛人，是当时统制派的总扛把子的。据说永田比石原还要聪明，而且差得还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挺欣赏石原，虽然在满蒙问题上和石原一直有分歧，他是主张“逐次领有论”的。其实桥本欣五郎搞的流产政变“三月事件”他也有份，计划就是他搞的。但是在追查时被他给忽悠了过去，他说他喜欢写小说（这倒是真事），那不是计划，那只是他写的小说。本来那个追查就是做做样子，反正只要你能编出说辞来，就从宽处理。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

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为了使其想法能够实现，石原甚至还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那个原来是倾向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组阁时都改变立场，转向统制派。在内阁人员选定时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当时还只是大佐）的意见，石原就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大家看到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时可能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现实，可行。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大庆油田，要是知道，没准石原会把南进都推迟）。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

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如果真的石原的想法能够付诸实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更新装备，不至于像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扛着三八式步枪，拖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大馅的95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对日本陆军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解释是日本只把中国当成假想国，那种武器打打中国足够了。那种解释未免把皇军们的心肠估计得太好了，日本陆军从来就没有把目标仅仅锁定在中国。皇军们没有像样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军费去添置新吃饭家伙了！ 和美苏保持亲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参加三国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灭了“满洲国”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光复台湾了。 但是天佑我中华啊，研究这些资料时谁都会这样感叹。 天佑我中华，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即便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

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石原到参谋本部不久，就遇上了2.26事件。

（三十一）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陆大17期首席）。叛乱军的主要对象是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封锁东京湾，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这位米内光政后来一直做到首相，日本战败后是仅有的一位安心在家，不必担心美军宪兵去请他喝茶的开战前后的首相，因为他真的为避免战争尽力了。说起这位米内大将也是一个怪人，日本军人都是剃个锃亮的秃子，这位则是一直是三七开的小分头，加上一个高个，特潇洒。哪位什么时候要是看到一张长发飘飘的日本海军军官照片，不用问就是米内光政了。哪个国家都一样，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土头土脑，要酷的多了。当时东京的欢乐街最受小姐们欢迎的就是

米内光政，其次是山本五十六。据说米内死后，他儿子米内刚政最头疼的就是老有女人找上门来要钱，说是他的娘，爹死了不养娘还行？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也是娘家人冈田首相还生死不明在，一旦知道了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们陆军拉的屎，你们陆军自己去擦屁股，美名其曰：“陆海不相斗”。 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就只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是“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请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是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2.26事件”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7.7卢沟桥事变）。

从9.18到7.7,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是石原莞尔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养毅总理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五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佑，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9.18那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和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15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7.7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历史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停止得了吗？

（三十二）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关东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这支“北支那驻屯军”在7.7事变以后就改编成了第一方面军。）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挤挤”。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犯下杀害平民，屠杀战俘，强奸妇女等累累战争罪行，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怎么一个天津会聚集起那么多牛鬼蛇神呢？很简单，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当时的外相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广田刚刚当外相时比起他的前任斋藤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起来，无论怎么说还是算温和派的，起码不是那么“甲级”。那位内田康哉整个就是个

紧跟军部的疯子，在议会答辩时口出狂言：“就是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守住满洲”。可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们还是没有守住满洲，而日本这个国家倒真是变成了一片焦土。

广田就任外相后，1935年1月22日在议会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不威胁，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议会答辩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内不会进行战争”，这是他一开始的“三不原则”。 2月26日，广田弘毅又对访日的国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撤销不平等条约，甚至可以准备撤退驻华日军。5月份日本又在列强中首先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驻华大使馆。 当时的列强驻华外交机关都是公使馆，表明他们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现在日本带头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即是只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举动吧。 但是广田的“温和派”举动，其实就只有这“大使馆升格”这一项。 但是军部，尤其是少壮派参谋们连这种举动也无法容忍。 野心和贪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感到了威胁——中国在走向统一。

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基本上已经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上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在军事上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皮，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万福麟，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人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几年那样动不动就可以和中央来一场“大战”是不可能了。

但日军参谋们总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各路地方军阀之间插个钉子，所以首先在华北就搞了两个协定，就是所谓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1935年的5月初，天津军借口两亲日报社社长被杀，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仲属下的原东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改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等无理要求。 看看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国之中的日本人》是怎么描写“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这件事的吧： “美丽的古都北平优雅闲静的居仁堂何应钦公馆。有一天来了两个代表日本陆军的北京驻在武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这两个日本军人，把端上来的茶点拨到一边，“沙”的一声就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恶狠狠地瞪着何应钦高叫着要他同意协定。 重体面，尊礼仪的中国将军们这时候应该是这么痛苦啊。这是黄郛流着眼泪说的。” 所以在战后枪决战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报在第一版都是战犯下场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这次是关东军搞了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热河。 需要指出，这两个“协定”都是没有成文文本的，仅仅是逼着中方给出同意日军要求的信件而已。

7．7卢沟桥事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三十三）

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日本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一开年就是“2.26事件”，冈田内阁倒台，接下来的是广田弘毅受命组阁。据说原来是想让近卫文麿组阁的，但是近卫推病拒绝受命。广田只好出来组阁，这一组就把他自己给组上了绞架。 广田一开始提出来的阁僚名单，受到军部的坚决反对，说都是一帮子右派人士，不行。军部反对主要是外相候选人吉田茂（后来是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也是现任外相麻生太郎的姥爷），但当时“军部大臣现役制”已被废除，光靠不派陆军大臣还卡不住广田。怎么办？

军部就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和陆军省军事科长山下奉文大佐就挎着军刀在组阁本部所在的外相官邸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全副武装的宪兵包围了整个外相官邸。今天你不让咱哥们爽了，你也就别想爽。 这个后来被称为“马来之虎”而让英国人谈之色变的山下奉文大将是陆大28期军刀组的，他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对英国远东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谈判时说的“Yes or No”——到底是投降还是不投降？后来作为乙级战犯于1946年2月23日在马尼拉被绞死，其中很大因素是这句话——威胁战俘。 这个28期是陆大毕业生里最邪门的一期，败战时自杀的的第12方面军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大将，第11方面军司令官吉本贞一大将等三人，被远东军事法庭以甲乙级战犯罪名处决的有第7方面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第14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大将，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第55军司令官原田熊吉中将等5人，在陆大各届毕业生中为冠。尤其六名被处决的军人甲级战犯中，这一届就占了两名：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

后来广田内阁成立，首先干的就是在军部的压力下恢复“军部大臣现役制”。这也是广田弘毅上绞架的理由之一。但是绞死广田主要理由是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这是日本走向轴心国的第一步。 那个协定是当时的驻德国武官大岛浩少将（陆大27期，后为甲级战犯）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这件事时，已经搞了半年多了。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只好装着天真地说：“只是几个淡淡的墨水字，不要紧吧？”，和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去见广田首相。广田一见事已如此，只好同意，但还是异想天开，想画蛇添足，说：“既然防共，何不劝英国人一起来来参和参和？”

这是最典型的日本式自以为是的思维方式。只要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肯定有机会会被日本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弄得啼笑皆非，前几年有一次香港一批活动家“登钓”，后来还死了一个人。有位日本哥们就很郁闷地在报纸上诉苦：“不是说是.民主派.吗？怎么还和日本过不去呢？”听者只能当时晕倒。 还好当时的驻英大使吉田茂不是这种思维方式。他知道你可以没事去瞎想老母猪会不会上树，但真要和老母猪去商量怎样上树就似乎有点弱智了。希特勒是在公开叫嚣反英反美的，你和他们搅到一去还能有个好？还更不要说把英国人也拖到什么“德日共同防共协定”里面来了。结果派去说服吉田茂的驻英副武官辰已荣一中佐（陆大31期军刀组，以后做到第三师团中将师团长）不但没有能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给说服了。

但是吉田茂说服不了大岛浩，1936年11月25日还是签订了那个“德日共同防共协定”。以后发展到“德意日三国同盟”。用吉田茂的话说来就是：“离大战还有一里路”了。 后来广田弘毅被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这个“德日联合防共协定”。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美国人需要绞死一个文官。真该绞死的首相近卫文麿已经自杀了，就拿广田来顶了缸。后来为了广田该不该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而且美国联邦法院居然受理这个官司！（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国际”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勉勉强强以5比4的微弱多数表决决定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干涉另外一个国际法庭（还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才把7个甲级战犯给绞了。

上绞刑架时，广田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在一起排在东条英机的后面。临刑时一言不发，就是在板垣和木村三唱“天皇陛下万岁”时回头问了忏悔师一声：“他们是不是又在喊天皇万岁了？” 至于大岛浩中将呢？那位倒知道好歹，被同盟军抓起来时就已经做好了被绞首的思想准

备。那位要说这是不是太夸大了，谈了一个条约就至于被绞首嘛。问题不止那一个条约，他和希特勒有过一个秘密会谈，希特勒教了他一手：造船容易，但海员培养起来难，所以德军潜水艇在攻击商船时杀光全部船员，以此来打击同盟国的海运。而大岛浩则把这句话转给了日本海军，所以大岛浩知道弄不好会要他对日本海军的战争犯罪行为负责。

言归正传，缔结了条约，马上报应就来了。当时正在和苏联谈更新捕鱼协定的事，苏联人听到日德签了协定，还是“防共”的，嘿，拜拜了您呢，立马不谈了。后来日本人好说歹说才劝着俄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上，但是俄国人立场坚定，一次就谈一年的，明年的明年再说，而以往的协定都是八年一次的。 到现在日本和俄罗斯的渔业协定还是一年一签，俄国人一不爽就拖延签协定，然后就到处抓日本渔船，让北海道的渔民和政府去吵去。所以到现在也看不到有什么人帮大岛浩翻案，你敢翻案首先北海道的渔民就饶不了你，北海道的议员也饶不了你，那拨为打不了鱼正闹心在呢。 1936年秋天还出了一件事，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就是9.18事件后，和板垣一唱一和策划了上海8.13事变的那位）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一个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关东军也就偃旗息鼓，又回头去经营那个“满洲国”了。

但别人没有什么“满洲国”可以经营呀，于是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不，这边就整出来一个“7.7事变”。

（三十四）

“7.7事变”的主谋是“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这位是陆大29期的，毕业后分配在参谋本部，做过参谋本部庶务科长。“7.7事变”前一年升上大佐来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18日。利用中日双方的械斗，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 得了手，尝到了甜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这位后来在进攻新加坡时是第18师团中将师团长，后来又作为15军军长指挥了有名的“英帕尔战役”。英帕尔战役之所以有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把皇军不要兵站的传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造成饿死的皇军比战死的还多。这边打了败仗，他在后方修神社，天天拜天照大神。 牟田口打“英帕尔战役”的口号是：“大东亚战争是老子的责任，卢沟桥打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是老子，现在也该老子来收拾这场战争，你们看着吧。” 战后牟田口被英国人抓住了，一开始准备以战犯罪名审判他。但英国人后来转眼一想，干什么要审判他呀？他哪是什么战犯呢？应该说是功臣还差不多，要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成天在后方的昆明花天酒地地瞎指挥，那十万皇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去集体投奔天照大神的。没准让谁查一下说不定还能查出来这个牟田口是英国的什么“地下党”也不一定。就放了他英国人是放了他，但是日本人恨他尤在英国人之上。日军15军死里逃生的人都称他为“鬼畜牟田口”，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竟敢撤了对他命令提出疑问的师团长，而根据日军的编成，师团长是直属天皇的，所以说他犯了日本的军法。但是说到这时才想起来日军早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军事法庭能审判他。不过这位也真够无耻，每次15军有人死了，他总要到场，向所有人发一些小册子，说英帕尔作战失败与他无关。现在“牟田口廉也”这个字在日语中也就和“不要脸”成了同义词。

“7.7事件”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陆大22期，战败后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自杀，不然极有可能上绞架），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

闹事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坎事件的牵连，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 但是，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就是石原，也只好在7月27日决定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遭到顽强抵抗的牟田口们。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以全成泡影。 以后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后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

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任务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不是。 据说中共对石原莞尔也很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编成过一本《石原语录》来专门研究。林彪进军东北以后，也向“协和会”的石原派人员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对石原莞尔的“持久战”和“最终战争”比较感兴趣吧。 而国民党则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变之前，当时还只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的石原在华北某地秘密会见过国府要人高崇武，那位要人听了石原的话以后居然大吃一惊，说：“日本军队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看法？”，国府要人对其敌人的无知到了如此地步，后来败于共军也是理所当然的。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

（三十五）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可是中日居然都没有宣战。这就是所说的日本“不宣而战”，中国“战而不宣”。这里面的奥妙，其实就已经预示了战争的结果了。 其实日本的“不宣而战”倒与“光明正大”没什么关系。包括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在内都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这战不能宣，一宣就彻底完蛋。 为什么吗？怕在一边虎视眈眈的美国。日本的重要战略资源都卡在山姆大叔手里，日本人比谁都更清楚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人就一直看他不顺眼，就是找不到机会来治他。只要日本敢和国府正式宣战，美国肯定采取“严守中立”的立场，对双方禁运战略物资。这一下石油，橡胶全没了，乘早“化剑为犁”回家种田是正经，还打什么仗？

那就只好掩耳盗铃不宣战了。不宣战就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大本营”也就不要了。但近卫文麿首相还是想要个“大本营”，并且自己也要参加，说是这样可以军政合一，便于战争指导。 参谋本部就不爱听了，本来就是不敢说“战争”这两个字，怎么你还要去指导那个倒霉“战争”呢？但是想想没了个联络机关，办事也确实不方便。就把《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改了一下，说是“在并非战争而只是事变的情况下也可以设置大本营”。于1937年11月20日设置了第三次大本营。组成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加上陆海军大臣这两个人。那么首相呢？不要，现在可不是伊藤博文桂太郎那时代了，首相算个鸟。

所以这次的大本营和前两次的大本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全不同，它不是国家意思决定机关。所以又出来了一个“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来协调政府和大本营的关系。 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按说没必要协调哇，不是有所谓“御前会议”吗？怎么不能调整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呢？原来的所谓“御前会议”就是大家吵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到天皇那儿去请“圣断”的意思。可现在军部越来越牛，谁还敢和军部吵？慢慢地就变成了大家

意见一致了，去告诉天皇一声的会议。可就告诉天皇一声，没必要劳民伤财大家一起去，就首相一人去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还真是这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军部就已经完全劫持了政府，这时候就只要东条英机一人去“面圣”就行了。 在宣战这一点表面文章上都投鼠忌器，那为什么还要打？这个问题从当时到现在的日本人都有点闹不清。石原们搞的“满洲事变”，目的还是很明确的：要搞一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战略纵深。那么在卢沟桥，那些皇军参谋们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从田中义一的“帝国国防方针”到石原莞尔的“国防国策大纲”都没有要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语句。那石原更是要建设他那个“满洲国”呢。

就那个“满洲国”就已经够让关东军闹心的了，东北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那个“满洲国”，这一点只要举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辻政信的证词就够了。辻政信在自己写的《诺门坎》那本书里列举了几个最让他头疼的“匪贼”的名字：谢文东，赵尚志和金日成。 辻政信对金日成的回忆是这样的：“以三江省东边道为据点的金日成共匪，用这两种方法（指“并大屯”和“直接讨伐”——冰冷雨天注）都无法奏效。几次.金日成已被击毙.的捷报传来，高奏凯歌，马上又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金日成，好像在嘲笑我们。到底有几个金日成？在这种重围中十几年脱逃而出，继续战斗的北鲜首相金日成被全鲜人视为英雄”。

那么在“满洲国”的经济上呢？也不怎样。石原计划中的招商引资很不顺利。几大老牌财阀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都不去满洲。积极的就是几个新兴财阀，最积极的就是鲇川义介，“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现在叫“日产”，也叫“尼桑”），“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干脆把他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就搬到满洲去了。战后鲇川义介曾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关进巢鸭监狱。

这就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一开始采取“不扩大政策”的原因。但是皇军的参谋们可不把这个政策当回事。可不是吗？你看看原来只是关东军总参谋部老四（参谋长，参谋次长，高级参谋，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一下子就成了参谋本部的老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咱们干吗不能干？哪有挤上了车就关门的道理。

军人嘛，想升官发财的道儿就只有一条，打仗。和谁打呢？和谁打都行，只要是能打得起来。特别是在这拨皇军参谋眼里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无法统一的病入膏肓了弱国，只要打一下，那还不是想让他干嘛就干嘛。石原能整出个“满洲国”来，弄好了咱们也能整出个什么国来。至于中国在北伐革命以后已经统一了的事实，他们根本就闭眼不看，或者是不愿意看。

再加上一条“统帅权独立”，使皇军参谋们如虎添翼，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加上军费开支本身就是一个黑箱，谁把钱用到哪儿去了没人能弄得清，就算有几个反军的议员像中野正刚们老是想查陆军的帐，陆军只要一句“国防机密”就能把这些讨厌的家伙打发回姥姥家去。其实呢？大量的军费被陆军用于政界，传媒界工作。大批的政治家，传媒人被收买，舆论就是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呼乱喊，全国不一块跟着发疯才怪呢。

所以1938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在战后说过：“当时谁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谁也不想理解汉民族”。就连东条英机在被关进巢鸭监狱以后也说：“统帅权是个错误”。应该说，这些被起诉定罪了的和未被起诉定罪的战犯到最后还是知道了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的。 这个稻田正纯就是负责指挥台儿庄作战的。后来诺门坎事件是又是他首先主张动用一个师团的兵力，后来这个责任被签署命令的板垣征四郎负了。任第六飞行师团少将师团长时在新几内亚前线把7千航空兵扔在那儿自己逃跑从而有了个“逃跑将军”的匪号。终战时任16军中将参谋长，战后因“九大生体解剖事件”和“油山事件”被美国人作为乙级战犯起诉，但还是因证据

不足被判无罪。那两起都是虐待美军飞行员战俘事件，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发了疯，把轰炸日本时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战俘作了活体解剖。

连以跋扈，狂妄而著称的辻政信在《潜行三千里》中都说：“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但这都是败战了以后说的话了。但在当时，那些参谋们可是正狂妄着呢。

（三十六）

能不狂妄吗？全面开战后不到16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国中心城市几乎全陷于日军，而且皇军还在到处追着国军打。看起来日本军队不是“全面胜利”了吗？是不是“大日本皇军能耐大大的有”？ 完全不是那样。“胜利”是对于目标而言，没有确定的目标，怎么判断“胜利”？日军参谋们挑起了中日的全面战争，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没人知道。 后来被认为是发了疯的希特勒在进攻苏联时也没有想过占领全苏联，还有一条所谓“最终到达线”的A-A线（丛南方的阿尔罕格林斯克连到北方的阿斯特拉罕的一条直线），可是在打到A-A线以前希特勒就先被打倒了。 那日军的A-A线在什么地方？追着国军打，准备追到什么地方为止？海军航空队的飞机已经在轰炸成都了？成都里最近的海岸的直线距离是1600公里！真准备追到成都去？是不是这些皇军们比希特勒还要疯狂？ 第二次淞沪抗战（日本人叫做“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一个很罕见的例外。抗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战役现在不是中日双方都有共识是由日本方面主动挑起（如皇姑屯事件，柳条沟事件，武汉会战等），就是大家互相指责（如卢沟桥事变），唯有这淞沪抗战则是双方都抢担责任，强调是自己一方主动进攻。日本认为是日本海军主动挑起了这场战役，使陆军卷了

进去，其结果是使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日秘密会谈破裂，扩大了战争。而国府（现在大陆也采用这种说法）则认为淞沪抗战是蒋委员长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败得很惨。

蒋委员长很信任德国人，因为德国人确实没有辜负他，确实帮他把红军给赶到陕北去了。要不是那些地方军阀到处私放红军，那红军能不能被赶到陕北还能够再讨论讨论。 所以这次淞沪抗战，蒋介石还是用德国顾问，德械师。成算在胸。 但是蒋介石这次失算了。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也不能不说是鼎鼎有名，1934年任蒋委员长的是塞克特将军，担任过土耳其的总参谋长，魏玛共和国的总参谋长。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在德意志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发动叛乱，而我绝不会发动叛乱”。蒋委员长在上海附近布置的防线就叫做“塞克特防线”，继任的是法肯豪森将军，这位很早就作过大清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的教官，帮袁世凯练过兵的。后来在二次大战快结束时又参加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但是军事学是一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学问。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的惨败，说明了一战时德国军事学上的缺陷。而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缺陷，或者说意识到了缺陷而没有当回事：就算有缺陷，打不了英国法国，打打黄皮猴子应该没问题吧？但是高傲的条顿顾问们没有想到，这次的黄皮猴子们把条顿骑士们给研究透了。 还记得那个“巴登巴登密约”吗？那冈村宁次他们就是专门去德国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门去寻找他们的老师德国人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那个当时的驻瑞士武官小佃敏四郎后来担任过陆军大学校校长 ，日本陆军的军事训练大纲就是他负责制定的，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的战略战术教训总结得很透彻。 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只会进攻，不会防守的。从两次大战的战史就可以看出，进攻时胜

多败少，而一旦防守，大多失败。加上德军顾问团对中国国情不熟，把欧洲的战法拿到中国来了，国军机械化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但是被放在南京。德国顾问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从南京到上海，汽车要开20多个小时。 作战开始时，日军参谋本部已经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圈套，给松井石根的命令是突破“塞克特防线”，作战目的的在野战时消灭中国军队。德国顾问们的战壕工事有一个缺点：缺乏纵深，这是在一次大战时就暴露无遗了的。 而当时指挥淞沪作战的松井石根，是这种攻坚战的专家。

应该说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都受过单兵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射击的训练，这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突破战壕防御而总结出来的作战姿态，当时采用这一姿态训练的只有日军。而国军只会站立射击或蹲跪射击。 还有从日俄战争后，日军就已经废除大规模集团冲锋的战术，大规模冲锋只是给重机枪提供靶子。日军的冲锋，都是五六个人一个小组分散，以轻机枪为中心行动，这样能不给阻击重机枪以密集靶子。大家看电影可能都有一个印象，一个鬼子军官指挥刀一举：“出击（syutsugeki）”，于是皇军们一拥而上。 那只是文学描写，其实战争中根本不是这样，日军冲锋时无声无息，不吹喇叭，不高喊，全是手势，以求最大程度的让对手不知往哪儿打好，这都是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参谋本部估计突破“塞克特防线”需要两个月，其实松井在第二次攻击时只用了两天就突破了“塞克特防线”。防线的最后堡垒大场镇也没守到两个星期。

应该说德国顾问们十分敬职，自尊心特别强。防线失守。居然有气红了眼的德国顾问们端着枪冲上了第一线！忘记了指挥，协调的职责。德国顾问一旦牺牲，部队也就失去了指挥，而事先有没有给各部队下达撤退路线，于是国军防线全面崩溃。松井就指挥着皇军一路向南京烧

杀而去。 这里没有把淞沪抗战的失败归罪于德国顾问的意思，只是说蒋委员长过分重用德国顾问也是淞沪抗战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德国顾问们作为蒋委员长的私人雇佣兵，虽然他们并不是为抗日而来，只是为了帮助委员长反共，但是在抗日战场上也确实为中国人流过汗流过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三十七）

日本陆军算是攻下了平津，攻下了京沪，可是战局怎样了呢？蒋介石坚持不投降，英美天天逼日本从中国撤军，占领区更是成了游击队的天下。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是头？ 先不要说什么时候是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不知死活的参谋们嫌这仗打得还不过瘾，还在想法子扩大这场当时已经是烧遍整个华北，华东，华南的战火。 谁？还是关东军的参谋，辻政信少佐（陆大43期军刀组）和服部卓四郎中佐（陆大42期军刀组）。这次关东军更长出息了：要打苏联人了。 石原莞尔和辻政信，是人们在说起日本陆军参谋肯定要提起的两个人。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0多年，可这两个名字却没有被人淡忘。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说起那场战争，肯定要提起这两个人。对石原一般是在批判他策划“满洲事变”以后，再强调他反对扩大战争。而说辻政信好话的则是一个没有。 和大胆，冷静，会算计的天才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不同，辻政信则是日本陆军参谋的典型。除了胆大包天和石原莞尔一样之外，辻政信和石原是完全两种类型：狂妄，冷酷，好大喜功。

辻政信出身于一个石川县一个炭农家庭，幼时相当贫穷。小学毕业后家里无力供他读中学，这才去考免费的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幼年学校招生一直招到中学二年级，所以小学毕业能考上

陆军幼年学校是很不容易的。 辻政信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以首席的成绩毕业，陆大毕业时也是第三名（前六名就是军刀组）。但是辻政信不是像石原莞尔那样的天才，靠的是用功。陆大三年，他几乎没睡过觉，每天仅仅就趴在桌子上打两三小时瞌睡。演习行军时，辻政信要在自己的背包里再加一块砖头，练剑术时要在竹刀里灌铅，他就是这样一个精力过人的疯子。

陆大毕业以后，以辻政信的毕业成绩完全可以到参谋本部去任职，但辻政信的选择出人意料：去陆军士官学校当中队长（连长）。陆大的军刀组毕业，可以说将来铁定能当将军，所以来帮将军女儿们做媒的人踩破了门槛，但辻政信又是一次出人意料。他谢绝了所有人的做媒，娶了一个乡下邮电局长的女儿。 其实从辻政信的性格对这些惊人之举很好解释，辻政信的所有行为，仅仅为了引人注目。辻政信打仗总会选在什么天皇生日，皇军建军庆典日的时候，以引人注目。

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很有人望，这主要是由于辻政信很能收买人心。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最后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 一次行军训练，官兵们的水都喝完了。而辻政信由于他那疯狂的性格，带了两个水壶。发现大家都断水了，辻政信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但是那些就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样“勇敢”，“正直”，“清廉”的辻政信参谋，把他们一群一群地带上死路。

1944年，蒋委员长在重庆发表过一个布告，表彰获得松山大捷的中国军队官兵。在布告里蒋委员长特别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

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这里说的其实是“拉孟守备队”和“腾越守备队”，在中日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战”。1200名在除了偶尔有空投弹药支援外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在由美军顾问指挥下的65000名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进攻面前坚守阵地4个月，最后全部战死。

拉孟之战是最能证明日军“一流士兵，二流军官，三流将帅”的战役。谁把兵送到滇西那个根本就撤不回来的地方去的？还是那个辻政信。 有人曾经这样评论辻政信：“在他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开始指挥日本了”。 首先开始动俄国人脑筋的还不是辻政信，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动苏联人的脑筋的呢？当然首先从1907田中义一的“国防方针”开始，日本陆军的第一位假想敌就是就是俄国，到了石原莞尔这儿虽然给把第一位假想敌改成了美国，但是谁都知道这会儿跟山姆大叔要是干了起来那简直就是白给。所以眼睛一直盯着的还是俄国。但是这次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个，这次皇军参谋们的动机就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当时因为要不要进行武汉战役从省部（这是一个战前和战中常用的字眼，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扩大派和慎重派。扩大派主要是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和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陆大35期），慎重派则主要是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陆大25期）和原来石原莞尔的部下们，也就是原来的战争指导课，现在随着石原莞尔的被放逐而降成了“战争指导班”的参谋们。

慎重派反对战争扩大的理由除了石原的理论以外，还有一条就是战线拉得太开，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苏联乘机进攻怎么办？ 稻田正纯为了给武汉战役寻找理由，想确认一下苏联没有进攻日本的想法，想出了这么一个对边境的张鼓峰进行“火力侦察”的高招出来。让谁来干呢？想到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朝鲜军十九师团，也算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吧。

稻田正纯就在1938年7月19日以大本营的名义给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下了“限定性进攻张鼓峰”的命令。皇军参谋的老传统，命令发出去了，再和老板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来陛下也会认这壶酒钱。 谁知这次天皇不认账。不但不认账，还把上奏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给骂了一顿。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赶紧给尾高龟藏中将发电报中止作战行动。 参谋们是一直下克上，但这次被尾高“克”了。尾高没理那茬，照样出动了1600多人在7月31日占领了张鼓峰。但是苏军从8月6日开始反攻，出动了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密集的炮火让那些目中无人的皇军们都傻了，这仗怎么打？

（三十八）

尾高这时候只好给朝鲜军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陆大21期军刀组）发电报请求外交交涉，8月11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达成了停战协定，双方撤退1公里。 日军参战部队达到6914人，死伤1440人，两成的部队没了。所以这个停战协定对日军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参谋本部也就得出了结论：苏联没有和日本作战的意图。 第十九师团的自作主张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师团长尾高龟藏作了个检讨了事。日本陆军有个人事惯例，进攻犯了事一般不加追究。哪怕这次是严重违犯军令也没事，因为总算达到了参谋本部的愿望，测试出了苏军的意图。 所以，参谋本部在8月22日开始了动员兵力达30万人的武汉作战。 但在辻政信眼里，这事可大大地丢了人，他一定得想法子帮皇军找回这个场子来。什么苏军武器先进，炮火猛烈？在辻政信看来，哼，全是无能的朝鲜军找的借口，这次让你们看看关东军的能耐。

辻政信在关东军中排名只是第7位的少佐作战参谋，可他愣敢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陆大21期）的名义起草下达一份叫做《满苏国境处理纲要》，里面的第四条赫然写着：“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 什么意思？所谓“国境线不明的地区”不就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吗？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除了是在有意挑起冲突外没有别的解释。 一个是成心闹事的作战参谋，正好就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原是陆大27期的，虽然不是军刀组，但也是第十名。做过驻苏大使馆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 大凡在一个方面做顺了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己什么都行的错觉。这位小松原中将就是这样，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听辻参谋说他亲自坐飞机越境侦查过，那苏蒙联军就只有400人。根据辻参谋的计算公式是皇军士兵以一当十，就只要一个中队（连）就够了。但这位小松原中将还算谨慎，派了第64联队（团）再加五个中队（连）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陆大38期）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了发，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这时候关东军来了命令，让小松原重新考虑作战方案。小松原一想，有什么考虑的，不就四百人吗？再者说了，不是关东军军部说的师团长有权做主吗？于是，5月26日，小松原再次下达了攻击命令。 一打才知道，嘿，那辻参谋是怎么侦察的？对面是蒙古军两个骑兵团，一个装甲团，苏军一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机枪连。领兵是一员名将，就是后来做到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元帅。 皇军能落着好？还是在随行的辻参谋的坚决督战下，总算把被苏蒙装甲部队包围全歼了的担任搜索任务的一个支队（大约有两个营）的尸体给抢了回来。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溜子在外头撞墙啦”的消息传到关东军部，引起一片混乱。作战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陆大40期首席，刚从参谋本部调来充实关东军的）认为当时正因为天津的英租界问题在和英国人扯皮着呢，这事不能再扩大了。可作战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参谋不服，直接找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陆大27期，太平洋战争以后担任过香港总督，给香港人带来巨大灾难的“军票”就是他发行的。因此战后在南京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建议换掉23师团，改为由园田和一郎中将（陆大25期军刀组）指挥的第七师团上，一定要报仇。

矶谷廉介对打仗倒不介意，就是觉得动用一个师团，怎么着也得和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商量商量。可是服部和辻政信坚决反对，说和省部一商量就和张鼓峰一样了，肯定没戏了。于是就去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商量。 要说这位植田谦吉大将后来因为这诺门坎事件丢了乌纱帽也真不冤枉，他的意见可太关东军了。“还是第23师团吧，换了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于是就动员了十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约600人编成），火炮112门，两个装甲团的70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去打俄国人了。 闹的这么厉害，中央省部当然知道了。绝大多数人反对把事情闹大，首先当时内外蒙的边界就是一笔糊涂账。哈尔哈蒙古（内蒙）和哈尔科蒙古（外蒙）的边界是大清在1734年划的，游牧民族逐草为生，老是跑来跑去，谁也不把那条边界当回事，加上两个蒙古在后来的200年间就没少打，边界也随着势力的增弱而变化。那个诺门坎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人说得清楚，就是辻政信自己都说当时是趴在地图上用放大镜找这个“诺门坎”。为了那么个地方去大打一仗，不值得。

再者当时省部的注意力在大陆战场上，为如何解决大陆问题而伤透了脑筋。皇军地倒是占了不少，可是几乎可以肯定国民政府是不会投降的。英美又一声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求日

本撤军，而且条件一天比一天苛刻。在这种时候，关东军还要去和俄国人对练，那不是抽风是什么？ 但是有支持的，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一锤定音：“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出了那些参谋们（也可以叫做“昭和军阀”）的本质。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正规师团只有18个(两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是“特设师团”，配置只是“常设师团”2/3左右)，陆军大臣居然可以讲出“只是一个师团的话”。也就是说陆军已经成了参谋们的私产。虽然大名叫“国军”（“大日本帝国陆军”，“大日本帝国海军”的简称），绰号叫“皇军”（天皇的军队），但实质上只是那些参谋们的私军了。这不是，陆军大臣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一句话，百分之五，六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就这样，从1939年7月3日开始，关东军开始向苏蒙联军进攻了。

（三十九）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人的兵力。（其实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 吃过一次亏，“皇军以一当十”的昏话是没人说了，但是“日军一个师团相当苏军三个师团”依然还是辻政信的口头禅。因此看看兵力对比，似乎很可以和俄国人一拼了。 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先不要说步兵兵力，就火炮来说，关东军当时能和苏军抗衡的90式就只有24门，其余全是三八式野炮，上了战场比吹火筒也就只多了两个木头轱辘。而

一个苏军野战师光15厘米榴弹重炮就有24门。 苏军当时是在积极备战，对武器相当重视。中国战场几乎是苏联人的武器试验场，从全面抗战开始，苏联在给中国武器方面就从来没有吝惜过。一来中国战场可以有效地拖住日军，减少了苏军的后顾之忧，二来这些武器能不能通过实战的检验，也是苏军所关心的。这次的诺门坎，皇军就成了俄国人的试验品了。 苏军光光在诺门坎使用的坦克，就从一开始的BT-5到BT-7最后是最新式的T-26换了三种，飞机也从双翼的伊-15换到单翼的伊-16。早期的伊-16回旋性能比日军使用的97式战斗机差，苏军立即改变战术，用俯冲攻击，迅速脱离的办法反过来压着日军打。

而且苏军飞行员和地面部队都是轮换作战的。日军没那么多飞行员，也没那么多地面部队，只能从头到尾硬撑。 关东军出动了三个炮兵联队（团）共82门炮，而苏军光15厘米重炮就有38门。而且射程比日军远的多，阵地设在日军无法目视的地方。日军只能出动侦察机辅助瞄准，15架侦察机没两天就被苏联战斗机和对空炮火给敲了个精光，只好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办法：气球。但气球一上天就被苏联人打掉，最后就只能闭着眼睛瞎打，苏联人没打到，自己人倒挨了不少炮，还死了不少指挥官。最后到7月25日，只好干脆把炮兵撤出战斗。

飞机呢？这么说吧，有人把太平洋战争时日军没有制空权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了诺门坎。说诺门坎把日本陆军航空兵给消耗完了。参战的“第二飞行集团”（就是原来的“关东军飞行集团”，当时日本陆军就只有两个飞行集团，“第一飞行集团”还只是刚刚组建）几乎全灭，被击落击毁飞机166架，死残飞行员47人，而且几乎全是佐级飞行员。虽然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陆军号称有六个飞行师团，终战时有16个飞行师团，但陆军航空兵的精英在诺门坎就已经给耗没了。

地面部队呢？就更惨了，死残，失踪达17898人，损失率达27.7%,联队长（团长）级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第23师团更是损失率达到70.3%，换句话就是被全歼了。身负重伤的第72联队联队长酒井大佐被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干吗？自杀用。战后自杀的大佐级军官就有三名。 日军军官有兵败自杀的传统，但逼迫败战军官自杀，这是唯一的一次。 为什么要逼军官们自杀？辻政信是在杀人灭口，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一线军官的作战不力上以掩饰自己的决策，指挥失误。 一般在谈到诺门坎事件的时候，总要说到日军的情报能力差。但是在诺门坎事件中，差的是日军的情报处理能力，而不是情报收集能力。 日本陆军所说的不重视情报，，情报来源不足什么的，主要是指英美情报。而对华，对苏，对德从来不缺情报，其原因以后再说。现在就说诺门坎事件吧，苏军除了强大的火力和支援这种火力的运输外，没什么新的战略战术。1932年日本陆军就已经翻译下发了苏军的《野外作战要领》，1933年日本陆军还专门制定了《对苏战斗法要纲》呢。

苏军在1936年修订了《野外作战要领》，从原来的利用战略纵深打持久消耗战的战略转变到利用优势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机动力和打击力来包围歼灭敌军的战略。1939年日本陆军下发的《苏军常识》中有对修改后的苏军《野外作战要领》的详细解说和苏军装备现状。就是说日本人很清楚苏军。 朱可夫就任后，首先就要求莫斯科起码要增援三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当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亚列车上亲眼看见了增援部队，据他判断是起码两个机械化师。可是当他对关东军发出“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的警告时，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

辻政信就是这么狂妄，“皇军士兵以一当十”或者“皇军一个师团能当苏军三个师团”这种荒唐透顶的谬论已经成为了他的信条。 停战后，在哈尔滨举行谈判划定边界，而在要签订议定书的1940年1月30日，苏蒙代表团突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个解不透的迷。 谜底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当时“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时任“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处长”的龟山一二。可是龟山坚决不肯透露苏蒙代表团匆匆离去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9月，确信辻政信已经死了，当时是岐阜县关市市长的龟山一二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1月29日晚上，辻政信让一名白俄给苏联代表团团长波哥塔诺夫少将捎去口信，说如果明天签了议定书的话，就要在哈尔滨暗杀苏蒙代表团的成员。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波哥塔诺夫少将在告诉了龟山一二真相以后，31日一早就起程回国。 波哥塔诺夫少将知道辻政信不是在开玩笑，“满洲事变”以后旧国联派来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不就几次险遭受雇于关东军参谋的大陆浪人的暗杀毒手吗？ 就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辻政信，居然在战败处理时什么事没有。

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陆大30期），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陆大28期军刀组），关东军司令部的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和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陆大28期）被转为预备役。但是挑起事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以及这些参谋们的上级负责参谋稻田正纯大佐和寺田大佐只是换个地方。没受到任何处罚。

辻政信被调到武汉的11军军部，在冈村宁次手下。

（四十）

辻政信被调到了冈村宁次手下。 没有具体职务，但是你要是以为辻政信是在坐冷板凳那就错了。第二年（1940年）辻政信就在冈村宁次手下荣升中佐，被调到台湾军研究部。辻政信被人称为“作战之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辻政信出身于冰天雪地的日本北陆石川县，除了参加过上海事变意外，基本上是在关东军混，也还是一片冰天雪地。这次在台湾和林义秀大佐（陆大35期）一起居然起草出来了一本名叫《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 日本陆军一直是以俄国作为假想敌的，从来的作战研究都是北方作战为主。对于以英美为假想敌的南方作战，几乎没有研究过。这次辻政信编的这本手册，从民情，地形，气象，卫生，防疫，战法，兵器方面都解说的十分详细。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说是说共著，其实倒确实是辻政信的心血。 辻政信可以说是一个灾星。所到之处，给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都带来无穷的灾难。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丢官卸袍上绞架。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就不用说了。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陆大27期军刀组），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陆大32期），第224师团长河村参郎中将（陆大36期军刀组）死刑。除了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被在日本军人看来是最耻辱的方式绞死。

不托辻政信的福，虽然麦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他也不一定绞得了他们。但辻政信帮麦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绞刑架。 辻政信作为山下奉文率领的25军作战参谋，在攻占新加坡以后，严令西村，河村和宪兵队长大谷正幸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屠杀了数万华侨。

1943年3月，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联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非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联队将手的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又是辻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以后，辻政信荣升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湾听到了要在菲律宾进行巴丹作战，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身份去本间雅晴的十四军协助指挥。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的。 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欧美军队的一种战术，打不过了就投降，然后乘你不注意再逃跑。实在逃不掉就安下心来坐在战俘营里吃你，反正你得养俘虏。总之一句话，缴了枪也要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欧美军队在战争中经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时这种投降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次英国人打错了算盘。他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欧洲的骑士们，而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如果他们知道南京陷落后日本皇军对中国战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们要拼死抵抗而绝不投降的吧。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后来因为这道假命令而上绞架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大佐以上）不计其数。但也有头脑清醒的，第141联队联队长今井武夫大佐（陆大40期）在接到电话后就觉得不对，想想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

这个今井武夫原来做过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就是他和第八课课长影佐祯照（陆大35期军刀组）进行的汪精卫工作，扶植起来了汪伪政权。 就辻政信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最后怎么样了呢？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战后英美

两国几乎是大索天下寻找辻政信要他的人头，但是找不到他。然而在1950年追寻战犯停止之日的第二天，辻政信在日本出现了！ 他躲在里？是谁在掩护他？说来不可思议，是中国国民政府！原来，当时担任北支方面军参谋的辻政信给在溪口操办了一次蒋母的祭典，并且给前来奔丧吊孝的国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 终战时，辻政信在曼谷任18方面军高级参谋，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冒死去找当地的军统机关。结果军统在第二天就派出包括两名少将军衔特派员在内的15人护送队伍，一直把他武装护送到当时在国军控制下的河内，然后再转送重庆。最后随国防部二厅去往南京。 在南京干吗？说来奇怪，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陆军中将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 一直到1948年，东北军用地图和用兵概要编制完成。辻政信才潜回日本。1950年1月占领军总部GHQ宣布战犯搜索结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公开露面了。

他写了一本描写自己潜逃的书叫做《潜行三千里》（这里的“里”是日本过去的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4公里），成为1950年的最畅销书。接着在1952年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59年6月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但是在1961年辻政信却离奇失踪。从西贡（现胡志明市），金边，曼谷一直到老挝失去了消息。最后能够确认的是他身着僧衣，从万象沿13号公路北上。以后就不知道了。 那时老挝正在内战，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老挝？为什么要身着僧衣？都是不解的迷。一般猜测是去参加老挝内战，指导苗族武装（就是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报纸上常能看到的“王宝匪徒”）和巴特寮作战。再有就是去找传说中的山下奉文在东南亚搜刮并埋藏起来了的的“山下

财宝”去了。 1969年6月28日，东京家庭裁判所根据日本《民法》正式宣告辻政信于1968年7月20日死亡。但他死没死？死在哪儿？怎么死的？没人知道。有说是被巴特寮杀了的，有说是被当地残留的日本军人杀了的，有说被CIA杀了的，有说被英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但是相信辻政信是被中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人最多，并且言之凿凿，说是被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情报人员杀了的。

辻政信讲完了，还有一位诺门坎的领头人物服部卓四郎呢？等以后再来说那位吧。

（四十一）

诺门坎一战，皇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一个整编师团全部报销，算交了学费，但是这些参谋们是不会长记性的，后来还是琢磨着要去打俄国人，那事以后再说。 可这时大陆战场怎么样了呢？看起来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你看1938年1月16日近卫声明就知道皇军们又多猖狂了：“再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九月进行的武汉作战，日军胜利了，占领了武汉。在同时进行的广东作战中，日军又于10月21日控制了整个广东。 可是，国民政府还在，蒋委员长还在。虽然打得非常惨，有时都不能叫作战，几乎是单方面地被屠杀，但是中国军队（无论属于什么党派）还是在抵抗。无论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国际社会都只认蒋委员长的国民政府。那些皇军们，是真正陷进泥潭脱不了身了。 到这时皇军参谋们总算想起来老祖宗儿玉源太郎大将的一句话来了：“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这时候想要结束战争了。因为不结束不行了。为什么？只要看看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日军的战死和战残（无法重返战场）的人数就知道了：

1937年：5.1万人；1938年：8.9万人；1939年：8.2万人；1940年：4.2万人；1941年：4.1万人。 这段时间内日本陆军的全部兵力是70万人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消耗掉陆军的10%左右。

山梨县有一个联队（团），战争开始就拉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就报废了一半，给打残了，只好拖回国内休整重编。好不容易重编好了，又遇上太平洋战争，精锐部队拉到南洋去了，又把这支半残废的部队送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又是60%的损失出来了。又残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打呢？很简单，赌徒心理：总希望下一把能出奇迹。就昭和军阀来说，总希望“再来一击”，把蒋委员长打惨了，蒋委员长就肯投降了。他们也就能够从这个泥潭里面脱身出来了。股票市场上也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手里拿了一把一路狂跌的股票，就是舍不得割断，总梦想有一天会涨起来。其实那把股票早已经破产了。

而蒋委员长呢，和日本人的谈判其实断断续续倒一直在进行，但是从来就没有准备过投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再从武汉迁到重庆。蒋委员长还放出话来，实在不行，就是迁到印度的加尔格达组织流亡政府也决不投降。虽然屡战屡败，但还是屡败屡战。 时代变了，再也不是大清的辫子军进关的时代了。只要国民政府不投降，日本军阀就是找出100个汪精卫也没有用。国民政府手里有最狠的武器：国际支持。蒋委员长不肯和日本正式宣战的算计就在这里：怕美国置身中立。当然美国没有置身中立对日本人也有好处，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傻子也看得出来日本人成不了第二个满清。只要慢慢熬，熬出黑暗的隧道就有光明。

日本陆军呢，这时陷在石原莞尔早已预言过的大陆战场，狼狈不堪。 南京沦陷以后，东京一片欢腾，日本人提着灯笼，在皇居（皇宫）前面游行，站在三宅的参谋本部阳台上都可以听到“万岁”的欢呼声。

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薙仁亲王当时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那儿留下来的都是石原莞尔的亲信。在阳台上站在薙仁亲王边上看游行的今田新太郎中佐（还记得石原莞尔的9.18事变吗？）对薙仁亲王说：“殿下怎么看国民的欢呼？” 薙仁亲王没啃声。 今田新太郎说了下去：“殿下，这种欢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国民们在呼喊.快停止战争吧.？国民们不要这场战争”。 日本军阀其实心里面对这一点很清楚：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战场撤退，但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做呢？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但是邪门的是，它倒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它没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似的独裁者。即使是在东条身兼几乎半个内阁的时候，塞班岛一败也就只能下台，就是说随便是哪个个人说话都是不管用的。当然它也不是民主的国家，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呢？它是官僚的国家。你只要看看这次日本的经济危机居然能持续达15年之久这件事就能够理解当时日本的决策了过程了。

就像现在实际掌握日本的并不是总理，大臣，而是那些高级公务员一样，当时实际掌握日本陆海军的其实并不是长官和将军，而是那些专职参谋们。 当时从总体上来说，几乎人人都说这场仗不能再打了，但是到具体怎么个不打法，却又人人都有具体问题了。这就是在日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总论赞成，各论反对”。小泉纯一郎搞邮政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一样：不反对你改革，也不反对你改别人的革，但你不能改我的革。当时的大陆战场也是这样：不能再打了，或者别人都不能再打了，就我这里再打一下蒋介石说不定就会投降了。

就这样熬到了1940年3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终于下定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陆大26期），总务部长神田正种少将（陆大31期），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陆大35期），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陆大32期），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陆大31期首席），陆军大臣佃俊六大将（陆大22期首席），次官阿南惟几中将（陆大30期），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等九人，会议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就是蒋介石还是不投降的话），日本单方面撤军，除在上海，内蒙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全部撤出大陆战场。什么面子不面子的，现在不是谈那个的时候，再打下去，连里子都快没了。

但是，历史的车轮既然滚了起来，而且是在朝着彻底碾碎大日本帝国的方向滚动的话，那么在没有达到目标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既然有了一支天皇统帅的“皇军”，还有一批无能而又狂妄的皇军参谋们，在这些因素彻底消失以前，战争不会结束，而他们在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前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注定了这支犯下累累罪行的军队一定要灭亡，所以它没有见好而收，全身而退的资格。 这不，刚刚还在垂头丧气的皇军参谋们，又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气宇轩昂了。 出了什么事？德国有个叫希特勒的疯子，在欧洲打起来了。

（四十二）

先得把日本陆军和德国的渊源及其日本陆军怎么上的那辆轴心国战车说一下。日本陆军亲德，原因有相当多。从一开始建设近代化陆军时山县友朋，桂太郎等从普法战争的结果就决定下来了要学德国，后来请来的陆大的开山教头梅克尔少校也是德国人。 还有一个语言上的原因，日本陆军里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爬上去，而陆大毕业生里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大多数。日本普通中学的外语是英语，而陆军幼年学校的外语是德语， 俄语，

汉语三者选一，就是说陆军幼年学校出来的人不懂英语。 而所谓“军刀组”（毕业成绩前六名）更是几乎为幼年学校毕业生所垄断了。军刀组毕业，有选择去留学的特权，那些人很自然地都选德国，没语言障碍嘛。你看东条英教，石原莞尔他们全是留德的。到后来陆军三大衙门（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几乎成了留德派的天下。 嗯，那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输得那样惨，就没有让皇军参谋们产生一点怀疑什么的？ 日本陆军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教训是很重视的，专门派过人去调查。但不派还好，一派就更亲德了。 怎么回事？一次大战德国惨败，冈村宁次，东条英机他们在德国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堂堂德军总参谋部里面居然找不出一张像样的椅子来请他们这些客人坐。但是装着假腿，假眼的德军参谋们就在那儿站着办公，站在那里从零开始准备复仇。怎么不让这些皇军参谋们感动？

在东京军事法庭法官们最后的死刑投票时以六票对五票侥幸逃离绞架的当时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中将就是这么一位。 大岛浩在陆大的成绩一般，但是他有一个长处：德语好。不是一般的好，是完美无缺。他老爷子大岛健一是做过陆军大臣的，明治23年（1890年）开始在德国留过四年学，大岛浩从小在家就说德语。 一般说来是“驻德大使馆武官”对不对？当时日本可不一样，叫“驻德武官”，和大使馆没关系，是参谋本部派出去的。连办公室都不在一起，陆军有陆军武官处，海军有海军武官处，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这么邪门？嘿嘿，“统帅权独立”，不归你政府管。大岛浩没事带着手下20几个人去喝酒，喝醉了就唱歌，唱德国歌。大岛浩的嗓子一般，但是据说唱歌的韵味特别足，尤其是德国歌。手下人评价：“与其说大岛少将是日本人，不如说他是德国人”。

大岛浩可以说是出身名门，正好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也是慕尼黑贵族出身，两人极为投缘，没事就往一块凑。但两人的秘密会谈纪要全部毁于战火，要不然大岛浩可能逃不过绞刑架。 这不，大岛浩传回来的消息是德国人说想把原来的“德意日共同防共条约”再强化，加进“对任何一国的侵犯都认为是对其他过的侵犯。。。。。。不单独媾和”等条款。提示的价码是从国民政府撤退军事顾问，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 政府方面坚决反对，理由太简单了：这不是什么防共的政治同盟了，这就是军事同盟。本来就想利用那个协定去牵制一下苏联，现在成了和德国意大利联合起来和美苏英法真打了。所以1939年1月10日开始，平沼骐一郎内阁开了好几次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米内海相，山本五十六次官和井上晴美军务局长代表的海军是坚决反对，板垣陆相代表的陆军是坚决支持，而平沼骐一郎总理则不知道是什么态度。一直拖到6月3日的五相会议上，才大家都同意不干了。

空口无凭，画押为证。五相都画了押，当然也包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 这边刚画了押，板垣就反悔了。8月8日的五相会议上板垣劈头就说：“陆军的总意是以自动参战为条件缔结三国军事同盟”。 咦，这就变卦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话来了。 呆了半天，大藏大臣石渡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缔结了同盟，就必须考虑德意日三国和英美苏法四国开战。而一旦开战，80%是由海军进行。现在想听听海军大臣的意见，德意日海军和英美苏法海军开战，我们有多大胜算？” 米内海相的回答简单明快：“没有任何胜算，首先日本海军就不是为了和英美打仗来建造的，但要是和德国意大利打的话，倒没有任何问题。”

这边还在扯着特别具有日本特色的皮，那边来了个晴天霹雳。8月21日深夜，里宾特洛甫给大岛浩打了个电话，说由于欧洲局势的“无可奈何的原因”，德国要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大岛浩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说：“德意日共同防共协定中秘密协定第二条不是规定了任何国家在与苏联签订新政治条约时要得到另两国的同意吗？你们这是违反三国条约，我要抗议。” 里宾特洛甫好像没听见，很亲切地向大岛浩大使（当时大岛浩退出了现役，干脆当起大使来了）道了晚安后，彬彬有礼地放下了电话。 条顿人这次算是把黄皮猴子给结结实实地涮了一次。当时正是诺门坎战役的关键时候，有了这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朱可夫元帅向苏军总参谋部要的增援师团从欧洲部分派到了远东，关东军则要满地找牙。 平沼骐一郎内阁这就到了台，日本陆军更是从上到下一片心灰意懒，大岛浩也灰溜溜地辞了职，回家看孩子了。所以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有人说一声“撤了吧”，大家也就全同意从中国大陆撤军了。

那为什么又没撤呢？

（四十三）

为什么又没有撤？那是因为到了1940年了，希特勒在欧洲的场面是“相当的壮观”。 4月9日占领挪威，5月10日同时进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5月末把英法联军赶到了敦刻尔克，6月14日占领巴黎，6月17日法军投降。 这下皇军们又有了精气神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可不能误了班车”，等希特勒把全欧洲都拿下来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得赶快行动。

怎么行动？当时说实话那拨参谋们还真没有想到去打英美，实力差是明摆着的。当时想的还是去打苏联。 不是接连碰了两次壁了吗，怎么还是不长记性呢？很简单，日本人的机械式思维，有记性也无用。他不在那里反共吗？就认为是人都会或者都得反共，只要皇军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苏联人就会欢迎他们。 那上两次不是输了吗？他不这么想，他想的是上两次是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是因为军部采取的不扩大方针，不让他们打。如果放开手让他们打，还会打不过俄国人？三十年前不就打赢过他们了吗？

这次是东条英机想打了，那会儿东条正当着陆军大臣。有人可能会说，怎么这个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倒不是第一号战犯，第一号是荒木贞夫，那是按姓名的罗马字拼法的字母顺序来的）到现在才刚刚出来？早出来不了，这位实在太不引人注目。 他爹东条英教是个牛人，陆军大学校的首届首席毕业生。可是这位呢？不但没他爹那么聪明，简直就是笨蛋一个。考陆大考了三次，要不是有个有名的老爹，估计那联队长也不会让他成天什么活不干去准备考试了。可能一家人的智商也是个零和关系，老爹多拿了一点，儿子就只有受穷了。 在校成绩也不用说了，一塌糊涂。毕业后一开始是不起眼地慢慢混。“满洲国”后的1935年当上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以后就加速了，1937年当上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就当上了陆军省次官，从1940年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开始担任陆军大臣，到1941年10月就出任内阁总理了。 也不是说东条英机一无所长，他也有一项长处，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受天皇召见时，无论让他在接待室等多久，他永远是一手扶军刀，一手端军帽，保持立正姿式。一直听到让他进去，这才蹬脚起步。笔者看过不少东京审判的照片，在休息室休息时，别的战犯们抄手

架二郎腿什么姿态都有，就东条英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双手付膝，像小学生似的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可别小看这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日本人最讲究这个，尤其是军队。所以别看他照石原莞尔说起来“也就配当个上等兵”，就凭着这个功夫，加上老爹的名声，一步一步也混了出来。 看东条的履历，发现1937年以后他跳得特别快，几乎一年一个台阶。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8年1月，近卫文麿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当时的参谋次长（从1931年12月到1940年10月的参谋总长是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那是个摆设，参谋次长倒是在行使参谋总长的职权）多田骏是反对这一声明的，但是挡不住战争扩大派的外相广田弘毅和陆相杉山元的鼓噪。近卫文麿本人呢，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派，一会一变，这不，又变成慎重派了。想把广田和杉山换掉

广田好办，可杉山大将就不好办了。近卫就去找天皇，说想用板垣征四郎换掉杉山元，天皇也同意了。那边的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坐不住了，陆军省当时正在和参谋本部为了策划武汉作战和广东作战吵得厉害，他们怕板垣上了台干脆和多田骏一起中止这场战争。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找个扩大派的来牵制板垣，这人就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

杉山元就去找天皇，说要让东条英机当陆军次官。天皇一听傻了：这是什么事？陆军大臣都还没有最后定，怎么就有人赶着送次官来了？这东条英机是什么人？ 天皇这就注意上东条英机了。 东条当上了陆军次官，和多田骏意见不和，弄得省部关系挺僵的，板垣就想撤了他。可东条说：“要撤一起撤，陆军省换次官，参谋本部就该换次长”。 其实这话是犯上的，多田骏是参谋次长，可是参谋总长是泥菩萨皇族，那参谋次长就是总

长，这事谁都知道。 到了1940年，由于米内光正首相坚决反对扩大战争，又被陆军罢了工。陆相佃俊六辞职，陆军不出人当陆军大臣。由于“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已经被广田内阁复活了，这一下米内光正内阁只好总辞职。 谁当下任首相还在扯皮的时候，佃俊六又跑到天皇那儿去上奏了，说下任陆军大臣应该由东条英机来当。天皇这下可真的要昏过去了：怎么东条的名字一出来，就肯定是荒唐无稽，不合情理的？这不，首相还没人肯当呢，就有人巴巴的来送陆军大臣了。

为什么东条在主战派之中会有如此人望？东条为了弥补他人笨这一缺点，不但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说话还有个说相，总想弄个表现好。只要他一开口，那肯定开打。 1928年3月1日，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们组成的“木曜会”召开第五次会议，由铃木贞一主持，参加的有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根本博等人，内容是由根本博作满蒙形势报告。在讨论时，陆军省的东条英机中佐就发言说:“为了帝国的自存，必须在满蒙确立完全的政治权力”。在回答“确立完全的政治权力是不是意味着.夺取.”的质疑时，东条回答说：“是的，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必须确保满蒙。这样会和苏联的南下政策冲突，可能引起日苏战争，这时候中国可以作为兵站，同时准备和美国的战争”。

嘴够硬的吧，这号人物当了陆军大臣，能干出什么事来呢？

（四十四）

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在此之前的7月15日，陆军提出了《伴随情势的推移的时局处理要纲》要内阁承认。 这个要纲有些什么内容呢？

1．支那事变的彻底遂行。 2．南方进出。 3．缔结德意日同盟条约

组阁后的第四天，就只花了三个小时，近卫文麿内阁就通过了这个“要纲”。都没有经过讨论，更不要说争论了。 那么一直被人看作刹车的海军呢？ 当时近卫首相问了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中将：“海军不是一直反对三国条约的吗？怎么这次又赞成了呢？” 丰田中将的回答是：“海军实际上现在还是反对三国条约的，但是现在国内局势已经不容许海军继续反对了，所以海军只能赞成。” 当时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在战后东京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说：“如果当时海军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来反对国内澎湃的支持轴心国的舆论，只会进一步加强对立，因此在内阁会议上我作为海军大臣的回答是.海军提不出别的名案来打开局面.”。 其实海军的情况并不仅仅是这样，当时亲德的海军军官也为数在与日俱增。海军的开站呼声已经快赶上陆军了，海军的变化以后再说。

德国到底出了什么事呢？1940年7月2日，希特勒决定在取得制空权后，对英国进行登陆作战。7月16日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到八月底，德国集中了2669架作战飞机开始了英吉利海峡空战。 空战进行了两个多月，结果是德国非但不能取得制空权，反而在9月15日英国空军对集结从法国布列塔尼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各港口准备用来在英国登陆用的船只进行了大规模轰

炸。所以在9月17 日希特勒不得不决定进攻英国的“海狮作战”延期。10月12日正式决定了“海狮作战”延期到第二年春天。实际上就是已经承认了对英国无法进行登陆作战了。

可是希特勒得把事实瞒着傻日本，于是拉日本参加三国同盟的工作也就更加起劲了。而日本的陆军的省部和一部分海军到1941年初夏为止也拼命相信德军一定会在英国登陆。海军省军务局第二课课长石川信吾大佐在其起草的《目前形势下帝国海军应该采取的态度》中就明确地以德军在英国登陆胜利作为前提。 所以1940年9月27日正式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同盟条约。亲德派终于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阴影里走了出来，被松冈洋佑外相一忽悠，那个大岛浩又去德国当大使了，还是让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给里外涮的锃亮。里宾特洛甫说一句：“希望日本军队进攻新加坡”，大岛浩就赶着到处找门路帮场子，希特勒说一句：“德苏关系不好”，大岛浩就赶着往回传达。大岛浩发回日本国内的电报也和以前一样，都是些“德军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等老八股。

但这些老八股那些皇军参谋们信，大家都觉得再不赶紧开打就太晚了。正好这时（1941年6月）希特勒又突然开始了“巴巴罗夫作战”，进攻苏联了。刚开始可以说是势如破竹，进出如无人之境，怎么看怎么觉得希特勒绝对要赢，这边皇军们也要和德军们来一个“东西夹击”，把苏联灭了他。 于是，1941年7月7日，德苏开战的十天以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中将就搞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这可不是一般的演习，那这是一场战争？也不是，是一个大笑话。 这是一场动员演习，当时日本还没有动员制度，不是要去打俄国人吗？俄国人的远东军可有100万人呢。那么据说是要去打这100万苏联远东军的关东军呢？只有25万人。经过张鼓峰和诺门坎，可是再没有人敢说“皇军以一当十”的胡言乱语了。 演习操盘的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陆大35期），他算来算去需要85万人

才能打俄国人。85万人怎么打100万人呢？田中新一用的是日本特色算法：希特勒不是在西边打了吗？苏军得抽兵回欧洲，那时候他就可以乘机了，所以有个85万就可以应付过去了。 那么实际上到底动员了多少兵呢?好歹动员了74 万，不过里面可有10万人连武器都没有，徒手兵。可不是嘛，几十万条吹火棍都不是那么容易凑齐的，更不要说几十万条步枪了。

天皇在一边看这就纳闷了，这几十万人在那儿干吗？真的又准备打苏联了？西伯利亚出兵，张鼓峰，诺门坎真的全忘了？就问东条了：“和苏联开战的目的是什么？” 东条中将的回答让天皇目瞪口呆：“现在开始考虑”。 既然天皇好像表示了不满，那就算了吧， 8月9日参谋本部决定演习结束，可是人家俄国人可没把这真看成是演习，哪怕西边再吃紧，远东军就是不抽一兵一卒，这一下大本营倒真没了戏。 一直到希特勒兵临莫斯科城下，而朱可夫也判断出日本陆军不会进攻苏联时才率大军西上解莫斯科之围。 这时候苏联远东军倒真有点兵力不足了，可是季节已经是11月了，关东军在11月无法作战。这时候皇军可是真下了决心了：明年，明天开春，1942年4月一准打苏联。

（四十五）

说第二年开了春打俄国人去，可开了春打不了了，又出事了，这次是出在越南。要讲清楚这件事，还得从昭和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三件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开始讲起。 如果说昭和军阀们辛辛苦苦忙到现在还是刚把自己领进了棺材的话，那么这次可是开始在自己的棺材上钉钉子了。 1940年6月17日法国投降，成立了维希政府。皇军们又开始做梦了。 7．7卢沟桥事变以后，皇军陷入了中国抗战的泥沼。但是他们没有检讨自己，反而是怨

天尤人，怪谁都不帮他们的忙：蒋介石不肯投降，共产党不肯停止抵抗，欧美不肯停止支援中国。如果欧美坐视旁观，中国人肯做顺民，事情不就成功了吗？ 所以法国投降以后，日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下可以切断法国的援华渠道了，赶快要求法属印度支那停止援助蒋介石。

法国维希政府也答应了，陆军省就搞了一个“物资运输停止状况监视委员会”的组织来监视，委员长是西原一策少将（陆大34期军刀组）。 这个委员会6月29日到了河内，30日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达成了不侵略协议。但是陆军内部就分成了两派：和平交涉派和武力进驻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陆大35期）和南支方面军参谋副长佐藤贤了大佐（陆大37期）就是死硬的武力进驻派。 这个佐藤贤了可是个人物，1938年3月3日他在国会为《国家总动员法》作证时，被议员们的质问问火了，当时还只是陆军省军务局军务科国内班少佐班长（这头衔是不是太长了点？）的他居然对这议员大吼“黙れ！”（住嘴！）这就是有名的“黙れ事件”。而那位被他吼的不是别人，是政友会的退役陆军大佐宫协长吉。这位宫协大佐原来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正是佐藤的教官！

佐藤贤了在想什么呢？从他5月26日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了：“欧洲战局的发展使世界局势为之一变，考虑如何解决支那事变时一定要和世界局势结合起来。

希特勒提倡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在飞速进行，我们日本也要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打倒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世界秩序而和德国人携起手来。现在德国人开始接收东亚的英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了，日本再不出动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首先应该进攻法属印度支那，兵力有南支军和二遣支就够了。” 这里提到的“二遣支”是海军的第二遣支舰队。海军的意见还是和平交涉，二遣支的作战参

谋大井笃中佐就表示不能相信希特勒：“应该还没有忘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吧？现在希特勒的势头是不错，但是他的势头是由于长期以来英美对德国绥靖政策而来，因此希特勒是在背叛，这样的人绝对不可相信”。 这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陆海之争了，代表了日本陆军和海军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8月1日，外相松冈洋佑和法国驻日大使达成协议，在日本尊重法国主权和领土的基础上，法国向日本提供河内等三处机场，并同意日本驻兵3000人8月23日清晨6点钟从海防登陆。 但是拿着这张协定到现场去的富永恭次却来了一个“下克上”，到底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屈服于原来就在现场的佐藤贤了的压力到现在都没查清楚。反正其结果是：23日零点，南宁作战后就一直驻扎在中越边界的第五师团（师团长中村明人中将（陆大34期军刀组））就从镇南关（现在的友谊关）越过了边界。在第五师团陆上越境的同时，陆军航空队空袭了海防市，炸死平民15人，炸伤18人。第五师团一路和法军展开了小规模冲突，一直持续到25日。

这边停在海防港外的海军第二遣之舰队在听说第五师团没有任何命令和许可而私自越境开战，气的把原来要护卫上岸的陆军部队扔在海上自己回去了。这样陆军部队在没有任何海军护卫的情况下在海防登陆。 这件事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超过了仅仅是无视国际条约的程度。从这次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开始，英美真正感到了切身危险。从而从只是援蒋的行动中开始走向正面对日本警告，这是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步。 那么肇事者受到了什么处罚？处罚了几个不相关的人。南支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陆大26期军刀组）被解职，由后宫淳中将（陆大29期）接替。那个主张和平谈判的西原一策少将也被解职。参谋本部把冈田重一中佐（陆大41期），荒尾兴功中佐（陆大42期军

刀组），高月堡少佐（陆大44期军刀组）这三位赶了出去，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陆大26期）也引咎辞职改由塚田攻中将（陆大26期）出任参谋次长。而首恶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怎么处理了呢？

富永恭次被一时外放到东部方面军，可是马上却荣升陆军省次官了（1943年3月11日）。佐藤贤了则什么事没有，不久荣升陆军省军务局局长这一要职（1942年4月20日）。 日本人评论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是“开辟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可就这两位开辟了通向地狱之路的家伙不受处罚反而升官就充分说明了日本陆军这时已经是到了癌症晚期了。只能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彻底毁灭。 这是在“三国轴心”成立前一个月的事情。 佐藤贤了战后听说被东京军事法庭指名为甲级战犯时说：“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也是甲级战犯了？（当时他是第37师团中将师团长）太喜出望外了，像又晋升了一样”。后被判处终身监禁，56年被释放出狱，后来积极参加反对越战的活动，佐藤这一辈子好像就和越南有不解之缘。 日军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逼得美国不得不亲自出手了。

（四十六）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的珍珠港。所谓“不宣而战”，是指在日军对珍珠港空袭开始后，日本的宣战书才由日本驻日大使野田海军大将交给。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和美国开战，当时日美谈判是在谈些什么？谈判为什么会破裂，这都要从这次的日本陆军强行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开始讲起。 当时的日军把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解释成是为了切断英美的“援蒋通路”，单纯从军事作

战上来说，似乎也能解释的通。但美国并没有被日本人的表面说辞给忽悠住，美国认为日本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只不过是要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的前奏而已。 为什么同为印度支那，这南部和北部就有这么大的区别？ 单纯地仅仅是进驻北部印度支那，也真是只能控制威胁缅甸，从而切断英美的援蒋通道。仅仅是这样，从军事学的观点，美国倒不是不可接受。毕竟美国当时并不想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怎么去说服美国国会帮本家大叔约翰牛的忙就够罗斯福总统头疼的了。更不用说去和日本打仗了，到底对美国选民说“巴黎”，“安特卫普”什么的还有人知道，“西贡”，“河内”是哪儿啊？人家是堂堂总统，又不是地理老师。

但是如果日本控制了南部印度支那，事情可就完全不同了。以当时的军用飞机的能力，如果在南部印度支那拥有前进基地的话，就可以对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进行攻击。 为什么日本要攻击荷属东印度呢？因为那里有石油。 没有石油，就打不了现代战争。最早看到石油的战略意义的可能是英国的丘吉尔了。在他1911年当上大英帝国海军大臣，立即下令把所有军舰从烧煤改到烧油。从1912年到1914年花了三年时间，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次大战时英国的舰队比烧煤的德国舰队活动半径要大，速度要快，燃料补充时间要短的多。本来英国就是海上强国，再加上先进的军舰动力，打个基本上是大陆国家的德国就像玩似的。 德国因为石油而输掉了战争，又因为输掉战争而丢掉了石油。一次大战前德国已经到手了的伊拉克石油权益不得不转让给法国，成为了“没有石油”的国家。1093年纳粹上台以后在解决战争机器的动力问题时只能采取开发液化煤炭生产“合成石油”。

希特勒就对化学家们说过：“现在离开石油的经济是不能想象的，对于要求独立的德意志来说，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把液化煤炭计划进行下去”。 1939年9月德国开始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的合成石油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日产7万2千桶，占到了全德国石油供给量的46%。 二次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德军的攻势如电闪雷鸣一般，可以说十分华丽。但是进攻英国的计划受挫，使得仅仅依靠超出经济核算的合成石油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十分困难，这也是希特勒挥师向东进攻苏联的原因之一。他看上了苏联高加索地区的巴库油田，那是从1870年就开始开发的，当时是世界顶级的大油田。 德国1941年6月开始进攻苏联，42年8月到达了石油地带的最西端，但是最后也没有能到达巴库。 有人评论说：“和俄罗斯作战需要大量的石油，但是德军的进攻超出了补给的能力，已经不能维持靠神速的进击而带来的战略优势。结果是很讽刺的：进攻高加索是为了石油，但是因为石油的不足而失败”。

那么日本呢？日本当时（1939年）每年石油的使用量是495万吨，当时日本也产一点石油，不到40万吨。剩下来的90%以上依靠进口，而且几乎全部仰仗于美国，这也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一直不敢对华正式宣战，不把中日战争称为“战争”而称为“支那事变”的奥妙之所在。为了扭转这种靠山姆大叔喝油的局面，日本在1937年制定了一个《人造石油7年计划》，又在1940年12月搞了一个《第二次人造石油制造振兴计划》，想学德国人使用合成石油。

人造石油主要是三种方法，一种是在高温高压下对煤炭直接加氢的“直接液化法”，另一种是用一氧化碳和氢反应的“化合法”，也叫“菲舍尔法”，还有一种就是对煤炭进行干馏以后提炼

的“常温干馏”法。日本海军从1907年开始，在中国东北的“满铁”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受到经济性的限制，无法。虽然提出的计划是到1945年达到年产量400万吨，实际上产量最高的是1943年，多少？只有20万吨。

但是，到了1940年，这些苦恼着的皇军参谋好像看到了天照大神在对他们微笑了。40年5月，希特勒占领了荷兰，六月份占领了法国。这样一来，荷兰和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似乎成了成了没主人的东西了，谁先出手就是谁的了。 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即所谓“兰印”。用一句日语来形容这些皇军参谋就是“恨不能从喉咙里伸出手来”。 荷属东印度有一处瓦伦班油田，当时是亚洲最大的油田，年产石油470万吨。只要有了这块油田就够日本用了。所以机会来了。不就是一个战败国吗？估计吓唬吓唬就行了。不，不用吓唬，把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一占，修两个军用机场，那帮“西洋鬼畜”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乖乖地把石油送过来？ 但是，有那么简单的事？

（四十七）

请看1940年10月25日内阁会议所决定的《对兰印施策要纲》中所说的吧：“基于共存共荣的大局立场，迅速加强同兰印的经济紧密化以开发利用当地丰富资源，实现其为以皇国为中心的大东亚经济圈的一环。” 这里的“兰印”是指“荷兰属东印度”，也就是当时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而“皇国”当然就是“天皇的国家”，也就是日本了。

也就是说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尼西亚了。虽然通篇文字没有一句说到使用武力，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关系，傻子都看得出来除了使用武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荷属东印度当时的殖民统治当局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不一样，荷属东印度已经和本国切断了联系，由英美提供保护了。所以根本就不理日本。 日本政府派了工商大臣小林一三去访问兰印，结果给吃了闭门羹。又派外务省有名的牛皮糖芳泽谦吉前外相去，也是不得要领而回。 这个芳泽谦吉就是犬养毅的女婿，做过驻华公使，驻华大使，战后又是第一任驻台湾大使。 这样陆海军的死硬分子就开始考虑使用武力了，但是对兰印使用武力就是直接和英美开战，应该说当时军方上层还没有敢这么胡思乱想。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刚刚签了不久的1940年11月，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发生了边境军事冲突，日本陆军要硬出头来当调停人。外相松冈洋佑在12月27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站出来对军人们当头喝了一下：“陆海军是不是已经准备进攻新加坡了？如果是的话，你们的话还能理解，如果不是的话，要搞什么日泰军事同盟？” 嗯，这话不是说的挺上路吗？到底政府和军人不一样，会不会有人这样想？ 一般讲起来，外务省是个刹车。可是到了癌症晚期了，外务省不但失去了刹车的作用，反而成了油门。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事件发生后，外务省跳得比谁都高。就是这个松冈洋佑，在两周前的12月12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是这样说的：“看起来你们好象进驻了北部法印就挺满足了，现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政治情况可不太好啊，往南部法印派兵是不是更好？这样可以体现威严”。

怎么前言不搭后语？当时的松冈洋佑已经有点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了，有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得了脑梅毒，不知是真是假。但大川周明梅毒入脑倒是医生证明了的。 其实谁都没有以为日本的“南进”仅仅到北部法属印度支那止。明眼人都看得很明白，这皇

军已经没救了。但就有人还想救一下这个“皇国”和“皇军”。有一个当时住在美国的叫井川忠男的日本人，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井川忠男原来是大藏省的官吏，后来又做了“产业组合中央金库”（一种像银行似的金融组织）的理事。他通过他的关系，于1940年11月请了两位美国人秘密访日。 两位怎样的美国人呢？天主教玛利诺教会的主教沃尔逊和神父德拉特。这两位在美国政财两界都有相当的势力，能够影响美国政府。 两位美国人在日本呆了一个多月，见了近卫文麿首相，松冈洋佑外相和武藤章陆军省军务局长，想促成日美和解。 大家都应该还记得甲级战犯武藤章，绥远事件的幕后黑手和7.7事变时的狂热分子。就是他领头把主张不扩大主义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赶出军部中央的。

但是人也会变，这位武藤章应该说现在开始有点头脑了。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经使他从狂热派变成了冷静派了。1941年6月8日，大岛浩从柏林发来电报，说是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那里得来的情报，德国肯定进攻苏联，希望陆军也跟着一起捡洋捞去。 武藤章找了几个人在一家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碰了个头，这几个人是军事课长真田襄一郎（陆大39期），军事课高级课员西浦进（陆大42期），军务课长佐藤贤了和军务课高级课员石井秋穗（陆大44期）。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既然中国喊的抗日口号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所以只要坚持下去，抗日必定胜利。那么苏联在这三条上不比中国差，只会比中国更好，所以希特勒在苏联讨不了好去。日本还是不要跟希特勒一起掺和。

佐藤贤了也同意？也同意。佐藤贤了对对苏作战不感兴趣，他一脑子就想对美开战。这次他搞出来了一个“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来了个下克上，可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升到了陆军省军务课长的要职上，他那想搞一把老美的主意就打得更欢了。

佐藤贤了为什么对打美国那么着迷？说来邪门，他号称是“陆军的美国通”。为什么？他做过三年的驻美武官。 他在美国三年都看到了些什么？还是听他自己说吧。 “美国人没有爱国心的，美国兵嘴里嚼口香糖，跳舞，去看美军训练，连个齐步走都走不整齐，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举国而上打一场战争的。” 那次有名的“黙れ事件”，就是他老师听他又在胡说什么“美国没有战略”而实在听不下去了，出来制止他而被他大喝一声“闭嘴”的。 饶是这么成天胡说八道，有人相信？

有，有人相信。谁？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四十八）

东条英机在陆大当教官是佐藤贤了的老师。当年佐藤贤了就喜欢没事往东条那儿走动。毕业以后佐藤当中队长（连长）的时候，联队长（团长）就是东条。一次佐藤手下的一个中尉老娘生急病，大半夜地问佐藤借钱，佐藤也没钱，就跑去向老师东条联队长借。东条开门见是佐藤，问明了事由以后让佐藤先在门口等一下，然后进屋和太太叽咕了一番再让佐藤进门。佐藤进门时正好东条太太夹了一个包袱往外走，这边东条就和佐藤瞎扯，一会儿东条太太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叠钱，东条这才把钱给了佐藤。

原来东条也没钱，让太太去当铺当了几件衣服弄钱来给佐藤救急。这件事让佐藤感激涕零，从此以后就死心塌地跟着东条，东条也一直把佐藤贤了看作大弟子。这就是佐藤贤了在“北部法印”事件以后不但安然无恙，还能升官的原因。 这里插一句，一般来说日军高级军官没有国军高级军官那么有钱，这可能也是国军打不过

日军的一个原因。 会不会有人问，驻美陆军武官也不是就佐藤贤了他一个人，怎么就没人来反驳他的胡说八道？理由很简单，驻美武官不是上升的阶梯，想升官得驻德才行。佐藤贤了是东条的亲信这才能打破惯例进入陆军中央，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整个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就由得佐藤贤了他一个人胡说八道。 皇军参谋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特别喜欢写一些什么“方针”，“纲领”之类的东西，然后再写“要领”，就是先写想干什么，然后再写怎么干。你要是看昭和军阀史，一准被那些名目繁多的“方针”“纲领”“要领”给弄得头昏脑胀。这不，这几位又开始边喝酒，边写开了。 这回提笔的是秀才石井秋穗，写的是《随形势而推移的帝国国策大纲》，内容主要是“确保北方的安定，向支那事变的处理而迈进”。写好了以后，佐藤贤了凑了过来，说：“怎么南方一句没有？加一句吧。”

石井秋穗本身对占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并不反对，所以就又加了一句：“关心法属南部印度支那”。 这个醉醺醺的“大纲”接下来就在在御前会议上被通过了。但是文章成了“帝国向支那事变的处理而迈进，为了确立自存自立的基础而准备南方进出，同时根据形势的推移解决北方问题”。味儿变了：南方为主，北方为辅。 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大纲”一开始在参谋本部就没通过，参谋部俄罗斯课课长矶村武亮（陆大39期），欧美课课长天野正一（陆大43期），谋略课课长唐川安夫（陆大39期）就打到陆军省来了，给陆军省的石井们上了希特勒必胜，而且很快就会胜的一课。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先是和希特勒夹击苏联的狂热鼓吹者。现在又转主意了，说得尽早占领法属南部印度支那，怎么个尽早呢？得抢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前。 而武藤章这时对这两个主意都不感兴趣，就想先解决中国大陆的问题。这就针尖对麦芒，

两人在武藤章的办公室里打了起来，演了一出全武行，把边上看的小参谋们吓得心惊胆战。这就是有名的“巨头的争斗”，这里说的“巨头”倒并不是“大腕”的意思，而是这两位都是典型的日本人身材：个矮腿短头大，所以说是“巨头的争斗”。

也就是说当时虽然参谋本部的参谋们吵着要参战，但就是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内的陆军省还是持反对态度的。 1941年1月开始，由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担任驻美大使。这位野村吉三郎是海军大将本身就说明了日本海军和陆军的不同：野村不是海军大学校毕业的。这在陆军是不可想象的，不是陆军大学校毕业，最多升到中佐，连大佐都升不上去，更不要说是将军了，何况还是最大的将军。不是陆大毕业的军官，即所谓“无天组”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升上大佐：为“皇国”捐了躯了。日本军法，战死者特进一级军衔。像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死了，没法子特进了怎么办？追封元帅。这就是有时候也能看到称“山本五十六元帅”的原因。

顺便说一下这个“无天组”是个什么意思。陆军大学校毕业生都有一个毕业徽章，那花纹模样挺像日本天宝年间的制钱，因此陆大毕业生又被称为“天宝钱”，而非陆大毕业者就被称为“无天组”。 野村吉三郎赴美就任以前，专门去拜访了东条英机。说陆军能不能出一个支那通给他当副官？东条英机也觉得有道理，就派了担任陆军省军事课长要职的岩畔豪雄大佐（陆大38期）给他去做副官。 从1941年2月开始，野村，岩畔就和沃尔特，德拉克四人一直在谈判，4月里做成了交涉大纲，4月15日野村大使和赫尔国务卿在凯尔顿大酒店赫尔的房间里秘密会晤，双方认可了这个“日美谅解案”。

日本在打些什么算盘已经知道了，那么美国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美国人想的就是要把日本人从“三国轴心”里分裂出来。因为三国轴心已经成了一个军事同盟，对其中一个国家宣战就是自动和三国宣战，美国人知道自己和纳粹德国宣战已经是早晚的事，所以不希望在参加欧战的时候还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作战。 但这个目标太困难。因为日本的目标就是想阻止美国对德国宣战，理由和美国一样。美国向德国宣战，日本就得和美国宣战，而日本当时并不愿意，或者不敢和美国宣战？

为什么不敢？只要看看岩畔大佐带回日本的驻美武官主计大佐新庄建吉调查出来的结论就知道了。新庄主计大佐调查出来的日美制造业的差距是这样的： 钢铁一比二十。 煤炭一比十。 电力一比六。 铝一比六。 飞机生产能力一比五。

工业劳动力一比五。 石油一比五百。 汽车生产能力一比四百五十。 这样的仗，也能打？

（四十九）

当然没法打，天地之差，一旦开战日本必败是连白痴都知道的。 所以这样一来所谓困难的谈判也就不难了，起码双方有了一个共同点：都不想开打。所以

也能达成谅解 必须指出，当时美国在谈判中为了和日本达成谅解，是准备出卖中国利益，对日方作了很大让步的。 《日美谅解案》篇幅浩大，主要是以下七点： 1．两国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

2．两国政府对欧洲战争的态度。 3．对支那事变的两国政府关系。 4．太平洋地区的海军，航空兵及海运关系。 5．两国的通商及金融关系。 6．在西南太平洋的两国经济活动。

7．有关太平洋地区政治安定的两国政府方针。 美国最关心的是第二条“两国政府对欧洲战争的态度”，双方达成的谅解是这样的： “日本政府认为三国轴心的目的是防御，是为了防止现在没有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参加欧洲战争。日本政府没有退出三国轴心的意图，但仅仅在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州战争的国家的积极进攻时才履行条约义务。 美国政府声明现在及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是不支持攻击性同盟的支配，因此美国政府的考虑基于本国的繁荣和安全”。 这样就是说，只要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大家相安无事。真要去趟欧洲的浑水那也是各趟各的，犯不着在亚洲太平洋开练。

那么日本最重视的第三条“对支那事变的两国政府关系”，双方又是怎么妥协的呢？请看原文吧

“美国总统容忍以下条件，在得到日本政府的保障后，对蒋介石政权进行和平劝告 1．中国的独立。 2．日本军队基于日中间成立的协定而从中国领土撤退。 3．不并吞中国领土。 4．不赔偿。 5．恢复门户开放的方针，但解释和适用由日美将来协商。 6．蒋政权和汪政权的合流。

7．日本不向中国领土大量或集团移民。 8．承认满洲国。” 第六条“在西南太平洋的两国经济活动”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如果日本在西南太平洋方面不诉诸武力，而是寻求和平发展，美国愿意在日本所需要的石油，橡胶，锡，镍等资源方面提供帮助和合作。” 怎么样？为了救本家大叔英国和欧洲，美国已经从坚决不承认“满洲国”，不承认汪精卫政权进行了大踏步撤退。答应逼迫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承认南京伪政府了。并且同意为大日本帝国输血，为他们提供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而对日本来说，这是喜出望外的结果，真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现在是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美国要帮他们从中国大陆这片沼泽里拔出脚来了，并且还是“光荣的撤退”，在保住了中国东北，保住了他们扶植起来的两个伪政权的基础上的光荣撤退。并且不花一枪一弹就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 不知道蒋介石在得知这个“日美谅解案”内容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可以想象，蒋介石除了愤怒之外，可能更多的是伤心。弱国无外交，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家，哪怕是像美国这样在

各列强中还是最够朋友的国家也不行。真到了关键时刻，人家还是会出卖你。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就此向命运投降，他坚决反对这个妥协方案，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展开了为世瞩目的外交战争，和美国进行了坚决的交涉，命运女神终于向中华微笑了。 因为就是这样对日本是绝对有利的和谈方案，在日本还是没有通过。 不会有人相信吧？但这是事实，在那个疯狂的帝国，什么都是可能的

（五十）

1941年4月18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正式收到驻美大使的通报，政府在当天晚上就立即一致决定开展外交交涉。就连一直反对从中国大陆全面撤退，反对停止对南方使用武力的企图的陆军军部也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日美谅解案”。4月21日上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了首脑联席会议，下午召开了部局长联席会议，都是一致同意要积极地进行对美交涉，没有反对意见。

当天还召开了内阁与大本营联络会议，正式决定了：“即使日本谅解案的成立会多少冷却三国同盟关系也要尽快地进行交涉，予以妥结”。这边也一挥脑袋就准备把德国意大利那哥儿俩全卖了。 是不是就从此风平浪静，雾散云开，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永久拥有它掠夺来的土地，而中华就必须去忍受那无穷的耻辱和痛苦了？ 不是的，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 过了刚刚一天，世界就要变了。松冈洋佑回来了，他在苏联和莫洛托夫签定了那个《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后，4月22日回到了东京。 在松冈看来，他是凯旋而归的功臣。帮你们订了这么好的条约，把北边全安顿下来了，你们可以放心去打南边了。怎么不打了？那老爷我去莫斯科是为了啥？

松冈对东条陆相，及川海相的说明一言不发，闭着嘴就一路回了家。接着从4月23日开始到5月2日这十天内闭门不出。陆军军务局长武藤章和海军军务局长冈敬纯这期间四次造访，想说服他接受日美谅解案，但是不得要领。 这十天里面，松冈可不是在赌气。他在家可忙着呢，和德国外相里宾特洛甫联系，再找陆海军中强硬派中级军官谈话，嘿嘿，真要搞政变，不是军人照样干。你们军人干来干去都没有干成过，没准老爷我就干成了呢？ 5月3日，松冈洋佑上班了。皮包里装着一份对《日美谅解案》的修正意见，人人看了这份修正意见都摇头，从措辞到语气，整个就是憋着心眼在找茬闹事。那不是在修正，而是在宣告中止谈判。 5月8日，松冈去见天皇，向天皇报告了他的想法。把天皇可吓坏了，这小子在找茬打架，他那不是外务大臣，赶上战务大臣了，连忙找来了内大臣木户幸一商量“外务大臣有没有办法换了他？”

天皇对内阁某具体成员不满，想换马，这几乎是从来没有过的。内阁成员由总理选定任命解职，天皇就点个头表示同意，今天这事可不小。想着这个，木户把这件事立即就通报了近卫首相。近卫也觉得事态不妙，找来东条，及川这两位陆海相一起商量。 这时东条和及川还都表示应该把松冈的乌纱帽给摘了他，“找个不发疯的人来当外务大臣”。但是到最后近卫文麿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了松冈的官是小事，万一有什么人来帮松冈打抱不平，这事就大了。 近卫文麿在败战后自杀，但在日本同情他的人不多，同情广田弘毅的人倒不少。大家都认为他才是该上绞刑台的文官，但逃得早，这才由广田弘毅顶了缸的人不少。 6月21日，美国的修改案终于送交日本，与此同时，赫尔国务卿发表口头声明说：“我们对野村大使和他的同事们的真挚热诚的态度表示敬意，但是同时要表示极为遗憾的是：在日本

领导人中是否有人和德国意大利的行动在遥相呼应，力图使日美外交谈判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日本追求和平的证据，美国不得不要求日本作出比现已表明的态度更为明确的表示。”

这个声明的含义就是美国无法信任作为日本外交最高负责人的外务大臣松冈洋佑。 松冈洋佑也是个很独特的人物，他1880年出生于山口县的一个富有的船商家庭，不过他家的富有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的后妈带来了两个除了会用钱外一无所用的兄弟，没几年就把家产给玩了个精光铮亮。到他12岁时，只好跟着表哥远渡重洋，去美国赌运气了。在美国松冈洋佑一边打工一边学习，22岁时以第二名的成绩从俄勒冈大学法学系毕业。

俄勒冈大学，怎么那么偏僻？是偏僻了点，但首先是不能要求一个打工的学生能付得起哈佛，耶鲁的学费，其次是后来松冈洋佑之所以能爬上高位，还全靠俄勒冈大学。哈佛耶鲁见的人多了，不会对一个黄皮的毕业生感多大兴趣，而俄勒冈大学不同，对一个有可能当上日本外相的毕业生是同学会作为后盾，全体一致地进行支援。 1902年大学毕业后松冈回到日本，190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外交官考试。但要是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松冈洋佑这个第一名有一大半是托福于英语，怎么说也是从12岁开始使用英语的。 松冈毕业于美国，母校对他又好，本人又长期从事外交官，好像应该亲美才对。但有些事情就是邪门，这个松冈虽然不仇美，但绝对谈不到亲美。

松冈进外务省后就派到了中国，作驻上海副领事，接着又是首任“关东都督府外事课课长”。这个“关东都督府”，就是关东军的前身。松冈的整个年轻时代都是在中国渡过的，一直到第一次大战时才离开中国去华盛顿任一等参赞。 由于这种经历，松冈在外务省被划为“大陆派”，就是成天想着如何进出中国大陆那一拨，与此相对的是“稳健派”。外务省里稳健派多，所以松冈洋佑觉得在外务省不舒服，在1921年

做到外务省情报部第二课课长这个要职的时候，突然辞职，去了他朝思暮想的满洲，任满铁的理事。

张作霖死后，东北一片混乱。松冈计划的“满洲五铁道”也修不成了，这才回日本，当了政友会的议员，成天在议会里鼓吹“满蒙生命线”。 这次松冈要把“日美谅解案”给搅黄的原因并不在松冈有多么反美，而是出于两点莫名其妙的考虑： 1．对美交涉居然不是他主宰。 2．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以后，美国也不一定就会报复，说不定谈判的条件还会更好。 所以一直有人怀疑当时松冈洋佑和大川周明一样已经得了脑梅毒，因为他已经不能正常思维了。

（五十一）

“日美谅解案”被松冈洋佑搅黄，6月11日芳泽谦吉的荷属东印度工作也告最后失败。 这天，陆海军联合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叫《关于促进南方施案的提案》。从现在起，要干正事了，不去搞唧唧歪歪的外交了，皇军要用自己的双手弄出石油来。 一般有种看法,坏事全是日本陆军干的，海军干的坏事不多。叫做“陆军坏，海军好”。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到现在为止，日本海军确实几乎没有参加战争，但是从现在开始就不是这样了。海军已经不是米内光政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海军次官，井上晴美军务局长那“三驾马车”了，而是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军务局长，冈敬纯军令部总长这“三驾马车”了。

老冰在这里主要是讲的是日本陆军，但是谈到对美开战则无法略去海军，因为他们是主要因素。

就在这时候，冈敬纯弄了一个“海军国防政策委员会”出来，成员是陆军省，军令部的课长以上干部。这个委员会分为四个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负责战争指导方针的是第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军令部第一课课长富冈定俊，军务局第二课课长石川信吾和军令部作战部高级部员大野竹二这四个大佐所组成。

就是这个“第一委员会”进行了对美开战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信性的论证。其中特别是石川信吾大佐，他和陆军的佐藤贤了一样都是最右翼的政治军人。从1941年3月佐藤当上陆军省军务课长以后，这两人走得特别勤。一唱一和，吭瀣一气，结果是海军也和陆军一样地走上了不归路。 战后佐藤是甲级战犯，而石川却什么事没有。 从1941年初开始，石川写了一篇《现在形势下帝国海军应采取的态度》，于6月5日提交海军省和军令部首脑。这篇文章是让海军最后下定决心的关键。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日军参谋们昏作中的典型作品，不知己不知彼，自吹自擂，自说自话。现在看起来就像笑话一样，可当时就能迷惑人。 为什么？首先是文中的一大堆图表和数据。一般人只要看到堆了一大堆图表数据的东西，首先就是倾向于相信，你不相信怎么办？要不然你一个一个去对，没人有那闲工夫，加上又不是那方面的专家，你只能听他的。

都是些什么数字呢？大米，燃料，重要战略物资和运送能力。你要是认真地查证一下那些数据，就知道全是扯淡的梦话。比如石川大佐说听了他的话去打兰印，到第三年不但不会缺油，还能有富裕油出来，没准能倒个小买卖。 实际上后来在1942年2月，陆军真的出动了空降兵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的瓦伦班油田。但是就仅仅在当年能把油运回来，后来由于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丧失，到了1945年时是一滴也

没有运回来过，日本运输能力的损失率是100%，而石川论文里估计的运输能力损失率只是10%。 可是人家石川大佐认为问题不在这儿，他认为：“全面的综合把握是困难的，物资的动态推移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使其预测变得极为困难”，所以，“用数字表达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国力实际判断来作为决定和战的唯一条件是极为危险的”。嘿嘿，你不要老是说国力国力的，那玩意儿说不清楚，所以从此以后就不准说！谁说谁是“失败主义者”。

接下来就是对局势的分析，都已经到了1941年了，头年九月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海狮行动计划”，可是这些希特勒的东洋教子们还在狂信德军肯定会在英国本土登陆，用石川的原话就是“德国对英登陆作战肯定成功”，所以英国不足惧。至于美国呢？既然德国能把英国打下去，那么美国的选择也就只有二中选一：和德国言和，保持中立；或者是和德国翻脸，去救本家大叔英国。不管怎么说，反正美国不会卷入南太平洋事务。

所以，结论是：“帝国海军在当今重大时局之际，决不能动摇帝国诸施策，更应采取强硬对策，表明我们的战争（含对美战争）决心”。 所以当时任海军航空本部长的前海军军务局长井上晴美看到这个报告以后说：“第一委员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话没错，到现在只要是研究太平洋战争的人都认为海军第一委员会罪该万死。 海军同意了第一委员会的这个报告以后不到一个星期，6月11日陆军也提出了一个“有关南方施策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1．为了东亚安定防卫，迅速建立与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结合关系。

2．进行为了军事进驻的外交交涉，在外交交涉不成的情况下武力进驻。 3．如果英美荷有妨碍行为，则不辞“赌”一场和英美的战争。 应该说，陆军这时比海军第一委员会还是要清醒一些，用了这个“赌”字。陆军在中国大陆的战争泥潭里得到的经验似乎还有点用，而海军第一委员会却好像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光景了。 6月24日，大本营决定了《伴随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个要纲。陆军随即在海南岛的三亚编成了以近卫师团和混成第21旅团为主力的第25军，司令官为饭田祥二郎中将。 7月21日，法国维希政府同意了日本方面的要求。7月28日第25军的先头部队，接下来7月29日第25军主力在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登陆。

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 可是美国人的反应，出乎日本人的想象。

（五十二）

7月2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尔斯就对日本驻美公使若松发出了警告：“有情报表明日本要占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美日谈判的基础就会全部丧失，无法继续”。 23日，威尔斯又对前往拜访的野村大使说：“美国只能把日本的行动看作是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征服政策的实际证据”。 24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斯塔克上将的斡旋下，罗斯福总统接见了野村大使。罗斯福对野村说：“众所周知，美国舆论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的呼声很高。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主张继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有助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但是这次日军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行为颠覆了我的论据，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明确暗示了石油禁运的可能性。

但是，日本人没有听进去。 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接着英国，加拿大，法国，葡萄牙，荷兰也宣布了同样措施。 就在此时，皇军参谋们还没醒过来，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当天日志历史这样记载的：“现在还看不到全面禁运的可能。美国可能已经做了不禁运的判断。但是预计明年年初之后，美国会采取一些行动”————哼哼，明年年初，我们就有石油了，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8月1日，美国政府终于宣布了对日本的全面石油禁运。 对正在做着美梦的皇军参谋们无疑是当头一记闷棍。怎么报复来的这样快，做的这么绝情？

其实十分简单，战后才知道，美国当时已经成功地解开了日本外务省的通讯密码。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等高级官员已经看惯了被称作“MAGIC”的日本外交电报，里面都包括7月2日御前会议的详细内容，所以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目的了解的十分清楚，做出那么迅速有力的反应是再自然不过了。 这一下傻了。7月30日，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晋见天皇。报告天皇说，海军的石油贮存只能用两年，如果开战的话就只能用一年半了，因此不如打出去。 天皇听了也傻了，问永野：“和美国开战，有没有胜算？” 这位海军军令部总长的回答居然是：“有没有胜算很难说，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活路”。 天皇总算弄明白了：“是不是俗话说的.破罐子破摔.？” 这时的首相是那个一直优柔寡断的近卫文麿，但这次倒挺积极，8月4日晚上找来了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宣布了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自己去美国，和罗斯福面谈，寻找打开危机的办法。

海军因为军令总长前几天被天皇挖苦了一下，再加上真要开战那也就是自己的事了，心里也发虚，于是就一致支持近卫访美。 陆军呢？首先反正打头阵的不是自己，再加上陆军毕竟对缺油没有像海军那样有切肤之痛，在首脑会议上是反对声一片。最后东条整理了几个条件交给了近卫总理：

1．谈判的基础必须是松冈洋佑提出的“帝国修正案”。 2．必须和罗斯福总统亲谈，赫尔国务卿什么的就免谈。 3．不管会谈成功不成功，内阁不能辞职。

这三条除了能看成刁难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这时罗斯福总统又在干吗呢？正在大西洋上的英国军舰“威尔士王子号”上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会谈呢。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被称为《大西洋宪章》，阐述了美英两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条基本方针，其中包括不扩大领土，不侵略，民族自决，削减军备和安全保障。 8月17日，罗斯福总统回到华盛顿以后会见了日本驻美大使野村。总统对野村大使是这样说的：“如果日本继续实行对邻国使用武力或是用武力相威胁的政策，美国将采取一切手段来对抗。但是如果日本停止扩张政策，显示真正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愿望的话，我将愉快地和首相阁下交换意见”，并且提议在阿拉斯加进行会谈。 但是赫尔国务卿对这个首脑会谈并不抱指望，或者说根本就反对。因为在他和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事情见的太多了。这次怎么突然会转性了？不就是为了石油吗？ 因此在9月3日罗斯福总统召见野村大使，亲手交给了野村大使一份美国政府备忘录，作为对近卫呼吁的回答。

备忘录里面没有新东西，是去年4月美日会谈时赫尔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 1．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尊重。 2．不干涉内政。 3．机会均等。 4．太平洋地区的现状维持。 但是，解释是新的。

（五十三）

美国政府这次对于第一条的解释是：从中国大陆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对第三条的解释则是：放弃日中之间存在的特殊紧急关系。 也就是说，甭谈什么满洲国了，就连你们成天在嚷嚷的什么满蒙权益，也全给老子吐出来。说实话，老子看你不顺眼从日俄战争那会儿算起已经有40年了。 可能山姆大叔有点大大咧咧的，笔者总觉得那会儿美国是不是没想起来朝鲜半岛和台湾，想起来了没准连朝鲜和台湾也一起要日本吐出来了。 日本呢？9月3日，召开了陆海军联络会议，提出了一个《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其大概内容是： 1．对英美荷的战争准备，以10月下旬开始为目标而准备。

2．对英美尽一切外交手段使其承认日本的要求。 3．如到十月上旬外交交涉尚不见成果，则立即开战。 9月5日，近卫首相向天皇报告以上内容后，天皇立即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总长永野修身，这次的召见内容是经常被日本历史学家引用的。 天皇：一旦日美开战，陆军需要多少时间？

杉山：只是南洋方面的话，有三个月就能够打扫干净了。 天皇：杉山在支那事变开始的时候是陆军大臣吧？当时你说有一个月就能收拾干净了，到现在过了四年，不是还没有办法收拾干净吗？ 杉山：支那纵深太广，所以没有办法按原定计划完成。 天皇：一开始不就知道支那的纵深很广吗？如果说纵深很广就需要四年的话，太平洋的纵深不是更广吗？根据什么说三个月能解决问题？请说明一下。

杉山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候永野出来解围了：“现在的情况是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的问题，不动手术肯定衰弱而死，动手术的话则可能还有救，军部还是希望外交努力能取得效果的。” 这最后一句“军部还是希望外交努力能够取得效果”倒也不完全是谎言。因为军部本身就开战没有统一的意见。 海军的军令部是主张死中求活，开战越快越好，但海军省则主张避战。当然军令部里也有像军令次长伊藤整一少将那样的慎重派，而海军省也有像石川信吾大佐那样的主战派。但总地说起来海军还是倾向避战的。 而陆军的大部分是主战讨美的。还有常识的人也有，但没有影响力，或者是被剥夺了影响力。像前面说到的派到美国去给野村大使当副官的原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8月15日从美国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到处游说，说打不得，开打准输。这一下就激起了众怒，8月25日就被东条英机给下放到印度支那的刚刚编成的25军去了。什么，你说不能打，就让你个狗娘养的去打去。

但是，陆军上层真正的想法倒并不是主战，甚至对从印支和大陆撤军也不是一定就不能接受。理由很简单，7.7事变以来打了四年了，这条黑暗隧道似乎走不到头，欧洲战场上的纳粹

德军也看不见当初那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辉煌战果了，到底会发生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说在陆军上层，不如说是在希望从大陆撤军，只要能保住“满洲国”就行了。像东条英机本人就两次表明了可以商量撤军。

但是为什么又谈不成呢？主要是想不出办法怎么说服那些疯狂的佐级军官。 这是不是在为甲级战犯们开脱？不是，你只要看看扯皮扯到10月14日的时候，东条英机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次官和武藤章军务局长联名的“再次确认海军的真实意图”这件事就知道了。他们是想让海军出面反对，这样就可以用“对美战争的主力是海军，现在海军反对开战，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坐下来和美国人谈判”的理由来说服那些一心想打仗的佐级参谋们。

海军又不是傻子，怎么会不知道陆军的意思呢？但是海军不想担这个责任，不想被陆军利用，不想被人骂做“胆小鬼”。也不想直说开战，因为败战的前景谁都看得见，海军说了开战，那败战的责任就得海军负了。 所以海军也不知道如何回答陆军的问题。 回答不了就装傻。海军的回答是：“让首相决定吧”。把这皮球又踢回给了总理大臣近卫文麿。 按说前几天还神气活现地说要亲自去见罗斯福总统谈判，寻找和平的近卫文麿这下该下决心了吧。上次和罗斯福的顶峰会谈由于陆军的阻扰而没有实现，但是现在陆军和海军同时闭上了嘴，你说什么别人都听了。现在的时间还不算晚，和美国的谈判还来得及。 近卫文麿选择了什么呢？

（五十四）

近卫文麿的选择是：撂挑子不干！近卫文麿也不傻，让他作决断，那只是现在这一刹那，什么时候军部改主意谁也说不准，就东条英机本人，就这半年单在这撤军问题上少说来回轱辘了两回，还不如早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10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下任的总理大臣人选又成了问题，本来说好是由昭和天皇的姨夫东久邇宫稔彦王大将（陆大26期）组阁的。但天皇觉得还在闹是不是要开战，这时候得找一个能控制得住陆军的人来组阁。“能控制的住陆军的人”这时候就只有东条英机中将了（东条英机晋升大将还是在任首相之后，这时还只是中将）。于是就由东条英机来组阁了。

那位东久邇宫稔彦王大将呢，败战后的第一任看守内阁是他组的，所以也算当过总理大臣。 1941年10月18日，东条内阁成立。东条一人就兼了总理大臣，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后来从1943年10月8日起再兼商工大臣，还是嫌官职不多，从1943年11月1日起又新设了个军需大臣的位子来兼一下，这里面还没包括从1942年9月1日到9月17日兼了半个月外务大臣和1943年4月20日到23日这三天里兼的文部大臣。 反正一句话，那届内阁就他一个人给包了。不但这样，到了1944年2月21日起，他干脆把参谋总长这一属军令系统，按当时日本法律与政府无关的职位也给兼了起来。 所以，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教授在评论东京审判的时候说过，审判东条英机没有必要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就按日本国内的当时现行法律判下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刑法》《陆军刑法》《战时刑事特别法》《陆军惩罚令》等等，按哪一条法律判下来的结果全一样。 皇军的参谋们有几个特点，一是心眼小，再有就是喜欢用唯唯诺诺的人。这两点在东条英机身上表现的特别突出。 东条英机不太聪明，所以特别讨厌聪明人。石原莞尔称他为“东条上等兵”，被他记恨在心，赶出了现役。东京审判时检察官向石原取证时问他：“在关东军时代是不是和东条英机有过意

见对立？”，石原的回答是：“东条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一般说来，日本人比较拘谨，也就是比较注意小事，而到了东条这里，也是登峰造极了。那时候物资缺乏，东条提出了个口号叫做“奢侈是大敌”，那意思就是不能吃好的穿好的，有钱给前线去花去，否则就是“非国民”，这“非国民”的意思和咱们这里“汉奸”的意思差不多。 东条呢，经常半夜里跑居民区去检查垃圾箱，看看有没有肉皮鱼骨头什么的，有没有人在奢侈，有没有“非国民”。 这也是内阁总理，陆军大将？ 东条当过关东军宪兵司令，对那些血腥的恐怖特务行为特别熟悉，这是和其他大多数参谋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东条时代“特高”（特别高等警察）和宪兵猖獗一时。 东条对反对自己的人或者认为在反对自己的人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赶到前线去送死。在他全面掌权以后更是特别要赶到南方前线去。上面说过的岩畔豪雄大佐因为说了一句实话就给赶到25军去了。前面提到过的中野正刚因为反对他就被逼自杀。

东条时代有个邪门口号：“用竹枪也能打败英美鬼畜”。当时有个记者叫做新名丈夫的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打败英美鬼畜可不能用竹枪，要“用飞机，用海军飞机”。这一下算摸了东条的老虎屁股，东条立即下令把这位当时已经37岁的新名记者征召为二等兵，要送到硫磺岛去。 但是这位新名记者也不是一般记者，他当过海军记者俱乐部的主任，所以海军出面说话了。当时征兵还没有征到大正年间出生的，海军就问了：“大正年间就征召这一人是怎么一回事？” 行，东条就马上再追加征召250名大正年间出生的发配到硫磺岛的丸龟联队去。新名本人由于当过陆军的随军记者加上海军在罩着他，过了三个月就解除了征召，可是那250名老人就玉碎在硫磺岛了。70年代初在中国放映过一部内参片叫做《动荡的昭和史，军阀》，那

部电影里面对这件事说的很详细。 中野正刚不是被逼得自杀了吗？就这样东条还是不解恨，迁怒于释放中野正刚的检察官，把43岁的中村登音检察官也征召到前线去了。 陆军中将前田利为侯爵（陆大23期军刀组），当时任文莱守备司令官。由于素来和东条不和，搭乘飞机被美军击落身亡。东条居然能够不算其战死，只算其“战伤病死”。为什么？你不是贵族吗？你不是有钱吗？老爷就扣你的年金，让你的家人去喝西北风去。 这就是东条的德行。那东条的心腹又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像前面说过的佐藤贤了之类的。人们把东条英机的心腹称为“三奸四愚”，“三奸”是指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中将，北支那宪兵司令加藤泊治郎中将，东京宪兵队长四方谅二少将；“四愚”是指甲级战犯木村兵太郎大将（陆大28期），佐藤贤了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真田镶一郎少将（陆大39期），陆军省军务科科长赤松真雄大佐（陆大46期军刀组）。

还有呢，还有就是7.7事变的主犯，后来在英帕尔战役中修出一条皇军士兵白骨街道的牟田口廉也中将。还有那位和佐藤贤了一起干“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的陆军省次官富永恭次中将。 这位富永恭次中将可得多讲几句。这位在东条英机下台以后被新上任的陆军大臣杉山元一脚踢到第四航空军去当司令官。杉山元在发配了他以后长出一口气：“那个能说会道的家伙总算不在眼前了”。 第四航空军在菲律宾。自杀式的“特攻”是海军发明的，而把“特攻”引进到陆军的却是他。菲律宾失败时，这位把人家都骗去“特攻”去了，自己却揣了一张“胃溃疡”的医生证明，在护航机的护卫下临阵脱逃，到台湾去了。 这一下群情激愤，军部就给了富永恭次个转入预备役的处分。后来一想不对，这小子怕死临阵脱逃，给他个转入预备役不更死不了了？不行，还得让他上战场，就又让他去满洲当了

139师团长，后来被苏联红军抓到西伯利亚去关了11年。 富永恭次的绰号是“东条英机的裤腰带”。

再有嘛就是前面提过的田中隆吉那号人物。 “物以类聚”，周围都是些这号的东条能干出什么就已经是注定的了。

（五十五）

东条当了首相了。到底是战还是和呢？ 平心而论，也不见得东条英机一定不是避战派，他也有过几次支持和美国谈判的举动。甚至在这次组阁请东乡茂德（后来也是甲级战犯）出任外相，而东乡因陆军不会同意从中国大陆撤军，外交没有任何意义而拒绝受任时，东条说：“日美外交上的所有问题，包括支那驻兵问题都应该再研究，陆军会在合理的基础上予以合作”。也没有彻底关上和谈的大门。

但是东条英机在陆军内是以强硬派的面目出现的，如果不表现强硬的话，日本陆军没有支持他的必要。这已经给他画好了框框了。 从东条组阁后的10月23日开始到11月3日这10天内，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连日召开，通过了甲乙两个方案。大致意思是同意立即撤出印度支那，通商门户开放，除华北，内蒙，海南驻兵25年外，日军两年内撤出中国。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美国这两个方案都不同意怎么办？ 想了三个对策： 1．卧薪尝胆，即使外交交涉失败也避免战争。 2．立即开战。 3．进行新的一轮外交努力。

到十月末为止，海军除了军令总长永野修身之外，基本上还都是避战派。但是进了11月以后，在前任军令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和石川大佐的说服下，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改变了立场，成了主战派。这样海军的军政，军令两个系统的主官全部占到了主战一边。海军变节了。 11月20日，由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命全权大使来栖三郎将日本政府的甲乙两方案交给了赫尔国务卿，但是26日清晨，美国海军在台湾沿海发现了正在南下的日本舰队，所以当天美国总统罗斯福通告日本政府拒绝甲乙两个方案。并于11月27日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史称HULL NOTE（正式名称是“Outline of proposed Basis for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的十点方案，其内容是：

1．缔结英美中苏日荷泰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 2．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 3．日本从中国及印度支那（包括满洲）的撤军。 4．日美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和否认汪精卫政权。 5．日美共同放弃海外租界和有关权益。

6．开始协商缔结新一轮通商条约。 7．美国解除冻结日本海外资产。 8．安定日元对美元的汇率。 9．废弃与第三国签定的违反太平洋地区和平之协定。 10．两国共同推进本协定内容。

这其实是9月3日罗斯福总统面交野村大使备忘录的内容的再次细化而已。在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看来，都已经三个月了，该拿的主意应该拿了。还有什么好吞吞吐吐的呢？ 确实是该拿的主意已经拿好了，早在11月1日那次长达16个小时，一直开到第二天凌

晨的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上，永野修身海军军令总长就已经断言原来想好的美国万一拒绝日本提出的所有两个方案以后的三个对策中的第一个卧薪尝胆的对策是“最下策”：“美国的战备在每天加强，而日本在慢性贫穷（海军每小时要用400吨油料），现在并不是在讨论和美国开展的时机，错过了今天的时机，开战就取决于美国人了，再也回不倒日本手里”。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说得更为具体：“开战以12月初最为合适，只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不可能打开外交僵局。如果一定要进行外交交涉，那应该作为掩盖开战企图的手段。” 陆海两军的幕僚总长持的就是这种态度了。开战不开战的与“赫尔文书”的条件是不是苛刻了点和开战部开战没有关系。没有“赫尔文书”，日本也会和美国开战，这就叫历史的宿命。 战后有人问当时的大本营参谋：“当时希特勒在莫斯科郊外已经停止了攻势，军部就没有人想过欧洲的形势已经在逆转了吗？” 这位参谋的回答是：“知道，但所有人都认为那只不过是暂时休整，希特勒马上就会重新进攻的。” “如果知道希特勒已经无力进攻了，大本营还会向美国开战吗？”

“世界上没有那样的傻瓜”。 这位大本营参谋，就是被誉为昭和参谋的代表之一的濑岛龙三少佐。 所以11月27日罗斯福总统对野村吉三郎大使和来栖三郎特使说的话全被日本人当作耳边风。罗斯福总统是这样说的：“毫无疑问，追随希特勒主义进行侵略扩张的日本最终必然失败”。 1941年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全体一致决定的对美开战得到了天皇的许可。 开战的日期，是12月8日。

（五十六）

1941年11月26日（此时“赫尔文书”还没有送交日本），日本海军机动部队从现在在俄罗斯人手里的北海道择捉岛出发，向南太平洋移动。 12月1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了在开战前30分钟向美国递交宣战布告。 12月2日，向太平洋上的机动部队发出了“ニイタカヤマノボレ一二〇八”（1208攀登新高山）的开战命令。意思是12月8日开战。 这条开战命令太有讽刺意义了。这个“新高山”是指台湾的玉山，海拔3952米，是台湾最高的山峰。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大清手里割得台湾后，将玉山改名为“新高山”，那意思是“帝国新的最高山”。原来日本最高的富士山的高度是海拔3776米。 冥冥之中，是不是有天意？

日本帝国跻身列强，是从赢得甲午战争，领有台湾朝鲜开始的。现在用“新高山”做暗语来开始日本帝国的新一轮狂赌，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得把台湾吐出来了？ 或者是制定暗号的人的潜意识中已经认识到了“新高山”即将成为历史名词，现在再不用，就没有机会了？ 12月8日凌晨3点15分（夏威夷时间7日上午8点15分），机动部队的350架舰载机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进行了奇袭，在付出29架飞机被击落，74架被击伤，战死55人的代价后，击沉击毁美军战列舰8艘，驱逐舰两艘的战果。 这是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日本海军胜利了。 但是日本海军取得的只是战术上的胜利，在政治上，道义上及战略上应该说是失败了。

从政治上来说，和美国开展本身就是愚蠢透顶的行为。更不用说在道义上已经失了一招。12月1日的御前会议有关开战前30分钟宣战的决定，由于日本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失误，宣战书真正递交给美国政府的时间是开战后两小时！

从战略上来说，奇袭行动仅仅对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形成了打击，而对港湾设施和燃料供应设施则没有形成打击，留给了美军迅速修好受损的战舰的活动空间，更加不要说恰好不在港内的航空母舰丝毫未损了。 12月8日，陆军在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的指挥下也开始了“马来作战”，目标是号称“东方的直布罗陀”，世界四大要塞之一的新加坡。山下奉文麾下有三个师团，近卫师团（师团长西村琢磨）第五师团（师团长松井太久郎）和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也）。25军的作战参谋是辻政信中佐。 辻政信的作战计划是12月中占领马来半岛中部，1月17日占领吉隆坡，1月27日占领整个马来半岛，1月21日纪元节攻占新加坡。 参谋本部的作战设想是因为整个阵线距离有一千一百公里，需要100天左右时间，所以计划在3月10日陆军纪念日那天攻占新加坡。而辻政信的作战计划比参谋本部的几乎提前了20天。 辻政信是一个表现欲极强的狂人，纪元节是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即位的纪念日，在日本神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战后麦克阿瑟元帅取消了这个倒霉节日，但是1966年的佐藤荣作内阁又以“建国纪念日”的形式复活了这个节日。辻政信就是要用新加坡向这个节日献礼。最后英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是在2月15日向日军投降的。 第25军进攻马来的同时，本间雅晴中将指挥的第14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登陆，美国总督麦克阿瑟1942年3月12 日留下一句酷酷的“I shall return”，逃到澳大利亚去了，手下8

万将士1942年4月做了日军的俘虏。 12月14日，第15军进攻缅甸，23日海军陆战队占领威克岛，25日第23军占领香港。

1942年1月11日第16军在文莱岛登陆；3月8日陆军南海支队，海军陆战队在新几内亚登陆，3月9日第16军占领荷属东印度，4月5日海军机动部队空袭了锡兰岛（现斯里兰卡）。 到此时为止，日本海陆军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中国大陆，印度支那，马来半岛，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部太平洋，一直到新几内亚全部被日本陆海军控制。开战开始5个月间，日军俘虏同盟国25万人，击沉各类舰只105艘，击毁击伤91艘，击落同盟国飞机461架，炸毁1076架，而日军的损失是：战死7000，伤14000，损失飞机562架，舰艇27艘。

顺利不顺利？非常顺利，没法不顺利，说来可怜，从甲午战争开始，皇军打了那么多年仗，唯有这一次是兵精粮足的一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支部队发生日军所特有的挨饿，也没有一次战役发生日军所特有的缺少弹药。大日本皇军这次是把全部家底押上了这一世界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赌局。 到目前为止，皇军们也很幸运。他们面对着的是西方人看守殖民地的嬴兵弱将，二流甚至三流的部队。他们的对手到现在为止除了欺压被他们视为劣等人种的殖民地人民以外，几乎做梦都没有想过在亚洲也会打仗的。 但是这只是皇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反击就要来了。

（五十七）

珍珠港被袭击以后，美国举国上下群情激愤，一个松散的意见不一的国家顿时一致了。罗斯福总统的“REMENBER THE PEARL HARBOR”(记住珍珠港)成为了全美的共同口号。美国，这架可怕的战争机器被日本发动起来了。 1941年12月8日，美国国会以只有一票反对通过了对日本的宣战，罗斯福总统称12月7日为“国耻日”。美国的巨大的经济力量迅速转入战时经济轨道，世界第一的工业生产能力开始为日本生产死亡和毁灭了。 在马来战役中，山下奉文的第15军面对的是帕西瓦尔中将指挥的毫无战意和斗志的澳大利亚旅和印度军。但即使这样日军还是被英军使用炮火的“奢侈性”而感到吃惊，贫穷的日本还不知道炮火是可以这么用的。现在向他们而来的是火力更加强大的美军了。 太平洋战争，和昭和军阀们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战争有着根本不同。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所谓“十五年战争”，是一场不对称战争，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实力，战争能力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基本上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政治上幼稚无知的日本军阀，虽然无法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当然它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有条理的政治目的),但是日军所想达到的军事目的，基本上都能达成。所以当时那些皇军参谋们甚至还有不能一展身手的抱怨。

但是这次的太平洋战争，则是另外一种不对称战争。美军占压倒优势并不仅仅是兵器火力和物资支援，在战略战术上也是美军占据了压倒优势。 而日本呢，那些精英参谋们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战略，作战目的和目标极为不明。为什么要打，打到哪儿为止？都没人知道，也没人去想，在开战初期的一片凯歌之中，海军军令部居然提出要进攻澳洲大陆。 陆军这次倒没有打狗随棍上了，心有余而力不足，陆军分不出兵了。陆军一直是把北方作战，也就是打俄国人放在首位的，打美国是你们海军的事情。在开战以前陆军的想法一直是分兵2，3成，和海军一起在南洋打个一年半载的，回来再接着踅摸怎么打俄国人。这会儿一听

怎么还要去打澳大利亚大陆，这打到哪年哪月是头？不干。 陆军不合作，海军只好求其次了。打不了澳大利亚也要切断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海军就想把军力集中到萨摩亚群岛，斐济一带去。 但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可不这么看，和美国开战，本来就是刀头舔血，过了今天不知明天的事，做那么多长期打算干嘛。所以山本提出攻占中途岛，进攻夏威夷，以绝美国战意；或者诱出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决战，天照大神肯帮忙，日本海军能击沉了这几艘航母的话，谈判也有了本钱。山本这个人的性格是有点桀骜不驯的，扬言如果军令部不同意他的方案，他就要惯乌纱帽。

军令部一开始是不同意山本五十六的作战方案的。在军令部看来山本五十六根本就是失败主义者，想的所有方案都是赌徒方案。有那么严重吗？到现在为止不是挺顺利的吗？牛皮轰轰的美国海军，大概也就只是那一回事而已吧。 但马上事情就不一样了，1942年4月18日，从1200公里外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起飞的16架B-25轰炸机长途奔袭单程轰炸日本本土后飞往中国大陆降落。 轰炸的物理破坏效果其实很小，但是对“皇国”，“皇军”和“皇民”们心理上的打击可是太大了。军令部慌慌张张赶快承认山本长官的作战方案，想占领中途岛，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力量。 1942年6月5日到7日联合舰队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的中途岛进行了一场决战 但是结果是联合舰队大败，损失了航空母舰“赤城”、“加贺”、“飞龙”、“苍龙”4艘，重型巡洋舰“三偎”，舰载机285架，包括108名熟练飞行员在内的3507海军官兵。而美军只损失了航空母舰“约克顿”号和一艘驱逐舰。 失败的原因是很典型的，从一开始美军就已经破译了日军的JN-25型密码，而且准确地定位了在日军电文中频繁出现的“AF”就是指的中途岛，美军统帅尼米兹是在严阵以待。他的

作战目标非常简单：捕捉联合舰队，给与打击。而联合舰队则身负两重任务：占领中途岛然后打击太平洋舰队。

也不知是谁卜出来的卦，太平洋舰队就非的等到日军攻下来了中途岛以后才来，而日军的指挥官们也就僵硬地相信这句话。又没有雷达，等侦察机目视发现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编队时全军上下陷入了混乱。 而日军指挥官的僵硬尤其表现在第一机动部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中将此时还会拒绝第二天战死的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少将的建议，一定坚持对舰攻击只能用对舰炸弹。而山口是主张管他什么弹，能够击中敌舰他就动不了了。这就损失了最宝贵的时间，而且弹药库一片混乱，炸弹乱得到处都是，在美军的一次攻击下就全舰沉没。

日军的僵硬还体现在对美军战斗力的估计上。日本人当时对美国人的理解仅仅是好莱坞电影和冰淇淋，是个一团散沙，个人主张的国家。海军比陆军稍微好一点，但也就仅仅是停留在工业能力上，并没有估计到美国人也会拼命。航空母舰“约克顿”号在5月7日的珊瑚海海战中严重受创，日军估计肯定要送回本土西海岸去修上几个月，压根就没想到“约克顿”号仅仅在夏威夷的干船坞中花了72小时贴补了一下，装上修理工人，一边走一边修又赶到中途岛来了。虽然最后沉入海底，但是如果没有了这艘让日本人到今天还想起来做恶梦的“第三艘航母”的话，战斗的结果很可能会倒过来。

其实早在战斗以前日本海军进行的海图演习时，“赤城”号被击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这时海军参谋们不但不去想办法补救，反而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把美军的能力估计得太高了，居然把演习结果推倒重来！ 联合舰队在中途岛的失败，是太平洋战争的分水岭。

（五十八）

开战前，山本大将对开展前景的估计是一年内日本海军能够占据上风，以后就是美国人的天下了。但是中途岛的结果比山本的预想的早，才半年联合舰队就损兵折将，最精良的航母，最熟练的飞行员，最优秀的指挥官们全没了。

这样短期作战，早期媾和的梦想破灭了。皇军们进入了石原莞尔警告过的“持久战”的困境。这时海军征求过石原教授（石原当时在立命馆大学教授《国防学》）的意见，石原是这样回答的： “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了，我军的作战已经超越了攻击停止点了。有一条原则是战斗力和从根据地到战场的距离的二乘成反比，进行持久战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确定攻击停止点。但是从支那事变到这次战争，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点。东条打的这场战争完全是在胡闹，世界上怎么会有往肯定会失败的战场上派兵的傻瓜?” 那么怎么办呢？石原是这么建议的： “现代战争在没有制空权的地方不可能得到制海权，制空权既然已经落到对方之手，我军就应该立即从瓜达卡纳尔岛撤退，陆军也应该立即放弃所罗门群岛，裨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这样我军可以确保补给线，西面从缅甸边境开始，中部放弃菲律宾，坚固以新加坡，苏门答腊为中心的资源地带，并且把本土周围的塞班岛，特尼安岛和关岛建成难攻不落的要塞”。

在现在看来，石原指出的失败原因有正确的地方，但是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只是在往坏死了的肢体上抹烂膏药而已：能够苟延残喘一时，但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 就这个方案，也没有人理会。 陆军方面很简单，东条英机不会采纳一个曾经称他为“东条上等兵”的人的意见。海军呢？就更加奇怪了。海军最怕的是陆军没事又去琢磨打俄国人，所以死活不肯从太平洋收缩，还要拽着陆军一起干。

倒不是海军和俄国人亲，不忍心看陆军去打俄国人，而是海军在打小算盘。陆军一打俄国人，这军费可就全被陆军吃没了，海军打到现在欠下来的饥荒就没法子还了。 所以，从1942年8月7日到1943年2月8日，几乎和欧洲的难兄难弟希特勒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同时，陆海军的参谋们来了一场瓜达卡纳尔战役。 瓜达卡纳尔岛，是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的一个无人岛。因为这一仗而有名，有了什么名？日本皇军们叫他“饿岛”。为什么有了这么个名字呢？日军在这个岛上死亡人数超过两万人（上岛31404人，最后撤退10652人，在此之前撤出740人），其中真正战死的只有5000人左右，其余15000人是饿死或者伤病死（也还是因饿而起）的。

中途岛海战之前，打的都是一些殖民地的看守部队，打的顺利也看不出多少是由于那些陆大毕业的精英参谋的指挥有方。从所罗门战役以后，美军是在真的反攻了，这一下那些精英参谋们狂妄，无知而又无能的底牌就全被揭出来了，流传下来的，是一个又一个近似于笑话样的战例，付出的代价是一百七十万日军的性命。 据1976年日本厚生省的统计，二战中日本的死亡人数约为500万人，其中战死350万人，海外战死240万人。其中在中国大陆战死465,700人，中国东北即所谓满洲245,400人，朝鲜半岛53,500人。其余都是在从夏威夷岛到台湾这一片太平洋地区被同盟军消灭的。而瓜达卡纳尔岛对皇军们来说，是地狱的开始。 当时日本陆军从东条英机以下，莫名其妙地信奉一种不知是谁创造出来的理论，说是美军的反攻要等到1943年8月以后才能开始。不知道根据在哪儿，反正皇军参谋们是志壮深信不疑。 可是1942年8月7日，参谋本部作战部参谋井本熊男少佐（陆大46期）得到军令部作战参谋通报，说美军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了，海军建造中的机场没了。井本赶紧向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报告，可是当时作战课的参谋们都不知道这个“瓜达卡纳尔岛”在什么地方，有

什么用，只好再向海军打听。 海军就说了这地方可重要了，占领了这个岛就能把美国和澳大利亚隔开来，咱们就高枕无忧了，上岛的美国鬼畜不多，就2000。 于是作战课就命令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儿的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陆大33期）去解决问题，并且给出了具体指示：“用一木支队和海军陆战队，一定要把机场夺回来”。从参谋总长杉山元到百武晴吉，谁都没有认为这道命令有什么问题。 这个一木清直大佐的一木支队，中国人可不陌生。就是挑起7.7卢沟桥事变的那支部队，这次本来是去参加中途岛登陆的，结果被美军给打的丢盔弃甲，登不了陆，就在关岛闲着在，所以参谋本部想起来给他们找点活干。 一木大佐把手下的2400人分成两个梯队，带着第一梯队总共916人，两门三八式炮，八挺重机枪于20日晚上登了岛。

登陆后，留了116人看守滩头阵地，其余800人糊里糊涂就朝机场去了，第二天早上一点人数，就剩了23个。包括支队长一木清直大佐在内的777人去见了天照大神。 这个“777”老让老冰觉得是不是冥冥之中有报应。 而参谋本部一直到25日才知道一木的第一支队全部报销了。

（五十九）

于是参谋本部又派川口清健少将（陆大34期）带第35旅团司令部和第124联队共4000人组成川口支队和一木支队的残余再次于9月初登岛，人上去了，重武器可基本没上去，上去了的重武器在热带丛林也动不了。 这次的川口比上次的一木运气好一点，没被全歼。就部队全部打散了，大家各自为战。川口向大本营求救，说美军有5000人（其实当时已经有18000人了）。打不过，得想法子增

援。 再派，这次派个狠角，丸山正男中将（陆大31期）指挥的第二师团去。 为什么说这回是个狠角呢，只要看看他的部队编号就知道资格够老：第二。历任师团长中有乃木希典，东久邇宫稔彦王，梅津美治郎和冈村宁次；参加过甲午，日清战争，在来南洋之前参加过9.18事变，7.7事变，察哈尔作战，台儿庄战役。 登陆还是成功了。但和川口支队一样，由于缺乏登陆支援工具，重炮和坦克上不去，只上去了小口径火炮和几辆装甲车。上去了以后，没有工程机械，没有地图，又给打散了。 上去了几门小口径火炮和装甲车，但是炮弹上不去。再看美军这边，老冰看过几张拍摄于1980年代的照片，瓜达卡纳尔岛上，美军没用完的炮弹还是堆积如山。 随丸山师团登陆的还有一位名人：大本营参谋辻政信中佐。

他来干吗来了？来指挥被打残了的川口支队和一木支队残部。没多久就和川口少将吵起来了。这边是大本营参谋，大本营护犊子，把川口少将给撤了职。结果这件事一直吵到战后，大家互相写书，说是对方胡闹。谁要是看辻政信的书，里面有一位“K少将”的，那就是在指川口清健少将。 这边第二师团又给打残了，大本营在11月初又往岛上增援了由佐野忠义中将（陆大34期）指挥的第38师团。海军的护送舰队和美军舰队打了一场“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以后总算把第38师团所剩下的2000人送上了瓜达卡纳尔岛，可是没有重武器，就只有随身带的四天口粮。 从此岛上日军和岛外就被美军隔离开来了。来的补给运输船全部被美军炸到海底，就只有高速驱逐舰乘着夜晚偷偷摸摸地给岛上捎点口粮。美军管这种驱逐舰叫“东京特快”，而日本人则干脆称之为“耗子”。 就这样的驱逐舰也被美国人打沉了十几艘，而日本当时每年能造的驱逐舰也就十几艘。所

以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岛上弹尽粮绝了。 当时岛上的日军士兵们当中有一个衡量活命的指标，据说非常准确： 站得起来的人：还能活30天。

坐得起来的人：还能活三星期。 躺着站不起来的人：还能活一星期。 躺着就尿尿了的人：还能活三天。 说不出话来的人：还能活两天。 眼睛都不眨了的人：还能活到明天。

也不能说参谋本部就完全不管了，当初支持作战计划的急先锋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为了征收运送的船也确实在到处奔走。但是政府不能再让陆军征船了，而且要陆军把征收的船舶吐出来，因为再征下去国内生产生活就要完蛋了。于是一次为了征船和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打了起来。打完了架田中去找东条英机评理，东条也没辙，没啃声。气得田中新一少将大骂东条英机上将：“八格野郎”。

第二天（1942年12月7日）田中新一就被赶到南方总军去了。 总算到了1942年12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定下来了从瓜达卡纳尔岛撤退，但是真正的撤退行动是1943年2月1日开始的。 这就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次陆军作战行动。对美军来说，瓜达卡纳尔岛确实非常重要，可是对于日军呢？离大后方的日本本土有6000公里离，最近的陆上航空基地的拉包儿也有1000公里的瓜达卡纳尔岛真的那么重要？由于中途岛战役的失利，海军的航空力量是几乎已经完蛋了，而陆上基地的飞机由于路途太远，在瓜达卡纳尔岛上的滞空时间只有15分钟！

大本营参谋本部的作战参谋们的想法是很可笑的：切断美澳。难道美澳被切断了，澳大利亚就举手投降，而美国就不再反攻了？

一般认为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的失败是由于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丧失，火力（美军的火力是日军的50倍）和后勤兵站力量的巨大差异。其实在参谋本部的具体作战指挥上也是破绽百出。一直到现在瓜达卡纳尔岛还是经常被人拿来说事。前几年日本银行的坏账太多，频临破产，政府几次出动税金救济。有人就说了，这不又是瓜达卡纳尔岛战役的重演吗？分兵逐次投入，结果被围而歼之。大藏省是不是没听说过太平洋战争？为什么救济款项不能一次充足到位？

至于参谋本部到底是怎样指挥战争的，以后再详细解说。 田中新一怒骂东条英机，也有人认为是故意的。田中是作战的主要策划人，知道这场战役，不，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想早下贼船，金盆洗手。因此有意激怒东条，好离开军部中枢，以免战败以后被追究。 是真是假没人知道，只知道战后田中新一确实没有被追究为战犯。而傻乎乎跟着东条英机一条道走到黑的佐藤贤了是甲级战犯。

（六十）

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以及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惨败（不是“悲惨的”失败，而是“凄惨的”失败），并没有使大本营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参谋们清醒。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叫做“转进”的名词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无能。到后来这个“转进”就被频繁使用，而皇军就一直从新几内亚“转进”到关岛塞班岛，再经马来半岛，菲律宾一直“转进”到冲绳，最后差一点还“转进”到在日本本土登陆。

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那些以往皇军打的仗一样，瓜达卡纳尔岛上还是饿死，病死的比战死的多。这已经是一条规律了。可以一直追溯到日本陆军的建军时代去。 梅克尔少校可以说是日本陆军的启蒙总教头，他对他的学生们有一个极为恰当的评语：“很容易充满妄想”。梅克尔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参谋旅行（就是带着陆大的学生和实战部队的参谋们到现地去进行演习并讲评）时，100多号人在参谋方案中都提出了要把当时手中的36门炮布置到阵地上去以加强火力。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那36门炮在山这边，而当地人烟稀少，征不到民夫的。大炮怎么翻山？用士兵来搬炮的话，没等你把炮搬过去可能就已经没敌人歼灭了。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日本陆军轻视情报，轻视兵站的特点。 过去日本军队里有这么一句话：“辎重如果能算兵，蜻蜓也能算老鹰”。也就是说后勤兵不是兵，兵站参谋不是参谋。 瓜达卡纳尔岛总算把皇军们给打醒了一点。开战以前，如果有人提起后勤问题，参谋本部永远是一条既定方针“现地调达”。不论这个方针如何糊涂，比如南方地区除了热带雨林就是大洋孤岛，荒无人烟。你就是抢劫，也没有抢劫对象对不对？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强盗出身，抢惯了，遇到问题就本能地反应，也算是人之常情对不对？想得通。

而开战初期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的得手，让这些皇军参谋们充满了自信，不由得自己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在吓唬自己，这英美鬼畜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怕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总长永野修身就公开表示“美国不足畏惧”，就算他能多生产点可口可乐什么的，但他们的国民绝不会听罗斯福的，那像咱们皇国，全听天皇的。 你看那时候的《帝国资源方针》：“帝国的资源圈，以日本，满洲，支那及西南太平洋为轴心，同时把澳大利亚，印度作为资源补给国”。口气怎么样？够大吧，大半个太平洋已经是他们家的了。

但是就忘了去想想，就算是大半个太平洋是他们家的，军队怎么往前送？东西怎么往回运？梅克尔当年的学生们的后辈也还是一点没有长进。 当时日本全国100吨以上的货运船总吨位是650万吨。企画院（院长就那甲级战犯铃木贞一）算下来是维持国内生活最少要300万吨的运输能力。而陆军开口要的是150万吨，海军要的是200万吨，正好合适。 铃木答应了各给所要求的80%，但有个条件，就是四个月以后你得还回来，要不然国内的生产生活没法维持。这点参谋本部，军令部都没意见，大家都同意了。 且慢，有一个问题，还得回来吗？人家美国海军就让你来去自由？ 据说已经考虑过了。开站第一年损失50万吨，第二年损失70万吨，而日本当时的造船能力是年间45万吨。这样造船厂加加油，好像拼拼凑凑得也能过得去。 这就是海军的石川大佐的算术。其他的人可不是这样算的，有人算出开战的第一年最坏的情况下会损失170万吨运输能力，只剩下130万吨。

真实情况呢？开战以后当年损失5万吨（别忘了开战是12月），1942年88.5万吨，1943年167万吨，1944年369.5万吨，1945年172万吨。 整个一个倍数为2的等比数列，最后一年倒不是出了差错，而是没有可以被美军炸的船了。能炸的全给炸完了。 铃木贞一在战后说：“维持国力的航运能力最少要300万吨。低于这个水平就无法进行战争所需物资的再生产。这个低水平持续4到5个月尚可忍受，长于5个月的话就无法继续战争了。最大的问题是战争进行半年后，当初征用的民用船只不但不能返还，而且还要追加征用，从这点来看，第一年的时候，战争就已经失败了。”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田中新一和佐藤贤了大出打手及田中怒骂东条英机“八格野郎”的由来。 到了这步田地了，赶快想法子收圈子吧。

不，不但不收圈子，还发明了新理论“绝对国防圈”。 这个“绝对国防圈”理论是一个很典型的陆军大学校式的发明，不管客观，不看事实，随心所欲。那个“圈子”是从千岛群岛，萨哈林，经中国大陆到缅甸马来，再从新几内亚到关岛，塞班画了一个圈，说这个圈子保不住，日本就玩完了。 这不就是现在日本攻占了的圈子吗？在日本攻占这个圈子以前，日本就没有“国防”了？陆大毕业生们可不这样想。他们的想法是：要保卫日本，就要占领朝鲜半岛；要保卫朝鲜半岛，就要占领中国东北；要保卫东北，就要占领华北；要保卫华北，就要占领全中国；就要占领南洋；就要占领澳大利亚；就要……。 再典型不过的侵略扩张主义理论了。 可是有那个胃口，有那个能力吗？不要说那么远的“绝对国防圈”，先来看看就在中国大陆旁边的缅甸发生了什么吧？

（六十一）

当然没有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就不会有英帕尔战役。但是牟田口并不是用日军最常见的“下克上”的方法打起来这场战役的，英帕尔作战是参谋本部，南方总军和第十五军在长期研究达成共识以后才进行的。而且指挥官牟田口本人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指挥昏庸，行事有悖常理。但是他并没有过明显的“抗命”行为。所以英帕尔战役的失败，仅仅是反映了从大本营参谋本部，南方总军开始的日本陆军整个作战指挥参谋系统的无能和失败。

所以战后一直到1966年牟田口死去为止，在所有参加过未参加过英帕尔战役，当事者非当事者几乎全体一致认为作战从一开始到最后就只是一个失败的连续的时候，牟田口还是单身一人为英帕尔作战辩护。当然牟田口这人本身已经有点疯狂异常了，但是不也说明其实他觉得非常冤枉：为什么失败的责任要本官一人来负？好吧，本官就干脆不承认失败！

早在1942年5月第15军占领了缅甸以后，南方总军就提出来了成热打铁，进行英帕尔作战，攻占印度的计划，得到了参谋本部的同意和批准。称为“第21 号作战”。但是当时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陆大27期）和任第18师团长的牟田口本人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的。认为太不着边际了，简直是开玩笑。加上当时瓜达卡纳尔岛打的正紧，这这么给搁了下来。

但是到了1943年3月，新成立了一个“缅甸方面军”，牟田口也跟着官升一级，成了15军司令官，这时突然成了已经是废案的“第21号作战”的积极拥护者，要去打印度去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一个原因；英军的游击部队的神出鬼没，皇军得去“扫荡”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陆军大学校里学来的一条“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就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牟田口中将对自己当时反对“第21号作战”那件事是痛心疾首，再化痛心为力量，又成了他那么异常地固执于英帕尔作战的心理原因。 这时候缅甸方面军的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陆大27期）正好是7.7事变时“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的旅团长。对牟田口的发疯也只当没看到，东京的东条英机也正在做着只要把那支叫做“印度国民军”的印度伪军送上印度国土，顿时就会像滚雪球似的膨胀起来，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嗖”的一下就会完蛋的美梦。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东条英机，牟田口似的会把瞎想当真，所以牟田口这个计划也鼓捣了快一年。一开始就有第十五军参谋长小畑英良（陆大31期），缅甸方面军高级参谋片仓衷（还记得9.18满洲事变吗？）和大本营参谋竹田宫少佐（陆大50期）等人反对。小畑是从陆军中很罕见的辎重兵出身的兵站参谋干起来的，在回答补给上有没有信心时很响亮地就回答了一句：“没信心”，结果在1943年5月被听话的久野村桃代少将（陆大37期）更迭了，这一下第15军内事没人敢说话了。

而竹田宫由于是皇族，所以其反对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果8月7日，大本营正式下达“ウ”号作战命令，进行英帕尔作战。 参谋总长杉山元对直皱眉的真田作战部长解释说：“这是寺内的想法，就让他去干吧”。

寺内寿一元帅是南方总军司令官，一般认为寺内能做到这个位子，与其说是他本人出色，不如说是他投胎出色：他老爷子是日俄战争史的陆军大臣，一次大战时的总理大臣寺内正毅。 就这么位二世祖，能拿出什么想法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读大本营的命令是很有趣的。据说为了“不对现场指挥官拘束的太严”，整个命令除了废话没什么内容，真正的重要点再电话或者去人口头联系，结果往往是出了事就大家互相赖，反正到最后谁也没有责任。太平洋战争打了那么多败仗，由于指挥上的失误而丢乌纱帽的几乎没有。 给了第15军三个师团，只要一看那三个师团长的名单已经就知道这仗没法打了。 第15师团长山内正文（陆大36期），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长期担任驻美大使馆武官，和疯疯癫癫的牟田口自然合不来。实际上，第15师团原来驻屯在华中的武汉，为了英帕尔作战被船运到泰国。到了泰国以后就没有了能用的公路，到缅甸的1700公里是用脚花了三个月量出来的，所以一直到1944年2月才赶到。这本来不是第15师团的过失，但牟田口中将公开地把山内少将称作“胆小鬼”。

第33师团长柳田元三（陆大34期军刀组），是情报参谋出身。由于他的经历，对这个英帕尔作战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但小畑参谋长的被免职使他闭上了嘴。但在第15军军部看来，这小子肯定怀二心。 就剩了一个第31师团长佐藤幸德（陆大33期）是和牟田口一路货色，有点疯疯癫癫，这两人能尿到一个壶里去了吧？嘿，还是不行。佐藤当少佐的时候，是皇道派的中坚人物，那时就和统制派的牟田口中佐斗的你死我活，现在那些历史问题还没纠缠清楚呢。

就这样一支大家心怀鬼胎，勾心斗角，互不信任的第15军，开始了被称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愚战恶斗”。 还没有正式开战，第15军的补给参谋又换人了。本来“小畑参谋长事件”以后，大家都闭嘴不说，可是这回是第15师团长山内在找补给参谋确认：“能不能对补给问题负责？”，这位薄井参谋的回答非常简洁明了：“不能”。废话，说了“能”的话到时候山内少将没了补给能把他给枪毙了。这就重换补给参谋。 山内少将呢？也算知道怎么回事了，问也白问，反倒把些可怜的补给参谋的乌纱帽全给问飞了，何苦呢？自祈多福吧。果然到后来因为补给问题第31师团的佐藤少将造了一回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反:率全师抗命。后文再表。

（六十二）

这就要开打了。 开战以前反复出现的问题就是后勤补给。要说牟田口就一点不关心吃饭问题那倒也不是事实。开战前他问南方总军要过150个汽车中队（连），可把南方总军吓坏了，南方总军总共有没有150个汽车中队还是个问题呢，就只给了他26个中队。 其实就是给了牟田口150个汽车中队也没用，那地方根本就没有公路。第15师团不就是走到缅甸去的吗？不但补给运不上去，连本来就没有多少的坦克，装甲车，重炮都全部轻装，两个师团像光屁股似的只带了轻武器和三周左右的粮食就翻过了阿拉贡山。 下面的参谋们倒也没有闲着。看看就知道这实在太扯淡了，这不是去打仗，是去送死。于是就开动脑筋，群策群力，发挥想象力，“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知是谁受英军游击部队使用军驴的启发。说可以利用驴，马，牛，羊，象来运东西，还给这个计划起了个酷酷的名

字叫做“成吉思汗的智慧”。一下子在全缅甸掀起了一个抢劫各种动物的高潮，把全缅甸的活物全征集起来了。

想法倒也没有大错，就是漏了一点：人家英军用的那是军驴，经过严格训练的。一般家养的农畜或者肉畜是没法子当军用的。一开始给每个师团配备了3000匹马，5000头牛，但缅甸的牛走起来慢，用鞭子抽，用刺刀刺甚至用火烧都走不快，一生气了还就干脆躺倒不干了，或者逃之夭夭，别看他走起路来慢，逃跑可快了，反正你追不上。

就这样，刚过了一星期就不得不打消用牛的主意，还得派兵放牛。要不然那些没人管了的牛会把路给堵的结结实实。 至于羊呢，每天只能走三公里，所以没几天也就全走到皇军们的肚子里边去了。 那皇军的后勤给养怎么办？好办，皇军不要那个，用牟田口中将在将补给参谋薄井撤职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操心个屁，遭遇敌军，朝天打三发空枪，保证敌人肯定投降”！ 牛不牛？这比那主张皇军以一当十的辻中佐要牛得多了，难怪一位是已经是中将了，而另一位还只是中佐，气势不一样。 可是实际是怎么回事呢？印缅边界的司令官是蒙巴顿勋爵。早就带领几万雄兵在印缅边界气鼓鼓地要去解放缅甸呢。要不是艾森豪威尔坚持欧洲中心主义，坚持先打希特勒的话，要按英国人的想法，十万英美中联军就去缅甸打扫卫生去了。

所以英帕尔战役，其实不是进攻和防守的问题，而是一场遭遇战。应该说蒙巴顿勋爵在战役的一开始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预计到没有后勤支援的日军会如此疯狂，居然送来了8万多大军，他原来的估计也就是一个大队，两三千人左右。 双方都犯了错误，但是史迪威将军的一句话是最经典的：“日本军队没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英帕尔战役对日军来说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纠正这种错误的方法就只有一个：撤出战斗。

这种机会在整个战役期间有过好几次，但一是主官牟田口的异乎寻常的疯狂，二是整个指挥参谋系统的稀奇古怪的僵化，使日军无法撤出战斗，结果在这架自己组装发动起来的绞肉机里被搅得粉碎，留下了一条“白骨街道”。 应该说日本陆军的局部战斗能力还是很强的，尤其是联队（团）以下的运动作战能力不容忽视，“分进合围，迂回包围”就是从日语来的。开战后三周不到的3月13日，日军第33师团就把印军17师给包围起来了。 可是打了十天，由于缺乏重武器而打不下来。日军的缺乏重武器到了什么地步？这个第33师团在所有三个师团中的火炮和炮弹拥有量是最多的，总共有77门各种口径的炮，比其他师团要多出几乎一倍。33师团甚至还拥有60辆坦克，这是其他师团所没有的。

但是弹药呢？第33师团拥有的16门10公分加农炮是拥有炮弹最多的，每门炮有800发炮弹。其次是12门15公分榴弹炮各拥有400发炮弹，其余三个师团所有的火炮拥有炮弹几乎都在200发以下。拥有加农炮的只有第33师团，其余的大多是38式野炮或94式野炮。口径大多在7公分以下，就是说本来就没有多大杀伤力的火炮还没有炮弹。 所以打不下来，柳田师团长在收到部下的“做好了玉碎的准备，向任务迈进”的报告后，迅速决定撤出战斗，不打了，放印度17师走。同时向军司令官建议：放弃整个作战计划，这仗打不了。 这其实已经是第15军能全身而退的最后的机会了。但牟田口一听，暴跳如雷。立即命令追击，同时派人到第33师部向参谋长田中督战，这个师团长，不要了。 结果总算在4月5日，包围了英帕尔。这天是日军第15军的顶峰，也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顶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包围敌人了。从此，只有被包围的份了。 可是再也没有力气了。没粮食，没武器，没弹药。反观被包围在英帕尔的5000英印军，

在美军的C-47运输机的支持下，反而活得越来越滋润。 怎么能不滋润呢？看看作战期间联军向英帕尔地区空运的物品清单吧：

919吨粮食，5000只鸡，27500个鸡蛋，维生素525万片，燃料83.5万加仑，香烟4342万支，总共62.5万吨。 再看看日军，5月31日第31师团在师团长佐藤少将的率领下开始撤退，撤退的理由是：“60天内没有得到一粒粮食，一颗子弹的补充”，这次要“撤到能够接受补充的地方”。这是日本陆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抗命”事件，单位是师团。 日本陆海军在二战时的作战表现应该说是不错的，即使在从瓜达卡纳尔岛以后一直是那么悲惨的作战，小队（排）以上集体投降，开小差的事件是没有的，这在参战诸国军队中是独一无二的。 但这次就出现了也是参战诸国军队中独一无二的师团单位“抗命”。

（六十三）

牟田口手下有三个师团长，全部被他撤了职。5月10日第33师团长柳田少将被撤职，5月31日，第31师团长佐藤少将被撤职，6月22日第15师团长山内少将被撤职。 日军制度，师团长直属天皇管辖，叫做“亲任官”。其余人等无权过问，而这次牟田口公开藐视军纪，无视天皇，怎么办？大家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那位抗命的师团长怎么处分？也装聋作哑，既往不咎。 前面说过日军已经成了一个官僚机构，军队内部就是大家互相糊弄。战后除了牟田口中将以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当事者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反对英帕尔作战的，主张早日停止的。有趣的是其中绝大多数人还都能够拿出证明出来。 那为什么还在打？4月末参谋本部次长秦彦三郎在视察缅甸时，和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

的意见是一致的：“英帕尔作战已经失败，应该中止”。 河边司令官对秦次长是这么说的：“中央要是发布中止作战的命令，我很高兴。但要我来发这道命令，我可发不了”。 为什么？据说皇军的字典里没有“撤退”。

同行的有一位刚刚从陆大毕业的大本营少佐参谋叫后胜（陆大57期），和大本营作战参谋杉田一次（陆大44期）商量说这是不能再打了，而杉田在瓜达卡纳尔岛干过，知道英美军的利害。回去以后在5月15日的大本营会议上，秦次长报告说“英帕尔作战胜利的可能性很低”，杉田补充了一句：“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 东条英机大怒：“谁说皇军不能胜利！”

结果得出这么一条结论：作战部队不提出中止作战，就继续进行作战。 6月26日，牟田口终于绝望，向缅甸方面军提出中止作战。7月1日，方面军作战参谋青木飞往马尼拉向南方总军提出结束作战。经过大本营许可，7月2日，南方总军才正式下令中止英帕尔作战。 第15军86500人的参战部队，损失率在80%左右。除阵亡大约20000人以外，全是饿死或由于饥饿而伤病而死？ 英帕尔作战的当事人们几十年一直在讨论的，也是：“为什么不能尽早停止作战行动”。 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尽头的？就像“为什么不能不打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为什么要袭击珍珠港？”；“为什么要进驻印度支那？”；“为什么有7.7？”；“为什么有9.18？”……，没有尽头。 因为有这个天皇领军，因为有那个军政独立，因为有那些精英参谋。 大本营参谋，精英中的精英，参谋中的参谋，都是些什么人呢？

陆大毕业10年以内，军衔不高，一般从大尉到大佐，年龄不大，一般从30出头到40不到。 最重要的是，几乎都没有上过战场，不要说吃猪肉，连猪跑路都没有见过。 来看一位“昭和的名参谋”，濑岛龙三的例子，就知道这些精英们是怎么指挥战争的了。

日本人说起陆军参谋，一般都会想起石原莞尔，辻政信，濑岛龙三这三人。前两人好理解，可这个濑岛龙三是何方神圣，怎么也并列昭和参谋的三大代表？ 这濑岛龙三可是位人物，他是在有名的日本综合商社“伊藤忠”的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休的，怎么样？是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和经营者。 濑岛龙三是富山县的一个农家子弟，不过到龙三出生时，他父亲已经不务农了。他父亲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得到了勋章，所以就在郡役所（相当于中国的区政府或县政府）管征兵。 濑岛龙三在1925年考上金泽陆军幼年学校，是招收的五十名学生中的第五十名，但是毕业时是第一名。1930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以次席的成绩毕业，1936年考入陆军大学校，是第51期的，1938年作为首席生而得到在“御前讲演”的荣誉，但是不巧的是那天天皇本人并没有来，由侍从武官长“代听”，不管怎样，也算是发表了“御前讲演”。

“御前讲演”是日本陆军的最高荣誉，就意味着将来肯定能进参谋本部的领导层。一开始在佳木斯的第四师团，后来在第五军实习。当时是战时体制，实习参谋一般立即就参加实际的作战计划的制定，但濑岛不知怎的没有参加过实际工作，据濑岛后来自己说，可能是现场指挥官怕他出了错而被上司斥责就干脆把他冷藏起来了。实习一年后，果然调到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作战课)任作战参谋。

也就是说濑岛没有任何实战经验。 原来的作战课，分成四个班：对北方班，对支那班，航空班和兵站班，现在又新加了一个对南方班，其中兵站班的班长就是大家熟知的辻政信中佐，课长是服部卓四郎大佐。课里又把北方，南方，支那这三个班合成一个作战班，班长是櫛田正夫中佐，濑岛龙三大尉呢，就是櫛田正夫的副官，帮着统管三个作战班。 就是这样，一个考试成绩特棒，但没有上过战场，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军刀组参谋，就在地图上指挥着几千上万公里以外的上百万部队。

（六十四）

日军的精神第一主义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特征就是极度地轻视情报收集，轻视情报参谋。其实作战参谋和情报参谋的不和在什么军队都有，而且是越是失败的时候这种倾向越明显。美军，德军都有过这种问题，但是日军却是独树一帜，他干脆就直接把情报参谋列为二等公民了。 日本陆军不是没有情报收集人才，也不缺情报分析人才，甚至有很优秀的情报人才。这里就讲一件类似于笑话的事情吧。 莱特岛战役的失败，日军丧失了数万，也使得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和参谋长武藤章中将计划中的“菲律宾大决战“成为画饼，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成了现实。 这句话并不是说没有莱特岛战役，日本就不会输掉太平洋战争，而是指莱特岛战役实在输得太荒唐。更荒唐的是在怎么会有这场莱特岛战役这件事上。 山下奉文和武藤章两人原来计划的是在菲律宾等麦克阿瑟来，一起打持久战玩。倒也不指望能守住了菲律宾，反正守一天算一天，万一山姆大叔那天转了心眼，不打了也说不定。还有一点就是菲律宾当时是美国殖民地，山姆大叔不一定下得了狠手，什么法宝都往外乱祭。

应该说，这是在那道“绝对国防圈”的紧箍咒下面的唯一选择了。 但是，大本营突然改主意了，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亲赴马尼拉，指示第十四方面军改变原定的吕宋岛决战的“捷一号作战”为莱特岛决战。 为什么大本营像瘌痢头过江似的一浪一个花头？大本营那边倒也有他们的理由：情况变了。现在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美国佬没几天蹦跶了，干嘛还要躲起来打，堂堂正正地走出去打，胜利是属于我们地！ 怎么塞班岛失守，东条下台才几天，这帮参谋们的尾巴又翘起来了？ 原来前几天有过一场“台湾海海战”，给那帮参谋们打了一针吗啡。 1944年10月10日，“公牛哈尔西”带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三舰队，突然对冲绳进行了攻击，从12日开始对台湾的机场进行集中攻击，其实这是为了准备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而进行的佯动作战，但大本营没看出来。 从12 日到15日，联合舰队的航空部队和第二航空舰队的轰炸机对哈尔西舰队进行了反击，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六百四十八架和从地面航空基地起飞的二百五十七架飞机参加了对哈尔西舰队的攻击。

据大本营19日发表的战报说，光击沉击毁的美军航空母舰就有19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等15艘，总之：皇军取得了赫赫战果，美军太平洋舰队损失过半。日本人赢了。 其实呢？哈尔西的损失只是被击毁了两艘重型巡洋舰“休斯敦”和“堪培拉”而已。 和以往的大本营战报不一样，这次大本营可不认为他们在吹牛撒谎，他们这次是真的赢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没戏了。准备在菲律宾登陆的麦克阿瑟没了海空掩护，他不就是来送死的吗，有什么好怕的？这才有一夜之间改换作战计划的邪门事出来。 在日本只要看太平洋战争的书，肯定会说到这场“台湾近海海战”，倒不是这场仗有多大的

军事意义，而是只要看这场仗就可以知道那些不可一世的精英参谋们到底是一拨什么人，日本军队的战争指挥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战果统计怎么会出现天地之差，而且大本营还信以为真，拿了这个胡说八道的战果去指挥下一步作战呢？

其实这场战斗的有名还不是仅仅在战果统计的荒唐，而是在于：有人知道了战果统计荒唐，向大本营指出来了以后不但没有人听，反而被穿上小鞋，发配到前线去了。 堀荣三，陆大56期，刚刚毕业两年。先分配在大本营第十六课（枢轴课），后来准备派去德国任驻德武官副官，但因为德国的样子怎么看怎么不行了而作了罢。给调到情报部的第六课（英美情报课）。是个情报参谋。 堀荣三不但是个情报参谋，而且是个极为优秀的情报参谋。堀荣三在大本营里被称为“麦克阿瑟的参谋”，作战课的作战参谋有时会来找他帮忙算一下命：“美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因为堀荣三经常算得准。他能从各种公开的信息来源中推导出美军的动态，能从美国的无线电广播的股价中推导出美军的疟疾药品，食品罐头准备情况，再推出美军在疟疾病地区可能投入的兵力和时间。

就这么个优秀的情报分析专家，在那些作战参谋面前也没了生气。 因为他遇到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陆大前辈：濑岛龙三少佐。 大本营关于台湾近海空战的战报发表的时候，堀荣三大尉正好出差去菲律宾。坐在去九州的火车上，听到大本营战报，他也很高兴。但是到了九州陆军新田原航空基地的时候，眼前的光景突然在他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不对”。 堀荣三大尉看到的是一架架像烧焦了的劈柴似的“飞机”，那时候由于美国的封锁，败战的颜色已经越来越浓。没有了铁，飞机都是用糊门窗的纸糊在木头架子上的。经过一次空战，到

处都熏得烧得焦黑一片，要多惨有多惨。 “就这样的玩艺儿，能炸沉美国19艘航空母舰？那到现在为此日本人在干吗来着？” 很自然的疑问，对不对？

（六十五）

1944年6月，美军开始进攻马里亚纳群岛，6月15日在塞班岛登陆，仅仅经过20天的战斗，人数为一个师团的陆海军守备队就全部“玉碎”。接着关岛，特尼安岛也以和塞班岛同样的模式落入美军手中。

马里亚纳战役以前，大本营还天真地认为，虽然航空母舰的力量日本占劣势，但是南太平洋各地的陆基航空兵飞机架数合起来和美军的飞机数目也就差不多。能够打一阵子的了。但是，各岛的海陆军航空基地几乎都是在美军的第一波攻击中就全部被毁。没有了空中支援的守岛部队按照作战计划想进入滩头守备阵地，“乘敌军立足不稳，把登陆敌军消灭在滩头阵地上”。结果还没有来得及进入阵地，就被美国海军的舰炮给全部清洗了。

马里亚纳群岛本来是德国殖民地，一次大战中被日本人乘火打劫弄来的，现在落到了美国人手里。先不要说心疼不心疼，首先是马里亚纳群岛的失守，使东京门户洞开。只要美军乐意，随时都可以想法子在东京进行登陆作战了。 7月18日，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兼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大将率内阁引咎辞职。 此时，大本营制定了代号为“捷”的作战计划，准备迎接美军的登陆作战。按照登陆的地区不同，作战计划共分四号，第一号是菲律宾，第二号是台湾，冲绳和南九州，第三号是东京仙台，第四号是北海道和千岛群岛。 仗已经打成了这样，台湾近海空战的成果实在是让人怀疑。如果说开战初期日美航空兵力

还可以互居高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就是美国空军的独擅场了，日本的飞机，只是一些会飞的劈柴。海军的鱼雷攻击机几乎没有了，即使还剩下几架只能装载250公斤炸弹的正宗的零式战斗机对航空母舰和战列舰都无法形成威胁，更不要说那些劈柴了。

所以堀荣三大尉就直奔台湾近海空战指挥部，海军的鹿屋航空基地，在里面看到的景象使他目瞪口呆。 指挥部里人来人往，海军参谋们喜笑颜开地还在黑板上追加战果。黑板上用粉笔写得密密麻麻，都是些“航母1，XXXX君”，“战列舰1，XXXX君”,“舰种不明1，XXXX君”，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被击沉的舰名中，连正在夏威夷海底睡大觉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都出来了。 其实，中途岛，瓜达卡纳尔岛，马里亚纳群岛几场海战下来，海军的飞行员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全是一些第一次见到飞机也就在几天前的新手。根本不会判读战果，一架己方的飞机在敌舰上空被击落起火，会被周围几个人报告成：“又有一艘敌舰被击中了”,基地的参谋们是多多益善，有几个人报告就是击中了几艘，所以才有这么荒唐无稽的战果出来。

堀荣三大尉知道这事情不对了，发表的战果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拿出去吹牛骗骗老百姓还不至于会引起大问题，而要拿着去指挥战争，那漏子可就要捅大了。 他立即回到新田原基地向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有末精三大佐打电报报告了此事，之后再去马尼拉。一到克拉克空军基地，堀荣三大尉立即向山下奉文和武藤章报告了此事，这就是山下奉文和武藤章后来拼命反对大本营改变作战计划的原因。 山下奉文和武藤章相信了堀荣三的话，大本营为什么就不相信呢？ 其实大本营不知道有这份电报，电报已被濑岛龙三少佐销毁，因为濑岛不喜欢这份电报。 一个少佐参谋，就敢销毁一份发给情报部长的如此重要的电报，仅仅就因为这份电报不合自己的口味？

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比这更大胆都有。华盛顿时间1941年12月6日21点（日本时间12月7日11点），赫尔国务卿向美国驻日使馆发了一封罗斯福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亲笔电报，呼吁避免战争，重开美日谈判，而美国大使在天皇面前读完这封电报已经是12月8日凌晨3点15分。 4分钟后，第一批飞机从“赤城号”航空母舰上起飞了。 东京审判时，东条英机听到这个时间差时几乎崩溃了：他不知道这件事。

原来，大本营通信课少佐参谋户村盛雄（陆大51期），私下命令递信省检阅室的电信官白尾除与日本政府有关之外，所有外国来的电报全部延时送交！ 一开始是延迟5小时，12月6日开始延迟10小时。这封电报送到户村手上的时候是12月7日正午。 户村是这么说明的：“从濑岛参谋那里听说了在马来半岛已经发生了空战，战争已经开始了，看起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来电报也没有意义”，所以这封电报被他扣住了。送到美国大使馆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 一个少佐参谋，连别国国家元首发给日本天皇的电报都胆敢私自扣留。销毁你个小小的大尉参谋来的电报还算一回事？ 这些佐级参谋的特长之一就是胡说八道，匪夷所思地胡说八道。这么说吧，随机挑几个汉字进行排列组合可能比那些参谋们的胡说还有条理些。比如想去进攻沙特阿拉伯，就说沙特皇室是天皇一家的远亲，什么成吉思汗是源义经的投胎转世。一会儿天皇又是犹太人，一会儿又是伊朗王族沿丝绸之路来到了日本，就成了日本的天皇，伊朗的什么什么地方的神庙里有和日本皇室的菊花纹章相似的花纹就是证据什么的。

而当时指挥着这场战争的，就是这些佐级参谋。 为什么是这些佐级参谋？这是很多人都想不通的事情。组成大本营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六十六）

这些佐级参谋们基本上都是1900年前后出生的，没有经过过战争，大正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陆军少年学校，然后是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这样的经历。 和他们的将军前辈们不同。将军们大多经过日俄战争，他们的教材就是日俄战争，将军的“战争”和“战斗”是一回事。所以将军们一到海军就是“巨舰大炮”，一到陆军就是“白兵主义”（拚刺刀的意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概念。坦克，飞机，毒气等屠杀手段的发明，是战争的规模，战争的速度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将军们对这些新兵器多不熟悉，而年轻的佐级参谋们则是行家里手，这样就使佐级参谋们在发言时更有说服力，将军们不懂嘛，由得你胡说八道。 但是官场是由将军们控制的，光知道技术是不行的，还得会迎合将军们。所以这些佐级参谋们从一开始就得表现出对“精神至上论”的支持。像濑岛龙三的陆军大学校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日本武将的统帅》，里面列举了楠木正成，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川上操六和大山严等五位日本武将，得出的结论是：“统帅的根本是断然的意志并将其迅速贯彻于军队以及捕捉战机”。

濑岛龙三的论文和结论，理所当然地受到极高评价。 因此进入参谋本部后，濑岛极受重用。太平洋战争陆军的开战命令，就是他起草的（海军的开战命令起草者是山本佑二大佐，后随“大和号”战列舰一起葬身海底）。 你说他已经具有了“断然的意志”，正在“迅速地贯彻于军队”，而且还捕捉到了“重创美军

哈尔西舰队”这么好的“战机”。这个时候如何容许别的不调和音来干扰呢。 所以，濑岛龙三少佐销毁了那份电报。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堀荣三就赶到菲律宾去当第14军的作战参谋去了。 这件事没人知道。但是在1958年，在被拘留11年以后从西伯利亚回到日本的濑岛龙三还是找到了堀荣三，当面向他承认此事并赔罪。 所以当美军第七舰队兵临莱特岛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智郎和海军军令总长及川古志郎一起晋见天皇，说这次美军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掩盖台湾近海的失利而企图尽早占领哪怕是菲律宾的一角”。美国海军已经伤了元气了，没什么可怕的，您就只管等着听捷报吧。

历史学家秦郁彦教授评论说：“这是陆海军统帅部第一次如此迅速地同时做出了一致的判断，只是，那是一次基于完全错误的情报的完全错误的判断”。 就在这样的战争指挥下，1944年10月，日本和美国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外海进行了一次号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战，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舰队决战。 美国参战的有170艘军舰，总吨位150万吨，连同登陆用船只总共900余艘。日本海军则是把包括战列舰“大和”“武藏”号在内的所有能够出动的军舰全部押了上去，共77艘，总吨位66万吨。双方出动的作战飞机加起来超过2000架。 结果呢，“武藏”等26艘日本海军的军舰长眠海底。 珍珠港，中途岛，马里亚纳海战都是使战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大海战，但是都没有这次莱特海战的意义重大。这次海战，宣告了一支曾经是很强大的海军的灭亡。拥有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国家有几个，可是拥有过全部国产装备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海军的国家就只有美国和日本。 这一下，所谓“大日本帝国海军”成了历史名词了。 在海外丧生的240万日军中，以菲律宾为最多，518000人。其中被参谋本部和南方总

军送往莱特岛的有8万4千人，其中战死的比率达到95%，为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之最，甚至高于后来的冲绳战役。

而且在美军已经在吕宋岛登陆以后，参谋本部还死抱着莱特岛不放，严令第14方面军支援莱特岛，不准后撤。12月15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宫崎周一赶到马尼拉，在山下奉文和武藤章的坚持之下才算说了一句：“今后方面军可以自由考虑”。 大本营参谋们都已经傻了，麦克阿瑟居然不按他们想象的时间地点行动，那怎么办？没办法了，第14方面军去自生自灭吧。1945年1月1日，山下奉文和武藤章带领伤残不齐的第14方面军的全体官兵（由于大本营的瞎指挥，伤病员无法后运），向东京皇居方面作了最后的遥拜以后，就准备和麦克阿瑟拼命了。 这次的作战计划基本上是按堀荣三大尉的思路制定的。情报参谋出身的堀荣三，首先站在麦克阿瑟的立场上做出进攻菲律宾的计划，然后武藤章等人再根据这个计划制定作战计划。

已经不是“防守计划”了，仅仅是“作战计划”，因为不存在“胜利”的可能，多拖一天就是一天。看看工兵第32联队大尉中队长（连长）落合秀正在战后的回忆吧： “即便这样，支持着全体将兵的还是精神力量。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使命感，家族和同胞所在的本土不能受到侵犯，尽可能拖住更多的敌人，为本土决战争取时间。但是，这场战争本身有必要吗？在已经超过生存界限的战斗中，有人已经开始在迷茫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人”。

菲律宾决战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才以山下奉文大将向同盟军投降的形式结束，但相当多打散了的日军士兵不知道这件事，游击战斗一直持续到1946年春。至于最后正式投降的小野田少尉回到日本，则是1974年的事情了。

（六十七）

靠精神力量，可能能够打赢一场群架，也可能能够打赢一场仗，有时甚至能够打赢一场战役。但要是单靠精神力量打赢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古今没有。 到这时候，那些曾经是那么不可一世的参谋们，也知道这一点了。但还是照样的疯狂，原来是因自信而疯狂，现在则是因绝望而疯狂。现在只是为了战争而在战争，至于这场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已经被忘记了，或者说是想忘记掉。 “玉碎”这个日语单词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出现是在1943年5月的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1942年为了配合中途岛作战，日军攻占了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加岛，这也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过的一次领土被外国军队占领。 后来在美军的攻击下，山崎保代陆军大佐以下除了27名伤兵作了俘虏之外，其余2638人全部战死。这是第一次“玉碎”。 这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大半个太平洋，随时到处有皇军们在“玉碎”。塞班岛，关岛，莱特岛。这些“玉碎”的结果，总算是让大本营的参谋们知道了一件事：没有海空支援，岛屿是守不住的。

守不住岛屿，美军就步步紧逼，越来越近。所以皇军们还得到处去“玉碎”。菲律宾打起来了，看样子也得“玉碎”了，下一个轮到谁了呢？这时候居然参谋本部的参谋们还没有看清美军的“蛙跳战术”，总在台湾和冲绳之间摇摆不定，还老想着去救菲律宾一把。 冲绳战役就是在这种不知道该不该干，不知道怎么干，也不知道干什么的情况下打起来的。临时编成了个第32军，归驻台湾的第十方面军管。任命了牛岛满中将（陆大28期）当司令官，长勇少将（陆大40期）当参谋长，八原博通大佐（陆大41期军刀组）任高级参谋。 日本陆军除了一开始的关东军的高级军官们相互之间还能搭档之外，后来为了防止下克上的行为，有意把一些脾气不同的人撮合到一起。但是像第32军这样整个一付“十三不靠的麻将牌”倒也不多。

司令官牛岛满，成天什么事不管，闷头练毛笔字。那位长参谋长呢？在住的地洞（不敢住房子了，怕美军的飞机炸）门口订上一块谁也看不懂的牌子“天之岩户战斗司令部”，然后就弄了几个漂亮的女人，一边喝威士忌，一边和记者，参谋们胡说八道。 有人说过，长勇能当上少将，就说明了日本陆军的本质了。长勇是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的同乡，拜了桥本作老大，桥本策划的那一次政变都有他一份。因为南京炮击英国军舰事件，桥本被转为了预备役，可长勇还照样在陆军里混得开，这不还当上少将了。他老大也不就是个大佐嘛。 剩下一位八原高级参谋，也是一位异人。正经中学毕业，没有上过陆军幼年学校，却创出了最年轻的陆军大学校入学纪录：24岁就进了陆军大学校，还以军刀组身份毕业。毕业后在陆军省干了一段以后就当了驻美武官，后来又去牟田口的第15军当作战参谋。和牟田口吵了起来，被调到陆军大学校去当教官去了。

这次来冲绳，用八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流放到海岛，当了一支三等军的参谋”。 发昏当不了死，该干的话还得干，八原拟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计划一出，第32军内外一片喧哗，“八原是怕死鬼，八原太卑鄙”，说什么的都有。 八原的计划是：对外界支援不抱一切指望，挖地洞，做耗子。打到最后一人为止，反正大本营已经在考虑本土决战，“一亿玉碎”了。只要能让美军多出一滴血，任务就算完成了。 但是其他人不这么看。对“打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大家没意见，因为别无选择了。但是大家不愿去当耗子，不是说“武士道”吗？武士得死得痛快，像樱花那样，“唰”就没了。钻地洞做耗子，大家不愿意。 参谋本部和第32军，第10方面军和第32军，第32军和第32军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第32军自己在干嘛呢？

在当民工。 屡战屡败，日本人也算清醒了一点，知道了航空兵的厉害。但日本人有个毛病就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说航空兵有用，就立即海军陆军都不要，只要空军了。立即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修飞机场的高潮。第32军当然也不能例外，反正美国人还没有打过来，作战方案也定不下来，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咱们修机场玩。那时候日本可没有推土机，于是锄头挖，扁担挑，一个小小的冲绳本岛居然修了7个飞机场出来！

修完了以后才知道又冒了一回傻气：飞机在哪里啊？连糊那种会飞的劈柴的纸都快没了，还谈什么飞机。 更有趣的是：这些机场到最后全是帮美国人修的。冲绳战时，美军一开始的进攻目标就是占领这些机场。到现在这些机场还在为驻日美军效力呢。 最后还是采用了八原的方案。倒不是参谋本部认了错，而是参谋本部又犯了新的错误：作战部长宫崎周一扣住了原本答应给冲绳的第84师团，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又把从关东军里抽出来的最精锐的第九师团调到台湾去了，这下子冲绳的守备力量再也周转不过来了。参谋本部下了决心：好吧，就按你的办，钻地洞做耗子去。 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在战后说“只能说当时鬼迷了心窍，自己的糊涂，对大家不起”向第32军的参谋们赔过罪。大本营的用兵，大凡就是这种“鬼迷心窍”式的。

（六十八）

八原的作战策略是利用坚硬的珊瑚礁，构筑纵横交错的十字形地下工事，存贮足够的粮食，淡水和弹药，甚至准备了发电机和通风设备，专门防卫，利用晚间进行反击。 八原对日美两军的战斗力和火力的估计是3比1和1比10。除了不得不承认美军的火力优势之外，还是抱着皇军无敌的固定概念不放。其实更加可能的是如果不做这种估计的话，他

的作战计划不可能被参谋本部认可。 但他的火力估计却太糟糕了。第32军的炮兵在日军中算上等，共拥有各种口径火炮400门和少量坦克，弹药准备了一个“会战”的数量。日本陆军的这个“会战”实际上是指一个星期的时间，拿迫击炮做例子，日军的“一个会战”的炮弹就是300发。这300发迫击炮弹真要打出去得花多长时间？嘿嘿，有个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打完了。 可美军的兵力和火力呢？美军投入了七个师的陆战兵力共18万人（包括预备队总共25万人），舰载机2000架，各种战舰1500艘。只看海军兵力，冲绳一战甚至超过了号称“历史上最大的作战”的诺曼底登陆行动。1945年4月1日在美军开始冲绳登陆之前，光舰炮就向冲绳本岛倾泻了10万发炮弹！从这个比例来看，日美军队的火力可不是一比十，而是一比无穷大。

海军在战前有自己的一套，战舰是没有了，但陆海加起来还有3000架红蜻蜓（就那种会飞的劈柴），所以只要陆军能确保机场，用特攻战法，一根劈柴换一艘军舰，把那号称是最强大的美国海军给全部沉到海底去也不是没有可能。 就没有人去想是不是能撞得上去或者即便撞上去了那根劈柴会不会对美军军舰造成比一个凹坑更大的伤害了。 不管怎么说，美军的大炮一响，没死的皇军就只有二选一了：等死或者钻洞。 当然是钻洞，这时候终于开始后悔当初不该去修那些个倒霉机场了，早知道该多打些耗子洞了。 不过就这些耗子洞也打得够结实，用了200万根枕木，一吨的炸弹直接扎上去都抗得住。 美军上岛的第一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没有飞来一个子弹，美军第一天无一人伤亡。山姆大叔在想：“是不是日本人全被炸死了？” 但是马上山姆大叔就知道错了。

惨烈（只有惨烈这个字能用）的战斗是从4月5日开始的，美军在岛中部的嘉手纳海岸登陆，把岛分为东西两半，再小心翼翼地花了5天时间终于南下推进到了日军的主阵地。这时遭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单单52高地（美军称之为sugar loaf）在美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和日军第44独立混成旅团之间一天之内十次易主。美军一个原本250人的海军陆战连打得只活下来8人。光这个精锐的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就死伤3000人，还有1300人打得精神失常。

但是在精神上先垮下来的是日军。美军采用了“骑马式作战”，用坦克，用推土机，用炸药一寸一寸地炸毁日军修筑的洞窟工事，平均每天只能前进200米。但是切切实实地在前进，而日军则是在绝望中一步一步地后退。 可是大本营还在不断催促发动反击。

5月4日，终于在大本营的催促下，神经已经近乎错乱的以长勇为首的参谋们在八原一人的反对中决定了从洞里爬出去反击。长勇握着八原大佐的手恳求说：“知道你还有很多想法，让我们一起去死吧，怎么样，请你同意”。 八原博通在回忆录中写道：“进攻的失败是太明显了，但我被感动了，心一软就同意了。实际上可以自慰的是我们已经留下来了不劣于太平洋战场上任何一支美日部队的战绩。” 以总预备队第24师团为主力的总攻击像所有人都预料到的一样失败了，冲出洞窟阵地的日军在几公里的范围内被美军陆海空三方面的炮火所全部吞没。

第二天晚上，牛岛满司令官对八原说：“就像你预料到的一样，进攻失败了。开战以来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知道你处境很困难，我已经决定停止攻击了。不想那么轻易地就玉碎，今后就全权交给你了”。 八原十分愤怒：“全军的战斗力都已经耗尽的今天，说这句话太晚了”。 但八原还是去作最后的战斗方案。

总攻击以后，第32军在八原博通大佐的指挥下还坚持了三个星期。直到6月23日早晨，牛岛满司令官，长勇参谋长自杀，自杀前命令八原大佐逃回本土。至此，冲绳战结束。八万余日军战死，几乎数目相同的岛民卷入战火成为牺牲品。美军的死伤也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大的，超过四万人。 美军司令官巴格纳中将先日军司令官牛岛满6日战死。 八原也没有能够逃回本土，混在居民中的八原被美军逮捕，在战俘营里迎来的终战。

牛岛满没有说为什么要八原逃回本土。是不是要留下八原的一张嘴？留下这张嘴干什么？悔恨不该发动战争？还是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或是控诉大本营的罪恶？ 如果美军在日本本土强行登陆，冲绳战会不会重演？估计美军不敢冒这个风险。 于是，就有了广岛，有了长崎。

（六十九）

1945年8月6日，广岛市遭到了原子弹的袭击。 3天后的8月9日，这次是长崎市。 一直总觉得日本被原子弹袭击这件事有点怪怪的：早在1941年石原莞尔就指出了原子炸弹的作用，怎么日本又被这个原子炸弹给炸了呢？ 其实石原莞尔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又不是什么物理学家。什么事儿连他都知道了，还能有谁不知道呢？早在30年代，使用核裂变能量制造炸弹的可能性就已经是常识了，和现在差不多。 只是在天然铀中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的铀235的比例只有0.7%,如何提炼出这0.7%来才是问题。这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 日本军队对铀炸弹（那时还不叫“原子弹”）真正感兴趣是从1940年3月开始的。当时的

陆军航空本部部长安田武雄成立了一个班子研究铀炸弹，得出的结论是用铀235制造的炸弹会有巨大的破坏力是事实，安田就报告了当时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研究的结果。东条英机听了以后说：“那让专家们去研究研究看看”。

得了东条的许可，安田就去找“理化学研究所”。这个“理化学研究所”成立于1917年，是一个官办的研究机构，但也做点研究结果的买卖。从研究酿酒开始，第一次作的买卖是1924年从鱼肝油里提炼出来的维生素A。到1930年代已经很有规模了。1929年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狄拉克就已经访问过这个研究所，当时理化学研究所在高能物理的研究上有了一定的经验。

受安田的委托，理化学研究所的仁科芳雄教授花了三年时间最后于1943年5月交给安田一份报告。内容大体是： 1．一公斤铀235的爆炸能量相当于1万8千吨火药。 2．分离铀235最好用热扩散法。 3．仅仅从技术上来说，制造铀炸弹是可能的。 这份报告最后还是上交到现在是首相的东条英机手里去了。

当时日本还有点“大胜”的余韵在，中途岛和瓜达卡纳尔岛的失利还没有让东条联想到“败战”，所以在看完报告以后就是发了个原则性的指示：“这个东西有关战争的胜负，赶快去搞”。 和过去一样，海军也在搞，而且很保密，不让陆军知道。海军是由海军省下属的舰政本部在干，找了一大堆牛人，如后来日本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京都帝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创立“坂田模型”极获毛泽东主席赞赏的名古屋帝国大学的坂田昌一教授等人。 但是那些教授们做的全是理论研究。战争期间经费困难，学术研究不容易，正好逮着了肯出钱的主儿，那些教授们可高兴了。这就是汤川秀树教授在1949年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原

因，日本即使在战争期间物理研究也没有中断。 真正想要“铀炸弹”是在塞班岛失守以后，所谓“绝对国防圈”被撕了一个大口子，东条英机急了，找来兵器行政本部部长菅晴次中将，要他赶快拿出所谓“决战兵器”，也就是铀炸弹来。扔到塞班岛去，让那些可恨的美国鬼畜们去见上帝。 菅晴次中将把这件事交给了“八研”（兵器行政本部第八研究所）去干，说是“不管用什么方法，赶快找10公斤铀来”。

就从这时候开始，所谓“秘密兵器”“决战兵器”什么的单词时不时就会从参谋本部的人嘴里出来。好像就等着天晴去郊游一样，没几天就有了那个“铀炸弹”，往塞班岛一扔，像石原所讲的一样：“战争就结束了”。 所以一个月以后东条被迫下台，原因很多，但是这个“决战兵器”好像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扳不回来赌本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可不是没有希望嘛。首先，原料就没有。八研动员了本土，满洲，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全部力量，从1943年夏天开始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在马来半岛找到了铀矿，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了制海权，就是挖出来了也运不回来，指望不了。 好像是天无绝人之路。1944年11月末，在福岛县石川郡石川町找到了铀矿，这一下总算解决了原料问题。有人就开始计算了：要10公斤铀235，就得有500公斤氧化铀，就得采五十三万吨矿石。劳动力呢？ 陆军省想了个办法，让文部省出面找中小学生去采矿去，采矿开始已经是1945年4月了。离美国人扔原子弹还有4个月。

仁科芳雄教授不是说了分离用“热扩散法”吗？那边就准备做两个同心的金属大圆筒，在里面加入气化的铀，轻的铀235会浮在上面这样分离，当时情况已经很困难了，找不到材料。

但是陆军还真是想这个“铀炸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能做大圆筒的材料。 美国人就不肯让日本人过安生日子，1945年3月10日的东京大空袭，把那作圆筒的材料又给炸没了。这一下，就算有了铀矿石也玩不转了。 玩不转也要玩，于是小孩子在这边开矿，大人在那边找圆筒，忙得正欢的时候，6月28日来了一道命令：“不干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七十）

大本营的参谋们成天往兵器行政本部和理化学研究所跑，态度好点就只是问问:“决战兵器到底什么时候才出得来？”，态度要不好的就干脆扣大帽子了：“外国人要是抢在日本人前面做出来了怎么办？”“你们是不是皇国精神太不够了?” 虽然是财神爷，可这像苍蝇似的也太讨厌了，以为做原子弹像你们这些丘八切腹自杀那么简单，把刀往肚子里一捅就行了？仁科教授腻味透了，就干脆采取了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仁科报告中说，按日本目前水平及条件，即使有了矿石和设备每天也只能分离出一毫克铀235。想凑满做原子弹所需的10公斤的量需要数万年时间。但是不要泄气，日本做不出来，同样美国也做不出来。就算美国的生产能力是日本的一百倍，也需要几百年。所以就别去瞎想了。 这就是麦克阿瑟一到日本就把理化学研究所改组成株式会社的原因，也是任命仁科教授为首任社长的原因。这同时也是大本营在广岛遭到了原子弹以后一开始不承认是原子弹的原因，他们当时是懵了。 所谓“病急乱投医”，当时日本陆海军这种所谓“决战武器”的开发还有什么气球炸弹什么的，说是能飘到落基山脉去放火。但那是幌子，实际上是想打生物战，装上“石井部队”（就是

那支是中国人都知道的“731部队”）的鼠疫，霍乱什么去播洒。 这是陆军自己开发的，还有些聪明人知道大本营的心思上门去忽悠的。比如有位说他能发明“中子射线”，打飞机一打几个准。这时候的大本营是不给棒槌都能看成针的，不要说你还说你有棒槌了。赶快就给钱给人给地方，让他赶快把那个“中子射线高射炮”弄弄出来。 参谋们不懂技术，但是总还有懂技术的吧？怎么没有人看得出来？陆军有懂技术的，来源主要是三种。一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中理科成绩好的再送到帝国大学去进修，一种是给予民间的技术人员以军籍，还有一种是直接在帝国大学毕业生中招人。不管哪种人应该说质量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谁又能对这种“中子线高射炮”说声不呢？本来科研和忽悠的区别也就只在最后能不能出成果，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凭什么说人家是骗子？万一人家是天才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己也没什么成果，多几个混蛋做做伴也不显得孤单。到挨军部骂的时候人多不遭罪。 后来麦克阿瑟听到了这个“中子线高射炮”研究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日本人居然研究到了这一步，喜的是总算上帝保佑阿美利加，这个研究成果要落到美国人手里了。结果找来一问，发现整个一个骗子，轰出去了。

这边日本人什么都拿不出来，那边美国人在广岛长崎扔的可是如假包换的真原子弹，就算大本营刚开始不承认，马上也明白了。这次不找理化学研究所了，找八研。让他们赶快分析一下美国可能有多少原子弹。 八研的山本洋一技术少佐接受了任务以后，用能收集到的资料算了一下，结果吓了一跳。美国的铀矿石主要来自加拿大北部，那地方1939年的产量是一万吨铀化合物。按铀235含量0.8%计算的话一年可以弄到30吨铀235，一个原子弹用30公斤铀，美国就可以造1000个原子弹！ 天哪，这个倒霉的美国鬼畜居然有1000个原子弹？不对，他们粗制滥造，废品肯定不少，

就算废品率是50%，那也有500个，起码有250个。 所以山本少佐向大本营作战指导课提交的报告是美国可能还拥有250到500枚原子弹。大本营也吓坏了，这个数字太大了，不能提到御前会议上去。大本营就瞒蔽了下来，但是大本营的参谋们都知道了这个数字，所以不敢再提要坚持战争，“一亿总玉碎”了，继续战争的意志被这个数字完全摧毁了。 战后GHQ（联合国占领军总部）的军官找到山本调查此事，问山本的计算根据。最后告诉山本：“其实只有5枚。试验，广岛，长崎是三枚，一枚在运搬过程中被日本潜艇击沉海底，最后的一枚本来是准备在8月15日中午12时投放在东京大冈山的上空的”。 战后在日本大学理学部担任教授，金属防锈的世界著名权威的山本洋一回忆说：“不知道那是不是事实”。 其实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以前，大本营已经几乎放弃了本土决战的构想了。六月初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去满洲调查如果苏军打过来，关东军能坚持多久。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很明确地表示：“关东军只能打一次会战，以后就不行了”。前面说过日军“会战”这个字的意思是“一星期”，山田大将的意思就是：关东军只能坚持一个星期。

海军的长谷川清大将也在几乎同时视察了日本国内的海军。军舰没有了，只有纤维板做的摩托舢板叫做“震洋”，堆了炸药说要去炸美国的航空母舰。水手都是些小孩子，很豪迈地向长谷川大将表示起码能炸掉大半个美军舰队。 长谷川大将可不是小孩。 6月9日和6月11日，梅津大将和长谷川大将分别向天皇报告了所看到一切。可能是第一次吧，如实地报告了。 所以在1945年8月14日的最后的御前会议上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8月15

日中午的“玉音放送”传达了大日本帝国臣民，大日本帝国陆军和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无条件投降。

（七十一）

汉字词汇是很有趣的，日语里的汉字词汇也一样，有些时候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比如“昭和军阀”这个字很简单，指的就是这里说的那些策划，进行最后输掉了那场给大半个亚洲也包括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的战争的那些人。主要就是指那些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日本陆军的参谋们。 而“昭和史”则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昭和史”在日语中指的不是“昭和天皇在位期间的历史”，而是指的从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时间的历史。 昭和军阀们创造了昭和史，而昭和史也随着昭和军阀们的灭亡成为了历史名词。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大本营陆海军部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USS MISOURI BB-63）的甲板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根据联合国占领军总部（GHQ）的命令，大本营于9月13日废止。其中枢部分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于10月30日正式消灭。陆军省和海军省也于12月1日被撤消。指导了日本军队的战争组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等待着那些指导者的是历史的审判。

一般来说，那些参加了战争的日本军人们的命运分为六种： 1．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的高级军官。 2．被指定为乙丙级战犯的高级军官和士兵。 3．被GHQ重新起用的高中级军官。

4．回到家乡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军官和士兵。 5．被监禁在国外的军官和士兵。

6．自杀的军官和士兵。 这里已经列举了一些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名单。但是坦率地说，真正受到追究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没有受到追究。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远东军事法庭起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日本文化，日本军制的缺乏了解。应该说，美军从战争开始以后就对于结束战争后的战犯处理作了大量工作，从收集情报到审讯战俘，列出了一个庞大的清单。但是美国人没有（起码当时没有）理解日军参谋的这种特殊作用和日本军队（特别是陆军）的“下克上”现象，而受其“政府管理军队，军队是职业军人的集团”这种西方固定观念的影响，在决定甲级战犯时是以政府关系为主。

因此与陆军省有关的高级军官（课长以上）几乎全部是甲级战犯嫌疑人。而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却几乎没有受到追究。比如田中新一，服部卓四郎等人根本没有受到追究，服部卓四郎还几乎受命组建现在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队。 第二个原因是不少证据被彻底销毁，证人被封口。1945年8月14日御前会议决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陆军军部就命令下属各部队，教育机关，附属机关销毁一切机密文件，各部队机关浓烟滚滚达数日之久。因此第一手极为缺乏，现在能看到的有关参谋本部第一手资料几乎都是几位反对扩大战争的参谋们偷偷留下来的。 甲级战犯武藤章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战犯收容所里曾经召集所有战犯嫌疑人训话：“诸君要以特攻的精神把审判的被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了日本陆军和日本的名誉，决不能说是长官或者上司下达的虐杀俘虏和平民的命令。祖国绝不会抛弃你们和你们的家族”。 所以大量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他们的长官承担了罪名，默默地死去。 日本人有一个抱团的习惯，而且日本陆军除近卫师团以外均为“乡土联队”所组成。因此各地的“回乡军人会”之类的组织多如牛毛。而这些“回乡军人会”基本上都是和在役时相同的层次构造，因此只要军官们下了“钳口令”，就很难指望有人能出来说明事实。

第三类是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陆军省和海军省在1945年12月1日被撤销后改名为“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主管被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各地遣返回来的部队和国内部队人员的复员工作。一开始被留用的都是原陆海军省的事务人员和文官。 但是从1946年年初开始，这两个复员省不断有原大本营的佐级参谋进出。那时是追查战犯风声正紧的时候，大多数参谋都改名换姓隐蔽了起来，因为听说是GHQ逮着参谋就枪毙。怎么这些参谋怎么如此大摇大摆地出入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们的头姓“森”，在GHQ总部的第一生命大厦不远的日本邮船大厦办公，门口挂的牌子是“复员省战史编撰室”，但实际上是从G2，参谋二部领取经费。原来这是G2下属的一个机关，后称“服部机关”，因为那位“森”不是别人，正是战败时驻抚顺的步兵第65联队长，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 谁也不知道服部和G2的维罗比少将是怎样搭上关系的，反正这个服部机关是越来越大。陆军有服部卓四郎大佐，杉田一次大佐（参谋本部美国课课长），原四郎中佐；海军有中村胜平少将（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大前敏一大佐，大井笃元大佐。顾问是有末精三中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参谋本部次长）。

他们在干嘛？表面上是因为军部的文件全部被烧，因此找来军部的人凭记忆编写战史。确实也是在写战史，以后以服部卓四郎一人的名义出版，书名叫《大东亚战争全史》。这本书是很有争议的一本书，因为是在美军的监督下由旧军参谋们编写的，所以除了歌颂美军之外就是替参谋们开脱。例如服部亲自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居然不见提起。

但是维罗比少将的真正目的还不在于此。维罗比少将是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收罗这批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重新武装日本，为反苏战争作准备。 服部机关有点像秘密帮会，真正的内幕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也许是永远的秘密。据说朝鲜战争中服部机关的成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从已知成员的经历来看，几乎都有朝鲜半岛或中国东北部驻防或作战的经验。

（七十二）

1950年12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被编入联合国军赴朝参战。作为重整日本军备的第一步，麦克阿瑟向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了组建18万人的警察预备队的要求。 对这个要求，吉田茂没有拒绝。但是吉田茂首相坚决拒绝了维罗比少将的建议。 维罗比少将的建议是，这个“警察预备队”由服部卓四郎原日本陆军大佐指挥，还提出了另外六个原日本陆军高级军官的名单。 本来吉田茂的思想和维罗比接近，但在阻止旧军阀复活这点上和维罗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持自由派思想的GHQ民政部长惠特尼准将和吉田茂素来不对，这时候和吉田茂结成了统一战线，在麦克阿瑟面前拼命反对。

吉田茂在战时受过军部排挤，被特高警察和宪兵几次逮捕，所以对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旧军人深怀戒心。吉田茂推出的人物是原驻英武官的辰已荣一中将，就是那位被广田派去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说服了的那位。通过辰已荣一再集合了一批搞教育，兵站工作的旧军官，作战参谋佐级以上一个不要。

就是说现在的日本自卫队，确实流着旧日本军的血，但不是最坏的那部分血。倒是厚生省继承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的一部分衣钵。第一复员省和第二复员省后来成为了厚生省的第一复员局和第二复员局。

现在的甲级战犯靖国神社合祀问题，就是厚生省一手制造出来的。 第五类主要是指战后被苏联扣留在西伯利亚的那些关东军官兵，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苏联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六十万日军官兵作苦役。战犯是一回事，而波茨坦公告的第七条里是白纸黑字保证遣返日军士兵的。 这是一个谜。有几个说法，一个是老冰在前文提到过的斯大林对第一次大战中日本的西伯利亚出兵的报复，这种说法看起来未免有点荒诞无稽，只能作为强调西伯利亚出兵这件事本身的荒唐。但是从后面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而在日本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中一直有另一个一个说法：这六十万人是日本政府送给苏联作为战争赔偿的，根据是关东军投降时和苏联远东军司令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接洽投降事宜的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协议谁都不知道，而当时在场的关东军参谋濑岛龙三也一直不肯回答这个问题。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回忆录里对战俘的处理说得非常详细，但对关东军投降协议则一字未提，这就更加加深了人们的猜疑。

为什么要赔偿呢？战争期间最后的内阁首相铃木贯一郎曾经很认真地和苏联进行过交涉，指望苏联出面调停。当时许给苏联人的好处，是不是就是这60万关东军呢？因为一败涂地的日本再也拿不出东西出来了。 经常有人觉得奇怪，日本人从日俄战争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就在和俄国人过不去，怎么到现在反而想起请俄国人帮忙起来了。这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首先是病急乱投医，大难临头看谁都是观音菩萨。其次就更加妙不可言，大正年间的日本人像杉山元们几十年内老琢磨着要打俄国人，但莫名其妙的同时又对俄国人很有好感。像铃木贯一郎首相就说得出让谁听了都要昏过去的胡言乱语：“斯大林的体格和西乡隆盛很相像，都是大肚子，肯定都是重情义的好人，会帮日本忙的”！

人家重情义就非得帮你忙？你这几十年都干了些什么？日本的思维方式可不这样想，日语有一个字叫做“思い込み”，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认为是现实了。像现在的靖国神社问题也是这样的思维逻辑：“我现在要和你亲近了，你怎么不和我亲近呢？” 所以麦克阿瑟元帅有一句是日本人就知道的有名的话：“日本人只有12岁”。 一点不假。 到了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人们一般倾向于是在斯大林和杜鲁门总统之间曾经就苏联的受降区域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斯大林要求将北海道划归苏军受降，理由是当年的西伯利亚出兵事件（这就是西伯利亚事件报复说的根据），在被杜鲁门总统拒绝以后，作为泄愤或者交换，扣留了这六十万人达十来年。 最后一类就是战后自杀的，其实这自杀有两类。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唯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等。这类自杀还有“谢罪”的意味，不管他是向天皇还是向其他什么人。另一类自杀就是像东条英机，杉山元等人在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畏罪”的逃避行为了。特别是东条英机的自杀，就像一出活剧。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在看见美军宪兵走进院子敲门时才开枪自杀，使用的还是自己的科尔特22小口径手枪。就是说他不想死，怕死。

绝大多数的军人是属于第四类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像辻政信那样还是对政治，对国事有着极大的兴趣，甚至竞选参议员的，也有像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大将（陆大27期首席）那样回乡修一间“反省小屋”，终生在此屋反省战争罪行的。也有像濑岛龙三那样投身商界，发挥参谋的才能，把一个原来小小的纤维商社，领导成一个荣据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首的超大企业。

当然还有一些职业的军人，离开战场就无法生活的军人。他们在战后还是一直在寻找战场，亚洲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国共内战的时候，双方都有旧日本军人参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的时候，苏加诺手下也有2000余名日本兵。 冈村宁次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叫做“白团”的旧日军军官援将组织，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从1949年末到1969年初，有一支名叫“白团”的援蒋日本旧军人顾问团在台湾活动，总数达83人。领头的是富田直亮少将（陆大39期，第23军参谋长），他的中文名字叫“白鸿亮”，因此叫做“白团”，当时旧军人是处于“公职追放”的时期，没有行动自由的，更不能出国了，这些人全是坐运香蕉的台湾船只偷渡去台湾的。 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其实也只是装作不知道，处在当时冷战时期，美国对于从东南亚到日本的防共包围圈十分重视，不如说“白团”的出现正中美国的下怀。 1989年，最后一名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在101岁的高龄死去，1955年被释放后，铃木贞一几乎一直深居简出，也没有像其他的参谋们一样著书立说，争吵不休。只是在1979年2月26日在NHK的关于“2.26”事件的节目中露过一次面，日本媒体评论说铃木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真的结束了吗？伤痕还没有完全平复。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每一记脉动，都还能让人感受到旧伤的痉挛。 有过一个国家，在30年内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国一跃跻身于列强大国行列；又过了三十年，这个列强大国变成了一片焦土。 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一个有趣的传奇。 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近邻。他的兴衰，给我们的先辈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我们不应该纠缠于历史，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

现在，中华正以20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势头在崛起。 在和平崛起。 我们需要学习，向前人学习。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的失败教训，也包括我们的敌人。 过去的敌人。 这就是老冰写篇东西的本意。 （2006/05/16日第一稿于神户）

（2006/06/15日修改于神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