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纪念碑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刘文飞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莫·所·纳佩里鲍姆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利·雅·金兹堡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

（1900年底至1910年初）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

（1935年）

娜·雅·曼德施塔姆（前排居中者）在后贝加尔师范学院的师生之间

（赤塔，1953年）

目录

中译本序／刘文飞

俄文版序／尼·潘琴科

文明的儿子／约·布罗茨基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约·布罗茨基

五月之夜

抄家

晨思

第二轮

菜篮子

门路

社会舆论

探监

理论与实践

聚会和送别

另一边

非理性

同名人

巧克力

跳楼

切尔登

错觉

职业和疾病

“里面”

赫里斯托夫雷奇

谁之罪

“副官”

奇迹之实质

前往目的地

别杀人

俄国革命之女性

传送带

金翅雀的故乡

医生和疾病

委屈的房东

钱

奇迹之源

两个截然相反的人

两种声音

毁灭之路

投降

价值重估

劳作

嚅动和絮语

书和笔记本

组诗

双重枝桠

沃罗涅日的最后一冬

颂诗

金科玉律

我的“希望”

“附加的一天”

比萨拉比亚马车

幻觉

只读一本书的读者

科里亚·吉洪诺夫

书架

我们的文献

意大利

社会结构

不需要

大地和尘世因素

档案和声音

旧与新

警察维纳斯

偶然性

电工

别墅客

狼饱肚子靠腿勤

晚会和奶牛

老友

非党的塔尼娅

诗歌爱好者

暗淡

日常生活一幕

自杀者

新生活的使者

最后的牧歌

纺织工人

什克洛夫斯基一家

马里纳小树林

同谋

妈妈送小姐来萨马基哈疗养

五一节

古戈夫娜

陷阱

索菲伊卡的小窗口

死亡日期

还有一个故事

中译本序

刘文飞

一

任何一种文学，说到底都是记忆的结晶和产物，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自不待言，就连那些描写作家所处时代之生活的文字如普希金的《驿站长》和高尔基的《母亲》等，甚至那些预言未来的作品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扎米亚京的《我们》等，也莫不是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现实感悟的结果。任何一种文学，也注定是两种性别记忆的合成，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男性记忆和女性记忆在文学中所占的比例或许有所不同。

女性记忆与俄国文学，或曰俄国文学中的女性记忆，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学史话题。俄国女性的声音很早便响彻俄国文学，比如《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发出的“哭诉”，《乌莉雅尼娅·奥索里英娜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音容笑貌，大司祭阿瓦库姆的《生活纪》中阿瓦库姆的妻子对丈夫的相随之举和激励之言等等。到了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在这位爱好文学、标榜开明的女皇的“恩准”和支持下，俄国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正式出现，叶卡捷琳娜本人实际上就可以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作家。然而，在俄国十九世纪辉煌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性作家的身影却一直被自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一大批男性文学巨人所遮蔽，构成世界文学史中三大高峰之一的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就其创作主体而言似乎就是一种“男性文学”。直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白银时代”兴起之后，随着吉比乌斯、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苔菲等杰出女性文学家的涌现，俄国文学中的性别构成才开始发生改变。在整个二十世纪，乃至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文学中，无论是作为创作的主体还是作为描写的对象，女性都越来越突出地显示了她们的存在。

综观俄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与其他民族的女性写作者一样，俄国女性的创作优势主要体现在抒情诗、戏剧和短篇小说等体裁领域，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她们似乎也很擅长另一种写作形式，即回忆录。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回忆录，其最主要的体裁特征恐怕就在于“回忆”，在于“记忆”。回忆录属于纪实文学和自白文学范畴，它介乎于自传体小说和书信日记等纯纪实文字之间，表现为社会政治和文学文化生活的参与者或见证人关于往昔历史、人物事件的追忆和叙述，思考和评说。这一写作方式以史实性和客观性为基础，同时也要求表达上的画面感和文学性。“回忆录”在俄语中被称为“воспоминания”（有时也称作“мемуары”，后一种说法更像是外来词），它多以复数形式出现（单数形式则表示“记忆”、“想起”等义），它在英语中的对应形式至少有五个，即remembrances, recollections, reminiscences, memoirs和memorials，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俄国文学中的“回忆录”形式是含义丰富甚至包罗万象的。俄国作家在写作回忆录时往往不再另拟题目，而直接冠以“воспоминания”的字样，他们或许以为，这样的书名最能概括他们纷繁多样的记忆和感受。

“回忆录”这一文学体裁源远流长，西方文学中最早的回忆录文学可追溯至色诺芬的《远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阿伯拉尔的《我的受难史》和但丁的《新生》等，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学大家更是写有许多不朽的回忆录名篇，如卢梭的《忏悔录》和歌德的《诗与真》等等。而在俄国，回忆录这一文学样式的历史几乎与俄国文学的历史一样悠久，阿瓦库姆的《生活纪》便可被视为这一体裁的古代样板。此后，文学回忆录性质的名作便在俄国文学中频繁出现，几乎每位俄国文学大家都留下过自己的回忆性文字，其中一些作品更是成为俄国文学的经典名著，如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的《牛犊抵橡树》、布罗茨基的《小于一》等等。

如前所述，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起，俄国女性作家开始与男性作家平起平坐，逐渐在抒情诗等短小体裁领域占得半壁江山，而在大型体裁领域，回忆录则是她们最为擅长的形式，她们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足以与男性作家相匹敌的创作能力和实绩。俄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回忆录作家或许就是娜塔莉娅·鲍里索夫娜·多尔戈鲁科娃，她本意是写给自家子孙们看的《亲笔手记》（1767）后于一八一〇年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在俄国社会引起广泛的阅读兴趣。俄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文学回忆录名作，则或许是帕纳耶娃那部写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面世于一八八九年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翔实生动地描写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文学腾飞时期的文坛，形象地刻画出包括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在内的众多文学人物肖像，向后人提供出一份宝贵的文学史史料。在她写作此书前后，许多俄国大作家的配偶也开始写作此类文字，不过这些“遗孀回忆录”大都面世较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出版于一九二三年，其《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二五年；托尔斯泰夫人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的《我的一生》迟至一九七八年才被整理出来发表。

由帕纳耶娃奠定的“俄国女性文学回忆录”传统在二十世纪大放异彩，结出累累硕果，它们或为女作家、女诗人本人的自传性文字，如茨维塔耶娃的《我的普希金》（1937）、苔菲的《我的编年史》（2005年发表）和阿赫马托娃的《自传随笔》（1955—1966）等，或为他人关于女作家、女诗人的描写，如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札记》（1976）等，但更多的女性文学回忆录则是女作家们主观体验和客观见闻这两种成分的合成，作者们既写自己也写他人，既展示历史场景也袒露个人情感。二十世纪的俄国女性文学回忆录名篇还有吉比乌斯的《鲜活的面孔》（1925）、利季娅·金兹堡的《险峻的道路》（1967）、奥多耶夫采娃的《涅瓦河畔》（1967）和《塞纳河畔》（1983）、别尔别罗娃的《着重号为我所加》（1972）以及艾玛·戈尔施泰因的《回忆录》（1998）等，这些作品或前后衔接，或相互呼应，共同构建出一座俄国女性文学记忆的金色宫殿。

在这座女性文学回忆录的宫殿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无疑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部回忆录的写作和发表、内容和风格、传播和影响均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地体现出了女性记忆在俄国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功能和影响。

二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Надежда Яковлевна Манледьштам）是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是俄国白银时代阿克梅诗派的最重要代表，也被视为二十世纪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曼德施塔姆于一八九一年一月三日出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彼得堡度过少年时代，在彼得堡杰尼舍夫学校上学时开始写诗，后去法、德等国留学，受到西欧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一九一一年回国后接近古米廖夫，一九一二年撰写《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从而成为阿克梅诗派的主将之一。一九一三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石头集》，其诗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冷峻的诗歌意象和优雅的韵律结构让人耳目一新，使他迅速成为俄国诗坛的重要诗人，与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并列为阿克梅诗派的“三驾马车”。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一八年，曼德施塔姆与契卡特工勃留姆金发生冲突，后被迫前往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等地，据说他在南方屡遭不幸，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所逮捕，直到二十年代初才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居无定所的曼德施塔姆却迎来自己创作上的一个高峰，相继出版诗集《忧伤集》（1922）、回忆录《时代的喧嚣》（1925）、文论集《论诗歌》（1928）以及一些译作。坚持个性并反对专制、认为诗歌高于任何价值的曼德施塔姆，似乎注定会为新现实所不容。一九三三年，曼德施塔姆写了一首影射斯大林的诗；一九三四年，他又与当时苏联文坛的重要人物阿·托尔斯泰爆发冲突。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曼德施塔姆第一次被捕，被判处三年流放，流放地是北乌拉尔地区的切尔登，他在那里跳楼自杀未果。在布哈林等人的斡旋下，曼德施塔姆的流放地被改在沃罗涅日，他在此地迎来另一个诗歌创作高峰，他写在三个“沃罗涅日笔记本”中的诗作后被妻子和朋友们保存下来，成为二十世纪俄语诗歌中的珍品。一九三七年五月，曼德施塔姆夫妇结束流放生活回到莫斯科，但仅仅一年之后他又再次被捕，并被流放至苏联远东地区。一九三八年年底，他死于海参崴附近的一座集中营。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出嫁前姓哈津娜，她一八九九年十月三十日生于萨拉托夫，与曼德施塔姆一样出身犹太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医生。二十世纪初，哈津一家迁居基辅，一九〇九年，娜杰日达进入基辅一家私立女子中学读书，其间曾随父母多次旅行德、法、瑞士等国。中学毕业后，娜杰日达考入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法律系，但未及毕业，便转入著名画家埃克斯特的画室学画。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娜杰日达在基辅一家咖啡馆结识曼德施塔姆，由此开始了一位著名诗人和一位年轻女画家之间的罗曼史，三年后他俩结婚。但是，这位著名的诗人带给他妻子的却是无尽的磨难，在二十年代中后期的短暂平静之后，她不得不先后面对曼德施塔姆的两次被捕，这位被丈夫称为“黑暗岁月的同志”的妻子，仅与丈夫共同生活了十六年，其中的最后四年还是在流放地度过的。在曼德施塔姆死后，娜杰日达独自一人又活了四十余年，在其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始终居无定所，一无所有，像个逃犯一样东躲西藏。布罗茨基在她去世后写的“悼词”《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一文中这样写道：“数十年里，这位女性四处奔逃，藏身于伟大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她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只是为了一旦感觉到危险讯号便立即再逃走。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缩成一团，她似乎试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能在逃跑的时候很快地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她自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艺术品，没有任何藏书。书籍，甚至连那些外文书，从来都不会在她那里放得太久。她读完之后，看了之后，就马上把它们退还给别人，她对书籍的处理方式也像对她自己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依靠阿赫马托娃的帮助被疏散至苏联中亚地区。一九四二年，她通过大学的自学考试，开始在一些地方教授英语，一九四四年五月正式成为国立中亚大学的英语教师。一九四九年，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来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在当地的师范学院任教，但在一九五三年意在排挤犹太知识分子的“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赶出校门。之后，她几经辗转，又先后任教于苏联远东地区的赤塔师范学院和切博克萨雷师范学院。一九五六年，她在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的指导下于国立列宁格勒师范学院完成研究生课程，获得英语文学专业的副博士学位，这一年她已年近六旬。一九五八年，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退休后迁居塔鲁萨。当时有一项特别规定，即刑满获释的政治犯及其他可疑分子不得定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周边一百公里范围以内，于是，像塔鲁萨这样的莫斯科周边小镇便成了异见知识分子们的集聚地。在莫斯科远郊的这个小镇上，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开始写作她的《回忆录》。一九六一年，她的一些文字以“娜·雅科夫列娃”为笔名发表在由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潘琴科等创办的地下文学杂志《塔鲁萨之页》上。一九六二年，为生活所迫，她再次走上讲台，在普斯科夫师范学院又教了两年英文，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随着政治气候的逐渐宽松，她终于回到莫斯科，并得到一间一居室住宅。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她虽然深居简出，可她位于莫斯科城乡结合部的那间小屋却成了莫斯科的地下文化中心之一，西尼亚夫斯基、沙拉莫夫和阿赫马杜琳娜等著名作家和诗人是这里的常客，爱好曼德施塔姆诗歌以及白银时代俄语诗歌的人将这里当成一块“朝觐之地”，许多俄国境外的斯拉夫学者也时常慕名前来造访这位诗人遗孀。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卒于莫斯科。

三

曼德施塔姆夫人在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的名声和地位，主要就源自她的回忆录，换句话说，就源自身为遗孀的她关于其丈夫的回忆，源自她关于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文学记忆。

如前所述，曼德施塔姆夫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写作回忆录，她一直写到去世，相继出版的回忆录共有三部，即一九七〇年由纽约契诃夫出版社首版的《回忆录》（Воспоминания），以及由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分别于一九七二、一九七八年首版的《第二本书》（Вторая книга）和《第三本书》（Третья книга）。这三本书被合称为“回忆录三部曲”。第一部《回忆录》的主要追忆对象是曼德施塔姆两次被捕之间（1934—1938）他们夫妇俩的生活遭际。《第二本书》的写作大约开始于阿赫马托娃去世（1966）前后，曼德施塔姆夫人在阿赫马托娃离去后想写一部关于她这位“终生女友”的书，《第二本书》中因而有较多关于阿赫马托娃的叙述；《第二本书》的第一节题为《我》，作者也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宣称，她在前一本《回忆录》中已经谈了太多关于曼德施塔姆的话，这一次她打定主意要多谈一谈“自我”。较之于第一部回忆录，《第二本书》让记忆的触角伸得更远一些，作者从她一九一九年与曼德施塔姆的相遇写起，也更多地忆及自己的少女时代。《第二本书》的篇幅远远超出第一本，涉及的人和事也更多更杂，然而，我们在读完全书后会发现，关于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的追述依然是《第二本书》的主线，其分量远远超过关于阿赫马托娃、关于作者“自我”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本书》这个书名本身即取自曼德施塔姆，一九二三年，曼德施塔姆曾将自己的一部诗集取名为《第二本书》。同样，《第三本书》的题目也能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曼德施塔姆“沃罗涅日时期”的《笔记本第三册》，以及曼德施塔姆一九三一年写作的那篇自传性散文《第四篇散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始终是紧紧围绕着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创作而展开的。至于《第三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我们通过该书出版者所给出的简短前言便不难获悉：“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完成她的第二本回忆录，履行了伟大诗人之遗孀和俄国恐怖年代见证人的使命，之后便似乎无事可做了。朋友们开始努力劝说她把回忆录继续写下去，写一写她在认识曼德施塔姆之前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听从大家的意见，写了三篇关于父母和家人的特写，但是这项工作却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她年迈多病，对曼德施塔姆出现之前的年代也无太大兴趣，这使得她的‘第三本书’一直没写出来。同样还是这些朋友……认为应该把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留下的文字整理为一个集子。此书就是对这一愿望作出的回应。本书包含多种不同材料。主体部分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之前对曼德施塔姆莫斯科时期和沃罗涅日时期的诗作所作的批注，这些批注之前从未发表。围绕这条主干，还收入了她的一些批评文章、自传章节（部分曾发表）和写给境外友人的书信。为了更充分地展示娜·雅·曼德施塔姆的创作全貌，我们决定将她最初试笔的三篇特写也收入此集，这三篇特写曾以‘娜·雅科夫列娃’为笔名刊于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最具特色、最为大胆的出版物之一《塔鲁萨之页》。”

由此可见，在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三本回忆录中，相对而言最为重要的还是这第一部。实际上，人们在提起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时，如果不作特别说明，所指的也往往就是这第一部。这部《回忆录》于一九七〇年发表后迅速被译成欧美多种语言，不断再版。苏联解体后，这部作品于一九九五年在俄罗斯境内面世，先刊于《新世界》杂志，后又由多家出版社推出，每隔数年便有一个新版本问世。

总括地看《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发现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的内容构成，其一是关于诗人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的回忆，其二是对作者所处时代及其本质的反思。

曼德施塔姆是俄国诗歌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他在十月革命后却逐渐失声，一九三八年去世后，他更是在文学界和文学史中销声匿迹。他的一些诗作后来在“解冻”时期陆续发表，国外也相继有他的作品和关于他的文字面世，但是，真正为曼德施塔姆在文学上“恢复名誉”的，还是曼德施塔姆夫人及其回忆录。在曼德施塔姆重新被发现、被接受的过程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及其回忆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曼德施塔姆被捕的那个夜晚，曼德施塔姆夫人就暗暗为自己确立一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在那个五月之夜，我还明确了这样一个任务，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1)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的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值得为此保持体力。”(2)曼德施塔姆夫人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在丈夫被捕之后，她将藏匿、保存丈夫的诗作当成生活的主要意义；在丈夫被流放后，她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两人共同整理曼德施塔姆的新旧诗作；在丈夫去世之后，支撑她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有朝一日能出版并宣传曼德施塔姆的诗歌遗产；而在时代相对宽松、生活相对稳定之后，她又开始撰写以曼德施塔姆为“主人公”的回忆录。一位当年曾目睹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如何反复背诵、整理丈夫诗歌遗产的人这样写道：“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记忆不仅是保存其夫未发表诗作的一座宝库，它还是曼德施塔姆学的中心，持续不断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展开。在记忆的深处，或许是在潜意识的深处，各种不同版本被一一搜寻出来，得到编辑，在一番比较、评估和筛选之后，确定了最终版本。”(3)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夫人调动、翻拣、整理并归纳她的记忆，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的曼德施塔姆。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曼德施塔姆的特征和形象：“那种使奥·曼备受折磨的哮喘，在他这个冬天许多诗作的格律中竟然也有所体现。”（《双重枝桠》）“战时被疏散期间，我在塔什干遇见兴致勃勃的卡塔耶夫。走近阿拉尔斯克，他看见一匹骆驼，便立刻想到曼德施塔姆：‘瞧它挺着脑袋，完全像是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旧与新》）我们能获悉曼德施塔姆的行为和性格：“可我在他还健在时即已明白，诗歌和散文似乎在确定他的行为，更确切地说，他道出的许多话于他而言都像是誓言。”（《意大利》）“奥·曼会随时道出这样的反常话语，或在编辑部，或在演讲时（自然总是不公开的演讲），或在私下的交谈中，这便派生出许多传闻，说奥·曼的性格让人难以忍受，其实，他只不过有点偏执而已。奥·曼的偏执足够十个作家用，但遗憾的是，这种品质并不是凭票供应的……”（《只读一本书的读者》）我们能了解曼德施塔姆的友人和交际圈：“奥·曼一生中仅有的几缕阳光均归功于布哈林。”（《传送带》）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这两个最不幸的人终生不渝的友谊或许就是唯一的奖赏，奖赏他们各自的痛苦劳作和痛苦经历”。（《嚅动和絮语》）我们能理解曼德施塔姆的诗歌观和世界观：“‘诗歌就是权力。’奥·曼在沃罗涅日曾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4)说道。”（《价值重估》）我们甚至能目睹他具体的作诗方式和他的臆想症病态：“运动，是我判断他开始工作的第一个征兆；第二个征兆则是嚅动的嘴唇。他在诗中曾说，他嚅动的双唇无法被剥夺，他的双唇即便在地下也依然会嚅动……结果的确如此。”（《嚅动和絮语》）“在切尔登散步时，他在沟沟坎坎里四处寻找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尸体。”（《错觉》）其结果，正像布罗茨基在他谈论曼德施塔姆的《文明的儿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这两本回忆录当然是阅读曼德施塔姆诗歌的指南，但是其意义不仅于此。任何一个诗人，无论他写作了多少作品，从实际的或统计学的角度看，他在他的诗中所表现出的至多是他生活真实的十分之一。……奥西普·曼德施塔姆遗孀的回忆录正好涵盖了其余的十分之九。这些回忆录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那害死诗人、比诗人存在得更久并仍继续存在、更为普遍的一切，也在这些书页中得到再现。由于这些材料的致命力量，诗人的遗孀在处理这些成分时如拆卸炸弹一般小心。由于这样的精心，由于这部伟大的散文是用曼德施塔姆的诗歌，用他的死亡过程和他的生命质量写成的，因此，一位哪怕没有读过曼德施塔姆任何一句诗的人也能立即明白，这些文字再现的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仅凭那朝向他的恶所具有的数量和能量。”

在上引这段布罗茨基的话中，有两个词组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布罗茨基认为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是一部“伟大的散文”，“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也就是说，曼德施塔姆夫人用自己的记忆复活了自己的丈夫，复活了一位诗人；更为重要的是，她通过曼德施塔姆又复活了一个诗歌时代，甚至复活了一个历史时代。

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作为个人的诗人与作为集体的社会似乎注定要产生碰撞和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曼德施塔姆是一位诗人，“要知道诗人也是人，是普通人，那些最平常最普通的事情，那些对于国家和时代而言最为典型的事情，那些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会赶上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诗人身上。这不是个人命运的闪光或恐惧，而是一条‘成群结队’的寻常路”。（《抄家》）另一方面，诗人的遭遇往往是那个时代文化人之命运的典型体现和象征，因为诗歌在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发挥着十分特殊的作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有几段话便极好地说明了诗歌所曾扮演的这种“角色”：“奥·曼在选择死亡的方式时利用了我们领导人的一个出色品质，即他们对诗歌过分的、近乎迷信的爱好。他常说：‘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有人爱诗，爱到因为诗而杀人。要知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因为诗而杀人的。’”（《毁灭之路》）“可是奥·曼却顽固地坚持自我：既然他们因为诗而杀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对诗还有一份尊重和热爱，这就意味着他们怕诗，这也就意味着诗是一种权力……”（《价值重估》）“不过，诗歌可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它不知为何无法被活埋，即便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宣传机构在竭尽全力地扼杀，它仍能复活。‘现在我放心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六十年代曾对我说，‘要知道，我们终于知道了，诗歌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幻觉》）“诗歌在我们这里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成，如今就伴随着对诗歌的空前爱好。这就是我们价值体系的黄金储备。诗歌唤起人们的生活热情，唤醒了良心和思想。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新生活的使者》）

将以上几段引文的意思总结起来看，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首先，在一个宣扬集体和一统的时代和社会，弘扬个性和自我的诗歌自然会遭遇尴尬和打压；但是颇为悖论的是，诗歌又往往被专制统治者当作一种装点手段或颂扬工具，诗人和诗歌于是便时常处在强烈、刺目的政治聚光灯之下。其次，诗歌是检验人的精神修养和道德水准的一把标尺，是让人保持良心和尊严的一种手段，一个时代诗歌水准的高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代的道德和文化水准。最后，诗歌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布罗茨基称曼德施塔姆为“文明的儿子”，正是就这层意义而言的，诗歌是最为简洁的文学形式，因此也就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文化记忆手段，曼德施塔姆有一部文论集题为《词与文化》，他认为“词与文化”之间的桥梁就是诗歌；另一方面，就像曼德施塔姆就“什么是阿克梅主义”的问题给出的著名回答一样，诗歌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就是一种最精致、最高级的文化记忆手段。如此一来，弘扬个性的诗人在一个戕害个性的时代蒙灾受难，传承文化的诗歌在一个敌视文化的社会四面楚歌，似乎就是一个命定的结局了。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认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已大规模呈现”，而其两个主要表现形式或曰实施手段，“即消灭富农运动，以及文学的组织化”。（《毁灭之路》）前者是对物质文明的毁灭，后者是对精神文明的毁灭。作为一位“大恐怖”年代的见证人，曼德施塔姆夫人展示出的那些年代的生活场景和社会氛围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生活环境却让我们成了准地下工作者。见面的时候我们会小声说话，警惕地盯着四壁，看有无邻居窃听，有没有安装窃听器。当我在战后来到莫斯科时，我发现每一家的电话都用一个大枕头蒙着，因为有一种传闻说电话上装有录音装置，在这个能够窃听到人们隐秘思想的黑色金属侦查员面前，所有居民都会恐惧得发抖。所有人彼此均不信任，我们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有时会让人觉得，整个国家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直到如今，我们的这一病症仍然没有痊愈。”（《理论与实践》）“那些能发出声音的人遭受了最卑鄙的折磨：他们被割去舌头，他们被命令用剩下的舌根去颂扬统治者。”（《颂诗》）“大恐怖就是一种恐吓行动。为了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怖状态，就需要让牺牲者的人口达到一个天文数字，就要在每个楼道里都清除掉几户人家。在被铁帚扫过的家庭、街道和城市里的剩余住户，一直到死都会甘做模范公民。”（《诗歌爱好者》）曼德施塔姆夫人曾这样描写她半夜躲在什克洛夫斯基家的情景：“在七层楼上自然听不到是否有汽车在楼前停下，但每当电梯在夜间开动，我们四个人都会跑到前厅探听动静：‘谢天谢地，停在楼下。’或者是：‘谢天谢地，开上去了……’无论我们是否在此过夜，他们每天夜里都会留意电梯发出的动静。……在大恐怖的年代，听到驶近的汽车发出的动静，听到升高的电梯传来的响声，整个国家的所有人家无一不感到毛骨悚然。”（《什克洛夫斯基一家》）

通过诗人曼德施塔姆的个人遭遇来折射俄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悲惨命运，来反衬当时社会的反人道、反文化本质，曼德施塔姆夫人于是成了一个大恐怖时代的文学见证人。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一九七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裔美籍作家辛格评论此书道：“这是一部最为严肃、最引人入胜的书。它道出了假借进步等美好字眼而展开大规模屠杀的痛苦真相。这是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方面的深刻一课。”(5)于是，如布罗茨基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文中所言：“丝毫不令人奇怪，这样的阐释会变成对体制的谴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这两部回忆录的确能被等同于在人间对她所处的世纪和她所处世纪的文学作出的最后审判，更可怕的是，正是这个世纪曾发出建造人间天堂的呼吁。”曾到莫斯科造访过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美国密歇根大学俄国文学教授卡尔·普罗菲尔也从这个方面肯定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意义：“无论对于任何一位仔细探究曼德施塔姆创作的专家而言，还是对于任何一位认真研究那整个时代的学者来说，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都是首屈一指的参考资料之一。”(6)

四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一份历史的证词，更是一段文学的记忆。这部回忆录至少具有这样两个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其一在于它是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中所谓“遗孀文学”的最典型体现之一，其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段生动、珍贵的文学断代野史。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在做了一个噩梦之后给自己下落不明的丈夫写了一封信，她的信是这样开头的：“奥夏(7)，亲爱的、遥远的朋友！我亲爱的，这封信我没什么话好说，你或许永远也收不到这封信。我把这封信寄往空间。也许，在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那时，这就将是我最后的记忆。”这封信没有成为她“最后的记忆”，她的记忆后来沉淀、转化成了她的回忆录。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深爱着自己的诗人丈夫，无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半夜常常喊出声来。在那个冬天，我的哭喊十分恐怖，就像是快被掐死的动物和鸟发出的叫声。什克洛夫斯基有意刺我，说其他人在梦中都是喊‘妈妈’，我却在梦中喊‘奥夏’。”（《马里纳小树林》）在丈夫去世之后，曼德施塔姆夫人能为丈夫做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地保留关于他的一切之记忆。正如布罗茨基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文中所言：“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爱情，也就只有记忆。记住什么，这便是在重新确立亲近关系。”布罗茨基甚至认为，曼德施塔姆夫人“在生命的最终比刚结婚时更爱自己的丈夫”，因为她在记忆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丈夫及其诗歌的理解，越来越意识到丈夫的诗歌遗产所具有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曼德施塔姆夫人在回忆录中的几段话，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她作为一位“诗人遗孀”的献身精神。在丈夫被捕后的那个夜晚，她意识到：“我应该保持体力，以便从头到尾走完这由其他许多人的妻子踏出的道路。”（《晨思》）“在获悉曼德施塔姆的死讯之后又过了近二十年，我从暗匣中掏出一摞他的诗稿，放在桌子上，更确切地说是放在箱子上，因为我并没有桌子，——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我始终不是我自己，而戴着一副所谓的‘铁面具’。实际上，我也一直无人可以坦承，说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等待，偷偷地等待我重回自我，能够公开说出我等待的是什么，我保全的是什么。”（《“附加的一天”》）“我们当时还没想到，一个人死去，与他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记忆。……我们已经知道，记忆将与人一同死去，在我们隐秘的交易所里，生命的价格也在一天天地贬值。……无论如何，我或许能损失不大地走到终点，可终点还未出现在视野里。只有一种保存方式，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得不放弃，即背诵，在一九五六年之前，我还能背诵一切，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为了不忘记，需要每天重复某些片断，在我还信赖自己的活力时，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档案和声音》）“我们这一代的美女们，那些殉道者的寡妇们，就这样结束了她们的生命，在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那些殉道者们聊以自慰的东西就是他们秘密储藏在记忆中的诗歌。”（《古戈夫娜》）

英国斯拉夫学者布朗在他为英文版《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提及，曼德施塔姆夫人曾告诉他，说她善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扮演‘诗人遗孀’的角色”。布朗进而写道，曼德施塔姆夫人对这一角色的扮演如此投入，竟使得《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实际上不是一部“她的”回忆录，而是一部关于“他”的书，“她自己、她的个性和她个人的生活情况都令人奇怪地完全缺失。她的书其实就是一部她丈夫的书”。(8)曼德施塔姆夫人并非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相貌平平，生活能力不强，似乎也不善表达柔情，据说她与曼德施塔姆在生活中也时有争吵。然而，曼德施塔姆夫人却无疑具有俄国女性传统的献身精神。俄国女性，尤其是一些俄国男性伟人的妻子，常以对丈夫及其事业的奉献和捍卫为己任，并因此而自豪，从阿瓦库姆的妻子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到布哈林的遗孀，莫不如此。曼德施塔姆夫人无疑也是这些忍辱负重、甘愿牺牲的俄国女性中的一员，但与众不同的是，她并不仅仅是“诗人的遗孀”，而且自身也成了一位“诗人”，即用语言来固化记忆、结晶情感的人。布罗茨基甚至断言，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所作所为发挥了“延缓民族文化崩溃”的巨大历史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称曼德施塔姆夫人为“文化的遗孀”。

大约就是在“诗人的遗孀”、“文学的遗孀”和“文化的遗孀”等说法流布开来之后，所谓“遗孀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вдовство）的概念才开始逐渐被人们所关注和接受。布罗茨基在上述那篇关于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文章中略带调侃却又充满苦涩地写道：“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这个国家在三四十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遗孀，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已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成为遗孀居然“几乎已是一种职业”，为数众多的遗孀居然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曼德施塔姆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发问：“我们这种偷偷在夜间背诵死去丈夫话语的女人，究竟有多少位呢？”（《档案和声音》）然而，问题不仅仅在于遗孀们的人数之众，甚至不仅仅在于她们因丈夫而蒙难、为丈夫而殉道的悲惨和壮烈，而在于她们不约而同地拿起了记忆和笔这两种强大的武器，将她们的苦难和思考记录了下来。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体现了二十世纪俄国“遗孀文学”的几个主要特征：首先是作者的遗孀身份，这类作品大多写于作者的丈夫去世之后，是孤独中的寡妻们回忆往事、记忆亡夫的途径和结果；其次，此类作品的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逝去丈夫的，它们作为一种回忆录体裁所体现出的形式特征，即它们大多并非自传，而是“他传”；最后，则是此类作品中所渗透着的作者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女性作者们写作此类作品的目的大多仍在于为亡夫树碑立传，或正名申冤。但与此同时，“遗孀文学”毕竟出自女性之手，是女性声音、女性情感、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文学遗孀们”借助自己的记忆和写作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释放和自我塑造，或者像曼德施塔姆夫人这样，成长为一位真正的作家，可以说，她的回忆录在“复活”曼德施塔姆的同时，也促成了作为一位杰出回忆录作家的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诞生。《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在西方面世时，恰逢女性主义文学运动方兴未艾，欧美一些学者也曾试图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来解读这部女性回忆录，但是，这部作品乃至整个俄国“遗孀文学”所具有的复杂性或曰矛盾性，即纯粹的女性文学表达与毫无保留的女性奉献精神这两者的混成，却使得那些评论家们有些困惑和茫然，于是，一位论者便颇为无奈地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称为一位“下意识的女性主义者”。其实，赋予《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和二十世纪的俄国“遗孀文学”以价值和意义的或许并非某种清晰的女性立场和女权意识，而是作为作者的遗孀们所具有、所体现出的这样几种特质：第一，她们是以亡夫生活中的患难与共者、精神上的志同道合者为自我定位的，就像曼德施塔姆夫人在她的《遗嘱》中所说的那样：“我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因为我一生都在捍卫一位逝去诗人的那份诗作和散文。这并非一位遗孀和女继承人的庸俗权利，而是一位黑暗岁月的同志所拥有的权利。”第二，她们对包括亡夫的文学遗产在内的整个文学和文化抱有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她们普遍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和文字能力，能使她们的回忆录具有相当水平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以一位诗人为叙述中心的，它因此自然会涉及这位诗人所处时代的文学。出现在这部回忆录中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苏文学人物多达十几位，其中既有法捷耶夫、苏尔科夫等当时文坛的高官，也有洛津斯基等与曼德施塔姆同样被关进集中营的囚犯，既有古道热肠的什克洛夫斯基，也有作者心目中的“小人”吉洪诺夫，既有古米廖夫等白银时代的“旧人”，也有爱好文学的“新生活的使者”，作者用简洁的笔法为这些人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肖像画。与此同时，曼德施塔姆夫人还忆及许多文坛事件和掌故，对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作出评判。所有这一切均使《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具有某种文学断代史的性质，不过，这是一位“在野”文人视野中的文学场景，是以曼德施塔姆为中心划出的一片文学方圆。曼德施塔姆夫人对某一位作家的描绘和分析，往往都是在与曼德施塔姆的比较中展开的，试以《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形象为例。

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几乎贯穿始终的人物，他的名字上百次地出现在书中。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施塔姆同为白银时代的大诗人，两人相互敬重，尽管帕斯捷尔纳克不像阿赫马托娃那样是曼德施塔姆的终身友人，就像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在电话中对斯大林所说的那样，他和曼德施塔姆的关系“还难以归入‘友谊’范畴”。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施塔姆两人性格迥异，帕斯捷尔纳克谨小慎微、沉着自信，曼德施塔姆则性格急躁、很少顾忌；帕斯捷尔纳克试图“借助文学界步入文学”，曼德施塔姆则一直在努力“摆脱文学界和文学事务”。在书中《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一节中，作者更是集中地对两位诗人进行对比：“帕斯捷尔纳克为向心力所控制，奥·曼则为离心力所左右”，“帕斯捷尔纳克渴望友谊，曼德施塔姆却拒绝友谊”。在《两种声音》一节中，作者又引入别雷作为区分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施塔姆不同“声音”的一种参照（“两种声音”结果实为“三种声音”）：“别雷内心深处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他的思想很难被人接受，还不够缜密。因此，他的言说方式便与帕斯捷尔纳克截然不同。别雷老是缠着其交谈者，以说服和迷惑的方式慢慢地征服他。他的语调略带害羞和央求，其中能感觉出这样一种心态，即对听者尚缺乏信心，担心得不到倾听和理解，迫切需要赢得信赖和关注。帕斯捷尔纳克则在以微笑和话语赠人。他声若喇叭，充满自信，似乎认定每一片土壤都已被事先开垦，只等播种。他不像别雷那样去说服，也不似曼德施塔姆那样去争论，而是信赖地欢欣鼓舞，大喊大叫，要让所有的人都来倾听和赞赏。他似乎在独自演唱一曲咏叹调，他认为，在他童年时即已属于他的莫斯科早已替他准备好了成熟的听众，这些听众具有出色的听觉和理智，一准会爱上他的声音。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很尊重他的听众，一点儿也不想惹他们生气。但是，他需要的只是听众而非交谈者，他对后者避之不及。别雷则需要激发思想的素材，即那些面对别雷便会展开思考和求索的人。我曾问奥·曼：‘这两种手法中你用的是哪种？’他回答：‘当然是别雷那种。’此话也不对，因为奥·曼寻求的只是势均力敌的交谈者。听众、学生和崇拜者都会同等程度地让他感到不满。他始终有一种要与势均力敌者交往的贪婪欲望，可是，这一愿望却一年比一年更难满足。”曼德施塔姆坚守自我，眷念文化，似乎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帕斯捷尔纳克却似乎显得胆怯，面对斯大林在电话中关于曼德施塔姆到底是不是“一位大师”的发问，他支支吾吾未作出直接回应，但是在曼德施塔姆被捕之后，他却是除阿赫马托娃外唯一前来探望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作家，并为营救曼德施塔姆而四处奔波。“他俩谁更正确，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这是一个伪命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人在其生命终点均做出了与其生活立场相悖的举动：完成并出版了那部长篇小说(9)的帕斯捷尔纳克，已走向公开的决裂；曼德施塔姆却决定靠近，但就像结果所证明的那样，已为时太晚。实质上，这是曼德施塔姆在绳索已套上脖子时所做的自救尝试，但他毕竟做过这次尝试。”（《两个截然相反的人》）

这样的描写无疑能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更多地窥见那一时代某些文学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从而获得关于那个文学时代更为具象、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五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风靡一时，自然与当时东西方之间依然持续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大背景不无关系；这部回忆录“回归”俄国后至今长盛不衰，亦与人们对曼德施塔姆乃至白银时代俄国诗歌和文化的强烈兴趣有所关联。但是，这部回忆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持久阅读的首要原因无疑仍在于它自身的价值，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容，同时也在于其风格和表达方式。布罗茨基写道：“让人惊诧的是，她的这两本书是她在六十岁时写下的。在曼德施塔姆家中，奥西普是作家，而她却不是。如果说她在这两本书之前也写过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些写给友人的书信或写给最高法院的申诉书。”也就是说，写作回忆录时的曼德施塔姆夫人是“白手起家”的，其回忆录实际上是她的“文学处女作”。然而，这部“处女作”却如此地出手不凡，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学杰作，布罗茨基将个中原因解释为两位大诗人即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对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影响，是伟大的俄国诗歌传统将她“踹进了”散文：“她的文字所具有的明晰和无情反映了其智性的典型特征，而她明晰而又无情的文风，也同样是那塑造了这一智性的诗歌所必然导致的风格后果。无论就内容还是就风格而言，她的书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之附言，这种崇高的语言形式就是诗歌，仰仗对丈夫诗句的反复背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使这种语言形式成了自己的肉体。”与曼德施塔姆的相濡以沫，与阿赫马托娃的终生友谊，当然会加深她对诗歌的理解，丰富她的文学修养，但曼德施塔姆夫人能写出这样一部文学杰作，更重要的前提恐怕仍在于她个人的艺术禀赋，在于她对生活遭际的记忆和思索。作为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曼德施塔姆夫人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包括在画室获得的艺术教育），而且也像她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对文学艺术怀有深刻的“眷念”；作为二十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者和体验者，她在长达数十年的逃亡和独处中所获得的感受和思索，以及此类感受之独特和此类思索之深刻，或许是其他人所无法想象的。此外，她精通数种欧洲语言，有着数十年的外语教学经验，这无疑也会强化她对语言的感受和使用能力；她为了糊口而进行的为数甚多的翻译工作，或许也锤炼了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她手不释卷（据说书和香烟、咖啡一同构成了她的三大“依赖”），巨大的阅读量让她很早就体会到了写作的真谛；她在莫斯科的家后来成为一个地下文化中心，作为“沙龙女主人”的她既表达又倾听，更易对她那一代人的思想情感进行概括和总结。所有这一切都为曼德施塔姆夫人写作一部出色的回忆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曼德施塔姆夫人反过来也为我们提供出了一部具有很高阅读价值的真正的文学作品。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由八十四个章节构成（英译本只有八十三章，略去了其中的《双重枝桠》，因为英译者认为“它对一位无法用俄文阅读曼德施塔姆诗作的读者无甚意义”），各章节没有编号（英译本加有序列号），每个章节似乎都是一个可以独立成篇的散文或特写，但它们之间又不乏承接和呼应关系。此书主要回忆曼德施塔姆夫妇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间的生活，但其间也穿插有关于曼德施塔姆早年生活和作者其后境遇的某些叙述。全书大致由这样几个大的段落构成，即曼德施塔姆第一次被捕（第1—9节）、切尔登流放（第10—22节）、沃罗涅日流放（第23—45节）、结束流放（第46—59节）、被逐出莫斯科（第60—76节）和曼德施塔姆再度被捕和死亡（第77—84节），各个大的段落大致由十个左右的章节构成，只有沃罗涅日流放时期和被逐出莫斯科后的流浪时期获得较多篇幅。各大段落中的不同章节或写事，或写人，或集中进行评述和思辨。这样的整体结构既收放自如，又浑然一体。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分析契诃夫和别雷的小说特征时曾用到“音乐结构”这样一个概念；有人也曾注意到曼德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和《第四篇散文》等自传性文字中的音乐结构因素。其实，用“音乐结构”来归纳《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谋篇布局，或许也是恰如其分的。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另一个突出结构特征即夹叙夹议，作者用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思想的文字几乎与她叙事写人的篇幅一样地大。与大多为叙事和转述的《帕纳耶娃回忆录》做一比较，《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政论”特征就越发醒目了。或许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英译本的序者才断言“此书大体上是一部回忆录，但又不止于此”；而她的俄文版回忆录序者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写道：“这几本书的体裁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文学政论。”总之，丰富独特的叙事内容与音乐的结构和政论的风格相互交织，使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这部书成了一部“不止于”回忆录的文学作品，一部富有史诗韵味的特殊时代的编年史。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感性和理性相互结合的叙述基调。这是一篇满含血泪的控诉和声讨，但我们却听不到作者的哭泣和哀怨，而只能感觉到作者的坚韧和坚强；这部作品中既有纳博科夫的自传《说吧，记忆》一般的细腻和繁复，也有近乎托尔斯泰的檄文《我不能沉默》那样的愤怒和力量。作为一部女性回忆录，这部作品也充满女性的体验和感受，细腻而又深刻。但与此同时，作为女性的作者却在这部作品中体现出了强大的理性力量，她透过其所处时代的种种表象，试图深入地剖析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后果，显示出了极高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思维判断能力，这从她设置的一些章节的题目便可感觉出一二，比如她在曼德施塔姆被捕后的那段“晨思”，她对所谓“社会舆论”的分析，她仿效赫尔岑再次提出的“谁之罪”问题，她对所谓“价值重估”的“重估”，她对“社会结构”的透视，她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思考等等。在此书的《别杀人》一节中，她也曾以“一个理性的女性”自称。

在这一方面，她关于俄国知识分子及其在二十世纪的演变、角色和责任等的思考最具代表性。在《投降》、《新生活的使者》等章节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对知识分子问题做了这样几点思考：首先，什么叫知识分子？她写道：“无人能给知识分子下一个定义，并确定他们与受教育阶级的区别究竟何在。这是一个历史概念，这个概念出现在俄国，又从我们这里传到了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多特征，但即便将这些特征总括起来，也依然无法给出一个完满的定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暗淡而又飘忽，因为这一称谓常用来针对那些没有任何权利的阶层。那些技术专家和官场人士难道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吗，即便他们怀揣一份大学毕业证书，或是正在写作长篇小说和长诗？在普遍投降时期，真正的知识分子受到嘲讽，他们的名称却为投降者所盗用。究竟什么人叫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阶层的任何一个特征都并非他们独有，它同时也属于其他社会阶层，比如特定的受教育程度、批评思维以及随之而来的忧患意识、思想自由、良心、人道主义……这些特征如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目睹，随着这些特征的消失，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也将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是价值体系的承载者，只要稍稍尝试对价值体系进行重估，知识分子阶层便会立即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或者不复存在，就像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但是要知道，捍卫价值体系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即便在所谓文化上层人士业已抛弃价值体系的最黑暗时期，这些价值仍能在民间保持其力量……问题或许在于，知识分子阶层并不稳定，价值体系在他们手中会获得一种前驱力。”（《新生活的使者》）其次，在给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中，后来成了革命对象的俄国知识分子自身也难逃干系。“知识分子既热衷发展也嗜好自我毁灭。完成革命并在二十年代大展身手的那些人就属于此类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种价值体系，为的是建立另一种他们认为更为崇高的价值体系。这就是在转向自我毁灭。”（《新生活的使者》）正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曾主张以暴力的方式诉诸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借口消灭另一部分人，以最终的目的来论证手段的合理性。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实际上是数代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理论及其实践的直接产物。再次，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个“普遍投降”的过程，“人民尚未缄默不语，而在静静地准备过好日子，知识分子在闲暇时分忙于价值重估，这是一个大众化投降的时期”。“使所有人在心理上趋向投降的原因即害怕陷入孤独，害怕置身于一致的运动之外，甘愿接受那种可运用于一切生活领域的所谓完整、有机的世界观，相信眼下的胜利坚不可摧，相信胜利者会永坐江山。但最为主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投降主义者内心的一无所有。”（《投降》）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知识分子曾在有意无意之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在这里，曼德施塔姆夫人也将自己包括在内，认为自己与她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负有历史责任，她的《第二本书》的俄文版序者因此感叹道：“她的谴责从自责开始。”最后，真正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往往就表现为他们对诗歌和文学的爱好和忠诚。曼德施塔姆大人想起了曼德施塔姆的一段话：“奥·曼有一次问我，更确切地说是问他自己，究竟是什么能使人变成一位知识分子。他当时并非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词在那些年间被偷换了概念，遭到冷嘲热讽，后来又被用来指所谓‘自由职业’的官僚阶层。不过，他的意思是明确的。‘是大学吗？’他问道，‘不是……是古典中学？……不是……那是什么呢？或许是对文学的态度？……或许是，但是也不尽然……’当时，他便将一个人对于诗歌的态度作为一个关键特征提了出来。”（《新生活的使者》）也就是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对于诗歌的态度竟成了检验个人是否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和气质的试金石；而在那个时代，对于诗歌和文学的爱好也的确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即曼德施塔姆夫人所言的“新生活的使者”。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体现出了其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学表现力，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感觉出这部回忆录的“文学性”：首先是口语风格和诗性语言的结合。这部书的语言是标准的回忆录语言，作者像拉家常一样娓娓道来，自然而又平缓，故有人将此书的体裁特征概括为“餐桌边的谈话”。曾多次去莫斯科拜访过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布朗在他为英文版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所撰的序言中写道：“人们在此书的每个地方都会遇见地道的纯真。其俄语原文风格几乎就是她说话声音的奇特再现。此书字里行间渗透着的坚强精神会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感觉熟悉。观察问题的角度也始终是她的一贯视角。”与此同时，在阅读这部回忆录时，我们却时时处处能感觉到其作者是一个遣词造句的高手，一个在用诗的语言写作散文的作家。比如她写道，若是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我们就会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第二轮》）比如，她这样描写曼德施塔姆构思诗句时的场景：“我不止一次看到奥·曼试图摆脱这种曲调，想抖落它，转身走开……他摇晃着脑袋，似乎想把那曲调甩出来，就像甩出游泳时灌进耳朵的水珠。”（《职业和疾病》）再比如，她这样形容自己探监时的感受：“如此一来，探监时的我便似乎成了一张唱片，侦查员和奥·曼都迫不及待地把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刻录在这张唱片上，好让我带出去告诉大家。”（《“里面”》）

其次，这是一部苦难之书，但其中却又不乏“令人难以置信的活泼感觉，诸如释然、欢快甚至……幽默”(10)。这种“苦中作乐”的情绪调性当然首先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乐观主义信念之上的，或许就源自有人在曼德施塔姆身上发现的那种“基督徒式的欢乐”，即对人类道德救赎的坚定希望。在苦难中不放弃信念和希望，在回忆苦难时表现出释然和幽默，这也是许多艺术家在遭遇并再现生活磨难时所持的立场，这或许就是一种面对不幸命运的审美态度。更何况，曼德施塔姆夫人这部书中的“幽默”所体现的往往正是当时日常生活中的荒谬。比如，他们夫妇在流放地难以度日，“在对各种个人生存手段进行一番思忖之后，奥·曼说道：‘养头母牛！’于是我们便开始幻想母牛，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母牛需要吃干草”。（《钱》）比如，一位名叫列日涅夫的小作家很走运，他的一本“谁都不愿出版的书（虽然此书并不次于其他人的书）却被斯大林读到，斯大林很欣赏此书，甚至给列日涅夫打来电话，可列日涅夫却不在家。在这次来电之后，列日涅夫期待电话再来，便在家里守了整整一个星期，寸步不离电话机。他期待奇迹再现，可是众所周知，奇迹不会重复。一个星期后有人通知他，不会再有第二次电话了，但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他的书会被出版，他也被吸收入党，入党介绍人就是斯大林本人，他还获得一项任命，去负责《真理报》的文学部”。（《书架》）再比如，乌里扬诺夫斯克师范学院院长在斯大林死后仍在继续执行那项将犹太人排挤出大学的政策，“院长未能在斯大林生前完成既定任务，因此在领袖死后便继续干下去，要知道，每赶走一个人都要履行一套相应的手续。他最终赶走二十六个人，而且其中不仅有犹太人，也有其他民族的可疑知识分子。就在他们打算赶走曾出面反对李森科的生物学家留比舍夫教授时，院长被解职了”。（《非党的塔尼娅》）

最后，无论写人还是叙事，《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采用的主要是一种白描式语言，但是书中却又不乏大段大段深刻的心理描写。在《另一边》一节中作者写道，自从她踏进前往流放地的列车车厢，整个世界就分裂成两半，作者对她此时心理活动的捕捉和描写十分饱满深刻。《委屈的房东》一节里有这么一段话：“乘坐大车、汽车或电车穿过苏联的一座座大城市，我时常计数着那一扇扇灯火闪烁的窗户，心生诧异：这些窗户为何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呢？我做过一些荒唐的梦：一道道宽阔的走廊，就像盖有天棚的街道，两边是一扇又一扇的房门。房门正在打开，我将为自己挑选一个房间。有时发现，这些房间里住的是我去世的亲友。我生气了：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全都在一起，那我干吗还要四处流浪呢？有哪位弗洛伊德敢于对这些梦境作出解释呢？补偿情结？压抑的性情感？俄狄浦斯胡扯或是其他善良的暴行？”这样一些深刻的心理描写与书中不时穿插进来的哲理思考和抒情文字相互呼应，共同交织成一种起伏跌宕、浑然天成的有机文体。

记忆是任何一部回忆录的母题，纳博科夫的自传以《说吧，记忆》为题，就最好不过地揭示了记忆和回忆录之间的这样一种必然联系。纳博科夫最初设想的书名是《说吧，摩涅莫绪涅》，但他被告知“小老太太们不会想要一本她们读不出书名的书”，于是只好改用后来的书名(11)。摩涅莫绪涅即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值得注意的是，九位文艺女神即缪斯全都是她的女儿，这似乎就是在最直接、最形象地告诉我们：记忆即文艺之母。《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俄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恒久的、常在的特征就是，无论是对武士还是非武士而言，每一条道路都充满死亡的威胁，行路人只能凭运气偶然地摆脱死亡。让我感到惊讶的并非这一点，而是另一种现象，即这些羸弱的人的确有人成了武士，他们不仅保住性命，而且还保持着杰出的智慧和记忆。”（《死亡日期》）保持着“杰出的智慧和记忆”的曼德施塔姆夫人，以文学和艺术的手段诉诸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的诗歌遗产和曼德施塔姆所处的时代，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部境外俄文版的编者这样写道：“她的几部回忆录不仅仅、不单单是回忆录，因为，对隐秘的诗歌创作的洞悉，对诸多历史事件的沉思，各种评判（尽管并非总是公正的）所具的‘力量和愤怒’（她自己的用语），以及明快的语言和生动的同步对比手法，这一切足以使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书位列近二十年内最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12)笔者所引此书出版于一九八二年，但这个“第三版”之母本是一九七〇年由“雅典神庙出版社”推出的初版，不知这段“编者按”为哪个版本的编者所撰，因此，不知其中所言的“近二十年”究竟是指二十世纪的五十至七十年代还是六十至八十年代，但是，其实可以把这个范围再扩展一些，即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甚至整个二十世纪的俄国文学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无疑都占有一席之地，更不用说它在二十世纪俄国“遗孀文学”中的牢固地位和深远影响了。

借助关于曼德施塔姆的回忆，曼德施塔姆夫人让人们也记住她本人。作为诗人的曼德施塔姆少年得志，而作为回忆录作家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则大器晚成，但是如今，人们更多的是在将他们两人相提并论：人们称曼德施塔姆为“世纪的孤儿”，也称曼德施塔姆夫人为“世纪的女儿”；布罗茨基称曼德施塔姆为“文明的儿子”，也称曼德施塔姆夫人为“文化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似乎已与诗人曼德施塔姆融为一体，最近再版的一本《曼德施塔姆传》(13)就专设一章“尾声”，题为《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这部曼德施塔姆传记的作者还写道：“曼德施塔姆在全世界的正式名声和在苏联的非公开名声都因为他的遗孀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两部回忆录而得以巩固，这两本书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分别在纽约和巴黎出版的《回忆录》和《第二本书》。在西方，这两本书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曼德施塔姆本人的诗作。”一位曼德施塔姆夫人葬礼的参加者后来回忆道：“我当时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似乎我们不仅在送别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而且也在缅怀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同送葬的人，他们对我说他们也有这样的感觉，情况的确如此。”(14)于是，在基辅咖啡馆里相遇的那两位文艺青年，在切尔登和沃罗涅日流放地相互搀扶的那对落难夫妻，最终化身为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相互映衬、比肩而立的两个伟岸身影。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于京西近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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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名字和父称的缩写形式。

(2) 见本书《晨思》一节，下引此书仅注明章节。

(3) 见《同时代人讲述曼德施塔姆夫妇》，俄文版，2001年，页366。

(4) 即阿赫马托娃。

(5) 娜·曼德施塔姆：《一线希望》，英文版，纽约，雅典神庙出版社，1976年，见封底文字。

(6) 普罗菲尔：《俄国遗孀及其他》，英文版，安阿伯，1987年，页27。

(7) 曼德施塔姆的名字“奥西普”的爱称。

(8) 娜·曼德施塔姆：《一线希望》，英文版，页5、6。

(9) 指《日瓦戈医生》。

(10) 娜·曼德施塔姆：《一线希望》，英文版，见布朗序言。

(11) 纳博科夫：《说吧，记忆》，陈东飙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2。

(12) 娜·曼德施塔姆：《回忆录》，俄文版，巴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1982年。

(13) 列克马诺夫：《曼德施塔姆传》，俄文版，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9年。

(14) 转引自列克马诺夫：《曼德施塔姆传》，俄文版，页346。

俄文版序

尼·潘琴科

二十大将我们的知识分子阵营划分为两大部分。站在右边的，是一些虽不明显、但却忠诚的斯大林分子（格利巴乔夫、柯切托夫和索弗罗诺夫），另一边是所有那些不忠诚的（左派的）人士，他们表示不相信鞭子的驱使力和铁丝网的凝聚作用。左派很多。起初他们几乎与右派一样多，后来则越来越多。他们包括从阿赫马托娃到亚历山大·亚申等所有诗人，包括科尔涅依·楚科夫斯基，乃至尼古拉·楚科夫斯基，甚或亚历山大·恰科夫斯基等所有自由派。西蒙诺夫和卡塔耶夫也是左派。康斯坦丁·费定在大街上遇见并认出了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无偿地认了出来）。阿列克谢·苏尔科夫捧着月季花赶往阿尔多夫家（位于奥尔登卡），自列宁格勒前来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就住在那里。

这是一段凝聚力量的时期，每一首歌（奥库扎瓦的歌）听起来都像是《马赛曲》，每一个演讲（格里高利·斯维尔斯基的演讲或是菲利克斯·库兹涅佐夫的演讲）都像是一个社会发现，一次呼吁正义的呐喊。

大家都愿意一切就这样持续下去。帕斯捷尔纳克遭受公众辱骂，针对格罗斯曼的秘密行动，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审判，未经审判便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就总体而言，也只是在这道甜食上加了点苦味（就像是杏仁）。

一切都很好（除了那种刚刚划定规则的例外举动），大家都感觉很好（只要没干坏事），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很好，都心情愉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很高兴意识到……”领袖的话已经在粉红色的自由语言中飞舞，恰在此时，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面世了，于是，整个氛围都被此书给败坏了。

这些文字突如其来，就像是大司祭阿瓦库姆突然从灰烬中站起身来，用他烧成焦炭的眼睛看了一眼我们被颠倒的眼睛（悲伤的、狡诈的眼睛）。

我只能把这些被称为《回忆录》的“抨击”与阿瓦库姆的《生活纪》相提并论，在这部《回忆录》中，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向我们获胜的知识分子们提起了他们不久前犯下的罪孽。她写到了那个时代（二三十年代），当时，呜呼，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放弃道德的绝对标准，用阶级价值偷换全人类价值，他们实际上也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粗暴地戏弄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为数甚少，且越来越少），把知识分子的称号扣在自己身上，更确切地说，是强取了这一称号！

这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弃绝，它将罪恶的“为所欲为”准则引入日常生活，是在为社会的重构提供意识形态依据。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不为同时代人的欢快情绪所诱惑，她将罪孽称为罪孽，而且把自己也归为罪人。

“我们大家，”她写道，全都在“胜利者的统一意识形态”前缴械投降。

“我们大家”全都曾为统一思想而斗争，曾反对自由，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

“我们大家全都出现了心理偏差……我们十分多疑，爱撒谎，思维混乱，欲言又止，却又表现出未成年人那种可疑的乐观态度。”

“什么叫‘大家’？”“左派”会发问，他们刚刚感觉“一切都好”，似乎，只要与右派划清界限，他们便能牢靠地洗清自己了。

在这一方面，与在文学中保持领导地位的“右派”不同，“左派”除《新世界》外一无所有，这份杂志仍会因最高统帅不散的阴魂而摇摆。呜呼，他们已既无知识分子性（这在意识形态抵抗中不可或缺），亦无毫不动摇的道德绝对标准。只有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还有其他几个零散的声音，在一片大好的虚妄背景下面对未来发出呼号，吁求良心、人格和个人的责任感。

“良心？……这是一种叫人不高兴的东西。”一个小女孩在回答“什么是良心？”的问题时这样说。

“一种叫人不高兴的东西……”我们那些难为情的“知识分子”也会这么认为。

那被他们出卖的过去已经干枯，无人再提及。也就是说，可以“毫无负罪”地面对现实了，不去回忆。一切都显得简单舒服，就应该这样！……

“不，这里当然有某种叫人不高兴的东西……令人遗憾的东西！”当《回忆录》的第二卷出来时，他们就更清楚了。他们感到遗憾，有人为阿赫马托娃抱屈，有人为特尼亚诺夫抱屈，有人甚至为曼德施塔姆抱屈。感到不舒服，则是在为他们自己抱屈。“他们大家”中只有一个人带着其孩子般的直截了当说道：

“我们大家全都陷在她那堆臭狗屎里。齐脖子深！”他撩开花白的大胡子，做了一个手势。

“为什么是‘她那堆’呢？”有人问他。他又说道：

“你还怀疑吗？！”

“当权者们的反应，”约瑟夫·布罗茨基写道，“要比知识分子的反应更真诚一些，因为当权者仅仅把藏匿这些图书宣布为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那些“知识分子”则“冲向别墅（以及创作之家。——本文作者按），在那里闭门不出，以便赶紧在打字机上敲打出自己的反回忆录”。随后我们将从他们那里得知，比如，曼德施塔姆“屁股很大”（艾·格·戈尔施泰因的《曼德施塔姆新论》），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一切则更糟。

一位著名小说家（在二十年代不像在三十至八十年代间那么著名）给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寄来一份准备好的起诉书。如果考虑到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所有邮件都会遭到检查，那么这封来信便可以被视作另一种性质的文件。但作者关心的并非这一点。他“一笔勾销”我们伟大的文化遗产（从萨姆伊尔·马尔夏克到玛丽埃塔·莎吉娘），揭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老底，最后引用了施瓦尔茨一部剧作结尾处那句愤怒的台词：“幽灵，待在你自己该待的地方！”

我不想点出此人姓名，就像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常说的那样，此人“并非坏人”。我也不会点出其他感觉委屈者的姓名，这些人为数不少，可是他们自己却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而且，他们还曾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以及我本人的）熟人，有些还是我们的好友。进一步加重由他们挑起的分裂，这会让我感到不快。

可他们的不幸之处与成千上万所谓的“无辜者”一样：他们不愿认错，他们只想起诉……

“我们大家”全都有罪，就像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参与了对价值体系的重估，我们曾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野蛮的意识形态面前缴械投降。

面对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投降和滑坡，我们大家也全都有罪。我们因为自己的不服从所遭到的威胁愈少，我们的罪责就愈大。

如今我们正在飞离我们共同的迷惘，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迷惘，其衡量尺度就是我们对自己罪责的供认程度。我们非常想活下去，而且无论如何都想显得漂亮体面。

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但是，每个人的决定要由他自己作出。要做总结还为时尚早。

如果这个结论是正面的，那么，我们就将在真诚的悔过中团结起来，我们就将返回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怀抱，我们就能使我们的子女不再背叛我们，保持与我们的联系，我们就不仅能让左派与左派相互团结，而且还能让左派和右派连为一体：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文化，不可分割。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几乎与本世纪同龄，她于一八九九年十月三十日生于萨拉托夫。她很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父母，因为那些都属于另一种生活。他的父亲是个律师，母亲是位医生。父母常带她前往德、法、瑞士等国，她在国外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外国语言的窍门。良好的中学教育（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父亲的坚持下考入一家男子中学）使她后来顺利通过了大学自学考试（四十年代初）和学位论文答辩。

她在语文学领域很有修养，在自然科学、俄国哲学和俄国历史等领域的修养几乎同样深厚，数学她也绝对不感觉陌生（如同许多人文学者一样），她会忘记某个几何公式，但她总能论证某个数学定理。在绘画和诗歌方面，她就不仅仅是个行家了，如果你们同意，就可以说她是一位立法者，如果你们不愿意，也可以说她是一位有趣的交谈者，而且还不是一位始终宽容的交谈者。她能以不同的方式分别与文学艺术界的专家和票友交谈，与专家交谈时她的态度更严厉一些，但无论面对专家还是票友，她都充满理解和同情。她不喜欢与傻瓜交谈。她会撵走固执己见者。

曾有人公开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作家，都是她的一生与之紧密相连的两位诗人之产物，这两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1)

此话不对。她的功绩堪与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比肩。否则，我们便既不会有那位伟大的男性诗人，也不会有文化在二十世纪苟延残喘的可怕体验，更不会有这份对我们悲哀历史时代唯一的天才阐释。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写道：“我的生活从与曼德施塔姆的相遇开始。第一个时期，是我俩的共同生活。第二个时期我称之为阴间的生活……但并不是永远的阴间，而是一个充满坟墓之恐惧的让人难以置信的世界，我在其中生活了十五年（1938—1953），总的说来，是二十年持续不断的等待（1938—1958）。第三个时期自五十年代末开始，此时我才有权报出自己的姓名，有权解释我是谁，我在思考什么问题。”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没有把二十年代下半期和三十年代上半期归入那“让人难以置信的世界”的存在期，在那段时间里，奥西普·曼德施塔姆被逐出文学（他们让他退休），她没把切尔登（往返切尔登的行程）计算在内，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曾在切尔登跳楼自杀，她同样也将沃罗涅日排斥在外，他在那里孤立无援，无事可做，常去警察局的小窗口前排队，那扇小窗似乎敞向一个难以企及的自由世界。

而在一九五八年之后，她又能向谁解释她是谁、她在思考什么问题呢？讲给她的几个密友听吗，大家都不再会有什么风险了吗？不，在这二十年上至少还要再加上之前的十年（即二三十年代），以及之后的二十年（六十和七十年代）。如此一来，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便始终未曾步出那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世界”（亦即那场针对人民及其精英——知识分子而展开的血腥而又阴险的战争）。她的朋友们或许只有在教堂的墙边才会为她感到宽慰，因为死后的世界，亦即永恒的世界如此之近，能让人感觉到一阵心灵的净化。

她则很少产生这种情感。她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倾向的人，在她不再因自己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为他已经发表或应该藏匿的一切文字）而担惊之后，她仍继续为朋友们担忧。她克服死亡的恐惧，做了那些不允许做的事情（在国外出版书籍，会见外国人）。她常说，缺乏恐惧是一种病态现象。以此而自豪的人，被她称为不受惊吓的白痴。

但是，她清楚一般的“坏”和我们的“第七地平线”之间的区别，清楚“相当素食的”时代（亦即不把所有人连锅端的时代）和斯大林体制之间的区别。她认为她十分幸运。她或许是对的。

我是在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生活的“第三时期”之初与她相识的。在完全退休之前她本想再工作几年，但期限未到，她还是照例被迫“辞职”了。她落户于塔鲁萨的奥腾家，为使奥西普·曼德施塔姆获得平反，她经常往莫斯科跑。在莫斯科，她和往年一样住在瓦西里萨·格奥尔基耶夫娜·什克洛夫斯卡娅家。瓦西里萨·格奥尔基耶夫娜每年带领全家来塔鲁萨度夏，就住在附近。这是一种重建生活的尝试，试图把她生活的第一和第三时期黏合在一起。

“别高兴过头了，娜坚卡(2)，”瓦西里萨·格奥尔基耶夫娜笑着说，“我们能活下来，就因为我们不是乐观主义者。”

除奥腾一家外，当时住在塔鲁萨的还有帕乌斯托夫斯基一家，有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利娅·茨维塔耶娃，隔着一道围墙，还住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诗人阿尔卡季·施泰因伯格一家也住在这里，河对岸是波列诺夫一家；来此度夏的有尼古拉·扎博洛茨基、尼古拉·斯捷潘诺夫、弗丽达·维格多罗娃以及其他一些作家和画家。这些流放犯、前流放犯和知识分子在此地组成一个个继承“帝国边城”优秀传统的“团体”。塔鲁萨看上去正是这样一座城市，它的氛围能使人感觉自由。虽说它只是一个地区的边疆，而非一个国家的边疆，而将这座城镇与上级领导隔离开来的不过是一段不足六十里的崎岖道路。

因此，“高兴过头”的确危险。但是，面对诱惑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当时住在塔鲁萨的人（无论是考虑不周还是相反）说话都更为坦诚，人们相互交换手稿和书籍，我行我素。这是解冻时期的“尾巴”。即便在《塔鲁萨之页》推出之后，人们也未夹起这根尾巴。直到六十年代末，塔鲁萨才冷却下来，当时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已经不住那儿，一些年轻革命者取代知识分子及其“腐朽的人道主义”，他们没有“人道主义”的成见，他们中间混有许多挑拨离间者。

我们这个聋哑的时代究竟留下了什么？（这个时代对前人的警告，即便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告，也充耳不闻，它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未经审查的字眼。）人们书写告密信、控告信和各种报告，以供内部使用。供外部使用的，则是我们那种获得许可的文学。这两种文字均属谎言，一勺焦油便足以毁掉无数张纸。

作为一种体裁的书信无人再写，日记也无人再记，因为这会危及生命。在“千年王国”的开端有过几本书，在它的末日也有几本书。有些东西被“摆上桌面”，那里总是缺氧。还有几部回忆录。

当下写作的书籍一定是关于当下的。历史不该登上当代的戏台，这将成为一则新的谎言。

瓦西里萨·格奥尔基耶夫娜·什克洛夫斯卡娅有着绝佳的记忆力，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理解我们的时代。但是，她并未留下自己的回忆录。她常说：有真相，也有真话（“我要说出一个关于你的真相，它比任何谎言都更糟……”），她不讲“真话”。虽说她并不建议人们忘掉真话。为的是保持充满激情的记忆。在那种记忆中只有时代的呼吸。

或许，她因此才没有留下回忆录。

或许，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就我所读过的部分而言）因此才让我感到最为准确（瓦西里萨·格奥尔基耶夫娜说：“全都是事实”），最为愤怒，因为它不仅是关于时代的，而且也源自时代，源自时代的血液，同等份地源自你所遭受的痛苦和你所造成的痛苦，源自你所敌视的特征和众人皆有的特征……

只有她一人“拥有自由”（借用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话），那种对于诚实的创作而言不可或缺的自由。她所拥有的自由，甚至超出她那些最为自由的同时代人，如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两位后者虽然也时有疑虑，却始终指望在此地发表作品。她却不指望发表作品。不仅在此地，而且在彼处：没有寄出、没被修改、实际上是被品斯基(3)“窃得”的那本书，与其说是用笔写下的，不如说是用嘴巴道出的，是倾诉的，就像忏悔之词……至少，它不是面向读者大众的。但正因为如此，它才成功地步入我们的内心，就像我们的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4)所写的那样，它“是在阐释俄罗斯人民的意识”，“至少，是在阐释有幸读到此书的那些人的意识”，其作者“延缓民族的文化崩溃，如果说她未能最终阻止这种崩溃的话”。

在我们阅读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书时，我们在所有的文化遗产中首先会想到大司祭阿瓦库姆的《生活纪》，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对她的个人生活有所了解的人更不会觉得诧异，无论对于我们的时代还是对于她的书而言，她的生活经历都具有决定前途和命运的意义。

在紧随“解冻”之后出现的“堕落”时期，在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周围展开了一场关于未来的讨论，其热烈和细致胜过在其他任何地方，在塔鲁萨和莫斯科，不知从哪里（我们常说是从“虚空”）冒出许多新人来，聚到她身边。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对此也感到吃惊，她解释说：这些人是自己诞生出来的。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诞生出来（并聚集到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身边），就是为了交谈。

聚会是不合适的，也很危险（直到不久前聚会才不危险），因此没有酒就不行，而且人们也害怕为了交谈而聚会。不过，人们学会这样来交谈，即什么也不说出来。也就是千万别让话语出卖了自己，最好是藏身于话语之后。

后来，已经是在大切廖姆什金街(5)，我们则藏身于酒瓶之后。

“打开窗帘，”格尔方德常说，“在桌上摆瓶酒。让他们看看，我们和大家一个样……”

但是，要想藏身于酒瓶之后，就需要让话语，即那种坦诚的、有思想的话语，重新活跃起来。老一辈人中很少有人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这一任务之实质，就是重建社会。

在什克洛夫斯基家厨房外的那个房间里有时会坐着八九个人，他们都是来见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但她往往（尤其在六十年代初）只请某一个人进去（“太挤了，喘不过气来”）。其他人在餐厅里等。不是所有人第一次都能获得这种“交谈”机会，有些人一直未能获得。许多人都始终无法理解这些意味深长的谈话所具有的“选拔功能”。

重建社会，这种话是否说得太高调了？通过与社会中若干孤僻代表的交往就能重建社会，这是否太天真了？不过，你们或许知道其他的办法？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知道她在做什么，明白她在搅什么人的局，她也没放松警惕。

“她为什么不出国呢？”如今常有人问，“她当时那么害怕被捕，只想死在自家的床上，可这对于她的许多同时代人而言竟然是一种很难实现的愿望。”

她不出国的原因与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和安娜·阿赫马托娃一样。“您还记得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走吗？”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曾这样问一位向她提出诱惑的人。

“他是一位公民。”她好像是这样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思的。一位公民难以舍弃的东西并不太多，即良心、十诫和人民的命运。公民近乎知识分子。

我们在当时有什么用呢？在混乱的六十年代？

我们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尽管我们只是读书人（这样的人如今成千上万），也有些像烧炭党人（亦即行为可疑的读书人）。

我们有可能被收买（毫不吝啬！），顺便说一句，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于是，我们本可以步入光荣的上层建筑，下方是基础，我们如今才知道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

我们在上层建筑的户口也可能被注销（由于桀骜不驯），成为一个地道的烧炭党人。成为一位极端的持不同政见者（传单水平上的），或者像如今所说的那样，一位激进人士。

许多人就是这样，他们（在上层建筑或是其对立面）在如今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里耗尽了自我。如今，他们要么在努力拒绝关于自己的准确认识，要么在艰难地获得这种认识。

对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来说，准确认识自我是一个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俄国传统，即对曼德施塔姆所谓“第四阶层”的信赖，亦即“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复活和明确。

“究竟是什么能使人变成一位知识分子？”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大学吗？”他问道，“不是……是古典中学？……不是……那是什么呢？”

当然，更不是在上层建筑的户口，更不是某一“阶层”的归属感。归纳一下我们的谈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位农民也可以成为知识分子（塔鲁萨的波丽娅·斯捷皮娜当然是一名知识分子），而一位院士却可能不是知识分子（比如，虽说李森科是院士，甚至连费定也是院士，可用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话来说，使费定看上去像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东西只有他的眼镜和假牙）。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社会团体，而是一种高级层次，人们向往这一层次，但并不是总能抵达这一层次。永远是“近乎”。公民近乎知识分子。这里包含着最后的可能性。这里也包含费特，诗歌的计时从他开始。

从前我们用另一个词（接近绝对）来称呼知识分子，而在欧洲，“知识分子”用来特指脑力劳动者。但是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出现了个人素质这样一个概念，它大致等同于“知识分子”一词。

“什么叫知识分子？”在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时，在她的书已经写成之后，她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这样问道，“就是一种特定的个人素质。”

这一特定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曾经参与这一确定内涵之工作的有上百位朋友，其中的数十位我此刻或许不会提起。但我毕竟可以列出这样一个名单：萨沙·格拉特科夫，任尼亚·列维金，伊拉·谢缅科，尤拉·弗列依丁，米沙·波利瓦诺夫，伊·莫·格尔方德，亚历山大神甫（梅恩），科马（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任尼亚·帕斯捷尔纳克，列丽娅·穆林娜，尼娜·比亚洛辛斯卡娅，瓦里娅(6)·什克洛夫斯卡娅，谢尔盖·阿维林采夫，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萨沙·莫洛佐夫，叶里扎尔·梅里金斯基，萨沙·鲍里索夫，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维·雅·维连金，柳达·谢尔盖耶娃，莲娜·克兰季耶夫斯卡娅，奥莉娅·波斯特尼科娃，娜塔莎·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约瑟夫·布罗茨基，贝拉·阿赫马杜琳娜，米沙·列文，沃洛佳·维斯伯格，谢尔吉神甫（热鲁德科夫），或许还有约纳主教、约·大·阿姆辛、亚·亚·留比歇夫、列·尼·古米廖夫……不，这份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我们大家（还有两百来人，或许三百来人）赋予了“知识分子”（即特定的个人素质）这一概念以精确的内涵和活力，在精神上深入到了其非同寻常的范畴。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很少走动。她只在做客或聚餐时才会坐在那里（像其他人一样规规矩矩地坐着）。其他时间她都躺在床上，烟不离手，身穿一件破烂不堪的薄长衫，毯子也同样破烂不堪，上面满是窟窿或烟灰留下的痕迹。她或平躺，或半卧，或盘腿坐着，置身于书籍和朋友之间。也置身于干枯的玫瑰之间。她不愿把干枯的花扔掉，她不怕灰尘，顺便说一句，她也不怕穿堂风，她很抗冻，大冬天也光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她动作十分灵活，这让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们感到很吃惊。她大为恼火：“你们干吗给我拿这个小盆来？”一个人解释道：“洗脚用的……”“在水龙头下冲冲就好了。你们自己也学学吧！”

在“集体生活”和流浪生活中养成的斯巴达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要摆脱这种习惯是危险的，因为一切东西都会随之恢复。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也像如今的许多人一样常常问道：

“拿什么做担保呢？”

行政机器在运转。惩处机器并未被拆卸，它随时可以重新启动。知识分子，即便就这个字眼被歪曲的意义而言，也照旧是遭人鄙视的。“一准是这样！”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补充道。而在上层（或者像如今常说的那样，“在上层梯队”），没有一个人能博得他们的信任（“除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因为“赫鲁晓夫楼”而挨骂，而骂他的却正是那些因为他才摆脱了真正贫民窟的人。他曾慷慨地养活了他那些饥饿的同胞，可他们如今却以怨报德。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和瓦西里萨·格奥尔基耶夫娜不让人骂赫鲁晓夫，她俩常说：

“他放弃了可以不去养活人民这样一种思想，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谈到勃列日涅夫，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则常说：“好像不是个嗜血的人……”两三年过后：“他什么人都不是……这也同样糟糕。”几乎与此同时：“这个危险的傻瓜抓着时代不放……可那个时代已不存在……”她常说：“乡村已经完蛋了。”我反驳她，尽管我非常不愿让她生气，我们争论的焦点是：能够重新接受土地的农夫是否还存在呢……“经济学是否还存在呢，就整体而言？！”她摆出的事实要比我的事实更有说服力。“科学是否还存在呢？”然后她又摆出一些事实。

“别抛弃绝望，”瓦西里萨·格里高利耶夫娜常说，“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乐观主义者。”

“那孩子们呢？”并未抛弃绝望的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说，“谁来教他们呢？我教出的毕业生。我可是知道我们教出了什么人来。愚昧又增加了好几倍……”

勃列日涅夫激起了一片愤怒，这并非因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坏。也并非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在他之后还有契尔年科。

勃列日涅夫扑灭了由解冻在生活中唤起的最后几星希望。在严寒较弱的某一道气候分界线上，云杉就这样死去，而在解冻时分，它则会因为那些未能实现的期望而死去。

“拿什么做担保呢？”

如今，我或许能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写于六十年代、印数近百万的回忆录提供给新的时代现实。

而在当时我们认为，担保就在于彻底的不信任，即“别抛弃绝望！”，就在于对“第四阶层”的信赖。在于其毫不妥协和不被收买。在于其对数量范畴的蔑视，因为众所周知，一位导师便可拯救整个民族。

然而，究竟什么是“第四阶层”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曼德施塔姆曾对这一阶层宣誓：“我难道会沉湎于可耻诽谤……向神奇的第四阶层宣誓？”人们关于这一概念的阐释中存在许多混乱的、非历史主义的东西。没有“娜佳(7)圈子”的支持，我也不敢奢望能获得一个准确、全面的解释。不过，如果同意尼·伊·哈吉耶夫的意见（见苏联时期出版的单卷本曼德施塔姆诗集的注释），“第四阶层”即无产阶级，仅此而已，那么，问题就会变得完全难以理解。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很熟悉赫尔岑。在赫尔岑看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仅仅在于谁的手中握有社会财富，即后者占有社会财富，前者试图占有，两者在精神上并无差异，他们很容易互换位置。因此，赫尔岑后来远离了上个世纪中叶的一场场革命，很熟悉赫尔岑的曼德施塔姆自然也不会无条件地向一个社会恶魔宣誓。

第四阶层是作为一个与第三阶层（其构成主要是无产者和有产者）相对峙的概念出现在人们脑中的，它处于另一个社会精神维度。它既包括无产者（马克西姆·高尔基）也包括有产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既包括贵族（赫尔岑和奥加廖夫）也包括无动于衷的知识分子（为数甚众）。同样，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它与其说是现存的、被塑造出来的，不如说是制造出来的，应该被塑造的。它既是现实也是理想。

它既包括反对农奴制的人，也包括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它本身就是一种谋求正义的斗争理想，将所有那些做好斗争准备的人都团结在它的旗帜下。人们向这一阶层和这些理想起誓，这些誓言神奇而又神圣（将来依然会如此）。它们不必遭受审查。

知识分子。宣誓忠诚于第四阶层的公民……可是，究竟什么才能使一个人成为知识分子呢？

“或许就是对文学的态度？”曼德施塔姆问道，“或许是，但又不全是……”于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写道，曼德施塔姆便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表征，即一个人对于诗歌的态度。在我们这里，诗歌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它让人们警醒，它塑造人们的意识。

毕竟，“在我们这里会因为诗歌而杀人”。不过要知道，也会因为诗歌之外的事情而杀人。有过多少针对知识分子的冤假命案啊，“每一桩案件，无论其主角是艾尔米塔什的专家、历史学家还是词典编纂家，都是他们按部就班的毁灭行动，他们在毁灭人民的智慧、思想和精神力量”。他们同样也是养育者，像农民一样，但要订正一下，他们是精神养育者！他们是同时代人和后代的精神养育者……后来出现的大饥荒，我们吃着有害的口粮，在饥饿中生长，直到今天，我们也难以摆脱我们持续的（以便不说是“无望的”）的愚昧。

“在库尔斯克，人们捕尽善唱的夜莺，幼小的夜莺便失去了模仿对象。人们把最好的歌唱大师全都关进笼子，由于人们的这一奇怪欲望，库尔斯克的夜莺歌手流派从此一蹶不振。”

“您的诗歌之父是谁？”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常常问道，她想弄清继承关系。“曼德施塔姆认为安年斯基是他的诗歌之父。您呢？……”

我张皇失措，认为自己没有诗歌之父。“我们没有家谱，”我曾这样形容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一场爆炸的产物。爆炸摧毁了一切旧关系。我们不会去搜集祖先的遗骸。”

显而易见，我们不源自苏尔科夫，甚至不源自阿谢耶夫，不是那种意义构成！直到很久之后，我们聚集在大切廖姆什金街交谈，当格尔方德说“打开窗帘，在桌上摆瓶酒”，我才意识到，我们像我们的父辈一样，都来自十九世纪和古希腊人（如果有来历的话）。在历史的传统中，我们与我们的父辈同龄，他们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如霍达谢维奇、赫列勃尼科夫和克留耶夫，当然也包括阿赫马托娃和曼德施塔姆，还有帕斯捷尔纳克、古米廖夫和茨维塔耶娃。这个圈子越来越大，作为同时代人而非先驱返回这个圈子的，还有勃洛克、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弗洛连斯基、罗扎诺夫、弗兰克、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当然还有安年斯基。不过，他们也近乎先驱，但真正的先驱始自费特、丘特切夫和涅克拉索夫。我们觉得十九世纪就像是我们的家，如今搞清楚了，我们就来自十九世纪。我们的目的是构建自己的世纪，我们的同时代人父辈已经为这个世纪付出了不少努力。

没有其他的路好走。我们本能地认为十九世纪优于“苏维埃时期”的荒芜，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诗歌中），所有诚实的天才之作均被清除殆尽。不过，要想意识到自己的脱离时代（即自己的被抛弃），这并不容易。

“你们干吗坐在这些木头上，就像被抛弃了一样？”一九五八年在卡卢加的一个村子里，一位欢乐的女共青团员这样问我和我的两位友人。这很可笑，因为我们不是被抛弃的人，我们只是没有立即闯入集体农庄理事会。

十年之后，事情就不再可笑了。诚实的书籍和手稿与读者一起被捕。最后一次搜查（我所知的最后一次）发生在一九八三年春天，他们抄走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收藏的资料。

我们改头换面步入安娜·阿赫马托娃所谓的“前古腾堡时代”。我们彼此交谈，对背后“有耳”的墙壁置之不理。我们的谈话往往十分严肃。

然而在最后一两年里，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身体十分虚弱，很难进行严肃的交谈，可她依然坚持，谈话也几乎总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其余的人则被她赶进厨房（“去吧，傻瓜们！”）。她不知为何突然不再试图去“搞清关系”，她原本一生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她那种基督教的恭顺也与众不同，如同她身上的一切：

“她是个畜生，”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常常谈到某个不太体面的人物，“不过我可不是她的法官。”

“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她的尖刻，”旧金山的圣约望大主教这样写道，“人们没有把她置入集体和她个人生活的最宽阔语境。”

起先还精力充沛，到后来，我们都已清楚我们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共同享有的时间还有多久，这时，她在谈话的聚会上常常迫不及待。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她的“强加”，有些人便走开了，还有人再也没有回来。我也曾走开，但过了一阵，冷静下来，思忖一番，又马上返回去接受照例会有的敲后脑勺儿（“敲吧，但要教我东西！”），因为对于我来说，这门“学问”不是可多可少的氧气，而是不可或缺的空气。

我可以列举出许多诗人，他们都是在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或者其回忆录的影响下“被还原”或是被重新塑造出来的。不过，为了确定一个时代的性质，难道需要很多位诗人吗？

关于这项在千年之末“粘合脊柱”的工作，其结论还有待之后作出。更为遗憾的是，我们在米·波利瓦诺夫为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初次发表的文字（《青春》一九八八年第八期）所写的序言中读到：“在关于诗歌的讨论中，她（指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本文作者按）那里出现了一种当代流派的手法。”你行行好吧，米沙(8)，“流派”只可能有一种（或许已经有了），即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流派。可是，它又为什么是一种“当代流派”呢？

“她（也就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本文作者按）紧紧抓住某一行诗不放，要作出具体的解释，而且是唯一的解释。比如，她坚持认为，《亚历山大的阳光在闪耀》……写的就是普希金。”

试图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诗歌观点简单化，似乎很难有人再超过米·波利瓦诺夫的所作所为了，我认为，他的话只是为了“哗众取宠”。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本人的话，她这样写道：“‘昨日的太阳’并非普希金，而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无法猜测黑色的太阳来自何处，甚至在史诗《埃达》中就有黑太阳。”（《第二本书》）

显而易见，米·波利瓦诺夫弄混了一些事情。但是另一种做法更加糟糕，即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原来并不赞同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某些观点（他当年不知为何并未提出异议），但他还是原谅了她那些“让人难堪的不公正”和“未必有真凭实据的指控”。

“朋友们对她多有谅解。”这样一种宽宏大量用在为友人作品所撰写的序言中未必合适，那位友人不仅至死都保持着智慧，而且也使我们的大脑免遭世纪的袭扰。

我们不会“高兴过头”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埋葬了那个时代，可它还不愿死去。它也同样改头换面地步入了公开化的时代，它放弃一些阵地，在另一些阵地安营扎寨，围着一些突然冒出来的首领。昨天有一位“极端左派”的斗士（或是首领）心怀叵测地来找我（由于找不到直接的肇事者）。他读了几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回忆录》，还读了其他几位作者的“曼德施塔姆新论”。让他感到愤怒的是对于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个人崇拜，他指责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在遭到调查（似乎这只是调查，而非嘲弄）时行为不端，他还要求一视同仁地尊重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书中提及的所有人。他身高体壮，长着一张潜泳者的脸（由于经常潜水略有磨损），他容光焕发，因为不曾参与我们的肮脏行为而感觉幸福。

他既不是斯大林分子，也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一时不知该拿他怎么办。

归根结底，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厨师。我们大家都在烹调食物（如果我们的确在做事情的话）。一些人在烹调心灵的食物，另一些人在做其他用场的食物。曼德施塔姆做出了一道精美的食物，——这很罕见！——因此它必不可少，尽管不一定合所有人的口味。有人做出的是麻醉剂。有人做出的是有毒的、危险的食物。事情本来就不够清晰，干吗还要混淆视听呢？

一个人在做饭，

另一个人像是在做饭，

第三个人在投毒。

在挖井的人和往井里投毒的人这两者之间，能有什么样的“平均主义”（一视同仁的尊重）呢？

如果不混淆视听，就不可能有。

因此需要混淆视听。不是我们需要，而是那个不愿死去的时代需要。那个时代将自己误认为永恒，这是它的主要迷误所在。它在诸如我的客人这样的“纯洁者”中寻找其继承人。它同意牺牲掉斯塔夫斯基和沃隆斯基（谁还记得他们呢！）。但是它还不愿交出马尔夏克。虽然已经开始这样谈论他了，“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没垮台，当最后显示并无“另一方面”，那就傍上阿列克赛·托尔斯泰。

时代总想迟到，它也肯定会迟到。有一点很清楚了，即骂人还得持续很久。

窗外有风，风拂动着旗帜。可是没有旗帜。下面的深处是一座村庄，因为我住在十一层楼上。这就是说，风拂动着空气，拂动着空气那轻薄、透明的织物。

我还未让自己坐下来专心研究曼德施塔姆。就像专心研究普希金那样。一年、两年或三年都全身心地研读他。不再关心任何一位作家。因此，我才看不见他，就像看不见窗外的风，但是我听见了那轻薄、透明的织物发出的声响。

而我却能看见并听见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不是她的书，而是她本人，因为书只是她留给我们的东西。如今，她的书代替了她。书中的一切，更多的则在书外，对诗句的绝对倾听，对艺术和生活中包含或不包含的一切的感受，关于我们时代的清晰概念，她那痛苦悲惨的现实生活，每天上百个其他问题，它们中间最为重要的问题永远是：什么叫知识分子？

六十年代末，索尔仁尼琴曾打来电话（打到拉夫鲁申斯基胡同）：

“我有半个小时和两个问题。”

“我没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因为时间到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开玩笑说。

我不知道能否再看见她，能否再听见她那严谨而又善良、严肃而又顽皮的话，没有她，只能到她的书里去寻找。我没有、也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我相信他）昨天说：可能。再说，如今也不再有其他办法。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去世了。

“娜坚奇卡(9)死了。”好像是娜塔莉亚·伊万诺娃打来的电话。然后，是电话里的一阵忙音。我没能马上听清。然后：

我们修整后的房子，瞧它！

它装满痛苦的操持，

唇间带有苦味。

老友在太平间过夜。

在军人商店的橱窗里，

一只公鸡在叫。

走过一条受难之路。在路的尽头，自然是一座十字架，位于老昆采夫墓地（从前的特罗耶库罗夫墓地）。十字架的形状很传统，虽说有些别致，刻有一段《圣经》引文（用基里尔字体）。“娜佳或许会感到满意。”我想到，究竟是谁做出十字架并把它立在了这里呢，这让我感到几丝妒意。我是不会照这个样子“做出十字架并把它立在了这里”。她的墓地并不难找。离正门五十米左右，沿着一条小路，一旁是一座新坟，像是埋着一位穆斯林，另一旁是一座旧坟，椴树掩映着小路。在第四排，一个名叫谢苗诺夫的人的坟墓旁，往右拐。夏天，这是一条普通的墓地小径，因为浓密的绿荫而有些潮湿，冬季里，则是一条积雪中的小道。当时我们曾肩扛娜坚卡的灵柩，沿着这条小路又走了四十来米。我们弯下身体，相互搀扶，相互伴唱：“圣主啊，健康的圣人啊，不朽的圣人啊，请保佑我们……”

我们唱着这支歌，——这轻轻的歌声在当时近乎一场示威，——把娜坚卡抬出了内河码头后的圣母教堂。雪花飞舞，加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使得高楼林立的莫斯科更显得遥远，只能看见这座教堂，红色的教堂，还有许多人，站在左右两旁。男人们摘下帽子，站在那里。

神甫在同时为娜佳和另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做安魂祈祷。两副灵柩，就像女生宿舍里的两张单人床。

“主啊，请记住刚刚死去的安娜和娜杰日达……”

安娜的脸庞很普通，有些浮肿。“成群结队”，安娜过完了一生。

我们把娜佳抬进教堂，揭开灵柩上的盖板，直到这时我才平静下来。娜佳的脸上没有笑容，像我第一天见她的那样。她脸色庄重，带有一种尊严，与我送别的那些士兵一模一样。“如果我们有床苏格兰旧毛毯，在我死去时，请你把它盖在我身上，像一面军旗。”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曾这样写道。朋友们盖在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身上的，就是这样一块神奇地保留下来的毛毯。

在这之前是太平间，是一些很严肃的人（有一小部分是民警）把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抬到那里去的，他们还查封了住宅。在这之前，他们切断了电话。因为那台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灵柩里笑了一下，当那些人开着轿车赶过来：你们来晚啦！一群男女少年在为她朗诵《福音书》。蜡烛在燃烧。厨房里摆着几瓶酒。刚刚开始枯萎的花散发出浓烈的味道。而在前厅，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朋友们，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不让警察进屋。在瓦甘科夫墓地的葬礼没发生任何事情。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最后几天（当她在灵柩中微笑的时候）与她的一生十分相像。有多有少，多的是朋友。他们不允许把她用轿车拉走，坚持要用灵柩抬她走。后来，他们又不允许直接从太平间把她抬往墓地下葬。为了“静静地”送她走。于是，到了这座用红砖砌成的圣母教堂。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就躺在这红砖围墙的后面，在那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感到恐惧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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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布罗茨基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1981）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译注（本书以下注释除注明者外均为译者所加）

(2) 娜杰日达的爱称。

(3) 品斯基（1906—1981），俄国语文学家，苏联地下文学和文化活动家之一。

(4) 指约瑟夫·布罗茨基。

(5)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晚年在莫斯科的住处所在地，其住宅位于大切廖姆什金街14号。

(6) 瓦西里萨的爱称。

(7) 娜杰日达的爱称。

(8) 波利瓦诺夫的名字“米哈伊尔”的爱称。

(9) 娜杰日达的爱称。

文明的儿子(1)

约·布罗茨基

由于某一奇怪的原因，“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一些。这也许是因为，“生”和“诗人”作为两个词来说都具有积极的含混，几乎是同义词。而“死”，即便是作为一个词，也像诗人自己的产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一首诗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最后一行。一件艺术作品，无论其内容如何，它总是奔向那赋予其形式并否定再生的结局。在一首诗的最后一行之后，除文学批评外再无他物。因此，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在曼德施塔姆那里，我们参与了两者。

一件艺术作品，总是被赋予超出其创造者之生命的意义。套用一位哲学家的话来说，写诗也是一种死亡的练习。(2)但除了纯语言的需求而外，促使一个人写作的动机并不全然是关于他易腐的肉体的考虑，而是这样一种冲动，他欲将他的世界，即他个人的文明、他自己的非语义学的统一体中某些特定的东西留存下来。艺术与其说是一种更好的存在，不如说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存在；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相反，它是一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艺术是一个寻找肉体却发现了词的灵魂。在曼德施塔姆这里，这些词恰好是俄语中的词。

对于灵魂来说也许没有比这更好的居所了，因为俄语是一种非常富于变化的语言。具体说来，名词可以方便地被置于句尾，这个名词（或一个形容词，或一个动词）的词尾又富有性、数、格的不同变化。这一切能使任何描写获得一种知觉上的立体感，（有时）还会使这一知觉更敏锐、更深入。这种效果最好的例证，就是曼德施塔姆对他的诗歌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即时间主题的处理。

没有什么比用一种分析的方法去对待一个综合的现象更让人奇怪的了，比如，用英语去谈论一位俄国诗人。而关于曼德施塔姆，就是用俄语文字来评论他也绝非易事。诗是整个语言的最高结果，去分析诗无异于去放大焦点。对于曼德施塔姆最不能这样做，他是俄国诗歌史中一个极其独特的人物，而他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的焦点的密实。只有当批评家同时在心理和语言这两个层面上展开工作时，文学批评才可能是合理的。由此看来，无论是在英语还是俄语中，曼德施塔姆都将遇上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

分析之低级，首先是与主题概念本身有关，无论这一主题是时间、爱情或死亡。诗歌，首先是联想、暗示、语言和隐喻平行线的艺术。“Homo sapiens”和“Homo scriberns”(3)之间有一道鸿沟。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主题概念的出现，就是将上述多种技术和手段加以结合的结果。写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存在过程，因为它利用思想服务于其目的，它吸收观念、主题等等，而不是相反。指令一首诗的是语言，我们通常所谓的“缪斯”或“灵感”，其实就是语言的操纵。因此，最好别去谈论曼德施塔姆诗歌中的时间主题，而去讨论既作为实体又作为主题的时间本身的存在，因为在一首诗中总有时间的立足之处，这便是停顿。

因为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曼德施塔姆永远不会像歌德那样高呼：“瞬间啊，请停一停！你真美！”他仅仅会尝试着延长他的停顿。进而言之，他这样做不是因为这一瞬间确实优美或不够优美；他的关切（以及随之而有的技术）是截然不同的。在其头两部诗集(4)中，年轻的曼德施塔姆试图传导出一种超饱和的存在，他选择对超负荷时间的描写来作为他的中介。曼德施塔姆这一时期的诗运用词语本身全部的语音和引喻力量，以表现时间的流逝之缓慢、黏滞的感觉。由于他的成功（他总能获得成功），便形成这样一种效果，即读者感到这些词，甚至是词中的字母，尤其是元音字母，都成了几乎可以触摸到的时间的容器。

另一方面，他的诗又绝非对往昔的追寻，他也不迷恋于重现和反思过去。在诗中，曼德施塔姆很少朝后看；他全身心地处在现时，处于这一时刻，他也使这一时刻延续并超出了它的自然限度。过去，无论是个人的过去还是历史的过去，都已被词本身的渊源所遮盖。虽然他对时间的处理是非普鲁斯特的，但其诗歌的密实与那位伟大法国人的散文仍有些相近。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一场同样的总体战，同样的前沿攻击，不过在曼德施塔姆这里，这是一次对现时的冲击，所用的材料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尤其必须指出的是，曼德施塔姆在处理时间主题时，几乎每一次都求助于一种充满大的休止的诗体，这种诗体无论是节奏还是内容，都会让人想到六音步诗体。这一诗体通常是一种接近亚历山大诗体的五音步抑扬格，而且总有一些对荷马史诗的释意或直接引用。作为一个规律，这类诗总被放置在海边的某个地方，时间是夏末。这个时间、空间能直接或间接地让人想起古希腊的场景。这部分地也是因为，俄国诗歌传统地将克里米亚和黑海视为唯一与希腊世界相近似的地方，塔夫里达(5)和黑海等地曾是希腊世界的郊区。请看曼德施塔姆的这样一些诗作，如《金色的蜜从瓶中溢出……》、《失眠。荷马。鼓满的风帆……》和《黄鹂在林中拉长元音……》等等，后一首诗中有这么几行：

……自然一年一度

沐浴着荷马韵律般的长度。

犹如白昼哈欠出的停顿……

这种对希腊的呼应是意味深长的。这看上去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但情况在于，亚历山大诗体是六音步诗体最近的亲戚，至少在对停顿的运用上是这样的。说起亲戚关系，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就是众缪斯的母亲，一首诗（无论是一首短诗还是一部史诗）只有在被记忆之后方能留存于世。六音步诗体曾是一种显然易于记忆的方式，因为它非常滞重，与包括荷马的读者在内的所有读者的生活口语截然不同。曼德施塔姆将六音步诗体这一记忆的载体置于他的另一诗体，即亚历山大诗体之中，修筑了一道肉体几乎能感觉到的时间隧道，创造出一种戏剧中的戏剧、休止中的休止、停顿中的停顿这样的效果。这即便不是时间的含义，也至少是时间的形式：如果说时间没有因此而停止，那它至少也被浓缩了。

曼德施塔姆并不是有意识地、精心地这样做的。这也不是他在写作一首诗时的主要意图。他从不在写作中有意制造这一效果，而是在写作时（通常是在写作其他什么作品时）顺手地、附带地这样做的。他的诗不是主题诗。俄语诗歌就整体而言主题性是不强的。俄语诗歌的基本手法就是旁敲侧击，从不同的角度接近主题。英语诗歌所具有的那种对主题清晰明快的处理，在俄语诗歌中通常只出现在这一或那一诗行中，随后，诗人便转而言及其他了；清晰的主题很少贯串一首诗的始终。无论是主题还是观念，无论它们如何重要，都不过是材料，如同语词，俯拾皆是。语言中自有所有这些东西的名称，而诗人就是一个把握语言的人。

希腊是一种过去的存在，罗马是这样，《圣经》中的犹大是这样，基督教也是这样。对于这样一些我们文明的基石，曼德施塔姆在其诗歌中采取了与时间本身相近的处理方式：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并置身于这一整体之中。称曼德施塔姆为这两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后一种方式）的专家，这不仅是对他的低估，而且还歪曲了他的历史视角，或者说是他的历史视野。就主题而言，曼德施塔姆的诗再现了我们文明的发展过程：它流向北方，但平行的水流从一开始就是相互交融的。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罗马的主题渐渐超过希腊主题和《圣经》主题，这主要是因为，这位诗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了“诗人与帝国”的传统对立。而且，除了当时俄国局势中纯政治的因素外，使曼德施塔姆产生这一态度的，还有他本人对其作品与同时代文学中其余作品之关系的评价，对其作品与道德氛围、与本民族其他人的智性思考之关系的评价。正是道德氛围和精神堕落会让人想到罗马帝国。这只是一种主题上的超越，而从不是取代。即便是在最罗马味的、作者在其中显然对被流放的奥维德加以援引的《忧伤》一诗中，人们也能无误地听到赫西奥德那长辈式的口吻，这表明这部作品仿佛是通过希腊的多棱镜来观察整个世界的。

忧　伤

我已经学会了离别的学问，

在不戴睡帽的夜的怨诉中。

犍牛在咀嚼，等待在延续，

城市的警觉之最后一刻钟，

我崇敬那雄鸡之夜的典礼，

当哭泣的眼睛望向远方，

举起道路之忧伤的重负，

女人的哭泣混淆于缪斯的歌唱。

谁能理解“离别”这个字眼，

什么样的分手在把我们等待？

当火光正在卫城之上燃烧，

雄鸡的惊叹向我们预示怎样的未来？

当犍牛沐浴新生活的霞光，

正在畜棚里慵懒地咀嚼，

雄鸡，这新生活的代言人，

为何在城墙上拍打翅膀？

而我很喜欢纱线的平凡，

梭儿往来，纺锤在鸣响。

看，犹如一枚天鹅的羽毛，

赤脚的杰丽娅正迎面向你飞翔！

哦，我们生活的基础多么贫乏，

生活中欢乐的语言多么苍白无奇！

一切自古就有，一切又将重复，

只有相认的瞬间才让我们感到甜蜜。

但愿如此：一个透明的身影，

正在纯净的陶盘上躺卧，

就像一张摊平的灰鼠皮，

一位姑娘俯身在把蜡烛打量。

不是我们能猜透希腊的混沌，

蜡对于女人和铜对于男人一样，

命运已把我们投向战斗，

而她们占着卜将目睹死亡。

后来，在三十年代，即所谓的“沃罗涅日时期”，所有这些主题，包括罗马主题和基督教主题，都让位给了赤裸裸的存在恐怖“主题”和可怕的精神加速度，这两个王国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模式变得更明显、更缜密了。

曼德施塔姆并不是一个“文明化了的”诗人，他实际上是一个面对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一次，有人请他给他所属的文学运动阿克梅主义下一个定义，他回答说：“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这一世界文化的概括纯粹是一个俄国式概念。由于俄国的地理位置（既非东方亦非西方）及其不完整的历史，俄国一直怀有一种文化自卑感，至少在面对西方时有这种感觉。这种自卑孕育出的一种理想，认为“在彼方”有一个实在的文化整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来自那方的任何东西都抱有一种智性的贪婪。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古希腊风格的俄国版本，曼德施塔姆关于普希金的“希腊式苍白”的评论也并非无的之矢。

俄国式希腊古风的核心是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海军部前有一个道地的古典式门廊，其上饰有吹号天使的浮雕，金色的柱顶上有快帆船的侧像，也许，这道门廊就是曼德施塔姆对所谓世界文化所持态度的最好象征。为了更好地理解曼德施塔姆的诗歌，英语读者也许应该意识到，曼德施塔姆是一个生活在帝俄首都的犹太人，这个帝国的国教是东正教，其政治结构一直是拜占庭式的，其字母表是由两个希腊僧侣(6)发明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所有这一切的有机结合在彼得堡有着最突出的体现，彼得堡成了曼德施塔姆并不太长的余生中“熟悉到流泪”的末日审判的神龛。

然而，使这块圣地不朽的做法还是持续了很久，如果说，曼德施塔姆的诗有时被称为“彼得堡风格”，那么你们就有不止一个理由去认定，这个定义既是准确的又是恭维的。说它准确，是因为彼得堡不仅是帝国的行政首都，也是它的精神中心，在本世纪初，各种精神潮流在这里汇合，曼德施塔姆的诗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汇流。说它是恭维的，因为诗人和城市都在他和它的对抗中有所获益。如果西方是雅典，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彼得堡就是亚历山大。彼得堡曾被启蒙主义时期的绅士们称为“一扇开向欧洲的窗口”，后又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义为“世上最蓄意的城市”，它与温哥华处于同一纬度，它所处的河口与曼哈顿与新泽西间的哈德逊河口一样宽阔，这个城市过去和现在都很美，这是一种恰好由癫狂或试图隐藏这一癫狂所造成的美。古典主义从未得到过这么大的地盘，受到历代俄国君主邀请的意大利建筑师对此也心领神会。河岸边林立着属于沙皇及其家族，属于贵族、使馆和暴发户的宫殿，宫殿正面的白色立柱构成一只只巨大的、无穷尽的、直立的木筏，被荡漾的河水带向波罗的海。在帝国的主要街道涅瓦大街两旁，坐落着各个教派的教堂。一眼望不到头的宽阔街道上往来着马车、新引进的汽车、无所事事但装束时髦的人群，布满了一流的时装店、糖果店等各色店铺。无比开阔的广场上耸立着比纳尔逊雕像(7)还要高大的已故统治者的纪念雕像和凯旋柱。城里有众多的出版社、杂志、报纸、政党（数量超过今天的美国）、剧院、餐馆和吉卜赛人。所有这一切都被工厂喷云吐雾的烟囱森林所环绕，为北半球的天空那潮湿的、铅灰色的巨毯所覆盖。一场战争已输掉，又一场战争，一场世界大战，业已临近，而你这个犹太小男孩，心中却装满了俄语的五音步抑扬格。

在这完美秩序的巨大化身中，抑扬格的节奏如同鹅卵石一般自然。彼得堡是俄国诗歌的摇篮，也是俄国诗律学的摇篮。关于高贵结构的理想和对内容质量的忽略（有时显然是反内容的，这会造成一种可怕的差异感，它表明的与其说是作者的不如说是诗本身的对于所描述现象的评价），是十足的本地风格。这一风格开始于一个世纪之前，而曼德施塔姆在他的第一本诗集《石头集》中所运用的严谨的格律，能让人清楚地想到普希金以及普希金诗群。同样，这不是一种有意的选择之结果，也不表明曼德施塔姆的风格已由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的俄国诗歌发展进程所预先决定了。

回声的存在是所有优秀音质的特征，曼德施塔姆不过是为他的前辈们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穹顶。此穹顶之下最清晰的声音属于杰尔查文、巴拉丁斯基和巴丘什科夫(8)。尽管如此，曼德施塔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行其是的，并不在意现成的习规，尤其是当代的习规。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以至于无法去操心他的风格的独特性。但是，他的不甚规则的诗歌所具的超载的内容，却使他显得很是独特。

从表面上看，他的诗与当时统治文坛的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并无很大差异：他采用相当规则的韵脚和标准的诗节，其诗的长度也相当适中，即十六至二十四行。但是，比起那些自称为“俄国象征派”的沉湎于含混的玄学诗人来，他利用不起眼的运输工具，却把他的读者载到了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场文学运动，象征主义无疑是最后一场伟大的运动（不仅在俄国）；但是，诗歌是一种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它敌视各种主义。象征主义的诗歌产品同这一运动的商标和公式一样繁多而又恬逸。这种翱翔如此轻易，于是许多学生、军中士官生和小职员们都受到了诱惑，到本世纪初，这一类型已经落价到文字膨胀的地步，其情形近乎自由诗在当今美国的处境。因此，未来主义、构成主义、意象主义等等作为对象征主义的反拨应运而生。这依旧是主义与主义作战，技巧与技巧作战。只有两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以其本质上全新的内容而独树一帜，他们的命运也以可怕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精神自治的程度。

在诗歌中，如同在任何地方，精神上的优越总要在肉体的层次上遭遇抵抗。不应认为，正是与象征主义者（不是完全不带反犹色彩的）的分歧孕育了曼德施塔姆之未来的幼芽。我不认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9)一九一七年对曼德施塔姆诗歌的嘲笑以及与之形成呼应的三十年代的官方放逐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更看重曼德施塔姆与各种大众化生产逐渐拉开的距离，尤其是语言上和心理上的距离。其结果是这样一种效果：其声音愈是清晰，便显得愈不和谐。没有任何一个合唱队喜欢这种声音，美学上的孤立获得了肉体上的容积。当一个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了一个异体，将对抗袭向他的各种法则，包括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灭。

曼德施塔姆的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我并不认为，若俄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他的命运便会有什么不同。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的，难以被兼并。再说，俄国在走它选定的路，对于其诗歌发展独自高速行进的曼德施塔姆来说，俄国的这一走向只会带来一样东西，即可怕的加速度。首先，这一加速度改变了其诗的特征。其诗崇高、静思、充满休止的流动转变为一种急速、突然、阵雨般的运动。他的诗成为一种高速度的诗，一种暴露精神，有时甚至暴露秘密的诗，它常以某种简洁的句法跳过众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因此，他的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像一支歌，不是游吟诗人的歌，而是鸟雀的歌，带有尖利、意外的变调和升调，有些像金丝雀的颤音。

像那只鸟一样，他成了他的祖国慷慨地向他投掷的各种石块的目标。并不是曼德施塔姆在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革作对。他的分寸感和他的讽喻态度，使他足以理解整个事件的史诗性质。此外，他是一个异教徒般超脱的人，另一方面，哀怨的语调也已被象征主义运动完全淹没。还有，自本世纪初起到处都在阔谈世界的重新划分，因此当革命发生时，几乎每个人都将发生的一切当成他们所渴望的事情。曼德施塔姆或许是唯一对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持清醒态度的人，那些事件使众多惯于思索的脑袋产生了迷惑：

好吧，让我们来试着转动

这笨重的吱呀作响的巨轮……

——引自《自由的霞光》

但是石头已经飞来，鸟儿也已飞去。这两者的飞行轨迹在诗人遗孀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完整的记录，它们占据着两卷书的篇幅。这两本回忆录当然是阅读曼德施塔姆诗歌的指南，但是其意义不仅于此。任何一个诗人，无论他写作了多少作品，从实际的或统计学的角度看，他在他的诗中所表现出的至多是他生活真实的十分之一。其余的一切通常为黑暗所掩埋；即使有同时代人的证词保留下来，仍会存在巨大的空缺，更不用说那些会歪曲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视角了。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遗孀的回忆录正好涵盖了其余的十分之九。这些回忆录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那害死诗人、比诗人存在得更久并仍继续存在、更为普遍的一切，也在这些书页中得到再现。由于这些材料的致命力量，诗人的遗孀在处理这些成分时如拆卸炸弹一般小心。由于这样的精心，由于这部伟大的散文是用曼德施塔姆的诗歌，用他的死亡过程和他的生命质量写成的，因此，一位哪怕没有读过曼德施塔姆任何一句诗的人也能立即明白，这些文字再现的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仅凭那朝向他的恶所具有的数量和能量。

还有一点也必须指出，即曼德施塔姆对新的历史局势所持的态度完全不是一种公开的敌意。总体地看，他不过是将这一局势视为存在现实的一种更糟糕的形式，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挑战。自浪漫主义时代起，我们就已有了诗人与专制者相对抗的概念。如果说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时代，那么这样的行为如今则完全成了一种幻想，因为专制者们再也不会去参与这种面对面的较量了。我们和我们的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只能由后者来缩短，而后者却很少这样做。诗人惹出了麻烦，往往并不是由于他的政治信念，而是由于他语言上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优越感。歌是一种语言叛逆的形式(10)，它所怀疑的对象远远不止某一具体的政治制度：它是对整个现存体制提出疑问。它的敌人自然也是成比例地增多的。

认为是那首描写斯大林的反诗导致了曼德施塔姆的灭亡，这样的看法不免简单。这首诗尽管具有相当的杀伤力，可它只是曼德施塔姆诉诸这个“并不很新”的时代之主题时的一个副产品。同样，写于同年（一九三三年）稍早时的另一首诗《阿里奥斯托》中也有一行更尖锐的诗：“权力像剃头匠的手一样让人厌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过我依然认为，这些攻击言论本身未必一定会招来毁灭法则。如果他是一位政治诗人，或是一位不时探入政治领域的抒情诗人，他或许能躲过那把横扫俄国的铁扫帚。他便能意识到危险，像许多人那样变得聪明起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的自我保护本能早已让位于美学。正是曼德施塔姆诗歌中强烈、出色的抒情性使他与其同时代人拉开了距离，使他成了世纪的孤儿，“全苏范围的无家可归者”。因为抒情就是语言的伦理学，它高于人类活动范畴内的任何一项成就，抒情创造出艺术作品并使艺术作品得以永存。也正因为如此，那把旨在对整个俄国进行精神阉割的铁扫帚才不可能放过他。

这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歌，说到底就是重构的时间，无声的空间对它天然地怀有敌意。前者由曼德施塔姆所代表，后者则选中国家作为其武器。奥西普·曼德施塔姆一九三八年死于其中的那座集中营，其地理位置含有某种可怕的逻辑：它位于海参崴附近，在国家拥有的空间的最边缘。在俄国境内，这是距彼得堡最远的地方。再请看一看，一个人在抒情性的诗歌中能达到怎样的高度（这首诗是为怀念一位名叫奥尔迦·瓦克塞尔、据说死在瑞典的女性而作的，写于沃罗涅日，当时曼德施塔姆在患精神分裂症后被从乌拉尔山附近的流放地转至沃罗涅日）。这里仅引四行：

僵硬的燕子们生着圆圆的眉毛，

从坟墓朝着我飞翔，

告诉我已在斯德哥尔摩睡足了觉，

枕着它们冰冷的床。

请品味一下这带有交叉韵的四音步抑扬抑格的诗歌格式。

这一诗节是重构时间的顶峰。从一个方面来讲，语言本身就是过去的产物。这些僵硬的燕子们的回归，既表现了燕子出现的往复特征，也表现了同时作为内在思想和口语表达的这一明喻本身的循环性。另外，“朝着我飞翔”暗示春天，暗示更替的季节。“告诉我已睡足了觉”，暗示的也是过去：过去因未被注意而是未完成的。接着，最后一行完成了整个循环，因为作为状语的“斯德哥尔摩”暴露了潜在的借喻，这里借用的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一则童话，说的是一只受伤的燕子在鼹鼠的洞穴里过冬，伤好之后又飞回了家园。在俄国，每一个中小学学生都知道这个故事。有意识的回忆过程深深扎根于潜意识的记忆，并造成一种被刺穿心灵的感觉，仿佛，这不是我们正在倾听那个受苦受难的人，而是他受伤的心灵自身在发出声音。这声音无疑会与一切东西发生冲突，甚至会与其中介物的生活，即诗人的生活发生冲突。这就如同奥德修斯将自己捆在桅杆上以抵御他心灵的呼唤，正是这一点，而不仅仅是曼德施塔姆已经结婚的事实，导致了他在此处的含蓄写法。

他在俄国诗歌中工作了三十年，他所做的一切将和俄罗斯语言一样长久地存在。由于其抒情性和深刻性，他的创作无疑将比那个国家现存及将来的制度存在得更长久。坦诚地说，在世界诗歌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它就其启示性质而言堪与曼德施塔姆在他死前一年写就的《致无名战士》(11)一诗中的这四行诗相比：

阿拉伯式的混合和杂烩，

被磨成一束的速度之光，

这束光倾斜着它的底座，

静立在我的视网膜上。

这里几乎没有语法，但这不是一种现代派技巧，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心理加速度之结果，曾几何时，约伯和耶利米(12)就凭借这样的心理加速度获得了顿悟。对速度的这种磨研如同一幅自画像，更是对天体物理的一次惊人的洞悉。他听见在他的身后有一个“匆忙逼近”的东西，那不是“有翼的马车”，而是他那个“捕狼犬世纪”，于是他奔跑着，直到空间的尽头。空间终结时，他撞上了时间。

这里所说的是“我们”。这一代词不仅针对他的俄语读者，同时也面向他的英语读者。也许，在这个世纪，他比任何人都更像是一位文明的诗人，因为他对赋予他灵感的东西又作出了奉献。甚至可以说，早在他遇见死亡之前很久，他就已成了文明的一部分。当然，他是一位俄国人，但这就如同说乔托(13)是意大利人一样。文明是受同一精神分子激励的不同文化的总和，其主要的载体——无论是从隐喻的角度还是就文字的意义而言——就是翻译。希腊式的门廊浪游至冻土带的纬度，这就是翻译。

他的生和他的死一样，都是这一文明的结果。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的伦理态度，乃至他的气质，都是由他的美学所确定、所定型的。这一点可以说明，诗人为何总是发现自己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们的死亡率也显示出了由现实在现实和文明之间设定的距离。翻译的属性亦是如此。

文明以秩序和牺牲这两个原则为基础，作为这一文明的儿子，曼德施塔姆就是上述两个原则的化身。要求他的译者至少接近于等同，应该说是公正的。对于制造回声的严厉要求，尽管表面上看是艰巨的，可它自身却是对那种眷念世界文化的态度所表现出的敬重，正是那种对世界文化的眷念引导并装扮了原作。曼德施塔姆诗歌的形式不是某种复古诗学的产物，而正是上文提及的希腊式门廊中的圆柱。移走这些圆柱，不仅会将一个人的“建筑物”变成一堆废墟，这还会构成对诗人为之生、为之死的一切所编造的谎言。

翻译就是在寻觅对等物而非替代品。它即便不要求心理上的相投，也要求风格上的相投。比如，叶芝晚年的风格化诗语就可以被用来翻译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与叶芝在主题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麻烦的是，一个能驾驭这种诗语的人——如果存在这样的人——无疑更乐意去创造他自己的诗歌，而不愿在翻译上费尽心思（再说，翻译所得的报酬也更少）。而且，除了技巧和心理上的相投之外，一个曼德施塔姆的译者最应拥有或发展的素质，就是要对文明怀有一份与他相似的情感。

曼德施塔姆是一个最高意义上的形式的诗人。对于他来说，一首诗开始于声响，开始于他自己所说的“发声的形式模块”(14)。缺乏这一概念，就会把他的想象之最精确的演示降格为一种刺激性的阅读。曼德施塔姆曾在其《第四篇散文》中写道：“在俄国，只有我一人借助声音工作，而周围的人全都在涂鸦。”这是一位意识到其创造精神的源泉决定创作方法的诗人，怀着愤恨和自豪发出的感慨。

要求一位译者亦步亦趋，这也是无效的和不合情理的，因为一个人用来进行创作的声音，用来作为其创作来源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不过，诗歌格律所体现出的音色、调性和速度却可以被传导出来。必须记住，诗歌格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大容器，它不可能被任何东西所取代。各种格律甚至不能彼此替代，更不能被自由诗所替代。格律的差异，就是呼吸的差异和心跳的差异。押韵规则的差异就是大脑功能的差异。对这两者的轻率处理，说得好听一些是亵渎，说得难听一些就是伤害或谋杀。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思想犯罪，而罪犯，尤其是尚未被抓获的罪犯，付出的代价就是其智性的堕落。至于读者，他们只能买到谎言。

不过，对于创造回声的严格要求是一个过高的要求。它极大地束缚个性。要求运用“当代诗歌工具”的呼声十分刺耳。译者们忙着去寻找替代品。这一现象出现的首要原因，就是这些译者通常本人就是诗人，他们最感亲近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个性。他们的个性观念完全排斥了甘愿作出牺牲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正是成熟个性的首要特征（也是任何翻译，甚至技术翻译的首要要求）。其结果，曼德施塔姆的一首诗，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从结构上看，都像是缺乏才智的聂鲁达的某些诗，或是一些从乌尔都语或斯瓦希里语译过来的东西。如果说这样的诗能留存下来，那是因为其想象的奇特，或是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某种人类学价值。温·休·奥登晚年曾说：“我不明白，曼德施塔姆为什么被视为一个伟大诗人，我读到的译诗并不能使我确信这一点。”

这并不奇怪。在流行的译文中随处可见绝对的非个性化产品，而这种非个性化产品就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公分母。如果这些译文只是一些糟糕的译文，那也许还不是一件太糟糕的事。因为，糟糕的译文恰好可以凭借其糟糕去刺激读者的想象，使他们产生一种洞穿文本或挣脱文本以实现自我抽象的欲望，因为糟糕的译文能刺激人的直觉。但在对曼德施塔姆的翻译中，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这些译文带有自我确信的痕迹和难以忍受的外省风格，能对这些译文作出的唯一乐观评价就是，如此低质量的艺术，无疑是与颓废派文化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

整个俄国诗歌，其中包括曼德施塔姆的诗歌，不应遭到穷亲戚们时常遭遇的冷遇。语言及其文学，尤其是诗歌，是那个国家所具有的最好的东西。看到曼德施塔姆的诗句在英语中被弄成的模样，人们不禁会浑身颤抖，但这并不是在担心曼德施塔姆的威望或俄国的威望，因为这更像是对英语语言文化的一种掠夺，是这一文化之品位的降低，是对精神挑战的回避。一位年轻的美国诗人或诗歌读者在翻了翻这几本诗集后也许会总结道：“OK，在俄国那边也在干着同样的事。”但是，那边的人却在干着完全不同的事。除了其比喻体系外，俄国诗歌还是精神纯洁和道德坚定的样板，这一点首先就表现为，它在丝毫不损害内容的同时保持了各种所谓的古典主义形式。这便是俄国诗歌和她的西方姐妹之间的区别，虽然无人能贸然断定这个区别对哪一方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区别，即便是出于纯人种学的原因，这一性质也应在翻译中受到保护，而不应将它硬塞进某一通用模式。

一首诗，是某种必要性的结果：它是必然的，它的形式也是必然的。诗人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在她的《莫扎特和萨列里》（此文当为每个对创作心理学感兴趣的人所必读）中曾写道：“必要性不是一种强制，不是宿命论的诅咒，而是各个时代的纽带，如果从前人手中接过的火炬尚未被踏灭的话。”必要性当然无法被复制；但是，译者若是忽略那为时间所点燃、所神圣化的形式，也就如同在践踏那把火炬。为这种行为辩护的各种理论中只有一个可取之处，那就是，这些理论的作者可以通过发表观点赚取报酬。

仿佛对人的官能和感觉的脆弱及变节早有担忧，诗歌于是便诉诸人类的记忆。说到底，诗歌采用的形式就是一种记忆手段，它能在人的其他构造失灵时让大脑保存一个世界，并将这一保存的过程简洁化。记忆通常是最后离去的东西，仿佛它试图记录下它离去的过程本身。因此，诗歌可能就是最后一个离开濒死者嗫嚅之唇的东西。在那一时刻，没有一个母语为英语的读者会含糊不清地默诵一位俄国诗人的诗句。但是，如果他默诵的是奥登或叶芝或弗罗斯特的什么东西，那么，他就比如今的译者们更接近于曼德施塔姆的原作。

换句话说，英语世界应该倾听这不安的、高亢的、纯净的声音，它充满爱、恐怖、记忆、文化和信仰，这是一种颤抖的声音，也许就像一支在强风中燃烧却绝不会被吹灭的火柴。这声音依然存在，当它的主人已经离去。我们想说，他就是一位现代的俄耳甫斯：他被送进地狱，却再也没有回返。与此同时，他的遗孀则在地球六分之一的表面上东躲西避，紧握一只翻炒着他的歌的长柄锅，她在深夜背诵着这些歌，以防它们被手持搜查证的复仇女神抄走。这就是我们的变形记，我们的神话。

一九七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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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布罗茨基为一部英文版曼德施塔姆诗集撰写的序言，后收入布罗茨基的散文集《小于一》。

(2) 柏拉图在其谈话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大意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练习生与死。

(3) 这两个拉丁文词组，第一个意为“智慧人”，第二个是布罗茨基自造的，意为“写作人”。

(4) 指曼德施塔姆的《石头集》（1913）和《忧伤集》（1922）。

(5) 克里米亚的希腊语古称。

(6) 即基里尔（约827—869）和梅福季（约815—885）兄弟，斯拉夫字母的创建者。

(7) 指伦敦的纳尔逊雕像。

(8) 杰尔查文（1743—1816）、巴拉丁斯基（1800—1844）和巴丘什科夫（1787—1855），均为俄国诗人。

(9) 格奥尔基·伊万诺夫（1894-1958），俄国诗人、作家和翻译家。

(10) 布罗茨基后来在为托马斯·温茨洛瓦的诗集《冬天的对话》所写的序言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该序题为《诗歌是抗拒现实的一种方式》，中译见《世界文学》2011年第4期，刘文飞译。

(11) 此诗写于1937年3月9日。

(12) 约伯和耶利米都是《圣经》中的人物。神为了试探约伯，夺走其全部财产和女儿，约伯忍受了，神便把一切归还于他，并赐予他双倍财产；耶利米是《旧约》里的四大先知之一，曾预言耶路撒冷的陷落。

(13) 乔托（1266/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14) 曼德施塔姆在《词与文化》（1921）中的一个说法。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1)

（一篇悼词）

约·布罗茨基

在自己八十一年的一生中，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有十九年是当代最伟大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妻子，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其余的时间则是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这个国家在三四十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遗孀，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已足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

“娜佳是遗孀当中最幸运的。”安娜·阿赫马托娃这样说的时候，指的是曼德施塔姆在当时获得的普遍承认。阿赫马托娃的这一看法自然首先是就她那位诗友的命运而言的，这一看法虽然公正，却依然是旁观的。在上面提及的普遍承认出现时，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已年逾七十，身体状况相当糟糕，几乎一无所有。况且，这一承认虽说普遍，却仍未能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亦即俄国流传开来。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度过的二十年，是守寡、极度贫困、将一切个人损失一笔勾销的大战以及每时每刻的恐惧，担心身为人民公敌之妻的她会被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们抓走。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除了死亡，其他任何遭际都可以被视为喘息。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一九六二年冬天的普斯科夫，当时，我和几位朋友一同去普斯科夫看那里的教堂（应该说，那些教堂是整个帝国最漂亮的教堂）。听说我们要去普斯科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建议我们去见一见当时在该地师范学院教英语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并让我们把几本书转交给她。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之前不知道她还活着。

她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共住宅里。其中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位住户女代表，其姓氏就像是命运的嘲弄，叫“非茨维塔耶娃”，另一个房间则属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这个房间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浴室差不多大，只有八平米。房间的大部分面积为一张大铁床所占据，另外还有两把维也纳式椅子，一张带有小镜子的五斗橱，还有一个床头柜，这床头柜也当桌子用，上面摆着几只剩有残羹的盘子，旁边是一本简装英文书，以赛亚·伯林的《刺猬和狐狸》(2)。这本红皮书籍会出现在这间斗室，有人敲门时它也未被藏到枕头下面，这个事实本身恰好也表明，喘息期业已开始。

后来得知，这本书也是阿赫马托娃送来的。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阿赫马托娃始终是曼德施塔姆夫妇最亲近的朋友，起初是他们夫妇两人的朋友，之后则仅为娜杰日达一人的朋友了。阿赫马托娃自己也两度守寡：她的第一任丈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契卡亦即克格勃的前身所枪毙；第二任丈夫、艺术学家尼古拉·普宁死于同一机构设置的集中营。阿赫马托娃竭尽所能地帮助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在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救了后者的命，她将后者偷偷带到塔什干，作家协会的部分成员当时被疏散到那里，在塔什干，阿赫马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分享自己的那份定量口粮。阿赫马托娃的两任丈夫均为国家所灭，她的儿子在集中营里受苦（总共被关了十六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尽管如此，阿赫马托娃的处境还是要比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好一些，即便仅仅因为，官方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承认她是一位作家，还允许她住在列宁格勒或莫斯科。而对于人民公敌的妻子而言，大城市的门则是紧闭的。

数十年里，这位女性四处奔逃，藏身于伟大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她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只是为了一旦感觉到危险讯号便立即再逃走。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缩成一团，她似乎试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能在逃跑的时候很快地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她自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艺术品，没有任何藏书。书籍，甚至连那些外文书，从来都不会在她那里放得太久。她读完之后，看了之后，就马上把它们退还给别人，她对书籍的处理方式也像对她自己一样。在她最遂顺的时期，即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她位于莫斯科郊区的那套一居室住宅里，最贵重的物件就是厨房墙上那只能发出布谷鸟报时声的挂钟。窃贼到了这里会感到失望，顺便说一句，带着逮捕证赶到这里来的那些人也同样会感到失望。

在那些“遂顺的”年代，即她的两部回忆录在西方发表之后，这间厨房的确成为一块朝觐之地。几乎每天晚上，那些熬过艰难时世或是在后斯大林时期涌现出来的精英们都会围坐在一张长木桌边，这张桌子要比普斯科夫的那个床头柜大十倍。能感觉到，她在试图挽回她被摈弃的那几十年。但这只是我的怀疑，不知为何我记得更清楚的还是她在普斯科夫那间斗室里的模样，或是她坐在阿赫马托娃列宁格勒住所里的沙发角上的模样，她有时偷偷从普斯科夫跑到列宁格勒来，或是她现身于什克洛夫斯基夫妇莫斯科住处的走廊深处时的模样，在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时，她就住在什克洛夫斯基家里。我之所以对这些模样印象更为深刻，或许是因为她在那些时候更接近她的本质，即一位被抛弃的女子、女难民，或是像曼德施塔姆在一首诗中对她的称呼，即“穷女友”(3)，这种身份她实际上一直保持到她生命的终点。

让人惊诧的是，她的这两本书是她在六十岁时写下的。在曼德施塔姆家中，奥西普是作家，而她却不是。如果说她在这两本书之前也写过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些写给友人的书信或写给最高法院的申诉书。那种对充满事件、跌宕起伏的漫长一生进行静观的传统回忆录作者形象，并不适用于她。因为，她度过的六十五年生活并不十分正常。在苏联的惩处机制中有这样一项规定，在某些特定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年可被视为三年。如此算来，本世纪的许多俄国人堪比《圣经》中的长老。曼德施塔姆夫人与那些长老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正义的渴求。

然而，六十岁的她在喘息期伏案写作这些回忆录，其动机并不仅仅是对公正裁决的希冀。这些回忆录之所以面世，是因为俄国文学史中曾经发生的事情又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生活中再度出现。我指的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伟大的俄语散文的诞生。这种散文仿佛凭空出现，像是某种不明原因导致的后果，但实际上，它就是从十九世纪的俄语诗歌中成长起来的。诗歌为其后的整个俄国文学确定了基调，俄语散文中的杰作均可被视为十九世纪前二十五年间俄语诗歌中出现的细腻心理和细致语汇的遥远回声和精心再加工。阿赫马托娃常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人物都是上了年纪的普希金主人公，比如奥涅金之类。”

总体而言，诗歌永远走在散文的前面。这句话在很多方面也可以用来概括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一生。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作家，她都是她的一生与之紧密相连的两位诗人之产物，这两位诗人即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这并非仅仅因为前者是她的丈夫，后者是她的终生好友。说到底，四十二年的寡居生活会使最幸福的回忆也黯然失色（而在他俩的婚姻中幸福的回忆原本就不多，即便仅从这一点来看，即他们的共同生活充满了因战争、革命和最初几个五年计划而导致的别离）。同样，她也多年无法与阿赫马托娃见面，而书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信赖的。一切落在纸上的东西都是危险的。那种使这段婚姻、这份友谊得以维系和强化的机制就是一种愿望，即一定要记住那些不能写在纸上的东西，也就是两位诗人的诗句。

在那个被阿赫马托娃称为“前古腾堡时代”的年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做这些事时绝非孤身一人。昼夜重复已故丈夫的诗句，这不仅能让她越来越深地理解这些诗，而且还能复活她丈夫独具的嗓音和声调，能让她感觉到（哪怕是瞬间地）他的在场，能让她意识到，他履行了他在结婚仪式上许下的“同甘共苦”的诺言，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在阿赫马托娃不在身边时，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也时常用同样的方式诉诸阿赫马托娃的诗，因为这个记忆机制一旦启动，便无法再停下来。这一方式也被诉诸其他一些作者和某些思想，诉诸其他一些伦理原则，一句话，诉诸一切只能以这种方式方能得以保全的东西。

这一切渐渐地深入她的内心。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爱情，也就只有记忆。记住什么，这便是在重新确立亲近关系。渐渐地，两位诗人的诗句变成了她的意识和她的个性。两位诗人的诗句不仅赋予她以视野和视角，更重要的是，这些诗句对她而言也成为一种语言范式。因此，当她坐下来写作自己的书时，她已注定会将自己的语言与两位诗人的语言进行一番比较，这种比较在当时或许是无意识的、本能的。她的文字所具有的明晰和无情反映了其智性的典型特征，而她明晰而又无情的文风，也同样是那塑造了这一智性的诗歌所必然导致的风格后果。无论就内容还是就风格而言，她的书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之附言，这种崇高的语言形式就是诗歌，仰仗对丈夫诗句的反复背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使这种语言形式成了自己的肉体。

如果改用一下温·休·奥登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伟大的诗歌将她“踹进了”散文。(4)因为，对这两位诗人之遗产的探究只能在散文中进行。在诗歌中，这份遗产只能成为模仿者的资本。后来的情况也果然如此。换句话说，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散文已成为语言藉以摆脱停滞的唯一环境。这一散文似乎成了唯一合适的环境，两位诗人使用过的语言可以在此歇息灵魂。因此，她的书与其说是回忆录，是对两位大诗人的传记之附注，无论它们作为回忆录和附注的性质如何出色，这些书仍不如说是在阐释俄罗斯人民的意识。至少，是在阐释有幸读到此书的那些人的意识。

丝毫不令人奇怪，这样的阐释会变成对体制的谴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这两部回忆录的确能被等同于在人间对她所处的世纪和她所处世纪的文学作出的最后审判，更可怕的是，正是这个世纪曾发出建造人间天堂的呼吁。更不会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回忆录，尤其是第二部，在克里姆林宫内外均引起一片愤怒。应该说，当权者们的反应要比知识分子的反应更真诚一些，因为当权者仅仅把藏匿这些图书宣布为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知识分子，尤其是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却掀起一场可怕的声浪，因为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对某些实为体制帮凶的杰出知识分子或不那么杰出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指控，于是，向她的厨房涌去的人流也逐渐消失了。

出现一些充满愤怒、提出绝交的公开信和半公开信，她究竟是否有权指认某人为告密者，这一问题甚至导致朋友反目，夫妻分手。那位杰出的异见人士抖动着大胡子宣称：“她败坏了我们这一代所有人的名誉。”另一些人则冲向别墅，在那里闭门不出，以便赶紧在打字机上敲打出自己的反回忆录。已经到了七十年代，六七年之后，由于索尔仁尼琴对犹太人的态度，这些人中间又将再次出现一场相似的分裂。

文学家的意识中存在着某种拒绝道德威信的东西。文学家很乐意认同总书记或元首的存在，但他一准会质疑先知的存在。问题或许就在于，“你是个奴才”这样的话听起来要比“从道德角度看你就是个零”的定论更易忍受。就像俗话所说，人们不揍已经倒地的人。但是，先知踹了倒地者一脚，却不是为了弄死后者，而是想让他站起身来。人们抗拒被踹，指控和谴责遭到怀疑，可他们这样做却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出于奴才固有的精神自满。如果事情不仅牵涉到道德威信，而且还牵涉到文化道德，如同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所为，这对于一位文学家而言就更加糟糕了。

我要冒险再稍稍往前走几步。现实只能借助接受来获得意义。只有接受才使现实变得重要。接受的层次有所不同（取决于其重要性），这一等级体系是接受行为借助一些最为敏感、细腻的棱镜获得的。只有一位大师能赋予这些棱镜以细腻和敏感，这位大师就是文化、文明及其主要工具，即语言。借助这一棱镜对现实作出的评判，或许就是最准确的评判，甚至可能是最公正的评判，获得这样的评判就是全人类所有代表的共同目标。（“不诚实！”和“精英治国！”之类的哭喊，前面提到的那些东西都有可能遇到，首先是在我们的大学里，但是没有必要去关注这些，因为文化就其定义而言就是精英的，民主原则在认识领域的实施就包含着一个信号，即智慧和愚昧的平等。）

娜·雅·曼德施塔姆对她所目睹的现实作出的评判之所以毋庸置疑，并不是因为她的痛苦独一无二，而是因为她自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俄语诗歌获得了这种棱镜。说伟大的艺术离不开苦难，这是一种卑鄙的谎言。苦难会让艺术失明失聪，会摧毁艺术，时常还会杀害艺术。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在革命前即已成为一位伟大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如此，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也同样如此。即便俄国没有经历过本世纪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他们也依然会是大诗人，因为他们富有天赋。一般说来，天才是不需要历史的。

如果没有革命以及其他事件，娜·雅·曼德施塔姆也会成为一位作家吗？或许不会，因为她是在一九一九年遇见自己未来的丈夫的。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并不严谨，它会将我们带人概率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模糊领域。她最终成为一位作家，并非因为本世纪俄国所发生的一切，而更像是对本世纪俄国所发生一切的抗拒。一位诡辩家定会伸出食指，发出一番指点，说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来看，“抗拒”就等于“因为”。好吧，如果他对一位普通人的“抗拒”之意义如此地无动于衷，那就随他去吧，那就随他的历史决定论去吧。

不过，所有这一切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既然一位年逾六旬的瘦老太婆很快便能体现出这样一种能力，即延缓民族的文化崩溃，如果说她未能最终阻止这种崩溃的话。她的回忆录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她那个时代的一份证据，这是在文化良心的烛照下向历史投去的一瞥。历史在这烛照中缩成一团，而个人主义则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选择，即去寻找光源还是去犯下针对自我的人类学罪行。

她的任务中完全不包括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她更不追求去与体制算账。对于她而言，这是一项个人事情，关涉她的性格、个性以及那塑造了她的个性的一切。而塑造出她的个性的东西就是文化，就是文化的最优秀产物，即她丈夫的诗。正是这些诗句拯救了她，而非关于丈夫的记忆。她在四十二年的时间里一直就是这些诗，而非他的遗孀。她当然很爱他，可是要知道，爱情本身也是一种最为精英化的激情。只有在文化的语境中，爱情才能获得规模和前景，因为它需要在意识中，而非床铺上占据更大的位置。脱离这一语境，爱情就将沦为普普通通的摩擦。她是文化的遗孀，我认为，她在生命的最终比刚结婚时更爱自己的丈夫。或许正因为如此，她的书才会如此深入地渗透进读者的意识。这或许也是因为，当今世界面对文明的态度也同样可以被概括为守寡状态。

如果说她缺少点什么，那就是宽容。在这一方面，她完全不像她那两位诗人。但是，那两位诗人自有他们的艺术，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身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满足，从而表现得谦卑，或是显得谦卑。而她则是偏执的，决绝的，挑剔的，不愿妥协的，毫不宽容的。有时，她的观点是不尽完善的，或是以传闻为基础的。简言之，她有性格缺陷，这并不奇怪，如果你们注意到她在现实生活中以及之后的想象中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最终，她的不宽容赶走了许多人。她将这当作一个正常现象，因为她已经因为崇敬、因为诸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5)或威利·菲舍尔（少校鲁道夫·阿贝尔(6)的真名）这样一些人的狂喜而感觉疲惫不堪。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死在自家的床上，就某种意义而言，她甚至情愿死去，因为，“在那边我又可以和奥西普在一起了”，可阿赫马托娃有一次却对她说：“不，这一次该轮到我和他在一起了。”

她的这一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她死在自家的床上。对于她那一代俄国人而言，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的为数并不多。毫无疑问，有人会认为她不理解她所处的时代，未能赶上开往未来的火车。有什么法子呢，她像她那一代所有的俄国人一样清楚地知道，那些开往未来的火车将停靠在集中营或是毒气室。她很幸运，顺便说一句，我们也很幸运，因为她和我们都知道这趟列车的终点站。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地点是她莫斯科住宅里的厨房。当时已是傍晚，橱柜在墙壁上留下一道暗影，她就坐在那暗影中抽烟。那道影子十分地暗，只能在其中辨别出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其余的一切，即一块大披巾下那瘦小干枯的躯体、两只胳膊、椭圆形的灰色脸庞和苍白的头发，全都被黑暗所吞噬了。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煤，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

一九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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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首发于《纽约书评》1981年3月5日（第28期）。

(2) 以赛亚·伯林（1909—1997）的一部俄国文学论集（1957）。

(3) 见曼德施塔姆的《你还没死，你还不是孤身一人》（1937）一诗。

(4) 语出奥登的《悼叶芝》，诗中有“疯狂的爱尔兰将你踹进诗歌”一句。

(5)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16—2009），美国政治家、金融家，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和世界银行行长。

(6) 鲁道夫·阿贝尔（1903—1971），苏联王牌间谍，原籍英国。

五月之夜

抽了阿列克赛·托尔斯泰(1)一个耳光后，奥·曼立马返回莫斯科，然后每天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打电话，央求她赶到莫斯科来。她迟疑不决，他生了气。她已经打算去买车票了，却仍站在窗前思忖。“您是在祈祷您自己别遇到这种厄运吧？”普宁(2)问道，他是个聪明热情、十分出色的男人。就是他，一次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转悠时突然说了一句；“现在我们去看看您将来怎么上绞架吧。”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诗句：“往后，灵车将在黄昏碾过脏雪……哪位疯狂的苏里科夫将描绘我的结局？”(3)但她最终并未踏上这样的旅途。“他们最终会揪住您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普宁常说，每当此时，他脸上便会掠过一阵抽搐。但是，他们最终忘记了她，并未抓她，相反，是她送包括普宁在内的许多友人踏上了最后的路途。

去车站迎接安娜·阿赫马托娃的是廖瓦(4)，他当时住在我们家。我们把这件并不复杂的事情托付给他是个错误，他自然要设法错过母亲，她很是生气，脸色不同以往。那一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常来我们家，她早已习惯在车站就听到曼德施塔姆讲的最新笑话。她还记得，一次列车晚点，曼德施塔姆说了这么一句动气的话：“您是以安娜·卡列尼娜的速度赶来的。”又一次，列宁格勒下雨，她身着雨靴和带风帽的胶皮雨衣，莫斯科却艳阳高照，于是曼德施塔姆说：“您干吗打扮得像个潜水员似的？”他俩每次见面都满心欢喜，无忧无虑，就像当年在诗人行会(5)碰面的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得了，”我常常高喊，“我可无法和你们这两只鹦鹉生活在一起！”但是这一回，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他俩却高兴不起来了。

这一天十分漫长。翻译家大卫·勃罗茨基(6)傍晚过来，他屁股坐得很稳，几乎无法让他挪动地方。家里一无所有，什么吃的也没有。奥·曼去邻居家，想找点东西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当晚餐……勃罗茨基跟着他冲出门去，我们指望勃罗茨基在失去男主人公的关照后会感到无聊，转而离去。奥·曼很快就回来了，带着一份收获，即一枚鸡蛋，可是他仍旧未能摆脱勃罗茨基。勃罗茨基重新坐进扶手椅，继续清点他喜爱的诗句，这些诗句出自他喜爱的两位诗人，即斯卢切夫斯基(7)和波隆斯基(8)，他对我们俄国的诗歌和法国诗歌均了如指掌。他就这样坐着，不住地引用诗句，不住地回忆往事，直到午夜过后我们才明白他如此死乞白赖留在这里的原委。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来我们家时就住在小厨房里，煤气还没通，所谓的午饭我通常就在过道里用煤油炉做，出于对客人的尊敬，毫无用处的煤气灶被盖上一张油布，摇身一变为一张桌子。这厨房被称为神庙。“您干吗像个神像似的待在这神庙里？”纳尔布特(9)有一次看了一眼厨房里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问道，“最好到哪个座谈会上去坐一坐……”厨房就这样成了神庙，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坐在厨房里，让奥·曼孤身一人遭受诗歌爱好者勃罗茨基的折磨。半夜一点左右，突然响起一阵声音清晰、意味深长的敲门声。“是来抓奥夏的。”我说了一句，过去开门。

门外站着几个男人，我觉得他们人数很多，他们全都着便装。我脑中刹那间闪过一个念头，希望他们不是来抓人的，因为我一时还未注意到被风衣罩住的军装。实际上，这种风衣也是军装，就像沙皇密探的那身灰黄色便服，不过我当时对此并不知情。

不速之客刚迈过门槛，我的希望便立即烟消云散。

我希望照例听到：“您好！”或者：“这是曼德施塔姆家吗？”或者：“家里有人吗？”最后，或者是：“请接收电报……”要知道，造访者通常会与开门者打声招呼，等待开门者把他让进屋去。可我们时代的这些夜间造访者们，却不遵从古往今来世界各地每个秘密警察兴许都会遵从的仪式。他们什么话也不问，也不等主人开口，不在门前有片刻迟疑，便动作不大地推开我，身手敏捷地走进前厅，房间里立马挤满了人。他们已经开始检查证件，并动作相当熟练、准确、得体地摸索我们的腰间和口袋，看是否藏有武器。

奥·曼从大房间走出来：“你们找我？”他问道。一位身材不高的特工几乎面带微笑地看了他一眼：“您的证件。”奥·曼从口袋掏出护照。

那位契卡(10)人员看了看证件，向奥·曼出示传票。奥·曼读了传票，点点头。

用他们的语言来说，这叫“夜间行动”。正像我后来获悉的那样，他们每个人都坚信，在每一个夜晚，在我们这样的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有可能遭遇抵抗。为了鼓舞士气，他们那个圈子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夜间危险的浪漫传说。我本人曾听说一个故事，说巴别尔(11)就曾开枪，重伤一名“我们的人”，讲这故事的人是一位契卡高官的女儿，她父亲在一九三七年得到高升。对于她来说，这些传说与为上“夜班”的父亲担惊受怕的心情密切相关，她父亲和蔼善良，非常喜爱孩子和动物，在家时总是抱只小猫在腿上，但他教导他女儿永远不要承认自己有错，对任何问题都要坚决说“不”。这位怀抱小猫的和善之人，却断不会替那些被迫承认各种指控的被调查者开脱。“他们干吗要这么干呢？”女儿常学着父亲的样子说道，“要知道，他们这么干，结果让他们自己和我们都陷了进去！……”“我们”，也就是那些带着传票在夜间造访的人，就是那些进行审讯和作出判决的人，他们同时也会在闲暇时分将关于夜间险情的有趣故事讲给朋友们听。这些关于夜间激情的契卡传说时常让我想起巴别尔脑门上的那个小窟窿，这个小心翼翼、脑门高耸的聪明人，一生中或许从未举起过手枪。

他们走进我们安宁的、家徒四壁的家，就像走进强盗老巢，走进贼窝，走进秘密实验室，在这里，头戴面具的秘密分子正在准备炸药，打算展开武装抵抗。他们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至十四日夜间闯入了我们家。

他们检查了证件，出示了传票，并确信不会有抵抗，然后开始搜查。勃罗茨基忧郁地陷在扶手椅里，一动也不动。他身材巨大，就像某个野蛮民族的一尊木头雕像，他坐在那里呼哧着，他呼哧着坐在那里。他神情凶狠，怒气冲冲。我很偶然地求他帮个忙，好像是让他在书架上找本书给奥·曼，他却抢白道：“让曼德施塔姆自己来找。”然后便又呼哧起来。天快亮时，我们已经能在两个房间里自由走动，疲惫不堪的契卡人员甚至不再紧盯着我们，勃罗茨基突然缓过神来，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来，请求准许他去趟洗手间。负责搜查工作的官员面带嘲讽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您可以回家了。”“什么？”勃罗茨基惊讶地反问一句。“回家去吧。”契卡人员重复了一句，转过身去。军官们都很蔑视他们的平民帮手，勃罗茨基或许就是被他们安排到我们家里来的，好让我们在听到敲门声后来不及销毁某些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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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托尔斯泰（1882—1945），作家。

(2) 普宁（1888—1953），艺术学家1923年与阿赫马托娃结婚，多次被捕，死于狱中。

(3) 这两句诗引自阿赫马托娃1939年所作《我知道，原地不动……》一诗。

(4) 即列夫·古米廖夫（1912—1992），阿赫马托娃和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所生之子，历史学家，多次被捕入狱。

(5) 1911—1914年存在于彼得堡的诗人团体，参加者有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洛津斯基等，他们构成阿克梅诗派的中坚。

(6) 大卫·勃罗茨基（1895—1966），诗歌译者。

(7) 斯卢切夫斯基（1837—1904），诗人。

(8) 波隆斯基（1819—1898），诗人。

(9) 纳尔布特（1888—1938），诗人，“诗人行会”成员，死于集中营。

(10) 契卡起初为“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之简称，后成为秘密警察机构的代名词。

(11) 巴别尔（1894—1940），作家，后被判枪决。

抄家

奥·曼常常吟颂赫列勃尼科夫(1)的这句诗：“这片区域是件伟大的东西！是我和国家的相会之地……”(2)但这种相会方式十分纯洁，要知道，赫列勃尼科夫所说的就是检查可疑流浪汉证件的常见行为，可他所道出的也几乎正是国家与诗人的经典关系。我们与国家的相会是在另一个更高层次上展开的。

不速之客们按照严格的仪式行事，他们不用商量，便迅速进入各自的角色。他们一共五人，三个特工和两位证人。两位证人躺在前厅的椅子里打瞌睡。三年之后，到一九三七年，他们一准会被累得打鼾。有哪份文件保障我们在遭到搜查和逮捕时有权要求证人在场呢？我们中间有谁还记得，这样两个睡意惺忪的证人曾向公民提供社会监督以保障逮捕的合法性？要知道，我们中间每个人在黑暗中消失的时候都伴有传票和证人。这是我们对以往时代法律概念所作出的贡献。

担任逮捕行动的社会监督员，在我们这里几乎成为一种职业。在每一幢大楼里，每逢某人遭逮捕，都会叫醒那几个事先指定的老面孔；在外省，一条街道或一个街区由两个证人负责提供服务。他们过着双重生活：白天，他们是房管所的工人，是钳工，是看院子的，是水暖工（因此我们这儿的水龙头才老是跑水？）；夜间，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别人家里一直待到天亮。我们的物业费有一部分就花在他们身上，要知道，这也是房管所的一项支出。他们的夜班费究竟多少，我不得而知。

年纪大一些的那位特工在对付文件箱，两位年轻些的在搜查。他们的工作之呆板显而易见。

他们是遵循工作规定操作的，也就是说，要对那些狡猾的家伙通常藏匿秘密文件和手稿的地方进行搜查。他们逐本翻看图书，检查书脊，撕开硬书皮，对桌子里的密屉很感兴趣（这些秘密谁人不知呢？），围着衣袋和床铺忙乎。手稿可能藏在任意一口锅里，躺在那里永不见天日。或者最好就干脆放在饭桌上……

我记得两位年轻特工中的一位，这小伙子脸盘很大，面带讥笑。他翻着图书，探究那些陈旧的硬书皮，还让我们少抽点烟。他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让我们吃里面的糖块，以取代有害的烟草。我如今有一位熟人，他是个作家，苏联作协的活动家，他在热心收藏图书，经常吹嘘他那些古老的硬书皮和搜寻来的旧书，比如萨沙·乔尔内(3)和谢维里亚宁(4)的初版诗集，他也老是请我吃铁盒糖果，那小糖盒装在漂亮紧身裤的裤兜里，这裤子是在专为文学家服务的内部裁缝铺定做的。这位作家三十年代在秘密机构谋得一个不高的位置，然后便顺利步入文学界。这两个形象，一个是五十年代末的中老年作家，一个是三十年代的年轻特工，在我这里合二为一了。我感觉到，这位年轻的硬糖爱好者变换了职业，解甲为民，穿上便装，正在解决一名作家必须解决的道德问题，同时继续请我吃那同一个铁盒里的糖块。

这个举动，即请吃糖块，曾在许多逮捕行动时反复出现于许多家庭。莫非这一举动也已进入仪式，一如进门的方式、检查护照、摸摸身体看是否携带武器以及敲敲打打地搜寻秘密抽屉？我们所面对的肯定是一个连细枝末节都已考虑周全的程序，它与革命最初年代和国内战争时期那些疯狂的搜查毫不相同。何者更为恐怖，我说不清。

年长些的军官个子不高，身材枯瘦，是个沉默寡言的金发男子，他蹲下身子，在翻看箱子里的纸页。他的活儿干得很慢很细。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人，更确切地说，我们有幸接待的人，是相当专业的文学处工作人员。据说，这个处属于第三厅，可我那位身穿紧身裤的作家朋友，也就是常请人吃糖块的那位，却嘴边喷着唾沫星子一再证明，负责我们这个案子的好像是第二厅，要么就是第四厅。这毫无意义，但对旧时行政警察传统的遵从却与斯大林时代的风气完全合拍。

从箱子里取出的每页纸在审查之后要么扔在地下，要么放在桌上，纸页在桌上渐渐摞成一堆，这是打算抄走的。根据他们对纸页的取舍，总是可以想象出他们打算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因此，我主动为那名军官提供咨询，帮忙辨认奥·曼那些难认的笔迹，确定手稿的日期，并尽可能地讨回些东西，比如比亚斯特(5)藏在我们这儿的两部长诗以及奥·曼翻译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译稿。我们大家发现，那位军官感兴趣的是诗歌近作手稿。他向我们展示一下奥·曼的《狼》一诗的手稿，皱着眉头，小声地把这首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抄起这首讽刺房管员的诗，诗中的那位房管员砸碎了住宅里一台违禁的管风琴。“干吗写这个呢？”军官不解地问道，把手稿扔到椅子上。“的确，”奥·曼也说，“干吗写这个呢？”

一九三七年前后两个时期的所有区别，都体现在我们所遭受的搜查方式之不同上。在一九三八年，无人搜寻任何东西，也无人花费时间审查纸页，特工们甚至不清楚他们前来逮捕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草草地把床垫翻过来，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都倒在地下，把纸页胡乱塞进一只大口袋，再转悠两圈，就带着奥·曼走了。在一九三八年，整个行动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而在一九三四年则是彻夜搜查，直到天亮。

但无论前一次还是后一次，看到我在为奥·曼收拾东西，他们都同样开玩笑地（遵循工作规定！）说道：“干吗带那么多东西？干吗呀？他难道打算在我们那里长期做客吗？谈谈话，就放人了……”这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那个“崇高人道主义”时代的遗迹。“我并不知道我们落在了人道主义者的手里。”奥·曼在一九三七和三八年之交的那个冬天这样说道，当时他在报上读到了对雅戈达(6)的指责，说他把建造集中营的钱用来建造真正的疗养院……

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讨来的那枚鸡蛋还摆在桌子上，没人碰它。我们大家，当时住在我们家的还有奥·曼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7)，他不久前刚从列宁格勒过来，我们大家在房间里走动，交谈，竭力不去关注那几个在我们这里东刨西翻的人。突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奥·曼临走前应该吃点东西，她把那枚鸡蛋递给他。他同意了，坐到桌边，在鸡蛋上撒了点盐，吃了下去……椅子上和地板上的纸堆越摞越高。我们竭力不踩到手稿，可那几位外来人却不管不顾。让我十分惋惜的是，在鲁达科夫遗孀偷走的文件中就有奥·曼二十世纪头十年和二十年代的诗作手稿，它们不在被抄之列，因此被扔在地板上，上面满是军靴踩下的脚印。我很看重这些手稿，因此把它们交到一个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地方，交给可靠的青年鲁达科夫保管。他曾被流放沃罗涅日(8)，在那里待了一年半，我们在那里与他分享每一块面包，因为他在那里没有任何收入。回到列宁格勒后，他热心保管古米廖夫(9)的档案文件，那是信任他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坐雪橇给他送去的。无论我还是她，后来都再也没有见到那些手稿。她偶尔听到一些传闻，说某人又购得了这份档案材料中她熟悉的某些书信。

“奥西普，我羡慕你，你会死在阁楼上。”古米廖夫常常这样说。他俩的预言诗作在此时已经写就，但两人均不愿相信自己的预言，他们用法国式的诗人之不幸命运来宽慰自己。要知道诗人也是人，是普通人，那些最平常最普通的事情，那些对于国家和时代而言最为典型的事情，那些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会赶上的事情，也同样会发生在诗人身上。这不是个人命运的闪光或恐惧，而是一条“成群结队”(10)的寻常路。阁楼上的死亡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在声援萨柯和范齐蒂(11)期间（当时我们住在皇村），奥·曼曾通过一位教会人士向教会上层提交一份建议，希望教会也出面组织反对这次死刑判决的抗议行动。很快便有了答复：教会同意声援两位死刑犯，条件是：如果哪位俄国神甫同样遭遇到麻烦，奥·曼也必须组织声援和抗议。奥·曼叹了一口气，立马承认自己失败了。这是奥·曼当初试图与现实妥协时所获得的最初教训之一。

五月十四日的清晨到来了。所有客人，请来的客人和不请自来的客人，全都走了。不请自来的客人带走了这家的男主人。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两人眼对着眼，坐在空荡荡的、还留有夜间浩劫痕迹的房间里。我俩好像就面对面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睡觉，也想不起喝茶的事。我们忘记了自己，在等待天一亮就出门。干吗去？去哪儿？去找谁？生活在继续……或许，我们就像是溺死鬼。请上帝饶恕我这个文学比喻，我们当时脑袋里可压根儿没有什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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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未来派诗人。

(2) 此诗无题，作于1922年，所引即始句。

(3) 萨沙·乔尔内（1880—1932），诗人。

(4) 谢维里亚宁（1887—1941），自我未来派诗人。

(5) 比亚斯特（1886—1940），诗人，三十年代初遭迫害。

(6) 雅戈达（1891—1938），苏联秘密警察机构负责人，后被枪决。

(7) 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比他的诗人哥哥小七岁，生于1898年，卒于1979年。

(8) 沃罗涅日，沃罗涅日州首府位于莫斯科以南五百公里处。

(9) 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诗人，阿克梅诗派首领，阿赫马托娃前夫，因反革命罪被枪杀。

(10) 引自曼德施塔姆1937年所作《无名战士之诗》。

(11) 萨柯（1891—1927）和范齐蒂（1888—1927），意大利工运活动家后居美国，因谋杀罪被判死刑，该案因证据不足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和抗议，马萨诸塞州州长于1977年正式宣布两人无罪。

晨思

听到照例有人被捕，我们从来不会问：“为什么抓他？”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恐惧而疯狂的人们相互提出这一问题纯粹为了自我安慰：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抓了，这就意味着我不会被抓，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挖空心思，要为每一次逮捕想出个理由：“她的确是个阴谋分子！”“他太放肆了。”“我本人就听到他讲过……”还有：“一准会这样，他那性格太可怕了。”“我一直觉得他不大对劲儿。”“这个人太另类了……”另类，话多，对抗……这些特性似乎就足以构成被逮捕和被消灭的理由了。自一九一七年起就开始弹奏一个主题，即“这不是我们的人”，这一切都是那一主题的变奏……社会舆论和惩处机构杜撰出各种恶毒的变奏，不断地火上浇油，否则便起不来烟雾。因此，“为什么抓他？”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便成为禁忌。“为什么？”当我们一位受公众风格传染的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愤怒地喊道，“什么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不明白，抓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但是，在奥·曼被带走后，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直在向自己提出这个禁忌的问题：为什么？逮捕曼德施塔姆可以有很多理由，当然是根据我们的法律原则来判断的。仅凭他的诗和他的文学言论，或是他那首写斯大林的诗，他们就完全可以抓他。因为他给托尔斯泰的那个耳光，也可以抓他。挨了耳光后，托尔斯泰当着许多人的面声嘶力竭地喊道，所有的出版社都不会再出曼德施塔姆的书，他的作品永无出头之日，他会被赶出莫斯科的……我们得知，托尔斯泰当天就去了莫斯科，向苏联文学的首领高尔基控告欺负他的人。不久，我们就听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来教教他怎么揍俄国作家……”这句话毫无疑问被算在了高尔基头上。如今又有人在向我证明，高尔基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高尔基也完全不是我们当时所想象的那种人。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潮流，欲将高尔基塑造成斯大林体制的受难者和为自由思想、为知识分子而抗争的斗士。对此我不打算评判，我相信高尔基与那位主人的观念有很大差异，他也承受过很大压力。可是却无法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高尔基会拒绝支持托尔斯泰反对曼德施塔姆这样一类作家，高尔基对此类作家始终充满陌生感和敌意。

要想了解高尔基对自由思想的态度，只要读一读他的文章、讲话和书籍就足够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这次被捕是因为抽了“俄国作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个耳光而遭到的报复。无论他们如何处置此事，最可怕的结果就是驱逐，这个结果我们并不害怕。驱逐和流放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在大恐怖尚未达到疯狂状态的喘息期，在春季，通常是五月，以及在秋季，都会进行规模相当大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逮捕行动。知识分子在经济照例出现问题时便会再次引起关注。彻底消失的情况在当时还几乎不曾有过：人们能从流放地发出信件；刑期一满，他们也能回来，然后再度离家。我们一九三三年夏天在科克捷别里(1)见过安德烈·别雷(2)，他常说，他简直来不及给他众多的“归来者”朋友发电报和写信。显然，扫帚在一九二七或二八年扫过了人智学(3)领域，于是导致众多人士在一九三三年的归来……在奥·曼被捕前的那个春天，比亚斯特就回到我们这里……三年或五年的流放之后，归来者又落户于距莫斯科一百来里远的一些小城。既然大家都曾“离去”，我们怎么会有更好的结果呢？在这次被捕之前，听到奥·曼在与一些不相干的人大胆交谈，我便提醒道：“马上就到五月了，你还是小心点吧！”奥·曼摆摆手：“那有什么？让他们驱逐吧……让其他人害怕吧，我们可不怕！……”不知为何，我们的确不怕被驱逐。

如果那首写斯大林的诗被发现，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奥·曼临走前吻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人怀疑这首诗会让他送命。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如此细心地盯着契卡人员的一举一动，试图弄清他们在寻找什么。那组写“狼”的诗不会导致大难，最多也就是集中营……

他们会如何认定所有这些潜在的罪名呢？结果还不是一个样！用罗马法、拿破仑法典之类的法律思想成果来诉诸我们的时代，这是可笑的。惩处机构的工作严谨而又自信。它们有许多目的，诸如铲除脑中留有记忆的证人、建立统一思维、为下一个千年王国的到来做好准备等，不一而足。人们依据范畴被划分为不同层次（年龄也会被考虑进去）：教会人士，神秘论者，唯心主义学者，机敏的人，不听话的人，思想者，饶舌者，沉默寡言的人，喜欢争论的人，具有法律思想、国家思想或经济思想的人，还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农学家，因为出现了“破坏分子”这一概念，一切挫折和失误都要算在这些人头上。“别戴这顶帽子，”奥·曼常对鲍里斯·库津(4)说，“不能与众不同，否则结果很糟。”后来结果果然很糟。但幸运的是，对于帽子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终于认定，苏联学者应该比西方的纨绔子弟穿得更漂亮些，于是，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5)在服满刑期后还得到一个相当体面的科研位置。帽子是个玩笑，而帽子下面的脑袋才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那些专门负责铲除异己的人想出了这么一句行话：“只要有人在，就能立案。”我们在雅尔塔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一九二八年），是听作家富尔曼诺夫(6)的兄弟这样说的。这位契卡人员刚刚成功地步入电影界，但通过他妻子还与秘密机构藕断丝连，对那种事情有所了解。公寓里住的人大多是为治疗肺结核病而来，而这位富尔曼诺夫却在用海边的空气强化他衰弱的神经，这里还住着一位快乐大度的耐普曼(7)，他很快便与富尔曼诺夫打得火热，两人想出一个“侦查”游戏，这游戏的真实性能抚慰他们的神经。富尔曼诺夫在图解他关于人和案子的那句俗语，对那位浑身发抖的耐普曼进行审讯，后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张大网，这张网是用对每个字眼不断扩展的巧妙解释织就的。当时，还很少有人能凭借自身经历彻底地理解我们司法审判的特性：进过熔炉的只是我前面罗列的那几类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帽子底下有颗脑袋的人，以及那些被剥夺了财富的人和耐普曼，即那些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企业主。因此，除奥·曼之外，并无人留意到这位前侦查人员的消遣方式，这场猫鼠游戏并未引起关注。我也不会注意到这个游戏的，如果奥·曼不对我说：“你快去听听……”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奥·曼有意把这一切指给我看，他是想让我记住这一切……富尔曼诺夫的游戏使我对我们这个新建国家的司法制度有了最初的认识。这一司法制度的根基就是辩证法和一个牢不可破的伟大思想：“不跟我们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很早就开始细致观察生活，她比我懂得多。我俩坐在被夜间搜查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里设想一切可能，猜测未来，却几乎没说一句与此相关的话……“您要保持体力。”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这就是说，要做好长期等待的准备：人们在被驱逐或被消灭之前，往往会一连被关上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也可能超过一年。定案需要时间。他们不打算不给定案，于是便起劲地在文件上写满各种胡言乱语……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子孙后代在查阅档案时也会像如今这些丧失理智的人一样盲目地相信一切吗？或许，这只是官僚制度本能在起作用，是墨水瓶的恶魔在卖力？这恶魔不是靠法律，而是以决议为生，它吞食着成吨的纸张。再说，法律也常常是各式各样的……

对于被捕者的家人来说，等待期间能做的事情只有四处奔走，奥·曼在《第四篇散文》中将这类张罗称作“走门路”，需要去弄钱，去排队送包裹。根据排队的长短，我们可以明白自己的处境。在一九三四年，队排得还不太长。我应该保持体力，以便从头到尾走完这由其他许多人的妻子踏出的道路。但在那个五月之夜，我还明确了这样一个任务，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的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值得为此保持体力。

廖瓦的到来让我们从麻木中缓过神来。那天晚上，由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到来，廖瓦被阿尔多夫(8)夫妇带去他们家过夜，因为我们家实在没地方了。廖瓦知道奥·曼习惯早起，便天一亮就赶过来，想和奥·曼一起喝茶，可他在门口便得知了消息。

在那些年里，这个满脑袋奇思怪想的小伙子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引起一阵骚动。

人们感党到他身上有一种正在发酵的动力，也明白他在劫难逃。而我们家对于所有易受感染者而言都是瘟疫般的，有致命危险。因此，一看见廖瓦，我便感觉到一阵真正的恐惧：“您走开吧，”我说，“赶紧走，奥夏半夜被抓走了。”廖瓦听话地走开了。这是我们当时通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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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克捷别里是克里米亚一处作家疗养地，由俄国诗人沃洛申（1877—1932）创办，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同时接待红白两方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2) 别雷（1880—1934），诗人、作家。

(3) 由德国哲学家斯坦纳（1861—1925）创立，主张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的智慧以及人与世界万物的联系，别雷曾迷恋并宣传这一学说。

(4) 库津（1903—1975），学者，曼德施塔姆友人。

(5) 即库津。

(6) 富尔曼诺夫（1891—1926），作家，《恰巴耶夫》（又译《夏伯阳》）作者。

(7) “耐普曼”即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产者。

(8) 阿尔多夫（1900—1976），作家曼德施塔姆夫妇和阿赫马托娃的好友，阿赫马托娃1934—1966年逗留莫斯科期间常住他家。

第二轮

我们的电话吵醒了我的兄弟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他在半睡半醒之间听完我们的消息。当然，我们并未道出任何一个与此相关的禁忌字眼，诸如“逮捕”、“抓人”、“押走了”之类，我们已经创建出一套特殊代码，我们完全不用指名道姓便能很好地理解彼此的意思。很快，任尼亚(1)和艾玛·戈尔施泰因(2)就来到我们家。我们四人一个接一个走出房间，相互之间拉开一小段时间，有人提着菜篮子，有人干脆把一摞手稿揣在口袋里。我们就这样抢救出部分手稿。但是某种本能提示我们，不能把所有东西都运走。此外，那一大摞纸页仍旧躺在地板上。“别动它们。”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对我说，当我打开箱子，想把这堆写满好词佳句的纸张藏进去的时候。我照她说的做了，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我只是相信她的嗅觉……

当天，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满城奔波后回到家中，很快就再次响起敲门声，这一次的敲门声相当礼貌，于是我再次让进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昨夜那位当官的负责人。他满意地看了一眼摊在地板上的手稿：“你们还没收拾呀。”随后，他立即开始了第二轮搜查。这一次他孤身一人，只对箱子感兴趣，箱子里只有诗作手稿，他对散文手稿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听说第二轮搜查后，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这个世界上最节制、最沉默的人也沉下脸来，说道：“如果他们再来一次，会把你俩都抓走的。”

该如何解释第二轮搜查和第二次抄家呢？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交换一下眼神，对于苏联人来说，这已足以理解彼此的意思了。显而易见，侦查员已经看完了昨夜抄去的手稿，他并不需要太多的审阅时间，因为诗稿的数量并不大，可他并未发现他想要的东西。因此，他派人来进行补充搜查，他担心他们在夜间的忙乱中偶然错过了那张必需的纸页。由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即这次搜查是有的放矢的，《狼》一类的诗作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他们感兴趣的那份手稿却不在箱子里，无论是我还是奥·曼都未抄录过此诗。我不愿再提供咨询了，我俩静静地喝着茶，不时斜眼打量一下那位客人。

那军官恰好是在我们回家后二十分钟赶来的。显然，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是谁呢？可能是住在这幢大楼里的某个特工，是受命对我们进行监视的任何一位邻居，也可能是戳在大街上的“瓦夏”。当时我们还未学会辨认这些所谓的“瓦夏”。经验是后来才获得的，我们常常看到他们毫不掩饰地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楼前站岗。他们并不藏起身来，而就那样傻傻地杵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呢？这究竟是一项让人难以忍受的脏活累活，抑或同时也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直接恐吓？或许两者皆有。他们在用自己的行为传达这样的话：你们无处可藏，有人在盯着你们呢，我们始终和你们在一起……不止一次，我们一些从未引起我们任何怀疑的好朋友会突然冲我们扔过一句话来，于是我们就明白他们是什么人了，他们为何要与我们保持友谊。这种公开性应该纳入普通教育体系，因为这种话语能稍稍敞开一道门缝，让我们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之后，我们的语言就会憋在嗓子里，我们就会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比如，我就常常听到一些劝告，让我别再抱着奥·曼的残存手稿不放，要忘掉过去的事情，别再往莫斯科跑了：“有人同意您住到塔什干去……”没有必要问究竟是谁同意的。对于此类问题，他们只会用微笑作答。这些暗示、带着微笑的话语和意味深长的表达，常常会在我心中激起一种疯狂的抵抗：这一切或许只是一个不学无术、仅在对时代主导势力进行模仿的讨厌鬼所道出的无聊闲话？这样的模仿者数不胜数。但也发生过另一类事情。就是在塔什干，当时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住在那里，我们回家时常常会看见被别人扔满烟头的烟灰缸和来路不明的书籍、杂志或报纸，有一次，我还在餐桌上发现一支艳得让人恶心的唇膏，旁边还有一面从另一个房间拿过来的化妆镜。在箱子和抽屉里，有时也会发现这种昭然若揭的无序状态。这些痕迹究竟是按照操作规定的要求有意留下的，还仅仅是那些奉命搜查我们箱子的人开的一个玩笑？开心一笑：“没什么，让他们欣赏去吧！”两种情形都完全可能……要让我们老实一点，干吗不直接来吓唬我们呢？……顺便提一句，他们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恐吓要超过对我的恐吓……

说到被我们称作“瓦夏”的那些人，我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当时已是战后。那些天十分寒冷，他不停地跺着脚，像车夫一样疯狂地舞动胳膊，好让自己暖和起来。一连几天，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出门时，都会不好意思地从这位跳舞的“瓦夏”身边跑过。后来，他的位置被另一个不那么激情四射的人所取代。还有一次，当我们走进喷泉楼(3)的里院，身后有闪光灯闪了一下，他们在给我们拍照呢，看来他们决定辨认一下，前来探访这位被黜女诗人的客人究竟是谁。要进入里院得穿过主楼的门厅，通往院子的门由一位门卫把守。在有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天，我们不知为何在门口被耽搁了很久。耽搁的理由听起来十分荒谬：他们丢了钥匙，或诸如此类。莫非那位偷拍者是在听到我们回来的消息后才开始往相机里装胶卷的？这一切是在那份关于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决议(4)颁发前不久发生的，对我的女友的这种特别关注顿时让我浑身掠过一阵寒意。

他们并未给我以这样的关注：我几乎从未有幸获得专人监视。围在我身边的通常不是特工，而是一些庸俗的告密者。只有一次在塔什干，拉里萨·格拉祖诺娃，一位秘密机构高官的女儿，警告我提防来我家补课的一位女生，这位女生是由一位数理系女大学生介绍来的：“她只是想跟您学点东西……”拉里萨偶然在我家门口碰见那位女生，她告诉我，这姑娘“在他爸爸那儿”工作。我安慰拉里萨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这位可爱的女学生从不在约定的时间到来，老是希望让我猝不及防，然后再道歉，说最近很忙，要求延期上课……此外，她有着小密探的典型癖好，当我在房间里走动时，她总是忍不住要斜着眼睛盯着我。不难理解，她为何需要来上这些她从不温习的课程……被拉里萨揭穿的这个密探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介绍她来跟我学习的那位女大学生是个不错的姑娘，但显然已落入蛛网，她显得很慌乱，老是试图向我解释什么。我尽量回避这些解释，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密探一遍又一遍的感叹：“我非常喜欢阿赫马托娃和您的伴侣……”在这个圈子里，他们把丈夫称作“伴侣”。伴侣，一个多么高尚的称呼！而在中央委员会，则称“同志”……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而在一九三四年，我们甚至还未发明出“瓦夏”一词，也猜不透到底是谁把我们到家的信息通报给了那位契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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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尼亚是叶夫盖尼的爱称。

(2) 艾玛·戈尔施泰因（1904—2002），文艺学家曼德施塔姆夫妇的朋友所著《回忆录》获1998年“反布克奖”。

(3) 位于彼得堡（当时称列宁格勒），阿赫马托娃当时的住处。

(4) 指苏共中央1946年8月14日颁发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该《决议》点名批判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左琴科（1895—1958），幽默作家。

菜篮子

那位再度搜查箱子并再次翻阅手稿的军官，甚至并未发现比亚斯特的长诗不在了，而他一旦发现长诗丢失，便会断定我们已经做了手脚。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建议我不要收拾房间，她的英明主意奏效了，如果我把文件装进箱子，这位契卡人员就会起疑心的。

比亚斯特的两部长诗篇幅很大，只好用菜篮子把它们运出去。这两部长诗被分成多个被称为“片断”的章节。奥·曼很喜欢这两部长诗，或许是因为合法的妻子们在其中遭到了诅咒。比亚斯特将妻子称为“已婚女”，他不愿与妻子生活在一起。几乎是从刚刚身陷一个虽然狭小、但却正常的住宅时起，奥·曼就同样想反抗家庭生活的重负，于是便对比亚斯特赞不绝口。见他喜形于色，我便问道；“谁是你的已婚女呢？难道是我吗？”

试想一下，我们也可能会拥有这样一种伴有心碎、丑闻和离婚的普通生活！世上总有一些疯子，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正常的人类生活，不知道应该全力以赴地追求这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悲喜剧是值得付出一切的！

比亚斯特把两部长诗交给我保管，长诗是手抄本，用打字机打印很贵，我们和他都出不起钱。这是唯一一份古人所言的“抄本”。我竭力想让比亚斯特明白，我这里是最不安全的存放地，可他就是不信。他在流放归来后感到，我们这个风平浪静、万事如意的家简直就是一座要塞。看到比亚斯特的“片断”被那位夜间来客拿在手中，奥·曼惋惜不已，痛苦地叹息了一声：该怎么向比亚斯特交代啊！这时我突然“产生一股力量”，就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的那样，我要把长诗从那位军官处夺回来，给子孙后代留下这些对“已婚女”的诅咒和对婚外美女的赞颂，比亚斯特赞颂的都是高个子姑娘，因为他只心仪身材高大的女性。他不久前曾领这样一个高个子姑娘来我们家听他朗诵“片断”。这姑娘是否保存着他的手稿呢？似乎，她感兴趣的并非比亚斯特，而是比亚斯特从国家出版社挣来的拉伯雷作品翻译稿费。我记得，比亚斯特当时曾抱怨他的继女任性，我听说，他的继女如今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时常很友好地回忆起她那位性格有点古怪的继父。被我抢救下来的比亚斯特长诗现在是否就在她那里呢？

在奥·曼被捕之前就常有民警往我们家跑，因为比亚斯特用我们家的地址在警察局登记，获准在莫斯科逗留数日，以处理他的文学事务。期限一到，他就被逐出这座禁止他继续出入的城市，去往为他指定的地区。我们被抄家时他恰好离开我们家，这太好了，要不是警察来赶他，他或许会赶上搜查。如果撞上那位“军官”，他或许会和他的手稿一起被带走的。他很走运。比亚斯特的第二个运气在于，他没有活到第二次大逮捕，在允许他居住的一个叫楚赫洛姆的地方，他死于癌症，死在自家的床上或医院的病床上。和家庭的悲喜剧一样，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生活，因此也就是幸福。要想理解这一点，还得读完一所硕大的学校。

在奥·曼的诗作中，我们只抢救出不大一摞不同时期的手稿。从那个时候起，这些手稿就再也没有留在家中。我把它们扎成小捆带到沃罗涅日，想修订文本，编出一份未发表诗作的总目。这件工作渐渐地由我和奥·曼一起来做，他突然改变了对手稿和资料的看法。先前，他不愿再看这些东西，总是一副生气的神情，当他见我并未销毁这些手稿，而是将它们放进了妈妈那只黄色的旅行箱。但是在搜查之后他明白了，保存手稿要比保存人更容易一些，于是他不再寄希望于自己的记忆力，众所周知，记忆是会与人一同消亡的。这些手稿中有一部分一直保存至今，但大部分在两次逮捕期间被毁。在我们这个案件的秘密审理中，对于那些他们起先用公文包、后来用麻袋搬走的纸页，他们究竟是如何处置的呢？用不着去猜测那些纸张的命运，当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如何处置人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能活到今天，一札手稿能得以保全，都应被视为奇迹。

门路

他们没来第三回，也没抓我们。我们投入了有亲人被抓的人通常都会做的事情，即奔走。在城里奔波一天之后，我们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打开一罐价值一卢布的玉米粒罐头，充作正餐。就这样过了三天。第四天，我母亲从基辅赶来。她清空她在基辅的住房，卖掉笨重的家具，过来和终于弄到一套住房的女儿女婿一起生活。没人去车站接她，她十分生气。但在听说奥·曼被捕的消息后，她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在她身上，当年那位深谙如何与政府和逮捕打交道的自由派女学生再度苏醒过来。她两手一拍，评说起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的活动做一番审视，然后宣称，在她那个时代，教授们曾将比萨拉比亚流行的玉蜀黍红斑症归结为过量食用玉米，她马上掏出自己钱包里的钱，跑到市场上去买其他食品。我们的孤儿状态结束了，于是便更起劲地奔波起来。

在事情一开始的几天里，我就去找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听完我说的消息，他脸色一沉，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我没想到他会如此激动。他在宽大的房间里来回走动，不时在我面前停下，又提出一个问题……“让你们见面了吗？”我只得告诉他，已经不再允许探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像所有理论家一样，他也无法自其理论得出实践性的结论。

“他没写什么过火的东西吧？”我回答说没有，说他那几首有些叛逆色彩的诗也不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知道的那些诗更可怕……我撒了谎。我至今仍感到羞愧。可是我当时如果道出实情，我们可能就不会有“沃罗涅日喘息期”了。应当撒谎吗？可以撒谎吗？“为救人而撒谎”是合理的吗？能够在不用撒谎的条件下生活，自然再好不过。可是地球上有这样一方净土吗？我们从小就被告之，世上到处都是谎言和虚伪。在我们的时代，我不撒谎就活不下来。我一生都在撒谎，对大学生们撒谎，对工作中的同事撒谎，对那些我不完全信赖的朋友撒谎，而这样的朋友是大多数，再说，他们也同样不相信我。这是我们时代的普遍谎言，有点类似一成不变的礼节。我并不为这样的谎言感到羞愧，可是我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引入迷魂阵却完全是有意为之，出于冷静的算计，即不能吓跑这唯一的保护人……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可是我能不撒谎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断言，他们不会因为托尔斯泰挨的那个耳光而抓人。我却坚称，抓人的理由可以随便找。至于适用的刑法条款，则始终是五十八条(2)，还有比这更合适的条款吗？

我提到托尔斯泰的威胁，还有那句“我们来教教他怎么揍俄国作家”的话，这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产生了我预料中的作用，他几乎发出了哀叹。这位蹲过沙皇监狱的人，这位革命恐怖的坚定支持者，或许在那一天便已十分敏锐地预感到了自己的未来。

在那些奔忙的日子里，我经常去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罗特科娃总是用既害怕又温情的目光迎接我，然后立即跑进里屋通报，奥·曼曾在《第四篇散文》中写到布哈林的这位女秘书，说她是一只会与每位来访者一起磕干果的小松鼠。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桌边站起身来，快步向我走过来：“有什么消息吗？……我也没有……谁都没有任何消息……”

这是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最后几次见面。在自切尔登(3)至沃罗涅日途中，我曾再次前往《消息报》(4)。“您从切尔登发来了多么可怕的电报啊。”科罗特科娃对我说道，然后走进办公室。她走出办公室时几乎要哭出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不想见您……说是一首诗……”我后来再未见到他。他后来对爱伦堡(5)说，雅戈达给他背诵了奥·曼写斯大林的那首诗，他吓坏了，便从此不再过问此事。但在此前，他却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我们的案子能得到重新审理，也归功于他。

在游说期间，我到《消息报》编辑部拜访布哈林通常不超过一小时，而整个游说过程则要求我们在全城不停地奔走。被捕者的妻子们（即便在一九三七年之后，监狱里的男性人数也超过女性）开辟出一条通向彼什科娃的“政治红十字会”(6)的道路。她们去那里其实只是为了倒倒苦水散散心，并制造出一种她们在付诸行动的幻象，这样的幻象在度日如年的等待时期是不可或缺的。“红十字会”并未发挥任何作用。通过这个组织，有时可以把包裹寄到集中营，或是获取判决结果和已被执行的死刑等消息。到了一九三七年，这个奇怪的组织也被取缔，监狱和外部世界的这最后一条联系也被切断。要知道，向政治犯提供帮助这一想法本身就显然是与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相悖的，请看，有多少人仅仅由于认识那些遭到统治者惩罚的人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单身囚室。“政治红十字会”的关闭完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自那之后，被捕者家庭就只能依靠小道消息过日子了，有些消息是特意为了恐吓我们而散布出来的。

这一机构的负责人自一开始就是彼什科娃，但我找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副手维纳威尔(7)，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搜查箱子的是个什么级别的军官？我这才意识到，那位领头的夜间客人级别越高，案子就越严重，预先设计好的命运也就越恐怖。这种推断方式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因此在那个搜查之夜我并未去看那人的肩章。维纳威尔还告诉我，“里面”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很干净，吃得也不错。“食物可能比您、我家里吃的还要好些……”没有必要对维纳威尔解释，人们宁愿饿着也会选择自由，这种卑鄙的“监狱文明”中包含着某种难以承受的不祥预兆。不用我说，他也明白这一切，知道这一切。后来，他向我挑明了我们面临的未来，他的预言应验了，因为他经验丰富，也善于从这些经验中得出结论。我不断去见维纳威尔，就像上班一样，后来我也一直向他通报我们命运的变迁。我这样做甚至不是为了获得建议，而仅仅出自一种需要，需要与这样一个人交流，他在我们这个混乱时代并未丧失健全的思维，还在顽强地、虽说是徒劳地与暴力作斗争。

但维纳威尔也能给出很好的建议。正是他让我劝告奥·普，要他尽可能地不出头露面，别提任何要求，比如调换羁押地点之类的要求，对自己的事一句话也别说，要躲藏起来，沉默寡言，一句话，要装得像个死人……“别让与您名字有关的任何一份新文件出现……只求他们把您给忘了……”在他看来，这是拯救自己或者让自己多活几天的唯一办法。可是，维纳威尔却无法将这张处方用在他自己身上，他总是出头露面。在叶若夫(8)时期，他曾下落不明。有一些关于他的流言，说他过的是双重生活，他并不是我们认定的那种人。我不相信这种流言，也永远不会相信。我希望子孙后代铭记他。据我所知，那些败坏别人名声的流言常常是卢比扬卡(9)散布出来的，旨在中伤他们不喜欢的人。即便档案中存在某些抹黑维纳威尔的证据，它们也证明不了维纳威尔曾向秘密机构出卖那些拜访过他的人；即便秘密机构的人能让彼什科娃相信维纳威尔是安插在她身边的间谍，我们也不能相信这一点。伪造几份文件并不是什么难事，刑讯室里的人也会在随便什么样的谎言下方签字画押，没有必要用告密者和奸细来吓唬一个老太太……可是，历史学家们将来该如何恢复真相呢，如果到处都有大量的弥天大谎遮蔽着那一点点真相？这些东西并非时代的偏见和错误，而是有意为之、精心杜撰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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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哈林（1888—1938），苏共领导人之一，后被斯大林杀害。

(2) 即“反苏宣传罪”和“反革命活动罪”。

(3) 切尔登，乌拉尔城市，属彼尔姆边疆区，位于莫斯科东北约两千公里处。

(4) 布哈林1934—1937年间任《消息报》主编。

(5) 爱伦堡（1891—1967），作家。

(6)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建立的一个自愿向政治犯提供帮助的组织，十月革命后由彼什科娃（1876—1965；高尔基的第一任妻子）重新组建。

(7) 维纳威尔（1880—1942），社会活动家。

(8) 叶若夫（1895—1940），1936年接替雅戈达任苏联秘密警察机构负责人，后同样被枪决。

(9) 苏联秘密警察机构所在地。

社会舆论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全副身心地投入了此类所谓的奔波。她设法见到了叶努基泽(1)。叶努基泽认真听完她的话，却一言不发。她然后去找谢芙琳娜(2)，后者立刻打电话给她熟识的一位契卡人员。“但愿他在那里别被整疯了，”那位“熟识的契卡人员”说，“我们的人在这方面可是好手……”第二天，他告诉谢芙琳娜，他打听过了，这个案子最好别再介入了……什么？……没有回答。谢芙琳娜于是两手一摊。当有人劝告我们不要介入某桩案子时，我们总是两手一摊，立即退缩。这是我们的生活中一个令人惊讶的特征；我的同时代人在提出愿望和请求、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开始行动之前，总是要先搞清楚“上面”关于这件事是怎么说的。要想不管不顾，背道而驰，所有人都会十分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无援无助。“这些事我可管不了。”爱伦堡在拒绝为一些事情提供帮助时常常作这样的解释，这些事情往往就是退休金、住房和户口等方面的问题。要知道，他所能做的只是请求，而不是坚持……对于领导阶层而言再没有比这更方便的手段了！可以制止任何一种社会言论，方法就是暗示一下，说“上面”会对这一言论感到不满。中层机构和高级机构均会运用这种手法以达到其目的，从而制造出一些不得涉略的话题。自二十年代下半期开始，“社会舆论的低语”便越来越微弱，不再能转化为行动。一切逮捕行动，自然均属于“不得涉略的话题”，能出面奔走的只能是家庭成员，所谓奔走也就是去见彼什科娃，然后再去检察院。如果一位旁人介入奔走，这便不是常规而是例外，这位旁人将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奥·曼的案子当然更不值得介入，因为他竟敢在诗中冒犯那位威严之极的人物。因此，我非常珍重帕斯捷尔纳克(3)在一九三四年不怕被牵连的举动，他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起来我们家，询问他该去找什么人。我建议他去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因为我已清楚布哈林对于奥·曼被捕所持的态度，我还建议帕斯捷尔纳克去见杰米扬·别德内(4)。

我提起杰米扬并非偶然。通过帕斯捷尔纳克，我向杰米扬提起了他一九二八年许下的一个诺言。当时，奥·曼偶然在街上遇见一个与他姓氏相同的人伊萨克·别涅季克托维奇·曼德施塔姆，他听后者说起一件案子，说有五位银行职员，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五位老“专家”，不知是由于挪用公款还是因为经营不善而被起诉，竟被判处枪决。出乎自己和那位交谈者的意料，奥·曼违背不介入他人案件的通行规则，他跑遍莫斯科，要救这几位老人的命。他在《第四篇散文》中曾提及这些奔波。除了其他“门路”，他也找了杰米扬·别德内。他俩是在“国际书店”一个僻静角落见的面。杰米扬是一个狂热的爱书人，他经常光顾这家书店，或许常与熟人在书店见面，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已经不敢请任何人去家里了。杰米扬断然拒绝为几位老人说情。当他得知这几位老人并非奥·曼的亲戚，甚至连熟人都不是，他便质问奥·曼道：“那您干吗还要管他们的事？”但他随即又添了一句，说奥·曼本人如果出了什么事，他杰米扬一定会出面帮忙的。

不知为何，这个许诺让奥·曼感到很高兴，虽说我们当时还坚定地觉得：“他们不会触动，不会杀人……”(5)到雅尔塔之后，他告诉我这次谈话：“还是让人高兴的……他是在骗人？……我看不像……”正因为如此，我才在一九三四年建议帕斯捷尔纳克去和杰米扬谈一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6)几乎在我们家那只箱子遭到第二轮搜查的当天就打去电话，可杰米扬好像已经对此事有所了解。“无论是您还是我都不能介入此事。”他这样对帕斯捷尔纳克说……杰米扬是否知道此事与一首反诗有关呢？那首诗写了那位手指肥粗的人(7)，杰米扬自己与那人也有过冲突。要么他只是在用这个普通的苏联公式作为回答？这公式便是，最好永远远离感染了鼠疫的人。或许，这两种情形都有可能……至少，杰米扬本人由于过于爱书已经失宠。他很不谨慎地在日记中写道，他不喜欢送书给斯大林，因为后者会在书页的空白处留下肥粗的手指印。杰米扬的秘书决定邀功，便把日记中的这一段抄给斯大林。叛卖似乎并未给那个秘书带来好处，杰米扬却很长时间都穷困潦倒，甚至卖掉了自己的藏书。等到他的作品得以再度出版，十五年的版权继承期已经过去，他的最后一次婚姻好像也没登记，我曾看到，他的继承人，一个瘦弱的小伙子，如何以母亲的名义到苏尔科夫(8)那儿祈求施舍。即便当着我的面，苏尔科夫也是一口回绝。杰米扬最后的屈辱已经传给了后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知道杰米扬为苏维埃政权工作可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发自良心的。我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我不时也会被军靴踢上几脚的话。我或许还没有资格摊上这样的事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中旬，杰米扬与帕斯捷尔纳克在一个会上见了面，好像是一个组建作家协会的筹备会。杰米扬让人把帕斯捷尔纳克拉到我家，我记得，他放走司机，自己开车在莫斯科转悠了很久。当时，我们的许多活动家还敢于在汽车上谈话，后来出现一种传闻，说汽车上也装有窃听器。杰米扬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们射向俄国诗歌的子弹百发百中”，他还顺便提及马雅可夫斯基。在杰米扬看来，马雅可夫斯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他闯入了一个他感觉陌生的领域，而杰米扬在这个领域里却感到很自在。

谈够了话，杰米扬没把帕斯捷尔纳克拉回他家，而是开到了富尔曼诺夫胡同，在这里，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正坐着，因为两次搜查而惊魂未定。

在当时举行的一次记者代表大会上，巴尔特鲁沙伊蒂斯(9)四处奔走，挨个说服所有人出面拯救奥·曼，他对众人提起死去的古米廖夫，央求大家站出来。我能想象出，这两个名字会对三十年代那些草木皆兵的记者们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巴尔特鲁沙伊蒂斯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无法对他说：“不建议您介入此事……”

巴尔特鲁沙伊蒂斯很早就预感到了奥·曼的结局……早在二十年代初（一九二一年，在古米廖夫遇害之前），他就建议奥·曼接受立陶宛国籍。此事有可能成功，因为奥·曼的父亲曾在立陶宛居住，奥·曼本人也生于华沙。奥·曼甚至准备了一些文件，还把它们拿给巴尔特鲁沙伊蒂斯看，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因为要知道，自己的命运毕竟是无法摆脱的，甚至没有必要去尝试摆脱……

奥·曼第一次被捕所引发的议论以及人们为此进行的斡旋显然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案子不是按老办法处置的。至少，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是这么认为的。要知道，在我们当时的环境下，甚至连这种轻微的反应，比如轻声的议论和耳语，也同样是一种非同寻常、令人吃惊的现象。但是如果细究这些声音，却很难从中发现什么东西。我曾天真地以为，社会舆论永远站在弱者一边抵抗强者，站在被欺辱者一边抵抗欺辱者，站在牺牲者一边抵抗野兽。那位更为现代的丽达·巴格里茨卡娅(10)擦亮了我的眼睛。一九三三年，当她的朋友波斯图帕尔斯基(11)被捕时，她冲着我痛苦地抱怨道：“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比如，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12)被捕时，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认为该抓。可是现在呢？倒抓起自己人来了！”

不能不赞叹丽达·巴格里茨卡娅的这种表述。她以斯巴达式的简洁表达出了一些人基本的道德法则，这些人将成为我们的知识分子，社会舆论不正形成于这一阶层吗？将人划分为“自己人”和“异己”，后者当时称为“异己分子”，这种分类从内战时期就开始出现，它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法则，即：“谁的人？”胜负分明之后，战胜者永远会获得奖赏、恩惠和纵容，而战败者将被根除。可是，留在“自己人”范畴里的权利原来并非世袭的，甚至并非终身的。过去和现在都得为这一权利而进行不间断的斗争，昨日的“自己人”会在一刹那间被划入“异己”范畴。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推论，“自己人”和“异己”的分类会导致每个走下坡路的人成为“异己”，就因为他是向下方运动的。只有在一个这种分类已达到其最终阶段的社会中，一九三七年及其一切后果才有可能出现。

通常，在照例获悉某人被捕时，一些人默不作声，更深地躲进自己的洞穴，顺便说一句，这洞穴其实救不了任何人，另一些人则齐心协力地起哄。我的朋友索尼娅·维什涅夫斯卡娅在四十年代末每天都会听到她的朋友被捕的消息。“到处都是叛徒和反革命！”她恐惧地感叹道。只有日子过得比较好、还有东西可以失去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或许，这感叹声中就包含着某种咒语成分，诸如“妖孽妖孽离开我！”……除了驱魔的巫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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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努基泽（1877—1937），任苏共中央执委会主席团书记，后被枪决。

(2) 谢芙琳娜（1889—1954），女作家，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

(3)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诗人、小说家，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4) 杰米扬·别德内（1883—1945），诗人，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

(5) 曼德施塔姆《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1924）一诗中的诗句。

(6) 即帕斯捷尔纳克。

(7) 曼德施塔姆1933年11月写有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诗中有“他粗胖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一句。

(8) 苏尔科夫（1899—1983），诗人，曾在法捷耶夫之后任苏联作协负责人。

(9) 巴尔特鲁沙伊蒂斯（1873—1944），立陶宛诗人，也用俄语创作，是俄国象征派重要成员之一。

(10) 巴格里茨卡娅，诗人埃杜阿尔德·巴格里茨基（1895—1934）的妻子。

(11) 波斯图帕尔斯基（1907—1989），作家、文艺学家。

(12) 即曼德施塔姆。

探监

第一个奇迹在两周后发生：侦查员给我打来电话，建议我去探监。通行证以闻所未闻的速度办好了。我走上这座神秘大楼的宽大楼梯，来到走廊，停在侦查员门前，等他们叫我进去。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他们押着一名犯人沿着走廊走来，看来，他们无论如何没想到在这块圣地居然会出现一位外人。匆忙之间我已发现，被捕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国人，他瞪着两只惊慌失措的眼睛。我什么都没看清，只注意到那双疯狂的眼睛和犯人用手提着的松垮的裤子。看到我后，押送人员慌作一团，那帮人也立即消失在某个房间或过道里。我还及时地看到，更确切地说是嗅到了内勤押送人员的面部表情，他们的神情迥异于外勤人员。这一印象转瞬即逝，可它却造成一种恐惧感，一阵怪异的凉意掠过我的脊梁。自那时起，只要此类“内部”职业人士一走近我，我便总会感觉到一阵凉意和轻微的颤抖，在看到他们的眼神之前，他们的脑袋一动也不动，只转动眼球紧盯着你。孩子们是从父母那儿继承这一特性的，我在中学生和大学生身上都看到过这种眼神。这当然是一种职业特性，可它在我们这儿却像所有的事情一样触目惊心，似乎每一个人都带着奸细的眼神，第一批学生在竭力向他们的老师显示，他们的课程学得多么出色。

那个中国人被带走了，可是我后来只要一听见“枪毙”这个词，眼前便会浮现出他那双眼睛。他们怎么会让我撞见这样的场景呢？据说，“里面”会采取一些最缜密的技术措施以防此类相撞发生：走廊似乎被分割为一个个封闭的段落，有特别的信号系统提示押送人员过道里是否有人。不过，我们难道能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吗？我们听到各种传闻，浑身直打冷颤。这种颤抖是一种生理现象，与通常的恐惧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安娜·阿赫马托娃在听到这个说法时却感到很生气：“怎么不是恐惧呢？那还会是什么？”她坚持认为，这里没有任何生理学，这就是恐惧，最正常不过的、最折磨人的恐惧，在斯大林死亡之前，这种恐惧一直在折磨着她。

关于这些技术装备的传闻还牵涉到许多东西，远不止走廊里的信号系统，这些故事在三十年代末由于“简化审讯”程序的采用而中止。新的措施如此简明，如此传统，使得一切传说都显得毫无必要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又说，“帽子都被扔进了原始森林。”她的这几行诗便由此而来：“在那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在昏睡原始林的深处，／我的影子被带去受审……”(1)

我不清楚让我来探监的究竟是第三厅还是第四厅，可这位侦查员却拥有俄国文学中的一个传统父称，即“赫里斯托夫罗维奇”(2)。既然在文学处工作，他为何不换掉这个父称呢？显而易见，他喜欢这个巧合。奥·曼却会因为诸如此类的比较而大动肝火，他认为，不能无缘无故地提及与普希金的名字相关的一切。由于我重病缠身，我们曾不得不在皇村住了两年，而且就住在皇村学校(3)，因为那儿的住房不错，租金也相当便宜，可是奥·曼却感到很有压力，因为这里几乎就是他的圣地！一觅得机会，他便抽身而退，又使我们照例落入了无家可归的状态。因此，我可不会与他讨论“赫里斯托夫罗维奇”这个父称。

会见在赫里斯托夫罗维奇的监视下进行，我用这个禁忌的名字称呼那位侦查员，是因为我忘了他的姓氏。这位身高体壮的汉子用小剧院(4)演员般做作、尖细的音调不时介入我们的谈话，但他不是在说什么，而是在授意和强调。他的每句话听起来都十分阴险，充满恐吓。但我们的心理结构是这样的，对于我这个来自自由天地的人来说，他的话所造成的效果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反感。如果在秘密监狱里被关上两周，不让睡觉，连续接受审讯，我的状态或许也会彻底改变。

当奥·曼被带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和那位中国人一样，眼神疯狂，裤子耷拉着。这是一种预防自杀的措施，在“里面”要抽走腰带和吊带，所有纽扣都要摘掉。

奥·曼尽管神情疯狂，却仍立即发现我穿着别人的大衣。谁的大衣？妈妈的……她什么时候来的？我作了回答。“这么说，你一直在家？”我没能马上弄清楚，他为何对这么一件毫不起眼的大衣如此感兴趣，但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他们告诉他我也被捕了。这是一种用来压迫被捕者心理的常见手法。当监狱和侦查都披着神秘的面纱，就像在我们国家这样，它们完全不受任何社会监督，在这样的环境中，此类方法总是十分奏效的。

我请求侦查员说明理由。在这桩案件中，任何请求本身显然就是不得体的。只有天真和疯狂才会让人作出请求。在我身上，这两种因素都有。可是当然，我没有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

奥·曼认为我们俩将分别很久，也可能是永别，他急忙向我传递一些信息。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蹲过监狱还是没蹲过监狱的人，都出色地掌握了一些监狱习惯，我们善于利用“最后的被倾听机会”(5)。奥·曼在《谈论但丁》中认为尤格里诺(6)就有这种需求……但这是我们才具有的一种特性，要想获得这一特性，就必须长期忍受我们的生活。我曾数次获得“最后表达”的机会，我也在竭尽全力地利用这一机会，可我的交谈者们却不明白我的潜台词，没能把握住我传达出的信息。他们认为，我们刚刚开始的相识还将永远持续下去，他们不用着急，不用紧张，他们还来得及按部就班地弄清一切。这是他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我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奥·曼在我们会面时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我也做好准备，能出色地接受一切信息，不需要任何过多的解释，每一个字眼儿都不多余。

奥·曼告诉我，侦查员看到了那首诗，他拿到的是第一个版本，那个版本的第四行中有“农夫斗士”一词：“只能听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那个杀人犯和农夫斗士……”对于弄清究竟是谁向秘密机构告的密，这一点非常重要。接下来，奥·曼又急忙谈到审查过程，可那个侦查员老是打断奥·曼的话，竭力想利用这个现成的机会来吓倒我。而我则细心地在他们两人的对话中捕捉一切可以带到外面去的讯息。

那位侦查员将此诗称为“史无前例的反革命作品”，将我称作同谋。“您知道一名苏联人处在您的情况下该怎么做吗？”他问我。原来，一名苏联人若是处在我的情况下，就应该立即把此诗通报给相关机构，否则他就负有刑事责任……在我们这位交谈者的嘴里，平均每三四个单词中便会出现一次“罪行”和“惩罚”。之所以没让我承担罪责，原来是因为他们决定“不把这个案子搞大”。我在这时还听到了这么一个公式：“隔离起来，但加以保护。”这是上面的安排，侦查员暗示说，这是最高层的意思，此为第一个恩赐……最初的判决是押往集中营，去修建运河(7)，这个判决被最高层取消。罪犯将被送往切尔登城居住……说到这里，赫里斯托夫罗维奇突然建议我陪伴奥·曼前往流放地。这是第二个闻所未闻的恩赐，我当然立即答应前去，但令我一直好奇至今的是，如果我拒绝前往，事情将会如何。

在一九三七年，比如说，要是问起有谁同意带着家庭、孩子、家什和书籍自愿前往流放地，想去的人一定会排成一列长队！……坚守在这个队列里的，会有妻子和女友，继母和继女……

也许不会这样……人们受到左右，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希望摆脱共同的命运。在邻居们遭难的时候，保全下来的人会用“为什么抓他？”这个著名问题聊以自慰，并开始讨论那些遭难者的不谨慎和疏忽。女人们怀着恶魔般的力量保存着希望的火星，要知道，她们才是家庭温暖的真正守护者。丽莉娅·亚洪托娃在一九三七年参观了卢比扬卡后常说：“只要这座大楼还在，我就感觉安全……”或许，她的这一神圣信念使她丈夫的死亡延后了数年，在一阵即将被捕的强烈恐惧中，她的丈夫从窗口一跃而下。而在一九五三年，一位信教的牛物学副博士，一位犹太女性，在向另一位来自西方、因而大为吃惊的犹太女性证明，后者不会有任何麻烦，当然，“只要您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您的良心清白……”还有一位旅伴在一九五七年对我说，要小心对待被恢复名誉的人，因为释放他们是出于人道动机，而绝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要知道，不管怎么说，无风不起浪嘛……因果关系和合理性，便是我们的消费哲学的两大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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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赫马托娃《没有主人公的长诗》中的诗句，但引诗不完全准确，原诗为：“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在昏睡原始林的深处，／我不知道是哪一年，／成为集中营的一把尘土，／成为可怕往事的一个童话，／我的同貌人在走向审讯……”

(2) 沙皇俄国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机构第三厅的头目卞肯多夫（1783—1844）的父称亦为“赫里斯托夫罗维奇”，卞肯多夫迫害过包括普希金、莱蒙托夫在内的许多俄国作家。

(3) 普希金的母校。

(4) 指莫斯科小剧院，以演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著称。

(5) 引自曼德施塔姆的《谈论但丁》。

(6) 尤格里诺（1220—1289），意大利贵族，被推翻的比萨首领，曾被但丁写入《神曲》。

(7) 指1933年开挖的莫斯科河-伏尔加河运河，和此前开挖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样，主要由劳改犯完成。

理论与实践

我回到家中，带着这样一个消息，即侦查员向奥·曼出示了那首写斯大林的诗，奥·曼承认此诗是自己写的，并说有十来个最亲近的人听到过此诗。让我感到生气的是，他没能像一位地下工作者那样拒绝承认一切。但是，你又完全不可能将奥·曼想象为一位地下工作者，因为他是一个开诚布公的人，不会耍弄任何聪明伎俩。所谓的那种随机应变的机敏，他压根儿就没有。顺便提一句，一些有经验的人士对我说，在我们这儿的调查过程中至少还是得承认点什么，否则就会开始“加压”，于是，精疲力竭的囚犯便会乱说一通，把鬼才知道的什么事情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再说，我们又是什么鬼才知道的地下工作者呢？政治活动家，秘密特工，革命者，阴谋家，他们永远是一些具有特殊气质的人。这样的活动能力与我们格格不入。可是，生活环境却让我们成了准地下工作者。见面的时候我们会小声说话，警惕地盯着四壁，看有无邻居窃听，有没有安装窃听器。当我在战后来到莫斯科时，我发现每一家的电话都用一个大枕头蒙着，因为有一种传闻说电话上装有录音装置，在这个能够窃听到人们隐秘思想的黑色金属侦查员面前，所有居民都会恐惧得发抖。所有人彼此均不信任，我们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有时会让人觉得，整个国家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直到如今，我们的这一病症仍然没有痊愈。

要知道，我们有身染此病的一切理由：我们似乎始终被X光所透视，相互监视，这便是管理我们的基本原则。“有什么可怕的呢？”斯大林说，“应该工作……”职工们要讨好厂长、党组织书记和干部处。教师们借助班级的自我管理体系，亦即班长、工会小组长和团支书，可以敲诈任何一位学生。大学生们受命监视教师。监狱和外部世界的相互渗透大规模展开。在任何一个单位，尤其是高校，都有许多靠在“里面”干事发迹的人。他们接受过十分出色的训练，使得他们的领导可以把他们安插进任何领域。他们前来“学习”，由于其工作可以获得各种奖励，往往还能留在研究生院深造。除他们外，与秘密机构保持联系的还有那些告密者，这些人混在职工中间，与他人毫无二致，他们越发危险。为了得到赏识，他们善于挑拨离间，他们的做法能让从前的秘密警察望尘莫及。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伴有某位邻居的夜半忏悔，说他被带到“那里”去了，他受到了什么恐吓，又接受了什么任务；这种生活还充满了朋友们的警告，说要提防哪位熟人。所有这些都是大规模进行的，也涉及那些未遭受专人监视的人。每个家庭都要反复掂量自家的熟人，从中寻找地下工作者、告密者和叛徒。一九三七年之后，人们已停止相互见面。秘密机构那些出格的目的藉此得以实现。除了日常的情报收集之外，他们还成功地削弱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使社会分裂，而且还将许多人纳入他们的圈子，其方法就是时不时把他们传唤过去，骚扰一下，并要他们签署“不泄密”的保证书。所有这些“被传唤者”都永远生活在怕被揭穿的恐惧中，和秘密机构的干部们一样，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便是江山的稳固以及写有他们名字的档案永远不被公之于众。

这样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并不是立即建立起来的，但奥·曼却是最早受到专门监视的人士之一，他的文学处境早在一九二三年便已被确定，那一年，他的名字被从所有杂志的合作者名单中剔除，因此早在二十年代，他身边便挤满了告密者……我们将告密者这一种族分成几个不同类型。最容易辨认的是那些具有军人做派、公事公办的年轻人，他们甚至并不装出喜爱作者的样子，但立即开口向作者索要“近作”。奥·曼通常试图躲避他们，他会说他没有富裕的样书……那些年轻人马上就会建议用打字机把整本书重抄一遍：“我们也给您一份抄本……”奥·曼曾长时间地与这样一位造访者讨价还价，拒绝交出《狼》一诗……这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这位公事公办的小伙子坚持说，《狼》已经广为人知。没有拿到手稿的他，第二天再次前来，把《狼》从头到尾背了一遍。他在用这种方式证明此诗的“广为人知”，并拿到了他必需的作者抄本。这些告密者在完成其例行任务后，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还有一个长处：他们总是来去匆匆，从不伪装成客人。显而易见，他们并无“监视四周”的使命，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关注那些造访我们的人。

第二类告密者即“鉴赏家”，他们常常是同行、同事和邻居。在机关单位的宿舍楼里，邻居永远是同事。这些人事先既不打个电话，也无约定，就会突然跑过来，就像他们常说的那样：“见你们家的灯还亮着呢……”他们会长时间地坐着不走，就一些专业话题夸夸其谈，展开卑鄙的挑拨离间工作。在接待此类告密者时，奥·曼总是要求我端上茶水：“此人是在工作，需要喝点茶……”为了能闯入别人家，他们会耍一些小聪明。萨尔吉疆，也就是博罗金(1)，第一次来我们家时讲了几个东方故事，他说他生在中亚，在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上过学。为了证明他的“东方色彩”，他抱来一个从市场上买来的小佛像。这尊佛像构成一个证据，说明博罗金，也就是萨尔吉疆，是一个了解东方的人，是一位真正的艺术鉴赏家。至于佛像如何与宗教学校里的伊斯兰教义相互结合，我们始终没能搞清楚。萨尔吉疆很快就失去耐心，丢人现眼，监视奥·曼的空缺很快就被人替代了，因为另一个邻居突然前来，第一次见面时他也抱着一尊一模一样的佛像。这一次奥·曼发了火：“又是佛像！够了！让他们想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吧！”他赶走了那位不成功的接替者。那人没喝到茶。

我们将第三类、也是最危险的一类告密者称作“副官”。这是一些文学青年，学术界的研究生，他们十分热衷诗歌，能背诵世上所有的名诗。他们起初的造访目的往往是纯洁的，但后来他们就被招募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A．A．，就公开向奥·曼承认，他们“常被叫过去问话”。在这样的表白之后，他们大都会杳无踪迹。另一些人也会突然不再来看我们，并不作任何解释。有时，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得知一些人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是怎样被叫走的。比如，Л(2)就遇到了这样的事，他的故事我是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那里听说的。他不敢去列宁格勒见她，便在莫斯科找到她。“您想象不出您有多么的透明。”他说道。当一个与你结下友谊的人突然神秘地消失，这是令人伤心的，但不幸的是，那些正直的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消失，换言之，就是拒绝“副官”的称号。所谓“副官”，就是同时侍奉两个神祇的人。他们并未失去对诗歌的爱，但他们也没忘记，他们自己也是文学家或诗人，他们需要开始发表作品了，需要在生活中找个落脚的地方。这通常便是他们所面临的诱惑，事实上，接近曼德施塔姆或阿赫马托娃，与这样的诗人保持友谊和交往，这完全无助于他们步入文学，相反，把我们家晚间的一次谈话，自然是最天真不过的谈话和盘托出，却能够让一位“副官”在他最心仪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在某个转折关头，某位文学青年会投降，于是他便开始了双重生活。

最后，还存在一些真正的邪恶爱好者，他们能在其双重处境中找到乐趣。他们中间甚至不乏名人，比如埃尔斯伯格。这个人毫无疑问是他那个领域的重要人物。他是另一个圈子里的人，我仅对他有所耳闻，但是有一次，在读到他的《苏维埃时代的道德经验》一文的标题时，我便理解了这个人的异常机敏。这篇文章面世的关头，恰逢大家正期待公开揭露其作者，他却似乎在用这样一个标题、这样一个话题来告诉读者，作为一个真正精通我们时代道德规范的人，他是无所畏惧的。他后来还是被揭发了出来，虽然时间有点晚，但是就连被开除出苏联作协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惩罚，最终还是未能落实到他头上。(3)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甚至连他的那些研究生都继续拥戴他。埃尔斯伯格的典型特征就是，他通过告密把他的朋友施泰因伯格(4)送往流放地，之后却继续去看望施泰因伯格的妻子，给她提出各种建议……这位已经清楚埃尔斯伯格身份的女性，却一直害怕流露出自己的愤怒，因为在我们这里不能揭露告密者，这会让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当施泰因伯格在二十大(5)后归来时，埃尔斯伯格居然还前去迎接，带着一篮鲜花、祝贺和掌声……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些人中间，他们后来消失于另一个世界，被送往流放地、集中营和地狱；与此同时，我们也生活在另一些人中间，正是他们把人送往流放地和集中营，送往另一个世界，送往地狱。与那些仍在继续思考和工作的人相互走近，这是很危险的，因此，阿里萨·古戈夫娜·乌索娃的态度完全正确，她不让她的丈夫来见奥·曼，她常说：“不能去见他，他那里什么样的败类都有。”她的意思是：最好别冒险，在热烈的文学争论中，谁知道你会撞上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过，小心谨慎最终还是没能帮上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忙，他还是因为另一桩案子与“字典案件”的语言学家们一起被送进集中营。(6)条条大路都通向那里。“人人都会蹲大牢做乞丐。”这句老谚语如今言之确凿，“写”这个词也获得了附加含义。一位老学者（即日尔蒙斯基(7)）曾这样谈起他那些风华正茂的副博士研究生，他说：“他们全都在写。”什克洛夫斯基(8)断言，要小心对待他那条小狗阿姆卡，因为它跟那些全神贯注、文质彬彬的年轻副官们学会了书写……我和乌索娃一起在塔什干的一所大学里工作，我们不去寻找告密者，因为所有人都在“写”。于是，我们便练习使用伊索式的语言。有研究生在场的时候，我们会举起第一杯酒，感谢那些带给我们幸福生活的人，无论是被祝贺的人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在这样的祝酒词中添加自己所需的含义……

副官们和其他所有人都在“写”，这十分自然，可奇怪的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停止开玩笑。一九三八年，奥·曼甚至想制造一个预防笑话的装置，因为笑话是个危险的东西……他无声地嚅动嘴唇，“就像赫列勃尼科夫那样”，然后用手势表示，那个装置已经位于他的喉头。不过，这项发明毫无用处，他并未停止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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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罗金（1902—1974），作家，笔名阿米尔·萨尔吉疆。

(2) 俄文字母，发音近似英文字母L。

(3) 埃尔斯伯格（1901—1976），文艺学家，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他的《时代的道德经验》一文刊于《文学报》1960年8月14日。1962年，由于被怀疑曾秘密告发巴别尔、列维多夫、马卡申、品斯基和施泰因伯格等人，埃尔斯伯格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但俄联邦作协在随后一次会议上又以他“曾服务于苏联人民”、“不应由他一人承担所有人的罪责”为由撤销了开除他的决定。

(4) 施泰因伯格（1907—1984），诗人、翻译家和画家，曾两度被关押。

(5) 即1956年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秘密报告，抨击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解冻时期”由此开始。

(6) “字典案件”，当时出版的一部《德俄字典》被认为有亲纳粹德国倾向，一些语言学家因此被捕，后被列为“法西斯德国反苏集团”，被株连者达一百四十位之多。乌索夫（1896—1943），即文中提及的乌索娃的丈夫德水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诗人、翻译家，曾在高校教授德语。

(7) 日尔蒙斯基（1891—1971），语言学家、文艺学家，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攻读副博士学位时的导师。

(8) 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文艺学家，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之一。

聚会和送别

我刚回到家里，房间里就挤满了人。丈夫们一般不到出了事的人家去，但他们派夫人前往，和男人相比，女人们所面临的风险毕竟小一些。即便是在一九三七年，大多数女性都是因丈夫而受苦的，而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因此，男人们比女士更为小心谨慎便毫不奇怪了。而且，“家庭守护女神”的“爱国主义”也胜过那些谨小慎微的男人……我非常理解丈夫们为何没来，但我却没料到竟来了如此之多的女性，对于被流放的人，大家通常是避之不及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甚至感叹了一声：“多少美人啊！”

我往篮子里装东西，奥·曼在《第四篇散文》中曾提及这些篮子，说它们如何在“中央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里激怒了一位听差。更确切地说，我不是在装东西，而是胡乱地往篮子里扔随手抓到的一切：饭锅，床单，书籍……奥·曼把但丁的一本书带进监狱，却要不回来了，他们对他说，带进囚室的书不允许再带出来，他们要将书交给“里面”的图书馆。我无法确知那本书会在何种情况下成为永久的囚徒，于是便带上另一个版本的但丁。应该考虑周全，别忘记任何东西，要知道，搬家，而且是流放定居，与提着两个手提箱的正常出门可完全不同。我深知这一点，是因为我一生都在搬家，带着自己可怜的财产从一个地方流浪至另一个地方。

我母亲把她在基辅出售家具得来的钱全都给了我。但这笔钱并不多，一把零钱。女士们跑向四面八方，为我们筹集盘缠。这些相送发生在我们的体制存在的第十七个年头。十七年的精心教育仍于事无补。为我们筹钱的人和那些给钱的人，其举动均违反了我们这里业已形成的关系法则，并未按照规定对待那些遭到当局惩罚的人。在暴力和恐怖的时代，人们藏进自己的洞穴，隐蔽自己的情感，但这些情感却根深蒂固，无论什么样的教育都无法彻底铲除它们。即便在一代人身上铲除了这些情感，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情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铲除了，可它们仍旧会在下一代人身上显现出来。我们多次目睹这样的现象。善的概念看来的确是人所固有的，人性法则的摧毁者们或迟或早会意识到这一点，或是在他们的子孙身上看到这一点……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去见布尔加科夫，她回来后，深为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1)的举止所感动，听说我们被流放的消息后，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哭了起来，把她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西玛·纳尔布特(2)去找巴别尔，却没再回来……可是其他人却不断带着收获归来，结果筹到一大笔钱，我们靠这笔钱前往切尔登，然后又到了沃罗涅日，并继续生活了两个多月。前往各地的车票我们的确几乎不用花钱买，我们只需支付返程的费用，这便是流放旅程的方便之处……在车厢里，奥·曼很快发现我有钱，便问是哪里来的。我作了解释。他笑起来，说这可是一种笨拙的筹钱上路方式。要知道，他终生渴望旅行，却由于缺钱而无法成行。筹到的这些款子在当时来说是笔大钱。我们从不富裕，但在战前，我们的圈子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吹嘘自己相对富裕。大家全都过得紧巴巴的。某些同路人作家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有些宽裕了，但这种宽裕实际上是虚幻的，只是在与其他那些入不敷出的居民相比较时才能感觉出来……

天快黑的时候，德里加奇和季诺奇卡来了。我朝德里加奇借钱。他出去找钱，把季诺奇卡留在我们家。我此后再也没有见到德里加奇，他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想从他那里得到钱，我只是想验证一下他是否会溜走。我们始终怀疑他是“副官”。在获悉我与奥·曼见了面之后，这位“副官”应该会销声匿迹，因为他害怕我搞清他所扮演的角色。事情果然如此。但是，他的销声匿迹尚不能充分证明他有罪，要知道，他也可能只是感到害怕……这一点不能被排除。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和奥·曼的兄弟亚历山大·埃米利耶维奇、我的兄弟任尼亚·哈津一起送我去车站。在去车站的路上，按照与那位侦查员的约定，我先去了卢比扬卡大楼的一个门洞，这天早晨我就是从这个门洞进去探监的。门卫让我进门，一分钟之后，那位侦查员提着奥·曼的小箱子走下楼来。“您决定出发了？”“是的……”道别时，我机械地向他伸过手去，却完全忘了我这是在与什么人打交道。要知道，我得重复一遍，我们不是民意党人，不是地下工作者，也不是政治人士。我们扮演起我们难以胜任的这种角色纯属意外，因此我差点儿违背了高贵的传统，竟向秘密警察的成员伸出手去。但是，那位侦查员却帮了我的忙，使我没有真正违反规则，结果手没握成，对于我这样的人，也就是潜在的被审查对象，赫里斯托夫罗维奇是不会递过手来的。我上了很好的一课，传授充满革命传统的政治自觉性的第一课，这就是，永远别和宪兵握手。让我深感羞愧的是，那位侦查员不得不提醒我，我是什么人，而他又是什么人。打那之后，我便再也没有淡忘这一点。

我们走进候车大厅。我打算去售票窗口买票，可一位个子不高、身穿肥大西服的金发男子拦住我，我认出他就是那位搜查箱子、把手稿扔得满地都是的特工。他递给我一张车票，没向我要钱。几位搬运工拿起行李，但他们不是我们起先雇用的那几位，而是几个新面孔。很快就有人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用操心，所有东西都会直接送进车厢。我发现，我先前雇用的那几位搬运工甚至没过来向我讨要小费，就销声匿迹了……

我们要等上很久，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只好先走，因为她乘坐的那趟开往列宁格勒的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终于，那位金发男子再度出现，一身轻松、没有任何旅途烦恼的我们走上站台。列车滑进车站，奥·曼的脸在一个车窗里一闪而过。我出示了车票，列车员让我前往最末一节车厢。送行的人，也就是我们的两位兄弟，不让进车厢。

奥·曼已经坐在车厢里，他身边有三位士兵。我们俩，再加上几位押送人员，占据了六张卧铺，其中包括两张纵向卧铺(3)。我们这次出行的安排者，那位时而穿军装、时而着便服的金发男子，把这一切都组织得完美无缺，他似乎是在展示苏维埃版《一千零一夜》中的奇迹。

奥·曼的脑袋抵着车窗。“真是奇迹啊！”他说道，然后又贴在窗玻璃上。站台上站着两位兄弟：任尼亚和舒拉(4)。奥·曼试图打开车窗，但一位押送人员制止了他：“不允许。”金发男子再次现身，看看一切是否都正常。给女列车员下达的最后一道规定是：车厢过道的门要全程紧锁，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打开，这一端的卫生间不能供其他旅客使用。中途停站时只允许一名押送员下车，其他两名押送员必须寸步不离地守在车厢里。一句话：“一切都要遵守规定。”说了句“一路平安”，金发男子就离开了，可是我发现他一直站在站台上，直到列车开动。这大约也是规定的要求。

车厢渐渐地装满了人。最后一个间隔断处站着一名士兵，他赶走那些挤过来的旅客，这些旅客是来寻找空座的，因为硬座车厢已无处插脚。奥·曼一直坐在窗边。渴望交流的人分别置身车窗内外，可车窗玻璃却阻隔了声音，听不见彼此的话，手势所表达的意思又含混不清。在我们和另一个世界之间形成了一座屏障。这屏障尚且是玻璃的，尚且透明，却已密不透风。列车向斯维尔德罗夫斯克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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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尔加科夫的妻子。

(2) “土地和工厂”出版社总编弗拉基米尔·纳尔布特（1888—1944）的妻子。

(3) 苏联时期的硬卧车厢除横向排列的卧铺外，过道另一侧还有一排纵向排列的卧铺，这六张卧铺的排列，恰好对中间的两张卧铺构成一个包围圈。

(4) 舒拉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另一边

在我走进车厢、透过窗玻璃看见两位兄弟的那一刹那，整个世界对于我而言便分裂成了两半。

从前的一切，逝去的一切，都成了朦胧的回忆，镜中的影像，而那不愿与过去融为一体的未来，则敞开在我的面前。这并非文学，而是一种胆怯的尝试，试图记录下意识的转折，或许，迈过那道致命界线的许多人都曾体验到这种转折。这种转折首先表现为对所经历一切的无动于衷，因为你完全相信，我们大家全都踏上了不可逆转的毁灭之路。某人的生命或许只剩下一小时，另一个人是一周甚或一年，但结局却毫无二致。所有人全都面临同样的结局，无论亲朋好友，还是欧洲和母亲……我提到欧洲，因为在我此刻步入的“新”状态中，我先前一直赖以为生的由思想、情感和挂念构成的欧洲情结已荡然无存。出现了另一些概念，另一些分寸，另一些考量……

不久之前，我还在为亲朋好友担心，为我珍重的事业担心，为我坚守的一切担心。此刻，我的担心却消失了，恐惧也散去了。取代它们的是一种在劫难逃的最强烈感觉，这感觉又派生出一种身体能够感觉到的、沉重得难以承受的冷漠。原来，时间已所剩无几，只等那不可逆转的结局到来，这结局将吞没我们大家以及我们的欧洲、我们最后的思想和情感。

那不可逆转的结局究竟何时到来？将在何处发生？又如何发生？还不是都一样！……抵抗毫无意义。我丧失了死亡感，是因为我已进入虚无领域。面对在劫难逃的结局，甚至不会有恐惧。恐惧，就是一线希望，就是求生意志，就是自我确立。这是一种深刻的欧洲情感，它源于自尊，源于关于自我价值、权利、需求和愿望的意识。一个人在捍卫自己的一切，他害怕丧失这一切。恐惧和希望相互关联。我们若失去希望，便也会失去恐惧，因为再也没什么可害怕的了。

一头公牛在被送往屠宰场的时候，还会试图撞倒、踩踏那些肮脏的屠夫。要知道，并无其他公牛能够告诉这头公牛，说这样做毫无成功的先例，前往屠宰场的牲口再也不会返回畜群。而在人类社会，人们在不断地相互交流经验。正因为如此，我从未听说一位被押往刑场的人拼命抵抗，挣脱绳索，勇敢自卫，摧毁障碍，最后成功逃走。人们甚至替死刑犯想出一种特殊的勇敢表达方式，即不愿被蒙上眼睛，而选择直面死刑。我却赞同公牛，赞同公牛盲目的愤怒。我赞同这种顽强的动物特性，它并无人类的理智和愚钝，并不去思量成功的可能性，它也不知道绝望这样一种卑鄙的情感。

后来我也常常想，当遭到殴打、被靴子踩踏的时候，是否应该发出哀嚎。保持恶魔般的高傲并用蔑视的沉默回敬刽子手，是否就更好呢？我认定，还是应该发出哀嚎。这不知自何处传来的可怜的哀嚎声往往会传进死寂的、几乎密不透风的囚室，这哀嚎声中就凝聚着人类尊严和生活信念的最后残存。一个人就是用这哀嚎在大地上留下痕迹，用这哀嚎告诉人们他的生与死。他在用哀嚎捍卫自己生的权利，向外界传导讯息，他渴望获得帮助，他在呼吁进行抵抗。如果身边再也没有剩下任何东西，那就应该发出哀嚎。沉默，则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

但是在那个晚上，在三名士兵的看守下，在被他们舒舒服服送进来的这节黑暗的车厢里，我却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绝望。人们在越过某一界线时，常常会在刹那间惊呆：瞧，我原来置身于此地，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瞧，这就是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所能做的一切！瞧，我落到了哪里！我们如此惊愕，竟然丧失了哀嚎的能力。当人们到了“里面”，突然意识到他置身于何处，与什么人生活在一起，当今生活的真实面目到底什么样，他莫非就会产生这样的惊愕？这惊愕是彻底昏呆的前兆，此后便会出卖所有的分寸和规范，出卖我们所有的价值。仅以肉体折磨和恐惧还无法解释人们在那里作出的种种举动，他们在哪些文件上签字画押，他们干了什么，他们承认了什么，他们与哪些人同归于尽。所有这些只可能发生在“迈过界线”之后，发生在疯狂之中，当人们觉得时间已经停止，世界已经终结，一切均已倾塌，永远不会再有。所有的观念全都破灭，这也同样是世界的末日。

但是，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要知道，如果理智地看，迁居到我们看来要在那里住上三年的卡马河畔的一座小镇，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比起小雅罗斯拉维茨、斯特鲁宁、加里宁、穆伊纳克、江布尔、塔什干、乌里扬诺夫斯克、赤塔、切博克萨雷、韦列亚、塔鲁萨和普斯科夫等我在奥·曼去世后无家可归期间到过的那些城市，切尔登有什么更糟糕的呢？真有过什么东西能叫人神经失常、期待世界的末日吗？

是的，有过。此刻，当我又重新产生绝望，获得哀嚎的能力，我可以坚定不移地说：过去有，现在仍然有。我觉得，我们这次组织出色、十分顺当的出行，包括顺道去卢比扬卡拿奥·曼的箱子，无偿的搬运工和身着便服、前来送行的金发男子，这金发男子还行了一个军礼，祝我们一路平安，除了我们，恐怕无人像我们这般踏上流放之路，但较之于惩罚、监狱、镣铐以及宪兵、凶手和刽子手的粗野谩骂，这样的出行却在更加可怕、更加可恶、更加坚决地反复暗示世界的末日。这一切都做得优美、得体之极，没有一句粗话，我们俩在三位农家小伙子、三名熟悉规定的押送员的押解下，被一股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力量所裹挟，驶向东方的某个地方，驶向我们的定居点和流放地，驶向孤独，在那里，正像我被告知的那样，某人将得到保护。这话是他们在那间干净宽敞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的，现在，他们或许正在那里审讯那个中国人，那个中国人或许也有妻子。

非理性

与非理性力量、非理性必然性和非理性恐惧的碰撞，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心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相信必然性，另一些人则相信所发生事情的合理性。所有人都被同一个意识所控制，即一切都不可逆转。这一感觉的前提，即过去获得的经验、关于未来的预感和当下的催眠。我断定，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一种近似被催眠入睡的状态，这种状况在城市比在乡村更甚。我们的确被灌输进这样的理论，即我们已步入一个新时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服从历史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又恰好与那些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精英和斗士们的理想不谋而合。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由判断。那些尚存疑虑的人却遭到我们的公开嘲笑，我们自己则在继续报纸上的宣传事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神圣的公式，传播例行镇压的消息，瞧吧，消极抵抗会落得什么下场！于是，我们便为现存的一切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主要的一个理由，即对有史以来整个人类历史的揭示：到处都一样，从来都这样，除了暴力和专制之外，人类再也不知道其他任何东西。“到处都在枪毙人，”年轻的物理学家Л对我说，“我们这里毙得更多？没办法，这就是进步……”“您知道吗，娜佳，”柳芭·爱伦堡(1)曾对我说，“他们那边也很糟糕……”许多人直到现在仍不明白，在他们的“糟糕”和我们的“第七地平线”之间存在着多么本质的差异。

二十年代中期，当我们肩头承受的压力越来越沉重，在那些严酷时段，这压力比铅还要重，这时，人们突然开始回避交往。这还不能归结为对告密者的恐惧，当时我们尚未真正感到害怕。就是一种失语状态，出现了嗜睡症的最初征兆。一切都已被说了出来，解释清楚，并发表出来，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有孩子们还在继续他们充满人性的胡言乱语，成年人，从会计到作家，都更看重社会，而不是与身份相当者的交谈。但是，母亲们在为孩子的生活做准备时，也会把成年人的神圣语言灌输给婴儿。“我的孩子们最爱斯大林，其次才是爱我。”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济娜依达·尼古拉耶夫娜如是说。其他人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但谁也不敢与孩子分享自己的疑虑：干吗要把孩子们送上毁灭之路呢？孩子要是在学校说漏了嘴，岂不害了全家？干吗让他理解多余的事情呢？最好还是让他像大家一样生活吧……就这样，孩子们长大了，进一步壮大了催眠症患者的人数。“俄国人病了，”波利亚对我说道，“得给他们治病了。”这病症如今更为醒目，当危机过去，康复的最初征兆已开始显现。从前，我们这些保持疑虑的人才被视为病人。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森凯维奇(2)很早便患上了嗜睡症，可这并不妨碍他上班、挣钱、养孩子。或许，这种睡眠状态甚至保住了他的性命，使他看上去相当正常、健康。但是如果加以深究，便可发现他早已越过界线，他不善于砸破那层窗玻璃。森凯维奇意识到，那曾构成他全部存在意义的一切已经一去不返，当然也就落在了窗玻璃的另一边。这种感受原本也可能转化为诗句，但这位排行第六的阿克梅派诗人却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即诗歌也同样不会再有，既然不再有诗人行会，不再有他青春年代迷恋不已的那些交谈。他徘徊于他那座罗马城的废墟之上，并要自己和他人相信，必须尽快投降，不仅是身体上的投降，而且还包括智性的投降。“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这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如今一切都变了样！”他常对奥·曼这样说……这牵涉到诗歌问题，荣誉和伦理问题，牵涉到例行的政治反常事件或暴力，亦即案件、逮捕和抄家……一切都是合理的，因为“如今一切都变了样”……但有时他也会辩解说，他服用了太多的镇静剂，记性完全被弄坏了……可是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忘记，他对奥·曼的情谊令人感动，虽然他也时常惊讶于奥·曼的固执和坚持自我时的疯狂。森凯维奇想带进他再生后的新生活里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摞手稿。“古米廖夫已经不在了，我却没有留下他的一页手稿。”他对奥·曼抱怨道，央求奥·曼给他一份墨迹。奥·曼大为光火，没给他手稿：“他已经在准备我的后事了。”

五十年代初（那可是一段令人憎恶的时间！），我在赫尔岑之家的院子里遇见米沙(3)，他又谈起了关于手稿的那个永恒话题（我和他已经十五年没见面）：“奥西普的手稿在哪儿？我手里没有他的任何东西，一张手稿也没有……您就给我一份呗……”我回忆起奥·曼曾不堪忍受他的这种纠缠，因此也没给他任何东西，可他还是设法弄到些什么。他所留存的过去并非书籍，并非能发出声响的诗句，而仅仅是那些逝去老友手书的几份诗稿，它们仿佛就是往日文学生活的书面证据。“要知道，就连诗如今也变了模样。”米沙抱怨道。

森凯维奇是最早前往运河工地的文人之一，他为完成官方的订货，写了一首歌颂改造自然的小诗。因为这件事，奥·曼认为森凯维奇有权自称为“森凯维奇-运河斯基”，就像人们曾在谢苗诺夫的姓氏上添加“天山斯基”的尊称一样(4)。一九三七年，拉胡季(5)为奥·曼在苏联作协谋得一个前往运河工地的出差机会。这位好心的波斯人指望奥·曼能写出点什么，并藉此让自己逃脱厄运。奥·曼回来后，在纸上字迹工整地写了一首顺口溜，他把诗拿给我看，并问道：“我们把这送给森凯维奇吧？”奥·曼最终还是死了，这首诗却得以保全，但未能发挥其功能。有一次在塔什干我偶尔翻出这首诗，我问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该如何处置它：“能把它扔进火炉吗？”当时我俩一起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在战争期间被疏散至此。“娜坚卡，”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奥西普给了您全权处置一切文稿的权利……”这纯属言不由衷。要知道，我们大家都反对伪造文件、销毁手稿以及针对文学遗产的各种舞弊行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感觉很难对我想出的焚稿行为表示赞许，于是便假借奥·曼的名义给了我一种突如其来的权利，其实，奥·曼从未给过我这样的权利，即由我来决定销毁还是保存手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摆脱那些运河诗歌，那些诗句很快就变成了一把灰烬。

如果谁人手上还偶然保留着这首诗的抄本，我请求他，我甚至要以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中亚小屋里授予自我的那种权利的名义央求他，请他克服对手稿和稀罕物件的偏爱，把那抄本扔进火炉。这样的诗作只能让苏联作协外事委员会感到有用，他们会把它拿给好奇的外国人看：“曼德施塔姆哪里有什么文学遗产？你们请看，这样的东西也值得发表吗？！”要知道，我们这里并不以歪曲作家传记和死亡时间为耻，比如，是谁放出风声说奥·曼在沃罗涅日被德国人杀害了？是谁把大规模集中营死亡的日期定在四十年代初？是谁在出版生者和逝者的诗集时有意删去其中最好的诗作？是谁把已决定刊出的生者和逝者的手稿一连数年藏匿在编辑部的存稿箱里？无人能够清点这一切，要知道，有太多的东西被以各种秘密方式藏匿或掩埋起来，被销毁的则更多。

描写运河之美的诗之所以让我感到愤怒，还因为奥·曼自己原本也要被送去修建那条运河，只是由于那条“隔离起来，但加以保护”的规定，发配运河工地的决定才未被执行。于是，他们用流放切尔登取代了运河，要知道，在运河建设工地上是无法对任何人“加以保护”的。年轻健壮的语言学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乌索夫和亚尔霍在被释放后很快就死去了，因为他们在修建运河的数年中饱受摧残，而且他们还几乎不干体力活。奥·曼如果到了运河工地，他或许会死在一九三四年，而不是一九三八年，“奇迹”让他多活了几年。可是我却依然会因奇迹而发抖，而且不认为自己是忘恩负义的，因为，奇迹是一种东方产物，是与西方的意识相矛盾的。

对于米沙·森凯维奇，这位自告奋勇在其斗兽场废墟里珍藏一些死去诗人手稿的罗马人，我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如今他的生活在我看来是令人感动的，虽然其中并无灾难，他没蹲过监狱，也没挨过饿，可他的生活仍几乎是悲剧性的。天性脆弱的森凯维奇比他人更早地感染了心理瘟疫，可这瘟疫在他身上的表现形式却不十分剧烈，如同车厢里的我所见，而是一种经年累月的慢性病，一旦得了这种病，无人能够康复。我们的知识分子会轻而易举地被这种疾病所击倒，其原因仅仅在于革命形成的各种条件吗？在革命前那些慌乱、迷茫和伪预言中，是否已经埋藏下最初的病菌？

在那些为“新时代”而采取可怕行动的人那里，这种疾病，即嗜睡、瘟疫和被催眠，具有某种特殊形式。形形色色的凶手、奸细和告密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他们均不认为他们的牺牲品有朝一日会复活，会重新开口。他们还认为时间已经静止不动，而这正是我们前文所描绘的那一疾病的主要症状。要知道，我们已被灌输进这样的意识，即我们国家中的一切都将永远不会改变，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应达到我们的状态，也就是说，也应步入新时代，到那时，一切改变都将永远停止。接受这一学说的人们真诚地为新道德的荣光而工作，这种新道德归根结底源自极端的历史决定论。他们认为，那些被他们送往集中营或另一世界的人们已被永远逐出生活。他们想不到，这些幽灵也会站起身来，要求其掘墓人作出回答。因此，在恢复名誉期间，这些人惊慌失措，因为他们觉得时光似乎倒转了，那些被他们用“集中营的尘土”予以施洗(6)的人突然重新获得了姓名和躯体。这些做过恶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我当时注意到一个不起眼的女告密者，她是瓦西里萨·什克洛夫斯卡娅的邻居。她老是被叫到检察院去，从那里拿回自己先前递交的材料，以这种方式证明那些生者和逝者的清白。回到家里，她常常跑来见她长期监视过的瓦西里萨，谎话连篇地说，上帝作证，她从未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无论是马尔金(7)还是其他人，她现在往检察院跑，只是为了提供关于这些人的最好证明，好让死者能尽快被恢复名誉……这个女人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可称之为良心的东西，但不知为何她也挺不下去了，最后瘫痪在床。或许，她在某一时刻的确吓坏了，她相信一切事情的确会受到重新审查，诽谤者和走狗们可能要负刑事责任。当然，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但对她来说瘫痪在床、返回童年毕竟更好，因为时间在她看来又再度静止了。

在塔什干有一位高官，在时局变化后被迫退休，他后来时常被叫去与从前受到他审查的人当面对质，那些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自集中营归来，这位高官承受不了这样的场景，最后上吊自杀。我有幸读到他写给苏共中央的绝命书。他的论证并不复杂：他忠心耿耿，还是一个共青团员时就被派入秘密机构，不断得到提升和奖励。这些年间，除了自己的同事和被审查的人，他什么人也没见过，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毫无喘息之机，直到退休后才有闲思考过去的一切，这时他才想到，他过去服务的对象或许并非人民，而是“某种波拿巴主义”……这位自杀者在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首先，是遭到审查的人自己签字承认了所有那些不曾有过的罪行，因此误导了侦查员和检察官；其次，中央派来一些督导，他们对“简化审讯”的方法作了解释，要求完成计划；最后，外面的线人自愿向秘密机构提供信息，并要求秘密机构公开对许多人的审查……阶级意识不允许秘密机构的人员对这些信息视而不见……此人最终下定决心自杀，则是在他读了《死囚之末日》(8)之后……

这位自杀者被埋葬，此事也被压下，必须这样做，因为他提到了那些通风报信者和中央派来的督导。自杀者的女儿奔波、张罗了很久，试图与那些害死他父亲的人算账。她将怒火抛向那些建造这座人间地狱的人。“应该想想当时那些具体工作的人！要知道，他们并不是发起人，而不过是执行命令。”拉里萨常说。拉里萨的名字，是父亲为纪念拉里萨·列伊斯涅尔(9)而给女儿起的。拉里萨说，她“不能让事情就这么了结”，她甚至打算把事情全都捅到国外去，让外国人都知道他父亲在这里的遭遇。我问她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怨诉。对于拉里萨而言这倒十分清晰：不能这么突然地改变一切，因为这会伤害人。不能伤害人，不能伤害爸爸和他的所有战友……“有谁会同情您呢？”我问道，可是她不明白我的意思。她自然无法理解，既然人们已被告知不会再有任何变化，也不再允许任何变化。“就算他们一个人也没抓，事情也仍然会那样。”就让静止的时间永远静止。在时间的静止中才有稳定和安宁。这对我们时代的活动家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拉里萨需要时间再度静止，她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视。他父亲那些被贬同事的儿子们又出发前往莫斯科学习新方法，临行之前，他们把鲜花放在她父亲的坟头上。他们将占据从前的位置和办公室，将永远准备遵从上面的规定行事。如今的问题均在于，这将是一些什么样的规定……

我和拉里萨彼此无法理解，但是看着她，我总是在想，我们这里的道路为何都通向死亡。要想摆脱厄运，究竟该做什么样的人呢？那个能让人钻进去以保住性命的洞穴究竟在哪里呢？拉里萨和她的朋友们也为自己刨出一个洞穴，并往洞里拖进了他们认为能象征成功的一切：餐具橱柜，高脚酒杯，落地台灯，捷克水晶和库兹涅佐夫瓷器，绣花长袍和日本纸扇。他们前往莫斯科购买的不仅是家具，而且也有墓碑，因为他们的洞穴也同样不够深。一些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而消失，另一些人则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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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家爱伦堡的妻子，柳芭是柳鲍芙的爱称。

(2) 森凯维奇（1886—1973），诗人、翻译家，“诗人行会”成员。

(3) 森凯维奇的名字米哈伊尔的爱称。

(4) 谢苗诺夫（1827—1914），地理学家，俄国地理学会会长，1856—1857年间考察天山，后得名“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5) 拉胡季（1887—1957），苏联时期塔吉克斯坦的波斯裔诗人，生于伊朗，1922年移居苏联。

(6) “用集中营的尘土施洗”的说法源于贝利亚。贝利亚（1899—1953），苏联秘密警察机构首领，斯大林死后被枪毙。

(7) 马尔金（1890—1942），编辑。

(8) 雨果的小说，作于1829年。

(9) 拉里萨·列伊斯涅尔（1895—1926），女作家、革命家。

同名人

在车厢里，我没能立即发现奥·曼身上发生的变化。他看到我时很高兴，把我的出现当作一个奇迹。这也的确是个奇迹。奥·曼说，他一直以为会被枪毙：“要知道，我们那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些人的起因更不起眼……”他的话似乎完全合理。我们从不怀疑，如果他们找到那首诗，肯定会杀他。在我数月后离开沃罗涅日顺道去看维纳威尔时，也应他的要求背诵了那首写斯大林的诗，当时，维纳威尔这位消息非常灵通、经验十分丰富的人，这位心里揣着无数事实和秘密的人，曾对我说：“您还想怎么样？他们对他非常仁慈了，在我们这里枪毙人是不需要比这更充分的理由的……”他当时就提醒我，要我们别再奢望最高层的仁慈：“风头一过，他们就会扔下仁慈的……”“会这样吗？”我问道，我的天真让维纳威尔感到惊讶：“那还用说！……”他还建议：“别引人关注，他们或许会忘掉此事……”这个建议，也就是要比水更静，比草更低，我们未能记取。奥·曼是个喧闹之人，他继续喧闹，直到他的死亡。

奥·曼在车厢里告诉我，三年流放的仁慈决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镇压行动将在更合适的时刻进行，这些话与我后来在维纳威尔处听到的一模一样。我对这个观点并无丝毫惊讶，因为我们在一九三四年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奥·曼断言，他最终无论如何也难逃厄运，他说得完全正确，对处境的清醒评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他小声地对我说：“别相信他们！”我只点了点头。这还用说！有谁会相信他们呢！

奥·曼在内部监狱患上了外伤性精神病，他要我“别相信他们”，这正是他的病症之表现。可是一开始，我倒没觉得奥·曼不正常，反而觉得那位年纪最大的押送员是疯子，当他把我叫到一旁，鼓着两只善良的山羊眼说道：“你别担心他！你告诉他，我们这里不会因为一支歌儿枪毙人的……”他叫奥西卡，与奥·曼和奥·曼那首诗的嘲讽对象同名。(1)

民间把诗称作歌儿，奥西卡是从我和奥·曼的谈话中猜到了与诗有关的事情。在他看来，我们这里只枪毙间谍、破坏分子和反动分子。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奥西卡说，就自身难保了，因为在那里，你要是写了一首不太合适的小诗，就会立马被送进另一个世界……

当然，我们在不同程度上均相信那些硬塞给我们的东西，年轻人尤其相信，如那些大学生、押送员、作家和士兵……“这是最公正的选举，”一位复员军人在一九三七年对我说，“他们推荐给我们，由我们来选举……”作为作家的奥·曼也上过当，他曾信赖过头：“他们起初这样选举，等人们逐渐学会后，就会有正常的选举了。”他在离开投票站时这样说道，他曾为这一新举措而惊讶，不过，这却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选举。就连我们，我们这些经验足够丰富的人，也无法对所有的变化作出透彻的评价，那么，还能指望士兵、学生等年轻人有怎样的清醒呢？……在战前的加里宁，那位常送奶给我的女邻居有一次曾叹息道：“我们总还能得到一点鲱鱼、糖或是煤油……可是在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办呢？在那里就只好等死了！”大学生们至今仍相信，全民教育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那边”的人民置身于文盲和愚昧状态……在那位塔什干自杀者的女儿拉里萨家的饭桌上，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即在诸如伦敦或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他们是否会拒绝给复员的伤残飞行员上户口。这样的事情刚刚在塔什干发生（一九五九年），拉里萨强调，必须给一位飞行员，尤其是试飞员上户口。我试图解释，“那边”根本用不着上什么户口，可是谁也不信我的话，他们认为，“那边”要比我们这儿糟得多，因此，户口问题肯定也会严重得多……再说，谁能没有户口过日子呢？立马就会被抓走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相信我们的导师们，甚至连导师们也糊里糊涂地开始相信他们自己了，那么，年长的押送员奥西卡也表示相信，这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我带了一本普希金的诗集上路。奥西卡十分迷恋茨冈老人的故事，他一路上都在给他那两位无动于衷的战友朗读这段故事。(2)奥·曼后来把他们三个称作“一群普希金学家”，“白牙诗句的年轻爱好者”，他们身着军大衣、带着手枪在“识字”……(3)“瞧，罗马皇帝是怎么欺负老年人的，”奥西卡对两位战友说，“因为几首歌儿就把他流放了……”(4)对北方的描写产生了难以抗拒的作用，北方的流放自然万分艰辛，因此，奥西卡决定来安慰我一番：我们的流放可不像那位罗马流放者那么艰辛。在护送我去洗手间（根据规定！）时，奥西卡居然小声地告诉我，我们的目的地是切尔登，那里气候不错，我们要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第一次换车。当我告诉他侦查员已向我们说明了流放地点，奥西卡十分惊讶，因为他被禁止透露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他们命令他保密路线。一般来说，此类事情只有押送队才清楚……奥西卡喜欢上了我们，因此才违反规定，透露了目的地……可居然是白费力气，因为我已提前知道了。但我还是安慰了一下这位年长的押送员，如果没听到他这些能佐证侦查员通报的朴实话语，我肯定会胡思乱想的，因为他们把一切都弄成了秘密。

这还不是奥西卡表现出的唯一厚待。在多次换乘时，他都命令另外两位押送员替我们拿行李，在我们乘上开往索利卡姆斯克的轮船时，他小声地建议我付钱换一间舱房：“让你那位歇一歇吧……”他不让另两位押送员进我们的舱房，他们就坐在甲板上闲聊。我问奥西卡为何违反规定，他只是摆了摆手。他之前一直在押解刑事犯和“反动分子”，对那些人自然要百般警惕。“你那位有什么要紧的呢？他不用死盯着！”但是，无论我如何坚持招待几位押送员，他们都对我递上的食物碰也不碰，因为规定不允许。只是在将奥·曼移交给切尔登的军事长官后，三位押送员才开口说道：“现在我们自由了，你招待招待我们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曾遇到另外两位奥西卡这一行的人。其中一位老是咬牙切齿的，他断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提防……他一直在幻想复员，天天念叨此事，听说他终于获得自由，我也感到很高兴。“甚至连国营农场都像是天堂。”他在我们见面时说道……另一位是个脑门狭窄、像只野兽的人，他有一次让犯人逃脱，因而丢掉了工作，他显然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机会。此后一连数年，无论是在清醒时分还是醉酒状态，他都一遍又一遍咒骂那个毁了他前程的“反革命”、“德国人”、“反动分子”、“法西斯”和“敌人”。他靠一个幻想生活，即遇见并绞死那个恶棍。他心怀怨恨，不满苏维埃当局：他们干吗要善待这些罪犯呢？不用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而应该枪毙，他边说边用指头打了一个榧子。

如果押解犯人曼德施塔姆的任务不是交给奥西卡，而是交给了这个人，我们可就要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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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西卡是奥西普的爱称，而奥西普又是约瑟夫的别称，斯大林的名字为约瑟夫。

(2) 应指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人》。

(3) 见曼德施塔姆写于1935年的《五个脑袋的一天》一诗。

(4) 在《茨冈人》中，普希金曾借诗中的“老人”之口提及“从前有个南方人被皇帝／流放到我们这个地方”，“南方人”即古罗马诗人奥维德。

巧克力

第一次转车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进行。在那里的车站里要等上好几个小时，而且，三位押送员不仅寸步不离地守着奥·曼，也死死地盯着我。我想去发一份电报，不行！……去买点面包，不行！去一趟报亭，不行！……在途中的铁路小站也不让我下车，不允许！奥·曼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看来你也进来了……”我试图对押送员们解释，我不是流放犯，我是自愿前来的，是陪丈夫……“不行。有规定……”

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这便是一连数小时的干坐，从清晨到天黑，坐在车站的木头长椅上，身边是手持武器的两位押送员。我们甚至不能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腿脚，不允许我们挪动一下或换个位置，只要我们稍有动作，押送员立即就会警觉起来，伸手去摸手枪……不知为何，我们被安排的位置正对入口，我们不得不面对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的人流。他们一眼就看见了我们，但每个人都会立即调转目光。甚至连孩子们也对我们视而不见……也不能吃东西，因为食品放在箱子里，去箱子里翻东西，不允许。拿不出食品……在这里，奥西卡也不敢违反规定，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可是一个大站……

傍晚，我们坐上由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开往索利卡姆斯克的窄轨列车。我们坐在备用铁路线上的硬座车厢里，他们将我们与其他旅客隔离开来，中间是几排空座位。两位士兵彻夜站在我们身边，第三位则守在最后一排空座位旁，不让那些固执的旅客坐过来。在斯维尔德罗夫斯克我和奥·曼是并排坐着的，而在没有开灯的车厢里，我俩则面对面坐在车窗边。已是白夜时节，乌拉尔的森林、车站和山村在我们眼前闪过。道路穿行于密林，奥·曼彻夜不眠地看着窗外。这是他的第三个或第四个不眠之夜。

我们乘坐人满为患的火车和轮船，坐在人来人往的喧闹车站，可是无论在哪里，均无任何人关注这样一个奇特场景，即三名武装士兵押解着一男一女。甚至没有一个人转过身来打量我们。他们在乌拉尔已经看惯这样的场景，还是仅仅害怕被传染？谁能弄清他们的心思呢？……但这更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礼仪之体现，我们这个民族在数十年间始终严格遵循这种礼仪：既然上级把他们流放了，就说明他们罪有应得，这可不干我的事……民众的冷漠让奥·曼很是伤心和痛苦：“他们从前会给犯人施舍的，现在却连看也不看一眼……”他充满恐惧地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道，他们可以当着这些人的面对被捕者为所欲为，枪毙、杀害或折磨，却没有任何人会出面干预……观者只会转过身去，以免目睹那令人不快的场景……一路上，我一直试图捕捉到一道关注的目光，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或许，只有乌拉尔才如此铁石心肠？一九三八年，我曾住在斯特鲁尼诺，这是雅罗斯拉夫尔大道旁一个不大的纺织工人村镇，离莫斯科一百来里远，在那些年间，每天夜里都有运送被捕者的闷罐车经过此地。邻居们常常跑到我的女房东这里来，谈论那些囚车。让他们感到伤心的是，不允许他们对囚犯表示怜悯，不允许他们递面包给囚犯。有一次，我的女房东把一块巧克力扔进闷罐车厢一个钉着格栅的破窗户，这块巧克力她原本是想带给她女儿的！……在贫穷的工人家庭，巧克力可是一件稀罕东西。一名士兵骂骂咧咧地用枪托驱赶她，可她一整天都感到很开心，因为毕竟做了点什么事情！的确也有一位邻居曾唉声叹气地说道：“最好别跟他们沾边……他们会弄死你的……会把你拖到工委会去的……”可是我的房东“赋闲在家”，也就是说没有工作，因此，她并不害怕工厂委员会。

后代中是否有人能够明白，在一九三八年的那节闷人的流放犯车厢里，这块包装纸上绘有一幅儿童画的巧克力意味着什么？对于闷罐车中的那些人而言，时间已经静止，空间则成了牢房，成了狭窄到无法躺下身子的单人囚室，成了塞满犯人、再无立锥之地的车厢，这些人半死不活，被抛弃、被遗忘了，丧失了姓名和绰号，被从生死簿上抹去，他们被编成号码，盖上印记，像货物一样被运送进集中营那黑暗的虚无，正是这些人，突然获得了这数月间来自隔绝外界的第一个讯息，即一块儿童巧克力，这块巧克力在诉说，车厢里的这些人还没有被忘记，在监狱的另一边还有人健康地生活着……

在前往切尔登的路上，我一直在以这样一种想法而自慰：神情严峻的乌拉尔人不敢打量我们，可每一个遇见我们的人在回家之后却都会小声地对他们的父亲、妻子或母亲说，有那么两个人，一男一女，被三名看守士兵押往北方的某个地方。

跳楼

我明白奥·曼在第一夜就已经病了，当时我发现，他一直没睡，跷着二郎腿坐在座位上，神情紧张地听着什么。“你听见了吗？”他不时问我，当我俩的目光相遇。我听了听，只有车轮的哐当声和旅客的鼾声。“你听觉不行……你总是什么都听不见……”他的确具有十分敏锐的听觉，总能捕捉到我听不见的极细微动静，但这一次，事情与听觉无关。

奥·曼一路上都在紧张地谛听，不时颤抖一下，对我说灾难正在迫近，我们要做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还来得及……我明白，他指的并不仅仅是最终的镇压，我也不怀疑那镇压终难逃脱，他脑中所想的是马上就会发生的灾难，此时此地，就在路上……“路上？”我问道，“你真的想起了二十六个人民委员的故事……”(1)“干吗不呢？”奥·曼回答，“你以为我们这几个人不会这么干吗？”我们两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这几个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处于疯狂状态的奥·曼却希望“预报死亡”，希望逃跑、溜走并死去，而不是被那些人开枪打死。奇怪的是，我们所有的人，无论疯子还是正常人，总是无法放弃这样一个希望，即自杀是我们持有的最后手段，我们不知为何总是相信，无论何时采取这一手段都为时不晚。与此同时，有如此之多的人不愿活着落入秘密警察机构之手，可在最后一刻却猝不及防……

关于这一最后出路的念头终生都在宽慰着我，在我们生活中先后出现的那些难以承受的关头，我不止一次建议奥·曼与我一同自杀。每一次，我的话都会激起奥·曼的激烈反对。(2)他的主要理由就是：“你怎么知道将来的事情呢……生命是上天的赋予，没有人敢拒绝它。”而最后一个，也最能说服我的理由则是：“你为什么就认定你必须幸福呢？”奥·曼是个十分乐观的人，他从不寻求不幸，但也从不寄希望于所谓的幸福。对于他来说，这两个范畴均不存在。

不过，他更常以玩笑应对：“自杀？不行！阿维尔巴赫(3)会怎么说呢？这可是个正面的文学事实！”他还说：“我可无法和一位职业自杀者生活在一起……”在前往切尔登的途中，他在病态中第一次产生自杀念头，将此当作一种手段，以摆脱他认为在劫难逃的枪毙结局。这时我却对他说：“他们开枪也好，省得自杀了……”已经患病的他为一个念头所纠缠，呓语不断，他突然大笑起来：“你又来了……”生活自此时起便发生了变化，这一话题不止一次被提起，但奥·曼总是说：“等一等……还不是时候……我们再看看……”

到一九三七年，他甚至征求过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意见，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却说：“您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吗？他们开始更关心作家了，甚至给了一个名叫列昂诺夫(4)的人一座别墅。您干吗还要这样做呢……”如果他当时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他也就摆脱了第二次被捕，摆脱了坐在闷罐车厢里走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走向集中营、走向恐惧和死亡的漫长路程，而我也就摆脱了在他死后的生活。人们很难迈过这道致命的门槛，这始终令我感到惊讶。基督教禁止自杀的教规中含有某种与人的天性十分吻合的东西，要知道，人是很难迈出这一步的，即便生比死还要恐怖得多，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所呈现给我们的那样。在我孤身一人留在世上时，支撑我活下去的始终是奥·曼的那句话：“你为什么就认定你必须幸福呢？”还有大司祭阿瓦库姆(5)的一句话。当他那位精疲力竭的妻子问他：“我们还得走多久啊，大司祭？”“一直走到坟墓，夫人。”丈夫回答，于是，妻子又站起身来，继续赶路。

我的这些笔记如能留存下去，人们读了之后或许会以为，此系一个病人、一位疑病患者所写……要知道，他们定会忘记一切，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一个证据。国外有太多的人至今仍不相信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当代人，将我们隔离开来的仅为空间而非时间。不久前我还读到某人这样一个理性的判断：“据说那里所有的人都害怕。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害怕，一些人害怕，而另一些人则不怕……”此言很合理，富有逻辑性，可我们的生活却绝对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我完全不像奥·曼所称的那样是个“职业自杀者”，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念头。一部题为《自杀者》(6)的剧本成了苏联戏剧的巅峰，这并非偶然……

就这样，在车厢里，在三名士兵的看守下，奥·曼第一次想到了自杀，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病态。他这个人能在所发生的一切中发现最微小的细节，他具有最敏锐的观察力。他曾在一份手稿中写道：“关注，即抒情诗人的美德。粗心和草率是抒情懒惰之伎俩。”在前往切尔登的路上，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敏的听觉害了他，加重了他的病情。在车站里折磨人的喧闹中，在车厢里，他不间断地捕捉各种细枝末节，将它们全都与自己联系起来（个人中心主义莫非就是心理疾病的最初征兆？），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致命的关头正在迫近。

在索利卡姆斯克，我们被用一辆卡车从车站运往码头。我们走的是一条林中道路。

卡车里挤满许多工人，其中一位大胡子身穿深红色衬衣，手握一把斧头，他的模样吓倒了奥·曼。“他们要像彼得时代那样处死人的。”他小声对我说。而在船上，在因为奥西卡而获得的单间舱室里，奥·曼则已经开始嘲笑他自己的恐惧，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怕的是那些完全不可怕的人，比如那些索利卡姆斯克的农夫。他伤心地说，他们要让他安下心来，淡忘一切，在他不再有思想准备的时候再把他“捉住”。后来的事情果然如此，只不过是在四年之后。

在疯狂状态中，奥·曼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病态消除之后，他却失去现实感，又相信他是安然无恙的。在我们所忍受的那种生活中，心理健全的人在面对现实时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以免将现实当成噩梦。闭上眼睛很难，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对你身边的一切视而不见，这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消极举动。苏联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心理盲目水平，这对他们的整个精神构造产生了腐蚀作用。如今，这一代心甘情愿的瞎子正在逐渐离去，其原因自古有之，即年龄。可他们能给后代留下一份什么样的遗产呢？

切尔登的自然景色以及那种彼得改革之前的风貌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被带至契卡，与各种文件一同被移交给警备长。奥西卡解释说，他送来的是一只特别的鸟，上面吩咐要加以保护。他显然是在努力地授意这位警备长，后者的模样不像是外勤警察，而是典型的内务警卫，这些人枪毙过人，拷打过人，最后由于其残忍，也就是说，由于成了许多秘密的见证人，而被送往偏僻之地。凭借那位警备长既好奇又恶毒的目光，我感觉到奥西卡提出了某些建议，我没费太大力气便说服他同意我们住进医院。我后来听切尔登的流放犯们说，这位警备长从来不“放纵”被押解来的犯人……我们被送进医院里一间空无一人的大病房，病房里放着两张嘎嘎作响的病床，床头对着墙壁。

我的确五夜没合眼，一直守着这位陷入疯狂状态的被黜诗人。而在医院里，被无休无止的白夜折磨得筋疲力尽的我，清晨时分做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仿佛透明的梦，我在这梦中看见，奥·曼两腿交叉，敞着外套，坐在摇摇晃晃的病床上倾听寂静。

突然，我透过这梦境感觉到，一切都变换了位置：他突然冲到窗边，我也到了他身边。他把两腿伸到窗外，我只来得及看到他整个人在往下滑。窗台很高。我绝望地伸出双手，抓住他外套的肩部。他的胳膊滑出袖筒，人掉了下去，我听到扑通一声，还有一声喊叫……外套还在我手上。我哭喊着冲进医院走廊，顺着楼梯跑到外面。几个护士也跟着我跑了出来。我们见奥·曼躺在一个土堆上，这堆被刨松的土是准备用来种花的。他躺在那儿，蜷缩成一团。他们骂骂咧咧地把他抬回楼上。他们骂的主要是我，因为我没能看住他。

一位外表邋遢、怒气冲天的女医生跑过来，匆匆给奥·曼做了检查。她说，他右肩脱臼，其他一切正常。这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他从老式乡村医院二层的窗户里跳出，那幢楼的二层至少相当于现代建筑物的三层。

为数甚多的医护人员跑了过来，鬼才知道他们先前待在哪里。奥·曼躺在一间空荡荡房间的地板上，这个房间被称为手术室，他被几个男人死死按着，那位女医生在让他的右肩复位，她用高声辱骂取代医院里缺少的麻醉药。X光机也无法使用，因为发电机在白夜期间为节约起见停止运转，电工也照例休假去了。因此，女医生未能发现奥·曼肩胛骨的骨折（未见位移）。很久之后，在沃罗涅日，这处骨折才被发现，当时奥·曼不得不去看医生，因为他的一只胳膊不能动了。奥·曼通过长时间的治疗才部分恢复胳膊的功能，但始终无法抬起手臂，比如，他就无法举手挂大衣，在这些情况下，他总是使用左手。

在这次夜间跳楼之后，一切都安静下来。就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纵身一跳，我又置身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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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81年9月20日被社会革命党人和英国干涉军枪毙的巴库公社的二十六名人民委员，他们是在押解途中被枪毙的。

(2) 格奥尔基·伊万诺夫称奥·曼年轻时在华沙曾试图自杀，在我看来，他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一如这位回忆录作家的其他许多故事。——作者1977年补注

(3) 阿维尔巴赫（1903—1937），文学批评家，《在文学岗位上》杂志主编，拉普（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创始人之一，以打压非无产阶级作家著称，后被枪毙。

(4) 列昂诺夫（1899—1994），作家。

(5) 阿瓦库姆（1620/21—1682），大司祭，俄国分裂教派首领，因反对尼康宗教改革遭迫害和流放，后被处火刑。

(6) 剧作家埃德曼（1902—1970）的剧作，作于1928年，但直到作家去世十七年后的1987年才终于面世，中译见《世界文学》1999年第4期，刘文飞译。

切尔登

奥·曼连续两周躺在切尔登，一直没剃须，长出了圣经般的大胡子，他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目光专注而又十分平静。我觉得，他的目光从未如此专注平静，像他患病这段时间一般。他不再害怕那些像他一样胡子拉碴、在医院走廊里走来走去的农夫，就像他当时对我解释的那样，在索利卡姆斯克的那次经历帮了他的忙：农夫总归是农夫，他们是不会做任何坏事的……“那些人”则完全不同……这些农夫的伤口因未及时治疗而化脓，他们也像奥·曼一样，得到了剃头匠人式的治疗方式。他们不紧不慢地聊着天，不知为何总是喜欢嘲笑别人。人的举止中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此类嘲笑就让人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负伤很容易解释，他们迁居至恶劣的环境，活儿重得难以承受，因而常常受伤……一位瘦小的妇人，相貌很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女性，她是一个流放犯，在医院里当管理员，她认为她得到这份工作实属走运，她说她愿意为这些农夫献出自己的生命，根据这句独白，奥·曼就能确定她是什么类型的人了(1)。

人们是怎样称呼这些大胡子农夫的？移居者？迁居者？我记不清了，但是，却禁止称他们为“被剥夺的富农”。我们这里不喜欢直呼其名。这些伤口溃烂的大胡子男人，他们早已躺进了坟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曾提及他们。我们是害怕触及这些伤口吗？

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在劳改营还是在流放地都依然存有友情和互助。在其他地方，这些东西早已荡然无存，切尔登却保留了这些传统，那位女管理员就很关照我们。她坚持要我购买过冬的毡靴，说往后就买不到了，她还要我种菜，否则就活不下去。他们给流放犯划出一块菜地，但住房却要自己去租。像在全国各地一样，切尔登的住房也十分紧张，流放犯们于是只能蜗居在各个角落。我们和女管理员一起去见一位矮个男人，他想出一个好办法，用厚窗帘在别人家里隔出一个角落，自己还做了一个书架，从上到下摆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和妻子就生活在这帘子后面，他俩还得每三天去警备长那里登记一次。奥·曼也得这么做，尽管他躺在医院里。他们给了他一张纸，这并非“居住证明”，警备长要每三天一次在这张纸上盖章。切尔登的流放犯们担心的是，警备长似乎会将奥·曼赶到乡下去。切尔登是个县城，警备长等人不想让任何流放犯留在城里。“他们认为，我们来这里的人太多了……”“他有这个权力吗？”我问，我还解释说，给奥·曼指定的地点就是“切尔登”而不是乡下……“你们在他的手上。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你们送到任何地方。他一心想把人赶出城去……”初春的时候这里的政治犯要多得多，可他们全都被赶往乡下，在那里，除了体力活外他们再无他事可做。“那里有些同志病得很重。”那位女管理员说。在苦役和流放的环境中，“同志”一词具有特殊含义，而外界的人早已淡忘了这重意义。

女管理员的丈夫经常与那位住在厚帘子后面的矮个子马克思主义者争论。这是那些被摧毁的党派之遗迹，是那些党派的外围组织，早在沙皇时期的地下活动中，此类争论便已展开。较之于争论，妻子们更为关心的则是家务和工作，她们显然更思念孩子。这两对夫妇都将孩子留给亲戚照看。“他们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呢？”两位母亲时常叹息道，可是她们又不敢把孩子带过来：“我们反正在劫难逃了，就让他们活下去吧……”他们完全清楚自己的未来：他们随时可能在此被害，或是被送进集中营。“情况也许会缓和下来的。”我对那位马克思主义者说。“您说的什么话！”他回答，“这才刚刚开始点火呢。”我不相信他的话。我想，他们对未来持如此悲观的看法，这十分自然，你若处于他们的境地是不可能乐观的……但是要知道，如今的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多次产生这样的感觉，即我们已走到极端，很快便会出现我所言的缓和……任何人都不愿放弃幻想。

切尔登的流放犯们让我不要担心奥·曼的健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后来就没事了，恢复过来了……”“为什么都是这样？”我问道。他们不知该如何解释。“从前也是这样吗？”要知道，他们都蹲过沙皇的监狱，应该能对我说明是怎么回事……可他们只能告诉我，从前的逮捕行动并不曾对心理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不过，也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此事”也会过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疾病会持续两到三个月。主要的一点即内心的约束：不必打量未来，不会有任何好兆头。应该将切尔登当作最后的喘息期。什么也不期待，做好一切准备。这便是维系心理平衡的秘密武器。

他们建议我听天由命，不要把最后一点钱花在发电报上。在“里面”仍心存幻想的所有流放犯都会向政府发去抗议电报，但从未有人得到回复。我的这些新朋友们经验丰富，早在十年前他们就开始遭到流放，被关进集中营，起先是孤身一人，后来才能夫妻团聚。我想起了根杰尔曼老人，他是一位外省医生。我于二十年代初在莫斯科遇见他。他前来“奔波”，却一无所获。“我家的人都不在了，”他对我说，“他们流放了所有人，甚至米里亚，甚至诺里亚……”他扳着指头给我数着他的儿孙们：“从来没有这样过……”老人记得，他的大儿子在沙皇时期曾多次遭流放，但他们每次都会把他的孙子交给他照看。儿子的被捕并不会影响到任何一位家庭成员，大家仍然享有自由，可任意选择居住地。可如今，老人四处张罗，试图领回哪怕一位未成年的孙子，可他却一无所获。

我将“隔离起来，但加以保护”的公式告诉给切尔登的流放犯们。这个公式预示着什么？也许，警备长不敢将奥·曼赶往条件更为恶劣的乡下？也许，命运有望得到改善，奥·曼有望得到治疗？他们表示怀疑……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认识那些后来掌了权的人，其中包括斯大林。在沙皇统治时期进行地下活动时，在流放地，他们曾与那些人有过接触。如今，在他们又被流放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口头保证，说他们只是被“隔离”，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生活和工作下去……然而，这些承诺从未得到履行，他们写给政府的各种诉状和信件也都石沉大海。“隔离”并不预示着“保护”，而是一种最普通的毁灭方式，悄无声息地，没有见证人，在“合适的时刻”……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自己的忍耐力和自律性。抛弃各种希望吧，等待死亡，别丧失人的尊严。要做到这一切很难，就需要你积聚起全部的力量。经验以及对局势的清醒分析教给了他们这一点……这些在我们之前获得经验的人，又在这样教导我们。可我们觉得，他们的悲观主义也并不完全是主观的，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自然会在一片漆黑中看待一切。切尔登的三年流放，难道这就是结局吗？一切都能理顺，一切都将缓和，生活将继续下去……

人们总是会死死抓住最细微的一道希望之光，谁也不愿放弃幻想，直面生活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进行清醒的分析并得出各种结论，这需要超人的力量。有心甘情愿的瞎子，但在自认为视力健全的人当中，又有多少人不仅能看，而且还能看得见呢？更确切地说，又有多少人不会为了保持幻想和希望而稍稍歪曲自己的所见呢？……或许，这正是我们的强大生命力之根源？

我这些切尔登的朋友们只剩下一个目标，即保持人的尊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拒绝一切活动，自愿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面对迫近的死亡。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消极抵抗，但与他们相比，印度的不抵抗运动便成了一种最为积极的政治斗争……就某种意义而言，切尔登的朋友们走的是一条自我完善之路，这条路标派人士(2)当年推荐给他们的道路曾遭到他们的愤怒回绝。不过，他们如今别无选择。他们剩下的唯一东西就是号叫，反正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得见的号叫。

我十分偶然地获悉了那位切尔登女管理员后来的命运。她被送至科雷马(3)，在那里曾对一个来自列宁格勒的女流放犯谈起奥·曼的疾病。在那次跳楼之后，他继续等待被枪毙的结局，但已经不打算以逃跑来自救了。他会说明凶手将在几点钟到来，然后便惊慌失措地等着他们。我们住的病房里挂着一只很大的壁钟。有一次，奥·曼又说镇压将在傍晚六点实施，女管理员便建议我悄悄拨快时钟。我和女管理员这样做了，奥·曼于是便避免了那致命时刻迫近时会产生的紧张和恐惧。“瞧，”我对他说，“你是说六点，可现在已经七点一刻了……”奇怪的是，这场骗局成功了，与某个钟点相关的妄想症从此不再出现。

女管理员非常详尽地回忆起这件事，并把它讲给集中营的女囚友，即列宁格勒的文学家叶·米·塔格尔(4)听。在集中营里苦熬了近二十年，塔格尔在二十大后被恢复名誉，回到故乡城。她得到一套住房，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住在同一栋楼，我们就是在那里见到她的。同样偶然地保全了记忆力的我，通过这个与时钟相关的往事又忆起那位切尔登的女管理员。偶然性与偶然性相互勾连，使得我可以把这一切写在纸上（这些文字有朝一日能被人们读到吗？），以说明切尔登流放犯们当年那些最坏的期待后来果然应验。我那位无名无姓的切尔登姐妹由于极度衰竭死于科雷马。我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得知她的孩子们的命运，她不愿把孩子带在身边，为的是“让他们活下去”……她的孩子们是否躲过了那通常会累及流放犯和苦役犯后代的厄运？由于自己那希望保持人的尊严的双亲，他们也会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最后，这些孩子是否保持住了他们的双亲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人的尊严？

这些我都不得而知，也永远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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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曼德施塔姆能断定她是一位社会革命党人。

(2) 因1909年出版的文集《路标》而得名，文集作者有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格尔申宗、伊兹戈耶夫、基斯季亚科夫斯基、司徒卢威和弗兰克。

(3) 科雷马位于俄国远东极北地区，苏联时期在此设劳改营，沙拉莫夫等作家对之有描写。

(4) 叶莲娜·塔格尔（1895—1964），女作家、诗人。

错觉

我们在切尔登走动，与人们交谈，晚上住在医院里，我已经不再担心洞开的窗户了。只有那打着吊带的胳膊还能让我想起在这里的第一个清晨（那天是白夜吧？），想到我当时手里只剩下一件空荡荡的外套。一九三八年，当契卡人员再次到来并带走奥·曼时，我手里又只剩下一件空荡荡的外套，奥·曼匆忙之间忘记带上它了。

在切尔登住了几天之后，奥·曼安下心来，剧烈的状态不见了，但病症仍在继续。他像先前一样觉得镇压会随时到来，但出现了一种心理转折，使他开始面对现实。早在切尔登，在钟表的事情过后，他曾对我说，镇压显然是躲不过去的，反正是什么都来不及做了，甚至连自杀都不那么简单，“否则便无人情愿在他们的魔掌下活着”……

紧张状态消失了，但幻听症依然存在。他听到的不像是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是某种强加的、完全陌生的东西。早在切尔登，奥·曼就经常近乎客观地谈到这些声音，并试图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他听到的声音不像是发自内心，而是外来的，因为那声音中出现的并非他常用的词汇。“我即便在想象中也不会这样说话。”他的这样一个结论可以说明那些声音的真实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分析能力妨碍了他与错觉展开斗争。他无法相信这些幻听源自内心，他认为，错觉一准是一位病人内心世界的某种反映。

“也许是被压抑的声音？”我试着问道。他坚定地认为，他的“被压抑的声音”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而这些声音却是不相干的。“连恐惧也完全不同……”奥·曼在诗中十分有力地表达，在他身上至少对我而言很少有黑暗之处。我之所以言及“黑暗之处”，因为他是一个节制之人，因为还存在许多他几乎不曾涉略的主题。比如，他极少袒露他的诗歌联想过程，也从不解释其诗作，他很少言及他最珍贵的人与事，比如母亲和普希金……换句话说，他那里存在这么一个范畴，触及这一范畴于他而言便近乎亵读神灵，我所言的正是这一意义上的节制。但是，不能将此称作“抑制”，他并非一个抑制思想、感情和感受的人，更像是截然相反……不过，当对现实作出的过于强烈的反应已经导致疾病，难道还值得去考虑什么“抑制”吗？

“这是谁的语言？你听到的是谁说的话？”他无法确定。也许，说话者就是夜间押着他走过内部监狱走廊去接受审讯的那些人。他们有时会挤挤眼，打个榧子，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意思是“枪毙”，他们也会相互交流几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恐吓犯人，可以说，他们是在配合侦查人员，在内部监狱里待过的人全都知道这一点。奥·曼时常想起另一个人的声音，是那个人把他从“政保局(1)的铁幕”里放了出来。奥·曼称他为监狱长，可那个人或许就是个值班看守。奥·曼不可能见到那个真正放他出来的人，因为他身在密闭的囚车之内，但他听到一个人的声音，那人在放汽车出门前检查了证件，那人的声音连同整个仪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影响到他的主要东西，还是侦查员那套有关“罪与罚”的威严话语……

“这些声音，”他有一次对我说，“就好像是我听到的所有话语的‘集成引语’……”“集成引语”是安德烈·别雷的一种说法，别雷常说，对于他而言，任何一位作者都不是若干零散的精确引语，而是某种概括的、能体现那位作者思想和语言之实质的“集成引语”。

为了检验奥·曼对现实的感知程度，我问他是否听见了那几位押解队员的声音，比如奥西卡的声音，或是与我们一同住院的那些农夫的声音。奥·曼很是生气：押解队员不过是几个农村小伙子，他们得到一份可怕的工作，“走了霉运”；他能接受那几位被剥夺的富农，因为他们从前的身份……“正常的人不可能这样说话，这样想问题……”“正常的人”与他在“里面”撞见的那些人，在他看来似乎构成两个极端。在切尔登以及后来，奥·曼不止一次说过：“你想象不出他们在那里头是什么模样……”他认为，外面的看守人员以及我们在沃罗涅日面对的那几位官员与只在夜间工作的专门机构有所不同。前者像是普通的红军官兵，而“里面”的那些人则完全不同：“在那里工作，需要特别的特性，正常的人可挺不住……”在切尔登，他只将警备长一人视为“内部职业”人员。这也与流放犯们的评价相吻合。他们提醒我们，与警备长打交道要小心一些，尽量不在他眼前露面：“天知道他脑子里会冒出什么鬼主意。”这是一位内战时期的人，“他始终保持他的阶级嗅觉，”那位矮个子马克思主义者充满恐惧地对我说，“这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你可永远也猜不透，这阶级嗅觉会让他怎样行事。”可怜的学者完全被这位由于固执而被派遣到边区的警备长所控制。奥·曼对此人充满本能的恐惧，这完全合理。

奥·曼仿佛听到一些粗鲁的男人声音，他们在威胁恐吓，定性他的罪行，历数各种可能的惩罚，使用的是斯大林发起的揭发运动时期我们的报刊语言，他们用不堪入耳的字眼辱骂他，指责他害死很多人，因为那些人听过他朗诵的诗。一个声音逐一点出这些人的姓名，说这些人都将被审判，希望以此让那位加害于他们的人良心觉醒。奇怪的是，“良心”一词已完全退出我们的常用词汇，无论是报刊书籍还是中小学校都不再使用这个字眼，因为其功能起先被“阶级嗅觉”所取代，后又由“国家利益”来承担，可是，这个词却在“里面”得以保留，被继续使用。在那里，他们经常用“良心的痛苦”来恐吓被调查者。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库津曾说，他被“揪了过去”，要他当告密者，他们威胁他，如果他不合作就逮捕他，给他的工作制造障碍，在他的朋友和同事间散布消息说他已成为秘密特工，而且，他们还对他说，他如果拒绝秘密警察机构的建议，就会给他全家带来不幸，他将为这些不幸而承受良心的痛苦……这个在特殊语境的幻听状态中出现的字眼能清楚地表明，其源头就在那些夜间审讯。奥·曼也同样虚构不出这么一桩“案件”以及一份密谋反对斯大林的嫌疑人名单，他那幽深的意识区域里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念头，那位侦查员当着我的面也曾谈到这一话题，他解释说，他只是因为有高层的命令才没“立案”，可他之后却又提出一个雄辩的问题：这些人的行为如果不是谋反，又该作何解释呢？……我们的现实能超越最大胆、最病态的想象。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心理正常和疾病的界线究竟在何处？我和奥·曼想着同一件事情，可这些想法却会在他身上引起更真切的反应，他不仅在想，而且还能看见这一切之结局。他会在半夜把我叫醒，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被捕了，正被押去接受审讯。“你为什么这样想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在切尔登散步时，他在沟沟坎坎里四处寻找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尸体……当然，这是精神错乱……而我当时在车厢里从麻木状态中醒来，也曾彻夜难眠，猜想我们的亲朋好友中有哪些人被抓了，他们会有什么罪名，不被揭发固然好，可是要知道，标签是可以随意粘贴的……要是相信那名侦查员“不立案”的许诺，这才是真正的精神错乱，甚至是可耻行为。阿达里斯(2)就是一例，她因丈夫的案件被传唤过去，她相信侦查员的话，立即与那位毫无过错的男人划清界限，听说此事，我便与她断绝了往来……

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躺在那里想象我的所有朋友被审讯、遭拷打的场面（这些拷打暂时还只是心理层面上的，至少还没有在身体上留下任何痕迹），我是否也病了？不，这并非病态，任何一个正常人若处于我的境地，都会被这样的想法所折磨。我们中间有谁不曾设想自己曾置身于侦查员的办公室？我们中间有谁不曾莫名其妙地事先想好回答，以对付自己可能会面对的那些问题？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并非平白无故地写下前文提及的这几句诗：“在那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在昏睡原始林的深处，／我的影子被带去受审……”

奥·曼当然是一位高度敏感、十分警觉的人，他比其他人更易受到伤害，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也一直十分强烈。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被摧毁精神，这难道还需要如此超强的敏感吗？

病人应该得到治疗。我要求做医学鉴定。主管医院的那位女医生断然拒绝送他去做鉴定。她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奥西卡的句型：“不允许……”我一再坚持，她开始回避与我谈话，还不时出言不逊。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便对我说：“您究竟想要我干什么？从‘那边’来的人全都这个样……”

我有一个很古老的看法，即不能流放一个有谵妄症的人，这是非法的。我因那位女医生的冷漠而称她为刽子手。但是我很快就发现，那几个大胡子农夫却对她很好。“别招她了，”其中一位农夫说，“她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她人怎么样呢？”我问。“不比别人差。”大胡子们回答。的确，崇高的道德品质并不能时时处处被展现出来。一番观察之后我发现，她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地方医生。她不走运，落到一个常有人被从“那边”流放过来的地方，因此，她不得不经常与秘密警察机构打交道，并“按照规定行事”。就是在这里，她学会了守口如瓶，从不违背上级的安排。她会一连数天处理那些大胡子农夫们满是脓血的绷带，冲他们大喊大叫，骂骂咧咧，可她还是在尽力而为地治疗他们，她还给了我这么一个很好的建议：别要求送奥·曼去彼尔姆(3)做鉴定，也别让他去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她说：“他们都是这个样子，他在那里会被弄死的。您也知道，在那些地方我们会怎么做……”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也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的确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样子”在医学中如何表述，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被调查者身染此病，他们在“里面”大批患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再重复一遍，奥·曼天性十分警觉，或许极易患心理疾病，但让我吃惊的并非他的患病，而是这样一个现象，即与我有交道的每个人都在对我强调此病患者人数甚众。有些人熟悉沙皇时期的监狱，那时的监狱也绝无什么人道可言，可蹲过沙皇监狱的那些人却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即当时的被捕者要健康得多，他们的心理也保持得更好，远胜过如今。

许多年之后，在一列开往东方的列车上，我偶然与一位年轻姑娘同乘一个包厢，她也是个不走运的医生，被分配到集中营里的医院。当时是一九五四年，时局已不那么恐怖，这位姑娘也敢说话了。去哪里？……怎么获救的？……再也忍不下去了……“最主要的是，什么也干不了……医生？……命令我们怎么写就怎么写，命令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我已坚信不疑，没有任何一位医生敢于自行其是，他们往往一被迫做出有违良心的事，一些人甚至不惜违背医学良心，比如，拒绝出具患病证明、病假条和残疾证书。不过，为何要单单挑出医生来责备呢？我们所有人都只在按命令行事，我们所有一人都在“按照规定”生活，没有必要对此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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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简称，亦为秘密警察机构。

(2) 阿达里斯（1900—1969），女诗人、作家和翻译家。

(3) 俄国彼尔姆州首府，位于莫斯科东北方向一千五百公里处。

职业和疾病

我认为，对于诗人而言，幻听症是某种职业病。

许多诗人都说过，诗句是这样产生的，它起初是诗人耳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无形乐句，然后形式才逐渐确定下来，但仍无字词。《没有主人公的长诗》中有这样的表述，奥·曼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不止一次看到奥·曼试图摆脱这种曲调，想抖落它，转身走开……他摇晃着脑袋，似乎想把那曲调甩出来，就像甩出游泳时灌进耳朵的水珠。但是，却没有任何声响能盖过这曲调，无论是喧闹和广播，还是同一个房间里的交谈。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常说，当“长诗”出现时，她情愿做任何事情，只求能摆脱它，她甚至跑过去洗衣服，却仍然于事无补。

在乐句过后的某一时刻，字词会突然出现，于是双唇便嚅动起来。或许，作曲家作曲和诗人写诗有某种共同之处，而词的出现，则是区分这两类创作的一个关键因素。

有时，奥·曼会在梦中听见曲调，可醒来之后，他却想不起他梦见的诗句。

我产生出这样一个感觉，即诗存在于它被写就之前。（奥·曼从不说“写诗”，他起先说“编诗”，后来改称“记诗”。）整个写作过程就表现为对某种业已存在的和声和意义统一体的紧张捕捉和呈现，这些不知自何处而来的统一体会渐渐地化身为字词。

写作的最后一个阶段，即从诗中剔除那些偶然的字词，在这些字词出现之前，那个和声整体中原本并无这些字词。这些偶然溜出来的字词被匆忙记下，以填补整体形成时暴露出的空白。它们卡在那里，将它们剔除可是一件沉重的工作。在最后一个阶段，还得痛苦地谛听自我，以寻找那个被称为“诗作”的绝对精确的客观统一体。在《请保留我的话语》一诗的头两句，最后一个修饰词是“良心”（“劳动的良心焦油”）。奥·曼抱怨说，这里需要一个准确而又简洁的定义，就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所做的那样：“只有她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似乎在等待她的帮助。

在他的写诗过程中，我常常会发现两次“整流的叹息”，而不止一次：一次是在诗句或诗节中出现最初的字词时，一次是当最后一个准确的词驱逐了那些偶然闯入的外来客。此时，那个倾听自我的过程，即那个会导致内在听觉紊乱、会导致疾病的过程，方才停止。这首诗仿佛终于脱离其作者，不再嗡嗡作响地令他痛苦不堪。被控制之人获得了解放。可怜的伊俄母牛摆脱了叮咬她的那只蜜蜂。(1)

如果一首诗不愿离去，照奥·曼的说法，这就意味着这首诗中还有些没有理顺的东西，或者“还藏着点什么”，也就是说，还存在着能孕育出新芽的丰厚土壤。换言之，工作尚未结束。

内心的声音刚一平息，奥·曼便会立即把新写好的诗读给别人听。仅有我这位听者是不够的，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番折腾，这让奥·曼觉得我似乎也同样听到过所有的曲调。他有时还指责我没有听清什么东西。在最后一次被流放沃罗涅日时期（即《沃罗涅日笔记本》的第二册和第三册），我们常去见娜塔莎·施特姆佩尔(2)，或者请费佳·马兰茨来我们家，后者是个农艺师，他长得像个猴子，却极其纯洁可爱，他本想成为一位小提琴手，却在年轻时偶然伤了一只手。费佳身上有一种懂音乐的人才具有的内在和谐。他起初不太懂诗，但他的音乐嗅觉却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诗歌听者，胜过许多专家。

第一次朗诵似乎就是诗歌创作过程的结束，第一位听者会感到自己也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自三十年代起，奥·曼的第一位听者有如下几位：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库津，一位生物学家，奥·曼曾将《致德语》一诗献给他；亚历山大·马尔古里斯，他实际上正是前两册《沃罗涅日笔记本》的传播者。马尔古里斯在听朗诵时背下诗作或是拿到抄本，然后便把这些诗作读给他的亲朋好友听，他背诵或抄有奥·曼的大量诗作。奥·曼写有许多关于马尔古里斯的诗，这些诗一准以“老人马尔古里斯”这几个字开头，也一准能博得马尔古里斯本人的赞许，奥·曼写道，在贫穷的老头马尔古里斯（马尔古里斯当时还不满三十岁）家里，还有一位被马尔古里斯秘密赡养的更贫穷的老头。马尔古里斯是个地道的“单人乐团”，他能用口哨吹出最复杂的交响乐。遗憾的是，那些最好的“马尔古里斯诗作”遗失了，那些诗写的是“老人”马尔古里斯如何在莫斯科的街心花园里演奏贝多芬。马尔古里斯后与女钢琴家伊扎·汉岑结婚，后者是斯克里亚宾音乐的出色演奏者。马尔古里斯终生喜爱音乐、诗歌和艳遇。我听说，当他在远东的天幕下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还在给那些刑事犯讲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以及火枪手们的艳遇，而刑事犯们则回报以食物。

廖瓦·古米廖夫也常常成为第一位听者，他于一九三三和三四年之交的冬天住在我们家里。奥·曼曾将《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一册的开头部分读给鲁达科夫听，后者当时与列宁格勒的贵族一同被流放至沃罗涅日，但不久就返回了列宁格勒。

结果，奥·曼的所有第一位听者都遭遇到悲惨命运。除娜塔莎一人外，所有人均经历过监狱和流放。比如，费佳在叶若夫掌权时期坐牢一年多，他挺过这一切，并未在任何文件上签字，因此成为幸运儿，在叶若夫垮台后被释放。在这番经历之后，他身患重病，疲惫不堪，战争期间他又再度被流放，仅仅因为他很偶然地出生于维也纳，他在出生三周后便被带回了基辅的家。

若按逻辑推论自然可以设想，曼德施塔姆的所有第一位听者均遭到镇压，这说明他们的案件中应该存在某种关联。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库津“被抓”是在我们认识他之前，与生物学家案件有关。他第一次被捕是因为写了几首打油诗，他十分谨慎，一直并未让我们读到那些诗。他常常被传唤至某些私人住宅，在那里的一个专门加固过的单间里会坐着一位侦查员，他负责招募告密者。库津第一次坐牢是在一九三二年，后来他又再度被捕，与生物学家维尔梅尔(3)是同一天，他们两人都被列为新拉马克主义者(4)，已被赶出季米里亚泽夫农科院。

生物学家库津，农艺师费佳·马兰茨，被处决将军的儿子鲁达科夫，还有被处决诗人的儿子廖瓦，他们甚至彼此并不相识。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即喜爱诗歌。显而易见，这种情感需要以一定程度的智性为前提，而智性在我们这里却注定会使人走向灭亡，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会遭到流放。只有翻译家才能活下去。

翻译工作的过程与真正诗作的写作过程截然相对。我当然不是指那样的奇迹，即两位诗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融为一体，如茹科夫斯基(5)或阿·康·托尔斯泰(6)的译诗，在那样的情况下，译诗将新的源泉带入俄国诗歌，或者说，译诗成了货真价实的俄国文学作品，就像我们所喜爱的那首《科林斯新娘》(7)。但是，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赢得这样的成功，而且也十分罕见，普通的翻译只是一种冷静理智的编写行为，是对某些作诗因素的模仿。无论此言多么奇怪，我仍要说，在翻译中不存在任何需要再现的现成整体。译者像发动引擎一样发动自己，经过一番漫长、机械的努力，寻求他需要使用的旋律。他丧失了那种被霍达谢维奇(8)十分准确地称之为“秘听”的东西。翻译是一项真正的诗人不该去做的工作，它甚至会妨碍原创诗作的诞生。

在《谈论但丁》中奥·曼曾言及“现成意义的译者”，以此表明他对翻译作品、对那些用诗歌形式来表达其思想的人之态度。奥·曼从不将这样的人等同于真正的诗人。有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无人继续读诗。“诗是这样一种东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曾说，“谁要是一朝吞下一块赝品，就会终生中毒。”人们如今又返回诗歌，读诗的热情前所未有，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已学会将诗歌与翻译行当的种种产品区分开来。

诗如词。一个刻意杜撰出来的词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已经被各种各样不成功的造词行为所证明，这种造词行为是在天真地戏耍话语这一人类的神圣天赋。那被称作“词”的语音单位被强加上武断的含义，从而成为祭司、占卜者、统治者和其他招摇撞骗者出于自私目的而使用的黑话或语言糟粕。人们强暴词，强暴诗，以便使用它们，就像催眠术士使用水晶球。骗局迟早会被揭穿，但人们永远面临新的危险，即被那些将水晶球掉转一面的新骗子所迷惑，落入他们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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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俄是希腊神话中的河神之女，成为主神宙斯的情人后被变成一只小母牛，宙斯妻子赫拉派一只牛虻（而非蜜蜂）不停叮咬她，她四处奔逃，最后逃至埃及，被宙斯变回人形。

(2) 娜塔莉娅·施特姆佩尔（1908—1988），沃罗涅日航空学校俄国语言和文学教师，曼德施塔姆夫妇在沃罗涅日时期的好友，曼德施塔姆《沃罗涅日笔记本》中有多首诗是献给她的，她设法保存下曼德施塔姆沃罗涅日时期的许多诗作。

(3) 维尔梅尔（1908—1938；一说死于1943），动物学家，死于集中营。

(4) 拉马克（1790—1869），法国博物学家，最早提出关于生物界进化的完整理论，“生物学”概念的提出者之一。

(5) 茹科夫斯基（1783—1852），诗人。

(6) 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作家、诗人。

(7) 阿·康·托尔斯泰翻译的歌德诗作。

(8) 霍达谢维奇（1886—1939），诗人、批评家，后流亡国外。

“里面”

奥·曼遭审查时，在内部监狱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关于这一点，奥·曼在沃罗涅日与我谈过很多，他努力想把幻觉臆想与事实区分开来。他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我对此确信无疑，因为在探监时他立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问我穿着谁的大衣，我回答是妈妈的，他通过我的回答得出一个正确结论：“这就是说，你没有被捕……”但是他当时已经病了，远不能说他的一切观察和结论都准确无误。我俩一起小心翼翼地在其中挑拣真实的成分，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计。

我们有一个鉴别他的记忆之真伪的不错标准，即那位侦查员在我探监时也曾涉及诸多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把他对整个案件、对调查过程方方面面的看法灌输给我。究竟该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我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些权威解释。有许多像阿达里斯一样的女性，她们心怀感激地接受了诸如此类的解释……大多数人这样做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但也有人是心悦诚服的。如此一来，探监时的我便似乎成了一张唱片，侦查员和奥·曼都迫不及待地把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刻录在这张唱片上，好让我带出去告诉大家。那位侦查员在有意识地竭力吓倒我，再通过我吓倒那些将来与我交谈的人。但是他失算了，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活动家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手下的牺牲品也会记住点什么，也敢于用自己的标准，而非官方的标准来看待事件。恐怖政策和专制政体总是短视的。

奥·曼容易激动，因此或许是个不难对付的猎物，他们对他也没有采取什么特别考究的手段。他被关在“双人单间囚室”里。侦查员如此解释单间囚室：“出于人道的考虑，我们这里禁止单身囚禁。”我知道这是谎话。如果这道禁令真的有过，那也只存在于纸上。在各个时期我们都遇见过曾被关进单间囚室的人。不过，在监狱容量吃紧的时候，这些面积极小的囚室也会被塞满人，连根针都插不下。在没收财宝时期(1)，我们首次听说这样的事情。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人说，他们不得不一连好几个昼夜直挺挺地站在无立足之地的单间囚室里。通常，单间囚室里的第二张床是有特别用途的，在一九三四年，在奥·曼被捕之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同号的囚友老是用即将到来的审判吓唬奥·曼。他要奥·曼相信，奥·曼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已被捕，将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被起诉。他熟悉各种刑法条款，像是在为奥·曼“释疑解惑”，也就是说，他是在威胁奥·曼，说奥·曼会因恐怖、阴谋等诸如此类的罪名遭到起诉。夜间审讯过后，奥·曼便落到他这位“囚友”手中，得不到片刻休息。不过，这个人的工作干得太糙，面对他的死乞白赖，奥·曼问道：“您的指甲为什么干干净净的？”这位囚犯愚蠢地回答，他是“常客”，已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他的指甲因此得到了细心的修剪。一天早晨，这个家伙比奥·曼回来得稍晚一些，装得像是刚被提审过，可奥·曼却闻到他身上有股洋葱味，于是就直接对他挑明了。

对于奥·曼称自己被关在单间囚室里的说法，侦查员做出反驳，他申明出于人道考虑禁止单身囚禁，他还补充说，奥·曼起先与另一位犯人一同关在一间囚室里，可他“欺负自己的囚友”太甚，只好把那个犯人转走。“太关照人了！”奥·曼抢着说了一句，关于这一话题的争执也到此为止。

在第一次审讯中，奥·曼便承认那首导致他被捕的诗是他写的，这就是说，此类密探的作用并不在于搞清侦查员尚不知道的某些事实。或许，此类人的功能就包括恐吓、折磨被调查者，让后者的日子不好过。一九三七年之前，我们这里还自诩只进行心理折磨，可是后来，心理折磨便为肉体折磨所取代，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肉体折磨，即毒打。一九三七年之后的单间囚室里究竟有没有安排进密探，我再也没有所闻。或许，在一九三七年之后被关进卢比扬卡单间囚室的人，都没能活着从那里出来。

奥·曼也曾遭受在我们这里一直实施的肉体折磨。首先，就是剥夺睡眠。他每个夜晚都被提审，审讯会持续数小时。夜间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受审，而是在侦查员办公室的门口等候，押送人员寸步不离。有一次，在没有审讯的时候，奥·曼还是被叫醒，并被带去见一位女人，她让奥·曼在她办公室门口等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才问他有没有什么申诉意见。众所周知，对这所谓的检察机构提出申诉是毫无意义的，奥·曼于是也放弃了这一权利。他们领他去见这位女检察官，或许就是为了走过场，同时也为了在侦查员需要睡上一觉的那个夜晚继续剥夺奥·曼的睡眠。这些夜间鸟类具有一种野性的生活方式，可他们毕竟也要睡觉，虽说他们睡觉的钟点与正常人不同。失眠的折磨，用强光照眼，每一个进去过的人对这些手段都不陌生……

我在探监时发现奥·曼眼睑红肿，就问他的眼睛怎么了。侦查员抢先回答这个问题，说奥·曼书读得太多，可事情立刻便真相大白，因为奥·曼在监狱里无书可读。他的眼睑后来一直有毛病，始终未能治愈。奥·曼告诉我，他眼睑之所以红肿不仅是被强光照的，而且还好像是因为他有一次走近囚室的“监视孔”时，眼里被泼进了某种液体。每一阵激动都会让他坐卧不安，一个人待在囚室里，他自然会在囚室里来回走动……人们告诉我，“监视孔”中镶有两层厚玻璃，液体不可能通过“监视孔”泼过来。这液体有可能属于谵妄的记忆，但是，仅仅一盏强光灯就能导致如此顽固的眼睑疾病吗？

他们让奥·曼吃很咸的东西，却不给他水喝，这一手段被广泛用来对付卢比扬卡的犯人。当他走近“监视孔”向看守要水喝时，他就会被拖到禁闭室，套上一件拘束衣(2)。他之前从未见过拘束衣，因此建议我以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一下这个事实：他先描述一下这种衣服的模样，然后我们再去医院看看是不是那样。结果，的确像他描述的那样。

探监时，我发现奥·曼的两个手腕都缠着绷带。“你的手怎么了？”我问道。奥·曼摆了摆手，侦查员却神情威严地长篇大论起来，说奥·曼把违禁物品带进囚室，于是要根据某一条款对此进行惩罚……原来，奥·曼割破了自己的血管，所用工具是一支“吉列”剃须刀片。事情是这样的，库津于一九三三年在监狱里被关两月，后由于他的一位对昆虫学感兴趣的契卡友人出面张罗，他被放了出来，他对奥·曼说，在那样的处境中最缺的就是一把刀，或者哪怕有一支刀片也成。他甚至想出一个主意，能保证自己拥有一支可备不时之需的刀片，即把刀片藏进鞋底。听了此言，奥·曼便说服他熟悉的一位鞋匠，把几只剃须刀片藏进他的鞋底。我们的习俗中就存在着这样的预见性。早在二十年代中期，洛津斯基(3)就向我们展示过一个装满杂物的口袋，那是他为被捕而准备的。工程师和其他“重点行业”的人也会做这样的准备。最为奇怪的事情并不在于他们事先就备下坐牢用的口袋，而在于这些口袋和故事并未激起我们的任何反响，这十分自然嘛，人们要为将来着想，好样的……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事先藏进靴底的刀片使奥·曼有可能割破自己的血管，而让自己的血流尽，则不失为逃离我们生活的一种不错的方式……

旨在摧毁心理的工作在卢比扬卡四处进行，那里有一套体系，由于我们的秘密警察机关也是一个官僚机构，离开规定便什么也干不了，因此，大约也存在某些相应的规定。不能用某些恶人的天性来解释这一切，虽说这些人当然也是被挑中的合适人选，可是到了第二天，这个人却会表现得很善良，同样是根据规定……在我们中间曾有这样一个传闻，说雅戈达曾组建一些秘密实验室，安排许多专家去进行与唱片、麻醉剂和心理暗示等相关的各种试验。这些传闻无法得到核实，也许，这只是我们病态的想象，或是有意在我们中间散布的故事，其目的是牢牢地掌控所有的人……

奥·曼在囚室里曾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女人声音，他认为那是我的声音。那是一些怨诉、呻吟和急切的叙说，可是模模糊糊的，他听不清词儿。这使他认定我的确被捕了，就像侦查员在审讯中所暗示的那样。我俩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无法确定，是否可将那个声音视为幻听。他为什么听不清词儿呢？要知道，他在幻听状态下听见的词儿甚至是非常清楚的，许多当年蹲过内部监狱的人都曾听到他们妻子的声音和喊叫，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并未被捕。难道每个人都有过幻听？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让每个人都产生幻听的呢？据说，他们收藏许多唱片，上面录有诸如妻子、母亲和女儿的声音，这些唱片会被用来摧毁被捕者的精神……在这些考究的折磨和心理手段被原始手段所取代之后，便再也无人抱怨他曾听到妻子的声音了。我知道这些更加粗暴的手段，比如，他们会敞开一道门缝，让一位被捕的女犯人看到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的男人，然后告诉她这就是她的儿子或丈夫。但是，却无人再提及那些自远处传来的声音……真的有过这些唱片吗？我不知道，也无处获知。由于奥·曼在出狱后一直有幻听，我倾向于认为，那个女声也属于他的内在声音，在切尔登，这些内在声音始终在折磨着他。而那些关于麻醉剂实验室的传闻，至今仍能听到。

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实施，是因为犯人自被捕时起便与外界失去了任何联系，除了包裹单上的签名，他对留在外面的人一无所知，但是要知道，远不是每个人都允许接收包裹。对犯人施加影响的第一个手段就是禁止他接收包裹，切断他与外部世界的最后一道联系。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最好是没有任何可眷顾的人，如果不需在审讯中为弄清亲人的命运而细心捕捉侦查员那些假装的失言和暗示，你便会觉得自己更为坚定。搅乱一位单身者的心理要困难得多，他能更轻易地集中关注自己的利益，并展开系统的防御。尽管判决都是事先决定的，但聪明的自我防卫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我的一位朋友(4)就曾出奇地骗倒一位侦查员，当然，那是一位外省的侦查员。在漫长的抗争之后，我的朋友同意在狱中签字承认为他编造的所有故事。他们给他一张纸，他在纸上写下侦查员要他承认的一切，却没在这些文字的下方签字，那位满心欢喜的侦查员也没发现这一点。当然，我的朋友是在幸运之星当空时出生的，因为就在此时，叶若夫被赶下了台。他的案子尚未提交法庭，判决尚未作出，他获得重审的机会，因为他的材料因缺乏签字而无效。他是为数不多在叶若夫倒台之后重获自由的人。出生在幸运星座当空之时，这还不够，还得不惊慌失措才行，而单身者最容易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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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30—1931年间旨在没收私人财产的所谓“黄金战”。

(2) 专为精神病人制作的一种约束服装。

(3) 洛津斯基（1886—1955），诗人、翻译家。

(4) 即室内剧院演员亚历山大·鲁姆涅夫。——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鲁姆涅夫的生卒年为1899—1965。

赫里斯托夫雷奇

负责审讯奥·曼的侦查员，即大名鼎鼎的赫里斯托夫雷奇(1)，是个不无假斯文派头的人，对于这种吓倒犯人、搞垮其心理的任务，他干起来似乎心满意足。他用他的整个神态，用他的眼神和声调表明，他面对的被调查者十分渺小，是个可鄙的动物，是人类的渣滓。“他干吗要摆出这副架势呢？”如果在正常的环境中遇见这样的人，我们或许会问，但在夜间的审讯中，犯人就会被这样的目光所压倒，或者至少会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他的一举一动就像是个种族高贵的人，他蔑视肉体的虚弱和可怜的知识分子偏见。他那副修炼得很好的派头证明了这一点，我虽然并不怕他，但在探监时却依然感觉到自己在他的逼视下似乎正在渐渐缩小。不过我已猜透，这些赫里斯托夫雷奇们，这些神话英雄们，这些超人的朋友和后代，他们自己是挺不过这些考验的，他们若处于我们的境地，绝对会惊慌失措。他们只会在孤立无援者的面前耀武扬威，只会照例玩弄落入陷阱的牺牲品。

侦查员的假斯文并不局限于他装腔作势的举止，他有时也冒出几句具有文学沙龙味道的上流阶级话语。在一九三七年被取代、被消灭的第一代年轻的契卡人员，曾体现出十分现代、极其优雅的趣味，他们嗜好文学，这自然也是最为时尚的。这位侦查员曾当着我的面对奥·曼说，恐惧的感受对诗人很有好处，“您本人也常对我提到这一点”，恐惧感能促使人写出诗作，奥·曼“将要充分获得这样的刺激性情感”……我和奥·曼注意到，赫里斯托夫雷奇用的是将来时态，不是“获得”，而是“将要获得”。

这位侦查员是在哪些莫斯科沙龙里听到此类闲谈的呢？

我和奥·曼有一个共同感受，奥·曼是这样表述这一感受的：“在这位赫里斯托夫罗维奇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截然相反。”契卡人员的确是“新人”的先锋队，他们用地道的超人手段控制住一切正常观点。取代他们的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类人，后者没有任何观点，无论是翻转的还是正确的观点。

这位侦查员在恐吓奥·曼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却十分原始，即点出某人的名字，比如我、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或是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然后说，他已经在我们这里获得了某些证据……奥·曼于是开始追问，侦查员提到的那个人是否已经被捕，侦查员对此不置可否，但他会装得像是说漏了嘴，让对方明白“他们已在我们手里”，片刻过后又收回自己的话：“我可没对您说过这些话。”在此类案件中，对案情一无所知，这一点对于被调查者而言总是极具杀伤力的，而这种情况只可能在我们的羁押环境下出现。赫里斯托夫罗维奇与奥·曼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只是不时地暗示奥·曼的亲朋好友因为他的案件已经被捕，赫里斯托夫罗维奇的作为像个高级侦查人员，因为那些人通常并不玩什么游戏，而是直截了当地宣布，所有人都已经被逮捕了，被消灭了，遭到审讯和枪毙……然后，坐在囚室里，你便会苦思冥想这到底是真是假……

这位侦查员是个“文学专家”，他在千方百计地炫耀他的无所不知，他说，所有的人他都知道，也清楚“你们所有的事情”。他竭力要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传唤过我们所有的熟人，他对我们的一切底细都了如指掌。他对许多人都不指名道姓，而以某个突出特征相称，如称一个人为“重婚犯”(2)，称另一个人为“被开除的人”(3)，称到过我们家的一位女性为“女演员”(4)……在我探监时，他曾当着我的面使用过这三个绰号，可奥·曼告诉我，他给其他一些人也起了外号。除了炫耀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外，他还想借此显示另一层意思，要知道在秘密警察机构特工们从不直呼其名，而均以绰号相称。用绰号来称呼那些人，他似乎就在他们身上抹了一层黑。值得注意的是，据那位塔什干自杀者的女儿讲，她父亲同样也“知道所有的人，给所有的人都起了外号”……奥·曼对这些绰号毫不在意，因为他明白侦查员这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

奥·曼告诉我，那位侦查员在工作时总是会冒出一些墨守成规、死板教条的话来。我们的法律认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其典型“话语”。据说，卢比扬卡的科研人员曾把此类阶级话语编辑成册，侦查员也想用这样的话语来套住奥·曼。“您对某人说过，您更想生活在巴黎而不是莫斯科……”他们认为，奥·曼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和灭亡阶级的思想代表，应该很想投向资产阶级的怀抱。至于那位假托的交谈者姓甚名谁，他们会随口胡编，但一准是个最常见的姓氏，比如伊万诺夫或彼得罗夫，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是金兹堡或拉比诺维奇。于是，这只遭到审查的兔子就应该浑身一颤，开始痛苦地搜肠刮肚，回忆那些他可能与之分享其隐秘出国幻想的所有名叫彼得罗夫或拉比诺维奇的人。在我们的法律中，这样的幻想即便不是十足的罪行，也至少构成一个沉重的包袱，它有时也会惹出事情，或许适用于刑法中的任意一个条款。至少，关于巴黎的幻想能揭开被审查者的阶级面貌，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是不能不考虑人的阶级属性的……这么一个提问便属于此类教条主义问题：“您对某人抱怨过，说革命前搞文学要比现在挣得多，多得没法比。”显然，这样的钩奥·曼是不会去咬的。这活儿干得的确很糙，不过，他们也不需要精细。有什么必要呢？……只要人在，就会有案子……

侦查员赫里斯托夫罗维奇所干的工作像是为了“立案”，在我探监时他也曾提及这一点，“我们决定不立案”，诸如此类……就我们当时的标准来看，“立案”的材料已经足够，被立案的可能性其实更大。调查的方式，就是对那首反诗中的每个词进行解释。侦查员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此诗的写作动机。奥·曼的意外回答让他大惊失色，奥·曼说，最有可能是因为他恨法西斯……

这个回答显然是无意间脱口而出的，因为奥·曼并不打算在侦查员面前吐露心扉，但在他说出这句话的那个时刻，他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侦查员大发雷霆，像他理应表现的那样，大喊大叫，质问奥·曼在我们生活中的什么地方看到了法西斯，在我探监时，他当着我的面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但奇怪的是，奥·曼那些模棱两可的回答却让他感到很满意，他也不再刨根问底了。奥·曼告诉我，在这位侦查员的所有行为中都可以感觉到某种两面性，尽管他声调威严，但他对斯大林的敌意却始终能被感觉到。我不相信奥·曼的话，但是在一九三八年，当得知这个人也被枪毙了，我们又开始思考此事。或许，奥·曼看到了一个清醒理智的人难以看到的东西，这个清醒理智之人即便处于奥·曼的境地也不会有任何发现，因为他像所有清醒理智之人一样始终被现成的观念所控制。很难想象，无所不能的雅戈达及其可怖机构会不做任何反抗便向斯大林投降。要知道，在一九三四年，在对奥·曼的诗作展开调查时，维辛斯基(5)坑害雅戈达的阴谋已广为人知。出于难以置信的盲目（盲目亦为现成观念之权势！），我们满怀兴趣地捕捉有关检察长和秘密警察头目两人间这场斗争的各种传闻，我们以为，维辛斯基这位科班出身的法学家将终结秘密审判的独断和恐怖。我们这么以为，可是通过二十年代的那些案件我们已经知道维辛斯基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至少，对于雅戈达的拥护者来说，其中也包括赫里斯托夫罗维奇，这一点显而易见，即维辛斯基的获胜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他们当然清楚，他们在完蛋之前还将面临怎样的折磨和凌辱。这两个集团在为抢夺随意处置同胞之生死的权力而争斗，战败者注定死路一条，而奥·曼或许真的读懂了他那位坚如磐石的侦查员内心的隐秘思想。但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便在于，所有这些新人，无论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都认为只有自己才具有思想和判断的权力。

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哈哈大笑，当他们听说有个人两手提着裤子，说话不带戏剧腔，在夜间随时会被押到他们那里去受审，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无论如何也要坚信自己有写作自由诗作的权利。原来，雅戈达也很喜欢奥·曼的诗，甚至能背诵，要知道，他曾把奥·曼的诗背给布哈林听，当时我们还在切尔登，但是，雅戈达却会毫不犹豫地消灭一切文学，无论是过去的、当下的还是将来的，只要他认为这对他自己有利。对于这个奇特的种群而言，人血就是水。所有人均可被置换，除了唯一获胜的统治者。一个人的意义，就在于他给那位统治者及其集团带来的益处。那些聪明的鼓动者帮忙煽起人们对统治者的热情，从而获得比其他庸人更多的报偿。自己的朋友有时也可能得到关照，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喜欢提供庇护，摆出某种哈伦·拉希德(6)式的姿态，但我们的统治者不允许任何人介入他们的事情，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自己的判断。从这一角度来看，奥·曼的诗作不啻真正的犯罪，因为它试图从当权者那儿僭窃话语和思想的权利。无论是斯大林的敌人还是他的跟班，我们统治者们的肉体和血液中早已渗入这样一种奇特信念，即判断的权利现在和将来均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的司法地位，取决于官职和头衔。就在不久前，苏尔科夫曾对我解释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为什么很糟：日瓦戈医生无权对我们的现实妄加评判，我们并未赋予他这样的权利。赫里斯托夫罗维奇也不会承认曼德施塔姆拥有此项权利。

赫里斯托夫雷奇将写诗这一事实称为“行为”，将诗作称为“证据”。他在我探监时对我说，他从未见过如此骇人听闻、史无前例的“证据”。奥·曼并未否认他给一些人读过这首诗，听过此诗的人共有十一位，包括我、两位兄弟（我的兄弟和奥·曼的兄弟）以及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这些名字是那位侦查员逐一审问出来的，他能把到过我们家的人都点出来，看来他对我们的亲朋好友的确十分熟悉。在我探监时，奥·曼把那些在调查中被涉及的人名全都告诉了我，好让我能事先向大家发出警告。他们后来虽未遭罪，却终日提心吊胆。我不愿在此列出这些人的姓名，以免有人产生冲动，想在这些人中间寻找叛徒。每位听者对那首诗作何反应，侦查员也都摸清了。奥·曼对侦查员强调说，所有的听者都央求他忘掉这首诗，以免坑害自己和他人。除了这十一位外，还有七八个人听过这首写斯大林的诗，但侦查员没有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因此也没被牵连进这桩案件。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和什克洛夫斯基两人的名字就未被提及。

对于审讯记录，奥·曼不经通读便签了字，因为这件事我后来几年一直在抱怨他。当着我的面，那位侦查员也就此责备了奥·曼。“他大约是信任您。”我愤恨地说……我如今在想，在这一方面的确可以信任侦查员，因为就我们的条件来看这个案件证据确凿，材料足够立案十次，完全没有必要再捏造更多的东西。

奥·曼发现，侦查员在开始审查的时候十分具有攻击性，到快结束时则稍有收敛。他甚至不再将写诗定性为恐怖活动，也不再以枪毙相威胁。他起先威胁说，不仅作者会被枪毙，“所有同谋”，亦即所有听过此诗的人，也都将被枪毙。我和奥·曼后来讨论过这次从轻发落，我们认定这是根据那道“加以保护”的命令作出的。我没见过第一个阶段的侦查员，没看到他威逼恐吓的模样，但是我觉得，在我前去探监时，他的举止依然具有非常可怕的攻击性。不过，这个行当的人全都如此，或许不是只在我们这里才这副模样。

侦查员也挑明了奥·曼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奥·曼回应说，他随时准备与任何一个苏维埃机构合作，除了契卡。他这样说话并非出于勇敢，硬充好汉，而是因为完全不会拐弯抹角。我觉得，这种过分的不善言辞在侦查员看来却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而且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只能将这解释为愚蠢，但是他还从未遇见这样的傻瓜，后来在我探监时他又提起这个回答，脸上仍是一副困惑的神情。在叶若夫恐怖的顶峰期，我和奥·曼又想起这段往事，当我们在《真理报》上读到莎吉娘(7)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写道，一些犯人在审讯中心甘情愿地向侦查人员敞开心扉，“与侦查人员合作”……在莎吉娘看来，这一切均源自苏联人所独具的崇高责任感……无论莎吉娘是自愿写的这篇文章，还是奉上级之命而作，这件事情都至少不应被忘记。

就其疯狂和堕落而言，作家有时胜过所有人。还是在一九三四年，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就读到了作家帕夫连科(8)的几个短篇，帕夫连科写道，他如何出于好奇接受他的一位侦查员朋友的邀请去看夜间审讯，这位侦查员负责审理奥·曼的案子，作家来到审讯室，不知是藏身橱柜还是躲在两扇门之间。我在侦查员的房间里看到好几扇一模一样的门，一个房间里有这么多门，的确是太多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其中一些门后是暗间，另一些门则是逃生暗道。此类工艺高超、十分现代的建筑设计，其目的就在于保护侦查员的安全，因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为法律秩序而斗争的人或许会遭到犯人的攻击，犯人会试图逃走，或是扑向自己那位赫里斯托夫雷奇。

帕夫连科说，曼德施塔姆在受审时神情可怜，惊慌失措，裤子耷拉着，他一直用手提着裤子，回答问题时牛头不对马嘴，没有一句清楚准确的话，胡说八道，神色不安，乱兜圈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诸如此类……我们的社会舆论总是喜欢帮助强者来欺辱弱者，可是帕夫连科所做的事情却超过了一切社会舆论。没有任何一位布尔加林(9)式的人物敢于这么干。此外，在帕夫连科所属的官方文学界，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一位犯人唯一该受指责的行为就是为保全自己性命而提供当局所需的虚假证据，而无论如何也不该是慌乱和恐惧。我们为何要表现得如此勇敢无畏，以直面二十世纪的监狱和集中营里的所有恐惧呢？唱着歌儿跌进深沟和万人坑？……在毒气室里勇敢地憋死？……微笑着乘坐运送牲畜的火车旅行？……就恐惧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与侦查员进行沙龙般的交谈？……或是说明那些在愤怒状态下所写诗作的写作动机？……

在写诗过程中感觉到的恐惧，与面对秘密警察时产生的恐惧毫无共同之处。面对暴力、毁灭和恐怖时的原始恐惧一旦产生，面对存在本身的另一种隐秘恐惧便会突然消失。奥·曼经常谈到这一点：在目睹了鲜血横流的革命之后，我们的第二种恐惧便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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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里斯托夫雷奇是赫里斯托夫罗维奇的简称、昵称或卑称。

(2) 即申格里。——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格奥尔基·申格里（1894—1956），诗人。

(3) 即纳尔布特。——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弗拉基米尔·纳尔布特1928年被布尔什维克开除。

(4) 即彼得罗维赫。——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玛丽娅·彼得罗维赫（1908—1979），女诗人。

(5) 维辛斯基（1883—1954），曾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5—1928）、苏联副总检察长（1931—1935）和总检察长（1935—1939），后任苏联外交部负责人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主要帮凶之一。

(6) 哈伦·拉希德（763—809），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在其统治时期注重发展科学、文化和艺术。

(7) 莎吉娘（1888—1982），女作家。

(8) 帕夫连科（1899—1951），作家。

(9) 布尔加林（1789—1859），作家，曾出版《北方蜜蜂》，据说向沙皇政府告发过许多俄国文人。

谁之罪

侦查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知道为什么抓您吗？”没有获得明确的答复，侦查员便建议奥·曼想一想有哪些诗作会导致自己的被捕。奥·曼相继背诵了《狼》、《老克里米亚》和《住宅》。他指望这些诗能让对方满意，因为其中任何一首都足够让他们把作者送进集中营。侦查员既不知道《老克里米亚》，也没听说过《住宅》，于是立即将这两首诗记了下来。奥·曼在背诗时隐去了《住宅》一诗中的八行，即“别管共青团小组和校园歌曲，／别管坐在课椅上学舌的刽子手／……／我读着定量供应本，／捕捉粗纤维话语，／把可怕的摇篮曲唱给农庄主人听。”在塔拉森科夫(1)的抄本中，此诗后来也一直缺少这几句(2)。在奥·曼背诵了这几首诗后，侦查员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纸来，提到那首写斯大林的诗，并读了几行。奥·曼承认此诗是自己写的。侦查员要奥·曼把全诗背诵一遍。听完奥·曼的背诵，侦查员发现他那份抄本上的第一段与奥·曼背诵的有所不同，便读了他手里的版本：“我们活着，觉不出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便听不见我们的话语，／只能听到那位克里姆林宫山民，／那个杀人罪犯和农夫斗士。”奥·曼解释说，这是第一个版本。在这之后，奥·曼被迫把全诗抄写一遍，侦查员把奥·曼的手迹放进了卷宗。

奥·曼看到了侦查员展示的那份抄本，但他想不起来他是否真的把那份抄本拿在手里，亲眼看了一遍那上面的诗。他当时惊慌失措，不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于是便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这首诗被送往秘密机构时是个什么样子，是全诗还是只有几行，诗句是否准确？

在听过此诗的人中，许多人都能背诵这首总共只有十六行的诗，甚至只听一遍便能背下。自己也写诗的人背诵起来更不费力，但小小的差异总是在所难免的，诸如变动几个字，漏掉几个词……如果能发现这些差异，奥·曼或许就能断定，把这首诗交给秘密机构的一准是个只听过此诗、但并未抄过此诗的人，如此一来便可排除一个人的嫌疑，只有这个人曾获奥·曼允许抄录此诗，而且还是此诗的第一个版本。但是，奥·曼当时却无足够的自持力来完成这样的检查。我们后来在沃罗涅日曾详细讨论当时他究竟该做什么，该如何行事。如今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些故事，说有些胆大的人巧妙地骗倒侦查员，把侦查员搞得焦头烂额……这或许都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想象之结果吧？……

奥·曼的漠然也另有原因：他完全没有揭发叛徒的愿望，也不太相信自己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所有人都曾被“揪到那里”，要求他们向当局通报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女人们被揪过去，无论漂亮还是不漂亮的，赋予这些美人或丑人完全别样的功能，并诱之以各种形式不同的奖赏。有出身和心理缺陷的人也被揪过去，有人受到恐吓，因为他是旧官吏、银行家或旧军官之子，有人则得到了将被关照和呵护的许诺……害怕丢掉工作的人或是想走仕途的人会被揪去，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怕的人，准备坦然面对一切的人，也会被揪去……他们把人揪过去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获取情报。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共同犯罪那样把人们联结为一个整体：名声不好的人、被拉下水的人和吓破胆的人越多，背叛者和告密者越多，体制的拥护者便越多，他们希望这种体制能延续数千年。当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揪人”，整个社会和所有的人都会丧失交往能力，人们之间的联系会减弱，每个人都会躲进自己的角落，沉默不语，由此而来的便是统治者的宝贵特权。

他们曾这样呼唤库津的孝子情感：“如果我们把您抓起来，您母亲会受不了的……”库津回答，他希望他的母亲早死，这种无情无义让侦查员大惊失色。就是这位侦查员曾威胁要放出谣言，“我们招募了您，您再也无法正眼看人了……”

画家Б(3)是一个最单纯的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在被传唤过去的时候总是迟到，没人敢不去，虽说那传唤并非正式的，通常是打电话传唤，就像卡夫卡所写的那样。他们责怪Б来得晚了，这位画家便回答：“我有不开心的事情时总是会睡过头……”我的一位女友(4)，早在二十年代就常常在街上被人拦下，她当时只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他们似乎是在表演一出窃取欧罗巴的场景(5)……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通常并不把人叫到卢比扬卡去，而是让人前往一些专门辟作此用的住宅。拒绝合作的人被一连数小时留在那里，久久不让离开，被要求“再考虑考虑”。这样的传唤并不是秘密进行的，因为这些传唤也是恐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还有助于对公民情感的检验，冥顽不化的人会被打上记号，等有机会再和他们算账。同意合作的人则仕途顺利，在除名和清洗时分，他们有指望获得干部处的优待。能被传唤的人有的是，要知道，一代又一代新人在不断地成长。

面对与秘密机构合作的建议，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反应。老一代人会因为自己在恐惧中签下了保守谈话秘密的承诺书而痛苦。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左琴科拒绝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后几代人却甚至不明白，这样的签字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来推脱：“我如果知道什么情况，一定来见你们，可是我什么也不可能知道，除了上班我哪儿也不去……”始终有此类故事不胫而走，说某某拒绝“合作”。在我们这里，世上的一切都被称作合作……但是，拒绝合作的比例究竟有多大？这已无法弄清。可以设想，拒绝合作的人数在恐怖减弱时期反而有所增长。除了那些被迫“合作”的人外，还有大量自愿者。每个单位都是小报告满天飞。告密信成灾。在二十大之前我曾亲耳听到，教育部的一位督查来到我所工作的楚瓦什师范学院，他在教师大会上请求大家不要再写告密信了，他警告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读匿名信了。事情果真如此吗？他们真的不读了吗？我有些不相信……

置身这种被传唤的环境，人们患上两种疾病：一些人怀疑每个人都是告密者，另一些人害怕被当成告密者。就在不久前，一位诗人曾抱怨他没有奥·曼的诗。我提出给他一份抄件，可他却吓得要死，于是我突然明白了，他是在为卢比扬卡骗取抄本！在我提议把同一份诗作交给Ⅲ(6)时，他觉得他有义务向我和盘托出，他这几十年来常被揪去，饱受折磨。在一九三四年，当时奥·曼已身在沃罗涅日，М(7)来见我，他愁容满面地问：“您说是我干的吗？”他来这里是想弄清，我们是否认为他就是奥·曼被捕的始作俑者，可是他甚至从未听过那首反诗，他本人也是一个好人。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他于是如释重负。

我们不止一次地打断别人的话，当他们过于随意地说：“天哪！您在干什么呀？您这么说话，会被人家当成什么人呀？”也有人建议我们不要与任何人来往。比如，米申卡(8)·森凯维奇就教导我只在家里接待自小就认识的人，我却相当合情合理地回答他，自小就认识的人后来也会完全变样。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因此，我们是与众不同的。

这样的生活会留下其痕迹。我们大家全都出现了心理偏差，稍稍有些出格，虽没到患病地步，但也不完全正常，我们十分多疑，爱撒谎，思维混乱，欲言又止，却又表现出未成年人那种可疑的乐观态度。我们这样的人适合做证人吗？要知道，毁灭计划中也包括清除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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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纳托利·塔拉森科夫（1909—1956），曾任《旗》和《新世界》杂志副主编，收集整理了大量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俄国诗歌作品，后编成大型文献目录集《二十世纪俄国诗人》（1966，2004）。

(2) 塔拉森科夫是从哪儿得到此诗的？或许就是在秘密警察机构。——作者1977年补注

(3) 即廖瓦·勃鲁尼。——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勃鲁尼（1894—1948），先锋派画家。

(4) 即柳莉娅·阿连斯。——作者1977年补注

(5) 欧罗巴是希腊神话中腓尼基国王的女儿，后被宙斯化作白牛将她掳走，提香、洛伦和谢罗夫等人均以此为题画出名作。

(6) 即申格里。——作者1977年补注

(7) 即马尔古里斯。——作者1977年补注

(8) 米申卡是米哈伊尔的爱称。

“副官”

《沃罗涅日笔记本》中的《斯坦斯》一诗是这样写成的：一位名叫德里加奇的人在一份大型杂志上发表一首诗，他在诗中保证，他仅凭诗人竖琴上的一个音符便可辨别出阶级敌人。(1)这首诗中还提到了《伊戈尔远征记》。

我们与德里加奇二十年代中期在基辅相识，当时，一群年轻记者把当地一家报纸的傻瓜编辑弄迷糊了，使他同意发表奥·曼的一组小文章。在中心城市，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德里加奇的妻子，一位纯净的金发姑娘，也是始终为奥·曼张罗的人之一，她是我的中学校友。他俩的住处离我父母家不远，我们去基辅时常常和他们见面。几年后，德里加奇来到莫斯科，与奥·曼一起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编辑部工作。(2)他干的时间不长，因为莫斯科的好汉们喜欢排挤外省人。一天，德里加奇容光焕发地跑来我们家，他终于撞上大运：他捡到他的死敌、该报一位负责人无意间丢落的一封信。这是一封进城谋生的乡村青年所写的典型书信。他在信中向亲朋好友、伙伴邻居致敬。他告诉妈妈，感谢上帝，领导很喜欢他，很欣赏他。他不会再依靠别人，不会再失业了。事情眼看就有指望了，他会获奖，得到一间房，到时候他就把某一位兄弟接过来，让兄弟也出来闯荡闯荡。

这封信充满人情味，其中罗列出一位共青团报纸负责人的个人兴趣，而他本无权这样做。此外，这个小伙子还提到上帝，这是共青团领袖们所不允许的。就连“感谢上帝”这样的说法，也会被视为宗教的遗迹。这位青年显然在过着双重生活，说着双重话语。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将工作单位的语言、崇高的意识形态语言转化为家庭语言呢？我们最杰出的剧作家一直渴望能写出一部描写这种双重语言、这一转化时刻的剧作来。(3)可是他属于老一代作家，因此未能实现这一构思。他摩拳擦掌，老是在问：“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街上还是在家里？……”多年之后，另一位年轻得多的作家诉诸这一题材，他写了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在他的小说中，村苏维埃主席刚一摇响宣布开会的铃铛，农夫们便立即转而操起官方话语。(4)

德里加奇打算充分利用他得到的这份东西，即一位共青团报纸理论家写下的双重语言家书，德里加奇的目的就是向更高层揭发他的这位敌人。他来到我们家吹嘘他的成功，还给奥·曼看那封信。奥·曼一把夺过那封信，将它扔进了火炉。

对于那个时代，即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而言，德里加奇的行为十分典型。在为意识形态的纯洁而展开的斗争中，领导层千方百计地鼓励“勇敢的揭发者”，这些揭发者“不顾情面”，暴露其同事身上旧式心理的“残余遗迹”。那些人的名声如肥皂泡一般爆裂，而揭发者们却平步青云。在那一时期爬上去的活动家无一例外地都使用过这一手法，即揭发自己的领导。否则你又如何能占据领导的位置呢？那封信本可使德里加奇获得更好的工作，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被奥·曼说服了，他离开我们时有些伤心，但并不生气，尽管他获得更好未来的希望已在火炉中化为灰烬。不过他或许还是生气了，因为在此事发生之后，我们有好几年都没看到他。

在一九三三和三四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德里加奇再次现身于富尔曼诺夫胡同。是季诺奇卡领他来的，季诺奇卡是一个小演员，她身材不高，打扮奇特，但很可爱，我们是在亚洪托夫(5)家认识她的。我们回忆起那封信来，德里加奇感谢阻止他干出那件卑鄙的事情。他很快赢得我们信任，那桩共青团往事不再被提起，小伙子们在那些年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能因为一个举动就追究他们终生吧……

一九三三年，德里加奇围着别济缅斯基(6)转，通过后者找到一些报刊方面的活计。他时常建议奥·曼就各种事情去征求一下别济缅斯基的意见，当时奥·曼正麻烦缠身，即先后与萨尔吉疆和托尔斯泰闹出的两场风波……就在被捕之前，德里加奇曾劝说奥·曼去见一位女检察官，那位检察官是别济缅斯基的朋友，德里加奇建议奥·曼向那位检察官说明抽托尔斯泰耳光的原因。我不清楚这阵张罗可有结果，但我知道奥·曼给德里加奇朗诵过那首写斯大林的诗。

奥·曼被捕后的那个早晨，别济缅斯基一大早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我解释了夜间发生的事情，当然是用间接隐晦的语言说的，但这种语言大家全都能听懂。别济缅斯基吹了一声口哨，挂了电话。无论此前还是此后，他都没给我们打过电话。德里加奇究竟对他谈过哪些关于奥·曼的话呢？也许，他听到一点奥·曼被捕的风声，便打来电话确认一下？可他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呢？有谁会知道呢？要知道，逮捕令是雅戈达签署的，在奥·曼被带走后很短的时间里，仅仅几个小时，消息便传播开来。别济缅斯基为什么要打来电话呢？

我最后一次见到德里加奇是在富尔曼诺夫胡同我们家的前厅，就是我探监回来的那一天。我向德里加奇借钱，他出去找钱，就此一去不返。当季诺奇卡打算送我们前往沃罗涅日，德里加奇对她大发雷霆，要她改变主意。季诺奇卡十分愤怒，他们两人于是分了手。大惑不解的季诺奇卡在沃罗涅日告诉我们，她这位情人如何突然歇斯底里起来，他俩持续数年之久的关系如何一下一刀两断。我在战后听说，德里加奇上吊自杀了。在反“世界主义者”的运动(7)中，他深感恐惧。德里加奇并不以勇敢见长。

奥·曼并未尝试去找出叛徒。他常说，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在我们那个年代，原本就不应给人们以诱惑。奥·曼被捕时坐在扶手椅里的勃罗茨基，其做法就不是没有原因的，有一次他曾求奥·曼别给他朗诵危险诗作，因为若听到那些诗作，他就不得不前去汇报……“没有德里加奇，也会有另外一个人。”奥·曼常带着惊人的冷静这样说，当我就德里加奇的事对他喋喋不休的时候。我则很想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小人，因为其他的可能都的确让人难以承受。去怀疑某位我们视为朋友的正人君子，总是要比栽赃无足轻重的德里加奇沉重得多，但我仍一直无法确信德里加奇是个告密者。

在奥·曼被调查时，德里加奇的名字未被提及。他们或许是在保护线人，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那些负责监视我们家访客的告密者未曾见过德里加奇，因为德里加奇和季诺奇卡通常在白天来我们家，季诺奇卡晚上常有演出，她有些害羞，怕见我们的熟人，更愿意与我们单独相处。告密者们总是喜欢向秘密机构通报所有的造访者，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小圈子。在我们这个案子里，赫里斯托夫罗维奇就几乎知道到过我们家的每一个人。

德里加奇能一下记住十六行诗句吗？我从未听到他重复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诗句。那首关于斯大林的诗，奥·曼只当着他的面读过一次，而且还有另一个人在场，即画家兑什列尔(8)，这对于奥·曼而言是有悖常规的。这位画家的名字在调查中也没出现，侦查员从未提及他。可我们无法弄清最主要的一点，即德里加奇听到的是这首诗的哪个版本，其中有无“农夫斗士”一词。好像是没有。兑什列尔很少来我们家，他在奥·曼被捕前不久才来过我们这儿，当时第一个版本已被彻底舍弃。只有一个人经奥·曼同意曾抄录此诗的第一个版本，但此人的一生表现证明他不应被怀疑。或许，有人从他那儿偷走了此诗？这一猜测不失其可能性，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从每个人家转向秘密机构的途径要简单得多。

德里加奇在奥·曼被捕后的行为可解释为胆怯，或是那种著名的疾病，即害怕被人视为告密者。就其身世来看，他似乎比所有人都更近似这一角色，但可怕的是，那些看上去无论如何也不像告密者的人却也会干出这样的事。这一行当里有多少十分体面的太太和有修养家庭出身的青年啊，要知道，每个人都会信赖这样的人！那里还不乏献身于科学和艺术的思想者，他们能用细腻、智慧、优雅的谈话打动人心。较之于缺文少墨的德里加奇，这些人无与伦比地更适宜于那种角色！但是最终，德里加奇却一命呜呼。他不过是一只偶然生活在恐怖年代的可怜甲虫。人难道真的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他的行为，甚至连他的性格，全都被时代所左右。时代会用两个指头夹起一个人，从他身上挤出时代所需的那一滴善恶来。

还有一个问题，即秘密机构何时获悉了这首写斯大林的诗？此诗写于一九三三年秋，奥·曼于一九三四年五月被捕。或许，在奥·曼抽了托尔斯泰耳光后，当局开始监视奥·曼，通过特工采集消息，从而获悉了此诗？要不，此诗被放置了整整大半年，他们一直没采取行动？后一种情况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德里加奇开始造访我们的时间很晚，是在隆冬，而他直到春天才赢得我们的信任。

最后一个问题：我没有像同时代大多数贤妻良母那样赶走所有朋友和熟人，以便让我俩单独待着，我这样做是否有错呢？只有一件事能减弱我的罪责，即奥·曼反正会挣脱看管，给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朗诵禁诗，而在我们那个时代，一切诗歌都是违禁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逮捕的体制不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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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德里加奇发表在《新世界》杂志1935年第2期上的长诗《关于乡村的谈话》。

(2) 曼德施塔姆于1929年秋至1930年初曾负责编辑《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文学之页”栏目。

(3) 即埃德曼。

(4) 指亚历山大·亚申（1913—1968）的短篇小说《杠杆》，刊于《文学莫斯科》1956年第2期。

(5) 亚洪托夫（1899—1945），演员，“独角戏”体裁的创始人。

(6) 别济缅斯基（1898—1973），诗人。

(7) 1948—1953年在苏联开展的思想运动，被认为是一场反犹太知识分子运动，但其主要打击对象是苏联知识分子的亲西方意识和思潮。

(8) 兑什列尔（1898—1980），画家、舞台美术家。

奇迹之实质

经常因事前往卢比扬卡的维纳威尔最先获悉奥·曼案件的进展：“气氛有些特殊，一片忙乱，交头接耳……”结果，案件果真突然得到重审，并作出新的判决，即所谓“十二城之外”(1)。这一切进展神速，重审只花费了一天时间，要么就是几小时。这一速度证明了一个奇迹：只要上面按下按钮，官僚机器便会体现出惊人的灵敏度。

中央集权的程度越高，奇迹的效果便越是强烈。我们因各种奇迹而欢欣，带着东方百姓甚至是亚述庶人的率真接受它们。奇迹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有谁没有给最高层写过信，致信那些声名最为显赫的人物？要知道，这样一封信就是在祈求奇迹的降临。那堆积如山的信件若能保留下来，定会成为历史学家的真正宝库：在那些信件里留有我们时代的生活印记，其真实程度超过任何其他类型的文献，因为它们诉说的是委屈、欺辱、打击、陷阱和圈套。但是，要想读懂它们，透过语言的浮尘捕捉细微的真实，仍需付出西叙福斯式的艰辛努力。要知道，我们得在这些信件中保持一种特殊的风格和考究的苏维埃式谦恭，要用报纸社论的语言来叙述自己的不幸。只要“自下而上地”看一眼这一摞摞信件，便可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人们对奇迹的迫切需求，换句话说，没有奇迹是活不下去的。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奇迹发生，写信者最终面对的仍将是痛苦的失望。乞求者们对此毫无准备，虽然民间智慧自古以来就一直在强调，奇迹只是转瞬即逝、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一道闪光。在三个愿望相继实现之后，主人公手里还剩下什么？夜间在瘸腿人那里得到的黄金，在清晨又变成了什么？一块黏土，一把尘土……只有那种不需要奇迹的生活才是美好的。

奥·曼的案子派生出一连串口口相传的奇迹故事，那些奇迹自天而降，犹如一声惊雷，一阵普降善意的暴风雨，如果暴风雨也能普降善意的话……可毕竟是奇迹救了我们，给了我们为期三年的沃罗涅日生活。没有奇迹怎么能行？那可不行……

E．X．给我们发来电报，通知案件的改判。我们把电报拿给警备长看，他耸了耸肩膀：“蜗牛爬路……等我们接到通知，怕是要下雪了……”他还提醒我们该出院了，要我们给自己找个过冬的住处：“你们要找个墙上没缝的屋子。这儿的冬天可够受的。”

正式电文在次日到来。警备长或许不会马上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但在他上班之前，两位姑娘对我们说起这份电报，她俩一位是电报员，一位是收发员，奥·曼已经与她俩聊起天，开起玩笑。我们前往警备长办公室，长时间地等待“主人”。他当着我们的面读了电报，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你们的亲戚干的吧？……我哪里晓得！”他一连两三天不放奥·曼走，这让我们很是焦急，直到他最终等到来自莫斯科的一份电文，确认前封电报的确是政府公文，而非由他负责看管的这位流放犯人那些机灵的亲戚们之伪造。他立即把我们叫过去，让我们选择一座城市。必须马上作出决定，警备长坚决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电报上并未让他给我们留下思考的时间。“马上决定！”他说道，于是，我们便在他的注视下选择居住城市。我们不了解外省，在十二个禁止居住的城市之外，在那些同样不许落脚的地区之外，我们没有一位熟人。奥·曼突然想起，塔什干大学的生物学家列昂诺夫曾夸赞自己的诞生地沃罗涅日。列昂诺夫的父亲是沃罗涅日的一名狱医。“谁知道呢，或许还需要一名狱医。”奥·曼说，于是我们选中了沃罗涅日。警备长开具了证书。事情的突然转折让他大为吃惊，也就是说，此案的重审速度之快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使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客气，他让公家的马车拉我们的东西去码头。我们租不到私家马，因为私家马已被不久前进行的集体化运动劫掠一空。在最后一刻，警备长祝愿我们万事如意，看来，他甚至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因为他成了“自天而降”的奇迹之最初的见证人之一……

然而，那位女管理员却相反，她完全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能得到如此关照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默默的责备。她当然能认定，奥·曼做出了某些可怕的效忠举动，否则“他们”是不会放他出魔爪的，一如他们从未放出任何一位深陷魔爪的人。女管理员的经验比我们丰富，在我们这个国家，人们养成一种奇特但却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心主义，即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经验。对于她来说，奥·曼是“自己人”，可三年之后她已经明白，远非所有的流放犯均可归入“自己人”范畴，对流放犯也应当守口如瓶。意外获得宽恕的奥·曼（对于切尔登的流放犯来说，被流放至沃罗涅日就像是步入天堂），在她看来已成为一个陌生、可疑的人。我想，切尔登的流放犯们在我们离开之后会长时间地回忆，想想有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什么危险的话，他们会展开讨论，讨论我们是不是被专门派去打探他们的思想和秘密的。不应该生那位女管理员的气，我若处在她的境地也会那么想。相互信任的丧失，是社会在我们这种专制统治下出现分裂的第一个征兆，而这正是我们的领导人们所希望看到的。

对于我来说女管理员也是一个“陌生人”，她说的许多话我都听不懂。我们有一些走了样的正统看法，我们失去了理智，用半疯狂的眼睛打量世界，认为“被认知的”和“尚未被认知的”这两者间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关联。在那值得记住的一年里，我已经明白了一些事情，但这还不够。女管理员强调，他们所有人都完全是非法遭到流放的。比如说她，她在被捕时已经脱离党内工作，她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却也被抓了起来。“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可我这个野蛮人，或者说是被听到的话弄得云里雾里的人，却难以理解她给出的理由：如果她自己也承认她曾属于某个被摧毁的党派，那她为什么还要为遭到流放而抱怨呢？就我们的标准来看，结果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们的标准”在我看来是可怕的、残酷的，但现实就是如此，强大的政权无法容忍显在的敌手，尽管这些敌手已偃旗息鼓，但他们依然具有潜在的活动能力。我很难被政府的宣传所左右，但我还是被灌输进一些野蛮的正确观念。而纳尔布特，则是一个更能接受新法律的学生。在他看来，奥·曼不可能不被流放：“政府难道不需要自卫吗？如果它不这样做的话，你想想结果……”我没有反驳。不值得去争论，不值得去解释，称尚未发表的、从未在大会上朗诵过的诗作等于思想，而仅凭思想是不能流放人的。个人的不幸才擦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有些像是真正的人，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曾因混乱而感到恐惧，于是突然之间，我们全都立即开始祈求强权和铁腕，希望强权和铁腕把躁动不安的人流全都纳入河床。对于混乱的恐惧或许是我们最常在的情感，我们至今也未能彻底摆脱它，它构成一种遗产。无论是目睹过革命的老人，还是尚且一无所知的青年，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正是他自己将成为造反民众的第一个牺牲品。我常常听到人们在无休止地重复：“我们会首先被送上绞架的。”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赫尔岑关于知识分子所说的话，即知识分子如此害怕人民，以至于他们宁愿被缚住手脚，只要不给人民松绑。

让历史进程平坦化，消除历史发展道路上的坑洼沟坎，以免再出现任何意外事件，让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平缓流淌，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这种幻想让我们做好一种心理准备，以迎接那些能左右我们道路的智者之降临。既然有了这些智者，我们便不再需要擅自行动，而只须等待直截了当的指令和内容精确的处方。要知道，无论你我还是他人都开不出这种完美的处方，因此，需要因为那些自上而下赐予我们的一切而表示感激。我们只敢在某些个人场合提出某种建议，比如，在完成艺术中的社会订货时，能否允许出现多种不同风格？我们很想这样……我们这些盲人自身也在为思想的一致而斗争，因为在每一个异议、每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中，我们都会重新感觉到无政府主义和难以克服的混乱。是我们自己在用我们的沉默或鼓励帮助强权，帮助它聚集力量，抵御各种诽谤者的攻击，这些诽谤者可以是一位女管理员、一位诗人，或是一位多嘴的家伙。

我们就这样活着，培养着自身的缺陷，直到我们感觉到自身的平安已遭遇危险。只能凭借自身的感觉，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他人的经验。我们的确变得有缺陷了，无法再承担责任。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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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变相流放手段，即不允许被流放者在十二个大中城市居住。

前往目的地

我们得到一份文件，上面带有苏联最有权势机构的大印，我们有权在军人窗口购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权，因为在当时，每一座码头、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愁眉不展的人们，他们会一连好几个星期站在售票窗口前排队买票。黑压压的人群，就像在民族大迁徙或战时大疏散时那样……彼尔姆的码头。一家一家的人坐在麻袋或破布上，旁边放着几只绘有粗陋油漆图案的木箱，他们精疲力竭，衣衫不整，脸色铁青。岸边的沙坑里燃着煤炭，人们在这里给孩子们熬面糊。成年人则啃干面包。干面包被装进袋子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因为面包在当时还是凭票供应的。消灭富农运动使无数人背井离乡，他们在整个国家流浪，试图找到一处较好的落脚地，他们还在怀念他们那窗户被用木条钉死的木屋。

这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被剥夺富农。那些人早已被流放，被遣至指定地点。而这些人，这由边缘人构成的人浪，却在恐惧时分逃离故乡，在整个国家流浪，只要能离开故乡的村庄，去哪儿都行……我们经历过多次强制性的民族迁徙，也见过几次自发的民族迁徙，比如国内战争、伏尔加流域和乌克兰的大饥荒、消灭富农运动和战时的疏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有的车站里仍满是背井离乡的农民。战后，人们再度上路，去寻找面包和工作，但人数已不如从前。每一个有男人留下的家庭，都会冲向那些据说有面包、也需要人手的地方。有时也会出现有组织的迁徙，即人们事先已经被雇用。感觉到生活并不像预想的那样美妙，他们便会重新返回家园，或再去寻找新的避难处。每一次强制迁徙，无论是出于阶级原因还是民族原因，都会引发一阵又一阵自发的难民潮。孩子和老人们如同苍蝇一般纷纷死去。

强制迁徙，这是二十世纪带给我们的某种全新的东西。或许，它始自埃及或亚述的征服者们？我见过从乌克兰和库班开出的那一列列装满大胡子农民的火车，后来又见过一节节装满囚犯、开往远东的闷罐囚车。再后来，是装满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的列车，是装满鞑靼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的列车……然后又是装满犯人的囚车。这样的列车一直在开行，时多时少……贵族们离开列宁格勒的方式则有所不同。这是继消灭富农后的第二次大规模迁徙。一九三五年，我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同去帕维列茨基车站送别一位带着三个小男孩的孱弱女子，他们被遣至萨拉托夫居住。给他们指定的居住地当然不在城里，这些孤苦无援的人要住到乡下去……我们在车站里看到的场景一如既往，站内挤得水泄不通，无处插脚，但人们不是坐在麻袋上，而是坐在一些相当体面的旅行箱上，箱子上还可见一些五光十色的出国旅行标签。挤上站台后，我们常常停下脚步与一些熟识的老妇人打招呼，她们是十二月党人的孙女、从前的贵夫人或是普通妇女。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我还不知道我居然认识这么多贵族……”“他们干吗大喊大叫的？干吗要用他们来堵塞列宁格勒呢？”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说道，抿起双唇，她是一名非党布尔什维克，是奥·曼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的妻子。

我在书上读到，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即人们热衷于“肉体和精神上的漫游”。这是一个民族的青春期，是这一民族历史中的创造时期，其影响会持续数百年，会促进该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也同样“都像是漫游者”，甚至不仅“像是”，而的确就是漫游者。可我们的漫游带来了那位思想家(1)向我们预言的那些成果了吗？为了保持关于这些成果的信念，我们曾历经艰辛。但是，我还是不能说没有任何成果。我们从上到下的整个民族都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我们与此同时已经毁灭了自己的文化，完全成了野蛮人。不过，我们学到的东西似乎也非常重要。

从切尔登到喀山，我们要先后搭乘两班轮船，在彼尔姆的换乘十分艰难。我们等船等了将近一昼夜。我们无法住旅馆，因为奥·曼没有护照，护照在逮捕时被没收了。护照，这可是城市居民的一种特权，我们这儿的农村人没有护照，因此住不进旅馆，遭灾受难的城里人也一样。不过，旅馆里也永远没有能提供给普通公民的多余房间。

由于自愿的迁徙者太多，我们无法在码头落座。我们整天都在城里转悠，直到累得精疲力竭。我们走进一座衰败的城市花园，坐在长椅上，该城正常家庭孩子们的苍白脸色让我们吃惊。我们想起，莫斯科儿童的黄疸症也曾令我们惊讶，每个照例出现的大饥荒年份都会导致这一病症的流行。最后一次流行是在一九三〇年，我们刚从亚美尼亚返回莫斯科，当时物价刚刚上涨，不久就开始凭票供应商品。这是莫斯科为消灭富农运动而付出的代价。到我们离开时，莫斯科已恢复元气，可彼尔姆却仍是一副惨状。我们到一家餐厅吃饭，却无法久坐，因为每张餐桌旁都排着长队，城里没有任何食品出售，而餐馆则多少能提供一些替代食物。

随着疲惫程度的增加，奥·曼的情绪也越来越焦躁，我一直在担心他会犯病。两次旅程，一次有人押解，另一次没有，均加重了奥·曼的病情。夜间，我们还在街道上徘徊，他突然冲到该城政安局的窗口前大喊：“谈谈我的案子吧……”值班的人把他赶开：“走开……整天老有这样的人爬过来……”奥·曼突然清醒过来，他说：“这可恶的窗口像是磁铁。”之后，我们回到码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认为这是一个还相当素食的时代，可“磁铁”却的确已经吸附了所有人的思想。有哪个人不曾在幻觉中看到审讯、审查、“案件”和枪毙？……在非常年轻的人中间，或许有一些幸运儿……

轮船在半夜抵达。在军人窗口买到车票的我们，觉得自己已不再是流放犯，至少觉得自己成了权威机构的宠儿，我们挤过嘈杂的人群，几乎第一个登船。人们用嫉恨的、不友好的自光盯着我们，因为人们不喜欢特权，要知道，彼尔姆码头上的人群并不清楚我们为何拥有这种不用排队便能买到车票的便利。在我们的时代，人们特别仇恨特权阶层，因为甚至连一小块面包都会成为特权。在革命后的四十年里至少有十年时间，我们需要使用票证，甚至连粮食供给都不平均，一些人一无所有，一些人所得甚少，另一些人则吃不完。一九三〇年我们从亚美尼亚回来的时候，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在挨饿，但现在一切都按方法办。大家被分成好几类，一个人或是挨饿，或是吃饱肚子，全凭他的级别。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大小来分发食物……”在战后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曾让他的岳母大吃一惊，他吃了岳父从特供商店里买回的牛排后夸耀道：“好吃，特别高兴，因为其他人吃不到……”人们骄傲于他们专享的配给和各种特权，不让下层人士得知他们的获得。受命运的捉弄，我们此次在所有特权窗口中最“干净”的一处购得车票，却引得众人嫉恨。此外，我们的相貌一点也不像领导，这更加重了人们的怨恨。“首长”，也就是那种一有机会就会把鼻子翘到天上去的人，却总能唤起我们民众的景仰，这一点毫无办法……不过，轮船上的服务员一路上却非常周到地伺候我们，这些人最清楚不过，首先登船的都是有身份的人物，这些“重要人士”甚至连小费都不掏……

我们占据一间双人舱室，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洗热水澡，就像两个真正的旅行者。正是在船上这几天，奥·曼的病情出现了一次真正的转折。我甚至感到惊讶，他很少再胡思乱想，三天三夜都在平静和安宁中度过。他迅速安静下来，睡得很香，他读一读普希金的诗，不时聊几句天，神情还十分宁静。而且，他关于“奇迹创造者”的一连串比喻也让我眼花缭乱，他还证明，我们普遍接受的关于类比的观点经不住批评。这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谈起这个话题，已经淡忘了他自己以及他面临的危险。这种变化的发生使我明白，奥·曼的病情被抑制住了。艾玛·戈尔施泰因曾将奥·曼称为一只涅槃的凤凰，看来不无道理。幻听症、恐惧、焦虑以及对现实的个人中心主义接受，之后几乎未再出现，至少，他学会了自己控制轻微的犯病。但是，此病并未完全痊愈，在船上只是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直到深秋，他都一直十分敏感，状态不振，他很容易感觉疲倦，因为他的心脏小得不成比例，在夏天，他的心脏功能更弱。此外，我发现他与从前不同，极易受到伤害，在精神上也出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委靡。他几乎立即重新开始阅读，但始终回避积极的精神活动，甚至连但丁的书都几乎不愿看上一眼。或许，回归正常生活的过程被延缓了，因为他在沃罗涅日又遇到了新麻烦：我病了，起先是斑疹伤寒，这是在某个码头或车站被传染上的。人民的苦难总是与斑疹伤寒相伴，这种流行病直到最近还曾在我们这里肆虐。在医院里，为了回避精确的统计数字，这种病的名称被用数字代替，人们得的病不叫斑疹伤寒，而叫五号病或六号病，准确的序列号我不记得了……这也同样成为一桩国家秘密，目的是不让社会主义的敌人猜透我们得了什么病。斑疹伤寒过后，我去了一趟莫斯科，在那里又患上痢疾。此病也被列为机密，用某个数字作为代号。我再度被送进隔离病房，他们照老方法为我治疗。医院里当时尚未采用噬菌体，那是留给高级病人们用的。与我同时患病的还有维什涅夫斯基(2)，因此我才得知还有一种能让我早日康复的新药。但是在我们这儿，就连药品也是按照级别高低配发的。有一次，我当着一位退休高官的面抱怨这一点，我说，所有人都需要这些药呀……“怎么能是所有人呢？”那高官高喊道，“您是想让我和一个清洁女工享受同样的待遇吗？”这位高官是个善良人，也相当正派，但是，准会愚蠢到要放弃与平均主义作斗争呢？……

尽管我和奥·曼只能享受到低级别的治疗，但我俩都活了下来，并开始了我们为时三年的沃罗涅日“喘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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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恰达耶夫。——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恰达耶夫（1794—1856），思想家，著有《哲学书简》（中译见恰达耶夫：《哲学书简》，译林出版社，2012年，刘文飞译）。

(2) 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剧作家。

别杀人

在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毁灭措施中，奥·曼最为痛恨的就是死刑，或者叫“最高手段”，这是我们当时所用的一个很策略的称呼。他在神志不清时害怕被枪毙，这并非偶然。他能平静地面对流放、驱逐和其他一些把人变成集中营尘土的方式，他常说：“这个我俩可不害怕。”可是一想到死刑，他就不寒而栗。我们曾读到许多人被枪毙的消息。在一些城市，有时甚至还会张贴出专门的布告。关于勃留姆金(1)（还是康拉德？）被枪毙的消息，我们就是在亚美尼亚看到的，城里的电线杆和墙壁上贴满了这则消息。奥·曼和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回到旅馆时神情颓唐，魂不守舍……他俩都无法承受这样的讯息。或许，死刑对于他们而言不仅象征各种暴力，它还能十分具体、具象地呈现于他们的想象。对于一位理性的女性来说，感受则不会太强烈，因为较之于转瞬即逝的杀戮，我更仇恨大规模的迁徙、集中营、监狱、苦役以及其他一些侮辱人的行为。对于奥·曼而言却并非如此，他与当时尚且“崭新的”国家发生的第一次冲突，起因就是他对死刑的态度。奥·曼与勃留姆金争吵的故事，因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那则不甚准确、道听途说、过分渲染的转述而广为人知。(2)爱伦堡也曾提及此事(3)，勃留姆金有一次袭击奥·曼时，爱伦堡恰好在场，据爱伦堡称，勃留姆金在公众场合遇见奥·曼时一准会挥舞手枪……我也见过这样的场景。

事情发生在基辅，时间是一九一九年。我和奥·曼站在“大陆”旅馆二楼的阳台上，突然看到几个人骑着马在宽阔的尼古拉大街上奔跑。其中有一位身披黑色斗篷的骑手，他身后是几个骑兵警卫。走到近处，那披着斗篷的骑手抬起头来，发现了我们，他在马鞍上猛地转过身，伸手端枪瞄向我们。奥·曼本想躲开，可又立即俯身探过栏杆，向那骑手挥了挥手。那队骑手来到我们正前方，可那只挥舞手枪的手已藏进斗篷。这一切仅持续了一秒钟。在高加索，我曾亲眼目睹一场凶杀：一位电车司机从行驶中的电车朝外开枪，打死了大街上一个擦皮鞋的人。这是一场血腥复仇。勃留姆金现身的那个场景与此如出一辙，只不过最终没有开枪而已，血腥复仇亦未最终完成。骑兵队在眼前驶过，他们掉转马头，消失于契卡机构所在的里普金街区。

这个身披斗篷的骑手就是勃留姆金，“他射杀了帝国的大使”(4)，即米尔巴赫(5)。他看来正前往契卡机关，前往他的工作单位。我们听说他被委以重任，负责与间谍机构展开秘密斗争。斗篷和骑兵队，则更像是这位秘密人士的个人趣味。我只是不明白，这样的效果如何能与他肩负的秘密工作相匹配。

早在认识奥·曼之前，我就遇见了勃留姆金。我曾与他的妻子一同住在一个很小的乌克兰村庄，在那儿的一群年轻画家和记者中间隐藏着几个遭到彼得留拉(6)追捕的人。红军到来后，勃留姆金的妻子突然来见我，交给我一张证明住房和财产的安全证书，证书上写着我的名字。“您这是干吗？”我吃惊地问。“应该保护知识分子。”对方回答。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八日，工人纠察队中的妇女们化装成修女，就这样把圣像送往犹太人家。她们希望，家中摆放的圣像能骗过那些杀戮犹太人的暴徒。这份安全证书显然是伪造的，而且还写着一个小姑娘的名字（我当时十八岁），我们家遭受过多次搜查和征缴，但父亲从未出示那份证书。从这位以如此天真的方式拯救知识分子的女性口中，从她的朋友们那儿，我听到许多关于米尔巴赫的刺杀者的故事，我也多次见过他本人，他总是一闪而过，举止诡秘……

阳台上的一幕与血腥复仇这两者间的相似并非偶然，勃留姆金曾发誓要报复奥·曼，已不止一次拿枪瞄向奥·曼，但始终没有开枪。奥·曼认为，这一切都是空洞的威胁，是勃留姆金对于营造戏剧效果的热衷：“他干吗要对我开枪呢？他要是想开枪，早就开过了……”可是每一次，当勃留姆金拔出手枪的时候，奥·曼仍会不由自主地躲避……高加索的那场游戏在一九二六年结束，当时，奥·曼告别我离开克里米亚，偶然地与勃留姆金同乘一个包厢。看到“仇敌”，勃留姆金装模作样地解开枪套，将手枪藏进箱子，然后伸出手来。他俩和和气气地谈了一路。之后不久，我们便读到勃留姆金被枪毙的消息。奥·曼与勃留姆金的纠纷就始自枪毙这一问题。格奥尔基·伊万诺夫为了迎合那些要求不高的读者，竭力在这段故事上添油加醋，使得它失去了任何意义，但一些可敬的人士还在继续引用伊万诺夫的故事，而对他的逻辑缺陷视而不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即我们之间的相互隔绝。

在冲突发生之前不久，勃留姆金曾建议奥·曼加盟一个刚刚组建的新机构，他认为这个机构前景无量。在勃留姆金看来，这个机构将决定整个时代，成为权力的核心。奥·曼心怀恐惧地拒绝加盟，虽然当时还无人知道这个新机构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听说这个机构将大权在握，这就足以使奥·曼避之不及了。他始终像小孩子一样尽力躲避与权力的任何接触。比如，一九一八年来莫斯科时，他乘坐的是政府的列车，因此与戈尔布诺夫(7)一同在克里姆林宫住了几天。一天早晨，他去公共食堂吃早饭，一位从前伺候皇家、后来为革命政府服务的侍者仍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他对奥·曼说，托洛茨基本人马上“要出来喝咖啡”。奥·曼两手抱着大衣，立即逃出门去，牺牲了在饥饿城市里饱餐一顿的唯一机会。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他的逃跑动机：“就是……就是不想和他一起吃早饭……”他与契切林(8)见面时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他当时被叫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去谈工作，契切林出来见他，让他试着用法文起草一份政府电文，然后便让他一人独自待着。奥·曼趁这个机会溜走了，甚至根本没编电文。“你干吗逃走？”我问。他照例摆摆手，说如果跟他谈话的是一个小官员，他或许会留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可是碰到那些大权在握的人，还是躲得远一些为好……或许，正是这种本能的、近乎无意识的疏远权力的态度救了奥·曼，使他没有选择他有可能踏上的荒谬和毁灭之路，在当时，甚至连那些最老到的人也无所适从。如果奥·曼进了外交人民委员会，或是勃留姆金竭力推荐的那个“新机构”，他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奥·曼在与勃留姆金发生冲突时才首度明白了那个“新机构”的功能。这次冲突的发生地点是莫斯科的诗人咖啡馆，这也是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准确记住的唯一东西。但是，来到现场的勃留姆金并不像西方有关文字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位正在挑选牺牲品的可怕的契卡人员，而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要知道，他当时与权力核心关系密切，这在文学界很受重视。奥·曼与勃留姆金的争吵发生在米尔巴赫遇刺数天之后。这个日期表明，当时的事情几乎与“契卡人员”这一概念毫无关联。契卡机构刚刚组建，在它组建之前，恐怖活动和枪杀行为均为另一些机构所为，好像是军事法庭。在与勃留姆金的交谈中，奥·曼或许第一次准确地理解了“新机构”的功能，数天之前，就是这位勃留姆金曾盛邀他加盟这一机构。

用奥·曼的话来说，勃留姆金当时大吹大擂起来，说他手握生杀大权，他打算枪毙一位被“新机构”逮捕的“小知识分子”。嘲弄“羸弱的知识分子”，肆意谈论枪毙，这似乎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尚，而勃留姆金不仅在追逐时尚，而且还是这一时尚的发起者和宣传者之一。他谈起一位艺术学家，不知是匈牙利还是波兰的一位伯爵，奥·曼并不认识此人。在基辅对我提起此事时，奥·曼既不记得他为之挺身而出的那个人的姓名，也不记得后者属于哪个民族，一如他也没能记住他在一九二八年从枪口下救出的那五位老人的姓氏。如今，根据已发表的契卡文件，可以轻而易举地弄清那位伯爵的身份：捷尔任斯基(9)在关于米尔巴赫遇刺的报告中回忆到，他对勃留姆金早已有所耳闻(10)……

勃留姆金吹嘘他可以逮捕并报销那位搞艺术学的小知识分子，他的话激起另一位羸弱的知识分子即曼德施塔姆的愤怒，奥·曼说，他无法容忍这种镇压行动。勃留姆金则申明，他也不允许奥·曼干涉他“自己的事情”，如果谁敢“试一试”，他就开枪打死谁……在这第一次纠纷中，勃留姆金似乎就曾挥舞手枪威胁过奥·曼。我听说，即便是在家庭生活中，他也会轻而易举地掏出手枪……

根据境外文字的描述，奥·曼急中生智，从勃留姆金手中抢过逮捕令，撕得粉碎……哪里有什么逮捕令？要知道，那位艺术学家已被关进卢比扬卡，也就是说，逮捕令早已被放进卷宗，而不会在勃留姆金手上……这一举动本身也毫无意义，要知道，这样的证书很容易再开一份。我了解奥·曼的性格，完全相信他会去抢夺什么东西并撕得粉碎，但他从来不会到此为止。这不像他的做法，也就是说，他竟然会被勃留姆金的威胁所吓倒，在闹出一段聊以自慰的小风波后便偃旗息鼓了。若真的如此，这个故事便只配作为一幅精神颓败的插图。但是，此事还有下文。

走出咖啡馆，奥·曼直接去见拉里萨·列伊斯涅尔，坚持让拉斯科尔尼科夫(11)给捷尔任斯基打电话，说服捷尔任斯基接见拉里萨和奥·曼。在那份已发表的报告中提及，与曼德施塔姆一起去见捷尔任斯基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这与事实不符。陪同曼德施塔姆前去的是妻子（拉里萨·列伊斯涅尔），而非丈夫（拉斯科尔尼科夫）。我认为，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迫使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这样的事情前往契卡，而且还是与奥·曼一同前往，因为他一直不喜欢奥·曼。与拉里萨的文学热情相关的一切，都会令拉斯科尔尼科夫感到气恼。

那份报告中的其他描述均相当准确：捷尔任斯基听取了奥·曼的陈述，调来卷宗审阅，然后接受奥·曼的担保，下令释放那位艺术学家。这个命令是否被执行，我不得而知。奥·曼认为被执行了，但数年之后奥·曼在相似的场景下得知，在捷尔任斯基当着他的面下达命令之后，那位被捕者并未被释放……那是在一九一八年，奥·曼当时还想不到去核实一下，看那位高官的诺言是否已经兑现。但是他听某人说，那位伯爵已被释放，返回了祖国。勃留姆金后来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

捷尔任斯基对勃留姆金本人也很感兴趣，他开始向拉里萨打听勃留姆金的情况。拉里萨对勃留姆金一无所知，可是奥·曼后来却对我抱怨说，拉里萨喋喋不休，毫无章法。这是她的长项……至少，拉里萨的饶舌对于勃留姆金未构成危害，也没能让他引起任何关注，而奥·曼关于这个人针对被捕者的恐怖主义做派之控告，正像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则成了旷野中的呼号。如果勃留姆金在当时引起关注，德国大使遇刺的著名事件或许便不会发生，但事件还是发生了，勃留姆金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实施了他的计划。直到米尔巴赫遇刺后，捷尔任斯基才想起奥·曼的来访，他在报告中提及此事，显然只是为了表明他消息灵通。他甚至忘了是谁与奥·曼一起去见他的。米尔巴赫遇刺后，勃留姆金在契卡的工作一度被中止，但他很快便返回岗位，在契卡一直干到他亡命。

奥·曼干涉了勃留姆金“自己的事情”，甚至还占了上风，可勃留姆金为何始终未像他威胁的那样对奥·曼进行报复呢？在奥·曼看来，勃留姆金是个可怕的人，却远非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奥·曼断定，勃留姆金并不真的想杀害奥·曼，要知道，他数次发起攻击，但每次都等着在场的人来夺他的枪，在基辅的那次，也是他自己把枪藏了起来……拔出手枪，像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勃留姆金为所欲为，热衷制造外在效果，就天性而言他是一位行事疯狂的恐怖主义者，这种毫无节制的疯狂风格早在革命前的俄国即已形成。

第二个问题是：勃留姆金令人厌恶地以凶杀为自夸，并羞辱注定要成为牺牲品的“小知识分子”，可他的妻子却曾积极营救知识分子（虽说方式不十分合理），该如何将这两种行为联系在一起呢？当然，我那位乌克兰乡村的女友有可能只是勃留姆金那些“偶然的妻子”之一，这样的情形在那个圈子里很常见，而且，她也完全不是他的志同道合者……但是，与勃留姆金这类人打交道，你永远无法确定外表和实质是否一致，有人猜测，勃留姆金的行动中似乎含有某个隐秘的第二计划，他作为左翼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加入“新机构”，可他却试图用他那些要枪毙“羸弱的小知识分子”之类的讨厌闲谈来激起人们对“新机构”的不信任。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奥·曼的反应便正中他的下怀，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血腥的复仇了……不过，只有一位对那个奇异的时代和那个怪癖的人进行一番深入研究的人，才能最终弄清这个问题。

我倒觉得并不存在什么第二计划，在那些年代书写历史的小伙子们表现出了孩子般的残忍和乖戾。为什么正是年轻人最容易成为凶手呢？为什么年轻人会以这种犯罪的轻率态度来面对人们的生活呢？在鲜血横流、杀戮成为常态的可怖年代，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唆使我们，就像唆使狗去咬人，这群狗毫无意义地吠叫着，舔着猎人的手。食人者的心理像瘟疫一般广泛流行。我自己就曾体验过这一病症的轻微发作，但我遇到了一位聪明的医生。那是在基辅，在埃克斯特(12)的工作室，一位过路客人，不知是拉沙尔还是切尔尼亚克，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短诗(13)，诗中描写人们如何把几名军官淹死在莫伊卡运河(14)里。激昂的诗句很有感染力，我笑了起来。正因为这笑声，爱伦堡劈头盖脸地把我训斥了一番。他的那通臭骂使我直到如今都很尊重他，我自己也感到骄傲的是，我当时只是个黄毛丫头，却恭恭敬敬地听了他的话，并将这一课铭记终生。这件事情发生在我遇见奥·曼之前，待我们相遇时，他已毋须治疗我可能发作的食人病了，已不必向我解释他为何要出面保护那位伯爵。

正是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几乎无人能够明白，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问我，奥·曼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在左邻右舍不时有人被枪毙的年代出面保护一位不相识的人。如果人们出面保护“自己人”，如亲戚、朋友、司机和女秘书等，这样的行为在我们这里能被人们所理解……即便在斯大林时期，这样的奔波也从未停止。但是，那些与个人无关的事情似乎就不必过问了。生活在专政之下的人们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助，他们要在这样的状态中寻找慰藉，并为其消极行为寻找理由：“我的声音难道能制止枪杀吗？……这不取决于我……谁会听我的话呢……”我们中间的优秀人物会这样说，量力而行的习惯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即每一位赤手空拳冲向歌利亚的大卫都只会引起怀疑和耸肩。帕斯捷尔纳克就曾落入这般境地，当他在最凶险的时代拒绝在赞同照例枪毙“人民公敌”的作家请愿书上签字的时候(15)……正因为如此，歌利亚们才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消灭最后几个大卫。

我们全都在息事宁人，我们沉默不语，希望被杀害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邻居。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我们中间谁是凶手，不知道有谁能仅凭沉默而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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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勃留姆金（1900—1929），特工，刺杀德国大使后被判死刑，但被托洛茨基赦免，后任托洛茨基的卫队长，二十年代曾秘密出使东方许多国家，1929年受托洛茨基牵连被处死，据说临行前曾高呼“托洛茨基万岁”。

(2) 伊万诺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契卡人员勃留姆金曾当着曼德施塔姆的面炫耀他手握的逮捕名单，曼德施塔姆将其夺过来撕得粉碎，两人因此发生激烈冲突。

(3) 见爱伦堡所著《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十六章。

(4) 勃留姆金在二十年代与包括叶赛宁、古米廖夫等在内的俄国诗人多有来往，这句话引自古米廖夫描写勃留姆金的一首诗。

(5) 米尔巴赫（1871—1918），德国驻俄大使，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被社会革命党人勃留姆金和安德列耶夫刺死。

(6) 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国内战争时期的乌拉克执政内阁首脑，1920年流亡西方，后在巴黎被施瓦茨巴德刺杀。

(7) 可能指尼古拉·戈尔布诺夫（1892—1937），曾任人民委员会秘书、苏联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8) 契切林（1872—1936），1918—1930年间任俄联邦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9) 捷尔任斯基（1877—1926），1917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后任内务人民委员等职，他出身波兰贵族。

(10) 1958年出版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史料集》中收有捷尔任斯基的一段回忆，其中提到曼德施塔姆曾向他通报，称勃留姆金夸口要枪毙艺术学家布斯洛夫斯基。

(11) 费奥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1892—1939），作家、外交家，1938年在柏林宣布拒绝返回苏联，后发表《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在文中所述之时，他是拉里萨·列伊斯涅尔的丈夫。

(12) 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1882—1949），先锋派女画家，1924年起移居巴黎，曼德施塔姆夫人早年曾在埃克斯特工作室学画。

(13) 可能指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颂》（1918）。

(14) 圣彼得堡的一条运河。

(15) 1937年，帕斯捷尔纳克曾拒绝在苏联作家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军界人物的请愿书上签字。

俄国革命之女性

拉里萨·列伊斯涅尔自阿富汗回来后(1)，我们去看了她一次，她对我们说：“应该塑造一种俄国革命之女性，法国革命塑造了自己的女性，我们也要这样做。”这绝对不是说，拉里萨打算写一部描写俄国革命之女性的长篇小说。她想塑造一个原型，她认为她自己能胜任这一角色。她为此穿梭于前线战场，前往阿富汗和德国。她自一九一七年起便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家庭传统在这一方面为她提供了便利：其父亲列伊斯涅尔教授早在托木斯克便接近布尔什维克，拉里萨于是便置身于胜利者的行列。

在我们见面时，拉里萨给奥·曼讲了一大堆故事，这些故事中所充斥的冲动，一如勃留姆金拔出手枪，其中亦不乏勃留姆金那种对外在效果的热衷。在对“女性典型”的塑造中，拉里萨也使用了与勃留姆金相似的材料。她与那些抱着枕头唉声叹气、哀叹自己孤立无援的人格格不入，她那个圈子里盛行的是暴力崇拜。自古以来，为使用暴力的权利进行辩护的理由即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让人民安宁，必须养育人民，必须让人民摆脱一切苦难……可拉里萨却不在意诸如此类的论据，她甚至不使用“人民”这个字眼。她觉得这也同样是旧知识分子的成见。她将其愤怒和抨击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曾认为，知识分子为人民踏上牺牲之路，可人民却会毁灭知识分子。(2)他的这一担忧似乎毫无必要，因为知识分子在自己毁灭自己，他们像拉里萨一样，会涤除自己心中与暴力崇拜不相容的一切情感和意识。

在与奥·曼会面时拉里萨立即想起，她曾违背自己的意愿陪奥·曼去见捷尔任斯基。“你们干吗要救那个伯爵呢？他们全都是间谍……”她不无卖弄地向我抱怨奥·曼，说奥·曼死缠着她，而她还没缓过神来便已“卷进了这桩事情”……究竟是何原因使她愿意违背其立场去为一位不知名的“小知识分子”求情呢？奥·曼认为，拉里萨想展示她的影响力，炫耀她与权力阶层的亲密关系。在我看来，她不过是在完成奥·曼的一个奇怪要求，她喜欢奥·曼的诗，因此乐于满足奥·曼的任何要求。拉里萨始终未能弃绝她对诗歌的喜爱，尽管这一弃绝行动已列入她的日程，因为对诗歌的爱好并不符合她在想象中塑造的“俄国革命之女性”的形象。在革命的最初几年，胜利者中有许多诗歌爱好者。一边是对诗歌的爱好，一边是霍屯督人(3)的道德，即“我杀人好，人杀我不好”，这两者如何能协调一致呢？

拉里萨不仅爱诗，而且内心里也信赖诗歌的意义，因此对她而言，枪毙古米廖夫便成了革命外衣上的唯一污点。此事发生时她身在阿富汗，她觉得，如果她当时在莫斯科，她一定能及时提出忠告，制止那场死刑。在我们见面时，她不断返回这个话题，于是我们便见证了一个传说的诞生，即列宁曾发电报下令停止执行死刑判决。在那天晚上，拉里萨为我们提供了该传说的这样一个版本：拉里萨的母亲听说列宁格勒的判决，便前往克里姆林宫，说服列宁发出电文。如今人们又说那位报信者是高尔基，说是高尔基去见了列宁……这两个说法均与事实不符。拉里萨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曾数次去看望她的父母，拉里萨的母亲当着我们的面后悔不已，说她未把古米廖夫的被捕太当回事，没有去见列宁，否则或许能救古米廖夫一命……至于高尔基，倒的确有人去找过他……去见他的是奥楚普(4)。高尔基很不喜欢古米廖夫，但他还是答应帮忙。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判决令人意外地迅速作出，并立即宣布已被执行，高尔基甚至还未开始行动……当我们后来听闻关于这份电文的感人故事时，奥·曼不止一次地忆起，这则传说就诞生于拉里萨的房间，因为在拉里萨回国之前从未有过此类传闻，大家都知道，列宁与他从未耳闻的诗人古米廖夫也毫无瓜葛。但是，在我们这个鲜血横流的国度，为何恰好这则传说流传甚广呢？我总能遇到一些人，他们赌咒发誓，说这份电文甚至已被收入某部文集，或完好无缺地存放在档案馆里。甚至连那位身穿紧身裤、口袋里揣着糖果盒的作家也知道这个传说。他甚至答应给我带一本书过来，他亲眼在那本书里读到那份电文，可他未能兑现诺言。由拉里萨为掩饰其弱点而编造出的这则神话，还将长久地存在于我们这个国家。

相比这则电文神话，拉里萨在俄国革命之女性的形象这一方面的运气则要稍差一些。这或许是因为，她的身份更像是胜利者而非斗士。奥·曼常说，在饥饿的莫斯科，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拉里萨夫妇的生活却十分奢华：独门独院的豪宅，仆人，无比丰盛的餐桌……在这一方面，他们不同于那些长期保持简朴生活习惯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拉里萨和她丈夫为其生活方式找到了恰当的辩护：我们在建设一个新国家，我们是不可或缺的栋梁，我们的活动是创造性的，因此，拒绝有史以来的当权者均会获得的种种待遇便是一种虚伪。拉里萨超越时代，自一开始便教导人们与那种尚未被命名的“平均主义”作斗争。

通过奥·曼的转述，我记住了这样一个关于拉里萨的故事：在革命刚刚爆发时，他们需要抓捕一些军人，好像是一些将领，即当时所谓的“军事专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夫妇自告奋勇在这件事情上提供帮助，他们邀请那些将领来家里做客，将领们纷纷前来，或来自前线，或来自其他城市。漂亮的女主人出面款待客人，契卡人员则在早餐时将这些客人一网打尽，不费一枪一弹。这项工作十分危险，但仰仗拉里萨引诱客人步入陷阱的灵巧手段，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拉里萨神通广大，我不知为何也确信，古米廖夫被捕时她若身在莫斯科，或许真的能让古米廖夫出狱，奥·曼遭迫害时她若还活着，还有权，也的确能救奥·曼一命。不过，什么东西都不能完全相信，因为生活是会改变人的。

奥·曼与拉里萨关系很要好。她想带奥·曼去阿富汗，但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同意。我们去见她时，她已经甩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但我们与她的关系也在此时中止，因为奥·曼显然不愿再与这位革命之女性来往。听闻她的死讯，奥·曼发出一声叹息，而在一九三七年他却又说，拉里萨很走运，因为她死得很及时。在那些年代，她那个圈子里的许多人都遭到镇压。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各个方面则都是一个外人。他一度给奥·曼发来许多电报，当时，他取代离职的沃隆斯基(5)主编《红色处女地》。想来也奇怪，为沃隆斯基供稿的那些所谓的“同路人”作家，竟然联合抵制《红色处女地》及其新任主编，因为这位新主编无礼地占据了那位突遭解职的杂志创始人之位置。拉斯科尔尼科夫急需稿件，居然向奥·曼索稿。关于这些电文，奥·曼说道：“谁当主编对我都一样，无论沃隆斯基还是拉斯科尔尼科夫，都不会发表我的作品……”同路人们很快便淡忘了自己的第一位保护人，也不再对主编的更替作出反应，如若格奥尔基·勃洛克没在那家当时尚未关张的私人出版社“时代”做编辑，奥·曼的《时代的喧嚣》或许依然无法面世。(6)

拉里萨在身为教授女儿、出版一份不成熟的小型杂志(7)、带着不成熟的诗歌试作四处拜见诗人的时候，后来，在她试图成为“俄国革命之女性”的时候，她认识的所有人都未能寿终正寝。她是一位美女，具有那种沉着稳重、令人印象深刻的德国式美貌。她死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一直守护在她身边的她的母亲，在女儿去世后随即自杀身亡。我们早已对因病至死的自然结果熟视无睹，可我依然难以相信普通的伤寒居然会带走这个充满活力的美人。这个充满悖论、行为不羁的女性，以她的早逝抵偿了她的一切罪过。我有时会想，那段关于将领的故事或许是她杜撰出来的，目的是用凶杀来装点其“俄国革命之女性”的形象。要知道，建设新世界的人们总要疯狂地证明，诸如“勿杀戮”之类的一切准则均属伪善和谎言。要知道，拉里萨曾在饥荒最甚的时候去见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看到女诗人的贫穷状况，她吓得惊叫起来。几天之后她再次现身，带来她用特供凭证买到的一大包衣物和一大袋食品。不应忘记，弄到那些特供凭证，其难度并不亚于从狱中救出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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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里萨·列伊斯涅尔于1921年春至1923年3月作为苏联代表处人员在阿富汗工作。

(2) 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等书中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即革命的悲剧在于它会释放民间和知识分子间的虚无主义情绪，革命往往就始自对文化和文化创造者的毁灭。

(3) 非洲南部的一个部族。

(4) 尼古拉·奥楚普（1894—1958），诗人，“诗人行会”成员，1922年流放国外，在巴黎创办《数目》杂志，后任教高等师范学校，在《俄国诗歌的“白银时代”》（1933）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作为文学和文化史概念的“白银时代”概念。

(5) 沃隆斯基（1884—1943），批评家。

(6) 曼德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于1925年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该社主编为作家、翻译家格奥尔基·勃洛克（1888—1962）。

(7) 指列伊斯涅尔一家于1915—1916年间创办的反战性质的双周刊《罗亭》，共出版八期。

传送带

奇迹由两个步骤构成，第一步即将信件或状子呈送一位通常难以企及的人，否则，信件按正常途径走，便不会有任何出现奇迹的机会。信件多达数千万，奇迹却屈指可数。这里毫无平均主义可言。没有第一个步骤可不行。

我发给当权者的电报都将如那位女管理员预言的那样石沉大海，如果我未将其中一份抄件发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话……我那位切尔登女友并未向我提出这一具体建议，但她的意见就本质而言完全正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与奥·曼一样性格冲动。他从不会自问：“这位伯爵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他也不会去估量自己的能力：“嗯，我们来看看，这事我能不能办成……”他会立马坐到桌前，提笔给斯大林写信。布哈林的举止完全不符合我们通行的行为规范，在我们国家，敢于如此冲动行事的人当时已绝无仅有，他们或已及时地接受了再教育，或已经被消灭。

一九三〇年，由于拉科巴(1)的疏忽，我们住进了苏呼米高干疗养院里的一栋小楼，在那里，叶若夫的妻子曾对我说：“皮里尼亚克(2)来找过我们。你们在找什么人？”我满怀愤恨地把这句话讲给奥·曼听，可他却宽慰我说：“大家都在‘找人’。显而易见，不这样不行。我们也‘找人’。我们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们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当时，奥·曼在为他被捕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奔走。奥·曼一生中仅有的几缕阳光均归功于布哈林。没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积极干预，奥·曼一九二八年出版的那本诗集或许永无出头之日，布哈林当时还把基洛夫(3)拉到了自己一边。亚美尼亚之行，住宅，口粮配额，将来作品的出版合同（尚未出版便已拿到稿费，这十分重要，因为奥·曼遭到各种刁难，找不到任何工作）——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布哈林的亲手安排。他的最后一份恩赐，即将我们由切尔登转至沃罗涅日。

早在三十年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便已抱怨他没有“传送带”。他失去了影响力，实际上完全被孤立。但是，他却从不拒绝向奥·曼提供帮助，只不过总是要为找什么人、通过什么关系而大伤脑筋。而在二十年代末，他却处于其事业的巅峰，当时，这个刚满四十的人置身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4)，各个种族、各个民族的代表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他那幢灰楼，他乘坐一辆黑色轿车，三四辆一模一样的黑色轿车前呼后拥，里面坐着警卫人员，他说的话就是关于未来的预言。奥·曼在大街上偶然听说要枪毙五位老人，便疯狂地在莫斯科四处奔波，试图改变判决。所有的人都只会耸耸肩膀，于是他全力以赴地去找布哈林，只有这个人听完奥·曼的理由却没有发问：“这跟您有什么相干？”作为反对死刑的最后一条理由，奥·曼给布哈林寄去刚刚出版的《诗选》，并题写了这样一行字：此书的每一行字均反对你们准备采取的行动……我没有为这句话添加引号，因为我记住的只是大意，而非准确的字词。判决被取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拍了一封电报到雅尔塔，通报这一结果，当时，奥·曼在想尽了一切办法之后来雅尔塔看我。起初，布哈林还试图抵御奥·曼的攻击，他有一次曾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对待这种事情的态度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也会赶上这样的事。没有必要赌咒发誓……”作为例证，他还谈到那群索契的共青团员，他们因为腐化而“被消灭”……在布哈林遭到审判时，奥·曼曾忆起这些话语。

这位不赌咒发誓的布尔什维克从哪一方面感觉到了打击的迫近？他是害怕战败敌人的复活，还是嗅到了来自自己人的威胁？我们只能猜测，对于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那个红头发的人或许会以一个玩笑作答。

一九二八年，在那间二十世纪发展道路之枢纽的办公室，两个在劫难逃的人谈到了死刑。这两人最终均走向毁灭，但方式不同。奥·曼尚且相信，“对第四阶层发出的奇妙誓言”(5)将使他与苏维埃现实妥协，“接受一切，除了死刑！”他已打算接受赫尔岑“prioritas dignitatis”(6)学说所导致的新现实，这一学说是对民权思想的最大危害。“机械的多数有什么用！”奥·曼常说，试图以此来论证拒绝民主管理方式的合理性……要知道，对人民进行教育的设想也源自赫尔岑，虽然他用这样一个公式缓和了他的设想，即“通过法律和机构的途径”。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每一个人由来已久的错误是否正来源于此？人民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呢？有谁需要这种自诩为教育者的魔鬼般的高傲呢！只有在俄国，人民对教育的渴望被偷换成了教育人民的口号。当奥·曼感觉自己沦为教育的对象，便成了最早挺身而起的反对者之一，奋起反对这种教育的实质和手段。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所走的却完全是另一条路。他清楚地看到，他积极参与创建的新世界却与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生活的进程与蓝图不符，但蓝图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禁止将规划与现实相互比对。理论决定论自然会派生出一些闻所未闻的实践活动家，他们肆无忌惮地禁止一切关于现实的研究：既然历史反正会将我们抛向既定的目标，为何还要破坏基础，引发多余的怀疑呢？当祭司们已被这种连环套所束缚，叛教者们便难以再指望任何宽恕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并无任何叛教行为，可他却已预感到在劫难逃的深渊，使他坠入深渊的是他的怀疑，是他曾几何时渴望道出某些实情的痛苦需求。

奥·曼有一次曾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抱怨，在有个单位（即“土地和工厂”出版社）里感觉不到“健康的苏维埃味道”。“在其他单位又是什么味道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问，“一股泔水坑的味道！臭气熏天……”又有一次，奥·曼对他说：“您不知道，我们这里人人都会下毒！”“这种事情我们当然不知道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大喊一声，然后与他的秘书和朋友采特林(7)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时代的基本法则，就是对现实熟视无睹。活动家们只愿用他们喜好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他们爬上象牙塔（坐在那里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慈祥地打量着人民大众的蠕动。一位深知用未来的砖石建造不起现实大厦的人，已提前接受了他不可避免的结局，即被枪决。他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全都为这样的结局做好了准备。一九三七和三八年之交的冬天，奥·曼在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道别时说：“我准备好了去死。”(8)我在数十人口中听到过这句话的多种不同版本。“我准备好了去面对一切。”爱伦堡在门厅与我告别时这样对我说。这已是“医生案件”和“反世界主义”的时代(9)，这回轮到爱伦堡了(10)。一个时代取代另一个时代，而我们却始终在准备面对一切。

依靠布哈林，奥·曼亲眼目睹了“新世界”在我们眼前的最初显现，因此比许多人更早地明白了其威胁究竟何在。一九二二年，奥·曼曾为其被捕的弟弟叶夫盖尼四处奔走，当时第一次去找布哈林。我们去大都会饭店(11)见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立即给捷尔任斯基打电话，要他接见奥·曼。会见定在次日上午。奥·曼第二次走进这个被勃留姆金预言有远大前程的机构，有机会对革命恐怖时期和新型国家诞生时代这两者进行比较。捷尔任斯基尚未放弃旧风格。他对待奥·曼很随便，建议奥·曼为弟弟担保。的确，这个建议是布哈林提出的。捷尔任斯基抓起电话，立即向一位侦查员下达了相应的命令。第二天一早，奥·曼去见那位侦查员，出来时百感交集。那位侦查员身着制服，带着枪，还有两位卫兵。“命令接到了，”他说道，“但我们不能让您来担保您弟弟。”拒绝的理由是：“如果您弟弟犯下新罪行，我们不方便逮捕您……”由此话可以得知，他弟弟已犯下某种罪行。“新罪行，”奥·曼回到家之后说，“他们会编出什么新罪行来呢？”我们没有任何信心，我们担心他们会给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罗列”出什么新罪名。我们还想起，捷尔任斯基打电话下达命令时的腔调很特别，似乎是在暗示那位侦查员不必当真。

拒绝的方式听起来还很客气，比如说，我们不会逮捕您的，可是整个基调，有武装警卫在场的派头，神秘兮兮，恐吓，“如果犯下新罪行”，——这一切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由老一代人唤起的渴求生活的力量，已经溢出他们划定的界限。(12)我们的未来如此成熟，已与革命最初几年的恐怖大相径庭。甚至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即国家语言。革命最初几年的恐怖无论多么可怕，还是难以与按部就班的大规模镇压相提并论，强大的“新型”国家依据各种委员会、秘书处、特别会议和少数几个“上级”制定的法律、规章、命令和解释，对其臣民实施了这种大规模镇压。

听奥·曼转述了与侦查员会面的情形，布哈林大为光火。他的反应如此强烈，这使我们感到很是惊讶。两天之后他来告诉我们，什么罪行都没有，既无旧罪也无新罪，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将在两天后获释。这余下的两天是为了结案，以证明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该如何解释布哈林的反应呢？要知道，他本是大恐怖的拥护者，他的火气又自何而来呢？把一个男孩抓起来，以恐吓其他大学生，甚至也没说要枪毙他，这原本是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出了什么事？莫非他感觉到了那正在迫近的、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的“新东西”？莫非他忆起了歌德笔下根据魔法师的学生的命令引出水来的那把扫帚？(13)莫非他已经意识到，他和他的战友们已难以停止被他们煽动起来的力量，就像那个可怜的魔法师的学生难以停止那把扫帚一样？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更像是寻常的动怒，因为那个可恶的侦查员多管闲事，居然敢不执行上级命令。他认为机器还未调试好，运转不灵。要知道，他一直是个很冲动的人，反应迅捷而又强烈，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他表达愤怒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九二八年之前，他会大喊一声：“白痴！”然后抄起话筒；从一九三〇年起，他开始皱着眉头说：“要想想该找谁……”奥·曼的亚美尼亚之行，还有我们的退休金，他都是通过莫洛托夫(14)办成的。退休金的发放对象是“为俄国文学作出贡献，却无法在苏联文学中找到位置”的作家。这个公式与现实很合拍，我们猜测它并非布哈林的发明创造。他们就未能给安娜·阿赫马托娃找到更好的办法，只好给她发养老金，虽然她当时还不到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老太太”每月领取七十卢布，国家就这样保障了她的火柴和香烟供应。

三十年代初，一直在寻求“传送带”的布哈林老是想去找“马克西梅奇”(15)，向他通报曼德施塔姆的状况，说曼德施塔姆无法发表作品，也没有工作。奥·曼告诉布哈林，去找高尔基没有任何用处，可布哈林不听。我们甚至对布哈林讲述了这样一段与裤子有关的往事：奥·曼自弗兰格尔(16)占领的克里米亚返回时路过格鲁吉亚，途中两次被捕，回到列宁格勒时奄奄一息，也没有御寒的衣服……当时买不到衣服，衣服凭票供应。发给作家们的购衣凭证由高尔基核准。有人去求高尔基卖给曼德施塔姆一条裤子和一件毛衣，高尔基划掉“裤子”二字，说了一句：“没裤子也能行……”在此之前，他从未让任何人没裤子穿，许多后来成为同路人的作家都曾忆及高尔基慈父般的关怀。裤子是件小事，可这件小事却证明，高尔基对那些与他分属不同文学派别的作家充满敌意，在他看来，那些人全都是些“软弱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受到保护的唯一理由，即他们必须具有大量坚实的科学知识。与许多搞过创作的人一样，高尔基很看重知识，看重知识的数量，知识越多越好……布哈林不信奥·曼的话，他决定实地勘察一下。他很快便对我们说：“不该去找马克西梅奇……”无论我怎样追问，也未能获悉实情……

在一九三四年的搜查中，我们家所有的布哈林来信均被抄走。他的信稍稍有些花哨，穿插着拉丁语引文：他请求原谅，说无法马上见我们，但在秘书约定的时间，我们总要见面的，nolens volens(17)……你们别认为我是官僚主义，否则我什么事也来不及做了……明天九点可以吗？……通行证会准备好的……如果不合适，那你们就自己再定一个时间……

我情愿竭尽所能，只求能再次与科罗特科娃即《第四篇散文》中的那位松鼠女秘书约个时间，然后去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与他谈一谈我们没谈完的话。或许，他会再次打长途电话给基洛夫，问道：“你们列宁格勒怎么回事儿？你们为什么不发表曼德施塔姆的作品？……书稿早就列入出版计划，可是你们却拖了一年又一年……他都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

命运并非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是人的内在储备和时代的基本倾向这两者精确演绎出的结果，虽说在我们的时代，许多受难者的传记都是根据那丑陋可怕的标准纸样剪裁出来的。但是这两个人，这两个内在储备的承载者，却自己确定了他们与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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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科巴（1893—1936），当时的阿布哈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

(2) 皮里尼亚克（1894—1937），作家，后被枪决。

(3) 基洛夫（1886—1934），苏共领导人之一，曾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其遇刺成为斯大林展开大清洗的借口之一。

(4) 布哈林自1926年12月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5) 语出曼德施塔姆《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一诗，“第四阶层”指平民知识分子，“奇妙的誓言”指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麻雀山誓言”。

(6) 拉丁语，意为“强者优先”，这是赫尔岑在《自彼岸书》中对奥古斯丁的援引。

(7) 叶菲姆·采特林（1898—1937），苏联共青团活动家，1930年曾任布哈林的学术秘书，1937年被枪毙。

(8) 这句话后被阿赫马托娃写进《没有主人公的长诗》。

(9) 苏共领导人之一日丹诺夫于1948年病死，主治医生被怀疑投毒，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大批犹太裔医生因此受株连被捕，所谓“医生案件”后发展为对犹太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所谓“反世界主义”亦为变相的反犹运动。

(10) 爱伦堡是犹太人。

(11)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

(12) 并未溢出。——作者1977年补注

(13) 在歌德的叙事谣曲《魔法师的学生》中，魔法师的学生用扫帚引出水来，却不知如何停止水流。

(14) 莫洛托夫（1890—1986），苏共领导人之一，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等职。

(15) 即高尔基，是高尔基的父名之昵称。

(16) 弗兰格尔（1878—1928），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军首领之一。

(17) 拉丁语：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

金翅雀的故乡(1)

奥·曼的护照在被捕时被没收了。我们前往沃罗涅日时，奥·曼的唯一证件便是切尔登国家政治保安局出具的旅行证明，我们凭借这份证明在军人窗口拿到了车票。奥·曼来到沃罗涅日政保局破烂不堪的通行证处，将那份证明递进一个专门窗口，换得一张新证明，这份证明仅允许临时居住数周。他就揣着这份证明，直到他们搞清楚，该让这位流放犯住在省城还是把他送往乡下。此外，我们的监护人也不知道他究竟属于哪类流放犯。有多种层次的流放，我就知道有两种基本类型：受监视的流放和不受监视的流放。若是受监视的流放，就必须定期到政保局接待室的窗口前登记。在切尔登，奥·曼就必须每三天去登记一次。不受监视的流放也有不同方式，可能允许在被流放地区旅行，也可能不允许。快到秋天时，奥·曼被叫到警察局，他们准许他申领一份沃罗涅日护照。若是揣有一份护照，便是最宽松不过的流放了！我们立马又获悉，持有护照也是一种崇高的特权，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

获得一本护照，这可是一个流放犯生活中的巨大事件，这能使他产生关于公民权的幻想。在沃罗涅日生活的第一年全都用在了持续不断的奔波上，即去警察局领取那被称为“临时护照”的文件。一连七八个月，我们领到的都是只有一个月期限的证明或文件。在证明到期前的一个星期，奥·曼便开始收集换证所必需的各种材料，如他登记居住的那幢楼的房管所证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证明，最后还有工作单位的证明。与政保局的关系很清楚，但最后一项证明却成了一块挡路的巨石：到哪儿去开这份证明呢？起初，只好去地方作协求人家出具证明。这套手续一直很难办理。作协的活动家们倒是乐意出具任何证明，可他们却不敢这样做，其中几位或许的确因为自己拥有在纸上加盖作协公章的权力而胆战心惊：要是给一位坏作家盖了章该如何是好！地方作协的管家们要请示上级，以便得到给奥·曼出具证明的许可，证明奥·曼的确在从事文学工作。一开始，他们叽叽咕咕，眼神黯淡，避之不及……等接到许可，沃罗涅日的作家们喜笑颜开，见一切顺利，他们也很高兴……那个时代还很纯洁，还奉行着素食主义……

为得到每一份证明至少要跑两趟：起先是去申请，然后再去取件。证明的出具常被耽搁：“还没开出来……”各种证明都得交给警察局护照处的头头。他那里总是排着长队。两三天之后，奥·曼就得再去排队，再去那位头头处领取临时护照，第二天，他要去给新证件注册，在那位负责登记的姑娘的窗口前排队。这位警察姑娘很有良心，她不知为何很卫护奥·曼，她从不理会房管处工作人员的低声抱怨，那些人排着队，腋下夹着厚厚一摞住房证明，因为来来往往的房客都需要登记，警察姑娘会把奥·曼直接叫到窗口，收下他的护照，让他第二天早晨再来，依然不让他排队，便把那份已经盖了注册章的宝贵证明交到奥·曼手上。

到一九三五年夏，我们获得施舍，他们发给奥·曼一本有效期三个月、居住许可亦为三个月的护照。这使生活变得轻松许多，而且，在列宁格勒的大清洗之后这里的队排得更长了，因为来到沃罗涅日的幸运儿们都要经历一番吃力的护照办理过程。在全国普遍换发护照时，奥·曼突然得到一本货真价实、为期三年的护照。

不使用护照的人们永远也想象不到，这份神奇的证书会带来多少乐趣！当奥·曼的护照还是一件新奇的宝物，还被视为仁慈命运的赏赐时，亚洪托夫来沃罗涅日巡演。在莫斯科，奥·曼曾与亚洪托夫一同朗诵一家高档的作家特供商店的购物证：“我读着购物证，我捕捉大麻的语言……”如今他们转而朗诵护照，应该指出，护照语言听起来要更忧郁一些。用特供证语言，他俩或合诵或轮诵，读着票证：牛奶，牛奶，牛奶……奶酪，肉食……亚洪托夫在朗读护照时，语调则变得意味深长，有些吓人：根据某项理由……颁发……颁发给某人……特别标记……登记，登记，登记……在特供证与杂志、出版社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奥·曼在翻开《新世界》或《红色处女地》时常常会说：“今天供应格拉特科夫(2)、森凯维奇或法捷耶夫(3)……”这种双重意义的文学被写进了诗歌。护照语言也在诗中找到了位置：“攥住磨损的出生年代，成群结队，／我用失血的嘴唇低语：／我生在不可靠的九一年，／世纪以烈焰把我包围……”

在舞台上进行的第二种消遣，也属于不便示人的“小动作”。亚洪托夫表演一个蒙太奇，即“诗人在旅行”，他朗读了《阿尔兹鲁姆旅行记》(4)中的若干片断，又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表明，诗人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才有可能出国旅行。听众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在当时甚至无人设想人们能出国旅行。“活得不错啊。”观众们懒洋洋地说，打算离开这场莫名其妙的晚会。亚洪托夫为了给自己打气，只好诉诸搞笑的雕虫小技。他将《苏联护照》(5)中的一段诗加入他的蒙太奇，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护照，一边摇晃着护照，一边直盯着奥·曼。奥·曼也掏出护照，那本心爱的新护照，他俩交换着目光，彼此心照不宣……官员们不喜欢此类玩笑，但我们这里的官员头脑简单，而在工作守则中又无此类规定。

此外，护照还可以用来算命。由于每轮普遍换发护照都是一次秘密实施的大清洗，我不敢去莫斯科换护照，而改在沃罗涅日进行。如此一来，我便失去了伟大城市莫斯科的公民权，直到二十八年后才得而复失。但实际上，我并无可能获得莫斯科护照：我到哪儿去找工作证明呢？我该如何解释我丈夫的下落呢？我与他现处于什么关系，谁为他负责？得到两本沃罗涅日的新护照后，我俩发现，两本护照上的序列号，也就是数字前面的几个字母一模一样。这几个字母大约是警察局的秘密代号，用以标明护照持有者的身份，是自由人、流放犯或是曾被判刑者……“如今你是彻底下水了。”奥·曼瞥了一眼编号和序列号，说道。那些情绪乐观的朋友却安慰我们说，不是我被拖下了水，而是警察局忘了奥·曼是流放犯，没有在他的护照上注明相应的标记。我们曾坚信不疑，认为所有的公民都被编了号，分门别类，甚至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这些字母和数字的特殊含义。直到奥·曼死后数年我们才最终搞清楚，这些序列号没有任何附加含义，我那些被吓破胆的同胞们，其想象力甚至超过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和警察局。

我失去了莫斯科的护照，这并未让我们太伤心。奥·曼常说：“我如果回到莫斯科，他们也会给你登记的。我如果回不去，他们反正也不会让你回去的。”的确如此，在一九三八年，我被赶出首都，后来，我因学术出差曾获准在莫斯科居住一两个月。最后，苏尔科夫建议我回莫斯科：“你流亡得够久了。”丢下工作，我前往莫斯科接受作协分给我的一个房间。我在莫斯科待了半年，后来苏尔科夫对我说，无论是事先许诺的房间还是居住许可我都无法获得，因为，“他们说你当初是自愿离开的”，而他又没有时间“和同志们谈您的事情”……最终，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突然得到居住许可。的确有不少人写信，请求，奔走……如今有一份疯狂的杂志打算发表奥·曼的几首诗作，这或许就是我得以返回莫斯科的原因？

这毕竟意味着他也返回了莫斯科。三十二年间，他没有任何一行诗被发表(6)，他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他的第一次被捕则已是三十年前的往事。

获得一本真正的护照，这的确让人如释重负。在奥·曼使用“临时证明”时，护照方面的事情不仅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还伴随着无尽的焦虑，要不停地用咖啡渣来占卜：给签还是不给签……在政安局的接待室和警察局，一模一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些人对窗口后面的人抱怨，他们的申请被拒绝了；另一些人在请求给他们居住许可……窗口后面的人并不搭话，只是伸出手来接过申请，宣布居住许可已被拒绝。遭到拒绝的人必须去往乡下，那里没有工作，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与那群人一同，我们到各个单位和警察局去开证明，我们担心这一次又要白跑，我们不得不再次奔走，不知去什么地方，也不知为什么要去。“攥住磨损的出生年代，成群结队……”奥·曼在给米赫埃尔斯(7)朗诵这首诗时曾掏出护照，把它攥在手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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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沃罗涅日。

(2) 格拉特科夫（1883—1958），作家。

(3) 法捷耶夫（1901—1956），作家。

(4) 普希金的作品。

(5)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6) 《文学报》于1932年11月23日发表过曼德施塔姆的三首诗。

(7) 所罗门·米赫埃尔斯（1890—1948），犹太裔导演、艺术活动家，因车祸去世，但被怀疑为秘密机构暗杀。

医生和疾病

我们抵达沃罗涅日，不知为何被安排住进宾馆。那些监管我们的人显然允许没有护照的我们在目的地住店。我们没有一个房间，只在男人合住和女人合住的房间里分别给了我俩一张床位。我们住在不同的楼层，我老是顺着楼梯跑上跑下，因为担心奥·曼的状况。但是，我爬起楼梯来一天比一天感觉艰难。几天后，我发起高烧，我想自己是得了斑疹伤寒，是在路上被传染上的。我能看出斑疹伤寒的最初症状与其他疾病的区别，至少是与普通感冒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我要在医院的病房里躺上数周，可我眼前老是闪现出奥·曼跳楼的场景。我没告诉他我发烧的事，而我的体温还在不断地升高，于是我就让他去看心理医生。“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说，于是我们就去了。奥·曼主动描述了他的发病过程，我几乎没什么可补充的。在这几天里，他的话显得十分客观准确。他对医生说，他在疲倦的时候会产生幻觉。这通常出现在失眠的时候。奥·曼说，他现在明白那“各种声音”的性质，学会用意志平息那些声音，但旅馆里的生活却充满许多妨碍与疾病作斗争的刺激因素，比如喧闹，白天无法休息……最令他不快的是始终紧闭的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些门的门闩不在门外而在门内……

监狱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挥之不去。瓦西里萨·什克洛夫斯卡娅就无法忍受紧闭的房门，这莫非就因为她的青春时光大半是在狱中度过的，她凭借自己的经验得知什么叫作被关起来。那些没坐过牢的人同样也无法摆脱与监狱相关的联想。一年半之后，亚洪托夫也曾在我们这家旅馆落脚，他立即发现门锁上叮当作响的钥匙。“啊哈！”在我们走出他的房间、锁上房门的时候，他说道。“声音不一样。”奥·曼安慰他说。他俩都十分清楚彼此的意思。正因为如此，奥·曼在诗中才如此热烈地强调“呼吸和开门”的权利，他害怕失去这样的权利。

心理医生与他的交谈十分小心，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会把每个人当成间谍，在受害者中此类人更多，因为遭受过心理伤害的人往往缺乏抵抗力。但在听了奥·曼的叙述之后，他还是说道，在蹲过监狱的“心理疾病客体”中间经常可以看到此类“情结”……

我把自己的病也告诉了医生，奥·曼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表现得十分恐惧，我问医生，是否应该在我生病时把奥·曼送进医院。医生坚定地说，完全可以让奥·曼独自待着，因为他的心理创伤已彻底痊愈。医生还说，在流放到沃罗涅日的那些人中间，他常能看到奥·曼所描述的这些状态。此类状态往往会在被捕的数周、有时是数日之后出现。这种病态一般都会自然消失，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这一次发问的不是我，而是奥·曼，他问道，为何如今人们在内部监狱被关上数天便会得病，而过去人们在要塞里待上许多年，出狱时依然身体健康。医生只能两手一摊。

那些人出狱时真的身体健康吗？或许，每一座监狱都会引起心理疾病，更遑论心理创伤呢？要不然，这仅仅是我们这里的监狱之专长？也有可能，我们的心理在被捕之前已经受到伤害，被那些预感、恐惧和关于“监狱主题”的思考所伤害？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无人感到兴趣，而在境外却无人知晓，因为我们善于向外部世界保守我们的小秘密。

我听说，不久前有个人发表了他的文学回忆录，让这位作者感到惊讶的是，囚犯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心理疾病患者。他本人是个外国人。生活在苏联的他被置于某种特殊境地，他因此并不了解我们的生活，更确切地说，他对我们生活的了解十分肤浅。他得出一个结论，某些疾病在我们这里得不到治疗，比如精神病，患病者若违反工作纪律或犯下其他过失，就会被送进集中营。在我们这里，心理状况不稳定者的比例事实上十分巨大。在我看来，在如今那些因为流氓罪和小偷小摸被起诉的违法者中，有许多重度精神病人，甚至精神变态者。他们往往因为溜门撬锁、在商店里偷了几升伏特加酒而坐牢数年，被释放不久，又会再度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由于同样的罪行，这次却要被判刑十来年。在斯大林时期，这些人极少受到关注，他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概率也远远小于如今，但却有成群结队的人陪伴自己的亲人去往那里……知识分子和那些冲动敏感之人为何会对被捕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他们为何会患上这种来去匆匆、不留痕迹的神秘的心理创伤疾病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这位外国回忆录作者所见到的那些人是在哪里患病的，是在监狱内还是大墙外？他们是些什么人，是偷酒喝的小伙子还是老老实实的公民？他们是心理变态者，还是此种心理创伤症患者？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不仅是对于外国人而言，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直到我们有朝一日能敞开嗓门谈论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

在我出院之后，奥·曼又去看了一次心理医生，他这次去见的是一位从莫斯科来调查疯人院情况的大专家。奥·曼是自己提出去见医生的，他想把自己的病史说给医生听，问问此病是否会导致什么机体损伤。他说，他先前曾发现自己有过强迫观念，比如在与作家组织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曾无法想起任何其他事情。而且，他对任何损伤都十分敏感，这的确是实情……顺便说一句，我在奥·曼的两位兄弟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特征，两位兄弟的天性与奥·曼迥然不同，却同样易受伤害，同样会将他们感觉沉重的生活经历事件转化为强迫观念……

莫斯科的心理医生作出一个意外举动：他邀请奥·曼与他一起巡视病房。巡视结束后他问道，奥·曼是否在自己和那些住院病人间发现了什么共同之处，奥·曼会将自己归入哪一类，是老年呆滞和精神分裂，还是循环性精神病和歇斯底里症？……分手时，医生和病人已成为朋友。

第二天，我还是瞒着奥·曼又去见了一次那位心理医生，因为我担心，昨天我们看到的恐怖场景会对奥·曼造成新的伤害。医生要我放心。他说，他有意让奥·曼看到那些病人，对实情的了解只会帮助他摆脱对创伤疾病的沉重回忆。至于神经敏感和易受伤害，心理医生不认为这有任何不正常，因为那些伤害的确很严重，只能期望此类伤害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渐减少……“他是个极易冲动、十分敏感的人……”的确如此。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奥·曼能随随便便地嘲笑自己的疾病，能如此迅速地切除那段与谵妄和幻觉相关的生活。来到沃罗涅日两个半月后，他有一次因为糟糕的午餐而生气，于是对我说道：“娜坚卡，我吃不下这样的猪食，我现在又不是疯子……”在诗中（《斯坦斯》），他称此病为“七寸长的忙乱”，将自杀举动称为“一跳”（“纵身一跳，我又置身理性”）。

此病的唯一遗迹在我看来就是奥·曼不时出现的一种愿望，即与现实妥协，为现实寻找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往往是突然进发的，伴有神经过敏，一如他处于催眠状态。这时他会说，他想与大家在一起，他害怕置身于革命之外，由于近视而错过在我们眼前完成的壮举……应该说，我的许多同时代人都曾持有这种情感，他们中间亦不乏相当可敬的人，比如帕斯捷尔纳克。我的兄弟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常说，在迫使知识分子就范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既非恐惧亦非收买，尽管这两者都得到了充分利用，而是“革命”这个人们无论如何也不想拒绝的字眼。利用这个字眼，革命者们不仅攻占了一座座城池，而且征服了数千万各族民众。这个字眼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得人们真的莫名其妙，不明白当权者为什么还需要监狱和死刑。

幸运的是，奥·曼并不经常具有我们如今称之为爱国主义的那种冲动。清醒之后，他自己会将那些冲动称作发疯。但有趣的是，在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士那儿，对现存秩序的全盘否定会导致沉默，全盘接受则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致命影响，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无足轻重，只有怀疑才能产生出好作品，但遗憾的是，怀疑却会遭到当局的迫害。

与现实妥协的动机，就是对于生活最为普通的热爱。奥·曼并无任何甘愿受难的嗜好，但对生活权利的捍卫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当奥·曼决定献上第一笔供奉时(1)，却发现已经为时过晚。

至于我，倒是住进了斑疹伤寒病房。主治医生站在我的病床边对一位巡视员说，我病得很重，“属于机构的人”。我原以为他说的话是我的幻听，可医生在我康复后却告诉我，他的确说过这句话，即我是“属于机构的人”，这位后来与我成了朋友的医生原来是农学家费佳的兄弟。之后，在我于整个苏联四处流浪的时候，那些或公开或隐蔽的秘密机构工作人员，亦即干部处的干部和告密者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是“属于莫斯科的人”。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对我莫名其妙“所属”的秘密机构之构成进行研究。我觉得不属于任何机构要更舒服一些，可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赢得这种状态。我感到好奇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属于机构”吗，还是只有少数人被选中？

住院部的医生，一位善良的妇女，告诉我说，她丈夫是位农学家，他在集中营里的刑期快到头了。他与许多乡村知识分子一同“去了”那里，罪名是在水井里投毒。这不是杜撰，不是无聊的想象，而是事实。身体痊愈后，我打算去一趟莫斯科，她托我捎上一个包裹，让我从莫斯科邮往集中营。在那些年间，只有在莫斯科才允许邮寄食品包裹，而如今，却只能从外省小城往外寄食品包裹。许多年间，艾玛·格里高利耶夫娜·戈尔施泰因常常拖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为列夫准备的那些沉甸甸包裹，跑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城去邮寄。

当那位“水井投毒者”服满刑期回到家后，他们请我们去吃晚饭。我们喝着甜葡萄酒，向他表示敬意，他用柔和的男中音唱起歌来，喜形于色。在一九三七年，他又成了“重犯”……

护士纽拉给了我很多关照。她丈夫在磨坊工作。有一次，他带回一把面粉，让饥饿的家人充饥。他因此被判处五年徒刑。女护士们贪婪地舔食伤寒病人和痢疾病人盘中的残羹剩饭。她们不停地倾诉她们的不幸和贫穷。

我出院时头发被剃得光光的，奥·曼说我是一位女苦役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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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曼德施塔姆于1937年1月为斯大林写了一首颂诗。

委屈的房东

我离开伤寒病房后，奥·曼并未领我去旅馆，而是去了“自己的”房间。他已为我俩租了一个临时住处，这是城里最好的厨师那座破败大宅里的一间玻璃露台。宅子依然归这位房东个人所有，因为他作为一座内部食堂的主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奥·曼因此对我说，我们终于可以见识一下神秘的“内部”食堂了……有这么一件往事，一九三三年夏天，我们去了一趟克里米亚。无论是在塞瓦斯托波尔还是在费奥多西亚，都不让我们进食堂，说那是“内部”食堂。在旧克里米亚(1)甚至还有一家“内部”理发店，奥·曼开玩笑说，这是一篇新的《我不明白》(2)。结果，我们从厨师那里没有获得任何与“内部‘我不明白’”相关的信息，因为他不苟言笑。这是一位病怏怏的疲惫老人，没有任何胃口，终日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其他房间里则住着那些早已付清房钱的房客。作为房东，厨师应该自己出钱修理房子，于是他便在夏天把露台租出去，以便能收支相符。他一直希望房子能被收缴，或是加入住房租赁合作社，可是任何一个清醒的苏维埃都不会接手这样的废墟。这最后的房东愁眉不展，深感绝望，但仍心存希望，想成为这幢即将倾塌的破屋中一名普通的租赁合作社房客。

一九三四年的沃罗涅日是一座粮食短缺的凋敝城市。未遭流放的破产富农和逃离集体农庄的农民在沿街乞讨。他们站在粮铺前，伸出一只手来。他们离开家乡时装在布袋里的面包干，显然早已吃完。在厨师的房子里住着一位饿得发疯的老人，名叫米特罗方。老人幻想能找到一份活儿干，哪怕是当守夜人，可是没人要他。他将他的四处碰壁归罪于自己的名字：“既然我叫米特罗方，他们就以为我一准是个教会人士，就掐着脖子把我赶了出来。”在市中心就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圣米特罗方教堂，老人的话大约是对的。在我们迁往一间冬天住的房间时，米特罗方上吊自杀了。随着我们的离去，他失去了最后一份收入，因为他一直在帮我们找房子，他带来一些做中介的老太婆，她们把形形色色的房东介绍给潜在的房客。人们不得不在那些依然处于私有状态的破房子里寻找住处，或是去找那些出租租赁房的人。这些行为是不合法的，属于倒卖住处。房东和房客事先便已相互仇恨。房客希望尽早与房东产生纠纷，以便停止支付高出租赁合作社价格二十倍的房租。而房东在用收来的租金修补屋顶或墙壁之后，却突然意识到他居然为一点蝇头小利出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担心房客会永远骑在他们的脖子上，也就是占据住宅。租房的结局通常是这样的：房客办妥居住手续，住上数月，然后便与房管所商谈，这通常需要一点“润滑油”，于是便能得到一份自己的“单子”，即住房权。在租赁合作社的住房里情况大都如此，而在私人住宅里，房客则干脆赖着不走，法院也无法强令他搬出，他也索性不再支付房租了。大多数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住处的。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原始的住房再分配。这一过程比剥夺富裕者、发放住房证的手段还要激烈，它伴随着各种悲剧、丑闻和大量的告密，房客和房东都试图借助告密来摆脱对方。如今，房客和房东的关系已经理顺，冲突不再发生，因为租房不再需要居住许可，而处于无居住许可之窘迫境地的房客是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的。唯一可能出现的麻烦，即邻居会去举报没有居住许可的房客，但上级已开始睁一眼闭一眼了，因为时代已然改变。

在沃罗涅日，房东们很愿意向流放犯提供住处。流放犯们时刻面临着被送往更偏僻之地的威胁，如果发生什么冲突，房东便可以对流放犯们的这种处境加以利用。正因为如此，我们接到许多看房建议，奥·曼一连数天奔走于各种各样的破楼旧房，可我们许久都未搬家，因为每个房东都要求预付一年租金。在我前往莫斯科接受一项翻译任务的时候，我们租住的夏季露台里的水已经上冻了。我十分轻松地得到这件翻译活儿：卢波尔(3)听说了“奇迹”，让奥·曼干点活儿养活自己，卢波尔相信这并无任何风险。他非常热心地张罗此事。我们得到一笔预付的翻译稿费，用这笔钱在郊外租了一间小房子，房东同意我们预付半年租金。我们不得不常常往城里跑，要去开证明，换护照，为奥·曼找活儿干，每一次进城都是一场真正的磨难：在电车车站无休止的等待，人们像葡萄串似的挂在车厢外的踏板上，拥挤不堪……在战前，每个城市的交通都十分糟糕，甚至包括莫斯科在内。在那个冬天，我们见识了草原的寒风之凛冽，逢灾遭难的人对寒冷尤其敏感。在战争和流放期间，在每过几年便会定期出现的饥荒时期，我们对此有过充分的体验。

我们不久便发现，我们的房东，一位农艺师，之所以愿意接纳我们，是想结识一些有趣的人。“我原本以为，会有作家来看你们的，比如克列托夫和扎东斯基(4)，我们可以一起跳伦巴舞。”脚蹬一双俄式长靴的委屈的房东抱怨道。深感失望的他开始“采取措施”，当我们那些同为流放犯、同样没有护照的朋友，比如卡列茨基和鲁达科夫，前来做客，他就会冲进来要检查他们的护照：“你们这是在聚会，我作为房东有责任……”我们经常把房东推出房间，他伤心地喘着粗气，总是冲着我一个人抱怨：“哪怕有个更体面的人来看你们也好啊……”他无法退还我们预付的房租，我们只好继续住下去。奥·曼开玩笑说：流放者永远要吃房东的苦头，这由来已久。从前他们往警察局跑，如今他们往国家政治保安局跑，我们的农艺师只是口头威胁，似乎从未“写过报告”，也没“跑过”任何地方。这难能可贵……

我们自一九三五年四月至一九三六年二月租住的房间位于市中心，这是一幢从前的公寓，里面住有各色人等。有好几次，大楼里进行夜间搜查，目的是搜寻私自酿酒的人。隔壁住着一位年轻的妓女，她很喜欢奥·曼，因为奥·曼在大街上跟她打招呼，她总是提着一只水桶来我们房间，为我们擦地板，却不愿收钱：“我给你们干活，是因为我们关系好……”一位犹太老太婆常来诉说生活之苦，她养着三个年幼的孙子。我们的房东想撵走她，便四处投寄告密信，说她是妓女。老太婆以年龄为自己辩解：谁会要我这样的女人呢？还有一个理由即屋子的面积，三个孙子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房间。

我们走运的是，告密者的检举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告密信毕竟还需要一些真凭实据，而在一九三七年之后，报刊上才开始出现一些文章，建议人们向当局汇报邻居的谈话内容。告密信其实最能反映告密者的水平，最能显示其想象力的高低。我们在沃罗涅日的第二个房东，便处于这一阶梯的最低一级。有一次，我们被叫到内务部机构的接待室，他们向我们出示一封举报我们的告密信，要我们写一份说明材料。检举信上说，一位可疑人物曾在夜间来看我们，我们的房间里曾传出枪声。告密信的第一部分还勉强过得去，可第二部分却毁了一切。那位夜间来访者就是亚洪托夫，他的演出海报贴满了整座城市，他出面作证，说他在我们家一直坐到天亮。事情到此为止。

因为一封检举信而被传唤，这个事实本身即已表明，他们并不打算对此信加以利用。一九三七年之后我又曾遇到这样的事情，的确，叶若夫此时已被拿掉，大恐怖有所减弱。一次，我被唤至设在莫斯科警察局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分部，他们要求我说明情况。在奥·曼死后我获得临时居住许可，住在莫斯科的家中。这一次的告密信写得相当专业：在我的房间里常举行集会，会上进行反革命谈话。只有一个人来看过我，即帕斯捷尔纳克。听闻奥·曼的死讯后，他曾跑来看我。除了他，谁也不敢来看我，我就是这样对那位特派员说的。此事没有任何下文，只有我被要求在临时居住许可期满后离开莫斯科。这一次我曾当过房东，临时租住在我这儿的房客是作协在斯塔夫斯基(5)的授意下安排进来的。此人自称作家，但有时也说他的级别相当于将军。他名叫科斯兑列夫。二十大后，他们想给我在莫斯科找一个住处，便把我叫到作协，问我的住宅是如何丢掉的。我谈到了科斯兑列夫。作协的工作人员伊利因在作家花名册中找了很久，也没找见这个名字。但是，无论科斯兑列夫是什么人，是作家还是将军，这都不重要，他是借助老套路为自己搞到住宅的，而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人搞“写作”。我认为，科斯兑列夫试图从秘密机构转入文学，可他未能成功。他搬到我们这里来住的时候，恰好处于一个双重职业和双重任务的过渡期。

那位在夜间听到枪声的沃罗涅日房东，并不以自己的写信行为为耻。或许，他觉得自己是社会中的有益一员，是秩序的捍卫者。他究竟做什么工作，这很难搞清楚。他对自己的工作避而不谈，我们也认为最好别去过问。他自称“代理人”，常去乡下处理“集体化的事情”。他至少是个小喽啰，但这样的人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代理人”的妻子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小女孩，他“娶了她”，是为了让她摆脱被剥夺的富农家庭之不幸命运，在丈夫有一次为了“集体化的事情”而长期出差时，她擅自将房间租给了我们。她自己搬到厨房住，租金则寄给她的父母。丈夫被房客占了房间，却一分钱也没拿到。妻子虽然是因这位骑士而“获救”的，却牢牢地控制着他。从他俩的谈话中可以获悉，她握有他的什么把柄，即便在那个艰难时世，这把柄似乎也颇为棘手。她当面和背后都用一个传统的名字来称呼他，即“恶棍”，在她破口大骂的时候，他便胆怯地夹起尾巴。但是，他对待房客却始终不愿退让，而要竭尽所能地惹是生非。他会突然闯进我们的房间，手里捏住一只耗子的尾巴，倒提着这只活蹦乱跳的耗子，因为屋里到处都是这些恶心的小动物，他会站在门口，像军人一样挺直身体，彬彬有礼地问候我们一句，然后说道：“请允许我来把这东西烤一烤。”然后便径直走到我们那台炉丝外置的电炉旁。他很蔑视电炉，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古怪东西，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习俗之一，诚实的苏联公民应与这类东西作斗争，就像与富农阶级作斗争一样。总是待在我们这里的鲁达科夫或卡列茨基，挺身而出捍卫那只耗子，天性懦弱的房东遭遇抵抗，于是便可耻地退却了。从隔壁房间常常传来他对知识分子神经的嘲笑：我真的吓着他们了，我要烤一只耗子……奇怪的是，他从不喝酒，他的所有伎俩都是在绝对清醒的状态下施展的。耗子是他的拿手好戏。

在奥·曼前往唐波夫疗养院的时候，“代理人”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出房间，是那位妓女把东西收拾了起来……奥·曼回来后无处栖身，便待在位于相邻那幢楼里的报纸编辑部。编辑部里有人给我们房东工作的那个无名单位打去电话，这位房东毕竟是个“代理人”，抓耗子的老手，傍晚时分他突然来到编辑部，说道：“你们回去吧，他们让我别乱来。”于是我们明白，与一位军纪严明单位的工作人员生活在一起有多么好。自此时起，“代理人”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在我们新找到一个房间、搬出他家的时候，他亲自把我们的东西装上大车，高兴得几乎要画十字：获胜的房客居然没有在他家里永远待下去，这有谁能想得到呢？

据说，他在一九三七年赶走了下一位房客，但他未能长久使用住房，因为他被调往集中营去做“内部工作”。

在沃罗涅日三年，我们共租住过五处房间，包括那间露台。搬出“代理人”的家，我们住进工程技术人员之家的气派新楼，房主是一位年轻寡妇，她租出两个房间，我们租了一间，另一位房客是年轻的记者杜纳耶夫斯基。是这位好心的小伙子促成了我们这次奇妙的迁居，但女房东却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这位记者不打算与她结婚，而她之所以愿意接纳我们，只是为了“安排自己的命运”。她想再试试运气，于是我们只好搬走，给潜在的未婚夫腾出地方。最后一个住处是一座低矮小屋里的一个房间，房东是一位做演出服装的女裁缝，这个房间是我们的天堂，是永久逝去的往昔之梦境，是历经磨难后获得的奖赏。尽管奥·曼对与房东们的纷争一向并不在意，但他仍是在这位女裁缝家里才真正获得了安宁的生活。

女裁缝是位普普通通的女性，和蔼善良。她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管母亲叫“外婆”，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瓦吉克，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丈夫是鞋匠，几年前死了，曾在鞋匠这里修鞋的演员们把鞋匠的寡妻安排进剧院工作，好让她能养活一家人。他们为她的孩子弄到一笔抚恤金，因为那位鞋匠是共产党员。他们一家像所有人一样靠土豆为生，外婆还在棚子里养了十来只鸡。一个房间能租出两百卢布，这构成他们极为重要的一份收入。租住在他们家的通常是一些演员，她的善良在演员中间有口皆碑。正因为如此，演员们才把我们介绍到她家，我们在她家里也感觉心情舒畅。

曾几何时，善人满天下，甚至连恶人也要装作善良，因为必须这样。因此，伪善和欺诈便成了十九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抨击的过去年代的极大恶习。此类抨击导致的结果令人意外，即善人的销声匿迹。要知道，善良并非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它需要培养，而人们只有在需求善良的时候才会培养善良。对于我们而言，善良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老派品质，善人则近乎猛犸象。时代教给我们的一切，就是剥夺富农、阶级斗争、揭发他人、揭开伪装并在每一个行为中寻找阴谋，这一切能培养出各种品质，唯独培养不出善良。

如今，只有在不闻时代呼唤的偏僻之地才能看到善良和淳朴，只有那些消极被动的人们才保留着祖辈遗留下的这些品质。被颠倒过来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

在女裁缝家，我们过着宁静平安的人类生活，完全忘记自己是身无片瓦的人。乘坐大车、汽车或电车穿过苏联的一座座大城市，我时常计数着那一扇扇灯火闪烁的窗户，心生诧异：这些窗户为何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呢？我做过一些荒唐的梦：一道道宽阔的走廊，就像盖有天棚的街道，两边是一扇又一扇的房门。房门正在打开，我将为自己挑选一个房间。有时发现，这些房间里住的是我去世的亲友。我生气了：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全都在一起，那我干吗还要四处流浪呢？有哪位弗洛伊德敢于对这些梦境作出解释呢？补偿情结？压抑的性情感？俄狄浦斯胡扯或是其他善良的暴行？

有人说，苏联公民不需要建造自己的住房，因为他们有权要求国家向他们提供免费住宅……可是向谁去要房呢？我甚至在梦中都不清楚该如何要房，老是在那最终获得迁居权、居住许可和住房证的幸福时刻到来之前便醒了过来。在沃罗涅日时我还心存幻想，觉得我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那艰难谋得的唯一住房。如今我已不再有任何幻想，我了解了那些法则，依据那些法则我是无权提出任何要求的。我们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请你们别以为我只是一个例外。我们构成一个军团。

后代们很难理解，我们生活中所谓的“面积”是什么意思。由于居住面积，为了争夺居住面积，发生过许多犯罪行为。人们一旦得到住房面积，就再也不会离开。有谁会放弃从租赁合作社弄到手的那心爱的、温暖的、宝贵的二十五平米房间呢？我们这里从未出现那样的疯子，这住处会作为遗产留给后人，如同祖传的城堡、宅院和庄园。彼此仇恨的夫妻，岳母和女婿，成年的儿女，在厨房里隔出一个小房间住的从前的家庭女工，他们全都永久地占据着自己的“面积”，再也不会离开。离婚和结婚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住房问题。我听说过一些骑士，他们净身而出，把住房留给了妻子；我也听说过一些拥有不错住房的未婚姑娘和寻求有房姑娘的未婚夫……有些聪明的女人买一件棉袄套在身上，化装应聘为大学生宿舍的女清洁工，为的是在学生宿舍里弄到一个狗窝似的隔间。她们就赖在那里，一连数年忍受着宿舍管理员的诅咒和威胁，威胁要把她们赶到大街上去。大学教师也住在这样的宿舍里，他们同样会挨宿舍管理员的臭骂。我也会住进这样的宿舍，插上门坐在那里，半夜还能听见那些快乐的女大学生们唱歌跳舞，女大学生们常常是人多床少，于是她们就两人一张床，两位女友相互搂着睡觉。

住房与居住许可联系在一起，你一旦失去在故乡城的居住权，便永远不得再返回该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套自有住房就是一个真正的陷阱。乌云已经聚集在头顶，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一个接一个被抓走。我们将这称为“炮弹迫近”……拥有住房证的人却待在原地不动，等待他们找上门来，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命运这次能眷顾他们。果真如此，他们便能守住他们那被称为“住宅”的狗窝，如果这狗窝是在一幢新楼里隔出来的，它与陷阱就更为相似了，即只有一个出口，因为新楼都没有后门。我只听说过一位理性的女性，她在列宁格勒驱逐贵族行动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溜到乡下去了，手上保留着一份地道的护照，这使她躲过了许多灾祸。

我也因无家可归而躲过被捕。我仅有一次拥有住处。那是在一九三三年，在布哈林的坚持下，他们在作家宿舍的五楼上给了我们一间鸽子笼。半年后，奥·曼被抓，但住房仍归我们。在作家们的要求下，我们的房管员马泰·扎尔卡甚至去了一趟政安局，请求准许把那位老太太（我的母亲）从流放犯的房间赶出去，把住处腾给真正的苏联作家。但是，奇迹在继续，房管员的申请被拒绝，他还被要求转告那些觊觎房子的作家们，要他们别充当盖过国王的保皇党。房子得以保留，这给我们以希望，认为他们可能打算让奥·曼返回莫斯科，可是，他们一旦需要，就抢走房子，顺便把我也赶了出去，尽管我并非流放犯。如果我当时留在莫斯科的住房里，与那位将军作家同住，我的这把骨头或许早就烂在集中营的万人坑里了。在奥·曼第二次被捕后，既无住处又无许可的我四处流浪，这时，他们曾去我们位于加里宁大街的最后一个住处抓我，可我已不在那里。要知道，我是不可能持有这个住处的，它是一幢私人住宅中的一个房间，价钱很昂贵……我没有落入陷阱，无家可归的我被他们忘记了，我因此才活了下来，保住了奥·曼的诗。

在我们于一九三七年夏离开后，如果新来的房客拒绝付钱并弄到一张能占有其所租房间的居住证，这位善良的沃罗涅日女裁缝该如何是好呢？她最终也会像大家一样行事吗？到秘密机构去告密，说她家的房客召集非法集会，进行反革命谈话……说她作为房东，觉得自己有责任……或许，她会放弃为母亲和孩子挣这份口粮？关于她我只知道一点，即她那幢没有门前台阶的小屋在战时倾塌了，原址上盖起另一幢完全不同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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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克里米亚”为一地名。

(2) 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翻译的德国诗人戈贝尔的同名小说，小说中的荷兰人不懂德国人的问话，便说“我不明白”（каннитФерштан），而德国人误认为这便是对方的姓名，近似英语中“袋鼠”（kangaroo）一词之来历。

(3) 卢波尔（1896—1943），哲学家、文艺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任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1941年被捕，死于集中营。

(4) 沃罗涅日的本地作家。

(5) 斯塔夫斯基（1900—1943），1936年起任苏联作协总书记，在卫国战争中阵亡。

钱

初到沃罗涅日时，我们的物质生活比任何时候都轻松，因为被奇迹所传染的国家文学出版社给了我们翻译工作。任尼亚甚至说，莫斯科在大火之后看上去更漂亮了。我匆匆忙忙译完一部很烂的长篇，马上又得到第二份合同。但是，在一九三四和三五年之交的冬天，我的雇主们显然因为他们的善良而受到了训斥，我因此被叫到莫斯科去“掌握翻译方法”。当时的主编是斯塔尔采夫，他吹嘘了一番“方法”，可翻译部主任却从我手里骗走那本书，说他突然想再看看，让我译的这部长篇需不需要删减……我此后再也没见到这本书，它不久便出版了，是另一位译者的译本（《凡人之家》(1)）。我们还得到一笔稿费，是根据旧合同所译的几个印张的莫泊桑作品，来自莫斯科的汇款便到此为止。

为了找到活儿干，奥·曼不停地写申请，往地方作协跑。提供工作的问题被“原则性搁置”，这是我们当时的惯常说法。也就是说，他们在等待上级指示，作家协会，亦即奥·曼所属的单位，要就这类问题向上级请示。不经过一番事前张罗和等待，我和奥·曼都不可能得到任何工作。即便到了一九五五年，我在切博克萨雷(2)找到一份工作，也是因为苏尔科夫出面找人，得到批准，并当着我的面打电话向教育部长通报了沟通结果。而在一九三四年，没有上级指示，没有任何单位会向流放犯提供工作机会。单位领导试图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责任，以免自己单位出现不合格的公民，但当“提高警惕”的时期到来，先前来自上级的任何许可和安排均不再有效，更何况，这些许可从未以书面形式下达，不过是某某人点过头，某某人在电话里嘟哝了一句“那好吧”，最好的情形是某某人说了一句：“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们没有意见……”这些嘟哝和点头事实上从未留下任何痕迹，当官的也常常会因为“把异己分子引入机关”而付出惨重代价。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异己分子”，对这一机制已了如指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机制出现某些进化，国家对人的控制采取了越来越精细的方式，在自二十大以来的近八年，时局发生巨变，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但我谈的是斯大林时期，奥·曼所经历的那些阶段，是文学被奴役过程的形象显现。这一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其他领域，方式当然稍有不同，可实质却如出一辙。

在我们一九二二年自格鲁吉亚回来时，所有杂志均把奥·曼的名字列在合作者的名单中，但发表作品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沃隆斯基的做法就很典型，他拒绝发表奥·曼的任何作品。“我有什么办法呢？”编辑部主任谢尔盖·安东诺维奇·克雷奇科夫抱怨说，“他老是说：缺乏现实意义……”一九二三年，奥·曼的名字突然在所有杂志的合作者名单中消失。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所有的期刊不可能如此步调一致。这年夏天似乎召开过一次意识形态会议，在文学界也开始划分敌我。在一九二三和二四年之交的冬天，当时主编《探照灯》杂志的布哈林曾对奥·曼说：“我无法刊登您的诗。您拿些译稿来吧……”很有可能，起初的封杀仅限于期刊，一九二二年卖出版权的诗集（《第二本书》）于一九二三年面世，但两年之后，“土地和工厂”出版社的总编纳尔布特便重复布哈林说过的话：“我无法出版你的作品，但翻译的活儿我倒有的是。”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说，曼德施塔姆放弃诗歌，转而搞翻译了。步我们国内出版物之后尘，《前夜》(3)也重复了这样的话，这让奥·曼很伤心。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整体而言已相当困难，奥·曼抱怨说：“他们只让我搞翻译。”不过，翻译活儿也不那么容易得到。当然，存在着自然的优胜劣汰，更何况，奥·曼从未被官方列入需要提供“保障”的人员名单。自二十年代下半期起，翻译活儿越来越难得到，奥·曼挣钱养家的权利也受到挑战。连他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无法出版。马尔夏克(4)把《气球》和《电车》毁得面目全非(5)。唯一的出路是当时尚存的几家穷困的私人出版社。奥·曼在外省（基辅）的几份戏剧杂志上发了几篇文章。完全的封杀尚未开始，还只是加以限制，“建议”关注“现实性”……新的阶段，即为“路线的纯洁”而展开的斗争，始于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建议完全禁止发表一些不合适的东西（一九三〇年）。(6)我当时在《为共产主义教育而奋斗》编辑部工作，我从报纸编辑部人士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已经结束游击战，正宣布发起总攻。奥·曼的几首诗还是发表出来，可是由于编发《亚美尼亚旅行记》（刊于《星》杂志(7)），该杂志分部主任恺撒·沃尔佩(8)被撤职，顺便说一句，沃尔佩知道他是在铤而走险。包围圈是逐渐收拢的。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时代之实质的人，但渐渐地，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一点。许多文学食客却如鱼得水，他们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希望时光倒转，乐意为捍卫自己的位置、保持旧的禁令而斗争。

在流放时期，奥·曼自然无法发表任何作品，连翻译也搞不成，奥·曼的名字不再被人提起。这些年间，他的名字只在批判文章中出现数次。如今，这个姓氏不再是禁忌，但人们受惯性左右仍不愿提及，在柯切托夫(9)的圈子里，奥·曼的名字仍会激起愤恨。要知道，爱伦堡遭到攻击，主要就因为他在回忆录中曾三言两语地提及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在一九三六和三七年之交的冬天，我失去了一切工作机会。直到一九三九年我才找到第一份工作，当时官方宣布，囚犯的妻子继续享有劳动的权利，但每逢“提高警惕”时期，我总是会被扫地出门。任何工作机会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下哭诉”(10)。要知道，我们那里的个体存在方式只有如下几种（如今已不复存在）：自家住房边有一块园子，还养有一头母牛，但草料的供给由上级批准；偷偷地为别人做衣服，直到被财务稽查员抓住；也可以偷偷地为别人打字，但打字机在战前很昂贵；最后就是乞讨，但在我们这里很难讨到东西，因为只有国家的忠实奴仆们手里才有钱，而他们是不愿与被抛弃者沾边的，以免损害自己的名声。这些方式我们都无法采用，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哭诉”，即争取“问题的原则性解决”。奥·曼在沃罗涅日张罗此事，我则前往莫斯科，去见作协的活动家们，如马尔琴科、谢尔巴科夫(11)等人，在他们还情愿见我的时候……他们刀枪不入，不对我的任何问题作出回应，但愿意就此请示“上级”。

在流放后的第一个冬天，奥·曼的退休金被取消。我试图让他们重新发放，我要谢尔巴科夫相信，“为俄国文学作出的贡献”不可能被取缔，因此奥·曼的退休金也不应被取消。我的妙语未能对这位高官产生任何作用，他驳斥道：“既然曼德施塔姆由于他的作品已经被流放了，他在俄国文学中还会有什么贡献呢？”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对法律条文毫无概念，我本人就不清楚，一个并未被剥夺各项权利的犯人，其退休金是否该被永久剥夺。

我并非偶然地称谢尔巴科夫为高官。我们这些活动家的具体类型也在不断改变。在二十年代中期之前，我们四处遇见的尽是为相关的青年所簇拥的前地下工作者。他们言辞激烈，坚信自己完全正确，很乐意展开争论，进行宣传鼓动，常常显得很粗鲁。他们身上有些神学校学生和皮萨列夫(12)的味道。渐渐地，这些人为一帮身着乌克兰绣花衬衣的金发圆脑袋所取代，这群衬衫党人举止做作，放浪不羁，爱开玩笑，刻意表现粗鲁。在他们之后则是一些沉默寡言的外交家，他们惜言如金，不说任何多余的话，不做任何许诺，却能让人觉得他们是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此类显贵的最早代表之一即谢尔巴科夫。在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我和他一同沉默了好几分钟。我想等他先开口，可一直没等到，因为这位高官一直在向我这名上访者提供机会，让我道出自己的请求……我向他提出了发表作品的问题，虽说我事先便清楚，这些尝试注定会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他对我说，决定文学作品能否发表的唯一标准就是作品的质量，而曼德施塔姆的诗作既然未能发表出来，就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水准。马尔琴科也说过同样的话，但语气要稍稍策略一些。有一次，谢尔巴科夫活跃起来，他问我奥·曼最近在写什么。我回答：“在写卡马……”他没听完便问道：“写一个游击队员？”他几乎面带笑容，但当他听我说写的是卡马河，那笑容立刻消失了。(13)“干吗要写一条河呢？”他问。这让他感觉诧异。谢尔巴科夫的片刻活跃使我们意识到，他们当时或许一直在期待奥·曼写作歌功颂德之作，让他们惊讶的是，奥·曼竟迟迟没有动笔。奥·曼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决定迈出这一步，但这时已无人再关注此事。

我和奥·曼毕竟在墙上凿出了一个洞，我俩的共同努力最终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他被派往地方剧院工作。他被称为文学部主任，可他却不知道到底该干些什么。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就是与演员闲聊，那些演员很喜欢他。此外，我们还在地方电台打工。在我们那里，甚至连流放犯也允许从事这种隐姓埋名的工作，当然，只是在风平浪静的时期，当报刊上不再出现“警惕性”这一字眼。我俩一同为电台做了几个节目，如“歌德的青春时代”、儿童节目“格列佛游记”……奥·曼经常为音乐会撰写开场白，比如为格鲁克的《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14)所写的解说词。他感到十分高兴，当他走在大街上，听到所有的大喇叭里都传出他写的那段介绍可爱的欧律狄刻的故事……在沃罗涅日，他还为一位被流放的女低音歌手编译了一些那不勒斯民歌。

在这个我们感到诸事遂顺的沃罗涅日时期，生活依然是拮据的。剧院每月付给我们三百卢布。

这笔钱仅够付房租（我们为我们的小屋每月得付两三百卢布）和买香烟。电台也能给个两三百卢布，我有时还给地方报纸看看稿，提点审读意见。这一切收入加在一起，可保障我们简单的饮食：午餐时的一份煎蛋，茶，黄油。一盒鱼罐头便被视为“盛宴”。我们通常喝菜汤，有时忍不住，也会买上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我们还得养活谢尔盖·鲍里索维奇·鲁达科夫，他妻子每月给他寄五十卢布，这点钱仅够他租一张床铺。在我们租住在“代理人”家的那一年，我们家客人不断，演员们常跑过来，还有前来巡演的音乐家。沃罗涅日是为数不多拥有自己交响乐团的外省城市之一，所有的巡演者都会来此地演出。

奥·曼不仅去听音乐会，而且也去看彩排，他对不同的指挥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与乐团合作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当时构思了一篇描写指挥家的小说，但最终没有完成，因为没有时间。列夫·金兹堡(15)与他的同名人格里高利·金兹堡(16)率乐团来沃罗涅日时，与我们共度了许多时光，他们用他们喜爱的水果罐头装点我们的筵席。玛丽娅·维尼阿明诺夫娜·尤金娜(17)为了与奥·曼见上一面，特意在沃罗涅日举办音乐会，她为奥·曼演奏了很多乐曲。在我们离开沃罗涅日、身在乡下时，歌手米加依(18)来找过我们，没能与他见面，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遗憾。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奥·曼是一位喜爱交际的人，他无法离群索居……

我们遂顺的生活在一九三六年秋结束，当时我们刚从扎东斯克返回。地方广播委员会被取缔，一切广播节目均归中央掌管，剧院垮了，报社的工作也没了。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倾塌。在对各种个人生存手段进行一番思忖之后，奥·曼说道：“养头母牛！”于是我们便开始幻想母牛，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母牛需要吃干草。

即便在所谓的遂顺时期，日子也过得很艰难，尽管如此，沃罗涅日的喘息期仍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奥·曼很喜欢这座城市。他喜欢与边界相关的一切，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沃罗涅日是彼得时期的边境，沙皇曾在此建立亚速海舰队。他在这里感觉到了边界地区的自由气息，倾听着有些接近乌克兰语的南部俄国语言。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笔下，火车的汽笛声也像是乌克兰语。语言的分界线位于沃罗涅日以南，那儿的女人会用指头戳着干瘪的水果，问道：“干啥还不收呀？……”在尼古拉斯科耶村，奥·曼记下一些已被更换，但村民们依然记得的街道名称。让该村村民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祖先是彼得时期被流放的刑事犯和逃犯，村里的街道是按照那些流放犯的罪行来命名的，如杀人犯街、盗窃犯街、造伪币犯街……奥·曼的日记本在他第二次遭逮捕时被毁，我也忘了尼古拉斯科耶村民们脱口而出的那些旧俄语字眼。他们是跳跃教派(19)，写有一些宗教诗歌，叙述他们不成功的飞天之举。在我们到来前不久，村里曾上演这么一出大戏：他们确定了飞天日，坚信他们次日清晨便将飞离地球，于是把所有财产都送给失去翅膀的邻居。待跌落地面之后，他们清醒过来，便去夺回他们昨日的赠品，于是便爆发了一场可怕的争斗。我们收集到的那些墨迹未干的诗作，写的是一位飞天者对他打算送人的那只心爱的蜂箱如何恋恋不舍。奥·曼记住了这首诗，并常常背诵：这位跳跃教徒不愿飞天，他喜欢留在地上，这里有蜂箱、家、老婆和孩子……

冬季的沃罗涅日是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道路很滑，到处都是阿赫马托娃所谓“我不敢踏过的水晶”(20)……要知道，即便在大城市里，也不像从前那样随处可见挥舞铁锨往冰上撒沙的守院人。奥·曼既不怕冰也不怕风。他有时很迷恋这座城市，但更多的时候却在咒骂它，希望离开它。实际上，他始终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像是被紧锁在囚室里。“我天生是个等待者，”奥·曼常说，“他们又把我塞到沃罗涅日，好让我一直等待什么……”的确，我们的生活内涵就是持续不断的等待：等待金钱，等待回信或回复，等待仁慈的点头或拯救……然而，我又从未见过一个像奥·曼这样贪婪地活在当下的人。他几乎能以肉身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感觉到生活的每一分钟。就这一意义而言，他与别尔嘉耶夫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曾说，他永远无法与时间调和，他的每一份眷恋都是对永恒的眷恋。(21)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而言，永恒都可以在每一个持续的、流逝的瞬间被感受，艺术家甚至很乐意让这一瞬间停顿下来，以便获得更为充分的感受。艺术家的眷恋，这并非因永恒而产生的苦闷，而是感觉的暂时丧失，感觉每一秒钟都是阔大的、丰满的、充盈的，堪与任何一种永恒媲美。在眷恋中自然会产生关于未来的感受，于是奥·曼就成了一位“等待者”。在沃罗涅日，奥·曼的这两种天性得到充分展示，在苦闷时分，他便渴望奔向目力所及的地方，可他却无法挪动，因为他被死死地束缚在一个地方。或许，他就是一只无法忍受鸟笼的鸟儿，因此他才持续不断地准备各种证明，以便能获准前往莫斯科，哪怕只去几天，借口去切除什么扁桃腺，尽管他从未得过咽峡炎，去治治病，或是去处理他的“文学事务”，可他完全忘了，他已经不再有，也不可能再有任何“文学事务”了。他自然无法获得旅行许可。受他的怨诉之影响，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和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甚至跑去找卡塔尼扬(22)，请求把曼德施塔姆转往另一座城市。这个请求同样遭到拒绝。向每一位上访者敞开大门的卡塔尼扬办公室，其存在目的就是收集申请，然后加以拒绝。这么一来，奥·曼便在沃罗涅日待满整整三年，其间仅一次逾越被划定的区域，前往唐波夫疗养院，他很快就从那里溜了回来。他在沃罗涅日州境内旅行数次，是报社的采访任务，还去过一次扎东斯克的别墅。我们有机会去扎东斯克，是因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帕斯捷尔纳克那儿弄到五百卢布，又添上她自己的五百卢布，我们感觉自己成了富翁，就在扎东斯克过了整整六个星期。

我们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停止了奔波，当时身在扎东斯克的我们自广播获悉，将对一些案件进行审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开始。一九三七年在迫近。奥·曼此时已身染重病。医生们不愿或无法确诊他的疾病。他发作起来像是心绞痛。他呼吸困难，但并未停止工作。他实际上是在燃烧自我，他做得不错。如果他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他便会遭受多少多余的折磨啊！

前方伸展出一条可怕的路，如今我们已经明白，唯一的解脱便是死亡。奥·曼那一代人，甚至是我这一代人，已经没有盼头。可是，他甚至无法活到斯大林之后那相对遂顺的时期，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和我都认为这一时期是一种真正的幸福。我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大多数刑满之后自集中营归来的人又被重新关了进去，他们中有许多人曾上过前线。

“奥·曼做得对，他及时地死去了。”卡扎尔诺夫斯基对我说，他曾在中转集中营遇见奥·曼，后在科雷马待了十来年。难道我们在沃罗涅日曾梦见这些？要知道，我们大约相信，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更确切地说，我们竭力不去打量未来，就像其他在劫难逃的人一样。我们在一步步地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拉伸、延长每一分钟，以使每一分钟的滋味都能留存在我们的唇间，因为，沃罗涅日就是一个奇迹，是奇迹把我们带到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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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尔兰小说家锡安·奥法兰（1900—1991）193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

(2) 俄联邦楚瓦什共和国首府。

(3) 俄国路标转换派报纸，于1922—1924年间在柏林出版。

(4) 马尔夏克（1887—1964），儿童文学作家，1924年起曾主持苏联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儿童文学分部的工作。

(5) 曼德施塔姆的两首诗作，《气球》写于1926年，《两辆电车》写于1925年。

(6) 指斯大林写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该信刊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31年第6期，题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问题》。

(7) 载《星》杂志1933年第5期。

(8) 沃尔佩（1904—1941）

(9) 柯切托夫（1912—1973），作家。

(10) 语出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在丈夫和儿子被捕后，阿赫马托娃曾于1935年10月来到克里姆林宫城门下，递交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信。

(11) 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1901—1945），国务活动家、苏军上将，1934年起任苏联作协负责人，后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12) 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派批评家，其理论不乏虚无主义色彩。

(13) 谢尔巴科夫以为曼德施塔姆写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布尔什维克卡莫（1882—1922）。

(14) 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作曲家，其歌剧《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作于1762年。

(15) 列夫·金兹堡（1901—1974），指挥家、钢琴家，曾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

(16) 格里高利·金兹堡（1904—1961），钢琴家。

(17) 尤金娜（1899—1970），钢琴家。

(18) 米加依（1888—1959），苏联时期的白俄罗斯歌唱家。

(19)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俄国出现的一个神秘教派。

(20) 阿赫马托娃于1936年2月前往沃罗涅日探访曼德施塔姆夫妇，在她此后所作《沃罗涅日》一诗中有这句引诗。

(21) 别尔嘉耶夫的这一说法见于其自传《自我认知》。

(22) 卡塔尼扬（1881—？），当时的苏联检察长。

奇迹之源

布哈林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添了一句附言，说因曼德施塔姆被捕而激动不已的帕斯捷尔纳克去找过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为何需要加上这句附言，原因显而易见：他想用这句话来说明所谓的公众反应或社会舆论。根据我们的习惯做法，社会舆论要以某位具体的人为代表。可以说某某激动了，却不能言及某一集团、某些知识分子的情绪或不满，比如说文学界……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有权对事件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极其细微的次第，只有在我们这里待过的人方能明白其中奥妙。布哈林善于遵循一切礼仪，以便能办成此事。这句附言也能够说明，斯大林的电话为何没有打给任何人，而偏偏打给了帕斯捷尔纳克。

这次电话交谈发生在六月底，当时案子已经得到重审。帕斯捷尔纳克把这次电话交谈告诉了许多人。他当天就到了身在莫斯科的爱伦堡那里……但不知为何，对于最关心此事的一些人，比如我、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等，他却三缄其口。的确，他当天就给已获悉重审消息的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打来电话，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他的话也就到此为止。任尼亚以为这些话只是一种乐观的预期，并无任何意义。而我本人则在数月之后方才获悉斯大林的电话，当时，我战胜伤寒和痢疾之后，第二次由沃罗涅日来到莫斯科。在一次偶然交谈中，申格里问我知不知道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过电话，这些传闻是否真实……申格里断定，既然帕斯捷尔纳克根本没向我通报此事，那这一切肯定都是无聊的杜撰。但是，我还是决定去一趟沃尔洪卡街(1)：要知道毕竟冒出了烟，而且是这么浓的烟，无火不起烟啊……申格里的故事千真万确，帕斯捷尔纳克向我转述了那次交谈，还运用了直接引语，即引用他自己以及他那位交谈者的话。这与申格里对我讲的话一模一样，显然，帕斯捷尔纳克已原封不动地把这段话转告给所有人，他已将这一准确版本传遍了莫斯科。我将在此逐句逐句转达他的叙述。

帕斯捷尔纳克被叫去接电话，事先已被告之打来电话的是谁。帕斯捷尔纳克一开始抱怨他听不清楚，因为他是在公共住宅里打电话，走廊里有孩子在吵闹。在那个年代，这一抱怨尚不含有潜台词，即请求立即改善住房条件，希望出现一个奇迹。在当时，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每次打电话都以这样的抱怨开头。在他给我们打电话时，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往往会悄悄地相互探问：“他谈完公共住宅了吗？”他与斯大林的交谈也是这么开始的，就像与我们所有人打电话时一样。

斯大林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曼德施塔姆的案子已经重审，曼德施塔姆的事情会好起来的。然后，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指责，责怪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不去找作家组织，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不替曼德施塔姆奔走。“如果我是一位诗人，我的诗人朋友落难了，我会拼了老命去帮他的……”

帕斯捷尔纳克答道：“作家组织从二七年起就不管这些事了，如果我没有奔走，这件事情或许也不会为您所知……”然后，帕斯捷尔纳克又就“朋友”一词补充了几句，试图明确他和奥·曼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还难以归入“友谊”范畴。这一说明是典型的帕斯捷尔纳克风格，与主题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打断他的话，抛出一个问题：“但他是一位大师吗，大师？”帕斯捷尔纳克回答：“问题不在这里……”“在哪里？”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说，他想与斯大林见面谈谈。“谈什么？”“谈谈生与死。”帕斯捷尔纳克回答。斯大林挂断了电话。帕斯捷尔纳克试着把电话拨回去，但接电话的是秘书。斯大林再也没接电话。帕斯捷尔纳克问秘书，他能否把这次电话交谈告诉别人，还是应该秘而不宣。他意外地得到四处传话的许可：这次谈话中没有任何秘密……那位交谈者显然希望赢得最大范围的反响。要知道，奇迹若是无人欣赏喝彩，便不能算作奇迹。

我在前文并未点明那位唯一抄过奥·曼诗作的人，因为我认为他与告密和奥·曼的被捕并无干系，同样，我在此也没有引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句应答，不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会因为这句应答而对他心生反感。这句应答无可指责，但其中也不乏帕斯捷尔纳克的某种自恋情结和自我中心主义。对于很了解他的我们而言，这一应答只不过显得有些好笑而已。

如今大家均已明白，斯大林的这个奇迹价值何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荣耀不仅在于他将这一奇迹传遍莫斯科，而且还在于他倾听了教诲。这个奇迹达到了其自的，即将人们的注意力由牺牲者转向仁慈者，由流放犯转向奇迹的缔造者。那个时代的一个惊人特征就是，在对这一奇迹进行讨论的那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斯大林为何会对诗人网开一面，竟然认为需要拼了老命去救落难的诗人朋友，与此同时，他却绝对心平气静地把自己的朋友和战友一个个地送进坟墓。甚至连帕斯捷尔纳克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我向他谈起这一点时，他微微哆嗦了一下。我的同时代人正儿八经地接受了斯大林关于诗人之友谊的教诲，欣赏这位当权者表现出的深情厚谊。而我和奥·曼的眼前却浮现出洛米纳泽(2)的身影，他被从梯弗里斯召至莫斯科受死，当时，奥·曼正与他沟通，想在梯弗里斯的档案馆找一份工作。除洛米纳泽外，还有很多人在这一时期人头落地，可是我们却始终固执地仅从一九三七年算起，似乎在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才突然换了一个人，开始消灭所有人。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本人也对他与斯大林的交谈感到不满，他对许多人抱怨说，未能借机谋得斯大林的接见，他深感遗憾。他就对我抱怨过……他并不替奥·曼担心，因为他对其交谈者的话深信不疑，即奥·曼将万事如意。这使他更强烈地感觉到了他自己的失败，因为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和我们国家的许多人一样，对于那位克里姆林宫隐士怀有病态的兴趣。我此时认为，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渴望的那次会见没有实现，这是他的幸运，但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我们对许多事情还不甚明了。我们还有一些真相有待认识。这构成了时代的第二个惊人特征：那些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许诺要不惜一切代价构建真正的人间天堂，可他们为何要如此起劲地欺骗其同时代人呢？如今已无人怀疑，在两位诗人与那位主宰者的冲突中，道德权威、历史感和内心的正确感均在诗人一边。然而在当时，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却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本人对我说，他在此事之后很久甚至都无法写诗。如果帕斯捷尔纳克想亲手触摸时代的伤口，则尚可理解。众所周知，他后来果然这样做了，可他为此完全不需要与当权者见面。而在当时，我觉得，帕斯捷尔纳克相信他那位交谈者就是时代、历史和未来的化身，他想近距离地看一看那个活生生的奇迹。

如今流传一种说法，称帕斯捷尔纳克在与斯大林电话交谈时表现得十分胆怯，似乎要与奥·曼划清界限。在帕斯捷尔纳克患病前不久，我在街上遇见他，他曾对我谈起这一点。我建议与他一同留下一份关于那次谈话的笔录，他却不愿意。或许，事件的转变如此剧烈，使他无法顾及过去。

如果考虑到斯大林开口便向帕斯捷尔纳克通报了案件的重审和他的仁慈，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据如今的一些版本称，斯大林似乎想让帕斯捷尔纳克为奥·曼担保，可是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作保。此事子虚乌有，他们甚至根本没谈及担保之事。

奥·曼在听了详细经过之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非常满意，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关于作家组织所说的那句话，即“从二七年起就不管这些事了……”“他给出了一份准确的证明。”奥·曼笑了起来。他对电话交谈这件事情本身不甚满意：“干吗要难为帕斯捷尔纳克呢？我自己能有法子，他与这事毫不相干……”他又说：“他说得完全正确，问题不在于大师手艺……斯大林为什么那么害怕‘大师手艺’呢？他可能有些迷信。他以为我们有萨满巫师的手艺……”最后，他还说过：“那首诗一准起了作用，如果他这么起劲地四处宣扬案子的重审……”

顺便提一句，如果帕斯捷尔纳克以夜莺般动听的语言谈及大师及其手艺，结果究竟如何也很难预料，或许，他们会干掉奥·曼，就像干掉米赫埃尔斯那样，至少，他们会采取更加残酷的措施，以便销毁奥·曼的手稿。我相信，手稿之所以得以保全，完全仰仗那些与奥·曼同辈的列夫派(3)人士和象征派人士的不住咒骂：前诗人，前唯美主义者，前诗作……当局以为奥·曼已被消灭，已被踩烂，如常言所说，他已是“明日黄花”，于是也就不再去搜寻他的手稿、抹去他的痕迹了。他们仅仅焚毁落到他们手中的手稿，并因此而心满意足。如果他们把曼德施塔姆的诗歌遗产看得更高，无论是我还是他的诗作，都定将难逃厄运。这种做法曾被称为“让骨灰随风飘去”。

关于斯大林电话交谈的一个境外版本十分荒谬，说奥·曼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做客，当着一些外人的面朗诵了那首诗，于是，可怜的主人“被抓到克里姆林宫，受尽折磨”……每一个词都显示出对我们生活的一无所知。不过，要想对我们被束缚的程度作出真实的判断，又有谁能具有足够的想象力呢？关于斯大林，谁都不敢多说一个字眼儿，更遑论“在做客时”朗诵那样的诗句……在前去别人家做客时朗诵一首反斯大林的诗，恐怕只有挑拨离间的奸细才敢这么做，即便奸细也会犹豫再三。也从未有人被叫到克里姆林宫去“受审”，克里姆林宫是举行隆重接见、颁发勋章的地方。进行审讯的地方是卢比扬卡，帕斯捷尔纳克并未因为曼德施塔姆案件被叫到那儿去。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与斯大林的交谈而怜悯帕斯捷尔纳克，这件事情对他毫无伤害。此外，生活被安排成这样，即我们从未去帕斯捷尔纳克家做客，他有时来看我们。我们觉得这样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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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帕斯捷尔纳克当时住在那里。

(2) 洛米纳泽（1897—1935），斯大林的同乡、战友，曾任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1935年1月被枪毙。

(3) “列夫”，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文学团体，“左翼艺术阵线”之缩写。

两个截然相反的人

在某些方面，奥·曼和帕斯捷尔纳克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但他俩又共处于同一空间中两个相对的基点。可以用一条线把他俩联结起来。他俩有着一致的特征和内涵。他俩共同存在。他俩都不可能成为其他人的对立面，比如费定(1)、奥沙宁(2)或别雷。

奥·曼有两首诗像是对帕斯捷尔纳克作出的回应，一首是对帕斯捷尔纳克诗作的应和，另一首是对一次未竟谈话的回应。我先来谈第二首，也就是写住宅的那首。此诗的写作与帕斯捷尔纳克近乎偶然的一句话有关。他来到富尔曼诺夫胡同，看我们的新住处安置得怎么样了。告别时，他在前厅逗留许久。“瞧，如今房子也有了，可以写诗了。”他在离开的时候说道。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奥·曼很是生气……他忍受不了那些关于外在条件会妨碍工作的抱怨，诸如生活不安定、没有住处、钱不够花等等。他坚信，没有任何因素能妨碍艺术家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反过来，遂顺的生活也无法成为艺术家创作的刺激因素。他并非在躲避遂顺，他也并不反对遂顺……在我们周围，作家们为争夺官方赐予的优越生活条件而展开决死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住房又被视为主要奖赏。后来，有些人由于其贡献还开始得到别墅……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话正中靶心，因为奥·曼正在诅咒这套房子，要把它还给那些有资格享用这套房子的人，即诚实的叛徒、歌功颂德者以及诸如此类的随波逐流者……

诅咒住房，这并非是在颂扬无家可归，而是一种恐惧，恐惧因得到住房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白给的，无论金钱，还是别墅和住房……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那部长篇小说(3)里也曾提到“住宅”，更确切地说，曾提到书桌，一张可供思想者伏案写作的书桌。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书桌可不成，因为他是一位写作者。奥·曼则是边走边打腹稿，然后坐下来用打字机记录腹稿。甚至在具体的工作方式上，他们两人也截然不同。即便在全民皆遭奴役的年代，曼德施塔姆也未必会出面捍卫作家拥有一张书桌的特殊权利。

与帕斯捷尔纳克相关的第二首诗，即“院子里的夜，老爷的谎言……”这是对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诗的回应，帕斯捷尔纳克在那首诗中写道：“韵脚并非行尾的重复，／而是衣帽间的号牌，圆柱旁的座位号……”(4)这里明显是指音乐学院的大厅，我们即便没有票也能进去。此外，这也象征着诗人所处的颇为荣耀的社会地位。在自己的诗中，奥·曼拒绝“圆柱旁的座位”。在对待遂顺的态度中，在与其时代相妥协的态度中，奥·曼更接近茨维塔耶娃(5)而非帕斯捷尔纳克，但在茨维塔耶娃那里，这一弃绝具有某种更为抽象的特征。在奥·曼这里，其冲突对象是特定的时代，他相当精准地确定了时代的特征以及他自己与时代的关系。

早在一九二七年我就对帕斯捷尔纳克说过：“您要小心，他们要收养您……”他不止一次对我提起这句话，最后一次是在三十年之后，此时《日瓦戈医生》已经面世。在我们第一次交谈时（我们谈到了他，也谈到了奥·曼），我还说过，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家庭的、独特的、莫斯科的现象，一位有其内心构造的别墅客……由于这种莫斯科天性，我们那些文学活动家们能够理解他，他们已做好妥协的准备，但决裂依然无法避免，因为他们步入了帕斯捷尔纳克无法跟随他们步入的那些区域。曼德施塔姆却是一位游牧者、浪游者，甚至连莫斯科住宅的四壁也难以圈住他。后来我才明白，奥·曼的选择另有隐情，他们是有意让他成为一位游牧者的。至于帕斯捷尔纳克，我完全不指望成为卡珊德拉(6)，只不过比他稍稍早一些与现实产生了冲突，就像切尔登那位经验丰富的女管理员比我更有先见之明一样，但是我曾指出，无论早晚，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睁开，只不过许多人不愿让人知道他们是洞察一切的。在最后几次见面中，帕斯捷尔纳克有一次曾对我提起我说过的那句话，即无法避免的决裂。

命运早已被置于这两个人的精神构造，一如被置于蝴蝶的蛹中。他们两人均献身文学，但帕斯捷尔纳克常寻求与文学的接近，而奥·曼却另辟蹊径。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稳定的生活，主要是物质方面的稳定生活，他知道，只能借道文学界走向文学。他从未步出文学界，从不躲避文学界。要知道，日瓦戈医生也并非一位大夫，而是一位诗人，与文学界断绝关系的并非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而只是日瓦戈，且是在作者意识到决裂无法避免的时候。

帕斯捷尔纳克年轻时曾殚精竭虑，思考何种文学形式能给他带来文学地位和稳定的生活。在给奥·曼的一封信中他甚至说，他打算去做一名职业编辑。显而易见，这纯属初出茅庐的帕斯捷尔纳克之幻想。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和奥·曼两人的幻想计划也迥然不同。奥·曼终生都在摆脱文学界和文学事务，诸如翻译、编辑、赫尔岑之家的座谈会或与时代精神合拍的某个讲话。帕斯捷尔纳克为向心力所控制，奥·曼则为离心力所左右。文学界也分别对他俩采取了相应的态度：他们起初厚待帕斯捷尔纳克，但自一开始便试图消灭曼德施塔姆。“要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外人，”法捷耶夫翻看着奥·曼的诗，曾对我这样说道，“可是他离我们毕竟稍近一些，和他还可以共事……”法捷耶夫当时是《红色处女地》的编辑，而曼德施塔姆已是一位被禁的诗人。我带着诗稿去见法捷耶夫，因为曼德施塔姆病了。这便是如今被收入新诗选第一册的那些诗。法捷耶夫既未留意《狼》，也没关注“狼组诗”，他只对这首只有八行的诗感兴趣：“警局的纸上有水印，／夜吞噬刺针，星星在歌唱，／办公室的小鸟在书写，／书写他们的报告。／他们如果真想眨眼，／可以递交申请，／他们永远能获许可，／去闪烁、书写和腐烂……”奥·曼把这首搞笑诗塞给我，纯属胡闹。“‘报告’一词里为什么有两个‘п’啊？”法捷耶夫问道，他立即猜到这源自“拉普”一词(7)……他摇了摇头，把诗稿还给我，说道：“帕斯捷尔纳克让我们感觉更轻松一些，他那里有大自然。”但是，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某一诗歌题材，甚至不在于诗本身，问题在于，帕斯捷尔纳克与日常的、传统的文学毕竟还有一些接触点，并通过这一文学与所有拉普派人士产生关联，而曼德施塔姆却没有这些联系。帕斯捷尔纳克渴望友谊，曼德施塔姆却拒绝友谊。他俩谁更正确，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这是一个伪命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人在其生命终点均做出了与其生活立场相悖的举动：完成并出版了那部长篇小说的帕斯捷尔纳克，已走向公开的决裂；曼德施塔姆却决定靠近，但就像结果所证明的那样，已为时太晚。实质上，这是曼德施塔姆在绳索已套上脖子时所做的自救尝试，但他毕竟做过这次尝试。阿赫马托娃的处境有些特别。他们以廖瓦为人质对她施压。如果不是这样，那些所谓的“正面”诗作(8)永远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帕斯捷尔纳克有一点终生未变，即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更确切地说，是对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在革命后失去舒适的生活，他们宁静的日子一去不返。帕斯捷尔纳克实质上绕开了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所有心路历程，比如，那些思想平庸、枯燥乏味的大学教师们就根本配不上日瓦戈的友谊。日瓦戈一家的日常生活也被毁掉，作者将此归咎于暴动的民众。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帕斯捷尔纳克试图立起一堵国家的防护之墙。日瓦戈那位神秘莫测的弟弟到底是什么人？(9)此人一副贵族派头，生有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他现身时永远像一位善良的天才，带着特供券、钱、善意的建议、“庇护”和帮助。“他的无所不能还是个谜。”帕斯捷尔纳克常说。然而，他与战胜者和国家的关系在整部小说中都显而易见，他向哥哥提供的帮助也显然属于“国家奇迹”，为了让此类奇迹出现，需要打电话，需要传送带，需要高尔基建议成立的中央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他的地位如此显赫，竟能答应把哥哥送往国外，或者让哥哥被逐的家人自巴黎返回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心知肚明，在三十年代初的当权者中有谁握有此等权力。如果日瓦戈最后没死，他便能通过他弟弟获得“圆柱旁的座位号”。这种寄希望于国家及其奇迹的心理与曼德施塔姆格格不入。他很早便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新型国家将给人们带来什么，他并不指望国家的庇护。他坚信，“人民能像法官一样作出审判”；他还写道：“你升腾于荒芜的年代，／哦，太阳，法官，人民。”(10)我也持有这一信念，我认为，人民即便沉默不语，也仍在作出审判。

帕斯捷尔纳克将那位在前线为其士兵所杀的政委林德(11)写进小说，在小说中他被称为金茨。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林德之死的原因就在于，林德之类的人不善于像哥萨克军官那样管理和掌控群众士兵，最终激起哗变，……奥·曼很熟悉林德，或许是在希纳尼家里认识林德的。(12)要想概括奥·曼对林德之死的态度，只要引出这样一句话便足够了：“为他祝福，俄罗斯轻步走向遥远的地狱……”(13)

在自己那篇关于哈姆雷特的文章(14)中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哈姆雷特的悲剧不在于犹豫不决，而在于他在完成儿子应尽的义务之后却丧失了他理应继承的遗产，换句话说，即丧失了“圆柱旁的座位号”。莫斯科一直属于帕斯捷尔纳克，自他出生时起。他曾一度有可能拒绝这份遗产，可他没有这么做，始终拥有遗产。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也是以一位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她也得到相应的接受。然而，任何一份遗产都与她格格不入，当她在诗歌中找到自己的声音，便立即与那份遗产一刀两断。对于阿克梅派诗人，即阿赫马托娃、古米廖夫和曼德施塔姆，他们两人也态度不同。阿克梅派的某些特质在两大文学阵营均激起了愤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5)的圈子和高尔基的圈子都对阿克梅派抱有敌意。对古米廖夫的敌意并未立即体现出来，而是在第一部阿克梅派诗集《异乡的天空》出版之后。(16)因此，对阿克梅派的斗争从来都是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其力度远远超出对其他诗人的打压。奥·曼经常说，布尔什维克只关心象征派手把手交给他们的那些人。阿克梅派却未曾享受这种待遇。于是，到了苏维埃时期，列夫派和象征派的遗老遗少便齐心协力，欲给阿克梅派的最后两位诗人阿赫马托娃和曼德施塔姆以致命一击。这种斗争有时会采取一些可笑的方式，比如勃留索夫(17)的那些文章，他在文中对以奥·曼为首的“新阿克梅主义”大加赞赏，把所有那些能败坏这一流派之名声的人全都列为奥·曼的学生。奥·曼与勃留索夫发生过一些更为可笑的个人冲突。有一次，勃留索夫把奥·曼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奥·曼的诗激赏不已，可他引用的诗却出自一位名叫马卡维伊斯基的基辅诗人之手，后者的诗中充满滥用的拉丁语。另一次，在一场确定学者供应标准的会议上，勃留索夫坚持要给奥·曼二等供应，他故意装出一副样子，说他把奥·曼与另一位同名法学家搞混了。这类搞笑把戏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间十分典型，但是，勃留索夫却从未诉诸政治歧视，热衷此道的是更为年轻的列夫派人士。

奥·曼自己非常希望获得象征派和列夫派的承认，主要是维尔霍夫斯基(18)和基尔萨诺夫(19)的认可，可他未能如愿……这两位诗人始终坚持其立场，所有的朋友都拿奥·曼的彻底失败来取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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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定（1892—1976），作家。

(2) 奥沙宁（1912—1996），诗人。

(3) 应指《日瓦戈医生》。

(4) 帕斯捷尔纳克此诗题为《我的美人，全部的身姿……》，写于1931年。

(5) 茨维塔耶娃（1892—1941），女诗人。

(6) 希腊神话中的女预言家。

(7) 曼德施塔姆有意在此诗的“报告”（рапоптиски）一词中添加一个字母“п”，写成“раппоптиски”，以隐射拉普人士。拉普（РАПП）系“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之简称，法捷耶夫曾任该联合会负责人。

(8) 指阿赫马托娃1950年发表在《星火》杂志上的《和平颂》等诗。

(9) 此人在小说中名为叶夫格拉夫。

(10) 见曼德施塔姆的《兄弟们，让我们赞美自由的黄昏……》（1918）一诗。

(11) 林德（1881—1917），俄国革命家，临时政府派往西南前线的政委，在士兵哗变中被杀。

(12) 希纳尼是一位医生，曼德施塔姆在《时代的喧嚣》中曾写到希纳尼一家。

(13) 见曼德施塔姆的《当十月的强人为我们备下……》（1917年11月）一诗。

(14) 指帕斯捷尔纳克的《莎士比亚翻译札记》。

(15)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886—1949），象征派诗人。

(16) 古米廖夫的诗集《异乡的天空》出版于1912年。

(17) 勃留索夫（1873—1924），象征派诗人，十月革命后成为布尔什维克诗人。

(18) 维尔霍夫斯基（1878—1956），诗人、翻译家。

(19) 基尔萨诺夫（1906—1972），诗人、翻译家。

两种声音

在安德烈·别雷的理解中，特写是一种涵盖面很广的形式，除了他不喜欢的日常生活长篇小说，一切散文均可归入这一体裁。奥·曼说：“以这一观点看，《谈论但丁》也是特写。”安德烈·别雷对此表示肯定。

我们与别雷一九三三年在科克捷别里相遇。两位男人彼此很亲近，但别雷的妻子却显然还记着过去的纷争和奥·曼的文章，公开表现出不愿走得太近的愿望。也许，她知道奥·曼的反人智学和反神智学倾向，这使奥·曼在她眼中不仅是个陌路人，而且还成了一位敌人。但两位男人依然经常见面，悄悄进行热烈的交谈。当时，奥·曼写成《谈论但丁》，他曾把这部作品读给别雷听。他俩交谈甚欢，别雷总是喜欢引用他当时尚未完成的那本关于果戈理的著作。

瓦西里萨·什克洛夫斯卡娅曾对我说，在她认识的所有人中，别雷给她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我理解她的意思。别雷整个人仿佛都晶莹剔透，光芒四射。我再也没有遇见这种熠熠生辉之人。这种印象是来自他的眼睛，还是源于他那具有持续冲击力的思想，这很难说清，但是，他无疑能以某种智性电波触及接近他的每一个人。他的在场、他的眼神和他的声音会激发思维，加速心跳。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无形、充电、雷电的化身和奇迹……这是一个已接近其人生终点的人，他采集科克捷别里的卵石和秋叶，用它们组成复杂的图案，他撑着一把黑伞在科克捷别里的沙滩徘徊，身边是那位娇小、聪明、曾经很漂亮的妻子，她蔑视置身于她那复杂的人智学世界之外的所有人。

象征派诗人是人类心灵的伟大诱惑者和猎获者。别雷也像其他象征派一样，张开了他的网。有一次，他捕获了我，长时间地对我转述他在《象征主义》一书中表述的诗歌理论。奥·曼笑了起来，对他说道，我们大家都是在这一理论中成长起来的，比如我就是他的一位女读者。奥·曼当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我并未加以反驳，别雷突然因为我这位女读者而兴高采烈，而我们曾以为他早已被宠坏，身披受人景仰的光环。显而易见，他此时已强烈感受到了孤单和孤独，觉得自己已失去读者，被人抛弃。要知道，他的读者和朋友均命运多舛，他能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送他们去流放，并迎接那些刑满归来者。他们并未对他本人下手，可是却清除了他身边的所有人。在他们不止一次带走他妻子的时候，他怒不可遏，发出疯狂的呐喊。“他们为什么抓她而不抓我？”他在那个夏天向我们抱怨，在我们见面前不久他妻子在卢比扬卡被关了几周。这种想法会使他发疯，使他的生命大大缩短。能折射出他的意识的最后一滴水珠，即加米涅夫(1)为他那本关于果戈理的书所撰写的序言。(2)这篇序言表明，无论党内的态度如何转变，他们仍旧不会允许思想的正常发展。无论出现什么转折时代，教育的观念和对思想实行监管的观念都依然是基础的基础。他们对我们说，既然我们已经为你们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你们干吗还要走那条乡间小路呢？……既然正确的任务以及事先提供的答案已经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干吗还要胡搅蛮缠呢？……

我们各种各样的监护人都从不会出错，从不知疑虑。他们仅凭萌芽便能大胆地确定收成，这距离下令拔除无益的萌芽、幼苗和思想仅一步之遥……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相当成功……

别雷内心深处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他的思想很难被人接受，还不够缜密。因此，他的言说方式便与帕斯捷尔纳克截然不同。别雷老是缠着其交谈者，以说服和迷惑的方式慢慢地征服他。他的语调略带害羞和央求，其中能感觉出这样一种心态，即对听者尚缺乏信心，担心得不到倾听和理解，迫切需要赢得信赖和关注。

帕斯捷尔纳克则在以微笑和话语赠人。他声若喇叭，充满自信，似乎认定每一片土壤都已被事先开垦，只等播种。他不像别雷那样去说服，也不似曼德施塔姆那样去争论，而是信赖地欢欣鼓舞，大喊大叫，要让所有的人都来倾听和赞赏。他似乎在独自演唱一曲咏叹调，他认为，在他童年时即已属于他的莫斯科早已替他准备好了成熟的听众，这些听众具有出色的听觉和理智，一准会爱上他的声音。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很尊重他的听众，一点儿也不想惹他们生气。但是，他需要的只是听众而非交谈者，他对后者避之不及。别雷则需要激发思想的素材，即那些面对别雷便会展开思考和求索的人。我曾问奥·曼：“这两种手法中你用的是哪种？”他回答：“当然是别雷那种。”此话也不对，因为奥·曼寻求的只是势均力敌的交谈者。听众、学生和崇拜者都会同等程度地让他感到不满。他始终有一种要与势均力敌者交往的贪婪欲望，可是，这一愿望却一年比一年更难满足。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智性拟态进程，即每一个思想、每一种声音也都披上了一层防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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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米涅夫（1883—1936），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后被枪毙。

(2) 加米涅夫为之作序的是别雷的回忆录《世纪之初》（1933），而非论果戈理的著作。

毁灭之路

艺术家的死亡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最后一个创作举动，就像一束光芒霎时照亮了他的生活道路。年轻的奥·曼在写作那篇关于斯克里亚宾(1)之死的文章时便已明白这一点。诗人能预知自己的命运，知道死亡已经在等待自己，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知道，结局和死亡，这是最强大的结构因素，它能统领整个生命过程。这里没有任何决定论，反而应被视为自由的意志表达。奥·曼牢牢地把握自己的生命，领着它走向那对他觊觎已久的毁灭，走向在我们这里最为普及的死亡方式，即“成群结队”。一九三二和三三年之交的冬天，在《文学报》编辑部举行的奥·曼诗歌晚会(2)上，马尔基什(3)突然明白了一切，他说道：“您是在挽着自己的手，走向刑场……”此话源自奥·曼的这样一句诗：“我挽着自己的手在街道行走……”

奥·曼经常在诗中谈到这种方式的死亡，可人们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像他们没有注意到马雅可夫斯基关于自杀的谈话。但是，做好死亡准备的人在最后关头也会竭力延缓那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们会闭上眼睛，做出一副躲藏起来、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假象，比如去寻找住处，买一双耐穿的鞋子，躲开那已经挖好的坑穴。在写下那首关于斯大林的致命诗作后，奥·曼就是这样行事的。

此诗写于消灭富农运动的末期，写于《旧克里米亚》和《住宅》两诗之间。写作此诗究竟有没有什么心理动机呢？也许，动机有好几个，或者很多个，而不是一个。每个动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侦查员后来所谓的“行为”，在调查的开始阶段，这一“行为”曾被视为恐怖活动。

第一个动机可称为“我不能沉默”。我们的父辈常常道出这一公式。我们无法重复父辈的这句话，但显而易见，总有那终将填满整个杯盏的最后一滴水。到一九三三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已大有长进。斯大林主义已大规模呈现，即消灭富农运动，以及文学的组织化。

夏天我们住在旧克里米亚，一些首度在诗中出现的词汇表明，奥·曼看到了消灭富农运动的最新后果，即乌克兰和库班的可怕幽灵，饥饿的农民(4)……在此诗的第一个版本中，斯大林被称作杀人犯和农民屠夫。当时大家都这么认为并私下低语，因此，此诗自然并未超越其所处时代。此诗所超越的，仅仅是权力集团及其走卒们的意识。

写作此诗的第二个前提，即奥·曼意识到了自己的在劫难逃。“帽子藏进衣袖”那般躲起来，已为时过晚。写于三十年代的那些诗作已流传开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批判文章，将《亚美尼亚旅行记》称为“走卒散文”。这已不是事先警告，而是在下结论。在这之前，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切恰诺夫斯基就曾“建议”我不要再发表《亚美尼亚旅行记》，他说，否则你们会倒大霉的……以威胁和建议的形式发出的警告不绝于耳（如格隆斯基(5)、古谢夫(6)），可是奥·曼不管不顾。灭亡在迫近。

一九三三和三四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在我们的新家，也是我一生中曾经拥有的唯一住宅里度过的时日，是我记忆中最为可怕的岁月。隔壁是基尔萨诺夫的夏威夷吉他，通风管道送来作家们的午餐和臭虫药的味道，没有钱，也没有吃的，晚上还有大拨客人，其中一半是被派来的奸细。灭亡的方式可快可慢。奥·曼是一个积极的人，他宁愿选择快速毁灭。他宁愿死于惩处机构之手，也不愿为作家组织所灭，作家组织正是他的毁灭的始作俑者。

奥·曼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样，不愿采用普通的自杀方式。可身边的一切都在逼人自杀，如孤独、隔绝和与我们对立的时代。孤独并非指缺少朋友，我们始终有很多朋友，而是指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听不见各种警告，闭着眼睛继续行走在可怕的自相残杀的道路上，并裹挟了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奥·曼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称为卡珊德拉，这并非偶然。有预言能力的也并非只有诗人。较我们年长的一代人(7)就曾看清迫近的一切，但他们的声音未及被人们听见便消隐了。早在“新制度”获胜之前，他们即已言及这一制度的伦理和意识形态，言及其偏执以及对权利的歪曲。荒野中的呼号……于是，人们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感觉到，舌头被割掉一截，说话变得越来越艰难。

奥·曼在选择死亡的方式时利用了我们领导人的一个出色品质，即他们对诗歌过分的、近乎迷信的爱好。他常说：“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只有在我们这里才有人爱诗，爱到因为诗而杀人。要知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因为诗而杀人的……”

奥·曼看着商店橱窗里的领袖画像，有一次曾说，他害怕的只是人的手。那首诗中的“粗胖的手指”无疑与杰米扬(8)的故事有关，杰米扬因此才感到害怕，建议帕斯捷尔纳克不要介入此事。奥·曼也曾注意到莫洛托夫的细脖子，这脖子从衣服领子里戳出来，顶着个小脑袋。“像猫脖子。”奥·曼指着莫洛托夫的画像对我说道。让“细脖子”一词出彩的是库津，他别出心裁，在这个形容词的中性形式里让三个е并列(9)：一个细脖子动物……

最初几位听到这首诗的人都吓得要死，求奥·曼赶紧忘掉此诗。而且，对于奥·曼的同时代人而言，诗中显见的写实也降低了该诗的价值。近些年，我则能在此诗听众的反应中发现同情。有人问我，奥·曼如何能在一九三四年就看清一切呢，是写作日期弄错了吧？这些人接受了官方的说法：在叶若夫掌权之前一切都很好，实际上，即便在叶若夫时期情况也没那么糟，只是在他老了之后，在战后，老头子才失去理智，导致了灾难的发生……但是，这一版本已经过时，实情逐渐浮出水面。不过，我们仍旧在美化二十年代，还要将三十年代初理想化。这一观念在我们这里根深蒂固。老一代人纷纷死去，未及道出任何东西。如今的老年人，甚至那些曾被关进集中营的老年人，却在照旧念叨他们那仅仅由于被捕才戛然而止的灿烂的青春岁月。如果我们全都沉默不语地死去，我们的子孙该如何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呢？

我记录下了同时代人关于那首写斯大林的诗所持的三种独特观点。库津认为，奥·曼无权写作此诗，因为奥·曼大体上一直对革命持正面看法。他指责奥·曼前后不一：你既然接受革命，就得接受自己的领袖，别再抱怨……这个意见自有其傻瓜逻辑。可是令我难以理解的是：喜爱并能熟记奥·曼诗文的库津（尽管他在年老时忘了这些诗文，甚至写信告诉莫罗佐夫(10)，说他从未读过《亚美尼亚旅行记》），为何没能发现奥·曼的矛盾和始终存在的摇摆呢？显而易见，人们很难理解伪装手段，甚或稍加掩饰的话语。他们需要一切都直截了当。我有时觉得，奥·曼也开始“直截了当”地说话了，因为他已厌倦其听众的耳聋，听众们老是在说：多好的诗啊，可这里哪有什么政治啊？！干吗不发表出来呢？

爱伦堡不认可这首写斯大林的诗，他称之为“小诗”，认为它迎合了那些彬彬有礼的可爱读者之恐惧，那些人不明白，我们这里完全不存在另一种诗歌语言。“你听听这首小诗，”奥·曼说，“怎么样？什么也没有？……”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11)公正地指出，此诗过于单调，直截了当，是奥·曼创作中的偶然之作。

无论此诗品质如何，但如果正是它导致了诗人的可怕灭亡，那么，还能认为它是诗人笔下的偶然之作吗？此诗是一个行动，一种作为，在我看来，它是奥·曼整个生活和工作的逻辑结果。毫无疑问，此诗中存在某种独特的迎合因素，作为诗人的奥·曼从来不愿迁就读者，完全不关心其诗能否被理解的问题，他认为每一位诗歌读者和交谈者均与他自己势均力敌，他因此从不反复解释、简化其思想，可是，他却把这首诗写得直截了当，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他又竭力不让此诗成为粗糙的政治宣传工具，关于这一点他甚至对我说过：“这可不是我的事情……”换句话说，他写作此诗，是指望获得比通常更多的读者，尽管他也知道，他在写作此诗时不可能拥有读者。我认为，只有在对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留下明确的评判之后，他才情愿死去。

帕斯捷尔纳克也对此诗持有敌意。他曾劈头盖脸朝我抛来大堆责难，当时奥·曼已在沃罗涅日。我记住了其中一种责难：“他怎么能写这样的诗呢，他可是个犹太人啊！”即便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他的思路，而在当时，我提议再给帕斯捷尔纳克背诵一遍那首诗，要让他具体地向我指明，诗中有哪些身为犹太人而不能碰的东西，他却恐惧地加以拒绝。

这头几位听众的态度能让人想起赫尔岑的一段回忆(12)，赫尔岑言及他与史迁普金(13)的一次交谈，后者来到伦敦，请求赫尔岑停止其活动，理由是俄国的年轻人在因为阅读《警钟》而被捕……幸运的是，“事情”没有闹大，也无人因为听了奥·曼的这首诗而遇害。曼德施塔姆本人完全不是一位政治作家，他的社会作用也不可与赫尔岑同日而语……可是，界线究竟何在呢？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保护、怜惜自己的同胞呢？说到赫尔岑的同时代人，我倒是对史迁普金的话感到吃惊：怎么能把人圈起来加以保护呢？又不能把他们裹在襁褓里……至于我的同时代人，我也不愿意他们遭受打击，就让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吧，度过这艰难时世，上帝保佑这一切赶紧过去，我们到时候再说……生活将焕发生机，一切都将重新归位……为何要惊醒熟睡者呢，既然我相信他们终将自己醒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不过我像所有人一样，也沾染上了消极、顺从和不作为的习气……

我能肯定的是，奥·曼这首诗超越了其时代，在此诗写成之时，基础尚未成熟，思想尚未更新。体制还在招募其拥护者，信徒们的真诚声音不绝于耳，他们相信未来属于他们，千年王国将永远存在下去。其余的人，他们的人数甚或超过信徒，却只是交头接耳，长吁短叹。谁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因为无人需要这些声音。“我们的话语传不到十步以外。”这句诗准确地传达出了那个时代的情形。要知道，这些话语并不被视为新声，而被当作那一去不返的往昔之旧音……信徒们不仅相信他们未来的胜利，而且还坚信他们将造福全人类，他们的世界观中有一种独特的完整性和有机性，足以构成一个最大的诱惑。前一个时代就曾体现出对这一目的的渴望，渴望从一个思想抽取出关于世间万物的所有解释，一劳永逸地将一切带入和谐。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心甘情愿地弄瞎自己的眼睛，盲目地紧跟领袖，不允许自己将理论与现实作比，并进而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作出评判。正因为如此，现实感逐渐丧失殆尽，要知道，只有重新获得现实感，才有可能找到始初的理论错误。还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能计算我们究竟为这个理论错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才能验证，“我们的大地抵得上十个天国”(14)，这句话是否能当真。付出天国，我们是否真的就能获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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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克里亚宾（1872—1915），作曲家、钢琴家。

(2) 这场晚会于1932年11月10日举行。

(3) 马尔基什（1895—1952），诗人。

(4) 据估计，在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中约有五百万至八百万人被饿死。

(5) 格隆斯基（1894—1985），批评家。

(6) 维克多·古谢夫（1909—1944），诗人。

(7) 约指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司徒卢威、弗兰克等俄国宗教哲学家。

(8) 即别德内依。

(9) 俄语形容词有阳性、阴性和中性三种形式，“细脖子”一词中性形式（тонкошеее）词尾的三个е，或许能强化视觉上的“细长”感。

(10) 亚历山大·莫罗佐夫（1906—？），文艺学家。

(11) 爱伦堡的名字和父称。

(12) 见赫尔岑的悼文《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史迁普金》。

(13) 史迁普金（1788—1863），演员。

(14) 语出曼德施塔姆的《兄弟们，让我们赞美自由的黄昏……》一诗。

投降

奥·曼有过一个长久的沉默期。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他有六年多没有写诗（仅写有一些散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阿赫马托娃身上，她也沉默了一段时间，而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1)的沉默期则长达十余年。“空气中好像有点什么。”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曾说，空气中的确有点什么，大约就是普遍休眠的开始，我们直到如今也未步出这种休眠状态……

三位不懈写作的诗人均突然出现暂时的失声，这能被视为偶然事件吗？这三位诗人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这并未改变事情的实质，为了发出声音，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首先要确定自己在我们眼前形成的这个世界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命运来表明，一个人究竟能在这样的世界中占据何种位置。

奥·曼在他们三人中最早开始沉默……这或许是因为，他的自我确立过程进行得最为激烈：与时代的关系成为他生活和诗歌的主要推动力，而就其性格而言（“他没有线性的习性”），奥·曼却难以捋顺这些关系，他反而会使一切矛盾激化，让每个问题都变得十分尖锐。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停止写诗。当时的空气中究竟弥漫着什么，竟能让奥·曼喘不过气来，沉默不语？(2)

如果根据外在特征来判断，我们所经历的不止一个时代，而是好几个时代。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这四十年可轻易地归入一个时期，其中又可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不仅不尽相同，而且相互矛盾，虽然我坚信，其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另一个阶段的逻辑后果。最高层常常更替，甚至连活动家的面容也会发生变化。我们会突然发现，“脸黑的”销声匿迹，“脸白的”取而代之，但后者也会很快倒台。随着这些名字的更换，整个生活方式和管理风格也会发生变化。不过，仍有某种东西把所有这些阶段联结在一起。那些视“基础”即经济因素为历史推动力的人却在以他们的一切实践证明，历史就是思想的发展和体现。这一思想塑造出好几代人的意识，招募到许多拥护者，它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创造出国家和社会生活范式，大获全胜，然后便开始逐渐衰落，走向虚无。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曾当着我的面说（我们一九二一年前往梯弗里斯时曾去巴库探望他），他离开莫斯科躲到偏远的巴库，就因为“思想不再左右世界”，他对此深信不疑。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这位二十世纪头十年间的导师和先知，如果他并未发现，在我们交谈的年代，思想已在我国国内乃至境外赢得巨大空间和大量民众，那么，他所言的“思想”指的又是哪一种狄奥尼索斯崇拜呢？(3)这一思想认为，存在一种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人们一旦掌握这一真理便可预见未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历史潮流，将理性成分引入历史进程。掌握真理者的权威便由此而来，即prioritas dignitatis。这是一种宗教，其信徒谦逊地将其称为“科学”，它能将那个享有权威的人提升到神的水准。这门宗教创建了自己的信仰象征和自己的道德，我们目睹了它的现实作用。在二十年代，有许多人回忆起基督教的得势，便预言这门新宗教也将拥有一个千年王国。一些最为诚实的人将这一类比继续推进，历数基督教会史上犯下的各种罪行，然后声称：宗教裁判所并未使基督教的实质产生变化呀……所有人都清楚这一新思想的优势，因为它许诺用人间的天堂取代天国的奖赏。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完全拒绝一切疑虑，绝对信赖这通过科学手段获得的真理。

“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将来的人不这么看呢？”我问阿维尔巴赫。我们谈论的是他的一个文学评价。他说：“据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从亚美尼亚回来后发表了一些很糟糕的诗……”我问他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他解释道：奥·曼缺乏阶级立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存在任何普遍的文化和普遍的艺术，只有资产阶级的艺术和无产阶级的艺术，只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任何永恒的东西，只存在阶级的价值。可他却毫不难堪地指出，他的阶级价值是永恒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永远延续下去，因此，阿维尔巴赫为其所服务的阶级所建立的价值便是永恒的。我居然会对他的评价产生怀疑，这令他大为惊讶，要知道，他掌握着唯一的科学方法，他的意见因而是毋庸置疑的，他作出的判断就是亘古不变的判决。我把这次碰面的情况讲给奥·曼听，所有这些真理我都是站在电车上听来的。奥·曼很欣赏阿维尔巴赫不加掩饰的庄严，阿维尔巴赫的确相信自己的真理，陶醉于其逻辑结构之独具的优雅。此事发生在一九三〇年，奥·曼当时已经能够欣赏阿维尔巴赫的智慧游戏。此时，奥·曼已重新获得内心自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伴有亏损和疑虑的二十年代已经结束，因此，奥·曼似乎已能以旁观者的态度倾听“麻绳语言”，并不把这些话当回事。

阿维尔巴赫是革命后最初十年间最典型的人物。各行各业的新宗教信徒们全都这样思考、判断和言说。在他们的话语中能感觉到一种激情，他们喜欢教训人，喜欢让人大为震惊。他们立志打翻偶像，即那些旧的价值观念，时代站在他们一边，因此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使用的武器是多么的粗糙。

“为谁而战？”的呼号在二十年代初响起，但很快便销声匿迹。人民尚未缄默不语，而在静静地准备过好日子，知识分子在闲暇时分忙于价值重估，这是一个大众化投降的时期。实际上，给他们指路的正是革命前的那些造反者及其诸如阿维尔巴赫之类的继承者，不过，他们自然竭力避免其先驱的极端和粗陋。投降派运动的首领，是一些经历过战争的三十岁左右的人，他们率领着一些更为年轻的人。就总体而言，在那些年代发挥主导作用的均为三四十岁上下的人。幸免于难的年长者默默退到一旁。每一次投降均以一个前提为基础，即“新”取代“旧”，紧紧抓住“旧东西”不放的人将一无所有。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关于进步的理论以及新宗教的历史决定论。投降主义者们质疑一切旧观念，原因仅在于它们是旧的，因此便是过时的。对于大量新信徒而言，再也不存在任何价值、真理和法律，除非它们有用，即如今所谓的阶级作用。基督教道德连同古老的“勿杀戮”训诫，被轻而易举地等同于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切皆虚假。自由？你们在哪里见到过自由？……什么样的自由都没有，也从未有过……艺术创作，尤其是文学创作，目的仅在于完成本阶级的订货，由此便得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结论：作家应该心悦诚服、满怀理解地转向新的订购者……许多词汇不再被使用，如“名誉”、“良心”之类。当剥夺的处方业已公开，剥夺这些概念也就不那么困难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年代，每一个概念的使用都十分单纯，绝对抽象，丝毫不顾及其社会的、人类的和尘世的内涵。这种形式的概念更容易被抛弃，比如，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就是去证明世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绝对的出版自由，然后便宣布，与其继续使用可怜的自由主义者们聊以自慰的那些代用品，还不如勇敢大胆、心甘情愿地放弃一切争取自由的尝试。这些教条似乎很有说服力，因为不成熟的脑袋尚无力接受有机的概念和负面的定义。

使所有人在心理上趋向投降的原因即害怕陷入孤独，害怕置身于一致的运动之外，甘愿接受那种可运用于一切生活领域的所谓完整、有机的世界观，相信眼下的胜利坚不可摧，相信胜利者会永坐江山。但最为主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投降主义者内心的一无所有。或许，什克洛夫斯基在《动物园》(4)一书中最好不过地再现了这种惊人的空洞，在这本倒霉的书中，作者泪流满面地祈求战胜者照看他。无论是他们自己掏空了自己，还是战争和战壕激起了这种痛苦反应，他们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尚未成年，需要照看。只有那些能与他人分享这种情感的人，方能被视为现代人。

“文学方面的问题他们应该来问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问他们。”奥·曼有一次在“浪涛”(5)编辑部说，他当时拒绝在一份作家联名请愿书上签字，因为这份请愿书是以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的决议(6)为基调的。请愿书旨在在保护一名遭到拉普攻击的批评家，他的过错在于他为利亚什科(7)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一篇书评，可他并未读完这部小说。作家们给上级写信，要求中央出面制止流言。他们援引“决议”中的话，如停止文学纷争（当时称作“内讧”），团结工作，以齐心协力地出色完成党的文学订货。

编辑部里像往常一样聚集了很多人，他们都围着奥·曼。我们发现，奥·曼拒绝签字的理由让他们大惑不解。对于在座的人而言，奥·曼的话像是从历史的箱子里掏出来的陈芝麻烂谷子，是不合时宜和落伍掉队的表现。他们的大惑不解出于真诚，这一点毋庸置疑，我还记得正打算签字的卡维林(8)露出的惊讶神情。在他眼中，奥·曼简直就是一个老派怪人，既不理解其所处时代，也不明了自己的基本倾向。奥·曼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三十多岁时便被正儿八经地视为老人。但是结果，他俩在人们的意识中越来越年轻，而那些“新时代”的拥护者们却在人们眼中无望地逐渐成为老朽。

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小男孩说国王光着身子，他的话说得正是时候，不早也不晚。在他之前大约也有人不止一次说过同样的话，但是无人听见。奥·曼的许多话也说得太早，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任何一个正常的判断都被视为无可救药的老套，必然会被抛弃。谁不加入众口一词的合唱队，谁就将陷入孤立。众人的合唱会淹没一切声音，其音量的确强大。如今仍有许多人欲将二十年代与当下对接，重建当时有过的心甘情愿的团结。那些熬过二十年代并最终幸存下来的人，如今穿行于年轻一代之间，竭尽全力地要让年轻人相信，在二十年代，科学、文学和戏剧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如果沿着当时指定的道路走下去，我们或许早已抵达生活的巅峰。列夫派的幸存者，塔伊罗夫(9)、梅耶荷德(10)和瓦赫坦戈夫(11)的合作者，列宁格勒文史哲研究所(12)和祖博夫研究所(13)的师生，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14)的教授，马克思主义者和无家可归的形式主义者，即所有那些在二十年代年龄三十岁左右的人，如今都在召唤我们返回二十年代，沿着他们当时开辟的道路前进，“不允许再有任何歪曲”。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对后来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但事情果真如此吗？要知道，正是二十年代人摧毁各种价值，找到了那些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公式：年轻的国家，前无古人的实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每一次杀戮都会得到辩护，理由便是，人们正在建设一个将不再有暴力的世界，为了那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没有人注意到，目的如何被用来证明手段，然后，如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的那样，目的自身也渐渐地了无踪迹。也正是二十年代那一代人开始仔细地把人分成两类，即好人和坏人，自己人和异己分子，拥护“新世界”的人和那些尚未忘记最基本生活准则的人。

胜利者们或许会因如此轻易的获胜而感到惊讶，但他们的确做了该做的一切，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正确：要知道，他们可是在为人民谋幸福啊……不过，他们对投降主义者的要求则是逐渐提高的。“同路人”一词的迅速消失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取代它的是“非党布尔什维克”之称谓，随后采用的则是“热爱人民、忠诚地为党和政府服务的忠诚的祖国之子”。在这之后，这个说法才最终稳定下来。

人们的记忆善于保留下朦胧的印象和传奇，而非事件本身。为了获取事实，就必须无情地终结传奇，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确定该传奇是在哪个圈子里出现的。关于二十年代的牧歌般叹息就是一种传奇之结果，这一传奇的创造者，即那些三十岁左右、偶然保住性命的投降主义者及其小弟弟们。二十年代实为这样一个时期，它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做好了一切准备，如强词夺理的辩证法、对各种传统价值的抛弃以及对一致和服从的强求等。那些最激烈的抛弃者丢掉了脑袋，但在此之前，他们已为未来打下了基础。在二十年代，我们的惩处机构还在积聚力量，但它们已开始行动。三十岁左右的人不遗余力地宣扬他们的信念，他们起初连哄带骗，然后百般恐吓，把人们成群结队地领进随后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的声音再也不可能被听到了。

我们没有专门对社会舆论进行研究的机构，也不可能有，然而，只有社会舆论才能体现出人们的心理变化过程。惩处机构则部分地发挥了研究机构的职能。在二十年代，它们甚至曾对社会各界稍作探测：他们究竟在想什么呢？为此还招募了一些专职情报干部。然后他们认定，社会舆论与国家舆论并无差异，情报员的作用于是便转变为记录各种分歧事实，这些记录在案的事实将为行政结论提供依据。一九三七年之后，由于为数众多的“预防性”措施，这类探测完全丧失意义，社会舆论也被完全国有化了。

而在二十年代我们还在玩火，我们什么都不明白。“你还要怎么样？他们没碰我们，也没杀我们。”奥·曼刚说完这句话，来自未来的第一只燕子便飞了过来。脸庞红扑扑的弗谢沃洛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5)到皇村来看我们。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被关了不长一段时间，刚刚获释，他来提醒奥·曼，说有个侦查员对奥·曼很感兴趣。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谈到，他在受审时曾被问及一些与曼德施塔姆相关的问题，但他断然拒绝作答：“我发过誓，我从童年起就被教导要信守诺言……”奥·曼赶走了这个听话的乖孩子，我们随后猜测，他就是被派来吓唬奥·曼的，以便让奥·曼意识到有一只明察秋毫的眼睛在盯着自己。后来，这种事情又发生过数次。在《谈论但丁》中，奥·曼没忘提及那种扩散作用，即监狱和外部世界的相互渗透，对于当权者最为有利的事情，就是让被统治者们用可怕的监狱故事来相互恐吓。弗谢沃洛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他不知为何却忘记在他的回忆录(16)中提及此事。相反，他却在回忆录中强迫曼德施塔姆用假定的帕尔纳索斯方式和阿克梅方式谈论诗歌，把一些思想和教诲记在曼德施塔姆名下，这些话应该出自那位被苏维埃批评杜撰出来的唯美主义者之口。后来，又有许多愚蠢的谈话被归到曼德施塔姆头上。衡量此类谈话之真伪的最佳标准，就是他自己撰写的那些文章。奥·曼的许多文章，就是他在争论和交谈中曾经发出的真声。他难以与他那些同时代人比肩而立，于是，他们便在其回忆录中有意无意地歪曲他的思想。尤其难以理解他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满怀信仰地度过二十年代，当人们全都俯首帖耳，这些人便开始相互作用，宣扬新宗教，摧毁传统价值，为未来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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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帕斯捷尔纳克。

(2) 奥·曼此时得了心脏病和严重的哮喘病。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老是说，奥·曼的哮喘不是身体疾病，而是“阶级病”。该病在二十年代中期第一次发作时的环境可作为佐证。马尔夏克来我们家做客，滔滔不绝、声情并茂地给奥·曼解释什么是诗歌。这是官方的感伤路线。像往常一样，萨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译者按：即马尔夏克）讲得神情激昂，声音抑扬顿挫。他是一流的心灵捕获者，能捕获弱者和当权者。奥·曼并不争辩，他与马尔夏克之间没有可约性。但是他很快就忍不住了，因为他突然听见一声刺耳的声响，这声响打断了马尔夏克平缓的论述，奥·曼于是第一次感觉到了心绞痛。——作者1977年补注

(3)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于1920—1924年在巴库大学执教，并在该校完成以狄奥尼索斯崇拜为题的学位论文。

(4) 此书写于1923年。

(5) 列宁格勒的一家出版社，曾出版曼德施塔姆的译作。

(6)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题为《关于党在文学领域的政策》，颁布于1925年6月18日。

(7) 利亚什科（1884—1953），作家。

(8) 卡维林（1902—1989），作家。

(9) 塔伊罗夫（1885—1950），导演。

(10) 梅耶荷德（1874—1940），导演。

(11) 瓦赫坦戈夫（1883—1922），导演。

(12) 后并入列宁格勒大学。

(13) 即列宁格勒艺术史研究所，由艺术史家祖博夫公爵（1884—1969）于1912年创办，1930年关闭。

(14) 红色教授学院创办于1921年，旨在培养俄共意识形态干部。

(15)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895—1977），诗人。

(16) 约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自传《生活片断》（1962）。

价值重估

奥·曼并不相信“新体制”的千年王国，但他也不是两手空空走向革命的。他背负着沉重的行李。一方面，这就是他那些神秘莫测的朋友所说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即以大写字母开头的革命、对革命之拯救力量和重建力量的信赖、社会正义、第四阶层和赫尔岑。在我们相识后，奥·曼已不再阅读赫尔岑的书，但毫无疑问，赫尔岑仍是对奥·曼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之一。积极阅读赫尔岑的痕迹随处可见，如《时代的喧嚣》，对鸟语的恐惧(1)，以及那只抬起通红的脚掌、向无动于衷的兽群抱怨脚上有刺的幼狮，这根刺原来是林中的一根鱼刺(2)，还有对巴比埃(3)的翻译，以及关于艺术之作用的理解。“诗歌就是权力。”奥·曼在沃罗涅日曾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道，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当时则垂下了她修长的脖颈。流放犯，病人，乞丐，受迫害者，这些人仍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奥·曼的举止俨然一位有权有势者，但这仅仅针对那些试图毁灭他的人。要知道，在那些人看来，权力就是大炮、惩处机构和分享一切特供的可能性，这特供包括荣誉，包括让画家为自己画像。可是奥·曼却顽固地坚持自我：既然他们因为诗而杀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对诗还有一份尊重和热爱，这就意味着他们怕诗，这也就意味着诗是一种权力……

没有比奥·曼的这份行李更糟糕的东西了。可以事先断言，他在这个世界注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以赫尔岑的名义为当下现实辩护，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不会挺身辩护，反而必定会发出谴责。不过，赫尔岑为自己保留了离开俄国、置身于高傲孤独的权利，奥·曼却未接受这种权利。他选择的道路不是离开人们，而是走向人们，因为他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高于民众的人，而是民众中的一员。对于他而言，任何形式的离群索居均为禁忌，这或许就是他的犹太基督教文化。我的许多接受革命的同时代人均感受到了深重的心理冲突，他们的生活徘徊在该受谴责的现实和需对现存秩序进行辩护的原则这两者之间。他们时而对现实视而不见，以便毫无障碍地为现实辩护，时而再次睁大眼睛，试图理解现存秩序。他们中的许多人毕生都在等待革命，但在看到革命的真实面目后他们却心生恐惧，转过身去。另有一些人，他们害怕自己的恐惧：再看两眼吧，可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奥·曼就属于后者……他那些远道朋友没有看出他身上的革命性，把他的生活看得过于简单，忽视了他的一条思想主线。如果没有这种革命性，他或许便不会介入事件的进程，不会用价值标准去衡量这一进程。完全的否定能给人以苟且偷生、随机应变的能力。曼德施塔姆却不善此道，他的生活一如其同时代人，他也抵达了这种生活的逻辑结局。

从奥·曼二十年代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怀疑一个新时代将随着革命的胜利而到来：“我们时代的脆弱纪年已走近结局……”旧的世界只剩下声响，尽管“声响的原因已消失”；最后，是那头被打断脊椎的世纪野兽，它在打量自己的足迹……在这些诗中，关于自身在新生活中所处位置的评判或隐或现地体现出来：染血的石膏，生病的世纪之子(4)……与此相关的是《石板颂》(5)中的那个“两面派”：“我是有着双重灵魂的两面派……”(6)这些表白在他的诗中俯拾皆是，似乎脱口而出，半遮半掩，突如其来，比如：“我是被掏空内瓤的干面包皮……”奥·曼从不愿让他的诗歌读者感到过于轻松，他也从不讨好他的听众，要想理解他的诗，就必须认识他这个人……

这一时期的诗中已出现关于未来之聋哑状态的预言：“人的嘴唇保留着最后一个词的形状。”(7)奥·曼的这行诗给了这样一个说法以口实，即奥·曼在“不断地重复自己……”不过，这一公式的发明者勃里克(8)和塔拉森科夫并不理解此诗，便妄下决断。在他们展开的斗争中，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在勃里克家中，文学家们和勃里克的特工同事们经常聚会，甚至连阿格拉诺夫(9)都会到场，他们在那里探测社会舆论，搞出最初的材料，因此，奥·曼和阿赫马托娃早在一九二二年便获得了“内侨”的绰号，这对他俩的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勃里克几乎就是采用非文学手段进行文学斗争的第一人。不过我仍要指出，勃里克和其他那些如塔拉森科夫之类的整人者仍有区别。奥·曼称塔拉森科夫为“堕落天使”。这是一位相貌堂堂的小伙子，很喜欢读诗，顺带也在履行消灭诗歌的“社会订货”，小心翼翼地收集各种诗作手稿，千方百计地阻碍这些手稿发表。在这方面他与列列维奇(10)有所差异，后者敌视诗歌，因为他认为诗歌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勃里克的态度则完全不同。这个聪明人自一开始便已明白国家的特许证书将颁发给哪些文学流派，正是为了获得这张证书，他与无数竞争者展开搏斗。这场斗争颇为惨烈，他一度似有获胜的迹象。他周围环绕着许多志同道合者，他也顺带迷惑了年轻人。在党内，尤其在那些美学化的契卡人员中间，他拥有一些大权在握的庇护者。他随机应变，铤而走险，但最终获胜的却是很晚才现身的阿维尔巴赫及其拉普组织。阿维尔巴赫的获胜手段，即中层知识分子自幼便热衷的皮萨列夫方式。随着拉普的垮台，文学斗争彻底烟消云散，众多彼此争夺文学特许证书的团体完全诉诸政治手段。勃里克在清除阿赫马托娃和曼德施塔姆时并未采用直接的政治告密手段，他感兴趣的问题仅在于，要设法让阿赫马托娃和曼德施塔姆失去年轻读者，这些“新世界”的狂热拥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确达到目的，奥·曼和阿赫马托娃被孤立了。列夫派的最后几位莫西干人，他们如今已年过六旬，却仍在继续称颂二十年代，并因出现了试图摆脱他们影响的新读者而感到惊奇。

二十年代或许是奥·曼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无论此前此后，尽管此后的生活也相当可怕，可奥·曼都从未如此痛苦地谈及他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在充满青春愁苦的早期诗作中，他从未失去关于未来成功的展望和对自我力量的意识：“我感到翅膀的伸展。”而在二十年代，他强调的却是疾病、不足和缺陷。在这一时期的最末，他几乎将自己等同于帕尔诺克(11)，自己笔下的那位双重人。革命中最初的疑虑也是这样：“你还要杀谁？你还要歌颂谁？你要撒什么谎？……”(12)这是一个两面派，他试图连接“两个世纪的脊椎”，尚未决定去对各种价值进行重估。

对于价值重估，奥·曼十分小心，虽说他始终重视此举。首先，他想确定自己与“强权世界”的关系。在《时代的喧嚣》、《埃及邮票》两篇散文和《我与这强权世界只有孩子般的联系》一诗中，他均写到这一点。后一首诗虽然写于三十年代，但就其思想和感情而言却属于二十年代。奥·曼将他与“强权世界”的联系称为“孩子般的”，却又将许多东西都归在自己名下，甚至包括当时的几位美女，即“温柔的欧洲姑娘”给这个小男孩带来的屈辱感……价值重估所采取的最重大形式，是发表在《俄国艺术》、《俄国》和《基辅晚报》上的三四篇文学文章(13)，在一九三四年，中央报刊已完全对奥·曼关闭大门，而在外省则还能“偶尔露脸”……在这些文章中能感觉到一种无论如何也要发言的欲望，一种步入生活的胆怯企图，他想对某些东西表示接受和赞同，对另一些东西表示拒绝。奥·曼甚至尝试为他同辈的某些所谓“同路人”作家辩护，尽管他不可能不清楚，他与那些人并不同路。在刊于《俄国艺术》的两篇文章中，有对阿赫马托娃的指责，这也是时代的痕迹。在《俄国艺术》刊出此文的前一年，奥·曼曾在哈尔科夫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称阿赫马托娃的风格源自俄国散文；在更早一篇未发表的关于《缪斯集》的书评中，奥·曼写道，这个“衣着寒酸、体态高贵的妻子”将成为俄国的骄傲。一九三七年，奥·曼曾被迫在沃罗涅日做一场关于阿克梅主义的报告，“以供批判”，他在回答沃罗涅日作家的提问时这样谈到阿赫马托娃和古米廖夫：“我与生者和死者都保持着联系。”在出版之家举办的曼德施塔姆诗歌晚会上，他对列宁格勒作家也说过相近的话。换句话说，他始终能意识到自己与这两位诗人，尤其是阿赫马托娃的关联，而他在一九二二年却试图切断这一联系，其原因不外乎人们关于阿克梅主义的诽谤，关于落后于时代、资产阶级思想等等的鼓噪……奥·曼“独自踏上所有的道路”(14)，他无法忍受。他的确惊慌失措了，与所有人相对，与所处时代相对，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走到十字路口时都会感到一种诱惑，即跟随众人走，与那识途认路的集体同行。“共同看法”权力巨大，与之相对峙是十分艰难的，超出人们的想象，时代会在每一个人身上打下其烙印。时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奥·曼与他唯一可能的盟友阿赫马托娃分离开来。不过，两个人一起抗拒众人，这也丝毫不比一人独自抗拒更为轻松，于是，他试图切断自己与她的联系，但他很快便缓过神来。早在一九二七年，在编选一部文集(15)时，他就未收入发表在《俄国艺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并在另一篇文章中删除了对阿赫马托娃的指责。他也放弃了《基辅晚报》和《俄国》上刊发的几篇文章，并在文集序言中称那些文章为“偶然之作”。他将写作这几篇文章的时期视为其一生中最糟糕的阶段。在清算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间的衰败时期时，奥·曼没有发觉，他在那一时期也体现出许多健康的素质，他固有的素质，这主要指他试图与无处不在的僵化过程相抗争，这可见之于他的一系列文章。

对于这一价值重估时期而言，奥·曼对自己悼念斯克里亚宾的文章(16)所持的态度或许最为典型。奥·曼在文中表达了他对基督教艺术的看法，亦即他真正的信条。他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说道，一名艺术家的死亡并非终结，而是最后一个创作举动，因为，是他自己选择了“成群结队”的死亡，他的这些话并非没有根据。

这篇文章从未发表。奥·曼曾以作报告的形式在彼得堡的某个学会宣读此文，好像是在宗教哲学学会。会议通常在某人的宅院举行，一次，著名的冒险家、骑兵少尉萨文(17)也出现在那里，他把一张小桌摆在楼梯口，向来人收取入场费，然后在会上做了一场以俄国魔鬼为题的报告，他认为俄国魔鬼与其他恶魔不同的地方就是其狡诈、干练和机智……奥·曼经常参加这个学会的会议，似乎与该学会的组织者之一卡勃卢科夫关系不错。卡勃卢科夫是位老人，他对当时刚刚开始写诗的奥·曼很关照。前不久，有人送我一本《石头集》，此书原为卡勃卢科夫的收藏，其中贴有卡勃卢科夫手抄的多种奥·曼诗作。卡勃卢科夫还要去了奥·曼关于斯克里亚宾报告的底稿。我们1921年身在高加索时，卡勃卢科夫去世了(18)，他的文献档案被移交给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奥·曼曾心疼地向我抱怨，说那篇关于斯克里亚宾的文章遗失了：“这是我最重要的文字……丢了……我真不走运……”二十年代，我在奥·曼父亲的一只箱子里找到此文的部分手稿。奥·曼非常高兴，可是，他对这篇文章的态度却很矛盾：他让我把它保存起来，但在“重估”时期，他却试图重新审视自己说过的话。《埃及邮票》的手稿里曾有一段对帕尔诺克的嘲笑，说他曾打算“在佩列普列特尼克太太家的沙龙里”作一次报告……这显然是指那篇关于斯克里亚宾的报告。在最终的文本中只留下这样的话，即要领帕尔诺克步出“音乐和历史的华丽客厅”，一位贫民知识分子在那些地方无事可做，他不应身着“不合身份的老爷皮袄”……贫民知识分子和华丽彼得堡的主题后在奥·曼的创作中不断再现。在青年时期，他大约不止一次撞见彼得堡形形色色的高傲男女，并从此记住自己与那些人不属于同类。他还读到了马科夫斯基(19)的那篇文章，马科夫斯基在文中描写奥·曼的母亲如何与奥·曼一同拜访《阿波罗》杂志的事情(20)，这篇文章让奥·曼很是伤心。马科夫斯基把奥·曼的母亲写成一个愚蠢的犹太女商贩。他这样写，显然是为了营造报刊文章需要的那种强烈对比，即鸡窝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然而，奥·曼的母亲却是一位音乐教师，一位极有文化的妇女，她培养了儿子对古典音乐的爱好，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她绝对不会说出马科夫斯基所转述的那些蠢话。这便是那种老爷般轻蔑态度的一个例证，这种态度促使奥·曼确认了自己的“平民知识分子身份”。在《埃及邮票》中，奥·曼明确了自己面对“强权世界”的态度，将他自己和帕尔诺克的家谱追溯至平民知识分子。《谈论但丁》中也有相近的内容：为防止笨拙、腼腆的但丁闹出笑话，温文尔雅的维吉尔便时时处处盯着但丁……但是在这里，奥·曼所面对的已不是旧世界，要知道，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强权世界，与这个新世界相比，那旧世界便是一个可怜的半吊子。最初的重估帮助奥·曼确立了自己在这新世界中的位置，他再次宣布要填补平民知识分子留下的空缺，这一次是以诗歌的形式：“平民知识分子磨破开线的靴子，就是让我如今来出卖他们？”(21)除了一小把犹太基督教文化，一个苏维埃平民知识分子还留下什么？奥·曼将这种文化与那篇关于斯克里亚宾文章的手稿一同保存。而面对另一位平民知识分子，即帕尔诺克的兄弟亚历山大·赫尔佐维奇，奥·曼则剥夺了其再搞音乐的权利：“一切都早已混乱，亚历山大·赫尔佐维奇，放弃吧，亚历山大·赫尔佐维奇，那里有什么！毕竟……”(22)

与时代进行谈判的尝试无果而终。这个时代对投降者的要价高得离谱。再说，奥·曼的谈话对象是革命，而非挺身而起的“新世界”，而非我们突然落入其中的、特殊的强权世界。奥·曼的解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人能理解。新宗教和新国家的信徒们齐声合唱，他们使用大量革命术语，却不愿了解一位新平民知识分子及其疑虑和求索。对于那些信徒和同路人来说，一切均已不言自明。“全部的问题就在于谁能得到馅饼。”有人这样说。“真理”的希腊语原意即“幻想”，卡塔耶夫(23)哈哈大笑道。“我们这里必定如此。”“你应该知道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你们还想要什么呢？”四面八方传来这样的声音，可奥·曼却继续把他们所有人与第四阶层联系在一起：“难道我会把神奇的誓言出卖给可耻的诽谤……出卖给第四阶层？……”或许，因信徒们的放纵而心生恐惧的他，正想用这首诗来宣称自己依然忠诚于那已遭他们背叛的信念？要知道，他选译巴比埃的《群狗》，正是为了概括这些人的：“……张开爪子扑向鲜肉，／龇牙咧嘴，每条狗都需要一块肉……狗窝的权利，狗的荣誉法则：／一定要把食物拖回去，／骄傲妒忌的母狗竖着狗毛在等丈夫，／这顾家的丈夫向母狗展示它嘴里热乎乎的骨头，／它大喊一声，扔去猎物：／‘这就是权力！／这是我们伟大岁月的一个部分……’”奥·曼是在一九二三年翻译巴比埃的这首诗的，而到一九三三年，“顾家的丈夫”这一主题又出现在一首描写住房的诗中：“一个诚实的叛徒，像盐一样是结晶，／这妻儿的守护者在扑杀蛾虫……”翻译巴比埃的诗是在夏天，而同年冬天便出现了他对第四阶层发出的誓言。那些掌握幸福分配权的人对此诗颇为冷淡，这在我看来并非偶然。

莫非奥·曼在这些寻觅中不再感觉自己是正确的，因此才停止写诗？奥·曼通过散文写作确定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找到了立足之地：“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24)当他确信自己正确，自己选择的立场也正确无误，便又写起诗来：“其中流淌着内心正确的波涛……”早在他最初的文章之一《论交谈者》中，奥·曼即已写到“诗歌正确的珍贵意识”。显而易见，这一意识就是奥·曼展开写作的前提，否则他也不会在刚起步时便如此大胆地标榜自我，要知道，他在写作此文时年方二十二岁。在接受现实的时候，奥·曼不可能不谴责自己的疑虑；在倾听“新世界”拥护者的齐声合唱时，他不可能不惊讶于自己形单影只的立场；在谴责象征派、列夫派、拉普以及其他所有那些义无反顾肯定现实的文学团体时，他不可能不感到自己“是被掏空内瓤的干面包皮”。关于自己正确无误的意识与所有这些残缺不全的感受难以并立。的确，始终有一些读者像山峦一样站在他身后，以他的名字来起誓，可奥·曼无意之间似乎有些拒斥他们，他不知为何对他的读者有些不满。我觉得，他将他的读者也归为“干面包皮”，他相信，某个地方还存在着真正的新人。在二十年代他尚未发觉，这些神情开朗、声音洪亮的“新人”如何产生阶级变形，即僵化，在那使人成为人的一切亦即价值概念丧失殆尽之后，自然会出现普遍的僵化。

解脱借助散文实现，这一次借助的是《第四篇散文》(25)。这个题目很家常，包括那几篇文章在内，这是奥·曼写作的第四篇散文，但这个序数也能让人联想到奥·曼思考过的那个阶层，让人联想到罗马，要知道，我们的罗马也可以算作第四罗马(26)。正是这篇文章为诗歌扫清道路，确定了奥·曼在现实中的地位，使他重新获得自我正确的感觉。在《第四篇散文》中，奥·曼称我们的土地为血腥的土地，他诅咒官方文学，脱下自己身上的文学皮袄，再次向平民知识分子伸过手去，也就是那位“最年长的共青团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27)”……在一个最危险的关头，我们销毁了这篇散文的第一章，该章谈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第四篇散文》是以传记素材为基础的。“乌伦斯比格事件”(28)及其后果迫使奥·曼睁开眼睛打量现实，这个事件本该更早平息，可奥·曼却不管不顾地火上添油。苏维埃机构里的风气，正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所说的那样，会让人联想到一个泔水坑。在这一“事件”期间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似乎在观看一部电影，银幕上呈现的内容有：服务于“新世界”的文学，官场，一个闻所未闻的机构（我们甚至与施基里亚托夫(29)谈过话），扎斯拉夫斯基(30)等人把持的报纸，共青团（奥·曼与作家组织断绝关系后曾在一家共青团报纸工作近一年），诸如此类。将近两年的时光在纷争中熬过，可我们获得了百倍的回报：“染病的世纪之子”突然明白自己是健康的。当奥·曼重新开始写诗，诗中已再无“干面包皮”主题。这是一位隐士发出的声音，这隐士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何孤身一人，他也很珍重自己的孤立。奥·曼成熟了，成为一名“见证人”。精神的残缺状态像梦境一样消失了。从开始着手清除曼德施塔姆的尝试直到一九三四年五月，他们所采取的均为非政治手段和非文学手段，是得到“上层”支持的所谓的作家自发行动。“他们对于作为诗人的我毫无办法，”奥·曼常说，“于是他们就来咬我的翻译大腿……”或许，正是这种“贬低游戏”使他挺起了胸膛。令人惊奇的是，即便如奥·曼这样的人，也需要通过个人经历来获得关于现实的理解。更不客气地说就是，苏联人很看重自己的视而不见，他们只在与自己的事情相关时才愿意去理解现实。一场场的群众运动，如消灭富农运动、叶若夫恐怖时期和战后的种种措施，已帮助许多人恢复了视力。奥·曼是很早恢复视力的人之一，却并不属于最早的复明者。

奥·曼始终清楚，他的概念与时代不合拍，是在“倒捋世界的皮毛”，但在《第四篇散文》之后，这种想法已不再令他恐惧。在《谈论但丁》和《康佐那》(31)中，他并非偶然地谈到一种特殊的视力，即但丁《神曲》中的那些猛禽和死人，他们难以区分近处的物体，却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他们看不清现实，却能洞悉未来。在这里，散文照例在补充诗歌，向诗歌投去一束光亮。

在自亚美尼亚返回途中，奥·曼重新开始写诗，当时我们滞留在梯弗里斯。那场电影仍在放映：我们亲眼目睹了洛米纳泽之死(32)。此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表现出了对奥·曼的真正善意。他接到一份由古谢夫(33)从中央发来的要求在梯弗里斯向奥·曼提供帮助的电报，他很乐意出面安排，可是他却突然被召去莫斯科，一去不返，所有的报纸都开始诅咒洛米纳泽和西尔佐夫敌对集团。命运总是如此：奥·曼可以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人最终都难逃厄运。这意味着，新型平民知识分子在新的强权世界中仍无地位。奥·曼曾在区委见过洛米纳泽三四次，在洛米纳泽的悲剧发生之后我们立即发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后总是跟着盯梢的。看来，当地的秘密警察机构以防万一，决定跟踪这些曾造访过那位失宠高官的来路不明者。我们马上明白我们在梯弗里斯已无事可做，于是赶紧跑到莫斯科。我们去见了把奥·曼介绍给洛米纳泽的古谢夫，当我们把被盯梢的事情告诉他，他脸色铁青地听着。只有苏联官员能摆得出这种铁青脸色。这脸色的含义是：我哪里知道你们会去见一个人民公敌呢，格鲁吉亚同志们的盯梢行为有什么根据呢……要知道，当时已不值得让不相干的人因别人的事情而受牵连，因此，古谢夫便带上了那副铁石面具。莫洛托夫大约也会这样，他应布哈林的请求，委托古谢夫安排我们前往苏呼米和亚美尼亚的行程以及随后的活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古谢夫都会联系当地的党委书记，要求他们为我们作出各种安排。他联系过洛米纳泽这个注定会立即灭亡的人。这也有可能要奥·曼的命，幸好没再追究。像常言说的那样，并未立案，但他们是可以立案的。这就是说，我们很走运。可当时我们不明就里，还笑话过古谢夫的铁石面具。随着洛米纳泽事件的发生，古谢夫对奥·曼的关照也到此结束，不过我并不能说我们一无所获，要知道正是在亚美尼亚，奥·曼重新开始写诗，他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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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中曾讽刺“德国唯心主义修道院的学生们”说的是“鸟语”，意为空洞的废话。

(2) 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中曾称那些喝“贵族的奶”长大的革命者为“幼狮”。“幼狮”和“鱼刺”都曾出现在曼德施塔姆的诗中。

(3) 巴比埃（1805—1882），法国诗人，其诗多有讽刺资产阶级的色彩。

(4) 这些意象分别见于《马蹄铁的发现者》（1923）和《世纪》（1923）等诗。

(5) 作于1923年。

(6) 在奥·曼三十年代的诗中有一些直截了当的表述和刻意隐晦的思想。在沃罗涅日，曾有一位半军人模样的“诗歌爱好者”来见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人就叫“穿制服的艺术学家”，他只不过要更愚蠢一些。来人长时间地纠缠于一个问题，即“波浪相互追逐，一浪盖过一浪……”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指五年计划吧？”他问道。奥·曼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反问道：“怎么可能呢？……”我后来问奥·曼：“如果他们要在所有作品里寻找隐在的含义，那该怎么办呢？”“表示惊讶。”奥·曼回答。我也不是立刻就能看出第二重含义，可奥·曼知道我能深入“内部”，因而从不对我解释他的诗：真诚的惊叹即便不能救人一命，也至少能降低命运的悲剧性。对现实一无所知的白痴状态在我们这里很有市场，是一种出色的挡箭牌。——作者1977年补注

(7) 见《马蹄铁的发现者》。

(8) 勃里克（1888—1945），作家。

(9) 阿格拉诺夫（1893—1938），曾任内务部副部长，后被枪毙。

(10) 列列维奇（1901—1945），诗人、批评家。

(11) 曼德施塔姆的散文《埃及邮票》（1928）中的人物。

(12) 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一诗。

(13) 约指《风雪和进攻》（《俄国艺术》1923年第1期）、《Vulgata》（《俄国艺术》1923年第2—3期）、《文学莫斯科（之一、之二）》（《俄国》1922年第1—2期）和《公爵夫人的扇子》（《基辅晚报》，1929年1月25日）等文。

(14) 语出《哦，我们多么喜爱虚伪》（1932）一诗。

(15) 约指文集《论诗歌》（1928）。

(16) 作于1915年。

(17) 尼古拉·萨文（1855—1937），冒险家。

(18) 卡勃卢科夫实际卒于1919年。

(19) 马科夫斯基（1877—1962），诗人。

(20) 1909年秋，曼德施塔姆在母亲的陪伴下前往《阿波罗》杂志投稿，他的数首诗后载于该刊1910年第9期，这是曼德施塔姆首度发表诗作。

(21) 见《莫斯科午夜》（1931）一诗。

(22) 见《亚历山大·赫尔佐维奇》（1931）一诗。赫尔佐维奇是位音乐家，曾与曼德施塔姆为邻。

(23) 卡塔耶夫（1897—1986），作家。

(24) 这是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后被曼德施塔姆引来作为他1915年一首诗的题词和首句。

(25) 写于1931年。

(26) 普斯科夫城叶里扎罗夫修道院修士菲洛费伊曾于十六世纪提出“第三罗马说”，认为莫斯科是继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是基督教世界新的中心。

(27) 果戈理的小说《外套》的主人公。

(28) 1928年，“土地和工厂”出版社出版比利时作家夏尔·德·高斯特的《乌伦斯比格的传说》，译者是戈尔因费尔德，但译作面世时标明的译者却是曼德施塔姆，这是出版社的失误，他们邀请曼德施塔姆审阅译稿，却误将校阅者当作译者，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指责曼德施塔姆剽窃，也有作家出面为曼德施塔姆辩护。

(29) 施基里亚托夫（1883—1954），苏共活动家，曾任苏共监察委员会主席。

(30) 扎斯拉夫斯基（1880—1965），批评家，曾参与主持包括《真理报》在内的多家苏维埃报刊。

(31) 曼德施塔姆作于1931年的一首诗。“康佐那”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流行于法、意等国的一种抒情诗形式。

(32) 洛米纳泽当时并未死亡，只是被带离了格鲁吉亚。——作者1977年补注

(33) 谢尔盖·古谢夫（1874—1938），苏共活动家，曾任苏共出版部门负责人。

劳作

我在一九三〇年才首次明白，一首诗是如何写出来的。在此之前我仅以为这是一种奇迹，即从未有过的东西突然现身。起初，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六年，我甚至不知道奥·曼是在工作，我老是感到惊奇，他为何如此紧张专注，常常躲开闲谈，逃向大街、院落和街心花园……后来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但还是理解不深。当沉默期结束，也就是从一九三〇年起，我才不由自主地成了他的劳作之见证人。

在沃罗涅日，这一过程我看得尤其清楚。在一个租来的房间里，也就是一间狗窝、一处熊穴或一个睡觉的地方（该如何称呼它呢？），我俩独自相对，再无他人，我们的生活毫无根基，简单之极，这倒使我能够一览无余地观察到奥·曼那“甜蜜声音的劳作”过程中的所有细节。奥·曼写诗的时候从不避人。他常说，他一旦开始写诗，便无任何东西能妨碍他。与奥·曼很有交谊的瓦西里萨·格里高利耶夫娜·什克洛夫斯卡娅曾说，在一九二一年，当时他们在莫伊卡的艺术之家里是隔壁邻居，奥·曼常到她屋里的小铁炉边烤火，他有时躺在沙发上，用枕头捂住耳朵，以免听见嘈杂房间里的谈话声。他这是在写诗，在自己的屋里待不下去，他就会跑到瓦西里萨这边来……那些描写玛丽天使的诗是在动物博物馆写成的，当时我们去看该馆馆长库津，为的是与他和他的朋友们分享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那瓶酒和一些下酒菜一同被放在某位学者的公文包里偷偷带了进来。我们坐在桌旁，奥·曼却不遵守喝酒的礼仪，在巨大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像往常一样在打腹稿。在博物馆里，我记下了他口授的诗句。就总体而言，他在结婚之后变得很懒，总是不想自己把诗记录下来，而更愿口授。

在沃罗涅日，他的劳作方式更是暴露无遗。要知道，我们租住的每一处房间都没有过道和厨房，他若想独自一人，便根本没有去处。在莫斯科，连上帝都不知道我们过的什么日子，更确切地说，上帝知道我们过的什么日子，情况依然如故，为了让奥·曼独自待上一会儿，我就得出去溜达个把小时。而在沃罗涅日却无处可躲，除了出去挨冻，好像是有意与我们作对，我们在沃罗涅日度过的那几个冬天特别寒冷。于是，当他的诗作接近成熟，我心疼这个被赶进兽笼的可怜人，便尽我所能地行事，即躺在床上假装睡觉。奥·曼发现这一点，有时就让我“再睡一会儿”，或是背对他躺着。

在沃罗涅日的最后一年，在那间“没有门前台阶”的小屋里，我们的孤独达到极点。我们的生活在两个点之间流动，一个点是我们的熊窝，另一个点是离我们的小屋两步之遥的电话局，因为我们常去电话局给我兄弟打电话。在那个冬天，维什涅夫斯基和什克洛夫斯基两人每月给我兄弟一百卢布，由我兄弟寄给我们，他俩自己不敢去汇钱。在我们的生活中，恐惧无处不在。这笔钱被用来交房租，房租恰好每月两百。我们不再有任何收入，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沃罗涅日，谁也不敢交给我俩任何工作，这是在提高警惕。熟人们在大街上会转过身去，或是装着不认识我们。在我们这里，这也同样是提高警惕的表现。只有演员们还敢违反通行的规则，他们面带微笑，即便在中央大街上也会走到我们身边来。这或许表明，比起其他单位，剧院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只有娜塔莎·施特姆佩尔和费佳·马兰茨常来我们家，可他俩要工作，很难挤出时间。娜塔莎告诉我们，她母亲警告过她：你知道这些会面会造成什么后果吗？……娜塔莎于是开始掩盖她的造访，可她妈妈却说：你干吗要掩盖呢？我知道你去了那里，我的任务是发出警告，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请他们来我们家吧……从此之后，我们常去娜塔莎家，她母亲会拿出她所有的食物款待我们。她早已与她身为贵族的丈夫分开，起先在城里的学校教书，后转到一所小学，为的是养活两个孩子。谦虚智慧、轻松快乐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是沃罗涅日唯一向我们敞开家门的人。所有其他人均对我们大门紧闭，再锁上两把锁，因为我们是被社会主义社会所排斥的贱民。

一切迹象都在预示结局的迫近，奥·曼于是便竭尽所能地利用这些最后的时日。他只有一个感觉：应该抓紧，否则他们就会打断他，不让他把话说完。有时，我央求他歇歇，出去走走，多睡一会儿，可他总是一口回绝：不行，时间很紧，要抓紧……

诗作大量涌现，一首接着一首。奥·曼有时同时写作好几首诗。他常常让我记录，一次就能记下他在脑中酝酿好的两三首诗的初稿。我无法让他停下来：“快，否则我就来不及了……”

当然，这就是关于死亡迫近的清醒预感，可我当时看得还没有他那么清楚。他当着我的面什么也没说过，可当我去了莫斯科（我在这个冬天为了找钱去过莫斯科两次），他在给我的信中却似乎曾触及这样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结局在等待我们，可是他立即又打断自己，装出一副神情，似乎他谈的只是照例出现的难处。或许，他真的从他脑中驱走了这些念头，但他更有可能是心疼我，竭力不让我们共同生活的最后时日蒙上阴影。

他这一年始终十分紧张。他在抓紧，他把时间抓得很紧。由于这种紧张的工作，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常常憋气，脉搏紊乱，嘴唇发青。他的犯病大多发生在街上。在沃罗涅日的最后一年，他已无法独自出门。在家里，也只有我在场时他才能安静下来。于是，我们就面对面坐着：我默默看着他嚅动的双唇，而他在夺回失去的时间，赶紧道出自己最后的话语。

每一次记下诗作后，奥·曼都会数一数有多少行，然后告诉我，他最多能得多少稿费，稿费太低他是不会同意的。只是偶尔，当他非常不喜欢自己写出的某首诗，他也会提出将此诗归入“二档”，也就是说可以便宜一些，就像索洛古勃(1)做过的那样，索洛古勃曾将自己的诗作分出档次，并分别标出相应的价码。计算出一天的劳动所得后，我们便出去借钱，找演员们借，找排字工人们借，有时也找几位教授借，其中一位教授是娜塔莎的朋友，另一位是个文艺学家，我们用讨来的钱买上一包茶、一块面包和一枚鸡蛋。我们通常与我们的主顾们说好在一条没有人的侧道上见面，我们完全按照地下工作的方式，不慌不忙地从某人身旁走过，边走边及时地接过一个装钱的信封。如果前一天晚上没能安排好任何接头机会，我们就直接去印刷厂找那些排字工人。奥·曼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天认识这些排字工人的，当时我们住在那位捕鼠勇士家，隔壁就是印刷厂和报社。他跑到那里去为自己刚刚完成的诗作寻找听众，他的诗如果是在半夜完成的，他更会跑去印刷厂，因为那时只有这些排字工人还没睡觉。工人们很高兴见到他，但有时，年轻工人也会直接引用《文学报》上的评价，让奥·曼大为吃惊，而年长些的工人则会要那些年轻人闭嘴。在困难时期，年老的工人们默默听完奥·曼的诗，然后与奥·曼东拉西扯地聊上几分钟，他们中的一位则趁机跑去商店，最后，他们会把一袋食物交到奥·曼手上。他们工资很低，他们的生活大约原本就捉襟见肘，可是他们却认为“不能眼见一位同志遭难……在这种时候”……

半道上，我们会去一趟邮局，把一些诗作投给莫斯科多家杂志的编辑部。我们只有一次接到回复，是关于《无名战士》一诗的。《旗》杂志编辑部在回信中写道，战争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因此，泛泛的和平主义是不足取的。但生活就是这样，甚至连这篇官气十足的回复也成了我们的福音，因为毕竟有人作出应答，在与我们交谈！

有一首诗描写在人群中徘徊的幽灵，它“用他们的酒和天空取暖”，这首诗构成一个例外，它没被寄往莫斯科，而是投给列宁格勒一家杂志，好像是《星》。在如今流传的一些奥·曼诗作抄本中，我时常发现一些失落的诗作和不同版本，它们就源自当年寄往编辑部的稿件。编辑部的人员从这些被禁诗作中偷偷拿走几页，它们便在读者间流传开来。

曾与奥·曼一同被关进中转集中营的记者卡扎尔诺夫斯基曾说，奥·曼的罪名之一就是往多家杂志编辑部投递诗稿。诗在这里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字眼。他的罪名究竟是什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给奥·曼定罪的材料不过两页纸，我在检察院看到这份卷宗，当时他们向我解释，要给奥·曼的第二桩案子亦即“重复犯罪”平反，我很想读一读那里究竟写了什么，甚至想原封不动地发表所有这些文字，不加任何改动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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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奥多尔·索洛古勃（1853—1927），诗人、作家。

嚅动和絮语

这是在一九三四年。我离开位于尼基塔街的《为共产主义教育而奋斗》杂志编辑部，穿过一条条胡同回家。我们当时住在特维尔林荫道。我突然看到了奥·曼。他坐在一幢破旧宅院前的台阶上，他的脑袋使劲往一旁扭着，连下巴都快碰到肩膀了。他右手挥舞拐杖，左手则支着石阶以保持平衡。他很快便看见我，于是站起身来，与我一同回家。

奥·曼在写诗的时候始终有一种运动需求，他会在房间里来回走动，遗憾的是，我们一直住在狗窝大小的房子里，根本没有可供走动的空间，于是他就经常跑到院子、花园或是林荫道去，在街上溜达。我看到他坐在台阶上的那一天，他就是溜达累了，坐下来歇歇脚。他当时在写《关于俄国诗歌的诗》的第二部分。

对于奥·曼而言，诗歌和运动、诗歌和行走是相互关联的。他曾在《谈论但丁》中发问，阿利盖利(1)在写作《神曲》时磨破了多少双鞋掌。那首关于梯弗里斯的诗里也再次出现行走诗歌的概念，提及过去一位诗人的鞋底那“被磨损的伟大”，这不仅是个贫穷主题（鞋底自然永远是被磨损的），而且也是个诗歌主题。

奥·曼静止不动地写诗，我一生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基辅我父母家中，我们于一九二三年回家过圣诞节，他一连数日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铁炉子旁，不时让我或是我的妹妹阿尼娅记录《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一诗的诗句。另一次是在沃罗涅日，他在白天躺着休息，他那段时间累得要死。可诗句却依然在他脑中喧嚣，挥之不去，于是便出现了《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二册》结尾处那首描写女低音歌手的诗。此前不久，他在广播中听到了玛丽安·安德森(2)的歌声，前一天晚上，他拜访了另一位女歌唱家，她是被赶出列宁格勒的流放犯。奥·曼曾为这位女歌唱家翻译了几首那不勒斯民歌，供她在电台演唱，当时他俩都在电台混饭吃。她丈夫刚刚在集中营服满五年刑期，被减刑流放至沃罗涅日，可是又再次被捕，听说此事，我们赶到她那里。我们当时还没遇见再次逮捕，不知此事是何兆头。女歌唱家躺在床上。遭受震撼和打击的人总是会躺在床上。我母亲是医生，在革命前的一次大饥荒中曾被派往伏尔加河流域向农民提供帮助，她曾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每一间木屋里，人们都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即便在还存有粮食、没有严重饥荒现象的地方，情况也是这样。赤塔师范学院的女教师艾玛曾与学生们一同前往集体农庄劳动，她回来后惊讶地告诉我，所有集体农庄庄员不知为何都躺在那里。大学生们也躺着，躺在他们的宿舍里，职员们下班回来也躺着。我们大家全都躺着。我也躺着度过了我的一生……

女歌唱家在慌乱地筹划未来的生活计划，其慌乱一如我们，当我们面对死亡、逮捕、传唤和其他灾祸的厄运时刻。莫非正是这慌乱的呓语方能使我们承受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诸如亲人的死亡或是他们被关进二十世纪的监狱？女歌唱家就在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说话：她丈夫又被送进集中营，这不可能，要知道他刚刚从那里出来呀。这就是说，他们要流放他，那就让他们流放呗……流放到哪儿还不是都一样……她要跟他一起去，到那儿去唱歌……在哪儿唱歌还不是都一样，无论是在列宁格勒，还是在伊希姆、沃罗涅日或者伊尔吉兹……到哪儿都能唱歌，在西伯利亚的每个村子里都能唱歌……只要有人给他面粉，她就唱，然后她就能烤出面包来……然后他们两人就一起吃面包……

她丈夫没有回来，要知道，曾下达一道命令，要将有幸进过集中营的人全都再次逮捕。我不清楚是在当时还是在五十年代，曾另有一道命令，要永远流放那些进过集中营的人……那位女歌唱家也消失了，她是被送到什么地方去唱歌还是去砍树了，我们不得而知……

奥·曼说过，在这首描写女低音歌唱家的诗中有两个并列的形象，即那位列宁格勒女歌唱家和玛丽安·安德森。在他写作此诗的那一天，我没猜出他是在写诗，因为他像只耗子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运动，是我判断他开始工作的第一个征兆；第二个征兆则是嚅动的嘴唇。他在诗中曾说，他嚅动的双唇无法被剥夺，他的双唇即便在地下也依然会嚅动。(3)结果的确如此。

嘴唇是诗人的生产工具，要知道，诗人是用声音来工作的。嘴唇的嚅动，这是能将长笛手的工作和诗人的工作结合起来的动作。如果奥·曼不曾体会到嘴唇的嚅动，他便无法写出那首关于长笛手的诗：“他借助响亮的絮语，／虚荣的声音回忆起唇的絮语，／他赶忙变得细心节俭，／他在捕捉声响，整洁而又吝啬……”他这样谈到长笛：“没有可能舍弃它，／咬紧牙关，也无法控制它，／舌头道不出话语，／嘴唇无法将它抚慰……”(4)我认为，这里所言的长笛道不出话语，应是诗人的真切感受，它指的是那一时刻，即声响已在耳畔萦绕，双唇刚刚嚅动，正在痛苦地寻找最初的词汇……

那位长笛手也是我们的熟人，他名叫施瓦勃。他是一个德国人，他仅有的那把长笛是他在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同学从德国寄来的，这让他感到十分担心。我们不止一次去过他那里，他会从笛盒里取出心爱的长笛，为奥·曼演奏巴赫和舒伯特的乐曲或其他古典音乐。来沃罗涅日巡演的音乐家们都很喜欢施瓦勃。两位金兹堡都说过：施瓦勃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一次在下班之后（这是在“恐怖案件爆发”之前，奥·曼当时还在剧院工作），我们去听交响音乐会，坐在楼上。我们居高临下，整个乐队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时我突然发现施瓦勃的位置上坐着另一位长笛手。我俯身对奥·曼说：“快看！”邻座要我们安静，可我们仍在小声交换意见。“他难道被抓了？”奥·曼说。幕间休息时，他去了后台。推测被证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此类推测不知为何总能被证实。我们变得迷信起来，害怕说出这些推测，——你别这么说！不吉利！……我们后来听说，施瓦勃的罪名是间谍罪，他被送进沃罗涅日郊区的刑事犯集中营，刑期五年。他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要知道，他已是一位老人，而且还是一位吹长笛的老人……奥·曼一直在想，施瓦勃是否会把那只长笛带进集中营，施瓦勃是否会担心与他同一囚室的小偷们偷走他的长笛……如果他把长笛带进集中营，他就会在晚上为那些苦役犯们演奏……奥·曼于是写出了《希腊字母的长笛》一诗，其中含有长笛的声音、年老长笛手的苦难命运以及诗人面对“恐怖案件爆发”的最初恐惧。

奥·曼在这首诗中谈到“回忆的”嘴唇之嚅动。难道只有长笛手的嘴唇才能事先知道它会说出什么吗？写诗的过程中也存在某种近似回忆的东西，回忆的对象是从未道出的话语。什么叫作寻找“失落的词语”？还不就是试图去回忆那尚不存在的东西。“我忘了我想说的词语，盲目的燕子将返回阴影的居所。”这里有一种专注，我们带着这份专注寻找被遗忘的东西，可被遗忘的东西却会突然在意识中闪现。在第一个阶段，双唇无声地嚅动，然后会出现絮语，“紧绷的弧线会在我的低语中突然发声”。内在的音乐在意义单元中跃然而出。回忆显现出来，犹如留有光影的感光板。

奥·曼并非偶然地敌视那种两分法，即大家常说的内容与形式，这类说法在我们这里十分时髦，也让订货者感觉舒服：官方的内容永远需要美好的形式……正是由于这种关于形式和内容的划分，奥·曼迅速远离了那些亚美尼亚作家。与他们最初见面时，奥·曼便抨击了这样一条标语，即文化、文学等等应该具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不过他却不知道这句话是谁提出来的(5)……这样一来，即便在亚美尼亚，我们也成了孤家寡人。看来，奥·曼是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获得了这一意识，即形式和内容绝对无法分割开来。一首诗的诞生仰仗一个冲动，那回响于耳畔的音调便已包含我们称之为内容的东西。在《谈论但丁》中，奥·曼将“形式”比喻成一块可以从中挤出“内容”来的海绵。如果这块海绵是干的，没有任何内涵，那么你就什么东西也挤不出来。相反的途径，就是为事先给定的内容选择相应的形式。在同一篇《谈论但丁》中，奥·曼谴责了这一方法，并称使用这一方法的人为“现成意义的翻译者”。

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爱伦堡曾当着我的面对斯卢茨基(6)说，奥·曼在他的诗中进行大量“语音修改”，因此糟蹋了自己的诗。我却从未发现这种情况。诗的异体和“修改”，这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东西。奥·曼常说“我们是意义论者”，他自然知道，词永远含有信息，也就是说，词是意义的载体。我觉得，修改是翻译者的典型手法，当他们试图更好地表达现成的意义，语音修改会被用作一种装饰手段。而诗的异体则要么是被删除的多余之物，要么是融入新整体的“个别之物”。诗人在发掘其意识秘境中深藏的完整的和谐金块，扬弃多余和虚妄之物，而我们所谓的存在整体就隐藏在那块金砖之中。

写诗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工作，它需要诗人付出巨大的心力和专注。在诗人写诗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那或许具有巨大控制力的内在声音。因此，我不太相信马雅可夫斯基的话，他称他能掐住他诗歌的脖子。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作为诗歌劳作之见证人的奇异经验表明：你可控制不了它，你掐不住它的脖子，也难以给它套上笼头。作为一位承载着世界之和谐的人，诗歌便是他的最崇高体现之一，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

这一呈现也带有社会性质，也涉及人间事物，因为那个作为世界和谐之承载者的人也生活在人们中间，分享着人们的命运。他并非“替他们”说话，而是与他们一起说话，他的权利正在于此。

和谐的自我呈现的最初动机即与人们同在和在人们中间，这一动机之决然始终令我感到惊讶。这一动机既无法伪装，也无法被刺激出来。对于那被称为“诗人”的人而言，这当然是一种不幸。我能理解谢甫琴科(7)的抱怨（奥·曼很看重这些抱怨，是他把这些话说给我听的），谢甫琴科说他难以摆脱诗歌，诗歌带给他的尽是灾难，妨碍他去从事那定会给他带来欢乐的绘画事业。素材一旦枯竭，也就是说，诗人与世界和人们的联系一旦减弱，他就不再能听见人们的声音，不再能与人们生活在一起，那最初的动机便也会停止作用。诗人在写诗时不可或缺的正确感莫非就源自他与人们的这种联系？在诗人死去的时候，这一动机同样会停止作用，尽管诗人的双唇因为留存在诗歌中而继续嚅动。顺便问一句，说有些诗人不善朗诵，糟蹋了自己的诗，这是哪些傻瓜说的话？他们懂诗吗？诗歌真正的生命只存在于诗人的声音，诗人的声音则永远存在于他的诗句。

我曾不得不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同住了一段时间，她的作诗过程可远不像奥·曼那般公开，我有时甚至看不出来她是在写诗。较之于奥·曼，她的诗兴勃发总显得更封闭、更节制一些。她那种十分独特的、近乎禁欲主义的女性勇敢，总是令我感到震惊。甚至连她的嘴唇也不像奥·曼那样明显地嚅动。我觉得，她在写诗时会抿起双唇，嘴部因此更显愁容。我在还不认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时候就常听奥·曼说，后来他又多次重复过这样的话，即只要看一眼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双唇，就可以听见她的声音，她的诗句由声音写成，她的诗和她的声音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能听见她声音的当代人会比听不见这声音的后代人更加富裕。这一声音连同其中包含的青春时期和成熟岁月的各种调性，连同那令奥·曼震惊的深邃，都被神奇地记录在尼卡最近录制的一盘磁带中。如果这盘磁带得以保存，我的话便能获得客观的验证。

奥·曼观察到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几种动作，在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见面后，他总是问我有没有发现她突然伸长脖子，摇了摇头，撅起嘴唇，像是在说“不”。他模仿了一下这个动作，见我没像他那样对这个动作印象深刻，他颇感惊讶。在《狼》的一个版本中，我发现了一个说“不”的口型，但这并非女性的口型，它属于那个模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口型的男性。这两个最不幸的人终生不渝的友谊或许就是唯一的奖赏，奖赏他们各自的痛苦劳作和痛苦经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晚年看到一束光亮，她也知道如何利用这束光亮。但是，她的诗无法发表，旧账无法被勾销，如果没有诗人似乎均具有，至少这两位诗人均具有的那种活在当下的能力，她未必能像如今这般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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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丁之名。

(2) 安德森（1902—1993），美国女低音歌唱家，后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3) 《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一册》中有这样的诗句：“你们剥夺不了我嚅动的双唇”，“是的，我会躺在地下嚅动双唇”。

(4) 见《希腊字母的长笛》（1937）一诗。

(5) 这是斯大林在1930年6月召开的苏共十六大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学和文化所下的定义。

(6) 斯卢茨基（1919—1986），诗人。

(7) 谢甫琴科（1814—1861），诗人，乌克兰现代文学的奠基者。

书和笔记本

“您会出本书的。”恰连茨(1)听了奥·曼关于亚美尼亚的诗后这样说道。这是在梯弗里斯，在埃里温他没敢来看我们。听了恰连茨的话，奥·曼很开心：“谁知道呢，也许真的能出书……”几年后，我按奥·曼的要求给帕斯捷尔纳克带去一包奥·曼在沃罗涅日写的诗，帕斯捷尔纳克突然谈起了“成书的奇迹”……他说，他毕生仅一次遇见这种奇迹，即在他写作《生活是我的姐妹》的时候……我把这次谈话转告了奥·曼，我还问道：“也就是说，若干诗作还不足以构成一本书？”奥·曼只是笑了笑。

一些孤立发生的事情之运动，也像一首诗中的诗行排列一样具有严谨的规律性，但是，这种规律性的外在特征却不够清晰。如果是指某种统一的外在形式，比如长诗，则人人自明，而众多抒情诗作的内在递进关系就不那么显眼了。此外，奥·曼曾言及诗人的几何嗅觉（《谈论但丁》），他指的也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称为“书”的抒情诗作。

或许，所有诗人的成书过程并不一致。有些诗人依据年代前后编辑相关作品，另一些诗人则将诗作分组，如安年斯基(2)的三叶草式编排，或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做法，即在一本书中划分出若干部分，分别收入写于同一时期但年代不同的诗作。奥·曼属于第一类诗人，因为他的诗作是一组一组写成的，它们如潮水般涌来，直到诗兴消退。在重建编年之后，他便能获得一本书的整体结构。《忧伤集》不是他自己编的，因此并未遵循这一共同原则。

重建编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更遑论在许多写作日期已不明了的如今。即便在曼德施塔姆在世时，当所有的写作年代都历历在目，困难也依然存在。问题在于，有些日期本身就不准确，因为它们标明的是记录此诗的时间，而非写作此诗的开始和结束。我认为，一般而言，只有在一种十分冷静的写诗过程中才能确定一首诗的开端，难道奥·曼能事先知道他将写出什么东西来吗？当他开始谛听蜜蜂的嗡嗡声，他能知道他的嘟囔将变成什么样的诗句吗？第二个难处在于：如何确定那对每一首诗而言都十分关键的开始或结束呢？更为要紧的是，诗人在创作时所面对的往往不止一首诗，而是同时在写好几首诗。

在奥·曼生前，许多诗作的排序都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比如，对于该如何排列“狼组诗”和《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二册》中间部分的诗作，奥·曼就有些拿不定主意。他未能完成这件事情。不过，为出版所做的基本工作在他生前已经完成，也就是将诗稿划分成三个“笔记本”。人们常常问我，这些“笔记本”的名称是怎么来的。这一名称的起源完全是家常的。写于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七年间的诗是在沃罗涅日抄录下来的，要知道，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间的诗作在搜查时被抄走，一直没有归还。为了记录这些诗，我们找来一些普通的学生笔记本，我们一直没有体面的书写用纸，就连找这些笔记本也费了一番周折。开头记下的，便是如今构成《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一册》的那些诗作。然后，我们通过回忆又记下了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间的诗，即《新诗集》。奥·曼自己划定了作为《新诗集》组成部分的两个笔记本的起止时间。“笔记本”，这显然是一本书的一个部分。

一九三六年秋天，当诗作又攒起一些，奥·曼让我再去找一本笔记本，虽然两个旧笔记本上还有些空白地方。这便是《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二册》。在《第二册》和《第三册》间几乎没有任何时间间隔，但《第三册》却表明，某种新东西开始出现。《第三册》中的诗并非那已消耗殆尽的前一浪潮诗兴之持续。如果存在某些精确的诗歌分析方法，那么便能够证明，每一个笔记本都在消耗某一特定的素材，都在结束某一波完整的诗兴。而且，就是普通人也能看出这一点。

在我们的理解中，“书”这个字眼是与出版联系在一起的：书需要一定的规模，要有可供出版的一定的诗行数。“笔记本”则无任何规矩可言，不需要用任何数学尺度来丈量它。“笔记本”的开始和终结仅由一个因素决定，即诗兴之统一，统一的诗兴造就了这些相互关联的诗作。“笔记本”，这其实就是恰连茨、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施塔姆所理解的“书”，它不去迎合出版社的各种要求，诸如一定的规模、结构，有时甚至是人为的结构。但是，“笔记本”一词的出现则纯属偶然，它源于我们永远的纸张短缺。这个名称一方面过于具体，让人难堪，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联想，即舒曼的《乐谱笔记本》。这不过是一个家常的、手稿的传统，可它却在我们这个“前古腾堡时代”获得了巨大意义。

奥·曼年轻时曾将“书”等同于“阶段”。他在一九一九年认为他只能写出一本诗集来，可之后他却发现，在《石头集》和后来被称为《忧伤集》的那些诗作间存有某种分界。顺便提一句，《忧伤集》这个题目是库兹明(3)在曼德施塔姆不在场的情况下擅自加上去的。《忧伤集》中有一个偶然的部分，即一组混乱的手稿，那是出版者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带往境外的。(4)《第二本书》被书刊检查机构所歪曲，其书名的来历，即奥·曼意识到了他只能写出一本集子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并未立即感觉到，革命前的《石头集》是如何结束的，而关于战争、预感和革命现实的新诗集又是如何开始的。《新诗集》，这是有意识的背弃之书，而《沃罗涅日笔记本》则是流放和死亡之书。在我于沃罗涅日抄录的每首诗的下方，奥·曼都要注明日期，并标上一个字母B(5)。“干吗要这样？”我问。“就这样……让人们……”奥·曼回答。他似乎在给所有这些诗页盖上印记，可它们却很少留存下来，因为前方就是一九三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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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恰连茨（1897—1937），诗人。

(2) 安年斯基（1856—1909）诗人。

(3) 库兹明（1875—1936），诗人。

(4) 《忧伤集》出版于柏林。

(5) 地名沃罗涅日的第一个字母。

组诗

阶段，这是一个世界观概念。这是人自身的成长，但对于世界和诗歌的态度也会随着这成长而产生变化。《忧伤集》诞生于对革命的期待和最初认识，《新诗集》则出现在以《第四篇散文》打破沉默之后。每一阶段可能包括好几本书。在我看来，《新诗集》和《沃罗涅日笔记本》这两本书中间虽然横亘着被捕和流放，却构成同一个阶段。前者分为两部分，后者则由被称为“笔记本”的三个部分组成。换句话说，对于奥·曼而言，这是一个总的传记时期，而“笔记本”则是具有一致素材和统一诗兴的一辑诗作。

组诗则是一个更小的单位。比如，在《新诗集》的“第一笔记本”中就有“狼组诗”或称“苦役组诗”，还有“亚美尼亚组诗”。不过，《亚美尼亚》本身实际上却并非组诗，而是一个专辑。奥·曼有两个此类专辑，即《亚美尼亚》和《八行诗》，只有在这两个专辑里他才打乱了时间顺序。奥·曼在其早期创作阶段常精挑细选，大量销毁不成熟诗作，其诗作的先后顺序因此并不易辨认，而到写作几册《沃罗涅日笔记本》时，其诗的抒情日记特征便十分醒目了。

在《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二册》中，一组诗始自《汽笛》，另一组诗始自《世界的酵母》，每组诗中都有一首打头的诗，但它们并非第一首诗，其创作时间较其他诗作也更长一些。有一些组诗，其中的诗作一首接着一首，像一条链子上的环节，而另一些组诗中的诗作则缠成一团，都围绕着一首领头的诗。

不难看出，《狼》一诗就是整个“苦役组诗”的领头之作，因为“狼组诗”的手稿保存了下来。相同起源的诗作有时也会分道扬镳，初看上去它们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在写作过程中，那些彼此构成呼应的相同词汇和诗行消失不见了。总的来说，对缠成一团的组诗进行处理，这项工作颇具区分性质，一个肌体似乎在远离另一个机体，而它们又不失它们始终具有的特征。这项工作近乎园丁的动作，当他区分出那些带有鲜活切条的树枝。

在“狼组诗”中，“只有势均力敌者方能杀我”这一行是最后写出来的，尽管它是整组诗的意义关键之所在。这组诗源自俄国的苦役犯歌谣。在民歌中，奥·曼只喜欢此类歌谣。在《穿短大衣的人》一诗中也曾提到歌：“穿短大衣的人于是唱起难听的歌。”《狼》中也有不同的表达：“一个强大的人在歌唱”，“时间在火灾遗迹中歌唱”，“听到那声音，我走向斧头，替他把话儿说完”……奥·曼很少引用歌词。在他创作的最后一段时期，除《狼》和《穿短大衣的人》两诗的手稿外，他仅在《阿布哈兹之歌》中提到歌：“我要歌唱，当喉咙湿润，／心灵干燥，当视线足够潮湿，／意识不耍滑头……”在前两首诗中，歌与诗并未相互等同，奥·曼难以忍受这种等同。翻开每一期《星》杂志，奥·曼总是会感到奇怪，苏联诗人，尤其是列宁格勒诗人，为什么始终在说他们根年轻，说他们在歌唱。他甚至计数过，苏联诗人的这类典型用语在一期杂志里究竟出现了多少次。他得到的数字十分可观。

根据《狼》的手稿可以看出这组诗的形成过程。“我的嘴巴被谎言弄歪”，“我赶忙请求，别带它走向木屋，走向六爪的谎言”，这些诗句后经变化被写进《谎言》一诗：“我举着冒烟的火把走向木屋，走向六爪的谎言……”“听到那声音，我走向斧头”一句则引出了《请为了不幸和烟雾的味道永远保留我的话语》一诗中的“斧头”。无论如何都要保存“话语”的念头，与彼得时期行刑用的大斧头产生了关联……“莫斯科路边的樱桃”曾在《狼》中闪现，与此同时也写到了“可怕时期的电车樱桃”。

《亚历山大·赫尔佐维奇》和《肩章》似乎构成这组诗的外围。这一联系的外在征兆即“皮袄”一词。在《肩章》中，这是一件老爷皮袄，人们因为这件皮袄而责怪他；在《亚历山大·赫尔佐维奇》中，“像一件乌鸦皮袄挂在衣架上”。这两个形象均与“西伯利亚草原的火热皮袄”联系在一起……皮袄，这是奥·曼反复使用的形象之一。早在《石头集》中这一形象即已出现：穿着厚重皮袄的守院人，穿着毛皮大衣的女人，然后还有身着金色羊皮袄的天使……奥·曼的第一篇散文在哈尔科夫的拉科夫斯卡娅姐妹出版社被弄丢了，那篇散文就题为《皮袄》。最后，是《时代的喧嚣》中的“不合身的老爷皮袄”，以及《第四篇散文》中被奥·曼脱下来踩在脚下的那件“文学皮袄”。皮袄，就是生活的稳定；皮袄，就是俄国的严寒；皮袄，就是一位平民知识分子无法觊觎的社会地位。

《肩章》中的“皮袄”与一件可笑的事情有关。二十年代末，有一位后来死去的官太太(1)曾对艾玛·戈尔施泰因抱怨说，她觉得曼德施塔姆是个非常奇怪的人，她说她无法忘记，在新经济政策刚开始不久，曼德施塔姆身穿一件高级皮袄在莫斯科四处招摇……我们只能发出一声叹息。这件皮袄是我们在哈尔科夫集市上从一位贫穷的教堂执事手里买来的，是一件脱了毛的棕红色熊皮大衣，被翻改成教袍模样……老执事卖掉皮袄，是为了买点面包；而奥·曼购买这件奢侈品，则因为我们自高加索前往莫斯科，不想在北方被冻死。这第一件“文学皮袄”和“不合身的老爷皮袄”曾被让给普里什文(2)当褥子，当后者在特维尔林荫道的宿舍里过夜时。奥·曼用这件皮袄去扑盖一口爆炸的小型煤油炉。棕红色熊皮上的最后几根毛也被烧焦了，奥·曼甚至不及脱下这件皮袄用脚踩，本来就该……干吗要穿别人的皮袄呢？他穿皮袄不合身……

与皮袄相关的事情常常会很复杂。有一次我们弄到一些钱，想去百货商店买一件普通的苏联皮袄，可是结果，商店里只有狗皮皮袄。奥·曼不愿背叛高贵的狗种族，于是宁愿挨冻。就这样，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始终穿着一件薄薄的旧大衣，在这段时间，我们还得常常坐在冰冷的车厢里赶往百里开外的地方。什克洛夫斯基看不下去了，他说：“你们这个样子，就像是乘敞篷车来的。应该弄件皮袄……”瓦西里萨想了起来，什克洛夫斯基的一件旧皮袄放在安德罗尼科夫(3)那里，安德罗尼科夫出门时就穿那件皮袄，但如今他已经有了更好的行头。他们让安德罗尼科夫带着皮袄赶过来，然后庄重地把皮袄套在奥·曼身上。在加里宁的那个冬天，这件皮袄帮了大忙。奥·曼是在春天被捕的，他没有带上皮袄，他担心行李太重。皮袄留在莫斯科，他却穿着那件黄色皮夹克挨冻，皮夹克也是别人送的，时间在他漂泊一生的最后一年，地点在离莫斯科一百五十里远的某个地方。

“狼组诗”中有对流放的预感：西伯利亚森林，板床通铺，伐木……这组诗的建材就是木头：断头台，木罐，松树，松木棺材，火把，斧头，木棒游戏，樱桃核……这组诗中包括“粗糙的”在内的修饰语，亦属此类。

这组诗写于《狼》一诗之前，它写到门链的束缚、彼得堡的大火和严寒、尖刀和面包，写到这样的感受：“生活在彼得堡，就像睡在棺材里”，要尽快逃向车站，“那里没人把我们搜寻”……这组诗的含义即逃离，即不被承认的兄弟。我后来在博杜恩(4)那里读到，“兄弟”起初并非一个用来表示亲缘关系的概念，而是“被族群接纳的人”……奥·曼一直没被苏联文学的族群所接纳，甚至连他身穿的那件教堂执事的皮袄也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证明……这组诗还谈到那些经常说“不”的人，那些与“自我书写的百姓”一同前行的人。在大门旁轰鸣的卡车中，在走向“宫殿和海滨”的百姓中，都有一九一七年的回声……

这些与木头相关的主题遍布整个笔记本。寻找第二故乡即亚美尼亚的尝试未获成功。被押回莫斯科，“我返回莫斯科，不，你要读作：被押回佛教的莫斯科”，奥·曼这样定义他的莫斯科的位置。这个定义相当准确。

在“窒息之后”的诗中可以发现两种情感：首先是看到新地方即黑海土地的惊讶，然后是自惊讶缓过神来，奥·曼突然想起他为何置身于此地，这又引出关于我们切尔登生活时期的诗句。

在这个笔记本的两组诗中，每一首新作都自含义丰富的前文发展而来。《告密者》中的“幼芽”，即“别去问，幼芽如何膨胀”，起初出现在《黑土》中，与“土疙瘩”押韵，“土疙瘩”一词冲到句末，就是为了与“幼芽”结合，然后再返回自己的位置。而沃罗涅日，则一不小心就会错过。工具方面和意义方面的工作在这里交织一体，很难区分。《黑土》中提到“土地和意志”，《斯坦斯》中的“混乱”和“黑暗”等几个词与没有道出的“监狱”押韵，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在一些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为何会突然令人联想到死刑？比如在《孩子们的发型》中：“我们还充满最高程度的活力……”

这些联想已深深地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奥·曼的诗和散文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到监狱。“他被抓了”，“他蹲在里头”，“他被放了”，“他被关了”，这些词组在俄语中已经获得新的含义，这一语言现象表明，与监狱相关的意识已多么深入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这是一种漫射现象，是监狱与外部世界的相互渗透，统治者需要这种相互渗透，目的是恐吓其臣民。

我想用一九三七年的一个普通生活场景来结束这段关于监狱的思索。在莫斯科市中心有一幢楼(5)，作家和契卡人员在其中毗邻而居。天晓得这些契卡人员是如何住到这里来的，或许，他们获准搬进被捕者的住宅，那些被捕者属于其他单位，原先与作家们同住一栋楼。但是，他们却在这里住了下来，邻居们会与他们产生各种冲突。比如有一次，一位喝醉酒的契卡人员被妻子赶出家门，便在楼梯口大喊大叫，他在醉酒状态下胡言乱语，回忆起他如何审人，说他在审讯时曾揍过一位同学，他痛哭流涕，发出了迟到的忏悔。我给他妻子打去电话，要她放丈夫进门，我告诉她，她丈夫的这段酒后胡话也会给他自己带来麻烦……就在这时，几位流浪歌手走进院子，他们瞅准时机，唱了几首优秀的经典苦役歌，有西伯利亚苦役歌，贝加尔苦役歌，窃贼苦役歌……所有的阳台都立马站满了人，他们自然都不是作家。他们与歌手们一起唱，向歌手们扔钱……这场景持续了半个小时，直到一位意识形态方面十分牢靠的住户走下楼去，试图赶走几位歌手。但楼上的人却及时地冲他们高喊：“快跑！”于是他们便溜走了。我和奥·曼站在阳台上，也扔下一些硬币和纸币，大家把钱包在报纸里，为了增加重量，就放进一块小石子，好让那团裹着钱的报纸能准确地落下去。我们是在付钱给俄国的民间文学。小奥夏，如今大家都这么称呼约瑟夫·布罗茨基(6)，他遭到流放，原因是不劳而获，更确切地说，原因是写诗，因为生活再度重复，尽管形式不同，小奥夏不久前曾对阿赫马托娃说，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完全没有民间文学。有这种可能吗？我觉得，研究诗歌创作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民间创作的关系问题。奥·曼的创作中很快便出现了苦役犯的民间创作色彩，是生活向他作出暗示，他表达了出来。这并非奥·曼与欧洲和俄国民间文学财富的唯一关联。仅靠民间文学是没有出路的，全部的问题只在于，该如何将民间文学转变为富有个性的当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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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加米涅夫的夫人。

(2) 普里什文（1873—1954），作家。

(3) 安德罗尼科夫（1908—1990），作家、文艺学家。

(4) 博杜恩（1845—1929），语言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现代音位学的先驱。

(5) 指莫斯科艺术剧院胡同2号，1931年为作家建起的一幢宿舍楼。

(6) 布罗茨基（1940—1996），俄裔美国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名为“约瑟夫”，爱称为“奥夏”，与曼德施塔姆名字“奥西普”的爱称相同，故有“小奥夏”之称。

双重枝桠

《这片区域在暗水中》一诗写得很缓慢，很艰难，一连写了好几天。奥·曼抱怨说，那几乎能感觉到的非常重要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愿出现。这是指最后一节，它最后才写出来，在奥·曼这里并非总是如此。

奥·曼站在桌边，背对着我，在写着什么。“你快过来，看看我写出了什么……”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暗水”终于结束了，我们可以出门散步了。这首诗已经让我感到厌烦，如同电话局里那张胶合板制成的沃罗涅日州地图，那地图上有一些闪亮的小灯泡，表明与哪些地点正在通话。可是，我很快就失望了，我发现，在他递给我的那张纸上写的是《遥远大车队的路标》。“等等，还没写完，”奥·曼说道，又写了一句，“我感觉到的冬天像迟到的礼物……”“你疯了吧！”我生气了，“这样我们就永远出不了门了。我们是一起去市场，还是我一个人去……”

我们一起去了市场，市场离我们家仅几步之遥，我们去市场有买有卖。那天好像是去卖一件灰色毛料上衣。“大家就穿这种衣服去坐牢。”买主说道，这是一个聪明滑头的男性市民。“说得对，”奥·曼回答，“不过穿这衣服的人已经坐过牢了，现在穿它没有危险了……”那男人皱皱眉头，给我们付了钱。我们立刻举办一个宴会，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存在一块多余的肉或香肠，我们就会设法弄到手。很难回忆起我们在各个时期靠什么为生，但总是存在某种“当家菜”，我们始终吃那一种东西。对于当今的莫斯科而言，这便是煮香肠。在当年那个时期，我们好像只有发青的鸡肉好吃，罐头被视为奢侈品。还有过一个吃冻野鸡和冻鸽子的时期，但持续的时间不长。鳕鱼则吃了相当长的时间。当然，在外省几乎没有任何“当家菜”，但外省人却善于留住那份最必需的口粮。

写“夜间茶壶”的那一段几乎是当天写成的，两首源自“暗水”的短诗则只稍稍作了一点修改。在《遥远大车队的路标》中，有唐波夫疗养院窗外的风景，“宅子”一词也由此而来。我们并未住在宅子里，而是四处栖身，大多待在小破屋里。我很清楚，《我感觉到的冬天像迟到的礼物》如何让奥·曼写出“暗水”的最后一节，它引出这样一行诗：“无冬的草原赤身裸体。”与这首诗一同，一个季节的特征突然凸显出来，即一切均静若止水，在等待迟到的冬天。大自然在等待冬天，而人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已然明白，即将来临的一九三七年将会带给他们什么。这并不需要任何历史嗅觉，在夏天播出的关于未来案件的广播节目中，我们早已获悉警告。在这一节中，奥·曼谈到沃罗涅日的冬天：“我在哪里？我有什么不好！无冬的草原赤身裸体……这是柯尔佐夫的后娘……不，是金翅雀的故乡……”这里有他当时各种情感的合成，遇灾遭难的感觉无法超越永恒野性的生活喜悦，无法胜过被锁进牢笼的诗人那种完全无法解释的欢乐。接下来，他生活中的一些准确细节再度出现：半夜，他写得累了，便出门在空无一人的城里闲逛，城里永远到处是冰碴儿。我们的省城在不见了守院人之后，便成为一片片“永远湿滑”的区域……完全不善在冰上行走的阿赫马托娃，在她关于沃罗涅日的诗作中曾提及这一点：“我不敢在水晶玻璃上行走……”那把茶壶是电水壶，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品，我们下狠心买下它，是因为奥·曼夜间写作时总要喝很多茶。只有两样东西他永远丢不开，即茶和香烟。我们认为，其余的一切都不难处理。

在沃罗涅日曾两度出现“同题三诗”，即起源相同的三首诗作。第一组“同题三诗”是《暗水》、《迟到的礼物》（我们称此诗为“乌鸦”）和《遥远大车队的路标》；另一组“同题三诗”是：《十位数的森林》、《我们如何对付平原的荒芜》以及那首回忆卡马河的《哦，这迟缓、喘息的原野》。在第一组“同题三诗”中，一切交织一体，像一个错综复杂的组诗。在第二组“同题三诗”中，三首同根而生的诗却独自发展。“我们如何对付平原的荒芜，对付它的奇迹之持续饥饿”以及“平原那呼吸的奇迹”，这两句诗将前两首诗联系起来。第三首诗也与呼吸、喘息的主题相关，这一主题亦见于其他诗作。第三首中的“喘息的原野”与“呼吸的奇迹”构成呼应。在提到犹大的那首诗中，格律自身便像是喘息：“问题始终存在，他们自何处来，往哪里去……”那种使奥·曼备受折磨的哮喘，在他这个冬天许多诗作的格律中竟然也有所体现，比如“我即我，现实即现实”。

第一组“同题三诗”中还有一个形式上的共同之处，即韵脚，如主要一首诗中“国营农场的”（совхозный）和“威严的”（грозный）构成的韵脚，再如另两首诗中由大量的“з”构成的韵脚：“寒冷”—“车队”—“白桦”—“散文”（мороза-обоза-береза-проза）……

奥·曼的每首诗中都有一行最先想出来的佳句，但在寻找这一佳句时应该记住，它很少被用作第一段的开头。找到这行诗，便几乎可以再现此诗的整个写作过程，当然，如果这行诗没有在最终版本中被删除（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将最先想到的诗句排除出最终版本，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每当此时，奥·曼总爱忆起古米廖夫的话：“这几句诗很好，奥西普，但是当你写完全诗，你现在写的这些句子一行也不会剩下……”在这种情况下，文本的历史自然无法还原，要知道，写诗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脑中和唇间进行的，而并未落实在纸上。

最初想到的一行诗和最后找见的一个词，这也是全诗结构的关键之所在，其中包含着开始和结束的动机。“有良心的劳动焦油”，“十位数的森林”，“慵懒的骑士”，这里的修饰语都是最后找见的词汇。

对于奥·曼而言，“同题三诗”十分罕见，更为常见的是“同题两诗”，即同一树根上生出的双重枝桠。在已发表的诗中，《我不知道此歌自何时唱起》与《我顺着折叠梯爬上倾斜的干草棚》，《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与《不，我从来不是一个当代人》，就构成两组典型的“同题两诗”。在沃罗涅日时期这类诗作也不少见，如两首写卡马河的诗《卡马河看上去多么幽暗，当绿树成荫的城市跪在河边》和《我远远看着针叶林的东方》，就是很常见的“同题两诗”。以“河的路标拔地而起”作为结尾的第三首诗则很罕见，对于书刊检查机构而言，这是一个有意为之的成功替代物。《世界的酵母》和《小魔鬼》两诗都保留有最初版本，在最初版本中，这两首诗相互交织。两首《我在天空迷了路》同样是开头一致、发展不同的“同题两诗”。对于奥·曼而言，此类“成对结构”十分典型，除了以上所列，他还有其他很多“同题两诗”。

奥·曼希望保留《我在天空迷了路》的两根枝桠，把它们放在一起发表，要知道，作曲家常常这样行事，画家也这样……如果我能活到奥·曼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实现他的遗愿。可是在当下，即便他的书能勉强挤进“诗人丛书”(1)，但无论是我还是哈尔基耶夫(2)都无法实现他的愿望，因为我们是无权之人。某位聪明的编辑会明白无误地向我解释说，必须在这两种版本中选择更好的一种，在这一方面，诗人自己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并非法官，诗人的遗产并不属于那些在五十年间仍能获得一半稿费的人，而属于专家学者，属于那些十分内行的法官，他们清楚地知道诗作的好坏……除了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外，当今的苏联编辑最看重的是清晰、规整、平滑的手法和华丽的结构，就像一盘菜，其中必须掺有明喻、隐喻和其他一些话语技巧。奥·曼没能活到这个文化繁荣期，可是他目睹我们的专家们不爱诗的现象，却已不止一次地表达惊奇。听说一位可怜的小男孩(3)被宣布为“未来的普希金”，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道：“这是因为他们太不爱诗了……”小男孩写出一些平滑的诗，他们从中辨认出一些一成不变的东西。他们最看重的是对现成产品的华丽转译。到处都有这样的专家和法官，但在斯大林时期他们却鲜花盛开，如今仍在美术界、建筑界、电影界和文学界大权在握。见他们的鬼……要知道，他们受命要弄出一场文艺复兴来，结果却弄出一个近乎“文艺复兴”咖啡馆的东西来，不过，与他们相关的事却不那么简单。

年轻时，奥·曼常常会抹去诗作的共同起源之痕迹，或是在内容相近的诗作中只取其一。他很久都未将《不，我从来不是一个当代人》和《我不知道此歌自何时唱起》抄录下来，不认为这两首诗有独立存在的权利。而在成熟时期，他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似乎决定让双重枝桠的原则合法化，不再认为它们是同一首诗的不同版本：“开头一个样？那又有什么？诗反正是不一样的……”要不他就说：“能看出来更好……这有什么可隐藏的？”如果说奥·曼在年轻时还有所隐藏，他展示给读者的只是单独的作品，那么在其最后的成熟时期他则敞开整个创作过程，认为更有价值的是诗歌冲动本身，而不是他的个别作品。这体现出了他获得的内在自由。对于许多很看重奥·曼创作的老友而言，这也构成一种障碍。他们认为奥·曼的此类诗作是不尽完善的半成品。贝尔恩施泰因两兄弟，即语言学家谢尔盖·伊格纳季耶维奇和伊维奇·伊格纳季耶维奇，就曾对我说：“他可不是在写一本准备出版的书。应该再清理清理。”奥尔洛夫(4)说：“这里太多重复了，这只是一些不同版本呀。”斯卢茨基也与奥尔洛夫一样，常常抱怨说，曼德施塔姆发表的诗作十分明了，而未发表的诗作却过于难懂。幸好出现了对诗歌持全新态度的新读者。

一位诗人，其创作若呈现为截然不同的几个阶段，便注定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即已熟悉其某一阶段之创作的读者却难以接受其另一阶段的创作。奥·曼的许多铁杆读者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每一首新诗和他新的诗歌创作进程，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旧作。艾玛·戈尔施泰因固执地唠叨了许久，说奥·曼在“狼组诗”之后根本就不该再写诗了。库津对奥·曼的新诗作也持这种态度，他几乎将那些新作视为他自己的遗憾。然而，这两人却最终习惯了此类诗作，与这些诗作交上朋友。申格里却始终不接受奥·曼的新诗，只忠于奥·曼的旧作。在奥·曼成熟期的诗作中，申格里尤其反感的是词汇，即那些非诗的字眼。相反，如今却出现许多读者，他们熟知许多抄本中的诗作，却不曾读过奥·曼的诗集。我不清楚，他们是否喜欢奥·曼的早期创作。不过，读者的选择权利是无可争辩的，一如诗人发表作品的权利和坚持其诗歌立场的权利。“既然已经有此，我愿你们还能有彼……”阿赫马托娃曾说……因此，我对那些坚守自己的趣味、甚至反复无常的读者所持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我对那些编辑的看法，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喜欢把住手稿不放。至于奥·曼晚期创作的“不完善”，亦即他试图让其实验室大门洞开的愿望，却是在他死后出版的文集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而作者生前始终未能如愿出版选集。要知道，如果需要，他是善于让每首诗保持其独立性的。

也许，双重枝桠并非奥·曼所独具的一种特性……阿赫马托娃也写有这样一些成双成对的诗作，如《但丁》（“他在死后并未返回他温情的佛罗伦萨”）和《你们为何在水里下毒，把赃物掺进我的面包》，无疑就是一对双枝。在许多情况下，此类成对的诗作相互构成注释，而这两首诗的共同动机即这样一句：“不，没有刽子手和断头台，／这世上便没有诗人，／我们身披被诅咒的衣衫，／我们手持蜡烛前行，哭号。”

奥·曼在编选诗集时保留下所有的双重枝桠，但在最后一个时期，他在编选时也有过很多摇摆。比如，他曾想放弃《我在柯尔卓夫身旁，像一只被缚的鹰》，因为他记得，这首诗构成了另一首诗的写作动机，即《在没精打采的树枝间，当魔法师牵进枣红或棕色的马》。这对双重枝桠完全没有外在的相似，可奥·曼仍然不愿留下前者，因为它过于直接，过于显眼。诗人的自我评价，更确切地说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诗作所持的态度，从来都是个性化的，受制于许多复杂的原因。他会放弃某首诗作，原因或许仅仅在于它妨碍了一首即将诞生却尚未写成的新诗。有的时候，一首旧作中就含有一根新枝的幼芽，待这新枝抽出，作者便会觉得旧作仅为整个创作过程的一种准备，一个前奏。在成双成对的新枝出现时，当这两根新枝均在迅速生成，诗人的这种感觉就会尤其强烈。奥·曼在写作《微笑》和《金翅雀》两诗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两首诗的定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是《金翅雀》却源自《微笑》。在一份偶然保存下来的手稿上，可以发现这两首诗相互之间的关联。那里有一段诗，其中写到孩子的嘴巴、糠和金翅雀……正是糠引来了金翅雀，而糠的一种属性，即扎人，又变成了这个并不以寒冷而让人恐惧的冬天那刺人的严寒。起初，奥·曼认为《金翅雀》是个私生子。

两首关于阿里奥斯托(5)的诗，其写作过程则完全不同。第一首写于一九三三年夏，当时我们与刚刚出狱的库津一起去旧克里米亚，住在格林(6)的遗孀处。在一九三四年五月的搜查中，手稿被抄走。到了沃罗涅日后奥·曼试图忆起此诗，但记忆有误，结果写出了第二首《阿里奥斯托》。不久，我去了一趟莫斯科，又在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一九三三年写的那首《阿里奥斯托》。结果，便有了这两首素材相同的同题诗。

这个故事与时代精神很吻合，我将它赠予后世的注释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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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高尔基创建的著名丛书，出版著名诗人选集，自1935年开始出版，一直持续至今。

(2) 哈尔基耶夫（1903—1996），作家、文艺学家。

(3) 这个小男孩名叫瓦里亚·别列斯托夫。——作者1977年补注

(4) 奥尔洛夫（1921—1997），诗人。

(5)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

(6) 格林（1880—1932），作家。

沃罗涅日的最后一冬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们有机会去了一处别墅。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弄到一笔钱。我已经说了，她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拿到一些钱，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后来又添了一些，于是，我们的钱便足够过几周别墅生活了。这很重要，因为奥·曼的病情发作得越来越厉害。我们选中顿河畔的小城扎东斯克，这座小城曾以其修道院和吉洪·扎东斯基长老(1)而著称。就这样，我们在顿河上游住了近六周，心情快乐，无所牵挂。可是很快，我们就从广播里获悉大恐怖开始的消息。广播员说，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已经查明，正准备提起诉讼……听完这个消息我们默默地出门，走上通向修道院的路。没什么可说的，一切都很清楚了。就在那一天，奥·曼用拐杖戳了戳地，要我注意那些马蹄印，马蹄印里积了水，因为昨晚落过一场雨。他对我说：“这就像记忆。”这些蹄印后来变成“马蹄踏出的顶针”，当那位著名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在记忆中响起并促使奥·曼采取了一些保命措施。

我们回到沃罗涅日，发现每一家的门都很难敲开。无人与我们谈话，无人接待我们，无人理睬我们，至少是在公众场合。但是，私下里还是有人尽力帮助我们。比如，剧院经理就为我们在剧院裁缝铺里找了一个房间。这幢房子位于河边的山上，是座低矮的破屋。从房前的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岸绵延的森林。孩子们骑着小雪橇，直接向河面滑去。我们的眼前始终呈现这片风景，奥·曼在诗中或是回忆，或是诅咒，却始终很欣赏这片风景。

小男孩们常常会问：“大叔，你是神甫还是将军？”奥·曼总是回答：“有点是神甫，也有点是将军……”他们认为他是将军，原因很快就搞清楚了，因为奥·曼架子很大，“翘着鼻子”，也就是昂着脑袋。通过女主人的儿子瓦季卡，奥·曼参与了鸟的买卖活动。瓦季卡弄到很多鸟。“小男孩们对鸟的态度很特别，”奥·曼常说，“您见过女孩子抓鸽子、卖鸟吗？”鸟于是被写进奥·曼的诗。奥·曼只是没写过煤山雀，从未写过这种鸟。不过，他却要我相信，煤山雀其实就是山雀，他在他的儿童诗里其实早已写过山雀。

我们知道这个不幸的冬天将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喘息期，于是，我们便想尽量充分地享用它的一切。就像深受奥·曼喜爱的克雷奇科夫(2)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前方只有不安，／身后也是不安。／再与我一起坐一坐吧，／求求你，再坐一坐……”这就是为什么，最为明亮、最肯定生活的一册诗歌笔记本恰好出现在这个时期。

从事任何一种精神劳动的人，都像一件乐器一样需要调音。或许，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人的乐器，一些乐器能不间断地演奏，可以边演奏边调音，另一些乐器则要停下来，重新调整键盘。其创作呈现为截然不同几个阶段的那些诗人便属于第二类乐器，某些关键诗作便犹如音叉，会在新阶段的开端出现。《笔记本第二册》的开头便是《汽笛》一诗。“为什么是汽笛呢？”我问。“这也许就是我自己。”奥·曼回答。

这位完全生活在孤独中的被放逐的人，在我们所处的虚空和昏暗之中怎么能感觉自己是“苏联各城市的汽笛”呢？要知道，置身于绝对虚无的奥·曼却在宣称，他就是能传遍苏联各大城市的那个声音。或许，这就是那种真理在握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便无法写出诗来。为捍卫诗人的社会尊严而斗争，为捍卫诗人的说话权利和坚持自我立场的权利而斗争，这或许就是决定了奥·曼整个生活和创作的一个基本倾向。《谈论但丁》里曾提及这一点，我当时还责怪他在自说自话，可他却一个劲儿地答道：“需要这样……”

在《笔记本第二册》中，《汽笛》之后紧接着便出现这样一个主题，即诗人在诗歌中的自我确立。在压力空前的那一年，是无法凭借理性抵达这一主题的。这一主题自动出现，要知道，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非合乎理性的构思。起初，这一主题是隐在的，藏在现实的后面，就像汽笛，或是言犹未尽，就像“你没有，我也没有，他们才有类语词尾的全部力量……”“这里的‘他们’是谁？指人民？”我问道。“不，”奥·曼回答，“这太简单不过……”也就是说，“他们”，这就是存在于诗人之外的某种东西，是诗人试图用内在听觉捕捉的那些声音和那种和谐，目的是把这声音与和谐传达给人们，“传达给他们活的心灵”……

在关于金翅雀的诗中也含有诗人主题，但这一主题的回声只能在此诗的一个不同版本中发现，在这一版本中，奥·曼命令与自己一样的那只金翅雀活下去。在一篇文章(3)中，奥·曼曾谈到一位年轻诗人，这位诗人奔走于各个编辑部，四处推销他那无人需要的文学产品。这位青年和金翅雀一样，也被称为鹤鹬。奥·曼从未忘记自己先前的联想、思想或是人们所谓的形象。谈及金翅雀和鹤鹬，他自然会想到，他的文学产品再也无人需要，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如此坚定地命令自己活下去。

金翅雀被关进笼子，不让它飞向林间……“我可不能被困在原地，”奥·曼说，“所以我才偷偷去了一趟克里米亚。”他指的是《圆海湾的缝隙》。这首诗中有明显放缓的节奏：“还有迟缓的白帆，是云的继续。”时光飞逝，这始终令我们感到压抑，奥·曼有一种感觉，在南方，只有在南方，才能像往常一样感受到现在。

“你不是去过梯弗里斯吗？”我想起他那首写梯弗里斯的诗，说道。“那是一趟被迫的旅行，”奥·曼回答，“一股不干净的力量把我拖到了那里。”他之所以写这首关于梯弗里斯的诗，是因为他曾尝试为斯大林写一首颂诗。

在赦免了失宠的《请别比较，生者无与伦比》一诗后，奥·曼曾说：“现在我至少搞清楚了我为何去不了意大利。”原来，使他难以成行的是“明亮的眷念”，“明亮的眷念不让我离开／尚且年轻的沃罗涅日山冈，／去往最明亮的、属于全人类的托斯卡纳……”在我们家里，意大利一如既往地存在，其存在方式就是意大利的诗人和意大利的建筑画册。奥·曼邀我去逛佛罗伦萨的教堂，这种想象中的散步让他感到高兴，其效果并不亚于出门来到房前的平台……一年四季在交替变换。奥·曼常说：“这也是一种旅行，它无法被剥夺……”这个具有无尽活力的人在一切地方汲取力量，而在这些地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其他人却只会感到绝望，比如面对秋天的泥泞或是严寒。他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他先前曾拥有一切，如南方、旅行、火车和轮船等，因此，对于他被囿于流放地沃罗涅日这样的处境，他总喜欢使用这样一个字眼，即“剥夺”……

那首关于星星的诗(4)被写出来之后，奥·曼感到很伤心。他相信这样一个兆头，星星一旦入诗，便意味着诗兴即将穷尽，或是“裁缝已用尽所有的布料”。古米廖夫常说，每个诗人都有着自己对于星星的态度，奥·曼常常想起这句话，而在他自己看来，星星，这便是离开大地，丧失定位。

更让他感到伤心的是《基辅女人》一诗(5)，此为这个冬天所作的第二首关于一位寻找丈夫的女人的诗。第一首即“眼睛那受惊的漩涡，让他跟随我……”“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分离的恐惧他始终挥之不去。诗中出现的东西时常让他感到害怕，他最担心的就是那首描写女人的歌，她“赤脚走在玻璃上，鲜红的沙土……”他只给我读了其中的几行，我记住了诗中的“烙铁”和“绳索”，他后来再未提及此诗。“别问，”他说，“否则真的会出事。”

我们有这样一种迷信，即被写进诗里的东西一准会丢失。奥·曼以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丢失那根白柄手杖，他曾在《主教》一诗中提及这根手杖：“我或是苦笑一下，或是胆怯地披衣，／带着白柄手杖出门。”该由我来给他盖上的那条花格披巾，“我死去的时候，你给我盖上花格披巾，／像盖上一面军旗”，在此诗写成之后不久，那条披巾便散开了，变成一块破布，不过我还是一直披着它……我为之奋斗了很久的那套房子也被奥·曼所断送，金翅雀被猫吃了，那只猫后来也不见了。幸运的是我的眼睛没有瞎。我始终担心我会失明，可是一位聪明的画家却在斯大林时期安慰我说：我们会死在眼瞎之前，会有人来帮助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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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洪·扎东斯基（1724—1783），曾任沃罗涅日和叶列茨地区主教。

(2) 克雷奇科夫（1889—1937），诗人，后被镇压。

(3) 即特写《诗人大军》（1923）。

(4) 《无名战士之诗》中的一节。

(5) 即《你瘦削的肩膀将被鞭子抽红》，写于莫斯科被捕之前。

颂诗

诗人是与其诗作一同开始理解现实的，因为他们的诗中含有对未来的提前赞美。猛禽的眼睛看不清近处的物体，却能监控很大一片狩猎区域，而地狱的居民，众所周知，只能看见未来，面对现实则是瞎子。我曾把奥·曼一首明显具有未来预感的诗拿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看，她并不在意地说：“他们全都这样。”她研读过“他们”，因此丝毫不感觉惊奇……

《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二册》中有一组诗，其核心是那首被迫之作《颂诗》，但这首诗未能发挥作用，没能救奥·曼一命。由《颂诗》又引出许多诗作，它们与《颂诗》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弹簧的反弹法则似乎在此处发挥了作用。

“金翅雀组诗”的发展充满对生活的渴望和肯定，但它自一开始便显露出某种灾难预感。它充满对迫近的死亡之预感：“我将尽快坐上淡紫色的雪橇”，奥·曼想起了“坐上雪橇”(1)；它也充满了害怕我们即将离别的预感。我们所经受的还只是“恐怖事件的开端”，而未来则在“小心翼翼地”、“恐怖地”迫近，无法阻止，如同写“暗水”的那首诗中的乌云。最后，奥·曼写了一首关于平原的诗，写到一个人如何在他身上爬行，“我们会在梦中喊出那人的名字，未来各民族的犹大”，他清楚地看到他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或消极地等待死亡，或尝试自救。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一个转折关头，这是“金翅雀组诗”的终结，也是以《颂诗》为中心的一组新作的开端。

这首《颂诗》的歌颂对象会调动起我们的想象，关于这一对象的那些伪装言辞可以在最意外的地方被发现。联想过程总是会出卖奥·曼，而他的联想又十分丰富，持续不断。比如说，住在“深山”的“偶像”自何而来，这里或许有一些外在的相似：克里姆林宫—燧石—石头(2)……这个偶像也曾是一个普通人，与亚洪托夫一同前来的他的妻子丽莉娅，一位温柔型的斯大林主义者，曾对奥·曼说，斯大林曾是个不同寻常的小伙子，是个勇敢活泼的革命者……同样是在这首诗里，却出现了危险的“粗胖”一词，这会使人想起“粗胖的手指”……居住在亚述国，就不可能不想到亚述人，奥·曼于是开始了《颂诗》的写作。

女裁缝的房间里靠窗摆放着一张方形餐桌，它成了我们的万能桌。奥·曼占据桌子，把铅笔和纸张放在桌面上。他从未这样做过，要知道，只是到了诗作瓜熟蒂落时方才需要纸笔。但为了《颂诗》他决定改变自己的习惯，于是我们从此只好凑合着吃饭，把杯盘摆在餐桌边沿，或者摆在窗台上。每天早晨奥·曼都会坐到桌旁，握起铅笔，摆出一副作家的派头。简直就像费定那样……我还以为他会脱口而出：“每天哪怕能写出一行也好啊。”但是谢天谢地，他没说出这种话来……奥·曼以作家的姿势坐上半个小时，常常会猛然跳起来，开始咒骂自己缺乏技艺：“瞧人家阿谢耶夫(3)，就是大师。他不用多想，就能很快写出东西来……”然后，奥·曼又会突然安静下来，躺到床上，要喝茶，再爬起来，通过窗上的透气孔给邻居家的狗喂糖吃，为了够着透气小窗，他得爬到那张端端正正摆放着纸张的桌子上去，然后他又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缓过神来，便开始自言自语。这表明，他无法抑制自己的诗句，那些诗句夺路而出，战胜了长角的魔鬼。强迫自我的种种尝试无果而终。奥·曼硬编出一首诗来，他决定把那些在他心中躁动不止的材料全都写进这首诗，此诗成为整整一组诗的内核，这组诗是与他本人相悖的。这组诗始自《世界的酵母》，一直持续至《笔记本第二册》的结尾。

《颂诗》与这组诗在形式上的相似特征，即一系列作为韵脚的单词和字母的不断重复。《颂诗》的核心词是“轴心”（ось），如“世界的轴心”，“相似的轴心”……这个词也可以在《小魔鬼》和《轴心》中遇见：“具有细轴的视力，吸引了地轴，地轴……”在这组诗和《颂诗》中，随处可见与字母с(4)相关的韵脚和谐音，如：“氧化物”（окись）—“掺杂物”（примесь），“割草”（косит）—“请求”（просит），“声音”（голос）—“斗争”（боролись），“厄尔布鲁士”（Эльбрус）和“淡褐色”（светлорус），“肉”（мясо）—“钟表”（часа），“磨损”（износ）—“不谐音”（разноголос）……然而，较形式特征更为重要的，却是《颂诗》和这组自由诗在内容上的截然对立。

在《颂诗》中，诗人含泪描绘出一幅领袖肖像，而在《轴心》中，奥·曼却令人意外地宣布他不善作画：“我既不作画，也不唱歌……”这个突如其来的表白也令奥·曼自己深感惊讶：“瞧，这就是我的缺陷：原来我不会作画……”

《颂诗》中的埃斯库罗斯和普罗米修斯也被写进一组以悲剧和受难为主题的自由诗，而作为诗人之劳作工具的双唇，则直接构成悲剧之“实质”。受难的主题复见于《伦勃朗》，奥·曼直截了当地谈到自己，即“我燃烧肋骨的尖锐”，谈到他自己那不具任何崇高意义的各各他。伦勃朗的小幅各各他，与黑白时期的希腊陶罐一样，都是杰尔普特大学的财宝之残余，它们当时被陈列在我们常去造访的沃罗涅日博物馆。

在《颂诗》中作为被歌颂对象的诞生地被提及的高加索，它所铭记的却不是那位君主，而是一位鞋掌磨穿的穷诗人。厄尔布鲁士山成为衡量人民之需求的尺度，人民需要它的积雪，需要粮食，也需要这一尺度，需要“神秘亲切的”诗。对《颂诗》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一个抱怨，即“我的事情就是胡乱唠叨”，因为“另有人在藉此讥笑着弄偏轴心”……

诗歌就是“世界的酵母”，是纯洁的“悦耳的劳作”。奥·曼在这组诗中宣称他会在“意识不耍滑头”时歌唱，他还赞美了“无私的歌”：“无私的歌赞美自己，是给朋友的愉悦，是对敌人的羞辱。”迁入我们住宅的那位敌人，即所谓的将军作家，曾亲自用他的打字机把奥·曼的诗作全都抄录一遍，当时几乎无人能拥有诸如打字机这样的奢侈品。这被视为一种礼貌，可是却无法拒绝向他提供文本，他甚至会在我的枕头下面找出诗作。他用红色铅笔把关于“无私的歌”的那几行勾了出来，以示警告。到了档案公之于众的那一天，值得去找一找关于此诗的告密信。

在这组诗中，奥·曼对人进行颂扬，如“请别比较，生者无与伦比”，他对乐观的生活观作出了最后的奉献。他也为熄灭的眼睛哭泣，这双眼睛曾“比磨亮的镰刀还要锐利”，它还未及细看“一模一样的众多星辰”。他在组诗中还对生活进行总结：“我陪伴宇宙的欢乐，就像管风琴的轻音陪伴女声。”在谈到自己时，他使用了《谈论但丁》中所谓“确凿往事”的说法。又过了几个月，他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道：“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这句话后被写进她的长诗，而在献词上则标明了奥·曼的死亡日期，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不过，这组诗的巅峰是这个注定死亡却仍在为生而抗争的人所道出的这些言词：“那像影子般的人多么不幸，／被犬吠惊吓，被风扭曲，／那半死不活的人多么可怜，／他在祈求幽灵的怜悯。”

众人都在祈求一个人的怜悯，那人被称作幽灵，他也的确是个幽灵。可这个人满脸胡须，气喘吁吁，受到所有人的恐吓，却又无所畏惧，他遭到践踏，注定要灭亡，却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再次向那位世上前所未有的强权独裁者发出挑战。

那些能发出声音的人遭受了最卑鄙的折磨：他们被割去舌头，他们被命令用剩下的舌根去颂扬统治者。求生的本能无法遏止，它让人们接受这一自我毁灭形式，目的仅仅在于延长肉体的存在。幸存者也成为死人，与死去的人无异。没有必要去罗列他们的姓名，但是，在活动于那些年间的几代人中却甚至没有留下见证人。他们糊里糊涂，怎么也无法理清思绪，无法用他们残存的舌根说出任何东西。如果换个环境，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道路，道出自己的话语。

《颂诗》还是写了出来，可它却未能发挥作用，未能救奥·曼一命。在最后关头，奥·曼还是做了他们要他做的事情，即编写颂歌。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被消灭，尽管他们在兴头上曾多次做过这样的尝试。遗孀通常会被赦免，如果丈夫完成了“订货”，即便这份“订货”不被接受。奥·曼明白这一点。而我则拯救了他的诗作，否则，它们只能以不成样子的一九三七年抄本的形式留存下去。

要想完全理解这种求生举动，就应该知道，死亡那缓慢的、渐进的迫近是多么难以承受。等待“铅子儿”临头，远比突然被撂倒在地更为艰难。在沃罗涅日的最后一年，我们一直在等待结局，之后，我们在莫斯科附近流浪，又等待了一年。

为了写作此类“颂诗”就需要调音，像一件乐器那样，要自觉地呼应共同的催眠状态，要用礼拜仪式（这种仪式在我们的时代压抑了一切人类声音）的语言迷惑自己。否则，诗人就写不出任何东西，他没有现成的能力。一九三七年初，奥·曼对自己施行了野蛮的实验。他强迫自己作出调整，以写作《颂诗》，因此摧毁了自己的心理。“现在我明白了，”他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这也是一种病。”

“为什么我在想到他的时候眼前总会出现许多人头，一堆堆的人头？他对这些人头干了什么？”奥·曼常常这样对我说。

在离开沃罗涅日的时候，奥·曼让娜塔莎销毁《颂诗》。许多人如今都建议我别提此诗，好让人觉得从未有过这件事。可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真相便不完整了：双重生活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绝对事实，任何人都难以逃避。只不过，有些人是在自己的住宅和别墅里编写此类颂诗，并因此获得各种奖赏。只不过，奥·曼是在绞索套上脖子时这样做的……阿赫马托娃则是在绞索套上她儿子的脖子时这样做的。有谁能因为此类诗作而谴责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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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出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1053—1125）的《家训》，大公在《家训》的开头写道：“当我坐上雪橇，会静心沉思，赞美始终护佑我这有罪之人的上帝。”“坐上雪橇”即指“临终之时”，在古代罗斯，人们多用雪橇搬运尸体。

(2) 这三个俄语单词的发音有相近之处。

(3) 阿谢耶夫（1889—1963），诗人。

(4) 这个俄语字母的发音近似英语中的s。

金科玉律

一九三七年初，当奥·曼刚刚写下《微笑吧，愤怒的羔羊》，就有一个小伙子来到我们家，他乳臭未干，却坐下来就说什么“作家应该与读者合作”。又是一番老调重弹：他要奥·曼拿出自己的新作，供他抄写。他们派他来就是干这个的，可是他们忘记指导他了，他因此糊里糊涂，谎话连篇，前言不搭后语，甚至无法说明他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们大家全都是很有耐心的人，我们有一条金科玉律：如果有人死乞白赖地向你提出要求，你千万不要死犟，要表明态度，在每一份呼吁书上签字画押，同意购买债券，对告密者们的所有问题作出回答，以便他们能去主子那儿汇报，否则他们就会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随意“栽赃”，总归能达到其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摆脱纠缠者。奥·曼也遵循这条法则，可这一次他不知为何却发起火来，或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所说的那样，“出了轨”。在很少有人来往的大背景下，像这位小伙子一类的来访者似乎绝对让人难以忍受。奥·曼一怒之下赶走这位不速之客，然后便取笑起自己来：我有个怪念头，我真想让他们派一些职业密探来！但是，当接替那位被逐者又出现了第二个人，一个年纪较大但水平相当的来访者，奥·曼已经笑不出来了，而简直“发了疯”，我在这里再次引用了阿赫马托娃的术语。

不应该去揭发密探，作为他们后盾的机构无法容忍有人败坏其名声，它迟早会对揭发者进行惩处。即便在如今，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待过的许多人也宁愿对他们的“教父”避而不谈，没有必要找麻烦，否则之后便难脱干系……而在那些年代，大家全都默不作声。少数几个例外却只能论证法则的有效。比如，玛丽埃塔·莎吉娘就被视为这样一个例外。大家都知道她始终不让任何一位密探近身，如有哪位密探敢于走近，她便高声喊叫，当着诚实人的面揭发他。一九三四年，她就当着我的面这样干过一次，但是我似乎猜透了她的把戏。我们一同走出国家文学出版社，她问起我们在沃罗涅日的生活，在当时人们并不回避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因为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已广为人知。诗人Б(1)也在我们之后走了出来，跟在我身后，他也想了解一些奥·曼的情况。Б这一次却落到了玛丽埃塔的手里。她大声喊道：“我马上就是中央委员了，我不允许有人盯我的梢……”我试图制止玛丽埃塔，解释说Б是我的好朋友。可她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于是我便产生一个疑虑，即这个丑闻对象是她特意挑选出来的。玛丽埃塔冲一些清白体面的人发火，是想藉此吓唬真正的告密者，而对那些真正的告密者她自然不敢如此行事。但是，即便是玛丽埃塔，我再重复一遍，依然构成一个例外，而那些没有碰到任何阻碍的告密者们则变得越来越放肆，越来越无耻。

取代被逐的黄口小儿前来的那位沃罗涅日告密者会在最不合适的时间出现，无论早晚还是白天，他想来就来，且从不敲门，那间“没有台阶的小屋”从不锁门，因为热衷贩鸟生意、熟知灰雀和金翅雀的瓦吉克时刻要出门。新的告密者会突如其来地现身门口，这时我们只能一声惊呼，来不及收走桌上的手稿。他衣服也不脱，便坐到桌边，开始翻看那些纸张，同时发表自己的评论：“这里有几段啊？什么也看不清，瞧这笔迹！瞧它，也就是我的笔迹，多棒……”奥·曼从那人手中夺过手稿，愤怒地扯成碎片。之后，我们不得不凭记忆恢复诗稿，这往往会激起我们更加强烈的愤怒。

“您为什么在上班时间来这里？”奥·曼常常会问，因为这位告密者自称是一名工人，是个铣工或木匠……那人回答，他请了假，或是他今天上夜班。“您不想去上班，工厂能同意吗？”我们问道，可他满不在乎，信口胡扯，根本不管他的话是真是假。把他轰走之后，奥·曼每一次都会说：“现在事情结束了，他再也不会来了……”奥·曼以为这位年轻人已无脸再走进这户人家，因为他就是在这里被揭穿的……奥·曼的希望落空了：两三天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有哪个傻瓜会对他的长官承认自己的失败呢，要知道，一个被揭穿的特工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在奥·曼给国家政治保安局打去电话、要求领导接见的时候，他已经在写《女乞丐》(2)，即“那像影子般的人多么不幸，被犬吠惊吓，被风扭曲”。他的这一要求有悖习俗，通常的做法是，有人出面建议他写一份申请，再把申请书投进警备处专设的信箱。我们与任何一位领导的联系，都得通过这些投进信箱的申诉书来进行。在我获悉奥·曼的这个念头时，接见的日子已经定下，我只得陪他一同走进那幢“大楼”。在一九三六年夏天那次心绞痛发作之后，奥·曼一直避免独自一人出门。没有我陪伴，他甚至不去打电话，除非电话局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遥。顺便提一提，娜塔莎回忆说，有一次她和奥·曼一起出去散步，奥·曼把她拉到电话机前，他给政治保安局打了个电话，询问接见是否安排好了。他让娜塔莎别告诉我这件事，他知道我会反对的，我会说：反正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没必要把自己亮出来……

在警备处，我们没费太多口舌就拿到一张双人通行证，因为在沃罗涅日大家全都知道奥·曼有病，不能独自出门。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副局长，他一副标准的红军军官模样。在惩处机构的高级干部中，此类人物十分常见。奥·曼确信，这些人是专门用来进行对外交往的，因为在他们宽大、坦诚的脸庞上你无法读到任何“内部”实情。接见我们的这位很快就把话题转向电影，什克洛夫斯基要我们相信，这个人值得交往，是个大度的人……或许，同样走过这条路的小富尔曼诺夫也利用过此人对电影的爱好。不过，有此种履历的人在电影界数不胜数，在其他单位也随处可见，尤其是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他们在那里的文学教研室、哲学教研室和经济学教研室从事着科研工作。每个地方都很乐意接收他们，这叫作“强化干部”。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大批年轻人都曾被有意安排进“机构”进修，在那里接受教育。然后，他们被投向社会，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母校。这些人中间也会有些可爱的小伙子，他们会在酒馆里道出许多好玩的故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如何尽职的，他们又是如何获得自由的。在楚瓦什师范学院，我就遇见这么一个好小伙儿。他在写一篇学位论文，研究的是楚瓦什集体农庄的物质基础，他抱怨说，这个问题无人能搞清楚。他对我说，出于对“罗曼蒂克”的追寻，他在中学毕业后进入机构，于是，他不得不常常在严寒或酷暑中一连几个小时站在那里，守着一位老人居住的房子，监视老人的每一位来访者。倒霉的是，没有任何来访者，而那个“糟老头子”也足不出户，只是偶尔掀开窗帘朝外面看上一眼。这位学位论文撰写者有时甚至觉得，那位老人也肩负使命，在监视这位年轻的契卡人员是否一直在岗，还是跑到啤酒馆去了……“否则他干吗时不时看我一眼呢？这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思呢？”我的同事对此大惑不解。他就是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称之为“瓦夏”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不过，在阿赫马托娃房前值班的那些人还是要更开心一些，因为几乎总有人去看她，人们总是不愿让她独自一人待着。顺便提一句，那个“糟老头子”是位前孟什维克分子，这位值班的“瓦夏”事先便获得了这一信息。

同事们对于这些自秘密机构转入单位的人均持友好态度。据说从不在这些人中间招募告密者，这也很自然：一位出身著名知识分子家庭或贵族家庭的太太或青年，能比一位前契卡人员更容易骗取信任，掏出朋友的心里话。此外，这些“强化干部”不怕靠边站，因此也很少参与单位里那些旨在清除竞争者的钩心斗角。

沃罗涅日的首长在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们，他办公室的门和室内的橱柜与莫斯科那位侦查员办公室里的一模一样。他问奥·曼有什么事情，他看我们的眼神带有明显的好奇，他打破常规接见我们，或许正是为了看一看他的笼子里究竟关了一只什么样的鸟。要知道，领导们也具有一些人类的弱点。不过我想，奥·曼不会给这位苏联将军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一位作家也不大可能给这个机构的人留下此类印象。极度虚弱的曼德施塔姆两颊凹陷，双唇煞白，就像他在《女乞丐》中自称的那样，像个“半死的人”，他身旁的那位首长却膀大腰圆，面色红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腰身刚开始发福，却还显得端庄硬朗。

奥·曼说道，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挣钱谋生。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收流放犯，否则，接收者就会被指责为“缺乏警惕性”，会与他接收的人一同被赶走。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该如何落实劳动法呢？所有单位的大门此时均对奥·曼紧闭，但只要放他进门，他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向苏维埃机构和党组织提出这一问题。最后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夏，他得以挤进州委，谈起自己的工作安排问题。那里的人对他说：“您应该从头开始，哪怕去当门卫或者是衣帽间服务员，在工作中表现自己……”不过这是一种虚伪，同样是出于警惕性，连门卫也不会让他干的，此外，如果一名知识分子去从事这份职业，这又会被解释为一种政治示威。包括作协在内的所有机构，均断定奥·曼与它们没有任何干系，因此，它们不会，也没有义务来处理奥·曼的工作安排问题。显而易见，奥·曼“仅与你们单位有关系”。奥·曼问道：既然集中营的犯人都有工作保障，这种做法能否推广到流放人员身上呢……

这位首长回答，他们的机构不负责流放人员的工作安排问题，这可是“一项太大的工作负担”，但没必要去做，因为流放人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众所周知，我们这里并不存在失业现象。

“您现在做什么呢？”他又问了一句。

奥·曼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有报酬的工作可做，只好研究西班牙语言和文学，着重研究一位诗人，这位诗人是犹太人，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里被关了许多年，每天在大脑中默默地写作十四行诗，出狱后，他把那些十四行诗记录下来，但不久他又被关进监狱，铐上锁链，不清楚他的诗歌活动是否还在继续……也许，在国家安全部的俱乐部里可以成立一个西班牙语小组，并由奥·曼来指导？

我无法断言，可是我依稀觉得，我们在这次接见之前已经听说列宁格勒的西班牙语学者们遭到逮捕的消息，因此，奥·曼才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有意挑出这件事来说给这位首长听。

听到奥·曼的西班牙语规划，首长感到非常惊讶。他回答说，“我们的棒小伙子们”未必对西班牙语感兴趣。我觉得，他甚至没太在意这则有关宗教裁判所的故事，而一直在纳闷，他面前怎么坐着这么一个傻瓜……

“亲戚朋友为什么不帮帮您呢？”他突然问道。奥·曼回答，他没有亲人，而朋友们则拒绝见面，也不回信，“其原因您自己也清楚”……

“我们不禁止任何人会见流放人员。”首长宽宏大量地笑了笑，然后建议转入第二个问题。

话题转向了诗歌：奥·曼向首长提出建议，要把自己的所有新诗作都邮寄给这位首长。“以免您的那些工作人员为此奔波。”奥·曼解释道。他后来对我说，他本想重复一下那位首长的一个用词，即“棒小伙子们”：“你们的棒小伙子们干吗要费劲到我那里去找诗呢？”但幸运的是，他最终没有使用这个宗法制意味过于浓厚的术语。

首长显得更为宽宏大量了。他要奥·曼相信，他的机关对任何诗作都不感兴趣，而只对反革命行为感兴趣！“我们要您的诗有什么用呢？您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但是，他马上又出人意料地添了一句：“您干吗要写那些惹乱子的诗呢？您是害怕集体化？”在党内，人们常常将消灭富农运动当成一件往事来谈论，他们优雅地认为，这是一件必需的、有益的事情，它进行得很果断，“过火之处当然也有，没必要隐瞒”，这对某些不坚定公民的神经产生了一些影响。奥·曼的回答听上去有些含混：好像是的，不过也不完全……也许，不仅仅……

在我们交谈时，有人给首长打来电话，我们记住了他的回答：“是的，是的……这的确是诽谤……您寄过来，我们来签字……”我们知道，这是在决定某个人的命运，这是在根据密报签署逮捕令，因为某人说了什么话……这就足够让一个人丧命了。无论我们说了什么，即便是那些最平常不过的话，那些除我们国家之外到处都有人说的话，我们都会因此而遭到起诉。与朋友们畅谈一番，我们常常会在分手时总结道：“今天我们说的话够判十年的……”

我们与首长相当友好地分了手。我问奥·曼：“你干吗要装疯卖傻？”他回答：“让他也知道知道。”我以寻常的女性逻辑反驳道：“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但是，我未能败坏奥·曼的情绪，他一连几天都兴致勃勃，回忆着谈话中的细节。他毕竟多少获得了一点成效：告密者们销声匿迹了，直到沃罗涅日生活的最后关头都无一个告密者现身。他们有什么用呢？要知道，诗作反正早已去了应去的地方，的确，不是在沃罗涅日，而是在莫斯科，经过警惕性很高的科斯兑列夫和各杂志编辑部之手。

还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那位首长没有以诽谤罪起诉奥·曼，没有签署逮捕奥·曼的命令，反而撤走了监视我们的告密者，这是为什么呢？或许，那道“隔离起来，但加以保护”的命令依然有效，或者，奥·曼“归莫斯科管”，沃罗涅日方面派出自己的告密者，只是缘于他们的职业冲动：我们可不是吃素的！也有可能，就是那位首长犯了一点自由主义。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要知道，首长们也是人，或许，他们中的有些人杀人杀腻歪了。奇怪之处仅在于，所有这一切的执行者都是一些最最普通的人，“那些与你们一样的人，脑门上长着眼睛，那些与你们一样的法官”……这该如何解释呢？这该如何理解呢？还有一个问题：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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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俄语字母对应英文中的字母B。

(2) 即《你不曾死去》，写于1937年1月16—17日。

我的“希望”

三年的流放刑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结束，可是，有谁会对刑期感兴趣呢？我们不是形式主义者；刑期，这是一个成功与否的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刑期可以缩短，也可以延长，就看某人运气如何了。有经验的流放犯们，比如切尔登的那些流放犯，会因为刑期被随意延长数年而高兴。要知道，若正式履行“延期”手续，就意味着再次逮捕、再次审讯和起诉，然后再次被流放到一处新的无人区，集中营里的犯人和流放犯都清楚，尽可能长久地待在同一个地方有多么重要。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全的法则，人们可以结交朋友，相互帮助，以熬过苦役生活，添置些可怜的家当，像俗话说的那样扎下根来，减轻自己为生存而抗争的压力。其实又何止是流放犯！在我们的条件下，搬家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一场难以承受的动荡；要知道，人们如此眷念自己的住所，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有奥·曼这个冥顽不化的流浪汉无法忍受原地不动的念头，竟然在沃罗涅日待不下去，渴望换一个住处。变换住处不会有任何结果，只会带来灾难。

四月，我去了一趟莫斯科，我确信我们面对的是一堵无法逾越的光滑墙壁，为了安抚家人，我给沃罗涅日写去一封信，说期限快到了，我们很快就会换个地方。奥·曼未对我的安抚作出任何反应。我的母亲却上了钩，她当时来到沃罗涅日，与奥·曼住在一起，以便让我能抽身前往莫斯科，去寻求新的希望。

在新时代来临之际，在人们自相残杀的二十世纪的开端，我为何被起名叫“娜杰日达”(1)呢？要知道，我在朋友们那里听到的尽是这样的话：“别希望有人会帮忙，大家都习惯了，你们在劫难逃……别希望别人的帮助，别希望能找到工作……没人会读你的信，别希望了……没人会伸出手来，别希望了……没人会在碰面时打招呼，别希望了……你还希望个啥呢！……”到底希望什么呢？可是要知道，没有希望是活不下去的，有时不得不从一个破灭的希望走向另一个希望。在沃罗涅日，我们只有依赖他人的帮助才能活下去，就像那位宽宏大量的国家安全部门首长所建议的那样，可是我们深知不应有此奢望，因此，我们只剩下搬迁这一个希望。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我们来到国家安全部警备处的那个小窗口前，奥·曼曾在三年前把切尔登出具的那张通行证递进这个窗口，他就自己的命运与国家进行的所有对话都是通过这种窗口进行的。那些“扎根户”也必须来此登记，有人一月一次，有人三天一次。我们这样的人很多，一群被国家盯上的小人物，因此，窗口前总是排着长队，不过我们甚至意识到，这些人就是稳固和安定的征兆，因为那被阿赫马托娃称之为“相当素食的”时代还在延续。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很快就在报上读到，雅戈达时期的劳改犯们住的集中营就像是疗养院。所有的报纸都众口一词地谴责雅戈达包庇集中营犯人和流放犯。“原来，我们落在了人道主义者的手里，”我们相互说道，“有谁能想得到呢！”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旬，窗口前的队变得很短，只有十四五个神情忧郁、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离开沃罗涅日了。”奥·曼小声对我说。尽管与世隔绝，我们还是马上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大部分扎根户已再次被关，新的流放犯尚未到来。“素食主义”结束了，再无任何“减法”和“扎根”。离开监狱的人只有两条路：要么去集中营，要么去另一个世界。某些人有幸被关进监狱。甚至连妻儿都不再被迁往定居点，而被关进特设的集中营。甚至专为那些年幼的孩子设立特殊幼儿园，这些孩子们被视为将来的替父复仇者。“古米廖夫(2)或许的确犯下了什么案子，”苏尔科夫曾在一九五六年对我说，“他父亲被枪毙了嘛！他肯定想替父报仇……”奇怪的是，苏尔科夫竟会对我说这样的话，已被高加索人的心理所浸染的他，认为替亲人复仇是男人的事情，与女人无关……在一九三七年之前，潜在的复仇者还会被迁居，会排进外省警备队窗口前的队列。我们来到沃罗涅日后，就在这里遇见了孤身一人、疯疯癫癫的青年斯托列托夫，他在街上来回游荡，抱怨他那位成了“破坏分子”的父亲。在一九三七年，这位被枪决者的儿子便不会被送到沃罗涅日，而是直接押进铁丝网里面。他对父亲的抱怨大约也不会起什么作用，顺便说一句，除了我和奥·曼，谁也不会相信他的那些话。不过也有一些儿子，他们真心地诅咒自己死去的父母。奥·曼死后，我流落到加里宁（特维尔）郊区，那里住着好几位犯人妻子，她们很偶然地没有被送进集中营，而是迁居此地。一名十四五岁的男孩也被送到这里，他是斯大林的远亲。他由住在附近的一个姨妈负责照看，姨妈也是一位流放犯，帮忙照看他的还有一位从前的家庭女教师。父母双双销声匿迹，像是沉进了水中。这男孩成天咒骂自己的父母，骂他们是变节者、工人阶级的叛徒、人民的敌人……经过精心的教育灌输，他得出这样一个公式：“斯大林就是我的父亲，我不需要别的父亲。”他常常提到苏联文选中的小英雄帕夫里克·莫罗佐夫(3)，后者及时地检举了自己的父母。令这位少年痛苦的是，他未能及时发现其父母的犯罪活动，未能通过检举父母成为文选中的英雄。姨妈和家庭女教师只能沉默不语。她俩知道，只要她们说出一个字来，她们的学生便会如何行事。这个男孩留了下来，在一九三七年还能自由定居，但是，例外更能凸显法规的效力，之后再无流放犯被送来沃罗涅日。

我们在稀疏的队列中站了半个小时，不怀任何信心和希望。“我们会有什么惊喜呢？”奥·曼在走近窗口时小声地对我说。他在窗口前说出自己的姓名，询问有无与他有关的材料，因为他的流放刑期已满。窗口里面的人递给他一张纸。他起初未能看清纸上写的什么，随后却一声惊呼，返身回到窗口前，向值班的人问道：“这么说，我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了？”值班员大声吆喝了一声，他们总是大声吆喝，这是他们与来访者的交谈方式，不过我们还是弄明白了，奥·曼恢复了自由。似有一颗火星掠过我们身后那个没精打采的队列。人们活跃起来，开始窃窃私语。我们的境遇显然唤醒了他们泯灭的希望：他们如果释放了这个人，便也有可能释放另一个人……

一连数天都在忙着放弃沃罗涅日的定居生活。我们虽然贫穷，却也攒下一些日常用品。我们购置了水桶、水罐、平底锅、熨斗（奥·曼曾在给别涅季克特·里夫希茨(4)的一封信中说我很会熨烫男式衬衣）、炉子、灯泡、煤油炉、棉褥和草垫、罐子、盘子，还有两三口炒菜锅。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上买来的，价钱很贵，每件东西的获得都构成一个事件。但是，我们若想把这些东西都带上就得付出更大代价，否则车夫和搬运工会让我们“破费”的，虽说“破费”一词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处境。我们变卖一些东西，但大部分用品都送人了。再说，水桶在莫斯科又有什么用呢，那里有自来水呀……我们丝毫不怀疑我们将返回莫斯科：既然奥·曼的刑期在如此严酷的时期都未被延长，这便意味着他们已决定让他返回莫斯科了。我们不知为何马上就想起来，我们的住房被保留了整整三年……饱受一居室之苦的那些作家们无数次请求没收我们的豪宅，他们经常跑到我母亲那儿，看看房子是否空着。她不放他们进屋，在门口斥责他们，说作家们如果遵循从前的知识分子伦理，就该如何对待他们被流放的同事……我们没去想科斯兑列夫，我们依然相信社会组织的代表们能保持最起码的体面，要知道，替奥·曼担保的可是斯塔夫斯基本人啊！也就是说，只要房子的主人需要，科斯兑列夫就应该立即腾出房间……我们还回忆起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交谈时说的那句话：“曼德施塔姆的事全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我们不知为何完全忘了维纳威尔的警告，也忘了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

几天后，在沃罗涅日车站，我们坐在一大堆行李上。我们从莫斯科带来的钱刚好够买三张车票，我母亲与我们同行。没有人为我们送行：费佳在上班，娜塔莎在上课。要知道，娜塔莎可是一位教育家，老是喜欢为娜塔莎编讽刺诗的奥·曼曾想出这么几句：“上帝如果知道，／娜塔莎是个教育家，／他就会说道：／请赶走这位教育家，为了上帝……”临行的前夜，我们喝干一瓶葡萄酒，奥·曼还是不放娜塔莎走，尽管娜塔莎说她母亲会担心的……于是，这个场景也被写成一首小诗：“娜塔莎来了。她在哪儿？／她不吃也不喝……／母亲黑得像黑夜，她闻了闻，／女儿身上有酒味，有葱味……”

我们兴高采烈地上路了，满怀最欣悦的希望，我们完全忘记我的名字所包含的那重含义是多么的缥缈，多么的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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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娜杰日达”在俄语中意为“希望”。

(2) 此处指尼古拉·古米廖夫和安娜·阿赫马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

(3) 帕夫里克·莫罗佐夫（1918—1932），苏联时期的英雄少年，据说因告发其父亲的“破坏活动”被其爷爷、叔叔等杀害，苏联时期家喻户晓的他的“英雄事迹”如今被人怀疑为捏造。

(4) 里夫希茨（1887—1939），诗人。

“附加的一天”

我们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惊讶地发现屋里竟空无一人。桌上放着一张简短的字条。科斯兑列夫写道，他与妻儿一同搬到别墅去住了。房间里没有留下科斯兑列夫的任何破烂，似乎在奥·曼不在的时候没人在此居住过，没人抢过诗稿去抄写，没人偷听过我和母亲、兄弟和不多几位朋友的谈话，那几位朋友不管不顾地仍坚持来看我。科斯兑列夫为何自认为必须溜走呢？他无论如何都不是出于客气……我们将他的消失视为一个好信号：要知道，他曾答应，只要曼德施塔姆需要他就马上腾出房间。既然他腾出了房间，这就说明奥·曼的确要回来了……

科斯兑列夫的消失以及这由熟悉的四壁和各种物件构成的现实，床铺、窗帘、吊灯和只摆了几本书的书架，所有这一切突然遮蔽切尔登和沃罗涅日的所有体验：我们产生一种幻象，似乎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家，我们曾在此生活，我们还将在此生活下去，在那些不明就里、毫无必要的漂泊之后。一瞬之间，过去和现在仿佛黏合在一起，夹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那片被强加给我们的生活突然白光一闪，跌落下来。仰仗其善于活在当下的能力，奥·曼能够义无反顾地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这从他那些分期清晰的诗作中亦可窥见一斑。因此，当他走进房门，三年的流放生活便突然变得不那么真实了，黏合的过程突如其来，刹那之间便完成了……

生活的碎片有时能黏合起来，有时却难以黏合。我在前文曾谈到，在我们前往切尔登时，两重生活就不愿黏合。而在这里，在莫斯科，我们却觉得我们似乎从未离开过。许多人都熟悉这种黏合过程。被释放的集中营犯人，如果他们有家可回，便会体验到这一过程。但是，为数甚多的人在“销声匿迹”数年后回到家中，遇见的却是一片废墟：妻子也被流放，父母双亡，孩子们也死了，或是长成了陌生人。这些人只能重新开始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便成了好几个未能黏合在一起的碎片。有时，生活的黏合剂并非住房和家庭，而是在长年的强迫劳动和苦役之后重操旧业。我躲过了集中营，但我仍旧不得不多次体验散乱生活碎片的黏合过程。处于这些时刻的人会重新恢复自我，抛却假面，他迫于环境的压力曾被迫戴上这张假面，就像那些被称作“铁面”的人一样。要知道，我们中的许多人只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即掩饰自己的本质，显得与我们所处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模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便不应该显露与自己过去生活的任何关系。一位被剥夺的富农若能及时成为一名杂工，彻底忘掉自己的土地，便有可能保住性命。在获悉曼德施塔姆的死讯之后又过了近二十年，我从暗匣中掏出一摞他的诗稿，放在桌子上，更确切地说是放在箱子上，因为我并没有桌子，——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我始终不是我自己，而戴着一副所谓的“铁面具”。实际上，我也一直无人可以坦承，说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等待，偷偷地等待我重回自我，能够公开说出我等待的是什么，我保全的是什么。

我那些散乱的生活碎片在一九五六年被黏合起来，但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却不可能有任何黏合：历史趋向不是在促成散乱部分的联接，而是在加重它们相互间的分裂，于是，在到达莫斯科的那一天，我们便成了视错觉的牺牲品，成了感受之最纯洁欺骗的牺牲品。然而，由于这错觉，奥·曼却成功地获得了他“附加的一天”(1)。

在我们所处的生活中，所有人都愿意享受幻觉，人们积极寻求某种可以信赖、可以抓住的东西，以便重新获得现实感。被假象包围的人会心甘情愿地步入虚假的现实，与人产生虚假的关系或虚假的爱，只求能抓住点什么。“我们觉得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动，生活还在继续，可这仅仅因为电车还在跑。”奥·曼在他第一次被捕前很久曾这样对我说，当时我们在电车站等车，时间是傍晚。空空如也的房间丝毫不会让我们想起科斯兑列夫，还有一排书架，这些都是更好的幻觉缘由，远胜过战前那辆装满了人的有轨电车……我俩相互鼓励，高兴地提及，“斯大林说了”，或“斯塔夫斯基说了”……当时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这句话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或许是所有幻觉中最可怕的一个，但我们仍竭力不去想这个问题，以便保留住那个有益的幻觉。我们没有让自己陷入忧伤，清醒地讨论局势，作出一些可怕的结论，而是把行李往房子中间一放，就赶紧前往位于克鲁泡特金街的一家小博物馆(2)，看“法国人”去了。

“如果我能回去，就马上去看看‘法国人’。”奥·曼在沃罗涅日时常常这样说。玛丽娅·维尼阿明诺夫娜·尤金娜也发现奥·曼很想念法国绘画，在尤金娜来沃罗涅日时，甚至在尤金娜为奥·曼演奏时，他都一直念念不忘那些法国画家。为了安抚奥·曼，尤金娜给他寄来刚刚由博物馆推出的一本画册。这些画不是原作，是翻拍的，还拍得相当糟，这让奥·曼看后很不满意。此刻，他连旅途上穿的衣服都没脱，只喝了一口总是要喝的茶，便前往博物馆，要赶在博物馆一开门的时候就进去。奥·曼还打算去看看兑什列尔：“趁着还没出事，要好好看看……”奥·曼很早就很推崇兑什列尔，当时，他在架上作品艺术家协会(3)的首次画展上看到了后者的系列素描《气象局长》……“你不明白你那位兑什列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了雅尔塔之后对我说道。他最后一次去见兑什列尔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在自己临终前看了兑什列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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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出曼德施塔姆《亚美尼亚旅行记》之结尾。

(2) 即“西方新艺术博物馆”，1948年被封。

(3) 架上作品艺术家协会（OCT），1925—1931年间存在于莫斯科的一个画家团体。

比萨拉比亚马车

我们家的第一位客人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她在我们回莫斯科的第一天早晨就赶了过来。她特意安排在我们回来的这一天来莫斯科。我躺在厨房里的床垫上，头疼得要命，奥·曼则在这个小房间（我们称之为“神庙”）里走来走去，读他的诗。他通报了他的第二和第三册沃罗涅日笔记本。他俩早在年轻时就已形成相互通报每一行写作成果的习惯。当天，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首次朗诵了她献给奥·曼的诗，此诗写的是沃罗涅日，结尾的两句是：“在被黜诗人的房间里，／恐惧和缪斯在轮流值班……”的确，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造访沃罗涅日时，我们大家都感觉到一种绝望的、莫名的恐惧。事情发生在晚上，在那位烤耗子特工的房间里。我们坐在油灯下，电灯早就掐了，在外省常常这样。突然，门被撞开，塔什干的生物学家列昂诺夫带着另一个人自天而降。原本没有理由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列昂诺夫的父亲就住在沃罗涅日，他常常来看父亲。而列昂诺夫，这个隐士，或曰俄国苦行僧，家庭哲学家，整天喝得微醉，他绝对是自己人。是库津把他领到我们家来的，此后，他便不时出现在我们这里，然后又销声匿迹，回到他的塔什干大学，他在那里曾与波利瓦诺夫(1)共事，养成了对语文学和诗歌的兴趣。他的到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在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见面时，我们总是感觉自己至少也算是阴谋家，随便什么事情都会让我们心生恐惧。再说，所有的苏联公民都会害怕突如其来的客人，害怕在门口停下的汽车和在夜间启动的电梯……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来沃罗涅日之前，恐惧尚未在我们家里值班，而只是不时掐住我们的喉头。然而在莫斯科，在我们沉湎于幻觉的那几天，我们却没有任何恐惧。我们处于一种无论如何都解释不清的安宁状态，不知为何竟相信我们的生活稳如泰山。这难以置信，却是事实。

关于这几天的莫斯科生活，我留下一些十分奇特的片断回忆，它们像是一个个鲜活异常的镜头，但相互之间却毫无关联。有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出场的下一个镜头，即对哈尔基耶夫的难耐等待：他答应带一瓶酒过来，却让人难以原谅地迟迟不到，只有莫斯科人才会这么不守时，当时谁都没有手表，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也不准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没等到哈尔基耶夫，便先走了，她此次来莫斯科是住在普列奇斯坚卡街上的托尔斯泰娅家里。哈尔基耶夫还是来了。“应该把她叫回来。”奥·曼说，然后给托尔斯泰娅打去电话。当时正赶上交通高峰期，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没赶上电车，她一路步行，刚刚走进托尔斯泰娅家的客厅，就被叫去听电话。“您赶回来吧。”奥·曼说道，于是她又立即往回赶，就像《古希腊罗马蠢话集》中的福波斯(2)，《蠢话集》是古米廖夫、格奥尔基·伊万诺夫、洛津斯基和奥·曼在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写的讽喻诗，其中有这么两句：“福波斯乘坐金马车在天上巡游，／第二天他还将顺原路返回……”

我们坐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我们如今称它为“科斯兑列夫房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回来后，我们就挪到我们的房间，即用柜子隔出来的一个又小又窄的过道。柜子后面是一张小桌和一个带支架的床垫，住惯单间的人很容易学会不睡床铺。床垫一般靠墙放，但我们此刻却把它横在房间里，床头冲墙，因为我们怕有臭虫。床垫的长度几乎等同于房间的宽度，只剩下一个窄窄的通道，通向敞开的宽大窗户。我在厨房里忙乎，他们三人就坐在床垫上。我进屋的时候，奥·曼说道：“一辆比萨拉比亚马车，一位破落女地主和她的管家在一起，而我是个犹太鬼。”

在奥·曼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关系中永远能感觉到，他俩的友谊是在喜欢插科打诨的青年时代结下的。他俩一见面就顿时变得年轻了，争先恐后地相互打趣。他俩有着他们的用词，他们的家常用语。他们一碰面就要爆发出的阵阵顽皮大笑被称作“大可笑”，若是看到那场景，你便会认为，这不是两个疲惫不堪、在劫难逃的人，而是一位调皮的小女孩，她背着大人与一个穷光蛋交上了朋友……“大可笑”的说法是这么来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曾给埃尔特曼(3)做模特，奥·曼跑去看，他俩正说着话，似乎是埃尔特曼的一位邻居走进屋来，这位邻居也是一位画家，他是意大利人，听到奥·曼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笑声，他便说道：“原来这里大可笑啊……”还有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传统说法。听闻某个荒诞场景，奥·曼总是会说：“并无任何不当之处……”这句话也有其来历。有人因事托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去见一位瘫痪在床的老演员Г(4)……她被领到老人面前，介绍给老人。老人用模糊的目光看了看她，说道：“完全没有意思的相识……”奥·曼很久以前便听说了这次造访，他当时总结道：“并无任何不当之处……”这两句话就这样被保留下来……生活在竭尽所能地让他俩失去欢笑，但他们两人仍坚守着自己的教养。

在比萨拉比亚马车隆隆作响的那一天，还产生出另一个词汇。我用哈尔基耶夫带来的鸡蛋煎了一个荷包蛋，然后用托板端着走进房间。他们三人都冲我伸过手来，高声喊道：“她就是我们的妈妈。”奥·曼立即加以订正：“她对于我们是妈妈！”我生气了：“你们老不咔嚓的，我怎么是你们的妈妈呢？”但于事无补，我就这样成了“小妈妈”……我可无法说服这几个老人（虽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5)其实比我年轻），要知道，他们可是很难接受再教育的……

马车上的一幕，是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相关的最后一个镜头……她似乎要回列宁格勒，与普宁谈一谈。他俩的关系早就有些紧张，我甚至记不清她何时第一次对我说了这样的话：“我这里很糟糕……”在莫斯科她还得对迦尔洵(6)作解释，这导致了她与普宁的最终决裂。在她走后，亚洪托夫和丽莉娅又出现在马车上。从外貌上看，丽莉娅完全可以被视作一位比萨拉比亚女子，可是她不苟言笑，却在用感性、感伤的斯大林式语言耐心地对奥·曼进行再教育，的确有过那样的语言……在她看来，一位忘记献身于服务斯大林的作家就是一个死人，他通往文学的所有道路都会被堵死，谁还会读他的作品呢？这位作家也就会永远被人们遗忘。斯大林是人类的救星，丽莉娅对此坚信不疑。但是，她打算给斯大林写信，说要帮助奥·曼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因此就必须尽快发表奥·曼的所有诗作。后来，此类情绪被称为“加邦气质”(7)。丽莉娅博览党的出版物，因为她要给亚洪托夫编一个集子。她每天都要照例讲一个故事，内容是领袖创造的奇迹。亚洪托夫无法分享她的情绪，他更多的时候是开开玩笑，表演一些可笑的节目。他最拿手的节目之一就是模仿他的父亲，表现他身材高大、大腹便便的父亲如何在上司面前颤颤惊惊，大汗淋漓。丽莉娅的解释是：“沙皇时期所有的官吏都胆战心惊……”有时，亚洪托夫也朗诵莱蒙托夫的《先知》，他像舞动玩偶般地挥动手杖。手杖从众人中间穿过，胆怯地左躲右闪，恭敬地对丽莉娅鞠躬致意。“他一穷二白。”亚洪托夫指着奥·曼说道，奥·曼则反过来也指着亚洪托夫，亚洪托夫当时也很穷，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钱都是他给的，他从未有过任何为难的表示。

在我们告辞时，丽莉娅从书架上取下几本马克思的书，想把它们送给奥·曼学习，但亚洪托夫说：“不必了，完全没用。”他把自己那本《圣经》送给了奥·曼。亚洪托夫也是一个很难接受再教育的人。这本《圣经》如今还在我手上。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爱读《旧约》，也很熟悉《旧约》的内容，她很喜欢与阿姆辛(8)一起讨论《旧约》里的各种细节，后者广闻博记，是我将他领到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那里去的。奥·曼却对《旧约》里的上帝及其极权般的威严权力心存惧怕。他常说，基督教借助三位一体学说克服了犹太教上帝的独裁，后来，我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也读到了这一观点。当然，我们惧怕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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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利瓦诺夫（1891—1938），语文学家。

(2) 太阳神阿波罗的别称。

(3) 埃尔特曼（1889—1968），画家。

(4) 这个俄语字母相当于英文字母G。

(5) 即哈尔基耶夫。

(6) 弗拉基米尔·迦尔洵（？—1954），医生作家弗谢沃洛德·迦尔洵（1855—1888）的侄子，阿赫马托娃的友人。

(7) 加邦（1870—1906），俄国神甫，被视为沙皇秘密警察机构的奸细，1905年煽动工人向沙皇请愿，导致“流血的星期日”。

(8) 阿姆辛（1910—1984），史学家。

幻觉

我们是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具有“幻觉”这一概念的，当时我们刚刚住进我们平生曾经拥有过的唯一住房，房子位于纳肖金胡同，这胡同为纪念我们的邻居已改名为富尔曼诺夫胡同。

一天，有位背着行囊的人来敲我们的门，要见奥·曼的兄弟舒拉。奥·曼的父亲当时住在我们家，他立即想起从前见过这位来客，此人有个不可思议的姓氏，含有许多封建因素，诸如“多尔戈帕洛夫，”(1)之类，可他却只使用别人送给他的第一个外号，因此人们都叫他“布勃利克”(2)。我想把客人赶到亚历山大·埃米利耶维奇那儿去，就让他自己去应付这位布勃利克吧！我已经厌烦这些过夜客人了，由于没有旅馆住，他们来莫斯科时从来都是在熟人家借宿，可是爷爷却出面替布勃利克说话。布勃利克是舒拉的中学同学，爷爷还记得他上学时的模样，细皮嫩肉，脸蛋红扑扑的。“他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爷爷说道，差点儿哭了出来。这是一个老话题了：“孩子们，你们一穷二白，只剩下一件衬衣……”(3)奥·曼明白这个意思，就把我拉到一边，让布勃利克进了屋。来人决定让我们安下心来，便立即解释说，他因为一桩刑事案件坐过牢，这么一来我们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了，因为这与可怕的五十八条甚至没什么关系……当时，奥·曼清楚地记得西方警察用的是吓人的橡皮警棍，可布勃利克却苦笑一下，说道：“您要是知道我们的警察是怎样对待刑事犯的就好了！”不过，我们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听闻了“我们的警察”的所作所为，而且不仅仅是针对刑事犯的所作所为。

布勃利克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成天跑去见他的同伴，他计划与他们一起前往遥远的北疆，“那儿到处都有我们的兄弟”，也就是说，他们能让他在那边安顿下来。他不用我们的澡盆，我们当时还没有煤气灶，就用大锅在厨房里烧水洗澡，他就每周六到澡堂去泡澡，然后马上跑回家就着饼干喝茶。我沏的茶他很爱喝，但他还是更愿意自己动手沏茶。他喜欢忙家务，小心地钉钉铁钉，加固书架，用蜡把地板擦得锃亮。他已很久没做家务了，因此很高兴与奥·曼一起在我们简单的日常生活中找乐儿，干些男人的活计。奥·曼对他很信任，常派他前往国家文学出版社，布勃利克从那里领回来大笔稿费，他们把奥·曼文集百分之六十的稿费预支给了我们，可文集却始终未能面世，因为奥·曼不愿删去《亚美尼亚旅行记》、一组诗作和多篇散文。不过，出版的事情也一直没有落实，因为布哈林没有“传送带”，在某个阶段，一切作品或许都会被枪毙，应该更策略地作出妥协，努力发表一些东西。奥·曼一直没有出书，这让我们的官方人士可以借机散布消息，说奥·曼在二十年代便放弃诗歌，如今正在酒馆里闲逛呢。我们这里的许多人都对此信以为真，身在西方的人也是如此。要知道，在西方，一位作家要是不再出书，就说明他已出列，我们这里情况有别，可又如何能对他们解释清楚呢！不过，诗歌可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它不知为何无法被活埋，即便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宣传机构在竭尽全力地扼杀，它仍能复活。“现在我放心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六十年代曾对我说，“要知道，我们终于知道了，诗歌的生命力如此顽强……”

布勃利克用公文包把钱带回来，要我点点数，他只花钱买了一个夹肉面包，以保持他在窗口排队领钱时的状态。“布勃利克无可替代。”奥·曼常说。奥·曼很看重我们家的这位客人，因为后者原来还是一位一流的拉丁语专家。

奥·曼与我们家的每位来客都有着独特的话题。库津和那些生物学家们会谈起遗传学、柏格森的生命力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活力论。他们都属于讲述者，而非聊天者，奥·曼更多是听他们说，而不是自己说。奥·曼常与库津一起去听音乐会，他们两人都是出色的音乐听众，也能哼出最复杂的交响乐作品，奥·曼是吹口哨，库津是清唱。马尔古里斯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马尔古里斯的妻子伊扎·汉岑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她如今常常回忆奥·曼当年是如何听音乐的，她又是如何为奥·曼演奏的。但伊扎住在列宁格勒，马尔古里斯则在莫斯科到处找工作。奥·曼常说，马尔古里斯就是他的印刷机，因为酷爱诗歌的马尔古里斯会要去奥·曼的每一首新作，这些诗作的抄本之后便会流传开来。手稿文学的时代由此开始，使这一时代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在搜查时既没收手稿，也没收诗人的书。

切恰诺夫斯基也常往我们这里跑，他是三十年代初我在《为共产主义教育而奋斗》杂志社工作时的同事。他被请过来，完全是为了让奥·曼有机会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番争论。切恰诺夫斯基常说：“发展就是进步。我们不能让曼德施塔姆夺走我们的进步……”正是这位切恰诺夫斯基受托前来说服奥·曼删掉《亚美尼亚旅行记》。切恰诺夫斯基究竟是否密探，不得而知。他好像不是，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奥·曼从未给他读过那些危险诗作，而每个晚上都可以提供出其他许多抓人的理由，这些理由在我们这里可不难找……总之，奥·曼说的话“够判十年”……

还有尼连德尔(4)，他是一位古希腊学家，精通古犹太语，他做过海军军官，现在公共图书馆工作，他通常在半夜赶过来，随身带一小包茶叶，以备不时之需。他当时在翻译索福克勒斯，老是在谈“黄金分割”。有一次，舍尔文斯基(5)邀请奥·曼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去听翻译朗诵。不应该让他俩一起去，因为他俩会捣乱，他俩一进门就哈哈大笑，奥·曼还解释道：“我们的老相识舍尔文斯基硬要让我们来听听，看俄狄浦斯如何在方阵里与尼连德尔齐步走……”我们在那一年还经常与维戈茨基(6)见面，维戈茨基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心理学家，著有《语言和思维》一书。维戈茨基在一定程度上也脱胎于当时的学者全都染有的唯理论……我们在街上时常遇见斯托尔普涅尔(7)，他是黑格尔的译者，他试图让奥·曼确信他不是用词汇来进行思维的……

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交谈者中，布勃利克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奥·曼与布勃利克有独特的话题，他常从书架上搬出书来查阅。奥·曼利用布勃利克那古典中学学生的出色修养，两人一同欣赏奥维德的流亡诗作，一个人预感到了自己的未来，另一个人则已亲身体验过苏维埃流放的妙处。

布勃利克在我们这里住了几个星期，他对这段意外获得的喘息期心满意足。他身上那层苦役犯的霉斑已经脱去，他焕然一新，就像是往年外省古典中学的拉丁语教师。但他的同伙们却很着急，面对民警的恐惧也在驱赶他离开莫斯科。我们让他把奥·曼的父亲、所谓的“爷爷”顺道送至列宁格勒，布勃利克热心地把爷爷那点可怜的破衣旧衫装进一个可笑的老式箱子，还要了一把旧茶壶，“好去打开水”，以及一床破被子，“我们在车厢里就不用租被褥了……”他仔细地把茶壶系在箱子的把手上，“可别弄丢了……”

我们把他俩送到车站，第二天，爷爷就发来一封怒气冲天的电报：布勃利克把爷爷扔在站台上，提着那个箱子溜走了。老人气得要死，要求民警立即抓住布勃利克，找回箱子还给失主，并把罪犯送交法庭。如果这样做，奥·曼就必须向民警局提供一份详细的申请，然后去见负责人，以自己的作家身份相要挟，对那位负责人施加压力……否则，爷爷就会认为，箱子一准找不回来了……奥·曼当然不会去民警局，他只是感到奇怪，为什么布勃利克迷恋的是爷爷那只把手上系着茶壶的箱子，而不是国家出版社的那一大笔稿费。我们很看重布勃利克的高尚举动，便用剩下的国家出版社稿费为爷爷买了几件毛衣，可老人还是气了很久，一直后悔是他坚持让我们放“这个流浪汉”进屋的，这流浪汉结果把他给出卖了……布勃利克寄来的包裹也没能让爷爷消气，那包裹里是爷爷的证件、书信和回忆录，包扎得很仔细……爷爷在闲暇时用德语写回忆录，他的笔迹难以辨认，内容是他的漂泊经历，他要奥·曼读一读，把它发表出来……

正是这位布勃利克向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幻觉。在奥·曼和爷爷把这位流浪汉放进屋来的第一个晚上，我有病躺下，有意怠慢了这位不速之客。众所周知，女人总是不喜欢各种麻烦事，她会很快成为其豪华住宅的专断女主人，成为早已不存在的家庭温暖的守护者。布勃利克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便决定自己来安排过夜的床铺。他把几张报纸铺在厨房的地板上，把奥·曼叫过去，说道：“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您知道什么叫幻觉吗？这就是！”布勃利克用很夸张的手势指了指那几张报纸。奥·曼看不下去，他从我的身下抽出家里唯一的床垫，我也慷慨地捐出了枕头、床单和那床后来与爷爷的箱子一同消失的破被子。

我们的住房和书架以及我们全部的日常活动，也是一种生活安宁的幻觉。把脑袋埋进枕头，我们竭力相信我们睡得很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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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含“地主”之意。

(2) 意为“面包圈”。

(3) 语出曼德施塔姆1922年翻译的法国古代史诗《埃蒙的儿子们》。

(4) 尼连德尔（1883—1965），诗人、翻译家。

(5) 舍尔文斯基（1892—1991），诗人。

(6) 维戈茨基（1896—1934），心理语言学家。

(7) 斯托尔普涅尔（1871—1937），哲学家、翻译家。

只读一本书的读者

奥·曼年轻时总是言辞谨慎，之后才变得轻率起来。一九一九年，当时还很年轻的他有一次曾对我说，完全没必要拥有很多书，一生只读一本书的读者才是最优秀的读者。“这本书就是《圣经》？”我问道。“也许。”他回答。我想到那些美髯飘逸的东方老者，他们终生只读他们的《可兰经》，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或许是终生只读一本书的古代部落的唯一代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我这位兴高采烈的伴侣也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当然不是这样的读者，”他承认，“不过……”

奥·曼没有成为一位理想的读者，爱好专一的人在二十世纪很少见，但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却并非偶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每个见解均与他们对万物总的理解密切相关。这是一些拥有完整世界观的人，诗人极有可能就属于这类人，差异仅在于他们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莫非正是这一素质在促使他们进行自我表露？这一素质莫非正是衡量真假诗人的标尺？要知道，有许多人的诗写得并不比诗人们差，但他们的诗里总是缺少点什么，这一点大家马上就能看出来，但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却无法解释清楚。谈论一位诗人不被其同时代人所承认，这样的话题是天真的。为诗人感到高兴的人和因诗人而发疯的人，都能立马辨认出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诗人能让许多人生气和发疯。显而易见，这不可避免。甚至连帕斯捷尔纳克，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谨小慎微，以免惹得那些非读者发疯，他也一直在谨小慎微地、有意识地侍奉每一位交谈者，可是在他临终时，他到底也未能逃脱诗人的共同命运。也许，诗人之所以会激起这种愤怒，是因为他们感觉真理在握，敢于实话实说，“我们实话实说，这不仅是孩子们的玩具手枪”(1)，这种诚实态度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之结果……要知道，每一位诗人都是“意义的振荡器”，也就是说，他不会使用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惯用的判断公式，而要从自己的世界观中抽取思想。已经习惯体面的通用公式的那些人自然会动气，当他们面对一个新思想，一个原始的、尚未加工的、边角粗糙的思想……奥·曼曾谈到诗歌的原始天性，谈到诗歌更像是原料，甚至超过活生生的口语，他所指的是否正是这层意思呢？害怕这种原料的人会说：“他哪里比我们好呢？”要么就是：“他怨气太大，十分可疑，自以为是，老是在争论，要教导所有人……”就是在这样的基调之下开始了对诗人的迫害，受害者有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以及成为国家诗人之前的马雅可夫斯基。甚至针对已经死去的古米廖夫，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也一直是这么说的。无论如何，他们都离不开这些套话，但风气一变，这些重复既定公式的人马上就会忘记他们一个星期前说过的话，因为他们会用新公式取代旧公式。只是不应忘记，除了非读者外，在诗人身边还始终簇拥着朋友知音。不知为何，最后占上风的总是这些人。

谈到“只读一本书的读者”，奥·曼指的是他所敌视的一种能力，即无动于衷地吞食各种互不相关的东西，亦指那种弱化的选择感觉，他称之为“忍让一切”，“那本应成为语文学之母的东西，本应成为全部的血液、全部的难耐的东西，却成了掺了水的血，成了忍让一切……”(2)

他对此还有一个说法，即“吞食一切”。奥·曼反对“吞食一切”的第一个雄辩，我也是一九一九年在基辅听到的，当时，奥·曼对勃留索夫有所指责，因为后者在诗中将历史的各个时代比作一串彩色灯笼(3)。奥·曼说，既然可以给出这样的比喻，那就说明勃留索夫对一切都无所谓，历史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欣赏对象。我不记得他当时准确的话了，但大体就是这个意思，他后来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同为此找到一个公式，即“各个世纪和各族人民”……奥·曼自己则知道，至少他希望知道，对于他来说什么为“是”，什么是“不”。他的所有观点都关涉此一极端或另一极端，就这一意义而言他是一个独特的二元论者，就像将善和恶视为两大存在基础的古代学说。但是要知道，诗人无法无动于衷地面对善和恶，他们从来都不会说：存在即合理。

奥·曼敏锐的选择感觉和选择能力也体现于他的阅读。在写作《亚美尼亚旅行记》的“笔记本”上曾提及“阅读的恶魔”，这恶魔是从“作为毁灭者的文化”的深渊中钻出来的。人们在阅读时会进入一个虚幻世界，会努力记住读到的东西，换句话说，会完全屈服于印刷文字。奥·曼却建议在阅读时不要记忆，不要提醒，也就是说，要用自己的体验来检验每个单词，或是用自己那个能使人成为个性的基本思想来审视每个单词。要知道，自古以来，正是借助这种被动的、“记住的”阅读，那些通行的思想才得以传播，那些供大众使用的、磨得光光的现成真理才得以盛行。这样的阅读难以激发思想，会变成某种催眠术，尽管欲剥夺人的自由，如今也存在着一些更为有效的方式。

奥·曼将阅读称为“活动”，对于他来说这首先是一种选择活动。一些书他只是随便翻翻，另一些书他则读得津津有味，比如海明威和乔伊斯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某种真正的铸型式阅读，存在某些他不断阅读的书籍，这些书籍确定了他生活中的某一阶段，或是确定了他的一生。这样一本能确定一段生活的新书之出现，就像是与一位注定会成为朋友的人之相遇。“我被友谊惊醒，就像被枪声惊醒”，这句话绝不仅仅是指他与库津的相遇，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他与德国诗人的相遇：“请告诉我，朋友们，／在哪座瓦尔哈拉宫(4)里，／我们与你们一起砸核桃，／我们分享什么样的自由，／你们给我埋下了什么样的路标……”奥·曼之前便熟悉这些诗人，如歌德、荷尔德林、默里克(5)，以及浪漫派诗人。但仅有阅读，这还不构成“相遇”。

发生在亚美尼亚的相遇并非偶然。他早就期待前往这个国度，他在《第四篇散文》中曾谈到他前往那里的第一次尝试未能成功，这使得他先前沉睡的一种渴求变得更为强烈，其渴求对象被我此刻完全错误地称之为“自然哲学”，或更不正确地称之为“文化哲学”。这是对一个弱小国度的强烈好奇，这个国家作为基督教在东方的前哨阵地，许多世纪来一直在抵抗伊斯兰教的攻击。也许，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基督教意识的危机时，亚美尼亚却以其顽强引起奥·曼的关注……格鲁吉亚就未引得他如此关注，格鲁吉亚的生活要轻松得多。我们在埃里温旅馆的那个狭小房间里一下就堆满了许多关于亚美尼亚文化的书籍，如斯特尔日戈夫斯基(6)的书、亚美尼亚编年史和摩西·霍伦斯基(7)的史著，还有许多介绍这个国家的经济和自然的书。在关于亚美尼亚经济的所有著作中，奥·曼最看重肖邦(8)的《亚美尼亚财政经济概述》，作者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官员。奥·曼将肖邦对这个国家的强烈兴趣与如今无数“出差者”的无动于衷进行比较，我们在旅馆里常常碰见这些人，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喋喋不休。

在亚美尼亚之后，奥·曼的迷恋又转向歌德、赫尔德(9)和其他德国诗人。与当时充满哲学和文学兴趣、总是带有一些德国大学生味道的年轻生物学家库津的相遇，可以悄然发生于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可是小球最终却是在亚美尼亚落袋的。他俩在清真寺的院子里交谈起来，一起用很小的茶杯喝了几杯波斯茶，然后又回到我们住的旅馆继续交谈。令奥·曼感兴趣的似乎是库津对奥·曼正在思考的那些问题所持的崭新的生物学态度，以及那些永恒的铸型问题。奥·曼在认识库津之前很久就曾写道，对诗歌的研究只有在引入生物学方法之后才能成为一门科学。非常有可能，这个表述体现了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十分流行的一种语言学理论，即认为语言学与社会科学和生物学均有关联。不过，对诗歌研究的生物学方法的信赖却无果而终，只保留下对纯描述性的生物学著作以及自在的生命问题之兴趣。

库津喜爱歌德，这也是偶然发生的。在莫斯科的时候，当奥·曼与但丁“相遇”，他与库津和其他生物学家的友谊就变成了寻常的酒友关系。关于但丁奥·曼很快就谈到，这是最最主要的东西。自此以后，奥·曼再也未与但丁分手，他甚至两度将但丁的书带进监狱。像他认识的其他所有人一样，奥·曼也想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捕，于是便弄到一部小开本的《神曲》，无论去哪儿都把它揣在口袋里，要知道，人们的被捕地点不仅是家中，也可能是大街上或单位里，有时还会被专门叫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再从那儿被带走，从此杳无音讯。我的一位朋友常常抱怨说，他不能拖着那只口袋去上班，那口袋里装着集中营生活所必需的所有用品，可是在被捕的时刻（半夜来家里抓他），他却惊慌失措，竟忘了带上那个事先收拾好的口袋……口袋版的但丁作品被留在莫斯科，奥·曼去萨马基哈时带的是一个分量重得多的《神曲》版本，他就从那儿被抓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把那本书带到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二道河”中转集中营，他就死在那里。我想他未必能带到，在叶若夫和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营里，没有人还能想到书。

原来，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与奥·曼两人事先并未商量，却同时在阅读但丁。待他们相互了解这一情况之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为奥·曼背诵了《神曲》的片断，听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朗诵，奥·曼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喜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嗓音。

阿赫马托娃和奥·曼两人都具有一种惊人的才能，即在阅读诗人的作品时，他们似乎能消除那横亘在他们与那些诗人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这种阅读就其本质而言是时代错乱的，但他俩却藉此与原作者产生了个人联系。这种阅读近似交流和交谈，其对象不仅是同时代人，而且也包括那些早已逝去的人。奥·曼在但丁那里似乎也发现了这种能力，当他看到但丁在地狱与自己喜爱的古希腊罗马诗人相遇时的场景。在《论词的天性》一文中，奥·曼曾提及柏格森，后者在仅仅被时间隔开的各种同类现象中寻找联系，奥·曼认为这一方法也另有妙用，即跨越时间和空间去寻找朋友和盟友。济慈可能也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也想在酒馆里遇见他所有那些健在的和逝去的友人……阿赫马托娃让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人复活，以便与他们交流，她对他们的生活、他们与他人的交往很感兴趣。她就是这样首次把雪莱介绍给我的，她似乎是拿雪莱来练手的……之后，她便开始了一个与普希金交流的时代。她带着一位侦查员或一名吃醋女子的敏感一步一步地探听清楚，大家当年是如何行事、思想和说话的，普希金身边围着哪些人，她彻底摸清每一个心理动机，弄明白谁曾获得普希金的一个微笑。在面对任何一位生者时，阿赫马托娃均从未体现出这种强烈的个人兴趣。还有一点，她无法忍受作家的妻子，尤其是诗人的妻子。我永远都弄不明白，她为何将我当成了例外，但事实就是，她这样做了，尽管她自己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奥·曼则与阿赫马托娃相反，他几乎不去探究其友人的个人生活，我这里指的是那些过去的诗人，因为对待健在的诗人朋友他十分关注，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对于我们周围那些人，他的了解远胜过我，我时常甚至不相信他的话，可结果证明他总是对的。对于娜塔莉娅·冈察罗娃(10)、帕列季卡(11)或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2)等这样一些女性，他却毫无兴趣，知道他对此类问题无动于衷之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就不再与他分享自己的看法了。关于健在者他却不愿表态：让他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呗……他俩会谈到诗行，谈到细部，——您发现这个奇迹了吗？您记得那里是怎么写的吗？为什么……他俩常常一同朗诵，道出他们喜爱的诗句，相互馈赠他们各自找到的佳句，就像俗话说的那样，礼尚往来……为奥·曼的最后几年增添色彩的是但丁和其他一些意大利诗人，但像往常一样也有俄国诗歌。

在奥·曼的早期生活阶段与他相伴的是哪些书籍，这就更难说清了。一九一九年在基辅，他是带着弗洛连斯基的书（《真理的柱石和根基》(13)）来的。看来，最令他惊叹的是那本书中关于怀疑的篇章，因为他关于怀疑不止一次说过同样的话，不过并未说明出处。他在上中学时肯定读过赫尔岑，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4)也曾成为他的交谈者，作为一位哲学家而非诗人的索洛维约夫显然让奥·曼感觉更为亲近，这种亲近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他从未在文章中提及索洛维约夫，道理很简单，因为他的文章大都写于苏维埃时期，原是打算送去发表的，但没有一个编辑愿意发表关于索洛维约夫的言论，除非是对索洛维约夫的声讨和辱骂。不过，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决定性影响之痕迹在奥·曼这里却随处可见，如索洛维约夫版的基督教世界观，以及展开争论的方式方法、对话体、许多固定概念，甚至一些个别字眼。比如，奥·曼在献给别雷的诗中所使用的“人、时间和印象的柱石”，就会让人想到索洛维约夫哲学文集中曾出现过的“思想的柱石”的说法。奥·曼非常推崇索洛维约夫。我们曾在中央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的一家名叫“乌兹科耶”的疗养院小住，这家疗养院从前是特鲁别茨科伊家(15)的庄园，索洛维约夫当年就是在此去世的，让奥·曼感到惊讶的是，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曾经工作并最终病逝的那间深蓝色的书房里，那些苏联学者居然还能无动于衷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写着小文章，看着报纸，听着广播。我当时对索洛维约夫一无所知，他于是颇为嫌弃地冲我说道：“你也是个野蛮人，和他们一个样……”这群教授让奥·曼觉得，他们正在野蛮地侵犯俄国文化的圣地。他在这些地方很少与他们交谈，显得离群索居。一次，一些研究哲学和文艺学的女子到博尔舍沃来找他，要求他朗诵诗作，并对奥·曼说：“您是我们的诗人……”他却回答她们说：要搞清楚，如果他的诗歌存在，就不会存在她们的学术，反之亦然，因此，爱好和平的杂食性格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奥·曼会随时道出这样的反常话语，或在编辑部，或在演讲时（自然总是不公开的演讲），或在私下的交谈中，这便派生出许多传闻，说奥·曼的性格让人难以忍受，其实，他只不过有点偏执而已。奥·曼的偏执足够十个作家用，但遗憾的是，这种品质并不是凭票供应的……奥·曼尤其无法忍受我们那些搞科研的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叛徒……”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当局已经学会“提高”那些有用者的“生活水平”，并且不允许在这一方面有任何“平均主义”。层次的划分变得十分醒目，每个人都想保住自己艰难获取的安乐生活。人们尤其看重这一点，因为革命初期那残酷的贫穷刚刚过去，没有任何人愿意去重复那样的体验，于是，一个拥有“信封”(16)、别墅和汽车的人数不多的特权阶层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他们很晚才意识到这种安乐生活的虚幻性，在大恐怖时期人们才恍然大悟，一切都可以在一瞬之间被剥夺，无需任何理由……而在此时，这些得到恩宠的人还在竭尽全力地完成需要他们完成的一切事情。在沃罗涅日，奥·曼有一次给我看一份报纸，上面刊有巴赫院士(17)就《简明教程》发表的一份声明。“瞧，他竟然写道：《简明教程》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时代……而且他还是‘简明’的……”“不是他写的，是照抄的。”我说。这样的文件会事先准备好，然后拿到某人家里，只需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那就更糟了。”奥·曼回答。巴赫院士又能怎样做呢？对文本进行修改，为了不在这篇十足的官样文章上署名，另起炉灶写一些更为体面的东西？我对此无法肯定……或是赶走那位前来要他签字的记者？能要求那些对此类行为之后果心知肚明的人这样做吗？我认为不能。那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恐怖的独特之处便在于，所有人都被缚住了手脚，没有人能动一动指头。(18)

但是，如今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有过知识分子能坚守其独立性的时刻呢？这样的时刻似乎有过，但早在革命前便出现松散和分化的知识分子已不再关心其独立性，因为有过一个投降和价值重估的过程。或许，如今正在进行一场新的价值确立运动，各种价值观在盲目、缓慢、艰难地积累。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能否坚守这些价值，并在我们即将面临的考验中捍卫这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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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出曼德施塔姆为别雷写的悼亡诗。

(2) 语出《第四篇散文》。

(3) 见勃留索夫的《灯笼》一诗。

(4) 瓦尔哈拉宫，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阵亡将士冥间神殿。

(5) 默里克（1804—1875），德国诗人、小说家。

(6) 斯特尔日戈夫斯基（1862—1941），奥地利艺术学家。

(7) 摩西·霍伦斯基（410—490），亚美尼亚中世纪历史学家，著有《亚美尼亚史》。

(8) 伊万·肖邦（1798—1870），史学家。

(9) 赫尔德（1744—1803），德国诗人、史学家。

(10) 普希金的妻子。

(11) 据说此人安排了丹特斯和娜塔莉娅的约会。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

(13) 弗洛连斯基（1882—1943），宗教哲学家，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书出版于1913年。

(14) 索洛维约夫（1853—1900），哲学家，俄国现代哲学的奠基人。

(15) 贵族世家，其中的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1862—1905）和叶夫盖尼·特鲁别茨科伊（1863—1920）均为俄国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信徒。

(16) 据说斯大林会给他赏识的人发放装有现钞的信封。

(17) 可能指阿列克谢·巴赫（1857—1946），苏联生物化学学派和苏联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创始人。

(18) 此处回忆恐有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于1938年9月，当时曼德施塔姆已被关押。

科里亚·吉洪诺夫

尼古拉·吉洪诺夫(1)是一位诗人，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很自信，很响亮，富有表情。他善于征服他人，富有魅力，能抓住人心。他在步入文学界时赢得喝彩：年轻的科里亚，生气勃勃的科里亚，自然纯真的科里亚……他是一位新人，他是一位军人，他是一位出色的会讲故事的人。许多人直到如今还很迷恋从前那位科里亚·吉洪诺夫，尽管他们不明白他后来怎么样了。是科里亚·楚科夫斯基(2)把吉洪诺夫领到我们家来的，奥·曼很喜欢这两个小伙子：“瞧，楚科夫斯基的儿子多棒啊…”关于吉洪诺夫他则说道：“没什么，没什么……他好像马上就会走进车厢，然后说：公民们，请出示证件……”奥·曼在说“证件”一词时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3)，就像内战时期那些检查列车的征粮队长那样，他们会登上列车，查看有无向城里偷运面粉的投机商人……奥·曼还是很着迷科里亚，吉洪诺夫的，只不过这种着迷并未持续太久。较之于其他人，我们更早地看到了吉洪诺夫的真实面目。我尤其清楚地记得吉洪诺夫那发自内心的坚定腔调，当他说道：“曼德施塔姆不能住在列宁格勒。我们不能让他住那个房间……”这事发生在我们从亚美尼亚回来之后，当时我们无处落脚，奥·曼便去找作家组织，请求他们把文学家之家一间空置的房间让我们暂住。遭到拒绝后，我对吉洪诺夫的措词颇感惊讶，便问他可否由作家组织出具一份证明，允许奥·曼住在列宁格勒，比如说租住在私人家里。吉洪诺夫执拗地重复了一遍：“曼德施塔姆不能住在列宁格勒……”我试图弄清这是他本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指令，但没能弄清。如果是指令，又干吗要用这副发自内心的腔调呢？这种态度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我们去了莫斯科。吉洪诺夫那副腔调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人，在忙着该忙的事情，可这么一个曼德施塔姆，对谁都不管不顾的，谁知道他身上揣着什么东西，可他居然还来找我们要房子，要工作……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之后却要我们来负责……从吉洪诺夫的角度看，他的想法是对的：对于他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人来说，曼德施塔姆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而是旧时代的有害产物，文学中的多余人，文学中的地位是由上级和上级委派的人来决定的……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清吉洪诺夫的本质。在这场关于住房和列宁格勒居住权的谈话前不久我们遇见过他，当时他正从《星》编辑部出来，衣袋里塞满了有待评阅的手稿。吉洪诺夫拍了拍自己的衣袋，说道：“就像是在前线……”我们知道吉洪诺夫的脑袋里满是关于国内战争的回忆，但我们还是不明白他那个鼓鼓囊囊的衣袋和前线有什么关系。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一场文学战争……”吉洪诺夫把他的战争激情带进了最不起眼的文学工作：枪毙十来部写作狂人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总是把编辑部的公文包塞得满满的），顺便找出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感觉就像是在履行革命义务。这难道不就是一场战争吗？战士在这里还没有任何风险，他怎么会在这样的战争中负伤呢？他无须烧杀抢掠便能让自己的住房塞满各种可怜的苏维埃舒适用品。这有什么不好呢？

“就像是在前线。”这是吉洪诺夫最爱说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也时常听到他道出其他一些胜利者的呼喊。有一次在莫斯科，我不知为何去见他。他落脚在赫尔岑之家，当时我们也住在那里，但他住在帕夫连科那边，即“老爷的那一半”。这是在拉普垮台的那一天，即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早晨翻开报纸，了解到这一事件。这一事件令大家均感意外。我撞见吉洪诺夫和帕夫连科坐在餐桌旁，面前摆着一瓶酒。他俩碰了杯，庆祝胜利。“打倒拉普分子！”善于随机应变的吉洪诺夫高声喊道，而较为聪明、胆怯的帕夫连科则默不作声……

“可你们从前跟阿维尔巴赫交情不错啊。”我感到很惊讶。回答我的不是吉洪诺夫，而是帕夫连科：“文学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奥·曼曾从沃罗涅日给吉洪诺夫寄去一首诗，诗中写的是一只猫和科谢伊(4)。奥·曼不知为何竟然指望，吉洪诺夫在接到被流放的穷诗友所写的这首关于黄金和宝石的诗后便会寄钱过来。吉洪诺夫立即以电报作答，说他会竭尽全力。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显而易见，他无所作为。直到六十年代初，我曾通过苏尔科夫对吉洪诺夫重提那份电报，当时，“诗人丛书”在多方找人给已列入出版社计划的奥·曼诗集作序。大家全都拒绝写这篇傻瓜序言，谁也不想与编辑部分担复活曼德施塔姆的责任。吉洪诺夫若答应写序，该书大约早已面世。要知道，那正好是在索尔仁尼琴的那篇中篇小说(5)出版之前，会出现一个令人愉悦的时刻……选择吉洪诺夫作序十分合适，他没有任何干系，可使该书在出版时免受攻击。苏尔科夫试图说服吉洪诺夫，并提醒后者曾在电报中答应“竭尽全力”，可结果还是遭到吉洪诺夫断然回绝。“他完全变成了一个狡猾的中国人。”我对苏尔科夫说道。苏尔科夫没有表示反对，他也的确没什么可反对的。

完全彻底地与举止潇洒的科里亚·吉洪诺夫断绝关系是很困难的。“吉洪诺夫和卢戈夫斯科依(6)从来不为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有一次对我说，“可他俩还是比其他人好一些……”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曾在一九三七年遇见吉洪诺夫，他俩一起在滨河路上散步半小时。吉洪诺夫一直在向她抱怨可恶的时代。“他和我们说的话一模一样。”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这就是为什么，她现在对他的态度也不错。但是，他都说了些什么话啊！……回到家里，她连一句话也记不起来，记不清他对大恐怖表过什么态：一切都被抹得光光的，即便面对阿赫马托娃，他也“不会提供出于己不利的材料”……他只会发发牢骚，却不会说出任何一个多余字眼，这不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律吗！……我认为，不应该把他和卢戈夫斯科依归为同道。卢戈夫斯科依的性格完全两样，他比吉洪诺夫要天真纯洁得多。他对前线噤若寒蝉，也不开展文学战争，只在喝醉酒时才会道出几句鸡毛蒜皮的话来。吉洪诺夫却始终忠于自我，忠于他所服务的事业。在他的葬礼上，最后一批莫西干人将向这位非党的文学战士行军礼，这位战士时刻不忘《星》杂志同样也是前线。

吉洪诺夫的妻子似乎很善于做折纸玩具。吉洪诺夫这个活人也曾变成一个纸叠的人物。纸质的空壳里永远不会含有任何真正价值。此类价值似乎也从未有过，因此，吉洪诺夫便无重估价值的内在需求。他是在十年代霞光中捍卫“新事物”的那些优秀代表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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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洪诺夫（1896—1979），诗人。科里亚是尼古拉的爱称。

(2) 即尼古拉·楚科夫斯基（1904—1965），作家，其父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1882—1969）是著名作家。

(3) 俄语中“证件”一词的重音应在第三个音节上。

(4) 俄国童话中一个吝啬、干瘦的恶老头。

(5) 应指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于1962年。

(6) 卢戈夫斯科依（1901—1957），诗人。

书架

四分之一个世纪多之前，在一九三八年五月的节日期间，我获悉奥·曼被捕的消息，然后从穆罗姆郊区的疗养院萨马基哈赶往莫斯科。“在命运决定之前，还要再挺一挺。”我对自己说道，然后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向旧书店走去。这些书变成了寄给奥·曼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包裹，这包裹后被退回，原因是“收件人已经死亡”。我始终希望书架上能留下点什么，这书架能给我们以生活安宁的错觉，要知道，这些被选购来的书籍无疑体现着奥·曼在三十年代的兴趣。我曾给哈尔基耶夫开具一份大致书目，列出了被我卖掉的图书。这份书目当然是不准确的，一个置身于我当时所处境地的女人是不可能专注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剩下的书籍，也就是旧书商们不愿收购的东西，现在还放在我的兄弟任尼亚处，我直到今天仍无处安置它们。

在我进《为共产主义教育而奋斗》编辑部工作之后，我们开始购书。在编辑部，我每月都能领到“免费购书券”，目的是让编辑记者们增长一点文化见识……“您去买些基础性的东西吧。”切恰诺夫斯基在给我第一张购书券时这样说。他特别建议我去买六卷本的列宁文集或刚刚出版的一部斯大林文集(1)。我们所有熟人的书架上都已经摆上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集，它们成了知识分子家庭一成不变的装点。我们的导师们非常坚持这一点。要知道，斯大林真的相信，只要所有知识分子都好好通读这些著作，他们便会被那无可辩驳的逻辑所说服，立刻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需求在当时达到顶点。在一九三四年的搜查中给我们铁盒装硬糖吃的那位面色红润的契卡人员，见我们的书架上没有马克思主义书籍，竟大为诧异。“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摆哪儿了？”他问我。奥·曼听到这个问题，便小声对我说：“他第一次逮捕一个家里没有马克思著作的人……”

我们家里没有任何基础性的经典著作，也没有一套多卷本，虽然老是有人怂恿我们添置此类大书。别涅季克特·里夫希茨甚至怂恿成功，奥·曼在他的影响下买了一套多卷本的《拉鲁斯百科》(2)。别涅季克特老是说：“搞翻译的人没有这套书可不行……”那是在二十年代中期，当时奥·曼只能试图以翻译谋生……那套大部头《拉鲁斯百科》在我们家摆了一阵，连捆绑的绳子都没解开便又回到旧书商那里，奥·曼最终也未能成为一位翻译家……基础性著作和多卷本从未对奥·曼构成诱惑，而且，他也完全没有收藏图书的热情。他既不寻觅珍稀版本，也不谋求“充分占有”某一题材的书籍。他仅希望拥有这样的书籍，他似乎能与这些书籍保持私人关系，展开真正的对话。其他的书籍他即便也很看重，却能轻易地放弃。比如，他曾把刚刚出版的《生活是我的姐妹》(3)送给卡塔耶夫。“我要它有什么用，我都全背下来了，对他更有用一些。”奥·曼解释道。他总是说：“书籍应该待在最需要它的人那里……”

我搜寻到的图书几乎从未对奥·曼构成诱惑。一次，我得意洋洋地从旧书堆里淘出一本《燃烧的心》(4)，要知道，我当时最想把我少年时第一个书架上曾经有过的图书重新搜寻回来。奥·曼对此却无动于衷：“干吗又是老一套呢……”已经过去的事情，奥·曼不愿再回首。可是，毕尔格(5)的一本书却让他欣喜若狂：“你总是知道我需要什么书……”他说的并非实话，除了毕尔格，他对我的所有建议均未采纳。

在我们三十年代的书架上几乎完全没有二十世纪的诗歌，只有安年斯基、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和阿赫马托娃，还有两三本偶然得来的书。奥·曼在一九二二年重新审视了二十世纪诗歌，因为在当时，有两位年轻人决定试一试做私人出版家的运气，便约请奥·曼编一本自象征派至“当下”的俄国诗选。这部诗选始自科涅夫斯基(6)和杜勃罗留波夫(7)，最后一位诗人是鲍里斯·拉宾(8)。奥·曼照例要在诗人们那里寻找佳作，他选中杜勃罗留波夫的《说话的鹰》(9)、巴里蒙特(10)的《无名的阿拉伯人之歌》、科马罗夫斯基(11)的《广场上只有一个字眼》、博罗达耶夫斯基(12)的《雨燕》和洛津娜-洛津斯基(13)的《棋手》。他心满意足地抄录了鲍里斯·拉宾的两三首诗，其中一首写到聪明的额头和“肃反委员会窗口里的星星”(14)，还有一首写道：“特里尔-特拉尔咬了天文学家的指头，吻了花朵……”(15)难题在于勃留索夫。奥·曼没能在勃留索夫那里找到合适的诗作，可是勃留索夫却难以绕过。在当时，他比现在要有名得多，我们缺乏罗蒙诺索夫那样的“遥远性”(16)，不足以对一个现象作出正确的评价。要知道，近距离地观察，对象的规模总是会被歪曲。诗选中必须对勃留索夫大加介绍，在阅读勃留索夫的时候，奥·曼常常会气不打一处来：“‘你应像火一般热，你应像剑一般利。’(17)这是什么个意思？”他愤怒地问道。当读到勃留索夫关于但丁的诗句，读到地狱之火烧伤了但丁的面颊，奥·曼便跑去见那两位出版人，表示不愿再编下去了。而那两位出版人像是成心作对似的，又拿来大堆大堆的勃留索夫诗作。不过这两个小伙子倒十分可爱，他们争执了两句便平静下来，把自己的宝贝又装回衣袋，收入那仅供他俩自己欣赏的某部秘密诗选。奥·曼后来常常回忆起这两个人，与任何一位苏联编辑相比，他俩都像是纯洁的天使。这部诗选未能获准出版，因为奥·曼未在其中收入当时已经受到政府庇护的那些诗人，即无产阶级诗人。他们的名字已永远消失，我也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些人。此外，书刊检查官还坚持要删去大组大组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诗作。这项工作只留下几张清样。在所有约稿中，这却是最令人愉快的工作，是唯一真正深思熟虑的工作，我认为，每一位诗人在年轻时都应该编一本自己独有的母语诗选。

“这是什么意思？”奥·曼常用这句话来针对令他动怒的诗。他曾这样对我发问，对象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即“我们的上帝是奔跑，我们的心脏是战鼓……”在我尚未对其中的含义进行深思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些名噪一时的诗句。总的说来，奥·曼对马雅可夫斯基态度不错，常说他俩在彼得堡曾很有交情，但后来分别被拖进不同阵营，而不同派别的诗人是不应相互交友的。奥·曼与马雅可夫斯基、里夫希茨和楚科夫斯基的一张合影就拍摄于此时。照片被刊登在一份报纸上，用以表明有哪些傻瓜如今都钻进了文学界。在第一次大战前或革命开始前出现了一个突出现象，即读者的形成以及对诗歌之态度的转变，这一切我们实际上都应归功于象征派，归功于他们巨大的引导工作。我本人作为世纪的同龄人，就属于他们教育出来的那一代人。正是在深受他们影响的那些圈子（这些圈子一直在不断扩大）里，托尔斯泰，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新的发掘，普希金开始得到研究，丘特切夫(18)、巴拉丁斯基、费特(19)和其他许多人得以复活。俄国的日常现实主义文学失去了读者，但在文学界和作家圈内仍保持地位……正是这种文学出面反对象征派所做的一切，反对象征派的活动所造就的文化高潮，尽管这种文学已难以望象征派之项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以为，所谓的“白银时代”文化已完全被踏平，可如今又重新闪现出一些新的光亮。这些亮点未来会怎样？我们正往何处去？

三十年代，奥·曼已不再关注二十世纪俄国诗歌，书架上存放的是十九世纪诗歌。奥·曼喜爱初版诗集，这与我所言的他不具收藏热情并不矛盾。在初版诗集中永远能看清作者的手笔，他对诗作的评价和选择，以及他对各种因素的处理。我们收集到杰尔查文、雅济科夫(20)、茹科夫斯基、巴拉丁斯基、费特、波隆斯基等人的初版诗集。奥·曼也在他们的诗集中搜寻佳作。他在梅伊(21)处发现了《庞培女人》：“你这庞培女人，在空中飞驰……”在斯卢切夫斯基处发现了《雅罗斯拉夫娜》和《日内瓦死刑》，其中写一位老妇人的诗句近乎安年斯基……在波列扎耶夫(22)处发现了《茨冈女》。我不记得他最欣赏的是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23)的哪几首诗，他读的也是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初版本，他很偶然地搜寻到了格里高利耶夫的一本诗集，好像是《颂歌》吧，总共只印了五十册。费特的许多诗奥·曼都很喜欢，其中就有那首《蛇》：“黑眉毛的寡妇在梳辫子，洗脖子。”在这种遴选态度中，奥·曼的第一位教师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吉比乌斯(24)的评判力似乎在奥·曼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奥·曼曾在《时代的喧嚣》中谈及他的这位老师。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最钟爱的费特诗句是：“把这枝玫瑰折弯的人，是想让我疯狂……”他俩常常相互交流喜爱的诗作，彼此互赠……在迈科夫(25)处遭遇的情形与在勃留索夫处相似，最终一无所获……书架上摆放俄国诗人作品的那个角落在不断扩展，但约请奥·曼编选诗集的人却再未出现，也不可能再出现。

数量其次的另一类图书是意大利作家的作品。除但丁外，还有阿里奥斯托、塔索和彼特拉克。不仅有他们的原作，还有他们诗作的德语无韵译文。起初，在奥·曼尚未掌握意大利语时，他有时会读译作。他欣赏的译作只有一种，我不记得出自何人之手，好像是戈尔波夫的俄译，是用散文体翻译的《炼狱篇》，出版于二十世纪头十年间(26)。他无法容忍诗体译文。翻译作品也能步入文学，像格列季奇的译文那样(27)，毕竟十分罕见……所有的版本都很简陋，注释很少，比如一九〇四年的牛津版。我们当然可以选购更新的版本，可它们直到如今都难以买到。至于意大利散文方面的藏书，我只记得瓦萨里、薄伽丘和维科，当然，这并非全部。

我们收藏的拉丁语诗人也很多，如奥维德、贺拉斯、提布卢斯、卡图鲁斯……我们买的几乎全是德译本，因为德国人作为译者要比法国人更为忠实。

在亚美尼亚奥·曼曾回过头去读德国作家，三十年代，他竭力购买德国人的书，如歌德、浪漫派作家毕尔格、莱瑙、艾兴多夫、两位克莱斯特、赫尔德等等，等等。他也买过克洛卜史托克的书，因为他常说，克洛卜史托克的诗听起来像管风琴。此外，默里克和荷尔德林的书也被买了回来。他还找到一些用中古德语(28)写成的作品。法国作家则要少得多。早先的藏书中只剩下谢尼耶、巴比埃和永恒的维永(29)。他后来又重新购买了魏尔兰、波德莱尔和兰波。他在年轻时曾尝试翻译马拉美，是安年斯基给他的建议：通过翻译学诗吧。不过，此事却没有任何结果，奥·曼要我相信，马拉美不过是个爱说笑话的人。而且，古米廖夫和格奥尔基·伊万诺夫还曾讽刺过奥·曼的译诗，比如“年轻的母亲，哺育的松树”，而“松树”则与俄语中的“梦中”谐音……人们能够相互嘲讽，那是多好的时光啊……

早在一九二二年，奥·曼便从列宁格勒带来了他年轻时的一些古法语图书，当时有人约他翻译一部古法语史诗。不久前，萨沙·莫罗佐夫在一份档案中找到两份译稿，是用自由体翻译的《圣亚历克赛悼歌》和《阿里斯堪》(30)。这不仅仅是译文，两部译稿中似乎均有命运发出的奇异声音，奥·曼感觉到了那声音。亚历克赛发出甘于受穷的誓言，通过阿里斯堪，奥·曼则似乎是在发誓，在需要捍卫生命时决不躲避。奥·曼对手稿向来漫不经心，什么都不珍藏，“需要它的人自会珍藏”，他相信档案馆和编辑部：他将这两部译诗仅有的一份手稿交到《俄罗斯》杂志编辑部，并未让我做一份抄本。除去通常的漫不经心之外，这里还另有某种隐情：他害怕这些译诗，一如他害怕那两行预言女子多舛命运的诗。他在躲避这些诗，他从不回忆，也不愿把它们放在家中。孩子就是这样闭起眼睛，以为别人看不见他，鸟也会把脑袋藏到翅膀底下。再说，这里又有什么预感可言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难道会有另外一种命运吗？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保住了这些诗。如今诗不会再丢失了，应该把这视为一种成功。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挺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在俄文图书中，奥·曼贪婪购买的是俄国哲学家的书，如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的著作。德国哲学则显然不太对他的味，奥·曼有一次买了一本康德的书，他翻了翻，然后说道：“娜坚卡，这书不是给我们读的。”然后就把它扔到书堆里去了，以免再受诱惑。他对俄国哲学家的态度则完全两样，他与他们一同生活。我们很早便听说，别尔嘉耶夫如何在流亡中成长起来。奥·曼不断探问别尔嘉耶夫的消息，试图买到后者的书，可这却一天天地变得困难和危险起来。我们就这样生活着，与我们所处的时代隔绝，深陷孤独。留下的只有过去的一切，于是，我们便竭尽所能地利用过去。

在从一九三〇年到流放这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奥·曼十分专注于古代俄国文学。他收集到多种版本的编年史、《远征记》(31)（他自然是始终爱读，倒背如流）、某些故事，还有一些由基列耶夫斯基(32)和雷勃尼科夫(33)等人编选的不同版本的俄罗斯民歌和斯拉夫民歌……奥·曼始终热衷古代俄国文学，他熟知阿瓦库姆，熟知那位最终嫁给沙皇小舅子的不幸的公爵小姐(34)。书架上还有克留切夫斯基(35)，包括他的早期著作，好像是《外国人的故事》；另有一些在我们这里大量出版的档案资料，如普加乔夫暴动材料、对十二月党人和民意党人的调查材料等。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对后一类材料也曾很感兴趣，在叶若夫当道时期，她只读《流放和苦役》杂志(36)。杰尼舍夫学校(37)毕竟教给奥·曼出色的古代俄语和文学知识，那些知识像是渗透进了血液。在苏联的高等师范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会想，摧毁旧式中学造成了多么致命的后果啊。我觉得，无论是我还是奥·曼都无法读完苏联的中学，即便能读完，我们也终生都难以获得俄国古典中学所教给我们的那些朴素的概念和自然的知识。

奥·曼的新藏书是那些亚美尼亚编年史。他在旧书商那里购得摩西，霍伦斯基的书和其他一些东西，但数量很小。但在生物学方面他却很走运，他买到了林耐(38)、布丰(39)、帕拉斯(40)和拉马克(41)。他还弄到了达尔文的《比格尔号旅行记》(42)，还有一些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哲学家们的著作，比如德里希(43)。

奥·曼虽不回避文化哲学和生物哲学，可他对黑格尔的阅读却毫无结果，一如他对康德的阅读。他在上中学时便对马克思感兴趣，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在一九三四年被捕之前，他拒绝了列日涅夫(44)作为礼物送给他的《自然辩证法》，这大胆的举动让列日涅夫大惊失色。这位列日涅夫曾是《俄罗斯》杂志的出版人，奥·曼与他有过合作。正是他约请奥·曼写作《时代的喧嚣》，但后来并未采用，因为他需要的完全是另一种回忆，完全是另一种童年，后来他自己操刀写出了那样的童年回忆。这是一位小镇犹太少年的故事，他后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列日涅夫很走运，他这本谁都不愿出版的书（虽然此书并不次于其他人的书）却被斯大林读到，斯大林很欣赏此书，甚至给列日涅夫打来电话，可列日涅夫却不在家。在这次来电之后，列日涅夫期待电话再来，便在家里守了整整一个星期，寸步不离电话机。他期待奇迹再现，可是众所周知，奇迹不会重复。一个星期后有人通知他，不会再有第二次电话了，但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他的书会被出版，他也被吸收入党，入党介绍人就是斯大林本人，他还获得一项任命，去负责《真理报》的文学部。列日涅夫这位过去的私营出版商，一个无足轻重的多余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把他踩在脚下，如今却飞黄腾达，他感动得简直要发疯。顺便说一句，在所有那些哈伦·拉希德式的奇迹中，这个奇迹最为稳固：列日涅夫在《真理报》的位子或与之相当的位子上一直干到死……

清楚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列日涅夫最终决定离开电话。他先去理发店，在家里待了一周，他落得满脸胡须，然后他便带着礼物来我们家，讲述他生活中的这一转折性事件，讲述他如何走近了马克思主义。要知道，他在出版《俄罗斯》杂志时可压根儿没想过这种事情。原来，列日涅夫研读一些新发现的恩格斯著作，其中就包括《自然辩证法》，他突然顿悟了。他甚至顺道去一趟书店，买了一本《自然辩证法》，因为他想让奥·曼也同样产生顿悟。列日涅夫是个十分真诚善良的人。我当时甚至心生嫉妒：真诚的信仰坦承不仅可以及时地让你摆脱一些不快，而且还能立即带来定期收益，这或许是一件相当愉快的事情……

奥·曼穿着拖鞋在屋里走来走去，吹着口哨，不时看看列日涅夫。他刚刚懒洋洋地拒绝了列日涅夫的礼物。列日涅夫却一再坚持，奥·曼只好求助于最后一个手段：“用不着读，”他指着我说道，“她读过了，说我用不着读……”列日涅夫一声叹息：选择这类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读物，这样的事情难道能相信老婆的话吗？“可以相信，”奥·曼说，“她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她一直知道我该读什么……”怒气冲天的列日涅夫离开了，我和他后来都被疏散至塔什干，在那里碰面时，他连一个招呼也没打。有可能，他认为我是奥·曼的恶魔天使。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并未提醒政府把我抓起来。列日涅夫在《真理报》社是如何行事的，我不得而知，也许和大家一样，但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诚实体面的人。我甚至相信，他在读完《自然辩证法》后真的眼界大开，这本书恰好对他的味。

奥·曼躲在我的身后拒绝了列日涅夫的礼物，我们的书架上也未出现马克思主义著作。顺便说一句，在列日涅夫之前很久，几位生物学家曾向奥·曼展示过《自然辩证法》，并抱怨说，此书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列日涅夫一个星期不剃胡子，这也不足为奇，任何一位苏联公民都会这么做，甚至甘愿冒险，不惜因旷工而被开除。

我们的书架上摆有一些建筑画册，其中就有罗丹介绍法国哥特式建筑的那本书(45)。有人在一九三七年给我们寄来几份意大利博物馆的出版物。奥·曼很喜欢这些书，可是科斯兑列夫却败坏了奥·曼的兴致：他建议我们不要与帝国主义国家往来，因为那边的人全都是间谍。“他们给你们寄这些书，一准是有目的的！……”

书架上还有几本奥·曼童年时的图书：“没有任何装潢”的普希金，还有莱蒙托夫、果戈理和《伊利亚特》……这几本书被写进了《时代的喧嚣》，并被奥·曼的父亲很偶然地保存下来。它们大部分在加里宁市弄丢了，当时我为躲避德国人逃到那里。我们在二十世纪是多么的狼狈啊，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左奔右突！

书籍还有很多，我反正无法逐一回忆起来，比如温克尔曼(46)，一本漂亮的《玫瑰经》(47)，还有其他一些书……旧书商们知道拿什么吸引我们。他们曾非常可笑地；用《死神的舞蹈》(48)来诱惑奥·曼，可此书太贵，我们一直没买。“没关系，”那位年老的旧书商说，“列昂诺夫会来买的，无论什么书，他都多付五十卢布……”我从未见过列昂诺夫，这句闲话是谁说出来的，就让这闲话永远留在他的良心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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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指1925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列宁主义问题》。

(2) 约指法国辞书编纂家拉鲁斯（1817—1875）所编《十九世纪通用大词典》，共十五卷。

(3)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发表于1922年。

(4)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诗集，发表于1912年，原题为拉丁语：Cor ardens。

(5) 可能指德国诗人毕尔格（1747—1794）。

(6) 科涅夫斯基（1877—1901），诗人。

(7) 亚历山大·杜勃罗留波夫（1876—1944），诗人。

(8) 拉宾（1905—1941），诗人、作家。

(9) 此诗实际题为《圣父》。

(10) 巴里蒙特（1867—1942），诗人。

(11) 科马罗夫斯基（1881—1914），诗人。

(12) 博罗达耶夫斯基（1875—1923），诗人。

(13) 洛津娜-洛津斯基（1886—1916），诗人、小说家。

(14) 此诗题为《一九二〇年》。

(15) 此诗题为《森林在生活》。

(16) 罗蒙诺索夫在《修辞学》中用“诸多遥远思想的契合”来强调词的结构特征，认为一个词会在时间和空间中积累起多层含义，曼德施塔姆对这一提法非常欣赏。

(17) 语出勃留索夫的《致诗人》一诗，此处引诗不准确，首句原为：“你应像旗帜一般高傲”。

(18) 丘特切夫（1803—1873），诗人。

(19) 费特（1820—1892），诗人。

(20) 雅济科夫（1803—1847），诗人。

(21) 梅伊（1822—1862），诗人。

(22) 波列扎耶夫（1804—1838），诗人。

(23) 格里高利耶夫（1822—1864），诗人。

(24) 弗拉基米尔·吉比乌斯（1876—1941），诗人曼德施塔姆的中学老师。

(25) 迈科夫（1821—1879），诗人。

(26) 此译作实际初版于1898年。

(27) 格列季奇（1784—1833），诗人《伊利亚特》的俄译者。

(28) 约在1050—1500年间使用的德语。

(29) 维永，又译维庸（约1431—1463），法国诗人，以放浪不羁著称，多次被捕入狱。

(30) 约指法国十二至十三世纪由二十四首史诗组成的“纪尧姆·德·奥朗日系列”。

(31) 指俄国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

(32) 彼得·基列耶夫斯基（1808—1856），民间文学家。

(33) 雷勃尼科夫（1831—1885），民间文学家。

(34) 约指娜塔莉娅·鲍里索夫娜（1714—1771），俄国最早的女作家之一，遵沙皇彼得二世之命嫁与多尔戈鲁基，在丈夫失宠被流放后仍陪伴他，后出家，所著《亲笔手记》于1810年面世。

(35) 克留切夫斯基（1841—1911），历史学家。

(36) 由沙皇时期的政治犯们创办的一份杂志，1935年被关闭。

(37) 曼德拖塔姆1900—1907年间就读于彼得堡的这所中学。

(38) 林耐（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瑞典科学院第一任院长。

(39)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

(40) 帕拉斯（1741—1811），德裔俄国科学家。

(41) 拉马克（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

(42) 全名为《一八三二至一八三六年间舰长费茨罗伊率领的英国皇家军舰比格尔号所到达的各地区的地质史与自然史的考察日记》，发表于1839年。

(43) 德里希（1867—1941），德国生物学家。

(44) 列日涅夫（1891—1955），作家、报人。

(45) 约指罗丹的《法国的教堂》（1914）。

(46)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艺术上的新古典主义的奠基者著有《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和《古代艺术史》等。

(47) 天主教徒的经文书。

(48) 中世纪欧洲一种以死亡为主题的图书。

我们的文献

在四十年代，塔什干大学马列主义阅览室的负责人是一位留着短发、拄着拐杖的小老太太。据说，一位莽撞的自行车手撞了她，后来由于坏疽病，医生只好截去她的一条腿，可乌索娃却起誓说，医生们是有意这么干的，因为所有人都讨厌这个老太太。老太太帮过我的大忙，我不相信恶言毒舌的乌索娃。

老太太是一九〇五年入党的老党员，不久前还身居高位，截肢后被迫走进大学校园。无人与她真诚交往，自然也不太把她当回事，但还是有点怕她。在新的国家，在现实环境中，她就像一只瞎眼的小狗来回乱撞，可她神圣地捍卫过去的遗训，随时打算就某个借口闹出动静来。很难想象她如何能在叶若夫时期安然无恙，很可能是因为她被人遗忘了，因为她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不过，如果那些人偶然想到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带着逮捕证直接闯进她的病房。这样的场景曾多次出现。当我在布兑尔基监狱会见厅里的字母“M”(1)后面排队时，一位与我同名同姓的女士告诉我，她的丈夫，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好像是位法学家，就是直接从鲍特金医院被抓走的，他因心膜炎在那里住院。很有可能，这位党龄超长的瘸腿老太太已成为一个老古董，在那危险的年代甚至无人会想起她来。

我当时在准备哲学研究生的学位考试，正坐在马克思主义阅览室的一张小桌前，桌上摆满图书。这些书都是教学大纲上规定的必读书，我得快速地浏览一遍。老太太走进教研室，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对这些在她一生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文献，居然有人能阅读它们的原文！她似乎回忆起了她青春时代的地下生活，回忆起了她第一次翻开禁书《资本论》时所感觉到的那阵战栗。

“唉，研究生们要是都能像您这么读书该多好！”她对我说，“他们除了字典什么都不读。”我因这名不属实的恭维而感到不安，因为借助哲学字典来应付考试的方法我也试过。“不，不，”老太太说，“您不了解他们，摘要，字典，其他什么都不需要。”她准许我把所有那些书都拿回家去读，还去见了我的考官们，说了我的许多好话。“您不了解年轻人，他们需要逐字逐句，我们这些老人却不习惯这一点。您要是摔了一跤，他们马上就会枪毙您……但是我对他们说了您是怎么读书的，也谈到了他们的研究生……”她谈的第二点，即对那些研究生的揭发，十分重要。我的考官们害怕与有害的老太太打交道，不敢不让我通过，尽管他们这样做轻而易举：要知道，我并未掌握那门技艺，能与老师像打网球那样玩问答游戏，我完全有可能搞乱整场整场的党代会……楼道里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我不值得信任，还要更细致地测验我的知识。这当然并非不可违抗的上级命令，而是年轻教师们的应对方案：他们只是不想让我这个外人进入副博士的特权阶层，副博士们收入颇丰，换句话说就是“当了干部”……没什么话可说，他们的嗅觉很准确，一里路之外他们就能辨别出一个人是自己人还是外人，无论此人如何隐蔽。总之，老太太救了我，她知道该如何行事：在钩心斗角、激情四溢的年轻一代中间扑腾，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可不轻松。此外，她大约感觉到了我和她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要知道，无论是她的文献还是我的文献，在那些年间均无人阅读！她的文献和我的文献均已不再有人使用，我们两人都希望我们的文献能再度复活。无论是她还是我，都坚信我们的价值观之恒久，虽然我的文献过去曾是、现在仍是地下读物，而她年轻时的地下读物已成为国家读物，可两者如今却都失去了读者。

二十年过去了，那位老太太或许早已去世，但如今还存在着许多她的同道，即那些二十年代人，他们不懈地希望，当今的年轻人在醒悟之后仍将重新捧读他们年轻时的辩证法入门课本，从中寻求能解答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希望，他们的入门课本之所以被抛弃，仅仅是因为它被“第四章”(2)所偷换了。也存在一些人，他们年岁稍轻一些，现在还不满六十，他们试图复活的恰恰是“第四章”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他们相当孤立，但那种关于命题、反题和合题的学说却能让他们感到安慰。他们希望能熬到合题，然后全力地东山再起。最后，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还记得他们现已退休的光荣父辈。“不能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合理。”我教的那个班上的一个大学生曾这样说道。“可是我认为可以证明。”一位漂亮的姑娘严肃地说，她住在一套很好的住宅里，享受着这座省城能给这家可敬住户提供的一切便利，如医疗、疗养和各种特供。这位姑娘的父亲在二十大后退休，他选择留在他工作过的这座省城居住。在全班同学中，只有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有她读过索尔仁尼琴，并公开反对出版此类书籍。如果说，令那位图书管理员老太太感到伤心的是研究生们都不再阅读《资本论》，那么这位姑娘所感兴趣的只是“第四章”和秩序。她们两人都希望返回过去。

而我则一直在满怀紧张和希望地观察，发现阅读诗歌和《第四篇散文》的人正不断增多。一个人隐秘的观念宝库往往是在他年轻时形成的，人们很少回过头去探访它。我和我的这两位对立者都在继续坚守自我。我们就是命题和反题。我不期待合题，但是我想知道谁将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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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曼德施塔姆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为M。

(2) 约指《联共（布）党史》的第四章，即《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据说为斯大林所撰。

意大利

在回应何为阿克梅主义的问题时，奥·曼曾答道：“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这是在三十年代，不是在列宁格勒的出版家之家，就是在沃罗涅日作家协会的报告会上，正是在那场报告会上，奥·曼宣称他既不属于生者也不属于逝者。他在这之后不久写道：“明亮的眷念不让我离开／尚且年轻的沃罗涅日山冈，／去往最明亮的、属于全人类的托斯卡纳……”他将托斯卡纳的土地称为全人类的圣地。

这首诗或许最鲜明不过地体现了他对意大利和地中海的态度。我偶然读到格列勃·司徒卢威(1)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奥·曼是否到过意大利的问题，还列举了他所谓的曼德施塔姆诗中的“意大利主题”。在海德堡和巴黎大学学习时，奥·曼曾两度前往意大利。但这两次都是年轻人的孤身旅行，时间很短，总共只有数周，是走马观花，让奥·曼感到很不满足：“就像是没去过……”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意大利的“全人类土地”，更确切地说是整个地中海地区，对于奥·曼而言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他年轻时在一篇谈恰达耶夫的文章中写道：“历史无法开始，开始历史的想法总的说来是难以想象的。缺乏继承和统一。统一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杜撰出来的，也学不会。在缺乏统一的地方，最好的情形下也只会出现‘进步’而非历史，只会有时针的机械运动，而非各种事件的神圣关联和相互交替。”这些话说的是恰达耶夫，但是其含义却无疑让奥·曼感觉亲近。地中海地区对他而言是一方圣土，历史就开始于此地，它以代代相袭的方式创造出了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我不太能理解奥·曼在《亚美尼亚旅行记》中那句会让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警觉的嘲讽：“世界上的植物就是事件，是发生的事情，是时针，而非那单调乏味、胡子拉碴的发展……”“发展”的概念显然与那些实证主义者密切相关，如孔德、斯图亚特·米勒等奥·曼母亲那一代人阅读和崇拜的所有那些人，正是他们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在奥·曼这里至少有两个现象序列，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正面的序列包括雷雨、事件、结晶……他将这些概念用于历史、艺术，甚至人的性格之形成。反面的序列则包括各种机械运动，如时针的运动、发展和进步。这里还可以加上电影镜头的转换，奥·曼在《谈论但丁》中将它喻为“线性蠕虫之变态”。这个比喻含有某种嘲讽，其对象是在我们的时代十分时尚的爱森斯坦(2)的逻辑光芒，是后者的机械之美。对于奥·曼而言这种运动就等同于静止，等同于被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理解为“野蛮大车之征程”的佛教。他因此才将他所处时代的莫斯科成为“佛教的莫斯科”：“我返回莫斯科，不，你要读作：被押回佛教的莫斯科……”我们这里常常有人谈起新生活，谈起未来那个不断进步的千年王国，每当此时，奥·曼便会勃然大怒，与人展开争论。他在这些理论中感觉到了早先那种“让历史停止的斯拉夫幻想”。我不清楚奥·曼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对历史进程之合理性的信赖，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要保持这一信念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至少，他不认为历史的目的在于普遍的幸福。他对普遍幸福的观点一如他对个人幸福的看法：“你干吗认为你必须幸福呢？”在他看来，普遍幸福的理论是十九世纪所有遗产中最具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

第二个常常引起争论的话题是延续性问题，他到处寻找这种延续性，在历史、文化和艺术中寻找。与钟表的类比在这里又派上用场：钟表上弦后便会走动，这运动始自虚无，而历史事件却不可能脱离延续性。

奥·曼具有某种可笑的线性思维，某种孩子气的较真劲儿：一旦找到那个比喻，时针便会不断向他提示“恶劣的无穷”，这种反感也会波及诸如手表这样的有用物件，他不喜欢手表，也从未拥有手表。“干吗要戴表呢？”他常说，“就这样我也能知道钟点。”的确，他内心的计时十分精确，误差从不会超过数分钟。这大约是城里人的一种天性，他也的确是个城里人……经过我的再三坚持，他才允许把钟表带回家中，但他唯一能忍受的钟表形式是那种带钟摆的挂钟。钟摆，一只用链子吊着的小钟锤，还有表盘上的图画，这一切都减弱了他对机械计时器的仇恨。挂钟让他想到了厨房。在一套房子里，厨房始终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房间，可是他自己却从未拥有一间厨房。他还很喜欢药房里的那种沙漏计时器，很想买一台来放在浴室里，可是，我们很快就被赶出那套带浴室的房子，还没来得及购买沙漏。在他的儿童诗中曾出现时针，但它比拟的是在盘子上奔跑的胡须：要知道，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扁平就像一只盘子……

对待机器奥·曼却无任何反感，他对机器很感兴趣，欣赏机器的妙处，喜欢与工程师聊天，令他感到伤心的是，在工程师中间没有他的读者。的确，在当年，高技术的年轻人即便产生了文学兴趣，也大多是冲着列夫派去的。另一些人阅读帕斯捷尔纳克，他也被读者们当作列夫派。如今情况有所变化，再说，技术知识分子也不再被视为世纪的代表和最具现代感的人……聪明一些的人甚至会因为搞技术而心生羞愧。认为工业是伟大的，在历史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认为“历史必然性”和上层建筑完全依赖于基础，这样的神话如今几乎已经烟消云散。社会决定论的时代仿佛正在结束，但由这种社会派生出的一则神话却依然存在，即认为文化和文明是截然对立的，难以调和。我们拥有了较一百年前更为完善的工具，这难道就是我们的文化之病症所在吗？

勃洛克(3)即已谈及取代文化的文明之消亡，他将我们的时代比作罗马的衰亡。在勃洛克看来，失去整体性的个体文明轰然倾塌，在衰亡时也把人道主义和各种伦理价值捎带了进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尚未被文明所触动的野蛮民众，他们保留有“音乐精神”，带来一种新文化。有趣的是，在勃洛克看来，这些民众就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似乎他早在一九一八年便已预感到了法西斯主义……勃洛克的观点与施本格勒(4)很接近。勃洛克尽管主张日常生活的基督教，提出了“音乐精神”，可他实质上依旧是一位实证主义者，因为对他而言，个性并非基督教文化之特征，而仅为人道主义之体现，一如各种伦理价值和人性。奥·曼对施本格勒的理论从未有过片刻迷恋。读完《西方的衰落》(5)之后，他很偶然地对我说，施本格勒的类比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基督教文化。奥·曼从未有过终结感，而勃洛克的悲观主义之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此种终结感。奥·曼将文化理解为一个构成历史进程之基础的观念，对于他而言，历史就是一种体验途径，是衡量善恶的有效手段。

奥·曼坚信文化如同美德一样是有延续性的，没有文化便没有历史，这一信念之结果便是，地中海地区成了奥·曼的圣地。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诗中常常返回罗马和意大利，罗马就是一个人在宇宙之中所处的位置，他的脚步声在这里听起来就像是他的所作所为……他将克里米亚和外高加索也列入地中海地区。在关于阿里奥斯托的诗中他曾写到他的一个幻想：“我们要将你的蔚蓝和我们的黑海融入同一片宽阔的兄弟般的湛蓝……”

“第一批人温习过的土地”，成了奥·曼真正的朝觐之地。他尽管非常喜爱旅行，却断然拒绝前往中亚和远东。对他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只有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尤其是亚美尼亚与希腊和罗马的渊源关系，在他看来便构成了与世界文化，更确切地说是与欧洲文化同根同源的标志。大多数喜爱旅行的作家（到边区去旅行在我们这里十分流行），通常会选择前往穆斯林世界。奥·曼认为，我们的人对于穆斯林东方世界的这种渴求并非偶然。决定论，让个性消融于神圣的尚武精神中，让人感觉压抑的建筑物之上那些装饰性题刻，所有这些都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胜过关于意志自由和个性价值的基督教学说。

奥·曼自己对穆斯林世界感到陌生（“她带着羞耻和痛苦，转身背对东方那些满脸胡须的城市”），他所寻觅的仅仅是古希腊和基督教的遗迹。他爱上费奥多西亚(6)，不仅因为其独特的风景，而且还因为它的名称，因为那里的热那亚古堡遗迹，因为那座泊满地中海船只的港口。奥·曼有一次曾对哈尔基耶夫说，他自认为是俄国最后一位基督教希腊诗人。这里的“最后”一词是他仅有的一次表述，其中可以感觉到他对文化之终结的恐惧……我认为，他大约愿意被安葬在克里米亚，而不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流放地。

奥·曼为何在外高加索又重新开始写诗，这很好理解。奥·曼曾坦承，当他胸中感觉到“科尔希达(7)的颤动”，亦即与历史和文化的关联感，他才会写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写出“无私的歌”……他长期渴望前往亚美尼亚，甚至认为亚美尼亚比格鲁吉亚更值得去，因为亚美尼亚是基督教的东方前哨，不过，他也不止一次谈到格鲁吉亚对于俄国诗歌的意义。

就像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好事一样，亚美尼亚之行也是布哈林安排的。早在二十年代末，他就首次尝试派我们去亚美尼亚。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是姆拉维扬(8)，他邀请奥·曼去埃里温大学“主讲高级讲习班课程”。姆拉维扬的突然去世使得奥·曼未能成行，再说，奥·曼对教学也怕得要死，他无法想象他能给别人上课，他意识到自己不具备任何系统知识。到了一九三〇年，当《第四篇散文》中提到的那位松鼠女秘书科罗特科娃问我们想去哪儿，奥·曼回答道：“亚美尼亚。”女秘书叹口气，认真地看了奥·曼一眼，说：“又是亚美尼亚？看来是当真的……”奥·曼在《第四篇散文》中提到这位女秘书并非偶然，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注和善良，这种性格在我们的单位里可不时兴。作为对比，我常常回忆起阿赫马托娃剧作中那位“美若天仙的女秘书”，她老是重复我们随处可以听到的一句话：“你们有很多，我却只有一个……”这句话体现了这名最低微的小官吏身上所折射出的时代风格。阿赫马托娃的那些剧作片断后出于恐惧被销毁了，她的恐惧不是没有由头的。

奥·曼的美国版文集的编者菲利波夫(9)带着所有编辑均具有的那种洞察力认定，奥·曼前往亚美尼亚是为了逃避五年计划建设运动……这是一种廉价的政治投机。边远地区的建设事业进行得比中心城市还要热烈，奥·曼无论如何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建设事业。他干吗要对有计划的经济组织活动生气呢？事情与这有什么相干呢？

在奥·曼看来，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是黑海地区，它们借助与地中海地区的联系而对接了世界文化。但是，衡量一切现象的标准依然是意大利。为了表述自己的诗学，他选择了但丁，这并非偶然，因为但丁对于奥·曼而言就是整个欧洲诗歌的源头，就是丈量诗歌是否正确的准绳。在为《谈论但丁》而作的笔记中，有几段论及俄国诗人们的“意大利嫁接”。这几段文字后来未被放入最终版本，这或许是因为奥·曼不愿过于直抒胸臆，他不喜欢一览无余地暴露自己的思想，他似乎爱将思想的过程留给自己。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教堂里发现了它们的意大利性质：“莫斯科的五顶教堂具有其意大利心灵和俄罗斯心灵”，“温柔的升天大教堂，就是莫斯科的佛罗伦萨”……

在欣赏鲁勃廖夫的《三圣图》(10)时奥·曼说道，鲁勃廖夫无疑知晓意大利画师，这才使他在同时代的圣像画匠人中脱颖而出。在介绍青年歌德的那次广播节目中，奥·曼选择了一些不仅对歌德的传记，而且对每位诗人的传记而言都十分典型的片断，他用意大利之行作为这个小故事的结束。奥·曼觉得，对欧洲文化圣地的这种朝觐应当是每一位艺术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对自己年轻时的意大利之行并不满意的奥·曼，为何会在二十年代拒绝出国旅行呢？当时还无所不能的布哈林曾出面担保，第二个担保人是沃隆斯基，出国护照一准能弄到。这两份担保书却没派上用场，一直躺在我的箱子里，直到一九三四年的那次搜查，当时他们把两份担保书塞进公文包，与奥·曼的诗歌手稿一同带回卢比扬卡，说是要把这些材料“归入卷宗”……

年轻时，我还无法完全理解奥·曼的行为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如今，许多东西对我而言都更清楚了，远胜于当年，当时他还健在，日常生活中的拌嘴、相互之间的取笑和争吵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时间和思想。他为何拒绝旅行欧洲，我是在那篇关于恰达耶夫的文章中找到解释的，他在其中写道，恰达耶夫到过西方，到过“历史世界”，但最终还是回来了。恰达耶夫找到了回来的路，奥·曼认为恰达耶夫的功绩正在于此。带着那种天真的直心肠，就像他无法容忍家里有钟表，奥·曼在想起恰达耶夫的回国之后，便拒绝了再次造访欧洲的诱惑。奥·曼的想法总是会转化为行动，但是，他担心遭到我的嘲讽，也并非总是对我吐露实情。可我在他还健在时即已明白，诗歌和散文似乎在确定他的行为，更确切地说，他道出的许多话于他而言都像是誓言，比如亚历克赛甘于受穷的誓言，《阿里斯堪》中表示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诺言（无论这多么危险，多么令人不快），以及在关于恰达耶夫的文章中对欧洲的拒绝。关于恰达耶夫的文章写于奥·曼的青年时期，但他的世界观当时业已形成，由一个孩子发出的誓言却始终保持效力，直到这个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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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列勃·司徒卢威（1898—1985），文艺学家。

(2) 爱森斯坦（1898—1948），电影导演。

(3) 勃洛克（1880—1921），诗人。

(4) 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

(5) 施本格勒的著作，发表于1922年，俄译本题为《欧洲的衰落》。

(6) 地名，位于克里米亚东南部的黑海岸边，现属乌克兰。

(7) 格鲁吉亚西部地区的古希腊称谓。

(8) 姆拉维扬（1885/86—1929）。

(9) 菲利波夫（1905—1991），作家，二次大战后流亡德国，1950年移居美国。

(10) 鲁勃廖夫（约1360/70—约1430），画家，莫斯科画派的代表，其为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创作的《三圣图》（1424—1426）被视为俄国圣像画的典范。

社会结构

在三十年代初，奥·曼有一次曾对我说：“你知道吗，如果有过一个黄金世纪，那就是十九世纪。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的确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也不理解，我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寻求完善的社会生活形式，人们为什么总是要付出残酷的牺牲呢？不久前我听说了这么一句话：“众所周知，那些想为人们谋幸福的人全都给人们造成了最大的不幸……”说这话的人是个青年，他如今不想有任何变化，以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新的不幸。像他这样的人如今很多，当然均属程度不等的富裕阶层。这是一些年轻的专家，自然科学界的代表，国家需要他们的工作。他们住在父辈留下的两居室、三居室或四居室住房里，或在等着研究单位分房。他们被父辈的活动吓倒了，但是他们更害怕变化。他们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静静地坐在计算机前，从不思考他们的计算有什么用，他们的休闲生活则各各不同，有人喜欢文学，有人喜欢女人，有人爱好音乐，有人爱好去南方旅行。毫不奇怪，爱说俏皮话的老手什克洛夫斯基在拿到一套新房的住房证时，曾对搬进同一幢楼的其他幸运儿们说：“现在应该祈祷上帝，千万别再闹革命了……”维克多·鲍里索维奇(1)达到了目的，个人幸福得到充分实现。但愿能享受幸福……但愿能平安无事……片刻的安宁……我们总是缺乏安宁。

不想看到变化的年轻专家们所信奉的公式十分出色，要知道，对完美的追逐事实上往往造成了鬼才知道的什么结果。不久前，一位与我们命运并不相同的老人，他见多识广，曾为“新事物”（但并非我们国家的“新事物”）而英勇奋斗，因此对所发生的一切感觉负有责任，他坦承：“我们一生中只要有过一次为人民谋幸福的念头，我们就永远不会因此而原谅自己。”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会原谅自己，还是会竭尽全力从生活中攫取他因为自己的功绩而理应获得的一切东西……而在底层，那些被冠以各种乱七八糟名头的群众，诸如那些未被文明触动的农夫、机械的人等等，却在绞尽脑汁，只求能增加点收入，以便也能安安心心地过日子。有些人操心家里的事情，加固一下房子，或是买两双鞋；另一些人更关心酒瓶子。他们到哪里去搞钱把自己灌醉呢？在普斯科夫的时候，有位粉刷匠住在我隔壁，这个老人从前当过游击队员，直到如今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斯大林分子。在发薪的日子里，他就会痛骂那位骗了他的队长，傍晚时分则在公寓的楼道里大叫大嚷：“你们瞧，格里高利·谢苗内奇过得怎么样，他什么都有！他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给的……”他妻子把他拖进房间，他们一家四口挤一间房，他在房里还在继续自吹自擂：“给了房子，给了勋章，给了生活，给了荣誉和尊重……谁给的呢，你们自己也知道……他降价了……”这一家的家庭节日过得规规矩矩，妻子的姐妹们会带着丈夫一同赶来，他们会回忆起消灭富农的运动，他们成功地逃出故乡的小村庄，起先给人帮工，后来成了国家工作人员。粉刷匠的妻子在姐妹们当中最为麻利，芬兰战争期间她曾在靠近前线的国家安全部食堂工作，因此记得“芬兰人非常狠毒”。他们会为斯大林干杯，他们断言，在早先的斯大林时代他们什么都有，现在却什么都缺……受了伤的连襟们，上了年纪的妇女和战后出生的小孩子们……粉刷匠的妻子在我这里帮工一冬天，春天里便按照老习惯告发了那位租房子给我的女邻居，说那位女房东把房子租给一个没有居住许可的女人。后来，她又痛哭流涕，求我原谅她，还去教堂作祷告，祈求上帝宽恕她的罪过。这是一种在渐渐走向消亡的强大历史。这些人即便愿意看到改变，也只想让他们如今觉得如彩虹一般绚烂的他们的青春时代倒转回来，只想让那个人重新上台，那个人教给他们一些最简单不过的公式：“感谢幸福的生活……”他们也有音乐，即电视，这是最最必需的物件。当然曾有人替我们谋取幸福，可是却无人为此而表示悔过。

据我如今的理解，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信念，即我们应该着手建设一些完善的，更确切地说是理想的社会生活形式，这些形式必须也必定会保障民众普遍的安康和幸福。这一思想的源头是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潮，但恰恰是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潮阻碍了社会正义王国的实现，要知道，十九世纪是一个揭露的世纪，一个言辞崇高、行动妥协的世纪，一个过程曲折、充满动荡的世纪。相反，二十世纪却一直在寻求拯救其理想，试图借助线性的、严酷的社会秩序和纪律来实现其理想，而秩序和纪律的基础则是对权威人物的绝对服从。一切均与过去截然相对。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人们深受一种热望之折磨，即希望找到一种有机的体制和一种作为世界观和一切行为之基础的统一思想。人道主义最钟爱的孩子，即自由思想，对权威们构成威胁，于是便成了新思想的牺牲品。社会变革的唯理论纲领需要对于权威的盲目信仰和服从。于是，权威重新被树立，专政的思想也应运而生。激情可不是一句空话，它的确存在过。专政者只有在他能够随意指挥那些盲目信仰的执行者时，才会显得强大。这些人是买不来的，这样的手法未免过于简单，但是，当这些人业已存在，却是可以不断添加和补购的，尤其是在他们无处可去的时候。然而，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开端、高潮和消亡。一种思想在消亡时仍有其惯性，由此便出现了这样一些人：害怕变化的年轻人，渴望安宁的精神虚空者，一帮被自己亲手干下的事情吓倒的老人，以及那些级别最低的执行者，他们始终在机械地重复着他们年轻时学会的套话。

奥·曼从不拒绝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不过，他还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最终将十九世纪称作黄金世纪。与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他也重新审视十九世纪的遗产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在奥·曼各种观念的形成过程中，他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个人经验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个人体验如同神秘体验，对他的世界观产生过强大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他也在寻找服从同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相互间的和谐和协调。他并非偶然地将文化视为一个能赋予历史进程以形状和结构的观念……他常常谈到个性的结构，谈到社会的法律和经济结构。十九世纪社会结构上的贫乏乃至鄙陋令奥·曼反感，他曾在文章中谈及这一点。在曾遭到赫尔岑嘲讽的西方民主制中，奥·曼也没有找到他追求的和谐和宏伟。他想看到的是一种清晰的社会构造，如他在那篇关于恰达耶夫的文章和《时代的喧嚣》中所说的那样，即“雅各的阶梯”。在天主教会的组织中，在他上中学时迷恋过的马克思主义中，他都感觉到了这种“雅各的阶梯”。在《时代的喧嚣》中，在从巴黎（自杰尼舍夫学校毕业后他曾去巴黎）寄给他的中学老师弗·瓦，吉比乌斯的信中，他都提到过这一点。在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那里，他均感受到了一种能将整个构造连结为一个整体的组织观念。一九一九年在基辅，他有一次曾对我说，他仿佛觉得最好的社会构造就近乎神权政治。正因为如此，权威会转化为独裁权力，这个想法并不令他感觉恐惧。在那些年间使他感觉不安的，或许只有政党组织。“政党就是教会的翻版……”这就是说，政党的构成一如主张服从权威的教会，只不过没有上帝…将政党比作耶稣会的想法当时尚未产生。

新的国家形式在国内战争之后才开始出现。恩格斯正确地指出，“杀人的工业”总是最先进的东西。火药的发明史可以为此作证，在我们的时代则是原子的裂变。那些假借“社会结构”之名义热衷杀人手艺的部门也同样是最“先进的”，也就是说，是国家理念最典型、最出色的体现……奥·曼与新国家的第一次相遇，就是他一九二二年与捷尔任斯基和那位侦查员的见面，当时他正在为被捕的兄弟而奔走。这次见面迫使他严肃思考“社会结构”和人的个性之间的比价关系。这一“结构”当时刚刚显露雏形，却已声称将拥有前所未有的雄伟，远胜过埃及的金字塔。它不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设计。奥·曼年轻时的理想似乎已开始实现，但是，奥·曼像任何一位艺术家一样并未丧失现实感，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宏大并未让他眼花缭乱，反而令他心生恐惧。《世纪》一诗和《人道主义和当代》一文均写于这一时期。在《世纪》中，奥·曼返回历史，追问该如何对接“两个世纪的脊椎”；在《人道主义和当代》一文中他则写道，社会结构的衡量标准就是人，但有过这样一些时代，其建造的目的并不在于人：“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就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他将亚述和古代埃及当作与人敌对的生活结构之例证：“亚述的俘虏们像雏鸡一样在巨大君王的脚下蠕动，作为与人敌对的国家力量之化身的武士们在用长矛刺杀被俘的俾格米人，埃及人和埃及的建造者们将民众视为建筑材料，一种理应够用、理应随时足量供应的材料……”当代的现实生活让奥·曼想起埃及和亚述，但他仍心存希望，希望滚滚前行的国家即将具有的宏大形式会因人道主义而有所弱化。

奥·曼的两张照片被保留了下来。其中一张是年纪还轻的奥·曼，他身穿套头衫，神情焦虑，面色严峻。这张照片摄于一九二二年，当时他首次发现了我们国家的亚述本质。第二张照片上则是一位满脸胡须的老人。这两张照片仅相隔十年，但是在一九三二年，奥·曼已经明白，他年轻时有关美好的“社会结构”、有关权威、有关克服十九世纪遗产的那些幻想最终变成了什么。此时，他已这样描写亚述王：“他拿走了我的空气。亚述人握着我的心脏。”他已写出了这样的诗句：“我们活着，感觉不出脚下的国家。”他是最早一批返回十九世纪、将其称为“黄金世纪”的人士之一，尽管他也知道，我们的这些思想正是十九世纪的某一颗种子发出的芽。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奥·曼还再次忆起臭名昭著的“社会结构”，并对自己作了一番嘲笑：“国家体制装饰着埃及人挑选的狗肉，把破烂给予死人，因金字塔的鸡毛蒜皮而得意。与哥特式拉关系，聪明的中学生很淘气，他唾弃蛛网般的法律，像个偷盗天使，无与伦比的维永……”

也许，我们的确就是亚述人，因此才会对大规模杀戮奴隶和俘虏、人质和不服从者的行为无动于衷？听闻照例发生的屠杀，我们只会相互说一声：“这可是一个大规模现象……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喜欢大规模的运动、措施、计划、决定和安排。亚述的帝王们也可能有好有坏，可是当他发出杀戮俘虏的信号，或是决定让建筑师为他建造宫殿，有谁能挡住帝王的道呢？

那些被杀戮的俘虏，不正是我们如今拿来相互恐吓的群众吗？哪里有严酷的制度，哪里就会出现“群众”，但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却过着自己的日子，还依然是人。我始终能看到，医院、工厂和剧院这样一些封闭的单位一直有着其特殊的、相当人性的生活，这种生活绝对不会让人变成机械，变成“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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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克洛夫斯基的名字和父称。

不需要

“我们原来生活在上层建筑。”奥·曼在一九二二年曾对我说，当时他刚从格鲁吉亚回来。此前不久，奥·曼曾论及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分离，可是国内战争结束了，年轻的国家建设者们开始为一切生活现象确定位置（暂时还只是理论探讨）。文化一旦被归入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其后果便立刻显现出来。克雷奇科夫，一个性情极其温顺的乡下人，长着一双淡蓝色眼睛的茨冈人，曾不止一次惊慌失措地对奥·曼谈起沃隆斯基：“他倔得狠，态度坚决。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沃隆斯基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拒绝发表奥·曼的作品，要知道，上层建筑应该去强化基础，而奥·曼的诗作在这一方面并不适用。

“我们不需要这个。”这个公式若用乌克兰语说起来则更可笑。一九二三年，奥·曼去基辅的艺术处要求准许他举办诗歌晚会。一位身穿乌克兰绣花衬衣的官员拒绝了奥·曼的申请。为什么？“不需要。”(1)官员无动于衷地回答。这句名言成了我们的一个俗语，绣花衬衣也成为一种时尚，它取代竖领衬衣，在二十年代中期成为某种特殊服饰，就像是中央负责人员和政治委员们的制服。

上层建筑的秩序到一九三〇年才充分建立，当时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一封书信，号召不要发表任何偏离国家观点的作品。这实际上使书刊检查制度失去了任何意义。备受诅咒的书刊检查制度其实是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之表征，它仅禁止出版反对国家的作品。它即便能如愿以偿，却仍然无法毁灭文学。斯大林的编辑机构则目的性更强，它要抛弃一切与国家的直接订货不相吻合的东西。在我所在的《为共产主义教育而奋斗》杂志社，在斯大林的文章发表后，我们便火急火燎地重新审阅手稿，销毁了大量材料。这叫作“在斯大林同志指示的光芒下重新站队”。我把刊载斯大林书信的这一期《布尔什维克》带回去给奥·曼看，他读了之后说：“又是‘不需要’，但这一次更彻底。”奥·曼的话没错。这封信标志着上层建筑建造过程中的一个转折关头。直到今天，那些斯大林传统的捍卫者们仍未忘记这封信，他们守护着苏联的出版物，拒绝曼德施塔姆们、扎博洛茨基们、阿赫马托娃们、帕斯捷尔纳克们和茨维塔耶娃们。直到今天，“不需要”的理由仍时常在我们耳边嗡嗡作响。

谢尔盖·克雷奇科夫与我们做了多年邻居，无论是在赫尔岑之家还是在富尔曼诺夫胡同，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关于俄国诗歌》的第三部分就是献给他的：“我爱上了漂亮的森林……”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他读到“畸形的人打出没有赌注的险牌”，便说道：“这写的就是您和我啊，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他俩都从不打牌，他们打出的是另一种“险牌”，他们的赌注也比任何牌局都更大。

克雷奇科夫很早就被排挤出编辑工作，因为他的农民天性使他无法当官，无法为上层建筑的纯洁而出力。他的谋生手段是翻译一首没完没了的史诗，每到傍晚，他便戴上那副断了一支腿的眼镜（他捆上一截细绳），读起百科全书来，就像一个有文化的鞋匠在读《圣经》。他对我说过一句女人有可能最爱听的话：“娜坚卡，您是个很聪明的女人，也是个很愚蠢的女孩……”他说此话，是因为我把奥·曼献给他的题诗读给了卢波尔听。

奥·曼对克雷奇科夫那首“狼组诗”评价很高，他常常模仿克雷奇科夫的发音习惯朗诵其中的片断。这些诗作在抄家时被搜走，下落不明，因为克雷奇科夫未能想到把它们及时地藏起来。这些诗作如同一切落入卢比扬卡的东西一样，从此杳无音讯。谢尔盖·安东诺维奇(2)本人也消失了。有人告诉他妻子，说他被剥夺十年通信权。我们没能马上搞清楚，这就意味着被枪毙。据说，他在面对侦查员时勇敢而又自尊。我觉得，他那双眼睛就会使侦查员发疯。当时的侦查员都坚信不疑，他们若发现一个人有罪，那此人必定有罪，因此没有太大的必要上法庭。他们有时在审讯时就会开枪毙人，据说，克雷奇科夫就是这样被打死的。

克雷奇科夫死后，莫斯科的人们似乎变小了，也变单调了。克雷奇科夫与帕维尔·瓦西里耶夫(3)是好友，他称瓦西里耶夫是他的恶魔天使，因为后者常拉他去找女人，去喝酒。有一次，《红色处女地》杂志的几位女编辑一不小心，把克雷奇科夫的一首诗署上曼德施塔姆的名字发表出来(4)。他俩只好一同前往编辑部，打算说那几位姑娘几句，把稿费转到克雷奇科夫名下。他们两人都是很聪明的男人，也是很愚蠢的男孩，他们从未想到这首诗之后还会闹出个什么作者权问题。那几位姑娘不想订正自己的错误，即把克雷奇科夫的诗作算在了曼德施塔姆头上……那几位姑娘吓坏了，怕她们的粗心大意会被上级知道，她们若被赶出编辑部，这也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奥·曼和克雷奇科夫也就不再要求改正了，如今，美国版的奥·曼诗集就是以克雷奇科夫的这首诗作为结束的。我一直想向再版此本的编辑通报这个错误，可是又很难见到他们……

在克雷奇科夫和瓦西里耶夫的命运被决定的那几天，我和奥·曼在萨维洛沃车站等火车，我们很偶然地弄到一张报纸，在上面读到，死刑被取消，但关押期限延长至二十年。奥·曼起先感到高兴，死刑始终让他感到十分恐惧，可是后来他才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他说道：“如果他们需要取消死刑，那就说明他们或许正在那边不断杀人！”在一九三七年我们最终清楚了，他们选择肉体消灭对象的原则就是“需要”或者“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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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发音差异无法译出，本节标题用的就是乌克兰语发音的“不需要”。

(2) 克雷奇科夫的名字和父称。

(3) 帕维尔·瓦西里耶夫（1910—1937），诗人，后被镇压。

(4) 此诗题为《窗外的星星在漂浮》，刊于《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4期。

大地和尘世因素

一位在多个集中营里被关过很多年的妇女回来后对我说，她和难友们一直在诗歌中寻求安慰，幸运的是她能背诵许多诗，奥·曼年轻时的一句诗她记得尤其清楚：“可是我爱这贫瘠的大地，／因为我没见过另一片大地……”

我们的生活不愿意脱离大地，不愿意去寻求超验的真理。当我聊起自杀的话题，奥·曼总是会对我说：“总来得及，结局到处都一样，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人催促……”死亡远比生活更真实，更简单，这竟使得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存在多延长片刻，因为，明天或许就突然解脱了！在战争中，在集中营里，在恐怖时期，人们反而比在和平生活时更少想到死亡，更遑论自杀了。当死亡的恐惧和绝对无解的难题在大地上堆积，普通的存在问题便会退居次席。如果我们的恐惧已经具有最清晰不过的社会形式，我们还会惧怕自然界的各种力量和永恒法则吗？奇怪的是，这中间不仅有恐惧，也包含着我们的生活之丰富。有谁知道什么叫幸福呢？生活的充盈和充实，或许就是比声名狼藉的幸福更为具体的概念。也许，我们强烈的求生欲望具有某种更为深刻的内涵，胜过人们通常的追求……我不知道该把这种内涵称作什么，莫非是活力……不过，我始终记得我和维什涅夫斯基的遗孀索尼娅·维什涅夫斯卡娅的谈话。我俩似乎是在总结我们的生活经历，索尼娅说道：“我们过了一辈子，我一辈子幸福，你却一辈子不幸……”可怜的傻瓜索尼娅！不过她并不傻，只不过是个白痴……她的丈夫似乎很有权势，作家们都跑来向他致敬，因为他手里掌管某些资金，还能把政府的一些新指示转告他的“信徒”。他进了中央委员会，数次得到斯大林接见。他喝酒喝得并不比法捷耶夫少，他贪婪地呼吸着国家的空气，有时也来点小小的叛逆举动，比如要求出版乔伊斯的作品，起先寄钱给一位被流放至塔什干的海军军官，后来又通过我兄弟寄钱到沃罗涅日。他有汽车、住宅和别墅，可在他死后，索尼娅却被强行赶出别墅。索尼娅直到临死都始终忠于给她带来这份奢华的人，她痛恨赫鲁晓夫，因为作家版权的继承人只能得到一半稿酬，而她认为稿酬应该全都归她。关于索尼娅流传着许多笑话，但她始终是个出色的女人，当她大喊大叫地说她丈夫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被敌对分子害死的，也无人生气。她的确很走运，因为她丈夫死得很及时，还没来得及把遗产转交给索尼娅的那位女性竞争对手。有很多人羡慕索尼娅，希望从她那里分到一杯羹。这的确可以称之为成功和幸福，索尼娅说得也没错。

我也同样希望这样，即便没有“幸福”，哪怕也能有个平安：“哦多少次，她觉得更可爱的是桨声欸乃，／是宽阔的甲板和羊群。”宁静的生活及其普通的绝望和思想，想到死亡的不可避免和尘世的一切之枉然……这一切我们都不具有，当奥·曼曾对侦查员说他与革命一同失去了恐惧，他所指的或许正是这一点……

对于奥·曼而言，阿克梅主义不仅是“对于世界文化的眷念”，而且还是对尘世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肯定。每个拥有完整世界观的人，其每个判断都会与他关于世间万物的普遍理解相关联。这自然并非一个深思熟虑的观点体系，而更像是奥·曼在一篇文章中所言的“艺术家的世界观”。出色的画家兑什列尔曾对我说：“我明白了，一个人坐在那里，用刀雕刻一块木头，就能做出一个上帝来……”他还曾这样评说帕斯捷尔纳克：“他干吗要转换宗教呢？他干吗要中间人呢？要知道，他有他的艺术啊。”神秘经验能确定一个人的宗教世界观，同样，艺术家的工作经验也能向他揭示出一个物质和精神的世界。奥·曼对诗歌、对诗人的社会作用的看法，他关于在整个文化和个体的人身上“智慧和道德两种因素的融合”的观点，都终生没有产生大的变化，他后来也一直没有必要否定他早年发表在《阿波罗》杂志上的那些文章，这其中的奥妙莫非正在于艺术家的经验？他大体上终生都保持着观点和世界观的一致。他的诗歌虽然可以被清晰地划分为若干阶段，可其中也保留了这种一致，他的诗歌有时也能与其早期的散文产生呼应，因此，他的散文也可被当作其诗的注释。

奥·曼对大地和尘世因素的信赖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终，他对奖赏的期待“仅在这里的大地，而不是在天上”，虽然他也担心活不到那一天。“我们要是能活到那一天就好了。”他曾对我说。在他最后时期的一首诗作中，已做好准备迎接死亡的他却突然想起，“我们在炼狱的临时天空下时常忘记，／天国就是可以伸缩的生前居所”。

在阅读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人物之一别尔嘉耶夫的著作《自我认知》(1)时，我不能不注意到，曼德施塔姆和别尔嘉耶夫这两个人对生活、对尘世因素的态度是多么的不同。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一个是艺术家，另一个则以抽象思想为生。此外，别尔嘉耶夫与象征派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尽管他与他们已有分歧，对他们也感到有些失望，但他毕竟没有脱离他们的“窠臼”，而对于奥·曼来说，对象征主义的反叛则构成他生活和艺术的全部实质。

对于别尔嘉耶夫而言，“生活就是各种操劳构成的日常现象”，他“倾向生活的诗歌和美，可在生活中占据上风的却是散文和丑陋”。（页56、141(2)）别尔嘉耶夫的美的概念，与我在所有那些脱离象征主义的画家和诗人处的所见均截然不同。无论对于一位画家还是一名诗人，都不存在可鄙的日常生活现象，他恰恰可以在这样的生活中发现美，再说，我那一代人也很少使用“美”这个字眼。象征派诗人，如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勃留索夫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活持某种祭司态度，因此，日常现象在他们那里便与美难以协调。接下来的一代人返回大地，这大大地拓展了他们的天地，他们的天地也不再被划分为丑陋的散文和崇高的诗歌这两大部分。我想到阿赫马托娃，她深知“诗歌可以不知羞怯地从怎样的垃圾里生出”，我还想到帕斯捷尔纳克以及他在他的长篇小说(3)中对日常生活的热烈捍卫。曼德施塔姆从未感觉到这样的难题。他从不寻求从尘世的、寻常的、空间的和时间的范畴步入纯精神范畴，如同别尔嘉耶夫和象征派那般，而试图在自己的首度亮相中便给出某种诗学，论证对大地及其三维空间的依恋。他说，大地对我而言“并非累赘，完全不是不幸的偶然，而是上帝赐予的一座宫殿”。接下来，他抨击那些像别尔嘉耶夫一样的人，他们试图离开大地冲进一个美好世界，他们认为大地上的生活是遭上帝遗弃的征兆。在同一篇题为《阿克梅主义的早晨》的“宣言”中，奥·曼写道：“你们谈论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客人，他靠主人的钱财过活，利用主人的好客，但与此同时，他却在心底鄙视主人，一直在想着怎样哄骗他……”“哄骗”，在这里就意味着步出时间和三维空间。曼德施塔姆，或者如他自称的那样，一位阿克梅主义者，是十分需要三维空间的，因为他感觉到了面对主人的义务，即他身在此处就是为了建造，而建造只能在三维空间里进行。他对万物世界的态度便由此而来。这个世界与艺术家或如他所言的建造者并不敌对，因为万物被提供出来，其目的正在于建造。建筑的材料，即石头(4)。他“仿佛渴求另一种存在”，想成为“十字拱架”，亦即加入与同道之间欢乐的相互关系。奥·曼没有使用过“创作”一词，在他那里不存在这一概念。他自年轻时起便觉得自己是个“建设者”：“出于不祥的重力，我有朝一日将建造美。”因此，他从不排斥材料，他能感觉到材料的重力以及材料要参与建设的使命。别尔嘉耶夫不止一次谈到人在这片大地上的崇高使命，即人的创造，但是他未能揭示出创造究竟体现于何处。这或许是因为他没有艺术家的经验，即对万物的重力、对词的感觉。他的神秘经验将他带到了物质世界的终端。与神秘经验相近的艺术家的经验，却可以使他通过他的创造揭示创世者，通过人揭示上帝。我觉得，弗·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关于神人类的学说便论证了这一途径。或许正因为如此，每个真正的艺术家才都具有奥·曼常常提及的那种真理在握的感觉？

别尔嘉耶夫无论怎样试图克服，他身上仍有一种对“众人”的蔑视。这一点同样使他近似于象征派。这种态度莫非来自对象征派影响巨大的尼采？别尔嘉耶夫抱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市民世纪，这个世纪不利于强大个性的出现。”（页65）别尔嘉耶夫喜欢“让自己不受关注”，他“很反感表现自己的重要性和智力优越感”。读到这里，我想起普希金的话：“在世上最无关紧要的孩子中间，他或许是最无关紧要的。”魏列萨耶夫(5)之流的败类们对这些孩子的解读完全是错误的。要知道，这些孩子的身上体现了一种与人们结为一体的最淳朴情感，他们与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血肉相连，只不过不如他人那么顺利而已……我认为，这种与人们结为一体、和他们一模一样的感觉，甚至还包括因所有人都十分顺利而生的某种嫉妒感，就是一位诗人不可或缺的标志。在年轻时所写的《论交谈者》一文中，奥·曼谈到文学和诗歌的区别：“文学家总是针对具体的听众，针对时代之活生生的代表……文学家的作品内容传至一位当代人，所依据的是水往低处流的物理法则。因此，文学家必须‘高于’、‘优越于’社会大众。训诫，就是文学的神经……诗歌则是另一回事。诗人仅与潜在的交谈者产生关联。他并不一定要高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奥·曼真诚地觉得自己与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甚至还不如其他人：“我与大胡子农夫们一起行走，是个过路人……”象征派诗人的立场是教谕性的，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使命。他们站在民众的上方，他们渴求强大的个性，其原因正在于此。甚至连勃洛克都未能摆脱这种自我特殊的意识，当然，在他的这种意识中也掺杂着另一种对于诗人而言的自然感觉，即与大街、民众和人们的联系。对于作为一位哲学家而非艺术家的别尔嘉耶夫而言，拥有优越感则很自然，但对贵族意识和强大个性的追求则是时代的产物。

奥·曼不喜欢对“市民”的攻击，也从未道出这样的攻击。他更像是很喜爱市民阶层，他并非偶然地将高声斥责市民的赫尔岑称作“老爷”。不过，尤其令他吃惊的还是我们当下对市民和市民阶层的抨击……“他们究竟想要市民们干什么呢？”他一次说道，“要知道，这可是一个最稳定的阶层，一切都靠这个阶层来支撑。”实际上，这一阶层人士中令他敬而远之的，只有那些文学沙龙的女主人及其当今的接班人。他无法忍受这些人的矫揉造作，那些人也同样无法忍受他……《亚美尼亚旅行记》中有一处像是对市民阶层的攻击，当奥·曼言及莫斯科河南岸区的邻居……但这并非一个具有稳定的生活风俗和习惯的市民阶层，而是一群因循守旧、愁眉不展的人，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了新的奴隶。在这一方面，奥·曼与别尔嘉耶夫倒是走到了一起，别尔嘉耶夫也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一代人，他们敌视自由，爱上了权威和暴力”。（页64）但是，别尔嘉耶夫认为这是“民主世纪”的结果，此言不对。我们近几十年的整个历史都是极端反民主的，这一进程在我们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要知道，二十世纪上半期出现的“领袖至上主义”病症，其实就是对民主体制的拒绝。别尔嘉耶夫远离此地，看不见在这里是如何践踏普通人的，看不到我们称之为“对人的国家政保局式的蔑视”这一现象的发展。要知道，领袖并非某一个人，每个手中稍稍有点权力的人都是领袖，每个侦查员和每个房管员……我们不明白，权力到底有多大的诱惑。比如说，谁能想要成为拿破仑呢？可问题在于，一个研究所所长所追求的完全不是往上爬，而是紧紧抓住自己的所长地位，并从中体味权力的快感。小的独裁者随处可见，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大地上挤满了这类人，不过他们毕竟开始消失，因为人们已经玩腻了这种游戏，这游戏已不再时尚。

别尔嘉耶夫和象征派一样，不承认“集团道德”和“种族因素”，因为它们与自由相对立。（页103）他这里的自由，近似于那种曾损害过革命前知识分子的肆意妄为。要知道，文化不仅是社会的上层，而且也是那种代代相传的东西，即生活不可或缺的传承性。“种族因素”往往让人难以忍受，具有某种僵死的形式，可它就整体而言却并不那么可怕，既然人的种族得以保全并依然存在。人类种族面临的威胁并非来自种族道德，而是源于其多变阶层的过度机敏。奥·曼将诗人称为“意义的振荡器”，但这并非一场反抗基础和继承性的暴动，而更像是对僵死形象的拒绝，对那种会歪曲意义的僵死句子的拒绝。这也是一种呼唤，呼唤诗人关注生活，关注活的现实，并一一记录事件，这都是对僵死的抗拒。他所言的“合乎礼仪的文化”，莫非就是这个意思？在艺术中，这显然就是对已经有过的、已经结束的东西之重复，可人们却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些重复，因为他们情愿离“意义的振荡器”远一些。

别尔嘉耶夫的主要问题就是自由，他终生都在为之而奋斗，可是这一问题对奥·曼而言却不存在。也许，与任何一位艺术家一样，奥·曼无法想象会存在某种失去内心自由的人；或许，他认为自由是每一个自在的人不可或缺的东西。而在社会领域，别尔嘉耶夫追求个性凌驾于社会（页135）；对于奥·曼来说，或许只存在社会中的个性这样一个问题，一如他为诗歌和诗人的社会地位所作的抗争。也就是说，他将社会当作一种客观现实和一种高级组织形式。

说来可笑，即便在一些小事上，比如对女性的态度，或更确切地说是与女性的关系方面，别尔嘉耶夫和奥·曼两人的差异亦如象征主义者和阿克梅主义者之不同。在象征派那里有诗歌中的“美妇人”，有女祭司，有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称之为“涂抹圣油的女士”。在我年轻时她们人数甚多，也非常自命不凡，因为她们意识到了她们的“服务”之崇高。她们搞出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来，比如叶夫盖尼娅·拉普(6)为《自传》所作的注释，在那里，蛇长出指甲，女人生有蛇的面孔，男人则仿佛身披斗篷手持剑……所有这些女人都非同寻常，与她们的相处也同样非同寻常。到我们这儿，事情就简单一些了。

别尔嘉耶夫不知欢乐为何物。曼德施塔姆尽管不寻求幸福，可他还是将生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称作欢乐和游戏：“仰仗基督教的神奇恩赐，我们两千年的文化全都是一种宽恕，即赋予世人以游戏和获得精神欢乐的自由，让世人去自由地模仿基督。”他还说：“词就是纯净的欢乐，就是摆脱忧伤。”

我试图来谈一谈奥·曼对词的理解，可是我力不胜任。我只是认为，他知道什么是“词的内部形式”，他也知道作为符号的词和象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对古米廖夫那首关于词的著名诗作相当冷淡，但没有解释过其中原委。他对数的理解似乎也与古米廖夫不同。顺便说一句，奥·曼总是很关注一首诗有多少行和多少节，一部散文作品有多少章。“这难道很重要吗？”我感到吃惊。他很生气，在他看来，我的不解就是一种虚无态度或是无知，因为要知道，人们有着各自的神圣数字，比如三或是七，这并非偶然……数字也是文化，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沃罗涅日，奥·曼开始写作一些七行、九行、十行或十一行的诗。七行和九行的诗往往会作为一个完整单位被置入一首更长的诗作。他产生一种感觉，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形式：“你当然知道十四行诗有什么含义……这些七行诗和九行诗也应该有什么含义……它们一直在往外蹦……”不过这里并无数字神秘论，而更像是一种衡量和谐程度的可靠方法。

我就别尔嘉耶夫和奥·曼之对立所谈的所有这些话，均仅仅适用于别尔嘉耶夫与象征派共享的那些特征。但是，别尔嘉耶夫完全没有与象征派融为一体，只不过在他那里除了哲学思想外，还可以看到一些纯粹表达好恶、近乎时代之胎记的言论。显而易见，我们所有人都受制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虽说别尔嘉耶夫也像奥·曼一样常说他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可他毕竟还是与时代、与同时代人生活在一起的。不过，恰恰是他道出一句关于象征派的最重要论断，即对于象征派来说既不存在伦理问题也不存在社会问题。象征派拒绝这些问题，也正因为这一点，奥·曼才挺身而起，反对勃留索夫的“杂食性”反对价值的模糊和偶然。除了那些趣味因素，别尔嘉耶夫就总体而言超越了象征派，但依然受到那些伟大诱惑者的影响。

遗憾的是，奥·曼没能买到别尔嘉耶夫的书，尽管他曾多方寻求。他没能阅读他这位同时代人的著作，我也不清楚他会如何看待别尔嘉耶夫的学说。不幸的是，被孤立的我们与各种思想均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人所能遭遇的最大不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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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见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汪剑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作者并未注明引自别尔嘉耶夫著作的何种版本。

(3) 约指《日瓦戈医生》。

(4) 曼德施塔姆的第一本诗集题为《石头集》。

(5) 魏列萨耶夫（1867—1945），作家，普希金传记作者，著有《生活中的普希金》（1926）。

(6) 别尔嘉耶夫的表妹，曾为别尔嘉耶夫的《自传》作注。

档案和声音

“对于艺术家来说，世界观就是工具和设备，如同石匠手中的锤头，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作品本身。”（《阿克梅主义的早晨》）

奥·曼的诗作和散文有一些遗失，但大部分保留了下来。这便是我的斗争史，我所面对的是一种自然的毁灭力量，它试图把我和我珍藏的那札可怜的文稿全都窃走。

人们年轻时并不注意保存自己的资料。难道一个小男孩能想到他随意涂抹的那些纸片往后还会派上用场吗？或许，年轻时写的诗作丢掉了更好，这是一种筛选，每一位艺术家都必须经过这一过程。奥·曼来基辅的时候提着一个提篮，篮子里装着他母亲的针线和布头，他走到哪儿都带着这提篮，将它当作母亲身边唯一保全下来的东西。篮子上挂着一把很大的锁。奥·曼对我说，里面装有母亲的书信和其他一些文件。我自己也不清楚他到底往篮子里装了些什么。离开基辅，奥·曼和一位兄弟去了克里米亚。舒拉与士兵们赌牌，一件接一件地输掉奥·曼的衬衣。士兵们趁奥·曼不在时摸到那个篮子前，撬开锁，把里面的文件拿出来卷烟抽。奥·曼很珍视母亲的书信，因此很生他兄弟的气。他倒不太在乎自己的手稿，因为他记得他写下的一切。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头几年，奥·曼并未留下任何手稿。《第二本书》是凭记忆整理出来的：他先回忆起一首诗，口授或者笔录下来，再看一遍，有些留下，有些就扔了。在此之前，他曾将一份手稿交给“彼得罗波利斯”出版社(1)，手稿被带出国，后来以《忧伤集》为题出版。我们当时还没想到，一个人死去，与他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记忆。此外，奥·曼在把诗稿交给编辑部时，总是相信它们能够得到永久保存。他没有想到我们的编辑部会如此敷衍了事，漫不经心。

我母亲送给我几只很好看的皮箱和一只贴满欧洲旅店标签的旅行箱。皮箱都到了鞋匠那里，以便让鞋匠用皮箱上的硬皮给我们缝制靴子。这在当时很是奢侈，我们有一段时间就很得意地穿着这种淡黄色的皮箱皮做的鞋子。那只旅行箱也不大，很精致，但没什么用处，到哪儿去找东西往里面放呢？于是，我就开始往箱子里塞各种文稿，甚至不知道这箱子就叫作作家档案。

奥·曼的父亲病了，我们前往列宁格勒。出院后，老人无法回到他那个空无一人的房间，我们把他送到奥·曼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那里。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只旅行箱，与我那只一模一样，只是稍大一些，也贴满各种标签。原来，这只箱子是奥·曼在慕尼黑的一个地方买的，当时他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体面的旅行者。这种旅行箱在第一次大战前十分时尚。爷爷把他的账本和一些停止流通的沙皇时期和克伦斯基时期的钱币一起放在这只箱子里。我在箱底发现一札手稿，是奥·曼的早期诗作和几份关于斯克里亚宾的演讲文稿……我们把这只箱子连同手稿都运到莫斯科。文稿档案就这样形成了。箱子里放着一些没用的文件，一些诗作草稿、书信和文章。奥·曼没有表示反对，于是文件越积越多。为谋生而干的活计没有放进箱子，比如诗歌和散文译作，为杂志写的文章，为出版社就各种书籍和手稿（主要是外文）所写的评论。那些评论在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消失殆尽，可奥·曼却一直相信它们被保存在那里。两三篇评论偶然被放进箱子，可以说是因为疏忽。奥·曼在编一本文集时，需要用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于是，我和我的兄弟任尼亚就去图书馆抄写那些显然曾遭到书刊检查机关歪曲的文章。档案中不知为何并无《时代的喧嚣》，或许是因为，箱子出现在那部作品写成之后。

在《第四篇散文》之后，奥·曼对待文稿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更确切地说，这是第一个讯号，提醒我们要为文稿做点什么。第二个讯号则是一九三四年的被捕。

我们前往亚美尼亚时，我不想随身带着仅有的那一份《第四篇散文》。当时的时代氛围虽然最温柔不过，但奥·曼的这篇散文仍很难博得欣赏。必须把它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这是我们首次尝试将文稿藏到别人家。不过，也不完全是第一次。一九一九年奥·曼在克里米亚写了两首诗，他不愿保留，就扔在他的朋友列尼亚·兰德斯伯格处。这位朋友我在莫斯科见过一次，他说那两首诗保存了下来。这事大约发生在一九二二年。随后，诗作和列尼亚一同消失了。我只记得这两首诗中的一两行。不过，它们显然从未浮出水面。这教会我要仔细照看每处藏有手稿的地方，要同时保留好几份抄本。我们从未将《第四篇散文》放在家里，而是存放在好几个地方，我亲手抄写了好几遍，甚至能把整部作品倒背如流。

我们从亚美尼亚回来后，奥·曼攒出很多诗，他也立即感觉到自己是个被逐者。我记得列宁格勒的一次谈话。在涅瓦大街上的《消息报》办事处，这家报纸的一位代表似乎很友好，他读过《我回到了我的城市》一诗，他对奥·曼说：“您知道在这首诗之后发生什么事了吗？来了三个人……穿着制服……”我们知道此事，但很有耐心的苏维埃当局暂时还不急于采取行动……此诗十分迅速地传播开来，当然，是在一个相当小的圈子里。奥·曼认为，这也是保存诗作的一种方式：“人们在保存。”我认为这还不够，时间后来证明我是对的。我当时便开始列出诗作目录，并把它们藏起来。我大多将它们塞进各个角落，但也交几份给他人保管。一九三四年被抄家时，我们看到他们搜查了哪些地方，于是我们便把诗稿缝进枕头，藏进炒锅和皮鞋。他们不搜这些地方。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地方藏的都是抄本，而且还不是全部的诗稿，总不能为每首新作都重新缝一遍枕头吧……自沃罗涅日回来后，那首关于阿里奥斯托的诗我就是从枕头中取出来的。

沃罗涅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我们也从此对保存诗稿采取了一种新态度。田园诗般的枕头时代结束了，我还记得，当邓尼金(2)在基辅对犹太人大开杀戒时，犹太人家枕头里的羽毛曾四处飘飞……随着年龄的增长，奥·曼的记忆力也在下降，我们已经知道，记忆将与人一同死去，在我们隐秘的交易所里，生命的价格也在一天天地贬值。应该去寻找一些愿意保存手稿的人，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于是我便找到一份新职业：在沃罗涅日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不断抄诗，再把它们分送出去，可是我并没有可靠的藏匿地点，除了我兄弟任尼亚处，就是他也不敢把诗稿放在家里。就在此时，出现了鲁达科夫。

谢尔盖·鲍里索维奇·鲁达科夫是将军之子，他与其他贵族出身的人一同被从列宁格勒流放至沃罗涅日。革命开始时，他的父亲和几个哥哥便被枪毙。他由几个姐姐抚养成人，经历一段通常的苏联少先队员的童年，他成为学校的积极分子，甚至上了大学，正打算开始找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却在此时遭到流放。像许多失去双亲的孩子一样，他也很想跟上时代的步伐，他甚至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应当只写能够发表的东西。他自己也写一些当时很时尚的文雅诗作，不无茨维塔耶娃的影响，他选择沃罗涅日作为自己的流放地，也是为了能接近奥·曼。他第一次来见我们时我不在家，当时我在莫斯科四处寻找翻译活计，将近一个月不在奥·曼身边。在我和奥·曼一同自沃罗涅日火车站回家时，奥·曼告诉我出现了一个新朋友，不是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3)，而是谢尔盖·鲍里索维奇，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正打算写一本关于诗歌的书。奥·曼在病后似乎已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他需要一位友好的听众来倾听他那些重新出现的诗作。再说，奥·曼也始终无法在绝对的独处中工作，我也不认为有谁能这样工作。

在沃罗涅日，谢尔盖·鲍里索维奇甚至没有尝试安家落户，他一直心存希望，即他妻子能通过一个位居高位的将军将他弄回列宁格勒，可那些将军后来全都死于一九三七年。他与一位名叫特罗沙的很好的工人小伙子合租一个房间，但在我们家吃喝。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顺利的时期，有翻译活儿，还有剧院和电台的活儿，我们养活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并不吃力。我不在家的时候，鲁达科夫仔细收藏了《黑土地》的所有版本，他亲眼目睹了此诗的写作过程。我回来后便开始与奥·曼一同回忆那些在抄家时丢失的诗作，鲁达科夫把它们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第二天早晨他会带来重新抄写的诗稿，他用有些可笑的书法花字体把诗抄在一张绘图纸上。他很瞧不起我鸡爪子似的笔迹和我抄出的那些完全缺乏美感的手稿。比如，鲁达科夫就认为用普通墨水抄诗是不体面的，他只用绘图墨水……他还用绘图墨水画一些侧身像，其水平并不亚于那些在大街上以此谋生的醉鬼们，他常常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的杰作。他把一首精心抄写的奥·曼诗作拿给我看，说道：“档案里应该收藏这样的作品，而不是您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只是笑笑，并不想让孩子感到伤心。

我们时常警告鲁达科夫，说与我们的相识可能对他有害，可他的回答却很高尚，我们也只能表示表示惊叹，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对他的某些不好特性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比如，面对常来我们这儿的另一位访客卡列茨基，他就表现得很傲慢无礼，卡列茨基也是列宁格勒人，他的老师全都是我们的熟人，如艾亨鲍姆(4)、特尼亚诺夫(5)等等……卡列茨基是一位谦和腼腆的青年，可他却常常道出一些其他人当时不敢说的话来。有一次，他担心地对奥·曼说：“我们所知的一切部门都毫无用处，它们经受不住任何最起码的考验，僵死腐败的苏联官僚主义……如果连军队都是这个样子，其他部门又能怎么样呢？要是突然打起仗来来……”鲁达科夫回忆起他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便声言道：“我相信党。”卡列茨基很不好意思，脸红了起来。“我相信人民。”他轻声地说。与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鲁达科夫相比，卡列茨基显得大为逊色，但他内心的力量却更为强大，鲁达科夫挖苦卡列茨基，称后者为“量子”，并解释说：“就是能发挥作用的最小的力……”

鲁达科夫的第二个不好特性，就是无休止的抱怨。在他看来，在俄国，环境“始终在吞噬天才人物”，而他鲁达科夫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无法完成那本关于诗歌的书，也无法擦亮人们的眼睛……奥·曼无法忍受此类谈话：“那您为什么不现在就写呢？一个人如果有话要说，他就一定能说得出来……”这个话题总会点燃一场争论，鲁达科夫抱怨条件不好，房子、钱、情绪等等，他会怒不可遏，摔门就走……可是过上一小时他便会再度现身，似乎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

鲁达科夫身上有一种突出的教师热情，他在一切方面给所有人以教导：教我如何抄手稿，教奥·曼如何写诗，教卡列茨基如何思考……面对奥·曼的每一首新作，他都要从他那本尚未写成的书里引出一种蛮横的理论来评论，比如说：“您干吗事先不问我一句呢？”我发现他常常对奥·曼构成妨碍，便不止一次想赶他走，奥·曼却不让，他问道：“你让他去哪儿吃饭呢？”于是又一切照旧。不过，鲁达科夫和卡列茨基毕竟是我们的巨大安慰，如果没有他俩，我们会更早地感觉到孤立。他俩于一九三六年返回列宁格勒，我们却留了下来。就在此时，娜塔莎来到我们这里。在沃罗涅日，当我们住在那位油炸耗子的特工家里时，鲁达科夫得了猩红热，在住院时认识一些“小姐”，他竭力不想让我们见到她们。在离开沃罗涅日时，他甚至要其中的一位“小姐”娜塔莎发誓决不到我们这里来，可是她并未信守那个诺言，她做了好事……简而言之，那个小伙子是个傻瓜，而在我们的时代，与傻瓜交往的结果往往很糟。我把最宝贵的手稿全都交给他保管，阿赫马托娃也用雪橇把古米廖夫的档案拉给了他。

鲁达科夫在第一次负伤之后成了莫斯科的一位军官。他的一位远亲去看他，自称信奉托尔斯泰主义，不能去打仗，鲁达科夫利用自己的权力免除这位远亲的兵役义务，此事露馅后，鲁达科夫被送往惩戒营，很快就死在那里。手稿留在他遗孀处，可她一直没有把那些东西还给我们。一九五三年，她在一场音乐会上碰见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时曾说，所有东西均完好无损，可半年之后她却告诉艾玛·戈尔施泰因，她自己后来也被逮捕，东西全都抄走了。之后，说法又有改变，即她被抓了，是“妈妈把那些东西全都烧了”……无法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仅知道，古米廖夫的某些手稿被她卖了，但不是她自己出面，而是假借某些人的名义。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怒不可遏，却又毫无办法。有一次，我们借口要发表鲁达科夫的文章把这位遗孀请到阿赫马托娃这里，问她能否发表这篇文章，可是她却没有任何表示。最走运的是哈尔基耶夫，他闯到她家里，她给了他几封鲁达科夫的信，让他随意抄录。哈尔基耶夫可是个勾引女人的老手，就像喀耳刻(6)，他相貌堂堂，善于在需要的时候尽显魅力。但是，鲁达科夫那些书信就像是每日记录的流水账，还枉费心机地编了号，以便留给后人，其中却无任何对我们而言的重要东西。这个不幸的小伙子显然是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他的书信中充满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在奥·曼的房间里聚集起全部的诗歌（我不记得他说的是世界诗歌还是俄国诗歌），也就是他、奥·曼，还有瓦吉诺夫(7)的一本书，后者也是一位大诗人……他如何教奥·曼写诗，为奥·曼解释一切，让他感到可怕的是，所有的赞美都没有给他而是给了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的做派就像杰尔查文，一会儿高呼自己就是沙皇，一会儿又抱怨自己是只蛆虫……在其中一封信里，鲁达科夫称自己是曼德施塔姆的继承者，似乎奥·曼曾对他说过：“您就是我的继承人，您如果认为必要，就可以随意处置我的诗作……”我是凭记忆引用这些书信的，抄件在哈尔基耶夫那里。读完这些书信后我们才明白，档案被他偷走并非偶然，这是鲁达科夫有意策划的，他的遗孀不过是在完成他的遗愿。出售手稿获利，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可在鲁达科夫这里却也是他的臆想之结果。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我也死了的话。很有可能，鲁达科夫会重申正义，把奥·曼的所有诗作全都归到他鲁达科夫的名下。不过他这么做也不会太容易，因为奥·曼的大部分诗作已有抄本。谢瓦·巴格里茨基(8)也有过这种企图，此事最后以一场丑闻收场，即谢瓦的母亲以儿子的名义发表了奥·曼的《金翅雀》一诗。如果我当时听从鲁达科夫的意见就更糟了，他曾通过他的朋友艾玛·戈尔施泰因来做我的工作，让我把奥·曼的所有文件都一份不差地交给他。他提出的理由是，所有材料都应该放在一个地方，而我和哈尔基耶夫则认为，最好不要集中放置，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其他地方的抄件还能保存下来……在鲁达科夫那儿损失的东西有：奥·曼的几首诗作，几乎全部的沃罗涅日时期的草稿，以及《忧伤集》的大部分手稿。奥·曼似乎早就预见到他的档案将要遭遇的命运，他曾在《谈论但丁》中这样写道：“因此，对草稿的保存，这是作品所具的一种生物能法则。为了抵达终点，就必须接受并关注那吹向另一个方向的风……”

在与鲁达科夫有关的这段故事中，我并不怪罪这个愚蠢的小伙子，无论他的目的何在。该为此负责的，是那些为我们创造出这种“幸福生活”的人。如果我们能像人一样生活，而不像那些被追逐的野兽，鲁达科夫就会是造访我们的许多人中间的一位，他未必会想到来窃取曼德施塔姆的档案，宣称自己是曼德施塔姆的继承人，他的遗孀也未必会出卖古米廖夫写给阿赫马托娃的书信。

鲁达科夫构成档案保管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除他之外还有不少成功和灾难。许多可供编写剧本的场景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娜塔莎把奥·曼写给我的信装进一个铁茶叶筒带走了，当时德国人已开始进攻，沃罗涅日已燃起大火；尼娜焚毁了奥·曼诗作的抄件，当她面临她婆婆的第二次被捕，她的朋友艾迪克曾夸口他能保存我交给他的那些文件，虽然他并无什么夸口的资本，因为他住在他岳父家，也就是那位在塔什干自杀的官员……我把抄件分发出去，猜想哪一份能保全下来。我在这一方面的唯一帮手就是我的兄弟，我们四处奔走，不断地把那份最基本的档案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我随身带着一只箱子，里面装着一摞散文草稿，我把它夹在一大堆写学位论文时留下的语言学笔记里，那些没有文化的告密者在我不在场看到这些材料，或许会不明就里，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我时常丢失一些材料，直到今天依然这样，不过原因或许有所不同。我无法记住所有的材料，但我还是注意到，不久前我丢失了整整一份标有“传记材料”字样的卷宗。这份文件有抄本保存下来，但原件去了哪里却无法弄清。在我花两百卢布买来的那本《石头集》里，有卡勃卢科夫抄的几首诗的不同版本，也夹有奥·曼的四份手稿，这些手稿后来只剩下两份。帕斯捷尔纳克给我的一封信也不见了，他在那封信里写道，在当代文学中（此时已是战后），他只对西蒙诺夫(9)和特瓦尔多夫斯基(10)感兴趣，因为他想弄清荣誉的生成机制。我更情愿这封信和这两份手稿是被爱好者拿走了，它们并未丢失。不过，在这些损失之后，我不再把任何东西放在家里，——而我又没有家！我又开始苦思冥想，东西放在哪儿安全，放在哪儿会丢……

无论如何，我或许能损失不大地走到终点，可终点还未出现在视野里。只有一种保存方式，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得不放弃，即背诵，在一九五六年之前，我还能背诵一切，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为了不忘记，需要每天重复某些片断，在我还信赖自己的活力时，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如今，年岁已高……我在结尾处要谈的这个故事，其主人公已不再是我自己。

我要谈的这位女性如今还健在，因此我不点出她的姓名(11)。一九三七年，报上每天都会出现批判她那位高官丈夫的文章。他等着被捕，整日坐在家中，不敢出门，因为房子周围全是密探。他在夜里撰写那封致苏共中央的信，她则在夜间把那封信一段一段地背诵下来。他被枪毙了，而她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辗转熬过整整二十年。回到家后，她把丈夫的信抄写下来，送到它该去的地方，那封信从此杳无音讯，我希望它终有一天能见天日(12)……我们这种偷偷在夜间背诵死去丈夫话语的女人，究竟有多少位呢？

再来谈谈声音……谢尔盖·伊格纳季耶维奇·贝尔恩施泰因的录音资料被销毁了，他也被赶出祖博夫研究所，罪名是形式主义。他的资料中就有古米廖夫和曼德施塔姆的录音。这事发生在那一时期，当时连死者的骨灰都要被随风抛撒掉。与文稿一同，我还保留下很少几张照片，保留的方式也与保留手稿一样，但录音我却无力保存。我清楚地记得奥·曼的朗诵和他的声音，可他的声音却无法复制，只能响彻我的耳畔。如果人们能听到他的声音，或许就能对他称之为“内行的演出”或“音乐指挥”的东西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记音符号只能显示出停顿、音高、音低等最简单的发声特点，元音和陪音的长度以及音色却无法体现。然而，又有哪种记忆能记住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那个嗓声的所有运动呢！

不过，声音也会留存在诗句自身的结构中，如今，当聋哑和失语的时代行将结束，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捕捉奥·曼诗句的声响，谛听其中的调性，并不由自主地重复作者的声调。没有任何东西能被随风抛撒掉。

幸运的是，这些诗作尚未被演员、播音员和中学老师所掌握。有一次，我听到“自由”广播电台(13)一位女播音员的蛮横朗诵。她读的是《我为军人的肩章干杯》。这首可爱的讽刺短诗一直是我们用来针对各种各样的尼库林(14)及其亲信的，可如今却被这位外国女播音员读得“声情并茂”，嗓音蛮横，她是在模仿我们的播音员，于是，我怀着厌恶和悲哀关掉了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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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格勒的一家出版社，1922年迁往柏林。

(2) 邓尼金（1872—1947），俄国内战时的白军将领。

(3) 即曼德施塔姆夫妇的老朋友库津。

(4) 艾亨鲍姆（1886—1959），文艺学家。

(5) 特尼亚诺夫（1895—1943），文艺学家。

(6) 希腊神话中的女巫，善于诱人上钩。

(7) 瓦吉诺夫（1900—1934），诗人。

(8) 即符谢沃洛德·巴格里茨基（1922—1942），诗人，埃杜阿尔德·巴格里茨基之子。

(9) 西蒙诺夫（1915—1979），作家、诗人。

(10) 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诗人，曾任《新世界》杂志主编。

(11) 即布哈林的夫人安娜·拉林娜（1914—1996），她的回忆录于1988年面世，中译题为《血泪难忘》，舒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

(12) 此信题为《致未来一代中央领导》，后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开发表。

(13) 俄国侨民在慕尼黑开办的一家广播电台。

(14) 尼库林（1891—1967），作家。

旧与新

我们自沃罗涅日回来后不久，瓦连金·卡塔耶夫有一日驾车领我们逛莫斯科，他开的是一辆从美国运过来的新车。他用温情的目光看着奥·曼，说道：“我知道您缺什么，是强制居住……”晚上，我们坐在一幢新的作家公寓(1)里，这幢公寓的大堂装饰着华丽的大理石，对于那些尚未淡忘革命和内战之灾难的作家们而言，这样的装潢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在卡塔耶夫的新住宅里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妻子，新的孩子，新的钱财，新的家具。“我喜欢现代派。”卡塔耶夫眯缝着眼睛说。而住在他楼下一层的费定，则喜欢成套的红木家具。钱让作家们发了疯，因为这些新到手的钱他们还不知该如何使用。搬进这幢楼后，卡塔耶夫爬了三层楼，去看什克洛夫斯基如何安置新家。作家们所居住的楼层表明他们的职位高低。比如，维什涅夫斯基坚持要住爱伦堡出国后空出的那套房子，他认为，以他在作家协会的地位而言他并不合适住顶层。正式的理由是：维什涅夫斯基有恐高症。在什克洛夫斯基的屋子里转了一圈，卡塔耶夫惊讶地问道：“您的西服放哪儿呢？”什克洛夫斯基的妻子是旧的，几个孩子是旧的，裤子也只有一条，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两条。不过，他已经为自己订购了他毕生的第一套西服……要知道，穿得破破烂烂出门已不合适，前往编辑部或电影委员会时必须有模有样。二十年代共青团员们常穿的外套和短衫已完全不再流行，“一切都该和从前一个样……”在战争结束时，还曾许诺要给那些着装得体的大学教师们发奖……

卡塔耶夫款待我们的，是在莫斯科新出现的西班牙葡萄酒以及在革命后首次开始出售的新的橙子。一切“都和从前一个样”，甚至是橙子！但是，我们的父母却没有电冰箱，他们把食物放在屋里的冰柜中，每天早晨，他们都要搬几个冰块回来放进冰柜。卡塔耶夫则从美国运回了作家们的第一台电冰箱，于是，葡萄酒里漂浮着冰块，它们构成了技术和舒适生活的最新象征。尼库林带着年轻的妻子赶来了，他妻子刚刚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卡塔耶夫感叹道，这样的浪荡哥儿居然也会有孩子。我则想起尼库林的一句旧名言：“我们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只需要钱……”这句话如今已不再让我感到可笑。尼库林喝着西班牙的酒，说着西班牙的事。他刚刚前去看了西班牙的革命。

在我们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作家们尚未成为特权阶层，而如今他们已站稳脚跟，开始思考如何捍卫他们的特权。卡塔耶夫把他的计划告诉给我们：“现在应该写点瓦尔特·司各特那样的东西了……”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活儿，这既需要勤奋也需要天赋。

这幢大理石门洞新楼里的住户们比我们更能理解一九三七年的意义，因为他们同时看到了过程的两个侧面。所发生的事情有些像最后的审判，即魔鬼践踏一些人，同时给另一些人唱赞歌。喝到天堂琼浆的人自然不愿去地狱。再说，又有谁愿意去那里呢？……因此，他们在家庭聚会和朋友聚会中作出的决定就是去适应一九三七年。“瓦利亚是个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卡塔耶夫的新妻子埃斯特尔说道，她出嫁前在父母家中体味过被逐者的生活处境。卡塔耶夫自己也接受早年的经验，早就开始不断地重申：“我可不想遇到不快……千万别惹领导生气……”

“现在谁还记得曼德施塔姆呢？”卡塔耶夫伤心地说，“只有我和任尼亚·彼得罗夫(2)会在与年轻人的交谈中提起他，仅此而已……”奥·曼并不因此而生气，再说这也的确是实情，只有下面这件事情未必真实，即卡塔耶夫兄弟俩敢于在与外人的交谈中提及奥·曼的名字。一个新的莫斯科建成了，它步入人间，创下第一批记录，开立第一批银行账户，它在购买家具，写作小说……一切人都是潜在的被提拔者，因为每天都有人被逐出生活，他的位置会被另一个人取而代之。当然，每个人也随时都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但他们白天并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夜间已经受够了此类恐惧。被逐者会立即被淡忘，而他们的妻子，如若有幸获得与人合住的机会，便会吃所有遂顺邻家的闭门羹。不过，被逐者的妻子已越来越少，因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行动不仅仅是连根放倒，而且还要斩草除根。

奥·曼对卡塔耶夫态度很好，他常常这样谈到卡塔耶夫：“他身上有一种地道的强盗派头。”我们是一九二二年在哈尔科夫与卡塔耶夫初次相识的。他当时是个流浪汉，一双聪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曾身陷一大堆麻烦，不过已经成功摆脱出来。他从哈尔科夫来到莫斯科，目的是征服莫斯科。他带着一摞笑话来莫斯科见我们，这些故事是梅尔尼科夫胡同的民间文学，梅尔尼科夫胡同是敖德萨人最早的波希米亚街区。我们后来在《十二把椅子》(3)中读到其中的许多笑话，瓦连金把这些故事送给了他弟弟，后者从敖德萨来到莫斯科，原想找一份刑事侦查方面的工作，却遵从哥哥的建议当了一名作家。

到二十年代末，与第一批成就一同，我青年时代阅读过的所有散文作家，除特尼亚诺夫和左琴科外，全都体现出了某种低俗、密实的小说文体……在卡塔耶夫处，由于他的天赋和虚无主义，这一变形显得尤为突出。正是在三十年代，我们曾与卡塔耶夫一同乘坐出租车。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因为我们大多住在列宁格勒或克里米亚。久别后的重逢是最显友情的，卡塔耶夫甚至自告奋勇要送我们去一个地方。他坐在车里的折叠椅上，滔滔不绝，他的那些话我还从未听到过。他责怪奥·曼的书篇幅太小、印数太少：“等您死了，还怎么编全集呢？能有几个印张呢？甚至没东西可编的！不，一个作家应该有它个十二卷，要切边烫金！……”卡塔耶夫的“新”回归到了“旧”：他所写的一切都像是《尼瓦》(4)的副刊；妻子负责“出门购物”，他自己则是养活全家的暴君，如果厨娘煎煳肉排，他会暴跳如雷。他童年时忍受过极度的恐惧和饥饿，因此更渴望稳定和安宁，即金钱、姑娘和领导的信任。我很久都无法明白，何处是他的玩笑之终点，何处又是他的丑陋之起点。“他们全都一个样，”奥·曼说，“只不过这个人更聪明。”

就在那次乘坐出租车时，卡塔耶夫曾说不用去寻求真理：“真理用希腊语来说就是幻想……”

战时被疏散期间，我在塔什干遇见兴致勃勃的卡塔耶夫。走近阿拉尔斯克(5)，他看见一匹骆驼，便立刻想到曼德施塔姆：“瞧它挺着脑袋，完全像是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这个场景让卡塔耶夫回忆起他的年轻时代，他于是写起诗来。这正是卡塔耶夫与其他作家的区别之所在，其他作家均无任何不合常理的联想。比如说，骆驼或诗与费定又有什么相干呢？在那些被选定过遂顺生活的作家当中，或许只有卡塔耶夫一人还保持着对诗的爱好，还没有丧失文学感觉。正因为如此，奥·曼才会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与他一同乘车游览莫斯科，一同喝西班牙葡萄酒。在把我们送到前厅的时候，卡塔耶夫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他们或许会让你们安定下来了……是时候了……”

在恢复名誉时期，卡塔耶夫一直张罗在《青春》杂志上发表奥·曼的诗作，即便这样他还是不敢惹领导生气。但是要知道，其他人甚至连这个头也不敢出。

如果卡塔耶夫没有必要非得去“写点瓦尔特·司各特那样的东西”，他又会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机智而又敏锐，他属于当代泛滥文学中最有修养的那一群作家。

在那个夏天，我们的确很接近“安定”。关于未来生活的计划已经拟定：最好换一处住宅，以免住在没有电梯的五层楼上……换房的事情也不用着急，待斯塔夫斯基先履行诺言，让科斯兑列夫搬出去……是否还值得搞翻译？就这个对我们大家而言相当迫切的问题，奥·曼与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有过一场激烈争论。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说，一开始奥·曼绝对应该做，“如果您不愿干，就让娜佳来翻……”奥·曼却强调他干不了这种活计，如果“娜佳搞翻译”，那他自己就没地方可坐了。国家出版社的主编卢波尔出面解决了这次争执。他说，只要他还在当主编，曼德施塔姆就连一行外文的翻译活儿也别想得到，也别想获得任何其他工作。卢波尔不久便遭逮捕并死去，另一个人接替他的位置，但事情并无任何变化：人来人往，但“原则立场”，依然有效，它们比人更稳固。“原则立场”，这就是一堵墙，它直到今天仍无法被凿穿。

卢波尔的回答并未使我们醒悟过来，我们一如既往地指望一切都能安排妥当。纳尔布特已经不在了。马尔古里斯已经不在了。克雷奇科夫已经不在了。很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奥·曼念叨着古米廖夫的诗句：“痛苦，痛苦，恐惧，网罗和陷坑。”(6)可是后来他会再次感到生活的欢欣，并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你有什么可埋怨的呢？”他常说，“只要能活就活着呗，会有出头之日的……不可能老是这个样子！”“不可能老是这个样子！”这句话在很多年间始终是我们的乐观主义之唯一源泉。列夫·托尔斯泰早就知道这一点，听到别祖霍夫说出这句话，他轻蔑地说道，“他们”总是这样自我安慰。

“附加的一天”持续了一周多一点。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在阅读《圣经》时发现，“痛苦，痛苦，恐惧，网罗和陷坑”原来是对先知以赛亚这句话逐字逐句的引用：“地上的居民哪，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第七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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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莫斯利拉夫鲁申斯基胡同17号。

(2) 彼得罗夫（1903—1942），作家，卡塔耶夫的弟弟。

(3) 苏联文学中的讽刺名作，写于1927年，系由彼得罗夫与伊里夫合作，中译见：《十二把椅子》，张佩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4) 1869—1918年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通俗插图周刊。

(5) 哈萨克斯坦城市。

(6) 此句出自古米廖夫的《星星的恐惧》（1921）一诗。

(7) 实为《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第十七节。

警察维纳斯

“难道消防队员还会死吗？”奥·曼的侄女塔吉卡曾这样问他。“难道富人还会死吗？”奥·曼在沃罗涅日曾这样套用他侄女的话，他当时设想，钱财和遂顺毕竟有助于长寿。“难道还要在莫斯科办落户手续吗？”当我提醒他该考虑落户手续问题时，他这样问道。科斯兑列夫一两天后回来了，奥·曼认为此事不能再拖。他前去房管处，可马上就跑了回来。“把你的护照给我！”他说。“干吗要我的护照？”原来，在我五月份去了沃罗涅日之后，科斯兑列夫已经把事情搞定，为我们的重逢做好了准备：他注销了我的户口。在此之前，我还算是莫斯科居民，去沃罗涅日只是“暂住”。房管处甚至不知道我在沃罗涅日换了护照。我做得很顺手……科斯兑列夫自己也已将暂住许可转为长期居住许可。为了获得“长期”许可，他需要住够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他善于走在时间的前面。房管员说：“上级指示我们要对科斯兑列夫特事特办……”我们的住房是合住性质的，但我们为这套住宅付了很多钱。依据法律我们是所有者，未经我们同意任何人都无法登记户口。正是这些合住屋后来出了麻烦，被逐者们的家人试图占住房子，不让新住户迁入，于是开始制定一项法令，旨在剥夺合住房所有者的一切权利。这项法令尚未颁布，只听到有最高层人士不时谈起，它似乎直到一九三八年底才付诸实施，但是在我们这里，甚至连从未颁布的法令也具有追溯效力。再说，法律在这里又有个屁用！科斯兑列夫成功地登记了户口，这就说明有人在帮他侵占我们的住房，这是一个糟糕的先兆，可奥·曼不知为何却一点也不生气。他成了一个苏联版的宿命论者：“他们要是愿意，什么都能搞定，他们要是不愿意，你也毫无办法！”他的宿命论也影响到我，他当时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如果放我回莫斯科，你就也能回去。他们不会让你一个人回去的……”在奥·曼去世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们还一直让我住在莫斯科，尽管他们似乎始终不放他回来，如果不算他们让他瞧上一眼的那道细缝，这道细缝就是那份名叫《莫斯科》的刊物(1)。

科斯兑列夫只是一个细节，是一个复杂装置上的一颗螺丝钉。这是一个没有容貌的人，一个你在街道或公交车上无法辨识的人，可他的面孔却会在许多张面孔中显现出来。这样的人在任何一种历史环境中都只能去当密探，可我们的时代却有利于这类人，于是，科斯兑列夫便能成为一名作家，还能同时成为一名将军。在奥·曼的屋子里住下来之后，他就不停地在打字机上敲打他那些远东题材的短篇小说，并在同一台打字机上抄录奥·曼的诗作。一次，在抄录《圆海湾》一诗时，他对我说道：“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喜欢克里米亚，仅仅是因为他没到过远东。”在他看来，每一位作家都必须去一趟远东。此时，运送囚犯的闷罐车已开始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二道河”，科雷马已开始为人所知，这我们都很清楚。一个能遭到科斯兑列夫这样一位要员出面监视的人自然有很多机会前往远东，不过这里谈的还不是科雷马，而只是莫斯科的户口。

区警察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拒绝了我们的登记申请。他们对我们说，还可以再去位于彼得罗夫卡胡同的中心警察局申诉。“如果被拒绝，”奥·曼说，“我们就回沃罗涅日。”我们甚至给我们先前在沃罗涅日的女房东打去电话，要她为我们保留房间，以防万一。在彼得罗夫卡我们再次被拒绝，我们得到的奥·曼不能留在莫斯科的理由是：有前科。不能将“前科”与法院判决的剥夺权利混为一谈，“前科”纯粹是一个苏联概念，如今，如果刑期不超过五年，似乎已不再涉及这一概念。前科就是一个烙印，终生背负着它的不仅是被判刑的人，而且还有他们的家属。我数十次在填表时回答这样的问题，即我或我的近亲有无犯罪前科。为了掩盖亲人的“前科”，人们便会为自己杜撰出一份虚假的履历。在那些侥幸得以保全的家庭，当孩子中学毕业时，是否对他们谈起他们死去的父亲，这成了家庭讨论中最基本的话题之一。数年间，我并未背负奥·曼前科的烙印，却始终背负着一个文学烙印。

在彼得罗夫卡胡同我们首次得知，前科会导致什么后果。“你们打算去哪儿？”那位出面拒绝奥·曼申请的民警问道，他需要在“卷宗”里注明我们去了哪儿。“回沃罗涅日。”奥·曼回答。“那就回吧，”民警说道，但他立刻又添了一句，“不过那里也不会给你们登记的。”原来，根据“十二城之外”的判决，有十二座城市不对奥·曼开放，但三年过后，他竟然失去了七十多座城市的居住权，而且是终生失去。

“我当时如果留在沃罗涅日会怎么样呢？”奥·曼问道。民警解释说，“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考虑不周的地方”，因此奥·曼可能被他们遗忘，但只是暂时的，之后他迟早会被赶出那座禁止他居住的城市。此话如今已不再令我们感到吃惊，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看到，户口是一个高高的障碍，只有最好的赛马方能跳过去。除了那些被邀请去工作的人，无人能在任何一座城市里登记户口，登记户口时需出示护照，但有各行各业的很多人都因故失去了护照。这些人根本无法挪动一步。我们中的许多人直到如今还不明白，护照在我们国家也是一种真正的特权。但在一九三七年它还是一件新玩意儿，奥·曼曾严肃地说道：“这是一种进步。”

“你再试试单独去申请一次，”回到家后，奥·曼这样对我说，“要知道，你又没有任何前科……”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试图将我的命运和他的命运分离开来。我也决定去碰碰运气，这同样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想保住我们的住房。

大厅里的小桌子后面坐着城里的警察头子们。“有前科。”一位民警说。“我又没有前科。”我火了。“怎么没有呢？”那警察感到惊讶，在纸堆里乱翻。“瞧，奥西普，前科……”“奥西普，这是个男人名字，”我坚持道，“而我是个女人，娜杰日达……”民警承认我的话是对的。“的确，”他说道，可他马上就发起火来，“他是男人又怎么啦？他是您什么人？他是您丈夫吗？”

民警站起身来，用拳头捶着桌子：“您知道什么是五十八条吗？”他还喊了些什么，可我已除失措地跑开了，尽管我清楚地知道他的怒火是装出来的，他对我的拒绝不过是在照章办事，他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回答我的请求。我们所有人都始终在照章办事，如果有人违拗我们，我们就会突然提高嗓门。有些人很走运，他们履行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章，诸如拒绝出具医学证明、取缔某位大学生的奖学金或把一名高校毕业生送到他不该去的地方。另一些人则奉上级之命用拳头死命揍人、取消某些人的户口以及抓人。问题仅取决于执行命令者的职业。如果只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民警在冲我喊叫，我并不会感到害怕，然而，是国家在借这个民警的嘴巴说话，从此以后，只要一走进警察局我就浑身发颤，而且，我们的麻烦事一直持续不断，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被视为一名全权女公民。我从曼德施塔姆那里继承的是无家可归，四处飘零。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忘了将我斩草除根。

曼德施塔姆在街上等我。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只能去回忆古米廖夫对一首题为《警察维纳斯》的诗所作的讽拟：“人要出生，人也要死去，警察却永远不可少……”然后，我们回了家，这个家已不再是我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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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斯科》杂志1964年第8期在曼德施塔姆死后首次刊发了他的一组诗。

偶然性

我俩的命运不愿被分离，但正因为我俩的命运没有分离，才使我的世俗命运与曼德施塔姆的世俗命运分离开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我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相处，自然会比住在作家楼或莫斯科时更少地想到他。当然，我在每个地方都会遭到相关机构的调查和立案，但是我“归莫斯科管”，外省的告密未能害死我。仰仗把我赶出家门的科斯兑列夫，仰仗那位冲我大喊大叫的民警，我保住了性命。如果我留在富尔曼诺夫胡同，那些凯觎住处的作家们，或是那些纯粹为国家利益考虑的作家们，一准会向当权者告发我的。

是偶然性救了我。我们的命运常常受制于偶然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命运都是不祥的，会偶然地置人于死地。在检察院一连数小时排队汇钱或开证明时，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偶然性。一次，我看到一位妇人，她的儿子偶然被抓，因为她儿子与那位被捕时恰好不在家的邻居同姓。这妇人费尽周折，证明当初出示给她儿子的那份逮捕证上写的是邻居的名字和父称(1)。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得推倒横亘在她面前的一座座大山，但是她做到了。放人的命令已经下达，可就在此时她却得知她儿子已经死了。他十分偶然地死去了，那位邻居却偶然地活了下来，并从此销声匿迹。

此事发生在检察院，得知偶然被抓的儿子死了，那妇人号啕大哭。检察长走出办公室，冲那妇人高声喊叫，其刻意装出来的愤怒恰如那位冲我喊叫的民警。他的喊叫目的在于教育众人：如果连一个安静的环境都无法维持，他难道还能履行他所肩负的检察长职责吗？检察长的职责就在于开具证明，对此人说“刑期十年”，对彼人说“剥夺通信权十年”。死亡证明并不由此处出具，那位死了儿子的妇人看来性格十分执拗，她不明白既然她已揭开真相，她的儿子为什么还是回不来。死亡的消息通常是偶然得知的，或是隐约获悉的，什么叫作“剥夺通信权”，当时人们还不清楚。

那些正在排队的人聚集在喊叫的检察长和哭诉的妇人周围。他们并不同情哭诉的妇人。“这有什么好哭的，”一位同样也在寻找儿子、显得很有耐心的女人说道，“死人反正不能复活了……她只会碍我们的事。”闹事的妇人被带走，秩序得以恢复。对于机关，或先前所谓的办公场所，苏联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敬重。如果儿子死在家里，谁也不会对母亲的哭诉感到生气，但某种内在纪律却不允许大家在办公场合喧哗。我们大家全都具有惊人的自制力。我们善于在夜间被抄家、亲人被逮捕之后赶去上班，在单位面带一如既往的微笑。我们必须微笑。左右我们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是对自己亲朋好友的担忧，以及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礼仪规则。在儿子第二次被捕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违反这一规则，她当着来抓廖瓦的那些人的面哭喊起来。总的说来，她表现很好，甚至博得苏尔科夫的赞赏：“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这些年来表现很好……”你怎么能不这样表现呢，如果你的家人做了人质……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不敢违反苏维埃礼仪的规则，这难道是一种偶然性吗？可是奥·曼就完全不遵从这些规则。他身上没有任何自制力。他嬉笑怒骂，大喊大叫，乱闯禁区，始终对发生的一切事情表示惊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我的自制和自律已有所弱化，我在写作这些回忆文字，尽管有人告诉我们，对那些年代的回忆要遵守行规。此类回忆录唯一允许的形式，即展示一个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依然是一名共产主义的忠诚建设者，他始终善于区分主次，“主”就是我们的目的，而“次”就是我们自己那遭受践踏和重创的生活。无人操心这个观点的真实性，不真实亦无妨……这个观点似乎是由那些在集中营里度过半生的人提出的，而那些将他们赶进苦役的人却在赞许地点头。我只有一次碰见这个观点的拥护者，我和他们之间原本横亘着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这次碰面纯属偶然。

“这个索尔仁尼琴是个什么人？你们老是在谈他。”我在火车车厢里的邻座这样问我，我当时从莫斯科去普斯科夫，有一大帮人兴高采烈地来送我，因为头天晚上我们得知，特瓦尔多夫斯基最终获得许可，将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2)。我看了一眼这位眉头紧锁的旅伴，马上就明白在我和他之间存在着某种连通管般的隐在关系。不过，区别也是有的：连通管两端的液体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便会上下起伏，而我和他的内心状态却永远不会处于同一水准，他的水位越高，我的水位便越低，反之亦然。

我对他谈了索尔仁尼琴，也听到了他的判决：不值得发表……“您读过短篇小说《真金》(3)吗？……没有它也行，不过它毕竟还有教育意义……”面对我的反驳，他说道：“应该明白，这就是历史必然性。”“为什么是必然性，”我又反驳道，“大家不都在说吗，这是偶然性，也就是斯大林的糟糕性格。”“您看起来像是有修养的人，可马克思的书却没有好好读。您难道忘了吗，偶然性就是未被意识到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即便没有斯大林，也会有另一个人把所有这些人赶进集中营……

我的旅伴身穿一件没有肩章的军装，他脸色浮肿蜡黄，就像那些终生坐在写字台后面、饱受失眠之折磨的人。他好像习惯坐扶手椅，把整个身躯探向交谈对象，他突然稍稍抬起两只胳膊，像是在寻找扶手作支撑。

在我的朋友们的谈话中，他还捕捉到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名字。“就是那位帕斯捷尔纳克吗？”对于帕斯捷尔纳克那本书引起的风波，他有着很职业的清晰看法：这纯属愚蠢的疏忽。“怎能允许这种事情呢……您想想都到了什么地步，他把书稿寄到了国外。太马虎了……”他并未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也不打算读”。“有谁会读他的书呢？我听过文学课，不得不学……在文学课上我也没听说过他……”我反驳说，他也没听说过丘特切夫和巴拉丁斯基。他掏出一个笔记本来：“您说什么来着？我来熟悉熟悉……”

关于他自己，他起先说他是医生，现已退休，从年龄上看他的退休似乎过早，他如今在帮助警察局做与少年犯相关的工作。“为什么不再从医了呢？”“没有办法。”医学成了遥远的过去，而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不知为何必须同时探听斯大林体制的拥护者和敌人的谈话。“那些敌人在什么地方能说出话来呢？”我问道，可他未作回答。退休后，他选择定居塔林，他“由于工作职责”曾常来此地，他分得一套三居室住房，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与他同住。“我从来没听说，只有三口人的医生之家能分到三居室。”我说道。“这不稀罕。”他简短地回答。

提到家庭，他像面对一位教师那样向我倒了一通他的苦水。他的两个大孩子事业很成功。他为自己安排这趟旅行，就是去看他们的，女儿嫁给州委书记，儿子也在州委工作。可这个在战后出生的小儿子却一事无成，好吃懒做，不想上学，想到工厂去工作。“既然他想去工作，哪里还是好吃懒做呢？”我问道。原来，小儿子不愿与父亲住在一起，他的同学向他揭了他父亲的老底。此外，他还对对母亲施加影响，弄得她也长了脾气。“这一切都是因为，两个大孩子在战争期间吃过苦，供给证根本不够用。小儿子却长在蜜罐里，有橙子吃，有巧克力吃。就这么着长大了。真不该生下他来……”他无法向我解释，到了共产主义时代该如何是好。那时的孩子们都不会吃苦，他们全都会无法无天吗？他儿子的同学们显然记住了这位由于工作职责来到塔林的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

我很清楚，我是在与“斯大林帝国的残渣余孽”交谈。儿子奋起反对自己的父亲，这是偶然性吗？父亲不愿重提往事，不愿回首他曾效劳过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偶然性吗？索尔仁尼琴的那个中篇就像一块试金石，根据每一位读者作出的反应，便能断定他的过去或他家庭的过去。过去尚未消失，尚未得到足够的反思。有太多的人曾参与过去的事情，直接或间接地，至少，他们对他们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以致我们如今也难以逐一直视他们的眼睛。这些“帝国的残渣余孽”如今在想什么，这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如今悄悄坐在那里，帮助警察局教育劳改犯。他们在期待他们那些改良型的同道再度到来，以便给陌生的、年轻的部族施洗祝福。

那些对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或紧闭双眼的人，如今也在竭力为过去正名。这些人通常会指责我的主观主义：您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可是要知道，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哪，比如建设事业、梅耶荷德的戏剧、切柳斯金号(4)等等，这还少吗……我可以补充说，还存在过天空和星星，但是，还是应该从所发生的事情中归纳出意义。我们经历过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深重危机，当时，一切伦理价值全都分崩离析，因为这些价值的基础仅仅是人的需求和愿望，或者干脆就是人对幸福的追求。然而，二十世纪却以小学课堂般的直观性向我们展示，恶具有巨大的自我毁灭力量。恶经过发展，必将走向荒谬和自我。不幸的是，我们也清楚，恶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会毁灭大地上的一切生灵，这一点需要牢记。但是，无论人们如何大声宣讲这些淳朴的真理，却总是只有那些自己不愿作恶的人才能听见。要知道，这一切都曾有过，周而复始，但每一次都会拥有新的力量和更大的规模。幸运的是，我已经看不到为我们准备好的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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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国人姓名由三部分组成，即名字、父称和姓氏。

(2) 应指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刊于《新世界》1962年第11期。

(3) 舍列斯特的短篇小说，描写一名共产党员在集中营里的表现，刊于《消息报》1962年11月5日，与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几乎同时面世。

(4) 切柳斯金号轮船1934年航行北极时遇险，被苏联飞行员救出。

电工

“还没到投降的时候，”奥·曼一早就说，然后前去作家协会找斯塔夫斯基，可后者却不见他，一个星期前他曾通过秘书捎话过来，说他无法接见奥·曼，因为他忙得要死。奥·曼又从作协奔向文学基金会，就在基金会的楼梯上，他的心绞痛发作了。人们叫来救护车，把奥·曼送到家，要他卧床休息。这正合奥·曼的意，因为他还指望能得到斯塔夫斯基的接见，并通过后者获得居住许可。他没有料到，所有这些作为我们与我们的主人之中介的斯塔夫斯基们全都会推卸责任，说他们太忙，连一分钟时间都拨不出来……就像苏尔科夫那样，当我于一九五九年最后一次被赶出莫斯科时，他解释说，他无论如何也抽不出一分钟来与同志们谈一谈我的事情。不过，这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危险，而在斯大林时代，事情则关乎生与死。

奥·曼躺在“比萨拉比亚马车”里，心情相当好，文学基金会的医生每天都来看他。十来天之后，他被送去见文学基金会的顾问拉祖莫娃教授，这是一位相貌聪颖的女士，她的办公室里挂有涅斯捷罗夫(1)的速写。让我们深感吃惊的是，她轻而易举地出具一张证明，证明奥·曼需要卧床休息，需要做全面体检。当然，她不必知晓奥·曼的法律地位，但在沃罗涅日和切尔登的颠沛流离之后，拉祖莫娃和文学基金会其他医生的态度仍令我们感觉惊讶，仿佛，知识分子及其对于流放犯人的态度又再度复现于俄国。

此时，奥·曼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疯狂念头，即设法欺骗命运，想尽一切办法留在莫斯科，这毕竟是我们尚有栖身之处、能够谋生的唯一城市。文学基金会出面帮他，派医生来关照他的健康，这也令他有些迷惑。此事该如何解释呢？也许，是某位工作人员同情奥·曼？也许，他们只是害怕往后会受到指责，如果他们目睹奥·曼心绞痛发作而不及时施救……两种情况都完全可能。但不管怎样，文学基金会在努力提供帮助，在我们的情形下这实属罕见，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平均主义，每个人都只能得到他理应得到的东西。

科斯兑列夫赶来了，他转了一圈，敲敲房门，便走了，临走前对我母亲说他要在莫斯科待上几天。他很快又回到房间，把对着我们房间的那扇门大敞着。当时，鲁达科夫从彼得堡前往克里米亚，途径莫斯科，也住在我们这里，我们三人都认定科斯兑列夫是在偷听，可他原来是在等一位客人，他并未把来客带进自己的房间，而是与他一起站在我们的屋里，我们则坐在屋里的橱柜后面。他与来客谈起电线问题。来客显然是一位电工，他建议更换电线，我们甚至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即科斯兑列夫也太把自己当主人了。“有点不对头。”奥·曼警觉起来，突然说道。我来不及制止他，我觉得他又产生了幻觉，因为他一下从橱柜后面冲出去，直接走到那位电工面前，说道：“没什么可装的，您直接说您需要什么吧，是冲我来的吧？”

“他在干什么呀？”我绝望地对鲁达科夫耳语道，坚信奥·曼是在说呓语。可是令我吃惊的是，那位电工却显得若无其事。两三句对话之后，他俩相互出示证件。那位一分钟前还装扮为电工的人，要奥·曼跟他一起去警察局。我心生一种恐惧夹杂着欣喜的感觉。我脑中顿时闪过两个念头：“他们要把他押上囚车了吗？”“谢天谢地，这不是幻觉……”

奥·曼被带往警察局。鲁达科夫也跟了去。但是，罪犯未能被押至警察局，因为他在半道上心脏病又再次发作。救护车被叫过来，奥·曼躺在一把扶手椅上被抬上楼，那椅子是在一楼的科雷切夫家找来的。医生抢救奥·曼的时候，那位电工密探一直坐在房间里。奥·曼缓过神来，便向这位奇怪来客出示了自己所有的医学证明。“请出示有三角印章的那一份。”密探说道，他拿上拉祖莫娃开具的那份证明，到科斯兑列夫那边去打电话。接到指示之后，他回到我们的房间，说了句“您先躺着吧”，就走了。

奥·曼躺了好几天。每天早晚，我们那位电工或是他的接替者都会赶来，他们全都身着便装。除他们之外，医生们也会赶过来。白天，奥·曼还能自寻开心：“我真够他们张罗的！”他断定，如果他没有及时看出这位电工是什么货色，那天夜里就会有人来抓他……夜里，他的心情就很糟糕了。一次，我半夜醒来，见他仰头伸手，靠床站在墙边。“你在干吗？”我问。他指了指敞开的窗户：“是时候了吧？……好吧……趁我们还在一起……”我回答：“我们再等等。”他没再争辩。我做得对吗？我原本能使他和我自己少遭多少罪啊……

早晨，我们应付了电工的来访，他许诺要派“他们的医生”，来。我们未等晚班特工到来，便离开家门。我们在亚洪托夫家过夜，竭尽所能地散散心。白天，我回到家里准备上路的东西，科斯兑列夫却跑去警察局，这一次，我被成功地带到警察局。“曼德施塔姆在哪里？”“走了。”“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他们令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莫斯科。由于自己的密探工作，科斯兑列夫得到奥·曼那个十六平米的房间。直到今天，他的遗孀和女儿还住在那儿。我很想让他女儿读到关于她父亲的这些文字，可这类父母的孩子通常并不读书，除非他们也进了卢比扬卡的“文学处”，“出于职责”而读书。在这种情况下，但愿这份手稿最好还是别落到他女儿的手中。

我们在亚洪托夫家待了三天，捧着各种莫斯科州地图看。我们选中了基姆雷。让我们心动的是，亚洪托夫家所在的马里纳小树林(2)离萨维洛沃车站很近，而且，基姆雷就坐落在伏尔加河畔。一座位于河畔的县城要胜过一座没有河流的县城。我们再未现身于富尔曼诺夫胡同的住宅。我们的两位兄弟，即亚历山大·埃米利耶维奇和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答应把东西送往车站。为了与我母亲告别，我们把她叫到一处街心花园。看到我妈妈，奥·曼站起身来，张开双臂迎向她。“您好，我的非法丈母娘。”他说道。我的妈妈叹息不已。

在六月的开端，我们离开了莫斯科。

事实上，警察局体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人道和宽容：他们允许一位非法滞留莫斯科的病人静养几天，然后又建议他离开。通常他们不会来上这样一番表演，病人也不敢在禁止他们居留的城市逗留。再说，警察局对我们的处理也完全合法，要知道，有前科在身的人士是不允许在大城市居住的。我失去了“与莫斯科的关系”，因为我跟随一个有前科的人去了外省。“国家也需要自卫。”纳尔布特有一次曾对我说。但问题在于，它在自卫的时候却创造出了过多的法律，目的在于将它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

还有一个问题，即奥·曼是否夸大了自己的病情，试图以此来欺骗国家。毫无疑问，是的。要知道，距离把奥·曼送往另一个世界，还有整整一年的漂泊以及八个月的监狱和集中营生活。在我们这里，只有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方才有权对非致命的疾病进行抱怨。政治犯则应当站着死去。奥·曼在还能站得住的时候却躺在床上，举止就像一个有用的人，国家在为他治病，精心地照料他。因此，他才夸大自己的病情，试图欺骗国家。为了防范这种不遵纪守法的公民，国家则不仅拥有法律上的自卫权，而且还拥有道德上的自卫权。

我们的国家照看着两亿公民，它不打算纵容那些不真心实意服务于它的人。国家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力量，它比我们更清楚我们需要什么。当人民大众全都走上我们的道路，他们就会明白，自由就是一种被意识到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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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涅斯捷罗夫（1862-1942），画家。

(2) 地名。

别墅客

“我们今年来别墅可真是早。”奥·曼说道，我们为躲避莫斯科警察局来到萨维洛沃，这个小村坐落在伏尔加河的高岸上，与基姆雷隔河相望。这里的林子很稀疏。车站前的市场上出售浆果、牛奶和面粉，量器只有一种，即杯子。我们常去车站广场上的一间茶馆，在那里看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名叫《残疾人回声》，这个名称让我们很是开心，因此我一辈子都记得。茶馆里点着一盏烟雾腾腾的煤油灯，我们在家里则点蜡烛，可奥·曼视力不好，无法在烛光下阅读。我们大家都在油灯下待得太久，我们的视力因此都不太好……再说，我们也几乎没有随身携带图书，因为我们没打算长住，只想像那些真正的别墅客一样待上一段时间。这是一处临时落脚点，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喘口气，打量一下局势。

萨维洛沃是一个只有两三条街道的小村。村里的房子看上去都很结实，用木头建成，带有旧式的窗框和大门。感觉这里离当时已被淹没的卡里亚津不远。时常有很好的木料从那边运过来，我们也想建一座自己的木屋。可是怎么建呢，如如果我们连过日子的钱都没有？萨维洛沃的居民在工厂工作，可他们却靠大河养活，他们在河上捕鱼，然后偷偷出售。河流在冬季也能为他们提供燃料，他们在夜间用钩杆子钩住从上游漂下来的木材。伏尔加河当时还是众人的养育者，可如今却被他们给收拾了，无法再养育我们……

我们选择留在萨维洛沃铁路线的最后一站萨维洛沃，而不去对岸那座破败的小城基姆雷，是怕去莫斯科时来回过河太麻烦。铁路似乎是将我们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条线索。“住在哪里都行，”格·梅克建议道，他本人经历过我们应该经历的一切，即集中营以及随之而来的“前科”，“但别离开铁路，只要能听见汽笛就成……”

那座禁止我们居住的城市像磁铁一般具有吸引力。我们只能住在离那些保密城市一百零五里开外，这些区域的所有铁路站点都住满了流放犯和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人。当地居民称这些人为“一百里人”，对于这些人中的女性，当地人的称谓十分准确，即“一百零五里女人”。这个单词会让他们想起母神(1)，想起一百零五里路。我把这个词说给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听，她把这个词写进了她的长诗。(2)不过，我不是在萨维洛沃听说这个词的，而是在斯特鲁尼诺，我在奥·曼被捕后住到那里，当地纺织厂的工人都这么称呼我，我在那家纺织厂里看守十二台粗纺机，我常与人把白班换成夜班（要知道，大家全都愿上白班），以便在白天去莫斯科送包裹，或是开具只有在莫斯科才能开具的各种证明。

在莫斯科的“一百里人”和“一百零五里女人”中间，被奥·曼在诗中称为“圣愚小镇”(3)的亚历山大罗夫非常出名，因为他们可以在扎果尔斯克换乘电气列车，在一天之内跑一趟莫斯科，弄到一点钱或是“跑跑路子”，晚上还能乘最后一班列车返回合法居住地，要知道，人们必须在他们的户籍所在地过夜。由于有电气列车，从亚历山大罗夫出发去一趟莫斯科，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而走其他线路则需要四小时或四个半小时。一九三七年，当二进宫逮捕行动广泛展开，聚集在特定地点的有前科的人便一下落入秘密警察机构之手，他们不是逐一被捕，而是很快便看到一座座城市被连锅端。这些措施是按计划进行的，以人数来衡量，因此，由于自己的忘我工作，因为完成了计划，契卡人员大约获得过不少奖赏。而那些荒芜下来的城镇又被如潮水般涌来的“一百里人”所充斥，他们也同样面临毁灭的厄运。有谁会相信，像亚历山大罗夫这样的城镇简直就是一个陷阱呢？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一场系统的毁灭行动，其对象是某些特定类型的人，亦即那些曾经遭到镇压的人。要知道，每个人都相信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只是一桩个案，都认为关于“妖魔之地”的说法全是寻常的闲谈。在莫斯科，已经有人事先向我们提到发生在亚历山大罗夫的惨剧，我们自然不信。我们没有去那里，只是因为奥·曼不愿前往那座“圣愚小镇”。“没有比这更糟的地方了。”他说。此外我们还获悉，亚历山大罗夫的房租贵得要命，很不规范。

在萨维洛沃，除我们之外再无一位别墅客，再无一位“一百里人”，如果不算几位刑事犯，这几位刑事犯也心怀恐惧，当局一般不会抓他们，但在人数不够的情况下也会抓他们，以免计划败露。我们在茶馆与一位刑事犯有过交谈，他十分详尽地对我们解释，萨维洛沃较之于亚历山大罗夫或科洛姆纳有诸多优势，比如：“如果这些人聚在一处，就会被一锅端掉……”他比那些天真的“五十八条犯人”更聪明，那些人中有许多旧时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坚信，一个人应为自己的罪行负个人责任，任何人都不应因为一次罪行而受到两次惩罚。他们并未犯下任何罪行，因此他们便一直在幻想能赢得公正：“要知道，事情不可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便被塞进那种名叫“黑色马露霞”或“黑乌鸦”的有篷卡车。

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间，我又看到一幕“一百里悲剧”，这是一场小悲剧，没有我们时代所热衷的剥皮、哭嚎、子弹和拷打等元素。我当时住在乌里扬诺夫斯克，我发现，该城的有“前科”人士按部就班地被逐一清除。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立即抓走，其余人被剥夺居住许可，便涌向一百里以外地区。在那里，最出名的城市是梅里克斯。我的一位友人也去了那里，他是一位小提琴家，曾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4)成员，入过党，年纪与奥·曼相仿，曾与勃留索夫的一位姐妹有过一段音乐渊源。他在一九三七年进了集中营，被关了八年或是十年，后于四十年代末来到乌里扬诺夫斯克。他高兴得发疯，以为一切不幸都已过去，我们大家多少次上过这样的当啊！小提琴家决定开始新生活，他娶妻结婚（他的前妻和孩子已经与他“划清界限”），妻子是我的同事，一位很好的女子，他也在音乐学校里找到一份工作。他们有了儿子，一个大脑门男孩，已经开始学拉小提琴了，幸福的父亲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位小提琴家。他对我说，最大的幸福就是以艺术为生，为艺术而生，他为此还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儿子已经三岁了，这时，父亲被叫到警察局，他们注销他的居住许可，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这座城市。我恰好在这一天去了他那儿，根据他们的脸色我立即明白了一切，于是便成为与他们共守秘密的人：此类事情总是需要保密，否则全家都会遭殃。

小提琴家当晚就去了梅里克斯。他在那里租到一个栖身之处，甚至还教过几堂提琴课和钢琴课。很快，那些涌向梅里克斯的集中营释放犯中就有人再度被捕。在小城市里，此类消息会立即传播开来，因为女房东会毫不迟疑地告诉女邻居，说她的房客昨天夜里被抓走了。这些逮捕行动表明，在梅里克斯已聚集起许多可疑分子，地方秘密警察机构已经接收到清洗全城的计划安排。大家都跑到警察局去注销居住许可，车站里挤满了难民。小提琴家也设法及时逃离了这座危险城市。自那之后直到斯大林死去，在两年多时间里，他在伏尔加河沿岸漂泊，一直走到塞兹兰，他到过所有的铁路支线，从一座城市流浪至另一座城市。在一些地方，他甚至连栖身之所都找不到，因为一切地方都被难民占据了，在另一些地方，他则得不到居住许可。有时他也能安顿下来，甚至能在地方音乐学校教上几节课，可他很快又获得消息，说此地也将开始逮捕行动，于是他又拔脚逃走。流浪期间，他时而路过乌里扬诺夫斯克，便在夜间去见妻子。白天，他可不敢在大街上露面或是去敲妻子的门，邻居们立马就会去告密的。他浑身颤抖，面容消瘦，咳嗽不止，带着他那把小提琴再度上路。在每一座新的城市里，一切又重新开始。他甚至去过一趟莫斯科，到艺术委员会投诉，那里的人还记得他，他抱怨说，音乐学校招聘那些从未接受过任何音乐教育的人，可他这位专业人士却找不到工作……他们答应帮帮他，可在他原本想安家落户的那座城市里又开始了逮捕行动，他只好逃走。他甚至无法得知，莫斯科的那些小官吏是否履行了他们的诺言。

斯大林死后，他作为一名残疾人获准返回乌里扬诺夫斯克，与妻子团聚。他死在家中，可他却未能教会儿子拉小提琴。他甚至不敢接近儿子，因为担心把肺结核病传染给儿子，他是流浪期间染上肺结核的，他在一个又一个县城漂泊，目的就是保住性命。

小提琴家万事如意，因为妻子一直居有其所，也未丢掉工作，因为她善于隐瞒自己的婚姻情况，再说，他们结婚时也没去登记，小提琴家的经验就在于他总能及时地感觉到危险，甚至能感觉到民族属性，当时刚刚开始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小提琴给了他一个饭碗，正是这个饭碗构成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说，音乐家比其他职业的人士受苦要少。不过，他能活下来，还是仰仗他那不屈不挠的力量。许多处在他那种处境的人，就会留在梅里克斯等着被捕：“你怎能逃出‘他们’的手心呢！”而他千方百计地活下来，也只是为了最终死在家里。要知道，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看着这位成功的小提琴家，我一直在想，如果奥·曼能活下来，从集中营归家，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能够预知命运之所有可能的版本，我们或许不会放过那个正常死亡的最后机会，即莫斯科城富尔曼诺夫胡同作家公寓五层楼上我们家里那扇敞开的窗户。

沃罗涅日是个奇迹，是奇迹把我们送往那里，而奇迹是不会反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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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斯拉夫人古代信仰中主农业、收获和健康的保护神。

(2) 见于阿赫马托娃的长诗《没有主人公的长诗》。

(3) 见曼德施塔姆的《不相信复活的奇迹》（1916）一诗。

(4) 成立于1923年，1932年被解散。

狼饱肚子靠腿勤

小时候，在阅读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书籍时，我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能否在大恐怖中保全自己。如今我确信，这是不可能的。沾染了这种空气的每个人都终将死去，即便那些偶然保住性命的人。死人固然成了死人，可其他所有人，如刽子手、思想家、帮凶、吹鼓手、视而不见者和推卸责任者，甚至那些在夜间咬牙切齿的人，也全都是大恐怖的牺牲品。由于遭受打击的方式不同，每一阶层均患上了不同的恐怖病，至今也未痊愈，无法过正常的公民生活。这疾病还会传代，子辈要为父辈偿还债务，或许直到孙辈方能康复，或更确切地说，他们的疾病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有哪位无耻之徒敢于断言，说我们这里并无迷惘的一代？这是闻所未闻的谎言，这也同样是大恐怖的后果。要知道在我们这里，一代又一代人相继死去，但这一过程却与西方完全不同。要知道，大家都在工作，为自己的地位而奋斗，希望保全自己，竭力只考虑眼前的事情。在这样的时代，眼前的事情就是真正的毒品。人们希望这样的事情越多越好。应该沉浸到这些事情中去，如此一来，岁月便会更快地飞驰，记忆中只会留下淡淡的涟漪。在我这一代人中，只有个别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记忆。在奥·曼那一代人中，大家全都染上了少年僵化症。

这一切都确凿无疑，但尽管如此，我仍始终惊讶于我们的坚忍不拔。斯大林死后，我的兄弟任尼亚曾对我说：“我们还不明白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此话没错。前不久，我坐过一趟满是乘客的公共汽车，一位老太太挤着我，把她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我的一只胳膊上。“压着你了吧？”她突然问道。“没什么，”我答道，“反正我们都是能扛的人。”“能扛的人？”老太太又问了一遍，突然笑起来，“没错，大家都挺能扛……”“没错，没错。”另一个人说道，也笑起来。所有乘客一时都在重复：“我们都挺能扛。”但就在此时车到站了，众人走向出口，忙起“眼下的事情”来，也就是说，开始推搡身边的人。清醒的状态一闪而过，不过要知道我们的确能扛，否则我们便不可能熬过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在被称作“叶若夫时期”的那段时间里，逮捕行动如同波浪，有潮涨也有潮落，有时或许是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为患，再也腾不出地方来关人，可是尚处于自由状态的我们却以为风头最紧的时候已经过去，一切都快到头了。每一桩案件之后，人们都会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此话的意思就是：谢天谢地，我的命好像是保住了……可是之后，新的波涛又会掀起，这些人还得拿起笔来写那些诅咒“人民公敌”的文章。关于那些已经被枪毙的人，这些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其目的就是让自己随后不被枪毙……“斯大林不必去砍脑袋，”奥·曼常说，“那些脑袋像蒲公英一样会自动飞出去……”他第一次说这句话，好像是在读了柯秀尔(1)的一篇文章之后，奥·曼得知，尽管柯秀尔写下那些文章，却仍然被抓了起来。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们成了“别墅客”，“夏天总要轻松一些”，就像奥·曼常说的那样。我们常去莫斯科，有时甚至到熟人的别墅去做客。我们到过帕斯捷尔纳克位于佩列捷尔金诺的家。他说了一句：“济娜(2)好像在烤饼。”然后就下楼给妻子做工作去了，回来时却满面愁容，因为济娜不愿见我们……数年之后，我从塔什干回来，给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打电话，济娜在电话里对我说：“请您千万别到佩列捷尔金诺来……”此后，我再也没有给他家打过电话，而他有时会在拉夫鲁申斯基胡同的公寓旁遇见我，就顺路来看看我，当时我在瓦西里萨·什克洛夫斯卡娅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唯一一位在获悉奥·曼死讯之后赶来看我的人。

在我和奥·曼最后一次到佩列捷尔金诺去看他的那一天，他送我们去车站，我们在月台上谈了很久，放过一趟又一趟列车。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仍旧在念叨斯大林，抱怨他无法写诗，因为他当时未能通过电话谋得与斯大林见面。奥·曼加以善意的嘲笑，我却感到很吃惊。战后，帕斯捷尔纳克似乎不再念叨斯大林了，至少在与我的交谈中他已不再提及斯大林。那部长篇小说他构思很早，因为早在战前，帕斯捷尔纳克每次见面都要谈到他正在写一部“关于我们大家”的小说……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小说的主题发生了变化，这在小说中也能看出。时代就是这样，人们东奔西走，也不知真理究竟在哪一边。

什克洛夫斯基当时就明白一切，但他希望逮捕行动仅仅局限于“他们自家人”。他也是这样划界的，当科尔佐夫(3)被抓，他曾说这与我们无关，但如果被抓的人纯属知识分子，他也会感到很痛心。他想保全自己，以便成为一位“见证人”，可是当那个时代结束，我们所有人均已衰老，均已丧失了成为“见证人”的能力，也就是说，均已丧失对事物的理解力和敏锐的视力。什克洛夫斯基亦如此。

廖瓦·布鲁尼(4)把钱塞进奥·曼的衣袋，说道：“有谁需要这该死的体制呢！”玛丽埃塔(5)有意装出一副对逮捕行动一无所知的模样：“谁被捕了呀？为什么呢？破获了一个阴谋集团，抓了五个人，知识分子又在大喊大叫……”她女儿就冲着她的耳朵大声喊叫，提起特列季亚科夫一家，可玛丽埃塔却什么也不听，用怡然的耳聋来保全自己。阿达里斯不敢留我们过夜，这也很自然，可她立即又表演了一出喜剧：“你们干吗不回自己的家呢？我和你们一起去，如果警察来了，我就跟他们解释……我敢担保。”惊慌失措的人们来回奔走，每个人都言不由衷，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保全自己。体验恐惧，这便是最可怕的刑罚之一，在这样的体验之后，人们再也难以康复。

我如今认为当时给钱的不是苏尔科夫。——作者1977年补注

拉胡季竭尽所能地为奥·曼想办法，他甚至派奥·曼代表作协去运河工地采风，央求奥·曼写一首建设题材的诗作。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赞同下，我将此诗扔进了火炉。再说，奥·曼描写运河的诗作也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满意，因为他只能挤出几行写景的句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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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秀尔（1889—1939），1917年十月革命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政委，乌克兰共产党组织者之一，1930年起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大恐怖期间被镇压。

(2) 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

(3) 科尔佐夫（1898—1942），记者。

(4) 列夫·布鲁尼（1894—1948），画家。

(5) 即莎吉娘。

晚会和奶牛

我们也同样在寻求保命。人们始终在寻求保命。自焚者是一种东方现象，而我们毕竟是欧洲人，不愿自己跳进火堆。我们有两种保命计划，一种属于我，另一种属于奥·曼。这两种计划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绝对难以实现。

我的计划叫作“母牛”。在我们国家，养家糊口的一切手段均已被国有化，也就是说，均被国家所掌控，对于个人生活而言只有两个应急办法，即受穷和奶牛。我们一直在受穷，穷得让人难以忍受。人们对穷人总是尽量躲避，无人愿意给出施舍，再说，私有财产也成了国家的施舍和恩赐……曾几何时，俄国人会怜悯“不幸的”被捕者和苦役犯，知识分子也将声援政治流放犯视为自己的义务，而如今，这一切都随“抽象人道主义”一同销声匿迹了。到最后，人们对我们充满恐惧，我们不仅是穷人，而且还是瘟疫感染者。所有人都彼此恐惧，要知道，就连那种生活最为遂顺的人，那种刚刚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抨击“人民公敌”文章的人，也会在半夜被人敲门。一次逮捕行动之后会出现一连串的逮捕，接着被捕的会是被捕者的亲朋好友，会是他电话本上写有其电话号码的那些人，会是他去年与其一起过年的那些人，会是某位曾答应见他、后却出于恐惧而没来赴约的人……人们恐惧每一次见面和每一次交谈，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染上瘟疫的人，他们更是避之不及。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身染瘟疫。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躲进一个角落，不见任何人，正因为如此，我才幻想能有一头奶牛。这就是民间文学中那头“最后的小奶牛”，农夫抓住它的角，把它牵到市场上去出售。由于我们的经济之特征，在很多年间，一头奶牛就可以养活一家人。数百万家庭挤在低矮的房子里，人们就靠一小块能种些土豆、黄瓜、白菜、甜菜、胡萝卜和洋葱的小园子生活，再就是一头奶牛。一部分奶要拿去换回草料，但毕竟能留下一些奶来，给清汤加点颜色。一头奶牛就能让人们独立起来，他们于是便可以满不在乎地只为面包而操劳了。国家直到今天还不清楚，它该如何处置这种哞哞叫、能产奶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如果向人们提供饲养奶牛的草料，他们就会游手好闲，在集体农庄里只干最轻的活儿；如果牵走奶牛，人们则会饿死……于是，奶牛时而禁养，时而又让养……但是渐渐地，奶牛还是越来越少，因为农妇们已无力维持她们这种长角的营养宝库……

奶牛或许能救我们一命，我也坚信我能学会挤奶。有一头奶牛，我们便能隐姓埋名，消失在人群中，再也不用走出家门，可以整日躲在屋里……可是，一间牛棚和一头奶牛需要大笔投资，我直到今天也无力支付。在萨维洛沃时曾有妇女来找我们，要以最低的价钱把木料卖给我们，可我们只能望梅止渴，想象一下这些像蛋黄一样黄灿灿的结实木料是多么适宜建房。为了消失在人群中，则必须生来就是民众，拥有一间漏雨的破牛棚和一块栅栏歪歪倒倒的园子，这些都是一位被饿死的农妇留下的遗产。或许，在资本主义国家会有一些傻瓜，他们会向一位被流放的诗人提供一间农屋和一头奶牛，但在我们这里却不可能。向流放犯提供帮助，为他募捐钱财，这都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这样做的人，自己很快也会被送进集中营。

奥·曼对于奶牛计划态度冷淡，我们没钱实施这一计划，再说，他也不喜欢这个主意：“这些主意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他的计划与我的计划截然相反，他想自人群脱颖而出。他不知为何觉得，如果他能够在作协举办一场“创作晚会”，他们就一定会向他提供一些工作机会。他始终有一种幻想，认为诗歌能够征服、说服一些人。他年轻时就有这种感觉，他曾对我说，只要他写诗，就没有任何人能拒绝他的任何请求。当时的情况或许的确如此，他有过美好的青春岁月，朋友们都很爱护他，抬举他。可是，把这一态度带至一九三七年的莫斯科显然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时期的莫斯科什么都不相信。它信奉这句口号：各自为重吧。它鄙视世上的一切价值，更遑论诗歌。我们对此心知肚明，可奥·曼是个十分积极的人，无法抄起手来静坐家中。不过，这里的问题也并不仅仅在于他的积极，要知道，狼饱肚子靠腿勤，他一直到死都没能喘过气来。

拉胡季把晚会的主意听了进去，他觉得这个主意能救奥·曼一命。拉胡季是个和蔼热心的人，除此之外我对他还有什么了解呢？好像一无所知……但在当时那样的残酷环境中，他的和蔼就是一种奇迹。举办晚会的事情，无论是斯塔夫斯基还是拉胡季都无法擅自决定，这一切都要上面说了算。我们在萨维洛沃等待关于这件国家大事的解决方案，也时而造访作协，试图获悉最高层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在一次造访作协时，奥·曼在走廊里与苏尔科夫交谈了几句，出来之后，奥·曼发现自己口袋里有三百卢布。看来，是苏尔科夫偷偷把这笔钱塞进了奥·曼的衣袋。不是每个人都敢这样做，因为这种举动会带来最严重的麻烦。人们在评价苏尔科夫的时候，但愿他们能记住这笔钱(1)，这笔钱也就是罪人死后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那个葱头，以便圣母看到后能把他送进天堂。

晚会一直没落实。终于，作协有人给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打来电话，他们问他怎样才能找到曼德施塔姆，能否立即通知他，说他的诗歌晚会定在次日举行。任尼亚知道电报局还没下班，可他不敢把此等大事托付给电报局，于是他冲到车站，乘最后一班列车来萨维洛沃见我们。当时，他大约也对诗歌和晚会充满信赖。

第二天，我们前往莫斯科，在约定的时间到了作协。女秘书们都坐在那里，可谁也不知道晚会的事情：“好像听说过，可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却不记得了……”俱乐部里的所有房间都大门紧锁。我们也没看到任何海报。

余下的事情就是看看是否发过通知。什克洛夫斯基没接到通知，但他建议再打电话问问某一位诗人，因为邀请信往往只发给同一组别的会员。我们手头有阿谢耶夫的电话。奥·曼给他打去电话，问他有没有接到通知，听到回答的奥·曼脸色苍白地放下话筒。阿谢耶夫回答说，他好像略有耳闻，但现在不便谈话，因为他没空，要赶着去大剧院看《雪姑娘》……奥·曼不敢冒险，没有再给其他诗人打电话。

这个与晚会相关的谜语我们一直没能解开。的确有人从作协打来电话，可究竟是谁打的，却无从知晓。或许是干部处打的，因为通常负责此类事务的女秘书们均未接到任何指示，虽说她们也略有耳闻。如果是干部处打的，那曼德施塔姆与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们脑中闪过这样一种假设，即他们把奥·曼从萨维洛沃骗出来是为了逮捕他，但他们未能及时获得上级批准，他们的上级或许就是斯大林本人，因为他曾插手上一起案件。为了减轻不堪重负的契卡人员的工作量，有些人会被叫到某个部门去，从那里再转至卢比扬卡。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去猜透其中的奥妙，这并无意义，因为没有必要提前给自己举行葬礼。我们回到萨维洛沃，再次装出一副别墅客的模样来。

两种保命计划均告失败：“晚会”是轰然倾塌的，而“奶牛”则无声无息地流产了。甚至在幻想中也不存在保全自我的方式。

至于《雪姑娘》，阿谢耶夫提到的恰恰是这部歌剧，这也十分自然。他所属的诗歌集团不得不迁就那种对于基督教之前的古代罗斯的迷恋。不过，我们懒得去了解大剧院那天晚上上演的究竟是什么剧目，大剧院夏天之前的演出季是否已经结束。我听说，阿谢耶夫暮年时孤苦伶仃，被人遗忘。他解释说，他之所以被人遗忘是因为他曾与个人崇拜作斗争，他因此才丧失了地位。在关于柯切托夫的评论文章中，柯切托夫的同仁们纷纷写道，柯切托夫也曾与个人崇拜进行斗争。我们这里连一个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所有人都英勇地斗争过，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我可以作证说，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进行过斗争，人们只不过是在竭力躲藏起来。那些没有失去良心的人正是这么做的。要想这么做，也需要真正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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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时有很多人。我如今认为当时给钱的不是苏尔科夫。——作者1977年补注

老友

晚会没办成，这并未让奥·曼灰心丧气，他说：“一切都等秋天再说。”莫斯科和往常一样，一到七月便很少有人了，因此，我们任何自救计划都难以落实，只能思忖该如何熬到秋天。奥·曼于是说：“应该换一种职业，如今我们是乞丐……”他建议前往列宁格勒。

我和奥·曼先前交谈很多。我记得他的一些话语和思想。可是最后一年间，我们之间却只剩下一些感叹词，而非清晰明了的话语。我们谈什么呢？的确无话可谈：“我累了，让我躺躺……我去不了……该干点什么……没什么，能解决……老是这个样子……上帝啊！……谁被抓了？……又来了……”

当生活变得绝对难以忍受，你便会觉得这恐惧永无完结之时。在基辅遭到轰炸期间我明白了，难以忍受的一切终将过去，可我当时尚未意识到，与那难以忍受的一切一同结束的往往还有人的生命。至于斯大林的大恐怖，我们则始终很清楚，它虽然时强时弱，却不会终止。它干吗要结束呢？有什么必要呢？要知道，人们都很忙，全都在干着自己的事情，全都在微笑，全都在绝对服从地执行命令，然后再度露出微笑。不面带微笑，就意味着恐惧或不满，这可是谁也不敢承认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心存恐惧，这就说明他有问题，他的良心不干净……每一位为国家服务的人（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售货员都是官员，而且还很负责任），都像是开心的好人：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有自己要干的事情，我忙得要死……我能对国家作贡献，你们别来烦我……我像玻璃一样纯洁……如果邻居被捕了，那就说明他本该被抓……只有在家里，面具才会摘下，即便在家里也不能始终不戴面具，要知道，不能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恐惧啊，否则他们一不小心，会在学校里说漏嘴的……许多人就这样适应了大恐怖，并学会从中获益，即撵走邻居，抢占邻居的住房或工作，这样的事情再正常不过了。不过，用来当作面具的只能是微笑而不能是大笑，因为过于开心也会显得可疑，会引起邻居们的高度兴趣：他们干吗开怀大笑呢？兴许是在嘲笑别人！……淳朴的欢乐已一去不返。

到了列宁格勒后，我们在卢加附近一间偏僻的别墅里找到洛津斯基。他立即掏出五百卢布，这笔钱足够我们返回萨维洛沃，把别墅一直租到夏天结束。这五百卢布价值多少呢？我们这里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价格，价格不断变化，我们无法在这种波动中找到任何逻辑。在私有经济市场上，价格的波动有其规律性，就像货币的价值一样。可计划经济中价格的隐秘震荡却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们想涨就涨，想降就降……不过，在我们很难弄到手的百元、千元这样的概念中依然含有真正的魔力，拿到洛津斯基的五百卢布之后，我们觉得自己已不再是普通的乞丐，而成为某种特殊的、神奇的、能够得到大笔施舍的乞丐。情况也的确如此，因为普通乞丐只能得到人们施舍的零钱，这些零钱只够买一点面包，而要买其他东西，则需要数百份这样的小钱。

我们在洛津斯基家吃饭。在年轻一代严肃目光的注视下，洛津斯基说起俏皮话来，奥·曼也讲了很多笑话，他俩哈哈大笑，就像在诗人行会时期一样。午饭后，奥·曼和洛津斯基走进房间，奥·曼朗诵诗作，他读了很久。兴致勃勃的洛津斯基送我们去车站。我们走过一条林中道路，但走到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们便不敢走在一起了，怕有人突然发现洛津斯基与一位可疑的陌生人走在一起！要是碰见一位认识奥·曼的作协会员，那就更糟了。

我们可不想败坏洛津斯基的名声，于是，我们便在树林边分手道别。

情况变成这样，到三十年代，阿赫马托娃、洛津斯基和奥·曼这些出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已成为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为更老的一辈已经死亡、离去或消失。对于周围的人而言，他们三人很早就成了老人，与此同时，那些“同路人”如卡维林、费定、吉洪诺夫之流，却在很长时间里都一直是孩子，尽管他们只比上述三人小几岁。巴别尔既非年轻人亦非老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奥·曼和洛津斯基仿佛是在逆社会舆论而动，他俩衰老得很早。一九二九年，奥·曼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工作，编辑部坐落在市中心特维尔大街上那家设有杂耍剧场的老商场，剧场的检票员发现我在找人，便说道：“您家老头子去小吃部了。”这个老头子当时还不满四十，但已得了心脏病。

顺便说一句，爱伦堡曾误以为奥·曼身材矮小。我穿上高跟鞋，身高才勉强达到奥·曼的耳朵，而我是正常的中等身材。至少，爱伦堡自己的身材比奥·曼要矮。奥·曼也不瘦弱，他肩膀很宽。或许，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记忆中的奥·曼是克里米亚时期的那个小伙子，他当时被大饥荒折磨得形容枯槁，爱伦堡这样写也是一种旨在强化对比的记者手法，这么一个孱弱而又无害的人，瞧他们都对他做了些什么！需要这么一副弱不禁风的、典型的犹太面孔，就像钢琴家阿什肯纳吉(1)那样。不过，奥·曼绝非阿什肯纳吉，他要鲁莽得多。

奥·曼有心脏病，他的心脏承受不了我们生活的重负，也承受不了他本人那疯狂的性情。洛津斯基得了神秘的象皮肿病，这种病只见于《圣经》，而不该在列宁格勒的日常生活中出现。洛津斯基的指头、舌头和嘴唇，在我们看来全都扩大了一倍。二十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见到洛津斯基（当时他来海洋街看我们），他就似乎预见到了疾病的迫近，他常说，革命后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人们稍一用力便会感到疲惫，连说话、约会和散步都觉得累……洛津斯基和奥·曼一样，当时已经蹲过监狱，他也和有些人一样，家里始终摆有一只事先装好各种生活用品的麻袋。他被抓了好几次，有一次是因为他的学生们相互起绰号（他当时主持一个翻译培训班）。我们这里不喜欢绰号，因为这会让人联想到秘密活动。所有丑角都被关进监狱。幸运的是，洛津斯基的妻子认识莫斯科的某位要人，丈夫被捕后，她立即跑去找她那位庇护人。日尔蒙斯基的妻子也有过同样的举措。如果不是偶然有大人物施以援手，洛津斯基和日尔蒙斯基是难以如此轻易地脱身的。实际上，这两个人从一开始便注定要遭殃，在首批获得勋章的作家名单上看到洛津斯基的名字，所有人都感到高兴，他在这份名单中是只白乌鸦，但他们当时还允许这只白乌鸦与其他不同的鸟儿生活在一起。后来发现，勋章也难以救命，他们会在逮捕你的时候没收勋章，但洛津斯基很走运，他最终死于他那种可怕离奇的疾病。

经历过革命的最初几年，我们全都饱受打击，疾病缠身。这一点最初体现在女性身上，但她们的生命力毕竟顽强，病了半辈子，还是活了下来。男人们似乎更为结实，挺过了最初那些打击，可他们的心脏却不行了，他们很少有人能活到七十岁。那些熬过监狱和战争的幸存者，如洛津斯基和特尼亚诺夫，却被心肌梗塞或其他一些离奇的疾病带走了。我们大家都相信，癌症与那些震撼和打击一准有关。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得太多了，一个人不断受到威胁，遭到公开嘲弄，忍受各种千奇百怪的恐吓，一年之后便传来消息，说他得的完全不是什么心脏病，而是最普通的癌症。没什么可说的，他们需要让我们吃苦头。只是那些不偏不倚的统计学家老是在那里念叨，说人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这也许是因为妇女和孩子，因为我们女性的确更能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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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什肯纳吉父子均为钢琴家，不清楚此处确指哪一位。父大卫·阿什肯纳吉（1915—1997）；子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吉（1937年生），后移居西班牙和瑞士。

非党的塔尼娅

奥·曼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一家住在西维尔大街。我们离开洛津斯基家去奥·曼弟弟家，因为奥·曼想看看父亲。奥·曼和他弟弟没有什么来往。他弟弟在文学界做点杂事，他弃医从文，为作家组织做一些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如为文学基金会的剧作家们催讨稿费等等，临终时，他也成了一位电影编剧。他一生中从未给过奥·曼以任何帮助，而只是一个劲儿地要求我们把父亲领走。每次见面他都要谈起此事，还不住地写信到沃罗涅日、萨维洛沃和我们住过的每个地方……奥·曼自沃罗涅日给他写过几封信，他懒得留下抄件，虽然他知道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会毁掉信件。他在这些信中痛斥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对他的态度，提议他俩往后再也别以兄弟相称。直到一九五六年之前，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也的确忘了他这个哥哥，会把那些向他问起我来的人一顿臭骂。可是近年，他却记起了奥·曼，甚至还试图与我修复关系。有一次他竟然跑过来，竭力邀请我去他家做客。这是一个具有商业脑袋的普通人，他在生活中谋得他想要的一切，如安定的生活、金钱和汽车，甚至还有一台供闲时消遣用的摄影机。在我们严酷的生活中，这些人的生活手段并非普通的商业活动，而是巧妙的躲避，这并不能给他们增光添彩。

除了父亲，奥·曼还想看看自己的侄女，她是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儿，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萨拉·列别捷娃(1)的妹妹。奥·曼的侄女塔吉卡在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得了肺结核病，她死得很早。我见到她时她还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像她父亲。她由外婆抚养成人，她的外婆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达尔莫拉托娃是一位出色的老太太，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就住在她的房子里。奥·曼被捕后，外婆安排我和塔吉卡在列别捷娃家偷偷见了一面，因为她父亲不让我们见面。塔吉卡抱怨道，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把她好容易才弄到的奥·曼诗作抄本扔进了火炉。她是在一些文学青年那里得到这些抄本的。不过抄本很少见，因为它们总是会在搜查时被抄走。战争开始时，塔吉卡已是一位语文系大学生，她的未婚夫也写诗，并且很推崇奥·曼。未婚夫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被打死了，塔吉卡在饿殍遍地的列宁格勒四处奔走，希望能得到关于未婚夫的任何一点消息。塔吉卡在家里也很难受，因为她父亲永无休止地与外婆吵架，从一位共青团员的立场出发来抨击那个旧体制的老太太。她与后母关系很淡。让我始终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在如此艰难的时世、如此艰难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小姑娘，却成功地克服“新世界”的一切影响，保留了俄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而那些知识分子早已被忘却，被嘲笑，被新生活的高度理性所战胜。

塔吉卡的后母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夫娜是一位化学教师的女儿，她父亲曾执教于数所最好、最进步的古典中学，她成长于一个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家庭，这些知识分子保留了六十年代人的风格，推崇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塔尼娅骄傲于自己的家庭传统，略微有些鄙视贵族出身的外婆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塔尼娅的外貌也酷似过去的民主派高校女生：一张聪慧的脸庞，颜色暗淡的头发挽成一个平整的发髻，平整的裙子也完全看不出是什么颜色，革命前最激进的女教师们都曾身着这样的裙子。塔尼娅嗓音柔和，但她喜欢开欢笑。她深感骄傲的是，她知道所有草木和禽鸟的名称，因为父亲当年常带女儿们出城远足，教会她们如何观察故乡的大自然。在她看来，塔吉卡接受的完全是另一种非民主派的教育，她常常取笑小姑娘，因为后者在冬季居然区分不出树木和灌木……塔吉卡选择进语文系，这也让塔尼娅感到可笑。她只认可那些有利于人民的专业。不过，她如今也会稍稍改变一下传统用语，改口说要有利于集体农庄。为了不让塔吉卡沾染上外婆的宗教气，塔尼娅领她去了以撒大教堂博物馆，有一次，我们看到这样一出真正的悲剧：小女孩不相信有关《福音书》文本的一种解释，可他们却对她说，要相信那些努力揭露神甫骗局的优秀人物们的集体经验，不能太自信了，直到把小姑娘训哭。小姑娘读到的解释是，《福音书》所宣扬的恰恰是对财富的膜拜，聪明的小姑娘当然明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在这段时间恰好来到列宁格勒，塔吉卡便偷偷跑到奥·曼这里来，想弄清楚到底谁是对的，是外婆还是后母和父亲。或许就是自此时起，她和伯父接近了起来。

由于父亲，塔尼娅与党的上层保持着密切联系。革命一开始，她和姊妹娜塔莎都成了孤女，照顾她们的是叶努基泽，她们称他为“红头发的亚伯”。这似乎是他在党内的旧化名，或是格里高利耶夫一家人给他起的玩笑外号。叶努基泽一九三七年被抓，但塔尼娅与时俱进，她对我说：“他肯定干了些什么，上层也蜕化了。”此时她已羽翼丰满，不再需要庇护人。她甚至超越了她的那些庇护人，因为他们落后了，不会紧跟斯大林，已无力将她已故父亲曾热烈憧憬的各种必要的革命改造进行下去！塔尼娅正是这样解释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被捕原因的，她衷心支持一切大规模举措，从消灭富农运动到将贵族逐出列宁格勒，以及一九三七年的大逮捕。为了具体说明，她每次都会从她的单位和住处的现实生活中举出一些活生生的实例。

塔尼娅是全家的意识形态核心，她和颜悦色地统治着全家人。她在单位或许也是这样，我并未看到她在单位的举止，但我见过许多与她类似的人。唯一令塔尼娅痛苦的事情，就是塔吉卡的顽强不屈。小姑娘很早便学会沉默，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她说出一句对塔尼娅的理论表示赞赏的话来。塔吉卡和后母的第一次大冲突爆发于贵族被逐出列宁格勒城之时，在被迁出的人中就有塔吉卡的邻居和女友奥莲卡·奇恰戈娃。塔尼娅认为，贵族在以列宁命名的城市里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没有必要因为奇恰戈娃一家人的迁走而垂头丧气。塔吉卡沉默不语。塔尼娅说，在当前这种住房危机的情况下，把列宁格勒的住房面积提供给贵族而不是工人，这简直是犯罪。塔吉卡沉默不语。塔尼娅解释道，她始终感到奇怪，塔吉卡为什么总要挑选这些不合适的女孩做朋友，一位在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和她塔尼娅组成的家庭里长大的女孩，与一位贵族小姐之间又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塔吉卡还是沉默不语，但依然把奥莲卡送到车站。于是，塔尼娅便责怪外婆惯坏了小姑娘……很快，悲剧之后又上演了一场闹剧。塔尼娅本人和她姊妹也被叫到列宁格勒清查委员会，被勒令离开城市。迁居行动是依据《列宁格勒大全》一书进行的，在那本书上，格里高利耶夫登记为“非世袭贵族”。迁居委员会感兴趣的是“贵族”一词而非“非世袭”，要知道，他们必须迁出一定数目的人口，真正的贵族凑不够数，或至少要费劲儿去找……“红头发的亚伯”出面保下两姐妹，他此时尚未失去影响，至少，他还有能力处理此类简单事情。“正义胜利了。”塔尼娅对我说道，当我们在莫斯科见面时。“您父亲当初为何允许他们把他登记为非世袭贵族呢？”我问道，“人们只要付上半卢布贿赂，就能从文件中删掉它。”“我父亲从不贿赂人。”塔尼娅冷冷地回答。我和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则多少有些幸灾乐祸，我们相互使了个眼色：我们觉得，那位坚忍不拔的进步论者格里高利耶夫其实是想被称为贵族的，他利用了他在大学毕业时获得的一种权利……

我们事先就知道我们会在西维尔街的住宅里获得怎样的接待，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不在家，他半夜才回来。一大早，老戏又上演了：他要求我们带走爷爷。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说，老人成了他们全家不堪承受的重负，老人害了他，也把大家全都拖进了深渊……奥·曼并不与弟弟争辩。奥·曼总是起得很早，他已经与父亲和塔吉卡聊完了天，还给塔吉卡读了一首诗，诗里写漂亮的娜塔莎如何被迫嫁人，令伯父和侄女两人均感到惋惜的是，这首诗已经题词献给别人了。待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起床后刚一谈起父亲的事情，我们便立刻道别走人。塔尼娅立即问起我们来列宁格勒的目的。我们竭尽所能地作了解释，她依然感到惊讶：“我真不明白，两个成年人怎么就养活不了自己呢！”我试图向她解释，一切工作机会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不让不合适的人得到工作，塔尼娅认定这是神经错乱，是知识分子的异想天开。和玛丽埃塔一样，她也听不进任何与逮捕行动有关的话。我对她提起“红头发的亚伯”，她于是便道出了自己的评判……她身上有某种不屈不挠的东西，能让人联想到那些崇高的样板，如斯巴达克女人、格拉古兄弟的母亲、女民意党人……我在离开的时候说：“如果你们的布尔什维克在半夜被偷换成法西斯分子，您甚至都发现不了。”塔尼娅回答说这不可能。

这便是奥·曼与父亲和塔吉卡的最后一面。塔尼娅则让他感到好笑：“一切本该如此。她可是一位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啊。”这一说法在当时很时髦，如果我们是在一个体面的单位工作，大家便都会自称“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并要做出相应的举止来。像塔尼娅这样一类人会被提拔上去，直到最高层，那儿也允许有非党人员。他们就是单位里的民主知识分子，斯大林曾下令使用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整体面貌会令人想起革命前那几代牺牲者，他们既为家庭所需，也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

我在二十余年后与塔尼娅再次见面，当时她与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一同来什克洛夫斯基家见我。我很自然地问起她如何看待二十大，可是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却替她作了回答。她起初非常不满：“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还闹腾什么呢？”当赫鲁晓夫来到列宁格勒、他的汽车在涅瓦大街上超越塔尼娅的汽车时，她甚至连看也不想看他一眼……“你们想想，她竟然转过身去不看他！”事实上，塔尼娅很快便妥协了，要知道，偏激的确有过，但最终还有辩证法嘛……

我在一九三八年去探望病危的爷爷，在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帮助下，我是趁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和塔尼娅不在家的时候去的。老人看到我时很高兴。他相信我和奥夏有能力使他免于贫困、孤独和可怕的绝症。我对他隐瞒了他大儿子被捕的消息……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不久就把老人送进医院，他因癌症死在医院里。医生发电报要老人的二儿子从莫斯科赶过去，可二儿子直到葬礼时才赶来。据医务人员称，从未有人来医院探视老人。他孤独地死去了。我想起塔尼娅讲的一个故事，说她奶奶是如何去世的，她奶奶干干净净的，像只耗子一样无声无息地走进自己的房间，静静地躺下，咽下最后一口气，为的是不扰乱孙女们家里的工作环境。塔尼娅常常讲述这段动人的故事，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则认定，塔尼娅这是在给她和爷爷上课。两位老人也的确死得很安静，没给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和塔尼娅添乱：爷爷夏天死在医院里，当时塔尼娅住在别墅里；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死在围困时期。塔吉卡也死在沃洛格达一家医院里，当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被打开一条通道后，她到了沃洛格达。在她弥留之际，她的姨妈萨拉·列别捷娃与她在一起。在塔吉卡去世的前一天，塔尼娅竟然把塔吉卡的所有衣服都从医院里拿走了，要知道，她反正有那身病号服嘛……在当时，所有人都想用破衣烂衫换点面包吃，塔尼娅也认为她有理由用塔吉卡的破旧衣物来为自己和儿子换取食物，免得它们被埋入土中。这完全合理，可塔吉卡却只能赤身裸体地入土。这是萨拉·列别捷娃告诉我的。

从人们身上揭去虚伪的社会为掩饰事物之实质而杜撰出的那层伪装，便能看到更深层的野蛮。但我们的突出之处正在于，我们从不摘下自己那副美丽而又温情的公民面具。我常常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依靠其能给人好感的知识分子面孔和柔和的嗓音混迹于官场。乌里扬诺夫斯克师范学院的院长曾在一九五三年兴高采烈地领导了对犹太教师的迫害。为了将我赶出学校，他们还专门为此举办一次教研室会议，主持会议的就是这位院长，我忍不住盯着他的脸看，因为他长得和契诃夫一模一样，他对此显然也心知肚明，因此他戴的不是常见的眼镜，而是一副金边细框的夹鼻眼镜。神情令人难忘，嗓音柔和悦耳……没有必要去描写会议的过程，人们会认定那是一幅漫画……从我开始，有一大批人相继被赶走。任务下达到外省，时间总要晚一些，几天之后，我们便听到了领袖去世的消息。我还参加了群众追悼大会，会上大家的确都在放声痛哭。一位女通信员对我说：“已经安定下来了，我们好好活着，没人来动我们了……接下来又会怎么样呢？！”院长未能在斯大林生前完成既定任务，因此在领袖死后便继续干下去，要知道，每赶走一个人都要履行一套相应的手续。他最终赶走二十六个人，而且其中不仅有犹太人，也有其他民族的可疑知识分子。就在他们打算赶走曾出面反对李森科(2)的生物学家留比舍夫教授(3)时，院长被解职了。他被调到另一个单位，同事们都很看重他的温情脉脉和契诃夫式外貌。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职业杀手，可由于他生有一张具有欺骗性的脸庞，我们虚伪的社会却很乐于利用他。这样的拟态行为备受推祟，遇到这样的知识分子外貌和柔和的嗓音，许多老实人都难免掉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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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拉·列别捷娃（1892—1967），画家。

(2) 李森科（1898—1976），生物学家，其否定基因遗传的所谓“获得性遗传”生物学理论因受到斯大林支持而名噪一时，并被用作排挤、迫害其他科学家的手段。

(3) 留比舍夫（1890—1972），生物学家。

诗歌爱好者

我们在列宁格勒待了两天。我们是在普宁家过的夜，这家人努力想让奥·曼高兴高兴，他们甚至叫来了安德罗尼科夫，后者当时还是个可爱的年轻人，喜欢在奥·曼面前表演各种把戏。晚上，大家坐在桌旁喝酒聊天。大家都对我们的前景心知肚明，却又不愿毁了我们的最后一段生活。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显得轻松而又高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不断开着玩笑，不时发出笑声……但我却发现，他左侧面颊和眼睑的抽搐却越来越频繁。

白天，我们去见斯捷尼奇(2)。勃洛克曾称斯捷尼奇为“俄国的花花公子”。在苏联作家中，他以其犬儒主义著称。这是否因为大家都怕他的毒舌呢？斯捷尼奇也喜欢来上几段表演，但与安德罗尼科夫的把戏完全不同。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就有个拿手好戏：斯捷尼奇常说他十分害怕他的领导，也十分爱他的领导，爱到如此程度，竟打算将一件皮袄送给作家出版社的社长……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每一位作家听，可作家们的反应却相当冷淡。与其在被描述对象的身上看到自我，还不如干脆将斯捷尼奇视为一位惯于自吹自擂的犬儒主义者。斯捷尼奇究竟是什么人，是一位讽刺高手还是一位犬儒主义者呢？

斯捷尼奇以写诗起家。一九一九年在基辅一家名为“废话”的文学酒吧里他朗诵了一组讽刺诗，许多人都记住了其中那首《人民委员的会议》，诗中描写的现实是真实的，而非订购的。他后来不再写诗，但始终是一位热烈的诗歌爱好者。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小说家、散文家和批评家，就像人们如今为这个奇怪职业所起的名称那样，总之，他或许能做出点什么来，可时代并不眷顾像他这样的人。斯捷尼奇生前一直在人堆里转，吹吹牛，闹出点动静，也搞点翻译，他的译文成了所有散文翻译家们的样板。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是一位“修辞大师”，在他翻译的那些美国作家的作品中，他找到了当代语感。实际上，他正是在以这一方式发挥他的潜能，即他对时代、当代人、语言和文学的敏锐感觉。

斯捷尼奇以拥抱迎接奥·曼。奥·曼解释了我们为何要来列宁格勒。斯捷尼奇叹口气说，大部分作家都出门在外，但有几位住在别墅。这当然不利于募捐。他的妻子柳芭让他别担心，她答应去一趟谢斯特罗列茨克，吃完饭后，她戴上一顶花哨的帽子立即上路。斯捷尼奇不让我们去任何地方，我们就在他家里等柳芭回来。一些人跑到他家来见我们，其中就有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和沃尔佩，后者就是那位因发表《亚美尼亚旅行记》而被赶出《星》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他编发的《亚美尼亚旅行记》还保留了那段描写皇帝沙普赫的结尾，皇帝从一位亚述人那里获得了“附加的一天”。这段结尾后来被书刊检查机关所禁。在斯捷尼奇家度过的一日，也同样是“附加的一天”……

柳芭带着收获回来了，收获是为数不多的一笔钱，还有一捆衣物。这堆旧衣服中有两条裤子，一条又宽又大，另一条很合身。大裤子被带到萨维洛沃，在那里又转交给我们的一位熟人，也就是那位刑事犯，他曾告诉我们“一百里人”不能住在亚历山大罗夫这样的地方，“会被一锅端掉的”。另一条裤子奥·曼也一直没穿上，因为总有另一个人连一条裤子也没有。什克洛夫斯基当时也属于只有一条裤子的人，他的儿子尼基塔也已准备好面对这样的命运。母亲有一次问他，如果童话中的仙女能满足他的愿望，他最想要什么，尼基塔不假思索地回答：“让我的所有朋友都能有一条裤子……”在我们当时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第二条裤子，关心没有裤子的朋友，这种举动更能说明一个人的品质，远胜过他的话语，更不用说他的小说、特写和文章了……据我观察，苏联作家就整体而言心肠都很硬，但当着斯捷尼奇妻子柳芭的面拒绝帮助流放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斯捷尼奇家度过的一天宁静安详，但其中仍然能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冲击。斯捷尼奇与吉基(3)的妻子是朋友。吉基的妻子在狱中，吉基也被捕了。斯捷尼奇在等待命运的安排。他在替柳芭担忧：如果她孤身一人，该怎么过下去呢？晚间，电话铃响了。柳芭拿起话筒。电话里没人说话，柳芭哭了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在逮捕行动之前往往就以这种方式来探测主人是否在家。那天晚上斯捷尼奇并未被捕。他一直等到冬天。我们在楼道里告别，有好几家的房门都开向这个楼道，斯捷尼奇挨个儿指着那些房门，告诉我们各家的主人都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被抓走的。在二层楼上，他几乎是唯一自由的住户，如果这还可以称之为“自由”的话。他说：“现在该轮到我了……”我们下一次来列宁格勒时，斯捷尼奇已经不在了，我们去见洛津斯基时，他大惊失色：“你们知道你们好客的主人出什么事了吗？”洛津斯基以为，斯捷尼奇之所以被捕，就因为我们在他家过了一天。我们只好赶紧走开，甚至没向洛津斯基讨钱。我认为，洛津斯基高估了我们惩处机构的侦探手段。他们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依靠那由职业告密者构成的蛛网，依靠那些志愿者的举报，他们早已编写好名单，逮捕行动就是根据这些名单进行的。他们需要的并非事实而是姓名，目的是完成计划。审讯期间，他们会把被捕者针对任何人的供词都记录在案，有些供词甚至牵涉到他们并不打算逮捕的一些人。我听说有一位女子，她英勇地挺过各种拷打，坚决不愿提供对莫洛托夫不利的证词。他们曾要求斯帕斯基(4)提供针对柳芭·爱伦堡的供词，可他却从未见过她。他最终把这个消息传出集中营，人们赶紧去警告柳芭。好像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告诉柳芭的。柳芭并不相信：“什么斯帕斯基？我又不认识他……”她当时还很天真，但后来她明白了一切。

在刑讯室里，关于爱伦堡、肖洛霍夫和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等这样一些他们不打算触动的人，也积攒起了越来越多的卷宗。有数十人（如果没有数百人的话）被送进集中营，罪名是参与以吉洪诺夫和法捷耶夫为首的阴谋集团，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斯帕斯基。野蛮的捏造，奇怪的罪状，所有这些都成了目的本身，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其中精挑细捡，似乎在享受着他们的为所欲为。展开侦查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富尔曼诺夫的兄弟在二十年代末告诉我们的那句话：“只要有人在，就能立案……”在我们前去斯捷尼奇家的那一天，他的名字大约早已被列入计划抓捕者的名单，因为吉基的电话本上记有他的电话号码，并不需要补充调查。大规模恐怖的原则和目的与警卫机构的通常任务完全不同。大恐怖就是一种恐吓行动。为了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怖状态，就需要让牺牲者的人口达到一个天文数字，就要在每个楼道里都清除掉几户人家。在被铁帚扫过的家庭、街道和城市里的剩余住户，一直到死都会甘做模范公民。只是不该忘记，还有那一代又一代不相信父辈的新人，因此就要有计划地不断重新展开清洗。斯大林活得很久，他看到了，大恐怖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可是，大恐怖的支持者们总是有一处失算：总不能杀死所有的人，在躲藏起来的、半疯狂的民众间总能找到见证者。

第一次去列宁格勒时，我们还去见了左琴科，他好像住在谢斯特罗列茨克或是拉兹利夫。左琴科心脏有病，但眼睛很好。《真理报》约他写一个短篇小说，他就写了诗人科尔尼洛夫(5)的妻子，写她四处找工作，但因为是被捕者的妻子，在每个地方都遭到拒绝。他们自然不会发表这篇小说，可在那个年代只有左琴科一人敢作出这样的示威举动。令人称奇的是他居然平安无事，不过，这笔账无疑是记录在案的，他不久就得偿还这笔债务。

我们离开普宁一家前往车站。我们乘坐最晚一班列车，因此十二点之后才出门，这“深更半夜”的城市让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觉得：“这不是最美的欧洲都市，／而是叶尼塞斯克的流放，／是一个中转站，去往赤塔、伊希姆，／去往干燥的伊尔吉兹，／著名的阿塔巴萨尔，／我觉得这深更半夜的城，／腐朽的床板散发瘟疫的气味，／就是斯沃博德内城的前站，／这座城市的荣光源自第一诗人，／源自你我这样的罪人……”她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事实就是这样，只不过，她在诗中提到的那些相对而言宜于居住的城市如今已不允许流放犯进入。

柳芭·斯捷尼奇提起一段我已忘却的片断：在车站里，奥·曼走到一棵盆栽的棕榈树前，他把什么东西挂在树上，然后说道：“荒漠中的阿拉伯游牧人……”

第一次列宁格勒之行使我们获得三个月的喘息期。开春时，在前去萨马基哈之前，我们决定再去列宁格勒走一趟，可这一次却不成功。我们早晨到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那里，她给奥·曼读那首献给他的诗，诗中写的是两位歌颂这座欧洲都城的诗人。(6)这是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与奥·曼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俩此后再没相见。我们曾约好在洛津斯基家聚会，可我们后来不得不立即转身离开洛津斯基。她没能赶上见我们，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没在列宁格勒过夜，只在最后一刻打去电话与她道别。

离开洛津斯基后，我们久久地站在大街上，不知该去哪儿。莫非去找马尔夏克？

萨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7)兴高采烈地迎接我们，这使得奥·曼甚至无法开口借钱。他们谈起文学。奥·曼读了几首沃罗涅日诗作。马尔夏克叹了一口气，他显然不喜欢这些诗：“看不出您遇到的是哪些人，您谈的是什么问题……在普希金的时代……”“瞧他说的。”奥·曼对我耳语道，我们于是便告辞了……之后我们去见一位作家，他没在家，我们等了好久，最后在街上碰见他。奥·曼向他借钱，可这位作家说没钱：花光了，在建别墅(8)……这是那一天里第二次遭到拒绝，第一个拒绝的是谢尔文斯基(9)。我不想说出第二位拒绝者的名字，我认为他的拒绝是偶然的，纯属误会，这位作家是个非常正派的人，我们总是只求助于最后一批隐在的知识分子，这位列宁格勒作家就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诗歌爱好者，他在那一时刻只是脑子糊涂，于是就成了一位作家协会会员……

在前往萨马基哈的最后几天，奥·曼曾对我说：“应该去找帕乌斯托夫斯基(10)借点钱。”我们甚至不认识他，我因此对这个建议感到吃惊。“他会给的。”奥·曼安慰我说。我最近把这话说给已是老人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听。“那你们为什么没来呢？”他感到很伤心。“没来得及，因为奥·曼被捕了。”我对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11)解释道。他安下心来。“要是奥·曼来找我，我会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掏给他。”他说道，并略带嘲讽地笑了起来。我毫不怀疑，他一定会给的，因为要知道，他也曾是一位典型的隐在知识分子，现在，他成了一位公开的知识分子，因为再也不需要隐蔽了。

不久前我听到一句传言：一位文学界的高官(12)深感惊讶，因为曼德施塔姆这样一个人居然总是借钱不还……他显然对曼德施塔姆没有好感……奥·曼在莽撞的青年时代的确有可能欠债不还，可这位官员当时尚未出生。而在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一切，则不能叫作“借钱”。那是赤裸裸的乞讨，是国家使他陷入乞讨境地，换句话说，是报刊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使他落到这种地步。乞讨，还并非这种生活最糟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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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普宁。

(2) 瓦连金·斯捷尼奇（生卒年不详），诗人、翻译家。

(3) 吉基（1895—1955），演员、导演。

(4) 斯帕斯基（1898—1956），诗人。

(5) 科尔尼洛夫（1907—1938），诗人，后遭镇压。

(6) 可能就是前文引用的那首诗。

(7) 即马尔夏克。

(8) 此人即卡维林。他在读了我的《回忆录》后说：“您回忆这些东西毫无意义。”——作者1977年补注

(9) 谢尔文斯基（1899—1968），诗人。

(10) 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作家。

(11) 即帕乌斯托夫斯基。

(12) 即奥尔洛夫。——作者1977年补注

暗淡

“有谁需要这该死的制度呢！”廖瓦·布鲁尼在把一笔钱塞给奥·曼后说道，这笔钱是用来前往小雅罗斯拉维茨的。秋天一到，如何迁出萨维洛沃便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于是又研究起莫斯科周边地区的地图来。廖瓦建议我们去小雅罗斯拉维茨，他在那里为他兄弟尼古拉的妻子和孩子建了一座小木屋，尼古拉当过神甫，后成为一位飞机设计师，一九三七年被关进集中营，服完第一段刑期后又开始服第二段刑期，其原因按当时的话说就是“在集中营里再度犯罪”，换句话说，他尚未享受到片刻的自由，便又成了“重犯”。被赶出莫斯科的娜佳·布鲁尼带着孩子们在小雅罗斯拉维茨住了几年。他们靠园子为生，因为廖瓦无力购买一头奶牛。廖瓦要养活自己的一大家人，还得养活兄弟的几个孩子。在战前的和平生活期间，他自己似乎就一直在节衣缩食，只以土豆充饥，战后他死于营养不良。隐在的知识分子们常常遭遇这样的结局。大家都喜欢廖瓦。尽管命运使他遭受各种磨难，可他始终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要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在死亡之前早已不是在生活，而只是躲藏起来，被动等待，从白天熬到黑夜。

秋日里天黑得很早。在整个小雅罗斯拉维茨，只有车站亮着灯。我们沿着泥泞湿滑的街道走着，一路上连一盏路灯、一扇亮灯的窗户都没看到，也没遇见任何一位行人。有一两次，为了问路，我们不得不去敲打陌生人家的窗户。听到我们的敲打声，窗子后面出现一张惊恐万状的脸庞。我们问路该怎么走，窗子后面的人便立刻换了一副容颜：五官舒展开来，笑容也露了出来，他开始十分热情地详细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当我们最终抵达目的地，娜佳·布鲁尼在听了我们敲窗问路的情况后说道，最近数周在小雅罗斯拉维茨的逮捕行动越来越频繁，被抓的既有本地人也有流放者，因此人们吓坏了，都躲着不动。国内战争期间，人们都尽量不在家里点灯，以免引起流浪士兵的注意，因为他们一时兴起，便会放火烧房……在被德国人围困的城市里，人们也会躲在黑暗中。而在一九三七年，亮着灯的窗户并不会造成任何后果，因为逮捕行动并非擅自为之，而是依据逮捕令进行的。可人们还是会早早地上床睡觉，目的就是别点灯。这或许是一种原始本能在起作用：在黑洞里要比在亮处更安全。我自己就体验过这种感觉：一听见有汽车停在楼前，就会不由自主地灭掉亮光……

这座黑暗小城给我们留下一种恐怖印象，使得我们在娜佳·布鲁尼家过了一夜，一大早就跑回莫斯科。我们没有接受廖瓦的建议，需要谦和温柔的娜佳·布鲁尼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力量，才能忍受得了像一块头巾一样覆盖着整座城市的恐惧。更确切地说，这种恐惧覆盖着整个国家，但在乡村和大城市里感觉没那么强烈。

下一位顾问是巴别尔。他似乎从未在作家公寓中居住，他总是来无影去无踪，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们好容易才在一座奇特的住宅里找到他。我依稀记得这座宅子里住的是外国人，巴别尔在二楼上租了外国人的几个房间。也有可能，他这样对我们说，就是想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很喜欢让别人吃惊……要知道，人们都像害怕火焰一般地害怕外国人，因为与外国人的一面之交就有可能丢掉脑袋。有谁敢和外国人住在一起呢？我的惊讶至今依然存在，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每次见到巴别尔时，他都会令我们大跌眼镜。

我们把自己的难处说给巴别尔听。谈话持续了很久，他十分好奇地听着。巴别尔的点头，他的嘴巴、下巴尤其是眼睛，始终都能表达出他的好奇。成年人很少能有这种充满天真好奇的眼神。我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狂热的好奇就是巴别尔的基本驱动力，他就带着这样的好奇在观察生活和各种人。

巴别尔很快便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他善于牵住牛鼻子。“你们去加里宁吧，”他说，“埃德曼在那里，老太婆们喜欢他……”巴别尔指的当然是年轻的老太婆们，他的潜台词是：埃德曼不会在糟糕的地方落户，因为他的女崇拜者们不会让他这样做的。巴别尔认为，埃德曼的那些“老太婆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为我们所用，比如找间房子……这些事情，当地的“婆婆们”就能搞定……巴别尔毕竟高估了埃德曼对“老太婆们”的影响力，在加里宁我们并未看到这些老太婆，显然，是埃德曼在往她们那里跑，而不是她们跑到埃德曼这里来。不过，又有谁能懂得女人的心呢……

巴别尔主动提出第二天去为我们筹措搬家的钱，谈话于是便转换了题目。

巴别尔说，他现在的时间全都花在与民警的交往上，经常与他们一起喝酒。昨天晚上，他刚与莫斯科的一位民警长官喝过酒，那位民警长官喝醉后说，使剑的人也会死于宝剑。警察局的首脑的确在一个接一个死去……昨天抓的是这一位，一个星期前抓的是另一位……“今天你还活着，鬼才知道你明天会在什么地方……”

“民警”这个字眼当然是个委婉说法。我们知道，巴别尔指的是契卡人员，不过在他的酒友中间或许也有真正的民警官员。

奥·曼不明白巴别尔为什么要与“民警”打交道。拿死亡做交易？插上一手？“不，”巴别尔回答，“我是不会染指的，我只想伸出鼻子闻一闻，看看是个什么味道……”

大家知道，在巴别尔造访过的“民警”中就有叶若夫。巴别尔被捕后，卡塔耶夫和什克洛夫斯基都曾感慨，说巴别尔如此胆怯，甚至去找过叶若夫，可还是于事无补，贝利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抓他的……我则坚信，巴别尔去见叶若夫并非出于胆怯，而是由于好奇，是为了伸出鼻子闻一闻，看看是个什么味道。

“明天我们会怎么样呢？”这是我们所有谈话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巴别尔是位小说家，他以第三人称“民警”的口吻道出这一话题。奥·曼则对这一话题保持沉默，因为他的明天已经到来。只有一次他忍不住说了出来，那是在大街上，奥·曼遇见与我们并不太熟悉的舍尔文斯基，奥·曼突然对他解释道：“我的事情不可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一直戳在他们眼前。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这也就是说，他们很快就要把我关起来了……”他的话语激烈而又简短。舍尔文斯基默默地听着。奥·曼死后，我偶然也能见到舍尔文斯基，可他从未向我提起那次谈话。他如果忘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人们不得不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日常生活一幕

那位叶若夫不仅巴别尔认识，我们也认识。一九三〇年，我们曾与叶若夫同时住在苏呼米的政府别墅里，当时的叶若夫与一九三七年那些画像和照片上的叶若夫一模一样，尤其像其中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的叶若夫满面春风，斯大林向他伸过手来，祝贺他获得一项政府奖(1)。苏呼米时期的叶若夫似乎也有点瘸腿，我记得，喜欢做思想工作的波德沃伊斯基(2)曾说我懒惰，游手好闲，谈到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就举出“我们的叶若夫”为例，叶若夫尽管腿脚不好，还是坚持跳俄罗斯民间舞……但是叶若夫有多副面孔，我仍不敢相信，我们看到的叶若夫就是那位正处于其短暂却辉煌仕途之开端的传奇的人民委员。很难想象，你坐在桌边喝酒吃饭，不时抛出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来，眼睛却看着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铲除了人道主义的一切前提。

苏呼米时期的叶若夫为人谦和，相当和蔼。他那时还没坐惯汽车，因此并不认为汽车是他的特权，普通人不应对它有非分之想。我们有时请他捎我们去城里，他从未拒绝。在政府别墅里，汽车的问题很严重。阿布哈兹人民委员会的汽车不时驶上我们的山头。中央干部的子女们在驱赶那些脏兮兮的勤务人员的孩子们，不让后者接近他们生来就该享有的汽车，然后洋洋得意地坐进汽车。奥·曼曾把这种驱赶场面指给叶若夫的妻子托尼娅和另一位中央委员的太太看，两位夫人命令孩子们挤一挤，让脏孩子们到汽车上坐一坐。她们感到很伤心，因为孩子们违背了父辈的民主传统，她们告诉我们，她们的孩子都在普通学校上学，衣着也一点不比他们的同学好，“为了让他们不脱离人民”。这些孩子已做好了统治人民的准备，但是，等待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则是另一种命运。

每天早晨，叶若夫起得比谁都早，为的是能采到更多的玫瑰送给一位年轻的文艺学家，这个女孩是巴格里茨基的女友，叶若夫当时在对她大献殷勤。紧跟在叶若夫之后跑出来的是波德沃伊斯基，他也去摘玫瑰，为了献给叶若夫那位伤心的妻子。政府别墅里的客人们说，这是一种纯粹的骑士禀赋，因为波德沃伊斯基是个模范丈夫，除自己的妻子外从不追求任何人的妻子。无人追求的其余太太们则自己用花束装饰自己的房间，同时讨论波德沃伊斯基的浪漫举动。

托尼娅·叶若娃（他们好像是叫她托尼娅）每天在别墅对面广场的躺椅上消磨时光。如果说丈夫的行为令她感到伤心，那么这在她脸上倒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斯大林当时尚未开始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您的同志去哪儿了？”看到我是一个人，她问道。我起初并不明白他指的是奥·曼。他们那个圈子里还保留着一些地下工作时期的习惯，丈夫首先是同志。托尼娅在阅读《资本论》，不时轻声复述其中内容。她很看不惯柯秀尔那位聪明活泼的妻子，因为后者竟然与一位来此搜集阿布哈兹民间音乐的年轻无礼的音乐家一同出去骑马。“我们都认识柯秀尔，”托尼娅说，“他是我们的同志……可这个男人是什么人呢？他也可能是个间谍！”大家全都指责拉科巴过于轻率，居然把一个外人放进了这么重要的别墅。看来，任何一个非党人员在这座别墅现身，都会在“自己人”中间引发议论，可拉科巴却不管不顾，因为这座别墅属于阿布哈兹人民委员会，也就是说，属于他自己。我甚至听到这样的传闻，说要把划归各地党委的疗养地再集中起来……

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住着我们的邻居，这位拉脱维亚人是老一辈中央委员，人很聪明。他对所有人都很小心谨慎，只跟奥·曼谈话。我们常在他的话语中听到一种忧伤的调子，这让我们大惑不解。《第四篇散文》当时已经写成，我们知道文学界情况不妙，可是我们这位拉脱维亚人并不搞文学，他只是一位党的领导人，不会受到任何指责，那么，他的不安又是自何而来的呢？“明天会怎么样呢？”他为何老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呢？我后来再未听说他，但是他一定会参加那次“胜利者的代表大会”(3)，他的命运不难猜测，因为我们大家全都是事后诸葛亮。

晚上，拉科巴常来别墅打台球，在餐厅的钢琴边与疗养者们闲聊。这座住有精挑细选客人的别墅是他唯一的放松场所，他可以在这里消遣消遣，说说真心话。有一次，拉科巴给我们带来一头小熊，那是山民们送给他的。波德沃伊斯基把小熊带进自己的房间，叶若夫最后把它送给了莫斯科动物园。拉科巴善于用有趣的故事让大家开心。他给我们谈起他的一位祖先，那位祖先徒步走到彼得堡，为的是邀请他的一位血仇死敌（好像是舍尔瓦施泽公爵）来苏呼米吃饭。舍尔瓦施泽认为血仇已到和解之时，便接受邀请，他最终死于自己的轻信。拉科巴的故事给奥·曼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其中听到了第二层含义。我们听说，拉科巴死于一九三七年。(4)他被葬于一处荣誉之地，好像是阿布哈兹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不知何故对逝者大为不满的斯大林却下令挖出拉科巴的遗骸，焚尸灭迹。如果这种说法当真，那么真可以替拉科巴感到高兴，因为他死得很及时。

正是这位拉科巴邀请我们住进政府别墅，因为我们带有一份中央开具的证明，让我们在前往亚美尼亚之前休养一下。到过这座别墅的作家还有别济缅斯基和卡津(5)，他们两人都感觉很满意，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马雅可夫斯基去世那天(6)，我们与一位优雅骄傲的格鲁吉亚人在花园散步，他是一位广播方面的专家。疗养者们聚在餐厅里，准备开开心。每到晚上，我们通常都会唱唱歌，跳跳叶若夫喜欢的俄罗斯民间舞。与我们一同散步的那位格鲁吉亚人说：“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们不该在格鲁吉亚民族诗人去世的当天跳舞。”奥·曼朝我点头示意：“你去跟叶若夫说说……”我走进餐厅，把那位格鲁吉亚人的话转告给兴高采烈的叶若夫。舞蹈停止了，但在我看来，除了叶若夫外并无一人明白其中原因……在这之前数年，一九二三年，在一位青年诗人朗诵诗作时，奥·曼曾出面阻止高谈阔论、开怀大笑的维申斯基。这事发生在位于加斯普拉的中央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的疗养院里。我们无法忍受疗养院和休息之家，但在的确无处可去的时候也只好去那里。那里不知为何散发出一种死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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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若夫于1937年7月2日获列宁勋章。

(2) 波德沃伊斯基（1880—1948），红军领导人之一。

(3) 指1934年1—2月举行的第十七届党代会，据后来统计，出席会议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在之后数年间被镇压。

(4) 拉科巴1936年12月28日被贝利亚毒死。

(5) 卡津（1898—1981），诗人。

(6) 即1930年4月14日。

自杀者

是什么人意识到了为某种目的而心甘情愿拒绝人道主义不会有好结果呢？是什么人知道宣称“无所不能”的我们正在走向一条死路呢？只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深知这一点，可是无人倾听他们。如今有人指责他们是“抽象人道主义”，而在二十年代，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拿他们取乐。他们已不合潮流。他们被称为“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成为漫画对象。他们还常常被冠以另一个修饰语，即“软骨头的”。“弱不禁风者”和“软骨头”在三十岁左右的“新时代”支持者们那里毫无市场。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文学中嘲笑他们。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让“软骨头们”住进了“乌鸦镇”(1)。时间已抹去这些文学人物的特征，如今已无人会想到，那个死缠着抛弃了他的妻子不放的可怜白痴，居然是对一名知识分子之基本特性的典型化。一位六十年代读者在阅读两位野蛮人的这部天才之作时也绝对意识不到，他俩讽刺和嘲笑的究竟是什么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部深刻得多的作品中，即埃德曼的《自杀者》，这部作品曾得到高尔基激赏，梅耶荷德曾打算将它搬上舞台……该剧的最初构思是，一帮可怜的小知识分子戴着令人讨厌的面具，逼迫一位有自杀打算的人。他们试图让那个人的死亡有利于他们的目的，以便对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发出抗议，而他们的处境实际上就是毫无出路，因为他们无力在新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健康的生命本能最后占据上风，尽管已经为那位打算自杀的人举行了告别宴会，自由主义的讲话也已道出，可自杀者仍然活了下来，满不在乎那些逼他去死的面具人的齐声吆喝。

埃德曼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无意中将一些强烈的悲剧调性带进这些以戴面具的凡夫俗子为表现对象的复调场景，当时的人们喜欢称知识分子为“凡夫俗子”，而“凡夫俗子的谈话”即指那些对现存秩序表示不满的话语。如今，当人人都明白，人人都敢于公开谈论生活的难以为继，那些面具人的抱怨听起来便像是痛苦不堪的幽灵们发出的合唱。主人公的拒绝自杀也得到另一种解释：生活令人厌恶，难以忍受，但还是应该活下去，因为生命毕竟是生命……埃德曼是在有意识地给出这种调性，还是他有着更为简单的目的呢？我不清楚。我认为，是人性的主题最终渗入了最初的反知识分子或曰反凡夫俗子构思。这部剧作写的就是，尽管一切力量都在促使我们自杀，我们为何却活了下来。

而埃德曼自己选择沉默，也只是为了保住性命。

在加里宁城，他住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子。我们进屋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他在屋里时只能躺着，要不就坐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他立即振作起来，领我们去城郊，那边时常有农家出租房间。他经常跑过来看我们，但总是不见他那位合作者、与他性格截然相反的米沙·沃尔平(2)一同前来。他来我们这里的时候，米沙或许去莫斯科了。

大家都知道埃德曼写起了寓言，卡恰洛夫(3)轻率地在克里姆林宫的晚会上朗诵了这些寓言，换句话说，其听众就是我们在苏呼米政府别墅遇见的那些人，在那里，柯秀尔妻子的男伴立即就被怀疑是间谍……当天晚上，所有的讽刺作家们全遭逮捕，后来都被流放，但米沙·沃尔平没有被流放，而是进了集中营，据我所知，他在秘密机构那里早就挂了号，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得罪过他们……据说，埃德曼在给母亲的信中署名为“妈妈的西伯利亚人”，他写下这样一首告别寓言诗：“既然有保安局，／那就去找伊索，／抓住这个老头……／这寓言的意思很明显，／即这些寓言已写够！……”这也就是埃德曼本人的生活纲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读到他的寓言和笑话，这个人沉默了。奥·曼始终坚持自己“嚅动嘴唇”的权利，埃德曼则相反，他给自己的嘴唇上了锁。有时他会对我俯下身来，讲述他刚刚构思的一部剧作的情节，可他事先就打定主意不会把这部剧作写出来。有一部没写出来的剧作以普通语言和官方语言的转换为内容。在单位里熬过上班时间的职员，在什么样的时刻才会把官方的词汇、思想和情感转化为普通的、全人类的词汇、思想和情感呢？后来，亚申在作品中写到了这一点……

听到奥·曼被捕的消息，埃德曼说了一句有些含混的话，好像是：“如果他们连这样的人都抓……”然后他就走出来送我……

战争期间，当我们被疏散至塔什干时，曾有两位军人来见我兄弟。一位是埃德曼，另一位是口若悬河的沃尔平。沃尔平谈起了诗歌：诗歌应该有意思，我喜欢读马雅可夫斯基，我喜欢读叶赛宁，我不喜欢读阿赫马托娃……沃尔平是列夫派的门徒，他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埃德曼则默默不语地喝酒。然后，他俩站起身来，到坐落在我兄弟住处上方的一间屋子里去看阿赫马托娃。

我有时会在阿赫马托娃那里遇见埃德曼和沃尔平。埃德曼看到我后总要说：“是您，很高兴见到您。”然后便喝起酒来，一言不发。沃尔平则滔滔不绝。他俩在一起工作，他们的合作显然很顺利。

有一年夏天，加林(4)住在塔鲁萨。他对当代戏剧大加抱怨，愁容满面。晚间常常爆发这样的争论，即哪个领域的情况更糟，是文学、戏剧、绘画还是音乐。每个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领域更糟，认定自己所在文艺领域的衰败独占鳌头。一次，加林给我们朗读了埃德曼的《自杀者》，这部剧作没有被搬上舞台，我此次听出了此剧的新意：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为何没有打碎自己的脑袋，而是继续活了下来……

反对知识分子的攻击依然在持续。反知识分子倾向是二十年代的遗产，应该让这一倾向寿终正寝。

许多人都会因为我曾捎带谈及《十二把椅子》而感到不快。我自己在读此书时也曾发笑，因那些偷盗情节而发笑，我时常感叹两位作者真敢写，他们写道，奥斯塔普·本杰尔与其他敖德萨窃贼一同走进一节作家车厢，这趟列车行进在重新开放的图尔克西博铁路线上，那些窃贼混在作家兄弟们中间，一路上都没有露出破绽。但是，如果冲着“乌鸦镇”发笑，这就是罪过。在这座即将倾塌的大楼里，人们自然会变得野蛮，女人们只要还有点市场价格，就一准会离开自己的丈夫。虽然鱼儿不一定永远寻找水深的地方，但它们若是想到沙滩上去散散心，毕竟就不那么简单了……去嘲笑那些已经被掐死的人，自然是再轻松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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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两人合作的讽刺小说《十二把椅子》。

(2) 沃尔平（1902—1988），诗人、剧作家。

(3) 卡恰洛夫（1875—1948），演员。

(4) 加林（1902—1980），演员。

新生活的使者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就像二十世纪之初的那些人，他们相信生活应该，也一定会变得比十九世纪更好，就是此刻我仍坚信，我们正处于人道主义和崇高人性全面胜利的前夜。对于社会公正、文化和其他领域而言，情况也是如此。甚至在经历了我们这个闻所未闻的世纪前半期的残酷体验之后，我的乐观主义依然没有动摇。情况甚至相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会使人们长久地远离那些初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论，那些理论认定，目的可以论证手段的合理，可以“不择手段”……奥·曼教会我相信，历史就是对各种行为的检验，对各种善恶途径的检验。我们考察了恶的途径。我们还愿意返回那些恶的途径吗？我们中间关于良心和善良的声音是否已经得到加强？我认为，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的门槛。我在捕捉新世界观的征兆。它们很少见。它们几乎难以觉察。但它们毕竟存在。不幸的是，却几乎无人来分享我的信念和我的乐观主义。善于区分善恶的人们更像是在等待灾难和暴行的再度来袭。我知道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我认为总的道路是光明的。我们中间谁是正确的呢？生活终将给出答案，或许已经给出了某些答案。(1)

我当然要预先说明，我并不期待任何特殊的善的凯旋。这里谈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感兴趣的是主流思想，而非未来宪兵的鳄鱼眼泪。这与他们无关。我们曾经看到，在人道主义价值体系遭到羞辱并被踏成灰烬之后，恶的意志如何占了上风。其原因或许就在于，这一价值体系毫无根基，仅有面对人类智慧而生的欣喜。我认为，它如今应该获得更深厚的根基，即便因为我们无意中回顾了我们的体验，看清了过去年代的错误和罪行。如今，过去年代的诱惑已不复存在，俄国曾从鞑靼人手下解救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如今她再次拯救欧洲基督教文化，使其摆脱了唯理论及其后果，即恶的意志。俄国值得为此付出巨大牺牲。我能相信这些牺牲是毫无意义的吗？

我有一位友人，他很年轻，却聪明而又忧郁，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在所有诗人中他最推崇勃洛克，因为勃洛克预见到了俄国文化的灭亡。这位勃洛克爱好者对我戴的这副老太太的粉色眼镜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文化的确已经死亡，就像勃洛克预言的那样，我们都被埋在文化的废墟之下。这位悲观主义者没有发现，自我和他初次相识以来社会已经有了怎样的进步。他是在二十大召开后不久来见我的，当时，惊慌失措的人们在发问：“干吗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呢？”一些人不愿听到令人不快的东西，另一些已准备好做官的人则伤心不已，因为升官突然变得比从前更难，还有的人在沮丧地叹息，感到已经无法再用老办法往上爬了，还得另寻新手段……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作“解冻”，因为有人相信，人们将获得上层的允许，从此便可以敞开嗓门说话了。这一期待落空了，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人，在于每一个人和他的世界观。期待某种允许，这本身就是旧时代的残余，人们在过去总是相信权威、恩准和行动命令，总是带有一种担心受到惩处、遭到领导传唤的恐惧。这种恐惧还会再来，如果再把数百万公民送进集中营，但是，这数百万人中的每一位如今都会发出哭号。他们的家人会哭号。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会哭号。这就足够了。

我的这位友人第一次来看我时，我还住在切博克萨雷师范学院教师宿舍区一间又黑又脏的窝棚里。宿舍区到处臭气熏天，飘着煤烟。我的房间和室外一样冷，因为二层楼上的一根原木塌了下来，那根木头挂在那里，随时有可能砸中在楼下玩耍的那些孩子们的脑袋。夹杂着湿雪的风儿在屋里肆虐。客人对我说，他太喜欢曼德施塔姆了，因此忍不住要跑来见我。他直接从门外走进来，并没有带我们共同熟人的介绍信，通常我可以根据那些介绍信来判断来客属于哪类人。不过，这位客人以他的做派，主要是他的眼神，却很快便赢得我的信任。

我请他落座，与他攀谈起来，我还从未与一位偶然访客这样攀谈过。我说：“如果有人来我这里说他很喜欢曼德施塔姆，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准是个告密者。他要么是被派来的，要么是主动跑来的，目的是将来能弄出一份很有价值的小报告。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人们从来不随随便便对我谈起曼德施塔姆，那些读过他诗作的文学界人士也从不在我面前提到他。我这样对您说话，是因为您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您赢得了我的信任。但是，我还是无法与您谈曼德施塔姆和他的诗。您现在也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客人走了。大约两年之后我得知我和他有共同熟人，于是便邀请他有时间过来坐坐。受第一次来访的影响，他来的时候显然有些不太乐意，但很快他便把一切都抛到脑后。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所说的那些话其实是一种绝对信赖的举动，当时，是他的整个面貌赢得了我的信赖……

在那之后又过去许多年，如今我已能平静地回答每个人提出的与曼德施塔姆相关的问题，这些人都是年轻人，虽说老人们有时也会突然提起这个话题……我们如今所谈的许多问题都是从前的绝对禁忌，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多数人过去不敢、不想或不习惯思考的问题。此外，我们如今也不想知道还有什么话题是禁忌。我们不在乎这些东西。我们忘记了这些东西。但这还不是全部。二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替领导和秘密机构收集情报，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保卫革命，有利于那乐于捍卫秩序、强化权力的隐在的大多数。自三十年代起直到斯大林死去，他们继续干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变换了理由，奖赏、好处或恐惧成为动机。他们四处上交曼德施塔姆的诗作或是打同事们的小报告，希望藉此发表自己的作品或是得到提拔。其他人这么做则出于最原始的恐惧，但求自己能逃脱被捕、坐牢和枪毙的命运……他们受到恐吓，他们也吓破了胆。扔给他们一块施舍，他们便立马接住。此外，他们还被告知，他们的行为永远不会被公开，永远不会败露。这最后一个许诺得以履行，这些人如今仍在安心度日，仍在享用他们通过当初的活动换来的微薄特权。而如今那些受到征募的人却不相信任何担保……没有一条能返回过去的路。一代代新人成长起来，他们远不像前几代人那般怯弱恭顺。更重要的是，已无法让他们相信他们父辈的行为之正确，他们不相信“不择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今再无告密者。只是数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我从前曾担心每个青年都会在背后给我一击，更不用说那些道德败坏的同辈人了，那么如今，我的熟人间也可能混进某个卑鄙之徒，但这纯属偶然，是那个人手段高明，更有可能的是，卑鄙之人如今也不再做卑鄙之事，因为在新形势下他这样做无利可图，会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在我们眼看着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新知识分子中间，“真理用希腊语来说就是幻想”这样的玩笑话已不时兴，无人心悦诚服地重提“砍树总得飞木屑”，甚至也无人再说什么“螳臂挡车，以卵击石”。换句话说，原以为已一去不返的那一价值体系再度建立起来，甚至连那些就其性格而言似乎不需要这套价值体系的人，如今也不得不尊重这些价值。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令那些牢记这些价值和埋葬这些价值的人均感意外。这些价值曾藏身暗处，置身于没有光亮的密室。如今它们则运动起来，在聚集力量。重估价值的倡导者正是知识分子。在重估价值的同时他们也获得新生，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却单单不再是知识分子。如今正在发生一个反向进程。它进行得十分缓慢，可是我们却缺乏耐心。我们怎么可能有耐心呢？我们已经忍耐得太多……

无人能给知识分子下一个定义，并确定他们与受教育阶级的区别究竟何在。这是一个历史概念，这个概念出现在俄国，又从我们这里传到了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多特征，但即便将这些特征总括起来，也依然无法给出一个完满的定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暗淡而又飘忽，因为这一称谓常用来针对那些没有任何权利的阶层。那些技术专家和官场人士难道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吗，即便他们怀揣一份大学毕业证书，或是正在写作长篇小说和长诗？在普遍投降时期，真正的知识分子受到嘲讽，他们的名称却为投降者所盗用。究竟什么人叫知识分子呢？

知识分子阶层的任何一个特征都并非他们独有，它同时也属于其他社会阶层，比如特定的受教育程度、批评思维以及随之而来的忧患意识、思想自由、良心、人道主义……这些特征如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目睹，随着这些特征的消失，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也将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是价值体系的承载者，只要稍稍尝试对价值体系进行重估，知识分子阶层便会立即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或者不复存在，就像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但是要知道，捍卫价值体系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即便在所谓文化上层人士业已抛弃价值体系的最黑暗时期，这些价值仍能在民间保持其力量……问题或许在于，知识分子阶层并不稳定，价值体系在他们手中会获得一种前驱力。知识分子既热衷发展也嗜好自我毁灭。完成革命并在二十年代大展身手的那些人就属于此类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种价值体系，为的是建立另一种他们认为更为崇高的价值体系。这就是在转向自我毁灭。什么个吉洪诺夫或是什么个费定，他们与正常的俄国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只有一副眼镜和一副假牙。而这些往往还是些孩子的新人，他们很快就能被辨认出来，但是却很难解释清楚，究竟是哪些特征使他们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外貌。机智的语言学家耶斯佩森(2)听够了那些关于如何区分词素的争论，于是便说：“老百姓知道怎样区分名词和动词，就像狗会区分面包和黏土……”就这样，新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这一进程不可逆转，即便过去时代的代表人物无比热衷的肉体毁灭手段也无法中止这一进程。如今，对一位知识分子的镇压便会造就数十个新的知识分子。在布罗茨基案件期间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

俄国知识分子似乎还有一个不为西方人所知的特征。在那些外省高校西方语言文学教研室的教师们中间，我只遇见过一位真正的女知识分子。她生于切尔诺维茨，名叫玛尔塔。她曾满脸惊讶地问我，为什么那些不懈寻求善和真理的大学生们都注定会迷恋诗歌。情况的确是这样的，而这就是俄国。奥·曼有一次问我，更确切地说是问他自己，究竟是什么能使人变成一位知识分子。他当时并非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词在那些年间被偷换了概念，遭到冷嘲热讽，后来又被用来指所谓“自由职业”的官僚阶层。不过，他的意思是明确的。“是大学吗？”他问道，“不是……是古典中学？……不是……那是什么呢？或许是对文学的态度？……或许是，但是也不尽然……”当时，他便将一个人对于诗歌的态度作为一个关键特征提了出来。诗歌在我们这里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成，如今就伴随着对诗歌的空前爱好。这就是我们价值体系的黄金储备。诗歌唤起人们的生活热情，唤醒了良心和思想。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这是事实。

我的这位友人，这位在勃洛克那里为其悲观主义找到支撑的勃洛克爱好者，就是知识分子重生的第一个使者，这些知识分子被惊醒了，正在阅读和抄写诗歌。他的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诗歌正在发挥其影响。一切都动了起来。思想获得了生命。火种的保存者躲进了黑暗的缝隙，但是火种并未熄灭。火焰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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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7年重读此书，我发现自己的乐观主义已荡然无存，虽说如今的生活比从前轻松。——作者1977年补注

(2) 耶斯佩森（1860—1943），丹麦语言学家，主要研究英语语法。

最后的牧歌

在莫斯科总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谈话、搜集消息、找钱……待缓过神来，我们就冲过去赶最后一班列车，以免在这座禁止我们居住的城市里再次过夜。结果，在人满为患的车厢里竟有人给我让座，并深表同情地与我攀谈起来。奥·曼把这件事告诉比亚斯特。比亚斯特打了一个响鼻（他开起玩笑来就像是马打响鼻）：“这都是因为她那身穿戴，他们以为是她而不是您……”我当时穿的是件羊皮筒，比亚斯特是想说，人们同情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了流放犯。在莫斯科有如此之多的人正因为这一点而回避我们，因此，脚蹬革靴的陌生人的同情才会让我们觉得是一件意外礼物。顺便说一句，羊皮筒上衣所产生的只是一种附加作用，因为在不穿这件衣服的其他一些场合，我也同样受到过关照。

我和奥·曼还没下车就开始争论，要不要租一辆马车去加里宁。我认为应该步行去，省下一点钱，以便在加里宁多喘息一天。奥·曼则坚持相反意见，认为多待一天也丝毫无法改变局面，反正要去莫斯科“搞定事情”。这是他生命最后几年那个常在的主题之变奏，这个主题就是：“事情不可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在加里宁我们只是不断地讨论这件事情，却什么实事也没做，我们无力搞定任何事情。

我们的争论往往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因为车站前面只有两三辆马车。这些私营者已被税负压垮，作为一个阶层已被消灭。一大群人冲向那几辆马车，它们拉上几位身手更为敏捷的幸运乘客，一转眼便消失了，我们只得徒步。

跨越伏尔加河和契马卡河的桥上寒风凛冽，这就是我常常提到的那种流放和政府迫害的寒风。我们在市郊租了一个房间，这个地区秋季一片泥泞，冬天我们就被埋在雪堆里。人们能在这里安家落户，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地方可去，只是上下班而已……奥·曼累得气喘吁吁，老是说我们不该省那几个租车的钱，我步履蹒跚地跟在他身后。

听到我们的敲门声，女房东打开门，她又高又瘦，年纪大约六十岁。她闷闷不乐地看了我们一眼，问我们饿不饿。女房东闷闷不乐，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半夜叫醒了她，她天性郁闷，从来不笑。她或许觉得，一个大家庭中的母亲和妻子，一幢隔成两间的房子的女主人，是不应该微笑的。我们对她说我们不饿，在莫斯科上车前吃了点东西……她默默地消失在她那半间屋里，可一转眼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拿来一杯牛奶和午餐剩下的东西，即油饼、土豆和白菜……他们冬天杀了一头猪，因此她还给我们拿来一块肉：“吃吧，自家的东西，不是买来的……”我们的妇女们从来都不拿自己的劳作算数，园子里长出来的，畜棚里养出来的，都是“自家的东西”，不用花钱，是上帝给的……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就站在旁边，询问我们在莫斯科办成了什么事情，是能回城了还是找到活儿了……我们轻声地交谈，以免惊醒其他房客，即那对同为“一百里人”的夫妇，他俩就躺在一块一人多高的隔板后面。我们的邻居是列宁格勒人，曾做过晓戈列夫(1)的秘书，在经历了集中营和流放之后落脚加里宁。当我们根据路人的建议敲响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我们女房东的姓名）家的房门，这位列宁格勒人应声走出来，认出了奥·曼。女房东见我们不是坏人，便租给我们一个房间，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这里总是很难租到房子，我设想，就像是在战后的欧洲，每座城市都被炸成了废墟。兴许，我们的房子比在那些欧洲城市里还要难找。

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和她那位当冶金工人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在家里说了算，她丈夫善良温和，很愿意服从她。他俩也始终保持一种礼节，即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无论作出什么决定，都要事先征询男主人的意见，比如，她请我们喝茶，说要等男主人回来才能决定是否把房子租给我们，而男主人每次都回答说：“听老太婆的。”他对接纳新房客不持异议，他和奥·曼很快就成了朋友，因为他俩有着共同的音乐爱好。他的儿子们当了“大飞行员”，其中一个儿子甚至曾受到斯大林接见，在父母的银婚纪念日，孩子们送给父亲一台唱机和一摞唱片。那些唱片大多是当时在共青团员和军人中间十分流行的歌曲。比起儿子们送的“便宜货”，老人更欣赏奥·曼找来的几张唱片：勃兰登堡音乐会，德沃夏克的一部教堂音乐，几位意大利歌手的老唱片，还有穆索尔斯基。这些唱片当时很少见，能找到纯属偶然，它们给两位男人带来很多欢乐。我们在加里宁的时候，每到晚上，他俩都要举行一场音乐会，而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则会摆上一只茶炊，就着自制的果酱喝茶。奥·曼总想照自己的方式煮茶，他常说，谢甫琴科有了钱后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上一磅茶叶……喝茶的时候，奥·曼通常读报，男主人作为一位工人干部有权订阅一份《真理报》。

如我在前文所言，在那段严酷时期，工人家庭里的谈话要比知识分子们的谈话开诚布公得多。在听惯了莫斯科人的含糊其辞以及那些关于大恐怖的胡乱辩解之后，再面对两位主人那毫不留情的话语，我们竟然会张皇失措。要知道，我们得到的教导就是要保持沉默，听到奥·曼某种模棱两可的回答，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总是会怜惜地看着他，说道：“没办法，你们都被吓怕了……”

两位房东的父辈和祖辈都是工人。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是世代无产者。”她提到那些在沙皇时期曾躲在她家的政治鼓动家们：“他们说的是一套，做出来的却是另一套！”夫妻俩都对那些审判案件极其不满，男主人常常厌恶地把报纸一扔，说：“瞧他们用我们的名义都干出了什么好事！”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是在夺权。”所有这一切都被称作工人阶级专政，这让夫妻俩感到十分愤怒：“他们是用我们这个阶级搞乱你们的脑袋。”他们要不就说：“政权据说站在我们一边，但你要是当真，他们就会让你瞧瞧，你那个阶级是怎么回事……”我向两位老人转述了那个理论，即党领导阶级，领袖领导党。“是很顺手……”老头子说……他们两个都有着无产阶级的良心，他们不愿舍弃这一概念。

在这个家庭，父与子这个永恒的俄国问题也很突出。孩子们的成就并不能让我们的两位房东感到高兴，他们也不相信孩子们的成功能长久持续下去，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常说：“我们在基层人多势众，容易保命，你要是飞黄腾达，结果就很难说了。”父亲则看到了事情的本质，他根本不相信他的孩子们，他们在场时他什么话都不说：“他们会马上去汇报的，都知道孩子们如今是些什么人……”但是，我们并未立即触到老两口的痛处，要想弄清究竟什么是这对父母最大的伤心事，还需要先与他们一同吃下几斤盐。

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养了一头奶牛，因为，“光靠那点工资养不活几个儿子，奶牛才救了我们的命”。奶牛是这家人与乡村的最后一点联系，因为他们全家早已进城，“成了无产者”。奶牛吃的草料需要到集体农庄庄员那里去买，交易就围着茶炊在桌边进行。在这样的喝茶期间，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听到许多关于集体化、生产计划和劳动日的议论……一次，照例的交谈让她意犹未尽，她在送走客人后来到我们房间，对奥·曼说起她的大儿子，说他还是一位共青团员时就被派去参加消灭富农运动。他在乡间待了很久，回来的时候什么话都不对父母讲，也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很快就彻底离开了故乡。“他在那边都干了些什么？没人知道！把他养大是为了什么呢……”在与农庄庄员聊天时，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总是想搞明白她的长子到底在乡下干了什么，可丈夫却安慰她说：“算了，老太婆，他们如今都是一个样……”

我们不久就发现了我们两位房东的一个特征，即这两位头脑清醒、能对我们的生活作出正确评判的人，看不惯任何形式的政治斗争，乃至一切活动。读到关于那些案件的报道，男主人常常说：“干吗还要往上爬呢？他们的收入也不低啊。”他始终怀疑这些案件的牺牲者们也参与了某些活动，可令我们害怕的却是这样一个念头，即甚至没有任何人曾作出任何努力以阻止斯大林夺权，恰恰相反，他们各自均为斯大林效力，把一个又一个斯大林的牺牲品赶进死角。但是，男主人却记得“他们从前的模样”，因此怀疑他们“还是有些小动作”。他们两人对奥·曼却态度友好，因为他们认为奥·曼是体制的被动牺牲品：“他跟权力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在写自己的东西……”如果他们的儿子们离政治更远一些，与权力无干，“不走出自己的阶级”，老两口是会感到满意的。他们认为任何抵抗行为均徒劳无益，是虚妄的。他们称之为“小动作”。在加里宁，我们第一次参加选举(2)。奥·曼对选举的组织方式感到惊讶，不知自己究竟该如何行事。他试图安慰自己：“这只是一个开始，等人们习惯了，一切都会正常的。”可是他随后又说，他绝对不会参与这场闹剧。两位房东与他展开争论。他们的第一个理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哪里比别人强呢，大家都去，那我们也去。”最后一个，也是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不跟他们合作，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就我们的处境而言，更是不能不赞同这个理由。于是，我们全都投了票，两位房东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早晨六点前去投票，我们稍晚一些，是早饭后去的。

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实际上是个奉公守法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她尊重法律，比如说，对我们的法律她就持激烈反对的立场，她之守法是出于某种通行的生活准则。她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活下去，为了这个目的，在她看来就必须尽量避免各种多余行动。为了思想而牺牲或灭亡的念头，在她看来是最大的荒谬。她坚持认为，“我们都是小人物”，不需要出头露面。我们能在这种立场中感觉到某种傲气：在上层，是争斗、暴行和投机，这一切都是假借工人阶级之名进行的，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可她在这里却什么事情也没做，她的手是干净的，是一双劳动的手……她的任务就是生活和劳动，让那些人去杀人吧……尽管如此，我们并未在她身上发现宗教情感，她从来不去教堂，虽然也在圣像前点了一盏灯。

有时，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觉得我们也属于那些无谓忙乱的上层人士，尤其在她怀疑我们缺乏生活耐力和生命意志的时候。奥·曼常常会说：“我们完蛋了……”第一次说这话时，他把斯大林对高尔基那则童话(3)的反应指给我看，斯大林说：“这部作品比歌德的《浮士德》更强大。爱情战胜了死亡……”看到一份画报封面上斯大林欲与叶若夫握手的照片，他又说了一句：“我们完蛋了。”奥·曼感到惊讶：“在什么地方能看到政府首脑和秘密警察头头一起照相呢……”不过问题还不仅在于和什么人一起照相，而且还在于叶若夫的表情：“瞧，为了斯大林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次，奥·曼坐在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的桌旁读斯大林在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斯大林在讲话中提议为我们需要的科学干杯，而不为我们不需要的科学干杯……这句话充满杀气：既然我们不需要这种科学，我们就要捣毁它，把它连根拔掉……于是，奥·曼又说了他常说的话：“我们死定了……”可是这一次，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和她丈夫却大发雷霆：“你们只知道完蛋……尽说些不吉利的话儿……你们该想想怎样活下去……你们学着点，看看我们，我们就活得好好的……哪儿也别惦记，好好活着吧……”“一个人的首要义务就是活下去。”奥·曼总结道。

奥·曼被捕后，我来到加里宁郊外这幢隔成两间的房子，去取留在那里的一筐手稿。两位房东听说奥·曼被捕后竟如此伤心，使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不苟言笑的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拥抱了我，说道：“别哭，他们会成为圣徒的。”男主人补充说：“你丈夫没对任何人做坏事，他们连这样的人也抓，事情也就快要到头了……”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几个儿子，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为什么人服务，他们崇拜的是什么人。“不过他们不会听我们的。”老人突然叹了一口气。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儿子们是“斯大林的雄鹰”，就像索尔仁尼琴所准确描绘的完美无缺的“佐托夫们”(4)。对他们的确没有必要说什么，那些普世理念在他们身上已荡然无存。如今，在六十年代中期，正是这些父亲在不问青红皂白地抱怨他们的儿子们，即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孙辈。孙辈与祖辈团结起来，却弃绝他们的父辈。我又想起与“帝国残渣”在火车上的另一次相遇。这位旅伴全身心地拥护二十大，因为他在斯大林时期曾遭遇一些不快，他不曾被捕，但始终能感觉到被捕的威胁……如今他活得很开心，作为党内领导干部，他拿着丰厚的退休金。这位党的干部不愿赋闲在家，便从事起教育青年的工作，他成了列宁格勒一所技术学校的宣传鼓动员。他这样对我这位教育工作者诉说了他的难处。他催促学生们去参加选举，可是谁都不想去。他就说：“你们应该以我们为榜样，我们当年闹过革命。”他还说，他本人一大早就赶去投票……可学生们却回答他说：“是谁请你们闹革命的呢？革命前的日子更好……”他那些革命词汇全都悬在了半空中：“您看看，年轻人都成了什么样子！怎么能管得住他们呢？……”我真心地回答，无论如何也管不住的……这些年轻人就是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的孙辈，不过，除了否定性的反应之外，他们心中还装有其他什么东西吗？

有人曾带着逮捕证到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那里去抓我，可我当时已经不在那儿。他们翻遍整幢房子，包括阁楼、草棚和地窖，但是一无所获，因为我已经及时把东西带走了。他们带来一张女性照片，仔细盯着两位女人看，也就是女房东和一位女房客……我一年后想去加里宁落户，在车站里才听说此事。曾有人来抓我的消息是从列宁格勒传来的，而把这个消息传到列宁格勒的则是晓戈列夫的那位前秘书。若是早些得知这一消息，我或许就不会前往加里宁了，可我的行李已放进车厢，我于是摆了摆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再说，恐惧已有所降低，因为叶若夫已经垮台，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业已中止。我在加里宁一直住到疏散时期，将近两年，没有任何人来碰我，尽管那份未被执行的逮捕令始终放在我的档案里。这件事近乎奇迹，但这样的事情却为数不少，因为需要消除的既定人数发生了变化，没来得及抓捕的人也就躲过一劫……大恐怖也像计划经济一样，在调控着生与死。

搜查给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留下强烈印象，三个肥头大耳的小伙子把她的家翻了个底朝天。塔吉雅娜把那三个胖小子一顿臭骂，同时也没放过我，因为我对她掩盖了我蹲过监狱的事实，她对我甚至还有另外的怀疑：“他们为什么单单放过了你，他们如今是不会放过任何人的……”她不可能相信，“他们”想抓某个人，最后仅仅因为没找到他便就此作罢……又有谁会相信呢？但是最后，她的态度温和下来，问我到底有没有住处。“如果没地方住，就住我这里吧，上帝保佑你，”她说道，“常言说，上帝保佑小心的人，可如今什么人都自身难保……”她这样做，其实已经背叛了她自己的原则，即不介入我们国家的不平静生活，但是我并未留在她家，因为若是住在这里，关于那三个肥头大耳小伙子的想象会更让我睡不着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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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晓戈列夫（1877—1931），文艺学家、革命运动史专家。

(2) 约指1936年的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

(3) 即高尔基的《少女和死神》（1917）。

(4) 佐托夫是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一件事》（1962）中的人物。

纺织工人

我在漂泊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与任何人交往都比与那些所谓苏联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交往更为轻松，再说，这些精英也不愿与我来往……

奥·曼被捕后，我在扎戈尔斯克镇附近的纺织工人村斯特鲁尼诺住了下来。我起初想落户大罗斯托夫，在从大罗斯托夫回来的路上我是偶然听说斯特鲁尼诺村的。在大罗斯托夫的第一天，我就碰见了埃夫罗斯(1)。听说奥·曼被捕的消息，他面色苍白，他刚刚在内部监狱里蹲了好几个月。他最终的命运仅仅是被赶出莫斯科，这在叶若夫时期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奥·曼在被捕前数周听说埃夫罗斯出狱并定居罗斯托夫，他感叹了一声：“伟大的是埃夫罗斯，而不是罗斯托夫……”(2)当埃夫罗斯建议我不要在罗斯托夫落户，我便相信伟大的埃夫罗斯的确聪明：“您走吧，我们这里人太多了……”在返程列车上，我与一位老年妇女攀谈起来，我说我在找房子，可是在罗斯托夫没找到……她建议我去斯特鲁尼诺，并给了我几户好人家的地址，说他们不喝酒，也不骂娘……她很快又添了一句：“她妈妈坐过牢，她会可怜你的……”列车上的乘客比莫斯科人还要善良，他们总是能猜出我是什么人，尽管已是春天，我已经卖掉了那件羊皮袄。

斯特鲁尼诺位于雅罗斯拉夫大道旁，运送囚犯的闷罐车常从这里驶过。我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即我有朝一日能在闷罐车的车窗（实为一道缝隙）里看见奥·曼的脸庞，于是我便前往斯特鲁尼诺，去找那几位好人。我和他们迅速建立起友好关系，我对他们说了我为何要在“一百里开外”的区域找一间“别墅”。他们也都清楚。我在他们那里租了一间很少有人经过的门厅。天冷的时候，他们硬要我搬进他们的房间，用橱柜和床单为我隔出一个角落：“像是自己的小房间，和大家一起你会住不惯的……”至于排犹情绪，我依据自己的经验可以说，它在民间并不存在，而仅见于上层。我从不掩饰自己是个犹太人，可所有这些人家，这些工人、农庄庄员和小职员们，却都对我像自己人一样，我从未听到任何歧视话语，像在战后的高校里那样，顺便说一句，如今的高校里依然存在这种氛围。最为可怕的是，我们的高校提供的是一种不完整的教育，而在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中总是更易滋生出法西斯主义、低级民族主义乃至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仇恨。反知识分子情绪比原始的排犹情绪更为可怕，也更为广泛，这种情绪始终充斥于一切人满为患的单位，在那里，人们疯狂地捍卫着自己不学无术的权利。我们给他们的是斯大林式教育，他们获得的是斯大林式证书。因此，他们自然要捍卫那张证书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否则他们便无路可走。

我常从斯特鲁尼诺去莫斯科给奥·曼送钱，我那点可怜的家当（我在变卖奥·曼的藏书）很快就枯竭了。房东见我无米下锅，就让我分享他们的面包渣汤。他们管胡萝卜叫“斯大林猪油”。女主人常给我斟上一杯热腾腾的牛奶，说道：“喝吧，要不就撑不住了。”他们的牛奶大部分要拿去换猪油，自己也不大舍得喝。我则在林子里采来马林果和其他浆果，送给他们。我时常几乎一整天都待在林子里，回家的时候我会放慢脚步，我总是觉得，获释出狱的曼德施塔姆会突然迎面向我走来。有谁能相信呢，一个人被从家里带走，会就这样被弄死……这令人无法相信，尽管理性告诉你这是真的。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可我们却无法相信。

秋天，我的林中资源枯竭了，不得不考虑找个工作。我的房东是个纺织工人，女主人的父母也分别是染织工和纺织工，听说我情愿套上这副枷锁，他们都感到很伤心，可是没有办法，因此，当厂门口贴出招工广告，我便应聘进了纺纱车间。我负责看护粗纺机，粗纺机把“皮棉”纺成“棉带”。每天夜里，值夜班的我在巨大的车间里来回奔走，一边照看机器一边背诵诗句。我得把所有诗作都背下来，要知道，纸稿可能被抄走，我的那些保管者们在恐慌时刻也可能会把它们全都扔进火炉，我那些最优秀、最专业的文学友人都曾面临这样的处境……记忆是一个附加的保存手段，应当说，我的工作很适合背诗。八小时的夜班不仅消耗在棉带和皮棉上，也献给了诗歌。

为了喘口气，女工们时常会离开机器躲进洗手间。洗手间成了真正的俱乐部。当某个想往上爬的女共青团员装模作样地走进来，女工们便不再作声，四散而去。“你要小心这个人。”女人们这样警告我。而看到周围全是自己人，她们就会相当热情地改造我，向我解释她们的生活，诉说她们的得与失……“从前的一个白班可长了，可纺纱工是要喝茶的，你知道一个人要看几台机子吗？……”在这里我看到了叶赛宁的深入人心，因为她们常在我面前提起他的名字。这位诗人具有真正的民间天赋，她们视他为自己的小伙子，她们喜爱他……

清晨下班走出厂门，她们立马到商店里去排队购买衣物或面包。在战前，印花布是一种十分紧缺的商品，面包供应也不充足，她们的日子过得很苦。人们如今已完全淡忘这些，我在普斯科夫遇见的那些斯大林分子信誓旦旦地说，在战前什么东西都不缺，只是如今才出现短缺……人们的记忆往往十分短暂，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正是在这里，在斯特鲁尼诺，我首次听到“一百零五里女人”这个词，他们都这样叫我。他们对我很友好，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有时，会有人走进车间，塞给我一个苹果或是一块馅饼：“吃吧，我老婆昨天烤的。”休息时，他们会在食堂里给我留座，并指导我说：“拿块面包。没有面包是吃不饱的。”时时处处，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友好的关切，这种态度不是针对我的，而是针对一位“一百零五里女人”的，这里没有任何反知识分子情绪。

一天夜里，两个衣着干净的年轻人走进我的车间，他俩关掉机器，要我随他们一同去干部处。干部处位于大院里的另一栋楼，要穿过好几个车间才能走到那里。在那两个人带着我穿过车间时，工人们纷纷关掉机器，跟在我们身后。我在下楼梯时不敢回头看，因为我感觉到他们是在送我，工人们都知道，去了干部处的人往往会被直接送往政治保安局。

在干部处，他们与我进行了一段傻瓜般的对话。他们问我为何不从事专业工作，我回答说我没有任何专业。我为什么落脚在斯特鲁尼诺？因为我无处可去……“您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却来当工人……”我当时也没接受过教育，只上过中学，我不是靠文凭成为文化人的，但我属于知识分子，这一点他们感觉到了。“您为什么不去中学教书呢？”“没有文凭他们不会要我的……”“这里有点问题，您要坦白……”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我说什么，但他们当天夜里就放了我，这或许是因为院子里当时站满了工人。他们在放我回家时问我第二天还上不上夜班，并让我在上班前到干部处来一趟。我甚至还签署了一份文件……

我当天夜里没有再回车间，而是直接回了家。两位房东还没睡，因为厂里已经有人跑来告诉他们，说我被带到了干部处。男主人掏出半瓶酒，斟满三个杯子：“我们先来干一杯，然后再讨论该怎么办。”

待夜班结束，工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我们的窗前，他们说：“快走吧。”然后把一些钱放在窗台上。女主人收拾好我的东西，男主人则与两位邻居一同把我送上最早一班火车。就这样，仰仗这些尚未学会冷若冰霜的人们，我逃脱了一场灾难。即便干部处起先并无逮捕我的计划，在工友们的“相送”之后，我自然也是在劫难逃的……

斯特鲁尼诺对我们的灾难和“一百零五里开外”的生活充满同情。载有犯人的列车通常在夜间驶过，一大早，纺织厂的下班工人在跨越铁路时都会细心地查看脚下，他们是在搜寻字条。被捕者有时能把字条从车窗扔出去。找到字条的工人会把字条装进信封，抄上地址，邮寄出去。这样一来，亲人们便能获得关于他们那位苦役犯的一点消息。如果囚车白天停在这里，每个人都会乘那些来回巡逻的哨兵不备，往车厢里扔一点食物或是几根香烟。我的女房东就曾往车厢里扔过儿童巧克力……在斯特鲁尼诺，也有很多本地人被抓，老百姓整天同样愁眉不展。在这里，我首次听说老百姓管斯大林叫“麻子”。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叫，他们就会说：“你难道不知道他得过天花吗……在他们高加索这是不祥之兆……”或许，由于那场高加索天花这些人也没得到好结果，但这些话只能说给“自己人”听，谁是告密者他们全都一清二楚。在这一方面，小村镇具有优势。我们就始终很难断定自己身边的哪些人是告密者。

在萨维洛沃也同样生活着一些遵纪守法者，但天生的善良使他们无法默默地臣服。“俄国革命并不残忍，”雅库罗夫(3)有一次对我说，“是政府吸收了一切残忍，最后都归到了契卡那里。”

在俄国，一切变化永远都发生在上层。人民则默不作声，臣服地抗拒，或抗拒地臣服。人民谴责残暴，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永远不赞同积极的行动。我不清楚，这些特性如何能与可怕的暴动和革命联系在一起。这难道能弄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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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夫罗斯（1888—1954），翻译家、艺术学家。

(2) 大罗斯托夫的地名直译便是“伟大的罗斯托夫”。

(3) 雅库罗夫（1884—1928），画家。

什克洛夫斯基一家

在莫斯科，只有一户人家的门是向那些被逐者敞开的。如果我们恰好没碰见维克多和瓦西里萨(1)在家，孩子们就会跑过来，或是那个手拿巧克力的小姑娘瓦里娅，或是瓦西里萨的姐妹塔里娅的女儿、身材高挑的瓦霞，或是动作麻利的男孩尼基塔，尼基塔是个捕鸟者，也是一位真理爱好者。从未有人对孩子们做过任何解释，可孩子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孩子永远能体现出一个家庭的道德面貌。他们会把我们领进厨房，这里就是什克洛夫斯基家的公共食堂，他们摆上吃的和喝的东西，与孩子们的谈话会让我们开心。瓦霞是拉中提琴的，她喜欢谈论最近举行的音乐会，当时名声最响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交响乐(2)，什克洛夫斯基一直听着谈话，然后开心地说道：“肖斯塔科维奇胜过所有人……”那个时代热衷精确的排名，谁是第一，谁是最末，谁又胜过了谁……国家继承旧时的排名制度，亲自出面安排靠前的座次。列别杰夫-库马奇(3)，一个据说十分谦和的人，在当时曾被推为第一诗人。什克洛夫斯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他更希望采用“汉堡式排名”(4)。瓦霞也把冠军的光环给了肖斯塔科维奇。于是，奥·曼便跑去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那部交响曲，却不知如何才能赶得上末班列车。

与瓦霞还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她给我们看一册课本，根据女教师的指示，课本上的领袖像一个接一个地被贴上厚纸。她非常想把谢马什科(5)的像也给盖上，因为“反正迟早要贴的，还不如一下子都盖上……”百科全书编辑部不时寄来一些词条目录，要求大家把相关的词条覆盖或是剪除。这事多由维克多来做。每当有人被捕，各处的书籍都要被翻检一遍，那些被黜领袖的文字便会飞进火炉。新房子里没有炉子和灶台，甚至没有排气孔，那些遭禁的图书、作家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谋反文字就得用剪刀剪成碎片，再扔进马桶冲走。人们真是够忙的……

尼基塔是孩子们中话最少的一个，可他有时也会让大人们目瞪口呆。维克多有一次说，他和帕乌斯托夫斯基一同去见一位善于驯养金丝雀的著名养鸟人。此人做一个手势，金丝雀就会飞出笼子，站在一根细杆上唱歌；主人再做一个手势，唱歌的鸟儿便又听话地钻进笼子。“就像作协会员。”尼基塔说道，然后走出房间。每次道出惊人之语后，他都要躲进自己的房间。他的房间里满是他捕来的鸟，可他对那些鸟很好，很少训练它们。我们听他说，鸟儿只能跟善唱的同类老鸟学会唱歌。在库尔斯克，人们捕尽善唱的夜莺，幼小的夜莺便失去了模仿对象。人们把最好的歌唱大师全都关进笼子，由于人们的这一奇怪欲望，库尔斯克的夜莺歌手流派从此一蹶不振。

瓦西里萨回来后便忙乎起来，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里满是笑意。她烧热洗澡水，为我们找出洗换的内衣。她把自己的睡衣给我穿，把维克多的衬衣拿给奥·曼。然后，他们就安排我们躺下休息。维克多总是想方设法要为奥·曼做点什么，他高谈阔论，讲一些消息……深秋时分，他给奥·曼弄来一件皮袄。他有过一件旧皮衣，是狗皮的，短皮大衣，去年冬天被穷困潦倒的、一个人就能构成一个乐队的安德罗尼科夫穿走了。但是安德罗尼科夫四处闯荡，终于添置了一件作家穿的大衣，于是，维克多便把他和那件短皮大衣一起叫过来。他们隆重地为奥·曼换装，伴奏音乐是安德罗尼科夫用口哨吹出的贝多芬乐曲。什克洛夫斯基甚至还发表了讲话：“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你们是坐在火车车厢里来的，而不是躲在车厢首尾连接处……”在这之前，奥·曼一直穿一件黄色皮夹克，也是别人送的。他后来就是穿着这件黄色皮夹克去了集中营。

每当门铃响起，他们在开门之前都要把我们藏进厨房或是育儿间。如果来的是自己人，他们就会带着欢快的叫喊声立即释放我们，如果来的是帕夫连科或是那位告密者邻居列里娅·波沃洛茨卡娅（此人后来被大规模平反吓瘫了），我们就会暗中坐着不动。这两人一次也没能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为此深感骄傲。

只有在什克洛夫斯基家里，我们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人。这家人知道该如何对待在劫难逃的人。厨房里会讨论一些问题，如在哪里过夜、怎样去音乐会、到哪里弄钱等等。我们尽量不在什克洛夫斯基家过夜，因为这幢楼里满是看门、开电梯和扫院子的女工，这些没有心眼的下层妇女自古以来就为秘密警察服务。她们这么做是得不到钱的，这是她们的一项附属功能。我不记得我们那天是在哪里过的夜，但我们最终还是去听了音乐会……在奥·曼死后，那些女看门人见我孤身一人，便问我的那一位哪里去了，我说：他死了。她们叹了一口气：“我们还以为您会走在他前头……”我从这句话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在劫难逃的字眼是写在我们脸上的，这是其一；其二，这些不幸的女人一点也不可怕，她们同样富有同情心。那些曾对我表示怜悯的人很快就被送进了墓地，她们像苍蝇一样围着那点可怜的食物，可自那之后，我却始终与她们的继承者们关系良好，她们也从不去向民警汇报我未经许可就在什克洛夫斯基家过夜。若在半夜十二点之后回来，她们不得不起床给我开大门，我总会按规矩塞给她们二三十戈比。直到六十年代的货币改革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小费不用给几十戈比，而只需两三个戈比。这就是名称的力量，要知道，“卢布”一词毕竟具有某种诱惑力，比如，我们当时的五卢布只抵如今的五十戈比。给出租车司机的小费也不用几十戈比，不久前，一个卢布对于精打细算的人来说就是一大笔钱……在一九三七年我们是不付小费的，我们对女看门人避之唯恐不及，害怕待在什克洛夫斯基家，以免牵连主人，我们疲惫不堪，气喘吁吁，老是不停地东跑西颠。

有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还是会留在什克洛夫斯基家过夜。主人把床垫和皮袄放在卧室的地板上，给我们铺地铺。在七层楼上自然听不到是否有汽车在楼前停下，但每当电梯在夜间开动，我们四个人都会跑到前厅探听动静：“谢天谢地，停在楼下。”或者是：“谢天谢地，开上去了……”无论我们是否在此过夜，他们每天夜里都会留意电梯发出的动静。幸运的是，电梯很少开动，因为这幢楼里的住户通常都住在佩列捷尔金诺，过着体面的生活，他们的孩子尚未长大。在大恐怖的年代，听到驶近的汽车发出的动静，听到升高的电梯传来的响声，整个国家的所有人家无一不感到毛骨悚然。直到如今，在什克洛夫斯基家过夜时，我仍不时会被夜间的电梯响声吓得发抖。衣衫不整的人站在门口，弓腰驼背，屏住呼吸，在谛听电梯到底停在哪一层，——这样的场景让人永生难忘。

不久前，由于有辆汽车曾停在门口，我便做了一个梦，梦见奥·曼在叫醒我：“快穿起来……这回是来抓你的……”可是我没屈服，我说道：“够了。我不会起床迎接他们的。去他们的……”转过身去，我又睡着了。这是一场心理暴动。要知道，他们是来抓你坐牢的，你却心甘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用颤抖的双手穿上裙子，这不也是一种合作方式吗？够了。我厌烦了。我一步也不会迎上去的。让他们用担架把我抬走好了，让他们就在家里把我给杀了吧……我不愿意配合！

一次是在冬天，我们决定不能再去滥用什克洛夫斯基一家的善良。我们害怕牵连他们，或许突然有人会去告密，说那里“闹腾”了很长时间……一想到我们有可能害死什克洛夫斯基和他全家，我们便会陷入绝望。我们郑重宣布了我们的决定，不顾他们的劝说，好几天都没去他们那里。无家可归的孤独感呈几何级数增长。坐在布鲁尼家的时候，奥·曼忍不住还是给什克洛夫斯基打了个电话。“你们快点来吧，”维克多说，“瓦西里萨想你们想得六神无主……”一刻钟后，我们按响门铃，瓦西里萨满面喜悦、含着泪水迎接我们。这时我明白了，世上唯一的真实就是这名女子那双天蓝色的眼睛。我直到如今也这么认为。

我想附带说明一下，我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也从未分开过，但当时她住得很远，列宁格勒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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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什克洛夫斯基夫妇。

(2) 约指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1938年在莫斯科首演。

(3) 列别杰夫-库马奇（1898—1949），诗人、歌词作者。

(4) 《汉堡式排名》（1928）是什克洛夫斯基一部文集的题目，这个题目的来历为：什克洛夫斯基听说汉堡的拳师每年排名一次，他们不按在公众场合的胜负排名，而要关起门来，通过真正的决斗决出高下，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汉堡式排名也应被用于文学”。

(5) 谢马什科（1874—1949），苏共领导人，曾任卫生人民委员。

马里纳小树林

一次，我们坐在什克洛夫斯基家的时候，萨尼亚·贝尔恩施泰因（伊维奇）来了，要我们去他家过夜。在他家里，一个小姑娘“兔子”般地蹦来蹦去，萨尼亚的妻子、和蔼可亲的纽拉给我们沏上茶，说个不停。瘦弱、温存的萨尼亚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勇敢的人，但他却吹着口哨走在大街上，若无其事，同时谈些文学界的趣闻杂事，堂堂正正地把我和奥·曼这两个可怕的国家罪犯领回家去。一九四八年，他也这样平静地从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那里带走奥·曼的手稿，珍藏起来。他的兄弟谢尔盖·伊格纳季耶维奇·贝尔恩施泰因则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间藏匿过另一位罪犯，即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1)，后者由于有前科也被禁止在莫斯科居住。当维诺格拉多夫一切恢复正常，已经是院士的他受命负责领导斯大林的语言学，他不知为何竟然忘了这户贫苦人家，甚至没有参加谢尔盖·伊格纳季耶维奇的妻子、一九三七年那位好客女主人的葬礼。

更多情况下，我们是与瓦西里萨的姐妹娜塔莉娅·格奥尔基耶夫娜一同离开什克洛夫斯基家，或者是跟塔里娅(2)走，塔里娅始终在背诗，顺便提一句，她直到现在还能背诵数百首十九世纪的诗作。

塔里娅在什克洛夫斯基家位于马里纳小树林的老房子里占有一个房间，她和她那位拉中提琴的年少女儿瓦霞住在一起。我们住在塔里娅这儿的时候，瓦霞留在瓦西里萨那边，我们便与她母亲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那套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住的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哈尔基耶夫，男人们晚上高谈阔论，睡得很迟。奥·曼被捕后的那几天，以及后来获悉他死讯后的那些日子，我都是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儿度过的。我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不知死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煮了泥肠，强迫我吃：“吃吧，娜佳，趁热。”或者是：“吃吧，娜佳，这很贵啊……”一贫如洗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试图用亲切的玩笑、滚烫的泥肠和贵重的冰糖来激起我的求生愿望。在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生活中最艰难的时期，他是我俩唯一的忠诚朋友。一次，我在他那里看到一幅塔特林(3)为赫列勃尼科夫画的铅笔素描。塔特林是在赫列勃尼科夫去世多年后画的这幅画，可画上的赫列勃尼科夫却和我记忆中的他一模一样，当时他曾来赫尔岑之家与我们一同喝荞麦粥，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停地嚅动嘴唇。我突然想到，奥·曼有朝一日也会在某人的绘画中复活，于是我便感觉轻松了一些。可是我却没有想到，所有认识他的画家在生前都未及为他画像。米克拉舍夫斯基发表在《莫斯科》杂志上的那幅可怜肖像，与曼德施塔姆的相像还不及百分之一。曼德施塔姆不知为何让画家很难上手，但他在照片上的神情却十分出色。

奥·曼常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具有绝对出色的诗歌听觉，因此我便坚持由他来担任奥·曼诗集的编辑，这部诗集被列入“诗人丛书”，却将近十年都未能面世。

马里纳小树林这间歪歪倒倒的小木屋对我们而言就是一座要塞，但首要的问题是得先抵达这座要塞。我们与塔里娅一起离开什克洛夫斯基家，但在经过女门卫身边时我们呈纵列，相互之间拉开距离。塔里娅远远地走在前面，跳上电车，在电车站等我们，然后再上另一辆车。我们远远跟在后面，一直盯着她那宽大的后背。要知道，我们可是地下工作者，因此我们不应该并排行走。如果奥·曼在大街上被抓（我们听说有人在街上被捕），娜塔莉娅·格奥尔基耶夫娜就会像是一位偶然路过的人，与此事毫无瓜葛，他们或许甚至不会去查看她的证件，她就能够心平气静地（她能心平气静吗？）继续走她的路，我们也就不会把密探引到什克洛夫斯基家去了。我们的地下工作显得很可笑，但还是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有幸诞生在二十世纪。我们不是与塔里娅并肩走，而是紧跟在她后面，像是被她摇摇摆摆的步态所催眠了。她始终表现得镇静自若，如果我们未能赶上她先跳上去的那辆电车，我们知道，她会在需要换乘的那一站或终点站等我们。一看见我们，她便又抬脚上路，我们俩疲惫不堪地跟在她的身后……在她住的这幢僻静房子里我们从未遇见任何人，虽说那里也有其他住户，我们会悄悄地溜进去，以免引起他们怀疑。要做到这一点，塔里娅需要自己先用钥匙打开门，看看四周的动静，然后再放我们进去。不过，她的邻居，那位名叫瓦克斯的作协会员，还是不可能不知道有外人在塔里娅家过夜。他显然是个体面的人，没有去告发我们。早晨，瓦克斯在走道里打电话，他要求作协提供材料和资金，以便他能修饰一下他的破房子，可我们却认为这幢破房子是要塞甚或天堂。奥·曼因此写了一首戏谑诗，其中用“瓦克斯”与“修饰”押韵。他的诗歌创作中断了，因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无法写诗，只能偶尔写点搞笑诗。不知为何，什克洛夫斯基很敌视戏谑诗。他认为，戏谑诗至少也是大脑迟钝的征兆。这并非因为时代不宜于写戏谑诗，而是就总体而言，韵脚不是那么回事儿，其他东西也不对劲儿……戏谑诗是一种彼得堡传统，莫斯科只承认讽刺诗，而什克洛夫斯基已经淡忘了他的彼得堡青春时代。

我在半夜常常喊出声来。在那个冬天，我的哭喊十分恐怖，就像是快被掐死的动物和鸟发出的叫声。什克洛夫斯基有意刺我，说其他人在梦中都是喊“妈妈”，我却在梦中喊“奥夏”。直到如今，我仍害怕这种喊声会吓着邻居，还有手掌的颜色，不知从哪一年起，只要我一着急上火，手掌便会变得鲜红鲜红的。奥·曼却始终精神抖擞，玩笑不断。

我们有时也会在莫斯科多待两天，因为没弄到钱。能给钱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照例要等到什克洛夫斯基领工资。他带着钱回到家里，钱被胡乱塞在各个衣袋里，他总要分给我们一些，于是，我们便带着这些钱前往我们陌生的城市加里宁的郊外，去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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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诺格拉多夫（1895—1969），语言学家。

(2) 塔里娅是娜塔莉娅的爱称。

(3) 塔特林（1885—1953），画家、设计师。

同谋

一九三七年秋天，卡塔耶夫和什克洛夫斯基决定介绍奥·曼认识法捷耶夫，后者当时尚未掌权，但是很有影响。更确切地说，他几乎已经大权在握。他们好像是在卡塔耶夫家见的面。奥·曼读了诗。法捷耶夫深受感动，他是个易动感情的人……他似乎并未喝酒，却含着泪水拥抱奥·曼，说了一通易受感动的人会说的一切话语。这次会面我不在场，我待在楼上，待在比卡塔耶夫家高几层的什克洛夫斯基家。奥·曼和维克多回来时心满意足。他俩早些溜出来，是为了让卡塔耶夫再单独做一做法捷耶夫的工作。法捷耶夫没有忘记那些诗作，他很快就与爱伦堡一起去了一趟梯弗里斯，好像是出席鲁斯塔维里(1)的纪念日庆典，他对爱伦堡说他打算发表一组奥·曼的诗作。或许，有人“不建议”他这样做，我们这里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式，如果人们求某人办什么事情，这个人便会皱起眉头：“您自己看着办吧……”皱起眉头的脸就等于拒绝，但是他“毫无过错”，从未说过可怕的“不”字，拒绝是“下面的意思”，相当民主……

除了我们的权力机构，没有任何政权曾显示此类微妙的官僚主义管理方式，因为我们的政权除各种长处之外，还以闻所未闻的虚伪见长。因此我们才认定，有人“不建议”法捷耶夫这样做，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什么人也不曾请示，以免“卷入麻烦”……更像是这样。但在一九三七和三八年之交的冬季快要结束时，他在作协遇见奥·曼，突然主动表示要和“上面”谈谈，看看“上面的意思”，并要我们过几天再去作协听回复，更确切地说，是去听消息。

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法捷耶夫并未食言，他在约定的那天准时现身。我们与他一同走出作协大楼，坐进他的汽车。他提议拉我们随意逛逛，以便在路上说说话。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我们坐在后排。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他与安德列耶夫(2)谈过了，但是毫无结果，安德列耶夫坚称不能给奥·曼安排任何工作。“态度很坚决。”法捷耶夫说。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很伤心。奥·曼甚至试图去安慰他：“没什么，总会解决的……”我们口袋里已经揣着前去萨马基哈的疗养证，萨马基哈是一处休息之家，文学基金会安排我俩去那里待两个月，是斯塔夫斯基安排的。斯塔夫斯基突然接见了奥·曼，并建议我们去“疗养院”，在工作问题解决之前先在那里待一段时间。这是命运对我们的恩赐，因此，法捷耶夫的不成功也就没让我们感觉太伤心。可他对我们要去疗养这个消息的反应却相当激动：“疗养证？……去哪里？……谁给的？……在哪儿？……为什么不去作家之家？”奥·曼解释说，作协的休息之家都在禁区之内，也就是说，它们离保密城市都不足一百公里。“那马列耶夫卡呢？”法捷耶夫问道。我们对马列耶夫卡毫无概念，而法捷耶夫却突然缓过神来：“那边有幢小楼给了作协……那边肯定在装修……”奥·曼提出一个假设，即他们认为在主要问题解决之前不便送我们去作家之家。法捷耶夫很乐意接受这个假设。他显然很是关切，也很伤心。如今，我事后诸葛亮地明白了他当时的想法：他预料中的事件已经迫近，他明白了这些事件的实施方式。一位最铁石心肠的人都很难目睹这样的场景，而法捷耶夫又是个易动感情的人。

汽车停在中国城(3)。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好像是因为疗养院管理局坐落在那里，我们要前去通报出发日期，好让他们安排马车到穆罗姆铁路线上的切卢斯季站接我们。从车站到萨马基哈还有二十五六里路。

法捷耶夫走下汽车，与奥·曼亲吻告别。奥·曼答应回来后一定去找法捷耶夫。“好啊，好啊，一定要来。”法捷耶夫说道，然后我们便分手了。这隆重的告别仪式和法捷耶夫那暗含忧郁、意味深长的脸色让我们感到不安。他怎么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可能遭遇各种不测，每个人都会落难……我们得到疗养证，这说明作协开始关心我们了！这是我们整个莫斯科生活中的第一个胜利，被这一胜利冲昏脑袋的我们甚至没有想到，法捷耶夫的忧郁竟然会与奥·曼的命运有关，与安德列耶夫的回复有关，安德列耶夫当时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可怕的判决。法捷耶夫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对党内的情况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他为何敢于当着司机的面与我们交谈呢？没有人会这么做的。在我们那个勤务体制下，所有大人物的司机都要负责汇报大人物们的行踪和话语。我偶然听说，苏尔科夫在作家协会掌权后（这时斯大林已死）得到一辆公车，这辆车原来归法捷耶夫和他那位司机所用，苏尔科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用车，赶走那位司机，他找了一个荒唐的理由，即汽车太旧，牌子不好。显而易见，在新的时代，苏尔科夫试图摆脱那种无时不在的窃听……

难道法捷耶夫真的相信他与事无干，可以对自己汽车里的“国家耳朵”不管不顾吗？或者他早已介入对曼德施塔姆命运的设计，因此才能坦然地看着他的司机，与一个不相干的人谈话？柳芭对我说，法捷耶夫是个冷酷的人，但也很容易动感情，善于及时地流出泪水。据柳芭说，这在镇压犹太作家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也曾有过亲吻和含泪的道别，与此同时他却也批准了对那些作家的逮捕和极刑。再说，曼德施塔姆与法捷耶夫并不熟悉，而那些人则是他的朋友……可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非理性国家的官场，完全理解不了这种两面性，因为鬼才知道一位作家为何需要这样的两面性，即便他在作家组织中占据着某个位置……我们尚未意识到堕落的规模和程度。我们不曾想到，所有单位的领导都会作为同谋介入本单位那些被消灭者的案件，他们必须在被捕者的名单上签字。不过在一九三八年，这份工作似乎属于斯塔夫斯基而非法捷耶夫，至少大家都这么说。我们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过去的一切依旧神秘，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们当时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

将近一年后，法捷耶夫在拉夫鲁申斯基胡同庆贺第一批获得勋章的作家，听到曼德施塔姆的死讯时，他举杯祝愿曼德施塔姆安息：“他们杀了一位大诗人。”这句话若是翻译成苏维埃语言就是：“砍树总得飞木屑。”

我们与法捷耶夫的交往到此为止。战争结束前不久，我乘电梯上楼去什克洛夫斯基家，在电梯里偶然遇见法捷耶夫。他是在我之后进来的，当时我已打算关上电梯门，正在按按钮，女守门人冲我喊了一声，要我等一下，还有一个人……法捷耶夫走了进来，并未与我打招呼。我对此早已习惯，便干脆转过身去，以免让这位不愿认出我来的人感到难堪。可是电梯刚一开动，法捷耶夫便弯下身来小声地对我说，曼德施塔姆的判决是安德列耶夫签署的。更确切地说，我觉得他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的话好像是这样的：“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案子由安德列耶夫负责。”电梯停下，法捷耶夫走了出去……我当时并不了解三人负责制，以为判决仅由秘密警察机构作出，因此对法捷耶夫的话大惑不解：这跟安德列耶夫有什么关系呢？此外，我发现法捷耶夫也面带醉意。

他为何要对我说这话呢？他小声告诉我的是事实吗？也许，他那醉醺醺的脑袋里偶然产生一种联想，他想起汽车上的那次交谈，把曼德施塔姆与安德列耶夫联系了起来。但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说的是事实。我早在那位塔什干自杀者的书信中便听说了安德列耶夫，知道他是斯大林大恐怖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之一，他曾来塔什干指导秘密机构的干部“如何在新阶段展开行动”，也就是说，那道有关“简化审讯手段”的命令到底是何含义。

判决究竟是谁签署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那些年头，任何人都会心甘情愿地在任何一份文件上签字，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害怕被立即送进另一个世界。我们的组织形式的力量就在于，那些与我们一样的人，“带着楔入脑门的眼睛”，在杀害、毁灭自己的同类，抹去他们的痕迹，并用“历史必然性”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圣巴托罗缪之夜(4)仅持续一夜，尽管那些杀过人的青年或许到死都在吹嘘自己的勇敢，可这个夜晚却永远被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原则毕竟已融化在我们的意识中，尽管这些原则的基础不够牢靠，因此对人们有所误导。受雇的凶手总是能我到，但那些老一代地下工作者却无疑是爱人类的，他们受过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理想的教育，他们为人们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如今，参与了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人们难道还不能从我们的实例中学到一点吗，即不能违反“人类法”？

我什么都不确信，什么都不清楚，但我仍一直认为，法捷耶夫当时在汽车里即已知道，他那位交谈对象的命运已经决定。此外，他也立即明白了，曼德施塔姆没有被派往作家休息之家，这并非无缘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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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斯塔维里（1160至1166之间—1216），格鲁吉亚诗人，作有《虎皮武士》。

(2) 安德列耶夫（1895—1971），曾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3) 莫斯科市中心一区域，此名称与“中国”无关，实为“围墙”一词之误传误译。

(4) 圣巴托罗缪之夜，即1572年8月24日，巴黎天主教徒曾对新教徒大肆杀戮，“圣巴托罗缪之夜”如今亦指对政敌、异教徒等的大屠杀。

妈妈送小姐来萨马基哈疗养

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们走出切卢斯季车站，雪橇已等在那里，怕我们冻僵，雪橇上还蒙着羊皮。没有什么误会，我们生活中十分罕见的这一现象令我们吃惊，显而易见，既然他们没忘记派来雪橇，这就说明他们已下达严格命令，让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认定自己被当成了可敬的客人……三月里还很寒冷，我们听见林中的松树被冻得咔咔作响。积雪很厚，起初，我们只能滑雪出门。像杰尼舍夫学校的所有学生一样，奥·曼的滑雪、滑冰水平都很高，在这里，在萨马基哈，出门到附近走一走，滑雪自然比步行省力。我们立即在众人合住的大楼里得到一个单间，但楼里总是很吵闹，我们提出换个地方，他们马上让我们搬进一间小木屋，这里通常被用作阅览室。主任医生说，有人向他通报奥·曼即将到来，并要他为奥·曼创造各种条件，他因此暂时关闭阅览室，以便给我们提供一处安静的居所。在我们住在萨马基哈的时候，这位医生甚至数次接到作协打来的电话，询问奥·曼的生活情况。他在对我们谈起这些电话时不无惊讶，他显然以为到他这里来的是位大人物。我们则对自己的这一印象坚信不疑，即事情有了某种进展，我们开始受到关照。这难道不是奇迹吗？打来电话，预先通知，设法安排，命令“创造各种条件”，就像对普通人那样……我们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待遇……

疗养院里的人悠然自得，他们大多是各家工厂里的工人。如同在其他休息之家一样，他们也整天忙于短暂的罗曼史，丝毫不关注我们。只有那位“文娱委员”纠缠不休，他老想举办一场奥·曼诗歌朗诵会，不过，当他得知奥·曼的诗歌暂时还禁止发表，举办诗歌晚会需要作协批准，他立即明白一切，及时撤退了。当然，生活也有些枯燥。奥·曼随身带着但丁和赫列勃尼科夫的书，托马舍夫斯基(1)编的普希金单卷集，还有一本谢甫琴科诗集，这是鲍里亚·拉宾在最后关头送给奥·曼的。奥·曼有几次想进城走走，可是医生却说，无论是雪橇还是卡车上都没有富裕的座位。私人马匹不可能租到，四周几乎没有村庄，而且村里的马还都是集体农庄的。“我们掉到陷阱里来了吧？”在医生有一次拒绝我们前去车站时，奥·曼曾说，但他马上就把这事抛到脑后。在萨马基哈的生活毕竟平静而又美好，我们以为一切糟糕的事情都已经过去，要知道，是作协给我们购买的疗养证，而且是两张！还吩咐为我们“创造各种条件”。

四月初，当时我们刚刚来到疗养院，还住在主楼里，有一位很具知识分子气质的小姐来到萨马基哈。她走到奥·曼身边，与他攀谈起来。原来，这位小姐认识卡维林、特尼亚诺夫和另一位相当有身份的人。小姐也身背前科，因此，她父母只好给她购买一张来萨马基哈的疗养证，因为这块民主之地在一百零五里开外，没法子……我们深表同情，同时也感觉惊讶：年纪轻轻的这么一个女孩，居然已经坐了五年牢。不过，这样的事情在这片土地上也时有发生……小姐经常来看我们，尤其在我们搬到阅览室之后，那里方便极了！……小姐经常谈起她的爸爸妈妈，她说她生病时，爸爸亲自把她抱进病房，可是他们怎么会让她爸爸进病房呢？她说他们家有几只长毛猫，它们总是蹲在爸爸膝头，她说他们家里的人都很温情高贵，从小姐的手脚看上去她的确出身高贵……在这些胡言乱语中，她会突然提起那些侦查员，他要小姐说出一首诗的作者，小姐却断然拒绝，之后便昏迷过去。“什么诗？”奥·曼问，“这跟诗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位新结识的女友含混地说道，他们在搜查时从她写字台抽屉里找到一首禁诗，但她没有出卖诗的作者……另一次，她缠着奥·曼不停地问：谁对奥·曼的诗歌感兴趣？他的诗藏在什么人家里？是什么人藏的？……“是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奥·曼非常生气地回答，不过他还是未能马上看出破绽，在刚认识时甚至为她朗诵过一首诗，好像是《圆海湾的缝隙》，小姐高声喊道：“您怎么敢写这样的诗啊！”并问能否抄一份……我甚至责怪奥·曼，说他由于寂寞而放松了警惕。“蠢话，”他回答，“她可是卡维林的熟人啊……”由于疗养院中的遂顺和寂寞，他甚至打算去听她那些关于她爸爸的故事。而我后来也听够了这些关于爸爸妈妈的故事以及其他各种家庭牧歌，那位塔什干自杀者的女儿拉里萨对我讲过，我那些同样出身的女学生也对我讲过，我认为，这在他们那个环境中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式的谈话。

小姐在五一节前两三天离开了。她原本打算在萨马基哈住上两个月，可是她爸爸突然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允许她返回家中。是允许还是建议，这我们没搞清楚。一辆卡车送她去车站，与她同去的还有文娱委员和一位疗养人员，后者受托去购买一些节日用品。我们也托他买点香烟回来，因为本地小铺里卖的尽是些难抽的烟草。奥·曼很想在节日期间逃往莫斯科，因为我们预计疗养院里会出现酗酒、合唱和数不尽的消遣，可医生却表示反对，他说卡车返程时要拉东西，没有富裕的座位……我们托他买烟的那个人结果也留在了切卢斯季，坐一辆顺道的大车回到疗养院。原来，那位小姐在切卢斯季与司机和文娱委员狂饮一场。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弄得这位偶然目睹此场景的工人无地自容。让他感到奇怪的是，站长并未因这场闹剧而发火，没等小姐多说，站长便把自家孩子的房间腾给他们过夜……第二天早晨，狂饮继续进行，我们这位熟人决定不再等那位司机，冒险踏上返程的路。在那些有关高贵的知识分子爸爸妈妈们的故事之后，那位小姐却选择这么几位酒友开怀畅饮，这让我们感到相当诧异。“如果她是个特工呢？”我对奥·曼说。“那还不都一样，”奥·曼回答，“反正他们现在也不需要我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灾难已经结束，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如今我则坚信，那位小姐是在执行公务，那位医生也是奉命不让我们离开萨马基哈的。与此同时，莫斯科正在考虑如何决定奥·曼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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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马舍夫斯基（1890—1957），文艺学家。

五一节

五一节快到了，整个疗养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以迎接节日。人们猜测，将会举办一场节日午宴。有传闻说已经订购了冰激凌。奥·曼一个劲儿想逃走，我安慰他说：你靠步行是到不了车站的，你忍上两天，周围也就安静了……

四月末的一天，我们和奥·曼去食堂，食堂设在离主楼不远的一座单独板房里。在主任医生的小楼旁停着两辆汽车，而轿车总是会让我们浑身发颤。食堂近旁，我们遇见了医生和几位来客。几位来客的外貌迥异于疗养人员，他们身高体壮，肥头大耳，保养得很好……其中一位穿军服，其余人着便装。他们显然是当官的，可他们难道是区里的干部吗？我们见过区里的几位书记，他们与这些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是委员会的人。”我想。“他们是来检查的，看我是不是还在这里，”奥·曼突然说道，“你看到他看我的眼神了吗？”的确，一位着便装的来客转过身来，仔细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对医生说了些什么。可是，我们很快便把这件事置之脑后。可以自然而然地推测，这是区里的委员会在检查疗养院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准备情况。在我们这样的生活中，你不得不持续不断地与一阵又一阵恐惧作斗争，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总结出一些灾难迫近的征兆，这些兆头时真时假，可对这些兆头的寻觅却会使人濒临发疯。我们竭尽全力不受这些征兆的影响，可是枉然。在我们身上，一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与轻率冒失相互交替，我们常对监视自己的特工敞开心扉，就像是面对朋友熟人。

五一节的全天都是饮酒作乐。我们待在家里，只是去食堂时才出门，但我们仍能听到那些叫声、歌声和打斗声。一位女疗养员躲到我们这里，她是莫斯科郊区一家纺织厂的工人。她滔滔不绝，奥·曼跟她开着玩笑，我一直在担心他会说出什么多余的话来，而她就会跑去告密。他们谈到发生在她居住的那个小镇的逮捕行动。她谈到一位被捕者，说他是个好人，对工人们一直很关照。奥·曼向她提出许多问题……她离开后，我责备了奥·曼很久：“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又没人拽你的舌头！……”他向我保证他再也不会这样了，一定改正，不对任何一位外人多说一个字……我永远记得我当时说的话：“你等着瞧，等你改正的时候，早已走上了西伯利亚大道……”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圣像。这个梦不吉利。我满含泪水醒来，叫醒奥·曼。“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说，“所有不幸都过去了……”于是，我们重新安然入睡……而在此前和此后，我都从未梦见圣像，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无圣像，而我们喜欢的那些旧时圣像对于我们而言只不过是木板上的彩色绘画。

我们在清晨被叫醒，有人轻轻地敲门。奥·曼起身开门。屋里走进来三个人，即两名军人和那位主任医生。奥·曼穿好衣服，我套上一件长衫，坐在床上。“你知道逮捕证是什么时候签署的吗？”奥·曼说。原来是将近一周前签署的。“没办法，”一位军人解释说，“忙不过来……”他抱怨说，人们在节日里到处游逛，他们却得干活，他们好不容易才在切卢斯季找到一辆卡车，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我缓过神来，开始收拾东西，我又听到了那老一套的话：“您干吗让他带那么多东西？您以为他会在我们那里待很久吗？问问情况，就会放人的……”

没有进行任何搜查，他们只把箱子塞进一条事先准备好的麻袋。再也没有什么了……我突然说道：“我的地址是：莫斯科，纳晓金胡同。我们的手稿在那里。”纳晓金胡同的那间屋里已无任何东西，我想把他们从加里宁的那个房间引开，因为在加里宁那间屋里的确藏着一筐手稿。“我们要你们的手稿干什么？”一位军人和蔼地回答，便建议奥·曼上路。“你用卡车拉我去切卢斯季吧。”奥·曼请求道。“不行。”那军人说，随后，他们就走了出去。所有这一切仅持续了二十来分钟，或者时间更短。

主任医生与他们一起走了出去。一辆卡车在院子里隆隆作响。我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甚至没在他们身后关门。他们走了，但主任医生很快又走进门来。“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他说道，“您别绝望，事情或许会过去的……”他又添了一句寻常的话，即要保存体力，有用得着的时候……我问起到他这里来过的那些人是干什么的，原来是区中心干部，而且，他们还要看疗养人员名单。“可是我甚至没想到是你们。”医生说。他们已经在他这里抓过人。一次也是在节日前夜来的，要检查疗养人员名单，另一次干脆打来电话，问某一位疗养者是否还在疗养院里……规模巨大的毁灭人类行动也具有其技巧：为了逮捕某人，就得让他待在原地。主任医生是个老共产党员，一位好人。他远离喧嚣的生活，躲进一个偏远的工人疗养院，一个人在这里惨淡经营，给人治病。可是生活仍然闯进他的隐修所，让他无处可逃……

清晨，昨晚曾让我感到担心的那位纺织女工跑过来。她哭了起来，痛骂那些狗崽子。为了赶往莫斯科，我得变卖手头的东西。我们仅有的那点钱，我都给了奥·曼。纺织女工帮我变卖东西，收拾箱子。我们等马车等了很久。与我同车的有一位工程师，他乘假期来疗养院探望他在此疗养的父亲。医生在房间里与我告别，走到马车旁的只有纺织女工一人。工程师在颠簸不止的马车上对我说，他有两个兄弟，他们三人都在汽车工业领域工作，如果一个人垮台，另外两个也会被抓进去，他们当时很年轻，没有考虑到应该小心谨慎，彼此离得远一些……父亲会因此伤心的……而我觉得他就是一名契卡人员，在把我直接带往卢比扬卡。不过，我反正也无所谓。

我和奥·曼在一九一九年五一节相遇，他当时对我说，布尔什维克对乌里茨基(1)被杀作出的回答就是“滥杀无辜”……我们在一九三八年五一节分手，他被带走了，两位上兵推搡着他的后背。我们未来得及说任何话，他们打断了我们的只言片语，他们没给我们道别的机会。

在莫斯科，我走进兄弟的家，说道：“奥夏被抓走了。”他跑去见什克洛夫斯基，我则动身前往加里宁，为的是取回留在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那里的一筐手稿。我要是再晚几天，那筐子里的东西或许就会被倒进麻袋，我也会被塞进“黑乌鸦”。在那些日子里，面对自己所谓的自由生话，我似乎更愿意选择“黑乌鸦”。可那些诗作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当我看到形形色色的阿拉贡们的著作，那些作家也像我们一样，试图帮助自己的国家，教会人们生活，我就会想，我也应该道出自己的经历。他们把一列又一列装满苦役犯的囚车遣往远东，我的亲人就在其中，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目的呢？奥·曼总是说，我们这里的事情全都“准确无误”：遭到毁灭的不仅是人，而且还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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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里茨基（1873—1918），彼得格勒契卡机构主席，1918年8月30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作为报复，契卡立即处决了五百名人质。

古戈夫娜

我有一次得到一本关于已灭绝鸟类的书，我当时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全都是已灭绝的禽类。我把一对现已不存在的鹦鹉指给奥·曼看，他立刻就猜到这就是我和他。这本书我带在身边很久，后来丢了，可这一类比却使我及时看清很多问题。我当时唯一未能理解的问题就是，为何灭绝的鸟类具有非同寻常的活力，而活着的猛禽却没有任何生活能力。

故去的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乌索夫曾对我说，他认为奥·曼不是犹太人，而是亚述人。“哪儿像？为什么？”我感到惊讶。乌索夫指出这行诗中的亚述视点：“可怖太阳的向日葵直接转变为眼睛。”“因此他才能如此轻松地理解亚述人。”乌索夫又添了一句。

乌索夫像奥·曼一样满脸胡须，气喘吁吁，孤苦伶仃，也像奥·曼一样无所畏惧，却又什么都怕，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塔什干的医院里，要我去与他告别，可是我却迟到了。但愿他能原谅我的这一罪过，看在我曾用他无比喜爱的奥·曼诗作装点他最后时光的分上。当米申卡·森凯维奇出差去运河工地时，苦役犯乌索夫在那里已经得了心绞痛。他牵涉进“词典编纂家案件”，该案中有多人被枪毙，但由于罗曼·罗兰的干预也有人获得轻判。战争期间，几位词典编纂家在集中营待了五年后获释，来到中亚，这里是他们妻子的流放地。由于在集中营患上心脏疾病，这些四十五六岁的男人一个接一个死去。在他们中间，就有我的朋友乌索夫。每一桩案件，无论其主角是艾尔米塔什(1)的专家、历史学家还是词典编纂家，都是他们按部就班的毁灭行动，他们在毁灭人民的智慧、思想和精神力量。

乌索夫的妻子阿里萨·古戈夫娜·乌索娃把自己的巨人安葬在塔什干的墓地，在旁边也给自己预留了一个小墓穴，然后便在对她的身体有致命危险的中亚气候条件下度过余下的日子。她还从偏僻的哈萨克斯坦流放地接来一位拖家带口的前领导干部，因为这位干部从前曾陪她熬过流放岁月，帮她劈柴挑水。她把自己在师范学院公寓楼里的那个房间登记在这家人的名下。她事先做好这一切，以免那种好处，亦即乌索夫教授分得的这间住房，在她死后不至于白白流失。为了能在生前把尘世的事情办完，然后心安理得地躺进坟墓，她还事先给墓地的乞丐付了钱，让他们将来在她的墓地上栽一棵树，要与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墓地上的树一模一样，让他们在还能记得的时候过来浇浇花。对于住进她房间的那家人，她倒是没抱太大希望……

一天天衰老下去的阿里萨·古戈夫娜却继续对生活中的一切怪事反应强烈，常常痛骂那些官员、傻瓜和伪学者。在学术生活中她也游刃有余，她确知谁能配得上学者称号，谁是小混混，谁是告密者，与谁可以共饮一瓶酸酒。在我们寒酸的聚会上往往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研究生，他自然是被派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阿里萨·古戈夫娜能想出很好的祝酒词来。如果这些教师和教授们主动举起第一杯酒为那些赐予我们幸福生活的人而干杯，那又有什么可汇报的呢？！告密者和研究生狼狈不堪……

瘸腿的古戈夫娜在房间里来回奔忙，用残缺的瓷器，用破烂不堪却能令人想起农奴制来的毛毯，还有乌索夫的一摞书，营造出一片闻所未闻的舒适。她和乌索夫将自己喜欢的小圈子称为“金丝雀”，在这个小圈子里，只有那些能背诵曼德施塔姆诗作的人才能喝到他们家的酒。古戈夫娜用细长的指头按摩脸庞，这样说起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个完全无人照看的女人……”她始终很关心自己花白的长辫子，关心指甲，当你连续数年自己生炉子、刷锅、擦地板，保护指甲就更有现实意义了。她有这样一个隐秘的担忧，即如果她“未能保护好自己的容颜”，到了另一个世界，乌索夫或许会认不出她来的。乌索夫在集中营服刑时，她置身于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也是这样关心自己的“容颜”。她始终在细心准备与丈夫的重逢，要让出现在丈夫面前的她，其容颜一如他们分手的那个夜晚。乌索夫死后，她很长时间都在生丈夫的气，因为他如此轻率地扔下她孤身一人，临阵逃脱，而她自己却不得不来研究这些词汇学和修辞学，以挣得一份辛酸的寡妇口粮。

她是能说莫斯科贵族口语的最后一人，她说的话就像悦耳的音乐，乌索夫常说，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看出他的妻子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犹太女人，而是一位值得尊重的犹太女人。而且，人们似乎还能猜出她流放前在莫斯科担任的工作，她当时是列宁图书馆的顾问，她负责辨认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初那些肖像画上的人物。她熟知关于这一时期女士们的一切传闻，对于那些诞生出诗人的家庭之谱系，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我们这一代的美女们，那些殉道者的寡妇们，就这样结束了她们的生命，在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那些殉道者们聊以自慰的东西就是他们秘密储藏在记忆中的诗歌。诗歌的读者是一个特别物种，在当时也属于濒危鸟类。那些优秀读者是最后一批善良的人，勇敢正直的人。他们的勇气，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坚韧，自何而来呢？如今在六十年代出现的这新一代读者，他们能像其前辈们那样吗？他们能经受住命运为他们准备下的各种考验吗，就像古戈夫娜那样？古戈夫娜始终在说，她是个被宠坏的女人，任性而又暴躁……命运的确很宠爱古戈夫娜，她甚至能在流放中依然保留自己的长辫子、出色的诗歌记忆力以及对一切看风使舵行为和虚伪谎言的猛烈抨击。

一次在国立中亚大学，一位年轻学者拦住古戈夫娜，长时间地询问我的消息，问我有没有保存下曼德施塔姆的诗。古戈夫娜模棱两可地回答了他，然后立即跑来找我，转达那位年轻学者的建议：赶紧把所有手稿都扔进火炉。他强烈要求古戈夫娜把这个建议转告给我，说这个消息来源保密，他不能公开。“胡说，”我说，“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他们来把手稿抄走，这是一回事，可我不会自己销毁任何东西……”“正确，”古戈夫娜说，“可是不交给他们也不行。我俩给他们准备一些复本，原件我们藏起来。”我俩忙了一夜，准备出一摞复本，原件则由古戈夫娜带走，藏在了什么地方。我俩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万一我被捕，我也不清楚手稿到底藏在谁人那里。这也就是说，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说出这些手稿的藏身之地……我们始终在做最坏打算，或许正因为如此，手稿方得以保全。我俩都在中亚大学工作，在学校碰面时，古戈夫娜会向我通报“金丝雀”的健康状况，说一切正常，他们都在歌唱，她甚至还因此被视为一位著名的爱鸟者。这事就发生在那名“私塾女生”常来找我的时候，拉里萨对我说，这名女生“为老爸服务”。这位“女生”似乎并非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而是主动行事，因为，当这名“女生”到拉里萨的父亲那里去抱怨，说拉里萨经常去找我，妨碍了这名“女生”的“工作”，拉里萨的父亲便命令手下人别再来打扰我。他说，奥·曼不是政治犯而是刑事犯，“他在莫斯科被抓，在那里打过架，无权待在莫斯科”……他还说，我“归莫斯科管”。这一切我都是听拉里萨说的。或许，在我那份跟随我从一座城市旅行到另一座城市的档案里就是这么写的。待“女学生”消失后，乌索娃把我的手稿送还给我。她未能活到斯大林死去的那一天，可她与我一样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她坚信他有朝一日一定会死。我对此坚信不疑，此刻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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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堡著名博物馆，位于旧时皇宫，即冬宫。

陷阱

在得到曼德施塔姆的死讯之前，我一直会做这样的梦：我在买晚上要吃的东西，他站在身后，我们正准备一起回家……可我刚一转身，他就不见了，他走开了，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晃悠……我飞奔过去，可是赶不上他，也无法问清他在“那边”的情况……已经有传闻说，犯人们会遭受酷刑。

白天，我则懊悔不已：我们那天看见了委员会的人，感觉到事情不好，可我们为何不顺应恐惧，徒步逃往车站呢？这该死的斯巴达勇气是哪里来的呢？我们居然置惶恐于不顾！我们当时需要一点自制……我们只能步行，要知道，他们是不会向我们提供马匹的，我们得扔下这些破烂，在这二十五里的穆罗姆道路上，我们也许会因心梗而倒毙。

我们为什么会自己走进陷阱，只是为了几个星期不愁吃住，为了不让熟人们讨厌我们，不去祈求他们的施舍？是斯塔夫斯基有意把我们送进陷阱的，对此我毫不怀疑。而在上层，他们正在等待斯大林或他的某个亲信作出决定。没有上层的同意，曼德施塔姆不可能被抓，因为一九三四年的案件已经作出决定，即“隔离起来，但加以保护”。显而易见，有人让斯塔夫斯基给我们找个临时住处，以便他们之后能找到我们。为了让秘密机构免遭跟踪之累，斯塔夫斯基便殷勤地把我们骗到了休息之家。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早已不堪重负，精疲力竭，而像斯塔夫斯基这样一位自觉的共产党员则时刻准备向他们提供帮助。他十分谨慎地选中了这处休息之家，因为很难从这里逃走，一位心脏病人自然无力步行二十五里逃到车站。

在我们出发前往萨马基哈之前，斯塔夫斯基首次接见了奥·曼。我们也将此次接见视作一个好兆头。实际上，他需要的大约只是一些补充材料，以便给曼德施塔姆写一份“鉴定”，也就是在逮捕他之前先给他定性。这样的鉴定材料有时事后才写，等当事人已被关进监狱，有时也会在逮捕行动之前拟就。这也是消灭人的处置细节之一。通常，这类鉴定均由单位领导出具，但在逮捕作家时往往需要一些补充鉴定意见，为了获得这些材料，任何一位作协会员都有可能被召至秘密机构。根据六十年代的伦理学，我们认为直接的告密与压力之下写出的“鉴定”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被请到秘密机构去的人，有谁敢拒绝为其被捕的同行出具“鉴定”呢？拒绝者会立即被逮捕，那孩子和家人怎么办呢？曾出具此类鉴定的人此时都在自我辩白，称他们说的话都是报刊上发表过的东西。斯塔夫斯基无疑就研究过报刊上的材料，那些办事认真的女秘书们早就为他收集到了一切相关文字，他只需再添加一些个人感想。曼德施塔姆在这件事情上也帮过斯塔夫斯基的忙，因为曼德施塔姆向后者表达过自己对枪毙行为的看法。奥·曼发现，斯塔夫斯基当时听得非常认真……众所周知，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共同犯罪这样将统治阶层连结为一个整体，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曾参与其中……

一九五六年，我在二十年后第一次走进作协，去见苏尔科夫，他兴高采烈地接待了我，当时的许多人都以为对历史的反思会相当深刻，会远远超出后来的实际情况，乐观主义者们没有考虑到由斯大林体制预先埋下的那根弹簧所具有的力量，即旧体制之罪行大批参与者们的合力抵抗。就像塔什干的拉里萨常说的那样：“不能变得太厉害，这会伤害老同志的……”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她才想到国外去诉苦水……

我和苏尔科夫很快便谈起曼德施塔姆的遗产。那些东西现在放在哪儿呢？他多次坚称，他也有过曼德施塔姆的诗作，是奥·曼亲手抄写的，可是后来被斯塔夫斯基要去了……他干吗需要这些诗稿呢，要知道他是从不读诗的……为了中止这毫无意义的交谈，我打断苏尔科夫的话，说出我对斯塔夫斯基当时所扮演角色的看法。苏尔科夫未表示反对。

同样的话我也对西蒙诺夫说过，我有一次去找他，当时苏尔科夫不在场。西蒙诺夫是个伟大的外交家，他建议我提交一份申请，要求追认曼德施塔姆的作协会员资格，他还说，在奥·曼两次被捕之间的那段时期，斯塔夫斯基曾打算吸收奥·曼为会员。我拒绝了这个巧妙的提议，并对西蒙诺夫道出我对斯塔夫斯基所扮角色的看法。西蒙诺夫亦未提出异议。此人见多识广，他知道当官的在那该死的时日都干了些什么。苏尔科夫和西蒙诺夫似乎都很幸运，在那些时日他们尚未当官，因此他们不用在被捕者的名单上签字，也无须为死刑犯写“鉴定”。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没干过那些事……

不过，事情难道仅在于这位领导姓甚名谁吗？任何一个人都会那样做的，否则，汽车就会在半夜开到他家门前……我们全都是羔羊，任人宰割，或是甘为刽子手毕恭毕敬的助手，因为我们不愿步入羊群。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表现得无比驯服，扼杀了自己内心的一切人类本能。比如，我们为何不砸碎玻璃，从窗口跳出去，听凭那愚蠢的恐惧感驱使呢？那恐惧感或许能让我们逃进森林，逃往远郊，或迎向枪弹。我们为何恭顺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们的东西？奥·曼为何要顺从地跟着那两位士兵走，而我也没有像只野兽一样扑向他们？我们有什么可留恋的呢？难道我们害怕那个关于拒捕的补充条款吗？结局反正一样，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这并非恐惧。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意识到自己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每个人，既包括被杀者也包括杀人者，无一例外。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作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索菲伊卡的小窗口

与被捕亲人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递钱。每月一次，我排着长队（即便在逮捕行动有所减少的时候，我的排队时间也不少于三四个小时），凑到小窗口前，报上姓氏。窗口里的人翻着那本标有字母“M”的花名册（他们每天只接待某些姓氏犯人的家属，我只能在他翻阅这本花名册的那一天前来排队）。“名字和父称？”我报上奥·曼的名字和父称，小窗里于是伸出一只手来。我把护照和钱塞到那只手里，然后再拿回中间夹有一张收据的护照，便走开了。大家都很羡慕我，因为我知道我那位被捕的亲人身在何处，知道他还活着。要知道，窗口里有时会传来这样的吼声：“没有此人……下一个……”任何问询均属徒劳。笼子里的人从不作答，而会砰的一声关上小窗，警卫士兵会朝提问者走来……秩序转眼便会恢复正常，下一位走近窗口，报上他被捕家人的姓名。如果有谁想在窗口前多耽搁一会儿，其他排队的人就会帮着警卫士兵赶走他。

排队的人通常不会相互交谈。这是苏联境内的一座主要监狱(1)，来这里的人都经过精挑细选，他们遵守纪律，严肃稳重……没有任何疑问，即便有人提出一个多余问题，人们略微骚动一下，也都避而不答。只有一次，两个衣着鲜亮的小姑娘来到这里，她们的妈妈前一天夜里被带走了，人们没问两位小姑娘的姓氏以什么字母开头，允许她们两位插队。当时在场的所有女人大约都心头一紧，想到她们的孩子不久也会这样走近那个小窗口。有人抱起姐姐，因为她够不着窗口，只听这个小女孩大声喊道：“我妈妈在哪儿？”“我们不去保育院……我们不回家……”窗口砰的一声关上了，但小女孩抢着说道，她爸爸是名军人。这就是说，她们的爸爸可能是名真正的军人，也可能是一位契卡人员。契卡人员的孩子自小就被教会说他们的爸爸是军人，为的是不引起学校同学的警觉。“人家对我们有看法。”他们会这样对自己的孩子解释。出国之前，他们会强迫契卡人员的孩子记住自己的新姓氏，他们的父母在境外用的正是这个化名……两个衣着鲜亮的女孩好像住在一幢机关大楼里，她们告诉那些排队的人，她们那幢楼里的其他孩子已经被送进保育院，但她俩想去乌克兰找奶奶。就在这时，一扇侧门打开了，一位军人走出来，带走两个小姑娘，随后窗口重新打开，重新开始提供服务，秩序井然。只是在两位小女孩被带走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两个小傻瓜。”另一位妇人又添了一句：“应该趁早把自己的孩子送走……”

两位衣着鲜亮的小女孩构成一个例外，在这里排队的孩子们通常都像成年人一样规规矩矩，沉默不语。通常都是父亲首先被抓，如果父亲是名军官则尤其如此，暂时还留在孩子们身边的母亲便会事先教导他们在失去父母的情况下该如何行事。有许多孩子躲过了保育院，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在社会上曾经拥有的地位，父母的位置越高，孩子们享有私人生活的机会就越少。但最令人吃惊的是，生活仍在继续，人们仍在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明明知道在索菲伊卡(2)的窗口前会出现怎样的场景，他们怎么还能下定决心这样做呢？

与我一同排队的妇人们都尽量避免交谈。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断言她们的丈夫是被错抓的，很快就会获释，由于泪水和失眠，她们的双眼都是通红的，可我却从未看到一位妇人在排队时哭出声来。出门来到外面，妇人们总要鼓起内心的勇气，舒展五官，换一副容颜。她们大都要赶回去上班，她们是以递送包裹和钱款的理由在单位请假，然后跑过来的。她们在单位不敢表现出自己的悲伤，她们展露给别人的不是真正的脸庞，而是一副面具。四十年代末在乌里扬诺夫斯克，我有一位女同事，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宿舍里。她进实验室做了一名实验员，很快就挑起大梁，甚至得以晋级，获得在函授部学习的机会。她生活很苦，两个孩子整日挨饿，丈夫撇下她，甚至对孩子也不管不顾。人们建议她申请救济，可她哭着说她太骄傲了，做不出这种事情。他们三人，母亲和两个孩子，眼见着一天天消瘦下去。她被叫到工会，叫到党委，叫到主任那里，所有人都对她说，为了孩子应该放弃骄傲姿态。可她还是她那一套话：他背叛了她，卑鄙地勾搭上另一个女人，他不给钱，也不让孩子们接近他。人们试图通过她的大儿子来影响她，可这个男孩也像母亲一样不屈不挠。数年之后，丈夫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我们大家全都看到，她如何扑过去搂住丈夫的脖子。她立即递交辞职申请，并开始收拾箱子。无处不在的女看门人获悉，她丈夫的居住申请被拒绝了，因为他刚从集中营被放出来。这些年来，她一直在编织那个关于骄傲和伤心的谎言，目的就是保住工作。这大约是一桩很不起眼的小案子，否则秘密机构便会通知干部处，说她丈夫是一名遭到镇压的人，很有可能，他违反的并非著名的五十八条，而是一桩刑事案或民事案。他是在斯大林临死前被释放的，因此不会再遭遇二次逮捕，我希望他们全家如今万事如意。我始终在想象，这三位同谋，母亲和两个极度衰弱的孩子，如何在半夜里窃窃私语：如果别人问起爸爸……我拒绝了他们……他们想说服我，但我没露马脚……再挺一挺，再看看……只要他能回来……父亲读过政治经济学，过去是个理论明星。毫无疑问，熬过这一段，他会成为最耀眼的星辰。这是无数“乌龙事件”之一……

在索菲伊卡排了几个月的队之后，我有一次得知奥·曼已被转至布兑尔基。犯人们在那里被押上囚车，然后送往集中营。我跑到布兑尔基，想弄清什么时候才会有姓氏以“M”开头的犯人之消息。在布兑尔基，我只成功地汇过一次款，第二次我被告知，根据特别法庭的裁决，奥·曼被判在集中营服刑五年。我在检察院也得到这个消息，我在那里也排了一切该排的队。那里设有许多小窗口，负责接收申诉，我也像所有人那样递交了申诉。在递交申诉整整一个月之后，我们所有人均被告之，申诉被驳回。被捕者的妻子通常都要经历这一过程，如果她本人幸运地未被抓进集中营的话。在那堵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坚不可摧的光滑墙壁上，他们特意凿出一些小窗口来，以便我们递交申诉，以便我们领取证明和驳回书。我接到过奥·曼发自集中营的一封信，这是唯一的一封，这也被视为一大成功，因为我毕竟知道了奥·曼置身何处。我赶紧寄去一个包裹，包裹后被退回，因为“收件人已经死亡”。几个月后，奥·曼的兄弟亚历山大·埃米利耶维奇收到了奥·曼的死亡证明。我熟悉的妇人中无人收到这样的证明。我不知道，我为何能获得这份仁慈。

二十大召开前不久，我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同在奥尔登卡(3)散步，我发现有空前多的密探，每个门洞里都戳着一位。“这一次您不用害怕，”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情况正在好转。”她听到一些关于党代会的朦胧消息，赫鲁晓夫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他那封著名的公开信。正是由于这次会议，全城才布满了便衣特工。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还建议我到作协去探探路。我们获悉，巴别尔的遗孀和梅耶荷德的女儿已经递交要求为两位受迫害者平反的申请。爱伦堡早就建议我照她们两位的样子做，我并不着急，但我还是去了作协。苏尔科夫跳起来迎接我，从他的态度我便可以断定时代的确变了，因为还从未有人这样与我谈话……与苏尔科夫的最初几次会面都是在接待室，当着女秘书们的面。他答应几天后再见我，并恳请我不要擅自离开莫斯科。两三个星期后，我打电话到干部处，那里的人很客气地让我再等几天。这就是说，究竟该如何跟我谈，苏尔科夫尚未接到指示，我等着，同时惊讶地发现，那被称作“干部处”的可怕地方竟突然变换了其音调。会面的时间终于确定下来，我发现，让苏尔科夫感到开心的是，我们终于能像正常人那样谈话了。他答应帮助列夫·古米廖夫，也落实了我提出的一切要求。由于苏尔科夫，我得到一份工作，并一直干到退休，在我们两人谈话时我还没有工作，苏尔科夫找到教育部长，谈了我的遭际……他对未来很是乐观，他答应把我迁到莫斯科，答应提供住房和居住许可，他还谈到发表曼德施塔姆作品的问题，谈到曼德施塔姆的文学遗产……为了给这些事情打下一个基础，他建议我提出为奥·曼平反的申请。我问道，如果曼德施塔姆没有遗孀，那么该由谁来提交这份申请呢，不过我是不会再去较劲的……我很快就收到了关于一九三八年第二次被捕的平反证明，由一位女检察官口授，我在关于平反一九三四年案件的申诉书上这样写道：“被告写了此诗，但并未参与传播……”此案的再审恰逢匈牙利事件爆发(4)，我要求平反的申请被驳回。苏尔科夫对这个结果不管不顾，仍组建了一个曼德施塔姆遗产委员会。因为死者的一颗人头，我得到五千卢布的赔偿。这是一个仪式，表明那些死于集中营的作家之复活。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出版他们的作品。

出书的障碍非常之多。我不明白那让我们大惊失色的商业竞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亲眼目睹了我们这里为谋取社会地位而不择手段展开的争斗。关于米高扬的那些委员会(5)的消息刚一传出，许多人就感到不自在，而且远不止那些设法排挤掉竞争对手的人。我常听到这样的嘀咕，回来这么多人，该放到哪儿去呢？要是他们突然想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又该如何是好呢？要把所有这些人都安排好，苏联各部门需要提供多少新岗位啊？然而，什么戏剧性的场面均未出现。大部分人回来时都状态极差，根本不敢奢望从事任何积极活动。一切都很平静，那些担心归来者会争夺岗位的人也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文学界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精心炮制出的那份文学排名表需要竭力捍卫，否则许多已经确立的名声便会轰然倾塌。正因为如此，为那些已故作家出版作品的行动才遭遇了如此激烈的抵抗。不过，健在作家们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

奥·曼的诗集在一九五六年被列入“诗人丛书”出版计划。编委会的所有成员都表述了自己的出版意见。我非常喜欢普罗科菲耶夫(6)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作为诗人的曼德施塔姆根本就不存在，为了消除幻觉，应该出版此书。不幸的是，他显然无法坚持这一高贵立场，后来一直没有停止反对出版奥·曼的诗集。“丛书”的主编奥尔洛夫未料到他会遭遇如此激烈的抵抗，他曾给我写过数封客气的信件，但他后来意识到，出版此书会给他带来某些不快，于是立即缩了回去，同时也中止了我们的通信。不过，奥尔洛夫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不过是个大官，而且他对曼德施塔姆的诗歌也非常冷淡。那些真正喜爱奥·曼诗歌的人，那些有威望的、独立的、绝非官僚的人，其立场则要严谨得多。他们是被摧毁的几代人中硕果仅存的优秀代表，他们中有两位曾对我说，奥尔洛夫虽然表面上拥有出版奥·曼诗歌的可能性，但最终没有出版它，奥尔洛夫的做法并没错。“他的敌人会利用这一事件，有许多人在觊觎他的位子，他会被撤职的，文化出版事业也会垮台……”拒绝出版曼德施塔姆的书，这使他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得以继续履行既定的出版计划，出版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诗人们的诗集，对我说此话的两个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相互交织，为一些职位和几小块国家蛋糕而相互倾轧，这些问题我都搞不清楚。我该做的唯一事情或许就是自费出版曼德施塔姆的书，可这在我们的条件下又无法实现。于是我明白，我再也看不到他的书面世了，因为我的人生也正在走向终点。只有安娜·阿赫马托娃的那句话能给我以安慰，她说奥·曼并不需要古腾堡的发明。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的确生活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时代，诗歌读者越来越多，而诗作却在整个国家以抄本的形式传播。不过，我还是想看到我无法看到的这本书面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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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

(2) 即大炮街。——作者1977年补注

(3) 莫斯科市中心一街区。

(4) 匈牙利事件爆发于1956年11月。

(5) 指1954年成立的平反委员会，米高扬任总委员会主席，下设七十个“三人委员会”。

(6) 普罗科菲耶夫（1900—1971），诗人。

(7) 我看到了，但深感绝望……——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曼德施塔姆的《诗选》作为“诗人丛书”之一种出版于1973年。

死亡日期

有几位《真理报》的记者，即我们所谓的“真理报人”，曾告诉什克洛夫斯基，说中央领导当着他们的面谈过，曼德施塔姆其实没有任何案子……这次谈话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末或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在叶若夫下台后不久，那些中央领导的意思就是，这一切都是叶若夫捏造出来的……想到这一点，我得出一个结论：奥·曼已经不在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一份通知，要我去尼基塔门附近的邮局。在那里，他们将一个包裹退还给我。“收件人已经死亡。”邮局里的姑娘对我说道。退回包裹的这一天我记得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报纸上刊登出一份长长的作家名单，他们获得了首度颁发的勋章。

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在这喜庆的一天前往拉夫鲁申斯基胡同，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什克洛夫斯基。维克多当时在楼下，好像是在卡塔耶夫家，他们这些同路人正与法捷耶夫一起为国家的恩赐而干杯。法捷耶夫当时还洒下几滴醉醺醺的眼泪：我们毁了怎样一位诗人啊！……非法、隐蔽的哀悼词为这些新科勋章获得者的节日添加了一些作料。我只是不明白，除什克洛夫斯基外，他们中间有谁能真正地意识到什么叫作毁了一个人。要知道，他们大多属于重估价值体系、为“新生活”而奋斗的一代人。正是他们为那个强大个性、那个专制者铺平了道路，使他得以专断独行，或惩罚或宽恕，任意设定目标并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一九四〇年六月，奥·曼的兄弟舒拉被叫到鲍曼区户籍登记处，他们给他一份奥·曼的死亡证明，让他转交给我。年龄：四十七岁；死亡日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死亡原因：心力衰竭。这句话可以翻译为：他的死亡原因就是死亡。要知道，心力衰竭就是死亡……还加了一个词：动脉硬化。我又想起了克留耶夫关于他早生的白发所说的话。

出具死亡证明的做法并非常规，而是一个例外。剥夺公民权利终身，亦即流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捕（因为逮捕行动本身就意味着流放和判刑），显然也就等于肉体死亡，在生活中彻底消失。一名集中营囚犯或一名被捕者死亡后，无人通知他的亲属，他的亲人自他被捕那一刻起便已成为遗孀和孤儿。在检察院，女士们在得到丈夫被判十年流放的消息后有时还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您可以嫁人了……没有人去深思，这种善意的许可如何与正式的判决（并不等于死亡）相互吻合。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不明白我为何能得到这份恩赐，收到一份“死亡证明”。这是否有什么内幕呢？

在当时的情况下，死亡是唯一的出路。我在得到奥·曼的死讯后便不再做噩梦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死得很及时，”卡扎尔诺夫斯基后来对我说，“否则他会去科雷马的。”卡扎尔诺夫斯基本人就被流放至科雷马，一九四四年才来到塔什干。他没有居住许可，没有粮食供应券，四处躲避警察，害怕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他拼命喝酒，他没有鞋子，只好穿着我已故母亲的小套鞋。那双小套鞋他穿着正合适，因为他的脚上没有脚指头，他在集中营里冻烂了脚指头，他用一把斧头剁掉烂脚趾，以免血液中毒。当集中营的犯人们被赶去洗澡，在脱衣间的潮湿空气里，内衣会结冰，像铁皮一样梆梆响。不久前我听到一种争论，即究竟哪些人能在集中营里活下来，是那些勤快人还是那些不干活的人。干活的人会累死，不干活的人会饿死。我没有任何论据、见闻和实例来为前者或后者辩护，但是我知道，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有人死去。活下来的少数人构成一个例外。换句话说，这个争论能让人想起一则童话，一位俄国武士站在三岔路口，每一条道路都充满死亡的威胁。俄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恒久的、常在的特征就是，无论是对武士还是非武士而言，每一条道路都充满死亡的威胁，行路人只能凭运气偶然地摆脱死亡。让我感到惊讶的并非这一点，而是另一种现象，即这些羸弱的人的确有人成了武士，他们不仅保住性命，而且还保持着杰出的智慧和记忆。我知道这些人，我也很高兴一一道出他们的姓名，但时机尚不成熟，因此我仅点出我们大家全都知道的一位，即索尔仁尼琴。

卡扎尔诺夫斯基仅仅保住了性命，保留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回忆。他在冬天被关进那座常设集中营，他记得，那是一块不毛之地，一片片新土地被划拨出来，用以关押如潮水般涌来的苦役犯。那里没有任何建筑，没有一间板房。犯人们住在帐篷里，自己为自己建造监狱和板房。新的土地被开辟出来，用以关押新的流放犯。

我听说，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科雷马只能走海路。海湾会封冻，尽管在入冬之后很久才会冻上。大冬天的，卡扎尔诺夫斯基如何能到科雷马呢？要知道，海上的通航应已中止……或者，他待过的第一个常设集中营并不在科雷马，他被一列闷罐车拉到附近一个什么地方，以便减轻中转集中营的压力，这些所谓的“转运站”已经人满为患，被火车拉来的流放犯源源不绝……这个情况我没能搞明白，因为卡扎尔诺夫斯基那颗受伤的脑袋里是一团糨糊。不过，为了确定奥·曼的死亡日期，我先得弄清卡扎尔诺夫斯基是在何时离开“转运站”的。

卡扎尔诺夫斯基是来自那个世界的第一个多少有些可信的使者。在他现身之前很久，我就从一些归来者那里获悉，卡扎尔诺夫斯基的确与奥·曼是同一拨犯人。在“转运站”里，他俩住在一起，卡扎尔诺夫斯基似乎还帮过奥·曼什么忙。他俩住在同一间板房里，床铺几乎紧挨着……因此，我才瞒着警察把卡扎尔诺夫斯基在我这里藏了三个月，慢慢梳理他带到塔什干来的这些讯息。他的记忆已经变成一张巨大的馊煎饼，苦役犯人的真实生活与虚构、想象和传说在其中交织为一体。我明白了什么叫作记忆疾病，这并不是不幸的卡扎尔诺夫斯基所具有的个人特征，问题也不在于伏特加酒。我最初遇见的那些集中营犯人几乎全都具有这一特征，对于他们而言，日期和时间的流逝均不存在，他们并不太在意他们亲眼目睹的事实与集中营里的传说这两者间的界限。这些人饱受创伤，在他们的记忆中，地点、名称和事件的过程都乱成一团，我根本无法理清。我起初听到的那些集中营故事，大部分都是对一些特殊瞬间的不连贯罗列，如讲述者已处在灭亡的边缘，却又神奇地活了下来。集中营的生活在他们脑中分裂成这样一些闪亮的碎片，这些记忆可以证明，保住性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人的求生意志却使他们最终活了下来。我曾在恐惧中自言自语，害怕在我们步入未来时会失去这些历史见证人的陪伴。无论是在集中营内部还是铁丝网外面，我们全都失去了记忆。但是结果，却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自一开始便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不仅要保住性命，而且还要成为见证人。他们是真理的无情捍卫者，他们被无数的苦役犯所淹没，但是坚忍不拔。在流放地，这些人的数量似乎更多，超过牢狱之外，因为在牢狱以外有太多的人受到诱惑，试图与生活和平共处，平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这些头脑清晰的人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能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证明最终的胜利永远属于善，而不属于恶。

卡扎尔诺夫斯基并不属于这类勇士，我听着他那些滔滔不绝的故事，从中选取零零星星的真相，从而能对奥·曼的集中营生活略有了解。中转集中营的人员总是流动的，但他们一开始住的那间板房里全都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罪名都是第五十八条。大家住在一起，这能大大减轻生活的痛苦。牢房里的班长由刑事犯担任，这与当年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这些刑事犯不是普通的窃贼，而是那些在被关押之前就与秘密机构有过联系的人。集中营里的这些二等“管理人员”以极端残忍著称，“五十八条犯人”在他们那里吃尽苦头，其程度并不亚于正式管理人员的加害，再说，他们遇见正式管理人员的机会也不多。奥·曼总是显得神经紧张，他一激动就要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在这里，在中转集中营，他这样跑来跑去，兴奋异常，无疑会成为每一位长官不住责骂的对象。他在院子里还时常跑向禁区，如围墙、哨所等，卫兵冲他又喊又骂，把他赶回去。关于他遭到刑事犯殴打的传闻，十来个证人中没有一个人予以证实。这像是一个传说。

中转集中营里不发放衣服，再说，哪里又有发放衣服的地方呢？他就穿着那件已成碎片的皮衣，浑身都冻僵了，尽管如卡扎尔诺夫斯基所言，最可怕的寒流在奥·曼死后才袭来，奥·曼并未赶上。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个确定日期的因素。

奥·曼几乎什么东西也不吃，他就像后来的左琴科一样害怕食物，他老是弄丢自己那份口粮，不知道饭盒在什么地方……据卡扎尔诺夫斯基说，中转集中营里有个小卖部，出售香烟，好像还有糖。可是到哪儿去弄钱呢？再说，奥·曼对食物的恐惧也扩展至小卖部出售的食物和糖，他只接受卡扎尔诺夫斯基亲手递上的东西……集中营里那个肮脏的、美好的手掌，手心里捏着一小块糖，奥·曼缓慢地接过这最后一份恩赐……但是，卡扎尔诺夫斯基说的是实情吗？这个细节是他杜撰出来的吗？

除了对食物的恐惧和持续的焦躁不安之外，卡扎尔诺夫斯基还发现奥·曼有臆想症，这是奥·曼的一个典型特征，不可能是卡扎尔诺夫斯基杜撰出来的。奥·曼老是以这样一个希望安慰自己，他说他的生活会轻松起来的，因为罗曼·罗兰会就他的事给斯大林写信。这个细微特征使我相信，卡扎尔诺夫斯基的确与奥·曼有过交往。在沃罗涅日流放期间，我们曾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罗曼·罗兰偕夫人到访莫斯科，受到斯大林接见。奥·曼认识玛雅·库达舍娃(1)，他叹着气说道：“玛雅在莫斯科跑来跑去。他们也许会对她提到我。怎么才能让罗曼·罗兰跟斯大林谈到我，劝斯大林放了我……”奥·曼无论如何都不相信，那些职业人道主义者只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感兴趣，而不关心个人的命运，在走投无路的情境下，他的希望便化身成为罗曼·罗兰这个名字。而对于我来说这个名字则足以证明，卡扎尔诺夫斯基并未完全丧失记忆。为公正起见，关于罗曼·罗兰我还要再说一句，他来到莫斯科后曾替那些“词典编纂家”奔波，使他们获得减刑。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不过，这并未改变我对那些职业“人道主义者”的看法……真正的人道主义理解一切，关心一切，愿施援之手永在……

卡扎尔诺夫斯基的叙述中还有这样一个典型细节，即奥·曼毫不怀疑我也进了集中营。他求卡扎尔诺夫斯基出狱后来找我：“您去求求文学基金会，让他们帮帮她……”奥·曼一辈子都被与作家组织捆绑在一起，就像苦役犯人与手推车难分难离，没有作家组织的许可，他连一小块面包也得不到。无论他如何努力挣脱这种依附关系，却均未成功，因为我们这里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对当权者不利……正因为如此，关于我的生活，他只能寄希望于文学基金会的帮助。我的命运后来变换模样，战争期间，趁他们淡忘了我们，我成功地转入另一领域，并因此保住了性命和记忆。

有时，在心情较好的时候，奥·曼也会给集中营的囚犯们读诗，好像还有人把这些诗记录下来。我见过几本曾在集中营里流传的“纪念册”，上面就有奥·曼的诗作。一次，大恐怖时期曾被关进列福尔托沃死囚牢房的一些人告诉奥·曼，说他们在那里看到一行刻在墙壁上的诗句：“我莫非是真正的人，死亡真的在迫近？”(2)听到此话，奥·曼感到很开心，好几天都显得平静了一些。

奥·曼没有被派去干活，即便是集中营内部的活计，比如打扫卫生。在这群虚弱之极的犯人中，他的状况也依然显得非常糟糕。他整天闲逛，招来每一位长官的恐吓、辱骂和诅咒。他几乎立即被筛选掉了，没有被送往常设集中营，他为此感到伤心。他觉得，在常设集中营一切都会变得轻松一点，尽管有经验的人告诉他情况恰恰相反。

有一次，奥·曼听说中转集中营里有一位名叫哈津的人，便让卡扎尔诺夫斯基陪他一起去找那个人，看那人是不是我的亲戚。(3)结果发现他和我只是同姓，并无亲戚关系。这位哈津在读了爱伦堡的回忆录后曾写信给作者，我后来也见过这位哈津。哈津的存在又构成一个证据，表明卡扎尔诺夫斯基的确曾与曼德施塔姆在一起。哈津本人也两次见到奥·曼：一次是奥·曼与卡扎尔诺夫斯基一同去见他；第二次是他领奥·曼去见另一位狱友，那人一直在找奥·曼。哈津说，这位多方寻找奥·曼的人终于见到了他，两人相见的场面十分感人。他回忆说，那人好像姓亨特，是拉脱维亚人，职业是工程师。亨特在这座集中营里已被关了数年，后被转到莫斯科，他的案件需要重审。在那些年，此类重审案件通常都以悲剧结束。亨特到底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哈津依稀觉得，亨特好像是奥·曼的中学同学，也是列宁格勒人。亨特只在中转集中营里待了数天。卡扎尔诺夫斯基也记得，奥·曼曾在哈津的帮助下找到一位老同学。

据哈津说，曼德施塔姆死于斑疹伤寒流行的时候，可卡扎尔诺夫斯基却从未提到伤寒的流行，不过，我在很多人那里都听说，当时的确有过伤寒。我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便找到亨特，可是在我们的条件下这又是不可能的，要知道，我不可能在报纸上登一则启事，说要寻找一位在集中营里见过我丈夫的人……哈津本人也是个俗人。他想结识爱伦堡，目的是把他革命初期的那些回忆告诉爱伦堡，他曾与自己的兄弟战友一同投身革命，而他那些兄弟好像就是契卡人员。正是这段时期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在与我谈话时，他总是试图把话题引向他过去的英雄主义……

我再回到卡扎尔诺夫斯基的讲述上来。一天，尽管有人又喊又催，奥·曼还是没从床铺上爬起来。那些天有寒流袭来，这也是我获得的唯一日期。所有人都被赶出去扫雪，奥·曼一个人留在屋里。几天后，他被从床铺上抬起来，送进了医院。卡扎尔诺夫斯基很快就听说奥·曼死了，被埋了，更确切地说，是被扔进一个土坑……当然没有棺木，他们被脱光衣服，几乎赤身裸体，为的是别浪费衣物，好几个人合葬一坑，死人反正永远都有得是，每个人的腿上都系上一个号码牌。

这还不是一种最糟的死亡方式，我宁愿相信卡扎尔诺夫斯基说的是实情。要知道，纳尔布特的死就惨得多。有人说，他在中转集中营当清洁工，也就是掏粪坑，他与其他残疾人一同死在一条被炸毁的渡船上。他们炸毁渡船，就是为了把这些残疾人清除出集中营。为了减轻负担。这样的事情或许不止一次……我在塔鲁萨时，有个从前的惯偷犯帕维尔常给我送水送柴，他有一次主动说起，他曾听到从海上传来的爆炸声，看到一艘沉入水中的驳船，据说那船上装的都是“五十八条犯人”，“政治犯”中的残疾人。那些如今无论如何都想为一切寻求辩解理由的人，其中还有许多是从前的犯人，他们要我相信，当时只炸过这一艘船，干下这一违法行为的集中营主管后来被枪毙了。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动的结局，可不知为何，它却无法令我感动。

我所知道的人进了集中营后大都很快就死去了。人文职业的人士未必能在那里活下来，再说也不值得再活下去。如果死亡注定不可避免，那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让马尔古里斯多活几天又能如何呢？一帮刑事犯护着他，为了让他在夜里给他们讲仲马的小说。他与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4)关在一起，后者几乎立即陷入衰竭，很快就死了。谢天谢地，人总是要死的，但是，铁丝网那边的生活还是值得过的，目的就是记住一切，并告诉给人们。当人们将来想要重复我们的疯狂，这或许能让他们望而却步。

第二位可信的证人是生物学家梅尔库洛夫，奥·曼曾请求他，让他一旦获释就去找爱伦堡，把奥·曼在集中营最后几天的生活告诉爱伦堡，奥·曼当时明白自己一准活不下去了。我这里转述的是爱伦堡的话，他听了梅尔库洛夫的叙述，不过待我从塔什干回来见爱伦堡时，他已经忘了一些细节，比如，他称梅尔库洛夫为农艺师，因为后者获释后为了躲得远一些，就做了农艺师。梅尔库洛夫提供的情况与卡扎尔诺夫斯基的话基本吻合。他认为奥·曼死于被关进集中营的第一年，在恢复通航之前，即一九三九年五月或六月之前。梅尔库洛夫相当详细地转述了他与医生的交谈，幸运的是，那位医生也是一位流放犯，从前听说过曼德施塔姆。医生说他救不了奥·曼，因为奥·曼虚弱已极。这与卡扎尔诺夫斯基的话也能对得上，卡扎尔诺夫斯基说奥·曼害怕吃东西，虽说集中营里的食物也就那个样，完全不害怕吃东西的人也会逐渐变成幽灵。奥·曼只在医院里躺了几天，梅尔库洛夫在奥·曼死去后不久去见过那位医生。

奥·曼让生物学家梅尔库洛夫去见爱伦堡，让他把自己最后几天的情况转告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奥·曼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在当时的苏联作家中，除爱伦堡和什克洛夫斯基外，再没有一个人会接待这样一位使者。而这位使者也不敢去见那些作家，以免再次被弄回那个世界。

那些服完五年和十年刑期的人，亦即那些按我们的概念来衡量刑期最短的犯人，通常会自愿或被迫地留在原地，悄悄躲进自己的熊窝。战后，许多人再度被关进集中营，我们的辞书和我们的法律概念中于是又多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词，即“重犯”。正因为如此，在一九三七和三八年间被大批关进集中营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活下来，我也只与少数几位见过奥·曼的人有过交谈。不过，有关他遭遇的各种说法却在集中营里广为流传，有数十位人曾向我转述关于这位不幸诗人的集中营传说。我不止一次接到邀请，被带去见那些对奥·曼有所耳闻的人，他们总是会说“我当然知道”，诸如奥·曼还活着，或是活到了战争爆发，他现在还被关在某座集中营里，或是已经获释。也找到一些奥·曼死时在场的人，但他们见到我时往往会不好意思地说，这些情况他们都是从其他人那里听来的，但那些人无疑都是完全可信的见证人。

还有人以奥·曼的死亡为题材写了小说。沙拉莫夫的短篇小说(5)只提到曼德施塔姆是怎么死的，他在当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艺术家对其艺术同道和患难兄弟的赞颂。但也有其他一些小说，它们追求可信度，罗列了大量细节。其中一篇小说写道，曼德施塔姆死在驶往科雷马的船上。后来还有一个详尽的故事，写奥·曼如何被扔进了大海。曼德施塔姆被几个刑事犯所杀，他在篝火边读彼特拉克的诗，这些也都属于传说。最后这个读诗细节让很多人上了当，因为这合乎所谓的诗歌规范。还有一些“现实主义”风格的故事，其中一定会有刑事犯出场。其中最精彩的一则出自诗人P(6)之手。P写道，半夜里突然有人敲板房的门，说是要找“一位诗人”。P被这些夜半来客吓坏了，刑事犯们找他干吗啊？原来，这些夜半来客满怀好意，他们只是来邀请他去见另一位即将死去的诗人。P见到了这位即将死去的诗人，也就是曼德施塔姆，后者躺在板房里的床铺上，时而说胡话，时而昏迷，但是一看到P，他却立即清醒过来，他俩彻夜长谈。天快亮的时候，奥·曼死了，P合上他的眼睛。日期当然没有写明，但地址是正确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二道河”中转集中营。斯卢茨基对我讲了这段故事，还给了我P的地址，我写信过去，但是P一直没回信。

所有向我提供消息的人都满怀善意。只有一次，我受到了真正的嘲弄。此事发生在乌里扬诺夫斯克，时间在五十年代初，当时斯大林还活着。每天晚上，一位名叫丘菲亚科夫的人都要跑到我这里来，他是文学教研室成员，也是副院长，他是伤残老兵，身上挂满在军队政治部工作时获得的各种勋章，他喜欢读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中一定要有在队列前枪毙胆小鬼或逃兵的场景。丘菲亚科夫把一生都献给了“高校改革事业”，因此既没拿到学位和文凭，也没接受过高等教育。这是一位永恒的二十年代共青团员，“无可替代的工作人员”。“离开教学岗位”后他担负起一项重要工作，其任务就是监督高校意识形态的纯洁，一旦发现最细微的偏差，他就会向有关部门汇报。他不断地被从一所高校调往另一所高校，主要任务就是监视那些被怀疑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院长。正因为如此，他来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占据着奇怪的“副院长”高位，不能不接受他，虽然他并无在高等教育机构工作的正式资格。这种永恒的共青团员我们这里有两位，除丘菲亚科夫外还有一位叫格卢霍夫，往后在学校里教授历史和文学的后代们应该记住这个姓氏。此人由于参加消灭富农运动获得勋章，由于一篇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他行事高调，常把大学生们叫到他的办公室，教导学生们在会上怎样说狠话，揭发什么人。丘菲亚科夫则不动声色地悄悄做工作。他们两人都在为始自二十年代初的高校毁灭计划而卖力。

丘菲亚科夫是自愿来做我的“工作”的，这并非他的职责，他是以此作为休息和消遣。这项工作几乎能使他获得某种美学享受。每一天，他都能杜撰出一段新故事：曼德施塔姆是被枪毙的；曼德施塔姆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丘菲亚科夫曾去集中营探望过他；曼德施塔姆在试图逃跑时被子弹打死；曼德施塔姆由于刑事犯罪又被关进一座常设集中营，正在服刑；曼德施塔姆被刑事犯们揍得半死，因为他偷了一块面包；曼德施塔姆被释放了，现在与一位新妻子住在北方；曼德施塔姆前不久刚刚上吊自杀，因为他害怕日丹诺夫的信，那些信刚刚传到集中营……每个版本他都说得有模有样，说他费了一番周折，刚从检察院得到这些消息……我只能听他说完，因为不能赶告密者走。我们的谈话常以丘菲亚科夫的文学思考作为结束：“我们最好的歌手是多尔马托夫斯基(7)……我喜欢诗歌中的规范形式……不管怎么说，没有隐喻就不会有诗歌……风格不仅是一个诗歌形式现象，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现象，您请回忆回忆恩格斯的话……那些话千真万确……您拿到曼德施塔姆在集中营里写的诗了吗？他在那里头可写了不少……”丘菲亚科夫干瘦的身体充满干劲。他那军人般的、斯大林式的小胡子下面挂着微笑。有人为他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找来了地道的人参，他提醒大家不要去吃那些人造药片：“根本没法儿比……”

我也不时听到一些有关曼德施塔姆集中营诗作的传闻，但后来发现它们全都是有意或无意的编造。不过，不久前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抄本，其中的诗作抄自那些集中营“纪念册”。这里抄录的未发表诗作有相当大的改动，其中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色彩，如《住宅》。其主要来源是三十年代流传的那些抄本，但或许是凭记忆写下的，因此有很多出入。有些诗用的是被弃用的老版本，如《致德语》。但也有一些无疑是曼德施塔姆本人的口授，因为其他抄本中均不曾收入。莫非是他自己回忆起了他少时所写的关于十字架的那首诗？纪念册中还有几首我没见过的戏谑诗，如《马车和但丁》，但遗憾的是抄得很不严谨。把这些抄本带到那边去的一定是列宁格勒人，集中营里的列宁格勒人多得是。

给我看这个抄本的是多姆博罗夫斯基，他也写有一篇以我们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8)，就像老话所说的那样，他的作品“用血泪写成”。这篇小说揭示了我们不幸生活的实质，虽说其中写的是考古发掘、蛇、建筑和衙门里的小姐。仔细读完这部小说的人一定会明白，集中营为何注定会在我们国家成为一种维持平衡的基本力量。

多姆博罗夫斯基断定，他在“奇怪战争”(9)期间看到了曼德施塔姆，这就是说，时间在我确定的那个死亡日期，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后一年多。当时海路已恢复通航，被多姆博罗夫斯基认定为奥·曼的那个人，或者真的就是奥·曼本人，就在被送往科雷马的那拨犯人里。地点也就是那座“二道河”集中营。多姆博罗夫斯基当时还是个小青年，性格热情外向，他听说这一拨犯人中有个绰号“诗人”的人，便想见他。多姆博罗夫斯基冲他喊了一声：“您好啊，奥西普·曼德施塔姆！”那人答应了。多姆博罗夫斯基不知道奥·曼的父称……“诗人”给人的印象是，他像个精神病人，但还保持某些辨别能力。那次见面很短暂，他俩谈到在战争状态下是否可能渡海到达科雷马。之后，有人喊这位老人（诗人看上去有七十岁左右）去喝粥，他就走了。

这名集中营犯人无论是不是曼德施塔姆，其衰老的相貌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在那样的条件下人们衰老得极快，而奥·曼又向来不显得年轻，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不过，该如何将这些情况与我掌握的信息进行比较呢？可以做这样的假设，曼德施塔姆病愈出院，当时认识他的犯人已全都被送往其他集中营，他像个幽灵一般又活了数月，甚至数年。要么那就是一个同名同姓的老人，这些姓曼德施塔姆的人名字一样，长相也差不多，此人对“诗人”绰号作出回应，他也待在集中营里，被人当成了奥·曼。有没有根据来认定多姆博罗夫斯基遇见的那个人就是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呢？

我的这些想法稍稍动摇了多姆博罗夫斯基的自信，而他的故事也让我有点心动，结果我便什么都不敢肯定了。在我们的生活中难道有什么可信的东西吗？我于是只能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掂量一切……

多姆博罗夫斯基并不认识曼德施塔姆，但他在莫斯科见过奥·曼，不过都是在奥·曼留胡子的那段时间，那位集中营里的“诗人”则没有胡须。多姆博罗夫斯基是凭那人的长相觉得他就是曼德施塔姆。当然不能肯定，很容易认错人。多姆博罗夫斯基还了解到一个细节，但不是听那位“诗人”说的，而是一位第三者告诉他的：是布哈林的一封信决定了奥·曼的命运。显然，布哈林因奥·曼的第一次案件写给斯大林的那封信，以及在第一次搜查我们家时被抄走的布哈林的大量文字，都在一九三八年被摆了出来。这个细节更像是真的。只有真正的曼德施塔姆才可能知道这样的细节。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即那位绰号“诗人”的神秘老人是否真的提起过这封信，还是人们把集中营里流传的一位死者的故事算在了他的身上，因为人们将他当成了那位死者。换句话说，集中营里的囚犯们都知道，布哈林的信在曼德施塔姆的案子中起了某种作用。人们把一位可能与奥·曼同名同姓的人当成了奥·曼，他们想起布哈林那封信的故事，便把这故事又加在那个老人身上。要想弄清真相究竟如何，已不可能。但我只对这里的一个事实感兴趣，即关于那封信的传闻。这是我听到的与奥·曼第二次案件有关的第一个传闻，也是唯一的传闻。奥·曼并非平白无故地在《第四篇散文》中这样说道：“我的案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由于布哈林的这封信，三四年的案件在三四年受到再审，由于同一封信，这个案件又在三八年受到再审……后来，它在五五年再次重审，但结果仍不明朗，我希望，这个案件将来还能得到多次重审。

不过，又有什么能证明我关于奥·曼死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说法是正确的呢？对于我来说，奥·曼死去的第一个讯息就是那个因“收件人已经死亡”而被退回的包裹。但这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确证，因为人们听说过成千上万起这样的事情，即包裹因“收件人已经死亡”的理由被退回，可后来发现收件人只是被转往另一个地方，因此未能收到邮件。退回的包裹会让人直接联想到死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获悉亲人死讯的唯一方式，但是，在那些人满为患、混乱不堪的集中营里，那些身着军装的蛮横长官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死了还是没死，还不都是一回事？被关进铁丝网里的人就这样被从生活中除名，对他们不用客气。从前线战场也会传回一些负伤或被俘官兵阵亡的消息，但他们发出不实死讯是因为不了解情况，那些患难与共的人彼此间都充满关切和同情。而在集中营里，他们对待犯人比对畜生还要恶劣，这些随意处置犯人性命的畜生受到专门训练，就是为了来蹂躏犯人们一切人的权利。退回的包裹不能构成死亡证据。

户籍登记处给出的死亡证明上的时间同样也说明不了什么。那些日期是随意给出的，数百万人的死亡时间往往被有意标为同一时期，比如战争期间。这样统计起来就很方便，死在集中营里的人都与死在战场上的人混在了一起……如此一来，镇压的场景就会变得模糊，任何人都无法弄清真相。在平反时期，被平反者的死亡日期均近乎机械地填写为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谁又会相信死亡证明上的日期呢？不是有人在国外放出这样的风来吗，说曼德施塔姆被关进沃罗涅日州的集中营，死于德国人之手。显而易见，这是某位进步作家或外交官，面对那些如苏尔科夫所言的“爱管闲事”的外国人，把一切事情都推到了德国人身上，这样做十分简单方便……

死亡证明上写道，登记簿上记载的奥·曼死亡时间是一九四〇年五月。这或许是唯一真实的信息。似乎可以相信，他们一般不会将活人写进死者登记簿，尽管这一点完全无法确认。我们假设，某位像罗曼·罗兰那样斯大林很看重的人曾提出释放曼德施塔姆的请求。我们这里有过这样的事情，外国人向我们主人发出的请求往往能奏效，促使他们放人……斯大林有可能不愿释放曼德施塔姆，也可能无法放人，因为曼德施塔姆在狱中被揍得体无完肤……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不过的做法就是宣布他已死亡，同时交给我一份死亡证明，让我成为这个政府谎言的传声筒。为什么独独给我发放死亡证明，而其他人都得不到这样的证明呢？目的何在呢？

如果曼德施塔姆真的死在一九四〇年五月之前的某个时候，比如说四月，那么，多姆博罗夫斯基就有可能见到他，那个“诗人”老头就是奥·曼。

能相信卡扎尔诺夫斯基和哈津提供的信息吗？

集中营的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记不清日期。在那种单调荒谬的生活中，日期会变得模糊不清。卡扎尔诺夫斯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被押走的，现已无法弄清，他有可能在奥·曼出院之前就离开了那里。关于奥·曼死亡的传闻也同样不能证实任何事情，因为集中营里总是各种传闻满天飞。梅尔库洛夫与医生的交谈也不知是在什么日期进行的。他俩的相遇或许是在一两年之后……没有人知道任何东西。没有人有可能知道铁丝网内外的任何东西。在集中营恐怖拥挤的环境里，腿上绑着号码牌的死人就躺在活人身边，永远无人能看清是生还是死。

无人见过死去的奥·曼。无人清洗过他的遗体。无人将他放进棺木。集中营受难者们的混乱叙述缺乏时间感，实情和虚构混为一体。这些人的故事之可信程度，大致相当于形形色色的圣徒蒙难记。而那少数几位见证人（多姆博罗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却又无法展开研究工作，到原地去考察事情的真伪。

我仅仅知道：一个人，一位老者和受难者，他死在了一个地方。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他临死前躺在铺板上，他身边有其他许多濒死的人在蠕动。他或许在等待包裹。包裹没送到，或是没能及时送到……包裹被退了回来。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奥·曼死亡的消息和征兆。对于还在等待包裹的他来说，没有包裹就意味着我们死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肥头大耳、身着军装的职业杀手，他懒得在那册不断变化的厚厚的囚犯花名册中费力寻找一个难懂的姓氏，便大笔一挥勾掉地址，在投递单上写下一个他突然想到的最简单理由——“收件人已经死亡”，便把包裹退了回来，而但愿丈夫早日结束其痛苦生活的我，步履蹒跚地挪到邮局的小窗口前，从邮局女服务员那里得到了这最后一个注定会来的消息。

在他死后（抑或死前？），他就活在集中营的传说中，他被描绘成一个七十岁的疯老头，端着一个喝粥的饭盒，他在被捕前写过诗，因此被称作“诗人”。还有另外一个老人（他或许就是奥·曼？），他待在“二道河”集中营，要被中转至科雷马，许多人都认为他就是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可我不知道他是谁。

关于曼德施塔姆的最后时日，关于他的疾病和死亡，这便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关于自己亲人的死亡情况，其他的人所知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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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曼·罗兰的夫人。

(2) 这或许是曼德施塔姆的诗句，未能查明出处。

(3) 曼德施塔姆夫人娘家姓“哈津”。

(4)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890—1939），文艺学家，所著《俄国文学史》享有盛誉，中译见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下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

(5) 沙拉莫夫（1907—1982），与索尔仁尼琴比肩的“集中营作家”，此处约指他的短篇《雪利白兰地》。

(6) 这个俄文字母的发音近似英文字母R。

(7) 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1994），诗人。

(8) 这部中篇题为《古风守护者》，刊于《新世界》1964年第7、8期。

(9) 即自1939年9月算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十个月，指英法军队在这段期间里的不作为。

还有一个故事

我还知道一点情况。奥·曼是一九三八年九月被押离莫斯科的。物理学家Л(1)曾在一所高等技术学校工作，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完全被摧毁，原因是斯大林一位死敌的儿子(2)曾在该校工作。Л不愿我点出他的全名：“现在是没什么，可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因此我求您别点出我的名字……”他当时也被押出塔甘卡监狱，与奥·曼同一批被转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他人都是从内部监狱押来的，但在被遣送远东之前他们先被转至布兑尔基监狱。Л在路上便得知，曼德施塔姆也在这一拨被遣送者中。后来，Л的一位难友病倒了，被隔离数日。他回来后说，他在隔离室见到了曼德施塔姆。据他说，奥·曼一直躺着，用被子蒙着脑袋。奥·曼还有点钱，押送人员有时替他在车站买块面包。奥·曼会把面包掰成两半，与另一位犯人分享，但他起先不吃自己这一半，他躲在被子里偷偷看那位难友吃完面包，然后才坐起身来吃自己的这一半。他害怕被人下毒，这表明他有病，他完全不去碰发放的稀汤，最后饿死了自己。

他们在十月中旬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二道河”集中营人满为患。新押来的这批人无处安置。犯人们就被扔在两排板房中间的空地上。气候很干燥，Л也不急着住到屋里去。他发现周围到处是厕所，你们能想象出集中营的厕所是什么样子，那里总有一些赤裸上身的人跪在那里，在他们褴褛的衣服上捕杀虱子。但伤寒当时尚未开始流行。

数天之后，新来的囚犯被赶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科雷马集中营的几位负责人组成。科雷马正在建房，集中营负责人需要一流的劳动力，而在那些饱受监狱、夜间审讯和“简易程序”折磨的人当中很难找到合格的壮汉。许多人被筛掉了，其中就包括三十二岁的Л，他小时候摔断了一条腿。被转走的人很少，新押来的犯人却源源不绝，成百上千，也许成千上万，他们饥肠辘辘，形容枯槁。Л关于集中营的人数有个大致估摸。他是一个具有严谨数学思维的人，在二十余年服苦役期间，他分析并记下了他看到的一切。

不过，他的所知从未成为人们的共同财产，因为他已受够集中营生活，他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求安宁，他缩回自我，缩回自己的新家庭，对于他来说，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幼小的女儿，女儿是他这个上了年纪的病人的最后欢乐。他是最好的见证人之一，可他却可能永远保守秘密。他破例对我有所披露，谈起他与曼德施塔姆的相遇，这次相遇给他留下强烈印象，他在集中营里和释放后也曾对此有所提及。我本该问他科雷马委员会挑选健康劳力的过程持续了多久，但是我没问。集中营的负责人之后一定会榨干每个犯人的最后一点精力，然后把他们归为损耗。劳动力的质量是可以通过数量来换取的。

天开始下雨了，于是，只能通过打架争斗才能挤进板房，在屋里占据一席之地，斗殴随处可见。此时，Л已经是班长或队长，管着六十来人，他的职责不过是分配口粮，但随着雨季的到来，全队的人都要求队长给他们找个地方住。Л建议去找一找，看有没有空闲的阁楼。那些更强悍、更麻利的人（人的麻利程度在多数情况下取决于年龄）偏爱阁楼，因为那里不太拥挤，空气也不那么污浊。当然，冬天就必须搬出阁楼，否则会被冻死，或是在烟道旁被烤焦，但是没人想得那么远，集中营犯人们永远只考虑眼前的事。躲进阁楼过夜，便能赢得数周的相对自由。

很快便找到一个合适的阁楼，那里住有五个刑事犯，不过那里还能再挤进十来个人。Л与难友们前去侦察。入口处钉着木板。一块木板塌了下来，Л掀开木板，迎面碰见一个刑事犯。Л已摆开打架的架势，可主人却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道：“阿尔汉格尔斯基……”双方开始谈判。原来，是监狱长把这个阁楼提供给阿尔汉格尔斯基和他的狱友们的。Л提议与阿尔汉格尔斯基一同去找监狱长，对方彬彬有礼地答应了。监狱长持一种令人意外的立场，即竭力调解双方。他有可能很敬重Л，因为Л不怕与刑事犯发生冲突，要不就是把Л也当成了刑事犯。他说道：“这种情况需要考虑……你们挤一挤吧……住房紧张……”Л大获全胜，便回到难友们那里，以便从中选出十个人搬到阁楼去，可难友们却改变主意，不愿与刑事犯们同住：会被他们偷光的！Л试图说服他们，说他们没什么可被偷的，他们的人数又两倍于那帮刑事犯，可是他们还是宁愿露天待着。Л却从此多了一个新朋友，他和阿尔汉格尔斯基见面时总要打招呼。他俩通常在集中营的中心位置碰面，那里总有进行交易和欺骗的黑市。

一次，阿尔汉格尔斯基邀请Л晚上去他那个阁楼听诗歌朗诵。Л不怕被抢劫，他一连数月和衣而卧，他那身破衣烂衫甚至连集中营里的窃贼都看不上。他只有一顶帽子，但帽子在集中营里不值钱。他对这诗歌朗诵会感到好奇，便决定去看看。

阁楼里燃着一支蜡烛。屋子中央摆着一个墩子，上面放有打开的罐头和一些白面包。在饥饿的集中营里这是闻所未闻的款待，因为犯人们仅靠一点粗粮稀汤度日，就连这样的汤还吃不饱。早饭时每个人只能分到半碗菜汤……

刑事犯们中间坐着一个人，他两鬓花白，穿一件黄皮夹克。他在朗诵诗作。Л听出这些诗作出自何人之手，于是才得知此人即曼德施塔姆。刑事犯们请那人吃面包和罐头，他静静地吃着，看来，他只害怕公家之手和公家的食物。大家一声不响地听他朗诵，有时请他再读一遍，他就重新朗诵一遍。

在这天晚上之后，一看到曼德施塔姆，Л就会走过去。他俩交谈起来很轻松，Л很快就发现奥·曼感到很痛苦，他似乎因害怕受到迫害而狂躁，也好像在因一些挥之不去的念头而不安。他不仅恐惧食物（他因此丢了性命），他还恐惧某些疫苗……他在被捕前就曾听说，“在里面”会给人注射某些神秘的药水或“疫苗”，以便使人丧失意志，道出需要的供词……

自二十年代中期起，这种传闻不胫而走。这种说法有无什么根据，我们自然不得而知。此外，还有一个可怕的字眼也很流行，即“社会危险分子”，在一个病人的脑袋里，这一切会交织在一起，奥·曼猜想，他们会通过疫苗让他发疯，从而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危险分子”，并尽快把他除掉。

他忘记了，在我们这里，他们不需要任何“疫苗”便能把人除掉……

Л不懂精神病学，但他很想帮一帮奥·曼。他从不与奥·曼争论，但他做出一副模样，似乎他认定奥·曼是在完全有意地、别有用心地传播其“疯病”传闻。奥·曼的目的或许是让人们躲开他……“但您可别想吓倒我。”Л说。这一手段获得成功，令Л吃惊的是，关于疯病和疫苗的一切谈话从此便中止了。

在中转集中营一般不强迫犯人干活，但在旁边专门拨给刑事犯们活动的区域，“五十八条犯人”作为特别有害的犯人按照规则应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可是由于犯人太多，这一规则几乎没有得到遵守，一切都在流动，各种建材被卸下来，再转运出去。干活的人享受不到任何好处，甚至连口粮定量也不提高，但仍有许多人要求干活。这些人厌恶留在狭小的中转集中营里，与那些疯疯癫癫、凶神恶煞的人待在一起。他们想冲出去，哪怕是去隔壁那片人数较少的区域，以便多散几步路。最后，年轻人在长期坐牢之后也需要活动活动身体。到后来，他们在常设集中营里从事不堪重负的劳动，累得筋疲力尽，自然不会再自愿承担任何工作，但这就是“中转站”。

Л也是一位自愿去干活的人。这个人始终保持志气。条件越是难以承受，他的意志便越是坚强。他在集中营里到处走动，咬紧牙关，反复对自己强调：“我看到了一切，我什么都知道，但这还不足以让我去死。”他的所思所想只有一个目的，即不让别人毁灭自己，克服一切阻碍保住性命。我十分了解这种情感，因为我自己也正是这样咬紧牙关活了近三十年。因此我才对Л充满崇高敬意，因为我知道，在普通条件下保住性命已实属不易，而他却在一九三八年的集中营里向自己提出了这一最艰难不过的任务，并在那些可怖年代始终不弃不舍。他在一九五六年回家，得了肺结核和难以治愈的心脏病，但他毕竟回家了，他的心理依然健康，记忆力依然很好，甚至好过我们大多数没有坐过牢的人。

Л让奥·曼做自己的帮手。这或许是因为，在“中转站”不存在任何工作标准，Л自己也不打算卖命苦干。他俩把一两块石头搬上抬架，抬到半公里远的地方卸下来，坐下来歇一会。回来的路上，Л一人扛着抬架。有一次，奥·曼坐在一堆石头上休息，他说道：“我的第一本书就叫《石头》，我的最后一本书也是石头……”Л记住了这句话，虽然他并不知道奥·曼那本诗集的名字，他在与我交谈时中断自己的叙述，问我道：“他真有一本书名叫《石头》吗？”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显得非常高兴，因为他在这里再次验证了自己的记忆力……

脱离人群，来到这片相对人少、关押刑事犯的安静区域，他们两人的精神都有所振作。

Л的讲述为奥·曼最后一封信中的一句话作了注脚，奥·曼在信中写道：他每天去干活，这改善了情绪。所有人都断言，在“中转站”是不让犯人干活的，我也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仰仗Л，这个问题才全部搞清。

十二月初爆发了斑疹伤寒，Л从此再未见到奥·曼。集中营负责人采取一种野蛮措施：感染者被立即清出板房，再把其他流放犯赶进板房，锁上门，不让他们去任何地方。每天早晨打开房门，倒马桶，卫生员为所有人测量体温。这样一种集中营的预防措施自然不会有任何效果，疾病放倒一大批人。患病者被送进隔离室，关于隔离室有种种可怕传闻。人们拿隔离室的故事来相互恐吓，他们认为无人能活着离开那里。

在一共三层的床铺上，Л睡在中铺。这是一种成功，因为下铺总是人来人往，上铺则闷得要死。几天后，Л感觉发冷。为了能暖和一些，他提议换到上铺去，愿意换铺的人很多。但是躺到上铺后Л依然觉得发冷，他知道他得了斑疹伤寒。他打定一个主意：要在牢房里熬过这场病，不让他们把自己拖到隔离室去。他在测体温时做手脚，数次骗过卫生员。体温继续升高，一次，他甩体温计的方法不对，骗局败露，他被抬走了。他在隔离室听说，曼德施塔姆不久前来过这里。奥·曼并未感染伤寒。流放犯医生们对他很好，甚至为他找来一件短皮大衣。医生们那里总有多余的衣服，那是死者们的遗物，而那里的死者又像苍蝇一样多。奥·曼此时非常需要一件衣服，他甚至已经把自己那件皮夹克拿去换糖了。他用那件皮夹克换来一点五公斤糖，但立马就被偷走了。Л问奥·曼去了哪里，可是无人知晓。

Л在隔离室待了数天，直到医生确诊他得了斑疹伤寒。他被转去住院。原来，“二道河”有一家相当体面的附设住院部的医院，两层楼，也很干净，斑疹伤寒病患者均被送到这里。几个月来，Л第一次躺在床单上，疾病变成了休息，变成了空前舒适的甜蜜感觉。

出院后，Л听说奥·曼死了。这事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九年四月之间，因为在四月Л已被转入常设集中营。Л并未见到任何一位奥·曼死亡时在场的人，所有这些情况他都是听来的。他是一个严谨的人，但向他提供信息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就很难说了。Л的叙述似乎可以佐证卡扎尔诺夫斯基的版本，即奥·曼死得很早。我从中还得出一个结论：既然医院只收治斑疹伤寒病人，那么奥·曼只可能死在隔离室，他临死前甚至未能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喘口气，那床上铺着一条极其糟糕却十分神奇的苦役犯人的床单。

我无处获得证明，也无人与我谈及这个问题。有谁愿意为了曼德施塔姆而到那些可怕的卷宗里去刨根问底呢？这位曼德施塔姆甚至连一本书都出不了……

能在死后获得平反，或者至少，自己的案件由于证据不足而被中止审理，死者会因此而感到高兴的。可是要知道，甚至连证明在我们这里都有不同的两种，没有任何平均主义，曼德施塔姆得到的就是第二种……因此，我只能去搜集这些可怜的信息，来猜测曼德施塔姆究竟死于何时。直到如今我始终在不断地对自己说：奥·曼死得越早越好。没有什么能比缓慢的死亡更为可怕。当我听那位邮局女服务员说奥·曼死了，我竟感到放下心来，可他当时有可能还活着，的确去了科雷马，而我们大家却都认为他已经死了，这让我想起来感到十分可怕。死亡日期无法确定。我也无力再去做什么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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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俄文字母的发音近似英文字母L。

(2) 即托洛茨基之子。——作者1977年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