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五章　血色黄昏

带血的礼炮

秘密逮捕令

鲁莽的巡抚

替死鬼真相

汇款的机密

密航燕子湾

第六章　京城谍影

勋爵的密报

外相的训令

神秘传教士

双面翻译官

紫禁城谍影

传教士跑官

乾隆的焦虑

最后的早餐

第七章　黄埔风云

陈兵穿鼻洋

日落紫禁城

总督的底线

联合审判庭

贪婪的奴才

偷渡客谋局

传教士宿怨

致命的双簧

兵围广州城

第八章　黄昏对决

海盗无间道

盟军大溃败

伟大的流氓

绝望的首富

梦断重组路

大法官绝杀

1821的密折

圣诞节上书

林则徐币改

“九老会”对决（上）

“九老会”对决（下）

参考文献

李德林

著名财经作家，《证券市场周刊》编委、主编助理，“《南方周末》致敬2008年度经济报道”、“影响中国华语传媒盛典年度经济报道”、“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最具影响力财经传媒人”等奖项获得者。2004年出版《德隆内幕》，荣获该年度“最受中国企业家欢迎的十大商业图书”。著有《黄光裕真相》、《高盛阴谋》、《我所知道的国美真相》、《暗战1840》（上）等多部作品。

选题策划：杨水秀

责任编辑：李怀科　关山美

特约编辑：任军锋

投稿信箱：rz8263235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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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设计：水玉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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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献给

我深爱的妻子与亲爱的儿子

暗战

1840

鸦片战争原来是一场金融战争

李德林◎著　下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战1840．下，鸦片战争原来是一场金融战争／李德林著．—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6

ISBN 978-7-80249-853-2

Ⅰ．①暗…Ⅱ．①李…Ⅲ．①金融—对外经济关系—经济史—中国—明清时代Ⅳ．①F832.948②F832.96

中国版权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6950号

暗战1840：鸦片战争原来是一场金融战争（下）

作　　者：李德林

出品人：　成与华　李　军

选题策划：杨水秀

责任编辑：李怀科　关山美

特约编辑：任军锋

渠道总监：赵国强　张晓宁　李　圆

营销企划：韩博华　万春生　马泽峰　李　莹

责任审读：郭敬梅

责任印制：迈致红　潘代兵

装帧设计：水玉银文化

出　　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日知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280千字

印　　张：18.5

书　　号：ISBN 978-7-80249-853-2

书　　价：3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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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战1840　序

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1840年的那一段屈辱已经满是尘埃。

“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为了这句话，英伦王朝从1583年开始，历伊丽莎白女王、斯图亚特王朝、汉诺威王朝14个国王的努力，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案。

当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总裁带着娇妻，行走在广州大街之上时，引来了无数长袍马褂儿留辫子男人的围观，裸露的香肩，雪花膏一般的肌肤令两广地界官员大惊失色。两广总督闻讯立即向道光皇帝发了一份八百里加急，道光皇帝暴怒，下令将伤风败俗的西洋女人驱逐出大清帝国的国土。

东印度公司的总裁夜夜笙歌，中国官员不断地驱赶。鸦片贩子抓住其家眷留宿广州而被驱赶一事大做文章，以马地臣为首的鸦片贩子向英国国王上书，攻击大清帝国愚昧落后，毫无人性，说大清帝国强令英国商人跟家眷分居两地是违背人伦。

十年之后，道光皇帝派出钦差大臣，跟英国使臣坐在了谈判桌上，此时再无十年之前帝国的傲气。当和谈双方在草稿纸上写下了例行公事的第一条停战和平，双方立即就商人携带家眷到中国经商开始了紧张而激烈的磋商。

带女眷到中国只是英国人的借口，人伦是英国主战派鼓动人心最大的借口。从1583年开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向中国派出使臣，希望能跟中国政府结盟，共同对抗全球扩张的西班牙跟葡萄牙两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当中国皇帝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紫禁城宝座上将英国来客当做孝子贤孙的时候，一场场致命的血海深仇却在不断积累。

当乾隆皇帝准备召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时候，发现从万里之遥来的英国人不仅不是来孝敬自己的，而且甚至对帝国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乾隆皇帝才意识到帝国的秩序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在马戛尔尼北上京城之前，间谍活动便早已秘密展开，因为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到来是结盟，而不是进贡。

“满洲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尚武精神。大清的陆海军从来都没有令人生畏，他们现在只不过是个幻影。这个帝国能够维持它的尊荣，不过是因为无人对此提出异议罢了，要是他们的北方邻居当时选择在北京签订条约，就像在君士坦丁堡签约一样，中华天朝会怎么样呢？要是英国海军要求签订一个条约，天朝又能怎么样呢？”

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中文水平超越了乾隆皇帝喜欢的斯当东，甚至对广州、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地方话都说得相当流利，这位一直充当英国人在中国向导的普鲁士人甚至于1834年1月在《广州纪事报》发表文章，嘲笑当年的俄国人没有利用军事优势迫使大清帝国让步，因为大清帝国已经跟当时的大清皇帝一样虚弱，“设若受到任何一个海上强国的攻击，他很清楚地知道他决无反击的手段，他应该知道，他的整个大约由1000艘船只组成的海军，还无法与（西人的）一艘驱逐舰相匹敌”。

郭士立的激进令马地臣这样的鸦片贩子激动不已。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有组织无纪律，有律法无审判，他们虚弱到只能用专制的高压手段来统治这个国家，他们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免遭匪帮和劫匪祸害，且完全无法镇压一小规模叛乱的民族”。马地臣们不断给英伦内阁灌输一个思想，在专制的中国做生意毫无公平与道义。

在大清帝国贸易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双重专制之下，贸易顺差成为必然。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大清帝国，商人的地位仅高于妓女，老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更何况老板是洋人呢？洋老板手下的工人就更没有律法保证。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通过中外联合审判来触摸帝国的底线，主权独立与帝王尊严粉饰了帝国的虚弱。

英国人为了扳回贸易逆差，希望跟中国结盟，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贸易区域，可是专制政治体系在文官集团的主导下，腐败与帝国的虚弱成反比，粤海关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腐败的黑窝，这个黑窝直通紫禁城的内务府。腐败到了皇帝的家里去了，可想而知，大清帝国是多么虚弱。

在大兴文字狱的满清王朝，英国人为了打破中国的专制贸易，不断在广州打造英国人的舆论阵地，以自由贸易商人发起创办的《广州纪事报》等报纸相继面世，这一点跟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创办《波士顿纪事报》颇为相似。报纸在广州的兴起，更令远在紫禁城的中国皇帝惶恐不安。

英国人在报纸上造势，企图打破广州体制、建立在华“自由贸易”的新体制。英国商人不断跟伦敦的内阁进行勾结，怂恿内阁的大佬们向大清帝国政府进行军事施压。英国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一个不受大清帝国政府管辖的商业一军事基地。

自由贸易区是东印度公司当年奴役印度人的花招，这一点对大清帝国的君臣来说早已了然于胸。英国人目的非常明确，伦敦派军舰驻扎广东海域，通过军事手段对已经非常“虚弱”、“面临崩溃”的大清帝国形成威慑，“为国王陛下的旗帜赢得尊重和注意”。

英国人的目的昭然若揭。从马戛尔尼到阿美士德勋爵，一次次向中国皇帝提出了英国人自己的贸易游戏规则，一次次被拒绝，军事压力是获得平等协商无法达到目的的手段。商业军事基地设在“中国海岸的中间地带，或是靠近北京”，英国舰队可以由此轻易地封锁黄河和对北京至关重要的大运河，在必要时实行禁运，以“产生非常有力的后果”。

《暗战1840》从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三百年的中英恩怨：政治、商业、军事、法律、外交等。从贸易专制到律法无序，从和平结盟到炮舰相向。这一纸条约的背后，经济如同一根致命的绳索，将相隔万里之遥的中英两国三百年间从陌路到仇恨一步步拖入了战争的深渊。

第五章　血色黄昏

带血的礼炮

轰隆隆，礼炮齐鸣，掌声雷动。

1784年11月24日，黄埔港迎来了最晚的一艘洋船“休斯夫人”号，这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这一年开往中国的最后一艘商船。东印度公司要将派头做足，美国人的“中国皇后”号早在8月25日就到了黄埔港，不过美国人泥腿子闹革命，手上也没有像样的交易货物，无非就是胡椒、毛皮一类的，从纽约起航的时候船上空空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路上交易的。不过，美国人直航中国是约翰·汉考克那一帮走私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情，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英格兰人无法封锁美国人的海洋之路。

“休斯夫人”号的船长威廉姆斯站在甲板上，旁边的大班乔治·史密斯望着威廉姆斯的长胡须，嘴角露出灿烂的笑容，整个甲板上的人都陷入兴奋状态。黄埔港码头近在咫尺，远远地能够望见粤海关那杆标志性的杏黄大龙旗。威廉姆斯挥舞着长剑，炮手在威廉姆斯的指挥下，疯狂地点燃了礼炮，隆隆的礼炮声让整个黄埔港陷入欢腾。

洋船进港鸣放礼炮是粤海关的老规矩，一般程序是商船进入码头之前，粤海关的帝国仪仗队鸣枪欢迎，洋船过虎门后会在领航的指引下进入黄埔港，鸣炮还礼。这一次粤海关的仪仗队还没有鸣枪，威廉姆斯就按捺不住兴奋开始放炮。

炮声还没有停止，岸边的人群已经瞠目结舌。威廉姆斯以为欧洲人和美洲人早已被英格兰的礼炮折服，还站在甲板上傻乐呢，就见一队中国军人冲到岸边。威廉姆斯这才意识到出大事了，只见旁边正在下碇的一条驳船上乱成一团，有人扯着嗓子吼叫。这时驳船上抬下来三人，身上血红一片，威廉姆斯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休斯夫人”号的礼炮击中了驳船上的人？

没错，正是“休斯夫人”号的礼炮击中了三名中国人，驳船已经领有海关的执照，船上的工人都是中国人。乔治·史密斯感到不妙，他很快了解到，有一名被弹片击中的中国人伤势严重，由于流血太多，正在抢救之中，另外两名也很严重，粤海关的医疗条件太差了，三名中国人的性命不容乐观。乔治·史密斯跟威廉姆斯一合计，现在“休斯夫人”号还没有拿到下碇执照，一旦中国军方介入，情况就复杂了。更为可怕的是，中国政府完全有可能逮捕炮手，甚至会不分青红皂白就拉出去砍头。

杀人者死！

中国有一句老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愿望，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王公贵族犯法最后被抄家问斩的事，可是实在太少。在中国还有一句话：刑不上大夫。法律在中国都是对老百姓管用，权贵阶层都可以疏通关节保住身家性命，但是一旦犯下杀人的大罪，就要杀人者死，血债血偿。

乔治·史密斯是黄埔港的常客了，发生在1780年的命案至今让这位大班胆战心惊。那是1780年的12月，英格兰散商船“成功”号单层船的一名法国籍船员，在昭官的行馆里杀害了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斯托蒙特”号上的一名葡萄牙籍水手。当时英格兰正在跟法国、西班牙打仗，商船上不同国籍的员工卷入到了异常狂热的民族情绪之中，之前已经发生过英格兰水手袭击丹麦人以及英格兰水手割断法国商船国旗绳的事件。当时就在黄埔港的乔治·史密斯万万没有想到，英格兰商船之间的员工因为国籍不同，已经狂热到杀人的地步。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法国籍船员杀人后逃跑了，跑到了法国领事馆躲了起来。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正在跟华盛顿的密使洽谈战争借款，英格兰已经跟法国同时开战了，这个时候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希望能够内部处理命案，没想到法国领事馆根本就不答理管理委员。新任广东巡抚李湖向保商施压，当时两艘船的保商是昭官，这位黄埔港的大老板只有给法国领事馆施压，一旦他们不交出凶手，法国商船可能就拿不到离港执照。法国领事馆只得乖乖地将凶手交给了李湖。

噩耗在第二天早上传来，巡抚李湖已经签发了对凶手执行绞刑的命令，那天早上很多行商都按照李湖的要求，通知外国人到广场上看政府绞死凶手。为了让法国人以及洋人心服口服，李湖发给行商以及通事一份政府公告。公告上说绞死法国凶手是为了维持治安，如果依照法国人的请求，那么凶手将押回法国审讯，这样就无法保证凶手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对那些沉醉于酒、暴乱及吵架的水手，只有用严刑才能使他们就范。

乔治·史密斯始终有一个困惑，当天晚上行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国人跟葡萄牙人怎么就吵起来了，法国人到底是盛怒杀人，还是跟葡萄牙人在打斗之中无意杀人，甚或是法国人正当自卫？广东巡抚的一声令下，随着法国人的声声惨叫跟血水横流，一切的真相都永远尘封了。广东巡抚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的情况下，用中国俗语中的杀人者死，将法国凶手处以极刑，大清帝国的法律程序如同儿戏。这样一来剥夺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法律审判权利。

难道让同样的悲剧重演？

乔治·史密斯不想看到自己国家船上的炮手未经法律审判程序就被送上断头台。威廉姆斯与乔治·史密斯一合计，趁着现在驳船上一片混乱，中国政府司法机构没有介入、中国军队没有包围“休斯夫人”号的空当，赶紧让炮手开溜，躲到一个中国军队和司法机构永远无法找到的地方。后续的麻烦可以跟地方政府慢慢地周旋，那样一来，英格兰人才不会遭遇未经审判就被砍脑袋的悲剧。

粤海关监督穆腾额正在府第品茶，突然下人急匆匆来禀报，说英格兰人打死中国人了。穆腾额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心想：坏事了。

穆腾额也是内务府的一个包衣奴才，以前一直给内务府办事。在掌管内务府产业江宁织造府的时候，穆腾额就很会来事，经常将一些新鲜玩意儿送到后宫，让乾隆的老娘很开心。后来调到龙江关当监督，他深知海关就是一个是非之地。内务府的资深奴才李质颖，被乾隆皇帝从粤海关调回北京管理圆明园，而穆腾额调任粤海关监督。

现在，穆腾额在粤海关监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洋人制造的命案。穆腾额揣摩着乾隆皇帝的心思，老鼠山匪徒猖獗，两广总督的位置上不断出现新面孔。1777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调为云贵总督，杨景素接任。第二年的2月，调杨景素为闽浙总督，桂林接任。第三年，也就是1779年12月桂林死，爱新觉罗·巴延三接任。今年爱新觉罗·巴延三来京，舒常接任。两广官场走马灯似的换人背后，说明乾隆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两广官员。

李质颖被调回北京管理圆明园，事实上是贬了。李质颖失了粤海关监督肥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乾隆皇帝在今年3月派一个高级的中央调查组到广东，调查历届两广总督的经济问题。这个调查组的组长是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康安，成员则绝大部分是从户部以及其他关口抽调的，无一不是精兵强将，他们对官场的财务问题了如指掌。福康安的调查结果让乾隆皇帝对广东总督很失望，自1760年广东总商成立以后，竟公然派令商人私捐公费，津贴价值，已属有干禁例。李质颖曾经代理两广总督，屁股上也干净不了。

福康安给乾隆皇帝写了一份报告：该督等又攘为己物进贡，并未奏明，以致积弊相沿，竟成派累，尤属不成事体。今据该商等呈出贴补公费清单，历任总督俱用银自三万余两至五六万两不等。而杨景素在任未及一年，竟倍用至六万余两之多，其借端婪索，侵贪入己，更出情理之外。

穆腾额能够坐上粤海关监督的位置，跟福康安查出以杨景素、李质颖为首的两广高级官员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乾隆皇帝对两广总督的惩罚非常严厉：“所有历任总督等派捐银两，自应令其照数缴出，解交浙江省以备海塘应用。”杨景素当时已经死了，乾隆皇帝却不依不饶，所用商捐银六万余两，由其家眷照数缴出，解交浙省，以备海塘公用，李质颖自然也就乖乖交出。

粤海关一直是大清帝国内务府的捞钱耙子，可也是一个令乾隆皇帝头痛的是非之地。在这个位置上，无论之前皇帝多么宠信你，但只要出了问题，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当年的祖秉圭就是因为袒护行商，洋鬼子三番五次告状，最后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李永标更是因为英格兰人跑到天津告御状，最后乾隆皇帝震怒，李永标被抄家下狱。德魁盯上了英格兰人的西洋玩意儿，最后闹得不可开交，给了李质颖一个整他的机会。

现在英格兰人居然在黄埔港开炮打死了中国人，这还得了？穆腾额马上叫来自己的秘书。秘书已经听说港口的消息，一看穆腾额满脸铁青，青得都快扭得出水来了。穆腾额重重地将茶杯蹾在书案上说：“你马上去把潘振承给我叫来。”秘书听完就往外走。穆腾额突然叫住：“回来，除了潘振承外，其他行商的老板也都给我叫来。”穆腾额狠狠地咬了咬牙齿，“你告诉他们，必须全部来，一个都不能少。”

潘振承早已了解到了港口发生的血案，甚至听说那个炮手已不知逃到哪里去了。现在穆腾额要将所有行商老板找去，一定会将血案的处理交给行商们，这是历任粤海关监督的老手段，一旦港口出现什么问题，粤海关的监督第一个找的就是行商，让行商出面跟洋鬼子交涉，交涉的好没话说；不好，那就对不起了，粤海关的板子一定不会轻饶行商们。潘振承清楚，这一次穆腾额一定是要行商们去跟英格兰人要凶手。

行商们接到穆腾额秘书的通知，都放下手上的生意直奔海关衙门。

穆腾额身穿二品朝服，脸上肃杀一片，行商们进了客堂都规规矩矩地给穆腾额施礼。穆腾额一句话也没说，一个动作也没有，行商们只有规规矩矩站着。行商们为了方便做生意，甚至为了方便疏通官场的关节，都会花钱买一个虚衔，所以他们来拜见穆腾额时都身穿官服。尽管他们的脸上都是十足的商人表情，可是这一身的官服却是他们跟这个衙门打交道最好的名片，粤海关就是要抓他们，也得先按照程序革掉他们的官衔才行。

“简直是反天啦。”穆腾额突然将茶杯摔到地板上，茶水四溅。接着，穆腾额突然怒气匆匆地转过身：“你们说说，这些洋鬼子他们是狗胆包天还是真的不要命？居然敢在我大清港口炮击我大清子民，看来当年绞死那法国人的事他们是忘记了，不对他们下狠手，看来他们是不会规矩的。”穆腾额顿了顿，声音提高了八度，“这帮洋鬼子想跟我玩鬼把戏，反天了他们。你们去英格兰人的管委会，找那个皮古，让他们把凶手交出来。”

皮古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新主任，这位爷之前也是跑船的大班，往来广州伦敦过几次，对广州贸易非常熟悉，所以也就慢慢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穆腾额现在并不知道皮古根本就管不了威廉姆斯跟乔治·史密斯的“休斯夫人”号，因为“休斯夫人”号压根就是一艘散船，也就是说是英国私人老板自己的船，根本没有挂靠在已经是英国国营的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下面。

穆腾额不管那么多，既然皮古是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现在粤海关就认你这个英格兰人的领导机构，一旦交不出血案凶手，那就别怪粤海关不客气了。潘振承心里暗自叫苦，穆腾额说血案是洋鬼子耍的鬼把戏，难道？潘振承想到这里，突然心脏猛地抽搐了两下。一旦真如穆腾额说的那样，这恐怕是一个更大的阴谋，到时候就不是粤海关一个衙门的问题，那样娄子可就捅大了。

秘密逮捕令

1784年11月25日，潘振承还没有赶到东印度公司广东管理委员会，一个噩耗便传来，被炮击的伤者死了。

血案变成了命案，事情越来越复杂，潘振承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琢磨背后所谓的阴谋，眼下穆腾额是要皮古交出凶手。在穆腾额秘书的监督下，潘振承带领着黄埔港的行商们，一行人穿着官服，浩浩荡荡地走向东印度公司广东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的人一通报，皮古压根就没有在管理委员会。原来皮古担心广东巡抚孙士毅不分青红皂白抓走自己，那样管理委员会就乱成一团，今年的贸易就没法做了。

潘振承现在必须找到皮古，否则没法跟穆腾额交代。穆腾额现在希望命案能在粤海关解决，一旦两广总督孙士毅插手，那问题就更复杂了。潘振承跟管理委员会交涉，表示见不到皮古，穆腾额就不让行商们跟洋鬼子做生意，也不会发放出港牌照，到时候大家都做不了生意，管理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这才答应带行商们找皮古。

穆腾额已经跟秘书交代过，跟皮古等人谈话一定要小心谨慎，尤其是1780年绞死法国人之后，洋鬼子对交出凶手很是忌惮，他们意识里认为只要交出凶手，不经过任何审判程序，中国官员就凭着杀人者死的观点，将洋人给杀了。潘振承一行很快就见到了皮古，穆腾额的秘书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说话的语气，希望皮古能够交出“休斯夫人”号的炮手，只要将炮手带到广州巡抚衙门审讯，一切生意照常。当然，新来的巡抚孙士毅兼署两广总督，是一位进士出身的文人，刚刚为乾隆皇帝编撰完《四库全书》，乾隆皇帝很高兴，就让这位进士文人来到广东，孙巡抚非常注重礼数纲纪，所以一定会按照程序审理命案的。

皮古这个人非常多疑，尽管穆腾额的秘书费尽口舌，表示不要将命案扩大化，可是这位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依然不太信任大清帝国的官员。皮古自认为炮手已经逃匿，现在海关衙门是一定要拿人的，那么管理委员会只能找一个替身去满足海关衙门，甚至是满足巡抚衙门。皮古希望能够用替身的方式让巡抚衙门开庭审理，可一旦交出替身，替身的安全问题基本得不到保证，完全有可能不经审理就被杀头。

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让皮古如坐针毡，受炮击重伤的另外一个中国人，就在潘振承一行跟自己交涉的时候，也死了。第二个人的死让中国人越来越愤怒，死亡的信息快速地传到了巡抚孙士毅的耳朵里。孙士毅立即派人给穆腾额传话，一定要将炮击的凶手抓住，如果英格兰人不交出凶手，一切后果将由英格兰人自己负责。

皮古现在越来越感到这件事棘手，对潘振承一行施行拖延战术。

11月25日晚些时候，皮古给海关衙门一个明确的答复，“休斯夫人”号不是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管理委员会不能对这艘商船负责，所以也就不能交出炮手。穆腾额听到皮古的话眼珠子差点儿没掉出来，立即派出自己的秘书，一定要让皮古交出凶手。潘振承跟穆腾额的秘书再次找到了皮古。

皮古非常无奈地告诉潘振承一行：“我们对我国的私商船是无权过问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休斯夫人’号的大班乔治·史密斯，比我们更适合于去满足你们的要求。”皮古最后抛出一句话：“我们只做调解人，假如你们愿意保证在商馆审讯一个人而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劝说乔治·史密斯把一个人交出来审讯，其他的事，都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

英格兰人简直就是拿穆腾额开心，在中国审讯嫌疑犯从来都是在官府衙门，没有听说过在商馆进行审理的。千百年来，公堂之外审理都是滥用私刑，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老百姓，都不会承认审判结果。英格兰人炮击打死中国人，居然还跟中国官府讨价还价，审判地点都要在商馆，蔑视中国法律以及主权尊严到了极致。皮古甚至厚颜无耻地提出交出一个人，皮古说的这个人一定是替身，难道在英格兰有人犯罪了就可以交出一替身了事？太荒唐可笑了。

皮古觉得交出一个人替代炮手去接受中国政府审判，这样的事情在他看来并不奇怪，而且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并且他已经见过这样的处理办法。看样子英格兰殖民者打着公正、法律的幌子，没有少干过违法甚至违背人伦的勾当，替身的命在他们的眼里就不是命，甚至可以拿一笔钱去买来。潘振承告诫皮古，现在英格兰人杀死的是中国人，并且炮手已经跑了，人也死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还用替身是不可能的。

潘振承明确地告诉皮古：“中国官员一直对生意人很歧视，在读书人眼里，商人跟妓女差不多，所以生意人有钱了都喜欢买个官衔，肯来商馆的官员品级都是很低的，低品级的官员没有资格审判这样的命案，所以凶手一定要到广东巡抚衙门的公堂去审理。退一步讲，只要炮手被带到商馆，南海县的县令就会命令衙役将凶手带走。”

皮古一听南海县令要派衙役到商馆拿人，马上就摇头，坚决抗议潘振承一行将官兵带到商馆，那样一来整个欧洲商人都会很震惊。一旦这样的先例一开，以后广东的衙门随时都可以到商馆抓人，这样一来欧美商人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皮古甚至威胁潘振承：“如果你们坚持自己的观点，事情就无法解决，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人放在我们觉得会发生危险的状态之下。”洋鬼子的逻辑是多么的荒唐，他们杀人之后，居然担心广东巡抚审判凶手是危险的，洋鬼子的命难道就比中国人的金贵？

凶手没有拿到，孙士毅生气了，派出南海县令亲自出马抓人。

26日晚上11点，英格兰人已经睡了，潘振承带着南海县令以及几个跟班，摸黑来到了皮古睡觉的商馆。皮古对县令深夜的突然造访很惊讶，不过县令告诉皮古，官方暂时不想动用武力，现在案子还没有查清，所以待在商馆的乔治·史密斯不能离开广州逃跑，在这三四天内一定要待在商馆，方便官府问话。

孙士毅一看乔治·史密斯这老小子乖乖地待在商馆，心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只要抓住这家伙，自然就能抓住开炮的炮手。当天晚上，孙士毅签了秘密逮捕令。27日，天还没有放亮，南海县令就带着一帮衙役围在商馆周围，然后派出一人充当潘振承的伙计，这伙计告诉乔治·史密斯，说潘老板有信给他。乔治·史密斯在被窝里睡得热热乎乎的，以为潘振承的信是给自己出主意开溜。衣服都还没有来得及穿好的乔治·史密斯光着脚丫子就跑来开门，衙役们一哄而上，将乔治·史密斯五花大绑给押走了。

乔治·史密斯被逮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黄埔港，皮古开始煽动欧洲人团结起来，要欧洲商人们跟中国政府对抗，以确保欧洲人在黄埔港的安全。穆腾额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派兵丁把守住通往码头的道路，下令停止广州与黄埔港之间的一切往来。英格兰人陷入恐慌之中，通事、行商都关门在家搂着小老婆亲热去了，不想管英格兰人的烂事。

孤立的皮古开始联络欧洲以及美洲商人，说在英格兰的法律下，一个人犯法，由本人负责；但是中国的习惯跟法律却不一样，中国有株连的法律，一旦某个人犯罪，他的亲属同僚都可能承担连带责任，甚至皇帝不高兴了，可能十族都要被杀光。皮古这一煽动，黄埔港的洋鬼子陷入了恐慌状态，尤其是兵丁包围了所有商馆，贸易也全部停止，这样一来洋鬼子都被卷入了命案的漩涡。

恐慌中的洋鬼子并没有立即站到皮古一边。穆腾额非常恼火皮古的行为，这个软硬不吃的家伙是铁了心要跟自己斗到底。那好，就让把守的兵丁将各国商馆分割开来。穆腾额的举动给了皮古一个更好的煽动理由：“你们哪一位敢说现在自己是安全的？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及他们野蛮的法律，每一个人随时都可能被指控，要为他的同僚或者下属承担连带责任，当然首先牵连的是英格兰人，可是英格兰商船上有法国、美国的雇员，这样一来，这样的株连就会蔓延到整个欧洲以及美洲商船。”

法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丹麦人迅速被皮古的煽动动摇了，都摒弃前嫌，团结起来支持英格兰人。欧洲人跟美洲人的行动很快令广东巡抚孙士毅震惊：洋鬼子下令各船将驳艇配备人员武装起来，洋鬼子们都扛着长枪火炮，直奔英格兰人的商馆。欧洲人甚至命令两艘停在广州的驳船开出。但是海关军队已经封锁了交通，欧洲人甚至叫嚣：“当前不是拘守细节的时候，将舢板船配备人员并武装起来。”

孙士毅已经意识到问题正在恶化，剑拔弩张的黄埔港成了一个火药桶。一旦欧洲人的舢板船集结到黄埔港，荷枪实弹的欧美人完全可能在黄埔港打垮粤海关的部队，这样一来就不是两个人的命案那么简单。孙士毅马上派出快马给穆腾额送信，让穆腾额告诉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乔治·史密斯是去广州配合调查，很快就被送回来。

皮古已经掌握了准确信息，欧美的舢板船武装很快就能开到黄埔港，只有对粤海关以及广东巡抚进行武力施压，才能确保乔治·史密斯的绝对安全，也才能教训中国人，让他们以后不能随便逮捕违法乱纪的欧美人。皮古认为穆腾额捎带的巡抚口信只是为了平息黄埔港的骚动，这是广东巡抚孙士毅争取时间调动军队的诡计。

欧美商人的舢板船在江面上呼啸而至。粤海关的水师部队警告欧美舢板船，希望他们能够克制，不要硬闯巡逻船的封锁线。而激动的欧美舢板船把帝国水师部队的警告当成耳边风，他们不顾一切突破封锁线，甚至对着拦截他们的水师巡逻船直冲过来。水师巡逻船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向舢板船开枪射击。在黄埔港外围，帝国水师巡逻船跟欧美舢板船进行了猛烈的交火，舢板船上已经没有重武器，火力上占不到优势，帝国水师巡逻船也是老套的火枪，双方纠缠到晚上11点，欧美舢板船武装人员才趁天黑赶到了黄埔港。黄埔港的空气完全被紧张的对峙凝固，战斗一触即发。

孙士毅震怒了，马上写了命令传到粤海关。

穆腾额现在已经是焦头烂额，粤海关军队接管之后，欧美商人已经完全团结在一起了。贸易已经停止了，一旦僵局继续，甚至恶化，黄埔港硝烟弥漫的那一天，也就是穆腾额抄家问斩的那一天。现在粤海关是帝国唯一的对外窗口，也是内务府跟皇帝的钱袋子，钱袋子没有了，自己的人头恐怕也就没有了。

孙士毅的手谕措辞强硬。按照现在黄埔港的处境，一旦孙士毅的手谕公布，更会引起洋鬼子的反弹。现在两广总督又换人了，新任两广总督舒常屁股还没有坐热，乾隆皇帝就将舒常调回北京担任工部尚书，新委派的两广总督还没有到任，孙士毅就暂时代理两广总督，现在孙士毅可以说是两广地界上绝对的一把手，他的手谕还是要执行的。

现在码头处于戒严状态，中国商人都纷纷躲了起来，怎么样才能把孙士毅的手谕传达给洋鬼子呢？最后穆腾额只有派一个下属到码头上去溜达，假装散步，这样一来洋鬼子也不会怀疑，对方也不会开火。洋鬼子见有海关衙门的人到码头上来散步，赶紧想法子接近。海关衙门的官员从来就没有真正将洋鬼子当人看过，看到洋人就高昂着头：

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孙士毅谕令英格兰人头目及其余英格兰人知照：船长威廉姆斯的船开炮时，杀死本地居民一人，无论是有意或无意，此人必须出庭受审，以符体制。现已逾三天，尔等仍未将该炮手送来，足以证明尔等有违法令，为慎重起见，仍将乔治·史密斯扣押城内，彼已允去函黄埔，要求该炮手出庭受审，该炮手到后，立即将乔治·史密斯送回。

孙士毅的谕令本已将政府的态度说清楚，可能是他对洋鬼子武装驳船到黄埔港的行为非常生气，在谕令的结尾，孙士毅的态度突然异常强硬：本官劝令尔等安分守己，并遵从本谕令，不得有任何违抗表示，如尔等拒不遵令，本部院即令兵勇沿河直至虎门排列枪炮，堵塞尔等退路，必使尔等遵照律令而后已。尔等试想有何力何能，敢于违抗干犯我朝法令，尔等应再三思之。勿贻后悔莫及。

现在没有人能够理解孙士毅的压力。孙士毅这个人仕途非常坎坷。乾隆二十六年中进士，从知县、内阁秘书开始干起，好不容易熬到了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贪污案爆发，乾隆皇帝对身为云南巡抚的孙士毅居然没有揭发李侍尧非常不爽，马上把他的巡抚官帽给免了，还发配到新疆伊犁。孙士毅在伊犁几年，乾隆皇帝听说他很清廉，于是调他回北京编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编完，乾隆皇帝才让孙士毅外出为官，出任山东布政使。这一次很快调任广西巡抚，不到一年工夫又调任广东巡抚。就在黄埔港命案前，孙士毅卷入了一场惊天大案。

鲁莽的巡抚

孙士毅倒霉透顶了。

1784年4月，4名意大利人从澳门偷渡到了广州，帝国顿时风起云涌。

罗马传信部一直希望打开中国教区，可是在雍正年间，天主教被列入邪教行列。到了1751年，发生了西洋幼主朱洪锦谋反案，乾隆皇帝再次将天主教列入邪教行列。30年过去了，乾隆皇帝对天主教的禁令有所缓和，甚至允许懂医学的传教士，在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到北京效力。罗马传信部错误地理解了乾隆皇帝的意思，以为大清帝国开了教禁，于是就在1784年派出4人秘密到中国传教。

罗马传信部在广州有个中国教务代理人，这位代理人也是罗马人，名字叫哆罗，从1781年开始，经皇帝批准在广州居住。哆罗的主要责任就是传递京城传教士的信件。所以哆罗住所“哆罗夷馆”就跟中国的驿站差不多，只是这个驿站是中国跟罗马之间的驿站。4名偷渡的罗马传教士到了广州就悄悄住进了哆罗夷馆。

传教士的恐怖在于他们的信息传递非常隐秘快速，4名意大利人到广州没几天，陕西的天主教徒焦振纲、秦禄就到了广州，这两人是专门来请意大利人到陕西传教的。4名意大利人在中国教徒的帮助下，从广东北上湘潭，走樊城穿襄阳，由于路上为了躲避帝国军队的检查，他们是昼伏夜行。3个月后终于到了襄阳，就在这时，意大利传教士被军队巡逻发现，被当场抓获。

意大利人迅速被押到了武昌，湖广总督特成额一看到高鼻梁蓝眼睛的洋鬼子，心里暗吃一惊，这4个人怎么就一路毫无阻拦地到了襄阳呢？特成额是原两广总督、大清名将策楞的儿子。将门虎子，特成额也是从部队里成长起来的一方大员，深知乾隆皇帝对传教士的忌惮。特成额马上挽起袖子提笔给乾隆皇帝写汇报奏章。特成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份情况汇报，在大清帝国掀起了一场惊天教会大案。

特成额的情况汇报其实非常简单平实：“盘获西洋四人，起出书信一封，系广东罗马当家所发，往陕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着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特成额所说的罗马当家就是指哆罗夷馆。没想到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再也平常不过的奏章后勃然大怒，政府早已颁布禁教令，哆罗并未禀知督抚，辄遣人私至内地，送信传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刚刚上任广东巡抚的孙士毅压根儿就不知道特成额的情况汇报，更对4名意大利传教士毫不知情。乾隆皇帝却不管孙士毅怎么想，下令孙士毅一定严查。早在当年4月15日，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偷渡到广州的时候，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派创始人马明心的弟子田五，深恨清政府杀害马明心，领导回民在甘肃固原州盐茶厅起义，攻破西安州营土堡。南巡途中的乾隆皇帝，不得不在一个星期后返回京城，迅速调集大军镇压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接到特成额的汇报，马上就联系到了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甚至潜意识里怀疑意大利传教士就是去甘肃联络起义的回民。

乾隆皇帝对孙士毅不满到了极点。因为外国人进入大清帝国只有粤海关一个口岸，西洋人跟中国人相貌差别很大，哆罗居然能够秘密派4名意大利人如过无人之境到内地传教。难道孙士毅就一点没有觉察？一路上途经千里，就没有关卡盘查？乾隆皇帝不由得担心起帝国军备之松弛，纪律之涣散，这样的军队连几个洋人都看不住，如何维护天朝上国的绝对安全？

孙士毅很快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旨意：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亦未可定。乾隆皇帝同时将旨意传遍全国，凡是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乾隆皇帝更想知道，哆罗派往陕西传教者，究竟要传与何人？他们传教的背后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

大清帝国掀起了一场全民抓教徒的运动。在湖南、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山西、山东、直隶、安徽、贵州等省，凡是有信奉天主教的人，以及传授天主教的西洋人，统统抓起来送到北京受审。随着一份份情况汇报送到京城，乾隆皇帝震惊了。原来在帝国多个省份的角落，都有隐藏的西洋鬼子在传教，这远远超过自己当初的估计，现在看来绝不止4人，这些人可都是未经允许窜到内地的。愤怒的乾隆皇帝更加对广东官员失望，马上下令全国各地秘密严查。

全国行动起来了，一些怪异的教徒也浮出水面，乾隆皇帝的宠臣、陕甘总督福康安抓的嫌疑犯一下子增加到72人，这些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甘肃、凉州二府，有些中国居民信奉了天主教后，甚至将父母所起的名字都给改了，其中有一位非常崇拜传教士多明我，也就是那位想方设法把澳门变成葡萄牙人的多明我，这位中国教民改名刘多明我。汉奸当到这份儿上也算铁杆儿了，连祖宗都能够背弃，乾隆皇帝能不害怕吗？

孙士毅接到乾隆皇帝旨意后，早已胆战心惊，意大利人就是从自己管辖的地盘上出发的，可以说是帝国教案的风暴源头。孙士毅毫不手软，将哆罗以及接送过意大利人的相关中国传教士一干人马全部抓获。这一抓又让乾隆皇帝大吃一惊，在广东竟有上百人信奉天主教，可是特成额情况汇报中的关键人物蔡伯多禄却神秘失踪了。

蔡伯多禄本来是福建人，真名叫住蔡鸣阜，信奉天主教后就改名了，这位爷一直在广东当江湖郎中，也属于崇洋媚外的汉奸，4名意大利传教士偷渡到广州，就是这位改掉父母所赐姓名的铁杆儿汉奸运作的。孙士毅的巡查部队先抄了蔡伯多禄的家，他只有逃到另外一位信徒家里。1784年9月26日晚上，孙士毅带着军队抄了蔡伯多禄躲藏的教徒家。这位汉奸跳窗逃走，连夜乘船逃到了澳门。

孙士毅的噩运来了。

乾隆皇帝怒气冲天，一定要将蔡伯多禄抓捕归案。孙士毅掌握了蔡伯多禄的情报后，便派了两名官员到澳门要人。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本不知道蔡伯多禄已经逃到澳门，对孙士毅派来的人说蔡伯多禄不在澳门。孙士毅不信邪，很快就找到了运送蔡伯多禄逃亡澳门的船夫，船夫称看到蔡伯多禄进了澳门方济各修道院。10月3日，孙士毅再派人到澳门索人，可是蔡伯多禄已经乔装打扮，藏到了奥古斯丁修道院。

孙士毅很快意识到，从正常的渠道要想抓住蔡伯多禄基本不可能，葡萄牙人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挠。要想让葡萄牙人乖乖就范，那就要断了葡萄牙人的生路。孙士毅非常清楚，澳门的食物都是依靠广州供应，只要封锁澳门，葡萄牙人就会乖乖地交出蔡伯多禄以及其他的天主教徒。孙士毅立即又派官员到澳门，非常强硬地警告葡萄牙人，如果不交出蔡伯多禄一干人马，广东就封锁澳门。

澳门的葡萄牙人之前一直搪塞孙士毅，主要是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华利亚到果阿出差去了。孙士毅的通牒下达后不久，华利亚就从果阿回到了澳门。华利亚对孙士毅的脾气秉性不了解，所以态度非常强硬，就是坚决不交蔡伯多禄，甚至还提出一个侮辱大清帝国的理由：澳门当局不对中国逃亡者负责任，澳门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无法阻止逃亡者的入境。

华利亚的强硬激怒了孙士毅，孙士毅立即下令封锁澳门。

封锁澳门后，1784年10月26日，孙士毅给乾隆皇帝写了一份情况汇报。乾隆皇帝拿到汇报后，一看也就是一份简单的搜捕汇报。这份汇报的末尾，孙士毅写道：窃思，西洋人来广贸易，寓居商人十三行内，该商分应稽查、约束，岂容内地奸民与之交接。乃蔡伯多禄擅行出入招引，该商等置之不见不闻，一任改装越境，咎实难辞。

孙士毅为了推卸责任，将蔡伯多禄秘密帮助意大利传教士偷渡的责任，以及后来流窜到内地的责任，统统推到了行商身上，乾隆皇帝还没有老眼昏花，特地在蔡伯多禄的名字后面朱批：“此人何尚未获？”通览孙士毅写给乾隆皇帝的汇报，除了汇报材料末尾有乾隆皇帝朱批的三个字“知道了”之外，就是对蔡伯多禄的批示了，可以想象乾隆皇帝对传教士可能勾结起义回民是多么地警惕，抓住蔡伯多禄是乾隆皇帝的心愿。

封锁还在继续，澳门的食品很快就严重短缺。

华利亚这个时候依然拒不交出蔡伯多禄，甚至还假模假样地在整个澳门搜索蔡伯多禄的下落，目的是希望孙士毅能够解除对澳门的封锁。孙士毅看穿了华利亚的花招，下令继续封锁澳门。华利亚的强盗嘴脸一下子露出来了，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公然下令驻扎在澳门的葡萄牙军队进行武装抢劫。

葡萄牙人的海盗习性很快就取得了成果。一艘正要离港的载有大米的中国船只成了他们的目标，葡萄牙军队迅速包围了船只，关押了船上的中国船员，明目张胆地将船上的大米运到了总督府的仓库。一艘船的大米无法应对危机，华利亚下令继续抢劫，凡是发现运载粮食的船只，只要经过澳门就无条件开火。

华利亚的海盗抢劫行径顿时将澳门周边海域推向了恐怖境地，往来广州黄埔港的欧美商人陷入了恐慌，当地的中国老百姓也陷入恐慌，葡萄牙军队甚至冲到老百姓家里抢劫。孙士毅毕竟是文人出身，之前也没有在部队待过，根本没有什么打仗的经验，本来蔡伯多禄逃跑已经让乾隆皇帝很生气，现在因为封锁澳门引发冲突，那样自己肯定掉脑袋。10月28日，孙士毅下令解除封锁。

孙士毅窝囊之极，乾隆皇帝再次下令全国通缉蔡伯多禄，这让孙士毅如芒在背。万般无奈之下，孙士毅只有继续跟华利亚交涉，甚至将葡萄牙驻扎澳门的所有官员都召集到修道院开现场办公会议。孙士毅的代表脑子不好使，现场就要华利亚交出蔡伯多禄，甚至当着所有澳门官员的面交给华利亚一封强硬的谕令，如果澳门当局再不交出逃犯，帝国的军队已经枕戈待旦，朝发夕至，踏平澳门。

华利亚是澳门历史上有名的死硬分子，孙士毅来硬的，这位爷偏不信邪，就是不交蔡伯多禄。这个时候，澳门的商人坐不住了，一旦商人关门停业了，华利亚的税收什么的就收不了啦。华利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不想交出蔡伯多禄，华利亚秘密将蔡伯多禄送到一条葡萄牙船上。10月30日夜晚，蔡伯多禄等乾隆皇帝下令通缉的要犯，在澳门码头秘密登船，天还没有亮，葡萄牙人就急匆匆开船离港，直奔亚洲老巢果阿。

跑了朝廷钦犯，孙士毅只能抓住哆罗的担保人潘振承打板子。顺势给乾隆皇帝写信：臣钦奉谕旨，遵即传唤商人带领哆罗即罗马当家同至臣署，晓以天朝法令，复宣扬皇上恩德，该哆罗觳觫跪聆，叩头认罪，商人潘文岩等在旁目击，亦十分惶悚，自称防范不严，愿求一体议罪，以冀稍赎前愆。

孙士毅提出以银子认罪的法子，源于当时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提出的议罪银，只要犯罪分子交出银子，就可以免罪。潘振承这一次是出了大血，孙士毅再给乾隆皇帝汇报的时候，潘振承还不得不装孙子认罪：洋商潘文岩禀称，哆罗罗马当家住宿行中，失于防范，任由蔡伯多禄来往勾通，致有揽送洋人越境之事，非寻常玩忽可比，情愿罚银十二万两，着照所请，准其认罚。

潘振承交了议罪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要交纳两万到十四万两银子，什么罪过都可以免，当然造反是不行的。孙士毅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了潘振承身上，甚至包括蔡伯多禄的逃跑。当然潘振承也交纳了快接近议罪银上限的银子才得以平安。可是孙士毅却对华利亚耿耿于怀，秘密地集结部队，准备好好地教训一番葡萄牙人。

孙士毅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葡萄牙人嚣张跋扈跟帝国唱反调的时候，英格兰人的大炮在黄埔港打死了中国居民。就算自己理解为那是误伤，可是乾隆皇帝绝对不会相信英格兰人的行为是无意的，洋鬼子炮击命案会不会是他们跟葡萄牙人勾结的一个阴谋，尤其是现在欧美鬼子们将武装力量集结到了黄埔港，这是不是葡萄牙人在背后的诡计，将帝国军队拖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然后瓦解帝国军队对澳门的攻击呢？

替死鬼真相

孙士毅的部队一直处于游弋状态，这让潘振承胆战心惊，因为这样会引起洋鬼子更大的反抗。

潘振承现在终于明白穆腾额跟孙士毅的担心了，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华利亚现在已经是厉兵秣马，乾隆皇帝的诏令发了一遍又一遍，孙士毅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兵分两路，但这正是华利亚希望看到的局面，现在葡萄牙人还没有能力跟乾隆皇帝打一仗。华利亚万万没有想到英格兰人这个时候帮了自己的忙。

皮古听到孙士毅的谕令后大为光火，对清政府在解决纠纷上的能力很是惊讶，三番五次没有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却一再用命令的口吻威胁鬼子。皮古等人一直期待孙士毅能够在安全保障方面进行磋商，可是中国官员一字不提。皮古连夜鼓动各国在广州的管理委员会联合起来，并鼓动说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向广东巡抚联合抗议，才能赢得安全保障。

11月28日，欧美各国的管理委员会给孙士毅写了一封抗议信：

大人曾经答应过，乔治·史密斯一经询问之后，便会立即送回，但此事未见实行，使我们对自身安全非常地惊惶，因此，我们令各船派人前来保护自己。当该案在黄埔港发生时，乔治·史密斯已在广州，毫无疑问，无论如何是不能诿过于他的。我们要求你不再扣留他，以释群疑。

洋鬼子很有意思，基本没有搞明白孙士毅谕令的意思，依然深信皮古鼓吹的连坐，害怕乔治·史密斯成了炮手的替罪羊，大清帝国的官员如同皇帝查教案那样，搞个全国总动员，相干的、不相干的人统统抓起来。洋鬼子甚至担心孙士毅将炮手的责任推到乔治·史密斯的身上，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官员只相信他们头上的顶子，还有手上的权力，他们用人治代替法治，视法律尊严为儿戏。

孙士毅一接到洋鬼子的联合抗议，感觉到沟通存在太大的问题，当然完全可能是华利亚那个王八蛋在从中捣鬼。孙士毅不想给任何人捣鬼的机会。28日晚上，孙士毅紧急召见了各国的代表，巡抚衙门灯火辉煌。洋鬼子从来没有深夜进入过巡抚衙门，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各国代表都很紧张，生怕眼前的孙巡抚将自己给抓起来软禁。

巡抚衙门的紧张气氛让孙士毅感到很奇怪，鬼子陈兵黄埔港，现在他们表情紧张，这些家伙看来还真是出于害怕进行的自我保护。孙士毅突然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后，说：“炮击命案不会连累你们，我只要英格兰人负责，希望你们不要跟着英格兰人瞎起哄。”

鬼子代表们依然没有整明白孙士毅的话，他们的脑子里依然是皮古的理论。当然他们也是担心类似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们强调，他们跟英格兰人联合，是因为觉得全体欧洲人所处的环境是完全相同的，在一国能发生什么，就可能在所有各国发生，既然有一件使大家都恐慌的事发生，所以各国就派自己的驳船去保护英格兰人，而且在必要时，还把英格兰人护送到他们自己的船上去。

孙士毅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宽容，这个时候文人的胸怀在孙士毅身上表露无遗。孙士毅没有跟洋鬼子争辩，只是表示对驳船武装的事情，巡抚衙门不再追究，无论如何，欧洲人对法律表现出的不信任是错误的。孙士毅最后强调，只要找到那个肇事者，英格兰人愿意交出凶手，这件事情很快就可以结束。

英格兰人现在已经不再相信孙士毅的话，法国人未经审判就被绞死，现在乔治·史密斯依然被政府扣押，没有任何音讯，也许中国政府会将乔治·史密斯当成垫背的，甚至在某一个早晨，当大家还在睡梦之中，就会接到通知要当众绞死乔治·史密斯。一场鲁莽的杀戮，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官员的威信，更重要的是一个政府的信用，欧洲人已不相信中国的清政府，他们追求的是治外法权，这已经让大清帝国走到了危险边缘，治外法权的隐秘之手已经让天朝上国脆弱的尊严扫地。

孙士毅不想欧洲人的武装驳船在黄埔港停留太久，更不想真正停止黄埔港的一切贸易。如果时间一长，乾隆皇帝的口袋里少了银子，就会龙颜大怒。孙士毅现在陷入了洋鬼子的漩涡，他依然希望乔治·史密斯能够写信给船长威廉姆斯，让威廉姆斯交出炮手。当然，为了调查，希望威廉姆斯不要冒险将船开走，一定要等待这个不幸事件解决才好。

乔治·史密斯的信是孙士毅让一个翻译官写的，经过反复的斟酌，决定让通事把信带给威廉姆斯。通事是个软蛋，根本就没有见过枪林弹雨，一到码头见到处都是持枪的军人，帝国军人封锁了道路，用孙士毅的手谕进入了码头，发现外国人的驳船上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掉头就跑了。

11月29日，皮古感觉到欧洲联盟在孙士毅的巡抚衙门开完夜会之后，他们的心态在慢慢转变，甚至期望能早日解决问题，不然会影响到一年的贸易。皮古也意识到，一旦僵持下去，错过了贸易时节，损失最大的是英格兰人，中国人不是要凶手吗？那就让威廉姆斯照办，反正“休斯夫人”号也不是东印度公司的。皮古给东印度公司旗下的“订约者”号船长麦金一封管理委员会的信，皮古命令麦金去通知威廉姆斯，中国清政府已经正式要求交出凶手，以便在公堂审理，希望威廉姆斯立即答应孙士毅巡抚的要求，如果拒绝，全体的英格兰人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

皮古担心威廉姆斯开着船跑了。一旦肇事船只真的跑了，孙士毅的军队随时都可能发起攻击，到那个时候，皮古就真的没法跟英格兰议会交代。皮古千叮咛万嘱咐，吩咐麦金，一旦威廉姆斯我行我素，不按照孙士毅的要求企图逃跑，麦金应该想方设法阻止威廉姆斯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那样一来，孙士毅完全可以以英格兰人藐视帝国法律，拒绝交出凶手为由，真正让英格兰人连坐，因为孙士毅已经在欧洲联盟面前反复强调过，那样一来失信的就是英格兰人，孙士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收拾英格兰人。

威廉姆斯是个死硬分子，拒绝交出凶手。

穆腾额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蔡伯多禄的保人是潘振承，现在炮击命案的罪魁祸首是英格兰人，这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自己管辖的粤海关，孙士毅完全可以将责任推到自己头上。蔡伯多禄的逃跑，孙士毅已经在乾隆皇帝面前受到过严厉责难，现在帝国水师在海上游弋，澳门战事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威廉姆斯再不交出凶手，粤海关真有可能成为第二战场。

潘振承该出面给英格兰人施加压力了。11月30日，穆腾额派出一名粤海关军官跟潘振承找到了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要求三方在行商公所开会讨论命案，可是皮古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商馆就会跟乔治·史密斯一样被逮捕，因此拒绝走出商馆参加讨论会。会议说是讨论，完全就是粤海关的通牒：“如果两天之内不交出凶手，则不再供应英格兰人的伙食并停止贸易，英格兰的所有船只不能离开黄埔港。”

穆腾额的强硬态度再明白不过。既然你们英格兰人要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以及中国政府没有信誉为由拒绝交出凶手，那好，你们耍泼皮无赖，老子是从内务府当奴才出身的，装孙子耍无赖那是工作需要。现在既然英格兰人要对抗到底，那生意就别做了，你们现在在老子的地盘，你们打死了中国人，杀人偿命，你们不交出凶手，那就不好意思，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英格兰人太低估中国官员的无赖“能力”。他们都是文人出身，他们的厚颜无耻都能在四书五经之中找出典故，都能够让自己的无耻冠冕堂皇，更何况现在是英格兰人打死了中国居民呢？一旦乾隆皇帝知道外国人打死了自己的子民，皇帝就饶不了英格兰人。穆腾额看英格兰人依然无动于衷，又派军官带着一队士兵，给皮古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要挑战政府极限，那中国军队就要开出舰艇搜查英格兰的船只，如果皮古这个时候离开，那就视为一切的通牒结束。

皮古一看中国政府真生气了，要是中国军队一旦开始搜查，那就是名义上的搜查。按照中国政府的处事风格，那就是见人就抓。皮古一看马上就要彻底撕破脸皮，便再次以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要求麦金，必须给威廉姆斯下达最后的死命令，如果威廉姆斯一意孤行，东印度公司就不管了。这一次威廉姆斯一看东印度公司不管了，马上就成了软蛋，30日晚上连夜将“不幸的炮手”交给了麦金。

威廉姆斯交出的炮手是个老头，一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冒牌货，他是“休斯夫人”号上的一个贱民。为了保住真正炮手的性命，这个时候只有用这个贱民去搪塞孙士毅。不过，威廉姆斯依然希望通过装可怜保住贱民的命，他写了一封信给麦金，希望麦金能够将信交给中国政府官员，并且得到官员的宽恕：

现在我把这个不幸的炮手送上，如果他被扣押，希望你留下赡养费给他，恳求亲爱的乔治·史密斯照顾这个老人，你最好留下一些东西给文官（“休斯夫人”号保商万和行老板蔡世文）以赡养这位老人，我希望那些中国人不要伤害这个不幸的老人，因为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

这个时候，皮古不再跟孙士毅对抗，甚至希望得到孙士毅的宽恕。当然，他更担心假冒的贱民送到广州之后，孙士毅不问青红皂白就给判处绞刑立即执行。皮古派出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陪同麦金以及押送的军官到了广州。替身被送到广州一个7庙里，孙士毅派出一名官员将替身带走，并告诉东印度公司的人不用担心替身的命运，在乾隆皇帝没有下达圣旨之前，广东巡抚是不会对凶手做出任何处罚的。

冒牌的替身凶手被交到了孙士毅手上，乔治·史密斯终于解脱。孙士毅派手下给乔治·史密斯送去了几样中国特产，并对英格兰人的配合表示感谢。皮古怎么也没有想到，乔治·史密斯回到商馆，对中国官员大加赞赏，非常满意自己在广州受到的待遇，甚至当场拿出孙士毅下属送的特产炫耀。乔治·史密斯告诉皮古，中国官员正在考虑用最有利的证据上奏给皇帝。如果不出意外，那个老人将在60天后被送回来。

皮古现在依然担心那个假冒炮手的生命安全。因为在乔治·史密斯回到商馆之后，12月6日，穆腾额宣布黄埔港解除封锁，贸易又重新开始，欧洲人的驳船开走了。皮古还是不放心，之前几次会议中，中国官员不断提到皮古的名字，甚至明确表示皮古不能离开广州。皮古一直想搞明白为啥不让自己走，乔治·史密斯回来后，皮古跟几个中国人打听，原来，如果孙士毅在乔治·史密斯身上不能有任何突破，那么孙士毅就要派人抓皮古。

搞明白缘由的皮古吓得一身冷汗，英格兰来广州做生意的私人老板太多，他们有意或者故意发泄不满招惹麻烦，都会让东印度公司受到牵连。皮古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希望如有可能，就把英格兰人能真正地控制私人老板的权利明确规定，如果法律上或立法上现在不许可有这种权利，在大清帝国这个专制政府的法令下，如何证明我们已经服从？同时，在类似情况下，公司的船长以及职员，如何才能算已经服从我们的命令？当前，同样缺乏权利去抗拒这个政府不公平的命令，为了保护自己，我们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退回到我们自己的船上。”

皮古的信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英格兰人现在武力上还不能跟大清帝国抗衡，自然也就无法抗拒大清帝国不可理喻的法令。当时东印度公司拥有对外开战、成立领事馆、外交等权力，在印度已经成为实际的控制人，甚至希望通过不丹渗透到中国西藏。可是英格兰人现在需要的是贸易利润，而不是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欧洲战场上，西班牙、法国等国家已经让英格兰人筋疲力尽了。一旦跟中国开战，英格兰人没有任何胜算，那样一来，刚刚失去了北美洲的英格兰，将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对英格兰将是雪上加霜，东印度公司的财务也会进一步恶化。

黄埔港解禁，威廉姆斯跟乔治·史密斯像兔子一样开溜了。12月7日一大早，他们就驾驶着“休斯夫人”号离开黄埔港，直奔孟买，将那个可怜的替身老头留在了广州监狱。12月8日，广东按察使召集各国代表和全体行商开会。

皮古一看，广东的法院院长都亲自出面了，院长可是广东大法官，炮击命案应该很快就要开庭审理了，这一次中国官员看来还是信守承诺的。会议一开始，皮古根本听不懂大法官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皇上仁慈一类的话。接下来大法官就很不高兴了，批评英格兰人拖延五天才交出凶手，现在政府已经很温和了，但是对于这次事件中丧失的两位臣民的性命，需要一人负责。

会议结束后，皮古还是稀里糊涂，他一直在认真地听大法官的话，可是一直没有听到一句乾隆皇帝将如何处置凶手的决定。皮古刚刚走出会场，就听到了一个传闻，说替身凶手已经被绞死了。皮古当时已经是胆战心惊，觉得自己在一个没有法度的地方冒险，一旦将来发生意外死亡，东印度公司的人都无法解脱生命危险的状态，没有行动自由，英格兰人如果要继续做生意，必须永远承受中国政府所给的屈辱。

皮古当时真想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建议放弃跟中国的贸易。皮古有自己的理由：中国政府统治英格兰人和对待他们的臣民一样是用极权和专制的，一旦杀人就必须交出一个人去偿命，不容犯罪者逃脱。在这种情况下，由代替者受罪，假如不将他交出，则该船的大班或该国的头目将承担罪行的连带责任，为了使这种法律绝对化，不承认有所谓误杀，只有一命偿一命。

“休斯夫人”号交出替身的事实，在皮古的信函中已经得到证实，从皮古的话中不难发现，欧洲人每次在中国出事之后，他们都是用替身去顶替真正的凶手。皮古口口声声讲究法律，可是在他们的法律里面，犯罪分子居然能用另外一个人去顶包，甚至用生命去顶包。这到底是欧洲人的思维逻辑？还是欧洲追求法律公正平等的潜规则呢？

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数据中，可以进一步证明威廉姆斯交出的是冒牌的炮手，真正的炮手早已乘坐“尼卡”号逃走了。当时“休斯夫人”号是私人老板的船只，那么“尼卡”号可是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凶手能够快速躲藏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并逃走，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那就是皮古默认凶手杀人之后逃走，甚至协助逃走。如果凶手真的是无意的，完全可以留下来在法庭上陈述。

可是凶手，或者说皮古不愿让凶手跟中国政府说清楚，仅仅担心被中国政府抓住杀头就悄悄地逃走了。用现在的话说，凶手是畏罪潜逃。难道欧洲的法律容忍凶手畏罪潜逃？皮古怂恿欧洲人跟大清帝国对抗，他们希望得到公正的审判，甚至在审判期间保证凶手的人身安全。那么皮古放走凶手的行为，则从骨子里就没想让中国法律来审判英格兰人。难道英格兰人是要利用凶手已经逃走来刺激孙士毅，让整个欧洲人跟孙士毅对抗，难道这一切都是华利亚勾结皮古的一个大阴谋？

不，一个更深远的阴谋在皮古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报告中：

我们个人所受的屈辱，我们的贸易所受到的逼迫和阻碍，我们忍受了不断的侵犯。但是，如果贸易一旦丧失，则英伦必然要重新夺回，我们知道，这只有通过耻辱的屈服，或者使用武力，不管怎样，想获得成功，一定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灾祸。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接到皮古的报告，感到事态的严重，报告中无非强调一个问题，英格兰人在中国做生意，中国的法律是一命偿一命，跟英格兰的法律所谓的人性道德不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做生意太危险，要么撤走不做，要么就要遭受屈辱。皮古的言外之意，英格兰政府应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英格兰人不能让中国政府审判。

皮古这个治外法权的初级构想送到了英格兰议会。大清帝国的官员们还在为绞死杀害帝国子民的英格兰凶手高兴的时候，英格兰议会已经在密谋在大清帝国的治外法权。也就是说英格兰人在中国违法，只能由英格兰来审理，这可是颠覆了天朝上国的司法权，进而侵犯了帝国的主权完整。皮古的治外法权的图谋跟英格兰议会的举动，足以证明“休斯夫人”号不是一场简单的误伤，完全是英格兰通过一场命案在试探帝国的底线。

英格兰议会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下令，以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进入黄埔港，严禁鸣放礼炮；凡是英格兰人在中国发生纠纷甚至命案，一律不得将被控者移交给无监督权的中国当局的司法机关。英格兰人已经开始了谋取治外法权的挑战，他们甚至在密谋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在东印度公司的带领下，欧洲以及美洲的船只纷纷仿效，帝国已经笼罩在欧洲人的阴谋之中，危险犹如病毒一样，正在无声地蔓延。

汇款的机密

1791年9月22日，血红的残阳洒在潭仔洋，一艘悬挂英格兰旗帜的船只在残阳中前行。

甲板上，一个高个子英格兰人远远地望着若隐若现的小岛，旁边站着棕色皮肤的士兵，他们头上裹着不同颜色的头巾。高个子英格兰人扭头看了看旁边的一名士兵，英格兰人犀利的眼神让士兵们不寒而栗，士兵顿时挺直了胸脯。可怜的士兵都是英格兰人从加尔各答抓来的印度奴隶，他们荷枪实弹，表情严肃。这一次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航行了千里之遥。他们本来就是贱命一条，明天脖子上的头颅会不会喘气，已经由不得他们了。

印度奴隶不知道英格兰人会带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一路上英格兰人要么在甲板上东张西望，要么在船舱里喝酒，这一次的行动异常诡异。有一名印度士兵明显感觉到不对劲，他们没有权利过问船舱里到底装载的是什么，他们只有扛枪卖命的份儿，现在整个莫卧儿帝国都在英格兰人的股掌之中，更何况自己还是奴隶呢？

高个子英格兰人叫史蒂文森，是典型的英格兰人种，高鼻梁蓝眼睛。史蒂文森是“凤凰”号的船长，现在这位爷还有一个职务，那就是“凤凰”号大班。史蒂文森现在也是一肚子火，船还没有驶离加尔各答港口，船上的东西就已经陷入了财务纠纷之中。东印度公司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告诉史蒂文森一个消息，早在5月27日的时候，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就已经给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信，将一份汇款通知了广州管理委员会。

威廉要塞位于加尔各答，早年加尔各答是孟加拉国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英格兰打败西班牙跟法国人之后，逐渐扩张到孟加拉国，但是先到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法国人都占据了有利的商贸据点，英格兰人不得不选择了加尔各答这个荒岛建立自己的贸易根据地。威廉要塞就是英格兰人修建的防御城堡，后来殖民政府就一直设立在威廉要塞的威廉堡里。

东印度公司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接到一个来自欧洲的消息，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三级议会，并将三级议会改为国民议会。没等路易十六反应过来，法国人就造反了，路易十六不得不拿着俄国人给的假护照，化妆成仆人逃跑了。现在欧洲人陷入了革命的惶恐状态，尤其是英格兰，更是惊弓之鸟。北美殖民地独立成为美国，现在国际地位跟英格兰一样。不少英格兰人有样学样，走私非常疯狂，一旦严刑峻法弹压，首相小皮特非常担心法国以及北美洲的悲剧在英格兰国内上演。

东印度公司现在由英格兰议会全权掌管，欧洲的封建帝国都在蠢蠢欲动。担心革命势力不断扩张，普鲁士、英格兰等国家正在密谋联手攻击法国，东印度公司跟法国的贸易已经出现了滞缓。更为夸张的是，法国革命闹出了严重的经济问题，革命者为了巩固从教会没收的物产，采取了非常奇怪的货币扩张路子，搞得法国货币急速贬值，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

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初期，法国国民议会就下令，以教会的土地为抵押，发行400万里弗票据。革命者闹革命需要钱，教会没收的土地一下子能够换来400万磅白银，打仗的经费就不用发愁了。革命者也要夺取政区发行货币，可是在他们闹革命之前，路易十六控制的国民议会已经发行过800万里弗不付利息的票据。在整个法国货币的真实供应量已达到12亿里弗。不过革命者并没有考虑市场的货币供应量，随后又发行了600百万里弗票据，到了1791年，又发行了600万里弗的票据。

现在的法国市场上已经票据满天飞，法国的里弗已经严重贬值，东印度公司出口到法国的产品也就随着贬值了，加上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出口已经非常地不方便。更为要命的是，北美殖民地因为一个贪官跟一个走私大王的勾结，最后英格兰人失去了控制权，现在出口法国比较困难，欧洲局势剑拔弩张，为了控制走私，缓和贸易商人的情绪，小皮特首相不得不下令降低50％的税率。小皮特希望通过降低税率扩大商业贸易，稳定国内局势，然后着手解决法国人的问题。

小皮特现在不仅仅面临法国通货膨胀的问题，英格兰国内也出现了糟糕的通货膨胀苗头。小皮特真不知道是该感谢伊丽莎白女王，还是该责怪那个老处女。当年，西班牙发生通货膨胀，小手工业作坊破产，大量小手工业者流浪到伦敦，当时伦敦治安一片混乱，为了稳定治安，防止这些西班牙流民到处乱窜，规定只有在伦敦从事同一职业三代的人才能领取伦敦户口。伊丽莎白的人口政策给了手工业者留居伦敦一个希望，也为英格兰留下了手工业技术人才，为工业革命保留了种子。随着纺纱机技术的创新，英格兰在纺织业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可是美国人闹革命，一下子纺织品的北美市场失去了。产品大量积压，商家被迫折价抛售，破产事件增加了近50％，工人大量被解雇，1788年英格兰陷入了经济危机。也给英格兰注入了经济危机的牛皮癣病毒。

英格兰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很快出现转机，随着30份开凿运河和改善内河航道的许可证的颁发，英格兰内河航运业发展迅速，吸收了大量工人，并扩大了本国市场，纺织业迅速回升。随着纺织业的发展，银行数量迅速增长，地方银行增加到400家，银行贷款额增长得更为迅速。银行贷款使筹集资金更为容易，工业投资迅猛增长。可是，法国的大革命顿时让英格兰的纺织品出口总量迅速下降，纺织业再度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

法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给了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到来。伦敦总部在给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的卢比兑换西班牙银元的过程中发现，以前43.5元西班牙银元兑换100卢比，现在33元西班牙银元就能换100卢比。英格兰的通货膨胀已经蔓延到了加尔各答，这样的通货膨胀得不到控制，英格兰将再度陷入经济危机。小皮特非常清楚，现在英格兰的银行越来越多，到时候倒闭的就不只是工业企业，银行也将卷入其中。

史蒂文森望着沉沉夜色，心情五味杂陈犹如狂卷的波澜。

现在东印度公司急需的是真金白银，而不是贬值的卢比。史蒂文森还没有起身，东印度公司就有人将船上的货物给办理了汇款。史蒂文森可不想要卢比办理的汇款，一旦英格兰跟加尔各答的通货膨胀继续，那么自己运送到中国的这一批货物，即使赚取更多的利润，也难以保证赚取的利润会超过通货膨胀的贬值速度。按照当时的规定，大班的提成统一由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支付，这样一来，史蒂文森的提成也就会随着通货膨胀而成比例下降，这是一笔注定吃亏的交易。

史蒂文森咬了咬牙，狠狠地朝大海吐了一口唾沫。他现在非常无奈，那个该死的科顿已经办理了汇款手续，尽管自己跟威廉要塞抗议，自己没有授权科顿办理，他办理的汇款是非法的，“凤凰”号上的货物完全可以在自己去中国交易后，给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提交真金白银。可是木已成舟，东印度公司的高层科利已经为汇款担保，并且将船上的所有货物进行了担保抵押，所以现在东印度公司只有全力保证“凤凰”号上的货物安全交易，最好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

印度士兵看着史蒂文森愤怒的表情，终于有点明白了，“凤凰”号这是要向潭仔岛开去，这里可不是什么贸易口岸。之前英格兰的船只要么开往澳门，要么直接开往广州的黄埔，这一次史蒂文森开到潭仔岛来，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印度士兵哪里知道，这一次史蒂文森是冒险来了，船舱里没有别的货物，有的是259箱上好的鸦片。史蒂文森在收购这一批鸦片之前，已经了解过1782年“嫩实兹”号的教训。如果直接开向澳门，到时候麻烦一大堆，直接跟葡萄牙人争夺鸦片生意，自己可能跟“嫩实兹”号一样做赔本的买卖。

在“嫩实兹”号贩卖鸦片之前，葡萄牙人一直是东印度鸦片的垄断商，鲁莽的英格兰商人第一次将鸦片运到澳门，两百箱鸦片最后还成了烂账，只能在马来西亚沿海给亏本卖掉。现在葡萄牙商人的鸦片在质量上已经超过英格兰人，自己再去澳门，第一个会引起葡萄牙人的警觉，更重要的是自己可能面临卖不出去的尴尬境地，科顿那个王八蛋办理的汇款，到时候自己可能就真的要倾家荡产赔了。潭仔是澳门不远的一个小岛，停泊在这里，一来可以逃避葡萄牙人征收重税，二来更重要的是这里可以跟往来澳门的中国商人交易。

天色越来越暗，潭仔岛已经被夜色吞没，史蒂文森催促指挥加速前行，一定要在潭仔岛下碇过夜。潭仔岛非常荒凉，平时除了过往的商人在岛上歇脚，根本没有人留住在这个岛上。葡萄牙人也就没有怎么管理，更别提大清帝国的政府了，他们就更不管了。“凤凰”号在潭仔岛下碇后，史蒂文森立即给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信，将自己一路运送鸦片的经过进行了说明，更重要的是史蒂文森希望得到管理委员会的支持。

广州管理委员会主任约翰·哈里逊接到史蒂文森的信后，马上召集管理委员会成员开会。

英格兰人第一次向中国输送鸦片是通过散商船，这一次“凤凰”号可是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发来的船，船上装载的全是已经抵押成为汇款的鸦片。由于葡萄牙人的疯狂贩卖鸦片，早在雍正皇帝期间，中国政府就已经明文规定不允许鸦片贸易。尤其是“红溪惨案”发生后，大量回国的巴达维亚中国商人，更是有吸食鸦片的习惯，他们的回国慢慢地带动了吸食鸦片的风潮。这种一开始在有钱人家跟有权人家吸食的毒品，已经在福建、广州等地流行开了。葡萄牙人一直垄断着中国的鸦片走私业务，上一次“嫩实兹”号已经让葡萄牙人很不爽，这一次“凤凰”号停靠在潭仔岛，那可是在葡萄牙人的眼皮子底下。

不行，万万不行，约翰·哈里逊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们很快就达成共识。粤海关的官员们越来越贪婪，当年那个干过两广总督、闽浙总督的监督李质颖，不一样对运送鸦片的“嫩实兹”号睁只眼闭只眼嘛？这一次只要“凤凰”号找一个中国政府不会干涉的地方，那么管理委员会就有办法将“凤凰”号上的鸦片搞定，因为这艘船不再是东印度公司利用散商船走私，而是要交入公司财库的统一贸易。

史蒂文森很快就接到了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信：

我们向你提出关于在你管理下的问题，你要设法找到一个不致引起中国政府干涉的安全地方碇泊。同时，我们随时准备尽力给你以帮助。我们认为，潭仔不是一个适合碇泊的地方。你的到来，必然会引起葡萄牙人的妒忌，并用各种办法来阻碍你。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由于最近有很多中国海贼在沿海一带出现，你要随时准备好，防止被突然袭击。

不难看出，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这一次是有组织、有谋划地走私鸦片，“凤凰”号这一次贩运的鸦片虽然不及当年“嫩实兹”号的1600箱零头多，但这是英格兰人第二次因为经济出现大问题，想通过鸦片贸易来化解伦敦以及加尔各答的经济危机。史蒂文森在汇款协议中的不满，可以充分证明，英格兰是要用鸦片来交易大清帝国的银子，而东印度公司无论是伦敦，还是威廉要塞以及广州管理委员会，他们都紧密而精心地谋划着对大清帝国的鸦片销售。

密航燕子湾

尽管史蒂文森满肚子的私人恩怨，但他还是带着鸦片来到了中国。

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信函，让史蒂文森有点担心葡萄牙人。“嫩实兹”号1782年开到澳门，葡萄牙人非常不友好，抽重税，打压价格，当时“嫩实兹”号的大班沃森反复测算，无论怎么样节省都要亏钱。沃森看着整船的鸦片卖不出去，只好在澳门南面的云雀湾，与有海关关系的画商先官作了一笔200箱的交易。还有1400箱，堆满了整个船舱，在马来西亚沿海卖了极少的一部分，最后实在卖不出去，大批的鸦片只有倒腾给了葡萄牙商人。

现在葡萄牙人还不知道“凤凰”号已经停靠在潭仔。一旦他们知道，一定会让“凤凰”号开到澳门港口。澳门既是广州的外港，又是中外贸易的转运港，凡是来华的外国船员，按中国政府的规定，要先在澳门停泊，申请引水，由中国引水员带入虎门，停靠黄埔港后即赴粤海关上税。自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明清朝廷对澳门实施特殊政策，其中一条是允许葡国商船停泊澳门后，即丈量船身，搬货入澳，迨内地商人赴买，始行纳税。葡萄牙人一定会按照所谓的贸易规则，对“凤凰”号抽重税。

史蒂文森在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信函中发现过一个问题。葡萄牙人利用中国政府对他们特殊的游戏规则——葡萄牙商船来华贸易，不仅省去了雇引水到黄埔港停泊的过程，特别是省去了入口验货稽查这一关，从而给葡萄牙人将走私鸦片混进关口提供了可乘之机。澳门葡萄牙市政会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自行制定通商法规，坚持任何他国商人在澳门经营鸦片贸易，只能由葡萄牙商人代理；规定他国商人贩运鸦片前来中国，必须由葡萄牙商船转运，在澳门卸货。这样一来，葡萄牙人就垄断了对华鸦片贸易。

葡萄牙人垄断对华鸦片贸易可以说是处心积虑。雍正皇帝曾下旨惩办贩烟之徒，并禁吸食，可是作为药用进口鸦片是合法的，故这道禁贩、禁吸的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为了确保鸦片贸易以及走私的顺利进行，避免触及中国皇帝的禁令，葡萄牙人还在澳门设置一项“贪污基金”。“贪污基金”用来支付中国鸦片掮客的佣金，还有更大的一部分是贿赂中国官吏的“规礼费”，掮客多为粤海关的行商，官员多为跟行商勾结的粤海关官员，这些人联手拿了葡萄牙人的好处，对他们贩卖鸦片均以药用为借口，堂而皇之在中国贩卖。

一切的路都铺平之后，葡萄牙人开始对欧美鸦片走私商人进行打击。首先，跟葡萄牙人做走私的商人都是老关系，好处拿了大把，他们不可能跟陌生的英格兰人甚至法国人做这种杀头的买卖。其次，葡萄牙人有中国商人跟官员的庇护以及进出口贸易程序的规定，其他国家的鸦片商人自然都要走澳门。要走澳门，就要听葡萄牙人的，否则人财两空。在葡萄牙人的垄断下，鸦片犹如毒蛇一般涌向中国，到东印度公司拿到鸦片贸易特许状那一年，中国进口鸦片数量已达到1000多箱，现在葡萄牙人依然垄断着鸦片贸易。

海盗，是英格兰人发迹的秘密。但这个时候，中国的海盗却让英格兰人头大。史蒂文森可能还不知道，在东南沿海一带，以郑七为首的郑氏家族一直是最大的海盗集团，郑七所在的郑氏家族曾经显赫一时。明朝末年，大海盗商人郑芝龙眼见满洲八旗踏破山海关，大海盗就向满人投降归顺。可是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却追随朱家皇帝，被赐朱姓成为国姓爷，郑成功后来直捣台湾将荷兰人赶走。康熙皇帝后来统一台湾，郑氏家族的部分贵胄就重操旧业。郑七就成为乾隆晚年东南最大的海盗头子，甚至后来率领两百艘海盗战舰远赴越南，帮助越南叛逆阮文惠成功篡位，不仅令乾隆皇帝震怒，洋商更是闻之色变。

史蒂文森一想到庞大的海盗舰队黑压压地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心头就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太恐怖了，不用说两百艘海盗战舰，就是两艘都能在潭仔将“凤凰”号干掉，一方面“凤凰”号上的印度士兵都是临时抓来的奴隶，他们的训练非常有限，真正交火的时候，这些受压迫的奴隶会不会卖命很难说。更重要的是郑氏海盗集团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他们都是在海浪里玩儿命的人，跟这样的海盗交手，“凤凰”号在劫难逃。史蒂文森不敢往下想了，立即给指挥下令，起锚直奔黄埔。

史蒂文森指挥着“凤凰”号在夜色中前行。

全是鸦片，怎么应付粤海关的官员？史蒂文森一直在琢磨，中国人不好对付，上次“休斯夫人”号炮击案引发了轩然大波。粤海关的监督刚刚死掉，新上任的监督盛住可有来头，他是满族喜塔腊氏。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的老娘就是喜塔腊家族的姑娘。到了1774年，乾隆皇帝为十五子永琰娶了一媳妇，这个被称做嫡福晋的女人也是喜塔腊家族的，盛住就是这位嫡福晋的亲哥哥，永琰可是乾隆皇帝内定的接班人。不出意外的话，盛住的妹妹将来就是皇后，现在的粤海关监督将来就是国舅爷。

粤海关是天子南库，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整天东征西伐的，国库的银子早就被这位狂妄的老皇帝给耗光了。盛住是永琰的大舅子，将来的国舅爷，守好天子南库那就是为永琰守好将来的江山。乾隆皇帝派遣盛住到粤海关，关键是这位爷干过杭州织造，当过布政使，管过军粮，执掌过南北关税务，对管理工作非常在行。斯蒂文森非常清楚，现在乾隆皇帝在考核永琰，一旦嫡福晋的哥哥在粤海关出现差池，将会影响到永琰的皇位，因此盛住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装满鸦片的“凤凰”号。

“凤凰”号在夜色中前行，史蒂文森的脑子里慢慢地有了一套自己的说辞。当“凤凰”号到达黄埔港的时候，粤海关衙门的官吏对“凤凰”号感到很蹊跷，这艘船到了港口并没有立即找到担保的商行，而是停在岸边等待海关官员的丈量。盛住之前干过浙江杭嘉道，专门抓人把柄，这一次他可不想让别人抓住他的把柄。盛住刚刚上任，对是非之地粤海关异常谨慎，凡是洋船到港，他都要亲自丈量，以免出现问题。

盛住带着一帮官员到了“凤凰”号，史蒂文森笑脸相迎。一上船，盛住就派人开始丈量船只，丈量的时候盛住就通过翻译跟史蒂文森闲聊，史蒂文森非常清楚盛住的意图，他就是想通过闲聊套出船上到底装载什么货物。史蒂文森给盛住编故事，说是装满了大英帝国的生铁跟铅块儿。盛住掌管南北关税务的时候，对过往客商非常了解，史蒂文森纯粹就将盛住当成了满洲八旗的大猪头了，编造这么低级的谎言。

史蒂文森以为盛住会相信他的话，没想到盛住让手下的官员将东印度公司广东管理委员会的英格兰人给叫到船上。盛住没有被玩弄的愤怒，只是指着“凤凰”号告诫英格兰人：这样小的船和这样的货物愿意缴纳口岸税？盛住就是明确地告诉英格兰人，你这艘船有问题。盛住还让“凤凰”号告知他，到底是哪家行商为“凤凰”号做担保。英格兰人第一次贩卖鸦片到中国的时候，跟粤海关监督李质颖是铁哥们的先官，壮着胆子买了两百箱鸦片，后来亏损得一塌糊涂，加上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商人贩卖鸦片，所以现在没有商人愿意给“凤凰”号做保。

英格兰人总是非常弱智地玩弄中国人。东印度公司广东管理委员会告诉盛住，管理委员会跟“凤凰”号没有任何关系，该船是船长史蒂文森全权管理的，无论是找担保人以及缴纳口岸税，都由史蒂文森自己去申请。之前加尔各答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还给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信，详细介绍“凤凰”号的情况，史蒂文森甚至对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抵押汇款的行为极度不满意，可以说“凤凰”号上的鸦片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运送到中国。现在遇上了准国舅爷，英格兰人就开始了相互推诿，为了东印度公司能在广州长期贸易，甚至不惜要牺牲史蒂文森以及“凤凰”号的声誉，全部责任最后成了大胆妄为的个人行为。

史蒂文森听闻广州管理委员会的话后很快就明白，现在盛住为了巩固妹夫永琰将来的皇位，不可能让“凤凰”号蒙混过关，东印度公司也不能因为这一批鸦片而断了广州贸易的路子。史蒂文森不得不开着船离开黄埔港，到别的地方将船上的鸦片给兜售出去。史蒂文森到底将鸦片运到哪里？这个问题让粤海关的官员很是迷糊。

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原始信函暴露了这一船鸦片的秘密。

当年10月11日，广东管理委员会给当时的印度大总督康沃利斯勋爵写信：“他没有运来货物，以致引起很大的怀疑，不过他现在未受到骚扰，但这些额外流入市场的鸦片引起滞销，我们料想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售出。”很显然，史蒂文森将鸦片卖给了中国人，这个地方没有引起粤海关的注意，俨然已经成了毒品的交易黑窝点。

史蒂文森当时将“凤凰”号开向了燕子湾，这个地方在潭仔不远处，葡萄牙人管不了，粤海关更是将这个燕子湾遗忘了。史蒂文森当时得到广州管理委员会的指点，那个地方有欧洲商人在那里兜售鸦片，属于三不管的地界，可以更方便将鸦片转手给中国不法商人。11月10日，史蒂文森向广东管理委员会交账。可以看出，史蒂文森已经将鸦片在燕子湾出售。史蒂文森希望能够签发孟加拉国财库的收据，希望能够回到孟买提取自己的佣金。

史蒂文森提交的财务账目泄露了更大的机密。“凤凰”号上259箱鸦片，258箱以每箱380银元成交，另一箱损坏的鸦片以280银元讲价卖出，这样一来史蒂文森按照5％的佣金比例，可以提成4916银元。可以看出，跟当年“嫩实兹”号的价格相比，鸦片涨价了，并且销售数量增加了59箱。不过财务报表中非常蹊跷的是，史蒂文森留下了3223银元的船钞，也就是税收，这笔钱到底交给谁了，一直成为东印度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一笔糊涂账。史蒂文森在交账后的11月17日，将“凤凰”号交由东印度公司掌握，自己搭乘“埃利奥特将军”号返回孟加拉国。

史蒂文森离开后，“嫩实兹”号的船长坎宁来了。坎宁跟广东管理委员会约定，以船上鸦片作为抵押品，在1792年的1月31日，或在之前，交付广东管理委员会财库三十万通用卢比，兑换比率为每100个通用卢比，按34新墨西哥银元计算。“嫩实兹”号再度败走麦城，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涌向了燕子湾，加上史蒂文森的259箱鸦片，让燕子湾低质量的鸦片已经处于需求饱和状态，“嫩实兹”号运来的鸦片根本卖不出去，到了1月31日，坎宁不得不请求付款延期。

坎宁给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信：“嫩实兹”号舱货出售非常慢，由于澳门商人的货比较优良，每箱只得少售50块银元，致令我没有办法将“嫩实兹”号到期的汇款缴给贵公司。从坎宁的信中不难发现，葡萄牙人的鸦片质量优于英格兰人的，这跟葡萄牙人长期从事鸦片贸易有关，他们的工艺成熟，自然价格高，英格兰人只有通过降低的价格战才能出手。坎宁的信无疑表明，在乾隆皇帝时期，拥有鸦片定价权的是葡萄牙人，英格兰人还处在跟人学习的初级阶段。

1792年4月4日，坎宁经过澳门航道，将“嫩实兹”号开到了燕子湾，6天后沿着海湾向西航行。很显然坎宁离开了燕子湾，难道是英格兰人的鸦片突然销售火暴？并不是！坎宁将鸦片交给了代理人。可是，代理人最后只交给广州管理委员会90632头像银元，跟之前抵押的汇款102000头像银元相差甚大，很显然是价格战亏损了。不过，从1792年的1月31日起，按照12％的利息计算欠款利息，最后坎宁还亏欠了孟加拉国政府17314头像银元。英格兰人的鸦片生意再次失败。

英格兰人的到来，让之前籍籍无名的燕子湾一下子名声大震。粤海关监督盛住越来越觉得蹊跷，“凤凰”号半夜莫名其妙地开走了，现在美国人的船来黄埔港的也少了，难道他们不做生意了？盛住委派“澳门海关”调查的结果是：英格兰人跟美国人的船到了燕子湾。为了销售鸦片，葡萄牙人跟英格兰人展开了价格战，英格兰贩运鸦片的大班都因为亏损，鸦片没有卖出去就逃之夭夭了，史蒂文森是那样，坎宁也是那样。

鸦片贸易的失败令英格兰人非常失望，一个密谋已久的计划再次启动。

第六章　京城谍影

勋爵的密报

1792年1月4日，马戛尔尼擦了擦墙壁上勋章的灰尘，黯然神伤地摇了摇头，马戛尔尼家族的荣光在自己的手上褪去。

苦闷的马戛尔尼挪了挪书桌前的椅子，抓起了一份过期的报纸。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报道，法国人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国王路易十六已经没有藏身之地。突然，仆人急火火地闯进了办公室，马戛尔尼皱了皱眉头，这贱人简直太没有礼貌了，英格兰人怎么能这么没有教养呢？马戛尔尼正要训斥，仆人拿出一份伦敦急件。

急件是英格兰外交大臣亨利·邓达斯写的。邓达斯一直对向中国派驻大使很热衷。早在1787年，邓达斯就任命卡思卡特中校为特使，出使中国北京。卡思卡特中校是英格兰驻孟加拉国军队总军需官，邓达斯希望卡思卡特前往北京解决中英贸易问题，这是“洪仁辉事件”之后，英格兰政府首次希望通过国家外交来解决中英贸易摩擦。非常遗憾，卡思卡特中校走到半路就死了，英格兰的特使船队只好打道回府。卡思卡特中校的死亡令邓达斯非常伤心，这几年，邓达斯一直在物色人选。

马戛尔尼成为了邓达斯的首选。

1737年5月14日，爱尔兰的苏格兰贵族马戛尔尼家族一个男婴诞生。马戛尔尼家族希望小男孩儿能够继承家族荣光，可是小马戛尔尼对法律情有独钟，他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法律系。都柏林三一学院是伊丽莎白女王下令修建的，在大不列颠属于高等贵族学校，马戛尔尼法律系毕业后，又进入伦敦坦普尔大学进修，师从荷兰伯爵亨利·福克斯。1764年，已经是伦敦大律师的马戛尔尼被封为贵族。

贵族的身份在英格兰意味着进入了权力阶层，马戛尔尼家族虽然贵为苏格兰贵族，但要想成为英格兰的贵族，难度非常大。身为律师的马戛尔尼突然被封为贵族，继承马戛尔尼家族权力，英格兰政府其实需要法律科班生马戛尔尼解决棘手的英俄贸易摩擦问题。马戛尔尼出发前，当时英格兰的外交部长格伦维尔非常担心年纪轻轻的马戛尔尼，让马戛尔尼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副本。马戛尔尼的话让格伦维尔很惊讶：“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

马戛尔尼的俄罗斯之行任务艰巨，在位的皇帝是叶卡捷琳娜，这位女人因为老公花心，联手自己的情人将皇帝老公给杀了，自己当上了女皇。1762年，一上台的叶卡捷琳娜雌性激素狂升，图谋南下重建拜占庭帝国，搅得欧洲人叫苦连天。就在这个时候，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因为猛烈抨击国王而声名大噪。叶卡捷琳娜一打听，伏尔泰文采斐然，女皇对伏尔泰心仪向往。在森严的后宫里，女皇跟伏尔泰促膝夜谭，女皇被伏尔泰的自由、平等思想所震撼。俄罗斯女皇决定开明专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冒险的政治主张令欧洲皇室恐慌，叶卡捷琳娜甚至以此为借口插手大不列颠、法国战事，大不列颠跟俄罗斯的贸易更是一塌糊涂。

女人一旦疯狂，只有上帝才知道她们到底想什么。

叶卡捷琳娜一边跟武夫情人生孩子，一边张罗着制定新的法律。女皇希望通过法律来实现伏尔泰的治国梦想，甚至要在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叶卡捷琳娜的政治主张相当可怕，跟当时大不列颠北美殖民地的冒险分子如出一辙，大不列颠乔治三世要想灭掉北美殖民地的叛逆，就要先跟叶卡捷琳娜结盟，因为法国已经被伏尔泰的自由与平等搅得天翻地覆，法国人很可能成为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同盟，不能再让俄罗斯人站到法国人一边。

疯狂的女人往往智商极高，要想真正结盟，还需要智慧。马戛尔尼的圣彼得堡之行，名义上是修复两国的贸易关系，事实上是要通过化解贸易摩擦来达到政治上的结盟。马戛尔尼任务艰巨，意想不到的是，马戛尔尼在圣彼得堡的时光是幸福而又快乐的，他能经常出入亲王的晚宴，甚至能跟亲王们促膝谈心。经过马戛尔尼的三年周旋，俄罗斯终于答应跟大不列颠友好相处。乔治三世看着年轻的马戛尔尼，心情大爽，很快马戛尔尼就进入英格兰议会上班。

春风得意马蹄疾，疾风偏折劲草枝。

圣彼得堡之行让马戛尔尼步入了仕途的快车道，也为马戛尔尼的仕途带来了无尽的烦恼。1772年，马戛尔尼被封为骑士。就在马戛尔尼春风得意的时候，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陷入了恐慌之中。1773年9月，哥萨克人叶米里扬·普加乔夫冒充被叶卡捷琳娜暗杀的彼得三世，纠集了乌拉尔河流域的哥萨克人举行起义。提出“土地与自由”，宣布解放农奴，取消一切赋税。农奴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到5万人。整个欧洲震惊了，俄罗斯农奴的起义给英格兰北美殖民地无比的信心。叶卡捷琳娜气急败坏，调动军队镇压起义军，对伏尔泰也是咬牙切齿地痛恨。

1775年，马戛尔尼成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总督。这一年，俄罗斯的农奴起义被镇压。英格兰皇帝乔治三世却迎来了人生最大的痛苦，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爆发，法国人站在了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格兰人。1779年6月，马戛尔尼率领孤舰在格林纳达的海面遭遇了法国上将德斯坦，德斯坦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名士兵，将只有一艘战舰、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的马戛尔尼团团围住。昔日千里赴俄罗斯结盟的英格兰英雄，在双方一开火后就成了法国人的俘虏。

马戛尔尼家族的荣光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乔治三世念着马戛尔尼俄罗斯结盟之功，放弃了对马戛尔尼家族问罪。5个月后的1779年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马戛尔尼成为第一批被交换的战俘。非常幸运的是，经常神经病大作的乔治三世，这个时候偏偏神智清晰，马戛尔尼回到伦敦便被任命为马德拉斯总督。马戛尔尼的幸运跟家族姻亲有关系，乔治三世怎么说也叫马戛尔尼表哥，打断骨头连着筋。马戛尔尼喜出望外，快马加鞭到了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办公室，一坐就是6年。

圣乔治要塞是英格兰海军在印度的重要基地，也是英格兰在印度南部重要的商业和行政中心，这里曾经是葡萄牙人跟法国人争夺的东印度战略要地。曾经被法国人俘虏的马戛尔尼为了一雪前耻，加大对圣乔治的布防，将圣乔治治理成为英格兰在东印度的桥头堡。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马戛尔尼终身的年金奖赏，乔治三世也在宫廷会议上表彰马戛尔尼的敬业。1774年就已经获得爱尔兰贵族、利森诺男爵勋爵的马戛尔尼，以为宫廷会议的表彰是乔治三世皇帝很高兴，马上就向皇帝提交了一份申请报告，希望皇帝能够将自己的苏格兰贵族变更为英格兰贵族。

曾经的俘虏，现在的总督，东印度公司的功臣，乔治三世的宠臣，马戛尔尼很快失望了，那个激烈反对向北美殖民地加税的首相老皮特，现在他的儿子小皮特坐上了首相的位置。小皮特身体一直很差，但是智商极高，22岁加入辉格党并竞选议员成功，两年后就被神经病国王乔治三世给提升为首相，那一年他24岁，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马戛尔尼以为年轻的首相会批准自己的报告，没想到小皮特比他的父亲还保守，继承了辉格党一贯的固执保守，马戛尔尼得到小皮特的否决意见：这会开一种不愉快的先例。

英格兰贵族的申请被否决了，马戛尔尼非常郁闷，他蜗居在家里不出门，他甚至认为是自己的功勋不足以获得英格兰贵族资格。在大不列颠王国，苏格兰、爱尔兰的贵族，同英格兰的贵族虽然同为贵族，但是三个贵族坐在一起，英格兰贵族一定会高人一等。马戛尔尼现在盯着印度总督，现在的印度总督黑斯汀斯被人举报贪污，伦敦派出的调查组正在调查，只要自己坐上印度总督的宝座，英格兰贵族的金字招牌一定会拿到。

乔治三世早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就对黑斯汀斯不满，尤其是扩张西藏失败，导致英格兰的硼砂、黄金等战备物质筹措不足，北美战场后勤保障跟不上。现在的东印度可是英格兰的海外金库，乔治三世丢了北美殖民地，早已气极败坏，没想到黑斯汀斯这个时候居然贪污。拿下黑斯汀斯，小皮特很快又给马戛尔尼一盆凉水：你只是爱尔兰男爵，印度总督的位子需要更高级别的人。小皮特将印度总督的宝座交给了康沃利斯勋爵，这位英格兰豪门贵族就是在约克镇投降的康华利，同样是投降者，小皮特更相信英格兰贵族。

卡思卡特中校在海上死亡后，邓达斯就一直在另觅特使人选。特使的选择标准是忠诚于国王，是议国事的大臣，大博学的干吏。邓达斯经过三年的筛选，发现马戛尔尼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这位爷是爱尔兰贵族，马戛尔尼家族一直跟皇族关系密切，在俄罗斯对英格兰最具有威胁的时候，马戛尔尼只身来到叶卡捷琳娜的王宫，成功缔结了英俄联盟，化解了北美战争的背后危机。之后还在苏格兰、圣乔治要塞管理属国地方事务。邓达斯觉得马戛尔尼是出使中国特使的不二人选。小皮特同意了邓达斯的推荐。

马戛尔尼的手在颤抖。

大不列颠、英格兰特使，出使遥远的大清帝国。那可是一个古老的帝国，在印度周边的很多小国，都是大清帝国的藩属，他们都像孙子一般向大清帝国的皇帝上贡称臣。为了控制尼泊尔一带，大清帝国的铁骑一直在西藏跟四川游动，黑斯汀斯企图通过控制西藏，在大清帝国的西南边境扩张大不列颠帝国的东印度势力。现在黑斯汀斯已经被关在了伦敦冰冷的监牢里，大清帝国的铁骑却盘踞在西藏跟尼泊尔交界处，只要一声令下，青藏高原深处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中国，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帝国，伊丽莎白曾经在睡梦中无数次呼唤着这两个字。两次特使中途失败后，年迈的伊丽莎白伤心欲绝，只有大把地将金银砸向莎士比亚的歌剧，在歌剧中追寻遥远的东方帝国。中国，一直是大不列颠国王梦寐以求的地方，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洪仁辉试图打通广州到北京的信息信道，可是最后的结局是圈禁澳门三年，在荒凉的小岛上双腿浮肿着熬过了三年。伦敦一直想走近北京紫禁城，洪仁辉之后，北京成了伦敦奢侈的梦想。

出使北京，外交中国，这可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伟大事业，马戛尔尼沉闷的情绪迅速被刺激，这将是大不列颠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马戛尔尼通读了邓达斯的信件，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将此次使命应如何进行、此行的目的等写成书面意见，然后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份全面的报告。邓达斯希望在报告没有成型前，不要张扬，一定要保密。洪仁辉事件跟“休斯夫人”号礼炮事件，让北京政府非常芥蒂英格兰人。马戛尔尼谢绝了所有的来客，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琢磨出使的报告。

邓达斯很快就收到了马戛尔尼的密报。

马戛尔尼在密报中提出，出使中国不要让北京朝廷感到意外，一定要先行通知特使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调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乾隆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马戛尔尼早就通过东印度公司的信函了解到了大清帝国的傲慢，即使粤海关的一个七品芝麻小官儿，都觉得生意人是下贱人，即使买了官衔，还是跟妓女一样下贱。为了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因为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

特使再也不能像伊丽莎白时代那样，现在不用担心海上的葡萄牙人跟法国人，所以也就不用兵分两路，现在英格兰有最新式的火炮跟战舰。更不能像洪仁辉那样偷偷摸摸乘坐一艘单桅小船北上，在没有人手的情况下将非洲奴隶抓来充排场，简直太丢人了。马戛尔尼在密报中提出，为了增强特使的显要地位，最好用国王船只运送，并供应一队轻步兵护送。在北美殖民地战场遭遇围剿的马戛尔尼，怎么也无法忘记当俘虏的耻辱，他甚至怀疑小皮特就是因为自己的俘虏经历而刻意打压自己。这一次出使大清帝国，开千年历史先河，可不能在阴沟里翻船，马戛尔尼特地提出配备野战炮以作列队行进时用。

马戛尔尼给邓达斯的密报中，详细罗列了出使北京的主要目的：

1．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相信他未受责罚，是因为从来没有向上控诉；

2．为了获得比较便宜的中国出口货，要求准许到靠近商品产地的口岸贸易，从各个市场的竞争中采购；

3．废除进出口货物关税，或降低至初期贸易征税的水平，特别是后来征收作为偿还中国人欠外商债款的出口货税，最低限度要使这种税限定为欠债额，或以几期偿还额为限；

4．使英格兰商人最低限度获得与葡萄牙人同等的待遇，特别要准许他们在中国大陆某个邻近岛屿上有一个便利的商站，以便商人或公司代理人、船只、水手及商品得以暂住度季，获得与葡萄牙人在澳门同样的特权；

5．请中国皇帝颁发特别法令，通知有英格兰人常到的各个口岸的总督及地方官吏，禁止强迫公司代理人，或其他人等负担别人行为的连带责任，并禁止以后要交出无辜者代替在逃犯人受罪的办法；而公司代理人不应帮助这种逃犯，相反，要提供各种帮助以便将其查获；

6．为了增加大不列颠输入中国的货物，不仅在各个口岸贸易，而且要废除足以妨碍购买不列颠货物的种种规条，同时，还要在北京试用该处前时未有的英格兰工厂生产的各种产品，以资鼓励，这样增强本国货对中国的输入，又鼓励毛皮贸易及不列颠在印度的各种产品的输入，就会很快改变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转变为有利于大不列颠。

马戛尔尼的报告让邓达斯热血沸腾，邓达斯将马戛尔尼的密报转给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林以及副主席伯基思。不难看出，马戛尔尼对中国的皇帝跟大臣们太缺乏了解了。若免除一向为天子南库的海关关税后，那让皇帝喝西北风去？

澳门是葡萄牙人使用诡计、行贿官员取得的特权，那是历史遗留问题，大清帝国的皇帝一直如鲠在喉，怎么可能给你大不列颠这样的待遇？如此先例一开，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纷纷仿效，中国那还不成了被西方国家瓜分的邦国？

很明显，逃犯问题是针对“休斯夫人”号事件，是希望获取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而要求废除口岸贸易对大不列颠货物的种种规条，很显然，马戛尔尼是要通过这样的要求，别有用心地洞开大清帝国的海关，输入足以扭转贸易逆差的货物来改变英格兰人尴尬的贸易现状。

巴林跟伯基思都非常清楚马戛尔尼密报背后的秘密。不过这两位对马戛尔尼的军事炫耀不赞同。毕竟马戛尔尼看到的东印度公司的信件只是一部分，对中国的内情了解还不够全面。现在的乾隆皇帝手下，执掌兵权的是宠臣福康安，这位统兵大将勇猛而有谋略，特使带着野战炮去北京，一定会激怒老皇帝。

现在法国的国内局势风云变幻，武夫拿破仑如日中天，法国跟英格兰之战一触即发，这个时候一旦大清帝国跟英格兰开战，英格兰就面临两线夹击，可能会失去东印度殖民地，这样一来英格兰的海外势力就全部被斩断。

康沃利斯勋爵在约克镇投降，导致北美殖民地战争局势迅速逆转，最后英格兰人失去了北美殖民地。现在马戛尔尼的行动太冒险了，是要将康沃利斯勋爵再次推到悬崖上。巴林跟伯基思非常清楚马戛尔尼的心情，他这是要利用特使的机会抓权，康沃利斯勋爵在北美殖民地所犯的错误大大超过马戛尔尼，因为康沃利斯勋爵是英格兰贵族，所以现在坐上了马戛尔尼梦寐以求的印度总督宝座。马戛尔尼是要利用出使中国的机会，搞掉自己的竞争者。巴林跟伯基思不会拿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去冒险。

马戛尔尼不甘心，提出要将东印度广东商馆在出使中国期间划给特使掌权。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立即反对派遣代表政府的领事，并将商馆隶属于特使，这是马戛尔尼的野心。因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委员会隶属于印度总督，而广州委员会已经组成秘密监督委员会。一旦满足马戛尔尼的请求，那么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将完全掌控在他手上，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对东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的分权。巴林跟伯基思没有完全驳马戛尔尼的面子，非常勉强地表示，可以适当指示广州委员会隶属特使，并尽力促成他的愿望。

邓达斯很快就汇集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意见，综合权衡之后向首相小皮特跟国王乔治三世进行了汇报。1792年5月，乔治三世授命马戛尔尼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使团的全部费用，包括薪水、维持费、礼物以及其他费用，都由东印度公司支付。因为一直筹划出使中国的外交大臣邓达斯同时还有一个职务，那就是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为了确保中国之行成功，乔治三世让邓达斯下令，马戛尔尼可以在皇家海军中挑选船长，由他授权船长挑选其全部下属。

皇家海军部接到国王的命令后迅速行动，很快就安排了64门大炮的皇家船“狮子”号护送特使，以伊拉斯马斯·高尔爵士为船长。高尔是1755年加入海军的，在皇家海军中表现出色，为了提高马戛尔尼使团的规格，高尔在1792年被突击封为爵士。这位爷在海军部中战功卓著，是不可多得的海军悍将。这一次跟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回国就晋升为海军中将，并被派往纽芬兰担任总督，成为英格兰历史上将星辉煌的殖民地总督。同高尔爵士一同护送马戛尔尼的还有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跟驳船“豹”号。

丢掉了北美殖民地的乔治三世是个要面子的神经病，突击提拔了高尔爵士，还要给马戛尔尼一支最精锐的侍卫队伍，这支精锐的侍卫队伍一方面是防卫海盗，一方面是炫耀充门面。侍卫队伍的指挥官是本森，本森是英格兰皇家侍卫队少校指挥官，为了完成中国之行的任务，乔治三世甚至钦命本森为中校指挥官，并让本森在轻骑兵、步兵和炮兵中选择精锐组建成侍卫队伍，这支皇家军队中的精锐可以满足乾隆皇帝提出的任何操演。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马戛尔尼收到了一份秘密训令。

外相的训令

1792年9月8日，一封密令送抵马戛尔尼的手上。

马戛尔尼迅速打开了密令，信件是外交部长邓达斯的手令，这是马戛尔尼5月受命成为枢密院的“特命全权大使”，向枢密院宣誓之后，第一次得到邓达斯的手令。邓达斯在手令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马戛尔尼，这封训令是代表国王陛下的。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犯病，神经错乱，不得不在医生的监护下吃喝拉撒，根本无法亲手给马戛尔尼下达圣令，邓达斯只有代表国王下达了训令。

邓达斯在训令中强调，英格兰在中国贸易的人很多，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多得多。欧洲其他国家跟中国进行贸易之前，都通过一种极为特殊的往来方式。满族八旗没有儒家文化熏陶，也没有佛教的基因，所以在大清帝国，信仰的只有宗族，他们在骨子里并不排除西方的天主教，所以欧洲国家就派出在科学上有卓越成就，或者在艺术上有创造力的传教士到中国。康熙皇帝期间，大量懂得天文地理的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皇帝信任传教士，传教士在为中国皇帝服务的过程中，也会灌输一些西方的文化理念，欧洲商人到中国来做生意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阴阳相生相克，康熙皇帝喜欢有智慧的传教士，并不代表就喜欢欧洲的国家。入关后的满族八旗，也算是泥腿子进庙堂，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做起了有涵养的皇帝，他们对江山社稷的固执，容不得半点的渣滓。一旦天主教跟国内反动势力勾结，大清帝国的皇帝马上就会将他们视为邪教。在雍正年间，出现过西洋幼主造反事件，让雍正皇帝对红鼻子蓝眼睛的洋鬼子很是忌惮，天主教被视为邪教遭遇血洗。到了乾隆年间，尤其是澳门传教士内窜，搅得整个帝国官员天天抓教徒，让乾隆皇帝很生气。

英格兰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学着西班牙人进行海上抢掠，属于海盗起家的那一类，现在垄断海上霸权，属于泥腿子洗脚上岸的强盗，加上祖辈儿一直反对天主教，跟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四处为敌，他们的文化在新教跟天主教之间不断地摇摆。英格兰人整天忙着赚钱，文化涵养方面跟标榜文雅的大清帝国找不到契合点。即使出现执著的洪仁辉，但在乾隆皇帝眼中那简直就是胆大妄为。在乾隆皇帝的天朝秩序意识中，洪仁辉的行动已经触及了帝国安全的红线。

英格兰用坚船利炮控制莫卧儿王朝，尤其是当年班禅六世进京向乾隆皇帝汇报瓦伦·哈斯丁斯图谋进入西藏，让乾隆皇帝对这个遥远的蛮夷小国很是忌惮。莫卧儿王朝是蒙古族的后裔，跟满族八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大清帝国统治者的血液里，有一半蒙古族基因。英格兰人在莫卧儿王朝的殖民统治，让乾隆皇帝有着唇亡齿寒的伤感。大清帝国一直自誉为天朝上国，这个蛮夷小国却通过海上、高原不断刺探帝国的安全底线。

马戛尔尼要出使这个狂妄而又自负的帝国，一定要消除乾隆皇帝对英格兰殖民莫卧儿王朝的误解。邓达斯告诫马戛尔尼，这一次到了北京，一定要向帝国皇帝表明，英格兰人在印度的行为并不是英格兰人自己要那样，英格兰人必须保卫自己，抵抗那些与欧洲各国狼狈为奸，不遵守各个皇帝所给予英格兰人权力的叛乱王公的压迫。

邓达斯这是在教唆马戛尔尼要巧言令色。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统治者跟反对派，英格兰通过东印度公司控制了莫卧儿王朝，反手以镇压反抗王公大臣叛乱为名，武装控制了印度全国。邓达斯担心大清帝国的皇帝有疑心，天朝上国神圣不可侵犯的脆弱尊严将受到巨大的刺激，乾隆皇帝绝对不会允许印度的悲剧在大清帝国重演。

打消乾隆皇帝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猜忌成为邓达斯的头等大事。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印度大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提出，马戛尔尼的队伍可以从孟加拉经西藏的交通线路，从大清帝国的西南向北京进发。邓达斯感到这样的路线是非常愚蠢的，当年瓦伦·哈斯丁斯跟六世班禅就是在这条路线交锋的，为了禀报这件事情，六世班禅在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染上天花而亡。

一旦马戛尔尼的使团重走西藏路线，西藏的达赖跟班禅要向乾隆皇帝禀报，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尼泊尔军队不断在西藏骚扰，让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康安很是搓火。这个时候英格兰人在西藏出现，乾隆皇帝更加有理由拒绝有历史过节的英格兰人进入北京。

西藏路线注定马戛尔尼的北京之行会失败。邓达斯将康沃利斯勋爵的建议给撅回去了。乔治三世神经错乱根本就做不了主，邓达斯跟枢密院的一帮老家伙商议之后，建议马戛尔尼从海路直接驶往大清帝国东海岸或者东北海岸，并请求一个从该口岸前往北京的安全保证。

邓达斯教唆马戛尔尼，要想让乾隆皇帝允许英格兰使团进入北京，就要表明英格兰人在中国的目的纯粹是商业的，丝毫没有侵占领土的意图，所以英格兰人不企图设防或防卫，但只是希望中国政府保护英格兰的商人或他们的代理人在内地贸易或者旅行，保证英格兰人不受那些企图扰乱贸易的其他各国侵犯。

马戛尔尼的北京之行，英格兰枢密院早已有了全盘的计划。

邓达斯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说：“可能在你到达中国沿海之前，你会接到由董事会发出的乘最后一艘船前往广州的委员会的通知，转知你关于决定使团路线的问题。”邓达斯一再告诫马戛尔尼，在向北方行进之前，有绝对必要停靠在中国南部的某些口岸。马戛尔尼要到达澳门或广州，在该处公司的管理会收集对使团目的有帮助的情报，并进一步取得使马戛尔尼前往北方的必要帮助。

马戛尔尼到达北京后，枢密院要求他向中国的皇帝表明，中英两国间贸易所产生的利益，是对双方有利的。在贸易的过程之中，除其他货物外，英格兰收购数达两千万磅重的中国草，这些东西是难以销售的，因为欧洲和亚洲的其他各国都不会大量饮用，为了购买它，英格兰人用毛纺品、棉花及其他对中国有用的货物交换，但一大部分实际上是以银元支付的。

邓达斯在训令中提到的中国草，事实上就是中国各地的茶叶，有绿茶、红茶、普洱等不同产地、不同时期、不同类别的茶叶。中国茶叶是英格兰人永远的伤痛，当年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在波士顿被殖民地暴民倾倒在河流之中，最后失去了北美殖民地这块肥肉。在欧洲，尤其是英格兰，饮茶已经成了不可替代的一项聚会程序。英格兰枢密院要马戛尔尼告诉中国皇帝，他们购买的这些中国茶叶难以销售，言外之意就是要告诫高傲的中国皇帝，如果英格兰人不贩卖这些卖不出去的中国茶叶，中国就不可能收到大把的银子。

在英格兰人看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很土的。在他们的眼里，铜钱可以随意加入铁或者笨重的锡来蒙骗老百姓；但跟外国佬做生意，就不能用铜钱了，一定要银子。当然给外国佬是可以用铜钱的。明朝的时候，大明帝国的皇帝将赏给日本使臣的银子，在最后走人的时候都折算成高比例铁的铜钱，让日本人朝贡贸易无利可图。满族八旗的土鳖进关后，尽管他们捧起了经卷，乾隆皇帝甚至勤奋到一日作诗数首的夸张地步，可是在贸易出口的货币问题上，仍是紧跟明朝皇帝的思路，要想买中国货，拿银子吧。

英格兰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量的银子通过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流入了大清帝国的国库。英格兰人一直在想方设法扭转跟中国贸易的被动局面，东印度公司之外的散商一直在跟大清帝国的法律博弈，甚至将中国皇帝的禁令当成擦屁股的手纸。“嫩实兹”号就三番五次地到澳门与广东之间的小岛屿上，跟中国的不法商人勾结走私鸦片。对于英格兰人来说，鸦片不用消耗国内的白银，因为这些鸦片都产自印度。殖民地的印度奴隶可以大面积种植，殖民政府只要让那些奴隶吃饱就行，成本相当低。

潭仔岛，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孤零小岛，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它却是英格兰人走私鸦片的一个中转站。早年是荷兰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向中国商人兜售鸦片。英格兰人为了改变贸易格局，以“嫩实兹”号、“凤凰”号为首的所谓散商，也盯上了潭仔这个地方。“凤凰”号当年到潭仔就让葡萄牙人很不高兴，因为葡萄牙人的鸦片生意中突然冒出了与他们有百年仇恨的英格兰人，尤其是从孟加拉来的商船。葡萄牙人严重怀疑停在潭仔的商船就是走私鸦片的，于是采取了抽取重税的办法，打压潭仔的秘密鸦片交易。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一直遮遮掩掩。当年“嫩实兹”号做了亏本买卖后，让东印度公司很没有面子。现在东印度公司已经收归国有，国家大规模贩卖毒品是说不过去的。东印度公司采取了给散商供货，让散商贩运鸦片的模式。为了约束散商，通过票据的方式让散商将鸦片先行抵押划账。当“凤凰”号的船长史蒂文森气鼓鼓地贩运一船鸦片到潭仔的时候，遭遇到葡萄牙人的刁难，后来不得不到一个名叫燕子湾的地方秘密出售给中国商人。燕子湾成了英格兰人走私毒品的据点。

英格兰人一直希望跟大清帝国建立畅通的贸易关系，可是中国的官员考核体制以及满族八旗的奴化政治，导致官员骨子里的官场不确定性心理，因此在为皇帝捞银子的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银子留足后路。在欧洲、东印度横行霸道的英格兰人，在广东三番五次遭遇了奴才的奴才刁难，让他们深感小鬼难缠，苦不堪言，自然正常的贸易成本加大，加上茶叶的不可替代性，导致英格兰人的银子哗啦啦流向大清腰包。为了缩小茶叶生丝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为了留住大量的白银，巩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霸权，英格兰人撕下虚伪的面具，鸦片走私疯狂成了必然。

1787年，邓达斯派卡思卡特中校出使大清帝国的那一年，东印度公司通过散商走私鸦片已经非常疯狂。新上任的康沃利斯勋爵为了向枢密院表功，加大了走私鸦片的力度。1787年的4月30日，康沃利斯勋爵专门给广东的管理委员会写了密信。信上嘱咐说“布鲁埃尔有200箱鸦片交‘蒂龙号’载运”。很快康沃利斯勋爵又写信，说这位布鲁埃尔除了“蒂龙”号上的200箱，在“资源”号有205箱，“兰斯多恩”号有135箱，这些鸦片已经抵押给孟加拉的东印度管理委员会了。一个大毒枭跟一个高贵血统的英格兰勋爵做起了毒品生意。不难看出，英格兰人的官员考核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

在东印度公司的绝密记录中，有一长串触目惊心的数字：1780年，鸦片的价格在200～240西班牙银元；1781年涨价到240～300西班牙银元；1782年，鸦片供应量突然增多，价格下降，东印度公司1400箱售价210西班牙银元，只有200箱价格在250～290西班牙银元；1783年价格上涨到270～300西班牙银元；到了1784年，价格再度回落到210～240西班牙银元；1785年，东印度公司调整策略，控制种植量，价格一下子提高到320～500西班牙银元；1786年，东印度公司急功近利，投入1300箱，价格也降到388西班牙银元，事实上，这一年散商疯狂，以布鲁埃尔为首的大毒枭走私不下700箱，这一年流向中国的鸦片总量超过2000箱；到了1787年，有康沃利斯勋爵撑腰，大毒枭更加疯狂，这一年流入总量超过2000箱，价格下降到320～350西班牙银元。

马戛尔尼身为枢密院的成员之一，有权调阅东印度公司的核心财务，因此对东印度公司疯狂走私鸦片的行为非常清楚，“凤凰”号在黄埔港的遭遇自然了然于胸。邓达斯非常担心中国皇帝问起鸦片走私这个问题，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强调，如果中国皇帝提出订立一个商约，规定东印度的鸦片不得流入中国，马戛尔尼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危险，去争取鸦片贸易的自由权。对孟加拉出售的鸦片，只有听其在公开市场碰机会，或在东部海面分散而曲折的贸易上寻求销路。

邓达斯的训令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马戛尔尼，鸦片可以更智慧地去销售，但是一定要抓住机会跟中国皇帝商讨更大的贸易权，而不是拘泥于鸦片贸易。英格兰人只有在中国立足了，才能有更多的机会销售鸦片。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要争取更大的商业贸易机会，希望中国皇帝能够像允许葡萄牙人那样，给英格兰人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商站，如果能够给予一块比广州的地位更为便利的小地方或邻近小岛，那就再好不过了。

英格兰人尽想好事儿。葡萄牙人的澳门问题是大明帝国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它像一块毒瘤，一直让大清帝国的皇帝难受。这就是一个朝代重组后另一个朝代留下的后患。大清帝国的皇帝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传教士内窜，导致两广部队跟葡萄牙人对峙濠江两岸，让乾隆皇帝气急败坏，龙颜大怒。英格兰人当初在印度，就重演了葡萄牙人糊弄大明帝国官员的把戏，诱骗莫卧儿王朝的傻帽儿皇帝，争取了加尔各答那个荒芜小岛为商站。后来英格兰人以此为据点，掌控了整个印度。

英格兰人的美梦还很大。他们训令马戛尔尼，如果设立新据点得到中国皇帝的准许，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警察管理权及对英格兰自己臣民的司法管理权。邓达斯的意思很明白，有了这种合法的权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或惩罚英格兰臣民的违法行为。“休斯夫人”号事件之后，英格兰人一直在谋求治外法权，邓达斯就是希望英格兰人在中国犯法时不受中国司法处罚。这样一来，英格兰人就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走私鸦片就可以明目张胆，因为中国的法律管不了他们，中国皇帝的圣旨对他们来说，手纸都不如。

马戛尔尼看到最后，终于明白了枢密院以及邓达斯的真正目的。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在居留中国期间，要高度留意并努力设法增加英格兰对中国的输出，同时经常运送其他为中国人所喜爱的大不列颠及东印度领地的产品和制造品。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遣了一艘船跟随使团出发，船上载有大量英格兰货品，这些货品不是为了出售，而是要给北京的王公大臣送礼，希望在中国养成使用这些货品的嗜好。

现在一条完整的链条呈现出来了：寻求一座小岛，获取治外法权，让英格兰人在中国无法无天。马戛尔尼借进京机会，培养王公大臣吸毒的嗜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走私鸦片。看来邓达斯真是将中国的乾隆皇帝看成了糊涂虫，在他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强调，乾隆皇帝年老多病，随时有死的可能。马戛尔尼可没有邓达斯那么乐观，当年的圣彼得堡之行，让自己踏上了辉煌的仕途，这一次是自己爬上英格兰贵族的绝好机会。马戛尔尼决定启动邓达斯远在万里之遥的北京城那一枚潜伏棋子。

神秘传教士

1793年5月7日，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从北京城发出。

马戛尔尼的皇家卫队在巴达维亚港停留了10天，那里的荷兰人剽悍野蛮，马戛尔尼催促卫队迅速补给后勤。马戛尔尼使团在巴达维亚停留十天后，就驶入了邦加海峡，目前正在一个无名小岛停留。短暂休息后准备向交趾支那出发。皇家海军精锐高尔爵士指着航海图，侍卫队本森中校满脸激动，使团船队一旦过了交趾土伦（今越南岘港），离老万山群岛就不远了。马戛尔尼抓起桌子上的指挥刀，点了点老万山群岛，转身盯着身边的使团成员：“我们穿过土伦，就在这里碇泊，斯当东爵士跟马克斯维尔、麦金托什船长，乘坐‘印度斯坦’号前往澳门。”

马克斯维尔看了看身边的斯当东爵士，这位爷可是外交部长邓达斯训令中点名的马戛尔尼接班人。麦金托什可是东印度公司超一流的船长。马戛尔尼让自己这个特使秘书跟着这两位爷去澳门，主要的任务就是获取监督委员会最近的可靠情报。马戛尔尼放下指挥刀，拍了拍斯当东爵士的肩膀，还没有说话，突然一名侍卫队骑兵中尉闯了进来，屋子里的人顿时将目光盯向了没有礼貌的中尉。

“勋爵先生，东印度董事会转达的密信。”中尉双手将密信呈给马戛尔尼。马戛尔尼的脸上顿时肌肉紧绷。1792年9月26日使团离开朴次茅斯港之前，邓达斯专门给马戛尔尼一纸严厉的训令。当时不少英格兰商人跟中国商人做生意，中国商人破产无力还债，要求马戛尔尼勋爵能够在大清帝国皇帝面前，帮助他们催讨债务。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以及主席巴林都反对马戛尔尼干预债务问题。身为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邓达斯，希望马戛尔尼勋爵调查问题真相。

英文的信封让马戛尔尼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邓达斯跟东印度董事会发生了矛盾，使团都出发了还送来十万火急的密信？高尔爵士和本森中校一看马戛尔尼的脸色，立即退出了房间，斯当东爵士也要跟着马克斯维尔离去，马戛尔尼一把拉住了斯当东爵士的衣袖。“爵士，你留下，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如果伦敦有变，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坚持，完成大英帝国两百年来的梦想。”马戛尔尼边说边关上了房门。

马戛尔尼当着斯当东爵士的面打开了密信，没有看信的开头，而是看了信件的落款：梁栋材。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名字，信件也是中文写的，马戛尔尼有点看不明白。斯当东爵士是马戛尔尼的老下属，在外交方面属于全能型人才，可是面对这样的信函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更不明白这封突如其来的密信到底是何意图，写信人如此神秘，背后到底是东印度公司内部出现问题？还是有人在给马戛尔尼的北京之行设计圈套？

马戛尔尼推开房门，将翻译李雅各叫到了房间。李雅各接过这封信，仔细地看了几遍。旁边的马戛尔尼一看这个翻译额头冒汗，就知道这家伙是个二把刀。马戛尔尼离开伦敦的时候就知道李雅各不懂英文，只懂拉丁文，正好自己熟知拉丁文，马上用拉丁文问李雅各，密信到底说什么。李雅各告诉马戛尔尼，这是一封来自大清帝国首都北京的信件，写信的人好像不是中国人，而是个欧洲传教士。

李雅各用憋足的中文给马戛尔尼读了一遍密信，马戛尔尼跟听天书一样。李雅各马上将中文翻译成拉丁文。马戛尔尼看着额头冒汗的李雅各，琢磨着写信人。在伦敦的时候，邓达斯怎么没有将这封密信交给自己呢？信件是北京城的一名法国传教士写的，传教士叫梁栋材，是名地地道道的法国人。

邓达斯对这位梁栋材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只是在1787年卡思卡特中校病逝海上后，收到过这位梁栋材的密信。信中宣称乾隆皇帝八十寿诞已过，已经老态龙钟快死了，还是等新皇帝登基后来北京。邓达斯当时没有在意梁栋材的信，只是最近得到了一个诡异的情报，觉得有必要将这一封密信交给马戛尔尼看看，希望他到了中国见机行事。

神秘的法国传教士这封信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次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是乔治三世跟枢密院谋划已久的外交行动。浩浩荡荡的皇家侍卫队，骑兵、海军、炮兵的精锐，还有大批的奇珍异宝，仅仅因为乾隆皇帝老态龙钟快死了而作罢吗？这位曾经毛遂自荐给邓达斯的法国人，这一次又毛遂自荐，他真是邓达斯已经安插好的可靠棋子吗？

马戛尔尼望着面前的李雅各，失望地摇了摇头，心里一阵阴影挥之不去。

在给邓达斯递交了报告之后，马戛尔尼就一直在物色一个精通中英文互译的翻译。洪仁辉回到了英格兰，当年他告御状惹恼了乾隆皇帝，被圈禁三年后永远不准到中国。邓达斯给马戛尔尼推荐了加尔伯特，加尔伯特是一名在北京居住多年的法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跟英文。更主要的是加尔伯特谙熟中国官场。在1784年的“休斯夫人”号礼炮血案中，加尔伯特就充当了两广代理总督孙士毅的翻译。卡思卡特中校当年就找到加尔伯特充当翻译，所以这位爷回到欧洲，跟随卡思卡特中校率领使团前往中国，卡思卡特中校在海上死亡，使团只有半道儿回国。等马戛尔尼找到加尔伯特的家人时，只看到了加尔伯特的墓碑。

马戛尔尼无奈之下，只有派斯当东到欧洲寻访中国来欧洲留学的翻译人才。

早在顺治年间，欧洲传教士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成为他们的铁杆儿信徒，就带一些中国人到欧洲接受传教的训练。1650年，年仅12岁的郑玛诺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魏匡国，历尽千辛万苦到了罗马，入读耶稣会主办的圣安德勒学院。三年后转入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希腊语等多门课程。毕业后居留罗马，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与文学。郑玛诺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欧洲学校任教授的中国人。非常遗憾的是经历了太多磨难，一身的重病让中国第一位留学生早逝了。

郑玛诺的罗马之行，让更多的欧洲传教士对幼小的中国孩子有了更大的信心。郑玛诺之后，不断有中国信徒到欧洲留学，其中山西人樊守义从意大利留学归来，写了一本类似《马可波罗游记》的《身见录》，写自己留学欧洲的见闻。当时的康熙皇帝看到这本《身见录》，对欧洲很是好奇。加上康熙皇帝年纪越来越大，对死亡很是恐惧，樊守义在《身见录》中宣扬的极乐世界强烈地刺激着康熙皇帝，以前极度反感天主教的康熙皇帝破天荒地在紫禁城接见了这位留学生，从此对天主教也放开了监控尺度。

斯当东希望在传教士留学生中找到郑玛诺、樊守义这样的翻译人才。为了确保找到这样的人才，斯当东亲自跑遍了巴黎、哥德堡、哥本哈根及里斯本，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翻译。失望之极的斯当东路过意大利那不斯传道会创办的华人书院时，突然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欣喜。斯当东找到传道会的主事，一打听正好有两名刚刚完成传道训练的中国教徒，一名叫周保罗，一名叫李雅各。

周保罗是一名胆子很小的天主教信徒，他到意大利留学更多的是迫于生计。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对于私自出洋的汉人管理非常严格，基本是不让其再回到中国的，所以周保罗不怎么愿意向斯当东介绍自己更多的情况。在传道会教士们的劝说下，周保罗勉强答应跟英格兰的使团回到中国，不过周保罗告诉斯当东，如果大清帝国的律令威胁到自己性命的时候，自己有权利选择离开使团。斯当东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只有答应周保罗的条件，并给周保罗开出150镑的工资。

李雅各比周保罗爽快，一口答应了斯当东的邀请。李雅各没有周保罗的顾忌，这个跟他的长相有很大关系。李雅各是甘肃武威人，在当时属于少数民族，长相跟罗马人毫无二致。这位李雅各的出生地武威，早在西汉年间是甘肃境内的武威郡。当时罗马执政官兼叙利亚行省总督克拉苏一心想向中亚扩张，企图率领罗马军团吞并安息，没想到长途跋涉到安息时，克拉苏的人头却被人给砍了。当时一直在甘肃边境骚扰的匈奴收编了被打散的罗马军团，可是倒霉的罗马军团遇到了亡命之徒陈汤，最后仅有百余人成为汉军的俘虏。李雅各就是这批倒霉的罗马的后裔。

李雅各的中国真名叫李自标，他1760年出生。1773年，也就是13岁那年，他跟7名中国人一起，被意大利传教士带到了欧洲留学，主要是学习传道。不过李雅各没有郑玛诺的天分，郑玛诺用了一年又四个月学习完了四年的课程，李雅各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华人书院的传道训练。32岁的李雅各不懂英语，只能翻译拉丁文，跟名动欧洲的中国教授第一人郑玛诺相比，李雅各很是自惭形秽。斯当东找上门来，是一个证明自己价值的绝佳机会，罗马军团血液里遗传下来的自信让李雅各爽快地答应了斯当东的邀请。

马戛尔尼懂拉丁文，只要李雅各将中文翻译成拉丁文，马戛尔尼就能看明白，所以当初马戛尔尼在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时，也给李雅各开出了150镑的工资，聘请他为使团的翻译。不过，13岁就留学意大利，加上留学前一直受到传教士的影响，李雅各基本没有进行过中国传统教育，可以想象他的中文水平有多么糟糕，加上甘肃武威地处大清帝国的西北边陲，口音习俗与内地差别更大，官话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更别提官场之道了。梁栋材的密信，李雅各压根儿就不能完全理会背后的深意。

梁栋材到底是谁？

马戛尔尼急需弄明白邓达斯在北京城的这枚棋子能不能真正成为使团成功的筹码？马戛尔尼万万想不到，梁栋材能够进入北京并且在北京立足，跟大清帝国乾隆皇帝的爱好有很大关系。粤海关的监督多为内务府派出去的包衣奴才，奴才们总是会想方设法从洋人手里敲诈银子，当然还有随船运来的西洋玩意儿，奴才们会给京城的关系户送这些玩意儿，自然会给乾隆皇帝挑选上好的玩意儿。乾隆皇帝对大臣们置办西洋玩意儿很是不爽，认为奇技淫巧的西洋玩意儿会让大臣们玩物丧志。可是乾隆皇帝自己对那些奇技淫巧的西洋玩意儿却是来者不拒。

宫廷画师郎世宁给乾隆皇帝介绍了一位法国耶稣会士，这位法国耶稣会士叫蒋友仁。因为是郎世宁介绍的，所以跟乾隆皇帝走得很近。蒋友仁很会来事，经常给乾隆皇帝介绍西洋玩意儿，让乾隆皇帝很受用。乾隆皇帝发现这位法国人还是位设计专家，就将蒋友仁调到圆明园工作，蒋友仁参与了圆明园的西洋楼、大水法、十二兽首铜像等建筑设计。西洋楼的落成让乾隆皇帝很开心，他可以经常在西洋楼跟妃子们欢娱，蒋友仁自然也就得到乾隆皇帝的欢心。

1769年10月31日，蒋友仁突然领着两位老乡进了紫禁城。蒋友仁的两位老乡真实身份是传教士，分别叫严守志、梁栋材。两位传教士是带着教廷的任务来到北京的，蒋友仁作为教廷渗透到中国皇帝身边的棋子，有义务将严守志跟梁栋材推销给乾隆皇帝。蒋友仁给乾隆皇帝说，自己的两位老乡可是了不起的人才，尤其擅长天文水法和音乐。当时西洋楼夜夜笙歌，演奏的还是古老的中国乐曲，乾隆皇帝一直想在西洋楼听到西洋音乐，可是懂西洋音乐演奏的人很少，西洋楼的西洋乐队需要扩充人才，蒋友仁的两位老乡的到来，让乾隆皇帝很是开心，就让这两位也进入了西洋乐队。

梁栋材在蒋友仁的一番忽悠下，就进入了圆明园西洋楼西洋乐队，成了西洋乐队中的洋南郭先生。宫廷御用乐师的金字招牌，梁栋材之前想都不敢想，看到蒋友仁将乾隆皇帝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梁栋材马上将自己带进宫的包裹打开。这一下让乾隆皇帝大开眼界。梁栋材的包裹里面全是乾隆皇帝没有见过的奇器玩物：借光镜、银丝鹦哥、槟榔膏小狗、珐琅珠盒子、珐琅珠荷包、草绣花囊、珐琅珠表绦、内装铜版画、草绣花鞋、金丝绣囊、鼻烟、意大利石鼻烟盒、意大利石小挂屏、文具、红铅笔画成的小铜版画等。乾隆皇帝异常高兴，收下了梁栋材孝敬的奇器玩物，并准许梁栋材在京城长住。

梁栋材觐见乾隆的这一年，正是乾隆皇帝容嫔晋升容妃的第二年。容妃出身于新疆维吾尔和卓家族，俊俏的容貌、异域的情调让壮年的乾隆皇帝龙心大悦，事事都依顺。西洋楼不仅成为容妃做礼拜的场所，更是容妃的娱乐场所。为了博取美人欢颜，西洋乐队每天卖命地吹拉弹唱。混在西洋乐队的梁栋材自然也就成为西洋楼的常客。不过到了1785年开始，容妃患病，很少露面。1788年，年过八旬的乾隆皇帝，抱着头发花白的容妃尸体号啕大哭，西洋楼上再无鼓乐丝弦之音了，洋南郭先生梁栋材也失业了。

卡思卡特中校的中途死亡，错过了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容妃的去世更让乾隆皇帝老态龙钟，在乾隆皇帝那里，梁栋材即使有超凡的音乐技艺，也不能卖与帝王家了。老乡蒋友仁早已作古，梁栋材只能在北京城流浪。邓达斯压根儿就不了解梁栋材的遭遇，曾经是乾隆皇帝御用的西洋乐师，现在成了流浪汉，梁栋材对乾隆皇帝的失望已经到了极点。他劝阻邓达斯在乾隆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派使团到北京，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苦衷让梁栋材铤而走险，身在大清帝国的首都，成为万里之遥的英格兰的情报棋子。

双面翻译官

1793年5月25日，马戛尔尼率领的皇家卫队正向托伦湾驶去。

马戛尔尼在舰队的图书馆中，不断地翻阅着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情报以及大堆欧洲人关于中国的介绍。马可波罗的《游记》早就是马戛尔尼的枕边读物。对于即将进入的托伦湾，马戛尔尼已经进行了全面了解，这个地方是大清帝国藩属国安南的一个良港，可以说是大清帝国最南端。这里一直动荡不安，是大清帝国跟法国人的一个火药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跟安南亲王阮福映在1787年签订了《凡尔赛条约》，现在法国驻印度法属殖民地派出高级军官，帮助阮福映训练军队。

英格兰人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法国人在印度的势力也走下坡路，路易十六看准了安南内乱，跟落败的亲王阮福映签署《凡尔赛条约》，就是要找一个突破口，将势力向大清帝国扩张。条约规定，法国派战船4艘、步兵1200人、炮兵200人、杂役250人前往安南作战。路易十六也不是傻子，条约中还规定阮福映割让托伦港、昆仑岛给法国，作为法国军队的后勤基地，并允许法国自由贸易，自由传教。

马戛尔尼太清楚路易十六的盘算了。法国人跟阮福映签订条约跟英格兰与莫卧儿王朝签订条约一样，到时候阮福映甚至整个安南王朝都是法国人的傀儡。这样一来，法国人就可以成为安南的实际控制者，破坏英格兰人继续朝东方扩张领土的计划。进而，法国人就可以削弱英格兰在印度地区的商业，甚至摧毁英格兰人在印度的商业势力。法国人还有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通过控制安南打通通往中国中部的商道。

路易十六的梦想在1792年8月10日破灭，45天后，马戛尔尼率领使团离开了朴次茅斯港口。法国人跟阮福映的条约失效了，当时以阮文岳、阮文侣、阮文惠三兄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建立安南西山政权，西山政权正在疯狂围剿阮福映的南越政权，为阮福映与路易十六牵线搭桥的法国传教士百多禄相当失望，法国革命政权压根儿就不听百多禄的废话，甚至停止了给驻外传教士汇款，更别提支持阮福映夺取安南政权。百多禄骨子里是个典型的商人，他募集资金，在巴黎和印度雇佣军，继续支持阮福映跟西山政权战争。

马戛尔尼使团很快驶入了岘港，当地的居民看到豪华的舰队，闻风而逃。马戛尔尼的老伙计斯当东费尽力气抓了一老头儿，给了好几块西班牙银元，老头才答应给使团船队带路。船队泊碇岘港，可是当地的官员就是不让马戛尔尼使团上岸，更别提后勤补给了。好说歹说，地方官才向上级总督汇报。两天之后，阮福映派出一名总督跟英格兰人谈判。总督带着一大队人马，将马戛尔尼使团迎接上岸，条件就是要马戛尔尼将船上的大炮火枪卖给阮福映。

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别说大炮火枪，就是子弹都不能卖给阮福映。使团携带的火器除了贡品，就是整个舰队海上防卫的装备。再说了，现在阮福映的部队里，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法国雇佣军。阮福映夺取南越政权后，法国人还是南越的实际控制者。到时候东印度势力范围中，那可就是英法双雄会。法国人现在跟英格兰人摩拳擦掌，战争一触即发。马戛尔尼哪里知道，战争已经打响了。

马戛尔尼拒绝了阮福映。

皇家卫队戒备森严，岘港剑拔弩张。马戛尔尼不想在这个地方招惹是非，一旦西山政权知道英格兰人在岘港，即使双方没有交易，到时候也会引起误会，尤其是西山政权的海军司令员陈添保是海盗出身，在大清帝国南海域拥有上百艘战舰，一旦陈添保的海盗舰队将使团围住，那可就全歼了。马戛尔尼更顾及的是，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数次征伐西山政权，损兵折将，西山政权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主动向乾隆皇帝谢罪，为了面子，乾隆皇帝都已经册封西山政权为新安南国王，现在一旦西山政权的海盗部队围剿使团，那么使团不但没有完成和平结盟任务，还没有到达大清帝国国土，两国就因为小小的安南成了敌人。

马戛尔尼给高尔爵士下令，舰队立即向老万山群岛方向前进。马戛尔尼的秘书马克斯维尔、使团副使斯当东以及“印度斯坦”号指挥麦金托斯，进入了马戛尔尼的办公室。马戛尔尼给三人下达了秘密命令，要他们在使团到达老万山群岛后，立即到澳门，跟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与监督委员会取得联系，要拿到秘密与监督委员会的可靠情报。马戛尔尼对澳门的葡萄牙人非常担心。

葡萄牙人在欧洲跟英格兰人是盟友，可是澳门却是一个永远无法化解的结。1637年，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派遣威德尔到达澳门，葡萄牙人拒绝威德尔登陆，甚至阻止中国人跟他们进行贸易。这梁子结了150多年，澳门的葡萄牙市政厅却并没有因为两国结盟而握手言欢，甚至在鸦片贸易中将英格兰人赶到了燕子湾，让他们在海上漂着卖，自然也就卖不出价格，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真正赢家。

经济危机接二连三地爆发，尤其是失去了北美洲殖民地，英格兰人骨子里依然惦记着澳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千里之外，跟英格兰人势不两立。马戛尔尼对在澳门的短暂停泊没有抱任何希望，北京才是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地，只要在澳门拿到情报，就立即北上。马戛尔尼现在又想起了那个法国传教士梁栋材，他已经被革命政权断了生活财路，在北京城又被乾隆皇帝给解雇了，现在他就是一条可以好好利用的丧家之犬。

梁栋材打听到了重要的情报，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正在组建翻译团队。

翻译团队是清一色的西方传教士：索德超（Joseph-Bernard d Almeida, 1728～1805）、安国宁（Andr Rodriguez, 1729～1796）、潘廷璋（Joseph Panzi, 1733～1821）、德天赐（Peter Ad dat, 1755～1822）、贺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巴茂正（Joseph Pairs, 1738～1804）和罗广祥（Nicholas Joesph Raux, 1754～1801）。后三位均为法国人，其中贺清泰继郎世宁后，成为乾隆皇帝的御用宫廷画师。

梁栋材拿到大清帝国翻译团队名单得益于他的法国老乡罗广祥。

1783年12月17日，法国遣使会总会神学教授罗广祥接到了罗马教廷传信部的任命，成为法国在华传教区的长上。法国海军部很快就给罗广祥开具了通行证。1784年，罗广祥到达广州，1785年4月29日到达北京，1785年5月正式就职，并当选为清朝钦天监的成员。年轻的罗广祥让年长的梁栋材感到很惊讶，自己辛辛苦苦混在西洋乐队里吹拉弹唱混了十多年，反而还没有罗广祥混得好，人家都一步登天了。

罗广祥到北京遇到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当时已经31岁的罗广祥却在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内，学会了欧洲人最为头疼的汉语，还学会了大清帝国的官方语言满语。大概花了不到一年时间，罗广祥编写了一部满语语法书籍，于1787年寄给了法国海军部大臣和法国驻广州的代表汉学家德经（de Guignes）。后来又花了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两册的鞑靼语《满族语词典》，第一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英格兰人掠去并收藏在英伦皇家，第二册辗转到巴黎后又交给了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 musat）。

语言上的天赋让罗广祥在钦天监跟中国官员沟通得很愉快，他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官员府上的贵宾。罗广祥没有忘记自己离开法国海军部时接到的密令。在1785～1787年间，罗广祥每年都向法国海军部寄去年度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包括旱涝灾害、饥荒、北固使节、俄罗斯商队等。罗广祥的报告为路易十六评估远东势力提供了一手材料。尤其是1787年，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跟安南亲王阮福映签订条约，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安南西山政权并没有向乾隆皇帝朝贡，甚至乾隆皇帝还派出远征军，跟西山政权作战。

罗广祥为法国海军部收集情报的背后，还有大批原耶稣会士当线人。1700年，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区取得罗马教廷认可，打破以往仅有一个葡萄牙传教区的局面。可是到了1773年7月21日，罗马教宗克莱门十四世颁布敕谕，宣布取缔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活动由法国遣使会接手。罗马教廷事实上是要通过遣使会之手接收耶稣会遗产。罗广祥到了北京，并没有像接收大员那样趾高气扬，反而向耶稣会士派发400两白银的年金，还在修道院中为每名耶稣会士单独留一片空间，供他们自由地居住和生活。罗广祥的举动令耶稣会士感激涕零，自然也死心塌地为他收集情报。

梁栋材年纪比罗广祥大，是老耶稣会传教士，一直在圆明园西洋楼当南郭先生。当罗马教廷取消耶稣会后，梁栋材因为有蒋友仁的庇护，在北京城的日子还算逍遥。罗广祥来到后，梁栋材跟其他耶稣会传教士一样担心这位接收大员没收自己在北京的财产。尤其是乾隆皇帝的宠妃容妃在1785年生病后，西洋楼上鼓乐声绝，梁栋材随时面临失业的威胁。梁栋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广祥不仅给他400两白银的年金，还要任命梁栋材为广州司库。

为了摆脱葡萄牙保教权的束缚，罗广祥想在广州设立一位司库，负责法国传教区与大清帝国的交涉，从而可以避开澳门葡萄牙市政厅的干预。罗广祥对梁栋材进行了一番考察后，认为这位耶稣会传教士堪当大任，就找到梁栋材，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当时罗广祥在钦天监人缘还不错，他疏通关系，努力地游说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慢慢地想起了那个送西洋玩意儿的西洋乐师，加上罗广祥在天文方面颇有名声，就答应了罗广祥的请求。

当时正处在失业边缘的梁栋材犹如抓到了一根儿救命稻草，梁栋材意识到，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签署了《凡尔赛公约》，两个国家现在不打仗，那么发展贸易就成为必然。他带着罗广祥的任命，梁栋材马不停蹄地到广州上任。1787年，路易十六甚至三番五次跑到法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去视察工作，给公司董事会以及员工加油鼓劲，当年破天荒地有3艘商船开到广州黄埔港，两艘开到澳门。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有32艘商船到黄埔港，英格兰人马上意识到法国人要利用合约争取发展经济的时间，梁栋材到广州更让英格兰人意识到法国人的野心。

黄埔港十三行绝大部分商家的客户是英格兰人，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与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连夜开会商讨应付法国人。没过几天，梁栋材就得到一个如雷贯耳的信息，广东十三行的老板们联名给粤海关衙门上书，要求将梁栋材调回北京。梁栋材在广州司库的位置上，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调回了北京。两广的官员非常清楚，粤海关的生意都是英格兰人撑起来的，一旦英格兰人跟法国人发生摩擦，将影响粤海关的收入，无法向皇帝交代。

粤海关是天子南库，赶走梁栋材这位法国司库，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不让梁栋材走人，也会影响到两广官员的收入。赶走梁栋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粤海关曾经在罗广祥的信件中发现有敏感信息，梁栋材担任广州司库，那样一来形成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态势，到时候真有致命情报流出，两广官员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梁栋材卷着铺盖卷回到北京。就在这个时候，远在欧洲的路易十六的信使到了北京，罗广祥接到密令，希望在北京的遣使会的传教士将英格兰人到处攻城略地的信息转告乾隆皇帝。当时尼泊尔军队一直在后藏骚扰，罗广祥想到了刚刚回来的梁栋材，因为梁栋材再次回到了西洋楼的乐队。当时乾隆皇帝的容妃已经病入膏肓，老皇帝情绪非常糟糕。梁栋材借容妃想听西洋音乐的机会，向乾隆皇帝告密。乾隆皇帝想到尼泊尔战乱，对英格兰人怒火中烧。

法国革命爆发了，路易十六在逃跑的路上被抓回，罗广祥瞧不上眼的革命军突然切断海外传教士汇款，罗广祥自然也就没法给梁栋材这样的耶稣会传教士发工资，加上容妃的死亡，梁栋材立即失业，生活陷入了窘境。梁栋材跟罗广祥一样，对法国新生政权的仇恨达到了极点，当听到法国跟英格兰再次发生战争的消息，梁栋材没有任何的愤怒，甚至希望英格兰人能将新生的革命力量给干掉。梁栋材现在需要工作，需要生活费。

马戛尔尼的到来，使梁栋材看到了新的希望，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更令梁栋材感到踏实的是，罗广祥因为在钦天监工作，被顺理成章地钦点为大清帝国的翻译团成员。这样一来，大清帝国跟英格兰人的交往过程，都在法国人的视线之下。罗广祥身在钦天监，这一次却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同为传教士的索德超跟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有过命的交情，葡萄牙人不会让英格兰人跟乾隆皇帝走得太近。

乾隆皇帝到了晚年更是连年征战，这不是老皇帝好斗，而是帝国早已是外强中干了，藩属国已经不拿大清帝国当一回事儿。尼泊尔、安南、日本等国内乱不止，西北、西南叛乱不断。粤海关一茬儿又一茬儿更换监督，雍正皇帝时代，官员们是个个精明，都变成了货币学家，大肆中饱私囊。乾隆皇帝时代，帝国官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皇帝不仅要提防汉族的反满，还要提防来至海外的威胁，帝国的秩序与尊严不容侵犯。

脆弱的大清帝国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系，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证明帝国的强大，只有唯我独尊的虚荣才能维系皇家天下的秩序。连年的战争、欲壑难填的官员，乾隆皇帝坐下的万里江山，犹如一匹疲于奔命的汗血宝马。乾隆皇帝难道不清楚自己的国家？错，当洪仁辉直航天津告御状，乾隆皇帝就已经心惊肉跳。甚至出现一个自称西洋幼主的朱姓孩子，乾隆皇帝就将洋人视作洪水猛兽。几个传教士北上，帝国都能掀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清理行动，可见帝国脆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和珅，一个聪明绝顶，而又风神俊朗的政治新星，最后成为乾隆皇帝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替死鬼。乾隆皇帝身为九五之尊，帝国秩序的最高管理者，当所有的财富流入各级官员的腰包，和珅就成了乾隆皇帝的乾坤袋。当帝国的虚弱越来越让乾隆皇帝焦灼的时候，和珅成了乾隆皇帝的唯一知己，只有和珅才能替乾隆皇帝背下历史的黑锅。留给和珅的只有一条路：死。当乾隆皇帝的继任者后来将和珅关押在大牢里的时候，一大帮愤世嫉俗的文人忙着为和珅寻找罪证。和珅在高墙之内老泪纵横：

夜色明如许，

嗟予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

卅载空劳神。

室暗难挨暮，

墙高不见春。

星辰环冷月，

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

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

辜负九重仁。

悲情的绝命诗。不难看出，帝国的权臣和珅，早已成为老乾隆最贴心的知己。梁栋材太了解乾隆皇帝了，要想让和珅背黑锅，那两人就得唱好生命中最后的双簧，乾隆皇帝会满足和珅一切合理的要求。索德超，那个不懂英文的葡萄牙人，因为和珅的类风湿病很严重，略懂医术的索德超，给和珅几口鸦片抽下去，就让和珅疼痛顿消。索德超也就成为钦天监最荣宠的传教士。罗广祥已经探出了苗头，为了迎接英格兰使团，索德超可能加官晋爵，彰显大清帝国威仪。一个更为重要的情报，罗广祥已经摸得清清楚楚。梁栋材要出手了。

紫禁城谍影

1793年6月20日，马戛尔尼使团到达老万山群岛。

当天，斯当东四人乘坐“印度斯坦”号直奔澳门。第二天，斯当东四人到达澳门附近的一个小岛。一如之前的预料，斯当东遇到了麻烦，葡萄牙人非常紧张，斯当东只有秘密跟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与监督委员会接头。斯当东将马戛尔尼的一份公文交给秘密与监督委员会，这份公文是荷兰巴达维亚政府写给澳门荷兰商馆主任的，巴达维亚希望荷兰澳门商馆不要对马戛尔尼使团搞阴谋。

23日，斯当东四人回到了老万山群岛，当天使团船队拔锚起航，直奔舟山。26日，粤海关监督盛住派了一名官员到澳门，希望能够得到使团的确切消息，包括特使随从的名字、礼物清单、国王船只及军队数目等。事实上，署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郭世勋早在5月15日，已经命令万和行老板蔡世文到澳门打探使团消息，蔡世文担心错过做生意，老大不愿意，到澳门走了一遭，一无所获。

梁栋材听闻马戛尔尼没有停泊澳门，欣喜万分。梁栋材已经掌握了一个确切的消息，葡萄牙澳门市政厅已经多次召集秘密会议，商讨马戛尔尼船队到达澳门后的对策。葡萄牙驻澳门总督花露连番三次召集秘密会议，主要是因为花露已经从北京得到消息，马戛尔尼船队要经过澳门，到广州跟秘密与监督委员会会合。花露得到消息后，于1792年12月22日，向葡萄牙里斯本宫廷发出了一份密信：

英格兰人再次向中国派遣使节，据说已任命马戛尔尼勋爵乘军舰直接去北京，并有两艘巡洋舰护航。不久前刚派遣一只常规舰队去广东，那里已有17艘舰船，其中一艘船上有三位专员来此常驻，负责有关使团的政治事务，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求允许英格兰人在广东定居是该使团的目的，一旦得逞（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在那个宫廷内我们没有人能阻止这项计划），对澳门这个邻居不可小觑，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葡萄牙人不愧是海盗出身，将对手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花露在信中还对英格兰舰船的活动做了详细陈述。梁栋材甚至判断，花露写给里斯本宫廷的密信，表明他对英格兰使团的情况了如指掌，跟钦天监的索德超有莫大的关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索德超是和珅的顽疾治疗者，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索德超利用和珅的关系，将英格兰人的情报透露给花露。葡萄牙人在澳门对英格兰人张网以待，目标就是要破坏掉英格兰人在广州取得定居的计划。

梁栋材有充分的理由作出这个判断。早在1792年10月18日，署两广总督郭世勋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份密折。密折说粤海关跟两广总督接到蔡世文的禀报，有英夷波朗、亚里免、质臣三名求见。在接见后，才知道是英格兰要派遣使臣来大清，当即奏明朝廷，且附上“国事字禀二纸”。“国事字禀二纸”事实上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林写给两广总督的一封信，告知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希望能与北京政府沟通，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

1792年12月3日，乾隆皇帝收到郭世勋的密折是万分的高兴。早在康熙年间，英格兰就被《皇清职贡图》《大清会典》列为朝贡国家，当然，图上还有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这些乾隆皇帝脑子里的蕞尔小国都已经来孝敬了，就剩下英格兰这个万里之遥的蛮夷小国没有来孝敬。乾隆皇帝八十岁生日的时候错过了，没想到英格兰国王还是个大孝子，居然诚惶诚恐地要给老子补礼品。乾隆皇帝看着郭世勋的密折，美得不行：

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巴林）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乾隆皇帝手上的“国事字禀二纸”根本就不是巴林的原稿，已经经过多次的翻译润色。郭世勋早在1792年9月20日，见到了密折中所说的波朗、亚里免、质臣三人。三人的真实身份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与监督委员会委员，三人将巴林的书信交给郭世勋。书信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全英文的，一个是拉丁文的。郭世勋看着弯弯曲曲的书信就一脑子糨糊，马上找了翻译的通事，将两个版本的书信都翻译了。拿到翻译稿，郭世勋一身冷汗。

巴林的信在一开始就写道：

我们那最高贵的国王，那统治大英、法国、爱尔兰等等至高无上的乔治三世，他的威名远播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信中还用国王的亲信、最高级等词来形容马戛尔尼。信中没有一句恭维大清帝国的话，只说使团到中华帝国北京朝廷，是要与中国皇帝开展友谊，改善伦敦与北京朝廷间的联系、沟通和往来，加强两国子民间的商贸。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目的是要提高“大英帝国和中国两国的利益，并为两国建立永久的和谐关系及联系”。巴林甚至在信中要求中方配合，并对马戛尔尼使团做出“恰当的接待”。

郭世勋被巴林大逆不道的书信弄得胆战心惊，不呈报皇帝，那是欺君，直接呈报皇帝，那是大不敬。郭世勋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对巴林的书信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将中国全部改成“天朝”，中国皇帝改成“天朝大皇帝”，两广总督改成“天朝大人”，将中国子民改成“天朝国人”，将英格兰中所有的狂悖“大英帝国”改成“本国”或者“我国王”。郭世勋还自作主张，将使团改成了贡团，礼品改成了贡品。一切都修改好后，跟粤海关监督盛住一起署名，快递到了北京。

梁栋材从郭世勋的密折抵达北京的时间以及花露给里斯本宫廷密信的时间推断，索德超已经将马戛尔尼使团的一举一动，报告给了澳门葡萄牙市政厅。现在索德超成了大清帝国翻译团成员，罗广祥的直觉告诉梁栋材，索德超可能不是一般翻译人员那么简单，因为索德超跟和珅的关系非常地近。马戛尔尼的北京之行，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搞定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甚至搞掉索德超，将关系到马戛尔尼访问的成败。梁栋材提笔给马戛尔尼写第二封信。

1793年8月6日，梁栋材的第二封信终于写好了。

梁栋材找了一名中国年轻人，希望尽快把信件转交到马戛尔尼手上。为梁栋材送信的人一直是个谜。能够准确知道马戛尔尼行踪，并且能将信件送到马戛尔尼使团的人，应该跟帝国军方有关。能够冒险替梁栋材这样的落魄洋人送信，不难看出年轻人对梁栋材的信任，可以判断年轻人是个天主教徒。乾隆皇帝骨子里对天主教存有芥蒂，事实上天主教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军方，跟鸦片一样，军方已经洞开了危险的大门。

马戛尔尼正郁闷呢，7月25日就到了大沽附近，可是在海上转悠了十天，到了8月5日才上岸。当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门从保定府到天津，欢迎马戛尔尼使团的到来。马戛尔尼第一次踏上大清帝国的大城市天津，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8月11日，斯当东推开了马戛尔尼的房门，将年轻人的信件交给了马戛尔尼。马戛尔尼打开一看，又是梁栋材的信件，不过这一次是两封。

第一封信是5月7日写的，马戛尔尼没想到法国人会如此地谄媚：

阁下，我已做了一切努力为使团进行最好的宣传。我要立即告诉阁下的是在阁下到达北京之前，切勿将阁下使命的秘密和主要动机告诉任何人。如果阁下收到我的信后，要我做什么事的话，我将不胜荣幸，一定全力为阁下效劳。

第二封信让马戛尔尼坐立不安。这封信是五天前写的，梁栋材在信中告诉马戛尔尼，朝廷已决定委派葡萄牙籍的传教士索德超担任使团的翻译，这个索德超是个顽固而又愚蠢的葡萄牙人，跟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走得很近，对英格兰人非常不友善的，现在由索德超来做翻译，对英格兰使团很不利。

马戛尔尼现在终于明白，当初邓达斯万里之外，要将梁栋材当年的信件送给自己，看来邓达斯一定得到了重要情报。没错，情报大国的英格兰，对于一切对手的行动都非常关注，邓达斯已经隐隐约约听到花露密信一事。马戛尔尼甚至猜测，邓达斯已经意识到北京城有花露的情报人员。现在从梁栋材的信件看，这个情报人员跟索德超有莫大的关系。马戛尔尼的猜测，正是梁栋材在信函中要暗示的。

梁栋材跟马戛尔尼说索德超坏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前面我们提到，1773年7月21日，罗马教宗克莱门十四世颁布敕谕，宣布取缔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活动由法国遣使会接手。尽管罗广祥后来快速进入钦天监，并且他每年花费法国大量的白银去收买耶稣会传教士，可是由于葡萄牙籍传教士在北京根基太深，依然受到朝廷的重用，长时间垄断了钦天监一把手的职位。罗马教廷的钦命掌权者罗广祥，卖命地给中国官员装孙子，学习汉语、满语，甚至将满语推向欧洲，依然只是给索德超打下手。

葡萄牙传教士在北京城自成一派，经常跟葡萄牙澳门市政厅秘密通信，甚至将大清帝国的重要情报传递到里斯本。索德超用鸦片给和珅医治类风湿，就是要将乾隆皇帝最宠信的替死鬼拉下水。尽管朝廷明令贩卖鸦片将被治重罪，因为有葡萄牙传教士在北京城活动，澳门仍成为葡萄牙在远东最大的鸦片销售点。身为澳门总督的花露，当然不愿意看到乾隆皇帝让马戛尔尼如愿，因为那样葡萄牙将失去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索德超这个时候一定会站在花露一边，搅马戛尔尼的局。

梁栋材在信中提醒马戛尔尼，要想跟乾隆皇帝取得良好的谈判结果，那就要贿赂帝国官员，包括索德超在北京的靠山和珅，只要礼品送到位，谈判就会顺利。梁栋材在信中再次推销自己：“如果有关英格兰使团的事务像我希望的那样是在北京处理的话，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因这个葡萄牙人的冒失话而可能产生的不良印象。可是皇帝和朝廷官员现在都在热河，中国政府不叫我，我就无法跟随阁下去热河。因此，我对这个葡萄牙人的行为深感不安。”

马戛尔尼对梁栋材提供的信息很高兴，尤其是梁栋材提供了一个长长的权贵行贿名单。看来这个一直写信，却没有谋面的法国人消息很灵通，乾隆皇帝以及帝国官员的行踪，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马戛尔尼脑子里甚至在琢磨，李雅各十三岁离开中国，汉语都没有学全呢，更别提官场的弯弯绕饶，既然梁栋材毛遂自荐，又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在北京混了二十多年，如果能够给使团当翻译，那就再好不过了。

8月16日，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到达通州，运河码头上围观的群众水泄不通，整个通州已经被帝国陆军接管了。马戛尔尼等高级官员被带到一座寺庙，寺庙里只有一个和尚，其余的和尚已经转移，为马戛尔尼一行腾地方。在寺庙的墙壁上，马戛尔尼看到了一则官方通告，预告21日将有月食出现。钦天监早已对月食进行测算。马戛尔尼不明白通告的意思，更不明白老百姓看到通告后，对皇帝先知先觉、上知天文的神奇的无限崇敬。这就是统治者的愚民艺术。

通州寺庙让马戛尔尼很憋屈，可是三天后的8月19日，马戛尔尼收到了一份朝廷公文。和珅的亲信、葡萄牙传教士、大清帝国钦天监一把手索德超被提升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钦天监二把手安国宁也是葡萄牙人，也被提升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这在大清历史上非常罕见，钦天监监正为正五品，第二把手为从五品。马戛尔尼意识到，这一次大清帝国将首席翻译的位置给了索德超，给了葡萄牙人。

当然为了彰显皇恩浩荡，朝廷的公文中，贺清泰、潘廷璋和德天赐三人被提为砗磲顶戴六品官。罗马传信部钦命的北京长上、法国海军部间谍、钦天监官员、梁栋材的亲密盟友罗广祥，却没有出现在朝廷的公文上。钦天监法国官员中，只有贺清泰得到了提升，却是不能进入朝堂的六品小官。看完朝廷公文，马戛尔尼心里咯噔咯噔地，看来梁栋材说对了，这一次英格兰人遇到了麻烦。

8月31日，马戛尔尼在屋子里收拾行李，准备去热河觐见乾隆皇帝。

斯当东急火火地推开了马戛尔尼在圆明园的房门，马戛尔尼一看，又是梁栋材的信：

阁下最好能了解他的好朋友。葡萄牙人索德超进了钦天监，可他连天文学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有幸给和珅治好了一次轻微的不适，那就是他发迹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敢于争取当阁下翻译的原因。他现在有钱，有地位，但如果阁下能阻止他在热河当翻译，那么他就会很快丧失他的钱财与地位。

梁栋材在信中将大清帝国首席翻译的老底，全部出卖给英格兰人。和珅的类风湿病虽然没有给抖出来，但是梁栋材却在明确警告马戛尔尼，索德超是站在澳门葡萄牙市政厅一边的，和珅的一句话就可能决定马戛尔尼出使的命运。马戛尔尼却开始怀疑梁栋材，信中这一番非常情绪化的揭露，难道梁栋材就没有别的目的？梁栋材在信中却告诉马戛尔尼：“我对这个传教士唯一的意见就是他有意反对英格兰。”

马戛尔尼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早在23日刚到圆明园，马戛尔尼就跟索德超见面了。因为梁栋材信件的原因，马戛尔尼怎么看索德超都不顺眼。为了捉弄甚至拒绝索德超担任翻译，马戛尔尼先说英语，然后再说法语，只会葡萄牙语跟拉丁语的索德超一下子就懵了，站在马戛尔尼身边手足无措。

有一个让梁栋材很失望的消息，罗广祥没有出现在翻译团最后的名单中，更没有与马戛尔尼会面，梁栋材自己就更没有希望了。梁栋材瞎琢磨，在给马戛尔尼的信中抱怨：“中国官员似乎对阁下庄重的举止和精美的礼物都十分满意。他们越阻挠我实现为阁下效劳的愿望，我就越到处夸奖阁下的杰出国家，夸奖它的强盛、它的富有、它的信誉、它对科学的热爱。”

肉麻到无耻，怎么看都不像两个交战国子民间的关系。

梁栋材为了表现自己，在信中还写道：“我强调中华帝国可以从同英格兰贸易中获得好处。我指出，每年有50～60艘的英格兰船抵达广州，在那里留下大量的金钱。其他所有王国的船只加在一起也不及英格兰船只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华帝国同英格兰做生意已经很有利可图，将来它还可获得更多的利益。条件是排除英格兰贸易在广州所遇到的障碍，让英商还能到另一个口岸做生意。英格兰商船在新口岸就可不必等四五个月才能装上货物，也不必逆着季风，冒着沉船的危险回国。”

马戛尔尼到北京的目的，梁栋材已经了然于胸，甚至还在大清帝国的官员面前，为马戛尔尼游说。马戛尔尼对梁栋材这个信息灵通的法国人不寒而栗，他了解大清帝国的潜规则，也了解英格兰人的所有想法。这是一个可怕的人物，难道梁栋材就真的对葡萄牙人恨之入骨吗？广州司库职位背后，还是英格兰人在捣鬼。马戛尔尼应该会想，世人都说故乡好，英格兰跟葡萄牙在欧洲是对付法国的盟友，梁栋材会不会通过挑动澳门这个敏感的火药桶，来挑拨离间两国的结盟？进而分化抗法的军事力量？

梁栋材为了让马戛尔尼相信自己，再次在信中给马戛尔尼罗列了一份行贿名单，上至亲王贝勒，下至和珅、福康安等文武权臣，名单非常详细。梁栋材在信中叮嘱马戛尔尼：“阁下从热河回来时，在北京需要赠送许多礼品。重要的是千万别让索德超影响这些礼品的分配。我只是提醒阁下，贺清泰先生和罗广祥先生不懂人情世故。”梁栋材将翻译团中没有罗广祥，贺清泰只提拔为六品，说成是不懂人情世故。梁栋材是在警告马戛尔尼，如果不按照自己开列的名单行贿，罗广祥这位罗马教廷钦命长上的失落，就会在马戛尔尼身上重演。

传教士跑官

8月的北京城骄阳似火，郁郁葱葱的圆明园令马戛尔尼很痛苦，因为他的风湿关节炎又犯了。

斯当东离开了马戛尔尼的房间，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马戛尔尼咬了咬牙帮子，他已经没有了几天前刚刚进入圆明园的那种兴奋感。皇家卫队的几名陆军中尉一个劲儿地抱怨，圆明园里的太监像跟屁虫一般，简直大煞风景。马戛尔尼早就意识到，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使团就被中国人给关了禁闭，使团要送信函出去，都要经过中国官员审核，中国官员甚至会将他们的信函送到乾隆皇帝手上。

严格的审查制度让马戛尔尼很难堪，更让马戛尔尼失望的是偌大的帝国，对科技人才视同民工。约翰·巴罗（John Barrow）跟丁威迪（Dinwiddie）博士这两天老是抱怨，说中国人太过分，安排的住的地方猪比人更适合住。两名英格兰人在国内是科技人才，香饽饽，进了圆明园，太监们一看就是两位安装机器的，跟打杂的苦力没什么区别。太监们在给两位博士分住宿的地方，自然就将两位分在杂役住的下人房里，顺带让园子里的民工对这两位时时监控，免得他们在园子里乱窜。

千百年儒家思想掌控着整个帝国，固执、偏见、妄自尊大，这个帝国已经失去了科技创新的活力，他们还躺在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四大故发明的功劳簿上。马戛尔尼想起了在通州表演的那一幕，当皇家卫队拉出大炮表演的时候，一声巨响，所有的中国人都趴到地上，突然一名穿着朝服的官员站起来，脸色都青紫了，声嘶力竭朝着运河对岸的人吼叫，应该是在让对岸的民众躲避。卫队中尉嘲笑般告知，表演都是放空炮。这名官员马上嘟囔着说，我们也有这样的大炮，不稀奇。

红衣大炮在中国确实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1626年正月，乾隆皇帝的祖宗努尔哈赤，乘着萨尔浒战争胜利的余威，率领一干人马袭击明朝辽东重镇宁远城。时任明朝兵部尚书的黄克缵（1550～1634），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离福建老家晋江梅林不远的泉州港，那一代不少人跟荷兰人有往来，善于铸造红衣大炮。黄克缵急调家乡民工进京铸造大炮，并招募闽南人担任炮兵。宁远守将袁崇焕如获至宝，率领26名闽南炮兵，在宁远城四门架设11门红衣大炮，努尔哈赤当场被红衣大炮炸伤，最终医治无效死亡。

努尔哈赤的死亡，对于马背上的满族人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刀剑不再是创造神话的利器，满族人开始自己捣鼓红衣大炮。到了1631年，八旗军队用自制的红衣大炮围攻大凌河城，一阵排山倒海的炮击之后，大凌河城子章台轰然垮塌，一代名将祖大寿投降。随后，八旗军队在松锦之战中，用60门红衣大炮全歼明军关外主力。松锦之战逆转了明清在关外的势力。缴获明军大炮之后，满族军队另行组建了“乌珍超哈”，也就是汉军八旗，它成为大清帝国一个全新的炮兵兵种：重火器兵。

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后，八旗红衣大炮数量超过百门，多尔衮跟李自成在太原城、潼关进行炮战。太原城为李自成抗拒清兵西进的重要关口，多尔衮的炮兵一阵轰炸之后，李自成的大刀长矛顿时化作血水肉酱。潼关历代视为兵家要地，李自成在多尔衮的炮击之下，丢盔弃甲，整个农民军溃不成军，土包子的江山随着尸首灰飞烟灭。

红衣大炮曾经是满族人的耻辱，也是满族人马上夺取天下的利器，满族人的炮兵发展神速得令人吃惊。明军松锦之战失败后，当时明军有一位著名的军火专家闻关外败讯，惊呼道：“彼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这位天主教传教士军火专家，给崇祯皇帝撰写了两部军火专著：《火攻挈要》二卷、《火攻秘要》一卷。为谋取天主教在中国各省的合法地位，1638年奏请崇祯皇帝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明军的这位军火专家叫汤若望，出生于德国科隆。拥有日耳曼贵族血统的汤若望，在罗马日耳曼学院毕业后，就被罗马教廷耶稣会派遣到中国传教。1630年，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学生、明朝的天主教进士、礼部尚书徐光启推荐汤若望进入钦天监。汤若望不仅翻译了开矿冶炼的“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还给徐光启撰写《崇祯历书》当过助理，不过这一部历书后来成为汤若望取悦多尔衮的礼物。《崇祯历书》被汤若望删节成为103卷的《时宪历》，汤若望被多尔衮提拔为太常寺少卿，后成为顺治皇帝的宠臣，这老哥们儿成为传教士深入中国皇宫内廷的楷模。

汤若望的中国之行，重要目的就是传教，他经常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康熙年间，在学术上毫无建树的汤若望，凭借当年顺治皇帝的宠信，担任大清帝国钦天监监正。钦天监的官员早年就是民间的阴阳家。阴阳家这种职业均为父子代代相传。身负耶稣会传教使命的汤若望，自然不会放过传教钦天监的机会。康熙初年的权臣鳌拜，抓住汤若望天算错误，将钦天监官员全部诛杀，断送了大科学家徐光启培养的汉人天文学家的性命。

一边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膝盖，一边看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马戛尔尼脑子里一遍又一遍闪现自己多次描摹的老乾隆样子：老态龙钟的皇帝坐在龙椅上，听一帮半吊子西洋鬼佬生硬的忽悠，旁边有一个粉面宠臣，脸上堆满了谄媚的微笑，一句也没有听明白鬼佬说什么，却跟随着老皇帝的表情，不断地点头。马戛尔尼想着想着，自己都乐了，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混蛋老皇帝跟奴才一样的首席大臣，掌握着一个几千年的古帝国。

马戛尔尼想到了那个谄媚的首席大臣和珅。

梁栋材将和珅描绘成小人得志的庸才。索德超自然无法跟利玛窦、汤若望这样的大腕级传教士相提并论。在梁栋材的情报中，索德超那样的无能之辈，因为给和珅抽了鸦片，让他的风湿疼痛减轻，就能当上帝国的首席翻译。这样的大臣怎么可以掌握一个国家机器呢？

梁栋材的一个情报让马戛尔尼看到了乾隆皇帝内心的脆弱：乾隆皇帝一生共生20个儿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乾隆皇帝为人非常谨慎小心，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想立哪个儿子为继承人。乾隆皇帝选择帝国继承人的范围已经很小了，四个儿子中没有一个像自己那样文韬武略。当然，他爷爷康熙皇帝早年确立太子，引发了长时间的宫闱内乱，太子最终成为疯癫的阶下囚。乾隆皇帝不想重蹈爷爷的覆辙，也没有模仿自己的父亲雍正皇帝秘密立储。八十多岁的老头儿了，乾隆皇帝真正放不下的万里锦绣河山，也许在他死后，可能就要狼烟四起了。

秩序是帝国的生命，狼烟四起之时，帝国的绝对权威就受到了颠覆性挑战。罗广祥的情报让马戛尔尼看到了一个老皇帝内心的惶恐，看到了大清帝国衰败的未来。千百年的古老帝国，真正的皇权控制力在人。当一个强势的皇帝在位，帝国就会快速发展；当一个阿斗一样的混蛋坐在龙椅上，帝国就会大乱，甚至有改朝换代的危机。现在这个帝国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刁民的威胁，还有来自大洋上五颜六色的洋人，他们从万里之遥的地方来到中国，他们有卡宾枪，还有大炮。

马戛尔尼看了看梁栋材提供的行贿名单，上至王室贵胄，下到军机大臣。送什么礼物呢？马戛尔尼一直在琢磨，送给老皇帝的礼品，之前都已经确定好了，现在突然冒出那么多王公大臣。马戛尔尼想到了使团里，那个手上有大把表的家伙，对，就给王公大臣送表。乾隆皇帝当年收了梁栋材几个西洋小玩意儿，就高兴坏了，更何况这些王公大臣？帝国的官员都是很土的，送他们手表一定开心死了。

31日晚上，马戛尔尼在宏雅园蜿蜒的小径上散步。

宏雅园离圆明园非常近，8月24日，也就是使团卫队到达海淀镇的第二天，大清帝国内务府大臣金简带领马戛尔尼一行，参观了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还有圆明园一些精致的建筑。马戛尔尼欣赏着园中的景致，旁边的英格兰大兵却感到很不舒服，到处都是小太监，以及密集的大清帝国卫兵，这些人荷枪实弹，使团卫队跟关禁闭没有两样。

马戛尔尼在宏雅园已经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金简都会派人来问候，了解英格兰使者生活是否习惯，食物是否可口。马戛尔尼每餐看着精美的面食，这是中国北方人喜欢的食物，马戛尔尼却没有多少食欲。宏雅园曲径通幽，尽管房间里挂满了中国珍贵的山水画，却没有欧洲的油画生动。马戛尔尼慢慢了解到，自己的衣食住行，虽然是金简在忙前忙后，背后却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在掌管。

斯当东又来了，他就住在马戛尔尼的隔壁，还有他那可爱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小家伙很讨人喜欢，送礼的单子，这个小家伙硬是凭借在海上跟着周保罗与李雅各神父学习的中文知识，翻译得有板有眼。马戛尔尼伸手摸了摸小斯当东的头，小家伙非常礼貌地脱下小礼帽，给马戛尔尼弯腰鞠躬。

马戛尔尼发现，斯当东身后还跟着一人，这人他从来没有见过，绝对不是使团卫队新招来的当地杂役。斯当东将身后人让到马戛尔尼跟前，这位陌生的男子也脱下礼帽，上前跟马戛尔尼弯腰鞠躬。马戛尔尼还礼后，斯当东介绍说：“大使先生，这位就是一直跟你书信往来的神父梁栋材先生。”

梁栋材？马戛尔尼一惊，这家伙一直神神秘秘的，今天怎么突然摸到了驻地？

梁栋材从马戛尔尼的眼神中看到几分好奇，欧洲传教士在明朝末年就已经风靡内廷。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都是中国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们都能够准确掌握宫廷的一举一动。法兰西、罗马帝国、英格兰等欧洲王廷，都收到过传教士的年报。这些年报主要向欧洲王廷报告中国皇帝的一举一动，报告中国财政税收、风土人情、战争灾难等。罗马教廷不断向中国输送传教士，传教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更多的原因是要掌握千年古国的一切情报，便于欧洲势力向亚洲渗透。

马戛尔尼跟梁栋材进行了礼节性的交流之后，梁栋材非常悲观地告诉马戛尔尼，现在乾隆皇帝在热河度假，随着皇帝的年龄越来越大，帝国接班人跟皇帝的宠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尤其是老皇帝身边的臣子们，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大的忌讳，内乱无可避免，严重的会发生宫廷政变，甚至朋党之争进而引发血案。马戛尔尼这个时候到热河去，通商谈判可能会陷入一大堆麻烦事情之中，最终的结果是一事无成。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马戛尔尼尽管早已预料到失败的可能，但是去热河觐见乾隆皇帝，是自己此行的主要目的。不能因为老皇帝身边的宫廷纠葛，阻断了两个国家的合作。马戛尔尼从梁栋材提供的情报判断，这一次热河之行，和珅依然是使团需要搞定的重要目标。

梁栋材笑眯眯地望着马戛尔尼：“我希望勋爵能够带着我去热河，在翻译问题上可以避免一些误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马戛尔尼望着梁栋材一言不发，梁栋材突然话锋一转，“大清帝国的翻译团队都是拥有品级的，我跟着勋爵去热河，自然也需要一个身份，希望勋爵能够在乾隆皇帝面前美言两句，能够赏给我蓝色顶戴。”

一个曾经的西洋南郭乐师，一直秘密地跟马戛尔尼使团交往，出卖大清帝国的宫廷情报，现在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为的是头上的顶戴。洋人取悦中国皇帝，换取顶戴的不少，汤若望堪称这一类中的极品，通过删节徐光启孝敬明崇祯皇帝的历法，从多尔衮以及顺治皇帝那里获得了钦天监的头目。不过，通过欧洲使团大使，向中国皇帝跑官要官的洋人，梁栋材堪称史上第一人。

在古代，顶戴是用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通常皇帝可以赏给无官的人顶戴，也可以对官赏加较高一级的顶戴。帽顶上附有用猩猩血染成的绢丝帽缨，在帽顶正中有一铜鎏金的底托，这为“顶”。顶上镶有代表不同品级、各种材质的“顶珠”，这为“戴”。在清朝，顶戴的颜色跟顶珠的规定非常严格，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所戴的顶珠为蓝宝石顶儿，不过三品的为亮蓝顶珠，四品的为暗蓝顶珠。梁栋材向马戛尔尼提出，要马戛尔尼在拜见乾隆皇帝的时候，请求乾隆皇帝赐予他蓝色顶戴。

梁栋材胃口不小，跑官居然要至少正四品的高官。当年汤若望向多尔衮呈献《时宪历》，103卷的长篇漫卷，多尔衮对这位一直孝敬崇祯皇帝的传教士，格外开恩，赏赐了一个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梁栋材是传教士出身，自然也非常羡慕汤若望的职位。太常寺是帝国的文艺部。梁栋材当年混迹圆明园，正是自己的音乐让老乾隆的香妃开心了，马戛尔尼能够给自己跑个正四品的高官，那索德超他们见了自己都要点头哈腰。

索德超是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帝国皇家的御用风水师、算命师以及天文的总头目，官职也就是个正五品。按照大清帝国的顶戴品级，索德超在马戛尔尼到中国之前，头上也就是戴着水晶顶珠的白色顶戴，跟蓝色顶戴相差两个级别。乾隆皇帝年纪一大把，对音乐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热情，尤其是回想当年的西洋楼佳人曼舞，乾隆皇帝就悲从心起，更别提西洋音乐了。现在老了，倒是对风水阴阳更加迷信。梁栋材在技艺上斗不过索德超，但是可以从顶戴上胜人一筹。

马戛尔尼不太懂大清帝国的顶戴等级，但是每次看到负责接待的官员中，不同颜色的顶戴官员，无论是说话还是走路，都有很严格的礼仪。从天津陪着使团一行进京的有两位乾隆皇帝指派的官员，一位是天津道员乔人杰，一位是直隶通州协副将王文雄。王文雄顶珠是珊瑚，乔人杰是蓝宝石，两人一文一武，乔人杰见到王文雄非常谦卑。马戛尔尼判断，头上的顶子有文章，梁栋材这是要自己向一个陌生的皇帝跑官。瞅了瞅梁栋材，马戛尔尼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乾隆的焦虑

9月2日一大早，马戛尔尼使团一行68人向承德避暑山庄出发了。

承德避暑山庄，在欧洲传教士写给教廷的密报中，这个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是大清帝国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去木兰围场中途休息的驿站。这个驿站从康熙开始修建，到了1792年，乾隆皇帝将绥成殿更名继德堂，并进行了全新的装修，供皇太子颙琰居住。继德堂完工，承德避暑山庄完完全全成为大清帝国的夏宫。

马戛尔尼搞不懂乾隆皇帝将绥成殿改名背后到底什么意思，更不知道绥成殿是乾隆皇帝的老爹雍正皇帝荣登九五之前居住的雍和宫中供奉三大佛教圣母的殿堂。绥成殿修筑在松鹤斋内，松鹤斋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纽钴禄氏修建的颐养之所，现在乾隆皇帝将绥成殿改名继德堂，让太子居住，就是要太子继承先祖的德政与情操。

继德堂的竣工令乾隆皇帝兴奋不已，太子颙琰移宫继德堂是帝国的头号大事。

武烈河西岸狭长的谷地上，到处都是巡逻的皇家卫队，不断有气喘吁吁的前方信使将西藏战报送达宫内。廓尔喀这样的蕞尔小国居然敢兵犯西藏。当年英格兰的印度雇佣兵，为了西藏的黄金、硼砂，借助廓尔喀内乱图谋兵犯西藏，六世班禅力拒之，现在这廓尔喀居然忘恩负义。

西藏捷报频传，乾隆皇帝满面春风，他要在承德避暑山庄大宴蒙古王公，还有缅甸来的贡使。对，英格兰的贡使也统统来这里，要让大清帝国的远亲近邻都看看，大清帝国的军队战无不胜。9月17日是乾隆皇帝八十三岁的生日，这一天，他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移居继德堂的皇太子颙琰将是这个地方的主宰。

马戛尔尼一行穿越万里长城，走走停停耗费了6天时间。在从北京城出发之前，乔人杰和王文雄就私底下告诉马戛尔尼，使团一定要在乾隆皇帝的生日之前赶到承德避暑山庄。马戛尔尼一行到了行宫，见到了传教士报告中的鞑靼夏宫，这里跟圆明园一样风景秀美。

乾隆皇帝是夏宫的主人，可是马戛尔尼现在只能见到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在梁栋材的情报里，这不是一位很好打交道的权臣。马戛尔尼到达的当天，就立即派出斯当东去拜会和珅，斯当东很快就垂头丧气地回来，和珅非常冷漠地将斯当东打发了。马戛尔尼的脑子里一次又一次浮现梁栋材的身影，难道和珅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斯当东的话让马戛尔尼心里很憋屈。和珅提出，马戛尔尼使团在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必须跟蒙古王公、缅甸贡使一样，向至高无上的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斯当东当时就以大使是代表英格兰国王，不能向乾隆皇帝行跪拜之礼，拒绝了和珅的要求。

跪拜大礼不是和珅能够左右的，尽管和珅给乾隆皇帝出了很多馊主意，但是礼仪是中国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满洲八旗进入山海关后，发现九州四海皆汉人，挥一挥衣袖，就能将满人给淹没，要奴化统治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用汉人的礼仪规范整个帝国，礼仪是上千年汉人老祖宗留下来的，没话说吧。大清帝国的皇帝一进关就玩儿命学习汉文化，礼仪可以让帝国兵不血刃，礼仪可以让读书人永远钻进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之中，不能自拔。

马戛尔尼是英格兰大使，但来了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人的礼仪，一旦给英格兰开了脱帽行礼的先河，大清帝国还怎么管理附庸国？附庸国一乱，国内那些蠢蠢欲动的异己分子就有了退路，到时候整个帝国就陷入了恐慌状态。秩序是帝国的生命，无论你是缅甸还是英格兰，必须遵循帝国的秩序。

乾隆皇帝早已将负责接待英格兰使团的重任交给了和珅。8月18日，英格兰使团进京的路上，和珅领衔的军机处，就给具体负责接待的内务府大臣徵瑞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上谕，明确要求英格兰人“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乾隆皇帝的意思非常明确，英格兰人来见我必须下跪，否则老子不邀请你们到承德避暑山庄参加寿诞。

马戛尔尼一行在乔人杰、王文雄一文一武两大员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到了承德。没有乾隆皇帝的要求，马戛尔尼的使团不可能沿着乾隆皇帝走过的老路，穿越长城到达承德。不难发现，马戛尔尼不顾风湿疼，长途跋涉到承德，肯定是答应了8月18日的上谕要求，给乾隆皇帝下跪。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的助理，难道他不知道？

梁栋材的行贿名单是个好东西。权力是腐败的春药，只要按照单子送礼，就一定能让和珅态度转变。马戛尔尼的脑子里再次想起了梁栋材诡秘的样子，一个通过出卖情报的法国佬，一个企图在大清帝国跑官的传教士，这个国家的官员考核制度难道成了摆设？官员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石，基石都出问题，可以想见这个国家的秩序有多么的混乱，难道乾隆皇帝就是依靠三跪九叩来奴役化民众，然后达到统治民众的目的？

9月11日，黎明的武烈河西岸静悄悄。

马戛尔尼在大炕上翻了翻身，他从来没有睡过鞑靼地区的大炕，太不舒服了，整夜都在迷迷糊糊之中。突然，有人在敲门，马戛尔尼听出来了，是斯当东的声音。马戛尔尼披上衣服开门，朦胧中，三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

乔人杰、王文雄和徵瑞，这三位一直都陪着使团。马戛尔尼听不明白三位讲的中国话，尤其是满族官员跟汉族官员口音差别太大，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真不知道这个帝国几千年的文明是怎么延续的。马戛尔尼通过翻译，终于搞明白了，三位是要带着自己跟斯当东去和珅家。

和珅要接见自己，看来梁栋材的贿赂名单效果出奇地好。马戛尔尼没有去过和珅在北京的府邸，那可是雕梁画栋，除了紫禁城，当时在北京再也没有比和府更豪华的府邸了。马戛尔尼随着三位帝国官员到了和珅家，一套简朴的房子，茶几看上去也非常普通，怎么看都不像是帝国一品大员、乾隆皇帝宠信备至的权臣府邸。

承德避暑山庄是大清帝国的行宫，是皇帝住的地方。这里只有皇帝的家，没有臣子的家。和珅现在的家也就相当于一个招待所，其他跟皇帝前来夏宫的官员，也住着同样的房子，否则就是僭越，对皇帝是大不敬，皇帝不高兴就要诛灭九族，皇帝心胸宽广一点，也会贬到天寒地冻的宁古塔作披甲人。和珅怎敢在皇帝面前装大呢？

和珅让仆人给马戛尔尼与斯当东上了中国茶，非常客气地邀请两人品尝。斯当东满脸疑惑，马戛尔尼咧嘴微微一笑，一方面出于对和珅的礼貌，一方面是掩盖心中的疑惑。跟斯当东说的和珅差别太大，更不像梁栋材口里的和珅，一表人才的和珅，看上去非常客气，待人接物不是那种宠臣具有的跋扈。马戛尔尼的微笑更重要的是提醒斯当东，不要将心思表现在脸上，这不是一个成熟外交家的风格。

马戛尔尼瞅了瞅和珅两边的椅子上的人，右手边是福长安，长相俊美，看上去非常正直。这位爷是乾隆皇帝前期的宠臣傅恒的儿子，他姑姑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他哥哥是两广总督，跃马千里杀向廓尔喀首都的福康安。福长安跟随哥哥福康安南征北战，不过跟和珅走得更近。和珅左手边的两位年纪比较大，马戛尔尼没听清楚都是谁，印象中是大清帝国的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

和珅对英格兰来的客人很好奇，之前大清帝国的宫廷有汤若望、白晋、南怀仁、热比雍、徐日升等一大批欧洲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是罗马教廷派到中国传教的，汤若望得明崇祯题匾后，传教士跟宫廷越走越近，热比雍和徐日升更是成为中俄《尼布楚条约》和谈签订的中方翻译官，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两人的重用，赐封三品顶戴。

在宫廷的传教士每年都会给罗马教廷以及各自祖国的君主撰写年报，汇报在中国的一切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皇帝的一言一行。白晋在1693年向法国的路易十四写了一封长篇报告，将康熙皇帝的兴趣爱好、宫廷内外、帝国风物、军事部署、兵力配置等写得面面俱到。康熙皇帝甚至命令白晋为钦差大臣，专程到欧洲招揽科学人才。回到中国，白晋成了皇太子的老师。白晋跟皇太子走得太近，甚至卷入了康熙年间的太子争嫡案中。

乾隆皇帝当年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了班禅六世，班禅六世不远千里到承德，就是要向乾隆皇帝汇报英格兰印度殖民军图谋西藏的情况，那个时候乾隆皇帝已经对英格兰人在印度的情况有所了解。和珅代表乾隆皇帝先接见马戛尔尼，一番寒暄后，自然谈到了英格兰人在海外武力扩张的问题。

马戛尔尼极力掩饰自己对和珅的矛盾心情，当他听到和珅说乾隆皇帝身体很好，准备在17日的生日宴会上接见使团，马戛尔尼立即拍马屁：“西方最伟大的国王能获悉有关东方最伟大君主的如此好的消息感到由衷高兴。”一通马屁拍完之后，马戛尔尼立即提出，希望和珅能够转呈英格兰国王写给乾隆皇帝的信。

印度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马戛尔尼在出发之前，英格兰外相邓达斯就反复强调，针对印度问题一定要见机行事。马戛尔尼给和珅编瞎话，说英格兰人只想在印度做生意，一开始在荒无人烟的加尔各答小岛开货栈，没想到印度的富豪跟法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勾结，不断地组织部队跟英格兰人打仗。这些国家的君主，他们是想通过掌控印度的王公大臣，将印度打造成一个影响大清帝国的基地。

马戛尔尼为了试探和珅的态度，达到中国行的目的，想起那个传教士翻译索德超，马戛尔尼就想到了澳门那一块小岛，那是英格兰人梦寐以求的货栈。马戛尔尼继续用印度问题欺骗和珅，说英格兰人肯定无法容忍该死的法国人以及葡萄牙人的行为，只有被迫将货栈扩大成为一个帝国，“英格兰国王是和平的朋友”。

马戛尔尼的玩笑开大了，乾隆皇帝的焦虑早已沉积于胸。

和平的朋友？被迫扩张成为帝国？西方最伟大的国王？马戛尔尼跟和珅交谈之中，不断地强调英格兰和大清帝国是平起平坐的兄弟，是朋友，兄弟跟朋友之间见面，怎么可能下跪呢？兄弟朋友之间应该是更好更多地合作嘛。

乾隆皇帝可没有当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是兄弟、朋友，这些不远万里来孝敬的家伙，都应该按照中国大礼跪拜。他们这么远来，可不是白来，一定另有目的。当初郭世勋为了哄老皇帝高兴，将东印度公司董事局主席巴林的信给篡改了，让乾隆皇帝非常开心，乾隆皇帝给马戛尔尼一行钦定了来京路线：

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即在天津进口赴京。但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要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

乾隆皇帝当初发出的上谕，已经非常明确地将乔治三世当成了孝子贤孙，派来的使团就是上贡的，自然到了中国就要听朝廷的。乾隆皇帝在上谕最后特地强调，一定要英船靠岸所在地督抚派员护送。名义上是护送，事实上就是押解，乾隆皇帝担心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瞎走，他们一旦瞎走，说不定又要冒出一个西洋幼主来，到时候整个帝国都被孝子们给搞得鸡飞狗跳。

乾隆皇帝对乔治三世这个大孝子的使团并不放心，尤其是有了廓尔喀当年的那一出儿后，对英格兰人在印度的行为很是警觉。1793年的春节都没有过好，这一年是乾隆皇帝执政第五十八个年头，还有两年就赶上他爷爷康熙皇帝了，自己一生文治武功，不能让欧洲这个小子给坏了晚年的名节。

1793年的春节，一直心里不踏实的乾隆皇帝又向沿海督抚们发了一道上谕：

思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尔国遣使进贡系由广东澳门收泊，其时两广总督阿里衮曾于海岸处所调派员弁带领兵丁摆齐队伍旗帜甲仗等项皆一体鲜明，以昭严肃。此次英吉利国贡船进口泊岸时，自应仿照办理。此等7外夷输诚慕化航海而来，岂转虞有他意，但天朝体制观瞻所系，不可不整肃威严，俾外夷知所敬畏。

现在海疆宁靖，各该督抚皆未免意存玩忽。近海一带，营伍可想而知。着传谕各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并将该国使臣及随从人数并贡件行李等项，逐一稽查，以肃观瞻，而昭提制。外省习气，非废弛因循，即张大其事，甚或存畏事之见，最为陋习。此次承谕办理，务须经理得宜，固不可意存苟简，草率从事，亦不可迹涉张皇，方为妥善也。

乾隆皇帝在上谕中说得非常明确，就是要提防英格兰孝子干坏事，为了给他们个下马威，让帝国军队必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已经下了这样再明白不过的谕旨，但乾隆皇帝对乔治三世这个孝子还是不放心。二月份再下谕旨：

该国使臣贡船到口时，总须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固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务须经理得宜，无过不及，方为妥善。

大清帝国没有东厂西厂，也没有锦衣卫，不过乾隆皇帝已经明确告诫自己的官员，要对乔治三世派来的这个使团进行严密监视。马戛尔尼手下的博士约翰·巴罗和丁威迪如果知道乾隆皇帝的谕旨，就再也不会埋怨圆明园的太监像跟屁虫一般，也就容易理解虎将王文雄为何一直跟着使团。

9月14日是个令马戛尔尼终生难忘的日子。

乾隆皇帝决定在自己生日的前三天开始接见外国贡使以及蒙古王公。马戛尔尼对乾隆皇帝这么快接见很开心，半夜就被徵瑞叫起来，使团成员都洗漱打扮，斯当东更是翻箱倒柜，将自己的博士服装都给找出来了。等马戛尔尼一行到了行宫外，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被接见的，宫门外早已来了缅甸等外国贡使。

吃完早餐的乾隆皇帝坐上了龙椅。

乾隆皇帝身穿龙袍，金光刺眼的龙袍上除了五爪金龙外，还有五彩云纹、蝙蝠纹、十二章纹。马戛尔尼抬头看了看龙袍下摆，排列着代表深海的曲线，马戛尔尼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水脚，水脚上装饰有波涛翻卷的海浪，挺立的岩石，这种纹样被称为“海水江崖”，寓意福山寿海。

当蒙古王公给乾隆皇帝献礼祝寿后，缅甸的贡使上前行了跪拜大礼。马戛尔尼在太监的引领下，向前走了走。乾隆皇帝看着这位红鼻子蓝眼睛的家伙，这就是那个在海上走了几个月的马戛尔尼，可是这家伙就是不给乾隆皇帝下跪，乾隆皇帝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旁边的徵瑞、王文雄、乔人杰等人额头上就冒出了汗珠。

马戛尔尼噼里啪啦一阵说，乾隆皇帝一个字都没有听明白。索德超翻译给乾隆皇帝，是英格兰国王对乾隆皇帝生日的祝福。马戛尔尼很快将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皇帝的信呈上去了。不过，这封信和珅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了翻译，整个信中乔治三世都在装孝子贤孙，乾隆皇帝一看，这个万里之遥的乔治还真懂事，非常高兴，赏赐给了乔治三世一柄玉如意。

乾隆皇帝被和珅蒙在鼓里，乔治三世给他的信一开始就是：

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国王，海外统治者、宗教捍卫者，最神圣的乔治三世陛下致书崇高的中国皇帝乾隆，并祝贺万岁万万岁……我已特别指令我国特使，在他的权力范围内，用各种方式向贵皇帝陛下表示我们的关注和友好善意，获知我们这方面的愿望得到充分的赞同，则将使我们深为满意，我们的君权亲如手足，愿我们之间的兄弟般的友爱永存。

乔治三世在信的末尾是这样落款的：

祝万能的上帝永护陛下！

书于我国伦敦的圣詹姆斯殿上

我朝第三十二年

谨向崇高的皇帝致以

兄弟般友好的祝贺

国王　乔治

乔治三世在国书中跟乾隆皇帝称兄道弟，乾隆皇帝如果看到这样原汁原味的中文译稿，不当场咆哮朝堂，也要气急败坏。马戛尔尼借机将邓达斯提出的请求，向乾隆皇帝上呈了，不过乾隆皇帝忙着乐呵呵地收附属国的礼物，根本就没有心思答理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要求，只是要求徵瑞一定要陪好马戛尔尼一行。

乾隆皇帝生日一过，想起了马戛尔尼提出的事情。老皇帝一字一句地琢磨英格兰乔治大兄弟提出的友好通商请求，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这哪里是孝子贤孙提的要求呀，这就是一个兄弟，甚至一个远方的无赖提出的条件。乾隆皇帝斟酌了半天，一条儿一条儿地给乔治三世以及马戛尔尼进行了回复：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

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

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马戛尔尼希望在乾隆皇帝回京的时候，能够再跟乾隆皇帝好好谈谈。9月29日，马戛尔尼甚至不顾腿疼，在乾隆皇帝回京的路上守候。到了30日早上4点，马戛尔尼一行就起床，早早守候在圆明园北边，那是乾隆皇帝回京的必经之路。可是鼓角争鸣，乾隆皇帝向子民们挥手，马戛尔尼一句话都没有说上。

10月2日，和珅跟马戛尔尼再次进行了交流，当天的见面非常短暂。马戛尔尼感觉到乾隆皇帝的担忧，一旦乾隆皇帝跟乔治三世结盟，那么大清帝国的体制就动摇了。这可是秦汉以降的帝国统治根本，大兄弟这一次是要动摇根本。当天，和珅在紫禁城大摆筵席，招待马戛尔尼。

晚宴上，马戛尔尼才知道这是乾隆皇帝让和珅安排的饯行晚宴，乾隆皇帝说孝子贤孙都已经进贡完了，没有理由留在中国了，回去吧。乾隆皇帝可不是开玩笑，和珅说10月7日是最后的离京时间。身在圆明园的乾隆，看着一大堆乔治三世大孝子送的枪炮、钟表、天文仪器，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博都雅昔修职贡，

英咭利今效尽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

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10月7日，马戛尔尼一无所获地被礼送出京。乾隆皇帝一方面谕旨沿岸督抚，严加防范英格兰人因为不满而一路借故扰乱帝国秩序。名义上是乾隆皇帝嘱咐护送，事实上等待马戛尔尼的是一路的武装押送。马戛尔尼被一路押送到广州，这位爷还是不死心，希望能够通过两广总督这个途径，再跟乾隆皇帝好好谈谈。马戛尔尼决定在广州的最后一顿早餐上力挽狂澜。

最后的早餐

1794年1月7日，粤海关冷冷清清，欧美的商船都已经返航了。

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行馆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英格兰卫队，马戛尔尼在行馆的大厅坐着，手里是极品的大红袍，这个味儿跟宫廷的下午茶一样。眼看就要离开大清帝国的土地了，自己的使命却一点儿都没有进展，这次真是给乾隆皇帝当了一回孝子贤孙。不能就这么回去了，对，那个从浙江一路护送使团的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那人文化人出身，相处起来极为和善，通过他或许能抓住最后的机会。

长麟，满洲正蓝旗，跟当今的乾隆皇帝一个姓，都是爱新觉罗氏，祖上跟努尔哈赤有血缘关系，到了长麟这一代，已经成为皇族的远房旁支了。长麟貌奇伟，明敏有口辩，居曹有声。乾隆四十年中进士，进入刑部工作，后来调任福建、江苏、山东。1792年之前做到了江苏巡抚的位置。长麟颇有康熙微服私访的遗风，在江苏巡抚任上，私访民间，访察民隐，擒治强暴，禁革奢俗，清漕政，斥贪吏。

乾隆皇帝对长麟颇为倚重，和珅也刻意拉拢。乾隆皇帝决定将长麟调任山西巡抚，长麟赴山西之前，特意回北京觐见乾隆皇帝。就在这时，一份山西的八百里加急送抵乾隆皇帝手上，看完山西送来的急奏，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山西一市民董二向衙门举报，山东逆匪王伦窝藏在山西。

王伦穷苦出身，自幼爱习拳棒，成年后“貌魁岸”，膂力过人，且富有谋略，曾被官府雇充县役。后辞职归家，拜师习医。因勤学好问，医道高超（《梦厂杂署》卷六《临清寇略》），后入白莲教，并自成一派为清水教，广交豪侠亡命、衙门书吏、盐贩艺人。1774年8月28日，率领十八名义子起义，连克三城。

乾隆皇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度假，接到山东急报，大为震惊，命大学士舒赫德“速由天津一路前往”镇压王伦起义军；直隶总督周元理在临近山东之大名、广平等属布防，以备截拿义军；两江总督高晋，“亲赴徐州一带，调兵一二千，堵截贼人，勿使窜远”；额附拉旺多尔济及都御史阿思哈带领火器、健锐两营精兵1000名“前往会剿”。

舒赫德可谓战功赫赫的名将，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部、回疆贵族、厄鲁特各部、大小和卓、缅甸数次震惊中外的叛乱。拉旺多尔济更是硕亲王成衮札布第七子，娶固伦和静公主，承袭超勇亲王爵位。不难发现，一位是战功赫赫的名将，一位是乾隆的女婿，加上两位总督，派出的精兵皆系满洲劲旅。乾隆皇帝灭王伦之心万分迫切。

9月29日，清军将王伦围困一高楼，大火烧之。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突然有人站出来举报，当年的逆匪王伦居然还活着，还躲到了山西，这太让乾隆皇帝丢面子了。舒赫德当年因镇压王伦有功，加三级，得云骑尉世职，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任文渊阁领阁事。乾隆四十二年，充蒙古源流临清纪略正总裁，死后谥文襄。自己的女婿拉旺多尔济，也因功授领侍卫内大臣，寻兼都统。

和珅一看老乾隆气急败坏，长麟跟自己交情还不错，不管窝藏在山西的是不是王伦，只要抓来杀了，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和珅能够青云直上，脑瓜子确实相当聪明，他太了解乾隆皇帝了，这老皇帝是个要面子的人，当年名将舒赫德跟亲王女婿都说王伦烧死了，现在突然冒出来，大清帝国的两位重臣都犯下了诛灭九族的欺君大罪。和珅马上打好了自己的算盘，把长麟调任山西，自己力荐，长麟办好了，自己会更加受到皇帝的器重。

《啸亭续录·卷三·牧庵相国》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与握手宫门之柳下，嘱托再三曰：“无论真伪，务坐为逆党，吾与公皆得上赏矣。”

和珅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了，可是长麟带着皇帝的圣旨到了山西，明察暗访，发现董二的举报根本没有证据。所谓窝藏王伦者，原来跟董二是仇家，董二“故欲倾陷之也”。

长麟一看，若按照和珅的意思诛杀了董二仇家，然后自己跟老乾隆撒谎，说自己诛杀了真正的王伦，老乾隆肯定是龙心大悦。这样一来，超勇亲王可就要倒霉了，就连已经死了十多年的舒赫德也可能遭遇挫骨扬灰。过几年，再冒出一个王伦来，那自己就是欺君罔上了，到时候遭砍头的就是自己。长麟慨然曰：“吾发垂白，奈何灭人九族以媚权相！”《牧庵相国》记载：因坐董二以诬告，大忤珅意。

跟和珅作对，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离京城越来越远，离是非之地越来越近。长麟在山西巡抚的椅子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收到了朝廷的调令，调任浙江巡抚。浙江可不是个好地方。虽然物产富饶，但是马戛尔尼使团一部分人马就在定海县。这一帮人本来是要打发先行回国，可他们就是赖着不走。

长麟一到浙江，就发现和珅给自己整了一个烫手山芋。

一到浙江，长麟就坐船到了定海，可是英格兰人告诉长麟：我们前蒙贡使代奏仰沐大皇帝恩典准令先行回国，实愿及早开行；唯因病人尚未痊愈，恳恩准令暂缓数日。长麟到船上去看，果然有二十多人躺在床上起不来。

长麟无奈，只有将情况向乾隆皇帝汇报：臣验明病夷尚有20余名，现在医治未痊属实。臣若催行迫促，不惟该夷等妄生疑惧。臣当即传谕该夷，尔等不服水土，既然恳求圣恩要在浙江医治，大皇帝矜恤尔等至优极渥自蒙恩准。并遵旨传谕该夷，以尔国贡使奏称尚有夷官一名吗庚哆嘶欲在浙江置买茶叶，顺带回国，已蒙大皇帝恩准，并蒙格外加恩免其赴关纳税。宣谕之际，众夷人同声感颂欢忭之情动于词色。

1793年9月14日，也就是马戛尔尼半夜起来在行宫外排队见乾隆皇帝的那一天，乾隆皇帝相当地不高兴，马戛尔尼提出在中国划一块地方经商，一切都由英格兰人管理，这简直就是国中之国。乾隆皇帝再傻也知道澳门是怎么到葡萄牙人手上的，英格兰人在加尔各答的阴谋，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将罪行推到印度的反叛王族身上，但他们却通过一个小岛将整个莫卧儿王朝给控制了。

乾隆皇帝打心眼儿里不是计较三跪九叩的虚礼，他老了，英格兰人运送来的长枪大炮，威力超越大清帝国的红衣大炮，欧洲人的钟表等玩意儿，中国人却造不出来。先进的天文仪器，康熙皇帝时期就引入宫廷，可是帝国的臣子们却将这些视为“奇技淫巧”。英格兰人能用长枪大炮控制莫卧儿王朝，大清帝国危矣。

赶紧将马戛尔尼一行打发走，9月14日的当天，浙江巡抚长麟已经被乾隆皇帝再次南调，升任两广总督。事实上，赖在定海不走的英格兰人已经将大清帝国的海防军事秘密给摸得一清二楚。

英格兰皇家卫队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大清帝国定海边防：“城墙高三十尺，高过城内所有房子，整个城好似一所大的监狱，除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而外，全城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以内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军队，四壁挂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武器。”

蒙在鼓里的大清帝国高层还在担心马戛尔尼捣乱，为了不让马戛尔尼使团在路上捣乱，乾隆皇帝任命松筠为“护送英吉利贡使回广东钦差”。当初俄国人挑唆土尔扈特部叛乱，松筠只身赴俄营，1792年与俄方签订友好盟约，乾隆皇帝赏识其忠勇，擢升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

马戛尔尼被松筠一路保护到了浙江。长麟已经收到了乾隆皇帝的圣旨：

原船当在宁海停待调治患病之人。并查出从前该国夷人曾在浙江贸易，现已密行骁谕铺户严行禁止。该贡使等经赴浙江乘坐原船回国，较为简便，较之赴粤可省过半路程。松筠务须会同长麟，妥协办理，勿任借词稍有逗留。夷人等欲在宁波置买货物一节，惟当凛遵约束，按例置买茶叶丝斤。

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返回的路线都作了安排，希望马戛尔尼一行带着病号，直接从浙江离开，相比广州路程更短，可以看得出乾隆皇帝是多么迫切想让马戛尔尼滚蛋。国中之国对于大清帝国是不能容忍的，更不能容忍加尔各答悲剧在中国重演。对于马戛尔尼一行，乾隆皇帝要求非常严厉，不能稍有逗留。

洪仁辉当年赶到广东，不死心告御状，乾隆皇帝想起来就生气。长麟到浙江后，听到不少商人抱怨，当年洪仁辉商船到宁波，还欠了上万两银子的货款，现在英格兰人又来了。长麟经过一番暗访，发现洪仁辉商船拖欠铺户银一点五万余两。长麟一听英格兰人要买茶叶，马上密谕铺户等以前事为鉴，毋庸与之交易，借可杜勾引之弊。

乾隆皇帝是不想宁波的商人再卖茶叶给马戛尔尼使团的。在给长麟的圣旨中，乾隆皇帝强调：“若该贡使等向松筠恳请置买物件，当谕以尔等夷船现在宁波停泊，已准就近酌买茶叶丝斤，其沿途经过地方不得再行买物，致违天朝体制。”不仅不让马戛尔尼使团沿途买茶叶，乾隆皇帝对当年跟洪仁辉做生意的商人还耿耿于怀，在圣旨中要求长麟，“浙江人郭姓从前曾经勾结夷商，今已病故，伊子郭极观已经严行管住。着即派要员伴送由别路进京备询，不必全带刑具。”

马戛尔尼船队并没有从浙江滚蛋，长麟跟松筠不得不护送马戛尔尼到了广州。

1月7日一大早，马戛尔尼派出斯当东去两广总督府拜见长麟，可是斯当东到了总督府外，总督府的管家却将斯当东给打发走了。斯当东非常失望地告诉马戛尔尼，两广总督给使团离开的最后期限是1月8日。马戛尔尼依然不死心，希望在离开的最后一天，礼尚往来宴请长麟，那是最后的一丝希望。

1794年1月8日。天刚刚亮，两广总督长麟的轿子在英格兰夷馆前停下来。

马戛尔尼站在夷馆门外，拱手像中国主人欢迎客人一样欢迎长麟的到来。对昨日的邀请，马戛尔尼还是非常忐忑。长麟拒绝了斯当东的拜访，马戛尔尼万万没有想到，从杭州开始一路监视自己南下的两广总督真能赴约早餐会。这是最后的早餐了，马戛尔尼希望自己在离开大清帝国土地的最后一刻，能够给东印度公司的兄弟们做最后的努力，能够给自己争取最后的机会。

长麟从杭州接到乾隆皇帝的任命之后，一路上跟松筠几乎是押送着马戛尔尼到广东地界的。一路上，马戛尔尼明显感觉到长麟身上的那种贵族血统，他跟和珅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尽管和珅位极人臣，尽管他跟乾隆皇帝的老妈是一个家族，但长麟的胸襟都超越和珅。尤其是1793年11月12日，使团一行到达江西茶园时，长麟命人给马戛尔尼用大包泥土包裹几棵茶树，让马戛尔尼带回英格兰种植。

长麟在1793年11月30日晚上，还跟马戛尔尼进行了一次长谈，马戛尔尼将东印度公司商人在广州遭遇敲诈勒索的情况反映给了长麟。长麟对于粤海关的问题早有耳闻，粤海关的监督都是皇帝宠臣，可是没有几个有好下场。马戛尔尼跟长麟长谈之后，兴奋地连夜写日记，长麟在这个即将滚蛋的英格兰人面前表现得很忧虑，甚至怀疑广州的官吏大量盗用公款，骗取皇帝在该处银款的收入。

在相互倾轧的官场上，长麟已经得罪了和珅，因此他不会在没有了解清楚情况的时候，跟自己的同僚长谈他的忧虑，尤其是自己还没有到两广总督的任上，更不会愚蠢地怀疑自己的同僚。长麟在马戛尔尼面前的忧虑，只是想安慰马戛尔尼。洪仁辉被圈禁在澳门三年之后被永远驱逐出中国，英格兰人就不断持械招惹事端，两广总督的兵丁已经多次包围过这座英格兰人的夷馆。长麟心里也是门儿清，贪欲十足的广州官员，不宰英格兰人宰谁呢？

长麟跟马戛尔尼在南雄州分手，身为两广总督的长麟需要提前到广州，跟广东巡抚、代理两广总督郭世勋办理交接手续。马戛尔尼一行到了广州，长麟才能以两广总督的正式身份，按照两国的礼仪迎接马戛尔尼一行。1793年的12月19日，长麟带着郭世勋、粤海关监督苏楞额等高级官员，设晚宴招待马戛尔尼使团。

马戛尔尼慢慢地发现，长麟跟苏楞额之间经常是脸红脖子粗的。

苏楞额是纳喇家族，跟爱新觉罗皇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位爷早年是内务府笔帖式，后来混到了内务府武备院卿及上驷院卿。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仅有一人身兼内务府三卿，而苏楞额在乾隆皇帝时期，也是罕见地位居两卿，以正三品的顶戴出任粤海关监督一职。苏楞额的粤海关监督任命，跟长麟的两广总督任命都在马戛尔尼进北京期间，其目的就是要为皇帝看守好粤海关这唯一的对外贸易关口。

马戛尔尼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到了广州是连夜奋笔疾书，将一份长长的请求信递给长麟，希望长麟能够批准自己的请求。尽管乾隆皇帝已经否决了自己的请求，马戛尔尼依然希望长麟能够许下承诺，回到伦敦才能交差，否则就是交白卷。马戛尔尼的信件核心意思是：缴纳钦定税之外，其余一概全免，英格兰人可以自由在广州游玩，英格兰人在广州附近有一块地方或者小岛，建立一所海员医院，英格兰人可以随意跟中国人贸易。

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秘密议事会的文件显示，马戛尔尼在给长麟的信函中还提出，凡是侮辱英格兰人者，应该受到惩处。英格兰人随时有向政府写信之权，可以购买商馆所在地的地皮。这份文件长麟是不敢一个人做主的，找到内务府派来的苏楞额，苏楞额一看就跳起来了，直接写信，那不是比当年的洪仁辉还要嚣张吗？蛮夷怎么可以直接告御状呢？买地皮就更夸张了，英格兰人这是要模仿葡萄牙人，大清帝国的土地决不容许卖给西方蛮夷。

苏楞额的反对让长麟很尴尬，马戛尔尼也隐隐感觉到广州政局的不妙，皇族出身的两广总督，跟内务府出身的包衣奴才博弈。乾隆皇帝是一位自负的皇帝，他的大肆挥霍需要银子，苏楞额就是乾隆皇帝放到粤海关的看门狗，粤海关的事务不是长麟能决定的，大权在苏楞额手上。马戛尔尼想了一个晚上，终于明白1月7日这天，长麟为什么拒绝接见斯当东。

长麟面对苏楞额的主权之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据理力争，自己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可是长麟心里很是明白，如果不好好地整顿整顿粤海关那一帮贪官污吏，看门的大爷都要搜刮洋商的银子。现在大清帝国独留粤海关，洋商们要做生意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把粤海关这个衙门好好整顿整顿，商人们都不敢来了。长麟例行公事地发布了三条禁令，总的来说就一个意思，以后不能敲诈鬼佬了。

8日一大早，当长麟从轿子里出来，望着英格兰人的商馆，心里很是矛盾，就是眼前的这座商馆，在帝国曾经掀起波澜无数。旁边的苏楞额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神情，看着堆满笑容的马戛尔尼。苏楞额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不远万里到北京给乾隆皇帝做寿，怎么到了皇帝跟前就是不下跪呢？简直没文化、没教养。乾隆皇帝派了大队人马盯着这个鬼佬离开，真搞不懂马戛尔尼今天的早餐是什么意思。

长麟的屁股后面跟着一大帮官员，这些官员都穿着正式的朝服，没有一点吃早餐的轻松气氛。马戛尔尼非常热情地将长麟迎进了客厅，东印度公司的专员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他们没有像中国人欢迎来宾那样哗啦啦地鼓掌，而是朝着长麟礼貌地点头致敬。马戛尔尼一个个将专员介绍给长麟，这是马戛尔尼邀请长麟共进早餐的主要目的。长麟礼貌地跟鬼佬点头致意。不过长麟的心思可没有在跟这些鬼佬认识上，而在餐桌上一阵阵飘香的西式早点，还有别样的酒香。

马戛尔尼一边介绍一边笑眯眯地看长麟脸上的反应，他希望总督大人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专员们多多关照，说什么英格兰人不远万里来，就是要跟中国人做生意的，两个国家的人友好地做生意，可以促进双边贸易。长麟跟身后的官员们只是应付地答应马戛尔尼，仆人已经将葡萄酒、白兰地打开了，雪梨摆在长麟不远处，用叉子伸手就能叉到。

长麟文人出身却戎马一生，比较土，之前没有喝过白兰地，马戛尔尼优雅地端起酒杯，这位爷到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城转了一圈，了解了一些中国人敬酒的礼仪，双手举起酒杯，通过翻译跟长麟啰唆了一通之后，轻轻地抿了抿白兰地。长麟一行有样学样地喝起了洋酒。中国的官员一上酒桌子，那就跟到了怡红院，长麟的兴致很高，喝了白兰地之后又喝了葡萄酒，几杯酒下肚，对英格兰人的酒是赞不绝口。

马戛尔尼的早餐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长麟无法满足马戛尔尼的要求，旁边的苏楞额频频地举杯，不断打断长麟跟马戛尔尼的交谈，尽管中间有翻译，苏楞额还是担心这位爱新觉罗的子孙惹出麻烦。马戛尔尼说的什么通商、建交的话，长麟一行根本就没有听进去。苏楞额一看夷馆墙上的钟表，是该让英格兰人登船滚蛋了。下午1点，马戛尔尼带领着使团一行人登上“狮子”号小艇顺珠江而下。

长麟被英格兰人的洋酒喝得迷迷糊糊，可是他还是没有忘记乾隆皇帝下达的任务，要盯着英格兰人离开。长麟立即给潮州镇总兵下令欢送马戛尔尼使团一行，说是欢送，马戛尔尼心里跟明镜似的，潮州镇总兵托尔欢带着整队的水师官兵跟在英格兰人船后，这哪里是欢送，分明就是监视驱赶。

1794年1月9日，潮州镇总兵托儿欢给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密折说：“督臣长麟委令奴才先将贡使之随从跟役押送蠔墩各上原船。初七日风色稍定，该贡使当即率领各夷人望阙行礼，叩谢天恩、开行回国。”

“狮子”号通过两个守卫虎门的要塞。

英格兰人对虎门这个要塞实在太熟悉了，1637年威德尔拉着一船西班牙银元却找不到给谁行贿，后来轰隆隆一番炮战之后，中国的官员却将英格兰人给迎上了岸。

马戛尔尼非常认真地观察了虎门要塞的防守，后来回到英格兰给英王报告：“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只要涨潮和顺风，任何一艘军舰都可以毫无困难地从相距约一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

马戛尔尼作出这样的判断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眼睛，这位鬼佬的判断力相当惊人，按照中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程序，马戛尔尼带领的是装满士兵的战舰，加上自己是给中国皇帝拜寿之后返程回国，离开最后一座军事要塞，守卫的官兵应该鸣炮欢送，但是他们没有鸣炮，这让马戛尔尼非常疑惑，这位鬼佬看了看一身戎装的八旗兵丁，再看了看他们的炮口，苍天！炮口居然是画上去的，没有炮，看来大清帝国是在用一副庞大的僵尸躯体在吓唬世界。

第七章　黄埔风云

陈兵穿鼻洋

1799年1月27日，虎门海面一片肃杀之气。

十一艘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商船驶离虎门，进入二道滩海域，他们准备返航回到伦敦。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准备由“勇猛”号、“贞女”号、“自大”号三艘英格兰皇家战舰护航，三艘皇家战舰停靠在燕子湾。一大早商船的船长却没有发现战舰的影子，倒是从澳门方向驶来一艘帆船，顿时船长们全副武装戒备。

很快，帆船靠近，船长们发现来者并不是偷袭的海盗，这一片海域太夸张了，海盗们跟越南的正规部队勾结，都穿上了越南的官服，只要有巡洋舰的海盗，职务都是个千总把总一类的高级海军将领。英格兰皇家战舰东方护航，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击围攻东印度公司船只的海盗。

来者给船长们一封密信，大家都惊呆了，西班牙人跟法国人的战舰已经向虎门方向开来。

船长们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现在西班牙人跟法国人已经结盟了，他们在海上疯狂地围剿英格兰人。船长们现在终于感觉到军政府的恐怖，法国的起义军将国王路易十六给剁了，一下子让整个欧洲王室愤怒，面对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反法盟军，法国的一帮军人在拿破仑的率领下，东征西讨。西班牙王家近卫军出身的首相曼努埃尔·戈多伊（Manuel Godoy）也是一个狂热的战争分子，这家伙仗着王后玛丽亚·路易莎·特雷莎对他的宠爱，当上了西班牙首相。军人首相一上台，西班牙就迅速变成了军政府，加入英格兰反法联盟。1795年西班牙同法国作战失败后，戈多伊在巴塞尔与法国签订和约，失败的首相还离奇地被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授予和平王子的称号。

戈多伊在巴塞尔协议上签字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英格兰倡导的反法联盟彻底瓦解，因为盟国奥地利看不到联盟的希望，也在1797年10月18日与拿破仑签订了《坎波·福米奥停战协定》。反法联盟中，就剩下英格兰跟俄国。俄国老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想独占波兰，跟法国就没有怎么玩儿真的，所以拿破仑将下一个重点目标放在英格兰。

埃及，这个令拿破仑魂牵梦绕的古国，亚历山大大帝一直是欧洲人敬仰的英雄，现在这里是英格兰人的殖民地，那是一条通往印度、通往欧洲的财富要塞。要想干掉英格兰人，那就要切断英格兰人的财富命脉。戈多伊得到拿破仑要远征东方的情报，立即怂恿查理四世与法国结成反英同盟。

东方，这个令西班牙人无限向往的地方，还有印度、中国的澳门。在西班牙舰队收编葡萄牙王室的时候，这一块块肥得流油的殖民地，都是西班牙王室滚滚财富的贡献者。王家近卫军的热血因子，再度让戈多伊热血沸腾。只有跟法国人联手，才能重新夺回西班牙人在东方的财富。

1798年6月22日，拿破仑的东方远征舰队开进了埃及阿布基尔湾。英格兰人为保住苏伊士运河并最后战胜法国，准备组织新的反法联盟。1798年12月29日，英格兰、那不勒斯、土耳其和俄国结成联盟，并在意大利发动进攻。西班牙跟法国的联合舰队在欧洲四处开火，整个欧洲陷入了战火的汪洋。

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停泊在遥远的黄埔港，英格兰皇家舰队在阿布基尔湾跟拿破仑的东方远征舰队炮战。拿破仑要的不仅仅是苏伊士运河，还有印度、中国，只要是英格兰人出现的地方，拿破仑跟盟军西班牙都派遣了东方远征舰队，一定要完完全全切断英格兰人的东方财富命脉。

澳门来者告诉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们，法国跟西班牙联合舰队一共六艘战舰，已经逼近了英格兰皇家战舰“自大”号和“勇猛”号，“贞女”号已经起锚前往援助两艘战舰。法西联合舰队率先向英格兰皇家海军开炮，尽管“勇猛”号上有五百名皇家海军精英，但是面对法西联合舰队，却不得不割断两锚，将船上的两艘小艇抛向海里。“自大”号和“贞女”号在敌众我寡的态势下，不得不抛弃了船上的小艇逃生。

英格兰皇家舰队三艘战舰最后退守燕子湾，法西联合舰队一阵炮战后，因为六艘战舰中，西班牙三艘战舰，另外三艘只能算是战船，其中有一艘是西班牙的，另外两艘是法国的。三艘战船炮火的配备、航速都无法跟巡航战舰相比，看着英格兰皇家战舰败走，法西联合舰队也不急于追打，而是退守老万山群岛，伺机全歼英格兰皇家舰队。

法国跟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就是要干掉英格兰皇家舰队，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船就统统成为了他们的囊中之物。这一招对法国人来说屡试不爽，法国起义军将路易十六脑袋剁了，曾经借了大量法国黄金的美国人赖账了，说当初华盛顿将军是向法兰西王国借的，现在王国已灭，不用还钱了。法国人怒不可遏，法国舰队就把美国的商船包了饺子。

惦记上英格兰的东印度公司之后，简直让法国人夜不能寐。

1795年，西班牙跟法国人和解后，法国的海军就变成了海盗，以毛里求斯跟巴达维亚为根据地，经常在巽他海峡与马六甲海峡之间游荡，反法同盟的首领英格兰人自然成为头号攻击目标。英格兰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常受到法国海军的骚扰。

东印度公司的“特里顿”号，船上配备的火力超过50门大炮，完全就是一艘战舰的装备。英格兰人对“特里顿”号穿越马六甲海峡很有信心，可是马六甲海峡却成了英格兰人的噩梦。

当“特里顿”号携带50多门远程重炮，在上百位水手以及全副武装的炮手拱卫下驶入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他们远远发现另外一艘战舰。战舰上叽里呱啦全说英语，对面的军舰非常礼貌地向“特里顿”号上的所有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没想到在法国人横行的马六甲海峡，居然有英勇无敌的皇家海军在护卫商船，海军的人不愧是千里挑一的皇家精英，绅士而有教养，有着那些将屠刀砍向国王的法国暴民永远不具备的高贵基因。“特里顿”号上阔别家乡已经多年的英格兰人一下子热血沸腾，迅速将船向军舰靠拢。

法国人在英格兰人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仅仅模仿英格兰皇家海军说了几句英语，就让英格兰人热泪盈眶，还十二分地热情将法国海军给迎上了“特里顿”号，当法国人携带枪支登上“特里顿”号后，英格兰人傻眼了。就这样，法国人轻松俘获了装满中国商品的英格兰商船，开开心心开回了法国。

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很快发现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当年的海上强盗荷兰人现在成了法国人的附庸，甚至派出海军在海上配合法国人行动。英格兰人决定在印度尼西亚找一个可以跟荷兰人抗衡的据点。1796年，英格兰海军部派出少将雷尼尔，远征荷兰人殖民的安汶岛，雷尼尔身为不列颠远征舰队司令，自然希望将安汶岛打造成为英格兰人远征的军港，作为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据点。

雷尼尔在安汶岛立足后，在自己的司令部以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名义，于1796年12月21日向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秘密委员会发出了警示通知，因为远征舰队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军事情报，法国人为了从经济上搞垮英格兰人，决定切断英格兰的东印度海上殖民之路，已经派出了六艘战舰，沿着英格兰船队驶往中国的航线巡逻，他们企图不断重演俘获“特里顿”号的好戏。

东印度公司董事部接到雷尼尔的军事情报后，公司上下立即陷入恐慌之中，董事部马上召开董事会，要求船队航行路线绝对保密。为了防止航线泄密，广州管理委员会的特选委员会、秘密委员会每次开会必须秘密进行，内部文件也必须表明保密级别，大不列颠远征舰队总司令雷尼尔的通讯，更是绝对的军事机密。

雷尼尔将军把情报发给东印度公司9天后的1796年12月30日，亲自率领一艘战舰、一艘单桅帆船和三艘运输船直奔澳门。雷尼尔决定以英格兰皇家海军远征舰队来护送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回国，雷尼尔的行动领先了索马里军舰护航300多年。

大不列颠远征舰队得到军事情报，1797年2月14日，英格兰地中海舰队的15艘主力舰在大西洋圣文森特角同西班牙舰队27艘主力舰遭遇，海军准将纳尔逊违抗上将杰维斯的命令，率兵冲上敌舰与敌人展开肉搏。纳尔逊准将疯子般的打法让英格兰海军意外获胜，纳尔逊以此晋升为海军少将，获得了勋爵封号。

英格兰同西班牙上百年的恩怨再度激化。1797年6月13日，英格兰大不列颠远征舰队得到了欧洲传来的军事情报，由于少将纳尔逊率领的地中海舰队跟西班牙全面开火，英格兰跟西班牙的战事将面临升级。雷尼尔迅速向东印度公司发出了西班牙在马尼拉的军事部署情报：战舰3艘，每艘安装远程大炮74门，最少还有五艘小军舰，军舰上也安装有数十门远程射击大炮。

西班牙在圣文森特角海战的失败让法国人很高兴。尽管西班牙首相跟法国签署和约，可是骨子里西班牙人还是看不起法国人，甚至没有诚意跟法国人合作，更别提走到一起跟英格兰人玩命。现在好了，西班牙人遇到了英格兰疯子，双方在海上玩命，法国人可以坐山观虎斗。

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还在秘密跟雷尼尔少将商洽航线，纳尔逊于1797年7月率领地中海舰队向西班牙的殖民地加那利群岛的特拉里夫岛进攻，这个岛是西班牙殖民了三百多年的老地盘，按照国际惯例这里已经是西班牙的领土。这一次纳尔逊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因右肘中弹而失去了整条右臂。

人生犹如折子戏，低潮过后总会迎来令人激动的高潮。尽管在战争中丢掉了一条胳膊，纳尔逊却因祸得福，伤愈后海军部将其擢升为地中海分舰队司令，纳尔逊迅速成为英格兰皇家海军的典范。1798年1月13日，雷尼尔手下的上校爱德华·库克率领皇家战舰“西贝尔”号和双桅帆船“狐狸”号穿越科雷西多岛，闯入马尼拉湾。

马尼拉湾可是西班牙军舰出没的地方，爱德华·库克上校的战舰行至甲米地，发现西班牙舰队的四艘战舰和四艘小军舰。爱德华·库克身为上校指挥官，对甲米地应该非常了解，这可是西班牙在马尼拉的第一道防线，是西班牙海军的军事要地，爱德华·库克希望纳尔逊神话在马尼拉湾上演。

爱德华·库克很快发现西班牙的战舰跟小军舰毫无戒备，船上晾晒着军装被褥，还能够听到西班牙士兵的号叫，可能是无聊的西班牙士兵在甲板上玩儿躲猫猫游戏。难道命运之神总是眷顾不要命的英格兰皇家海军？爱德华·库克暗自得意。

爱德华·库克企图通过炮战迅速将西班牙的战舰给拿下，可是西班牙人毕竟是甲米地的主人，甲米地作为马尼拉防线，火力配备都是马尼拉殖民地超一流的，爱德华·库克的火炮一发，甲米地的火炮就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将英格兰人的炮火给压制住。无法取胜的爱德华·库克指挥手下打劫了一艘西班牙商船，当英格兰人围住商船，却发现那是一艘空船。气急败坏的爱德华·库克只有掠走几艘西班牙炮艇。

英格兰人的突然袭击让西班牙人提高了警觉，西班牙跟法国人的合作更加密切。大不列颠远征舰队的行动失败了，这让纳尔逊少将按捺不住。1798年8月1日夜，纳尔逊率部突袭了泊于阿布基尔湾的法国舰队，这一仗相当漂亮，一条胳膊一只眼的纳尔逊大获全胜，击败了法国军神拿破仑，这让英格兰老国王乔治三世相当开心，立即加封纳尔逊为男爵。

纳尔逊的疯狂彻底激怒了法国人和西班牙人。

十一艘东印度公司商船就在二道滩，这对于法国人跟西班牙人来说，简直就是到嘴边的肥肉，绝对不可能放过。船长们马上将船上的大炮装备起来，全部进入战争状态。英格兰人还利用中国政府憎恶西方军队在边界开战的心理，马上派人向粤海关监督常福汇报，要求粤海关保卫本口岸采取中立的态度。

常福和粤海关的历任监督一样，都是内务府的包衣奴才，一门心思为皇帝捞银子，战争对于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惊天噩梦。现在法国人跟西班牙人把战舰开到了虎门口，跟英格兰人展开了炮战，这还得了？常福手无兵权，马上将虎门口的战争报向两广总督吉庆。

吉庆是皇族爱新觉罗的远方旁支，父亲万福是江宁将军，吉庆本人曾经担任过大清帝国国防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闽浙总督。嘉庆皇帝登基当年，吉庆接替嘉庆皇帝的老师朱圭，出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结果到广东第二年，广西西隆亚稿寨苗匪勾结贵州仲苗，窜踞八渡。吉庆亲点兵马，率提督彭承尧进剿，克其巢，斩首千级，以功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

军人世家、杀人如麻的吉庆一听常福的汇报，立即就跳了起来，蛮夷胆敢在大清帝国的海域上炮战，马上集结五百名精兵，令中军参将唐光茂领兵，增防虎门要塞。吉庆戎马一生，对火器相当了解，现在蛮夷舰队均是大口径的火炮，无论是射程还是杀伤力，都超越马戛尔尼见过的虎门火炮，要想拒敌于要塞之外，一定要增强火炮攻势。

一切布防妥当，吉庆跟常福商量了一下，说现在洋鬼子在中国海域边上闹事，一不小心就会闹到中国的海域上来，英吉利人派出的军舰保护商船不假，但是他们是绝对不能进入中国海域的，只能在澳门外洋湾停泊。中国皇帝怀柔四海，就让英吉利人按人口买粮，买完后赶紧滚蛋，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必须在限定期内随军舰回国。

英格兰战舰听闻两广总督调集精兵，陈兵虎门要塞，东印度公司广州委员会暗自得意，他们了解到吉庆在虎门要塞的火炮配备后长舒一口气，因为虎门要塞的火炮，足以击碎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的任何一艘战舰。

退守老万山群岛的法西联合舰队很快得到情报，两广总督陈兵虎门口，一旦在穿鼻洋跟英格兰皇家战舰交火，大清帝国的军队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一定会强烈干预，只要双方炮战一开，很难避免虎门要塞不遭遇战争伤害。法西联合舰队跟英格兰皇家战舰在海上对峙四天后突然撤离老万山，英格兰皇家舰队也离开燕子湾。

穿鼻洋再度归为平静，可是英格兰人与法西联军的血战才刚刚开始，海上的军事护航行动将持续到战争结束。两广总督吉庆和粤海关监督常福做梦也没有想到，英格兰人会成为癞皮狗，将陈兵穿鼻洋当成了继马戛尔尼之后又一次名正言顺刺探大清帝国军事情报的借口。这时的大清帝国已经乾坤颠倒，老皇帝乾隆也奄奄一息。

日落紫禁城

英格兰大不列颠远征舰队陈兵穿鼻洋的当天，另一份报告也送到了两广总督吉庆和粤海关监督常福案头。

报告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送来的，报告中提出以后英格兰商人跟大清帝国的商行做生意过程中，将取消西班牙银元百分之二的贴水。以前英格兰人做生意都是大量从欧洲以及印度等地运送白银，如果欧洲没有白银，那么就会直接从印度运送到中国，为了平衡账目，伦敦跟印度之间就产生了远期票据。

1798年，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从欧洲运送了四百六十七箱白银，当时一箱白银重两千八百三十点八零一两，也就是说英格兰人要运送一百三十多万两白银到中国贸易。就这样，英格兰人的国库每年有上百万两白银运送到中国，没有白银的情况下还要支付印度票据的额外费用。

英格兰人在跟大清帝国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大清帝国的商人不喜欢用英格兰人通用的货币西班牙银元。尽管早在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就干掉了海上霸主西班牙，但是西班牙银元全球流通货币的地位还没有被英格兰的货币代替。让英格兰人更为头大的是，大清帝国政府根本就不按照欧洲的游戏规则玩，而是自己定兑换的比率，也就是说西班牙银元跟大清帝国的槽纹银兑换的汇率是大清帝国自己说了算。

乾隆年间，英格兰人洪仁辉到天津告状就是用西班牙银元行贿。那个天津知府灵毓是个土包子，不懂西班牙银元跟槽纹银存在汇率差，原本说好是两千五百两银行的贿赂款，可是洪仁辉给的却是西班牙银元。当时乾隆皇帝愤怒英格兰人洪仁辉在大清帝国土地上乱窜，却没有令人细细研究汇率问题。

西班牙银元的贴水一直超过槽纹银，也就是说西班牙银元相对于槽纹银来说贬值幅度大。吉庆虽然身为总督，却是行伍出身，根本就搞不懂西班牙银元贬值贴水一类的问题，报告是潘有度找人翻译送过来的，核心意思就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已经通知了广州管理委员会，决定新的一个财年取消百分之二的贴水。

潘有度字容谷，是潘启官一世潘振承的儿子，潘振承在世的时候，英格兰人一到广州必先拜会他。在英格兰人心目中，这位爷虽然是二世祖，一样有着潘振承的精明能干，讲规则信守承诺，在广东商界颇有声誉。英格兰人依然喜欢把潘有度叫启官。启官跟一帮子商人们提前就知道了英格兰的变化，因为之前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已经找潘有度一帮人商量过取消贴水的问题。

做生意这个行当，英格兰人应该叫中国人一声祖师爷。当红鼻子蓝眼睛的英格兰人还在混乱中争地盘的时候，中国的战争神算子范蠡已经陪着自己的爱人西施荡舟西湖。那个时候范蠡已经不再是军师，而是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大老板。范大老板这个时候拥有无上的智慧和财力来征服西施。再往后，商人吕不韦更是富甲天下，成为秦始皇一扫六合的重要财政保障。

潘有度的老爸潘振承当年可是西方商人公认的“首名商人”，在中国当时堪称首富，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法兰西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美国商人等西方来中国做生意的公司与个体户，哪一家都有潘氏家族的应付款。

英格兰人突然宣布取消西班牙银元百分之二的贴水，这一点对于潘氏家族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汇率问题，更关系到贸易平衡问题。当然，对潘有度来说这是一个麻烦问题，为了每年的贸易，很多供应商都支付了预付款，现在英格兰人必须考虑眼前的利益，否则双方的生意很难做下去。

潘有度为了增加对英格兰人的谈判筹码，特意拉上了自己的堂兄潘长耀。潘长耀之前就是单干的个体户，由于潘振承、潘有度生意经营地很大，潘长耀的堂兄潘有为仕途堪称平步青云，在纪晓岚手下参与编撰《四库全书》，一直是乾隆皇帝身边的红人，所以潘长耀这个个体户在黄埔港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潘有为在翰林院工作。尽管《四库全书》让乾隆皇帝很开心，但纪晓岚在朝中毕竟仅是一个弄臣，潘有为这个翰林也就是一个耍笔杆子的秘书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潘有为跟潘有度才是亲哥儿俩。潘长耀这个堂兄在黄埔港还要受制于粤海关监督，因为耍笔杆子的秘书跟皇帝的家奴相比，粤海关监督不仅手眼通天，还是粤海关的现管，潘长耀不低头不行。

个体户的舒服日子没过多久。1796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当上太上皇的第一年，新上任的粤海关监督书鲁就强行下令让潘长耀成立丽泉行，在跟洋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充当保商。书鲁这个人是粤海关监督中少有的异数，进士出身，在刑部混了多年，后来转入部队，当上骁骑佐领。

书鲁无论是在刑部还是部队，这位八旗进士都很窝囊。名义上是骁骑佐领，事实上，书鲁是包衣营的佐领，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那些看家护院奴才的头领。书鲁跟嘉庆皇帝长期交好，嘉庆皇帝坐上龙椅后，书鲁终于扬眉吐气了。

可是大清帝国的银子都在大学士宠臣和珅口袋里，嘉庆皇帝很穷，要想跟和珅斗，那就要银子。在古代的皇权政治斗争中，如果你没有银子，皇帝也不好使。有钱的和珅甚至可能在乾隆皇帝没死之前，用银子收买更多的人，让这些人跟嘉庆皇帝作对，乾隆皇帝老糊涂了，随时可能翻手为云将嘉庆皇帝给废了。

父子恩情在皇宫大内都是扯淡，兄弟手足相残、父子拔剑反目比比皆是，嘉庆皇帝何尝不了解这一点呢？乾隆皇帝身体好，一生喜欢美女，留下了龙种无数，嘉庆皇帝并不是龙种中最出色的，好不容易熬到了乾隆皇帝退休，再不能让帝国的首富和珅将自己当皇帝的前程给搅黄了。

要巩固皇帝宝座，有两个途径敛财：一个是全国增加税赋，乾隆皇帝还没死，嘉庆皇帝还不敢这么干，一旦干了会搞得民怨沸腾，给和珅搞掉自己一个天大的机会。留给嘉庆皇帝的还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从粤海关这个号称天子南库的地方搞钱。嘉庆皇帝自然要派心腹到粤海关搂银子。

粤海关监督以前一直是奴才出身，可是他们的智商很高。

在镇南王、平南王、靖南王陆续被康熙皇帝干掉之后，王商消失。雍正皇帝时期对外贸易商人出现很多风险，尤其是不好管理外国商人，粤海关的监督们就想出让中国商人去摆平外国商人，让中国商人充当中间保人，这样一来保商出现。保商拥有优先跟洋商交易的资格，很多商人一开始为了获得保商位置，不断捐虚衔，加上保商带有特许性质，所以外国人都叫保商“官”。

保商拥有特许状，一旦出现问题，第一个被拉出来打板子的就是保商的老板。一旦出现保商亏损破产，甚至欠洋商债务，保商本人下大狱，严重者充军伊犁。更为关键的是，保商破产后的烂账那是不能赖掉的，大清帝国的皇帝们都是要面子的人，泱泱大国怎么能够赖掉蕞尔小国那些下贱商人的钱呢？皇帝们于是就立了一个规定，破产保商的烂账必须由其他保商集体赔偿给洋商。

潘长耀在堂兄们护佑之下搞个体户，生意不愁，更不用担风险。书鲁当然看好潘长耀，这个主儿有商业头脑。如果保商中多了这么一位，自己就可以多为皇帝捞一笔银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将粤海关的管理风险降低，一旦出现保商破产，多了潘长耀这样的保商，烂账等问题也就容易解决得多，不会伤到粤海关的元气，自然也就不会影响到自己为皇帝稳定地捞银子。潘长耀在1796年不但被强迫成立商行，还迅速补充进公行，开始了自己的保商生涯。

书鲁的如意算盘可坑苦了潘长耀，尽管书鲁几个月后就调任两淮盐政，但后任的粤海关监督大人们也不会放过潘长耀，潘长耀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英格兰人这一次要取消西班牙银元的贴水，这对于潘长耀来说其实是个机会，因为他跟他的堂兄潘有度手上握有大量的西班牙银元，可以换取更多的白银了。为了让总督大人支持，又要让英格兰人感到压力，当潘有度要自己一道跟英格兰人谈判，潘长耀就知道潘有度肚子里的弯弯绕。

潘有度跟潘长耀到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非常明确地提出在购买印度的棉花以及其他产品的时候，大部分的款已经交付，所以结算方式还是按照上一个季度的老办法，在贸易的过程中不要用银元整箱计算，而是继续数个数。

英格兰人非常清楚，潘有度跟潘长耀是黄埔港数一数二的大老板，他们的谈判就代表整个粤海关商行，所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潘长耀立即跟潘有度合计，西班牙银元的贴水往往高过纹银的贴水，取消了百分之二的贴水，西班牙银元变相升值了，更值钱了。在银本位时代，很显然英格兰人希望用同样的西班牙银元买更多的中国货。

潘有度跟潘长耀琢磨着说服总督吉庆接受西班牙银元在粤海关流通，他们两人忽悠吉庆说纹银的贴水太高，如果商人拿着纹银跟洋人做生意，中国人就会亏损很多，这样导致白银外流，不划算。

吉庆一直读书做官，甚至领兵打仗，对金钱没什么概念，对汇率就更不懂了，听潘有度跟潘长耀这两位一忽悠，感觉很有道理。可是粤海关的监督常福是个人精，可能是奴才当久了，对情报工作很敏感，听闻英格兰人要取消西班牙银元百分之二贴水这事儿，而十三行的商人们暗地里囤西班牙银元，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英格兰人的问题可以说已经火上房了，长年累月地打仗，国库空虚，东印度公司不断往英格兰国内输血。英格兰人在印度的日子并不那么舒坦，从1774年占领了硬骨头奥德，到1799年用了25年时间才将印度南部具有很强实力的封建土邦迈索尔给占领。就是那个奥德，让东印度公司大伤脑筋，军费不得不发行一千万英镑的公债来维持。

早在1769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案》，法案规定，原加尔各答的省督改为总督，并由国家直接任命，其任务是代表英格兰政府全权管理英格兰占领下的印度全部领土。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定，被占领的土邦必须跟军队签订“军队补助金联盟”盟约，让英格兰军队驻扎地的土邦支付军费。

奥德要塞是英格兰人统治印度南部的咽喉，当然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跟当地的土邦首席执行官签订了盟约，英格兰派驻一万人的陆军驻扎在奥德要塞，奥德首席执行官负责英格兰陆军的军费。老执行官死了，儿子登上了执行官宝座，可是老执行官欠了东印度公司一屁股的债，一万人的军费欠款高达一百四十多万英镑。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早在1792年的时候就因为印度各土邦财政紧张，一直拖欠军费，当年发行了七百万英镑的公债用于支付军队费用，奥德要塞拖欠最多。东印度公司天天派人到奥德首席执行官府上收账，收不回来就派军队去鼓噪骚扰。年轻的执行官被逼得快疯掉了，实在找不到银子，只有冒天下之大不韪，抢劫自己老娘跟祖母的财宝，用于归还东印度公司拖欠的军费。

奥德执行官忤逆抢劫老娘的财宝还账，但是进项一直是个问题，旧账还完，新账立即产生，无奈之下又成了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务人了。军队的军费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军队出现内乱，东印度公司会迅速消失在印度大地之上。到了1799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高层们一次又一次地开会，酝酿着发行一千万英镑的公债来养在印度的庞大军队。

常福根本不了解英格兰人在印度的窘境，更不明白为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取消西班牙银元百分之二的贴水。现在每年东印度公司跟大清帝国的贸易逆差在一百万两白银以上，加上欧洲连年不断的战事，整个英格兰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不过常福很快就明白了一个问题，洋人花更少的银元可以买走更多的货物，粤海关对运来的银元征收的税收少了，运出的中国货总额少了，征收的货物税收也会随之减少，到时候怎么跟嘉庆皇帝交差？

吉庆可不理会常福那些弯弯绕，潘有度跟潘长耀非常清楚总督跟粤海关监督两人心思。总督是为国家服务，税收是上交户部的，粤海关是为皇帝私家服务的，税收是交往内务府的。粤海关收走的越多，商人们挨了粤海关这一刀，利润少了，生意自然就会萧条下去，地方政府还怎么从商人手上收税？这样浅显的道理吉庆当然明白。

西班牙银元汇率问题让两广总督府跟粤海关争论不休，潘有度、潘长耀终于跟总督大人站在一起跟监督大人斗。常福跟吉庆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一个噩耗从北京城传来。1799年2月7日，太上皇乾隆龙驭殡天了。乾隆的死亡标志着封建集权的巅峰时期结束了，大兴文字狱毫无人权的时代过去了。

乾隆皇帝的归天让嘉庆皇帝长舒一口气，压在头上的这座大山终于倒了。不过万里之遥的马戛尔尼心中却是热血沸腾，当年回国之后，他给乔治三世的报告中说，大清帝国是在一个强悍的皇帝跟一批精明能干的文臣武将拱卫之下继续苟延残喘。因为在马戛尔尼眼中，大清帝国不堪一击，只是一只自欺欺人的纸老虎。

死亡总是寂寞的，乾隆皇帝在他退位的前一年，从传教士的口中听到法国雅各宾派将国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给推上了断头台。听到这个消息后，老乾隆泪流满面。一生大兴文字狱、镇压内乱反叛不断的他尽管自娱自乐拥有十全武功，但退位前夕，乾隆皇帝内心的恐惧谥于言表。欧洲人能将路易十六的脑袋砍下来，自己跟自己的子孙们呢？谁能够真正感受到乾隆皇帝的孤独与恐惧呢？

乾隆皇帝驾鹤西行的路上又是热闹的。那一年，在遥远的北美洲，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第一任民主总统华盛顿也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当年华盛顿带领军队南征北战的时候，乾隆皇帝也在忙于平定西北边疆叛乱。美国立国之后，华盛顿跟兄弟们回老家种地去了，乾隆皇帝却在沾沾自喜。这一年，两位历史无法忘记的元勋，都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曾经无限留恋的国度。

路易十六的脑袋被雅各宾派给砍了，英格兰人在埃及狙击军神拿破仑，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军队饥肠辘辘，整个世界陷入无序的状态之中。当乾隆皇帝跟华盛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的时候，欧罗巴却迎来了一位可怕的新皇帝：拿破仑。这个时候，还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却对大清帝国开始了秘密调查。

总督的底线

1799年，日本出版了一本奇书《清俗纪闻》。

日本从秦朝开始，在中国人面前就一直装孙子，尤其是到了三国时期，中华文明渗透到日本各个领域。唐朝的时候，日本更是将中国当成了天国，在当时的首都长安城设立了领事馆，日本人以大唐帝国皇帝叫他们倭人为荣。唐朝大臣出使西域诸国路上，日本使馆还派出武术高手做保镖。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政治体制更是全盘照抄大明帝国体制。

装孙子上千年的日本人，在乾隆皇帝死的那一年突然冒泡儿，写了这本《清俗纪闻》，如果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眼界去阅读，可以说是日本人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结论为：中华文明已死。日本人的奇书却没有引起大清帝国的重视，尽管德川幕府对大清帝国表面上毕恭毕敬，可是全面了解《清俗纪闻》的出版始末，不难发现日本人对大清帝国的情报收集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

日本人在出版《清俗纪闻》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总量的28.7％，世界上10个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有6个在中国。无论在马戛尔尼看来，还是在日本人看来，身为世界强国的大清帝国已经是外强中干了。《清俗纪闻》在出版之前，德川幕府已经密令唯一对外窗口的长崎收集大清帝国的情报。

《清俗纪闻》的作者中川忠英（字子信，1753～1830），是德川家的直属武士（旗本），1795就任长崎奉行，主管幕府直辖的长崎市行政警察兼管理唐（清）、兰（荷兰）贸易。1797年又被提拔为管理幕府财政的勘定奉行，并兼管幕府直辖地的人民司法，派遣下属官员秘密调查各地发生的社情事件。这位爷后来被提升为大目付，作为幕府老中（丞相）的耳目，监视各地诸侯行动，成为德川幕府情报部门的核心人物。

身为德川家的心腹干将，中川忠英自然对收集大清帝国的情报相当重视，命其下属要员近藤重藏、林贞佑指挥长崎的唐通事调查询问当时去长崎进行交易的清朝商人，包括福建、浙江、江苏一带年中行事、居家、冠服、饮食制法、闾学、生诞、冠礼、婚礼、宾客、羁旅行李、丧礼、祭礼、僧徒等习俗、民俗。

调查者盘问得相当细致，如记录当时满清人洗脸：男女均在洗脸前先卷起袖子，以防弄湿衣服，不向前后溅水。活动的时候需要脱去上衣，只穿小衣，系紧腰带，以便于行动最为重要。到长崎做生意的大清商人的服饰让日本人感到很不舒服，扎辫子穿蛮服，大清帝国已经不是正统的华夏文化了。

中川忠英心中，中华文明已死，这个国家已经被蛮夷征服了。日本从三国到唐宋，在中国最伟大、最辉煌的时候已经学习了中国的文明，现在日本完整地保留了中国的文明。在鄙视清王朝的同时，中川忠英希望弄到更为准确的情报，除了商人们说的内容之外，还特命画工在大清帝国商人们的指导和确认下，详细地绘制了各种事物的图像。

调查结束了，中川忠英的情报工作让德川幕府很是满意，让幕府丞相老中任命的大学头林衡亲自撰写序言。幕府大学头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祭酒，是幕府进行思想统治的主管官员。林衡是当时幕府的笔杆子，写了《德川实纪》《蕉轩杂录》等著作，是代表当时日本官方思想的水户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清俗纪闻》在出版之前有一个书名《续清朝探事》，这个书名源于德川幕府六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2）时代的《清朝探事》，《清朝探事》是德川吉宗汇编搜集大清帝国情报的秘密档案。不难看出，中川忠英的《清俗纪闻》调查的真正使命是军事情报搜集，只是在乾隆皇帝死的当年，以嘲讽的世俗姿态来掩盖了日本人的野心。

日本人在德川幕府的高度集权统治下，愚昧而又快乐地生活着，在他们的意识里，中华文明已经随着八旗铁骑消失在滚滚红尘之中，野蛮的满洲八旗已经不是文明的化身。日本人这个时候骨子里已经瞧不起大清帝国。

在日本人的眼中，文化跟文明是可以传承的，他们从秦汉开始就仰中华之鼻息，甚至更多的时候是中国统治者心中的一个郡县而已，他们尽管也经历了蒙古飓风，但是他们最终逃脱了野蛮的蹂躏，保留了唐宋文明。

日本人一边收集大清帝国的各种情报，一边嘲笑中华文明的衰败。他们甚至在书中大言不惭地认为，中华文明的精髓仅在日本留存，中国人要想复兴，那就要向日本人取经。日本人的大言不惭，除了轻佻的嘲笑，更重要的是掩饰他们对大清帝国情报的窥探。尽管德川幕府也出现过几个不要命的将军，但是日本人还不敢正面跟中国叫板。

英格兰人才不管什么中华文明，马戛尔尼敬畏的老皇帝乾隆已经驾鹤西行了，当了四年儿皇帝的嘉庆皇帝，尽管脸上悲戚戚，心底却比过年还高兴。马戛尔尼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跟乾隆皇帝打交道，一定要先过了和珅和大人这一关，现在好了，老皇帝刚刚咽气，嘉庆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将和大人关进了死牢。

和珅一党当时已经把控了整个帝国的军政大权，不过嘉庆皇帝没有给和珅翻盘的机会。乾隆皇帝死后的第二天，嘉庆皇帝就谴责在四川前线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玩嬉冒功，并以此为借口解除和珅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大臣职务。福长安当时跟和珅珠联璧合，手握帝国五十万左右的精锐部队，这一点也是马戛尔尼最为忌惮的。乾隆皇帝看上去威风八面，事实上整个大清帝国是以和珅为首的强悍官员支撑着。

没错！乾隆时期，无论大小战事，都能看到福长安以及和珅的弟弟和琳的身影，和珅集团掌控的部队可与康熙初年的权臣鳌拜一较高下。最疯狂的时候，嘉庆皇帝的身边到处都是和珅的间谍，和珅完全可以颠覆嘉庆皇帝的政权。和珅这个马戛尔尼眼中的帝国中流砥柱，他得罪的不仅仅有监察御史钱沣、大学士刘墉、翰林院编修范衷、军机大臣王杰、户部尚书董诰、礼部侍郎朱珪、军机大臣阿桂，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没将嘉庆皇帝放在眼里。

嘉庆皇帝急迫地将和珅和福长安给搞下课，在刘墉的出谋划策下，还将和珅给抄了家。嘉庆皇帝身为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和珅的家当可比皇帝大得多。抄家完毕当晚，嘉庆皇帝为了将和珅的财产装入私囊，公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白银八亿两全部充公。当时大清帝国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

和珅下被大狱了，表面看是嘉庆皇帝公报私仇，事实上是那个自诩“十全皇帝”的乾隆，早已将大清帝国给糟蹋得面目全非。嘉庆皇帝想起老爹乾隆皇帝当年暗自忏悔的一句话：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皇帝到底留给了嘉庆皇帝什么样的遗产？

和珅府中的金银珠宝，可以抵上大清帝国十五年的税赋。在财力上让嘉庆皇帝可以松一口气。事实上，嘉庆皇帝的心底在流血，看上去强大的大清帝国，官员们整天不是食君之禄，分君之忧，而是整天想方设法做假账，一方面将亏空的财务数据造假，一方面将国家的银子变成自己的银子。

官员在财政方面做假账，这让嘉庆皇帝苦不堪言。帝国的皇帝都看不到真正的财务账目，一个国家又怎么可能进行科学的预算？没有科学的预算，还提什么科学发展观？因为财务造假问题，和谐社会就更别提了，地方官忽悠中央，中央忽悠皇帝，皇帝就成了天下最大的傻帽儿，自然最后就会定出滑稽的国策，天下人不造反已经让嘉庆皇帝欣慰了。

老爷子乾隆皇帝刚刚死掉，嘉庆皇帝就把和珅下了大狱，但他心里还是高兴不起来，身为皇帝也只能抱怨：“近年则新旧交相连络，明目张胆，不待任内亏空不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从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若不肯接收，则监交之员两边说合，写立议单。其不肯说合者，又令写立欠券，公同书押，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

大清帝国亡于乾隆。

嘉庆皇帝接手的乾隆遗产中，不良资产触目惊心，仅乾隆四十年至六十年期间，被查处的帝国大员就有二十多人，从管理帝国少数民族的最高长官，到地方总督、巡抚，从掌管帝国盐政税收的二品大员到国防部副部长，帝国高级官员落马的背后，贪墨银两少则几万两，多则数百万两之巨。

理藩院尚书：富德

云贵总督：彰宝、李侍尧

闽浙总督：杨廷彰、富勒浑、陈辉祖、伍拉纳

直隶总督：杨景素

四川总督：阿尔泰

陕甘总督：勒尔瑾

两淮盐政：高恒

江西巡抚：阿思哈、郝硕

贵州巡抚：良卿、钱度

江苏巡抚：闵鄂元

浙江巡抚：福崧、王亶望

山东巡抚：国泰

湖南巡抚：方世俊

福建巡抚：浦霖

兵部侍郎：高朴

在上书房工作多年，正忙着编修《高宗实录》的大文学家洪亮吉，给郁闷中的嘉庆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名叫《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这已经不是洪亮吉第一次抨击帝国弊端。在1798年洪就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当时乾隆皇帝还没死，在当时可是犯了大忌，洪只能以弟丧辞职回乡。

乾隆皇帝死了，嘉庆皇帝的老师朱珪爱惜洪亮吉才华，将其召回北京。没想到这老爷子很执著，他在奏疏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材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

洪亮吉的话犹如一把利剑，深深地刺伤了嘉庆皇帝的心。

尽管奏折一针见血，可是未必让嘉庆皇帝欣赏，洪亮吉的折子一到嘉庆皇帝手上，嘉庆皇帝就暴跳如雷，立即将洪亮吉下大狱。洪亮吉没有经过审判，就让嘉庆皇帝给定了死罪。在朱珪等人的斡旋之下，“恩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

洪亮吉将大清帝国的外强中干完全暴露，嘉庆皇帝怎能不生气呢？文学家天生也是偏执狂，嘉庆皇帝担心洪亮吉一路西行会写诗狂骂自己，洪亮吉走到保定就接到不许饮酒、不许作诗的圣旨，洪亮吉只能一路憋屈，直到一百天后在伊犁接到皇帝赦免的圣旨，洪亮吉才放开嗓子哈哈一笑，吟诗一首：

谪出长城不许诗，

一看瀚海放歌奇。

伊犁河谷行舟赏，

塞外风情醉笔痴。

头枕天山明月睡，

神游冰岭雪鸡嬉。

纵横篆隶闻西域，

戍百归乡驻足辞。

嘉庆皇帝自己心里非常清楚，1799年6月向帝国官员发出一道谕旨：

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实不能除弊去害。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唯恐朕斥其专擅，小臣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

大清帝国官场不仅仅贪官多，吏治松弛。《东华录》记载：不但巡城御史有坐城之期，即京堂官除六部外，其余各衙门亦俱设有堂期名目，每隔三五日始一进署，以致案牍积压。更为搞笑的是马上夺取天下的八旗，让嘉庆皇帝异常愤怒：“朕于甲辰年（1784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

乾隆皇帝在热河曾经想将五品的吴熊光提拔为军机大臣，结果被和珅所阻。乾隆皇帝死后，吴熊光调任河南巡抚位置。当时白莲教在中原闹腾，吴熊光带领绿营步兵围剿，可是绿营令吴熊光异常失望：“今乃视为畏途，退避不前，此皆由带兵官员不知体恤，任其褴褛冻饿，甚至以牛皮裹足，亦全不为意；其有赴义捐躯者，无论兵丁乡勇，俱不肯按名咨恤，何怪乎乡勇之不愿入伍食粮，兵丁子弟亦不愿报充营缺耶！”

大清帝国的常规化步兵已经让嘉庆皇帝感到无可救药，可是帝国名将、太子太保勒保的一份奏折却让嘉庆皇帝不寒而栗。当时勒保率领帝国大军在四川征剿白莲教起义，可是帝国精锐特种部队键锐营、火器营根本就不听这位前线统帅的调遣。勒保无奈之下只有给嘉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键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与其久留糜饷，转为绿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无庸续调。”

英格兰人对乾隆皇帝以及和珅的相继死亡暗自窃喜，对嘉庆皇帝接手的烫手江山又非常地担忧。和珅在大清帝国堪称难得的外交人才，仅语言天赋在大清帝国就无人能敌，他会满语、英语、葡萄牙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汉语、蒙古语、藏语等八门语言。马戛尔尼对他的外交手段以及外交胸怀赞不绝口。现在这位外交大佬死了，留下来掌握朝政的都是刘墉、朱珪这样的八股文人。英格兰人已经明显感觉到大清帝国的陨落，未来之路也许如同和珅一般苍凉。

英格兰人要摸摸嘉庆皇帝的底牌。

1799年10月31日，英格兰大不列颠远征舰队司令雷尼尔派遣的旗舰“高傲”号、“三叉戟”号和“狄俄墨德斯”号抵达穿鼻洋。雷尼尔派遣军舰闯入穿鼻洋的理由是西班牙的战舰在5月、6月期间，一直在澳门附近骚扰英格兰商船。远征舰队派出军舰是为了护卫英格兰商船，直到将英格兰商船护送到好望角。

雷尼尔的行动事实上是要摸清大清帝国的底线，因为在战舰进入穿鼻洋之前，雷尼尔已经向印度总督莫宁顿勋爵提交了一份报告。尽管报告上说是为了护航，可是英格兰的战舰到了中国的海域就不想走了，甚至找出各种理由停留在中国的海域上。雷尼尔派出的三艘战舰中，“三叉戟”号配备了64门远程大炮，“狄俄墨德斯”号上有50门大炮，这在当时都是火力一流的战舰。

英格兰人很快找到了借口，“高傲”号在穿鼻洋遭遇暴风，折断了前桅、后桅、船首斜桅和舵，因为“高傲”号是皇家船，所以需要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提供装备和补充伙食，并将“高傲”号驶入虎门内进行修理。

船长罗利就想马上率领三艘战舰浩浩荡荡开进虎门，为了表示友好，还将远征舰队司令雷尼尔写给总督吉庆的信送抵管理委员。雷尼尔的信大意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给英格兰皇家战舰提供装备和伙食等后勤补给的方便。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霍尔立即将信提交给行商们商量，以潘有度为首的行商们一看雷尼尔的信都很惊慌，罗利的船必须马上停下来，否则要出大乱子。

潘有度非常严肃地跟霍尔指出了雷尼尔的幼稚，无论是商船还是战舰，都不能进入中国海域，大清帝国的海关只有粤海关，英格兰的皇家战舰没有皇帝的允许是不能进入中国海域的。更何况雷尼尔的信中只提到了两广总督吉庆，吉庆没有皇帝的首肯就答应了英格兰人的请求，让“高傲”号进入虎门，肯定要乌纱帽落地。“高傲”号要想进入虎门修理，如果不通过粤海关监督佶山，问题就难以解决。

佶山跟以前的粤海关监督一样，属于内务府包衣奴才，隶属于内务府镶黄旗，在内务府的时候跟嘉庆皇帝走得很近，混了个郎中职位。别看这个职位不高，在内务府地位却很高，嘉庆皇帝下令抄和珅的家，以成亲王为首的五位皇帝宠臣成为抄家负责人，佶山就是其中的一位。和珅的家抄完后，佶山的仕途就跟坐上火箭一般，由郎中迅速调任二品的粤海关监督位置上。

在内务府的档案中，佶山的记录不多。这位爷在粤海关监督任上口碑不好，可是这位爷有一个很争气的儿子——瓜尔佳·阿灵阿。瓜尔佳·阿灵阿从一个内务府主事开始，做到户部侍郎，工部、吏部、礼部、刑部、兵部尚书，成为和珅之后唯一执掌大清帝国六部的权臣，加太子太保衔。

霍尔是个一根肠子捅屁眼儿的英格兰人，死活就是不肯改变信函上的称呼。霍尔身为广州管委会主任，确实不敢擅自更改远征舰队司令的信函。潘有度脑子灵活，知道佶山是个土老帽儿，根本就不懂英文，就说既然英格兰人不同意更改原件上的称呼，那就在汉文翻译稿件上，将佶山的名字加上去。

佶山拿到行商们递上来的信函，在手里翻看了无数次，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收到英格兰司令官的信函。以前只是听说过英格兰人总是给中国皇帝以及高级官员写信，英格兰的皇帝还一口一个万寿无疆，没想到现在堂堂的英格兰远征司令官也给自己写信，信中可是请求帮助补给皇家战舰装备跟饮食。

潘有度一帮人篡改的雷尼尔信函，让佶山无比欢欣。跟当年乾隆皇帝的遭遇一样，人家一口一个大兄弟，被中国的官员翻译的时候改成了孝子贤孙。佶山不知道内情，跟吉庆一合计，既然“高傲”号都坏了，就让他在中国海域上修理吧，但是不能让英格兰的战舰在中国炮舰视线之内，否则容易惹麻烦。

11月8日，吉庆跟佶山派出代表通知霍尔，“高傲”号可以在虎门外十五海里之外，不在帝国炮台视线范围之内的安全碇泊所碇泊修理，皇家船可以获得伙食的供应，不过至少十天间隔从广州运去。

霍尔一听就急了，十多天才运去，那还不将穿上的远征精英给饿死？皇家战舰停在那么远的地方，雷尼尔的试探计划岂不是落空？霍尔立即提出抗议，希望能够将运送伙食的时间缩短，能让损坏的“高傲”号驶入穿鼻洋修理。

吉庆跟佶山又商量了一番，决定同意霍尔的要求，不过“高傲”号只能停留十天，还有就是罗利带来的帆船“天佑”号不要驶入内河。英格兰人听取了吉庆的许诺，却没有履行承诺，私自将“天佑”号驶入内河。

11月23日一大早，一帮恶狠狠的衙役将潘有度一行行商提到总督衙门。

潘有度等人诚惶诚恐，吉庆跟佶山相比，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帝国官员，一大早怎么会如此地狂怒？一路上，行商们相互对望，却不敢声张。战战兢兢地进了总督衙门，威武雄壮的衙门顿时让行商们肝胆俱裂。

吉庆将一份报告扔到了行商们的面前，潘有度等人细细看了报告，知道英格兰人捅了大篓子。私自允许蛮夷战舰进入大清帝国的海域已经触犯了要掉脑袋的律法，勒令驶离帝国内河的“天佑”号居然还盘桓在虎门，整天游弋，借口为“高傲”号运送后勤补给。

报告是虎门炮台的守将写的，说“天佑”号一直在炮台周围游荡，一直没有离开的迹象。虎门守将也是奉命行事，当初“高傲”号是两广总督跟粤海关监督允许开进穿鼻洋的，伙食运送也是得到许可的。英格兰人就是打时间差，两三天运送一次，“天佑”号就在虎门炮台周围转悠，不违反两位大人的规定。

吉庆执掌两广，加上在军营带兵打过仗，自然对《孙子兵法》等兵书烂熟于胸，英格兰人浩浩荡荡开着军舰进入帝国海域，在请求没有得到满足后，利用“天佑”号这样的帆船来探帝国军事重地，英格兰人的做法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必须让他们马上滚蛋。

英格兰的皇家战舰进入穿鼻洋，已经上升到领土主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时间越久，问题可能越复杂、越麻烦，英格兰人必须滚蛋，吉庆的态度非常强硬。可是吉庆很快就失望了，到了12月4日，不仅“天佑”号没有滚蛋，“高傲”号也早已修好了，还是没有滚蛋。他们再不走，到时候一到季风期就更走不了啦，那个时候英格兰人又有理由申请留下来。

潘有度一行又到总督衙门去解释。刚一进门，吉庆往日的平和没有了，一开口就质问：为什么“高傲”号还没有离开？潘有度知道，吉庆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允许“高傲”号由当初的十天延长到二十五天，可是英格兰人为啥不走，他们也不知道，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就撒谎说英格兰人的货物等还没有采购完毕。

吉庆可管不了那么多，盛怒之下提出，如果英格兰人的战舰不开走，粤海关只能关门，不贸易了。潘有度一行吓坏了，在粤海关关门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恶化的时候还调动了军队。一旦闹到停止贸易的地步，黄埔港的行商们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闹不好就被发配到新疆，给戍边的高级将领当家奴，家中妻女卖到窑子当妓女。

霍尔根本就不理会吉庆这一套，因为他非常了解中国的官僚体系。尽管粤海关监督现在已经没有密折专奏之权，但是粤海关还真不是两广总督能管得了的，这个衙门是皇帝的，官员是内务府派来的，吉庆说停止贸易没用，佶山说了也没用，只有皇帝说了才算。

嘉庆皇帝虽然从和珅家里抄没了八亿两白银，要想稳固已经千疮百孔的帝国，还需要大把的银子。大清帝国只有一个贸易海关了，再关闭了就失去更大的一块收入。霍尔抓住帝国皇帝的软肋以及两广总督的软肋，继续执行雷尼尔刺探大清帝国军情的密令，“高傲”号继续找理由赖在虎门附近活动。

佶山给吉庆支招，英格兰人不滚蛋，那就逮住行商们不放，英格兰的战舰一天不离开，行商们一天就不得安宁。潘有度一行找到霍尔，表明“高傲”号跟“天佑”号必须离开，否则大家就没法做生意了。霍尔一看商人们不高兴了，东印度公司财务本来就紧张，一旦生意真的黄了，到时候不好交差，不得不于1800年1月2日离开帝国海域。不过很快一场命案发生，中英司法领域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爆发了。

联合审判庭

2月21日傍晚，夜幕降临，一艘从伶仃洋方向驶来的帆船徐徐驶进黄埔港。

这艘名叫“天佑”号的帆船在两个月前让两广总督吉庆火冒三丈。尽管在1月2日驶出了虎门炮台，可是英格兰人的战舰并没有真正离开帝国海域，一直在澳门与伶仃洋之间徘徊，将九十五箱西班牙银元运送到三艘商船上。

三艘商船事实上都是全副武装，由海军上尉梅奥负责商船上的海军部队。“天佑”号运送完了银元之后，为了接送“马德拉斯”号上的海军军官，再次返回黄埔港。晚上十一点，黄埔港已是夜深人静，突然，有一艘小艇出现在“天佑”号的船头之下。

梅奥跟随奥尼尔很多年，对中国海域的海盗有所耳闻，不过这几年没有遇到过什么海盗。他也担心自己真正遇到海盗，在睡觉之前反复叮嘱站岗的警卫员，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佑”号是在总督盛怒之下离开又返回的，一旦出现海盗，闹出麻烦不好解决。

站岗的英格兰皇家海军警卫发现了小艇，立即叽里呱啦吼叫。小艇上的人是中国广州的农民，根本就听不懂英格兰人嚷嚷个啥。英格兰警卫连续吼叫了三声，小艇反而越来越近。警卫在执勤之前就听梅奥说，中国人经常趁黑割断欧美商船的船缆，然后将帆船等盗走。警卫见警告无效，端着毛瑟枪就朝小艇射击。

英格兰人突然开枪，小艇上的中国人惊慌失措，立即掉转船头向岸边跑，英格兰人不依不饶，在后面紧追不舍，还没有到岸边就将中国人追上，并将中国小艇连同伤者一同扣留，带到了“阿伯加文尼”号上。梅奥写给奥尼尔的报告中称，一名中国人受伤，帆船上的英格兰人立即将伤者送到“阿伯加文尼”号上，让皇家海军的军医包扎伤口。

身为枪击现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梅奥非常清楚枪击带来的恶性后果。在中国的历代律法中，无论死者是谁，率先开枪或者动刀将人杀死，都只有一个判决结果：杀人者死。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霍尔立即给梅奥出主意：现在伤者在“阿伯加文尼”号上，那就让该船的买办送一些小礼物给伤者，为了避免伤者家属闹事，也给他们的亲戚朋友送点礼物。

中国是礼仪之邦，面对他人的礼物的时候，总是那么不好意思。霍尔在中国混了几年，自然对中国人的待人接物等风俗非常了解。梅奥虽然是皇家海军的上尉军官，但对中国的人情世故还是不懂，霍尔只有亲自出马，让英格兰商馆的买办用一两百块银元，跟伤者家属庭外和解。

霍尔的庭外和解一旦成功，将是中外枪击案件庭外和解的第一案。梅奥在2月13日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警卫不仅打伤了一名中国人，还有一名同伙也受伤了，并且已经死了。梅奥听到这个消息时吓坏了，一旦死人的话，不仅“天佑”号麻烦不小，“阿伯加文尼”号也脱不了干系，开枪的皇家警卫甚至要被中国官员拉到广场砍头。

当年的“休斯夫人”号因为礼炮误伤中国船工，最后英格兰人不得不交出一名印度奴隶抵命。梅奥自然无法忘记当年血淋淋的教训，于是再度进行调查。调查报告中，梅奥强调，警卫射击的时候，只有一人在划尾桨，当帆船追上小艇后发现有五人藏在艇底，其中一人立即跳下海泅水到岸上去。

情况调查清楚了，梅奥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万一“阿伯加文尼”号上的伤者医治不及时死掉的话，英格兰人这一次又要交出凶手让中国官员杀掉。2月14日，情人节，欧洲青年男女最期待的这一天，年轻的上尉梅奥没有心情思念远方的情人，这一天他将伤者带回了“天佑”号，并让军医随行医治。

梅奥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枪击案件庭外和解，霍尔找到了“阿伯加文尼”号的保商、东升行的老板刘德章出面具体办理和解事宜。可是到了2月18日，刘德章给霍尔带去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那名跳下海泅水的中国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家属找不到人，只有一纸诉状告到了番禺县衙。

刘德章身为十三行行商的二把手，无论是在欧美商界，还是广东官场，都有相当的影响力。霍尔原以为刘老板能够搞定这桩枪击事件，没想到事情越来越复杂。由于黄埔港正处于番禺县的管辖范围之内，有中国人因为英格兰枪击失踪，番禺县衙自然要为民做主，接下诉状开庭审理这起国际官司。

霍尔非常清楚，一旦番禺县衙开庭审理枪击案件，那么稍有不慎，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以及广东巡抚等官员都会以关闭黄埔港贸易来威胁，让英格兰人交出真凶。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是英格兰国王，可东印度公司跟皇家海军最大的区别是股份制。霍尔立即想到了一个办法来应付大清帝国官员。

“天佑”号跟东印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霍尔给两广总督吉庆的备忘录中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霍尔在备忘录中不断强调，如果中国人将缆绳割断，就会导致英格兰皇家帆船漂流到远处，尤其是在夜晚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后果会非常严重。霍尔甚至威胁吉庆：在我们管理下的任何船只都不得有这种事情发生。

霍尔言外之意，东印度公司是商船，管理非常严格，“天佑”号他们是英格兰皇家海军，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割断缆绳那么简单，这是中国人在向英格兰皇家海军挑衅。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盗窃行为，而是一种军事攻击行为。作为皇家海军警卫，这牵涉到国家主权问题，却让大清帝国的官员审判中国人自己的偷盗行为。

吉庆一看霍尔的备忘录，就知道英格兰人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吉庆让刘德章转告霍尔，他身为两广总督，完全相信农民有割掉英格兰船只缆绳的可疑行为，但是他只能公正地审理判决此案。吉庆告诫霍尔，英格兰人应该信任帝国官员在审理中的公正，只有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出庭受审，才可证明自己所说的那些中国人的意图残忍的理由，才能公正地判决。

当年的“休斯夫人”号礼炮血案中，放炮的凶手在事发后溜走了，广东地界上的官员为了交差，只有强迫英格兰人交出一个可怜的印度人当替死鬼。身为皇族后裔的吉庆，管学生出身，算深受中华礼仪熏陶，怎么可能鲁莽地将英格兰人的命给草菅了呢？当然，吉庆更担心英格兰人给溜了，于是决定请君入瓮。

“相关涉案人员必须带来广州，他们一定会得到极其公正与合法的审讯，审讯的程序可以在城内的府衙，也可以在商馆附近进行，欧洲人有全部自由决定认为适当的官员出席。”吉庆的这个承诺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这让霍尔等人都有点惊讶，身为行商二把手的刘德章更是错愕。

既然吉庆总督都这么给英格兰人面子，英格兰人总不能给脸不要脸吧？刘德章跟霍尔商量，既然吉庆这么有诚意，那身为“阿伯加文尼”号舰长的迪尔科斯以及帆船“天佑”号的指挥官应该都要参加庭审。霍尔犹豫不决，刘德章只有请出行商老大潘有度来规劝霍尔以及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的成员。

霍尔跟迪尔科斯完全是两个体系，所以他没有权力要求迪尔科斯到广州参加庭审。只有在2月21日以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给迪尔科斯写了一封信，将几天来发生的一切以及广州官员的要求进行了陈述。至于迪尔科斯来不来广州参加庭审，霍尔这样写道：“我们相信由于公司的大量利益的重要性，故要求在你采取任何决定以前，先加以严肃审慎的考虑。”

刘德章跟潘有度非常欣慰霍尔的行动。第二天，霍尔写给迪尔科斯的信还没有送到伶仃洋，迪尔科斯从伶仃洋发出的信就到了。迪尔科斯在信中承认射伤中国盗贼的事实，但是“阿伯加文尼”号隶属英格兰皇家海军，所以解决枪击事件应该由英格兰国王跟中国皇帝面对面交涉，不要双方的商人参加。

迪尔科斯没在中国待过，更不知道中国官场规则。英格兰的国王在中国皇帝眼中，就是一个蛮夷小国的君主而已，见到中国皇帝应该三跪九叩行大礼，还要贡献大量的奇珍异宝，否则你英格兰国王怎么能一睹中国皇帝的天颜呢？更别说你英格兰国王要跟中国皇帝面对面解决小小的枪击案。

玩笑开大了，迪尔科斯得罪的可不仅仅是两广总督吉庆。

迪尔科斯答应到广州，主要目的是要中国官方就盗贼问题给个说法，可是他不想将跟中国政府交涉的事情交给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处理和管辖，他的理由是皇家船出现问题当然是由他这个舰长跟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抛开行商，抛开南海县衙，抛开番禺县衙，抛开粤海关监督，抛开广州知府，抛开广东按察使，抛开两广总督，这一切让广州的商人跟官员失望。迪尔科斯这是在改变大清帝国的贸易游戏规则，动摇粤海关历年奉行的程序基础，也是在动摇帝国的官场秩序。

迪尔科斯的这个举动让刘德章跟潘有度很意外，更让粤海关监督佶山气急败坏。事实上这就是霍尔跟迪尔科斯演的一出双簧戏，跟当初霍尔要将枪击事件与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撇清是一脉相承。现在迪尔科斯看上去是要将矛盾推向两个国家的层面，事实上是要撇清东印度公司，确保地方官员不能贸然关闭黄埔港，以停止贸易来威胁英格兰人。

狂人迪尔科斯想错了。

迪尔科斯到达广州后，非常天真地通知霍尔，他到广州的目的就是要向总督申述盗贼的问题，他希望霍尔跟商人们不要插手他这个皇家战舰舰长的事务。迪尔科斯不懂中文，可是他就敢动笔给两广总督吉庆写信。当然，迪尔科斯的信是对中国农民的反控诉，要求将中国农民进行审判并加以惩处。

独自给两广总督写信，迪尔科斯得罪的不仅仅是行商们，粤海关监督佶山肚子里早已是气鼓气胀了。身为广东地界掌管司法大权的按察使以及各级衙门，在迪尔科斯眼中他们都不配审判这桩控诉案。

更为重要的是，迪尔科斯怀揣着歪歪斜斜的英格兰文字，直奔两广总督府。身为英格兰皇家战舰舰长的迪尔科斯，根本就不用脑子去思考问题。既然你是英格兰皇家海军的官员，你驾驶的“阿伯加文尼”号是主权的象征，那么你直闯两广总督府，这是不是一种侵略行为呢？鲁莽得没有一点外交礼仪常识，太幼稚了。

迪尔科斯自然是灰头土脸地让两广总督府的门卫给蹶回来了。狂妄的迪尔科斯并没有因为门卫的粗鲁而沮丧，他向霍尔说，要求总督或霍尔跟他亲自会面，或者指派法官及其他官员和他商量此事，如此才可以下令将有关的人带来广州。迪尔科斯带来的不是广东官员意识里的开枪凶手，而是指控中国农民的证人。

霍尔是商人出身，他也担心双簧戏演过头了会烫着自己。因为身为两广总督的吉庆以及身为粤海关监督的佶山，完全可以用关闭黄埔港，停止贸易来威胁英格兰人。英格兰人派出军舰护航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已经不单是商业和主权问题了，加上英格兰国王是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一旦在中国生意失败，那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将迅速抢占欧洲市场，下一个被干掉的世界老大就是英格兰。

迪尔科斯跟霍尔都承担不起失去欧洲市场，失去世界老大地位的责任，这可是国家大政治。对吉庆这样的帝国官员来说，迪尔科斯太嫩了。霍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给总督吉庆、广东巡抚陆有仁、粤海关监督佶山，以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份备忘录。

霍尔的备忘录无非是要将迪尔科斯跟东印度公司撇开，他在备忘录中强调：“由于舰长迪尔科斯是服务于大不列颠国王陛下，而我们只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不承认我们有任何权力去干涉大不列颠陛下船只的事情，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相信各位大人对于东印度公司当前所处的境况有公平的判断，相信你们的仁慈和公正，必能将国王和公司的工作分别清楚。”

2月25日，十三行的行商们决定召开公决会议，让所有的保商来讨论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以及“阿伯加文尼”号枪击事件的处理方法。霍尔跟迪尔科斯参加了这一天的行商大会，不过令行商们异常失望的是迪尔科斯的狂妄与无知。

面对行商们，迪尔科斯撅了撅嘴说：“为了公司大班而要我下令将我管辖下的人交出来，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合理的，我不会将这个问题向任何人进行解释，除非他是代表办理此事的政府官员，所以出席会议的各位先生，你们都是商界的，而我作为大不列颠国王陛下的一位官员，是不能屈从你们的干预或调解的。”

行商公决会议变成了迪尔科斯的通令会，这让潘有度、刘德章等人相当地失望，迪尔科斯讲话刚结束，几位行商就站起来指责英格兰人不懂礼数，没有教养，希望迪尔科斯改变自己的主意，否则行商们拒绝跟东印度公司合作，更不可能代为传递英格兰人的一切信函。行商们最后放下话，要将行商会议的一切向总督、粤海关监督以及巡抚大人报告。

吉庆听到潘有度等人的汇报，总算明白了迪尔科斯的意图，这家伙不希望审判现场只有中国官员，看来他是对帝国官员不太信任，也绝对不会盲目服从，倒是希望组建联合审判庭。吉庆知道，要想让迪尔科斯交出“天佑”号的警卫，那么就要暂时答应迪尔科斯提出对伤者的反控诉。

3月12日是双方约定的联合审判的日子。

为了参加联合审判，迪尔科斯以及开枪的警卫在11日就到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迪尔科斯一改往日的狂妄，跟霍尔协商，希望管理委员会的秘书托马斯·斯当东能够在第二天的庭审上做翻译。

迪尔科斯对中国翻译不信任，他们总是篡改英格兰人的真实意图，当年马戛尔尼到北京拜访乾隆皇帝，中国翻译官将乔治三世写给大兄弟乾隆的信翻译成了孙子孝敬。这一次审判事关大不列颠国王的尊严，自然不能在翻译的问题上出现纰漏。

托马斯·斯当东是乔治·斯当东的儿子，1793年随父亲一同来到中国。那一次托马斯·斯当东是马戛尔尼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那一年他12岁，也是使团中唯一能说几句中国话的英格兰人。得到乾隆皇帝赏赐的荷包后，托马斯·斯当东对中国文字更加着迷，1800年索性应聘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当秘书。

霍尔当然希望迪尔科斯能够在联合审判庭上占据主动，那样一来就可以开一个国际司法审判之先例。在中国，律法跟成例经常是法官审判案件的两大准则，如果有律条就依律条审判，如果没有律条就会寻求过往的审判案例。这一次，迪尔科斯主张的联合审判庭已经形成，那么以后东印度公司跟中国人的纠纷，就可以遵循这一次的审判模式举行联合审判，到时候也可以避免中国官员粗鲁残暴的杀戮。

12日一大早，迪尔科斯就跟斯当东来到了广州城门口。

城门口有绿营兵把守，长枪长炮铮亮闪光。迪尔科斯望着绿营兵严峻的神情，心里顿时涌上一丝不祥的感觉。突然，一名持枪的绿营兵喝令迪尔科斯一行停下，另一名绿营兵上前就要解下迪尔科斯的佩剑。

面对突然起来的彪形大汉，迪尔科斯迅速一把按住佩剑。绿营兵瞪大眼珠子，一把夺过佩剑：拿来吧你，不懂规矩的家伙。托马斯·斯当东示意迪尔科斯不要跟中国大兵争吵，外国人要想进行城，必须解除身上的武装。

迪尔科斯一行被带到了广州知府衙门，他感到很奇怪，怎么中国的衙门都一个模样？迪尔科斯分不清中国的巡抚衙门跟知府衙门到底有啥区别。托马斯·斯当东提醒他，“阿伯加文尼”号是在广州知府管辖范围内出事的，自然联合审判庭的陪审员中少不了广州知府。

从广州知府衙门出来，迪尔科斯一行被带到了按察使衙门，听托马斯·斯当东说按察使衙门的老大叫臬台，跟伦敦法院的大法官一样，专门分管司法。大清帝国的按察使隶属于巡抚，广东按察使自然在巡抚陆有仁下面，负责审理枪击案的就是广东按察使的臬台老爷，这也是广东巡抚陆有仁跟两广总督吉庆的联合决定。

托马斯·斯当东非常清楚，枪击案发生在番禺县，这一类的案件审理根本就不用两广总督跟广东巡抚出面过问，只要番禺知县出面审理执行就可以。如果迪尔科斯对番禺县衙的审理不服，要提起上诉的话，广州知府才会进行复议，但是不会重审。如果刑事案件情形极为恶劣，有犯罪分子要判处死刑，这样的案件才能由臬台老爷出面审判，当然，最终的死刑执行问题需要北京核定。

“天佑”号枪击案由臬台老爷公开审理，这在中英贸易史上已经是破天荒了。两广总督更同意了迪尔科斯组建联合审判庭，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决定。今天，这个联合审判庭就要开庭审理了。不仅行商们惊讶，霍尔也不敢相信这一切即将真切地上演。托马斯·斯当东身为秘书翻译官，心潮澎湃，期待臬台老爷开庭。

迪尔科斯跟托马斯·斯当东一行被带进了按察使衙门大堂，托马斯·斯当东发现大堂上已经坐了四位官员，中间的是按察使臬台老爷跟广州知府老爷，两旁是番禺知县跟南海知县。托马斯·斯当东只看见四位官员面前的桌子上放上了他们的官印，但对两位知县坐在大堂很了解。

南海县管辖广州城的西半部及西郊一带，知县自然就是这一带的行政长官。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商馆就在南海县的辖区内。番禺县管辖广州城的东半部及东郊一带，黄埔港就在番禺县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南海知县跟番禺知县都坐在大堂之上，这也是合乎法理的。

托马斯·斯当东领着迪尔科斯上前向臬台老爷鞠躬致敬，臬台老爷看都没看这二位，只是从喉咙下端呼噜出一句话：“你们上前来，站到我的右手边吧。”

臬台老爷依然没有抬眼皮子看一眼迪尔科斯跟托马斯·斯当东。托马斯·斯当东一听，立即对臬台老爷说：“英格兰皇家战舰指挥官迪尔科斯舰长，他相信他曾经从总督大人那里得到一个公正而平等审问的诺言，现在他来到法庭，并带来他要交出控诉的证据。”

托马斯·斯当东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既然两广总督吉庆都答应成立联合审判庭，中国的官员都坐在桌子前，并且将官印放在桌子上，迪尔科斯身为英格兰国王的下属官员，自然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位置，这样才能显示出公正跟平等。

臬台老爷没有理会托马斯·斯当东的抗议，让迪尔科斯跟托马斯·斯当东在旁边规规矩矩地站着，再说话就是咆哮公堂。咆哮公堂按照《大清律例》，轻者掌嘴四十，由衙门带枷游行三天，重者变成藐视上官，按《大清律例》，此罪名可视为“谋反”，轻者流放宁古塔，重者夷三族。托马斯·斯当东了解一点点《大清律例》，扯了扯迪尔科斯的衣角，示意他冷静。

英格兰人头天晚上还在商馆彻夜兴奋，商议要利用这一次组建联合审判庭的机会，让这样的审讯成为成例，为将来英格兰人在大清帝国获得司法保障。现在臬台老爷的冷漠让英格兰人的情绪犹如掉进冰窟一般。两个牛高马大的英格兰人，如同保镖一般站在臬台老爷旁边，大堂外围观的人群开始起哄，托马斯·斯当东明白，这是中国人在嘲笑。

臬台老爷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这个迪尔科斯也没有见过。为了严肃法庭气氛，中国的官员都喜欢在开庭、退庭的时候拍惊堂木，在法庭喧闹时也会拍之警示。放下惊堂木的臬台老爷在旁边翻译的耳边嘀咕了一阵。托马斯·斯当东听到翻译说，由于伤者现在还活着，当前没有必要进行审讯。托马斯·斯当东一听就懵了，给迪尔科斯翻译了一遍，这两位英格兰人立即跳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抗议。

叽哩呱啦的抗议令四位中国官员也是一脸茫然，欧洲人怎么这样不懂事。不审讯了就可以结束枪击案件，英格兰人也就不用出庭受审，他们怎么还叫嚷起来了呢？事实上，伤者生死是审讯的关键，这一点无论是迪尔科斯还是托马斯·斯当东，他们都不太了解中国的这个规定：刑事案件中，行凶一方对另一方造成伤害，如果在四十天内伤者死亡，那么另一方就要被审讯甚至抵命；如果在四十天之内没有死亡，另一方可能轻判或者无罪开释。如果在四十天后死亡，跟被告没有关系。

迪尔科斯现在一股脑儿地要反控诉中国农民，要求臬台老爷严肃地论证关于割断缆绳的证据问题。臬台老爷显然不想理睬迪尔科斯，因为现在中国的伤者还没有满四十天，随后生死难料，英格兰人是希望先通过司法审讯判处中国人的违法行为在先，那么此后中国农民死掉，英格兰人就可以说自己是正当防卫，可以免除刑事责任。

臬台老爷是广东地界的大法官，自然对迪尔科斯心里的小九九了然于胸。在大清帝国，还没有哪一位西方蛮夷敢提出组建联合法庭，这一次英格兰人开枪伤害中国人，生死未卜之际，英格兰人就企图通过组建联合法庭的方式来插手中国的司法审判权，这本身已对中国主权形成了挑战，臬台老爷自然不会让迪尔科斯的小把戏得逞。

迪尔科斯再度激动不已，在法庭上咆哮，嚷嚷说自己受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以及粤海关监督的欺骗，他正是根据广东官员的意见来提出反控诉的，没想到现在臬台老爷居然如此儿戏。翻译官根本就没有将迪尔科斯的咆哮翻译给臬台老爷，迪尔科斯见状将证据拿出来，臬台老爷对迪尔科斯提高声音很不高兴，下令将迪尔科斯以及托马斯·斯当东逐出法庭。

臬台老爷一发话，迪尔科斯跟托马斯·斯当东被一帮衙役给轰了出去。迪尔科斯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退到了衙门外后开始后悔，希望枪击案能够和解，并答应按照臬台老爷的意旨，让开枪的警卫留下字据，保证伤者在四十天之内死掉的话，需要立即返回衙门受审。

迪尔科斯答应了臬台老爷的意旨并写下了字据，当然需要行商以及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作保。迪尔科斯之所以答应写下字据，一方面担心臬台老爷一发怒将其扣留在衙门大牢，一方面希望通过和解让臬台老爷为自己的粗暴行为道歉。

留下字据没问题，道歉是不可能的。迪尔科斯一气之下返回了伶仃洋的战舰上。幸运的是伤者在四十天内没有死。两广总督吉庆让下属官员给迪尔科斯、霍尔、托马斯·斯当东带信，按照《大清律例》，英格兰警卫还是应该受到审讯，但总督仁慈，不再审讯。如果英格兰的法院要惩罚警卫，中国政府自然很高兴。

“天佑”号枪击案尽管进行了联合庭审，但是最终在争吵中结束，迪尔科斯最后不得不将中国小艇交给伤者，最后客套一番离开广州。两广总督吉庆向欧美所有商船颁发了一道谕令：禁止所有欧洲人向驶近大船的小艇开枪射击，即使小艇有可疑的企图。

英格兰人的司法裁判权计划落空，反而钻进了臬台老爷的套子里，差点儿就落得个咆哮公堂的大罪。英格兰人咬牙切齿，决定研究大清帝国的律法，因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反映政府体系、政府组成特点、内政原则，不仅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可以为英格兰下一步的行动提供律法依据。

1800年，刚刚继承了其父爵位的托马斯·斯当东爵士，立即投入到了翻译《大清律例》的浩繁工作中。托马斯·斯当东翻译中发现，《大清律例》对腐败惩罚很严厉，可是所有的英格兰商人没有碰到过一个不接收贿赂的官员。更让英格兰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大清律例》中有一条被翻译成：凡用毛瑟枪射击他人致死者，以故意杀人论罪，处斩；如受害者受伤（非致命伤），则犯人充军。

贪婪的奴才

1801年7月11日，滏阳河邢台，大雨如注。

钦天监日记：“六月朔，大雨数昼夜”；滹沱河上游，六月初三、四，初六、七等日“大雨连绵”；大清河水系保定、易县、涿州等自五月三十日起，大雨如注，六月初一、二昼夜大雨，初三、四大雨时作，初四、五仍复大雨如注；永定河中下游，六月初一至初五“连降大雨五昼夜”，上游初三、四，初六、七等日“普降大雨”。

大清帝国的都城周围，简直就是水漫金山。《嘉庆皇帝起居注》完整地记录了1801年北方暴雨的过程，从五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七日70天中降雨日数多达51天，其中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四日30天中雨日达29天，永定河暴雨更是创下了五百年来的历史纪录。

东起滦河流域，西至太行山的深山区和背风山区，滹沱河上游繁峙、代州、崞县、忻州、五台及桑干河上游宁武、朔州、山阴、应州、怀仁、浑源、大同等州县均为大雨所笼罩。各州府县的受灾折子如同雪花般飞抵嘉庆皇帝的案头，共有170个州县受灾，其中成灾九至十分的有62州县，“天津水淹城砖二十六级”为明永乐建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暴雨倾盆，一个更糟糕的统计数据让嘉庆皇帝彻夜难眠。

美丽的热河行宫曾经让马戛尔尼使团目瞪口呆的离宫，但在大臣们上报的奏折中呈现不堪入目的场景：堆拨游廊被冲，坍倒墙垣三百九十余丈，殿宇房间均有渗漏沉陷坍塌之处。热河行宫可是大清帝国维系满蒙的重要枢纽，是帝国北方的皇权之肺，失肺者，生命垂危。

热河行宫的报告还没有看完，太监就递上另一份折子，遵化东陵受灾了：各处营房，内务府拜唐阿以及绿营官兵居住房屋间有坍塌倒坏。遵化东陵可躺着好几位八旗传奇老祖宗：入关第一帝顺治、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文武兼备的十全皇帝乾隆、杰出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百年扑朔迷离的神秘香妃。

嘉庆皇帝现在是胆战心惊，一旦惊动了这几位老祖宗，满洲八旗的江山可就真的气数尽了。内务府就在这个时候送来了另一份加急奏折，易县西陵遭遇水淹：当河水涨发之时，所有大小八旗各营房具经被水淹，坍倒者十有七八，积水至二三尺不等。

看完折子，嘉庆皇帝当时简直是七窍生烟。

西陵位于易县永宁山下，周围群峦叠嶂，树茂林密，风景极佳。西陵东有2300多年前的燕下都故城址，西望雄伟的紫荆关，北枕高耸挺拔的永宁山，依傍滔滔东流的易水河。西陵从雍正皇帝开始修建，随后形成惯例，一个皇帝葬西陵，下一个皇帝就葬东陵。

按照惯例，1796年嘉庆皇帝登基那一年，身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就在西陵给嘉庆皇帝选好了一块墓地，也就从那一年开始，嘉庆皇帝就在西陵修建自己的陵寝昌陵。陵寝修了好几年，还没有修建完工。嘉庆皇帝异常担心自己的陵寝还没有修好就遭遇暴雨冲刷，那样一来地宫进水，将来自己停在里面都不得安生。

苍天无眼。

皇帝的陵寝遭遇暴雨，其他的行宫兵营自然也无法避免。地处怀柔、密云、昌平、顺义之汤泉等七处行宫和招提寺等庙宇，虎皮石大墙坍倒一百二十一段，共凑长六百二十六丈一尺。三河、蓟县之大新庄、盘山等四处行宫并隆福寺庙宇，虎皮石大墙“坍倒二十一段，凑长六十一丈八尺八寸”，甚至地处深山区的五台山普乐院、菩萨顶等17处殿宇房间、所有行宫、兵营因“天雨连绵，滹沱河山水涨发，致多冲塌”，甚至“冲成沟渠”。

嘉庆皇帝痛心疾首，立即下令户部拨出库银十一万两对重灾州县施行急赈。十一万两白银对这一场暴雨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暴雨并没有停止的迹象，灾情有扩大加重的趋势，万般无奈之下，嘉庆皇帝只有下令将两淮解京银一百万两截留直隶省以备放赈。

两淮的京银原本是要上交户部国库的银子，情急之下只有半路截留，灾情依然无法得到缓解。嘉庆皇帝只有宣布受灾州县的田亩赋税多行全免或半免。对受灾较重之宛平、昌平、顺义、望都、高阳、新河、宁晋、任邱、文安等43州县，将次年应征新旧地亩及各项税租等款亦予以蠲免。

调拨府库银两、免除税赋这些能做到的，嘉庆皇帝都做到了，可是赈灾的缺口太大，初步估算还差五十万两白银。缺口的银子从何而来？粤海关是天子南库，海关监督收上来的税收都被内务府的人给拉回北京了，现在帝国子民受灾，身为皇帝的嘉庆是应该让粤海关出点血，只有先养民，才能更多地取之于民。

粤海关监督佶山一接到皇帝的圣谕，立即找到两广总督吉庆商议粤海关具体怎么捐款。吉庆的态度很平和，既然皇帝号召帝国的官员募捐，那么捐多捐少没有硬性指标，量体裁衣吧。佶山一直视嘉庆皇帝为己父，在粤海关为所欲为，任人唯亲，巧立名目。暴雨让嘉庆皇帝焦急万分，佶山自然要在这个时候为皇帝分忧。

佶山所谓的分忧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因为在粤海关任上，佶山的贪婪不仅让行商跟洋人怨声载道，就连同僚都看不过去。在帝国发生洪灾之前，一名同僚看不过去，秘密地向嘉庆皇帝奏了一本《奏陈粤海关监督佶关于大口派有幕友等事的奏片》，嘉庆皇帝一面放话要严查，一面却忙着给自己的宠臣挪个地方。

新任的监督没有到，佶山自然继续掌管粤海关。现在皇帝公开发圣谕要官员们募捐，佶山自然不想听从吉庆的建议，尤其是嘉庆皇帝已经给自己找了一个更大的肥缺巡盐御史，所以更应该回报嘉庆皇帝。再说了，佶山马上要走人，一定要在走之前狠狠地捞一把，广东十三行那些肥得流油的商人们，拿自己也没有办法。

二十五万两白银。

吉庆对佶山的提议感到很无奈，户部的大佬们预算救灾要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国家已经调拨了一百一十一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官员只要募集四十万两白银就可以救灾，粤海关如果募集十万两白银就可以了。

佶山觉得太少了，粤海关有行商十三家，个个都是巨富，如果加上一些小商人，募集个三五十万两白银是不成问题的。佶山一口一个食君之禄，为君分忧，搞得吉庆这个身上流淌着努尔哈赤血液的皇族深感羞愧。吉庆非常清楚，佶山是在上演最后的疯狂，要将粤海关榨干，甚至激化矛盾。

吉庆没有跟佶山争执下去，敲定了二十五万两的募集数额，吉庆就开始分配任务。身为十三行总商的潘有度自然要带头捐，不过潘有度的捐献可不是自由的，吉庆给他下达了五万两的捐献定额。潘有度不想在佶山滚蛋前招惹他，乖乖地将五万两银子送到了佶山的手上。

潘有度把银子送到粤海关衙门的时候，佶山笑眯眯地给他泡茶，一番寒暄之后礼送出门。可是让潘有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两天，粤海关衙门的书吏给他带来了监督大人的谕令，要潘有度捐献五十万两白银。

五十万两可是一个扯淡的数字，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官员根本不用去募捐，只要潘有度拿出这五十万两银子，嘉庆皇帝抗洪救灾的银子就全齐了。无论是东陵、西陵、热河行宫还是兵营，嘉庆皇帝都不愁银子。吉庆很快得到这个信息，这一次吉庆再也没有跟佶山争吵，因为这一次他知道佶山要捅马蜂窝了。

潘有度找到佶山理论，一开始五万两已经乖乖送到粤海关衙门，现在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五十万两。再说了，嘉庆皇帝的圣谕是官员募捐，并没有让粤海关监督强行摊派到商人头上，如此不合理的强行摊派就是假传圣旨。

假传圣旨可是要掉脑袋的。佶山一听潘有度这么一说，心里那个高兴啊，看来商人就是商人，有赚钱的脑子，却没有玩政治的心眼儿。佶山慢条斯理地给潘有度上课：你潘有度为啥被洋人叫你潘启官？你别忘了你可是花钱买了个二品官衔的，你们为啥能够在这里赚钱？那还不是仰仗皇帝的恩泽？

潘有度被佶山几句话就给整得哑口无言，但是五十万两太多了。潘有度那是相当地委屈，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钧、广利行的老板卢观恒、丽泉行的老板潘长耀都是二品官衔，都是巨富，为啥要自己一个人掏五十万两白银？

“你的富有与生意跟你捐献的数额不相称。”佶山奴才出身，跟着嘉庆皇帝、成亲王一干贵胄混，脑子不好用肯定是不行的，在给潘有度加码之前，佶山早已将十三行的各位老板名下的账目摸了一遍，自然对潘有度的家底是了如指掌。

潘有度一世英名，情报方面跟佶山相比还是差很多，在内务府混过的奴才，人人都是情报高手。潘有度希望佶山能够将募集的额度降下来，自己仅能够承担十万两白银的捐献，再多就会造成商行的资金周转不灵，一旦周转出现问题，商行就可能破产，到时候牵连的人更多，其他商行也可能随之破产。

这可不是开玩笑。

十三行的老板们经常出现资金周转不灵，商行破产的状况，很多商行欠下洋人的预付款自然无法归还，洋人就会到处告状，要求中国商人还债。大清帝国的皇帝们都牛哄哄的，自诩为天朝上国，不能让蕞尔小国的蛮夷们看不起，更不能赖他们的账。所以，十三行的商人们，谁破产了，其他的商行就要一起代为还债。当然，破产者要么充军伊犁，要么发配宁古塔世代为奴。

佶山非常清楚，在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应付账款项目一栏中，同文行启官占有五十万两以上的白银。佶山琢磨着潘有度能够让英格兰人占用自己大笔的银两，自然就能向皇帝捐献五十万两以上。

潘有度一看佶山是铁了心要讹诈自己的银子，就顶着不交。佶山震怒，潘氏家族在番禺属于大族，一旦跟潘有度闹翻，在广州有点不好交代。佶山对潘有度的忌惮更重要的是因为潘有度的弟弟潘有为。

潘有为是乾隆三十七年的进士，官内阁中书，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这位爷有才华，可是不事权贵，官中书十余年，不迁，他老爹潘振承死后回家丁忧，再也不出来做官。佶山担心潘有度身后有这个进士弟弟出主意，跟自己顶牛扛下去，可能最后一两银子都募集不到。

佶山派书吏给潘有度传下谕令：监督大人可以降低同文行的捐款额度为三十万两，如果同文行不捐献，监督大人将向皇上奏明同文行拒绝捐款事由。潘有度一听，三十万两，看来佶山就是要将银子拿到手，于是潘有度依然顶牛不交。佶山一气之下给嘉庆皇帝写了一道折子，控诉潘有度阻挠征收税款。

吉庆终于愤怒了。

佶山这是公报私仇，因为吉庆已经掌握到一个信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霍尔已经跟潘有度进行过接触，霍尔甚至主动向潘有度提出，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可以出面向粤海关提出干预，希望佶山在离任最后时刻收手，不要将十三行最大的保商给搞破产了，到时候就不是无法获得捐款的问题，而是十三行陷入连环的恶性债务链中，那个时候粤海关就更收不了税。

让吉庆相当欣慰的是潘有度阻止了霍尔的行动。潘有度告诫霍尔，现在佶山还在任上，一旦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出面干预，事情就会更加糟糕，霍尔甚至会被佶山逮捕，理由就是霍尔是暴力抗税的唆使者，最坏的结果是霍尔圈禁三年，粤海关的贸易暂停。

霍尔越来越感觉到佶山的可怕：“休·英格利斯”号的一名船员将两块表遗忘在保险箱，被佶山的家人发现，该船的保商为伍秉钧执掌的怡和行，伍秉钧提出缴纳一百八十块西班牙银元了结此事。可是“休·英格利斯”号的船长在佶山手下丈量的时候，解释那两块表遗忘的原因，佶山第二天就发出谕帖：两块表充公拨交藩库，怡和行罚交五十倍的税。

伍秉钧接掌怡和行后，深感商场险恶，心里的承受力越来越小，加上身体虚弱，一跟自己的夫人上床就发软，所以也没有生个一男半女的。佶山的谕帖一出，伍秉钧气滞血瘀，一下子就病倒了，他的弟弟伍秉鉴接掌怡和行。佶山的暴敛逼死了伍秉钧，却让怡和行迎来了一位强势CEO伍秉鉴，他成为了日后的全球首富，甚至跟两广总督林则徐结下了不世冤仇。

五十倍的罚款还不是最夸张的，霍尔清楚丽泉行的老板潘长耀比伍秉钧的遭遇更惨。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西里赛斯特”号一到黄埔，就让粤海关的人给查获了四十八匹羽纱。羽纱是东印度公司专营，任何个人不得走私，粤海关查获的时候商船大班们都茫然，很显然这是走私货。

佶山给潘长耀开出了一百倍的税款处罚，四十八匹羽纱，每匹征收十四块西班牙银元，潘长耀就要缴纳六万七千两百块西班牙银元。潘长耀原以为缴纳一百倍的税款就了事，没想到佶山再给潘长耀开出了五万两白银的罚款，并且放出话来，如果潘长耀不缴纳罚款，粤海关就要将其缉拿下大狱。

潘长耀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向霍尔求援，希望霍尔以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向佶山交涉，因为佶山的这一行为不仅可能导致丽泉行破产，更为重要的是粤海关可能以此形成一种处罚惯例，这种重税最终会转嫁到对外贸易上来。

霍尔立即派出管理委员会成员多林文到广州，领取了返回商馆的执照，然后由托马斯·斯当东执笔给两广总督吉庆以及佶山写了一封抗议信，为了不让别的行商干预这一次抗议，托马斯·斯当东直接用中文书写。信中表示对潘长耀征收重税事件感到很遗憾，声称这样下去只有亡命之徒才能做行商，今后行商跟外国人之间的信任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破坏，引起恐慌和猜忌，长此以往将危及外国贸易。

抗议信还没有呈递上去，霍尔等人就遭遇当头棒喝。佶山要对毛纺织品征税，这种纺织品之前一直是不征收税费的。佶山的理由是征收毛纺织品税是为了偿还行商所欠的外国债务。东印度公司一下就跳起来了，按照佶山提出征收3％税率计算，公司每年要多亏损七万两白银，如果按全部成本计算，东印度公司在毛纺织品一项亏损高达20％，最高可达25％。

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这么一闹，佶山认为这是行商们在勾结洋人对抗上司，这可是要诛灭三族的大罪。到当年的10月，佶山发现没有保商给东印度公司的船作保，这样粤海关自然就不能马上收税，佶山企图在新监督到任前将1800年的税给收了，让嘉庆皇帝高兴高兴，没想到行商们跟东印度公司联手玩了花招。

佶山一看行商们跟东印度公司联手拖延时间，就是不想让他在走之前收税，加上潘有度死扛不缴纳捐款的三十万两银子，他心底那个生气呀。好嘛，佶山以此为借口，宣布暂停粤海关的贸易，并将潘有度一本奏到嘉庆皇帝那里，理由是行商勾结洋人拒绝缴纳税收，粤海关只有暂停贸易。

吉庆将佶山的行动了解得一清二楚，迅速找到佶山，希望佶山将给皇帝发出的奏折追回来，因为保商们拒绝给洋商作保，根源在粤海关的横征暴敛，现在你佶山以抗税的罪名嫁祸潘有度，是因为捐款而公报私仇。

税赋是国家主权象征，征收的决定权在中央，尽管粤海关监督是内务府的人，但是作为帝国对外贸易的窗口，粤海关在国际上就代表大清帝国的形象。所以，佶山的胡作非为，不仅严重破坏粤海关的管理信誉，影响广州长久的贸易，对大清帝国对外开放造成严重的破坏，更是对帝国国际声誉的一种损毁，可能加深洋人对帝国的仇恨，甚至引发国际争端。

当年，贪婪的粤海关监督祖秉圭，破坏了粤海关的公平贸易基础，落了个被罢官抄家，英格兰国王甚至派出密使到广州调查贿案。现在佶山的蛮狠让吉庆脑子里划过一种不祥的预感。吉庆的判断一点儿没错，英格兰海军部那些热血军人们，已经将炮口对准了大清帝国，古老的紫禁城与遥远的澳门港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开始了。

偷渡客谋局

1802年3月18日，平静的伶仃洋面突然海浪翻滚。

“自大”号皇家战舰在舰长奥斯本的指挥下，直奔伶仃岛。“自大”号周围是三艘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亚细亚”号、“雷尼尔”号、“多佛尔炮台”号。奥斯本率领的船队是从加尔各答开来的，不过这四艘船可不是简单的皇家战舰护卫商船，而是每艘船上都有一队欧洲兵和先进的欧洲大炮。

站在“自大”号甲板上的一位海军军官，肩膀上的军衔显然比奥斯本高，没错，他就是雷尼尔司令手下的得力干将罗伯特·汉密尔顿。现在罗伯特·汉密尔顿的身份是英格兰皇家海军中校军官，这一次跟随“自大”号进入大清帝国海域执行英格兰海军部的一项秘密任务，他负责将四艘船组建成为一个小型舰队。

“自大”号在伶仃岛刚刚停顿下来，汉密尔顿就告诉奥斯本，还有一艘战舰和帆船也将到来，他们跟“自大”号一样，在执行英格兰皇家海军部的秘密任务。没过两天，战舰“俄耳甫斯”号和帆船“狐狸”号开进了大清帝国的海域，奥斯本以为这两艘船也要开到伶仃洋，没想到这两艘船直奔澳门。

奥斯本是个愣头青，尽管他驾驶的“自大”号以及“雷尼尔”号等三艘商船目的地是伶仃洋，可是他们船上的火炮跟军力配置，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皇家海军精锐配置。他至今还蒙在鼓里，汉密尔顿也没有告诉他到底秘密任务是什么。

“俄耳甫斯”号跟“狐狸”号直奔澳门，这已经不是英格兰皇家海军战舰第一次异常行动，之前英格兰的战舰已经几次试探过大清帝国的底线，都被两广总督给撅回来了。就在奥斯本从加尔各答出发的时候，就听说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真布里顿”号要到伶仃洋，按照正常的航行时间，应该到了，可是奥斯本一直没有看见船只到来。

奥斯本越发不安，因为他知道“真布里顿”号和“雷尼尔”号等三艘商船一样，船上都有欧洲兵、大炮，以前的商船配备大炮都是防卫海盗，很少超过30门大炮，这一次商船武装成战舰，已经不是简单地防卫海盗了。

更让奥斯本震惊的是，“真布里顿”号上就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这支从加尔各答调来的军队正在执行秘密任务。奥斯本在海上航行以及到达伶仃洋期间，发现从印度大总督、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以及东印度远征军舰队多个地方不断有急件、抄件，甚至更为机密的文件。

一封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多林文的信函让奥斯本更为不安，尽管信不是写给奥斯本的，但奥斯本了解到这封信的大致内容，多林文希望“俄耳甫斯”号跟“狐狸”号的指挥官到达澳门的时候，一定要获得葡萄牙澳门总督边度（Jose Manuel Pinto）的许可，让英格兰军队登陆澳门，并将军队指挥权交给边度，葡英联军共同防守澳门。

尽管澳门从万历十一年开始就正式租借给了葡萄牙人，也允许葡萄牙人设置市政议会，葡萄牙人也一届又一届地派驻大总督到澳门，但是澳门的主权依然在中国，澳门的主权归广州府下辖的香山县管。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告诫“俄耳甫斯”号跟“狐狸”号的指挥官，不要试图让中国政府核准英格兰在大清帝国领土上登陆的问题，那是没有任何结果的，所以只有跟边度联手。

奥斯本在“自大”号上给多林文写了一封信。

“我相信你们已经从英伦来的邮件或从其他途径的情报得知了这件事。”奥斯本一开始就对“俄耳甫斯”号与“狐狸”号直接在澳门登陆的情报感到失望。奥斯本还不能确认这两艘战船在澳门登陆与多林文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是这样，我恳求向你们通知我所知与此有关的全部详情。”

奥斯本将英格兰海军部高级委员对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指示给搬出来，要多林文他们注意，凡是与中国人有关的各事，即使是澳门的任何措施，都要用最大的善意和修好态度进行。

“海军部高级委员会知道葡萄牙人保有澳门居留地的条件是不确定的，假如我们的措施有些冒犯中国人，就会对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带来严重后果。”奥斯本希望用海军部高级委员会来阻止多林文他们的冒险行为，“因此，指令我尽力之所及防止我们的行动发生这种情况，同样防止发生任何有伤害中国政府感情的举动。”

奥斯本在信中强调，海军部高级委员会指示他不要采取任何向澳门居留地提供援助性质的步骤，但要与公司的主任大班完全一致。奥斯本对中国的政治缺乏了解，对当时如何行动感到很迷茫。在信中，奥斯本泄露了一个重要的机密，那就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在大清帝国官场有一个隐秘的情报组织，可以第一时间取得中国政府的情报。

汉密尔顿非常清楚英格兰海军部高级委员会的真实目的，更清楚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当年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到北京朝拜乾隆皇帝，一个重要的请求就是乾隆皇帝能划拨一个小岛给英格兰商人，当时乾隆皇帝没有理睬马戛尔尼。这一次法国的军神拿破仑在欧洲四处交火，甚至与西班牙人攻占葡萄牙，这给了东印度公司一个抢占澳门再好不过的机会。英格兰海军部早已进行了秘密的军事部署。

英格兰首相小威廉·皮特谋划着一个超级阴谋。

小皮特的老爸老皮特是英格兰的第一代查塔姆伯爵，著名的辉格党政治家，曾经是国王乔治二世的亲密伙伴，在任职国务大臣期间，曾经凭七年战争（又名法国一印第安战争）而声名大噪。老皮特在担任首相期间，阴差阳错地被战争狂人华盛顿给搅和得心神不宁，最终英格兰人失去了北美洲。

老皮特带着遗憾离开了唐宁街，但是他的儿子小皮特却成为乔治三世的宠臣，24岁的时候就坐上了大不列颠王国首相的宝座。小皮特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少年首相，他为了英格兰日不落帝国的事业终身未娶，尽管在他47岁那一年跟老皮特一样遗憾地离开人世，他却成为唐宁街居住时间最长、最有权势的首相。

乔治三世可不是头晕眼花才启用小皮特。小皮特曾就读于剑桥大学，上学期间主攻经济学，这位剑桥大学的高材生是个理财的高手，尤其推崇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一上台就通过对商品税率及国债的调整以及对政府腐败现象的治理，几年内就填补上了英格兰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遗留的大笔财政赤字。

小皮特跟他老爸一样，骨子里是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一上台就盯上了西班牙。小皮特身边的谋士们提出了一个秘密计划：大不列颠王国成为西班牙财富的新主人和宝藏的保管者。1790年6月，小皮特指定英格兰陆军部上将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ell）爵士拿出具体的执行计划。

到1797年，英格兰成功夺取好望角的荷属殖民地，为乔治三世重返北美洲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当年，外相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战争部次官威廉·哈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和海军大臣埃文·尼皮恩（Evan Nepean）花费6个星期讨论了相关细节。6个星期的军事会议属于英格兰的最高机密，小皮特特地吩咐由哈斯基森亲自做会议纪要。

小皮特跟他老爸一样，骨子里全是疯狂因子。6个星期之内，最高军事会议终于讨论出了具体的出兵方案。小皮特企图兵分两路，一路三个步兵团，从欧洲出发攻击普雷特河流域的西班牙殖民地，另一路两个步兵团、180名骑兵和70名炮兵，从好望角出发抄西班牙人的后路。

哈斯基森在军事会议结束后撰写了一份说明，说明中表明小皮特对五个兵团跟西班牙人作战的担忧，所以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前方部队可以从悉尼南部的波塔尼湾获得500人的兵力补充。哈斯基森的会议纪要显示，补充兵员主要来自当地留驻军人或刑事犯。

风云突变这个词对于小皮特来说再恰当不过了。当英格兰重返美洲的军事会议结束，下达具体的作战部署后，圣文森特角海战击败西班牙人更让小皮特兴奋不已。可是英格兰皇家海军的老巢斯皮特黑德海峡却出了大乱子：兵变。

斯皮特黑德海峡是英吉利海峡中一小海峡，位于大不列颠岛和怀特岛东北岸之间，是条开阔避风的深水海峡，这里一直是英格兰的皇家海军基地。斯皮特黑德海峡同时是大型船只进出南安普敦水道最安全的航道。

小皮特对西班牙下手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义上是重返美洲，事实上是为了对抗法国。拿破仑掌握了法国大权后，在欧洲南征北战，西班牙、荷兰成了拿破仑的铁杆儿盟友，如果不偷袭西班牙，英格兰迟早要被拿破仑吃掉。驻在斯皮特黑德海峡的海军都是皇家海军的精英，按照军事会议的部署，这里的海军将开赴美洲攻击西班牙殖民地。

1797年的4月14日，北海舰队的水兵们拒绝出海。

士兵哗变的起因是军饷问题，政府一直拖着不发。克扣拖欠军饷，英格兰士兵可不干，不发军饷就罢工。小皮特雄心勃勃，却对军队建设一窍不通，从查理二世到现在的乔治三世，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士兵的月薪一直没有涨过，一个强壮水兵的月薪依然是22先令6便士。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经常驻有皇家海军的士兵，士兵们一直对薪水问题充满怨恨，因为同在一条船上，皇家海军士兵的月薪还不如东印度公司水手月薪的零头。更为夸张的是，士兵的军饷只在英格兰港口每隔6个月发一次，并且拿到的也只是能在海军营业所按票面价值兑换的付款凭单。

在中国，士兵打仗负伤或者死亡会有一定的抚恤金，尽管经常会被上级军官给私吞了，不过皇帝的账本上这笔抚恤金是少不了的，可是英格兰的士兵连个空账名目都没有，军事指挥官为了战功，规定伤残休息期间停发全部薪饷，在战斗中负伤也一样停发。也就是说，英格兰的士兵上战场，要么全胜，要么就死了算了，否则没军饷也得饿死。

拖欠军饷也就算了，船上的司务长还给硬性规定了士兵的标准，想克扣就克扣士兵们的伙食分量。更为要命的是，海军的伙食太差，船上每天只发给每个士兵一加仑啤酒和半品脱朗姆酒，朗姆酒里还兑了水。由于战舰上补充新鲜食品难度较大，所以海军部只拨给面粉、各种干豆和咸肉。兵变的时候，北海舰队的官兵们也染上了坏血病。

斯皮特黑德海峡海军兵变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兵变浪潮扩散到诺尔及封锁特塞尔岛和加的斯的英格兰舰队。海军大臣尼皮恩眼见要出大乱子，马上派特使到北海舰队进行谈判。尼皮恩不是内政部，所以在薪水问题上的谈判没完没了。经过三个星期的努力，小皮特终于同意水兵的月薪增加5先令6便士。

小皮特刚刚松了一口气，泰晤士河口锚地诺尔又发生一次更严重的兵变。这一次的兵变风潮迅速扩展到北海舰队。北海舰队的司令员是英格兰皇家海军中将亚当·邓肯，北海舰队的主要任务是牵制荷兰海军。让邓肯暴怒的是诺尔的士兵挂起了红旗并与伦敦的亲法共和组织建立了联系。

诺尔的士兵推举理查·帕克为他们的领导和发言人。理查·帕克曾经是英格兰皇家海军军官，因为违抗命令被撤了职，又因亏债进过监狱。这位爷后来被重新招募进海军，当了一名水兵。帕克和他的追随者封锁了泰晤士河，威胁66岁的老司令邓肯，如果不答应兵变者的要求，就要把舰队开往法国。

邓肯根本就没将帕克的威胁当一回事儿，倒是送去了一道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如果兵变领导人继续滋事，只有用炮火将军舰跟船员送入海底。邓肯率领一帮心腹，逮住了帕克跟13名死硬追随者，将其绞杀。尽管邓肯平息了兵变，可是拿破仑搅乱了欧洲，加上庞大的作战预算开支迫使内阁放弃了美洲作战计划。

历史总是让人唏嘘。小皮特的超级阴谋跌入谷底，历史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最后开到了澳门，开到了大清帝国的紫禁城，一场触目惊心的谍战再度在帝国上演。

1798年初，垂头丧气的小皮特获得了一份情报，海军部逮住了一名偷渡客。偷渡客叫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小皮特一听这个名字就兴奋起来，因为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跟米达兰打交道了。

米兰达是个富商的儿子，当地的贵族一直歧视他，21岁那年跑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拿着老爹的大把银子买了个贵族家庭出身证明，然后花钱买了个西班牙王家军队上尉军衔。买官成功后，米兰达很快就升任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总督胡安·曼努埃尔·卡希加尔的副官，带着军队帮助华盛顿攻击英格兰军队。

没过多久，米兰达被投入西班牙监狱，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到美国费城，老朋友华盛顿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美洲独立是英格兰人无法忘记的伤痛，英格兰军队当年在佛罗里达州以及巴哈马群岛战役中，米兰达可以说身先士卒，将英格兰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当时英格兰首相老皮特都惊呼英格兰完蛋了。

米兰达从马德里逃到费城的时候，华盛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米兰达如同美国人的英雄。美国的独立让英格兰失去了北美，小皮特的老爹老皮特却成了英格兰贵族们眼中的敌人。在美国期间，华盛顿对米兰达进行了全方位的宪政洗脑，米兰达成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宪政分子。没想到在1790年，米兰达偷渡到了伦敦。

小皮特突然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马上下令海军部将米兰达送达唐宁街自己的官邸。小皮特原本想好好审审这位帮助华盛顿搞独立的好战分子，没想到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米兰达让小皮特到嘴边的粗鲁话语又给咽回去了。

一番虚情假意的问候之后，米兰达摸出了一卷已经发黄的纸张，在小皮特的书桌上展开。小皮特当时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是一整套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的文件资料，资料中详细披露了图帕克·阿马鲁与西班牙军队作战的战况，并对西班牙的军事实力进行了系统的评估。

米兰达的情报让小皮特一阵激动，圣海伦纳总督、好望角总督忙得不亦乐乎，到处收集情报，为小皮特重返美洲做战前准备。英格兰外相亨利·邓达斯更是从海盗手上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最新情报，并催促内阁，希望尽快展开军事行动。邓达斯为了鼓动小皮特行动，还鼓动国王乔治三世的皇家近卫军中将指挥官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y）爵士向内阁施压。

小皮特的内阁一直为出兵问题争吵不休，米兰达倒是听到一个信息，英格兰人正在跟西班牙人秘密和谈，所以不可能出兵美洲。1790年10月，西班牙跟英格兰签署和约。米兰达成了英格兰不再受欢迎的人物。三十六计走为上，米兰达一气之下逃到了英格兰人的老对头法国人那边。

米兰达到了法国迅速成为香饽饽，成为北方军一个师的指挥官。米兰达在战场上生龙活虎，他的名字一度被刻在凯旋门上。可惜的是，米兰达的顶头上司叛变投敌，米兰达也两度被投进监狱。1798年，拿破仑跟西班牙人联手，米兰达对法国人失望之极。

滚出美洲。米兰达做梦都想将西班牙人驱逐出美洲。

小皮特再次见到米兰达，真不知道该骂他还是该欢迎他。米兰达依然是那个老条件，英格兰军队必须将西班牙人赶离美洲，在美洲建立宪政国家。小皮特现在已经是心急如焚，拿破仑的军队所向披靡，加之跟西班牙人结盟，无疑完全将英格兰孤立。

1801年5月20日，法国联合西班牙军队，攻入葡萄牙的橘子镇。拿破仑的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葡萄牙全境。法西联军的行动让米兰达激动不已，这两个将自己投进深牢大狱的蠢货，为了小小的橘子镇居然侵占了葡萄牙。

十年前的那个绝密作战计划可以再度裹挟英格兰人实现，美洲是西班牙人的财富之源，只要英格兰军队抄了西班牙人美洲的后路，那么就切断了法西联军的后勤保障。米兰达心里非常清楚，英格兰人的后路在东印度，这是西班牙跟法国人一直梦寐以求的金矿，要想让英格兰的军队开到法西联军的前线，就一定要将英格兰的命脉给抓住。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

米兰达是个善于利用关系的人。当年重金买了贵族凭证后，迅速混进了西班牙王家军队。从西班牙潜逃之后，到了费城。当从伦敦逃出之后，再度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法国谋得了北方军一个师的指挥权。1798年偷渡到伦敦，依然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跟小皮特和解，并达成了重返美洲的绝密盟约。

东印度真正的统治者名义上是英格兰国王，事实上是东印度公司。米兰达要让东印度公司董事部明白一个道理，法西盟军拿下葡萄牙，那么一定会接管葡萄牙在海外的资产，当然包括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英格兰一直是法国人的死对头，加上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摩擦时常发生，一旦澳门被法西盟军占领，那么英格兰人在中国连个退路都没有。

米兰达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部连夜召开会议讨论战争的后果，第二天东印度公司向英格兰海军部呈送了一份报告：由于这一侵占的结果和葡萄牙所处的地位，并考虑到法国的步骤，有理由预料法国战舰将在印度海面出现，准备进入不列颠和葡萄牙在印度的领地，敦促海军大臣派军队到澳门支援葡萄牙并帮助他们保卫澳门。

1801年7月10日，英格兰海军部致函指挥远征军舰队司令雷尼尔中将：我现将董事部秘密委员会致大总督关于葡萄牙事态变化所应采取措施的训令抄本一份附上。根据昨天收到的报告，获悉法国政府拒绝批准西班牙与葡萄牙间已议定的条约，因此，战事可能再次爆发，不论事实如何，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粉碎敌人的计划，他们企图损害我们的利益，不但在印度，而且在中国。

海军大臣尼皮恩在给尼雷尔中将的密件中强调：为了对付此事，并防止敌人夺取葡萄牙人占有的澳门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海军大臣觉得尽快派遣两艘军舰前往该处是极为必要的，目的不仅是保护公司的船只和贸易，而且在发现情况需要时，给葡萄牙政府以全部的援助。

一介武夫奥斯本根本就不了解伦敦政客们的雄心壮志，更不了解米兰达的野心。在伶仃洋发生奇怪的调兵行动，跟尼皮恩的训令完全是两回事，在奥斯本看来，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奥斯本希望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主席多林文能够派员协助自己到澳门了解真相。令奥斯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远在千里之外的暗战已经在大清帝国的紫禁城上演了。

传教士宿怨

米兰达终于看到了希望，海军大臣尼皮恩要在澳门动武了。

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尼皮恩以维护英格兰人在东方的利益为借口，向法西盟军开战。这样一来，米兰达的两个眼中钉都将在澳门那个弹丸之地被英格兰人死死地咬住，如果英格兰的贵族们再多一点激情，重返美洲，印加帝国复国将成为现实。

英格兰首相小皮特身边围绕着一大帮雄性激素超标的战争狂人：外相邓达斯、海军大臣尼皮恩、战争部次官哈斯基森、陆军部上将坎贝尔、皇家近卫军中将阿伯克龙比以及英格兰海外殖民地多为大总督，加上一直谋划复国的百战将军米兰达在伦敦的游说，小皮特狂热的心沸腾了。

尼皮恩向雷尼尔中将下令之前，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已经给广州秘密委员会发出了一份训令密件，要求广州管理委员会在英格兰皇家海军占领澳门的过程中给予配合。东印度公司董事部之所以如此相信尼皮恩要出兵澳门，源于米兰达的游说，这也让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的高管们再度燃起了马戛尔尼当年的那个伟大梦想：在中国取得一个自由贸易的岛屿或港口。

1801年8月4日，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在密件中提出：自由赐予一块大陆的小地方，或一个拥有良好港口的岛屿以容纳我们的大船，并足以防御外国的进攻，而该处还可以向拥护我们主张的中国人提供保护，使他们敢于冒犯他们自己政府，将货物运来销售，这样的地方就可以符合贵方秘密委员会意见的目的。

英格兰人为占领澳门找到了如此无耻的理由：窝藏反动分子跟走私分子。

邓达斯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痛，当年马戛尔尼带着大批的礼物到北京，就是希望乾隆皇帝能够在生日这样喜庆的日子，给英格兰人划一块儿地方进行自由贸易。在欧洲，葡萄牙王室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光，英格兰国王成为欧罗巴不落的太阳，没想到乾隆皇帝拒绝了欧洲雄主兄弟般的请求。

澳门尽管有香山县令跟澳门同知进行管理，但是真正的财税管理大权在葡萄牙人的市政议会手上，葡萄牙的澳门总督才是真正的CEO。邓达斯非常清楚，葡萄牙人盘踞在澳门，他们主要做鸦片生意，而英格兰人的鸦片只能在海上偷偷摸摸地交易，一旦英格兰军队拿下澳门，大清帝国的商人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官员抓去杀头，英格兰人就能跟这些反政府分子进行更宽广范围内的鸦片贸易。

邓达斯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拿下澳门，但是这位爷又不想得罪大清帝国。乾隆皇帝已经死了，现在的嘉庆皇帝可是当了四年的儿皇帝，具有相当的执政经验，加上帝国的督抚们还是基本保留了乾隆皇帝时期的班底，这个时候激怒嘉庆皇帝，英格兰人在欧洲跟美洲纵横驰骋的战舰，在中国未必能够占据上风。

英格兰秘密军事会议上，邓达斯跟尼皮恩一致强调：葡萄牙享有澳门居留地的期限是不确实的，因此要注意到所有问题都是与中国政府发生极为复杂的关系。尼皮恩在密件中劝导雷尼尔中将，必须选择最信赖的一位慎重而善于决断的官员担任这项工作，同时在训导这位官员时，必须努力用各种办法，使之深切感受司令官的慎重，不要有伤中国政府的感情。

尼皮恩在给雷尼尔的训令中强调，在派出官员斡旋于澳门期间，远征舰队一定不要采取任何关于向澳门居留地提供援助性质的步骤，但是雷尼尔中将派出的舰队一定要跟这位官员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海军部还密令东印度公司派出小船往返于广州澳门两地及时传送情报。

英格兰军事会议事无巨细的安排源于一个疯狂的上校指挥官在迈索尔种下恶果。

当年印度总督哈斯汀思企图强行闯入西藏，让乾隆皇帝非常反感。加上英格兰人不断对孟加拉国的征战，让大清帝国越来越相信英格兰人企图征服东方。

印度总督韦尔斯利的兄弟韦尔斯利当时在欧洲混不下去，主动到印度服役，这位总督兄弟将迈索尔的苏丹团团围住，血洗了迈索尔。韦尔斯利在日记中记载：突击过后，当天晚上的情况无法形容——所有人家都被抢劫一空。我们的军官、士兵和印度士兵，后来都在军营市场上出卖宝石、金条和银块。

韦尔斯利后来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的军队，尽管拿破仑嘲笑韦尔斯利只是一名“印度士兵军官”，但是俄国、普鲁士、荷兰等七个国家纷纷授予韦尔斯利元帅军衔，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获授七国元帅军衔的军人。后来韦尔斯利获得威灵顿勋爵，并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亚父。

小小的陆军上校，在印度刮起了血腥暴风，这给邓达斯的中国计划蒙上了阴影。邓达斯给韦尔斯利侯爵再三叮嘱，对待中国问题一定不能如同迈索尔那样粗暴，开往广州的战舰也是商船伪装而来。韦尔斯利侯爵受命给葡萄牙在印度果阿的总督写信，请果阿总督训令澳门总督就保卫澳门问题给予合作。

1801年11月20日，韦尔斯利侯爵给多林文的密信中让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为雷尼尔中将派出的舰队提供及时的情报，并说服澳门总督边度允许英格兰军队加强驻守澳门的防守力量。为了预防英格兰人采取的军事行动可能引起北京政府的怀疑，可适当向广东最高当局申述准备反对法国在澳门建立据点的必要性。

“不仅是为了保护该处的不列颠及葡萄牙的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维持中国政府与这些国家的商业往来所得的利益；如果由一个缺乏维持与中国商业往来的国家去建立据点，则全部利益即将被消灭，因为它的实际计划，只是企图攻占澳门，破坏不列颠人通过该处和中国的贸易而已。”韦尔斯利在密信中危言耸听，“如果法国在澳门岛上获得据点，则中国的安宁与独立就会受到危害。”

小皮特内阁的秘密会议谨慎再谨慎，韦尔斯利克制再克制。英格兰人非常清楚一点，那就是中国方面绝对不容许把澳门转让给其他任何国家。如果英格兰强占了澳门，澳门缺乏港口停泊英格兰货船，贸易不得不在广州进行，英格兰仍需受制于中国，且须付出一笔巨款维持防守澳门的驻军；而一旦澳门问题有某一中国人死亡，中英间势必发生争执与纠纷，这会扰乱并停止广州的英国贸易。

英格兰人当然也不想澳门落到法国人手上，尼皮恩一帮好战分子进行了周密部署：如果法国占领了澳门，中国方面也不会容许他们保有，必然会断绝澳门的全部供应，而生活必需品只有靠外国来提供，英格兰战舰在外部可很容易被封锁。

封锁法国人成为小皮特内阁一个最好的作战计划，他们并不担心西班牙人从马尼拉调集舰队为法国人解围。英格兰人已经揣摩透了西班牙人的心思：西班牙人会因中国和菲律宾的贸易利益而不愿和法国合作。

东印度公司不想战争部跟陆军部将对澳门的占领动静搞得太大，一方面是容易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甚至出兵干涉，更重要的是占领澳门就意味着失去了中国贸易。东印度公司不希望陆军部派军队前来，并且对澳门的军事行动一定要严格保密，战舰到达后不要与葡萄牙人商议，除非受到法国的攻击。

奥斯本跟汉密尔顿中校之前都在韦尔斯利手下混，在迈索尔嚣张跋扈惯了，到了中国海域发现自己身处迷雾之中。奥斯本带着秘密任务而来，加之韦尔斯利再三叮嘱，在伶仃洋待了两天就害怕被中国知悉，加上军队经长时间迂回航行抵中国，新鲜食品消耗殆尽，缺乏淡水，坏血症流行，奥斯本更对这一次中国之行心里没底。

不断往返于广州澳门的船只让奥斯本越来越糊涂，事实上往返的船只就是东印度公司按照雷尼尔中将的密令，选派出来往返秘密委员会与澳门之间进行沟通联络的官员。奥斯本不知道内情，加上船上开始流行败血症，希望赶紧将军队带走，一方面是为了士兵的生命安全，一方面是担心中国政府干涉。

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委员会正忙于跟边度密谈，奥斯本的军队一开走，谈判就失去了筹码。

多林文给奥斯本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希望在秘密委员会与边度洽谈期间，不要将军舰直接开到澳门，只要战船停留在澳门附近的伶仃岛，或偶然游弋至上川岛或西边的一些岛，就足以预防法军或法西联军的任何抢劫性的攻击，并不惊动中国政府。

败血症让奥斯本心急如焚，军舰如果继续停留在伶仃岛，法国人真正到来的时候，英格兰人已经没有任何战斗力了。奥斯本希望能从多林文领导的秘密委员会那里获悉英格兰驻印度海军代理人科克伦到底有没有在商馆雇请专人筹办战舰的伙食，并希望最好能送一点牛肉跟青菜。

奥斯本对大清帝国的行政效率不了解，自然就不敢轻易去广州闯关。牛肉跟青菜这样的伙食采办，在奥斯本看来就是一件小事，如果英格兰人开着军舰到广州采办，那就不是牛肉青菜这点儿小事，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件了，更直接的就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被中国政府强行叫停。

多林文担心的就是“自大”号上的败血症流行。斯皮特黑德海峡兵变犹在昨天，当士兵们走到了死亡边缘，他们一定会在最后的时刻一搏，这是人天生的赌性。一旦“自大”号的士兵哗变，将奥斯本跟汉密尔顿两位军官给扣押，然后开着军舰闯进虎门，包在纸里的侵占计划就真的会爆炸。

牛肉跟青菜的采购并非奥斯本想象的那么简单，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到黄埔港，伙食的采购都是有限制的，更何况一下子要采购几百号人吃的牛肉跟青菜。多林文非常清楚，黄埔港布满了内务府的眼线，一旦外国人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万里之遥的大清帝国皇帝总能在第一时间掌握粤海关的状况。

大宗采购牛肉跟青菜的行为，一定会引起眼线们的注意。这么多的牛肉跟青菜不是运送到商船上，而是转运到伶仃岛，这样的反常举动无疑是在告诉中国人，我们在伶仃岛还有一个庞大的窝点，那里有英格兰的远征舰队，还有从未间断过的鸦片贸易。

多林文想出一招，让奥斯本和汉密尔顿拿着韦尔斯利的信函到澳门。语言是个大问题，多林文不能为这两位配备中国翻译，更不能让十三行的保商们陪着两位去澳门。多林文思前想后，决定派拥有英格兰国籍的孟买居民索萨同去，因为东印度公司早已将索萨的家人给移民到英格兰了，实际上就是软禁了索萨的家人，不由得他不忠诚于东印度公司。

奥斯本跟汉密尔顿这两位在迈索尔杀红眼的军人，根本就不懂谈判技巧，三人一行秘密抵达澳门，立即和澳门总督边度进行了会谈。看上去一脸忠诚的索萨，在整个会谈中都显得很谨慎，可是他的翻译刚一结束，边度就满脸不高兴，尽管奥斯本和汉密尔顿一直保持着微笑。

会谈在无休止的争吵中进行着，奥斯本很奇怪边度为什么频换立场。鲁莽的奥斯本万万没有想到，随着时间流逝，边度已经将英格兰人视为最机密的军事行动，通过传教士秘密传递到北京。

边度安插在北京的传教士内线有两位：索德超、汤士选。

这两位的名字是多么的熟悉。是的，马戛尔尼使团进京朝觐乾隆皇帝的时候，索德超和汤士选这两位葡萄牙传教士在内务府的钦天监当官。乾隆皇帝为了帝国的面子，1793年在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北京之前，突击提拔索德超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并委任索德超为大清帝国首席翻译官。当时由于法国传教士间谍出卖帝国情报，索德超和汤士选这两位葡萄牙传教士遭遇马戛尔尼的戏弄，跟英格兰人结下了深仇大恨。

索德超永远也无法忘记，当时大清帝国的一群高级干部跟马戛尔尼使团见面，天朝的干部高昂着头颅，马戛尔尼使团谦卑地问候，帝国的高干们只听见马戛尔尼叽哩呱啦一阵说之后，又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帝国的高干们听不懂英格兰人的鸟语，等待帝国首席翻译官索德超翻译，可是索德超在一旁呆若木鸡，一个词都没有听懂。

马戛尔尼听信间谍谗言，根本就没有用当时国际上通行的拉丁语，而是先说英语再说法语，只会葡萄牙语、拉丁语以及汉语的索德超立即明白，传教士中间的派系之争出现了，这一次自己丢人真的丢到国际上去了。马戛尔尼一行到承德，丢人丢大发了的索德超也被剥夺了首席翻译官的职位，留在北京城独自忧伤。

汤士选是葡萄牙埃武腊（Évora）人，也是索德超在钦天监的副手，主要掌管天象历法，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的时候，汤士选没有被突击提干，当时他只是一个跑腿的小角色，那就是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负责参观英格兰人带来的各种仪器及其表演，以便预先向乾隆皇帝汇报。原本只是一个小角色的汤士选，就在这期间被英格兰人揭穿了老底儿。

使团到达北京后，马戛尔尼将两位科学家约翰·巴罗（John Barrow）跟丁威迪（Dinwiddie）博士留在圆明园安装仪器。当时圆明园的太监将两位科学家当成了下人，让两位科学家和太监们住在下人房间。中国人的傲慢本来就让这两位爷很不爽，同样身为洋人的汤士选的到来，这位身穿中国官服的监工，让这两位是嫉妒羡慕恨充斥着整个大脑中枢。

汤士选1770年埃武腊大学毕业后，到里斯本加入了圣方济各教会一教派，成为一名传教士。当时葡萄牙女王唐娜·玛丽娅一世（D. Maria I）很器重汤士选，这哥们儿又到科英布拉大学混了一个数学博士，然后就被派到中国担任北京主教。

大清帝国对天主教管制相当严厉，曾经数次出现全国围剿天主教徒的行动。身为葡萄牙女王钦命的主教，汤士选不敢明目张胆地传教，只有以向朝廷效力为借口，到钦天监混饭吃。汤士选数学博士是混来的，自然对天文学是一窍不通。为了蒙蔽中国皇帝，汤士选总是让人从巴黎购买每年出版的《天文历书》，然后根据法国的经纬度与中国的经纬度来推算，总算能蒙下去。

丁威迪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汤士选对英格兰人送来的天文仪器是一窍不通，甚至幼稚地认为这是八音盒。因为大清帝国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雄主很喜欢洋玩意儿，八音盒是这三位的最爱，时常用来赏赐大臣。身为钦天监的二把手，汤士选的幼稚让这位住下人房的丁威迪博士难以置信。

汤士选那个时候是走到了火山口，因为葡女王唐娜·玛丽娅一世在汤士选出发前命令他，要从梵蒂冈手上夺回北京主教的控制权，坚持葡萄牙王室的东方保教权。汤士选还肩负着结束中国当局对澳门压制的重大政治任务。可是汤士选身在大清帝国宫廷，根本无法完成女王的任务。更为要命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传教士成为打击对象，汤士选拿不到巴黎版的历书，日子相当难混。

一夜难眠的汤士选决定找丁威迪帮忙。丁威迪让汤士选说出了自己对天文一窍不通的绝密隐私，在一番嘲笑后，将汤士选当时可怜兮兮的求助场景记在了日记本上。面对汤士选可怜的求助，丁威迪装着极为同情的样子，将一本航海历书交给了汤士选，这本历书可以让汤士选继续混到1800年。

让汤士选意想不到的是，那个送他历书的丁威迪太不是东西了，都是欧洲兄弟，没想到丁威迪一回国就将自己的日记交给了出版商。更没有想到的是，身为使团老大的马戛尔尼没出书，丁威迪的书一下子倒成了畅销书，当时欧洲是洛阳纸贵，汤士选对天文学狗屁不懂的那点儿丑事，在整个欧洲都传开了。

索德超和汤士选咬牙切齿，一定要报英格兰人羞辱之仇。两人一直在等机会，可是法国已经成了拿破仑的天下，西班牙人跟法国人勾结在一起，还侵占了葡萄牙，甚至将国王给赶下台。两位传教士夜夜仰望星空，国破山河在的苍凉让两位心如刀割。

边度的情报送抵紫禁城，索德超跟汤士选立即意识到机会来了。没错，英格兰人名义上是保护澳门，事实上他们的野心是占领澳门。1622年，英格兰人和荷兰联合组成“防卫舰队”，多次向澳门发动武装攻击；1637年，英格兰海军乘船来到澳门，企图夺取澳门，失败之后转攻虎门，最后失败而归；1742年，英格兰海军故伎重施，攻打澳门不成，再攻虎门，依然惨败而归。现在的英格兰人正努力打通西藏高原的通道，迈索尔的热血还在流淌，法国人这一次给了英格兰人一个更好的借口：保卫澳门。

索德超跟汤士选太清楚英格兰人的把戏，当年洪仁辉借口欠债问题不惜冒着杀头危险告御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弄到一块儿像澳门那样的地方给英格兰人。而马戛尔尼到北京前，英格兰的外相邓达斯给马戛尔尼非常明确的指令，希望乾隆皇帝能给英格兰人划拨一块儿地皮，这是英格兰人一直梦寐以求的。

揭露英格兰人的狼子野心成了索德超跟汤士选两人最紧要的任务。

索德超跟汤士选准备了一份报告：

葡萄牙与法国连年交战，英吉利外虽示好相助，然内实诡计千般，未能一心相信。今英吉利于其所占据小西洋（印度洋）地方特发六大战船，劲兵数千，满载兵械炮具，藉辞称预防法兰西来抢澳门，其实乃窃窥澳门，欲得高宗纯皇帝所不允之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3月29日）其船已到澳门。具述西洋之乱，去冬已平，法兰西也向波尔都雅、英吉利求和，澳门人闻知此信，不胜喜慰，而英吉利人在船，犹然觊觎进境，不肯旋师，其心甚属叵测。

向皇帝上书是个棘手的问题。按照大清帝国洋人不能直接上书皇帝的惯例，一旦索德超跟汤士选两人直接上书，可能就会掉脑袋的。索德超想到了顶头上司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索德超可是听闻了这位苏大人跟英格兰人的宿怨。当年乾隆皇帝没有答应马戛尔尼的请求，还把他一路软禁到了广州。到广州后，马戛尔尼企图跟两广总督长龄达成免税、设自治区、自由贸易的协定。那时粤海关监督正是苏楞额，苏楞额一口回绝了马戛尔尼，让马戛尔尼带着一张白卷儿回到了伦敦，马戛尔尼梦寐以求的英格兰贵族身份也晚到了很多年。

苏楞额是粤海关监督中少有的几位升官晋爵的高官，现在掌管着皇帝的家务，脑子里自然要多打几个转儿，索德超、汤士选两位洋人汇报的情况实在太重大了，但自己没有一手的证据，所以现在还不能直接跟皇帝汇报。一旦自己汇报上去，皇帝一怒之下可能会发兵澳门，到时候真的就招惹了更大的国际纠纷。苏楞额在等一个机会，两广总督吉庆一定会向皇帝发密报。

致命的双簧

奥斯本和汉密尔顿两位鲁莽的军人到了澳门。

边度已经觉察到英格兰人会霸王硬上弓，在给索德超与汤士选的信函中，边度依然希望汤士选能够将英格兰人的野心向嘉庆皇帝透点儿风。边度非常清楚，大清帝国的官场有着严格的秩序，尽管汤士选的北京主教身份在葡萄牙拥有很高的地位，但在大清帝国的紫禁城里，汤士选只能夹着尾巴度日。要想让索德超跟汤士选在北京敲山震虎，自己在澳门一定要双管齐下铺平道路。

英格兰皇家军人的到来让边度计上心来，这两位可是自己双管齐下的药引子。

英格兰在欧洲被法西盟军孤立，尽管乔治三世口口声声要帮助葡萄牙，可是法西联军攻占了葡萄牙，英格兰人的军队却没有拯救葡萄牙人，相反小皮特却在密谋重返美洲。澳门是葡萄牙上百年苦心经营的东方明珠，是葡萄牙国王重登大宝的后勤保障基地，一旦落入英格兰人之手，葡萄牙将失去在中国的一切。

奥斯本和汉密尔顿的小船停在澳门港，边度就是不让这两位进入市政议会厅谈判。韦尔斯利在密令中告诉多林文，已经跟葡萄牙果阿总督联系，让果阿总督给澳门总督边度下令英葡联军共同保卫澳门。事实上，韦尔斯利跟葡萄牙果阿总督的通信是失败的，果阿总督并没有给边度任何训令。

边度名正言顺地以没有接到果阿总督训令为由，将奥斯本与汉密尔顿延留在船上，不允许他们上岸。边度已经得到消息，英格兰人不仅开来了战舰，还在商船上武装了超常规的大炮和陆军，一旦英格兰军队登陆澳门，他们的陆军将完全接管澳门，到时候真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拖延英格兰人，将消息送给两广总督，让两广总督上奏大清帝国皇帝。这样一来，索德超和汤士选就可以在北京出手了。

英格兰人的执著让边度异常兴奋，奥斯本和汉密尔顿还待在船上，多林文的一封信函就送到了。这已经不是多林文的第一封信了，他在信中依然希望边度总督能够跟英格兰人开诚布公，允许英格兰军队来保护澳门，这对于英葡盟友来说，是为了维护双方在亚洲的共同利益。多林文在信中希望能够面见边度。

边度通过对奥斯本与汉密尔顿二人的观察，总觉得这两小子焦灼的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偷偷摸摸到澳门，没有跟两广总督打招呼，那么他们的吃喝一定存在问题。1802年3月24日，奥斯本跟汉密尔顿气鼓鼓地回到了伶仃洋。伶仃洋近在澳门咫尺，英格兰人到底想干什么？边度决定会见一下多林文，进一步摸摸英格兰人的底牌。

1802年3月30日，多林文到达澳门。边度非常热情地将多林文迎进了自己的府邸。这是多林文第一次到边度的府上做客。没想到多林文刚落座，澳门主教施利华的使者就来敲门了，说主教有要事要与总督大人商议。边度一脸无奈，只有让多林文稍等，自己去接受主教的训令。

多林文明显感觉大事不妙，葡萄牙澳门主教一直跟梵蒂冈争夺东方市场，英格兰政府一直推行的是新教，无论是跟葡萄牙教派还是梵蒂冈，都有着信仰上的巨大差别。信仰上的差别会让施利华对英格兰人另眼相看，甚至产生严重的排斥心理。何况这一次英格兰人是开着军舰，以保护澳门的名义而来，前几次英格兰人的行动，会让施利华有更多的联想。

澳门市政厅现在早已是一锅粥，不仅仅是葡萄牙让法国人给灭了的恐慌，澳门的葡萄牙权贵们现在也是内讧不断。澳门葡萄牙籍权贵入乡随俗，在澳门赚钱当官后学习中国人搞三妻四妾的一夫多妻制，身为主教的施利华下令禁止纳妾恶习。施利华的这一禁令立即遭到葡萄牙籍权贵的反对，他们甚至暗中勾结大法官跟宗教所法官对抗。

权力犹如春药，能让仁慈的上帝疯狂。

施利华是澳门的第八任葡萄牙籍主教，颇有锐意改革精神。当然，施利华领衔的耶稣会澳门教区宗教裁判所，其成员是当然的教区法官。由于教会对议事会及市民大会有着深刻影响，教区法官便得以通过议员选举，公职的任命或推选等途径，从事行政、民事或刑事等方面的司法。宗教裁判所的存在实际上亦削弱了王室大法官的职能。

葡萄牙籍权贵们的窝里斗，让边度两头为难。现在英格兰人来了，自然澳门的葡萄牙权贵们是各有小算盘，人一多分歧就越大。多林文很快就得到一个沮丧的回音：施利华态度坚决，大法官左右为难。英格兰人不能在澳门登陆。边度语重心长地告诉多林文，保护澳门事关重大，葡萄牙人每年要给大清帝国政府缴纳租金，所以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跟中国官方商量比较好。

英格兰人想方设法要瞒住中国人，葡萄牙人却要跟中国政府商量，这令多林文相当失望。边度利用主教跟大法官以及权贵们的钩心斗角，巧妙地回绝了英格兰人对澳门所谓的保护。边度拿捏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中国人当年将荷兰人给驱逐出台湾，他们要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易如反掌。更何况大清帝国派驻了同知、知县驻防澳门，就是防止葡萄牙人耍花腔。

边度发现英格兰人的军舰还停留在伶仃洋，并没有离去的意思，看来英格兰人是铁了心要驻兵澳门。边度一边跟索德超和汤士选互通信息，一边准备材料欲上禀两广总督。两广总督吉庆很快就收到边度的信函，大意是英格兰人瞒着中国广东当局，通过和澳门总督的私下会谈，悄悄派兵进入澳门。

吉庆拥有高贵的皇室血统，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相当练达。边度非常了解这位总督，一旦自己盲目夸大其词，吉庆是不会相信边度的言辞的。边度在信函中非常怀疑英格兰人派军队打澳门的真实意图，原因是英格兰人携带的印度总督韦尔斯利训令中明确给葡萄牙果阿总督写信商议，可是果阿总督压根儿就没有给澳门任何训令。边度怀疑英格兰人对澳门有独占的野心。

边度的信函让吉庆大为震惊，英格兰人居然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这不再是以往的军舰护航，而是赤裸裸的主权侵犯。从印度派来远征舰队，商船伪装兵舰，陆军大炮随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保护澳门，英格兰人这是要长久驻扎。身为两广总督，吉庆当然明白这件事情的后果：主权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1802年5月1日，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吉庆的奏疏上达天庭：

住居澳门之大西洋（葡萄牙）夷人禀称，有英吉利夷船湾泊伶仃洋，距澳甚近，欲登岸借居夷房，恐其滋事，恳求保护。当即饬谕英吉利夷船回国，毋许登岸，澳门夷人情形安静。

不难看出，吉庆在奏疏上并不知晓英格兰外交部、战争部、海军部、陆军部、印度总督以及远征舰队的真实意图，仅凭边度的一封信函，就向嘉庆皇帝汇报说是英格兰人船到伶仃洋，恐对澳门滋事。吉庆在奏疏中严重隐瞒了英格兰人开到伶仃洋的是军舰，到澳门谈判的是远征舰队的指挥官。

事实上，奥斯本和汉稚密尔顿这两位是韦尔斯利在印度领土上南征北战的得力干将，尽管在后来的滑铁卢战争中没有这两位的身影。血洗迈索尔地区的韦尔斯利在雷尼尔中将手下，一定有占领澳门的雄心壮志。当然，这一切对于吉庆来说，天朝上国恩威四海，滑铁卢战争只是宵小之徒犯上作乱，韦尔斯利的血腥杀戮那都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遥远的紫禁城中，嘉庆皇帝早已是焦头烂额，猖獗的白莲教匪徒简直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嘉庆皇帝罢免了数名高级指挥官，依然难见成效。现在英格兰人又犯境，嘉庆皇帝看完吉庆的奏折，立即朱谕吉庆：“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

在没有掌握英格兰人十足证据的情况下，嘉庆皇帝还不想跟远在万里之遥的英格兰宵小之徒计较；但一旦英格兰人来硬的，吉庆一定要倾尽两广之兵力，虽远必诛。如果英格兰人没有动作，就不要对其动手，但是不能轻率。

索德超很快就掌握了吉庆的奏疏内容，没想到嘉庆皇帝的朱谕动作迅速，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动作，朝廷的朱谕已经通过五百里加急快传到两广总督府。边度的行动在吉庆上疏嘉庆皇帝之前，吉庆已经洞察英国人的奸谋。只是多林文的动作慢了一步，吉庆的奏疏已经发出。

吉庆给皇帝上疏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停留下来，他下令行商们到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了解实情，多林文那个时候见纸包不住火，也只有将事件的原委向吉庆汇报了。4月30日那一天，吉庆将多林文的汇报转交给边度。多林文的汇报中强调：澳门系天朝地方，不敢意图占据……

边度顿感吉庆上了多林文的当，但是自己得到消息，欧洲的战争已经停止，早在1801年10月，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参战国已经签订了停战协议，那么英格兰人的部队还屯兵伶仃洋，英格兰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边度决定再联手索德超与汤士选，彻底将英格兰人给赶出伶仃洋，确保澳门安全。

5月17日，嘉庆皇帝再次收到了吉庆的密奏。

奏疏上，吉庆的用词考究，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写就的：“据香山县许乃来禀称，澳门大西洋夷目委黎多上禀，称有吕宋船只带信来澳，言英、法各国俱已和好，停止争战。”吉庆在奏疏中提出：英、法、吕宋（西班牙）各国在海洋上争斗数年，法国、吕宋商船不敢来粤贸易，英国货船虽然船大人多，沿途也须兵船护送，现在各国讲和，洋面趋于宁静，来年各国来粤货船必多，海关税课可期丰裕。

吉庆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轻描淡写地将英格兰派兵图谋侵占澳门的事情说成了是兵船护送商船，这样的借口容易糊弄嘉庆皇帝，因为在南中国海域，确实有大量的海盗出没。吉庆在奏疏中用香山知县许乃来做挡箭牌，一方面是为自己开脱，另一方面是许乃来跟葡萄牙人有宿怨。

许乃来是香山县有名的铁腕县令，在1799年因华人租住葡萄牙人祖产，许乃来强令葡萄牙人永久租借给华人，葡萄牙市政议会厅当时不予理睬。许乃来连发数道公函，甚至公开宣称“必严行究办，决不姑宽”。澳门总督担心许乃来动武，只能屈服。租借案只是交恶的一个开始，1801年的海盗清剿案让边度异常尴尬。

1801年，广东雷州、琼崖一带海盗滋扰，大清帝国派出军队清剿。边度立即给许乃来一份合作信函，表示葡萄牙愿意派两艘战舰协助清军清剿海盗。边度的军事结盟背后，附加了五项条件。许乃来一看边度的条件，立即洞察了葡萄牙的奸谋，遂在每项条件后面做了严肃而又幽默的批示。

1．自关闸至澳门外围岛屿由葡萄牙澳门政府“专辑奸匪”，驱逐外国夷船湾泊；许乃来批示：这些地方“应由内地兵役巡查，非尔夷所得越份稽查”。

2．驱逐在澳门的华人闲游匪徒出境，而在澳贸易营生华人，富有者才准留居澳门；许乃来批示：如有不安分之人，中国自会处理，“尔夷无从过问”。

3．对华夷债务，由葡萄牙澳门政府拍卖负债者的货物清偿；许乃来批示：华夷各自管束，应归衙门处理。

4．澳门华人一般案件由葡萄牙澳门政府处理；许乃来批示：“遇有犯罪，原可照天朝法律惩治，有地方官在，未便干预。”

5．华人杀夷人，罪犯要在澳门明正刑典；许乃来批示：“华人犯罪，自有规章，岂敢改变”等等。

联军围剿海盗的结盟倡议，让许乃来越来越觉得葡萄牙奸猾，他们是要借机讹诈大清帝国，这简直就是狂逆之极。堂堂大清帝国，有足够力量可以清剿海盗。现在葡萄牙被灭国了，英格兰人要来保护澳门，在许乃来看来，这两者都不是什么好鸟。还好，欧洲的那些宵小之徒们已经签订和约，再没有任何借口进兵澳门。

吉庆将许乃来推向前台，也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吉庆还是担心英格兰人在两广地界招惹是非，便下令行商，让英格兰人作出保证，“无意侵犯中国政府”，“事先未获得准许，军队不会在澳门登陆”。吉庆还是不放心，干脆让行商们催促英格兰人赶紧滚蛋。只有英格兰人滚蛋了，吉庆才能解除向皇帝撒谎英格兰人是兵船护航的后顾之忧。

但事与愿违，吉庆原本以为将东印度公司写给两广总督的信函交给皇帝，就能彻底将英格兰兵犯大清帝国海域的重大事件给遮掩过去。吉庆给皇帝奏疏的后面附带了“西洋理事官委黎多禀”，信函中英格兰人对吉庆千恩万谢，并且保证确查英法各国停战议和详情，及时报告广东当局。

许乃来的铁腕并没有打消边度继续揭穿英格兰人真面目的决心，索德超跟汤士选合谋，苏楞额是该出手了。1802年的6月8日，嘉庆皇帝在吉庆的密折后朱批：“览。另有旨，钦此。”苏楞额一摸准皇帝的朱批，深知皇帝对两广地界的事情还是不放心，决定将索德超汤士选二人的折子递给嘉庆皇帝。

1802年8月29日，苏楞额向皇帝汇报说：钦天监任职的葡萄牙人索德超、汤士选接到本国驻澳门理事官委黎多（澳门总督边度）的家信，“上禀内务府大臣、工部侍郎苏楞额”。自己只有按照程序将其禀奏呈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看到苏楞额的奏折立即血脉贲张。

1．在澳门居住的西洋波尔都雅国人“荷蒙本朝涵濡之恩，循规守矩，久享平安”。

2．英吉利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贡时多所求假，不但要求增开通商口岸，而且企图求海屿一处作久留之计。因高宗纯皇帝洞其隐曲，未遂其私，怅然而去。“西洋诸国因法兰西之乱（法国大革命）互相纠合，英吉利亦在约中，故数年未暇东顾。”

3．葡萄牙与法国连年交战，“英吉利外虽式好相助，然内实诡计千般，未能一心相信”。“今英吉利于其所占据小西洋（印度洋）地方特发六大战船，劲兵数千，满载兵械炮具，藉辞称预防法兰西来抢澳门，其实乃窃窥澳门，欲得高宗纯皇帝所不允之事。本年二月二十六日（3月29日）其船已到澳门，澳门葡萄牙人因其无知会文凭，不许其入境”。

4．三月三十日（5月1日）西方船只到澳门带来书信，“具述西洋之乱，去冬已平，法兰西业向波尔都雅、英吉利求和，澳门人闻知此信，不胜喜慰，而英吉利人在船，犹然觊觎进境，不肯旋师，其心甚属叵测。五月中旬，战船更逼近澳门停泊，占据一岛往来上岸，澳门人人危惧，中国官员无甚戒严之意”。

5．“英吉利之凶狡，在西无人不知，伊前与小西洋假买卖为由，已曾图灭一大国名曰蒙告尔（即孟加拉，英文作Bengol），初亦借一小地存住，后渐人众船多，于嘉庆三年（1798年）竟将此国吞噬，此系后藏临近之地，中国所能知也。其在他处以此而得计者不止一方，若容此辈在迩，殊非久安之策。”

索德超和汤士选的折子可谓刀刀见血。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将英格兰一直当蛮夷对待，没想到英格兰在欧洲已经是臭名昭著。嘉庆皇帝自然对西藏问题关心，他老爸乾隆皇帝时期，英格兰人就图谋进军西藏，现在英格兰在西藏高原杀戮未止，按照韦尔斯利的疯狂，英格兰人是要拿下西藏，以解当年美洲独立之恨。

嘉庆皇帝在奏疏末尾发现一句话：请求今后令澳门理事官凡关海防要事，会文可直达两广总督，不必由别员转禀，以致壅误。这句话非常明显是针对许乃来说的，葡萄牙人在提醒皇帝，帝国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已经是积弊丛生，真相总是被下级的官员给隐瞒。索德超、汤士选二人希望大清帝国能够建立一条通过驻京葡人和澳门葡人的书信联系，可为清廷提供一条了解澳门情况、监督两广大吏对澳门和西方人政策的非正式渠道。

边度、索德超和汤士选终于松了一口气，嘉庆皇帝对吉庆隐瞒真相不报大为光火，在那个时候这就是欺君的大罪。英格兰人侵略成性，现在都想侵占澳门，吉庆身为两广总督，居然轻描淡写地说是护送商船。

8月30日，军机处寄谕两广总督吉庆、广东巡抚瑚图礼、粤海关监督三义助，令三位查询英船来澳情形：索德超等所奏之事发生于二月，自五月至八月期间两广总督吉庆、广东巡抚瑚图礼，粤海关监督三义助并未奏及，此信未必确实，可能是澳官委黎多（边度）与英国有挟嫌耸听之情，命令广东当局传委黎多详细诘问得实，迅速奏闻。

9月19日，吉庆给嘉庆皇帝上疏：“伏查英吉利国护货兵船前曾来澳湾泊伶仃洋面，距澳甚近，因该国向来好斗最强，住澳之波尔都雅国夷人恐有抢占澳门之意，是以惊疑。臣屡饬洋商催令开行，英吉利夷人当知畏法，不敢滋事。经臣于本年三月间具奏在案。此奉谕旨垂询，遵旨查明英吉利国各兵船于四月十一至六月初五等日已陆续开行护货回国，其在澳门外湾泊时并无滋事，现在澳夷安静，理合据实覆奏。”

两广总督府的文件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吉庆调查了边度，也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停留在伶仃洋的兵船是护货而走。吉庆的奏疏一到北京，嘉庆皇帝在奏疏上朱批：“览，钦此。”苏楞额的事情还没有完，军机处令苏楞额传谕索德超、汤士选，阅看吉庆原奏折，嘉庆皇帝草率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索德超等具呈之语系属讹传”。

吉庆跟许乃来的一出双簧，让索德超汤士选在内务府颜面扫地，嘉庆皇帝的大管家苏楞额得到了皇帝的谅解，没有反坐为诬告，一粒仇恨的种子埋在了苏楞额的心底。这粒仇恨的种子在生根、发芽。仅仅六年后，英格兰人故伎重演，吉庆的双簧遗毒蔓延到两广官场，一场更大的暴风雨让嘉庆皇帝龙颜大怒。

兵围广州城

1808年9月11日，鸡颈洋面突然出现三艘军舰。

舰队指挥官英格兰皇家海军少将威廉姆·布莱恩·度路利（William 0' Brien Drury）站在军舰的甲板上，仗着长剑，遥望着黄埔港的方向，那里是欧罗巴商人梦想的财富天堂，也是英格兰人无数次梦碎的伤心之地。度路利脑子里无数次闪现进军黄埔港的路线图：拿下澳门，夺取虎门炮台，穿越黄埔港，占领粤海关，进逼两广总督府。

葡萄牙澳门总督边度因为1802年英格兰人企图侵占澳门，索德超跟汤士选被北京政府斥其讹传，让葡萄牙政府和大清帝国关系骤然紧张。里斯本宫廷为了缓和同北京的气氛，立即将边度的总督职务给撤了。现在的澳门总督是葡萄牙女王的宠臣花利亚（Bernardo Aleixo de Lemos e Faria），这位总督是个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主儿。

早在1783年4月，葡萄牙王后玛丽亚一世为单方面改变澳门的现状，颁布《王室制诰》。1784年3月，葡萄牙殖民大臣马蒂纽对澳门总督的职权进行改革，削减议事会的权力，并在澳门设立税馆以对抗大清帝国的粤海关。花利亚成为第一位拥有新权力的总督，并根据玛丽亚一世的“授命”，结束大清帝国官员对澳门的敲诈和骚扰，取消他们分别刻于议事会和望厦石碑上针对葡国主权和天主教而规定的十二条例。

度路利率领三百名士兵到达鸡颈洋后，在没有任何前期准备，也没有得到葡萄牙果阿总督的训令的状况下，准备直闯澳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807年拿破仑派出百战将军朱诺攻入了葡萄牙，并以葡萄牙总督的身份开始统治葡萄牙。1808年8月1日，从印度回到欧洲的韦尔斯利将军，率领自己的嫡系部队突袭里斯本，将朱诺将军打得落花流水，现在英格兰的军队是葡萄牙人的救世主。

葡萄牙王室现在躲在巴西的流亡政府之中，留下了玛丽亚一世的宠臣花利亚在澳门苦苦支撑。1802年，葡萄牙联手北京传教士将英格兰人驱赶之后，一度向北京政府示好。当法国人再度攻入葡萄牙的时候，葡萄牙王室决定加强对澳门的控制权，敢于跟大清帝国对抗的花利亚再度出任澳门总督。

度路利带领三百人直闯澳门的时候，花利亚一边组织力量拦击，一边向香山知县彭昭麟汇报情况。彭昭麟一听吓坏了，许乃来担任知县的时候，英格兰人就来过一次，当时他们欺骗中国政府说是护航商船。这一次居然没有任何征兆就开始攻打澳门，看来英格兰人是想占领澳门。彭昭麟命令花利亚严密监视英格兰兵船的动向，“不许放纵英吉利国兵丁一人登岸”。

彭昭麟一介书生，根本就不知道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也不知道花利亚的上司女王跟摄政太子已经逃到巴西，西班牙人也背叛了拿破仑，韦尔斯利在欧罗巴用鲜血为自己染红即将到手的威灵顿勋爵桂冠。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剌佛秘密到达花利亚府邸，将欧洲的战事告知。花利亚这个时候突然装孙子，同意了英格兰的度路利登陆澳门。

9月21日，三百多名英国士兵在度路利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入驻东望洋山炮台、南湾炮台、圣保禄学院。度路利的军队已经在澳门集结完毕，香山知县彭昭麟还被蒙在鼓里，以为花利亚会殊死抵抗，但彭昭麟做梦也没有想到，英格兰人的部队已经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登陆集结完毕。度路利、剌佛跟花利亚谈判的时候敲定：英舰一律悬挂葡萄牙国旗，士兵则改穿葡兵制服。

彭昭麟发现澳门情势不妙，葡萄牙人四处逃散，立即给两广总督吴熊光报告。吴熊光在彭昭麟的报告上批令：“照常防范至十六日见该夷不退谕令封舱。”

度路利一看，一旦广州政府切断了澳门的一切供应，那么英格兰部队将困死在澳门。度路利开始拖延，观察吴熊光到底是不是玩真格的。因为彭昭麟根据吴熊光的指令，一直没有任何动作。可是到了10月5日，粤海关方面真的封舱了，停止澳门方向的一切供给。

封闭港口是两广官员最爱用的一招，企图吓退蛮夷。没想到度路利不是商人，他才不管贸易不贸易的问题，奉命拿下澳门是他接到的军令，必须完成。度路利决定以军威来打击两广总督的封舱行动。10月22日，从马德拉斯赶来的六艘军舰登陆澳门，以200名士兵入三巴寺，100名士兵入龙嵩庙，200名士兵踞东望洋，100名士兵踞西望洋，最后占领了东望洋、妈阁庙和嘉思栏炮台及圣奥斯定教堂。

眼见英格兰的大部队登陆澳门，驻守澳门的游击将军祁世和联袂彭昭麟，向吴熊光报告澳门危机，希望两广总督能够调集水师部队堵逐英格兰军队。可能受到当年吉庆的启发，吴熊光还装大尾巴狼，在两人的联合报告上批示：镇静不可张皇。

彭昭麟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彼时香山县有澳内居民四散，澳夷乏食。

吴熊光这个时候脑子还在犯糊涂，他事后给嘉庆皇帝的奏疏上说他那个时候大病初愈，精神不佳。事实上，军机处的文档证明，当彭昭麟将澳门情况上报后，吴熊光不是立即调兵遣将，而是在总督府翻查成例，看两广总督府之前有没有处理过类似的案子。成例断案这是中国官场的一个通病，吴熊光还真就找到了。1802年英格兰兵船欲占住万山及虎门外沙角山头，吉庆派员前往晓谕两月有余，英格兰人即行撤退。

吴熊光找到吉庆当年的成例后，将彭昭麟的汇报压在案头。吴熊光事后在给嘉庆皇帝的检讨中追悔莫及：“我由军机章京仰蒙高宗纯皇帝厚恩，令随同军机大臣行走，旋擢用直隶藩司，又蒙皇上逾格鸿施叠任督抚，分应殚竭血诚诸事妥协经理，我一时糊涂想仿照办理如英咭唎夷兵即撤退即可，不致上烦宵旰。”

广州方面一味的封舱让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着急了，现在到广州做生意的散商越来越多，这些老板赚钱后回到伦敦游说议会，希望议会能够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这个时候吴熊光封舱，损失最大的是东印度公司。剌佛根本管不了度路利，他建议度路利到广州跟吴熊光解释清楚，希望吴熊光能够谅解英格兰军队保护澳门。

现在十三行的行首是广利行的老板卢观恒，卢观恒跟东印度公司是老生意伙伴，剌佛请卢观恒给吴熊光送去一封亲笔信以及译件。度路利在信函中详细说明了带兵船来澳门的原因：最近，法兰西国占领了葡萄牙国，今我国王发此战船来澳门，是为了扶助澳门的葡国人，以抵御法兰西的进犯。

英格兰人的说明让吴熊光找到了成例，当初奥斯本与汉密尔顿的军队停靠在伶仃洋，也是为了防止法国人兵犯澳门，现在英格兰人登陆澳门，也是保卫澳门不受法国人侵占。吴熊光学吉庆，“派熟谙夷情之知府陈镇、游击祁世和严切晓谕，该夷目虽不敢在澳滋事，而意存观望以伊国与西洋同系夷人，希冀转奏，邀恩允准居住”。

吴熊光谕令剌佛，希望度路利率领舰队离开。可是度路利根本不理会吴熊光，吴熊光这个时候感觉到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再派陈镇跟祈世和到澳门深入调查。花利亚对两广总督派来的官员大倒苦水：“现在国家衰亡，不敢与之竞争。”就在这个时候，吴熊光只得上奏章实告：据史可知，英吉利人这次肯定是借口保护葡萄牙人想占住澳门。

令吴熊光十分尴尬的是英格兰人不仅不走，反而还想跟大清帝国开火。

10月23日，这一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诗经》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时节，候鸟南飞避寒，百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这一天，也就是英格兰海军部从孟买调来第二批军队两天后，吴熊光与广东巡抚孙玉庭还在反复商量应如何给嘉庆皇帝写奏折，企图模仿吉庆蒙皇帝。

这一天，吴熊光跟孙玉庭商量完毕，给嘉庆皇帝写了一份报告：现将该国夷船停止开舱，派员剀切晓谕，俟夷兵退出澳门，方准起货，并称该夷人若再延挨，即封禁进澳水路，绝其粮食。同一天，吴熊光调派水陆官兵密为预备，嗣奉到谕旨即遵照复令。

吴熊光把嘉庆皇帝给骗了。10月23日当天，吴熊光之所以派水陆官兵密为预备，事实上这都是蒙骗嘉庆皇帝的说辞。根据大清帝国的密档显示，那一天，度路利不仅没有被吴熊光的谕令吓退，反而率领战舰三艘、士兵数百人闯入虎门，进泊黄埔港。吴熊光当天不得不派兵防范。眼见局势已经失控，吴熊光当天令碣石镇总兵黄飞鹏率领水师在内河巡视，严防英格兰战舰挑开战端。

度路利到了黄埔港，依然让卢观恒给吴熊光带信，希望能够面见总督大人。度路利跟东印度公司隶属两个系统，所以就出兵澳门一事，要当面跟吴熊光说清楚。度路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允许英格兰人占有澳门合法化，继承葡萄牙人在澳门的一切权利。

两广地界的官员们地处帝国对外的窗口，身兼外交部长的职责，却一直不愿意跟洋人直接打交道，为了推卸责任，炮制出行商制度，将商人推向外交的风口浪尖。卢观恒这样的行商首领，也就成为大清帝国的隐性外交部长。吴熊光这一次自知闯下大祸，在这个时候当然不愿意会见度路利。

吴熊光的拖延躲避让度路利怒火中烧，他决定给广州当局一点儿颜色瞧瞧。大清帝国的密档显示：1808年11月11日，度路利指挥“三板艇舡由黄埔至省城外十三行停住，求见总督恳请代奏在澳寓居，吴熊光总未见面，只令其回至黄埔候旨，并饬禁买办火食”。

英格兰战舰进兵澳门已经是冒昧之极，由于吴熊光的昏庸无能，导致度路利得寸进尺，私闯虎门炮台如入无人之境。在黄埔港驻留长达月余，因为吴熊光没有接见度路利，度路利领10多个头目和40多个士兵由黄埔港驶入十三行驻跸。英格兰人屯兵广州城外，大有攻城略地之势。

英格兰战舰兵围广州城让吴熊光慌了神。就在这个时候，嘉庆皇帝的上谕来了。嘉庆皇帝在上谕一开始觉得吴熊光处理还算妥当。军机处的档案显示，嘉庆皇帝在上谕中简单描述了吴熊光的奏折后，开始目中无人说大话、吹牛皮：“以天朝禁令甚严，不容稍有越犯。大西洋与法兰西彼此构衅，自相争杀，原属外夷情事之常。中国并不过问。至于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入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

嘉庆皇帝吹牛皮之余还算脑子清晰，在发给军机大臣们的上谕中指出：“看来竟系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住，大干天朝厉禁矣，尔国臣事天朝，平素遣使进贡，尚称恭顺。乃此次无知冒犯，实属情理之外。本当即行拿究，姑先明白晓谕。尔若自知悚惧，即速彻兵开帆，不敢片刻逗留，尚可曲恕尔罪，仍准尔国贸易。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面当即封禁进澳水路，绝尔粮食。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尔等后悔莫及。”

吴熊光有了嘉庆皇帝的上谕，立即派陈镇“恭宣圣谕”。可是度路利并没有将嘉庆皇帝的上谕当回事儿，依然屯兵广州城外。吴熊光眼见形势要失控，檄调督、抚、提、镇各标官兵2600多人，开往北山、前山、关闸、沙梨头布防待命，随时准备出击驱逐澳门英军。又令参将张绍绪、宝兴，游击祁世和，都司老格，守备李福泰等到黄埔和澳门驻扎防守，并令碣石总兵黄飞鹏率领军舰碇泊省河一带，严阵以待。

度路利见吴熊光居然调集了大军将英格兰军队团团围住，立即撤离广州城外，向十三行撤退。度路利的部队在澳门的时候就出现了伙食问题，跟吴熊光这么一闹，后勤补给更是问题。现在吴熊光调集军队，一定是得到了北京的旨意，再闹下去，可能就不是伙食问题，大部队完全可能被大清帝国的军队给包饺子了。

度路利决定让部队到十三行进行伙食补给。一直盯着度路利部队的总兵黄飞鹏喝令英格兰士兵，不允许他们开进十三行进行伙食补给。度路利手下的士兵一直在海上待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士兵们情绪很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补给的机会。黄飞鹏看英格兰人不听总督大人谕令，下令向英格兰人开炮。

轰隆一声巨响，一名英格兰士兵当场毙命，另有三名受重伤。度路利知道这一次大清帝国的部队不是跟自己开玩笑，立即命令军队撤到黄埔港。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眼见局势恶化，向度路利提出让部队撤离黄埔，最好能够完全撤回到孟买去。度路利是个倔驴子，还抱着侥幸心理，要跟吴熊光论个高低。

远在北京的嘉庆皇帝压根儿就不知道广州城已经硝烟弥漫，一个人独自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琢磨吴熊光之前的奏折，越来越觉得吴熊光有问题。1808年11月18日，嘉庆皇帝向军机大臣发布上谕：前因吴熊光等奏，英吉利国夷兵擅入澳门，吴熊光等仅令停止开舱，若延挨不退，即封禁进澳水路，绝其粮食。所办懦弱不知大体。

嘉庆皇帝在琢磨的过程中，还发现吴熊光所说，英格兰进兵澳门是为了保护澳门的说法是个陷阱。在给军机大臣们的上谕中，嘉庆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格兰人的阴谋：“朕详加披阅，禀内所叙之辞，多不恭顺。如所称该国王多派战船兵丁赴中国海面，若法兰西国人来至澳门，预备防堵等语，殊不成话。该国王既知为中国海面，即不应派兵擅入。况法兰西国夷人并未至澳门，何得借辞越进。”

两天之后的1808年11月20日，嘉庆皇帝终于暴怒了。

这一天，嘉庆皇帝收到了吴熊光的八百里加急密折。度路利已经失去了理智，英格兰军队并没有立即撤离的意思，相反还有为死去的士兵报仇的动向，因为英格兰人又从孟买派来了四艘战舰，战舰上都是黑人，这些人都是英格兰人的奴隶，打起仗来都不要命。

看完吴熊光的密折，急火攻心的嘉庆皇帝立即下达上谕：粤东有英吉利国夷兵擅入澳门一事，特降谕旨，将永保简调广东巡抚，俾资协理。永保接奉此旨，着即由驿驰赴新任。此事先据吴熊光等奏称，该国夷船九只，驶至鸡颈洋面，计有夷兵三百名，登岸居住，占据东面炮台，本日又据称该国夷船，续到四只，夷兵连前共有七百余人，一任逗留观望，并未严行驱逐，竟不调兵防守，所办错谬已极。迭经隆旨严饬。

永保是满洲镶红旗人，他老爸是大学士温福，他还有个将军哥哥勒保。永保是以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乾隆三十七年，温福征金川，永保赍送定边将军印，遂随军。第二年，温福战殁木果木，永保冒矢石夺回父尸，袭轻车都尉，迁吏部郎中。1803年，永保调任云南巡抚，1808年兼贵州巡抚。永保打仗是一把好手，兼有地方执政经验，嘉庆皇帝自然看好他。

接到嘉庆皇帝调令，永保立即从云南马不停蹄地向广州赶。

永保还没有赶到广州，吴熊光的加急奏折又送到嘉庆皇帝面前。吴熊光告诉嘉庆皇帝，“英吉利国夷船尚在澳门挨延观望”，“英吉利夷人现在情形，仍系一派空言”。嘉庆皇帝对吴熊光的软弱无能异常愤怒，在1808年12月15日给内阁的上谕中怒斥：“未能将该夷人逐去，亦未见有调度。看来吴熊光一味软弱，全不可靠。”

嘉庆皇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再次强调：“永保接奉此旨，即着昼夜加紧驰赴广东，径赴澳门督办。朕专派永保前往，即系钦差。”永保已是垂暮老人，嘉庆皇帝却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让永保星夜兼程赶往广东，可见嘉庆皇帝对吴熊光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英格兰人的猖獗极度愤怒。嘉庆皇帝有一首泣血诗文，可见其心中之苦：

内外朝臣尽紫袍，

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

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

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慢说君恩重，

辜负君恩是尔曹。

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在上谕中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永保到省后，且毋庸接管巡抚印务，唯专心办理此事。”涉外大事，永保之前没有办理过，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告诉永保，“谕知该夷人等，以尔等此次擅自带兵进澳，占据炮台，大属冒昧。原应立加惩办，姑念尔国向来臣事天朝，尚为恭顺，是以不肯递事剿除”。

嘉庆皇帝给了永保很多特权，不用交接印信，而是直接接手吴熊光的大权，全权处理英兵进澳案件。为了给永保提劲，嘉庆皇帝在上谕中让永保这样晓谕英格兰人：“现在大皇帝派我前来督办，业将水陆各路官兵，调集若干。如果敛兵早退，将业尚可准令贸易。倘迟回观望，即当统领大兵，分路剿捕，尔等不但身被诛夷，并将业永远不准朝贡贸易。”

吴熊光之所以给嘉庆皇帝发出八百里加急奏折，原因是在12月10日那一天，度路利少将通过剌佛跟吴熊光达成了撤兵贸易的协议。可是几天过去了，度路利率领的舰队依然驻扎在澳门的各个炮台要塞，根本就没有要撤兵的迹象。无奈之下，吴熊光给嘉庆皇帝写了密折，嘉庆皇帝才大骂吴熊光无能。

剌佛听闻吴熊光再次上奏皇帝，并且皇帝已经派了新的巡抚全权处理此事，一旦度路利拖延撤兵，最大的受害者将是东印度公司。剌佛央求度路利赶紧撤兵。也就是嘉庆皇帝再发八百里加急上谕的12月15日，度路利才下令士兵们上船。原本是很迅速的装船，可是度路利磨磨蹭蹭，硬是装了五天才装完。

英格兰军队终于在1808年的最后时刻从中国海域消失了，可是嘉庆皇帝很快听到一个噩耗，永保在赶往广东的途中死了。嘉庆皇帝擢升永保为两广总督的圣旨都下达了，永保却永远无法上任了，嘉庆皇帝赠永保内阁大臣。同时将吴熊光革职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最后遣戍伊犁，湖广总督百龄调任两广总督。巡抚孙玉庭革职回籍。

百龄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给度路利充当翻译的罗德里戈神父秘密逮捕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担心罗德里戈神父被百龄给杀掉，因为在乾隆皇帝时期，一位四川商人给英商洪仁辉翻译御状，最后被逮住杀了。英格兰人担心罗德里戈神父小命会丢在百龄手上。

吴熊光在遣戍伊犁之前已经跟英格兰人达成了和解，英格兰人拿着和解做文章，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信守承诺，不要迁怒于翻译。在多次的交涉中，百龄释放了罗德里戈神父。百龄在两广总督位置上还没有坐热，庞大的海盗军团却让嘉庆皇帝寝食难安。在一次次与海盗交战失败之后，百龄不得不再度与英格兰人、葡萄牙人联手，组建前无古人的三国海上盟军，围剿海盗军团。

第八章　黄昏对决

海盗无间道

1809年9月21日，一位英格兰富翁狼狈地逃到了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

正是采购最忙碌的季节，大班们早早地起来在办公室分配当天的任务。见富翁狼狈不堪，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位有钱人，他不就是格拉斯普尔吗？一位不受英格兰国王约束的民营商人，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批英格兰人，生意很大，相当有钱。

怎么会如此狼狈呢？大班们将这位富翁扶着坐下，格拉斯普尔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告诉大班们，自己的船被海盗洗劫一空，自己还被海盗当肉票绑了，这帮海盗硬生生地要自己拿出十万西班牙银元，否则就撕票。

鬼佬不懂啥叫撕票，都瞪着眼睛听格拉斯普尔解释，格拉斯普尔欲哭无泪：“那是中国黑社会绑匪的行话，就是下狠手，即使不杀死也要整残废，砍掉胳膊大腿是轻的，一般都一刀给捅个透心凉。”

格拉斯普尔身上的银元全都采购了中国货物，身上就剩下7654块西班牙银元，结果海盗们一个铜板儿都没有留给格拉斯普尔。拿到西班牙银元之后，海盗还算守信用，给了格拉斯普尔一条破帆船，让他自己一个人滚蛋，茫茫大海就自生自灭吧。好在格拉斯普尔命大，居然还找到了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地，一帮不知天高地厚，自恃有大炮火器的大班马上义愤填膺，嚷嚷着要为格拉斯普尔报仇，海盗这样欺负人，以后英格兰人还怎么在海上混？

格拉斯普尔摇了摇头，心有余悸地告诫鬼佬大班：“兄弟们，你们就别吹牛说大话了，这个海盗虽说是个娘们儿，可是她是海盗的老大，还有一个帅哥帮着这个娘们儿，香港澳门周围的海盗都得听她的。”

鬼佬们一听海盗头子是个娘们儿，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格拉斯普尔估计是被吓坏了。凡是被绑架过的人都会有心理阴影。别看鬼佬扛着枪耀武扬威，一旦放下手上的家伙就尿裤子。格拉斯普尔一把将旁边一个兴奋的大班拉住：“你们去了要吃亏的，这个娘们长的美艳绝伦，那一帮土匪男人都愿意跟着这个娘们儿卖命，你们去了没有好果子吃。”

美艳绝伦的女海盗，能跟伊丽莎白女王媲美？

大班们的血管都被呼啸的热血刺激得暴胀。格拉斯普尔最后慢条斯理地告诉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这个娘们儿叫石香菇，原来是个海上妓女，由于在海上天长日久，水灵的皮肤变得越来越黑，天生丽质的石香菇俨然成为海盗们心目中的仙女。有一天被大海盗郑文显看中，两人就苟合成为夫妻。

郑文显雄心虎胆，一直希望成为海盗霸主，所有他还有一个名字郑一，希望自己是海上的唯一。郑一出身大海盗世家，当年大海盗郑芝龙眼见朱家明王朝崩溃，赶紧投降满洲八旗，可是自己的儿子郑成功却不投降，还要跟随朱明王朝的那些低能后裔搞复辟，郑成功被赐国姓朱，福建沿海跟台湾都叫郑成功国姓爷。

朱家后裔实在是烂泥糊不上墙，在不断的逃跑过程之中，朱家的龙子凤孙被野蛮的八旗武士跟吴三桂之流的叛徒给砍瓜切菜了。郑成功只有赶走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人，然后独踞一方企图反攻大陆，复辟朱明王朝。郑成功手下大将郑建错失时机，未能追随郑成功赴台，结果辗转于香港大鹏湾，成为横行一方的海盗；郑一就是郑建的孙子。

郑建有两个孙子继承了他的海盗衣钵，一个是郑一，还有一个就是郑七。这两位是堂兄弟，都想一统海上。这样两家分权的局面让郑家海盗集团陷入危机，大清帝国的水师、葡萄牙人的舰队以及英格兰人的东印度公司很容易将其消灭，郑一一直跟堂兄郑七商量两家合并在一起，重组郑家海盗集团。

郑七希望做老大，郑一不愿意，问题就这样拖着。没过多久，郑七突然暴病身亡。郑一将郑家的海盗进行了联合重组，声势浩大的郑家海盗集团声威日隆。郑一动员广东海盗团结起来；很快就坐上了广东海盗联盟盟主的位置，并将郑家海盗集团更名为红旗帮。

格拉斯普尔被石香菇绑肉票之后看到海盗的规模，吓得目瞪口呆。密密麻麻停靠在海上的船艇，简直超过英格兰的海军战舰规模。香港鲤鱼门海域基本是郑一的海盗船艇，格拉斯普尔根据自己在海上的经验判断，郑一的海盗船大大小小不少于六百艘。

没错，郑一领导的红旗帮有战舰400艘，马仔超过8万人。不过这位广东海盗的老大在一次海上抢劫的时候遇到风暴死了。格拉斯普尔听到内部传闻，有人想篡夺郑一的海盗联盟盟主之位，不过现在郑家的红旗帮已经掌握在石香菇的手上。

石香菇成为东南海面的海盗女王，被海盗称为郑一嫂。当妓女之前，郑一嫂跟随当地的海盗练习武艺，武功相当地不错。当年跟郑一在广州湾南部的东海村结婚后，一直追随郑一，成为郑一的压寨夫人，夫妻为盗，夫唱妇随。郑一嫂在跟随郑一期间学习了不少黑帮的管理经验，甚至协助打理红旗帮帮务。这位美艳如花的压寨夫人不是那种花瓶娘们儿，甚至还是一位足智多谋文武全才。郑一死后，郑一的老部下拥戴郑一的侄儿郑安邦继续统领红旗帮，郑一嫂总摄帮务。

帮主郑安邦属于烂泥糊不上墙的那一种角色，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胆子小，听闻炮响也要双手掩耳。这个时候红旗帮的小伙子们开始不服气，甚至盯上了美艳的寡妇郑一嫂。郑一还在世的时候，手下一马仔郭学显就对郑一嫂单相思了很久。

这位郭爷跟郑一不一样，虽同为海盗，但看上去却是风度翩翩的儒雅公子模样。在他的船上还专门有书房，不抢劫的时候就钻进书房吟诗作画，希望有一天能够吸引压寨夫人的温柔一瞥。郑一死了，郭爷的小脑袋开始发热，五体不安。

还有一位跟郭爷一样，曾经是郑一手下大将的总兵保，对郑一嫂也是相思无限。这二位在当海盗前都很土，郑一都给他们赐名，郭学显之前叫郭婆带，他老子天天出海打鱼，只有婆婆带养，所以就叫婆带，总兵保赐名梁保。

郭婆带在郑一嫂面前大献殷勤，但郑一嫂刚死了老公，现在红旗帮各种势力蠢蠢欲动，尤其很多人都是郑一当年强行掳来当海盗的，现在紧要的是稳定大局，郑一嫂没心思答理郭婆带。郭婆带觉得很没面子，就将原来郑一手下一百多艘船带走了，拉起杆子自立门户，成立了黑旗帮，郭婆带任老大。梁保同样自立门户成立白旗帮。

孤儿寡母的红旗帮立即陷入混乱状态，郑一嫂的义子张保仔忍无可忍，郭婆带跟梁保都是八拜为交的兄弟，这个时候突然自立门户，太过分了。张保仔很清楚郭婆带肚子里的那点花花肠子，全是为了得到郑一嫂。张保仔跟郭婆带一样，都是打渔人的儿子，15岁那一年跟随父亲打渔，刚刚到内河，就被郑一的海盗船给掳走了。郑一一见张保仔，当时就双目呆滞，口水就流出来了。郑一突然哈哈一笑，说张保仔醒目机警，就将其收为义子。

张保仔成了海盗却没有遭遇非人折磨，还被赫赫有名的海盗老大收为义子，张保仔没有悲伤，反而喜出望外。慢慢地张保仔才发现郑一收自己为义子不仅仅是自己机敏，更重要的是自己相貌堂堂，这个大海盗原来是个喜欢玩后庭花的同性恋。美艳如花的郑一嫂这些年跟郑一表面风光，其实跟守活寡没什么两样，张保仔被郑一大搞屁眼儿后，也得到了提拔。郑一嫂很是怜惜自己的这个帅哥义子，张保仔作为义子也经常向义母郑一嫂哭诉，郑一嫂经常夜半搂着可怜兮兮的张保仔，听义子张保仔的委屈。

鼻涕一把泪一把，郑一嫂对张保仔这个小义子愈发心疼，搂着张保仔的时候跟哄小孩儿一样，张保仔躺在郑一嫂的怀里，在茫茫的大海上，孤独的夜晚，郑一嫂用体温温暖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两人慢慢地超越了义子义母的人伦，成了地下恋人。郑一的突然死亡打破了红旗帮的内部平衡，郭婆带对郑一嫂的种种殷勤让张保仔很不爽，郑一嫂不理不睬郭婆带，让张保仔更加死心塌地地为总摄帮务的郑一嫂卖命。

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姐弟恋在海盗中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1807年，郑一嫂32岁，张保仔21岁。那一年，郑一嫂正值如狼似虎的年龄，那一年，张保仔正值风华正茂的岁月。张保仔与郭婆带同为郑一的手下马仔，风雨里闯过，刀尖儿上滚过来的生死兄弟。为了郑一嫂，郭婆带得不到美人，一气之下拉杆子自立门户。在那个海盗横行，豪气冲天的岁月里，海盗都是袍泽兄弟。郭婆带这样的行为势必会遭到海盗们的追杀，那是要命的。郭婆带却负气走了，21岁的张保仔相貌堂堂却拜倒在美艳义母的石榴裙下。

郭婆带跟郑一嫂分道扬镳后，梁保的出走更大大削弱了红旗帮的实力。英格兰富翁格拉斯普尔被绑肉票的时候，红旗帮实际拥有大小船只四五百艘，部众三四万人。估计在被小海盗们抓住扔进柴房后，格拉斯普尔彻夜未眠。海盗们为了吓唬格拉斯普尔，故意在柴房外嘀咕虚张声势，格拉斯普尔就听到了那个确切的六百艘船艇，8万人马的庞大数字。

张保仔成了郑一嫂的得力助手，事实证明这位张爷不只是靠脸蛋跟下半身取得郑一嫂的信任跟提拔，而是他本身确实很有能耐。格拉斯普尔告诫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郑一嫂的实力远远超过当年伊丽莎白的政府海盗集团，他们以香港大屿山为主要基地，在香港岛有营盘，有造船工厂，这个郑一嫂控制的红旗帮非常专业。红旗帮不仅在广东海面上活动，她的活动范围由珠江口直迄琼州海峡。

让英格兰人更为惊讶的是，一介女流郑一嫂居然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的队伍。郑一嫂摄政红旗帮的时候，劫掠的目标只有一个：洋商。他们劫掠的主要是淡水、粮食、银子，更重要的就是商船上的火器。格拉斯普尔垂头丧气地告诫东印度公司大班们，自己之所以成为郑一嫂的肉票，就是对手的火器太厉害，这个娘们儿每次在海上跟洋商们交火之后，总会反复观察对手遗留的弹头。自己跟郑一嫂交火后，郑一嫂发现英格兰人发射的是最新研制的24磅炮弹。格拉斯普尔滚蛋后没几个月，红旗帮的船队便装备了英格兰人最新的大炮。

郑一嫂有了张保仔的鼎力相助，红旗帮逐渐恢复了海上势力。

英格兰人成了红旗帮打击的目标。郑一嫂选定英格兰人是因为一桩埋藏在心底五年的仇恨。1804年10月24日，郑一还正风光无限的时候，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却在密谋一场三国联军围剿红旗帮的战役。

当时东印度公司大班剌佛的船到黄埔港，趁着海关监督丈量船只的机会，剌佛向粤海关监督延丰提出了由英格兰皇家船队围剿中国海盗的军事行动。延丰没有答理这位剌佛大班，这位鬼佬很执著，用经济账来吓唬海关关长：因为海盗造成贸易损失在3000万两白银以上，这样一来，粤海关一年的关税损失在130万两银子以上。

皇家船队围剿海盗？英格兰人看样子是想将战舰开进虎门，深入内海，大清帝国拒绝了。

英格兰人的联合军事行动倡议让帝国水师很没有面子，现在海盗猖獗得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还要派英格兰的海军战舰来帮着帝国剿匪。英格兰人的用心不言而喻，他们用关税减少来刺激帝国官员，打着剿匪的名义来刺探帝国的军情，澳门的悲剧不能重演。不过英格兰人的举动激怒了帝国的水师，他们不断派出战舰围剿郑家的红旗帮。

大清帝国的水师有多烂？

马戛尔尼在经过虎门的时候，看到要塞的战舰上的大炮居然是画上去的。即使有枪炮，也还是火绳枪那一类老土的东西，跟郑家海盗集团的装备相比差远了，所以帝国水师剿匪都是大败而归，官员为了保住头顶上的乌纱，一次又一次拿着士兵们无辜的生命去染自己的红顶子。

英格兰人意欲联手帝国水师的那一年，张保仔命中的克星、大清帝国未来的两广总督林则徐中举，当年林则徐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郑一嫂做梦也没有想到远在厦门的林则徐将会左右自己的命运。现在，郑一嫂担心的是帝国水师屡败屡战，皇帝迟早要雷霆大怒。总有一天把帝国水师给惹毛了，他们真联合英格兰人以及葡萄牙人，那红旗帮就危险了。

郑一嫂决定先下手为强。

1809年，郑一嫂率先盯上的不是英格兰人，而是离自己最近的葡萄牙澳门舰队。这些葡萄牙人也很有意思，一度被西班牙人灭国，后来闹独立，本来自己就是殖民起家的，在独立之后为了防止海上新霸主英格兰，又跟美国人走得很近，葡萄牙在远东的战舰上是大批的美国雇佣兵。这些美国人在跟英格兰人打完独立战争之后没仗打，没有了军饷就到处找活儿干，葡萄牙人在远东有钱，他们就给葡萄牙人卖命，没想到遇到了美艳的海盗郑一嫂。

卧榻之侧的强敌得干掉。郑一嫂在张保仔的谋划之下，将葡萄牙人澳门舰队的外援给剪掉。打掉外援之后，澳门就成为一座孤岛，守卫在澳门的战舰官兵的食物成为最大的难题。截断粮道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战术，郑一嫂的海盗部队歼灭了南海来的救援部队。全歼救援部队之后，发现葡萄牙战舰上的财物全是袭击掳掠中国客船得来。年轻气盛的张保仔提刀朝着葡萄牙人就是一通砍杀。

剿灭了葡萄牙的救援战舰，郑一嫂带领海盗部队撤退。张保仔在这一次战役中威望得到急速的提升。郑一嫂一介女流，总头目对自己的位置一直虎视眈眈，现在小心肝儿义子张保仔崭露头角，是该将张保仔推上前台的时候。23岁的张保仔登上了红旗帮帮主的宝座，也接过了广东海盗联盟盟主的旗帜。

张保仔执掌海盗联盟后，制定了严明的军纪：违令者斩、敢于专权者斩、私藏战利品者斩、临阵退缩者割耳示众、强奸女人质者斩。海盗联盟的重点打击目标是掠夺中国商船、侵犯中国领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格兰等国船舰。海盗们为了生存，在海上开始收保护费。“向商渔盐米各船收保险（护）费”，名目为“号税”、“港规”、“洋税”，“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

海上俨然成了张保仔的王国，十万广州海盗联盟旗下的海盗在张保仔的条律约束下，俨然过着有规有矩的非法生活，那是相当地惬意。在张保仔和郑一嫂领导下，红旗帮全盛时期拥有大船八百多艘、小舟一千多只，盗众一度多达十万之众，专劫官船、粮船及洋船。这帮海盗活跃于粤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基地在香港，其“帅营”设于大屿山，西营盘在扯旗山下，东营盘位于铜锣湾。

英格兰人一直是张保仔和郑一嫂惦记的对手，不将这帮海上称王称霸的洋鬼子给灭了，他们就会像葡萄牙人一样，成为卧榻之侧的一条狼。1809年的一天，张保仔正在跟郑一嫂亲热，突然马仔来报，有一艘英格兰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撞，相当嚣张。张保仔两口子把裤子一提，啥都没说就集结海盗部队，将英格兰战舰给包了饺子，并没收了战舰，张保仔杀红了眼，斩杀数十名英格兰士兵。

英格兰人震惊了。

1809年7月26日，新上任的两广总督百龄指挥26艘水师战舰围剿张保仔海盗集团。在澳门的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听到一阵紧密炮声以后，以为大清帝国的水师已经将海盗歼灭，万万没有想到，新总督率领的水师被打得落荒而逃。张保仔的庞大战舰集结到澳门周围，攻打设在澳门的香山县衙。

百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调集更多的水师战舰跟张保仔决一死战，那样澳门的葡萄牙、英格兰商人将遭到炮击，如此，洋鬼子一直蠢蠢欲动的海上舰队就会借机闯入内河，直逼广州城，这可违背了大清帝国严禁洋人兵船进入内河的死命令。第二个选择是张保仔给百龄提出来的，两广总督拿一笔巨额的现金和供应品给海盗。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剌佛相当失望，本来企图借助新总督的水师报海盗劫杀英格兰舰船之仇，没想到大清帝国的水师无用到给海盗送礼的地步。剌佛心里暗想当初度路利司令该一举拿下广州城。百龄选择了用大笔现金、供应品保香山县安宁的屈辱条件。

剌佛一直在琢磨怎么利用澳门这个犬牙交错的三方势力跟海盗决一死战。就在剌佛冥思苦想的时候，香山县的官员来到了剌佛的办公室。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喝茶，喝着喝着，香山县的官员就提出英格兰皇家战舰“倨傲”号可以随意巡逻清剿海盗。剌佛颇为谨慎地问香山县官员：包括虎门？

虎门，英格兰战舰一直渴望自由穿越的帝国要塞。

剌佛问完之后，看上去非常虔诚地向前倾了倾身子，他的眼睛里充满着欲望。香山县官员点了点头：我们不会反对。听到这话，剌佛的心差点激动得跳出来。1808年的时候，英格兰皇家战舰企图闯入虎门。大清帝国的嘉庆皇帝龙颜大怒，警告剌佛，如果不自己滚蛋，那么大清帝国就不客气了，帝国的水师就要驱赶他们。

两百年了，英格兰皇家战舰终于可以在剿灭海盗的名义下横行中国的内河。剌佛肚子里的坏水开始冒出来了，英格兰驻印度总督需要大笔银子，粤海关不允许商船运送鸦片、银子，现在是中英合作剿灭海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运呀。

葡萄牙人更是坏蛋透顶，站出来给英格兰人出主意：既然大清帝国的水师希望我们剿灭海盗，你总得拿出200艘战舰，支付我们船上武装的费用吧。要想联合剿灭海盗，大清帝国的政府得先预付30万两白银。广州府还得明文授权租界东印度公司的船来武装帝国水师。百龄在两广总督府秘密会见了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剌佛。

在这之前，剌佛想求见两广总督基本没戏，他要通过层层的地方官递交申请材料。地方官可不是白给他递交材料的，就连看门的大爷那一关不给银子都进不了门，更何况递申请材料的官员呢？层层盘剥一直困扰着洋鬼子们。这一下子总算逮住机会，剌佛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向百龄哭诉，说粤海关的衙门太深，以后主席不用通报可以直接拜见总督大人，还有不允许官员侮辱商人。剌佛哪里知道，在大清帝国商人跟妓女一个地位，钱在千年儒家熏陶的帝国里是受到八股文人鄙视的。

百龄现在一肚子的火，广东的水师太烂了，连几个海盗都灭不了，还要拿赎金才能保住县衙，这是两广总督的耻辱，是帝国水师的耻辱，更是大清帝国在国际上的耻辱。百龄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海盗统统剿灭，剌佛的请求也就只能糊弄性地答应。

一个三国联手打击海盗的军事结盟秘密地形成了。葡萄牙人提供了6艘很小的船，装上西洋装备，配上水手，这些水手多半是印度的奴隶，没有受过什么海上军事训练。葡萄牙人提供了船只水手后，葡萄牙澳门总督区华龄嘉给剌佛去了公函，要求英格兰人按照三方约定提供火药、大炮、刀剑、短枪。

百龄担任盟军剿匪总司令，统率葡萄牙人的战舰，支配英格兰人的火药大炮。不过大清帝国可不是白用鬼佬的船只大炮，两广总督衙门每个月要给葡萄牙人每艘船18000两银子，广东十三行的老板每个月要捐款30000两银子，这两笔费用用来支付鬼佬的剿灭海盗军费。

肉票格拉斯普尔身上流淌着英格兰海盗的血液，走到哪里都喜欢写日记，就是自己被张保仔郑一嫂绑票了，这位鬼佬还在暗中计算海盗的舰队规模和战斗部队的数量。百龄统率三国盟军围剿海盗红旗帮的精彩瞬间，这位鬼佬一点儿都没有落下，跟现代的摄像机拍摄纪录片有一比，相当精彩：

1809年11月2日，清政府出资八百万两白银，与葡萄牙和英格兰正式组成了联合舰队，要突袭大屿山消灭红旗帮。得到情报的郑一嫂决定先下手为强，给新到任的两广总督兼三国盟军司令百龄一份见面礼，她亲自坐镇大屿山纠缠住敌军主力。

海盗整天出没在浩瀚大海，可是他们并非草莽，没事的时候也琢磨琢磨老祖宗的那点儿兵法。张保仔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派主力奇袭广州城，击杀了虎门总兵，联合舰队不得已撤退。在撤退途中又遭到早已埋伏好的红旗帮主力的包围，激战九个昼夜，红旗帮仅有四十人阵亡。而联合舰队则丢盔弃甲，只有几艘舰狼狈逃回广州。

盟军大溃败

帝国联合舰队灰头土脸，围剿海盗的舰队司令百龄气急败坏。

百龄万万没有想到，郑一嫂提前得到了围剿他们的消息，于是在盟军还没有集结之前就突然发动攻势。在海盗面前，帝国的水师不堪一击，匆匆组建的联合舰队败在一帮海盗手上。海盗的女首领郑一嫂居然深懂《孙子兵法》精髓，在战术上跟张保仔配合得天衣无缝。

百龄一肚子火没处发，他不想重蹈两广总督吴熊光的覆辙。因为英格兰人想驻军澳门跟葡萄牙人火并，在大清帝国的地盘上，吴熊光居然充耳不闻，葡萄牙人后来被打得不行了才向香山县告英格兰人的刁状。嘉庆皇帝一通大火之后，吴熊光才出面调解，最后吴熊光被嘉庆皇帝发配到了遥远的伊犁。

一定要剿灭这帮悍匪。

百龄气急败坏地连续派出大军征讨。打垮了三军联合舰队之后，张保仔在广东海盗联盟中威望越来越高，海盗的气焰越来越嚣张。红旗帮及其他各帮在郑一嫂、张保仔的指挥下，百龄手下的水师就倒了大霉，装备了欧洲最先进火炮的红旗帮海盗战舰威力无比，连续打败了前来围剿的帝国水师。在浙江海面，打死了浙江水师提督徐廷雄；在香港大屿湾，灭掉了大清海军战船二十多艘、火炮三百门，生擒了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还进逼到广州，打死虎门总兵林国良。

1809年12月15日，百龄重新集结部队，准备跟张保仔、郑一嫂来一次大决战。这一次交锋可谓规模空前，两广总督旗下的水师战舰、两江总督旗下的水师战舰、屡遭劫掠的澳门葡萄牙人拥有的水师战舰汇聚在一起，组成中葡联军，这支由百龄任司令员的联合舰队准备在红旗帮的老巢大屿山岛将其一锅端。

百龄率领的联合舰队秘密向大屿山岛集结，想给张保仔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百龄之前已经得到消息，上一次的大规模海战已经将张保仔的战舰拖入了疲劳状态，海盗联盟战舰一部分在大屿山岛老巢进行维修。这个时候出击，张保仔根本无法跟帝国联合舰队拉开架势干。这一次绝密的军事行动很快走漏消息，张保仔深知自己的船只不能倾巢出动，就向海盗联盟发出集体行动的命令。

第一个带头违反张保仔命令的就是那位袍泽兄弟郭婆带。这位爷因爱生恨，眼见百龄率领的水师联合舰队已经一步步围住了大屿山岛，郭婆带却远远地命令部队抛锚观望。张保仔只有心里叫苦，女人是毒药，这位郭婆带是要借刀杀人。帝国联合舰队很快将红旗帮的主力船队封锁于大屿山岛。张保仔跟郑一嫂亲自站立在战舰甲板上指挥海盗们跟联合舰队对抗，张保仔的目标是八天，只要拖到第八天，百龄的部队就一定会灰溜溜滚蛋。

百龄是八股文人出身，在官场上是三起三落，他对海上的天文气候一窍不通，固执地认为围住了张保仔跟郑一嫂，只要联合舰队死死地围住这帮混蛋，就是死困也能将这一帮海盗给灭了。百龄哪里知道，张保仔在海上称王称霸，对海域气候能掐会算，张保仔拖延时间就是因为这家伙算准了风向与潮汐。第八天，张保仔跟郑一嫂一起集结大船三百只、火炮一千五百多门、部卒两万，突然发作。

站在战舰上的百龄被眼前的景象给整懵了：海面炮矢横飞，无人敢撄其锋。百龄还没有来得及发一枪一炮，张保仔就率领舰队扬长而去。等百龄回过神来的时候，张保仔的战舰已经直奔珠江口，去抄百龄广东水师的老巢了。百龄率领联合舰队快速追击，张保仔的海盗部队战斗力开始下降，边战边退，已经准备投降百龄的大海盗郭婆带瞅准机会，倾全力突袭了张保仔。张保仔死里逃生后，扬言报仇。

1809年12月28日，郭婆带率领4000名海盗向百龄投降。郭婆带的归顺让百龄看到了另外一种平息海盗的模式，那就是通过招安，让大清帝国的水师将海盗部队吸收合并。只要帝国水师彻底重组了海盗部队，那么一定成为帝国最精锐的水师部队。郭婆带归顺后，百龄为了招降更多的海盗，给郭婆带封官。郭婆带突然变得很乖，带领自己的海盗部队跟百龄的政府军联合作战，放言一定要痛剿红旗帮。

冲冠一怒为红颜。

郭婆带一投降就给红旗帮带来了致命的麻烦，这位对红旗帮知根知底的大海盗带着帝国水师直捣张保仔的老巢。张保仔跟郑一嫂的活动规律总是被帝国水师掌握，红旗帮开始在海上漂浮不定，这一支专门对洋鬼子商船打劫的海盗，为了生机，开始骚扰广州沿海的村庄。更为要命的是，黑旗帮帮主郭婆带的投顺受赏给广州海盗联盟造成“羊群效应”，连红旗帮也军心动摇，部分海盗开始密谋向朝廷投降。

郑一嫂海上妓女出身，可是在海浪里生死闯荡多年，对大势也感到不妙。红旗帮之所以能够一统东南沿海，跟越南政局动荡有很大关系。乾隆末年，安南国西山阮家兄弟阮慧、阮岳发动武装叛乱，迅速夺取了安南南北政权。乾隆皇帝派出剿灭阮家兄弟的爱将福康安收受阮慧贿赂，阮慧得以册封安南国王，这位国王一直惦记着两广总督治下的疆域。他们跟郑一统领的海盗勾结，企图借海盗之手将两广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阮慧对郑一等人许以高官厚禄，装配了先进的战舰大炮。这样一来，安南成了海盗的后勤补给基地，广东沿海的海盗在阮慧兄弟的刺激下结成联盟，不断跟两广政府军交火，还大肆抢劫内河商船。安南的复辟分子跟法国人勾结，阮慧的儿子继位十年后被复辟势力剿灭，广东海盗也就失去了安南政府支持。

兔死狐悲。

镇海王蔡牵跟美艳绝伦的蔡牵妈这两口子遭遇福建、浙江两提督围剿。这位蔡爷也是穷苦出身，在乾隆皇帝统治的第59年，终于忍受不了饥饿，下海落草当了海盗。一直自认为是十全皇帝的乾隆皇帝只顾贪图享乐，在剿灭阮慧兄弟叛乱的时候，派出去的心腹爱将居然收受贿赂，有这样的混蛋臣子，乾隆皇帝所谓的锦绣江山也就可想而知，否则蔡牵怎么会当海盗呢？蔡牵两口子跟郑一是沿海响当当的大海盗，当年一样受到阮慧的重用，蔡牵妈不仅美艳，还是火炮制造的高手。

蔡牵在紫禁城可是挂了号的人物。

1806年的2月，嘉庆皇帝祭拜完他老爹乾隆，刚回到紫禁城就收到战报：蔡牵的海盗集团军攻入凤山（今台湾高雄），在海面沉舟鹿耳门，阻隔内地兵船，并跟台湾的海盗洪四志联合，围攻台湾府城。嘉庆皇帝立即调广州将军赛冲阿为钦差大臣，率兵赴台督办军务；又增派德楞泰为钦差大臣，护军统领扎克塔尔、温春以及提督薛大烈等驰赴福建军前。

帝国海军跟蔡牵海盗集团决战海上的时候，嘉庆皇帝收到一份举报，说皇室要员收受渔民贿赂，私自颁发民船执照，准许渔民将民船投充渔利。这还得了，蔡牵海盗集团造反，从1804年开始就不断在海上攻城略地。现在后院居然起火，皇室要员受贿是冒险的，这些所谓的渔民领取了牌照，一旦他们借着打渔的名义出海，暗中支助蔡牵海盗集团，那帝国水师可就腹背受敌了。

嘉庆皇帝火冒三丈，下决心一定要严办。

专案组的成员一接到案子，就发现宗室要员、奉国将军徒义牵涉其中，查还是不查？专案组成员顿时陷入两难，但这是皇帝定下的钦案，不得不查。可是蔡牵海盗集团在台湾越闹越厉害，一发不可收拾，嘉庆皇帝谕示江西巡抚温承惠督粮军需，以接济水师提督李长庚军。李长庚率领浙江水师3000人渡海，至鹿耳门，后来双方决战于鹿耳门。

帝国水师跟蔡牵集团决战期间，嘉庆皇帝收到了专案组的调查报告：宗室徒义等受船户田洪如等贿银四百两，私给民船执照，准其将船投充渔利。事情并没有皇帝想的那么简单，徒义如此胆大妄为，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背后庞大的官员腐败网络让嘉庆皇帝恼羞成怒。

徒义的腐败案背后，还牵涉到亲王、贝勒、额驸、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多人。嘉庆皇帝一道圣旨，革去宗室徒义奉国将军，圈禁二年；庄亲王绵课革去都统，退出内廷，不再署领侍卫内大臣；怡亲王奕勋以尚未管事，罚俸一年；贝勒绵律革去贝勒，责四十，圈禁二年；贝勒绵誉退出乾清门，罚俸二年；额驸索特纳木多布斋革去护军统领，罚俸一年；宗室绵传革去侍卫，当众责四十，发往盛京圈禁六年；侍卫德昌、福珠、隆阿、舒等俱枷号三个月，期满后发往伊犁当差。

轰轰烈烈的皇室腐败案查完了，鹿耳门的战报却让嘉庆皇帝气急败坏。因为蔡牵海盗集团的火炮攻势让帝国水师蒙羞，尽管水师提督李长庚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蔡牵海盗集团最后还是夺门出海，顺利撤退到闽浙海面。嘉庆皇帝看完战报后，立即下令阿林保为闽浙总督，代替玉德，并夺李长庚花翎、顶戴。

蔡牵在郑一死后，跟张保仔联手，在东南成犄角之势，打遍东南无敌手。跟李长庚决战鹿耳门后，蔡牵到了1808年祭出了反清复明的大旗，率领船只攻打台湾，占据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奉明正朔，建元“光明”，祭告天地，散札设官，自称“镇海威武王”，威胁到艋岬（今台北龙山区）、府城（今台南市）一带，全台为之震动。

帝国皇帝嘉庆火冒三丈，派出浙江提督李长庚跟福建水师提督张见升联合围剿蔡牵两口子。在交手的过程之中，蔡牵将李长庚打死了，嘉庆皇帝感到奇耻大辱，派出福建、浙江的所有水师，于1809年再次围剿蔡牵集团。这一次围剿蔡牵的军事行动跟百龄联手英格兰、葡萄牙军队军事行动一样，应该是帝国下决心剿灭沿海海盗的一个联合军事行动。蔡牵妈制造炮弹的速度跟不上，蔡牵疯狂地将银弹装入炮膛，可惜那白花花的银子成了炮灰。当张保仔跟郑一嫂被围困在大屿山岛的时候，蔡牵跟蔡牵妈也引爆了最后一颗银弹自杀了。

郑一嫂感到一阵莫名的孤独，横行海上的日子从未让这位女海盗如此落寞。郭婆带因爱生恨，蔡牵集团全军覆没，看来大清帝国是铁了心要海盗完蛋。没有了蔡牵集团牵制浙江、福建的帝国水师力量，红旗帮在广东海面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犄角之势没有了，大屿山岛成了孤岛，朝廷、英格兰人、葡萄牙人，对了，还有越南的法国人，怎么能够容忍自己的存在？红旗帮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

张保仔跟郑一嫂在床上反反复复商量了一个晚上，最后做出决定投顺朝廷。

投降总不能立即放下枪炮吧？如果立即解除武装，那就等于将脖子伸给朝廷宰。郑一嫂打探到澳门名医周飞熊跟两广总督百龄关系不错，这位周医生经常出入两广总督府。如果让周飞熊从中穿针引线，红旗帮投顺一定会皆大欢喜。郭婆带那样的人渣都能捞到个一官半职，身后的兄弟们也可以继续跟着自己混日子。

周飞熊跟百龄一说张保仔、郑一嫂有投诚之意，百龄也是喜出望外，联合舰队的失败让朝廷感到很没有面子，一旦张保仔两口子负隅顽抗，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就要被海盗给搞掉，这一次张保仔主动投诚，简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百龄在跟张保仔交手的过程之中很欣赏这个海盗的勇气和智慧，如果能将这样的海盗收归自己帐下，将来广东沿海的海盗何愁不能平灭？

谈判总需要诚意吧？张保仔提出，帝国的水师跟英格兰人以及葡萄牙人组成联军陈兵海上，一旦和谈之时联合战舰突然向红旗帮发动进攻怎么办？百龄其实也很困惑，英格兰人一心想把海军战舰开进虎门，为了剿灭海盗不得不答应英格兰人的请求，可是英格兰人号称的王牌海军炮兵部队在海盗面前也就成了熊包软蛋，这样的部队帮不了大清帝国，一旦赖在帝国海域不走怎么办？

英格兰人的战舰是个大麻烦。

英格兰的殖民地印度总督是明托勋爵，也就是那位一心想攻占澳门的鬼佬。百龄答应跟英格兰人、葡萄牙人联合围剿海盗，还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穿越虎门剿灭海盗。这位鬼佬那是相当兴奋，一直积极备战。明托勋爵命令孟买政府装备了东印度公司巡船“威斯塔”号，船上安装了12门大炮，还配备了炮兵分遣队，这个炮兵分遣队就是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人海军组建的海军王牌炮兵部队。

好不容易逮住机会，明托勋爵怎么可能就派出一艘战舰呢？海军王牌炮兵部队身后还有60门大炮的战舰。除了“威斯塔”号外，“纽玛”号跟“劳蒂卢斯”号各安装了14门大炮，“莫灵顿”号安装了20门大炮，“埃里尔”号安装了12门大炮，这四艘东印度公司商船都按照英格兰海军战舰的规格进行了改造，跟随“威斯塔”号开进了中国海域。明托勋爵就没有打算将这些战舰再开离大清帝国海域，当初马戛尔尼就放言要回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百龄苦恼的时候，一个小混混的突然死亡让百龄兴奋不已。

1810年1月16日，南海县猪巷巷口发现一具中国人尸体。南海县县衙迅速查明，这名死者叫黄阿胜，是被一个红毛鬼子刺死的。南海县衙给广东十三行的行商发布了一道谕令，命令行商们查出该外国凶手的名字，让该国大班将凶手交给县衙审判。很快就有目击者向县衙报告，杀死黄阿胜的凶手是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皇家峡卢帝”号上的水手。

看来是英格兰人杀了黄阿胜。

英格兰人拒不承认黄阿胜是英格兰人杀害的，当然也就没有凶手可交。

1月30日，粤海关监督常显秉承了广州府的意思，宣布拒绝给英格兰商船发离港的执照。

拿不到离港执照，意味着商船就不能开动，那么最佳出港时间一过，不知道还要等多久。英格兰人已经得到消息，张保仔跟郑一嫂这一帮大海盗要投降。就在这个时候一桩凶杀案就发生了，在商馆附近，不仅仅有英格兰人，还有很多美国人，美国人在英格兰殖民期间，人种杂交，都长得差不多，怎么大清帝国就认定凶手是英格兰人，还有鼻子有眼儿地说出具体的商船？难道这是阴谋？英格兰人一下子就急红眼了。

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向两广总督、粤海关提出了强硬的抗议，说英格兰人非常诚恳地组织海军炮兵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火炮支持来剿灭海盗，双方的合作是愉快的，现在一个小混混死了，你们怎么就说是英格兰人干的呢？

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让大清帝国的政府部门拿出英格兰人行凶的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既然大家是合作伙伴，那就放行；即使不是伙伴，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要放行，否则，那几十门大炮可不是吃素的。

百龄在官场上沉浮都成了老油条，无非告到嘉庆皇帝那里，自己再给捋一次官帽，不能因为几个英格兰人乱了自己的招安大计。再说了，你英格兰人敢到北京城告我百龄吗？当年的那位洪仁辉不就是告御状被圈禁三年后驱逐出中国吗？2月4日，正好是大清帝国的春节，收到英格兰人的抗议，百龄却拍拍屁股回家过年了。

英格兰人一下子找不到百龄，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等了三天，2月7日，“皇家峡卢帝”号的舰长奥斯汀给广州管理委员会报告，说自己已经给百龄发了抗议函，可是这个百龄回家过年了，根本不给自己离港的执照，现在既然找不到中国的官员，那么“皇家峡卢帝”号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要开船了。

执照拿不到，英格兰人要硬闯关，这样一来，无疑破坏了联合舰队的友好气氛。明托勋爵更为担心的是自己好不容易将英格兰海军开到大清帝国的海域，现在张保仔一帮海盗要投降，那百龄就会想方设法要英格兰跟葡萄牙的战舰从中国海域滚蛋，只是一直没有借口。一旦奥斯汀这么一莽撞开船，就正中百龄的下怀。

明托勋爵的老谋深算哪里敌过官场油条的百龄？2月10日，大年初七一过，百龄就指使广州府，别把事情闹僵，毕竟张保仔还没有完全投降，船也不能让英格兰人开走，只有扣押住英格兰人的商船，才有更多让英格兰战舰从中国滚蛋的理由。

广州府的官员到了商馆，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剌佛跟奥斯汀舰长又是一番抗议。广州府官员等英格兰人一番聒噪之后，将百龄2月4日收到的英格兰人抗议材料的简短答复给剌佛念了一遍。大意是罪犯英格兰人无疑，所以英格兰头目应该将其查出并交给官府审理。如果英格兰人照办，杀人凶手可以交回英格兰头目加以监禁，然后将向皇帝上奏请免除或减轻其刑罚。

百龄的答复让英格兰人气急败坏，看来大清帝国并不是一定要凶手杀人偿命，而是要英格兰人自己查凶手。这样一来就可以拖延时间，时间一长，那么中英联合的信任基础就没有了，失去合作基础的根源在英格兰人行凶。剌佛对百龄心里的盘算看得一清二楚，依然要求广州府拿出英格兰人行凶的证据。

广州府的官员非常有意思，第二天果然带着两个证人到商馆，证人劈里啪啦的一通说，剌佛大概明白，这两个证人目击行凶过程，但是到底行凶人是不是英格兰人，他们不能确认。剌佛抓住这一点向百龄抗议。2月12日，奥斯汀再次向百龄抗议，说广州府的证人不能证明凶手就是英格兰人，船队一定要离开。

离跟张保仔谈判的时间越来越近，英格兰人现在已经是气急败坏，英格兰的战舰开离大清帝国的海域只是时间问题。谈判的诚意已经表示出来了，百龄也不想将关系闹僵，决定将“皇家峡卢帝”号商船的保商给收押，直到凶手交出来为止。百龄这一招可以说是釜底抽薪，既然你英格兰人想走又不想承认，那么就把担保的行商给抓起来，到时候根本就没有哪个中国商人敢跟你英格兰人做生意，这样一来英格兰的舰队待在中国就更加没有理由，你英格兰人不得不自己滚蛋。

首次谈判的时间是1810年2月21日，地点在珠江口穿鼻洋海面上。

这是一场划时代意义的谈判。超级海盗舰队代表第一次跟大清帝国的总督坐在了谈判桌上。选择的地点也具有绝对的历史意义。这个穿鼻洋是一个中华民族子孙应该永生牢记的地方，大清帝国的总督不仅在这个地方跟海盗谈判，后来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无能的满洲八旗贵胄也是在这片海洋上跟英格兰人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穿鼻草约》。

谈判的现场相当壮观，年仅24岁的红旗帮帮主张保仔率战船260艘在海面这边列阵，时年约60岁的两广总督百龄带着按察使温承志、粮道苏尔赓两名官员与十多艘官船在海面另一边停泊。当时的英格兰人跟葡萄牙人都惊呆了，这个百龄简直疯掉了。当初的联合舰队司令员率领上百艘战舰都被张保仔给打败了，现在张保仔说要投降，百龄居然带着这点人马来谈判，一旦张保仔的战舰发起进攻，百龄只有葬身在茫茫的穿鼻海洋。

官场上三起三落的百龄也是冒险一搏，他当然希望张保仔信守谈判承诺。如果身为海盗首领张保仔连一点谈判的承诺都不遵守，哪来江湖道义？双方在谈判之前，为了确定谈判的游戏规则，在周飞熊医生的建议之下，邀请居间人出面传话作证，这个居间人就是葡萄牙澳门市政议会首席大法官阿里亚加。

谈判开始，百龄就提出了红旗帮必须解除海上武装的条件。阿里亚加乘坐快艇赶到张保仔的船上传话，郑一嫂正给张保仔倒茶。听到百龄一上来就要求解除武装，张保仔啪的一下，一巴掌将桌子上的茶水给震翻，阿里亚加吓坏了，没想到这个海盗这么大的火气，看来这次谈判搞不好要变成武斗。

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八万人的海盗舰队，百龄是一个兵丁都不留给张保仔，只能跟郑一嫂两口子净身投诚，否则没得谈。张保仔人精一个，怎么可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张保仔让阿里亚加传话给百龄，红旗帮可以解散，但是我张保仔跟郑一嫂必须保留私兵5000人和战船80艘，否则也没得谈。

百龄拒绝了张保仔的条件，谈判破裂。

双方战舰打道回府，百龄的战舰还没有靠岸，就听到枪声大作，炮声震天，回头一看张保仔的舰队并没有朝着自己的战舰发炮，远处岸边的小镇已经是硝烟滚滚。百龄立刻意识到，这是张保仔在跟自己泄愤示威。看来不跟这群海盗打一场胜仗，他们一定要朝廷满足他们的意愿，否则还会祸害海上跟海岸线。

百龄回到总督府，心里一直在盘算怎么利用郭婆带投诚的海盗部队跟张保仔干一仗，这样一来也不会消耗帝国的水师部队，更不用英格兰人插手。消息很快就传到张保仔的耳朵里，郭婆带手下很多人跟张保仔手下的海盗是表哥表弟，或是大舅子小叔子的，中间关系盘根错节。一旦战事一开，刀枪无眼，火炮无情。郑一嫂听闻百龄在秘密集结水师部队，觉得良好的和谈开局将会功亏一篑。

郑一嫂和张保仔为了投诚还是开战争论得不可开交。

突然有人禀报，阿里亚加的信使李汉华到，李汉华带来了阿里亚加的亲笔信：

窃为英雄处世，义气为先；豪杰相交，忠信为本。故夷民维护中华，情义同乎西域。前闻足下投诚有意，本使深愿代为图全。但彼此来得具真诚，悬疑未定，自到虎门，再三反复。蒙足下信爱相托，且奉督宪面谕真情。故尔屡觅线人，传书劝处。此皆本使诚心一片，实可以对天人。屡按来书，知足下所议章程已定，唯是胜和亚四，虽任往来。但其为人鲁钝，多恐传说未真，以致宪谕呈词格格不能相入。

兹有李汉华兄，与澳商朱梅官、蔡保官相处甚厚。今其由省来澳，忠厚诚实，素有善名，故特托其持书拜候。请问足下底细情形。尊眷有无送省？日后所禀督宪章程如何？望祈抄录，足下底细，一一示知，交李汉华兄带回。

如足下决者，即可详悉妥缮一书，或具禀督宪呈词，实托本使代求，俾得足下文凭本书当合具禀词，随请督宪早日驾临，以免牵延时日。本使亦助代足下亲赴台前，力承担保，务祈成事。

阿里亚加的信在狂捧一通张保仔、郑一嫂之后，循循善诱，希望张保仔看在维护中华一统的民族大义上，投诚百龄。现在觉得葡萄牙人的这一封劝降信是多么的滑稽可笑，他们在大清帝国的土地上成立市政议会，行使财税、司法等主权，再劝诱张保仔一帮海盗的时候却抛出了维护中华的概念。他们这样冠冕堂皇的背后，却是担心张保仔横行海上危害到葡萄牙人的利益。

张保仔接到阿里亚加的信后，觉得这位葡萄牙人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第一次跟百龄谈判之后，兄弟们都在破口大骂自己是叛徒，很多人都不愿意跟着自己投诚，大哥不好当啊！可是义母希望自己投诚，一边是生死兄弟，一边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张保仔左右为难。郑一嫂看出了张保仔的为难，出面替张保仔给阿里亚加回信一封。

从张保仔的回信中看得出郑一嫂非常希望谈判成功：

中外本无二志。为情为义，贤使捧谕宣扬，百大人保民若赤之心，使我们回心转意以作仁人之用者也。但愚前任性，辜负太平，满拟回头是岸，奈何事不果行，徒自仓怀。至蒙屡经指点迷津，今又着李汉华兄持书来，捧诵顿茅。臆是。即将遣贱眷赴省成信。倘大人如前召问旧因，从中说得蒙俾以成就此番美举，素心千古，亦无负大人万家生佛。一盂涸鱼，感德无涯。余不赘，即当面讨。端此布达。并候近祉不一，另章程付阅。

一盂涸鱼。郑一嫂在写信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很忧虑红旗帮的前途，自比是没水的鱼，等着百龄的收编才有活路。在这一封信的结尾可以看出，郑一嫂提出了详细的谈判筹码，只要百龄答应郑一嫂的条件，相信张保仔会向百龄缴械投降。

阿里亚加将郑一嫂的意思转述给百龄，这一次百龄要看看郑一嫂的诚意。

4月8日，郑一嫂说服了张保仔，红旗帮的反对和谈声音日渐强烈，海盗们在虎门附近游弋，对英格兰人、葡萄牙人的商船抢劫杀戮，这些在海上自由惯了的海盗不喜欢帝国正规军的管束。郑一嫂力排众议，在跟张保仔交代一番之后，没有跟红旗帮其他任何头领打招呼，也没有带任何的武器弹药，甚至连大刀片子都没有带，率领一个连她在内才共18位目不识丁的女海盗的“谈判小组”直奔广州总督府。

百龄万万没有想到郑一嫂一介女流，居然带着一帮老娘们就敢来总督府。总督府衙可不是郑一嫂的聚义厅，戒备森严的总督衙门斧钺林立，火枪上堂，总督卫队的将士们个个都是彪形大汉，一般的老百姓走过这些将士跟前都会不寒而栗，更何况郑一嫂这样一位打死帝国提督的女海盗，在任何一个国家打死军区司令员的盗匪，一定会被凌迟处死。

两广总督百龄两手一挥，夹在郑一嫂一行脖子上的大刀片子哗啦一下拿开，穿过森严的总督卫队，郑一嫂跟随百龄进入了总督府白虎节堂。在古代，白虎节堂是大将存放“节”的地方。长一尺二寸的节是皇帝颁发给地方大员具有生杀权力的一种象征性牦牛尾巴，唐《车服志》：“大将出，赐旌以专赏，节以专杀。”节一般存放在西方的房间里，因为西方主金，西方七宿都是白虎之象，金虎相薄，主兵象。所以存放节的房间叫白虎节堂，白虎节堂是大将的军机重地，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走近，更别说一个杀人如麻的海盗。

百龄将郑一嫂这样雄心虎胆的美女海盗领进了白虎节堂，郑一嫂环顾了四周，看到了供奉在一旁的节，百龄就是凭借这节调动帝国军队跟自己玩命儿，原来不过如此，就是一条牦牛尾巴而已嘛，这个就是权力？兵权？百龄在白虎节堂跟郑一嫂商谈投诚，是想向郑一嫂表明帝国政府的态度，朝廷是敞开胸怀接纳你们海盗的，如果你们依然蛮横不讲理，那就实在没有办法了。王权在上，我只有再用这条牦牛尾巴调兵遣将来剿灭你们了。

谈判相当地富有成效。

郑一嫂跟百龄表态，张保仔的要求依然是保留80艘武装小艇，理由是用这些战舰来消灭残余海盗，另外还要30到40艘货船来贩盐。红旗帮的人之所以要战舰跟贩卖食盐的商船，一个是张保仔一行投诚了，可是其他几个帮派以及红旗帮内部不服气的人很多，这些人渣留在海面上，张保仔说不定哪天晚上睡在床上就被人给暗杀了。张保仔投诚之后，一定要带着战舰剿灭余孽。

郑一嫂有礼有节地给百龄提出，红旗帮兄弟很多，这些兄弟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他们打劫的都是鬼佬们的船只，更多的是打劫抢劫中国商船的鬼佬。投诚了总要给兄弟们找口饭吃吧？否则兄弟们干吗要跟着朝廷干？当然，如果朝廷不给活路，即使自己投诚了朝廷，红旗帮的兄弟们肯定不会干。郑一嫂这一软刀子明显就是在警告百龄，如果不答应红旗帮提出的条件，那咱们只能在海上见了。

伟大的流氓

白虎节堂火药味十足。

百龄看着对面这个美艳的女海盗，心里呼呼上窜的火苗压了又压，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吴熊光就是因为在处理英格兰人跟葡萄牙人打仗的事情，最后被流放伊犁，而自己的前任永保还没有抵达两广总督的衙门就死在了路上，现在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既然战场上不能战胜，在招降方面就一定不能失败，否则就没有机会了。

眼前这个美少妇真不像一个杀人如麻的海盗。郑一嫂孤身闯总督府的勇气让百龄佩服得五体投地，提出的条件也合情合理，双方重新开始谈判。4月10日，为了彰显朝廷的诚意，百龄率领舰队到达澳门的香山县衙，这个让两广总督蒙羞的衙门成为谈判地。在谈判的过程中，百龄不断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将和平收复海盗的谈判进程快递给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也不想再跟海盗耗下去，那样双方都没有好处。张保仔提出的条件被一口答应。嘉庆皇帝一想联合英格兰人跟葡萄牙人都花费了800万两银子，海盗现在自己投降，每个月也给点补助金，让海盗可以感恩于朝廷，为朝廷卖命。上万人的海盗部队只要一换衣服，马上就成为威武雄壮的大清帝国水师，这是一桩很划算的买卖。

4月20日，百龄在嘉庆皇帝的许可下，在葡萄牙大法官阿里亚加的见证之下，接受了张保仔的条件。张保率领17318名海盗部队集体投诚，同时还带来了226艘海盗战舰帆船、1315门火炮、2798件其他武器。看着庞大的海盗舰队投诚，百龄欣喜万分，替嘉庆皇帝授予张保仔千总。张保仔虽然只获得了一个少校营长的官儿，但是给张保仔这个少校的品级却是从二品的官衔。

庞大的海盗舰队陈兵南海，这是一支让帝国水师跟联合战舰闻风丧胆的魔鬼部队，今天终于投诚帝国水师。百龄捋了捋胡须，百感交集。望着黑压压的海盗舰队，百龄宣布张保仔的海盗舰队立即整改。大清帝国的水师部队一下子鸟枪换炮，整体编制增加16000人，大炮尊数也一夜之间翻番。海盗舰队整改之后继续由张保仔统领，只是身份变成大清帝国的水师部队，这支海盗整编后的水师部队每月还可以获得18000两的补助金。

张保仔一看百龄老头颇有诚意，也就马上让郑一嫂将降书递上。

一生草莽的张保仔让百龄大开了一回眼界，张保仔的降书诚恳而又颇具文采：

窃闻英雄之托业，原出处之不同，官吏之居心，有仁忍之各异。故梁山三劫国饷，蒙恩赦而竟作栋梁，瓦岗屡抗天兵，荷不诛而为柱石。他如孔明七纵孟获，关公三放曹操，马援之穷投莫追，岳飞之降人能宥，是以四海豪杰，效命归心；天下英雄，远来近悦。事非一辙，愿欲相同。

今蚁等生逢盛世，本乃良民。或团结交不慎，而陷入迷途；或因俯养无资，而充投逆侣；或因贸易而被掳江湖；或因负罪而潜身泽国。其始不过三五成群，其后遂至盈千亿万。加以年荒岁歉，民不聊生，于是日积月累，愈出愈奇。非劫夺无以谋生，不抗师无以保命。故此得罪朝廷，摧残商贾，势所必然也。

然而别井离乡，谁无室家之慕？随风逐浪，每深萍梗之忧。倘遇官兵巡截，则炮火矢石，魄丧魂飞；若逢河伯行威，则风雨波涛，心惊胆落。东奔西走，时防战舰之追；露宿风餐，受尽穷洋之苦。斯时也，欲脱身归故里，而乡党不容；欲结伴投诚，而官威莫测。不得不逗留海岛，观望徘徊。嗟嗟！罪固当诛，梗化难逃国典；情殊可悯，超生所赖仁人。

欣际大人，重临东粤，节度南邦，处己如火、爱民若赤。恭承屡出示谕，劝令归降，怜下民获罪之由，道在宽严互用，体上天好生之德，义惟剿抚兼施。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用是纠合同侪，联名呈叩，伏悯虫蚁之余生，拯斯民于水火；赦从前冒犯之愆，许今日自新之路。将见卖刀买牛，共作躬耕于陇畔；焚香顶祝，咸歌化日于帡幪。敢有二心，即祈诛戮。

百龄有点哭笑不得，这个张保仔看上去年纪轻轻没有文化，可是他把自己比作梁山好汉、瓦岗寨英雄。一边将百龄比作诸葛亮，一边暗喻自己是孟获；一边将百龄比作关公，一边暗喻自己是盖世曹操。在吹捧百龄的时候，张保仔几乎把历史上的大英雄都给自己安上了，将一无恶不作的海盗比成了前无古人的豪杰。

一番吹捧之后，百龄很快感觉到字里行间这些海盗将犯罪的责任推到朝廷甚至皇帝本人身上。海盗之所以成为海盗，直接的导火索是灾荒连连，民不聊生，于是日积月累。这么一说，皇帝根本就没有顾及帝国子民的生死，嘉庆皇帝的老子乾隆皇帝整天说自己是十全皇帝，看来也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意淫而已，帝国已经步入了黄昏。

张保仔一行落水成为海盗，日子也是过得提心吊胆，风里来雨里去，遇到官军的巡逻船，每每看到炮火就魂飞魄散，若不是河神庇佑，早已心惊胆落了。之前大家伙儿想过向朝廷投诚，可是官威难测，生怕官员翻脸不认人，所以就只能一直在海上逗留。张保仔叹息到，其实这样逗留的日子不好过，知道国法难容，要想活命只有遇到仁慈的好官。

百龄看着张保仔的降书有一种辛酸的感觉，看来海盗不是良心彻底地坏掉了，是之前帝国的官员在处理投诚的问题上，让海盗们没有安全感，看不到希望。与其投诚后窝窝囊囊地死，还不如在海上冒险，那样死得更加有底气。张保仔在降书后面说，现在终于盼来了爱民如子的总督大人百龄，真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投诚呢？

海盗翻然醒悟也是一大盛事，百龄没有计较张保仔降书的推诿，只等着海盗们跪谢皇恩。

一切都进展得那么顺利，张保仔是该跪下来接受嘉庆皇帝的隆恩了吧。这下子麻烦来了，张保仔手下的海盗都是海浪里死里逃生的亡命之徒，在跟帝国水师交手的过程之中，从来瞧不起帝国水师，帝国水师跟英格兰人葡萄牙人组建联合舰队之后，更是被海盗打得屁滚尿流，这一帮海盗压根儿就没有将政府军放在眼里，现在好了，要海盗给手下败将下跪，跟刨了海盗家祖坟没什么两样。

百龄可不想前功尽弃，张保仔跟郑一嫂不就是想要面子吗？这两个海盗名义上是义母跟义子的关系，地球人都知道这两个大海盗睡在一张床上，跟两口子没什么区别。他们一旦投诚，义母跟义子再睡在一张床上，那样可就不行了，现在只要嘉庆皇帝出面，给这两个海盗赐婚，这样总该跪谢皇恩吧？

嘉庆皇帝也是一把演戏的好手，他权衡了百龄提出的方案，现在谈判都已经完成，如果死要面子，计较海盗的这一跪，可能会前功尽弃，海盗重返海上，帝国围剿海盗的成本将会很高。如果允许海盗不跪，那自己是帝国的皇帝，万乘之君，一群海盗投降怎么都不下跪呢？自己的面子又没有地方放。现在，自己只要下一道圣旨，既能保全自己的面子，又能成功收降海盗。

一道从紫禁城发往澳门的八百里加急圣旨送到了百龄的手上。

手捧圣旨，百龄差点就喜极而泣了。收降海盗，荡清海患的大功终于在自己的手上完成了。嘉庆皇帝给百龄圣旨，皇帝下诏赐婚，准予张保仔、郑一嫂结为合法夫妻。郑一嫂、张保仔万万没有想到嘉庆皇帝万里之外还惦记两个人的名分问题，赶紧跪拜谢恩，百龄将二人扶起来。跪谢圣恩的同时，投诚谢恩的礼节也就一并完成了。

英格兰人一看百龄将张保仔都给拿下，英格兰海军是要滚蛋了。张保仔投诚之后，他们开着商船故意在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经过，企图利用其他海盗来要挟百龄。

百龄知道这是英格兰人的把戏，在摆平张保仔的问题之后，百龄决定给英格兰人一点颜色看看。5月10日，南海县给行商以及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广州管理委员会发函，要他们安分守己，谨遵大清帝国法度，否则大清帝国严禁英格兰船只驶入内河。

1810年7月18日，英格兰人还希望继续将联合舰队派到帝国的战舰留在虎门之内，明托勋爵甚至还在加紧让孟买殖民政府装备战舰，提供充足的大炮、枪支，训练最优良的海军炮兵部队。

明托勋爵的这一系列举动让百龄异常担心，百龄迅速地拒绝了明托勋爵的好意。当年8月12日，百龄给明托勋爵正式回函：广东海盗的结局，现在已全部分别剿灭，局势已平静，所以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海盗余孽还在海上兴风作浪，百龄要好好调教调教张保仔这一支海盗部队。在百龄的命令下，张保仔跟那位争夺郑一嫂的黑老大郭婆带联手开始算计曾经结盟的兄弟。先歼黄旗帮200多人于七星洋，再破青旗帮船舰数十艘于放鸡洋，更于儋州鏖战蓝旗帮，擒首领麦有金。广东一带的海盗完全被剿灭。百龄一看这位海盗很是卖力，上书皇帝由千总给提拔为澎湖副将，郑一嫂授诰命夫人。

张保仔在剿灭海盗之后，将海上打击目标锁定了鸦片走私分子。

朱梅官，就是葡萄牙澳门市政议会大法官阿里亚加在给张保仔写信的时候提到的那位澳门商人。这位朱梅官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直在澳门跟葡萄牙人做生意，这些年赚得是盆满钵满。张保仔原本不认识这位朱梅官，阿里亚加在给自己写劝降信的时候提到了这位爷，张保仔也就对这位爷特意留心。

张保仔跟郑一嫂投降了朝廷之后，希望过几天安生的日子。两人结婚生娃，海盗出身的张保仔对当时的房地产行情不太了解，就委托当时的中国首富伍秉鉴给自己买一套宅院。

伍秉鉴当时是广东十三行的老大，跟英格兰人、美国人交际很广。这位首富有一个干儿子叫福布斯。福布斯的嘴巴儿很甜，伍秉鉴就给了这个鬼佬义子一笔钱，美国的铁路大王也就是伍秉鉴的这位干儿子。后来福布斯家族从事传媒出版，就喜欢算计别人的财富。

张保仔在跟伍首富交往的过程之中发现一个问题，这位爷的怡和行跟鬼佬的关系非同一般，尤其是英格兰人的东印度公司，更是怡和行的老客户，可以说怡和行简直就是东印度公司的东方代理银行。东印度公司的流动资金一般都存放在伍首富的怡和行，东印度公司在贩卖茶叶生丝的过程中遭遇烂账的情况，流动资金出现困难，伍秉鉴的怡和行也会给东印度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

伍秉鉴跟鬼佬的密切关系让张保仔一直疑惑。当初在海上抢掠的时候，英格兰人、葡萄牙人的船上都偷偷运载一些鸦片。这些鸦片到底卖到什么地方，张保仔一直很困惑，张保仔一直想弄明白伍秉鉴致富的秘诀，可是一直搞不清楚。朱梅官在张保仔投诚的时候还只是个一般的商人，也不算太有钱，可是自己投诚没两年，朱梅官突然富有起来，张保仔慢慢地将注意重点转向了朱梅官。

张保仔很快就得到线报，朱梅官跟葡萄牙人勾结，在贩卖鸦片。

鸦片？张保仔对鸦片太熟悉了，这玩意儿止痛镇静，一旦人吸食多了就上瘾，药品也就变成了毒品。1815年，德国的药剂师斯多纳正式查明了鸦片的成分，这是一种生物碱，斯多纳将其命名为“马非斯”，也就是希腊神话中善良的梦神，这位梦神梦游到中国就被改名为吗啡了，善良的外衣也迅速被撕破，露出了罪恶的魔爪，成了大清帝国的致命毒药。

朱梅官跟葡萄牙澳门市政议会关系非同一般，因为有阿里亚加等葡萄牙势力的庇护，在海上交易鸦片也就无所顾忌。张保仔为了将朱梅官贩卖鸦片的证据给拿准了，派出小股人马尾随朱梅官的商船。

好家伙，这一次让一直对鸦片深恶痛绝的张保仔大开眼界：朱梅官的商船上载满了茶叶生丝，然后运送到澳门香山县的海上，在海上跟葡萄牙人进行交易。葡萄牙人买走朱梅官的茶叶生丝，朱梅官买走葡萄牙人的胡椒苏木，由于茶叶生丝的价格高于胡椒苏木，所以葡萄牙人就给朱梅官鸦片折价。拿到鸦片之后，朱梅官在海上卖给多艘小船，价格是折价时候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张保仔拿到朱梅官的贩卖鸦片的证据之后向两广总督汇报，新任的两广总督叫蒋攸铦，这位蒋总督是接替前任松筠。百龄收降张保仔后不久奉调吏部，当时英格兰人拍手称快，在揣摩百龄调离两广总督时非常阴损，认为百龄干了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收降海盗，那样让皇帝很生气。

事实并非英格兰人想象的那样，英格兰人甚至对高级将领松筠的到来感到很欣喜，认为军队中来的松筠会赞成英格兰人的战舰停留在帝国海域。松筠的到来依然没有让英格兰人开心。不过松筠这位将军级总督让海盗余孽大为紧张，到处作乱不断。皇帝不得不派出相对温和的蒋攸铦督两广。

蒋攸铦对张保仔这位海盗将领也是非常宽容欣赏，张保仔不遗余力地剿灭海盗余孽让蒋总督相当高兴。这一次张保仔提供的中国商人利用葡萄牙人的庇佑私自在海上贩卖鸦片的信息，让蒋总督也是义愤填膺。一旦中国商人都投在鬼佬的名下贩卖鸦片，皇帝三令五申的禁烟政策也就是废纸一张，到时候自己也会从两广总督任上卷铺盖卷儿滚蛋。蒋攸铦命令张保仔秘密追查，一定要查出大鱼来。

张保仔在得到总督大人的密令之后，决定联手香山县知县马为。他先让马为派人去钓朱梅官的鱼，只要朱梅官上钩，这样一来可以办个人赃并获。

马为根据张保仔的线报，在香山县外海附近设下埋伏，几艘假扮小商贩的商船在海上游弋，等待朱梅官等人的到来。朱梅官压根儿就不知道，阿里亚加的亲密朋友张保仔已经联手香山县衙的官兵，在海上张网以待，等着自己接手葡萄牙人的鸦片。朱梅官的商船晃晃悠悠地靠近葡萄牙商船，双方一阵讨价还价之后成交。张保仔并不急于抓捕朱梅官，而是等待朱梅官卖完鸦片之后再行抓捕。

蒋攸铦在朱梅官被捕后，向嘉庆皇帝的奏折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交易的状况：

朱梅官等六人，持布匹与茶叶去澳门，与葡萄牙人安多利交易胡椒、海参等物。安多利尚欠番银三千四百八十圆。安多利拟于嘉庆十九年九月末回国，所乘之船已停泊香山县外海上。朱梅官等要求付清不足之数，安多利商借于偶然在场的葡萄牙船某船长。该船长说无银元，如鸦片则有。最后朱梅官等接受鸦片一百二十筒（每筒重量约二斤七八两）。但朱梅官等对起运禁品有顾虑，将鸦片售与偶过小船的不相识者，得银三千八百四十圆。

从蒋总督的详细描述可以看出，朱梅官贩卖鸦片并非主观意愿，都是鬼佬们耍手腕以鸦片易货，朱梅官等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接受了鬼佬提出的用鸦片抵货款的办法。朱梅官折抵货款的鸦片赚取了360块银元。可以说这是一种转手的暴利，这样一个转手暴利的过程完成了洋商向中国商人走私鸦片、出售鸦片的全部过程。当朱梅官等人将鸦片分批在海上兜售给小船之后，官府再去追查鸦片的下落，难度就非常大了。

嘉庆皇帝接到蒋攸铦的奏折大发雷霆。从雍正皇帝开始，大清帝国一直在发文严禁鸦片，可以说从雍正皇帝到现在，对鸦片的严禁律法是相当严厉的，没想到鸦片越禁越多。北京城的官员、宫廷内侍、太监都在吸食鸦片。1729年，流入帝国的鸦片不超过200箱，但雍正皇帝颁布的禁烟命令可以说相当严厉：贩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

嘉庆皇帝上台后，也制定了不少禁烟的红头文件，没想到鸦片却越禁越多，无论是大内侍卫还是无根太监，无论是京城官员还是赶考举子，他们的鸦片最大的来源都是从广东沿海走私进来的。

1814年，京城崇文门的监督官员崇禄和景安向皇帝奏报，拿获了私带鸦片进京的张四，这位爷不仅带有鸦片，还有整套吸食鸦片的工具，相当的精美。不过这个张四交代，他是广东东莞县进京赶考的卢贡生的随从，两人在客栈吸食鸦片。嘉庆皇帝很生气，进京赶考都要抽鸦片，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刑部迅速将张四跟卢贡生逮捕了。

卢贡生简直就是拿嘉庆皇帝的禁烟令当手纸，在卢贡生进京赶考的前一年，嘉庆皇帝就在给大臣们的谕令中发火：你们“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侍卫官员买食鸦片，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做官奴。

皇帝都火冒三丈了，卢贡生还顶风作案，这不是成心要惹皇帝不高兴嘛。贡生作为国家后备高级人才，还要靠抽鸦片才能考试，跟注射兴奋剂争夺奥运会金牌有什么区别？烟枪八股举人将来只能贻害帝国子民。

嘉庆皇帝很没有面子，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八股学子没有一点儿礼义廉耻，起码的尊师重教总该有吧？皇帝虽然没有指导读书人读书，一旦高中，那可是天子门生，皇帝怎么能有这么不听话的门生呢？

广东，这个让嘉庆皇帝生气的地方。刚刚过了一年，也就是蒋攸铦的奏折送达嘉庆皇帝案头之前，嘉庆皇帝就接到一个更为恶劣的贩卖鸦片案子，这一次涉案的不仅仅是广东人，还是广东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简直反天了。

1815年，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这支天下人闻之色变的京城卫戍部队在获得嘉庆皇帝的密之后，明察暗访贩卖鸦片行为，尤其是对进京的商人官员进行严密监视。有一天，广东快马进京的一帮军人引起了卫戍部队的注意。

好家伙，这一帮广东的军人一到北京城郊就找人销售他们私自带进京城的鸦片。广东军人胆子奇大，居然想通过崇文门到内城贩卖。卫戍部队的官兵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人抓了再说。两个帮助广东军人销售鸦片的家伙给抓到了提督衙门，大板子刚刚举起来还没有落下，两个北京人的头就在地上咚咚地磕，额头上的鲜血直冒，啥都交代了。

九门提督的大兵们怎么也不敢相信，两个北京人居然给广东军区的高级将领倒卖鸦片。这还了得？皇帝不是三令五申不允许贩卖鸦片，这广东的部队是够乱的，当官的居然带头贩卖鸦片，下面当兵的那还不乱套了？怪不得都说南方军队的人富得流油，没想到他们就是这样发财的。抓，一定要严办。

刑部的官员董诰负责审理这一起军人贩卖鸦片的大案。人犯一被带到刑部，这位广东军人一阵广东话就将董诰给整懵了，审讯了很久才终于整明白了。贩卖鸦片的官员叫兴亮，是个广东骁骑校武官，这位兴亮骁骑校可算是一位高级军官，相当于大校团长。兴亮大校这一次进北京是跟随上级副都统萧昌进京公干。这个兴亮也是胆大包天，为了获利，居然利用跟随萧副都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携带了11斤鸦片到京城售卖。11斤鸦片在今天绝对是特大贩毒案件，一旦抓捕，没什么说的，军人贩毒一定是枪毙。

嘉庆皇帝听到军人利用出差机会大量贩毒，差点就给气晕厥过去了。可想而知，这位军官在广东还藏有多少鸦片，跟兴亮一样的军官到底是在广东禁毒呢？还是在利用军人的身份走私毒品呢？嘉庆皇帝越想越害怕。这个贩毒大案一定要严办。革去兴亮“骁骑校”的官职，流放新疆；协助兴亮贩运的两个北京人，也分别受到“杖一百，徒三年”及“杖八十，加枷号一个月”的惩罚。

副都统萧昌听闻兴亮被发配新疆，腿肚子立即打战。嘉庆皇帝甚至怀疑兴亮的鸦片就是替萧昌贩卖的。嘉庆皇帝想借查处两名军队的高级将领之机，以此来整肃部队吸毒贩毒的歪风邪气，没想到兴亮死扛，坚决承认鸦片就是自己的，跟萧昌没有关系。嘉庆皇帝心有不甘，心想不能这么放过萧昌，告诉刑部的官员，兴亮跟萧昌到北京的，萧昌要负失察之责，也交有关部门加以审查议定，严肃处理。

嘉庆皇帝对萧昌的失察感到很愤怒。这一次皇帝是真生气了，处理完萧昌，皇帝心里的火气还没有消退。副都统萧昌的上级是广州将军，广州将军的地位跟两广总督一样，管理着大清帝国在广东的军事重地，广州将军统辖所有驻军，往往实权大于两广总督。萧昌的部下在皇帝眼皮子底下闯祸了，嘉庆皇帝还要打广州将军本智的屁股，作为军区司令员的本智没有管束好自己的属下，居然有高级将领贩毒，本智必须受连带责任，也要受到惩处。

粤海关一直是个烂摊子，军队接管粤海关多次，依然是前腐后继，粤海关的关长一个比一个能贪，一个比一个敢贪。关长的家人跟仆人更是豺狼虎豹一般，鬼佬们经常告状。

这一次广东军界发生高级将领把鸦片带到京城贩毒的大案，可粤海关年年递交给皇帝的报表都没有鸦片贸易，由此看来，显然鸦片是走私来的。皇帝多次要求外国商人到粤海关要严查，要行商担保，难道这些鸦片是飞来的？肯定是来粤海关做生意的鬼佬夹带来的。嘉庆皇帝一生气，粤海关的监督祥绍因没有在当地禁止鸦片，同样要受惩处。

广州将军本智、粤海关监督祥绍交刑部议处，在吏部的考评上被计上了一笔，再无升迁。

两广总督蒋攸铦的折子无疑再次将嘉庆皇帝推向了火山口，脆弱的皇帝无法容忍官员、军人贩卖毒品，更无法容忍商人勾结鬼佬。朱梅官一介商人，可是这位爷跟大清帝国的商人一样，喜欢在有钱的时候买个官衔。在那个都将商人看得跟妓女一样下贱的时代，头顶上有个官衔那就不一样啦，朱梅官也就买了官衔。

这一次嘉庆皇帝可不管你买官衔花了多少银子，先把你的官帽子给摘了，然后重办你。皇帝拿到蒋攸铦的折子，当即就在折子上批示：朱梅官等着革职，先于犯事地方，枷号一个月，满日，发黑龙江充当苦差。

嘉庆皇帝对这位破案有功的张保仔印象颇深，没想到当年跟自己讲条件的大海盗，现在成了帝国缉毒英雄。这些海盗跟八旗军人相比，觉悟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些八旗军人仗着祖宗八代的无上荣光整天无所事事，居然去贩毒，简直连海盗都不如。

那个年轻剿悍的海盗仰天长泣，皇帝赐婚的盛大投诚场景再度浮现在嘉庆皇帝眼前。嘉庆皇帝在生气之余还是颇感欣慰，庞大的海盗部队现在成了帝国最精锐的缉毒部队，是应该好好奖励一下。皇帝下诏：张保仔因破获偷贩鸦片重案有功，荣升副将要职，享受武官从二品待遇。

张保仔没想到嘉庆皇帝还记得自己，抓获了几个鸦片贩子就给自己升官，接到圣旨的时候激动得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升官了，证明皇帝不计前嫌，还非常重视自己带领的海盗部队，那海盗部队不再接再厉，怎么对得起皇帝的信任呢？张保仔根据之前当海盗时候跟商人们的周旋可以判断，朱梅官贩卖鸦片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窝子。张保仔决定沿着朱梅官这条线索进一步深查下去，他相信一定还会查出更大的鸦片贩卖团伙。

对海上情况熟门熟路的张保仔，很快又传来了喜讯，让嘉庆皇帝非常地振奋。1814年，香山知县马为将张保仔海盗缉毒部队的战果向嘉庆皇帝作了一个全面汇报：特调香山县正堂马为奉谕严拿事，现奉督抚两院宪密谕，内开澳门居民纪申官、王扁、朱梅官、蔡保官、纪开凤、王栈官、王蓄官、吴党官、郑祥官、朱明官、陈二舍、陈子髦、陈焕官、陈钦官、王玷官、许宁官、卢裕官、许霞运、卓开官、徐秀官等二十人……

马为给嘉庆皇帝的朱梅官被抓之后的统计报告中表明，朱梅官六人只是香山县贩毒集团的一少部分人，这一部分人跟葡萄牙澳门市政议会的关系密切，他们之所以能够猖獗贩毒，主要是有葡萄牙人撑腰。在朱梅官贩毒的背后，存在一个庞大的贩毒网络，这个网络共有20人之多。

嘉庆皇帝震怒，因为皇帝在马为的报告之中发现了更为可怕的问题。那就是庞大的贩毒集团里面，官商有14人之多。在清代，凡是官商的名字后面都带一个官字，这些官商都是跟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行商，他们具有给洋商担保的资格。洋商为了区别他们跟一般商人，就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官字。这些官商基本都花钱买过官衔。粤海关在经过泊船改革后，在虎门、澳门设置了相当于子关口的机构，张保仔查出的贩毒集团中的官商基本都在澳门的码头。

海盗舰队老大张保仔的乘胜追击让嘉庆皇帝欣喜万分，这简直就出乎皇帝的意料。都说梁山的宋江忠肝义胆，张保仔在降书中自比宋江，看来这海盗果然有勇有谋。嘉庆皇帝现在明白当初多国联军舰队为啥败在张保仔一帮海盗手上了，有少将师长贩毒，帝国的军队还能打仗吗？对，一定要好好奖励张保仔，一方面让张保仔继续死心塌地为朝廷效力，一方面让继续在海上兴风作浪的海盗看到朝廷的胸怀，吸引他们投诚。

嘉庆皇帝跟朝臣们商议，要重奖海盗出身的缉毒将军张保仔。嘉庆皇帝因为广州军区的高级将领贩毒一事很搓火，现在帝国需要树立一个禁烟的榜样，朝廷里的大员们也不想让皇帝扫兴，附和了皇帝的想法。

张保仔荣升副将，驻守海外重镇澎湖，独掌澎湖列岛军务全权。看到澎湖列岛，张保仔就百感交集。曾经就在这个地方，他的海盗盟军蔡牵集团用银弹击杀了帝国的水师司令员。现在自己成了帝国水师的高级将领，却专门对付海盗跟走私。

张保仔春风得意走马上任澎湖的时候，原两广总督百龄这一年在南京去世了。听闻百龄去世，张保仔和郑一嫂两人望着百龄的画像痛哭，并将百龄的画像供奉在祠堂内，郑一嫂早晚两次给百龄焚香跪拜。

1816年，三十岁的林则徐在福建任职正四品的江南盐法道员，那一年张保仔也是三十岁。从四岁就开始寒窗苦读的林则徐看到一个海盗出身的同龄人，居然在五年之间从一个国家红色通缉犯变成了二品大员，林则徐的心里失衡了。当林则徐听说张保仔在澎湖镇守有功，朝廷大员向嘉庆皇帝建议，继续给张保仔升官，林则徐再也坐不住了，决定给皇帝上个折子。

同在福建为官，一个曾经是海盗，一个是儒家文人，三十岁的年纪却是天壤之别的仕途。林则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琢磨了很久，张保仔查禁鸦片有功，皇帝正在兴头上，一旦措辞不当，弹劾张保仔不成，自己的前途也就没有了。林则徐后来终于想到一个攻击点：投诚罪犯不宜重用。林则徐在折子中指名道姓建议对张保仔不可再作升迁。

嘉庆皇帝没有理会林则徐的折子，对张保仔依然如故地信任重用。林则徐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他忘记了张保仔的官职跟婚姻都是嘉庆皇帝亲赐的。现在张保仔身先士卒带着海盗们在海上缉毒，这都是那些一脸正人君子、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帝国正统官员们办不到的。皇帝需要榜样，这个时候攻击张保仔就是攻击皇帝脑子有问题，不会用人。

为官之道，年轻的林则徐还不懂。四年之后的1820年4月9日，林则徐已经荣升江南道监察御史。那一年，正值帝国官员升迁大考。按照官员考核的惯例，张保仔将根据功过定升迁职位，林则徐发现，这一次张保仔职务将会升迁到二品总兵高位。四年前向皇帝上奏张保仔的林则徐正是考核成员。很快，嘉庆皇帝收到了林则徐的奏疏《副将张保不宜驻守彭湖并请限制投诚人员品位折》。

林则徐对张保仔的看法，依然保留着四年前的偏见。他将江浙水师军纪涣散的责任推卸到张保仔等投诚人员身上，却忘记了当年帝国水师联手英格兰、葡萄牙海军却被张保仔打得落花流水，帝国水师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堪一击了。更为重要的是，江浙水师军纪涣散，将责任推到投诚的张保仔身上，公允么？

傲慢与偏见是帝国文人的通病。张保仔投诚之后打击海盗，缉拿走私鸦片的官商，可想而知得罪了多少的利益集团。林则徐身为监察干部，对张保仔的考察源于听闻张保仔吸食鸦片、礼节不知的传闻。如果林则徐回头品读一下张保仔的投诚降表，再去做深入调查，也许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林则徐后来升迁为江苏巡抚，大量御史上奏江浙一带不仅民间吸食鸦片，官员吸食鸦片亦甚多。林则徐不断给皇帝上书，经查，辖区没有人吸食鸦片。事实证明，当林则徐调任广东禁烟才发现，江浙吸食鸦片早已成风。轻信他人言说，这也是林则徐在广州掉入英格兰人陷阱的重要原因。

历史犹可鉴。1815年是张保仔春风得意的一年，也是百龄人生终结的一年，还是广州军区倒霉的一年，也是林则徐仕途飞跃的一年。20个贩毒集团成员名单递到嘉庆皇帝案头的那一刻起，皇帝龙颜大怒的那一瞬间，马非斯这个希腊最美丽最温馨的梦神，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帝国的肌体内流窜。1815年，一个平淡的年份，一个伟大海盗走向了人生巅峰，一群犯罪分子戴上了枷锁，这一年改变了整个大清王朝的贸易格局，也改变了大清王朝的命运。

绝望的首富

1810年2月25日，怡和行的老板伍秉鉴正式退休。

《华尔街日报》将伍秉鉴冠以世界首富。伍秉鉴的退休立即引起了十三行的震动，尤其是西方商人备感错愕。与拿破仑、威灵顿公爵（韦尔斯利将军）同年的伍秉鉴，生于1769年，正式退休的时候才四十一岁，当时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十三行总商。这一年，拿破仑跟韦尔斯利在欧洲跃马疆场、纵横驰骋。

身为十三行的老大，怡和行家资万贯。《安海伍氏族谱》云：建常先世仕公于宋，南渡至福建，居莆田。源海公迁晋江，遂家安海。十世朝凤公由闽入粤，康熙初籍隶南海。迄十世琇亭公干嘉年间创怡和洋行，以三子秉鉴出任行商，推为行首。……每遇岁除家库核存常达千万有奇。

怡和行的创始人是伍秉鉴的老爸伍国莹，字明石，号琇亭。雍正九年生，那一年正是粤海关监督祖秉圭倒霉的时候。伍国莹早年在同文行潘振承手下打工，后来成为账房先生。粤海关监督多贪婪之辈，行商们纷纷破产，粤海关一度强行让伍国莹自己经商，充任行商。伍国莹被吓得逃匿数年。

伍国莹在逃匿期间做了盐贩子。早年在广东地界盐贩子颇多，十三行老板的家人们多为盐商，盐贩子跟十三行的商人们互为犄角。伍国莹在盐业领域单枪匹马，自然亏得一塌糊涂。眼见家资快亏光了，伍国莹后悔当初没接受粤海关之命。1783年，伍国莹清空食盐，1784年开始在十三行做生意。

十三行的行商们如同走马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粤海关监督贪婪成性，商人们做生意赚的银子还不够交税行贿。大清帝国的皇帝死要面子，一旦发生行商破产，不仅破产者充军边塞，家人也得流放千里。其余行商要代为偿还所欠洋人债务，导致行商还债成了滚雪球的政治任务。伍国莹在粤海关做了四年生意就不堪粤海关重税，于是又逃匿了。

粤海关将正常的商业贸易与政治管理混为一谈。行商们多为个人独资企业，少部分也有股东合伙，他们的商业行为都是有限责任。可是粤海关采取株连九族的政治管理办法，只要一个行商们失败，不仅仅是株连家族，八竿子打不着的行商们也要还债。粤海关的这种野蛮管理导致十三行造假之风盛行。

伍国莹号琇亭，按照当时十三行的规矩，洋人应该称伍国莹为亭官，可是洋人们却称呼怡和行的这位老板叫浩官。原因是伍国莹在跟洋人签订商业合同的时候，经常签署的英文名是“Howqua”。伍国莹自称浩官，跟第一次从十三行逃跑有很大关系。伍国莹担心做生意失败后，官府要抓他充军，所以就借用自己三儿子伍秉鉴的小名做生意。

伍秉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在家排行老三。伍国莹给伍秉鉴取乳名亚浩，所以为了规避官府追查，伍国莹就用了伍秉鉴小名最后一个字作为自己做生意的签约名。1800年，伍国莹去世，伍秉鉴接手怡和行。1801年，伍秉鉴的二哥伍秉钧去世，伍秉鉴整合伍氏家族资源。至此，安海伍氏家族奔向世界首富的财富之巅。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怡和行在十三行中排名第六；嘉庆元年（1796年），怡和行在十三行中排名第四。怡和行在短短三年内就进入前四，并非伍国莹财技非凡，而是1793年排名第一的万和行和排名第三的而益行破产了，所以怡和行名次提升。伍秉鉴接掌怡和行第二年，怡和行进入前三名，1807年排名第二。

1808年，伍秉鉴坐上了总商老大的位置，这一年可不是一个好年头。跟伍秉鉴同一年的两位欧洲老兄，一位是皇帝宝座上的军神拿破仑，一位是血洗迈索尔的韦尔斯利将军，这两位在欧洲大开杀戒。拿破仑大军杀向开罗，企图打开通往东印度的殖民通道。韦尔斯利仗剑葡萄牙，直捣拿破仑的欧罗巴老巢。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局的官员们游说外务部、海军部、陆军部，以保护盟友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名义，下令度路利少将占领澳门。葡萄牙人尽管在澳门设置总督、市政议事厅，可是他们每年必须向大清帝国缴纳租金，澳门的主权归大清帝国所有。英格兰驻军澳门，嘉庆皇帝龙颜大怒，两广总督被遣戍伊犁，广东巡抚也被免职回家。

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剌佛跟广利行的老板卢观恒关系密切，让卢观恒带着度路利求见当时的两广总督吴熊光。可是吴熊光事事都让行商的老大伍秉鉴出头，无论是封锁港口，还是晓谕英格兰人。

吴熊光遣戍伊犁后，新任两广总督百龄是吴熊光官场上的死对头，所以对英格兰兵犯澳门穷追猛打，逮捕了大批与兵犯澳门事件有关的人员。伍秉鉴暗中告诉剌佛，让东印度公司出面给百龄施加压力，兵犯澳门事件才没有进一步扩大化。1809年3月，印度锁罗亚斯德商人杜拉布吉（Horma-jee Dorabjee）控告万成行老板沐士方，伍秉鉴跟卢观恒成了还债的冤大头。伍秉鉴顿感心灰意冷，尽管他没有像他老爹一样逃匿，却扬言退休不干了。

伍秉鉴心灰意冷的背后，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锁罗亚斯德商人在清朝时期被称为帕西商人。事实上，锁罗亚斯德商人早在4世纪就已经跟中国人做生意了，他们最早以传播锁罗亚斯德教的方式活动在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由于佛教、道教以及天主教在中国盛行，锁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基本就没什么影响。传教士商人到了清朝时代，干脆抛弃了教士面具，做起了正儿八经的商人。粤海关的商人中，锁罗亚斯德人占到三分之一的规模。

大清帝国的商贸游戏规则让聪明绝顶的锁罗亚斯德商人找到了一个规律：假如市场供应短少，就设法在另一艘船愚弄那些初出茅庐的商人以资补偿。因为按清政府的规定，洋人只能与行商打交道，一家行商破产，其他行商代为偿还债务。锁罗亚斯德人在十三行是出了名的放债“贪狡牟利”分子。两广总督百龄发现这帮锁罗亚斯德人讨债手段凶狠，却又赖账不还，其行刁顽，完全没有故土沦为殖民地的卑下感。

万成行的老板沐士方，祖籍在浙江宁波府慈溪县。1803年之前，他一直在做茶叶生意，1803年他将大批茶叶贩运到广州。没有做过国际生意的沐士方一下子傻眼了，发现自己在老家小打小闹还行，到了广州什么都不是，这里全是行商们的天下。沐士方一狠心，花了七万两银子向当时的粤海关监督三义助买了个行商名额。

行贿进入十三行，沐士方以为自己可以跟伍秉鉴、卢观恒这样的大老板一样与洋人做生意，当自己坐船到澳门去招揽生意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围着自己转了一圈，盘问了一通。沐士方老实巴交将自己行贿三义助买行商资格的丑事告诉英格兰人，结果东印度公司下令连续两年都不要跟沐士方做生意。

英格兰人就是想看看沐士方到底有什么能耐。沐士方回到广州后很是纳闷，很快这位爷就琢磨出了其中的道道儿，无论是伍秉鉴还是卢观恒，他们都捐了官衔，每次去粤海关以及督抚衙门都穿着官服，跟洋人谈生意也穿着官服，走着四平八稳的官步。沐士方很快就悟出一个道理：政府具有无可比拟的信誉。

买官。这是十三行商人们必须干的一件事。

1804年，沐士方花巨资捐了一个布政司经历的虚衔。布政司是帝国掌管民政、田赋、户籍的民政部长，最高官衔为从二品。沐士方买的官衔为从六品，相当于民政所长。有了官衔的沐士方再去谈生意的时候，人称黎官（Lyqua）。不过到了1805年的时候，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才跟沐士方做了一笔生丝茶叶生意，成交额为两万一千七百九十九块西班牙银元。

花了数万银子行贿买官，三年之内才做了两万多块银元的生意，沐士方的惨淡经营让杜拉布吉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于是主动跟沐士方套近乎，要跟沐士方做棉花、鱼翅生意。沐士方在浙江的时候一直做茶叶生意，到广州后也以茶叶生意为主业，棉花、鱼翅生意对他来说相当陌生。可是在十三行，沐士方的茶叶生意毫无竞争优势。

杜拉布吉送大生意上门，沐士方脑子发热，决定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开始多元化、高附加值地经营。1808年6月，杜拉布吉给沐士方运来了三十五万一千零三十八西班牙银元的棉花、莎藤、鱼翅、点铜等货。沐士方接到杜拉布吉的货品，注定了生意要完蛋。

沐士方作为生意人，理当知道西班牙银元跟槽纹银的兑换比例，可是杜拉布吉的银元由于铅锡比例过重，压根儿就不值钱。杜拉布吉为了让沐士方觉得有利可图，给他打了一个九八折，沐士方相当开心。最后测算下来，沐士方支付杜拉布吉白银二十四万七千六百九十二两四钱一分三厘。

从未做过鱼翅这一类生意的沐士方，拿到大量的货品却找不到买家。十三行的生意人都是从算盘珠子里赚钱，看到沐士方这个浙江土老帽儿出手大方，故意压低棉花、鱼翅等商品价格，造成市价大跌的局面，加上银价下滑，沐士方双重打击，最后不得不低价出售进口的鱼翅、棉花。

杜拉布吉一看沐士方上套儿，立即采取行动。印度已经是英格兰的殖民地，杜拉布吉成了英格兰的子民，所以他决定向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请求，希望委员会恩准他向两广总督状告沐士方。杜拉布吉非常有信心，只要自己的状子一到两广总督府，沐士方所欠的债务就有人承担责任，自己就不担心二十四万元欠款成为烂账。

杜拉布吉的信心源于锁罗亚斯德人近百年的放债经验。

1716年，锁罗亚斯德人来粤海关就开始给中国商人放债。到了1790年，仅仅作了四年行商的吴昭平（Eequa）就落入锁罗亚斯德商人的陷阱之中，欠其棉花货款二十五万元之多。锁罗亚斯德人一纸诉状，乾隆皇帝钦批：“商吴昭平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遣。”

大清帝国亡于乾隆，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乾隆皇帝破坏了商业游戏规则。

乾隆皇帝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主儿。吴昭平债务案原本是商场上一桩正常的商欠案，乾隆皇帝的宠臣、两广总督福康安接到锁罗亚斯德人的告状，不想承担责任，就直接将皮球踢到乾隆皇帝跟前。接到宠臣汇报的案子，乾隆皇帝自然要亲自审理，他老人家死要面子，“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还，转致贻笑外夷”。

中国商人拖欠洋人债务不还容易让人嘲笑天朝，乾隆皇帝要面子让锁罗亚斯德人开心极了。乾隆皇帝在案件的卷宗上批示：拖欠商人重治其罪，官库代为清还。乾隆皇帝的这道批示也就成了大清帝国以后的还债惯例。锁罗亚斯德人一看官府代为偿还，所以就专门盯行贿官员坐上行商宝座，对经商稀里糊涂的商人下手，一次性直接搞破产，然后一纸诉状将其告到总督衙门，自己的账就收回来了。

商业应该有商业的游戏规则，乾隆皇帝却在商业之上罩了一层天朝的面子，让正常的商业演变成了洋商跟帝国政府的债权债务关系。这样的游戏规则最后成了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林则徐没收了洋人们的鸦片，原本是政府惩罚不良商人，却因为乾隆皇帝改变的游戏规则，英格兰王室也将自己的商人跟政府挂钩，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就变成了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两个原本毫不相干国家的外交较量。

乾隆皇帝愚蠢地介入商业纠纷，原本应该成为帝国商业教育的经典案例，却成了乾隆皇帝沾沾自喜吹牛皮的资本。1793年，马戛尔尼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连夜给远在伦敦的乔治三世大兄弟写回信，一一地驳斥了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请求不符合“天朝体例”，还在信中用吴昭平案件炫耀大清帝国怀柔四海的胸襟：

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葛尔亚（葡）意达里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可不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

杜拉布吉状告沐士方欠债，按照乾隆皇帝修改的游戏规则，新到的两广总督百龄一定会按照吴昭平成例，将沐士方流放，所欠的二十四万元债务由官府代为清还。伍秉鉴跟卢观恒很快就知道了杜拉布吉的行动，立即找到剌佛，希望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拒绝批准杜拉布吉的申请，并给沐士方较大的合约，这样可以缓解沐士方的资金压力，让他能够偿还杜拉布吉的债务。

剌佛是个狂热的侵略分子，度路利进兵澳门的过程之中，剌佛就是坚定的支持者。现在沐士方要破产了，按照乾隆皇帝的成例，两广总督一定会将沐士方抓起来，让官府代为清还。伍秉鉴跟卢观恒非常清楚，官府是不可能真正偿还洋人债务的，最后官府一定会让十三行的同仁们代为偿还。现在伍秉鉴跟卢观恒是行商们的老大跟老二，偿还杜拉布吉的债务非此二人莫属。

英格兰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通过威逼的方式让中国政府终止行商制度。粤海关大门初开的时候，官员们就将对洋人商业监管的皮球踢到了行商们身上，政府利用这种隔山打牛的监管制度，对中国商人以及洋商们敲诈勒索。洋商们想方设法要破坏中国的这种商业贸易制度，印度殖民地锁罗亚斯德商人就成了英格兰人的马前卒，经常通过放高利贷的方式诱惑十三行的商人，企图破坏商行制度。杜拉布吉的告状，一定让伍秉鉴、卢观恒大伤脑筋。

杜拉布吉的状子很快就送到了两广总督百龄的案头，正忙于调查前任总督吴熊光与剿灭海盗的百龄一看火冒三丈，立即将伍秉鉴、卢观恒等人叫来开会。调查结果发现，沐士方不仅欠洋人的债务，还欠了5.38万两捐税，欠1.79万两行佣，欠粮道两千两。百龄的处理结果是：十三行全体行商三年将杜拉布吉的债务还清。

锁罗亚斯德人跟剌佛的诡计终于得逞，伍秉鉴非常清楚这一场阴谋的背后，粤海关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沐士方重金贿赂，势必要想方设法从洋商手里赚钱，财力有限的沐士方病急乱投医，当东印度公司拒绝他之后，他一方面要行贿官员，一方面还要缴纳繁重的税收。沐士方别无选择，只有跟锁罗亚斯德人做生意。

粤海关监督常显想到一招，成立专门针对锁罗亚斯德、亚美尼亚等地散商的特别公行，这些商人只能跟特别商行做生意，否则就没生意可做，借此来终结锁罗亚斯德和亚美尼亚人的奸诈行为。按照常显的计划，特别公行由伍秉鉴、卢观恒这样财力雄厚、经验老道的商人担任行商。特别公行成立后，可帮助伍秉鉴、卢观恒筹集二十四万元作为沐士方的清算债款。

伍秉鉴看穿了粤海关的企图，设置特别公行之后，行商们一定要缴纳一定的费用，美其名曰：公行基金。按照商业游戏规则，行商破产进行有限清算，可是乾隆皇帝改了规则后，由行商们代为偿还。既然公行有基金，就应该用基金代为偿还，可是粤海关经常将公行基金当着税收提走。

粤海关是天子南库没错，可是粤海关的历任监督将公行当成了银行，只要遇到税收出现缺口、皇帝寿诞、太后寿诞等特殊日期，监督大人们都会提走基金，不足部分让行商们以捐献的方式认缴。更为夸张的时候，粤海关监督会纵容家人巧立征税名目，以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

伍秉鉴了解到，粤海关成立特别公行，会收比十三行还要高出数倍的税收，名曰重典惩治奸猾的锁罗亚斯德与亚美尼亚人。特别公行一旦成立，英格兰殖民地的散商们诱惑十三行老板们的现象一定会减少，但是黄埔港的走私分子一定会增多。伍秉鉴身为十三行总商，自然会大量流失客户，粤海关名目繁多的税收一分不少，最后只有沦落到破产的地步。

绝望的伍秉鉴没有能力阻止粤海关的行动，沐士方的二十四万元烂账倒是真真切切落到自己头上了。接下烂账偿还，在特别工行钝刀子割肉的奴役下慢慢死去？还是在家资千万的人生巅峰选择离开？伍秉鉴决定退休。两广总督百龄万万没有想到，沐士方的破产只是一个序幕，更没有想到总商伍秉鉴要退休了，而一场更为阴毒的重组阴谋正在有预谋地上演。

梦断重组路

1810年5月23日清晨，南海县衙役包围了会隆行。

十三行一整条大街立即沸腾了，衙役将会隆行团团围住，一会儿从后庭押出两位。走在最前面的是会隆行的老板郑崇谦，人称谦官（Gnewqua）。紧随其后的是林广通事馆的通事吴亚成，人称亚成（Ashing）。衙役们将郑崇谦跟吴亚成带到了广东巡抚大牢。

身在澳门的剌佛当天就得到了郑崇谦跟吴亚成被抓的消息，那时剌佛已经是自身难保，因为度路利将军带兵闯进广州城，让大清帝国的皇帝大为光火，导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迟迟拿不到执照。度路利在广州的鲁莽行为，让大清帝国更加敌视伦敦政府，这是乔治三世不能容忍的愚蠢行为，所以东印度公司已经下令将剌佛撤职。

剌佛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尽管现在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已经任命波郎为新主席，但是听到郑崇谦跟吴亚成被官府抓捕，剌佛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杜拉布吉向沐士方逼债的时候，两广总督百龄决定派出署布政司陈若霖着手调查。剌佛却在危机关头想到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决定操控十三行。

沐士方烂账数十万，按照百龄的初步裁决，由伍秉鉴跟卢观恒代为偿还，这两位在十三行混迹了多年，自然不愿意代人受过，所以不断游说百龄，陈述沐士方不是有意诓骗杜拉布吉的钱财，确实是经营不善，希望再给沐士方一个机会。在伍秉鉴与卢观恒的沟通下，剌佛答应给沐士方一笔生意，希望能够赚钱还债。

剌佛在1809年看准了伍秉鉴等人的心思，决定将手伸进十三行内部。当时东印度公司采购了沐士方一批茶叶，对于一直希望跟东印度公司做大生意的沐士方来说，这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剌佛突然采购沐士方的茶叶，沐士方需要采购等价值的麻纺织品。条件就是东印度公司派人监督沐士方的账目，直到债务还清。

百龄不做生意，自然不知道剌佛背后的诡计。伍秉鉴一眼就看出了剌佛的把戏。表面上看沐士方通过茶叶生意可以赚钱数万两银子，可是印度的纺织品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买了这些纺织品行商们要亏损12％以上才能卖出去，所以沐士方实际上做的是亏本买卖，只是亏损的幅度相对较小，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就能长久控制沐士方的商行，并将其打造成销售东印度公司产品的通道。

剌佛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1809年12月3日，东印度公司另一个重要伙伴郑崇谦的合伙人阿侯（Ahoy）跑了。会隆行跟其他商行不一样，郑崇谦一开始就将会隆行打造成股份制的商行，在十三行颇为少见，阿侯跟郑崇谦是多年的朋友，所以二人合作一直很愉快。

会隆行在十三行业绩平平，所以阿侯基本没有什么名声，在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中很难找到，只是12月3日逃匿之后，剌佛才突然警觉。因为阿侯主持会隆行的日常经营，郑崇谦就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医学方面，尤其是在牛痘接种领域，郑崇谦可谓是牛痘接种推广的鼻祖。阿侯逃匿立即让会隆行的生意陷入瘫痪状态。更为要命的是，四天后的12月7日，粤海关监督常显知道了阿侯逃匿，立即叫人翻查会隆行的捐税状况，发现会隆行还欠下十万两的捐税。粤海关准备对会隆行跟郑崇谦采取管制措施。

剌佛决定采取对沐士方的办法来操纵会隆行。东印度公司向会隆行订购了30000箱功夫茶和相等比例的其他种类茶叶两份，同时还让会隆行收购东印度公司的5000匹羽纱或其他相等价值的毛织品。剌佛忽悠郑崇谦，东印度公司给他的生意可以让他一年赚取十七万两银子。

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突然给沐士方与郑崇谦大宗的生意，可不是突发善心。沐士方是欠了杜拉布吉的债务，剌佛想借此机会操控万成行。郑崇谦的会隆行可是东印度公司的大债务人，剌佛希望通过继续交易来收回郑崇谦的债务。不过，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帕特尔委员态度非常鲜明：“向政府及公众声明谦官行号的失败，从各方面说来，都是一种较妥的手续方式。”

帕特尔是那种典型的落井下石之辈，因为他了解大清帝国的游戏规则，没有必要将资金陷入到一个破落户身上，那样会提高东印度公司的资金成本。把郑崇谦往总督府一告，政府将其抓捕，总督自然会下令行商们代为偿还东印度公司债务。

剌佛没有办法说服帕特尔，很快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就发函通告外国债权人，希望债权人能够提出对郑崇谦的处理意见。很奇怪的是，帕特尔的意见没有得到债权人的普遍支持，相反站到了剌佛一边，同意给会隆行一个季度的试运行期。不过，帕特尔的债务通函让会隆行立即陷入绝境。

欠东印度公司：396793两

欠外国私人：　501029两

欠中国债权人：400000两

欠中国政府：　100000两

沐士方的债务在郑崇谦面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39.7822万两的债务，对于刚刚跑掉合伙人的郑崇谦来说，帕特尔的通函无疑是压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根要命的稻草，这份通函无疑是告诉天下人，会隆行早已经是资不抵债了。郑崇谦不仅欠了中国人的，还欠了外国公司的、私人的钱，更为要命的是还欠了政府的捐税，如果债权人不催收欠债，一旦让中国政府率先动手，到时候毛都没有一根了。

伍秉鉴退休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就是两广总督百龄抓了沐士方。在1810年的1月，一位散商船长拉什（Capt.Rush）再度向百龄控告了沐士方，因为沐士方无法结算拉什的账目。伍秉鉴跟剌佛意识到，沐士方彻底破产了，剌佛操控万成行的计划失败了，因为百龄已经将沐士方抓入了大牢。

沐士方被抓走后，百龄下令革去了沐士方的布政司经历官衔，并令伍秉鉴跟卢观恒等行商，协助政府将沐士方的万成行给抄了。不仅如此，百龄还致函浙江督抚衙门，将沐士方老家也给抄了，抄没家资押解到广州还债。行商破产，其他行商代行官府抄家，在十三行早已是惯例，可是伍秉鉴兔死狐悲，心灰意冷。

审判沐士方是一件令人注目的大案。

两广总督百龄会同署布政司陈若霖、署按察使温承志审理沐士方欠债案。百龄之所以亲自提审沐士方，是担心沐士方诓骗洋人钱财，这样可丢了天朝的脸，尤其是乾隆皇帝当年在英格兰人面前炫耀了，不能让洋人耻笑。

沐士方交代了自己到广州做生意的经过以及跟杜拉布吉交易的详情。百龄在给嘉庆皇帝汇报的时候给出的结论是：因市价平减，价银亏折，沐士方又经营不善，将货价用缺，以致无力偿还，尚非有心指骗。

百龄判令查封沐士方的货物房产变抵，不过万成行的固定资产仅值银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四两四钱，不够偿还夷欠。按照成例，百龄只有判令沐士方余下的债款由别的行商分三年代还。沐士方照例发边远充军，从重改发伊犁当差，以示惩儆。

沐士方充军伊犁让剌佛暗渡陈仓的计划落空。不过，剌佛贼心不死，寄希望于会隆行。为了达到彻底操控会隆行的目的，剌佛从林广通事馆找了吴亚成代为掌管会隆行，待会隆行欠债还清后，方将商行归还郑崇谦。但剌佛万万没想到，百龄将沐士方案审结，立即对郑崇谦与吴亚成下手了。

1810年6月3日，两广总督的谕令让剌佛终于知道吴亚成被捕的原因。

百龄的谕令中强调：汉人歹徒吴士琼，违犯禁令并暗中秘密充当红毛外商支纱缦，勾结郑崇谦并暗中利用外人钱财，在郑崇谦的行号中损害内地茶商。《嘉庆朝外交史料》第三册证实，百龄下发谕令中的吴士琼就是东印度公司史料中的吴亚成。

两广总督谕令一下，十三行的老板们终于知道东印度公司的花招了：剌佛与郑崇谦交易多年，知道阿侯逃匿后经营不善，欠账又太多很难一下子结清，于是跟郑崇谦商议，由东印度公司给会隆行贷款，让之前在东印度公司商馆当翻译的吴亚成代管会隆行行务，仍以会隆行的名义收货售卖，将回笼行内应得用银每年扣除给吴亚成工银三百元，每月给郑崇谦伙食银二百五十元外，其余的银子陆续扣还旧债，直到还清债务，再将会隆行交还郑崇谦管理。

剌佛的交易事实上就是一种业务托管的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前卫的资本运作手法。在托管商行整体业务的基础之上，剌佛用贷新款盘活交易，将交易利润全数还债，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多赢的债务重组。可是，将剌佛的重组方案细细拆解开来，就会发现东印度公司已经将手伸向了具有官商垄断地位的中国贸易领域，他们是想从暗度陈仓达到直接操控中国种植业与制造业的目的。

业务托管重组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行商必须把获得的商业利润全部用于偿还债务。这样的重组对于伍秉鉴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按照清政府的规定，破产行商的债务各行将所得生意余羡银两，陆续拨出，分还各欠。东印度公司托管重组了会隆行，自然怡和行的利润就可以自己留着，不用替郑崇谦还债。因为沐士方的烂账已经让怡和行压力很大。

债务重组当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接受援助的行商必须将行务置于债权人的管辖之下。比如会隆行的债权人中，东印度公司是最大的单一债权人，所以东印度公司应该是会隆行的债权管理人，有权对会隆行的一切行务实行监管。所以，东印度公司聘请了吴亚成担任行务执行人来负责日常的经营监督权。

债权监督人东印度公司可以直接或者间接控制重组商行，对于会隆行的重组，东印度公司通过代理人吴亚成来控制。不难看出，剌佛当初同意将会隆行债务试行一个季度，就是为了赢得重组会隆行的时间，因为重组开始后，会隆行就不得不完全依赖东印度公司，郑崇谦也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提线木偶。

百龄依然会同署布政司陈若霖、署按察使温承志审理了吴亚成案。

吴亚成籍隶香山，此人对八股诗文不感兴趣，倒是对拉丁语英文颇为喜欢。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吴亚成对功名还是很羡慕的。尽管吴亚成的英语很流利，甚至成了林广通事馆的职业翻译，但是跟洋人打交道，如果中国人没有官衔，洋人都会将中国人当民工、下贱的劳役看待。于是吴亚成在做翻译期间，花钱捐了一个监生。

监生，顾名思义就是国子监的学生。在八股时代，国子监为帝国的最高学府，只有在秀才中选拨出来的高材生，以及依靠父祖的官位而取得入监的官僚子弟，才有资格进入国子监学习。像吴亚成这种买来的监生，只能是个唬人的名分。当然，在遇到官员的时候，因为有监生的身份，可以不下跪，只行拱手礼。

吴亚成在林广通事馆做专职翻译期间，跟剌佛交往颇多。剌佛认为吴亚成是那种典型的吃里爬外的人，所以就聘请吴亚成到会隆行代理行务。吴亚成交代，自己到了会隆行，为了账目上区分开来，特意另刻了一枚盛记公章，用于代管行务。

百龄在向嘉庆皇帝汇报吴亚成里通国外的情况时强调：“英吉利大班喇咈代出资本，邀曾为夷人帮工之民人吴土琼为郑崇谦管理行务，私顶郑崇谦行名，卖买货物。”剌佛对托管会隆行简直就是迫不及待，立即给吴亚成番银三万八千余两，令吴亚成定买安徽茶商洪全泰等松罗茶八千五百箱。

吴亚成在帮助东印度公司采购茶叶的同时，会隆行要购买东印度公司的毛织品，这是必需的条件。拿破仑在欧洲对英格兰实行经济封锁，导致英格兰的手工业频繁破产，很多手工业者只有流浪到美国去，这样导致毛织品价格大跌。吴亚成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监管代理人，依然以会隆行的名义，高价购买东印度公司的毛织品，在采购茶叶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极力压低采购价格。

郑崇谦走到破产的地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印度公司对他们倾销了大量的毛织品。因为采购茶叶的条件是销售毛织品。东印度公司在跟大行商交易的过程中，这种交换销售的谈判空间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更愿意找实力弱小的行商，通过大宗采购茶叶、交换毛织品的模式形成掮客式经销制。

东印度公司跟散商们心里非常清楚，实力弱小的行商只要拿到毛织品就要亏损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做下去，所以行商们就只有依赖东印度公司不断采购他们的茶叶，也就被迫销售毛织品，一旦行商破产，十三行的商人们都要代为偿还债务。

百龄的庭审记录显示：郑崇谦因所买货物不能得利，难以出售，每遇夷人索欠，即向新友及众行借银偿还，辗转加利，以致亏本。从前尚能称贷他人，应付夷账，迨至嘉庆十四年冬间共欠饷银89000余两，又拖欠英吉利公司夷人番银45万余两，港脚、花旗、蓝旗夷人等番银52.9万余两，位数较多，无从挪借偿还。

郑崇谦破产的真相现在不言而喻了。不难看出，东印度公司托管会隆行的业务，一方面可以销售毛织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直接将手伸向种植业制造业。吴亚成借会隆行的名义直接到产茶区采购，这样让东印度公司直接绕过之前的行商采购。直接将订单下到生产区，就能左右茶叶的种植，降低采购成本。

吴亚成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东印度公司完全可以让吴亚成多下订单，来年更换他人去收购，到时可以减少收购量，这样就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茶农不得不降价销售。茶农降价销售后，希望来年能够多卖钱，所以他们在心底是不会在来年降低生产量的，这样东印度公司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茶叶的定价权。

一条漫长的利益操控链条形成了：行商预买茶叶负债一东印度公司援助一推销毛织品的新压力一行商商欠更加严重一东印度公司托管经营一再推毛织品的压力一控制茶叶定价权一行商破产一十三行代为偿还。东印度公司可以不断寻找实力弱小的行商来玩这个恶性循环的游戏，这是一桩只赚不赔的生意，通过控制行商的模式，最后可以控制中国茶叶、生丝、瓷器等主要产业的定价权。

百龄发现了剌佛与吴亚成玩的游戏阴谋。

在审理郑崇谦的过程中发现，这位英格兰人口口声声叫的谦官，根本就不是他的真名。郑崇谦跟其他行商一样，也花钱买了从六品的州同知。郑崇谦自己开办了牛痘局，所以还捐了个提举的虚衔。百龄在调查他官衔的过程中发现，谦官根本就不叫郑崇谦，真名叫郑芝茂，1793年接他父亲郑尚乾的会隆行。

郑崇谦的会隆行拖欠饷银让百龄大为光火，决定对十三行的所有行商来个专项稽查，稽查结果中发现了一条大鱼：达成行倪秉发。倪秉发真名叫倪科联，人称鹏官（Ponqua）。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开始充当行商，嘉庆五年（1800年）以倪科联的名义捐了布政司经历，加运同虚衔，双月选用。

倪秉发早在1803年，也就是沐士方行贿粤海关买行商资格那一年，达成行已经病入膏肓。那一年，倪秉发欠中国债权人145万元，欠欧洲债权人36万元，未缴纳饷银30万元。当然，欠东印度公司12万两白银。当时中国债权人提出，如果倪秉发在两年内能够偿还20％，那么80％的债务将被免掉。

东印度公司的人对中国债权人的提议很是诧异，但是倪秉发为了跟欧洲人做生意，提出欧洲人的债款不能减，但不计利息，分四到六年偿还。这让洋人立即将倪秉发的偿还能力级别下调。倪秉发不断走东印度公司的路子，所以一直坚持到1809年。倪秉发落马也跟杜拉布吉的告状有关。

倪秉发跟郑崇谦一样步入了东印度公司的圈套。案发之时欠饷8.8万两。在稽查过程中发现，达成行欠东印度公司18万余两，欠港脚、花旗等23万余两。倪秉发在审理期间就死在牢里。倪秉发的死亡一度让英格兰人义愤填膺，因为他们怀疑倪秉发是被刑讯逼供死的，他们担心郑崇谦跟吴亚成一样也被打死。

沐士方欠债的最后判决是令行商们3年代为偿还。洋人们以为郑崇谦跟倪秉发的烂账也会一样快速偿还，没想到百龄下达的判决令是10年，这让洋人们大为失望。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更是向百龄发去公函，希望能够放了郑崇谦跟吴亚成，让这两位出来赚钱还债。最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放出郑崇谦跟吴亚成，债务偿还期为16年。

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收到伦敦董事部的死命令，必须将350万元的烂账收回，每个季度末委员会本身留下的余额不得超过90万两，中国人的账户必须结清。两广总督的条件洋人们自然无法答应，结果郑崇谦、吴亚成最后跟沐士方一样，变卖家产、充军伊犁。东印度公司在托管重组失败之后，普鲁士国王的特使让东印度公司陷入了一个更大的阴谋中。

大法官绝杀

1816年6月30日，一份报告让托马斯·斯当东如芒在背。

托马斯·斯当东已经不是当年在乾隆皇帝面前充当翻译的小孩子了，他在东印度公司已经由一个低级的翻译官晋升为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国人依然喜欢称呼托马斯·斯当东为小斯当东，一方面是跟老斯当东区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小斯当东依然停留在当年的乖巧可爱的印象中。

可能是斯当东长年在海上奔波的缘故，身体一直不太好，典型的营养不良，一到广州就生病。1816年是斯当东人生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不仅仅当上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还跟随乔治三世的钦差大臣阿美士德勋爵一同进京觐见嘉庆皇帝。

也许是当年马戛尔尼在北京遭遇屈辱，让斯当东幼小的心灵受到无法磨灭的创伤，因此斯当东坚持不同意阿美士德勋爵向嘉庆皇帝下跪，最后阴差阳错被嘉庆皇帝赶出京城，并且一路上简直就是在中国军队的软禁之下离开了中国领土的。斯当东跟当年觐见乾隆皇帝一样，在无知的嘲笑和羞辱中结束了最屈辱的万里邦交。

阿美士德勋爵没有到达中国之前，斯当东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普鲁士驻广州的领事托马斯·比尔逃跑了。托马斯·比尔欠下东印度公司一笔大的债务，跟葡萄牙人、大清帝国有着犬牙交错的利益关系。斯当东万万没有想到，托马斯·比尔身后有着超乎寻常的利益集团。

这个托马斯·比尔压根儿就是一个英格兰人，家族都是做一些海上贸易，说穿了早年就是做海盗出身。比尔家族到了托马斯这一代已经没落了。托马斯的哥哥丹尼尔（Daniel Beale）早年在东印度公司当会计，后来这哥们想留在广东单干，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拒绝了他的申请，让他赶紧从广州滚蛋回国。

丹尼尔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研究了欧洲局势，发现可以走普鲁士路西伯爵（Count Lusi）的门路。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坐上皇帝宝座后，由于个性优柔寡断，加之在反法同盟中保持中立，导致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迅速下降。丹尼尔抓住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弱点，主动向颇具影响力的路西伯爵请缨，愿意担任普鲁士驻广州领事，在商业竞争激烈的中国广州保护普鲁士商人的利益。

路西伯爵经不住忽悠，在腓特烈·威廉三世面前将比尔兄弟一通吹嘘。腓特烈·威廉三世对比尔兄弟的建议非常感兴趣，尽管普鲁士人在中国的生意没法跟英格兰人与法国人相比，甚至落后于美国人，但中国的广州确实是一个可以让普鲁士人赚钱发财的地方。英格兰人有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强大的组织，都经常跟中国政府发生冲突，普鲁士的商人在广州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1787年，比尔家族的两兄弟丹尼尔、托马斯通过一番游说，终于拿到了普鲁士王国的官函：任命大不列颠国籍人为普鲁士国王陛下的特使。腓特烈·威廉三世颁给比尔兄弟的任命文书：普鲁士驻广州领事丹尼尔、普鲁士驻广州领事秘书托马斯。比尔家族终于摇身一变，在祖上的海盗外衣之外，穿上了普鲁士公务员的服装，还是在中国代行普鲁士国家大权的领事。这兄弟俩到中国广州后，立即租了一间办公室，名曰普鲁士广州领事馆。

不可思议的红帽子戴在海盗身上，这一切都是大清帝国的官本位给逼得。

在广州黄埔港做生意的中国人，如果头上没有官衔，基本混不下去。在康熙皇帝剿灭吴三桂等三藩之前，粤海关主要有皇商、王商、抚院商人三种。事实上，那个时候商人的帽子大得吓人：皇商的后台是皇帝；王商的后台有太子、皇子、王爷、藩王；抚院商人的后台有总督、巡抚、将军。三藩平定之后，到了雍正年间，以八皇子为首的王爷集团被皇帝搞垮，商人也收敛了，活跃在黄埔港的就只有十三行的捐官商人了。

商人戴上红帽子，不仅见着官府大老爷免下跪大礼的特权，而且违法乱纪之后官衔也是自己的第一道保护伞。如果是平民百姓，抓进大牢先受三十大板，有官衔的商人就可以免受这样的皮肉之苦。政府要审问犯罪官商，一定要先查清楚商人的官衔，向吏部发出照会，将官衔给免了，这层保护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犯罪分子提前拥有了量刑从轻的先决优势。

官衔之上是青天，这是中国人对官府赋予的信任，这也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基础，所以老百姓对当官者都很信任。当官员玷污了头上的官帽，那么也就意味着信任的基础没有了，老百姓造反也就成了必然。所以，黄埔港的商人喜欢买官，虚衔也能让人们对他们产生信任，这就是商人透支国家信誉为自己谋利。

比尔兄弟对自己的家族耻辱没有反思；相反，他们看准了中国官场跟商场的游戏规则，要想在广州做生意，做大生意，那么也就要戴上官帽子，否则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国度，生意很难做，日子也很难混。东印度公司的那些人之所以牛哄哄，就是因为英格兰的皇帝是他们的股东，他们的行为就是皇帝的行为，就连那个洪仁辉到天津去告御状都说自己是四品官，所以乌纱是个好东西呀。

洋人在中国官员眼中就是蛮横无知的低级动物，可是在广州的洋人，除了比尔兄弟，他们掌握在中国生存诀窍的太多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欧洲的不少国家在利益集团的操控之下，取得了东印度的贸易权特权，一般的商人都不能在印度、中国、中亚等国家做生意。随着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商人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命运被东印度公司掌控，于是就想到了利用领事官员的身份留在广州，做起了“洋官商”。

1788年，奥地利皇帝陛下的中国领事约翰·里德（John Reid）在广州开始领事生涯，这位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之前在东印度公司驻孟加拉国管理委员会工作。1793年，热那亚最高共和国的副领事施奈德（C Schneider）也留在广州，这位爷本是英格兰散商，拒绝了东印度公司要求他离开中国的命令，以“副领事”的身份留在广州继续做生意。

约翰·里德跟施奈德成功留在广州，立即刺激了大批希望留在广州做生意的洋人。只要有政府的官职，就能成为抗衡东印度公司的护身符。约翰·里德的弟弟戴维·里德（David Reid）更夸张，居然以“丹麦皇家步兵队队长”的身份居留广州。身为皇家军官，在没有得到大清帝国皇帝批准的情况下驻留广州，明显有违国际外交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往往都是灯下黑。

两广官场就是大清帝国的一个典型缩影，无论是香山知县、番禺知县、广州知府、粤海关监督、广东巡抚，还是两广总督，洋人们是不能直接跟官员见面接触的，因为商人在帝国文人眼中跟妓女一个地位，所以凡事均需要通过行商们进行中间上传下达。戴维·里德用皇家军官身份驻扎在广州，目的就是为了对付东印度公司，两广官场居然没有听说过。当然，官府知晓后，洋人一定会摇身一变成为使节。

洋官商里面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戴维·里德这种对付东印度公司的手段很奏效。1794年，私人小老板狄克森（Dickerson）和劳伦特（Laurent）收到东印度公司的驱逐令，他为了降低往返的成本，干脆耍无赖宣称自己是受波兰王朝的保护而来到中国的。这样骗人的把戏居然让他留在了广州，另一方面说帝国官员在治安管理方面是多么的无能，邦交方面是多么的无知。

比尔兄弟戴上洋官帽，一方面可以对抗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驱逐令，另一方面可以用官家的身份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甚至谋求长久在中国做生意发财。托马斯在1801年摇身一变，取代了哥哥丹尼尔，正式成为普鲁士驻广州领事。

托马斯的哥哥丹尼尔在担任普鲁士广州领事前，已经同英格兰人詹姆士·科克斯联手成立了商行。担任普鲁士广州领事之后，约翰·里德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商行，商行改名为科克斯—里德。托马斯取代哥哥的领事职位之后，也顺利成为商行的合伙人。

十三行商人的官衔是花钱买的，洋人的官衔部分是任命的，部分是自己编造蒙中国人的，比尔兄弟的官衔跟中国商人一样，完全是为了做生意。科克斯家族没有比尔家族脑子灵活，慢慢地被托马斯给洗出局了。托马斯升官晋爵的当年，东印度公司大班查尔斯·马格尼亚克（Charles Magniac）走通了托马斯的门子，摇身一变成为普鲁士驻广州副领事，并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科克斯—里德商行。

比尔兄弟之所以要以普鲁士领事的身份留在广州，跟东印度公司的游戏规则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印度公司的水手、船员、船长们因为长年在海上，除了工资再无别的收入，而大班们可以享受利润分红，这样自然引发船上的员工们不满意，之前经常发生排名靠后的大班们勾结船员造反的事，董事部为了平息众怒，允许船员可以按级别携带私人货物。科克斯—里德商行主要就是代销船员们的私货。比尔兄弟在东印度公司混过，自然知道什么最赚钱，鸦片代理成为商行的主要业务。如果没有普鲁士皇帝陛下特使的身份，商行不用中国政府出面关门，东印度公司就让商行的所有英格兰人滚回老家了。

托马斯对代理船员货品这样小打小闹的生意不太感兴趣，决定做大生意。1813年9月，托马斯找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的融资计划：普鲁士国王的领事在9月以现金收取等价的东印度公司票据11.8万元，融资80万元，而11月的70万元票据还款23万元，1814年1月还款23万元，到1814年3月还款24万元。

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益花臣混了很多年，对比尔兄弟也颇为了解，这两位曾经被东印度公司驱逐出广州的英格兰人，在欧洲官场颇有手段，居然能走通路西伯爵的门子，普鲁士驻广州领事居然有家天下的趋势。益花臣是商人，当然关心利益。托马斯为了拿到东印度公司的钱，主动提出用900箱鸦片做抵押，每个月给1％的利息。

益花臣对托马斯的生意心动不已，但是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已经撤掉了广州管理委员会成员剌佛的职务，委员会现在根本就没法对托马斯的生意进行讨论表决，只有等待1814年的新委员会表决。那位对沐士方见死不救的帕特尔在1814年依然是管理委员会成员，斯当东接替了剌佛的位置。1814年，委员会通过了托马斯的融资方案。

斯当东在1814年10月底作为委员对托马斯的方案投下了赞成票。东印度公司向托马斯签发80万元的孟加拉国票据，当年11月1日开始按100通用卢比兑换42元的兑换率，在当月签发了20万元，1815年2月1日签发20万元，3月15日签发20万元，5月15日签发20万元。托马斯如约将900箱鸦片抵押给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拿到这么多的鸦片，只有存放在澳门商馆偷偷摸摸销售。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斯当东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在委员会投票就遭遇了大笔的坏账。就在东印度公司孟加拉国大总督给托马斯签发票据的时候，曾经的大海盗头子张保仔，已经投诚大清帝国，现在已经是帝国水师的高级将领。张保仔带领一帮水师官兵在海上擒获了以朱梅官为首的鸦片贩子，嘉庆皇帝一怒之下将二十多名鸦片贩子给发配边陲做苦力去了。

托马斯的鸦片生意与张保仔抓获的鸦片贩子是一根利益链条上的蚂蚱。托马斯在澳门的合作伙伴是大法官阿里亚加。阿里亚加的生意伙伴就是朱梅官他们，朱梅官在托马斯从东印度公司融资之后被捕，阿里亚加自然没钱给托马斯，托马斯自然也就没钱归还东印度公司。斯当东琢磨了良久，坚信托马斯的背后有更大的利益集团在操控一切。

托马斯一直承诺到1816年1月底还清债务。

斯当东在这一年成为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托马斯还欠40.2485万元的本息。尽管托马斯在1815年的9月1日给委员会340箱鸦片暂时作为抵押，但是到了1816年的1月8日，委员会再也联系不上托马斯了。斯当东身为委员会主席，自然要对托马斯的债务承担全部责任。

托马斯的逃匿让斯当东相当气愤，他立即向葡萄牙澳门总督区华龄嘉、美国领事约翰·顾盛（J.P.Cushing）以及东印度公司所有船队队长发函，只要发现托马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斯当东决定跟益花臣到澳门去一趟，查封七家货栈的鸦片。11月15日，斯当东两人到澳门，但让斯当东生气的是七家货栈有五家拒绝承认跟托马斯有关系。

斯当东将托马斯在澳门的财产摸清楚了才发现一个大窟窿正等着自己，托马斯利用普鲁士领事的身份，在澳门、广州两地到处举债，340箱鸦片早已进行了重复抵押，东印度公司只是托马斯的债权人之一，托马斯欠了高达100万元的债务。40多万元的烂账一旦收不回来，斯当东回伦敦没法交代。万般无奈之下，斯当东决定跟托马斯的债权人进行谈判。

谈判是需要筹码的，就在斯当东焦头烂额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欧罗巴传来了一个令斯当东振奋的消息。1815年6月18日，韦尔斯利将军指挥一支由英、德、荷、比组成的十万人混合部队，将重出江湖的拿破仑围困在比利时的滑铁卢小镇，一生杀戮的韦尔斯利用两百门大炮将拿破仑的复辟军轰得灰飞烟灭。韦尔斯利将军被乔治三世授予威灵顿勋爵，英格兰成了反法同盟的老大，现在在欧洲一言九鼎。

杀人如麻的韦尔斯利将军送给了斯当东谈判的筹码。托马斯的债权人们坐在斯当东的对面，同意斯当东提出的用托马斯的鸦片优先偿还东印度公司债务的条件，偿还期限到1816年10月19日。斯当东担心债权人们反悔，提议成立一个托马斯债权清理委员会，1月29日，斯当东亲自主持成立债权清理委员会。

托马斯债权清理委员会在1816年6月30日提交了一份报告。斯当东拿到报告才发现问题远比自己想象的严重，托马斯的绝大部分资产跟阿里亚加的账目混在一起。这位阿里亚加是澳门市政议事厅的首席大法官。按照葡萄牙法律，托马斯这样的外国人是不能在葡萄牙、巴西以及殖民地口岸做生意的。在阿里亚加的庇护下，托马斯入伙的科克斯—里德商行在澳门大规模经营鸦片生意。

科克斯—里德商行的鸦片主要运往广州、巴西。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拿破仑联手西班牙将葡萄牙灭掉之后，葡萄牙的女王玛丽亚一世携摄政王约翰六世逃到了巴西。现在女王已死，约翰六世成了葡萄牙的国王。澳门总督走马灯一样更换，阿里亚加却在大法官的宝座上稳如磐石。斯当东意识到，要清理阿里亚加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大事。

斯当东得到的报告显示，阿里亚加跟托马斯做生意的过程之中，欠了托马斯差不多100万元的债务。阿里亚加欠托马斯的债务根源在于张保仔设计抓获了朱梅官这一帮鸦片贩子，让阿里亚加的鸦片生意顿时倾家荡产。斯当东很快就掌握一个信息，阿里亚加之所以跟托马斯做上百万的鸦片生意，初始资本是挪用了澳门市政议事厅委托他管理的孤儿慈善基金。

人世间太多的不可思议。

张保仔当海盗的时候同大清帝国水师鏖战了数年，中国甚至联手英格兰跟葡萄牙水师围剿张保仔，最终张保仔大胜。但张保仔后来愿意投诚，两广总督百龄决定邀请大法官阿里亚加做证人。当时阿里亚加往返于穿鼻洋上，为张保仔与百龄公证，没想到五年之后，张保仔抄后路抓了鸦片贩子，断了阿里亚加的财路。

东印度公司当初率领海军同帝国水师围剿张保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现在40多万元的烂账竟然是当年围剿的海盗造成的。三角债跟阿里亚加贪污慈善基金让斯当东很是头痛，一旦澳门总督了解到阿里亚加挪用慈善基金，一定会派出调查组进行稽查，阿里亚加以及相关资产将被查封。鸦片绝大部分都被张保仔给查抄了，剩下的资产按照法律程序将优先偿还公共机构债务。

斯当东找了一圈儿律师，懂得葡萄牙法律的律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东印度公司去查阿里亚加的账目，因为阿里亚加不仅是大法官，还是葡萄牙驻澳门海关关长兼财政官，在澳门地界儿谁都不敢得罪他。斯当东决定派出马格尼亚克作为公司代表人负责讨债。因为马格尼亚克跟托马斯是科克斯—里德商行的合伙人，斯当东派了委员会委员莫罗尼跟大班罗巴兹协助马格尼亚克讨债。

马格尼亚克非常清楚这是斯当东想法打击自己，因为自己跟托马斯是合伙人，斯当东让自己去清算阿里亚加的账目，势必要清理科克斯—里德商行的账目，自己在商行的所有见不得人的勾当都要在东印度公司公布，科克斯—里德商行的鸦片生意将大白于天下，到时候势必成为大清帝国的打击重点。

莫罗尼跟罗巴兹作为讨债代表人，事实上就是斯当东要逼马格尼亚克清算科克斯—里德商行，要将一切生意垄断在东印度公司手上。马格尼亚克别无选择，斯当东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数据：阿里亚加欠托马斯178万元，其中1813年11月一笔87.6万元的鸦片交易就是由托马斯出资，由阿里亚加下令支付的。87.6万元鸦片中绝大部分被张保仔抄走了。

斯当东终于明白1814年托马斯的那笔80万元债务交易的真实目的：尽管阿里亚加的账目上显示87.6万元的鸦片是1813年11月成交的，但可能早在9月之前就成交，甚至张保仔在9月已经抄了大量鸦片，导致托马斯跟阿里亚加资金链断裂。两人合谋从东印度公司诈骗融资，托马斯率先掏出现金购买了11.8万元的票据，让东印度公司感觉他很有实力，很有信誉，东印度公司上钩给托马斯融资80万元，阿里亚加跟托马斯把融来的80万元一分，最后托马斯上演人间蒸发，阿里亚加死不认账。

阿里亚加欠托马斯178万元的巨款去哪里了呢？

斯当东吓了一跳，科克斯—里德商行跟阿里亚加成交了4000箱的鸦片，还做了大量的生丝、茶叶等生意。阿里亚加将债务推到了朱梅官等中国商人身上，因为朱梅官等人都在边陲大漠，东印度公司的调查组不可能找到这帮人调查。事实上，阿里亚加除了在澳门穷奢极欲之外，还向幕后的老板大量分赃。

阿里亚加的幕后老板就是在巴西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圣·若泽德·波尔图·阿来格勒男爵（Baron de St.Joze de Porto Alegre）。圣·若泽德·波尔图·阿来格勒男爵将自己的女儿圣·若泽德嫁给了阿里亚加。脾气古怪、生活堕落，跟里约热内卢王室关系密切到简直可以推门而进的圣·若泽德小姐，就是阿里亚加鸦片生意的主要操刀者。

波尔图·阿来格勒家族在里约热内卢为阿里亚加在澳门铺平了政治道路，里约·布列托子爵和唐·若昂六世国王宠爱的葡萄牙殖民帝国权力总管——印度总督，对阿里亚加赏识有加，极度宠信，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阿里亚加的保护人。阿里亚加跟妻子在澳门的鸦片生意背后，事实上是里约热内卢跟葡萄牙印度权贵在全权操纵，托马斯的钱自然流入这些人的腰包。

斯当东摸准了阿里亚加的权力关系网，决定讨要债务。最后发现托马斯的烂账高达132.65万元。阿里亚加与圣·若泽德·波尔图·阿来格勒男爵商量之后，决定大事化小，圣·若泽德·波尔图·阿来格勒男爵拿出44.5万元，阿里亚加拿出22.5万元还债权人的，余下的债务则由指定的人接管阿里亚加的财产。

债务的偿还过程曲折而漫长。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觐见嘉庆皇帝，斯当东作为副使从广州北上。令斯当东终生难忘的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中国皇帝赏赐的荷包，有的是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的冷遇以及皇帝的愤怒。斯当东随使团到达广州的时候，发现从法理上讲，阿里亚加欠托马斯的25万元，其余的需要托马斯自己偿还。托马斯债权清理委员会的绝大部分债权人提出，托马斯只要支付45％就谢天谢地了。

北京之行让斯当东伤心失望，斯当东的债务处理更让东印度公司对斯当东失望。债权清理代表马格尼亚克更是对东印度公司绝望，决定重振科克斯—里德商行。阿里亚加因为斯当东挖祖坟一般地讨债，让自己在里约热内卢的王公贵胄面前颜面尽失，决定大干一票。一个鸦片贩子的落网，一个农妇的死亡，阿里亚加的报复让两广总督抓住了致命的把柄，一场未来决定大清帝国命运的赌博开始了。

1821的密折

1821年9月初，道光皇帝收到了两广总督阮元的八百里加急奏疏。

道光皇帝看完了阮元的奏疏勃然大怒。阮元在奏疏中告诉道光皇帝，香山县抓获了一名贩卖鸦片的商人叶恒澍，这名商人花了1320银元，购买了110斤鸦片。香山县抓捕的鸦片贩子原本是个小案子，可是偏偏发生在道光皇帝登基的当年。这一年，道光皇帝的老爹嘉庆皇帝尸骨未寒，鸦片贩子顶风作案，这是对皇考大不敬。

嘉庆皇帝一生都在禁烟。在道光皇帝的印象中，自己的老爹从登基第四年开始发布禁令禁止鸦片贸易，到了嘉庆十二年，每年都要发布禁烟令。嘉庆二十年，朝廷甚至下令进入澳门港的葡萄牙船，在卸货前应接受帝国的临场检查，如装有鸦片，则禁止该船一切贸易，斥其退去。

嘉庆二十年的禁令是大清帝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令，买卖、吸食鸦片可以流放、充军，对外的禁令在此之前都是不准进入黄埔港。嘉庆皇帝颁发禁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张保仔抓了大批鸦片贩子。道光皇帝还得到一个令他忧伤的消息，张保仔在任上莫名其妙地暴死了，将美艳的诰命夫人遗留在了澳门。

严查叶恒澍。

阮元出身官宦世家，骨子里有着文人的执著。阮元向香山县知县吴文照下发了谕令，命令香山县会同澳门军民府，将叶恒澍及其背后的鸦片走私团伙一网打尽。吴文照带领一帮衙役兵丁，在澳门屯里掘地三尺清查叶恒澍的同伙。

叶恒澍的同伙史太、陈奂、林居山、区照、郭声杨、曾亚茂、李亚祥等七名毒贩子很快就被抓进了香山县大牢。叶恒澍的同伙不禁打，进了大牢就竹筒倒豆子般招供了。吴文照立即派干员候升知县金锡，会同营县抓获吴亚昂、郭亚团、郑阿照、林阿岘、郑阿潮、林阿也、郑阿歪、陈亚眉等八名同伙。

阮元将叶恒澍案指定广州府审理。广州知府钟英早年当过香山知县，在嘉庆二十一年的时候升任澳门同知（注：1743年开始，澳门设立海防军民同知府，又称军民府，长官同知为副知府，澳门也升级为广州府直辖的行政特区）。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保举钟英为广州知府。

钟英在澳门为官多年，对澳门的官场商场相当了解。叶恒澍打渔出身，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叶恒澍的渔业事业快速发展，很快成为澳门有头有脸的鱼老板。生意做大了，就需要场面上的包装，叶恒澍深知生意场上的官规则，也买了一个虚衔：州同。叶恒澍被押到广州府后，钟英立即上报要摘掉叶恒澍的州同官衔。

州同是大清帝国知州的佐官，如果是直隶州的，相当于同知；如果是地方州的，则与州判分掌粮务、水利、海防、巡捕诸事，均为从六品官。钟英在澳门同知任上，叶恒澍这位州同商人，见面从不行礼，因为大家品级相当。更为重要的是，这位爷的虚衔成了自己干非法勾当的护身符，在水路上没有官差敢盘查。

叶恒澍等人的审理盛况空前，阮元派出了两广地界的高级官员以及十三行的代表参加旁听。叶恒澍在公堂之上承认自己在澳门购买了一艘渔船，道光元年七月，叶船泊娘妈阁，偶遇来澳门贸易的相熟者福建人陈五。陈五告诉叶，有一批鸦片，每斤12银元，问要否买进。于是叶与同伙一起凑集1320银元，向陈五购入110斤，旋以1斤16元洋银的价格，售与一不知名的墟客。

阮元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疏中将叶恒澍的供词全盘照录。非常遗憾的事情是，一百多年后，那些义愤填膺之辈坚信阮元避重就轻，隐瞒真相。事实的真相到底在哪里呢？叶恒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叶恒澍自己交代自己是打渔的。事实上，叶恒澍已经不是鱼老板那么简单，而是澳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1815年，澳门沿海一带有人私搭乱建违章建筑，更有甚者向葡萄牙人租地修房子。这让当时的县令马为很是恼火，当年的8月16日，香山知县下谕令：谕澳门地保余有功、史文机、刘德高协同绅士赵允菁、叶恒澍等，查明沿海一带居民占筑何处？限五日绘图列折禀复，以便亲临查勘。

不难看出，在香山县的政府红头文件中，叶恒澍都是有名的绅士，根本就不是打渔人那么简单。事实上，在1818年12月的一份《香山县丞周飞鸿为漆尧峰请批草堆街官地捐建店屋事下新庙首事叶恒澍谕》中，不难发现，叶恒澍还是一位澳门宗教产业经营大户，香山县甚至拨出官地让叶恒澍建庙宇。

无论是政府红头文件中的绅士，还是宗教产业的大户，叶恒澍在澳门的影响力也不会让阮元轻易相信他的供词，更何况审讯叶恒澍的是当年的香山知县、澳门同知钟英。叶恒澍被抓捕之后，他的七名同伙随后也落网。陈五这位在海上兜售鸦片的小毒贩就是第二批落网的陈奂，陈奂迅速供出了他的同伙。随着叶恒澍第二批同伙的落网，以吴亚昂为首的第三批毒贩也迅速落网，不难看出阮元禁毒决心之大，没有抓住叶恒澍就立即息事宁人。

叶恒澍贩毒集团的抓捕、审理异常艰苦，从叶恒澍落网到阮元给道光皇帝汇报审理结果，时间竟长达半年，尤其是第二批、第三批的毒贩相当分散。毒贩们部分鸦片直接从来澳门的葡萄牙人、英格兰人以及美利坚人手上拿，还有大部分直接在外洋上交易，不少毒贩都是海盗出身，居无定所，抓捕工作异常艰辛。

十六人的贩毒集团被抓捕之后就是漫长的口供提取。人多嘴杂，甚至相互矛盾。在21世纪科学发达的年代，测谎仪、监控仪啥都有，一个集团贩毒案件的侦破到审理长达三五年是常事。在19世纪初，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提取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签字画押阶段，阮元手下的官员在半年时间内结案，已经是相当迅速了，更何况叶恒澍贩毒集团跟葡萄牙关系密切，两广的官差在澳门办案难度极大。

纷乱的毒贩，复杂的网络，阮元将叶恒澍案扩大化，充分证明阮元没有采信叶恒澍的口供，非常精准地判断出叶恒澍就是贩毒集团的骨干。钟英是阮元赏识的干吏，给叶恒澍贩毒集团的量刑为：所有鸦片烟犯皆受杖一百，徒三年。对于叶恒澍、吴亚昂、郭亚团三位主要犯罪分子因为利用外洋监管盲区，在外洋上走私贩毒，钟英在对这三位量刑的时候加重惩罚：枷号示众一个月，发边充军。

叶恒澍贩毒集团的落网让阮元异常失望，十三行一直是粤海关对外贸易的关口，叶恒澍案的爆发充分说明帝国利用十三行管理贸易秩序的制度是失败的，尤其是在禁绝鸦片方面，十三行反倒促进了鸦片在外洋的走私。阮元在督粤期间，在广州城外增设四道关口，修建多处炮台，希望能将走私的海上道路堵死。

设关口、建炮台只能阻挡外洋的走私分子跟国际武装进入广东辖区之内，可是帝国真正的贸易规则是十三行在执行，所以要禁绝鸦片，还要十三行出面。阮元在道光二年兼粤海关监督职务，所以在审理叶恒澍集团期间，三番五次排查十三行，对伍秉鉴、卢文锦（字棣荣）及散商列名在前之潘绍光、刘德章（此人拥有东升行，也称刘东）四人进行重点盘查。

伍秉鉴在1812年正式退休，可是粤海关监督一直不放过这位十三行的领袖人物，所以伍秉鉴也就一直是退而不休的状态。粤海关一旦遇到重大事件，伍秉鉴一定是重点被抓差的人。叶恒澍案的爆发让阮元大伤脑筋，鸦片从澳门进入外洋海上交易，身为行商首领的伍秉鉴在执行禁绝鸦片上谕的时候存在重大的疏忽。

叶恒澍能从一个打渔的渔夫发展成为一个贩毒集团的主要分子，充分说明保商失察。打击广州、澳门以及外洋的鸦片贸易，在无力改变保商制度的状况之下，阮元发布谕令：日后夷船进口，除散商照旧认保顶真稽查外，伍敦元（伍秉鉴字敦元）、卢棣荣、潘绍光、刘东四人依次轮流查察加保，如有失察，即将认保轮查各商严加惩办。

道光皇帝对阮元彻查叶恒澍一案相当满意。可是东印度公司跟西方的毒贩们开始造谣。最典型者莫过于当时的丹麦王国派驻中国的特使詹姆士·马地臣，以丹麦广州领事的面目活跃在广州、澳门两地，这位爷主要打着丹麦国王特使的旗号走私鸦片。叶恒澍落网导致以马地臣为首的毒贩子在澳门及外洋走私鸦片的模式曝光。

马地臣对叶恒澍向官府坦白的举动大为光火，甚至很没有教养地破口大骂：“这个卑鄙的阿西（注：叶恒澍小名阿西）。”马地臣在日记中写道：“阿西已经被判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地方，但是他仍关押在此地的监牢。他似乎曾向北京控告，暴露官吏的爱财和贪污，并拿出他几年来向他们行贿的账簿作为证明，盼望北京派遣一位钦差来审判这个案件。”

谣言犹如毒液在两广官场传播。有人说叶恒澍落网的真正原因是卷入一桩凶残的杀人案，被杀者是阮元下面的一名官员，这名官员跟叶恒澍是两位重要的中间人，叶恒澍代表澳门的走私贩毒集团向两广官场赠礼行贿，阮元手下的这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收受叶恒澍的贿赂，然后按照官阶分配贿赂资金。因阮元手下官员勒索无度，叶恒澍忍无可忍将其杀之。

马地臣的谣言跟1816年斯当东向澳门大法官阿里亚加追债有关，由于阿里亚加的老婆挥霍无度，加上不断向里约热内卢以及印度总督行贿，导致他主管的澳门财政出现上百万银元的亏空。阿里亚加为了填补财政亏空，垄断鸦片贸易，又要打通因张保仔抓捕朱梅官案破坏的官场关系，所以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用于行贿两广官员的行贿基金。

阿里亚加的行贿基金资金来源于对鸦片贸易征收重税。葡萄牙澳门市政厅对运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西班牙元，但是征收的对象并不是鸦片进口者支付，而是由购买鸦片的人支付，这样一来葡萄牙澳门财税收入可以增加数十万元。这笔基金为葡萄牙带来了大量的鸦片贸易机会，英格兰人却不得不在澳门遭遇重税，并且还要担心中国官员的查办。叶恒澍正是这笔基金的中介支付人，深为英格兰人忌恨。

马地臣这样的鸦片贩子乐于将叶恒澍案转移到行贿受贿的丑闻之中。叶恒澍身为澳门的毒贩，跟澳门大法官阿里亚加关系密切，更跟一笔神秘的贿赂基金的中介人有关系。到底是行贿勒索？还是另有隐情？在抓捕叶恒澍后的一个月内，一场国际官司和阮元给刚登基的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密折，导致一场暴风雨接踵而至。

1821年9月23日，一名农妇在黄埔港溺水而亡。

当天，黄埔港风和日丽，各国商船都在忙着装载货物，美国商船“艾米丽”号上的意大利水手特仑诺瓦向农妇梁氏购买瓦罐汤。一会儿，在小船上的梁氏突然跌入水中，众人惊讶不已，等梁氏被从水中捞起来已经断气了。

梁氏的夫家姓郭，当郭家人赶到黄埔港码头，梁氏的尸体躺在地上已经是冰冰凉。郭家抬着梁氏的尸体直奔番禺县衙。番禺县的知县汪云任刚刚上任，立即命令衙役调查“艾米丽”号的保商。“艾米丽”号的保商是西成行老板黎光远，让汪云任想不到的是，黎光远迟迟没有将犯罪嫌疑人特仑诺瓦交到县衙。

黎光远整天到美国商馆跟美国人商议，在中国发生命案，只要跟死者家属私了，衙门就不会过分追究。美国驻广州副领事韦尔考克斯来中国多年，对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相当了解，私了时间快，也不会对商业产生负面作用，为了控制命案的影响力。韦尔考克斯跟吉庇仑商议后，赞成黎光远的意见。

美国人拖延着时间，希望私了，但是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梁氏到底是自己跌入水中还是特仑诺瓦砸伤后落水？这关系到私了的成本问题。郭家人自然是认为梁氏的死跟特仑诺瓦有直接关系，美国人为了少赔钱，自然坚持梁氏之死与特仑诺瓦无关。私了之中不断扯皮，黎光远把交出凶手的时间一拖再拖。

汪云任是个非常固执的人，当年在县学读书的时候巧遇一烟花女子张瑶娘，汪云任惊为天人，不顾读书人的礼义廉耻，疯狂追求张瑶娘。汪云任的家族激烈反对。在伟大的爱情面前，汪云任到外面租房与张瑶娘同居，最后张瑶娘死在陪考路上。踏上官场的汪云任，终身泣血吟诗思念那位张瑶娘。

私了的谈判让汪云任大为光火。黄埔港在番禺县境内，但是外国商船跟保商的直接监管者却是粤海关。粤海关监督跟两广总督地位不相上下，阮元在粤海关监督交接班空挡还兼任过监督一职。汪云任立即向阮元汇报了情况，阮元听闻商船船长跟保商拒绝交出凶手，令梁氏命案审理陷入被动，顿时拍案而起：“事关夷人伤毙内地民命，岂能稍任颟顸？”

阮元发怒了，汪云任立即下令禁止对美国人的贸易，并将黎光远以及通事蔡愗抓进了县衙大牢，于是蔡愗、黎光远向汪云任大倒苦水，说美国人不交凶手是因为他们觉得梁氏之死跟特仑诺瓦没关系，梁氏跌落水中可能是在划桨的时候碰到了商船的利器，导致晕厥落水而死。

韦尔考克斯没想到粤海关会全面停止对美贸易，随着黎光远和蔡愗被抓，美国人私了越来越显得不通畅，看来开庭审理已经成为必然。韦尔考克斯想到了1800年“天佑”号命案的审理，希望汪云任能够成立联合审判庭，由艾米丽号大班、船长吉庇仑跟番禺县知县组成审判委员会，让梁氏命案的审理能够公开公正。

汪云任在上任番禺知县之前，在三水县当过知县，对《大清律例》以及帝国司法的属地管辖权相当了解，当年两广总督吉庆为了彰显帝国怀柔四海的胸怀，不顾司法主权独立不容侵犯，答应了英格兰人的无理要求。汪云任非常清楚，让美国人在番禺联合审案，这是对主权的侵犯。韦尔考克斯很快就给汪云任找到了一个台阶，既然在县衙会侵犯主权，那就在“艾米丽”号上审理梁氏命案。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梁氏命案中彰显无遗，韦尔考克斯在广州几年，不仅仅深谙中国的私了潜规则，更对官员的政治心里揣摩得一清二楚，真是入乡随俗。不过，梁氏命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古老的中国法律主权遭遇了年轻的美国共和法律规则，在19世纪初期，已经让中国官员去思考，去行动。

事关国际命案，汪云任遵循“天佑”号事件的审判原则，答应组成流通审判庭，在“艾米丽”号上审理梁氏命案，不过不能组成联合审判庭，美国人不能成为审理法官，案件的审理法官只能是番禺知县汪云任。汪云任也给了美国人一个机会，英格兰传教士、东印度公司御用翻译马礼逊担任法庭翻译，韦尔考克斯担任书记员。

10月6日，汪云任带着一班衙役登上了“艾米丽”号，对梁氏命案进行公开审理。

韦尔考克斯跟马礼逊一大早就在“艾米丽”号上迎候汪云任。汪云任坐在公案之上，两边是县衙带来的衙役。衙役们手中握的不再是平常审案的杀威棒，而是子弹上膛的火枪。汪云任坐定之后，立即宣布取消马礼逊的翻译资格，并撤走了美国人布置的书记员座椅。韦尔考克斯一看汪知县不让自己参加审案，只有当场退庭。

审理开始，汪云任才发现一个问题，特仑诺瓦是个文盲，意大利语都说不利索，英语就更别提了。法庭上代为辩护者就是船长吉庇仑，汪云任给予美国人充分辩护的权利。吉庇仑在法庭上说，特仑诺瓦没有杀人，他们之所以不能交出特仑诺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目击证人。

吉庇仑找的目击证人是英格兰商船“马伦英雄”号上的船员，梁氏跌入水中的时候，有“马伦英雄”号的船员看见。英格兰船员证明，特仑诺瓦把瓦坛安稳投递到梁氏手里，梁氏跌落河中时，她的小船已划到“艾米丽”号上游9米远的地方，梁氏是为了应付波浪冲击，急着摇桨要把小船摆正才落水的，她很可能是下跌时头部碰到了桨的旋轴或船边锐利的装置，由此昏厥，尔后溺水而死。

汪云任立即出示了梁氏头上的帽子作为证据，整个帽子都已经破碎，如果是利器击晕了梁氏头部，那么帽子不会破碎，可能是半边消掉，所以应该是瓦罐击中了梁氏头部，导致梁氏落水而亡。吉庇仑立即反驳说，梁氏的伤在侧脸，如果是瓦罐击中头部，应该是头顶而不是侧脸。

吉庇仑的辩解颇具嘲讽之意，汪云任顿时怒不可遏，重重地拍了惊堂木。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在公司日志记录下了汪云任发飙时的情景：汪打断吉庇仑，说如果自己的判决有错，“那是上天的事”。东印度公司当时由马礼逊担任翻译，当时的日志也是依据马礼逊的见闻跟翻译而来。

马礼逊的翻译将汪云任描绘成一个张狂无知、轻佻昏庸的帝国官吏，事实上汪云任没有马礼逊说的那样无能，需要依靠上天来判决命案。汪云任打断狡辩的吉庇仑，将自己勘验的梁氏验尸报告一一道来：“我已查验过郭梁氏的伤痕，找到特伦诺瓦投掷的瓦罐碎片，可以确认郭梁氏是被特伦诺瓦投掷的瓦罐砸死的，因为她头上只有一个洞，如果是螺旋桨所伤，则头上不会是一个洞，而是被削去半个脑袋。”

案件真相大白，洋人没想到汪云任已经找到了瓦罐的碎片，并且发现了梁氏头顶的窟窿。这可能是洋人一贯轻视中国官员的勘验能力，他们来中国多年，可能见过不少昏庸无能之辈，但是他们没有深入了解中国上千年的断狱精髓。

吉庇仑哑口无言。特仑诺瓦按照审理结果应该执行大清律：杀人者死。“艾米丽”号公开审理梁氏命案的当天，各国的大班、水手纷纷围观，这些人非常清楚，特仑诺瓦这一次难逃一死。洋人们开始起哄叫嚣，企图阻止汪云任带走特仑诺瓦，汪云任见状再拍惊堂木：“这里是大清的国土，容不得你们这些洋夷胡搅蛮缠。杀人偿命是天理，来人，把特伦诺瓦给我拿下！”“杀人偿命是天理”这句话最后被马礼逊翻译成了“那是上天的事”，并且记入东印度公司的日志之中，成为洋人嘲笑中国官员以及司法的证据。

到底谁才真正可笑呢？

韦尔考克斯为什么要极力推荐马礼逊当法庭翻译？东印度公司嘲笑汪云任，甚至插手梁氏命案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秘密？阮元重办梁氏命案是一时脑子发热？还是另有原因？阮元在抓获叶恒澍的时候掌握到一个重要信息，美国人的商船一直在秘密替英格兰人运送鸦片，他们将鸦片藏在货仓最底下以逃避海关检查，最后直接运送到黄埔港内。

阮元经过一番调查发现，“艾米丽”号果然在帮助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运送鸦片到中国，而且这种活动已经从事很多年了，直接负责鸦片项目的就是有着美国驻广州副领事身份的韦尔考克斯。

早在1815年，帝国缉毒水师接到线报，船长韦尔考克斯的船上有鸦片，当帝国军队搜查商船的时候，韦尔考克斯用领事印章将船舱封锁，阻碍缉毒水师检查。美国海军少校里德在给海军部报告中写道：“鸦片贸易在沿海进行，我将并不惊讶于听到他们是在挂着美国旗走私。”

汪云任将韦尔考克斯逐出审判庭，源于这位爷品行恶劣，挂着美国政府公务员身份，高喊着国家利益在中国进行贩毒生意，阮元能不下狠手借梁氏命案敲打美国人？这会儿，英格兰人和美国人抛开了贩毒的罪恶，跟汪云任理论刑法审判问题，当确凿的证据出示后却百般阻挠带走凶手。

番禺县的衙役们子弹上膛后，特仑诺瓦被带到了广州府。刚刚上任的钟英不敢怠慢，于当年10月26日组成了联合会审法庭。当天参加庭审的有经广州知府钟英、署按察使雷琼道道台费丙章、广州粮道通判何玉池，南海县知县吉安、番禹县知县汪云任。整个案件主审为费丙章，令汪云任惊喜的是特仑诺瓦当庭认罪。费丙章按《大清律例》判处特仑诺瓦绞刑。

东印度公司的日志中记录了特仑诺瓦复审认罪的话：“承认向妇人投掷瓦坛，并非有意伤害，只不过想吓她，以便赶她离开船边。”东印度公司对特仑诺瓦的认罪依然怀疑，“我们不知道是否这一承认的获得，是这个人在一种欺骗之下，即他承认这一行动，就可以释放，或者以向他威吓施刑而就范，不论用什么方法，但已从他那里得到承认的口供，无疑他已签字承认投掷瓦坛，现在这个承认的口供和全部的过程必将上报北京，以便由皇帝做最后的裁决。”

1821年10月28日，汪云任身为执行官，验明特伦诺瓦正身后，下令将其绞死。为了体现国际人道主义，汪云任下令将特仑诺瓦的尸体交还“艾米丽”号，任由商船以及美国驻广州副领事韦尔考克斯处置。之后阮元下令恢复对美贸易。

梁氏命案和叶恒澍集团案爆发后，阮元对以伍秉鉴为首的行商相当失望，决定给道光皇帝上一道密折。

《宣宗实录》记录了阮元的密折：阮元奏，请将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摘去顶戴一折。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察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着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即行摘去，以示惩儆。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查，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戴；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

阮元在密折中强调：唯向来臣与监督衙门传谕各国大班事件俱发交洋行商人，照缮夷字，转为传谕；全藉该商等钦遵办理，敬布天朝法度，使知畏惧。不宜但以奉文转行了事。盖洋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

道光皇帝在1821年12月13日批准了阮元的奏请，伍秉鉴的三品顶戴被摘掉。阮元在给道光皇帝的密折中强调了为什么要摘掉伍秉鉴顶戴的理由：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地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

伍秉鉴的顶戴被摘，东印度公司依然认为这是广州知府钟英的阴谋。因为在1815年5月26日，在澳门海面的美国商船“沃巴什”号被中国人袭击，五名美国人当场毙命。走私鸦片的韦尔考克斯立即向两广总督控告，要求中国方面缉捕凶手，并进行巨额赔偿。时任澳门同知的钟英调查发现沃巴什号走私鸦片，被中国海盗盯上了。最后官府逮捕了11名嫌疑人，其中首领五马分尸，另外四名杀人者斩首。对保商伍秉鉴罚款十六万两白银。

“沃巴什”号抢劫案发后，当时的两广总督蒋攸铦下令，凡是洋人商船到中国海域，必须与保商签署甘结，保证不夹带鸦片，否则将逐出大清帝国领域。东印度公司立即撺掇欧美商人，联合拒绝签署甘结。蒋攸铦下令官兵进入黄埔港，对所有商船进行搜查，东印度公司立即请求舰长克拉维尔将皇家战舰“奥南多”号从伶仃洋开到穿鼻洋，意在警告蒋攸铦，英格兰的战舰就在旁边，随时可以炮击虎门。

英格兰人兵舰威胁让蒋攸铦很是不爽，斥英格兰人为恶棍。蒋攸铦担心闹出兵祸，暂停对洋船的搜索。受了窝囊气的蒋攸铦将火发到了澳门同知钟英的身上，如果不是“沃巴什”号抢劫案，也不会让鸦片走私这个问题摆在蒋攸铦的面前，也不会有英格兰兵舰开进穿鼻洋。钟英被免职，直到阮元调任两广总督他才官复原职。

阮元在给道光皇帝的密折中控告伍秉鉴，不随时察办，与众商通同徇隐。这一方面跟伍秉鉴对大清帝国贸易规则失望有关之外，确实跟“沃巴什”号劫案中被重罚有关。无论是伍秉鉴还是黎光远，非常清楚自己在当时游戏规则中的角色，可是身为保商的他们，却没有下决心去禁绝鸦片走私，甚至在出现问题时先跟洋人商议对策，这在东印度公司的日志中多有记录。阮元向道光皇帝的报告中并没有栽赃报复。

阮元重申不许夹带鸦片商船进入港口，并且下发了针对东印度公司最严厉的禁令：停泊在黄埔的鸦片走私船只即刻退出，否则不得不报告官宪；以后只有出具不装载鸦片的甘结，才能对该船担保，允许进行交易。

当年蒋攸铦没有执行的甘结政策，阮元借助梁氏命案和叶恒澍窝案，将十三行老大伍秉鉴的官衔给摘了，杀一儆百，让洋商们意识到这一次不再是走过场。阮元还强调，洋商出具保结，然后开舱验货，如有夹带鸦片情弊，即将货物充公，行商照例问罪。

蒋攸铦的甘结政策被英格兰人暴力对抗，阮元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布禁令之后立即封锁澳门和黄埔港，让所有的商船驶入黄埔港，必须出具甘结，否则永远不得进入中国领域。并且一改以前的单保商制度，实行双保商制度，责令四家最具实力的怡和行伍敦元、广利行卢文锦、同文行潘绍光、东升行的刘德章四人依次轮流查察加保，以重责成。

英格兰人一方面对叶恒澍案造谣，希望将澳门的行贿基金曝光，打通澳门的鸦片贸易通道，另一方面利用梁氏之死大作司法文章，企图操控中国司法，甚至达到跟两广官场共管国际贸易以及解决争端的目的。英格兰人等来的却是道光皇帝摘掉为他们经常出谋划策对抗官府的行商老大的顶戴，并实行更为严厉的禁烟政策。

阮元的强硬政策一出，保商们不得不站出来揭发走私鸦片的洋人，三艘马地臣控制的商船“梅洛普（Melope）”号、“虎利（Hooghly）”号、“尤及尼亚（Eugenia）”号以及美国船“艾米丽号（Emily）”均有鸦片。美国人私运鸦片一事坐实，马地臣走私鸦片的快乐时光也结束了，四艘运载鸦片的商船勒令开离黄埔港。

马地臣与韦尔考克斯开着鸦片船在汪洋大海中漫无目的地飘荡。很快，孤悬海外的伶仃岛成了马地臣们的落脚之地。伶仃洋距离虎门炮台四十公里，距离澳门三十公里，无论是鸦片运输还是后勤补给，都相当便利。选定伶仃岛后，马地臣让“梅洛普”号作为鸦片趸船在伶仃岛停了三年，成了马地臣在海上免费的仓库。至此，伶仃岛鸦片基地形成了。

“梅洛普”号停泊在伶仃岛，不少鸦片贩子的毒品也到了伶仃岛，不敢前行到黄埔港，马地臣开始做起了海上货栈的生意。只要每箱鸦片缴纳七元的租金，就能将鸦片堆放在“梅洛普”号上，此后随时可以起运。马地臣的行动让很多趸船船主看到了额外发财的机会，纷纷在伶仃岛建立海上货栈。

澳门依然处在阿里亚加垄断之中征收贿赂基金，马地臣在伶仃岛新建根据地后，鸦片贩子们不再依赖澳门就可以方便地走私。愚蠢的东印度公司管理已经僵化，为了垄断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加强了对散商的掌控，导致以马地臣为首的鸦片贩子越来越排斥东印度公司，散商向伶仃洋集中成为一种趋势。

马地臣们的示范效应堪称立竿见影。1822年，开到伶仃岛的鸦片船增加到5艘，1823年增加到10艘。到了1824年，伶仃岛已经成了鸦片贩子们最活跃的交易市场，走私量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鸦片贸易基地。

伶仃岛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可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们仅仅守住虎门炮台之内的地盘，甚至对澳门的鸦片走私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大量的鸦片船停泊在伶仃岛，帝国官员为了私人腰包而收受贿赂，导致伶仃岛的鸦片源源不断输入内地，进一步促进了伶仃岛鸦片走私基地的扩张。

由梁氏之死和叶恒澍集团案，大清帝国企图将鸦片进口通道禁绝，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一场更大较量的开始，伶仃岛也成了帝国最致命的毒丸。伶仃岛迅速成为鸦片走私基地后，鸦片贩子们开始不断游说英格兰议院，一场重大的变局正在暴风骤雨般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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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12月24日，驻广州的47名英格兰商人向下议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

递交请愿书的47名英格兰商人中有马地臣、渣甸、颠地、巴林、拜滋、斯密斯兄弟等广州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子。请愿书的执笔人为马地臣。请愿书中说：阁下的请愿者深切希望大不列颠政府，在立法机构的认可下，做出有利于国家的决定，并且通过获取一个靠近中国海岸的岛屿属地，使英格兰在世界这个遥远一隅的贸易免受来自暴政和压迫的影响。

马地臣在请愿书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希望英格兰国王能够向北京派驻一名全权大使，能够在关键时刻，同大清帝国最高机构进行交涉，确保英格兰商人在华的利益。请愿书中对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由于具有对中国垄断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对散商们没有起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因此在马地臣们看来，东印度公司通过十三行行商们跟两广总督的交涉是软弱无能的。

47名请愿者中，绝大部分都曾经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甚至有人位居大班，他们利用东印度公司职员可以夹带私货的游戏规则，大量走私鸦片，一旦发财之后就出来单干。马地臣开辟了伶仃岛鸦片基地后，散商们不受到粤海关以及东印度公司的约束，他们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取消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彻底打开中国市场。

商人们的请愿已经努力了十年。十年前，刚刚在鸦片生意中有一点起色的马地臣就干过请愿的事。那是1820年的7月10日，马地臣们一批获准直接经营英格兰商品的商人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发起了挑战，当时的请愿书写道：曼彻斯特、萨福德的城镇以及邻近地区的数位商人、工厂主和其他居民，要求与中国广州港开展贸易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马地臣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对官场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1820年的请愿源于第一任全印总督瓦伦·哈斯丁斯的死亡，那是一场政治与资本勾结的阴谋。

哈斯丁斯出生于1732年，18岁跟随克莱武将军远涉印度，1768年被任命为马德拉斯参议员。1774年，哈斯丁斯成为第一任全印总督。当时英格兰政府通过年息4％的贷款，给东印度公司贷款140万英镑，直接掌控了东印度公司。哈斯丁斯领衔的总督参事会控制了之前东印度公司直接拥有的宣战、媾和与税收大权。

血雨腥风下成长起来的全印总督哈斯丁斯，可以说是东印度公司一手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自然忠实执行英格兰内阁指定的双重管理制度。哈斯丁斯当年为了帮助老皮特筹集美洲战争的战备硼砂、黄金，企图通过战争的方式控制中国西藏，班禅六世身为当时西藏的执政，粉碎了哈斯丁斯的阴谋。进军西藏的行动失败加上孟加拉灾害，导致东印度公司财务进一步恶化，哈斯丁斯尽管没有亲自奔赴美洲战场，但是美国的独立与哈斯丁斯失败的后勤补给有着莫大的关系，哈斯丁斯在总督参事会中的权威开始不断下滑。

哈斯丁斯的最大对手就是由伦敦内阁任命的参议员弗兰西斯，弗兰西斯在总督参事会中拥有三位坚定的支持者，这样导致哈斯丁斯在印度的决策受到极大的影响。行伍出身的哈斯丁斯决定跟弗兰西斯决斗，决斗的结果是弗兰西斯肩膀受伤。至此两人结下了不解的冤仇。1785年6月13日，哈斯丁斯护送美丽的德国夫人回到伦敦休养，他却再也没有回到印度。

在美洲战场失败的伦敦内阁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决定拿哈斯丁斯开刀。远在孟加拉的弗兰西斯已经准备了大量的材料控告哈斯丁斯。弗兰西斯将材料递给了辉格党议员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位伯克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早年向自由贸易商人举债，在比肯斯菲尔德镇（Beaconsfield）近郊购买了六百英亩地产，所以伯克成为攻击东印度公司垄断最猛烈的议员。弗兰西斯看准了伯克的软肋，决定借助伯克之手置哈斯丁斯于死地。

自由贸易商人成为审判全印总督哈斯丁斯的幕后推手。1787年，英格兰议会以175票对68票通过对哈斯丁斯的审判。1788年2月13日，伯克担任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大法庭在英格兰国会大厦开庭审理哈斯丁斯，22条罪状的控告令整个英格兰王国为之轰动。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贵族、富商以及所谓的部分民意代表涌进法庭，议会不得不派出300名皇家侍卫维持现场秩序。

哈斯丁斯的官司在8年之后的1795年4月23日宣判。这一场长达8年的官司宣判结果令伯克失望，因为哈斯丁斯花掉了七万英镑聘请大律师为自己进行了无罪辩护。哈斯丁斯在被宣判无罪的那一刻声泪俱下，因为他不仅失去了钱财，还失去了一切晋升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哈斯丁斯这位东印度公司的骨干成了英格兰人印象中贪婪、残暴、奢侈的代名词。东印度公司也成为自由贸易商人攻击的对象。

伯克在哈斯丁斯案宣判两年后忧愤而死。英格兰自由商人不断向辉格党提供政治资金，伯克是他们中最知名的代言人。伯克之所以要对哈斯丁斯下手，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1783年的“印度议案”。当时伯克支持的福克斯首相决定解散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将印度管理权收归议会派出的七名委员。这样无疑是要削弱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垄断权，尽管议案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可是国王乔治三世否决了议案，福克斯内阁由此下台。

哈斯丁斯一案的审判让自由商人看到了希望，可是无罪的审判结果让他们相当失望。不过，拿破仑的经济封锁政策再次将自由商人逼到了绝境，尤其是工业资本需要新的市场来销售他们的产品，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成为自由商人们头上的枷锁。1813年，英格兰内阁在给东印度公司延续特许状的时候提出，公司财政由内阁派出官员组成监察部进行监督，全印总督、总督以及军队统帅的任命必须由内阁批准，特许状的时限为20年。

东印度公司的大权被内阁收回伦敦，也为自由商人在印度的生意打开了一个缺口，商人们可以在印度进行有限度的贸易。1818年8月22日，哈斯丁斯终于永远闭上了双眼。哈斯丁斯的死亡让以马地臣为首的商人看到了希望，因为以哈斯丁斯为首的东印度公司顽固势力被大大削弱，因此1820年时，马地臣们向下议院请愿。

当时，英格兰国内因为常年战争导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民众不得不跳出来要求改革，大规模的集会最后演变成了彼得卢大屠杀。就在这个时候，乔治三世死了，之后乔治四世正式登基。新国王一登基就要跟自己的老婆卡罗林离婚，首相利物浦伯爵整天忙得晕头转向。以马地臣为首的这一帮先富起来的人企图趁乱请愿，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给免除。

生意就是一场游戏，大生意就是跟大人物玩大游戏。

马地臣们这一批通过鸦片先富起来的商人，尽管他们很多人出身贵族，但是对官场上的较量来说，在伦敦政客们的眼中还是很幼稚的。自由商人们的吹鼓手伯克的靠山福克斯首相已经死了，福克斯首相在世的时候名声并不好，乔治三世甚至形容福克斯为赌徒浪子，公开抨击福克斯卑劣得令人作呕。在格伦威尔的“贤能内阁”中，因为福克斯的入阁，最终导致“贤能内阁”垮台。

尽管福克斯为首的政治派系获得了自由商人的支持，并于当年借助乔治四世摄政的宠信，在辉格党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事实上，马地臣们没有看清楚一个问题的本质，乔治四世在摄政期间重用福克斯的主要原因，是乔治四世想利用乔治三世不喜欢的人跟父王作对，以期达到跟寡妇合法同居的目的。事实上，乔治四世登基以后，重用了福克斯的死对头以及保守的托利党人执掌内阁，自由贸易请愿书要想在利物浦伯爵执政期间蒙混通过，由此可见商人们的执政眼光实在是幼稚得很。

马地臣们在1820年的幼稚行为除了他们的私欲之外，也由于蓬勃崛起的工业化成为自由贸易的推动力。蒸汽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在请愿的前10年，英格兰的动力织布机台数增长了22倍，全国的机器数量超过50000台，生产的纺织品占到全国出口的50％以上。那个时候，法国、美国、德国都在进行工业革命，英格兰的对外贸易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当时的GDP占近全球的五分之一，而中国没有蒸汽机工业，英格兰的纺织品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迅速抢占庞大的中国市场。

自由商人们的想法非常简单，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属权，放宽广州贸易的限制，让自由商人进入中国市场。由于中国贸易一直处于严格的管制状态，导致粤海关腐败丛生，贸易成本越来越高。在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同时，希望英格兰政府能够派出特使跟中国谈判，让中国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当然，自由商人希望中国能像对待葡萄牙人那样，给英格兰人一座独占的港口，英格兰人就可以降低关税，进行自由贸易。

马地臣们的想法很好、很天真。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觐见嘉庆皇帝，尽管他们打着孝敬大清帝国皇帝的幌子来要地盘、要政策，可是大清帝国的皇帝狂妄惯了，把英格兰人的虚情假意当成了孝子贤孙。中国皇帝对待儿子的问题历来都是严防死守，怎么可能给远在英伦的大孝子一块儿岛屿呢？更何况两广地界上经常发生擦枪走火，让帝国皇帝十分不爽。

商人在政治上幼稚可以理解，但在市场上幼稚的后果就很恐怖。马地臣这一帮鸦片贩子正是利用了英格兰国内工业家的幼稚，在伦敦推波助澜。英格兰国内的企业家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传说，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纺织业堪称英格兰人的祖师爷。在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社会，家家户户都有纺纱织布的行头，纺织品在中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所以，十三行的商人们最头痛的就是洋人们搭售洋布，无论是在工艺还是花色上，跟中国的纺织品都不在一个档次，这样的生意做起来自然亏本。

亏本的生意怎么做下去？十三行很多商人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搭售了洋人的纺织品，可是英格兰国内的企业家一无所知。当东印度公司压低在英格兰国内的采购价，商人们会将价格降低的原因归结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以及中国贸易监管当局的腐败与管制，所以他们更加迫切希望在中国彻底打开自由贸易大门。

马地臣们打开自由贸易大门的真实目的自然是倾销鸦片。在经历了1820年失败的请愿之后，马地臣们终于等来了另一个机会，英格兰国内工业企业家疯狂的请愿集会，保守的托利党内阁在1830年被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逼到了死角。更为关键的是一个令人神魂颠倒的洋女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广州城，大清帝国官员的过激行为让马地臣们找到了更为动情的借口。

“她是晚会上的美人儿，穿着精美的伦敦式样的衣裙，令我们大为倾倒。”美国人威廉·亨特记录了1830年10月4日，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新任主席盼师夫人到广州的情景。盼师夫人的到来令身在广州的英格兰人热血澎湃。

两广总督李鸿宾很快就得到消息：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盼师（William Baynes）带着一帮番妇进城了。番妇不允许进城已经是上百年的老规矩了，李鸿宾身为两广总督，自然知道老祖宗的规矩不容破坏。更让李鸿宾生气的是番妇是坐着蓝呢小轿，穿着相当暴露，沿着大街大摇大摆地进了商馆。

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尽管允许三妻四妾，正是因为女人太多，男人很难让每一个女人都死心塌地，所以要求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为了防止女人们红杏出墙，中国男人对女人的要求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尤其是黄花大闺女要求更严。李鸿宾自然对袒胸露乳的洋美女惊诧不已。

李鸿宾没有见识过威廉·亨特笔下的洋美女，那都是标准的文艺复兴的风潮。当然，李鸿宾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是很了解，自然无法想象欧洲的女人们穿着薄纱，双乳被挤得沟壑深深，胴体若隐若现，在轿子的窗口，冲着人群嘻嘻哈哈，那白皙的双臂挥一挥宛若一片云彩。

洋女人进城着实让李鸿宾头大。当年年初，英格兰鸦片贩子怀特曼就把自己的老婆带到了商馆，李鸿宾听闻后立即派人警告，2月11日，怀特曼的老婆只有乘船到了澳门。没过两个月，丹麦船主耶鲁尔夫也带着老婆来了，自然也遭驱逐。更为夸张的是，就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三名洋女人，跑到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来参观，李鸿宾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三名洋女人才乖乖地滚蛋。

盼师夫人的到来让李鸿宾颇为不安，之前来的洋女人都是很容易吓唬走的，这个盼师不知道是什么底细，居然敢明目张胆违抗帝国的两条禁令：不准携带番妇进城、不准乘坐蓝呢小轿。盼师夫人来了，不仅进城了，还在大街上招摇。不仅招摇，还坐着轿子招摇。

1830年10月11日，李鸿宾发出驱逐令，让保商传谕盼师，必须将妻子女佣撤回到澳门，走的时候不许坐中国轿子。当然，李鸿宾管用的一招就是停止贸易。十三行现在的首商是伍秉鉴的儿子伍受昌，伍受昌找到了盼师，希望盼师夫人跟携带来的葡萄牙女佣离开广州，只要退到澳门，总督大人都不会计较。盼师根本就没答理伍受昌，依然夜夜笙歌，整个商馆犹如开堂会一般，搞得在广州的外国男人们欲火中烧。

威廉·亨特在广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没有女人日子的痛苦，一到广州就如同成了修道士一般。盼师夫人的开放浪荡对很多修道士男人来说，那是上帝带给他们的一饱眼福的礼物。可是美国人在参加完盼师举办的晚宴之后，没有片刻停留，取了夹克跟黑色领带，点燃一支雪茄，一声叹息：女士们大衣、手套和领饰都一样，感谢上帝，总算结束了！美国人抽着雪茄离开了。

美国人把盼师夫人的女佣也当成美女欣赏了，尽管晚宴结束后很失望，不难发现在广州的外国男人对女人的饥渴，连女佣都不放过。夜宴在欢歌笑语中结束了，男人们在激情中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两广总督李鸿宾却睡不着了。盼师压根儿就没有让老婆离开的意思，从伍受昌反映的情况看，盼师夜夜笙歌是在故意挑逗帝国的秩序。

总督谕令发出之后，盼师依然让夫人夜夜笙歌。10月16日，李鸿宾发布通告，再次重申前令，通告中对盼师的傲慢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马地臣看准了这个机会，东印度公司一味软弱，不仅争取不到更多的贸易机会，更不能保护英格兰散商，只有让东印度公司跟两广总督闹起来，才能激化两者的矛盾，最好将矛盾上升到两个国家的层面。

马地臣当然希望盼师能够向政府提出抗议，洋人万里重洋来中国做生意，是互惠互利的事情，可是不让洋人带着女人，怎么能够长期跟中国商人做生意？男欢女爱是天经地义的人伦。盼师脑子发热，听信马地臣们的怂恿，威胁李鸿宾：“大宪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办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应止！何必凭空之间，滋生事端，至惹出变哉？”

李鸿宾没想到违反帝国禁令的英格兰人还理直气壮，甚至威胁位极人臣的两广总督，实在太过分了。10月20日，李鸿宾再度通过伍受昌向盼师传达了最后通牒：“如两三日内，盼师不将家眷送走，便派兵入馆驱逐！”盼师接到通牒，意识到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一边继续躲在商馆跟老婆风流快活，一边向停泊在伶仃洋上的皇家海军求援。

劝说不好使，李鸿宾立即让广州将军庆保调动军队将东印度公司商馆给围起来。中国军队包围了商馆才发现，上百名印度士兵已经驻守在商馆之中，印度士兵还在商馆屋顶架起了大炮。广州将军庆保听到了汇报，意识到情况大为不妙，侦查清楚英格兰人的情况后，立即给道光皇帝写了一份密折，指出英格兰人带着番妇进城，还在夜间将枪炮运抵商馆，尤其是安装大炮的炮位都偷运到商馆，看来洋人是要跟帝国一较高下。

两军对峙到天亮，李鸿宾担心擦枪走火，事实上盼师也没有想到李鸿宾会动真格的。尽管有美艳的老婆陪着，在两军对峙的那一夜，盼师急火攻心病倒了。当伍受昌跟通事蔡刚到东印度公司商馆，发现盼师已经高烧，整个人都烧糊涂了。一旦僵持下去，最后英格兰人肯定一个都走不掉。没有经过印度总督的同意，盼师私自调动部队跟大清帝国开战，回国之后他根本没法向内阁交代。

盼师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面子上放不下，就让伍受昌带信给李鸿宾说自己病得一塌糊涂，需要老婆照顾，等病一好，就让老婆佣人以及携带的枪炮悉数撤离。李鸿宾一听，这也算一个台阶儿，准允了盼师的请求。盼师夫人在广州招摇了57天之后，在一排全副武装的小艇的护卫下，露着豪乳香肩，在一阵阵的欢呼声中撤退到了澳门。道光皇帝对李鸿宾跟庆保处理盼师夫人事件很满意，甚至夸奖李鸿宾“任事经心”。

洋女人是送走了，可是借给盼师夫人轿子的“汉奸”还没有论罪。李鸿宾立即派一队弁兵将“汉奸”东裕洋行司事谢治安抓起来。这位谢治安花钱捐了一个监生加州同，在盼师荣升主席之前，两人关系就不错，所以盼师夫人来就借了轿子。谢治安最后落得个“交结外国买卖，诓骗财物罪”，不但革去捐来的官衔，还流放伊犁做苦力。

盼师夫人广州招摇导致兵戎相见，消息传到孟加拉，立刻引起了东印度公司高层的不满。孟加拉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致函印度事务部埃伦巴勒勋爵：“我们认为那个特派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最冒险、最不明智，这种状况可能导致的后果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恐慌。”埃伦巴勒勋爵复函称：“广州事务处理得十分拙劣，那一群花花公子不再是贸易的保护者，而是危及了贸易。”盼师的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职务被撤了。

马地臣看准了盼师夫人事件。

十年一梦，马地臣决定纠集一批在广州的英格兰商人向下议院上书请愿。在请愿书中，马地臣们着力渲染中国政府的腐败，甚至在请愿书中这样写道：“广州官员是个贪赃枉法的阶层，他们花钱将职位买到手，满脑子想着勒索和不讲道义地聚敛钱财。对于频繁前往这个帝国的英国臣民而言，贸易素来是唯一的目的，可我们备尝艰辛，所受待遇实为世上少见。”

盼师夫人事件自然也是马地臣们要渲染的。马地臣们已经吸取了1820年请愿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将请愿书写得催人泪下。马地臣在请愿书中不再强调自由贸易，也不再直接抨击东印度公司，而是将盼师夫人事件上升到人伦上来：“就连神圣的家庭生活纽带也遭漠视，夫妻分居，母子分离。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是由于那些禁止外国妇女在广州居住的出尔反尔的禁令，因为似乎并没明确的相关法律，除了以习俗为借口，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理由。”

马地臣煽情的请愿书背后，盼师夫人进广州只是他找的一个借口而已。1829年5月15日，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格、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兹和加尔各答的自由商人代表们集会于詹姆士街的劳顿饭店召开秘密会议，核心就是要求伦敦内阁全面调查东方贸易，重新考虑商业政策。1830年2月24日，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各城市的工商代表举行大会，集体呼吁取消公司的特权。马地臣知道，在广州的英格兰商人应该再次站出来跟英格兰国内商人联手，彻底摧毁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打开对中国贸易的大门。

鸦片贩子们策动劳顿饭店会议上财阀们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真正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另一方面他们是要借助联合行动洗清他们在中国走私鸦片的丑陋行为，要让劳顿会议的大佬们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事实上，马地臣这一帮贩毒分子已经在鸦片上大发了横财。1821年4770箱鸦片共售得8400800元，到了1830年销量更是高达18760箱。马地臣要洗清贩毒行为是因为1829年英格兰下议院特别委员会对鸦片走私行为进行了调查，这项调查在反对者的坚持下，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马地臣最大的愿望当然是想将英格兰拖进直接对抗大清帝国的漩涡之中，只有伦敦政府出面，鸦片贸易才能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政治问题，商人自然可以用国家的名义进行堂而皇之的贸易。所以，马地臣怂恿英格兰议会，应该时刻记住马戛尔尼跟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受到的屈辱，中国政府连一片儿土地都不给英格兰，这跟英格兰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议会应该通过一项决定，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或攫取一两个岛屿。

劳顿会议的大佬们对这份圣诞节发出的请愿书是相当支持的。马地臣的请愿书上的商人们都大有来头。马地臣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早年在自己叔叔的公司里混饭吃，后来在财务上发生问题被赶出公司，马地臣只有到了广州。在一家西班牙商行进行鸦片走私活动，当商行的老板死了，马地臣接下了走私商行。1826年，马地臣加入马格尼亚克行，成为该行的合伙人。

马地臣加入马格尼亚克行之前，另一位鸦片贩子廉·渣甸（WilliamJardine）早在1825年就加入了马格尼亚克行。渣甸出身平凡，在东印度公司船上当医生，利用船员可以夹带私货的机会赚足了人生第一桶金。1818年，渣甸跟伦敦老南海公司（Old South Sea House）的托马斯·魏丁（Thomas Weeding）和孟买商人弗拉姆季·考瓦斯季（Framjee Cowasjee）合伙，买了一条商船“萨拉”号（Sarah）做起了生意。

尽管渣甸没有贵族的身份，但他却是一个非常会网罗关系的人。在东印度公司干得相当不错的渣甸下海跟托马斯·魏丁他们做生意，考瓦斯季是孟买的一个鸦片巨头，拥有大量的鸦片资源。而托马斯·魏丁手上的数十万英镑，在那个时候，托马斯·魏丁堪称大富豪，更为重要的是托马斯·魏丁跟英格兰军务大臣巴麦尊子爵是铁哥们。

托马斯·魏丁在渣甸加入马格尼亚克行之后，转身成了马格尼亚克行在伦敦的代理人。马格尼亚克行的合伙人查尔斯回到伦敦后，跟约翰·阿拜·斯密斯、奥斯瓦尔德·斯密斯和汤玛斯·斯密斯三兄弟创办了马格尼亚克·斯密斯公司，约翰·阿拜·斯密斯是下议院辉格党首脑，与巴麦尊是关系紧密的政治盟友。斯密斯公司为巴麦尊位于爱尔兰的地产以威尔士和孔威尔的矿业提供资金支持，甚至为巴麦尊在伦敦的股票投资代为操盘。

斯密斯跟托马斯·魏丁牢牢地将马地臣、渣甸这两位大鸦片贩子拴到了英格兰辉格党实权派巴麦尊的战车上。马地臣后来回到英格兰大量置地，成为英格兰第二大地主。由于跟伦敦政客关系密切，马地臣后来混了议员资格。在斯密斯兄弟跟伦敦政客的合力之下，马地臣后来坐上了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宝座，这也为马地臣家族打造力拓集团奠定了财务基础。

在请愿书上，颠地的身份让劳顿会议的大佬们兴奋不已。颠地是个威斯特莫兰教徒，现在入伙的宝顺洋行是1811年由巴林家族的乔治·巴林（George Baring）在广州跟以葡萄牙人名义常驻中国的苏格兰人大卫荪（W.S.Davidson）成立的巴林公司，巴林公司现在有一个马萨诸塞州商人拜兹（JoshuaBates）贡献了宝顺洋行1/4的鸦片。

颠地选择入伙宝顺洋行，主要是看中了巴林家族的势力。弗兰西士·桐希尔·巴林爵士（Sir Francis Thornhill Baring）早年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局主席，在1793年的时候指令马戛尔尼勋爵向乾隆皇帝要一块儿地皮，以便英格兰商人储藏货物，甚至像葡萄牙人那样拥有一个良港。弗兰西士创办的巴林银行已经成为欧洲和平的定海神针。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当年，弗兰西士开始替王室发行国债。到1816年欧洲战争结束，英格兰一共发行了9.11亿镑的国债，实收现金只有5.9亿镑，其余的3.21亿镑都以折扣和利息的方式流入承销人的腰包里。巴林银行作为最大的承销人，奠定了在欧洲的投行江湖地位。

巴林银行跟斯密斯家族关系密切，甚至两家联手承销过3000万英镑的国债。这让巴林家族跟斯密斯家族成为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巴林银行的影响力在滑铁卢战争结束后达到了巅峰。1815年，当欧洲参战国坐到维也纳和平谈判桌上，巴林银行成了会议的焦点，参会的英格兰、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及俄罗斯的代表均认为，没有巴林银行的担保，就没有一条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和平条约。

47名商人请愿书让美国人无比羡慕，尤其是美国驻广州领事顾盛，他创办的旗昌洋行已经跟马地臣、渣甸的怡和洋行，颠地、巴林家族控制的巴林银行并立为第三大鸦片走私行。尽管旗昌洋行跟宝顺洋行一样获得了巴林银行的票据支持，可是美国商人却不能联手起来向美国国会请愿。令顾盛相当欣慰的是旗昌洋行的高级合伙人约翰·福布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人脉，这位曾经是十三行行首伍秉鉴机要秘书的小伙子，在资金方面获得了伍氏家族的大力支持，伍氏家族已经成为旗昌洋行的股东。

顾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福布斯后来成了美国的铁路大王，他们的后代办了一本杂志叫《福布斯》，专门进行财富评选。更让顾盛没有想到的是，旗昌洋行业务主管小沃伦·德拉·诺有一个很有名的外孙子——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旗昌洋行的另一合伙人威廉·亨廷顿·罗素在耶鲁大学创建了著名的“骷髅会”，这一组织成为最神秘的权力组织。

圣诞节的请愿书漂洋过海，令马地臣们意想不到的是，英格兰政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格兰国内的资产阶级希望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在上议院与下议院之间进行较量。盼师带着夫人在广州城招摇过市，成为伦敦政客们攻击的把柄，东印度公司步入了风雨飘摇的没落时代。一位书生的奏折却在这个时候送到了大清帝国皇帝的案头，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林则徐正式登上了大清帝国的历史舞台。

林则徐币改

1833年5月24日一大早，林则徐在江苏巡抚衙门奋笔疾书。

林则徐一大早起来给道光皇帝写奏折，这是皇命。因为四月份林则徐收到军机处的一份上谕，道光皇帝在上谕中说：据给事中孙兰枝奏，江、浙两省钱贱银昂，商民交困，并胪陈受弊除弊各款一折。著陶澍等悉心筹议，体察情形，务当力除积弊平价便民，不得视为具文，致有名无实。道光皇帝还让军机处将孙兰枝的原折誊抄给江浙督抚。

孙兰枝出生于杭州府仁和县，1801年考中举人，之后的科举之路一直不顺。一气之下花钱捐了个候补中书，直到1810年才补了内阁中书的缺。在内阁混了七年，孙兰枝才混了个军机章京。1833年，孙兰枝刚从户科掌印给事中升任巡视北城户科掌印给事中。

巡视北城的孙兰枝主要任务就是抓盗贼，不过1833年2月28日抓到的两名盗贼让孙兰枝名震朝野，大清帝国掀起了最猛烈的货币改革思潮。这一天，孙兰枝跟巡视北城吏科掌印给事中春和一起，在昌平抓到了张大、徐大两名山东籍惯偷。审讯过程中，孙兰枝掌握了一个重要情况，这两惯偷流窜作案。之前一直在江浙偷盗，可这两年发现江浙铜钱越来越便宜，银子越来越贵，所以就流窜到北京昌平一带作案。

惯偷盗窃的赃物一般都在郊区或者偏远的农村交易变现，而农村多用铜钱。为了将赃款洗干净，张大、徐大二人会将铜钱换成槽纹银，可在换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江浙的银子越来越贵。孙兰枝在做户科给事中之前，在江西道监察御史任上干了三年，对商民贸易颇有了解，加上在户部掌印给事中位置上干了将近五年，对大清帝国的财政税收有一定了解，所以决定给道光皇帝上疏，提醒皇帝要重视银贵钱贱伤民的现象。

林则徐看了孙兰枝的奏折，孙兰枝在奏折中强调，地丁、漕粮、盐课、关税及民间买卖，皆因钱贱银昂，以致商民交困。林则徐做过漕运总督，也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对于孙兰枝所反映的情况有所耳闻，但对于真实情况还不能确定，于是立即派出江宁布政司赵盛奎、苏州布政司陈銮、按察司额腾伊三人去各地进行调查。

赵盛奎三人调查后向林则徐进行了汇报。林则徐对孙兰枝提出的禁止私铸铜钱、收小钱，定洋钱之价一系列的货币政策提出了质疑。如果市场中因为民间私铸铜钱，市场上的铜钱过多而导致银子昂贵，那么紧缩铜钱可以抑制银价飙升。但是孙兰枝在奏折中提出的问题不是铜钱太多，而是银子对洋钱贬值，导致大量洋钱流入，白银流出。

孙兰枝在给道光皇帝的折子中提出了纹银对洋钱贬值。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打击货币炒家，孙兰枝尽管注意到洋钱跟纹银汇率问题，在折子中却没有强调有人恶意借助洋钱升值而从中国套走纹银。尽管孙兰枝提出的紧缩铜钱策略可以暂时扫除积弊，林则徐还是担心孙兰枝的铜钱紧缩政策会让帝国的货币体系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

中国实在太大了，洋钱在中国的流通也仅限于少数地方。林则徐派出的人马调查发现，洋钱在江苏境内确实流行，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喜欢用，一般洋钱一元，兑换纹银七钱三分。洋钱升值的时候，可以兑换纹银七钱六七分。调查中发现，有商人为了生意方便，花高价买了一批洋钱。道光皇帝在上谕中提到了平价便民，这样的后果是要让商人亏本将洋钱抛出，但这样就导致商人破产，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写折子之前，还专门跟江苏的老商人进行调研，洋钱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在江苏境内出现，只是那个时候量很小，容易通过全国统一定价的方式来平抑价格。随着商业的发达，洋钱越来越多，沿海的民间甚至出现一块洋钱兑一两纯银的局面。商人和民众在回答林则徐的调查提问时的回答，让林则徐很震惊，因为商民都觉得一元兑换一两方便。

洋钱的流通跟纹银的兑换只是货币结算的问题。林则徐在调查后发现，如果大家都用洋钱来进行交易，买东西的时候以前的一两现在用一元计算，卖东西的时候同样结算方式，证明这是交易者自行达成的交易价值，如果都是洋钱结算，也就不存在因用洋钱而亏钱赚钱。

林则徐发现了一个货币结算的问题，银昂钱贱的根源是两种货币结算的问题。大清帝国继承了明朝的政治与经济遗产，所以在官职、货币政策方面，都一样是银本位。尽管国家流通货币是铜钱，但是国家所有的财务报表，财政预算决算最后都以白银为唯一的结算货币。当纹银遇到洋钱，尤其是洋钱跟铜钱一样存在兑换比率问题，就一定会因为银本位而出现结算问题。

洋钱不是大清帝国的流通货币，真正的铸造者在海外，那么洋钱货币总量是大清帝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不能调控的。如果洋人希望多套走白银，那么他们就会控制向中国市场投放洋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抬高洋钱价格，让中国商人花更多的银子买入洋钱。东印度公司经常用的一招就是降低银元的贴水，让银元升值，变相让中国纹银贬值。

洋钱的升值可以套走中国纹银。林则徐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找到了铜钱贬值的根源，那就是中国纹银由于相对洋钱贬值，导致大量的纹银被洋钱套出国内，国内的纹银数量有限，自然银子相对于以往的铜钱兑换比率就要提高。林则徐的调查组此后对这一现象跟踪了五年时间，发现江浙专门有用外国银元来套购中国银两而营利的商人，将大量的纹银私运出洋，数量达每年百十万两。

道光皇帝一生勤俭，对钱这个问题自然敏感。1822年，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摸就提醒道光皇帝，洋钱在广东江浙非常流行，洋人甚至以一块银元高于一两白银的价格在中国采购货物，很多不法之徒见利偷运白银出洋，然后冶炼成银元，导致国内白银稀少。纹银稀少自然导致铜钱贬值，而中国税赋以纹银为结算单位，导致民众交出更多的铜钱。

铜钱的主要材料是红铜跟铅，在没有改变铅铜比率的情况之下，一旦铜钱贬值，就会出现商人大量收购铜钱，将铜钱熔化提取纯铜。红铜作为货币材料，数量受到严格的管制，所以从货币中提炼红铜依然有很大的盈利空间。银昂钱贱的状况一旦发生，如果国家货币政策调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货币连锁反应，国内经济就会恶化，国家财政也会出现问题。

道光皇帝看完黄中摸的折子，用了8年的时间进行调研。道光皇帝对洋钱的种类之多很是惊讶，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让道光皇帝生气的是，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洋人“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黄御史给道光皇帝的提醒，道光皇帝用了八年时间来调研，而孙兰枝的信息来之于惯偷，对于汇率问题的调查不够深入，所以也就没有总结出一整套纹银升值的逻辑。道光皇帝看了孙兰枝的奏折，自然想到的是如何稳定白银的价格，既然洋人跟中国商人交易的时候故意抬高洋钱的价格，那么国家就统一一个价格。

林则徐发现一个问题，不变的汇率在大清帝国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没有洋钱储备，而中国大面积的使用洋钱。如果恒定汇率，那么洋商们会撤走一批洋钱，导致洋钱在黑市交易中的价格上升，那样会出现更疯狂的洋钱炒作，会导致纹银对洋钱的进一步贬值，白银偷运出海的现象会更严重。

道光皇帝最早的想法是不让纹银出洋，可是偷运纹银出洋早已不是秘密。但是道光皇帝发现一个难题，尽管政府一直在禁止纹银出洋，可是一旦抓获偷运者，审判的时候却找不到法律依据，因为国家只对黄金、铜、铁出洋治罪有法律条文，对于纹银出洋只有政府规章，刑部却一直没有制定惩治的律条。

荒唐的事情总是让人啼笑皆非。当大清帝国皇帝明白政府一直干着无法可依的事情的时候，希望大臣们能够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化解危机。身为帝国主宰的道光皇帝非常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货币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一旦货币政策出现混乱，会引发经济衰退，财政危机，老百姓没有活路了就只有造反。

林则徐就洋钱跟纹银的汇率问题在鸦片战争前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发现从1833年到1838年这五年时间，江浙的洋钱对纹银已经抬高一钱，按照江浙每年的商业贸易计算，一百万元的交易就会因为汇率问题而多支付十万两白银。这是一笔在贸易中发生的白银流失，全国的商业贸易一年可能因为汇率问题而流失白银上百万两。

“鸦片烟由洋进口，潜易内地纹银。”孙兰枝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道光皇帝。

1830年1月10日，道光皇帝给军机大臣们发了一份上谕：鸦片流行内地，吸者日众，鬻者愈多，几与火烟相等。耗财伤人，日甚一日。道光皇帝在上谕中听说鸦片进入内地与洋钱进入内地是一条龙的，“至鸦片烟泥，则又以外夷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

帝国官员腐败，兵弁目无王法，已经让道光皇帝非常搓火。道光皇帝尽管身在九重紫禁城，对鸦片贸易可以说了若指掌，“番舶装载鸦片驶至澳门、厦门等处附近关津停泊。或勾通书差，暗中抽税，包庇进关。或巡哨兵役，游弋往来，私为奸夷夹带，代为发贩。或得规容隐，任听奸夷分销各省商船，载往各处售卖。行销之路既多，来者日众”。

收受鸦片贩子贿赂已经是触犯帝国王法，可是帝国的精锐们跟鸦片贩子没什么区别，“该兵丁等且藉以抽分吸用，贱价留买”。粤海关是帝国唯一的对外窗口，腐败得早已无可救药，可是现在自己的帝国“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辙”，鸦片对帝国的危害，道光皇帝认为比洋钱危害更大。

道光皇帝对鸦片有着切肤之痛。1833年1月15日，道光皇帝向内阁大臣发了一通火，原因是原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李鸿宾在剿灭连州瑶民起义的过程中，不断地欺骗皇帝，导致剿灭起义军不力，损兵折将。让道光皇帝惊讶的是，在剿灭起义军的路上，李鸿宾手下的兵丁吸食鸦片烟，偏偏不巧的是行军途中遭遇大雨，兵丁们的鸦片点不燃，个个委靡不振，义军对官军大开杀戒。道光皇帝没经过法庭审理，直接将李鸿宾发配到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当时领兵的广东提督刘荣庆已经七十多岁，道光皇帝一怒之下将其发配到伊犁充当苦差，刘老爷子最后冻死在大漠。

鸦片正在改变着全球的贸易格局，大清帝国遭遇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有一组研究数据显示：1760～1764年间，中国进口商品年均价值470286两白银，出口值979586两白银；1830～1833年间，中国进口值年均7335023银两，出口值9950286银两。这组数据是官方的正常贸易数据，不包括鸦片贸易。

不难看出，中国的增长贸易处于出超地位，这对于常年处于战争状态的欧洲国家来说，他们一边打仗消耗着白银，一边还要因为贸易向中国输入白银，在银本位时代，欧洲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恶性循环中。事实上，中国在1833年前三百年，在国际贸易中都处于出超地位。为了改变他们的贸易入超局面，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就成为欧美国家最为迫切的任务。

鸦片贸易如果计入国际收支平衡表内，统计数据显示，1810～1820年平均年流入约120万两；1820～1826年平均年流入约80万两；1827年以后就变为年年白银外流了。1827～1830年平均每年净流出358万两；1831～1834年平均每年净流出546.8万两。

“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如该给事中所奏，每年出洋银数百万两，累而计之，尚可问呼？”统计数据证明孙兰枝所奏鸦片烟进口导致大量纹银外流，林则徐却在货币套现的游戏规则之中发现了鸦片贸易的猫腻，“故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

数据是冷酷无情的，鸦片贸易在1830年之后年成交在千万两之上，如果交易的时候全部用洋钱完成，通过鸦片贸易一项，洋人就可以套走纹银上百万两。如果洋人用百万两白银到印度采购鸦片，按照伶仃岛最高贸易价格一箱390西班牙银元计算，至少可以采购3500箱以上的鸦片。按照1833年广州、福建一带每箱鸦片1400西班牙银元计算，3500箱鸦片可卖三百五十万两白银。

洋钱套利纹银的游戏在不断地进行。上千万的成交量中套利出国的一百万两白银，在第二年中就可以赚取二百五十万两，按照洋钱跟纹银百分之十的套利法则，当年成交将近五百万西班牙银元，所以在成交的过程之中，洋人又可通过贸易无形之中套走纹银五十万两。如此往返循环，鸦片贸易中将随着成交规模的放大，洋钱对纹银的套利将成倍放大。

为了禁绝鸦片，大清帝国的皇帝已经努力了几代人，可是鸦片却越禁越多。官吏腐败无能，商人利欲熏心，在这两重合力之下，鸦片的禁绝只能是帝国文件上的黑字，官员嘴上的口号。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专注经济发展成为各个国家政府的第一要务，在鸦片暴利的驱逐下，鸦片的猖獗成为必然。

面对鸦片贸易本身改变中国贸易出超的格局以及洋钱通过巨额的鸦片贸易套利纹银，林则徐对禁绝鸦片给道光皇帝的建议是，对于鸦片种植者要搞得人财两空，对于牟利的奸商、受贿的官兵要加倍重惩。为了让道光皇帝警醒，林则徐甚至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货币改革是拯救大清帝国的一剂良方。

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实施了银两制跟铜钱制的双货币制度，但是在官方税赋、财政预算与决算中，完全实施银两制，银本位制度在中国历史王朝的更替过程中再也没有变动，即便在宋朝出现了纸币，也因为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而夭折。

银两本位制度是一个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最直接货币工具，但以西班牙银元面世后出现了银币本位制度，银币具有不同面值，含银量不同，这一类的银币便于携带、交易，所以银元迅速抢占了银两本位的风头，成为国际贸易中共同遵循的结算游戏规则。

鸦片贸易交易额巨大，套利自然也就更大，这也是鸦片贩子们为什么乐此不疲要向中国倾销鸦片的重要原因。禁绝鸦片的同时，改革货币成为大清帝国的当务之急。林则徐在提出货币改革之前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既然银币在百年之前已经开始流通，人们也习惯用洋钱，如果要杜绝洋钱在中国流通，“若论拔本塞源，理应将洋钱全行禁用，方为正办。然习俗狃于便安，势不能骤然阻止，即使严申令甲，亦恐阳奉阴违”。

“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犹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尽知。”林则徐在跟老商人们交流后得出一个结论，尽管货币的主权控制在国家，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民众才是真正的货币决策者。“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以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一个致命的问题摆出来了。不让广东福建一带的洋钱北上流通，那么也就意味着不让这些商人跟北方的人做生意，如果要做生意就只能兑换成纹银或者铜钱。如果国家统一定下了汇率，“银钱贵在流通，而各处情形不同，时价亦非一定”。那样反而会影响正常的商业贸易，这样一来真正受到打击的不是货币本身，而是大清帝国的商业。一个国家没有商业，财政就失去了重要支柱。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信中已经明确了市场决定经济、财政和货币问题。

市场化是解决大清帝国银昂钱贱的通路。调查让林则徐看到了银本位制度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了一套化解洋钱在中国套走白银的货币改革方案：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其经费比铸铜钱省至十倍。

欧美可以将纹银铸造成银元，那么大清帝国也可以铸造自己的银元。中国在全球拥有不可替代的茶叶、生丝、瓷器三大贸易品种。林则徐的这一招真正的目的是要中国银元利用大国贸易的地位，让中国的货币成为全球的货币，到时候中国的货币可以像洋钱一样，去欧罗巴或者美利坚套取他们的纹银黄金。

林则徐的货币改革具有颠覆性的历史意义，铜钱作为上千年的流通货币，不仅仅是居民情感问题，在很多时候更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统一货币，每一个帝王都会在自己登基之后发行本朝的货币。道光皇帝登基的第一年，就发行了“道光通宝”铜钱。林则徐的货币改革，就是一举将上千年权力象征的货币给叫停。

停铸铜钱改铸银币，发行是一个大问题。林则徐提出了发行方式，“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而藩库之耗羡杂款，亦准以此上兑。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库中收放，并无失体。盖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也”。

洋钱之所以得到民众的认可，是因为纹银笨重，交易的时候不容易切割，而洋钱轻便、易于交割是最大的优点。林则徐给道光皇帝支了一招，既然洋钱一元是六钱五分，那么道光通宝银元就铸为一元五钱，让结算的单位更小。林则徐提出，大清帝国银元上市之初，不用全面禁止洋钱，先试行几个月，看市场的反应，逐渐改革。用银元冲击洋钱，市场是最好的测量仪，大清帝国的货币改革需要市场化，国际化。

货币改革已经成为化解经济危机和鸦片危机的突破口，一旦大清帝国实施国家化的银元货币，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鸦片贸易中套利带来的循环贸易恶果。林则徐将货币改革的奏折送达紫禁城，道光皇帝大发雷霆：“至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道光皇帝提升孙兰枝为正四品山西陕安道，却将林则徐的货币改革方案束之高阁。

林则徐货币改革的信息尽管遭遇道光皇帝的雪藏，但大清帝国可能进行货币改革的消息却在民间不断流传。很快商人们嗅到了最敏感的政治气味，大清帝国是不可能进行货币改革的，原因是政府下文纹银出洋将与黄金、铜、铁出洋一样按律治罪。奸商总是有办法应对政府律法的，他们甚至通过私铸银元来鱼目混珠以偷运纹银出洋。

1833年的秋天，道光皇帝就收到了福建道监察御史黄爵滋的奏折。黄爵滋告诉道光皇帝，有人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纹银出洋有禁，而洋银无禁。意以洋银本来自外洋，不妨转用出去，而不知内地实积有仿铸洋钱之弊。今日内地之洋银，即内地之纹银。以纹银铸为洋银，不过一炉火转旋之间，遂可置身法外。是一面禁之，一面纵之，臣恐内地纹银且相率化为洋银，而纹银白则是益日少而日贵也。”

黄爵滋的奏折让道光皇帝更是彻夜难眠。如果通过贸易套利，每年贸易额的百分之十被洋人套走，现在将纹银仿铸成洋银出洋，因为洋银跟纹银的真实兑换比率一般在一比零点六二，奸商将纯银的仿铸洋银熔化铸成真正的洋银，每元就可以获利零点三二两白银，千万两就可以获得三百二十万两白银。如果这股资金流入鸦片贸易之中，后果难以想象。

令林则徐意想不到的是，仿铸洋银的不是别的辖区，正是自己抚政的江苏。林则徐接到皇帝的上谕，立即派江苏按察使、苏州布政司、苏松太道台等官员明察暗访，调查黄爵滋所奏事宜。结果发现在江苏还真有仿铸洋银，更为夸张的是仿铸的洋银不止一种，基本各个地方都有，诸如苏板、吴庄、锡板等。

地方仿铸货币，历朝历代都是大案要案，身为地方官会受到株连。林则徐在报告中说，民间的奸商在仿铸的时候添加了铅，“导致苏板等类较洋板成色悬殊，以之兑钱，价值大减。是以客商皆剔出不用，民禁严于官禁，行商公估丝毫不能隐瞒。是仿铸之洋银在本地已不能通用，更何能行及外洋”。

黄爵滋给道光皇帝的报告意在围魏救赵，是要提醒皇帝打击民间仿铸，推行林则徐提出的货币改革。黄爵滋在福建为官，自然对贸易中的货币力量相当了解，洋银取代银两本位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大清帝国货币改革的落后，就会让洋钱乘虚而入，并在大清帝国日益流通中成为主流货币，有取代大清帝国银两本位地位的势头。

林则徐的货币改革是让大清帝国建立自己的银币本位制，遗憾的是祖宗家法和千年成例在道光皇帝面前犹如夺命的枷锁。黄爵滋的奏疏更让道光皇帝对银两本位制向银币本位制改革噤若寒蝉。就在大清帝国为货币改革争论不休的时候，英格兰的一帮商人正在唆使伦敦政客，一个更大的阴谋向大清帝国扑来。林则徐的一封奏折成为帝国的绝响，神秘的九老会对决将在古老的中国与遥远的英伦隔空上演。

“九老会”对决（上）

1833年7月26日，伦敦下议院一场辩论正在进行。

因义士爵士（Robert Inglis）从座位上站起来，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的议员们，几名很没有教养的议员已经睡着了。因义士爵士专程从中国广州回到伦敦参加这一次议院的辩论会，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是英格兰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该彻底终结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了。因义士一番长篇大论，当他停顿下来，会场中能听到那些狗娘养的议员在打呼噜。

对面坐着乔治·斯当东爵士，这是因义士在下议院的老对手。因义士对这位南汉普郡议员不是那么友好，尽管他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到过北京，甚至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赐，这位议员可以说是东印度公司一手培养出来的代言人，一度坐上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因为斯当东的汉语功底深厚，对中国律法相当熟悉，所以在对华贸易方面是内阁的高级智囊。

因义士相当惊讶的是，尽管自己对东印度公司口诛笔伐，这位斯当东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甚至是所有议员中聆听自己发言最认真的一个。身为老派的托利党人，因义士认为东印度公司垄断结束后，一盘散沙的欧洲人在广州贸易相当不安全。因义士提醒议员们：“由于欧洲人缺乏一个公正的权力机关，对中国的贸易有中断的危险。”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取消，设在广州的管理委员会也就随之取消，因义士担心的是欧洲人缺乏公正的权力机关，大清帝国皇帝更为担心的是没有了管理委员会，来广州的洋商越来越多，“倘有违犯天朝功令，究竟责问何人？”道光皇帝在1830年就让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主席马奇班克斯给英王汇报，让英伦在公司散局之后派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

因义士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一个人，事实上这位英格兰爵士在下议院的名头绝对超过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两位大鸦片贩子马地臣、颠地。马地臣、颠地是禁烟钦差大臣林则徐重点通缉的对象，事实上这位因义士就是颠地的高级合伙人，宝顺洋行的大股东，颠地能够在中国大做鸦片生意，除了伦敦的巴林银行资金支持，身为托利党议员的因义士是颠地跟宝顺洋行在伦敦的政治运作平台。

英格兰商人不断将国家控制的东印度公司推向垄断审判席，跟下议院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有着莫大的关联。因义士为了将英格兰自由商人团结起来跟东印度公司斗争，经常在广州的《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鼓动商人们跟广东官方作对。当年东印度公司广州委员会主席盼师带着老婆到广州城招摇过市，就是这位因义士在幕后鼓动盼师跟两广总督李鸿宾顶牛，最后导致两军广州城对峙。

因义士的演讲结束，斯当东站起来发表演说。在英格兰下议院，斯当东无论是学识还是见识，在中国问题方面，都是绝对的权威。尽管他一直瞧不起因义士这样的鸦片贩子，但是对中国政府的腐败，对中国司法体系的混乱是相当不满的，斯当东跟因义士有着一样的看法。大清帝国商业贸易的游戏规则是斯当东跟因义士都头大的一个问题，欧洲人在广州经商没有安全感。

斯当东对欧美人在广东的行为也是相当了解的，尽管大清帝国腐败横行，但是欧美人也不是绝对没有错误，往往欧美人自律意识太差，甚至天然地以为自己拥有治外法权。斯当东警告：中国当局与外国商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除非派驻某个更高的权威，一位公共代表到那里对双方进行监督。

宽松的贸易环境，平等的监管规则，这是斯当东心里最理想的广州贸易。可是，最了解中国的斯当东却成为下议院的笑料。年轻的苏格兰贵族、激进的下议院辉格党议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远远地望着斯当东，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记录下了当时辩论场景：“下院既没有时间，也不了解情况，更没有兴趣，几位议员睡着了，要么看上去像是睡着了。”

可怜的斯当东口若悬河，没有教养的英格兰议员却在打瞌睡。这些拥有爵士、勋爵、子爵、伯爵等爵位的贵族们，他们凭借着家族势力的荫佑，寄生在违法犯罪的强盗、无耻的鸦片贩子身上。不少的世袭贵族家族在一百多年前还是海盗，遗传基因在他们身上还没有完成优良的进化。海盗贵族后裔们对斯当东爵士的演讲毫无兴趣，斯当东爵士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演讲。

斯当东非常清楚欧美散商都在广州干什么勾当，下议院的辩论背后，站着的不仅仅是马地臣，有一大批马地臣这样的鸦片贩子，还有大量的银行家，伦敦跟广州已经成为一条罪恶的轴心。在以鸦片为轴心的利益链条上，更宽广的贸易环境是鸦片贩子们打开更宽广的中国市场，为伦敦的银行家们赚更多的风险投资利润。当然，也为议院的这些贵族们以及活跃在伦敦政坛的政客们提供更多的奢侈资金。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解除，那么更多的欧美商人涌入黄埔港，他们一定会更疯狂地倾销鸦片，在腐败的中国，矛盾会不断升级。斯当东在结束演讲前提议：与中国缔结条约，仿照俄国直接向北京派遣使节，并提议在缔约失败的情况下将贸易地点转移到中国沿海的一个小岛。

这是一个再令人熟悉不过的外交政策。没错，当初马戛尔尼跟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他们都以孝敬中国大皇帝的假戏，带着斯当东提出的这个决策的真任务。遗憾的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进入了英格兰人的假戏之中真做了，最终让英格兰人扫兴而归。斯当东的话音一落，整个议院嘘声一片，嘲笑斯当东是东印度公司豢养的家臣，提议自然遭到否决。

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查理·格兰特（Charles Grant）站起来宣读了一封两广总督李鸿宾给英格兰政府的信，这封信是在经过大清帝国道光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根据皇帝的意思写的，希望英格兰国王能够派出总理贸易的大班。议员们都很不解地看着格兰特，以为格兰特要用一个中国官员的信来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进行辩护，难道格兰特已经买通了内阁官员，让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死灰复燃？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可怜的英格兰海盗贵族们，他们在海上横行多年，自然就少了读书学习的机会，他们的子孙继承了他们的爵位，这些官二代遗传更多的是海盗们鲁莽冲动无知的基因，满脑子的高粱花子。这一次，他们真的误解格兰特了，格兰特尽管食东印度公司俸禄，却利用手上的督察权力，盯着那些贪婪的大班们。格兰特对东印度公司管理层早已是忍无可忍。

垄断的面纱之下，必然涌流着腐败。

格兰特的父亲老格兰特长期在东印度公司工作，英格兰军队第一次入侵缅甸，老格兰特是指挥官。老格兰特一生跟英格兰首相小皮特关系密切，最后坐上了东印度公司董事局主席的位置。格兰特能够坐上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位置，跟老格兰特的庇佑有着直接的关系。老格兰特希望给儿子营造一个好的政治氛围，在泰晤士河南岸购买了住房，与小皮特的老同学、下议院资深议员威廉·韦博福成为邻居。很快，那位激进的苏格兰贵族麦考莱也成为格兰特的邻居。

优越的居住环境跟首相密切的关系，让格兰特在1818年当选为议员，不过他依然按照父亲的规划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东印度公司是英格兰政府控制的公司，太多的英格兰贵族都在公司历练过，这里简直就是伦敦政坛精英的摇篮。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格兰特自然成为东印度公司督察部门的宠儿。格兰特在1832年已经升任印度殖民地的大法官了。

身为督察东印度公司大权的格兰特，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班们夹带走私，腰包里鼓鼓的，而东印度公司的债越发越多，好像亏损与他们这些大班们没什么关系。垄断权的终结，将东印度公司放入大市场中去竞争，大班们就只能靠自己的能力了。格兰特宣读李鸿宾的信函是要告诉议员们，既然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都废除了，那么十三行的垄断也应该会逐渐消亡。

格兰特希望英格兰的商人们明白一个道理，两广总督代表皇帝给英格兰政府写信，这已经是一种很积极的信号，大清帝国的官员跟皇帝能够接受英格兰贸易的改革，证明他们在心底也是接受变革的，尤其是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出“阿美士德”号从澳门一路北上，证明中国人是愿意跟英格兰人进行贸易的，所以中国市场的开放也会循序渐进地展开。

“为了维护英国在广东的利益，就可以向认为适当的人，发出指明认为，适当权限的训令的权力委诸国王陛下。如果该代表勤于思考（当然，必须是这样），适当地选定、慎重而细心地行动，那么，怀柔广东的官吏，进而消除现在英中通商关系上存在的障碍，大概也不是不可能的。”格兰特提议，尊重大清帝国政府的提议，向广东派出英格兰政府官员，英格兰官员与广东方面直接交涉，一方面可以减小广东官员对英格兰人的猜忌，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扭转一直不对等的中英贸易关系。

格兰特的话一说完，斯当东就站起来警告格兰特太过幼稚，甚至反过来嘲笑格兰特不懂中国国情：“就英中关系的现状而言，任何为了保护贸易而任命留驻广东的政府管理的尝试，都不会对问题的改善产生任何效果，反倒会严重伤害大英帝国的名誉和威严。”格兰特听了斯当东的话很不舒服：“我无需指明，必须向广州派驻一位或若干位由王室委任、依法赋予监督所有英国臣民的充分权力的官员。”

人间就是一个绝妙的滑稽剧场。

格兰特在下议院嘲笑斯当东的时候，格兰特的儿子小查理·格兰特正驾驶着自己的走私船，从孟买向广州飞驰而去。由于大法官父亲的庇佑，小格兰特拥有大量的鸦片资源。小格兰特的走私船一到伶仃洋，就跟马地臣进行了交易。马地臣不仅在鸦片生意攀上了外相巴麦尊，还在于他精准地瞄上了小格兰特。格兰特在下议院辩论结束后，很快得到了内阁的一纸任命：孟买总督。

1833年8月28日，英格兰国王威廉四世签署了九十三号法令。

九十三号法令在英格兰又叫《中国与印度贸易管理法》，该法一个核心规定就是：由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保持的、有关与中国贸易和茶叶贸易的垄断权，1834年4月22日以后应予停止，对华（一般）贸易与茶叶贸易应向所有的英格兰臣民开放。以前为了维护该公司保持到现在的垄断特权而在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加于英国臣民的限制，应该废止。

法令第五条特别规定，设置不超过三人的驻华商务监督（SuperintendentofTrade）。道光皇帝在1830年就让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宾向威廉四世写信，让英格兰政府派出人员到广州总理贸易。这个问题在英格兰的下议院进行了长时间辩论，马地臣甚至在《中国丛报》上对下议院的议员们的优柔寡断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在广东任命英格兰领事，无助于打破持续到现在的中国的偏见。

马地臣嘲笑议员们对中国的无知。在中国，官、商是严加区分的，商人跟妓女属于一个层次，钱再多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社会地位，不可能像下议院的议员们一样，可以西装革履在议院决定国家的未来。商人在中国即便买官，也只能是个虚衔，如果胆敢对政府指手画脚，那么大西北极寒地带可能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所以中国官员曾对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以侨居商人和管货人为随员的使团质问：“是公司派遣的人吗？”

阿美士德勋爵被中国皇帝赶出北京城是英格兰的莫大耻辱，这不是愚昧和顽固，而是源于中国上千年的儒家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阿美士德勋爵从选择以斯当东为副手的使团成员开始，就注定要在北京失败，因为中国人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商人。马地臣嘲讽完斯当东后提议：为了改善目前广东贸易的状况，还是必须派遣使节，而任命与商业毫无关系的人则是首要的条件。

马地臣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不希望伦敦内阁派出与东印度公司有任何关系的人担任商务监督，否则到中国一方面是自取其辱，更多的可能这样的商务监督是为东印度公司谋利，不可能为英格兰全体商人牟利。因为东印度公司的人担任商务监督，依然会重复之前的老路，跟广州的十三行沆瀣一气。

尽管格兰特从李鸿宾的书信中看出中国政府能够接受改革，大清帝国的贸易规则压根儿就没有要改变的意思。在1830年之前，十三行破产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一度只有六家商行当保商，中国政府没有检讨原因，而是降低了保商门槛，继续往里面拉人头，导致很多实力一般的商人成为保商。实力不济的保商为了生意，唯一的选择就是恶性竞争，暗中与马地臣这样的鸦片贩子做生意。

偷偷摸摸做生意总是很不爽的事情，马地臣希望伦敦派到中国的商务监督能够强硬，能够跟十三行对抗，能够让英格兰商人的生意做得理直气壮。中国政府要求洋商跟中国十三行保商签订甘结，这种保证书一旦签订后出现问题，中国政府就可以随意处置。马地臣不想这样，他给英格兰政府支招，在广东创设商业会议所，自由商人具有为此必需的组织力与能力。

马地臣是要团结一切所能团结的力量跟中国政府对抗。颠地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大鸦片贩子，是跟马地臣、渣甸在广州最大的竞争对手，两个集团因为地域以及各种利益关系而相互交恶。不过，马地臣依然希望能够将颠地集团团结到自己身边，在伦敦政坛以及商业利益集团的撮合下，马地臣跟颠地最终以广州英格兰商会为纽带，走到了一条战线上。

广州、伦敦、曼彻斯特三角利益集团最终以马地臣与颠地集团的联手而形成。马地臣渣甸集团、颠地因义士集团、史密斯兄弟、巴林家族、巴麦尊家族、格兰特家族、曼彻斯特财团、印度商人集团、广州散商集团的九大利益集团走到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北京。

马地臣是个贪得无厌的毒贩子，他嘲笑派驻广州领事必定会失败，即便克服了很多困难，让中国承认英格兰政府官吏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下一步中国就必然会向政府官吏强烈要求禁止英格兰商船在北方沿海交易和鸦片贸易。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九大利益集团无法接受的。在利益集团看来，过往东印度公司的经历证明，产生过效果的唯一手段是英格兰远征军舰的行动。

在九大三角利益集团看来，派遣到中国的政府商务监督一定是带着战争的使命，所以出使者应该具有军人的使命感，当然英国陆军、海军以及战争部都应该有一个整体的预备方案，以便为将来向中国开战做好准备。格兰特家族甚至通过手中的权力，于1832年密遣“阿美士德”号穿越了广州、浙江、江苏、上海、山东、东三省直到满洲里，已经将整个大清帝国的军备等情报完全掌握，只要有一支远征军，就可以从南方北上直捣大清帝国的龙兴之地。

大清帝国的天朝迷梦已经进入了黄昏。曾经横扫中国大陆的八旗子弟兵，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骁勇，现在大清帝国统治者已经疲于剿灭国内的武装叛乱，前两广总督李鸿宾兵败瑶民起义可以窥见，这个帝国的陆军已经不堪一击。当年张保仔大战大清帝国水师，大清帝国最后不得不请求英格兰跟葡萄牙海军帮忙，所以中国的水师可以说已经名存实亡。

马地臣为首的利益集团们已经为伦敦内阁制定了一整套的作战方案。武力封锁大清帝国沿海口岸，如果大清帝国进行抵抗，英格兰的大炮数十分钟内将把中国人赖以抵抗的城池给夷为平地，彻底打掉中国官员的傲慢。在炮火的恫吓下，大英帝国跟大清帝国缔结盟约，开放通商口岸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为了确保永久性的尊严，英格兰官员在谈判桌上应该强硬地提出在江浙一带组建海军基地，这样既可以南下，也可以北上。

谁才能胜任商务监督一职？

英格兰政府尽管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可党同伐异的勾当在伦敦天天上演。当年在印度征战杀伐，后来在滑铁卢一战定欧洲乾坤的韦尔斯利将军，现在已经是英格兰威名赫赫的威灵顿公爵，可是在1832年的英格兰议会改革中，依然阻挡不了辉格党人对上议院权力的欲望，最终议会改革通过。当时身为上议院议员的律劳卑站到威灵顿公爵对面，成为辉格党议会改革的功臣。

律劳卑是苏格兰贵族，他的父亲弗朗西斯·律劳卑是第八代律劳卑勋爵。律劳卑早年加入皇家海军，曾经参与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后来是英格兰海军英雄第十代邓唐纳德伯爵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e, 10th Earl of Dundonald）的随从。1823年，老律劳卑死了，律劳卑承袭父亲勋爵头衔，并在当年当选为苏格兰贵族代表，进入上议院。尽管律劳卑退役后去养羊，却跟邓唐纳德勋爵家族进行了联姻。

邓唐纳德勋爵早年效命于英格兰海军，身为随从的律劳卑很早就因工作关系跟巴麦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律劳卑这位没有突出功勋的贵族，因为邓唐纳德勋爵家族跟巴麦尊成为了莫逆之交。1832年身为上议院议员的律劳卑，因为赞成辉格党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托利党人把持的苏格兰贵族不再推选律劳卑进入下一届议会。辉格党领袖巴麦尊自然要报答这位老朋友。

选中律劳卑是马地臣的一个阴谋。律劳卑是军人出身，他的专长是养羊，他跟邓唐纳德勋爵一样没有韬略、缺乏风度、固执己见，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辉格党人欠了律劳卑勋爵的人情，让这么一个偏执狂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结果可想而知会多么糟糕。一旦律劳卑在中国出现什么问题，不用说，律劳卑家族与邓唐纳德勋爵家族会暴怒，为辉格党丢掉了上议院议员头衔，如此大恩，辉格党一定会为律劳卑抱不平。

这是利益集团们早已权衡的结果，巴麦尊将驻华监督的位置给律劳卑，身为大英帝国派驻中国的全权特使，这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耀，律劳卑家族跟邓唐纳德勋爵家族自然会对巴麦尊感激不尽，辉格党将在未来获得更多有影响力家族的支持。有了这些人的支持，有律劳卑这样的火药桶到中国，马地臣们希冀的战争已经有硝烟的味道了。

1833年12月9日，大英帝国国王威廉四世签发第一道枢密院令，王令中强调设立驻华商务监督是基于中国政府的愿望，为维持前往广州的英王陛下臣民的良好秩序，英格兰政府以法律做出规定，帮助实现中国政府的“这类合理的要求”。在巴麦尊的力荐下，律劳卑毫无悬念地成为首任驻华商务监督。东印度公司广东管理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委员会成员乔治·罗宾逊（George Robinson）为第二、第三任监督。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带着老婆孩子到达澳门，住进了马地臣在澳门的私宅。律劳卑的到来让十三行的保商们坐立不安，两广总督卢坤对这位英格兰商务监督也很迷糊。卢坤7月21日勒令老成练达的伍秉鉴跟卢文锦到澳门通知律劳卑，既然以前的东印度公司解散了，那就另立章程，不得擅自到广州。

伍秉鉴一行坐船在汪洋之上，律劳卑一行就坐着军舰，在渣甸的陪同下直奔广州。律劳卑的军舰从澳门穿越虎门炮台，虎门炮台的兵弁没有拦住律劳卑的军舰。7月25日，律劳卑一行抵达东印度公司商馆。

律劳卑的到来令广东政府相当尴尬，卢坤立即派伍秉鉴跟卢文锦去商馆下达谕令，不经允许擅自到广州已经违令，必须立即撤回澳门。律劳卑没有理会卢坤，第二天一早就让秘书在伍秉鉴等人的陪同下，到城门去向两广总督递送公函。卢坤在总督府听说英格兰人非常没有礼数，硬要自己来投书，并且不是以前的公文“禀”制式，改用平衡关系的“函”。

卢坤对律劳卑没有规矩很生气，一直下令不予接收英格兰这位监督的公函。伍秉鉴一行来来回回中间传话，律劳卑也没有软下来的意思。直到8月16日，卢坤一怒之下下令封港，停止对英格兰人的贸易。卢坤的封港令让律劳卑觉得这是低能的外交手段。在马地臣跟渣甸的怂恿下，律劳卑如同木偶一般，站出来倡议成立英格兰广州商会，马地臣顺利担任商会主席。律劳卑当然是要借助商会的力量向卢坤施压。

9月2日，卢坤终于对一头红发的番鬼律劳卑忍无可忍，下令全面禁止通商，直到律劳卑离去。律劳卑跟卢坤莫名其妙装老大对抗，完全是在马地臣集团的怂恿下装出来的，事到如今已经无路可退。巴麦尊在律劳卑启程的时候再三叮嘱，千万别轻启战端。已经脑子一团糨糊的律劳卑下令停靠在伶仃洋的军舰进兵广州。

9月7日，英格兰战舰在虎门遭遇狙击。律劳卑疯狂地下令向虎门炮台开火，经过一夜的激战，英格兰战舰闯过虎门。9月11日黄昏，英格兰战舰开进珠江。卢坤一看，立即下令广州水师封锁了珠江，将英格兰战舰包了饺子。

托利党的《晨邮报》在律劳卑离开英格兰之前，就尖酸刻薄地嘲讽律劳卑“对广州港和将在那里执行的异常棘手的使命的了解，同一头猩猩一样多”，而律劳卑的任职“对于那些经验丰富、品行端方的绅士来说，无疑是个侮辱和明显的不公，这位花花公子般的贵族极为可耻地骑到了他们头上”。

枪炮是律劳卑广州之行的胆，马地臣们是律劳卑谈判的脑。律劳卑自己就是一个鲁莽的水兵，这正是以马地臣为首的九大利益集团需要的。律劳卑幼稚的外交终于擦枪走火，一急之下突然病倒。在伍秉鉴等人的撮合下，律劳卑一行才以养病为名撤退到澳门，保持了英格兰驻华商务监督的颜面。到了澳门的律劳卑再也没有站起来，最终死在了澳门。

律劳卑的死亡令马地臣九大利益集团焦躁不安。1835年7月24日，鸦片贩子林赛突然给外交大臣巴麦尊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认为中国人有预谋地侮辱律劳卑，加速了律劳卑勋爵的死亡。林赛在信中强调：“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应该服从那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以永远假定你是和一个文明国家相交往为前提的，永远假定你所服从的法律规章有明白固定的条文，可以对你的生命财产作合理的保护为前提的。如今中国却不然，特别是他们所坚持执行的关于杀人犯的野蛮规章与法律和人道原则与理性都是不相容的。”

“假定政府已经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索取补偿，事情应该怎样进行呢？我们已经在那么多的场合使用恐吓手段而又中途退缩了，因而中国人势将在单纯谈判中拒绝一切让步，是毫无疑问的，这就使得动用武力成为必要手段了。”这位1832年乘坐“阿美士德”号侦查大清帝国军备的间谍商人，在信中给巴麦尊提交了详细的侵略计划：

从英格兰派出一位大使，去和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联合行动，对于我们所受的损害索取补偿，并商订一份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通商条约。迫使“满清政府”屈服的武装力量可以包括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型巡洋舰、六只三等军舰、三四只武装轮船，船舰载运陆上部队约六百人，以炮兵队为主，以便进行必要的陆上动作，这就满够了。这支武力的绝大部分，印度已经有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行动起来，例如印度皇家海军假定就提供以下各项：

七十四尊炮主力舰一艘　500人

大型巡洋舰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舰两艘　320人

印度海军则提供：

三等军舰两艘　300人

武装轮船两艘　200人

加尔各答提供：

武装轮船一艘　100人

需要从国内派遣的：

大型巡洋舰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舰两艘　320人

陆上部队　600人

共计　2940人

林赛是跟马地臣、颠地们长期的生意伙伴，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卑怯如中国人，但是如果我们激起他们民族的反抗精神，他们就可能，并且必然会证明出他们乃是出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可怕人物。因此，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避免激怒人民，在一切场合不对他们怀抱任何敌对的情绪。敌对行动开始时，单纯地只对沿海进行封锁，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主要港口附近各驻以小型舰队。”

马地臣一帮利益集团不断在伦敦游说内阁，希望能够对大清帝国采取强硬的武装对抗。广州商人们联合起来，将第二任监督戴维斯跟第三任监督罗宾逊整下岗了。当年给律劳卑当船务总管的义律成为第四任商务监督。贵族出身的义律一直排斥鸦片，自己却深陷马地臣九大利益集团的漩涡。新任两广总督邓廷桢有了卢坤的前车之鉴，将义律视为番鬼。

“九老会”对决（下）

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再度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份奏折。

道光皇帝手握黄爵滋这道《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肝胆俱裂。黄爵滋在1833年的时候给皇帝上过一个折子，折子中强调鸦片跟纹银外流，提醒将危害国家经济。当时江苏巡抚林则徐也在奏折中强调一定要严禁鸦片。黄爵滋在奏折中用一连串的数字让道光皇帝恍然大悟，当年道光怀疑纹银外流，自己没有找到数据支撑，黄爵滋这一次论证得很充分。

黄爵滋告诉道光皇帝：“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几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橱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纹银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鸦片，“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伶仃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

广州粤海关是帝国允许的对外贸易口岸，可是禁锢的口岸并没有阻挡贩毒分子的走私激情，相反这一批人将走私的范围扩大到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随着走私范围的扩大，纹银流出国外的数量每年达到千万两之巨。黄爵滋在奏折中提醒道光皇帝：“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黄爵滋建议道光皇帝整治鸦片需要严刑峻法：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官员应该是平民之表率，当然应该带头禁烟。黄爵滋发现官员惩戒不够严格，所以导致屡禁不止，发现官员不仅本人受到律法严惩，还应该进行株连，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不让子孙参加科考，这一招真够狠毒。如果严格执行起来，为了儿孙之福，也许黄爵滋的建议还能用儒家的升官来完成禁烟大业。黄爵滋在整个奏折中还对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家丁、省满汉营兵、老百姓的禁烟提出了详细的方略。黄爵滋说，只要将帝国号令“无论穷乡僻壤，布告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鸦片者，自当畏刑感德，革面洗心。如是财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然后请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睹之福也”。

黄爵滋的奏折捅到了道光皇帝的心窝子里面，如果鸦片不禁，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国本是个大问题，关系到爱新觉罗王朝的兴衰。道光皇帝一生勤俭，当然希望能像祖宗那样统驭万方，没想到洋人来了，鸦片来了，纹银流出去了，国内货币体系混乱了，财政紧张了。道光皇帝在黄爵滋的奏折后面朱批：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着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

大清帝国国防兵部以火票紧急公文的方式，五百里加急快速将道光皇帝的上谕发往全国各地。6月23日（五月初二）中午，已经升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接到了兵部送来的皇帝上谕。林则徐打开一看是黄爵滋的奏折，皇帝希望拿出一个论定吸食鸦片罪名的折子。当天晚上林则徐彻夜未眠，黄爵滋可是林则徐宣南诗社的好友，无论是在诗文还是国家命运方面，跟自己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林则徐冥思苦想，决定为黄爵滋的禁烟主张助力。林则徐的日记完全记录了他接到黄爵滋奏折到进京这段时间的行踪：

初二日（五月），午接刑部文，为奉旨饬议吃鸦片烟罪名一事。

初四日，作折稿。

初五日，未出门，亦未见客。作折稿。

初七日，下午拜折一封，差外委张文升赍递，附寄第十七号家信一封。

十四日，张亨甫来晤。

十五日，……张亨甫移榻来署居停。

初八日（七月），早晨发传牌，定于初九日起马赴襄河，荆江各处阅视堤工。江夏、汉阳两县将已缴烟枪呈验，即在本辕门外公开焚毁，计烟枪共一千二百六十四杆，其烟斗、杂具尤多。

初二日（八月），巳刻，拜发四折，两片，差外委张文升赍递。（所发折、片中有《查拏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朔日（九月），折差张文升赍折回，并阅邸抄，得旨，汉阳县郭镜堂以搜拏鸦片烟最多，恩加知州衔。

初十日，早晨赴校场，同抚军率属查验搜缴鸦片烟枪一千七百五十四杆，并烟斗、烟具，俱槌碎焚毁，又秤验所获烟土烟膏共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八两，江夏获者先投江心，汉阳获者暂贮藩库。

十三日，夜撰折招稿。

十四日，午后撰折稿。

十五日，巳刻拜发江汉安澜等折五封，差把总陈万景赍递，附寄京信二十余封。

初七日（十月），今晨接到吏部文二件：一称九月二十三日奉旨，“林着来京陛见，湖广总督着伍长华暂行兼署，钦此”；一系同日奉旨，“钱宝琛着调补江西巡抚，裕泰调补湖南巡抚”。

十一日，前次差折陈万景赍批折回，奉有朱批恩谕。

林则徐在回奏黄爵滋折中，力捧黄爵滋的主张，并提出了治疗吸食鸦片的详细方案。林则徐甚至在奏折中罗列了多种中药方案，每一方案具体到每一味药物的克数。林则徐之所以对黄爵滋力捧，这跟林则徐、黄爵滋身后隐秘的“九老会”禁烟同盟有着密切的关系。

1830年林则徐已经四十六岁，他为父亲服丧满后到北京报到。那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经深感大清帝国暮气沉沉，官员们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银子，整个帝国可以说是危机四伏。真如鸦片贩子林赛说的那样，平静的水面之下是暗流涌动，只要轻轻地扔下一枚石子，整个帝国就如同撕裂的伤口，就会血液和着污秽四溢。

在北京报到的林则徐闲暇之余参加了宣南诗社。宣南诗社位于北京宣武门南，成立于1804年，由1802年的同榜进士陶澍、顾莼、朱珔、夏修恕、吴椿、洪介亭等组建。1821年，工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长子潘曾沂加入诗社，提出诗社仿白居易的“九老会”之例，宣南诗社遂以潘曾沂、吴嵩梁、陈用光、朱珔、梁章钜、谢阶树、钱仪吉、董国华、程恩泽九人为首成立京中“九老会”。

林则徐跟宣南诗社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19年，那个时候林则徐只是宣南诗社的一个新进成员，还不是主角。后来诗社发起人陶澍离京外任，林则徐的诗文成为诗社新的流派，受到南方小知识分子们的青睐。很有意思的是，陶澍跟林则徐后来在江苏成为上下级，大清帝国第一轮货币改革思潮，陶澍是林则徐的鼎力支持者，也是林则徐推死刑禁烟的唯一总督支持者。

1830年重返宣南诗社，十年时光已经物是人非。林则徐到了宣南诗社，发现“九老会”早已换新颜，龚自珍、潘曾沂、潘曾莹、黄爵滋、彭蕴章、魏源、张维屏、周作揖等八人成为宣南诗社的骨干。林则徐的到来受到龚自珍一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诗社煮茶畅谈君国天下，倡议挽救颓废的国政，鸦片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黄爵滋为首的宣南诗社九友再造“九老会”。

朋党是历代君王所忌讳的，晚唐时代白居易眼睁睁看着帝国凋零，心中无限的惆怅，只能跟八位朋友在河南香山吟诗作画一抒胸中闷气。林则徐可以以宣南诗社为舞台，结拯救帝国于危难的联盟。林则徐早在1827年为宣南诗社图卷所作长诗，可以窥见林则徐建立政治联盟的最原始足迹：

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

道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1827年4月19日）

宦游我忆长安乐，听雨铜街梦如昨。

朝参初罢散鹓鸾，胜侣相携狎猿鹤。

清时易得休沐暇，诗人例有琴尊约。

金貂换取玉壶春，斗韵分曹劈云膜。

招寻已喜菬岑同，怀抱岂辞豪素托。

陌上东风报花事，万柳毵毵桃灼灼。

鼠姑开尽殿春开，琳宇瑶台趁行脚。

消夏冰调太液凉，延秋云卷西山削。

炉围三九寒裘拥，酎买十千画又拓。

四序流连付游屐，百端悲喜归吟橐。

岂无叹息居不易，臣朔朝饥米难索。

室如蜗角车鸡栖，衣似西华履东郭。

秀句要教出寒俄，高歌那管填沟壑。

千秋人海几升沉，如此朋簪良不恶。

连璧潘郎最少年，毫端光焰腾干膜。

前跻沈宋后钱郎，日下题襟履綦错。

顾余缩瑟吟寒蛩，如万牛毛一萤爝。

偶喜追陪饮文字，敢擅风骚附述作。

况自分符辞帝京，萍梗随流无住著。

两度朝天未久留，觚棱回首瞻金爵。

五字长城枉君赠，曲高难和心中炸。

比年忧患更辍吟，俗网纷纭苦缠缚。

朅来重踏东华尘，扁舟先向横塘泊。

君正逍遥茂苑春，能补白华咏朱萼。

矧闻乐善歌采菽，岂弟诗人美泂酌。

国肥何必一家肥，百顷全捐田负郭。

尚书慧心庇桑梓，舍人养志肯播获。

采诗直媲太古风，徇路奚假遒人铎。

乃知温柔敦厚教，贵取精华弃糟粕。

徒将风月借嘲弄，或以珠玑佐酬酢。

二南虽读仍面墙，古义何由式浮薄。

如君真乃深于诗，训秉趋庭济施博。

新词应上御屏风，讵止翻阶咏红药。

鸣珂何日还春明，九天咳唾霏霏落。

南皮高会西园集，重树风声振台阁。

藤花吟榭古槐街，诗老余芳未寂寞。

承平方待缉雅颂，印绶原非丛櫐若。

愿君翙凤鸣朝阳，毋为独鹤翔寥廓。

黄爵滋是被林则徐当成小兄弟一样的“九老会”挚友。黄爵滋是江西宜黄人，1823年考中进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道光十五年特擢鸿胪寺卿。林则徐喜欢黄爵滋豪爽仗义、侠肝义胆，为国为民为君忧的无上情怀。黄爵滋以诗名，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遍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及创议禁烟，始终主战，一时以为清流眉目。

“九老会”中，黄爵滋可以说是最晚进入宣南诗社的，但是黄爵滋的风骨令林则徐大为欣赏，尤其在国家命运方面，黄爵滋倾注了更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一直在京城当官，在林则徐看来绝大部分人是明哲保身，但黄爵滋是为数不多有正义跟家国天下责任感的士大夫。林则徐与黄爵滋可谓交往最深，曾经专门为黄爵滋的人品作诗一首：

君何思兮思潇湘，楚佩摇落天为霜。

君何思兮思空谷，搴芳无人媚幽独。

人间绮靡烘可怜，眼中萧艾徒纷焉！

美人肯使怨迟暮，为滋九畹开香田。

开香田，蓺香祖，此品羞为众草伍。

芳菲菲兮袭余，情脉脉兮系汝。

清风忽来，紫茎盛开。

猗猗东山，油油南陔。

庭阶玉树相映发，当门之忌胡为哉！

同心兮有言，仙之人兮手如云。

阳春不采不自献，心清乃许香先闻。

君不见，秋江寂寞芙蓉老，雨露沾濡须及早。

十步搴芳有几人，那知天意怜幽草。

“开香田，蓺香祖，此品羞为众草伍。”足见林则徐对黄爵滋的欣赏。黄爵滋跟林则徐时常通联，讨论国政，讨论鸦片。尤其是黄爵滋担任御史后，林则徐跟黄爵滋已经不再局限于切磋阶段，而是利用他们能给皇帝直接上疏的便利，不断将他们的政治主张，治国之策向道光皇帝灌输。

1838年，黄爵滋上《请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与林则徐连夜回奏，可谓天作之合。尽管从两人的日记跟书信中没有发现两人就鸦片奏折有过私下的交流，但是从江苏到湖北，林则徐跟黄爵滋可谓是一唱一和，成为禁烟派少有的珠联璧合组合。当年的9月20日，林则徐再上一折，向道光皇帝发出了千古警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九老会”中的魏源曾经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期间，魏源因父死厝于苏州，在那里守制。林则徐遇到麻烦事情，都会到魏源家请教，漕运、河政、盐务、军政无所不谈。林则徐后来将自己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等书以及轮船机器各图说都交与魏源，魏源增添其他资料，写成了鸿篇漫卷《海国图志》，最后扩展为一百卷，并提出了“师夷人之长技”的国策。

龚自珍是“九老会”中不得不说的一位，他跟魏源一样都追求经世之学和当世之务。林则徐跟龚自珍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时政跟边疆问题。龚自珍一直推动林则徐、黄爵滋他们严禁鸦片。林则徐南下禁烟之前，龚自珍特作文一篇，提出了他对禁烟处理的想法，他甚至想辞官跟林则徐南下，林则徐自知南下凶险，写信劝阻了龚自珍。

张维屏跟林则徐的渊源更近，他们是乡榜的同年。张维屏仕途不顺，但跟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交情很深。张维屏深知家乡被洋人鸦片毒害，禁烟的主张更为强烈，后来厌倦官场，退隐家乡。林则徐南下之后，跟张维屏联系密切，张维屏以当地绅士的身份支持林则徐禁烟。

以宣南诗社为平台的“九老会”，林则徐将黄爵滋、魏源、龚自珍等禁烟派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大清帝国的禁烟中坚力量。1838年9月20日，当林则徐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上呈给道光皇帝，林则徐在折中提出禁烟需用重典，甚至可以处以极刑。林则徐在奏疏中再次强调了货币问题，这让道光皇帝想起了1833年的那一场货币改革思潮。

“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核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林则徐再次给皇帝算账，道光皇帝这时恍然大悟，林则徐当年的货币改革是对的，如果那个时候就推行了银币本位制，纹银随着鸦片流出情状就能得到遏制。

禁烟，一定要禁烟。

从货币改革到治疗鸦片瘾，林则徐无疑是帝国最懂鸦片的官员。百年之后，当人们还在为林则徐的气魄、胆识津津乐道的时候，却忘记了大清帝国一直主张严禁鸦片的黄爵滋一干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被视为林则徐的反对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竟然是道光朝三十九条禁烟大令的起草人。道光皇帝为什么选择林则徐南下禁烟？因为林则徐最懂皇帝心，最懂帝国的货币。

1838年12月26日，林则徐终于抵达北京，这也是林则徐一生中最后一次进入北京。

进入北京后，道光皇帝连续召见林则徐，每次召见长达三四个小时，君臣促膝相谈。道光皇帝就是要告诉世人，禁烟的决心已定。为了彰显林则徐的禁烟权威，道光皇帝还赏林则徐紫禁城骑马，可是林则徐南方人骑在马上胆战心惊，道光皇帝允许林则徐紫禁城坐轿，可谓荣宠之极。林则徐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到京直至南下的全过程。

初十日（十一月），本拟在长辛店停留一日，令行李先入城，午刻岵瞻遣人赍函来，知十二日上亲诣大高殿拈香祈雪，恐是日递折不便。当即赶紧进城，拟于明早递折。是晚到东华门外烧酒胡同关帝庙内住宿。

十一日，昨夕阴，丑刻微雪即止，寅刻仍晴，入内递折。卯刻第一起召见，命上毡垫，垂问至三刻有余。出赴东西城内拜客。

十二日，晴。第四起召见，约有两刻。出赴城外拜客。是日上亲祈雪泽。

十三日，忌辰，阴，刮大风。第六起召见，亦有两刻，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回寓作谢恩折子。

十四日，晴。寅刻骑马进内，递折谢恩，第五起召见，蒙谕云：“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谨叩头又谢。出赴西城拜客。

十五日，晴。卯刻肩舆入内，第四起召见，约三刻有余，旋奉谕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钦此。”回寓后又作谢恩折。

十六日，晴。寅刻肩舆入内，递折，第七起召见，约有三刻。出赴军机处领出钦差大臣关防，满汉篆文各六字，系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铸，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回寓封存。饭后出城拜客。

十七日，晴。卯刻肩舆入内，第五起召见，约两刻零。出赴东北城拜客。

十八日，晴。卯刻肩舆入内，第六起召见，约有三刻，谕令于是日跪安。计自到京后召见凡八次，皆上毡垫。是日陛辞后，出赴西城外拜客。

十九日，晴。料理行装，未出门。晚在王省厓相国处饭。

二十日，晴。在西城内辞行。

二十一日，晴。卯刻小寒。赴东西城外补答人之来拜者。

二十二日，晴。在寓束装，客来甚多。

二十三日，晴。天未明，诚述堂来晤谈，以后宾客络绎，曾梅臣、家范亭俱留共饭。午刻开用钦差大臣关防，焚香九拜，发传牌，遂起程，由正阳门出影仪门……至长辛店，已上灯矣。

林则徐在黄爵滋、魏源等“九老会”成员的策动下，在道光皇帝的殷切期望之下，在广东开始了大规模的禁烟。林则徐一到广州就按照英格兰广州商会的名单抓捕鸦片贩子，颠地、渣甸、因义士、林赛等人成为抓捕的重点。英格兰鸦片贩子们从未见过大清帝国官员如此强硬，马地臣在林则徐南下前夕抽身回国，渣甸跟颠地却在广州不断地面临威胁。只要洋人们不交出鸦片，林则徐的手下就整天在夷馆外面杀走私鸦片的中国商人，杀鸡给猴看。

1839年4月12日，林则徐给道光皇帝写了一份禁烟情况汇报，汇报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英格兰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已经勒令鸦片贩子们将鸦片交出来了，一共是20283箱。林则徐对义律的行为很是满意，在给皇帝的汇报中，林则徐称因为义律自言惭愧，相当地恭顺，所以在鸦片交出后赏赐给义律红绸两匹，黄酒两坛。

林则徐还是担心上万箱鸦片被人哄抢，派出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带兵镇守，并调遣碣石镇总兵黄贵、署阳江镇总兵杨登俊各带标兵船分排虎门内外，以壮声威，粤海关监督豫堃亲驻虎门税口。林则徐自己则带着广州知府，佛冈同知、通判、副将、守备等一干人马验货。6月23日，一把大火投向了万箱鸦片，熊熊大火在虎门腾空而起。

一个圈套终于套在了林则徐和大清帝国的脖子上。林则徐向马地臣、颠地他们追缴鸦片，那是大清帝国政府打击贩毒分子。可是义律将英格兰人的鸦片收齐交给林则徐，尽管都是鸦片，但是鸦片的性质经过义律之手后完全发生了变化，之前的贩毒分子的私人财产一下子变成了英格兰国家的财产。

义律鸦片在手，林则徐能证明他就是走私的鸦片？不能。好啦，林则徐从英格兰驻华商务监督手上收走了鸦片，就将一个法律刑事问题上升到了国与国的外交问题上。这是一个外交圈套，林则徐没法证明义律手上的鸦片就是要贩卖给中国人的鸦片，那么烧掉了就是侵犯了英格兰国家利益。林则徐的激情湮灭在义律的圈套之中，渣甸在回国的途中兴奋不已，战争的硝烟气味越来越浓烈了。

1839年8月7日，伦敦“九老会”一场针对林则徐禁烟和向大清帝国开战的秘密集会正在召开。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John Mac Vicar）召集紧急会议，参会的有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拉本德，斯密斯兄弟，巴林兄弟合伙人拜兹，宝顺洋行老板颠地，怡和洋行鸦片走私船船长、格兰特爵士的儿子小格兰特等9人。

当天紧急会议商议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九老会”应该督请英格兰内阁向中国发兵。会后，“九老会”成员集体到巴麦尊的家里，跟巴麦尊进行了秘密会谈，时间长达一小时。秘密会上，“九老会”提出派足量的海军，封锁珠江口以及珠江到东北一线的沿海，必要的时候占领厦门，以便截断台湾米粮的供应。

1839年8月18日，斯密斯兄弟致函巴麦尊，送交广州英商寄给斯密斯家族的情报。

8月29日，巴麦尊收到义律4月3日自广州发来的报告。

9月16日，利物浦印度协会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在华英人生命财产，并为将来对华贸易之永久性安全基础而筹划对策，又要求巴麦尊接见该会代表，面呈意见。

9月18日，斯密斯兄弟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早日决策行动。

9月18日，拉本德致函巴麦尊，送交他所收到的全部广州方面的报纸资料。

1839年9月19日，马地臣在伦敦游说曼彻斯特财阀、斯密斯家族、巴林家族以及大批的议员，希望国会能够说服新登基的女王维多利亚向中国开战。这一天，巴麦尊为首的伦敦势力开会讨论策动对华战争问题，决定由拉本德、渣甸等九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这一天，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汇报义律炮击帝国水师的奏折正以六百里加急速度向紫禁城传递。

9月23日，巴麦尊致首相迈尔本（Lord Melbourne）私人信件，提出“实际问题”六点：

1．政府对于卡尔斯·义律用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两万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呢，还是否认？

2．要是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

3．要是承认这份责任，政府是简单地向国会提议付出那笔钱呢？还是把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义务当做强迫中国政府赔补受害人所受损失的义务，而以林钦差办事的暴虐性作为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根据？

4．财产是如此用暴力夺去的，政府替他们提出赔偿要求，同时，为了将来把不列颠人民和中国人的关系放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政府是否更进一步提出缔结一个条约的要求？并且对于这种行动的整个精神所加于英王官员的绝大失敬也要求某种道歉或赔偿呢？

5．如果政府这样决定，那么压迫中国人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呢？

6．截至现在，已经建议出来的办法是强有力地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捕捉并扣押他们一切的沿海船只，据说沿海船只是极多极多的。占领沿海几个岛屿，此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

巴麦尊在林赛的怂恿下，大胆地提出了派出小股部队对大清帝国宣战的计划：两艘主力舰，再加几艘较小的舰只就够了，印度不难派出足够的陆军去。因为巴麦尊跟海军部、陆军部以及印度总督进行了沟通，已有一艘主力舰在印度，另一艘主力舰和一艘大型巡洋舰正整装待发，途中还可以停靠阿里斯（Buenos Ayres），帮助那边进行中的谈判交涉。

1839年9月24日，马地臣已经在伦敦上下其手，以拉本德为首的“九老会”集会讨论侵华问题，决定以拉本德、斯密斯和渣甸三人组成核心小组，付以行动权力，以便随时和政府保持联系。一场对华战争的布局已经完全成熟。林则徐在这个时候接任了两广总督的大印，战争一触即发。

附1：

《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

为请严禁漏卮以培国本事：臣惟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至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积渐，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在？考诸纯庙之世，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大夫家以及巨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霄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臣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

盖自鸦片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使早知其若此，必有严刑重法，遏于将萌。查例载，凡夷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保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尔时虽有保结，视为具文，夹带断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

外洋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伶仃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几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橱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具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则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

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纷纷讲求。或谓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无如稽查员弁，未必悉皆公正。每岁既有数千余万之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偶有所获，已属寥寥。况沿海万余里，随在皆可出入，此不能塞漏卮者一也。

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载入呢羽钟表，与所载出茶叶、大黄、湖丝，通计交易不足千万两。其中沾润利息，不过数百万两。尚系以货易货，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着意，不在彼而在此。今虽割弃粤海关税，不准通商。而烟船本不进口，停泊大洋，居为奇货。内地食烟之人，刻不可缓，自有奸人搬运，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此不能塞漏卮者二也。

或曰查拿兴贩，严治烟馆，虽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来，兴贩鸦片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者照左道惑人引诱良家子弟例，罪至绞候。今天下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而各省办此案者绝少。盖缘粤省总办鸦片之人，广设窑口。自广东以至各省，沿途关口，声势联络。各省贩烟之人，其资本重者，窑口沿途包送，关津胥吏容隐放行。转于往来客商藉查烟为名，恣意留难勒索。其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结故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半溺于此。未有不庇其同好，此不能塞漏卮者三也。

或又曰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庶可抵当外夷所入，积之渐久，不致纹银出洋。殊不知内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过瘾。不过兴贩之人，用以挽和洋烟，希图重利。此虽开种罂粟之禁，亦不能塞漏卮者四也。

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

推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者，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虽大怨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重刑，并无流弊。臣查余文仪台湾志云：咬骝吧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造鸦片，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所据。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无敢食者。

今入中国之鸦片，来自英吉利等国。其国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臣又闻夷船到广，由孟迈经安南边境。初诱安南人食之，安南人觉其阴谋，立即严刑示禁，凡有食鸦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尚能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电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人沉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但天下大计，非常情所及，惟圣明乾纲独断，不必众言皆合。

诚恐畏事之人，未肯为国任怨。明知非严刑不治，托言吸食人多，治之过骤，则有决裂之患。今宽限一年，是缓图也。在谕旨初降之时，总以严切为要。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奉法之吏肃，则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竞藉国法以保余生，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

伏请敕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论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与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

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地方官于定例一年后，如有实心任事，拿获多起者，照获盗例请恩议叙以示鼓励。其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各省满汉营兵，每伍取结，照地方官保甲办理。其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门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无论穷乡僻壤，务必布告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鸦片者，自当畏刑感德，革面洗心。如是财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然后请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睹之福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谨奏。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

附2：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1838年9月20日

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据宝兴奏：近年银价日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等语。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会议具奏，并着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

臣查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盖兑银之人，本恐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而奸商即因以为利，遇有不取钱而开票者，彼即啖以高价，希图以纸易银，愚民小利是贪，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开之票，积至盈千累百，并无实钱可支，则于暮夜关歇潜逃，兑银者持票控追，终成无着。此奸商以票骗银之积弊也。臣愚以为弊固有之，治亦不难，但须饬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并拘拿脱逃之铺户，照诓骗财物例计赃，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只系欺诈病民，而于国家度支大计，殊无关碍。盖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每两兑钱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亦只能每两多许制钱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无是理也。且市侩之牟利，无论银贵钱贵，出入皆可取赢，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获利。设使此时定以限制，每两只许易钱一串，彼市侩何尝不更乐从，不过兑银之人吃亏更甚耳。若抑银价而使之贱，遂谓已无漏卮，其可信乎？查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藉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

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犹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者未必尽知。譬如闸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渗漏，犹恐不足济舟；若闭闸不严，任其外泄，而但责各船水手以挖浅，即使此段磨浅而过，尚能保前段之无阻乎？银之短绌，何以异是。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而知闸外泄水之多，不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

臣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核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儆玩心而回颓俗，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

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论死，则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枭示，亦不为过。若徒重于彼而轻于此，仍无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荡，靡恶不为，徒治引诱之人而不锢其子弟，彼有恃无恐，何在不敢复犯？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旨饬议，虽现在止科徒杖，尚恐将来忽罹重刑，若既议而终不行，或略有加增无关生死，彼吸食者皆知从此永无重法，孰有戒心？恐嗣后吃食愈多，则卖贩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是专严开馆兴贩之议，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依然未效之旧方已耳。谚云：“刖足之市无业屦，僧寮之旁不鬻栉。”果无吸食，更何开馆兴贩之有哉？

或谓罪名重则讹诈多。此论亦似。殊不思轻罪亦可讹诈，惟无罪乃无可讹诈。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断，吸食既断，讹诈者又安所施乎？若恐断不易断，则目前之缴具已是明征；若恐诛不胜诛，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诚使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将见人人涤虑洗心，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人，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胜计，以视养痈贻害，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终贼刑之令，《周书》有群饮拘杀之条，古圣王正惟不乐于用法，乃不能不严于立法。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臣才识浅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圻，睹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伏乞圣鉴。

谨奏。

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

（全书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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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的历史硝烟背后，一段长达四百年的恩怨隐藏在尘埃之中，血与火、仇与恨湮灭了中英两国那一段风花雪月的贸易岁月。伊丽莎白的密信、日本大使血溅宁波港、第一次中英虎门炮战、美国独立战争、黄埔港突现英王密使……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背后，充斥着怎样的阴谋、陷害和贿赂丑闻？一系列不起眼的小人物和小事件又如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且看鸦片战争的历史真相慢慢褪去尘封、浮出水面……

一艘英国商船开进了黄埔港，一阵轰隆隆的礼炮却酿成了血案，鲁莽的广东巡抚发布了秘密逮捕令。国际命案过堂审讯，可怜的老人被草菅人命，祸根埋在了明镜高悬的中国法庭。

马戛尔尼勋爵突然接到外相的训令，万里之遥的紫禁城谍报已经送到伦敦。波谲云诡的北京，间谍云集；三跪九叩的大礼，阴谋四起。粤东海面上却出现了十万海盗大军。中国、英国、葡萄牙三国海军大联盟，最终败在一位美艳的女人手上。

道光皇帝惊诧万分，林则徐的奏疏中将洋商炒汇套现手法完全揭露。皇帝终于找到鸦片贸易背后纹银流洋的阴谋。货币学家林则徐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禁烟的不二人选。当林则徐星夜南下的时候，伦敦“九老会”却在密谋一个更大的阴谋，一场惨厉的“九老会”对决开始了……

Table of Contents

第五章　血色黄昏

带血的礼炮

秘密逮捕令

鲁莽的巡抚

替死鬼真相

汇款的机密

密航燕子湾

第六章　京城谍影

勋爵的密报

外相的训令

神秘传教士

双面翻译官

紫禁城谍影

传教士跑官

乾隆的焦虑

最后的早餐

第七章　黄埔风云

陈兵穿鼻洋

日落紫禁城

总督的底线

联合审判庭

贪婪的奴才

偷渡客谋局

传教士宿怨

致命的双簧

兵围广州城

第八章　黄昏对决

海盗无间道

盟军大溃败

伟大的流氓

绝望的首富

梦断重组路

大法官绝杀

1821的密折

圣诞节上书

林则徐币改

“九老会”对决（上）

“九老会”对决（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