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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日本！日本！：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

作者：王浩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7月第1版，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399-4545-3

前言

我的电脑硬盘里有一首很好听的曲子——《英雄的黎明》，这是日本著名音乐人横山菁儿为卡通电影《三国志》所作的开篇曲。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这首融合了日本东京男声合声团的哼唱，和二胡、古筝、琵琶等中国民乐的曲子，刚柔相济，既有雄浑大气的厚重，又有婉转低回的优雅。悠远沧桑的曲声中，恍惚觉得，那段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是美丽的。

但再美妙的乐曲也不能化解战争的戾气。外交对峙唇枪舌剑，军事抗争刀光剑影，日本和中国恨时多，爱时少。

从公元238年邪马台王国的使者第一次步入魏明帝的宫殿，两国的正式交往至今已近两千年。两千年是什么概念？北极的冰川都开始融化了——两个国家的隔阂却依然如我们相隔的大海一样广阔。

为什么两个同根同源的民族，两千年来如此怒目而视？

爱国、忠君、勇敢、朴素、勤劳——我们的道德、义理多么相近；文字书法、诗词俳句、品茗赏花，我们的文化多么相通。日本民族的远古痕迹，只能在中国的史料中寻觅，中国的汉唐古风，却在日本源远流长。

唐代有个诗人，他的诗在《全唐诗》里仅录一首，却成千古绝唱。

张继的《枫桥夜泊》。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空灵而阔大的意境，千载之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扉，日本人更是争相吟诵，一首诗力压李杜。对日本汉学很熟悉的清代学者俞樾说过：“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

张继在写这首诗的一百年前，中国和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兵戈相见。白江口海战，既是军事上的一场狭路相逢，也是两个东亚强国在历史隧道里在所难免的狭路相逢。

强盛的唐朝毫无悬念的打胜了，唐朝就像一个仪态万方、包容万象的贵妇人，吸引了世界上无数民族顶礼膜拜，日本人也恭恭敬敬的乘着海船，成为聆听钟声的异乡客。

整整两千年，日本是中国永远的异乡客。

作为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孤岛，日本人比大陆人面临着更险恶的生存问题。地震火山、台风海啸、频繁战乱、地少人多，日本人在一生悬命的严酷环境里，养成了守纪律、服从、勇敢、认真的民族性格，同时也激起了对大陆的觊觎与不甘：为什么那些凡人的民族却拥有那么多土地，而神的子孙只能呆在小小的岛上？

十三世纪蒙古人的铁蹄来袭，终于把日本民族骨子里的暴戾和狂野的一面彻底激发。在此之后，日本无义战。

明太祖朱元璋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但你不征他不代表他不征你，先是“髡头跣足，手舞双刀”的倭寇像吸血蝙蝠一样，对中国沿海烧杀掳掠；接着是丰臣秀吉的“假道朝鲜直入于明”，悍然出动大军，把战火烧到了朝鲜，和明朝打了一场互耗国力的七年战争。

而到了近代，日本走上了维新改革的高速公路，中国却固执的坚守着几千年的老牛破车。甲午战争，幅员辽阔的大清败给了蕞尔小国，同时第一次使得中日关系失去了平衡——那是对民族自尊的当头一棒，以一种粗野和傲慢的姿态。

我们裹足不前，我们勇气不足，我们输了。

这以后，九一八的枪声，卢沟桥的炮声，南京的哭泣声，中华民族在声声入耳的悲痛中饱受摧残，浴火重生。

不算北方游牧民族，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对外战争史，几乎就是一部和日本的争斗史。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留下如此痛彻心扉的深刻屈辱。

孟子用他圆通的智慧告诫我们：“国无外敌者，恒亡。”人不自强，必有外侮。有日本这样危险的强邻虎视在旁，中国人敢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今天，在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火影忍者占据我们孩子的脑海时，我们的课本里，还坚持保留着“歌唱二小放牛郎”的篇目——我们实在不能忘却，不敢忘却。

比忘却更可怕的是不愿、不敢正视自己和对手。数数我们周围有多少人，直到今天，对日本的观感还停留在两千年前：小小岛国、区区倭寇、无耻变态……嘲笑一个无数次侮辱过自己的敌人，就是对自己的嘲笑。无数次历史的血泪教训，还不够沉痛吗？中国文明如此优秀，但我们在一次次国家民族危难时暴露出来的内耗、散漫和懦弱，有多少中国人勇于彻底反思？日本人固然狭隘残忍，但他们展现出来的纪律、勇气和坚忍，有多少中国人敢于大声承认？

历史是一条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不竭河流。翻开下面的篇章，且由我陪伴您一起踏入这条河流，感受风雨沧桑。

序

在浮躁的时代讴歌英雄

周永生

严谨、凝练、言简意赅，尽量不加入作者主观的评论，但在客观上却透露出对历史规律的阐释，承载着一种道义的厚重、历史的责任，这是中国历史著作传统的主流风格。孔子著《春秋》、左丘明著《国语》、司马迁著《史记》都是如此，他们被后世长期推崇，所谓微言大义，凝重、深刻的“历史”代表。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的时代，一切都变得难以平静，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躁动不安的因子，已经很难有心思去眷顾那些微言大义的典籍历史。即使偶尔看到，也难以在简约的词句和奥义的话语中体会到思想者的深邃。于是，风格活泼，嬉笑怒骂，在本真历史的基础上尽情发挥，自由驰骋，攀援比附，以历史史实的故事而引人入胜，以作者思想直接引导读者的历史读本大行其道。王浩的这本《日本！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应孕于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想充实自己，人人都想成为通才，没有时间去专精于一门，在短时间内就能拨开历史深奥的面纱，让急于求成的人们一饱眼福，振饥止渴的著作。

中日两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历史和现实中，将两国戏说成是君臣、师生、冤家、对手、伙伴等关系模式都不为过，都有历史的基本事实作证、为凭。作者抛开了这些略显凌乱和冗杂的关系模式，专从中日两国的“较量”视角来看待相互关系的历史，展开了以唐朝支援新罗之战，元朝东侵日本之战，嘉靖年间的抗倭之战，明朝帮助朝鲜恢复山河的万历之战，清朝遏制日本并吞朝鲜的甲午战争为题材、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将中日两国看作是永远的仇家。战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般都属于较为短暂的“瞬间”，和睦共赢才是为邻之道。正因为战争的集中性、残酷性和巨大的破坏性，我们才更应该从中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尽量防止战争的发生，如果战争必然强加于我们，那么，我们必然要代表正义去赢得战争，这才是我们研究战争历史的要义。

战争往往集人祸之大成，发端于嗔恨与暴虐，充满了贪婪与邪恶。但是，正因为有贪婪与邪恶，才能够更加彰显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芒。因此，在每一次大的战争中，都有史诗般的英雄凌空出世，去匡扶正义，去替天行道，去舍己而利人。这说明人性的正义还没有泯灭，饱受苦难蹂躏的人心还存有天良。作者虽然有时刻意去描述战争中技术上的优劣，多重关系的迷乱，以便使历史情结更加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但是也没有忘记讴歌善良、正义和舍生忘死的英勇，尤其是努力去描绘那些还有缺陷、也并非完美，但却值得后人膜拜的英雄。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是英雄？笔者以为，英雄者，不论身形的高矮，技术的优劣，也不论是冲锋陷阵，还是帐幕中的帷幄，更不论国别、男女亦或老幼，只要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哪怕仅仅是一种闪耀，一种光芒，都可以在这一点上称之为“英雄”。但毫无疑问，我们更加崇尚类似于戚继光、李舜臣那样英勇无畏，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廉洁自律，忠君爱国，智勇双全，而近乎于完美的英雄！让历史也赐予一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吧！以英雄的光辉感染我们还有很多肮脏的思想，以英雄的业绩荡涤我们沉迷于自我为核心的灵魂，以英雄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污浊中清净，在呃逆中善良，在愚痴中增长智慧，在怯懦和卑贱中塑造忠勇，利国、利民、利他，优先于公义！这才是我们读史的真谛！

2011年3月26日于外交学院

周永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商务部聘任专家、中华日本学会理事

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首席研究员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

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序章 日本是张弓

从空中俯瞰地球，日本很容易被发现：亚欧大陆东头的大海里，悬浮着一个孤零零的岛国。

从形状上看，日本列岛就像一张弓，一张蓄势待发的弓。但在原始的古代日本，他们只是大陆母亲的游子，迫切需要中国文明的滋润，献贡求封恭顺之至。而一旦羽翼丰满时，这张弓将搭上武力扩张的箭，毫不迟疑的向大陆发射。

一、是日本人祖先又怎样

日本民族的起源，一直是笔糊涂账。

日本学者坚持认为日本人素来是同一人种，但这“同一人种”从何而来？显然不可能凭空从日本列岛像蘑菇一样冒出来，再往前追溯的话，落脚点只能在大陆。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日本民族是由亚洲各地的移民——中国汉族、北方的通古斯人和阿伊努人、马来人、印支人融合衍变而来。

日本列岛山地多，平原少，资源贫乏，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不断，为了生存，在远古的某个时段，操着不同口音、长着不同样貌的移民们，聚集在一起采果、捕鱼、狩猎——日本的先民们开始了艰难的生存史。

说到历史，日本人自己写的远古史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拿日本8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来说，第一、二卷记述的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第三卷《神武纪》才正式记载了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因为实在找不到这位天皇的一丁点详实证据，《神武纪》上只好含含糊糊地称：“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乃乘天盘船自高天原飞降者。”这个看上去像外星人降临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现代考古学家，但千百年来的考证，还是不能确定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神武天皇是不是真实存在。

到了近代，香港学者卫挺生出版《日本神武开国新考》一书，第一次惊世骇俗的提出：神武天皇就是中国秦代的徐福。

徐福东渡的传说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道：公元前210年，齐地（今江苏连云港市）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寻找“不老药”，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徐福东渡没有找到不老药，却发现了“平原广泽”，唯恐回国遭杀身之祸的徐福便长居于此，不再复返。

司马迁记载的“平原广泽”是哪里？《三国志》和《后汉书》都称在“会稽、东冶之东”，这和日本的方位是相符的，而到了中国的五代时期，《释氏六帖》里第一次明确指出“平原广泽”就是日本。

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也有早期秦民不堪国内苛政和战乱东渡日本的记载，不过没有提及徐福。

卫挺生综合了史料记载和日本出土文物的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徐福到达日本后，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技术，使日本从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时代，一跃而到了精美的青铜器时代。徐福向日本土著传播农耕知识和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还带去了医疗技术等秦朝先进文化，深受日本土著敬重，从而奉其为首领——神武天皇。

“徐福天皇说”在日本很有人脉，很多知名人士都认同这一观点。不过日本人看待徐福的“国籍”很圆通：“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既然徐福抛弃了秦国选择了在日本定居，本人又为日本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他就无异于日本人了。”怀着感激之情，日本人甚至考证出徐福是从日本的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的。至今新宫市每年都有祭祀徐福的节日，到了那一天，日本男女老幼身着和服手持彩灯，用各种虔诚的活动纪念这位先民，当地的徐福墓和徐福神社至今香火不绝。

为了确认徐福和日本人的关系，日本有考古学者另辟蹊径，他们研究比较了日本人和中国江苏连云港人的头盖骨，结论是：头盖骨惊人的相似。可惜没有史料表明徐福死于何处，日本的徐福墓只是座纪念性质的空墓，否则较真的日本人真会拿骨头做DNA测试。

无独有偶。八十年代，日本人类学教授鸟越宪向外界宣布：“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他的主要证据是在云南的少数民族考察中，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而这和日本人有臀部胎斑是一致的。

头盖骨和臀部胎斑的相似，其实都是旁证，不能对日本人到底源自何方做最后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本人对谁是自己祖先这个话题，表现得比较坦然，因为日本人普遍对本民族有自豪感，认为学习外来文化并不丢脸，祖先是外来人也无所谓，关键是现在的日本在世界上不落后就好。这种淡定，其实包含着潜台词：让不自信的民族去拘泥自己祖先的光荣吧。反过来，中国人如果凭借这些虚幻的“日本祖先是中国人”而暗自得意的话，才真的会被日本人小看。

乘飞船降临的外星人也好，有臀斑的云南少数民族也罢，在中国古代，从不曾有人对这个远隔重洋的小小岛国投去过认真关注的目光。

二、一群化外岛夷而已

古代中国对岛国日本的了解少得可怜，除了地理上的客观原因，更多出自优势文明的自信心理。在那时的中国人思维意识里，没有“世界”这个概念，只有“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中国之外的犄角旮旯当然也有些小国，那都是蛮夷。朝鲜半岛的诸多小国已经是天下边缘了，远在朝鲜之东的日本算哪根葱？一群化外岛夷而已。

汉、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称日本为“倭”，汉光武帝曾赐日本国王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就“倭”这个词本身来说，并不含贬义，《说文》的解释是：“倭与委义略同。委，随也。从也。诗曰：周道倭迟。”

现存文献中以“倭”指称日本的最早记录是《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所置的郡，其海中之国当指日本无疑。到了三国时期，陈寿在《魏志•倭人传》里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了日本，从他的记载里，我们知道大概3世纪的时候，在日本列岛上出现了一个统治着30个小国的邪马台王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在魏晋人眼里，日本还是个靠“鬼道”来“惑众”的原始部落。

日本邪马台王国时期，中国正值纷乱的三国时期。当时邪马台王国主要是经朝鲜半岛，和控制中国北方的魏国进行交往。

公元238年（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第一次派遣使者，带着男女生口10人、土布2匹到达魏都洛阳。见远夷来朝，魏明帝曹睿很高兴，封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丰厚的金印、锦缎、白绢、铜镜、铅丹等物。

自此，日本一直保持着对陆地大国的恭顺，一直到中国陷入空前大动乱的南北朝时期，日本列岛的“倭五王”还是通过使者，向南朝的刘宋政权贡献方物，并要求封号，刘宋的皇帝顺水推舟，封之以“安东将军、倭国王”。

隔着无边无垠的大海，中国对日本没有领土要求，没有资源要求，没有文化要求。对中国皇帝来说，这个遥远的东方岛国还算恭顺，能按时请安纳贡，所以时不时封个王赐个印什么的。日本也乐于接受，因为对经济文化军事远远落后的岛国居民来说，中国是先进文明的发源地，把自己纳入中国的文明圈是非常重要而且有面子的。

综合一下隋唐之前的中国史书来看，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大致是这样的：有国王统治，贵贱等级严格，跣足椎髻，礼节古怪，耕种禾稻捕鱼蛤为生，嗜酒，妇女不淫，无盗贼。

看上去，日本基本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寡民形象，尽管原始，但没有丝毫冥顽好战的样子。可惜，这不是事实。

三、桃太郎的冒险

日本有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桃太郎的故事。故事主角桃太郎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堪比中国的孙悟空。

桃太郎故事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一对老夫妇没有孩子，过着贫穷的生活。有天老奶奶在河边洗衣服，捡到了一个桃子，桃子里蹦出个小男孩。老夫妇就把小男孩当成自己的孩子，取名叫桃太郎。桃太郎长大后力大无比，带着狗、鸡和猴子到鬼岛去冒险，打败了魔鬼，带回了很多的财宝，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把桃太郎故事引申为日本人自古就有侵略行径，诚然有点牵强，但起码可以一窥日本人好战的性格和强烈的海外扩张意识。

日本桃太郎们现实的“鬼岛”是近邻朝鲜。大约从2世纪开始，日本就在朝鲜半岛开始了“冒险”， 据《日本书纪》记载，弥生时代的日本人，就常常入侵朝鲜半岛掠夺人口和财物，比如怀着大肚子的神功皇后，曾三次发兵征韩，掳来了大量人口。

4世纪以后，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已经不满足仅仅掠夺，而开始在半岛南部建立殖民地和驻军。半岛南部的两个政权百济和新罗，在日本人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承认日本的保护国地位，向之朝贡。虽然由于高句丽的强大，日本还无法涉足半岛北部，但日本人对朝鲜半岛偏执的扩张心态，直接导致了日本不惜和强大的大唐相撞，打响了中日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之战。

其实，在白江口之战前，日本对中国的“不恭”已经有苗头了。

隋文帝年间，日本第一次派遣入隋使者。《隋书•倭国传》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倭王阿辈鸡弥遣使来隋，隋文帝问起倭国民俗。使者回答说倭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天还没亮就处理朝政，天一亮即停止，把白天的事交给太阳管理。

中国皇帝历来自称“天子”，隋文帝听到倭王居然和“天”称兄道弟，当然很恼火，责令日本改掉这个荒谬的称呼。

到了文帝的儿子炀帝即位后，日本使者小野妹子（男性，就这个名字，没错）再次来朝，这次，派出使者的是日本飞鸟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圣德太子。日本史载圣德太子聪明绝顶，饱读经书，笃信佛教。圣德太子是日本的摄政，他对内锐意改革，对外实行平等外交，并且把国号由“倭”改成“日本”。

圣德太子在使者携带的国书里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回不再自称天的兄弟，变成“天子”了，果然改了称呼，但是仍然不甘屈居于中国之下，这种“不逊之词”惹得隋炀帝大为不悦，他责怪手下：“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不过，为了显示上国的威风，隋炀帝决定派文林郎裴世清回访日本。裴世清在小野妹子的陪同下到了日本难波城（今大阪），第一次有大国使者来日本，圣德太子很开心，新修馆驿热情迎接，但看到隋炀帝的国书后，心情就好不起来了——国书第一句就是“皇帝问倭王”，一副上国对小邦的口吻，显然隋炀帝是故意警告日本：你就是海外藩王而已，别自抬身价了！

总的来说，日本这个“蛮夷”虽然“无礼”，但中日有交往史的六百余年来，两国还是远隔重洋互不干涉的睦邻。直到唐代，刀兵才第一次相见。

第一章 白江口的硝烟

——唐日之战篇

唐朝和日本打了中日有史以来第一仗——白江口海战，日本大败。这一仗确定了在东亚谁是老大，保住了朝鲜半岛将近一千年的安宁。和大个子掰手腕的结果，让小小的岛国意识到自己的全方位落后，就此放下身段恭恭敬敬的向胜利者学习。

当一批又一批满载着盛唐文化精髓的遣唐使船，顶风破浪的驶回天皇翘首以待的本国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白江口的硝烟散尽后，日本也赢了。

一、朝鲜半岛是个火药桶

日本被大唐揍，其实是顺带挨了一拳。大唐的仇家是高句丽。

唐朝建国之初，朝鲜半岛上正在上演“三国演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鼎足而立。其中，半岛北面和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实力最强，是骚扰中原王朝东北边境的常客。半岛南面的百济和新罗则国小势弱，基本看高句丽、唐朝和日本的脸色行事。

对于唐朝来说，朝鲜半岛的混乱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早在隋代，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曾四次兴兵征讨过高句丽，不过结局都是虎头蛇尾。第一次文帝杨坚派遣三十万大军征讨，大军尚在中途，高句丽王高元就吓得遣使认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炀帝杨广的三次征伐也是草草收场，最后一次倾尽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成功，却被山东人王薄一首销魂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搅了局。后果很严重：在遍地狼烟的军阀暴乱和农民起义打击下，杨广最终丢了性命和大隋的花花江山。

一代雄主李世民即位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继续恶化，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对唐朝的外交态度强硬，经常纵兵扰乱边境。李世民岂是能惹的主？不过，唐朝立国之初，因为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所以无暇东顾。平定突厥后，成为北方各部落“天可汗”的李世民，终于腾出手对付这个不驯的高句丽了。

公元654年，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拔城奏凯，但在安市的攻城战中消耗过大，冬季的严寒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军。正是这次御驾亲征，使得李世民染上了疾病直至病故。

这个梁子算结下了。

那么，日本是怎么搅上这趟浑水的？

前文说过，日本人对近邻朝鲜半岛一向虎视眈眈。新罗和百济两国地处朝鲜半岛南部，国力弱小，加之和日本最接近，所以对这个尚武的强邻一向敬畏有加，一度被迫向日本朝贡。不过，新罗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不得罪日本，一方面积极向大唐靠拢。这种外交上的变化当然激怒了日本人，有一次，新罗使者身着唐服出使日本，竟然被乱棍驱赶出境。

李世民攻打高句丽时，百济趁火打劫，抢占了新罗的十几个城池，日本也觉得是个瓜分新罗的好机会，所以加强了和百济的“通好”。等到高句丽从唐朝攻打的困境中脱身，也把矛头指向了新罗。亲唐的新罗，一下成了三个邻国的嘴边肥肉。

公元655年，唐高宗——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在位时期，新罗受到了百济和高句丽的联手进攻，一连被夺去三十三座城，新罗王金法敏紧急遣使到唐朝求援。新仇旧怨加一起，李治决定一揽子解决朝鲜问题。

战争双方：唐朝、新罗VS高句丽、百济、日本，二对三，谁是最后胜利者？

二、前有苏定方，后有刘仁轨

李治派出了十三万大军援助新罗，讨伐百济。

统帅是时年69岁的左卫大将军、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

少年时看《说唐》，最痴迷书中的第七条好汉罗成，话说那罗公子，玉树临风，武艺高强，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杆银枪，破阵杀敌潇洒无比。窝窝囊囊的程咬金秦叔宝那伙瓦岗寨兄弟，一到搞不定的时候，就只能请罗成来解围。等到后来前六条好汉都死绝了，小罗更是所向无敌，一个多么有前途的帅哥，却阴沟翻船，竟然被一个叫苏定方的家伙用“卑鄙”的埋伏计射死！

长大后读了几本史书，才知道《说唐》是个大忽悠。罗成是虚构人物，苏定方才是真实的大唐无敌上将，北伐突厥，西征葱岭，东讨百济，《旧唐书》载：“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

公元660年3月，苏定方统率水陆大军近十三万，战船1900艘，加上五万新罗兵，一共十八万大军泰山压顶一样直捣百济。百济兵在熊津江口（今韩国南部锦江口）据险抵抗，苏定方亲率精兵渡江进击，大败百济军，斩杀数千人，余众皆溃。苏定方乘胜直逼百济都城俱拔城（今韩国全州）。离城20里时，“贼倾国来拒，唐军大战破之，杀虏万余人”，逼使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弃城北逃。唐军乘胜追击，无奈之下，百济王义慈和太子隆面缚而降。

苏定方撤离时，留下了大将刘仁愿在百济旧都泗沘城镇守。唐朝大军一走，百济的局势就开始不稳了，百济的旧将鬼室福信很忠心，他召集了余部展开“复国”的游击战，为了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王子丰回国即王位，鬼室福信遣使到日本求援，并献唐俘一百余人。

当时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她是位60多岁的老太太，执政的是她儿子——皇太子中大兄。中大兄当然不甘心日本的势力就此在朝鲜半岛瓦解，又看到献来的俘虏，觉得唐朝兵不过尔尔，于是开始全国总动员，由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率领三万人马准备渡海作战。不料大军才到九州，齐明天皇染上瘟疫一命呜呼。出师不利，身穿丧服的中大兄却毫不动摇，先发兵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鬼室福信将王子丰迎入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附近），即了王位。

在日本的出兵增援下，百济的复国势力越发壮大，反而将刘仁愿的部队围困在泗沘城。

刘仁愿遣使向唐廷告急，李治想起了一个人，立刻一纸诏书：着刘仁轨率兵去救！（刘仁愿、刘仁轨不是兄弟关系，一个塞北人，一个中原人）

时年60岁的刘仁轨接到诏书后，抚掌大笑：“天将富贵此翁耳！”把打仗当做富贵之路，说出这种豪言的老头何许人也？

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家境清贫，因隋末战乱，闲居在家“恭谨好学”，算是个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人。唐初他只是做过地方小官和政府属官，以刚正闻名，却并无领军打仗的经历。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苏定方讨伐百济这年的冬天，李治命大将李勣（小说演义中的徐茂功）出兵高句丽，时任山东地方官的刘仁轨负责监统水军。可是不巧，出海遭遇大风，船翻了，水军死伤严重。

水师翻船是严重事故，朝廷立刻逮捕刘仁轨审讯。在和刘仁轨有私恨的权臣李义府唆使下，审讯者暗示刘仁轨自杀，刘仁轨毫不屈服地说：“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案情上报后，李义府对李治煽风说：“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好在有人出面说情，说海上风暴非人力所及，李治这才下令将刘仁轨免职，“以白衣随军自效。”

“白衣自效”，就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随军效力。这样的运乖时蹇，难怪接到皇帝启用他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出征的诏书，刘仁轨会开怀大笑。

第一次带兵出征的刘仁轨，却军容严整号令严明，登陆朝鲜第一战，唐军与新罗军队联手出击，百济军“溺死者万余人”，只得从百济旧都撤围。刘仁轨和刘仁愿合兵一处，留守百济。

这时，百济内部发生内讧，百济王丰卸磨杀驴杀掉了复国功臣鬼室福信。在刘仁轨建议下，唐军水陆两路直扑百济巢穴周留城，百济闻讯赶紧向日本乞师。

中大兄心知争夺朝鲜在此一举，立刻倾全国之兵渡海作战，大军从白江口登陆，正好碰上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师，一场大海战就此爆发。

打完这一仗后，刘仁轨后半生果然富贵无比——一直做到了太子太傅、宰相的大官，活到了84岁高龄。不过，后人牢记刘仁轨这个名字，并不是看中他的官职，而是这场彪炳千古的对日战争。

有一段文人轶事。近代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的儿子在1935年出生，那时正值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自治”，全国抗日气氛高涨之际。傅斯年给儿子取名时，破例没按家谱排行，而取名叫“傅仁轨”。好友罗家伦猜不到出处，傅斯年解释道，是因为仰慕唐代大败日本的名将刘仁轨。

说来有趣，傅斯年担任过北大临时校长，罗家伦则是清华首任校长，看来，还是北大文科强悍啊。

三、海上赤壁之战

蜿蜒起伏长达400公里的熊津江，把百济都城环抱在怀中，最后分成若干支流注入滔滔黄海，这其中，一条支流的入海口千古扬名。

白江口。

公元663年8月17日，白江口海面上，两支舰队在武装对峙着。第一次面对面看到头上梳髻、手持长弓的矮个头倭人，身经百战的大唐士兵没有多少感慨，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强悍的突厥人、吐蕃人、高昌人、高句丽人战斗过：蛮夷人不过如此。

唐日两军的实力对比为：唐军170艘战船，二万人（含新罗兵五千）；日军1000艘战船，三万二千人（含百济兵五千）。

日军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6倍，但是唐朝国力富足，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斗舰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轲、游艇、海鹘等小型船，特别是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舰”，战斗力明显占上风。而日军的船只普遍小而简陋，性能方面完全处于劣势。

这场战役的经过，《旧唐书》里只有简洁的一段话：“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说起来，大唐武功强盛，对外战争攻无不克，这种击溃敌军的遭遇战，在唐军的辉煌战史上实在不算什么——就连以一人敌一国，几乎灭掉天竺的使节王玄策，在唐史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那个名将璀璨的时代，只能让后人仰望感慨。

通过日本史料，我们才能大致了解到白江口之战并不算复杂的过程。

先行到达白江口的唐军，没有贸然强攻。刘仁轨命令战船摆开阵列，严阵以待。日船首先发起了进攻，但苦于唐船高大，仰攻十分被动，很快被唐军飞蝗一样的弓弩射退。

第一波攻击尝到唐军的苦头后，日军的将领聚在一起开了个短暂的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乐观而盲目的：“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日军诸将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

刘仁轨见日军贸然来攻，便指挥高大的唐船将日船左右包围，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冲撞和火攻。《日本书纪》记载道：“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朴市田来津是日军勇将，见战况不力顽强战斗，只不过“嗔杀数十人”的记载太多简略，不知道是杀的唐兵还是自己手下。

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唐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日军400多艘船只沉入了海底，士兵溺死无数，日军剩下的船只载着残兵，惶惶逃回日本。

援军惨败，周留城里的百济王丰闻风丧胆，趁乱逃奔高句丽，王子忠胜、忠志率残部投降。先行登陆的一部日军则彻底丧失了斗志，各自寻船逃生：“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在大唐的军事铁腕下，百济的国名从朝鲜半岛抹去了。

白江口中日之战，从性质上说就是东亚的霸权争夺战，就是比谁膀子粗。日本吃了败仗后，整整九百年没敢对朝鲜半岛用兵。唐朝则顺利灭掉百济，五年之后又灭了高句丽，而与唐友好的新罗最终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四、揍出个超级“唐蜜”

日本国内，一片战争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唐朝对这个岛国的领土毫无兴趣。

两年后，尚未举办即位仪式的天智天皇（中大兄），得到一个令他惊疑不定的报告：大唐一个人数多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已抵达九州候命请见。

昨天还是死敌的唐人突然来访，意图何在？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天智天皇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殷勤陪同下回国。唐高宗李治派出这个使节团的目的，无从得知，但当时唐朝还在对高句丽用兵，估计意在打探日本动向。

不过，吃了苦头的日本不会再贸然出头了。从技术上说，强盛的大唐帝国给落后的日本上了血的一课。

被狠狠揍了一顿的日本人，却丝毫没有因此对中国怀恨在心。日本民族尊崇强者，你把他打得服服帖帖，他反而更加佩服你——唐使来访后，有了台阶下的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

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日本人对唐朝“蜜”到什么程度？像妃子争宠一样。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日本和新罗的使臣在长安上演了一出“争长”事件。所谓“争长”，就是争第一，争座次。

日本官方史书《续日本纪》记载了这件事：当时，玄宗李隆基在长安蓬莱宫含元殿接受诸藩朝贺。按照惯例，各国来使分东西两列而坐：东面，新罗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 但是日本使臣古麻吕对座次提出了抗议：“自古以来新罗一直向日本朝贡，为什么座次排在日本之前？不合礼仪！”主持仪式的唐朝官员吴怀实觉得有理，决定将新罗与日本的位置对调。

“争长”事件中，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一览无遗：服从强者，欺凌弱者。这件事固然伤害了新罗的面子，但面子是靠实力挣来的，新罗国力比不上紧随唐朝脚步的日本，外交失败就在所难免。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进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模仿、进步能力超强的小国，唐朝也得时时注意维护上国的“国体”。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里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

唐宣宗年间，日本国王子（日本史学家考证为高岳亲王，平城天皇之子）来朝，王子善下围棋，宣宗就让御用棋士——棋待诏顾师言与之对弈。下了三十三着，棋势胶着，胜负未分。顾师言生怕有辱君命，凝思良久，下出一步妙招：镇神头，一子解两征。日本王子“瞪目缩臂，伏地认输”。回头问主管外事的官员：“顾待诏是贵国第几国手？”官员诡称：“第三国手。”其实，顾师言是当时的第一国手。王子又说：“我想和第一国手过过招。”官员回答：“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王子掩局而叹：“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的第三啊！”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求学若渴。在和唐朝的一流诗人吟和诗词之间，也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中国到了宋代，这时的日本已经养足精神羽翼渐丰，不再像对待唐朝那样恭敬，官方几乎没有使者互通，只有民间的僧侣和客商频繁来往，但日本人谦逊好学的形象在中国人眼里依旧没有改变，欧阳修在《日本刀歌》里吟道：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在大政治家、大诗人的诗里，“风俗好、工词藻”的日本完全是一派世外桃源。

欧阳修不可能知道，在他去世两百多年后，一场从蒙古草原发起的狂飙风暴，横扫了大半个欧亚大陆，不但摧毁了他所钟爱的故国山川，也让他诗中所吟诵的世外桃源变成了血肉战场。

第二章 单于折箭

——蒙古袭日篇

2007年3月，日本老牌电影公司松竹印画拍摄的史诗巨片《成吉思汗》（又名《苍狼：征服到地与海的尽头》）在全球公映。这部由日本、蒙古合拍的空前豪华大片，在烧钱方面创下了日本电影史的最高记录：30亿日元。仅仅在蒙古草原拍摄的一场战争戏，就动用了两万七千名蒙古临时演员。

影片在日本上映时，无数加班结束的日本人兴致勃勃的坐进电影院，为这个人类史上最牛的草原帝国击节叫好。不会有多少人觉得，草原大汉成吉思汗由小白脸反町隆史扮演有何不妥；更不会有多少人，在那一刻联想起成吉思汗的孙子，曾对日本发动过两次亡国灭种的征伐——毫无疑问，如果七百多年前的忽必烈大军打赢了，日本的历史肯定会被彻底改写。

看上去似乎有点难解：日本历史上，只有两次本土遭到外敌打击，远的那次是蒙古人，近的那次是美国人，而日本人却对这两个“敌人”不乏善意。有民意调查显示，在东亚诸邻国中，日本人对蒙古人最具好感。

一个是海上岛国，一个是茫茫草原，看似格格不入的两个世界，日本人的好感来源何方？

来源之一，日本人普遍认为和蒙古人是远亲，都属于亚洲蒙古人种。比如，日本人会耐心告诉你：日本的许多新生儿屁股上有青斑——那是“蒙古斑”；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单眼皮，上眼睑上有一条皱褶——那是“蒙古褶”。也就是说，日本人和蒙古人是一颗种子，发的两颗芽，你的，明白？

来源之二，蒙古人性格中的豪爽勇敢，让日本人觉得可敬可亲。不久前，日本相扑第一人横纲白鹏在东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依偎在这位体重155公斤的蒙古大力士身边的，是小巧玲珑的日本美女新娘。进入二十世纪后，在号称日本国技的相扑比赛中，蒙古人已经成为最大的赢家，朝青龙、白鹏两大蒙古籍横纲战绩辉煌，所向无敌，深受日本国民喜爱。在仰慕英雄的世风感染下，日本女人当然“嫁人当嫁蒙古人”。

此外，在日本，还流传有一种天方夜谭似的说法：成吉思汗就是日本人源义经。

源义经是日本平安时代有“战神”之称的名将，功高盖主被哥哥源赖朝逼迫自杀，千百年来深受日本国民的同情和爱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成吉思汗”的日本读音和源义经很相似，而且，蒙古部族的徽章和源氏家纹很相似。据此，可以“顺理成章”推论出，源义经当年并没有自杀，而是率领家臣逃到北海道，经库页岛到达大陆，最后成为成吉思汗。

这种乱攀亲戚说法的荒谬不经，一望可知。日本著名作家田中芳树最了解自己的同胞，他一针见血的说：“追根究，其实就是‘ 蒙古人是不可能征服世界的，有如此伟业的一定是日本人’这类的奇怪思想。”

简而言之，日本人之所以对蒙古人有好感，是因为日本人认为：他们和我们很像。从某种程度说，一度纵横天下的蒙古人就是日本人的加强版，都是对征服世界有兴趣。只是比起日本人当年披着“大东亚共荣”的外衣，蒙古人来得更纯粹更坦荡，他们的口号是：让全世界变成蒙古人的牧场。

两个如此相像的民族，却在十三世纪真刀真枪打了一回。更令人惊奇的是，武器、战术全面落后的日本居然赢了，威风凛凛的蒙古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两次被暴风吹散在大海中。

是什么勇气，让小小的岛国敢于无视忽必烈的一再劝降？是什么力量，保证了七百年后的今天，日本人能安安稳稳地坐在电影院里看《成吉思汗》？

一、不驯的岛国

十三世纪是属于蒙古人的，他们用战无不胜的骑兵和弓箭，东征西讨，开辟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东亚大陆上，南宋的小朝廷苟延残喘，高丽臣服在脚下，但元世祖忽必烈没料到，自己的国书居然被小小的东瀛岛国不理不睬。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于是，带着惩罚之鞭，浩浩荡荡的元军舰队向着日本出发了。

1.“无礼大汗”碰上“无礼武士”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这封日本人称之为《蒙古国牒状》的国书抄本，今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

公元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正月，日本京都。满朝公卿围坐在后宇多天皇的御座前，惶恐不安地开了六天外交扩大会议。会议的起端就是上面这封来自元世祖忽必烈的蒙古国书。

国书充满恐吓的味道，上来就自称“大蒙古国”，指责日本这个“自古小国”竟然“无一乘之使”，奉劝日本拿“感戴来朝”的高丽做榜样，来朝通好，否则“以至用兵”。

从唐末到宋代，日本和中国王朝断绝正式的官方往来，已经长达近三百年，突然接到这样一封含有威胁的无礼国书，日本人的愤怒和困惑可想而知，何况，我们有理由怀疑，闭塞孤岛的日本人对铁蹄踏遍欧亚大陆的蒙古人究竟了解多少？面对这件被称为“当世天下无双的大事件”，公卿们意见不一，最后才决定由参议藤原长成草拟了一封回书，送交镰仓幕府做最后裁决。

先简单解释一下日本的政治格局。京都的天皇是精神领袖，世俗政治是做不了主的，做主的是位于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的幕府。镰仓幕府是平安时期武将源赖朝建立起来的武家政权，但从第二代将军起，权柄早早落在豪族北条氏手中，北条氏世袭摄政，称为“执权”。此时，幕府的当家人是第十七代执权、年仅18岁的北条时宗。

和胡须花白的公卿连开六天会的慎重相比，北条时宗很好地解释了什么叫年轻气盛，他断然做了最后裁决：蒙古国书无礼，取消回书，不予理睬。

对不平等、无礼的要求采取冷处理——骄傲的日本人是有先例的。北宋年间，败家皇帝宋徽宗赵佶曾委托商人带来一封国书，要求日本向其进贡“珍奇之产”，以示“事大之诚”，日本也认为无礼，没加理会。

于是，纵横欧亚大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古帝国，被日本武士无视了。

没有接到只言片语回书的忽必烈很奇怪，他不相信小小岛国胆敢蔑视自己，所以一厢情愿的认为是使者没把国书送到日本国王手中。于是，忽必烈接二连三的派出使者，持国书去日本“招谕”，但幕府还是继续不理不睬：老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忽必烈怒了！

这个因仰慕中原文化而一手开创了“大元”的皇帝，被中亚各汗国的堂兄弟一致认为背离蒙古祖制，骨子里却还是一头草原的嗜血苍狼。

后世人对忽必烈为什么执着地征日，假设了许多理由，其一，忽必烈相信日本黄金遍地；其二，日本海贼经常骚扰高丽，所以忽必烈要为女婿（忽必烈把女儿嫁给了高丽国王王昛）出头；其三，为了孤立南宋而形成大包围圈。但这些假设没有一个真正有说服力。

忽必烈的一生，以开疆扩土为己任，专治一切不服。

早年作为拖雷家族的继承人独率一军，征讨南宋；

北上击败幼弟阿里不哥夺取汗位；

东征把高丽国王打到海岛上抗战，最后不得不臣服；

南下征服南宋，逼得末代小皇帝赵昺蹈海而死；

三征安南，三平缅甸，跨海远征爪哇；

晚年亲征中亚汗国侄子海都的叛乱，72岁的忽必烈已经无法骑马，但仍然固执地坐在由四只大象驮着的木塔上指挥作战！

——日本武士惹错了对象：忽必烈可不是宋徽宗。

2. 谁敢与我“一骑讨”

公元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10月3日，元军大小战舰九百艘，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水手六千七百人，共计三万两千三百人，在都元帅忻都、左副元帅洪茶丘、右副元帅刘复亨统率下，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征伐日本本土。日本史书称此次战役为“文永之役。”

浩浩荡荡的元军舰队从朝鲜半岛南部的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出发，距离日本只有一两天的航程，首先打击的目标很明显：朝鲜海峡上两个弹丸小岛——对马和壹岐。

10月5日攻占对马岛，对马守护（日本古代官职，总管地方军政大权）允助国率80骑抵抗，全军覆没；

10月15日攻占壹岐岛，壹岐守护代平景隆率100骑接战，遭全歼，代平景隆切腹自杀；

10月16日逼近肥前（今日本九州长崎县）沿海岛屿，肥前守护松浦氏率众抵抗，死伤惨重。

元军舰队势如破竹，直逼九州！

此前，日本本土只在一百年前遭受过一次外族的小规模袭击，袭击者是人数不详的刀伊海盗（契丹族），在沿海诸岛掳掠一番后，被日本当地豪族组织反击赶跑。

早在第一次拒绝向蒙古通好后，北条时宗就对全国的武士发布了警告：“蒙古人包藏祸心，窥伺本朝，宜早戒备，以防不虞。”而在高丽臣服和南宋节节败退的消息陆续传到日本后，日本朝野已经知道了蒙古人的厉害。不过，当凶悍的蒙古人真的跨海而来，突然杀到自己面前时，日本人还是不可避免的陷入到惊恐之中。当时一个日本和尚日莲上人，记载了元军在对马和壹岐两岛的残暴行径：“二岛百姓之中，男丁或被杀，或被掳，女子则被集于一处，用绳索穿手掌而过，锁于船舷之上。”

在幕府的严令调集下，北九州的所有武士都向海边的博多湾地区聚集，总人数约三万左右，镇西奉行藤原经资担任总指挥。

日本武士的战斗力如何？

镰仓幕府时代，日本地方上的武士称为“御家人”，由历代有功于幕府的家臣组成。“御家人”有田产，有私兵。打仗时，郎党、私兵自成一队，随同主人一起出征。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和同时代的欧洲骑士很相似，平时是小封建田园主，战时自带部属、自备武器、打着五花八门的旗号，自小训练的武士单兵战斗力很强，但战术上原始落后，缺乏整体作战的训练和纪律。

10月20日，元军主力在九州北部的博多湾登陆，兵锋直指太宰府（九州的地方政府所在地）。

藤原经资指挥的日军，按照古代日本会战的惯例，在空旷处列好阵势，等待元军全部登陆后，开始放“鸣镝”，接着一名武士策马上前，大声报上自己名号：“我乃某某国某某某！”要求对方身份相当的武将前来“一骑讨”——单挑，结果等待他的是蒙古人如蝗般的短箭……

这一幕，就像两个时代的战士在错乱的时空隧道中，猝然撞在了一起。

面对完全不按“规矩”作战的蒙古人，日军阵中一片茫然。尽管如此，日本骑兵仍然骑着矮小的日本马，勇敢地向元军发起了冲锋，元军击鼓鸣锣，杀声震天，在日本马惊恐不前时，无数毒箭射向日军，更可怕的是，元军队伍里还带有一种叫“震天雷”的铁炮，虽然威力远远比不上后世的大炮，但对于从未见识过大炮威力的日本人来说，足以气夺胆丧。日军的第一波攻击，以伏尸遍野告终。

对蒙古人的战术和武器，日本史书上不无畏惧的记载道：

“蒙古矢短，但矢根涂有毒液，射上既中毒。敌数百人箭射如雨，长柄矛可刺进铠甲缝隙。元军排列成队，有逼近者，中间分开，两端合围，予以消灭。元军甲轻、善骑马，力大，不惜命，豪勇自如，善于进退。大将踞高处指挥，进退击鼓，按鼓声行动。在后退时，铁炮中装铁弹，随着火焰喷出，四面烈火，烟气弥漫；其声凄厉，心碎肝裂，目眩耳聋，不辨东西，被击毙者极多。”

因为是跨海作战，运输、草料、补给困难，所以元军并没有携带大量战马，岸上的战斗中，元军基本是列成方阵的步兵军队，缺乏最锐利的蒙古骑兵。但就算这样，在战术、武器上完全落后的日军，很快被元军打得节节后退。但是，骁勇的日本武士以一族一党为单位，不惜命的轮番冲击，也给元军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3. 一个小武士的奋斗史

这场战争成就了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日本武士。

竹崎季长是肥后（今日本熊本县）豪族菊池氏的部属，土地不多，人丁不旺，算是个当地小土豪。接到幕府作战的调集令，竹崎季长大喜过望，在一脑子凭借战功振兴家门的狂热梦想中，率领自己仅有的四个郎党（其中一个是他的姐夫），高高兴兴的奔赴九州前线。

一路上，竹崎季长遇到了许多身着大铠手持长弓的土豪武士，来自九州各地的贫穷武士们，很多是典卖田产凑的路费，但他们都怀着同样的立功梦想，互相交换头盔鼓励：“一定要抢“一番枪”啊！”

“一番枪”是什么？是指第一个冲入敌阵，立头功。

到了太宰府，杀声已经传来，一路见到很多受伤败退的武士，更加刺激了一心想斩将夺旗的竹崎季长。他们一行五人朝着战事最密集的鹿原地区奔去，终于，竹崎季长看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场景：元军一股多达千人的部队正在前进，周围没有其他日本武士攻击。天赐我也，“一番枪”的机会来了！

竹崎季长手持日本刀，催马朝元军的阵地扑去，四个郎党紧紧跟随——三个骑马持弓，一个步卒扛着竹崎家的旗帜——这绝对是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主从五人飞蛾扑火一般的进攻！

“肥后国竹崎五郎兵卫尉季长来冲阵了！谁敢与我一骑——”竹崎季长的开场白还没说完，就连人带马被无数乱箭射翻在地，身受重伤，身后郎党也死的死，伤的伤。幸亏身后另一个武士白石道泰率领百骑人马冲散了元军，才救了竹崎季长一命。

文永之役战后，幕府按照惯例要评定谁是“战功第一”，封官行赏。本以为头功非我莫属的竹崎季长却似乎被遗忘了，孤独地躺在家里养伤。愤怒的竹崎季长决定亲自去遥远的关东，向镰仓幕府申诉。为了凑足路费，这个倔强的小土豪卖掉了自己的战马，孤身一人步行踏上了上访之路。

整整走了两个月，竹崎季长终于来到了镰仓，并受到了幕府“御恩奉行”安达泰盛的接见。安达泰盛被这个不屈不挠的小武士感动了，他认定了竹崎季长的战功，封了官加了赏，并赐了一匹骏马。

衣锦还乡的竹崎季长，自然受到肥后族人的热烈欢迎，也成为无数日本小武士羡慕的对象。在元军第二次入侵的“弘安之役”中，竹崎季长再次夜袭敌船，建立新功。战后，他聘请画师把他战争中的事迹原原本本的画下来，这便是著名的《蒙古袭来绘词》（又叫《竹崎季长绘词》），成为“蒙古袭日”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说完这个小武士的奋斗史，再回到战场，那里有无数竹崎季长一样的日本武士。

登陆后分头进攻的元军，在几片战场上呈现出同样的场景：元军排列成队，迎接着日本武士小到几骑、多到几百骑的轮番冲击。矮小的日本武士骑着同样矮小的日本马，穿着色彩绚丽的盔甲，手持长弓利刃，高举着五花八门的旗帜，像海浪拍打礁石般，顽固不舍地一波一波攻击。

能征惯战的元军有点吃不消了，激战了一天，尽管日军伤亡惨重节节后退，但元军的伤亡数量也逐渐增多，更糟糕的是，右副元帅刘复亨被日军前线将领藤原景资一箭射中肩窝。眼看天黑下去了，双方陷入僵持，日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阻止了元军向太宰府的推进。因为担心会遭到夜袭，元军全部撤回到停在海边的船上。

4. 元舰一夜消失了

这一夜无人能睡。

镰仓和京都的宫殿灯火通明，北条时宗在忙着调集四国的武士增援九州，后宇多天皇则亲临神宫祈祷。九州的太宰府里，激战了一天的日军将领，在对明天即将到来的恶战争嚷不休。

元军的海船上，高级将领们也在召开军事会议。眼看日军顽强抵抗，而且数量有增无减，统帅忻都心生退意。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军将领金方庆坚决反对撤退：“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忻都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忻都做了最后决定：明日班师。

当夜，灾难却突然降临。

一股强烈的台风夹杂暴雨，当天夜里突袭博多湾沿海。元军舰队一片混乱，这些海船全是高丽人按照老式造船法所制，质量不够牢靠，在台风暴雨中或碰撞而翻，或触礁而沉，士卒溺死者多达万余人。

对元军遭遇台风暴雨的详细经过，如台风时间和损失情况，一直到今天都说法不一。日本某些史料明显夸大其词，有称：“凶贼船数万泛海上，突然逆风虞起，吹归本国，少数船只搁浅陆上。”元军舰队一共千艘不到，哪里来的“数万”？

不过，《元史•日本传》里却对台风只字未提，只是简单的叙述为：“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

第二天清晨，日军在太宰府前集结列队，准备迎接更艰难的战斗，但久久不见元军来攻，派斥候（侦察兵）一打听，一个天大的喜讯传来：海面已经空荡荡，没有一艘元军的战舰！

除了少数立功心切的武士，日本朝野一片狂喜，敌人逃了，我们胜利了！

虽然“元寇”走了，但谁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开始了祈祷——从龟山上皇、后宇多天皇到公卿大臣，个个前往神社祈祷神鬼显灵“敌国降伏”。幕府执权北条时宗也不例外，笃信佛法的他刺血写经，祈求菩萨保佑。

军事上，日本也在积极增加防备力量，九州、四国的武士加强戒备，关东的武士调往京都戍守。最关键的是，日本人用了五年时间，组织民力在博多湾沿海滩头构筑了一道防御石墙，石墙高6～7尺许，宽1丈，蜿蜒长达20公里，等于修筑了一道阻碍元军的海岸长城。

日本人同仇敌忾加紧战备的同时，忽必烈却茫然不知。

第一次征日结束后，在忽必烈看来“入其国败之”已经达到了效果：这下夜郎自大的日本人肯定知道蒙古大军的厉害吧！第二年春天，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了一支由礼部侍郎杜世忠为首的使团，招谕日本称臣通好。这次，北条时宗更加干脆：将五个使臣首领拉到镰仓郊外的龙口斩首。

这群万里迢迢送死的羔羊，其实是死在忽必烈的盲目自信上。临刑前，杜世忠吟了一首李白的诗：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吾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历史证明，如果你想激怒蒙古人，有一个好方法：侮辱他们的使者。六十年前，成吉思汗派使团去中亚大国花刺子模，使者被剃光胡须赶走，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挥军西征终于屠城灭国；十五年后，爪哇国王将前来招瑜的元朝使臣孟琪黥面（脸上刻字涂墨）驱逐，招致忽必烈的三万大军跨海远征。

日本人斩了使者！当一个侥幸逃命的高丽水手把详细情况带到大都时，忽必烈彻底震怒了。

公元1279年，广东崖山，随着末代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抱着蹈海而死，南宋覆灭。平定了大陆，忽必烈开始腾出手重点对付日本，大量士兵和无数粮草被运送到高丽境内，高丽和中国江南的造船厂昼夜开工，兴建大小战船——第二次跨海远征紧锣密鼓。

二、大军覆灭岂因神风

今天如果去日本福冈观光，可以在博多湾蜿蜒的海岸线上，看到部分残破的“元寇防垒”遗址。在冷兵器唱主角的十三世纪，长达20公里、一人多高的坚固石头防垒，确实是蒙古骑兵难以逾越的护国长堤。

元军的庞大舰队，再次被暴风吹打得七零八落，看上去，日本真是命好。在后世无数“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讽喻声中，有多少人留意过这些不起眼的石垒？元军覆灭，岂是神风的功劳？

1. 无边石墙挡住了蒙古铁骑

公元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弘安四年）年初，元军第二次征日舰队集结完毕，这次的远征军空前强大：兵分两路，一路以忻都、洪茶丘为统帅，率蒙古、高丽、汉联军四万人，从高丽合浦出发，沿上一次的线路先攻对马和壹岐两岛；一路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率江南军（南宋降军）十万人从宁波出发，横渡东海到壹岐岛会师。日本史书称为“弘安之役”。

两路大军共有十四万人，大小战舰四千四百艘，堪称十三世纪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狮子搏兔用全力，忽必烈这一回是横下心要灭亡日本了，要知道，元军灭宋战争一共也不过动用二十万军队。志在必得的元军战船里，甚至装载了大批农具和种子，做好了边屯田边作战的长期准备。

大军临行前，忽必烈告诫众将：“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一是不要滥杀百姓，二是将领要团结，应该说忽必烈很清楚自己军队的两大弱点，但是事后证明，他告诫的话一点没起作用。

5月，率先出发的东路军九百余艘战舰横跨朝鲜海峡，首先攻陷了对马岛和壹岐岛，因为遭遇守军的殊死抵抗，恼羞成怒的元军大开杀戒，300多岛民被屠戮。

东路军占领壹岐岛后，按照计划，应该在此等候江南军在6月中旬会师，共同登陆进攻。但是，统帅忻都自恃熟门熟路，加上抢功心切，根本没有等江南军，命令舰队率先驶往博多湾，准备登陆作战。

这时的博多湾太宰府前，从九州和四国聚集而来的四万日本武士，早已严阵以待，前线指挥还是镇西奉行藤原经资。经历了“文长之役”血的洗礼，日本武士早已全民皆兵，十几岁的少年也拿起了竹枪，连藤原经资年过八十的老父亲，都披上了甲胄从军。

黑压压的元军舰队终于开进了博多湾！忻都威风凛凛地站在巨舰船头，大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架势。不过，首先映入忻都眼帘的赫然是一堵望不到边的高大石墙，石墙后无数日本武士弯弓搭箭等待厮杀！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旷的滩头，陡然冒出来的石墙，当然“尽是刘郎去后栽”了。

面对出乎预料的障碍，忻都不敢贸然挥军登陆，于是舰队在海中停泊下来，经过侦察，元军开始选择迂回进攻，攻击守卫薄弱的志贺岛。

不过，志贺岛也不是块好啃的骨头。

志贺岛是位于博多湾南部的一个狭长半岛，面积只有12平方公里，海潮退时，露出的海滩可以直通陆地。但是，狭长崎岖的地形根本不适合元军的大部队作战，相反，日军倒是可以充分发挥单兵能力强的特点，于是，战斗在小规模的弓矢对射、刀枪互斫中残酷进行，死尸堆满了小小的荒岛。

最令元军苦恼的是日本敢死队的夜袭。第一次夜袭来自海贼出身的松浦党武士草野氏，熟习海战的草野氏率部下乘着两艘小船，偷袭停泊的元舰并纵火焚烧，乘乱斩首二十一级。其他武士纷纷效法，彻夜不断的驾驶小船冒死袭击。元军无奈，只好把舰队集中停泊，用大船挡在外围，欺负日本船小难以进攻，彻夜点起火把灯笼，一旦发现偷袭，就用弓弩乱射。

两军在小小的志贺岛对峙了一周，元军还是无法进展到陆地。此时，不谙海战的元军已在海船上生活了快两个月，拥挤的船舱、盛夏的高温加上水土不服，3000余人死于疫病。

忻都直到这时，才对单独抢滩登陆博多失去了信心，决定撤回壹岐岛，等待江南军的十万大军会师。

一连等了10天，海面上还是不见片帆，只携带3个月粮食的东路军上下心急如焚：江南军为何迟迟不来？

2. 大风起兮舟飞扬

原定6月中旬会师的江南军，此时才刚上路。

因为出了事：总指挥阿剌罕途中突然病故。

阿剌罕是元军著名大将，转战南北功勋卓著，所以忽必烈任命他为两路元军的总指挥。没料到随江南军刚刚出发，阿剌罕就病死在船上。这下，江南军的统帅范文虎只好停船，运送尸体、上报朝廷。忽必烈得报后，改任阿塔海为总指挥。但是阿塔海久等不至，范文虎怕延误战机，实在不敢再等，于6月18日命令全军东渡。

到了7月初，江南军的3500艘战舰才抵达壹岐岛。尽管姗姗来迟，但望眼欲穿的东路军还是欢喜甚于埋怨，因为他们即将断粮了。

两路大军会师后，原计划是在博多湾登陆作战，但冒险强攻石墙实在没有胜算。于是，日本沿岸的侦察兵看到，一连几天，元军舰队沿着九州的海岸线漫无目的地游弋，最后向北松浦郡的鹰岛驶去，不过走走停停，晚上停泊时则用铁链将战舰连着，弓弩兵严加守卫。

谁也不知道这些天中，元军的诸位将领到底为什么迟疑不决。

转眼一个月白白浪费，这时，台风到来的前兆已经浮现，《元史》中记载：“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日本夏季是暴雨台风的高发期，海水出现难闻的硫磺味，就是暴雨和台风的前兆，但是元军统帅毫无灾难常识，不知事先躲避，任由舰队继续停在鹰岛附近的海面。

闰七月初一夜，台风和暴雨突然降临。据日本《镇西要略》记载：“暴风大扇，洪波滔天，烟飞云不敛，雷雨如暗夜”，巨浪拍打中，元军密密麻麻排在一起的战舰互相撞击，这些船只因为抢建，大多施工草率质量低劣，转眼间舰毁人亡，溺死者不计其数，死尸在海滩堆成了小山。江南军统帅范文虎的旗舰同样遭殃，幸亏他死命抱着一块木板，才被部将张禧救起。

惊魂未定的范文虎决定退军，张禧建议说，士卒虽然死伤大半，但活下来的都是青壮战士，反正已经是无路可退，不如强行登陆死里求生。已经吓破胆的范文虎不肯听从，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于是，范大帅一声令下，率领余舰仓皇归去，东路残军同时扬帆西归，船少人多，丢下了散落在海岛上的数万士卒。归途中，一个岛上4000元军士卒哭喊哀求，张禧叹道：“我安忍弃之！”将船上七十匹战马抛入海中，救回这部分士兵。

这样，十四万浩浩荡荡的征日大军，落得个仓皇归国的结局。

范文虎其人，本是南宋殿前都指挥使，襄樊守将吕文德的女婿，先是在救援襄阳战役中畏敌不前，“轻舟先遁”；后在防守城坚粮足的安庆时，元将伯颜来攻，范文虎立刻举城投降，摇身一变，成了元朝的两浙大都督、征东行省右丞。此番两路大军征日，东路军还算打了几场仗，江南军空有十万之众，却在无能统帅的旗下，未见一阵，丧师而还。

战争中，被遗弃士兵的结局都是悲惨无比。元军先期占领的几处海岛上，无船可归的士卒共有三万多人，缺粮少水，完全丧失了斗志。这回轮到日军收拾残局了，日本武士驾驶小船，挨岛搜捕，元军或战死或投降，无一幸免。日军将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汉人（指北方汉人）全部屠杀，只留下江南军（原南宋士兵）和部分工匠做奴隶。

弘安之役，元军究竟伤亡多少？

《日本外史》称：“闰月大风雷，虏舰败坏，我等因奋击，鏖虏兵，伏尸蔽海，海可步而行，虏兵十万，脱归者才三人。”

只有三人逃生是夸大其词，很明显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高级将领全都顺利归国，当然他们都被忽必烈罢免了官职。《元史本纪》说是“士卒十丧六七。”高丽《东国通鉴》则说，“元军不返者，无虑十万有几；我军不返者，亦七千余人。”综合来看，十四万征日大军损失了绝大多数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两次征日损兵折将，但性格老而弥坚的忽必烈没有罢休。两年后，他再次调兵遣将，“募兵造舟，欲复征日本。”在百官的极力谏阻下，第三次征日才没有成行。此后，忽必烈忙于征安南（越南），才不得不下诏：“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忽必烈1294年去世后，后世子孙一代不如一代，沉湎于恒舞酣歌之中，更加断了征日的念头。

终元之世，元朝廷不曾和桀骜不驯的日本再发生什么往来。

3. 可恨的神风

曾和一个日本留学生聊起蒙古袭日的话题，他却说了让我惊讶的一番话。他说：“这是没必要的战争。北条时宗是个不懂外交的呆子，他要是不杀使者，忽必烈不会进攻日本。”

这个日本青年的开放观点有他的道理，谁也不知道如果当年日本人放下面子，用“来使通好”顺从了忽必烈，后来的战争还会不会发生。有时候，探究历史的趣味就在这里。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小小的岛国如此万众一心，为什么他们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当年，两次战胜了敌人，日本朝野上下无不欣喜若狂，对神灵的祈祷内容已经从“敌国降伏”，改为“感谢神风保佑”，从此，“日本是神国”的观念深入日本人心。不过，神风真有这么神吗？如果日本人在“文永之役”不积极抵抗，“弘安之役”不严加防御，早就被元军长驱直入了，那时，元军深入内陆坐镇京都，博多湾的“神风”再狂暴，与之何干？

后世的日本人其实已经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力量。江户时代的学者、《日本外史》的作者赖山阳写过一首《蒙古来》的汉诗：

“蒙古来，吾不怖。吾怖关东令如山，直前斫贼不许顾。倒吾樯，登虏舰。擒虏将，吾军喊。可恨东风一驱附大涛，不使膻血尽膏日本刀。”——吹沉敌舰的神风是可恨的，没能使我们的日本刀派上用场！

那么，没有神风的保佑，元军能征服日本吗？

我们不妨事后诸葛亮，纸上谈兵一下。

先看元军。兵力上，虽然十四万人，真正战斗力强的只有蒙古人为主体的东路军四万人。江南军十万之众全是南宋的降兵，战斗力很弱，日本方面的记载也有对南人战斗力的轻视（我很怀疑江南军是计划中用以屯田的主力）。将领上，忽必烈指定的总指挥没有随船出征，两路大军的统帅其实是各怀心事，忻都骄悍无谋，范文虎胆小怕死，注定不能同舟共济，从他们会师后逡巡不前的表现，不难看出矛盾重重。粮草武器上，东路军只携带三个月的粮食，原本打算占领九州屯田，但事实上只占领了几个贫瘠的小岛，不可能获得多少补给，最有威力的铁炮、弓箭更是打一发少一发，加上日军已经熟悉了元军的新式武器和战术，战斗起来难度更大。

再看日军。日本的兵力在九州只有四万人，但如果四国、关东的军队全来支援，总兵力肯定不会低于元军的十四万，而石墙防垒的存在，正好弥补了日军对蒙古骑兵、方阵兵集团作战的劣势。战斗力上，日本武士的勇敢不亚于蒙古人的剽悍。斗志方面更不用提，和元军劳师远征侵略他国相比，这场战争对日本人来说，是场要么亡国灭种、要么绝处逢生的生死战，就算元军打到镰仓和京都，相信日本人也不会屈服。

天时地利人和，元军能占几何？就算海上天天风平浪静，继续打下去，元军只有弹尽粮绝无奈退兵一个结局。

还有一个很好的旁证。忽必烈三次征讨安南损兵折将，安南是内陆小国，没有日本这么得天独厚的海洋防御条件，但安南人全民皆兵，凭借顽强的抵抗将元军深陷在游击战和恶劣自然条件下，不得不草草收兵，承认安南的主权。

安南、日本都是既小又贫的弱国，但恰恰是他们，抵抗住了强大的蒙古人。回想同一时代的南宋，国力繁荣，兵多粮广，却君昏将弱，军心涣散，一败再败，终遭亡国之恨，怎能不令人感慨。

日本有一首歌，叫《元寇》，歌词大意是：

“弘安四年夏，元寇纷纷来。四百州协力，十万骑渡海，国难正当头。镰仓好儿男无惧色，奋我武勇力，伸张正义为四海。”

日本人近代的军国主义，残害了太多国家，在饱受侵略的邻国眼里，他们是“日寇”，但是在日本历史几乎唯一的一次“伸张正义”战争中，日本保住了家园，不是靠神风，而是靠歌词中唱到的“镰仓好儿男”。

4. 老僧也为避秦来

“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于拳密如雨。七千巨船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得知元军进攻日本遭遇暴风倾覆，立志“不食元粟”的南宋移民郑思肖兴高采烈的写了首《元鞑攻日本败北歌》。

已经亡国的南宋子民，在蒙古人的歧视下沦为最下等的“南人”，饱受欺凌和压迫。有骨气的除了像郑思肖一样隐居郊野，还有的索性选择抛弃故土，东渡日本。在他们眼里，那个遥远的东瀛小岛比腥膻的“元鞑”更加有文化上的亲近感。

一个南宋和尚也选择了东渡，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蒙古袭日的战争中，充当了日本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位和尚就是禅宗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元禅师。

祖元禅师，法名祖元，号无学，南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县)人，自幼出家，得到临济宗真传。南宋末年兵荒马乱，祖元避乱来到雁荡山能仁寺。元军打到寺院的时候，众僧逃离，只有祖元端坐禅堂。元兵挥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大声威胁，祖元却坦然诵偈：

“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

大意是：天地虽大，竟没有一个出家人立锡杖之地。所幸的是，我已悟出人、法皆空的妙理。请你不要咆哮，珍重你手中的三尺剑，因为用刀剑来杀我的头，犹如用闪电的光影来斩春风一般。

这样充满禅机的偈子，想必粗鲁的元兵是不懂的。不过，大概觉得这个老和尚比较奇特，元兵还是放弃了斩他光头的主意。南宋亡后，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派遣两个日本僧人带着聘书到中国，邀请祖元东渡。

1279年，祖元离开了物是人非的中国，东渡日本，出任镰仓建长寺第五代住持。北条时宗和他父亲时赖一样，醉心于禅宗佛学，对来自中国的高僧非常尊敬。北条时宗对祖元执弟子礼，心中但凡有苦恼都会到寺院里求教。

元军第一次袭击日本后，日本举国都在祈祷神佛，见肩负抗敌重任的北条时宗忧心忡忡，祖元明白年轻的当家人需要指点迷津，于是给了三个字真言：“莫烦恼。”

1281年，元军十四万大军第二次渡海征讨日本，北条时宗来到建长寺参见祖元，告知：“生存死亡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祖元问：“将军准备好了吗？”

临济宗以机锋凌厉、棒喝峻烈的禅风闻名于世，北条时宗受师傅熏陶已久，他的回答是大吼一声：“喝！”

祖元赞道：“真是狮子儿，能做狮子吼。”

在精神导师祖元的鼓励下，北条时宗果真如同一头激怒的狮子，率领镰仓武士，打退了元军。而祖元这个身处异乡的中国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向摧毁故国的残暴元军报了仇。

某日，这个老和尚孤独来到本州南边的“徐福祠”里献香，沉吟良久，写下一首传诵古今的诗：

“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也为避秦来。”

第三章 驱之不散的恐怖分子

——明代抗倭篇

明代的百科全书《万宝全书》里画有一幅日本人像，人像上半身赤裸，下身穿裙，赤脚，身体肥壮，肩扛长刀，一副暴戾的野人模样。人像旁的注释是：“日本国即倭国，在新罗国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九百余里，专以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

专门靠做海盗为生——这就是明朝士俗对日本的普遍看法。

在宋朝人眼里还是“风俗好、工辞藻”的世外桃源日本，突然变成了明代人人痛恨的“海盗之国”，全都因为那群驱之不散的海上强盗——倭寇。

倭寇对大陆的侵扰从元朝就开始了，明初逐渐猖獗，到了嘉靖年间终于肆无忌惮，他们明火执仗，破城劫舍，杀人掳财，把富饶的东南省份笼罩在恐怖的阴云中。看上去军事很强大的大明帝国，却像一个纸糊的老虎，往往一股几十人、上百人的倭寇，能视官军如草芥，横穿半个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在最疯狂的十五世纪中叶，大明帝国的半壁江山在颤抖。

毫无疑问，对于承平已久的大明王朝来说，这群“髡头跣足，手舞双刀”的暴徒，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

明代抗倭战争，不是国家与国家间的正式开战，因为中国皇帝找不到对“恐怖行动”负责的对手——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到世宗朱厚熜，都为找不到那个能制止倭寇的“日本国王”而苦恼，而处于战国乱世的日本群雄，也在为成为“日本国王”而努力。

政治上，这是一场剿寇平乱，军事上，则是由无数小规模战役组成。倭寇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战略目的，他们驱之不散的原因只有一个：掠夺尽可能多的财物和人口。集合在如此单纯目的下的倭寇人群，成分非常复杂，有日本的浪人、商人、渔民、无赖，更多的则是中国沿海省份的不法分子，他们之间的互相勾结，使得明朝中叶的这场战争更增添了无数复杂之极的因素。明朝军队所要应对的，是一支支混编游击队，他们拥有日本真倭的勇气、战术、武器，和中国假倭的狡猾、老练、熟门熟路，战争进行得异乎寻常的艰难。

战争打到最后，在明朝逐渐觉醒的庞大国家机器转动下，缺乏战略思路、兵源和经济后盾的倭寇难免滚回老家，而明朝也不无收获，在军事上体现更甚：诞生了戚继光、俞大猷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组成了沿海质量可靠的舰队，这些力量在若干年后的万历朝鲜战争中，都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从倭寇直接把战火烧到中国人家中的那一刻起，大陆对邻国日本的最后一丝好感彻底消失。《明史•日本传》的结束语，涵盖了明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仇视态度：“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一、大明皇帝和日本的那些事儿

明朝抗倭的故事，得从太祖朱元璋说起。开国皇帝就是有气派，直接派使者下国书到日本，喝令“日本国王”：不取缔倭寇，就发兵把你抓起来！

结果，使者被砍了脑袋，回书桀骜不驯，英明神武的朱元璋屡次被小邦日本羞辱，却不敢天子一怒发兵征讨。而到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位时，一封署名“日本国王臣源”的国书突然从日本巴巴的送来。从横眉冷对到点头哈腰，日本为什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1. 朱元璋最恨日本人

《明诗综》里录有日本使者答里麻的《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一诗：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诗中的大明皇帝不是别人，正是明代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史载，看了此诗后，“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这首诗为什么触了朱元璋的龙颜？

且看看朱元璋自己写的一首诗就明白了——别奇怪，朱元璋虽然是三代贫农出身，但一生好学，写过不少诗。大致来说，词句欠工，却不乏粗豪之气。

朱元璋写的是首乐府，诗名《倭扇行》：

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

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

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

浮辞尝云弁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

王无辩，折裤笼松诚难验。

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

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原来如此。在朱元璋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跳梁小丑——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难怪日本使者“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的自我赞美诗，会招来他的严重反感。

当然，这可不是朱诗人的同行相轻，朱元璋鄙视日本由来已久。

但凡一个王朝初定，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宣告：元朝已经完蛋了，现在中国是老朱的大明王朝了，你们赶紧奉大明为“正朔”来朝吧。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

日本当时正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乱着呢。源氏后代足利尊氏发动政变，灭了镰仓幕府，赶走了后醍醐天皇，拥立了一个傀儡光明天皇，尊氏则被封征夷大将军，建立了室町幕府，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逃到京都南部的吉野山，另立朝廷，史称南朝。一南一北，两个天皇，都称自己是正统，对方是“伪朝”——自己的朝代更替还没搞定，哪里有空顾及祝贺邻国？

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

苦于倭寇的骚扰不断，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派杨载出使日本，带去了一封国书：“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这封国书写得异常霸道——如果不称臣，不取缔倭寇，就要出兵“直抵其国，缚其王”。

收到国书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国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

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皇子，向以作风泼辣、作战英勇著称。南北两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锋——筑后川之战中，怀良亲王亲自上阵督战，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胜。

皇子身份加上骄傲性格，怀良亲王看到这封老子训儿子口气般的国书，自然怒火中烧，当场喝令斩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等两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怀良亲王和当年的北条时宗一样，用血淋淋的人头向大陆做出了回答。

2. 你无礼，我不征

朱元璋听到使者被斩时的怒火，不亚于当年的忽必烈。

那么，要不要派兵“直抵其国，缚其王”呢？

思前想后，朱元璋忍了。

又过了若干年，日本终于来使者了，但都是借朝贡之名做生意的，上表称臣的还是没有。朱元璋从他们口中，得知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大为失望。于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再次遣使送国书给“日本国王”，依然以开战相威胁：

“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祸。如吴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也，王其审之。”

国书到达日本九州后，同样被扣在怀良亲王手中而没有到达北朝。当时北朝大兵压境，南朝节节败退，已处苟延残喘之中，怀良亲王这次收敛了脾气，没敢斩使，只是回了一封绵里藏针的国书：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文章，论武有孙武韬略之兵法。又脚下选股陈梢，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 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节选）

这封国书在中日历史上很有名。虽然怀良亲王自称“臣”，但言辞犀利，强直豪壮，“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的豪言，实在是才子手笔。

堂堂天朝之主，却受到夷狄小邦如此奚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话说，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都被朱元璋赶回漠北牧羊，日本如此无礼，朱元璋为什么不兴兵征讨？

天下初定，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然深知休养生息的重要，从政治上考虑，他自然不愿再起干戈。从军事上考虑，北方的蒙古残余才是心腹之患，日本虽然不臣，但远在大洋深处，劳师远征，胜败难料，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当然，如果朱元璋能预知他一手开创的大明江山后世屡遭倭寇侵犯，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出动百战之师，不惜一切为子孙拔掉这根荆棘。

既然不主动进攻，只能被动防御了。朱元璋先是发布禁海令，“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又让已经告老还乡的元戎汤和重新出山，负责海路防倭，汤和一口气在浙江、山东、辽宁等沿海地区修筑了59个卫所，驻了三十万大军警卫。

朱元璋一次又一次忍下了恶气，不过“怒日本特甚”，从此对日本使者一概乱棍打出，朝贡也一概拒绝接受，宁愿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同时，朱元璋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写入《祖训》，告诫子孙：这些蛮夷国家如果不主动挑衅，不许征伐。

3. 日本国王臣源

从隋朝开始，日本和中国搞外交一向很有几分傲骨，体现在国书的称谓上，就是强调平等，不肯称“臣”。遣隋使携带的日本国书抬头赫然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弄得隋炀帝很不爽。后来日本国书又改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还是透着“我俩一般大”的倔强。就连态度最恭敬的遣唐使来华，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称臣”国书的记载。元朝就更别说了，直接斩使示威。到了明朝，怀良亲王那封致朱元璋的国书虽然自称“臣”，但他的署名是“征西大将军”而非日本国王。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日本要把强硬进行到底的时候，日本却突然放了个软泡。

明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从侄子手中抢走皇位的第二年，一封署名“日本国王臣源”的国书翩然而至。

“日本国王臣源”是谁？室町幕府的三代将军足利义满。

不少中国人是从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第一次知道这个“将军大人”的。足利义满是日本历史上的大人物，他以武力结束了南北朝的乱世，统一了全国。而且，他喜慕中国文化，嗜爱中国珍宝、商品、书画。在中日关系断绝了二十余年后，他主动派使者前往明朝，请求朝贡。

朱棣看到久不来朝的日本“慕义来归”当然很高兴，所以当即派赵居仁东渡日本，册封了“日本国王源道义”，并且赐以一枚龟形金印(“日本王之印”)。“源道义”是明朝人给足利义满起的名字，当朱棣的诏书到达时，足利义满恭恭敬敬的行了跪拜之礼，并在回书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天皇是傀儡，足利义满就是日本事实上的国王，他对来自明朝的册封显然很满意，每当明使西来，他都携妻妾亲去兵库港口隆重接待，甚至还在京都的寺院里，身穿明式服装，和明使一同赏玩红叶。

为表示诚意，足利义满还捉了二十多个倭寇首领，捆绑起来遣使献给朱棣。朱棣大喜，为表示上国气度，当即“命治以彼国之法”。

“彼国之法”是怎样的？日本使者从北京回到宁波，上船回国前，找了一片空阔的海滩，将这帮倭寇首领五花大绑放在铜甑（古代蒸饭的一种的容器，类似于现在的蒸锅）里，下面燃起柴火，全部活活蒸死。

这是第一次日本官方对倭寇的直接干涉，可以看出，只要日本政府想做，倭寇完全可以取缔。

行跪拜之礼，国书称臣——后世有些日本人对足利义满的行为大为不满，认为是日本外交史上的耻辱。其实，就是当时，也有不少臣下觉得丢脸，但足利义满毫不介意。

足利义满为何对明朝这样恭敬？

很简单，他需要恢复朝贡贸易，他需要铜钱。

朱元璋断绝了日本的朝贡，并实行禁止贸易的海禁政策，就相当于对日本的严重经济制裁。一方面，中国的金属、缎、绢、瓷器、茶叶、书籍，都是日本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一方面，明王朝的朝贡贸易带有很大的赏赐性质。因为是“外夷”的朝贡，所以身为“上国”的明王朝，无论给价还是回赐往往超出“贡品”价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日本将朝贡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1404年明成祖答应恢复朝贡以来，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进贡贸易船，回国后其总获利约在二十万贯左右。甚至是从明朝带来的铜钱本身，也是值钱的东西——日本国内无造币能力，国内长期使用的流通货币是中国的洪武、永乐、宣德铜钱。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一千文价值四两银子，从中国输入的铜钱，本身就可获利三、四倍。

每当载满明朝赏赐货物的朝贡船回国时，日本人就衣冠整齐聚在兵库港的岸边翘首西望。

一个日本和尚在日记里得意洋洋的写道：“唐（指明）船归朝，宣德钱到来。”

朝贡贸易对朱棣而言，除了四夷来朝的面子得以满足，还有一个他老子朱元璋搞不定的好处：海上的倭寇基本消失了，因为足利义满是要保护朝贡航线的。因此，朱棣甚至夸奖说：“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

4. 顺则朝贡，逆则为寇

朝贡就是捡钱，不捡白不捡。

朱棣虽然规定日本“十年一贡，只限两船，人数两百”，但日本方面并不严格遵守，在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上下文章，明廷也睁只眼闭只眼。因为获利巨大，将军、武士、社寺僧人、各地商人，都把朝贡看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挤进朝贡团。所以，朝贡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杂，货物越来越多，如有一年来了10艘朝贡船，总人数达到1200人，货物超过规定十几倍。

而日本朝贡团的人员素质之差，和当年“容止温雅”的遣唐使判若云泥。有喝酒闹事的，有勒索要价的，甚至还有持刀在闹市杀人的，但这些不法行为都被明廷以“勿失人心”纵容放过。

但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外交事件，明廷再也无法纵容，终于使得明日百年朝贡史戛然而止。

这起事件发生在日本朝贡的指定港口宁波，叫做“宁波争贡事件”。

事情得先从日本国内说起。十四世纪中叶，室町幕府到了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期间，已经逐渐丧失了大权，一些幕府重臣和地方大名、豪族成了真正说话管用的人。因为争权夺利，公元1467（日本应仁元年），大名、豪族之间爆发了波及全国的战乱，战乱后国内群雄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一般认为，“应仁之乱”标志着日本战国时代的开始。

对明朝贡是块肥肉，谁不红眼？明朝和日本的朝贡贸易是“勘合”制，即由明政府颁发勘合——符契文书，日本商船到中国后只有拿出勘合交验，才准许贸易。于是，失去秩序的日本国内，一场争夺勘合的暗战率先打响。

明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朝贡使桂悟一行回国时，携带的新勘合在半途被九州豪族大内氏夺去。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内氏派使者宗设谦道率三百人乘三艘朝贡船，于4月抵达宁波。看到大内氏独占朝贡，控制京都的豪族细川氏当然不满，立刻向幕府表示也要分一杯羹。幕府不敢拒绝，但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拿过期作废的旧勘合交给细川氏。

细川氏赶紧也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大概比宗设谦道一行迟了3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这个宋素卿是中国浙江人，幼年被叔父抵债给日本商人，后来仗着熟悉两国国情，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做贸易掮客，得到细川氏的重用，此前已经出使过中国。

按明朝惯例，凡是外邦来贡，查阅货物和设宴招待，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的部门）的执事太监赖恩私下接受了宋素卿的贿赂，违例先查了瑞佐鸾冈的货物，而且虽然发现勘合的新旧问题也装作没看见。接着，在嘉宾堂设宴安排座次时，又让瑞佐鸾冈坐在宗设谦道之上——这下捅了马蜂窝。

宗设谦道当场爆发了：“我的勘合新，他的勘合旧；我的船先到，他的船后到。可那个混蛋居然坐在我上面？！”

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对屁股位置最讲究的民族，他们对座次的严格和敏感程度，外国人很难理解。比如，家臣拜见主家，谁排第一个，谁排第二个，一点错不得，错了要切腹的；一家人吃饭，爸爸坐哪里，妈妈坐哪里，儿子坐哪里，也是错不得，错了要吃耳光的。外交上，座次更是名分问题，唐朝发生的日本和高丽“争长事件”也是争座次。

宗设谦道涨红脸与瑞佐鸾冈争吵起来，拿了宋素卿好处的市舶司当然偏向瑞佐鸾冈，不但不隔离冲突双方，反而马上向瑞佐鸾冈的人提供兵器。可宗设谦道方人多，而且大多为九州的海盗无赖，当场杀了瑞佐鸾冈，砸了嘉宾堂。接着，宗设谦道一伙追杀宋素卿一直追到绍兴城下，再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夺船逃向大海。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官军追赶，不幸战死，指挥袁琏被掳，朝野大震。

这起事件的源头虽然是因为日本国内的混乱，导致两使争贡，但中国人宋素卿的走后门和中国“海关”的渎职，才是肇事的导火索。

案发后，宋素卿被捕，后病死在狱中。明世宗朱厚熜托琉球入贡使转交日本国王书信，要求逮捕宗设谦道归案，送还袁琏，不然将断绝朝贡。但由于日本国内实在太乱，始终没有回音。嘉靖八年（1529年），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朝廷于是撤消了宁波市舶司，关上了朝贡的大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春，不甘心的大内氏组成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朝贡团，四艘船六百余人，载满货物抵达宁波，被拒绝进港，无奈扬帆而去。

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至此结束。

史学界一般把“宁波争贡”作为嘉靖倭乱的导火索，因为断了官方的朝贡，加上嘉靖年间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所以导致倭寇大举入侵。但就算没有断绝朝贡，倭寇还是没有根除，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日本人顺则朝贡，逆则为寇，从此撕下称臣的面具，赤裸裸的双刀杀将过来。

二、倭寇的真面目

炫耀百年的朝贡船终于锁进历史的仓库，大海上，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的走私船和海盗船。一股一股在本国混不下去、怀着财富梦想的日本人，如同贪婪的贼鸥，乘着太平洋的季风，在每年的春天或秋天登陆富庶而软弱的中国。

抢金银，抢丝绵，抢人口，时而攻城陷寨，时而飘忽游击。他们髡头鸟音，相貌狰狞；他们暴戾无比，狡诈无双——东南居民惊呼：“倭子来了！”

1. 到海外抢钱去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那么，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为什么把目光聚集到海外？

两个原因：一是求生；二是求财。

倭寇产生的大背景，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日本国内乱局。室町幕府从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后，就政权旁落，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11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日本历史上最混乱、最传奇的战国时代粉墨登场了。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每个国相当于中国的县，其中五十三个国，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可以想象在狭小的地盘里却城堡林立的拥挤程度。大名们强弱分明，穷富不一：强的富的占据几国，部属多达数万，穷兵黩武；弱的穷的只有几个村子地盘，部属数十名，朝不保夕。

战国时代是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下克上”的诸侯争霸时代，整整乱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里，为了争权夺利，六十八国整天你争我杀，儿子杀老子，弟弟杀哥哥，家臣杀主子都不算稀奇。

不仅大名在厮杀，活不下去的老百姓也参加宗教组织“一揆”造反。战乱无边，尸骨横野，人民流离失所，农民无法耕种，渔民无法打鱼，饥荒当然随之而来。羸弱的只有等死，强壮点的索性去当盗贼。

倭寇的大本营，日本九州同样深陷战乱。

九州有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等九个藩国，也是诸雄并立，空前混乱。北边，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但是遭遇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并顺势进入北九州，这就和另一个强藩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边，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边，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

在战争中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野浪人，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农民，成了饥寒交迫的流民，要想求生，怎么办？下海！做海贼！反正烂命一条！扔哪不是扔？

小人物求生，大人物求财。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贸易，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价格暴涨，一艘装满生丝的走私船开到日本就无异黄金船。日本沿海的大名、武士、富商自然心动，或直接参与，或提供基地和武器的资助，纷纷加入海贼的行列。

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永正、大永所对应的时代，正是明朝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熜的在位期。

富饶而柔弱的中国大陆，成了日本倭寇趋之若鹜的目标。

2. 真倭和假倭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历史常识，嘉靖年间的倭寇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假冒，日本人人数很少。用《明史》的话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不过，只占“十之三”的真倭才是明代老百姓最害怕的人。

明代浙江文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记载了一段倭寇初来的故事：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嘉兴盐邑县的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带着枪刀弓矢，没有火器。明朝沿海的备倭卫所发现后，指挥王彦忠率兵百余围了上去，怪人见到官兵，没敢妄动。明军询问来意却无奈语言不通，幸好船上有一人懂汉字，双方开始用笔交谈，那人在纸上写道：“吾日本人也，来自吾地，以失舵，愿假粮食，修吾舵，即返。幸无吾逼，逼则我尔死生未判也。”

这是倭寇的标准路数：岸上没有防备就直接舞刀抢劫，一旦有官军严防，就假称失舵借粮。

见海边来了外国人，城里居民都赶去看热闹，承平已久的老百姓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根本不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哭爹喊娘地奔入城关上城门防御。

“髡头鸟音”的形象，凶悍无比的行动，给明朝沿海军民的震慑，实在无以伦比。官军们忌惮于倭寇的双刀利箭，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老百姓就更别提了，吓唬小孩最见效的一句话就是：“再不听话，让倭子把你抓去！”

因为真倭威胁大，杀了更见功劳。所以一旦官军斩杀真倭，都会在报捷奏章上重点突出：“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后面才是“从贼若干”。而事实上，这些“真倭首级”究竟是不是日本人，也是笔糊涂账。

当时一个江苏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道自己的所见所闻说，船上大概200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

梳着髻的也不一定是日本人。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除了被逼剃头梳髻的，还有些狐假虎威主动装扮成日本人的。假倭对地形、人情熟门熟路，充当真倭向导和顾问，令沿海倭情更加诡异难辨。对此，一个明朝官员谢杰无奈称：“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代史学家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3. 僵尸真人版

嘉靖年间的倭寇成分非常复杂。大的倭寇集团按照出身成分，分为三种。第一，出身海盗：许栋集团、徐海集团、叶麻集团；第二，出身走私商：王直集团，洪迪珍集团；第三，出身日本豪族：陈东集团、辛五郎集团。其他的小股集团则五花八门，无可查考。

倭寇集团虽然没有严格的统属关系，但大致构成是这样的——

幕后：日本九州的大名，如盘踞平户的松浦氏，为倭寇集团提供基地、人员和装备。

首领：大多是中国的不法走私商兼海盗头目，如王直、徐海、叶麻等。

主力：少数真倭。九州沿海的日本浪人、流民、商贾、无赖。

附从：大量沿海中国不法分子。福建、浙江人居多。

看到这个构成，我们会比较好笑的发现，倭寇的大首领大多是中国人，真正在一线玩命的倭寇主力，却是日本人。

倭寇的部队是中日混编军，用郑晓的话归纳是：“倭奴借华人为耳目，华人借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由于日本人作战勇敢，打先锋和断后的危险差事都是日本人担纲。但是日本人不通中国的人情地理，经常冲锋在前享受在后。

嘉靖年间的官员宗臣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攻城时让真倭冲在前面，城破后，华人首先获利；败走时，华人先跑，而断后的真倭全部被俘——日本人真笨，中国人真聪明！苦笑中。

日本真倭的数量虽然少，但战斗力很强。明代史料《皇明经世文编》里称：“倭贼勇而憨，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经在西南镇压过少数民族作乱，他对倭寇的评价是：“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

《倭变事略》上有几则真倭“桀骜、剽悍”的记载，简直有点骇人听闻。

第一则。数百官兵包围住一艘倭寇海船，弓矢齐发，并点燃了船只，“酋长有八大王者，从火中奋跃，眉毛尽焦，独举二刀拂火飞斫我军，跳掷数四而倒。”

第二则。官军把一小股倭寇围在农家屋内。“须臾一贼嗔目咬牙，作叱咤声，举刀对斫，火喷星流，着地舞来，众兵攒刺十数枪，尚能跳起四五尺。”

第三则。东洋桥战斗中，官兵三路包围住一伙43人的倭寇，“贼一先锋衣红绡金短袄，舞双刀突前，众围之，斩其首，犹能匍匐数百步，我兵复斫断其手足。”

第一个火中跳出作战，第二个被刺十来枪还能跳四五尺，第三个脑袋被斩了还能爬几百步——这几个日本真倭堪称《生化危机》的僵尸真人版。

4. 抢钱，抢丝棉，抢人口

一个嘉靖官员在奏章中用颇带调侃的口气写道：“盈盈一水，片帆乘风，指日可到。倭未尝一日忘情于我。”

日本人之所以“未尝一日忘情于我”，当然不是出自美好的中日友谊，而是惦记着富饶中国的财物。常去日本做生意的海商童华对明朝官员这样介绍：“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时人都熟知倭寇的一大特点：嗜货如命。货就是命，命就是狗X。

最受倭寇欢迎的货是丝绵。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在明代和苏松地区号称中国最富庶的“天堂苏杭”，农村处处稻香，遍地桑林，处处可闻机杼之声，向有“丝绸之府”之称。正因为如此，成了嘉靖倭寇侵袭的重灾区。嘉靖三十四年，一伙倭寇攻入嘉兴崇德县，在一个大户人家中发现了丝绵仓库，“踊跳而喜”。

“踊跳而喜”就是高兴得拥抱在一起跳起来，为什么如此狂喜？因为丝绵在日本很值钱，运回国起码有十倍的利润。日本的丝绸产量极少，仅仅为少数贵族使用，是最时髦的物品。棉花种植也没有普及，日本普通老百姓还是身穿麻纤维的衣服。因为当时日本人对丝绵的极度喜爱，以至不少中国人偏执的相信：日本国闷热潮湿，不是人呆的地方，不穿丝绸衣服的话，汗粘在身上永远干不了！

时人记载道：“（倭寇）随处抢劫人口……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倭寇就连行军抢劫过程中，都念念不忘丝绵。抓到妇女，白天缲茧纺布，晚上供其泄欲。

丝绵是最爱，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日本人也统统感兴趣。《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衣料类：丝、丝绵、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药材类：川芎、甘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原料类：水银、硝石。

民间的财物毕竟有限，抢光财物还抢什么？抢人。

倭寇上岸后，除了掠夺财物，就是掳掠人口。对富人，劫为人质，限定时间掏赎金放人，甚至挖掘祖坟，把挖到的尸骨也作价勒索。对穷人，挑选壮年男女，只要船装得下，一概抢走运回国内。男人命运有两种：一是剃头充当前驱，一是做奴隶。妇女的命运悲惨则可想而知。

曾两次赴日的明代使者郑舜功，在旅行记录《日本一鉴》中写到，他亲眼见到被掠到鹿儿岛高须地方为奴隶的二三百名福建男女，个个“髡发跣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

三、官军捉贼？那是谣传

估计嘉靖年间，小孩不玩官军捉贼的游戏，因为没法玩，官军打不过贼。赤裸半身舞着大刀的倭寇，明明是武器简陋、战术简单的游击队，却打得堂堂大明正规军丢盔卸甲，丢尽了太祖朱元璋的脸。

战场上屡见这滑稽一幕：一方盔甲鲜明，面如土色；一方光着屁股，牛逼哄哄。

1. 倭寇都是老游击队员

中国历朝中原王朝，最能打仗的军队全部属在北方，因为要抵御野蛮的游牧民族。而到了明代最尴尬，北方的蒙古人依然虎视眈眈，南方却后院起火。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全面遭受倭寇的荼毒，“（倭寇）联舟数百，拥众数万，沿海如杭之海宁，嘉兴之嘉善，海盐，平湖，嘉秀等县；南直隶则松江之华亭，上海，苏州之昆山，嘉定，常熟，太仓，长洲；常洲之江阴，靖江，无锡；扬州之通洲，海门，如皋，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

长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受害。倭寇所到之处，犹如无人之境，一路破城入郡，江南繁富之区，多被洗劫。仅仅昆山县城，被烧了房屋2万余间，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

深入异国内陆的倭寇，为何能如此猖獗妄为？

东南抗倭总督胡宗宪的帐下，有个昆山秀才郑若曾，他精心编撰了一本明代抵御倭寇的军事百科类书籍《筹海图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倭寇资料。书中，他对倭寇上岸后的行动有着详细描写：

“贼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倭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栗远避，延颈授首。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倭酋较其多寡而赢缩之。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贼则抽去矣。”

晨起昏归，分队而行，海螺为号，互相救援，分工明确，纪律严明——真不能小视这些异国强盗！

综合前线官员的战报来看，倭寇一方面骁勇敢战，一方面非常狡猾。在优势兵力的官军面前，倭寇经常乔装打扮，“贼多效吾民装束，又类吾军装束，混而无别，遂致常胜。”而一旦交战不力，倭寇被围，还可以鱼目混珠，“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中；或云巾纻履，荡游于都市。”要么披蓑顶笠装扮成下田插秧的农民，要么戴上头巾伪装平民游荡都市，让官军摸不着底细，“或愚而投贼，或疑而杀良。”

到异国他乡干坏事，当然害怕受到报复。倭寇下船进了内地，就像进了宅院的夜猫子，时时刻刻打醒十二分精神。行走乡间，一定排成单列的长蛇阵，边观察边慢慢前进，防止遭到伏击；临近城镇，不敢沿着城墙走，害怕城上砸砖头；进了城，只走大路，不敢进小巷子，担心有埋伏；吃饭时，命令当地老百姓先尝，唯恐被放毒。

说到底，倭寇就算不是仅凭匹夫之勇的散兵游勇，也不过是“敌后游击队”而已，大明的正规军难道奈何不了游击队？

2.“盔甲鲜明”打不过“光屁股”（上）

经历过嘉靖倭患的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绘有一幅写实的作品——《倭寇图卷》，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是学术界公认的描绘倭寇形象最权威的图画。在这幅长达5米多的绢质彩色长卷画中，倭寇的形象栩栩如生：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赤裸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

与迹近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的是，画卷上的明军士兵全部盔甲鲜明，阵容严整。

的确，和官军相比，倭寇的武器装备堪称简陋。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刀枪弓矢等冷兵器，其中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锋利的日本刀。热兵器方面，王直等大股倭寇集团有少量的火绳枪，小股倭寇的战斗中则没有看到热兵器的记载。至于穿戴，小喽啰基本是《倭寇图卷》的形象，“战士身无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裤轻捷如飞。”当时的很多记载都称倭寇裸身而战，“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盔甲只有头目才能穿戴，比如“一先锋衣红锁金短袄”，“贼首号二大王者，躯干魁桀。戴铜兜鍪，衣铜甲，束生牛皮。”

倭寇从海上来，登陆、逃跑全仗着海船，他们的海船基本是快速灵活的小船，不是用于水战的。《日本图纂》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船的装载量，一般在20～60人不等，也有个别能载一两百人的大船。

硬件方面，倭寇在明军面前没有任何优势。那么，战术方面倭寇有什么强项吗？

郑若曾在《筹海图编》里描述了倭寇的战术：“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又为长蛇阵，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

结合书中的记述来看，“长蛇阵”只是行军之阵，“蝴蝶阵”才是临战之阵。

同时代的日本，战国群雄正打得如火如荼，但查遍资料，战国阵法只有鱼鳞、锋矢、鹤翼、偃月、方圆、雁行、长蛇、衡轭等，没有“蝴蝶阵”这一说。猜想这个“蝴蝶阵”是倭寇自创的，大概和“鹤翼”有点近似，就是两翼包抄进攻，像飞鸟和蝴蝶的翅膀，所以得名（我很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中国文人起的）。

不过，“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也不算什么高明阵法，只是注重号令和进攻而已。其实，倭寇最令明军苦恼的绝不是所谓的“蝴蝶阵”，而是他们灵活机变的作战方式。

从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倭寇作战时的大致情景：对阵时，一两个倭寇率先出阵，半裸持刀，“跳跃而蹲伏”，极尽挑衅之能事，诱使明军火枪、弓弩齐发，然后乘明军火力衰减，倭寇头目或吹海螺或挥扇子，倭众舞刀进攻，长驱直入。此外，倭寇擅长埋伏，“战酣必四面伏起，突阵后，故令我军惊溃。”

最后，还得提提倭寇的单兵能力。倭寇的先锋手舞锋利的双刀，余人使长枪、长弓，一招一式往往出乎中国人的意料。“双刀上诳而下反掠，故难格。钯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弓长矢巨，近人则发之，故射命中。”

说了半天倭寇，来看看明军吧。

武器上，和倭寇基本大刀长矛相比，明军虽然也是冷兵器为主，但阵中的热兵器强大得有点不好意思。单眼铳、子母铳、喷筒这些管状火器已经不算什么，火绳枪、佛朗机才是那个时代最可怕的武器。

火绳枪，明朝称为鸟铳，最早是明军从双屿岛战役从倭寇手中缴获的，经复制后少量装备军中。鸟铳形状上类似现代步枪，有细长的枪管，弧形的手托，准星，扳机，靠燃烧的火绳来点燃火药，喷射铅制的弹丸。鸟铳射程远（可达300米），准度高，杀伤力大，是十五世纪世界上最新式最有效的单兵武器。戚继光对它的评价相当高：“诸器之中，鸟铳第一。”

来自西洋的佛朗机相当于原始后膛炮，炮弹能在远距离杀伤敌人，而且它的器型可大可小，小者形如手枪操作便捷，嘉靖年间已在军中普遍装备。对佛朗机的威力，明人叶权在笔记《贤博编》做了堪称最佳创意的广告词：“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盔甲方面，明军更是全面领先，虽然和北方边防军身上重量惊人的连体式盔甲不同，南方的明军基本身着镶着铜钉的轻便棉甲，头戴高大的铁盔，但无论是式样还是坚实程度，都远胜“裸身跣足”的倭寇。

倭寇再狠，能狠过吕布？拿着能“击毙十个吕布”的武器，身着坚实的盔甲，明军看似胜算在握，却在一次次交手中溃败——

拿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三十二年（1553年）为例，一股倭寇从舟山、象山附近登陆，进犯温州、台州，打败官军，攻陷黄岩县；一股倭寇包围太仓县，劫掠平湖、海盐、海宁，杀死官军数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岛打败了明军副将汤克宽，骚扰了上海、嘉兴；一股倭寇进攻嘉兴，打败参将卢镗，明军伤亡千余，转而劫掠海宁、扬州、泰州，杀死官军无数……

当年把蒙古人打得屁滚尿流的堂堂大明正规军，到底怎么了？

3. “盔甲鲜明”打不过“光屁股”（下）

中国历史上，再强大的王朝，无论开国时期军事上多么强盛，都无法抵挡住政权腐败和国力衰退的侵蚀，慢慢地走向没落。打败一代天骄蒙古人的明朝军队也是如此，只不过，相比汉唐，明朝军事实力的滑落之快实在惊人。

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蒙古后，明朝的军事力量就不足以支持主动性的战略进攻了。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耻辱的兵败身俘，更加给此后两百年的明廷定下了“战略防御”的军事基调。嘉靖一朝“北虏南倭”，更是战略挨打。

明朝的兵制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高达18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军户世袭制和屯田卫所，本身没什么大缺点。但是，朱元璋无法想到，摊上后世一个个懒上金銮殿的皇帝，一群群以霸占田产为己任的官僚，一批批以克扣军饷为威武的军官，什么样的无敌军队都得垮掉。

到了明朝中叶，因为不堪田产被占和军饷被扣，军户大量逃亡，有一些县镇，军户全部跑到城里，宁可做地方官的衙役听差，也不愿当正规军。由于军户的逃亡率高得吓人，大量内陆卫所形同虚设，昔日热闹的营房变成了冷清的狐狸窝，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一个人！嘉靖年间，明初驻军高达30万的海防前线，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50多个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有的“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

海上的水师同样缺员严重，诸多水寨人去寨空，战船也荡然无存，《明史》载，“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剩下的战船也多半破损不堪，根本无法出海作战。以至于和倭寇作战时，发生了水师官军花钱雇用渔船的天下奇闻——这是《明史•日本传》里记载的：“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

卫所荒芜、战船破损都是表象，更加致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能偶尔率队巡逻一次，就算是很尽职了。前线官员谭纶讽刺道：“比来法令废弛，行伍空虚，各该卫所官兵，大都桀骜不驯，玩钝无耻。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

士兵则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卫所里的士兵年轻力壮的都逃走了，剩下的都是羸弱之辈，就算勉强出战，当然一触即溃。

从前线官员的记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前线官军的作战情景：对敌时战战兢兢，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敌人一冲过来，立刻溃不成军。

对于官军的战斗力，有两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段子。一则来自戚继光：“（明军）弓软矢轻，中者多生。倭夷被射中，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战斗中，倭寇有兴致拍着屁股嘲笑官军，实在是滑稽而无奈的画面。一则来自郑若曾：“我兵鸟铳手虽多，不能取胜，何耶？倭人忘命，我兵望之辄惧而走，或铅子堕地或药线无法，手掉目眩，仰天空向。”

朱元璋要是活过来，看到自己一手草创的军事力量变得这样混账，能气得再死过去。

4. 五十三个倭寇攻打南京

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在中国南部，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的事件。

一股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歼。

这个事件很有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个经典的段子：说者眉飞色舞，听者瞠目结舌，最后总要再追问一句：是真的吗？

是真的。让我们不厌其烦的再回顾一遍吧。

这股来自日本的倭寇是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时年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6月7日。上岸后他们一路暴走，遇小县城就攻打，遇官兵就搏杀。《明史•日本传》里的记载用了大量的动词：“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这股倭寇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他们特种部队一样的战斗力。《筹海图编》里称：“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南陵之战，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率领“芜湖骁健”，力战独进，全部战死。江宁镇之战，明军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坠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股倭寇攻打南陵县城的战斗中，一共四个县的官兵包围了他们，官军“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逐俱溃。”这段记载出自《明世宗实录》，个个能手接飞矢，除了明军弓软无力，倭寇的武艺之强确然无疑，难怪官军愕然后一起崩溃。

这股倭寇窜到南京后，开始了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他们开始攻城了！

《明史》记载：“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祩陵关而去。”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城坚墙厚，守城兵力就算刨去空额，也不下万余，周边卫所明军姑且不论。但就是这样区区五十来个倭寇，居然敢肆无忌惮的进攻，其首领穿红衣，“乘马张黄盖”，好整以暇来回指挥，真是令人骇异又好笑。

突遭袭击，南京举城鼎沸。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

关于攻城的详细情况，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文人何良俊，在笔记里记载道：“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对这伙倭寇的人数，时人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的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正确。

5. 谜一样的夏天

这股嚣张的倭寇，最终的下场是被全歼。

8月13日，这股倭寇在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这时的浒墅关防线，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领佥事董邦政、指挥张大纲、把总娄宇等，督率数千官兵，在陆地、太湖边布下了天罗地网。之所以杀鸡用牛刀，实在是这股倭寇闹的动静过大，不剿灭无以上报皇恩，下对黎民。曹邦辅战前训诫部下：“此贼势捋数千劲敌，我地形、兵力为彼所窥，他日大举入寇，何以支之。誓灭此而后入城！”

以逸待劳的官军终于和疲惫不堪的倭寇接战了，在吴林庙官军擒斩了二十七人，剩下的倭寇逃横泾前马桥，躲进一间民舍。

官军团团包围民居用火攻，倭寇抵挡不住拼命杀出一条血路，跑出一大段路后，四散藏在田禾中。官军头目看见田里“草露微动”，就让手下齐声大喊：“贼人躲在田里！”草木皆兵的倭寇受惊奔出，被悉数擒杀，没有逃掉一人。

这股倭寇的最终战绩是：横行三省共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包括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郑若曾对此感慨无比：“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

关于这股倭寇的身份，和他们只攻击城池和官军的自杀式行为，一直是个谜团。曹邦辅和郑若曾猜测这些是日本侦察兵，意在大举入寇，尚有一定道理。当代有位著名史学家认为这些倭寇是王直的部下，全是中国人，意图打回歙县老家，这就显得破绽过大，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如果说倭寇不是日本人，而是回乡的歙县人，那他们一路攻打官军甚至攻打南京，岂不是自找麻烦自寻死路？他们路上还抓过两个老百姓带路，难道连自己老家都不认得？

不管怎样，谜一样的五十三个倭寇，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三千里暴走，扯掉了官军最后一块遮羞布，将大明军事上的羞处，赤裸裸的暴露在嘉靖三十四年的那个夏天。

四、那些杀倭寇如草芥的牛人

明晃晃的日本刀握在凶悍的倭寇手中，腐朽的卫所官军为之气夺，望风披靡。但不要以为中国人全是废柴——真正的高手都在草莽之中，下面来说几段畅快淋漓的故事，看看那些杀倭寇如草芥的牛人。

1. 刀是好刀，人是凶人

暴雨倾泻中，一辆汽车风驰电掣般咆哮而来。尼奥站在路中央纹丝不动，脸上依旧冷冰冰的，就在汽车即将撞上他的瞬间，他挥起手中的日本刀，雨点横飞中，汽车被一刀劈成两半……

这是好莱坞科幻大片《黑客帝国》里的一幕。电影里的日本刀，斩汽车、斩僵尸、斩铁血战士，无坚不摧，俨然成为好莱坞大片第一利器。

日本刀斩汽车是吹牛皮，斩断质量低劣的刀枪却毫不含糊。

元军两次征日战役中，幸存回来的士兵都对锋利的日本刀印象深刻，称自己的刀枪很容易被砍断。

明朝的官军同样对倭寇手中明晃晃的日本刀心存忌惮，戚继光记载道：“长刀，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倭变事略》中记载：“一贼出哨亭外，我兵攒枪刺之，贼斫一刀，十数枪齐折，兵皆徒手而奔一处。”

明代大臣唐顺之作过一首《日本刀歌》：

“有客赠我日本刀，鱼须作靶青绿绠，重重碧海浮渡来，身上龙文杂藻行。怅然提刀起四顾，白日高高天炯炯！毛发凛冽生鸡皮，坐失炎蒸日方永。闻到倭夷初铸成，几岁埋藏掷深井，日陶月炼火气尽，一片凝冰斗清冷。”

日本小小岛国，如何制造出这么锋利的宝刀？这个疑问，连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也回答不出：“(倭刀)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明末的博物学家屈大均则有离奇的考证：“闻其国无论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镔铁百淬之溪中，岁凡十数炼，比及丁年，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为度，长者五六尺，为上库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时，杀牛马以享刀师，刀师卜日乃冶，以毒药入之，刀成埋诸地中，月以人马血浇祭，于是刀往往有神。其气色阴晴不定。每值风雨，跃跃欲出，有声，匣中铿然。”很明显，这个解释一半是道听途说，一半是中国传统铸剑方法的发挥。

从理论上说，刀具要想锋利，就得硬，越硬越锋利，但过硬就容易折断，所以古代的刀剑制造者，往往穷尽一生研制，怎样使刀刃又锋利又不至于折断。日本刀在学术上叫做平面碎段复体暗光花纹刃，是用低温高炭钢，反复锻打淬火冶炼研磨而成，简而言之，经过刀匠一系列繁琐细致的加炭锤打、淬火、研磨，可以确保刀刃的硬度和韧性。当然，使用起来也需要很细致的保养工作。

除了工艺上的千锤百炼，日本刀独特的弧月形设计，也是它超强切割能力的奥秘所在。首先，日本刀本身的弧度符合工程设计原理和物理学原理，双手握刀更能在各种不同的角度下，随心所欲地展现出最大的切砍范围；其次，日本刀的刀刃有锐利的斜面，结合厚厚的刀身，就像一个楔形，最适合切割。对于血肉之躯来说，这样挥舞如飞的利器绝对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国家地理纪录片《武士刀传奇》里演示了用各种世界名刀砍假人的效果，唯独日本刀将假人斜劈成两半，比起同为世界名刀的大马士革刀，切割的效果更胜一筹。

除了刀本身，双手握刀的刀法，是日本刀另一个可怕之处。

我们常说的日本刀，日本人自己称为剑。在日本剑道中，剑法一共有九招：唐竹、袈裟斩、逆袈裟、左雉、右雉、左切上、右切上、逆风、刺突。这些看似花里胡哨的招法，其实不外乎这几下：当头直劈、斜劈、横扫、下撩、前刺等几个基本动作，但配合起锋利的日本刀，单兵作战起来，威力就大了。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将何良臣就不胜感慨：“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晚明武术家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语器》中的一段描述最为精到：“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长以度形，短以趋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万人辟易，真岛中之绝技也。”

中国古代没有双手握刀法，明代官军的刀都是短刀，就算长枪也是木头把，很容易被一砍两段。冷兵器的近身格斗很是凶险，当然不会像电影、小说里那样翻来滚去大战几百回合，日本刀的长度、锋利度和双手握刀的手法，都足以瞬间定生死。

不过，日本刀再锋利，刀法再神奇，都是表面。明代的官军不是输给日本刀，而是输给倭寇“每战，辄赤体单列，提刀突前”的剽悍勇武。对此，明朝人又何尝不知：“倭性好杀，无一家一人不蓄刀者，童而习之，壮而精之。而我堂堂天朝，一统之盛，礼陶乐化，偃武已久，民不知兵欤，遇小丑遂若强敌。”

要战胜强悍之敌，只有一种办法：比他更强悍！

2. 张公一斧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冬，一股上千人的倭寇自闽东杀向闽北，一路洗劫了寿宁、政和两县，于十二月初逼临松溪县。

见倭寇势大，县令王宾首先写信求和，称愿意纳粮米银两，请求退兵——这是地方官的无奈，没有官军保护，只有几十个衙役的小小县令有什么办法保境安民？很快倭寇的回信来了：限令在一周内，献白银万两、骏马两百匹，如有延误破城屠民！

这下王县令傻眼了：松溪县是个全县人口不超过3万的弹丸小城，哪里有白银万两、骏马两百匹可献？也许，倭寇是故意提这样苛刻的条件，本身就没打算放过松溪县。

倭寇把全城逼到了绝路，更激发了民众的愤慨，家家出丁，户户献粮，一支自发组织的守城敢死队形成了。从王县令开始，全城的男女老幼横下一条心：和倭寇拼了！

松溪城虽小，但城墙修筑得很坚固，在敢死队的严防死守下，一路势如破竹的倭寇碰到了硬钉子，一连攻了三天没有丝毫进展，只好撤到乡间掠夺粮食民财。转眼新年来到，正月初一，倭寇卷土重来，他们对这个顽固的小城恨之入骨，更希望打破城池好好过一个肥年。这次，有备而来的倭寇搭起了几部云梯，嗷嗷叫着爬梯攻城。

一个骁勇的倭寇头目率先爬到了城垛处，手舞双刀驱散了守兵——城头的守兵一片惊慌，眼看防线即将崩溃，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张德的汉子手举大斧冲过来，一斧将这个倭寇头目砍落城下！守兵士气大振，接连杀掉了几个爬上来的倭寇，并搬起大石头，把云梯砸得粉碎。

艰苦的松溪保卫战，一直打到正月十五日，倭寇死伤惨重，却无法入城池一步，最后不得不向这座顽强的小城屈服，逃遁而去。松溪县城固守四十余天，牺牲军民一百余人，包括立了大功的张德，但是挽救了全城百姓。

这场发生在福建北端小城的攻守战，放在明代抗倭战争的历史中很微小，微小到除了当地县志，其他史料上都不曾记载。对历史很小，对当事双方很大，战斗进行地如此漫长，相信双方都异常艰苦。倭寇苦，他们没想到遭遇这么顽强的抵抗，他们得咬着牙冒着守兵的弓箭和大石头仰攻；守兵苦，他们本是老百姓，而现在却要冒生命危险作战，但他们退无可退，他们就是这座城市最后的防线。

张德何许人？据《松溪县志》记载，他是个力气很大的挑夫，家有妻子儿女，自告奋勇参加守城。凭此一战，张德青史留名。松溪人、明朝名臣魏溶感慨道：“张公一斧，合城数万口得以保其首领，厥功懋矣！”

留下姓名的挑夫张德是英雄，没有留下姓名的一百余人同样是英雄。比起邻县的不抵抗而遭涂炭，他们的英勇不屈保住了城池，保住了妻儿老小——他们用英雄般的死，告诉世人，生命应该这样有尊严的活。

松溪县城外有座著名的古迹：湛卢山，相传为春秋时名匠欧冶子铸剑之地，山名因其铸造的名剑湛卢而命名。可惜正如后人所吟：“欧冶一去几春秋，湛卢之剑亦悠悠。”时光匆匆，中国的宝刀宝剑技术泯灭已久，干将、莫邪、巨阙、湛卢这些中国的传奇宝剑，只能留存在悠悠传说之中。

在名剑的故里，将手持双刀的倭寇砍落城下的，不是宝剑而是斧子——只要中国人的武勇精神不失，日本刀再锋利，又何惧之有？

3. 僧兵的大铁棍

除了斧子，日本刀还有一个克星：大铁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侵入苏州、杭州一带，官军前来抵挡，却“遇之辄败”，用《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里的话形容：“江南人素柔软，倭挥只刀，银光耀日，望风奔溃，倒戈就戮。”

但是江南人不是都那么“柔软”，硬邦邦的僧兵来了。

嘉靖年间的僧兵是在卫所军不堪一战，朝廷征调客兵、乡兵的大背景下开上战场的。僧兵中有云游四方的行脚僧，有来自苏杭本地寺院的僧众，有来自中原名山名刹的武僧，如少林寺、伏牛山、五台山，他们受当地军事长官檄调，自为部伍。

这其中，少林僧兵是主角。今天的少林寺里，还留有一块万历时期的碑文：“嘉靖时……倭寇等倡乱，本寺武僧屡经调遣，奋勇杀贼，多著死功。”郑若曾在《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里记录了少林僧兵的几次战役：第一战，倭寇犯杭州，“三司领僧兵四十人御之”，大破倭寇。这支40人的僧兵队伍首领是天真、天池二人，其中天池是少林僧。第二战，翁家港之战，击溃倭寇，斩首六十余级。僧兵队伍是少林僧天员率领的84名苏州僧兵，和少林僧月空率领的18名杭州僧兵。

说僧兵硬，不是夸张。首先，他们的武器硬。

明代松江府(今上海市)人张鼐在《吴淞甲乙倭变志》记载，少林僧兵“俱持铁棍，长七尺，重三十斤，运转便捷如竹杖。”棍为少林功夫之魁，少林和尚的棍术天下闻名。而且铁棍是长武器、重兵器，尤其是锋利日本刀的克星。《云间杂志》载：“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吴淞甲乙倭变志》载：“贼队有巨人穿红衣舞刀而来，领兵僧月空和尚遍视诸僧，皆失色。独一僧名智囊，神色不动，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僧提铁棍一筑跃过红衣倭左，随一棍落，其一刀贼复滚转。又跃过红衣倭右，又落其一刀，倭应手毙矣。”

其次，他们的脾气硬。

翁家港之战前，为了争夺指挥权，苏州和尚和杭州和尚首先来了场“比武夺帅”的内斗。

天员和月空都是少林僧，不过天员是正宗少林寺出家的和尚，月空只是少林旁支。所以天员当时嗔怒道：“吾乃真少林，尔有何所长，而欲出吾之上乎？”

口说无凭，打一架即见分晓。

杭州和尚推举了八个武功最强的僧人，天员却一个人应战。天员当时站在露台上，八僧从台阶登上，拳脚相加，却被天员一一化解，一个都上不去。八僧不服，拿出刀剑从殿后绕出，围攻天员。“天员急取殿门长闩横击之。众力不得近，反为天员所击。”见到“真少林”天员果然厉害，月空只好“求免，十八僧伏地称服”。

再看一个《倭变事略》里记载的一个无名和尚。《倭变事略》的作者采九德是浙江海宁人，耳闻目睹了许多倭寇事迹记录成书，虽然不是官史，却可信度很高。

嘉靖三十二年，一股倭寇在浙江登陆后，杀败多支明军一路掳掠，他们的首领是个称“二大王”的年轻人，《倭变事略》里记载他“每战辄挥扇用幻术惑众，独衣红袍，骑而行。”一般的倭寇都是衣着简陋的步卒，独有他穿红袍骑马，很是扎眼。至于采九德称“挥扇”为“幻术惑众”，是古代文人的一贯作风：对少数民族、外寇等不熟悉的敌人作战方式，一概称为“幻术”、“妖术”。

这股倭寇一路杀到海宁县时，明军指挥陈善道率军抵御，不幸战死。陈善道是浙江都指挥佥事、督运(相当于地方军事大员)万表的女婿，出师前丝毫没把倭寇放在眼里，家人准备了酒饭，他却豪言道：“吾灭此而后朝食。”很有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气概。可惜力不从心，才一接战就兵败身亡，得到消息的万表，当然十分悲痛。

这时，救星来了。

万表将军平常乐于施舍，对穷人、孤寡、僧人很慷慨大方。有一个少林僧也受过他的好处。这个少林僧自幼在江湖上行脚挂单，武艺高强，他的武器是一根大铁棍，“以故大钱贯铁条于中，长约八九尺，重约三四十斤。”因为感念万将军的施舍之德，少林僧决定替他为女婿报仇。少林僧独自来见万表，昂然说道：“我愿为万公灭此倭贼。”

少林僧很有号召力，很快召集了八十多个江湖党徒，准备齐当迎击倭寇。两军对阵时，少林僧见到骑马摇扇的“二大王”，脱口而出：“此蝴蝶阵也，吾当破之。”他命令部下每人头上簪一朵石榴花，然后，少林僧独自撑着一把伞，作采花状。“贼二大王者，望见僧，即若缚手然，盖以术破之也。”——我猜测摇扇和撑伞都是发信号，明明是少林僧精通阵法，破了倭寇的蝴蝶阵。但青天化日下，贼摇白扇，僧撑雨伞，这一幅多少有点诡异的画面蒙住了时人，当成是类似封神演义上的法术之战了。

见敌人束手无策，少林僧上前用铁棍轻松击杀了“二大王”，又棍杀了十几个骁勇的倭寇。少林僧本来想一个不剩的杀光这群倭寇，但发生了意外：有一些跟随出战的明军，见有便宜可捞，纷纷争抢起倭寇的首级，你拉我拽，甚至自相杀伤。

少林僧大怒，哗的合上了伞——收了法术。剩下的倭寇如梦方醒，抵抗了一会就四散逃走。

身怀异术的和尚，为酬一饭之恩勇抗强敌。《倭变事略》里这段抗倭经历写的颇像唐传奇里的故事。

关于嘉靖年间僧兵的参战故事，地方志留有很多绘声绘色的记载，当然是因为僧兵出众的武艺，使得屡吃败仗的中国人大为振奋。郑若曾对僧兵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倭变暴作，连战败三十七阵。天员一战于翁家港，再战于白沙滩，倭贼二百五十余人，斩刈无遗。自时厥后，我民方知倭为可敌。而兵气渐奋，捷音渐多，实天员一战有以倡之也。其安中国之神气，功岂小哉？”

五、三个冤死的统帅

朱厚熜是个“好猜忌，果刑戮”的皇帝，紫禁城里的他始终用狐疑的眼神盯着远在东南的抗倭统帅：他们尽职了吗？他们辜负圣恩了吗？在刻薄皇帝、权臣小人和地方势力的联手“监督”下，坐上东南前线的统帅位置，等于坐上了火山口。在倭寇蹂躏东南最严重的七年时间里，巡抚、总督东南军务的前线统帅一共十人，罢官的罢官，锁拿的锁拿，诛死的诛死，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朱纨，张经，胡宗宪，三个最有才干的抗倭统帅，功败身死。是耶非耶，化为炮灰。

1. 倔书生朱纨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杭州省城的演武场。浙江巡抚、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朱纨一声令下，包括福建籍倭寇头目李光头在内的96颗人头落地。

这是朱纨上任后第二次大批砍头了。上次是一年前，官军攻破双屿岛后将所擒人等，全部诛杀。随后朱纨遭到许多福建籍官员的上疏弹劾，说他擅杀，吏部居然采纳弹劾意见将他降级，这让朱纨非常愤怒。这次抓获李光头等“通番通倭奸民”后，朱纨毫不吸取“教训”，将之全部斩立决。

《明史》称朱纨“清强峭直，勇于任事”，他是强硬的禁海派，反对通商走私，所以得罪了大量经济上依赖走私的地方势力。所谓“通番通倭奸民”其实都是闽浙当地人，或从事走私，或加入海盗，他们和两省地方豪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倔强的朱纨没有留任何后路给自己。

苏州进士朱纨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被明世宗朱厚熜任命为东南海防统帅的。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

朱纨任期里，最有影响的一次行动，是剿灭了双屿岛。

双屿岛原本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荒岛，南北水陆相接，是天然的深水海港。海上探险家葡萄牙人看中了这里天高皇帝远的独特地理条件，把第一间货物仓库盖在了岛上。此后，走私商兼海盗首领林碧川、许栋也把据点设在了双屿。

双屿岛上鱼龙混杂，有碧眼焦须的葡萄牙人，有梳髻的日本人，当然更多的是来自闽浙两省的中国人。到了嘉靖十九年，岛上居民已有3000多人，设有教堂、医院、裁判官、仓库、交易所等，俨然一个欧洲中等规模的集镇。明朝和世界各国的商品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

当时的双屿岛被后世的历史学家惊叹为“16世纪的上海”，因此，许多人斥责朱纨顽固守旧，活生生让战火毁了这个“小上海”——我们经常犯这种错误，拿现代人的观点来对古人苛求。

在四百多年前的大明忠臣朱纨眼里，双屿岛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走私基地、倭寇巢穴。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调集水师六千人、战船数百艘进攻双屿，岛上居民死伤惨重，海盗首领许栋、日本人稽天新四郎在内的近百人被擒杀。

朱纨不分亲疏远近一锅端的强硬行动，深深触动了地方豪门势力的利益，无数指责谩骂的声音传递到朝廷。朱纨在上疏辩解中，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犹难。”

李光头等96人被杀后，朱纨的官运终于到头。御史陈九德弹劾其“擅杀激变”，好猜忌的朱厚熜居然将朱纨撤职，命他回苏州原籍听候处理。

朱纨得讯，不甘受辱，写了一封类似墓志铭的《圹志》后，服药自尽，时年57岁。随着朱纨的死，他苦心孤诣打造的禁海防倭体系，只进行了两年不到，就灰飞烟灭。

朱纨不是一个不懂官场内幕的书呆子，他对自己的命运早有预测，到任后他给皇帝的第一道奏折中写道：“臣今日不为陛下明言之，则臣今日所行，皆乖张违众之事，市虎传言，意以损真，臣将来之罪，亦自不知所终矣。”何等清醒，何等直率！

朱纨死前，倔强地说：“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

一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书生，第一个东南抗倭的统帅，就这样消逝在嘉靖倭患的云烟里。

2.“天下冤之”的张经

嘉靖一朝，东南抗倭战役第一功当属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的“王江泾大捷”，此战，共斩倭寇首级1980余级——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在戚继光的无敌军队出现前，一次战役能斩获倭寇一百个首级的就算立了大功。

指挥王江泾大捷的是朱纨之后的东南统帅张经。

张经，福建侯官人，进士出身，历任兵部侍郎、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和没有平乱经历的朱纨相比，张经的军事生涯可谓硕果累累，他曾总督两广军务，平定过安南、广西土司和琼州黎族之乱。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张经受命“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这个职务的权限很大，“临阵之际不用命者，武官都指挥以下，文官五品以下，许以军法从事。”

张经很清楚卫所军低下的战斗力，所以上书朝廷要求调集各地客兵参战。于是，各地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都陆续集中到江浙：京营神枪手、涿州铁棍手、保定箭手、辽东虎头枪手、河间府义尖儿手、河南毛葫芦兵、汉中矿徒兵以及广西狼兵和湘西土兵等等。

客兵中，数广西的狼兵人数最众，名头最大。

明代一向有 “狼兵鸷悍，天下称最”的说法，狼兵并不是虎狼之兵的意思，而是把“俍兵”读白了。“俍”就是土官，“俍兵”就是土官统治下的兵丁。明代的狼兵是指广西壮族地区的土司兵。

张经曾镇压过土司作乱，深知当地狼兵骁勇善战，他征调的，是名气最大的田州（今广西右江地区田阳县）岑氏兵。当时田州土司首领岑猛已死，其妾瓦氏夫人主持大局，已经年近六旬。接到张经的调檄，瓦氏亲率近七千骁勇狼兵，不远千里，奔赴东南参战。

一心立功的瓦氏很希望速战，朝廷派来的钦差赵文华也屡次催促派狼兵剿贼。稳重的张经却认为狼兵“勇进而易溃”，不能托大，要等保靖、永顺的土兵到来，合力夹攻才是万全之策。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四千倭寇突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率部分狼兵和保靖兵驰援嘉兴；总兵俞大猷率部分狼兵和永顺兵，扼其归路；副总兵汤克宽引舟师从中路进攻。在王江泾一战，倭寇大溃，斩首1980余级，溺死无数，史称“王江泾大捷”。

但张经的报功奏折尚未写好，锁拿他进京的圣旨已在路上。

钦差赵文华是内阁首辅严嵩的干儿子，被朝廷派来监督军务。此人丝毫不懂军务，只知道一味催战，并向张经索贿。张经是个实干家，对逢迎拍马这一套概不理会。于是，赵文华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上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朱厚熜看后犹豫不决，问首辅严嵩，严嵩自然偏袒干儿子：“苏、松人怨张经久矣！”朱厚熜这才降旨逮捕张经进京，没多久王江泾捷报传来，有人就此说情，朱厚熜却斥责道：“（张）经欺诞不忠，闻文华劾，方一战。”当年10月，张经被斩于西市。

对张经之死，《明史》只有一句话概括：“天下冤之”。

张经死后，征调到江浙的庞大客兵一下失了主心骨，成了祸害民间的乱兵，白昼杀人、奸淫妇女、掳掠民财，比倭寇的危害还大。广西的狼兵更是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气得江浙人编了个谚语：“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

张经后，周琉接任总督，遭赵文华弹劾罢官，任期仅一个月。

周琉后，杨宜接任，再遭赵文华弹劾免职，任期半年。

杨宜后，胡宗宪接任。赵文华不再弹劾了，他等的就是这一刻——老胡，那是自己人。

3. 被严重误读的胡宗宪（上）

被赵文华视作自己人的胡宗宪，是一个背负了太多责难的一代名帅。

胡宗宪是个熟谙官场政治学的老江湖，《明史》称他“多权术，喜功名”一点没错——对喜好祥瑞的皇帝朱厚熜，他累献“白鹿”、“五色芝”拍马屁；对权臣严嵩，他“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对挡他道的人则下手绝不留情，依附赵文华陷害张经就是一例。

但对权力的热衷，绝不能掩盖胡宗宪的出众能力和彪炳功业，从功劳上说，他才是嘉靖抗倭第一功臣。

胡宗宪，字汝贞，徽州府绩溪县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任益都知县、余姚知县，御史巡按宣府、大同。在巡按边防的任上，一次大同驻军闹事，胡宗宪单骑慰谕，化解了这次兵变。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成为东南前线的巨头之一。他对赵文华豪爽大方笼络有加，对总督张经则落井下石。最后，在赵文华的大力推荐下，胡宗宪终于坐上了东南抗倭第一把交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浙江、南直隶、福建等七省军务。

胡宗宪不是尸位素餐的统帅，大权到手，他开始施展令后世叹为观止的抗倭手段。

擒贼擒王，胡宗宪上任后决计剿、抚并施，并把目标首先对准了最大的倭寇首领王直：“ 海上贼惟（王）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

王直和胡宗宪是老乡，都是徽州人。凭借这层关系，对王直的招抚，胡宗宪采取的是攻心战。第一，把关在监狱的王直老母妻儿释放了，拣好房子安置，厚加赡养。第二，派特使蒋洲、陈可愿远赴日本，当面许以免罪，招降王直。

王直被老乡总督的诚意打动了，他派自己的养子王敖跟随使者回国，向胡宗宪提出了投降条件：“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胡宗宪当然满口答应。

从最大的倭寇首领松口的这一刻起，倭寇集团全面瓦解的命运已无可避免。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末，另一个倭寇首领徐海率众在浙江乍浦登陆，与先入寇的陈东、叶麻集团汇合，大约有万人之众，攻陷慈溪，包围桐乡，锋芒直逼杭州和苏淞，满朝震惊。

接到浙江巡抚的求援信，胡宗宪迅即动手了。他派手下指挥夏正持王直的往来书信，秘密潜入徐海营帐劝降。徐海见信后大惊失色：“老船主亦降乎？”

同为徽州人，杭州虎跑寺和尚出身的徐海，是嘉靖倭患的第二号倭寇首领，当年威风八面，“雄海上，称天差平海大将军”，他和日本人辛五郎勾结，一度纠合日本大隅岛、种子岛、萨摩、日向、和泉等地的倭贼，数万人，千余艘船，大举入寇明朝。但是看到势力最大的王直在与朝廷暗送秋波，徐海动摇了。

打铁要趁热，胡宗宪第二天再次派使者携带数万两银子贿赂徐海，徐海这下心满意足，在归还两百名官军俘虏后，率先退兵。势单力薄的陈东也随即撤兵，桐乡之围被解。

此后，徐海和胡宗宪暗中打得火热，不但献“飞鱼冠及坚甲名剑”给胡宗宪，还把弟弟送到军营做人质，但胡宗宪觉得还不够。

徐陈叶三巨酋中，数叶麻最狡黠骁勇。胡宗宪于是遣谍带着银子说服徐海配合擒拿叶麻，已经死心塌地的徐海当即答应。于是，他设了个陷阱，让官军抓住了叶麻。

叶麻被擒，还有一个陈东。胡宗宪打听到徐海营中有两个歌妓专宠，一名翠翘，一名绿珠，就时不时秘密派人送金银首饰给两女，让两女日夜劝降并要徐海擒拿陈东。徐海犹豫未决，胡宗宪再出连环计，放叶麻出来假意宽待，令其写信给陈东，商量共杀徐海。然后故意把信泄露给徐海。徐海当然大怒，认为陈东背叛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突然率兵抓住陈东献给胡宗宪。

叶麻与陈东被擒，只剩下徐海了。自以为有功的徐海仍然蒙在鼓里，他带着亲信百余人顶盔带甲昂然入城，亲自拜见胡宗宪，俯首称罪。

徐海所部千余人被安排在沈家庄驻扎，胡宗宪令陈东诈写书信给余党，称徐海已约官兵要剿灭他们。陈东党立刻大惊，先动起手。内讧混战中，徐海中槊倒地，众人大乱。第二天，官兵四面合围，纵火焚屋。徐海跳河溺死，辛五郎被擒，余众大部被杀。

胡宗宪将徐海的首级和陈东、叶麻、辛五郎解到北京，朱厚熜十分高兴，抗倭战争爆发后第一次搞了盛大的献俘仪式，百官着礼服祝贺。陈东、叶麻、辛五郎随即被凌迟处死。

4. 被严重误读的胡宗宪（下）

徐海、陈东、叶麻相继被擒杀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应胡宗宪之邀，带着属下乘船来到舟山群岛的岑港。在胡宗宪派出指挥夏正做人质的保证下，十一月份王直带两个心腹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

一到杭州，王直即被逮捕，两年后被斩首。

离间计、反间计、连环计、美人计、苦肉计，胡宗宪用一系列眼花缭乱堪比三国时代的妙计，把逞凶一时的倭寇首领玩弄于股掌之中。诱杀王直、徐海两大倭寇集团首领后，倭寇在浙江的侵扰已经不成大的气候，加上戚家军的横空出世，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浙江的倭患基本扫平，胡宗宪领导下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时人张鼎评价道：“其擒徐海、诱王直，功尤奇……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也，抑公可谓社稷臣矣。”

八面威风的胡宗宪，最后还是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做了21年首辅的严嵩被罢官，徐阶接任，开始清算“严党”。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屡升迁的，是如假包换的“严党”，严嵩倒台，胡宗宪在劫难逃。年底，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就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朝廷令下：罢免职务，锁拿进京。

于是，和他踢倒的前任张经、擒获的陈东叶麻一样，胡宗宪戴着沉甸甸的枷锁怀着无限感慨进了北京。

朱厚熜念其抗倭的功劳，没有杀胡宗宪，敕令其回乡。但三年后，严嵩之子严世蕃以谋反罪被诛时，御史发现了两年前胡宗宪和严世蕃勾通的书信，于是胡宗宪再次被逮捕进京。在狱中，愤恨交加的胡宗宪自杀身亡，自杀前他写下了绝笔诗：“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

对胡宗宪的倒台，朝野的态度截然相反。朝廷官员一窝蜂的落井下石，责骂其厚结严嵩贪污军饷祸国殃民；东南前线却大呼千古奇冤，特别是胡宗宪帐下的将领和幕僚，更是郁愤交加。首席幕僚徐渭写《十白赋》悼念，矛头直指新任首辅徐阶；文臣沈明臣不避灾祸，“走哭墓下，持所为诔，遍告士大夫，颂其冤状。”而作为最受胡宗宪信赖和重用的将领，戚继光当即万念俱灰，萌生解甲归田的念头：“胡公北辕，浙无知己，欲际新中丞未至，乞病东还。”

胡宗宪是个慧眼识人的统帅。他的幕府里，云集了当时东南最有名的文人能士。他重用俞大猷、刘显、谭纶、卢镗等知名宿将，特别是他对当时默默无闻的戚继光的一手提拔：戚继光从山东调来浙江任参将主持军事，是他推荐的；戚继光两次募兵是他同意并支持的；厚待戚家军，屡次提拔戚继光也是他包办的。因为胡宗宪的知人善任，“尤好施予，故属下皆能效死力。”

胡宗宪虽是进士出身，但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严肃刻板、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他性格倜傥，爽朗大方，平日好携妓酣饮，不拘泥世俗之行。他身材魁梧，膂力绝人，尤善骑射。他经常亲临战阵，“戎服立矢石间督战”。

无论才能、功绩，胡宗宪都堪称明代抗倭史上第一名帅。只是，因为他的依附奸臣、权势过大，树立了太多政敌，而他性格上与传统士大夫迥然不同的豪爽倜傥，也成了当时文人一致攻讦的异类。

当时很多言官弹劾胡宗宪侵吞边饷，并赠他一个外号：“总督银山”。而事实上胡宗宪死时，“其家也几乎壁立。”文人陈德符则在笔记《万历野获编》里，津津有味的把胡宗宪描摹成一个在江南恣情妓乐，“与幕客宣淫于制府”的荒淫人物！

立了这么大功，却背负这么多的骂名。中国人评价历史人物，历来重道德人品，轻才华功业，被茫茫历史尘埃湮没的又何止一个胡宗宪？

拿《四库全书》里的一句评语收尾吧：“盖其人虽不醇，其才则固一世之雄也。”

六、冒险家的下场——王直之死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隆冬，王直被一顶小轿抬到杭州法场斩首。刑前，王直和儿子相拥而泣，他解下束发金簪交给儿子，不胜怨恨地叹道：“没想到会在这块土地受到死刑！”

这个人，《明史•日本传》里“嘉靖倭乱”几乎一半全是他的记录，位列“大明倭寇黑名单”第一位；这个人，占据日本五岛犹如海上帝王，巨舰百艘蔽海扑向中国——大冒险家、大海商、巨寇王直确实想不到，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竟然以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终结。

1. 海外逍遥王

王直出生在皖南山区徽州歙县，生年不详。徽州田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男孩子一般到了十来岁就得外出学徒经商，当地有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样“往外一丢”的结果，丢出了明清两代著名的徽商，不过，王直与坚韧负重的老乡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史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最早和同乡徐惟学一起做私盐买卖，后来开始从事海外走私贸易。海上生涯开阔了王直的眼界，也让他萌发了无拘无束的野心：“中国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

开始阶段，王直的翅膀还不硬，所以他首先投奔了盘踞在双屿岛的老乡许栋。许栋是著名的“海寇”，他的团伙就是武装走私的半海盗集团。王直“多智略，善施与”，通晓多国语言，这样出众的才能，当然在许栋集团里受到重用，初任“管库”，不久被提拔为“管哨”，成为许栋的主要副手。

在依附许栋的日子里，王直指挥走私船，运载丝绵、硝磺等违禁品，自号“五峰”，远渡日本、暹罗、西洋诸国牟取暴利，如鱼得水。

这期间，发生了一起日本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铁炮传来”事件，王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据日本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记载：公元1543年8月，有一艘葡萄牙船到达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岛上居民看到金发碧眼的“南蛮”很害怕，而且语言不通无法交流。这时，自称为“五峰”的王直正好在葡萄牙船上，通过他的翻译，日本人才对“南蛮”打消了惧意，种子岛的大名时尧还花了两千两银子的天价购买了两支“铁炮”——火绳枪，由此开启了日本战国后期的“铁炮战”。

好景不长，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派兵剿灭了双屿岛，许栋死于乱兵之中。余党推举王直做了新的首领，王直把主根据地设在日本平户，把前沿基地设在了定海附近的烈港。

独揽大权后，王直开始了大鱼吃小鱼的扩张时期，走私事业突飞猛进。比起其他海商集团，王直更具长远眼光，总设法和明朝的海道、卫所拉近乎，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王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支势力较大的陈思盼集团。有一次，王直还抓住七名日本倭寇，献给海道官员。

黑白两道都混得开的王直，这时俨然成了一个可以和大明分庭抗礼的海上帝王。海上，挂着“五峰”旗的一艘艘走私船纵横无阻；岸上，沿海百姓对他既敬又怕，献粮献货，连地方官吏都谄媚地献红袍玉带给他。《明史》里对王直的形貌有一段栩栩如生的描述：“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

不过，王直在禁海派大员眼里，还是一个祸乱东南的大海寇。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海上的冒险家一向如凤毛麟角。王直这样成功的海上豪强只能怪自己生错了地方。同是16世纪，在地球的另一端，伊丽莎白女王正在给纵横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杀人越货的众多海盗船长颁发爵士称号。而明朝的态度只有一句冰冷的祖宗家法：片板不许下海。

朱纨后，王忬继任浙江巡抚，他派遣总兵俞大猷统兵数千，进攻烈港。俞大猷派敢死队潜入王直营寨，点燃火药库，群寨俱燃。王直侥幸突围而出，逃回日本。

这把冲天大火几乎烧光了王直成为中国最大海商的信心，他愤慨不已：我为朝廷立过功，朝廷为什么反而要杀我？从此，他选择了一条公开和明朝作对的道路，一条不归路。

2. 最值钱的人头

日本战国时代群雄辈出，一般人都可以报出不少名字：毛利元就、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但知道松浦隆信的人恐怕不多。

盘踞在肥前（今日本九州长崎县）一角的平户藩大名松浦隆信，地盘微不足道，人马仅有擅长水战的松浦党，但是说起商业和贸易，却在战国时代鼎鼎有名。

被中国赶走的王直，对松浦隆信来说，却是天赐的奇才。

据记载松浦氏历史的《大曲记》载：“道可（松浦隆信）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王直）的大唐人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

松浦隆信需要王直带来的海外商品，王直需要一个立足之地。所以王直在日本广泛受到欢迎，成为大名、武士的座上客。日本近代史学家评价王直，一语中的：“中国目为不逞之徒，而对日本实乃忠实之盟友。”

在松浦隆信的直接支持下，王直盘踞了日本“五岛”（今日本长崎县五岛市，由九州西海岸外群岛组成，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五个小岛），自称“徽王”，日本史料中称之为“五峰船主”，周围三十六岛都归附于他。王直以养子王滶（毛海峰）为心腹，纠集“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为死党，徐海、陈东、叶麻（叶明）等倭寇首领为羽翼，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王直要对抛弃他的明朝报复了！

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四月的一天，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赫然发现往日一望无际的海面上，突然升起无数的桅杆，林列的海船上站满了凶神恶煞般的倭寇。

《明史》载：“（王直）纠岛倭及漳、泉海盗，巨舰百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这一幕史上最大规模的倭寇来犯，明朝史书称为“壬子之变。”此后数年里，以王直、徐海为首的倭寇集团，对浙江、南直隶、广东、福建和山东等沿海地区甚至内地肆行劫掠，官军连连惨败。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几乎处于一种无处无倭的糜烂状态，整个明朝的半壁江山动摇了。

王直是“巨酋”，是“东南乱本”，是天字第一号倭寇！且来看朝廷悬赏王直人头的榜文：“但有能主设奇谋擒斩王直者，封伯爵，赏万金，授以坐营作府管事。”

明朝的公、侯、伯三种爵位都位列一品，用来封赠外戚或功臣，极为尊崇。爵位怎么获得？比如你是皇帝老丈人，那么恭喜，一个伯爵是坐稳了。或者你有泼天战功，请留神：像戚继光那样的都不够，他戎马一生战功赫赫都没有封爵，得像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那样的功劳，才能封伯爵。

现在简单了，只需干掉一个人，就可以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王直的脖子上，长着一颗大明开国以来最值钱的人头。

但干掉王直谈何容易。王直航行于海上的巨舰据说可以“驰马往来”，而他的船队拥有二百余艘之多，“官军莫敢撄其锋”。而且，王直还“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身边豢养了一支日本卫队——在海上擒斩王直没有一丝成功的希望，那么，把他诱到岸上呢？

3. 吾何罪！吾何罪！

成也老乡，败也老乡。

徽州人有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观念，因为长年出外打拼，同族同乡的相互提携十分重要，“在家不靠父母，出门要靠老乡。”王直的成功是靠老乡许栋提携的，他的脑袋是靠老乡胡宗宪断送的。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在见到胡宗宪千里迢迢派来的劝降使者后，王直被总督老乡的宽恕家属和种种许诺打动了。王直不是无条件投降，他提出的投降条件有三点：一、免罪；二、开市通商；三、封官（官职不在乎大小，只要身份的认可）。

王直最乐意的是成为脚踏经商和官府两只船的红顶商人。

王直之所以答应投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根据地已经不稳了。当时日本九州的强藩岛津贵久崛起，开始平定南九州，已经占领大隅、日向两国的大部分，身为外人，王直在九州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加上连年对抗明朝，兵员和财物的来源日益减少，就连王直占据的五岛，当地日本人也开始不满了，据《明史》记载：“直初诱倭入犯，倭大获利，各岛由此日至。既而多杀伤，有全岛无一归者，死者家怨直。”

徐海、陈东、叶麻相继被擒杀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应胡宗宪之邀，带着属下“骁勇之倭”千余人，包括四十多个日本护卫，乘“异样巨舰”来到了舟山群岛的岑港，上岸投降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一到岑港，王直就觉察到情况有异：明军战船云集，对岑港形成包围之势。他立刻派养子王滶见胡宗宪质问：“我等奉诏而来，却用部队包围我，胡公是不是诓我啊？”胡宗宪再三解释，并让王直的儿子写下血书，让王直老母亲按上手印，叙述胡军门不杀之恩，劝王直早降。

接到血书后，王直苦笑道：“儿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来，阖门死矣。”

王直不是笨蛋。从时人的种种记述来看，这时候的王直疑心重重，他的部下都劝他不要弃船上岸。但是，不上岸就意味着前功尽弃，意味着家人被处死、自己立刻遭围攻、开市通商成泡影，这都是王直无法忍受的。王直对劝阻的部下说了这么一句听天由命的话：“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

最后，王直提出要一个“贵官”来做人质，胡宗宪立刻派他的心腹、指挥夏正随王滶前往船中。

无可推托了。王直于11月份带着两个心腹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惴惴不安的拜见胡宗宪。

此时的胡宗宪对王直却无杀心，有收归己用之意，所以热情的接待了王直，对他大加安慰，并让他去见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没想到一到杭州，王直即被强硬的禁海派王本固下令逮捕，他大呼冤枉：“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胡宗宪得知后，上疏请求皇帝赦免王直，但政敌随即放风，说胡宗宪私下收受了王直数十万两银子巨贿，胡宗宪为了表自己清白，只得重新上书称王直罪在不赦，请皇帝处分。

王直在狱中写过一封《自明疏》，希望朝廷许他戴罪立功，剿灭海上诸夷，在疏文的最后，他念念不忘希望明政府能够开放海禁，通商互市。朱厚熜在杀、抚之间犹豫了很久，令胡宗宪先把王直“羁养”起来，一养就是两年，嘉靖三十八年，朱厚熜终于下达了死刑诏书：“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

王直被斩后，首级被传示海滨——这就是犯禁冒险者的下场。

4. 余音，岑港之战

王直被抓十多天后，王滶终于得到消息，愤怒不已，将人质夏正肢解杀死，一把火烧掉了船只，率众盘踞岑港，声言为王直报仇。

王滶原名毛海峰，父亲毛相是个犯了事被黜退的秀才，后来毛海峰和哥哥毛明下海做通藩走私的勾当。王滶为人有勇力，又擅长使用佛朗机等兵器，因而被王直收为养子，是王直最信赖的人。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初春，舟山群岛四周的海面上，密密麻麻挤满了官军的战船。胡宗宪调兵遣将，俞大猷、戚继光、卢镗率领各路兵马，开始了对岑港王直残部的围剿。

谁也没有料到，这场最精锐官军对孤守一隅的倭寇残余的剿灭战，整整打了近一年。

岑港位于舟山之西，道路崎岖，地形复杂。王滶事先堵塞了其他岔道，只留下一条小路，率众居高临下，据险死守。

一开始，明军士气高涨，沿着狭窄小路鱼贯而入，不料进到一大半，倭寇突然从后面冒出来，前后夹击，官军大溃，死者过半。接着遭遇风雨交加的天气，山洪暴发，王滶命令手下决堤水淹官兵，双方都死伤惨重。

官军久攻不下，大批新倭又乘春汛接踵而至，新旧倭寇合兵大约有三千之众占据岑港。明军只好分兵进剿，疲于奔命，形成一个围而不攻的态势。

到了七月，见岑港之战还无捷报送来，远在北京的朱厚熜大怒之下，下诏削除了主将俞大猷、戚继光的职级，最后限期一月内攻破岑港，否则所有将领逮捕进京！

胡宗宪不敢怠慢，亲自坐船临海指挥，率数万官军大举进击。王滶固守营寨，顽强阻击。一直打到十一月，俞大猷、戚继光等部付出了惨重代价，才进逼到王滶的大本营，官军纵起大火，倭寇大乱，“官兵蹑踪，砍栅直入，斩首百余。”

王滶率数百残部从官军包围圈里冲出一条路，逃到福建，不过没多久就在海中遭遇飓风翻船身亡。

看上去，岑港之战最终是“大捷”了。但一小股倭寇残余，居然给予官军如此大的杀伤，防守了快一年才告失守。而作为十倍于敌的官军，一个弹丸之地却久攻不下，损兵折将，最后看着贼首王滶扬长而去，这真是莫大的耻辱。

不是倭寇太强，而是官军太弱！官军阵中，有一个将领无比感慨。

浙江参将戚继光。

值得一提的是，在岑港之战中，戚继光的部下并不是卫所军，而是三千名新募的绍兴籍士兵。但是，募兵并不是万能的，绍兴籍士兵虚有其表，平时看上去军容齐整，真正打起仗来胆小惜命，让戚继光大为失望。

募兵肯定没错，但是，听指挥、不惜命的好士兵，你们在哪里？

七、戚家军，一个天才的作品

经无数历史课本的熏陶，戚继光在中国家喻户晓，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戚继光这个名字，在多数人心目中更像是一个民族英雄的符号，一个概念化的抗倭名将。

但戚继光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性格集中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优点，既粗豪又细致，既固执又精明，既治军严厉又善待士卒，既是个天才，又是个实干家——他在一张由农民和矿徒组成的白纸上，绘制了一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

1. 戚家最好的财产

戚继光，字元敬，登州（山东蓬莱）人，世袭军官家庭出身。戚家祖籍安徽定远，戚继光的六世祖戚详早年参加农民军，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老部下之一，后来在云南战死。朝廷论功，戚家得到一个“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袭职位。

“卫指挥佥事”是个多大的官职？明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有两个：兵部和五军（左右中前后）都督府，相当于国防部。兵部有调兵权，都督府有统兵权，两者互相牵制。中央以外，全国各省有地方军事领导机构，称为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嘉靖年间全国共有二十一个都司，相当于地方军区。都司下辖的基层部队是卫所，就是地方卫戍部队。拿戚继光家的职位来说，登州卫隶属于山东都司-左军都督府。

1个卫所一般下辖5个千户所，1个千户所下辖10个百户所，1个百户所下辖2总旗，1总旗下辖5小旗，一共有5000~6000名士兵。卫所的军事长官称卫指挥使，副手称卫指挥佥事。所以，我们知道了，戚家世袭的“登州卫指挥佥事”是卫一级的军官，品级是正四品。

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为人正直，从小就对长子戚继光严加管教，指望儿子日后能光宗耀祖，而戚继光也显露了将门后代的气质，他从小就喜欢玩打仗游戏，常常用泥巴砌成城墙，用瓦砾堆成阵垒，用竹枝做枪，用纸张做旗帜，由自己充当大将，指挥其他小孩作战。《明史》载，戚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

戚景通不善经营，家庭经济情况不好，有一次妻子忧心忡忡地说，家里没有财产，怎么办呢？戚景通却指着戚继光说：“这不就是我家的财产吗？”他说得没错，一个优秀的儿子就是父亲最好的财产。

17岁那年，因为戚景通病重，戚继光接替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两年后，戚景通病逝，除了世袭的职位，他只给儿子留下一所祖传的老屋和自用的川扇一柄、卧床一张。

未来，要靠戚继光自己了。

少年军官戚继光在登州的任上，一度分管屯田事务，还连续五年率卫所士兵北上，戍守蓟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戚继光考中武举，第二年进京会试，正赶上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戚继光参与了九门的防务。他两次向朝廷上书，提出十几条守御方略，给朝廷大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称之为“将才”。

作为一个年轻地方将领，戚继光对国事的关心和大胆的上书，都彰显出他性格中锋芒外露的一面，他绝不是一个甘心靠祖荫混饭吃的庸碌之辈，他出众的军事才华，像一把黑暗中的宝剑般难以掩饰。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被提拔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这个职位相当于地方军区副司令，已经相当大了。不过，戚继光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海防，督促士兵屯田训练，因为当时倭寇的主攻方向是浙江，所以山东无仗可打。

武将世家走出来的戚继光，是个极度渴望在一线建立功业的人，他少年时期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可以想象，整顿防务、督促屯田这些偏离战场的事情是他很苦恼的，尽管如此，他在任的屯田工作依然卓有成效，口碑出奇的好。

戚继光的出众名声，很快引起了新任总督胡宗宪的注意，于是经胡宗宪举荐，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改任浙江都指挥佥事，擢升为参将，主持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军事，这一年他27岁。也就是从这年起，直到隆庆二年（1568）北调守蓟州，戚继光前后与倭寇周旋了12个年头。

2. 一抛拐猛几侬倒

从主抓“锄把子”到主抓“刀把子”，戚继光终于了却了平生所愿。

但是，和倭寇交手的第一仗，戚继光就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失败感。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一股800人的倭寇流窜到宁波北面的龙山所，这是戚继光的防区。总督胡宗宪调集了五路人马合围，除了戚继光所部外，还有卢镗、尹秉衡等其他官军，一共14000人，超过倭寇十几倍。

按说，胜负没有任何悬念。但是一接战，倭寇兵分三股，由三个头目率领，一下突入立足未稳的官军阵中，五路兵马立刻溃不成军，倭寇一度杀到戚继光身边，幸好戚继光射中了为首一个头目，才化险为夷。战斗的最后，因力量过于悬殊，倭寇付出少量伤亡，大部从容退走。这一仗，在官方记录上是“龙山所大捷”，但亲历战场的戚继光却说不出的难受。

卫所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了！戚继光心里萌生了一个崭新的念头：“我要自己培养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戚继光向总督胡宗宪上书，第一次提出在浙江募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胡宗宪看了建议文书后，一把扔到地上，苦笑道：“浙江人如果能用，我早就用了！”不过，静了一会，他又捡起文书，再次细读，终于答应了募兵的要求。

不过，第一次募的绍兴兵，在岑港之战表现的狡猾怕死，让戚继光很失望。绍兴人在明代最有名的是当师爷，打仗确实不行。

胡宗宪其实没说错，浙江人身处江南鱼米之乡，山清水秀，自古只出状元进士，哪里出强兵？看过一份统计，中国历代有史可查的状元一共777位，按省份排名，江苏、浙江是头两位。拿明代来说，浙江文风荟萃，据历朝登科录记载，明代浙江进士总数为3280，排列全国第二，仅次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和上海）。

但是，仅过了一年后，戚继光的第二封募兵请求又递到胡宗宪面前，对象还是浙江人——这回是义乌。戚继光在《练兵议》里信心十足地写道：“（义乌人）其气敌忾，其习骠而自轻，其俗力本无他，宜可鼓舞。及今简练训习，即一旅可当三军，何患无兵？”

是什么原因让戚继光把目光投向这座偏僻的浙中小县？

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械斗。

据《义乌县志》记载，械斗的起因其实是场误会：义乌县南有座八保山，时间久了以讹传讹被叫做“八宝山”。嘉靖三十七年，邻近的永康县有个叫施文六的盐商路过，见到“八宝山”的土色闪亮，就断定是银矿，于是他纠集了数千名永康县和处州县的矿徒来抢矿。而事实上，义乌从秦朝设县以来，一直是个贫矿区，银矿完全是子虚乌有。

不过，外地人来抢矿的消息一下激怒了义乌人。在民众中素有威望的陈大成聚起族人和邻近乡人，三千名义乌子弟手持砍刀钉耙，和素以强悍著称的邻县矿徒开始了一场长达数月的大械斗。义乌知县赵大河也是火爆性子，摞起袖子亲自督军，指挥义乌之民“平贼”。

械斗打得激烈无比，死伤惨重，“暴骨盈野”，完全等同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最后同仇敌忾的义乌人，终于胜利把外地人赶走了。当时这件事闹的很大，震动全浙。

一方水土一方人，义乌虽然地处浙江，但民风剽悍，和软绵绵的杭州人、绍兴人、宁波人无法相比。今天的义乌是闻名全国的小商品城，南来北往的生意人满街皆是，争吵斗殴难免，但几乎没人敢惹当地人，因为义乌人打架太猛了，上来就眼睛一瞪：“一抛拐猛几侬倒！”意思是：一巴掌扇死你！

今天尚且如此，四百年未曾开化的义乌人更是强悍。戚继光以军人的眼光一下看到了这场械斗的闪光点，义乌人同仇敌忾、剽悍又看轻自己性命，这不就是我要寻找的士兵吗？

3. 招了一群乌合之众

嘉靖三十七年九月，戚继光得到胡宗宪的支持后，来到义乌募兵。

戚继光首先拜访的是县令赵大河，赵大河也一贯认为义务人可用，两人一见如故。随后，戚继光赵大河亲自去拜访械斗首领陈大成，得到陈大成的爽快答应，此外，矿徒首领王如龙，武举出身的吴惟忠、叶大正等都纷纷响应。

在头面人物的带动下，义乌的青壮年云集在县城的募兵场上，踊跃报名应征。

不过，想加入戚继光的军队不是那么容易。

自古到今，挑选士卒的标准无外乎“年轻力壮”四字而已，但戚继光的要求要严格的多。

简单地说，戚继光有四个不要：面孔白皮肤嫩的不要，目光闪烁的油滑之徒不要，见多识广的城里人不要，吃过粮当过兵的不要。戚继光只要那些黑大粗壮，见到官府有胆怯之心的农民和矿工。

用现在的用工标准来看，这个募兵标准是很让人不解的：面孔白净之人、油滑之徒一般不能吃苦，不要容易让人理解，但为什么聪明的城里人和有工作经验的士兵也不要？

戚继光自有他的道理：城里人见多识广，对官府缺乏畏惧之心，不好管理；而吃过官粮的兵油子则多半沾染了坏习气，容易成为害群之马。

原来如此。戚继光要的是如原野般朴实的农家子弟，要的是一张白纸。

戚继光的这套选兵标准，后世的无数将领原样照搬，如曾国藩组建湘军、袁世凯组建新军，都只召山村朴实的农民作为兵勇，决不用兵油子和市井无赖之徒。只不过，越到近现代，不被社会大环境污染的纯良农家子弟越少，部队作风每况日下也在所难免了。

戚继光打算招三千人，组成一营新军，具体建制如下：每营分四总，由把总指挥；每总分四官，由哨总指挥；每官分四哨，由哨长指挥；每哨分四队，每队12人，由队长指挥。大致来看，一营相当于现代军队的一个团，把总相当于营长，哨官相当于连长，哨长史排长，队长是班长。

戚继光首先确定把总和哨官的人选：陈大成、王如龙、吴惟忠、叶大正等素有威望的当地人士，接下来由哨官挑选哨长，哨长挑选队长，队长挑选士兵。选好的人全部席地坐好，摆上桌子逐个登记编队，另外记载下此人姓名、住址、年龄、面貌特征。编队结束后，队内分工，力气大的使长牌，力气小但敏捷的使藤牌，年轻健壮的使狼筅，年长有杀气的使长枪，老实有力气能负重的当伙头军。

至此，这支由农民和矿徒组成的戚家军就编成了，一共四千人——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千人。

义乌子弟的踊跃应征使得戚继光很欣慰，但目前为止，募兵场上整齐站立的这4000名质朴的士兵，在戚继光眼里还是标准的“乌合之众”。

4. 大画家戚继光（上）

中国古代，有两支用主将姓氏命名的无敌军队，一是岳家军，一是戚家军。

岳飞的岳家军，是靠合并、融合其他将领的精锐部队形成的，戚继光却是白纸上作画，把一群农民和矿徒训练成无敌之师，完全一手草创。

军队，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军纪。

想知道戚继光对义乌士兵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练兵场上，戚继光一身戎装，表情肃然，一口掺杂着山东口音的官话字字铿锵，回荡在每个士兵心中：“我今在军中，再无一句虚言与你说，凡出口就是军令，就说的差了，宁任差误底，决不改还。”

戚家军军纪之严酷，在明代可谓罕有。且来看看戚家军的军规：

临阵诈称疾病者，斩首；临阵抛弃军器者，斩首；鸟铳手演习或实战中开枪开早了的，斩首，队长若发现不告发的，一起杀；负责保护鸟铳手的近战兵，若鸟铳手阵亡，斩首；凡是临阵退缩，允许甲长割兵耳，队长割甲长耳，哨官哨长割队长耳，把总割哨官哨长耳。收兵回营，查无耳者，斩；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埋伏作战，遇贼不起及起早者，队长斩，各兵捆打。当然，不服上官，令不行，禁不止，杀平民冒功、奸淫妇女更是斩首。

此外，行军途中尿急离队小便，割去耳朵；喧哗说话者，捆打四十；训练还有考核，凡是成绩在中下的，捆打；凡兵逃走，同队之人各捆打。

出口就是军令，杀头就是王法。不要抱怨戚继光的严酷，没有铁一样的军纪，哪有铁一样的军队？没有主将的绝对权威，哪有如臂使指的指挥？

戚继光不是滥杀将军，他对部下的护犊之情，几乎可以和他严酷的军法相媲美。

戚继光说过：“夫将者，腹心也；兵者，手足也。”他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一方面用严酷的军法，让这些乡野田间走出来的士兵，知道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军队，畏惧将领，对自己的话不敢违背；一方面用无微不至的关怀，优厚的待遇，让士兵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将领爱之如父母。

戚继光每次战后，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大帐写立功人员名单，向上级和朝廷请功。比如他在一封战后的“乞普恩赏疏”里对皇帝说，自己“不安于心”：“浙功不勘与闽赏不酬其功者尚多，死事者未得恤录，则虽尽夺臣之爵赏以奖恤忠魂，犹为负之于冥冥之中。臣尚得跃马食肉，而将士膏涂之芽将成拱把……”

嘉靖、万历两朝，戚继光一手保举出来的将官无数，拿义乌人来说：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到万历年间，有据可查的义乌人任千总以上武官的就有140多名！在戚继光死后，他麾下的无数将领仍然活跃在万历援朝、对抗后金的战斗前线，成了一代名将给大明留下的最后一笔财富。

除了朝廷的恩赏，总督胡宗宪对戚家军也是宠爱有加，“给饷甚厚”，比如戚继光军中，斩获一个倭寇首级奖励30两银子，这在当时是很丰厚的。而戚继光赏罚分明，打完仗银子人人有份。三十两银子全部分给士兵，将领一分不取：冲在最前面的士兵分二十两，砍首级的兵二两，每个鸟铳手二两，其他的兵分一两，伙头兵五钱。

5. 大画家戚继光（下）

当代导演拍的古代战争影视剧，总是毁人不倦的误导着观众：大凡很牛的将帅，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轻袍缓带，谈笑儒雅——哪里像戚继光这样事必躬亲，这样琐碎，这样粗俗？

戚继光练兵不是用来拍电影的，而是用来打仗的，打胜仗的。面对手下这群更熟悉耕作和开矿的士卒，戚继光要做的还有很多。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古往今来，中国的农民兄弟们进入军营饱尝训练之苦、战争之酷后，都会发牢骚：“为什么当兵？我在为谁卖命？”戚继光开宗明义：“凡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於人杀你。”

军队里有句话：打仗不难练兵难。训练很枯燥，每天早起早睡，除了一日三餐，就是泡在操场上刀来枪去，一身臭汗。但打仗归根到底要刺刀见红，戚继光没有一句为国为民的大道理，他用最“小家子气”的话点拨士卒：“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尔。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也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况吃着官银两，又有赏赐，又有刑罚，比那费了家私、请著教师学武艺的便宜多少？”

这些生动之际的大白话，原文摘自戚继光的两本兵书：《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不要惊奇戚继光的这些大白话，戚继光说不出孙子那样博大精深言简意赅的理论，他的军事成就，伟大就伟大在具体而微，没有一句空话，看似粗俗的大白话里，浸透的是他经得起实战检验的智慧和经验。

常胜元帅林彪向有作战谨慎的作风，打辽沈战役时，他下发到各纵队的作战命令，精确规定到每个壕沟的深度挖几尺几寸。戚继光却比林彪更细致琐碎到毛孔：从交战时鸟铳距离多少米放，宿营修石头和泥巴工事的区别，守城时打更、点火把的次序，甚至军刀打制的长度、厚度和所费银两几钱几分等等，事无巨细的规定了一支军队的几乎所有注意事项。

难怪两本戚氏兵书流到朝鲜后，被李朝视为国宝，不肯轻易外示，而日本也是高价买到后一再印刷——因为只要对照着执行，完全可以不费太大功夫复制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清代，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湖南书生曾国藩，效仿戚氏兵法练就了湘军，打下南京后他抓获了最强的对手：忠王李秀成。查点战利品时，曾国藩不胜惊奇的发现，李秀成的行囊里同样放着一套戚继光兵书！

士为知己者死。在天才兼实干家戚继光的麾下，一支无往不前的铁军诞生了。

平倭结束后，戚继光北调蓟州防御蒙古人。当时长城一线的驻军纪律松驰，作风很差。戚继光见难以驯服，就奏请调原“戚家军”的一支浙江兵北上。隆庆三年（1569年）二月，三千浙兵奉旨北上，千里跋涉，一日清晨抵达蓟州，停在郊外待命。二月的北方寒气袭人，又碰上下大雨，这支部队就这么在寒雨中列队顶盔披甲站着，等候戚帅检阅，一直等到下午，大雨中的浙江兵就像一排树一样矗着，军容肃然不乱。“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

西方人把战争比作艺术，安托万•约米尼说：“战争是一出令人恐怖、充满激情的戏剧。”三千浙兵雨中矗立的一幕，更像是一幅泼墨写意画，它所带给人的视觉和心灵震撼，远非炮火横飞的战场所能替代。

边军大骇，倭寇更应该大骇——快逃吧，上天派下来收拾你们的人来了！

八、戚继光不孤独

“戚我爷，戚我爷，爷未来兮民咨嗟，爷既来兮凶妖荡尽，草木生芽。”戚家军的强势出现，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从浙江扫到福建、广东。侥幸逃亡的剩余倭寇，龟缩回日本诸岛，再也不想踏上中国一步：当冒险变成送死，这场战争可以结束了。

1. 终结者

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春天，对于侵入浙江一带的倭寇来说，是个绝望的季节。戚家军第一次在战场上的出现，就显示了极其恐怖的战斗力。

这年四月，两千余倭寇在奉化登陆，当晚前进到宁海，大肆劫掠。戚继光亲率主力赶赴宁海迎战，不料宁海倭寇已经分兵远遁，其中一股500人进犯台州。戚继光闻讯，立刻率军连夜从急行军赶来救援。当时戚家军只带三天干粮，此时已是第五天，军队已经断粮，空腹行军70里，终于赶在倭寇之前到达台州。

刚进城做饭，倭寇前锋已到。戚继光当即命令离开炉灶，全军出城，摆开战斗队形迎击。倭寇排开了“一”字阵悍然杀了过来，戚家军鸟铳手等到60步时候放枪，接着左、中、右三路鸳鸯阵出击。这支明军非同一般的英勇沉着，大大出乎倭寇的预料，特别是从所未见的阵法，一下打乱了倭寇的阵脚：明军手上拿的什么武器，古怪的干活！

鸳鸯阵。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个传说中的奇特阵法：

12人为一队，最前面是队长，负责指挥；跟着的是两个盾牌手：一执长牌、一执藤牌，其中藤牌手带有标枪、腰刀，两个盾牌手负责遮挡倭寇的重箭、长枪，掩护后队前进；再跟着的两人是狼筅手，负责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两个镗钯手，负责掩护长枪手的侧翼；最后一名是伙头兵。此外，鸳鸯阵还可以视作战需要随时灵活变化，或变纵为横，或变大为小，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变成两小阵时称“两才阵”。

鸳鸯阵里最引人注目的武器是狼筅。狼筅是顶端削尖的南方粗老毛竹，留着四周尖锐的枝杈，用滚油煮开晾干，坚韧无比。狼筅长接近3米，重5斤，需要力气很大的士兵才能使动。这件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武器，因为够长、够坚韧，在实战中有着非常好的效果。交战时，隔老远就一大片枝枝杈杈冲着脑袋戳去，对敌人的心理是极大的威胁。

戚家军的作战法则大约是这样：作战时，鸟铳手的火器先放枪，弓弩手接着放箭，鸳鸯阵的刀枪狼筅最后解决问题。

得说明一点：鸳鸯阵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起码，在戚继光北守蓟州时就没用——在东南山丘水乡，小而灵的鸳鸯阵无解。但在大平原，被蒙古骑兵一冲，都得死光光。

说白了，鸳鸯阵就是个针对性极强的特殊阵法：你倭寇不是会两翼包抄的蝴蝶阵吗？你的日本刀不是锋利吗？你的单兵能力不是强吗？对不起，碰上刺猬一样的鸳鸯阵一概无效。看似乱七八糟，实则进退有序，鸳鸯阵“长短兵迭用”互相掩护，有效地保护了每个人，化12人力量为一体，说它是倭寇的克星毫不为过。

有幸成为鸳鸯阵第一个试验品的这500名倭寇，毫无还手之力，节节败退。只有一个倭寇头目左手持矛、右手操刀，还在困兽犹斗。戚继光当即脱下身上银铠，大声说：“有能首枭此贼，即以此铠酬之，为首功劝。”义乌勇士朱珏应声而出，人到刀到，力斩该酋。这下，倭寇再也支撑不住，四散溃败，戚家军猛追40余里，共“斩首三百八级，生擒巨酋二，俘其漂溺无算”，还救出被掳民众5000多人，戚家军仅有哨长陈文清等3人阵亡。

说得很长，其实这是一场闪电歼灭战，戚继光在战斗报告里写道：“城中炊饷未熟，而贼已授首矣。”

台州首战，戚家军一战成名。这支军队可以空腹奔跑70里全歼敌人，而自己只损失数人，这样优异的成绩在明朝的所有军队中独一无二。

这个月里，戚家军在台州地区九战九捷，加上友军的进展也很顺利，当年进犯浙江的倭寇居然被全部消灭，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大胜利，而戚家军居功至伟。胡宗宪战后的奏折不吝赞誉之词：“台金严参将戚某，共擒斩倭首1426颗，焚溺死者四千有余。身经百战，勇冠三军。……随旌旗之所指，即捷报之连闻。……功当首论。”

随旌旗之所指，即捷报之连闻，这句话丝毫没有夸张——从台州的九战九捷开始，凡是和戚家军正面对敌的倭寇，每战必败，几乎全部遭受全歼的命运。

2. 倭寇不敢复窥八闽矣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浙江的倭患基本消除，也正是这一年，抗倭统帅胡宗宪被逮进京。

失去了伯乐胡宗宪，戚继光非常痛苦，一度想乞病还乡。但作为一个赤诚报国的将领，他最终还是选择尽好军人的本分。

严格地说，在王直、徐海等大股倭寇集团被消灭后，东南沿海的整个抗倭形势已经倒向明朝这一边。戚继光要做的事，就是用自己强悍的军队，把战争进行到底，把倭寇彻底赶到大海里。

浙江无事，轮到福建的倭寇尝到戚家军的厉害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戚继光率领六千义乌兵（旧部加上新募）进入福建，直捣倭寇在福建的巢穴：横屿。

横屿是福建宁德县北的小岛，四面环水，只有西面靠近陆地。涨潮时一片汪洋，退潮时淤泥成滩，易守难攻。倭寇筑巢其中，企图久据。

戚继光利用小潮退潮之机，涉海攻岛。临行前，戚继光激励将士说：“此战有进无退，你们上岛后已经是涨潮了，不消灭敌人，没有退路！”戚继光亲自擂鼓，部队列鸳鸯阵，每人负草一捆，匍匐前进，随进随以草填泥。上岸后三路围攻，全歼倭寇。戚家军仅阵亡13人。

戚继光打倭寇，有两个有别于其他将领的地方。一是打歼灭战。戚继光每战总是集中优势兵力，务求“大创尽歼”，倭寇死一个少一个，无法败而复聚明年再来。二是打闪电战。急行军，冲锋战，攻坚战，凭借强大的战斗力，戚家军总是不给倭寇逃跑的机会，明史对当时齐名的俞大猷戚继光有评价：“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飚发电举。”

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简直要吃人。倭寇从此对戚家军望而生畏，称戚继光为：戚老虎。

戚继光快刀斩乱麻一样荡平了福建的几股倭寇后，10月班师回浙。海上的倭寇听说了，鼓掌相庆：“戚老虎去，吾又何惧？”11月，一股六千人的精锐倭寇攻陷兴化府城。在此以前倭寇只攻陷过县城，尚无攻陷过府城。朝廷闻报后十分震惊，当即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统一指挥俞大猷、戚继光、刘显三部入闽作战。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倭寇把兴化府洗劫一空后，弃城退至平海卫，占据要塞企图负隅顽抗。三路大军三万人海陆齐发，戚继光居中担任进攻主力，俞刘居两翼，四个小时结束战斗。此战歼敌2200人，解救3000人，戚家军阵亡16人。

此后的仙游之战，又是大捷。戚家军斩首498，解救3000人，阵亡24人。其中数百名“惯战黑吉倭”即日本武士全部被歼，对福建之倭打击最重。谭纶形容为“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振，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

此后一年间，戚家军秋风扫落叶，一举把福建上岸的倭寇大部歼灭，余部逃遁回国。戚继光称：“自后倭寇脱归者，始知犯华不利状，于是倭寇不敢复窥八闽矣。”

福建倭患荡平，只剩下广东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率军进入广东南澳等地，与俞大猷再度两强联手，一举歼灭了吴平等倭寇集团。

至此，侵扰东南沿海长达几个世纪的倭患，终于平息了。

3. 最伟大将军的寂寞

倭寇的仗打完了，但戚继光的仗还要打下去。

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北调蓟州抵御蒙古人，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成为独当一面的边防重将。

蓟州，一呆就是十六年。戚继光沿用他一贯的军事思路：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再图主动出击。为此，他加固边墙，筑建墩台，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积钱谷，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战术。“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和蒙古骑兵作战，鸳鸯阵当然不合适，戚继光独出心裁的创造了以火器为主的战阵——“车营”：一个车营配备128辆车，火炮256门，每架火炮有子铳9门，共有子铳2304门，鸟铳512杆，火箭15300枚，另有8辆大将军车和4辆火箭车。作战时，每座车营再配以人数为2988人的骑兵营，其中骑兵营一半是火器手。

这样的车步骑营，戚继光一共建了七座，堪称明代有史以来火器最多数量最大威力最强的部队。

令后世无数军事迷遗憾的是，戚继光守蓟州的十六年里，耗资巨大的车步骑营始终没有出场，也就失去验证其威力的机会。北方势力最强的俺答汗在隆庆五年（1571年）和明朝达成了和议，而土蛮等部落，迫于戚家军的威名，只敢零星的小股骚扰，都被轻松击退。

明代最伟大的将军，在北方的十六年里居然无仗可打。不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岂不是兵法最高的境界？

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人走茶凉，朝野开始对这个一代名相反攻倒算。深受张居正倚重的戚继光因手握重兵受到猜忌，一年后调任广东总兵。万历十三年（1585年），戚继光乞病还乡。万历十五年（1587年），戚继光在家乡登州病逝，时年60岁。

戚继光的晚年家庭生涯很令人意外，史料记载，在他晚年居然贫寒得连抓药的钱都没有，而且原配夫人王氏把他抛弃了。身为一品大员，戚继光死后整整两年，朝廷没有任何表示，直到戚继光的长子戚祚国到北京请求恤典，朝廷才下诏予以祭葬。而终戚继光一生，没有获得一个爵位。

一代名将的结局如此凄凉，实在令人唏嘘不已。不过，总的来说，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武将，戚继光的一生算得上一帆风顺，他文武全才，既能做事，又会做人，和朝廷大员、上级、同僚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是个朝野称颂的儒将。

俞大猷和戚继光时称“俞龙戚虎”，是齐名的大将，《明史》里有段对他俩的比较：“（戚继光）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果毅过之”不难理解，戚继光的治军打仗确实比俞大猷有才，而“操行不如”则暗指戚继光的操守——道德作风有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一代名将戚继光做了哪些“操守有亏”的事情。

戚继光是个惧内的人，他十八岁时娶的原配夫人王氏也是武将之女，性格强悍，曾在浙江的一次战役中组织妇女守城，使得倭寇不敢进犯。两口子感情虽好，但无子息，戚继光就偷偷纳了三个妾，生了五个儿子。后来事情被王氏知道，大吃其醋，拿起刀哭着嚷着要杀负心汉，戚继光衣服里蒙着铠甲（秉承戚氏兵法的精髓），跪在王氏面前哭诉苦衷，才取得王氏的原谅。

明代社会风气宽松，贵为一方大员，戚继光纳妾生子的私生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说穿了，《明史》暗指的戚继光所谓操守问题，是拍首辅张居正马屁。

戚继光曾经给张居正送过重礼，张居正自己在日记里记载此事，说他只象征性地收下了一小部分，其余的“璧诸来使”。明人王世贞记载，戚继光曾经重金购买美女——“千金姬”送给张居正。王世贞是戚继光谈诗论文的朋友，此事不会有假。

1577年，戚继光的上司兼好友蓟辽总督谭伦去世，为了安抚戚继光，当时正要回江陵老家奔父丧的张居正，特意百忙之中写信告诉戚继光，接替蓟辽总督的是他的学生梁梦龙，让他不必担心。戚继光收到信后很感激，当即派了一队鸟铳手，给张居正当护卫。

给当朝首辅送重礼、送“千金姬”、当保镖——这三件事，就是戚继光有史可查的“操行”问题。

那么，戚继光贿赂张居正是图什么？升官发财吗？他死前连药都抓不起！万历官员董承诏《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里载：“（戚继光）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野无成田，囊无宿镪，唯集书数千卷而已。”

张居正是万历名相，明代最有名的政治家。他对戚继光非常敬佩和倚重，他曾说过：“戚帅才略，在今诸将中，诚为希有。”戚继光在蓟州练边兵、组车营、修长城，都需要耗费巨资，没有朝廷大员的支持简直无法想象，他对张居正的“贿赂”，大半出自感激之情。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说得好：“非戚将军附江陵（张居正）也，江陵自重将军耳。”再退一步说，中国的社会环境，为求做事交好朝廷大员，古往今来岂止一个戚继光？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17岁走出家门，58岁病归故里，戚继光打了整整41年的仗，他南征北战，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献给了明王朝的安全。他只有一个愿望，用实际行动告慰九泉下的父亲：我无负将门后代的荣誉，您说得对，我就是戚家最值得骄傲的财产。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说，戚继光是个“孤独的将领”，既是对戚继光军事上卓尔不群的赞美，也是对他贫寒而死的感慨。

不过，在一个人死后几百年，仍然有那么多雕像矗立在他为之奋战的土地上，仍然有那么多缅怀、敬仰的文字和声音，他孤独吗？

第四章 三千里江山的死斗

——万历朝鲜战争篇

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一生，干过许多无能无耻无聊无厘头的事，但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2年至1598年）的那场援朝战争，实在是他48年皇帝生涯中的壮举。

万历朝鲜战争，明朝称之为“朝鲜之役”，朝鲜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或“壬辰倭乱•丁酉再乱”，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

平壤之战英勇辉煌，碧蹄馆之战折戟沉沙，岛山之围功亏一篑，露梁之战气壮山河——这场长达七年之久的三国大战，规模之大、战况之烈、战后对东亚格局的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史上堪称罕见。而在中国史书上着墨之少、涉及之浅，同样堪称罕见。

终结了日本战国的一代枭雄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一场目标直指中国的侵略战争，十余万日本百战之兵，摧枯拉朽一样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几乎灭亡了朝鲜李朝，在属国生死存亡的时刻，明朝毅然决定出兵援朝，前后十余万精锐大军渡过鸭绿江，在三千里江山和日军打了一场盘肠大战。

战争以日军的单方面撤离朝鲜而告终，看上去，中朝获得了最后胜利，但有胜局无胜果。《明史•朝鲜传》的总结是：“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

战火燃烧的朝鲜在战争中人口死亡近两百万，耕地损失大半，战后举国几乎在废墟中重建。除去日军造成的直接损失外，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小国，既要组织兵力、建造战船抵抗侵略者，又要筹备明朝大军的粮饷，几乎耗尽了残存的国力。

不过，对于举倾国之力救援的明朝，朝鲜感激不已。满清崛起后，李朝上下皆视之为胡虏夷狄，仍然对有“再造之恩”的明朝忠心耿耿，“奉明正朔”。一直到明朝灭亡后，李朝还是在内部文书上坚持用崇祯年号。

明朝则是打了一场荣耀与血泪同在的战争。明朝的出兵绝不仅仅是宗主国对藩属国的援助，而是关乎国运存亡的生死之战，万历皇帝毅然出兵，大明将士血洒三千里江山，拯救了朝鲜，也让日本人的侵略铁蹄践踏中华整整推迟了三百年。《明史》称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毫不为过。

但是，七年大战耗师糜饷，精兵强将损失大半，更吃光了张居正积攒起来的财政老底子，当此后满清崛起和陕甘农民起义接踵而至时，明王朝捉襟见肘，终于丢了天下。万历一朝是大明国运浮沉的分水岭，这一点清代史学家赵翼看的很明白：“明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日本则是兴无名之师，倾举国之力，打了无用之战。无数日本将士暴骨海外，一寸土地也没有到手，只掳掠来数万朝鲜工匠和十万多只鼻子。

丰臣秀吉“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的雄心壮志成了露水泡影，“天皇移驾北京”的梦想成了千古笑柄，本人更是第一个受到报应：七年朝鲜战争中丰臣嫡系损失巨大，同时激化了诸多矛盾，终于导致丰臣家内部分崩瓦解，最后被保存实力的德川家康取而代之，最后，丰臣秀吉的子孙也被杀得精光。

这场大战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东亚一衣带水的这三个国家，从此留下了痛彻心扉的战争创伤。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对恶邻日本的仇视情绪一直延续到今天，乃至未来。

一、史上最大倭寇丰臣秀吉

戚继光去世一年后，1588年，日本颁布了“海贼禁制令”——所有胆敢违抗命令，继续做海盗、出海贸易的人统统砍头！这是倭寇侵扰大陆的数百年来，第一次来自日本官方的严令。下达命令的人，是中国人最熟悉和仇视的日本古代人物——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一个性格“无赖”的战国风云儿，凭借武力和过人的把握机会能力统一了乱世。但大海刚刚平静，丰臣秀吉却悍然发动入侵朝鲜的战争，一举成为史上最大的倭寇。

1. 吾欲假道贵国，直入于明

公元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日本天正18年）的初冬，一队朝鲜使团从日本乘船返回首都王京（今首尔），他们携带了一封给朝鲜国王的国书：

“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这封豪情万丈的国书出自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的手笔，书中先吹嘘了一番自己统一日本的丰功伟绩，接着赤裸裸的提出要求：借朝鲜的道进攻明朝，甚至连朝鲜国王的任务都安排好了：“等我入明那一天，你集合本国部队军前效力，做我的向导吧。”

但是，丰臣秀吉太不了解朝鲜了：让朝鲜帮忙进攻明朝，好比让儿子帮忙杀其父母。

有明一代，朝鲜是明朝最忠心的属国，君主不敢称“帝”只称“大王”，每年四时来朝，进贡方物，模仿中国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习俗，用明朝年号，甚至连国号“朝鲜”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圈定的。朝鲜自称“小中华”，对自己身为大明头号藩属充满自豪，始终恭恭敬敬称明朝为“天朝父母之邦”。

接到书信的朝鲜国王是李朝第14代国王——宣祖李昖，他在给日本的回书中不胜愤怒：“辞旨张皇，欲超入上国，而望吾国为之党，不知此言悉为而至哉！”意思是：你们昏头啦，这都胡说八道些什么啊！

久居深宫的李昖对近邻日本的国情大变动糊里糊涂，不过，碰到这样明目张胆的威胁还是多少有点担心，于是他开始询问使者的所见所闻，询问的结果却让他更加糊涂。

朝鲜当时和明朝宗主国一样，政治上闹党争。李昖派往日本参见秀吉的使团中，正副大使分属两党：主使黄允吉是“西人党”，副使金诚一是“东人党”。李昖问：日本是否真的要入侵？黄允吉称“必有兵祸”，而金诚一则反驳黄允吉“张皇论奏，摇动人心。”李昖又问：丰臣秀吉是什么样人？黄允吉说：“其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而金诚一则说：“其目如鼠，不足畏也。”

两个使者这样故意抬杠，真的是国家安危事小，党派竞争事大。

李昖不得要领，只好派了几个官员去沿海前线象征性地视察了一番，随后就不了了之。

那么，这个自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的丰臣秀吉，到底是“胆智人”还是“不足畏”呢？

现在的日本男人下了班到居酒屋里喝酒神聊，如果聊到丰臣秀吉，一定会舔舔嘴唇：“太阁大人啊，那个幸运的无赖！”不要误会，说秀吉“无赖”不是鄙视他，事实上，丰臣秀吉在日本的人缘好得出奇。著名的日本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说过：“如果你对日本人说，你像德川家康，两人一定吵起架来。要是说，你像丰臣秀吉，那他就难掩喜悦之情。”

出身贫贱，白手起家，积攒实力，夺取天下，丰臣秀吉的故事就是一部经典的草根奋斗史，他完成了无数日本人心中最隐秘的梦想。秀吉尽管恶名在外，但在日本人心目中，他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了不起的人物。

2. 出身微贱的天下人

未发迹的穷小子时代，他叫木下藤吉郎；

在织田信长手下做大将时代，他改名叫羽柴秀吉；

统一日本，当上“关白”后，天皇亲自赐姓“丰臣”，从此有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名字：丰臣秀吉。

对了，他还有个出名的外号：猴子。

秀吉出生于日本尾张国爱知郡中村（今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他的父亲和无数日本农民一样，平时插秧种地，战时充当“足轻”跟随领主出征。足轻是日本古代军队中最底层的士兵，足轻足轻，顾名思义是没有马骑，靠“足”走的，身披简陋胸甲，手执竹制长矛，冲锋在前封赏在后，官称足轻，俗称炮灰。

根据日本的史料记载，秀吉的模样很丑陋，长得像个猴子，他的主公织田信长就直呼他为“猿”。秀吉幼时历尽磨难，他八岁丧父，随母改嫁给一个茶艺师，日子过得很贫苦。他做过小和尚，做过走街串巷的行商。十七岁那年，不甘平庸一生的秀吉投奔到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帐下，充当一名杂役。

织田信长是日本战国史上的一代霸主，以统一天下为生平所愿，他的部下将星云集，但秀吉实在有过人之能，从杂役到足轻队长到大将再到家老，蹿升的速度犹如火箭。

在苦难岁月里磨练出来的机智和圆滑，让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显得与众不同。别人不屑干的事他能干：为讨主公欢心，他把草鞋放在怀里捂热了给信长穿；别人干不了的事他也能干：信长要修筑一座前沿城堡，两位重臣都失败了，秀吉却在一夜筑成。性格暴躁却又很珍惜人才的信长，对秀吉的才智大加赏识。秀吉很快在信长家的地位越来越高，后来，信长做主，把重臣浅野长胜的养女宁宁嫁给了秀吉，秀吉就此摆脱了微贱的农民身份，正式踏入了士族的行列。

在跟随信长的二十多年间，秀吉足智多谋，作战勇敢，到了信长“上洛”——进军京都前，秀吉已经成为信长最心腹的大将之一。信长是个对部下异常严厉的主公，但是说来投缘，他对这个容貌丑陋的“猿”，始终言听计从，宠信有加，而秀吉也用屡立战功来回报。

织田信长进京后，掌控了以京都为中心的近畿地方，不但把日本最富庶的地方控制在手，还利用大将军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名达到了战国时期的顶峰。当时，日本全境六十六国已有一半归顺，织田氏统一天下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恰在此时，历史给信长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本能寺事变！信长被家臣明智光秀所弑。

1582年6月2日，信长的得力大将明智光秀突然发动兵变，夜袭投宿在京都本能寺的织田信长，在少数护卫全部战死后，信长被逼自焚身亡，嫡子信忠同时切腹自杀。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本能寺之变”。

明智光秀为何发起兵变，是日本战国史上一个最大的谜团，大部分的日本学者都倾向认为，是信长对他的肆意侮辱导致背叛。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在那个血腥的黎明之前，奉命西征的明智光秀却命令士卒“调转方向，点燃火绳，铳炮上扳机”，然后鞭指京都，喊出了日本战国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敌在本能寺！”

主公被弑的惊天事变被当时正在征伐毛利氏的秀吉得知后，秀吉迅速谈和撤围，在五日内强行军200公里赶回京都平叛，一战告捷杀死了明智光秀。

秀吉的高明之处是他先于信长诸将，第一个高举信长旗帜讨伐叛将，成功杀死明智光秀后，秀吉俨然成为信长继承人。此后，秀吉击败、杀死了反抗自己的信长诸子和重臣，1586年受天皇赐姓“丰臣”并就任关白，关白是文官之首，相当于摄政宰相。次年，秀吉以不可抵挡之势统一了日本，成为了“天下人”（日本指天下霸主的意思）。

3. 大丈夫当用武海外

秀吉征服中国的“野望”是怎样萌生的？

秀吉一生好色，凡是看上的美女，无不想方设法搞到手。但报应的是，尽管女人无数，却始终光开花不结果，占卜者说是因为他命硬，命中无子。没料到，在秀吉五十八岁那年，侧室淀姬居然为他生了个儿子，令早已放弃希望的秀吉欣喜若狂。

因为担心难养活，秀吉故意给儿子起了个贱名“弃丸”，后来觉得不吉利，又改名“鹤松”，盼望儿子松鹤延年，但不论名字低贱还是富贵，这个孩子还是在两岁时夭折了。空有天下在手，却无子嗣继承，秀吉的苦恼可知。

江户末年的学者赖山阳在《日本外史》里，用颇具英雄色彩的笔法描述道：“秀吉丧子，闷甚。一日，登清水寺阁，浩然叹曰：“大丈夫当用武海外，何抑郁为？”

秀吉出兵海外的行动，可能是“丧子”之痛触发的。不过，他对中国的野心却绝非突如其来。

早在秀吉还在信长帐下听命时，一次奉命率军征西，临行前信长用封赏土地来鼓励他说：“胜利后，将山阳、山阴十几郡国的区域都给你。”秀吉却上表答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威灵，席卷明国之兵，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

如果说这次的狂言，还有在主君面前表志向的成分，到了秀吉取代信长成为天下人后，他的自信真的膨胀到极点：我能从农民之子打拼成日本第一人，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到？秀吉在坐定了江山后，不止一次对妻妾、下属甚至外国传教士说过：“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出兵海外“合三国为一”，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土地和财富的诱惑。

1591年（日本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大会诸将，赤裸裸的作了战争动员：“诸丑夷有阻王化者，吾甚羞之。吾将入朝鲜，以其兵为先锋，以入于明。彼拒我命，则击灭之，遂自辽东直袭北京。奄有其国，多割土壤以予诸君，使诸功臣皆厌其望，不亦快乎？”

入朝鲜—占辽东—袭北京，这是路线；击灭反抗者—占有其国—分割土地，这是目的。

从古到今，国与国之间有个永恒的规律：谁力量壮大了，就趁机捞一票，为子孙后代谋福。日本摊上了战国乱世，锻炼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现在，该轮到用日本刀为日本锄头取得土地了。除此之外，日本国小地少，秀吉也为无法封赏那么多如狼似虎的手下而苦恼。

千万不要以为出兵海外只是秀吉一个人的高阁狂想，事实上，秀吉的出兵得到了绝大多数大名的热烈响应，特别是西路大名，如九州的加藤清正、小西行长、黑田长政、立花宗茂、岛津义弘、锅岛直茂更是跃跃欲试，他们都想在战争中获得土地和财富。反过来，东路大名如德川家康、伊达政宗却兴趣不大，蒲生氏乡甚至骂秀吉无事找事。

从横行明朝东南沿海的倭寇嘴里，秀吉自以为了解明朝的家底：“明主朱翊钧失政，武备不足。”王直的余党这样对秀吉夸口：“我等曾以三百余人，自南京地劫掠横行，下福建迢一年，全甲而还。唐畏日本如虎，灭大唐如反掌也。”

区区海盗都能横行“大唐”，何况我堂堂百战雄兵？虽然“假道朝鲜入明”的国书被朝鲜断然拒绝，但丰臣秀吉决心已定，烈火战车启动了。

秀吉在1591年把关白一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隐居的关白），坐镇九州松浦郡名护屋，开始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准备。

秀吉发布的全国征兵令中，命令全国各藩以每万石出兵若干的比率扩军，共征得三十三万士兵和大批军粮，大致来说，西路大名如九州和四国所出士兵最多，东路大名则出粮最多。此外，数千艘大小战船、向导、朝鲜语译员、朝鲜地图等全部安排妥当。

1592年4月初，秀吉一身戎装，亲自到海边为侵朝大军送行。他愉快的看到，平户海上战船密密麻麻，旌旗遮天蔽日，战士杀气腾腾。

出发！随着史上最大倭寇丰臣秀吉的一挥手，这个从三百年战乱中喘息未定的岛国，又悍然投向了一场看不清结局的海外战争。

二、朝鲜两月亡国

十五万战国强兵猝然杀向毫无防备的朝鲜，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两个势同水火的先锋，把军备孱弱的朝鲜三千里江山当成了争功的舞台，仅仅二个月时间，朝鲜三都失陷，八道丢了七道半，国王李昖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

丰臣秀吉大喜：准备席卷大明，天皇移驾到北京！

1. 十五万恶狼闯进羊圈

日本第一次侵朝大军分九路陆军和三路水军，具体如下：

第一军，军团长小西行长，部将宗义智、松浦镇信、有马晴信等，士兵18700人；

第二军，军团长加藤清正，部将锅岛直茂、相良赖房，士兵22800人；

第三军，军团长黑田长政，部将大友义统，士兵11000人；

第四军，军团长岛津义弘，部将毛利吉成、高桥元种等，士兵14000人；

第五军，军团长福岛正则，部将户田胜隆、长宗我部元亲等，士兵25000人；

第六军，军团长小早川隆景，部将小早川秀包、立花宗茂等，士兵15700人；

第七军，军团长毛利辉元，部将吉川广家，士兵30000人；

第八军，军团长宇喜多秀家，士兵10000人；

第九军，军团长羽柴秀秋，部将细川忠兴，士兵11500人。

九路陆军共计158700人，以秀吉的养子宇喜多秀家为“总大将”——总指挥。水军9200人，700艘战船，由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率领，负责运输和海战。

此外，石田三成负责侵朝日军的粮草供应，德川家康率十万大军驻扎在平户作为战略预备队，秀吉本人则坐镇名护屋城。

因为跨海攻击粮道不畅，所以日军的作战思想是四个字：速战速决。秀吉的安排是：以第一军、第二军为先锋，率先在釜山登陆，迅速打开局面，随后七个军的本队占领朝鲜。

来看看被秀吉委以重任的两个先锋官是何许人。

第一军军团长小西行长，有两个别号：“商人大名”和“天主教大名”。行长出身低贱——他是一个大药材商的儿子，在日本，商人的社会地位甚至在农民之下。行长因为早年无意间救了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一命，所以被破格提拔为武士，后来出仕秀吉家，因内政和外交能力出众屡立功劳，深得秀吉宠信。行长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他的第一军中，宗义智、有马晴信等将领都是他的教会兄弟。其中，对马岛大名宗义智是行长的女婿，因为地理原因，他是最熟悉朝鲜的日本人。第一军能在朝鲜势如破竹，他这个女婿功不可没。

第二军军团长加藤清正却是出身显赫，他是日本望族藤原氏的后代，而且和秀吉都出生在尾张中村，他们的母亲乃是同族的姐妹，算起来，他和秀吉是远房表兄弟。清正从九岁起就跟随秀吉，成人后作战勇猛，立下无数战功，是秀吉军中有名的“贱岳七本枪”之一。清正的第二军，主力为剽悍粗野的肥后（今日本熊本县）士兵，在朝鲜战场上最为勇猛残暴，以战斗力而言，是侵朝日军之最。

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都是秀吉的心腹爱将，但清正显赫的家门加上高傲的性格，使得他一向看不起商人出身的行长。手心手背都是肉，秀吉为了调和他们的矛盾，一直坚持不偏不倚，连分封领地的时候都一碗水端平：把肥后国一分为二，清正和行长一人一半，各领二十四万石。

不过，这样更激怒了清正：我居然和这个药材商的儿子共享一国！紧接着，秀吉在出征朝鲜前，为了鼓励两员先锋，特地把信长所赠的“南无妙法莲华经”军旗赐给了清正，而把一匹骏马赏赐给了行长。结果，清正当场就给行长难看，故意问：“我出征时挂太阁公的军旗，你挂什么？”行长气往上冲，赌气回答：“我家是开药铺的，就挂药囊吧！”

鄙夷排斥到这个地步，秀吉就是把军旗撕开一家一半也没用。

出征朝鲜的诸将，都是战国著名的大名，但独缺一个服众的统帅。被任命总指挥的宇喜多秀家，是秀吉的养子，本人乳臭未干缺乏资历，根本约束不了这些骄兵悍将。丰臣秀吉因身体虚弱和老母在堂，没能亲征，从军事上说，这是一大失策。

不管怎么说，战船已出发，箭已离弦，十五万日军精锐，像一群训练有素的恶狼一样闯进了羊圈——“二百年不知兵”的邻国朝鲜。

公元1592年（明朝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4月12日，小西行长的第一军率先乘战船横渡对马海峡。第二天早晨，在釜山强行登陆，打响了七年侵朝战争的第一枪。日本第一次侵朝，朝鲜称“壬辰倭乱”，日本称“文禄之役”。

2. 小西行长“神兵”天降

巧的很，第一个看到日军船队的人居然就是釜山的守将郑拨。毫无防备的郑拨，当时正优哉游哉的带着随从，在海边的绝影岛打猎，一眼看到“贼船蔽海而来”，第一个念头以为是日本的朝贡船，直到船只靠近，无数旗帜和刀枪映入眼帘，郑拨才反应过来，火急火燎催马赶回城里布防。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顺顺当当的完成了登陆，他们没有遭到朝鲜陆军和水军一枪一炮的拦截。第二天清晨，先头部队开始攻城，郑拨率众殊死抵抗，但是在日军铁炮轰击下，只有弓箭应付的朝鲜守军明显不是对手，很快城头失守，郑拨死在乱军之中。釜山被占后，周边两个要塞多大浦镇和西平浦也被轻松攻克。

第二天，小西行长再攻东莱府，庆尚道左兵使李钰“拥兵先遁”，府使宋象贤率军登城死守。眼看城池将破，宋象贤穿戴好朝廷冠带，傲然坐在城头。日军一拥而上，宋象贤一边用靴子踢一边骂：“邻国之道果如是乎？我不负汝，汝何至此！”至死神色不变。

不过，像宋象贤这样有骨气的官员实在太少了，绝大多数朝鲜官员弃城而走，将领不战而逃，驻守在巨济岛的庆尚道水军节度使元均，居然自沉战舰、火炮、军械，当先逃跑。

如此顺利的攻势让小西行长大为开心，他没有按照原计划在釜山等待第二军和第三军的会合，孤军北上。破梁山、跨昌原、陷密阳、占大邱，短短几天之内，朝鲜庆尚道几乎全部沦落日军之手。

直到这时，王京的李朝君臣才得知日军侵略的消息，惊慌失措可想而知。朝鲜将领申砬和李谥，奉命危难之际，率军南下狙击日军。申砬和李谥都曾和女真交手多年，是久经沙场的名将，不料，尚州一战，李谥临时招募的士兵毫无战斗力可言，一触即溃；忠州之战，申砬麾下的精锐骑兵全部倒在日军的铁炮之下，申砬投汉江自尽。

申砬和李谥兵败，朝鲜再也抽调不出兵力阻拦日军，眼看王京门户大开，4月29日，朝鲜国王李昖带着妻妾子女冒雨北逃平壤。5月2日，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开入了毫无抵抗的王京，朝鲜丢了首都。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仅仅不到两万人，却在短短半个多月里势如破竹，占领了朝鲜首都，简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苦于抵抗不住的李谥感叹道：“今日之敌，似如神兵！”以内政能力见长的小西行长，为何作战如此神勇？

不是小西行长神勇，而是朝鲜军队太无能——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朝鲜李朝自太祖李成桂开国，到宣祖李昖当政已延续近两百年，安享太平已久的李朝政治上党争不断，经济上日渐衰败，军备上空虚薄弱，《宣祖实录》上哀叹：“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郡县望风奔溃。”

朝鲜正规军号称二十万，但真正能作战的部队凤毛麟角，而且大多数部署在北面，只备西北（女真），不备东南（日本）。承平已久，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当时朝鲜的最高将领申砬，去各地视察武器，只重视弓、矢、刀、剑等冷兵器，别人提及热兵器鸟铳的威力，他却不屑一顾：“岂能尽中？”朝鲜大臣柳成龙也承认：“吾国军事只用弓箭，未能练就其他技术。”

而到了战场上，朝鲜将领才悲哀的发现，日军的铁炮比弓箭射的更远更准，威力更大——朝鲜被时代抛弃了。

日本方面，经历了战国后期的“铁炮战”洗礼，作战思路早已改变，铁炮（火绳枪）成了主力武器。拿朝鲜战场的日军来说，忽必烈袭日时期还是主力的日本骑兵已经成为后备队伍，主力是扛着火绳枪的步兵部队：铁炮足轻。

一方是文恬武嬉的懈怠、陈旧的军事思想、落后的装备，一方是战略上的主动袭击、战术武器上的先进，加上饱经战乱磨练的战斗力，朝鲜败得这么惨一点不稀奇。

3. 加藤清正和女真人打了一仗

小西行长占尽了风光，最不爽的是加藤清正。

因为遭遇风浪，加藤清正的第二军比小西行长的第一军迟到了三天才抵达釜山。上岸后，加藤清正咬牙切齿说：“悔为竖子所先，吾岂践其迹乎！”他不屑步行长后尘，另外选了条路线杀过去。直到进攻王京的前夕，加藤清正才在忠州赶上了匹马当先的小西行长。在战前会议上，憋了一肚皮火气的加藤清正，当面指责行长违背太阁军令，“不告先发”，只顾自己贪功，真是一个纯粹的“商贾之人”！小西行长当场大怒，抄起一杆枪要刺清正，被锅岛直茂等将领阻挡解劝后，两人选择分头进攻王京，先攻下者头功。

结果，加藤清正被汉江所阻，再次迟到。等他赶到王京时，早看见城头飘扬着小西行长的旗帜——不知道是不是药囊？

5月27日，休整后的日军三路军团联合北上，渡过临津江攻占了开城后，开始分头进军：小西行长进攻平安道，加藤清正进攻咸镜道，黑田长政进攻黄海道。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还是继续扮演猎犬的角色，沿着朝鲜国王李昖的北逃路线追击，直指朝鲜陪都平壤。6月11日，李昖无奈撤离平壤，北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

三天后，小西行长占领了几乎没有抵抗的平壤。至此，朝鲜的三都：王京、开城、平壤全部沦陷。

得到小西行长攻克平壤的消息，加藤清正却是更加恼怒。在争功的念头驱使下，加藤清正催促部下快马加鞭杀入咸镜道，一口气扫平了元山、咸兴、北青、金策、会宁，抓获了朝鲜两个王子，打败了朝鲜咸镜北兵使韩克诚的北方边防军。

加藤清正已经打到了朝鲜国土的最北端，但他一点没有收脚的念头。为了证明自己比“药材商”更能打，清正的第二军悍然跨过图们江，踏入了女真人的领地，和女真的一个部落打了一仗。从地域上说，图们江以北属于中国境内，所以加藤清正的第二军，算是万历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支“直入于明”的日军。

这一仗的详细记载不见于明朝和朝鲜史料，只在日本史料里有简略的记述：“先是清正入兀良哈观兵，其地部落各有屯营，清正攻拔四五营，余营皆遁去。”记录加藤清正生平的《清正记》里称：“陷其都城，斩首九百余。是月还咸镜道。”

图们江以北的地盘为建州女真的一部占据，日本人所称“兀良哈”是泛指北方野蛮部落。从时间上看，这股女真部落还没被努尔哈赤统一，所以他们的交手肯定是小规模的遭遇战，《清正记》里的“陷其都城”也纯属夸张。事实上，加藤清正在和女真人交手后，还是对他们的野蛮有所忌惮，所以不敢久留，退回到朝鲜咸镜道。他在给丰臣秀吉的书信里，说自己之所以不攻略明地，是因为“孤军难深入。”

加藤清正有诸多外号：虎加藤，地震加藤，鬼上官。在驻守咸镜道的这段时间，加藤清正多了个新的外号：“虎退治”。

“虎退治”是部下对他的尊称，意思是指连老虎见了他都会害怕而退。秀吉晚年身体虚弱，经常尿在裤子上而不自知，为了给秀吉献上补阳气的虎骨和虎皮，也为了多求些奖赏，清正在咸镜道专门组织队伍猎虎，运到日本献给秀吉。按照《日本外史》的说法，因为日军杀人过多，野外尸体遍布，虎豹都成群下山撕咬人尸，所以获之甚易。

送去老虎骨头的同时，加藤清正也没忘让使者询问太阁：下一步，怎么打？

4. 天皇移驾北京吧

此刻，沉浸在喜悦中的秀吉正在酝酿一个庞大的计划。

从本能寺事变后接过信长旗帜，到平定九户政实之乱统一日本全境，秀吉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但跨海进攻一个立国二百年的朝鲜王朝，居然只用了半个月就占领了对方的京城，两个月就几乎席卷全境。战事如此顺利，怎不教秀吉欣喜若狂？

6月，秀吉公布了对明作战计划，其中关于“席卷大明”之后的论功行赏，非常吸引眼球：

一、席卷大明后，把大唐（明朝）关白之职授给秀吉的养子丰臣秀次；

二、天皇（后阳成天皇）准备移驾到北京，最多是后年。届时把北京附近十国，作为天皇领地。诸公卿之俸禄根据地位功劳亦将增加；

三、日本关白一职，将视大和中纳言（秀吉之弟羽柴秀保）与备前丞相（宇喜多秀家）二人情况，择任之；

四、秀吉自己长住宁波，开始为征服天竺（印度）和南洋作准备。

这样一个囊括朝鲜、中国、印度、南洋的“大日本帝国”，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二战期间日军的侵略路线，几乎照搬秀吉的计划！

秀吉晚年有厌食症，对食物没有兴趣，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胃口：在没有取得明朝一寸土地的情况下，他却早早把明朝瓜分了！而且，他的目标还远远不止明朝。秀吉狂言道：“如处女之大明国，可知山之压卵者也，况如天竺、南蛮乎？”在秀吉看来，堂堂大明都是任其蹂躏的“处女”，印度和南洋更不在话下。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不止秀吉一个，战国名将独眼龙伊达政宗乐观地认为，战争到了秋天就可以结束了！他在写给养育他的虎哉禅师的信中，附了一首汉诗：

“何知今岁桌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函剑囊弓为治国，归帆应是待秋风。”

此时的朝鲜，全国八道（朝鲜李朝划分的全国行政区域，分别为京畿道、庆尚道、全罗道、忠清道、黄海道、江原道、咸镜道、平安道）有七道半被日军占领（只有平安道的义州一带尚未失陷），侵朝日军也没闲着，开始了分田分地。

8月7日，“朝鲜奉行”石田三成等人在王京举行了军议，开始了所谓“八道国割”，具体分配领地如下：

平安道 小西行长

咸镜道 加藤清正

黄海道 黑田长政

江原道 森吉成

忠清道 福岛正则

全罗道 小早川隆景

庆尚道 毛利辉元

京畿道 宇喜多秀家

凭空得到大批土地的日军诸将，立刻在各自的殖民地上兴高采烈的大动干戈：推行“检地”，朝鲜人改姓名、剃发，学校开始教授朝鲜儿童日语。当然，凡抵抗者一概杀戮。

不过，日本人高兴的太早了。

朝鲜虽然政治腐败，军队一溃千里，但千百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山地民族坚韧无比，任何外来侵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朝鲜素有东方君子国之称，民间风俗重文轻武，但是，面对亡国之辱，不甘屈服的朝鲜人重新拿起了弓箭，举起了义旗，对侵略者“百败不下万死必拒”。陆上，有遍布全朝鲜的义军、僧兵，他们对侵略者的仇恨和作战的英勇程度完全超过了日本人的意料。驻守庆尚道的第七军主将毛利辉元一直被游击队牢牢拴住手脚，他在给国内的信中抱怨不已：朝鲜人就是一群野人，他们躲在山中，看见日军便用弓箭射，实在是令人苦恼。

但令日军最大的苦恼不在山中，而在海上——李舜臣的水军。

三、天兵下凡了

朝鲜亡国在即，向大明血泪求援！在明神宗朱翊钧的拍板下，第一支五千人的赴朝援军杀气腾腾的出发了——小小倭寇，还不如同蚊虫一般？没料到，祖承训贸然进军，在平壤被日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朝鲜人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天兵”，原来也是凡人。

没奈何，一个老江湖翩然出场。

1. 海上怪物李舜臣

印第安人捕猎狂奔的野牛时，弓箭对准的不是硕大的躯干，而是细薄的牛腿。再强壮的野牛一旦腿上中箭，都会轰然倒地。

李舜臣就是专射日军这头狂牛细腿的高明猎手。

李舜臣，字汝谐，出身于京畿道丰郡（今首尔地区）的一个没落士大夫家庭。李舜臣少时“英爽不羁”，成年后好读书，善骑射，32岁时考上武举，先是在全罗道担任一个地方武官，1591年在大臣柳成龙的推荐下，任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

日军侵朝战争之初，朝鲜水军表现只能用“昏聩”来形容：庆尚道的两位水军节度使朴泓和元均，被吓破了胆，采取了凿沉战舰上岸逃命的“自残”，使得负责釜山海防的庆尚道水军数百艘战船，一炮未发就沉入大海！

李舜臣没有轻率出击，他要做最周密的部署，等待最好的战机。5月初，在日军釜山登陆三周后，李舜臣得到侦察报告：日本大量运兵船停泊在玉浦港。

行动！李舜臣率75艘舰船直扑玉浦港。这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中的日军居然毫无防备，士兵全部离船登岸掳掠，船里只留有少量水手。李舜臣指挥战舰封锁住港口，把日军包了饺子：一共击沉烧毁敌舰44艘，自己仅一人负伤。

玉浦之战，是开战以来朝鲜人的第一次胜利，也使得骄横的日军第一次尝到了失败和死亡的滋味。

5月底，李舜臣又指挥了唐浦战役。他用龟船充当先锋，撞沉日军旗舰，同时烧毁21艘敌舰，击毙了日将来岛通之。6月5日，李舜臣与全罗道右水军节度使李仁祺配合，前后夹攻日本水军胁坂安治部，烧毁敌舰26艘。7月，李舜臣和朝鲜水师在闲山岛海战中击毁敌舰近百艘，日军死伤数千人。

两个月的数场海战下来，日军几位纵横战国时代的“海贼大名”：九鬼嘉隆、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没有一个是李舜臣的对手，而最令人惊奇的是：朝军竟未损失一艘战船，完全是压倒性的胜利。战功骄人的李舜臣，就此被升为朝鲜水军总司令——三道水军使，指挥忠清、全罗和庆尚三道水军。

很多人对日本海军有个错觉，因为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所以想当然认为日本历来是一个海上强国。从十九世纪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到今天，没错，日本拥有西太平洋除了俄罗斯以外最强的海上力量。但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基本是一个封建农业国家，海上力量非常薄弱，造船技术不但和中国无法相比，甚至比不上他们一贯看不起的朝鲜。

当时的日本水军以安宅船为主力战舰，搭配关船、小早等小型快船作为护卫，但无论是大型的安宅船，还是速度较快的关船，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铳炮。日军的主要战术还停留在“海贼战术”——接舷战，就是靠近敌舰，攀沿上去进行白刃战。

而这种以杀伤人员为目的的接舷战，碰到李舜臣就好比老虎碰到了豪猪，无从下口。

李舜臣的主力战舰妇孺皆知：龟船。

龟船不是李舜臣发明的，它的原型来自朝鲜古代的一种轻型战船，李舜臣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使之更适应当时的海战。顾名思义，龟船的外形像乌龟，包裹船身的“龟壳”用厚木制作，外面包有铁板，敌人炮火很难伤害它。铁板上装有密集的长铁钉，使敌人在接舷战时无处落脚，无法攀登。船头设计成威猛的龙头造型，上设两个炮眼，既可以开火炮（大口径火铳），也可以喷硫磺烟雾。船身四周凿有几十个铳穴，士兵躲在船内发射火铳和弓箭。船上有可以升降的巨帆，船底两侧则各有10面橹，平时航行靠帆，战斗时靠桨手划桨，机动性很强。

龟船是大型船，长度约35米，高约5米，船内能容纳50个作战兵和110个桨手。

当然，龟船和十八世纪的铁甲船还是不能比，它的船体是木头制造的，只是船身蒙着一层铁皮而已。而且，它的炮火威力也比不上明军的福船。不过，在当时的战场环境里，这么一个蒙着铁皮、顶着铁钉、配有多门火炮、机动超强的战船，从技术上来说，绝对是难以应对的BUG，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龟船使日军的接舷战完全无效。

李舜臣和他的龟船是这样战斗的：冲进敌船之中，利用它刀枪不入的优势，左右突击，或直接撞沉敌船，或四面开铳炮焚毁敌舰。饱吃龟船苦头的日本水军将领在给秀吉的书信中诉苦：“朝鲜人水战大异陆战，且战船大而行速，楼牌坚厚，铳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尽被撞破。”

不过，李舜臣的海军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清一色龟船，因为造价昂贵，龟船不可能大量制造，李舜臣的战船主力还是普通的朝鲜板屋船。据估计，整个战争中，龟船的数量不会超过6艘。

李舜臣海上怪物一样的存在，使日军的海上运输陷入了恐慌之中，尽管陆军这头蛮牛狂飙突进，但最薄弱的后勤方面却屡遭打击，不得不停住了脚步。

2. 万历皇帝的气性

李舜臣在南方的胜利消息，给龟缩在义州的朝鲜国王李昖带来了些许安慰，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李昖已经退无可退了。

小西行长在占领平壤后，让逃跑的朝鲜将领给李昖带去了一封最后通牒：“本朝伐明，路出贵国。而贵国出兵拒我，故所在罹祸。闻足下欲屯鸭绿江，我攻之在近耳。”

朝鲜君臣都清楚地知道，仅靠朝鲜的力量是赶不走日军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向宗主国明朝求援！

李昖连派几批使者急赴北京求援，请求“内附”（进入明朝称臣），《明史•朝鲜传》里记载“请援之使，络绎于道。”

紫禁城的主人是时年3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这个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正在享受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前任首辅张居正已经死了十年，尽管躲过了“断棺戮尸”，但家里已被抄得精光，家属也都发配去了偏远之地。当年，张居正以他可怕的智力和治理国家的能力，使得小皇帝朱翊钧一直活在他巨大的影子里，清算掉这个让国库富足却让自己憋屈的首辅，朱翊钧终于领略到“乾纲独断”的巨大满足感。

万历二十年，除了西北的宁夏有战事，东北、北部、东南一片平静，几乎算得上歌舞升平。现在，藩国朝鲜灭亡在即，援还是不援？

后人每每责难朱翊钧晚年十几年不上朝，却忽略了他亲政时期的“万历三大征”（镇压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抗日援朝的朝鲜之役、平定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十年不到的时间，举倾国之力打了三场大仗，固然是吃张居正积攒下的老底子，但同时也代表了万历皇帝的风格，那就是执着和强硬，用他自己的话说：“跳梁者虽强必戮。”

关于朱翊钧的性格，万历十七年（1589），有个叫雒于仁的大理寺官员上了一封奏疏，批评朱翊钧纵情于酒、色、财、气。说来有趣，明朝大臣历来有规劝皇帝私生活的“风骨”，此前海瑞上万言书直斥世宗朱厚熜“疏远父子之情”，石星上疏谏穆宗朱载垕“纵情酒色，天下将不可救”，都惹得皇帝勃然大怒。雒于仁这个大胆而放肆的奏疏同样让朱翊钧大发雷霆，幸好首辅申时行万般解劝，才没有将这个大胆的官员当场杖死。不过，朱翊钧还是气不过，对申时行逐一辩白：“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又说朕尚气。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人孰无气”？朱翊钧的气性绝对不小，他敢做重大的决定，敢打仗。

接到朝鲜紧急求援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明朝大臣们在“出兵援朝”还是“自守边疆”的两种方案上争论不休。这期间，朝鲜来“哭秦庭”的使臣频繁走动于一切能利用的门路：阁臣、六部大臣、地方大员甚至宦官，竭力请求天朝发兵。最靠近朝鲜的辽东巡抚郝杰首先被帐下日夜痛哭不走的朝鲜人所感动，两次具书上奏，称“倭犯朝鲜，郡城半陷，国王穷迫来归……岂能坐视丧亡。”主张援朝的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上疏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

朝鲜是忠心藩国，听任灭亡，不仁不义；唇亡齿寒，日军意在中国，自守边疆，不智不武。朱翊钧拍板：出兵援朝。

3. 予观倭贼如蚁蚊耳

万历二十年（1592年）7月，第一支援朝明军雄赳赳跨过鸭绿江，他们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的五千骑兵。

天兵天将终于来了！前来迎接的朝鲜接待使柳成龙，感激得涕泪交加。柳成龙是万历朝鲜战争中值得一说的人物，他是李朝著名大臣和学者，战争期间先后担任三道都体察使、左议政、领议政（朝鲜最高官职，相当于宰相），为人忠直，顾全大局，积极启用李舜辰、权慄等名将，战后写有回忆笔记《惩毖录》。

祖承训，在历史上没有他的大儿子出名：死守大凌河的袁崇焕手下大将祖大寿。不过，祖家是辽东武将世家，祖承训本人长年跟随辽东名将李成梁和蒙古人作战，曾经以三万骑兵击败过十万土蛮，是边庭的知名勇将。

祖承训的意识里，始终把侵朝日军想象成当年肆虐东南的倭寇，至于朝鲜人丢了国家，完全是因为朝鲜军队太过无能的缘故。据朝鲜人申炅写的《再造藩邦志》记载，祖承训率兵至朝鲜嘉山时，问当地人：“平壤日军尚在否？”回答：“尚在。”祖承训举杯仰天祝之曰：“贼尤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

7月16日黄昏，阴雨连绵，祖承训命令游击史儒率本部骑兵两千人为先锋，自己率三千主力随后，连夜急行军数十里杀往平壤。熟知日军厉害的柳成龙劝他“天雨路滑，不宜急击”。但祖承训豪气干云地说：“予观倭贼如蚁蚊耳！”

第二日黎明，祖承训率众杀到平壤城下。令他惊喜的是，平壤居然“城门不闭，城上亦无一贼防守者。”祖承训率部从七星门入城，前锋已到达大同馆前。城内道理狭窄，全是弯曲巷子，骑兵拥挤在一起。正在这时，埋伏在民居里的日军“从左右傍室凿壁穴，同时放铳，声震天地。”史儒挺身搏斗，日军知其为将领，铁丸如雨般射过去，史儒中弹坠马身亡。千总戴朝弁、张国忠也中弹身死。

骑兵在巷战中毫无用武之地，人和马都成了活靶子，仅仅半个时辰，五千骑兵大多阵亡，祖承训率残部溃乱败走，“一夜驰二百里，还至安州城外。”

自恃骁勇的祖承训，被看不上眼的“蚁蚊”叮得伤筋动骨，却嘴巴不认输，他对前来送粮草慰劳的朝鲜人说：“天时不利，大雨泥泞，不能歼贼。当添兵更进耳。”不过，祖承训在驻扎安州城外控江亭的两天里，连日大雨，士兵身处野外衣甲尽湿，纷纷口出怨声。祖承训不得已退还辽东。

自古骄兵必败，祖承训不顾天气，不识地利，不知敌情，贸然进军，使得明军援朝的初战以惨败告终。反过来，小西行长打败了明军更是得意非凡，送给朝鲜军一封书信，嘲讽“你们用一群羊来攻一只虎，自取灭亡”！

得到战败消息的明朝君臣大为震惊，特别是祖承训在战报中称，有一营朝鲜人“投战于贼”，所以战败。明朝上下惊疑不定，派人调查的结果还是糊里糊涂。这时，朝野上下议论又起，有称坚守鸭绿江，以观其变；有称夷狄相攻是常事，中国不必救。

虽然初战失败，但朱翊钧的作战决心还是有的，不过，明朝最能战的野战军当属辽东名将李如松的部队，他当时正率主力在宁夏平定哱拜之乱。而日军明显不是小股部队能解决的，所以朱翊钧十分矛盾。于是，战争准备和议和同时进行，一方面，朝廷急调参将骆尚志率南兵三千、副总兵查大受率步军三千，先抵鸭绿江前线，同时派员筹集军粮；一方面由兵部尚书石星推荐的沈惟敬赶赴朝鲜，进行对日和谈。

4. 老江湖登场

沈惟敬是那场战争中的奇葩。

一朵年近7旬的奇葩。

沈惟敬，嘉兴平湖人，嘉靖年间和他的父亲沈坤同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帐下效力。一次作战中，官军失利，胡宗宪被围，弱冠之年的沈惟敬英勇无比，“单骑突围中挟胡而出。”此外，他还和父亲设计，用毒药毒死过一批倭寇。从这些事迹来看，此人非同等闲，可惜胡宗宪过早倒台，幕僚作鸟兽散，沈惟敬也从此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

沈惟敬曾一度出海到日本做过生意，通晓日语，后来生意做砸了，便在京城停留，做些炼丹烧符的勾当，“与方士及无赖辈游”，是个地地道道的京师老江湖。

明明是一个江湖术士，《明史》更是直呼沈惟敬为“无赖”，堂堂天朝，为何找这个“无赖”来做和谈使者？

因为兵部尚书石星的推荐语实在太好了：“狡黠善辩，熟谙倭事。”在那个年代，这两点条件都符合的中国人，可算熊猫一样珍贵而稀少。石星因为小妾是沈惟敬同乡，所以很早就认识他，熟知他的歪才。朝廷听从了石星的推荐，给了沈惟敬一个“神机营游击”的头衔。

就这样，作为大明议和使，老爷子沈惟敬大摇大摆到了平壤，开始了与小西行长传奇和谈的第一回合。

朝鲜裨史《中兴志》和《再造藩邦志》里，活灵活现地记载了第一次谈判的场景：“行长待发兵迓之，剑戟森列，惟敬从容上座，责行长曰：‘尔国如何虔刘我属国耶？天朝以此方发兵百万众来压境上，尔等命悬朝夕。’”

和谈结束后，“倭众送之甚恭。翌日行长遣书致问，且曰：大人在白刃中颜色不变，虽日本人无以加也。惟敬答之曰：尔不闻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单骑入回纥万军中，曾不畏缩。吾何畏尔也！”

明代笔记《万历野获编》里，描写沈惟敬的外貌为：“长髯伟干，顾盼烨然。”这样的外貌，结合他的言谈，怎么看都像一个道行很深的江湖骗子。说来有趣，沈惟敬在进出日军军营的数日里，还当了一回机智的情报员——他带去数万顶小帽子，逐个赠送给日军，因而确切的掌握了日军的兵力。在那场长达七年之久血与火的战争中，沈惟敬的每次出场实在颇有喜剧感。

关于沈惟敬其人，史书多评价为欺上瞒下，无赖误国。但以七旬之年纪，孤身一人昂然来往于中日两军帐下，言辞犀利，谈笑自如，他的胆识无疑是第一流的。

不过，沈惟敬把自己比作唐朝单骑劝退回纥大军的老将郭子仪，除了年龄相似以外，其他天差地别。

据日本《国史略》称，沈惟敬和小西行长是老熟人：“尝来我国，与行长有旧。”双方和谈很愉快，达成了合约。“行长素喜，和议约以七条。”

小西行长对沈惟敬诈称：“天朝当按兵不动，我等不久将还。”话说，小西行长为何与沈惟敬一拍即合？没办法，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孤守平壤，迫于明军的参战压力和后方的粮草运输跟不上，不但无力进取，更有朝不保夕之感。对小西行长来说，打仗和做生意是一个道理，能不战而获得利益，岂不是美事一桩？

双方谈定的七条和约，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属朝鲜，以东归日本；

二、明朝准许日本朝贡；

三、明朝与日本和亲。

这是一条牺牲朝鲜、丧权辱国的条约，朝鲜人如果知道合约内容，估计能把沈惟敬的老骨头拆了。但沈惟敬也不傻，他根本没敢把合约内容告知任何人，包括北京，只是假称日本人要恢复朝贡，要封号。不过，在和谈期间，李如松的辽东精锐已经解决了宁夏叛乱，四万大军已经悄悄集结到位。

明朝精锐之师和日本百战之兵的正面交锋，一触即发。

四、白马渡江

朝鲜北方有首自古流传的民谣，说有一天，一个白马将军将跨过鸭绿江水，从马耳山（吉林虎山）出来。1592年（万历二十年）12月25日，预言成真——明代辽东名将、提督李如松骑着白马，统帅四万精锐军队，踏破鸭绿江的薄冰，来到朝鲜境内参战。

平壤城里，一度风光无限的小西行长，遭遇到最冷的严冬。

1. 李家多佳木，为首一棵松

今天的辽宁铁岭市东南郊，几道横亘的山梁下，有一片当地人称为“老坟头”的墓地，衰草枯叶间散列着一组残损的石虎、石马、石羊和石人，神道尽头，就是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和李如松的父子之墓。建于洪武年间的铁岭，经历了四百年风雨后，昔日号角连营的肃穆早已被“二人转”的喧嚣所取代，只有这些石像仍在默默无语的守护着两位古代名将的荣耀。

说李如松，得先从他威名赫赫的父亲说起：辽东总兵、太子少保、太傅、宁远伯李成梁。

李成梁是朝鲜后裔，《明史》载：“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内附就是改变国籍，归化了明朝。这种人才流动现象在边疆并不稀奇，有朝鲜人、女真人归化中国的，也有汉人、女真人归化朝鲜的，说白了，只要你有本事哪里都受欢迎。李英“内附”的原因官方史料上没有提及，李氏族谱称其“慕铁岭风土淳厚”，朝鲜裨史则称李英是朝鲜理山郡人，住在秃鲁江畔，因为杀了人，夫妻同逃到铁岭卫。

李成梁是个很厉害的人物，《明史》称他“英毅骁健，有大将才”。他大器晚成，直到40岁才承袭世职，然后就步步高升一发不可收拾。他镇守辽东整整三十年，抗击蒙古，剿灭土蛮，镇压女真，把边境的异族首领玩弄于股掌之间，三十年来大捷十次，朝廷倚为东北长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全是间接死在李成梁手中，但年轻时代的努尔哈赤还是忍辱偷生，依附在李成梁帐下当一个马弁，直到李成梁死后，努尔哈赤羽翼丰满了，开始起兵反明，他那封控诉明朝欺压女真人的所谓“七大恨”，一字一泪，几乎全是冲着李成梁说的。尽管对于清朝是仇家，但清人编撰的《明史》里仍然不得不承认“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所未有。”

在隆庆、万历两朝，李成梁和戚继光同为边疆名帅，当世齐名，但明廷对李成梁的器重远远超过戚继光。李成梁在辽东，不仅军权一手在握，而且垄断了盐、马、皮革等买卖贸易权，一手遮天，权倾东北。

铁岭李家就像一个大型家族企业，锦衣玉食，门户焕赫。李门一族的荣耀，在明朝堪称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李成梁有三个弟弟：李成材做到参将，李成槟做到副总兵，李成用做到指挥佥事；有九个儿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做到总兵官，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做到参将。

李家子弟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全是上好的木材。

从常识来讲，李成梁是出兵援朝的最佳统帅。但是，李成梁偏偏在一年前被御史弹劾被罢官在家休养——李成梁贵极而骄，他生活奢侈无度，侵吞边饷，杀良冒功，已经显露出暮气。

李家多佳木，为首一棵松。为李家支撑门户的是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时年43岁。

李如松少年时就跟随父亲征战，熟谙军事，骁勇敢战。明史称“成梁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风。”

朝鲜求援的时候，李如松提督辽东、宣大等各路军马，正在西北平定原宁夏副总兵哱拜（蒙古人）的叛乱。万历二十年七月，李如松包围住宁夏城，亲自拔剑督战，决黄河水灌城，士卒攀云梯一举破城，哱拜自尽。

宁夏战事胜利结束，万历朝廷终于大大地松了口气：可以集全国之力对付朝鲜战事了。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朝廷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总领抗倭事宜，刚刚结束宁夏战斗的李如松则被任命为东征提督，主管军事，统帅蓟、辽、冀、川、浙诸军，马不停蹄的转向辽东。

援朝军队共计43000人，云集了明朝最能打仗的部队：以辽东、宣府、大同的骑兵为主力，蓟镇、保定的步兵和浙江戚家军的老底子步兵为辅助。带兵的将领都是身经百战之辈，前军指挥是李如松的弟弟副总兵李如柏，左右军指挥是副总兵张世爵、杨元，步兵指挥是参将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等。

2. 兵临城下

明代中后期，因为皇帝担心武将拥兵自重，所以在统兵制度上，有一个铁的规定：文官统帅武官。拥有战区指挥权的只能是文官，担任“经略”或者“督师”，比如宋应昌和后来的杨镐都是以文职督师军务，而武将的官职最高就是“总兵”到头，像李如松这样挂以“提督”职位的，已经算是破例。不过，从名义上说，援朝大军的一把手是宋应昌而非李如松。

但李如松不吃这一套。

李如松的性格一向骄悍，拥兵自专，此前的战事就多次和文官闹出纠纷，宁夏平叛立功后，更加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到了辽东军营，李如松第一件事是和经略宋应昌相见，按照“大帅初见督师”的惯例，李如松应该身披甲胄，当庭毕恭毕敬拜见宋应昌。但李如松却故意省略，表现了平起平坐的姿态，“素服侧坐而已”。

宋应昌是杭州人，据说长相“方面紫髯，目光如电”，他是个很有见识的主战官员，在奏疏上说出了“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的洞见之言。遇到李如松这样骄悍的大帅，估计宋应昌心里是很恼火的，只不过顾全大局，佯装看不见而已。

李如松进军营后，第二件事就是喝斩沈惟敬，叱其“奸邪误国”，幸好一个参谋李应试进言：“不如让他继续假装谈判，我们派兵袭击，出其不意。”李如松这才饶了沈惟敬一命，誓师渡过鸭绿江。

《明史纪事本末》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如松将诸镇士马四万余，东由石门度凤凰山，马皆汗血。临鸭绿江，天水一色，望朝鲜万峰，出没云海。监军刘黄裳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

看到天朝大军的旌旗千里，朝鲜军民无不欢欣鼓舞。望眼欲穿的朝鲜国王李昖亲到义州郊外迎接，见到骑着白马威风凛凛的李如松，李昖涕泣交加：“小邦一缕之命，惟托于大人。”李如松拉住李昖的手说：“既承皇命何所辞死。且俺先世本贵国之人，俺出来时，俺父亦严戒之，俺何敢不力于贵国之事。”这席话说得很诚恳，为国为家，李如松都会竭尽全力。

还有一个对天朝使者望眼欲穿的人：小西行长。

1592年的冬天对日军是个难熬的季节。度过了战争初期的一溃千里，朝鲜人缓过劲来，八道的义兵风起云涌，官兵也恢复了元气，开始了反击。庆尚道，大将朴晋发动了两次战役，居然将庆州收复了。全罗道，在守将金时敏的指挥下，顽强的军民抵抗了整整几天几夜，完成了艰苦的晋州保卫战，日军第一次遭遇攻城不克的挫折。最北端的咸镜道，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在义军的不断骚扰打击下，也不得不开始南撤。

到了年底，十五万侵朝日军，只剩下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孤零零的摆在平壤，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想往前进攻义州活捉朝鲜国王，后勤跟不上；后退撤出平壤，却也舍不得。随着寒冬来临，小西行长的部队缺少冬衣缺少粮草，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松浦镇信的部下吉野甚五左卫门在日记里忧心忡忡的记道，许多士兵都染上了疫病，担心自己回不了家乡。这时的小西行长，完全丧失了“饮马鸭绿江”的欲望，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和明朝的和谈上。

1593年正月初四，李如松大军到达平壤附近的肃宁馆，派人通知小西行长，假称：“朝廷来使臣了，和谈成功了！”小西行长大喜过望，随军的和尚景辙玄苏更是即兴献上了一首贺诗：

“扶桑息战服中华，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气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

商人小西行长没有诗才，无法和玄苏和尚吟和，他高高兴兴的派遣了二十个牙将前来迎接使臣，李如松暗令手下勇将游击李宁生擒他们，不过这伙日本人武艺出众，“倭猝起格斗，仅获三人，余走还。”小西行长得报后惊疑不定，认为有了误会，再次派亲信小西飞（此人原名内藤如安，明代史料称其为小西飞，认为他是小西行长的亲戚）来拜见，李如松假意宽慰，称使臣日内就到。小西飞回报后，小西行长打消了疑心，开始做迎接使者的隆重准备。《明史》记载道：“行长犹以为封使也，踔风月楼以待，群倭花衣夹道迎。”此时是阴历正月，古代日本承继中国有过春节的习俗，小西行长等人穿着过年的花衣，在平壤风月楼夹道相迎使臣。

可惜小西行长的春天还没到——他迎来的不是“太平花”，而是无情兵锋。

正月初六，李如松率中朝联军兵临平壤城下。

直到这时，小西行长才从和谈美梦中彻底醒转：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小西行长鸣螺击金，鼓众拒守。

3. 围攻平壤（上）

平壤城是座有千年历史的古城，位于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平原之上，跨大同江两岸。平壤城有六座城门，东面是大同、长庆二门，南面是芦门、含毯二门，西面是普通、七星二门，北面则有地势最高的牡丹峰和万寿台为自然屏障。

从军事上看，平壤这座城同其名的平坦城池，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要害：北面的制高点牡丹峰，谁控制了牡丹峰谁就占据了优势。

这不是中国大军第一次站在平壤城前。李如松应该知道，唐代名将苏定方和李勣都曾围攻过这座城，当时它是高句丽的都城，最后一次李勣围攻了一个月，高句丽王终于手持白幡开城投降。

这一次，需要多久？

李如松派出了蓟镇参将吴惟忠啃牡丹峰这块硬骨头，朝鲜休静大师率领三千朝鲜僧兵助战。吴惟忠是浙江义乌人，是戚继光第一次义乌募兵时招来的老部下，跟随戚继光南平倭寇，北拒蒙古，立下无数战功，此刻已是鬓发花白的老将。说来有缘，牡丹峰上的日本守军是平户大名松浦镇信率领的两千名部下，松浦党正是日本倭寇的鼻祖。

老戚家军遇上老倭寇。

第一天的战斗是试探性的。吴惟忠率部发起了第一波进攻，日军据高放炮，明军佯退。日军追击时，明军杀了个回马枪，互有伤亡，日军不支退回峰顶据守，李如松也鸣金收军。

当夜，日军三千人偷袭杨元、李如柏、张世爵三营，被三营官兵力战杀退，当时，明军大营齐放火箭，照的营外光明如昼，城头日军看了心惊胆战。

次日凌晨，李如松下令总攻。

双方的总兵力为：

日军约一万五千人（第一军原为一万八千人，扣除战死病死的差不多有一万五千）；

中朝联军约为五万五千人（明军四万三千人，朝军一万二千人）。

李如松部署如下：吴惟忠领兵三千、休静领僧兵三千，攻城北牡丹峰；杨元、张世爵领兵一万，攻城西七星门；李如柏领兵一万，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骆尚志领兵一万，攻城南含毬门；朝军将领李镒率部八千，攻城南芦门。

李如松自己率兵一万，坐镇城下高地指挥。

兵法有云：围师必阙。李如松以四倍于日军的兵力，对平壤城围攻三面，独独东面的大同、长庆二门不攻，既干扰日军军心，又可追击穷寇，果然是名将手笔。

李如松营中的一声大炮巨响，拉开了平壤之战的帷幕。一时间，明军阵中各样火器一时开火，烟雾缭绕，打得城头的日军抬不起头，朝鲜人绘声绘色的记载道：“响振天地，山岳皆动。大野晦冥，烟焰涨天，旁弥数十里。火箭布空如织，火烈风猛，直冲城里，林木皆焚。”

说起明军的大炮，先看一段朝鲜《宣祖实录》里朝鲜国王李昖与大臣李德馨的一番问答：李昖问：“铳筒（指日军铁炮）之声，不与天兵（明军）之火炮同耶？”李德馨答：“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李昖赞叹道：“军势如此，可不战而胜矣！”

明代中后期尽管武备不修，士兵战斗力日趋低下，但是军中火器的品种之多、威力之强却是取代它的清代远不能比。拿李如松入朝大军来说，火器有大将军炮、神炮、虎蹲炮、灭虏炮、百子铳、佛郎机、鸟铳、三眼铳、快枪、火箭、千里铳等等。大将军炮是重型炮，最重达千斤以上，威力巨大，能洞穿墙壁，是攻城第一利器。中大型佛朗机炮，发射时内装火药，发射钢珠钢弹，有效射程能达500米。虎蹲炮是轻型炮，便于机动作战，很像迫击炮，每次发射几十到上百粒弹丸，杀伤力大。

朝鲜战场上，日军的铁炮制作精良、穿透力强、战术熟练，而明军的大炮则火力猛、射程远、威力最强。李如松初入朝鲜，就对柳成龙说：“贼但恃鸟铳耳。我用大炮，皆过五六里，贼何能当也。”

平壤之战震耳欲聋的大炮声，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战果：十里之外的凤山城，日军守将大友义统曾率领数千人马前来增援平壤，却被明军震天动地的炮声吓得不战而退。而且，一退就索性退出了凤山城，一口气逃到王京。

4. 围攻平壤（下）

硝烟散尽，各路明军齐声呐喊，开始搭云梯攻城。日军蹲伏在城墙垛口之间，用铁炮顽强狙击。每当明军攀爬到一半，开水、石块、滚油、火把，迎头抛掷。李如松这时早已离开主营，骑着白马，顶盔披甲，率亲兵数百人往来督战。

明军死伤无数，稍稍退却，李如松当场斩了一名退兵警示，大呼：“先登者赏银三百两！”明军再次鼓噪而前，士兵们一手举盾牌一手举矛戟，不顾生死奋勇登城。日军渐渐抵抗不住，城头开始混乱。

这时，明军中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城北牡丹峰攻克了！原来，在老戚家军和僧兵的合力进攻下，松浦镇信的老倭寇终于败退了。激战中，老将吴惟忠胸部被弹丸贯穿一洞，血流不止，犹在奋呼督战。

牡丹峰失守，日军士气大受打击，且打击接踵而至：含毬门城头失守！第二次进攻平壤的祖承训奉李如松之命，用了暗度陈仓之计，战前命令手下穿着朝鲜军服，当然被守军轻视，所以含毬门的防守力量相对较弱。而祖承训攻到城下，士兵突然脱掉外衣露出明军的鲜亮衣甲，日军大惊，阵脚大乱。南军将领骆尚志身先士卒，持戟攀城而上。日军滚下巨石砸中他的腹部，骆尚志不为所动，大呼杀敌。一个勇敢的浙江兵，攀到城头拔掉日军旗帜，竖起明军旗帜，一时军心大振。

祖承训知耻后勇，总算立了一功。骆尚志是浙江余姚县人，膂力绝伦，能举千斤，军中称为“骆千斤”。他率领的浙江兵，英勇善战，一点不次于东北大汉。

在浙江兵登上城头的同时，七星门被明军的大炮击碎门楼，明军蜂拥而入。杨元、李如柏也打破了普通门。进了城的明军将士无不以一当百，四面攻杀，当阵斩首1285颗，生擒二人，烧死、溺水无算。

见明军主力一拥入城，小西行长率余部退到城内，占据风月楼负隅死战。日军在街巷的土窟、门洞里凿了许多孔穴，远看就像蜂巢一样。然后从孔洞里“放丸如雨”，明军的大炮和骑兵都派不了用场，一时死伤惨重。

李如松见硬攻伤亡太重，立刻鸣金，命令全军停火。鏖战了将近一天，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日军伤亡约为五千余人，明朝联军只多不少——这很正常，攻城的比守城的死得多。

万历朝鲜战争中，统计两军伤亡数字是件很头疼的事情。战争中，出于鼓舞士气、民族尊严、夸大军功、掩饰败绩等种种不难理解的原因，交战双方都会抬高自己，贬低敌人。往往一个战役，明军和日军方面的战报却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朝鲜人记载相对靠谱些，不过，有些记录也存在道听途说之嫌。笔者所采用的伤亡数字，是结合三国的资料综合而成，大体如此，后面不再赘述。

当夜，李如松派一个通事（翻译）去见小西行长，告知：“以我的兵力，足以一举歼灭你军。不过本提督不忍多杀人命，放你一条生路。你赶紧领着部下，来辕门受我约束，保你们不死。”小西行长回应：“承蒙恩德，我等打算退出平壤，请提督不要拦截后路。”得到李如松答应后，小西行长率残部连夜从城东大同门窜出，越过冰冻的大同江，一路向南逃遁。

李如松真的大发慈悲放日军逃生？当然不是。李如松早已布置好伏兵，与其打困兽，不如打逃兵。日军逃遁时，游击李宁和查大受率精卒三千潜伏道旁，一阵冲杀，斩首数百。不过，朝鲜将领却没有完成伏击的任务，城外的李镒持重没有追击，李时彦、金敬老同样怯敌，只把日军沿途丢下的几十名老弱病残斩首邀功。督率朝军的体察使柳成龙大怒，将行军法，被李如松劝止。

李如松筹划再密，难免出了漏洞，使得侵朝先锋小西行长得以逃出生天，可惜可惜！回过头来，假设李如松不那么着急全歼敌人，依靠强大的兵力和后勤，围而不攻，在寒冷的冬季，孤立无援、缺兵少粮的日军能支持多久？

不过，小西行长的残部就算活着，也只剩下了半条命。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在冰天雪地里仓皇逃了几天，丢下无数冻僵的尸体，才退到日军的地盘。平壤一仗完全打垮了精锐的第一军，据《日本战史》统计，平壤之役后第一军减员11300余名，仅余6600人，减员近三分之二。

五、临风痛哭李如松

攻克平壤后，李如松春风得意马蹄疾，大军一路南下收复失地，但小小的碧蹄馆却成为他迈不过去的伤心地。遭遇日军优势兵力的决死狙击，轻敌的李如松付出了代价，最亲信的骑兵卫队伤亡殆尽。回到营帐，李如松彻夜痛哭。

后世朝鲜诗人李德懋有诗叹道：“天兵癸巳齿倭锋，铁马啼劳腻土浓。未抵轻儇蝴蝶阵，临风痛哭李如松。”

1. 恶战碧蹄馆

平壤失守的消息像冬日惊雷一样，震得各路日军惶恐不安。小西行长拖着残兵败卒南逃而来的凄惨，又加深了这种惶恐的程度。为了避开明朝精锐之师的锋芒，日军总指挥宇喜多秀家决定全军后撤。

李如松的美好时光到来了。

平壤之战后，李如松大军趁势南进，日军各部纷纷弃城逃遁。几乎没费什么功夫，李如松收复了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1月18日收复三都之一的开城。

朝鲜国土狭长，从南到北几乎无险可守，当初日军从王京打到平壤，只用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而李如松大军从跨过鸭绿江，到收复开城，只用了二十几天。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

望风而逃的日军，无人抵抗的空城，在一帆风顺的战果面前，李如松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轻敌之意。平壤战后，朝鲜国王李昖从义州的弹丸小城移驾平壤，感激之余对李如松请求再接再厉收复王京，李如松慨然应允。现在看来，不但收复王京指日可待，把日军赶下大海也不是问题。

但是，李如松不知道，日军的五万南逃大军聚集王京后，已经决定就地反击了。

做出这个顽强决定的，不是总指挥宇喜多秀家，而是第六军军团长、年已六旬的老将小早川隆景。小早川隆景是开城守将，接到放弃开城的命令他就一肚子气，撤退到王京后，各路日军召开会议，是战是退争论不休。老头子怒了，拍起胸脯：“你们这班毛孩子要退就退，我就算死在这里，也一步不再后退了！”

小早川隆景是战国名将毛利元就的儿子，有名的智将，丰臣秀吉的“五大老”之一。在侵朝日军中，他的资历可算数一数二，一旦老爷子真的发火，年轻的总指挥宇喜多秀家也得让他三分。从形势上说，日军如果从王京再退，只能是退到釜山等沿海城市被动挨打，那这场仗等于输了一大半。

和李如松决战！日军摆开了决一死战的阵势：小早川隆景第六军一万五千人在前，宇喜多秀家指挥的混合军团两万人在后，才吃了败仗的小西行长守王京城。

小早川隆景派出的先锋是义子立花宗茂。立花宗茂是日本的著名勇将，丰臣秀吉曾在大会上对诸多大名称赞：“东有本多忠胜，西有立花统虎（立花宗茂），都是天下无双的大将。”本多忠胜时称“战国第一猛将”，立花宗茂却与之齐名，相当于中国的关羽张飞。

诸葛亮对张飞向来是用激将法的，小早川隆景对立花宗茂也一样，他当着大军的面，故意大声激励：“立花家的三千士兵足以抵挡敌军一万！”

1月27日凌晨，明军副总兵查大受率三千骑兵，南下探查王京虚实。路上，遇到了一小股日军巡逻队，短暂交锋后，日军死伤百人逃走。查大受立刻报捷，称“贼已夺气，愿速进兵”。李如松大喜，率麾下数十名亲兵“鞭马而出”，李如柏、李如梅也各率亲兵跟随，一共只有一千骑兵。

身为一军统帅，却喜爱轻骑偏师出击，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习惯。我在看李成梁父子用兵的时候，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他们更像是汉唐将领而非明朝。汉唐时代，大将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都是骑兵对骑兵，孤军深入千里奔袭的战例不胜枚举，而到了明代，从持重的徐达到坐在轿子里指挥的袁崇焕，大将们大多坐镇中军。喜欢单骑出战摧锋陷阵的勇将常遇春，也曾遭到朱元璋的批评：“你是大将，何苦和小校争勇？”

李如松长期与蒙古人的交锋中，养成了这种轻骑出战的作战习惯，勇则勇，智则不智，最终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万历二十六年四月，李如松率两千轻骑奔袭土蛮人的巢穴，却陷入数万敌人的埋伏，全部阵亡。

李如松在攀越山岭时不慎坠马，跌伤了左脸，但这个明显的不详征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李如松，他换了匹马，率众赶到战场——碧蹄馆，一个距离王京以北十五公里处的馆驿附近。

此时，查大受已和立花宗茂的三千先锋军打得难解难分，等到小早川隆景的援军赶来，明军已经支持不住。李如松的一千骑兵一到，当即喝令众军一齐向前，对日军发动了反攻。但明军全部是轻骑，没有携带火炮，只有小型铳炮和弓矢刀剑可用，加上才下过雨，道路泥泞不堪，很不利于骑兵战斗。在人数众多的日军进攻下，李如松陷入苦战，渐渐不支，“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

2. 金甲倭的那一刀

恶战从早晨打到中午，双方都精疲力竭，阵前暂时出现了平静。这时，立花宗茂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独自骑着马来到两军阵前，在明军诧异的目光中，旁若无人地捏着个饭团大嚼起来。他的部下不解其意，立花宗茂回答说：“在面对敌军时要有必胜的自信，昔日上杉谦信在围攻小田原城时不也有这样的行为吗？”

吃完“自信饭团”后，立花宗茂拔刀出列，率军直扑明军本阵。战场上一片狼藉，陷入泥泞之地的明军骑兵，和日军混杂在一起，火器已经派不上用场，最艰苦的白刃战开始了。

激战中，一个金甲倭直扑李如松！

按照《明史》和朝鲜史料的描述，这个骁勇的金甲倭将，骑马持刀冲入明军阵中，左冲右突，无人敢挡其锋。立花家的战刀很独特，比一般的日本刀长2～3尺，在所谓“强袭战”的白刃相搏时，长刀的威力很难抵挡。

眼看金甲倭手握长刀直扑李如松，万分危机之时，指挥李有升用身体为主帅挡了一刀，立刻坠马被日军砍成数段。眼看主帅有难，李如柏和李宁焦急万分，从左右奋勇夹击，较远处的李如梅则很沉着，他弯弓搭箭，一箭射中金甲倭面门，当场坠马身亡。

李有升是铁岭人，勇力绝伦，担任李如松身边的亲兵将领。金甲倭则是勇将小野成幸，他是立花宗茂家头号家臣小野镇幸的堂兄弟。

战况越发紧张，李有升护主而死之后，李如松身边的亲兵勇士八十余人也全部战死，幸好副总兵杨元率一千骑兵及时赶到，杀透重围前来增援，日军不明情况开始混乱。李如松乘机且战且退，撤回到下营地坡州。朝鲜人记载道：“天兵之精锐多死，人马相践，器甲枪戈，散布路上。”

碧蹄馆一战，尽管对于明军来说，遭遇战的成分大于决战，但影响巨大。伤亡情况上，李如松对朝廷的战报水分颇大：“当阵斩获首级一百六十七颗，阵亡官兵二百六十四员名。”日方的战报同样夸张，称此战打败了明军两万主力，称自己损失不过数百人，而明军光被斩首就达六千。丰臣秀吉亲自发来贺信，特别称赞了立功最大、损失最大的立花宗茂为“天生的勇士”。

此战对于李如松的心理打击尤其大，因为阵亡的大多数是李如松的精锐亲兵，李如松回大营后召见李有升的女婿，痛惜不已：“好男儿为我死矣。”在战场上，失去左膀右臂一样的亲信将士，做将领的都非常难过。朝鲜人记载道，当夜，李如松失神落泪，帐中灯火长明到天亮。《日本外史》则用六个字，简洁的道出了碧蹄馆之战的结果：“如松痛哭彻夜。”

第二天一早，李如松命全军撤回开城。

明军一路势如破竹的刀锋，终于砍到了坚硬的石头上。李如松挥鞭南下的劲头，化作了云烟。

3. 老爷不智不信不仁，而可能用兵乎

打仗这个事，和过日子一样。打胜仗时春风得意马蹄疾，家和万事兴，一鼓作气进攻，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一旦吃了败仗，贫贱夫妻百事哀，所有潜在的矛盾都开始激化，不顺的事接踵而至。

最大的矛盾来自朝鲜。李如松宣布停止进攻撤回开城时，朝鲜官员和将领都大为失望，将领李薲跪地苦劝，李如松大怒，一脚将他踢翻在地。李如松到了开城不久，又传来加藤清正欲偷袭平壤的消息（此消息是谣传，加藤清正此时已经放弃了咸镜道，正在赶往王京的路上，哪里有功夫偷袭平壤？），李如松担心失去根本之地，留下游击王必迪守开城，打算亲率大军返回平壤，待到开春再进军。这一下，朝鲜人真急了。

柳成龙苦苦哀求说：“先王坟墓，都在王京，京畿以南遗民日望王师，我军将士力弱，正欲倚仗天兵，突然撤退，岂不是前功尽弃？”朝遣左议政尹斗寿则是跟在李如松身前身后，流泪苦劝，以致有“泣阁老”之称。

但李如松一概没有理会，全军拔营开赴平壤。朝鲜人失望之余，作诗暗讽李如松怯敌：“一自碧蹄衄，壮志乃暗消。还将羁縻计，徒使奴势骄。汉家十万师，不如说舌饶。回首望神都，杀气干云霄。”

站在朝鲜人的立场，当然希望天兵一鼓作气光复王京，把日本人赶到海上。但李如松的不敢进军，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苦衷之一，是兵力不足。李如松的入朝大军一共才四万多，而日军仅仅在王京就集结了五万人马，加上沿海的守军一共十几万，以日军的作战能力，没有数倍于日军的兵力，根本无法取得战场优势。

苦衷之二，是军粮不足。由于此时的战线已经从平壤拉到了开城，粮草筹集和运输的负担一下加重，开城的粮草是从忠清道和全罗道的水路运来，随到随尽。碧蹄馆战后，李如松意识到战争绝不可能短时间结束，多次对负责筹粮的朝鲜官员大发雷霆，欲加以军法，朝鲜官员只有跪在帐下，流涕而已。

苦衷之三，是内部不和，南军和北军的矛盾。平壤之战中，吴惟忠率蓟镇步兵首先攻克了牡丹峰，骆尚志率浙江步兵首先破城，朝鲜的文献上也认为南军的“轻勇敢战”，才是平壤大捷的关键。但是，李如松在给朝廷的战报上，把破城的首功记在了自己的嫡系杨元、李如柏头上，这当然招致了南军将领的不满。

对南军北军的不和，朝鲜史料上比比皆是。比如柳成龙在奏章中称“提督（李如松）攻城取胜，全用南军，及其论功，北军居上，以此军情似为乖张。”再有，《宣祖实录》上记载了大臣李德馨的所见所闻：“提督至开城，诸将游击以下皆跪而听令，王必迪独立而言曰：老爷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提督怒曰：何谓也？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战，故士兵不及炊食，为将者不念军士之饥而遽使攻城，是谓不仁也。围城之日，俺在军后闻之，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佥使，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指挥佥使又何在焉？是谓不信也。大军不为前进，只率先锋往击，一有蹉跌，大军挫气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为何？如此而可以攻城耶？提督闻其言，即出银给南兵云。”

一个小小的南军游击，竟敢当众质问大帅，可见李如松在军中的威信已经降到最低点。李如松心知肚明：失去火器强大的南军支持，仅凭北方骑兵是不可能战胜日军的。

骄悍的李如松，其实是被自己的“不智不信不仁”挫败的。

不过，深陷重重矛盾中的李如松不知道，王京的日军比自己更苦恼。前有明朝主力的紧逼，后有无处不在的朝鲜义军、游击队、僧兵的袭击，日军将士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而到了2月份，两个更大的打击降临了：

第一个打击来自朝鲜将领权慄指挥的幸州保卫战。幸州在王京西北十几公里处，是通往南北的战略要地。为了拔除这个钉子，日军在宇喜多秀家的率领下，几乎倾巢出动攻打幸州。不料权慄勇敢有谋，组织数千守军和日军奋战了一天，硬是守住了城池。

第二个打击来自明军，李如松派查大受出奇兵，把日军囤积在龙山仓的数万石粮秣，一把火烧为灰烬！

这一下，五万日军的几个月粮草光了，别说打仗了，先解决生存问题吧。日军开始四处疯狂抢粮，不但把朝鲜农民藏在地窖的米谷一挖而空，连京畿道周围的坟冢，都惨遭挖掘。但是，兵荒马乱的朝鲜，哪里有这么多食物可供数万大军的需要？日军军中一片恐慌，那个喜欢写日记的吉野甚五右卫门记载道：“自正月下旬起，现在已是三月，大家无不以为命在旦夕，兵粮且尽，使人恐慌。”

朝鲜1593年的春天，在两军谁都不敢进的僵持中，姗姗来迟。

日军托前来探望王子的朝鲜使者，把愿意和谈的橄榄枝，率先抛向了明军。李如松正需要这个台阶，于是，冷场多时的沈惟敬再次亮相，3月中旬的一天，老爷子骑着一匹瘦马，再度孤身进入日军大营。

4. 一边和谈，一边屠杀

再次见到老朋友，小西行长的心情大好。而沈惟敬还是一如既往的“大义凛然”：“天朝以尔等不于期限退军，攻破平壤以示天威。尔等若遵前约，诚心归顺，天朝岂欲穷兵芟灭？今二赞画统兵四十万，一抵鸟岭，截尔归路。一拒汉江，阻尔粮道。经略提督亲统三十万众，今将至矣。尔等还王子陪臣，敛兵南去，则封事可成，而两国无战争之祸，岂不俱便。”

这次的和谈，日军主要将领全部参加，初步谈成的约定如下：日军全军退往釜山，明军全军撤出朝鲜，中日两国互派使者再进一步和谈。

当然，同意和谈并撤出王京得到了丰臣秀吉的认可，秀吉在打仗上面不是死脑筋，他认为在后勤无法保障的僵局下，和谈是很好的缓兵之计，到时候如不满意，要和要战还不是自己一句话？

4月19日，日军退出王京。第二天，中朝军队开进王京，沦陷了将近一年的首都终于光复了。

退往釜山后，日军可没打算就势撤回日本，而是开始了大张旗鼓的筑城运动。十几万士兵一起出动，加上征集的朝鲜民夫，日本人在短短的时间里，修筑了以釜山为中心，绵延数十里的大小二十几座“倭城”，练兵屯田，过起日子来。日军的如意算盘是，把朝鲜半岛的东南一角，打造成日军根据地，等待时机，再次进攻内陆。

明军当然也不会撤离朝鲜，不但如此，5月，明廷还增调了副总兵刘綎率五千四川兵入朝。李如松将部队全部屯扎在日军的倭城外围，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

看上去，双方达成停火，都在等待和谈的最后结果。但日军很快露出了凶残的一面，当年6月发生了一起壬辰战争中最惨烈的屠城事件。

晋州是全罗道的一座重要城市，位于釜山西边60公里，曾在战争初期顽强抵抗力保城池不失，送给日军第一次攻城不克的耻辱。这一次，志在复仇的日军近十万大军在加藤清正的指挥下，再次围攻晋州。朝鲜守将金千镒、崔庆会非常英勇，率领数千士卒顽强抵抗了整整9天。日军付出惨重代价后，用类似坦克的龟甲车进攻，终于攻陷城池，金千镒、崔庆会等将领全部战死，破城后日军进行报复性屠杀，一共杀了六万无辜百姓。朝鲜史载：“自倭变以来，陷城之惨，义烈之着，无如晋城者。”

朝鲜史料中载有一段晋州守将死守待援的情景，读来令人心碎——

时天大雨，弓胶皆解，军士宿食无暇，渐至困劣。

贼则万众迭进，生兵鼓勇，呼声如雷。

投书城中曰：“大国之兵已投降，尔国敢拒乎？”

城中以书答之曰: “我国有死而已, 况天兵三十万, 今方进击, 尔等当歼尽矣。”

贼褰臀示之曰: “唐兵已退矣。”

千镒每登高望之曰: “某方有兵气, 天兵方来援矣。”

军人大欢, 俄而寂然。

千镒谓庆会等曰: “何时却此贼，脍脯贺兰进明耶？”

贺兰进明的典故，出自唐朝张巡守睢阳的故事，睢阳被围，贺兰进明却拒派援军，从此成了见死不救的代名词。从翘首期盼天朝援军，到恨不能吃他们的肉，孤守城池的朝鲜守军心情可以理解。事实上，晋州被围时, 李如松曾传令刘綎、吴惟忠、骆尚志等将进兵援救，但诸将各自只有数千人马，畏惧日军势大（号称三十万，实则近十万）都没敢轻进。不但明军没有救援，近在咫尺的朝鲜将领权慄和李薲，义军首领郭再祐也没敢来援。

一次屠杀了六万朝鲜人，使得刽子手加藤清正从此在朝鲜多了个阴森森的外号：鬼上官。朝鲜人对他又畏惧又仇恨，朝鲜古籍《东国僧尼传》里记录过一段故事，说的是朝鲜的惟政和尚在和谈期间进入日军大营，和加藤清正有过一次会面：“尝入贼阵，见倭将清正，清正曰：‘尔国何宝最贵？’惟政曰：‘吾国无所宝，所宝惟将军之首也。’”

一边是你来我往的和谈，一边是肆无忌惮的屠城，日军在晋州的暴行，是旷日持久的和谈期间一个真实写照。从1593年3月开始，到1596年9月和谈失败，这次和谈居然谈了三年之久！

春天来了又走了，金达莱谢了又开了，赖着不走的日军和时刻监视的中朝联军，都很想知道：和谈进展到哪一步啦？

六、谁敢横刀立马

1596年下半年，丰臣秀吉的心情恶劣到极点。先是在夏天，日本京都一带突然发生大地震，秀吉的居城伏见城被震塌了，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接着在秋天，明朝使者居然带来了一封“封尔为日本国王”的耻辱诏书，使得秀吉当场怒发冲冠，扯诏逐使，差点宰了欺骗自己的小西行长。

历时三年的和谈破碎，日本十四万大军再度侵朝！兵锋将至，王京城里的朝鲜君臣大急：是不是又要北逃？

1. 两个聪明人和一群傻子

关于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主导的中日和谈，中日史料上都有大量繁芜丛杂、真假难辨的记载。两人的胆量之大、手段之高、脸皮之厚，和谈的跨度之长、头绪之乱、结局之奇，都令人叹为观止。总的来说，可以用“两个聪明人和一群傻子的故事”来概括。

两国对和谈都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且来看看双方的条件——

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出了三个条件：一、日军全部撤离朝鲜；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但只答应封王不答应朝贡；三、日本发誓再不侵犯朝鲜。

丰臣秀吉开出的条件则有七条：一、天皇迎娶明朝公主为后妃；二、恢复贸易；三、两国大臣盟誓互不侵犯；四、将朝鲜一分为二，北部四道和国都王京归朝鲜，其余割给日本；五、朝鲜送王子和大臣到日本做人质；六、日军归还两名俘虏的朝鲜王子；七、朝鲜君臣对日本进行和好盟誓。

一眼可见，双方的条件其实是南辕北辙，朱翊钧和秀吉都是以战胜者的姿态在傲慢地提条件，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沈惟敬和小西行长骑虎难下，居然伙同起来瞒天过海，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仗着别人无法替代的语言能力和特殊身份，或欺瞒上级，或篡改文字，把朱翊钧和丰臣秀吉哄得团团转。

1593年7月，日军首先释放了被俘一年多的两位朝鲜王子和陪臣，接着又撤走了五万釜山日军，而明军也撤走了大部分军队，只留下刘綎等少数兵马驻守王京。

12月，李如松班师回国。临行时，朝鲜国王李昖亲自把酒送别，李昖亲手书写“再造藩邦”四字条幅相赠，朝鲜文人赠诗道：

“推毂端须盖世雄，鲸鲵出海帝忧东。将军黑槊天无敌，长子雕弓最有风。威起夏州辽自重，捷飞平壤汉仍空。轻裘缓带翻闲暇，已入邦人绘素中。”

从1592年冬天入朝，到1593年冬天班师，李如松在朝鲜的一年征战里纵横千里，平壤大捷，收复四道，是无可争议的最大功臣。尽管他骄横自专，处事不公，军纪不佳，但瑕不掩瑜，在那个时代，李如松称得上是大明最出类拔萃的将领。朝鲜人对李如松敬仰无比，不止是载入图画青史，更在平壤为李如松立了生祠。明廷也对李如松宠信有加，论功加太子太保衔，增岁禄百石。

李如松的撤军，标志着和谈到了实质性时刻。小西行长派心腹小西飞来到北京，向朱翊钧献上了一封《关白降表》，大意是日本关白平秀吉仰慕中华，只求封贡，还煞有其事的列了一长串请封名单。朱翊钧龙颜大悦，反正惠而不费，封他个大官又何妨？当即答应将派使团去日本册封仪式，却不知道这封降表根本是小西行长和沈惟敬合谋伪造的。

小西飞回国后，丰臣秀吉得到“和谈成功”的消息也是大喜过望，下面的事情，就是等着明使了。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明朝的两位封贡使者——正使杨方亨、副使沈惟敬来到日本大阪城，谒见丰臣秀吉，他们带来了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圣旨、金印和冕服。丰臣秀吉高高兴兴的穿戴起明朝的冕服，群臣也满心欢喜夹道欢迎，只有小西行长惴惴不安，他对宣读册书的京都僧人西笑承兑私下叮嘱：“册文里，凡是会引起太阁反感的内容，你千万不要读。”不料，和尚更害怕秀吉，一五一十的全读了出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宜赞彝章。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此圣旨原件现存日本大阪市博物馆）

这封圣旨居高临下，一副皇恩浩荡普及小邦的口气，和玉皇大帝屈尊封孙猴子为齐天大圣的感觉差不多：好了，封你为日本国王，官够大了，以后不要闹事了！

丰臣秀吉一心以为明朝答应了七个条件，使者是来宣读这个美好消息的，却只得到一个空洞的“日本国王”封号，其他只字未提。受家臣之欺，受邻国之辱，秀吉这一气，端的是气冲斗牛，怒发冲冠。《日本外史》描写道：“秀吉戴冕被绯衣，使德川公以下丁七人各被其章服……读册于秀吉之傍，至曰：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变色。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撕裂之。骂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且吾而为王，何以对天皇！”

丰臣秀吉扯诏大骂的当口，估计小西行长的心胆也一起被扯碎了。秀吉转过头对行长破口大骂：“你竟敢欺骗我，让我遭受外邦之辱，马上就把你和明朝使者一并诛杀！”《日本外史》称行长“股栗”不止，幸好股栗之余还算脑筋灵活，推诿责任到石田三成等三奉行身上，加上承兑和尚的相劝，秀吉总算没有当场杀人。不过，当天他就派加藤清正驱逐走明朝使团，并丢下一句狠话：“告诉你们皇帝，我将再遣兵屠杀你们国家！”

至此，两个聪明人、一对蹩脚外交家导演的和谈闹剧，落幕了。小西行长被秀吉饶了一命，沈惟敬则误了卿卿性命。回国后，得知详情的朱翊钧怒火万丈，把沈惟敬和兵部尚书石星一并砍了脑袋。

而在日本，怒火未消的丰臣秀吉立刻下令出兵，再征朝鲜。

2. 王京告急！

公元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日本庆长二年）2月，十四万日军再次把战火烧到朝鲜境内，日本史称“庆长之役”，朝鲜则称“丁酉再乱”。这一次的“总大将”是小早川隆景的养子小早川秀秋，一个15岁的少年。

文禄之役，丰臣秀吉任命的总指挥是20岁的养子宇喜多秀家，这次是年仅15岁的小早川秀秋——秀吉的用人怎么越来越年轻啦？

不是用人唯轻，而是用人唯亲。小早川秀秋的父亲是秀吉正妻北政所（宁宁）的哥哥，所以他是秀吉的内侄，秀吉迟迟没有子嗣，所以他一度被秀吉认为养子。不过，随着秀赖的出生，秀秋被送往小早川家，成为小早川隆景的养子。

小早川秀秋虽然年轻，但性格聪明伶俐，作战也勇敢，很有秀吉当年的影子，所以深得秀吉喜爱，任命他为十四万大军的总指挥，也是希望为丰臣家培养一个日后的顶梁柱。不过，事实证明秀吉看错了人。秀吉死后，在决定日本天下归属的关原大战中，正是小早川秀秋的临阵倒戈，使得德川家康的东军战胜了西军，从这个角度看，秀吉培养的，其实是一个丰臣家的掘墓人。

除了更换总指挥，日军阵中的主要将领还是“文禄之役”那拨人。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两个最熟悉朝鲜战场的人仍然被派作先锋。

第二次侵朝，日军吸取了“文禄之役”的教训，首先把进攻矛头对准了朝鲜的水军，因为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李舜臣入狱了。

朝鲜不愧是小中华，内斗水平一点不次于宗主国明朝。休战和谈期间，西人党开始对领议政柳成龙为首的东人党进行打击了，而李舜臣作为柳成龙的亲信成了最好的靶子。西人党首领左议政金应南率先发难，上疏国王李昖称李舜臣谎报军情、老迈迟钝，应该启用元均指挥朝鲜水军。

朝鲜人内讧，日本人也没闲着，设了一条巧妙的反间计：由小西行长派出一个名叫要时罗的间谍，向朝鲜将领透露，加藤清正要路过李舜臣眼皮底下的岛屿，希望你们水军前往擒杀。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不和，在朝鲜已经不是秘密，所以朝鲜君臣如获至宝，命令李舜臣水军出动。李舜臣却头脑冷静，拒绝出兵，他对前来传令的大臣分析道：“海道艰险，敌人必多设伏兵。船去多了敌人必定知道，去小船则徒劳无功。”

自古功高震主，手握重兵的李舜臣“纵敌逃跑”事小，不听指挥事大，犯了君王的忌讳，被一纸诏书押赴王京，入狱论罪。好在李昖觉得李舜臣能打仗，杀了可惜，判决李舜臣白衣从军，戴罪立功。

擎天柱李舜臣成了一个小卒，当年自沉战船的窝囊废元均却接替了三道水军使之职。

朝鲜自毁长城，日军无比快意，7月份，日军集合水军全部力量，在巨济岛北面的漆川梁海峡和朝军打了一仗。在李舜臣手下令日本人望风而逃的朝鲜水军，居然几乎全军覆没，元均死在乱军之中。

令人苦笑的是，这次惨败对李舜臣反而是好事情：消息传到王京后，朝鲜君臣如梦初醒，马上让李舜臣复职。可是，这时，朝鲜的水军只剩下区区12艘战船了。

暂且不说李舜臣看到原先200艘战船变成12艘的心痛，来看日军。解除了水路的威胁，日军大大松了口气，全军安全登陆后，开始向内陆进攻。

日军第二次的进军非常谨慎，没有第一次那样狂飙突进，直扑王京，而是兵分两路稳扎稳打。左路军以小西行长为先锋，宇喜多秀家为主将，兵力近五万，杀向全罗道重镇南原；右路军以加藤清正为先锋，毛利秀元为主将，兵力六万五千人，直扑全罗道首府全州。

全罗道在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拥有全国最大的平原，盛产稻米，有全国“粮库”之称。日军的战略目的很明显，以釜山为轴心，占据富庶的全罗道，然后步步为营，侵吞朝鲜。

8月中旬，南原守卫战首先打响。守将是李如松的老部下辽东副总兵杨元，城内共有明军三千人和朝鲜军三千人。

杨元的三千人马是第二次援朝的明军先锋。日军再次出兵，朝鲜君臣立刻再次向明朝求援。朱翊钧毫不犹豫，再度派出援军，任命兵部侍郎邢玠为总督，辽东布政司杨镐为经略，大同总兵麻贵为提督，杨元、刘綎、董一元等为副将，总兵力五万四千人，第二次跨过鸭绿江入朝。不过，从全国调兵是件麻烦事，到了8月，先行入朝的部队只有一万人出头。

杨元在南原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兵力过少，在日军数万大军的进攻下，坚守了数日后城池失陷，杨元仅率几个残兵逃回王京。

南原失守后，驻守全州的明军游击陈愚衷“闻南原已破，亦弃城北遁”，8月18日，加藤清正的右路军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全州。之后两路日军在全州会师，左路军停住脚步，在全罗道守备，右路军则由毛利秀元率五万大军，继续北上，先后攻陷黄石山、金州、公州等地，王京的屏障尽失。

短短一个月，日军已经占据了庆尚、全罗两道，“南原既陷、全州以北，因而瓦解，京畿大震。”眼看日军的先锋已经离王京只有数日的路程，王京城里，朝鲜君臣一片惊恐：“天兵寡弱，我军溃散，今日之事诚可痛哭！”

3. 稷山，勇将的战场

提督麻贵也慌了，这时的王京城里只有八千不到的明军，哪里能挡住日军？他紧急向总督邢玠和经略杨镐建议：放弃王京，全军撤退到鸭绿江北岸，隔江驻防。

这是一个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建议，不但放弃王京，而且放弃了整个朝鲜，军人麻贵的头脑何其简单！

麻贵，回族，山西大同人，果勇骁捷，善于用兵。他和前任提督李如松一样，出身于武将世家，他的父亲麻禄、兄长麻锦、侄子麻承勋，都是一时良将。时人把大同麻家与辽东李家并称为“东李西麻”。麻贵仪表堂堂，朝鲜人形容他：“容貌雄伟，铁面华发，顾眄有威。望之知其为大将也。”

此时，总督邢玠尚未出国，镇守平壤的经略杨镐是援朝军的最高指挥。文官杨镐的政治头脑就强多了，他接到麻贵的撤兵建议后，立刻快马加鞭赶到王京，“招提督，责不战之状”，明确表示不能撤兵，要捍卫王京。为表示死战的决心，杨镐上奏朝廷，请出尚方宝剑，将两员逃将杨元、陈愚衷就地问斩。

看到两员大将的首级悬挂在旗杆上，三军凛然。

杨镐和麻贵率领明军主力，到王京南面的水原下寨，另“密选骑士之精勇者”两千人作为先锋，由副总兵解生、参将杨登山、游击牛伯英、颇贵四将率领，向水原以南进发。

这是四个中国人比较陌生的名字，作为攻城拔寨的一线将领，他们的官职和名气不足以在《明史》单独列传，不过，朝鲜人并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留下了四将的记载：“解生字文英，号顺泉，宣府前卫人。骁勇善战，临阵必先登，钤束甚严，性又恭谨；杨登山字恺明，宣府怀安卫人。勇敢善战，亦尝先登；勇将牛伯英号少川，保安卫人，勇冠三军；颇贵字世杰，号晋川，宣府右卫人，勇力绝伦。”

麻贵帐下，解生、杨登山、颇贵和另一个游击摆赛齐名，是“宣大精骑”中四员勇将。麻贵派出的先锋中，四大勇将占了三员，再加上“勇冠三军”的牛伯英，他们统率的两千骑兵，是明军最精锐的部队。

9月7日清晨，四将率领的明军先锋和日军先锋黑田长政，在稷山城前的一处叫素沙坪的平原上，猝然相逢。

黑田军的先头部队只有几百人，但仗着铁炮厉害，殊死不退，战况很激烈。不过，平原是骑兵的天下，两千铁骑从左右两路出击，日军挡不住了。《乱中杂录》记载：“连放大炮，万旗齐颤，铁马云腾，枪剑分飞，弛突乱砍，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势披靡。”明军当阵斩首三十一级，颇贵手斩三级，解生杨登山各斩二级。

听到前方枪炮大作，黑田长政赶紧率五千主力赶来救援。此时已近黄昏，解生见日军援兵到来，下令收兵。而黑田长政看到明军旌旗营帐，认为“敌军之数不知有几万骑”，所以没敢反击。

第二天拂晓，黑田军排出了鹤翼阵，开始进攻。此时的明军阵中，麻贵也派来了援军——游击摆赛率领的两千五百名骑兵。四大勇将齐聚，明军气势更甚，“合战未已，贼兵败遁。”黑田长政虽然亲自督战，但阻止不了败兵，只好退兵。

此战，日军战死500余人，明军战死200余人。

稷山之战是继碧蹄馆之后中日的又一场野战，事实证明，在地形开阔的平原上，只要人数基本相当，明军的精锐骑兵还是能战胜日军训练有素的铁炮步兵。稷山之战后，朝鲜国王李昖曾问游击颇贵：“大人与倭相较，形势难易如何？”颇贵回答：“倭性甚狞，虽前锋杀死而后不退。俺时年五十五，身经几百战矣。各种诸夷无不试者，而无如倭奴之狞狠也。然以铁骑驰突蹂躏，则不能自勇矣。”

不过，虽然打败了日军先锋，但毛利秀元的三万日军主力在后，麻贵决定北撤。

空无一人的稷山城被日军占领了，但日军还是被明军强大的战斗力震住了。最关键的是，因为吃了败仗的黑田长政报告说自己以寡敌众，日军搞不清明军的兵力，没敢继续北上进攻王京，没过多久，日军全线南撤。

稷山之战，是一场被很多人忽视的有战略意义的阻击战，打乱了日军的北进步伐，保住了王京，也第一次让我们见识到明军铁骑的威力。

4. 微臣不死，则不敢侮我矣

稷山大打出手的同时，李舜臣也开始反击了。

在反击日军之前，首先要反击朝鲜国王李昖。

李昖是个不称职的君主，更是个军事上的门外汉。他在李舜臣复职后，突然下达命令，打算撤掉只剩12艘战船的水军，让李舜臣率部登陆作战。李舜臣当然上疏力争：“自壬辰至今五六年间，贼不敢直突于两湖者，以舟师桅其路也。今臣尚有战船十二，出死力拒战，则犹可为也。今若全废舟师，是贼之所以为幸，而由湖右达于汉水，此臣之所恐也。战船虽寡，微臣不死，则不敢侮我矣。”

既要耐心分析形势，强调水军的战略意义，还要为国王鼓劲，在李舜臣的力争下，李昖收回了“水军转业陆军”的荒唐决策。

9月，李舜臣指挥他的小小海军，打了一场放之世界战争史上也堪称奇迹的海战，兑现了“战船虽寡，微臣不死，则不敢侮我矣”的豪言。

海战是按照李舜臣的计划进行的。李舜臣先是在8月底，在兰浦海面击退了来犯的8艘日舰，故意放他们逃走报信。接着主动撤到地势险要的珍岛一带。珍岛是朝鲜半岛最南部的一个小岛，距离陆地很近，这里水情复杂，地形隐蔽，最妙的是这个海域有一条狭窄的鸣梁海峡，只要占据港口的险要处，纵使敌舰千万，也无法一拥而上。为了更好的瓮中捉鳖，李舜臣还在鸣梁海峡东西两个出口处，暗设大量铁索和木桩，让敌舰涨潮时进的来，退潮时出不去。

9月16日，骄横的日军水师果然中了李舜臣的诱敌之计，在主将藤堂高虎的率领下，以330艘战船载满两万多人，气势汹汹的开往珍岛，要一举歼灭“残余敌舰”。李舜臣身先士卒，亲自用旗舰出海诱敌，将大批敌舰引入鸣梁海峡。由于海峡狭窄，日舰只能鱼贯而入，于是全部成了以逸待劳的朝鲜水师活靶子。不久潮水退落，日舰被暗设的铁索和木桩所阻，更加混乱。

激战中，日军将领来岛通总中流矢战死，来岛通总原名村上通总，是日本濑户内海著名的“村上水军”领袖，他的死也创造了一个历史：七年战争中唯一战死的日本大名级人物。

在李舜臣的13艘战船（原本12艘，后又增加一艘）炮火打击下，日舰纷纷着火沉没，不得不退出战场逃走。此战，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鸣梁大捷”，据李舜臣日记记载，朝军共击沉日舰36艘，而朝军13艘战舰无一损失。

13 ∶ 36，居然取得胜利！后人对这个辉煌到不可思议的战绩，大多瞠目结舌。而在当时，吃到败仗的日军更是气馁：直到日军撤退回国时发生的露梁海战前，日本水军对打败这个海上怪物已经不存指望，从此不敢主动向朝鲜水军开过一枪一炮。

鸣梁海战除了沉重打击日本水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意义，就是保住了黄海的制海权。否则，日军完全可能如李舜臣所担心的“由湖右达于汉水”——像后世麦克阿瑟那样，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仁川登陆，直捣王京。

陆上的稷山之战，海上的鸣梁之战，两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过后，日军的好日子到头，中朝联军要战略反攻了。

七、血色围城

今天的韩国全南顺天市郊，郁郁苍苍的松树林间，有一座残破的石头城堡遗址，经历了数百年风雨仍然坚固不倒，它就是万历朝鲜战争中小西行长驻守的顺天倭城。顺天、岛山、泗川，这三座巨石垒成的沿海倭城就是战争末期的主角，中朝联军在战略大反攻中，数万大军水陆齐发围攻倭城，而龟缩在城中的日军殊死防守，像顽固的礁石一般，一次次抵挡着浪潮的汹涌拍打。

加藤清正在岛山被水泄不通围了十天后，饥寒交迫，只剩下一千残兵，眼看着一出“饿杀岛山”的好戏即将闭幕……

1. 为了鼻子而战

朝鲜的秋天到了，气候渐寒，侵朝日军开始全面南退。退兵过程中，日军沿途烧杀抢掠，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吉川广家所部都对朝鲜平民展开了残酷的屠杀，“尸如山积，片瓦不存。”日本随军僧人庆念在《朝鲜日记》中，称全罗道成了“赤国”——血流成河的国土。

日军在“文禄之役”时，除了对顽强抵抗的城市进行报复和所谓清除间谍，如加藤清正在晋州的屠城和日军在王京的屠杀男子，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而到了“庆长之役”，日军的军纪坏得惊人，几乎每城必屠，见人就杀。南原城、庆州失陷后，日军都是成万的屠杀平民，庆念更是在日记里记载，日军一路上只要见到身穿白衣之人（朝鲜李朝的两班贵族，爱穿白衣），不论男女老幼，尽皆斩首。

斩首不仅仅是为了报复示威，日军的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斩首；第二步，割去鼻子，首级抛弃；第三步，回营把鼻子清点完，用盐腌、石灰拌好；第四步，运上船，由专门的奉行官押送回日本。

日本人这样巴巴的把鼻子送回国内，不是变态，而是为了请功。

丰臣秀吉于庆长二年（1597年）9月28日在京都设立了一座“鼻冢”——埋葬敌人鼻子的坟墓。日本古代是以敌人首级论功的，但秀吉考虑到远在海外，首级太重，也容易腐烂，不便运输，所以规定按敌人鼻子的数量论功行赏。

对前线的日军来说，杀人越多军功越大，当然乐于举起屠刀。但朝鲜人全杀光了谁来做民夫和奴隶呢？于是，日军索性死人鼻子也割，活人鼻子也割——反正鼻子都一样。朝鲜人赵庆南在《乱中杂录》里悲愤的记载：“其后数十年间，本国路上无鼻之人甚多。”

这座臭名昭著的鼻冢，在日本江户时期改名叫“耳冢”，改名的是日本儒学家、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老师林罗山，因为他觉得“鼻冢”这个名字“不雅”！耳冢现在仍位于日本京都的方广寺一角，人迹罕至，每年的9月28日由和尚做一场法事超度冤魂。

鼻冢里埋了多少鼻子？据日本史料记载，“庆长之役”日军共杀死朝鲜人185 738人，明军29 014人，共计217 452人——这样说来，保守估计鼻冢里的鼻子超过十万个。

朝鲜人怒了，为了国家而战，为了鼻子而战！

“庆长之役”中，日军短命的攻势里，虽然攻占了两道，但明显感到朝鲜人不再那么容易对付了，经历了“文禄之役”的惨痛教训，朝鲜军队的武器装备、战术都有了提高，士兵们作战也更加勇敢，最令日军苦恼的是，修筑倭城的民夫很难抓到，筹粮更是奢望。巡逻的日军则要时刻提高警惕，因为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飞来一支致命的箭！

到了10月底，日军已经全面退守半岛东南，以釜山为核心，形成一道西到顺天、东到蔚山长达200多公里的“倭城”防线，“诸将连营，互为声援。”主要几座倭城的部署是：宇喜多秀家守釜山、加藤清正守蔚山、小西行长守顺天、岛津义弘守泗川、黑田长政守梁山。

倭城，就是日本建筑特色的城堡。它和中国、朝鲜的城池大不相同。首先，它是纯军事防御性质的据点，城堡里没有村镇、店肆、居民，只有守卫的士兵；其次，城堡多数依山而建，地势高险，即所谓“山城”，以巨大岩石筑成地基，以石块垒成城墙；第三，城堡呈螺旋式布局，最外围城墙称为“三之丸”，第二层城墙称为“二之丸”，最里面的城堡中心区域称为“本丸”。

大致来说，倭城就是一座坚固的乌龟壳，在半冷兵器半热兵器时代，攻下这样的石头堡垒谈何容易。

难攻也得攻。

明军援朝主力千呼万唤始出来，11月，三万明军生力军终于到达朝鲜，12月由杨镐率领和麻贵在庆州会师，一共四万四千八百人，加上朝鲜都元帅权慄也率部一万二千人增援。明、朝联军的总兵力，达到空前的五万六千八百人。

前方，是加藤清正防守的蔚山城。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攻不破的城？

2. 饿杀岛山（上）

日本熊本县内，有一座被日本定为“国宝”的雄伟建筑——熊本城。这座号称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坚固城堡，有一个绰号：“武者返”——让攻城军队绝望的离开。这不是吹牛，后世的西南战争时期，反抗军西乡隆盛攻打熊本城，整整围了五十多天仍攻不下，不得不撤军作罢。

熊本城的城墙是由巨大的石垣垒成的，这些石垣比一般城池高出近一倍，坚固无比。城内广植银杏树，内城的土壁里塞满了晒干的葫芦瓢，榻榻米的地板则是用晒干的芋茎铺成——银杏、葫芦瓢、芋茎都可作为战备存粮。更出奇的是，城里整整打了120口水井，而且规模又大又深，蓄水量丰富。

看上去，熊本城就像是一个饿死鬼为了应对长期围困而设计建造的。

确实如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建造熊本城的主人加藤清正，在九年前的岛山城差一点被活活围困而死。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12月，中朝联军分兵三路：左右两路主攻，中路打援。左路杨镐、李如梅率明军一万两千人，朝鲜军四千人；右路麻贵、李芳春率明军一万一千人，朝鲜军三千人；中路高策率明军一万一千人，南下大张旗帜，诈攻顺天等处，牵制小西行长部的支援。三万余人的中朝主力，兵锋直指蔚山城。

为什么把目标指向蔚山城？因为加藤清正的勇名和恶名都太大了。在战前的军事会议上，明军将领认为：“日军诸将，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则余从风解。”朝鲜将领对围歼这个沾满朝鲜人民鲜血的鬼上官，更是举双手赞成！

蔚山战役12月23日凌晨打响，右路明军由摆寨为先锋，率一千敢死队突袭蔚山本城。城内日军抵挡不住，丢下四百具尸体，弃城逃到新筑好不久的岛山城。

蔚山战役是援朝战争中著名的战役，但真正的恶战却不是发生在蔚山本城，而是在岛山城——拱卫蔚山本城的倭城。

岛山，是蔚山城东南一公里处的一座小山，距离大海不远。岛山城是依山而建的山城，一个月前，由加藤清正的亲信浅野幸长奉命修筑，昼夜赶工，此时已经修筑好石垣和城墙，城墙高15米，周长1.4 公里，从高处看，由本丸、二之丸、三之丸形成的城堡，像个不规则的俄罗斯方块。城堡外围，日军还修筑了三道外围是巨大栅栏的军寨，不过尚未完工。日军在寨中扎营，准备应战。

杨镐率领的明军主力随即在日军军寨外扎营，见到明军铺天盖地的声势，日军无不心惊，将领大河内秀元在《朝鲜记》里说，远看明军踏起的扬尘“如日本的爱宕山一样大。”

此时天已黄昏，决战将在明天打响。

当晚，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到战局走势的事：在蔚山城外西生浦倭城驻扎的加藤清正，得到蔚山被攻的消息，带着五百士兵星夜乘船走水路，冲破了明军尚不严密的包围圈，进入了岛山城。这时的岛山城，全部日军加一起约六千人，只有明、朝联军的十分之一，但主将清正的及时赶回，无疑给日军吃了颗定心丸。

经略杨镐得到加藤清正进城的消息，对部下说：“老虎进笼子，可以刺杀了。”

24日凌晨，决战在城外打响。明军大炮、火箭齐发，日军还于铁炮，黑烟弥空中，步骑混战在一处，明军的优势兵力发挥了作用，日军节节败退，游击茅国器率领浙江兵连破日军外围阵地，斩首600余级。《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道：“裨将陈寅身先士卒，冒弹矢勇呼而上，砍栅两重。清正白袍跃马，督倭拒守。”

在浙江兵的奋勇作战下，日军连失守两道寨子，眼看第三个寨子即将拔除，士兵已经攻到城下，杨镐却突然鸣金收兵——他不愿看到南军立头功，他要把功劳留给李如梅的辽东骑兵。

杨镐是河南商丘人，进士出身，在担任辽东巡抚时搞垦荒很有政绩，也曾经跟随总兵董一元雪夜突袭蒙古人巢穴，立过奇功，所以一向以“边才”自诩。杨镐在辽东首尾数十年，和李成梁父子的关系很铁，到了朝鲜，经常和李如梅在帐中饮酒戏谑。

两军决战，第一次交锋最关键，“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南兵连破两寨，明军完全有可能一鼓作气拿下岛山，这时最应该响的是加油的鼓，而不是收兵的锣！为了私谊，拿战役的成败、士兵的性命做人情，杨镐实在是个渎职的总指挥。

度过最危险时刻的加藤清正放弃了城堡外围军寨，全军撤回岛山城中固守。

3. 饿杀岛山（下）

随后几日，明军不分昼夜猛攻，日军殊死坚守，加藤清正在城头“绿衣持白旗，往来号令”。据《惩毖录》记载，攻城之际，岛山城上铳弹乱发，明军仰攻不力，尸体在城下堆了数重，攻城的云梯直接架在明军尸体上，士兵们蚁附而上，但还是难以攻破高大的石墙。见到实在难以攻克，杨镐决定暂停一天攻击，但朝鲜军不愿意，收集干柴，用盾牌掩护着打算用火攻，结果到了城下，日军的铁炮弹丸纷纷穿透盾牌，死伤惨重，不得不回撤。

只有一种选择了：围城，活活饿死日军。

杨镐命令：骑兵分为八营，鳞次屯守，步兵分截江边，阻止敌人从水路逃遁。其他部队驻扎城堡四周，刈草打粮，作长久围困。

加藤清正对于围城是不陌生的，他少年时期的“初阵”（日本人指第一次作战）就是在秀吉手下的围攻鸟取城之战。毛利家的鸟取城，城墙坚固高大，所以秀吉不硬攻，而是先派人扮成商人到城内用高价买光了存粮，并驱赶周围百姓入城，加快城内的粮食消耗，接着派兵断绝了运粮道路，开始漫长的围城。一个月后，鸟取城内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人开始吃人，最后城主吉川经家切腹，城池投降。在战国史上，这叫“饿杀鸟取”，是秀吉的得意之作。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时的加藤清正却成了被围的一方，眼睁睁看着一出“饿杀岛山”即将上演——比起鸟取城，岛山城只是弹丸小城，存粮更加不足。只围了三天，粮食就全部吃光，饥不择食的士兵开始吃纸，吃壁土，但渴了喝什么？

说来岛山城实在是号称“筑城名人”加藤清正的耻辱，他的亲信浅野幸长筑城时，居然忘了在城堡里挖一口井！城里的蓄水池早已喝干见底，战马也已经全部宰光了，喝尿——也得能尿得出啊！士兵们只能冒险乘夜溜出城，从泡满尸体的臭水河里打水，从明军尸体上寻找干粮。朝鲜将领金应瑞得知日军偷水，就率部埋伏在水道旁，一夜抓了不少口冒白烟的日军。

身为主将，加藤清正每天还有半碗混浊的稗子粥可喝，不过，他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外援，破城只是时间问题。

27日，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这对饥渴的日军这实在无异于甘霖，却让城下的明军将领大叹“天不佑我”。喝饱了肚子，加藤清正派人在城外竖了个旗杆，旗杆上挂着封请求和谈的书信。杨镐答：“只要加藤清正投降，全军不杀。”加藤清正回应：“大家约个地方，商定三国合约。”当然，加藤清正没敢赴约。

对于加藤清正的“求和”，日本史料都赞扬这是清正的缓兵之计，不过，一向以忠臣武士自居、痛骂小西行长胆小求和的加藤清正也走到了这一步，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李如松围攻平壤时，采取的是围三面、空一面的战术，最终使得小西行长狼狈逃窜。接替提督职位的麻贵同样知道围师必阙，提出网开一面，使日军逃遁，在要路上埋伏邀击，而杨镐却非常固执的拒绝了，从结果上看，这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日军在天寒地冻、缺水少粮的悲惨世界里，迎来了1598年的新年。这时，城中活着的守军已经只剩千余人，全部没了人形。日本史料里记载，很多士兵的手指都结了冰，一动就连手指一齐断裂。估计加藤清正也在考虑“玉碎”的事了：乘现在还有切腹的力气。

但是，加藤清正命不该绝。援军来了。

1月4日，杨镐看到雨后北风劲吹，士兵和战马都冻栗饥寒，唯恐军心不振，所以亲自督军最后一次猛攻岛山。残余日军则鼓足最后的力气握住铁炮，打出仅剩的几颗弹丸，作战正激烈时，杨镐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还是来了：日军水陆两路，六万大军来援岛山！其中，陆军欲抄明军后路，水路则已经看见“海上倭船扬帆而来”，不但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岛津义弘派出了主力，就连最恨清正的小西行长也派出了两千士兵。

杨镐无奈只有撤围退兵，当夜拔营。从中日史料的记载看，那一夜是混乱而仓皇的，总指挥杨镐和李如梅的辽东骑兵率先逃奔，致使各营溃散，武器辎重随地丢失。朝鲜人则记载了一个细节：明军中有一员将领不愿退兵。

麻贵的四大勇将之一——游击摆寨。摆寨是山西大同人，应该和麻贵一样是回族，诸将中最为勇健。他在稷山之战中率援军出场过一次，蔚山本城也是他率一千敢死队攻克的，他自己手刃四敌，当时为争先锋，他还和另一个勇将杨登山互相“拳殴”。杨镐下令撤退时，“摆赛独请决战，经理不从。赛横卧马前不起，作歌风之。寻以疾卒于军中。”经理就是杨镐，要求独自决战遭到拒绝的摆赛，很粗鲁的横卧在马前，唱着歌嘲讽主帅的胆小——这个无畏的明军勇士，不久就因病死在军中。

看到明军混乱的撤退，来援的日军顺势追杀，日军总指挥小早川秀秋挥刀冲锋在第一线（此战后被丰臣秀吉调回日本，斥责他身为“总大将”却逞匹夫之勇），明军“死者无算”。但明军断后的将领很英勇，也给了追军很大的杀伤。

蔚山战役，明军惨败，阵亡人数约为两万，日军惨胜，阵亡了一万人，此后几个月时间里双方都无力再战。

死守孤城10天的加藤清正，得到丰臣秀吉的嘉奖信：“以孤军坚守城中，讨取敌方数千人，此为败敌之由。无比神勇也！”但此战对于侥幸逃命的加藤清正永远是个噩梦，以至于痛定思痛，花了七年时间把熊本城打造成一个饿不死、渴不怕、无法攻克的堡垒。

而北京的万历皇帝得到这个大败仗的消息，无比震怒。明史称：“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不过，损兵辱国的杨镐因为得到首辅赵志皋的营救，只是罢官了事。

4. 吾身露珠消逝，往事宛如一梦

蔚山战役八个月后，丰臣秀吉死了。

早在新年刚过，秀吉所有的部下，都已发现太阁的身体状况糟糕到无药可医的地步：他瘦得皮包骨头，经常在和人会晤交谈时，不自觉的尿在裤子上。

秀吉不愿意挎刀了——太重，不愿意开茶会了——太累，63岁的秀吉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只有最后两样放心不下的事情。

第一就是他年仅5岁的儿子秀赖。

秀赖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小名叫“拾丸”，和第一个夭折的儿子“弃丸”一样，都是他的宠姬淀君所生。本来，自打“弃丸”真的弃他而去时，秀吉已经断了生养儿子的念头，所以把外甥秀次认为养子，并让他承袭了关白的职位。没想到57岁时，居然亲生儿子出世，逼得垂死的老爹要为这个小东西打理好一切。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秀赖的继承人地位。这个很容易，现任关白秀次是秀吉一手托上位的，本身是个好杀的暴君，人人厌恶，很快被秀吉找了个“谋反”的罪名诛了全家。

其次需要解决的是秀赖的保护人问题。在秀赖成年前，一定要有威望、能力出众的臣子充当保护人，但谁能保证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对秀赖像对自己一样忠诚呢？特别是这些有资格做保护人的老同事中，有老谋深算的德川家康，资历最老的前田利家，兵多将广的毛利辉元，自己一死，谁能驾驭他们吗？

秀吉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总不能把他们都杀了吧？何况就算有心想杀，也得师出有名，德川家康这些战国宿将，各自实力雄厚，一旦处理不好，日本立刻就再度变回战国，自己能不能老死床榻都成问题。

秀吉确实老了，他已经失去年轻时出色的判断力，更加丧失了年轻时的旺盛斗志。

所以，秀吉选择了一种最无奈的方法——盟誓。

秀吉召集“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和上杉景胜（原五大老之一小早川隆景死于1597年，上杉景胜递补大老职），要他们当着自己面，发誓永远效忠秀赖，并在誓书上签名。而且一遍不够，连签了好几次。

第二件放心不下的事，就是朝鲜的十万日军。据《日本外史》载，秀吉在临死之前召来亲信石田三成和增田长盛，密嘱二人说：“吾起人奴，至为关白，孰非国恩哉！吾与明构兵，祸结弗解，吾深悔之。彼闻吾死，或大举来报。国朝自古未曾受外国侵辱，及我时受焉，吾深耻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果这番记载无误的话，秀吉已经为自己穷兵黩武的行为忏悔了。

8月，躺在床榻上的秀吉留下了两封遗书：

其一：“吾子秀赖尚幼，敬恳辅教。我对秀赖十分放心不下，务请五大老抚养，以至于成人。神明佑之。”

其二：“外征士兵悉数撤回。具体事宜交由德川家康处理，千万勿使十万将兵成为海外游魂！”

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日本庆长三年）8月18日，满怀着对幼子的不舍和十万侵朝日军的担忧，一代枭雄、侵朝元凶丰臣秀吉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古往今来，君王托孤都是门学问。一般来说，托孤大臣不会只有一位，那样的话权归一人，太危险，多选几位能维持平衡，减少危险指数，所以秀吉一下就选择了五位。但这五位重臣中，毛利辉元能力平庸，上杉景胜实力薄弱，宇喜多秀家年轻资浅，真正有分量的只有德川家康和前田利家。

但平衡只维持了一年，随着前田利家的病死，五大老的均势一下被打破，德川家康成了天下最有实力的大名。1600年爆发了丰臣系和德川系的关原大战，德川家康的东军打败了石田三成的西军，丰臣家从此日渐没落。1603年，德川家康即征夷大将军之位，开创了265年的德川幕府时代。1615年，德川家康大军攻破秀吉亲手建造的大阪城，秀赖和母亲淀君自杀身亡，秀赖之子、八岁的国松在京都六条河原被斩首，秀赖之女被发往镰仓东庆寺为尼。至此，丰臣家被斩尽杀绝。

秀吉以前把主君织田信长的后代屠杀干净，现在轮到自己的后代被德川家康屠杀干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个日本枭雄的恩恩怨怨，只有到九泉下再辩白吧。

秀吉有首辞世歌流传下来：

“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

不要惊诧这首歌对人生无常的感悟，实际上，这些从修罗场上滚过来的日本人，对死亡的看法非常淡泊，辞世歌都做得宁静而优雅，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罪恶多端杀人如麻。随便列几首朝鲜战争中日本将领的辞世歌——

石田三成：“吾身就如筑摩江芦间点点灯火，随之消逝而去。”

宇喜多秀家：“仅与金刚寺菩萨种的青松作一别。”

岛津义弘：“春樱秋枫留不住，人去关卡亦成空。”

八、石曼子和刘大刀

如果中日两国同意用两员猛将的决斗来决定战争胜负的话，日本的决斗人选中，鬼上官加藤清正、鬼石曼子岛津义弘可以二选一；大明的决斗人选却没有悬念：比关羽力气还大的“刘大刀”刘綎。

刘綎是个传奇色彩非常浓的将领，除了本人骁勇无比之外，他的帐下云集了一支令人叹为观止的多国多民族部队，有泰国人、印度人、日本人，还有黑人。

1. 鬼石曼子的萨摩兵

战争的元凶已经魂归西天，但朝鲜仍然战云密布。秀吉病死的消息被日方高级将领严密封锁，不但中朝联军不知道，一般的日军士兵也不知道。

明军方面，杨镐被撤职后，新一批援军重新开赴朝鲜，这其中，以四川总兵刘綎的两万川兵和水军都督陈璘率领的大明水师最为引人注目。

9月，在抗倭总督邢玠统帅下，中朝十万联军集结完毕，同时向盘踞在朝鲜半岛南海岸的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东路军，主帅麻贵，率明军两万四千和朝军五千五百人，攻蔚山；中路军，主帅董一元，率明军两万六千八百和朝军两千两百人，攻泗川；西路军，主帅刘綎，率明军两万和朝军一万，从陆路攻顺天，同时，水军主帅陈璘率明水军五千、朝鲜水军主帅李舜臣率朝水军一万一千，战舰80余艘，从海路攻顺天。

三路大军水陆同时进攻，明军的秋季攻势很明显是吸取了蔚山战役的教训：同时给三座主要倭城压力，使他们不能互相支援。

令人遗憾的是，雷声大雨点小，三路大军没有一路取得成功。

东路军麻贵再次进攻加藤清正固守的岛山，麻贵的战术还是围而不攻，但这一次加藤清正的粮食和水储备得很充足，主动出击，加上釜山的日军来援，麻贵中了埋伏小有损失，不久，中路军大败的消息传来，麻贵担心腹背受敌，被迫撤围。

中路军主帅本是李如梅，可在出发之前，李如松在辽阳战死的噩耗突然传来。李如梅要回去接替大哥的职位，中路军主帅一职落到了总兵董一元头上。

虽然名气不如李家将，但董一元也是将门之后，长期戍守宣府、蓟镇，在与蒙古的战斗中立过奇功，也是员边廷宿将。

泗川守将是岛津义弘，一个以武勇著称的日本战国风云人物。

岛津义弘是九州萨摩的大名，时年已经63岁。日本战国时代，岛津义弘以善打恶战闻名，萨摩步兵则号称“西国最强军团”，但岛津义弘自打“文禄之役”到现在，还没有和明军打过大仗，这也是有原因的：向来拥兵自重的萨摩是丰臣秀吉大军压境下被迫降服的，秀吉并不完全信任他。

岛津义弘的手下只有七千人，分驻在泗川本城、新城和外围营寨。

董一元一开始的进展很顺利，连续攻克两个外围寨子，但在进攻泗川本城时，第一次尝到萨摩兵的强悍——守城日军出城迎战，骁将李宁和卢得功战死！不过，见明军势大，岛津义弘还是采取了蔚山日军一样的路数：弃守泗川本城，全军退到新城，固守待援。

泗州新城也是座和岛山一样的石垣倭城，三面临海，只有一面是陆地，左右还修筑有两堵高墙，易守难攻。

10月初，总攻开始。董一元派游击茅国器、彭信古、叶邦荣率步兵攻城，游击郝三聘、马呈文率骑兵紧随其后。从早晨打到中午，彭信古的部队用大炮轰开了城门，城垛碎成数处，正在此关键时刻，突然彭信古的营中传来震天巨响（一说是大炮炸裂，一说是不慎失火点燃营中火药），营中硝烟涨天，一片混乱。萨摩兵乘势冲杀，加上从固城来援的日军杀到，明军郝三聘、马呈文率骑兵先逃，步兵也随即溃败，一直逃到晋州。

岛津义弘在日本有一种出名的以寡敌众战术，叫“钓之野伏”，就是派出饵兵引诱敌人，继而伏兵出击，而在这一战中，什么精妙的战术都没有，萨摩兵显示出来的是不依不饶的狠劲。因为萨摩兵穷追不舍，明军逃亡的惨状，非常罕见，朝鲜人记载道：“各军大乱惊溃，人马相蹂。贼乘之挺剑乱斫，提督（董一元）仅以身免。贼追至望晋峰，步军死者三千余人，骑兵亦多堕崖死。提督欲收散卒，而诸军皆已奔溃不能军。”

这一仗，输得窝窝囊囊，明军在逃亡路上损失惨重，仅阵亡人数就达八千之多，成为万历朝鲜战争中阵亡人数最多的战役。（日本史料夸大其词，称此战日军斩首三万八千七百级，其实董一元的中路军一共才三万不到）。岛津义弘战后名声更重，他在《明史》里被记载为“石曼子”，这是“岛津”的日语发音，而日本人又得意洋洋地加了个“鬼”字，称为“鬼石曼子”——如鬼怪一般凶猛的石曼子。

一次次败仗成就了日军的猛将，明军的猛将在哪里？

西路军主帅刘綎。

2. 刘大刀单骑擒敌

刘綎，江西南昌人。他是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抗倭名将刘显的儿子，从小就随同父亲南征北战，万历朝鲜战争前，他镇守四川，在与缅甸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作战中战功卓著。

明代中晚期，刘綎可算第一猛将。据《明史》记载，他力大无比，能单手托起一张放满酒菜的八仙桌；擅使大刀，所用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关羽八十一斤的青龙偃月刀是小说家言，但刘綎的大刀居然比之还重三十九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

刘綎的对手是我们的老熟人小西行长，他驻守在朝鲜南部最西边的顺天城。小西行长在弄砸了和谈后，被秀吉命令第二次入朝戴罪立功，一直夹着尾巴做人，该进军时按时进军，该修城时努力修城，把顺天倭城修筑得结结实实，同样是三面环海，一面连接陆地。

三路明军中，数西路军的兵力最多，加上海上陈璘和李舜臣战船的支援，声势浩大。小西行长看到水陆两路都被包围，不敢出战，率领手下死守。

刘綎知道倭城难攻，心生一计：以和谈之名，诱杀小西行长——小西行长喜欢和谈，在朝鲜人所共知，所以就连猛将刘綎都想到了这个方法。他派手下吴宗道单独入顺天城，表示愿意和谈，小西行长却吃多了和谈的亏，半信半疑。

关于刘綎诱捕小西行长的故事，因为事情比较戏剧化，所以中日都有相关记载。清代史学家谷应泰所撰的《明史纪事本末》，描述得最为详细：“刘綎进逼行长营，使吴宗道约行长为好会，行长许以五十人往。綎喜，分布诸将，四面设伏。令部将诈为綎，而綎诈为卒，执壶觞侍。令军中曰：“视吾出帐，即放炮围倭，尽歼之。”翼日，行长果率五十骑来。伪綎罄折，迎于帐外。及席，行长顾执壶觞者曰：“此人殊有福。”綎惊愕，置壶觞出。司旗鼓者遽传炮。行长腾跃上马，从骑一字雁列，风剪电掣，旋转格杀。游击王之翰急率黔、苗兵来援，倭已夺路而去。明日，行长遣人谢宴，綎亦遣官谢，谓昨登席放炮，敬客礼也，勿生疑心。行长唯唯，遣使遗綎以巾帼。”

这段生动之极的描述里，刘綎假扮部卒敬酒被识破，明军放炮惊走行长，过程足够惊险曲折，却不怎么令人信服。大人物假扮小人物，却因为体态出众而被认出的故事，是中国古代稗官野史里屡见不鲜的手法，而最后小西行长送刘綎女人衣服，则明显效仿诸葛亮旧事，一眼可见其假。《明史纪事本末》是史料价值很高的纪事体史书，但在这段历史中，却显得文采有余，真实不足。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

据万历文人诸葛元声在《两朝平壤录》里记载，过程其实很简单：刘綎主动讲和，一开始行长不相信，“后通事累次往，綎皆单骑候于中道以示不疑，行长觇之，因信诺。八月一日，相与约定。行长将出赴会，而綎部中一倭千总密泄其谋。行长大惊起，中道遁去。”《日本外史》、《义弘公御谱中》等日本史料中，也称刘綎阵中有日本人，偷偷来到城中告密，行长才不敢赴约，刘綎只得单骑空归。

这才是真相。能使一百二十斤大刀的刘綎，还用得着假扮部卒埋伏放炮？猛将刘綎的计策简单豪迈：诱敌出城，单人独骑，力擒小西行长！

可惜计谋泄露，此后刘綎率军猛攻了几天，无果，同时得知了泗川大败的消息，不敢孤军攻城，也匆匆撤围。

慢着——刘綎营中怎么会有“倭千总”？

没错，明军部队里，不但有日本兵，还有暹罗兵、天竺兵、黑人兵。

3. 明军中的外国兵（上）

在近现代战争史上，屡屡出场的日本兵一向以作战勇敢、拒绝投降出名，总体来说确实如此，但不代表日军就是铁板一块，投降敌人的日本兵大有人在。解放战争中，阎锡山部下就有一批战斗力强悍的日本降军，在太原战役给解放军造成不小的障碍。

万历朝鲜战争中，日本的降兵也不少，最有名的“降倭”叫沙也可，他在战争初期率众投降朝鲜，为朝军带来了先进的铁炮技术，战后因功获得朝鲜正二品正宪大夫的职位，并改名叫金忠善。

沙也可的事迹在朝鲜史料中记载详细，证据确凿，但却被日本人引以为耻，日本史学家一直拒绝承认“沙也可”的存在，说这是朝鲜人的捏造和污蔑，但在四百多年后终于得到日本人的认可——2010年12月，日本众议员二阶俊博宣布，日本和歌山县最近在当地名胜地的纪州东照宫里，建立了一座纪念金忠善（沙也可）将军的纪念碑。该纪念碑高1.5米，两侧分别用韩文和日文介绍了金忠善的事迹，算是正式了却了这场两国间的笔墨官司。

比起沙也可的大名鼎鼎，明军中的日本降兵籍籍无名，却数量众多。

第一次援朝的经略宋应昌在《经略复国要编》里记载，仅万历二十年（1592年）夏两个月里，向明军投降的日本兵就达到150名之多，而到了两军停战期间，不堪忍受恶劣生活条件的投降、逃亡日兵，数量更增。

这批约有千余的日本降兵，最后被提督李如松分别安置到辽东、蓟镇、宣府、大同等边防军，作为精锐兵种，曾在对付蒙古人的作战中发挥过作用。

万历年间的著名兵器专家赵士祯在《神器谱》里，记载过一段故事：“前岁辽左降倭二十余人，用铳杀虏数十。次日再出，虏觉其无应援，蜂拥而来，损伤强半。”

明军将领方面，刘綎是私下收编日本降兵的大户。朝鲜《宣祖实录》上曾记载过，朝鲜方面无意中发现刘綎军中暗藏一名日本兵，很愤怒，但又不敢得罪“天将”，不得已只能请求刘綎将日本兵“驱出城外”，并劝“痛为禁绝”。

上文中提到泄密的“倭千总”，肯定是刘綎在驻朝期间收编的降兵将领。明代的千总是统率500~1000名士兵的下级军官，这个“倭千总”统率的多半是日本降兵。那么，大致可以推断出，刘綎营中至少约有数百名日本兵。这批日本兵跟随刘綎在朝鲜作战，战后也一直跟随刘綎，参加过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此后，长期在四川戍守。

刘綎一生打了很多仗，明史称“綎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裸，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长年戍守西南，是典型独霸一方的地方悍将，刘綎的部队特点是：自成部属，厚待士卒，所以部下皆能死战。这些投降敌人的日本兵自己也明白，今生回不去家乡了，加上刘綎对部下向来厚待有加，索性死心塌地效忠刘綎，在他们眼里，刘綎和日本的大名也没多少区别——只是这个大名的属地离日本实在遥远了些。

这些日本兵的最终命运怎样？

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中，明军十余万主力被后金击败，刘綎等大将阵亡，举朝震惊。这时有个辽东参谋想起了原刘綎部下的日本兵，他上疏朝廷建议把远在西南的这支精兵调来前线打仗：“蜀镇远营之降倭铳手五百，乃先都督綎之旧人……且川兵切故主之仇，意气有特奋者，则义勇足用矣。”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从知道朝廷是否把这五百名日本兵调到了辽东。日本兵为了大明血洒沙场，还是老死村野，只能留给后人遐想了。

4. 明军中的外国兵（下）

一个朝鲜官员李恒福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参观了初次入朝的刘綎部队。结果，李恒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看到了一支“殊形怪状”的多国部队：

“（刘綎）令所率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投顺人列立于左右，次次各呈其技，终日阅视。”这些形形色色的名称之中，暹罗是泰国，天竺是印度，其他都是东南亚诸国和黔贵一带的少数民族。

面对惊诧不已的李恒福，刘綎说：“我自十三岁时从父亲领兵征战，横行天下。将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今所统率虽只五千，水陆之战皆可用，倭贼不足畏也。且我惯于倭战，熟知其情。”

能把“国外向化者作为家丁”，想必刘綎说这话时非常得意。

除了日本兵、暹罗兵，刘綎军中甚至还有黑人士兵。

朝鲜《再造藩邦志》里记载：“（刘綎）领川蜀兵五千人，其中有海鬼数十名，其种出南番，面色深黑如鬼，能潜行海底。”

这些“种出南番，面色深黑如鬼”的黑人士兵又是从何方而来？

在泗川之战中，营中失火的南军游击彭信古营中也有黑人士兵，朝鲜人惊呼为“异面神兵”，彭信古入朝后曾对朝鲜国王李昖解释道：“自湖广极南，波浪国人也。渡三海，方抵湖广也。距朝鲜十五万余里也。其人善鸟铳及诸武艺。一名海鬼，黄瞳漆面，四肢手足，一身皆黑，须发卷卷短曲如黑羊毛，而顶则秃脱，一匹黄绢盘结如蟠桃状而着之头上。能潜于海下，可戕贼船，且数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中原人亦罕见也。”

后世的史学家一定很感谢李昖，他虽然是个不甚称职的一国之君，但他的求知欲似乎特别强烈，经常召见明军将领促膝而询，对明朝的武器装备、军队战术、人物轶事都有涉及，留下了大量珍贵而丰富的资料。

彭信古提到的“波浪”国，就是“葡萄牙”的音译。当然，这些黑人肯定是葡萄牙人从非洲掠来的奴隶。明代人对这些黑人一概称为“海鬼”，也称“黑番鬼”（区别于白种人的“白番鬼”）、“鬼奴”。

不过，刘綎军中虽然外国士兵不少，但在朝鲜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多大用处，估计作为“家丁”，多数是他的私人卫队。

而令后世感兴趣的是：另一支本可能成为精锐战力的“异族”军队，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参战——努尔哈赤的女真兵。（对于明朝来说，女真和朝鲜、缅甸一样，是名义上附属中国的“外国民族”）

万历二十年战争爆发时，努尔哈赤只是建州女真族的一个大酋长，他依附明朝，被封为“建州卫都督、龙虎将军”，这时努尔哈赤羽翼未满，距离他自称大汗公开反明还有20多年时间。

日军侵朝以来，东北形势告急，努尔哈赤的部族地盘和朝鲜接壤，当然也感觉到莫大的危机。于是，努尔哈赤在万历二十年五月，派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同时提出参战的要求，此事被北京的朝鲜使臣得知，立即回国报讯。据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努尔哈赤在请战书上表示，“今朝鲜既被倭奴侵夺，日后必犯建州”，于是他主动请缨，等到冬天鸭绿江水结冰时“挑选精兵，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

努尔哈赤的担忧并不为过，前文叙述过，加藤清正的第二军一度打到了图们江北岸，和建州女真的一部打了一仗，斩首数百，放火烧城而去。

女真人骁勇善战，自古就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说法。据女真使者称，努尔哈赤这时候的兵力很可观：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皆精勇惯战”。而且，努尔哈赤少年时期曾做过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家丁，李成梁很看重他的才能，视之如子侄，他和李如松的私人关系应该不差，他领兵参战如果成行，正好是李如松大军入朝的季节。战争中后期，李如松一直苦于兵力不足，如果得到这一支强军助战，战局就此改变犹未可知。

可是努尔哈赤没有得到明朝的许可，原因主要出自朝鲜的强烈反对。朝鲜方面对明朝痛心疾首的表示：“此虏蓄怨小邦，非止一世。假名征倭，禀告兵部，阳示助顺之形，阴怀吞噬之计，若遂其愿，祸在不测。”

对朝鲜来说，在日本侵略之前，最大的敌人就是半岛北端的女真人。因为边界相邻，朝鲜人和女真人几个世纪以来，大小战事延绵不绝。日军侵略前，朝鲜最强的军队全部部署在北面，防御女真人。

朝鲜人称努尔哈赤为“老酋”，非常痛恨，自然担心“老酋”请求入境居心叵测，不要前门来虎，后门来狼。

明朝同样顾忌女真人的骁勇难羁，“夷情叵测”，最终顺从朝鲜，没有答应女真出兵。万历朝鲜战争结束三年后，女真和朝鲜在边境发生摩擦，努尔哈赤对明朝派来调解的使者余希元表功：“壬辰年间，朝鲜被侵于倭奴，吾欲领兵驰救，禀报于石尚书，不见回答，故不得相援。”

万历二十年，努尔哈赤时年33岁，却已经在大小战斗中崭露头角，被誉为军事奇才。巅峰岁月的努尔哈赤对阵日本战国群雄，这个令后世军事迷无比憧憬的碰撞，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擦肩而过。直到整整三百年后，努尔哈赤的后代才在甲午战争中和日本人真刀实枪的接上了火。当然，战争的结果是——年轻的光绪皇帝，跪在努尔哈赤牌位前请罪：不肖子孙爱新觉罗•载湉，愧对列祖列宗……

九、最后的审判

鏖战七年，日军要跑路了！原本寂静而美丽的露梁海峡，成了最后的血肉战场。对日军，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较量，输了就不能重回家乡；对中朝联军来说，这是一场最后的审判，让大海成为侵略者的坟墓！

露梁海战，日军无数战船永远沉入了大海，而朝鲜最忠勇的将领也倒在了黎明到来之前。

1. 露梁海，日本人的坟墓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在朝鲜的寒冬再次到来之际，龟缩在沿海倭城的侵朝日军得到了一个开战以来最令人欣喜的命令：全体撤退回国。

命令是德川家康依照秀吉遗令所下，不能让十万兵成海外鬼啊！

这时，丰臣秀吉之死已经不再是秘密了，确认战争元凶的死讯后，朝鲜半岛犹如过节一样，但明、朝联军的心情还是有差别的。朝鲜人是心花怒放之后，萌发出复仇的怒火：决不能让侵略者活着离开！明军则是大大地松了口气：日本人快滚吧，我们也可以归国还乡了。

在战争中往往有这种现象，在激烈胶着的遭遇战、攻坚战、拉锯战阶段，官兵很英勇，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到了战争即将结束的扫尾期，则不免萌生了珍惜生命的想法——眼看胜利在望，还用得着拼命吗？

在两种不同情绪的支配下，明军对开始撤退的日军主力以监视为主，不轻易追击，那心情估计和“送瘟神”差不多。麻贵防区里的加藤清正部第一个撤出朝鲜，乘船归国。才吃了败仗的董一元则有心无力，眼睁睁看着泗川的岛津义弘部撤退上船。

顺天的小西行长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陆上有刘綎大军，海上有发誓要将日本人斩尽杀绝的李舜臣。但刘綎只围不攻，不愿意和困兽犹斗的日军死拼，这使得朝鲜人对他怨声颇大，认为他按兵不动，白白耗费了筹之不易的粮饷。

明军将领中，只有一个人是坚定的杀敌派。

水师都督陈璘。

陈璘，广东人，行伍出身，有谋略，善用兵，经历过两广平乱、镇守蓟辽等战事，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被朝廷任命为御倭总兵、水军都督，率大明水师东援朝鲜。

陈璘是个性格暴躁的广东人，有次一个朝鲜将领得罪了他，他命令用绳子系住那人脖子拖着走，血流满面，见者无不心悸，朝鲜史料称“人多畏其暴猛。”但陈璘和李舜臣的关系却非常融洽，他很看重李舜臣，认为他有经天纬地之才，什么军事决定都是两个人合计，食则同桌，出则同轿。

中朝水师堵住了小西行长出海逃跑的大门，小西行长再次施展商人手段，派手下携带重礼求放一条归路。朝鲜人记载，他送给陈璘的是银两酒肉，送给李舜臣的是鸟铳和日本刀，当然遭到拒绝。李舜臣对使者嘲讽道：“我杀死的日本人不计其数，缴获的铳剑够用了！”

刘綎不愿从陆路夹攻顺天城，陈璘大为愤怒，对属下说：“我宁为顺天鬼，不忍撤兵。”于是，他和李舜臣的水师从海路加紧攻打，连连告捷。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向泗川的岛津义弘求救。

岛津义弘这时已经率部上了船，并和立花宗茂、宗义智等合兵一处，接到行长的求救后，他很讲义气，立刻率领船队西进，来救顺天之危。岛津义弘的总兵力约有一万六千人，舰船500余艘。

11月19日，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战在露梁海峡打响。

露梁海峡是朝鲜半岛西南和南海岛之间的一段狭窄海域，地形险要，潮流多变，是海船驶往顺天的必经之路。中朝水师获知日军来援，在此摆好了口袋阵：左路是陈璘率领的明朝水师，右路是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师，前锋由明朝水师副总兵邓子龙担任。中朝水师兵力为两万六千人，800余艘战船，无论兵力还是战船数量都占优势。

邓子龙，江西人，武举出身，作战勇敢，长期在南方沿海抗倭平叛，此时已是年近古稀的老将。露梁海战中，他的任务是负责“扎口袋”：率兵一千人，驾3艘巨舰为前锋，埋伏于露梁海北侧，等日军船队进入海峡后，迂回切断其退路。

天将破晓，岛津义弘的船队毫无防备地进入了露梁海口袋阵，遭到三面合围，露梁海立刻成了血肉战场。《惩毖录》里记载：“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

日军在中朝水师优势兵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很快被焚毁、击沉了五十几艘战船。尤其是担任先锋的岛津义弘部，更是死伤惨重，岛津家猛将桦山久高驾驶几艘船奋勇冲破了包围，但这支孤军很快被分割包围，船只也搁浅在滩头上，不得不弃船步行作战。

2. 可怜忠义李将军

激战中，岛津义弘毫不退缩，指挥手下冒着重重炮火，直接向李舜臣的旗舰悍然进攻。

日本战国名将中，岛津义弘是个疯狂指数堪称第一的家伙，打了很多以寡敌众的恶战，就连逃跑都与众不同——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西军溃败，决定突围的岛津义弘居然率领一千多萨摩兵不退反进，从东军统帅德川家康的本阵中杀出一条血路逃生，创造了一个“前退”的日本战争奇观。

在岛津义弘的疯狂反噬下，老将邓子龙战死，李舜臣旗舰被围。

邓子龙本来是在巨大的福船上指挥战斗，但老将人老雄风在，渴望斩首立功的他在酣战中率领两百壮士跃上朝鲜船，和日军进行白刃战，不料被其他船只误掷火器到船上，船只起火，不幸战死。战后，邓子龙的遗体运回江西老家安葬，由于首级被日军割走，所以部下用沉香木雕刻了首级合殓。

见李舜臣旗舰被围，陈璘立刻换乘一艘小型的朝鲜战船，突进敌阵救援。不料日军见到来船上的大将甲胄和旗帜，一下把目标转向了陈璘，船只纷纷靠近，进行接舷战。据朝鲜人的记载，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贼攀都督之船，几及都督。都督子九经以身捍之，至被贼刺血淋漓，犹不动。旗牌官世炜以镋钯刺其胸膛投海中。”

陈璘为救李舜臣而遭遇危险，李舜臣岂能坐视？他立刻指挥手下齐头并进，一路焚毁敌船，向陈璘靠拢。

作为水军统帅，李舜臣有一个固执的战斗习惯：永远屹立船头，身先士卒。李舜臣是个不错的弓箭手，曾在战斗中射死过日军头目，但在此前的多次海战中，都因为主帅身份太过突出而受伤，但李舜臣始终坚持不改。这一次，李舜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朝鲜史料记载道：“方战之时，舜臣手自击鼓。忽有飞丸中其胸出背后而仆。左右扶入帐中，临绝顾谓麾下曰：战方急，慎勿言我死，毋令惊军。言讫而死。”

得到李舜臣的死讯，陈璘悲痛欲绝，从椅子上跌倒在地，泣不成声：“吾意老爷生来救我，何故亡耶。”一军皆哭，声震海中。

最优秀的海军将领李舜臣死了，死在了黎明到来之前。

天色大亮，日军“粮物浮萍，尸体塞海”，岛津义弘再也支撑不住，丢下了450艘焚毁的战船和无数士兵的尸体，仅率50余只战船夺路而逃。而顺天的小西行长部，却在两军大战的时候趁机下海逃脱。

战后统计，从朝鲜撤回日本的日军人数仅为四万余人，也就是说，“庆长之役”里，数万日本兵的尸骨丢在了海外。

露梁海战，从战术上说，是一场漂亮的围城打援。从战果上看，岛津义弘的援军伤亡惨重，只有50余艘战船逃走，中朝水师大胜。但岛津义弘的奋勇西救，终于使得小西行长部逃离了包围圈，日军也算完成了战略意图。

不过，朝鲜擎天柱李舜臣的死，使得这场大战的胜利意味冲淡了许多。

得知李舜臣的死讯，朝鲜人无不伤心欲绝。李舜臣灵柩所至，处处设祭，人人挽车而哭：“公实生我，今公弃我何之！”

朝鲜诗人吟道：

“波涛未泄英雄恨，竹帛空垂战伐勋。今日男儿知几个，可怜忠义李将军。”

朝鲜人把李舜臣比作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大英雄，数百年来歌颂祭祀不绝，如今，在首尔的韩国国会大厦门口，屹立着两尊铜像，一文一武，文是创立韩国文字的李朝世宗大王，武是一身戎装的李舜臣，足见朝鲜人对他尊崇之高、感激之深。

而作为手下败将，日本人对李舜臣的评价同样高得出奇。三百多年后的日本诞生了一个海军“军神”——日俄战争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在凯旋庆祝会上，东乡平八郎提到了这个把无数同胞送进大海里的朝鲜名将，口出谦辞：“把我比作纳尔逊（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海军统帅，有英国“海军之魂”之名）可以，但与李舜臣相比，实不敢当。”

3. 尾声

长达七年的万历朝鲜战争，随着日军的全线撤退，硝烟散尽。

回到本国的日军诸将，在平户的那古邪受到了热烈欢迎，石田三成宣布了秀吉的遗命，对诸侯的“征韩功”进行了论功行赏，岛津义弘、加藤清正等各自得到嘉奖，然后各归其藩。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援朝明军总督邢玠在紫禁城午门进行了规模隆重的献俘仪式，明神宗朱翊钧一声钧旨，六十一个日军俘虏被斩首示众。随后，朱翊钧做“平倭诏”昭告天下，诏书上庄严写道：“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明史•日本传》把战争的终结归结为：“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事实上从战局看，不管丰臣秀吉死不死，日军的失败都不可避免。

纵观整个战争，无论是文禄之役还是庆长之役，日军凭借战略和战术优势，总是能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但一旦进入相持阶段，小国对抗大国的资源劣势就暴露无遗。丰臣秀吉在临死前曾叹息说：“吾不幸生于小国，兵力不足，使我不能克遂耀武八表之志，奈何！奈何！”《日本外史》则这样总结：“趋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疮痍，以入未知之地，连年无所成，致其力衰竭。”

取代丰臣秀吉获得天下的德川幕府，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熄灭了大陆扩张的梦想，从此闭关锁国，直到“黑船”的炮声带来明治维新的新时代，日本人再次向大陆动起刀兵——那是三百年后的故事了。

最后，再交代下我们熟悉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最终结局。

陈璘：露梁海战后，陈璘的鬓发一夜变白。朝鲜国王李昖见到陈璘时很感动：“大人鬓发尽皓，形容尽变，殊异于曩日接见之时，必用虑于战功之故。”班师归国后朝廷论功行赏，陈璘居首。后担任地方总兵，参加平播战役、平苗起义。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病逝于广东总兵任内。明朝灭亡后，陈璘的孙子陈泳溸拒绝降清，乘船东渡朝鲜。朝鲜怀念其祖陈璘的援朝之功，将他安置在全罗道海南郡居住，至今繁衍十五代，子子孙孙三千多人。

杨镐：蔚山大败后，杨镐被罢官。万历三十八年，复起为辽东巡抚。万历四十七年被任命辽东经略，承担对后金军事重任。第二年，在决定明朝命运的萨尔浒战役里，杨镐指挥无方，导致十余万明军精锐被努尔哈赤分头击溃。杨镐待罪了几年后，崇祯二年（1629年）被杀。

麻贵：战后论功，麻贵排第三。万历三十八年，麻贵奉命镇守辽东，多次击退蒙古人的侵袭，后因病退职，不久去世。

邢玠：作为第二次入朝援军的明军总督，邢玠是名义上的全权指挥，战后朝鲜人为之建祠绘像。归国后提出“留戍兵”等十条对朝鲜的善后建议，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邢玠亡于山东故里，追赠太子太保。

刘綎：战后刘綎论功排在第二。回国后参加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居功最多，但不久就因为贿赂被罢官。后被重新启用，1619年的萨尔浒战役中，刘綎统帅东路军四万兵马，依旧沿用其多国部队的传统——部下有一支朝鲜援军。孤军出击遭遇后金埋伏，战死。

加藤清正：1600年关原之战时，因不满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长，站在家康的东军一方，但并没有参与关原之战，而是留在九州肥后攻击小西行长的宇土城，并在东军攻击柳川城时，劝喻好友立花宗茂开城投降。战后获得小西行长的领地，成为肥后五十二万石的大名。在肥后，加藤清正大兴水利，被誉为农业之神，受到民众爱戴。但他对秀吉旧恩的念念不忘令家康疑惧，被称为“狮子身中之虫”。1611年3月，加藤清正陪同丰臣秀赖到京都二条城会晤家康，期间，清正怀揣短刀，自始至终没有离开秀赖半步，做好了万不得已时刺杀家康的准备。结束会晤后，清正叹息：“终于报答了太阁殿下的恩义！”在返回肥后三个月后病死（一说被家康毒死）。

小西行长：关原大战从属石田三成的西军，战败后单骑逃到伊吹山，遇到一个叫林藏主的农民，林藏主劝无路可逃的小西行长切腹，小西行长说：“我是基督徒，不能自杀。你把我抓去领赏吧。”林藏主于是将小西行长交付家康阵营，获赏黄金十枚。不久，小西行长和石田三成、安国寺惠琼三人被游街示众后，在京都三条河原枭首示众。

岛津义弘：关原大战从属石田三成的西军，西军战败后义弘率一千萨摩兵，冲破西军本阵血战逃脱。战后，因德川家臣井伊直政求情，得以免罪，只是被削减了封地，并将家督让给儿子岛津忠恒。晚年隐居，醉心佛学不问世事，1619年病死。

宇喜多秀家：作为秀吉的前养子，“文禄之役”的日军总指挥，他是丰臣家最为忠心耿耿的人。关原大战从属石田三成的西军，是西军的主力，战后逃亡，领地被没收，后被抓获，流放到八丈岛，在小岛度过50年的岁月，1655年病死。

小早川秀秋：和宇喜多秀家一样曾为秀吉的养子，“庆长之役”的日军总指挥，却最终背叛了丰臣家。关原大战从属石田三成的西军，但战斗中倒戈，致使西军溃败。战后遭到一致唾骂，致使精神失常。1602年早逝，年仅21岁，没有子嗣，小早川家就此灭亡。

第五章 坠落的龙旗

——甲午战争篇

万历朝鲜战争过后，历史静悄悄地走过了三百年。

这三百年里风云变幻，大陆这边，朱家天下早已易主，梳着辫子骑着快马的满清成了中国的统治者。当紫禁城的权力棒交接到一个年近六旬的自负老太太手里时，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腐败透顶，衰老不堪；大海那边，闭关锁国的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的阵痛，却从一个落后弱小的封建岛国，蜕变成一个跃跃欲试的新兴帝国。

一个是当年武功神勇而今百病缠身的老朽，一边是剃着寸头、留着纹身的暴力少年——一场架不可避免的打起来。

战争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切齿难忘：中国败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中国割让了台湾岛，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四万万人口、幅员辽阔的大清，为什么败给一个资源贫乏的蕞尔岛国？装备洋枪洋炮的精锐淮军，为什么百战无一胜？耗费巨资、成军六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为什么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这样前无古人的耻辱条约，清朝为什么肯签字？

对于这场把天朝上国最后遮羞布扒光的战争，中国人的疑问和愤怒实在太多，一直到今天还是耿耿于怀，但更多清醒的人选择了反思。

李鸿章在马关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条约的间隙，两个老对手开始聊天。对于清朝百病缠身的现状，伊藤博文说：“十年前，我在津时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以为抱歉。”李鸿章无可奈何地回答：“我国之事，囿于旧俗，未能如愿以偿……”

没有变革，国家只能任人宰割。同样，没有全国同心，军队就没有胜利。

日本在战争期间，全体国民自觉自愿把自己绑上了扩张侵略的烈火战车，天皇带头减餐捐款，市民抢购国债，妻子催促丈夫参军，士兵唱着扬我国威的军歌踏上侵略之路。

中国呢？淮军吃败仗，李鸿章政敌拍手称快；北洋水师危急，南洋水师不救；清廷宁愿割地赔款，不愿迁都抗战。

战后，根据条约规定，一个名叫堀口九万一的日本外交官来到湖北沙市，为即将开设的领事馆选择地址。沙市属于荆州府，熟悉中国三国历史的堀口，却在这块诸葛亮、关羽的旧日叱咤之地，发出了无法理解的困惑和感慨：同行的当地清朝官员，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才发生的那场战争。

举国浑噩，无法不败。

大清就是一座封闭的宅院，英国军舰率先轰开了它的大门，太平天国动摇了它的地基，然后，一群明火执仗的日本强盗，破墙而入，强行掠走了屋子里的所有积蓄，留下摇摇欲坠的破屋，苟延残喘到辛亥革命的炮声——这就是甲午战争。

一、袁世凯把大清拖上了贼船

1894年战争爆发的那个夏天之前，大清和日本已经交手了两个回合。第一回合，1874年，日本在借口本国人被杀出兵台湾的事件中，首次尝到战争的甜头：大清妥协赔款，琉球被并入日本。第二回合，1884年，大清军队在朝鲜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政变，日本驻朝公使连夜潜逃，次年中日签署了维持朝鲜均势的《天津条约》，埋下了两国开战的火药桶。

甲午战争的导火索，由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点燃：袁世凯。

1. 七颗人头杀出个朝鲜监国

一代枭雄袁世凯的发迹地是朝鲜。在此之前，他只是个科举失败的小混混。

出生在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五岁时过继给叔叔袁保庆为嗣子。袁家是项城望族，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进士出身，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官居朝廷一品，是曾国藩、李鸿章的老战友。尽管有这么牛的先辈作为榜样，但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丝毫没显露出出人头地的才能。

袁世凯当时是族里公认的纨绔子弟：读书读不下去，酷爱喝酒、骑马、打架。恨铁不成钢的嗣父袁保庆在拿起板子臭揍这个顽童屁股时，心里未尝不灰心丧气：看来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22岁时，科举彻底无望的袁世凯，一把火烧了所有诗文，投奔到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将领吴长庆部下，才开始其波谲云诡的政治生涯。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国王李熙和当权的王妃闵氏，被暴乱的士兵逐出了王宫，李熙的父亲大院君（大院君是朝鲜对国王父亲的封号）趁机掌握了实权。

朝鲜和中国是宗藩关系，藩国兵变，宗主国岂能坐视？清廷随即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三艘军舰，载着吴长庆的六营士兵赴朝鲜平乱。袁世凯作为负责营务的幕僚跟随，一踏上征战的路途，袁世凯就像一根不甘屈居裤袋里的锥子，迅速出了头。

军舰登陆前需要勘测登陆地形，满船的将士都在晕船，天生不晕船的袁世凯自告奋勇和丁汝昌一起下水勘测，两人脱了靴子，光着脚从砂石遍布的沙滩来回走动，袁世凯哪里比得上士兵出身的丁汝昌，脚下很快破裂开，血迹一滴滴印在沙石上，但袁世凯脸上一丝痛苦的表情都没有。丁汝昌大奇：“没想到这个纨绔子弟也能吃苦啊！”

上岸后，清军的军纪很差，时有掠夺村庄财物鱼肉之事，吴长庆觉得有辱天朝国体，命令袁世凯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当晚，袁世凯进营帐报告又有违纪事件发生，吴长庆当即怒气冲冲的骂了一通，责问袁世凯为什么不严惩，袁世凯一直恭恭敬敬的听着，等吴长庆发完火才平静地禀告：“已经严惩了。”一挥手，亲兵捧上了七颗血淋淋的首级。吴长庆大吃一惊，从此对眼前这个杀人如割草的世家子刮目相看。

当时军营里众人不服，认为袁世凯靠杀人媚上，好事者做了一首打油诗加以讽刺：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

七颗人头，奠定了袁世凯在庆军里的地位。此后，在诱捕大院君、平定叛乱的系列事件中，袁世凯凭借着胆大果决大显身手，不但为吴长庆深深信任，也赢得了复位后的朝鲜国王李熙的礼遇。“壬午兵变”平定后，清廷奖赏有功人员，一介白丁袁世凯因“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被授予同知，赏戴花翎。

不靠科举也能当官，得意洋洋的袁世凯磕头谢恩的时候，大概心里会涌现“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诗句吧。

两年后，吴长庆调离朝鲜，站稳脚跟的袁世凯却步步高升，由李鸿章奏举，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会办朝鲜防务”。

这个职务相当于清王朝驻朝鲜的全权大使，与朝鲜国王平起同坐。就这样，年轻的袁世凯在朝鲜淘到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子，当上了十二年的朝鲜监国。

189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朝鲜半岛推入了战火的深渊，同时让袁世凯的朝鲜美梦戛然而止，最后灰溜溜地逃回国内。

风暴的源头是“东学党事变”。

2. 当冒险家碰上大骗子

“东学党事变”是发起于朝鲜全罗道的秘密宗教起义，起义者不满贪官污吏、西方列强和日本，倡导以儒家传统的“东学”对抗天主教等“西学”，他们的战斗口号是“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

先是壬午兵变，后是东学党事变，朝鲜为什么那么乱？

十九世纪末期的朝鲜时局，四个字就足以形容：内穷外患。

国内，李氏王朝政治昏庸，经济落后，老百姓穷的吃不饱肚子。淮军将领聂士成当时奉命考察俄朝两国，在朝鲜他受到一位府尹的接待，食物却“腥臭难以下咽”。他在考察日记中，对朝鲜城镇民众生活的结论是“荒陋至极，民苦可知”。

不但老百姓穷，当官的也不富裕。从老照片可以看到，当时朝鲜的一品官员出行时，交通工具居然是简陋的独轮车。

国外，日本、俄罗斯两个强邻像兀鹰一样紧紧盯着朝鲜这块腐肉，都希望在朝鲜事务上插上一脚，李氏朝廷内部顺理成章分为亲日派、亲俄派，当然，更多的是亲清派——毕竟中国是朝鲜几个世纪以来的宗主国。

外忧内困，朝鲜全国怨声载道，终于，1894年2月，震撼半岛的“东学党事变”在全罗道爆发了。

东学党的起义军拿着简陋的刀枪弓矢，打败了一批批镇压的官军，朝鲜原本脆弱的军事力量崩溃了。最巅峰时期，起义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这下，李氏王朝如坐针毡。

尽管很不情愿，但朝鲜的当权者只好选择向宗主国借兵平乱这条老路了。

袁世凯密切关注着这场变动，在他的脑海里，这场变动甚至是上天赐给他的机会：一旦中国发兵平乱，坐镇朝鲜的他理所当然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自诩为军事奇才的袁世凯，对东学党不屑一顾：“方今东学跳梁，若使余画策，期以十日，必不难讨灭之。”立功心切的袁世凯一方面鼓动朝鲜向中国请求派兵，一方面向李鸿章报告主张发兵，说：“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为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

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相当于大清的最高军事、外交首脑，多年的外交经验让他狐疑不决，他的顾忌来自于日本。

按照1885年签署的《天津条约》，中国只要出兵朝鲜，日本也有理由出兵。李鸿章最担心日本乘势出兵，形成乱局，清政府应付西方的老虎还忙不过来，万一再招来东方的恶狼，岂不是得不偿失。

不过，在风头正健的袁世凯看来，日本容易搞的定。

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向袁世凯一再保证，对中国出兵，日本“必无他意”，最多是调来几百兵保护使馆而已。袁世凯在他的诱使下，终于钻进了圈套。

在袁世凯一次次的来电敦促下，李鸿章终于打消了顾虑。

6月3日，朝鲜政府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6月6日，中国出兵，同时照会日本：我们只是应藩国之请，平定叛乱后立刻全体回国。

事实证明，和日本人在国际事务上的欺诈比起来，袁世凯的才智实在远远不够，他没有想到：堂堂一个国家，堂堂一个政治家，说话居然这么不算话！袁世凯以后的政治生涯里，屡屡玩弄骗术，不能不说，在朝鲜的这段经历，日本人给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3. 日本，连市井流氓都在请战

兵发朝鲜，日本等待这一刻实在太久了。

日本是个悬浮在大海里的孤岛，在日本人看来，朝鲜半岛简直就是老天赐给大和民族最好的后花园。两千年以来，日本一直觊觎着这片盛产大米的土地，或者说，觊觎着一条通往广阔大陆的通道。明治维新以来，国内“征韩论”的嗓门越来越大，翅膀硬了的日本在朝鲜事务上，更是不遗余力地事事都要插一杠子。一方面，日本拒不承认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宣传朝鲜是独立的王国；另一方面，日本想方设法在朝鲜获得了和清朝同样的政治待遇。

在一心赶超西方列强的日本人眼里，朝鲜就是块积弱的嘴边肥肉，西有大清，北有俄国虎视眈眈，自己不吃迟早给别人吞掉。至于军事上，则丝毫不是问题——远在三百多年前，丰臣秀吉的军队就如入无人之境，席卷了大半个朝鲜，现在日本有了枪炮和军舰，征服朝鲜更是不在话下。

万事俱备，唯一欠缺的就是一个借口。

于是，当东学党事变的消息传到国内，日本整个国家就像打了一针睾丸激素一样，急速躁动起来。报纸上争相大造舆论，促使政府出兵。各报用的最多的词有：“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朝鲜风云”、“东洋盟主”、“大和魂”等等。

沉寂了三百年后，日本要在东亚再次“雄起”了。

6月2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官邸召开了一次秘密内阁会议，与会的主战派、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主导了会议：“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对陆奥的意见，内阁成员全体同意。同日，得到了明治天皇睦仁的认可。

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三个“鹰派”首脑细致的讨论了出兵朝鲜的详细兵力、作战计划。林董后来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

6月5日，日本正式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请注意，这时距两国正式宣战还有两个月时间。

千万不要以为只是日本政治家在觊觎朝鲜，日本国民对邻国的胃口一样很好。看看日本报纸的报道：水户藩士二百余人向陆军部请愿，组织“战刀队”赴朝鲜参战；关东地区素有侠客之名的高桥，纠集了一千多游民，申请从军——日本的所谓侠客，就是黑社会流氓。

朝鲜固然羸弱可欺，连老朽的清朝，在一心挤入“列强”的日本人眼里，也是个可以一试身手的对象。话说，20年前的台湾事件，日本不是成功侵占琉球并迫使清朝赔偿50万两军费吗？

一个小心翼翼生怕惹火上身，一个有备而来唯恐天下不乱，中日两国怀着不同的心情，派出了军队。

4. 李鸿章：我不先开仗，日本不好动手

中国的派遣军当然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主帅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手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清军总数为2465人。但是中国军队一到朝鲜，就发现事情不对头：海上的日本运兵船一艘接着一艘，军舰大摇大摆停泊在仁川港，而且日军还派遣汽艇四处探测清兵动向。

日本大举出兵，明显居心叵测。远在中国的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

争体面？兵来非战？与其说这是李鸿章安慰朝鲜人，不如说是李鸿章安慰自己。

有备而来的日军，入朝人数除陆军近四千人外，海军则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艘主力军舰，实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

东学党起义军在清军入朝后，迅速和官军达成了和议，一时间轰然解散。至此，两国出兵的理由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日本刀拔出来了，不见血是不会收鞘的。

日军源源不断地开进汉城、仁川、釜山，看到太阳旗在三个朝鲜重要城市升起，后悔莫及的袁世凯已经闻到大战的硝烟，不敢出使馆大门一步，对外联络全靠他在朝鲜娶的三姨太闵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已经没用，袁世凯一分钟也不想呆在这个火药桶上，在多次电报李鸿章请求归国后，终于在6月中旬化装逃离了这个令他又爱又恨的国度。

监国袁世凯闪人了，驻扎在牙山的清军怎么办？明摆着乱军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虎视眈眈的日军。惶惶不安的叶志超急电李鸿章，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迅速从朝鲜北部增兵，准备打仗；中策是全体撤兵，不给日本人以口舌；下策则是孤军死守。应该说，叶志超的上策和中策都是可取的，但是在那么混乱的格局下，李鸿章还是在重复他后半生的一贯外交战略：和戎。

李鸿章告诫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由于李鸿章相信所谓“万国公例”，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所以既不增兵，又不退兵，清军得到的命令是“暂静守勿动”。

耗着。静看日出日落。

援朝的清军，就这样尴尬的“静守”在牙山，等待他们，等待大清的是什么命运？

二、丰岛和牙山的悲喜剧

在日本人的兵法辞典里，“奇袭”一向是被鼓吹的战术。“奇袭”说来好听，其实就是偷袭，就是不打招呼先动手，这一招日本人用得纯熟，日俄战争中的偷袭旅顺港，二战中的偷袭卢沟桥、偷袭珍珠港，莫不如此。而甲午战争的第一炮，也是由蓄谋已久的日本军舰突然打响。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附近海面，对清朝舰队实行了突然袭击。在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近千名清朝官军的躯体沉入了冰冷的大海。

1. 谁开了第一炮毫无意义

丰岛是牙山湾外的一个小岛屿，岛的北端海面水深可航巨轮，为舰船进出牙山的必经之路。

当日清晨，两艘北洋水师的军舰济远和广乙正在返航回国的路上，和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三艘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狭路相逢。没有任何警示，吉野对北洋舰队发射了揭开甲午战争帷幕的第一炮。

开战之前，日本军事家们分析过两国的军事力量，得出的结论是：陆军方面，日本肯定能轻松击败软弱的中国陆军，海军方面则是处于下风，成军六年的北洋水师令日本丝毫不敢小视。所以，日本人明白，最终决定战争走向的是海战。

寻歼北洋舰队主力，成了日本联合舰队的第一重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下达命令说：“如果在牙山湾附近的中国舰队力量弱小，则不必一战；如果中国舰队力量强大，则加以攻击。”

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下，日本三艘军舰不可能准确贯彻司令的作战意图：不交手，怎么知道对方力量强弱呢？打了再说。

在中国军舰出发前，广乙舰管带林国祥曾请示提督丁汝昌说：“若遇倭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回答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

一方是蓄谋挑衅，一方是被动自卫，战斗的主动权完全在日本人手中。

丰岛海战发生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致各国公使的照会中，恶人先告状：“清国军舰在牙山附近轰击日军。”日本随军记者编写的《日清战争实记》则活灵活现地描绘道：“当时我舰尚不知朝鲜汉城发生事变，对清国虽暗中敌视，表面仍作为友好邻邦，因此决定做海军的普通的敬礼。我军一舰升起将旗，以为靠近对方军舰时，对方必定做相应的敬礼。然而，他们非但不敬礼，反而进行战斗准备，对我军表示敌意。我舰因海面狭窄，向前航行不便，未咎其无礼，转向西南，驶进外海。须臾间，彼我距离接近，对方突然开炮。既然对方已挑起战事，我舰岂能迟疑，立即开炮应战。”

贼喊捉贼，这是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惯用伎俩。

尽管日本人把自己形容得活像无辜的小白兔，但是当事人、日本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日记中明确写道：“午前七点二十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

事实上，在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谁先开的第一炮——这种道义上的输赢，在血淋淋的战场面前是多么的脆弱。

战争已经打响。

突遭日舰袭击，济远和广乙顽强还击。不过，两舰无论吨位、火力都不如日舰。特别要提的是日舰吉野，吉野是服役才一年的新型巡洋舰，排水量4216吨，航速23节，装备有速射炮12门，号称当时世界速度最快、火力最猛的巡洋舰。而济远号是排水量2300吨的巡洋舰，舰龄已近10年，航速和舰炮都大大落后。广乙则是排水量只有1000吨的鱼雷炮艇，火力更加不济。

双方互相炮击，海面骤然硝烟弥漫。《日清战争实记》中这样评论：“清舰虽亦善战，彼二我三，众寡之势，岂能久抗？”

广乙舰体受重创后，退往朝鲜海岸搁浅自焚。而济远则在死伤数十人后，掉头狂奔。

2. 双旗将方伯谦

别误会，“双旗将”不是说方伯谦京剧看多了，他不是在背后插绣旗，而是在军舰上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

六十年代的老电影《甲午风云》里，有许多技术和史实上的破绽，但惟独那个一脸阴鸷的济远管带方伯谦，没有刻画错：一个临阵脱逃的怕死鬼。

方伯谦，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局第一届毕业生。1876年成为首次出洋的海军留学生，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1880年学习期满回国，在北洋水师任职。1885年起，任济远号管带。

这是一个喝过洋墨水、获得过高级培训的现代海军将领，如果说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宠儿，方伯谦和刘步蟾、邓世昌这些海军将领就是北洋水师的宠儿。

甲午战争两次海战：丰岛海战和黄海大东沟海战，方伯谦都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丰岛海战中，方伯谦突围途中先升白旗、后升日本海军旗，且战后捏造战报；大东沟海战中临阵脱逃，最后被清廷谕令军前正法，成了甲午战争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军前正法的高级将领。

来看看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都做了些什么——

在日本三舰的合击下，济远一开始奋力还击，并发出两炮击中吉野。但随着广乙受重创东驶，济远便全速向西逃走。浪速穷追不舍，惊慌之中，方伯谦先是打出白旗，后打出日本海军旗。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日记中记载道：“我舰乃追击‘济远’号，彼乃在小波拉海上举起降旗……到了离三千多码时发射船首的大炮。‘济远’号至此举起了日本海军旗，上加白旗，表示投降。”

浪速见状挂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但济远挂着两面耻辱的旗子，却毫不减速，这时浪速接到了吉野号通知归队的信号，停止追击，济远逃过一劫。

且降且退——这个战术的发明权应该归属方伯谦。一旗不够，再加一旗，方大人视作战如游戏，视日本人如玩偶。

大难不死的方老兄，回国后居然颠倒黑白，在航海日志里记载：“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不但如此，还攻击广乙：“倭督船（吉野）放一空炮，广乙即自行驶去。”

“挂我国龙旗而奔？”这样充满想象力的事情，果然只有身经其事的方伯谦能想出！

不过，方伯谦的“战功”并没有得到认可，水手间暗骂“黄鼠狼”（士兵给方伯谦起的谐音绰号）胆小避战，连北京朝野间也获知一二。李鸿章在给丁汝昌的信中不满地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

但是，没有惩罚。于是，方伯谦得以在黄海海战的最关键时刻故技重施，熟门熟路的临阵脱逃。

3. 悲壮高升号：步枪和舰炮对射

日舰追杀正酣之时，突然海面又升起两股浓烟，两艘清船误打误撞的赶上了杀戮时刻：高升号和操江号。

高升号是英籍商船，被李鸿章高价雇佣作为运兵船，从塘沽出发增援牙山，装有北塘防军、淮军仁字军官兵一千一百一十六人，统带官是帮办高善继。操江号则是一艘老掉牙的运输舰，装载武器饷银开往牙山。操江号原本是一艘中国自己制造的木质旧式炮船，舰龄已逾二十年，实际航速只有八节，虽装备五门旧炮，但火力甚弱，所以改为运输舰使用。舰上官兵八十二人，由管带王永发率领。

战事一触即发，清朝增兵牙山固所应当，不过没有安排护卫舰同行，就这样任由运兵船“裸奔”，实在令人骇异。李鸿章依仗的是英国的米字旗，他认为日本不敢公然对英国船只下手，否则就违反国际法。而冰冷的事实一再证明，李鸿章就是那个一输再输的冤大头——在战争游戏中，日本人一再出老千，根本无视国际规则。

操江号被日舰命令停驶时，管带王永发慌了手脚，先是打算自杀，被手下劝解后，急忙降下清朝龙旗，挂上白旗表示投降，被日舰押送到长崎佐世保港，船上原本用来犒赏牙山守军的二十万两饷银和大炮二十门、步枪三千支、大量弹药，当然被日本人笑纳了。上岸后，得意已极的日本人把俘虏押解游街，摇铃吹号，招来长崎居民争相观看，以示凌辱。被俘的八十二名清军官兵，一直关押到1895年8月才遣返回国。

操江号软了骨头束手就擒，高升号上的官兵却全是硬汉子。

日舰浪速号首先开炮示意高升号停船，随即派人上船，打算把高升号俘虏回日本。英国船长乖乖服从，中国官兵却不甘屈服，“攘臂而起，全船骚动。”面临生死关头，高善继对士兵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伯死？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他冲向船长，拔刀瞋目曰：“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

高善继，江西人，本是候选知县。见朝鲜战事，投笔从戎，在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任营务处帮办。这次李鸿章派“仁”字军增援朝鲜，高善继自请带队同往。

在激烈谈判四个多小时没有结果以后，浪速号挂起了表示最后警告的红色信号旗，高升号的最后时刻到了。

东乡平八郎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记载道：“清兵有意与我为敌，决定进行炮击破坏该船。经发射两次右舷炮后，该船后部即开始倾斜，旋告沉没。历时共三十分钟。”

东乡平八郎，萨摩鹿儿岛人，自小酷爱海上战争，参加过对英国的萨英战争、对幕府的阿波冲海战，后到英国海军留学深造，是日本国内最熟悉海军事务的实干型将领。

这位后来在日俄战争打败俄罗斯远东舰队、被誉为“军神”的日本海军名人，貌不惊人，性格沉默寡言，随身总是携带一枚篆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的印章。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追求“赤诚之心”，注重内心和人格的陶冶，被无数日本武士奉为圣明，但东乡平八郎冷酷的屠杀无辜，内心有何“赤诚”可言？

高升号是艘商船，没有一门大炮，清朝官兵在日舰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操起步枪勇敢还击，直至船身全部沉没。

商船和巡洋舰对峙，步枪和舰炮对射——这是何其悲壮的一幕！战争是凶事，不可能要求敌对双方操起同样武器，兵对兵将对将单挑，高升号的一千名士兵，为什么要进行这场以卵击石的战斗？说为了捍卫大清帝国，为了维护朝鲜和平，都是虚话。他们捍卫的，是自己的尊严——不愿像操江号一样被人像狗一样牵着游街，为日人所辱！

日舰恨清兵抵抗，对落水的中国士兵用快炮射击，海水为之染红。

高升号沉没后，被德、英、法舰救出二百多人，其余的八百七十一名官兵全部罹难。

讽刺的是，高升号沉没后，英国并没有李鸿章期待中的“英人必不答应”，只是在事后装模作样做了调查，最后还是向清朝索要了沉船的赔偿。在实力和利益面前，西方的老牌强盗对东方强盗新贵的“鲁莽”表示了谅解和默许。日本不宣而战却逃脱谴责和惩罚，国际法只是个笑谈。还是那句老话：强权即是公理。

高升号的遇难官兵，大部分是合肥东南乡六家畈的农家子弟。噩耗传来，六家畈“处处张幡，家家招魂”，至今每到清明，仍有后代烧纸焚香祭奠。

我们可以失败，但不能忘却。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在对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魂，为之国葬都不为过！

4. 牙山之战，大家都“捷”了

在丰岛海战的同一时刻，日本陆军也刀剑出鞘，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了攻击。

不过，第一个死在日本刀下的是一个日本人，古志正纲陆军少佐。

古志正纲是个惯于战阵的老资格军人，7月25日，他被日本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委任为先锋，率领一个大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不料，当古志正纲的先锋队抵达水原后，前日所征集的朝鲜夫役全部逃走，古志正纲“大愤，虽百方苦心征发，韩民多避不应”，因此，日军前锋不得不在水原滞留一天。第二天，混成旅团主力抵达水原后，深感失职贻误军机的古志正纲于当夜掩门，切腹自杀。

先锋自杀并没削弱日军的气焰，在探知清军主力已撤离牙山，移驻成欢驿后，日军开始了甲午战争的第一次陆地进攻。

7月29日，两军主力在成欢驿展开了激战，兵力上日军总数四千，清军总数三千八百，基本相当，但清军兵分两路，局部战场弱于日军，而且清军统帅叶志超和聂士成错误估计了情报，认为日军有数万之多，先存了“敌众我寡”之怯。开战后，清军依托堡垒誓死奋战，但伤亡很重，终于坚持不住，“见军火垂尽，不得已率众溃围而出。”

此战，日军伤亡87人，清军伤亡200余人。

这场甲午战争的中日陆军第一次交锋，因为规模不大，所以历来不受史家重视。其实，距万历朝鲜战争三百年后，中日正规军互相不摸底，此为“开战后第一冲突之胜败，关系尔后两军志气者极大”，对两国战争信心的影响更是巨大。

对日本，牙山之战就是针最好的强心剂。主战派首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兴高采烈的记述道：“牙山战捷的结果，汉城附近已无中国军队的踪影，朝鲜政府完全在我帝国掌握之中等喜讯，立时传遍全国；即欧美列强在今日中日之间已经实行交战，也无轻易置喙干涉的余地，唯有暂时立于旁观地位。故从前那些应否以强硬手段迫使朝鲜改革，以及高谈我军先攻中国军队的得失等议论，已被全国城乡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庆祝帝国胜利的沸腾的欢呼声所淹没。”

清朝方面同样一片欢欣鼓舞。牙山之役后，“捷报”传到了国内：“叶军屡胜，倭死二千多人，叶兵死二百余人。叶军现离汉城八十余里。”从鸦片战争起，对外积弱已久的清朝，本来对战争惴惴不安，闻讯后鼓掌相庆可想而知，中枢大臣翁同龢极为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可喜也！”而中国最早的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则开创了中国媒体善“炒作”的先河，“牙山大胜”的报道是这样的：“……时华兵仅二千余名，各奋神威，短兵相接，无不以一当十。鏖战良久，我军大获胜仗，斩获倭首二千余级，刃伤倭兵不计其数……倭兵死亡枕籍，满目疮痍，有自相践踏者，有长跪乞哀者，悲惨之形动人怜悯。华军声威大震，奏凯而回。是役也，我军以少胜多伤亡无几，而倭兵已死伤过半矣。若待厚集雄师大张挞伐，吾恐倭人皆不知死所矣！”

从方伯谦到叶志超，从“挂我国龙旗而奔”到“牙山大捷”，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前线将领一次次妙笔生花，活生生的把一出出悲剧硬是演绎成喜剧。

八月一日，都有“大捷”作底气的清朝和日本同时向对方宣战。

光绪皇帝的宣战谕旨豪气干云：

“……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于罪戾。”

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气定神闲：

“……事既至此，朕虽始终与平和相终始，以宣扬帝国之光荣于中外，亦不得不公然宣战，赖汝有众之忠实勇武，而期速克平和于永远，以全帝国之光荣。”

三、男子汉和孬种

平壤城中，云集了大清最有战斗力的五路军队，城是坚城，人是精锐，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连李鸿章也对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信心十足。谁料到，仅仅两天不到，叶志超就打出白旗，狂逃六百里，把淮军和大清的脸面丢得精光！

干粮袋里只剩两天口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的日军，打赢了这场只关乎勇气的战役。

1. 平壤城下，两军谁更强

日本人一向看不起清朝的陆军，战争开始前就断言日本陆军必胜，这仅仅是狂妄吗？

先看看两国的陆军家底吧。

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朝全国的常备军（八旗兵、绿营、勇营）总数超过一百万，但是晚清的八旗兵和绿营早已腐朽不堪，毫无战斗力可言，只有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家的勇营能打仗。而在四十万勇营中，只有李鸿章的嫡系淮军称得上精锐。淮军中，驻扎在东北前线的部队数得过来：旅顺、大连、天津等地的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等，加上战斗力较强的奉军、直隶练军，合在一起堪以一战的清军主力，只有区区五万多人。

日本却是另一番气象。为完成明治维新之初“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目标，日本的义务兵制已经推行了二十年，全国的机动兵力达到十二万人，全部可用于中日战争。除了兵力占优，日本军队的近代军事水平更是远远超过清朝，陆军的训练、制度、装备、战术、医疗、后勤上完全模仿西方。最重要的，日本已经在两个月前建立了战时大本营，一部精密运作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总攻平壤那一天，睦仁天皇甚至亲临广岛大本营，一副“御驾亲征”的派头。

不过，具体到平壤之战中，清军无论从人数还是武器上，并不全然落于下风。

当时的平壤城里，集结了五路兵马，除了叶志超从牙山败退下来的三千五百人，其余四路都是新近入朝的生力军，分别是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率的盛军六千人、四川总兵马玉昆统率的毅军两千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率的奉军四千人、副都统丰升阿统率的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一千五百人，五路清军合计一万七千人。不过，叶志超担心后路被截，陆续分出六七千兵力驻守北路诸城，这样算来，平壤大战中，城里守军约有一万人。

日本方面，攻打平壤的是第五师团的全部加上第三师团的一部，总人数一万六千人。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隶属于第一军，军长是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山县有朋，当时山县和第三师团才刚刚登陆仁川。第五师团师团长是野津道贯中将，因为担心战局拖长，野津道贯决定不等后援，单独攻打平壤。也就是说，来势汹汹的日军其实是一支孤军。

武器上，李鸿章给自己的私家军向来不惜血本。平壤清军装备的是连发毛瑟枪+后膛单发枪，特别是世界上最精良的德国连发毛瑟枪让攻城的日军吃尽苦头。日军则多数还使用本国生产的村田式单发枪，火炮方面则旗鼓相当，日军拥有山炮44门，清军拥有山炮、野炮、机关炮38门，值得一提的是，清军拥有数门加特林转管机关炮，这种美国人加特林发明的手摇机枪号称现代机枪的鼻祖，用它每分钟200发的火力封锁一个扇面，在守城战中威力奇大。

战略上清军以逸待劳，战术上守坚城，总兵力相当，武器上全面压制日军，这样的仗居然打输了，而且连头带尾两天不到，就挂出白旗逃之夭夭，怎能不让后人悲愤！

叶志超逃跑归国后，向朝廷诉苦，说遭遇日军三万人围攻，“子尽粮绝”才英勇且战且退。而据日方统计，日军在平壤所缴获的战利品有：各类大小口径炮三十五门，各类枪支一千一百六十支，炮弹七百九十二发，子弹五十六万发，各种粗细杂粮四千七百石，金砖金锭一百公斤，银锭五百四十公斤，马匹、车辆、火药、信管、纸币和其他物资无数——弹药不算上清军逃亡时携带的，防守两天也绰绰有余；粮食四千七百石约合25万斤，足足能支撑一万士兵坚守一个月！

真正濒临“子尽粮绝”的是日军。因为急于抢占平壤，加上朝鲜民众的坚壁清野，第五师团主力粮米紧缺，每个士兵身上只有维持两天的‘道明寺糕’（把米蒸熟晒干后的短期食物）和少量弹药。据日军随军记者记载，日军元山支队由于粮食缺乏，“军官亦仅喝两碗稀粥充饥”。就连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本人“也有数日没有米吃，仅以小米饭果腹”。

专攻明治历史的日本历史学家藤村道生评论道：“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么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

打仗，武器从来不是第一因素。人，才是第一因素。

2. 野津道贯和左宝贵：两个硬汉的死斗

包围平壤的日军，看上去兵强马壮气势汹汹，但骨子里远不是那么惬意和轻松。苦于粮食不足，同时担心清兵开进新的增援部队，摆在日军面前的现实很严峻：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只有失败退却的一条路。

野津道贯做出了强攻的决定。

从军事常识看，野津的这个决定是极端冒险的。自古以来，攻城没有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基本没有取胜把握。日军仅以一倍半的兵力正面攻城，而且火力、粮草不占优势，其实是场赌博。但野津并不是全然盲目，经过牙山的攻防战，他洞悉了清军的战斗力：“盖彼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一法耳。然则彼必占平壤形胜，严其防备，以待我军进攻。我果攻之，宜速围以陷之。”

战斗打响后，日军在城南战场大同江左岸的船桥里，遭到了左玉昆和卫汝贵部的顽强狙击，死伤惨重，不得已退出战场休战。城西战场上，野津道贯亲自督军冲锋，但墙高垒厚，日军同样进攻受阻，死伤达500余人。

当晚，看到日军进攻受阻，野津道贯愤然下达了死命令：“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竟不能陷之，有何面目归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明日之战，举全军以进逼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我军幸得陷城，我愿足矣；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

野津道贯，出身于萨摩鹿儿岛藩士之家，萨摩武士的后代有着先辈人的剽悍。他参加过打败幕府的决战——伏见、鸟羽之战，担任过西南战争征讨西乡隆盛的先锋，是日军阵中能征惯战的第一大将。平壤之战后，野津凭功授大将，后担任第一军军长，日俄战争后晋升陆军元帅。

不过，能喊出“平壤城即我葬身之处”的不只是野津道贯一人，还有一个城中的清军将领。

镇守玄武门的总兵左宝贵。

早在奉命赴朝之时，左宝贵已经预感到此去凶险，曾私下对外国友人道别：“这次去，可能回不来了。”到了平壤被日军合围后，主帅叶志超在内的部分将领主张弃城撤退，左宝贵勃然大怒：“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也！”

军人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早在宋代，千载之下国人尊为武神的英雄岳飞已经道出了答案——不怕死。

左宝贵，回族，山东平邑县人。幼年家贫，父母早丧，20岁时带着两个弟弟应募从军。因在一次战斗中持旗呼啸冲锋，闻名军中。参与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和东北伐木工人、挖金工人、教民暴动。“治军严肃，谋勇兼全。”清政府先后赏赐巴图鲁勇号，穿黄马褂，头品顶戴，双眼花翎，封建威将军。

草莽出身的左宝贵，性格中有着回族人典型的倔强不屈，至今流传下来他和另一勇将马玉昆的一张珍贵合影，泛黄的黑白照片中，两个中年男人都是一身朝廷正服，不惯照相的表情既严肃又有几分木讷。

大战前夕，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开口就是撤退：“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不如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当时诸将众说纷纷，唯有左宝贵力言：“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

左宝贵统领的关外奉军，虽归李鸿章调遣但不属淮军嫡系，人数最少而血性最强，主帅叶志超也不敢不买账。据战后幸存的清军将领回忆说，战前经常见到二人争论，都是一种模式：左总兵怒气勃勃，叶大帅唯唯谢过。

日军于9月15日凌晨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击，左宝贵率领奉军三个营一千五百人，负责守卫平壤北战场的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

和三百年前的李如松进攻平壤一样，牡丹台这个制高点是日军的主攻方向。日军在西南的攻击吸引了清军主力，而在北面则集结了两个支队7800人，相当于总兵力的一半。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首先向城外堡垒发起进攻。守军虽顽强抵抗，但在日军的集中炮火轰击和步兵的轮番冲锋下，寡不敌众。几个小时后，城外堡垒全部丢失，牡丹台接着被攻陷。日军把炮兵移到台上，对准玄武门猛轰。

左宝贵当时正在玄武门上督战，见牡丹台失守，心知大势已去，要做殊死一搏。他亲燃大炮，连发炮弹。激战中，左宝贵身中两弹，犹裹伤指挥，后日军一发炮弹打来，穿胸而亡。

战斗打响前，左宝贵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庄重地穿着顶戴花翎，披上黄马褂，手下劝他换衣服，免得成为敌军目标，左宝贵却慨然道：“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之注目吾何惧乎！”

左宝贵最终做到了“以城为冢”的承诺。他中炮死后，遗体被部下抱起突围，却一同战死，遗体终于散落在乱军的践踏中，永远留在了这座饱经战火摧残的历史名城。

山东临沂市平邑县，左宝贵的家乡，迄今还保存着他的衣冠冢。墓碑上镌刻一幅清朝内阁大学士尚贤所撰的对联：

“经百战，勇冠诸军，常开平天下奇男子；守孤城，心拼一死，张睢阳古之伟丈夫。”

“常开平”是明朝开国功臣开平王常遇春，冲锋在前勇冠三军；张睢阳是唐朝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城的太守张巡，守孤城千古流芳。

张巡死守睢阳，左宝贵死守平壤，都是一城系天下之安危，一人系一城之安危。

左宝贵一死，支撑平壤的精神支柱倒了。

叶志超一纸降书送至日本军营，一万清军丢盔卸甲，雨夜狂奔。

3. 白旗挽救了日军

叶志超不是天生的孬种。

叶志超，安徽合肥人，父母早亡，放牛娃出身，成年后参加团练，后在淮军刘铭传部下效力。在四十年军旅生涯中，他见识过“长毛”的骁勇善战，领教过“捻匪”的快马如风，凭借战功，从一个最微末的兵弁擢升到大清一品武官——直隶提督。他的顶戴是人血染红的，因为作战勇猛，当年在军中有“叶大呆子”的绰号。

时过境迁，远离了刀光剑影，过足了富贵人生，叶提督在战斗力远胜国内乱匪的日军面前，胆怯了，一逃再逃，武将的荣誉和往日的血性，都如敝屣一般丢弃在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

叶志超是八月下旬率牙山残兵一路退到平壤的，他向朝廷掩饰败绩，谎称击毙日军两千人，寡不敌众恶战而归，虽然得到朝廷的勉励嘉奖，却瞒不了前线将士。

平壤之战前夕，城里五支部队群龙无首，当朝廷任命叶志超为诸军统帅的消息传来，“一军皆惊。”明明是败军之将，只因为官衔最高，又是李鸿章老乡亲信，就任命为统帅，众将士当然不服。这一点连日本人都看出来：“使败将叶志超任诸军总指挥官，但叶之威望坠地，不能统一诸将，有总指挥官之名而无其实。”

清军远赴朝鲜作战，战事凶险，责任重大，完全需要一名深孚众望的统帅。就当时的清朝诸宿将而言，最佳人选是淮军名将、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连李鸿章也认为非他莫属，但性格孤傲的刘铭传不满朝廷“不降明诏”，认为没有真正尊重他，所以始终托病不肯出山（不久病死）。于是，入朝清军诸将各怀心腹，战和不一，陷入“有将无帅”的尴尬局面。据盛军将领盛星怀向李鸿章报告：“丰（升阿）带旗不甚精练，且有骚扰。卫总统（汝贵）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宪台谅早洞悉。左（宝贵）、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褊浅，不能融洽。”

一个无斗志、无谋略、无威望的败军之将，就这样坐上了决定两军命运的指挥席上，真是标准的“赶鸭子上架”。叶志超也明白众将不服，所以在委任下达后，就以“倏得头眩心跳之症”为由，请求“开缺回津就医调养”，却被朝廷多方慰勉按住。

战斗开始后，叶志超“坐镇”城中协调，直到玄武门失守，左宝贵战死，他终于坐不住了。

叶志超紧急召集各统领商议：“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不愧是当大官的，官话说得很漂亮，“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逃再逃，有何“锐志”可言？主帅做了弃城逃跑的决定，诸将都默默不言，惟独马玉昆反对：“余带兵三十余年，经数百战，常以不得死所为恨，岂临敌退缩自贻罪戾哉？”叶志超不听——别逞匹夫之勇，我老叶守城，城在人在，城不在人也在！

当时的情况是不是危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日军占领玄武门后，立刻往城内做了一次试探进攻，被清军一阵排枪打退，见城内道路狭隘，火力密集，野津不敢轻举妄动，下令全线休战。

这时，两军处于最关键的对峙阶段。日军只是打破了一个城门，弹药将绝，清军仍然控制着全城绝大部分要隘，炮弹虽少，枪弹尚足，粮食更是富裕，如果继续顽强狙击甚至反攻玄武门，完全有扭转战局的可能。更为关键的是，清军的后援队伍和大量粮米弹药，正在李鸿章的严令下，昼夜奔赴平壤——李鸿章岂能舍得不管自己的嫡系部队？但前提条件是，清军能坚守平壤，哪怕多一天也好！

可是，叶志超心气已泄，白旗飘飘，半世威名扫地，也挽救了弹尽粮绝的日军。

4. 马拉松选手叶志超

要说叶志超，逃命真有一套。

先派一个朝鲜人送书于日军，称清军愿意打白旗休战，请暂停攻击，接着在玄武门、七星门、静海门、大同门悬挂白旗。要替叶志超说句公道话，逃命是真，投降是假。降书、白旗都是烟雾弹，意图迷惑日军，叶大提督的锦囊妙计是：熬到夜里，全军偷开城门走人也！

当夜天公不作美，大雨倾盆，清兵冒雨结队成群蜂拥而出。而日军早已估计到清军将乘夜逃跑，一路埋伏截杀。

要说突围，也是兵家常事，谁先锋、谁掩护、谁断后，一军主帅岂能不做周密安排？叶志超就敢！出了城门，清军在黑暗中不问路径，结队直冲，遇到日本拦截后，立刻陷入自相践踏的混乱局面。

兵溃如山倒，这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开始了平生最艰难的死亡之旅。

亲历此役的盛军官员栾述善记述当时情况，堪称一字一泪：“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嚎，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人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

平壤之战，清军一共死伤二千余人，其中竟然有一千五百人是死在逃跑路上，另有六百余人被俘。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国人尽知的叶志超六天里“狂奔五百里”的故事，相当于一天一个马拉松！叶志超率溃军一路仓惶奔逃，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

叶志超的事迹甚至上了日本报刊，在日本《风俗画报》的增刊“日清战争图绘”中，将叶志超作为封底人物，并配打油诗一首：

“功名非所慕，一意只奔逃。鹤唳风声际，知君汗马劳。”

日本画报说得没错，平壤之战，日军仅仅花了两天不到时间、伤亡六百人的微弱代价，就取得了最终胜利，确实有清军统帅的汗马之劳。

平壤之战清军大败的影响很恶劣，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淮军精锐，居然败在日本人手里，败军的低落士气就像传染病一样，从淮军传染到湘军，从辽东半岛传染到山东半岛，从此清军陆战一溃千里，这口气直到战争结束都没顺过来。

令人难解的是，平壤溃败实情暴露后，震怒的朝廷居然没有杀叶志超的头，先是将叶志超革职押送京师，刑部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获赦，又逃过一刀。而平壤之战中死守西南战场的将领——宁夏镇总兵卫汝贵，却因为“临敌退缩，克扣军饷，纵兵抢掠”，被处斩在北京菜市口。

人谁无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叶志超在获赦归乡后的第二年，郁郁而终。

四、啊，黄海

平壤陷落的第三天，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发生了一场“蒸汽船时代规模最大的海战”，交战的双方是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交战的结果是：战前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惨败。

缺乏速射炮、缺乏速度优势、缺乏开花弹，这是一场不甚公平的决战。但细究战前的点点滴滴，一方固步不前，一方奋起直追，这又是一场公平的决战——谁落后，谁挨揍。

1. 大清也曾阔过

甲午战争爆发的八年之前，1886年8月1日。日本长崎港。

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整齐的停泊在港口，它们是“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的这支舰队，在完成朝鲜沿岸的航海任务后，就近驶往长崎港进行舰船定期的上油和补给燃料。

这是史上第一次中国的军舰来访，见惯了西方坚船快炮的长崎市民忍不住涌到了港口，亲眼目睹到威风凛凛的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巨舰，拥挤的人群中爆发出难以抑制的赞叹和嫉妒：

“哇，好厉害！”

“没想到清国有这样的巨兽！日本的军舰简直像玩具……”

日本人的羡慕毫不奇怪。定远和镇远是清朝花费重金——340万两白银，委托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的姊妹铁甲舰，1885年编入北洋水师。两艘舰设计时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英国“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的优点，长达95米，满载排水量7355吨，航速16节，舰首巨炮口径为30.5厘米，为“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

耳闻目睹到无数赞叹声，丁汝昌和水师官兵无疑心里是舒坦的，事实上，把军舰开到日本维护，本身或多或少带有威慑对方的意味。但中国人显然没有研究过日本的民族心理。

日本人把中国恨上了。

中国军舰和当年美国人佩里提督驶来的“黑船”不同，那次一方是闭关锁国的岛民，一方是“南蛮”的稀罕物，落后挨打天经地义，日本人也不觉得过于丢脸；而中国的巨舰开来是另一回事，经过了明治维新洗礼的日本国民，把日本在世界上的进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向在日本人心目中陈旧落后的清国，居然有了这样厉害的铁甲军舰，对日本人好强而脆弱的民族心理绝对是个重磅刺激。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日本人觉得受了侮辱。

北洋水师停泊维护期间，几个水兵上岸找乐子，在一家妓院里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致一日本警察重伤、一中国水兵轻伤。水兵上岸嫖妓闹事，各国司空见惯，本是小事，但日本人认为中国水兵仗着铁甲巨舰之势故意欺负人，陡起报复之心。

第二天北洋水师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遭到大批日本警察报复性袭击。当时中方水手手无寸铁，被数百名携带佩刀的日本警察围在街道中央，乱砍乱杀。当地居民也加入混战，从楼上泼开水、砸石块，有的直接挥棍棒菜刀参战。中国水兵吃了大亏，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

此事中国称为“长崎事件”，日本则称为“长崎清国水兵暴行事件”。

要说当时的中方很硬气，在事后的外交和司法谈判上毫不示弱，最后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达成协议：不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抚恤。各不吃亏，算是打了个平手。

但是这件事对日本人的刺激太大了，日本当局借此煽动国民的仇华心理。不知不觉中，留着辫子的大清国成了日本国的最大假想敌，而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则成了日本海军最大的眼中钉。就连天真幼稚的日本小学儿童，都热衷玩起拿石块“击沉定远”的游戏。

军国主义从娃娃抓起——这样全民黩武的民族，太可怕了！

事过五年，北洋水师第二次赴日访问，这次是应日本邀请。丁汝昌把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艘主力舰全部带来，毫无戒备的开始了正式访问。

礼炮声声中，明治天皇接见丁汝昌等高级将领、日本外相举办游园会、中日海军互相举办招待会——一片“两国亲善”的假相里，一批日本的少壮派海军将领却聚集在接待船只的船舱中，透过窗户仇视地看着定远和镇远，热切的讨论着，话题是：如何击沉定远。

因为，此刻的日本海军，已经悄悄的变强了。

2. 天皇减餐买吉野

无论哪一部日本的热血动画片里，不服输的主人公总会挥着拳头，大声喊着一句让人耳朵起老茧的台词：

“我要变得更强！”

为了击沉定远，为了打败大清，日本就像那些热血少年一样，玩命的进行着“变强”的准备。

1887年，明治天皇下令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补贴到海军。见到天皇带头，全国国民竞相或捐款或认购国债，海军军费猛增。三年间共购买和建造了四艘新型军舰：“千代田”号、“吉野”号、“秋津洲”号、“八重山”号。其中排水量4000吨的“吉野”号购自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

关于购买这艘在甲午战争中大出风头的吉野号，日本有一个出名的故事。吉野号当时的价格约为白银二百万两，明治天皇睦仁因国库亏空拿不出更多钱，就宣布自己“减餐”——每天只吃一顿饭，直到购得“吉野号”为止，皇太后也捐出了首饰。天皇的举动让国民“热泪盈眶”，纷纷踊跃捐献，日本商人发起了“吉野号募捐会”，后来募集到的银两可以买三艘“吉野号”。

曾经创下收视率高峰的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杜撰了一个日本少女为捐钱买吉野，选择做妓女的情节。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杜撰，在那个狂热的民族，发生这样的事并不奇怪。

日本是工蚁一样的民族，坚忍、卖力、守纪律，靠着节衣缩食和精密筹划，他们一点一点填平了和清朝的鸿沟。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共拥有主力军舰31艘，其中包括专门为克制定远和镇远而设计建造的3艘“松岛”级军舰。

再看看大清。

耗资巨大兴建的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看家底的宝贝，他当然希望越壮大越好。水师中有眼光的高级将领，如丁汝昌和刘步蟾都曾提出要补充新舰，补充新式速射炮，增加维护费用，但银子呢？

大清到了光绪年间，国家机器早已千疮百孔，经济上年年入不敷出，加上党派斗争激烈，李鸿章搞洋务屡屡被政敌斥为败家子，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以经费短缺为由，一再压缩海军经费，比如两年内禁止北洋水师购买西洋枪炮、船只，连补充零部件的费用都不拨给——在只会读圣贤书、丝毫不懂现代战争的官员看来，军舰买来了就算大功告成！结果就是，买得起马，配不起鞍。北洋水师不但在成军六年后没有购进一艘新舰，就连炮弹、上油、燃料这些基本的维护费用都捉襟见肘。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向朝廷汇报海军现状，直言只有八艘军舰可以一战：“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不消说，光绪皇帝看了后怫然不悦，政敌们看了后弹劾如云：银子是不是全给老小子贪污了？！

要说大清上下都在懒散的混日子，是冤枉了他们——甲午战争的前夕，大清上下都在忙：洋务派和清流派在忙于互相弹劾，礼部在忙于准备慈禧老佛爷的六十寿诞，户部在忙于筹集颐和园每年60万两银子的巨额建筑费用，太监宫女们在忙于怎样让老佛爷桌上的106道菜肴做出新花样。

1894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就在这样的大背景烘托下，贸然又必然地闯进了历史的书页。

3. 大东沟，狭路相逢！

风平浪静的黄海。

9月17日上午8时，北洋水师主力完成了运送铭军十营四千人赴朝的护航任务，旗舰定远号挂出龙旗，开始南下返航，“镇远”号上的帮带美国人马吉芬在日记里记道：“是日，朝暾晖晖，轻风徐来。”

此刻，游弋在黄海寻找清朝运兵船的日本联合舰队正向东北方向航进。因为没料到会遭遇北洋水师主力，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也乘坐着由邮轮改造的西京丸号，优哉游哉的随同督战。

狭路相逢。

10时23分，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号瞭望兵发现远处一股煤烟。“前方发现船只！”

11时，吉野号已经确认7到8条煤烟。“前方发现大量可疑船只！”

11点30分，吉野号已经看清对方是北洋水师。

11时40分，吉野打出信号旗。“发现敌鱼雷艇和舰队！”直到此时，北洋水师的瞭望兵才发现第一股若有若无的煤烟。

12时，镇远号的瞭望兵确认，“发现日军舰队！”正在吃午饭的高级将领们纷纷跑上甲板，战斗警报拉响。

之所以罗里啰嗦把这些细节罗列出来，不是要说明日本的瞭望兵视力比中国的好，而是因为北洋水师烧的是劣质煤，煤烟大——因为经费紧缺，运到军舰上的都是碎煤，直接导致中方比日方晚一个多小时才发现敌人。

双方不断接近，中日的指挥官在望远镜里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对方，中方看到是日本水手在吃饭抽烟，这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故作轻松的命令；日方看到的则是“头上盘着发辫、两臂裸露而呈浅黑色的壮士，一伙一伙地伫立在大炮旁。甲板上各处都是卧倒的水兵，他们怀抱一个50磅或更重的发射药包，准备在需要时一跃而起并将其补充给炮位。”

随着定远号一发三十公分半巨弹出膛，这场海上鏖战终于在黄海大东沟开始了。

双方实力对比：北洋水师参战军舰10艘，总吨位34420吨，官兵2387人；日本联合舰队参战军舰12艘，总吨位39684吨，官兵3261人。

看上去，中日实力势均力敌，但差别在于：中方是“巨舰重炮”，日方是“快船快炮”。中方多配备大口径旧式后膛炮，炮弹大但射速慢，速射炮只有区区3门；日方则配备了各种口径速射炮93门，速射炮的发射速度至少为中方的5到10倍，也就是说，日方1分钟打5发，中方5分钟打一发。舰速方面，中国军舰的平均航速为15.5节，日本军舰平均航速为18.4节，而作为先锋的第一游击队四艘军舰航速达19.4节，机动力远胜。

这就好比拳击台上的两个选手，一个步履缓慢，依赖重拳；一个跳着蝴蝶步，擅长刺拳。

糟糕的是，在这场决定两国命运的大海战中，北洋水师几乎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总指挥和信号指挥。水师提督丁汝昌坐镇旗舰定远，不料主桅突然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摔下来腿部重伤伤。拒绝进舱休养的丁汝昌，就一直坐在舱口，目睹了整个战役。

定远管带刘步蟾接替了指挥重任，用舰首巨炮对准日军。虽然失去信号指挥，但中方诸舰基本是惟旗舰马首是瞻，保持横队队形，两舰一组各自为战。

日军的战术是本队诸舰主攻定远和镇远，第一游击队四艘舰则凭借速度优势，绕着圈子对侧翼的军舰发动攻击。好像非洲草原里一群狮子和野牛群的搏斗，避开最强壮的头牛，而瞄准没有还手能力的老弱幼残。

激战中，北洋水师的两艘老旧的弱舰超勇、扬威中弹无数，超勇首先被击沉，扬威则重伤撤离战场，在浅水区搁浅。日军的两艘老舰比睿、赤城也人员伤亡惨重，舰体重伤退出战场。同样重伤的西京丸则侥幸逃过了中方鱼雷的近距离攻击，狼狈南逃。

一个令人揪心的疑问出现了：为什么北洋水师的军舰容易被击沉？同样中了很多炮弹的日舰，却为什么始终不沉？

答案又是一个悲剧：因为经费紧缺，中方从西洋购买的开花炮弹（榴弹）数量太少，绝大数炮弹都是天津机器局自制的实心穿甲弹。而且，这些炮弹的火药是落后的黑火药，往往打到敌舰不爆炸。日本的炮弹火药则是威力更大的黄火药，爆炸后“连钢铁都能燃烧”。

原来如此，不是日舰的抗击打能力强，而是北洋水师的弹药质量太差。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斗，但战争没有公平可言。

打到这里，双方只能算平手。但是很快，战斗的转折点来了：定远起火、致远沉没、济远逃跑！

4. 邓世昌，撞志未酬身先死

六十年代拍摄的《甲午风云》是上个世纪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之一，李默然扮演的邓世昌那句经典台词：“开足马力，撞沉吉野！”几乎无人不知。

致远管带邓世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自杀式的冲击？

因为旗舰有难。

定远在激战中突然中了一炮，“击穿舰腹起火，火焰从炮弹炸开的洞口喷出，洞口宛如一个喷火口，火势极为猛烈。”定远舰上船员为扑灭火灾忙成一片，更糟糕的是，弥漫的硝烟令舰炮无法瞄准发射。看到东洋第一坚舰定远笼罩在硝烟里，日舰官兵无不狂喜高呼“天皇万岁”，第一游击队不失时机地向定远逼来，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这艘令日本人恨之入骨的巨舰。

定远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千钧一发之际，一艘军舰“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为旗舰遮挡炮弹——邓世昌的致远号！

第一游击队看到致远独自挺进，连连轰击。致远中弹累累，船体进水，弹药也濒临断绝。此时，日舰吉野在致远正前方，邓世昌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陈金揆毫不犹豫的开足马力，“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

吉野号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火力最猛的巡洋舰，在黄海海战中，扮演的是头狼作用。因为是英国制造，游弋在远处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对吉野号特别加以关注，他们在战后的评估报告称赞道：“吉野舰的炮火猛烈，杀伤力极大，它自己也被清国海军的巡洋舰连连击中，但是并没有被击中要害，所以始终能够保持高航速在战场上驰骋。”

不幸的是，致远的自杀式冲击没能成功，冲击途中致远船舱中弹发生大爆炸（一说是被日本鱼雷击中，但日方史料并无发射鱼雷的说法），右舷倾斜沉入大海。目睹致远沉没的马吉芬沉痛地记录道：“致远号英勇地，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鲁莽地向第一游击队的阵列冲去，大约是想攻击上述的两艘军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已经无人能确知，但显然它被1枚重炮弹——大约10英寸或13英寸命中了水线。总之不管怎样，它开始严重倾斜，显然是受到了重创。该舰的管带是最为英勇甚至有时有些顽固的邓世昌，他下定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于是向一艘敌人最大的军舰冲锋，准备实行撞击。”

邓世昌与全体官兵252人沉入海中，仅7名水兵遇救。

邓世昌落海后，旁边的左一鱼雷舰驶来相救，遭到拒绝。邓世昌的爱犬“太阳”游到他身边，“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但“顽固”的邓世昌用手抱住爱犬的脖子，一起没入波涛之中。

舰长殉舰是海战中常见的悲壮一幕，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有点执拗和守旧的现象发源于近代海军的鼻祖英国，英国海军的传统就是要舰长最后一个离舰，没有任何规定舰长要殉舰，不过仍有很多像邓世昌一样固执的舰长选择了和舰共存亡。甚至在非军事船只上也一样，我们所熟知的泰坦尼克号，船长史密斯就拒绝上救生艇，选择和他的爱船一起沉没。

国外的心理学家曾经就船长殉船这件事情做过一份研究报告，报告上有这样一段话：“没做过海员的人，是很难理解海员对船只那种奇特的感情。长时间在海上行驶，船无异于家，无异于情人和子女。”

当然，相对于造价昂贵的军舰，有经验的军官是更加宝贵的财富，能生存下来当然比与舰共存亡强。不过，选择殉舰是军人的气节所在，有谁忍心指责这样的英勇行为？

黄海之战，邓世昌不是第一个以身殉舰的舰长，超勇管带黄建勋坠水后，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以援之，不就而沉于海。”扬威管带林履中在军舰重伤搁浅后，“奋然蹈海，随波而没。”

邓世昌，广东番禺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毕业，留福建水师任炮舰管带，后调至北洋海军任致远管带。邓世昌“在军中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在福建籍军官占主导的北洋水师，性格沉默的邓世昌有点异类，他固执的以舰为家，对岸上的花花世界没有丝毫兴趣，连父亲逝世他也没有离开军舰。丰岛海战后，邓世昌“愤欲进兵”，并对部下说：“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

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撞志未酬，但吉野号最终的命运还是难逃一撞——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吉野仍然服役，不过已经老旧的吉野不再是主角了，被编进了防护舰队，默默无闻地做点杂事。5月1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封锁旅顺口的战斗结束后返航，途中遭遇浓雾，竟驶进了俄国人布的水雷区。两艘日舰触雷，舰队乱成一片。

一心想逃离雷区的吉野号，在浓雾中被同样开足马力逃跑的日舰春日号拦腰撞中右舷，海水疯狂涌入，舰上300多名官兵同吉野号一起，沉入了十年前致远号沉没的黄海。

5. 定远为什么击不沉啊

目睹致远沉没，北洋舰队左翼阵脚突然大乱，乱阵者谁？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也。

这个我们在丰岛海战中已经熟悉的人物，黄海海战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开战后，济远虽累中敌炮，但伤无大碍，保命有术的方伯谦却立刻挂上“本舰已受重伤”之旗，龟缩在定远镇远的侧后方，看到致远沉没，方伯谦吓破了胆，立刻转舵西驶，逃到了浅水区。可恨的是，慌不择路的致远在逃跑路中，居然撞到了搁浅的扬威号，致使奋力自救的扬威号彻底沉没。

见济远溜走，僚舰广甲号管带吴敬荣也随之下令逃跑，但他的航海技术又实在是与他的胆量半斤八两，在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跳海逃生的官兵里，有个未来的两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两天后，广甲被巡逻的日舰开炮击毁。

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黄海之战，北洋水师士气高涨，勇敢顽强，定远号上的英国洋员戴乐尔在战后回忆上，称“海军士兵精神抖擞，渴望与敌决一快战，而为‘广乙’、‘高升’报仇。”麦吉芬的回忆录《鸭绿江之战》中记载：“我对被轻蔑的中国士兵，也得说些公道话。日人能始终站在炮位上，因为他们的甲板不曾连续遭受弹群的扫射，一如华方所遭受者。果亦如是，我相信双方并无差异，但是由于我们船少炮少，特别是速射炮缺少，日方当不常遇到如此的艰苦，至少在这两艘铁甲舰上是如此。在弹群几乎不断袭击着上层甲板时，弁兵仍然继续奋战。”但是方伯谦和吴敬荣的临阵脱逃，大大伤了北洋水师的士气，更给英勇作战的北洋水师抹了黑。

海战后，连最包庇北洋水师的李鸿章也忍无可忍，上奏称：“致远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朝廷谕旨很快下达：方伯谦军前正法，吴敬荣革职留任。方伯谦从睡梦中被拖起来，押至旅顺黄金山下刑场处斩。

迟来的一刀。

济远、广甲的逃跑让北洋水师的阵营露出了大空当，另一艘巡洋舰经远号成了日舰第一游击队的围攻目标。经远势孤力单，管带林永升“突中敌弹，脑裂阵亡”。经远舰最终被击沉，全舰200余人中，只有16人遇救。

此时的大东沟海面上，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舰还在坚持战斗，而日舰还有本队的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五舰，和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

北洋水师以四敌九。

被视为眼中钉的定远镇远成了日舰竞相倾斜炮弹的目标，“药弹狂飞，不离左右”，但两舰将士毫不畏惧，“各将弁誓死抵御，不稍退避，敌弹霰集，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一面救火，一面抵敌。”日方战后的记载也充满敬意：“定远、镇远二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一步亦不稍退。”

厚重的装甲是定远和镇远最强的防御武器，激战中两舰各中弹数百发，但没有一发能穿破装甲，命中要害。日军旗舰松岛号上一个身负重伤的三等水兵三浦虎次郎，临死前抱着炮弹流着泪嚷道：“定远为什么击不沉啊……”战后，三浦虎次郎的“英勇事迹”被日本编成军歌，名叫《勇敢的水兵》。

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得出结论：日舰之所以“不能全扫乎华军者，则以有巍巍铁甲船两大艘也”。

战至下午三点半钟，松岛号的巨大灾难突然降临。

镇远号“发出之三十公分半大炮炮弹，命中松岛右舷下甲板，轰然爆炸，击毁第四号速射炮，其左舷炮架全部破坏，并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爆炸。刹那间，如百电千雷崩裂，发出凄惨绝寰巨响。俄而，剧烈震荡，舰体倾斜，烈火焰焰焦天，白烟茫茫蔽海。死伤达八十四人，伊东祐亨见情况危急，一面亲自指挥灭火，一面下令以幸存者、军乐队等马上补充炮手。”抢救了40分钟后，松岛号的大火被扑灭，但舰上的设施摧毁殆尽，完全丧失了指挥和战斗能力。松岛号不得不先打出“各舰随意运动”的信号，后打出“停止战斗”的信号。

下午5时，侥幸未沉的松岛号摆脱了定远、镇远二舰，带领日军舰队向东南退却。而北洋水师的残舰则拖着满身的疮痍，返回了旅顺。

至此，历时五个小时惊心动魄的海战结束。

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定远”、“镇远”、“靖远”、“来远”等4艘遭到重创，死伤官兵1000余人；日本联合舰队松岛、比睿、赤城、西京丸4舰重伤，死伤官兵400余人。

因为定远镇远两艘主力巨舰没被击沉，北洋水师尚可一战，所以后世的不少国内学者认为日本只是“小胜”，中国因为“主力尚存”只是“小败”——这样的自欺欺人真的比失败更可怕。

黄海海战，从战略意义来看，无疑是一场赌上国运的决战。战后，丧失决战能力的北洋水师退回旅顺、威海卫，“避战保船”不再出战，日本海军就此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比起战舰0 ∶ 5的结果，制海权的丧失更可怕。从此，日军的军舰可以大摇大摆穿梭在中国的领海，运兵船可以明目张胆运送更多的陆军登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

尽管北洋水师作战英勇，但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6. 假如重新打一次

因为这场海战的影响太大太深，失利的阴影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沉甸甸的压抑在国人的心头。

我们，为什么输了？

无数军事迷试图用战术和武器来找安慰：假如北洋水师也有速射炮，假如北洋水师先买下吉野，假如北洋水师的开花弹足够多，假如致远不逃跑……

就算这些假设都成真，重新打一次，我们有把握能胜吗？

军事上无疑是重要原因。作为头号海军权威，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海军中将曾评论说：“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航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该国军舰除赤城外，性能约略一致，舰体大小由二千二百吨至四千二百吨，俱为甫竣工之新锐舰。中国方面，虽有定远、镇远两二等战舰，吨位各七千四百吨，其次经远、来远两舰，吨位亦各二千九百吨，但不过虚具装甲巡洋舰之名而已。其余各舰，或吨位小、实力弱，或舰型不称，装备不当。集合若是复杂军舰编为一队，不惟非专门之丁提督不能统率，即专门老练之将帅恐亦无能为力比。”

对于旁观的西方诸国海军来言，这场大海战，是场难得的近代海军作战实践课。最重要的影响是，快船快炮从此取代了重舰巨炮。中国海军用血的代价，为世界海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们的对手日本人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北洋水师的失败。著名的日本政治学家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总结说，即使李鸿章指挥得当，北洋水师因为中国人的动员能力太差，也会落败：“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动员的，只是他的北洋军而已。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这一点，李鸿章自己也哀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

写到这里，忍不住说说清朝的其他海军。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共有四只舰队：北洋、南洋、广东、福建，这其中，南洋水师是北洋水师外实力第二强的海军，拥有大小军舰十多艘，不过大多是包上铁皮的木制船，装备和火力远远不如北洋海军。

北洋水师被困威海卫时，清廷发电催促南洋水师来援。但一直到丁汝昌自杀，也没有一艘军舰前来增援，除了顾忌自身实力不足，还得说到此前的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以种种借口不用北洋水师增援，以致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南洋水师这次如法炮制，虚词推诿，前有因，后有果。

内耗如此，焉能不败？

五、从鸭绿江到旅顺口

战火终于烧到了家门口，大清陆军的溃败一发不可收拾。日军两路出击，第一军突破鸭绿江防线，直指奉天；第二军在花园口大摇大摆登陆，长驱直入，金州、大连湾拱手相让，东亚第一坚港旅顺能支撑多久？

1. 三万大军是纸糊的

鸭绿江，一条源自长白山南麓的美丽河流，从明代起成为中国和朝鲜的界河。

正是因为她身为中国国境线的特殊地理位置，甲午战争之前，这条江的名字就频频被日本人挂在嘴边，“饮马鸭绿江”成了日本士兵最狂热的梦想。

平壤之战后，清政府紧急调兵遣将，到10月，集结于鸭绿江北岸的清军达到了81个营、三万多人，和朝鲜境内的日军第一军兵力相当。武器上中国也不输，据日方统计，当时防守鸭绿江一线的清军大炮共有九十余门，而且粮食弹药充足。清军由75岁的“白发将军”、四川提督宋庆指挥。宋庆是强硬的主战派将领，素以“敢战、爱兵”知名，连日军也对他心存敬意，称他在战争中“屡败屡战，顽强不屈”。

但是，在士气上，节节败退的清军就远比不上一路奏凯的日军。特别是一万多平壤败军，伤病未复，余悸犹存，对日军的恐惧感远远超过保卫国土的责任感。再加上81营官兵平日互不隶属，各自为政。所以宋庆“虽负节制诸军名，各军实阴不受部勒。”

三万清兵，看上去济济一堂，其实是一盘散沙。

鸭绿江南岸的日本第一军，时年56岁的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是近代日本政界、军界的大人物，近代日本陆军的奠基人。此人长洲藩士出身，自幼喜爱习武，曾以“我是一介武夫”作为座右铭。好战的山县对没赶上平壤之战颇有遗憾，这次统帅三军抵达中朝边境，实乃心头一大快事。站在高处眺望鸭绿江后，这个“武夫”却诗兴大发起来：

“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

日本人看到鸭绿江为何这么兴奋？

历史上，日本军队只在明朝万历年间、1592年的“文禄之役”时占据过平壤，随后就被明朝李如松大军赶走。渡过鸭绿江打到中国去，对日本人而言是一场延续了几百年的痴梦。

才到鸭绿江，就惦记着奉天城（今沈阳），山县的胃口着实不小，可惜没有“百万精兵”给他带，突破鸭绿江后，山县因和大本营在战略方向上发生矛盾，被天皇睦仁下敕令回国。一心创立不朽武功的山县，气得临行前又作诗一首发牢骚：

“马革裹尸原所期，出师未半岂空归？如何天子召还急，临别阵头泪满衣！”

10月24日，日军一个大佐率领一个别动队，两门山炮，从安平河口涉水渡江，驻扎在对岸的清军象征性的轰了几炮后，便撒了丫子。第二天一早，日军主力趁着大雾，依靠几个敢死的士兵在结冰的江水里牵引绳索，架起了两座浮桥，顺利渡过了鸭绿江。

踏上中国国土的日军几乎没遇到多大的抵抗，各路清军闻风即逃，随着几个要塞虎山、九连城、安东县的陆续失守，三万重兵防守的鸭绿江防线如纸糊一样全线崩溃，宋庆率残兵退守重镇凤凰城。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唯恐师出无名，还故作聪明的发布了讨清檄文，在所到之处大肆张贴。

檄文的名字叫做《告十八行省豪杰书》，称：“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有非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人与弃之固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特陈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檄文中，还假惺惺的称：“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最后号召所谓“十八行省豪杰”：“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 ，而以托大业。”

自从满清入主中国以来，每次大动乱，反叛者都会拿“塞外蛮族巧夺天下”做文章：三藩之乱时，吴三桂的讨清檄文斥责满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太平天国起义时，起义军的奉天讨清檄文称“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日本也不例外。

满清固然腐败，却轮不到日本“问罪”，更何况，起草这封檄文时，日本人忘记了历史：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明朝变成日本的行省，岂不正是欲“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这封檄文无异抽自己嘴巴。

明明是明火执仗的侵略者，却把自己美化成吊民伐罪的救星。日本人太容易践踏历史，也太低估了中国人的是非分辨能力！

2. 日本人送给老佛爷的寿礼

倭寇闯进了大清的龙兴之地，兵锋直逼陵寝重地奉天，这无疑是大清立国以来最大的危机。

光绪皇帝亲自出马，紧急电令各路兵马北上布防，力保奉天。但就在清政府拆东墙补西墙，被东北的战局弄得团团乱转之时，没有人留意到，茫茫渤海上，四十多艘悬挂着太阳旗的日本运兵船正紧锣密鼓开往辽东半岛。

日本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

这是日本大本营在平壤之战后，就定下的作战计划：“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即使攻占其部分国土，也难使其国主面缚请降。须另遣一军直攻其首都北京，以迫使对方签订城下之盟。”

花园口位于辽东半岛东侧，是一个海湾宽阔利于抛锚的理想登陆点。因为地处荒僻，清军并未在此布防一兵一卒，“海陆军无过问者”。

早在日军登陆前，李鸿章也担心辽东半岛的安全，特意指示丁汝昌：“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还特别告以：“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

李鸿章的空城计并没有任何效果。10月23日起，日本第二军乘运兵船四十余艘，从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向花园口进发。整个登陆活动历时半个月，共约两万五千人、2700多匹战马、无数粮弹辎重从容登陆。

登陆以后，日军长驱直入，11月6日，连接大连、旅顺的军事要地金州失陷。

11月7日，是慈禧太后60大寿的日子。为了这一天，大清举国至少筹备了三年，虽然战事正紧，但哪里比得上老佛爷的寿辰重要？于是，这一天，慈禧太后在禁宫里开殿受贺如仪，大宴群臣，并宣布连续演戏三天。

大寿的庆典费用高达700万两白银，大清文武百官甚至宫女太监都有捐献，这些银子足以组建另一支北洋水师。看着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流光溢彩的烟花灯火，前来观礼的西方洋大人无不啧啧赞叹大清的富足风范：到底是幅员广袤的大国啊！

这一天，数日本贡奉的寿礼最特别——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

时人愤怒地把寿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改成“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日本人下一个准备送给老佛爷的寿礼是：占领旅顺。

3. 铁打的旅顺被爆了菊花

翻开中国版图，大公鸡的咽喉就是渤海湾，而旅顺就是渤海湾的咽喉。

旅顺，坐落在辽东半岛最南端，跟山东半岛的威海卫隔海相望，是渤海湾的两道闸门之一。九座海岸炮台依山而建，跟东、西两个方向的后路炮台群，共同守护这座远东第一流的军港。

一手打造旅顺军港的李鸿章断言：“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但旅顺也有弱点——后路。海岸炮台的建立目的是为了守卫渤海，歼灭海上敌人，如果敌人从后路的陆上进攻，就等于掐住了旅顺的要害。

再强的军舰都不是海岸炮台的对手，从海上进攻旅顺是不明智的。日军选择花园口登陆就是希望走后门，从陆路进攻。金州、大连的连续失守，让旅顺一下感到了后背失火的痛苦。

紫禁城的喜庆被搅了。

两路日军侵犯，如果说中朝边境的九连城和凤凰城离北京还很远的话，旅顺就离北京太近了——一旦失守，跨过渤海就是天津和北京。

11月21日，李鸿章接到有生以来，措辞最严厉的上谕：

“前于初三日因旅顺防务紧要，电饬李鸿章身亲巡历，激励守御，迄今旬日，不见一字复奏。此外电询饬查之件，亦多无复电。当此军情万紧之时，岂容如此玩误。现在旅防日危，该督更无筹划，但付之‘焦急’两字。‘定远’各船，前奏三十五日修好，嗣又称起碇机器未全，已久逾前限，不意今日来电，仍云尚未配妥，“来远”亦只修一半。不知两月以来，丁汝昌所司何事，殊堪痛恨！‘定远’为该军制胜利器，今据称水道狭隘，不能展动，似与‘来远’均尚在坞中未出。倘被贼堵口，直不啻拱手赍盗矣！着丁汝昌即日前往旅坞，将两船带出。倘两船有失，即将丁汝昌军前正法！李鸿章当懔遵谕旨办理，谅亦无从再为捏饰。旅顺援兵仍着设法运送，不得因来往冒险，漠视不救也。”

电文照录，是想让读者直接感受到清廷的焦虑。可以想象，年轻的光绪皇帝在起草这封电文时的愤怒、失望、无奈之情。

毫不夸张，战争打到这会，全看旅顺的防御能支持多久了。

面对号称“东洋第一坚垒”的旅顺，日军先锋、第一师团的师团长山地元治丝毫不敢怠慢。这个性格暴戾的独眼龙将军，在离开日本前把自己的战马献给了皇室的宫内省，以示“马革裹尸”之意。在进攻旅顺之前，他的副官预先编制了一份五百人的敢死队名册，山地认为不够，副官又增加五百人，他仍说“不足”，直到增至一千五百人，山地“始颔首曰可”。

山地元治没有高估旅顺，凭借旅顺海陆一体的防御体系，只要粮弹充足，守军严防死守，绝对是进攻者的坟墓。十年后的日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他现在的手下、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担任旅顺战役的日军总司令，攻打俄军死守的旅顺，打了将近一年，日军战死5万余人（包括乃木的两个儿子），才迫使弹尽粮绝的俄军投降。

防守旅顺的清军，做好死战的准备了吗？

纸面上，清军在旅顺的总兵力为30余营，一万五千名士兵，七个统领。

一万五千名士兵是没错，不过有三分之一是驻守炮台的士兵，无法机动出战，能出动的几乎全是新募的士兵，连枪支尚不会熟练使用，有何战斗力可言！

能打硬仗的白发将军宋庆原来是旅顺的守将，但已经被朝廷当成救火队率军北上补鸭绿江的窟窿了。余下的七个将领各不相统属，北洋营务处总办龚照屿名义上是统帅，但此人胆子比老鼠还小，战斗前就借口购买粮米乘鱼雷艇先逃到烟台，后逃到天津去见李鸿章。李鸿章大怒，责令其“星夜回防”，“离旅顺一步即非汝死所”。但这样的人回去又有何用？

将领贪生怕死，底下自然士气低落。战前，旅顺“各厂工匠皆散，营兵纷出扰掠”，水旱雷兵闻之皆遁，“故虽各口伏水旱雷六百余具，未尝一发也。”

日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1月18日开始，打响了进攻旅顺的战役。

4. 连老天爷都哭了

旅顺外围的第一战，七统领之一、正定镇总兵徐邦道做了勇敢的抵抗。

战斗发生在旅顺北面的土城子，清军一反“闻炮即逃”的常态，主动发起了进攻。

日军一个军曹在日记中记录道：“敌军举着红白、红蓝旗帜，潮水般地涌来。我中队立即射击，敌军反击，战斗数小时。炮声如雷，弹如雨注，硝烟迷漫……我军苦战之状，实非笔墨所能尽述。”激战中，不少撤退不了的受伤日兵举刀自刎。

因为没有援军，恶战六个小时的清军还是退回了旅顺。

土城子阻击战，把清军所有的战斗力打完了。这以后，清军诸将对旅顺后路险要尽弃而不守。

11月21日，日军全部兵力发起总攻。枪炮声中，守军纷纷溃逃，椅子山、二龙山、松树山、鸡冠山等一座座要隘炮台插上了太阳旗。

旅顺东西两岸诸炮台中，“以黄金山炮台为第一坚固，置三百六十次（度）回转自在大炮，海面攻之甚难。”防守黄金山炮台的是总兵黄仕林的一千六百余人。黄仕林不等日军攻来，率先换上便服乘船逃走。

战后，日本随军记者龟田兹明去黄金山炮台参观，看到正门口石头上李鸿章亲笔所提“北洋锁钥”四个大字，大发感慨：“如此坚固的炮台也不能成为依靠，以致被我军占领。当然这是因为守军的怯弱而非炮台之罪。”

11月22日，旅顺被日军攻陷。这群“披着文明的外衣，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兽性大发，四天里屠杀了无辜群众约两万人。

巧合的是，平壤陷落、旅顺陷落之日，都是大雨滂沱，迷信万物有灵的日本人于是说：“这是城池陷落之泪。”——“铁打的旅顺”仅仅一天就告失陷，军港拱手资敌，军民惨遭屠戮，连老天爷都哭了！

清末著名军事理论家、曾任李鸿章幕僚的姚锡光悲愤的评价：“旅顺之防，经营凡十有六年，靡钜金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冠北洋，乃不能一日守。门户洞开，竞以资敌。自是畿甸，陪都撼扰，而复（州）、盖（平）以南遂遍罹锋镐已！”

听到旅顺陷落的噩耗，李鸿章却欲哭无泪。据李的幕僚吴汝纶回忆，“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眠，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

戎马起家的李鸿章一生，有三件得意事。第一是兴建了中兴之师——淮军，第二是兴建了东洋第一坚垒旅顺军港，第三是兴建了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

一场甲午战争，让李鸿章的心头肉去了两块：淮军不堪外寇一击，铁打的旅顺竟然不能一日守——只剩下北洋水师这根独苗了。

他不知道，北洋水师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六、日军战斗力之谜

平壤之战，溃败；鸭绿江之战，溃败；金州大连旅顺之战，还是溃败。一个蕞尔岛国，让堂堂天朝大国何其苦涩！曾经横扫六合八荒的剽悍八旗兵早已化为浮云，如今的王牌——装备洋枪洋炮的淮军，却在人数相当、武器相当的日军面前不堪一击。

个头矮小、貌不惊人的日军士兵，战斗力如此强悍，有什么奥秘？

1. 淮军的枪炮比日军先进

首先，需要纠正一个“印象派”的传统误区。前线的淮军将领吃了败仗后，无不在战后的报告上诉称“敌众我寡，枪炮不如，我军苦战”云云，而清军的总统帅李鸿章如法炮制，在对朝廷的奏折上也言必称“众寡之不敌，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一说再说，给当世和后世之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清军都是扛着大刀片和弓箭出战的，枪炮数量既少，质量也差，吃败仗也在所难免。

其实，淮军的武器装备比起日军来，丝毫不差，甚至还占上风。

枪支方面。淮军早在镇压捻军时，就基本完成了洋枪在军队中的普及，传统的冷兵器和抬枪、鸟枪都已经绝迹。实力最强的刘铭传部，因为清一色洋枪，还遭到僧格林沁手下大将陈国瑞的嫉妒，为抢夺洋枪，打了一场内讧战。甲午战争前期，赴朝的淮军，基本装备的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后膛单发枪，部分队伍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又称快枪）。如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德国13响毛瑟枪，在平壤战役的船桥里守卫战里，一度打得进攻的日军伏在地上抬不起头，日军记载道“频频发射的连发枪的子弹掠过树枝头，恰如疾风扫落叶一般”。

反观日军，甲午战争时期的制式步枪是本国生产的村田18年式单发枪，火力比之淮军大为不如，更先进的村田22年式连发枪，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才成为主力。

火炮方面，除了江南制造局自己制造的大炮常年供应军队外，淮军还装备有最先进的美国加特林机关炮、英国阿姆斯特朗和德国克虏伯式后膛炮。仅仅在1874年，李鸿章就曾购买了德国克虏伯后膛炮114门，成立了新式炮队十九个小营，用以装备淮军。

而日军在战争前期，所使用的主要是本国生产的野炮和青铜山炮，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都比清军大为不如。但是到了战争后期，日军的大炮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为提高，其中原因不言而喻：战利品。仅仅在平壤之战和鸭绿江攻防战中，日方就缴获了大炮一百余门，枪支数千，炮弹子弹无数。

日军每次战斗过后，都对缴获的大炮倍加珍惜，该换油的换油，能修复的修复，转而编进自己的炮营。不少人知道在威海卫保卫战中，日军用清军弃守的炮台，转过来打北洋舰队，但更多人不知道的是：清军炮台上那些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大炮，日军炮兵见都没见过，根本不会操作，于是刺刀一架，威逼技术娴熟的清军俘虏放炮！

我们的武器，反过来打我们自己，这是甲午战争中最最悲哀和讽刺的一幕。

2. 矮小而强悍的日本兵

甲午战争爆发后，西方舆论普遍看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清，并拿日本军人个头矮小说笑。

日本是一个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尊的民族，为了消除所谓“世人动辄说清国士兵体格大大优于我兵”的不利舆论，1894年12月，日本大本营的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惠识专门煞有介事的搞了一次“日清兵体格比较”，找出70个清朝俘虏和一万四千名日兵做了比较测试，得出的结果如下：

身高，清兵平均高六分（约2厘米）；

体重，日兵平均重1贯七百四十日（约7公斤）；

胸围，清兵大1寸五分（约5厘米）；

肺活量，日兵大5002立方厘米；

握力，日兵强10公斤。

据此，日本大本营向各部队郑重发出公告，宣称日兵的体格主要指标比清兵优越，并赞美这是因为“讲究强兵的我国卫生学所做的贡献”云云。

十九世纪的日本，还没有搞后来的“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全民健康计划，和其他民族比起来，怎么看都是一群小矮子。其实，日本人没必要在所谓体格上做粉饰文章，日军强大的战斗力，来自训练有素的作战能力和顽强的斗志。

纵观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二战的表现，日军在战略层面上并无出色的统帅，日军的强悍是体现在基层指挥官和士兵身上。

甲午战争中，不少外国军官和记者和日军随行，在他们眼中，“日本军官大多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他们严格的组织和执行能力令人敬佩。”美国记者库利曼则称日军是沉默的兵，他们在行进时没有音乐，没有旗帜，只注重实用一方，其组织极为精悍。连人夫都很勇敢，“我与非武装的人夫一块儿行进在枪林弹雨之中，使我吃惊的是他们都意气高昂，常常是边发出笑声边前进。我想如果敌人逼近，他们不但不会逃跑，反而会向敌人投掷石块。”

仔细看日军在甲午战争各个战场的战术，其实都有固定的模式。比方说进攻，炮兵对射完毕，日军会一部从战场正面主攻，散兵线前进，吸引敌人火力，牵制敌人主力，一部或两部从侧翼进攻，一部做预备队。而清军往往主力集中正面，最怕遭到侧翼进攻，一到日军吹响冲锋号，清军即告溃败，无数次战斗都是如此。

更令人恐怖的是，日军就算处于劣势，也往往能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扭转。在辽东海城的一场战斗中，数量三倍于敌人的清军固守一个村子，日军在距离村子四百米处时，因伤亡严重，队形大乱。在无侧翼包抄、无预备队增援的不利情况下，日军指挥官认为：“与其这样白白地延误时间而使士气沮丧，莫如一拥而上。”拔出军刀一声令下，日军端着刺刀，冒着枪林弹雨嗷嗷叫着发起了冲锋，清军溃退了。

战术上，这种距敌四百米的冲锋无异于自杀，就连日本的军事条令也规定，以步枪刺刀实行冲锋，须在距敌一百五十米以内。但战场不是军事教材，甲午战争的无数次战斗，面对着玩命的日军，清军的意志比他们的阵地先行崩溃了。

二战中，日本的单兵战力及和战斗意志，是世界公认的。其实早在之前，日军擅长“肉弹”攻击的恐怖名声就已经传出了。如果你认为是清军的无能成就了日本人，那么不妨看看日俄战争，号称陆军世界第一的俄国人无论从武器装备、个人体格、训练能力、战斗力甚至野蛮程度上，都堪称日本遇到过的最强劲对手。战前，傲慢的俄国人根本看不起这个“矮人国”，认为“扔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

结果，在一场又一场绞肉机一样的战斗中，日本人用伤亡近30万人的惨胜，证明了矮小的日本人，比高大的俄国人更勇敢、更能吃苦耐劳、更不怕死。

3. 死亡是如此美丽

闯进别人的家园干坏事，这种行为在中国，有个歇后语形容叫“夜猫子进宅，没安好心”。但你要是这样对日本人说，他多半会喜笑颜开：夜猫子，是种好动物啊。

的确，在日本人眼里，猫头鹰是人人喜欢的吉祥动物。

对于日本民族，不能以中国人的惯常思维去理解，否则你只会得出两个字的简单结论：变态。

甲午战争，日本人远离本土在异国领土作战，行军之艰苦、物资之困乏、伤病之多，是不难想象的。以中国人的思维，你无端侵略人家，在人家的领土里作战，怎么也会存在消极厌战、士气低落的时候。但日军似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士气的高昂贯穿始终。缺粮少水的时候，军官和士兵一起喝着稀粥、嚼着梅干行军；攻城恶战的时候，高呼着天皇万岁冲向敌人；屠杀妇孺的时候，在家乡最善良的士兵都不会手软。

是什么精神在支持着这群机器一样的军人？

让日本士兵来告诉你答案吧：“我冲锋陷阵为国捐躯的时候，天皇在看着！”

尽管日本有佛教、神道教、基督教等诸多宗教，但在日本民族骨子里，天皇才是唯一的真神和上帝。

明治天皇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第一句就是：“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与刀》里所写：只要天皇下令战斗，日本人就会毫不犹豫的战斗到死，哪怕手里只有竹竿。

日本是全民义务兵制，每个士兵“光荣”的入伍后，军官会告诉你，战争是残酷的，你要有死的觉悟。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怀着必死之心已经称得上最勇敢的战士。但对于喜欢走极端的日本军人来说，怀着必死之心还不够完美，怀着“已死之心”才算圆满。

“从踏上战场的那一刻，我已经死了，我的身体是为了这个信念而活着，而战斗。”听上去是不是觉得没有逻辑？但这正是日军疯狂战斗的精神来源。

平壤之战，清军丢盔卸甲溃逃了，日军的随军记者从堆积如山的遗弃物资里，找到一封清军将领妻子的书信，信中妻子劝年事老高的丈夫不要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日本记者如获至宝，将此书信登在日本报刊上，以示清军大将的懦弱，招来国民一致嘲笑。的确，日本的妻子不会这样劝慰丈夫，她们会流着泪说：“请光荣的战死，拜托了！”

同样是甲午战争的战地家书，来看一个日本父亲写给儿子的：“万里客土，日夜冒冰雪。虽强健者不能免，况汝蒲柳之质，一朝伤寒，不死敌而死病，使余失嗣子，以永绝先祀。不幸孰大焉？”护犊之情尽显，但接着话锋一转：“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何惶区区忆亲思家乎？”

日本民族普遍有一种悲剧情结，结局越是“死亡、绝望”越受欢迎。他们钟爱的文学作品，从《源氏物语》到川端康成、夏目漱石无不如此；他们最喜欢的历史人物，不是圣德太子、德川家康这些成功人士，而是织田信长、坂本龙马、西乡隆盛这些壮志未酬者；他们的影视作品，千百年来一拍再拍，观众百看不厌的《忠臣藏》（《赤穗四十七士》），叙述的是四十七个武士为主报仇后集体自杀的故事，日本人边看边叹息：这才是人生。

中国人喜爱象征富贵团圆的牡丹，日本人则喜欢忽而怒放忽而凋谢的樱花。

日军钟情白刃战，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二次大战，日军的步兵操典里都把白刃战作为重要的战术，作战最关键的时候，需要端着刺刀向敌人冲锋，这种面对死亡的冲锋在日本人的美学观里，和樱花的凋谢很相像。顺便说一句，一直到今天，日本自卫队还固执地保留着白刃战的传统科目训练。

最后，来看一首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军歌，单看歌词，古朴平实中带有浓烈的悲情色彩，而这却是货真价实的日本军歌，岛国的士兵，就是哼唱着这样的歌声，以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疯狂，冒着风雪攻克了大清一座座城池。

雪的进军

雪中进军踏冰行，河川道路不复知。

爱马冻毙情难易，怎奈周遭皆仇敌。

敢来大胆烟一服，闲得二人吐云烟。

湿木青枝半熟米，差强人意野人家。

难忍冰冻三尺寒，烟熏原来樵柴生。

易容正色功名话，酸嚼生津干乌梅。

衣单体寒歌正欢，背囊为枕衣为被。

背中体暖化冰雪，谷壳为褥皆尽湿。

夜深难结露营梦，明月寒光入帐来。

此行捐躯从军征，陷阵今番意不归。

不使运拙阵前亡，恤兵真锦皇恩藏。

气行渐微弥留际，义无反顾不归路。

4. 日军眼里的清军

战后，因为割地赔款深感愧疚的光绪皇帝，下了道罪己诏，说到军事上的失败，悲愤难以抑制：“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

光绪皇帝说的很中肯，纵观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只能用窝囊和无能来形容。不仅仅是战争后期临时拉壮丁招募的新兵，连有着战胜太平天国和捻军历史的淮军，也在现代化军事素养和为天皇而死的日军面前，显得不是一个级别的较量。

淮军高级将领多是“老成宿将”，暮气沉沉，军事思想守旧、落后，拿着新式武器却还是沿用剿匪的老路数，当看到自己的一阵炮、一排枪并没有吓倒眼前的倭寇时，阵型就开始混乱。一败再败之余，不知道检讨自己，只会慨叹“倭人凶顽狡诈”。

日军对自己的对手，是什么评价？

下文来自一封日本基层军官写给上级的书信。信的作者是参加金州旅顺战役的骑兵副官稻垣三郎，后来书信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成为难得的军事史料：

步兵。经常是200到500一群，大旗两面，6厘米炮两门，携带的兵器全是毛瑟枪、格拉枪等优良步枪。旗帜挂在长10米的大竿上，有10平米大，进退常用此旗指挥，所以向洼地行进时，根据先出现的旗帜就可知道他们兵力的概要。战斗时一列横队，队中有喇叭长达两米，其声音类似我国卖黏糕吹的小号，进退时必吹。他们常用的队形是在散开的一队中挥舞大旗开火，开火为随意设计，没有一齐射击，他们的队形到处都有薄弱的一线，没有预备队。只有指挥官的护卫在散兵线后方，退却的时候，护卫队先退，散兵则无秩序的溃逃。不善于射击，其子弹多从头上跳过。他们不考虑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一律站着射击，对乱用弹药并不介意，一看见敌人在2000米远的地方也开火，向斥候开12厘米的大炮也在所不惜。从不主动出击，主要是防御战。他们非常害怕我军的大炮，俘虏也说最可怕的武器就是大炮。

骑兵。携带的武器为单发枪，也有连发枪，同时身背大砍刀、佩刺刀，绝不携带一般战刀。他们的马匹矮小不适合冲锋，但长于山野行走，比我国要胜过好几倍。战法为马上射击，不会袭击。一旦接近则防御无术，因为他们的刺刀不利于近战，接战时，我骑兵可斩杀四倍敌人。马蹄铁和日本的相似，很是坚固。

炮兵。拥有极其锐利的兵器，克虏伯式山野炮为野战军的常用武器，如果他们能善于利用则为最可怕的东西。然而他们的技术并不高超，所以炮弹无一命中。他们的榴散弹多不炸裂，所有的炮弹全部毫无节制的放完。在炮列的位置上必定树起大旗，正好成为我军的目标。

炮台。构造、炮体的形状、防御的配备视为完全，几乎没有一点纰漏，我曾经参观过国内“观音崎”的炮台，觉得旅顺的炮台大为胜过我们。

总之，清兵的武器都很好，不过他们每个营的枪支都不一样。完全不使用白刃战，清人的个头都将近6尺，清人看我为侏儒也并非谎言。然而在勇气这一点上，则远在我军之下，每当白刃战时，他们都把上了膛的枪支扔下一溜烟的逃跑了，他们的武器也与技术不相适应。他们因为勇气不足绝不以白刃战决雌雄，单单指望火力优势为唯一的决战手段。所以有好机会也不冲锋，更不追击。他们没有背包，没有像我军用的背负式弹盒，而是在布袋上缝了许多子弹巢。他们穿着和居民一样的衣服，穿着中国式的长靴，从军时只在外边套一件有标记的制服。

这封书信充斥着对清朝官兵的蔑视和对日军的誉美之词，但比起大部分清军将领浮词虚饰的奏折战报，这个日本下级军官的描述显然更接近真实。

七、威海卫，沉没的北洋水师

2005年4月，一艘按1 ∶ 1复制成功的“定远”纪念舰在肃穆的气氛中，缓缓驶进威海卫港口，汽笛长鸣……对中国“重生”定远的新闻，日本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做了大量报道。

110年前，在死守威海卫的战斗中，这艘不屈的铁甲舰身受重伤，被丁汝昌忍痛下令炸毁。她的姊妹舰镇远则命运多舛，在丁汝昌殉国后，不幸被俘获挂上了太阳旗，在日本海军服役满后被拆除，两只铁锚被长年放置在日本长野公园展览，1947年被中国海军索回，现存军事博物馆。

两艘铁舰，两段伤心史；一介军人，一缕报国情。

1. 从“猛虎在山”到“龙困浅滩”

旅顺失陷，渤海门户洞开，株守在威海卫的北洋水师最后时刻到了。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遥相对峙，同为拱卫渤海湾之门户。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僻的渔村，明洪武年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设立了卫所，威海卫由此得名。

与旅顺一样，威海卫地势险要，刘公岛、日岛等处建有海岸炮台25座，全部装备德国克虏伯式和英国阿姆斯特朗式新式大炮，堪称台坚炮利。陆路守军近万人，由淮军宿将戴宗骞统领。

旅顺失陷后，威海卫的海陆指挥官丁汝昌和戴宗骞接到了李鸿章一封来电。

“……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戴宗骞）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及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进，多储良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

对敌人的畏惧，对淮军的失望，对水师的珍惜，对失败的愤怒，在这份短短的电文中显露无疑。电文的最后对部下说到“汝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这样的地步，只能说明老中堂已经气急败坏到极点，也实在没辙了。

李鸿章的作战方针很明确：不出击，保军舰，拼死防御。

早在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已经对海上决战失去了信心，他多次指示丁汝昌：“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使倭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

身为最忠实的部下，丁汝昌完全按照李鸿章的指示办事，不过，在“游弋”中，一个意外的灾难降临了。

11月14日早晨，北洋舰队从旅顺“游弋”完毕，返航威海卫。在各舰鱼贯入港时，镇远号不幸偏离航标触上暗礁，船体严重受损。虽紧急赶修，只能勉强堵上漏水，丧失了出海作战的能力。

镇远与定远这两艘姊妹战舰，是北洋水师的王牌。没料到在战局最关键的时候，平白损失一只，舰队更只能困守在威海卫港内了。镇远管带林泰曾自认失职，忧愤之余选择了服毒自杀。

又一个优秀的海军将领殉职了。

林泰曾是林则徐的侄孙，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高材生，并和刘步蟾、严复等一起，成为中国第一批赴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林泰曾性格沉毅，不苟言笑，治军严明，深得属下爱戴，他的负疚自杀让北洋水师的所有人伤感不已。

1895年1月20日，日本三万四千六百人“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护航下，在山东荣成湾登陆。上岸后，日军兵分两路，对威海卫后路上的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发起了攻击。

清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后，南帮炮台失守，但日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除了死伤二百余人外，步兵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被北洋水师舰炮击毙，这也是甲午战争中战死的日军最高将领。

陆路统帅戴宗骞镇守北帮炮台，但手下士兵毫无斗志不断溃散，最后“全台只剩十九人”，戴宗骞愧愤自尽，算是对李中堂的那封电文有了交代。日军则兵不血刃占领了北帮炮台。

至此，威海卫后路尽失，北洋水师蜗居在港口，依靠最后一个据点刘公岛，开始了最后的抗争。

猛虎在山，成了龙困浅滩。

刘公岛保卫战，从1月30日到2月11日，前后共打了13天。不要小看这区区13天，甲午战争中，面对日军的进攻，清军没有哪支要塞的守军能支持两天以上的，北洋水师用这个苦涩的成绩，再次证明了他们是清朝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事力量。

日本联合舰队从海上进攻，“山东作战军”从南帮炮台开炮夹击，丁汝昌和北洋水师身陷重围，困兽犹斗。

2. 两封奇绝的劝降书

自古两军作战，谁都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劝降书也就应运而生。

威海卫被困之际，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给老朋友丁汝昌发出了一封劝降书，几乎与此同时，北路辽东战场新上任的清军统帅吴大澂也对日军发出了劝降的檄文。细读两封风格迥异的劝降书，我们不难看出这场战争之所以失败的部分原因。

先看吴大澂的劝降檄文：

“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训练三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

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岛圭介（当时中国人普遍以为的日军司令）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

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

吴大澂时任湖南巡抚，看到淮军屡败，所以积极向朝廷奏请“统率湘军赴朝督战”，清廷也想换换手气，当即同意他统帅湘军北上。吴大澂是个造诣很深的金石学家，打仗完全是外行，但居然能写出这么牛气冲天的檄文，把自己当做诸葛亮。结果如何？湘军屡战屡败，甚至还不如淮军，六日之内，牛庄、营口、田庄台三个重镇失陷。吴大澂羞愤之下欲拔剑自刎，被左右阻之，不禁长叹一声：“余实不能军，当请严议。”清廷以其“徒托空言，疏于调度”，下令革职，永不叙用。

再看看伊东祐亨的劝降书：

“大日本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

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绝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贲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谨布上闻。”

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我们无法知道丁汝昌在看到这封书信后的表情和感受，只是知道他拒绝投降，并把信上交给了李鸿章。

与吴大澂充满豪言壮语的檄文相比，这封劝降书的立意、文法，堪称奇文。日本人对本国的崛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对清朝的弊病如此洞悉，实在让人慨叹！

吴大澂在晚清的官场上，清廉务实，勇于请缨，已经算得上是一流的能吏，但对于世界、对于日本的认识却幼稚可笑到极点，殊不知风水轮流转，日本的现代化程度早已超越了诸葛亮。

关于吴大澂，还有件轶事值得一说。因为对失败内疚，《马关条约》签署后，罢职在家的吴大澂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称愿意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三千多种古董，用来“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张之洞回电：“以古器文玩，抵兵费，事太奇创，倭奴好兵好利，岂好古哉？”虽然吴大澂是书呆子气的离奇想法，但他勇于为国分忧，足以令人尊敬。

3. 最后的铁甲舰

2月5日子夜时分，日军两个鱼雷舰队共10艘鱼雷艇，趁着夜色偷偷溜进了港口，在接近北洋舰队时被发现，在清军猛烈的机关炮扫射中，一艘鱼雷舰冒死驶近了定远，连发两颗鱼雷，自己却被定远的巨炮直接命中机舱，死伤惨重。同时，定远舰底被鱼雷准确击中，海水疯狂涌进，舰身逐渐倾斜。定远赶紧砍断锚链，在刘公岛岸边的沙滩上搁浅，避免了当场沉没。

祸不单行。继镇远之后，北洋水师的旗舰也丧失了出海作战能力。

对于命根子一样的军舰，李鸿章一直念念不忘，威海卫被围之前，他电示丁汝昌：“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丁汝昌认为，在日舰的夹击中，北洋舰队很难安全退走，而且担心影响陆军士气。他复电李鸿章称：“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

定远搁浅后，两艘最有威力的铁甲舰只能作为水上炮台使用，冲出重围的最后一线希望丧失了。

见到鱼雷艇偷袭奏效，伊东祐亨重施故技，频繁派遣鱼雷艇进港偷袭，击沉了北洋水师的另一艘主力舰来远号，靖远舰则重伤搁浅。但直到这时，丁汝昌还没有丧失斗志，还在指挥将士死守，等待援军。

给丁汝昌最后打击的事情发生了。2月7日，北洋水师的15艘鱼雷艇和汽船，由管带王平领头，结伙逃出港口，结果受日舰追击，除了逃走两艘外，都被击沉或触礁搁浅，最后成了日军的俘获品。

一支完整的鱼雷舰队临战脱逃！这起事件对北洋水师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当晚，大批官兵拥到海军公所门口，哀求丁提督给条生路。时任营务处总办的罗丰禄在家书里哀叹道：“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罗丰禄是和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一起出国留学的北洋水师精英，连他也对战局如此灰心丧气，何况普通士兵？

进无以战，退无以守。丁汝昌在彻底绝望中，下达了炸毁定远的命令。

为了不资敌，亲手炸毁舰队的旗舰、北洋水师的骄傲，对于和定远朝夕相处十年之久的海军总司令来说，是个过分残忍的命令。

2月9日，定远舰被装上棉火药点燃弹药舱，一声巨响过后，定远的巨大身躯断为两截，缓缓沉入大海。当晚，定远管带刘步蟾在极度悲愤中自杀，又一个海外留学生、北洋骄子选择了“舰亡人亡”！

刘步蟾，福建侯官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5年被送往英国留学，得到英国海军届的一致好评。回国后参与组建北洋水师，任定远管带。因为熟悉海军业务，他是北洋水师中公认的领袖级人物，黄海海战中丁汝昌受伤，他代为督战，指挥有方英勇不屈。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接到了李鸿章命令突围的电报，禁不住苦笑一声：港外日舰遍布，北洋水师余下的各舰皆受重伤，弹药将尽，如何突围？这时，得知援军无期的水陆兵勇再次聚集在门外鼓噪，丁汝昌下令将镇远炸毁，“众水手只顾苦求，无人动手”。

灯下写完遗书后，丁汝昌长叹一声：“与舰偕亡，臣之职也。”吞下鸦片膏，弥留到第二天清晨才痛苦死去，镇远新任管带杨用霖和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也随之自杀殉国。

丁汝昌死后，由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主持，一纸以丁汝昌名义的降书，送到了日军旗舰松岛号上。降书称：“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生灵，愿停战事，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

2月17日上午8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高悬军旗，鱼贯进入威海卫港。北洋水师最后十艘军舰：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降下了大清龙旗，升起了日本旗。

下午4时，一艘被拆除了舰炮的军舰——康济舰，孤独的悬挂着黄龙旗，在凄风冷雨中，徐徐驶离威海卫开往烟台。船里载着威海卫余下的清军海陆将领和洋员，在这些活着的人中间，是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冰冷的灵柩。

北洋舰队覆没了。

4. 日军鸣炮，为丁提督送行

“两军雨泣咸惊疑，已降复死死为谁？可怜将军归骨时，白幡飘飘丹旐垂。”这两句诗出自清代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降将军歌》，黄遵宪对丁汝昌之死发出感慨：已降复死死为谁？

关于丁汝昌是死前写好降书，还是死后被手下假借名义投降，史料纷纭，到今天还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身为一国海军司令，丁汝昌用自己的生命为失败殉职，就算不是英雄，也无愧于军人之称。

丁汝昌是个标准的军人，他是安徽庐江人，早年家里贫穷，参加了太平军程学启部，后随程归降湘军，凭借战功，从哨官、千总至总兵。因为深受李鸿章器重，被任命北洋水师提督。

出身陆军而统帅海军，丁汝昌未尝不受到别人冷嘲热讽，黄海海战失利后，丁汝昌遵照李鸿章指示“避战保船”，更成了朝野千夫所指的对象。如果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替罪羊，丁汝昌就是李鸿章的替罪羊。

威海卫之战，丁汝昌是被摘了顶带、罢了官职的“戴罪之身”。自杀并没有换取朝廷的同情，丁的灵柩运到烟台后，刑部用三道铜箍把棺材捆，并涂上黑漆以示棺主戴罪。棺材运回丁氏原籍后，不准进村，不准下葬，等待朝廷最后判决。丁夫人忍受不了侮辱，吞金自杀。 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经丁汝昌当年手下萨镇冰等人的力争，清廷才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作为台阶，恢复丁汝昌官衔，恩准其遗骸与夫人合葬。

对丁汝昌的尊重，居然来自他的敌人。

威海卫之围，丁汝昌自杀后，降书送到日本旗舰。日军诸将都建议除了缴获军舰外，把清将也全部擒获。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却力排众议说：“丁提督，清国海军名将也。自居北洋水师职以来，辛苦经营，十年如一日，而今日之战术又有所可观。其伎俩绝非可侮也。”出自对丁汝昌自尽的敬重，伊东答应了遣送中国官兵返国的要求。

当载着丁汝昌灵柩的康济舰驶离威海卫军港时，日本联合舰队一片肃然，鸣炮致哀。

在“高千穗”舰服役，参加过黄海大东沟海战的日本海军大尉、子爵小笠原长生，在战后一次演说中，评价了“日清战争”中的丁汝昌：

他和其他中国将帅略有不同，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

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对此，日本则以义而攻之，以义而受其降。这样，于敌于我皆表现出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我想这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刘公岛上的士兵也和其他中国士兵不同，虽说善于防御，但主要还是由于丁汝昌平素重义爱兵所致。

据敌人报道，丁汝昌死后，他的投降书据说是别人写的。按照丁汝昌的想法，到最后不能再战时，先捣毁炮台，破坏军舰，然后投降。但丁汝昌死后有些西洋人说，如若那样，日本人脾气暴躁，不知会遭到什么样的虐待。因此，据说才写了丁汝昌的名字，送上投降书。有的西洋人对此非常愤慨，把这件事向报馆投稿，指出这实在是万不应该的做法，太可怜了。他既然是那样的铮铮勇士，到死后名字却受到如此玷污，丁汝昌决不会作那种投降。他是抱着炸毁全部军舰，破坏所有炮台，拼自己一死以挽救士兵生命的想法而进行殊死防御的。

丁汝昌对敌人也非常重义的，如所周知，二月五日晚，我鱼雷艇击沉了敌军旗舰“定远”号，当时丁汝昌正坐乘该舰，我鱼雷艇在离八百米的距离，不断遭到炮击，鱼雷艇的蒸汽机被击中，舵手全部战死。由于炮火越来越激烈，于是其他船员便把尸体扔掉，自己逃走。以后打捞尸体时，丁汝昌说：“这虽是敌人，但系忠义之士，应该以礼相葬。”因此特派海军士兵随同守卫，如果若是其他中国人，不知会对这些击沉“定远”号的最可恨的敌军士兵如何残忍对待。我想这些事实正是重义的做法。对敌人竭尽防御之策，危急关头身先士卒，最后从容就义。

对丁汝昌致以最深切敬意的，是镇远号上的洋帮办——美国人马吉芬。

马吉芬回到美国治伤后，在《世纪》杂志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温和的绅士，他迫于滥命和强敌作战而一败涂地。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老英雄当时的感情究竟如何？”

做了右眼摘除手术后，情绪不稳的马吉芬在一家医院举枪自杀。

那一天是1897年2月11日，正是他的老上司丁汝昌在刘公岛自杀的两周年忌日。

八、马关，一个民族的伤心地

一个寂静的清晨，留着花白辫发的大清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上路了。他所乘坐的德国商轮公义号，即将开往一个令他一生痛感耻辱的地方——日本马关。他带去的，是一个没落王朝的尊严，返航时，他将带回一个民族的巨大耻辱。

五年后，清末诗人吴保初东渡日本，舟过玄海滩，慨然吟道：“舟人那识伤心地，遥指前程是马关。”

1. 迁都抗战，清廷有这个勇气吗

旅顺和威海卫的相继失陷，标志着日军通往天津、北京的门户已经打开。军事上，清军已经证明了远不是日本的对手，西式武器装备的淮军每战必败，耗费巨资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谁都明白，北京是守不住的。

摆在清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迁都抗战或者忍辱求和。

放弃北京，迁都西安，坚持抗战，这个看上去坚强不屈的建议是当时不少主战派官员提出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帝师、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龢。

无论个人恩怨（李鸿章当年参倒了翁同龢的哥哥），还是政治主张（一个是洋务派，一个是清流派），翁同龢都是李鸿章官场上最大的敌手。甲午战争期间，主持军事的李鸿章屡遭败绩，翁同龢更是不遗余力加以攻击。李鸿章主张委屈议和，翁同龢则力陈“迁都再战”。事实上，翁同龢一力主战，完全出自书生意气，这也是“清流派”的通病，谈起国事慷慨激昂，办起实事却百无一用。翁同龢为官清廉，在后世的名声远远胜于李鸿章，但时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大同小异。清廷重臣荣禄在甲午战争期间评价两人说：“常熟（翁同龢是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合肥（李鸿章）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

那么，迁都西安抗战有无胜算？

从战略上说，凭借国土的广阔战略纵深，用空间换时间，和敌人进行持久抗战，二战中中国、苏联都成功的证明了这一点的可行。拿甲午战争来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地大物博，资源、兵力远在日本之上，如果全国咬紧牙关齐心抗战，加以西方列强绝不会坐视日本一家独大，国事尚有可为，不是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做了一次著名的“论持久战”讲演。但抗日“持久战”的观点，其实是甲午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首倡：“有钱赔款，不如用兵两年。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

另一个封疆大吏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提出了“迁都、勤王”的主张：“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

至于清朝前线将领，虽然屡战屡败，但都是清一色的主战派。辽东前线的老将宋庆致电：“愿与天下精兵舍身报国。”

再看看日本。到1895年3月，侵华战争已经打了8个月，小小岛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已消耗殆尽，甚至连最强硬的主战派、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需固已告缺乏。”中国战场上，侵华的两路日军，因为巨大的战争消耗都处于休整期。日军尽管在直接战场伤亡不大，但疫病、冻伤等非战斗减员很多，据统计，日军参战的7个师团，伤亡减员达三万多人，其中死亡和残疾就达一万七千人。因此，日本巴不得早日议和成功，威逼清朝割地赔款。

决定权在两个人手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年轻的光绪皇帝一向对外面的世界很感兴趣，他经常召见驻外公使询问国外风情典故。不知道他听说过这段故事没有——

1812年，如日中天的拿破仑率六十万大军入侵俄罗斯，俄军抵抗不住，死伤惨重，拿破仑一口气打到了莫斯科。但进了城后，拿破仑吃惊的发现：这里没有他期待中沙皇派来的求和使者，而是一场俄罗斯人自己点燃的漫天大火！大火烧了整整一周，昔日美丽的城市成了废墟，法国士兵在这里找不到一块面包可以充饥。

拿破仑派出了议和使者，逃亡中的沙皇亚历山大回答：“只要俄国疆土上还有一名法国士兵，就不议和！”冰天雪地里，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退，在沿途俄军和游击队的打击下，法军一溃千里，最后只剩下1万多名士兵活着回到法国。

光绪和慈禧有勇气火烧北京吗？有决心和侵略者抗争到最后一刻吗？

答案是明显的。迁都抗战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在爱新觉罗氏眼里，维持满清的统治才是第一位。舍弃北京，不仅仅意味着舍弃历代皇帝的寝陵，舍弃奢侈腐化的生活，更会影响到全国的统治。比起割地赔款，清廷更加担心皇帝宝座的不稳，担心汉族人民的起义，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例子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而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没有错。全国人民对侵略者是痛恨的，自从日军踏上国土的一刻起，所到之处当地人民无不奋起反抗，但对于“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腐败到极点的大清政府，老百姓实在鼓不起忠君爱国的念头。真要迁都抗战，天下大乱，势必出现第二个太平天国、第二个捻军，恐怕日本人未败，清政府先亡。

对于清廷来说，只有一条路好走：求和。

2. 流产的计划：奇袭日本东京

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孤岛，虽然资源缺乏些，环境恶劣些，离大陆文明圈远了些，但有了大海这个天然庇护所，大陆上再怎么翻天覆地战火纷飞，也烧不到日本列岛。

几千年来，基本是只有日本侵略别人的份，这就好比做坏事而不被惩罚，更助长了日本的气焰。

令人惊奇的是，甲午战争期间，清朝驻欧洲使节宋育仁竟然筹划了一个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

说起宋育仁，四川所有的媒体人都熟悉这个名字，他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思想家、活动家，四川报业的鼻祖。

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在伦敦，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因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远在异国的宋育仁非常关心战事，他曾上书清廷，目光敏锐地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

获悉中国军队屡遭败绩后，见多识广的宋育仁突然萌发了一个军事奇想：募兵奇袭日本。他和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三人秘密制定了计划：购买五艘英国兵舰，十艘鱼雷快艇，再招募两千名澳大利亚水兵，组成一支足以一战的舰队，出发后假称是保护澳大利亚商队的舰只，从菲律宾北上，奇袭日本长崎和东京。

宋育仁在《借筹记》里记录道：“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洲距南洋最近，颇为震动，商会发议，举办属地水师一旅，以资保护，庵洁华特暗联议院同党主行其议，而以此谋所购一旅假名于澳洲商会所为，仍挂英旗出口，则局外无嫌，而踪迹不露。”

文人的特点一般是谋事有余，成事不足。但宋育仁不一样，计划订好后，他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立即开始行动。他和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二百万英镑、另借战款一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此后，募兵、购买枪支弹药，一应俱全，奇袭队司令人选也定好了：前北洋水师副提督琅威里。

英国海军军官琅威里是北洋水师初建时，清廷高薪聘请的总教习，精通海战，治军严格，后因不满朝廷提拔刘步蟾而被迫辞职，请他做奇袭队司令当然最佳不过。

筹备工作完成了，宋育仁自称“炮械毕集”，信心十足只等朝廷命令了。不料，公使龚照瑗返职回来查知此事后震怒不已，立刻以“妄生事由”电告清廷阻止。

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兼亲信，虽然一句英语不会，但有一个长处：死心塌地。他在伦敦担任外交官的任上，做了两件令清廷大为满意却令后世痛恨责骂的事：一是阻止了宋育仁的奇袭日本，一是雇佣侦探绑架了孙中山。

收到龚照瑗来电，清廷大为震惊，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

召雇佣兵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回国途中，宋育仁“抚赝私泣，望洋而叹”。

从技术上看，假借澳大利亚商队奇袭日本的可行性无疑是有的；从军事上看，只靠5艘兵舰和10艘鱼雷艇，装载着2000名外国雇佣兵，进攻长崎和东京，基本是飞蛾扑火。但哪怕对着日本本土只开一炮，放一枪，也足以让日本人惊魂，长中国人士气。

一介文士，却能出此惊天奇谋，数百年后读到这段往事，仍觉心潮澎湃。

不过，宋育仁不是“借兵奇袭日本”的中国第一人。早在三百年前的明朝万历朝鲜战争中，朝廷就有过“借暹罗兵奇袭日本”的打算。

万历二十年（1592年）九月，暹罗国使者握叭喇来北京朝贡，听说日本侵朝的事后，向朝廷自告奋勇：愿意回国督率暹罗兵从海路袭击日本。

暹罗是泰国的古称，早在元时就向中国朝贡，明朝建国后，暹罗国听从了太祖朱元璋的招谕，于洪武四年开始朝贡，进献大象、黑熊、白猿、六足龟等奇异动物，算是明朝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朝贡国。

不过，军事上来说，暹罗还是比较落后，只有水军力量相对较强，据《明史》记载：“（暹罗）风俗劲悍，习于水战。大将用圣铁裹身，刀矢不能入。圣铁者，人脑骨也。”

当时明廷已经决定援救朝鲜，但苦于兵力不足——最强的野战军李如松的辽东骑兵正在宁夏平叛，一时无法抽调。暹罗使者的建议好比天上掉馅饼，立刻得到了很多明朝主战派官员的响应，朝野一时称为“奇策”。其中，兵部尚书石星和后来担任朝鲜经略的宋应昌，都强烈支持借暹罗兵袭击日本的计划。

不过，反对的声音也不少，主要还是顾忌暹罗人如此热情的用意所在。确实，历史上暹罗也曾遭受过日本倭寇的侵扰，但总的来说和日本是井水不犯河水，能主动提出出兵袭日，对明朝来说也算比较意外。我们无法知道这个大胆的建议是出自暹罗国王的授意，还是使者的自我邀功，最关键的是：暹罗出兵的可信度有多高？考虑到“夷心难测”，明神宗朱翊钧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个奇计。

就这样，相隔三百年的两次“奇袭日本”计划，全都在纸面上夭折了。

3. 春帆楼，大清是条美味的河豚

3月19日清晨，“清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经过五天的行程始抵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开始了他一生最痛苦的和谈。

和谈的地点选在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家名叫春帆楼的著名河豚店。

虽说马关是日本最出名的河豚盛产地，但两国和谈会议，选择一个河豚店做会场，多少有点不够庄重。不过，这个地点是日本首相、和谈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定的，他酷爱吃河豚，连“春帆楼”的店名也是他亲自取的。伊藤博文爱美食爱美人不亚于爱权力，在当时是出了名的，“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这句话相传就是出自他的口中。

一边品尝美味的河豚，一边肆意欺凌战败国，对伊藤博文来说，可谓双重的快感。在日本人眼里，战败的大清，就如同一条无毒而美味的河豚吧！

3月20日到3月24日，中日全权大臣在春帆楼二楼的一个房间进行了三次会谈。这不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第一次见面，十年前的“天津条约”，他们就是和谈的老对手了。只不过，这次的和谈并不平等，而是签署屈辱的城下之盟。

针对李鸿章迫切提出的停战请求，伊藤博文抛出了酷苛的条件：日军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停战限期内由中方承担日军军费。

让日军占守天津、大沽、山海关，岂不是相当于在北京的喉咙上架上一把刀吗？李鸿章当场失色，连呼：“过苛，过苛！”北京的回复也是“万难照办”。

伊藤博文其实玩的是一招声东击西，明知中方不可能答应，逼中方打消停战的念头，因为下面即将提出的和谈条件，需要拿“继续战争”做恐吓。

三天的和谈中，日方态度趾高气昂，咄咄逼人，一步步盘剥中方。作为战败国求和使者，李鸿章委曲求全，只能在言辞中尽力维持大国的气度，列席会议的陆奥宗光评论道：“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尽管他是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是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

谁也没想到，一个意外突然发生，差一点毁了日本的如意算盘。

3月24日的和谈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返回住宿地引接寺，没料到路边窜出一个日本青年，用手枪对准轿子里的李鸿章开了一枪，子弹击中李鸿章的左颊骨，当场血流不止，好在并不致命，“眩晕时许复苏”。

李鸿章赴日乞和，背负着国内无穷骂声，忍耐着日本人无穷羞辱，这一枪反而让李鸿章舒了一口气：“此血可以报国矣。”

凶手小山丰太郎被当场抓住，此人是一家名为“神刀馆”的武馆成员，他在法庭上公开宣称了刺杀李鸿章的动机：“日军放弃占领北京是意味着日本的耻辱，目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原来如此：他是出于“无法扩大战争”的义愤，才出手行刺！一介平民，却如此的“位卑不敢忘忧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狂热的国家？

伊藤博文闻讯大怒，几年前的警备巡査津田三藏刺杀俄国皇太子事件就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现在好不容易清朝上钩，媾和在即，却又来一次愚蠢的刺杀！说来有报应，伊藤博文命中注定和刺杀事件有缘——1909年，他在哈尔滨车站遭遇朝鲜志士安重根的行刺，有区别的是，安重根比日本两个刺客的效率更高，伊藤博文身中三弹当场毙命。

李鸿章被刺事件，让日本很是狼狈，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同情受伤的七旬老翁，谴责日本是野蛮的国度。日本一方面唯恐李鸿章就此离开日本终止和谈，到手的鸭子飞掉；一方面担心列强乘机干涉。所以极尽慰劳和关怀之能事，稳住李鸿章。天皇亲自敕令严惩凶手，山口县知事和县警部长请罪辞职，小山丰太郎最后被日本法院判无期徒刑。

3月29日，日方主动宣布无条件休战，但已经派军出征的澎湖列岛和台湾不算。

4月1日，日方把精心准备好的和谈条约草案交给中方。条约中要求中国将奉天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亿两。（库平银是清朝国库收支使用的标准货币单位，3亿库平银相当于5.1亿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八千万日元）

日本人狮子大张口，这个割南北两地兼赔巨款的草案让清朝君臣几乎要疯了！在北京，光绪皇帝和群臣对战和争论不休，但没人能拿出一个可行的主意。在日本，伤愈重回谈判桌的李鸿章却再受凌辱，第五次谈判，伊藤博文拿出修改过的条款节略，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对话——

伊藤：“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难道不许辩？”

伊藤：“辩只管辩，但我主意不能稍改。”

……

和第一次的草案相比，日方为了不刺激西方列强，赔款减少了一亿两，奉天省南部的割让地也做了少许让步。伊藤博文拿出的条款节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平银二亿两；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五、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

（注：条约签署后，因触动列强利益，日本遭遇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被迫退还辽东半岛给清廷，另向清廷索赔三千万赎辽费。）

这是一个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全权”的李鸿章实在不敢担负签字全权，他和北京的最后几封电文值得一看。

13日李鸿章电：“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乞速请旨，电饬遵办。”

14日李鸿章电：“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

14日北京电复：“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最后谕旨来自光绪皇帝，做出这个屈辱的决定对于一心图强的年轻皇帝并不容易。时在北京的官员易顺鼎，在笔记中记述道他的见闻：“……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4. 李鸿章，一个王朝的殉葬者

马关的一个月，是李鸿章一生引为奇耻大辱的日子，当他带着割地赔偿的耻辱条约和脸上的枪伤离开日本的时候，他发誓“终生不履日地”。

一年后，李鸿章出访美国途中到长崎换船，换船就要先上岸，但李鸿章拒绝再次踏上这块耻辱的土地，最后，手下只好在两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扶着颤颤巍巍的老爷子，冒着掉进海里的危险换船。

尽管无论从形式还是实质，李鸿章只是一支签字的笔，但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沸腾，“国人皆曰李鸿章可杀”。为平息舆论，李鸿章也因此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闲散在家。对此，李鸿章郁愤不已：“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李鸿章说错了，他的“名节”还没被彻底扫尽，还有屁股上的屎等着他揩。

1900年7月17日，77岁高龄的李鸿章受清廷特派，从广州登船北上再次收拾八国联军侵华的残局，送行的官员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摇头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回到住处后，大口吐血。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享年78岁。据一直服侍身边的幕僚周馥回忆，李鸿章死时，“目犹瞠视不瞑”。

李鸿章是这样评价他自己的：“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大清这间破屋的裱糊匠——何等精辟的比喻，能看清自己看清世界，可惜生不逢时，奈何？

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充满争议的人物，多数人遗忘了他的效法西方，遗忘了他的洋务变法，遗忘了他的勇于承担，只记得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

李鸿章不是英雄，那个黑暗的时代中国没有英雄；李鸿章不是卖国贼，他所效忠的是一个无法挽救的国家。他只是一个时代最悲剧的符号，一个没落王朝最忠诚的殉葬者。

后记

这是一本写中日古代历史的闲书。

说闲书，一是不敢自居为学术著作，有那么多史学先贤的巨著在前，写史是件自不量力和自讨没趣的事；二是不愿赋予太多说教色彩。我的本意是写一本历史类杂记，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叙说一些鲜活有趣的轶事，重现一些生气凛然的人物，间杂一些蜻蜓点水的个人偶得。

既是闲书，自然希望写得轻松惬意些，只不过，写着写着我就不可救药地入戏了。

刘仁轨、胡宗宪、戚继光、李如松、左宝贵、邓世昌、丁汝昌、李鸿章，这些有资格名垂史册的，还有更多默默无名的小人物，我在翻阅他们的历史轨迹时，无数次被一句话、一个细节所打动。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他们和我触手可及，因为我能清晰感受到他们非凡的勇气和力量。

我承认，我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

身处一个全民皆商的庸俗时代，我更加欣赏单纯，仰慕勇士。在我不合时宜的价值观里，男性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勇敢。勇敢，就是个体生命中最强悍的因子，是对一切困难的蔑视。勇敢的政治家，需要面对无数指责和非难；勇敢的军人，需要一骑当千视死如归；勇敢的男人，需要微笑面对残酷的生活。

漫漫历史，谁是英雄？

天下，从来是权谋家的天下，人格强大的英雄永远是点缀。不过，就像繁星一样，虽然微弱，却能点亮历史的天空。

在我眼里，所有为了责任、信念、荣誉而不屈抗争的人，都是英雄。连我们的对手，许多在逆境中迸发出巨大勇气的日本人，我同样尊重，这种尊重是对个人气质的尊重，是对男子汉的尊重。

写作很辛苦。多少个夜晚到黎明，一杯浓浓的龙井和半盒香烟，就是我的伴侣，前后三个月成稿，也算是我的极限了。但写作又很充实，穿越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获得了难以言喻的心灵满足。无疑，这是我生命中很有意义的三个月。

感谢我的老友倪方六，感谢他一以贯之的鼓励和支持。感谢这本书的策划人陶狼小友，这本书是他逼出来的。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喜爱历史的朋友。

王浩于2011年春节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版权信息

前言

序

序章 日本是张弓

一、是日本人祖先又怎样

二、一群化外岛夷而已

三、桃太郎的冒险

第一章 白江口的硝烟

一、朝鲜半岛是个火药桶

二、前有苏定方，后有刘仁轨

三、海上赤壁之战

四、揍出个超级“唐蜜”

第二章 单于折箭

一、不驯的岛国

二、大军覆灭岂因神风

第三章 驱之不散的恐怖分子

一、大明皇帝和日本的那些事儿

二、倭寇的真面目

三、官军捉贼？那是谣传

四、那些杀倭寇如草芥的牛人

五、三个冤死的统帅

六、冒险家的下场——王直之死

七、戚家军，一个天才的作品

八、戚继光不孤独

第四章 三千里江山的死斗

一、史上最大倭寇丰臣秀吉

二、朝鲜两月亡国

三、天兵下凡了

四、白马渡江

五、临风痛哭李如松

六、谁敢横刀立马

七、血色围城

八、石曼子和刘大刀

九、最后的审判

第五章 坠落的龙旗

一、袁世凯把大清拖上了贼船

二、丰岛和牙山的悲喜剧

三、男子汉和孬种

四、啊，黄海

五、从鸭绿江到旅顺口

六、日军战斗力之谜

七、威海卫，沉没的北洋水师

八、马关，一个民族的伤心地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