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言

上篇

第一章　关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一问一答

——你到底知道多少？

第二章　唇与齿——交往历史

——从中国古籍看日本历史

互不相干的邻居

暗号之扇

唯锦旗是瞻

第三章　“面子”与“物哀”

——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日本没有黄河

全民学铁炮

胡服骑射

同根

差别

第四章　言灵

——迷信“同文同种”的危险

路标

模糊一点

不可迷信“同文同种”

第五章　“血统”与“文明”

——日本文明的源头在于“对血统的信仰”

尊血主义

文明来自中原

文明的边缘

最根本的差别

第六章　“完整”与“不完整”

——重视平衡的中国人与嗜好不平衡的日本人

凿石之人

慕拉士的悲剧

对称性

第七章　“人性”和“分寸”

——从“自杀”看差别

罗敷之歌

人

自杀的规矩

政治即文化

第八章　我们这对邻居

——长短相补，此为摄理

名与实

龙与凤

下篇

第一章　邻人

旗与城

血与文明

日本人的可恶之处

刺身灭亡

国花

身边笔墨

第二章　汉字病历

中国鬼不是红色

钟馗·胜负

“藝”与“芸”的区别

横向命名

喜欢排位

“塌塌米”和“席”

山坡上的茶店

六甲山房取名记

“之”字

第三章　两个《杜子春》

第四章　隐者

第五章　田冈岭云和嘉纳治五郎

第六章　日中交往和朝鲜之役

第七章　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

前言

这是我的第一本长篇随笔集。

很久以前，写过一本书介绍自己居住的城市——神户的大街小巷，不过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写的是随笔。曾在小说中写到过鸦片战争，最近又在一本实录中做了一个总结，这更该划分到纪实文学一类。

短篇随笔倒是写了不少。不能一一数来，但最初的几篇仍是记忆犹新。我的小说处女作在昭和三十六年十月出版，随笔处女作于同年十二月刊登在朝日新闻上。是朝日新闻大阪总部的约稿，东京版也采用了。四张原稿的分量，命题为《岁末风景》。在那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冬至”。本是颇有来历的一天，然而从孩提时起，我对这一天的认识就只是“吃汤圆的日子”。每年冬至吃了汤圆，才感到岁末到了。……

本意是介绍中国家庭的岁末风物。文中并没有写明这是全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但大多数读者都这样理解了吧。当时我也这样以为。

文章刊载的那天正是冬至。那天早上，籍贯广东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我们并没有这种风俗”。

几天后，在街上碰到北京出身的人，特意叫住我，告诉我，在北京冬至吃混沌，而不是汤圆。

慌忙向其他地方出身的中国人打听，原来冬至吃汤圆，只是台湾和福建两省的风俗。

不得不承认，这篇随笔处女作有失严谨。不过，我把这个地方性的风俗当成全国性的风俗，也不能说全无根据。

执笔当初，模糊想起了曾读过的诗。作者名、原诗都记不清了，是某人在某家茶馆吃到汤圆时写的。当时并非冬至，菜单上却有汤圆，此人得知这家店常年备有汤圆，一时诗兴大发。诗中有一句大意是“此处日日似冬至”。

中国方言很多，但文字全国通用。诗又追求平易近人，因此我误认为冬至吃汤圆是全中国的风俗。大概写那首诗是地方的文人，或是旅行和短期逗留中了解了当地风俗的人。

数年前犯的错误，在此向大家坦白。在本书中，也许会犯同样的错误。认为有根据的东西，其实其根据相当薄弱，甚至根本是错误的。希望读者先有思想准备。

事后或许贻笑大方，但我还是斗胆写了这本书。

作为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从懂事之日起，就不得不经常思考中国和日本的问题，攒下不少积累，与诸君共享。对日本和中国的相互理解，如能尽绵薄之力，也会深感荣幸。

日中友好以外，本书作者别无安住之地。深知冬至汤圆之类的陷阱处处皆是，然而情不能自已，按捺住一腔热情，冒险执笔向前。

昭和四十六年七月一日

陈舜臣

上　篇

一　关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一问一答

——你到底知道多少？

“中国人是做生意的天才”——某贸易商的感想

已退居二线的某贸易商社重要人物这样说——

中国人太会做生意了，简直是天生的商业民族，连犹太人都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凭我长年的经验可以这样断言。我战前在上海六年，天津两年，广州四年，亲眼所见，绝无虚言。和我打交道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做生意的天才。您不觉得吗？

我来回答——

您受公司派遣，去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工作，到过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见识过中国相当多的地区，您有“了解中国”的自信，这点不必质疑。但是，您所接触的中国人，大多数是生意人吧？所到的城市也都是开港城市。

开港城市的中国商人在不利条件（外国人拥有各种特权）下，不勤勉工作就无法生存下去。体力、脑力总动员，才能出头，这绝非易事。也就是说，成为商人的都是有商业才能的人。

那些想在开港城市成为商人却最终没能成功的人，最后都怎么样了呢？他们要么去更小的城市做些小生意，要么改行，要么靠卖力气吃饭，当车夫或苦力；或者回乡下种田，打散工。

本来，立志去开港城市做生意的，是极少数人。这一小撮人，说多了，也就是一万人中有五百人吧。其中，能站住脚的就算有十分之一，也只有五十人。

您说接触过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做生意的天才。事实是，只有做生意的天才才会出现在您面前。请别忘记，在您接触到的五十个中国人背后，有九千九百五十个不会做生意的中国人。那些人连接触您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手头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过，在您活跃于中国开港城市的时候，全中国人口的大约百分之八十是农民。

这些农民没有商业才能。被地主欺骗而束手无策，被重税压得喘不过气，除了辛勤劳作直至被榨干最后一滴汗水之外，别无他法。而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不会打算盘的人。如果他们都有商业天才，也不会长久处于如此不堪的境地吧。

中国人等于有商业天才的人——这个等式是个极大的误解，明白了吧。

在东南亚各地，华侨掌握商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也只是西至缅甸为止。再往西，印度、巴基斯坦本土不用说，中东，一直到非洲，都是印侨（准确地说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出身的商人）的地盘。华侨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跟印度人做生意要小心，千万不能大意，一马虎就会被骗得晕头转向……

在神户做贸易的时候，听一个日本商人这样说，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所在的公司跟印度公司几乎没有来往。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我在外语学校的专业就是印度语，当时的教我的印度人威鲁马老师，是个近乎佛祖神明的人。

当时正值战争，学生也都自暴自弃，荒废学业，经常逃课，还搞恶作剧，但我从没见威鲁马老师生气过。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是宽容、诚实和献身精神的化身。

我以为印度人都像威鲁马老师这样。听说印度人既狡猾又吝啬，觉得很不可思议。

虽说如此，让日本商人皱起眉头的印度商人，也不能说就是印度人的代表。

印度是个阶级制度森严的国家，职业也是世袭的。做了几百年生意的家庭，培养出来的理所当然都是生意人中的生意人。但是，从全国人口来看，印度商人阶级的人数所占比例是微乎其微的。

光凭自己接触的人来判断那个国家的国民，很要不得。

日本人现在被称为“经济动物”，风评很差，这也是外国人看到一部分商社派驻人员不分昼夜埋头工作而起的外号吧。

“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

——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

从香港来日本时，一个中国历史学家这样说——

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寻求日本本质的东西，不过是牵强附会。过世的津田左右吉博士曾经说：

“法隆寺的建筑、三月堂的佛像，都已不能传达古代日本人的情怀。我们眼中所见，都只是没有温度的技巧，或者说是考古学的素材。至少到奈良朝为止的艺术，都是六朝至唐代的中国艺术的标本、模仿，不是我们民族的艺术……”（《文学中所见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

先生十分博学。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什么也没留下。从一无所有中能产生什么呢？日本不就是巧妙地模仿中国文化，抓住机会，换上欧洲的模子吗？还有就是会做表面功夫。此外，日本还有什么长处吗？

我来回答——

您也算是位学者。不知道具体专业是什么，似乎是历史方面的。作为历史学家，有这种认识可要不得。不过，关于日本，中国只有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戴季陶［1］的《日本论》（1928）等屈指可数的专著，也算情有可原。

您的想法和戴季陶在《日本论》中的以下一段很相似：

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统统取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土著人差不多……

“文明是人类公有的”——“日本通”戴季陶

前面那段话本是戴季陶对日本人常把“日本式”三字刻在脑中、宣扬日本独特文明的揶揄，《日本论》中始终都透露着这种揶揄的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还说，“文明是人类公有的”，“承认自尊心是民族的立脚点”。

伊达亚？卞达森［2］近来多次提到“日本教”，让日本人十分佩服。戴季陶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到日本人的“日本迷信”。

戴氏并非全盘否定，但指出，“日本迷信”已经完成了其使命，变得不合时宜了。

关于您像随脚踢开路边一块石头一样做出的判断，如“巧妙模仿”、“抓住机会换模子”、“会做表面功夫”等，希望您能往深处想一些。

这么说老师您有点失礼……

戴季陶与日本女人恋爱，还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当了名家望族的养子）。因此，对他来说，日本并非毫无渊源的异国他乡。

卞达森也在日本长大（按他的简历所说），对日本应该也很有感情。

您与日本毫无渊源，因此才能如此武断地贬低日本吧。

我并非强迫您喜欢日本。因为毫无渊源，才无法产生感情。

怎么办呢？今晚带您去先斗町［3］吧……几个月后，你的说法大概就不一样了吧。

“日本人什么都听”——卡特里克神父的比较论

法国籍的卡特里克神父透露了以下感想——

我来日本之前曾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从事传道工作。调到日本后，跟以前相比，工作是容易了还是困难了，自己都说不清。说容易是因为日本人基本上说什么都听，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把儒教、佛教，甚至道教巧妙糅合在一起，那种奇妙的生活体系，他们绝不愿丢弃。在这方面，日本就好办多了，简直让人吃惊，几乎没什么抵抗就接受了传教……自己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触动了对方内心，有时自己也会心存疑问。中国人不轻易打开心扉，一旦打开心扉，就能感觉到自己触到了对方的内心……

我来回答——

神父先生学富五车，应该知道犹太文明在抵抗希腊文明的攻势时，出现了两种抵抗方式。

一种是保守派的抵抗，紧闭在自己的壳里，墨守传统，坚守自己的文明。

一种是洋务派的抵抗，利用对方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简单地说，中国人可以说是保守派，日本人是洋务派。

毕竟日本人已经习惯借用别人的东西，这是他们常做的事。

中国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接触了近代西欧，在此以前，没有碰到过更有优势，或旗鼓相当的“文明”。因此，成为保守派也是顺理成章。

于是，日本人对外来的东西不加选择、毫不抵抗地吸收，中国人则疑虑重重，这也是理所当然。

尽管如此，也不能因此断言中国厚重，日本浅薄。反之，也不能断言中国顽迷，日本开明。

双方的立场各不相同。

同样引入了佛教，中国僧侣严格禁酒，而在日本，手甩酒壶进山门毫不稀罕。

习惯了接受外来事物，即使稍微走样也觉得没关系。不习惯就会无法通融。

神父感到自己触到了对方的内心而放心，大概就是因为自己的传教没有被对方任意变形吧，像一根杆子撑到了底，实实在在。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变形

信天主教的日本学生在一旁听着，边记笔记边提出疑问——

您说中国人不容易接受外来事物，相比之下，日本人更擅长对原形加以变形后为己所用，僧侣饮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在中国，太平天国（1851—1864）时，洪秀全（1814—1864）就以基督教为旗号，那也远不是原本的基督教了。

我对政治问题缺少研究，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不过，现代中国的领导者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吗？总觉得是经过了变形的。把苏联本家叫做修正主义，我总觉得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和“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像双胞胎。您怎么看？

我来回答——

因为有用，才会引入。水是用来解渴的，至于它的分子结构H_2O，对喝水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是作为推翻旧礼教体制（无数人在其重压下艰难喘息）的指导原理，被洪秀全们引入的。

太平天国是“反儒运动”的第一波

据说，可以把中国人分为官僚和非官僚两种。当然，在官僚中，还包括产生官僚的母体资产阶级。不用说，国家就是官僚组织，守卫这个组织的是儒教的观念体系。

太平天国最热衷于破坏孔庙，其中原因就不用多解释了吧。

在重压下喘息的人，出于本能，像口渴的人伸手拿水一样，寻求破坏使自己陷入悲惨境地的儒教体制的武器。

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1811—1872）在讨伐檄文中，并未宣扬忠君爱国，因为效忠满洲（现在中国的东北部）这个异族王朝，说服力不够。他在檄文中大声控诉，中华数千年的礼教为太平天国的暴徒们所乱。痛恨礼教体制的人虽多，想要维持礼教体制的阵营更为强大，掌握着权力和财力。

太平天国失败了。

但是，打破旧体制的渴望并未熄灭。改良主义者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应该推翻的是“伪儒教”，以不够决绝的姿态，开始向独裁帝国的立宪化奋斗。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以驳斥伪儒教为名，引开众人的不满，在缝隙之中以图儒教的国教化。

五四运动是“反儒运动”的第二波

五四运动是继太平天国之后，第二波的“反儒运动”，也可以说是反体制运动。

“打倒孔家店！”成为五四运动的口号，也是理所当然。

五四运动中，胡适（1891—1962，提倡白话文学，奠定了“文学革命”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赴美，去世于台湾）等人又选择了另一条路。

——中国并非只有儒教。

他们想寻求儒教以外的中国思想。

除了“打倒”，别无他径。然而这条路却没能走下去，也许胡适嫌“打倒”这个词不够君子吧。

鲁迅（1881—1936）写《狂人日记》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题目就是——礼教（儒教体制）吃人。

“文化大革命”是“反儒运动”的总结

“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反实权派斗争”的形式，实权派藏在官僚组织里，而官僚组织正是儒教体制的遗留物。

“文化大革命”是继太平天国、五四运动之后，第三波的“反儒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似乎要在这场运动中算总账。

打倒儒教体制，就是舍弃旧中国。不舍弃旧的，新的就不能建立。要救中国，只有这个方法。

最重要的是“打倒”，用什么武器不用考虑。太平天国时的武器是基督教，五四运动时是民主与科学，“文化大革命”时是马克思主义。

你说这早已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打倒”的目的，从这点来说，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如前所述，这属于“不用考虑”的问题。

修正主义不好理解，理解成批评武器没有发挥作用，也就是刀没有磨快，就容易了。

为了容易理解，再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比如说“水”是外来的东西。

中国人引入“水”，就是为了喝。虽然中国人不容易接受陌生事物，但喉咙很干，没有办法。

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在反儒教的作用上没有被歪曲。

相比之下，日本人需要“水”，有时是为了盛进杯中欣赏。虽然优雅，但歪曲了事物的本来意义。

日本没有产生儒教

这个学生又问道——

有点理解了。那么，日本又怎样呢？为了推翻儒教体制，中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如太平天国、五四运动，日本有过吗？还是日本没有值得打倒的东西——也就是说，重重地压在人们身上的儒教，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有点想不明白……

我来回答——

儒教是产生于中国的思想体系，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生活规范体系。在中国，儒教当然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生活。它不止是生活规范，还可以说就是生活本身。

相比之下，儒教在日本是进口的，不是本国原产的东西。虽然作为理念被引入，但很难说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

儒教在日本的普及，据说是在德川中后期各地建立藩校之后。虽说是普及，但也有程度问题，并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日本为什么没有采用“宦官”和“科举”

在中国作为制度被广泛采用而在日本却没有如此的有两种：“宦官”和“科举”。

关于日本为什么没有采用宦官制度，有很多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日本没有产生足够大的权力，去建造一个需要宦官管理的禁宫。日本最多只产生了由一族之中能干的年长妇人一人主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大奥”。

中国北部和西部有牧羊民族，屠宰动物是极为普通的事，为动物去势也很常见。对阉割习以为常，对人的去势也没有抵触感。西亚多宦官，也是同样道理。

也有人说在日本的人口构成中，没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不习惯对动物动刀，因此没有产生宦官。而且去势这种生猛的行为，不符合日本人讲究适可而止的性格。

宦官先不说，为什么日本没有采用科举呢？科举和宦官不同，不沾血腥，专事诗文，属于风雅之事。

大概是因为，日本害怕采用科举制度之后会造成身份制度、世袭制度的混乱吧。

——采用了科举制度，岂不是普通的农家子，也有可能一跃成为家老？

总之，要不要科举是个大问题。

科举制度没能在日本生根，是因为由儒者组成的官僚组织没有建立起来。

近世日本，具有官僚性质的就是武士，他们以武术为首务。虽然藩校也教授儒学，但只是“武士的业余爱好”，并非主业。武家时代的儒学，只是一种教养，不像中国那样成为政治的血肉，流淌在生活的血管里。

日本也有儒官，但只是秘书和文书管理员。儒官能出人头地的，只有新井白石［4］（1657—1725）是个例外，其他人最多也只能奔走于庶务、杂务。

几百年来都在同一个地方，世世代代当差，这是日本武家政治的常态。换一个藩国，属于极少的特例。

这种事在官僚制度下不可能发生。中国自古以来，高级官僚都避免在出生地任职，也忌讳同族的人在一起供职。鸦片战争时的大诗人龚自珍（1792—1841），在礼部担任课长级别的职务，在叔父龚子正就任礼部尚书之后，他便依惯例辞官。但在日本，一族在同一主人手下或在统一部署任职很常见。

也就是说，日本在明治以前，不存在官僚制度，所以，科举是无用之物。明治以后，有了官僚制度，高等文官考试之类的科举才逐渐生根。

官僚组织在中国是政治的中枢，是掌握人民生死的权力机关。儒教是它的主心骨，所以中国人要与儒教决一死战。

但是，在日本，儒教与权力分离。儒教并不可怕，只是纸老虎、装饰品。

因此，日本的现代化，没有经历“反儒运动”。

日本没有太平天国、五四运动之类的运动，也不可能发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这些斗争的敌人在日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十分脆弱。

为什么日本的房屋没有烟囱？

在一次聚会中，一位从美国来的中国画家说——

在日本，每次在火车上从车窗看农村的景色，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才想出来……你猜是什么？是烟囱。在美国、欧洲的田园风光里，一般每家屋顶上都竖着一个大烟囱。但在日本的农村，仔细一看，烟囱有是有，悄悄藏在房屋墙壁角落里，好像觉得不好意思似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来回答。——

确实如您所言，一位在日本旅行的西班牙哲学家，在他的游记中也叙述了同样的印象。

日本似乎认为人的生活不应该暴露在外。取暖做饭，是生活中最基础的事情，日本人想把它藏起来。取暖和做饭用的烟囱，也尽量不引人注意，悄悄安在角落里。

在欧洲田园风光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赫然挺立的红砖大烟囱，有种一家之主的气势，或者成为这家的标志。似乎在大声宣告，这里有人生活，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件不好意思、应该隐藏的事。

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抹去“生活”痕迹

但是，日本人想把美编织进生活里。因此，对暴露在外的东西——也许这么说很不敬——有一种“动物性”的印象。

茶道、插花、小笠原流的礼仪［5］，都是生活的艺术化。因为有了符合审美意识的一套套路，生活才变得恰到好处，变成了美。美化之前的原生态生活痕迹，最好隐藏起来。

日本独特的榻榻米生活，很适合日本人的审美生活——把被褥叠起来放进壁橱，就没有人睡过觉的痕迹。中国和西欧，原则上就寝之处是固定不动的。大家起床以后，床还在房间里，“人睡过”的生活气息并未消失。椅子也是如此，人会坐在椅子上，暴露在外的“动物性”动作的气息，会经由椅子传达出来。在榻榻米房间里，只要把被褥收起来，就能抹去动作的痕迹。

日本人和他们独特的审美意识的关系，很遗憾，在短期旅行中是无法穷尽其奥妙的。

日本人所说的“不讲礼仪”的意思

在场的一位新加坡华侨采购商插嘴道——

昨天生意伙伴请我去了料亭［6］，那到底是不是吃东西的地方啊？……至少我就没吃好。

漂亮的盘子里盛着少得可怜的食物……这也就算了，那里的氛围根本不像是吃东西的地方。让人一直紧张，太干净了，我老担心洒一滴汤、滴一滴酒。日本人是不是很难放松？做生意也是这样，一直绷着神经，我也感觉到了。我老担心会不会把神经绷断了。您不这样认为吗？

我来回答——

日本人的紧张癖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也半自嘲半自豪地称自己是紧张民族。

当然，日本人要是老绷着神经，也会受不了。所以，他们有时会瞎闹，以此来补偿，这在中国是看不到的。这叫做“不讲礼仪”，在中国的词汇里，找不到相对应的词，只好边说明边翻译。

也就是说，“不讲礼仪”是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中的一种，是显示日中两国国民性格差异的一个关键词。中国没有这个词，大概是因为不用专门造这么一个词，中国人平时就很放松。在日本以前的高中里，就有一个瞎闹的风俗，叫做“风暴”，这在中国学生宿舍是看不到的。

日本的料亭，中国人确实受不了。不光是榻榻米坐不惯，如你所说，有种紧张的气氛，让人时刻担心会洒汤滴酒。是啊，在中国吃饭，最后肯定是汤酒洒了，饭桌乱了，一幅捧着肚子心满意足的景象。

动物性的行动是可耻的吗？

在日本，似乎嚼东西嚼得喀喀作声也被看做是动物性的行为。所以，在正式的宴席上，会下工夫尽量把“吃”这个动作隐藏起来。

日本人吃东西的时候，不想被人看见；相反，中国人喜欢在被人看得见的地方吃东西。散步在香港的小巷里，经常会看见一家老小坐在门口吃饭。

——最近我家日子过得挺滋润。你看，有鱼有肉。

似乎在向大家炫耀，至少他们没想到吃饭是应该藏起来的事，做梦也没想过。

前面那位画家说——

明白了。长久以来一直觉得不可思议，原来是因为他们觉得动物性的动作可耻啊。还有，日本人走在路上也很小心。明白了……因为觉得走路这个动作很可耻，所以给车让路。在美国，只要行人踏上人行道，即使是绿灯，车也会马上停下来。日本的行人，即使在绿灯时过街，也会用谦恭的态度，像说“对不起”一样，小跑着过去。我以前不明白，现在听了您的解释，总算理解了。坐车就是走路的美化，就像茶道一样……

二　唇与齿——交往历史

——从中国古籍看日本历史

互不相干的邻居

唯一一次例外是“元寇”

——唇亡齿寒

没有嘴唇，牙齿就失去保护，暴露在寒风中。

——辅车相依

“辅”是颊骨，“车”是齿床，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个都不行。也有人说“辅”是固定在车辆一侧的木头，仍然是说“辅”和“车”是不可分离的搭档。

“唇齿辅车”连在一起，形容利害关系十分密切。该词出自《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常被引用。

用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绝不少见。但是，两国真的是唇齿辅车的关系吗？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两国关系如此密切，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元寇”的时候。蒙古灭了宋，又要进攻日本。失去了宋这个嘴唇，日本这个牙齿就得暴露在风中哀鸣。

这种状态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以明显应该视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关系中，“唇齿辅车”仅仅是传说。

近代以前，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势力，经常从塞外（万里长城以北）南下。位于中国背后的日本，对中国来说并非是抵抗敌方的防护壁，即起不了什么用。

而且，席卷中国的势力，光是在这片广阔国土的治安维持和经营上，就已经耗尽精力，因此不会再兴起渡海进攻日本的念头。蒙古人是个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异常泛滥，更应该说是天灾。在以人力为主要能量的时代，从中国进攻日本，在常识上来说不可能发生。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开发海南岛或云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北部的高原地带），更为现实和聪明。

日本位于中国以东，日本的东边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越过太平洋和日本来进攻中国，长久以来更是没人想过。也就是说，日本也不会成为中国的“唇”。

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十五世纪末，麦哲伦的世界航行是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但是，在帆船时代，新发现的航路还不能立即成为强势势力的通道，最多只是为海盗和商业冒险家提供了活跃的通道。

这些航道成为强势的军事侵略势力扩展版图的通道，要等到产业革命以后。

从相交淡如水的邻居到不幸的邻居

产业革命产生了新的能量，地球一下子变小了，企图吞并中国的势力，能一下子轻易跨到玄海滩［7］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动着形迹可疑的黑船。从对岸的大陆跨过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难事。

从此，日中两国才形成“唇齿辅车”的关系，至今不过百数十年。

讽刺的是，自从成为唇齿辅车的邻国，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虽然遗憾，但认识到这个事实，是思考两国问题的出发点。

前面说过，直到一百多年前，对日本来说，中国只是先进技术、文化的供给源。在政治上并未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影响；对中国来说，日本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海岛国。双方当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实际上也没什么关系。

互不相干的邻居。

也许说得有点过分，至少双方很少强烈地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幕府明治期以后，这种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文明是“掺水”的中国文明

从历史上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意外地有限，让人不禁大吃一惊。

这也是事出有因。互不相干的邻居，犯不着用锐利的眼睛去观察。

而且，对“外来的东西”不感兴趣，是中国的传统。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中，被迫“开眼”之前，原则上中国并不承认外国的存在。

中华即世界。因此，“外国”这个观念无法进入当时人们的脑海。

我们的文明，就是世界的文明。离文明的中心越远，文明的内容越是掺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蛮。属邦、朝贡国、没有接受文明洗礼的蛮夷之国，虽然知道这些，但如果称他们为“外国”，过去的中国人会一时反应不过来。在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稀薄阶段，中国做梦也没想过还有“其他的文明”。

如果是其他的文明，还会有兴趣，但如果是我们的文明“掺水”后的东西，还有研究的必要吗？只有少数的好事之人，用掠过古董店门面的眼光稍微瞥了一下邻居日本。

明治之初，作为清国公使馆书记官来日的诗人黄遵宪，在其著作《日本杂事诗》的后记中大叹：

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相提并论。

确实，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写下的东西、创作的东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开国，关于中国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国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接触到。

只从中国学到了“理念”的日本人

头上梳髻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敏锐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敏锐的一面是，没有被现实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错误的一面是，没有看到理念背后隐藏的现实。

明治开国后，中国的现实也对日本开放了。

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眼里，这种残酷的现实只映照出一个理念污染殆尽的中国。实在可悲。

过去中国人了解日本，主要是从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权的使者等那里听来的。不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现实，都很遥远，是朴素的传闻。

众所周知的《魏志·倭人传》，是中国最早记录日本的史书。

魏是《三国演义》的反面角色曹操的儿子曹丕，于220年建立的王朝，存在了四十多年，为西晋所篡朝。《日本书纪》、《古事记》在五百年后才成书，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历史记录，还处于被称为“古坟文化”的时代。

魏景初三年（239），倭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赴魏请求朝贡。关于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一说在九州，一说在近畿，众所周知，战后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没工夫感受相互的体温……

中国人的日本人观，以《魏·志倭人传》为原本，此后的史书，多以此为根据。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为：

——聚会时无父子男女之别。

——性嗜酒。

——妇人贞节，不善嫉妒。

——少纷争。

——少盗贼。

史书上记载的都是突出的特征，太普通的特征都被舍弃了。特别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又是以文章简练著名。因此，《三国志》中的日本人观，是选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与中国相比，显得怪异，或是作为蛮夷之国来说不可思议。作者把自己感到吃惊的东西写了下来。

例如，写“少盗贼”时，惊叹：

——中国盗贼都这么多！

或是另一种惊异：

——这不是与中国一样吗（蛮夷之国本应该盗贼更多才是）？

这种惊奇感，是记录的原动力。

不论如何，明治以前，两国只通过文书和传闻来交流。皮肤与皮肤接触，感受对方的体温，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还很少。

“元寇”时，双方刚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见，擦肩而过，杀气倒是传达到了，却没工夫互相感受对方的体温。

明治以前，仅有的一次，日中两国各派数万人，长期血肉相搏——那是丰臣秀吉对朝鲜出兵，即所谓的文禄、庆长之役。

日本将士第一次遭遇中国人——不是书上的，而是活生生喘着粗气的中国人。从辽东的军营被派到这个战场的明军将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词。

暗号之扇

日本发现的“梦幻之书”《两朝平攘录》

我手头现在有本《两朝平攘录》，诸葛元声撰，刊行于明万历丙午（1606）年。当然，这种贵重资料的原本，是不会落到我们这种人手里的。我手上的这本书是把原本照下来，即所谓的“影印本”，记述了明代的军事行动，其中卷四是关于日本的内容，不用说，是有关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的战争。

不过，有趣的是，只有卷四有日本式的读音顺序符号和送假名。这也是因为，用于复制的原本，是在日本得到的，肯定是来长崎的中国船只带来的。买下这本书的日本人，只在与日本有关的卷四中，边读边标上读音顺序符号和送假名。

为什么把有标注的书作为复制的底本？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别的原本了。《明史·艺文志》里也记载了这本书，但在中国已经流失。

中国出版的书，在中国已经亡佚而在日本还能找得到的例子，并非只有这本《两朝平攘录》。

中国人是目录专家，日本人是保存天才

乾隆年间，中国亡佚已久的皇侃的《论语义疏》从日本传回来，收录于《四库全书》。日本的根本逊志［8］在足利学校发现了《论语义疏》的刻印本。

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是个大新闻，读书人都很兴奋。公羊学者（以《春秋》为武器，鼓吹灭亡清朝的革命思想的一群人）、著名诗人龚自珍期待着日本是否还有其他中国已亡佚的古书，曾托付贸易船去寻找。

《定庵文集补编》的《与蕃船求日本佚书书》一文中，表达了龚自珍得知从日本传来佚书的喜悦：

海东礼乐之邦，文献彬蔚。天朝上自文渊著录，下至魁儒硕生，无不欢喜。翘首东望，尤见云物之鲜新……

满篇溢美之词。

龚自珍在这封信里，附上一张单子，写明中国亡佚的古书书名、亡佚年代，托付贸易船寻找。

为什么龚自珍连亡佚年代都知道？这是因为中国对制作“书目”有超乎寻常的热情。历史中正史的艺文志，几乎罗列了当时公开刊行的所有有价值的书籍名。稍有名气的藏书家，必定会列出自家藏书的书单。官民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忙于制作书目。从这些数量庞大的官民书目中循迹调查，大致就能查出某本书何时佚失。

在前述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里，关于日本保存了中国佚书一事，吟咏如下：

论语皇疏久代薪，

海神呵护尚如新。

不仅是古书，正仓院［9］的收藏品也是个好例子。很多中国文物本家早已流失，流落到日本被妥善保存。

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请先记住，日本人是保存的天才，中国人是制作目录的专家。

“以寡敌众”，日本人的兵法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两朝平攘录》上来。这本书中记录了日本人打仗的方法。

让中国人睁大了眼睛的是，日本人的伏兵战法和机动作战的巧妙：

用兵擅埋伏。每每于我军之后，两面夹攻，以寡敌众。

还有：

战前三五成群分散，一人挥扇，则伏兵四起。此谓蝴蝶阵。

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扇子是暗号，为了在夜战中也能看见，大概用的是白色扇子。扇子翩翩挥舞，就像蝴蝶飞舞，所以起了“蝴蝶阵”这么个风雅的名字吧。

这是被称作倭寇的日本海盗部队的战法。

与倭寇交过手的明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这本书里写道：“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

朱九德在《倭变事略》中写道：“（倭寇）有称二大王者，年二十余，每战辄挥扇。”不光是扇，同书中还记载有：“执白旗吹螺，整队而来。”

白旗和蝴蝶阵的白扇一样，是暗号，并非投降的标志。

说些题外话，白旗代表投降或是军使的标志，过去只是欧洲的习惯，中国人理所当然不知道。鸦片战争时，广州附近发生了清军炮击挂着白旗的英国军使船的事件。英国以此谴责：“中国人野蛮。”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白旗的用法只有欧洲才有，欧洲人却认为到哪里都通用，不得不说是一个大错误。毋庸置疑，这种误解还以其他的形式存在着。

“这种做法对方能理解吗？”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扇和旗是诉诸视觉的号令，视觉有限度。远距离的联络，当时似乎是以吹螺为号。

“绝对服从精神”的古老传说

“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

根据《倭变事略》的描写，日本部队的活跃跃然眼前。

除了蝴蝶阵，还有种名号恐怖的“长蛇阵”。

这种阵法是这样的：排成蛇一样的长队行军，先头遭遇敌人，后尾迅速迂回，从背后夹击敌人。

与日本战国时代的“车悬战阵”、“鹤翼阵”，大概是类似的阵法。

总之，日本人号令一下，行动整然，而且相当敏捷。整个部队像一个生物，在扇子、旗子、螺号的指挥下，随心所欲地行动，这是操练的结果。

——绝对服从命令。

这种精神也必不可少。

扇子向右边挥，就不能往左边跳。违反的人不仅自己性命堪忧，而且也会关系到整个团队的安危。

不许随便行动。

互相争执，行动就无法一致。因此在《魏志·倭人传》里，才有“少纷争”一说。原文为“诉讼少”，指诉讼，摩擦很少。

从身边的战友口袋中摸东西，很明显是扰乱团结的行为。所以“少盗贼”也是理所当然。

总之，《魏志·倭人传》里记述的日本人的特征，在一千三百年后秀吉出兵朝鲜时没有什么变化；在四百多年后的现代，也没有多大变化。

当然，中国的战争理论，以掌握大军，驱使他们像小部队一样灵活行动为理想，因此，强调暗号之旗和阵鼓的重要性。

《孙子》的《兵势第五》中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注释中说，“形”是指旗，“名”指金鼓。对“众”（大部队），像“寡”（小部队）一样轻松自如地操纵，需要旗和鼓。

尽管如此，日本军队的蝴蝶阵让中国军队睁大了眼睛，这说明他们集体行动的迅速敏捷，并非中国军队所擅长。

痛感这样下去不行，明朝名将戚继光创立了名为“鸳鸯阵”的阵法。其名之优雅可与日本的蝴蝶阵匹敌，但从他的著作《纪效新书》来看，鸳鸯阵只是练兵用的阵形。荻生徂徕（1666—1728，江户中期的儒学家，著有《译文荃蹄》）不知为何，对此书十分推崇，甚至在日本翻刻此书。

戚继光在追悼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谭纶的祭文里说，这种战法连胜八十余战。就像结婚仪式的祝词中夸奖“新郎是秀才，新娘是才女”一样，在悼词里夸耀故人功勋，听者应该打个折。

引以为豪的鸳鸯阵，也是在日本人的蝴蝶阵、长蛇阵的刺激下创出来的。这种整体统一作战的巧与拙，也正反映了日本人和中国人性格的差别。这和《魏志·倭人传》里，中国人了解日本的情况后感到“吃惊”是一样的。

唯锦旗是瞻

民族关系深厚的日本和“满洲”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未能掌握制海权，所以无法取得成功。虽然海守卫着日本，但在进攻对手时，海又成为一种阻碍，至少在蒸汽船出现以前是这样。

如果没有海，秀吉的军团将会更深入中国，跨过鸭绿江直至威胁北京，也不是没有可能。弄不好（从日本方面来说，是一切顺利的话），还可能征服明朝，实现太阁［10］的梦想。

夺取大明四百余州，是太阁的“夸大妄想”。确实不太现实，但也不能断定就是妄想。

明朝在半世纪之后，为满族所灭，据推测，当时满族的人口不过数十万。同时代的日本人口，据说约有两千万左右。不是一个重量级别。满族能做到的事，日本人不可能做不到。

不过，在太阁的时代，时机还未成熟。明王朝真正腐败堕落是稍后的事。满族抓住了这个机会，再加上邻接大陆，长期与汉民族接触使其掌握了与汉民族打交道的要领，同时还拥有杰出的指挥者，便如秋风卷落叶一般席卷了中国。

前面说到了暗号之扇，从打暗号这个功能来说，扇也可以换成旗。例如说“唯锦旗是瞻”，就是按旗的暗号行动，发誓绝对服从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头脑中一定会浮现日本的武士近卫兵团“旗本”。

从“旗本”再产生飞跃联想，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满族的“八旗”。满族和日本同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族，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按照近年来风头正健的“骑马民族说”，日满两族的关系更是渊源深厚了。

那么，满族八旗又是什么呢？

汉族有所谓本籍，如江苏省某县，台湾省某市出身。但游牧的满族人没有籍贯这种固定出身地，取而代之的是以“旗”为自己的籍。

“旗”就是军团，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属于某旗。无所属则被弃于荒野，只能等死；有所属，意味着能活下去。

一开始只有黄、红、白、蓝四旗，后来加上镶边的四旗，成为八旗。黄旗是主阵；蓝旗在狩猎时寻找猎物，在战争时引出敌人；红旗和白旗负责包围，把对方逼进黄旗翻舞的主阵。

平时的狩猎，就是一种军事训练。旗人原则上过的是游牧生活，所以家族也会和军团一起行动。

在集合或转移的紧急时刻，如果还讲究男女有别，就十分不便。另外，孩子坐在父母下座、不并排坐的礼仪，在这种场合也显得过于繁琐。

在战争中，男人的数量不断减少，要维持氏族延续必须留下子孙。因此，自然形成了一夫多妻制。但是，在集体生活中若发生女人嫉妒、歇斯底里的事情可不行，所以要多加教养、训练。

我并非要一一列举日本人和满族人的类似点。古今中外军事集团的集体生活，大多都有以上特性。这是我想说的。

辫子和月代［11］异曲同工

满族的风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辫子。征服明朝后，清王朝强迫汉族也蓄辫，甚至用死刑强制推行。剃去前额的头发，留长后脑的头发，编成辫子。

日本的月代也要剃头。据说是因为戴头盔闷热，所以剃去头发。这样看来，剃头风俗产生于要经常戴头盔的军事民族。北亚的民族经常“露顶”，有剃头的习惯，他们也是出名的勇敢战士。

日本的丁髻是向上梳起，如果留长垂下来，不就变成辫子了吗？

提到了满洲，就顺便说一句，作为地名，它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很不愉快的名词。

满洲。

这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关于这个名字的起源，有很多说法。

他们是通古斯系的女真族，接受了佛教的教化，特别是从很早就开始崇拜文殊菩萨。族长中也很多人就名叫文殊，用汉字也写作“满住”或“满珠”，后来统一为“满洲”。

这是最有权威的一种说法，还有其他好几种说法。

——他们与汉族人打仗大败，酋长落荒而逃，躲进猪圈。汉族士兵四处搜索，酋长躲在猪背后，没被发现。士兵们叫着“满猪”——满圈都是猪——离开了，为了纪念这千钧一发之际，女真人便把汉族士兵搜寻时所叫的词语作了自己民族的名称。

这也是一种说法。

这个说法似乎有点可疑，但满族的名称和猪并非毫无渊源。这一点稍后再论。

据说满洲王朝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长白山，而内藤湖南［12］考证的结果是朝鲜咸镜北道会宁。总之，满人几经迁徙是毋庸置疑的。前面提到过，清朝开国时满族只有数十万（一说是十万）人。最近的统计为二百四十万，清朝灭亡时人口应该不满二百万吧。而且，禁旅八旗、驻防八旗等大部分满族人，都迁往关内了。

对“满洲”一词感到不快的中国人

日本人通常称为“满洲”的地方，从清朝始祖努尔哈赤开始，就有汉民族在从事农耕。后来，不断有移民从山东迁来，现在已有四千多万人口，其中满族人口能有十万就不错了。

用“满洲”来称呼中国的东北，因为它本是民族的名称，所以中国人听起来，就觉得是在说“满族的地盘”。

正如阿富汗族居住的地方就叫阿富汗，人们常用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他们居住的地方。但是，满洲的情况并非如此。这里汉族占压倒性优势，就连蒙古族和朝鲜族的人口都比满族多。

历史上，这里也不光是满族的地盘。明代，这里设置了军事基地“建州卫”，有记载显示，清太祖将其改名为“满洲”。一定要用“满洲”做地名，那应该只是指旧建州，即沈阳（奉天）一带。

满族人自己也不把日本人叫做“满洲”的地方叫“满洲”，他们分别称之为奉天、黑龙江、吉林，或者总称为“东三省”。

日本人扶植傀儡国“满洲国”，中国的抗议游行队伍却举着“收复东三省！”的横幅，绝不用使用“满洲”这一名称。

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称其为“东三省”了，而是使用“东北”这个称呼。举个例子来说，日本的奥羽地方被叫做“阿伊努”，这一叫法就和“满洲”相似。何况，满洲又和受压迫的阿伊努族不一样，是曾经占领过中国的民族的名字，更容易唤起不快的记忆。

有人大概认为，不用管别的国家的内部情况，我们按自己的习惯来称呼就好了。但是，“满洲”这个名字带来的不快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人所扶植的傀儡国“满洲国”。这点不得不注意。

三　“面子”与“物哀”

——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日本没有黄河

全民学铁炮

给中国人带来冲击的“祈战死”旗帜

再次回到秀吉出兵朝鲜的话题。

毕竟，明治以前，两国只有这一次现实的接触，所以更需要研究这场战争。

秀吉出兵一事，事前当然极为机密。据《明史》记载，为了防止与明朝通商的琉球泄漏消息，明朝曾暂停了琉球的进贡。

不过，最早把秀吉出兵朝鲜的意图通报给明朝的，还是一位来往琉球的明朝商人陈申。

接着，在萨摩的明朝医生许仪后，托同乡林均旺传递密信，紧急向福建军门报信。

许仪后并非间谍。他在广东附近的海上被倭寇抓获后送往萨摩。因为是医生，他成为了藩主岛津家的侍医。通过诊病，他与藩国首脑人物关系密切，因此早早掌握了秀吉出兵的秘命。如何将这一消息告知祖国，他绞尽脑汁。因为许仪后不是职业间谍，所以进展缓慢，最后还是琉球的陈申拔了头筹。

这位医生许仪后在《报国书》中，描述了日本的国情。关于日本人的性格，他这样写道：“以病终为耻，以战死为荣。”特别点出了日本人轻视生命的尚武精神。

这令人联想到三百年后的明治时代，亡命日本的梁启超（1873—1929）看到送给出征士兵的旗帜上写着“祈战死”三个字，大吃一惊。

顽固的保守派罗振玉（1866—1940）在《扶桑两月记》中，记录了同类的事情并为之感动。当时在商船学校的航海实习中船只沉没，数十名学生下落不明，但报考者反而更多。

铁炮传来不过百年，日本开始出口枪弹

许仪后常年居留日本，并非像《魏志·倭人传》那样仅仅记下传闻，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列举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

——善于攻城，鸟铳威力非凡。

——拙于水战。

——刑罚严厉。

——浮虚不实，大言壮语。

许仪后的本职是医生，对军事是外行。因此，前面所列举的，必定是外行都能看出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也就是说，在外行看来，日本人明显比中国人擅长攻城，鸟铳更有威力，不擅长水战。

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将鸟铳传入日本，是在1543年。

请记住这一年。

日本最早使用鸟铳的战争是长篠之战（织田、德川的联合军与武田胜赖会战），爆发于1575年，即是在鸟铳传到种子岛的三十二年后。

仅过三年之后，据传教士的书简记载，大阪本愿寺竟已有鸟铳八千支。

光有鸟铳打不起来仗，还得要有人会使用。光是大阪本愿寺，就有一万多人会使用鸟铳。当时的日本，阿猫阿狗都去学用鸟铳了吧。

另一方面，葡萄牙船第一次到达中国，是在1514年，地点是广东省的屯门，这比葡萄牙人到达种子岛要早二十七年。

秀吉第一次出兵朝鲜，在是文禄元年，即1592年。

距离葡萄牙人到达，也就是鸟铳传入日本，正好是第四十九年。

而中国则是第七十七年。

日本鸟铳队的精锐，即使在军事门外汉许仪后眼里，也是显而易见的。

明军的鸟铳队，是在朝鲜之战后建起的。

顺便说一句，在1635年前后的日本贸易品清单上，记载着枪弹11696发。这不是进口，而是出口。种子岛鸟铳传入还不到百年，日本就成为弹药的出口国。除武器以外，烟草也在出口清单上，日本在吸烟的习惯传入不久，就开始出口了。

真是进展飞速。

这个时代的日新月异，请大家记住。

正如鸟铳这个例子所显示的，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反应敏捷，表现得十分明显。

明知“有用”却弃而不用的中国人

在朝鲜遭遇日本的鸟铳队之后，明朝才终于建立了鸟铳队，但完全没有投入精力对其进行培育。

明天启年间，即1620年，也就是朝鲜之役三十年后，满族频频在东北挑起军事行动，明朝终于召来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式给官兵传授如何使用鸟铳。

还真是悠闲呢。

无论什么东西，日本人只要知道“有用”，就会迅速采用，十分热心于此。

明治以后的文明开化之迅速，并非突如其来，早就已有“不管阿猫阿狗都学习鸟铳”的狂热。

中国人即使知道“有用”，也不会轻易采用。

是否适用当前情况，会有人提出异议。

鸟铳传入的时代，日本正处于群雄割据、你死我活的时代，能够战胜敌人的利器必须马上大量采用。

相比之下，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时，明朝处于相对稳定的时代。武宗正德皇帝在位，自命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四处出游，并热心于喇嘛教的房中妖术，将朝廷大事推给宦官刘瑾。当有人上书说刘瑾有觊觎帝位的野心时，这位皇帝竟然说：“那就把天下让给他吧。”尽管如此，明朝此后又存在了数百年。

处于这样的时代，不着急学习鸟铳也在意料之中。

那么，在清末西欧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代，中国人又如何呢？中国比日本先尝到鸦片战争的苦头，但在采用西方近代技术上却落后于日本。从这一点看来，不得不承认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性。

胡服骑射

军服难倒国王

先离开硝烟纷飞、刀光剑影的近代，看看在更久远的年代里，中国人采用“新事物”的实例。从这些例子中无疑能看出中国人性格的原型。

回到公元前300年。

当时是中国的战国时代。

赵武灵王这位英明君主，决定采用异族胡的服装。

当时，传统的三人乘战车的战法，已经向步兵战、骑兵战转变。

对新的战法来说，比起当时宽袍大袖、一件到底的“中华”服装，带钩收紧、上下身分开的胡服更利于骑马和步行。中华之国的赵国，采用了胡人的这种服装，组成了“胡服骑射”的机动部队。

这时已是战国末期，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据《史记》记载，武灵王宣布：“吾欲胡服。”此话一出，群臣皆不欲。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惜笔墨记载了武灵王说服重臣和公子成等反对派的经过。

公子成对着夷狄之服十分抵触，称病不参加“胡服参朝”（着胡服拜见国王），并派使者转达了自己的意见：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听了这番话，武灵王亲自去探望公子成，耐心地说服他：

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

武灵王同时对反对胡服的赵文、赵吉等重臣说：

先王不同俗……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

武灵王逻辑井然地说服了众人。

这是公元前300年的事，武灵王的观点相当理性。不得不佩服赵武灵王的思路整然。

失去惯有的“简洁”的司马迁之笔

司马迁执笔《史记》，是在胡服骑射一百五十年后。这里还要考虑到期间秦汉更迭，发生过巨大变革。

对于胡服骑射，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想法，和记录的人的想法，一定会有差异。

尽管如此，在读到《史记》的《赵世家》时，我不禁感到，写到胡服骑射这一段，司马迁忽然失去了惯有的简洁文风。

从“吾欲胡服”到“遂胡服，招骑射”，共用了1375个字。

战国时期最戏剧化的事件——吴越决一死战，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用了89个字，《越世家》中也只用了350个字。

在这些短小的篇幅中，司马迁记载了越王勾践欲赦吴王夫差，但夫差却说“我已老，死后无颜见伍子胥”，然后自杀而亡的悲剧。夫差曾经破越，不听重臣伍子胥的劝谏放过了勾践。记载如此曲折的吴国灭亡史，所用文字极为简练。

如此一一列举文章的字数，或许无聊。吴的灭亡，在司马迁惜墨如金的笔下，反而显得余韵悠长。

——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

越王勾践对曾帮助过自己的吴国生出同情之心，名臣范蠡如此劝诫他。越王出于仁义之心，仍不忍拒绝使者。范蠡当机立断鸣鼓进军，驱逐前来求降的使者。吴国使者悲泣而去。越王慈悲为怀，欲救吴王一命，下令让吴王去舟山列岛统治百家。但是，吴王辞谢后自杀。

——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

全用史实，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吴国灭亡的悲剧，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相比之下，对胡服骑射的叙述则显得十分冗长。为什么不用“十九年春正月，武灵王胡服招骑射，以报先王之仇”一句交代过去呢？只不过是把长袍大袖改成了上下两截套装这样一件小事而已。

当采用新事物时，中国人的顾虑之深、手续之繁琐，通过《史记》的这段记述风格就能看出来。

司马迁的时代，汉帝国正在与匈奴死斗，儒教正式被奉为国教。除了儒教的名分论之外，战争培养出的敌忾心所产生的“华夷有别”的思想，无疑正在高涨。因此，即使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但若只用一行文字来记录采用夷狄风习这件事，恐怕不能服众吧。

同　根

中国人的形式主义和说服主义同根

“胡服骑射”这件事到底说明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形式主义”。

不过是改换服装这一件小事，却颇费周折。

其次是“说服主义”。

武灵王如果确信胡服方便，只要果断地开始实施就行了，但他却耐心地剖析给公子成等重臣听，寻求谅解。当时的王，并非没有实权，但却为了说服众人费尽心思而“四处奔走”。

形式主义和说服主义同根。

其根源无疑正是崇尚人文的精神，用另一个词来表达，就是“无神论”。

中国人无神论的渊源有很多说法，其中，自然环境的优越应该有很大影响吧。不过说到自然环境的优越，日本应该更胜一筹。

宗教性民族，特别是信奉一神教的闪族，一定是从远古时起就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例如被沙漠包围的绿洲，周围一片荒凉，刮起沙尘暴，人和骆驼都被掩埋。当人的力量无力回天时，才产生了依靠神灵的想法。

“治理黄河”才有当圣人的资格

中国也有沙漠。戈壁也好，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好，都在中国人广阔的生活圈之外，他们没必要穿越沙漠。在他们的生活圈里，最可怕的是“水”。

黄河给此流域带来了肥沃的土地，但一旦洪水泛滥，就会吞没家园与农园。

不过，面对对黄河的泛滥，人们并不像对沙漠那样无计可施。人们想方设法阻止水害，用人海战术，动员百姓修建堤防，修补河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水害。

人类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制服自然，因此形成了不依赖神灵，重视自身力量的传统。在中国，不存在像基督教那样的神。中国人崇拜的是圣人，而不是神。什么是圣人？古代的圣王尧、舜等就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这些圣王都是人，而且主要是成功“治水”的人。

人有了力量，就可以改变一切——对人的力量的信仰，孕育了中国崇尚人文的精神。

在此根源上产生了形式主义。

中国式无神论归结为“面子”

都说中国人要面子，这正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神存在的世界，事物的表与里，会因宗教式的道德紧紧相连。不，或许已经没有表里之分了，事物被神的旨意所充满，毫无空隙。

中国没有神，人则到处都是。人不像神一样能起到精神黏合剂的作用。在中国，为了方便处理生活中琐碎的人际关系，人们留出了不少的活动余地。

一切事物都有深幽之处，要想探索其奥妙将是看不到尽头的。既然如此，除了把握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外，别无他法。宗教凭借精神的力量，想深入其中一探究竟。中国人不知道有这种宗教式的探究方法。

“面子”这个词所表现出的中国的形式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式无神论理所当然的结果。

那么，同根而出的“说服主义”又是怎样的呢？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大规模的说服主义运动。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得不说是中国式的东西。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里这样说。

战争时，不论有多好的时机，占有多有利的地形，都敌不过“人和”。众人齐心，其利断金。从中可以看出完成大业的是人，而不是“天地”这种信念。

——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

在这里，“和”被反复强调，因为重视人，重视群体力量。这就是“说服主义”产生的土壤。

凡事都有最低程度的分界线。越过了分界线，就完全成为另一事物了。

日本与中国在环境优越方面程度之差，就是这个分界线吧。

人的力量是伟大的——如果有这点感触，就不能像沙漠民族那样在自然面前俯首称臣。虽说如此，若自然环境太过优越，战胜自然环境的人的力量就显现不出来了。

日本就是如此。

中国有时常泛滥的大河，伟大的人能倾尽全力控制它。在河与人的格斗中，河胜或人胜的差距只在分毫之间。在这种交战中，人胜将会产生戏剧性的效果。

在这种意义上，黄河被称为“崇尚人文精神”之母，“形式主义”和“说服主义”则是黄河的孙子。

因为没有像黄河这样的恩惠，在日本人的性格中，似乎很缺少赞美人的力量的部分。河川泛滥、水位稍涨时，只要稍微避难就可以了。台风时，只要躲几个小时，灾难就过去了。日本的自然环境如此安全，不需要英雄或圣人。

虽说日本人不崇拜人的力量，但也没有狂热地崇拜过神灵，至少没有像基督教系的一神教那样崇拜神明。关于这点，我们亲爱的伊达亚？卞达森也曾很有自信地断言过。

既怀疑神的伟大，又不赞颂人的伟大。那么是不是还需要一些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人不是就活不下去了吗？

日本式的精神，是非神非人的延长线上的一点，或许是任意点中的一段。

很难命名。如果一定要有个名字，那就不得不想想办法。

——物哀。

——侘寂。

暂且如此命名吧。

非神性，也非人性。

差　别

日本文学之根：“物哀”

什么是“物哀”？

听听指出“物哀”是日本文学之根的本居宣长的说法。

——所见所闻，所接触之事，心中有感而发的叹息之声。（《源氏物语玉小栉》）

这就是“物哀”。

“叹息”——这是能断绝前后联系的东西。不，不是“能”，“断绝前后联系”才是叹息的本来面貌。

有时为了留有余韵而利落地省略后面的东西，这还有点困难。不过，“叹息”的本来面貌至少和前面是干净利落一刀切断的。

例如，有一个商人，一边走路一边担心期票的期限。忽然，抬头一看，一枝梅花伸出墙外，枝上的花蕾含苞欲放——

“啊……”

商人一声叹息。这就是“物哀”。

那一瞬间，期票的期限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等他再次迈开步，开始担心期票时，对梅花花蕾的叹息、物哀，就消失了，或者是仅仅留下摇曳的余韵。

叹息也有各种形式，突如其来的才是本来面貌。旁边的人也许会听到叹息，但叹息并不是为了让人听到才发出的。只是无意识地从口中泄漏，落入自己的心湖而后消失。它是自生自灭的东西，跟他人没有关系。

中国文学的根在于“对人的信赖”

中国文学的根在哪里呢？

在于诉诸于人，说服人，最后是对人的信赖。从头到尾，都与“人”紧密相连。日本文学的水源是《万叶集》，中国文学的源头是《诗经》。《诗经》是一部古代民歌集，孔子从中国各地民谣中挑选了三百余篇编撰而成，作品从西周到东周，即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这正好是希腊荷马叙事诗成长的时期。

为《诗经》的“国风”（各国民谣）作注的吉川幸次郎曾很明确地说，“国风”有一百六十篇，几乎篇篇都在向人倾诉。赞颂明君、谴责暴君，或是呼唤恋人……形式多样，都是对人的呼唤，找不到直接向神倾诉的诗篇。

——彼苍天者……

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但并非向天呼吁的表现。这是在向他人倾诉，自己现在很不幸，这是天的过错、命运的过错。

“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说服运动”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人从不向命运或天哭诉，倾诉的对象总是人——必须是能治理黄河泛滥的伟大的人。因为要向活生生的人倾诉，即使对方是伟大的圣人，也要条理分明，一点一点详细解释，比向神祈祷麻烦得多。问题越是复杂，倾诉和解释越要周密，越花费时间。

感动日本人的“物哀”，如前所述，是瞬间性的。突如其来，直抵心灵深处。叹息不容考虑就已经发出了，前后毫无脉络可循。

扰乱中国沿海的倭寇、攻陷朝鲜的秀吉的军队，随蝴蝶阵的扇子指挥，反应敏捷，可以看做是“叹息”式的反应。

如果是中国人，白扇向右指，未必所有人都会按指示行动。为什么一定要向右行？要仔细听了解释，理解之后才会执行。

如果中国人有日本人的性格，在“满洲事变”爆发当时，也就是昭和六年（1931）就正式和日本宣战了。但到昭和十二年的“卢沟桥事变”，有六年“中间休息”的时间，在这期间，进行“说服宣战”的工作，具体来说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

最近的“文化大革命”，有人说是“示威”，有人说是“镇压”，其实本质上是大规模的“说服运动”。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的前兆？这还不清楚。不过，这场运动是说服大家和旧时代、旧思想诀别的运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拟删）

熟知性情的一家人——这就是岛国日本

从我居住的神户高台，可以清晰地看见淡路岛。须磨一带海水被污染，所以夏天很多人去淡路游泳。

淡路是神话之岛。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两位大神最先生下的就是淡路岛［13］。

可是实际上，不管何时来，这座小岛一点也没有神话气息。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个岛之所以与神话相关，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岛的大小。

远古时代，海是防御外敌的天然屏障。盘踞岛上，统治权就有了保障。那个时代不可能有大规模船队的侵略军。

不过，岛太小了，居民的生活就成问题，还是需要适当的面积。淡路岛这种岛屿，不是最适合形成国家的形态吗？

在小豆岛上，四处可见不及一人高的古老石垣。为什么修建这些石垣，什么时候修的，岛上的年长者都不知道。有人说是为了防御海盗。不论如何，小豆岛和淡路岛一样，适合诞生古代的小规模政权。

如果淡路岛和小豆岛上产生过“国家”，那一定是很小的国家。统治范围小，几乎没有外部人员进入，这个小天地就变成了“熟知性情的一家人”。岛上的长老闭一只眼做个暗示，岛民就知道他想要什么。体察入微到这个程度，自然也就不需要说服了。

如果一家人中有反对者或异端分子，就会把他放到木筏上驱逐到海外（？）。这让人联想起发育不全而被放进海里的水蛭子的传说［14］。

淡路岛、小豆岛的政权，稍稍膨胀不就是大和朝廷了吗？

把日本当作岛国，并说到“岛国根性”的时候，想到淡路岛就容易理解了。

中国人重视“说服”更甚于“以心传心”

一望无边的中国，没有大海可作为保障统治权的安全屏障。因此必须时刻睁大眼睛警惕外敌，避免外来分子的进入。岛的面积有限，而在大陆上，不论你愿不愿意，一个政权所支配的地盘，总是时而扩大，时而缩小。

一旦扩大，就会产生新的状况，必须容纳外来分子。而要吸收他们，光是靠体察入微是不够的。这个时候，最不能忽视的就是说服的力量。

川端康成曾经在夏威夷大学的讲演中，把日本的精神描述为“以心传心”。

这个词原出自中国宋代僧人道原编写的《景德传灯录》。放弃说服，正是日本的特点。

日本聚集的是互相熟知性情的人们，号令一下，就能如整体般灵活运转，如此身世，堪称幸福。

四　言灵

——迷信“同文同种”的危险

路　标

中国是日本的“百宝箱”

前一章里谈到了日本的“以心传心”和中国的“说服主义”。

在“以心传心”中，当然含有“说服”；在“说服”的方式中，“以心传心”也占重要的比重。

严密地说，两者是重合的。

换句话说：

——在调节人际关系时，日本人很少使用语言，中国人则多使用语言。

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对话”。日本人话不多，大概是因为最重要的对话对象不是人类吧。

听起来似乎有点语出惊人，博人眼球。举个例子。

——人应该怎样生活？

这种根本性命题，日本人相互之间会讨论吗？讨论这种问题的机会，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

在文明的曙光期就产生了错位。

人们对生活产生疑问，观察现实，和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最终产生的成果，成就了中国众多的经典。

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期起，经两汉绚烂的王朝时代，到魏晋的分裂时期为止，中国留下了许多文献记录。而邻国日本却无声无息地存在着。

魏晋时，使节频繁互通。日本当时还处于邪马台国时代，没有文字，除了口传之外没有其他的记录方法。

因此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传入日本。

本来需流泪流汗、说干唾沫才得出的结论，现在却唾手可得。日本人为获得结论所作的努力几乎为零。

这不就是百宝箱吗？

——人类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一产生，便有如回音一般的回答：

——子曰：……

不论老庄，还是墨、法、名、阴阳诸家，其学派内部都经历了长时间的辩论，辩论的精华才凝结成经典典籍。

被记录下来的结论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直至被记录下来的过程。

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仅仅是“结果”，“过程”则被忽略了。

直到现在，日本是否曾在生存的终极意义上感到迷惑并深刻地烦恼过？不论在哪个历史转折期，日本人心里都乐观地认为：

——没关系。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跑进图书寮［15］，赶紧查一下就好了。

在图书寮找到合适的书，开始与书进行对话。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对话的对象不是人”。对话的对象是书，是跳过了过程的结论，也就是理念。

连“遁世”都模式化的日本

日本长期受中国这棵大树的荫护，在这棵大树的树叶都掉光之后，西欧这棵新的大树，又将浓绿的枝叶伸到日本头上。日本真是罕见的幸运的国家。

不过，当然也不光都是好的影响。

我曾以中国的隐者为题写过随笔。

隐者——抛弃世俗生活的人的始祖大概要算是伯夷、叔齐（传说中商末周初的圣人兄弟）。屈原［16］与其说是遁世，不如说是被流放。之后还有陶渊明［17］、寒山、拾得［18］承继隐者的系谱。

与日本的隐者一比较，就能看出，日本隐者缺少像伯夷和叔齐那样饿死首阳山、像屈原那样跳汨罗河自杀的壮烈，即缺少一种震撼人心的气势。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不禁觉得日本的隐者很可怜。

不论是西行［19］也好，鸭长明［20］也好，还是吉田兼好［21］也好，在日本的隐者面前，都有着足够多的榜样。当他们产生遁世的念头时，陶渊明、寒山、拾得等人就会浮现在他们的脑海。

——到底应该跟谁学？

他们被敦促着进行选择。

不知道陶渊明、寒山与拾得的倒好。反倒是有了各种现成的模式，创造新的模式才变得困难。遁世似乎不需要独创性，但以自己独自开拓的方式生活，才能焕发出最强烈的个性。

以西行为首的日本隐者缺乏气势的原因之一，就是面前这长长一份中国隐者的名单。

树立“路标”的民族和跟着路标走的民族

在科学技术的领域里，如果前人曾做过实验证明，对后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可是，在人的生活方式、艺术等领域，既成的模式多，反而不利。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领域里最受尊重的是原创性。

经常去图书寮调查外国的先例，这似乎成了日本人的一种姿态。

明治维新时期，购入关于西欧文明的书籍，向各国派遣留学生，做了很多努力。

太平洋战争后，民主主义啦、做东方的瑞士啦，日本学得不亦乐乎。

——那么，到底该往哪边走？

停下脚步，想一会儿——最多做到想一会儿。因为身边，或是往前几步，就竖着路标。

可以说，中国人是一边走路一边树立路标的民族，日本人则是跟着路标走的民族。

而且，中国是一群人一起走，包括以前从没打过照面的人，像猛犸象群。

日本的队列人数则少得多，而且大家都像亲戚一样，互相知根知底。

假设有这两支性格各异的登山队，加上前面讲的“竖路标”和其他情况，各自登山时是怎样一幅光景，应该能想象出来。

中国队会去走没有路标的路，经常迷路，有时还会回到起点，效率也就自然低了。

“以心传心”是省略了过程的理念

再加上中国队队员不时发泄不满，甚至发火叫嚷。说向右走，有人却偏要向左行。到底是向右还是向左，在路口上，要七嘴八舌展开一场争论。争论、说服工作做完了，才开始行动。

决定好向右走，执行起来，有时会碰到断崖，不得不掉头返回。这时，带头的人和他的拥护者，会成为队员发泄愤怒的对象，甚至会被私刑处置。

光是想一想，就是一支让人头疼的登山队。

相比之下，由少数人组成的精锐部队日本队，循着前人走过的路，根本不会迷路。只要一直前进就行了。

日本队在行进途中，没有争论向左还是向右的必要，到处可见详细的路标。

因此日本人不爱大发议论，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一切都很顺利。

性格也就变得单纯。

不过，随之出现的是缺少韧性，因为很少遇见需要坚持到底的情况。碰到岔路口时，中国队内部发生争论，而日本人只要看看路标就行了。

在精神发展史上，遇到重大转折点时，日本人一定会找“路标”请教。

路标就是“结果”，省略了过程。路标告诉人们：总之，在这里要向左走。

所谓“以心传心”，也省略了过程。

而在过程中，说服是需要的。当结果已经出来时，过程就不受重视了。

模糊一点

日本人性急的原因在于日语

わたしはあなたが好きだ。

我爱你。

这是日中两国表达爱意时的语言。

引人注意的是，这句日语从头到尾没有“停顿”。

——わたしはあなたが。

如果在这里停顿，根本不成一句话。

——我爱。

在汉语里，“我爱”也是一句话。

主语——谓语——宾语。

汉语的这种排列方式，和欧美语言相同，在说了主语和谓语之后，可以短暂停顿。

I love…

爱谁呢？说得夸张一些，可以在一番考虑之后，加上you或him等。

可是，日语要先决定爱谁，才能说下去。

结果放在最前面。

似乎是为了回应这种语言构造的要求，从古至今，日本通过“路标”性的东西，方便而迅速地获得了结果。

对日本人来说，“结果”很重要，没有结果，连语言都组织不起来。

“尊重结果”的反面就是“轻视过程”。

而且，总是急于知道结果，因此“性急”便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扎下了根。

不过，前面所说的“我爱你”这句中国话，在日语里有多种译法，并且语感不同：

——わたしはあなたを愛します。

――おれはおまえが好きだ。

――ぼくはきみを愛してる。

――わいはあんたが好きや。

这样一来，当听到“我爱你”时，必须思考应该用哪种译法。在日常对话中，必须马上找出一个译法来应对。写文章时，则可以好好斟酌了。

不知道结果就没法说日语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右思量，这种行事方式和中国人热衷考证不无关系。清代考证学的精密已有定论，汉语的语言构造和中国人本来具有的“尊重说服”的特点结合，就形成了喜欢议论、爱说话的性格。

说话之前就知道结果，不用斟酌语感，结果暴露在外的日语，让使用它的人产生“不需多言谈”的感觉。

于是大家逐渐开始不重视议论，轻视言谈。

中国人如果不议论就活不下去。下面举一个例子。

下面出现的都是陌生的汉语，不过很短，请大家稍微忍耐。

司马迁在叙述自己写《史记》的动机时，转述了父亲的遗言。

——我为太史而弗论载。

也就是：

——我身为太史却不论载。

“弗”就是“不”，“论载”就是“著述”。

因此，前面一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司马谈对儿子司马迁说：“我虽然身为太史，但却无历史著述……死不瞑目，希望你继承我的遗志，记载历史。”

但是，这里出现了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我们对当时的官制不太清楚。“太史”这个职务，有人说不是记载历史的，而是制作日历、决定春耕秋收日子的官员。如果是这样，这句户则应该解释为：

——因为我身为太史，才无法进行历史著述。十分可惜……

为了正确解释上面这短短一句话，围绕“太史”是什么官职，A书的某个地方有这样的记述，B书则又是那样解释的，侃侃谔谔地要展开长篇大论。

是“虽然”还是“因为”呢？意思完全不同，不能模糊放过。于是便进行精密的考证，不惜唾沫横飞地展开争论。

日语太明确了

如果是日语，句子的意义会全部表现在外，不需要再去争论。日语中很少有隐藏的含义，要说的都说了，剩下的就靠“以心传心”，这并未给生活带来多大影响。也许还因为日语太过明晰，所以日本人才会注意在生活中混入一些模糊的东西。

再举一个例子。

这次要说的是在中国被奉为千古不灭的经典——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在《里仁篇》中有这样的章句。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一般认为应作以下解释。

——君子只关心道德，而小人只关心土地（以其为代表的财产）。君子脑子里想的是刑，也就是规则、定型的正确的规律，并遵守它；而小人追求规则以外的利益。

例如，参加某个会，君子按规定付入场费，小人则找门路，不付钱就想进去。所谓“怀惠”指的就是想占这种小便宜。

所以，上面这句话一般被视为把修养良好的君子与没有修养的爱占小便宜的小人进行对比。

但是，日本的荻生徂徕却这样解释：

君子=为政者

小人=被统治者

这样一来，这句话从对比关系“君子是A，而小人是B”，变为包含因果要素，即“如果为政者是A，人民就会变成B”。

徂徕这样解释：

——如果为政者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进行统治，他统治领域内的人民就会安心定居，热爱自己的土地。如果为政者把刑法放在第一位考虑，被统治者就会为了逃避刑罚，采取如求饶一般的卑劣态度。

通行的解释与徂徕的解释差别很大。不过，这两种解释在语法上都没有错误。

以鄙人私见，徂徕的解释更为高明。

不论如何，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用法的考证，在专家中从没间断过。造成这种枯燥争论的关键之处很清楚。

因为“而”和“如果”这些连接词，在日语中会清晰地表达出来，而在汉语里却是潜隐的。为了把这些潜隐的词语表达出来，人们免不了要大吵一场。

日本人的“笑”和“句尾的省略”贯穿了同一精神

顺便再举一个更普遍的例子。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是《论语》开卷第一章《学而篇》的开头。就算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读《论语》，大致都读到这句了。这句话对大家来说都很熟悉。在日本也有书店叫“三省”，可见这句话多么有名。

但是，新的注释将“吾日三省吾身”解释为：

——我每天反省三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三省”可以解释为“每天反省三次”，也可以解释为“每天反省三件事”。

——对他人忠实吗？

——对朋友守信吗？

——是否向别人传授自己都不懂的事？

以上列举的这三件事，理解就变得麻烦起来。

“三省”——这个词很中国化，简洁精炼。

但是，“三”和“省”这两座冰山之间，藏起来的是“次”还是“事”，从字面上看不出来。

也就是说，又埋下了不得不进行议论、谈话、说服等的种子。

在日语中，如果“每天三次”和“三件事”不出现在字面里，这句话就不成立。

正因为日语的明白清晰，反过来就要花工夫使句子的含义隐晦一点。

——へえ、さようで。

本应是“さようでございます”，为什么不说完呢？

在关西方言中，“さようでおま”就说完了。本来应该是“おます”，省略掉了一个字。

如果语言构造太清晰，那就至少在句尾模糊一下，松懈一下。

日本人在不该笑的时候也会展现微笑，在外国人看来不可理解。可是，这正好和模糊、省略句尾出于同一种精神。

不可迷信“同文同种”

中国和日本并非“同文同种”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时，在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中，日本记者很受羡慕，因为他们基本上能读懂贴出来的大字报。人们常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文同种”，确实，能读懂对方的文字很有利。

但是，不能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字，一开始就认为“理解”了对方。正是因为常有这种误解，才很危险。

大字报上，有这样的口号：

——烧杀某某！

日本报纸介绍了这样的口号，这当然不是误译。不过常听到日本人这样想——这是毫无教养、露骨的口号。

革命当然不是品位优雅的事。但是，我在日本报纸上读到这一口号时，觉得语气较原文更为强烈。

都说日本和中国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其实更应该认识到只是“同字的国家”。

越南把国语拉丁字化，正如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英语和越南语的对比一样，日语和汉语的关系亦然。这样考虑比较妥当。

“杀”并非“杀死”

的确，日中两国都使用汉字。不过，文化传统、环境、国民性、风土的差异，造成了两国国民对同一文字所产生的联想也大不相同。

如果这种差距人人都看得到，反倒不成问题了。因为如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便会从一开始就警惕。

但是，如果主干上大体是相同的意思，但枝叶上有微妙的语感差别，事情就变得麻烦了。在平常生活中不会引起问题，因此大家也就都忽略了。

例如，刚才例子中的“杀”这个字，解释为“夺取性命”，两国国民不会产生误解。

——A杀了B。

这句话，日中两国人的理解都很明白，不会有差错。但是，一旦变成“杀某某”的口号时，意思就不一样了。

“杀”字在汉语里也用作表示强调的语气助词。

例如诗歌里常用“愁杀”来形容忧愁之情异常强烈。

白乐天（772—846，中唐时期的诗人）曾做长诗《李夫人》。其中有两句：

丹青画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杀人。

汉武帝（前156—前87）在李夫人死后，命人以丹青描其肖像，画中人不语不笑，令看画人徒然心中愁苦。这是这两句诗的意思。

白乐天的《竹枝词》中又有：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南病使君。

意思是，南蛮之地的男子、巴地（四川省巴县）的女子齐声歌唱，让病卧江南的长官悲从中来。

还有《杏为梁》一诗中的一句：

莫教门外过客闻，抚掌回头笑杀君。

意思是，莫让路人听见了，听见的人会击掌摇头捧腹大笑吧。

从这里可以看出，“笑杀”是形容笑的程度之强烈。

“骂杀”这个词指的也是激烈地骂对方，而不是骂了以后再把对方杀了。

取人性命，是最高程度的激烈行为，因此“杀”才有这样的用法吧。但一旦作为语法确立，就像开凿了一条运河，迎来了“××杀”的词语大船队。

妒杀、惊杀、醉杀……甚至连表达无限悠闲的意思，也用“闲杀”这个词来形容。

这种用法十分好用。白乐天写诗平实易懂，被称为“平民诗人”，经常这样用。刚才所举的例子都是他的诗，偏爱这种用法，也因为他是“平民诗人”。

“杀”字的使用频率这么高，这个字本来带有的一股血腥味就变淡了，有了免疫性。

为什么日语中很少使用“杀”

日语中很少看到这种用法。因此，“杀”字所带的血腥味，一点也没有变淡。

为什么日本对从中国引进的的强调助词——“杀”字不热心呢？

因为强调的表达手段，是议论和说服时强有力的武器。但是，在不太需要议论和说服的日本，对这种武器的需求有限。而且，日本很重视分寸，所以“杀”字不太受欢迎。

平常使用的词语中，只有忙杀、默杀、恼杀、抹杀等带“杀”字。从这仅有的几个词中，日本人是否感到了“杀”字所带的血腥味？大概用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夺命”这一本来的意义吧。“抹杀”还有点不脱“杀意”，“默杀”中“杀”字的血腥味已经给默默地抹杀掉了。而“恼杀”一词，哪里还有血腥味，简直是有脂粉味了。

总之，在日本只有三四个词中有“杀”字，而中国则有几十倍的、带“杀”字却没有血腥味的词。

早台湾方言中，取代“杀”字的，是经常被轻描淡写用到的“死”字。

——让人笑坏了。

可以说成“笑死人”。

——大吃一惊。

可以说成“惊死人”，这在日常会话中经常能听到。

像这样，如果把汉语里词性温和的“杀”，直接翻译成日语中血腥味浓重的“杀”，似乎不太合适。

尽管不是误译，还是想说：“等会，不能这样翻译。”

“鬼”字也是如此。

日语中有“鬼军曹”、“鬼将军”这样的用法，“鬼”字有“强大、令人敬畏”的意思。

中国人把战争中的日本军队叫做“东洋鬼”。

对于“东洋”这个词，日中两国在理解上也有差异。日语中有“东洋历史”、“东洋文明”，意思大致相当于“亚洲”。但汉语中，把南海一带的岛国称为“南洋”，把东海一带的岛国，也就是日本，称为“东洋”。

因此，“东洋鬼”中的“东洋”就是指日本，并不是一个大范围的称呼。在以中国人为对象的手册中写上“东洋第一”，中国人也只会理解为“日本第一”。

“东洋鬼”本来是蔑称。跟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清国奴”差不多。“清国奴”本是从“中国人”或是“清国人”的正式称呼演变而来的，但在语感上已完全是一种蔑称。

与此相反，“东洋鬼”不是演变而来的蔑称，是一开始就有意识使用的蔑称。

汉语中的“鬼才”是对特定人的称呼

有些日本人会认为，被称做“鬼”，是因为日本人的勇武被中国人所承认，反而会很得意。即使被称作“鬼将军”、“鬼教练”，日本人也不会生气，或许内心还暗暗高兴呢。

可是，汉语中的“鬼”，并没有勇猛神武的意思。

汉语中的“鬼”，指的是幽灵，是冥土来客，给人不吉利的印象。被日语引入后，勉强保持了原来意思的，只有“鬼火”这个词了。

说别人是“鬼才”，在日本几乎是最高级别的表扬，但对中国人可不能这么说。

在中国，被称为“鬼才”的，只有诗人李贺（790—816）一人。

引退的关白被称为“太阁”。历史上太阁不止一人，但现在“太阁”一词仅用于称呼丰臣秀吉。

“黄门”是日本古代官职“中纳言”的别称。历史上有过不少黄门，但实际上大家只是用来指水户光圀。

鬼才的宝座，早已有了主人，别人再不能坐了。

“诗圣”专指杜甫［22］、“诗仙”则是李白［23］，都已经定下。“鬼才”指李贺。

那么，什么是鬼才？

有着亡者似的不吉利的才能，有着绝非凡俗的、诡异的才能且身体羸弱、短命的人。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在秋天的墓场中我化为幽灵，唱着鲍照的《代挽歌》。我含恨的血，在千年后，将化作土中的祖母绿。）

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

（火把如漆，亡者迎娶新妇。幽深的墓穴中，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舞……）

李贺就是这样一位会写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诗的诗人。

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的他写道，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这样描述自己的李贺，才是“鬼才”。

在日本被称为“鬼才”的人，看起来更加活力充沛。不像李贺，会在二十七岁离世。

——像鬼一样的家伙。

日本人联想到的是，满脸油光、有着坚厚的下巴，吃东西时风卷残云、两眼发光的巨汉。

中国人听到这个词联想到的是，瘦骨伶仃，穿件衣服都嫌重，脚步踉跄，好像马上就要倒地绝命的人。

如此一对比，就让人深刻感受到，糟就糟在使用同一种文字上。

深入理解两国语言的语气

我曾接待过一位东南亚华侨，当时电视正在播出高中棒球赛，画面为拉拉队席时，我马上告诉他：“这是A高中的拉拉队席。”

如果不这样说，他就会误以为是B高中的拉拉队席。

为什么呢？因为A高中的拉拉队席所竖着的旗帜上写着“必胜A高！”几个大字。

这是“一定战胜A高中”的意思，所以看起来应该是B高中的口号。

当然，旗帜上写的意思是“我们A高中必胜”，但中国人不会这样理解。

一位有名的日本提督挥毫写下“见敌必灭”的匾额，中国人一见，就侧首思量它的意思：一见到敌人，一定把他消灭。

只能这样理解。如果自己这方灭亡了，那不是打败仗了吗？

当然，这是想说“见敌必灭之”，即看见敌人一定消灭他。

因为少了宾语“之”，一字之差，意思就完全倒过来了。

碰到幽灵和鬼这样的情况，经熟练的翻译家之手，问题就会解决。“必胜A高”、“见敌必灭”之类的用法，则似乎更不会弄错。不会有声援对手的拉拉队，更不会有宣扬必败信念的联合舰队司令官。

这类错误出现得太明显了，凭初步常识马上就能明白。

——啊，这是日式语法。

相比之下，刚才列举的“杀”字，它的语感的微妙差距就更可怕。

虽然只是微妙的差距，但误解一旦积累起来就危险了。如果没有察觉到误解，不知会错到哪个地步。

日中两国这两个邻居，与其寻求相似点，不如尽量寻找相互的差别，并将差别扩大化，认识到：

——对对方真是一无所知。

这样比较好。

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字，就认为对方大致会明白。这个“大致”真是不可靠，有时简直是谬以千里。

不了解对方——请从一张白纸的状态开始。当然，这是对两国国民的共同希望。

语言语感的差别，在同一个国家内也存在。

例如，“马鹿”和“阿呆”［24］，虽然都是骂人的话，但理解的方式在关东和关西各不相同。

在关东话中，“马鹿野郎”简直像说话时的伴奏，随便使用，被骂的一方也习惯了，并不觉得受到辱骂。反倒是被骂作“阿呆”，则会觉得被当作白痴，感到伤心。

相反，在关西话中，“阿呆”出现在极平常的对话中，也不会造成大风波。因为原本的辱骂色彩变淡了，于是要收复失地，就必须在前面加上一个“多”字，如“多阿呆！”

如果不加就没有力度。被叫做“阿呆”没有什么感觉，而被骂“马鹿野郎”，简直像被骂作畜生一样，有人会勃然大怒。

不过，现在两地都了解各自的习惯，“马鹿”和“阿呆”的语感都差不多相同了。

这可以说是相互理解的成果。关东人被叫做“阿呆”，就会想起电视上的关西场景。“啊，不过是一句话而已”，这么一想就没事了。关西人被骂作“马鹿野郎”，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了。

能有这样的结果，功劳都应该归于电视、收音机、漫画、小说等媒体。

另外，因为调动工作等原因，人的交流十分频繁，休闲热让旅行者越来越多，这对增进相互理解也是一种帮助。

日中两国的交流很有必要，因为需要以此加深相互理解，消除误解。

再重复前面已经说过的话：

——对中国一无所知。

——对日本一无所知。

日中两国应该回到这样的起跑线，重新出发吧。

五　“血统”与“文明”

——日本文明的源头在于“对血统的信仰”

尊血主义

日本人的“殉情”是超越“性”的生存意识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戴季陶的《日本论》。

这本书有一半的内容是日本政治家人物论，出版于昭和三年（1928），当时中国正急切需要有对日本政治家分析的著作，换句话说，需要的是“实战性的日本论”。戴季陶主要选取了板垣退助、桂太郎、秋山真之、田中义一四位。其他三个人倒没有问题，选择秋山真之倒有点特别。

另外，戴氏在《日本论》中举出日本人明显的特长在于——赞美殉情，高度评价武士。

殉情既非为自己而死，也非为了对方和自己的共同目的而死。仅仅是为了满足爱人的愿望，牺牲自我——热烈的性爱和优美的同情，超越性的双重性的生存意义，引领他们迈向死亡。

——殉情赋予“死”这个事实以丰富的“生”的意义。

另外，戴季陶把近代日本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武士阶级的力量。他认为，明治维新中，几乎没有农民和市民的力量。因此，孕育了近代日本的，就必然是完善了武士道的德川时期。

戴季陶和日本女人热烈地恋爱，喝醉了酒便高歌：

身为武士，

气概可比高山彦九郎［25］，

在京都三条桥上，

遥拜皇宫，

泪如加茂川之水……

戴季陶的身影，从《日本论》中可以窥见。

昭和初期，中国人所持的日本观如何，到这里打住，戴季陶的故事不再说下去了。

我另外要指出的是，在德川时代，“日本式性格”相当成熟，不光体现在武士身上。

江户时代是世界史上少有的文化凝缩期

小而强有力地凝缩在一起——这种日本式性格，在小国分立、安定无事的德川时代二百六十五年中，终于完全形成了。这种完成，可以说是极具艺术性的。佛教、儒学——不论是朱子学还是阳明学——都于此有贡献。

德川的御三家，或是加贺百万石等当时超大的蕃，在现在也只是一个县的规模。俸禄为一二万石这种小大名的领地，只有一个村镇那么大。

当地的家老［26］，一般都是前家老的儿子。城下町［27］木匠工头，是前任木匠工头的儿子，前前任木匠工头的孙子。

——谱系。

这被认为是不可搅乱的规矩。而且，在这个谱系中，“血统”扮演了重要角色。

血统谱系的正统性，并非单单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现实。在德川二百六十五年间，虽然有人不情愿，但这已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浓缩而成的现实。在世界史上，这样文化极度浓缩的时代再也没有第二个了。

中国则大不一样。

高级官僚不能在自己的出身地任官。因此，无法像德川时代的日本一样，将地缘和血缘紧密相连。中央政府费尽心思地阻止这种联结。

当然，中国也有地方豪族和名门。他们通过与当地官僚结交，多少有些政治势力。但是，他们不能亲自统治当地。一族之中，就算出现了有高明政治手腕的人，此人也只能成为其他地方的行政官。

这样一来，在人们眼中，当权者都是“来了又去”之人，不会一直停留。以前的当权者和现在的当权者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

在日本，血缘关系可以说太过紧密了。因此，人们对“血统”的信仰，越来越深，最终产生了“血统决定一切”的极端想法。

“血统”信仰的顶点是“天皇家族”

除了德川时期二百六十五年的浓缩岁月之外，日本天皇家族的存在，也是加深“血统”信仰的重要因素。

天皇家族作为非直接统治的元首家系，延绵至今。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不直接统治，才能存在至今。不论如何，从上古延绵至今，天皇家族的重要意义已经变成“血统”。

日莲［28］清楚地称自己为“海边旃陀罗之子”（《佐渡御勘气抄》）。

旃陀罗是不入印度四姓（caste）的最下层，主要从事屠宰、渔猎等工作。

但后来的日莲宗的信仰者不把日莲的血统捧高就誓不甘心，称他为“圣武天皇之末孙”　（《日莲大圣人注画赞》）。

这与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海边贱民之子的日莲的精神，明显背道而驰。可是，日本人似乎不能容忍大圣人只是区区海边渔夫之子。

在亲鸾［29］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

据说，他是贵族日野有范的儿子，这个说法十分可疑。

日本独有的怪现象“家元制度”

王朝更迭频繁的中国，对“血统”的信仰并不深厚。在官僚制中，实权派并不固定，因此不能产生日本式的“尊血主义”。

最近引起争议的“家元制度”，也是只有在日本才会诞生的一种形态。

这与前面讲到的“尊重结果，轻视过程”的民族性格微妙相连。

插花流派的鼻祖之子，一定是插花的天才吗？

但是，“家元制度”要成立，就必须肯定这个不合理的前提。

如果七嘴八舌争论一番，鼻祖之子天才说大概会被否定吧。因此，省掉议论的过程，把世袭这个结果强行推出。不过，强行推出也会引起很多的反对。

让这些反对者闭嘴的王牌就是“尊血主义”。

宣扬凭借佛力成佛与普度众生的亲鸾宗派，却靠血脉相承直到今日，不能不说是个怪现象。但是，在日本并不以此为怪。

“家元制度”也是一样，在其他国家肯定也是怪现象。

“尊血主义”如此强大，正是因为它是必需的。

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必须要有稳定的核心。

这个核心扇动白扇发出命令，有了白扇的暗号，团队才会活动自如。这种力量正是集体的生命。

能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核心不能摇摆不定。即使没有实力，也要维持稳固。或许把这一核心作为象征而祭拜最合适。

但是，要证明象征的权威性，并使之稳固不可动摇，用什么来证明最好呢？

不用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血统”。

文明来自中原

中国不把“血统”当作问题

前面谈到了日本的“尊血主义”，下面讲讲中国是如何不把“血统”当问题的。

“血统”这个词当然与“种族”紧密相连。关于“种族”这个重大问题，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如何看待的呢？

先从古代开始考察。

来查查看《史记》。

在《史记》中，多次提到了异种族，但关于其身体特征的描写，几乎没有。

关于这一点，下面引用某位外国研究家的文章。

古代中国人与其周围居住的诸民族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或许无从回答。赫罗多图斯在描写蛮族的身体特征时太过极端，描绘得十分怪异（指印度人的精液与肤色一样为黑色之说——译注，参见青木严译、新潮社版的《历史》上卷203页），将其语言比作蝙蝠的尖叫（同上284页）。

可是，从《史记》中就找不出类似的记载。在司马迁和中国人的眼里，似乎没有身体性差异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人和其他古代诸民族，在身体特征上应该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是，不知是不知道，还是故意选择了这种态度，司马迁在这点上什么都没提到。是没有大差别，还是差异过于明显，以致认为没有记录下来的必要，只能暗自臆测了……（《司马迁》，华兹生著［30］，今鹰真译，筑摩书房版）

“中华思想”不是“尊血主义”

蒙古人、土耳其人，与中原民族在身体特征上不可能没有差别。尽管如此，司马迁却没有提到，不正说明他对此毫不关心吗？

也就是说，在中国，“尊血主义”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种族思想很淡薄。

那么，备受诟病的“中华思想”又是如何呢？

在这里，我们先猜测司马迁对种族的身体差异没有兴趣，那么，他的兴趣在哪里呢？

按照日本式性格，先说出结论。

文明的有无——司马迁的兴趣集中在这里。

因此，《史记》的《匈奴列传》热心于描写匈奴的种种习俗：没有文字；不以在战争中临阵脱逃为耻；只知有利益而不只有礼仪；壮者享用佳肴，老人则吃残羹冷饭；父死后以继母为妻，兄死后弟娶兄之妻，等等。

习俗属于“文明”问题，而身体特征则是“种族”问题。

所谓中原，是指黄河中游，主要是南岸，现在河南省的一部分。在古代，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即使是北京，也是远离中原，司马迁形容为“迫蛮貊”的偏远地区。

中原的居民才是文明人，其他地区的就大致被称作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被视为野蛮人。有文明才算是人类，没有文明就等于禽兽——“中华思想”就是在这个简单框架的基础上，再加上种种要素而形成的。

原则上认为，文明传播到的地方就不再是蛮地，而变为中华的范围。那里的居民也不再是夷狄，升格为中华之民。

“中国”是“宇宙的中心”的意思

“中原”这个词，随着文明圈的扩大，渐渐失去了其作为固有名词的性质。

“逐鹿中原”是争夺天下霸权的文雅说法，中原不再是只指黄河中游的肥沃土地了。也许，“原”这个字代表的地形，事实上已经不再存在了。“中原”很快被“中夏”，然后是“中华”所代替了。

关于“中国”，也来说几句。这个词本来不是指“中之国”，而是“国之中”的意思。

在很多国家里，处于中央的国家叫做“中国”，这种说法与并不承认外国的“中华思想”存在相矛盾。

国=宇宙

即“国”就是宇宙的中央、皇帝的居城。这种用法在唐代还有。

前面提到的“鬼才”李贺的诗中有“李凭中国弹箜篌”的句子。“箜篌”是乐器名，是一种竖琴；“李凭”是当时演奏竖琴的名手。

给李贺诗作注的方扶南为此句作了以下注释：

——中国不可作中夏，只作都中解。

就是说，这句里的“中国”不能理解为国名“中夏”，而应该解释为“都之中”。

国之中心——也就是首都，换句话说，就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

在曹植［31］的《远游篇》这首诗中，有“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之句。

意思是说，昆仑山才是自己的家，中州（也就是帝京）并非我家。

同样在曹植的《吁嗟篇》里有“故归彼中田”之句，意思是，能不能像原来一样，让我回到田间？

受这种用法的影响，以后“中国”这个词与其说是具有“世界之冠”的气概，不如说更暗示着“有品位的古都之风”。

“中国”这个词，从语感上说开始变得头角峥嵘，是在受到列强侵略的近代以后。

文明的边缘

吴国的开国传说中的美谈

长江下游的吴国，在春秋末期为越国所灭，此地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例如，日本和服总称为“吴服”，说明两地在风俗上有过交流；另外，吴语对日语的影响以“吴音”的方式保留下来。

——月落乌啼霜满天……

这首诗里日本人十分熟悉的寒山寺，就在吴国的古都姑苏城外。“姑苏”就是现在的苏州，曾是江南文化的中心。

近代中国的学问、艺术，可以说都产生在江南——扬子江下游南岸。

清代科举中，如果按照实力本位主义，考中者大部分都来自这个地区，所以使每省考中者的比例相当稳定。

不要忘了，文运如此昌盛的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的曙光时代，也曾被称作“蛮地”。

当时的文明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

扬子江离那里太远了。

“蛮地”吴国的开国传说，在《史记》的《吴太伯世家》中有记载。

据说开国的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

比起这两个儿子，周太王更钟爱小儿子季历。不，准确地说是宠爱季历的儿子昌，据说这个孙子是“圣子”。为了把王位传给昌，太王必须把王位先传给昌的父亲季历。

长子和次子觉察到了这一情况，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让末弟季历即位，两人出走去了蛮荒之地。

而且，为了防止万一被发现，再次被周室所用，他们依照蛮人的风俗，文身断发。

他们出走的地方，就是江南，也就是后来的吴。

太伯为当地人民所仰慕，被推举为首领，吴国于是诞生了。太伯无子嗣，死后弟弟仲雍继位，子孙相传，直到为越王勾践所灭。

故事真美。

也许，这两兄弟是害怕父亲一心想让末弟即位，会杀了自己，才出逃江南的。

一“文身断发”，立刻变身“蛮族”

不过，我们还是先不要恶意揣测，再读一遍《史记》的正文。

——于是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

问题在于“文身断发”。

为了不再为周室所用，太伯和仲雍选择了变为野蛮人。

这个故事暗示我们，只要变成野蛮人，不管血缘关系多么紧密，也会跟周室，甚至是文明圈完全绝缘。

更引人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只要文身断发，原本是文明人，也马上变成野蛮人。

文身与断发，都只是后天性的特征。

蛮夷、狄戎等所谓蛮族，在《史记》中也经常登场。但是，就像前面引用的《史记》研究家的文章所述，作者司马迁几乎完全没有想过描写他们的身体特征。

中华的居民蔑视蛮夷，因为他们没有文明。如果这个理由消失，也就是说蛮夷也有了文明，那么就被视为值得尊敬的人了。

把吴太伯的故事反过来理解，如果野蛮人不文身，并且把头发留长，衣冠束带，不就变成了中原的“文明人”了吗？

这种逆推有点大胆，不过，在有明显“华夷之别”的中国性格的背面，却是有相当通融性的。我们可以从很多历史记载中证实这一点。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记载了舜向尧帝的进言。

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共工”大概是官名，据说此人有“淫癖”。推荐共工的是驩兜。三苗在江淮、荆州作乱，鲧治水不力。

舜要把这些罪人，流放到边疆“变成”野蛮人。

三苗暂且不论，共工、驩兜都是尧帝的重臣，鲧是继承舜的帝位并开创夏王朝的禹的父亲。他们都是处于中原文明中心的人。

他们获罪后被流放边疆，就变成了北狄和南蛮。

注释家解释说，作为惩罚，他们被罚穿夷狄服装，做夷狄打扮。

当然，这只是神话时代的传说，但也反映出，中原人从没有以种族差异的眼光看待周边的夷狄。

只要改变服装、文身断发，中原之民也会变成夷狄，与种族和血统丝毫没有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中华与夷狄的差别，在于血统以外的东西，是以文明、非文明这个尺度来分类的。

“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规矩和蛮夷

太古时代所谓的文明，只不过是指用简单的方式取火，或制作方便的容器、器具。由于使用了这些技术，人们有了剩余时间，文明就越发进步了。

从中原被流放到边疆的文明人，因为掌握了方便的技术和知识，在未开化人群中想必大受欢迎。文明的传播，改变了蛮地的面貌，最终使蛮地也变为中华之疆。当地的居民也不再是夷狄，而成了中华之民。

秦、楚等战国时代的强国，也是从蛮地一跃成为“中华之国”的。

周王朝不论如何衰败，也固守着“天无二日，地无二王”。诸侯们只好先忍受着公、侯、伯等称号，谁也不敢称“王”。率先称“王”的是楚。称王的楚王熊渠装糊涂说：

——我本蛮夷，不受中国之召。

意思是说，只有周王朝之主才能称“王”，这是中华的规矩。但是，我们是蛮夷，所以这些规矩和我们没关系。

楚国讨伐小国隋时，隋国抗议说，“我本无罪”——我们没做什么坏事，有什么理由来讨伐我们？楚国不知羞恬地说，“我本蛮夷”。

开战之时，中华诸侯会先数落对方过错，美其名曰“代天伐不义”。

在楚国看来，这些繁文缛节可不必理会，太麻烦了，蛮夷就蛮夷吧。

由此而知，楚人似乎并不以自称蛮夷为耻。

最根本的差别

加“人”字就是中华之国，不加则是“蛮地”

同样姓佐藤，报纸上如果提到此人时单称“佐藤”，一般都是指杀人事件、交通肇事的嫌疑者。如果加上敬称，如佐藤桑、佐藤氏，则是被害者或目击者，“不是坏人”。敬称的有无，显示着事物的善恶，这可以说是“微言大义”——在不经意的选择语言中表明态度评价。

孔子编纂的《春秋》，就是在平实简洁的编年史中包含了这种“微言大义”的严正褒贬。

例如，在记载郑庄公讨伐其弟段时，写道：

——郑伯克段。

一般来说，应该写讨伐弟弟，这里直呼为“段”，说明他和弟弟道不同。

郑国的公爵庄公，不称作郑公，而称为郑伯，是为了责备他未能教化弟弟，将他的位阶降了一等。

而且，在《春秋》中，原则上提到中华诸国时，会加上“人”字，提到夷狄时则不加。

但是，昭公十二年时记载有：

——晋伐鲜虞。

不说“晋人”，只说“晋”，这是在批评晋与夷狄联合讨伐中华之国。

僖公三十三年时，记载有：

——晋人与姜戎败秦师于殽。

姜与戎并非中华之国，因此不加“人”。但秦是中华之国，为何不写作“秦人”呢？

据注释《春秋》的《谷梁传》解释，在此战中，秦乱了子女之教、男女之别，所以视同夷狄。

秦是夷狄，那么，晋与姜、戎两个夷狄联合起来讨伐秦，也不会受到指责。所以，“晋、”字后加上了“人”字。

僖公十八年记载有：

——邢人狄人伐卫。

为什么在被视为夷狄代表的狄后面加“人”呢？

《谷梁传》解释说，狄伐卫，是救齐的义举。

经过战争，中华之国忽然变成了夷狄。相反，被视为禽兽的夷狄，忽然升格为“人”。种族主义、“尊血主义”不可能产生这种思考方式。

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迎娶狄女为皇后。当时重臣富辰进谏，但并非怕王室血统为夷狄所乱。富辰的谏言中没有这种“尊血主义”的想法，他说——

狄后总有一天会失去王的宠爱，被冷落。女人的怨恨是很可怕的，最后说不定会请自己的娘家狄来报仇……

关于血统，一个字都没提到。

“中华”与“夷狄”之差异并非绝对的

不光是周王朝，中华诸侯之国，也经常与夷狄通婚。如果所谓“中华思想”里包含着强烈的“血统”观念，就不会出现这种通婚了吧。

晋惠公是其父献公从戎迎娶的姐妹中的妹妹生下的孩子，而晋文公则是姐姐生下的孩子。惠公与文公都有戎族之血，但仍被中华诸侯所承认。顺便说一句，献公似乎很喜欢戎女，其后又迎娶了骊戎的女儿，这成为祸起萧墙的原因。

“血统”并未受到很大的重视。

反倒是“胡服骑射”之类的移风易俗，被视为大事。

比起夷狄之血，夷狄服装的侵入，更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服装与文明直接相连。

由被流放或逃亡的中原文明人，带动夷狄文明化，再归入中华文明圈，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夷狄只要逐渐改变风俗和服装，就可以归化为中华之民。

风俗是否文明，这是区别中华和夷狄的标准。但这种华夷之别，也不是绝对的。

绝对的东西是什么？

当然是“血统”。

就算更换服装、留长头发，也不能改变血统。不投胎转世就无法改变。日本以这种生来注定的东西为价值判断的基准。

没有比日本“歧视”更严重的国家

不管在哪个国家，尽管程度也许不同，但都有“引以为傲”的东西。骄傲的结果，是轻蔑他人，这就成为歧视的根源。

在文明国家中，还有比日本存在更严重的歧视现象的吗？

歧视现象的特征是不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即使受到歧视待遇的人抗议，施加歧视的人也可能会吃惊地说：

——哪有这回事，是你们想太多了吧。

这些人并不是装糊涂，而是真心觉得没有歧视这回事。

日本人的歧视意识强烈，是因为他们把“血统”这种决定性的东西当作区别人的标准。

作为一个岛国，本来异分子就少，对有可能妨害团结的因素，警戒心特别强。

只要有一个人违反白扇的指挥，就会危害到整个军事集团的安全。因此，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异端分子存在。

找出异端分子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确认“血统”。

闭关锁国的日本，不仅驱逐外国人，连日本人和外国人所生的混血儿都要驱逐，以至产生了《加伽塔拉之书》［32］这样的悲剧。

即使入了日本国籍，没有大和血统的人也不会被认可为“伙伴”。

一个加入了日本国籍的韩国学生，曾因此而绝望自杀，这是去年（昭和四十五年，即1970年）的事。白扇向右指，如果有人向左跳，这多可怕。于是要尽量排斥有这种可能性的人。所有的怀疑都指向拥有不同血统的人，如果受不了这种像要撕烂灵魂的视线，只好自杀。

中国统合在文明之下，日本团结在“血”之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日本的做法取得了成功，所以，对“血统”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淡薄的吧。

六“完整”与“不完整”

——重视平衡的中国人与嗜好不平衡的日本人

凿石之人

有篇文章我自己也快忘记了。不过，并不很旧，只是没有用我的真名。那是六年多前，我以葡萄牙人安东尼奥·马卡斯的笔名发表在《文艺朝日》杂志上的。

那本杂志以《分析日本人》为题，请数位作家以外国人名为笔名写日本人论。

可以说是卞达森们的先驱吧。

前面一章中引用了很多《春秋》等名著中的艰深句子，本章来看看安东尼奥·马卡斯的轻松小品文吧。

关于“血统”的“噩梦”

我常常会做噩梦。

满头大汗，呻吟出声，惊醒了我的日本妻子。

“已经退休了，整天悠闲自在，为什么会做噩梦？”妻子很不高兴地说，似乎在质问，在这个适合居住的平安国家，为什么还要无病呻吟？

我没有对她讲梦的内容。如果说了，她一定会说我太钻牛角尖。

我经常做凿石的梦。石匠用凿子，把石头凿得粉碎，不时有火花蹿出，溅到我脸上，“好烫！”我跳起来，梦就醒了。

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荒山上建了别墅，修了高尔夫球场，那片土地也繁荣起来了。那是明治时代的事，已经很久以前了。当地的人很感谢他，为他修了纪念碑。

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父亲的那位朋友是英国人，怎么能为敌国人修纪念碑呢？于是政府的人带来石匠，凿碎了纪念碑。

我的母国当时是中立国，所以在战时自己有相对的行动自由。某天我去了那座山，父亲朋友的纪念碑已经很可惜地消失了，四周只剩下碎石块。虽然正值炎夏，我却感到不寒而栗。

此人过去很有名，说出名字，应该有很多人知道，他就是被称为六甲山开山之祖的格洛弗［33］。明治维新时，作为长崎格拉巴商会的老板来到日本。他很喜欢日本，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生下的孩子都不学英语，而是让他们去日本的学校。

孩子们如果穿西式服装，他就会勃然大怒，以至于女儿们只能趁父亲不在时偷偷穿。最后他入了日本国籍，但就因为他的“血统”是英国人，连纪念碑的石头都不被见容。而且，纪念他为“开山之祖”的纪念碑被凿毁，是在他去世三十年后。

为什么重视“血统”

日本人的“血统”意识是否太强烈了？在区别日本人和非日本人时，极为严格。曾经有为葡萄牙人莫拉艾斯热爱日本，想成为日本人，但最终没有成功。他的努力化为泡影，令人为之悲哀。

我父亲曾辗转果阿、东帝汶、澳门，最后来到日本定居。他见过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退休以后，把“骨相学”当作了一门兴趣爱好。他编写的人名录十分奇怪，除了地址和电话号码外，还记下了此人的脸形。

山田一夫　蒙古人脸形

铃木太郎　波利尼西亚人脸形

佐藤正男　朝鲜人脸形

如此这般。其中还有写着熊袭［34］人脸形的，大概是个大胡子。

在越南战场采访过的新闻记者报道说，那里的原住民容貌与日本人酷似。在喜马拉雅登山队的旅行记里，也曾提到不丹附近的居民，其容貌和日本人十分相似。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内地的小学生，播音员解说道，和日本小孩没什么两样。

在我看来，在日本人里也有与以上这些地方的人相同类型的。也就是说，日本人和东亚各地的人，在血统上都是有关系的。

从人种学上来说，日本人是一个混血民族，这已是定论。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这么重视血统呢？理由有很多，不过，也许正因为是混血，才更重视血统。有人说，希特勒如此痛恨犹太人，强调日耳曼民族的纯正血统，是因为他自己有犹太血统。另外，日本是被海包围的岛国，这一地理环境也孕育了对外人严格区分的心理。

我认为，除了地理环境外，历史环境的影响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日本在明治时代开国时，发现西洋各国远比自己先进，当然奋起直追。西方人对日本人来说，是目标，是领先自己的竞争者。

对于目标和竞争者，必须十分明确。这种意识，大概更让日本人和非日本人的界限分明。

这么说也许不太合适：越有上进心，就越难以避免自卑。我在澳门感觉到的是，中国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跟日本人有些差别，中国不仅没有自卑，而且简直是殷勤中有种优越感。

我一开始认为是他们没有上进心，所以不自卑。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中国人缺少上进心。他们有曾经创造了伟大文化的自豪感，不管现状有多大差距，也有“前冠军”的自豪，所以不会陷入劣等感的泥淖。

外强中干

不能说日本过去没有伟大的文明。不过，文字、文物主要都是从外国传入的，由此产生的自豪感，与中国人相比，就要大打折扣。

明治以来，日本的进步日新月异，其中一个原因，大概也是没有负担，可以尽情地往前追赶。相比之下，中国人背负着过去的重担，难以卸下，只能迈着沉重的脚步摇摇晃晃一路走来。

自卑不一定是坏东西。有了自觉，才能感到自卑，它是进步的酵母。如前面所说，中国人因为不自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走了很多弯路。

虽然不是坏事，但它以负面形式表现出来，还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待外国人，以平常心相待就好了，却偏偏紧张起来，有时又有人没来由地自大。特别是在战争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不知为何，曾有一个军人莫名其妙骂我：“你这个外国佬！”

还有一次，与一个O型腿的男子狭路相逢，对方用可怕的眼光盯着我。通常O型腿的人柔道很厉害，我很害怕，便靠边悄悄溜走。据说过去的武士常常会说“靠近必斩”。当时那男人似乎在说：“再靠近就把你扔出去。”

见我逃走，O型腿男子似乎满足了，扩胸挺肩，神气十足地走了。但是，我并不认为那是勇敢，而是一种自卑的表现。那男子肯定是为了扬日本国威，显示出日本男人的气势。尽管如此，也没有必要对路人挥洒爱国心吧。

忽然变得粗暴，虚张声势地吼叫，这一定是因为心里虚弱。如果只能用这种行为来扭转局面，那是十分可悲的。

战争时流行的很多东西，从“禊［35］”这种奇怪的行为到日本文学的浪漫派运动，都是相似的东西。我对日本文学也很感兴趣，有些研究。虽然我生来是个浪漫主义信徒，但对日本浪漫派很失望。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日本的浪漫派有点偏离原旨，时不时暴露出想扭转价值观的意图，光想着惊世骇俗，却没有浪漫派特有的恢弘气象。

实际上，现在不说这些也可以。因为自卑感随着状况的变化就会消失，尽管有落后的地方，只要追上去，自卑感就会消失。

用总理大臣的口吻来说，日本也变成大国了，特别是经济实力不容忽视。金发碧眼的国家，也有些比不上日本的。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感也会消失吧。

确实也正在消失，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表现得很明显。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面对外国人时不再畏畏缩缩，也不会过度紧张，更不会虚张声势，而是非常自然。似乎是长时间以来作怪的幽灵，渐渐平静了。是啊，他们没有理由再自卑了。

同时，对日本人和非日本人的区别，也不再像以前的人那样过分执著了。对我们外国人来说，他们成了更好交往的对象，我们也感到轻松。

我长时间从事贸易工作，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只容许“民族商社”从事对外贸易。即使取得国籍，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国人，也不能领到进口许可证。这就是“血统”意识和严格的区别，也就是说，明治时期日本做过的事，现在在一些新兴国仍在延续。

日本越来越适宜居住，但是……

我们在日本，现在还头疼觉得不好相处的就是日本的老年人。虽然历史环境发生改变，但常年积淀的一些东西却很难改变。本来可以不用勉强，却偏要逞强，咬紧牙关。即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已不再是被追赶的目标，但仍还要严格地区别。有句话叫“明治的脊柱”，我想其所指的就是这类人吧。

几年前，一进大阪一家宾馆的大堂，正好电视在放力道山［36］空手一砍狠击外国选手。外国选手倒下时，我旁边有人站起来，大声鼓掌：“太好了，加油！让他们瞧瞧日本人的厉害！”

一看，说话的人是一个秃头，毫无疑问是明治时代的老爷子。

这就是明治精神的精华吗？

因为追赶不上，所以虚张声势，着急了就以不理智的言行，想扭转局面——那位O型腿的柔道绅士，就是极端的一例。

掩饰虚弱的强势，并不是真正的强。明治时代的老爷子们数落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没骨气、没礼数，等等，这并不是玩笑。本身很强的人，没有必要虚张声势或者畏畏缩缩。

历史环境改变的同时，地理环境也改变了。虽说日本是岛国，但交通工具的发达改变了环境。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更大方，更宽容。这样的年轻人，会一代一代更多。如此下去，日本会更适合我们外国人居住。

前面提到的石碑的故事，现在有人提出要再建。可是，格洛弗的孙女，一位钢琴老师，固辞不肯接受。她说：“说不定以后还会被破坏。那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

我劝她说，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还是接受吧。她也重新考虑了，但还是说：“那么，接受也可以，但不要写‘开山之祖’，就写‘六甲山纪念碑’吧。”

她在害怕什么？我自己也不是经常做噩梦吗？

不过，我对她说：“日本人也变了。凿毁你爷爷纪念碑的人，都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不用担心。”

实际上，这话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不用再做噩梦了”。

新的日本人诞生了——这是让人欣喜的事，但说真心话，也有点寂寞。这种复杂心情，我说不清楚，读者应该能明白吧？

慕拉士［37］的悲剧

“恋慕日本，恋得悲切”

重读旧作，前面的文章确实写得轻巧，可以作为厚重的《春秋》的补充。

因此，下面就日本人对“血统”的信仰，列举几个过去发生的令人悲伤的例子，作为未来乐观论的补充。

前面的文章我用了个葡萄牙人的笔名，偶然的巧合，我下面要举例子的主人公也是葡萄牙作家——慕拉士。

慕拉士从心底希望自己成为日本人。

慕拉士直到死于阿波［38］边土，

恋慕日本，恋得悲切

——吉井勇

不同于商人格洛弗，慕拉士是注重精神的作家。

文森斯·路德·慕拉士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定居日本。此前一直在澳门当海军士官，经常来日本，这一年趁来日的机会，他决定做个日本人。

他是泛神论的基督徒，从世界的森罗万象中寻找神的所在。有这种倾向的人，最尊重自己生活里的风土习俗。住在日本的土地上，而保持着故国生活习惯的外国人很多，但慕拉士却与融入了日本的风土习俗，寻求与神的接触。

据说他不论看到什么，都会说：“可怜，可怜。”

摔破了一个盘子，他也会感到十分可惜，面露悲伤。

晚年他宠爱的一位德岛妇女说：“大胡子慕拉士先生，经常说万物都有生命，碗、筷子都有生命，这成了他的口头禅。”

要变成日本人，对他来说，并不是改变国籍这种形而下的问题，而是形而上的精神问题。

信奉天主教的他放弃原来的宗教，皈依佛教，而且还信神道教，特别信仰稻荷神。

他身穿和服，早上起来面向东方，恭恭敬敬地拍手参拜［39］；用刀豆形状的烟管吸烟草；外出时抽“敷岛”香烟；饮食也都改成了日式。

如果光是在形式上学日本人，慕拉士的行为并不稀奇。原居留地书店的外国老板，常常穿着日式外褂坐在店里。

但是，慕拉士从形式学起，然后渐渐逼近心灵。他憧憬着《方丈记》中描述的世界。不过，他并不十分看重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他写道：“要了解日本，与其学习知识，不如去体验感情，更加受益良多。”

这正是至理名言。

陷入两种文明困局的慕拉士

坚定地关上身后的欧洲之门，站在新的日本之门前，慕拉士释放了自己的情感。他虽然是南欧人，但并没有乐天的性格，索性连脸都越来越像日本人了。能面［40］上那种谜一样的表情，也化入了他的脸。他似乎对此盼望已久。“怎么样，总算变得有点像日本人了吧？”据说他常常这样问别人。

如果光是有好奇心，是不会付出如此努力的。住在神户时，他在平野的祥福寺参禅，修炼十分严格。

在来自欧美的外国人中，再没有像他这样理解日本精髓的人了吧。慕拉士经常被拿来与拉夫卡蒂奥·汉恩［41］比较。汉恩被认为是了解日本的外国人的代表，但他太注重知识性了。

慕拉士封闭了属于欧洲的自己的过去，汉恩却并非如此。汉恩精神中由西欧生活培养起来的东西，穿过打开的大门，袭向“日本”。可以这么说，汉恩的理解是知识分子式的日本理解。

出身于里斯本名门的慕拉士，毫无疑问也是知识分子，但他却不像汉恩一样执著于教养和知识，他甚至有意识地要远离教养与知识。慕拉士没有选择用头脑去理解日本，而是用身体、心来把握。

也许可以说，他是想换一个灵魂。

艺伎出身的爱妻田子与明治天皇在同一年（1912）去世。这一年葡萄牙爆发革命，布拉干萨王朝覆灭，共和国成立。伤心的慕拉士为了给爱妻田子守墓，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德岛。

昭和四年（1929），因为风湿和心脏病，慕拉士半身不遂，从走廊跌倒滚下而死。

如吉井勇所咏，慕拉士恋慕日本恋得悲切，然而，日本人却不愿接受没有大和血统的人。

葡萄牙驻日大使阿鲁曼德·马鲁钦曾经就慕拉士的事向《朝日新闻》投稿，写道：

他陷入了两种文明的困局。他是日本人，却始终没有一个日本人爱他，他始终被当作外国人。

悲哀的日本人慕拉士！

无论如何也无法成为日本人，也许与日本人如此接近的他自己最清楚。

犹太人有着独特的风俗和信仰，即使移居到世界各地，也能保持民族意识。但是，在流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只有去了中国的一派因被同化而消失了，会堂、律法，以及汤因比［42］所说的“文明的化石”的断片在中国都没能留下来。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家族制度让人觉得很舒服。不过，如前所述，中国人对血统的宽容也是一个原因吧。

对称性

左右必定对称

前一章中引用了很多沉重的话题，本章再换些轻松的。作为乐观论的补充，再举出一个带有悲观色彩的例子——我这种态度，似乎来自中国人特有的“对称性”的性格。

中国是文字之国，不论丧庆，都要挂“对联”，左右一行句子，贴在门和墙壁上。这两行句子一定是在意义上构成对仗的。

被称为“诗圣”的杜甫，擅长律诗。所谓律诗，就是八行诗中一定得有两组对仗的句子。

一次，杜甫被某位将军请到别墅，做了十首五言律诗。下面随意引用两句：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这两句第一个字“绿”和“红”是成对的色彩名，第三个字“风”和“雨”成对表示气象，最后一个字“笋”和“梅”，是相对应的植物名。

第二个字“垂”和“绽”都表示自身的状态，第四个字“折”和“肥”都是施加动作的词。

这是完美的左右对称。

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

“将军”和“稚子”相应成对，“好”和“能”都是表示嗜好的字，最后，“文”和“武”是常见的对法。

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

想起灯火前的舞姿，自己也觉得可笑。然而去了异地，醉后高歌，也不会有人赞赏了——这描写的是歌咏酒宴的场景。

“自”和“谁”是人称，“笑”和“怜”是一对表示感情的词，“灯前”和“醉后”前后对应，“歌”和“舞”是一对表示欢乐的动作。

有了“东”，就反射性地想到“西”。“春”和“秋”、“龙”和“虎”、“上”和“下”、“金”和“银”、“万里”和“千载”——中国人不论谈到什么，都喜欢排出对称性。

平衡的东西才是“中国美”

中国是各种各样民族的聚居地，人们之间的关系复杂相关，体会到妥协和让步是必需的，因此培养了保持平衡的才能。

在说服人时，“A这样做了，相应地，希望B也这样做”。这类保持均衡的折中，在实际生活里最有效。

几千年间，中国人保持着平衡，成为“对仗”的好手。

汉诗必然有对仗的规则，不得不说其根源很深。

对中国人来说，不平衡的东西算不上“美”。如果极端地破坏平衡，那简直是一种罪恶。

然而，日本却并不十分赞赏这种对称性的美。

保持平衡，是因为施加了人力。日本人讨厌人工美，即使施加了人力，也要尽量让它不起眼。

日本人喜欢自然之美，似乎对人工修饰的评价不是很高。

冈仓天心形容日本独特的茶室构造是非对称性的居所，他写道：

为了将不完整的东西置于被崇拜的地位，在完成它的想象力的驱使下，故意保持未完成状态。

天心认为，日本人喜欢“不完整”，是受禅的影响。长谷川如是闲［43］将其视为日本固有的东西，举出了出云大社为例。出云大社向右倾斜的楼梯和门，只能被理解为人们故意破坏“完整”。

把地板清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在日本反而不受赞赏，因为过于人工化。利休［44］看到干净得一尘不染的庭院，故意摇摇旁边的树让叶子落下来的故事，就很日本式。优雅倒是优雅，但将人工视为“罪恶”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吧。

七“人性”和“分寸”

——从“自杀”看差别

罗敷之歌

古代民歌中的“形式主义”

汉代《乐府》中，我最喜欢的是《日出东南隅》。《乐府》是中国的古老民歌。下面引用我喜欢的这首民歌。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绡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

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

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

罗夫自有夫，东方千余骑。

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

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

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

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

四十专城居……

下面还有一些，太长了，这里省略。

读这首诗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说罗敷是美女，可整首诗却找不到关于她美貌的直接描写。

只写到了她发髻的形状、手提竹笼的绳钩、衣裙的颜色、戴的首饰，以及被她迷住的男人的动作，而关于最重要的容貌，则一字未提。

容貌也是外在的东西，可以说是形式。但是，作者却一个劲儿去描写形式之上的间接形式，如发型、服装等。

看到这里，读者脑中一定会浮现“形式主义”这个词。

前面所讲的一连串例子——通过文身和断发这些形式上的改变，文明人马上变为野蛮人；下苦功创作对仗的句子，等等。在形式主义这一点上，都和罗敷之歌有共通之处。

都说中国人爱面子。左伟一种处世智慧，尊重面子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中国人的“形式主义”产生于“信任人类”

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人性格构造的一大支柱——“形式主义”的来历。

在宗教性的世界，事物的表里紧紧相连，甚至已经没有表里之分，被神充满，没有空隙。但是中国是人文至上的国家，代替神的，是无孔不入的人。虽然如此，人并不像神一样起黏合剂的作用。

任何事物都有内蕴。宗教借助神灵之力，想一举抓住内在奥秘。可是，对与宗教缘分不深的中国人来说，要探究内在奥秘是件没有尽头的事。于是，只有抓住表面表现出来的东西。

包括尊重面子的中国形式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式无神论理所当然的选择。

《日出东南隅》中所表现的罗敷这位女性的内心，要用宗教性的把握法，才能传达给他人。为了传达，中国人进行了形式上的马赛克组合。

中国人认为，她是怎样的女性，在她与想说服她的“使君”的对答中能表现出来。他们确信只有这一途径。

假设她的内心活动以百来计算，她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自己，大概只有百分之二三十。衣裳、打扮或许能表现出百分之五十，但无法全部表现出来。

以从表面看到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为根据来推测整体，这是中国式的方法论。

中国人以诗为最高的文学

中国人以诗为文学之首的传统，也与上述的方法论相关。中国人喜欢议论、说服、推理（常以考证癖的形式出现），也可以说是这种方法论的产物。

信仰宗教的人，会尝试从零出发把握整体。而中国人则认为零就是“无”，是什么都不能产生的。这样一来，当然重视用具体的数字来表示，也就是“形式”、“外在”。

不能与中国人玩概念游戏，通过具体的数字才是与中国人进行交流的契机。当中国人要求拿出具体的数字时，如果认为这种方式过于功利了，那可不行。

不论多少，中国人都要求实物。如果是玩概念游戏，不管堆积多少个零，中国人都不会理睬的。

人

“形式主义”的极致是中国的佛教艺术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同时传入的佛像进行了改动。

印度的佛像大多近乎赤裸。丰满的身体上，挂着一层薄而透明的衣裳。

据说这是佛教传入初期，北魏式佛像的特征，日本的梦殿救世观音便是最明显的例子。拿它与同是五世纪的印度佛像，例如马杜拉博物馆著名的如来立像相比，差异显而易见。

也许是印度气候炎热，所以衣裳单薄；而华北却很寒冷，所以佛像也要穿上厚衣服。

但是，七世纪唐代的佛像，同样还是在华北，但衣裳却再次变薄了，这是为什么？以首都长安为中心，唐代国际化十分繁盛。在我看来，中国的形式主义在物质、精神的国际化中被削弱了。

印度的佛像大多官能气息浓厚，用佛的精神形骸——肉体来表现佛，而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更倾向于以肉体的形骸，即衣裳来表现佛。

这可以说是形式主义的极致。

如前所述，早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就以人力来征服自然，由此产生了人是自然主人的自信。夏禹、尧舜等治水成功者被奉为圣人，他们的事业并未借助神的力量。因此，中国人更崇拜圣人，而非崇拜神。

圣人不可轻待。

身体是人类动物性的部分。既然如此，用雕塑完美地再现身体，那就是对人的亵渎。

从侧面看，中国的佛像像洗衣板一样薄，而这本来就不是从侧面看的东西。大概当时中国的雕刻师脑子里从来没有立体美的概念。

这并非技术拙劣。

从青铜时代开始，中国人就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怪兽、怪鸟的图案。但唯独在人体像方面，中国尽量远离写实性，这只能让人认为他们是故意画得拙劣。

为了尽可能隐藏身体，就把重点放在衣褶上，消除立体感。“平面化的”、“平面的”，被认为是“单调乏味”的同义词，但中国的艺术家的目标似乎正是平面化。

在一个将“书法”视为最高艺术的国家，画在纸上的那样平面化的的艺术表现被认为是最优秀。这是“形式”哲学的必然产物。

形式主义的背后就是无神论，再往深一步，就是崇尚人文的精神。

佛像上那些复杂的衣褶，大体都是左右对称的，简直是对称美的样本。

从对外来事物的改变，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固有的性格。

我们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艺术品的中国化中，找到了中国的独特个性。

日本的佛像传达了身体的跃动

同样，在传入日本的佛教艺术品中，能看出日本的性格吗？

初期，飞鸟、白凤、天平时期之前的东西值得注意。为什么呢？从中国和朝鲜传来的佛像本身就很多，即使在日本制作，也有很多是出自归化日本的人之手。

在中国，佛像制作以唐为顶点，之后开始走下坡路。而在日本则要到较晚的时期，即镰仓时代又一次迎来了佛教雕刻的黄金期。制作者也不再是归化人，而且，这一时代的作品正面把握了人的身体的跃动。

光是凭这些，也许还不能进行大胆的论断。

不过，这与前面所讲的事实——日本没有黄河那样气势恢弘的自然条件，因而没有打败大自然的人类英雄的形象——多少有点关系。

在日本人看来，人类并非如此伟大——因此，也没有多少敬畏之心。所以，日本人能够自由表现人类的身体。

日本没有产生严重的形式主义，这也是其中的部分理由。

没有上帝，也没有圣人——日本这种特殊的环境，产生了各种特殊的文明。

这也是对前面所讲的复习。

不过，在“没有上帝”这一点上，日本和中国是共通的。

总得也有些共同点吧。

自杀的规矩

自杀是“形式”——在这点上日本与中国相同

在神主宰的世界，自杀是不被允许的。生命是神授予的，人不可随意处置。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上帝并不存在，人也理所应当地可以处理自己的事。

古希腊诸神酷似人类，自杀是被肯定的。在尊崇人力的罗马黄金时代也是如此，罗马法不仅承认自杀，甚至赞美自杀。

但是，自从基督教的神统治欧洲之后，人的生命就全归于神灵。托马斯·阿奎纳［45］的自杀犯罪说刺中了欧洲人类主义的喉咙。

在中国。自汉代儒教国教化以后，获罪高官自杀的例子数不胜数。自杀已成为一种惯例。

在武帝的父亲景帝时，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御史大夫晁错被处以腰斩之刑，这在当时是例外中的例外。

晁错削减各地诸侯的领地，充实中央集权，由此招来怨恨，招致“吴楚七国之乱”。为了安抚叛军，他被处刑。如果让他自杀，仍不足以平息叛乱，所以不得不杀掉他。

据《汉书》中的《晁错传》记载，当皇帝决定对他处刑时，他并不知情。

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皇帝为什么要设计骗晁错呢？

如果知道自己被判死罪，晁错一定会自杀。以为是皇帝召见，他着礼服晋见，却想不到被斩于东市。

《史记》中记载：“九卿而罪死即死，少被刑。”

“三公九卿”指阁僚，“罪死即死”是定罪后立即自杀的意思。所以，实际上基本没有进行过处刑。

汉成帝时代，曾有废后获罪自杀的事件。《汉书》的《外戚传》中记载：“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

这么看来，一旦被判有罪，通报的使者会事先带着毒药去。

此外，汉宣帝时代的田延年等人，因某事件连坐，当听见通报的使者到来的鼓声时，立即自刎而死。

自杀已变为形式化。毕竟自杀和形式主义都同样是从无神论之根长出的树木，互相枝叶相连。

这在日本和中国都一样，关于自杀的根源“人类至上”，两国之间存在着程度深浅的差别，这表现在死亡的方式上。

三岛由纪夫的死没有人间气息

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是想以自己的死为“皇国”的将来效力——也就是说，是作为人的一种努力吗？

三岛由纪夫对人类的信任有多深？他对自己信心极强，但他相信别人吗？他绝对缺乏对庶民生活的热爱。在作为遗言的那篇檄文里，他完全没有提及庶民的生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不相信别人的人，不会期待自己死后的崛起。因为自己死后，崛起的肯定是别人。

这样看来，他的死不是政治性的死，而是美学性的死，或者说是情绪性的死。

脑袋落地，看起来触目惊心，但他的死没有世俗感，这不光是因为那篇十分空洞的檄文。

没有世俗感的三岛之死，讲究形式，可谓是一种美。

日本武士道认为临死挣扎很耻辱。当然，中国人也赞美从容赴死，但实际上在日本人看来，很多中国人会在死前挣扎。

不过，据说在处刑时，白刃加首那一瞬间，中国人更为干脆。

中国没有“辞世”这一风俗

死前留下“辞世”的优雅风俗，是日本所独特的。

在汉语中，“辞世”就意味着辞别世间，即死，没有临死前留下歌咏的意思。含有这个意思的"辞世"，是日本人的惯用语。

辞世符合美学性的死。写诗也是人的行为，不过，大多是在不再挣扎的心境下写成的。

一直到生命最后都相信人的力量、人类至上的信念，就当然会挣扎。

在吴越之争中，大家熟悉的战国时代吴国名臣伍子胥，被吴王怀疑有异心，获赐“属镂”之剑命他自杀。死前他叫道：

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灭吴。

这是毒咒。

没有自己，吴国也就完了。到时，用自己墓上生长的梓木做吴王的棺材。把我的眼睛挂在吴国的东门，以见证这个国家的灭亡——这种死多么有人间气息啊。

日本人的“自杀”与“物哀”相通

与孙子并称为“孙吴兵法”的吴起，在楚国做官，权势极大。在庇护他的悼王死后，平时受吴起压迫的王公大臣们群起而攻之。

这时，吴起跑到宫中，伏于悼王遗体上。追兵当然追上去将他乱箭射死，不过有几枝箭也射中了悼王的遗体。

太子即位后，射杀吴起的人一律被满门诛杀，理由是向先王遗体射箭。

吴起是军事家，临死前也运用了人力，设下计谋向射杀自己的人复仇。虽然不算豁达，但他到最后仍相信人力。如果信念薄弱，就容易中途放弃。

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美。

这里我关注的是，日本人虽然和中国人同是无神论者，但对人类力量的信仰之心却相对淡薄。

说得不好听是半途而废，说得好听是“有分寸”。人力无法企及的，就是“物哀”。

同样肯定自杀，并且自杀的人同样很多，但日中两国各自又有区别，这值得深思。

政治即文化

无意识中使用对偶句的中国人

由三岛由纪夫想起了另一件事。

在外国长大的人，过着双重生活。就我来说，在幼年时代的记忆中，日本教科书的“花、鸽子、豆……”和祖父给我朗读《三字经》的“人之初”的画面相互重叠在脑海里。

我习惯于把眼前的现象分为“日本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加以认识。共通的东西不少，不过区别明显的东西更多。

在这时，我常常要去思考“为什么”。

一天晚上，我忽然想到，是不是这种习性促使我去写推理小说的？

一天早上——写下这句话，我才意识到这是“中国的东西”，不由苦笑。前面刚写了“一天晚上”，接着在无意识中，为了讲究平衡，用了对偶句——闲话少说，一天早上，我打开报纸，上面有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石川淳、川端康成四位作家发表的声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侵犯了学问艺术的自由。”

那是昭和四十二年（1968）的事。

我当时反射性地想到，这毫无疑问正是“日本的东西”。

在本书中，我坚持不采用出版社的意见，没有多例举时事。当然，时事也很重要，但我害怕太追求眼前的问题，最后会如同掬起水面上漂浮的渣滓和水泡一样，只关注无关紧要的事情，那就完了。我想更深入地提炼出一些东西。

不过，在这里，我不准备议论“文革”，也不准备批评这四位作家的声明。

我想把这四位作家的声明，当作日中两国差异性的一例列举出来。

“一致反对把文学艺术最终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的思考方法”，这是四位作家声明的结尾。

把学问艺术、文化与政治权力对立起来，至少分开来思考，这是日本式的思考方法。

中国的政治理想是“礼乐之治”，“礼乐”就是文化。

——郁郁乎文哉。

孔子这句话是称赞周朝的政治，前提是政治即文化。

并非谁是谁的工具，而是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

文化活动不是游戏

人文主义、或是文化至上主义，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文化和政治既然不可分离，要引进其他种类的文化，那就不是文气优雅的沙龙活动了，而是腥风血雨的政治活动。

也就是说，文化的引进与政体的改变相关联。

对想要蚕食分布在自己体内、无处不在的血管里的别种血液，原政体必定会拼死战斗，挑战的一方也是全力以赴。

文化活动并非游戏。

中国的历史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串长长的沾满血的文人名单。

日本人熟悉的名字有，自杀的屈原、写《正气歌》的文天祥。

即使在华丽美文粉饰的六朝时代，也有写《曲水诗序》的王融被杀；丘巨源因讽刺被杀；被赞为“二百年来无此诗”的谢朓，也死于牢狱中。明太祖将天才诗人高青丘腰斩弃市，也广为人知；同时代的徐贲、杨基死于狱中，张羽被逼自杀。

即使是被视为文人皇帝的清朝乾隆帝，也杀了《坚磨生诗抄》的作者胡中藻。处以的本是死无完尸的“凌迟”之刑，但文人皇帝出于对诗人的同情，把“凌迟”改为“斩”。

当胡中藻在诗中给国号“清”前面加上了“浊”字时，应该已经有了心里准备。敢于进行这种冒险，正是因为他相信诗文的力量吧。

文章是经国大业

中国文人基本上无一例外都参与了政治，日本有很多人对这一点颇不以为然。不过，“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中国文人并不认为这句话内容空泛。

读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闻，很多日本人会这样想：为什么对作家们做的小事，要一一鸡蛋里面挑骨头？

“艺术是无赖汉的事。”川端康成在报纸上这样说。

这是出自同样的想法。

无赖汉和黑帮，都是没用的人。松尾芭蕉也把俳谐比喻为“夏炉冬扇”，也是一样的意思。

冬扇对生活无益，与生活相连的政治也无关。文学也是如此，置于政治之外，这是日本文学的传统，现在仍在持续。

平安时代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白居易，说到“文集”就是指《白氏文集》。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以及律诗，最后一种是根据诗的形式分类，前面三种都是不拘于音律的古诗。

讽喻诗是政治批判、社会批判，讽刺政治的混乱和统治阶级的堕落，对人民的痛苦给予同情。

闲适诗是隐退或是因病疗养、闲居之时，“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诗，以私生活为主题。

感伤诗是遇事而发，情理内蕴的咏怀诗，著名的《长恨歌》、《琵琶行》属于这一类。

但是，收入《倭汉朗咏集》的白居易名句一百三十八条中，不是闲适诗就是感伤诗，几乎没有讽喻诗。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多么不愿与政治挂钩。

随着时代发展，武家政权长期当家，日本越来越称为“尚武”的国家。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军事集团色彩强烈的国家，与文章为经国大业相反，产生了文章应该私下经营的观念。

《方丈记》、《徒然草》之类的隐者文学，作为文章的正道，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现代的私小说。

而且，明治的开国，也没有纠正这种观念。

开国后，大量传入、映衬出日本落后性的，主要是西欧的技术。为了扭转劣势，日本举国大张旗鼓开展了洋化运动。

“和魂洋才”，这个体面的词，指的是奖励技术的洋化。“魂”，也就是精神方面，保持原样即可。

并非是因为优秀才保持原样。精神文化的优劣不像生产技术那样直观，特别是文艺领域，还存在语言的差异。

在铁炮传入种子岛以来传统的日本，技术的洋化马上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被这种洋化运动排挤在外的作家们，更加加深了局外人的意识。

日本文学的态度，与其说是反体制的，不如说是常置身于体制之外。

中国的人文主义、文化至上主义必然产生出轻武的风气。“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有名的俗话就是证据。

没射中靶心的日本人

在中国，暂且不论局部战争，凡是举国投入的重大战争，一定会任命文官为最高司令官。

被称为军阀先祖的袁世凯，不是军人出身，而是从书记升上去的文官。当时的制度是由数次升迁当上巡抚、总督的文官掌握兵权，曾国藩、李鸿章也是如此。

中国所谓的文官，翻译成civilian不太合适。魏特夫［46］曾称之为“非军事阶层”，我认为甚至可以称为“身为文学者的官吏”。

他们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都是会作诗的人。创作能描绘出一个世界，人们尊重有这种眼界的文人，而职业军人则被轻视为战争技术者。

在如此重视文人、相信文章的力量的国家，文学者不可能成为无所事事的无赖汉。就算成为无赖汉也可以，但他必须有为此牺牲的觉悟。明朝的李卓吾贬斥一群被称为忠臣、君子的人，反抗当时既成伦理道德。不过他预想到自己的著作会被烧，所以事先给自己的书题名《焚书》。同时也预感到自己会被处刑。李卓吾最终自杀于狱中，这与被杀差不多。

近代被处刑的文人也不计其数。

鲁迅的心爱弟子、《疯人》的作者柔石，在1931年被枪杀；同年，《少年先锋》的文学家李伟森也遭枪杀。写了以农村为背景的名作《流亡》、《家信》等的洪灵菲，1933年在北京被捕处刑。《乱弹》的作者瞿秋白1935年在福建被枪杀。结束战争次年，诗人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这无疑也是也是政治处刑。

政治体系即文化体系，因此作家的活动与政治核心紧密相连。每个作家平日都有赌上性命的觉悟。

东方邻国的文人们，同情中国文人的遭遇而发表了声明。但是很遗憾，这些声明未能反映出真相。

在中国，文人就是政治家，文学和政治紧密相连。

理解这种差异，这是最低条件

在日本，有不少摄政关白大臣在《古今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里留下歌咏，但他们并非因为是诗人才而成为政治家；并非通过诗歌、文章的考试，而是靠门阀（血统）登上庙堂。因此，文学和政治的关联被切断。

即使不是如此，在日本人看来，政治是显露人类经营的部门，是贪世之事。

就像家里的烟囱一样，尽量不惹人注目才好。

即使是太阳光，若直接射入房间也觉得不雅，人们以纸门中和后的光为上品。

与其说是对政治的信赖度低，不如说是出于好恶的选择，在日本，人们不屑于参与政治。

即使在现代，虽然政治如同毛细血管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日本人也总是对政治加以白眼。在揶揄从政之人方面，日本人算是世界上最热衷而且辛辣的。

接下来又是重提旧话——

假设生存所需要的依赖度为一百。

在中国，对人的依赖度达到九十，日本对人的依赖度大概只有五十。剩下的五十，本来应该由“神”来填补，但日本人却填入了审美意识。

这就是物哀。

对日本人来说，文学所处理的，主要就是“物哀”，赤裸裸的政治是文学的对立物，最好与之割断联系。

虽然喜欢白居易的诗文，但平安时代的文化人却拒绝其中的政治讽喻诗。从日本的体制来看，这也是必然的。

三岛由纪夫们的日本式心情，认为无垢的学问艺术被丑陋的政治所污染，老天都看不下去，无法忍受“文化大革命”。

不论如何，他们的声明，将日本和中国的差异暴露无遗。

日本人都认为三岛们的声明理所当然，很少有人有异议。

但对中国人来说，文学者被卷入政治的旋涡，也十分正常。即使受到弹压，当事人也会觉得理所当然。

这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的问题，也不是要求改变与生俱来的东西。但如果想互相接近，至少应该理解对方的差异。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一点，我才引用了四位著名作家的声明，作为分析的样本。

八　我们这对邻居

——长短相补，此为摄理

名与实

擦脸时是移动毛巾，还是……

取实舍名，还是取名舍实——这个问题就像孩子们问“双叶山厉害还是大鹏［47］厉害”一样。不过，我们还是清楚地分个胜负吧。

日本人取“实”，中国人取“名”。

这么说可能会引起争论。

但是，作为效率主义的军事性集团一员的日本人，在“名”和“实”面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实”。这并非不好。是胜还是败，走在生死线上的集团，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生存下去。

看看战后不久的日本社会世相，就会若有所悟。

“天皇陛下万岁”，一夜之间变成民族主义，“鬼畜美英”的辱骂，则一变而成“哈罗”。

明治维新时也是如此。据说新政府命令奈良寺庙的僧侣废佛弃释，从第二天开始当春日神社的神官。僧侣们马上服从，把佛像烧了当烧洗澡水的干柴。

出过历代幕府内阁首领的井伊藩，一见幕府旗色变换，马上变成勤皇派，几乎没有反对声。

从织田信长到丰臣秀吉，再到德川家康——在当时政权的交替中，曾受过织田、丰臣恩顾等诸将，马上就变换立场。

更进一步说，现代日本的政界也大致如此。

在大多情况下，尊重“名”被认为是通往“实”的一个阶段，或是一种手段。

佛教也是如此。中国的天台宗尊重符合法理的真理，也就是“理圆”；而传入日本后，变成了更重视符合物象的真理“事圆”。道元［48］、白隐［49］都是如此。

“理”即是“名”，“事”即是“实”，虽然不能简单地如此替换，但情况很相似。

理法有一定的套路，物象则时刻变化。“名”在一定程度上固定，“实”却是变化着的。

洗脸的时候，日本人把毛巾贴在脸上，移动毛巾。中国人则是固定毛巾，移动脸——这种习惯当然有不少例外，但还是表现了性格的差异。

日本人擅长移动、使用毛巾一类的“物”；中国人则连这种工具都想固定下来。

中国人最信赖的是“历史”

中国人认为最固定的、可以将自己托付的东西是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说，那应该是“神”。可以代替神的东西，能成为中国人寄托灵魂的东西——

那不就是“历史”吗？

已经被写下的历史、将要被写下的历史，被作为人类生活本身受到尊重。夸张地说，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的人，就等于没有存在过；没有被历史记录的行动，就等于没有发生过——中国人心理中隐藏着这样的历史主义。

司马迁在《伯夷传》的评注中说，像他这样的隐士还有很多，但大多遗失其名，不为人知、他悲哀地总结道：“悲哉！”

留名青史——这是男子汉的抱负。

未得志的书生勉励自己说：“千年史策耻无名。”

在这里介绍一个中国人绝对相信历史的故事。

春秋时代，齐国的实力派人物崔杅杀害了主君庄公。这是公元前548年的事。

这时，齐的史官记录道：“崔杅弑其君。”

崔杅一怒之下，杀了史官。史官的弟弟继承兄长遗志，还是这样记录，崔杅又杀了他。

史官还有一个弟弟。当时的官职是世袭的，一家都做同样的工作。这个弟弟也在政府记录里写进了同样的话。

崔杅也无可奈何了。

与此同时，一位地方的史官听说中央史官接连被杀，抱着记录用的竹简急速赶往都城，想记下事实的真相。听说最后的史官已经记下来了，才放心回乡下去了。

这件事记载在《春秋·左传》上。

作为历史学家与其曲笔，不如选择死的勇敢事例，这一史实经常被引用。

被杀的史官、冒死记录的史官，还有特意从乡下跑来的史官，都是忠于职守的人。

但是，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不光能获得修身的教训。

这个故事如实地揭示了，历史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编纂清代历史

什么都可以出错，但历史不容许谬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把一切都寄托在历史上。

历史对人来说，是神圣的擂台。如果歪曲了，从一开始就无法决出胜负。

被认为现实的中国人，不时会做出不可思议的行为，大致都是因为意识到了“历史”。

以《史记》为首的正史有二十五史，其中，《新元史》等是二十世纪以后才完成的。

今年（昭和四十六年，即1971年）是辛亥年，清朝灭亡正好六十年，清史正史还未编纂。“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三家村札记》，曾提议该编清朝的正史了。像《明史》的编纂也花了百余年才完成，现在写清史不算太迟。

所以，将现在的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写进历史的，并非现在叫着“万岁”、“万岁”的人。政权数度更迭后，由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后代学者来写。

政治性的人所认识到的是政治性的历史。

基督教徒说“以神的名义……”，中国人则会说“以历史的名义……”。

历史尊重主义发展到极端，恰恰就是形式主义。

但是，正是因为有这种形式主义，中国才能统一。不论如何混血，外国侵略者如何来袭，只要有中国人的意识——拥戴中华文明这种形式存在，就被承认是中国人。

中国曾是帝国主义列强蚕食的对象。“中国不是国家，只是地域的称呼”，常有人从这种想法出发，鼓吹中国分裂论。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三国鼎立和南北朝分立的时代。但是，这些分裂时代的人，也不认为这是常态。

“本来是一个国家”，中国人一直固守着这种精神上的形式主义。

中国人本能地厌恶“两个中国”，这与任由列强宰割的痛苦记忆紧密相关。

满族夺取政权，强迫人民留发辫时，有数万人因拒绝而被杀。发型虽是一种形式，也有人会为它而死。

中国人也许现实，但并不功利。在关键时候，甚至会舍实取名——意识到后代的历史家的笔时，就会如此。

龙与凤

中国人是运动型民族？

有人进行了这样有趣的观察。

伊达亚？卞达森在《日本人与犹太人》中写道：

拿毛泽东来说，看来他想把孙中山称为“流沙”的这个民族改变成一个运动型民族。极端地说，就是想把中国人改造成日本人。

所谓运动型民族，就是喊着“追上去，超过他们！”、“打到××”的口号向前冲，甚至都不需要口号，或是连独裁者的指挥都没有，可以全体采取一致行动的民族。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很中国化。需要改变一些事物的时候，就进行数年的说服运动。如果是在日本，只要挥动军扇就能解决。

那么，毛泽东是想用中国式的方式，把中国人变为日本人？

是卞达森想得过头了。

中国的理想是自给自足。

十八世纪末，对想缔结通商条约来到北京的英国使节，乾隆帝下谕遣返：

——天朝产物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必借外夷之货物以通有无。

无所不有——即使现在或许已经失去了，但以前什么都有，这在现在也还是中国人的信念。因此，不用把外国当榜样。中国人想改造自己时，榜样也会从历史人物中挑选吧。

抗战后被暗杀的诗人闻一多，是古代史学家，他在论文中曾谈到，中国过去有龙的部落和凤的部落，交替执掌政权。

从龙身上唤出凤的性格

众所周知，龙是想象中的怪兽；凤也是想象中的鸟，形状不算奇怪，若放进鸟类图鉴，不注意也能混过去。但是，如果动物图鉴上有龙，就连小学的孩子也马上会指出：这种动物动物园没有。

是不是奇怪的“龙”的部落很可怕，而与现实中的鸟没有多大区别的“凤”的部落比较可爱呢？

不，实际上正相反。

龙和凤，本来是部落氏族的象征图案，也就是民俗学所说的图腾。现在在一些未开化的社会，还会相信自己是狗的子孙、马的子孙等，将其画像作为神圣的象征。

部落间会发生战争。如果狗的部落战胜马的部落，后者就会失去自己的象征，归为狗的部落旗下，成为奴隶。但是，如果双方冲突不那么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就会采用狗和马混合而成的别的动物作部落象征，形成共存。

仔细看龙的图案，头是马，头上长着鹿的角，身体是蛇，爪子是狗，全身的鳞是鱼鳞。也就是以马、鹿、蛇、犬、鱼等为图腾各个部落间，仗没打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就讲和，结果产生的联合旗，便是龙，它是和平联盟的象征，并非可怕凶恶的动物。

相较之下，凤可以说是真实存在的鸟，图形相对简单。之所以简单，是排除妥协、一路前进的结果。征服了狗的部落，就把狗的图腾完全抹去；征服了蛇的部落，与蛇相关的象征物就被摧毁，所以才能保持自己原有的形态——鸟。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动物。

“龙凤”并列，在中国成为皇帝的象征。皇帝的脸叫做“龙颜”，皇帝的乘坐工具是“凤辇”。根据闻一多的说法，夏王朝是龙族，殷王朝是凤族。也可以说农耕民族是龙，游牧民族是凤。

从地理上大致来分（这种说法也有异议），南方是龙，北方是凤。礼法规矩要求严格的儒教的孔子是凤，尊重个人自由的老子是龙。当时孔子见了老子之后，确实说见到了龙。楚国狂人接舆从孔子身边过，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见于《论语》的《微子篇》）。

这些都是一般的说法，中国式性格表现在表面的，主要是妥协性造成的奇形怪状的“龙”的性格。但是，被隐藏的不知妥协的“凤”的性格，也不能忽视。

用卞达森的话说，就是——

现在，具有强烈龙的性格的中国人，想唤醒凤的性格……

为什么日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战争集团很容易被毁灭。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塞外民族的命运就是如此，很多都不知所终。

只有日本保留了战争集团的形式，生存至今。最大的原因是不以掠夺、游牧为生，以农耕生活为基础。

蒙古即使建立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也没能持续一百年。满族的清朝能存在二百多年，是因为他们养猪。因此，满族在游牧民族中，被称为“猪倌”，人人掩鼻而过。养羊跑得快，移动方便，但猪走起来摇摇晃晃，率领猪群移动，想起来就让人头疼。所以，满族很少迁徙，过着半定居的生活。这对后来建立王朝过定居生活，有很大好处。

西方经营渔业的塞尔柱土耳其国家比蒙古诸汗国存在时间更长，就与此理由相似。土耳其人虽然在河里捕鱼，不妥渔场是固定的，比纯粹的游牧民族定居性更强。

比起养猪和渔业，农耕的定居性更强。

农耕维持着日本直到现在。

长存是造就前面所说的日本人的“保存天才”的一大要素，但并非全部。

正仓院御物能保存下来，不仅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一直存在，还得有未发生过严重的破坏运动这一必要条件。

日本很少有大的流血的战争。

托海的福，日本很少与异民族发生战争，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此他还有一些原因。

对战争集团来说，什么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团结。

在军扇指挥下行动，如果没有挥扇子的人，那该怎么办？指挥者也有失败的时候。失败的指挥者会被流放吧，到时立刻找到代替的人。但是，由谁来找代替的人，授予他实权的人又是谁？

像这样，组织越是有机化，战争集团越是需要拥有绝对权威的首长。

如果一位首长在取得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绝不会失败，而且永远不会被代替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偶像。

再次翻开《魏志·倭人传》中著名的女王一段——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

卑弥呼就是绝对的、象征性的首长。立她为王是为了平息纷争、维护团结。

辅佐她治国的弟弟，正是挥扇之人。

白鸟库吉博士认为，卑弥呼是“女巫”，男弟是“男巫”。类似的情况在日本历史上还有很多例子：

天照大神与天儿屋根命、建御雷神；

神功皇后与武内宿祢；

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

齐明天皇与中大兄皇子。

这逐渐成为一种定势，衍生了天皇与摄政关白大臣、天皇与幕府的政治结构。

一方是偶像，一方是挥扇之人。一方是绝不会被流放的绝对首领，一方有个风吹草动就可能倒台的人。

日本并非没有变革，但是，这种政治结构保证变革不会波及绝对首领。因此，日本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颠覆。

日本没有产生过发起颠覆性变革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很难出现超人式的英雄，以及变革的范围不大。

因此能够预防根本性的破坏，中国亡佚的书也因而在日本被发现并留存，正仓院御物也得以保存下来。

人力使一切皆有可能

再谈谈前面没说完的话题。

就是关于自杀问题。

高官不经处刑就自杀，这本是传统的形式，但汉武帝对此进行了少许修改。

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宁成始初（《汉书·贾谊传》）。

宁成是九卿之身，受剃头加首枷之刑。

汉武帝又对公孙贺等三丞相处刑，或让他们死在狱里。

汉武帝打破了对大臣不处刑的“形式”。

只要有人力，什么都可以做到，甚至可以使狂怒的黄河水平静——这种对人力的过度信赖，产生了中国的人文至上主义。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无限的力量。成为圣人或是皇帝（古代两者是一致的），才能得到力量。汉武帝便是这种极端人文至上主义——皇帝的人文至上主义的代表人物。

产生于人文主义的“形式”，也可以由人力击碎。

人力如此巨大，不过对其也有畏惧。集绝对权力于一身的皇帝的鲁莽行事更是可怕。

圣人当帝王时还无事，可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在霸王层出的时代，产生限制皇权的思想也是理所当然。

孟子就是这样的一位思想家，他以人民为最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主其后。

这是一种承认革命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人文至上主义。

传说载着《孟子》来日本的船，一定会沉没。日本是权力的二重构造，已经具备很好的牵制作用，不需要革命思想这种牵制力量。

日本政权的稳定，是因为权力二重构造的一方是绝对首领。革命思想很有可能会动摇绝对性，所以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

汉武帝以后，受儒教的影响，人文至上思想的色彩更加浓厚了。同时，又发展为极端人文至上主义，皇帝的权力也被强化了。

汉武帝想用儒教来建立起皇帝的独裁体制。

但是，在这种体制下面也埋下了儒教革命思想的炸弹。

取长补短的日本和中国

集权力于一身，以此来维持统治体制的皇帝的人文主义；受到深重压迫，为找回人的尊严，要打破体制的人民的人文主义——这两种人文主义取代了神，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底色。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容忍圣主的皇帝独裁，认可恢复人性尊严的革命。这具有理念的双重性。

日本是通过结构或是传统上的权力的二重构造进行自我控制，而中国则是通过理念的双重性和龙凤性格的交替来一次次获得重生。

不用说，结构是“实”，理念是“名”。

这样，两个长短相补的国家，作为邻国存在，似乎是一种摄理。

不是谁更优越的问题。一方模仿另一方，最后被同化之后，只会变成四不像。这是对摄理的冒渎。

注释

［1］戴季陶（1890-1949），名传贤，号天仇。生于四川，本籍浙江。十六岁留学日本，就学于法政大学。曾任孙文秘书，是孙文在神户做《大亚细亚主义》讲演时的翻译。宫崎滔天称赞他的日语比日本人都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日本通”。历任黄埔军校（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创立，校长蒋介石，政治主任周恩来）教官、中山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战争中曾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常任委员。因热衷佛教，政治上无作为。感情起伏强烈，曾数次自杀未遂，据说他1949年死于自杀。

［2］山本七平的笔名，引起极大反响的畅销书《日本人与犹太人》的作者。

［3］京都著名的花街。

［4］江户中期的武士、政治家、学者。

［5］小笠原是姓，小笠原家代代长于弓箭、骑马的礼法，逐渐形成小笠原流礼仪。

［6］日本料理店。

［7］位于日本福冈和佐贺的海滩。

［8］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师从著名儒学家荻生徂徕，曾校订《论语》的注释书。

［9］位于奈良，收藏了很多唐代文物。

［10］即丰臣秀吉。

［11］从平安后期开始风行的一种男子发型，把前额到头顶的头发剃掉。

［12］内藤湖南（1866—1934），日本东洋史学家。他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期”。他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

［13］《古事记》中记载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两位夫妇神结合生出国土，最先生下来的就是淡路岛。

［14］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两位夫妇神结合后有了孩子，但却是个水蛭子（指骨骼发育不全的胎儿）。于是他们把这个孩子放进芦苇船，让他顺水流去。

［15］日本古代保管图书、文献的部门。

［16］屈原（约前340—前278），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悲剧性的诗人。

［17］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隐居故里，过着农耕生活，贫病交加中死去。

［18］据说是唐代的两位僧人，是否确有其人，不明。

［19］西行（1118—1190），日本平安末期的僧人，二十三岁出家，死于羁旅中，著有歌集《山家集》。

［20］鸭长明（1155—1216），日本镰仓时代的歌人，于日野外山结庵而居，著有《方丈记》。

［21］吉田兼好（1282？—1350？），日本镰仓南北朝时代的歌人，著有《徒然草》。

［22］杜甫（712—770），盛唐诗人，中国短诗定型的完成者。

［23］李白（701—762），盛唐诗人，著有《李太白集》。

［24］都是“笨蛋”的意思。

［25］高山彦九郎（1747—1793），名正之，上野人。江户后期的勤王派，当时被称为“三怪”之一。后自杀。

［26］江户时代武家的重臣，家臣之首。

［27］以封建领主的居城为中心，四周发达的街市。

［28］日莲（1222—1282），日本镰仓中期的僧人，日莲宗的开山祖。《立正安国论》为其主要研究成果。

［29］亲鸾（1173—1262），日本镰仓初期的僧人，净土宗的鼻祖。著有《教行信证》。

［30］华兹生（Burton Watson），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

［31］曹植（192—232），三国时期魏国诗人，魏武帝曹操的三儿子。

［32］加伽塔拉阿春是江户时代出生在长崎的葡萄牙和日本的混血儿，被驱逐到澳门。她不仅美貌，还有文采，留下了怀乡的名文《加伽塔拉之书》。

［33］格洛弗（Thomas Blake Glover，1838—1911），活跃在幕府末期的商人。明治以后，经营高岛煤矿。在船港建设、煤矿开发等方面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

［34］日本神话中的一族，位于南九州。

［35］武士道修炼者练习前洗冷水澡，或是在寒冬中下河、海，以锻炼意志力。

［36］日本大力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日本职业摔跤的基础。

［37］慕拉士（Venceslau de Morais，1854—1929），葡萄牙海军士官、外交官、作家。1898年赴日任领事，后隐居于德岛，研究日本文化、风俗，并介绍至海外，著有《大日本》等。

［38］德岛旧名。

［39］神道教的仪式，击手使空气振动，呼唤神灵。

［40］日本传统戏剧“能乐”的面具——译注。

［41］拉夫卡蒂奥·汉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归化日本后改名小泉八云。著有《怪谈》。

［42］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当代影响最大的英国史学家之一。

［43］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记者，为日本自由主义的普及做出了贡献，著有《法西斯批判》等。

［44］利休（1522—1591），安土桃山时代的茶匠，利休派茶道的始祖。他完成了“侘”、“寂”的理论，受秀吉所迫而切腹自尽。

［45］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神学家，死后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该学派成为天主教长期以来研究哲学的重要根据。

［46］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德国裔历史学家。

［47］双叶山和大鹏都是日本著名的大力士。

［48］道元，（1200—1253），镰仓初期的禅僧，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

［49］白隐，（1685—1768），江戸中期的禅僧，临济宗中兴之祖。

下　篇

一　邻　人

醉　态

在日本的酒席宴会中，看不到以前那么多烂醉的醉汉了。也许他们只是换了根据地，不再出现在我们常去的地方了。

不论如何，以前在谈到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时，一定会举出烂醉街头为例。日本人会在街头酩酊大醉，高歌放吟，踉踉跄跄，拉住路人惹麻烦。中国人同样也是人，对酒精的反应应该是相同的。不过，中国人大醉之后，会避免在人前出现，不会大摇大摆地在路上大叫大嚷，而是悄悄走小路回家。

日本人会说，醉了还能那么理性吗？那喝酒还有什么意义呢？

日本人不怕醉了露丑，并以此来夸耀自己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有些中国人也有这种念头。

中国人以烂醉为耻，是从小就开始的。中国人尊重老人，以有自制力、成熟为荣。小孩式的兴奋，只能证明此人是“小人”。因此，类似的情况尽量不要暴露在别人面前。

小孩可以到处乱跑，大人则不能在路上狂奔。

孩子气不一定就不好，成熟也不一定就好。例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其孩子气的狂热，一路狂奔赢得了近代化的比赛。而在同一时代，成熟的中国迟迟不能行动。

当然，这只是一般来说。在中国人中，也不是没有烂醉的醉汉。有名的例子是，李白想掬起映在水面的明月，落水而死的传说。

“不解愁人闻亦愁”，这是白居易的名句。但这是“诗境”的天地，现实中在人前乱醉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日本第一次在中国史书中登场，是在众所周知的《魏志·倭人传》里，记载说日本人“性嗜酒”。人大多都好酒，史书中特别记载一笔，那肯定不是一般地好酒，而是非同寻常地好酒。也就是说，喝得酩酊大醉，自古以来在日本就被允许。

不过，如今日本的酒席宴会上醉汉少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最近野坂昭如在一段文章里写道：“最近，很少见人酒后大吐。”

他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吧。原因有很多，例如警察力量充足，醉汉马上被保护起来了；即使有吐的，也马上被清扫干净了。

又或者，日本人开始成熟起来了？那倒也好。可爱的稚气消失了，但又没有成熟起来，这样的人最难打交道了。

半途而废可不行。衷心祈祷日本人不要吊在半空中半上不下。

例　外

比较是一种易懂的说明方法，但危险的陷阱就隐藏在周边。特别是在比较集团时，陷阱密布，不可疏忽大意。

集团也和个人一样，各有各的性格。但是，也有例外。只是有时例外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十分之一，有程度之差，处理时所费精力自然有所不同。不论如何，如果夸大一个例外，把它当作集团的性格，就会落入陷阱。

第一次到某地的旅行者，对当地的印象一般很鲜明，能意外地抓住要害之处。我很喜欢读他们的游记。只是，前面提到的例外现象，会被误解为一般现象，因此要格外注意。

万延元年（1860）来到日本的英国植物学家福琼［1］，在江户肉铺的店头看见挂着猴子肉。

猴子被剥了皮，跟人类种族如此相近，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也许日本人认为猴子肉很好吃。

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看来他误以为日本人喜欢吃猴子肉。肉铺里有猴子肉，这是福琼亲眼所见，没有错。但喜欢吃猴子肉的日本人，也只是极少数。

说到猴子，有些日本人相信中国人会割下活猴的头吸食脑髓，把小家鼠渍蜜生吃等。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但即使有，也是极少数的例外。

日本兵曾一度十分精锐。日本兵问中日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兵：“怎么样，还有力气再战一次吗？”

中国兵回答：“如果是101，再战几次都行。”

日本的101军团以东京的召集兵为主体，不是很强。新剧的友田恭助［2］属于这个军团，战死在吴淞。这么说可能会被101的OB［3］斥责，这个部队可以说是日军中的例外。

中国人宽容而有耐心，湖南人却从屈原开始，就是不知妥协的顽固者，血气旺盛。

听某位华侨老人讲过，他年轻时，作为电器技师去湖南某地赴任，坐人力车从车站到市政府时，路很难走，坡道很多，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刚到新岗位，他很在意时间，催车夫：“快点。”

车夫站住扔下车把，回嘴道：“我来坐车，你来拉，看看能不能快点。”

“好好，慢慢走也行。”他大惊之下道歉，对方却不听，绝不妥协。据说年轻的电器技师最终只好拉着人力车走。

湖南人口很多，这类人就算是例外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毛泽东、刘少奇就是湖南人。

盆　栽

学生时代不知在哪儿读到过“盆栽式精神”这个词，当时记得自己作为一介少年，觉得这个词说得真好，十分佩服。自己的词汇贫乏，一旦碰到稍为不寻常的表达，就马上被迷惑了。

小巧精致，处处用心，但没有自由奔放、突破传统、野性不羁的趣味——我认为这个词是形容这种性格的。

而这种性格正是日本式的。

《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盆栽”一词的定义是：

将草木植于小器物，利用其生长能力，进行适当的培养和矫正姿势，维持其生命，表现“自然美”，更表现出“超越天然自然的自然美”，使之作为室内观赏物的由日本创始的艺术品（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

这与“盆花”不一样。盆花是为了欣赏花、草木的“植物性”，“盆栽”则是为了从中找出“自然美”。三十厘米左右的小树，能让人联想起冲天大树等各种自然景观。

如《世界大百科事典》所说，我也一直以为这是日本创始的艺术。

中国有盆花倒是知道。我祖父们是爱兰痴，家里都是兰花，因为家里地方小，盆花一盆挨一盆摆着，这样就只能欣赏植物美。要从盆栽的兰中看出自然美，还是看单独一盆比较好。

最近，因为需要，我看了《秘传花镜》这本书。这是清初出版的中国园艺书，日本也有译本。其中的“课花十八法”列举了园艺的十八个秘诀，其中第十五项的题目是“种盆取景法”，直译就是“种在盆里制造景观”。既然是景观，那就超越了植物美，追求自然美。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最近，在江苏，出现了一种如云林山树充满画意的盆景。”很明显，盆景的精神是从一盆之中看出自然美。

因此，日本创始盆栽的说法存在疑问。

日式盆栽也许是日本创始的，但盆栽并非只有日式。认为盆栽是日式的东西，其实不然，日本以外也有，这种情况也很多。

伊达亚·卞达森的《日本人与犹太人》成为畅销书后，大家过度关注日本人和什么什么人不一样之类的“差异点”。我也随大流，写了不少这种文章。大的方面说不好，我认为与差异点相反的“相似点”也需要举出来。

指出《世界大百科事典》认为是不同的、独特的东西，实际上是相同的、相似的东西，对发现共通的基础来说，也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忘　却

忘却是件好事。记住每件事很耗费精力，而且容易忧郁；忘了脑子就清爽了。

关于忘却，日本人比中国人，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为擅长。所以，见英国人、荷兰人还记得三十多年前的战争恩怨，砍掉手栽的树、往车上扔鸡蛋，日本人就大吃一惊，摇头感叹：“真是想不开。”

但是，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忘却之快，才令人吃惊。

例如，A级战犯当上总理大臣，是在战争结束刚十二年的昭和三十二年（1957）。同样是战争罪人，现在仍作为政治家发挥影响力的也不少，这种事实才令人吃惊，令人摇头。

中国人骂人“忘八”是最严重的话。有时也写作“王八”，忘了“八德”，也就是不知羞耻。“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在后面加上“蛋”，就是“忘八蛋”，这已经是骂得最厉害的了。

从这能看出，中国人是如何的轻视忘却。与认为牢记在心很麻烦的日本式想法，有很大差别。

流浪诸国最后回国即位的晋文公等，就是代表的例子。偷看了流浪中的文公入浴的曹共公等人，后来受到讨伐。他半开玩笑地说：“给我土，就是给我土地。”

吞并了老农赠土的地方。恩怨必报是为人之道，不可忘却。忘却也得分对象，一般来说，忘却被认为是恶德。

说些题外话，刚才提到的骂人的“忘八”，有时也指乌龟。据说母龟会和蛇交配，名声不太好。隐晦地称妓院的主人为“乌龟”，也和这个传说有关系吧。

日本认为龟是长寿的动物，与鹤一样象征吉祥。在中国虽然也是如此，但龟并非惹人喜欢的动物。在有中国人的情况下，如典礼用品等的纹样，还是避开龟比较好。

这么说来，日本也有“出齿龟”（色狼）的说法，很难说龟的形象很好。背着硬壳，藏在壳里，阴沉沉的龟，似乎没有人气。

南　瓜

南京豆、南京锭（荷包锁）、南京虫、南京玉、南京缎等，前冠地名南京的词很多。这是因为在日中两国的往来中，过去南方比北方更频繁。去往长崎的唐船，大多从宁波一带出发，也就是江南，其中心为南京。因此，南京成为中国的代表也不奇怪。

明治初期，神户有叫做“南京姑娘”的女性，不是指中国女性，而是被中国人所围绕的女性。直到昭和初期，中国人都被称为“南京人”，我也被这么称呼过。

在前冠南京的名词中，南京虫是最不讨人喜欢的，这种虫是否真是从中国而来，有点可疑。南京虫即臭虫，原产地是南亚。这么说来，从泰国、印度进口的外国米也被叫做南京米。我曾听老人说，南京虫是跟着南京米的袋子一起来日本的。

说到南京，让人想到的是海那边的地方，但不是西洋，被扩大范围用来形容本朝没有见过的珍奇事物。

南京豆就是花生，原产地为南美，中国没有。明末博物学的集大成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0年刊）中也没有记载。清代乾隆年间，也就是到了十八世纪，才在各书中散见其名。《福清县志》记载了到日本布教的僧人应元，把花生的种子带回福建种植。如果是这样的话，花生就不是源自中国，而是“日本豆”。

南瓜也有个“南”字，但如其英文名所示，它是从柬埔寨传来的。但是，中国人却把南瓜又叫“倭瓜”。从“倭寇”、“倭人传”等用例来看，“倭”字意味着日本。

在诸桥辙次编纂的《大汉和辞典》中，把“倭瓜”解释为“真桑瓜”，越解释越麻烦。本来地方、时代不同，地名也不同。像玉筋鱼（ikanago），有些地方也叫做hisugo、hinago。现在中国把真桑瓜叫做甜瓜，别名梵天瓜。这么看来，原产地是印度，不论如何，都不是日本进口的东西。

中国人骂人的时候说“倭瓜脑袋”，直译就是“南瓜脑袋”，意思是“笨蛋、不利落（坑坑洼洼）”。甜瓜不是坑坑洼洼，过去不知道，现在的倭瓜（日本瓜）肯定是南瓜。

斗胆说说我这个业余人士的考证，我认为这个“倭”可能是同音字、表示洞穴的“窝”的转用。那么，语源就不是原产地，而是来自其形状“坑坑洼洼的瓜”。不论语源来自何处，现实中它被叫做“日本瓜”。

看来中日两国都想把这个坑坑洼洼的丑陋的瓜推给对方——“这是你们那儿的瓜”。吸人血的虫子、难看的东西前面，冠上邻国的名字，这种互相抹黑的事还是少干为妙。

医术与天文学

中国的针灸麻醉，现在成为一大话题。

日本也掀起了一阵中药热。实际上，自明治开国以后，日本的中药就被弃之如旧履。

日本人采用新东西的迅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抛弃旧东西的迅速。

关于日本的飞速近代化，有很多原因。不可否认，明治以前就有底子。

要早日实现近代化——敲响警钟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人都是对西洋有所了解的人。

在闭关锁国的日本，读着横排文字，虽然不很明白，却多少了解了外国的情况，不用说，指的是西医。

那么，在同时代的中国，就没有了解外国情况的人吗？

并非没有，还是有少数人读横排文字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医生。

从明到清，德国耶稣会僧人汤若望在北京建立了天文观测机构，把西洋的天文学著作翻译成汉语，最后当了钦天监（天文台长）。因为这层关系，在研究天文学的学者中，有读横排文字的。

一年到头看着天计算。所谓“天文历算”的人，看起来像仙人，对世俗毫不关心。好不容易读了横排文字，对外国有了了解，他们也不会敲响警钟，启蒙世人。肯定是嫌这种事太俗了。

这么说有点失敬，在日本的政府部门中，最没有权力的，也是气象厅。

在这一点上，医生与活人打交道，对社会、政治的兴趣也比较深。因此，医生中有政治权力的人很多。看看武见太郎［4］先生的例子就知道了。因为医师会的压力，国民也开了眼。

开国前夕的“外国通”，在日本是医生，在中国则是天文学家，考虑到这一点，就能明白中两国近代化起点的差异。

中国人在天文方面还好，对于有关人命的医术，不愿轻易相信“红毛外夷”的手段。

因此，在日本基本上已被弃用的中药，在中国与新的西洋医术并存，研究后继有人。

这种不干脆的放弃，才造就成了针灸麻醉这一杰出成果。

放弃得干脆不干脆，有好有坏。这样来说，长短相补的日中两国国民，在东亚比邻而居，真是上天的调配。

潇　洒

很久以前，常见到旅行包底下安装车轮，可以拖着走。

凹凸不平的道路、楼梯等不用说，车站、机场大厅等地方，基本上不需要力气就可以搬运。购物也用上了有车轮的购物篮。

真是巧妙的设计。

我有过满头大汗提着行李的经历，所以总觉得损失了点什么。

搬运东西的方法，这种基础的设计，现在依然能让人眼前一亮，不是有点奇怪吗？

要装上车轮，让旅行包着地，就必须把旅行包设计成竖长形。于是产生了新的创意，打破了横长形的旅行袋的既成观念。

搬运东西，通常是手提或是背，用头顶的方法已经弃用了。

头顶东西，两手就有空。我没有头顶着搬运过东西，所以不知道疲劳度，身体上一定不轻松。用手提手会酸，用肩背肩会疼，不过感觉相比之下还是消耗能量少。

《孟子》里说：“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颁白”就是半百，指头发半白的老人。“负”就是背，“戴”就是头顶。

老人背负或是头顶东西搬运，年轻人出于敬老精神，马上就会接替，所以路上看不到这样的老人。

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中国过去也把东西顶在头上搬运。

不知何时，这种风俗消失了。日本也很少还有，东亚只有朝鲜还残留着这种风俗。也许是头顶需要很高的技巧，朝鲜人的平衡感很好。

不过，我倒认为，体态的问题是个大原因。头顶着东西，必须不断保持平衡，不能摆出自己喜欢的pose，形式主义者一定不喜欢。

希望自己潇洒，不论东西，都是相通的心理。注意到对方认为什么是潇洒的而行动，是邻人之间的礼仪。

在车站看见安车轮的旅行包过了很久，也没见更多的人使用。大概是感觉有点横行霸道，不太好看。

不过，最近开始流行故意扮邋遢。例如，很多人不系好腰带，或踩着鞋后跟，像穿拖鞋一样。

带车轮的旅行包，大概马上也要爆发式地火起来吧。

想象力

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还能自由展开空想的翅膀。当时盛行自由言论，被称为“百家争鸣”。特别在南方，此风盛行，产生了《庄子》、屈原的《离骚》等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

但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集权国家，其后的汉代定儒教为国教，想象力逐渐被视为异端。

毕竟儒教的姿态是“述而不作”，如《论语》所说——严格禁止虚构。依实叙述事实，重视将前代传下的东西原样交给后代。

唐代男子有三大生存价值，第一是通过科举最高级别的考试，成为进士；第二是娶名门美女为妻；第三是记录历史。

在科举合格者中，只有成绩优异的人，才能成为翰林院编修，参加编纂史书。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规矩。

编纂史书是记录事实，是很重要的工作。小说是虚构的，所以一直被轻视，直到鲁迅登场，它才成为文学的主流。

过去中国的小说，被认为是二流以下的文人的工作，那些人也似乎心怀愧疚地写着。读的人也偷偷在书桌下躲着看，就像现在的人看黄色小说一样。

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历史记述和诗。不过，在诗的世界，排斥虚构的气氛也很浓厚。以“月落乌啼霜满天”闻名的张继的《枫桥夜泊》，也被宋朝的欧阳修等批评为违反事实。据说是结句“夜半钟声到客船”不行。当时为了不妨碍居民休息，日落后寺院是禁止撞钟的。夜半就是深夜，不可能听到被禁止的钟声。所以张继被批评不该如此写诗。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从《源氏物语》以来，就大方承认虚构。战争中的《爱国进行曲》里有一句“旭日高高放光辉”。

仔细想想，旭日就是早晨的太阳，不可能高高挂在天上放光芒；刚升上水平线或地平线的是旭日。日本最近用“高”来形容勇壮，大家都默许而不觉得奇怪。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有时超过了界限，如歌谣里唱道：“叼着烟管吹口哨”，叼着烟管能吹口哨吗？我倒想实验一下。

这本是形容潇洒，可以原谅，确实传达了那种感觉。不过，中国人听到这歌词，肯定会歪着头想一想，不紧不慢地说：“不可能做到，歌词错了。”

跟以“述而不作”为座右铭的中国人打交道，要避免太写意的表现，否则会招致不必要的误解。

啊，麻将

明治以来，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忽然变频繁了。当时来日本的中国人，看见本来在自己国家已经灭亡的东西，在日本还好好保存着，大吃一惊。

和服就是如此。合襟系带，上下一件，是中国古制。经过清朝满族的统治，失去了这一传统。现在说的中国服，是满族的服装。

将食案举至眉高搬动的风俗，是中国的古礼“齐眉”——与眉一般高，但在中国早已灭迹。中国餐厅的服务员，漫不经心地端着盘子，“哐当”放在桌上。在日本，去有些名堂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举案齐眉”。

不光是旧传统，较新的中国原创，在中国消失了，但日本还保存着的，还有“麻将”。

在中国，似乎麻将牌的声音已经消失了。

香港还很盛行，不过他们用的牌比日本的麻将牌大几倍。

本来麻将是宫廷，而且是后宫，相当于日本的大奥想出来的游戏。大奥的女性不事生产，唯一的男性——皇帝能力有限，一年到头很是无聊。要打发无聊的日子，一般的游戏可不行，必须是十分有趣的。而且，时间很充足，可以慢悠悠地打出大牌。

到了日本，变成了目不暇接的忙碌游戏，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偶尔有人拿着牌陷入沉思，其他的人就不耐烦地抱怨：“喂，你打乱节奏了。”

日本的和服也是中国的古制，但并非完全如此，还是按照日本风俗进行了修改并保存下来。特别是腰带，完全变了样。

中国的腰带叫做“绅”，长长地垂在前面结起来。腰带系得好的人，就被称为“绅士”。

日本的腰带本来是前垂的，后来就挽到后面，变成了现在这样。

因为有这样的先例，本来是悠闲享受的麻将，到了日本，像赛跑一样变成快打，也没什么大问题。

中国人拒绝麻将，是因为它与赌博扯不开关系。牌的形状，有筒子、饼子，是有洞的铜钱形状；索子是穿过钱孔的绳子形状，万子更是直截了当。反正后宫出身都不健全，铜臭味挥之不去。

不过，在中国的游戏中，麻将是最新的，以前并没有传统，扔了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实际上从清初开始，就传说后宫在打麻将。如果属实，那麻将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后宫是个封闭的社会，因此麻将没能传到外部。

另一个说法是，在义和团事件中，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室成员逃往西安，宫女四散逃亡，因此这种游戏得以在民间流传开来。义和团事件发生于1900年，与二十世纪的钟声同时，温室养育的麻将被投入人世的汹涌大海。这么看来，在后宫发展起来的麻将，还真是在短短七十年间坚韧地成长起来了。

我小时候，家人拥有的麻将是每人手上十六张牌，有春夏秋冬这几张没用的牌。现在日本的麻将毫无例外都是人手十三张。

香港和台湾既有十六张的，也有十三张的。十三张的说不定是从日本反输出的。

不论何时，日本人只按需选取，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日本的国民性。自古以来，日本的口号都是：“追上去！”一边吸收中国、西欧的文化，一边这样想，这可以说是慢性的落后国家姿态。

从没有想过“你们赶不上”，也就是从来没有领头的经验，只是常常瞄准第一名。

要追上就要轻装上阵，没有万事俱备的奢侈余地。例如明治以后，日本把富国强兵放在第一位，关系不大的都被放在一边。这是重点主义的表现。

因此，虽说只是麻将，但跟游戏本质没有太大关系的惹麻烦的牌就被清理出去，重点主义产生了十三张体系。

麻将牌中的“白”、“发”、“中”三张的由来，众说纷纭。

“白”是白粉，绿的“发”是绿色的青丝，红“中”是红唇——有人说代表了宫女的容貌。

我倒更觉得是出人头地的途径。

“白”是无地，无位无官，无财产。中国人把拥有财富叫做“发财”，“发”是赚钱。“中”是“考中”，也就是考试合格，成为官吏资格最高位的进士。

所以就必须按“白”、“中”、“发”的顺序排列。穷书生通过学习考试合格，做官后受贿发大财，这是正常的途径。

不过，通常都按“白”、“发”、“中”的顺序叫。也许是想要赚到钱后行贿，像日本医学部那样顺利及格吧。

其他的牌要么表示钱，要么是穿钱的绳子，要么是数字，麻将真是一种现世的游戏。后宫笼子里的鸟，羡慕红尘世界发明的游戏。如果真是这样，其起源真是令人悲哀。

商　标

牛肉从中国买便宜，但怕有病，日本政府长期不许进口。

但这东西战前就进口了很多。把活牛装在船上，在神户靠岸，送去屠宰场。上货地主要是青岛。

这是先父告诉我的，大概是大正末到昭和初的事。青岛的牛的供应商团来神户视察，当时还年轻的父亲曾当过他们的导游。

参观牛的卸货、收容地点、饲料、屠宰场，这些还好。到参观批发店、零售店时，青岛的中国牛供应商就不高兴了。本来是自己花尽心血饲养，满怀自信可以说是青岛牛的精华的牛肉，被当作“神户牛”在卖。

“为什么？”我父亲是海产品商，对牛完全是外行。被这么一问，无言以答，好不容易回答说：“不太清楚，不过神户是个都市，不可能饲养牛。大概是在神户屠宰的牛中最高级的叫做神户牛吧。也就是说，神户牛不是表示产地，而是表示等级吧。”

对方指着零售店的盒子说：“那这也是表示等级的吗？”

里面有个角落竖着“青岛牛”的牌子，摆着肉屑一样的劣等肉，价钱也非常便宜。

“这绝对不是青岛的牛。”专业的供应商这样断言，应该没有错吧。

如果表示等级的话，标上一等、二等等数字就行了。为什么随便把“青岛”这个地名，而且是牛的产地名用作表示劣等品呢？

青岛牛的供应商们为此生气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群情激奋，坚决抗议。我父亲仅仅当导游，对进货的日本人是怎么处理抗议的，不是很清楚。

同行的团长对送他们回国的父亲说：“日本人买东西好像是买商标，并不是买里面的东西。”好像还没有释然。

“如果不吹嘘是神户牛，在日本多好的肉也卖不出高价。青岛的好牛，也正是贴上神户牛的标签，进口时才能给你们好价钱。”——似乎日本的进货商这样说服了青岛的供应商。

团长上船前，对父亲挤挤眼，补充说：“中国人不管贴着什么商标，都要看了里面的货才买。”

日本人无法抗拒商标——另一方面显示了日本商标的威力，看来似乎已经深入他们骨髓。

日本人无法抗拒商标，这并不是在说日本人的坏话，而是证明日本人到现在为止是何等的幸运。

日本的权威是永恒的。万世一系的皇族不用说，法隆寺和正仓院，也是很好的例子。

只有在这种世界，商标才能发挥威力。相反，在权威目不暇接交替的世界——今天的宰相明天就会被放逐，昨天叛军的首领今天当上皇帝的世界，商标很难有说服力。

真的是这样吗？即使是真的，到明天还行得通吗？还是不要贸然出手。

于是就犹豫起来。

一般而言，说日本人容易相信商标，这倒是一种赞辞。大正时代，因为母国革命，一群白俄人亡命日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行商走遍日本全国，背上背的大包裹里，塞满了三流的呢绒。

“这是俄罗斯呢绒，便宜卖。”白俄行商这样说，就有人以为这一定是舶来的呢绒，于是就被金发碧眼的商标给骗了。托他们的福，国产呢绒卖出去很多。

最近，意大利人也在用这一手。

不过，在白俄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做同样的事了。背着日本产的、而且是小企业的绢织物行商。“这是重庆的绢，便宜卖啦。”解开包，摆出物品。

大正以前的中国人，剃头，留着鞭子，长长地垂在脑后。只要是这副模样的，毫无疑问是中国人，他们拿出的东西，也一定是重庆的绢——日本人都是老好人，一看见辫子这个商标，就相信了。

对商标的抗拒力强还是弱，是个程度问题。

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贼被称为“倭寇”，让人闻风色变。“倭”就是日本人，厉害非常。一说“倭寇来了！”不光是平民，连官兵都不战而逃。

但是，中国史书却说：

——真倭（真正的日本人）十人中不过一人。

大部分是中国人剪发椎髻，扮成日本人。一看见椎髻，对方就会逃，这身装扮太有用了。椎髻这个商标，在对商标有抵抗力的中国，看来也通用了。

在明治大正期的“重庆绢商”中，也许也有留辫子的日本人。

最近，可以染发，贴上眼膜让眼睛变成蓝色，通过整形手术变成金发碧眼；男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女人。要时时刻刻当心商标啊！

清　早

有人说圣诞节并非耶稣的生日，而是冬至的仪式。

冬至通常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到冬至为止，白天变短。但是，过了冬至，就不会再变短了，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变长。

最近才出现了“深夜族”这个词，这大概是因为电费太便宜了。

以前灯油很贵，所以夜里很晚才睡是很奢侈的。太阳一落山，连灯都不点就早早睡觉了。日没闭门，早上和太阳一起起来——这是日常生活。

太阳出来的时间短还是长，习惯人工照明的现代人也许没有注意。但对过去的人来说，只有有太阳的时候才能过日子。白天的长短，是有关生活内容的重大问题。

要充实生活，让生活更丰富，只有早上早起，把清晨的时间也利用起来。

在中国，“王朝”、“朝廷”、“朝贡”、“朝政”、“来朝”等，有“朝”的词很多，都与政治相关，这是因为政治从早朝开始。调查一下清朝军机大臣的上班时间，竟然是清早四点左右，这样可当不了“深夜族”。

对过去的人来说，白天长，是件多珍贵的事，现代人无法想象。

以冬至为界，白天慢慢变长，人们一定会感到是上天送的礼物。

在日本，确实有些地方也有这样的传说——冬至时弘法大师会挨家送东西。

大师也好，圣诞老人也好，总之，从这一天开始，白天不会再变短，这是对上天赐予的礼物的朴素感谢。

冬至和圣诞节只相差数日，习惯和传说也很相似。

中国到了冬至，有吃营养价值高的美食的习惯。大概也是出于前面所说的感谢之心，同时，也蕴涵着从这一天起就越来越冷、要吃点好东西增加抵抗力的生活智慧。

曾经看到过外国的报道，有一段中写道：“夜晚的街道很黑。”所以判断该国文明度很低。

不光是“深夜族”的文明才是文明。有些地方晚上街道暗，大清早曙光微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鲜活的生活，那里也有健康的文明。

中国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早上都起得很早。正是在这种地方，“长夜之宴”才显得奢侈可贵。

把是否有夜生活当作评价文明的标准，十分可笑。

相互尊重生活方式，是友好的第一步。

“昭”字

“昭和”这个年号也迎来了第四十七年，超过日本最长的年号“明治”（四十五年）两年，正创造着新纪录。

中国有两个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清康熙（六十一年）和清乾隆（六十年）。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期间使用了十一个年号，这也是同一皇帝在位时改元的新纪录。关于年号时间的长短，中国第三位长的是明万历（四十七年），和“昭和”一样。

不过，仔细想一想，现在世界上有年号的，只剩下日本了。

中国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改制共和，不再有年号。现在中国以西历计算。

直到本世纪中期，越南名义上称保大几年，但实际已经废止了。

朝鲜的李王朝随着1910年的日韩合并而灭亡，年号是隆熙四年，和王朝一起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分为南朝鲜和北朝鲜，各自独立，年号未再度启用。

虽然还有异议，但普遍认为，日本的年号自大化改新的大化元年（645）开始，一共使用了两百五十个年号，包含南北朝时期两朝的年号。日本只有南北朝的六十年间，同时使用不同的年号。中国不止有同时使用两个年号的，还有同时使用四个五个年号的。因为分裂时期很多，所以从汉代开始的年号，到最后的“宣统”，一共有六百五十多个。

昭和的“昭”字，笔画少，发音响亮，意思也好，会让人认为应该经常被用作年号。实际上，在日本的两百五十个年号中，使用“昭”字的，出人意外地只有“昭和”。

年号里有“和”字则很多。用作第一个字的只有“和铜”，用作第二个字的有“享和”、“元和”、“仁和”等，多达十四五例。

中国也经常用“和”字作年号。“和平”用了三次，分别在后汉、前梁、北魏。在中国，以前有人用过的年号，也没什么关系。用了四次的年号有“中兴”、“永康”、“永平”、“建元”、“太始”五种，用过五次的年号有“永和”、“甘露”、“建兴”三种。另外，“永兴”用了六次。

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年号用得最多的是“永”字，这是祈望王朝永远持续。

不过，中国年号有没有用“昭”字的？一查，看来只有前汉元帝的“建昭”（前38—前34）一次。

没有调查朝鲜、越南的年号，现在只知道中日两国还少用“昭”字做年号。理由不得而知，有一个说法是“昭”字口上有刀，字形不好。

但是，中国的皇帝、皇子也常用“昭”做名字，“昭”字只是和年号比较没缘分。

姓　谈

日本到底有多少个姓？

大概要以万来计了吧。总有电视节目猜奇怪的姓，似乎永不间断。

中国有“百家姓”之说，姓的数量有限。天下的人民是“百姓”，不过实际上比“百”要多。但也不到“千”。大概是五百多吧。

不论中国有多少姓，相较而言，日本姓的种类更加丰富。

在日本，通常结婚后女方随男方的姓；但在中国，结婚后女方还是保持自己娘家的姓。

孙文的未亡人是宋庆龄，其妹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毛泽东夫人是江青（这似乎不是本名），周恩来夫人是邓颖超。在中国，只是生出来的孩子随父姓。

中国又有“不娶同姓”的原则，十分严格。留在日本的华侨也很少有同姓结婚的。

近代科学表明，近亲结婚不利于优生学。“不娶同姓”的原则一定是从经验中发现了这一规律。

如前所述，姓的种类少，相同姓的人口就多。王、陈、李等姓，各有数千万人口。因此，虽说是同姓，却几乎没有血缘关系。我和陈毅、陈伯达等人应该没有血缘关系。

不过，如果我的妹妹和姓江的人结婚，儿子的姓就是江。这时，我和这孩子的血缘关系很近。尽管如此，不是同姓，可以和我的孩子结婚。这是个很大的矛盾。

不论如何，在恋爱前，要先问对方的姓，很是不便。这也就不能一见钟情了。

同姓不一定是血亲。倒是前面所说的虽是异姓，但血缘关系密切的人结婚更不好——理由都懂，但禁忌历史久远，现在依然存在，法律并未禁止。但直到现在，同姓结婚仍然很少。

拘泥于姓，是因为意识到其重要性。这是受以“家”为中心的儒教思想的影响，家拥有的力量太大，即使嫁给别人，也不会改姓。

大家熟悉的国姓爷郑成功，被赐皇家姓“朱”，但他并不自称“朱成功”，依然用郑姓。即使是皇帝赐姓，自己也不能轻易改，这和结婚的女性一样。

近代中国煞费苦心地想脱离儒教体制，家的问题也与此相关。

不论如何，“不娶同姓”的禁忌，实质上会消失吧。不过，女性保持娘家的姓，是尊重个人的独立，应该不会改。

旧风俗在新的时代也通用，这是一个好例子。

不论是双字还是单字

森欧外在《寒山拾得》中说，闾丘胤（写《寒山诗集》序的人）姓闾，名丘胤。人并非神，欧外也会犯错误，实际上此人姓闾丘，名胤。

中国人的姓大多是单字，极少例外的也有双字，叫做复姓。闾丘就是复姓。其他还有《史记》的司马（迁）、《三国志》的诸葛（孔明）、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金瓶梅》的西门（庆）、《滑稽列传》的东方（朔）等复姓。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很少。

江户中期的儒学家荻生徂徕，沉醉于中国文化，仿照中国的单字姓，自名物茂卿。荻生家是物部氏出身，所以姓物，有点勉强。

也有减一字的。日本南画的开拓者彭城百川自称“彭百川”，但是，中国宋代也有文人叫彭百川，这就变得有点麻烦。

日本人赖山阳的“赖”是真姓，本是大学总长的吴氏（吴文炳氏，日大）、新闻学的何氏（何初彦氏，东大）、会社会长的庄氏（庄清彦氏，三菱商事，已故），都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

神户有个著名的医生叫刘外科，华侨学生以为是中国人，前去募捐，对方拒绝了——“我是日本人，应该是过去归化的。也不能算是没有缘分。”

“林”这个姓，中日两国都有很多。查林姓中国朋友的电话号码，按lin来查，查不到；按hayashi［5］来查，基本上能查到。

明朝灭亡时，不少中国人逃亡日本，归化日本。其中有保持原姓的，也有学日本人改为二字姓的。

江户初期尾州藩的归化人曹数也，用了“平尾”这个姓，把尾张的“尾”和松平的“松”合在一起。此人成为茶道一派的创始人。

归化人也有以出身地的地名为姓的。陈氏一族出身河南省颍州，归化日本后改名颍川的不少。例如，江户初期的名医颍川入德，本名陈明德。也有把这个姓变为更简单的“江川”的。

姓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差别并不大。

关于姓，中日两国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大差异。

日本人大部分过去没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阶层，平民中只有一些特别的被允许有姓带刀。所有人都有姓，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

日本人喜欢设阶级，热衷于设置不同的身份，以前也曾经提过。姓的有无，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例子。

姓表示家系，日本直到百年前，还不承认平民有家系。这太过分了。中国自古以来，连乞丐都有姓。

运动名

“乒乓”这两个奇妙的字和ping pang的读音，自去年的“乒乓球外交”以来，名声远扬。

中日双方在乒乓球上争夺世界霸权。也许是用筷子的民族比用刀叉的民族手巧。不过，中国的乒乓球变得厉害，不是很久远的事。也许是因为乒乓球可以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内，在不大的地方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得到特别推广。

在此之前，中国人喜欢的运动是篮球和足球。

“笼”和“篮”都是篮子，但在中国，“笼”是指鸟笼或者蒸笼这种有盖的篮子，后者是指蔬菜篮、花篮这样没有盖的篮子。要把球投进去，有盖可不行，所以就成了篮球。

笼城、参笼［6］都是封闭的，灯笼也有顶。摇篮写作“摇篮”，没见过有盖的摇篮。

足球在日本叫“蹴球”，在中国叫“足球”。有时也会用脚像玩杂技一样操控球，还是叫足球比较合适。

野球在中国叫“棒球”。因为用棒打，所以叫这个名字。但不光是打，还要扔和跑，似乎还是日本叫“野球”更胜一筹。

Softball日语用了英语音译，在中国叫“垒球”。Badminton日语用英语音译，在中国叫做“羽毛球”。只是，音译叫做“拜敏顿”。

Rugby日语没有译语。中国人不太喜欢这种抱住对方、掀翻对方的粗暴比赛，基本上不玩。只听说在日本留学时玩过的少数人，在台湾组建了队伍，指导后辈。那么，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呢？翻译得相当巧妙，叫做“橄榄球”——球的形状确实像橄榄。

Hockey是“曲棍球”，因为是用弯的棍棒打球。另外也用音译“霍盖”。此外，Ice Hockey也叫“泳球”。

Tennis在中国叫“网球”，这和日文的“庭球”一样，听起来很优雅。

在中国，庭院一般叫“院子”。“庭”也有“院”的意思，但指“法庭”的时候更多。“庭长”不是指园丁的父母，而是法官。“庭警”不是公园警备员，而是法庭上的巡查员。因此，如果译成“庭球”，就有点沉重，所以避而不用。

既然说到了审判，那就再提提球赛的裁判员叫做“球证”。

这样列举下去，会让人觉得怎么回事？全都不一样。不过，中日双方也有保持一致用同一个名的，那就是“排球”。

拿手好戏

在日本独特的风俗中，本来从中国传来的很多。

相反，看起来很相似的，却不是传来的而是本国独特的东西也很多。同样是季风地带的农耕社会，虽然各有各的风俗，但当然也有些类似的地方。

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里的很多内容翻案自中国小说，只有《吉备津的釜》、《蛇性之淫》，还有《梦应的鲤鱼》等似乎比中国的原创还要描写得精彩。

从别处借来主体，再加以打磨，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这并不是件坏事。

立春的前一天叫“节分”。驱鬼的风俗，也是从中国传来的。中国叫做“打鬼”，要进行三天，带着长角的动物假面的怪物，在人群中手舞足蹈。

在日本撒豆子，把鬼拦在外面，中国用皮鞭驱鬼。似乎在哪里读到过，撒豆子是室町时代从明朝传来的习俗，到底是不是呢？至少清末似乎还没有向鬼撒豆子的习惯。中国很大，各地有各地的风俗，至少我听到的是这样。

不过，结婚那天，嫁出女儿的人家，有向新娘扔米、麦子、豆等谷物的习惯，这象征着“一辈子不愁吃”。依此类推，向鬼撒豆子，就是“吃豆子吃饱吧”。

我觉得，豆子可能是代替石头的。

立春是从中国传来的二十四节气之一。三月的女儿节和五月的端午节，尽管是另一个系统，但也是中国传来的节日。不管是端午、重阳，还是二十四节气的清明、谷雨、白露等，都有非常优美的名字。

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节日是二百十日、八十八夜等。这让人觉得，日本人明明很感性，为什么就这样用数字草草命名呢。

从立春开始第二百十日，是台风季，这个节日是为了提高人们的警戒心而设的。这么说来，nihyakutoka的发音听起来很响亮，有警告意味。

“八十八夜”还是从立春开始算起，俗称“别霜”，从此夜后，不再降霜，可以插秧了。Hachijyuhachiya——听起来就像是夏天将近，喜不自禁。

虽说是数字，也不能说是毫无风情。

日本出现这样独特的节日，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中心华北与日本的气候很不同。

虽然采用外来的东西，但绝不是囫囵吞枣，而是加工之后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在创造节日这一点上，日本人的拿手好戏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炮·铁炮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朝派出救援兵南下。

最终，秀吉死去，日本军撤退。战争也许就是这种东西，但不得不说，这次战争毫无意义。

日中两军，双方都有胜有负。追究胜负的原因，十分有趣。

小西行长未固守平壤，是因为明朝将军李如松用大炮攻击。

李如松认为日军很弱，继续追击，这次没有带沉重的大炮。本来炮兵也不是他的直属部下。但是，他一路紧追，在碧蹄馆被日军大败，被日军的铁炮队打得落花流水。

也就是说，日军以铁炮胜，明军以大炮胜。

洋式的大炮和铁炮都是十六世纪由葡萄牙人带来的。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比日本早二十八年，大致是同一时代。

日本种子岛采用了铁炮，似乎对大炮没有显示出太大兴趣。

中国引入了葡萄牙的大炮，称为“佛朗机炮”，对铁炮没有太大兴趣。与秀吉军对峙的时候，明朝军队也没有铁炮队。

更早的时候，“弩”这种厉害的武器传到日本。在日本曾经发掘出弩，但日本人似乎不常使用。

超弩级，顾名思义，是巨大的石弩。形体巨大，好几个士兵才能操作一台弩。

日本人从来就不喜欢这种粗放、而且得好几个人共同操作的工具。大炮也是如此，好几个人要看着一门大炮，这样一来，就显不出个人的技巧了。倒不如把个人的技巧磨炼到极致。这样看来，铁炮比大炮好，弓比弩好。

注重个人的技巧，表现在作战方式上，就是单枪匹马。

运动也是如此。棒球在日本如此风行，是因为投手和接球手单枪匹马的特性，比较适合日本人的气质。

保龄球也是日本特有的，这也是个人的游戏，不需要团队协作。

不过，最显示个人技术的比赛是游戏机，单枪匹马的对手是不会说话的机器。

日本曾经试图把游戏机推广到东南亚，但一直没有成功过，因为它太过日本化了。

自动赌博机这种东西没有“技巧”，所以不适合日本人。

不断打磨技巧，使日本人成为艺术性的民族。这种性格有短处，但相随而来的长处也得到了很好的延伸。

友好的秘诀

要和邻居友好相处，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基本原则：

——邻居和自己是不同的，不能在自己的脑子里随意描绘邻居的形象。

随意想象对方，如果对方与自己想象的不同，就会生气。

我有一个性格有点怪异的学长。下午一两点，此人一般都会喝杯酒，醉醺醺的。别人都说：“这人酒精中毒吧。白天就开始喝。”但是，他习惯晚上七点就睡觉，凌晨两点多起来工作。

需要吃晚饭的约会，此人不会出席。对他来说，下午六点多开始的活动，相当于我们的凌晨零点——深夜的活动可受不了，还是算了。

一般来说，凌晨零点睡觉、傍晚六点左右晚酌的人很多。也就是说，就寝前六小时喝酒，谁也不会有意见，大家也都觉得很自然。

前面讲的我的学长，算算一看，就寝前六小时，就是下午一点。

也就是说，他的晚酌时间，跟大家都一样，但却被怀疑为酒精中毒。

只是晚上七点睡觉的习惯跟我们一般的生活规律“有点”不同。但如果不知道这点，后面的推测就会全部混乱。很小的差异，越到末端越被扩大，例如此人不参加晚饭聚会，就会招致怀疑——“大偏食家，不吃普通的东西”、“肯定不喜欢见人”。

这不是很可笑吗？

日本人和中国人这里不同，那里不同，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这也是想弄清楚，一点小差异，会产生多大的误解。

地理位置无法改变，中日两国天生注定将成为永远的邻居。不用说，两国之间，能相互理解是最理想的。

退而求其次，就是认识到自己并不了解对方。这比以为自己了解对方而实际上却误解对方，要好上很多倍。

要举出不了解对方的例子，那就举不胜举了。对此感到惊愕，就不会再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来随意描绘对方的面孔了吧。

友好的秘诀，一句话，不正是在于谦虚吗？

宦　官

中国是古老的发达国家，日本自古以来都在吸收中国的文明。但是，数一数日本没有采用的东西，就大致能了解日本式精神的轮廓。

宦官就是一例。

将男子去势并用于后宫杂役的风俗，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作为弟子，日本从中国学了不少东西，唯独此项看都没看一眼。

去势这种手术，只有平常习惯了动物屠宰和解体的畜牧民族才会使用。

在中国人中，除了农耕的要素，通过与北方和西方畜牧民族的接触，也混入了畜牧性的要素。中国人像棱镜一样难以捉摸，也是源于这种多样性。

但是，纯粹的畜牧民族，也没有宦官制度。

理由很简单。管理全是女人的后宫，最安全的人，就是丧失了生殖机能、无法对女人出手的宦官。

但是，要管理，后宫的规模就必须相当大。五六个小妾，本人就可以包管。

游牧民族没有拥有数百、数千美女的后宫。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有宦官。

日本很早就产生了强大的政治权力，制造了巨大的古坟等，后宫肯定也相当充实。但是，直到江户城的大奥，日本的后宫都是由能干的女人来管理，最终都没轮到宦官上阵。

理由有很多，不过，畜牧民族这一要素在日本人身上体现得很淡，这是最大的理由吧。

另一方面，可以说日本人对畜牧民族性要素的诸现象，不太理解。例如，一提到宦官，就皱起眉头——“真是残忍的制度”。

但还是吃牛排。

又有时，听到外国动物保护协会的婆婆批评日本人虐待动物的新闻，日本人就摇头愤慨：“他们比日本人杀的动物多几倍，还喜欢打猎，用枪射击无辜的动物取乐。他们算什么爱护动物！”

欧洲人受畜牧狩猎的影响很大。看守财产——羊群的，是狗；陪伴打猎，衔来猎物的，也是狗。对他们来说，狗是家里人。他们对狗的深厚感情，对于只让狗看家的日本人而言，是无法理解的。

说到底，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最重要的。

算　盘

日本人是跑步走的民族。

交易会召开期间，在广州街上，朝停着的公车奔跑的，一定是日本人。中国人会想：“那辆公车已经开出去了，还是等下一辆吧。”便不会再跑了。在中国，广州等地的南方人，以性急闻名，但还是比不上日本人。

到了北方，看一看走路方式，就能知道哪些是日本人。中国人走路，先用脚跟“咔嚓”一声敲在地上，然后再慢慢让脚板着地，就像往汤圆上均匀地洒上黄豆粉，很是从容。这样走路，身体一定会轻轻弹动，而这是多余的震动。

日本人走路的时候，似乎脚尖比脚跟用力的时候更多。因此抵抗力不大，可避免不必要的损耗。

日本自古以来都从先进国家引进文化。曾经仿效唐朝，急于建立律令国家；明治以后，又加快脚步追随西洋，建设现代国家。

从来都是急急忙忙，从不绕弯道。选择最短的距离，尽量节约能量前进。

但是，当我看到四珠算盘时，觉得找到了日本的精神。

——就是它！

我们学生时代用的算盘是五珠的，最下面的一颗珠从来没有使用过，也就是说是多余的，所以去掉了。日本人不允许多余的东西存在。

据说算盘是足利末期贸易商人传到中国来的。原型是下面五颗珠，上面两颗珠；上面的两颗也是只用一颗就行了。而且，中国的算盘比较大，珠也比较大。

日本最初用的也是“上二下五”的算盘，之后渐渐把不必要的都去掉了，缩小尺寸使之更为实用。

不是说这样不行。不仅如此，多余的省去最好。总是有先进国家在前面，急着追赶，越是轻装上阵越好。这种心情能够理解，可以说是日本人的长处。

正因为如此，现在的中国不再采用原来的算盘，而是采用了日本的改良算盘。

不过，目不暇接地看算盘高手拨动算盘珠，让人感到像是在赶路。

忍不住想打招呼：“休息一下吧。”

一直疾奔，会喘不过气来。要是不休息一会，最后说不定会累倒。

这已经不光是说算盘了。多余的东西累赘多，固然不值得赞扬，然而若是完全没有多余的，是否也太理想化了？

比起“啪啪啪啪”，还是“啪啪啪——啪”的节奏进行起来更为顺畅吧。

元祖之争

关于算盘，C·G·诺特主张说是从欧洲传到中国的。大英博物馆藏有罗马使用的“沟算盘”标本，据说酷似中国和日本的算盘。

罗马和汉朝，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有过一些接触也不足为奇。如果有过接触，产生文化的交流也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否定它的意思。

但是，欧洲学者凭什么断定文明是从西向东流动的呢？

算盘从西方传到东方的说法，也没有多大根据，似乎就是根据罗马也曾有过算盘这个简单的理由。

另外，还有人认为，“子丑寅卯十二支”是从巴比伦传来的“十二进法”。

本来“十二进法”是从月满缺十二次，季节循环一周这种简单的自然现象观察得来的，没有受西方巴比伦文化的影响。

中国早在遥远的神话时代，舜这位明君就已将全国分为十二州，组成了十二个军团。舜之前的黄帝时期，建了十二座阁楼，《史记·封禅书》上如此记载。

中医也有“十二经脉”之说。将身体的要害分为十二条脉络，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佛教也有十二神将，药师如来为普度众生立了十二大愿。日本后宫的女性穿的衣服也是十二重单衣。

把世界称作“天下”，在中国是在战国时期以后，以前叫做“四方”。“四方”再二分，就是“八面玲珑”的“八面”。再分细点，分为三份，出现“十二”这个数字也很自然。

文明都在西方，远离西方的东亚之东隅，不可能有自己的文明——这种想法在欧洲帝国主义盛行之时，特别浓厚。“除了我们，没人能造出这样的东西”——这种文明上的精英意识，简直让人受不了。

反过来，也有人牵强附会地要证明，我们国家以前也有外国传来的东西。

与其说是证明，不如说是捏造，十分恶劣。各国的这种国粹主义倾向都很强。日本也有假造酷似朝鲜谚文的奇形怪状的“神代文字”，传为后世笑柄。

民族自豪感，适可而止就好，太过膨胀，就很危险。还是慎重为好。

一切文明都是全人类共有的，不能作为争夺元祖的对象。

肥大的裤子

看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电视，邻居家的女儿嘀咕道：“裤子好肥。”好像是在说中方出来接待的人。

肥大的裤子不行吗？

中国北方要穿棉衣，不光是裤子，上衣看上去也很肥大。

宽衣——自古以来是汉民族的特征。

为什么喜欢肥大的衣服，是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打架，举止自然就变得彬彬有礼了。

当然，也有在殿中拖着长长的裤子，像浅野内匠头一样亮兵刃的粗人。不过，吉良上野介正是因为对方衣服不方便而保住了小命。

鸦片战争的主角林则徐，被认为是个激烈的攘夷论者，实际上他对西洋的情况也颇有研究，高度评价了外国的艺术和技术，是个公平的人。他视察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时，在日记中写道：“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称赞了葡萄牙人的建筑。但是，关于服装，他则轻蔑地说：“全身紧裹，短褂长襟，仿佛唱戏狐扮兔。”并断言说：“真是夷俗。”

肥大的衣服才是文明的象征，缝得紧紧的、穿着像狐狸、兔子一样，蹦蹦跳跳方便打架的衣服，都是野蛮人才穿的。当时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可以从林则徐日记中看出来。

前面也说过，日本的和服是中国系的东西，是棉睡衣中的冠军。

万延元年的遣美使节团在归途中停靠爪哇，华侨代表访问了他们。使节随从中一人记载道：“因日本人的服装沿袭前朝风俗，怀念本土人，遂流下泪水。”大宅庄一在《流火》中写道：“日本人穿着和前朝相同的衣服，怀念印度尼西亚人，流下泪水。”我认为这里的“本土人”并非指印度尼西亚人，而是指中国本土的人。而且怀念当地人也很奇怪，远方故国的人才可怀念，当时（清朝）的故国在满族统治之下，被强迫改“夷俗”。因此，还是酷似明朝服装的武士打扮更为可亲，才会泪水盈眶。

所以，日本的和服本是宽衣，肥大而影响行动自由。那么，武士们行动的时候怎么办？系上束衣袖的带子就行了。

让宽衣变得行动方便，这是邪道，但这才是日本式的做法。可以这么说，束衣带正是日本精神的象征。

束衣带在中国并不存在，所以没有对应的词。“襷”［7］这个字在中国也没有，是百分百的日本制“和字”。

寄托在对方身上的梦

因为与自己风俗不同，就嘲笑别人，这可不行，轻蔑更是要不得。过去引起争论的年轻人的长发，现在也被认为是他们的风气，没有人再议论了。

曾经有人说皇太子的裤子太大，那真是多管闲事。

对自国的事如此，对他国的风俗，就更应该宽容。中国人的肥裤子，只要他本人觉得正好，穿着很舒服，那也无可厚非。

操这样的心，又忙着担心自己国家的风俗会不会同样被别国人嘲笑的人不少。

出外游访的政治家、实业家，在宾馆的走廊上穿着浴衣或者睡衣晃荡，有人对此十分愤慨，觉得是国耻。如此小心眼，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日本人自己担心，外国人却不一定认为那是有失礼仪的。特别是肥大的棉睡衣很气派，看起来像是达旦地区的王族的正装，也许大家都用敬畏的眼光来看待呢。

相反，黑发拉丁商人，一板一眼穿着晚礼服去东京的一流夜店，在门口被拦住：“乐队请绕到乐屋入口进。”

在日本，好不容易做了晚礼服，却没有穿的机会，没办法，有团体自己组织了“穿晚礼服聚会”。啊，男人真不容易。

我们在日本的宾馆有时会看到印度女性的莎丽打扮，或是越南女性的打扮，很少看到男性的民族服装打扮。苏格兰男性的裙子，也只是用于军队。最适合工作的西服，现在成为全世界男性的制服。这应该坦诚承认。

不论如何，民族服装的衰退，是异国情调的重要部分的丧失，让人感到有点寂寞。

和他国人接触时，异国情调（可以称作“梦”）太过剩不行，完全没有也不行。别人和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在那里生活，有这种认识才能感到异国情调，才能对对方宽容并努力理解对方。

异国情调，不一定什么时候都是指富士山、艺伎，也不一定都是指万里长城、西湖。有人有这种不满吧。但这种异国情调的影响，还在继续。

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抱着一种梦想——浪漫之梦，想互相接近。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丰富的想象力，这将影响双方的深层理解。在这个梦想越来越少的世界，我更如此祈愿。

旗与城

节日升国旗，这一规矩在战前等同于强制执行。每家都竖着国旗，如果哪一家没有国旗，就特别刺眼。就连神户的外国人住宅，红日旗和自国的国旗也在门口一左一右或是交叉插着。

小时候——昭和初年，在家附近的华侨商馆的仓库，见一个打杂的老头和年轻的店员在口角。两人都是中国人，口角的原因，是节日挂出的中国国旗。

那时正值北伐成功后不久，国旗也变成了青天白日旗。但是，打杂的老头小心收藏着军阀时代的五色旗。年轻店员是革命党的粉丝，一看就生气了，说北洋军阀已经灭亡了，五色旗可以扔了。老头也生气了，说：“现在的小年轻真不知天高地厚，什么时候也许又能用了。”

这并不好笑。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在华北建立的傀儡政权，曾经一度使用古色苍然的五色旗。

战后，日本节日挂国旗的人家少了，除了因为红日旗与不愉快的战争记忆连在一起外，还因为在日本人的气质中，对挂旗持有消极态度吧。

日本人不喜欢旗。源平合战的白旗、红旗，是为了区别敌我双方而不得不使用，仅仅在竿子上挂了块连图案都没有的布而已，一点也不讨人喜欢。

Hata［8］这个词也是。织纤维的工具叫做Hata，织出的布也叫做Hata。挂在竿子上的旗，好像是嫌麻烦，也取了同样的名字。取名字的时候，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仔细斟酌，对自己不喜欢的就马马虎虎。

游牧民族为了通知先头在哪里、往哪边走，不得不常用旗。所以，在被城墙围住的城市，也就是城郭城市里，也大量使用旗子。城墙上翩然飘扬的旗，对伺机想前来掠夺的蛮族有威吓的作用——这里有准备，大将军守着呢。

1931年7月，五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被当时的政府枪杀，鲁迅的心爱弟子柔石也在其中。鲁迅哀悼他的死，作了七言律诗，其中有“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

杀害亲爱的柔石的家伙，在城上挂着可恶的恶魔大王之旗。

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最终未采用的，有科举、宦官等，此外，用城墙围起来的城郭城市的形式，也是其中之一。

日本的城，是领主和他手下的武士踞守的地方。但是，汉语中的“街”就是城。北京、上海这些主要城市的城墙都没有了，但在汉语中，从郊外去街上，就意味着“进城”。

中国的城，如果是首都，就包含政府的皇城、皇帝居住的宫殿。这时，广义的城应称为“罗城”。“罗生门”就是罗城的门的意思。相对于罗城，皇城地区就是“子城”，皇帝、太守所在的城——相当于日本的本丸，叫做“牙城”。

——逼近巨人军的牙城。

有这种说法，牙城的语源，来自城墙上插象牙装饰的旗的风俗。

在营造奈良的平安京时，中央修了南北向的大路，城市修造得像左右对称的棋盘，这完全模仿了当时唐朝都城长安。这也许是遣唐使的策划。

奈良的规模只有长安的五分之一，连中央大道朱雀路，也是原样学长安。

奈良和京都没有模仿的就是用城墙把城市围起来。在罗生门附近，造了些土墙一样的东西，但还称不上城墙。长安的城墙高五米多，东西逶迤十公里，南北长九公里半，围着大城市。

中国为了这个大工程，设了“城旦春”的刑罚。四年间，从早上起，男人筑墙，女人杵米。

因为被海包围，日本不用像中国一样担心异民族的侵略。因此，也没有建造城郭城市的必要。

如果要把平城京和平安京用五米多高的城墙围起来，那就成为一个大工程了，日本人民一定会累得筋疲力尽。

如果要是有了城墙，上面整整齐齐地插着带穗的鲜艳旗子，日本人也许会比现在更喜欢旗子吧。

血与文明

Boom这个词，有时觉得就像是专门为日本人造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照葫芦画瓢，有人做了惹眼的事，就觉得自己也要这样做。邻居买了钢琴，自己就要买钢琴；自己的儿子去上补习班，邻居家的儿子也会去。

最后，在这个全国上下齐刷刷的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区别不再明显了。

根据明朝方面的记录，出兵朝鲜的丰臣秀吉军队只要一个挥舞军扇的指示，就能服从指挥，自由自在地行动，这让明军十分佩服。蝴蝶阵、长蛇阵，这些阵形，使一个集体成为有机体并随指挥者的心意行动。

一丝不乱的集体活动，需要个人作为团体成员，并与团体紧密相连。

日语中也能找到这样的踪迹。

子供——尽管说是同文同种，但看到这两个字，中国人想必也不会想到这个词相当于“孩子”。

“供”是“供奉”的意思，应该解释为孩子供奉什么吧。日语中的“供”表示复数。“者供［9］”、“家来供［10］”等，表示集团。但是，一个小孩也叫“子供”。

“兵队［11］”这个词也是这样，这个词明显表示团体。和中国人笔谈时，这个词也作为复数——集合名词通用。兵队——不知道是大队、中队，还是分队，但兵队一定是一群士兵。

然而，说道“一个兵队”，中国人一定会大吃一惊。两个人以上才成对，一个人的兵队不是自相矛盾吗？

若众［12］这个词也是如此。“众”是群众的“众”，应该表示复数，但也指单数，如“一个若众”。

还有恶党［13］这个词。“党”本是指集团，如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等。每次选举中也有一人一党的泡沫候选者，原则上党都是集团。但是，日本也有“一个恶党”的说法。

在语言上，集体和个人的区别不明显，暗示双方的关系十分深厚，切也切不断。有这样一种说法，像驱使自己的手脚一样驱使构成集体的成员。日本人自古以来似乎就习惯这种集体行动，理想是希望任何事都采取统一行动，战争特别要求如此。如果构成部队的将士一盘散沙，是打不赢仗的。

这样想来，在日本人的性格中，不得不说确实有适合战争的要素。

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成为热门话题。不光是在中国，连东南亚诸国、美国也有警戒的呼声。

《和平宪法》规定，不能向海外派兵。日本人牢记以前战争的悲惨教训，成为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人会这样辩解，因此觉得外国的军国主义论很是意外。

有误解就必须解开误解。在努力时，像刚才所说的，要在脑中谨记，日本人的性格中有适合战争的要素，这成为大家警戒的原因之一。

中国特别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除了曾经受侵略的事实，很大的原因也是中国人自身性格中缺少日本人拥有的集体统一性。

明治维新时的鸟羽伏见一战反败为胜，太平洋战争的终战也是如此。［14］945年8月15日的《玉音放送》1，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从“鬼畜英美”一下子变成讴歌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世界。这种转向的干脆，大概世界上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旁边有人喊口号，自己就忍不住也要喊。不理解日本的这种性格，就无法理解终战时的现象。事实上，很久以后，美军还在怀疑日本人态度的转换是伪装的。

中国人无法像日本人一样干脆地转向。如果有这种本事，“文化大革命”也不会花十年时间了，不可能毛泽东的号令一下，明天就换颜色。中国不适用玉音放送式的方法。不花时间，别说是一百八十度，连九十度的转变都不可能。

也有地理条件的影响。日本小而单一，中国国土辽阔，民族组成也很复杂。据说光新疆就有十四个民族，其中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西藏有藏族，云南、贵州有苗族，北方有蒙古族、满族等，不胜枚举。

占压倒性多数的汉族，南北也有很大差异。例如，北方的汉族大多骨架大、相貌磊落。但南方人除去例外，基本上都骨架较小，目光锐利。扬子江以南的人，据说跟日本人较像，不光是容貌，性格也多少相似。过去潜入中国的日本军事侦探，大多自称福建人或广东人。

不光是南北，住在海边的人和住在山里的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要把这些人凝聚在一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日本本来是个小型国家，德川两百六十年的政治形态更加打磨了其统一性。将狭小的国土再细分，由藩主统治。德川御三家、加贺百万石等当时的超大藩，也只有现在的一个县大，这样就更好地统一了。

而且，藩是半独立国家，没有中央派来的官员。换属国属于例外，原则上，藩主家自家康公以来。代代统治同一片土地，藩主也是世袭的。地缘和血统如此紧密相连，不可能没有凝聚力。主人一颔首，就知道他想要什么。

地缘和血统过于紧密结合的社会，最可怕的是什么？没有比“村八分［15］”更可怕的了。因此，命令“前进”时，就会毫不犹豫地前进。邻居买钢琴，自己家就买钢琴。说去夏威夷旅行，就兴奋地一拥而上。出外休闲的日本人的表情很认真，只顾担心不要被大家排斥，不要剩下自己一个人。

中国的政治形态是地缘和血统的隔绝。自秦始皇以来，这个国家有两千多年的管理制国家历史。官府打杂和下级书记例外，高级官僚绝对不准在自己的出生地当官，这是规则。他们由中央政府派遣，数年以后，荣升或是左迁，再去别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生根。

唐代有节度使，作为地方军司令官，有很大权力，眼看要变成领主了，但也没能长久。清初曾将有建国之功的吴三桂等人封为藩王，但马上发生了三藩之乱，之后被废除。秦以后漫长的中国历史，并没有培育出领主。

中国各地都有当地豪族，一家出现优秀的人才，也不能当当地的县知事和市长，只能在其他地方当官。日本同样有同族的高级官僚不能在同一个衙门当官的规则，例如，通产部课长的叔父当了同部的局长，课长就必须辞职。

中国的独裁皇帝害怕地缘和血统紧密结合会产生巨大能量，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有意识地切断了这根线。

这样，一般人和行政官之间，没有同一地缘的意识，相互都是陌生人。在这种关系下，很难劈头命令“前进”，只有采取说服的方法。

现在政府的方针是这样的，你们会有这样的好处，所以希望你们这样做——要摆出理由说服。

因为形同陌路，做得不好就会引起反感。一旦做不好，官员就会下马。这样可不行，所以一定要说服。日本人听“命令”行动，中国人在“劝说”下行动。命令是即时的，而说服是需要时间的。

国土辽阔、居民杂多，除此之外，中国人缺乏统一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受以家族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影响太大。中国人的“集体感”，在家的面前就行不通。家的“墙”很高，无法逾越过“家”，扩展到村——镇——县，更无法到达国家了。

在中国人的道德中，“忠”并非绝对的，因为儒教承认革命。失德的天子不再是天子，只是一介凡人，打倒他也无妨。

但“孝”是绝对的。不论父母多么坏，儿女都必须尽孝道。家族中心观念强烈的中国人，认为这种绝对的、沉重的关系，光是在家里就很复杂。出了社会，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尽量避开这种父母、儿女的纵向型关系，而是选择兄弟式的横向型关系。

但在日本，血统与地缘的强力结合，拥有绝对力量的纵向型关系控制了每个人。在黑帮的世界，也是亲分［16］、子分［17］的关系。政界也是如此，快七十岁的老代议员，会认六十多岁的实权人物当干爹。而在中国的游侠世界里，干兄弟更多。

太平天国时，首领洪秀全自称是“基督耶稣之弟”，而不是耶稣之子。在中国，即使是名字，父子也不能取同一个字；兄弟同字的则很多。

如果说各自生活的社会是由线构成的，那么日本的社会是无数的竖线，中国社会则是由无数横线织成的。

竖线是父子、头目和部下、老爷和家臣的关系，对执行命令最有效。问答无用的色彩很浓厚，而且，不论有何问题，解决起来很迅速。

横线是兄弟、朋友的关系，在这里命令不起作用。弟弟必须尊重兄长，但没有父子这样严格。如此一来，凡事还是需要商量，问题的解决也就被延迟了。

当中国人的心理构造成为问题时，一定会举出名声在外的“中华思想”。但是，基本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中华思想”，只是程度不同的问题。

经常听说法国人的“中华思想”。宇宙以法国而且是以巴黎为中心旋转，法语是最美的语言，法国料理是最美味的。德国人战前国歌的歌词里也有“超越一切的我们的德意志”，这也是一种“中华思想”。

美国人也是爱争世界第一的国民，从楼房的高度到汽车的数量，凡事都以世界第一为傲。这也是“中华思想”的表现。

日本也有“中华思想”，这绝不是近代的产物。

文久二年（1862）去上海的尾州藩的日比野掬治，将在上海与清朝人笔谈的记录起了个名字叫《没鼻笔语》，其中对清朝人“贵邦敬何神”的问题，回答说：“我国万世一统，所以冠万国。生民皆倚天照皇大神恩德，故敬之尤厚。”

对外国人说日本冠万国，这不就是“中华思想”吗？而且，此人夸耀的是万世一统，也就是血统。

日本人一丝不乱的军事集团式统制，仍然不是兄弟关系，而是亲子这种纵向关系才能产生的。需要有“命令是神圣的”这一观念。神圣的命令，是由何而来的呢？

最能证明神圣性的，是血统，只有血统才是毋庸置疑的。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都不需要理由。背负血统的命令，不需要理由就能被接受。相比之下，中国的“中华思想”血统的要素很淡薄，他们骄傲的根源不是血统，而是文明。

我在《日本人和中国人》这本书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写《日本人和犹太人》的伊达亚·卞达森，经常使用“日本教”这个词，他认为日本人全都是日本教信徒。距今四十五年前，孙文的秘书、中国人戴季陶写了《日本论》，其中说日本人都是“日本狂”，都是在说日本的“中华思想”。

中国人的“中华思想”是以文明为自豪，与野兽无异的野蛮人，一旦变成文明人，就很爽快地被当成伙伴。黄河中游的所谓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一区域并不广阔。

当时，扬子江区域的吴、越、楚，都被称为荆蛮之地，人们文身断发，被视为与野兽无异。不用提更南方的福建、广东，更是妖怪住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也逐渐文明开化。于是，这里也变成中华之地，这里的人民也被承认是中华之民。

但是，日本的“中华思想”以血统为自豪，这就不好收场了。外国人不论多努力想要变成日本人，但没有日本人的血统、大和民族的血统，就不被认为是同伴。如果是文明，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达到。但是，血统则没有办法。不脱胎转世，就无法改变血统。

如果是战争集团，一旦混进奇怪的异端分子，全体就会陷入危险。因此，日本人对排除异端分子特别热心。如何判断异端分子，问“是否是同一血统”最方便了。

日本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日本，功劳者是谁？如果用拟人的方法来说，我认为有两个恩人。

一个是排他性的，但效率极高的战争集团。明治维新，或是终战复兴期的能量，都来自此。

另一个是史前的大混血。在绳文、弥生、古坟时代，棱角突出、扁平脸的通古斯系，圆脸大眼的波利泥西亚系，长毛、脸孔轮廓分明的阿伊鲁系，很多民族在这里混血。直到这个时代的末期，作为技术者的归化人还很受欢迎。

但是，进入历史时代后，日本人开始以血统为自豪，排他性的集团出现了。我有一个大胆的推论，这是对史前“大混血”的反弹。

战争集团可以毫无顾忌地勇往直前。但是，纯血主义能永远持续下去吗？纯血也就意味着近亲结婚。近亲结婚的后果，已经经科学证明。大混血削弱了其后的纯血主义近亲结婚的弊端，直到近代。明治维新废除了身份制度，形成了一种疑似混血，延长了民族的生命。但是，这能延长多久呢？

中国一直存在到今天，也是因为在文明扩张的同时，把野蛮人也归入为自己的同伴，不断更新了血液。另外，不重视血统的“中华思想”，更容易混血。如果中国也有日本像这样讲究血统的“中华思想”，早就衰败消亡了。

只要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论他是哪国人，都会成为美国籍，这是国际法的属地主义。但无法想象日本也采取这种规定，因为日本太重视血统了。

以血统为标准的排外主义，现在还在日本绵绵不绝，存在于感情里，实际生活中，社交界和企业里等各个角落。在这个国家居住的外国人能深切体会到。

在公认没有国界的学问和体育领域，实际上也竖着高高的墙。最近，在《朝日新闻》的随笔栏里，国立教育研究所所长平塚益德氏写道：“日本国立大学及研究所，不欢迎海外同一学科的人做正式职员，在学问研究上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在体育领域，由民间报社主办的大会，外国学生能上场，但官营的“国家体育会”，就不允许了。曾经听说过早稻田实业的王选手，参加了甲子园，但没能参加国家体育会，把手套仍在运动场上懊悔不已。

似乎跑题了，不过，日本人不擅长社交，不擅长学习语言，性急、勇敢，以及其他的一切特性，都来自血统上的“中华思想”吧。日本人与中国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血统的态度。从这一点来看，基本上就能明白差异的原因所在。

日本人的可恶之处

日本人的性格很情绪化。情绪无视程序，能驱使人忽然作出某项行动。

物哀，也不遵循从三到六，再到九的规律路径，而是忽然冒出来的深刻感触，前后毫无脉络。

说到可怕，再没有比完全无法预测“接下去是什么”更可怕的事了。怪谈的可怕之处也在于，不知道接下去会出现轱辘头［18］还是独目小僧。

火灾时能看到火苗，也能知道风向。然而地震什么时候发生，是何种程度，却很难知道。外国人看日本人，觉得有日本名产“地震”的可恶之处。

明治维新时，日本人一直叫着攘夷，发生了如“浪人袭击外国人”、“与美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的大老被杀害”等事件。尽管如此，日本还是突然宣布开国，举国文明开化，开始狂奔学习西洋。“鬼畜英美”的怒骂一夜间变成亲美民主的歌声，这种变身之快，连麦克阿瑟都感到有点不舒服了。

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为了生存都本能地需要特长。

旁边有个喜欢议论、喜欢记录的中国，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写成书传入日本。有了学习的教材，遇到问题，马上就能找到解答。反复思考、阶段性地建立理论，都被当作中国式思维方式而尽量回避，心思花在打磨情绪上。当然，另外还有风土适合培养情绪等情况。

从大正民主运动到昭和初期的左翼运动的兴盛，中国留学生都看在眼里，感到：

——日本人的国论是分裂的，不足为据，于是回国了。不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满洲事变），转眼之间，日本摇身一变，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所以，这次也不可信。虽然有《和平宪法》，但有保守革新分裂存在，搞不好就会举国走向军国主义。不，是已经开始了吧。

因年纪大了而回到香港的那个留学生，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这样说。在艺术的世界，日本人的感性激发了美妙的灵感。但是，在本来要讲章法的领域，这种性格就不受欢迎了。本来好好地直行，不知什么时候就掉头了。

刺身灭亡

料理本身就是谜。即使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做法，做出来的味道也会不一样。

向专业厨师请教，说最重要的是火的大小。

火的大小，在中华料理中叫做“火候”，从“气候”、“天候”这些词来类推，不能不说这是个很巧妙的说法。强火叫做“武火”，小火叫做“文火”，很有中国特色。

有一种说法，中华料理如此发达，为世界之冠，是因为宋代用煤做燃料。长时间保持同一“火候”，是煤的特征，这很适合做菜。这样说来，有人说宋代生产名磁，也是因为窑用煤做燃料——可以说中华料理是和青磁一起诞生的。

闲话休提——外国人一开始不喜欢刺身。有些人吃了觉得好吃，渐渐习惯，并成了心头大爱，有些人怎么也不能吃。

现代的中国人，除了一些干货外，肉类一定会煮熟，不习惯吃生的。和香港来的中国人一起吃饭，我点了牛肉刺身，他耸耸肩说：“还真能吃这种东西啊。”我说：“就像日本人觉得香港人吃蛇很恶心一样。”“那可是煮好的，一点也不恶心。”这位朋友回答道。

我把牛肉刺身放进嘴里，很享受似的咂咂嘴，解释说：“中国以前也吃这种东西。”

《礼记·内则》中记载说，把生牛肉切薄，浸好酒，第二天吃。浸酒只是一个晚上，跟刺身差不多。上面说：“横断则生肉易嚼。”横着切肉，肉就容易嚼。切法也跟刺身一样。

“脍”这个字在《说文》中解释为“细切肉为脍”。

这跟刺身不是一样吗？

有个成语叫“惩羹吹脍”——被热汤烫了舌头，所以即使是冷肉也要吹一口，等冷了再吃。形容一次失败了就过分谨慎，对每件事都变得胆小消极。

该成语典出《屈原》，原文不是“脍”，而是“虀”，是将生姜、韭菜等拌成酱状的冷菜。不过字形有点复杂（活语中没有这个字），表示冷菜就好，所以被更易懂的“脍”字代替。

——脍炙人口（常入人们口中，举世闻名的意思）。

“炙”是烤肉。冷肉和烤肉——这是相对的，冷肉不是由热而冷却的，是一开始就是冷的，这毫无疑问是生肉。

常入人口——这个比喻说明中国人曾经吃生肉，即刺身。

前面提到的《礼记》，类似周代的生活规范。周代从公元前1027年延续到秦建国前，正值中国文明的发展期，并非未开化的野蛮时代。

周朝的中国人常吃狗肉。据《史记》记载，跟随汉高祖的樊哙曾从事“屠狗”这一职业，是专门为了卖肉杀狗的，而不是保健所抓野狗的。就像现在“卖猪肉”一样，是很普通的职业。周王室有官职叫做“犬人”，专门饲养食用的狗。但是，到了六朝时代（三世纪—六世纪），屠狗这个职业消失了，唐代人大多不吃狗肉了。

在中国，吃刺身的习惯比吃狗肉的习惯存在时间更长。有证据表明，至少持续到十二世纪左右。

尽管如此，后来，这一习惯忽然消失了。刺身重蹈了狗肉的覆辙。中国人连煮的蛇都吃，但生东西连金枪鱼都害怕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到处调查，还是不明其因。

随意想象的话，可能是因为明初瘟疫猖獗，归罪于吃了刺身，所以大家都不敢吃了。

如果是这样，当时的瘟疫一定很可怕。如果不严重，锋头一过，就会有人重新开吃，毕竟刺身如此美味。

明知有毒，但自古以来吃河豚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美味的诱惑力确实很强大。能够让人们断然抵制这种诱惑，一定不是一般的原因。

而且，当时的信息传递很慢。像这样，刺身从广阔的大陆忽然失去踪影，确实让人感到疑团重重。

宋朝的梅尧臣，字圣俞。与苏东坡、黄山谷齐名，诗名远扬，是百年才出一个的大诗人。他有首诗名为《设脍示坐客》。

很明显这是关于刺身的诗。作诗的时间很清楚，是在皇祐三年（1051）。也就是说，直到九百年前，中国人还经常吃刺身。

这首诗所描写的制作料理的场景栩栩如生，如浮现在眼前——

我家少妇磨宝刀，破鳞奋鬐如欲飞。

萧萧云叶落盘面，粟粟霜卜为缕衣。

……

花百钱买一只肥鲤鱼，妻子在家做料理。鲤鱼很精神，哗哗地快要跳起来。但是，不久就变成了盘子里的“云叶”，萧萧落下。鲤鱼肉是白色的，所以是“云”。用“叶”，说明当时的刺身切得很细。

“粟粟”切成“霜卜”，“霜”还是表示白色，“卜”是萝卜。

俗话说一缕希望，“缕”是细线，“缕衣”——丝线衣，这是当是刺身的配菜吧。

中国当时所存在的刺身，和日本现在的吃法似乎是一样的。我背下这首诗，一碰到有看见刺身皱眉头的中国人，就马上把这首诗写在纸条上拿出来，说是梅尧臣的诗，大多数人就认输了，效果宛如《圣经》和毛泽东语录。

“哦，原来如此，这是萝卜的‘缕衣’”。对方会夹起配菜感叹道。

也有人会感叹说：“我们国家已经消失的东西，在日本还保留着呢。”

说刺身是从中国传来的，日本人也许会不服，但可能性很大。

据说，中国人保守倾向很强，在生活方面也墨守旧有的传统，不愿改变。但实际上，也不能一概而言。

不愿改变旧习是真的，但一旦改变，就会彻底改变，是根子上的改变。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日本很轻易地吸取外来的东西，看起来对旧东西也毫不留恋地抛弃。明治维新和终战时的情形确实如此。

但意外的是，这大多就好似掬取表面上的泡，随便换件衣服一样，很少会把手伸进去搅动。正因为如此，奈良的古寺还留着很多古旧的东西。

中国像法隆寺、正仓院御物这样的地方很少，这是因为变革常常都是从根开始的。如果动乱的规模格外大的话，瘟疫的规模也格外大。

吃刺身的生活方式，也从根子上被颠覆、断绝了。刺身灭亡是个谜团，很是有趣。但是，更有趣的是，在现代中国人眼里，刺身和“正仓院御物”可以相提并论。

国　花

前几年，神户市决定将八仙花作为市花。

六甲山八仙花的颜色十分美丽，但褪色后的八仙花就大打折扣了。

我更赞成选蔷薇。蔷薇也被推举为市花候补，但蔷薇太普通了。它已经是英国国花了，而且神户和蔷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选中六甲山名产八仙花，我并没有什么异议。兵库的县花就是野菊。

美国没有国花，州花倒是有，但只有几个州有。真是一个马虎的大国。

希腊的橄榄很有名，法国鸢尾花很可爱。埃及的睡莲很有古国之风，墨西哥的仙人掌惹人喜欢。印度的罂粟被当作鸦片的原料，就感到有点危险。

日本的国花是樱花，这并没有被法律规定，但谁都没有异议。菊花作为皇室的纹章花，级别更不同。

中国的国花，国民政府曾经法令规定为梅花。

那是有原因的。以前中国所认可的国花是牡丹。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但最受人喜爱的还是牡丹。

但是，牡丹太华丽了，跟当时中国革命状况不相符，所以改成梅花。中国制定国花的法令是在“九一八”前，即昭和四年（1929）。但是，法律规定国花，倒有点不伦不类。

寒冬也仍青翠的是松和竹，披雪绽放的是梅。松竹梅是“岁寒三友”，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受到尊重。但说到喜爱，还是不及牡丹。

但是，牡丹和当时艰难的国难时期不相符，取而代之被选作国花的是梅花。梅花不畏严寒、凛然绽放的坚强精神，使它成为宣告春的来临的瑞兆之花，很吉祥。

“梅与莺”被用来形容搭配得好，这是日本独特的说法。中国没有这样的俗语，诗歌中也很少有这样搭配的例子，没有把它们当成一对。

倒是“梅与雪”成为了一对。

升格为国花的梅花的优点，在于凌寒绽放。

只有象征严寒的雪，才能当花的伴侣。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有梅无雪不精神。”

推翻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迈向现代国家建设的国家的国花，只有与雪相伴的梅花才适合。

那么，失去国花地位的牡丹呢？

在日本，说到赏花一定是赏樱花。过去中国说到赏花，只要没有特别说明，对象一般都是牡丹。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

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

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白居易曾如此吟咏唐长安的赏花。大意是：借助造化之神的力量，减去牡丹的妖艳之美，让大臣们的爱美之心转向别处，如同君主一样关心农业。

对赏花的狂热令人叹息，从这首诗可以想象。

不过，如果是牡丹的珍奇品种，据说一株的价钱高达数万。寺院等都投入大片土地和人手来栽培牡丹，然后卖出，很能赚钱。

还有叫做“斗花”的活动，即人们头上插上引以为自豪的花，去京城大路上游行。长安西明寺、慈恩寺等牡丹名胜地，一到赏花时节，拥挤异常，很多人涌往开花较迟的太真院惜春。

牡丹有一种惑乱人心的魅力。据说长安牡丹在旧历三月十五日前后二十天盛开，那时正春暖花开。

正如白居易感叹的，唐代的牡丹狂，只能说是颓废了。正处于革命的中国，不用牡丹作国花，也可以理解。

新国花梅花，暗自开放，默默吐露芬芳。比起牡丹的华丽，显得更有内涵。

另外，梅花的果实可以食用，从实用面来说，肯定让生活贫乏的国民更有亲近感。《三国志》中“梅林止渴”的故事，国民都耳熟能详。当全军将士口渴疲惫之时，曹操说“梅林近了”，士兵口中起了唾沫，解了一时之渴。

但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除了梅的特质，似乎也有牡丹的特征。

在紧张的生活中，梅的特征表露在外。但到节日之际，人们高兴起来，身上所隐藏的牡丹的特征就表现出来了。

新旧国花象征着中国人性格的复杂，这不是说中国人有双重性格，而是说他们有深度。

从某一点上来说，以樱花为国花的日本人的性格，跟樱花一样，说得好听是勇敢果断，说得不好听就是容易放弃，容易忘却，缺乏耐力。

尽管如此，两国人相通的是爱花之心和爱花的方式，这可以作为相互理解的共同基础。

身边笔墨

我曾经也以为自己的字写得好，那是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当时受到老师表扬，把我写的字贴在教室后面。于是受到了暗示，觉得自己写得好，如果以此为契机，真的写好了倒也好。但是，事实上并未如此称心如意。

二年级时，又受到了暗示，以为自己的字写得很差，这次是心随意动，从此字越写越差。

神户的诹访山小学，班上只有我一个中国学生。大概教字的老师也有先入观念，认为中国人字写得好，于是“矮子里面挑将军”，把我写的选出来，作为模范作品给大家看。

关于字，我还有其他自信的理由。自我懂事时起，祖父教我诵读，很早就接触了文字。一般本来应该教《三字经》、《小学》、《论语》，但我进小学后，不知祖父怎么想的，忽然开始教起了《诗经》。一定是当时他自己想学《诗经》，让孙子陪着自己学吧。

对五六岁的孩子来说，《诗经》和《三字经》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回想起来，我不是个机灵的孩子，一定也没有其他热衷的游戏。所以照葫芦画瓢地记下文章，在众人面前流利地背诵，家里人也会兴奋地猜测：“这孩子会不会是神童？”

祖父经常写字。据说我当时就隔着桌子在祖父对面，一个人坐着，拿起铅笔模仿。这是后来听家里人说的，我自己完全不记得，似乎我经常这样，写下幼稚的字。一模一样地模仿对面坐着的祖父的字，想来字一定是颠倒过来的。

因为从小亲近文字，上小学后，当时我小小脑袋里认为，不光是练字，其他学科也都好对付。但除祖父的诵读之外，不记得还在家学过什么了。学校的成绩当然也不尽如人意，让期待我是神童的家人大失所望。

认为自己的字写得很差，也是从祖父的一句话开始。

在学校练字，我经常把墨沾到手上和衣服上，有时脸都弄脏了。回到家，祖父仔细端详我的脸，叹口气说：“墨弄脏了手和衣服，是因为注意力散漫，这样的孩子不可能写好字。”

自满一下子变成了丧失自信。像这样容易被暗示，从另一方面来说，真是个单纯的孩子。

祖父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去世了。祖父做过很多事，但在我的记忆里，祖父只有三种姿态——对桌而坐，躺着，或是喝着酒。对桌而坐又有三种，读书、写字和篆刻。

长大看见祖父的遗物才知道，祖父写字，只是临摹岳飞的法帖。这么说来，我记起那张手制的小桌内框嵌上了玻璃，里面装着电灯。玻璃里面贴着岳飞的法帖，似乎是这样从外临摹的。

临摹得一模一样，连岳飞的署名都复写下来。而且，篆刻时，也刻了岳飞的印章来盖，十分执著。

让人怀疑，这不是制作赝品吗？不过幸运的是，没听说过祖父卖给别人岳飞的真迹。法帖上都是著名的作品，临摹得一模一样，很明显是赝品。而且，祖父死后，留下了很多“岳飞”，可以想象没有流落到外人手里。只是作为一种爱好，自己一个人孜孜不倦地做着。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家的“岳飞”，在空袭时全被烧掉了。祖父的朋友、一个光画水墨螃蟹的人，借居在我家，大概是作为谢礼，画了无数姿态各异的螃蟹，放在我家。祖父的“岳飞”和这些“螃蟹”相做伴，成了B29的饵食。

只有一个有朱熹署名的“寿”字金泥卷轴和牌位，好不容易免于毁于空袭。虽然署着朱熹的名字，但是我祖父随手写的。这是装饰性的大字，大概也不是临摹朱熹的字。

自从被祖父定性为“字得写不好”，我一直抱着一种“恶笔感”直到今天。不光是“感”，字也确实写得不好。虽然不好，我也一直与由此产生的自卑感战斗至今。听说某些伟大人物的字也写得不好，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欣喜若狂。

写小说《鸦片战争》时，对于公羊学派的两巨头龚自珍和魏源考上进士为何如此之晚，我曾经怀有疑问。林则徐等人二十多岁就考上了，龚自珍则是三十八岁，魏源是五十二岁才考上进士。仔细一查，当时的科举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评第妍媸”。

比起答案的内容，更看重形式，也就是书法。科举考试成了背诵《四书五经》、认真写字的比赛。

龚、魏两人即使有当时第一的学识才干，也只能很晚当上进士，而且成绩也没有优秀到进翰林院（培养未来的大干部的机关），似乎就是因为字写得不好。龚自珍的书法，从现在留下的照片版来看，一味向右偏，生气勃勃，与其说写得不好，不如说很怪异。魏源的字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好。

他们这样博学，但字又写得不好，我感到十分愉快，得知此事的当天，一整天都笑眯眯的。

不管字写得多么差，也没有办法隐藏。就像脸长得难看，也不能总是用手捂着脸，或是戴着面具。不需要故作姿态，露出自己的真实面孔，自己也觉得轻松。

当出版社或报社要求时，我也会很老实地为自己的小说题字。也许有人觉得字写得难看还献丑，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诚实。

这也是因为，虽然字写得不好，我还是喜欢写字。应要求在色纸上挥毫，确实是件难受的事。但是，在自己家里，谁都没要求，自己写字，可以说是人生的醍醐味之一。

被要求写字，或是烧陶的妻子缠着我在陶板上添加文字时，我选的句子不是自己苦吟的，而大多是苏东坡的句子。

“桃花流水在人世”就是我喜欢的句子。还有“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也经常写。

“惟有宿昔心”语带玄虚，颇有深意。

苏东坡之后，还有黄山谷、王安石。获得直木奖时，妻子做了一个大盘作纪念，要在上面写东西时，我从王安石的诗中取了“无心与时竞，何苦绿葱葱”十个字写上并烧制。

想一想大多是宋人的句子。祖父钟情的岳飞、朱熹，也是宋人。

宋朝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汉以前距今相隔太远，三国时代有耳熟能详的英雄豪杰登场，但杀伐气太重。唐代虽灿烂夺目，但混进了外来的东西，沉醉于异国情调而缺少回味。

说来说去还是宋朝。现代中国有的东西，如中华料理这些浅近的物质文明，以及衣食住等，甚至连精神方面的中国特色，也都染上了这个时代的色彩。例如近代的儒学，就是宋学。

要缴纳数万匹岁币的宋朝，和背负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打仗就要赔几亿两银元的近代中国十分相似。也就是这点令人怀念吧。

我从小就熟知苏东坡的名字。周围的大人说到诗人就举苏东坡为例，至少对我来说，比杜甫和李白更熟悉。大概是因为苏东坡被流放岭南，远至海南岛一带，让我们华南的人感到很亲近。在流放的苦旅中，将南方的风物咏入诗，也令我们感到感激。

同是左迁的诗人，黄山谷却不为南人所熟知。大概是因为他父亲死在广东，而他最远被流放到广西。

在文学作品中，常对一小节或是一句爱不释手，并再三填写、背诵、吟哦的。书法上，也会忽然遇到像电击一般吸引自己的字。我就曾在苏东坡的字中遇到过。那是黄州《寒食诗》第一句中“自我来黄州”的“我”字。这本为清室所藏，曾被带到日本，有影印版。刚开始写时酣畅淋漓的生气，与呼吸一起纳入笔端并传达出来。稍有些纠结的线条，让人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风情。

已经被吸引，就没有原因可言了。

去年，孩子们半开玩笑地送给四十过半的我放大镜做生日礼物。我先拿扎着漂亮绸带的放大镜去看苏东坡的“我”字。生日早已不是件可喜的事了，但这时我分明找回了少年时代生日时，对人生充满期待、生气勃勃的饱满情绪。

二　汉字病历

中国鬼不是红色

在距今一百二十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把英国人叫做“洋鬼”或是“番鬼”。

洋鬼是“外洋来的鬼”；番鬼是“野蛮的鬼”的意思，“番”通“蕃”。

中日战争时，中国人把日本兵叫“东洋鬼”。

使用同样的文字，所以被说成是“同文同种”。但中日两国的用法，有时有微妙的语感之差。

首先，“东洋”在日本与“亚洲”的意思差不多。东洋史、东洋文明、东洋精神等，都常在耳边听到。

但是，在中国，南海那边是南洋，东海那边是东洋。在中国看来，位于海东边的只有日本。所以，东洋就是日本，东洋史就是日本史，东洋文明就是日本文明。被称作东洋鬼，可不能觉得地盘大了，就暗自高兴。

接着是“鬼”

以前我也写过，在中国鬼就是“幽灵”。翻开上华侨学校的女儿用的、很有人气的汉语《学生字典》，上面解释说：

鬼　①称人死后叫做鬼。

②指有不良嗜好的人。

人死了以后叫做“鬼”，正是幽灵。由此派生出称有不良嗜好的人为“鬼”，例如“酒鬼”、“鸦片鬼”。

说道“像鬼一样的家伙”，日本人一定会联想到红脸、露出獠牙、肌肉隆起、眼睛放光、力大无穷的巨汉。因此，有“给鬼金棒”（如虎添翼）这种伊吕波纸牌［19］上的谚语。还有“鬼军曹”、“鬼将军”这样的词语，被叫做东洋鬼，有些士兵暗自觉得，中国人也承认我们的英武。心中暗暗高兴。

但是，东洋并非亚洲，而是日本，鬼不是舞动金棒、头上生角的狰狞怪物，而是死者，并不是那么威风凛凛。

中国的鬼，也就是幽灵，相比之下，似乎还是日本的比较有气势。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日本人咏完辞世，就很干脆地切腹自杀，以花谢得干脆为贵。中国人会努力到最后一刻，也许会让人觉得很执拗。

战国时期吴国的名臣伍子胥为吴王见疑赐死，发赌咒说：“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植梓于吾墓，以为王棺。”

与孙子并成为孙武兵法的吴起，在支持者楚悼王死后，为群臣围攻。吴起跑去伏在悼王尸体上，追来的人放乱箭射死了他。当然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太子即位后，向吴起射箭的全都被诛杀。因为他们向王的父亲射了箭。吴起直到临死前最后一刻，还用兵法向杀自己的人报仇，不算死得干脆。（重复拟删）

汉武帝的大臣张汤被赐死时，大声叫唤陷害自己之人的名字：“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

三长史最终因共同谋害张汤而被处刑。

确实执拗。

到死都这么执拗，但中国人死后，变成“鬼”，相比之下就变得淡泊了。至少不像日本的幽灵这么可怕。读中国的怪谈，也不是很可怕。

出现在《列异传》里的幽灵，有些很滑稽，让人禁不住笑出来。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了幽灵。幽灵问他是谁，那人撒谎说自己也是幽灵。两人一起走，幽灵提议说，走路很累，不如两人轮流背着对方。中国的幽灵有脚，但幽灵几乎没有重量，人却很重。幽灵觉得很奇怪：

——你是幽灵吗？这么重。

——我刚死，还有重量。

——是吗？

幽灵很容易就被骗过了。接着，那人问：

——我是新鬼，不懂规矩，我们鬼最怕的是什么？

幽灵做出老师的派头，告诉人说：

——是人的唾沫，被抹上唾沫，我们幽灵就没办法了。

来到了一个镇上，幽灵变成了一头羊。假扮幽灵的人马上往羊身上抹唾沫，羊再也不能变回幽灵了。于是，那人把羊牵到市场上卖了一千五百文。此人也真是唯利是图，幽灵也太老好人了。

五世纪写成的《幽明录》里出现了身高一丈多的巨大幽灵，漆黑的脸，两眼放光。读到这儿，觉得它很厉害，往前读。一家主人在厕所遇见了这个怪物，主人说：

——哟，听说幽灵很丑，果然如此啊。

幽灵的脸刷地变红了，害羞地偷偷逃出去了。

黑漆脸变红了，那应该是葡萄色。尽管如此，被人笑自己长得丑，就羞愧难当而逃走，还真是纯情。

《论语》里说“敬鬼神而远之”，即尊重幽灵和神灵，但要远离他们——“敬远”这个词就出自此，也就是不关心的意思。

同样《论语》中还有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死后的人，也就是鬼，在中国常被蔑视，面影单薄。刚才的怪物例子是个例外，鬼大多都瘦骨伶仃、脸色苍白，像马上要消失似的，跟日本的鬼很不一样。

钟馗·胜负

钟馗这个人物，我很久以前就满怀兴趣。这个人物是否存在，很是可疑。大概如字面的意思，不过是梦幻。

关于这个人物，日本和中国的感受方式的差异，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两国的性格。

日本人听到钟馗这个名字，大多会想到五月人偶。应该是历史上的人物，而且一定是武将。

实际上，钟馗并不是武将，而是唐代一介书生，而且落第了。科举（高级文官考试）考了很多次都不及格，觉得人生虚幻，所以自杀了。

另一种说法是第一次及格了。首席合格者叫“状元”，可以拜见皇帝，但是，钟馗虽然拜见了，但因他长得很丑，皇帝不由自主地转开了脸。据说钟馗十分羞愧，就自杀了。

也有些比较好的说法——

旁边的宰相看了钟馗的脸，觉得不快，扬言说：“状元当然要学问过硬，容貌也必须端正。这个人不合格。”

钟馗很生气，当场斩杀了宰相。有点像浅野内匠头［20］。当然，他知道在殿上动刀刃，罪无可恕，于是回过一刀刺穿了自己的喉咙。

还有一种说法是，钟馗打了宰相，遭皇帝责骂，于是自刎了。但是，史上并无如此被杀的宰相，应该是生编硬造的。宫廷内不准佩刀，因此有人说钟馗的自杀是夺了允许武装的近卫兵的腰刀。

据说，当时的皇帝是和杨贵妃有罗曼史的、有名的唐玄宗（712—756在位）。也有人说是唐德宗（780—805在位），年代稍有差距。据说宰相是卢杞，正好符合这个反面角色。

都是些没有根据的传说。在还不知道考试是否及格时就死了，正史里当然没有名字。

最可靠的传说是，在唐玄宗患了热病（也有人说是疟疾）被魇住时，梦中出现一个丑陋的胡须男，喝退了小鬼，玄宗睁开眼睛，病就好了。

该男人在梦中自称钟馗，说自己是自杀的书生，靠大家张罗了葬礼，为了答谢，专为世人赶走恶魔。

玄宗把梦见的男子的容貌告诉了画家吴道子，让他画出来——用这幅画驱魔。每年岁末，皇帝把画下赐给群臣，后来就成为五月节日的一个项目了。

说法各种各样，钟馗是考生，这一点是相同的。

要驱魔，就要尽量画得神态凶恶，所以钟馗就变成武将模样了。特别是在日本，比起文官，武将更受欢迎。钟馗最终和金太郎［21］并列，成为武者人偶中的横纲级别［22］。

因为在死后活跃，即前面所讲的鬼，中国的鬼原则上并不可怕。

害怕鬼的，是杀了此人让他成为鬼的人。为了躲开鬼的报复，要想很多办法。

我认为中国的钟馗，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日本的天神。菅原道真被虐待流落太宰府而死，虐待他的人害怕被报复，祭道真为天神。

钟馗可以说是科举考试的牺牲者，即体制杀人。皇帝和高官害怕被报复，把他画在画上并贴满墙上。

不过，钟馗是五月人偶中的明星。五月的节日被称为“男人的节日”，只有日本有。

端午——“端”就是边缘、开端，“午”是午时。第一次的午时，大概和伏见稻荷的初午［23］有些关系。

总之，这天是辟邪驱魔的神奇的一天。旧历五月五日，已经热起来，容易伤胃、生病，因此，要摘寻药草，做好预防苦夏的储备。

中国的端午，会用艾蒿做成人偶，扔上屋檐；用菖蒲浸酒喝，吃粽子。好像都和药草有关系。这一风俗也传到日本，把菖蒲浸进澡盆。

但是，五月节日中也有日本独有的，如“鲤鱼节”、“武者人偶”。这是由“男人的节日”这一日本独有的风俗派生而来的。

中国人有重文轻武的倾向，日本人则相反。武家政治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产生“花是樱花，人是武士”的风潮也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男女性别差异的中国的五月节日，在日本变成了男性的节日，原因听起来有些傻，跟语言有关。

前面说过，用菖蒲辟邪，这是中日共同的风俗。这种植物的汉语发音是Chang-pu。在日语中则是Shyo-bu。

据说，因为与“尚武”同音，因此才成就了英气勃勃的男人的节日。

这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关于五月节日的定说。

在日本朋友中，有一位开了名为“东西商事”的公司。事前如果他和我商量，我一定会让他改名。

在中国可以说南北、东南、西北，但不能叫东西，这是俗语中男性的象征。

“藝”与“芸”的区别

有人鼓动我给自己的小说题名，虽然字写得不好，没有自信，但还是一口答应了。

我的私见是，字这种东西，可以看出写的人的个性。这很有意思，所以不用在意是好还是坏。想把字藏起来，不是怕写得不好，而是怕暴露自己的个性。这样的人看起来心有城府。

书法的练习，要从模仿名家的古人笔迹开始，这叫做“临”。把样本放在旁边，也就是临帖复写。这是不可缺少的练习，这一阶段习字十分无聊，因为，严格地说，不能算是本人的字。

今年五月东京松坂屋举办了古书逸品大展销会。看看目录，林则徐的书法标价二十万日元；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色纸都标价很高，达二三十万日元，比较起来更有价值。虽然我对古董没有兴趣，但因为写过《鸦片战争》，觉得就算借钱也要买。但仔细看影印版，最后一行写着：

——临米芾　林则徐

林则徐“临”的是宋代名书法家米芾的字，所以不能表现林则徐的性格。于是我就没买，其实也有钱袋见窘的原因。

话绕远了，我胆敢答应题字，是认为即使没有正式学过书法，字写得很差，也还是自己的东西。去年，我为《周刊朝日》的《残线曲》和《萤雪时代》的《青云之轴》，写了题词。后者的续篇今年也连载了，编辑托我像去年一样题字，我拂去砚上灰尘，以笔蘸墨，写下：

续·青云之轴。

正在等纸干，考大学没考上在家闲着的儿子看见了，说：“老爸，有这个字吗？”

“续”这个字，在学校教作“続”。“读”是“読”，“卖”是“売”。

简体字很省功夫，原则上我赞成，但有时也会起反作用。

在中国，“売”不是“卖”，而是“壳”的简体字。

“藝”字简化为“芸”，也有点不对劲，因为另外存在一个“芸”字。

在汉语中，“芸”读作Yun，是植物名，用来形容事物多而昌盛。不是一个频繁使用的字，但常用于人名。

寄送原稿时写地址，我尽量使用“文藝春秋”的原字。近来有时也写作“芸”，没有以前那么抗拒了，这是因为发现“芸”这个字也不是那么不好使。

“芸”这种植物，是有香味的草，很适合用于女性的名字。清代有位女诗人叫薛幼芸。

她是某位府知事的妾，是位似乎浑身散发香气的美女。说话滴水不漏，对穷人和富人态度一样，不卑不亢。朋友到她这儿来，都不愿意回去，十分讨人喜欢。而且她素面朝天，从不化妆。“视兰麝如尘垢”，这是知事怀念妻子的文章，有点过誉。但据说这位夫人四十五岁死去时，看上去还像是二十岁刚出头。

我亲戚里也有叫“幼”的女性。这个字除了“幼小”的意思之外，也作为“粗”的反义词，有细腻、纤细的意思。用作人名时不作“幼稚“解。无需赘言，是取后一种意思。

回到“芸”字上。终战后作为《大公报》记者来到日本的王芸生，是位男性。这大概是取“多，昌盛”之意。

很多时候，书被称为“芸帙”或是“芸编”，书斋则被叫做“芸阁”或是“芸窗”。赖山阳的朋友、住在长崎的有清朝文人江芸阁。不论如何，这个字和书籍渊源颇深。这大概也是因为“芸”这种草能驱虫，经常被夹在书里，才有了这些惯用语。

“芸”不是的“藝”简体字，自身与书籍有关。这样一来，写作“文艺春秋”也说得通。

日本用“芸”作为“艺”的简体字的人，大概没想到这么多。

现在的中国很果断地将汉字简化，日本也很流行简化字，但像“売”和“芸”一样，很多简化字与中国都不一样。

好不容易用了汉字，在简化时，也采取同样的汉字不好吗？有人会这么想。

另外，在中国，“藝”的简化字是“艺”，读作Yi，借了“乙”的音。“億”的发音也是Yi，简体字是“亿”。这样根据发音简化的例子很多，移植到发音完全不同的日本，就不成体系，变得无法理解。

依我的意见，日中两国的文字，还是照现在各自单独的体系去简化为好。

现在，普通的日本人看到中国报纸杂志上印刷的字，已经不知道相当于日本出版物上出现的哪个字了。差别再拉大，会产生把对方看做完全两样的个体的认识习惯。现在这种老是误以为理解对方的一知半解，还是早早消失为好。

横向命名

孩子出生后，中国人要先打开牌位的后盖。那里珍藏着一张红纸或是绢，上面写着七代以来直系祖先的名字。给孩子起名字时，不能用和祖先一样的字，所以要参考牌位名单上的字再给孩子选名字。

最近这种麻烦的事也少了，但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记忆，避开祖先的名字。把父亲的名字中的字给孩子是不可能的。

日本没有这种禁忌，反倒是很多孩子继承了父亲名字中的一个字。

而中国兄弟之间共用一个字的很多。著名的宋家，男孩名“子”，女孩用“龄”。如蔼龄、庆龄（孙文夫人）、美龄（蒋介石夫人）三姐妹，宋子文、宋子良兄弟。

佛门也是如此。日本凝胤的弟子叫好胤，不少都是继承了师名的一个字。日莲宗开山始祖日莲的“日”字，代代相传。大德寺派的“宗”、“绍”、“义”、“妙”四字，也被本法系的人代代相传。

中国的佛门则没有这种事。例如中国净土教的法灯，自始祖慧能，至善导、法照、少康、延寿、省常，都没有继承名字。师傅会赐予众多弟子统一的前一个字，但这个字必定是师傅名字以外的字。和俗世的命名法完全一样，不纵向传名，而是横向共用同字。

话说香港有个有奇形怪状的地狱极乐全景立体画的胡文虎公园，有位自称为著名的“胡文虎财阀”继承人，最近出没日本。妻子是日本人，很喜欢宣传，此人名字中也有个“虎”字。根据中国正统的命名法，这个人就不可能是胡文虎的直系子孙。

前面讲了日中两国取名的差别，我认为可以从中看出两国人性格的差别。

在儒家体制下，父母和子女是无法逃避的关系，没有理由，而且很拘束。父传子名，大概是无法想象的。中国人步出家门，人际关系也会“仿制”亲戚关系，避免父母与子女的纵向关系。情况如此沉重。

日本的黑帮会马上喝入门酒，定父子之份；政界也有五十多岁的实力人物，有个七十多岁的干儿子。相比之下，中国的游侠之徒，主要的关系是兄弟。《水浒传》的英雄豪杰都是兄弟。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实际上是主从关系，但小说《三国演义》，也从他们桃园结义、义结金兰开始。

日本社会是以亲子关系维系的，服从命令不需要理由，能采取一丝不乱的行动。

中国的社会以兄弟的模式联结，劈头盖闹的命令没有效果。不论如何都需要商量这一迂回的手段。

不能说是全部，但中国的近代化比日本迟，不得不认为，一部分理由也在于此。

说到私事，现在我正在报纸上连载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登场的小说。他们一伙人中名字里有“芝”的有十八人之多。其中，芝虎和芝豹明显是兄弟，其他也许是表兄弟，也许完全没有关系，可能是发血誓的义兄弟用同样的字起了别名。像他们这样当海贼的反体制集团，平常就避免用本名，这是不想给自己本分的其他家族成员惹麻烦。

对这名字里有“芝”的十八个兄弟，我很是头疼。因为有一个叫芝彪，有一个叫芝豹，两人都念作shihyo，很容易混淆。以前“豹”字不是常见字，现在因为中国要人林彪，“彪”字也变成了日本人熟悉的字。

“彪”的本意是虎皮的斑纹，“豹”不用说是猛兽Leopard。

关于豹，有“豹变”这个词，出自《易经》：“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说的是人格的差别，改恶的程度也不同。

虎皮的斑纹，夏天脱毛，秋冬又焕然一新地长出来。大人——也就是有最高人格的人，像这样明显地、全面地改恶向善。

接下来的君子，不能像虎斑一样明显地改恶，但也像豹换斑一样，较全面、较好地改恶向善。豹皮的斑点和虎皮不同，据说不那么高调。

最后，小人只是换张面孔。即使做了恶事，也不会改心，只是表面上变老实了。

朱子学认为，尽管只是表面，只要表露出了改恶的意思，就说明人性本善。

这样，小人的“革面”也不能认为是坏事。更何况豹变和虎变，都是十分值得称赞的事。

但是，只有“豹变”偏离了原意，变成形容没有节操、反复无常，忽然改变态度。

“彪”和“豹”让我为难的是，两者都念作hyo，但在汉语中，前者读作biao，后者读作bao，完全不一样。

本来字典上写着，日语中“彪”读作hyo，是惯用用法，本来应该读作hyu。但无论在电视上还是在收音机里，都没有听到把林彪念作linhyu，基本上念为linpyo。

用习惯了，大家都听熟了，就成为主流，拥有支配权，这是语言的规律。“豹变”如果用作赞美的语言，读者大概会不习惯吧。从名字的取法渐渐扯远了，兄弟们，原谅我吧。

喜欢排位

若果某件事物同义词或是近义词很多，应该能说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对此事物极为关心。阿拉伯语中表示骆驼的词很多，如站着的骆驼、坐着的骆驼、走动的骆驼，等等，每个词都不同。对沙漠里的人来说，骆驼有多么重要，谁都能想到。

中国是农耕民族，但意外地有骑马民族的性格。古代战争大多都是马拉着战车进行的——“南船北马”，特别是北方和马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关于马的词很多。

馰——额头白色的马

馯——狂野的马

——长毛马

驽——跑得慢的马

驹——两岁的马

馼——赤鬃金黄眼的马

上面选了笔画较少的字，全部举例就举不胜举了。

南方则与船关系紧密，关于船的字也很多。

舶——商船

舸——大船

艀——短小的船

艇——细长的小船

舟＋青——跑得快的船（打不出来）

舟＋周——承重三百石的船（打不出来）

舟＋亨——装盐的船（打不出来）

印刷起来也很麻烦，就先举这些。这也是多得数不过来。

但是，与汉语相比日语同义词特别多的，首推“人称”，接着就是“敬语”。

想到的第一人称有：

私（わたし、わたくし）、俺、僕、うち、わし、我輩、拙者、身共、それがし、わらわ、まろ……

第二人称也不少。

貴方（あなた、あんた）、きみ、おまえ、おまえさん、ご前さま、お宅、貴様、その方、そち、貴殿……

此外，现在不太用，但日常常用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有五六种。

中国第一人称只有“我”（wo），第二人称只有你（ni）。古代还有“余”、“仆”、“侬”，妇女也称“妾”，但在日常对话中已经很久不用了。

另外，虽然秦始皇把“朕”定为自己专用的第一人称，但在此之前，普通人也自称为“朕”。

在日语中，人称的多样性和敬语的丰富，是因为要根据说话对象来分开使用。这样说来，日本人关心的，是区别对象。换句话说，不就是排位吗？山下清马上问：“是军队的级别吗？”这大概是日本人原初的精神构造。军队的阶位是到明治后才有的，以前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相扑的排名。

“相当于相扑排名的哪个？什么？小结［24］……那是东还是西？”

是这样来定等级的。

依照惯例，在“文坛酒徒排名”上，我大概是张出大关［25］级别，这很容易理解。谁在谁之上几位，谁在谁之下几位，一目了然。

最近，在一家酒馆里，看见贴着“方言排行榜”，对稀奇古怪的方言划等级。认识的人里有喜欢风兰的，他给我看了“风兰排行榜”。给兰花也取了很多名字，从一盆几百万日元的横纲，一溜儿排到一万日元一盆的幕下［26］。查查明治三十年（1897）的报纸，有个“金鱼大排名”，让人大吃一惊。里面说道，伊达伯爵家的爱鱼、横纲候补“千岁鹤”在排名大会的晚上猝死，所以没有横纲。东大关是“伊达姬”，西大关是“金刚山”。

在过去的报纸上，经常出现长者排名。最近每年会发表所得税的长者排名。

“番付”（排名）这个词，是和制的惯用语，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翻开中国编纂的《日汉辞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的“番付”一项，上面的解释为：“表示技术、能力的顺序表。”

只是解释，没有列举同义词，这说明在汉语里没有相应的词语。

从中国传来的东西，如围棋，到了日本，马上就有了“段”的等级。中国的围棋高手叫做“国手”，没有其他的段位。国手就是国中第一位有能力的人，除了围棋之外，也是授予医生的“称号”。

柔道和剑道的“段”到明治后才有，但从以前开始就借用围棋的段位制。

再用刚才的《日汉辞典》查一查“段”这一项，有“阶段”、“段落”的意思。作为排名的单位，其意思是：“武术、围棋、象棋等的级别”，列举了“柔道初级”，解释为“柔道一级”。

意外地在这里发现了以陈涛先生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语大家们编纂的辞典的小错误。

“段”不能翻译成“级”。明治十六年（1883）嘉纳治五郎创立段位制，“段”从初段到十段，“段”以下从五级到一级设立了排名。没到“段”之前是“级”，把“段”翻译成“级”可不行。

但是，翻译后的“级”是汉语，大概也有人觉得这也可以。

不过，“段”是越多级别越高，“级”却是越少级别越高。一级品比三级品优质，这是常识，这种用法日中两国是相同的。那么，在中国最具权威的日语辞典的用例中，把初级译成一级就有问题。这样译的话，五段就是五级，十段就变成了十级（在政治谈判中，出现这样意思相反的翻译可就糟了）。造成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汉语中的“段”，并不作为排名的单位使用。

日本人喜欢排名，因此，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以超速进行，战后复兴、经济成长也十分迅速，是为了尽快提高排名。不服输、竞争心强，这一点日本人胜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紧张民族的异名，就来自不论何时都要争排名，不能有一点放松。

“塌塌米”和“席”

正月里，不管有什么事，不在榻榻米上过就找不到感觉，即使是平时过着西式生活。这样想的人也不少。

围着被炉，喝一杯，这才是正月。被炉实际上是日本式的暖房设施。

我所尊敬的某位前辈作家，曾提出疑问，以前的日本房屋为何没有暖房，实在不知其理由。

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推理。

确实，在千年王城的京都等地，会感到寒气入骨，但也不能说是酷寒。体验过欧洲酷寒的人，肯定不会误解皮毛是装饰。

除了没有酷寒，日本人拿手的应急措施——说得不好听，就是用局部弥补策略来御寒，这大概也是没有暖房的一个原因。

脚冷就备地炉，肚子冷就备怀炉，手冷就备熏火钵——就是这种精神。

加热房间这种长时间的工作，更像是中国的发明。

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化中，也是重点进口必要的东西。下水道之类的，都放在了最后。

刚才说的都不中听，日本有些地方也是值得表扬的。日本人创造了“榻榻米”这种厚实的地板，这也是忽视暖房的原因之一。

过去中学的剑道时间，要求正坐是很辛苦的，道场铺的是木板，真的很疼。日本人习惯正坐，但对过着中国式生活的我来说，格外痛苦。比别的同学更容易脚麻，一旦练习时要求站立，脚已经失去了感觉，但又要注意掩饰自己的脚步不稳。

把屁股压在脚上坐，只是日本才有的生活方式，因此，日本文化如果没有榻榻米，简直无法想象。

榻榻米是日本人的大发明，是个划时代的创作，证明了暖房的发达。如果中国也有榻榻米，中国人和日本人坐法一样，我也不用在剑道时体验痛苦了。

中国过去在地上铺“席”，正坐于席上。“跪”在后世成为极为郑重的礼法，在古代，实际上在正坐前，两腿着地不过是简单的问候。之后才会啪地落下屁股。落下屁股就稳定了。“跪”是稳定前的“危险姿势”，因此字形是足边加“危”字。

古代中国的“席”似乎很薄。最近看电视，相声家们在玩游戏，回答得富于机智，就拿一张蒲团摞起来坐。看了这个节目，我不由想起了后汉光武帝（25—58在位）的故事。

光武帝在元旦这天召集百官，讨论学问，向解答巧妙的人赐席就座。刚才的节目模仿了这个故事，也许是策划者的创意，偶然与一千九百多年前的皇帝不约而同。

《后汉书》列传记载，戴凭这个人，最终坐了五十张席子。这就是流传后世的“戴凭重席”的佳话。

看电视上，摞七八个蒲团，就快跌倒了。以前竟能摞上五十张席子，可见一世纪时中国的“席”有多薄，肯定和蔺席、草席差不多厚。

不盘腿，是因为兜档和内裤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盘腿坐，腿间马上就被看得一清二楚。当时中国的服装和日本的和服一样，都是前面叠合系带。

坐椅子的习惯普及开来，据说是在宋中期，即从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汉末已经出现了胡床这种简易折叠椅，所谓“胡”就是未开化人，从西方的伊朗一带来的。

坐在椅子上，最早叫做“据”，“坐”仅指“正坐”。

在《史记》的高潮《鸿门宴》中，司马迁记载，登场人物都是“坐”，应该是地上铺席郑重正坐。作为英雄豪杰的际会，似乎太过规矩，缺少趣味。

“坐”这个字，不光指正坐，据说是从十一世纪起，也开始有“弯腰”的意思。现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坐生活”普及，应该是和“坐”这个字的变质是同时期的。

曾经相同的日中两国的“坐”生活，开始有了差异，那是在九百多年前。

日本固执于正坐生活，中国则转向了弯腰生活。随着兜档的普及，男人可以盘腿，变得轻松多了，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日本人没有把屁股从腿上拿开，我认为榻榻米的发明是最大的原因。

中国人在薄“席”改良为厚“榻榻米”之前，已经无法忍耐，因此变成了椅子党。

到底哪个好，众说纷纭。

榻榻米生活，产生了很多风雅文化。

坐坐站站，日本人锻炼了腰部的弹性，更擅长举重、赛跑、跳跃等运动。

但不得不承认，屁股老是压在腿上，这损害了日本人的腿部曲线美。

中国直到现代，不知榻榻米为何物，当然也没有相匹配的翻译。“榻榻米上练游泳”这个俗语，怎么翻译成汉语？翻开字典，原来是“纸上谈兵”。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山坡上的茶店

长年被传生死不明的政信氏，在各方面都算是个名人，中国人也很熟悉。

此人被称为“作战之神”，但打战也败过不少次。日本人记住辻参谋，是因为他在中国打过仗，打仗时有过在浙江省祭祀蒋介石亡母的经历；同时也因为他的名字让中国人印象深刻。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辻”这个字。

这种日本制文字叫做“国字”或是“和字”，在日本辞典里有，而中国辞典里则没有。

“十”加上“走之底”读作“辻”，这种造字法十分简单易懂，中国没有这个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译成汉语，只能译为“十字街”。

这只不过是我这个外行人的推理，“走之底”加上“寸”字就是“过”的简体字，“过”作为助词频繁使用。因此，可能是为了避免造出易混淆的字吧，汉语没有“辻”字。日本人的姓“辻”，中国人没办法，只好读作和“十”相同的音。

滑写作“辷”，也是“和字”，很有形象感。

“峠”这个“和字”也是苦心之作。

日本造字，也不一定都是中国没有的字。“辻”确实是中国的十字街，但是，“峠”这个字，在汉语中较难解释。

“山”字旁的旁边是“上”“下”。

——山路走到最高处，接下去就要下山了，“峠”指的就是这种状况。

这与字形很相符，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解释，会歪起头，反问道：“那不就是山顶吗？”

这样说来，从上山转为下山的地方正是“顶”。

有“顶”和“巅”等表示山顶的字，为什么还要另外再造一个稀奇古怪的字？中国人觉得很多余。

山顶和“峠”，在语感上很不一样。

——“峠”不是很高的山，而是大山的一段坡的最高点，并且不是那种登上去了激动地要举旗的山顶。我曾经进行过这样艰难的解释。

“日本人对山也区别对待啊。”听了我的解释，中国人耸耸肩说。

前面讲过日本人喜欢排位，也许从“峠”这个和字也能看出这种性格。

在原则上，山顶在日本和中国都是指山的顶端，但在福建南部和台湾，适用范围很宽泛。山顶是“山”的同义词。

神户有武夷登山会，是以华侨为主体的登山同好组织。武夷是福建的名山，是著名的产茶地。华侨怀念故乡，以此为会名，我父亲担任会长直到去年去世。这个登山队每天早上爬神户的再度山，也不去很高的地方。从山脚走大概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的地方有茶店，在那里做体操然后回来，是距山顶大概三分之一左右远的地方。尽管如此，会员们还是把这个茶店叫做“山顶的茶店”，把去那里叫做“去山顶”。

也许这是神户华侨独特的用语。

登同一座山的日本人，绝不会把同一家茶店叫做“山顶的茶店”或是“峠的茶店”。

峠的茶店还是应该在登到顶点、往下走的地方。夏目漱石便是在这里陷入他的哲学思考。

另外，显示出日本人区别对待的严重性的和字，还有“働”字，读作hataraku，汉语中指“劳动”。在日本也许是要特别和动物区别开来，劳动的是人类，所以加了“人字旁”。

日语的“田圃”，是专指种稻的土地，种稻以外的作物的土地叫“畑”。这不也是稻至上的差别对待吗？在中国不管是稻，还是麦、蔬菜，种植培育作物的土地都叫做“田”。相对水田，也有“旱田”，但都是“田”。

所以，日本要自己造中国没有的“畑”这个字。“畑”和“畠”，都是和字。

“榊”和“梻”，都是有点牵强附会的醒目和字。优雅的和字，有“凩”、“凪”等。

形容教养好，写作“躾”，读作shitsuke的和字，也很有趣。

至于面影的和字“俤”，为什么是“人字旁”加上“弟”，我也不清楚。难道是女性造出来的字？说不定是爱男色的造出来的。

从个人的喜好来说，我认为和字的最高杰作是“毟”这个字。写作少毛，念作mushiru，没有相当的幽默感，可想不出这个字。“少”字不是在毛字旁边或是下面，而是在上面，这点很妙。揪这个动作栩栩如生。

另外，汉语中“mushiru”写作“揪”。

在暴力吧［27］等地方，对客人的行动“boru”，实际上是一个新词，来自大正时代的美国骚乱时的“暴利取缔令”，是“暴［28］利”的动词化，当然，没有对应的字。这时，可以在“少”下面加“金”字，但似乎还是稍逊一等。已经有了“毟”，相形之下，大为逊色。

在这种情况下，不新奇就不能赢得喝彩。相声中也是如此，将“段子”写作“噺”这个和字，日本人的祖先深知喝二道茶的无聊，必定是很严格的审美者。

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说的人觉得很有趣，听的人也许会有点兴致阑珊：“好像在哪儿听到过。”

那么，再造一个“口字旁”加“旧”字的字吧11。什么，您说我写的随笔跟这个字很配？您可真坏啊。

六甲山房取名记

室名这玩意，就是给自己的房子取的别名。永井荷风的室名是“偏奇馆”，偏好奇怪的意思，也是因为位于麻布的这幢宅子是油漆刷的，取谐音。

夏目漱石随手拈来，以自己的雅号为室名，叫做“漱石山房”。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给自己的家取个室名。

倒不是附庸风雅。在香港买的寿山印材，两个是一对。一个上面刻上了本名，另一个上面刻什么好呢？应该刻室名或是雅号。

室名除了用馆、山房之外，还有庵、轩、亭、居、舍、斋等。

室名和雅号，常常是共通的。

山本周五郎的“曲轩”是雅号，在本杂志的座谈会上听说，生前，山本先生家的轩是倾斜的，因此将“曲轩”作为室名也不奇怪。

“那么，有什么合适的室名呢？”于是，为了一枚印章，我开始绞尽脑汁。

在思考调查室名时，我了解到广州富豪潘家的室名——“山海仙馆”的命名，有一段有趣的前因后果，是金泽大学的曾井老师告诉我的，于是产生了一个副产物，我把它写成小说，发表在《别册文艺春秋》上。但是，关键的正主儿室名还是没有想出来。

现在的文人，既不用雅号也不用室名。不过，也许也有像我一样，刻成双的印章时，无可奈何要取一个室名。

我想起了司马辽太郎先生，他在一对印章的其中一枚上，刻上了“冬青居”。

“冬青”是冬青科，“居”这个字用得好。

“亭”听起来像是说相声的，“轩”有点像浪花曲作家或是使锁链刀的，而且太老气。“庵”香火味太浓。远藤周作先生的“孤狸庵”，谐音korean，“庵”字活灵活现。

而“居”用到的频率不多，反而有闪光点。

在我家的院子里，也有棵石松，我也很喜欢它，忽然想起来，乐得一拍大腿：“嗯，想到一个好名字。”

关于冬青，中国历史上有一段逸话。

蒙古灭宋，建立元朝时，喇嘛妖僧杨琏真伽对蒙古皇帝进妖言：

——扒了南宋诸帝的陵，打散骨头，宋朝就无法复兴。

皇帝听信了谗言。因此，理宗皇帝的头盖骨等，甚至被扔进湖里。

过去的中国人，对正常的死，相比之下并不怎么害怕。但是，断首而死是很忌讳的。

战争中成为敌军的俘虏，被送还故国，多会追究战败责任，被处以死刑。即使如此，将士们也希望被遣返。

因为落入敌军之手，光是头就会被扔进首塚之类的地方。身首异处，这才是可怕的。

回到故国，即使处以死刑，被砍了头，也有身边人拾了首级，和身体一起埋葬吧。那就可以放心了。

他们相信，死后，首级跟身体连在一起，就能够复生。

例如《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各各保首领终天命……”

如果不知道中国人的这种信仰，很难理解这一句话。

“首领”这个词，在现代日本和中国都用作指领袖。但是，在前面这句中是指头。

《管子》中有“三军之众，皆保首领”，也是同样的用法。

首、领、颈、项、头，都是身体与头部相连的部分。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一事物同义词多，就说明这个民族对此事物很重视。

易水寒的名刺客荆轲认为，为暗杀接近秦王，献上逃亡将军樊於期的首级最有用。樊於期知道后，自愿刎颈自杀，将首级献给荆轲。这个故事很悲壮。如果明白当时中国人对没有头颅就无法下葬的畏惧，这个故事的悲壮就更打动人心。

话说远了，于是，南宋诸帝的遗体没有头颅，无法复生，宋朝的复兴也就不可能了。

这时有位叫林景熙的爱国诗人，他扮成采药草的，寻找诸帝的遗骨，雇渔夫潜入湖底拾起头盖骨，拼凑起来，悄悄地埋葬。

曾经散落的骨架，重新安上首级，期待皇帝复生。

但是，当时还是元的天下，不能明目张胆地竖墓标。于是，种了冬青树作为标记。

写历史小说，可以说就像是把历史上人物散落的碎骨收集起来，让他们复生。冬青树是其业绩的标志。

这样看来，“冬青居”和司马辽太郎是绝配，难怪我要拍腿赞妙了。打电话一问，他说：

“我不知道这段故事，只是因为院子里有冬青树，我很喜欢。”

还不是羡慕别人的室名的时候，我家的还没想出来呢。

“你喜欢什么植物？”妻子问。看我冥思苦想，她大概想帮帮我。

“竹子。喜欢竹子笔直修长，所以门旁种了好几棵。”

“那就叫‘竹林亭’怎么样？”

我想了一会儿，叫道：“那可不行！”

要是取了这个名，冠上我的姓，不就成了“我个子矮”。

最后，还是借用地名，在印章上刻上了“六甲书房”。

这件事总算有了着落。

“之”字

前面说到了室名，下面讲一讲人名。

中国越是古代，单名越多。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也是姓赵名政。

鼓动造反秦王朝天下的两个头目，叫陈胜、吴广。其后争霸天下的，是刘邦和项羽。汉代创业的名臣，如张良、韩信、萧何、曹参、樊哙等人，大多是姓一字，名一字。

篡夺汉朝天下，创立短命王朝“新”的王莽，颁布了“二名禁令”，从法律上禁止取两个字的名字。所以一字名的全盛期得以持续。

《三国志》的时代也是如此。三国之主魏的曹操、吴的孙权，以及其他的登场人物，如关羽、张飞、董卓、袁绍、吕布、周瑜……偶尔出现诸葛亮这种三字的名字，实际上是复姓——中国少有的二字姓，姓诸葛，名亮。司马迁也是复姓，名还是单字。

日本人的姓到底有几万种？

本来就很多，明治维新时，又造了很多姓，数目庞大可想而知。

中国人名是单字，同名同姓的很多，也是当然。即使文字很多，用来作名字的却有限。例如，“病”、“死”、“苦”、“丑”这些字就不会被用。

要用的话，例如汉代将军霍去病的名字“去病”，要用两个字。

因此，随着时代向后推移，大概到三国时代结束，魏晋六朝的时候，两个字的名字越来越多。

中国人除了本名，还取字和号，也是因为同名同姓的比日本多。而且自己姓名添上出身地的也很多，这与其说是思乡心的表现，不如说是为了区别同姓同名的结果。

现在成问题的是，即使是林彪，同时代也有同名同姓的名人——和孙文同乡、留学德国的律师、成为战时高等法院院长的林彪。此外，在中国不知还有多少个林彪。

不过，称呼长辈可以叫对方的本名，对同辈或是后辈的人，最好以字称呼。这是一种习惯，现在都叫同志，多直呼本名。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当然，麻烦的字号也正在被废弃。

尽管如此，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重要人物，大多在本名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字。

孙文名文，字逸仙，号中山。“中山”这个号，来自逃亡日本途中，取了中山樵这个日本式的假名掩饰身份。他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现在已经改名为中山县。

毛泽东字润之，周恩来字少山，朱德字玉阶。

其中还有像郭沫若、蒋介石这样，字比本名更广为人知的。郭沫若从六高毕业于九大医学部［29］，据说同窗会的人不管怎么查名簿都找不到他的名字，感到很奇怪，名簿上有的应该是本名郭开贞。蒋介石的本名是蒋中正。

字有时和本名有联系，有时则一点关系都没有。

蒋中正（介石）的取名方法属于前者。“介”和“界”同意，“介石”也就是标记界限的石头，必须放在正中间。

本名和字也有相同的。《史记》记载，晋恭帝名德文，字也是德文，梁的汪德藻，字也是德藻。这些应该不是错字，碑志之类不可能误刻，上面也有名和字相同的例子。

原则上，名是别人起的，字是自己选的。那么，为什么特意选了和名一样的字呢？很难理解。六朝时代很多这样的例子，大概是当时流行。唐代诗人杜牧字牧之，在本名上加了一个字。今人中，胡适字适之，也是相同的例子。

关于中国的命名法，前面说到，孩子不能取跟祖先相同的名字。朝鲜也是一样，李恢成君在《再次踏上往日之路》的后记中说，因为给登场人物父子起了相同的名字，被自国人批评，发行单行本的时候做了订正。在中国，现在还严格遵守父子不用相同名字的风俗。更不用说日本这样原原本本照抄的“袭名”，更是无法想象。

不过，在魏晋六朝时期，有一个字是例外。那就是“之”字。

我们敬爱的山季之、五木宽之等，也用“之”字做名字。中国的毛泽东字润之，杜牧字牧之，胡适字适之，短短一句已经出现了三例。

被称为“书神”的晋朝王羲之之子，同样是名书法家的王献之，献之之子是静之。这种取名法本来应该是禁止的。

有一种说法是，“之”字是当时流行的道教一派五斗米教信徒的标志。这个时代的人名中，“之”字多得很，例如为《三国志》作注的宋斐之、刘牢之等。这也是一种流行吧。那么，为什么只有这个字突破了禁忌呢？

在这个时代，二字的名字好不容易变多了，但单字名的观念还是很强，二字名后面的“之”字，虽然是名字的一部分，但大概是被看做可有可无的点缀。本来是“羲”或“献”的单字名，感觉好像是为了保持平衡，添上一个“之”字。

日本叫“阿松”的女人，到底是户籍上就是如此，还是就叫松，或是松子？不得而知。

就像是“阿”或是女孩名字中的“子”，被视为名字附属物的“之”，没有被归入禁忌——比起道教信徒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解释更可信。

那么，除了字之外，雅号笔名之类，艺术家都很随心所欲，想到了就取一个。画家石涛本名朱若极，还自称苦瓜和尚、瞎尊者、大涤子、超济、清湘道人等，同时用很多落款，让后世的鉴定家十分头疼。

香港的作家任毕明用了很多笔名，其中一个是“南中一”，是不是自夸为南方第一人？据说是为了纪念打麻将时“南风”、“红中”、“白板”加上“一饼”，赢了大满贯。

1930年代，写晦涩抒情性作品的冯文炳（北京大学讲师）用了笔名“废名”，大概是因为为名所烦吧。这算是走到了底。

三　两个《杜子春》

文艺春秋社创立五十周年，这次的文人剧，决定上演与创立有渊源的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最后选中的是菊池的《藤十郎之恋》和芥川的《杜子春》两部作品。

关于此事，前几天文春的樋口先生打来电话。就是刚才开会致辞的樋口，他不光操办演讲会，也操办文人剧。

电话里说的是，《杜子春》按照原作很难搬上舞台，既然必须要调整角色，芥川的《杜子春》反正是对中国传说进行巧妙的脱胎换骨的改写，因此调查一下原作是什么样的，以作为调整的参考。

我读过芥川的《杜子春》，其底本大概是唐代的传奇。但还没有读过唐传奇，所以赶紧查书。

唐代说话种类繁多，一本一本翻很麻烦，但有一本较全，是网罗传奇、野史的《太平广记》。查这本书的目录，大概可以查出端倪。幸好原作题目也是《杜子春》，没花两分钟就找到了。

中国人喜欢网罗故事，就像孩子收集塑料模型的零件和玻璃球。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中国人是“目录制作狂”。只要是看到的东西，都收集起来。大概觉得总会对谁有用，一路收集下来，数目庞大，很是棘手。于是有必要好好分类，方便使用，所以制作了目录。

中国只要是有点名气的藏书家，一定会制作自家的书目。有钱了以后，就不仅是收集书，还刻版印刷发行。稀观本这种很少见的书，可能会佚失，所以就印刷发行，让它普及起来。

在古书中，有很多已经佚失，只留下书名。这种书有时会在日本找到实物。

日本因被海包围，至少有史以来，没有受到异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即使在战国时代，也只是内战。没有异民族的侵略所带来的那种彻底的破坏，所以东西很好地保存下来，正仓院御物等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梁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在《梁书》中赫赫有名，但实物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德川中期，在日本足利学校被发现，据说刚开始有人怀疑是假的，书已经流失，但因为很有名，其部分内容会被引用，对照一下就知道，毫无疑问是真品。刻印以后反过来又传到中国，当时的中国皇帝——清乾隆帝将其编入《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可不得了，把世上所有的好书收集起来誊清，真是中国式的事业，共有三十一万二千多册，让人听起来有点头晕，而且因为害怕散佚，复印了七份，保存在七个地方，全部有二百二十多万册。

不仅如此，算不上“好书”的“二等好书”虽然没有刊行，但也制作了有书名和简单说明的目录，收录的有九万三千六百卷。

正如正仓院所显示的，日本人是“保存的天才”，中国可以说是“目录制作的天才”。

顺便说一句，分七个地方保存的《四库全书》，其中保存在北京圆明园文源阁里的，一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保存在扬州和镇江的两份，在太平天国的战乱中被烧毁。

所以留在中国的只有四份，其中收藏在北京紫禁城文渊阁的那份，现在在台湾。国民政府内战失败后逃到台湾，没有忘记故宫的宝物和《四库全书》。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那一份，是从热河的文津阁移来的。

日中战争中发生了很多不幸，但日军没有像英法联军那样烧毁《四库全书》，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大概是像刚才说的，日本人是“保存的天才”，文物保存的本能起到了作用。

中国人为何什么都收集呢？

有很多理由，但我想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心——至少是基督教式的宗教心。因为非宗教性，所以不会把一切交托给神，认为人只能依靠人的力量，自然就尊重人的力量，想把业绩保存下来。想保存的东西太多了，就至少留下目录。

而且中国人没有“神全知”的想法，而是认为“记录下来才为人所知”，所以拼命要把所有东西都原原本本记下来，因此成为“目录狂”。

司马迁写的《史记》，也是一种罗列。本纪、世家、表、书、列传等，同一历史事实，从各个角度理解记录，生怕有一点遗漏。

如果有遗漏，就认为是工作做得不到位。人文至上主义很难原谅这一点。

关于《杜子春》的出处，托中国人的“网罗癖”和“目录爱好癖”的福，很快就找到了。《太平广记》——故事的百科事典，是宋代皇帝下令作为国家事业而编纂的。

据《太平广记》记载，《杜子春》的故事出自九世纪中期的李复言写的《续玄怪录》。另外还有本《玄怪录》，是史上有名的宰相牛僧孺的著作。在别人作品的题目上，加上“续”字或者“新”字等，让人觉得是水平二流。因此《续玄怪录》的作者李复言，没有被留下详细的传记，大概只能算是二流作者吧。

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在教科书和阅读材料中也常收录，有很多人读过。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一个年轻人叫杜子春，本是富家子弟，钱财耗尽，在唐都洛阳的西门下，茫然仰头望天。故事从这里开始。

这时来了一个独眼的老人，告诉他一个埋着满车黄金的地方。于是杜子春成了洛阳第一首富，但他又再次挥金如土，三年后又不名一文。杜子春再次来到洛阳西门下，独眼老人再次告诉他黄金埋藏的地方。即使如此，杜子春还是照旧挥霍，过了三年又一贫如洗。

杜子春又来到洛阳的西门下，独眼老人第三次出现了，据说佛祖也显了三次灵。这时，杜子春也不好意思再要求独眼老人告诉自己黄金埋藏的地方了。而且他已经变得有点厌世，不想要钱了，对人间厌倦，提出想成仙。

老人本是住在峨眉山的仙人铁冠子，于是答应收杜子春为徒，跨上一根竹杖飞到了峨眉山。坐着扫帚飞的是西方的女巫，看来世界各地都有同样的幻想。

老人说，自己要去天上见西王母，在等我回来期间，不管是谁出现，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别出声。否则只要说一句话，就成不了仙，就算天崩地裂也不能开口。说完，老人就走了。

老人走后出现了猛虎毒蛇、雷电火柱等怪现象，最后还出现了身高三丈的神将，诘问杜子春是谁，杜子春都一言不发。因为老人命令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开口。

最后杜子春被带到地狱阎罗王面前，受尽了笔墨无法形容的地狱之苦。像石川五右卫门一样被扔进锅里煮，被毒蛇吸去脑髓，被熊鹰剜食眼睛，但他还是遵守和老人的约定，绝不开口。阎罗王大怒，命令小鬼说：“此人双亲已经沦为畜生，赶快把他们带来。”

杜子春的双亲变成了瘦马。身体是马，而脸正是梦中也忘不了的双亲。鬼鞭打这两匹马，但杜子春还是不开口。

这时，他耳边听见了双亲的声音——“不管我们怎么样，只要你幸福，不想说就别开口。”

眼前，看见马被鞭打得筋疲力尽倒下了。杜子春终于忍不住了，叫道：“母亲！”

一声叫唤，缓过神来，他还在洛阳西门下。最后他放弃了成为仙人，决心正正经经地好好过人间的生活。

以上是芥川龙之介《杜子春》的故事梗概。

那么，李复言这个唐代文人原创的《杜子春》又是怎样的故事呢？

故事的地点不是洛阳而是长安，老人不是独眼，而是拄着拐杖，杜子春也是遇见老人发了大财。老人没有告诉杜子春埋藏黄金的地方，而是告诉他第二天中午到西市的波斯邸，给他三万缗钱。“缗”就是串起来的钱。杜子春拿了钱，几年后就身无分文。第二次拿了一千万，第三次拿了三千万，每次递增。

接下来，情节和芥川的《杜子春》相似。老人也命令他不能说话。只是在芥川的小说里，杜子春是厌世想成仙，而原作是为报老人的恩，杜子春献身作老人“仙药”制造人体试验。老人为了制作梦想的秘药，需要“完全失去人类感情的人”作试验。没有感情的人，就不能说话。

在原作《杜子春》中，杜子春花了三千万缗钱，处理了身边事，去了华山的云台峰。

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我却感到有很大差别。芥川的《杜子春》，最后不想要钱，想当仙人；原作的《杜子春》，第三次也收了钱，以此了却尘缘，报答受过恩的人，并向对自己不好的人报复，然后才上山。

从日本人看来，这之后成仙，是多么地尘缘未了啊。但在中国人看来，抛却一切出家的人，不负责任，不合人伦，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人必须报恩怨。宗教心强的人会把一切托付给神，中国人宗教心不强，报恩复仇的，也不是神，而是人的本分。忘掉恩怨，就“不是人”。中国最狠的辱骂“忘八蛋”，是“忘记八条道德的家伙”的意思。忘却是一种恶德，但在日本，“一切付诸流水”是一种美德。所以，当听说天皇陛下的车在荷兰被扔石头，在英国天皇手植的树被砍时，日本人会大吃一惊，觉得“战争都过去二十六年了，真是执念深重啊”。然而对方却为日本人的健忘感到震惊。德国还在追究纳粹分子的责任，但日本在战争结束后第十二年，战犯成为总理大臣，这都是“一切付诸流水”的“禊的精神”。

芥川的《杜子春》中也有“禊的精神”，为了成为仙人，上山前的报恩复仇——这些原作《杜子春》中的人类行为，都被过滤得干干净净。

《Oral读物》的读者可能会想起连载海音寺潮五郎的《中国英杰传》中的一个场面。晋文公年轻时名重耳，被驱逐出国长期流浪诸国，最后归国即位。晋文公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流浪中对自己有恩的人报恩，并一雪怨恨。例如，不允许自己通行的国家、半开玩笑给自己土块为礼的国家、入浴时偷看自己的国家，马上受到了讨伐。

顺便说一句，中国男人也很讨厌被人看见裸体。日本人在钱汤和温泉，一直都对他人赤裸相裎。中国人很少这样做，所以“肝胆相照”这个词感情很强烈。

我们继续回到《杜子春》的原作。

上了华山云台峰的杜子春，和芥川故事里的一样，遭遇了雷鸣、火车、猛虎、毒龙、毒虫等的威胁。面目狰狞的将军出来逼他“说出姓名就饶了你”，他还是一言不发。

接着将军抓来杜子春的妻子，鞭打她，用箭射她，用刀砍她，煮她烧她，杜子春依然不发一言。杜子春的妻子一边号哭，一边责备：“说出你的名字就行了，真是无情的人！”他还是不开口。将军一寸一寸地砍他妻子的脚，他也不为所动。将军也愕然：“不能让这家伙活着！”于是斩杀了杜子春。死去的杜子春又遭受了地狱之苦，但还是遵守不能说话的约定，十分顽固。阎罗王拿他没办法，命令“让此人投胎成女人”。

这部分跟芥川的《杜子春》差别很大，结尾处的差异是根本性的。

在原作《杜子春》中，他转生为山东省单父县县丞王勤家的女儿，但还是不开口说话。长得非常漂亮，成了绝世美女，却是个生下来一句话也不会说的哑娘。

虽然哑，却是个美人，家世又好，也有人来提亲。最后一个叫卢珪的进士喜欢上她，跟她结了婚。进士可是精英中的精英，可以说显赫一时。

夫妇感情也很好，但变成卢夫人的杜子春，还是不开口。不久生了孩子，十分可爱，聪明伶俐，杜子春还是紧闭着嘴。

丈夫卢珪也渐渐不对劲了。不管家庭多么美满，和美丽的妻子一句话都说不上，也会变得神经不正常。

有一天，卢珪终于发作，大骂起妻子，孩子更是没有才好。他抓起两岁儿子的双脚，用孩子的头去撞石头。

幼小的儿子的头被撞破了，血溅满地。这时，杜子春不由惊叫：“噫！”

一出声，舞台就为之一变，回到原来的地方。

李复言的《杜子春》，改编后的芥川的《杜子春》，都是人类的情爱最终战胜恶魔性的东西，打破了不说话的誓言。这在两个故事中都是中心主题。

原作中，老人说：“你的心把喜、怒、哀、惧、恶、欲全都忘掉了，没忘掉的只有爱。”

“完全忘却人类感情的人”，这种长生不老的仙药材料，最终还是没有得到。

这两部《杜子春》可以说是歌颂爱的故事。

不过，原作中是“对孩子的爱”，芥川把它变成了“对父母的爱”。

我们写小说时，在方法论上经常会踏入矛盾之路。

小说是虚构的，是制造一个世界，也必须同时具有现实性。我们不能轻视现实主义的力量。

比起“有个男人A”这样的开头，“有个叫佐藤一郎的四五十岁、瘦高个男人”的开头更为有力。比起“从前有个地方”，“元禄十年春的江户汤岛”给读者的印象更为鲜明。

“像现实”——这是小说应该走的路。

然而，小说中也必须有罗曼史的要素。“罗曼史”在汉字里应写作“传奇”吧，应该是流传的奇异事件。

可以说，那是从理所当然的现实世界波澜突起的，或是偏离现实的事件。这样的话，小说家就必须突破平凡的现实，以“偏离现实”为目标。

“像现实”和“偏离现实”，这是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陷入这种境地，彷徨踌躇也毫无办法，只能听从头脑中掠过的灵感。

芥川龙之介写《杜子春》时，为什么更改了原作？

把长安改为洛阳，没有其他意义吧。大概是觉得背景也设定得和原作一样，没意思。也许，洛阳比长安感觉起来更优雅。

长安是西汉的首都，洛阳是东汉的首都。西汉出现了被称为太阳王的汉武帝等，十分绚烂。相比之下，东汉凡事较低调。所以，感觉上，长安是华丽炫目的世俗大都市，洛阳是个沉静低调的城市。确实，东汉的历史学家班固曾作《二都赋》，比较两都，觉得洛阳更胜一筹。日本的京都也效仿洛阳称为“京洛”。比起长安，洛阳似乎更有文艺气息，符合芥川的爱好。

还有，老人给杜子春财宝的方式，芥川写的是告诉黄金的埋藏地。原作的财宝不是黄金，而是有孔的钱串，是一串钱，分别是三百万、一千万、三千万。本来想当场交给他的，太重了，所以才叫他明天去波斯人的宅邸去取。

日本人似乎不喜欢很直露地提钱和食物。在《土佐日记》中，把在舟中吃早饭叫做“例行公事”。本来可以写清楚是吃了早饭，觉得不文雅，于是模糊带过。

比起亲手交付钱，告诉藏宝地点可以说更为日本式。而且芥川纤细的神经，把赤裸裸的铜钱串的小山变成了地下的黄金，把直接的授予变成间接的，让人心有戚戚然。

比起这种差异，更重要的是主题“爱”，为什么把亲子立场转了个个儿？

芥川是把它作为中国的故事来写的。舞台虽然不是原作中的长安，但也没有变成日本的奈良或是什么，而是洛阳，很明显是中国的土地。

根据我的推测，芥川一定是考虑到了“像现实”。也就是说，既然是中国的故事，就要写得有中国味儿。

芥川脑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他通晓汉籍，据说喜欢比较小众的唐朝诗人李贺。这一事实说明（用个我不大喜欢的词），他是“中国文化通”。

他知道中国道德的根本在于“孝”。

《论语》中说“孝弟仁之本”。对父母尽孝道，弟弟待兄长的弟（俤）道，也就是对长辈的尊敬和爱是“仁”的根本，这种“仁”正是人伦。

所以，为了像中国，必须有“孝”。将原作《杜子春》对儿子的爱，变为对双亲的爱，芥川的意图还是在于“像现实”。

听到母亲温柔的叫声，这个情节保留了原型。不说话的杜子春为什么开了口？在芥川这里，是因为不忍父母受苦，也就是“孝”。

那么，原作的作者李复言，为什么写投生为女人的杜子春为了孩子而出声了呢？

我想这是小说“偏离现实”的另一条道路。

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孝行被广为称道。特别是作者生活的唐代，这种倾向很强烈，和杨贵妃有过一段罗曼史的唐玄宗，把宣扬孝敬父母的圣经《孝经》全文刻在石上，竖在都城长安。

大概当时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听孝敬父母的说教。《二十四孝》这本书的写作是在稍晚一些时候，同类的孝子故事，在唐代已经泛滥。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讲孝子故事，这大概是当时的现实。

《续玄怪录》的著者李复言，大概只是个二流文人。但是，作为小说家，特别是传奇作家，一直把“偏离现实”放在心上。所以孝子故事也远离现实，选取大家都很少讲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完成了自己的创作。

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孝”，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慈”，两者都被认为是美德。但在中国，“孝”占有压倒性的比重，“慈”倒不是那么起眼。

李复言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以“慈”为主题，让自己的作品脱离了现实性，也让这个故事显示出新意。

不论表面如何，日本实际上是“慈”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吧。

我读过终战后不久作为《大公报》记者来日的王芸生的报告笔记。据说，他在日本最感动的是，孩子们血色很好，脸颊丰满红润。终战后粮食匮乏，大人们都瘦得脸色苍白。但是，孩子们都气色很好。这说明日本的父母，即使减少自己吃的分量，也尽量让孩子吃。自己受点苦也没关系，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里面写道，对这种日本人的深谋远虑，王记者很受冲击。

如果是中国人，多数时候是孩子为了让父母多吃点，减少自己的食量。这些都在《二十四孝》之类的孝子故事中讲到过。

现代的日本，越来越变成父母过分照顾孩子的世界。“教育妈妈”这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已经蔓延全日本。母亲们都一心扑在孩子身上，她们这群人聚在一起，不厌其烦谈的都是孩子，让人忍不住想叫一声“住嘴”。丈夫们也都被丢在一边，很是可怜。

这样观察下来，日本“孝”的呼声虽然很大，但实际上“慈”占支配地位。

“慈”是好事，但太过就变成溺爱孩子。日本人长大以后，也有撒娇的倾向。虽说是人情世故，但具体琢磨每件事，多数情况下只是撒娇。日本人讨厌追究到底，“不用到那个程度吧”——这种妥协是撒娇的产物吧。受“慈”支配的地方，这是当然的现象。

不论如何，在日本，“慈”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芥川龙之介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一点，在日本“偏离现实”，因此他把它放到中国，却“像现实”了。

矛盾让人头疼。但正因如此，事物才变得有深度。小说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种困境，才能避免浅薄。

那么，这个故事作为文人剧应该怎么改编呢？我感到兴趣盎然。据说，剧团团长级的柴田錬三郎先生有埋怨，但演员也有演员的苦处，脚本大概也花了精力。这次的庆典想来十分热闹，热闹之余，也尽量不要让地下的芥川先生、李复言先生丢脸吧。

四　隐　者

有人向我约新年号的稿，让我写些关于中国隐者的轻松文章。如果要写皆大欢喜的故事，不得不说，隐者这个主题本身不太合适。于是我把“轻松”解释成“非学术性”，不然我可写不了。

从世间隐去，换句话说，就是遁世。不过，同样是遁世，关于仙人，有很多快乐的故事。“仙人”这个词本身就很幽默，一方面意味着脱俗，另一方面追求长生不老，赤裸裸地世俗着，很是有趣。

根据《仙书》记载，仙人有天仙和地仙，地仙一般在容貌上和人类没什么区别，变成天仙后，眼睛四方，背上有翅，成为“异形”。从级别上来说，当然是天仙更高一级，但需经过艰苦的修炼才能成为天仙。天仙的世界也有很多前辈天仙如明星般闪耀，新来的肯定要被任意使唤，十分辛苦，与其拼命成为天仙，不如继续当地仙更聪明——《仙书》上这样建议。

让人不由苦笑，原来仙界也有老兵欺负新兵的事啊。

但是，隐者的世界，连这种让人苦笑的场面都没有。隐者的故事不适合在正月里说，原因就在这里。

追寻隐者的系谱，他们的始祖，要算是伯夷、叔齐。

这两人在丧中的周武王讨殷王纣时，牵住马辔，进谏道：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伯夷和叔齐谏言未被采纳，武王伐纣，赢得周的天下。他们认为食周粟不洁，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他们饿死前唱道：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这是古代中国代表性悲剧的一幕。

以这种悲剧的主人公为始祖的隐者，带有一种厌世的气质。和仙人乐观的气质相比，正好形成对比。遁世的乐观出路，是成仙，而悲观的方法则是成为隐者。仙人适合浪漫主义的希望遁世的人，隐者却无法从现实里抽身，也许适合现实主义的希望遁世的人。

本来是从世间消失，而隐者之名却为世人所知，留名青史本身就很可笑。伯夷、叔齐只是因为在武王伐纣这个历史性的场面里登场，因此成为隐者，名流后世。

《史记·伯夷列传》的第一篇说：

——严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埋灭而不称，悲夫！

“严穴之士”，就是藏在山上岩洞里的士，即隐者。

隐者出处进退，合乎时宜，但其名并不为后世所传颂。司马迁评价说：“悲哉。”

这是因为司马迁不是隐者，而是希望出人头地的人。隐者所希望的是自己的名字从人间消失，因此并不“可悲”。

伯夷和叔齐对周灭君主殷并取而代之这一现实很失望，躲进了首阳山。

隐者都是对现实失望的人，而且，心中因此抱着极大的愤懑。

这一点从伯夷、叔齐临终的歌也可以看出来。歌中说，尧、舜这样的名君，已经消失再也不会出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只有一死——这是悲痛到极点的独白。

伯夷、叔齐藏在山里，到死还对现实发泄愤懑，他们的心，绝对不平静，不是静寂的终极，如佛教的涅槃、Stoa派的Apatheia的境地。否定情念、一波不起的平静心境，只不过是应该追求的目标。肉身的隐者，为激情所驱使才会遁世。他们能待在深山里，是因为巨大的愤怒和燃烧的憎恶、无法忍受的苦恼，这些就是激情。

山就这样吞没了他们的激情。在那里，不论他们发出多么绝望的叫声，发出多么愤怒的诅咒，都被宽大的山所吸收。

《史记·伯夷列传》中说的“严穴”不是指隐者藏身的洞穴，应该解释为吸收了隐者呐喊的地方。

中国人特别喜欢奇岩怪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山凹凸不平，海是平的，不是埋葬激情的洞穴。因此，隐者藏于山，很少住在海边。

白居易诗中有句说，胜地（美景之地）本来就没有特定的主人，属于爱山的所有人。说到美妙的景观，就反射性地像回音一样想到“山”。

——仁者乐山。

有句话说，仁者欣赏山。

“单人旁”加“山”字组成的“仙”，是遁世的一种形式，隐者还是和山紧密相连。

对中国人来说，海似乎是非现实性的、幻想性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都离海很远。不论如何，隐者藏身山中，对空想及空想的愉悦带来的救赎，持否定态度。

“仙”比隐者更亲近海。东海中的“蓬莱岛”、“扶桑岛”等幻想性的主题，是“仙”的世界。

海很远，另外对中国人来说，海意味着死的世界。鱼住在海里，但从海面上看不见，一望无际都是没有生命的、蔓延的海面。对只相信眼前所见的中国人来说，海不是可亲近的空间。

从这一点上来说，山上植物繁茂，还栖息着鸟兽、昆虫，甚至是蛇之类，是个充满生命的世界。

而且中国的地形是西北有山，土地向东南倾斜入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海是倾斜的尽头，是土地的边界，让人联想到“没落”。

隐者绝不是想要没落。

在伯夷和叔齐之后，出现了隐者屈原。

说屈原是隐者，大概有些问题。伯夷、叔齐是自己主动躲进首阳山的，屈原是被流放而流浪各地。

但是，在怨恨深重这一点上，屈原不输伯夷、叔齐。

往后，三世纪出现了“竹林七贤”这些隐士。

“七贤”的代表阮籍，邻居才色双全的女儿未嫁身亡，他与她平素并无来往，认都不认识，却跑去哭。

——哀尽而去。

哀悼素不相识的年轻姑娘，很是异常。

阮籍的母亲去世时，“与人打棋如故，既饮酒三升，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即使遭遇母亲的死，他也和平常一样与人下棋，是压抑了感情的冲动吧。感情强烈到必须拼命压抑，喝了酒，才借酒精释放了自己的感情，号泣并吐血三升。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阮籍有多么强烈的感情。

阮籍写过《首阳山赋》，是歌咏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赋。他把自己比作伯夷、叔齐，大概没有错。

在路尽处，恸哭而归，这个有名的故事也是象征性的、难以理解的逸话，从中还是能看到激情的一面。

像“竹林七贤”这样，称隐者为“贤”，是因为认为在人生中，遁世是一种贤明的生活方式。反过来说，在俗世中争取出人头地、汲汲于俗世的活法，被认为是“愚”。

为什么留在俗世中是“愚”呢？当时的政治实权交替频繁，今天的宰相，明天就被悬首狱门；今天的皇帝，明天就置身石牢，不能保全性命。在如此世上，得到的名利，也不知何时会失去。失去的，不只是名利，还包括“生命”。

贤愚之差，在于“是否能保全生命”这一切实的问题。

如果没有名利之心，没有留恋世间的理由，就当隐者好了。跟世间脱离关系，就不怕被夺去性命。根据这种论调，称隐者为“贤”。

这里要注意的是，一开始就远离名利的人，也不是隐者。遁世，或是隐世，是一种“行为”。与尘世无缘的人，从一开始就是隐藏的“状态”，因此没必要作出隐藏的“行为”。

所以，隐者可以定义为曾经是名利的奴隶。拉住周武王缰绳的伯夷、叔齐，曾经也是以站在天下政治中心为目标的人物；屈原原先也是侍奉楚王、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大夫。

隐者的悲剧性理由就在于此。周武的伐纣、楚王君侧的奸臣，或是乱世中的其他诸事，让他们不情愿地离开俗世，成为隐者。

回到“竹林七贤”身上，在他们中生年确切的，最年长的是山涛，即山巨源，他生于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建安十二年，刘备以三顾之礼迎出诸葛亮，定天下三分之计。“七贤”的最后一人王戎，死于永兴二年（305），从山涛的出生年来算，正好相隔百年。“七贤”生活的时代，是“三国时代”后不知明日的乱世。

隐者算是“贤”，从能保全生命这一点上来说，“狂”也算是“贤”。“竹林七贤”有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奇言异行，这应该说是“狂”。狂人往往不成为处罚的对象。

但是，当时连这“狂”都不允许。“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文王所杀，最终未能保全生命。也许本来不该称他为“贤”，不论如何，关于嵇康被处刑的原因，众说纷纭，据《世说雅量》记载：

——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

作出疯狂的举动，也不一定会因为是狂人而被原谅。所以嵇康以“乱君主，惑众”的理由被杀。

作为隐者，生活十分艰难。完全隐藏在山中倒好，要生活下去，很是不便，得和人们一起并肩农耕。不是藏于山中，而是藏于田园。

在“竹林七贤”时代半个世纪后，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隐者登场了。

那就是“五柳先生”——陶渊明。

他不是隐于山中，而是典型的田园隐者——与民同耕型的隐者。本来，山的吸引力很强，他自己在《归园田居》中咏道：“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历史上最有名的隐者”，这个形容也许有问题，不如说是“歌咏隐者生活的最有名诗人”更为合适。

被称为“诗圣”的杜甫，实际上是为干枯瘦小、愁眉苦脸、不走运的男人。波斯诗人，《Rub`yt》Umar Khayym根据同时代人的记录，是个坏心眼、难对付的天文学家，据说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

关于陶渊明是否是理想的隐者，也存在很大的疑问。陶渊明换过数次主君，也有人说他没有节操，这种责怪也太重了。不光是他，仕于宫廷的人，如果严守节操的话，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杀。

若即若离最好，一不小心太接近，就必须和主君同命运；离得太远，离功名利禄也就远了。

从当时的伦理道德来看，换主君大概也不算是很坏的事，也许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总之，一定没有违反“士道”。

陶渊明归去田园成为隐者后，还有与权力者接近的迹象，因为他必须抚养众多的孩子。生活——不，生命至上，这不能受到谴责。隐者的生活要成为可能，需要经济后援。

在他的杂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岁月逝人而去，空有志向，却无法充分施展——想到这里，悲伤不已，心中无法平静，直到黎明。

就算是隐者，内心也在骚动。

整个晚上让他心潮起伏的，不是激情还是什么？

胸中怀有激情、想扑灭激情的人，才是隐者。

关于陶渊明，很多人都很了解，也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这里无需详述。

只是，我想指出的是，在构成陶渊明的部分激情的要素中，虽然未经确认，但也隐藏着他是溪族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事实。

关于溪族，不是很清楚，大概是日本所说的“平家部落”、“落人部落”之类。溪族被统治阶层中的抵抗派排挤，因不愿被征服而逃走，藏在隐蔽的地方，代代相传。溪族应该不是异民族，但一定受到了歧视。直到现在的二十世纪，被称作“蛋民”、“细民”的这种特殊群体，还在中国存在。

陶渊明写过一首描述乌托邦的《桃花源诗》，其中表现出与周围隔绝的“落人部落”的情趣。大概也有人试图以这首诗为线索，找出他和溪族的关系吧。

假如陶渊明是出身于受众人冷眼相待的“落人部落”，在身份制、阶级制严格的时代，这必然会给陶渊明的人生投下巨大的阴影吧。对受歧视的人来说，这大概是激发出最大激情的原因吧。关于这个问题，期待今后的研究成果。

关于隐者陶渊明，还要注意的是，他没有受佛教的影响，是位纯粹的隐者。

在他所处的时代，佛教势力很强。他没有皈依佛教，原因只能是禁酒的戒律。对嗜酒如命的他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事吧。也有人说他曾经是佛教文人沙龙“白莲社”的一员。

陶渊明之后的隐者，多少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寒山、拾得等是代表人物，这两人是否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据说也很可疑。也许是不为世人所知的禅师隐者，他们的一些言行和诗作，被集中以拾得之名流传后世。

即使是寒山系（暂时这样称呼）的隐者，胸中应该也藏着非同寻常的激情。

“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这里的泪，不光是因为亲友大半已逝去这一现实，而是从更深处涌出来的眼泪。只是，这种激情被佛教这一伟大的哲学体系所吸收、平复。

从“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回心即是佛，不向外头看”等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变得内在、唯心。

但是，寒山并未忘记隐者的始祖。他写有这样的句子：“饿著首阳山，生廉死亦乐。”

饿死的伯夷、叔齐的生活方式很简单，其死也很快乐，但是其中有浓厚的佛教生死观的影子。实际上，伯夷、叔齐死得并不快乐。

我们从感觉上觉得，佛教色彩变浓之后的隐者，比较容易理解。陶渊明以前的隐者，精神图式很单纯，反而不好理解。

关键在于激情和激情的强度。

而且，当时的人为什么愤怒，憎恨什么，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很难理解这种激情的本质。

对寒山以后的隐者，才会感觉到，还是熟悉的那一套。

最后，想将中国的隐者与日本的隐者做个比较。

在隐者不得不出现的那个阶段之前，日本对隐者已有了解。

了解先于事实，是好还是坏呢？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吧。

日本引进文字时，诗人陶渊明已经存在。所以，预先就有了一个模式。

幕府末期，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与鸦片战争相关的文书由唐船运到长崎，也就是说在西洋的“侵略”事实发生之前，日本人便对鸦片战争有了了解。这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例子，因为知道鸦片战争的惨痛例子，吉田松荫等人才获得了思考的时间。

这样，在政治方面，还是占先机比较有利。但是，在精神方面，先有了模式反而糟糕吧。

特别是在尊重原创性的领域，模式，特别是鲜明的模式的存在，只能说是一种阻碍。

因为有了“五柳先生”陶渊明，最初日本只有他的仿效者，的隐者。陶渊明这堵墙实在太高了，不容易超越。

初期的日本隐者，应该说只是隐者式的生活与情调的憧憬者。

因藤原氏的专横被排挤的兼明亲王，在《兔裘赋》中咏道：“君昏臣谀。”

好像是在模仿屈原。还有“罢了罢了，命已衰矣”一句，很明显，是想到了伯夷、叔齐。

可是，亲王既没有投身汨罗江，也没有饿死首阳山。

汨罗和首阳，可以作为诗材，但遁世却变得困难。就好像虽然不断被提醒，但在真货面前，自己只是一个赝品。

在保元、平治、治承、寿永等兵荒马乱的时代，往往会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政权交替中失势的一方出现隐者。

这时日本的大隐者是西行法师，此人和中国的大隐者陶渊明一样，受到质疑。说他跟经济援助人太近乎。关于西行，有人说他是武士出身，因为不能自由与贵族交往，自己的诗才无法被承认，所以出家，以便能出入显门富室，实现文学上的野心。

《方丈记》的鸭长明和《徒然草》的兼好法师，是文人隐者“双璧”。

——逝川之水不绝，然非原水。浮于淀之水泡，时消时聚，未曾暂留。

《方丈记》的开头，以京都的大火、地震、饥馑、福原迁都等天变地异为背景，似乎只是在抒发情绪上的无常感。

激情在哪里？

是藏在深处吗？

让人想大喝一声：

振作起来！

但是，在大喝之前，多少又被诱入感性世界，这大概是日本文学的特性吧。

《徒然草》与中国老庄系统的隐者思想更相似。《方丈记》中只有无常感和叹息，《徒然草》甚至以无常和叹息为乐。

抱着“世事恒无常”的态度。

——一心弃世之人中，也有风度潇洒之人。

这是兼好的理想吧。

乐观很好，可惜的是，听不到地下激情澎湃的声音。很是美中不足。

不过，寒山之后的中国隐者，也都忽然消失了激情，和日本的隐者很像。正因为如此，才容易理解吧。

净土思想中“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声音，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大。这是日本隐者的口号，从这里产生的，是很平静的东西。

中国自古以来，压抑激情的遁世，呈现出的是刚切断尘缘的新鲜伤口。不能说是平静，甚至能听见咬紧牙关的声音。因此，绝不适合在正月里以隐者为主题来开心逗笑。

后来，中国也信奉上了佛教思想，伤口被绷带柔软地包住，咬牙切齿的声音也消失了，形态上变得跟日本差不多。

重复一句，很多隐者，其言行并未留下记录，这才真正的隐者。因此，讨论隐者是最难的事。

我是在调查的过程中明白这一点的，但为时已晚，这已是在接受邀稿之后。

因此，在这里草草写下拙文，只是想尽些责任。请大家原谅。

五　田冈岭云和嘉纳治五郎

1

日清战争后，日本人成为中国人的老师。关于这一点，日本人毫无抵触感，大概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一种屈辱。因为曾经日本人是自己的弟子，中国人记得很清楚。特别是在师徒关系严格的中国，这种屈辱感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

但是，日本举重若轻（在中国人看来）地完成了明治维新这一起死回生的大变身，真是一大奇迹。

——这样下去中国没救了。

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有识之士都这么想。在这种时代，日本的先例成为一大鼓舞。

——日本成功了。

这一事实，给了中国人安心感和自信。

现在，对眼前中国的亡国之状，有人不忍目睹。

中国人要从这片泥沼中爬出来，当然有很多方法——A方法、B方法、C方法……

当时满怀梦想的中国青年，怀着焦躁和希望，互相争论各种方法的优劣。这是切身之事。有志的中国青年，几乎都曾加入此场论战。最后变成，这也好，那也想要。毛泽东曾自述，青年时代曾受到半生不熟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的方法，也是一种中国更生法。

方法确实很多，但其中成功的概率很少。有不可能实行的纸上谈兵，也有可以实行但失败就在眼前的。

这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已经试验过的方法。

日本的维新方式——这是成功的例子。

不过，日本和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照搬。怎么调整，以后再想，总之先从成功例子学起。这种呼声很高，也是当然的。

中国兴起留学日本的热潮，最大的理由，我认为在这里。

学习欧美真正的“现代”是当时中国青年的理想，但花销很高，于是，相对便宜的日本留学比较受欢迎，这也是一大理由。而且，同属汉字文化圈，风俗习惯相似，感觉生活起来较方便，这一定也是一个小理由。

不过，不管怎么说，日本是“成功例子”，这是最大的理由。

当时的中国，受到西欧的重重压迫。

日本摆脱了西欧的压迫，保全了国家的独立，而且国力不断增强。

西欧的侵略势力是敌人。这样说的话，深入敌营，研究西欧，学习摆脱压迫的方法，有些绕远，但不得不说是正确的做法。要治病，得先对病源进行彻底研究，这确实很重要。但是，这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病人不知何时就会死，如果死了，一切就完了。所以，如果有治疗康复的临床病例，学着采用同样的治疗法效果更快。

对还无法留学日本的青少年，当时延聘了日本老师，他们被称为“日本教习”。

众所周知，二叶亭四迷曾当过北京京师警务学堂的教习。

此外，在义和团事件时，连躲在北京城里的服部宇之吉这样的大人物，也当过教习。服部是京师大学堂师范总教头，受到特别待遇。

中国学生方面，对日本教习有何期望呢？

第一，希望老师教授关于切实问题的“临床例”。

第二，日本所学到的西欧的“现代”。

听了服部讲课的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说服部的心理学和伦理学怎么看都是西洋的学说。但是，中国学生希望如此，因此对日本教习教授“西欧”，也不会感到不满。

虽然没有不满，但一定还是感到屈辱。而且，有时候还会自我安慰：“日本人在假洋鬼子。”

日本从过去的遣唐使开始，就吸收中国文化，一旦知道西欧文化的适用性，就马上转向西欧文化。因此，在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中，无法抹去——忘恩之徒。

陈其元的《日本近事记》，是在明治七年（1874）左右，中国人留学日本还未开始时发行的。其中说道：“……美加多废前王（德川）夺国。日本古来服属于中国，国中改西洋服。”

一直以来蒙受中国众多恩惠，但日本人突然把中国文明抛在身后。光是这一点，就令中国人觉得不舒服。

但是，这种“背叛”，似乎正是“起死回生”的秘诀。

对中国人来说，很是屈辱。但因为病重，不得不忍辱请教治疗法。

中国人将这称为“文化倒流”。

留学只是一时之耻，日本教习来中国，一定受到了相当的抵制。在赴任中国的日本教习中，好像也有些人不受欢迎。

平川清风在他的《支那和史》中写道：

……当时去支那、在支那学堂教课的人中，有些十分不可靠。而且一般来说，不一定对支那忠实。其次，在教授支那学生的人中，很多对自己的使命很不在乎。他们在为支那着想之前，先图的是自己的衣食。第三，这些人对支那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教课简单机械，没有想到向支那人灌输知识。我认为这样的错误直接或间接阻碍了支那学生接受日本学……

日本教习有像服部宇之吉和二叶亭四迷一样，由清政府作为官学教授招聘的，也有中国私立学校招聘的，还有日本人在中国开设学校，在日本招募职员的。途径很多，据说最盛期达五六百人。

1898年，罗振玉在上海设立的“东文学社”，是一所向中国青少年教授日语的私立学校。藤田丰八（剑峰）、田冈佐代治（岭云）被招聘，藤田是教授，田冈是助教。

藤田后来当了台北帝大的教授，成为“东西交流史”的泰斗，这里暂且不提。

“东文学社”的另一位日本教习田冈岭云，是不是平川清风所说的可靠之人呢？

不能说田冈对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了解。田冈完成了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的选修，是《支那文学大纲》的合著者之一。其他的合著者有藤田剑峰、世川临风、白河鲤洋、大町桂月等赫赫有名的人。田冈在这本书中，负责撰写庄子、苏东坡、屈原、高青邱等。

田冈来到上海，当然有谋衣食的原因，但并不只是为此。

那一年，他的著书《云岭摇曳》，卖出了两万本，在当时是畅销书。而且，他在中国期间，续篇《第二云岭摇曳》也出版了。

田冈拖着病体来到中国，一定有他自己的理想。

关于教习时代，田冈自己这样写道：

……在上海的一年并非对我无意义。教支那人日语本身并无多大兴趣，但我思想上产生的变动，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

一直以来，我感染了一种褊狭的国粹主义。我们的思想是在明治二十年左右，反对欧化主义的思想一时风靡的空气中培育起来的。

而且，自己的专业学问是古典而又容易陷入顽固的汉学，不知不觉中，只承认自己国家的长处，陷入了一种妄想自己的国家世上第一的偏见。

然而，上海是支那第一的开港城市，是个微缩于方圆几里的小世界……我不仅从上海看到了支那，也模糊看到了世界。

我感觉走出溪谷，方才见到豁然大景……我体会到，人除了作为一国之民，更要为世界人类竭尽所能尽天下人道……

如文中所述，田冈自己承认对教课不感兴趣。他第一次逗留中国（1905年他作为江苏师范学堂的教习再次赴任）的收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领悟到自己不过是“井中之蛙”，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田冈少年时代爱读杉田定一的《经世新论》，对“东洋恢复论”很有共鸣。所谓“东洋恢复论”，也就是日本率“亚细亚全土六亿万民”，“主动与欧美诸国于全地球上争雌雄”。

也就是“大陆浪人式”的理想。现实中是和欧美诸国抢着分割中国，大部分“大陆浪人”成为棋子，构想气宇宏大，却狭隘地盲目献身于国家利益。

像田冈一样，来到中国，醒悟到不该只作为一国之民，更要做世界人，这样的觉悟算是极少数的例外吧。他成为例外，无疑是因为研究汉学，自然培养起对中国的深层理解。

——亚细亚人民必须在日本的指导下，对抗欧美诸国。

在多达五六百人的日本教习中，在中国学生面前，如此大放厥词的也有吧。可是，在这种论调后面，隐藏着狭隘、排他的国家利益至上思想，不需要多么敏锐的观察力也能看出来。

这种“东洋恢复论”，不可能得到自尊心强的中国青年的共鸣。如果说有影响力，那只能是反感。

中国对日本教习的期待，只不过是技术和学习技术的必要手段——日语。也有通过翻译授课的，赤裸裸的“东洋恢复论”，一定引得学生失笑，这和后来的“东亚联盟思想”一样。

田冈承认自己不是好老师，好老师不一定是对教学感兴趣的人。若太感兴趣，也有可能给被教的人带来麻烦。

田冈的自传《数奇传》里没有讲到，他在这个“东文学社”，给一个中国学生很大影响。大概田冈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这个中国人，就是当时二十三岁的王国维。田冈当时三十岁，这对师徒年纪相差不大。

王国维以甲骨文和金文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闻名于世。虽然身为汉人，但在清朝灭亡后，王国维作为满洲王朝的遗臣，留着辫发，亡命日本，是个有点奇怪的人。1927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其戏剧性的死也成为话题。关于他的死有很多说法，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说法是，与其说他殉身给清朝，还不如说他殉身给王朝体制下的辉煌灿烂的古中国文化。废帝溥仪怜恤他的死，甚至赐缢号“忠悫”。郭沫若认为，可能是因为和罗振玉在金钱上产生的麻烦。不论如何，都是厌世导致的自杀。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像叔本华的文风那样，近乎滑稽。他这种突然的自杀，也还是隐藏着叔本华的“否定哲学”吧。

他本来有包容的性格，把叔本华吹进他的灵魂的，正是田冈岭云。

在收入《静庵文学续编》的《自序》里，王国维写道：“——是时，社。”

田冈君的文集，大概指的是当时畅销的《云岭摇曳》。

田冈在《数奇传》中也说：“我的思想很早就有厌世性的阴影，为叔本华的哲学深深倾倒……”

田冈有些叔本华癖了。在“东文学社”教语言学，不可能教德国哲学。但是，教师的影响，并不只在课堂上。

听说每天见面的老师有著作，想读是人之常情。读的时候，认识作者这种亲近感，更让自己对文章体味深刻。

田冈岭云这个奇才，就这样，给了邻国的奇才王国维以贯穿一生的深刻影响。

只是，日本教习给中国青年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例外中的例外。

田冈带着走上歧路的“东洋恢复论”来到中国，被洗刷得干干净净，证明了它是多么不堪一击。王国维这样易感的中国学生，如果说受到日本教习的影响，那绝不是“大和魂”之类的东西，而是人类精神底层共同的东西，高声流淌的河流，例如的哲学。

实际上，在第一次逗留中国期间，田冈的“东洋恢复论”并未彻底被洗净，多少留下了残渣。直至在日俄战争时，田冈和平民社的同志们意见相左，开始鼓吹开战论。

但是，战后他很后悔自己的开战论，写道：“以短见为耻。”

好像是为了追随已去世的明治天皇（1912年7月逝世），田冈于当年9月7日长眠。当他听到明治天皇的死讯时，说道：“今朝始知天恸地哭的悲报。”

虽然和幸德秋水这样的反天皇制思想的人交往密切，但田冈仍如家永三郎所评价的那样，有“前近代性、封建性思考的时代错误的一面”。穿着现代的衣装，梳着发髻的身影，似乎是被清朝覆灭数十年后依然留着辫发的邻国弟子王国维复制了。

田冈去世那年，王国维正好亡命日本。翻看王国维的年谱，在田冈去世的1912年9月，王国维送给曾赴欧的、京大的狩野直喜七言古诗。也许是不知道旧师田冈已死，也许是太过悲痛，未能写下来。

花了太多篇幅写这位作为例外的日本教习田冈岭云，根据例外品可以类推规格品吧。

2

前面列举了从日本出去的教授代表田冈岭云，下面讲讲教育从中国来的青少年的嘉纳治五郎。

作为讲道馆柔道的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太有名了。

他似乎是那种“教魔”。关于柔道，据说他深夜想到了新技巧的窍门，就会把弟子叫起来，一起研究、教授。

从作为学习院的年轻教授教理财学、政治学开始，他以每月工资五十日元，经营着嘉纳馆、弘文馆（英语学校，不是后来的弘文学院）、讲道馆道场这三所学校。

如果不是“教魔”可做不到，大概是嘉纳一族有这样的风气。最近，以东大入学人数多而闻名的滩高，也是同族的嘉纳治兵卫创办的。

这位嘉纳治五郎，成为被称为日本教育界顶峰的东京高等师范的校长，也是理所当然的。

与日本战败后的清政府，作为亡国治疗政策，想到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三名留学生通过选拔考试，被送往日本。

当时的驻日公使裕庚，把这些留学生的教育托付给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

当时正好西园寺还兼任文部大臣。作为文相的西园寺，把清朝留学生交给师范的大本营——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是顺理成章的做法。

最初利用了高等师范的设施，后来在三崎厅设置了“亦乐书院”。明治三十五年（1902），迁移到牛込西五轩町的嘉纳邸，成为“弘文学院”。

清朝鼎盛时期的皇帝乾隆帝名“弘历”，因此为了避“弘”字的讳，也写作“宏文书院”。“弘文”本来是唐朝的贵族学校，限招三十人，这个名字比以前的“日本学习院”，听起来更为精英。

弘文学院是对清朝留学生进行彻底教育的完备学校，同时也有向想进入日本大学、高专的留学生教授日语的预备校的性质。

弘文学院建于1902年，嘉纳为了视察清朝的教育状况，来到中国。

在这一年9月13日的《国民新闻》上，这样写道：

……清国留学生目前总数达六百余人，如别项记载另有四十余名来朝，今后犹陆续派遣，清国各省总督似已决定。嘉纳高等师范学校长为调查教育事业正漫游清国，他与清国大官交谈的结果，作为奖励留学生派遣的一项措施，今后大大增加留学生的东来，不久将超过千名……

此次嘉纳出行中国，不光是视察，似乎还有邀请派遣留学生的目的。

嘉纳如此花力气，弘文学院的留学生日渐增多。第二年牛込的嘉纳邸已经无法全部容纳，在大塚增设校舍。第三年在麹町、真岛、猿乐町、巢鸭四处补增设校舍，否则就赶不上人数增长的速度。

弘文学院是本科三年，同时有一年课程、八个月课程、六个月课程的速成班。

弘文学院于1909年结束留学生预备教育，闭校。

在这期间，获准入学的有7192人，毕业生达3810人。

鲁迅来日本时，也曾进过这所学校，从这里升入仙台医专。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也从这里进入了东京高师。

要介绍官学系教育者嘉纳治五郎与中国的关系，好像必须得这样，摆出教育设施的沿革和具体数字。

弘文学院是一个在校生达一千几百人的大集体，兼任高师校长、讲道馆长的嘉纳，不可能和每一个留学生都有私下的接触。但他却是位伟大的人。

在中国留学生眼里，嘉纳的为人大概如此。

在黄尊三的《留学日记》里，记载1905年6月2日，发生了日本的警官来到弘文学院的宿舍，调查留学生财物的事件。

因为这种屈辱性的搜查，中国留学生一度极为愤慨，甚至有人提出要游行示威。这时留学生范静生（后来的教育总长）说服同伴：“搜查不是院长的意思，是日本政府行政权的动作，我们应该忍耐继续上课。”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院长嘉纳治五郎受到学生的信赖，他们认为他不会做坏事。

但是，似乎没有留学生被嘉纳撼动灵魂。而且像鲁迅和藤野先生这样的故事，在嘉纳身上也没有。

嘉纳到底还是有权威和责任的教育者。

我感兴趣的是，对留学生教育热心的嘉纳，为什么会同样倾注心血于讲道馆柔道，并且不让中国人加入——也许是中国学生没有一个对柔道之类感兴趣的。

据说，柔术是少林寺拳法家陈元斌（五官）在江户初期传到日本的。

以前日本也有格斗术的杂技，大概是由这位亡命的中国人整理的。这样说的话，嘉纳就是把陈五官现代化的武术在三百年后，再次现代化。

热心于柔道普及的嘉纳，不想把它再普及到其原籍地中国（身边虽然有很多中国年轻人），这点让人介怀。

“精力善用，自他共荣”——嘉纳的这一柔道精神，如果由他这个“教魔”传授给中国人，会怎样教呢？

不论如何，中国留学生最早被托付给嘉纳。其后，他又成为弘文学院的设立者和推进者。

对日本方面来说，如果说收留中国留学生是一种失败，嘉纳当然难辞其咎。

只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没有成为亲日派，反倒是抗日派辈出，这种失败与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有关，嘉纳没有责任。

六　日中交往和朝鲜之役

1

站在岔路口上，每个民族都会回顾自己的历史。现在，比较文明论很流行，日本人和犹太人、日本人和某国人之类，从各个角度进行比较，最终研究的还是日本人自身。

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一家出版社向我约稿，写写日本人和中国人，我想着也许有益，所以答应了。执笔中感到，关于日中关系，说是“同文同种”、历史性关联很深，一开始就这样定义，但实际上放在历史上看，并非如此。

日中两国国民，什么时候有过密切的关系？

日本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这是单方面的，很难说是双方的接触。即使是遣唐使，也只是极少数精英的留学。

倭寇扰乱中国沿海，只是小规模的抢掠。而且，史书上说“真倭十中一二”，有很多中国海贼装成日本人，真正的日本海贼很少。这也不能算是大规模的接触。

“元寇”的时候又如何呢？托神风的福，只是擦肩而过，也不能算是接触。

德川锁国时代不用说了。直到明治，可以说两国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接触。

隔开两国的海，直到蒸汽船的出现，一直是保障“互不干涉”的屏障。从某个角度上来看，这对两国国民来说，是一种幸福。

日中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像样的接触。虽说几乎没有，但也留下了极少数的例外。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吧。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朝鲜之役是不可估量的大事件。而且，这一事件即使在战争经过上，也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关于原因，也很模糊。因此，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值得重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失败）。

这是《孙子》里的话。

《孙子》是中国的战争圣经，拳拳服膺。所以，收到报告，听说日本出兵朝鲜，明朝当然就开始努力了解“彼”——日本，更具体的是要了解丰臣秀吉。

在了解敌人上，日本方面更为有利。

日本的文学、文化，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日本一直被中国的东西（各种意义上的）所包围。

而明代，从古代到明治，在这个国家，都没有如此研究过日本。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数十年倭寇猖狂，作为对策，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日本研究。

元末（1320年左右）编纂的中国地理书《广舆图》，在倭寇猖獗的嘉靖四十年（1561），补充了日本和琉球的部分，刊行了改订版。因为有此必要。

在同时期，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出版，提供了很详细的关于日本的知识。

山城君（天皇）的号令不行；和泉一州八万户，皆居积货殖，等等，有很多很详细的关于西日本的情况。

但是，就算明代盛行日本研究，也只是相对而言，在其他时代，中国对日本都毫不关心。明代研究日本，是因为要探讨倭寇对策，在受害最大的长江（扬子江）沿岸至南中国，吸引了有识之士的注意。但北方并非如此。

秀吉出兵朝鲜，明政府为了救援朝鲜，下达动员令，主要是动员辽东诸营的军队。也就是日本人称为“满洲”的地方。那里的人，只是有识之士偶尔听到过倭寇之祸的风声。被动员的士兵，也许连“日本”这个国名都是第一次听说。

在救援朝鲜的明军中，有一部分炮兵是从辽东以外动员的，被叫做“南兵”。

尽管如此，明军所知道的日本的战法，只有倭寇出其不意的游击战。至于大部队的野战，对日军的战法、实力等，则一点也不了解。

因此，必须紧急收集情报。

虽说如此，但对方是基本上没有往来的国家，收集情报的困难可想而知。

情报的首要源是在日本的中国人，偷偷向本国通报“日本情况”，这对明政府认识日本有很大贡献。

留在日本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被倭寇掳去日本的技术者，或是商人。

例如，成为岛津藩医的许仪后等人，因为工作关系，与藩的首脑亲近，得以及早获知秀吉出兵朝鲜的消息。然后，想尽办法通报故国，费了很多心思，最后成功地托人将密信送给福建当局。

其次，是从曾经在日本、后回到明朝的人那里获得情报。

但是，这两种方式对战争而言，都微不足道，只能提供一般情报。

第三种情报源，是战争开始以后，由成为俘虏的日本人所供述的。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的人会故意提供虚假的情报。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似乎相对诚实地招了供。既然已经被捕，挣扎也没有用，这是日本人单纯的性格所致吧。

那么，从这样的情报源所得到的关于日本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明代的敌人是日本，其主将是丰臣秀吉这个人。

即使在现代，敌国最高首脑的性格，也对战争有巨大的影响，更何况是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当时个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因此，首先要了解头领。

那么，明政府是怎样理解秀吉的呢？我们来看看。

《明史·日本传》中说：“平（丰臣）秀吉，萨摩州人之奴。”

出生地弄错了。说秀吉是萨摩人的奴隶，这一点也很可笑。他的主人信长是尾张人。

我手边有万历丙午年（1606），诸葛元声撰的《两朝平攘录》的影印本。从中看看明人的“秀吉”观：

——平（织田）信长为关白，常统帅部下，秀吉为其义子……

这个开头已经错误满篇。信长没有当关白，也没有收秀吉为义子。

秀吉幼时微贱，不知父，母为人婢妊娠。生子欲弃，有异征而未弃。及长，勇力矫捷（勇敢敏捷），不营生业。先为鱼行商，醉卧树下，信长狩猎相遇，惊起纷争。

这原本是矢矧桥的蜂须贺小六和日吉丸的相遇，在这里换成了信长，桥下变成了树下，这样是为了和木下藤吉郎这个姓扯上关系，牵强附会编造出来的吧。

出生虽可疑，但幼时卑贱，这确是事实。

“秀吉常上高树”，这一定是想说他如“猿”一般的敏捷。

信长每带秀吉出兵，战无不胜，大为宠爱，赐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长，计夺二十余州……

前面一段讲的是信长从树下遇到秀吉，让他照顾马，取名“木下人”。所以，把“木下人”改成了“森吉”。

信长自恃功大势盛，遂弑国王，自篡立……

所谓信长弑国王，大概是说他放逐足利将军义昭，废室町幕府。《两朝平攘录》提到信长害怕秀吉造反，因此增加领地任命他为“摄津镇守大将”。

参谋阿奇支者，得罪信长，命秀吉统兵讨之。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弑。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举义兵，诛明智。此为万历十四年……

这一段有些混乱。阿奇支大概就是明智吧，但又出现了一个明智。

在征伐中国的途中，秀吉闻变撤退，阿奇支大概不是明智，而是荒木。荒木村重正是信长的部下，因受到怀疑谋反而出逃，托付了毛利，这还比较对得上号。

秀吉灭明智是在天正十年（1582），明的年号为万历十年（1582），有四年的差异。

接着提到了信长的儿子，说秀吉把他们都废了，然后自立，把关白让给养子孙七郎。原注中说，名为见吉，秀吉早年无子，收为养子，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生一子，流放孙七郎守关东，后来二十四年听信谗言以谋反之名诛杀。不用说，这指的是秀次，这一段交代得很详细。

此后越发治兵，征服诸州，万历十七年兼并六十六州，皆收为臣仆。秀吉法令严格，绑钉杀戮等，用尽诸法，兵士只进不退。遇水火不许后顾，如有后顾者，其子婿皆被斩。因此所向无敌……

这段讲述了秀吉法度严格、刑罚残酷。

始征关东，以十二匹马驮黄金，用心攻杀敌者，赏马上黄金。另以黄金离“间”，杀戮示威……

看来，秀吉不仅实施严厉政策，还采用黄金攻势。

其后还有割掉不服者的耳朵，放在二十匹马上驮回去的例子，说他“诛戮殆不尽”。

所夺诸州，必取其子弟为质，皆迫于威计，并非心服。秀吉多智略，刚果有决断力，恩威并施，胁迫众人，又善于用人……

这里指出了秀吉的狡智，同时稍微称赞了他善于用人这一点。

但是，对他的好色和凶残，也不遗余力地加以笔诛。

性淫嗜杀。见京都富民妻美貌者，夺而为妾。又闻丰后王（大友家）之妻甚美，命来京都。但其妻守义未出京，秀吉命王出朝鲜。又秀吉之婢一时参拜寺院晚归，怀疑有奸情，抓以和尚为首的寺众五十三人，在市中处滐刑。对秀吉的鹰张网之人，见者十四人，皆被杀。

于护屋岛（名护屋）等地筑四城池，名为“众快乐院”，各城周围三四里，大石高耸三四重，河（濠）宽二十余丈，其中建宫殿。大楼阁九层，饰以黄金，下隔寝殿百余间，选民间美丽女子藏于其中。每夜东西游卧人不知，以防暗杀……

似乎“众快乐院”是听说了“聚乐第”而记下来的，地点是护屋岛则错了。但是，这一段详细描述了太阁的喜好奢华。

另外，还提到了每天晚上不定睡的地方以防止暗杀的谨慎用心。

如此这般，虽有传闻失误，但也很好地抓住了秀吉这个人的本质，描绘出了轮廓。

与《明史·日本传》中的秀吉相比，《两朝平攘录》是一个民间人士的著作，它更生动地描绘出了秀吉的肖像。这是因为《明史》是张延玉编纂的，是朝鲜之役之后百数十年的事。

从这一点来说，《两朝平攘录》写于万历丙午年，当时正值日本的庆长十一年（1606），距离秀吉死后日本军从朝鲜撤退仅仅八年。所以该书关于秀吉的传闻，栩栩如生，人物形象也十分鲜明。

3

令人感兴趣的是，《两朝平攘录》卷四的结尾，记载了浙江省台州宁海人苏八成为俘虏被送往飞兰岛（平户），亲眼所见了关白秀吉。

那是万历十八年（1590）的事。因为关白对萨摩的藩主发怒，就授予飞兰岛主千名士兵，命他征讨萨摩。苏八也从军了，他相当近的距离看到了关白。

关白左颊有黑痣数点，脸似犬形，年六十余，只有一子近三岁。萨摩不征而服……

在日本把秀吉叫做“猿面冠者”，苏八却说似犬形。

但是，万历十八年是天正十八年，这一年秀吉出征小田原。所以，对苏八这个人物的话，也要提高警惕。不过，“黑痣数点”的描写倒是很逼真有趣。

在中国诸书里登场的秀吉，被写成狗脸，扫厕所的之类，是反面角色。因为他是战争对手的头目，如此描写可以激起了“鬼畜美英”式的敌忾心。

其中的杰作，说秀吉是中国人。秀吉出身下贱，位极人臣，确实是伟人。这样的杰出人物，不可能出自那个狭小的东海岛国，他大概是中国人吧——这是“中华思想”的表现。日本也曾经想证明成吉思汗是源义经［30］，同样的想法，促使秀吉“中国人说”的出现。

“秀吉为华人流入倭国”，在《惩毖录》中有这样的记录。

或是也有可能是奔走于讲和签约的沈惟敬们，想缓和明朝的反日感情，因此有计划地散布谣言——“对方的大将，实际上出身于我国”。

《日本犯华考》中说：“关白以华人篡夺山城之君（天皇）。”

实际上，战争一结束，敌忾心也收起来了，可以变得冷静了。这样一来，就能听到一些表扬秀吉的话。

清初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中记载说：“尝从辽左（所谓南满洲）得倭帅丰臣书一纸。书间行草，古雅苍劲，有晋唐风。是朝鲜破后，求其典籍之书也。”

日本出兵朝鲜，得到的附赠品是把朝鲜陶工带回日本，振兴了陶艺。这是文化方面的副产品，不过搜集典籍，似乎也是太阁的命令。

这是对他国文化遗产的失敬，当然是不值得敬佩的事。但是，比起烧毁破坏，要好多了。对这件事，王士祯评价说：“鳞介之族尚能好古如此。”

“鳞介”就是鱼鳞和贝壳。海滨渔夫之国的首领好古，这值得感叹。这是王士祯的口气。

王士祯所见的丰臣秀吉的信是什么样的呢？

从中国人看来，书法被评价为有晋唐之风（王羲之、颜真卿），大概写得相当好吧。但是，太阁大人在日本尽管威风凛凛，也没听说过他字写得好。

署着秀吉的名，也许是五山学僧写的。

不过，秀吉为什么出兵朝鲜呢？

陶工和典籍是副产物，当然不会为了这些发动战争。或许对中华之物憧憬，但也不会成为直接的动机。

关于秀吉出兵的动机和原因，好像还没有定说。

也有人说，这是出自秀吉幼稚的浪漫幻想。

被称为夸大妄想也没有办法，实际上，也并非完全如此。再晚二十年或是三十年，也许会变得不再是夸大妄想。

半世纪后，大明帝国为清王朝所灭，当时满族男女老少共二十万人，另一种说法是十万人。

不论如何，人数很少的民族，率领不能算是强壮的满洲兵（关于满洲兵的实力，内藤湖南作过考察，评价说没有蒙古的元军强），征服了四百余州。明的政治腐败堕落至此。

秀吉出兵朝鲜就有二十万兵，据推定，还有约三千万人口的国土作后盾。在国力、战斗力方面，满洲都比不上日本。

总之，明帝国的堕落，在朝鲜之役时，还不是那么严重。此役以后，开始急速腐败。还不到二十年，宦官魏忠贤这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就垄断政治，使国家疲惫凋敝，四处流贼蜂拥而起。

朝鲜之役发生得太早了——大概不少日本人因此觉得很可惜吧。

但是，明帝国因疲弊败而给满洲军团的一大原因，是朝鲜之役的战费支出和其他方面无法承受的事实。

秀吉出兵朝鲜，用春秋笔法来写，就是让满洲军团功成名就，即俗话所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日本国内的政局来看，这次战争中未出兵的德川家积蓄了力量，在秀吉死后得到了天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秀吉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扬名三国（日本、中国、印度），让唐、南蛮臣服，因为这种权力者的“罗曼蒂克”，让敌我双方几万名无名的士兵倒在战场上，真是够呛。

也有人说，秀吉是为了保丰臣天下的安泰，削弱诸大名的实力而发动战争的。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向最有实力的德川家下动员令，是很大的疏忽。

也有人说是为了恢复对明贸易。

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日本的说法是：

——南满、琉球皆是外夷向大明奉贡称臣，日本为一弃国，未参其列。前以此意请朝鲜欲传大明，朝鲜牢不肯许。不得已举兵出来。

或是：

——日本不朝贡天朝已久，嘉靖十二年以来断绝相通。更欲朝贡，朝鲜阻绝入贡路，以此来攻。

“想向明朝贡，朝鲜阻扰，所以来攻”——这是引用小西行长的话。

“朝贡”这个词很复杂，大概可以理解成贸易。

4

明以“海禁”——禁止和海外的交通，为国是。

不过，也不是说国际贸易全都不行。也有漏洞，那就是“朝贡”。

仰慕中华皇帝圣德，臣从的诸外夷都送来贡品。怜恤远道而来的外夷，明皇帝接受进贡。但是，反过来要下赐数倍于进贡品的物品，这就是“朝贡”的风俗。

朝贡与回赐——贸易以这种形式进行，而且只能以这种形式通商。朝贡是赚钱的生意，对外夷来说是赚钱，而对接受供品回赠更多的明王朝来说，就是赔本。

因此，在明王朝看来，不能这么容易就让他们来进贡，设置了很多限制。东北的满洲族，也是因为被过于限制进贡，于是抵抗起来，最终灭了明。

在足利义满写给明朝的贺表（庆贺永乐帝即位的信）中，写道：“日本国王，臣源，表……”

向外国称臣，这是国耻，因此评价很差。

但是，不这样就无法朝贡。而且，朝贡的前提就是，被奉为哪里哪里的国王，必须接受“日本国王之印”的印章。

明永乐帝在写给足利义满的国书中说：

咨，尔日本国王源道义，知天道，达理义，朕登大宝（帝位）即来朝贡。归乡之速，足以褒嘉。

意思是说，朕即位后，马上就来朝贡，对其迅速反应十分佩服。

被封为国王，也不一定就被允许朝贡。朝贡就是如此大的恩典，被封为国王，仅仅是得到了被允许朝贡的资格。

虽然有很多理由，但依我看来，丰臣秀吉很重视贸易的利益，这一点不能否认，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征服四百余州。

和战争打过交道的武将，必然是合理主义者。丰臣秀吉也不可能仅仅是浪漫主义者。

就如后来的议和交涉所主张的，首先从朝鲜入手，让它割让四州左右，这大概是基本底线。然后根据战况，到时再看，当时无疑是这样开始出兵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秀吉军初战告捷、破竹般的进攻、平壤战役，然后明军夺回平壤、日军马上在碧蹄馆获得胜利……这一连串的战事，意义重大。

占领平壤时，在丰臣秀吉的脑中，“进攻明国把天皇移到北京”这一构想有了现实性。

但是，平壤被李如松的明军夺回，这个梦想就被击碎了。因为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想夺取天下的人，要不断直视现实，分析研究对策，对现实认识很敏感。

出兵朝鲜以后，秀吉肯定也不太在状态。一直以来，在国内战争中，对对方的手段基本上都很了解。而对朝鲜和明军，目前为止还没有交过手。

在开战之初，意外地发现朝鲜军不堪一击，但还不知道明军实力如何。明军那可是产生了让战国日本武将尊敬不已的《孙子》和《吴子》的国家的军队，说不定强得都不能近身。

战胜了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秀吉大概还没有安心。祖承训的级别只不过是副总兵，其军队并不是明军中最强的，所以秀吉一定还很谨慎。

率领明朝大救援军的，是经略宗应昌和提督李如松。

据说李如松字子茂，是明军的总大将。一般认为他是汉人，但实际上他不是纯种的汉人，据《明史列传》记载，其父李梁成是朝鲜人。

所谓“中华思想”，有时令人生厌，但像这样宽宏大量地采用异民族人，也很胸襟豁达。唐玄宗时期，威风一时的安禄山是伊朗人，同为唐代猛将的、在西藏战斗的高仙芝将军是朝鲜人。

话扯远了，据记载，李如松一家世世代代都是铁岭卫的军人，父亲李成梁甚至当上了辽东的左都督，据说率兵出征每战必胜，长寿九十岁。

李如松是长子。兄弟名字中都是“如”字，后接树名——如柏、如梅、如桢、如樟。他自幼随父从军，在战场上接受实地训练，是职业军人中的职业军人。不沾酒和女人，是他们军人兄弟的共同特点。

据说，救援朝鲜的明军有四万三千。军律严明，严命不得侵犯朝鲜妇女，违反者斩。这支军队来攻被日军占领的平壤。

据说，守平壤的小西行长所率领的兵有八千。

攻击方是以李如松为首的四万三千人的明军，另外，还有一万多名朝鲜军。

而且，李如松麾下，还有带着大炮和火箭的南军。

小西军奋力作战，但力不从心，渡过结冰的大同江，败走京城。处在中间位置——开城的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诸军，一见形势不妙，也逃入京城。

对李如松来说，这是大胜。但是，平壤的抵抗十分激烈，为了谨慎，不敢深追。

“日本军到底怎么样？”对第一次交手的对手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一样吧。

秀吉在日本听说平壤失守的消息，似乎有点心虚——“明军果然很棘手”。

秀吉的这种心理，导致了讲和。

明军方面的反应也一样——“日本很强”。之所以认识到这一点并认真考虑讲和，是因为碧蹄馆的战败。

李如松在平壤稍作观望，似乎觉得日本军很弱。

如果认为敌方弱，那么这支军队就成了“骄兵”。

李如松率骄兵赴京城，在他出发之时，就已经失策了。

显露出军人可憎的一面——那就是功名心和“偏袒”。

5

日本军在初战中大破朝鲜军，又打败了祖承训率领的明军，原因是“鸟铳队”势力强劲。中国把小铳叫做鸟铳。

从葡萄牙人到种子岛算起，秀吉出兵朝鲜时，正好是第五十年。

葡萄牙人第一次在中国广东的屯门露面，是在登陆种子岛的二十八年前。

当时的贸易由武装商船进行，葡萄牙人来了，说明他们的武器也随之传来了。

葡萄牙人渡来的第五十年，日本建起了精锐的小铳队。明军常淋着铁炮弹丸白走，因为他们没有小铳。

可是，守在平壤的小西麾下的精锐日本军，人数上比对手多七八倍，而且依靠着坚牢的城壁，为何还要逃走？

因为明军有火炮。

被形容为像虎蹲着的“虎蹲炮”、“火箭”等火箭炮，在攻城战中发挥了威力。

当时，葡萄牙人也不断涌向日本。日本人用了他们的小铳，却对大炮不怎么感兴趣。

可是，中国却正相反，对小铳没有多大兴趣，而对采用大炮却很有兴趣。

这好像显示了日本人和中国人性格的差别。日本人很擅长拿在手上的灵巧的个人武器，中国人喜欢大的、要几个人一组操作的武器。

日本人普遍使用“弓”，没有采用“弩”，因为它太庞大，需要好几个人操作，而且一开始就有瞄准器。“弩”不是没有传入日本，应神天皇时就有“弩”的记录，现在还有“超弩级”这个词，留下仅有的痕迹。

闲话少说，在李如松率领的明军中，有火炮的，只有南方的兵团。

对李如松来说，南军只是别人交付的部队，不是直属部下。

辽东将军李如松的嫡系部队，是被称为“北兵”的轻骑兵。

如前所述，在平壤收复战里发挥威力并夺取胜利的，是明军的火炮，因此胜利归于南军。

李如松内心也觉得没趣吧。这次本想给机会让疼爱的部下轻骑兵扬名立万。

自古以来，军人都庇护亲信。在这次战争中，海军特攻队打头炮的是学徒出身的预备将校，但当局却另作安排，换成了海军兵学校出身的将校。

李如松就是这样关照亲信，这就是所谓的“偏心塌台”。

因此，在进攻京城的部队里，没有带有火炮的南兵，只是由“北兵”轻骑兵组成，总人数二万。

没有火炮的明军，日本军一点也不害怕。

最终，这支轻骑兵部队在碧蹄馆被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的军势压倒，遭遇崩溃性的战败。不用说，这时日军的小铳队发挥了威力。据说，明军死伤一万余人。

这成为议和的契机，不知从哪里起用了沈惟敬这个来路可疑的人，去跟日军议和。

关于沈惟敬，笔者曾经写过小说。似乎是他自己毛遂自荐，但只是当权者操纵的小丑，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完事后就被抛弃了。

从他的言行中，可以做上述推测。但是，最终只是推测。也许，出乎意料，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讲和交涉中，沈惟敬向北京朝廷撒了谎，小西行长也向秀吉撒了谎，讲和总算谈成了。

但是，当时是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没有电信的时代。同时，也没有报纸记者这种聒噪的存在。只要干得巧妙，就有可能撒谎糊涂应付过去。

——撒的谎随时都会被戳穿……

看了沈惟敬的言行，现代人会这样想。

如果他有把和小西行长共同谋议的谎话坚持到最后的自信和实际的周密打算的话，他可能是个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人。

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商定，推动了两国的议和。

但是，如果以此来断定小西行长是鸽派的话，那就错了。

首先要考虑到，小西行长是堺市贸易商人的代言者，他的女婿、对马的宗义智是贸易大名。

当时，日本从朝鲜进口棉花。棉花在当时是高级衣料，日本并不出产。

为了进口棉花，日本要回过头来把从东南亚进口的南蛮物产，出口到朝鲜，进行的是三角贸易。买卖南蛮物产的是堺市商人，直接和朝鲜做交易的是对马的大名宗家。

这是一种带来暴利的贸易。但是，朝鲜方面以“岁遣船”威名，限制每年从日本来的贸易船数。为了促使撤销限制，能进行自由贸易，日本才产生攻打朝鲜的念头。但是，既然是生意伙伴，打得太狠就一无所获了。

在一定程度上让对方见见世面，教训一下对方，小西和宗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小西行长、宗义志是开战的首谋，也是讲和的首倡，这一点并不矛盾。

在《宣祖实录》中，也记载了加藤清正对朝鲜僧惟正说的话：

——当初，首创凶谋（出兵朝鲜），以妻父行长为先锋，来你国为贼者为平（宗）义智。

这想必是事实。

6

小西行长们只要在贸易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就行了，于是见目的已经达到，便开始奔走于终战工作。

为了讲和，必须要糊弄秀吉。

平壤被夺回，秀吉已经动了讲和之念，但日中两国的条件有云泥之别。

秀吉的条件有七条：

一、让俘虏朝鲜二王子归国。

二、迎娶明的皇女为日本后妃。

三、恢复勘合贸易，让船舶往来。

四、日中两国大臣交换誓词。

五、返还朝鲜四道及国都。

六、以朝鲜王子和大臣为人质。

七、让朝鲜权臣立誓累世不犯日本。

明朝的条件是：

一、返还朝鲜全土。

二、二王子归国。

三、关白秀吉谢罪。

秀吉是战胜国的态度，明朝拿出兴师问罪的姿态，两国不可能谈得顺利。

所以，只能糊弄。

例如，与明的皇女的通婚是不可能的，沈惟敬对明王室说，日本希望“和亲”。

“和亲”就是成为亲戚，有通婚、和好的意思。用得很妙。

最后黔驴技穷，甚至伪造了关白秀吉的谢罪文。内容是：

——特请赐册封藩王名号，如此，世世为藩篱之臣永久献海邦之贡。

“册封”就是承认是输了，“朝贡”就是交易。如前所述，册封是朝贡的前提，但不是受册封后就自动允许朝贡。

明王室的决定是：

——许册封，不许朝贡。

一经动武，如果许册封和朝贡，周围的野蛮人也许都会仿效。所以，只允许一件：

——封尔日本国王。

带着诰命书，沈惟敬于庆长元年（1596）来到大阪城。

当时，正使是李宗城，副使是杨万亨，沈惟敬只是随员。

不过，知道内情的正使李宗城，因害怕而从釜山逃亡，并佯装发疯。

不得不升副使杨为正使，沈惟敬幸运地当上了副使之位。

九月一日，使节到达了大阪城。

丰臣秀吉对明国国书大怒，当场撕破扔掉——这一场面很有名。

《日本外史》中也说：“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扯裂之。”

然而，现在，诰命书仍然存在，并没有撕破的痕迹，因为诰命书是写在棉布上的，没那么容易被扯破。这应该是赖山阳虚构的。

实际上，九月一日秀吉见明国使节时，受领了诰命书、日本国王之印，以及其他明朝冠服等。而且，第二天，秀吉穿上明朝冠服，设宴招待明使。

秀吉没有学问，大概对诰命书的意思不太明白。但是，对“封尔日本国王”是明白的，于是收下了日本国王之印。

秀吉怒火中烧，再次命令出兵，是后来听五山学僧解说，得知讲和的七项条件完全被明朝无视。

日本有天皇在，却把天皇抛在一边，他国封自己为日本国王，这算怎么回事！

——这样来解释秀吉发怒的史家的名分论，毕竟只是后世的推测。

足利义满受明封为日本国王的例子暂且不说，德川家康在给朝鲜使节的文书中，也署名为日本国王源家康。

小西行长的终战工作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收买五山学僧。

如果解说国书的学僧也与小西行长串通一气的话，秀吉就完全被蒙在鼓里，成了“光身子的皇帝”了。

——明帝的皇女怎么还没来？

——人质怎么样了？贸易呢？

即使催促如箭，小西们只要借口推托：“路途遥远，诸事要花费时间。”然后等秀吉归天就行了。

这样，和谈决裂，导致第二次出兵朝鲜。

第二次出兵，对日本方面来说，战局进行得并不顺利，将士在异域陷入困境。之后，秀吉一死，日军就全面撤退了。

明治以前，日本和中国，持续最长时间的、规模最大的接触，只有朝鲜之役这一次。朝鲜之役的历史重要性便在于此。

对明治以前的中国有识之士做问卷调查——举你知道的一个日本人名。

平（丰臣）秀吉一定得分最高，得分第二高的也许都没有。一般来说，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一说到日本人，只知道丰臣秀吉。

中国人眼中的秀吉像，如前所述，秀吉等同于日本人，秀吉像也就成为日本人像。

不，不必用过去式，印在现代中国人脑中的日本人的形象，也许还残留着秀吉的印象吧。

七　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

1

任何一个时代，庶民的生活都不轻松。如果穷困度到达一个极端，善于忍耐的他们也会作乱。

后汉末（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初），政治十分腐败，外戚和宦官掌权。不知后汉王室是否有夭折的血统，成为未亡人的皇后，拥幼帝摄政的情况很多。她们选择的政治顾问，自然都是娘家人，或是身边的宦官。外戚指的是一族之中偶然出现了皇后，因此坐上权力宝座，但不是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经纶的人。至于宦官，是受刑后的废人，或是其同类，除了极少数例外，大多都有性格缺陷。

他们居于庙堂，整日忙于险恶的势力斗争，在庄园里任意驱使人民，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史书记载，刺史（地方长官）如虎豹般贪婪，苛待人民。

后汉时代，谷物最后涨到一斗数百钱。一斗，大约相当于现在日本的一升。之所以涨价的，劣质货币的制造是一个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政治腐败。

不得不乱。响应这种需要的势力，渐渐在民间产生。最初是救人民于苦痛，采取了祈祷治病的即物性宗教结社的形式，如张陵的五斗米道（或是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要寻求根本解决人民痛苦之路，宗教结社就必须带有政治性。太平道的信徒们，最后以黄巾卷头为标志，世上称这场农民战争为“黄巾之乱”。

为了讨伐黄巾，朝廷派遣了诸将。在所谓“贼徒”被镇压后，有着显赫功绩的军阀被留在各地，各军阀继续抗争。这就是《三国志》反映的时代。

这个时代，也是信息时代。

世人眼见汉室式微，纷纷感觉易姓革命近在身边。但是，下一个掌权者是谁？所有人都很关心这件事。

要跟随谁呢？——这是切实的问题。认那个人做主人，就必须跟他同命运。所以，如果选择错误，不仅会失去荣达之路，还危及自己的性命。

必须慎重选择。为此，关于主要人物的信息，要尽可能多地收集，以作为讨论的资料。

在这个时代，评论家，特别是人物评论家辈出，这是出于生死攸关的迫切需要。

2

当时有位人物品评家叫郭泰，字林宗。他根据需要来评论人物，也为人设计适合此人的人生道路。

据说他的预言百发百中，以至于有很多关于他荒唐无稽的预言中的故事。《后汉书》记载着很多后世人夸张的无稽之谈，同时也列举了很多真有其事的故事。

只是，郭泰的人物评论并没有危险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别的评论家不是挑到蛇头，就是踩到虎狼尾，结果被课以重刑，祸及朋友。相比之下，只有郭泰能明哲保身，夸奖他为普通人所不能模仿。

但郭泰的评论不够深入，四处设置了逃生口，表现很委婉，说话也是八面玲珑，很稳当。

害怕毒蛇和虎狼的评论，作为评论来说不够有趣。缺少激怒他人的毒舌，所以能够保全性命。对当事人来说，很值得庆幸，但多少让人觉得意犹未尽。

还有一个人物品评家叫许劭，字子将。他和表兄弟许靖每月初一见面，评论天下著名人物。人们称之为“月之旦”的评论，“月旦”一词由此而来，现在仍在使用。

一天一个青年来到许劭家，打扮不错，眼神却不寻常，气概像侠客。

“请评价一下我。”青年人言词恭敬地请求道。

许劭本不想回答，但青年人伺机胁迫，许劭不得已说：“你是清平奸贼，乱世英雄。”

青年人脸露喜色离去。

“清平”就是太平的意思。

被称为“奸贼”而面露喜色，此青年就是曹操。这个故事很像发生在曹操身上的，而且许劭不像郭泰一样八面玲珑，被评价为有话直说的毒舌评论家。

不过，许劭已经是看面相的老手，一见这个有侠客气质的不良少年的面相，就应该知道说什么他会高兴吧。尽管他的直言和毒舌，但许劭也还在乱世中平安无事地活了下来，得以终老。

仔细想想，后汉的政治已经混乱至极。也就是说，清平之世已去，已经进入乱世。那么，“清平奸贼”就是无用的话，重点在于后一句“乱世英雄”，曹操因此才会高兴。

看透了这一点而巧妙装扮直言、毒舌，可以说许劭比汲汲避过舌祸的同行郭泰更高明。

还有一个叫桥玄的人物品评家。他更有名的是有两个俊俏女儿。世人称这双姐妹为“二桥”（二乔）。后来，姐姐成为孙策之妻，妹妹成为周瑜之妻。曹操在无名时代，见到这位桥玄，他说：“我见过许多天下名士，还未见过比你更杰出的人物。我已经年老，请照顾我的妻子儿女。”

《魏书》记载了此事。

果真如此话所言，桥玄把“二桥”托付给了曹操。可惜他当时还是白面书生，眼睁睁看着“二桥”嫁入吴。后来曹操与吴蜀联合军战于赤壁，这大概是夺回“二桥”的战争吧。作为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登场的老谋深算、冷酷无情的坏人曹操，无法想象这种开战动机。但是，如果把他当作乐府诗人曹操，为夺取“二桥”出阵，很有可能。

《世语》说，是桥玄让曹操去见许劭的。

《异同杂语》说，许劭评价曹操是“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在正史《三国志》中，品行不好的曹操，世人都不承认，只有桥玄对他说：“如今天下已乱，能安定天下的，唯有你。”

《后汉书·许劭传》和《异同杂语》评价曹操的话很不相同——

前者是：清平（治世）→奸贼—能臣

后者是：乱世→英雄—奸臣

只要稍露头角，就成为当时“月旦评”的话题。各地像郭泰、许劭这样的小评论家多如牛毛，必定会积极地进行小月旦。

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是多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当今世界有些什么人物。

曹操成为六百石的议郎，作为骑都尉出征讨伐黄巾时，被认为是“为逐鹿战的年轻有望选手。”

当然，他也列入了月旦评的名单。

3

曹操是个忠实于自己感情的诗人。正因为如此，旁人看来有点疯狂。

他在世时没有篡夺帝位。我从这里感到了他微妙的“踌躇”，这种踌躇，正是诗人的羞怯，是他精神的核心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曹操未废汉而自立天子，是因为畏惧名分并自我克制，这说明了教化的重要性，也赞美了这一点。

曹操去世前一年，侍中陈群等人说服他即帝位，他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周文王自己没有即位，儿子武王即位了。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开创了魏王朝，情况完全一样。这不是后来捏造的预言故事，应该看作是曹操的真心话。

——以歌言志。

在曹操的诗里重复出现的，是君临天下的抱负、激昂的宣言。理想才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

有即帝位的实力，而不去做。并非遥遥仰视，而是悠闲回首巅峰，曹操认为这是作为诗人观照世界的最理想的位置。英雄和诗人相互呼应，两者的声音巧妙交响的地方，十分有限。走错一步，一方的声音就会消失，失去回应的另一方的声音，就会被深渊吞没吧。

得到绝好位置的曹操，不想离开。总有一天自己的子孙，会再进一步，建立新王朝，他必定总对自己说——我自己就算了吧。

曹操应该不是很拘泥于名分的人。想得开的他，一定觉得汉室怎么都行。只是凭着诗人的心直觉感到，如果自己当上天子，就不能再做诗人了。要避免这一点，这才是他不即位的真相。

实际上，像他的儿子曹丕那样成为天子兼诗人，是可能的。但是，曹丕从一出生，就是权势无匹的人的儿子。和父亲曹操不同，作为宦官养子的儿子，从匍匐于地到渴慕青云跃进。对不太在意名分的曹操来说，帝位也是圣域，如果没有牺牲，例如折损诗才，便无法踏入圣域。对儿子来说，圣域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不是那么令人眩晕。而且，曹丕比父亲更能无视大义。从父亲死的那天起，就把父亲后宫的美女，全都纳入自己怀中。得知此事，据说他母亲目瞪口呆，到这个儿子死时，也不没流眼泪。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建造了著名的铜雀台。

中国的有权者，常常想要用铜建造巨大的建筑物。收集大量的铜，其他地方制造武器的原料就会减少，同时，自己可以随时重铸，可以制造武器，这些是铜建筑的优点。铜雀——这大概是曹操的自我比拟。

据说铜雀台左右有玉龙台和金凤台。

自己也许只是一只小小的麻雀。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陈涉曾经这样放言。麻雀任何时候都是小鸟的代表。

但是，作为宦官之孙，被视为小鸟的自己，现在不是也有龙凤跟随了吗？

据说“龙”是夏王朝的标志，“凤”是殷王朝的标志。龙凤象征着天下至尊的皇帝。

实际上，现在马上就可以将龙凤取而代之，但为了留下观照的距离，还是当自己的麻雀吧。

据梅原猛氏说，一塔三金堂——飞鸟寺的结构，也许是苏我马子自比为塔，三金堂则是依靠他成为天皇的皇子们。

曹操的铜雀台也与此类似。

因为是王莽篡夺后建立的王室，后汉很重视大义明义、秩序礼仪。曹操即使比皇帝更有实力，也不能在宫廷肆无忌惮地炫耀。即使被皇帝劈头盖脸地痛骂，也只能不当一回事，能看见的权力表示不可想象。

除此之外，曹操想到的是，建造以王室财富也无法建造的、巨大豪华的建筑物。这样的话，谁都能一眼看出他的气势。而且，他诗人的灵感，体现在让玉龙和金凤跟随着雀，这一巧妙的设计上。

建造的动机，是因为铜雀出土，这是一种瑞兆。据说当出现圣天子时，天就会降下锐爪，这个故事意义微妙。

建造把出土的铜雀安放在屋檐上的壮美建筑物，并称之为铜雀台，高十余丈。右有金凤台，左有玉龙台，高有法隆寺的五重塔那么高。架上弓形拱桥，据说有千门万户，规模巨大。金碧辉煌，一定用了不少铜。

建造铜雀台，是曹操向天下宣言自己没有觊觎帝位之意吧。但是，同时，也清楚地让人们认识到一个现实——是他带领着皇帝。

4

中国人常常动不动就引用《三国志》。据说演戏只要演《三国志》，票房就不会有错，就像日本的《忠臣藏》。

准确地说，《三国志》是中国二十四史的正史之一，是陈寿用简洁之笔写成的优秀史书，但和其他正史一样，都有点不好亲近。脍炙人口的，是小说化的《三国演义》。

这个《三国演义》，是距离三国一千多年的明代人罗贯中的作品。不过，关于三国的历史，唐宋说书人一直在演绎。

例如，曹操的诗有《短歌行》，这是他的代表作，是他在赤壁之战前，横槊而咏的，但在正史上没有记载。所以，也不一定就是明代《三国演义》的创作，在宋代苏东坡的《赤壁赋》中已经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苏轼吟咏的也是正史上没有出现的场面。吉川幸次郎氏也曾经指出，这位大诗人，大概也受到了节日里说书人的影响吧。或者，也有可能是东坡先生的诗性修辞，被罗贯中先生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不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写《三国演义》之前，三国时代的英雄故事就在说书时被广泛流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再也没有这样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时代了。

隋唐、宋元、明清的兴亡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动乱时代，在这些时代里登场的英雄们的名字，并不是那么为人所熟悉。在日本，只有明末的国姓爷郑成功是日中混血儿，稍微为人们所熟悉。然而，三国时代，日本还在遥远的邪马台时代的三世纪初。三国的兴亡和登场英雄的名字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这完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故事很多。而故事多，则说明这个时代的信息很多，而且广泛流传。

在日本，只有战国时代可以与之比拟。织田、丰臣、德川家的政权交替，以及围绕的诸多故事，比起其他时代，更广泛为日本人所熟悉。这也是因为当时，信息很多，各种有趣的故事传到人们耳朵里，被记录下来。

在众多的情报中，也有很多不可靠的混杂其中。这些不可靠的故事，却不一定被淘汰。有趣的故事，即使殊属可疑，也为人们所欢迎，流传久远。

也可能故意使一些错误的信息流传。暴露对手的丑闻，或是捏造故事说对方残酷，污蔑对方，也是一种战术。

树敌多的人物，不光彩的故事就多。而且，从记录这方面来考虑，对短命王朝的中心人物而言，不得不说是十分不利的。鲁迅也指出这一点来了，王朝短，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的，就不是自己的子孙，而是下一个王朝的史官。而下一个王朝正是通过推翻前一个王朝成立的，要为自己辩解，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说前一个王朝的坏话。

只持续了二十年的秦朝的国君始皇的事迹，是到了推翻秦的汉朝才被记录的。三十年短命王朝隋的皇帝炀帝，由下一个朝代——唐代的史家之笔所记录。

曹家的“魏王朝”寿命只有四十五年。而且，记载曹操事迹的《三国志》的著者陈寿，是曹操的敌人蜀汉的旧臣，曾侍奉取代魏的司马家的晋朝。因此，对曹操没有同情之心。即使如此，陈寿作为史家，执笔时注意不失公正的态度，曹操在正史上也没有成为穷凶极恶的大恶人。

但是，在流传在民间的故事中，曹操成为被贴上标签的坏人。刘备、关羽、张飞、诸葛孔明等越是被描绘成好人，曹操就越是被描绘成坏人，成为恶的化身。这在戏剧里最为明显。演曹操的一出场，骂声四起，演员也似乎回应骂声，煞费苦心研究怎样看上去像大恶人。

5

如果进行现在流行的回归“意外史”，曹操也能颠覆一直以来的给人的印象。只选择合适的史料，去掉其他的，佯装不知道，也可以论证曹操是个小心翼翼的吝啬小人物。

如前所述，曹操从后汉的刘家手中夺取帝位，建立了魏王朝，但实施者不是曹操，而是他死后，儿子曹丕捏造的。曹操称魏武帝，是死后儿子送的礼物，曹操生前只是汉室封的魏王丞相。他一死，儿子马上就即位，新王朝的创建十分容易，所有的前期准备都已经准备好了。曹操没有实施自己想做就能做到的事，这也可以归结为他的优柔寡断。

据《魏书》记载，曹操在淯水祭祀战死的部下之灵，当场呜呜大哭。

主张曹操是大恶人的人会说，在将士面前故意为战死者哭，以给人大将军为部下着想的印象，让他们觉得为这样的主人死也值得——被认为是在为鼓舞士气而演戏，同时也被解释为，为完成霸业连眼泪都利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然而，同样的事实，也可以解释为曹操是个小混混，是个软弱的爱哭虫。平常都硬撑着，不过，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哭出来。他本来就不成熟。

“小混混之说”有点勉强，但我不禁感到“曹操大恶人说”有极大的缺陷。

如果真如传闻所言，曹操暴戾凶残，是权谋术数的专家，曹操怎会任由这样的恶评流传而置之不管？要在各方面打下基础，提高自己的声誉，这才像鬼谋之士做的事吧。

留下了许多恶评，反而说明他不是真正的策谋家。

曹操有经世的抱负，也曾作诗描绘自己想要实现的乌托邦。生活富裕、人民仿佛身处尧舜治世，老人不需负重担等，描绘得很具体。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最重要的是得民心，他应该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

——天下归心。

这是他的杰作《短歌行》的最后一句，嵌入这意味深长的一句，让这首诗的结尾十分漂亮。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希望天下人心归于自己。

然而，实际上，似乎只有他的恶评流传于世。而且，很多是不可辩驳的恶评。

董卓进京师，随意废立后汉皇帝时，曹操认为和他站在一边一定会没有好下场，便偷偷向东逃走。途中，据说发生了很残忍的故事。大概是可信度不高，陈寿在正史《三国志》正文中没有写。文中只是改换姓名，记载着从问道向东逃走。

然而，在《魏书》中记载着：

——去朋友吕伯奢家，主人不在，其子和宾客欲夺马和行李，曹操杀之。

《世语》中则是：

——吕伯奢外出，五子殷切招待草草。然而，曹操怀疑他们或会去密告，深夜斩家人八人而去。

在《魏书》中，可以说是正当防卫，而到了《世语》里，就是忘恩的大恶人。

另外《杂记》中说：

——曹操闻此家食器声，误以为欲杀自己，深夜杀家人而去。

这就不光是残忍了，而且是杯弓蛇影，愚蠢的急性子。

在《三国演义》中，略加润色，说是听见做饭磨刀的声音，就下了手。

作者叙述这段故事时，大概带着恶意，使劲硬是抹上残忍的色彩，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变形。

去会害怕密告的人家里投宿，本来就很矛盾。

曹操必定也有诗人式的、头脑发热、愤怒无法抑制的时候。例如，攻打陶谦，杀了很多当地人民，这是为报父亲曹崇被杀之仇的一时的疯狂行为。如果总是这样嗜好流血，部下早就会反叛了。

兵粮不足时，曹操与管军粮的官商量，将斗做小，渡过眼前难关。不久，军中传言有大将克扣军粮。于是，曹操叫来此官，说“以你的命，来解决这个难题吧。”斩其首，四处宣扬：“此人以小斗发放粮米，偷盗官米。依律处斩。”以转移部下的不满……

这是《曹瞒传》中的一段故事。

正史《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曹操的宿敌蜀汉的遗臣，《曹瞒传》的作者也同是曹操的对手吴国的人。曹瞒是曹操的乳名，以乳名为传记题目，不得不说是一种赤裸裸的恶意。

——少年时代，曹操品行不善。因此叔父常向其父告状，曹操常受责骂。一次，他与叔父相遇，故意装出癫痫发作的模样。叔父告诉他父亲，父亲吃惊地叫曹操来问，曹操若无其事地回答：“癫痫啊，叔父不喜欢我，有事没事都来告状。”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相信叔父了……

异于少年人、狡猾表露无余的复仇故事，在《曹瞒传》里面也有。

曹操常说：“有人欲加害于我，我必定先心惊肉跳。”此话传给所有人听，他对侍从命令说：“偷偷带着刀靠近我。我心一惊，就会找你。你沉住气不说话，不用怕，重重有赏。”侍从以为是闹着玩，依言而行，出其不意被斩杀。左右的人都相信曹操事前会心惊肉跳是真的，想造反的人也忌惮三分。

曹操常说：“我睡觉时若有人接近，无意识中会斩杀来人。大家要当心。”一次，曹操装睡，宠臣进前来给他盖被子。曹操跳起来斩杀此人。大家都以为曹操睡眠中的无意识拔刀是真的，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接近他的寝室。

这两篇是《世说新语》的《假谲篇》里记载的故事，是曹操预防谋反和暗杀的小伎俩。在两个故事里，曹操都杀了身边的人，更让人觉得他残忍。

6

如果曹操真是这么残忍的人，他周围也就不会聚集人才。

三国中，他周围的人才最多。刘备的蜀汉之所以止步不前，就是因为人才不足。诸葛孔明早死，也正是因为事无巨细都要丞相一个人操心，因此身心消耗。孔明狷介，并非没有托付他人的胸襟，而是没有足以托付的人。

像曹操这样努力招纳人才的没有第二个了吧。他的《短歌行》有一段是：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青衿”在《诗经》中是指“书生”。“沉吟”即陷入沉思，与表达苦闷的思慕之情的“悠悠我心”，都让人联想到恋爱。

但是，这肯定不是表达同性的爱，而是说为了发现年轻的英才，自己常常花尽心血。

“纵然此人盗嫂，收取贿赂，只要有才能就采用。”曹操常这样说。

曹操曾有个歌喉美妙的歌妓。虽然歌声动听，但性格极坏。曹操想杀她，但又惜才，最后还是无法忍受。于是，选取百名歌妓，让她们同时练习，不久，终于出现了可以与她匹敌的美声，就杀了那个脾气坏的歌妓。这大概是为了宣扬曹操的残忍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但却正好显示出曹操是多么地爱才。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短歌行》的结尾。

星影稀疏，明月当空，鸟雀南飞，却绕树几周，是否因为找不到做巢的树枝？

在这里，表达了曹操渴望英才的心情。有没有胸怀英才，却不被任用的人？

高山、深水，体现了宽大的包容力。自己想成为有宽大包容力的人，将英才网罗于自己幕下。据说过去，有人来拜访周公，他吐出刚塞进嘴的食物，马上见面，因为访问者也许是英才。如此渴求人才，天下人心都归附了周公——曹操自己也想向周公这样！

这首诗据说是在赤壁之战之前，横槊而作的。

而且，据说部下刘馥进言说，鹊找不到栖息的树枝，不吉利，曹操当场刺杀了他。

这段故事最不可信。

如此热情、真诚地吟咏招纳人才的愿望的人，在作诗之后，马上发疯似的杀死也许是人才的部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最多只是训斥一声而已吧。一定是传言越来越夸张，变成了刺杀。

这是因为，曹操很痛恨迷信。无枝之鸟不吉利，这种迷信，必然会遭到曹操的唾弃。

曹操年轻时成为济南郡十余县的相，也就是他成为政治家之后首先着手处理的是，禁止其他邪教淫祠。

7

讨厌迷信，说明曹操是彻底的合理主义者。诗人和合理主义者，两者并不抵触。

现在，禁止迷信和邪教淫祠，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三世纪初，却是痛下辣手的做法。可以想象正是这种果断决然，令种种“残酷物语”安在了他头上。

曹操是最早给兵书《孙子》作注释的人。在当时的实际战争中，咒术色彩很浓厚，曹操是最早把战术和咒术清楚分开的武将。

战争中的咒术，一直存在到后来。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的炮击很准确，清朝认为英军中有灵通的咒术师。为了破咒，收集了许多桶形涂漆的当时妇人的尿器，装在船上，口朝向英军军舰。这是产业革命以后的事，所以很让人不好意思。连三世纪初的曹操，都不承认咒术有什么效果。

咒术不可信，能相信的就只有人的能力。这是极端的人类主义，跟热衷人才征用紧密相关。

而且，曹操自身有很强的要求否定身份的动机。

他是服侍后汉禁中四代皇帝的宦官曹腾的孙子。曹腾曾成为皇后的侍从“大长秋”，最后被封费亭侯。然而，不论官位多高，宦官还是宦官，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有缺陷的残废而加以轻蔑。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说：“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中国经常说“三世清白”。跨越三世，是指可以进行确实调查，没有人被处以宫刑是“清”的具体内容。仕于宫廷的学者称自己是“清流”，同样仕于宫廷，要和宦官区别开来。

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一起乘车，孔子认为不洁，离开卫去了陈。普通人只要听到宦官，也会面露厌恶。

曹操就是这样的宦官的孙子。

作为丧失了生殖功能的男性，宦官有子孙，本身很好笑，他们被允许收养子继承家业。曹操的父亲曹崇，就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曹操是宦官家之子，从幼年时起，大概就不断看到别人轻蔑的白眼，听到侮辱的话语吧。他心里必定累积了对此的抗拒。

据说宦官别无乐趣，唯独热衷于储蓄钱财。像曹腾这样的高级宦官，大概会赚不少钱。很容易想象，这成为参加霸权争夺的曹操的经济后援。

一边轻蔑宦官，一边在其财力面前平身低头、效犬马之劳的“清流之徒”，曹操从小时候就见惯不怪吧，因此其抗拒之心更加强烈。

赤壁决战前，吴国的意见分为要和平还是战争两种。所谓和平，其实是投向曹操。吴国名将周瑜、鲁肃是主战派，张昭等拥护和平论。这时，主战派鲁肃对主君孙权说：

如果投降，请送我回故里临准，家世不错，我或许还能乘牛马带侍从。但你是因武勋上升的新兴贵族，家世并不怎么样。即使投降也不能有我那样的地位。

语带威胁。

可以看出来，光是靠家世这张牌，就能过得很好。

经过王莽篡权后的后汉时代，走向了另一端，特别注重家世。

“真愚蠢。”生于宦官家的曹操，内心大概这么想吧。正因为如此，曹操才信奉才能至上主义。

不过，曹操反抗的能量，似乎并没有放在打破身份制度上，而是放在把自己的家族贵族化上。

这就是一世英豪曹操的不足之处。

8

可以想象，很多对曹操不利的故事，都是有意编造出来的，但到现在并没有证据。只有在孙盛的《魏氏春秋》中露出了尾巴，该书介绍曹操说：“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这是原样照搬了《春秋左氏》中吴王夫差所说的“勾践将生忧寡人”，很明显，并不是曹操的原话。

以一推十。

在战乱的时代，血腥事件、残忍冷酷的故事，一定堆积如山。似乎曹操这个人物把这些故事当作自己身上的事，一手接下。

——这个故事很像曹操做的事。虽然不是他做的，但作为他的事迹很有趣。

这样一想，不管谁是故事真正的主人公，都不知不觉被换成曹操。

曹操多情多恨，感受丰富，神经敏锐，行动力强，这些本身具有的特点，也很容易被安上各种故事。

而且，曹操在世时，听到关于自己的无稽之谈，也完全不当一回事。

这从他的诗人性格中可以想象出来。

在《魏武故事》里，有一则有趣的布告内容，是曹操自己的自白。

布告中说，他年轻时，曾希望成为一郡太守，治理有方，以此扬名。

后来，被召去讨伐黄巾贼，立军功被封为诸侯，只盼望死后自己的墓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之后，他的野心渐渐变大，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成为丞相、然后建立新王朝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这则布告，作为他的告白，应该是真实的吧。

9

曹操在本质上是成功了的机会主义者。

迅速、有效地利用了被给予的机会，能做到这一点，凭的是诗人敏锐的直觉——以最短距离到达目的地、省去不必要的浪费的合理主义（也可以说是能率主义者），以及集中了优秀人才。

对形势的快速反应，来自诗人的敏感，这也是被认为是他的最大特长的“机智”，对对手来说则是“奸智”。

在不良青年时代，他和友人袁绍（后来成为对手），去抢新婚的新娘，这是一段很不光彩的故事。一进人家家门，就大呼“小偷”，以转移家人的注意，然后拔刀威胁新娘，达到目的。但离开时，被追兵追赶，袁绍掉进荆棘丛，也许是扭伤了，动弹不得。这时曹操大叫：“小偷在这里！”

袁绍慌忙拖着伤腿拼命逃跑，两人都逃过一劫……

这个故事就属于“奸智”吧。“机智”的例子是，他似乎喜欢猜谜，有好几个故事。

那是曹操当上丞相后，建起府邸，建造相国门时的故事。当时椽子已经架好，曹操点检后，要在门上题额，写了“活”这个字。主簿杨祖德看见之后，马上把门卸下来。门中有“活”就是“阔”——宽广的意思。暗指太宽了，这是谜底。也许是避免门太气派，被怀疑有篡夺之意。

介绍一个效率主义的故事。

刘表有重千斤的大牛，十分得意。这头牛所吃的草和豆是普通牛的十倍，但谈到负重，还不及一头母牛。曹操占领荆州后，得到了这头牛，煮其肉以鼓舞士卒。

由此可以窥见曹操强烈的效率主义的冰山一角。

10

到这里，必须对曹操下一个评断了。

名声不好的曹操，到现在给他平反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近人中，鲁迅最力撑平反说。和秦始皇一样，曹操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我也不认为曹操是大家所传说的恶人，然而，也不是绝世大英雄。用一句话说，应该是成功了的机会主义者吧。更进一步，带着偏爱来看，可以说是可能开启近代的人物。烧比叡山［31］、攻石山本愿寺的织田信长，酷似曹操，他们都还差一步就开启了近代，但还是未能超越时代。

这正是因为缺乏哲学思想。

嘲笑身份制度的不合理，高举效率主义的大旗，广收人才，只是达成眼前一个又一个目的的“手段”而已。

对于合理主义而言，应该改变人们的意思，使他们接受合理主义。曹操没有向世人宣布这一大哲学，很可惜。不过，指望他这个忙碌的机会主义者做到这一点，一开始就不可能吧。

小说和戏剧《三国志》中有趣的是，英雄豪杰如浮云般出现，并取代彼此。本来，在抱着“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信念的中国，为什么三国分立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答案是英雄太多了。

我认为，反过来可以说，三国时代，没有出现有统一天下器量的、特别杰出的大天才。

二流英雄们争夺天下，因此才好看，曹操是其中的怪胎。他喜欢文学，有点不正经，果断坚决，是个有趣的人物。

如前所述，曹操和织田信长很相像。更有趣的是，曹操还是个诗人。

在中国旧诗论《诗品》中，将诗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曹操被放在“下”里面，评价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我并不认为他的诗才不及被评为“中”的儿子曹丕。不过，这里不是论曹氏父子的诗的地方。

只想加上“悲凉之句”，那要算以“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结尾的、歌咏出征兵士之苦和战乱之可恨的《苦寒行》。

如此深切地歌咏士兵的悲哀的曹操，不可能是惨无人性的恶魔。

注释

［1］罗伯特·福琼（Rorbert Fortune，1813—1880），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旅行家。

［2］友田恭助（1899—1937），新剧演员。

［3］退伍军人。

［4］武见太郎（1904—1983），日本医生，曾任日本医师会会长（1957—1982）、世界医师会会长（1975）。

［5］“林”的日语训读音。

［6］闭居在神社、寺院内一段时间，斋戒祈祷。

［7］束衣带。

［8］这个词在日语中有织布机、幡、旗的意思。

［9］1人们。

［10］家臣们。

［11］士兵、军人。

［12］小伙子、年轻人。

［13］坏人、坏蛋。

［14］二战中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

［15］江户时代村民对违反村规的人家实行的断绝来往的制裁。

［16］帮派头目。

［17］部下、喽啰。

［18］日本的一种妖怪。头伸得很长，或是头可以自由飞行。

［19］以四十八张写有用《伊吕波歌》的四十七个字加“京”字为头一个字的四十八句谚语，以及绘有这些谚语内容的四十八幅画所组成的一付纸牌。

［20］浅野长矩，江户中期的大名。赤穗藩主、浅野长友之子。在德川将军招待天皇敕使的仪式中，拔刀砍伤吉良义央而被判切腹。

［21］传说中的怪童，力大无比。

［22］相扑力士的最高级别。

［23］二月的第一个午日，稻荷神社举行初午祭。

［24］力士的级别之一。有东小结、西小结之分。

［25］力士的级别。

［26］“横纲”、“幕下”都是大力士的级别。

［27］黑店，客人被花言巧语骗去，并强迫消费。

［28］“暴”在日语中读音为“bo”。

［29］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大学。

［30］源义经（1159—1189），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武士。

［31］位于京都府和滋贺县之间，是天台宗的大本营。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上篇

第一章　关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一问一答

——你到底知道多少？

第二章　唇与齿——交往历史

——从中国古籍看日本历史

互不相干的邻居

暗号之扇

唯锦旗是瞻

第三章　“面子”与“物哀”

——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日本没有黄河

全民学铁炮

胡服骑射

同根

差别

第四章　言灵

——迷信“同文同种”的危险

路标

模糊一点

不可迷信“同文同种”

第五章　“血统”与“文明”

——日本文明的源头在于“对血统的信仰”

尊血主义

文明来自中原

文明的边缘

最根本的差别

第六章　“完整”与“不完整”

——重视平衡的中国人与嗜好不平衡的日本人

凿石之人

慕拉士的悲剧

对称性

第七章　“人性”和“分寸”

——从“自杀”看差别

罗敷之歌

人

自杀的规矩

政治即文化

第八章　我们这对邻居

——长短相补，此为摄理

名与实

龙与凤

下篇

第一章　邻人

旗与城

血与文明

日本人的可恶之处

刺身灭亡

国花

身边笔墨

第二章　汉字病历

中国鬼不是红色

钟馗·胜负

“藝”与“芸”的区别

横向命名

喜欢排位

“塌塌米”和“席”

山坡上的茶店

六甲山房取名记

“之”字

第三章　两个《杜子春》

第四章　隐者

第五章　田冈岭云和嘉纳治五郎

第六章　日中交往和朝鲜之役

第七章　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