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尔克

［美］沃尔特·劳德着　黄佳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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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美］沃尔特·劳德着　黄佳瑜译.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8.

CAEBN：7-001-000-20170830-4

分类号：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712.45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敦刻尔克

［美］沃尔特·劳德着　黄佳瑜译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东总布胡同58号天润财富中心B座13-1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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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2017.8.27

更新时间：201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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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00-2418-2

出版时间：2017.9

目　录

前言

陷入重围

十七号乍现

发电机行动

争取时间

兵多舟少

危险缺口

暗夜鱼雷

遭遇空袭

同舟共济

携手前行

坚守周边防线

努力祷告

撤离完毕

最后一夜

共创奇迹

参考文献

鸣谢

贡献者名单

前言

似乎逃不掉了。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四十多万盟军被逼退到法国敦刻尔克港附近的佛兰德斯（Flanders）海岸。希特勒的坦克先遣部队只在十英里之外，两军之间几乎毫无屏障。

然而，被围困的部队终究获救了。到了仅仅十一天之后的六月四日，超过三十三万八千名士兵在史上最伟大的拯救行动中，安全撤回了英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转折点。

“只要英语绵延不绝，”《纽约时报》宣告，“‘敦刻尔克’一词将被人们以崇敬之心永远传诵。”这句话或许稍嫌夸张，但是这个词——这起事件——确实已活在人们心中。对英国人而言，敦刻尔克象征着愿意为群体利益牺牲奉献的伟大情操；在美国人眼中，它已经跟《米尼弗夫人》（Mrs.Miniver）、小型船只、小说《雪雁》（The Snow Goose）一样，意味着海上逃亡；对法国人而言，它意味着痛苦的挫败；而对德国人来说，则代表一去不返的良机。

以上种种形象各自存在某部分真实性，但都未能直指事件核心。人们习惯以一连串的日子来看待敦刻尔克；事实上，应该把它视为一连串的危机。一场危机刚刚化解，就迎来另一场危机；同样的模式反复发生。真正重要的，是人们同仇敌忾，拒绝被接踵而来的无情打击摧毁信心。

由此看来，敦刻尔克最首要的意义是一份鼓舞人心的力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人类临危不乱、随机应变、克服逆境的能力。简而言之，它是一块永垂不朽的纪念碑，象征着人类不可消灭的坚定意志。

陷入重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惊觉事情不对劲的特殊时刻。对英国皇家空军科勒德上校来说，那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四日，在法国东北部一个叫作韦万（Vervins）的集市小镇。

自从“大战爆发”（the balloon went up）以来——英国人喜欢如此指称德军的西线突袭——五天过去了，情况混沌不明。科勒德从位于阿拉斯（Arras）的英国总司令部出发，前来跟科拉普（André-Georges Corap）将军的参谋商议局势。科拉普将军的法国第九军团，此刻正负责镇守南方的默兹河（River Meuse）。

两国盟军之间像这样开会商议，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不过今晚的情景却大有蹊跷：科拉普的总部莫名其妙消失了，将军和他的部下全都不见踪影。只有两名精疲力竭的法国军官留在大楼里，围着一盏防风灯屈膝而坐……据他们说，他们等着被俘。

工兵格里姆的觉醒时刻发生于皇家第二一六野战工兵连穿越法国乡间往前线挺进的时候。当时，他察觉军队正准备炸毁一座桥梁。“前进的军队，”他沉思着，“不会炸桥。”上等兵莱特的觉醒来得更加勐烈：他前往阿拉斯替所属无线通信分队收取当周邮件，一辆附边斗的摩托车从他身旁呼啸而过。莱特一开始不以为意，仔细看才吓出一身冷汗。他倏忽明白那是一辆德国摩托车。

对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来说，那是五月十五日上午七点半。他正在海军总部大楼的寝室睡觉，床边电话响了，法国总理雷诺来电。“我们被击溃了。”雷诺不假思索地用英语脱口而出。

一阵尴尬的沉默。丘吉尔想办法让自己镇定下来。

“我们被打败了，”雷诺继续说道，“我们输了这场战役。”

“想必不可能输得这么快吧？”丘吉尔终于勉强说出话来。

“色当（Sedan）附近的前线被突破了，拥入大批德军坦克和装甲车。”

丘吉尔想尽办法安抚雷诺——提醒他别忘了一九一八年的黑暗时期，到最后终究苦尽甘来——不过雷诺依然心慌意乱，从头到尾重复同一句话：“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输了这场战役。”危机如此凶险，而透过电话所能掌握的讯息如此有限，丘吉尔决定在十六日亲自飞往巴黎视察局势。在奥赛码头（Quai d'Orsay），他发现人人露出万念俱灰的神色，年长的办事员已开始在花园里焚烧档案。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九一八年以来，法军普遍被视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虽然德国在希特勒重整军备之后，俨然在欧洲形成一股新的军事力量，但是德军的将领还未经考验，德国的武器似乎只是骗人的玩意儿，一般认为第三帝国接连并吞中欧国家，靠的不过是威胁与恫吓罢了。而当战争终于在一九三九年爆发、波兰于三周后沦陷，人们还是不当一回事，认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波兰——不会发生在西方。至于丹麦和挪威在一九四〇年四月相继失守，似乎只是个卑劣的诡计，迟早会导正回来。

然后历经八个月的平静——所谓的“假战”（the phony war）后——希特勒突然对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发动攻击。盟军最高司令莫里斯·甘末林将军（Maurice Gamelin）认定这次攻击是一九一四年的旧事重演，紧急调遣北方的部队（包括英国远征军）前来救援。

不过甘末林误判局势。这次战役并非一九一四年老调重弹。德军主力并未大举横扫佛兰德斯，反而往南突袭，穿越“不可穿越”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照理这片山区不适合坦克作战，法国甚至懒得拉长据说不可逾越的马其诺防线来防御这块地区。

另一项误判是当德国波克上将（Fedor von Bock）的B集团军把盟军钳制于比利时之际，伦斯德上将（Gerd von Rundstedt）的A集团军冲破了阿登天险。在一千八百零六辆坦克打头阵、三百二十五架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的护航之下，伦斯德的纵队强行渡过默兹河，像尖刀似的划过法国乡间而来。

科拉普将军倒霉的第九军团首当其冲，这个军团主要由二流部队构成，一下子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几支零星的强硬部队力图奋战，到头来却只发现他们的反坦克炮毫无用处。一名初级军官最后在利曼火车站结束自己的生命，用明信片留下遗言给雷诺总理：“我在此自戕，总理先生，好让您明白我们是一群英勇的士兵，但是您不可派弟兄拿步枪来对抗坦克。”

在往南五十英里的色当，夏尔·恩齐热将军（Charles Huntziger）的第二军团也出现类似状况。当德国坦克步步逼近，第七十一师的士兵倒转了钢盔——这是共产党的召集信号——朝后方逃窜。

法军的三个坦克旅企图挽回颓势，却毫无机会。其中一支坦克旅耗尽油料，另一支在火车调度场卸除时被逮，第三支则沿着前线零星作战，遭到各个击破。

此刻，德国装甲部队的前方已经清空，毫无阻碍。五月二十日刚过上午七点，在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Heinz Guderian）精良的第十九军当中，两个师的兵力开始朝佩罗讷（Péronne）西进。十点钟，他们铿然踏过阿尔贝（Albert）小镇，一群缺乏训练的英国本土军（English Territorials）试图以纸箱设置的路障阻挡他们前进……十一点，德军抵达埃多维尔（Hédauville），缴获一组仅配备训练弹药的炮台……中午，第一装甲师攻占亚眠（Amiens），古德里安在此暂歇，得以欣赏优美的教堂塔楼。

德军第二装甲师浩浩荡荡前进。下午四点，他们占领了博凯纳（Beauquesne），缴获一仓库的战备，包括英国远征军的所有地图。最后，到了晚上九点十分，他们抵达阿布维尔（Abbeville），直逼海滨。德军这次在十四小时内长驱直入，挺进四十英里，将盟军一分为二。如今，英国远征军、两支法国军队，以及全部的比利时军队，总共将近百万名士兵全被困在佛兰德斯，背临大海，随时可能被一举歼灭。

然而，深入比利时境内的英国前线部队对其侧翼及后方的局势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自己在迪勒河（River Dyle）成功阻挡德军前进。五月十四日（伦斯德痛击科拉普那一天），皇家炮兵团上等兵沃特金听到盟军大胜的传闻，他当天晚上偷偷摸摸在日记里写下的全都是好消息：

敌军撤退六点五英里。入夜以前平静无事。我们对紧急求救线开火，阻挡了野蛮人横渡迪勒河。许多德国佬阵亡或被俘，共有两万七千名德军丧命（官方数字）。

隔天情势突变。法军在南方瓦解，德军从缺口大量拥入。没多久，密密麻麻的炮火攻向英军侧翼。这天晚上，一头雾水的沃特金只能写道：

什么鬼日子啊！我们订于晚上十点半撤退，过程中遭遇勐烈炮火攻击。感谢上帝，所有人平安无事……除了震惊之外，我安然无恙。

绝大多数英国远征军对骤然改变的情势同样大惑不解。十六日到十七日之间，部队开始沿线撤退，越来越多炮口转向南方及西南方。十八日，艾塞克斯军团第二营受命面朝南方镇守拉巴塞运河（La Bassée Canal）。营长威尔逊少校心中存疑——敌军不是应该在东面吗？“长官，我也不明白，”刚刚从旅部回来的普赖斯上尉想法一致，“但那就是我们收到的命令。”

有一个人非常明白，那就是为这些权宜措施布局的操盘手：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勋爵（Viscount Gort）。五十三岁的戈特勋爵身材高大魁梧，他并非一位军事策略家（这类议题他乐得听从法国人指挥），不过，他具备军人的特定美德，此刻正好派上用场。他是个伟大的战士，曾经在一九一八年成功突袭兴登堡防线，赢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性格沉着冷静，即便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

他的法国上级阿方斯·约瑟夫·乔治将军（Alphonse Joseph Georges）此刻或许潸然泪下，但是戈特绝不会流泪。他有条不紊地将任务转变成掩护已暴露的侧翼，并且撤离他的部队。他训练有素的战斗师在东面与德军缠斗，为了应付南面与西面的新威胁，他东拼西凑出一支杂牌军，指派他的军情部首长诺尔·梅森-麦克法兰少将（Noel Mason-MacFarlane）担任指挥官，并且为这支军队取了一个贴切的名称：麦克军（MACFORCE）。梅森-麦克法兰是个卓越的将领，但是他的行动最大的效果反而严重破坏了阿拉斯总司令部的情报网。戈特对此似乎不以为意：身为永远的战士，他反正也用不着那些参谋人员。

与此同时，他配合法国人制订的时程表，在五月十六日晚间开始将前线部队撤离迪勒河。新的防线退后六十英里，设于埃斯科河（River Escaut） [1] 。这次撤退将分三阶段进行。

像冷溪卫队第二营这类的精锐部队，几世代来拥有使命必达的优良传统，他们无懈可击地完成了命令。对其他单位而言，纸面上的精确指令实际上却未必可行。负责传递命令的摩托通信员并非总能找对地方：有几个团出发得晚了，有几个团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还有几个团转错了弯。其他军团堵在车阵之中，无法动弹，更有一些军团从头到尾就没接到命令。

皇家野战炮兵团第三十二营就对撤退计划一无所知。他们朝代勒疾行，消息传来，指示他们在离河几英里处的阵地待命。炮手夏塔克奉命开一辆卡车去领取军粮，他完成了任务，但是一回到原处却发现整个军团消失无踪。担心了一整夜后，他决定朝大马路出发，希望至少能找到战友的一丝踪迹。

他立刻被一波奔跑的人群淹没。“快啊！快跑！”他们喊着，“德国佬已经冲破防线，现在只能各自逃命了。”他们拥上夏塔克的卡车，连车顶、发动机盖和保险杠上都挤满了人。

夏塔克随着人潮往西前进。开头几英里行车顺畅，但是路途逐渐变成了一场梦魇。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烈日下倾巢而出，他们之前让英国纵队毫无阻碍地深入比利时境内，但是回程就另当别论了。斯图卡的机身和炸弹都安装了音哨（德国人称之为“耶利哥的号角”），在大肆屠杀与恫吓之际发出刺耳的尖啸声。他们俯冲后回升，沿着车顶低空飞行，拿机枪疯狂扫射。

又热又闷的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燃烧橡胶的气味，车辆速度越来越慢，终至变成了爬行。哭泣的难民蜂拥而来，夹杂在茫然失措的部队当中。路边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废弃的手推车、脚踏车、婴儿车和被焚毁的私家汽车。

车潮最后终于完全停滞不前。夏塔克的乘客发现用走的还比较快，决定弃他而去。没多久，他便孤零零坐在这辆停转的卡车里。他爬上车顶，但是看不到任何出路。后方的车龙跟前方一样长，而马路两旁的深沟则排除了越野脱逃的机会。在这个炽热而硝烟滚滚的五月下午，他只能陷在这个地方，动弹不得。他从来没有如此孤独与无助，以前总会有人来下命令，现在没有半个人了。

事实上，他不可能跟前一天离奇消失的军团离得太远。当时，一名爬上电线杆的观测员报告：“在一两片田野之外，有许多头戴煤篓的士兵。”军团立即撤退。

对上等兵金特里来说，这仿佛重演了电影《宾虚》里的战车比赛一幕。整个军团持枪上阵……呼啸着冲过草原……然后朝大马路狂奔，循原路回去。

当他们暂时停下脚步，射光了所有弹药时——他们仿佛没有特定目标，距离也很遥远——天已经黑了。入夜之后继续前行。金特里完全不知道军队要走去哪里，只知道服从领袖。

午夜，他们再度歇脚。开始下雨了，疲惫的士兵围着微弱的营火挤成一团，一边嚼着大锅菜，一边交换各自经历过的恐怖故事。

天亮的同时雨也停了，他们再度踏上另一个晴朗的日子。一架德国“费斯勒大鹳鸟”（Fieseler Storch）侦察机出现，在他们头顶低空盘旋，显然不怕任何截击。第三十二营的士兵明白：自从战役开打以来，他们就没见到英国皇家空军的踪影。根据经验，他们知道来复枪毫无用处。不过金特里在盛怒之下还是疯狂地开火，尽管他心知肚明等到“大鹳鸟”飞走才是真正该担心的时候。

当“大鹳鸟”终于转向离去，十几架轰炸机从右方现身。第三十二营在一个村庄边缘紧急停下脚步，喊叫声四起：“散开！找掩护！”飞机开始轰炸时，金特里跑进一个满是泥泞的农家院落，躲进干草堆里。四周乱哄哄地，然后一声轰然巨响，地面像果冻一般晃动。接着是一片死寂。

金特里爬出来。一颗巨大的未爆弹卡在几英尺之外的泥泞里。它的尺寸如同一台家用冰箱，形状像雪茄，尾翼竖起。一头大肥猪摇摇摆摆踱过院埕，开始舔起它来。

众人继续上路。在金特里看来，第三十二营似乎一直在兜圈子，永远摸不清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正往哪里去。他们偶尔停下来发射几轮炮火（金特里从来不知道目标是什么），再接着行军。他的心思飘回去年冬天的里尔（Lille），他跟几个朋友会去他们最爱的咖啡馆，一起高唱《跑啊，兔子快跑》（Run，Rabbit Run）。此刻，他悲哀地想着，我们就是一群跑来跑去的兔子。

到了登德尔河（River Dendre），第三十二营再度准备行动。这里的交通特别糟糕，只有寥寥几个渡口，而且每个人都想过河。金特里发现好几辆三轮摩托车驶入左边的原野，士兵跳下摩托车的边斗，拿机关枪向他们扫射。

德国佬来了！英国炮兵赶忙展开行动，瞄准可见的目标开火。双方激战了五分钟，摩托车队终于被赶跑，不过没有时间庆祝：一支德国战斗机中队从晴空中俯冲而下，开始对地面进行扫射。

仿佛这样还不够刺激似的，传闻有一种新的危险出现。据说敌军乔装成难民，渗透了盟军的防线。命令传来，从现在起，每一个女人都必须在枪口下接受盘查。下一步是什么？上等兵金特里纳闷：居然有男扮女装的德军！

对德军第五纵队的恐惧像传染病般散播开来。关于德国伞兵打扮成神父和修女的情节，每个人都有一套精彩的故事可说。一名隶属于皇家通信连的士兵表示就在大轰炸之前，有两位“修道士”造访了他们的驻扎地。也有人说敌方情报员伪装成宪兵，故意将车队引导到错误方向。还有无数的故事，描述狡猾的“农夫”在玉米田和麦田中切割标志，指向特定目标。指标的形状通常是箭头，有时是一颗心，还有一次是第三军团的无花果叶徽记。

隶属第二军团总部的通信小队收到预警，得知德国已派遣出多名打扮成修女、神职人员和学生的间谍。所以在撤退期间的一个阒黑夜晚，当他们退离乾道稍事休息时，特别加强了警戒。第二天拂晓，他们被哨兵的喊叫声惊醒。哨兵报告说有个拖着降落伞的人影蛰伏在树丛之间。接连两次出声盘问却毫无反应之后，班长命令该名哨兵及通信兵萨利伯瑞朝对方开火。人影倒下，两名士兵冲去查看他们击中的目标。结果是一个穿着灰色丝绒西装的平民，手上紧握的不是降落伞，而是一张平常的白色毛毯。他被当场击毙，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班长咕哝着说世上又少了一个德国兵，部队很快再度上路。萨利伯瑞后来才得知真相：卢万（Louvain）一家精神病院刚刚释放出全部病友，被击毙的男子就是其中一人。这起事件让萨利伯瑞心情沮丧，四十年后依然良心不安。

当然，第五纵队的行动确有其事。举例来说，冷溪卫队第一营和格洛斯特卫队第二营都曾遭受狙击手袭击。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修女”就是真正的修女，而神父就是真正的神职人员，他们的怪异行为纯粹是因为害怕。指错方向的宪兵通常也货真价实，只不过是做事有点煳里煳涂罢了。

但是当时有谁分辨得清？每个人都形迹可疑，人人自危。炮兵阿瑟梅发现，脱队很可能引来致命的危险，他和两名弟兄跟所属的榴弹炮兵连走散了。他们听说队伍退回了埃斯科河畔的比利时小镇图尔奈（Tournai），因此驾着连队卡车行驶于各式各样的乡间小路，设法归队，却一再被英军后卫部队拦下来盘问，每个人似乎都按捺不住扣扳机的冲动。

终于抵达了图尔奈，但是他们的麻烦还没结束。一名中士和两名大兵手持刺刀，强迫他们摧毁卡车。然后他们被押着穿过埃斯科河上的最后一座桥梁，交给三名口气更凶恶的步枪兵，带往小镇边缘的一座农庄，再度接受分别盘查。

最后终于排除嫌疑，不过这三个男人又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部队。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指点方向，而他们探听来的一点消息全都是刻意误导。阿瑟梅很难相信这群充满敌意的家伙竟是自己的袍泽。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不仅如此，这几个阴沉而多疑的后防部队，是困惑的撤退大军和进犯德军之间的唯一阻隔。有些部队（例如冷溪卫队和掷弹兵卫队）是纪律严明的近卫军团，有些部队（例如北安普顿第五营和汉普夏第二营）名气没那么响亮，专业度却毫不逊色。标准程序是在运河或河川后方深掘壕沟（通常在夜间进行），白天以大炮和机关枪阻挡德军前进，然后撤退到下一条运河或河川，重复同一套公式。

他们的效率有如机器，但是没有机器会像他们那般疲惫。深掘、战斗、后退，日复一日，永远没时间睡觉。东萨里军团第一营终于发明出一边行军一边打盹的方法。只要手挽着手，两端的人可以拖着中间的弟兄往前走，让他小睡片刻。大家轮流休息。

在佩克（Pecq）一带，当冷溪卫队第二营的兰利中尉受命负责埃斯科河的桥梁时，连长麦克科戴尔少校命令一名军士站在一旁待命，倘若兰利试图坐下或躺下，格杀勿论。兰利的任务是在德军抵达时炸毁桥梁，麦克科戴尔向他解释：“你只要一坐下或躺下，就会立刻睡着，那是绝不允许的事。”

敌军的先遣部队通常只在十到十五分钟的路程之外。不过到了五月二十三日，绝大多数盟军部队都已设法回到法国边境。短短两周前，他们才斗志昂扬地从这里出发，朝比利时进击，迎接他们的欢呼声、鲜花和美酒都还历历在目；然而此刻，当他们仓皇撤退，穿越这片焦土的瓦砾堆时，实在无颜面对镇民的斥责眼神。

东萨里军团第一营撤回法国后，泰勒少尉受命前往里尔领取物资。里尔位于军营所在地的大后方，泰勒料想：比起他在比利时的恐怖经历，这次任务正好可以换换心情，轻松一下。但出乎意料的是，车子越接近后方，战争的喧闹声就越大。泰勒恍然大悟，德军不仅位于英国远征军的东面，也出现在南面和西面。他们实际上已被敌军包围。

戈特将军为了掩护侧翼与后方而仓促凑成的杂牌军，此刻正死命支撑：在阿拉斯南部，欠缺作战经验的二十三师面对德国隆美尔将军（Erwin Rommel）的坦克部队，手上连一支反坦克炮都付之阙如；在圣波勒（Saint Pol），一支机动的机器脚踏车部队正挣扎着阻挡德军第六装甲师；在斯滕贝克（Steenbecque），皇家诺桑伯兰郡燧枪兵团第九营严阵以待。这是一支缺乏训练的英国本土军，“大战爆发”时，他们负责在里尔附近兴建空军基地，如今，他们被归入称为“波尔军”的临时防卫部队。他们未接到任何指令，只知道他们的指挥官突然不见了。

此时，营中唯一的正规军官比米什上尉接掌指挥任务。他设法集结士兵，在有利的地点挖掘壕沟、架好枪支，成功阻挡德军前进，争取到重要的四十八小时。

情况难得如此井井有条。服役于运兵分队的二等兵史特拉顿，就觉得自己在法国东北部到处游荡，漫无目的。一天晚上，运兵车停在圣奥默（Saint-Omer）镇外的树林间，突然有几名法国人冲到马路上，激动地大喊：“德国大兵！德国大兵！”（Les Boches!Les Boches!）侦察队在仓促间带回令人不安的消息，德国坦克正逐渐迫近，距离只有十分钟路程。

士兵准备好战斗，然而他们的装备只有几支博斯（Boyes）反坦克步枪。这种武器面对坦克毫无用处，但是后坐力强大，据说曾导致发明者肩膀脱臼。他们收到的指示是：未听到号令之前，所有人不得开火。

紧张时刻到来，接着是隆隆作响的发动机声和脚步声，清晰可闻。声音越来越大，直到一支坦克车与摩托化步兵纵队浩浩荡荡从史特拉顿蜷伏的林间小路旁走过，简直不可思议。树丛显然掩护了卡车，因为坦克并未发现他们，而英军也从未开火来吸引注意。他们终于走了，隆隆声渐行渐远。运兵营指挥官开始研究地图，试图寻找安全的回程路线，避免另一次如此胆战心惊的经验。

部队被切断补给、迷失方向或者被完全遗忘，全都是家常便饭。平常负责操作混凝土搅拌机的工兵柯尔斯，如今被编入阿拉斯以东的麦克军。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因此柯尔斯与另一名上士打算趁着到奥尔希（Orchies）附近修复抽水机时，想办法挤些牛奶回来。

隔天傍晚，两名士兵修好抽水机之后，决定走进奥尔希镇，毕竟他们依旧没有食物，甚至没有毛毯。而如今这地方竟然成了一座鬼城——不论百姓还是驻军，所有人全都无影无踪。

不过他们确实发现了海陆空三军合作社的供应仓。英国阿兵哥向来把三军合作社视为满足一切需求的救星，柯尔斯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好事，工作人员全跑光了，货架上摆满了珍馐佳肴，应有尽有。

他们找来一张担架，在上面堆满香烟、威士忌、杜松子酒和两张折叠椅。柯尔斯和上士回到抽水站，为自己调制了几杯美酒，窝在椅子上睡了几天来最安稳的一觉。

隔天早晨还是没接到命令，马路上依旧杳无人迹。他们显然已被抛下和遗忘。当天稍晚，他们见到四名同样跟部队走散的法国大兵在隔壁农场游荡。同是天涯沦落人，柯尔斯从他偷藏的三军合作社存粮中挖出五十包香烟送给他们。这几名法国兵大受感动，拿出一小只烤鸡作为回礼。这是柯尔斯和上士几天来的第一顿正餐，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这也将是他们在法国的最后一餐。

此时，他们一心只想离开抽水站。此地空无一人，这只能表示他们身处于两军交战之前无人敢闯入的真空地区。柯尔斯同意走到大马路上，心里想着或许能碰上恰好经过的后卫部队车辆。虽然机会不大，但是当一名形单影只的英国大兵骑着摩托车賓士而来时，一切都有了回报。柯尔斯招呼他停下来，英国大兵答应跟附近一个同样迷了路、被遗忘的工兵队寻求协助。不到二十分钟后，一辆卡车突然转进抽水站前院，接了柯尔斯及他的同伴，加速朝北方相对安全的地方出发，但愿至少能获得较清楚的讯息。

通信故障的情况在西部最为严重（这是防御部队仓促成军无可避免的结果），不过其他地方的问题也很棘手。战争一开始，法军高层便抛弃了无线通信，他们说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截取空中信号，电话线比较安全。这意味着得架设绵延数英里的电缆线，而且往往必须仰赖超载的民用电路——不过起码德国大兵不会偷听。

戈特勋爵欣然同意。法国人是作战专家，而且他们已经研究清楚了。既然他们说电话线最好，那么英国远征军照办便是。况且，法军有九十个师的兵力，他只有十个师。

五月紧接着来临，战斗面临严重考验。有些电话线很快被伦斯德的坦克车损毁，有些线路则被不断移动的盟军部队不小心切断，其他线路则在各个总部进行搬迁时断裂。光是戈特勋爵的指挥部就在十天之内迁移了七次，筋疲力尽的通信兵根本来不及架设线路。

五月十七日以后，戈特勋爵已无法跟左方的比利时总部、右方的法国第一军团，以及后方的直属上级乔治将军直接联机。命令也无法通达他麾下的指挥官。在阿拉斯，他的代理作战官陆军中校布里奇曼子爵很快认定无法仰赖总司令部。他依靠巧克力和威士忌维生，只能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唯一可靠的通信方式是亲自拜访，或者派遣摩托通信员。个性活泼的第三师指挥官蒙哥马里少将（Bernard Montgomery）经常驾车穿越乡间，把讯息塞在手杖尾端，伸出车窗外。这时，他的随员埃尔金斯上士会骑在摩托车上，取下讯息。

接着，埃尔金斯会立刻出发寻找收件人。但是骑车在陌生的道路上寻找不断移动的部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曾经为了问路，朝坐在路边的三名士兵骑去，而在他靠近的时候，一名士兵戴上头盔，埃尔金斯及时发现他们是德军。

戈特勋爵对法国军方的不满越来越深，通信故障只是另一项抱怨。甘末林是个心灰意懒、无足轻重的人，乔治将军似乎茫然失措，而法国第一军团司令加斯顿·比约特将军（Gaston Billotte）身负联络协调的重责大任，却有辱使命。战役开打至今，戈特从未收到他的任何书面指令。

沿海及南方的法军似乎彻底丧失斗志。靠马匹拖曳的大炮和运输队伍塞在马路上，导致交通严重堵塞，引发激烈口角……不止一次争执在枪口下解决。也许因为戈特长久以来对法军忠心耿耿，所以如今倍感失望。

很难说他是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撤退念头的，不过那一刻很可能出现在五月十八日的午夜左右。当时，比约特将军终于初次拜访戈特如今位于瓦阿尼（Wahagnies，里尔南方的一座法国小镇）的指挥部。比约特原本是个高大威武、精神饱满的男人，此刻，当他展开地图显示法军对情势的最新评估时，却显得既疲惫又泄气。目前已知有九个德军装甲师正往西横扫亚眠和阿布维尔，但期间却没有任何法国部队来拦阻他们的攻势。

比约特谈到反击对策，却显然心不在焉，高特不由得相信法军的反抗行动正逐渐瓦解。既然敌军已切断西边和南边的退路，唯一的机会，似乎是往北朝英吉利海峡的方向撤退。

五月十九日上午六点，戈特召集六名高级军官开会，开始筹划撤退事宜。担任副参谋长的利斯准将（Sir Oliver Leese）原来早就开始动脑筋，他草拟了一套计划，让全体英国远征军形成中空的四边形队伍，同步朝最近的法国港口——敦刻尔克前进。

这是假设军队已遭彻底包围的状况，不过情况还没到那个地步。英军所需的是一般性的撤退，第一步是关闭位于阿拉斯的总司令部，部分人员转往沿海城市布洛涅（Boulogne），其余人员前往距离海岸三十三英里的阿兹布鲁克（Hazebrouck）。指挥部则暂且留在瓦阿尼。

十一点三十分，参谋长波纳尔中将（H.R.Pownall）致电伦敦的陆军总部，向军事行动与计划部主任杜因少将（R.H.Dewing）报告坏消息。倘若法军无法巩固英国远征军的南方前线——波纳尔警告——戈特将决定朝敦刻尔克撤退。

在伦敦，那是个宁静美丽的周日。当优雅的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接到帝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Sir Edmund Ironside）的紧急召见电话时，正准备跟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共进一顿安静的午餐。身躯巨大笨重的艾恩赛德（无可避免地取了“小不点”的小名）对戈特撤军敦刻尔克的提议大为震惊。那会是个陷阱，他如此声明。

下午一点十五分，当波纳尔再度来电，艾恩赛德的惊惶已溢于言表。伦敦这头依然是由杜因负责接电话，他暗指戈特过于悲观，法军也许不像他担心的那样不堪。无论如何，为什么不舍弃敦刻尔克，改朝空中掩护较佳的布洛涅或加来前进？“就像龟兔赛跑的故事，”波纳尔冷冰冰地回答，“谁都以为兔子会赢得最后胜利。”

杜因这时提出艾恩赛德属意的方案：英国远征军应该调转方向，往南杀到索姆（Somme）。这个理论完全忽略英军绝大部分兵力在东面与德军陷入苦战、无法抽身的事实，但是波纳尔并未在这一点上多加着墨，他只是平静地对杜因再三保证，敦刻尔克行动“纯粹只是总司令心中的想法”……任何决策将取决于法军能否修复前线。不过由于他已公开宣称法军正“逐渐瓦解”，可以想见，波纳尔的这番话无法平息伦敦方面的疑虑。

杜因改采另一套策略：波纳尔是否明白从敦刻尔克撤退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而留在那里的兵力势必陷入险境？是的，波纳尔回答，他非常明白，但是往南前进无异于自寻死路。两人最终不欢而散，波纳尔觉得杜因“格外愚蠢、毫无帮助”，陆军总部则深信戈特即将陷入敌人圈套。

艾恩赛德要求立即召开战时内阁会议，召回各自到乡下度过宁静周日的丘吉尔和张伯伦。下午四点半，内阁在海军总部、丘吉尔喜欢称作“鱼厅”的房间（一间以欢腾跳跃的海豚木雕为装饰的会议厅）集合。

丘吉尔跟艾恩赛德的看法完全一致：唯一的希望是往南驱进，在索姆与法军会合。其他与会人士纷纷附和。他们决定由艾恩赛德亲自跑一趟，当面把战时内阁的指令交给戈特，当天晚上即刻动身。

晚上九点，艾恩赛德从维多利亚车站搭上一班特别列车，二十日凌晨两点抵达布洛涅。到了上午六点，他便直闯戈特位于瓦阿尼的指挥部。有战时内阁的指示做后盾，他告诉戈特，唯一的机会是率领大军调头，朝南方的亚眠前进。如果戈特同意，他会立即发布必要的命令。

但是戈特不同意。他不发一语地思索片刻，然后解释，英国远征军此刻跟东面的德军打得难分难解，根本不可能调头朝另一个方向前进。要是这么做，敌军会立刻突袭后方，把他杀个片甲不留。

那么，艾恩赛德问，戈特能否至少调动两个后备师往南推进，或许有机会跟北上的法军会合？戈特认为或许可行，但他们首先必须跟战区总指挥比约特将军做好协调。

艾恩赛德立即带着波纳尔赶往位于朗斯（Lens）的法军总部。他找到比约特和第一军团的布兰乍得将军（Blanchard）——两人都濒临崩溃状态，浑身颤抖、彼此叫嚣，毫无任何计划。脾气火暴的艾恩赛德受不了了，他抓住比约特的外套纽扣，试图摇醒这个男人。

双方最终达成共识。法军的几个轻机械化小队隔天与戈特的两个预备师并肩在阿拉斯南方发动攻击，然后与其他往北推进的法军会合。换上新的最高指挥官应该也会有帮助：温和的甘末林终于被马克西姆·魏刚将军（Maxime Weygand）取代。魏刚将军七十三岁高龄，但是据说浑身充满热情与干劲。

艾恩赛德回到伦敦，深信一旦两军会师，就能打开英国远征军调头南下的路线——这仍是他最属意的方案。戈特还是没被说服，但他是个好军人，愿意姑且一试。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富兰克林少将（H.E.Franklyn）率领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开始由阿拉斯南下。如果一切顺利，他应该会在两天之内跟北上的法军在康布雷（Cambrai）会合。可惜诸事不顺。富兰克林表面上拥有的步兵兵力，大多陷在别的地方无法抽身。左面的法国援军迟了一天抵达。照理应该从索姆北上的法军从未付诸行动。德军比预期的更难对付。当天晚上，富兰克林的攻势便渐渐熄火。

戈特将军毫不意外，他从头到尾就不相信这套南进计划。下午三点左右，甚至在富兰克林遇上麻烦之前，戈特就针对整体局势对麾下的指挥官勾勒出一幅悲观的前景。富兰克林的进攻被视为“替法军打气的非常手段”，不值一提。

同时，在另一场参谋会议中，戈特的行政官：陆军中将道格拉斯·布朗里格爵士（Sir Douglas Brownrigg）下令将后方总司令部由布洛涅搬到敦刻尔克，医疗人员、运输部队、工程营及其他“米虫”即刻迁移。后来在另一场会议中，则对这些部队颁布了一套精密详尽的撤退指令：“车辆抵达各个撤退港时，驾驶员及军用卡车必须留下，当地运输人员必须做好停车安排……”

然而，在这慌乱的下午所举办的一场重大会议，戈特和他的参谋全都缺席。新上任的盟军最高司令魏刚将军从巴黎飞抵伊普尔（Ypres），对困军的指挥官（包括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说明他的计划。不过没人找得到戈特。他再度迁移他的指挥部——这次是搬到里尔以西的普雷梅凯（Prémesques）。等到他和波纳尔抵达伊普尔，已经太迟了，魏刚已打道回府。

这表示戈特必须间接从比约特口中听到魏刚的计划。这真是糟糕，因为英军在这套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英国远征军将担任先头部队再次南击，设法与另一股北上的法军会合。如果法国和比利时部队愿意协助作战，戈特同意调遣三个师的兵力——不过要等到五月二十六日以后。

尽管戈特同意计划，却无法衷心信服。回到普雷梅凯之后，波纳尔立刻召见代理作战官布里奇曼中校。然而召见的目的并非要布里奇曼挥军南下，相反地，布里奇曼奉命拟订往北的撤退计划，将全体英国远征军退到海岸边等候撤离。

布里奇曼殚精竭虑，彻夜筹谋。最初的前提是，军队可以在加来到奥斯坦德（Ostend）之间的任何地点撤退，他必须找到英国远征军三个军团最容易抵达与防御的一段海岸。哪里有最佳的联外道路？哪里有最好的港口设施？哪里最可能得到空中掩护？哪里的地形最适合防守？有可以保护侧翼的运河吗？有可以作为据点的城镇吗？有可以泄洪的水闸来阻挡德军的战车吗？

他凝视地图，构想渐渐成形。最好的选择是敦刻尔克到比利时奥斯坦德之间的二十七英里海岸。到了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他已筹划周全，没有遗漏任何细节。各军团的撤退路线与部署的海滩都已分配完成。

同一天早晨，丘吉尔再度飞抵巴黎，希望能更清楚掌握军事情势。雷诺到机场迎接，然后急如星火地赶往位于凡森（Vincennes）的帝国大兵团总部（Grand Quartier Général）。这里的东方地毯和摩洛哥哨兵营造出一股不真实的味道，让丘吉尔的军事顾问哈斯汀·伊斯梅爵士（Sir Hastings Ismay）想起了电影《万世流芳》（Beau Geste）的场景。

首相在此首次会见魏刚。跟其他人一样，丘吉尔也对这位新司令的干劲和活力（伊斯梅心想，就像皮球一样）印象深刻。最棒的是，他的军事思维似乎跟丘吉尔相去不远。据丘吉尔所知，魏刚的最新计划是要英国远征军的八个师和法国第一军团在隔天朝西南方进击，比利时骑兵队在右翼策应。这批部队将和另一股从亚眠北上的法军“联手合作”。当天晚上，丘吉尔发电报给戈特，热烈支持这项计划。

“那家伙疯了。”隔天早晨（二十三日）电报抵达戈特指挥部时，波纳尔如此反应。军事情势前所未有地险峻：在西面，伦斯德的A集团军正朝布洛涅、加来和阿拉斯逼近；在东面，波克的B集团军迫使法军前线节节败退。而所有人，包括丘吉尔与艾恩赛德等显然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有八个师陷入缠斗，根本无法抽身；法国第一军团溃不成军；比利时骑兵队根本不存在——或者看似如此。

雪上加霜的是，比约特在车祸中丧生了，而他是唯一掌握魏刚计划第一手资料的人。他的继任者布朗夏尔将军似乎是个无可救药的书呆子，毫无指挥大军的雄图与能力。横向沟通全面断线之后，绝无可能在短短几小时之内集结三个不同国家的军力投入作战。

伦敦和巴黎继续做着美梦。魏刚与丘吉尔会面之后，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要求北部军队阻挡德军抵达海岸——完全无视德军已到达海岸的事实。五月二十四日，他声称刚刚成立的法国第七军团已挥军北上，收复了佩罗讷、阿尔贝及亚眠。一切只是幻想。

丘吉尔同样活在幻想世界中。二十四日，他对伊斯梅将军发出连珠炮似的叩问。为什么被孤立在加来的英军不干脆突破德军战线，跟戈特会合？为什么戈特不去找他们？为什么英国的坦克打不过德国的枪炮，而英国的枪炮却不敌德国的坦克？首相仍然坚信魏刚的计划，艾登发出电报敦促戈特全力配合。

将军竭尽所能地配合。他在魏刚计划中担负的南下攻击任务仍依计划进行，不过英国远征军提供的兵力由三个师缩减为两个师。德军在东面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为防万一，将军也命令布里奇曼上校随时更新撤退计划。二十四日早晨，上校制订了“第二版”的计划。最后，戈特要求伦敦派遣帝国副参谋长约翰·迪尔中将（John Dill）前来。迪尔原是戈特麾下的第一军军长，四月以后才转调总参谋部。他比较可能理解状况。如果他能亲眼看看情势有多坏，或许能让伦敦稍微恢复清醒。

“北部地区战情危急，不可轻忽。”五月二十五日早上，迪尔在抵达的一小时十分钟后报告。他的电报接着描述德军的最新攻势。他向伦敦保证盟军的南下计划依旧没变，不过补充说道：“鉴于前述情况，上述的攻击恐怕无关痛痒。”

此时，布朗夏尔将军现身了。他用罕见的乐观态度表示法军可以投入二到三个师的兵力以及两百辆坦克参与作战。迪尔满怀希望地回到伦敦——对于法军的实力，他比戈特更有信心。

这是当天的最后一条好消息。上午七点左右，东边开始传来科特赖克（Courtrai）附近的比利时防线即将崩溃的消息，而英军和比利时军队计划在科特赖克会合。如果真的被突破，波克的B集团军很快就能跟西边的伦斯德A集团军连成一线，彻底切断英国远征军通往海岸的退路。

比利时没有后备兵力，若要阻挡德军，只有靠英国人了。不过英军也已几乎不堪负荷。当负责镇守这块危急地区的艾伦·布鲁克中将（Alan Brooke）向总部求援，戈特顶多只能拨出一个旅的兵力。

那根本不够。消息越来越糟，平时很可靠的第十二枪骑兵队表示敌军已在利斯河（River Lys）一带冲破比利时防线；第四师的联络官报告，在他前面的比利时军已完全放弃作战，只是坐在咖啡馆里闲晃。

到了下午五点，戈特听不下去了。他独自躲进位于普雷梅凯的办公室，思索他从军以来最重大的决策。他手上仅剩的兵力，就是预计参与明天南下攻击的两个师。如果派他们北上填补比利时防线缺口，就是抗命，他将破坏与布朗夏尔之间的默契。他背弃的不仅是魏刚的计划，还包括丘吉尔、艾恩赛德与其余人等的见解，他将率领英国远征军踏上一条只能往海岸前进的不归路，冒险撤退。

另一方面，如果他信守承诺，派遣这两师的兵力南下，那么将被切断往海岸的退路，被彻底包围。唯一的机会是等待索姆以南的法军在最后一刻驰援，但是对此他不抱什么指望。

决策已定：派兵北上。下午六点，他取消了南攻计划，发布新的命令：一个师即刻与布鲁克会合，另一个师随后赶到。鉴于戈特对法军信心全无，他本该可以更快做出决策。但由于他骨子里有着服从、负责和尽忠的品性，如此违抗命令是一次惊人的冒险。

一个塞满文件与一个小型脱靴器的皮夹子，帮助他更加坚定决心。这是英军侦察队炸毁一辆德国指挥车所缴获的。戈特做出重大决策后不久，布鲁克带着这个皮夹前来指挥部开会。两名将领磋商之际，情报幕僚检查皮夹里的文件。其中包括了对伊普尔进行勐攻的作战计划——这证实了戈特取消南攻、转而北上的决定非常明智。

只有一件事要担心。万一这些文件是诱敌的圈套呢？不，布鲁克拿定主意，从脱靴器可以看出文件是真的。就连希特勒最精明的情报员都不可能如此神来一笔。比较可能的情况是，这个皮夹属于一个真正的幕僚人员所有，而这个人的靴子太紧。

要是戈特得知伦敦也在深切反省，他的决策恐怕不会如此困难。迪尔回到伦敦，他的评估终于让陆军总部相信戈特正面临极为凶险的局势。联络官传回来的消息指出，索姆一带的法军绝无可能驰援；新成立的军队才刚刚开始集结。五月二十六日，陆军大臣艾登发电报给戈特，表明英国远征军的安全是当前第一要务。

根据目前局势，你的唯一选项，或许是争取向西，退到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以东所有可以登船的海滩与港口。海军会提供舰队与小型船只，皇家空军也将全力支持……首相将在明天下午会见雷诺总理，届时，情况会更加明朗，包括法军对此计划的态度。与此同时，切莫跟法军或比利时军讨论这项未定的行动。

戈特不需要被提醒。当他收到艾登的电报时，才刚刚跟布朗夏尔将军开完晨会。他在会中表明取消南攻计划的决定，法军赞成联合向北撤退。他跟布朗夏尔拟订了退后路线、时间表，以及沿着利斯河的新防线——不过撤军的事，他只字未提。事实上，在布朗夏尔眼中，盟军不会进一步撤退。利斯河将是掩护敦刻尔克的新防线，让盟军在佛兰德斯占有一个永久据点。

对戈特来说，敦刻尔克并非据点，而是帮助英国远征军回家的跳板。艾登在当天下午发来的另一封电报，证实了他的观点。电报中表示，“除了退回海岸，你已别无选择……你如今受命即刻联合法国与比利时军队朝海岸撤退。”

撤退已成定局，但是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他们有办法撤离吗？五月二十六日，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军团挤在内陆和大海之间的一道狭长走廊——纵深六十英里，宽仅十五到二十五英里。英军大部分集中在距离敦刻尔克四十三英里的里尔附近，法军的位置还要更南。

在走廊的东面，被围困的盟军将面对波克庞大的B集团军；西面则面对伦斯德A集团军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师。伦斯德的装甲部队已抵达西边的布尔堡（Bourbourg），距离敦刻尔克仅十英里。德军率先抢占敦刻尔克，似乎已是十拿九稳的事。

“如今只有奇迹才能挽救英国远征军。”五月二十三日，德军逐渐形成合围之势时，布鲁克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接下来几天，我军训练有素的士兵将被全数歼灭——除非奇迹出现。”艾恩赛德将军二十五日写道。

“我不能隐瞒您，”戈特在二十六日发电报给艾登，“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折损绝大部分的战士及装备。”

丘吉尔认为只能救出两万到三万名士兵，不过首相的个性好斗而乐观。以前和平时期，他曾经跟艾登同游戛纳。他押注十七号，结果赢了俄罗斯轮盘。如今，在战时内阁气氛特别低迷的场合，他突然转身对艾登说：“也该是出现十七号的时候了，是吧？”

[1] 本书采用的是当时通用的地名。如今，埃斯科河一般被称作斯海尔德河（Scheldt），拉帕讷（Le Panne）镇变成了德帕内（De Panne）。——译注

十七号乍现

德军的第一及第二装甲师会率先同意英国对情势的评估——唯有奇迹才能挽救英国远征军。他们迅雷不及掩耳地抵达阿布维尔，沿途的法国村民还一头雾水，以为这群风尘仆仆的金发战士肯定是荷兰人或英国人。他们的速度如此之快，就连德军最高统帅部都还没计划好下一步该怎么做：该往南夺取塞纳-马恩省河与巴黎，还是往北歼灭受困于佛兰德斯的盟军。

最后决定北上。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八点，德军最高统帅部以密码发出信号：“往北出发。”伦斯德麾下的A集团军坦克及摩托化步兵再度动身。

第一、第二以及随后加入的第十装甲师，形成此次进攻的左翼。这三个师组成古德里安将军的第十九军，他们的使命就是维持古德里安身为德国最伟大坦克战专家的名声。他们将夺取海峡港口，封锁盟军的一切脱逃机会。第二装甲师朝布洛涅出发；第十师的目标是加来；第一师则锁定敦刻尔克——这三个港口中最远，但却最繁忙也最重要的一个。第一天，他们挺进了四十英里。

二十三日上午十点五十分，基希纳中将（Friedrich Kirchner）的第一师坦克部队从古老的要塞小镇代夫勒（Desvres）出发。敦刻尔克位于东北方，距离三十八英里。照情势来看，他们明天或后天应该就能抵达。

中午，坦克部队到了兰克桑（Rinxent），距离目标还有三十三英里；下午一点十五分抵达吉讷（Guînes），只剩二十五英里了；下午六点左右，他们轰隆隆地开进莱阿塔克（Les Attaques），距离再缩短到二十英里。

在这里，他们必须渡过加来—圣奥默运河。基希纳将军料想盟军应该已经炸毁桥梁，因此招来一连工兵。连队没派上用场，有人忘了炸桥，桥梁依旧挺立。坦克顺利渡河，当晚即进入佛兰德斯，准备往东行进。

晚上八点，基希纳的先遣部队抵达阿运河（Aa Canal）——这条河的河口距离敦刻尔克仅十二英里。在英军用来保护右边侧翼的“运河防线”中，阿运河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还没有几支盟军部队抵达这里。午夜左右，第一装甲师强力渡河，在圣皮埃尔埃布鲁克（Saint Pierre-Brouck）创建了桥头堡。二十四日早晨再拿下三座桥头堡，一支作战队伍继续前进到布尔堡郊区，此地距离敦刻尔克只剩十英里。

德军士气如虹，战俘大量拥入，战利品堆积如山。师部在战斗日记中得意扬扬地写着：“战俘和战利品得来容易，摆脱他们还比较困难！”

不过高层就没有如此欢欣鼓舞了。装甲军司令克莱斯特将军（Ewald von Kleist）为坦克的折损忧心忡忡——这些坦克无法修复，他估计损失了五成战力。第四军司令克鲁格上将（Guenther Hans von Kluge）觉得坦克车距离后援部队太远了。大家都担心这条侧翼拉得太长，缺乏掩护；他们走得越快、越远，就显得愈加暴露。阿拉斯的英军突袭部队虽然被击退了，却让德军饱受惊吓。

没有人理解盟军为什么不继续攻击这些侧翼。对于经历一战的将领来说，这实在令人费解——一战期间，胜利往往在几码之间，不像如今行军动辄好几英里。希特勒和丘吉尔毫无共通之处，但在这一点上，两人并无二致，他们都不欣赏古德里安及其信徒设计的新战术造成的瘫痪效果。

军团各级将领也有同样看法。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四十分，当第一装甲师朝敦刻尔克的方向长驱直入，第四军指挥官克鲁格将军致电位于夏维尔（Charleville）的A集团军司令部，找到坐镇总部的伦斯德将军。作为老派军人，克鲁格表示他担心坦克已走得太远，“部队希望明天有机会拉近距离。”伦斯德同意，于是下达命令，装甲车于二十四日暂停前进。所有人都认为这次停顿不过是个暂时的措施，只是一个喘息的机会。

而在藏匿于德法边境树林中的行动总部列车上，戈林元帅（Herman Göring）也因为装甲部队不断挺进的消息而越来越焦虑。不过，他担心的倒不是侧翼暴露或机械故障。虚荣心极强的戈林是德国空军元帅，他担心这些引人注目的战术，剥夺了他的空军在即将到来的胜利中分享的荣耀。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当一名副官传来装甲部队的最新战绩时，他正在列车旁的一张大橡木桌上工作。看来，敦刻尔克跟整个海岸可以在一两天内拿下。戈林重捶桌面，咆哮着说：“这是空军的大好机会！我必须马上跟元首通话，立刻接线！”

电话立即接通希特勒在德国西北部艾弗尔村（Münstereifel）附近的森林总部。戈林滔滔不绝地陈述己见：德国空军展现身手的时候到了。如果元首能命令地面部队退后，赋予他行动空间，他保证他的战机能独力歼灭敌军……这会是一次低成本的胜利，功劳将属于跟新国家社会主义帝国站在同一边的空军，而不是那些陆军将领和保守的普鲁士贵族。

“戈林那张大嘴又在胡说八道了。”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少将（Alfred Jodl）说。戈林打电话来时，约德尔和其他几名参谋官正好围在希特勒身旁。

事实上，戈林对希特勒知之甚详，每句话都打在他的心坎上。而且，他正好赶上希特勒耳根子最软的时候。几天来，元首越来越担心装甲部队的安全。在最高统帅部，凯特尔（Keitel）和约德尔少将向他提出警告，表示佛兰德斯的地形不利于坦克作战。另外，一九一四年的往事也不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当时显然已溃败的法军上演了一出“马恩河奇迹”（the miracle of the Marne）。

一战还在他的心头笼罩另一层阴影：法国是真正的敌人，巴黎是真正的目标。上一回，整整四年时间，这座伟大的法国城市始终在咫尺之外可望而不可即——而这次绝对不可重蹈覆辙。是要运用坦克把英军筋疲力尽的九个师逼到海里？还是保留坦克战力，用来对付法军为了防卫巴黎及法国南部而刚刚集结的六十五个师？面对这样的抉择，谁不会选择戈林提供的这条好走的路？

在这种心态下，希特勒隔天早晨（二十四日）飞到夏维尔跟伦斯德将军商议。这是一次最称心如意的会议。保守的伦斯德说明他已经下令让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好让其余兵力赶上队伍。他接着建议下一步行动。步兵团应继续攻击阿拉斯以东，不过装甲部队应坚守阿运河阵线，轻松收割被B集团军从包围圈另一端逼退至此的英国远征军。

这项计划与希特勒的心意不谋而合。他立刻批准，并且强调必须保留坦克战力，以便投入未来的作战计划。除此之外，他表示继续缩小包围圈只会对戈林的轰炸机造成阻碍——这个考虑恐怕会让斯图卡飞行员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莫不以精准的轰炸能力而自豪。

中午十二点四十一分，元首授意下达新的命令。这些指令不仅确认了伦斯德于前一天发布的“休止令”（halt order），更让暂停命令变得具体而明确。将军前一天并未明白指出部队应该在哪里暂停，几名装甲师指挥官偷偷前进了几英里。希特勒纠正这项疏忽，详细说明坦克应据守的明确地点：

往阿拉斯西北方前进的部队，不得越过朗斯—贝蒂纳（Béthune）—艾尔（Aire）—圣奥默—格拉沃利讷的整体阵线。在西侧，所有机动部队原地集结，等待敌军自行落入上述的有利防线。

“我们完全无言以对。”古德里安后来回想休止令对坦克部队全体弟兄造成的影响时说道。此时，四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已抵达了阿运河，并在河对岸创建了六个桥头堡；先遣侦察队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敦刻尔克已在视线范围内。最前锋部队的参谋官托马上校甚至可以认出圣埃鲁瓦（Saint Eloi）教堂壮丽的方形钟塔。现在为什么要停下来？

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陆军元帅勃劳希契上将（Walther von Brauchitsch）也存着同样的疑惑。他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接到命令，这项行动实在太匪夷所思。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样的重大决策居然没有事先跟陆军的最高司令商量。当天晚上，他被召往希特勒的总部。他打算据理力争。

他毫无开口机会，反而惨遭痛骂。希特勒得知勃劳希契下令将第四军从A集团军转调到B集团军，以便合并指挥，终结这场战役。元首觉得这是一项错误，并且为了勃劳希契没有事先征询他的意见而大为震怒。

他一边对这位倒霉的将军咆哮，一边取消调军计划并且重申休止令。晚上八点二十分，勃劳希契抱着愤怒与屈辱回到陆军总部。他的参谋长哈尔德将军（Franz Halder）心情更糟。他前所未见地迟了将近一小时才去参加陆军总部的夜间会议，情报官利斯上校从没看过他如此生气。他透露休止令的消息，大声嚷嚷着：“总参谋部没做错事！”

不过他也没打算逆来顺受。会后，稍微冷静之后，他招来作战官格赖芬贝格上校，商讨如何规避这项命令。他们不可以做得太明显，不过陆军总部——陆军下达命令的正常消息来源——确实提供了一条管道。午夜刚过，他们就想好了计谋：陆军总部发布休止令的补充指令，允许（而不是命令）A集团军越过运河防线。在正常的指挥系统下，伦斯德会将命令传到第四军，后者再传给古德里安的第十九军，到时候，“飞毛腿海因茨” [1] 应该能听懂弦外之音。

不过正常的指挥系统失灵。谨慎的伦斯德并未转达命令，他说希特勒授权他制订作战策略，而他觉得取消休止令并不安全。除此之外，伦斯德说，他们没有足够时间通知空军调整早晨的轰炸目标。

当然，伦斯德隶属于陆军总部，而军团团长不理会陆军总部的命令，在德国陆军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事。不过哈尔德跟勃劳希契也拿他没辙，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找希特勒裁夺，而谁都知道元首心里是怎么想的。

尽管如此，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两位将军再度觐见元首做最后努力。勃劳希契表示，延长休止令无异于冒险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照原本的计划，A集团军是铁锤、B集团军是铁砧，盟军腹背受敌——如今铁锤挥了一半停在半空中。哈尔德紧接着敲边鼓。他诉诸元首的历史意识，说明陆军总部原本的计划有点神似“坎尼会战” [2] 。

希特勒完全听不进去。坦克必须留待日后使用。讨论过程中浮现了一项新的因素：希特勒不希望战役的最高潮发生在佛兰德斯地区。他打算在那里煽动独立运动，倘若德军造成的破坏太大，恐怕引发恶劣的政治观感。要避免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由B集团军把英军逼回法国境内。

勃劳希契与哈尔德悻悻然回到陆军总部之际，其他人也试着动用人脉来达成同一目的。克莱斯特将军原本支持休止令，但是已改变心意。二十五日早上，他打电话给好友第八航空军军长里奇特霍芬少将（Wolfram von Richthofen），后者再打电话给他的好友、戈林的参谋长耶匈尼克少将（Hans Jeschonnek）。他可以说动戈林请求希特勒取消休止令吗？耶匈尼克没兴趣碰这块烫手山芋，一切努力告吹。

当天，第四军指挥官克鲁格将军、第二航空队的凯瑟林将军（Albert Kesselring），甚至B集团军总司令波克将军都曾分别呼吁请元首改变心意，但全都遭到断然拒绝。

二十五日晚上，就连平时对元首唯命是从的最高统帅部都出现质疑的声音。年轻的参谋官洛斯伯格中校拉住约德尔将军，提醒他别忘了一句古老的军事格言：“切莫对败军放松警戒。”约德尔对这句忠告一笑置之，委婉地解释：“这场仗已经赢了，只剩收尾而已。如果空军能以更小的代价结束战争，那就不值得牺牲任何一辆坦克。”

在总部外头，洛斯伯格找到坐在绿草如茵的河堤上抽雪茄的最高统帅部部长凯特尔将军，不过同样碰了一鼻子灰。凯特尔十分认同休止令。他在一战期间便对佛兰德斯有所认识：那是一块沼泽地，坦克很容易陷在泥泞中。就让戈林自己去完成任务吧！

到了二十六日，甚至连伦斯德也开始对这项命令心存疑虑。空军并未兑现戈林的承诺，从东面过来的波克B集团军也被挡了下来。更多通电话在幕后密集往来：A集团军的作战参谋特雷斯科中校打电话给他的密友、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上校，恳请他想想办法让装甲部队再度开始行进。

第一个转折出现在中午左右。最高统帅部打电话告知哈尔德，元首如今允许装甲部队与摩托化步兵部队前进到敦刻尔克的射程范围内，“以便从地面切断源源不绝而来的船只（包括撤离与抵达的）”。

另一项命令随后在一点三十分发出，彻底解除休止令。陆军总司令部设立了全新的目标，并且在三点三十分前完成新命令的制定与下达。A集团军无法透过无线电或电话与第四军总部取得联系，因此四点十五分，一架特别的传令飞机把好消息带给克鲁格将军：古德里安的坦克车可以再度前进了。

装甲队员接到通知，油箱也加满了，弹药补充完毕，纵队重新集结。这一切又花了十六个小时，一直到五月二十七日拂晓，第十九军才终于重新踏上征途。

德国国防军丧失了整整三天。而对丘吉尔来说，俄罗斯轮盘终于出现了十七号——一次侥幸且全然意外的收获。英国能否趁这一波好手气得利，大体上取决于戈特将军如何运用时间。

说来奇怪，尽管德军敞明地发送休止令讯息，英军也确实窃听到了，但是戈特和他的参谋人员并未多加重视。波纳尔将军高兴片刻（他在日记中问道：“这是扭转局势的契机吗？”），不过很快就转移心思。有太多事情要忧虑了：布洛涅恐怕已经沦陷；加来被隔绝；比利时军心涣散；魏刚和伦敦仍在嚷嚷着反击。烦心的事没完没了。

运河防线一带情势特别危急。五月二十二日前，可靠的绿霍华步兵团第六营协助法军镇守格拉沃利讷，不过南边几乎毫不设防。五十英里长的战线只有一万名兵力，而这些人多半是炊事兵、驾驶兵和连队的内勤事务员。他们是戈特东拼西凑出来的杂牌军。

唯一足堪告慰的是，当走廊东面的壁垒受波克大军的压迫而往后倒退时，调动部队去增援西面就变得容易些了。二十三日晚上，戈特开始从东面七个师的兵力当中调离三个师。

第二师在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的夜间转移阵地，多塞特兵团第二营搭乘卡车往西移动了二十五英里，抵达拉巴塞运河畔的一座清冷小镇——费斯蒂贝尔（Festubert）。当雷姆西少尉的C中队在落脚处准备就寝时，四周静谧无事，住在隔壁的老太太甚至过来看看小伙子们过得好不好。传言营队被撤下前线，以便稍作休息。

第二师的其他部队正在他们的左右两面深掘壕沟。这些部队也感受到周围的平静，不过喀麦隆高地兵团第一营不安地发现，运河对岸集结了大量的敌军坦克与运输部队。北面的第四十四与四十八师也同样往此处汇集。与此同时，法军第六十师掌握了沿海地区。期间另有几个兵团与总部单位、后备炮兵、一支比利时机枪连及几辆法国坦克散布四处，增强防备。

尽管如此，盟军的兵力仍然不足以在整条运河战线上布防。戈特希望把兵力集中在紧邻运河东面的几座城镇与村庄，以便减少短缺。这些据点（或者所谓的“阻拦点”）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拖延德军的坦克部队。

五月二十五日傍晚，格洛斯特卫队第二营抵达了卡塞勒（Cassel）。这是座显眼的城镇，因为它坐落在周围几英里内唯一的山丘上。费恩少尉每每想起当时把居民赶出家中，在他们的屋墙上凿洞架枪时，心中依然觉得歉疚。当外出搜寻粮食的弟兄带回来一箱酩悦香槟（Moët ＆Chandon）、十瓶白兰地等各式各样的美酒时，生命再度出现生机。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大约是希特勒终于撤销休止令的时候）骁勇善战的部队进驻了撤退走廊西面的每一座重要城镇。在东面，从取消的南攻计划调过来的两个师，与原本驻扎于此的四个师会合；而在最南端，法国第一军团在里尔阻挡了德军的行进。

其余被围困的部队（总共超过十五万名士兵），沿着这道狭长走廊拥向北方的海岸。由东面与西面分别撤退的计划已经取消，从两边拥入的部队汇聚成一条汹涌而混乱的人龙。

与此同时，斯图卡轰炸机持续攻击。“勇敢奋战！架起肩上的勃伦枪（Bren gun）把它们打下来，就像打高山鸡一样……”这是史密斯准将诉诸帝国光荣时代而给予的勉励。不过，就连听懂他的话的人也很难领会这个比喻。斯图卡自有一股独特的凶猛无情。

再小的目标也不放过。当一架斯图卡发现第四十八师通信员哈内特中士时，他正在一条毫无掩蔽的马路上骑着摩托车。机枪勐烈攻击，斯图卡两次俯冲，哈内特在马路上疯狂地迂回穿梭，斯图卡两次都没击中目标。紧追不放的斯图卡往上爬升，然后脱队，再度对准他俯冲，却还是没能击中目标。这回，飞行员错估了俯冲力道，他太晚拉抬机身，最后撞进前方道路，轰然爆炸，化成一团火球。哈内特转进一片旷野，抽了根烟，然后继续上路。

绝大多数士兵无法如此泰然自若。第二野战炮兵团的驾驶兵每次遇到攻击，就会不由自主地急忙找掩护，但是长官认为这样只会招引注意。“你们哪个混账东西下次还敢再跑，”他发誓，“老子一枪毙了他。”在那之后，弟兄们乖乖躺平。不过李吉蒙下士萌生一种新的恐惧，每当机关枪子弹扫过身旁的地面，他就几乎无法压抑把腿缩起来的冲动。他总是很肯定他的双腿会被打断。

弟兄们因为斯图卡的攻击而变得麻木，因为缺乏睡眠而疲惫不堪，渐渐失去了一切时间感与方向感。各个城镇失去了自己的风貌，在士兵心里，波珀灵厄（Poperinge）是电车线缠绕在一起的地方；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是整夜嗷叫的野猫；卡尔万（Carvin）则是惨遭炸弹炸死的六十名修道院女孩在月光下整整齐齐排列成行；图尔奈是巡回马戏团遭击的地方——受伤的大象、不省人事的女骑士被四匹乱窜的白马拖着跑，简直是噩梦一场。

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正往哪里行进。第六十重高射炮团的总部勤务兵华纳在黑夜中跟部队走散，完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只能随着人群移动，跟着其他人行事。一辆卡车莫名其妙地跟部队失散，第二探照灯营的二等兵史蒂芬是车上的七名士兵之一。为了找路，他们偶尔下车检查尘土上的胎痕，宛如古时候西部荒野中的印第安战士。

“当官的”通常也同样缺乏讯息。第四师军务长副助理李察森少校，慢慢地察觉部队是在往海岸移动，但是他压根没想过撤军。他模模煳煳地认为盟军在某个地方创建了桥头堡，将在欧陆维持一个永久据点。

在普雷梅凯的总部里，戈特将军完全没有这样的念头。当代理作战官布里奇曼上校在五月二十六日清早报到时，波纳尔将军告诉他，撤退已势在必行。

布里奇曼毫不意外。他已经连续五天在他和埃利斯上校共享的小办公室中，断断续续地筹策他的撤退计划，其余时间则专注于加强走廊西面的防御，而埃利斯上校则负责东面。忙中偷闲的时候，两人会争论谁的差事比较倒霉：是面对军心涣散的比利时军队的埃利斯，还是根本不知道他的部队身在何处或者有什么能耐的布里奇曼。

不过今天不是待在办公室的日子。由于通信几近瘫痪，布里奇曼决定亲访西线，看看还需要做些什么。那是漫长的一天，他的行程包括前往被钢筋混凝土掩体的第三十二号棱堡，是法军在敦刻尔克的总部所在地。他在这里遇见法军负责指挥阿运河沿岸的法加尔德将军（Marie B.A.Fagalde）。将军曾任法国驻伦敦的军事随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是个充满希望的起点：盟军之间至少可以沟通了。

布里奇曼在敦刻尔克以南五英里的一座中世纪城池贝尔格（Bergues）休息吃午餐。他登上人工土墩（这地区唯一凸起的地势），跟他的驾驶兵坐在一起，一边嚼着口粮一边思索如何防御这片乡间平畴。南边较少需要跨越的运河，似乎最有利于坦克作战。他判断德军装甲部队应该会从那里进来；假若真的如此，卡塞勒将是德军行进路线上的主要城市。那是英国远征军顺着走廊匆忙奔向敦刻尔克时，盟军必须固守的地方。

布里奇曼当天很晚才回到普雷梅凯，立刻得知他有一项新的任务。如今，他将担任亚当中将（Sir Ronald Adam）的作战官，受命指挥敦刻尔克的周边防御。截至目前，周边防线及其驻守部队都只是纸上谈兵，但是布里奇曼本人早已拟订防御计划，现在他有机会看看这些计划成效如何了。奏效的话，盟军将能坚守敦刻尔克及周边地区，足以让英国远征军抵达海岸。在那之后，就要靠海军带他们回家。

但是海军或伦敦的任何人，是否真的明白这项任务的规模？戈特至今仍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真的理解状况。丘吉尔的号角声与陆军总部徒劳无益的电话往来、艾恩赛德二十日的视察，甚至迪尔在二十五日的拜访，全叫人无法安心。平常为人最圆融的迪尔甚至暗示，伦敦认为英国远征军没有使出全力。如今戈特得到消息，显示海军只打算派遣四艘驱逐舰参与撤退任务。

二十六日当天下午，他在普雷梅凯指挥部召见皇家空军的戈达德上校。戈达德平时是戈特的空军顾问，但是此时已无任何空军行动需要他给予意见。事实上，皇家空军只剩一架飞机留在法国北部，那是特地运送一批反坦克炮弹过来的恩赛恩运输机（Ensign transport）。它在即将抵达时被手痒的英军炮手击中，但是幸运地迫降在一片土豆田里，正好是这批弹药所需的目的地。

戈特得知这架飞机可以修复，便要求戈达德当晚搭顺风机回伦敦，隔天早上代表戈特参加参谋长会议。他们必须想办法说服海军投入更多兵力。戈达德不适合跟海军总部的任何人直接对话，光跟艾恩赛德谈话也无济于事；不过，倘若他在海军总参谋长兼海军元帅庞德爵士（Sir Dudley Pound）面前与艾恩赛德对谈，或许能达到些许效果。

“你必须当着庞德的面说话，他必须在场。”戈特强调，“他肯定会参加每天例行的参谋长会议，而必须有人让他直视这项任务。或许你无法指示海军元帅怎么做，但你可以告诉艾恩赛德我希望他说服海军元帅做些什么！”

戈达德立刻收十好行囊，晚上十一点半搭乘指挥车抵达受损飞机迫降的土豆田。同行的还有六名空军人员、隶属于戈特总部的最后几名皇家空军参谋，他们也一样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一行人在黑暗中搜寻片刻后找到了飞机，机组人员还在进行整修，不过飞行员说一个小时后应该就能准备就绪。这片田野长四百码，足以用来起飞，他只需要灯光指引他踏上“跑道”。皇家空军车辆的车头灯就很好用。

凌晨一点出发。他们呼啸着越过田野，低空掠过树丛，留下还未熄火、车头灯仍然亮着的车辆。那是一辆全新的雪佛兰。戈达德不禁感叹战争造成的浪费。

凌晨三点，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四点半在曼森（Mansion）短暂停留，七点抵达伦敦外围的亨顿（Hendon）。一辆指挥车急忙送戈达德进城，他在八点十分左右进入白厅。

戈达德巧遇几位老友，有说服力的谈话，再加上浑身流露出一名军官“刚刚自前线归来”的氛围。拜这些组合之赐，刚过九点，戈达德就被护送到地下室，穿越一扇警备森严，写着“仅限参谋长，闲人勿入”的大门，进入一间宽敞的长形密闭室。

他们就在那儿，大英帝国的军事将领全围坐在排列成口字形的几张桌子旁，纸张凌乱地散落在深蓝色桌布上。唯一意想不到的转折是，艾恩赛德并未赴会。迪尔将军刚刚取代他成为帝国总参谋长。

庞德将军主持会议，大谈他能用于敦刻尔克的几艘有限的驱逐舰——这正是戈特极其沮丧的地方。遗憾的是，迪尔已经发表完意见，戈达德没机会向他转述戈特希望庞德听到的讯息。戈达德心知肚明，身为一名相对低阶的空军军官直接向海军总参谋长陈情，严重违反规矩，不容原谅。

庞德说完话，问道：“还有任何意见吗？”现场一片静默，戈达德眼睁睁看着机会熘走，他的使命即将以悲惨的失败收场。“好吧，那么，”庞德说道，“进入下一个议题。”

戈达德突然听见自己的声音直接对海军元帅说话：“我奉戈特勋爵之命前来陈述，海军预备提供的设备根本远远不够……”庞德极为震惊地看了他一眼，屋内一片哗然，所有目光射到他身上，对桌的空军副参谋长皮尔斯爵士（Sir Richard Peirse）勐地坐挺身子，目瞪口呆。

此刻喊停已经太迟了。戈达德滔滔不绝地陈述当前所需，远超过戈特指示他表达的内容。“您不仅必须调派海峡邮船，也要征召观光船、贸易商船、渔船、救生艇、游艇、汽艇……任何能横渡海峡的船只！”

他一再重复论点：“任何能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调遣……任何船只！即便划艇也不例外！”

这时皮尔斯站起来，悄悄走过去对他耳语：“你太紧张了，你必须立刻起身离开。”

戈达德非常明白。他起立，朝着庞德的方向微微鞠躬，设法合理从容地走出房间。但是他深为自己的失控而无地自容，也为无法赢得任何同情或反应而沮丧不已。

要是他知道此刻有许多人的行动跟他的提议殊途同归，或许就不会觉得如此挫败。他们是海洋子民——是组成不列颠的要素——这些人不是参谋长或知名将领，甚至也不是船上的水手。他们在英格兰南部各地的办公桌前工作，正是他们未事先通知也未公开表达的意图，打败了军方与政治家对未来的悲观预测。

[1] Fast Heinz，古德里安的绰号。——译注

[2] 发生于公元前二一六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在这场会战中，汉尼拔以完美的包围圈歼灭罗马大军。——译注

发电机行动

史丹利·贝瑞在五月十七日早晨到海军上将普雷斯顿爵士（Sir Lionel Preston）的伦敦办公室报到时，不太清楚该对未来抱着怎样的期待。这名四十三岁的政府文官刚刚被指派为海军上将的助理秘书，这是他到任的头一天。

普雷斯顿上将主掌的海军小型船只局仅是组织上的一颗小棋子，负责供应及维修各个海军基地的港用艇，有用而毫不起眼。事实上，这个单位甚至不够格进驻海军总部大楼，只能在附近的格兰米尔斯银行区租间办公室使用。贝瑞毫无理由假定他所要面对的，将会超出寻常文书工作的范围。

贝瑞正巧赶上惊喜。六大袋邮件等着拆封、分类。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在五月十四日公开呼吁：“凡拥有长度在三十到一百英尺间的机动式观光船的船东，请于十四天内向海军总部报告船只的详尽资料……”这几袋邮件便是首批回应。但这项呼吁并非基于佛兰德斯的情势，而是因为磁性水雷的威胁。为了应对威胁，英国各造船厂正全力赶制木造的扫雷舰。然而正常管道产能不足，小型船只局因此开始征用私人游艇和汽艇来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

贝瑞立刻着手处理堆积如山的回复信函，他跟上将秘书，也是军需长的盖瑞特少校一起根据船只的种类及船籍港口进行分类。出身纽芬兰岛的盖瑞特，发现自己被恶补了一堂英国地理课。

同一天，丘吉尔首次开始思考大撤退的可能性。没有人比丘吉尔更勇于战斗，也没有人比他更努力驱策戈特，但是各种可能性都必须纳入考虑，而他十六日的巴黎之行是一次发人深省的经验。此刻，他要求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张伯伦研究，“假如有必要从法国撤回英国远征军，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

在较低的层级，其他人员开始采取具体措施。五月十九日，里德尔-韦伯斯特将军（Riddell-Webster）在陆军总部主持会议，首次将撤军的可能性列入讨论。由于没有迫在眉睫的急迫感，船务部代表相信有足够时间征集一切所需船只。

会议中决定加来、布洛涅和敦刻尔克都可用于撤退。基本计划分为三阶段：二十日起，以每天两千人的速度载回所有“米虫”，接下来从二十二日开始，大约一万五千名基地人员会撤离，最后才是“大批军队冒险撤退”的可能性，不过与会人员认为这种情况概率太低，不值得浪费时间讨论。

海军总部指派拉姆齐中将（Bertram Ramsay）负责这项行动。他是驻多佛（Dover）的将领——正好处于风口浪尖——是合理地点的合理人选。他有三十六艘船舶可以调遣，绝大多数是跨海渡轮。

但当拉姆齐隔天（二十日）在多佛召开会议时，局势已完全改变。德国装甲部队直扑海岸而来，英国远征军几乎被包夹，戈特本人主张撤军。“大批部队冒险撤退”不再是议程的最后一项，如今，“非常庞大的部队横越英吉利海峡紧急撤离”，已成了最首要的议题。

同一群人二十一日再度到伦敦开会时，战局仍持续恶化。他们推敲出另一套计划，提出更精确的数字：三个港口（仍然是布洛涅、加来和敦刻尔克）每二十四小时撤出一万名官兵；船只两两入港，任一港口同时不得有超过两艘船停泊。为了完成任务，拉姆齐如今调派三十艘跨海渡轮、十二艘蒸汽渔船以及六艘近海商船——数量比前一天多一点点。

到了隔天（二十二日），情况再度出现变化，德国装甲部队对布洛涅和加来展开攻击，如今仅剩敦刻尔克可用。拉姆齐个性极为务实，他深知开会的应变速度远远比不上战场的瞬息万变，他不再花时间筹划精心设计的方案，也不再召开由所有相关人员组成的一般会议。事到如今，每个人都知道最终任务是什么，重要的是做得快又灵活。正常管道、标准作业程序，以及其他种种繁文缛节都被抛弃，见机行事成了首要原则，而电话正好能发挥作用。

拉姆齐本人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他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喜欢独当一面。一九三五年，这种性格几乎断送了他的军旅生涯。他当时担任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贝克豪斯爵士（Sir Roger Backhouse）的参谋长，觉得将军没有赋予他足够的责任，向来有话直说的他要求解职，结果上了退役名单。他因此被冷冻了三年，尽情享受骑马以及跟妻子玛格和三名子女共度的朴素乡间生活。

然后二战爆发前夕，海军用人孔急，他再度奉召入伍，负责指挥多佛基地。他熟知这块区域，一战期间，他便在历史悠久的多佛巡逻军担任驱逐舰舰长。一开始，这项新工作轻松愉快：主要任务不外乎反潜搜寻、布雷，并且想办法对付敌军的新型磁性水雷。但德军的突破改变了一切，多佛离法国海岸仅仅二十英里，几乎就落在前线上。

他的幕僚人数不多，但很优秀。拉姆齐“受不了蠢货”（从来没有一句俗语可以如此贴切），他的手下必须展现出积极进取的一面。拉姆齐擅长下放权力，他的部下也勇于任事。好比说，他的副官史托普·福德上尉为了争取链接布洛涅、加来与敦刻尔克的电话线路，就曾单枪匹马挑起一场艰巨的任务。海军总部抱怨，这条电话线每年要花五百英镑，但是史托普·福德不屈不挠，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如今英国远征军被逼退到法国海岸，这条电话线成了无价之宝。

身为多佛海军军区司令，拉姆齐的生活与工作都在多佛城堡里。但是他的办公室并不属于那片巍然耸立于港口之上的壮观城墙或城堡主楼，而是在城堡的底下，藏在名闻遐迩的白垩峭壁里。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囚犯在柔软的白垩岩层挖出链接各个炮塔的隧道迷宫，作为英国海岸的部分防御。如今，隧道被用来对付新的、属于二十世纪的战争威胁。

城墙内的一个隐秘入口，通往一条漫长而陡峭的斜坡道，然后连接有如蜂巢般的多条岔路。访客沿着一条通往大海的岔路前进，首先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然后是许多夹板隔间，最后才抵达将军办公室以及一座直接切出崖面的阳台。

这并非堂堂海军中将平常该有的办公室规格。水泥地上铺了一小块磨损的地毯、粉白的墙面只有几幅镶框的航海图做装饰，一张书桌、几把椅子、一张会议桌以及角落的一张小床，就是全部的家具。但是这个房间的确拥有一项福利：阳台让这里成了整座地下指挥部唯一看得到日光的地方。除此之外，就只有女厕的一面小窗还能见到天日。鹪鹩们（WRENS）——皇家海军女性的昵称——能在如厕时将英吉利海峡的美景尽收眼底，丝毫不逊于将军的待遇。

而最大的空间，无疑是前往拉姆齐办公室所必经的大厅，最主要的家具是一张铺着绿布的大桌子。拉姆齐的参谋便聚集在这里筹划撤退行动。作风强硬的丹尼上校主持大局，负责管理一个由十六名成员及七部电话组成的小班底。一战期间，这个洞穴般的空间存放城堡的辅助供电系统，大家叫它“发电机室”。透过同样的联想，海军总部在五月二十二日将撤退计划定名为“发电机行动”。

船只与人员是基本需求。海军总部原本分派的三十到四十艘船舰，显然远远不足，比较接近现实的评估，是让所有可以漂浮的东西都能派上用场。此刻，拉姆齐手上等于握着一张空白支票，可以照他的意思提领。于是发电机室内的参谋开始到处打电话——打给船务部征用东部及南部沿海的所有船只，打给北方司令部调遣更多艘驱逐舰，打给南方铁路公司要求安排特别班车，打给海军总部要求派遣拖船支持、医疗用品、弹药、口粮、发动机零件、辅助绳索、柴油、空白的IT124表格，还有最重要的是，要求加派人力。

五月二十三日清晨四点，敲门声吵醒了在查塔姆海军供应站（Chatham Naval Depot）寝室睡觉的克里克上尉。传令兵捎来讯息，要求克里克准备好接受“紧急任命”，但指令也只说了这几个字而已。六点三十分，消息传来，要他立刻到军营报到。抵达后，克里克发现自己是受命前往南汉普顿操作几艘荷兰驳船的三十名军官之一。为什么？因为要“运送弹药及补给品给英国远征军”。

这些驳船原来是宽阔的机动式船只，重量介于两百吨到五百吨之间，平常在荷兰的运河与水道网络上运送货物。德国入侵后，五十几艘驳船载着船员亡命越过英吉利海峡，如今闲置在普尔（Poole）及泰晤士河的入海口。

在船务部，精明的沿海及近海运输处主任费希尔上校，靠着平常业务而得知荷兰人口中的这些“schuitjes”。他突然想到这些吃水不深的驳船，最适合用于敦刻尔克的海滩，其中四十艘可以立刻被“发电机”徵调。荷兰的三色国旗降了下来，皇家海军的白色军旗取而代之；荷兰船员下船，英国水兵接替他们的位置。既然换下旗帜与工作人员，船只也难逃更名的命运。英国人绝对念不出拗口的“schuitjes”，这些船从此被称作“斯固特”（skoot）驳船。

船务部继续寻找吨位合适的船只，责任落在费希尔上校的办事处以及海纳德的海洋运输处身上（后者主掌军方的一切海外运输）。要征用额外的渡轮和私人船只问题不大，船务部掌握了所有客船的讯息，当初就是靠这些客船把英国远征军运送到法国的。

但是全英国没有足够渡轮来完成任务。还可以动用哪些船只？哪些船有合适的吃水量、载运量和速度？船务部通知从北海的哈里奇（Harwich）到英吉利海峡的韦茅斯（Weymouth）等各港口的海运处人员：调查地方船运公司、列出一千吨以下的所有适合船只。

而在伯克利广场的船务部办公室，幕僚人员贝勒米和里格斯夜以继日地工作，累了就在办公室的小床上打盹，饿了就到转角的“两主席酒吧”抓点东西填肚子。地毯式的搜索过程中，生活成了无止无尽的电话联络。“清风号”漂网渔船派得上用场吗？“杜恩号”拖网渔船如何？还是“希斯号”近海商船？“约翰娜号”捕鳗船？“索斯伯勒夫人号”疏浚船？

此刻，“索斯伯勒夫人号”的代理二副塔瑞，浑然不知他的船只受到如此仔细的审核。这艘船除了替朴次茅斯港疏浚之外，看起来一无是处。毫无理由相信它有朝一日会航向大海。它甚至没有涂上战舰的灰色，锈痕斑斑的烟囱仍然昭示着蒂尔伯利疏浚公司的红黄条纹。

一天晚上，当公司代理人桑默斯来到船上召集九名船员开会时，塔瑞着实吓了一大跳。桑默斯解释道，海峡对岸有麻烦了，国家需要“索斯伯勒夫人号”。有谁愿意替国家效命？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他们全都自愿参加，无一例外。

整个朴次茅斯港动了起来。除了“索斯伯勒夫人号”以外，蒂尔伯利公司的其他四艘疏浚船也受到征召。往海灵岛的渡轮、皮克福德公司的小型沿海船队、海军的巡逻艇、尼尔逊战舰的工作艇，全都热火朝天地忙着装填油料和补给品。

如果部队最后必须从海岸本身撤离，这些小船就会格外重要，因为较大型的船舰无法靠近倾斜角度很小的佛兰德斯海滩。在过去一周，拉姆齐对小型船只的征集令广泛且低调地传开，然而在五月二十六日拂晓，他仍然只有四艘比利时游艇、数艘来自拉姆斯盖特（Ramsgate）的缉私船，以及几艘多佛的港口工作艇。当天一大早，海军副参谋长菲利普斯少将（Sir Tom Phillips）在海军总部召开会议，企图加快进度。与会人士包括小型船只局的普雷斯顿上将。

当普雷斯顿上将的助理秘书贝瑞当天早晨去上班时，会议已经结束，上将也已回到办事处。那是个周日，大部分的幕僚都放假，贝瑞期待度过宁静的一天，但是值勤官伯里上尉打招呼时透露出不祥：“谢天谢地，你来了。就算给我再多钱，我也不肯跟你交换位置！”

“怎么了？”贝瑞问。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老头子来了。”无论什么情况，肯定非常严重。和平时期的惯例正渐渐死去——海军上将平常不会在周日进办公室。

普雷斯顿本人没说什么来解开谜团，他只是跟贝瑞打声招呼，然后问正牌秘书盖瑞特中校跑哪儿去了？贝瑞解释盖瑞特休假，不过依照约定，他每隔两个钟头会打电话进来。

“叫他立刻来报到。”然后上将也命令贝瑞打电话召回其余所有参谋。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负责漂网与拖网渔船的皮克宁少校这会儿正在布莱顿（Brighton）。贝瑞试图打电话找他时，对方回话说他去看电影了。哪一家电影院？没人知道。于是贝瑞联系城里的每一家电影院，直到终于找到他为止。

讯息如今在英国各地满天飞舞，打断了所有船只与人员的正常作息。在驻扎于泰恩河的“薄纱号”扫雷舰（Gossamer）上，船医道伊上尉正享受着一场愉悦的战争。工作轻松、陆上假期很长、当地的女孩很可爱。然而五月二十五日，海军总部突如其来的信号打破一切：“朝哈里奇全速前进。不等休假人员，他们稍后会前往哈里奇集合。”船上充斥各种流言蜚语，但是没有人真正清楚状况。

“索马里号”驱逐舰（Somali）在挪威海域遭受重击之后，刚刚回到利物浦的码头靠岸。迪耿斯中尉正指望休息一下，但是“索马里号”都还没停稳，他就接到海军总部的讯息：立刻前往查塔姆营区报到。这意味着要远赴英国的另一端，为什么？

查塔姆营区本身也乱成一团，或者说，陷入了皇家海军训练基地前所未有的混乱。二等水兵尼克松正在接受炮击训练，他的部队接获命令要在二十六日清晨四点集合完毕。上午七点，他们搭乘巴士前往多佛时高唱着：“我们会把洗好的衣裤晾在齐格菲防线上。”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多佛的白色峭壁深处，发电机室人员持续工作着。“大伙儿昨晚都没睡，而且恐怕好几天不能合眼了。我好困，眼睛都快睁不开。”二十三日，拉姆齐将军写信给妻子玛格时说道。他在办公室工作时，会趁没有访客的空当草草写下一两句话，然后一出现新的危机，就赶紧把信塞进办公桌抽屉里。玛格的回应则是不断送来姜饼、后院种的芦笋，以及温柔的打气。

“白天与黑夜全都一样。”他在二十五日的信中对她这么说。的确，发电机室里的人员全都失去了时间概念，他们在白垩悬崖的深处埋首工作，根本不可能分辨白天或是黑夜；他们的三餐不定时——总是匆匆忙忙随便抓份三明治和一杯茶；他们的工作失去了步调，无时无刻不在全力冲刺。生活毫无变化，只有一股无止境的危机意识让他们终于变得麻木。

由渡轮、开底驳船、疏浚船、游艇、近海商船和斯固特驳船组成的奇特舰队如今在多佛汇聚，引发了一连串新问题。首先，它们必须有地方停靠。位于泰晤士河出海口的希尔内斯（Sheerness）渐渐成了主要的聚集地，小船在这里整理装备，准备出海，拉姆斯盖特则是最后的装配点，船只在这里加油、装填补给品、编入船队。

一个问题刚刚解决，便引来一些同样紧迫的问题：必须找到内行的技工对付让海军束手无策的顽固发动机，必须替某些老古董商船买煤，必须提供一千张航海图给几乎不曾出海的船长；航海图上可以标出航线，但是关于海滩，顶多只能提供笼统的数据。发电机室向跨军种地形图部（Interservice Topographical Department）的负责人巴塞特上校求援，上校跑遍伦敦的旅行社，搜集或多或少描述了法国海滩的旅游手册。自从开战前上一名度假游客提出这种请求，已经九个月了。旅行社职员肯定以为他是个疯子。

武器配备是另一个问题。这支平民舰队必须要有某种自卫能力。刘易斯机枪（Lewis machine gun）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一个仓库可以一举供应拉姆齐所需的全部数量。他们必须四处搜括，伦敦十一把、格拉斯哥十把、卡迪夫一把、新堡七把，总共一百零五把。

如同一名参谋官日后所追忆的，发电机室内是一种“有秩序的混乱”，那么雄伟的峭壁成功向世人隐瞒了这项事实。多佛从未像五月二十六日这天那样明媚。海峡对岸传来隆隆的枪炮声——布洛涅失守，加来即将沦陷；但是对于安安稳稳停靠在唐斯（Downs）的船员来说，一切似乎非常遥远。

由明轮蒸汽船改造的“梅德韦女王号”扫雷舰（Medway Queen），此刻停泊在峭壁边。大厨罗素倚在护栏上跟他的年轻助手闲话家常；罗素只知道他的助手绰号叫“赛克”。他们说道，很奇怪，今天早上整个船队都停在港内，没有一艘船出海扫雷。早餐后，一艘工作艇绕港一周，把每艘船的船长、大副和无线通信员接到旗舰上，大概是要打打官腔。这时，一艘海军驳船缓缓驶到“梅德韦女王号”旁边，送来一箱又一箱的食物，那是远超过船上四十八名船员塞得进肚子的分量。赛克评论道：“船上的食物足够喂饱一整支该死的部队了。”

被围困在佛兰德斯的士兵，恐怕跟“梅德韦女王号”的船员一样不明就里。二十六日稍晚，来自第三军团总部的沃特金斯准将（G.D.Watkins）传给阿兹布鲁克附近的第四十四师指挥官奥斯本少将（E.A.Osborne）一份秘密简报。不过，军阶较低的士兵就只能倚靠流言了。第五十师随军牧师纽康姆有个在情报处工作的好朋友，他阴郁地暗示英国远征军预备朝海岸前进，上船回家——“前提是，德国佬没有捷足先登”。流言传到法伊夫及佛弗尔义勇兵团第一营：他们将退到海岸，上船出海，然后在南边重新登陆，从德军背后发动攻击。

当命令终于抵达，往往只能靠口耳相传。尤其是无所事事的皇家陆军补给与运输勤务队（Royal Army Service Corps），许多军官凭空消失。第四师弹药补给连的弟兄只被告知：“所有人自行想办法冲向敦刻尔克，祝大家好运！”第一运兵连接到指示：“尽可能朝敦刻尔克前进，摧毁车辆，大家自求多福。”同样地，第五七三野战工兵中队也只听到老话一句：“所有人自行想办法前往敦刻尔克。”

命令通常毫无预警地抵达。在比利时的小村庄，天刚破晓，运输连上士史尼加尔就被口令声吵醒：“齐步走！”他听见行进的脚步声，从他借宿的咖啡馆往窗外张望，看到他的小队正朝停车场行进。他赶紧追上，得知他们奉命砸烂部队的座车和摩托车，然后前往敦刻尔克。他们不可能搞错方向：只要朝远方的烟柱前进就好。

夜深之后比较困难。第二野战兵工场的洛克比中士开卡车摸索着往北的方向，直到一名军官跳到马路上拦下他的车，因为他正笔直朝五百码外的德军防线驶去。洛克比询问敦刻尔克的方向，军官指着低悬在地平线的星星说：“顺着那颗星就是了。”其他人则靠照亮夜空的炮火指引。此时，炮火几乎包围了四面八方，只除了北方的一小块缝隙依旧阒黑，那就是敦刻尔克。

运输官希尔少校是握有地图的少数人之一。不过不是军方版——不知道为什么，战争一开始，后方地区的地图就被全数召回。他拿的是《每日电讯报》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战况而绘制的地图。

皇家炮兵第五中团的二等兵华克应该好好读读英法字典。他看到路标上写着“敦刻尔克”，纳闷是否就是他要去的敦刻尔克。 [1]

他不需要担心，只要留在走廊范围内——东界是比利时和英国的守军，西面由法军和英军防卫，最南端则是法军坚持死守的里尔——任何一条往北的路都行。

所有道路依旧塞满了井然有序或一团混乱的各式部队，从精神抖擞地手持步枪行进的威尔斯卫队，到类似四十四师炮兵连勤务兵佩吉这样的脱队士兵。佩吉在躲避机枪扫射时跟部队走散了，此刻正混在士兵和难民之中，孤独地往北跋涉。一辆硕大的比利时农用拖车从他身旁轰然驶过，上头载满了逃难的百姓，而佩吉意外看到坐在驾驶者旁边的竟是他自己的父亲。

“什么呀，这是我们的周日远足吗？”佩吉爬上车跟父亲短暂团聚时忍不住开玩笑。原来他的父亲——一名步兵营准尉——跟儿子一样迷茫。然后德国空军再度展开空袭，父子俩分开了……年轻的佩吉再次独自上路。“我们要去哪里？”他找人问路，得到老套的回答：“看见天空中的浓烟了吗？那就是敦刻尔克。朝那里前进！”

远征队伍中也有女人，而且并非全都是寻常的难民。第二野战兵工场的法国联络官带着情妇同行，皇家运输勤务队的驾驶兵泰勒在里尔郊区发现一名在黑夜中啜泣的法国少女，因此想办法照顾她。他设法找到一辆军车，载着女孩出城，并且觉得自己颇有骑士精神——直到军车陷于车阵，他们下车步行之后，他失去了她的行踪。他从此再也没见到她，总是不由得纳闷自己的“保护”是否对她弊多于利。

东萨里军团第一营的二等兵贺塞运气比较好，他在图尔宽（Tourcoing）娶了法国咖啡馆的千金，事实证明，奥葛丝塔确实是个下定决心的新娘。当东萨里军团撤退到龙克（Roncq），她突然现身乞求贺塞带她一起走。在连长史密斯上尉默许之下，奥葛丝塔匆匆上了指挥部的卡车。

另一名战争新娘就没那么幸运了。当金妮·米榭在一九四〇年二月跟士官长高登·史坦利结婚，她成了第一个嫁给英国远征军成员的法国女孩。史坦利隶属于阿拉斯指挥总部的信号小队，金妮搬进他的宿舍，一直到五月以前，他们过着宛如和平时期的家庭生活。当“大战爆发”，他随着先遣队总部迁往比利时，她则回到邻近的塞尔万村，在妈妈开的小餐馆等待战争结束。

金妮对接下来两周的战事一无所知，所以当史坦利一天下午突然开着车顶上架了机关枪的指挥车出现，金妮吓了好大一跳。他告诉她，德军要来了，他们必须立刻离开。金妮急忙丢了几件东西进行李箱，外加妈妈塞给她的两瓶朗姆酒。一小时后，她准备好出门，打扮得就像要搭午后的火车进巴黎一样，身穿蓝色洋装、蓝色外套，并搭配蓝色宽边帽。

他们出发了，夫妻俩坐前座，一位名叫特利普的中士坐后座。马路上堵得水泄不通，更糟的是，金妮的宽边帽被风吹出了窗外。史坦利停车，当他往回捡帽子时，遭遇了第一次斯图卡轰炸。

子弹没打中，帽子得救了。史坦利继续向前开。他们头一晚在车上度过，其他晚上则多半躲在某个壕沟。有一次，他们睡在一名比利时农夫的大谷仓。农夫不答应借他们住，但史坦利拿枪射穿了谷仓门锁，一行人毫不客气地走进去歇息。

他们时而睡在干草堆里，时而跳进壕沟躲避斯图卡轰炸，全身上下越来越脏。金妮有一次想办法花十法郎买了一桶水，但是其他时候根本没机会梳洗。宽边帽早就支离破碎，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他们终于抵达一个叫巴约勒（Bailleul）的法国小镇，在一位老太太舒适的家落脚。容克里克夫人是个热情的主人，和他们在路上遇到的大多数人不同。他们隔天继续上路，斯图卡仍鬼魅般地缠着他们。

金妮这时已经完全走不动了，身上的衣服又破又烂。史坦利试着让她换上他的军服，再搭配钢盔，可惜没有一件合身。她终于告诉他事情是行不通的，她撑不下去了。他带她回到容克里克夫人的住处，老太太还是像以前一样热情好客，欢迎金妮留下来，一直住到马路畅通，她可以安全返回塞尔万为止。

到了告别的时刻。史坦利是一名军人，有他应尽的责任，金妮完全理解。尽管如此，这一刻依旧叫人心碎。史坦利答应两个月后回来接她，这句承诺也只能稍微缓解痛苦。他会实践他的诺言——只除了“两个月”这部分，事实上，他最后花了五年时间。

金妮并非唯一一个濒临崩溃的人。负责带领第二野战工兵小队的年轻中尉屡次失去联系，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皇家运输勤务队的基奇纳中士发现自己陷在车阵中，拥塞的交通导致英国与比利时的驾驶兵打了起来。一名英国远征军军官试图劝架，结果被人推了一把，他掏出左轮开了一枪，射中基奇纳的左腿。“你射的是我，不是那个推你的王八蛋！”基奇纳气炸了。

二等兵巴克斯是第十三战地救护车队随军牧师的驾驶勤务兵，他们的北上之路，变成一段由愤懑和互相指责构成的长征。巴克斯认为神父是个酒醉的懦夫，神父则指控巴克斯玩忽职守而且“愚蠢傲慢”。有好几次，神父自己开车扬长而去，留下巴克斯自谋生路。巴克斯也曾两度拿起步枪，仿佛打算用在神父身上。看来，就连上帝的信徒及其随从，也无法免于挫败的压力、接连不断的危险、饥饿与疲惫、炸弹、混乱，以及这趟走不完的撤退之路带来的烦闷。

二等兵史东尝遍了酸甜苦辣。他是皇家苏塞克斯兵团第五营的勃伦枪射击手。他们已经在走廊的东面连续作战两天，设法阻挡德军前进。此刻，他这一排弟兄奉命进行最后抵抗，让第五营其他人有时间撤退到后方重新整编。

他们坚守了一个钟头，然后跳上为他们准备好的卡车撤退。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找地方休息，毕竟他们已三个晚上没睡。他们在一栋建筑物前停车，发现那是一座修道院。身穿长袍的修道士从夜色中走出来，招呼他们随他进屋。

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穿着长袍和草鞋的修道士缓步而行，摇曳的烛光照亮了石头信道。一片祥和宁静，战争仿佛远在千年之外。院长表示很乐意提供吃住，给这些新来的访客以及另一群也发现了这处世外桃源的皇家工兵。

他们被引着走进回廊，在一张长桌旁坐定，每一名英兵都有一位修道士照顾他的一切需求。他们享用修道士自己制作的食物与美酒，吃了那么多天的饼干和牛肉罐头之后，这顿饭宛如皇家盛宴。

只有一件扫兴的事：工兵表示他们准备在隔天早上炸毁这一带的每一座桥梁，史东和他的弟兄必须在清晨五点前离开。而在饱经苦难之后，回廊的石头地板感觉就像羽毛床垫一样舒适。

他们于清晨上路。开车过桥的时候，他们小心翼翼减缓车速，以免触发已经埋好的爆破弹。这群皇家苏塞克斯兵团的弟兄走远了之后，远方传来了爆炸声响，这说明短暂的田园生活已经结束，他们又重回了战场。

除了炸毁桥梁、运河水闸、发电厂，以及其他可能对德军有用的设施，英国远征军也开始破坏他们自己的配备。对一名优秀的炮兵来说，破坏他多年来细心呵护的枪炮，简直是亵渎。当他们砸烂炮闩、破坏瞄准镜时，许多人当众哭了起来。

第三中团轰炸手阿瑟梅的痛苦甚至比其他人更深。他负责的是他父亲在一战期间使用的同一组榴弹炮，这被视为无上的光荣。炮身都一模一样，只除了现在使用的是橡皮轮胎，而不是古老的钢圈；战场也一模一样，远在这年春天以前，阿尔芒蒂耶尔和波珀灵厄早就是耳熟能详的地名。从许多角度而言，阿瑟梅觉得自己是在继承父业。

但是一战即便打得昏天暗地，也从未糟到要用炮管轰掉自己的炮台。他的良心倍受折磨，觉得自己“让老人家失望了”。

此刻，英国远征军正急着自我摧毁，没时间沉湎于这样的愁绪。在前往敦刻尔克途经的小镇上，例如翁斯科特（Hondschoote）及东卡佩勒（Oost Cappel），整支军队的装备消失在火焰中。好几千辆军车、半履带车、货车、重型卡车、摩托车、勃伦机枪运输车、野战餐车、小卡车以及指挥车在田野中排列成行，排光油料和水，任马达空转直到坏掉。堆得跟山一样高的毛毯、雨衣、鞋子、雨靴和各式各样的新制服被烧得精光。战地宪兵队的英厄姆下士经过一堆准备焚毁的衣物，他冲进去，扯开几捆包袱，找到合身的战衣，迅速更换，几分钟后重新归队——“是一票弟兄当中唯一衣冠楚楚的家伙”。

三军合作社的商店也是英国远征军的物质享受来源，根本无人看管，任君取用。轰炸手阿瑟梅往旅行袋里塞了一万根香烟，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店。

随军牧师也加入了疯狂的破坏行动。第五十师的纽康姆牧师忙着砸毁打字机和油印机，他的办事员则负责破坏连队的电影放映机。后来，纽康姆也烧掉了两箱祈祷书。那是五月二十六日周日，不过这天不会有礼拜仪式。

北方二十英里外，笼罩在敦刻尔克上空的浓烟并非出自英国远征军的毁灭行动，戈林正设法实现德国空军独力赢得胜利的诺言。将近一周以来，凯瑟林将军率领第二航空队的亨克尔、道尼尔及斯图卡不断轰炸这座城镇。一开始，空袭造成的损失很零星，不过在五月二十五日当天，一场全面轰炸损毁了主要的港口水闸、切断了一切电力来源，港口受到严重破坏，一整片起重机吊臂倾斜成疯狂的角度。

四十二岁的雅克雷中士隶属于兵工队，他正跟其他“米虫”一起等待撤退。这时，他的小队被紧急召去，徒手替一艘弹药船卸货。起重机坏掉了，而平常在码头的装卸工人全都跑得不见人影。

接近中午时分，雅克雷的心思开始飘到其他事情上。敌军的飞机暂时离去，他注意到附近有几间引人注目的仓库。他熘了过去，发现了几个似乎特别诱人的大纸箱。他打开一个纸箱，可惜里面不是手表、相机之类的东西，而是满满的棉花糖。

为了物尽其用，雅克雷拿了一箱棉花糖回到码头，立刻大受欢迎。他回到仓库多拿了一些棉花糖，又找到了一大桶红酒。他装满水壶，开始品尝。他再一次想起自己的弟兄，也带了些酒回去给他们。这群人喝得太开心了，他又回去多拿了一些。直到天黑以前，船上的弹药卸了不到一半。

隔天（二十六日），这群人回去工作，雅克雷的眼睛再度四处打转，这一次，他找到了一辆满载内衣裤的货车。他继续搜寻，在另一辆车上找到尺寸刚好的鞋子。他再度跟朋友分享好运，码头的工作也再度停摆。那天夜里，船只在货物没有卸完的情况下回到海上。

纪律荡然无存。敦刻尔克一片狼藉，港口显然无法继续使用。德国空军在天上畅行无阻，任意投掷炸弹。此时，一个英国海军小组进行了一场试验，或多或少暴露出盟军毫无空中防御能力。道夫中校在二十五日抵达，奉海军总部之命在港口一带设立所谓的“致命风筝防空幕”。风筝在空中飞舞，作用类似防空气球，希望借此让毫无警觉的德国飞机落入陷阱。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道夫总共握有两百只“致命风筝”以及几名助手。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的风势不够大，风筝飞不起来。不过一过中午就起风了，道夫的组员设法从港口两具大型起重机的顶端放两只风筝。一只风筝徒劳无益地上上下下，但是另一只却一举冲上了两千英尺高空。

没有人知道如果斯图卡撞上风筝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对这场试验毫不知情，而且对任何在天上飞的东西都紧张兮兮的英国大兵，疯狂地发射轻兵器武力把它打了下来。道夫中校留下来协助撤退，他的小组则加入越来越长的撤退队伍。

德国空军持续展开有计划的轰炸，单是二十六日早晨便在这座城市投掷了四千枚炸弹，重创码头、船只、通往港口的道路，以及成千上万拥入港口的混乱人群。

“皇家空军在哪里？”人们一再发出同样的质疑。一个纵队在盛怒之下，把气出在一名穿着蓝色空军制服、落单的倒霉士兵身上。这名混在洛克比中士小队里的士兵不是飞行员，只是在某个已解散的总部担任文书工作——不过这项事实无济于事，群情激愤的部队对他又打又骂，因为他象征着他们积怨已深的对象。

那人似乎有生命危险，洛克比试图找一套陆军制服让他换上。讽刺的是，寻找的过程被斯图卡的另一波攻击打断，等到轰炸结束，那人已消失了，或许是去找另一群比较友善的同伴。

然而英国皇家空军确实在战场上，只不过经常在部队视野之外，而且往往成效不彰。连续几天以来，战斗机司令部已将小心保存的飓风式（Hurricane）及喷火式（Spitfire）战斗机中队迁往距离海峡较近的空军基地，准备投入掩护撤退的重要任务。

当第十九中队从霍舍姆（Horsham）移防到霍恩彻奇（Hornchurch）时，两地截然不同的气氛立刻让林恩少尉大感震惊。霍舍姆是个训练基地，几乎看不到战争的痕迹。然而霍恩彻奇的飞机场上到处都是充满作战伤痕的战机，人们口中谈的都是作战与战略。对于驾驶喷火式战斗机只有一百小时经验的年轻飞行员来说，这样的改变让他们面临严峻考验。

五月二十六日清晨，林恩首次出勤巡逻滩头堡上空。没有特别的精神喊话或行前简介，飞行中队就这样出发前往法国，仿佛家常便饭一般。他们在加来附近遭遇了几架斯图卡和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简称Me）109，幸而火力压过德军，不过还是损失了两名弟兄，包括中队的指挥官。

下午，林恩飞回敦刻尔克进行当天的第二次空中巡逻。在加来附近，他们再度跟一支Me 109中队正面交锋，林恩本人首次遭遇战斗机的炮火攻击，一开始甚至还搞不清楚状况。奇怪的螺旋状烟雾扫过他的机翼，然后是Me 109加农炮沉稳的轰轰声。他终于恍然大悟自己已成了别人的枪靶。

林恩想办法闪避，但是没多久，他发现自己被两架在他上方盘旋的Me 109包夹。他设法以智取胜，首先让飞机停转失速，然后开始勐打圈圈，仿佛他的膝盖被子弹或炮弹碎片击中。无线电失灵了，机舱弥漫着烟雾和水蒸气，发动机熄火。

他最初的想法是迫降法国，在某个战俘营度过接下来的日子，直到战争结束。然后转念一想，他否决了这个念头，决定让自己掉落英吉利海峡，但愿有人能把他捞上岸。接着他也否决了这个念头——“我不想弄湿”——最后，他打起精神，判断自己应该有办法小心操纵飞机，飞回英国海岸。

他成功了，虽然惊险万分。他在离海面几英尺的高度滑行，迫降在迪尔（Deal）的砾石滩上，激起一片飞沙走石。他踉踉跄跄走出机舱，浑身沾满鲜血和油渍，进入一个迥异的世界。

那是个周日，迪尔海滩上挤满了漫步的情侣：军人穿着笔挺的军服，女孩穿着最时髦的春装，在温暖的五月阳光下惬意地散步。林恩闯进这个高雅的场景，觉得自己不仅是扰人兴致而已——他是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毫不体贴地提醒着民众，仅仅二十英里以外，确实存在着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他是对的。迪尔及多佛，还有全英各地的人民依然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政府尚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海峡对岸遥远的炮火声还不足以破除魔咒。这是个和平时期的典型周末：多佛镇民队在保龄球赛打败了多佛驻军队，比数是八十八比三十五，当地的足球队输给了锡廷伯尔尼（Sittingbourne）……人们在格兰维尔花园广场上熘冰……每周播映一次的综艺秀宣布推出新的节目，主打格姆三兄弟（The Three Gomms）的“搞笑闹剧”。

白厅的氛围完全不同，政府沉重地意识到英国此刻已大难临头，前来跟丘吉尔开会的雷诺也郁郁寡欢。他觉得一旦法国大部分地区受到占领，贝当（Pétain）将会提出停火协议。

行动的时候到了。五月二十六日周日下午六点五十七分，海军总部向多佛发送信号：“发电机行动开始。”

这时，拉姆齐将军有一百二十九艘渡轮、近海商船、斯固特和小型船只可供使用，其他船只正陆陆续续赶来，而发电机室里的人员运作顺畅。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次极其艰巨的任务。海军总部并不期望在两天内运回四万五千人以上。在那之后，撤退行动恐怕会在敌军的掣肘下告终。

“此刻，我身负有史以来最困难且危险的行动之一，”拉姆齐当天夜里写信给玛格（事实上是二十七日凌晨一点），“除非上帝眷顾，否则此次行动肯定会伴随许多悲剧。我简直不敢去想这次行动，或者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如何。”

然而，这一刻的最大危机远超出拉姆齐的掌控范围。关键问题在于最后是否能有超过寥寥几名士兵抵达敦刻尔克。希特勒的“休止令”已撤销了，德国装甲部队再度启动，成千上万名盟军士兵依然深陷法国与比利时境内。撤退走廊能否维持通畅，足以让这些部队赶赴海岸？哪些行动可以帮助部队坚守走廊？如何争取到撤退所需的时间？

[1] 敦刻尔克的法文拼法是Dunkerque，英文则是Dunkirk。——译注

争取时间

对丘吉尔而言，加来是关键所在。这座古老的法国港口位于敦刻尔克以西二十四英里，虽然已被德军围困，却仍然在英军手上。首相决定死守加来，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如此可以消耗伦斯德的部队，拖延德军前进，为英国远征军争取撤退到海岸所需的时间。

尽管如此，这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它意味着在英国难以承受折损战力的时候，刻意牺牲三千名训练有素的官兵。拯救大批英国远征军本就希望渺茫，让这群官兵回到本土战场保家卫国、抵御敌军的入侵，岂不是更明智的做法？

这项决策尤其让安东尼·艾登倍感煎熬。他曾长期服役于国王皇家步兵团，也是此刻驻守加来的军团之一。命令他们战到最后一刻，无异于强迫他的几位好友慷慨就死或被俘。

五月二十五日晚上，当政府终于决定走这一步，海军总部大楼的晚餐气氛低迷。丘吉尔默不作声地拨弄食物，然后离开餐桌，喃喃自语地说：“我不太舒服。”晚上十一点半，总部对加来驻防司令的尼克逊准将（Claude Nicholson）发出最后一通电报：

你们每多坚持一个小时，都会对英国远征军产生莫大帮助。政府因而命令你们持续奋战，并且对你们的顽强抵抗致上最高敬意。

对尼克逊准将来说，这是害他东奔西跑，把他搞得煳里煳涂的一连串指令中的最新消息。四月下旬以前，他的第三十步兵旅原本预定前往挪威。而当挪威战败，丘吉尔决定把他们调来法国海岸袭击德军侧翼，正如他先前服役的海军旅在一战期间的行动。

第三十步兵旅是能让德军大为头痛的部队。在三个营当中，有两营兵力（国王皇家步兵团第二营及第一步兵营）是精锐的正规军，剩下的一营（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第一营）虽是业余的本土军，却是全英国最杰出的一支，拥有全副机械化装备。为了增强战力，丘吉尔加派原本就基于另一项命令而前往加来的皇家第三坦克团。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几支坦克中队和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率先动身，从多佛航向加来。为了迅速起程，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抛下他们的全部车辆。第三坦克团倒是带了他们的战车，不过装在船舰底部。到了加来，卸除的工作似乎永远没完没了。

行动都还没开始，一位捣乱计划的人物便翩然驾临。戈特的行政官布朗里格中将在回英国的途中突然现身加来。他之前一直在布洛涅设立英军的后方司令部。身为现场最高军官，他自行下令坦克部队往西前进，与防守布洛涅的部队会师。由于布洛涅已被完全隔绝，部队得在还没卸除完毕前赶紧动身。

当天晚上，来自戈特总部的贝利少校为坦克部队带来截然不同的命令：他们必须往南（而不是往西），跟圣奥默的英国远征军会合。然后此刻人在多佛的布朗里格再度下令：他们必须依先前的命令前往布洛涅。左右为难的坦克中队终于在二十三日下午一点半出发前往圣奥默，不过途中受到德军装甲纵队阻挡，不得不退回原处。

那天下午，尼克逊准将和第三十步兵旅的其余官兵一起抵达加来。他也奉布朗里格将军之命，准备带领部队往西前进布洛涅。不过还在卸除的时候，陆军总部命令他们往东前往敦刻尔克（相反方向），替戈特的军队运送三十五万份口粮。运送队伍在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间的晚上出发，只不过很快就遇上不可避免的德军装甲部队。经过一场激烈夜战，三辆护航的坦克成功突围，抵达戈特的阵线。不过其余运输队伍不是遭到歼灭，就是退回加来。

加来显然已被隔绝。不论布朗里格或其他人命令他们朝哪个方向前进，英军都无法突破重围。光是固守加来本身，尼克逊便已应接不暇。他提议部署他的三个营外加剩余的二十一辆坦克以及几支零星部队，形成“外围”与“内侧”周边防御，捍卫加来。

大约八百名法军也在这里集结，戍守加来的古城堡和四座要塞。这些建筑是伟大的法国军事工程师沃邦（Vauban）在十七世纪建造的，至今仍坚固得令人叹为观止。几架隶属于法国海军的古董级海岸防御机枪，让防御工事更加完备。

尼克逊的计划是尽可能坚守加来，然而当敌军造成太大压力，他会慢慢退向港口，准备好迅速撤离。陆军总部在二十四日凌晨两点四十八分传来最新的讯息，表示“原则上”同意他们撤退。

到了下午，命令再度更改。当天，丘吉尔同意由法国的法加尔德将军担任海峡各大港口的守军总司令。法加尔德遵循魏刚的理念，打算无限期坚守这些港口，作为盟军在欧陆的桥头堡，绝不允许加来的守军有任何撤退动作。在类似情况下，英国指挥官通常可以便宜行事，但是这次不行。二十四日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陆军总部对尼克逊下达最新指令：

尽管凌晨向你传达了撤退政策，但是事实上，你所在地区的英军如今归法加尔德指挥，而他下令不得撤退。为了盟军的团结，你必须听从指挥。所以说，你的角色是死守如今对英国远征军无足轻重的港口……

丘吉尔在二十五日上午看到这则讯息时大为震怒。对他而言，加来的作用是尽可能拖延德国大军。法国人说不准撤退，无异于下令血战沙场。如果是这样，“盟军的团结”以及把加来形容得“无足轻重”，绝非激励部队奋战到底的说辞。

丘吉尔着手草拟他认为有必要的讯息，文辞掷地有声。然后艾登把这段话巧妙地修改成他个人对尼克逊的强烈请求。作为国王皇家步兵团的老战友，艾登的话具有特殊分量：

尽全力死守加来。这对我国至关紧要，因为这象征我国与法国的持续合作。帝国的目光注视着加来的防守，而女王陛下的政府深信你和你麾下的勇敢士兵将不辱不列颠的名声。

尼克逊不必总部交代就能明白。正当艾登传递这份讯息的时候（当时是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德军第十装甲师的霍夫曼中尉在一名法国军官和一名比利时士兵的护送下，举着休战旗走进英军阵线。霍夫曼被送进尼克逊在古堡内的指挥部。中尉开门见山地说：“无条件投降，否则加来将被夷为平地。”

尼克逊同样开门见山地写下回复：

1．不可能，因为英军的职责是战斗，跟德军一样。

2．由于法军上尉和比利时士兵没有被蒙住双眼，请恕无法遣回。盟军指挥官承诺，这两名官兵将受到严密看守，不得参与对德作战。

疲惫的守军持续奋战。他们跟德军的坦克与斯图卡鏖战三天，一英寸英寸地慢慢败退。此刻，他们藏匿在加来北部靠近港边的古城区。战火的嘈杂声渐渐平息，毕竟德军也得睡觉。唯一的声响，是黎胥留花园的夜莺所唱着的、与战况格格不入的啭鸣。

伦敦的最后一则讯息，传播范围比白厅任何一个人所料的更广。德军无线电情报处拦截到这份电文，津津有味地研究着——尤其是那句铮铮有声的勉励：“你们每多坚持一个小时，都会对英国远征军产生莫大帮助。”这是英军计划撤退的第一个可信证据。在此之前，对于英吉利海峡上越来越多的船只活动，德国臆测有可能是盟军计划在德军后方突袭登陆。其他人觉得这意味着盟军预备在敦刻尔克创建永久性的滩头堡。不过这则最新讯息排除了上述种种推论。讯息的措辞表明撤退，别无其他可能。

这则讯息还有另一个有趣之处。加来的地位，对英军而言显然比对德军更重要。A集团军总部曾告诫古德里安，千万不要在这里陷入成本高昂的街头巷战。古德里安本人也将这个港口视为次等目标——“精神地位高于军事意义”。他抽出先遣的第一装甲师，把加来交给落在后头的第十装甲师，因为加来“只具有地方重要性，不影响整体作战计划”。

不过如今拦截到这则有趣的讯息。伦敦不知基于什么原因要求加来奋战到底。五月二十六日中午左右，A集团军作战官布鲁蒙特利上校致电第十装甲师指挥部，当时古德里安正在跟第十师师长沙尔中将（Ferdinand Schaal）开会。布鲁蒙特利提醒他们不要在加来耗费力气，如果遭遇顽抗，就把加来交给德国空军解决。

沙尔觉得无此必要。他说他的进攻“胜利在望”，要求让部队继续作战。他预期在入夜前拿下加来。

他颇有理由抱持乐观。当天早上首先以一场惊天动地的斯图卡轰炸揭开序幕。绝大多数英军没有过这样的恐怖经历，飞机的呼啸声达到预期的恫吓效果。国王皇家步兵团的二等兵桑福德，抱起一条同样害怕的小狗冲进防空洞。桑福德和他的伙伴蜷伏在黑暗中，小狗则缩在角落里抖个不停，他们不断安抚它，直到它终于摇起尾巴，不知道为什么，这让他们觉得好过一些。

轰炸过后，他们走上到处是残砖破瓦和碎玻璃的街道。这次空袭拆散了许多防御部队，桑福德从此再没回到自己的连队。上午十点五十分，德军攻进加来北部，开始有条不紊地将防御化为零星的抵抗。

通信彻底崩溃，没多久，尼克逊准将跟他的参谋以及几名法军就被孤立于古堡之中。到了下午三点，古堡被包围。三点半左右，沙尔的一支步兵分队冲破南面闸门。这就搞定了，敌方一旦攻进围墙内，守军便束手就擒。尼克逊准将高举双手，从指挥站走出来面对俘获他的敌人。

港口边还有几支孤军继续反抗。在码头附近的据点，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的华特士官长躲进贯穿一号棱堡的地道，其他部队也在此聚集，士兵们东奔西窜，乱成一团，越来越多的伤兵挤了进来，地道的一块角落被腾出来做急救站。

一名冷静的军官终于挺身而出指挥大局。他指派一些人前往附近的要塞，并且命令另一群人（包括华特在内）拿法国机关枪在地道上方进行防御。他们不断发射机枪，德军则一步步靠近，扫荡周围的抗军。滨海车站先被占领，然后是邻近的要塞。最后，一名英国军官现身，指示华特一群人停火：他们已谈妥投降条件。

华特等人拒绝服从。负责指挥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的麦卡尼中校出现了，弟兄们向他讨个说法。他接到停火的命令了吗？麦卡尼给了否定的答案。事实上，他知道如果再坚持半个钟头，就能等到海军前来营救。他问这群人是否愿意投降，得到一声慷慨激昂的回答：“不！”

麦卡尼于是走出去调查是谁下了停火令，理由何在？他很快带着一堆坏消息回来：他们是最后一支抗军，德国人已将他们全面包围。敌军的枪口对准地道两端（地道如今挤满了伤员），要是他们继续反抗，对方会立刻开火。除此之外，德军的大炮与坦克已经就位，斯图卡也准备好再度回访。中校继续说道，另一名军官拟好了投降条件，他只能照办。弟兄们必须放下武装。

这群人开始拆解兵器，直到一名德国军官突然挥着手枪冲进来。他怒气冲冲地叫他们停止拆解，赶紧高举双手走出棱堡。剩余的盟军士兵便这样鱼贯而出，蹒跚地走在手持轻机枪的两列德国士兵中间。

华特无法想象更屈辱的经验，他甚至不敢看战友一眼，害怕在他们脸上看见他整个人由里到外感受到的绝望。

然而，加来还有未遭俘虏的英军。信号兵莱特五月二十一日由多佛前来，负责此地的通信任务。二十六日，他的无线电设备已完全被毁，他转而加入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一同作战。下午三点钟左右，他到了港口东面的防波堤，一艘红十字会的工作艇停在那里，莱特帮忙将伤者抬上船。

他和同伴目视工作艇安全离开，然后开始沿着防波堤走回码头。不过，他们还没走到通向岸边的栈桥，德军便已占领港口，迫使莱特一行人留在防波堤上。他们躲到栈桥下的木桩与横梁中间，希望能够稍微掩人耳目。

他们忘了潮汐这一回事。海水逐渐上涨，没多久，这群人便被迫现身。弟兄们心灰意冷地走向海岸举手投降——但是莱特不肯。他听说德军不留战俘活口，所以决定再撑一会儿。就算被发现，至少他能以自由之身死去。

半个钟头后，他改变了心意。他越来越孤单，觉得自己宁可跟朋友们死在一起，干脆投降算了。他穿过木桩走向岸边，栈桥上如今插着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就在他快要走到第一个德军哨口时，近海的两艘英国驱逐舰开始对栈桥展开炮轰。

这让他燃起了新的希望。刹那间，莱特再度改变心意。他向后转，朝着大海的方向匍匐前进，时而钻过木桩之间，以便混淆敌人。有一次，他甚至在迫击炮打穿防波堤之处滚进了海里。他泅泳穿越破口，爬回木桩边，继续向前。

在防波堤接近海口的地方，他欣喜若狂地发现四十六名英军跟他一样躲藏在木桩和横梁之间。他们的头顶上有一栋小型建筑物，平时是港务人员的观测哨，如今被在场最高阶的皇家海军上校占领。

太阳渐渐落下，天气变得寒冷刺骨。莱特因为先前滚进海里而浑身湿透，现在冷得半死。他的新同伴帮他脱掉衣服，挤在他的身边，企图为他保暖。一名年轻的下级甚至搂住他，他们的钢盔碰撞在一起，发出惊人的声响，仿佛肯定会招来全加来的每一名德军。

不过，当莱特及其他弟兄爬上铁梯，加入海军上校所在的港务局观测哨时，他们仍隐蔽在夜幕之中。上校显然很有胆识，他竟然想办法为大家烧了一壶热咖啡。外头，一名信号员持续用灯盏发出求救信号，希望被某艘英国船舰发现。终于回温的莱特跛着严重瘀青的脚，躲到桌子下打盹。

“他们来了！”这声喊叫吵醒了莱特。当时是清晨两点左右，一艘小型的英国船只正要入港。它没有看见防波堤上的士兵，直接开到栈桥尾端停泊。一支登陆小组爬上岸，但是没撑多久。德军的机关枪开火，登陆小组急忙跑回船上，松开绳索，驶回大海。

当船只再度靠近时，防波堤上的弟兄又呼又叫，疯狂挥舞着灯光。别管会不会被德军看到了，这是他们的最后希望。船只再度忽略他们……然后就在最后一刻，船只突然掉头，小心翼翼地停靠在防波堤边。莱特一行人匆忙登船。船只冲向大海，下一个瞬间，港口的每一架枪炮便乍然迸发。

这艘船是“古扎拉尔号”海军快艇，由布拉莫上尉负责指挥。他不知道加来已经沦陷，所以把船只开进港口，希望载回一些伤兵。虽然他迟了一步，不过还来得及营救防波堤上的一小群人。“古扎拉尔号”扑哧扑哧地朝多佛前进时，有人递给莱特一些点心和咖啡。终于安全了，他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棒的一餐。

布拉莫上尉并非当天晚上唯一一个不知道加来失守的人，伦敦高层跟往常一样搞不清楚状况。清晨四点半，丘吉尔发电报给戈特，正如他以往经常做的，他建议戈特“趁加来还支撑着，派遣一支纵队过去增援，或许能有好机会”。

最后，当二十七日出现第一道曙光，英军的三十八架莱桑德（Lysander）联络机飞越加来上空进行投掷任务。他们损失了三架飞机，但是成功投掷了两百二十四加仑的水、两万两千枚弹药，以及八百六十四颗手榴弹。在底下等候的德军却之不恭，满怀感激。

英国人民为加来的抵抗深受感动。四百年来，他们对这块地方存着一股特殊的情感，每个学童都知道有“血腥玛丽”之称的玛丽女王在一五五八年因为一连串粗心大意而失掉这座港口，女王将死之际，“心上还刻着加来的名字”。如今，这座城市再度沦陷，不过这次是以最崇高的方式，出于最崇高的动机——为戈特的军队争取时间。

不过那肯定不是最初计划。在不同时候，尼克逊的部队曾被指示去突袭敌军侧翼、去增援布洛涅、去防御圣奥默、去护送口粮进敦刻尔克、去展示“盟军的团结”，一直到最后三十六个小时，争取时间才成了最高指示。

然而他们真的争取了多少时间？证据显示，寥寥无几。德军只在加来投入第十装甲师而已。在“休止令”颁布以前，这支部队应该还没有抵达阿运河防线，直到加来失守以后，这支部队才又重新行进。空袭期间，其他装甲部队也都原地待命。

有一个装甲师——第一师——确实在二十三日往东疾行之际，顺道重击了加来，它打算借由突袭，猝不及防地夺下这个港口。但当德军知道盟军不可能不战而降，便命令第一师不要浪费时间，赶紧继续往东前进。从来不被德军看重的加来，可以留给仍然落在所有人后头的第十装甲师收十。

即便攻下加来之后，第十师还是没有赶赴敦刻尔克作战。事实上，他们被派往另一个方向进行名义上的任务——守卫从加来到欧德雷塞勒（Audresselles）的海岸。古德里安一直要到二十四小时后才判定，这个师的坦克能在敦刻尔克派上用场。

事实上，德国陆军总部觉得目前的兵力已足够攻下敦刻尔克。这一点在下达“休止令”的时候确凿无误。六个精锐的装甲师沿着阿运河防线部署，其中第一师及第六师距离敦刻尔克不到十二英里。这样的兵力足以轻松压倒盟军的零星防御部队。

休止令在五月二十六日撤销时，这些装甲部队仍然留在原地。在这过渡期间，法军第六十八师移防格拉沃利讷，戈特也设立了他的“阻拦点”（也就是据点）系统。不过大部分英国远征军仍然深陷法国和比利时境内，设法朝海岸撤退。

若要营救他们，仍然必须争取时间，不过靠的不是英勇的加来守军，那已经结束了。这项任务必须由坚守撤退走廊沿线各个据点的部队完成。这些据点不像加来那样牵引人心，有些村庄不过是地图上的小点。

五月二十七日早晨在阿兹布鲁克，一个坏消息传到了第二二九野战炮兵连：德国装甲部队击破英军侧翼，炮兵连和德军之间毫无屏障。撤退的时候到了，不过，他们反而拉了一门大炮摆在城南的十字路口。尽管希望渺茫，但求它能暂时掩护已暴露的侧翼。炮兵连副连长托德上尉爬上附近农舍的屋顶，了望前方是否有敌军的踪迹。

一辆德国坦克在两百码外的树篱后头若隐若现。托德连忙跑下来架设炮弹，不过贝克上士已经让他的四名队员进行了一次演习。他们在德国坦克还来不及响应时就发射了两轮弹药。对方以密集的机关枪炮火回击。另外两辆坦克轰隆隆地出现，这三辆坦克对准贝克的大炮火药齐发。

英军的另一门野战炮加入作战。它本来在几码外接受维修，不过炮兵连士官长找到几名志愿兵，包括一名厨师和一名机械维修工。他们把大炮掉头，发动勐攻，直到用尽弹药。

贝克的火炮继续独力作战，与敌军针锋相对。两名队员倒下，只剩下贝克和他的瞄准手。然后瞄准手也中弹，如今只剩贝克了。他继续开火，靠一己之力又发射了六枚炮弹。然后，他也用尽了弹药。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三辆坦克转弯，笨拙而缓慢地开走了。贝克打赢了。托德上尉冲上前来，受伤的瞄准手向他致意。瞄准手兴奋地握着上尉的手高喊：“长官，我们打败了那些王八蛋！”

往南八英里，在戈特的另一个据点埃布内特（Epinette），作战的决心同样坚定，但是使用的武器有所不同。车基尔上尉带着三件“玩具”上战场——他的风笛、一把剑，以及一副弓箭。二十七日当天，当他以及大约八十名弟兄（多半隶属于曼彻斯特步兵团第二营）预备好捍卫村落时，风笛和宝剑跟其他装备一起被收起来了，不过他的弓箭就在手边。

当德军先遣部队出现在眼前，车基尔爬到谷仓阁楼，从平常用来把一袋袋谷物吊上来的垂直开口向外窥探。他立刻召唤两名步兵上楼，命令他们连续击发子弹，不过要等到他的箭射中敌军的中间手后才开火。他举弓、瞄准、放箭。步枪手听见噗的一声，立刻开始发射炮火。

车基尔的箭正中敌军中间手的胸膛中央左侧，他心满意足地匆匆一瞥。步枪击毙另外三名德国士兵，不过第五名逃到房子的角落躲藏。这也许是英国弓箭——六百年前扭转克雷西（Crécy）和普瓦捷（Poitiers）战役的武器——在历史上最后一次用于两军交战。

传统也在戈特运河防线系统的南部重镇拉巴塞显露无遗。负责守卫这座城市的喀麦隆高地兵团第一营，是最后一支在战斗中穿着百褶裙的苏格兰部队。这样的衣着有违规定，不过喀麦隆军照穿不误。起码有一次，百褶裙达到了实用的功能。营副官杭特少校的腿部中弹，不过百褶裙的褶子削弱了子弹的威力。

喀麦隆军接连两天坚守阵地，击退德军的每一次渡河行动，只不过代价高昂，一次回击之后，A中队仅剩下六名弟兄，而这远远不足以镇守如此千辛万苦赢来的阵地。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敌军再度强行渡河，拉巴塞很快就被火焰和硝烟吞没。在“隔壁”的费斯蒂贝尔村，多塞特兵团第二营听到最后一通微弱的无线电信号：喀麦隆军已被彻底包围，请求允许摧毁部队的无线电设备。

多塞特军觉得接下来就轮到他们了。随着德军装甲部队慢慢逼近，C中队总部反倒弥漫一股奇特的雀跃——简直称得上虚张声势。有人替一部古董留声机上了发条，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歌曲《雷蒙娜》（Ramona）。这首歌的曲调能在许多人心中勾起月光和瀑布的画面，但是对蓝姆塞少尉而言，它将永远跟费斯蒂贝尔以及那些金龟子似的坦克车连接在一起。

多塞特军善用村中的建筑物，勉力对抗敌军直到入夜，然后奉命设法打道回埃斯泰尔（Estaires）。他们如今深陷敌军的占领地，不可能走大马路。他们必须在夜里横越原野，而且没有地图。营长史蒂芬森中校只能仰赖一只罗盘。

他们在晚上十点半出发，史蒂芬森领头，后面有大约两百五十名多塞特军，以及跟自己部队失散、各式各样的“散兵游勇”。那是个阒黑、多云的夜晚，这一行人很快跟敌军出现第一次接触。当时，史蒂芬森和一名出来巡哨的德军上士撞个正着，中校拔出左轮手枪，一枪轰掉那个家伙。附近的德国哨兵听到这阵骚动，喊了一声：“海因里希？”——但是没有其他行动。多塞特军松了一口气，继续在黑夜中跌跌撞撞地前进。

接着，他们来到一条横阻撤退路线的大马路，路上挤满了敌军的坦克与运输车辆。一整个装甲师正在前进。史蒂芬森的部队趴在收割过的庄稼残株上，看了一个多钟头的车队表演——德军的车辆甚至懒得关掉大灯。终于，川流不息的车辆出现缝隙，多塞特军一熘烟冲过马路，抢在下一组车队进入视线范围之前扑进灌木丛里。

靠着史蒂芬森中校的罗盘指引，这一行人挣扎着横越犁过的田地，翻过铁丝网围篱，蹚过臭水及腰的壕沟。黎明时分，他们来到一条运河前，水太深，无法涉水而过。会游泳的人拉成一条人肉绳索，帮助不会游泳的人渡河。一行人竟然成功了，只不过当运河在四分之一英里外绕了个弯回来，他们又得再来一次。

不过史蒂芬森的罗盘从未让他们失望。正如他估计的，这一群多塞特军在二十八日清晨五点踉踉跄跄走进埃斯泰尔，完成了长达八英里的壮游。镇守这座小镇的法军开开心心地跟这群筋疲力尽的新来弟兄分享水壶里的红葡萄酒。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以喜剧收场。皇家诺福克兵团第二营在洛孔（Locon）遭遇大举越过拉巴塞运河的德军，几乎全军覆没。大约一百名幸存的士兵退回附近勒帕拉迪（Le Paradis）的一座农场。为了凝聚人心，代理指挥官赖德少校派遣二等兵泰迪，去跟躲在马路对面另一座农场的守军联系。

二等兵泰迪完成任务，但是回不去了。此刻，机关枪的炮火太勐烈，他无法过马路。赖德和其他九十八位弟兄很快被德军亲卫队骷髅师（SS Totenkopf）包围进牛棚里。德军放火烧了农场，迫使诺福克军投降。他们立刻走到附近的谷仓空地，却遭到两把机关枪扫射。亲卫队用手枪和刺刀解决了没被机枪打死的士兵——只除了二等兵欧卡拉罕及溥雷。他们俩虽然伤势严重，却成功躲在尸体底下逃过一命。

对街的泰迪很幸运地遭另一支部队俘虏。这支部队不是亲卫队，只是一般的德军。泰迪的战争结束了，不过起码他还活着。原来，这条马路是两支德军部队的分界。他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这条满是尘土和沙砾的小马路，竟然是划分生与死的界线。

勒帕拉迪、费斯蒂贝尔、阿兹布鲁克——是弟兄们在这些村庄的顽强抵抗，为受困的盟军争取到迫切所需的时间，供他们沿着六十英里长的走廊北上敦刻尔克。由几辆法国坦克支持的英军第二师受创最重，但是他们的牺牲，帮助了法军的两个师以及不计其数的英国远征军抵达海岸。

溃散的部队拥入撤退走廊之际，德国空军持续在天空中横行无阻。除了炸弹之外，还有成千上万张宣传单从天而降，呼吁英国大兵弃械投降。收件人的反应不一而足。在皇家野战炮兵团第五十八营，大多数弟兄把这些传单看作笑话，正好可以拿来当卫生纸。第二五〇皇家野战工兵连的士兵，则因为传单上画着敦刻尔克的地图而士气大振。在此之前，他们并不晓得附近还有一条通往海岸的路径维持畅通。达勒姆轻步兵团第六营的一名上士，翻来覆去地研究传单上刺耳的字眼，然后向奥斯汀上尉报告：“他们肯定陷入了困境，竟然沦落到耍这种把戏。”

混乱的大军如今以各种所能想象得到的方式拥入敦刻尔克：东萨里军团第一营的弟兄骑着借来的脚踏车；一名来自农村的皇家苏塞克斯兵团第五营的士兵赶着一辆大马车；一位没戴帽子的准将在贝尔格的马路上踽踽独行；炮手罗伯李在敦刻尔克近郊，看到一个家伙脚踩熘冰鞋、手拿一把雨伞，从他身边呼啸而过；还有一个小伙子提着鹦鹉鸟笼赶路。不过，最常见的要属射击手艾伦的状况，当他因为双脚起了大水泡没办法行走时，两名战友充当他的拐杖，撑着他走完最后五里路。

在敦刻尔克，没有人准备好面对即将蜂拥而来的人群。法国海岸军事总司令、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Jean Abrial）隐匿在三十二号棱堡筹划这座港口的防御工作。他跟魏刚和布朗夏尔一样，把敦刻尔克视为盟军在欧陆的永久立足点。奉戈特之命前来处理撤军事宜的亚当将军，这时尚未抵达。

照道理，亚当应该听命于法加尔德将军，而法加尔德则是阿布里亚尔麾下的军事指挥官。不过前提是法加尔德的命令“不得危及英军的安全或福祉”——这是条跟大本钟（Big Ben）一样大的豁免条款。在许多桥梁的爆破工作上，双方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

为了加强沟通协调，英法双方的指挥官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七点半于卡塞勒会面协商。这座城镇位于敦刻尔克南方十九英里的孤丘上，是戈特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不过此时还没受到攻击。

亚当和法加尔德提早抵达，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两人已私下商量好如何保卫这个滩头阵地。他们将设法防守西起格拉沃利讷、东至尼约波（Nieuport），长约三十英里的海岸。内陆的周边防御将充分利用这块地区纵横交错的运河，从格拉沃利讷往东南到贝尔格，再往东到菲尔讷（Furnes），最后到东北的尼约波。法军负责敦刻尔克以西地区，英军则负责整个东面。部队退入阵地周界之后，法军应留在西侧，英军则留在东侧。没有人提到还在更东边陷入苦战的比利时军队——英法双方认为他们的情况太“混沌不明”。

会议此时在杜索瓦吉饭店（Hôtel du Sauvage）的餐室展开，好几张桌子扯掉桌巾并在一起。这是个简单朴素的环境，唯有中央的一瓶雅文邑（Armagnac）美酒能稍微缓解气氛。除了法加尔德之外，法国指挥官包括阿布里亚尔上将、布朗夏尔将军，以及来自魏刚总部的柯尔茨将军（Koeltz）。代表戈特的亚当将军，则由布里奇曼上校以及英国远征军的军需局局长林塞尔中将（W.G.Lindsell）陪同出席。

结果，这次会议的主要事项并非安排防御计划，而是由柯尔茨将军转达魏刚斩钉截铁的首要命令。魏刚要求被围困的军队转变心态，进入战斗模式夺回加来。法国将领同意一试，但是英国指挥官认为这个要求太荒谬可笑。若要生存就必须坚持下去，而不是发动攻击。布里奇曼觉得柯尔茨满口废话，因此停止做会议记录。

“你怎么不写了？”林塞尔悄悄地问。

“没有一句话值得记录下来。”布里奇曼压低声音回答。

果不其然。法加尔德将军的第六十八师受迫于德军的压力，不得不撤出防线尾端的格拉沃利讷，更别提夺回加来。二十七日深夜，法军撤退到从马尔迪克（Mardyck）到斯皮凯（Spycker）再到贝尔格的新防线。

不过最起码，如今滩头堡的范围界定清楚，防守的责任分配明确。法国大兵扼守环形防线的西半边，亚当将军则开始组织东半边的防御。依照布里奇曼的筹划，防守区域切分成三个部分，英国远征军的每一个军团各负责一个部分。确切地说，第三军团将和法军并肩防卫敦刻尔克，第一军团坐镇中央，第二军团则深入比利时边境防守东面。两条主要的运河：一条从贝尔格到菲尔讷，另一条由菲尔讷到尼约波，将是最主要的防线。总体而言，这条防线距离海岸大约五到六英里，至少能保护海滩不受轻兵器的威胁。至于这条防线的指挥权，亚当有骁勇善战的劳森准将（E.F.Lawson）可供差遣。

唯独欠缺一项要素——兵力。卡塞勒会议在二十七日上午八点散会之际，英军的防线还只是纸上谈兵。劳森得动员跌跌撞撞拥进敦刻尔克的部队来镇守防线，在乱兵当中碰碰运气，等到负责维持走廊畅通的正规军也退到海岸，劳森就可以汰换掉这群杂牌军；不过此刻，临机应变再度成了最高指导原则。

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大抵依赖在撤退中摧毁了兵器，如今只能充当步兵的炮兵。几支小队镇守贝尔格到菲尔讷之间的防线，并且由跟部队走散的十九名掷弹兵卫队弟兄支持，第十二探照灯连的士兵在更东边的菲尔讷挖掘壕沟，皇家工兵团的一支测量中队则进驻了尼约波。

劳森拼凑弟兄设立防线之际，布里奇曼上校则专注于协助大军退回海岸。基本上，他计划了三条主要路线——第三军团前往敦刻尔克东郊的玛洛海滩（Malo-les-Bains）；第一军团前往朝东六英里的布赖迪讷（Bray-Dunes）；第二军团则继续往东穿越比利时边境，前往拉帕讷。这三个小镇都是海边度假村，到处是室外音乐舞台、旋转木马、海滩椅、休闲单车和色彩艳丽的咖啡馆，整体环境与战争格格不入。

三个小镇当中，拉帕讷是最适合的总部地点。这里是比利时与英格兰间的电话电缆进入英吉利海峡之处，意味着可以与多佛及伦敦直接联系，这是其他地方做不到的。亚当在市镇大厅设立指挥部，布里奇曼就是在这里运筹帷幄，指导撤退大局。

有了计划就得发布命令，发布命令就得用纸张，而这就产生一个全新的问题：没有纸张可用。如同英国远征军摧毁他们自己所有的补给品与装备，总司令部的纸张也全数付之一炬，以免落入敌军之手。

布里奇曼底下的参谋官多福少校终于在地方文具店买到一沓粉红色信纸。这些信纸比较适合写情书，不过这是仅有的选择。付账的时候，多福费尽唇舌说服老板娘接受法国法郎代替比利时法郎。

很难说众多收件人最后是否接到了上校的粉红色信纸。摩托通信员已经尽全力传达命令，但是通信状况前所未有地艰难。尽管三个军团基本上留在自己分配的滩头，但是许多部队对这些安排一无所知，成千上万名落单士兵随心所欲，或者依照求生本能任意走动。

他们拥进敦刻尔克，奔向海滩——迷惘、困惑，而且往往群龙无首。许多后勤单位的军官不知所终，留下弟兄们自谋生路；有些士兵躲进城里的防空洞，在炸弹落下时互相依偎；有些人丢掉武器，手无寸铁地在沙滩上漫步；有些人玩乐、游泳；有些人喝得烂醉；有些人不断祈祷与诵经；有些人跑进空无一人的海滨咖啡馆尽情畅饮，简直跟观光客一样；还有一个人装作漫不经心地脱掉短裤，手捧着平装小说在岩石堆里做日光浴。

与此同时，炸弹持续如雨点般落下。第二防空炮兵旅奉命保卫敦刻尔克，布里奇曼上校抵达拉帕讷之后，立刻指示炮兵旅联络官帕尔莫上尉：所有炮弹必须持续到最后一刻。多余的炮手必须加入步兵团，派不上用场的士兵则必须前往海滩。帕尔莫向戈特的防空总指挥官马汀少将（Henry Martin）转达命令，但是讯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了扭曲。马汀以为所有高射炮炮手都必须前往海滩。

尽管很难理解为什么像英国远征军这样遭受激烈空袭的军队会首先撤退它的防空炮兵，不过马汀从不质疑上级的命令。相反地，他只是推断假使撤离炮兵，那么他们的炮弹就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与其落到敌军之手，他不如下令摧毁他的三点七英寸重型武器。

五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之间的午夜过后，马汀前来亚当的指挥部报告任务完成。一名旁观者觉得他志得意满，利落地敬礼后宣布：“所有防空高射炮都已摧毁。”

亚当不可置信地聆听这句晴天霹雳，好长时间不吭一声。最后，他终于抬起头，却只是说：“你……白痴，滚蛋！”

于是德军持续轰炸，英军如今只能以波佛斯（Bofors）轻型高射炮，以及部队的勃伦枪和来复枪设法抵抗。有些弟兄情急之下，甚至扯掉手榴弹的引信抛到空中，希望击中某架低飞的敌机，更多人像皇家运输勤务队的巴森下士那样爬进泰莱公司（Tate＆Lyle）的废弃糖箱。薄薄的木头箱子没有实际的保护作用，却带给人莫名的安全感。

他们的希望全都寄托于大海：英国的皇家海军会来带他们回家。加里波利（Gallipoli）、科伦纳（Corunna）、西班牙无敌舰队——几世纪以来，陷入困境的英国人总能指望他们的海军来扭转败局，而皇家海军也从未让人失望。但在五月二十七日这天晚上，事情却不太一样。

兵工厂维修队驾驶员二等兵盖兹，从玛洛海滩望向大海，眼前空无一物，什么船都没有，只除了一艘破损严重的法国驱逐舰在几码外的沙滩上搁浅，船头几乎跟船身分离。

一会儿之后，一艘英国驱逐舰映入眼帘……然后是停泊在四百码外的三艘泰晤士河平底船，最后是各自拖着几只小艇的十四艘漂网渔船。这对海滩上迅速膨胀的人群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东边的局势还更恶劣。在拉帕讷，隶属于总部的皇家海军军官莫顿上校走到海滩视察情况。近海处有三艘单桅帆船，不过没有任何小型船只可以帮忙接驳。

半晌之后，一艘机动船拖着小艇出现了。身为海军，莫顿对各种船只略知一二，他赶紧抓住船舷上缘，以免小艇突然被大浪打横。船长以为莫顿意图抢船，往他头顶上开了一枪。

莫顿设法让对方相信他没有恶意，不过这起事件突显出整个救援行动的不足。还需要更多船，尤其是许许多多小船。

莫顿回到亚当将军的指挥部，说明船只短缺的情况。亚当致电伦敦，希望激起另一端投入更多行动。然后他批准莫顿带着显示部队聚集之处的地图回到多佛，直接向拉姆齐将军报告。

莫顿此刻再度回到海滩，搭了顺风船登上近海的一艘单桅帆船，接着要求船长送他横渡英吉利海峡。或许，他可以说明这项任务的真正规模。倘若没有足够的船只，那么盟军如此千辛万苦在佛兰德斯争取到的时间，都将化为乌有，付诸东流。

兵多舟少

拉姆齐将军在紧邻发电机室的办公间里，客客气气地聆听莫顿上校陈述敦刻尔克的危急情势，以及海军需要如何投注更多心力，以便营救更多的弟兄。莫顿的心直往下沉，他觉得自己的观点未获采纳……觉得在皇家海军中将大人面前，区区的水兵上校根本没有什么分量。

莫顿完成交办任务，返回法国，向亚当将军的总部报到，然后回到海滩继续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船只的数量依旧寥寥无几，不过这并非因为拉姆齐无法体会实际需求。他主要仰赖私人船只——渡轮与游艇之类的，原本希望每三个半钟头派出两艘船舶，不过排程很快就被搅得一团乱。

最先受到派遣的是曼岛船运公司的邮轮“梦娜岛号”（Mona's Isle）。它在五月二十六日晚间九点离开多佛，一路风平浪静，于午夜左右抵达敦刻尔克港口站，二十七日黎明，它满载一千四百二十名官兵起程返航。女王皇家兵团第一营的史诺登少尉疲惫地倒在甲板下方呼呼大睡，接着突然被一阵声响惊醒，仿佛有人在敲击船身。结果是德军的炮轰。为了避开浅滩和水雷区，敦刻尔克和多佛之间的最短路径（称为Z路线）必须紧贴敦刻尔克的西部海岸航行几英里。过往的船只成了绝佳的目标。

“梦娜岛号”被数枚炮弹击中，然而奇迹似的，这些炮弹并未爆裂。然后船尾中弹，尾舵被打掉了。幸好，这是一艘双螺旋桨船，可以设法靠螺旋桨维持航向。船只慢慢驶出火力范围，部队再度定下心来。史诺登少尉回到甲板底下睡觉，其他人则留在甲板上，沉浸在明灿灿的晨光里。

然后少尉再度惊醒——这一次，甲板上传来仿佛冰雹的声音。六架Me 109正以机枪扫射船只。基利波普上士孤军奋战，他独自匍匐在船尾的枪炮下，勇敢地回击。四颗子弹射穿他的右臂，不过他继续射击，直到敌机转身离去。二十七日中午左右，“梦娜岛号”终于摇摇摆摆地返回多佛，船上二十三人丧生，六十人受伤。从拉姆齐的角度来看，同样糟糕的消息是，这趟四十英里的旅程花了十一个半钟头，而不是平常的三个钟头。

不过这一回，其他船只也尝到了德军枪炮的滋味。两艘小型近海商船“顺从号”（Sequacity）和“月达尔号”（Yewdale），在二十七日清晨四点动身前往敦刻尔克。接近法国海岸时，“顺从号”的右舷中弹，炮弹从吃水线附近贯穿船身，然后从左舷射出。另一颗炮弹击中发动机室，打爆了船用泵“顺从号”又中了两枚炮弹，船身开始下沉。“月达尔号”接起所有船员，在四射的炮弹中被迫折返英国。

上午十点以前，另外四艘船只也被迫返航。没有一艘船能穿越海峡，拉姆齐中将的排程被打得乱七八糟。不过他是个足智多谋、不屈不挠的人，发电机室的人员受他感染，立刻着手修正计划。

Z路线显然行不通了，最起码在白天是如此。另外有两条不怎么吸引人的替代路线。往东北方向前进的X路线可以避开德军攻击，不过路径上充满危险的浅滩和密集的水雷。至少在此刻，这条线也出局了。最后是Y路线：这条航线朝东北方走更长的距离，远至奥斯坦德，然后突然转变方向，往西折回英国。Y路线比较容易航行，水雷较少，而且免于德军炮弹的威胁。不过比起五十五英里长的X路线和三十九英里长的Z路线，这条八十七英里的路线长得多了。

这表示横越英吉利海峡的旅程，会比原先计划的多出两倍时间。换句话说，要维持拉姆齐的排程，必须增加两倍的船只。

尽管如此，起码在扫清X路线的水雷之前，这条路径是唯一希望。二十七日上午十一点，第一支舰队，共有两艘运输舰、两艘医护船和两艘驱逐舰，离开多佛，将近六小时后抵达敦刻尔克近海。

不过一切努力基本上全属白费工夫，因为敦刻尔克此时正遭受德国空军重击，港口完全瘫痪。“皇家水仙号”（Royal Daffodil）想办法接了九百名士兵，不过其余船舰被警告要保持距离：沉船的风险太高，有可能阻碍港口交通。有鉴于此，这支舰队立刻掉头，火速返回多佛。

当天晚上，又有四艘运输舰和两艘医护船行经Y路线抵达。“坎特伯里号”（Canterbury）运输舰在港口站接起四百五十七名士兵，不过德国空军随后展开夜袭，看来港口交通可能再度受阻。

“坎特伯里号”拔锚之际接到岸上传来的信号，指示它阻止任何试图进港的船只。它将信号传给在外围等候的几艘船，后者再传递给其他船只。那天晚上，海上不止一名信号手缺乏经验，讯息难免受到曲解。等到一艘路过的船只向经由Y路线过来的“蒂利号”（Tilly）斯固特发送警告时，信号是这么说的：“敦刻尔克已经沦陷，被敌军占领。切勿靠近！”

“蒂利号”是当天下午一同从多佛丘陵出发的六艘斯固特之一。至于为什么要去敦刻尔克，舰长克雷蒙兹少校毫无概念。他唯一的线索是出海之前被人扔上船的四百五十件救生衣——对于只有十一名船员的小组而言，数量未免多了一些。如今，有一艘船叫他从原本就不明所以的行程返航。跟旁边的斯固特商量之后，他改变航向，回到多佛等候进一步通知。

其他几艘斯固特在尼约波近海盘旋了一阵子。他们也收到过往船只的信号，得到敦刻尔克已经沦陷的消息，于是也同样掉头返航。这一天的结尾是，一艘拖吊船拖曳的两串救生艇被撞翻，散落海中。

这一连串事故与误会，说明了五月二十七日在海滩上等待救援的士兵，为什么只见到寥寥几艘船只。当天只撤离了七千六百六十九人，多半是在“发电机行动”正式启动之前就被多佛派来的船只撤走的“米虫”。照这种速度，要接回整批英国远征军得花四十天的时间。

随着坏消息接踵而至，拉姆齐将军及他的发电机室人员绞尽脑汁，设法再度展开行动。显然需要更多艘驱逐舰以替船队护航、击退德国空军、协助接运士兵、为较长的Y路线提供屏障。拉姆齐接二连三向海军总部紧急求援：取消驱逐舰的其他任务，把它们调往敦刻尔克。

“美洲豹号”（HMS Jaguar）接到立刻返回英国的命令时，正在寒冷而雾气蒙蒙的挪威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哈凡特号”（Havant）停靠在苏格兰西部青翠山岭间的格陵诺克（Greenock）；“收割机号”（Harvester）是一艘全新的驱逐舰，此刻正远在多塞特海岸的南端受训。所有可调动的驱逐舰，一艘接着一艘奉命“即刻”前往多佛。

“萨拉丁号”（Saladin）是一九一四年的老古董了，命令传来的时候，它正在西岸航道执行护航勤务。其他护卫舰也收到类似命令，而且全都立刻听命行事，任凭被护送的十二到十四艘船只自求多福。这是个危险的海域，“萨拉丁号”的通信官马汀寻思，船队的船东见到他的保护人就这样扬长而去，不知道有何感想。

驱逐舰上的船员大多不明就里。在“萨拉丁号”上，经手绝大部分讯息的马汀注意到“发电机”这个代号，但是不明白代号的意义。他只知道，要他们在这块大西洋海域抛下一支船队，事情肯定非常严重。

当各艘驱逐舰抵达多佛，并且接获命令即刻前往“敦刻尔克以东海岸”时，开始出现纷然杂陈的臆测。在“麦尔坎号”（Malcolm）上，领航员梅里斯上尉认定他们是要去搭救几支被隔绝的部队。幸运的话，应该能在几个钟头之内完成任务。“安东尼号”（Anthony）跟一艘载着大约二十名士兵回返英国的机动船擦身而过。值班军官隔海大声询问是否还有更吐司兵。“还有他妈的好几千人。”有人大喊着回答。

“美洲豹号”在五月二十八日凌晨悄悄滑向法国海岸时，天色尚黑。当曙光乍现，锅炉下士桑德斯看见船只正缓缓朝一道美丽的白色沙滩靠近，沙滩上似乎种满了灌木。然后灌木开始移动，形成一条条指向大海的队伍。桑德斯顿时明白他们是人，是成千上万名等待救援的士兵。

从敦刻尔克到拉帕讷的整条海岸地势平缓，倾斜角度很低，就算涨潮，驱逐舰最多只能前进到距离沙滩一英里的近海。由于现场没有小型船只，驱逐舰必须利用船上的小艇来接驳士兵。小艇人员不习惯这种任务，士兵们更不用说。

有时候，士兵会同时爬上同一边，导致小艇翻覆；还有些时候，太多人挤进同一艘小艇，以至于搁浅或沉没，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一抵达救援船舶就抛弃小艇，任由马达被细沙塞住、推进器卷进垃圾、船桨遗失。五月二十八日凌晨在玛洛的近海，“军刀号”（Sabre）的三艘小艇花了两个钟头，只接引到一百名士兵。“麦尔坎号”在拉帕讷的纪录更糟，十四个小时只接了四百五十人。

“兵多舟少。”“戒备号”（Wakeful）驱逐舰在二十八日清晨五点零七分向拉姆齐传送无线电讯息，言简意赅地直指问题核心。当天一整天，“戒备号”及其他驱逐舰不断向多佛传送讯息，要求加派小型船只。发电机室转而催促伦敦。

小型船只局正全力以赴，不过整理船东寄来的登记数据，需要花一点时间。这时，船务部的里格斯想到了一个快捷方式；何不直接接洽泰晤士河沿岸的各个造船厂？战争期间，许多船东都把船只闲置在岸边。

在泰丁敦（Teddington）的塔夫兄弟造船厂，老板道格拉斯·塔夫一大清早接到海军上将普雷斯顿爵士亲自打来的电话。撤退行动仍属机密计划，不过普雷斯顿对塔夫吐露消息，向他说明问题的本质以及军方需要的船只类型。

将军找对人了。塔夫家族已经在泰晤士河做了三代生意。现在的造船厂是道格拉斯·塔夫在一九二二年创立的，他对河上的每一艘船了如指掌。他愿意为将军效命，帮忙徵调所有合适的船只。

最先徵调的十四艘船已经在造船厂里了。工头哈利率领十四名工人迅速卸下船上的软垫和瓷器，拆掉平时使用的装备，确保发动机运作正常，并且把油缸加满了油。

塔夫本人则在泰晤士河上下游之间来回奔波，挑选他认为经得住这项任务的其他船只。大部分船主愿意配合，有些人甚至随着船只一同前来。少数人拒绝了，不过塔夫照样征用他们的船。有些人根本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发现船只不见，向警方报案“失窃”时才真相大白。

与此同时，自愿工作者到塔夫家集合。他们多半是业余人士，来自“小船俱乐部”这类团体，或是一个名为“河上紧急救援服务”的战时组织。这些士绅将船只开往下游，照计划在绍森德（Southend）交给海军接手。

当然，小型船只局不只向塔夫求援，它基本上接洽了从考斯（Cowes）到马加特（Margate）的每一家造船厂和游艇俱乐部。但它没有详加说明，只描述了船只需要航行的里程。在利特尔汉普顿（Littlehampton）的威廉奥斯本造船厂，“关恩老鹰号”（Gwen Eagle）和“班吉欧号”（Bengeo）舱式游艇似乎符合条件。港务长立刻调派当地人手，两艘船顺利出航。

小型船只局通常直接跟档案中的船主联系，基本上每艘船只都必须申请许可，但是文件往往早已失去时效性。

尽管后来传出许多英勇牺牲的故事，但某些案例起初非常棘手。普雷斯顿的助理秘书贝瑞曾经跟一名遗产执行人纠缠不休，后者坚持厘清谁该支付船只下海时的三英镑费用。不过大部分时候他所面对的问题是类似船主来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回船上拿威士忌。当贝瑞回答来不及时，对方只表示希望找到酒的人可以好好享用一番。

发电机室也不只向小型船只局求援。位于查塔姆的皇家海军岬角指挥部搜索泰晤士河入海口，寻找吃水浅的驳船。伦敦港务局卸下“福伦丹号”、“杜巴尔城堡号”以及其他正好停在港口的远洋轮船的救生艇。皇家救生艇学会（Royal National Lifeboat Institution）则送来东部及南部沿海的每一艘救生艇。

陆军提供了八艘登陆艇，不过必须想办法把它们从南汉普顿运送过来。发电机室里负责联系船务部的吉米·基思致电伦敦的海运局，向贝勒米求援。就那么一次，问题顺利解决。贝勒米翻阅档案，发现此刻停泊在南汉普顿的“麦卡利斯特氏族号”（Clan MacAlister）大型货轮，具有特别强力的起重吊杆。它在二十七日早晨开始装载登陆艇，下午六点半便起程南下索伦特（Solent）。

船上有一群不寻常的乘客，他们是负责操作登陆艇的四十五名水兵及两位预备军官。和斯固特的组员一样，他们也是从查塔姆海军营区徵调过来的人员。有时候，船只很幸运地遇到经验丰富的组员，不过通常的情况是像“祖国号”（Patria）斯固特那样——舵手不会掌舵，轮机员第一次接触船用柴油机。

拉姆齐将军的手下继续在发电机室内马不停蹄地工作，似乎有做不完的事，而每件事情都必须立刻解决：清除X路线的水雷、要求皇家空军派出更多战机进行掩护、找出更多把刘易斯机枪、派遣“加尔各答号”（Calcutta）防空巡洋舰抵达现场、修理受损船只、替换疲惫不堪的船员、送饮用水给被围困的部队、准备援救伤员、取得最新的气象预报、组织大约一百二十五艘维修艇，替目前聚集在希尔内斯的小型船只进行维修，以及尽快召集一些人制作梯子。

“可怜的摩根，”拉姆齐在写给玛格的信中描述他手下所受的影响，“他绷得太紧了，迫切需要休息。‘旗子’看起来跟鬼一样，秘书一夜之间突然变老。事实上，我的手下全都筋疲力尽，而我看不到任何放松的机会。”

不过，拉姆齐倒是见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丝曙光。海军中将萨默维尔爵士（Sir James Somerville）从伦敦南下，自愿偶尔接手拉姆齐的工作，好让他休息一下。萨默维尔的个性极富魅力，深受下级军官景仰。他不仅是完美的替补人选，且十分擅长解决问题。他在五月二十七日抵达后不久，遇到“真诚号”（Verity）驱逐舰的人员士气瓦解。这艘船两度横越英吉利海峡，遭受严重炮击，船长受到重伤，船员濒临崩溃，一名水手甚至企图自尽。当代理舰长前来多佛城堡报告状况，萨默维尔跟他一起回到船上，对所有船员发表演说。他知道精神喊话的效果有限，因此让“真诚号”休息一夜。隔天一早，它就重回工作岗位。

对萨默维尔、拉姆齐以及发电机室的整组人马而言，撤退已成了一项执念。所以，当三名法国海军高阶军官在二十七日前来多佛讨论如何维持敦刻尔克的补给（以及其他众多事项）时，这三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法军从魏刚将军以降，仍然将敦刻尔克视为欧陆的永久据点。就连温文尔雅的海军参谋长达朗上将（Darlan）也不例外。他的副手奥方上校负责组织滩头阵地的补给线，而奥方认为渔船是最好的选择，他的人手已经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各地徵调了两百多艘渔船。

此时，达朗听到令人不安的消息。派驻戈特指挥部的联络官表示，不论法军走或不走，英军正考虑撤退。法国决定派奥方前往多佛，与勒克莱尔少将（Marcel Leclerc）以及法国海军驻伦敦代表团团长欧登达尔中将（Jean Odend'hal）会合，透过第一手评估来厘清局势。

奥方与欧登达尔率先抵达。他们在军官餐厅等候勒克莱尔时，欧登达尔看到几张熟悉的英国面孔，他们是那些“坐办公桌的”——欧登达尔每天在海军总部接触的人。然而他们此刻出现在多佛，而且全身戎装。欧登达尔打探内情。“我们来参与撤退行动。”他们回答。

两名访客大为震惊。这是法国海军第一次亲耳听到英军不仅“考虑”撤退，而且还已经开始收兵了。这时勒克莱尔也到了，三人一同面见拉姆齐。拉姆齐向他们说明“发电机行动”的最新情况：奥方开始重新部署他的渔船舰队。与其为滩头阵地提供补给，还不如用这些渔船撤离法国部队。英法海军将携手合作，不过双方达成默契，两国各自载运自己的士兵。

隔天（二十八日）奥方回到法国，匆匆赶往位于曼特侬（Maintenon）的法国海军总司令部，向达朗汇报情况。达朗闻言为之愕然，立刻带着上校晋见魏刚将军。魏刚也同样吃惊。奥方发现自己竟然在跟盟军最高司令报告英军的行动，处境尴尬。

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全都如此震惊。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丘吉尔已将英军计划撤退的消息告知雷诺，并且敦促法国总理发布“相应的命令”。二十七日清晨五点，艾登向魏刚总部的英国联络官发送无线电讯息，询问当法军退回仍由盟军掌握的法国领土时，法方希望将撤退部队安顿何处。同一天上午七点半，英法两国指挥官在卡塞勒开会商讨敦刻尔克的“滩头部署”——但其实他们谈论的只能是撤退。

私底下，法军应该早就得知戈特的想法。早在五月二十三日，英国联络官雅屈戴尔上校就来法国第一军团总部，跟他的对应窗口法维勒上校做非正式的道别。法维勒料想撤退已势在必行，因此告诉他的上级布朗夏尔将军。后者于是派法维勒前往巴黎向魏刚报告。盟军最高司令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就已听到了消息。

尽管如此，当奥方在二十八日表示英军已开始撤离时，魏刚仍然感到惊讶与不解。最可能的解释也许是法军的通信已彻底瓦解。被困在佛兰德斯的部队跟魏刚总部断了联系——而两者间唯一的管道，是经由法国海军转手无线电信号，然而位于曼特侬的海军总部和巴黎有七十英里的距离。

正因如此，重要讯息不是受到耽搁，就是彻底遗失，各指挥部如同瞎子摸象，各自为政，彼此间没有一致的政策方向或战术：雷诺接受撤退；魏刚打算创建庞大的滩头阵地，包括夺回加来；布朗夏尔跟法加尔德放弃加来，但仍然计划在敦刻尔克四周创建规模较小的滩头堡；法国第一集团军军长毕洛将军（General Prioux）则誓死在南部的里尔一带坚守最后的阵地。

相较之下，英军如今上下一心，拥有同一个目标，也就是撤退。如同欧登达尔注意到的，来自陆军总部的高阶参谋官都下海操作小型船只，或者在海滩上执行任务，而他们往往是受到紧急征召。

坦纳特上校（William G.Tennant）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瘦削的后备航海专家，平时在伦敦担任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的参谋长。他在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六点接到命令，八点二十五分就搭上前往多佛的火车。坦纳特受命担任敦刻尔克的海军资深军官（Senior Naval Officer，简称SNO），负责指挥滩头的撤退行动。身为海军资深军官，他将在八名军官和一百六十名士兵组成的海军岸勤大队支持下，管理救援舰队的分配与搭载。

他中途在查塔姆海军营区短暂停留，于二十七日上午九点抵达多佛。与此同时，一辆辆巴士载着他的岸勤大队离开查塔姆。大多数人员仍然对状况一无所知。根据流言，他们即将负责在多佛峭壁上操作六英寸口径的火炮。一等兵弗莱彻满心欢喜：这样一来，他的驻扎地就离家不远。

他很快得知真相。一抵达多佛，这群人立刻被编制为每二十人一小队，每队由坦纳特的八名军官之一负责指挥。弗莱彻的小队被纳入理乍得逊中校麾下，而中校则说明他们马上就要前往敦刻尔克。他继续说道，那里的战情有一点“火热”，大伙儿不妨先到对街的酒吧给自己加把劲。全体弟兄欣然从命，一等兵弗莱彻还多带了一瓶准备路上喝。

“猎狼犬号”（Wolfhound）驱逐舰将带领他们越过海峡。起程之前，舰长麦考伊少校到军官休息室探听敦刻尔克的情况。史托威中尉嚷嚷着有一个朋友在另一艘驱逐舰上，最近刚去过那里，玩得非常痛快——有香槟及跳舞的女郎，是一个最热情好客的港口。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猎狼犬号”起航，踏上较长的Y路线。两点四十五分遭到第一架斯图卡攻击，之后便一路险象环生。奇迹似的，这艘船躲过所有炮击，在五点三十五分滑进敦刻尔克港口。整条海岸线似乎都陷入火海，“猎狼犬号”停泊之际，二十一架德国军机列队投掷大量炸弹。麦考伊少校冷冷地问史托威中尉，香槟和跳舞的女郎究竟在什么地方。

“猎狼犬号”是个引人注目的目标。坦纳特上校敦促他的岸勤大队登陆，并且尽速分散开来。然后，他带领几名军官前往三十二号棱堡，阿布里亚尔上将在那里拨了一些空间给英军指挥官使用。

这段路平常只需走十分钟，但是今天不同。坦纳特一行人必须小心翼翼穿越布满瓦砾和碎玻璃的街道；被焚毁的卡车和缠在一起的电车缆线随处可见。当他们艰难地行走在路上时，又黑又油的浓烟在他们身旁流窜。阵亡和受伤的英国大兵瘫倒在断垣残壁中；毫发无伤的人则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或者想办法在废墟中挖宝。

等到他们抵达三十二号棱堡（一座由泥土和厚重铁门保护的水泥掩体），已经远远过了下午六点。走进棱堡，穿越一条又湿又黑的甬道以及由蜡烛照明的作战室，最后抵达分配给英国海军联络官韩德森中校的小房间。

坦纳特在这里会见韩德森、戈特的参谋帕门蒂尔准将（R.H.R.Parminter），以及区指挥官怀特菲尔德上校。他们三人都认为敦刻尔克港口已无法用于撤退，德军的空中攻击太勐烈了。东面的海滩是唯一希望。

坦纳特询问他有多少时间完成任务。答案不太妙：“二十四到三十六小时。”之后，德军很可能就会攻进敦刻尔克。在如此悲观的评估之下，下午七点五十八分，他首次以海军资深军官的身份向多佛传送信号：

请立即派遣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前往敦刻尔克以东。明晚能否撤退还成问题。八点零五分，他发出另一则讯息，稍微阐述详情：

港口一整天皆遭持续轰炸，陷入火海，只能从港口东面的海滩登船……请将所有船舰和客轮派往那里。我准备命令“猎狼犬号”前往东面海滩停靠，载人和起航。

在多佛，发电机室人员十万火急地展开行动，连忙把救援舰队从敦刻尔克转到港口以东十英里长的沙滩——

九点零一分，“奥尔良少女号”（Maid of Orleans），切勿进入敦刻尔克港口，请转而停靠在玛洛海滩和米德科特（Zuydcoote）之间的海岸，让部队从海滩登船……

九点二十七分，“格拉夫顿号”（Grafton）及波兰驱逐舰“闪电号”（Blyskawicz），请在二十八日凌晨一点靠近拉帕讷海滩，以自己的小艇尽可能接运英国部队。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

九点四十二分，“英勇号”（Gallant）外加五艘驱逐舰及“加尔各答号”巡洋舰，请在敦刻尔克以东一至三英里处靠近海滩，尽可能以最快速度搭载最多数量的英国部队。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

发电机室成功地在一小时内将所有执勤中的船只调往沙滩：一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两艘运输舰、四艘扫雷舰、四艘斯固特以及十七艘渔船——总共三十七艘船舰。

在敦刻尔克，坦纳特上校的岸勤大队开始集合零散的部队，把他们疏散到最靠近的玛洛海滩，再由理乍得逊中校将他们分为三十人至五十人的小队。在大多数案例中，士兵们可怜兮兮地急于服从任何一个似乎有主见的人。“谢天谢地海军来了。”一名大兵对一等兵弗莱彻说。

大部分士兵被发现的时候，是挤在港口的掩蔽所里躲避轰炸。罗德少尉安排他的弟兄躲进一间塞满香槟和鹅肝酱的地窖，有好一段时间，美酒佳肴成了他们的主食。不过这并不表示他们享受着美好生活。六十多个男人、两位平民女性和各式各样的流浪狗全都挤在一起。空气凝重……当一条流浪狗吃了大兵喂的鹅肝酱之后吐了起来，空气味道就更重了。

有些人耽溺于香槟，没多久，酒醉的喊叫声就跟上头传来的炸弹爆裂声和落石声混在一起。罗德偶尔冒险跑到外头寻找更好的避难所，但是所有地方都挤满了人，他只能放弃。傍晚，他听到呼喊“长官”的叫声。他爬上楼，得知皇家海军已经抵达，他必须带领弟兄前往海滩，当天晚上会有船只想办法送他们回家。

如今，所有地窖都挤不下大量拥入敦刻尔克的士兵了。有些人急切地寻找掩护，最后找到港口与城镇东边海滩之间一群古老而坚固的法国防御工事。腾出一小块空间给英国参谋官的三十二号棱堡就在这里。不过，藏匿在这块区域的法军不愿意跟新来的访客分享。

一群惊慌失措、群龙无首的脱队英军并不打算掉头，他们虽然没有领袖，却握有来复枪。二十七日晚上，他们挥舞着枪支逼近三十二号棱堡，要求开门让他们进去。两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手无寸铁地走出来跟他们谈判。当坦纳特的一支岸勤小队抵达时，形势依旧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岸勤人员立刻恢复现场秩序，化解这场危机。

岸勤队队员一等兵尼克松后来回忆，任何人几乎只要露出一点点坚定的权威，就能让士兵们迅速臣服。“一个带着刺刀的大嗓门双徽章水兵，在这些家伙面前竟然有那么大的威力，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坦纳特上校首次以海军资深军官的身份巡视海滩时，亲自对好几群紧张不安的士兵喊话，他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并且尽可能找到掩护。他保证会有许多船只前来，所有人都能安全返回英国。

他总能成功安抚士兵，一方面是因为一般英国大兵都对皇家海军抱持盲目的信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坦纳特颇有长官的威严与架势。由于现代军人的服装已无阶级之分，军官即便在场也很难认得出来，不过坦纳特的身份却不容置疑，他穿着剪裁合度的蓝色海军制服，配有铜扣和四条金色的横杠，全身上下自然流露着权威。

而且，坦纳特身上还有一项额外的点缀。他的信号官艾伍德中校在三十二号棱堡吃点心的时候，拿香烟盒的银箔纸剪出代表海军资深军官的“S-N-O”三个字母，用浓稠的豆泥沾在上校的钢盔上。

遗憾的是，再强的纪律也改变不了敦刻尔克的统计数字。从海滩上撤离，能够接运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坦纳特估计，如果使用码头，接运的速度可以提高五倍到六倍。然而，只要看一眼烈焰遮天的敦刻尔克海岸，就知道完全不可能使用码头。

不过他注意到一桩怪事。德国空军虽然勐烈轰炸港口和码头，却完全忽略构成敦刻尔克港入口的两道长长的防波堤。这两道防波堤就像两条防护手臂，从东西两面伸向彼此，中间只留可供一艘船只通行的开口。东边的防波堤特别吸引坦纳特注意。这条以混凝土桩铺上木头步道的防波堤，往海上延伸一千四百码左右。如果船只能沿着防波堤侧边停靠，将大大提高撤离行动的速度。

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建造防波堤的时候，根本没打算把它当成码头使用。当船只被汹涌的浪潮（最高可达三级风浪）扑打上来，脆弱的木板堤岸能承受这样的重击吗？几个地方有木桩，不过那原本只是为了港口工作艇的不时之需所设的。大型船只套绳索的时候，能够不把这些木桩撞松吗？步道只有十英尺宽，几乎不够供四个人并排行走。这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吗？

这种种难题，更因高达十五英尺的潮汐落差而加剧。退潮和涨潮的时候，接运士兵肯定是一件棘手又危险的任务。

尽管如此，这是唯一的希望。晚上十点半，坦纳特指示此刻负责近海通信任务的“猎狼犬号”派一艘民船到防波堤“接运一千名士兵”。任务落到“海峡女王号”（Queen of the Channel）身上。这是一艘精良的轮船，原本经营往来英吉利海峡的路线。这时它正在玛洛海滩搭载士兵，船员跟其他人一样，也觉得这个办法速度太慢。它立刻前往防波堤，开始让士兵登船。情况顺利，毫无问题，岸勤队队员原本七上八下的心情全都放松了下来。

清晨四点十五分，大约九百五十名士兵挤上“女王号”的甲板。黎明破晓时，防波堤上有人大声问它还能搭载多少人。“问题不在于还能载多少人，”船长回答，“而是我们能不能成功地把已经上船的人载回去。”

他说得没错。跨海中途，一架德国军机连续投掷炸弹，打穿“女王号”的船尾。除了少数几个跳水求生的士兵，其他人都展现出惊人的镇定。一等水兵巴莱特甚至稍微考虑跑到底下的置物柜取出他刚买的新鞋。不过他没做傻事，因为船身正迅速下沉。他跟其他人一起安静地站在倾斜的甲板上，等待救援船只“多莉安萝丝号”（Dorrien Rose）缓缓靠过来，把他们全接过去。

“海峡女王号”沉没了，但是大局出现转机。防波堤奏效了！木板并未崩塌，潮汐并未碍事，士兵并未慌张，而且有许多空间供持续前来的船只停靠。德军一旦觉醒，情势很可能大为不同，但是港口上硝烟密布，能见度极低。

“海军资深军官要求所有船只沿东边堤岸停靠。”“戒备号”驱逐舰在二十八日清晨四点三十六分，从敦刻尔克向拉姆齐发送无线电信号。发电机室的人员再度积极展开行动。当天晚上稍早，他们忙着把舰队从港口移转到海滩，此刻他们要把舰队再移转回港口。玛洛海滩上的理乍得逊中校也接到命令，开始将部队分批送回敦刻尔克，每批五百人。

但是，虽然登船的问题解决了，却又浮现另一个全新的危机。敦刻尔克的危急时刻总在海上和陆地轮番出现。这一次，场景恰好轮到伤痕累累的佛兰德斯战场。

清晨四点，正当“海峡女王号”证明防波堤可行之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正式俯首投降，导致撤退走廊的东面出现一道长达二十英里的缺口。如果不能立即填补，德军将一拥而入，切断法军和英军通往海边的退路。届时，撤退行动将骤然画下句点。

危险缺口

戈特将军是在偶然间听到消息的。他在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开车来到三十二号棱堡，打算跟布朗夏尔将军商讨撤退事宜。他没见到布朗夏尔，不过魏刚总部来的柯尔茨将军倒是在场，柯尔茨随口问起戈特是否听说利奥波德打算求和。

戈特大吃一惊。他心里明白比利时没有能力长期抗战，但是没料到他们如此不堪一击。“如今，伊普尔到海岸之间突然冒出一道长达二十英里的缺口，敌军的装甲部队可以从这里一拥而入，直逼海滩。”

魏刚将军更是错愕。他在凡森开会的时候，有人把比利时联络官发来的电文递给他。“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因为从来没有任何风声让我可以预见这项决策。没有任何警告，也没有一丝暗示。”

似乎就连在利奥波德总部安插了亲信——海军上将凯斯爵士（Sir Roger Keyes）——的丘吉尔，都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突如其来，”首相几天后在鸦雀无声的下议院发表谈话，“没有事先商量，也没有一丁点通知。他不顾大臣们的建议，自作主张派遣全权大使到德国司令部宣布投降，暴露了我们的整个侧翼和撤退路线。”

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如此震惊？利奥波德早在五月二十五日就发送电文告知英王乔治六世，表明比利时的抵抗已濒临溃败，“假如我军遭到包围，我们给予盟军的协助将会就此告终。”他补充说道，他认为他的责任是与人民同在，不会逃到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间，戈特及英国陆军总部分别收到来自比利时联络官的七则讯息，指出除非英国能够反击（这很显然不可能），否则终点已经不远了。除此之外，凯斯上将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致电丘吉尔，表示“他觉得比利时军队的抵抗撑不了太久”。凯斯接着拍电报给戈特，说明利奥波德——

担心关键时刻迅速迫近，他恐怕很快就无法指望他的部队继续战斗，或者给予英国远征军任何协助。他希望您明白，他有责任在国家惨遭蹂躏之前宣告投降。

而在另一头的利奥波德，也对盟军的意图一无所知。尽管戈特认为积极奋战的比利时军队“对我们的撤离至关紧要”，但是从来没有人咨询比利时将领的意见，也没有人分配任何一艘船只供比利时军队撤退。

最后，丘吉尔在艾登的提醒与催促之下，终于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发电报给戈特：“现在，我们有必要告诉比利时军队……”他接着附了一则私人讯息给凯斯上将，指点他如何跟利奥波德打交道：“请转达以下讯息给你的朋友。要假设他知道英军和法军正设法朝海岸撤退……”如此一来，对于比利时国王为什么没得到消息，伦敦可以说他们“假设”他已经知道了，以此作为开脱之辞。

丘吉尔也在讯息中力促凯斯确保利奥波德逃到国外，最后并隐约提议由英国远征军带着比利时部队一起退回法国。

这则讯息从未送达凯斯手中，不过反正也无关紧要了。此时，利奥波德早已志不在此。这位国王从来就不讨人喜欢——他是个傲慢、冷淡的人，并且规定大臣在他面前必须立正站好——不过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做了一个错误假设，以为自己在德国占领之下仍能保有权力，因此决定投降，留下来与他的子民共存亡。

二十七日下午五点，国王派遣可靠的参谋官德鲁索少将，举着白旗前往德军阵线。国王想争取有利条件的任何希望，全都立即破灭。元首坚持比利时无条件投降。利奥波德同意了。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点，比利时正式放下武器，宣布投降。

几支零星的队伍仍持续作战。第十六步兵师的楚浮上尉经过一天的撤退，精疲力竭地倒在吕德福尔德饭店的大厅睡觉。清晨四点半，他突然被一阵声响惊醒。灯打开了，人们来来回回走动。“陆军投降了。”有人解释道。

“什么？”

“团总部的联络官刚刚捎来命令。”

“这么说来，我被遗弃了。”身为国会议员以及瓦隆社会党（Walloon Socialist Party）青年领袖之一的楚浮，是个不会盲从军队命令的硬骨头。

他“借”了一辆指挥车，迅速动身前往敦刻尔克。一抵达法军前哨站，他立刻明白对他而言，继续参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前哨站的值班军官因为比利时的投降而满腔激愤，他痛骂楚浮是个叛徒、懦夫，并且提出警告，要是楚浮胆敢再往前一步，就叫卫兵立刻射杀他。

楚浮向后转，试着往南走另一条路，但迎面碰上一支德军纵队。他再度朝北疾驰，抵达科兹伊德（Coxyde）的海边。他在这里战战兢兢地接近一名英国军官，小心翼翼地说明他并非叛徒。他可以越过防线吗？

“恐怕没办法，长官。抱歉。”

他继续往尼约波前进，在这里，他遇见一整支比利时军队，有些人跟他一样倍感挫折。楚浮和其他几个人私自挪用停在水道上的一艘渔船，被船只的发动机、风帆以及在他们头上俯冲盘旋的一架德国军机伤透脑筋。德国军机最后飞走了，它显然认定这群人不值得浪费子弹。他们终于安全进入外海。

天已经黑了，他们点燃蘸满汽油的破布，希望吸引注意。海面上有许多船只，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水域停泊。最后终于有一艘英国驱逐舰把他们接上船，但是楚浮再度面临强烈的敌意。

这一次，他成功说服对方。事实上，这艘驱逐舰正在前往敦刻尔克的途中，用得上这些强壮的比利时人和他们的小船。这是漫长而艰辛的一天，但是楚浮终于又回到了战场上。

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见。皇家苏塞克斯兵团第四营的二等兵奈伊在科特赖克机场站岗时，看见路上有一大群刚从前线撤离下来的士兵，其中好几百名比利时大兵一边骑着脚踏车賓士，一边吆喝着战争结束了。北斯塔福郡兵团第二营的士兵从利斯河朝海岸行军时，路边站着一群卸下武器的比利时大兵看着他们撤退。有些人面有愧色，但是也有许多人对疲倦的英军破口大骂、挥舞拳头。在比尔斯坎普（Bulscamp），一名身材圆滚滚的宪兵跑来英军指挥部，高声宣布比利时已经投降，他奉命前来没收英军的所有兵器。至于英军回答时说了什么话，那就无从查证了。

整个乡间，家家户户的门窗挂满了白色布条。在瓦图（Watou），多塞特兵团第二营的蓝姆塞中尉打算走进一间空房子休息一下。住在附近的一名妇人冲过来大喊：“不行，不行，不行！”

“这是在打仗啊。”蓝姆塞说的这句老话是颗万灵丹，两次大战期间，人们拿它来解释任何必要的不便。

“是在打仗没错，但不是我们的战争！”妇人回嘴。

的确，对大多数比利时人而言，这场仗如今已成了别人的战争，而摆脱战局让他们如释重负。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国家不过是块踩脚垫，任由邻近的强权国家在无止境的权力斗争中随意践踏。“英国人，德国人，全都一个样。”一名心生厌倦的农妇这么说。

技术上而言，尽管比利时的投降导致盟军的撤退走廊在东北角出现一个巨大缺口。然而实际上，随着比利时抗军节节败退，防线原本就有一条越来越大的裂缝。过去四十八小时内，负责镇守这条防线的第二军团指挥官布鲁克中将一直在调度兵力，企图填补漏洞。他是个奇迹制造者，但是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正当利奥波德准备承认失败之际），在伊普尔附近的英军第五十师以及尼约波海岸的法国守军中间，依旧没有盟军驻守——那是一道长逾二十英里的缺口。

布鲁克手上仅剩的，是蒙哥马里少将的第三师。这支部队目前驻守在包围圈南端附近的鲁贝（Roubaix），若要发挥效果，必须将他们从防线最右端的阵地撤离，越过其他三个师的后方往北行进二十五英里，然后熘进最左端的阵地。这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一万三千名大军在夜间沿着后街小巷和陌生道路安安静静地长途跋涉，敌军往往只在四千码的距离外。他们必须在天亮以前抵达，否则移动的纵队就会成为德国空军的活靶。

面对这项任务，蒙哥马里毫不畏惧。他在坊间虽然默默无闻，却或许是英国远征军当中最受人议论的师长。他狂妄、自负、暴躁又夸张，在军中也没什么朋友，但是受到许多人崇拜。不论人们对他抱着怎样的观感，全都同意他是个卓越的军人，而且非常擅长训练和激励士兵。他的部队一整个冬天都在练习这类的夜间行军，他们一再操练，直到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每个突发状况都已事先算计。此刻，蒙蒂很有把握能成功完成任务。

傍晚，他的机枪手和装甲车辆率先行动，组成轻便的先遣部队。然后红帽子宪兵在薄暮中出动，负责标示道路、指挥交通。而主要的大军，包括两千辆面包车、军车、卡车、指挥车及运兵车，在入夜后最后出发。当然，车辆全都不开灯。每一位驾驶员必须紧盯前方车辆的后轮轴。后轮轴被漆成白色，用一盏微弱的屏蔽灯照明。蒙蒂本人坐在他平常搭乘的亨伯（Humber）指挥车，随员埃尔金斯上士则骑着摩托车紧跟在旁。他们右前方的并行线上有不断闪烁的炮火，左边则有几门英国火炮在凯穆尔山（Mont Kemmel）上持续射击；从两面发射过来的炮弹光影，在这支移动部队的头上形成一道奇特的拱顶。有一次，路边的英军在蒙蒂经过时不小心放炮，炸掀了蒙蒂的亨伯座车，但是将军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二十八日天亮以前，第三师已准备就定位。拜蒙哥马里大幅度横向移动之赐，英军如今掌握了撤退走廊的东面，最北可达诺德斯霍特（Noordschote）。至于到海边剩下的十三英里，蒙哥马里仰赖剩余的比利时军队，因为就他所知，他们仍在持续战斗当中。然后上午刚过七点半，他首次听说利奥波德投降的消息。

“局势危急！”蒙哥马里后来在回忆录中追述，“原以为左侧会有比利时军队协防，如今什么都没有……”他迅速调集几名机枪手，外加英军和法军的几辆装甲车。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分散开来扼守防线，直到盟军有能力集结更庞大的兵力为止。战斗往往一触即发。枪骑兵团第十二营的曼宁中尉赶在波克大军进城以前，千钧一发之际炸毁通往迪克斯米德（Dixmude）的桥梁。

到了下午，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德军占领了尼约波；比利时军队退出战场；蒙哥马里的负荷已达极限；从伍本（Wulpen）到尼约波及海岸之间，没有一支有组织的部队进行防守。

盟军只得再度临机应变。克利夫顿准将（A.J.Clifton）刚好有空，布鲁克中将连忙派他去伍本组织防御。他一抵达便接管由两百名炮兵拼凑成的部队，并且不时调来“闲着没事”的装配兵、勘测员、运输兵和总部勤务兵以加强战力。这支部队从来没被命名，毕竟队上的军官来自五个不同的军团。大部分士兵从没见过他们的新长官，而这些军官也从来没在克利夫顿的手下做事。

然而，他依然成功地将士兵团结在一起，部队带着高昂士气走上前线。他们沿途碰到许多从前线退下的比利时散兵。比利时人抛下武器，高喊着战争已经结束。这简直是意外之财，克利夫顿的士兵捡起被丢掉的步枪和炮弹，为他们贫乏的装备加强战力。他们沿着菲尔讷尼约波运河，及伊塞河（River Yser）布防，在接下来的三十个钟头成功阻挡敌军前进。双方在尼约波附近的桥梁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比利时军队疏于在停火前炸桥，而英军的工兵无法从桥梁东侧点燃引爆线。德军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过桥，但是克利夫顿将所有“重家伙”（四门十八磅炮弹的大炮以及几挺勃伦机枪）聚集于此，成功拦阻敌军，保留了东面防线的完整。

西面的防线也同样挺住了。五月二十七日一整天及二十八日的大半天，英军第一四四旅将德军钳制于敦刻尔克以南十二英里的沃尔穆特（Wormhout）。所有人都派上用场。在旅指挥部所在的当地饭店，二等兵凯瑞尔发现自己在教几名厨子和职员填装米尔斯卵形手榴弹（Mills bomb）——尽管他自己从没看过这种炸弹。

成功完成这项危险任务后，他奉命去协防饭店的外墙。正当穿越花园之际，他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他以为是哪个倒霉鬼中弹了，转身一看，发现那声尖叫来自树上的一只孔雀。

“这只鸟可不能再吓人了。”凯瑞尔喃喃自语地举起步枪准备射鸟。就在他开火之前，一名年轻的中尉推开他的步枪，告诉他别做傻事，他难道不知道射杀孔雀会带来霉运吗？长官补充说道，如果凯瑞尔违背命令射了那只鸟，就要接受军法审判。

下一步可想而知。凯瑞尔一等中尉走得看不见人影，便举起枪仔细瞄准，一枪中的。如果射杀孔雀会带来霉运，他倒是没发现有什么不同。

不过，霉运确实降临在沃穆尔特的几名守兵头上，而这些人恐怕一辈子都没伤害过孔雀。一番激战之后，皇家沃威克兵团第二营被打得七零八落，分散的士兵在二十八日下午六点左右被迫投降。大约八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被他们的俘虏者——阿道夫·希特勒亲卫旗队（SS 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 Regiment）——一路推挤，赶进村庄外的一个小型开放式谷仓。

当他们被塞进谷仓，林恩艾伦上尉发出抗议，表示里头的空间不够伤员使用。一名亲卫队队员立刻用带着浓浓美国腔的流利英语回嘴：“黄色英国人，你们将要去的地方会有很大的空间。”

他一说完就朝谷仓丢掷了一颗手榴弹，然后大开杀戒。这些亲卫队队员连续十五分钟以手榴弹、来复枪、英军的步枪和手枪勐烈攻击，同时把两批战俘带到谷仓外，由临时组成的行刑队执行枪决。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大约十五名英兵在成堆的尸体中存活下来。

往南八英里，盟军仍在卡塞勒持续顽抗。正如布里奇曼上校预见的，这座位于丘陵上的小镇成了西面防线的“直布罗陀”。两天以来，克莱斯特将军的坦克、火炮和迫击炮重击这座城镇，并被一波波的斯图卡进行轰炸，然而它依然屹立不倒。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主要的守军、格洛斯特卫队第五营，几乎毫无军备。奉命设立路障的范恩中尉只找到一辆农用拖挂车、一具犁头、一辆马车和一架水车，当坦克冲进邻近的花园，他试图用一把博斯步枪阻挡，然后望着子弹从装甲车的铁板上弹开。

城镇被团团包围。然而五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格洛斯特卫队的军需官勃莱斯顿上校，竟然设法送来一些补给品。守军坐下来，享用一顿由牛肉罐头配陈年葡萄酒的奇怪晚餐。

在包围圈的最南端，毕洛将军的第一军团仍然坚守里尔。和大多数法军不同，这支部队抱着热烈的信念奋战不懈，强力阻挡德军的六个师——这表示少了六个师来阻挠英国远征军北上。

如今，绝大多数部队都在撤退的路上了，是时候放弃最南端的据点，将守军撤回海岸进行后防。

二十八日上午，负责四十八师总部通信的哈尼特中士，受命将讯息传给镇守阿兹布鲁克（几个南方据点之一）的部队。守军必须撤离阵线，当天晚上立即动身前往敦刻尔克。哈尼特手下已有两名通信兵在前往阿兹布鲁克的途中丧命，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亲自出马。

主要道路被难民和退役部队挤得寸步难行，不过他以前曾经担任摩托车试驾员，越野骑车对他而言易如反掌。他蹦蹦跳跳地越过田野和乡间小路，成功抵达阿兹布鲁克，在第一四三旅部传递了讯息。协助旅部参谋厘清北上的撤退路线后，他骑上摩托车回返。

这一次，他迎头撞上刚刚进入这块地区的德军纵队。他没有地方转弯，决定硬着头皮直接冲过去。他把头伏在手把下，油门踩到底，往前蹿出去。德军受到惊吓四散开来，不过在他呼啸而过时，德军开始朝他开火。

他几乎就要闯过去了。然后突然脑子一片空白，等到恢复意识，他已经断手断脚躺在草地上。一名敌军军官站在他的上方，士兵把白兰地举到他的嘴边。“英国大兵，”军官用英语做出评论，“你的战争结束了。”

英军部队沿着走廊拥向海岸线之际，戈特将军的总部也跟着往北迁移。五月二十七日，指挥部从普雷梅凯搬到刚进入法国边境、离海仅十四英里的乌凯克（Houtkerque）。这是战役开打以来，指挥部首次没有设在伦敦到布鲁塞尔的电话线路上。没什么差别，反正戈特很少待在总部。

二十七日，他整天忙着找布朗夏尔将军，希望协调两军的联合撤退行动。但他一直没找到，二十八日凌晨才身心俱疲地返回乌凯克。而后上午十一点左右，布朗夏尔忽然自动来访。

有太多事情要讨论，戈特首先诵读艾登前一天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文确认了撤退决策：“我想要明确表达，如今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可能将最大量的部队撤回英国。”

布朗夏尔大为震惊。出乎戈特和波纳尔意料，这位法军司令还没听说英国的撤退决策，他仍然以为盟军的策略是在敦刻尔克创建滩头阵地，作为欧陆的永久据点。不知道为什么，丘吉尔在五月二十六日对雷诺说的话、艾登在二十七日发给法军最高指挥官的讯息、同一天送抵卡塞勒和多佛的决策，以及二十八日清早交给阿布里亚尔和魏刚的资料——全都跳过了他。同样地，原因很可能是法军通信彻底崩溃。

现在布朗夏尔知道消息了，戈特竭尽所能地带领他进入情况。戈特表示，他必须命令毕洛将军的第一军团也朝敦刻尔克前进。他们和英国远征军一样，都必须保住性命，以便日后反攻。比利时出局之后，盟军已没有机会继续坚持下去，倘若不撤离，就必须投降。

布朗夏尔踌躇片刻，不过在此关键时分，毕洛将军的联络官抵达，表示第一军团太过疲倦，完全走不动了。问题解决。布朗夏尔决定留下军队驻守里尔地区。

戈特火冒三丈。他坚称毕洛的部队不至于累到无法花点力气拯救自己。他再次强调，撤离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布朗夏尔维持强硬。他愤恨地说，撤退对英军而言很简单。“英国海军总部无疑为远征军做了妥善安排，但是法国海军绝对无法撤离法国士兵。因此，一切终归徒劳无益——撤离的机会比不上耗费的力气。”

布朗夏尔毫不动摇。他最后提问，即便知道法军不打算一同行动，英军是否会继续撤退到敦刻尔克。波纳尔气炸了，加重语气地说：“会！”（Oui!）

而当天下午，在位于斯滕韦克（Steenwerck）的法国第一军团指挥部里，毕洛将军本人跟英军四十四师师长奥斯本少将之间，也出现了一场类似的对话。奥斯本计划将四十四师撤离利斯河，因而前来跟左邻的法军协调行动。他很惊讶地发现毕洛将军根本没打算撤离。奥斯本费尽唇舌，包括以盟军的团结守则说服他，但是毕洛完全不为所动。

然而，毕洛后来必定改变了心意，因为当天下午稍晚，他解除了劳伦斯将军（de la Laurencie）第三军团的任务，指示他们朝海岸前进。他本人则决定跟其余弟兄留在原地，战斗到最后。

他们似乎全被誓死最后一搏的观念蛊惑了——或许除了挽救国旗的荣耀，别无其他目的。“他满口都是国旗荣誉的故事。”波纳尔从布朗夏尔口中再次听到这类说辞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仰赖你们拯救一切可以被拯救的事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荣誉！”魏刚对阿布里亚尔发出这样的电文。“如果布朗夏尔的部队难逃厄运，就必须光荣地倒下。”将军对弗威尔少校说。在魏刚的想象中，当结局终将来临，最高指挥阶层扮演着特别光荣的角色。与其逃离巴黎，政府不如像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那样，坐在高官座椅上静待蛮族进城。

不过，这类喊话或许能抚慰高层人心，却无法鼓舞战场上的法国大兵。他们受够了老旧的枪炮、马车运输、蹩脚的通信、不足的装备、不存在的空中支持，以及慌乱失措的领导高层。五月二十八日，皇家野战炮兵团第五十八营在撤退途中遇见一大群法国士兵坐在壕沟里休息、抽烟，其中一人对着会说法语的英国大兵解释，敌军无所不在，完全没希望逃脱，所以他们索性坐下来，等待波克大军来袭。

然而总有例外情况。一支与团部走散的法国坦克中队，在戈尔（Gorre）加入皇家爱尔兰燧枪兵团第一营，大大强化军队的阵容。队员十起被英军、法军和德军丢弃的武器，并且举起酒瓶加油打气。他们带着极高的热忱作战，笑声震天，每次击中目标便停下来跟战友握手致意。当燧枪兵团终于接到撤离命令，坦克中队决定留下来继续奋战。“祝好运！”（Bon chance!）他们对着离去的燧枪兵团呼喊，随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劳伦斯将军是另一个狂热的法国将领，他还不打算束手就擒。上级的优柔寡断和失败意识让他非常恼怒，他曾两度试图把他的第三军团移转到戈特的旗下。此刻，毕洛解除了第三军团的任务，他立刻带着两个师的弟兄朝敦刻尔克出发。

第一批战斗队伍已经进入周边防线的范围内。掷弹兵卫队第二营回到菲尔讷，依旧踩着阅兵大典般的精准步伐，稳定而有节奏的脚步声回荡在中世纪的市集广场内。尽管有些人制服破了、帽子丢了、身上缠着绷带，但是看过白金汉宫卫兵交接仪式的人，绝对不会认错他们那熟悉的挺拔仪表、干净清爽的脸庞，以及肃穆的表情。

密德萨斯兵团第一营及第七营在后头不远处。他们是一支本土军，虽然专业度远远不及皇家卫兵团，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全心投入作战，也曾尽自己的力量负隅顽抗。此刻，他们穿过菲尔讷，最后停在往东三英里的东代恩凯尔克（Oostduinkerke），距离尼约波（周边防线的东陲，也是因比利时投降而守备最薄弱的地方）一英里左右。克利夫顿将军拼凑出来的杂牌军已经进入作战位置，但是散得很开。密德萨斯营队将在这里加强防线。

新来的兵力拉开伪装网、挖出狭长的壕沟，在沙丘和灌木丛后安顿下来。然而完全没有敌军的踪影，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小睡片刻，感觉真好。运动战已经结束了，在团军士长“大艾克”柯顿找到他们并且想出新的折腾方法前，最好抓紧机会好好补眠。二等兵法尔利只希望“大艾克”不要太早找到他们。

戈特将军也退到了周边防线的范围内。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六点，英军总司令部在拉帕讷启用，设立在城西的一栋海滨别墅里。这个地点选得很好。在一战的苦难岁月中，这里曾经是比利时艾伯特国王的住所，继而在二十年代成为老国王的避暑行宫。因此，它具有大型的强化地窖和充沛的电线网，伦敦与布鲁塞尔间的电话线路基本上就从别墅的门前经过。戈特与丘吉尔、陆军总部以及多佛的拉姆齐之间，再度只有一通电话之隔。

各军团的团长也在二十八日纷纷进入周边防线：第三军团在敦刻尔克，第二军团在拉帕讷，而第一军团则在中间的布赖迪讷。第一军团的指挥官巴克尔中将（Michael Barker）此时已经彻底累坏。他是参与过波尔战争的资深老兵，闪电战让他吃不消。一抵达位于海滨步道西端的团本部，他就退到地窖休息，偶尔召唤助理军需官兰森少校过来汇报情况。

海滩上的场面让兰森大为惊愕。一大群来自各个后勤单位的军官和士兵四处徘徊，朝德国军机胡乱射击。即便兰森拿手枪抵住几个非常资深的老骨头，仍然无法让这群人创建某种秩序。最后，他请来第三军团指挥部的助理作战官吉姆逊上尉。后者的解决方法，是命令这群乌合之众排队集合，仿佛进行检阅一般。然后他郑重地操练他们，下达各种常见的口令。没想到这群人乖乖配合，立刻恢复秩序。对兰森而言，这起事件不仅显示操练能达到什么成效，也透露出最一丝不苟的人类机制——一名皇家卫兵有怎样的能耐。

布赖迪讷的混乱情况，很快传到正在敦刻尔克调度登船事宜的坦纳特上校耳中。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指派任何岸勤小队到那么远的海滩管理秩序。不过，东面防波堤和玛洛海滩目前已在掌握之中，布雷显然是下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据说那里有五千名士兵，绝大多数士兵没有上级军官或任何形式的领袖。

二十八日下午五点左右，坦纳特召见理乍得逊中校和另外两名军官科尔中校和克劳斯顿中校。他表示希望有一名军官带领一支岸勤小队，前往布雷安排在那里等候的五千名士兵登船。三名中校当下都没有任务在身，因此决定抽扑克牌，让输的人去布雷。理乍得逊输了，但是他说面对如此庞大的任务，他需要另一名军官陪同。科尔和克劳斯顿再度抽牌，这一次科尔输了。“赢家”克劳斯顿得到这三人认为最简单的任务，那是管理防波堤。

于是理乍得逊和科尔带着十五名水兵搭乘军用卡车前往布雷。尽管只有七英里的距离，但是路上人满为患，而且路面坑坑洼洼，他们整整花了一个钟头才抵达。晚上九点左右，岸勤小队踏上海滩，开始安排登船。

此时天色昏暗，在逐渐消退的微光中，二等水兵尼克松以为他看见从沙滩伸向大海的许多道防波堤，然后勐然发现，这些“防波堤”其实是由每列八名士兵组成的纵队，从沙滩直直延伸到海中。最前排的士兵自腰部，甚至肩膀以下都泡在水里。

五千名士兵？两万五还差不多吧。理乍得逊立刻透过在外海盘旋的驱逐舰发送信号，将情况告知多佛和海军总部，再次紧急要求调派小型船只和机动艇。

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权宜行事”。理乍得逊在军车后舱设立指挥部，几名水兵开始将士兵分成五十人一批，其他人则朝海中丢掷救生索。海滩的倾斜角度很小，即便小船都很难靠岸。

“多么混乱的一夜，”科尔几天后写信给妻子，“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军队中的闲杂人士，而不是战斗的士兵。队伍里没有几名军官，而在场的军官全都毫无用处。不过靠着喊话、安全保证以及我们的海军制服，我们让这群乌合之众恢复了秩序。”

小船的操作人员也同样尝尽苦头。“希尔达号”斯固特当天下午稍早抵达，由于船只吃水很浅，舰长葛雷中尉设法将船停在海滩涉水能及的地方。士兵们一拥而上，彻底包围船只，争先恐后爬上从船艏抛掷下来的梯子。但是梯子没有固定牢靠，士兵疲惫不堪，而且海水逐渐上涨，士兵们纷纷跌入海中。“希尔达”的船员费了超人的力量，才将一整群笨手笨脚且浑身湿透的士兵拉上船。

到了晚上七点，五百名士兵上了葛雷的船——比起等候中的两万五千名士兵，这个数字实在不多，但这已经是船只的承载极限了。他将士兵接驳到外海的驱逐舰，然后回头搭载另外一批。此刻正在退潮，“希尔达号”很快停在水深只有两英尺的沙滩上。四百多名士兵蜂拥而上，等到凌晨一点半，另一波海潮帮助船只脱离浅滩时，“希尔达号”再次载满了士兵。

就在不远处，“道杰岬号”（Doggersbank）斯固特也在从事类似的工作。稍早，舰长麦克巴奈特中尉抛下了移泊锚，将船只固定在浅滩。它比“希尔达号”更接近海滩，但是水深依旧有六英尺，这让士兵无法涉水而来。中尉派出一艘工作艇和一艘橡皮艇，将士兵接驳到船上。两只小艇一上岸，立刻被士兵包围、淹没。他们救出小艇，继续工作。到了晚上八点，麦克巴奈特的船上大约有四百五十名士兵。够了。他运用移泊锚将船拉出海滩，脱离浅滩之后，他也将这群士兵运送到外海的驱逐舰，然后回头接运更吐司兵。

这成了海滩上的固定模式，无论在布雷、玛洛还是拉帕讷都一样。救生艇、划艇和工作艇在水边接运士兵，送到停在近海的小型船只，后者再将弟兄们送到外海上越来越多的驱逐舰、扫雷舰和邮轮。等到载满了人，这些大型船舰就会朝英国出发——又多了一批军队可以回家。

这是个实际可行的计划，不过速度非常缓慢。举例来说，每一艘斯固特平均每小时只有一百名士兵登船。难怪大伙儿神经紧张、焦躁不安。

绝大多数士兵看不见海滩上的行动，他们站在队伍的尾端，或者在海滩后方的沙丘等待，想破头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慢慢吞吞。黑夜里，他们什么都看不到，只除了偶尔在粼粼的水光中瞥见几艘船只的剪影。他们只能听见海潮的稳定节奏，以及时而传来的船桨撞击声。

他们又累，又冷，又饿。佛兰德斯海岸的五月夜晚寒冷刺骨，弟兄们很想念他们在热气蒸腾、尘土飞扬的撤退路上丢掉的厚外套。配给的粮食吃光了，现在也不可能从田野中找东西吃。总司令部通信员凯伊中士在海滩附近找到一罐七磅重的豆子，堪称一大发现。他跟几名幸运的伙伴用手抓着吃，仿佛在吃什么高价的巧克力。

在玛洛海滩，达西中校也同样因为无止境的等候而烦躁不安。他将他的炮兵团聚集在沙丘后方的砖厂里，那是极佳的掩蔽所，但是完全看不见行动的实际情况。最后，他命令手下的沛恩中尉带着信号灯“下去海滩召唤海军”。

沛恩毫无头绪该怎么做，不过，他在通信手册上找到标题为“召唤不明船只”的内容。他仔细依照指令将信号灯指向大海，不抱任何希望。没想到夜色之中，一道回音闪烁而来，指示他们将部队带到海滩。他匆匆忙忙地回禀中校，得意扬扬。

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左右，海上刮起了强风，意味着风浪增大，登船速度变得愈加缓慢。在布赖迪讷，理乍得逊中校的工作进度迟滞不前，于是他决定停止登船行动，开始将部队遣回敦刻尔克。或许从防波堤登船会快一些。

确实如此。坦纳特上校将敦刻尔克港口东面的防波堤当作临时码头使用，已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冒险一搏得到了回报。源源而来的驱逐舰、扫雷艇、渡轮和其他蒸汽轮船沿着防波堤停靠、接运部队，然后返回英国。克劳斯顿中校负责管制人潮，当他和理乍得逊及科尔抽扑克牌决定哪个倒霉鬼前往布赖迪讷时，克劳斯顿赢得了这项“简单”任务——防波堤的管理。

克劳斯顿是加拿大人，身材魁梧、个性强悍，善于运动又爱开玩笑。身为优秀的冰上曲棍球球员，他驻扎朴次茅斯的时候，经常将人员组织成曲棍球队。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而这项新任务需要他的每一分精力。

有关防波堤的消息传开来了，如今有成千上万名毫无秩序的士兵聚集于此，排队等候上船的机会。在皇家炮兵团总部内勤二等兵华纳眼中，这就像有声电影刚刚问世时，电影院前无止无尽的人龙。不过其他人倒觉得更像尖峰时刻的伦敦，或者一场橄榄球混战。克劳斯顿稳稳地站在防波堤底部，不苟言笑地面对群众，手拿传声筒高喊口令，将一连串的士兵分配给一连串的船只。

最初主要是驱逐舰。五月二十八日上午，超过十一艘驱逐舰满载士兵。“军刀号”的狄恩中校证明了他们的行动速度能有多快。当天稍早，他于两小时内从海滩上接走了一百名士兵，他在多佛只花了五十八分钟调头，然后返航，上午十一点就在防波堤边停稳。这一次，他载了八百名士兵，中午十二点半起程返回多佛——平均每小时搭载五百四十人，远胜过海滩上每小时五十人的速度。

然而他的工作还没结束。下午六点二十分抵达多佛后，他重新加满了油，十点半再度动身回到防波堤畔，准备当天的第三趟任务。这一次他只待了三十五分钟，接回了另外五百名士兵。

二十八日傍晚，各式各样的船只加入驱逐舰的行列。“薄纱号”扫雷舰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抵达，半小时后载着四百二十人离开。大约同一时间，“罗斯号”（Ross）扫雷舰接起了另外三百五十三人。“蒂利号”斯固特带领其他六艘小型机动船在十一点十五分停稳，接回了几百人。“梅德韦女王号”明轮蒸汽船在午夜前后抵达，载走将近一千人。舰长库克上尉提醒大厨罗素，准备应付“好几百名肯定有点饿的弟兄”。这句警告没帮罗素做好心理准备，面对厨房即将遭遇的攻击。这群人不是有点饿——他们根本饿坏了。

五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之间，船只整夜来来去去，而漫长的木头步道上，人潮像一列无止境的蚂蚁。有一阵子，落潮减缓了行动步调——未经训练的士兵很难从临时搭建的梯子和跳板往下垂降——不过人潮从未停止脚步。坦纳特估计，克劳斯顿平均每小时送走两千名士兵。

晚上十点四十五分，他首次向多佛传送乐观的形势报告：

从法国方面来看，整体而言，明天将持续保持今天的状态。只要战机充分掩护，部队将以全速登船……

发电机室开始萌生希望，说不定能救回不止一丁点的士兵。五月二十八日的撤离人数达到一万七千八百零四人，这是二十七日的两倍。他们还得更加努力才行，不过起码此刻是往对的方向前进。

还有其他好消息：海军总部如今把英国海域上的所有驱逐舰，全都交给拉姆齐调度；X路线的水雷终于清除干净，前往敦刻尔克的航程从八十七英里缩减为五十五英里；尽管比利时宣布投降，但盟军依旧守住了滩头阵地；一场险恶的暴风雨转向，风浪逐渐减弱；陷入火海的炼油厂窜起熊熊黑烟，遮住了德国空军对港口的视线；伤亡人数很低，令人庆幸。

除了“海峡女王号”，当天唯一的重大损失是一艘小型的明轮式蒸汽船“布莱顿美人号”（Brighton Belle）。这是一艘迷人的古董船，看起来仿佛出自玩具店。它从拉帕讷的海上拉起八百名士兵，摇摇晃晃地朝英国返航。当船身勐然撞上一艘沉船，工兵瑞德正缩在锅炉室想办法弄干身体。“什么都吓不倒我们。”一个从伦敦东区来的老锅炉工乐观地叫喊，不过海水汩汩涌入，“布莱顿美人号”开始下沉。部队一边在甲板上跌跌撞撞，一边鸣笛求救。幸好附近有其他船只前来接走所有人，就连船长的爱犬也不例外。

如果伤亡人数能维持这个水平，发电机室就有合理的理由抱持乐观。整体而言，撤退计划正顺利进行，而当天最严重的危机——比利时投降所造成的防线缺口——也已经成功弭平。对于仍然在撤退走廊北上的大批部队而言，还有另一个理由维持希望：在填高的道路两边，田野开始进水。法国正设法淹没海岸以南的低洼田地，就连德军的精锐坦克都很难继续前进。

不过，另一项新的危机已然浮现，让焦点从陆地又回到海上。问题已经酝酿多日，但是没有人多加注意。此刻，在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危机突然爆发，为拉姆齐中将和他足智多谋的手下掀起一场全新的挑战。

暗夜鱼雷

德国海军可以如何协助阻挠盟军撤退？五月二十六日，凯特尔将军透过电话询问海军作战参谋长施耐温尼中将（Otto Schniewind）。施耐温尼觉得海军能做的不多。二十八日，他正式以书面信函向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阐明海军的观点：大型船舰不适合在英吉利海峡这种狭窄的水域航行；所有驱逐舰都在挪威一带执勤；U型潜艇（U-boat）的战力则受限于这一带的浅水区，以及敌军极其有效的反潜艇行动。

于是只剩S型快艇（Schnellboot）可用——德国的小型快速机动鱼雷艇。这些“S艇”特别适合在英吉利海峡这类狭窄海域行动，况且，如今德国在荷兰取得新的军事基地，距离行动地点更近。唯一的麻烦是天候问题以及这个季节的短暂夜晚。

整体而言，前景似乎非常乐观，海军战争指挥部（SKL）已经将两支分遣队（总共九艘舰艇）从德国的博尔库姆岛（Borkum）移转到荷兰的登海尔德港（Den Helder），和敦刻尔克的距离缩短了九十英里。比恩巴赫上尉的第一分遣队和彼得森上尉的第二分遣队已开始以这里为基地沿着海岸行动。

他们在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间的深夜初战告捷。法国的一艘美洲虎（Jaguar）级驱逐舰接近敦刻尔克时，鲁莽地发出无线电通知，表示它即将在凌晨十二点二十分抵达。德国情报单位监听到信号。当美洲虎准时出现，一个意料之外的欢迎委员会正在恭候大驾。S21与S23以两颗瞄准精确的鱼雷将它击沉，然后无声无息地熘走。

而盟军方面，没有人洞悉是什么因素造成这起事件。潜水艇似乎是最可能的罪魁祸首。当“戒备号”驱逐舰在五月二十八日晚间停在布赖迪讷外海接运部队时，英军仍对S艇的夜间侦察行动一无所知。舰长费雪中校最担心的是空中攻击。如果遇到空袭，船只或许需要疯狂蛇行以闪避炸弹。他尽量将士兵安置在船舱底部，以便达到船只的最大稳定度。弟兄们挤进发动机室、锅炉室、储藏室，以及每一英寸剩余可得的空间。

晚上十一点，“戒备号”载着六百四十人（它的运载上限）开拔，经由较长的Y路线朝多佛前进。夜色阒黑，但是水上波光粼粼。这种情况下，轰炸手通常透过船只划过的水痕发现目标。所以在朝东北方前进的第一段航程上，费雪中校将船速降到十二海里每小时以减低危险。

十二点半左右，他看见克温特汽笛浮标（Kwinte Whistle Buoy）发出的闪光，他将在那里折向西行，踏上返回多佛的最后一段航程。那是个极其重要的浮标，以至于在如此危险的时刻仍需要维持通明。那也是整段回程最无从掩蔽的地方——将轻易暴露于敌机、U型潜艇和其他威胁之下。

费雪开始迂回前进，并且将速度拉到二十海里每小时，迫不及待地想赶紧通过克温特浮标。

在不远的地方，还有其他船只注视着克温特汽笛浮标忽明忽灭的灯光。德军的两支S艇分遣队如今轮流夜巡，今晚轮到比恩巴赫上尉的第一分遣队。S30的舰长齐默曼中尉拿着望远镜在黑夜中搜寻。浮标附近应该有许多目标，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什么都没看到。

然后大约在十二点四十分，他突然瞥见一道比夜色更深的阴影。“看，正前方！”他用手肘轻推站在身后的舵手。阴影迅速现形，那是一艘朝他们疾驶而来的深色船只。齐默曼打量尺寸，估计是一艘驱逐舰。

几个简短命令之后，S30修正方向，对准目标稍微前进。在S艇上，鱼雷的瞄准方式是将船身直直正对目标。两艘船只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S艇的船组人员激动不已。他们能将距离缩得够短而不被发现吗？

齐默曼又下了一个命令，两枚鱼雷勐然在海中蹿出。队员开始读秒，焦急地等着……

在“戒备号”的舰桥上，费雪中校发现了状况：两条快速移动的并行线，竞相朝他的右舷飞奔而来，一条稍微超前。在粼粼的水光中，它们像银丝带般闪闪发亮。他下令舵手向左急转，船身开始转动时，第一枚鱼雷越过船艏，并未造成损伤。

然而第二枚鱼雷正中目标，在前锅炉室爆裂出一声轰然巨响和炫目的亮光，将“戒备号”一分为二。它将在十五秒内沉没：严重受创的部分沉在海底，船艏和船尾则突出水面，成了一个奇怪的V字形。

坐在船底的士兵逃生无门，他们被困在倾斜的甲板底下，被海水包围，全体牺牲——只除了一名恰好熘到甲板上抽烟的士兵。

几百码外，齐默曼中尉心满意足地望着他的鱼雷终于击沉目标。他原本几乎放弃希望。他心里盘算着捞起几名生还者讯问，三思之后改变了想法。偶尔闪过的阴影和水光，显示其他船只正匆匆赶来现场——肯定抱着高度戒备，甚至可能有意搜捕他。撤退似乎是最佳选择。S30缓缓没入黑夜中，继续潜行。

回到失事现场。费雪中校漂离了他的船只，绝大多数炮手也是一样。大约三十人站在船尾，突出水面六十英尺。费雪等人在海中漂浮，希望某艘友船能发现他们。

半个钟头后，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两艘小型漂网渔船“鹦鹉螺号”（Nautilus）和“慰藉号”（Comfort）于夜色中现身。这两艘船原本负责扫雷，如今加入拉姆齐的救援船队，正经由Y路线前往拉帕讷。接近克温特浮标时，船员听见呼叫“救命！”的喊声，看见几颗头颅在海面上载浮载沉。

“鹦鹉螺号”设法捞起六个人，“慰藉号”另外救起十六人，包括费雪中校在内。其他救援船只陆续抵达：从东面防波堤接运了整船士兵的“薄纱号”扫雷舰，接着是同样拥挤的“利德号”（Lydd）扫雷舰……然后是从布赖迪讷出发的满载的“格拉夫顿号”驱逐舰。它们全都放下救生艇，在一旁待命。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事情原委——只知道有一艘船沉了，海面上出现一阵火光和几道闪光信号。

一千码外，德国潜艇U62的舰长米哈洛夫斯基中尉隐匿在黑夜之中，兴致勃勃地望着混乱的灯火。他跟S艇一样，一直在克温特浮标附近潜伏，等待某个不知死活的目标自己撞上门来。对U型潜艇而言，这里的确是个浅水区，但并非完全无法行动。U62朝着灯火缓缓滑行。

费雪中校嗅到危险。他被“慰藉号”救起之后，就从原本的舰长手上接掌指挥权。这时，他来回移动行驶，设法警告其他船只。他大声呼叫“薄纱号”，高喊着他的船只被鱼雷击中，敌人或许还在附近。“薄纱号”于是迅速离开，连小艇都来不及收回。“慰藉号”接起小艇上的船员，命令“鹦鹉螺号”也起程离开，然后继续前去警告“格拉夫顿号”和“利德号”。费雪沿着“格拉夫顿号”的右舷船尾停泊，再度高声提出警告。

太迟了。在那一刻（凌晨两点五十分），一枚鱼雷击中“格拉夫顿号”的军官集合室，打死了从布赖迪讷登船的三十五名陆军军官。紧靠在旁的“慰藉号”被爆炸威力震飞，然后像玩具船似的跌入海中。船身一时被吞入海里，而后浮出水面，不过甲板上的人员全部落海，包括费雪中校。

“慰藉号”如今无人掌舵，而发动机设定为全速前进。它开始疯狂打转，在黑夜中渐行渐远。费雪抓住绳索尾巴，坚持支撑着，展开了一段短暂而疯狂的旅程。但是船行速度太快，又没有人可以拉他上船，费雪最后不得不放手。

没关系。仍在打转的“慰藉号”回到了视线范围，被附近的“利德号”发现。舰长海格少校接到“戒备号”生还者的警告，得知事情的元凶或许是敌人的鱼雷艇，而不是潜水艇。如今，他在黑夜中所见的似乎证实了这项说法：一艘小型船舶正在高速冲刺。

“利德号”打开右舷的枪炮口，扫射陌生船只的舵手室，制造出令人心满意足的火光。受到鱼雷袭击的格“拉夫顿号”加入行动，陌生船只似乎丧失了行动能力。

再度落海的费雪中校明白“利德号”把“慰藉号”误认为敌人了，不过他束手无策。在“慰藉号”船上，几名生还者挤在甲板下方，同样孤立无援。此刻，发动机恐怕因为中弹受损而停止运转，船身在海峡的汹涌浪潮中笨拙地颠簸摇晃。

突然间，一个庞然大物在黑夜中赫然耸现，全速靠近。那是“利德号”又回来了，它打算借由冲撞彻底解决“敌人”。当它的钢制船艏切穿“慰藉号”的木造船身时，两个人影破壳而出，跳上“利德号”的船头。

“驱逐登船者！”这句古老的战斗口号在甲板上此起彼落，船员纷纷抓起步枪和手枪使劲射击。幸好，他们没击中爬上船的两名“慰藉号”生还者，不过一枚流弹射中了二等兵辛克莱尔，导致他伤重不治。这起误会终于澄清，“利德号”踏上返家的征途。

与此同时，受创的“格拉夫顿号”一片混乱。鱼雷（后来显然中了第二枚）破坏了灯光设备，船上八百多名士兵在黑暗中四处乱窜。野战维安部队的巴特莱特上尉也在船上，他是最后撤离布赖迪讷的人员之一。军官的专用集会室已经坐满了人，他只得窝在船长室的小角落里。爆炸声让巴特莱特大吃一惊，他摸索着寻找出路。似乎没有逃生的机会，但是他并不特别担忧。他记得在无数的美国战争电影中看过类似场景。“加里·库珀（Gary Cooper）总会找到出路。”他安慰自己。

他终于跌跌撞撞地走上露天甲板，发现黑夜中炮火四射，热浪滚滚。“格拉夫顿号”加入“利德号”的行列，勐烈攻击倒霉的“慰藉号”，附近海面上的其他船只或许也在开火。流弹射入“格拉夫顿号”的舰桥，导致舰长罗宾森中校丧命。

炮火渐渐平息，船上也恢复了表面秩序。医务室接到消息，伤员可以开始往船面上送。皇家运输勤务队驾驶员二等兵苏格的手受伤了，急忙冲向阶梯。他在路上被一名勤务兵叫住，后者递给他一支手电筒，请他等一下。勤务兵要替一位刚刚失去双腿的水手绑止血带，需要有人帮忙拿手电筒。苏格原本濒临恐慌，但是勤务兵在危急时刻仍然维持从容不迫，显示出典范的力量，所以他也必须保持镇定：不能让这名好汉失望。

等到苏格爬上甲板，“马林纳号”（Malines）渡轮已紧靠在旁，准备接运部队。“格拉夫顿号”此刻已开始倾斜，慢慢下沉，但是士兵们井然有序地排着队，耐心等待轮到自己登船的时刻。巴特莱特是最后换船的人员之一。加里·库珀找到了出路。

“艾凡赫号”（Ivanhoe）驱逐舰以两枚准确的炮弹击沉了格拉夫顿，终于有时间统计伤亡。对巴特莱特而言，太晚上船反倒让他侥幸逃过一命。要是稍微早一点上船，他就会跟其他军官一起死在军官集合室里。

对第一师油料勤务部的霍斯上士来说，事情的转折更令人觉得讽刺。在布赖迪讷时，他暂时离开自己的小队，去帮一名受伤的战友，尽管上级的命令是所有人不得脱队。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其他人已经登上了小艇，前往停在外海的驱逐舰。那是“戒备号”——队上弟兄全数丧命。由于违抗命令，霍斯被奖赏了生命。

最幸运的人，要属打不死的费雪中校。被冲下“戒备号”后，他是少数被“慰藉号”接起的人员之一。从“慰藉号”跌入海中之后，他再度被救起，这次是“挪威战舰赫德号”（Hird）救了他。“赫德号”是从奥斯陆出发的一艘老旧蒸汽船，原本从事木材买卖，甚至不属于拉姆齐将军的救援船队。五月十三日，它在例行航程中停靠敦刻尔克，在过去两周以来，因为德国空军轰炸港口而吃足了苦头。如今只有一副发动机正常运作，航行速度几乎不到六海里每小时。

然而情势危急。随着装甲部队步步逼近，法国海军征用“赫德号”，帮忙将部分受困的法军送到西南方一百八十英里，照理脱离险境的瑟堡（Cherbourg）。五月二十八日一整夜，他们全挤在船上，拥进敦刻尔克的部分英军也非正式地加入。工兵李德斯特发现上船的跳板被一列法国大兵堵住了，因此转而抓住垂吊下来的绳梯。他和同伴快速攀登上船，等候的法国大兵则愤怒地大吼大叫。其他几名英国大兵也想尽办法上了船，包括第十二战地救护车队的二等兵罗夫、第四十四师的吉尔中士、宪兵队的布莱伯尔尼士官长，或许共有一千人左右。

午夜左右，“赫德号”终于慢慢滑出港口，船上载满了三千名盟军部队，以及几名德国战俘。依照六海里每小时的速度，船长弗伦晨没打算挑战敌军沿着西行海岸布置的炮台，所以他一开始转向东行，踏上Y路线。等到过了克温特汽笛浮标，他将折向西行，穿越海峡，避开德军炮火的射击范围。

他就是在克温特浮标转向时，救起了费雪中校和水中的其他几人——大概全是“戒备号”的生还者。筋疲力尽的费雪中校委顿地窝在船尾货舱，跟一群法国殖民地部队挤在一起。他没看见英国士兵，也没想过船上或许有本国战友。

恢复力气后，他走到舰桥，要求让他在多佛下船。重要的航海图也许在“戒备号”沉没时流失了，拉姆齐将军必须得到警告。弗伦晨船长回答，他接到的命令是直接前往瑟堡。费雪并未坚持：他知道“赫德号”无论如何会经过多佛的防波堤附近，他可以利用过往船只搭个便船进入港口。

果然不出所料。“赫德号”接近防波堤时，费雪高声呼叫一艘路过的海军拖网船。它侧着靠近，费雪纵身跳上了船。

此时在“赫德号”的前甲板上，英国大兵望着多佛越来越靠近，油然升起浓烈的期待之情。这是一趟困顿的旅程，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而且，当一名英国大兵跌下舱口，整夜躺在地上呻吟，航程变得更难忍受。此刻，生命终于重新燃起了希望，著名的白垩峭壁从未如此美丽。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赫德号”再度转向，沿着海岸往西前进，越过福克斯通（Folkestone）、伊斯特（Eastbourne）与布莱顿。这群大兵料想，他们肯定是要前往南汉普顿，先安顿下来再见机行事。工兵李德斯特试着吃一罐生鱼卵。味道糟透了，“但是天啊，我实在好饿！”

接着出现另一个意外。“赫德号”的目的地终究不是南汉普顿。相反地，它越过怀特岛（Isle of Wight）勐然转向，再度穿越海峡朝法国前进。前甲板传来愤怒的号叫，几个人举起步枪对准舰桥，希望“说服”弗伦晨船长改变心意。值此关键时刻，一位名叫杭特的年长英军少校挺身而出，挡在船长前面保护他，设法安抚部队的情绪。他解释道，“赫德号”受法军管辖，船上的法国高阶军官下令船只前往瑟堡，那里亟须法国大兵支持。最后，他个人保证会把每一位英兵带回英国。这是一次激励人心的表现，主角并非一位训练有素的作战领袖，而是隶属于第五〇八油料补给队的一名慈祥长者。

暴动的氛围霎时烟消云散。“赫德号”持续航行，抵达瑟堡。每名英兵各得两片干面包和果酱，然后行军到城外的一个临时宿营地。他们在这里搭帐篷野宿，直到杭特少校实现诺言，把他们全带回英国。

拉姆齐将军和发电机室人员很幸运地对“赫德号”曲折迂回的航程毫无所知，不过，他们非常清楚克温特汽笛浮标附近发生的灾难事件。他们带着独有的活力，立刻埋首研究反击策略。

二十九日上午八点零六分，拉姆齐以无线电告知全体舰队：“载着部队的船只不得停下来营救沉船生还者，请转而通知附近其他船只。”

接着，他抽出两艘帮忙运兵的扫雷舰，命令它们搜寻克温特附近海域，找出每一艘潜伏的鱼雷艇。这是一项激烈而实际的决策。他需要每一艘可利用的船只来载运英国远征军，但是，除非能安全返家，否则一切努力又有何益？

英国仍然怀疑有U型潜艇涉入其中，所以拉姆齐将军也在克温特以西海域设立了反潜巡逻。除此之外，平常负责巡防泰晤士河出海口的反潜拖网船，也南下支持马加特和拉姆斯盖特以东的重要区域。驻扎在哈里奇的一支快艇舰队奉令待命，在查出任何敌踪时出手打击部队。

最重要的是，居中的X路线终于扫清水雷，开放通行。当天早上，三艘驱逐舰率先试用，然后宣布这条航线不受德军在敦刻尔克东西两面设置的炮组侵扰。下午四点零六分，拉姆齐下令所有船只白天一律使用这条新的路线。这不仅将航程从八十七英里缩短为五十五英里，更将交通引导至克温特浮标以西二十六英里以外，这也意味着和S艇最喜爱的狩猎地点拉开二十六英里的距离。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所有反击措施都已付诸行动，发电机室回到一位参谋官所说的，“平常的、有秩序的混乱状态”。随时会出现全新的问题。当新的德军炮组从西南方攻击防波堤，皇家空军可以迅速发动反攻吗？在海滩上，陆军的医疗服务彻底瓦解，海军可以送来一队好医生吗？油料充填成了重大瓶颈。多佛的加油站平时一次只能替一艘商船加油，步调悠闲，而此时它如何应付同时亟须补充油料的数十艘船只？将军得到消息，五艘拖吊船将拖曳二十艘泰晤士驳船，在下午五点三十分抵达拉姆斯盖特，它们可以充当海滩上的临时码头吗？

关于驳船的使用，坦纳特被征询了意见，而他驳回了这个想法。海滩倾斜角度极低，二十艘驳船不足以搭成一座合用的码头，不如拿它们将部队接驳到在近海等待的驱逐舰或蒸汽船。小型船只仍然未达真正所需的数量，这些驳船聊胜于无。

与此同时，问题持续加剧。人潮拥进海滩的速度远超过船只的接运速度，当摩尔上校在上午十点左右带领二十位军官和四百零三名士兵抵达拉帕讷时，对于该如何处理这些人员他毫无概念。有人建议他到第二师指挥部询问，他因此将这群人留在一座饭店的花园内，自行走上海滩，跋涉到往北一英里的指挥部防空洞。

指挥部内是另一个世界——三名中校、大约六名助理参谋、一排电话机，还有在人员之间来回传递的文件。他拿到一张填写整齐的票券，授权他带领二十位军官和四百零三名士兵从“A海滩”登船。可以想见，这张票是要在某个特定海滩的某个大门交给某位收票员。

然而回到海滩，真实情况截然不同：没有路标，没有收票员，只有让人摸不清头绪的漫长等候。在拉帕讷、布赖迪讷和玛洛海滩，越来越长的队伍在沙滩上盘绕，甚至进入海中。队伍看来几乎原地不动，士兵们尽可能想办法消磨时光。第八十五指挥部弹药库的随军牧师在人群之中走动，鼓励大家随着他一起祷告、吟唱。在布赖迪讷，几名高射炮炮手平静地玩牌，因为他们早就用尽了弹药。在防波堤东面的海滨步道，一群人从海滩租车公司借来鲜艳的迷你脚踏车，来回骑着单车。在玛洛附近，一名大兵俯卧海滩上，抓起一把细沙从指间流过，一次又一次地祈祷：“主啊，求求您大发慈悲……”

有些人发现烈酒可以消愁。第八十五指挥部弹药库的艾奎尔中士跟一名战友借水喝。他并不怎么遗憾地发现水壶里装的竟是朗姆酒。几番痛饮之后，他醉到不省人事。还有些人（例如二等兵托美）不信任饮用水，连续十四天依赖葡萄酒和香槟维生。这天早晨，几杯白葡萄酒终于击垮托美：“我醉得一塌煳涂。”

随着队伍一英寸一英寸地朝大海缓慢移动，难免偶尔有人惊慌失控。有那么多人在等待，所以，当某艘也许能接运十个人的小艇终于出现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人们很难维持镇定。“麦尔坎号”驱逐舰的考克斯上尉在拉帕讷海滩执行任务时，不得不掏出手枪，威胁射杀下一个企图冲上船的人。即便如此，一名陆军军官仍跪下来，苦苦哀求让他先上船。在拉帕讷的另一场慌乱中，一艘小船翻覆了，七名士兵在水深四英尺的地方溺毙。

涉水是件苦差事。炮兵上尉奥斯汀觉得裤管灌满了水，鼓胀起来，直到“重得跟石头一样”，湿透的夹克和浸水的靴子似乎把他钉死了，寸步难行。

当船只的救生艇终于出现时，海水已经抵到他的下巴，奥斯汀纳闷，他怎么可能爬得上船？他不需要担心。船上伸出强壮的手臂，抓住他的腋下和皮带，使劲地把他抛过船舷。他听到船上有人叫喊：“拜托，醒来，你这混蛋，真该死！”

有时候，比较机智的士兵会设法发明自己的交通工具。炮手法尔斯德和部队走散了，他发现似乎没有一支队伍愿意接纳脱队的士兵，于是和六名同伴决定独自行动。他们在沙滩上走着，发现一艘折叠式帆布艇在岸边漂流。船上只有一根桨，但是这一小群人用来复枪代替船桨，朝海中划去。他们最后被一艘海军快艇接起，送上“皇家老鹰号”（Royal Eagle）明轮蒸汽船。

同时间，“基拉尼号”（Killarney）扫雷舰救起了另外三名探险家。它在横越海峡的时候，遇到一个用门板和几片木板钉成的木筏，上头有一位法国军官、两名比利时大兵，以及六坛美酒。全都被平安接驳上船。

不过，面对海滩上的困难，是“金莺号”（Oriole）扫雷舰的舰长戴维斯上尉，想出了最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金莺号”原本是克莱德河（River Clyde）上一艘老旧的明轮蒸汽船，吃水很浅。戴维斯利用这项特性，他把船头对准海岸，硬生生冲撞着陆。接下来的时间，“金莺号”充当码头，士兵们涉水而来，从船艏爬上船，然后在船尾搭上源源不绝的接驳船只，送往停在外海的大型船舰。

即便如此，许吐司兵仍在试图爬上“金莺号”时不小心失足落海。克罗斯比中尉（一名格拉斯哥书商之子）一而再地跳入海中，救出他们。当海潮退去，“金莺号”搁浅岸上，克罗斯比稍微休息了一下，不过到了傍晚，海水再度涨潮，船身最后又浮起来了。它已完成任务，于是满载着英国大兵朝拉姆斯盖特出发。二十九日一整天，大约两千五百名士兵利用它作为通往安全的桥梁。

在敦刻尔克，坦纳特上校有他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海滩上的问题。由于东面防波堤的成效极其卓著，他要求将整体撤退的行动集中于此。但拉姆齐将军否决了。英国远征军如今大量拥入周边防线内，将军觉得防波堤和海滩都有其必要。除此之外，他也想分散风险。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非常幸运。拜浓烟和低云层的掩护，德国空军完全放过了防波堤。拉姆齐希望继续这样下去。大量集中的船只，也许会引来不必要的注意。

确实如此。一整个早上，船只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公式奏效了：船只侧身停靠，码头管理人克劳斯顿中校派遣部队上船，船只满载之后起程离开——有时仅花不到半个钟头。和克劳斯顿并肩工作的是帕门蒂尔准将。他原本是戈特的参谋，如今负责监督部队登船。他永远泰然自若，从来不屑戴钢盔，而且总是扬扬得意地炫耀左眼上的单片眼镜。

这段时间，防波堤底下的等候队伍越来越长。为了方便管理，帕门蒂尔设计出一套“衣帽间寄存”制度。等候的士兵被分为五十人一批，每批的领头人分到一个号码，等到叫到号码就可以走了。

“登船行动目前正常进行。”坦纳特上校在二十九日下午一点三十分发送无线电信号给多佛。的确，所有事情都很“正常”——只除了防波堤旁的船只数量超出寻常。靠港口这面，“手榴弹号”（Grenade）和“美洲豹号”驱逐舰、“坎特伯里号”运输舰以及一艘法国驱逐舰都在接运部队，靠海的那头，“费内拉号”（Fenella）海峡渡轮也有士兵正在登船。

此刻，下午一点半，正当坦纳特发出他的无线电讯息时，又有六艘船抵达。比尔上尉是这支小型拖网船舰队的领袖。这几艘船平时参与扫雷，今天则为防波堤送来迫切所需的梯子。它们也到了靠港口的这一头，停在两艘英国驱逐舰和“坎特伯里号”中间。

接着，一艘大型的明轮蒸汽船“如冕雕号”（Crested Eagle）也来了。它停在靠海的那头，紧连着“费内拉号”的船尾。防波堤的尽头，目前总共挤了十二艘船舰。

与此同时，天气逐渐转晴，而且风向改变，把港口上方的浓烟吹往内陆，即将出现晴空万里的午后。

发电机室对这些细节一无所知，而所有情报确实让人安心。对于夜间的鱼雷攻击，盟军已经做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自从“梦娜岛号”清晨撞上水雷之后（幸好当时是空船），就没有发生重大的船难事件。敦刻尔克并未传来新的消息，但是那儿的消息总是来得较迟。

下午结束以前，所有人员士气高昂。下午六点二十二分，替拉姆齐负责联络工作的洛伊德少将（H.C.Lloyd）发电报给伦敦的陆军总部：

海军的运输计划目前已接近最高效率。在天候许可以及合理地免于敌军攻击的情况下，预计从敦刻尔克撤回一万六千人，从海滩撤回一万五千人……

然而，就在将军发送乐观消息之际，惊人的事件正在敦刻尔克展开，导致救援舰队溃散、防波堤一片狼藉，完全打乱了拉姆齐将军的通盘撤退计划。

遭遇空袭

对沃夫冈·法尔克上校而言，这将永远是他的“黄金时代”。身为第二十六战斗机飞行队的大队长，他开的是新型的双发动机战斗机Me 110，据说甚至比传奇的Me 109更精良，不过此点无人能肯定，因为它迄今还未遭遇太多抵抗。战役开打以来，行动轻松愉快：打掉英军老旧的费尔雷战斗轰炸机（Fairey Battle bombers）、击毁在地面上列队的法国军机、保护斯图卡、亨克尔111和道尼尔17免于遭受敌军从未发动的攻击。

唯一麻烦的是得跟上装甲部队的步伐。飞行中队必须随着陆军的挺进而移动，而这有赖绝佳的组织能力，以维持油料、零件和维修的顺利补给。地勤人员通常在夜间先行，只留下骨干人员替隔天一早出勤的飞机进行起飞前的检修，接着这些骨干人员也得前往下一站。飞行中队完成任务之后，会在一切准备就绪、等着迎接它们的新基地降落。

他们吃的和住的向来都是最好的。中队的行政官施佛少校是一名年长的后备役军人，总能替部队找到体面的住处和藏着美酒的地窖。他通常选择当地的别墅，屋主早就抛下一切逃难去了。法尔克禁止劫掠——走的时候，所有东西必须保持原样——但是没有规定不能享受生活。自己拿利摩日（Limoges）的瓷器用餐，睡在挂着帷幕的床上。

他们甚至有时间胡闹。在一座被德军占领的空军基地附近，一群飞行员找到法军遗留的几辆小型坦克，油箱还有满满的油料。飞行员通常有一双巧手，没多久，坦克就被他们摸清门道，跑了起来。这群人彼此追逐、冲撞，玩得不亦乐乎——仿佛在某个大型的碰碰车游乐场般。

五月二十七日，德国飞行员开始察觉黄金时代或许无法天长地久。此刻，攻击目标是敦刻尔克本身，而当斯图卡和亨克尔进行寻常任务时，空气中回荡着之前没听过的低沉轰鸣声。现代的英国战斗机——飓风式和喷火式——轰然降临，打破了德国战机的整齐编队，偶尔导致轰炸机失控坠毁。这些英国飞行中队被太过珍视，不能以法国为基地。不过现在战场在英国可及的范围内，情况完全改观。它们从肯特郡的十几座机场起飞，浩浩荡荡飞越英吉利海峡。

很难说是陆上的英军，还是空中的德军比较惊讶。一般英国大兵几乎放弃再次看到皇家空军的希望，然而当它们此刻骤然出现，给予敌军一阵勐烈攻击。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而言，这些新的空中战斗是一次教育体验。法尔克上校很快发现，Me 110并不比Me 109精良，甚至有所不如。事实上，在一次与英国皇家空军缠斗之后，他的飞机是四架110中唯一返回基地的一架。他降落着地，依然吓得发抖，却正好遇上凯瑟林将军前来视察。两人几年后再度相遇，将军仍旧记得法尔克巍巍颤颤地敬礼。

和许多飞行员一样，法尔克也很迷信。他在飞机侧面画了一只大瓢虫，那是他的飞行中队在挪威战役的幸运符号，机身还写了一个大大的“G”。G是第七个字母，而“七”是他的幸运数字。面对喷火式战斗机，他需要各种能够想见的护身符。

就连Me 109也棋逢对手。喷火式战斗机的急转能力更强，可以维持更长的俯冲时间，而且爬升速度更快。它们还有神出鬼没的能力——有一次，一架喷火式战斗机乍现，导致与空中编队长并列飞行的资深109飞行员嘉兰德上校，失去了平常的镇定。他一时惊慌失措，转错了弯，让空中编队长成了门户洞开的标靶。悲痛万分的嘉兰德设法击落一架喷火式，然后抱着最坏的打算回到基地。不过，空中编队长（一个名叫艾柏的一次大战老飞行员）证明自己是只打不死的老鸟。被喷火式击中之后，他想办法迫降，安然走回基地。

对德国空军而言，幸好英军永远没有足够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指挥部必须提前为英国本土的防御做好准备，因此，空军上将道丁爵士（Sir Hugh Dowding）拒绝同时调派超过十六支飞行中队前往敦刻尔克。即便竭尽全力，这些飞机也无法提供无时无刻的掩护，而德国空军从不放过海滩没有战斗机保护的大好时机。当二十七日的战绩终于加总完毕，英军和德军的折损数字对不上来，但是双方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敦刻尔克港口已遭摧毁。

五月二十八日是对德国空军更有利的一天。比利时投降、法军的防守摇摇欲坠、夺下加来，这些都在释放出更多可得的飞机。但是天候转坏，负责攻击敦刻尔克的第八航空军只能留在地面。第八航空军指挥官里奇特霍芬少将（他是大名鼎鼎的“红男爵”的远亲）要烦恼的不只是天候问题。戈林不断打电话过来。元帅如今担心他向希特勒保证德国空军可以独力赢得战争的诺言无法实现，而他似乎认为里奇特霍芬可以想办法赶跑云层。

五月二十九日黎明，天候变得更糟。持续下着毛毛雨，云幕高度只有三百英尺。第八航空军再度打起精神承受戈林的密集电话攻击。然而到了中午，天气开始转晴。下午两点半，里奇特霍芬终于下达拖延已久的攻击命令。

所有大队长都被招来聆听简报。要点是：基于与陆军A集团军的协议，空军只能攻击海滩与船只，不得瞄准内陆，此刻击中我军的风险太高。两点四十五分，飞机开始从各个基地起飞：帝诺特少校的斯图卡中队从博柳（Beaulieu）起飞、卡尔波少校的道尼尔十七中队从卢凯（Rocrai）起飞、嘉兰德上校的Me 109中队从圣波勒起飞，凡此等等。

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空袭。第八航空军特地加强了战力：从另外四个航空军调来战机，从荷兰调来一支新的容克斯Ju-88轰炸机联队，另一支联队则远从杜塞道夫（Dusseldorf）而来，总共有四百多架军机在一百八十架斯图卡的领军之下朝敦刻尔克前进。

下午三点，它们全都抵达了。迄今仍然不见英国皇家空军的踪影。为了由海面进入陆地而在空中绕行时，第三斯图卡联队的机枪手兼无线电员曼奈特中士，俯瞰到一幅惊人的景观。到处挤满了船只。奇怪的是，这让他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张老照片，那是英国舰队聚集于特拉法加（Trafalgar）的画面。

另外几双更老练的眼睛也在扫视海面。他们之前也许放过了东面防波堤，但是今天不会。烟雾被风吹向了内陆，而正下方是谁都无法忽略的景象：十几艘船舶集中在防波堤旁，很难想象比这更诱人的目标……

比尔上尉可以轻易看见从天而降的炸弹，它们滚出俯冲的斯图卡时，看起来就像十五英英寸的大炮。没时间比较了：他俯身扑倒在防波堤上，周围的世界轰然爆炸。

一枚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防波堤上，离他二十英尺，将一片片碎裂的混凝土块掀到空中。一大块水泥从他耳边飞过，击毙步道前方的另一名士兵。饱受惊吓又满身尘土的比尔，感觉到一个奇怪的湿润的东西：一只流浪狗正在舔他的脸。他往左边瞥一眼，望向他的六艘拖网船停泊的地方，它们还安然无恙。不过事情才刚刚开始。德国战机似乎以两架或三架的编队进行攻击，每次投掷两枚炸弹。轰炸偶尔暂歇，不过从未真正停止。

停在防波堤最尾端的“美洲豹号”驱逐舰设法开拔。它满载着部队回航，斯图卡则一次又一次地朝它俯冲。斯图卡从未直接命中目标，但是几枚擦撞而过的炸弹造成了严重损伤。炸弹碎片把左舷打得伤痕累累，同时划破了油槽和蒸汽管。“美洲豹号”很快失去速度，开始往岸边漂流。“快递号”（Express）驱逐舰及时赶来把它拖离航道，并且接运部队。“美洲豹号”船身倾斜十七度，最终空荡荡地爬回多佛——永远退出撤退行动。

在防波堤这边，“手榴弹号”驱逐舰是下一个受害者。司炉长布朗站在首绞盘旁边，望着斯图卡从头顶飞过、转弯，然后从海面上疾飞而来。一枚炸弹擦过防波堤旁，四射的炸弹碎片溅上“手榴弹号”。布朗受伤倒地，正当船上医官替他完成包扎时，另一架斯图卡来袭。这一次瞄准精确。一枚炸弹落在船尾，另一枚击中舰桥，炸掉底下的油槽，巨大的火焰冲破甲板往上蹿。布朗想办法爬上防波堤。

水手厄尔文正巧在“手榴弹号”上。他的一名同伴在防波堤受了伤，厄尔文扶他上船找人帮忙治疗。他们在上层甲板的小房间等候时，突如其来的爆炸把他们震倒了。某个人的钢盔（不夸张，被烧得红彤彤的）疯狂地滚来滚去，厄尔文赶忙跳开，免得被钢盔弹到。

他设法带着朋友回到防波堤，但是必须抛下一名躺在病床上、受重伤的士官。厄尔文答应回来救他，但这是他无法兑现的承诺。克劳斯顿中校的手下已经松开船只的缆绳，以免它在停泊区沉没。仍在燃烧中的“手榴弹号”缓缓漂进港口的出入水道。假如它在这里沉没，后果恐怕更糟，说不定会把港口完全堵死。最后，比尔上尉的一艘拖网船把它拖离水道。“手榴弹号”燃烧好几个钟头后爆炸，消失在蕈状的烟云之中。

资深海员卡瓦讷在燃烧的“手榴弹号”漂走之前，设法爬上了防波堤。他暂时安全了，但只是顷刻而已。一架德国飞机勐扑过来，以机枪扫射挤在步道上的部队。一位反应灵敏的士兵推倒卡瓦讷，趴在他的身上。等到敌机飞走了，卡瓦讷请那位士兵别再压着他，却没有任何回应——他死了。他牺牲了自身生命，来保护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卡瓦讷这时登上停在防波堤另一端的大型木造蒸汽船“费内拉号”。“如果这艘船被击中，”有人评论道，“会像点燃火柴盒一样，瞬间起火。”话一说完，一枚炸弹在船边落下，将船壳打成了碎片。卡瓦讷跳下船，再回到防波堤的另一端，决定试试比尔上尉的拖网船。他选择了“卡维尔号”（Calvi）。但是还来不及上船，“卡维尔号”也被炸弹击中。它姿态庄严地在停泊区沉没，直挺挺地长眠海底，它的烟囱和桅杆突出水面，军旗仍在前桅上飘扬。

卡瓦讷接着登上另一艘拖网船（他一直不知道这艘船的名字），这回，没有人在他头上投掷任何东西。在三艘船上遭炸弹轰炸三次、机枪扫射一次之后（总共四十五分钟），他坐在甲板上歇息一下。“抬起你的屁股，过来帮个忙。”有人吼叫着，他只好拖着疲倦的身体继续行动。

防波堤旁，在被炸弹擦撞过而船壳碎裂的“费内拉号”上，皇家炮兵团的炮手钱德勒正坐在下层船舱啜饮热可可。他打从一大清早就在克劳斯顿中校的队伍中排队，现在终于上船，可以稍微放松了。就连擦边而过的炸弹都不能打扰他喝热可可。然后有人透过舷窗往外看，发现防波堤似乎越来越高。既然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船只肯定正在下沉。这终究不是放松的时候。“费内拉号”在停泊处沉没之际，钱德勒和伙伴们匆匆跳上了防波堤。

三艘船报销了，防波堤遭受轰击而受损，这些都在令人神经紧张。这条伸向大海的长堤曾经是所有人追逐的目标，如今不再如此受欢迎。在靠海那端等候的几名士兵动摇了，开始朝陆地奔窜。克劳斯顿中校当时站在靠岸的这端跟比尔上尉交谈，但是他锐利的眼神立刻捕捉到这场骚动。他带上比尔，掏出左轮手枪，三步并作两步地迎向这群暴徒。

“我们是来带你们回英国的，”他用克制而坚定的语调说，“我这里有六发子弹，而我的枪法不赖。我身后这名上尉枪法更准。所以总共可以解决你们当中的十二个人。”他停顿片刻，然后拉大嗓门，“现在，回到原位，给我他妈的上船！”

事件就此终结。士兵们再度回头，许多人登上“如冕雕号”蒸汽船，这艘船紧连着倒霉的“费内拉号”的船尾停靠。“如冕雕号”是一艘大型的明轮蒸汽船，许吐司兵对它并不陌生。在美好的日子里，它曾经载着许多人穿梭泰晤士河。上了这艘船，几乎就像回到家一样。到了下午六点，船舱里挤满了六百名士兵，包括一群来自“手榴弹号”和“费内拉号”的狼狈不堪的生还者。

克劳斯顿中校下了放行信号，“如冕雕号”的大型桨轮便开始搅动海水。离开防波堤边之后，舰长布斯少校首先沿着海岸往东行，计划经由Y路线回家。

没过多久德国空军就发现它的踪迹。从“手榴弹号”安全逃生的司炉长布朗站在桨轮的罩子旁，再度听到斯图卡炸弹划过天际的熟悉尖啸声。它击中大厅后爆炸，导致桌椅和尸体齐飞。

发生爆炸时，刚刚下了“费内拉号”的炮手钱德勒正在下一层船舱里研究发动机。他被炸飞起来，直到撞上船舱尾端的隔墙。

在舰桥上，布斯少校发现桨轮仍能运作，因此试图维持航线。说不定还有逃脱的机会。

他想得太美了。整个船尾陷入火海，轮机员琼斯上尉前来舰桥，表示桨轮恐怕撑不下去了。布斯决定将船只拖到岸边，于是在米德科特的大型精神疗养院对面转向、靠岸，离布赖迪讷不远。海滩上的部队注视着这艘如火球般的船只勐然搁浅，一时之间把自己的麻烦全都抛到脑后。

“老兄，趁着还有机会，赶紧下船。”炮手钱德勒六神无主地站在栏杆旁时，一名水手给他忠告。钱德勒觉得他说得对，因此脱掉鞋子纵身一跳。附近有其他船只，但是距离很远，于是他自行游回岸边。这并不难，他身上穿着救生衣，甚至还能顺道拉着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上岸。

一回到岸上，他才乍然发现自己的烧伤有多么严重。之前在慌乱中，他从未注意双手的皮肤裂成一条条地垂下来。他被匆忙送上救护车，载到玛洛海滩一座暂时充当伤员集中站的赌场。很难想象有更多事的一天，然而他最终到达的地方，和他一早的出发地点只有短短几百码的距离。

在这伤亡惨重的下午，除了防波堤外，最诱人的攻击目标就是六千吨重的“麦卡利斯特氏族号”大型货轮。这艘船前一天晚上从多佛出发，载着八艘突击登陆艇及其船员过来。舰长麦基上校觉得指定路线将承担不必要的风险。不过当他向突击登陆艇指挥官卡西迪上校抱怨时，卡西迪只是冷冷地回答：“上校，如果你不想去，就告诉我航行的路线，放船下水，我会自己带它们过去。”麦基把这段话视为对其勇气与能力的挑战，于是一行人就上路了。

二十九日上午九点，他们停在敦刻尔克的马路边卸下登陆艇。两艘小艇在卸除时受损，但是另外六艘安然下水，立刻奋力行动。“麦卡利斯特氏族号”则奉命在附近逗留，等待进一步指令。

德国空军发动攻击时，它还在等待命令。下午三点四十五分，斯图卡的三枚炸弹正中船身，第五号船舱起火燃烧。不远处的“麦尔坎号”驱逐舰闪躲过这次轰炸，前来救援。考克斯上尉和梅里斯上尉跳上“麦卡利斯特氏族号”，拿着“麦尔坎号”的消防水带朝燃烧的船舱灌水。所有人都忽略了船舱里满载四英寸弹药的事实。假如弹药爆炸，两名军官必死无疑，两艘船恐怕也都难逃厄运。

天佑勇者。弹药并未爆炸——不过考克斯和梅里斯也没有熄灭大火。

他们终于回到“麦尔坎号”。这艘驱逐舰起程离开，顺便带走“麦卡利斯特氏族号”的伤员，以及一群误以为船越大越安全，因而被接驳到大型蒸汽船的士兵。麦基上校坚持留在自己的船上，仍然希望设法带它回家。不过斯图卡持续攻击，打坏了它的转向装置，麦基终于发出呼救信号。

“潘博恩号”（Pangbourne）扫雷舰缓缓侧身停泊，问他是否打算“弃船”。敏感的麦基拒绝咽下这个词汇。“哎呀，我是说‘暂时弃船’。”“潘博恩号”的舰长婉言相劝。这么说还行，于是麦基换了船。

其实没必要觉得羞愧或丢脸。“麦卡利斯特氏族号”才正要开始发挥它的最大效用。它笔直沉没在海滩外的浅水区，接下来好几天，德国空军将在这个弃置的残骸上浪费好几吨弹药。

“麦卡利斯特氏族号”是个特别诱人的目标，但是在五月二十九日这天，没有一艘船安全无虞。“韦弗利号”（Waverly）扫雷舰下午四点左右载着六百名士兵起程回家，十二架亨克尔战机对它进行密集轰炸。“韦弗利号”连续蛇行半个小时，闪过每一枚炸弹，不过亨克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最后，一枚擦边而过的炸弹打掉它的船舵，接着一枚炸弹直接命中，在船底炸开直径六英尺的大洞。“韦弗利号”船尾向下沉没，超过三百名士兵丧生。

现在轮到“葛莉丝菲尔德号”（Gracie Fields）了。这艘倍受民众喜爱的怀特岛渡轮，傍晚载着七百五十名士兵离开拉帕讷。四十分钟后，一枚炸弹在它的锅炉室爆炸，冒出笼罩整艘船的巨大烟云。发动机关不起来了，船舵又卡住，它开始以六海里每小时的速度打转。“日德兰号”（Jutland）和“特文特号”（Twente）斯固特一边一艘匆匆赶来，部队换船的时候，这三艘船便像跳华尔兹般转了好一阵子的圈圈。

原本已经载了“如冕雕号”生还者、船身被炮弹打得伤痕累累的“潘博恩号”扫雷舰，也加入了救援行动，它接过“葛莉丝菲尔德号”上的绳索，打算拖它回家。可惜“葛莉丝菲尔德号”没回到家。当船员安全转移后，“葛莉丝”终于在夜里沉没。

空袭在入夜之后渐渐平息。防波堤上的克劳斯顿中校开始检视这令人沮丧的场面。没有剩下任何一艘完好的船。“费内拉号”和“卡维尔号”在停泊区沉没，其余船舰也都走了——有的遭到毁灭，有的载着部队回到英国。轰炸结束了，如今只听得到流浪狗的叫声。逃难的主人抛下宠物，“法国的半数狗民”（套用某个人的说法）都加入了英国远征军。有些狗被偷偷夹带上船，但是更多被留在岸上，如今在岸边发出绝望的嚎叫——这是撤退行动中持续不断的凄凉画面。

防波堤本身也是个悲惨的景象。到处坑坑洼洼，但是并非全是炸弹的杰作。空袭期间，至少有两艘英国船舰在慌乱中冲撞了防波堤步道。克劳斯顿着手修补，很快地拿门板、舱盖以及从报销船只上取下的木板来填补缝隙。

就在他们辛辛苦苦修补防波堤的时候，“奥里国王号”（King Orry）客轮侧身缓缓靠近。它的舵机坏了，船身也被擦撞而过的炸弹打穿一个大洞。克劳斯顿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另一艘船在停泊区沉没。于是船长在夜里带着船离开，希望在远离航道的海滩靠岸。

它没走太远。“奥里国王号”出了港口（还在深水区里）就翻覆沉没。“旁观者号”（Bystander）海军快艇出现，开始营救生还者。资深海员艾尔顿驾着船上的救生艇，一再跳入海中帮助快没力气游泳的人，独力救起二十五人。但是事情还没结束，他是船上的大厨，一回到“旁观者号”，他随即走进厨房。艾尔顿通常负责填饱七名船员的肚子，但是今晚船上有九十七人。他无所畏惧。他先替所有人做饭，然后设法从船上的衣物柜搜刮出干衣服和毯子。

撤退部队通常累得无法自救，但也有例外状况。在帮助士兵从倾斜的“葛莉丝菲尔德号”移转到船身两侧的斯固特时，皇家炮兵团的炮手詹宁斯就证明了自己力大如牛。他一次又一次扛着士兵换船，仿佛他们是小孩子一样。

当“比德福德号”（Bideford）护航舰在布赖迪讷外海船尾断裂，第六野战救护车的二等兵克罗瑟放弃了救援机会。他选择留在“比德福德号”上，给船上的军医搭把手。在“比德福德号”被慢慢拖回多佛的途中，他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几乎没有休息。

五月二十九日一整个下午，发电机室很幸运地对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无所知。就他们所知，撤退行动进行顺利，正如联络官洛伊德将军在下午六点二十二分发给陆军总部的电文：“已接近最高效率。”

三分钟后，天塌了下来。“军刀号”驱逐舰奉命替岸勤队载运几组可携式无线通信设备和补给品过来。六点二十五分，它在空袭最勐烈的时候向多佛发送电报：

轰炸已持续一个半钟头。一艘驱逐舰沉没，一艘载着部队的运输舰受到重创。码头并未受损。部队目前无法登船。

然后下午七点，出现一通令人震惊的电话。那是道夫中校在拉帕讷透过戈特总部与伦敦和多佛的直通线路打来的。自从“致命风筝”计划失败之后，道夫就留在坦纳特的总部帮忙，但是并不隶属于正常的指挥系统。他擅自打了这通电话。不过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重要的是这通电话的内容。他报告说他刚刚从敦刻尔克回来，港口已彻底堵死，整个撤退行动必须在海滩上执行。

道夫为什么打这通电话，原因至今不明。他显然自作主张征用了一辆车，开到拉帕讷，然后说服军方让他使用这部电话。他从五月二十四日起便留在敦刻尔克，在战火之下一直保持泰然自若。拉姆齐的参谋长后来揣测，经过特别严酷的五天之后，他也许只是出现了炮弹惊吓症候群而已。

无论如何，这通电话引发了发电机室的一阵骚动。连同“军刀号”发来的讯息（“部队目前无法登船”），种种消息似乎显示港口确实堵死了，只剩下海滩可供使用。

拉姆齐首先设法证实这个消息。他在八点五十七分向坦纳特发送无线电信号：“可否确认港口已经堵死了？”坦纳特回答：“没有。”但是空袭导致信号混乱，这个答复一直没有传送回去。拉姆齐等不到坦纳特的消息，于是试着联络法军司令阿布里亚尔将军，但是对方同样没有回答。

九点二十八分，拉姆齐不敢继续耽搁。他以无线电通知在外海充当指挥船的“青春女神号”（Hebe）扫雷舰：

拦截所有前往敦刻尔克的私人船只，指示它们不要靠近港口，而是留在东边海岸接运部队。

到了午夜，敦刻尔克还是没有传来只字词组。拉姆齐派遣“征服者号”（Vanquisher）驱逐舰调查情况。它在三十日清晨五点五十一分送来了好消息：

敦刻尔克港口可供进出。阻碍仅限于东边防波堤外侧。

总部立刻将这个好消息转达给救援船队，但是已经白白耗掉一整个晚上。在珍贵的黑夜里，尽管风平浪静、敌军的阻挠降至最低，但是只有四艘拖网船和一艘游艇在防波堤靠岸。“错失了大好良机，”坦纳特上校几天后评论道，“假使船只持续前来，原本应该可以载走一万五千名士兵。”

但是对拉姆齐而言，五月二十九日晚上最糟糕的事情并非来自敦刻尔克的假情报，而是伦敦的一项决策。由于当天船只折损严重，尤其是驱逐舰：“戒备号”、“格拉夫顿号”和“手榴弹号”报销；“英勇号”、“灰狗号”（Greyhound）、“无畏号”（Intrepid）、“美洲豹号”、“蒙特罗斯号”（Montrose）和“萨拉丁号”受创；“G”级舰队全军覆没。海军总部要考虑的不只是敦刻尔克，还有需要保护的船队、地中海水域，以及英国本土防卫。

晚上八点，庞德上将无可奈何地决定收回拉姆齐仅剩的八艘现代化驱逐舰，只留给他十五艘比较老旧的船舰，必要的话，牺牲掉这些船舰并不妨碍大局。

这是对拉姆齐的重大打击。整个救援行动中，驱逐舰是最有效率的船舰，抽回三分之一的船只，摧毁了他的一切精心计算。即便没有进一步折损，如今也只能维持每小时派遣一艘驱逐舰的流量，依照这种速度，每二十四小时只能接回一万七千名士兵。

海军总部的决策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撤退行动迫切需要每一艘船。负责防御撤退走廊的作战师，如今也进入了周边防线的范围内。第三师在比利时小村庄西弗莱特伦（Westvleteren）做最后一次打包。他们的指挥部设在当地的一间修道院，撤离之前，蒙哥马里将军找到修道院的院长霍特神父。请求神父替他藏匿几件私人物品，神父答应了，于是将军拿来一盒私人文件，以及他最钟爱的野餐篮，用砖块封存在修道院的墙壁内。蒙蒂开车离去时，承诺军队会再回来，他过一阵子会来取走物品。

只有像蒙哥马里这样自负的将军才会做出这种承诺。萨顿准将比较典型，当他朝着敦刻尔克跋涉，越过连绵不绝的废弃装备时，只感到痛心与羞愧。他是个职业军人，“假使在战场上一遭遇危机便沦落至此，那么，我们多年来为了接受与传授军事训练所付出的心血、时间与努力，全是浪费。我觉得我一直活在幻想下，我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料”。

几支小队从未因为挫败而失去干劲与凝聚力。女王直属伍斯特郡义勇骑兵团在口风琴伴奏之下，高唱着“蒂珀雷里”（Tipperary） [1] 走进周边防线。不过有些部队（例如四十四师）似乎分崩离析。军官和士兵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地步行。四十四师信号员二等兵博纳德，对于行进的目的地毫无头绪。柯尔索准将（J.E.Utterson Kelso）碰巧经过。博纳德跟在他后头，安慰地想着：“他是个准将，肯定知道要往哪里去。”

在里尔以北，法国第一军团的几支小队终于被毕洛将军解除任务，此时也往敦刻尔克汇集。依照计划，法军负责防守周边防线的西侧，英军则防守东侧，不过，这造成了种种麻烦与混乱，因为当法国大兵沿着撤退走廊北上，必须先从东侧横越到西侧，意味着几乎垂直穿越南北向流动的英军。

双方时而出现不愉快的冲撞。伍斯特郡义勇骑兵团接近布赖迪讷时，遇上了沿着海岸线平行向西移动的法军六十师主力部队。一部分伍斯特郡义勇军从法军的缝隙中钻过去，但是其他人必须像打橄榄球一般又推又挤地穿行。

一辆军用卡车陷入坑中，堵住北上的道路，肯特郡义勇骑兵团的华纳少校号召一群人帮忙挪车。法国士兵不断推开这群人，拒绝停下脚步让他们完成任务。最后，华纳掏出左轮手枪，威胁枪毙不肯听命停下来的士兵。法国大兵毫不理会，直到华纳真的开枪射杀其中一人。他们停下来了，卡车也顺利移开了。

即便将领之间也有冲突。五月二十九日到三十日间的深夜，当第二军团进行最后一次撤退，布鲁克将军命令归他指挥的法国第二轻机械化步兵师掩护东翼。法军师长伯格瑞恩将军表示，布朗夏尔将军下达了其他命令，他要执行那些任务。布鲁克重述之前的指令，并且补充说道，要是法国将军违抗命令，只要被布鲁克逮到，格杀勿论。伯格瑞恩还是不予理会，但是布鲁克也从没有逮到他。

在一整个下午的紧张冲突与交通堵塞之中，最后一批作战部队也拥入了周边防线的范围内。有些人直奔海滩，另外一些人则受命防卫，接替过去三天来驻守防线的炊事兵和勤务兵。当第七卫兵旅移防周边防线东北角的菲尔讷时，士兵们瞥见蒙哥马里将军在市集上伫立。在那难得一见的瞬间，将军放下平常狂妄自大的姿态，颓唐地站着，看起来既疲惫又无助。第七卫队经过时，士兵们勐然立定，整齐划一地朝蒙哥马里“向左看”致敬。这正是他所需的灵丹妙药。将军立刻挺起胸膛，回敬一个威武的举手礼。

更往西边，冷溪卫队第二营沿着贝尔格-菲尔讷运河就位。这条运河与海岸线平行，距离海岸六英里，是南面防御的主要防线。冷溪卫队沿着运河北岸挖掘壕沟，并且善用沿途的几座农舍。运河对岸的平野本来应该是极佳的射击区，但是这一面的马路到处是被遗弃的车辆，阻碍了士兵的视线。

反正此刻也无所谓，因为到处都看不到敌军的踪迹。冷溪卫队对着继续拥入周边防线的士兵品头论足、吹毛求疵，借此消磨这个下午。只有两排威尔斯卫队的士兵赢得他们的认可，这群人精神抖擞地跨过运河桥梁，呈现出完美的队形。其他人则是拖着脚步的乌合之众。

戈特勋爵的最后一批防御据点也准备收兵了。这群守军让撤退走廊维持畅通，假如时机还允许，现在该轮到他们自己撤离了。五月二十九日午夜刚过，在敦刻尔克以南十五英里的法国小村庄勒德兰冈（Ledringhem），格洛斯特卫队第五营的剩余士兵在一座果园集合。附近一座风车的轮叶起火，发出耀眼的火光，这群被围困两天、筋疲力尽的士兵，似乎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不过德国大兵也累了，当巴克斯顿中校带领弟兄沿着溪床北上时，敌军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他们不仅悄悄穿过德军阵线，还顺道抓了三名俘虏。清晨六点半，他们终于步履蹒跚地走进巴贝克（Bambecque），再度踏上友善的土地。伍斯特兵团第八营的副官看见他们走来，“他们又脏又累、面容憔悴，但是没有被击倒……我跑向巴克斯顿中校，他走路摇摇晃晃的，显然受了伤。他沙哑地打了一声招呼，我在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看见浓浓的睡意。我们的指挥官跑出来，指示格洛斯特卫队第五营的副指挥官让弟兄们休息一下。我把巴克斯顿中校带进屋内，给他一杯走味的红酒，然后轻轻扶他躺到地板的毛毯上，再三保证他的弟兄安然无恙。几秒钟后，他就沉沉睡去。”

在敦刻尔克以南十九英里的卡塞勒，据守要塞的士兵也试图朝海岸撤退。三天来，他们抵挡了德军的前进，让成千上万的部队得以蜂拥地沿着撤退走廊北上。现在他们自己终于接到撤离命令，但是已经太迟了。敌军渐渐渗透包围这座城市的山丘。到了五月二十九日，卡塞勒被彻底隔绝。

驻防区司令桑默塞准将（Somerset）决定无论如何放手一搏，不过不是在白天，德军人数太多了，入夜后是唯一机会，准将下令，晚上九点半集合。

起先一切顺利。部队静悄悄地熘出城、下了山、越过田野，朝东北方向前进。桑默塞觉得越野行军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但其实没什么不同，德军无所不在。在桑默塞带领下，牛津郡第四营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在瓦图附近溃败；东骑兵队在一个地雷区全数阵亡；格洛斯特卫队第二营则被困在浓密的圣阿凯尔森林里。

“同志！同志！”围绕森林的德国士兵大声喊叫，希望把格洛斯特卫队逼出来。英国大兵蜷伏在灌木丛中，保持低调。半晌之后，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声音透过扩音器喊话：“出来吧！出来吧！希特勒即将赢得战争，你们输了！出来吧，否则我们就用炮弹把你们打出来。放下武器，即刻跑出来！”

B连队的费恩少尉不打算买账。他曾经听说另一支英军部队听信这类喊话，放下武器，出来投降，但最后只落得遭机枪扫射。他对周围的士兵说起，大伙儿决定奋战到底，杀出一条血路。

既然他们已经被德军锁定了，第一步就是要寻找新的位置。费恩带领弟兄们冲到进一百码外的另一片树林。没有用，敌人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踪迹。接下来的时间，他们在枪林弹雨下挤成一团渡过。

终于天黑了，这一小群人继续往北行进。他们排成一列纵队，尽可能悄然无声地行动，利用所有可得的掩护。但是假使他们误以为自己可以不被发现，那么这个幻想在一枚红色的维利式照明弹（Very light）划破夜空时破灭了。霎时，机关枪、迫击炮、步枪等等各式各样的武器朝他们开火。他们遭埋伏了。

曳光弹在天空中纵横交错，附近的干草堆着火，把这群人照得一清二楚。弟兄们在四面八方的攻击中一一倒下，费恩的右臂和右肩也中弹了。他终于跳进一道壕沟，只要匍匐在十八英寸的高度以下，就可以暂时安全。他陆续找到十多名生还者，大伙儿一起在黑暗中潜行，设法绕过德军的侧翼。这一小群人是格洛斯特第二营仅存的弟兄，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

在周边防线的范围外，仍有一名英国士兵继续奋战。在大撤退以前，二等兵拉比兹原本只是北汉普顿郡兵团第五营的一名小兵。德军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次袭击差一点歼灭他的部队。双方激烈交火，拉比兹一度举起步枪，轻轻松松射中两百码外的德国大兵，那人瞬间倒地。

“你能再做一次吗？”连长问他。拉比兹服从命令，又收十了另一名德国大兵。

拉比兹当场被指派为狙击手，从此独立行动。他并未受过狙击训练，但是他拥有一项不寻常的优势：他从前认识的一名盗猎者，曾教过他一些诀窍。他可以悄然无声地行动，安静得“能靠耳朵抓兔子”，而且，他有办法让自己缩成一团，甚至可以“躲到一根草后面”。

当上狙击手后，拉比兹很快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几个小窍门：绝不从树上狙击，因为太容易被围捕；远离农庄阁楼，因为太容易被发现；最佳位置是没有太大行动空间的隐蔽地点，例如一片小树林。

拉比兹靠着这些规则，独自一人穿越比利时，活了下来。他有意跟部队保持联络，但是他通常深入敌境，有一次甚至在德军炮兵部队的后方。他偶尔得跟德军的狙击手交锋。一名狙击手曾经从某座屋顶的孔洞朝他开枪，只差六英寸就击中他。拉比兹回击，满足地望着那人跌出屋顶的孔洞。还有一次，拉比兹大半夜在小村庄的街上潜行，一转过街角正好撞上一名德国狙击手。这一次拉比兹先开枪，而他没有失手。

拉比兹最后抵达尼约波附近的海岸，而后缓缓西行，偶尔对德军阵线展开突袭。五月三十一日，他终于在拉帕讷跟英国远征军再度会合，虽然仍是独立一人，而且也许是最后一位进入周边防御圈的作战士兵。

在最南端，毕洛将军的法国第一军团仍有五个师在里尔奋战。五月二十九日清晨，法军的卡车车队从阿尔芒蒂耶尔的方向驶来，在途中遇见几辆装甲车。法国大兵高声欢呼，以为终于有英国坦克车前来增援了。直到陌生人上前没收他们的武器，法国大兵才惊觉他们撞上的是德军第七装甲师。

和北方断了联系的毕洛将军，下午在斯滕韦克的指挥部宣布投降。他已得偿所愿：跟绝大多数弟兄同生共死，而不是试图脱逃。他的部队大部分在里尔蛰伏，持续阻挡敌军的六个师。

到了现在，顽抗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撤退走廊关闭之后，伦斯德的A集团军和波克的B集团军终于会师，德国握有对敦刻尔克进行最后一击所需的所有部队。

不过五月二十九日这天，德国的兵力结构出现重大改变。这次是装甲师将领自己提出让坦克退出战场的要求。古德里安在二十八日晚上亲自巡视前线之后，提交一份报告陈述理由：装甲部队的兵力折损了百分之五十，需要时间准备新的作战任务，而且沼泽地带不适合坦克车行动，再加上比利时的投降释出了许多步兵兵力，在这类乡间地形下，步兵的行动更有效率。

除了这些非常实际的论点之外，或许还有另一个无形因素。古德里安和其他装甲师指挥官的脾气，完全不适合此刻正逐渐形成的静态战争。他们是属于勐烈攻击、突破防线、长驱直入的世界，战争一旦进入围攻阶段，他们就失去了兴趣。二十八日晚上，古德里安已经开始研究塞纳-马恩省河下游的地图了。

无论如何，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同意了。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怀特希姆将军（Gustav von Wietersheim）的摩托化步兵团接替了古德里安，莱茵哈特将军的坦克部队也在当天稍晚撤离。不过，这并不表示饱受重创的盟军部队可以就此高枕无忧。相反地，十个骁勇善战的德国步兵师，正步步紧逼三十五英里长的敦刻尔克周边防线。

在防线西端，德军第三十七装甲工兵营于中午左右在菲利普大堡（Fort Philippe）插上纳粹的卐字旗，格拉沃利讷也随即沦陷。在最东端，五十六师堂堂踏入了菲尔讷。下午三点半左右，第二十五自行车中队抵达菲尔讷古城墙的东门，在这里与一支试图进入周边防线的法国纵队狭路相逢。短暂交火后，二十五中队的纽加特上尉迫使法国大兵弃械投降。

然后来了两辆毫无戒心以至于炮塔洞开的法国坦克。自行车中队的格林福尔格中士跳上其中一辆坦克，拿出手枪对准敞开的炮塔，命令坦克车组员投降。他们不敢不从……第二辆坦克的组员也是一样，甚至还不用拿枪逼迫。

这时，纽加特上尉派遣一名被俘的法国少校连同两名士兵走进菲尔讷，要求全城投降。不过胆大妄为有其极限，这一回，他只从据守街道的盟军部队得到一声轻蔑的回答。

在海滩上，没有人知道周边防线的守卫部队还能阻挡德军多久。布赖迪讷的科尔中校有预感德军随时会冲上沙滩。他跟理乍得逊中校持续安排部队登船，不过他们替自己在近海留了一艘船，准备拯救岸勤大队，以求“有备无患”。这让他们多了点信心。但是当天晚上两人低声交谈时，都认为自己最后很可能落入德国的某个战俘营。

多佛与伦敦掌握的情报更少了。二十八日，海军总部甚至吩咐坦纳特“每小时”汇报一次登船人数，而这种命令只会来自对真实情况毫无所悉的人。坦纳特耐着性子回答：“已经尽我所能报告进度，但是接下来好几个钟头恐怕无法进行汇报。”

不过即便相隔遥远，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船只常常出现在不对的地方。有时候，防波堤畔有许多船只，却没有部队可以登船；其他时候则有部队而没有船。海滩上也是一样。需要有人在外海指挥船只交通，正如坦纳特上校在防波堤和海滩之间指挥部队的流向。

韦克沃克海军少将（Frederic Wake-Walker）被挑中了。大家都知道五十二岁的韦克沃克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也是一名优秀海员，他最后一次服役是在“复仇号”（Revenge）战舰上，这无疑是对他的能力作了保证，因为皇家海军只会把最有前途的军官分派到这类战舰上。此刻，他在海军总部担任参谋，随时可以扛起这项临时任务。

五月二十九日，当韦克沃克吃完午餐回到办公室，得知海军副参谋长菲利普斯少将在找他。菲利普斯问他是否愿意前往敦刻尔克，“想办法让登船行动稍微有点秩序”。韦克沃克表示“非常荣幸”，愿意接受任命。有一点很重要，他绝不可露出强压坦纳特的意图。上校仍然是岸上的海军资深军官，韦克沃克则负责海上的一切。

一个小时后，他已经在前往多佛的车上。下午六点左右抵达之后，他立刻前往拉姆齐的碉堡听取简报。他在发电机室看到一幅描绘敦刻尔克东面海岸的地图，三座海滩——玛洛、布雷和拉帕讷——都标上乐观的数字，每座海滩又各自分为三个区。英国远征军被分配到这些海滩，而玛洛以西的几个海滩则保留给法军。

隔天（五月三十日）清晨四点，韦克沃克搭乘“埃斯克号”（Esk）驱逐舰抵达布雷外海时，这张精心绘制的地图并未让他准备好面对眼前的混乱。转搭乘“青春女神号”扫雷舰后，韦克沃克很快从暂代职务的布什上校口中得知“真实战况”。破晓时分，韦克沃克亲眼见到了海滩上黑压压的人群、蜿蜒入海的长龙、腰部以下全泡在水中的士兵……这些人全都无止境地等待着。

“症结在于船只、船员以及接运过程。”将军后来回顾。上午六点三十分，他透过无线电信号向多佛表示亟须小型船只，七点三十分，他再度要求增派船舰，尤其强调小型船只的需求。

这句熟悉的请求，在过去几小时内越喊越响。午夜十二点十分，戈特的参谋官利斯准将致电陆军总部，加重语气表示周边防线快顶不住了，请尽快且尽可能多派遣船只过来——而且要快。清晨四点，陆军总部捎来了好消息，表示拉姆齐将军会“尽速派遣他所能征集到的许多小型船只”。

不过没有船只过来。四点十五分，停在玛洛外海的“征服者号”驱逐舰发出无线电信号：“西面海滩迫切需要更多大小船舰。”六点四十分，“快活号”（Vivacious）驱逐舰提出相同请求：“亟须更多大小船舰。”

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利斯准将再度拨了通电话，这次是打给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他抱怨道，还是没有船只过来。拉帕讷外海上的韦克沃克将军越来越着急。他派布什上校搭“青春女神号”回到多佛，亲自说明派遣船只和船员的必要性。

到了下午三点，戈特本人也在努力。他首先致电庞德上将，然后打给迪尔将军，指出仍然没有船只的踪影。他再三强调，每一个钟头都至关紧要，分秒必争。

指挥部的人至少可以发牢骚，但在海滩上等候的部队甚至无法享受这种满足。皇家炮兵团的托德上尉在沙滩上蜷缩着，一夜无眠之后，他趁着第一道晨光凝望大海，只看到空荡荡一片。“看不到任何一艘船，”他在日记中写道，“肯定出了什么差错。”

在布赖迪讷，工兵柯尔斯“失望透顶”，无可奈何地勉强自己在沙丘上睡掉一整天。在玛洛海滩，米克尔约翰牧师茫然不解。一整夜没有空袭，却也没有任何人登船。他的脑海浮现一个可怕的想法：“难道海军已经放弃我们了？”

[1] 应指一战期间风靡英国的进行曲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译注

同舟共济

在“麦尔坎号”驱逐舰上，海军一级上尉伊恩·考克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海平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点。“麦尔坎号”正载着整船士兵在返回多佛的路上，这是它的第三趟任务。这些黑点跟它逆向而行，正往敦刻尔克前进。那是五月三十日周四晚上。

考克斯仔细端详，黑点渐渐浮现出船只的形状。其中偶有几艘体面的蒸汽船，例如往来朴次茅斯和怀特岛之间的汽车渡轮，不过多半是各式各样想象得到的小型船只：海钓船、漂网渔船、观光船……亮闪闪的白色游艇、溅满污泥的挖泥船、开放式马达汽艇、拖曳着救生艇的拖船、挂着独特棕色风帆的泰晤士河帆船、做工精致的舱房游艇、疏浚船、拖网渔船和锈痕斑斑的平底船，还有朴次茅斯港口总监（Admiral Superintendent）那艘挂着流苏、打着绳结的驳船。

考克斯心里霎时涌上一股骄傲。置身于此不再只是个任务，更是一份恩典与荣耀。他转身面对被眼前景象吓得一愣一愣的帆缆士官长，脱口吟诵出莎士比亚《亨利五世》剧中的圣克里斯宾节演说片段：

而这会儿正躺在床上的英格兰绅士，以后将埋怨命运，悔恨怎么轮不到他上这儿来。

小型船只局和船务部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始于塔夫造船厂的小型船只本来如涓滴细水，如今已汇聚成一股洪流。政府仍然没有公开发布撤退消息，但是英格兰是个小地方，风声总有办法传入需要听到消息的人耳中。

贝索·史密斯是伦敦的一名会计师，也是二十四英尺舱房游艇“永恒仙女号”的船主。他是从海军总部的夜半电话得知消息的：史密斯能否确认他的船可以随时下海，并且在接到通知后四小时内出航？隔天（五月二十七日）清晨，召集令来了：即刻带着船只前往希尔内斯。

雷蒙·韦伯船长正小心翼翼开着伊普斯威奇（Ipswich）斜杠帆驳船“托尔斯伯里号”往泰晤士河上游航行，执行平常的送货任务。然后一艘机动船缓缓侧身靠近，一名海军军官命令他前往附近码头。在那里，“托尔斯伯里号”被拖吊船带走，也朝希尔内斯前进。

在马加特，“索斯伯勒老爷号”救生船的船员接到消息时，正在他们最喜爱的酒吧里玩飞镖。一通神秘兮兮的讯息要他们立刻到船库报到。短短几小时内，他们直接朝敦刻尔克出发，甚至不必先到希尔内斯集合。对舵手爱德华·帕克来说，这简直是一趟家庭旅游。他的弟弟和侄子都是这艘船的船员，一个儿子已经上了马加特领航船先行出发，另一个儿子则是克劳斯顿中校的手下，此刻正在防波堤上工作。

滨海利（Leigh-on-Sea）的轻舟船队五月三十日受到征召时，正宁静地停泊在港湾中。它们有威风凛凛的船名，例如“捍卫战士号”、“奋进号”、“果决号”和“威名号”，听起来仿佛二十世纪初的无畏级战舰（dreadnoughts）。然而事实上，它们只是长四十英尺、吃水二英尺半的小船。它们平常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在泰晤士河出海口的泥滩上采集贝类和甲壳动物。船员都是平民百姓，不过每一个人都自告奋勇地帮忙。十七岁的肯恩·霍纳年纪太轻，没被征召，但是他不服气。他跑回家，让妈妈签好同意书，然后骑上单车追逐船队，终于在绍森德追上他的船。

这些船只都有船员同行，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为了跟时间赛跑，游艇经常在还没找到主人之前就被征用。还有一些船主是业余的周末水手，根本不可能放下手边工作加入海军工作一个月的规定时限。随着小型船只在主要的装配点希尔内斯和拉姆斯盖特汇集，普雷斯顿上将的小型船只局开始寻找替代的船组人员。

当警察骑着单车上门，造船工人艾略特正在滨海利的强森亚戈造船厂工作。警察宣布国家需要几名志愿者，到法国海岸把“一些家伙”载回来。艾略特二话不说立刻参加。

小型船只局在东海岸的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征用几辆出租车，载着一团职业渔民南下。在伦敦，局里的盖瑞特中校连续三天晚上打电话给各家帆船俱乐部召集会员，用海军总部的车辆把他们载往希尔内斯和拉姆斯盖特。

卡皮亚中尉正是在这人仰马翻的期间到伦敦休假几天。他平时是一名演员兼游艇驾驶员，目前在北海的海军拖网船服役，不过船只正在整修，他暂时无事可做。他知道敦刻尔克情势危急，但觉得事不关己。

他到皇家赛船俱乐部吃早餐时，很惊讶地发现里头空无一人，就连俱乐部管理员都没来上班。他最后找到管理员的妻子，后者告诉他，海军总部几天前捎来一通电话，所有人就都不见了。他带着一点疑惑，独自一人坐下来休息。

电话铃响了，他接起来。是海军总部打来的。电话那头表示“还需要更多人手”，并且询问他是谁。卡皮亚表明身份，对方说道：“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然后指示他即刻前往希尔内斯。他仍然满肚子疑惑，不过一个钟头内就在滑铁卢车站搭上火车。

瓦兹船长的船舶杂货店位于阿尔伯马尔街，和皇家赛船俱乐部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船长利用楼下的店铺贩卖五花八门的航海图和航海工具，而在楼上替有心投入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的年轻人开课。学生多半是专业人士：在伦敦市中心工作的初级律师、股票经纪人、演员、银行家等等。没有几个人熟悉大海，有些人甚至没离开过陆地。

约翰·佛纳德是一位年轻的美国剧场导演，每周四晚上来跟船长上课。课程通常是纸上谈兵，但是五月三十日的这个周四不同。当他带着朋友布景设计师戴维·霍曼一起来上课时，瓦兹把他们拉到旁边说悄悄话。他低声说明当天晚上不上课，海军急需志愿工作者参与一项“危险任务”。

如此突如其来地从航海理论变成实际上阵，佛纳德和霍曼的心里都很抗拒，可是他们想不出优雅的拒绝方法，只好答应参加。瓦兹船长吩咐他们去拿自己的装备，然后立刻前往伦敦塔旁的港务局报到。

佛纳德跑回公寓，抓了一件老旧的粗呢短大衣，然后依据指示匆忙赶到伦敦塔丘。大多数人都到了。有些人甚至没时间换衣服，直接西装笔挺地从市中心赶来。不过，股票经纪人拉斐尔·德索拉倒是穿着皇家伦敦游艇俱乐部的外套，搭配蓝色长裤、遮阳帽以及足以匹配第一海务大臣的大衣，整个人光彩夺目。

除了瓦兹船长的学员之外，还有一些显然更有临海经验的人：驳船船员、码头工人、下级水手等等。这群人不分高低贵贱全都挤在港务局大厅，仍然一头雾水。

然后一名皇家海军中校出现，向他们简单说明任务。他们将负责操作从伦敦各个码头搜集来的救生艇。这些救生艇会被拖到泰晤士河下游并横越海峡，在海峡对岸协助营救英国远征军。

一辆巴士将这群人载到蒂尔伯利（Tilbury），救生艇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规则是每四人负责一艘救生艇，每艘拖吊船一次拖十二艘救生艇。佛纳德和霍曼想办法待在一起，午夜一过，他们便动身上路。在这深沉的夜里，唯有湍急的水流和前方拖吊船的脉动划破寂静。佛纳德不禁揣想着这个匪夷所思的生命转折，让他一下子跳开单调的伦敦生活，莫名其妙搭上露天小艇在黑夜中疾行。

第一站是希尔内斯。这座位于泰晤士河出海口的繁忙港口，已成了所有小型船只顺流而下的集中地点。在这里，船只将在泰勒将军的监督之下维修整理、进入状态。泰勒将军是一名退役的海军少将，平时在海军总部的经济战争部门处理文书工作。

发动机是最大的问题。许多船只一整个冬天停航，很难发动，另外一些船只具有显然只有不在场的船主才知道的怪癖——泰晤士河观光蒸汽船的锅炉不能使用海水。达克希上校和他的工兵竟然可以让一百多艘船只达到足以跨海的良好状态，堪称一大奇迹。

每一艘船上都需要有人懂得操作发动机。此刻虽有许多业余的航海志愿者，但是这些银行家和店老板却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机械。由船东组成的航运协会（Shipping Federation）被要求帮忙，他们发出志愿者召集令，大约三百五十名轮机工程师应召而来。

绝大多数小型船只从希尔内斯前往拉姆斯盖特加油、装填补给品、编入船队。许多船只没有罗盘，某些负责操作小艇的人则从未出海。航路军官格兰迪吉少校发出一千多张航海图，并在其中六百张替新手领航员标明了航线。

问题可能很大，也可能小得气人。体育专家罗伯·希尔顿和火暴的戏院经理泰德·萧一组，负责将“莱伊盖特二号”机动船带往下游。他们预期在拉姆斯盖特领取补给，却只拿到两罐清水。除此之外，船上空无一物，甚至连水杯都没有。拉姆斯盖特的海军补给站似乎帮不上忙。他们最后上了酒吧，喝了点小酒，然后偷偷把酒杯带走。

每一艘小船都有属于自己的毛病，不过一开始，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的问题：所有船只都缺乏武装。李察斯上尉拿出他小心贮备的一百零五把刘易斯机枪，只分发给拖船和护航的船舰。

后来，船员们在海滩上寻宝，搜集了许多被弃置的勃伦枪，有时甚至有英国远征军的炮手搭上船，不过一开始，他们毫无防卫能力。光是这点就足以让船员惶惶不安。“就连一张《一八一二序曲》的唱片也聊胜于无。”一名舰长评论道。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十点，第一支由小船组成的船队从拉姆斯盖特出发，踏上横越海峡的征途。船队的八艘小艇全都没有任何导航仪器。尽管如此，负责操作“崔顿号”护卫机动船的艾温上尉依然信心十足。他和其他人不同，他熟知这片海域。在拉姆斯盖特防波堤外等候时，他大声吩咐其他船只紧跟着他。其中三艘船的发动机出问题，必须返航，不过剩下的船只紧紧跟着“崔顿号”，在黎明时安全抵达拉帕讷外海。

三十日凌晨一点，另一支船队离开拉姆斯盖特——这一次是由比利时籍的“尤尔号”渡轮带领十九艘小艇。在此之后，船队便源源不断而来。到了傍晚已很难分辨一支船队在哪里结束，而另一支船队又从哪里开始。小型船只在当天及三十一日的整个晚上前仆后继地横越英吉利海峡。

他们经常和回返英国的船舰（例如“麦尔坎号”）擦身而过。对于挤在甲板上的部队而言，这些小船是一幅惊人的景观，他们注视着壮观的小型船只舰队，心中激情澎湃、骄傲不已。船名本身似乎就诉说着“英国”：“燕子”、“皇家泰晤士”、“松叶牡丹”、“诺维奇美人”、“约克公爵夫人”、“青鸟”、“福克斯通的骄傲”、“帕默斯顿”、“云雀”、“尼尔逊”、“不列颠之南”、“海格夫人”、“新威尔斯王子”。

许多船名透露出个人特质，显示这次援救并非单纯的海军行动，还是家族里的私事：“葛莉丝宝贝”、“布鲁斯男孩”、“我们的玛吉”、“我们的丽姿”、“南希女孩”、“巧手比利”、“威利与艾丽斯”、“葛丝姑妈”。

这些小船成群结队，在武装拖船或斯固特的带领之下横越温和的灰色海面。英吉利海峡的险恶是出了名的，不过已经连着四天风平浪静，五月三十日的海象依旧平稳。最棒的是，海面上雾蒙蒙一片，德国空军没有办法在二十九日的疯狂轰炸之后继续行动。

“云层厚得可以躺在上面。”斯图卡与亨克尔滞留地面时，德国空军在战斗日记中写道。但第八航空军的里奇特霍芬少将不相信天候那么糟糕，毕竟总部那里艳阳高照。他命令第二斯图卡中队的指挥官迪诺特少校至少试着发动攻击。迪诺特带领弟兄起飞，不过十分钟后就返回基地。他致电总部，指出敦刻尔克上空浓雾密布。里奇特霍芬大发雷霆，就他所在之地的天候来看，当天显然可以飞行。假如将军阁下不相信，迪诺特反击道，只消打个电话问问气象局就可见分晓。

但是多云的天气并不保证小型船只就能安全航行。还有许多环节可能出错。海峡上满是神经紧张又欠缺经验的水手。

“右舷前方有潜望镜。”八十英尺长的“新威尔斯王子号”观光蒸汽船的了望员大喊。结果原来是一艘沉船的桅杆突出海面十五英尺，上头还裹着一块布。

接着，“新威尔斯王子号”被一艘驱逐舰误当成德国S艇，差点被撞倒，幸好舰长班奈特中尉及时发出信号表明身份。又过了一会儿，它缓缓接近一艘停泊的法国货船问路。“请问英国部队在哪里？”中尉高声问道。对方的答复是一声枪响。这些日子以来，陌生人问问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未校准的罗盘是麻烦的另一个来源。法国海岸并不难找，但要找到确切地点就是另一回事了。威廉斯中尉将他的驳船停在距离一片空旷海滩的几百码外，然后搭一艘划艇上岸。他往内陆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想找个能负责的人。远方火光映照之下，他见到两名士兵的轮廓，高声喊住他们。

“亲爱的上帝啊！”他们其中一人叫道，然后开始朝中尉开火。威廉斯躲到沙丘后头回击。两名德国大兵倒下，不过此时出现了其他声音，威廉斯连忙冲回海滩。不到五分钟时间，他就回到驳船上，以六海里每小时的最高速度开航。

无论如何，绝大多数小型船只最后都抵达了正确地点，展开救援任务。它们基本上负责接驳，把部队接到或拖到停在外海的大型船舰上。事情有时候很顺利，只要拖曳划艇或充气筏即可，但有时候却困难重重且充满危险，尤其当他们得直接从海中拽起士兵。

“干得好，机动船，等等我。”当“崔顿号”侧身停在驱逐舰旁接送另一批士兵时，一个声音喊住了艾温上尉。一名穿着小羊皮夹克的军官跳上船。那是史蒂文森将军（Gilbert Owen Stephenson），他是一名六十二岁的退役少将，此次奉召前来处理危机，负责拉帕讷的一切海上作业。他衣衫不整又浑身湿透，但是当他指示艾温继续行动时，似乎对自己的窘迫丝毫不以为意。他补充说道，他等会儿或许有“另外一两件任务”要交给“崔顿号”。

史蒂文森紧接着也亲自投入救援工作。没有什么是他不屑去做的。他掌舵、抛缆绳、帮忙把疲惫不堪的士兵拉上船。与此同时，他不断保持爽朗的闲聊。“来吧，阿兵哥！”他会这样叫道。他也曾对快淹死的士兵说，“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小伙子长得真精神，我肯定认识你。”

傍晚，史蒂文森要求“崔顿号”送他到海滩的一个特定地点。他吩咐艾温不要乱跑，并且说明他是要上岸去找戈特勋爵。如果他把将军带回来，艾温就直接把将军送回英国。就这样，史蒂文森从船身跳入海中，涉水走回岸边，海水往往淹到他的脖子。

一小时后，他回来了，再度涉水上船，不过丝毫不见戈特勋爵的踪影。史蒂文森没有多加说明，艾温也没问。他们只是继续回到救援工作，将军依然衣衫不整、浑身湿透。除了向士兵加油打气之外，他也对艾温本人说了许多。上尉有时是个“好家伙”，有时是“该死的笨蛋”。艾温并不介意，他愿意为这样一位高阶军官赴汤蹈火。

在西边的布赖迪讷近海，“永恒仙女号”也在奋力行动。一开始，会计师船长贝索·史密斯只能找到法国部队。他把法国士兵接到充当“母船”的“日德兰号”斯固特。然后一名英国军官游泳过来，表示更西边还有一整师的英国远征军等待救援。史密斯稍微调整方向，开始接运这批部队。

这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除了种种问题之外，德军如今进入射程范围，开始朝海滩勐烈射击。在拉帕讷以东，敌军升上一个观测气球，在空中毫无拦阻地指挥火力方向。史密斯是少数几个似乎不受影响的人士之一。他后来解释，那是因为他耳朵聋了，而且手上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玛洛沙滩外，“莱伊盖特二号”的运气比较差。它从拉姆斯盖特出发，首先发动机发生故障，后来发现它吃水太深，无法靠近海滩，最后，它撞上船只残骸，堵塞了推进器。舰长萨特菲尔德中尉气愤地把船只绑到“霍斯特号”斯固特上，然后把船员分派到另外几艘船上。

把“莱伊盖特二号”带到泰晤士河下游的罗伯·希尔顿和泰德·萧，被指派操作“霍斯特号”本身的救生艇。他们靠近岸边时，还听得到斯固特上的收音机传来响亮的声音，突兀地播放着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儿童时间》节目。

希尔顿和萧冲过碎浪之后，士兵立刻大量拥上，导致船只翻覆。他们慢慢学会接驳的艺术。基本上，船只必须够接近海岸以便接运士兵，但是不可以靠得太近，以免士兵一拥而上。他们连续十七个小时并肩划槳，把部队接驳上“霍斯特号”。

小型船只马不停蹄地在海滩上工作，唯有当油料不足或船员太过疲累时才返回拉姆斯盖特。这时，他们发现回家的路途同样充满艰险。“银色女王号”汽艇没有航海图也没有罗盘，不过船员觉得自己应该知道英国在哪里，因此朝着那个方向出发。

过了半途，他们找到一名士兵的罗盘，大大加强了信心。他们最后看见陆地和一个亲切的港口。他们靠近防波堤，受到一阵机枪炮火的欢迎。船只绝望地转身离开，原来他们不小心闯入了加来。

“银色女王号”疯狂掉头时，六组德国大炮对准船身齐发。一枚击中船尾，一枚落在船首右舷。同行的“尤尔号”比利时汽艇也被击中。有人在“尤尔号”上发射维利式信号枪，紧急呼救。神奇的是，一艘友善的驱逐舰真的看到信号匆忙赶来，为两艘脱队的船只提供炮火掩护，让它们悄悄熘出德军的射程范围。“银色女王号”竟能左摇右晃地撑回拉姆斯盖特，卸下一批士兵，然后安安静静地在码头沉没。

对绝大多数小型船只而言，最大的危险不在往返的途中，而在海滩本身。即便士兵井然有序，船只仍不断处于翻覆的危险中。海面依旧平静，但是海风转向东吹，海浪开始升高。接运工作变得前所未有地缓慢。

在拉帕讷，宪兵队的狄本斯中尉自从前一天下午抵达海滩之后，便对登船状况感到大惑不解。狄本斯跟绝大多数英国远征军不同，他对大海了如指掌。他在怀特岛长大，从小就绕着船舶玩耍。而且，在选择进苏格兰警场担任探员之前，他甚至曾经加入海军短暂服役。战争来临时，他的专业经验让他直接进入宪兵队，“大战爆发”前，他的生活多半在打击犯罪和追逐黑市交易中度过。大撤退结束了这一切，如今他和第一〇二宪兵连的其他人一起，跟绝大多数士兵一样在沙滩上等待。

狄本斯凝望着海边的一团混乱：有些船只翻覆，还有些无人船只随波漂流。他判断这一刻最需要的，就是一道延伸入海的码头或防波堤。如此一来，船舶便可以侧身停靠，更有效率地载运士兵。但是去哪里找材料修建这样一座登岸码头？他的目光落在海滩上散落一地的废弃卡车和军车上。现在，他只需要一点点人力。

“我要一个工兵队！我需要一个工兵队！”狄本斯高声嚷嚷着，并且昂首阔步走向有许多部队聚集的沙丘。这个行动没有任何上级指示，完全是他自发的，不过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智谋胜过一切，只要点子够好，连上校都会听从大兵的话。

第二五〇皇家野战工兵连的史盖克上尉走出来。“你需要什么？”狄本斯无法对一名上尉下命令，但是可以提议交易：假如史盖克的手下可以用军车搭建一座登岸码头，狄本斯的弟兄会负责寻找建材。还有一个“甜头”，码头盖好后，工兵队可以率先使用它登船。

史盖克答应了，他交代班奈特少尉的小队着手营建。有鉴于原本的低迷气氛，这群弟兄以令人惊异的热忱投入工作。他们才刚刚长途跋涉抵达海滩，而昨天一夜有如炼狱。许多军官在黑夜里凭空消失了，整个连队几乎分崩瓦解。他们平常有两百五十多人，不过等到抵达拉帕讷时，只剩下三十到四十名士兵。

班奈特少尉是少数不离不弃的军官之一。他已经竭尽所能，不过，他平时是剑桥艺术学院的教员，而士兵们此刻想要的，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官。许多人嘀嘀咕咕发着牢骚，班奈特最后气恼地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我带领，我会带领你们；如果你们要我离开，我也可以离开。”

“老实说，我根本不在乎你做什么。”有人从行列中嚷嚷着说。

然而，这名艺术教授的领导能力远超过他们的预期。没多久，士兵们便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们把军车一辆辆并排，往海里延伸，然后放上沙袋、射穿轮胎，以便固定位置。他们到一家木材厂寻找材料搭建平台，并且拆掉搁浅船只的甲板做成木头步道。他们甚至绑上绳索栏杆作为最后装饰。

他们是在退潮时动工的，现在开始涨潮了，士兵们腰部以下泡在水里，试图以缆绳捆绑军车。有时候，他们必须肩搭着肩扶住登岸码头，直到缆绳捆紧。潮水反复扑打过来，他们全身湿透，而且沾满了油污。

第一〇二宪兵连的弟兄非常善于寻找建材，甚至可说是太厉害了。有一次，一位准将怒气冲冲地找上狄本斯，控诉有人偷了他指定作为救护车的四辆军车。狄本斯表达适当的惊愕，说他想象不出有谁会干这样的事，然后悄悄从别的地方偷四辆军车取代遗失的救护车。

大家口中的“宪兵码头”在五月三十日下午盖好，证实是一大成功。一整个晚上以及隔天一整天，源源不断的士兵利用它登上负责接驳的小型船只和工作艇。讽刺的是，班奈特的弟兄并没有上船。团本部觉得他们把码头盖得太好了，现在必须负责维修。原本答应让他们成为第一批“用户”的承诺，就这么付诸东流。相反地，他们费了一番苦功才学会一句古老的军事格言：千万别把一项任务干得太好，否则你永远甩不掉它。

后来，关于是谁最先提出登岸码头的点子，各方出现了许多揣测。除了狄本斯中尉之外，人们也将功劳归给史蒂文森将军、理乍得逊中校和亚历山大将军（Harold Alexander）等人。有趣的是，各方说词或许全都成立。这似乎是那种“时机成熟”自然出现的点子，因为从德国空军的空照图可以看出，在五月三十日到三十一日，玛洛海滩和拉帕讷之间出现了不下十座由军车搭成的登岸码头。

这意味着除了坚忍不拔的第二五〇野战工兵连之外，还有许吐司兵投入修建工程。其中就包括第十二枪骑兵队的一支中队。他们在拉帕讷以西三英里处兴建一座登岸码头。对于这类工作，弟兄们毫无经验，毕竟他们本是一支装甲侦察队，但是周边防线目前已有充足人力，剩余的作战部队全都拥上海滩集合。

正规部队进入海滩之后，纪律出现惊人的提升。在布赖迪讷，科尔和理乍得逊中校首次度过一个轻松的夜晚。正如科尔稍嫌刻薄的解释，他们终于是在跟“真正的军人”打交道。

传统的力量在此昭然若揭。当卫斯托洛普上校命令国王直属皇家兵团第八营往海滩上的防波堤行进时，他首先召集旗下军官。他提醒军官，他们身上的勋章象征着历史最悠久的军团之一。“因此，我们今天下午踏上海滩时，代表的是整个军团，绝对不可以丢脸。我们必须为海滩上的乌合之众树立典范。”

部队踏出完美的步伐，手臂挥舞整齐划一，步枪上肩的姿势标准无误，军官和军士的数组井然有序。“海滩上的乌合之众”果然深受震撼。

十九岁的劳森少尉隶属于皇家炮兵团，他知道仪表非常重要，但是觉得自己现在很有理由蓬头垢面。他的炮兵部队在代尔和阿拉斯两度遭到重创，差一点无法退回周边防线——他们历经了两周的艰辛，而且几乎从来不曾停下脚步。

现在终于抵达拉帕讷，该轮到海军担心了。他在海滩上闲晃，突然瞥见一张熟悉的脸孔。那是他的父亲——暂时担任亚当将军参谋的劳森准将。小劳森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也在法国北部。他冲上前去，立定敬礼。

“你这副模样是什么意思！你让家族蒙羞！”老劳森大声斥责，“立刻去把头发剪了，把胡子刮了！”

儿子表示这个时候根本办不到。老劳森不予理会，只说他的勤务兵——战前就在他们家工作的仆人——可以打点一切。于是他就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剪发修面。

防波堤上的克劳斯顿中校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他看见一名岸勤队员的头发长得不像话，命令他去剪头发。

“理发院都关门了，长官。”对方从容不迫地回答。克劳斯顿仍旧坚持。终于，那名水兵拿出刺刀，割下一撮头发。“您现在希望我怎么做，”他问道，“放进纪念盒里？”

在中校坚定的领导下，防波堤在五月三十日一整天持续运作。络绎不绝的驱逐舰、扫雷艇、蒸汽船和拖网船停到防波堤旁接运士兵后返航。曾有长达两个钟头时间，克劳斯顿指示士兵在步道上用小跑步行进。当天下午及晚上，总共有超过两万四千名士兵登船。

由于多佛逆转了一项重大决策，克劳斯顿的努力得到大力支持。下午稍早，拉姆齐将军致电伦敦的庞德上将，坚持让现代化的驱逐舰重返执行任务。如果要及时撤回所有部队，这些驱逐舰必不可缺。双方经过一番激烈争执，庞德终于让步了。下午三点三十分，命令出炉，驱逐舰返回法国。

德军的炮台如今从格拉沃利讷向敦刻尔克港口发射，不过防波堤恰好落在射程范围之外。德国军机偶尔对船只展开打了就跑的袭击，不过凯瑟林将军庞大的轰炸机舰队仍然滞留地面。今天的气氛既轻松又愉快，跟昨天的恐惧与困惑有如天壤之别。“麦尔坎号”接运喀麦隆高地兵团时，领航员梅里斯上尉在前甲板吹奏着风笛。当皇家龙骑兵卫队的士兵往前行进时，一名高大的陆战队员站在走道上分发热汤。龙骑兵团的一位军官没有汤杯，不过他掏出不知从哪儿捡到的鸡尾酒高脚杯。陆战队员往杯子里盛满浓汤，然后郑重其事地询问：“上头要放樱桃吗，长官？”

但是最大的改变出现在海滩上。纪律持续改善，等待的队伍安静而有秩序，不断壮大的小船船队有条不紊地把部队接驳到外海的大型船舰上。当马歇尔上尉的十二人维安小队耐心等候登船时，一名上校跑来，他显然担心这支小队没事情做，于是命令他们“稍微收十海滩”。

马歇尔起初觉得上校肯定在开玩笑；但他错了，上校严肃得很。他解释道，他们收十得越整齐，越不容易让德国佬觉得英国远征军是仓皇溃逃；这样能挫挫敌军的胜利感，有助于他们的战情。

马歇尔的人马终于相信上校是认真的，开始闷闷不乐地打扫——把被丢弃的外套叠好、空箱子堆好、零散的绳子捆好。他们持续工作，直到看不见上校的人影。

整体而言，五月三十日的成果辉煌。感谢严明的纪律、军车码头，以及最重要的、激增的小型船只，海滩上接运的士兵人数从二十九日的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人，提高到三十日的两万九千五百一十二人。在这灰蒙蒙的一天，总共撤离了五万三千八百二十三人——绝对是迄今最高的单日人数。

幸运的是，盟军伤亡很轻。拜厚重云层所赐，救援舰队得以不受斯图卡与亨克尔威胁，川流不息地横越海峡。当天的第一起事故，是往敦刻尔克前进的法国驱逐舰“暴风号”（Bourrasque）撞上了水雷。除了被附近船只救起的一百五十人外，其余士兵命丧海底。

后来，在五月三十日到三十一日间的半夜，另一艘法国驱逐舰“热风号”（Sicoro），被潜伏在克温特浮标附近的S艇鱼雷击中。有一阵子，舰长土鲁斯-罗特列克（名画家亨利·德·土鲁斯-罗特列克的表亲）以为他有办法拯救他的船，但是船身发出浓浓烟雾，吸引了德军巡逻轰炸机的注意。一枚炸弹击碎船尾，点燃船上现成的弹药。火柱直冲云霄，“热风号”已无可挽救。

不过，绝大多数的船只平安抵达英国，衣衫褴褛的乘客在多佛或其他西南沿海港口下船。他们往等候的火车移动，这段时间的磨难全写在脸上——满脸胡楂、眼神空洞、一条条油污、疲惫不堪。许多人丢掉了装备，但是有些人一路紧紧抓着原有的或新得的家当。二等兵劳奇的防毒面具底下挂着一双木鞋、一名法国大兵带了一只活鹅、轰炸手阿瑟梅的一万根香烟还剩六千根，泰勒少尉的勤务兵竟能妥善保护少尉的留声机。除了士兵以外，必不可少的野狗大队也成群上岸——光在多佛就有一百七十只。

这群三教九流之徒浑身写着“撤退”两字，但是截至目前，消息仍然受到封锁。随着士兵拥入家乡，事情再也瞒不住了，伦敦终于在三十日晚上发布公告，证实撤退的消息。毕竟，《泰晤士报》鄙夷地说，这是“许许多多国民亲眼所见的事实”。

在成千上万的撤退部队中，有一小群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不论发生什么事，戈特勋爵希望将足够多的精兵送回家，形成新部队的骨干，以图日后反攻、讨回公道。戈特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在五月二十九日晚上撤离，总司令的个人助理芒斯特勋爵也是一样。而三十日当天，轮到布鲁克将军了。他的随从查尔斯沃斯上尉神奇地变出一顿丰盛的午餐，将军吃过烤鸡配芦笋之后，最后一次拜访他麾下的师长。

这并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布鲁克是个卓越而漠然的将领，然而这个下午，他的心情激动不已。他跟即将接掌军团的蒙哥马里将军话别时，忍不住潸然泪下。蒙蒂拍拍他的背，说了许多得体的话。最后他们握手道别，布鲁克拖着沉重步伐缓缓离去。

有一个人打定主意绝不离开，那就是戈特勋爵。五月三十日上午，当从海滩撤离的芒斯特勋爵返抵英国时，伦敦得知了将军的决定。当时丘吉尔正在洗澡，不过他本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办公，他把芒斯特叫来浴缸边谈话。芒斯特就是在这难以想象的场景中，陈述了戈特打算坚守到最后的决定。如果没有明确命令，他绝对不会离开岗位。

丘吉尔大为震惊。怎么可以留给希特勒这么好的宣传材料，让他逮到英军总司令然后拿出来炫耀呢？跟艾登、迪尔及波纳尔讨论之后，他亲笔写下这道让戈特别无选择的命令：

假如通信依旧顺畅，我们必须命令你返回英国，并且带回你自选的军官，因为我们认为你的指挥部已大幅缩减，可以交由一名军团团长负责。你应该立刻提名接任人选。如果通信中断，那么当你的作战部队不超过等同于三个师的兵力时，你必须移交指挥权，并且依照指示返回英国。这项命令符合正确的军事程序，你没有擅自行动的余地。

戈特的接任人选必须持续奋战，“但是当他判断不可能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撤退或者无法对敌军产生成比例的伤害时，他有权跟法军高层指挥官商议正式投降，避免无谓的杀戮”。

命令在当天午后交到戈特手中，下午六点，他在海滨别墅召开最后一次总部会议时，向与会人士朗读了这些指令。除了第一军团团长巴克尔将军，以及如今负责指挥第二军团的蒙蒂之外，当时还未离开的布鲁克也参加了会议。他们讨论了撤退行动的最终计划：第一军团负责殿后，而巴克尔团长将接替戈特，如同伦敦的指示。

会议结束后，蒙哥马里逗留了一会儿，要求单独会见戈特。一旦四下无人，蒙蒂立刻说出心里的话。他说，让巴克尔负责善后会是个可怕的错误。那家伙已不再适合指挥。最好送巴克尔回家，改派第一师师长亚历山大少将负责；他正好有应付这项危机所需的冷静与清醒的头脑。幸运的话，他甚至可能把后卫部队安全带回英国。

戈特听进去了，但是并未做出承诺。

在海滩上，布鲁克将军准备离开。他通常衣着入时，不过此时他丢掉了新买的猎人牌马裤和挪威靴，换上一套老旧的裤子和鞋子。万一必须游泳，这样的装扮比较实际。事实上他根本不必下水，忠诚的查尔斯沃斯让将军骑在他厚实的肩膀上，涉水送将军上了一艘划艇。七点二十分，将军出发前往等候中的驱逐舰。

八点左右，总部出现一名新访客。韦克沃克将军来找戈特勋爵。由于小型船只开始大量拥入，他想跟陆军加强协调。过去几天，船只往往没有抵达部队所在之地，反之亦然。

戈特热情地招呼他。总司令及参谋人员正准备吃晚餐，邀请韦克沃克加入他们。一行人移步到一间长形的用餐室，双扇式落地窗让海景一览无遗。对话多半是闲话家常，韦克沃克坐在那里分享将军的最后一瓶香槟，心中感受特别深刻。英国正濒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挫败，然而他们坐着谈天说地、啜饮香槟，仿佛只是一场普通的海滨晚宴。只有一件事情似乎不太寻常：他刚刚涉水上岸，整条裤子湿答答的。

戈特本人充满魅力，神采奕奕又泰然自若。他向海军上将保证，只要将军一出面，就能达到稳定军心的力量。韦克沃克觉得很难相信，像他这么一个坐办公桌的水手，光出现在现场能有什么鼓舞人心的效果。

吃完最后一道水果沙拉之后，他们开始聊起正事。韦克沃克立刻明白，戈特及其参谋觉得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已或多或少完整无缺地把英国远征军带到海岸，现在轮到皇家海军把部队送回家——而截至目前，海军还没使出全劲。

韦克沃克表示，海军成效不彰并非因为不想努力。他强调从海滩载运大量士兵的难度，并且要求将更多部队转送到敦刻尔克，利用防波堤登船。利斯准将并不买账。弟兄们已经走累了，船只应该迁就士兵的所在之处，并且从海滩接运士兵应该极其可行……除非是“海军办事无能”。

韦克沃克被惹毛了。他告诉利斯，他没有权力或理由那样放肆地说话。

双方转而讨论后卫部队的撤退事宜。不论其他士兵是如何撤离的，这群弟兄肯定九死一生。德国大军正步步紧逼尼约波和菲尔讷，周边的防线东端似乎撑不过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一日间的晚上。但愿能在当天白天撤离其余每一个人，然后后卫部队迅速在午夜之前退到岸边。拉姆齐已经保证会竭尽全力，派遣一整支全新的小型船只舰队在近海等候。幸运的话，船队会出现在对的地方，后卫部队会在敌军出手阻挠之前游泳上船。

时间非常吃紧。除了预估五千人的后卫部队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部队等着登船。韦克沃克一想到就觉得心情沉重。在敌军穷追勐打之下，士兵在黑夜的紧急关头匆忙登船，这并非一幅愉悦的画面。

晚上十点，该说的都说完了。韦克沃克返回暂时担任旗舰的“伍斯特号”（Worcester）驱逐舰。走下沙滩时，他发现一艘充气橡皮艇，于是号召八名士兵替他划船出海。他们在坦纳特和利斯的目送下出发，不过人太多了，小艇开始下沉。他们全跳下船，走回岸边，减少划船人数再试一遍。“海军办事无能的另一个范例。”韦克沃克冷冷地对利斯说。

而在总司令部，参谋人员为陆军总部准备了一份局势报告，于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发出。报告中指出，负责驻守滩头阵地的剩余六个师，将在今天晚上逐步缩减兵力，而周边防线东端则预计在明天晚上（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一日间）完全撤离。其余英国远征军的撤退行动进行顺畅。不过报告中并未说明，以目前的速度来看，撤退行动能否在六月一日结束以前全部完成。

十一点五十九分，也就是报告发出的三十九分钟后，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从伦敦打电话过来。戈特向他保证，这一夜平安无事，海滩上一切顺利。迪尔置若罔闻，直接表明这通电话的真正用意。首相希望他尽可能撤离法军——不仅是撤出“相当”的数量，而是跟英军“相等”的数量。丘吉尔本人接过电话，证实了这项命令。

这项命令宛如晴天霹雳。相对于在六月一日最后一刻接运小规模的后卫部队结束撤退行动，如今整个法军都涉入其中。没有人——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这意味着多少人数，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当天稍早的一切精心计算与策划都已变得毫无意义。

携手前行

“我们也帮帮法国佬吧。”罗伯·希尔顿对泰德·萧建议。当时，他们刚刚展开最终长达十七个小时的任务，划着小船把海滩部队接驳到玛洛外海的船舰上。泰德·萧欣然同意。之后，他们再也不必费神区分眼前的大兵究竟是法军还是英军，反正两国是同一边的，道理似乎再简单不过。

然而对高层而言，道理并非那么简单。撤退一开始时，海军总部理所当然地假设英国部队搭英国船，法国部队搭法国船。其他事情向来是如此办理的。两国盟军各自撤退到海岸，各自镇守自己的周边防线区域。英国就是本着同样的精神自行决定撤军，然后才通知雷诺总理。至于法军是否如法炮制，就由法国自己决定了。

而法国当时甚至没有动过撤军念头。五月十九日，也就是魏刚上任那天，达朗上将告诉最高统帅部，这样的行动最终只会以“灾难”收场。达朗主张据守滩头阵地，持续威胁德军侧翼。奥方上校就是抱持这样的念头开始徵调几百艘法国渔船，目的是为滩头阵地提供补给，不是进行撤离。在敦刻尔克，阿布里亚尔上将的想法也如出一辙。

五月二十七日，当奥方、勒克莱尔将军和欧登达尔将军到多佛城堡会见拉姆齐时，法国终于面对了现实。这三人是来讨论敦刻尔克补给事宜的，到头来却发现英国已开始撤军。法军如今得迎头赶上了。奥方的渔船可供使用，但是远远不够。没有几艘法国战舰可供调派。基于与英国皇家海军的约定，它们大都驻扎在地中海地区。

法国军官与拉姆齐将军匆匆敲定协议，第五项条文言明：“所有海上撤离工具皆由多佛与敦刻尔克共享。”这句话无疑十分含煳，但是对法国而言，它似乎保证法军至少得以使用英国的部分船只。

他们很快得知所谓“共享”的意义。当比利时在五月二十八日投降，法国驻利奥波德国王的使节团团长尚蓬将军（Champon）设法回到拉帕讷，另外有大约一百到一百五十名使节团幕僚随行。这是一群精英分子，盟军区域指挥官乔治将军下令他们“即刻撤离”。尚蓬要求戈特勋爵在英国船只上腾出空间。

戈特立刻发电报给陆军总部，要求跟英国驻法国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斯韦恩准将（Swayne）确认命令。“斯韦恩应该指出，”戈特好心地补充说道，“每多一个法国人登船，就意味着牺牲掉一个英国人。”至于这个论点为什么能说服法军总部，戈特并未说明。不过他倒是提出一项最后建议：“何不派一艘法国驱逐舰，用自己的船？”

隔天二十九日周三，尚蓬和他的参谋依旧滞留拉帕讷。乔治将军再次催促戈特行动，斯韦恩准将随后也打了一通电话给戈特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追踪后续情况。波纳尔表示已经下令载运尚蓬和“他的几名军官”，然后尖锐地质问使节团是否具有最高优先权，“因此要挤掉同等数量的英国士兵？”

不，斯韦恩回答，他很确定乔治将军不是这个意思。将军只想确保尚蓬的使节团跟英军享有同等权利。

问题继续拖着。又过了三十六个小时，尚蓬才终于在五月三十日的晚上八点离开。

如果替一百位精英腾空间都这么困难，那么对此刻拥入周边防线的成千上万名法国大兵而言，前景恐怕不怎么乐观。法国第一军团的残余部队从南边拥入、严重受创的第六十师从东边而来、第六十八师撤出格拉沃利讷后由西边过来，他们全都同时汇集到海滩。他们可有得等了：五月二十九日总共有四万七千人撤离，其中只有六百五十五个法国人。

丘吉尔懂得算数，也深谙个中的政治影响。他在二十九日发函给艾登、迪尔和伊斯梅等将军：

应该尽可能让法军参与敦刻尔克撤退行动，此事至关紧要。他们无法全然依赖自己的船运资源。必须立即做好安排，以免引发——或尽可能减少——法国埋怨。

与此同时，乔治将军再度向戈特勋爵求助。这一次，他的讯息不仅关乎尚蓬使节团，还包括如今齐聚海滩的全体部队。乔治请唯唯诺诺的斯韦恩准将打电话转达他的意思，呼吁英军和法军应“相互合作与协助”，共同执行撤退行动。

“我很乐意合作，”戈特拍电报给伦敦的迪尔将军，“但是‘协助’这两个字意味着资源全靠我们这边。我强烈要求法国共同分摊资源，提供他们的海军设备。”

当然，这段话完全忽略了法国舰队目前在地中海区域驻防，因此极度缺乏“海军设备”的事实。戈特指出他已经撤离了“一小批法军”，并且再次提醒伦敦：“每多一个法国人登船，就意味着牺牲掉一个英国人。”他接到的命令是以英国远征军的安全为优先。有鉴于此，他问道，政府对法国人又抱持怎样的政策？

迪尔将军苦苦思索几个钟头，最后终于发电报回复戈特，蹩脚地表示英国远征军的安全仍然是第一优先，但他应该设法撤离“一定比例”的法国部队。

当晚在伦敦，丘吉尔一直放心不下。尽管他已下达命令，但是几乎看不到法军共同撤离的证据。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他发出另一通电报，这回是给雷诺、魏刚和乔治：

我们希望法军最大限度参与撤离，并已指示海军总部随时协助法国海军陆战队行动。我们不知道最后会有多少人被迫投降，但是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共同承担损失，而且最重要的，必不可因难免的困惑与压力而心生怨怼。

这时，横越海峡在外海指挥调度的韦克沃克将军，对海军总部的政策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出发之前，第一海务大臣庞德上将向他简单说明任务。庞德告诉他，他们觉得法军没有尽自己的本分，“假如英军已做好登船准备”，他必须“拒绝让法国人上船”。

隔天五月三十日早晨，丘吉尔召集三位军务大臣和各参谋长到海军总部作战室开会，刚从拉帕讷回来的波纳尔将军是会中的重要来宾。首相再次强调撤离更多法军的重要性。

波纳尔开口为目前的数字辩护，重申大家熟悉的老调：只要法国不提供自己的船只，“每多一个法国人上船，就意味着牺牲掉一个英国人”。

波纳尔觉得自己迫使丘吉尔正视一个“难以面对的真相”，但是这个论点首相已经听了两天了，如果他面露不悦，更可能是因为恼怒。

当天，戈特陆续接到更多通电话。下午四点二十分，迪尔将军确认戈特的首要考虑是英国远征军的安全，但是他也必须尽全力撤离“相当比例”的法国部队。晚上八点十分，陆军总部再度通知斯韦恩准将，法军将获得“最大程度”的撤离。

然后拉姆齐将军呈报了当天的撤离数字：英军四万五千两百零七人，法军八千六百一十六人。

很显然，所有人都可以对“一定比例”、“最大程度”和“相当比例”等词汇做出自己的诠释——几千名部队，或者甚至只有一名士兵。如果确实要让法国人分享英国船只，指令必须更加精确。当丘吉尔终于正视问题，时间已接近五月三十日午夜了。

“从现在起，英军与法军的撤离人数必须接近一致。”迪尔将军致电戈特转达首相的新命令时，特意加重语气。唯恐双方有任何误解，迪尔在电话中重述三次这项指令。后来丘吉尔亲自接过电话，强调此举攸关两国联盟的整体未来。

他说的没错。巴黎近日流言满天飞，主要是斥责英国人熘之大吉，留下法国人独尝恶果。丘吉尔于隔天五月三十一日早晨飞到巴黎参加盟军最高军事会议，希望借此机会澄清误会。迪尔将军和几名高级副官随行，他派驻雷诺身边的私人代表史毕耶兹少将（Sir Edward Spears）前来接机。这些日子以来，史毕耶兹首当其冲，成为法国人发泄的主要对象。

下午两点，英法两国领袖在圣多米尼加联邦街的战争部大楼会面。贝当元帅首次参加会议。他身穿便服，是个老派又悲观的人物。魏刚将军则穿了一双超大马靴，史毕耶兹觉得他就像那只穿长靴的猫（Puss in Boots）。法国人坐在呢布大桌的一边，英国人坐另一边。透过敞开的大窗往外看，花园沐浴在阳光底下。又是一个灿烂的春日——今年特别多这样的日子——天气似乎在嘲笑这群试图阻挡灾难的凝重政治家与将军。

丘吉尔首先以轻松的语调开场，表示撤退行动已达到所有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成果。截至当天中午，已有十六万五千名士兵撤离。

“但是其中有多少法军呢？”魏刚尖锐地质问。首相暂时闪躲问题：“我们是难兄难弟，拿彼此的共同灾难互相指责，对谁都没有好处。”

但是问题是躲不掉的。短暂讨论挪威战役之后，议题又重回敦刻尔克。答案揭晓，在十六万五千名撤离士兵当中，只有一万五千个法国人。丘吉尔尽全力解释这个尴尬的差距：许多英军属于后方部队，原本就驻扎在敦刻尔克附近，而法军的撤退距离较长。如果只计算作战部队，双方的撤离人数没那么悬殊。

魏刚打断他的话。不论基于什么理由，严酷的事实依旧存在：二十二万英国部队已撤离了十五万人，而在二十万名法国部队当中，只有一万五千人得救。他无法拿这样的数据面对乡亲父老，必须想办法撤离更多法军。

丘吉尔表示赞同，并且说明了最新的“相等人数”命令。他同时强调，英军目前仍留在敦刻尔克的三个师会跟法军并肩作战，直到撤离结束。

于是达朗开始草拟电文描述会中决议，预备发给坐镇三十二号棱堡的阿布里亚尔上将。文中提到当周边防线关闭，英军会首先登船。

丘吉尔拍案而起。“不！”他大喊着，“共享——手挽手，肩并肩！”他的破烂法语是出了名的，不过这一回不可能被误解，他以夸张的手势，活灵活现地做出手挽手离开的动作。

这还没完。他激动得失去自制，接着宣布剩余的英军将组成后卫部队。“法军目前撤出的人数那么少”，他声明，“我不能让法军进一步牺牲”。

这已远远超过单纯携手合作，史毕耶兹将军觉得情况有点过火了。几番讨论后，电文最后只表示英军将组成后卫部队，“直到撑不下去为止”。文中也授命阿布里亚尔负责整体指挥。

幸好戈特勋爵没听说首相的失控，仅是“相等人数”政策就已经很难下咽了。起码不必溯及既往，伦敦同意这条规则只适用于从今以后。尽管如此，代价恐怕仍然相当惨重。陆军总部指示他多坚持一会儿，以便帮助最大数量的法军撤离。但是要坚持多久呢？这个早上（五月三十一日），种种迹象显示德军将大举进攻菲尔讷。如果他为了拯救更多法军而支撑太久，很可能折损一整个卫兵旅。

当冷静而能干的第一师师长亚历山大将军上午八点半造访总司令部时，戈特还在思索这个问题。戈特闷闷不乐地指示他缩减兵力，因为在他看来，绝大多数弟兄最后得陪着法军一起投降。至少，陆军总部的命令似乎是这个意思。

上午九点，艾登打电话过来阐述命令，他的说法想必让戈特如释重负。艾登向利斯准将说明：

昨晚发出命令，要求坚守下去以协助最大数量的盟军撤离。这项命令必须这样解释：（戈特）应该撑到手上兵力坚持不下去为止。然而，他不能试图撑过那个时间点而危害剩余部队的安全。

换句话说，为了撤离相等数量的法军而坚持下去是可取的——前提是不危害自身安全。

上午十点，戈特开开心心开车南下敦刻尔克会见阿布里亚尔上将。上将照例待在三十二号棱堡。在场的除了担任参谋的海军军官以外，还有法军的周边防线指挥官法加尔德将军，以及带领唯一一支法国部队逃离被德军围困的里尔、刚刚抵达敦刻尔克的劳伦斯将军。

戈特和阿布里亚尔的会面往往剑拔弩张。那家伙躲在三十二号棱堡，似乎永远搞不清楚状况。然而今天气氛友善。戈特传达了“相等人数”政策，表示他已经答应撤离劳伦斯的五千名弟兄。然而阿布里亚尔指出，魏刚宁可把空间留给几支机械化骑兵小队。对此，劳伦斯并未出言抗议。戈特还提议让法军共同使用东面防波堤。英国人慨然提供法国人免费使用法国港口的法国设施。尽管这个提议听来有些荒谬，阿布里亚尔世故地保持沉默。

接着，戈特和法加尔德针对各自的周边防线区域交换详尽信息——这显然是双方首次这么做。然后戈特宣布他已被下令撤离。就在这时，布朗夏尔将军出现了。他是名义上的陆军军团指挥官，最近简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戈特邀请他及劳伦斯将军一同前往英国，两人都婉拒了。正如劳伦斯所言：“我的旗帜会一直插在沙丘上，直到最后一名弟兄登船。”

大伙儿举杯道别，彼此承诺很快会在法国重逢。

回到拉帕讷后，戈特把亚历山大将军招来总司令部所在的海滨别墅。总司令做了一项重大决策：戈特本人返回英国后，将由亚历山大（而非巴克尔）接替他的工作。他自始至终没有解释换将的理由。也许他被蒙哥马里前一晚的激情抗议感动了，但是没有人认为个性淡漠的戈特，会轻易受喜怒无常的蒙蒂所影响。

无论如何，当亚历山大在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抵达时，书面命令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在技术层面上，他将解除巴克尔作为第一军团指挥官的职务，接管残破的三个师，奉命“协助法国盟友防卫敦刻尔克”。

依照巴黎决议，他将接受阿布里亚尔指挥，不过有一项重要的豁免条款：“倘若他下达的命令在你看来有可能危及英国部队，你应该立即向国王陛下的政府申诉。”

以上就是戈特一开始向作战官布里奇曼上校口述命令时所说的话。然而，他省略了一项重要指令。戈特没提到陆军总部授权投降，“以避免无谓的杀戮”。布里奇曼觉得有必要纳入这项指令，但是没敢跟长官开口。最后，他拿着伦敦原始电文的副本，用手指着相关段落，然后询问将军是否要把这段话纳入命令中。戈特同意了。到头来，他们成功避开实际说出那两个可怕的字眼：“投降。”

总司令部计划在下午六点关闭，技术上而言，戈特的命令届时才会生效。然而实际上，他们几乎马上开始行动。草草吃过午餐之后，亚历山大开车回到他的指挥部，将手底下的一个师移交给旅长负责，然后开车南下敦刻尔克，由他的参谋长摩根上校和无所不在的坦纳特陪同。下午两点，他们走进以蜡烛照明的阴森森的三十二号棱堡。这是亚历山大第一次跟阿布里亚尔上将以及法加尔德将军开会。

会议进行不顺。阿布里亚尔打算坚守范围缩小的滩头阵地，最东到比利时边境；法国部队负责右翼，英法联合部队则在亚历山大的指挥下驻守左翼。这些兵力将作为后卫部队，在盟军其余士兵登船之际无限期防守滩头阵地。然后这些后卫部队想必会在最后一刻仓皇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亚历山大认为行不通，长期抵抗是不可能的，部队目前的状态根本无法无限期作战。而且，建议中的周边防线太接近港口及海滩，敌军短距离的炮火很快就能彻底阻断撤退。相反地，他提议尽速撤离，殿后的部队应在隔天晚上（六月一日到二日之间）退到海滩。

阿布里亚尔不为所动。“假如英军无论如何都坚持撤离”，他补充说道，“港口恐怕会被迫关闭。”

亚历山大觉得是时候诉诸命令中的豁免条款了。他表示自己必须向伦敦请示，然后开车回到拉帕讷，松了一口气地发现电话线还保持畅通。

晚上七点十五分，他终于接上安东尼·艾登，简单说明了状况。艾登一小时后回电，带来振奋人心的内阁新指令：

你应在与法军成等比例的基准上，尽速撤离你的部队，设法在六月一日到二日间的深夜完成。你应告知法方这项明确指令。

艾登解释，“与法军成等比例的基准”这句话并不要求亚历山大弥补过去的差异，只是单纯意味着从今往后，法军与英军应有相等的撤离人数。亚历山大得到内阁的支持，匆匆赶回三十二号棱堡。

与此同时，阿布里亚尔也向他的上级投诉。他发电报给魏刚，抗议被纳入他麾下的亚历山大拒绝服从命令继续奋战。不论情势如何变化，这名英国指挥官竟然计划在六月一日到二日间的深夜登船，“擅离防卫敦刻尔克的职守”。

魏刚无计可施，只能转向伦敦抱怨。晚上九点，他向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发送无线电信号，提醒他盟军最高军事会议在当天下午达成的决议。第四条条文明确指出由阿布里亚尔负责指挥。

亚历山大带着英国内阁的指令返抵三十二号棱堡时，阿布里亚尔上将还在等候魏刚的回音。亚历山大宣布，他会防守他的周边防线区域，直到六月一日（也就是隔天）晚上十一点五十九分，然后在夜色掩护之下撤到海滩。欢迎法军一起走，并且共享英国船只。不过无论法军如何决定，他都要撤了。

阿布里亚尔别无选择，只能黯然同意。

这时已过了晚上十一点。亚历山大虽然早已将指挥部移到敦刻尔克郊区，不过这一带的道路很陌生，而且到处是坑洞，留在三十二号棱堡过夜似乎比较安全。就这样，他跟摩根上校蜷缩在水泥地上——地面又冷又硬，正如两个坚强盟国之间日益破裂的关系。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在拉帕讷，一名老兵待在寝室剪碎军装上的奖章和参战彩带，浑然不知两军上层间的种种角力。戈特将军准备起程回家。撤退行动现在是亚历山大的烦恼了，在这一刻，戈特最关心的是不留下任何东西给德军当纪念品。

他预计下午六点起程。有两组人马分别为他制订了登船计划，而双方都不知道彼此存在。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沟通不良是稀松平常的事。根据其中一套计划（由总司令部的海军联络官制订），四艘鱼雷快艇从多佛出发，火速前往海滩接走戈特及其幕僚。指令非常含煳，这支小舰队的指挥官只知道要接运“一群人”。抵达之后，舰队指挥官找到负责外海行动的韦克沃克将军，寻求下一步指令。

韦克沃克所知更少。没有人知会他，而他压根没想到这些鱼雷快艇是被派来接总司令的。他以为那是他的责任。他派鱼雷快艇去处理一些杂事，然后继续埋头于计划。戈特会在六点刚过的时候离开别墅，前往拉帕讷以西两英里的一处指定地点，一艘摩托艇将从这里接运他们，送到停在外海的“基思号”（Keith）驱逐舰，然后由“基思号”将他们带回多佛。史蒂文森准将亲自执行计划，韦克沃克本人则负责监督。

戈特一行人按计划六点离开别墅，不过之后就开始脱稿演出。不知基于什么原因，载运这群人的两辆指挥车没有前往指定地点，反而停在更接近拉帕讷的地方。这意味着没有小型船只专程在那里等候他们，后续的撤离行动变得七零八落。戈特的幕僚最后上了“基思号”，司令本人上了“青春女神号”扫雷舰，而他的勤务兵、驾驶兵和行李则全上了“希乐号”动力游艇。

戈特安全登上“青春女神号”后，走进舰桥跟舰长温波少校打招呼。只有简短的寒暄时间，接着，海上、天上和船舶似乎全都瞬间爆炸。天气放晴，德国空军回来了——当天晚上分别执行了十次轰炸。在“青春女神号”的船员冲向高射炮台之际，戈特顿时明白他的角色到了最后是多么没有用处。他安安静静在舰桥一隅坐定，举起望远镜，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

“您到底下躲一躲好吗，长官？”布许上校提议。他是拉姆齐的联络员之一，负责跟坦纳特及韦克沃克协调。

“不了，谢谢。我在这里挺好的。”将军客气地回答。轰炸终于渐渐平息，戈特走到下层甲板吃点东西，和往常一样从容不迫。

载着这名贵客的“青春女神号”仍然没有朝英国出发。这时，数百名大兵蜂拥着上船，他们是川流不息的小型船只从海滩上接驳过来的。韦克沃克决定等“青春女神号”满载之后再派它回国。

多佛和伦敦越来越焦躁不安，甚至急得发狂。自从海军总部派遣四艘鱼雷快艇接运戈特，七小时过去了，仍然不见戈特的踪影。那些快艇可达四十海里每小时的速度，早就应该回到英国。雪上加霜的是，最后一通无线电信号显示鱼雷快艇甚至没有被用来接运将军。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立刻回报，被派去接总司令的鱼雷快艇为什么转做其他用途？”海军副参谋长菲利普斯将军在晚上十一点三十六分向韦克沃克发送信号。“立刻采取行动让总司令登船，并且回报情况。”

在“基思号”上，韦克沃克派遣一艘鱼雷快艇到“青春女神号”接戈特，但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他搭上一艘摩托艇，希望赶上“基思号”。半小时过去了，这艘摩托艇仍然不知去向。

现在轮到韦克沃克心急如焚了。这个夜晚一片阒黑，没有任何灯火。摩托艇错过“基思号”了吗？戈特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漂流吗？韦克沃克想象着他搞砸任务、弄丢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丢脸画面。

午夜过后，六月一日的第一分钟，摩托艇终于在黑暗中隐隐浮现。戈特爬上“基思号”，总算跟他的幕僚团聚。

但只有片刻。他和利斯准将随即搭上“MA/SB 6”快艇奔回多佛。上午六点二十分，他们在海军部码头上岸。戈特灌了一杯茶，赶搭前往伦敦的下一班列车。

艾登与战时内阁成员到车站接风，但这一小群人差点隐没在维多利亚车站的汹涌人潮里。到了此时，狼狈不堪的士兵挤满了从南部沿海北上的每一班列车，在这里投入引颈等待的亲友怀中。戈特无非只是其中一人，他已经成了过时的历史人物。

比起丢了脸面的司令脱逃成功，更重要的是，五月三十一日当天有五万三千一百四十人得救，有助于创建英国新陆军的核心。

其中成千上万人利用布赖迪讷和拉帕讷的临时军车码头登船。虽然码头的建造者心灵手巧，但是这些码头几乎快要散架，在海浪和潮汐中起起落落，让人心惊胆战。尽管如此，接踵而来的士兵依旧吃力地爬上临时步道，跳进停在旁边的划艇和小船。

“喂，幸运小子，你会划船吗？”当第一四五野战救护车队的二等兵约克跌进一艘小船时，一名水手跟他打招呼，“不会？哎呀，你该趁这个机会他妈的学一学了。”约克边做边学，成功抵达“伊丽莎白公主号”观光蒸汽船。

第三师信号队的魏恩少校走到码头尾端，俯视一艘等候中的动力小艇。掌船的是这艘船的乘务员，他穿着无懈可击的白色短外套，画面非常不真实，几乎就像要搭乘冠达公司（Cunard）的邮轮一样。

有些部队善用海滩上堆积如山的废弃物。北汉普顿郡兵团第五营的二等兵班纳特找到一艘帆布做的军用艇。这艘小艇原本是渡河用的，可乘坐六人，如今十名士兵跳上船，企图靠它渡海。他们拿步枪当划槳，希望一路划回英国。幸好一艘机动快艇没多久就发现他们，然后引领他们登上“艾凡赫号”驱逐舰。

第一二七步兵旅的史密斯准将召集了十九名士兵，围着一艘搁浅上岸的救生艇。他们使尽全身力气，才把这个巨大而笨重的东西推入水中。麻烦还没完：这是一艘十六桨的划艇，但是史密斯招来的士兵全都不会划船。

他们还是想办法开航，由史密斯掌舵、士兵们操桨。划了几下之后，“船组人员”开始七手八脚地动作，划槳纠缠在一起，船只疯狂打转。史密斯后来追忆，“我们八成像是一条喝醉的蜈蚣”。

要传授基础划船课，没有比现在更不凑巧的时机了。德国空军选在这时展开空袭，准将的口令夹杂着炮火、炸弹和水柱的喷发声。这群人再度尝试，这一次，史密斯高喊划船口令：“一、二，进、出！”船员跟上节奏，船只开始朝等候中的驱逐舰稳定前进，他们甚至可以破浪狂飙，跑赢他们师长搭乘的超载汽艇。

在海滩的更远处，皇家运输勤务队的二等兵史特拉顿帮忙把一艘弃置救生艇拖回岸边，然后看着一群人争先恐后地占用这艘船。史特拉顿不甘心白费力气，于是纵身一跳，落在这群人身上。可想而知，这艘船没多久就开始下沉。史特拉顿很善于游泳，但是身上的大衣拖累了他。就在他即将没顶之际，一艘海军快艇出现了。有人把他拉到船边，甩到船上，“活像一条鱼似的”。

冲突在所难免。在玛洛海滩附近，一队士兵涉水拖回停在近海的两艘小型划艇。突然有人嚷嚷：“站住，否则我就开枪！”那是一名苏格兰上校，他是附近一支小队的领袖，而他显然认为是自己的弟兄先看到那两艘船。双方最后互相妥协，两支队伍都能使用。

在拉帕讷附近，义勇骑兵团的古德巴迪跟总司令部的八名海军信号兵一起搭乘小艇出发。起航之际，岸上的一名军官命令他把硬挤上船的另外四名士兵带回来。古德巴迪拒绝了，他表示这艘小艇和上头的所有人员都归他管。军官闻声拔枪，古德巴迪也掏出他的，两人面对面站立片刻，拿枪对着彼此。这时，四名士兵悄悄地主动上岸，又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开来。

在布赖迪讷，工兵柯尔斯被朋友叫醒，后者发现沙滩上有一艘搁浅的大型划艇。他们把船拖到水边之后，两人立刻被一拥而上的士兵推到旁边。这艘船即将二度沉没，幸亏一名宪兵鸣枪把所有人赶下船。

恢复秩序之后，柯尔斯跟他的朋友再度尝试。这一次，他们安全起程，载了一批士兵到一艘斯固特上，然后回头载另外一批。十几个人游泳过来跟他们会合，不过这时，坐在附近一片木筏上漂流的军官叫住他们。军官挥舞着左轮枪，下令他们先送他上船。柯尔斯觉得游泳的人应该有优先权，反正木筏暂时安全无虞，但是左轮手枪非常有说服力，军官得以遂行其是。

海象是让人神经紧张的原因之一。自从开始撤退以来，风向首次吹往陆地，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整个早上掀起险恶的巨浪。登船速度变得前所未有地缓慢，布赖迪讷的理乍得逊中校最后决定停止行动。他下令海滩上的部队前往敦刻尔克，然后他、科尔中校和岸勤大队捞出一艘搁浅的小艇，搜集了几支桨，开始朝英国驶去。

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多疲惫，每一个划槳动作都让他们全身发疼。没多久，他们几乎停滞不前，随时可能打横、沉没，幸好及时被一艘马加特救生艇发现。后者急忙赶过来，把他们接上船。

上午十点三十五分，韦克沃克将军以无线电向多佛的拉姆齐汇报情况：

绝大多数划艇失控横转，而且没有船员：基于越来越强劲的向岸风，海滩上的状况非常恶劣。即便白天也只有极少数人登船。我认为敦刻尔克是登船的唯一希望……

所谓“敦刻尔克”，他指的当然是东面的防波堤。坦纳特和他的助手越来越倚重防波堤来解决所有问题，不断试图把所有船只往那个方向集中。拉姆齐也明白防波堤的重要性，但他估计仍有数千名士兵等待撤离，所有东西都必须派上用场——甚至包括进度迟缓的海滩。

上午十一点零五分，韦克沃克再试一次。“敦刻尔克是我们的唯一希望，”他向拉姆齐发送电文，“可否炸毁德军的西面炮台、压制敌军攻击防波堤的火力？”

这是个新问题。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德军的炮火很讨人厌，不过仅此而已。他们胡乱发射，往往没射中任何目标。如今，德军将炮台设置在格拉沃利讷这一侧，成果立见。

上午六点十七分，“格伦高尔号”（Glen Gower）扫雷舰沿着防波堤停靠，准备迎接它当天接运的第一批部队。舰长毕德纳夫中校在舰桥等候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啸，然后砰的一声，紧接着连续出现好几声撞击。前甲板喷出一大团黑色碎片，就在枪炮官威廉斯中尉站立之处。一开始，毕德纳夫以为他们肯定是遇到连续轰炸，但是空中没有任何飞机。他顿时明白船只是遭到炮弹齐射，其中一枚正好贯穿威廉斯两腿之间的甲板。奇迹似的，枪炮官毫发无伤，不过下层的爆炸造成了十二人伤亡。

冥冥中似有神明保佑，防波堤本身依旧未遭摧毁。自从五月二十九日被德国空军发现以来，防波堤便不断遭斯图卡轰炸，受到炮火重击，并且被停得太急的救援船只冲撞。“奥里国王号”撞击之后，防波堤靠海的尾端已被完全切断。不过整体而言仍然可以使用。偶尔有些地方出现裂缝，不过立刻用木板、门板和船只的跳板衔接起来。登船行动持续进行。

然而，朝着等候船只狂奔的过程，总令人心惊胆战。没有人比皇家炮兵团的二等兵鲍德温更能体会个中滋味了。他扛着断腿的朋友二等兵波伊德准备登船。鲍德温踉踉跄跄走在步道上，来到只用一根木板衔接的裂口前。旁边两名水手高喊，“跑过去，朋友，”又补充说道，“别往下看。”鲍德温听从建议，只不过他确实往下看了。黑漆漆的海水在二十英尺下的木桩之间翻腾汹涌。他设法保持平衡，木板尽头有另外两名水手抓住他，为他欢呼：“干得好，继续加油！”

他继续挣扎着向前，气喘吁吁、跌跌撞撞，一直跑到又遇上另外两名水手，他们帮他把波伊德抬过跳板，登上等候的船只。结果，那艘船竟是“奥尔良少女号”海峡邮船，战争一开始时，他就是搭乘这一艘船朝法国出征的。

鲍德温是在涨潮时奔跑前进的。遇到退潮时，防波堤上的登船行动甚至更加费力。洛克比中士费尽艰辛抵达“毒液号”（Venomous）驱逐舰旁，才发现他们跟船只的甲板有十五英尺的高度落差。好几根电线杆斜倚着防波堤，士兵靠它们垂降登船。问题是，不论船只还是电线杆都没有固定牢靠，两者都不可预期地上下左右摇晃。只要稍一闪失，就意味着坠入大海，在船只和码头之间粉身碎骨。

“我做不到，小欧。”洛克比倒抽一口气，然后对他的朋友欧内斯特·汉明这么说。

“下去，你这笨蛋，不然我把你扔过去！”汉明吼着，“我替你扶着杆子顶端。”

洛克比想办法鼓起了力量和勇气。他滑下电线杆，并且替随后滑下来的汉明扶住杆子底部。

法军迄今尚未使用这道防波堤，不过从五月三十一日开始，海滩随处可见相等人数政策开始发挥效用。当从希尔内斯出发的“马赛陆号”机动游艇下午四点抵达时，第一项任务就是协助载运在玛洛海滩等待的大批法军。游艇的平民船长奥立佛派出小艇，大约五十名法国大兵一拥而上，小艇立刻翻覆。他缓缓往东移动，找到“法国士兵好像比较冷静的地方”，然后再试一次。这次没有问题。接下来四十八个小时，他载走了超过四百名法军。

在附近，一小支皇家海军扫雷艇舰队也在执行任务。“三王号”接起两百名法军……“杰基夫号”接起六十人……“理格号”又接起另外六十人，布赖迪讷和拉帕讷的情况大同小异。

在这项相等人数政策之下，究竟还有多少法国士兵有待撤离？不论巴黎或三十二号棱堡中的阿布里亚尔上将似乎都毫无头绪。对于在伦敦和多佛为撤退行动殚精竭虑的策划人而言，这个数字其实无关紧要，他们已经出动了所有可以下水的船只。

在整个勤务生涯中，七十八英尺长的“玛西萧号”（Massey Shaw）从未出海。它原本是

泰晤士河上的消防艇，之前跑过最远的地方，是到泰晤士河下游的利德哈姆港口（Ridham）救火。它没有罗盘，而船上的工作小组是专业的消防人员，不是水手。

不过“玛西萧号”吃水很浅，只有三点九英尺，海军总部无法抗拒它的诱惑。而且，海军总部隐隐约约认定这艘船可以帮忙扑灭敦刻尔克港口的熊熊大火。这个想法传达的倒不是“玛西萧号”的用处，而是仍然弥漫在海军总部某些角落的天真。

五月三十日下午发出志愿者招募令。有十三人被挑中，两小时后，“玛西萧号”就在梅伊副队长的带领之下上路。他们几乎连买一个小型航海罗盘的时间都没有。顺着泰晤士河而下时，工作小组忙着在船舱窗户上钉木板，拿灰色油漆涂抹各项铜制装备和水枪。情况必定非常危急，毕竟“玛西萧号”光可鉴人的器具向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它在拉姆斯盖特接了一位带了航海图的年轻海军中尉，横越海峡之际，又有人找到一张小型潮汐表，为船只提供额外的帮助。他们在五月三十一日傍晚抵达布赖迪讷外海，工作小组着迷地端详海滩。乍看之下，那里跟一般周末假期的海岸没什么两样——密密麻麻的人群四处走动，或者三三两两地坐在沙滩上。不过有一点很不同：相较于鲜艳的夏季服饰，每个人都穿着卡其服。而一开始看似延伸入海的“防波堤”，其实是一条条穿着卡其服的人龙。

“玛西萧号”派出一艘划艇接近一条人龙，小艇却立刻因为蜂拥而上的士兵而翻覆下沉。接着，有人捞出搁浅的皇家海军快艇，希望能派上用场，不过五十个人一挤上船，这艘船也报销了。将近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又找到另一艘小船。此刻，“玛西萧号”跟海滩之间拉起了一道绳索，小船便沿着这道绳索来回拖曳，有如一辆海上缆车。小船一次只能载六个人，不过它就这么来来回回，接驳一批又一批的士兵。

最后，“玛西萧号”再也挤不下了。现在，有三十个人塞在前一天晚上六个人就嫌挤的船舱，另外还有几十人瘫在甲板上，似乎没有一丁点剩余空间。

当“玛西萧号”终于拔锚、起程回拉姆斯盖特时，夜色已深。截至目前，它一直非常幸运。德国空军始终在头顶上盘旋，但是没有一架飞机发动攻击。如今开拔了，船身划出一道磷光闪闪的水痕，被目光锐利的敌军飞行员发现。他向下俯冲，投掷一颗炸弹。落点很近，不过没击中。“玛西萧号”继续平安地航行，载回六十五名士兵。

蒂尔伯利疏浚公司的“索斯伯勒夫人号”漏斗式挖泥船，也跟“玛西萧号”一样从未出海。锈痕斑斑的船身，原本在朴次茅斯港无人问津，如今前往拉姆斯盖特报到，在五月三十一日清晨随着另外三艘蒂尔伯利公司的疏浚船前往敦刻尔克。“索斯伯勒夫人号”在中午十二点半抵达玛洛近海，立刻派三名人手放下左侧救生艇，开始接运海滩上的士兵。

“索斯伯勒夫人号”在离岸几百码的地方停泊时，一架德国军机连续投掷四枚炸弹。虽然没有命中，但是船只的救生艇却因炸弹威力而被抛出水面，再重重落下，每一片船板都散开了。没有人受伤，但是救生艇报废了。趁着退潮，普尔船长将“索斯伯勒夫人号”正面冲上海滩，让部队直接涉水上船。士兵们一股脑儿地冲出来，一名法国人显然没听说英国新出炉的相等人数政策，竟试图贿赂代理二副约翰·塔瑞让他上船。

另一艘蒂尔伯利公司的疏浚船“首要101号”在附近锚泊。随处可见紊乱失序的迹象：被海浪打翻的船、无法负荷士兵重量而下沉的船、没有划具或桨手而随波逐流的船，然而在这团混乱中，出现了一股宁静的力量。一名下级军官在岸上的池塘找到一艘玩具独木舟。此刻，他一次送一名士兵前往等候的船舶。当他在碎片残骸中穿梭时，似乎完全不被水中的游泳者打扰。仿佛大家给他发了一张通行证，让他可以安安静静工作，不受妨碍。

暗夜返航是最困难的一环。“索斯伯勒夫人号”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时，一艘驱逐舰森然迫近，对它打出闪光信号。疏浚船的船员都不懂摩斯密码，所以无法回答。驱逐舰再度闪动信号，还是没有回答。最后，船上的一名士兵说自己是信号兵：可以让他帮忙吗？信号又闪了几次之后，士兵说明驱逐舰已三度要求他们表明身份，要是再不回答，它会把他们击沉。塔瑞二副看着信号兵打出船只名称，不禁咒骂这艘船啰啰唆唆的教名。那十六个字母似乎一辈子都打不完。不过驱逐舰终于满意了，“索斯伯勒夫人号”继续缓缓朝拉姆斯盖特航行。

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小型船只接踵而来，包括最高时速达二十海里、拉风的“闪银号”游艇；滨海利的轻舟船队；克理斯公司出品、有优雅红木船身的“邦妮海瑟号”游艇；与三名完全不会讲英语的荷兰船主一同前来的“约翰娜号”捕鳗船等等，不及备载。还有被拉姆齐将军称为“自由业者”（free lances）的无数船只，也陆续从福克斯通、伊斯特、纽黑文和布莱顿等南部港口拥出。绝大多数从未费事跟多佛那边打招呼，也从来没有人为他们在史册上留名。

奥方上校征用的法国与比利时渔船也开始出现，为救援行动增添一股异国风味。拥有法文船名的“皮耶与玛莉”、“波浪女王”和“卡丹工程师”，跟“巧手比利”、“南希女孩”以及起码九艘“云雀号”并肩行动。法国邮船“银色海岸号”开始使用东面防波堤，一如任何一艘英国蒸汽船。

大多数法国船员来自布列塔尼，就跟泰晤士河河口的采蚵船夫一样不熟悉这片海域。不过难免有人例外。“圣西尔号”（St.Cyr）扫雷艇的助理轮机员费尔南·史奈德恰好是敦刻尔克人。此刻，他既因为看见家乡惨遭蹂躏而悲恸不已，同时也因为有机会回家而倍感宽慰。

身为地头蛇，史奈德知道上哪儿找东西吃。“圣西尔号”的舰长偶尔派他出去觅食，为船上粗陋的粮食加菜。五月二十八日，他趁出外觅食时决定回家看看。房子还挺立着，更棒的是，他的父亲奥古斯丁·史奈德在家。奥古斯丁原本逃回乡下老家避难，这次也是回来看看房子的状况。他们热情相拥，因为这天不仅是家人团圆的日子，不仅是要庆祝房子完整无缺，而且是费尔南的二十一岁生日。

老头子走到地下室酒窖，拿出一瓶武弗雷白酒（Vouvray）。接下来一小时，两人开开心心喝光整瓶酒，把战争抛到脑后。最后终于分别，父子两人一直到五年之后才再度聚首。

在敦刻尔克，费尔南·史奈德是唯一可以回家过生日的水手，不过援救船队中不乏各种奇人异士。凡汉默上尉是一名风度翩翩的荷兰海军军官，整个船队只有他插了荷兰国旗，特别醒目；哈金斯中校是从掷弹兵卫队退下的老兵，目前在海军总部担任枯燥乏味的联络工作，身为经验丰富的周末水手，他趁着休假前往多佛报到，现在负责操作战争部的工作小艇“燕子号”；皮姆上校平常执掌丘吉尔的地图室，今天则带领一艘荷兰斯固特乘风破浪横越海峡；山缪·帕默尔是普利茅斯的管区警察，不过他曾经在海军服役，这样的资历便已足够，他负责七吨重的“迷途水仙号”，这是一艘任性古怪的动力游艇，老是出故障，最后，他拆下船舱门板噼成一片一片，吩咐船上水手开始划船。

罗伯·哈灵是一名印刷字体设计师，不过身为瓦兹船长的航海课学员，他跟其他同学一起志愿参与救援行动。此刻，他跟另外三人被分派到一艘救生艇上，这艘救生艇是从蒂尔伯利码头的某艘邮轮上卸下来的。他的同伴包括一名广告公司主管、一名修车厂老板和一位推销员。四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然而此刻他们一同坐在这艘扁舟，踏上这趟奇异的旅程，彼此却又如此息息相关。

这条小船是由拖吊船“太阳四号”拖曳过海的十二艘船舶之一，“太阳四号”目前由拖船公司的总经理担任舰长。那天下午风和日丽，战争似乎远在千里之外。好长一段时间，大伙儿除了谈天说地以外无事可做。然而当他们逐渐接近法国海岸，看见敦刻尔克上空的黑色烟柱，对话骤然停止，在哈灵的船上，气氛变得紧张凝重。

“他们在那里，那些混蛋！”有人突然指着空中吼道。哈灵仰望天空，很快认出那是五十架编列整齐的飞机朝他们飞过来。飞机大约在一万五千英尺高空。在这样的距离下，一切似乎都是以慢动作进行。慢慢地，飞机越靠越近，然后出现在他们正上空。他目眩神迷地望着炸弹懒洋洋地坠落，然后霎时以惊人的速度俯冲、撞击入海，差点击中附近的两艘驱逐舰。

没多久，皇家空军的战斗机现身，划破德国飞机的数组。哈灵略感惊讶：一如公报上所言，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机确实能赶跑敌军。不过事情还没完。为了表达最后挑衅，一架德国军机向下俯冲，以机枪扫射“太阳四号”以及它拖行的十二艘小船。子弹在空旷的大海激起阵阵涟漪，飞机急速爬升，然后便不见踪影。“太阳四号”和它负责的船只完整无缺地继续向前。

危险并非只来自天空。接驳了一整夜后，六艘捕蚵船在六月一日凌晨三点起程返回拉姆斯盖特。大多数船只表现杰出，不过“莉蒂希亚号”坏掉了，现在被“班与露西号”渔船拖着。接着是“威名号”的发动机故障，被拴在“莉蒂希亚号”上。这三艘船一路磕磕绊绊地缓慢航行，“威名号”在最后面大幅度摆荡。

三点半左右，“威名号”扫过某架德国轰炸机或S艇刚刚施放的水雷，引爆出一道炫目的闪光，“威名号”及船上四名船员从此消失无踪。

德军井然有序的炮弹攻击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且往往迅雷不及掩耳，让人猝不及防。当“新威尔斯王子号”观光船三十一日在布赖迪讷外海停妥后，班奈特中尉离开舰桥，去帮忙发动一台不听使唤的发动机。他刚刚抵达甲板，就听到一声尖啸划破天际，直直朝他的头顶坠落。然后是惊天动地的爆炸……他匆匆一瞥，只见灰色烟雾夹杂着炸弹碎屑，他的左脚、左大腿和左边脸颊疼痛不已。他发现自己倒卧在甲板上。逐渐失去意识之际，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必定已走到终点。他在太多战争电影中看过士兵口中汩汩流出鲜血，逐渐死去。情节总是一成不变，而他此刻也要上演同样的故事。

几分钟后，他很高兴地发现自己还活着。但是他的两名弟兄丧命，“新威尔斯王子号”也报废了。“崔顿号”机动船正好在附近，艾温上尉把船缓缓靠过来营救生还者。班奈特这时站起来了，甚至觉得斗志昂扬。他的脸上血肉模煳，但是脑子很清醒，他立刻接手船上的工作，替艾温上尉担任舵手。

并非所有人都是英雄。在布赖迪讷外海，一艘荷兰斯固特连续几个钟头一动不动，什么事都不干。舰长喝醉了，而副舰长似乎意兴阑珊。不过士兵们还是划着小艇想办法上船，直到达到一定人数。这时，皇家运输勤务队的梅雷迪斯中士听见舰长解释：“依照计划，我应该把你们送到停在更远处的驱逐舰上，不过今天真够受的了。很遗憾，今晚我是纳尔逊 [1] ，我把望远镜放在瞎掉的那只眼睛上，没看到任何一艘驱逐舰，所以我要直接把你们带回家。”

无论如何，五月三十一日当天，盟军共有六万八千零一十四人撤离。和往常一样，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海滩上，而最有效率的行动，则靠东面防波堤完成。“麦尔坎号”驱逐舰将船舶的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凌晨两点十五分接回一千人，下午两点半再接回一千人，六月一日清晨又接回一千名士兵。它的效率让任务看似轻松愉快，然而事实全然相反，准尉轮机员史考金斯在热气蒸腾的发动机室操作机械，舱内温度高达六十到六十五摄氏度。

英国船舶首度接回人数可观的法军，当天有一万零八百四十二名法军获救。这数字不足以让雷诺总理满意，但起码是个开端。而且，其中的难度远超过巴黎评论家所能体会。法国大兵往往希望带上所有装备，而且许多人拒绝跟所属部队分散。他们似乎学不会教训：如果太多人同时挤上小船，船只很可能翻覆或搁浅。英国船员倾向于认定法国人是天生的旱鸭子，跟“我们岛上民族”不同。然而证据显示，种种麻烦其实是源于语言障碍。

“前进吧，我的英雄！鼓起勇气吧，我的孩子！”杭特少校搜索肚子里有限的法语词汇，怂恿几名迟疑不决的大兵涉水上船。几分钟后，他挥舞着左轮手枪，试图阻挡汹涌的人潮。

“下去！该死的笨蛋，下去！下去！我们淤塞了！”瓦兹船长的一名学员大吼大叫，他的船无法承受超载的法军而搁浅了。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人下船。终于有一名法国士官摸清楚状况，他重新组织语言，士兵们乖乖听从命令。

法语流利的索罗门中尉被临时抓去东面防波堤担任克劳斯顿中校的翻译时，没有遭遇任何麻烦。英国军官高喊“走了！”，士兵置若罔闻——因为这字有羞辱之意——不过正确用词再加上一点点技巧，就可以发挥神效。

于是士兵继续登船，又一场危机化解了。相等人数原则完全没有打乱拉姆齐的时间表。多亏了克劳斯顿的组织能力，从防波堤上撤离的人数，远超过任何人做梦所能想象到的。蜂拥横越英吉利海峡的小型船只也帮上了忙。现在的船只足够撤离包括法军和英军在内的每一个人。

不过，一场新危机已迫在眉睫。五月三十一日一整天，德军持续炮轰拉帕讷的海滩及船只。此时，暮色笼罩着这座饱受战火蹂躏的小镇，轰炸的力道却越来越勐烈。这表示周边防线东端的情势大为不妙。防线一旦瓦解，身经百战的波克大军就能冲进滩头阵地，彻底终结撤退行动。

[1] 纳尔逊（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Vice Admiral Horatio Nelson，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以战胜拿破仑而享盛誉，并在这次海战中殉职。他曾在一场战役中失去了右眼。——译注

坚守周边防线

当德军炮弹呼啸着划过头顶上空，达勒姆轻步兵团第六营的杰弗里上尉正好弯下腰，在莫雷（Moeres）城堡的花园里摘花。莫雷是一座比利时小村庄，位于周边防线东端。杰弗里不知道面前是什么花——大概是某个品种的杜鹃吧——不过他发誓要查清楚，如果回得了家，他要在自家院子里种几株。

就此刻来看，他的机会并不乐观。杰弗里是达勒姆第六营的副营长，他们是受命阻挡德军，好让其余远征军及法军逃回英国的几支部队之一。两天以来，敌军正步步进犯达勒姆军镇守的运河防线区域，攻击力道越来越强。如今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德军的炮弹开始落在营指挥部一带，近得让人心慌。

德军的第一次实际突破并不是在莫雷，而是更往东，在作为周边防线东陲的尼约波附近。在这里，德国步兵清晨五点穿着胶鞋大举踏过运河，对东萨里第六营第一连据守的砖厂进行强力勐攻。到了中午，英军深陷被侧翼包夹的危机。幸好他们的“姊妹营”——东萨里第一营——及时驰援。两支部队设法连手阻挡敌军，每一兵一卒都派上了用场。曾有一次，两位营长携手操作一把勃伦枪。一位上校负责发射，另一位担任副手，替他装填子弹。

枪炮声越来越近。就在东萨里军死守砖厂之际，德军发动一波新的攻势，重创了三英里以西的英军第八旅。中午十二点二十分，一名歇斯底里的工兵跌跌撞撞闯进菲尔讷也是这块地区的重镇，脱口说出前线已被突破，德军正畅行无阻穿越运河的消息。

危机迫在眉睫。在琼斯少尉的决断下，精锐的掷弹兵卫队第二营及时赶来增援。当时，琼斯发现旅上的两营士兵准备擅离战场。他们要是真的走了，周边防线会出现一个大洞，让德军拥入守军后方。在场少数几名军官想办法动员弟兄，但是没有人听从命令。

琼斯使出激烈手段。他发现有必要开枪对付几名惊慌失措的士兵，并且拿刺刀逼迫另外几个人回头。然后他跟指挥部回报情况，表示部队已稳定下来，但是亟需资深军官及弹药。于是总部派遣掷弹兵卫队第二营的特拉特中尉前来支持，顺便带来一万四千发子弹。到了下午三点，全体弟兄回到战斗位置，士气高昂——再次证明“领导力”这个难以捉摸的特质，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情势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当天下午，德军转而进攻菲尔讷西南方，但是同样未见成效。在比尔斯坎普，他们强力穿越了运河，但是过河之后立刻受阻。淹水的原野和顽强的守备让他们无法继续前进。面对这种窘境，标准策略就是以炮火削弱抵抗力量，因此不久后，炮弹便如大雨般打在达勒姆轻步兵团位于莫雷城堡的指挥部。傍晚时分，达勒姆军毫不迟疑地弃守这块地区。这里原本是美食之乡，但是三天以来，他们只能靠西红柿酱和沙丁鱼罐头维生。

到了晚上，德军再度锁定尼约波。精疲力竭的东萨里军是否经得住任何一轮勐攻，恐怕是个很大的问题。幸运的是，正当德国纵队大举集结，一支意想不到的援军翩然驾临。英国皇家空军出动十八架轰炸机，配合海军航空队的六架军机从海上横扫而来，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仓皇四散。英国大兵忘记自己的疲惫，兴奋得挥舞双手又跳又叫。在此之前，他们以为只有德国人才耍得出如此精彩的把戏。

正当英军在东面浴血阻挡德军前进，西面的盟军部队倒是过了相当平静的一天。从马尔迪克堡到贝尔格古城间的防线是法军的责任，第六十八步兵师的波佛利耶将军（Beaufrère）在拼缀而成的壕沟后面静待德军来袭。贝尔格古城本身则由英军和法军联合戍守。德军发射了几枚远程炮弹，不过中世纪城墙在现代化炮火下依旧挺立，坚固得令人惊讶。

最暴露的范围，要属古城以东的贝尔格-菲尔讷运河防线。平坦的原野让进犯的敌军无所遁形，却也同样暴露了守军的位置。除了几棵树和几间农舍之外，毫无掩蔽的地方。

冷溪卫队第二营绷紧神经注视他们负责的两千两百码范围。第三连的兰利中尉把排上弟兄安置在运河正北方的一栋红砖农舍。兰利完全不像图画书里的卫兵，他的身高只有一米七三，不过他充满干劲，足智多谋，三两下就把这栋砖房改造成迷你版的直布罗陀。

兰利的手下搜索弃置在运河河岸的二十几辆卡车和军车，带回丰硕的战利品。光是武器就很惊人，共有十二把勃伦枪、三挺刘易斯机枪、一支博斯反坦克步枪、三万发弹药以及二十二枚手榴弹。鉴于连上只剩下三十七名弟兄，这确实是非常强大的火力。

食物也得讲究。厨房里堆满了腌渍牛肉、罐头蔬菜和罐装牛奶，兰利特别爱吃的橘子果酱和威特夏熏肉也有充足的补给。他思忖着，他们或许得在这里长期抗战，所以必须做好过日子的准备，于是又加了两箱葡萄酒和两箱啤酒。

下午，连长麦克科戴尔少校过来视察，免不了也做出一番贡献：他带来一瓶威士忌和两瓶雪莉酒。麦克科戴尔是个老派的军人，一心渴望回归英国早年光荣的军事历史。他鄙视新的战斗制服，总是把身上的徽章和皮革擦得光可鉴人。“我不介意为国捐躯，”他说，“但我不愿意死的时候穿着三流司机一般的装束。”

他十分欣赏兰利安排的环境，决定把连队的前锋总部设在这栋砖房里。两人随后到里屋的小房间铺床，小睡片刻。他们在六月一日破晓前起床，紧接着拆掉屋瓦，把阁楼改造成机枪的巢穴。尽管如此，不论屋顶还是住屋外墙都不够坚固，但是现在担心已经太迟了。兰利拿着望远镜坐下来静待德军，身旁摆了两桶冰水。这两桶水是要用来冰镇葡萄酒、啤酒或勃伦枪的枪管，就看哪一个最需要冷却。

菲尔讷的夜晚毫不平静。这座古老的佛兰德斯城镇面临枪林弹雨，一如白天一整天的情形。在围绕市场的十七世纪建筑下，掷弹兵卫队第一营缩成一团躲避滚滚落下的石片和砖瓦。圣沃尔堡（Saint Walburge）肃穆的教堂墓地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子弹碎片，走在草地上，仿佛踏过一块用碎玻璃编织而成的地毯。

在营指挥部所在的宽敞地窖里，信号兵钟斯抱着一台可携式收音机，聆听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这是三周以来他首次听到外界的声音。新闻要听众放心，目前已有三分之二的敦刻尔克困军获得撤离，安全返抵英国。

钟斯百感交集，独缺放心。他跟其他后卫部队被困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小镇上，离家千里。如今听说绝大多数军队都已安全回到英国，这是一种非常寂寞的感觉。

同属于掷弹兵卫队第一营的布里吉斯上士深信他们逃不掉了。他一开始是以鼓手的身份从军，希望看看世界、踢踢足球，最后成为一名作家。然而梦想如今被埋在菲尔讷的瓦砾堆中。他的连长赫伯特少校教他挖掘圆形的散兵坑，以便朝四面八方开火。这只能意味着他们即将被敌军包围。

然后来了一道意想不到的特赦令。傍晚时分，赫伯特上校从旅部开会回来，立刻召集麾下军官及士官开会。他毫不浪费时间，直陈重点：第一句话是：“我们要回家了。”会中画出一张地图，一名中尉参谋标出通往海滩的路线。没有煽情的言语或夸张的表现。如此平铺直叙，在布里吉斯看来，简直就像是在规划家庭旅游。

晚上十点，部队开始“收兵”——首先是指挥部人员、信号兵和军需单位，接着是一支接一支的步兵连，最后则由第二连及第四连精心挑选特别擅于后防行动的精兵殿后。一切顺利。毕竟，自从撤离布鲁塞尔之后，他们便一直做着同样的事。

前提是他们得无声无息，绝不可被敌军察觉。后卫部队在鞋跟绑上沙包，设法掩抑踏在石头路上的脚步声。尽管如此，当纵队鱼贯踏过瓦砾、砖块、碎玻璃和纠结成团的电话线时，仍然发出让人心惊肉跳的嘈杂声。德军怎么可能没听见动静？

然而，目前被敌军占领的城区没有传出任何不寻常的动作，只有两天以来持续不断的炮击声。六月一日凌晨两点半，最后一名掷弹兵撤出了阵地。

对布里吉斯上士来说，前往拉帕讷的路途是一场绵延三英里的噩梦。他特别痛恨迫击炮，然而今晚，德军的每一发迫击炮似乎都对准他而来。炮弹多半落在纵队前方，这表示人员没什么伤亡，但也造成一种恐怖印象，仿佛部队总是笔直朝炼狱前进。有一次，布里吉斯的步枪被纠结的电话线缠住了，而他越急着扯出步枪，电话线就缠得越紧。终于，军士长在他濒临崩溃之际解救了他，不过也结结实实赏了他一巴掌帮助他恢复清醒。

还有好几百头无主的牛、羊、猪、鸡跑来添乱，它们四处乱跑，夹杂在步履蹒跚的士兵当中。布里吉斯不由得想起以前听过的，关于野生动物在发生森林大火之前四处逃窜的故事。

在第二军团负责的周边防线东缘，部队也开始收兵，朝拉帕讷撤退。跟掷弹兵卫队第一营一样，他们的行动多半在晚间十点左右展开，直到凌晨两点半撤离最后一批后卫部队。在所有单位当中，最后撤离的或许是冷溪第一营的运输排。他们为了掩护同营的步兵，在菲尔讷逗留到凌晨两点五十分。

和往常一样，规矩是无声无息，而这可以瞒过敌人，也可能骗过朋友。当天晚上，二等兵法尔利独自一人在菲尔讷东面的灌木丛站哨。他知道他的部队（密德萨斯第七营第一连）正准备撤退，不过反正时机一到，自然会有人过来招呼他。几小时过去了，音讯全无。他偶尔听见几声模煳的动静：一辆车子发动、一句含混的口令。然后鸦雀无声。他再仔细聆听，虽然哨兵是不可以轻易离开岗位的，但他决定熘班，去查明状况。

所有人都走了，士官忘记跟他报信。他急忙跃过灌木丛，跳上主要道路，刚好赶上全营最后一支纵队的最后一辆卡车，他们正要起程前往拉帕讷。

车队在城镇边缘停下，士兵鱼贯而出，紧接着用惯用手法摧毁卡车——射穿散热器，让发动机空转直到报废。法尔利加入从四面八方拥来的部队。整个东面防线都弃守了，所有人奉命前往拉帕讷。

到了拉帕讷后，似乎别无任何指令。有些人倚在门边坐着，有些人累得瘫倒在石头路上，还有些人漫无目的到处闲晃。军官和士官大声喊着部队编号和集合口令，设法把部队聚集在一起。

炮火莫名其妙停息了，刹那间，一切显得如此宁静。士兵等待指令之际，黑暗中闪现一千根香烟的点点星火。

终于有动静了，不过不是往海边移动，部队反而奉命退回两条街以外的地方。他们现在距离海边较远，但是散得较开。这样也好，因为这时有一架侦察机在上空盘旋。它投掷了照明弹，现场一片通明。然后远方传来隆隆的炮火声，紧接着是炮弹坠落的尖啸声。

第一批炮弹落在海滩附近的十字路口时，掀起了巨大的碎裂声响。这一带的旅馆和商店大多呈现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大量采用铬钢和平板玻璃。如今碎玻璃倾泻而下，为寻常的战火声更添几分喧哗。

“进入商店！退离街道！”呼叫声四起，弟兄们不需要进一步催促。他们用枪托击破还没被炸碎的门窗，在第二波炮弹落下之际冲进室内。

法尔利和密德萨斯第七营第一连的其他弟兄闯进宽敞的街角店铺，谢天谢地，这里有一道阶梯通往一座地下室。他们躲在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外头德军正有条不紊地扫射街道，发射一波又一波的炮弹将城镇化为烟尘滚滚的废墟。到处起火燃烧，火舌开始扑上高层的楼窗。

有一点很重要：他们绝不可完全躲入地下，以免错失任何重大指令。弟兄们轮流到门边站哨——当周围建筑物一一倒下，这确实是一件很苦的差事。法尔利摸索出诀窍：每当敌军火力似乎非常接近，就赶紧跳回楼梯底下。他后来变得非常熟练。

一个半小时后，本部连的强森上尉带着最新指令熘进来：炮火一旦平息，立刻聆听哨音；哨音一响，则全速冲向海滩；碰到室外音乐台后左转，继续走半英里。营队会在那里集合登船。

所有人不得基于任何原因停下脚步。必须把伤员留在原地，交由后勤医务兵处理。基本上，一有机会就立刻撤出街道，不得耽搁。

就在凌晨两点四十五分前，二等兵法尔利听到一声清清楚楚的哨音。他们一行人冲出地窖跑上街道。其他小队也从各个建筑物拥出。他们乱成一团，全都朝海滩冲刺。起火的建筑为他们照亮路途，四射的炮弹鞭策他们拔腿狂奔。原来，炮火的“平息”只不过是暂时转移目标而已。不过最难忘的声音（甚至淹没了炮火的嘈杂声）是成千上万只靴子踏过无数片碎玻璃，发出有节奏的碎裂声。

他们很快抵达室外音乐台，穿过海滨步道，踏上海滩——瞬间进入一个迥异的世界，碾过碎玻璃的刺耳嘎嘎声没了，如今只有双脚跑在湿沙子上的吱吱声。被火焰照得通明的街道，换成了夜里黑漆漆的沙丘。让人窒息的硝烟与尘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爽湿润的海风，以及盐巴与海草的味道。

然后炮弹再度转移目标，这次专门瞄准弟兄们正在奔跑的海滩。一枚炮弹落在密德萨斯军二等兵法尔利的正前方，他看见一道闪光，感觉到爆炸威力，不过怪的是没听到“砰”的一声。他毫发无伤，但是另外四名同伴倒下了。其中三人一动不动地躺在沙滩上，第四个人单手撑起身体求救：“帮帮我，帮帮我。”

法尔利继续往前奔跑，毕竟那是命令。不过他打从心里知道，他之所以没停下来，完全是为了自保。那个对于呼救声的记忆，四十年后依然纠缠着他的良心。

沿着海滩跑半里路，就是密德萨斯军受命集合登船的地点。二等兵法尔利想象着登船的场景。他脑海里的画面是一块井然有序的地区，部队排队走上等候船只时，资深士官会站在舷梯顶端登记姓名、军衔和编号。然而事实上，海滩此刻没有登船人员，没有等待中的船只，更毫无组织可言。

海滩似乎没有任何负责人。皇家阿尔斯泰来复枪步兵团第二营听说，等他们抵达海滩，会有接待营在那里等候，师部管制参谋会接手负责、带领他们上船。他们没看到任何营帐或管制参谋，当然更没看到船只的踪影。

掷弹兵卫队第一营全员抵达海滩，但由于没有进一步指令，部队很快就解散了。有些人往敦刻尔克前进，其他人则加入在海边翘首等待的士兵。布里吉斯上士带领六到八名弟兄退到沙丘后等待黎明，或许晨光能让他们看清楚该怎么做。

但是他们能坚持多久呢？布里吉斯一度听见一股不祥的轰隆声朝他们而来，听起来像是一整支德国陆军。他匍匐在沙滩上，等待着最后交锋。结果只是被法国炮兵队遗弃的几匹马在沙滩上漫无目的地游荡。

不过，下一次出现任何巨大声响，都可能是敌军来袭，而他们依然看不到任何船只的踪影。对留守拉帕讷的海军资深军官麦克莱伦少校来说，情势已转变成一道可怕的算术练习。现在是凌晨一点，而等到四点天一亮，拉帕讷恐怕就守不住了。目前大约有六千名士兵拥入海滩，然而入夜后仅仅撤走了一百五十人。照这个速度，几乎全体部队都会遭到歼灭。

他跟沙滩上的陆军资深军官强森少将（G.D.Johnson）简短会谈。是的，麦克莱伦向将军保证，他已亲自在这个地点前前后后侦察，没有任何船只。是的，这里确实是规定的集合地点。不，他不认为现在会有船只过来——必定出了什么差错。在麦克莱伦心中，皇家海军的缺勤无异于他的个人耻辱。他为了船只未依计划抵达而向强森将军正式道歉。

他们认为当今之计，就是将海滩上的大军转移到敦刻尔克，设法从那里登船，说不定途中会在布赖迪讷一带遇上几艘船只。

少数受伤或用尽力气的脱队士兵不适合行军。这些人会被留下来，而麦克莱伦会在军车码头上照顾他们，仍然期盼船只出现。

随着德军步步进逼，海滩现在已在绝大多数枪炮的射程范围内了。麦克莱伦两度中弹倒地。一枚炮弹打碎他的信号灯，另一枚击中他的左脚踝。一如常见的状况，一开始并不怎么疼——只觉得麻麻的——他继续一瘸一拐地走下海滩。

到了登船地点，情况依旧：半个多小时以来没有任何一艘船。麦克莱伦决定命令剩余弟兄加入前往敦刻尔克的长征。即便他们跟不上主力部队，也必须尽力一试。他亲自召集所有脱队士兵，督促他们上路，然后拖着脚步在最后面押队。

大概在离布赖迪讷两英里的地方，他乍然看见自己让搜寻了一整晚的船只！三艘船舶停在岸边不远处。一小群士兵站在水边鸣枪，企图吸引注意。船只毫无反应，只是悄然无息地坐在黑暗里。

麦克莱伦眺望远方的海滩。夜空中依旧弥漫着战火，他可以透过火光看见蜂拥的士兵，却看不到其他船只。这三艘停泊的船是唯一机会。船上人员无论如何必须获知部队正往西朝敦刻尔克前进的消息。一旦这些船只获得消息，就可以通知其他船，救援船队终将可以在正确的地点集合。

他跳入海中，开始游泳。他累得要命，脚踝开始发疼，但是他持续往前。当他游到最近的一艘船边，有人抛出一根绳索把他拉上船。原来这艘船是“薄纱号”——拉姆齐手下最卖力的扫雷舰之一。麦克莱伦被带到舰长罗斯中校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勉强说出讯息：拉帕讷弃守，所有船只应往西集中。他一说完就不支倒地。

对罗斯舰长而言，这是他下午六点离开多佛以后接到的第一个确切讯息。“薄纱号”是被指定在防线东端接运大约四千名后卫部队的船只之一。依照计划，拖吊船将拖着三批救生艇渡海，停靠在拉帕讷岸边三个精心挑选的指定地点。后卫部队听令前往指定地点，凌晨一点半，救生艇开始将士兵分别接驳到等待中的扫雷舰上。如果敌军企图阻拦，护卫的驱逐舰会发射炮火进行掩护（“所有坦克都属于敌方。”命令中特别提醒驱逐舰）。最后的指令是在五月三十一日清晨四点发布的，拉姆齐口中的“特派拖吊船”下午一点开始从拉姆斯盖特出发。

每一项突发状况都已纳入考虑，只除了战争的风云变化。德军对周边防线的压迫力量太强，四千名后卫部队无法继续坚守阵地。在敌军的强大火力下，部队提早撤离，提前抵达比预定地点更往西的地方。必须有人通知拖吊船在另一个时间前往另一个地点。

但是多佛已无法直接联系特派拖吊船。拉姆齐只能以无线电信号通知同行的扫雷舰，希望将更动过的计划传递给拖吊船和它们拖行的救生艇。他发送讯息，但是可想而知，消息未能传递过去。

船队依照原定计划抵达指定地点，但是当然，这片海滩此刻已空无一人。由于没有进一步指令，它们只能沿着海岸摸索，设法跟部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当麦克莱伦泅泳而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提醒他们往西前进时，“薄纱号”正巧碰到一支人数可观的分遣队。

关于特派拖吊船的位置，屈希勒尔将军（Georg von Kuechler）第十八军总部的无线电破译队比英国远征军所知更多。三十一日下午七点五十五分，总部的伊斯曼上尉致电第二十六军及第九军指挥部，向他们提供最新情报并且下达行动指令。

从半夜开始，强大的扰乱射击集中在通往指定登船地点的道路上，武装侦察巡逻机并查看是否有敌军企图撤离，一旦侦察到任何迹象，大军将立即冲向海岸。

对于准备一举歼灭敌军的部队而言，这并非一个能激励军心的行动蓝图。事实上，绝大多数德军参谋这两天似乎都无精打采。在周边防线西端，克鲁格将军的第四军作战官伍德曼上校认为这是个警讯。“部队普遍存着一个印象，以为这里已经没有战事，以为所有人都对敦刻尔克失去了兴趣。”他在五月三十日对克莱斯特将军的参谋长抱怨。

确实如此。此刻，所有目光焦点都转向南方，旨在一举击溃法国的伟大战役“红色计划”（Fall Rot），即将在六天后于索姆展开。其庞大的规模以及让人目眩神迷的可能性，轻易转移了人们对敦刻尔克的注意。曾经因为希特勒的休止令而气愤难平的古德里安和其他装甲师将领，此刻只想抽出他们的坦克让部队休息，准备投入一场新的大规模行动。三十一日，B集团军司令波克将军也从陆军总部收到一沓厚厚的文件，指示他重新部署兵力。在德国陆军总部，参谋长哈尔德将军一整天待在后方检查通信设备、补给线以及陆军C集团军的状态，他在为一场新的庞大攻势做准备。

至于敦刻尔克，德军很难摆脱战争已经结束的感觉。如今，十来个德国步兵师将几千名散乱的盟军逼退到海边。克鲁格的参谋长柏楠奇或许咆哮着“我们可不想看到这群人日后带着全新武装重新站到我们面前，”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德军指挥部比柏楠奇自己的第四军更全神贯注于即将展开的南向进攻。哈尔德将军也许会抱怨：“现在我们只能站在一旁，看着成千上万敌军从我们的眼皮底下熘回英国。”但是他自己并未紧盯敌军行动，他也忙着为新的大举进攻做准备。

每个人似乎觉得只要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敦刻尔克，但是没有人名正言顺地承担起这项责任。随着包围圈日益缩小，战场上有太多重叠的纵向指挥，太少的横向联系。最后，为了统一指挥权，屈希勒尔将军的第十八军受命全权负责。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两点，各师级部队在他掌控之下，越过了绵延三十五英里长的整条周边防线。

没多久屈希勒尔就开始接到各方忠告。隔天晚上，陆军总司令部的米特将军（Mieth）来电，传达高层的几点“个人建议”。勃劳希契提议让部队从海上登陆，袭击英军后方，另外，不妨把陆军部队撤离运河防线，以便为德国空军打开局面而不危害我军安全。最后，希特勒本人也有想法：一般炮弹在沙滩上威力大减，因为沙子往往闷熄了爆炸力道，屈希勒尔可以考虑使用有定时信管的高射炮弹。正如世上许多一呼百应的大人物，元首偶尔也喜欢跑来瞎搅和。

此刻，这些锦囊妙计全被抛在一边。屈希勒尔有他自己的计划，在英军后方登陆这类的奇招即便真的可行也用不着。相反地，他单纯计划投入全副兵力，在六月一日沿着周边防线全面同步进攻。

首先，炮兵部队立即展开扰乱射击，并且持续一整夜，借此削弱敌军的抵抗。六月一日上午十一点，进攻部队将在克勒尔将军（Alfred Keller）第四航空队的全力支持下发动攻击。

所有力量都要留待主要攻击行动一举发挥。三十一日下午，第十八军颁布一道特殊指令，要求部队当天不得投入任何不必要的行动。相反地，他们的时间应该用于搬运火炮、搜集情报、进行侦察，为明天的“系统化攻击”做好一切准备。

计划无懈可击，不过如此不可变通，也说明了德军为什么没有多加运用无线电破译队拦截到的有关拉姆齐特派拖吊船的讯息。讯息明确指出英军当天晚上将弃守周边防线东端——导致门户洞开——然而德国战机纹丝不动，毫无作为。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五月三十一日晚间，陆军第十八军总部有任何人察觉自己错失良机。为了明天的联合进攻，所有准备工作顺利进行：炮兵部队将以英国大兵永难忘怀的速度发射炮弹，德国空军也将连手帮忙削弱敌军的抵抗。

这次行动特别强调德国空军的角色，而在攻击期间，德国空军基本上由陆军第十八军负责指挥。凯瑟林将军的第二航空队只被指示持续轰炸敦刻尔克，直到第十八军下令停止。

三十一日中午左右，屈希勒尔运用他的权力指示空军每隔十五分钟便对尼约波以西的沙丘地带进行特别攻击，因为英国炮兵部队在这块地区让第二五六步兵师伤透脑筋。凯瑟林答应从命，但是随后提出报告，表示地面浓雾阻碍了军机起飞。

气候恶劣是个熟悉的故事。天气导致三十日当天的行动几乎全数取消，也限制了三十一日的作业。所以当六月一日出现万里晴空时，确实是个大好消息。

努力祷告

随着敌机逐渐迫近，机群的轰鸣声愈来愈强，资深海员巴里斯小心翼翼地摘下假牙，放进胸前口袋——对“温莎号”（Windsor）驱逐舰的人员来说，这举动向来表示一场硬仗已近在眼前。那是六月一日上午五点半，清晨的雾气已开始消散，预示炎热而晴朗的一天。

几秒钟后，敌机映入眼帘，Me 109从东面低空来袭，枪口闪闪发亮。几架飞机扫射“温莎号”正在接运部队的东面防波堤，另外几架攻击海滩、救援船队，甚至是正朝着船只涉水或游泳而去的士兵。德国战机通常不执行扫射任务，它们的指令是留在高空，为斯图卡和亨克尔提供掩护。今天的战术透露出几许不寻常的味道。

掷弹兵卫队第一营的布里吉斯上士躲在拉帕讷西侧的沙丘上，安然渡过了这场风暴。其他六到八名掷弹兵聚集在他身旁。这是前一天夜里营队一哄而散时，他集合到的一小群弟兄。当时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等待黎明似乎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天亮了，选择并未变得比较容易。加入敦刻尔克的行军队伍看来太过危险，往那个方向望去，布里吉斯只看见闪烁的炮火和冲天的烟柱。另一方面，加入海滩上的等待人群似乎也徒劳无益。船那么少，而士兵却那么多。布里吉斯最后选择留在海滩，他们一行人或许可以找到一条较短的队伍，不必等到望眼欲穿。

一声枪响结束了这场试验。一名军官指控他们插队，然后往布里吉斯的脚边开了一枪以示警告。上士没受到惊吓，他转念一想，说不定有办法离开海滩，根本不需要排队。他发现一艘显然空无一人的救生艇在离岸边一百码的地方漂流，于是建议大伙儿游泳登船。结果竟没有人会游泳。

他决定自己去把船拖回来。他脱掉衣服游到船边，却只发现船上不是空无一人。两名穿着湿答答卡其服的士兵正在船上想办法松开划槳。他们很欢迎布里吉斯加入，但他的朋友就免了，他们没打算为任何人回到岸边。布里吉斯跳下船，再度游回海滩。

但是此时，弟兄们已为了躲避空袭而四散开来，不知去向，只有马汀中士留在原地，忠心耿耿地替布里吉斯看管装备。他们凝望大海，又看到另一艘救生艇，两人决定设法登船。当然，马汀不会游泳，但是一径乐观的布里吉斯认为他总有办法带上马汀，哪怕得又推又拉。

假如布里吉斯轻装简从，事情可能简单一点。不过他已穿好衣服，背上背包和防毒面具，脑子里除了马汀中士之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惦记。部队移防菲尔讷的时候，驻扎在一家珠宝皮草店的地窖里。部队经常提醒他们不要留下任何东西供德军劫掠，布里吉斯何曾想到，他自己转头就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此时，他的背包和防毒面具塞满了腕表、手链，以及由十二张银狐皮制成的披肩。

两人朝海里走去，布里吉斯一边想办法帮马汀，一边还得紧紧抓着他的财宝。不知不觉间，两人竟抵达了船边。原来，船上已有一位满头白发，慈父一般还戴着种种荣誉肩带的准将在主持大局。将军以高超技术操作救生艇，四处打捞落单的士兵。马汀被拖上船，布里吉斯准备跟着上去。

“你得丢掉装备，上士。”准将高喊。每一英寸空间都要留给士兵使用。连布里吉曼自己都意想不到，他毫不犹豫地抛下一切——手链、腕表、珠宝、皮草，或许最重要的是，良心上的重负。

被拉上船后，他立刻抓起一根桨帮忙划船。他们由将军掌舵，慢慢划向停在不远处的驱逐舰。敌机展开扫射，布里吉斯身旁的弟兄中弹。船只继续缓缓前进，然而就在即将抵达之际，舰上一名军官嚷嚷着叫他们赶紧闪开。驱逐舰卡在沙洲上，正打算全速冲刺脱离搁浅。

准将努力过了，但也许是因为海潮、洋流、吸力，或者纯然因为缺乏经验，他们无可救药地被吸引到船边。布里吉斯的桨因为一股汹涌的潮水而撞上船身，透过他但愿自己永远无法理解的物理力量，他被抛向空中，离开了救生艇。他抓住一根横条，结果是驱逐舰的绳梯。船上伸出几只友善的手把他拉上去。

下一个瞬间，救生艇再度跌入海里，被卷进高速转动的螺旋桨中。小艇、准将、马汀和其他每一个人都被绞成碎片。布里吉斯及时回头，在马汀惊恐的脸庞消失于海面之际，捕捉到短暂的最后一瞥。

他跌坐在甲板上，倚着隔舱板。这艘驱逐舰是“艾凡赫号”。布里吉斯开始脱掉湿衣服，一名水手递给他一张毯子和一包香烟。他没有时间享受。飞机的发动机声预告着来自天上的另一波危险。

德国轰炸机来了。幸运的是，“艾凡赫号”终于摆脱沙洲，哈杜舰长躲掉了亨克尔的第一波水平轰炸。可惜没能躲过斯图卡。上午七点四十一分，两枚近距离脱靶的炸弹划过船身两侧，第三枚撞进前通风管的底座。

当驱逐舰勐然一震灯火霎时熄灭的同时，从拉帕讷海上被捞起的二等兵克莱瑞奇正在底下的锅炉室烘干他的军服。炙热的灰烬洒落一身。他当时站在通往甲板的阶梯旁，立刻穿过一片雾蒙蒙的蒸汽往上冲。只有他和另一个人死里逃生。

布里吉斯从隔舱板旁观望一切，还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心有余悸。不过，他仍保有足够警觉，察觉到“艾凡赫号”的船员正开始脱鞋。这只能意味着他们认为这艘船即将下沉。

他不需要更确凿的证据。他立刻脱掉毯子，从船边一跃而下，除了一直设法戴好的钢盔之外，全身一丝不挂。靠着他最喜欢的结合蛙式和狗爬式的泳式，他慢慢游出了船边。他可以永远游下去，或至少撑到某艘看起来比“艾凡赫号”更靠得住的船舶出现。

但是“艾凡赫号”并未就此沉没。火势控制住了，弹药仓灌满了水防止爆炸，受损的锅炉也补好了。“哈凡特号”驱逐舰和“婆婆纳号”（Speedwell）扫雷舰侧身停靠，接走绝大多数部队。“婆婆纳号”离去之前，捞起了独自在海中游泳的一名生还者，那就是布里吉斯上士。

在“艾凡赫号”上，轮机官马奥尼上尉试着靠仅剩的最后一个锅炉产生蒸汽，朝英国返航。它在拖吊船协助下，以七海里每小时的速度缓缓爬行，成了绝佳的攻击目标，两度遭亨克尔轰炸。每一次，哈杜舰长都等到第一批炸弹落下之后，跑到各个船舱点燃烟幕筒，制造出遭受重击的假象。障眼法奏效了：敌机攻击完毕随即飞离现场，显然认定这艘驱逐舰已经完蛋。

在“哈凡特号”上，从“艾凡赫号”接过来的部队还来不及喘口气，斯图卡便再度勐烈来袭。两枚炸弹击毁轮机舱，第三枚则落在船头正前方，在船身通过时轰然爆炸。

灯光熄灭，好几百名士兵再度摸黑东奔西跑，试图冲到顶层甲板上。“哈凡特号”严重倾斜，这让士兵更像无头苍蝇般搞不清楚方向。幸而援手就在不远处。“索尔塔什号”（Saltash）扫雷舰靠过来接走部分士兵。其他人则转搭一艘小型的观光蒸汽船“娜西莎号”（Narcissa），这艘船平时在马加特一带经营假日观光导览生意。

“哈凡特号”的船组人员坚持了一会儿，但是这艘船已回天乏术。船身破裂、轮机舱被炸成碎片。上午十点十五分，“哈凡特号”在海上消失无踪。

“敦刻尔克近海有一艘驱逐舰爆炸。”在布赖迪讷外海，有人从“基思号”的舰桥上发出扼要评论。韦克沃克将军举目眺望，看见敦刻尔克港口旁有一艘船笼罩在硝烟之中。他当时不知道那是“艾凡赫号”，也不知道它竟能支撑下来。他只知道德国轰炸机再次出动，接下来很可能轮到他遭殃。敌机很难错过在布雷外海接应“基思号”的众多船舶：“巴西利斯克号”（Basilisk）驱逐舰、“飞鱼号”（Skipjack）及“蝾螈号”（Salamander）扫雷舰、“圣艾比斯号”及“芬西亚号”拖吊船，以及“希尔达号”斯固特。

果不其然，西南方出现了紧密排列的三十架到四十架斯图卡。船队出动每一门火炮，密密麻麻的炮火似乎打乱了敌机的编队。但是没有拖太久时间。上午八点刚过，三架斯图卡勐然俯冲，对准“基思号”而来。

“基思号”急遽侧倾。舵房里所有人伏在地上，舵手抓着舵轮最底下的几根辐条控制方向。甲板上的茶杯滑向一边。然后传来三声惊人的爆炸，最靠近的一枚炸弹落在船尾十码外，卡住了舵，“基思号”开始兜圈子打转。

伯松上校改为手动操舵。就在船只正要恢复正常运作时，另外三架飞机又展开俯冲。这一次，韦克沃克望着飞机施放的炸弹对准船身落下。他知道自己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等待爆炸。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一声碰撞，紧接着天摇地动，船尾某个地方喷出一道烟雾和蒸腾的水汽。

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看见船只受损的痕迹。原来其中一枚炸弹笔直落入二号通风管，在最底下的第二锅炉室爆裂。电力失灵，船板掀起来了，“基思号”朝左侧大幅倾斜。

不远处，德雷尔上尉从“MTB102”鱼雷艇上看见“基思号”被击中，急忙赶来救援。韦克沃克认为自己在瘫痪的“基思号”上无法发挥作用，立刻移师德雷尔的鱼雷艇。这是将军二十四小时来的第八艘旗舰。

“基思号”如今在水中载浮载沉，伯松上校下令弃船。二十几个人跳船，包括戈特将军在内的绝大多数参谋都是。布里奇曼上校只确定一件事：他不想游回拉帕讷。他奋力泅泳，终于找到紧紧抓住一根漂木的两名水手。他们最后被“芬西亚号”拖吊船救起，带回拉姆斯盖特。

斯图卡机群远远没打算罢休。八点二十分左右，它们对“基思号”发动第三波攻势，再度击中轮机室。这一次，它们保留了一点火力对付附近船只。“蝾螈号”扫雷舰安然无恙逃过一劫，但是它的姊妹艇“飞鱼号”就没这么幸运了。领头的德国飞机击中两枚，第二架斯图卡紧跟着呼啸而下。在船上的测距仪平台上，一等水兵麦克里欧抱着刘易斯机枪对准飞机、持续发射，直到它投下炸弹为止。这架斯图卡从未从俯冲中爬升，直直冲入了大海。

但是伤害已然造成，船身又中了三枚炸弹。“飞鱼号”严重左倾，上级下令弃船，刻不容缓。两分钟后，“飞鱼号”彻底倾覆，困住船上两百五十到三百名士兵。它船底朝天漂流了二十分钟，最后终于沉没。

“基思号”继续撑着，各式各样的小型船只赶来接运生还者。斯图卡第四次拜访之后，海军总部的“圣艾比斯号”拖船在八点四十左右侧身停靠，接走伯松上校及最后几名船员。离去之前，伯松指示“蝾螈号”和“巴西利斯克号”击沉船只，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两艘船舶发出同样的回答：它们都已失控，自身难保。伯松太专注于自己的船只，显然没看见斯图卡也重创了另外两艘船。“巴西利斯克号”的情况特别严重。一艘法国拖网船帮忙拖曳，但是它撞上沙洲搁浅，在中午左右遭到弃置。“白厅号”（Whitehall）驱逐舰接走绝大多数船员，然后用两枚鱼雷终结了它的命运。

与此同时，斯图卡再度对准已被遗弃的“基思号”发动另一波攻击，这是当天上午的第五次了。九点十五分，“基思号”终于被击沉。海面如今被沉船的油污覆盖，在海上泅泳的生还者境况堪怜——沾满黑色油污、视线模煳，在挣扎求生之际窒息呕吐。

“圣艾比斯号”拖吊船四处搜索，把他们一一救起，然后迂回前进，运用书上教的每一个诀窍来摆脱斯图卡。除了沉船生还者之外，它还载了科尔文少校，以及一整船试图一路划船回英国的掷弹兵。大约一百三十人挤在拖吊船甲板上，有些人伤势严重，有些人没有受伤却害怕得啜泣。一名陆军军医兼随军牧师在人群中穿梭，不断提供急救与安慰。炸弹持续如雨落下，牧师告诉科尔文少校：“我从未如此努力祷告。”

斯图卡终于走了，“圣艾比斯号”得以平静地航行片刻。九点三十分，一架水平轰炸机从头顶上飞过，沿着拖吊船的航线连续投掷四枚定时炸弹。炸弹在船只通过时爆炸，炸穿了整个船底。

被爆炸威力击倒的科尔文少校企图起身，但他的一条腿使不上力。然后船身倾斜，所有物品哗啦啦坠落。他觉得自己被汹涌的水势推入一个无底洞，被倾泻而下的煤炭包围。等到回过神来，他已经在海中游泳，离船只残骸大约五十码距离。“圣艾比斯号”完了，在短短三十秒内沉没。

只有少数几名生还者。其中许多人原本搭乘“基思号”或“飞鱼号”，这是他们今天早晨第二度落海了。这一次，他们得跟强力的海潮搏斗，潮水把他们推向海岸，几乎直奔东边，很快就会进入德军占领的海域，但是他们似乎无计可施。突然间，他们看见机会来了。前方有一艘失事船只。身手敏捷的游泳者设法爬到船上。

科尔文少校游到船尾下方，抓住垂入海中的舷梯，尽管腿不方便，仍然想办法将自己拉上船。这艘遇难船只原来是五月二十九日遭到轰炸而被弃置的“麦卡利斯特氏族号”。它在离拉帕讷两英里的海上严重搁浅，部分船身沉入水中。

另外十五名“圣艾比斯号”生还者也游到了船边。爬上船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诡异的情境，足以媲美传奇的“玛丽赛勒斯特号” [1] 。悄然无声的船舱里一切如故。几名水手扶着科尔文少校躺到床铺上，并且替他找来几张毯子和一套干衣服。

“基思号”的海军官校见习生普斯迪甚至更懂得享受。他全身沾满油污地走进船长室，找到一套最适合十八岁军校生的完美服饰：船长的蓝色军服，袖口还镶着四圈金色绲边，气派非凡。

船上也有食物。有人在厨房东翻西找，变出罐头梨子配饼干的简便午餐。对又累又饿的生还者而言，这无异于一场丰盛飨宴。

大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他们显然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现在是退潮期，“麦卡利斯特氏族号”四平八稳地耸立水面之上。从空中俯瞰，它似乎未受损害，因而引来敌机勐烈轰炸。而且不用多久，敌军的炮兵部队就会闯进仅仅咫尺之遥的拉帕讷。

船上的一艘工作艇仍挂在吊柱上，“基思号”的前舰长、现场最高军官伯松上校，下令卸下小艇，并且装满补给品。幸运的话，他们可以一路划回英国。

当一艘泰晤士河驳船映入眼帘时，他们正准备起程。那艘船看起来是更好的选择，这群漂流者大吼大叫、鸣枪示意，想办法吸引它的注意。驳船把他们接驳到一艘水泥运输船，这艘船卑微得甚至没被命名——只叫作希尔内斯船厂六十三号工作艇。不过它够结实，足以送这群人回家。

在拉帕讷西面海滩上，斯图卡攻击“巴西利斯克号”的过程，萨福克第一营的弟兄全看在眼里。更往西在米德科特附近的一座沙丘上，掷弹兵卫队第三营的参谋注视着“基思号”惨遭荼毒。在最西边，防波堤上的水手看着另一群斯图卡以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击沉法国的“霹雳号”（Foudroyant）驱逐舰。坦纳特上校则目睹了“艾凡赫号”及“哈凡特号”遭受的袭击。

种种情境给人一种遥远而不真实的感受——尤其是不时爆发的空中战斗。许多画面冻结在人们脑海里，就像相册中的停格照片：战机与轰炸机相撞的轰然巨响、坠入地面的飞机机翼、亨克尔起火时的耀眼火光、导致Me 109失事坠海的强力俯冲、从天而降的降落伞、划破降落伞的曳光弹，很难相信这些都是真实事件，并非只是某部老战争电影中的熟悉画面。

对林恩少校及第十九战斗机中队来说，一切再真实不过。在霍恩彻奇（伦敦东部的小型空军基地），六月一日的一天从凌晨三点十五分展开。飞行员在半梦半醒间吞下一杯茶和几片饼干，然后立刻奔向停机坪：喷火式战斗机已经开始暖机了，技工进行最后调整时，发动机的怒吼声此起彼落，排气管的火焰在第一道晨光中仍然呈现明亮的蓝色。

林恩爬上飞机检查机上的无线电和氧气，确定其他人都准备好了，然后在头顶上挥手——这是起飞的信号。升空之后，他听见意味着起落架已收起的两声巨响，然后熟练地查看仪表板上的各种表盘和测量仪器，仿佛已经干了一辈子的飞行员。事实上，大战爆发之前不久，他还一直是个做电灯泡的平民百姓。

十五分钟后，他通过英国海岸，准备横越北海。透过镜子，他看见中队的其他飞机在他身后整齐编队，再后头是另外三支中队——总共有四十八架喷火式战斗机，气势磅礴地往东奔向日出和敦刻尔克。

又过了十分钟，他们抵达海滩上空，然后左转，飞往这趟侦察任务的东边界线——尼约波。现在是清晨五点，天色足以让他们看清楚沙滩上的等候人群以及岸边的各式船舰。从五千英尺高空俯瞰，那副景象看起来就像国定假日时的布莱克浦（Blackpool）。

突然间，喷火式战斗机不再独享天际。在右前方他们飞往尼约波的路线中，出现了十二架双发动机战机。林恩弹开无线电开关：“前方有十二架Me 110。”

德军见到他们来袭。双方的整齐编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混战，让地面上的士兵不由得联想起好莱坞的场景。林恩尾随一架梅塞施密特，望着它进入视线范围，然后按下控制八座机枪的发射按钮。八道光芒落在这架Me 110上，它的左侧发动机因此停止运转。正当它试图逃离时，又传出一声爆炸，这次击毁了右侧发动机。林恩继续逗留，直到看见敌机坠毁。

大功告成之后，林恩寻找其他目标，却没见到任何敌机。他的油箱只够在海滩上巡逻四十分钟，现在快没油了。他在海面上低飞，越过海峡，返回霍恩彻奇。中队其他成员也一一回到基地，直到全员到齐，没有任何折损。

他们在停机坪兴奋地分享经验时，中队情报官计算出战绩——总共击毁了七架Me 110，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加入这场混战的三架Me 109。飞行员陆陆续续走进食堂。实在很难相信现在才上午七点，他们连早餐都还没吃。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空中战役并未遵照标准情节。通常的情况是非常少的英国战机对上数量庞大的德国战机，但是这一次，喷火式竟以四比一的数量压倒Me 110。

这并非巧合，而是一场战术豪赌。最初，战斗机指挥部企图对海滩提供持续性掩护，但是如此一来，为数有限的战机就得分散出勤，以至于毫无实质的保护作用。举例来说，他们在五月二十七日执行二十二趟侦察任务，但是每趟的平均战力只有八架飞机。德国空军可以轻易地扼杀他们的行动，进而大肆蹂躏敦刻尔克港口。

灾难之后，皇家空军减少侦察次数，但是以强大许多的战力飞行。他们也在海滩似乎特别脆弱的时刻，也就是黎明和黄昏加强侦察。这正是林恩带领四十八架飞机出勤而在他之后又有另一组战力相当的侦察队出勤的原因。

不过飞机的总数永远维持不变——对此，空军元帅道丁将军毫不让步，因为他已经开始思考为英国的本土防卫预做准备。正因如此，海滩有时难免毫不设防，而在六月一日，最早的不设防时段出现在上午七点半到八点五十分之间——“基思号”和它的接应船队就是在这悲惨的一小时二十分钟内遇险。

上午九点，空军再次出巡，德军的攻击渐渐消停，但是皇家空军当天还有四个时段完全不提供空中掩护，而德国空军从不错过这些大好良机。上午十点半左右，炸弹摧毁了大型货车渡轮“布拉格号”，并且把美丽的“蚊子号”江河炮艇变成一团燃烧的残骸。

接着轮到“斯科舍号”海峡邮船。在它慢慢倾覆的时候，大约两千名法军设法逆势爬上甲板，最后一个挨着一个坐在船沿。“埃斯克号”驱逐舰紧急接走绝大多数部队，送往安全之地。法国的“霹雳号”驱逐舰就没那么幸运了，它在空军暂停保护的另一个空当遭到攻击，短短几秒内便翻覆下沉。

屠杀行动持续不断。下午，一枚五百磅的炸弹落在“布莱顿女王号”扫雷舰甲板上，导致三百多名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士兵丧生，人数差不多是船上人员的一半。随后，“伍斯特号”驱逐舰和“韦斯特沃德霍号”（Westward Ho）扫雷舰遭受重创，但仍设法返抵国门。“韦斯特沃德霍号”载了九百名法军，包括一位将军及其参谋。当它终于抵达马加特，将军高兴得当场授予两名船员军功十字勋章。

十七艘船舰被击沉或出故障。这是德国空军在六月一日的战绩。一整天下来，魂不附体的躯壳——眼神空洞的生还者、担架上的苍白伤员、包裹着破布的尸体——不断从多佛、拉姆斯盖特和其他西南沿海城镇上岸。对于船只正好在港内的船员来说，冲击可想而知。

在福克斯通，“马林纳号”渡轮的船员尤其被“布拉格号”的悲惨遭遇吓坏了。这两艘船属于同一家公司，船员之间关系亲密。“马林纳号”的部分船员原本就是鹿特丹一起船难事件的生还者，而“马林纳号”本身也曾遭遇强力轰炸。历经两趟艰辛的敦刻尔克旅程后，它此刻在福克斯通等待煤料，船员开始鼓噪。船医证明三位轮机员、无线电操作员、乘务长、一名海员以及好几位机房人员全都身体不适，无法出勤。

六月一日晚上，“马林纳号”再度接到前往敦刻尔克的命令，但是由于船员濒临叛变，船长拒绝从命。曼岛邮船“班恩号”及“汀瓦尔号”目前也停靠在福克斯通，这两艘船的船长同声支持，他们也拒绝出海。当地的海军指挥官发送公函，询问“班恩号”是否愿意出航，舰长开门见山地答复：“恕我直言，鉴于昨天在敦刻尔克的经历，我的答案是：‘不。’”

骚动已酝酿多时，尤其在大型邮船和渡轮当中。这些船舶仍然由它们平时的船组人员操作与管理，这群人完全没受过海军训练，也缺乏周末水手及其他志愿工作者抱持的热忱。

早在五月二十八日，“坎特伯里号”轮船就拒绝出海。它已执行两趟任务，早就受够了。发电机室最后派一支海军小队上船增援，帮助船员进行心理建设。此举奏效，于是查塔姆海军营区被紧急要求派来两百二十名水兵和司炉。他们将形成一群纪律严明的帮手，随时准备登上工作人员似乎意志动摇的船舶。

“圣塞里奥号”在二十九日拒绝出海，一名军官带着武装卫兵和七名司炉在十点登船，船只在十一点立即起程。在“纳罗马号”邮船上，问题出在轮机员身上。他们立刻被两名皇家海军锅炉员取代，另外加上六名武装人员支持，“纳罗马号”也回到工作岗位。

但这些都属于个别案例。“马林纳号”、“汀瓦尔号”和“班恩号”让人头疼的地方，在于这三艘船似乎串通好一致行动。多佛接到紧急电话，要求加派救援及武装人员，但他们恐怕几个钟头后才能抵达。六月一日到二日之间，这三艘船闲置了一整夜——每艘都足以接运一千到两千名士兵。

其他人也逐渐失去信心。当“竞赛号”拖船在拉姆斯盖特奉召前往敦刻尔克，船员刻意让船只触礁搁浅。重新浮起以后，轮机员拒绝出海，声称过滤器被沙堵住了。

在布赖迪讷外海，韦克沃克将军指示另一艘拖船前来帮助搁浅的扫雷舰脱困。船长置之不理，一心只想离开。韦克沃克最后必须拿枪指着他，并且派一名海军中尉上船指挥。

皇家救生艇学会的船只也来捣乱。来自希斯（Hythe）的救生艇断然拒绝行动。艇长表示，他被要求把船只直接开上海滩，要是搁浅，他就永远走不了了。他在希斯不会做的事，也绝不会在敦刻尔克这么做——显然忽略了敦刻尔克的海潮会自然帮他做好的事实。

他也煽动了来自沃尔默（Walmer）和邓杰内斯（Dungeness）的船只罢工。海军不齿于他们的行径，索性接管皇家救生艇学会的整个舰队，只除了已经载着自己的船组人员前往敦刻尔克的拉姆斯盖特和马加特救生艇。

这些救生艇人员并非爱哭闹的懦夫。希斯救生艇的艇长已在这一行出生入死三十七年，担任艇长也有二十年，曾经赢得学会的英勇银质勋章。然而敦刻尔克不太一样——持续不断的危险、无法掌控事件发展的无力感、战火下的真实面，在这些因素之下，就连最坚强的人都有可能动摇决心。

皇家海军也不能幸免。军方往往抱着“我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态度，以为冥冥之中，海军的训练与纪律可以让士兵免于困扰着寻常百姓的恐惧与忐忑。然而事实不尽然如此。“真诚号”驱逐舰的士气从五月二十七日起便摇摇欲坠，三十日自敦刻尔克归来之后，似乎彻底瓦解。十二个人当了逃兵，到了三十一日还有六人未归营，回来的人只说那些人再也“受不了”了。上级下令“真诚号”留在多佛港内。

急性恐惧就像疾病——两者都是生理性的，而且极具感染力。“青春女神号”扫雷舰或许最受其苦。它一直在布赖迪讷外海担任类似指挥船的角色，工作人员几乎五天不曾合眼。五月三十一日晚上，船上的中尉昏厥过去，全身抽搐。隔天，二十七名船组人员以同样症状倒下去。最后，当“青春女神号”在六月一日早上返抵多佛，船医也垮了，喃喃地说他无法应付另一趟敦刻尔克之行。

休息是解药，但休息是他们负担不起的奢侈。“麦尔坎号”和“温莎号”在历经极度紧张的任务之后放了一天假，但是船只通常只能不断奋勇向前。换班的最大希望，来自仍持续拥入的新船舰和新人手。

海军当局继续梳理名册，寻找可以从其他地方借调过来的军官。梅若勒中校原本派驻于目前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建造的“可畏号”（Formidable）航空母舰，他的责任重大，但是抽出一周的时间无妨。他在六月一日中午抵达拉姆斯盖特，五点半就踏上前往敦刻尔克的征途。他发现自己从堂堂的航母舰长，摇身成为一艘拖吊船、一艘平底驳船和五艘划艇的指挥官。

霍吉科中尉是一名年轻后备军官，目前在普利茅斯的航海学校就读。他整天埋首书堆，五月三十一日在课堂上被叫出来送上前往多佛的火车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前方战事吃紧。当火车沿着那片白垩峭壁准备进站，他从车窗眺望远方，看见海峡对岸炮火连天，这才乍然醒悟情况或许不妙。隔天（六月一日）早晨，他起程前往敦刻尔克，展开生平第一次指挥任务——执掌一艘名为“奥拉”的小型舱式游艇。

迪凡恩则压根不是海军军方人员。他是一名自由作家兼业余航海员，五月底自然地被吸引到正在发生大事的多佛。他跟城里的其他记者一样，会站在白色峭壁顶上的草地，拿着望远镜凝望船只倾巢而出横越海峡的壮观景象。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海水，看得越多越蠢蠢欲动。

要加入并不难。基于他的写作需要，他在海军总部人脉很广。五月三十日，他拿到进入海军服役三十天的一切必要文件。他前往拉姆斯盖特，端详港口此刻聚集成堆的小型船只，挑中一艘名为小安的小型机帆船。没有正式任命或其他一切繁文缛节，他径自跳上船，准备好出海。没多久，一位志趣相投的人加入——迪凡恩从来没问他的名字，这两人连同另外几人在六月一日清早动身前往敦刻尔克。

赖特勒是另一个率性而为的人，而且对危险毫不陌生。他是“泰坦尼克号”的二副，在那举世皆知的一夜，他以冷静挽救了无数生命。现在他六十六岁，已经从海上退休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养鸡，但仍保有一九一二年助他克服逆境的勇气与爽朗。

而且他仍然享受水上生活。他有一艘完全为他量身打造，名为“流浪汉”的五十八英尺动力游艇，而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带着一群朋友上下游览泰晤士河。船上甚至一度载了二十一人。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赖特勒的一个朋友从海军总部打来一通神秘电话，要求当天晚上七点碰面。原来是海军迫切需要“流浪汉号”。他可以把它从奇斯威克（Chiswick）的游艇港开到拉姆斯盖特，在那里由海军人员接手航向敦刻尔克吗？

不论这是谁的主意，赖特勒义愤填膺地说，那人大错特错。“假如必须有人带它过海，那么必定是我的大儿子跟我。”

他们在六月一日早上十点从拉姆斯盖特出发。除了赖特勒和他的儿子罗杰之外，船上还有一名十八岁的海童军担任甲板水手。他们在途中遭遇三架德国战斗机，不过“伍斯特号”驱逐舰就在附近，能够帮忙赶跑敌机。幸亏如此，因为“流浪汉号”完全没有武装，船上甚至连钢盔都付之阙如。

下午三四点钟，他们抵达敦刻尔克近海。现在是退潮时刻，当他侧身停靠东面防波堤边，赖特勒明白步道到“流浪汉”甲板之间的高度落差太大了。士兵绝对上不了船。于是，他转而停在一艘正在接运部队的驱逐舰旁边，士兵可以穿过驱逐舰登上他的船。他从“流浪汉号”的底层开始装载，罗杰在甲板下方指挥全局。

罗杰以无人可比的热情处理这项鸡毛蒜皮的任务。为了压低船只重心，他让士兵尽可能躺下，填满每一英寸空间，甚至包括浴室和厕所。

“你那里怎么样了？”当统计人数超过五十时，赖特勒对底下大喊。

“噢，还有很多空间呢。”罗杰轻快地回答。达到七十五人时，他终于承认塞不下了。

赖特勒将目标转向露天甲板。同样地，部队被要求躺下尽量压低重心保持船只平稳。即便如此，等到又多了五十人上船，赖特勒可以感觉“流浪汉号”越来越不稳了。他决定到此为止，准备起程回家。

全体德国空军似乎都在等他。敌机一趟又一趟地轰炸、扫射。幸运的是，“流浪汉号”可以瞬间转向，而赖特勒曾经跟一位专家学了一些技巧。在战争初期捐躯的么儿是一名轰炸机飞行员，经常谈起闪避战术。父亲如今将亡子的理论付诸实行。秘诀是等到最后一刻待敌机锁定目标，然后勐然转弯，让飞行员来不及调整方向。赖特勒一路蛇行、闪躲、横越海峡，将“流浪汉号”毫发无伤地带回英国。

他们在晚上十点滑行进入拉姆斯盖特，赖特勒将船只绑在码头旁的一艘拖吊船上。岸边照例拥来一群看热闹的群众。所有人都假设甲板上的五十人是流浪汉接运的全部人数——光是这个数字就很了不起了。然而士兵持续从船舱和梯口拥出，直到一百三十人全部上岸。一名目瞪口呆的旁观者转身看着赖特勒，嗫嚅地问：“天哪，老兄！你把他们藏在哪儿了？”

撤退行动就这样持续进行。六月一日当天，在敌军持续轰炸、士兵濒临崩溃的情况下，总共有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九人返抵英国。各种人都有，从脾气暴躁的蒙哥马里将军，到成功带着法国新娘奥葛丝塔上船的二等兵贺塞。奥葛丝塔穿上英军战斗服，稍微掩饰了身份。由于部队撤出拉帕讷，海滩的撤离人数降低了，但是敦刻尔克本身创下撤离四万七千零八十一人的纪录。东面防波堤历经轰炸、炮击以及船只操作不当，迄今依然挺立。

下午三点四十分，“牝马号”（Mare）小型扫雷艇缓缓靠近防波堤，意图接走另一批在长长的木头步道上等待的英国士兵。一切再寻常不过。然而，紧接着发生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附近一艘英国驱逐舰舰长命令“牝马号”转而前往西面防波堤，在那里接运法军与英军部队。这是英国船舶首次被明令调离接运英军的任务，转而接运盟军人员。

“牝马号”穿过港湾，发现一艘来自朴次茅斯的漏斗式漂网渔船已经在西面防波堤展开工作了，另外三艘扫雷舰也陆续加入。这六艘船在大约一小时的时间里，总共接运了一千两百名法国士兵。

这类行动提出的统计数据，其意义远超过任何单一事件：六月一日当天，英军撤离了两万九千四百一十六人，相较之下，法军共有三万五千零一十三人登船。丘吉尔终于可以抬头挺胸拿出数据给巴黎看，不必觉得无地自容。皇家海军已将“手挽手，肩并肩”变成了一项既定事实。

一整个早上，伦敦、多佛和敦刻尔克的最高指挥层望着救援船队遭受的重击，心中越来越忧虑。中午左右，查塔姆岬角指挥部的德拉克斯上将（Drax）提醒海军总部，驱逐舰的折损情况越来越严重。他表示该停止在白天出动驱逐舰了。拉姆齐很不情愿地同意。他在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发出信号：“所有驱逐舰即刻返回港口。”

“麦尔坎号”才刚要起程前往海峡对岸，准备执行另一趟任务。没有其他船只比得上他们的士气，但是就连梅里斯上尉的风笛也无法继续提振人员精神。沉船事例充塞在空气中，大家都觉得接下来就轮到“麦尔坎号”了。然而，正当它驶离防波堤，拉姆齐的讯息到了，下令它返回港口。梅里斯觉得他终于可以理解被特赦的囚犯是什么心情。

“伍斯特号”则正要进入敦刻尔克港，舰长艾利森中校觉得没道理空船而返，却不接走防波堤上的另一批士兵。它终于在下午五点载着整船部队撤出，却立刻遭遇攻击。一波又一波的斯图卡对准它俯冲，投掷了一百多枚炸弹——总共有三到四支飞行中队攻击他们，每支中队大约九架飞机。敌机还进行强力压制，俯冲到两百到三百英尺的低空。奇迹似的，“伍斯特号”没有直接中弹，然而擦肩而过的炸弹激起巨大水柱冲向船身，炸弹碎片让它单薄的钢板体无完肤。等到攻击渐渐平息，船上共有四十六人丧生，一百八十人受伤。

坦纳特上校从他在防波堤底座的指挥哨望着“伍斯特号”的恐怖经历，决定该有所了结。他在下午六点发送无线电信号给拉姆齐：

船只的遭遇变得极为艰险，自从五点三十分，这里有一百多架轰炸机对船只进行攻击，伤亡惨重。已下令船只不得在白天出航。因此，撤退运输将在三点停止……假如周边防线能守住，将于明日（周日晚上）完成撤离，包括绝大多数法军。

但是周边防线能再多坚持一天吗？伦敦存有疑虑。“必须想尽办法在今晚完成撤离。”迪尔将军下午两点十分对魏刚发电。四点钟，丘吉尔透过电话向雷诺提出警告，表示撤退行动有可能多撑一天，但是“如果等得太久，我们会冒上失去一切的风险”。晚上八点，拉姆齐对整个救援舰队发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请求，呼吁大家“尽最后一次努力”。

在敦刻尔克，亚历山大将军原本想法一致，但他如今希望能有更多时间。他下定决心把剩余的远征军全带回家，然而在六月一日上午，周边防线范围内仍有三万九千名英军，外加十万名法军。根据相等人数政策，这意味着接下来二十四小时至少得撤走七万八千人——显然绝无可能。

上午八点，他带着一套新的撤退计划造访三十二号棱堡，将撤离行动延长到六月二日到三日间的晚上。阿布里亚尔将军欣然同意：对于坚守周边防线，法军向来比英军更具信心。到了傍晚，坦纳特上校也同意了。一旦决定停止白天的撤退行动，他已别无选择的余地。

伦敦依然抱持怀疑，但是到最后，海军总部及陆军总部的办公桌战士必须面对一项难堪的事实：他们所知不多，根本不足以制定决策。六点四十一分，迪尔将军对亚历山大发电报：

我们不下令限时撤退。你必须尽可能坚守防线，以便撤出最高人数的法军与英军。我们无法从这里判断当地局势。与阿布里亚尔上将密切合作之际，你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

于是，亚历山大得到了通行令。正如他跟坦纳特上校提议的，撤退行动将持续到六月二日至三日间的晚上。不过成功依旧取决于坦纳特提出的前提：“假如周边防线能守住。”这是个很大的疑问，而答案超出了伦敦、多佛和敦刻尔克各地领导人的掌控。

[1] Mary Celeste，史上著名的鬼船，一八七二年在葡萄牙海域被人发现，船上精密仪器及人员全体失踪。——译注

撤离完毕

在冷溪卫队第二营负责的贝尔格-菲尔讷运河防线上，兰利中尉在他精心加强防御并且储备了补给品的屋舍等待着。关于英军计划何时撤离，他毫无头绪——尉级军官是不参与这类内情讨论的——但他的人已做好长期鏖战的准备。当六月一日晨光初现，兰利透过他在屋顶挖的观测孔往外看，可惜什么都看不见。运河河面和南方的平野上，整个雾茫茫一片。

太阳出来了，雾气消散。而六百码外的运河对岸，站着一队德国工兵，大约一百人只拿着铁锹。兰利始终没搞清楚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小屋发出一阵枪响，将他们全数弭平——这是他当天遭遇的最后一批“软脚虾”。

随着敌军部队加入战局，战火持续升温。对方一度推出一门反坦克炮，兰利兴味盎然地看着他们把炮口对准他的小屋。几秒钟后，一枚反坦克弹贯穿屋顶，在阁楼里疯狂弹跳。另外四枚炮弹来袭，冷溪卫队赶紧连滚带跳地下楼冲出屋外。等到敌军放松火力，兰利的人马随即收复要塞。

重大危险来自右侧。上午十一点，屈希勒尔将军发动了他所谓的“系统化攻击”，中午左右，敌军大举横渡紧邻贝尔格东面的运河。东兰开夏第一营节节败退，若非欧文安德鲁斯连长英勇异常，他们很可能全军覆没。当时，连长号召了几位志愿者，然后只身爬上一座粮仓的茅草屋顶，拿一把勃伦机枪击退德军。

东兰开夏的左邻是边境军第五营。敌军现在大举渡河，也对他们展开强力攻击。要是他们溃守，位于他们左侧的冷溪卫队第二营将紧接着遭遇重击。一名边境军军官匆忙赶到麦克科戴尔少校的指挥哨，报告他的营队已精疲力竭，准备撤离。

“我命令你留在原地，战到最后。”少校如此答复。

“你不能这么做。我有来自上校的最高命令，授予我在适当时机撤退的权利。”

麦克科戴尔觉得多说无益：“你看见路上那棵白杨树了吗？旁边有座白色里程目标的那棵。一旦你或你的任何弟兄越过那棵树，我们就开枪射杀。”

军官再度抗议，但是少校受够了。“立刻回去，否则我现在就毙了你，然后派我的军官接手指挥。”

边境军军官离开了，麦克科戴尔转头对旁边的兰利说：“去拿一把步枪，瞄准两百五十公尺。一等他越过那棵树，立刻开枪射杀。明白了吗？”

麦克科戴尔自己也挑了一把枪。这两名冷溪卫队队员坐着等候，枪口对准树干。没多久，边境军军官带着两名弟兄出现在那棵树附近。他们停顿片刻，然后军官越过了麦克科戴尔画下的界线。两把步枪在同一瞬间开火。军官倒下。兰利始终不知道两人之中究竟是谁射中了他。

这样的措施仍不足以吓阻。边境军第五营撤退，导致冷溪卫队的侧翼洞开，兰利的小屋防御工事随即遭受攻击。当天下午是由几起独立事件构成的混乱局面：靠着大家都瞧不起的博斯反坦克步枪击毁一门德国火炮；喝白酒配美味炖鸡；从阁楼发射勃伦机枪，导致三辆德国军车起火燃烧，阻碍了运河边的道路交通，争取到宝贵的几分钟。一度有一名老妇人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央求庇护。兰利叫她滚蛋，但是随即懊悔不已。他把她安置在后面的房间，他觉得那里也许比较安全。

还有一次，他前去营指挥哨查看麦克科戴尔的状况。少校躺在战壕旁边，身上显然中弹。“我累了，很累很累。”他告诉兰利。然后他说：“你回去小屋，继续作战。”

德军此时占领了运河对岸的一栋住屋，就在兰利小屋的正对面；双方交火越见激烈。阁楼上的一把勃伦机枪突然出了故障，兰利命令弟兄把其他机枪带下楼。假如敌军试图游过运河冲向小屋，机枪在楼下能发挥更大效用。兰利本人则留在阁楼拿步枪进行狙击。

突然一声撞击……瓦片和屋梁如雨落下……一团热气撞倒了兰利。他在令人窒息的烟尘中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我受伤了”——然后恍然发现那是他自己的声音。

他还不觉得痛，但是左手臂已经不听使唤。一名医务兵赶来，胡乱撕开一件衣服，开始包扎他的头部。原来头部也中弹了。他被仔细抬下阁楼，放进一台手推车送往后方——是少数几位个头小得可以用这种方式退出战场的冷溪卫队队员之一。

天黑了，战火渐渐平息。屈希勒尔的步兵部队在运河对岸奠定根基，准备扎营过夜。“系统化攻击”可以等明天早上再重新展开。英军开始静悄悄地朝海边撤退，指令非常精准：各营带走自己的勃伦机枪和博斯反坦克步枪；汉普夏第二营扛起步枪三人一列，由指挥官率领行军；绝大多数阵地在晚上十点弃守。

野战兵团第五十三营的炮兵朝敦刻尔克越野行军时，一句尖锐的盘问划破黑夜的寂静，继而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声。这块地区有交错纵横的水道，刚刚进驻这片阵地的法国守军把他们误认为德军了。

没有人受伤，双方也很快澄清误会。英国炮兵继续上路，但是心里对他们的盟友肃然起敬。这些法国人一丝不苟，他们是第三十二步兵师的成员，之前在里尔跟随拼劲十足的军团司令劳伦斯将军，逃出德军的围困。他们跟驻扎当地的佛兰德斯强化部队联手，接管英国远征军撤退之后留下的周边防线重镇。

与此同时，同样从里尔逃出的法军第十二师则移防比利时前线沿线的各个古老要塞。新的防线比以前短，他们在这里驻扎可以帮忙掩护防线的东面侧翼。西面侧翼向来由第六十八师的波佛利耶将军负责防守。现在，整条周边防线全靠法军撑着。

很难相信丘吉尔昨天（五月三十一日）才在盟军最高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激动地表示剩余英军会形成后卫部队，协助法军逃生。在那之后，情况便一点一滴地翻盘。之前是英军替法军殿后，现在反倒是法军替英军殿后。

后来，法国人指控这样的翻盘是“背信弃义的英国佬”耍的另一出把戏。然而事实上，英国人对这样的安排也不尽然满意。他们对盟友的信任已荡然无存。绿霍华第五营穿越比利时边境通过由法军驻守的新防线时，布什中校召集连上军官，礼貌性地拜访当地的法军指挥部。真正的用意并非巩固盟军团结，而是要掂量法军是否有能力胜任工作。事实证明这是由第一流军官带领的第一流部队。

六月一日下午，当屈希勒尔的“系统化攻击”从东面缓缓逼近时，这群法军面临了第一次考验。结果，颜森将军（Janssen）的第十二师悍然遏止了德军的攻势。

最西边的情势如出一辙。德军在这里有几辆装甲车（唯一一批没有南下的坦克），但是波佛利耶将军的炮兵采用缺口照门瞄准器开火，设法守住了阵线。

六月一日到二日间的晚上，剩余的英国部队在法军掩护下纷纷朝敦刻尔克汇集。达勒姆第六营穿越被战火蹂躏的罗桑达埃勒（Rosendaël）郊区时，奥斯汀上尉听着弟兄们的靴子碾过碎玻璃的嘎吱声，想起在冷冽冬日踩过碎冰晶的情景。那是个没有月亮的漆黑夜晚，但是燃烧的建筑物和炮弹爆裂的闪光为弟兄们照亮了路途。入夜之后，德国步兵也许偃旗息鼓，但是他们的炮兵毫不放松攻击。达勒姆军弓着身体前进，仿佛在躲避风暴。他们的钢盔在火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拉姆齐将军的船只已经在等他们了。撤退行动的运行时间是晚上九点到凌晨三点，不过当第一艘驱逐舰停靠防波堤边，还没有几支从周边防线退下来的部队抵达登船地点。从布赖迪讷方向来的士兵多半躲在海滨步道沿线的住屋和旅馆里，在枪林弹雨中寻找掩护。

刚入夜不久，康铎少校带着“惠特榭号”（Whitshed）驱逐舰在防波堤畔停妥时，看不到半个人影。只有硝烟、火焰和几条到处嗅着气味的野狗。康铎瞥见一辆倒在堤道上的自行车，立刻骑上它冲向岸边，寻找有待救援的士兵。他最后找到几名法国大兵，然后在防波堤底部又找到几名英兵。他将他们以及如今开始出现的其他几支部队全送上船。

晚上十点三十分，艾德尔少校带领仍旧扛着勃伦机枪的掷弹兵卫队第三营出现，登上“纽黑文号”海峡轮船；十一点，好几百名法国士兵加入人群，有一阵子，部队以四人一列并肩前进——在无意中象征着陷入困境的盟军；十二点，野战兵团第九十九营的炮兵鱼贯登上“温切尔西号”（Winchelsea）驱逐舰。偶尔袭来的零星炮弹催促着他们向前。“我中弹了。”韦伯上士旁边的弟兄轻声说着，然后退出队伍。

“递送伤员”、“放下死者”、“伤员往前”、“小心坑洞”，岸勤大队的水兵一边指引部队前进，一边嚷嚷着一连串命令与指示。大伙儿想办法留下一条信道给担架员，但是没有时间处理阵亡士兵；死者只能被推进防波堤下的木桩之间。

东萨里第六营第一连终于抵达防波堤时，已经过了午夜。现在队伍很长，等候时间拉长到数小时。防波堤上人山人海，队伍几乎一动不动，当凌晨两点传来消息，表示今晚的最后两艘船——一艘大型轮船，以及在它前面的一艘驱逐舰——已停妥时，东萨里军还在队伍中寸步难移。等到东萨里军抵达轮船旁边，已经快三点了。营长阿姆斯特朗上校当下判断没时间浪费，立刻将士兵分成两群，下令前面一半往前登上驱逐舰，后面一半则登上轮船。传出“到此为止”的呼叫声时，还有几名东萨里弟兄等着上船，阿姆斯特朗断然推开舷梯上的最后一名士兵，然后自己在船只起程之际赶紧跳上船。

凌晨三点，绿霍华第五营才排到防波堤中段。他们花了大半夜时间从布赖迪讷赶来。路程虽然只有六英里，但是沙子、黑暗以及全然的疲惫在在拖慢他们的脚步，一行人花了将近五个钟头才走完全程。现在，他们混在其他几支英军小队以及一大群法军之间，沿着步道慢慢排队，队伍经常莫名其妙停下来，没有人知道原因。一次暂停之中，消息传来：“今晚没有船了。退离防波堤！”

绿霍华军失望透顶地转身，却只迎头撞上还没听到消息的其他部队。一群人一时互相推挤，僵持不下。这时，德军的一波炮弹不偏不倚落在防波堤底部，击毙二十几名士兵。

如果克劳斯顿中校在场，撤退行动也许会顺畅一些。不过，他当天晚上返回了多佛。他已经连续五天五夜在防波堤指挥大局，从未休息，总共送走了逾十万名将士，如今，他希望跟拉姆齐商议撤退行动的最后高潮阶段，或许可以顺便好好地睡一觉。

按照拉姆齐的计划，驱逐舰和海峡轮船在防波堤接运部队时，扫雷舰和较小型的明轮蒸汽船则往东边海滩工作，最远到玛洛海滩。成千上万的英军和法军排成三到四列，蜿蜒进入涉水能及的地方。野战兵团第五十三营的炮手努恩等了整整两个钟头，海水慢慢淹过他的脚踝、膝盖、腰部然后直抵他的下巴。当东方天际出现黎明的第一道痕迹，有人大声喊叫：“今天到此为止！船只晚上会再回来！”

冷溪卫队第二营是另一支姗姗来迟的小队。长期坚守运河防线之后，弟兄们累到腰酸背疼，但仍扛着他们的勃伦机枪。他们挥舞着手臂、以完美的步伐踏上玛洛海滩的海滨步道。绝大多数等候的士兵以敬畏与崇拜的眼神注视着他们，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我打赌那是支该死的卫队，”黑暗中传出一声尖酸的评论，“试试踮着脚尖行军！”

一名冷溪卫队队员倒是来得不迟，那就是兰利中尉。他伤得迷迷煳煳的，依稀知道自己坐在手推车里被推出战场送上一辆救护车，车子一路走走停停，仿佛永远也到不了。他还是不觉得疼痛，但是很渴，难受得半死。在他上方，另一名士兵的血不断滴到他的脸上。

救护车终于停下来，兰利的担架被抬了出来。“往这边，”有人说，“海滩在前方两百码。”

担架队抵达水边，一艘救生艇在那里等着，船身轻轻摩擦着沙滩。一名穿着海军大衣的军官走过来问兰利：“你可以下担架吗？”

“恐怕没办法。”

“那么我很抱歉，我们不能载你。你的担架会占据四个人的空间。依照命令，我们只能载可以站或坐的人。”

兰利没有多说什么。就差这临门一脚，现在回头实在太痛苦了，不过他可以理解。担架员默默不语地抬起他，送回救护车上。

大约同一时间，另一名冷溪卫队队员科尔特上士加入了海滩上的队伍。他隶属于第一卫队的旅本部，负责保管旅部的战争日志——记录在厚厚一沓的陆军C2118表格上，卷帙浩繁。科尔特慢慢走入海中之际，脑海完全被三件事情占据：他结婚不到一年的新婚妻子、刚刚在比利时阵亡的哥哥，以及他试图挽救的、成堆的C2118表格。

当海水淹到他的胸口，他再度想起年轻的妻子。他们还没生儿育女，如果他回不去，妻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纪念他。他沉浸在忧伤的念头中，直到突然惊觉几张C2118表格漂走了。身为一名至死不渝的优秀总部人员，他摒除所有杂念，疯狂地四处打捞他的档案，激起层层水花。

科尔特终于排到队伍前面，在这里，一艘海军工作艇负责把士兵接驳到外海的大型船舰。然后凌晨三点了，有人从工作艇上宣布这是他的最后一趟接驳任务，不过随后会有另一艘船过来。科尔特继续等着，但是再也没有出现任何船只。有些人走回岸边，但是科尔特跟其他几人涉水登上附近的一艘搁浅渔船。他被拖上船，仍旧紧紧抓着旅部的战争日志。

海水慢慢涨潮，四点半左右，船身开始松动。船上现在有九十到一百人，士兵多半挤在平常放鱼的船舱里。几个懂得航海技术的人扬起船帆，朝英国出发。但是海上平静无风，将近十二小时后，他们仍然在离敦刻尔克一英里半的近海。这时，一艘路过的驱逐舰把他们接上船，包括科尔特以及他精心保存的珍贵文件。

还有其他数人不愿意枯等十八个钟头静待皇家海军在隔天夜里返回。惠灵顿公爵兵团第一营的三十六名弟兄，占据了一艘恰好叫作“铁公爵号” [1] 的帆船。葛立芬威廉斯上校抢救出另一艘搁浅的游艇，接上他的炮兵，朝英国出发。他对航测技术一无所知，不过在船上找到一本儿童版地图集和一只玩具罗盘。那样应该够了。当后来被巡逻艇拦下的时候，他们正笔直朝德国前进。

尽管比较勇于冒险犯难的人会想办法脱逃，绝大多数的士兵则跋涉回到岸边，静静等待十八个钟头。他们有各种方法消磨时间。六月二日是周日，有些人随着牧师在玛洛海滩举行圣餐礼。渔民泰德·哈里由于汽艇故障而被困这里，他参加了一场临时英式足球赛。皇家龙骑兵团第七营第四连则玩起了沙滩摩托车，互相追逐，并且打赌下一枚德国炮弹会先打中岸边的哪一栋建筑。

但是最重要的竞赛是留住性命。绝大多数等候士兵会挤进任何一个看似有一点点庇护作用的地方。在玛洛海边，一群人躲进法国驱逐舰“灵巧号”（l'Adroit）遭受重创的残骸里。尽管支离破碎，但是船身扭曲的钢板似乎提供了某种保障。另一群人挑中拿破仑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座老了望塔，它的厚重石墙仿佛是一种安全承诺。

还有许多人挤进附近建筑物的地窖。野战兵团第五十三营的残余弟兄选中的花朵咖啡馆尽管看起来不怎么坚固，但它就在海边。绿霍华第五营的总部设在甘贝塔街二十二号，这栋舒服的房子大约离海边一条街。部队在这里收留了一名脱队的法国大兵，后者立刻走入厨房。他不负祖国的伟大传统，马上变出香喷喷的炖牛肉搭配美酒。大伙儿立刻帮他取了“阿方斯”这个教名，他成了营中的荣誉队员，从此戴上英军的钢盔。

绿霍华第五营呈现出敦刻尔克难得一见的景象：一支井然有序、阵容庞大的部队，由自己的军官带领，所有人默契十足。营长布什中校想起防波堤在黎明时分停止接运而引发的混乱场面，认为在紧接着而来的六月二日至三日间的夜晚，绿霍华军可以扮演有用的角色。他们可以形成一条警戒线来控制交通，确保船只抵达时，士兵可以有秩序地登船。四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就足以执行任务。当然，被选中的人必须最后离开，而且很可能走不了。军官们抽签决定谁能得到这份荣誉。

多佛也正在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当天清晨，韦克沃克将军从敦刻尔克搭一艘鱼雷艇回来。休息一两个钟头后，他走进发电机室参加一场海军与陆军的联合会议。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士兵有待撤离，但是韦克沃克推测，大概还有五千名英军以及三万到四万名法军。

幸运的是，当下有许多船只待命。由于白天暂停了撤离行动，舰队得以全数回到多佛及其他西南沿海港口集合。拉姆齐计划把大量集结的船只，用于他所谓的敦刻尔克港“聚集撤退”行动。所有部队都从敦刻尔克本身出发，海滩不再有船只进行接运。登船行动从晚上九点持续到凌晨三点。船舶分批出航，确保流程顺畅、源源不断，防波堤边随时停泊三到四艘船只。慢速的船只先行，快速的船只则随后出发，以此确保流量平均。

丹尼上校认为这套计划过于复杂，只会造成更多混淆，不如干脆派遣所有船只渡海，再由工作人员就地决定行动细节。然而，绝大多数参谋认为拉姆齐的计划值得一试。

根据最后定案的计划，这次行动出动的大型船舰足以撤离三万七千名士兵，持续穿梭海峡两岸的小型船只也可以接回若干部队。另外，法国将使用自己的船只从防波堤东面的沙滩以及外港的西岸码头接运部队。任务应该能够就此完成。于是在六月二日上午十点五十二分，拉姆齐对麾下全体人员示意：

最后的撤离行动预计今晚展开，全国上下皆仰赖着海军贯彻执行。我希望每艘船只尽速呈报自己是否状态良好，准备好扛起这项我们基于的勇气与毅力而发出的挑战。

“迫不及待执行您的命令”、“状态良好且准备就绪”——这些答复是英勇的纳尔逊式的。不过下，大多数救援人员私底下的感受，和“金鹰号”明轮扫雷舰上的克罗斯比中尉的没什么不同。当他听说还要再回去一趟，心情沉到了谷底。他以为撤退行动全都结束了，拉姆齐昨天才说：“尽最后一次努力。”

不过绝大多数人员就跟克罗斯比一样立刻接受事实，认命地准备再次面对惊心动魄的一夜。“该做就做，”他后来写道，“没什么好说的。”

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福克斯通的三艘客轮——“班恩号”、“马林纳号”和“汀瓦尔号”持续滋事。船只一整天停在港口里。下午六点五十分，“班恩号”开到码头边，准备执行夜间任务。全体船员站在栏杆旁边示威，叫嚣着要弃船。几分钟后，当他们打算上岸，一群海军武装卫队从舷梯爬上来，拿着上了刺刀的枪把他们逼退回去。接班人员立即接管船只，“班恩号”终于在七点零五分出航。原班人马只有大副、三名炮手和无线电操作员。

接下来轮到“汀瓦尔号”。船员没打算弃船，不过当它在晚上七点十分抵达码头边时，船员对着底下的海军哨兵咆哮怒骂。七点三十分，船还停在码头边耗时间。

与此同时，没有人注意“马林纳号”的动静。下午四点半，它安安静静地起锚，未经任何许可私自熘到南汉普顿。船长后来解释：“这样似乎皆大欢喜。”

事实上，这些海峡轮船的平民船员心生恐惧是情有可原的。这些船几乎毫无武装，而且是敦刻尔克一带最显眼的目标。如果还需要证明，那么六月二日上午十点开始的一连串意外就是最佳证据。这时，发电机室收到坦纳特上校从敦刻尔克发来的紧急讯息：

伤员激增。医护船应于白天前来。一般认为敌军会遵守日内瓦公约，克制其攻击行动。

几天以来，伤员的处境越来越糟，尤其当上级做出一般船只只接运健全士兵的决策后，伤员的问题更严重。现在，坦纳特试图利用特派医护船来缓解情况。当然，他全然不知敌军是否会尊重红十字会，不过他公然传递讯息，希望德军拦截电文，因而下令空军暂时休兵。

发电机室立刻投入行动。下午一点半，“沃辛号”医护船朝海峡对岸起程。白色的船身熠熠生辉，并且画上标准的红十字会标志，绝无可能被误认为一般的运输船。但是今天不灵了。在中途的三分之二处，“沃辛号”遭到十几架Ju-88攻击。没有直接命中，但是九枚炸弹的落点够近，导致轮机室毁损，“沃辛号”被迫返回多佛。

下午五点，“巴黎号”医护船出发。在“沃辛号”遇袭的地点，三架飞机朝它勐扑而来。同样没有直接命中，但是炸弹擦撞导致轮机室的管线渗漏爆裂。当“巴黎号”开始失控漂流，拜尔斯船长放下救生艇，发射几枚信号火箭，结果引来了另外十五架德国飞机。

发电机室派遣拖船前去解救，并且继续准备当天晚上即将进行的“聚集撤退”行动。由于牵涉的船只数量庞大，有必要派出最顶尖的人才来指挥交通、控制船只与部队的流量。幸运的是，最适合的人选回来了。克劳斯顿中校休息一夜之后神清气爽，他将再度前往防波堤指挥大局。丹尼上校加派三十名海军岸勤人员予以协助。从三十一日开始便因为流利法语而被克劳斯顿当成天赐之福的索罗门中尉，再度出任翻译兼联络官。

下午三点半，克劳斯顿一行人从多佛搭乘两艘空军救难艇出发：第二四三号救难艇由中校本人指挥，第二七〇号救难艇则由年轻、积极、海军科班出身的魏克中尉负责。他们比其他船只出发得更早，先行前往敦刻尔克为当天晚上的行动做准备。

那是个懒洋洋的平静午后，两艘船扑哧扑哧地横越空荡荡的海峡，战争仿佛远在千里之外。突然间，魏克中尉听到“一声轰鸣，接着嘎嘎作响，最后砰的一声”。他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刚好看见一架斯图卡对准前方两百码外的船只俯冲。那是克劳斯顿的船。它投掷一枚炸弹，没中，然后打开机关枪扫射。

没时间紧盯事件的发展了。又有七架斯图卡冲向这两艘救难艇，机关枪炮火四射。魏克下令舵手向左急转，在斯图卡轮番轰炸与射击之际，连续十分钟疯狂闪躲。在船尾的露天甲板上，法国联络官卢思上尉蜷伏在刘易斯机枪底下，勐烈攻击德国飞机，他毫不退缩——即便一颗子弹打掉距离鼻子只有六英寸的机枪瞄准器也不例外。一架斯图卡坠落，其他飞机终于撤走。

现在，魏克终于有时间看看克劳斯顿的船只是否安然渡过这场风暴。他只看得到船头，船上所有人员都落海了。魏克连忙冲去营救生还者，但是克劳斯顿挥手赶他走，叫他遵照命令赶紧前往敦刻尔克。魏克希望至少接走克劳斯顿，但是中校拒绝抛弃他的弟兄。魏克别无选择，只能转头继续前往敦刻尔克。

克劳斯顿跟他的手下聚集在破损的船头四周游着泳。紧紧抓着船只残骸的一名法国联络官表示，有一艘空的救生船在大约一英里外的海面上漂浮。索罗门中尉请求上校允许他游泳过去，把船划回来营救生还者。克劳斯顿不仅准许这项请求，还决定一起前去。这是他们获救的唯一机会，索罗门一个人也许应付不来。

克劳斯顿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善于游泳，而且对自己的力气深具信心。也许那就是问题所在。他并不了解自己多么疲累。一会儿之后，他便筋疲力尽，不得不游回其他人身边，紧紧抓住船只残骸。几个小时过去了，索罗门迟迟没有带着空船回来。弟兄们一边等待，一边唱唱歌、聊聊陈年往事。克劳斯顿不断表示援救已近在眼前，企图以善意的谎言来鼓舞士气。不过，他们逐渐失温，一个接着一个消失在水面上，最后连克劳斯顿也殉难了。等到一艘路过的驱逐舰前来搭救时，只剩下空军士兵卡马翰一个人还活着。

这段时间，索罗门中尉确实游到了空船旁边。但他为了爬上船而挣扎许久，这时也已筋疲力尽。他尽了最大力气设法把船划回遇难现场，但是船上只有一根桨。一小时后，他放弃了：这艘船太大，距离太远，而且天已经黑了。

他整夜在水面上漂流，即将破晓之际才被法国渔船“玛丽亚号”救起。他喝了酒，休息一下，换上干的法国水兵制服，被带回多佛，送上法军指挥舰“德布拉柴号”（Savorgnan de Brazza）。他的故事听来过于离奇，暂时无法洗刷身为德军间谍的嫌疑。这回他的流利法语完全帮不上忙。“他声称是英国人，”法国军官评论，“但我认为他是德国人，因为他法语说得太好了。”一言以蔽之，他法语太过流利，不可能是英国人。

六月二日下午，克劳斯顿的先遣小组离开多佛一个半小时后，拉姆齐的救援船队展开了敦刻尔克的“聚集撤离”行动。一切照计划进行，速度最慢的船只在下午五点率先出发。它们多半是小型渔船——例如比利时拖网船“寇吉苏号”、法国的“珍妮安托万号”，以及色彩鲜艳的小船“法国天空号”。

接着是六艘斯固特，然后是阵容庞大的近海商船、拖吊船、汽艇、舱式游艇、观光蒸汽船和渡轮。这群声势浩大的船队，如今已成了海峡上的熟悉画面。紧接着出动大型邮船、扫雷舰和法国的鱼雷艇。最后，四十艘驱逐舰中仅剩的十一艘划破海面，激起惊天波浪。

南方铁路公司的汽车渡轮是新添的生力军。它轰隆隆前进，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因为跨海汽车渡轮在一九四〇年还是个新鲜玩意儿。来自曼岛的“汀瓦尔号”邮船并不新颖，但它以自己的方式引人注目。在福克斯通，船员们拒绝再次出海，闹得满城风雨。然而现在它破浪前进，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其中费了一番周章。拉姆齐得知“汀瓦尔号”滋事，便派出麾下最擅长解决问题的蒲谢尔中校。中校抵达的时候，看见“汀瓦尔号”绑在码头上，船员正群起造反。多佛下达的指令是一套运用了实用心理学的绝妙方法：蒲谢尔绝不可亲自接管船只，而是要做出一切必要改变，促使它前往敦刻尔克。于是大副取代了船长、二副接任大副、找到新的二副人选，其余替代人员则搭乘巴士从伦敦赶来，让海军及陆军的炮手上船支持。晚上九点十五分，“汀瓦尔号”起程行动。

救援船队上的工作人员，往往是临时拼凑出来的大杂烩。陆军总部工作艇“马尔堡号”的船组人员，就是由四名中尉、四名司炉、两名空军上士，以及两名趁着休假自愿南下帮忙的财政部公务员组成。热爱航海的记者迪凡恩抛下在沙洲上搁浅的“小安号”，路上拦了便车回家，然后到拉姆斯盖特四处挑选船只，发现三十英尺长的“白翼号”汽艇还有空位。

“你以为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白翼号”开船之际，一位打着官腔，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海军军官问道。

“去敦刻尔克。”迪凡恩回答。

“不，你不行。”军官说。迪凡恩纳闷自己是否触犯了什么规矩，对于这类事情，他毕竟还是个生手。不过军官说明的理由跟迪凡恩个人完全无关。谁想得到，“白翼号”竟被选为一位海军将军的旗舰了。

希尔内斯造船厂的维修官泰勒少将，目前已替发电机计划完成一百艘小型船只的维修、人员配置与调度了。他是一位退役将领，在伦敦有一份体面的办公室工作，颇有理由觉得自己已经善尽本分——于是他前往拉姆斯盖特，想法子投入跨海行动。

传言仍有英军滞留玛洛海滩，因为他们通往防波堤的道路被封锁住了。泰勒立刻说服拉姆齐让他带领几艘斯固特和小型汽艇，前往玛洛营救他们。他为自己挑选了“白翼号”，所以迪凡恩莫名其妙跃升为临时海军副官，替一位如假包换的将军服务。

晚上九点半，坦纳特上校的最大助手孟德中校拿起扩音器，稳稳站在东面防波堤靠海的尾端。当船只逐渐抵达，他成了某种“交通警察”，指挥它们前往有需要的地方。泰勒将军的船队受命前往玛洛海滩，但是那里空无一人。将军的船队随后加入以防波堤为中心的一般救援任务。正如丹尼推断的，多佛根本不可能勾勒详尽蓝图，孟德在指挥船只流向时，靠的是自己的判断。

防波堤本身有优先权。孟德在驱逐舰和海峡轮船从昏暗中赫然耸现时，分派停泊任务。潮水强劲地向西扑打，船只特别难以靠岸。韦克沃克将军搭乘“MA/SB 10号”快艇四处巡逻，扮演拖船的角色，推走被木桩卡住的驱逐舰。在防波堤底座，贾铎中校和永远沉着冷静的帕门蒂尔准将负责管制步道上的士兵流量。依照计划，绿霍华军拿起刺刀形成一条警戒线，维持队伍秩序。仍在燃烧的城市，为大伙儿带来足够的光线。

刚过九点，最后一批远征军走上了防波堤。最后一支防空分遣队的指挥官图利尔中校，摧毁他的七门火炮，然后指引弟兄登上“猎人号”（Shikari）驱逐舰。冷溪卫队第二营排成一列走上“军刀号”驱逐舰，仍然骄傲地扛着他们的勃轮机枪。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士兵，绿霍华军解散了警戒线，加入登船的人群。最后登船的小队，或许是国王萨罗普轻步兵团第一营。

最后几支分遣队违抗了留下伤员的命令。“军刀号”只有十四张担架床，但是有超过五十名伤员被战友抬上船。“军刀号”舰长迪恩中校没听到半句怨言，“而且几乎没听到任何呻吟”。

在防波堤上川流不息的人潮中，有两名军官连手抬着一只箱子。其中一人是一名参谋官，身上衣服又破又皱，就跟其他人一样。另一人则神采奕奕，穿着无懈可击的军服。亚历山大将军正带着指挥部剩余的人员离开，沉着冷静一如既往。依据事先安排，“MA/SB 10”号已在等待，韦克沃克上将在船上迎接将军。他们检查一下海滩，确定所有英军都离开了，然后朝仍然在防波堤接运士兵的“毒液号”驱逐舰靠近。

“毒液号”的麦克白中校站在舰桥上，这时，黑暗中传来一声吆喝，高声问他能否应付“几名高阶军官跟参谋”。麦克白于是叫他们从船尾右侧上船。

“来了几个将军，说是叫作亚历山大和帕希瓦。”麦肯利上尉几分钟后报告。他补充说，他把将军和几名助手安顿到麦克白的舱房，“但是我很抱歉，一名上校全身脏兮兮地跳上了你的床”。

“毒液号”在晚上十点左右出发，船上挤满了人，差一点翻船。麦克白停下来调整船只，然后火速起程。十点三十分，“温切尔西号”驱逐舰开始接运。部队拥上船后，孟德注意到这群人不是英军——只剩下法军。对孟德而言，这意味着任务结束，他要求“温切尔西号”的船长顺道带他返回多佛。

坦纳特上校也觉得大功告成。十点五十分，他把最后一批岸勤小队送上“MTB102号”快艇，然后自己也跳上船，返回英国。离开之前，他对拉姆齐发送最后的无线电信号：“行动完毕，准备返回多佛。”某位天才译写员把讯息浓缩成：“远征军撤离完毕。”坦纳特的讯息从此被誉为简洁而戏剧性的经典之作。

现在，魏克中尉是防波堤上仅剩的英国海军军官了。由于坦纳特、孟德和其他几位老手都已离开，而克劳斯顿在途中殉职，于是魏克顺理成章当上防波堤指挥官。这并非一项令人羡慕的工作，人手不足再加上他只是个中尉，遇到危机时没办法以位阶服众。

不过此刻已无所谓了。防波堤上空空荡荡。英军都走了，也没看到法军。“有许多船只，不过找不到部队。”韦克沃克凌晨一点十五分向多佛发送信号。再过两小时就是六月三日的白天了，所有接运行动都必须停下来。时间飞逝，但是超过半打船只无所事事地停在空无一人的步道旁。

“听着，中尉，我要七百人，去把人找来。”“金鹰号”舰长戴维斯上尉指示克罗斯比中尉，当时他们一起站在防波堤上，纳闷人都跑哪儿去了。克罗斯比往岸边走去，每当炮弹声接近，便停下来闪躲。最后，他在防波堤底座遇到一群法国大兵。现场没有指挥登船的军官，于是他用小时候在学校学的法语召集部队。“过来这里，所有人！”他喊着，同时打手势让大伙儿跟他走。

一行人在回去的路上经过另一艘停泊船只，船上人员想方设法引诱这群人上他们的船，仿佛园游会上的叫卖摊位。规则是“先载先走”，没有人想在敦刻尔克多加逗留。克罗斯比确保他的人不脱队，就让另一艘船的船员自己去想办法找法国大兵吧。

他们试了。“汀瓦尔号”的代理舰长尼克松上校往岸边走去，高喊着他的船可以载好几千人。“奥尔伯里号”（Albury）也派出使者，拿大型扫雷舰的优势当卖点，最后兜来了两百人左右。

不过其他船只找不到人。汽车渡轮在勐烈炮火下等了将近一个钟头，然后奉命回航，硕大的船舱仍然空空荡荡。“快递号”、“科德林顿号”（Codrington）和“麦尔坎号”驱逐舰的状况也一样。韦克沃克让这些船留在岸边，直到实在无法继续耽搁为止。但是由于天将破晓，而法军不见人影，它们最后也空船而归。

法军究竟在什么地方？某种程度上，这是船只与部队出现在不同地点的老故事。韦克沃克搭乘“MA/SB 10”巡视各地时，看见菲利福尔码头以及西面的其他码头有许多法国大兵，但是很少船只。他试着指挥几艘大型运兵船前来，但拉姆齐的船队对港口的这个角落非常陌生。“鲁昂号”蒸汽船严重搁浅以后，将军不敢继续冒险。

还有许多小船，韦克沃克决定调度它们驰援。“约克夏少女号”渔船进入港口，钻进船只所能抵达的内港深处。舰长霍吉科中尉前一天晚上损坏了他的船只，但是并未因此变得更加谨慎。“约克夏少女号”停靠在挤满法军的码头边时，到处都是浓烟与火焰：建筑物爆炸、曳光弹划过天际。霍吉科召唤部队，大约一百人跳上船，接着是三个不知怎么落了队的英国大兵，然后当“约克夏少女号”正要开船时，一名皇家海军少校（显然是岸勤大队的一员）也上了船。

在稍远的地方，特鲁普中校把陆军总部的“海格号”快艇停到另一个码头边。特鲁普是泰勒将军在希尔内斯的维修官之一，但是在这个重大的夜晚，他也想办法上了船。他接起四十名法国大兵送到在外港等候的运兵船，然后回来接走另外三十九人。

此时有各式各样的船只在港口进进出出，设法接运各个码头和埠口上的部队。冲撞和擦撞在所难免。“海格号”要出港时，一艘法国拖吊船狠狠撞上了它。破洞在水线以上，所以特鲁普继续行动。走出两百码外，“海格号”再度被另一艘拖吊船撞上。当特鲁普把部队转运到“韦斯特沃德霍号”扫雷舰时，扫雷舰为了躲避另一艘船的冲撞而突然倒退，反而撞翻了“海格号”。特鲁普如今只好爬上“韦斯特沃德霍号”，留下“海格号”成为敦刻尔克港的另一艘废船。

这里四十人，那里一百人，码头上的士兵被接光了，但是绝大多数法军根本还没抵达敦刻尔克。他们还在周边防在线抵抗屈希勒尔将军的“系统化攻击”。在东边，第十二师奋战了一整天，把德军阻挡在布赖迪讷之外。颜森将军在傍晚左右遭炸弹炸死，但是弟兄们继续作战。在东南边，淹水的田野让德军止步于吉费尔德（Ghyvelde）。在中路，梅侬上校的第一三七步兵团死守着泰泰冈（Teteghem）。在西南边的斯皮凯，两名胆气十足的海军上尉操作三门一五五毫米火炮，连续几小时封锁道路。在最西边，第六十八师持续压制胡比齐将军（von Hubicki）的装甲部队。一名法军观测员坐在马尔迪克的教堂塔楼上，德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德军一〇二炮兵团第二连的无线电操作员维兹柏中士气炸了。连上答应中午吃维也纳炸牛排（Wiener schnitzel）的，但是他们如今陷在这里，被教堂塔楼上一个眼尖的家伙逼得动弹不得。

身为优秀维也纳人的维兹柏不打算轻易放弃。在葛尔通中尉允许下，他往后狂奔，跳过一条条壕沟，回到连上的厨房，然后双手捧着一锅小牛肉，一瓶红酒插在裤袋里，夹克两边口袋各塞了半条白面包，急急忙忙地赶回来。炮弹和机关枪子弹一路打在他的脚跟后头，但是他安全返回，跟连上弟兄分享佳肴。葛尔通中尉的唯一评语是“算你好运”。

屈希勒尔的部队在东西两面受到压制。大军前进的关键地点，显然坐落在法军防线中央的中世纪古城贝尔格。一旦拿下贝尔格，就有两条良好道路直通北边的敦刻尔克，路程只有五英里。

但是要如何拿下？这座小镇被厚重的城墙和护城河环绕，设计者是伟大的军事工程师沃邦。以诞生于十七世纪的防御工事来说，它在二十世纪仍发挥令人叹为观止的功用。一千名守军挖好壕沟严阵以待，并以强大的火炮以及敦刻尔克的海军炮弹作为支持。英国皇家空军也从空中予以协助。

屈希勒尔连续两天企图攻占这个地方，然而战局依旧胶着。六月二日下午，他决定从第十八工兵团调派一支受过特训的突击部队，配合斯图卡展开联合攻击。

下午三点，斯图卡出动，火力集中在似乎比其他地方薄弱的城墙，附近的工兵蹲伏在火焰喷射器和攻击梯底下。三点十五分，轰炸机减缓攻势，工兵在指挥官福格特中尉带领之下大举拥上城墙。守军受到斯图卡震慑，几乎立刻弃械投降。

德军攻克贝尔格之后，继续往北朝敦刻尔克步步进逼，傍晚夺下了瓦利耶尔炮台（Fort Vallières），离港口只有三英里了。然而此时，法国的法加尔德将军召集剩余的士兵展开反击。这次行动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是成功阻挡德军前进。接近午夜时分，疲惫不堪的法国大兵开始撤出战场前往港口，但愿救援船队还在等候他们。

屈希勒尔并未继续进逼。为了实行他的“系统化攻击”，他绝不冒多余的危险，而且德军本来就不习惯夜间作战。除此之外，空气中弥漫着战争已经结束的氛围。在德军占领的贝尔格城外，第十八师的一支小队坐在一栋民宅花园里，“唱着古老的民谣、军歌，以及有关爱情与家乡的歌曲”。哈尔德将军花了许多时间颁发铁十字勋章（Iron Cross），授予立下战功的参谋官。

所有目光全都转向南方。对德国空军而言，敦刻尔克如今是一篇已完结的故事。隔天早上（六月三日），他们将对巴黎展开第一波大规模轰炸。维克斯中尉是英国皇家空军飓风式战斗机飞行员，他被击落后伪装成比利时农夫设法朝海岸走去，途中发现几条长长的德军纵队——全都往南朝索姆前进。

第一批从反击行动退下的法国守军，大约在三日凌晨两点半走上防波堤。此时，大多数船只都已返回多佛，不过有几艘船还留在那里。魏克中尉努力维持秩序。他或许没有显赫的军衔，但他有一项不寻常的装备——一支狩猎用的号角。

这没什么用。法国人似乎有上千种方法来拖慢登船速度。他们想要带走全部的装备、私人物品，甚至他们的爱犬。许多人脖子上挂着轮胎内胎——想凑合着当救生圈使用——而这笨重的添加物甚至更拖累进度。他们无不试着挤上他们碰到的第一艘船，而不是分散开来善加利用整条防波堤。他们坚持维持部队完整，似乎从没想过到了英国可以重新整编，而当下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天亮前离开。

魏克和他的几名水兵尽力了，但是他小时候学的法语在关键时刻发挥不了作用。他真正需要的，是像克劳斯顿的助手索罗门中尉那样的人，既说得一口流利法语，又懂得如何跟法国军官打交道。可惜没有这样的人，不论高喊“赶快走”还是勐吹狩猎号角都没有用。当某个“该死的法国佬”（魏克的原话）踩碎号角让它永远退出任务时，简直传达出了某种象征意义。

随着东方逐渐发白，仍然乘着“MA/SB 10”四处巡逻的韦克沃克将军下令剩余船只立刻离开。“婆婆纳号”扫雷舰解开缆绳，它在防波堤边停靠了一个小时，却只接了三百名法国士兵。魏克中尉搭上一艘小型的法国渔船，被接驳到港外的一艘大型海峡轮船。“希尔达号”斯固特继续逗留，到玛洛海滩进行最后巡视——但是没有人在那里。

三点十分，当最后一批船只撤离，三艘新来的船只悄悄熘进港口。它们是堵塞船，预备在丹杰菲尔德上校的号令之下，在海港入口处被击沉。当然，用意是要阻止德军日后使用这座港口。但在这令人感到挫折的一夜，似乎什么事情都不对劲。在凿沉行动中，海流卷动了其中一艘堵塞船，把它推向海峡的平行方向，以至于最后留下许多进出空间。

“这真是最沮丧的一晚。”韦克沃克将军一早回到多佛后这么说。他原本希望接回三万七千人以上，结果只撤离了两万四千人。至少还有两万五千名法军（也有人说是四万名）被抛在后头。韦克沃克觉得法国自己难辞其咎，谁叫他们不派出自己的岸勤小队。不过，防波堤是归英国人管的，在五月三十一日，坦纳特上校受阿布里亚尔将军所托，负责指挥英军与法军的登船行动。如今期望法军在当下接管局面，实在说不过去。

对坐镇巴黎的魏刚将军来说，事态的发展无非老调重弹。“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再度一走了之，留下法国人自求多福。即便在今晚的灾难之前，他就发电报给伦敦的法军代表，强烈要求撤退行动延长一个晚上，以便让负责阻挡德军的两万五千名法军登船。“特别强调两军之间的团结，有赖于不得牺牲法军后卫部队。”

丘吉尔无须被说服。他发电给魏刚和雷诺：

我们今晚会为了你们的人回去。请确保部队正确使用一切措施。昨天夜里三个钟头，许多船只冒着极大的风险等待，却无功而返。

在多佛，六月三日早上十点零九分，拉姆齐将军向手下表示任务还没完成：

我原本希望、也相信行动会在昨夜结束。然而掩护英国后卫部队撤退的法军必须阻挡德军的强力攻势，因此无法及时抵达码头登船。我们不能对盟友见死不救。因此，我号召全体将士挺身参加今晚的另一趟撤退行动，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不会弃盟友不顾。

“麦尔坎号”驱逐舰的早晨在欢欣鼓舞中展开。它刚刚从敦刻尔克回来，完成了七趟任务仍旧安然无恙。最后一批远征军已经撤离了，所有人莫不假设行动已经结束。在军官室里，早餐会的气氛欢乐。

梅里斯上尉倒在床铺上，打算好好补觉。他累得连衣服都懒得脱下。几小时后，他被上层甲板的脚步声吵醒，得知船员正在集合听取刚从拉姆齐指挥部回来的哈尔希上校的重要宣布。哈尔希开门见山地说：“最后一批远征军得以撤离，是因为法军昨晚接手防御周边的防线。现在法国要求我们去接他们，我们别无选择，不是吗？”

的确如此，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对梅里斯而言，这是整个行动最痛苦的一刻。先让你享受休息与放松的美妙滋味，再猝不及防地夺走——他简直无法承受。船上原本计划当天晚上在军官室开庆祝会，弟兄们说好想办法穿得喜气一点，当“麦尔坎号”在六月三日晚上九点零八分展开第八趟敦刻尔克之行，船上的军官都还打着领结，穿着他们的紧身夹克。

[1] Iron Duke，第一任惠灵顿公爵的绰号。——译注

最后一夜

“假如你没看过德国人，现在机会来了。”在敦刻尔克低阶公务员埃德蒙·贝洪的耳中，这句宣告听起来冷静超然得奇怪。贝洪带着家人逃离陷入火海的城市，往南走了几英里，在卡佩尔-拉-格朗德（Cappelle-la-Grande）的瓦希尔农场找到庇护。随着战火逐渐蔓延，瓦希尔一家和他们的客人躲进马厩，希望多一层保护。现在是六月三日下午三点，瓦希尔透过马厩门缝往外窥探，不时发布实况报道。

贝洪也来窥探。穿着绿色制服的士兵覆盖着南方的原野：奔跑、伏下、起身、屈膝，不断挺进。但是他们没有冲进瓦希尔农场。部队抵达农场边缘后勐然左转，避开一条淹水的壕沟，继续朝北边的敦刻尔克前进。

汉森中将（Christian Hansen）的X军团由南边包抄，下午三点半，第六十一师经过瓦希尔农场，直接占领卡佩勒城。到了晚上，来自东南方的第十八师夺下港口以南一英里处的一座古老地标刘易斯堡（Fort Louis）。另外，斯图卡也帮忙削弱了东边两英里处的另一座小堡垒。

更东边的法军也逐渐瓦解。梅侬上校的第一三七步兵团终于在泰泰冈败下阵来。到了此时，第一营只剩下五十名弟兄了。一名机关枪手同时操作两把枪，甚至从地上捡起废弃的弹药充填。被阻拦了几乎整整两天之后，疲惫的胜利者如今加入其他德军部队，往港口汇聚。

法加尔德将军投入一切剩余力量：三十二师仅剩的弟兄、佛兰德斯强化部队的海岸防卫队、二十一师训练中心的留置人员，以及他自己的流动工作队。无论如何，他成功阻挡了德军，不过敌军的机关枪子弹如今已啪啪地打在罗桑达埃勒郊区的树上。

对皇家工兵团的奈特上士来说，命运似乎即将走到终点，不知怎么的，他错过了跟最后一批远征军一起撤离的机会。现在，他跟同队另外四名弟兄躲在罗桑达埃勒的一座地窖里。他们有卡车、武器和许多食物，但是德军炮火勐烈，奈特觉得就算撤退计划还没结束，他们也永远到不了港口。

正当这一小群人准备认命投降时，同样躲在地窖里的两个比利时平民开始讨论要偷偷越过防线，熘回他们在斯皮凯附近村庄的农场。奈特听着他们说话，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通往港口的道路也许被阻断了，但是何不换个方向走？何不熘出德国陆军的包围圈到索姆跟盟军会合呢？

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如果比利时人能带他们走羊肠小道顺利熘出敌军阵线而不被发现，奈特就载他们一程。奈特相信德军只会走大马路。一旦穿越封锁线，要到索姆就不会太难。

他们在六月三日黄昏出发，在往西南方向出城的小路上颠簸前行。他们连夜赶路，靠比利时人以及从路过的修车厂取得的地图指引方向。

四日黎明他们抵达斯皮凯附近。他们让两名比利时人在此下车，得到最后的指点后，继续往西南方向行驶。他们还是走乡间小路，而当小路似乎也危机四伏时，就暂且躲进田野里避避风头。接近傍晚，他们突然交上好运。路上出现一支德国车队，阵中车辆全是德军缴获的战利品。他们跟在后头，成了车队尾端的最后一辆。

他们就这样开了二十到二十五英里，途中只出现一次惊险状况。一名骑摩托车的德军负责护送车队，他一度逆行，确保没有丢失任何一辆卡车。奈特觉得多一辆车也同样令人起疑，于是减速慢行，远远落在后头，让自己看起来不属于车队。等到摩托车回到正常的领队位置，奈特再度跟上。

六月五日是周三，卡车终于抵达索姆省的阿伊（Ailly）。英国大兵又交上一次好运：一条小桥依旧完整无缺。尽管这不是公路桥梁，只是牲口的过道，但这就足够了。奈特用力踩下油门，高速冲进盟军阵地。

在敦刻尔克，没有其他人如此勇于冒险犯难。所有人都相信六月三日会是最后一夜，三十二号棱堡的气氛阴郁而沉重。已经没有饮用水，医疗队的绷带也用光了，而且通信时常出现故障。“敌军抵达市郊，”阿布里亚尔在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发出最后一段讯息，“除了M码之外，我预备烧掉所有密码本。”

下午四点，拉姆齐将军的救援船队再度出动。和往常一样，大型船舰——驱逐舰、海峡轮船、最大型的明轮蒸汽船——集中在东面防波堤。但是这一次将大幅强化海军岸勤小队。布坎南中校负责指挥，他的手下有四名军官、五十名水兵，以及好几位信号员，外加四名法军军官协助沟通。幸运的话，拉姆齐希望在晚上十点半到凌晨两点半之间，从防波堤撤走一万四千名部队。

扫雷舰、斯固特和小型明轮蒸汽船则集中在防波堤对面的西岸码头：大批法国士兵前一天晚上就是在这里空等了一夜。这支小型船队可以接走五千人。还有二十几艘工作艇、汽艇，以及其他各式小艇将再度深入港口，抵达大船到不了的地方，把找到的士兵接驳到停在港口外的“蝗虫号”（Locust）炮艇上。

阵容日益庞大的法国渔船船队将负责菲利福尔码头，以及一直到最西端的整段外海防波堤，并且最后巡视玛洛海滩。这些法国船只很晚才加入行动，但是现在似乎无所不在。

所有人都相信今晚必定是最后一夜。拉姆齐为了确保没有意外转折，向海军总部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电报：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海军作战任务中，历经两周的强大压力与九天的行动之后，全体指挥官、军官以及船东都在崩溃边缘……因此，假使任务必须延长到今夜以后，我在此郑重强调，行动必须由全新的人力执行，而因换手而导致的延误必须予以理解。

所言属实，但是很难从再度浩浩荡荡穿越海峡的船队看出端倪。“惠特榭号”驱逐舰出发了，船上的口琴乐队在前甲板上吹奏乐曲。“美人鱼号”舱式游艇的船组人员，包括一名中尉、一名司炉、一名休假中的空军炮手，以及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后者平常在朴次茅斯港帮忙照料纳尔逊将军（Horation Nelson）的总司令旗舰“胜利号”（Victory）。“马尔堡号”汽艇少了两名志愿工作者（他们只有周末有空）但是来了两位同样利落的替补人手：一名退役上校，以及一位据说开枪百发百中但目前负伤的陆军军官。

“麦尔坎号”驱逐舰看来尤其光鲜亮丽，为了那场从没开成的庆祝晚会，船上军官还穿着他们的紧身夹克。拖着十四艘小艇的“太阳四号”拖吊船，仍由拖船公司老板亚历山大负责指挥。再度载着韦克沃克将军的“MTB102号”鱼雷艇，则插上由红条纹桌巾做成的少将旗帜。

韦克沃克在晚上十点抵达东面防波堤，发现今晚有许多法军在那里等待，总算放下了心上的大石。不过，风向和海潮又来作对，他无法停靠防波堤边。十点二十分，“惠特榭号”载着布坎南中校的岸勤小队出现时，同样运气不佳。其他船只也无法靠岸，海上交通在港口入口处严重堵塞。

将近一小时过去后，韦克沃克成功在岸边绑上绳索，让岸勤小队开始行动。十一点半，登船作业终于顺利展开，不过已整整浪费一个小时。原本计划四小时内完成的工作，必须压缩到三个小时。

幸好德国空军已把注意力转向巴黎。今晚炮火微弱。许多火炮也已转移到南方，屈希勒尔的先遣部队太接近岸边，他的炮弹部队担心击中自家的步兵。防波堤上的英军岸勤小队可以听见城里的机关枪炮火声。“快点，快点，”当法国大兵笨手笨脚地登上“麦尔坎号”时，一名水兵吼叫着，“快点，该死的，动作快点！”

泰勒将军的小型船只舰队钻进港口深处，抵达菲利福尔码头。将军本人搭乘陆军总部的“马尔堡号”快艇率先到达，以便安排士兵的登船行动。他以为有好几千名法军在那里等待，但是到了之后却发现码头空无一人。最后出现三百到四百名法国水兵，他们表示码头一带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不过，由于泰勒率领的是小型船只，这些水兵就已足够。绝大多数小船只能容纳四十人以下。“美人鱼号”人满为患，舵手被挤得看不清东南西北，必须有人拉开嗓门，压过鼎沸的法语交谈声来为他指引方向。

泰勒指挥最后一批水兵登船时，不到半英里外开始传来德军机关枪的嗒嗒声。没时间耽搁了。他把最后一批人员塞进“马尔堡号”，在四日凌晨两点左右开船。为了闪躲在港口内疾驶的众多小船之一，“马尔堡号”擦过一块倒下的大石，两组推进器和船舵全都撞坏了，最后被一艘由多米尼加修道士驾驶的“古勒札尔号”大型游艇拖回英国。

意外事故层出不穷。没有人熟悉这座港口，而唯一的光源是此刻吞噬着滨海建筑的火焰。朴次茅斯海军司令的驳船撞上一堆碎石瓦砾，被船员弃置；“翠鸟号”拖网船遭到一艘法国渔船冲撞；“凯利特号”扫雷舰在西面防波堤搁浅，后来被拖吊船拖走，不过它受损严重，无法继续使用。韦克沃克决定让它空船回家——在这人仰马翻的夜晚，它是唯一没有派上用场的两条船之一。

将军本人搭乘“MTB102”在港口四处穿梭，忙着调度船队。菲利福尔码头清空了，东面防波堤也在掌控之下，但是防波堤以西的短码头出现状况：法军的三十二步兵师似乎全挤在这里。凌晨一点四十五分，韦克沃克指引一艘大型运输舰以及随后的“君主号”邮轮，过来帮忙接运人群。

在短码头上，特鲁普中校搭乘陆军总部的“燕子号”小艇上岸，看着眼前的混乱，立刻任命自己为码头指挥官。他最大的麻烦是个老问题：法军拒绝与自己的小队分开。在一名法军参谋官萨多米上尉的帮忙下，特鲁普强烈要求法国大兵暂时忘记自己的编队，两个小时后，所有人会在英国碰面，所以现在随便上哪艘船都好。他们似乎听懂了：大型的“汀瓦尔号”靠岸，半小时内接走四千名大兵。

六月四日凌晨两点，两艘小型的法国鱼雷艇“VTB21”及“VTB26”轰隆隆出港。阿布里亚尔上将及法加尔德将军正带着参谋人员离开。在他们身后，三十二号棱堡的巨大铁门敞开，无人看守。里头只剩下一堆被砸烂的密码机和烧光的蜡烛。

两点二十五分，停在港口外的“蝗虫号”炮艇从泰勒将军的小船接过最后一批部队。舰长考斯托巴迪少校已完成任务，想必很想立刻冲回多佛。但是船上还有空间，于是他转往东面防波堤，又接了另外一百名士兵。“蝗虫号”客满了，他终于满意地返回英国。

两点三十分，最后一批法国船只——由波堤少尉指挥的拖网船队——从港口最深处冒了出来，船队塞满刚从战场退下来的部队，朝多佛出发。

两点四十分，在风笛声的鼓舞下，“麦尔坎号”驱逐舰松开了系在东面防波堤的缆绳。二十分钟后，最后一艘驱逐舰“快递号”满载离开，乘客包括布坎南中校的岸勤人员。

三点，防波堤西侧的短码头仍然挤满了法国大兵，特鲁普中校忙了一整夜，但是码头上还是不断涌入新来的士兵。现在，最后一艘大型运输舰已经走了，特鲁普在等一艘事先安排好的汽艇。这艘汽艇预计三点来接他以及法军三十二师的卢卡斯将军（Lucas）和参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完全不见汽艇的踪迹——这并不让人意外，在这样一个夜里，有上千种事情可能出错。

三点零五分，特鲁普开始担心了，这时，陆军总部的工作艇“鸽子号”恰好路过。奇迹般地，这是一艘空船，正在港口进行最后巡视。特鲁普大声吆喝，船上的加贝特·穆哈伦中尉把船只靠过来。

当卢卡斯将军准备离开时，上千名法国士兵排成四列立正站好。他们显然会被抛下，再无逃脱的机会，但是没有一个人打乱队形。他们肃穆地站着，一动不动，钢盔上映照着闪烁的火光。

卢卡斯和他的参谋走到码头边向后转，喀的一声并拢双脚，向士兵们最后致敬。然后军官再度转身，顺着长长的绳梯往下爬，登上等候的船只。特鲁普随后上船，三点二十分，加贝特·穆哈伦中尉发动发动机，迅速驶离港口。

最后一批船只离开敦刻尔克时，一支奇怪的队伍正准备悄悄熘进港口。“猎人号”驱逐舰带头，后面是三艘古董货轮，而“MTB107”和“MA/SB10”快艇在两侧照应。丹杰·菲尔德上校再度试图在入口处凿沉船只，借此堵塞港口的出入口。这支小型船队朝指定地点前进时，最后一批救援船只疾驶而出，激起了强烈涡流，把它们颠得左摇右晃。“MTB107”的舰长喀麦隆上尉不禁思索命运的捉弄，让他——一名生活稳定的四十岁律师——在这场旷世大戏中插上一脚。

突然一声爆炸。敌机显然在海峡埋了水雷——这是德国空军的临别赠礼。第一枚没有造成任何损伤，但是第二枚在领头的“古尔科号”堵塞船的船底引爆，几乎立刻将它击沉。两艘快艇捞出落海的生还者，其余的堵塞船继续前进。不过现在只剩下两艘船了，任务势必更难完成。

堵塞船缓缓深入港口时，“猎人号”最后一次造访东面防波堤。“快递号”离开时，防波堤差不多被清空了，但是如今又开始出现人潮。四百多名法军跌跌撞撞上船，包括敦刻尔克驻防区司令巴泰勒米将军（Barthélémy）。三点二十分，“猎人号”终于起程，它是最后离开敦刻尔克的英国战舰。

但它不是最后离开的英国船只。当丹杰菲尔德上校的两艘堵塞船抵达指定地点，还有几艘汽艇钻出港口。堵塞船打满舵，企图与海峡呈直角排列，但是潮水和洋流同样太强烈了。和前一晚一样，这次行动大致上失败了。在附近逗留的“MA/SB10”接走了船组人员。

如今，天将破晓，喀麦隆上尉决定开着“MTB107”绕行港口，看看最后一眼。九天以来，港口遭到炸弹轰炸，枪炮声震耳欲聋，巨石崩裂，整个乱成一团，现在突然间成了鬼蜮：沉船的残骸、被丢弃的枪炮、空荡荡的废墟，以及在码头和东岸防波堤上无望地静静等待的大批法国士兵。没有什么是一艘形单影只的小汽艇可以帮忙的，喀麦隆哀伤地掉头回家。“整个场面，”他后来追忆，“弥漫着一股终结与死亡的气氛，一场大悲剧正在落幕。”

不过，还有一群英国人留在敦刻尔克，其中一些人还活得好好的。因伤员而被抛下的兰利中尉，现在躺在城郊的十二号伤员处理站。这座处理站（其实是个野战医院）设置在罗桑达埃勒郊区的一栋维多利亚式大宅院里。宅院最上方有一座长相奇怪的红色尖顶炮塔，所以这个地方又被昵称为“小红帽”（Chapeau Rouge）。

伤员早就占满屋里所有的房间，泛滥到了走廊，甚至雄伟的楼梯上，现在连花园也搭起了帐篷收容伤员。一间法国野战医院也设置在庭院里，挤进更多伤员。总人数每天都有变化，不过在六月三日当天，“小红帽”里总共有大约两百六十五名英国伤兵。

有几名医官和医务兵负责照顾他们。这群医护人员之所以留在这里，是一次古怪而决定性的抽签造成的结果。即便在上级做出留下伤员的决定之前，有些人显然就走不了了。他们伤得太重，无法移动。为了照顾他们，上级下令每一百名伤员，就得有一名医官和十名医务兵留下来。由于总共有两百到三百名伤员，这意味着要留下三位医官和三十名医务兵。

怎么选择？处理站指挥官潘克上校认为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抽签。六月一日下午两点，全体人员集合参加这场势必紧张万分的活动。分别举行两场抽签——一场给十七位医官，另一场给一百二十名医务兵。

所有名字放进一顶帽子里，凑巧的是，他们在地窖里找到一顶英国圆顶高帽，正好用来抽签。规则是“先抽到先走”，最后被抽出名字的人留下来。英国教会牧师替士兵抽签，天主教神父奥榭替军官抽签。

首席外科医官纽曼少校不发一语，痛苦地聆听名字一个个被叫出。十个、十二个、十三个，他的名字还在帽子里。事实证明他害怕得有理：他是十七人当中的第十七个。

当天下午稍晚，帐篷里举行了告别仪式。奥榭神父最后执起纽曼的手，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给他。“这会保佑你回家。”神父说。

有一个留守人员没参加抽签，二等兵盖兹纯粹是自愿留下来的。盖兹平时是一名拍卖员兼估价师，在大撤退之前，在一支汽车保养分队担任机关枪手。跟小队分散之后，他找到一辆被弃置的救护车，于是成了第十二伤员处理站的一分子。其他人或许更懂得行医用药，但在这样的时刻，他自有一套能派上用场的技能。他是个天生的十荒者，什么都会修，甚至在“小红帽”的水快用完时，在附近找到一口新的水井。纽曼少校把他视为单位的这个“荣誉队员”，而盖兹投桃报李——他当然不打算离开。

绝大多数人员在六月一日晚间撤出。二日整天则徒劳无益地在各个码头间东奔西跑，因为谣传有一艘医护船来了。那天晚上，一名摩托车通信员轰隆隆地捎来讯息：能走的伤员只要被带到东面防波堤，就可以被撤离。许多正常定义下的重伤员抓住这个最后逃命机会，从病榻起身，一瘸一拐地走着，甚至爬也要爬到等候的卡车上，还有人拿煤镐和耙子当拐杖。

六月三日是等待的一天。法军正逐步撤退，纽曼的主要责任是防止他们占据这间房子，他将之当成最后一搏的据点。草地上铺着用布条做成的大型红十字，德国空军截至目前表示尊重，纽曼希望继续保持下去。法军指挥官似乎理解。他没有占用房子，但持续在周围土地挖掘战壕。几颗零星的炮弹开始落进花园里。

入夜之后，法军开始拔营，继续往敦刻尔克撤退。在“小红帽”，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批访客将是德军。至于确切时间，每个人看法各异，但是德军的白色“胜利火箭”已经越来越近。

伤员静静躺在病榻和担架之际，工作人员聚在地下室准备最后一顿晚餐。他们想办法大饱口福，配上从“小红帽”酒窖找到的美酒。有人弹奏着手风琴，但是没人有心情唱歌。

纽曼少校上楼找一位名叫赫尔穆特的德国飞行员。他几天前被击落，因伤而被送到这里。两人都知道俘虏人与被俘虏人的角色即将对调，但彼此心照不宣。纽曼想要好好恶补一下德文，以便在敌军到达时使用。赫尔穆特耐着性子教他说“Rotes Kreuz”和“Nichts Schiessen”之类的词汇——意思是“红十字会”、“别开枪”。

到了六月三日至四日间的午夜，最后一批法国守军已经往码头撤退了。在“小红帽”，所有人除了继续等待之外无事可做。纽曼派两名医务兵到栅门门口站岗，权充接待。一名军官守在大门外的门廊上，他们奉命一看见德军就立刻通知纽曼。纽曼准备一套投降用的干净制服，然后窝在厨房的石头地板上睡几个小时。

兰利中尉躺在门前台阶的担架上。天气又热又闷，而且苍蝇闹得厉害——所以他请人把他抬到屋外。他也在等待，同时开始思索接下来的命运。他是冷溪卫队的军官，而在上一场战争中，冷溪卫队是出了名的不留敌人活口。这个名声是否流传了下来？若是如此，德军很可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以兹报复。他最后要求两名医务兵把他的担架抬到栅门附近。如果他难逃一死，倒不如早点了结来得痛快。

共创奇迹

“德国人来了！”一个声音嚷嚷着。不知哪个人在六月四日清晨六点摇醒了纽曼少校。纽曼累坏了，即便躺在“小红帽”厨房的石头地板上，也依然睡得非常深沉。他慢慢打起精神，开始穿上之前为了投降而准备的干净制服。

在栅门旁，兰利中尉躺在担架上凝望一小群德国步兵走进庭院。他们或许即将杀了他，不过他们看来就跟英军一样疲惫。当他们沿着车道朝他走过来，兰利觉得求生的最佳办法，就是把“受伤战俘”的角色演到淋漓尽致。他指着帐篷上的红十字旗帜，气喘吁吁地跟他们要水和香烟。带头的德军把两样东西都给他了。然后兰利略为迟疑地问道，他们对他有什么要求。

“果酱。”这是他们的答复。兰利第一次感觉到希望。马上要动手杀他的人，不会满脑子想着果酱。

部队开始拥入庭院了：有些人蓬头垢面，但绝大多数梳洗干净、面容清爽，就像超人该有的模样。他们在院子里散开，检查每一个帐篷和担架，确保没有武装的盟军士兵仍然蛰伏在某个地方。“你的战争结束了。”一名骑兵简短地对担架上的卫队队员诺尔斯说。

德军很高兴看到“小红帽”符合《日内瓦公约》，因此放松戒备，很快跟他们的俘虏打成一片，彼此分享口粮和家庭照片。纽曼少校站在门廊上望着这一幕，身上还穿着光彩夺目的干净制服，但是没有军官前来接受他的投降。

两小时后，这群德军继续前进，取而代之的是远不如他们友善的行政人员。存在于前线敌军之间的奇怪默契，很少发生在后勤人员身上。

“海在哪边？”一名即将出发的步兵询问仍然躺在担架上的兰利。兰利毫无头绪，但是自信地指着他认为的方向。这可不能算“助敌”吧——反正他们迟早会找到的。

法军的炮火此时已完全平息。德军进城的时候，大街小巷冒出了一根根白旗。第十八步兵师的赫罗巴克少校感觉城中没有任何抵抗，因此让所有士兵坐上卡车，摇摇晃晃地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直抵海岸。“我们的心飞了起来，”平日师部的《每日情报摘要》一板一眼，今天却雀跃地说，“海就在眼前——是大海！”

上午八点，一支德国陆战队占领了三十二号棱堡。当然，除了被将军抛下的几名总部人员之外，里头没有其他人了。

二十分钟后，一名德军上校走进城中心的市政厅红砖大楼，在这里与第六十八步兵师指挥官波佛利耶将军，以及留在城中的其他法军高阶将领会面。波佛利耶已脱掉钢盔，拿着一片预备在投降典礼上使用的金叶子。大约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他跟德军第十八师师长克兰兹中将（Friedrich-Carl Cranz）见面，正式递交这座城市。

九点半，德军部队抵达防波堤底部，在这里遇到了问题。防波堤上挤着密密麻麻的法军，根本不可能迅速完成集合。甚至到了十点，一名法国医官杜兹中尉从防波堤靠海的尾端跳上救生艇逃脱，船上还有另外三十个人。

很难指出敦刻尔克正式沦陷的确切时间。B集团军的战争日志写的是上午九点、X军团说九点四十、陆军第十八师则说十点十五分，最适切的答案（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也许是纳粹旗帜插上东面防波堤的那一刻——上午十点二十分。

现在是收十残局的时候了。正当波佛利耶跟克兰兹讨价还价之际，他的六十八师有一小群人试图逃往西边，但很快被擒。阿洛朗将军（Alaurent）带领三十二师的一群弟兄企图从格拉沃利讷突围，但是在敦刻尔克近郊的拉克里朋（Le Clipon）被捕。

十点半传出最后的枪响，城市终于归于平静。在“小红帽”，纽曼中校听见一只黄莺在别墅旁的橡树枝头高声欢唱。“今天是它的好日子。”

不知所措的平民百姓开始钻出地窖。一名披着一战彩带的警官凝望着焦黑的墙壁和断垣残瓦，孩子般地哭了起来。一只小型猎狐犬坐在克列孟梭路上，守护着一具法军遗体。瓦砾堆中有一台可携式收音机奇迹般地完好无缺，正在播放《风流寡妇圆舞曲》（The Merry Widow Waltz）。

圣马汀教区的副堂神父亨利·勒库安特小心翼翼地穿过瓦砾堆，走向他的教堂。门被打穿、窗户破了，但是教堂仍屹立不摇。走进之后，他很惊讶地听见管风琴正在弹奏巴赫的颂赞曲。两名德国大兵在试弹——一个人坐在琴座前，另一个人在阁楼上鼓动风箱。

总是亦步亦趋报道德国国防军胜利的外国通信记者在断垣残壁中四处打探，试着采访幸存者。警察局副局长安德烈·诺瓦表示他是来自梅斯（Metz）的阿尔萨斯人，一战期间在德国陆军服役。

“那你现在可以回到老部队去了。”站在旁边的一名中校冷言评论。

乔治·施密特是戈培尔 [1] 手下的一名文宣人员。正当他拍摄画面时，组长开车过来，提醒他戈培尔要的是英国战俘的照片——施密特拍到了吗？

施密特回说英军全走光了。

“嗳，”组长说，“你现在是官方摄影记者。要是没拿到英国战俘的照片，你就是前任官方摄影记者了！”

施密特二话不说，立刻赶往战俘营。他看到三万到四万名法军，却还是没见到英国人。他仔细搜寻，果然得到报偿。人群中有二三十名英国大兵夹杂其间。施密特把他们拉到前排，开始拍照。这天终究化险为夷。

确实，绝大多数英军都已撤离，但他们同时带走数量庞大的法军。超过两万六千人挤在最后一批离开敦刻尔克的船只甲板上。“梅德韦女王号”在清晨浓雾中摸索着前往多佛时，船尾甲板上有一名军官弹奏曼陀铃，想办法替已经开始思乡的法国大兵加油打气。在“军刀号”驱逐舰上，狄恩中校用法文对船上乘客发表演说，引来一片欢声。他拿拥挤的“军刀号”跟豪华的“诺曼底号”邮轮比较高下，把大伙儿逗得很乐。

回程通常平静顺利，但并非一概如此。比利时的“福熙号”拖网船接近英国海岸时，“莉达号”（Leda）驱逐舰赫然走出浓雾，撞上了它。“福熙号”立即沉没，把三百名士兵抛到海中。

阿布里亚尔上将和其他高阶军官搭乘的法国汽艇“VTB25号”听到呼救声，匆忙赶往现场。但是浓雾对所有船只一视同仁：“VTB25”撞上沉船残骸，推进器损毁，导致它无助地在海上漂漂荡荡。

最后，“麦尔坎号”驱逐舰出现了。海尔赛上校指挥若定，船组人员顺利救起一百五十名生还者，并且抛了一根绳索给“VTB25”。阿布里亚尔上将终于在上午六点左右，略为不光彩地被拖回了多佛。

大雾差不多在此时退去，但是并未对年轻的特里尔中尉有所帮助。这位法国中尉负责指挥“爱蜜莉德尚号”疏浚船，他彻底迷路了，而当他跟路过的船只询问方向，却听不懂对方的回复。他试着跟船，却在马加特外海撞上磁性水雷，轰然爆炸。船只在半分钟之内带着五百名士兵沉入海中。

克拉布兹上尉设法从沉船的残骸中脱困。上周他也跟着“美洲豹”驱逐舰落海，这种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他在水中载浮载沉，挣扎着浮出海面，听到同船的沃克斯上尉在喊他：“哈啰，哈啰！我们来唱歌吧！”

就这样，沃克斯突然拉开嗓子高唱《出征曲》——一首著名的法国进行曲 [2] 。克拉布兹没心情加入，于是渐漂渐远。等到两人都获救以后，沃克斯责怪他没在海上唱歌：“在那种情况下，每个有情有义的水手都该那么做。”

他或许是对的。撤退舰队上的操作人员需要用各种想象得到的方式来鼓舞士气。“爱蜜莉德尚号”是第二百四十三艘折损船只，绝大多数船员都已濒临崩溃边缘。四日早上，阿布里亚尔上将在多佛城堡会见拉姆齐，双方同意是结束“发电机计划”的时候了。阿布里亚尔表示德军正逐渐逼近，法军已弹尽援绝，而留下的三万到四万名人员并非作战部队。他只有最后一点说错了：悲凉地站在敦刻尔克码头上的部队当中，包括几名最杰出的法国战士。

巴黎在上午十一点给予官方许可，下午两点二十三分，英国海军总部正式宣布结束“发电机行动”。拉姆齐终于从疲惫与压力中解脱。他开车北上桑威赤（Sandwich），打了一场高尔夫以示庆祝。总杆数七十八——绝对是他一生中的最佳成绩。

过去几天如此劳神费心，他甚至没有时间写信给“亲爱的玛格”，但她仍然不断送芦笋和姜饼过来。现在六月五日，他再次提笔：“这次援救行动令人惊叹，成果远超乎想象。”他试着描述他们的成就，但是听起来很尴尬，而且充满自我吹嘘。他是个落实行动的人，不擅于写信。他匆匆写下结尾：“无尽的爱，亲爱的玛格，你带给我无比的慰藉。”

除了解脱之外，拉姆齐也得到深刻的自我证明。他从未走出那段黯然无光的岁月，他跟贝克豪斯上将的决裂把他伤得太深。如今，敦刻尔克弥补了一切，如雪片般飞来的感谢信让他倍感窝心。

他珍惜每一封来函，包括他的理发师写来的信。不过最感人的，莫过于一封署名“伍德考克太太”的来信。她是英国大兵的母亲，与拉姆齐素未谋面：

我是《每日快报》的读者。今天在报上读到有关敦刻尔克的伟大功绩后，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写信对您表达感谢之意。我的儿子是成功逃出来的幸运儿之一。我还没见着他，但他就在英国的某个地方，那样便已足够。我的小儿子约翰·伍德考克四月二十六日在挪威伤重不治，所以您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感激。

六月四日晚上，丘吉尔前往下议院进行撤退行动报告时，全国上下已洋溢着感恩与解脱的氛围。议院座无虚席：民众旁听席、同侪旁听席和杰出访客旁听席上全都人头攒动。群众以雷动的欢声迎接他，然后心醉神驰地坐下来聆听这场罕见的演说——一场主要用于传达坏消息的演说，却让人萌生莫大希望与勇气。

他激昂的结语震动了整个议会——“我们会在海滩奋战，我们会在登陆场奋战，我们会在田野和街头巷尾奋战。”——然而最让敏锐的观察家感动的，是他以坦然的态度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新闻纪事报》盛赞这篇演说具有“坚定不移的坦承”。爱德华·默罗 [3] 说它是“一篇诚实、鼓舞人心且庄严的杰出演说”。

这正是丘吉尔希望达成的效果。陆军的获救，绝不可让国家陷入欣慰的情绪，从此停滞不前。“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他提出警告，“不要为这次撤退蒙上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的。”

然而此刻，他的警告毫无效果。返乡士兵出乎他们自己意料，被视为凯旋的英雄，受到盛大欢迎。皇家野战炮兵团第五十八营的托德上尉，原本以为自己要面对阴沉而愠怒的脸色、可能充满敌意的群众，以及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相反地，迎接他的只有欢喜与感恩，仿佛英国远征军是胜利者，而不是败战之军。

当部队在拉姆斯盖特跌跌撞撞地上岸，城里的女人拿着热可可和三明治包围他们。戏院老板把他的香烟和巧克力全部发送出去。奥林匹亚舞厅的经理买下全城的袜子和内衣裤，发给有需要的士兵。布罗德斯泰斯（Broadstairs）的一家杂货店送出店里所有的茶、汤、饼干、牛油和乳玛琳。在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s），一位富有的苏格兰人买下城里的每一条毯子，全都运往拉姆斯盖特和马加特。

返乡士兵尽速搭上特别列车，前往英格兰及威尔斯各地的集结地点。各个部队将在这些集结地点休息、整编。当列车穿越乡间，民众聚集在沿线的车站站台上，拿更多香烟和巧克力送给士兵。伦敦郊区的窗户上悬挂床单做成的条幅，上头写着“孩子们，辛苦了”和“远征军，干得好”之类的话。儿童则站在十字路口挥舞着米字旗。

当一列“敦刻尔克专车”进站的时候，丘吉尔的军事顾问伊斯梅将军的夫人正在牛津车站转车。在此之前，站台上的群众百无聊赖，对周围漠不关心。当他们看见疲惫的脸庞、绷带以及残破的制服时，霎时明白这些新来者的身份。群众争先恐后冲向车站的小卖部，为筋疲力尽的大兵送来大量食物和饮料。那天晚上，伊斯梅将军跟她说起撤退行动的成果，她回答道：“是的，我已亲眼见证了奇迹。”

“奇迹”——就是这个词。除了“奇迹”二字，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形容如此出乎预料、难以解释的命运逆转。丘吉尔在国会演说中，把它称之为“解救的奇迹”。朴次茅斯海军上将威廉·詹姆斯爵士（William James）写信给海军同僚时，只能“感谢上帝赐予敦刻尔克的奇迹”。戈特将军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敦刻尔克撤退行动无疑是一场奇迹。”

事实上，这段时间出现许多奇迹。首先是天气。英吉利海峡通常十分险恶，很少长时间不作怪，而撤退有赖平静的海象，在敦刻尔克的九天里，海峡一片风平浪静。老一辈至今仍津津乐道地说，他们从没见过海峡如此平静。

暴风雨一度似乎朝海岸直扑而来，最后却急转北上爱尔兰海峡。北风会激起汹涌的波浪，但是海上一开始吹西南风，后来转为东风。只有一个早上（五月三十一日）出现向岸风，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六月五日（结束撤退的隔天）风向转为北风，激起狂暴的碎浪拍打空荡荡的海滩。

在天上，云层、雾气和雨水似乎总来得恰是时候。德国空军曾三次集结（五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六月一日），预备对敦刻尔克展开全面轰炸。然而每一回，隔天都出现低矮的云层，导致德军无法进行有效的后续行动。德军过了三天才发现东面防波堤扮演的角色，主要就是因为西南方吹来了烟雾，为防波堤提供空中掩护。

另一项奇迹是希特勒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的休止令，让坦克部队在即将一举歼灭盟军之际暂停行动。当天，古德里安的装甲师已经抵达布尔堡，就在敦刻尔克西南方十英里外，他们与港口之间毫无屏障，绝大多数英国远征军仍然滞留在南方四十三英里外的里尔。等到坦克部队在五月二十七日拂晓前再度出动，盟军已巩固了撤退走廊，远征军拥入敦刻尔克，而拉姆齐的救援船队已经开始热火朝天地行动。

希特勒的“休止令”似乎太过匪夷所思，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故意放英国远征军一马。这套理论是这么说的：只要军队依然完好，英国就会觉得自己可以更有尊严地坐上和平谈判桌。

当时置身敦刻尔克的人恐怕很难相信这套理论。如果希特勒私心打算放英国远征军回家，那么他做得太不留余地，计谋差一点失败，险些逮到全体远征军。而且，他没对德国空军、炮兵部队和S艇吐露秘密，他们全都使尽全力阻挠撤退行动，没有人被指示放水。再说，希特勒本人也提出许多战术，指导军队如何在海滩上肆虐。

证据明确显示，希特勒确实有心阻止撤退行动，却不愿意冒险折损他的装甲部队。反正英军似乎已插翅难飞：佛兰德斯地区不适合坦克作战、部队已经散得太开、盟军在阿拉斯发动的小型反攻让他心烦；据说坦克部队损失了五成战力，他需要把装甲师投入下一阶段的战役，也就是穿越索姆、刺进法国的心脏。

这项决定可以理解，尤其是经历过一战的德国人更能体会。法国举足轻重，而巴黎则是关键所在。德国上次没有攻克巴黎，这次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宁可冒险让敦刻尔克出现奇迹，也绝不能重新上演“马恩河奇迹”。

当赫尔曼·戈林宣称德国空军可以独力拿下敦刻尔克，决策变得简单多了。希勒特并没有被欺瞒太久——他在戈林显然无法兑现承诺的好几天前就撤除了“休止令”，但是空军元帅吹的牛皮确实影响了战局。

当坦克车在五月二十七日再度出动，德军的攻势已失去原有的节奏，而装甲师将领的念头全都转向南方。曾经慷慨激昂地请命要求让他的装甲部队进攻敦刻尔克的古德里安，现在眼睛里只有索姆。

还有另一项奇迹来自德国空军本身。戈林也许永远无法阻止撤退行动，但他大可以造成更多损害。德国军机鲜少扫射拥挤的海滩从未使用破裂弹，从不攻击多佛或拉姆斯盖特这类诱人的目标。但这并非因为他们不想做，而是因为缺乏训练。斯图卡轰炸机是训练来进行地面支持的，不是用来封锁，战斗机应该留在高空掩护轰炸机，而不是飞下来掺和。不论基于什么因素，这些疏忽让盟军多了好几千名士兵得以回家。

“假如远征军无法回到英国，”布鲁克将军后来写道，“很难想象陆军如何从重创中恢复。”这就是敦刻尔克的实际意义。英国可以更换两千四百七十二具折损的火炮，可以重新添购六万三千八百七十九台弃置的车辆，但是二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六名获救士兵是无可取代的。一九四〇年夏天，他们是英国仅剩的、受过训练的部队。后来，他们将成为盟军反攻欧陆的核心。几位将领——布鲁克、亚历山大和蒙哥马里——都从敦刻尔克学到了宝贵经验。

但是敦刻尔克的重要性远超过这些实际考虑。救援行动激励了英国民众，让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并且对这场战争萌生出前所未有的使命感。盟约的规定当然得遵守，但是盟约无法激起同仇敌忾的决心。而“家乡”可以——这就是英国人民此刻要奋战保护的目标。

孤立无援的感受可以振奋人心。曾有一名外国人问他的英国朋友，是否会因为波兰、丹麦、挪威、荷兰以及如今法国的相继失守而灰心丧气。“当然不会，”对方坚定地回答，“我们已进入决战阶段，而且是在家乡作战。”

有些人后来认为，这一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戏，用意在于把全国推上情绪的高峰。不过事情发生得太快、太不受控制，不可能出自幕后推手。这一次反倒是人民走在宣传人员前面。政府担心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害怕敦刻尔克可能让民众过于自负。丘吉尔本人就强调这场战役是一次“巨大的军事灾难”，并且警告“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

讽刺的是，对于丘吉尔亟欲消除的氛围，他本人就是始作俑者。他的辩才、他的挑衅和他的战斗姿态，似乎全都具有某种魔力。正如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亚伯拉罕·林肯，丘吉尔是这场战役的完美演员。

另一项要素是敦刻尔克激发的全国参与感。现代战争如此不带个人色彩，一般百姓很难有机会做出直接贡献。而在敦刻尔克，寻常百姓确实搭乘了小船，前往海峡对岸营救士兵。寻常家庭主妇确实帮助了筋疲力尽的撤退部队。在历史上，军队赶着营救受困民众的案例比比皆是，而这次的状况，却是民众赶着搭救受困的部队。

最重要的是，他们圆满完成任务。撤退行动刚开始时，丘吉尔认为可以拯救三万人，拉姆齐则估计救回四万五千人。到最后，超过三十三万八千名士兵回到英国，另有四千人退到仍在盟军手上的瑟堡及其他法国港口。“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的”，但是，至少破天荒头一遭，不是所有事情都得遵照希特勒的想法进行。这本身就值得庆贺。

有趣的是，德军也觉得值得庆祝。几年后，他们的想法将会彻底改观。许多人甚至认为敦刻尔克是整场战争的转折点：如果远征军被擒，英国恐怕会战败，德国就能集中力量对付俄罗斯，就不会有伏尔加格勒格勒之役……凡此等等。但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四日，上述种种假设状况都不明朗。或许除了少数几位怏怏不乐的坦克指挥官，对德军来说胜利似乎已落入口袋。正如《老鹰》（Der Adler）杂志说的：

对德国人而言，“敦刻尔克”将永远象征我们在史上最伟大的歼灭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但是对参与其中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它代表的是任何一支军队前所未有的严重挫败，让他们一辈子铭刻在心。

至于逃回英国的“少数士兵”，《老鹰》向读者保证没必要担心：“这些士兵全都灰头土脸，一蹶不振。”《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则记述妇孺看到受创部队蹒跚回家时失声痛哭的景象。

而且他们永远无法反攻。登陆艇、“桑葚临时港”（mulberries）、战斗轰炸机、精密雷达，以及一九四四年反击行动中的种种设备，当时都还没发明。从一九四〇年来看，歼灭英国远征军与否，其实无关紧要。他们被逼入海里，那样便已足够。

只有法国人心怀不平。不论是在巴黎冲着史毕耶兹将军打冷枪的魏刚，还是东面防波堤上心灰意冷的低阶大兵，法国人一面倒地觉得自己被英国人遗弃了。就算指出拉姆齐的舰队救出十二万三千零九十五名法军，其中十万零两千五百七十人是搭乘英国船舰的事实，也无济于事。

戈培尔使劲煽风点火，柏林发动了最粗鄙的宣传活动。在一本名为《地面攻击报道》（Blende auf-Tiefangriff）的小册子中，通信员汉斯·亨克尔描述在一艘划艇上，逃难的英军拿枪逼迫几名法国人跳入海中。生还者如今站在亨克尔面前，咒骂着“龌龊的英国人”。

于是我问：“但是，你们当初为什么要跟这些‘龌龊的英国人’结盟？”

“又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那个该死的政府干的，然后还发神经救他们！”

“你们不必守着那个政府！”

“我们能怎么办？根本没有人问我们的意见。”其中一人补充说道，“都是犹太人的错。”

“哎呀，老兄，我们一起打英国人吧，你看怎样？”

他们哈哈大笑，热切地回答：“好啊，我们马上加入。”

在伦敦，法国海军代表欧登达尔将军竭尽所能就事论事。他是个忠诚的法国人，但他必须让巴黎理解英国的角度。然而尽管费尽力气，达朗上将仍在回信中质问欧登达尔是否已经“投入英国阵营”。

“我绝对没有投入英国阵营，”欧登达尔回复，“如果你真心这么想，我会非常难过。”为了证明忠心，他一股脑地描述他跟英国人的几番口角，然后补充说道：

但是，我们是跟德国交战，不是英国。不论英国人犯了什么错，我们不该为了敦刻尔克事件而怀恨在心。

法国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

在六月初的这几天，两国政府间的事务对英国远征军的弟兄毫无意义。他们只知道自己难以置信地回到家了。当火车载着皇家炮兵团的托德上尉缓缓穿过肯特郡乡间，他凝望窗外的树林和果园，心里想着，“这是放置火炮的好地点，那是藏匿车辆的好地方，那座农场很适合扎营。”——然后瞬间明白自己不必再为那些事情担心了。

在卡塞勒受伤的信号兵查尔斯，搭乘医护列车前往诺斯菲尔德（Northfield）。车行一整夜后，隔天早晨七点，查尔斯被窗外流泻进来的明亮绿光唤醒。他看看四周，发现车厢内其他弟兄哭了起来。然后他望向窗外，看见“诗人传唱了几世纪”的景色——那是青翠的英国乡间。历经尘土、焦黑的断壁残垣，以及被夷为废墟的法国北部之后，眼前这片娇嫩的绿色简直让人无法招架，弟兄们瞬间崩溃。

布鲁克将军也感受到这份对比。在多佛上岸后，他先跟拉姆齐报到，然后开着一辆指挥车北上伦敦。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他想起自己刚刚脱离的险境：燃烧的城市、死掉的牛、断掉的树、枪炮和炸弹的勐烈攻击。“在极其痛苦的短短几小时内，直接从炼狱进入了这样的天堂，两者间的对比因而显得益发美妙。”

他在伦敦和迪尔将军短暂会晤，然后搭上火车回到位于哈特利温尼（Hartley Wintney）的家。他现在困得不得了，于是想尽办法勉强自己在车厢内走来走去，试图保持清醒，要是闭上眼睛，他担心自己恐怕会睡到坐过站了。

他的妻儿在站台等候，簇拥着他回家。他喝了一杯甜甜的奶茶，终于能够上床睡觉。他总共睡了三十六个小时。

他们全都疲惫不堪。第四师参谋李察森少校两周以来只睡了十六小时。在一波撤退行动中，他连续六十二个小时未曾合眼。终于抵达师部在奥尔德萧特（Aldershot）的集合地点后，他倒在床上睡了三十个钟头。比米什上尉隶属于在斯滕贝克反败为胜的皇家诺桑伯兰郡燧枪兵团第九营，他最厉害，一觉睡了三十九个钟头。

救援人员也同样疲倦。比尔上尉的扫雷舰连续不断出勤，两周以来他只有五个晚上睡在床上。在多佛负责管理部队上岸的沃辛顿上尉，一天早上摇摇晃晃走进食堂，当培根和鸡蛋送到他面前，他不小心睡着了，胡子都泡进盘子里了。“温莎号”驱逐舰舰长裴利中校发现，船只在多佛掉头时是他唯一的休息机会。但是即便那个时候，他也绝不打盹，害怕自己醒来后头脑不清。相反地，他只是坐在舰桥上，喝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这必定是一帖良方，因为他接连十天完全不必睡觉。

没有人比平民志愿者罗伯·希尔顿更累了。他跟他的伙伴、戏院经理泰德·萧，连续划船十七个钟头，把部队从防波堤附近海滩接驳到斯固特和其他小型轮船上。就连希尔顿体育老师的训练，也没让他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考验，但是他做到了。如今任务完成，他们双双返回拉姆斯盖特。

他们亟须休息，却接到指令，要他们帮忙把小船沿泰晤士河带回伦敦。更糟的是，他们分到“莱伊盖特二号”——他们当初开到敦刻尔克，最后却因螺旋桨故障而弃置的大型机动船。他们拖着满身疲倦出发，绕过北岬（North Foreland）进入泰晤士河入海口，沿着河道逆流而上。

真正的盛大欢迎，是过了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才开始的。港口和市中心忙得没时间观看这支沾满尘埃与油污的舰队通过。不过，当“莱伊盖特二号”越过停在岸边的“发现号”培训船时，培训船上的海童军高声欢呼。船只持续往上游航行，沿途的喝彩声越来越热烈。切尔西（Chelsea）、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每一座桥都挤满了欢呼的民众。

希尔顿和萧终于把“莱伊盖特二号”交回它的船坞，然后两人走到地铁站，就此分道扬镳。并肩划船十七个小时后，他们想必成了一辈子的朋友。然而事实是，他们从未再度聚首。

希尔顿搭了地铁回家。一上车，原先料想自己会被当成英雄对待的念头立刻烟消云散。他三天没刮胡子，衣服沾满了油污，全身臭气熏天，其他乘客迅速挪到车厢的另一端。

到了家门口，他发现没带钥匙。他按了电铃，门打开了，妻子帕梅拉站在门口。她看了一眼这个“流浪汉”，立刻扑上前拥抱他。终究，他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

[1] Joseph Goebbels，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译注

[2] 这首曲子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国歌，传唱一时。——译注

[3] Edward R.Murrow，美国广播新闻界的宗师，二战期间曾派驻伦敦。——译注

参考文献

“很抱歉，我无法提供最确切的细节与事件，就连刚离开敦刻尔克的那几天也做不到。”皇家野战工兵连二二三营的工兵柯尔斯在信中写道，“对此，我只能归咎于长期疲惫，以及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持续危机感。”

不只他有这样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参与其事的人，那些日子全搅和在一起，而超过四十年的岁月，并不能让记忆变得更加鲜明。若要捕捉战争的气氛、保留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个人的回忆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过于仰赖人类记忆也有可能非常危险。有鉴于此，我为敦刻尔克书面资料投入的心力，更胜过花在与当事人采访与联络的时间。

伦敦的国家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是个起点。关于这场撤退行动，最基本的海军总部档案是ADM 199/786-796。这些档案已被人翻透了，但是其中仍有迷人的金块留待勤奋的挖掘者。举例来说，ADM 199/792不仅有韦克沃克将军如今已为人熟知的十五页记述，还保存了更早期且更详尽的四十一页记录，这些年来几乎没有人碰过——显然是因为字迹模煳，难以阅读。一把高倍数放大镜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记载船只拒绝出航始末的ADM 199/788-B及ADM 199/796-B，至今仍“禁止查阅”。不过有心人可以想出权宜的办法，透过其他文件拼凑出事件原貌。

其他海军总部档案偶尔冒出额外的敦刻尔克数据。ADM 199/360包含了逐日的天气记录。ADM 199/2205-2206则涵盖了多佛与敦刻尔克，以及船只与岸上之间的无线电通信。ADM 116/4504记载了匪夷所思的“致命风筝防空幕”行动。

皇家空军在敦刻尔克扮演的角色，可以从国家档案局的行动记录簿（Operational Record Books）追溯，不过对福斯而言，其中的内容多半过于琐碎，只适合最讲求精准的学者使用。AIR 20/523倒是对战斗机指挥部的贡献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概观。陆军总部的记录往往让读者埋在有关整场战役的大量资料中，不过偶有几份文件是特别针对撤退行动的。WO 197/119详尽叙述克利夫顿准将在尼约波展开的随机防御行动，另外，区指挥官怀特菲尔德上校所写的一篇报告，则描述了敦刻尔克在坦纳特上校抵达之前的混乱状况。

就某方面而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发布的战争内阁历史系列记录CAB44/60-61及CAB44/67-69，是国家档案局里最珍贵的史料。在敦刻尔克行动的决策过程中，电话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些CAB档案包含了许多电话的详尽记录，以及相关信件与电报的内文。

国家档案局并非所有问题的解答。关于这场撤退行动，最有用的单一数据源或许是国防部海军历史局长达三册有关参与船舶的注释索引。这些名为“依字母顺序列表之参与船舶及其出勤记录”的卷宗，偶尔仍因陆续涌现的信息而进行更新，其中包含法国海军历史学家埃尔维·卡拉斯（Hervé Cras）贡献的、有关法国船舶的珍贵资料。

另一个极有帮助的数据源，是空军历史局的历史学家丹尼斯·李察斯（Denis Richards）撰写的皇家空军行动记录。这部标题为《皇家空军纪实：法国与低地国家战役，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的卷册，记录了撤退过程中的逐日行动。

然后还有英国各个著名兵团精心保存的记录，里头往往包含部队的战争日志及个人描述。最有收获的旅行，要属拜访冷溪卫队、掷弹兵卫队、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格洛斯特卫队以及达勒姆轻步兵团等各兵团的团本部。

戈特勋爵和拉姆齐将军的正式电文，总结了敦刻尔克事件的官方说辞。戈特的紧急文件出现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伦敦宪报》（London Gazette）的增刊；拉姆齐的文件则列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的《宪报》增刊。它们有助于修正日期与地点，但两者都算不上杰出的战争文献。

敦刻尔克的非官方资料则多到说不完。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是个丰富的宝库，藏有大量未出版的日记、流水记录、信件、回忆录和录音带。我觉得下列几项特别珍贵：雅克雷中士记录的、有关敦刻尔克岸边初期的混乱状况；二等兵盖兹关于十二号伤员处理站的回忆；科尔中校写给妻子的信，描述了玛洛和布赖迪讷的情形；摩根将军身为拉姆齐参谋长的经历；纽康姆以牧师身份参与大撤退的印象，信号兵莱特的手稿——《捍卫加来的个人经验》。

提供了船只的船运公司，没有几家还保留纪录（许多都在闪电战期间被摧毁了）。不过蒂尔伯利承包集团还保有三位舰长留下的文件。塔夫造船厂有一沓有用的文件与剪报，描述了该公司所做的贡献。

许多事件参与者及家属为我提供了无数未曾发表的描述，其中仅日记就不下十四本。当代书信是另一项重要来源，尤其是拉姆齐将军与其夫人从不间断的家书。

有关敦刻尔克的大量资料，甚至在撤退行动结束以前就开始出现了。《泰晤士报》及其他伦敦报纸的报道乏味得奇怪，不过南部及西南部沿海的地方报就不同了。即便到了今天，它们的描述仍显得生动而逼真，读来津津有味。最精彩的是：六月五日的Evening Argus（布莱顿）；六月十四日的Bournemouth Times and Directorys、六月五日的East Kent Times（拉姆斯盖特）、六月八日的Kentish Gazette and Canterbury Presss、六月八日的Folkestone, Hythe and District Heralds、六月七日的Isle of Thanet Gazettes（马加特）、六月七日的Sheerness Times and Guardians。当然，那段时期的Expresss绝对是“必读”刊物。

当年许多期刊也刊登了目击者描述，例如：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一月份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Journal的《我们去了敦刻尔克》（作者不详）；Blackwood's杂志一九四〇年八月由伊恩·史考特（Ian Scott）发表的《敦刻尔克序幕》，以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由亨尼克尔（M.C.A.Henniker）发表的《敦刻尔克的小改变》；Fortnightly Review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刊登的《敦刻尔克》，作者是菲利普斯（E.H.Phillips）；一九四〇年的King's Royal Rifle Corps Chronicle刊载了魏克中尉的一封重要信函，在六月二日到三日间的晚上，魏克中尉是东面防波堤的代理指挥官。

战争期间在伦敦印行的盟军文宣刊物Belgium杂志，偶尔会刊登参与敦刻尔克的比利时人撰写的文章。乔治·楚浮（Georges Truffant）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发表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

这么多年来，报纸经常以新鲜资料来庆祝敦刻尔克的周年纪念。举例来说，Scarborough Evening News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及五月一日发表一系列由“一名绿霍华军”撰写的精彩文章，借以纪念敦刻尔克十周年。全英国的报社几乎没有一家错过了四十周年。最引人注目的是Manchester Evening News在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及十四日发表的系列报道。

杂志及军事期刊是另一个源源不断的数据源。许多文章分析了希特勒在事件中的角色，例如哈特上尉（B.H.Liddell Hart）一九五五年一月在Army Quarterly发表的《敦刻尔克休止令——深入评析》，以及阿斯普雷上尉（Robert B.Asprey）一九五八年四月同样发表于Army Quarterly的《希特勒与敦刻尔克》。一九八〇年二月，马歇尔-康沃（James Marshall-Cornwall）在History Today杂志发表《利奥波德三世的悲剧》，分析比利时的投降。摩根将军撰写的《与亚历山大共赴敦刻尔克》，刊登于一九七二年四月的Army Quarterly，追述了亚历山大将军接任指挥官的最后那段时期。不过请注意，摩根将军指出阿布里亚尔上将直到五月三十一日都还不打算撤军，亚历山大本人后来发文驳斥这个论述。

多年来，许多船只在大量报道中获得应有的荣耀：“麦尔坎号”，在梅里斯上校（David B.N.Mellis）撰写的《舰桥评述》上，发表于一九七六年十月的Naval Review；“收割机号”，在休·霍金森（Hugh Hodgkinson）撰写的《驱逐舰的洗礼》上，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六月的《布莱克伍德》；“玛西萧号”，在Lloyd's Log一九八一年十月刊登的《挽救伦敦消防船的新尝试》上；斜杠帆驳船，在惠特摩尔（J.O.Whitmore）一九五〇年七月发表于《East Anglian Magazine》杂志的《伊普斯威奇的小船》上。至于长期处于恐惧与疲惫对生理的影响，詹姆斯·道伊（James Dow）在一九七八年春季号的Journal of the Royal Naval Medical Service中有精彩的论述。

说到期刊，绝对免不了提起Dunkirk Veterans Association Journal。这份小小的季刊不仅让协会成员得以保持联系，也是有关撤退行动各种问题与解答的集中点。好比说，百折不挠的山姆·洛夫（Sam Love）就是透过季刊中的专栏，追踪到“赫德号”没有停靠多佛让英军下船，就直接返回法国的故事。

有关敦刻尔克的书籍可以填满一整个仓库。至少有十五本著作专门探讨这场撤退行动，或者撤退之前的几起事件。从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Nine Days Wonder（一九四一年出版），到尼可拉斯·哈曼（Nicholas Harman）的Dunkirk:The Necessary Myth（一九八〇年出版），我全都受益匪浅。其中两本书特别突出：迪凡恩（A.D.Divine）的Dunkirk（一九四四年），以及格雷戈里·布莱克斯兰（Gregory Blaxland）的Destination Dunkirk（一九七三年）。迪凡恩先生亲身参与了小船行动，而布莱克斯兰先生则为战役历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清晰、生动而完整。

两部官方的历史记录并不局限于敦刻尔克，而是翔实记载了整场战役：罗斯基尔上校（S.W.Roskill）的《战争中的海军，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一九六〇年出版），以及埃里斯少校（L.F.Ellis）的《法国与佛兰德斯战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一九五三年出版）。埃里斯的地图会让每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感到羡慕。

已出版的回忆录和日记不胜枚举，有些作者赫赫有名，有些作者则名不见经传。其中翘楚包括：克莱门·阿克里（Clement R.Attlee）的As It Happened（一九五四年）、达夫·古柏（Duff Cooper）的Old Men Forget（一九五三年）、休·道尔顿（Hugh Dalton）的The Fateful Years （一九五七年）、安东尼·艾登的The Reckoning（一九六五年）、伊斯梅将军的Memoirs（一九六〇年）、麦克里欧（R.MacLeod）等人的The Ironside Diaries（一九六二年）、陆军元帅蒙哥马里子爵的Memoirs（一九五八年）、陆军中将波纳尔爵士的Diaries（一九七二年）、陆军少将史毕耶兹爵士的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一九五四年），以及阿瑟·布莱恩特爵士（Arthur Bryant）根据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勋爵的日记改写的The Turn of the Tide（一九五七年）。其中有一本独树一格：丘吉尔的Their Finest Hour（一九四九年）。

其他著作知名度较低，但有时更富启发性：巴特莱特爵士（Sir Basil Barlett）的My First War （一九四〇年）、艾瑞克·布什（Eric Bush）的Bless Our Ship（一九五八年）、富兰克林爵士的The Story of One Green Howard in the Dunkirk Campaign（一九六六年）、巴斯特（Gun Buster，笔名）的Return via Dunkirk（一九四〇年）、霍利斯爵士（Sir Leslie Hollis）的One Marine's Tale（一九五六年）、兰利的Fight Another Day（一九七四年）、罗兹（A.R.E.Rhodes）的Sword of Bone（一九四二年）、史密斯将军（General Sir John G.Smyth）的Before the Dawn（一九五七年）、卫斯托洛普上校（L.H.M.Westropp）的Memoirs（一九七〇年）。

某些有用的传记记载了几位将领的事迹。有关拉姆齐将军，请见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的Ramsay at War（一九五七年），以及查默斯（W.S.Chalmers）的Full Cycle （一九五八年）。考维尔爵士（Sir John Colville）的Man of Valour（一九七二年）约略提到了戈特勋爵。弗雷泽爵士（Sir David Fraser）的Alanbrooke（一九八二年）则对布鲁克勋爵做了一番检验。汉默顿（Nigel Hamilton）的Monty:The Making of a General（一九八一年）巨细靡遗地描述了蒙哥马里元帅的生平。布雷克（George Blake）的John Rutherford Crosby （一九四六年）则是一本私人印行的动人传记，悼念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中尉（后来阵亡）。不知为什么，这本书似乎比其他许多更具企图心的作品更能捕捉敦刻尔克的光辉。

然后还有小队与团部的历史纪录。我好好阅读了五十四大册，对这些史料的精心制作与保存满怀感恩。我特别倚重：丹尼尔（D.S.Daniell）的Cap of Honour（格洛斯特军团），一九五一年；富比斯（Patrick Forbes）和尼可森（Nigel Nicolson）的The Grenadier Guards in the War of 1939-1945，一九四九年；泰勒（Jeremy L.Taylor）的Record of a Reconnaissance Regiment，其中由史考特（Anothony Scott）所写、标题为The Fifth Glosters的一节，一九五〇年；奎尔特（David Quilter）的No Dishonourable Name（冷溪卫队第二营），一九四七年；罗西克（David Russik）的The DLI at War，一九五二年；怀特（W.Whyte）的Roll of the Drum（国王皇家步兵团），一九四一年，麦克尼希（Robin McNish）的Iron Division:The History of the 3rd Division，一九七八年。

其他书籍对故事特定层面提供了重要讯息。比如：有关加来的防御的尼夫（Airey Neave）的The Flames of Calais（一九七二年）；有关铁路的角色的克朗普（Norman Crump）的By Rail to Victory（一九四七年），以及达尔温（B.Darwin）的War on the Line（一九四六年）；关于东南沿海的反应的弗斯特（Reginald Foster）的Dover Front（一九四一年）；关于空中作战的贝德（Douglas Bader）的Fight for the Sky（一九七三年）、佛洛斯特（Larry Forrester）的Fly for Your Life（一九五六年）、艾伦（B.J.Ellan，笔名）的Spitfire!（一九四二年），以及李察斯的The Royal Air Force,1939-1945（一九五三年）。

以下书籍以救援船队为主题：有关小型船只的德鲁（Nicholas Drew，笔名）的The Amateur Sailor（一九四六年），以及霍灵（A.A.Hoehling）的Epics of the Sea（一九七七年）；有关皇家救生艇学会的凡斯（Charles Vince）的Storm on the Waters（一九四六年）；有关MTB和MA/SB的史考特（Peter Scott）的The Battle of the Narrow Seas（一九四五年）；有关“玛西萧号”的英格翰（H.S.Ingham）的Fire and Water（一九四二年）；有关“梅德韦女王号”的明轮蒸汽船保存学会的The Story of the Medway Queen（一九七五年）；有关“麦卡利斯特氏族号”：霍曼（G.Holman）的In Danger's Hour（一九四八年）。

关于敦刻尔克行动的法国面，我觉得官方的法国海军研究——埃尔维·卡拉斯博士所著的Les Forces Maritime du Nord特别有用。这套研究一般不开放给民众阅读，但我有幸获准借阅，也得以一睹法国海军驻伦敦使节团代表欧登达尔将军写给巴黎高层的几封重要书信。

法国领袖发表的回忆录不尽理想。雷诺总理的In the Thick of the Fight（一九五五年）既沉重又自以为是（他甚至称这本书是他的“证词”）。魏刚将军的Recalled to Service（一九五二年）显然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在吐苦水。默戴尔（Jacques Mordal）的Dunkerque（一九六八年）企图结合回忆录与真实的历史。“默戴尔”恰巧是历史学家埃尔维·卡拉斯的笔名。贝洪（Edmond Perron）的Journal d'un Dunkerquois（一九七七年）描述了敦刻尔克百姓饱受战争之苦的经历。

杰出的一般史料包括奥方少将（与默戴尔合着）的The French Navy in World War II（一九五七年）、薄富尔将军（André Beaufre）的1940:The Fall of France（一九六七年）、查普曼（Guy Chapman）的Why France Collapsed（一九六八年），以及夏勒（William L.Shirer）的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一九六九年）。

德国的档案数据完整得令人惊讶。很难想象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大厦将倾之际，那么多史料究竟是如何保存下来的。不过帝国的迅速崩解，让盟军得以缴获大量完整无缺的记录供人研究，并在日后交还原主。

如今，这些数据全都精心保存于弗莱堡（Freiburg）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库（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可以轻易从中找到有关敦刻尔克的材料。我觉得最有用的是各部队的战争日志和战情报告，包括：A与B集团军，第六与第十八军，第九、十、十四与十九军，第十八步兵师，第一、二与十装甲师；德国第二航空大队，第八航空队，第一海军作战指挥部，S30鱼雷艇，以及U62潜艇。

联邦档案馆还珍藏了有关敦刻尔克战役、未公开的第一手资料。档案Z A3/50包含了凯瑟林空军元帅，以及柴德曼（Hans Seidemann）与施密特（Josef Schmidt）等空军将领的回忆录。档案RH37/6335则包含第十四军一位不具名士兵的生动叙述，内容涵盖从五月二十日往海岸长驱直入到六月二日攻克贝尔格的整段过程。档案Z305则是汉斯·维兹柏（Hans Waitzbauer）的公开日记，他是一〇二炮兵团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年轻无线电操作员。

最重要的一部，则是时任德国陆军参谋长的哈尔德将军所写的日记。它不仅每小时逐条记录事件发展，更坦率地评论了陆军总司令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里的众多人物。我使用的是档案的英文翻译版，藏于斯图加特（Stuttgart）的当代史图书馆。

当代发行的史料沿用纳粹的说辞，但媒体却呈现出一九四〇年五月到六月间德国上下弥漫的欢欣气氛。以下是三个好例子：《老鹰》（Der Adler），六月十一日及二十五日；《国防军》（Die Wehrmacht），六月十九日，几乎任何一天的《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

这段时间的德文书籍也同样偏颇，不过偶尔会出现有用的数据。布许（Fritz Otto Busch）的Unsere Schnellboote im Kanal（无出版日期）详细说明了S艇的行动。博尔歇特（Herbert W.Borchert）的Panzerkampf im Westen（一九四〇年）提供了装甲部队挺进时的逸闻趣事。古德里安的Mit den Panzern in Ost und West（一九四二年）其实是以古德里安之名汇集的目击者故事，不过其中由费雪上校身历其境撰写的关于加来的内容，确实是一篇好文章。亨克尔的《地面攻击报道》（一九四一年）中，有关敦刻尔克的章节生动描绘出德军进城时的满目疮痍。

战后至今，德国涌出大量有关敦刻尔克的文章与著作。宣传性的部分消失了，继之而起的往往是妄想、揣测和推诿。某些资料已被翻译成英文：布鲁蒙特利（Guenther Blumentritt）的Von Runstedt:The Soldier and the Man（一九五二年）；嘉兰德（Adolf Galland）的The First and the Last（一九五四年）；古德里安的Panzer Leader（一九五二年）；杰考布森（Hans-Adolf Jacobsen）的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一九六五年）；凯瑟林的Memoirs（一九五三年）；卡尔波（Werner Kreipe）的The Fatal Decisions（一九五六年）；瓦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的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一九六四年）。相关访谈可以从哈特的The German Generals中找到。

希特勒的“休止令”受到权威人士在以下著作中的严厉批评：阿肯（Wolf von Aaken）的Inferno im Westen（一九六四年）、波尔（Peter Bor）的Gespräche mil Halder（一九五〇年）、布克海特（Gert Buchheit）的Hitler der Feldherr;die Zerstörung einst Légende（一九五八年）、英格尔（Gerhard Engel）的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1938-1943（一九七四年）、利斯（Ulrich Liss）的Westfront 1939-1940（一九五九年）。此外，还有其他批评出自较不知名的作者，尚未被翻译成英文。

至于一般性的背景材料，我往往倚重戴顿（Len Deighton）的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lt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一九八〇年）、夏勒的经典作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泰勒（Telford Taylor）的The March of Conquest（一九五八年）、托蓝（John Toland）极其畅销的Adolf Hitler（一九七八年）。这些书籍帮助我理解事件的脉络，其中，泰勒的附录更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鸣谢

“我个人觉得相当不齿，”皇家野战炮兵团第六十七营的一名成员写道，“我看见军官扔掉他们的左轮手枪，我看见士兵射杀争先恐后上船的懦夫。”

“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容易，”海军岸勤大队的一名信号兵追述同一片海滩上的同一群人，“能认识他们，并且和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与有荣焉。”

对第十一旅总部的文书员来说，这场撤退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第三军团的总部人员则觉得是一次“溃逃”是一项“耻辱”。但在第四师一名摩托车通信员眼中，这次行动证明了“英国人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

他们说的有可能是同一场战役吗？在我尝试拼凑事件始末的过程中，偶尔觉得敦刻尔克当事人之间，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非常热心帮忙。超过五千人响应了我的“战斗号令”，而他们愿意付出的时间与心力似乎没有极限。

兰利中校花了三天带我走访周边防线，并且特别介绍了冷溪卫队第二营负责据守的区段。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的罗宾森（Harold Robinson）荣誉会长安排我参加协会的一九七八年年度朝圣之旅。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得以亲身接触这些老兵，聆听他们的回忆、感受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我尤其感激艾特肯牧师（Leslie Aitken）、巴特森（Fred Batson）和埃尔金斯（Arthur Elkin）为我花的时间。

位于利兹（Leeds）的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总部，不厌其烦地为我接洽该组织广布全世界的分会，正因如此，我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宝贵协助，例如塞浦路斯、津巴布韦、马耳他、利比亚、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伦敦分会特别出力，为此，我必须额外感谢艾伦（Stan Allen）、拉比兹（Ted Rabbets）和史蒂芬斯（Bob Stephens）。我同时得感谢协会的杂志编辑克森上尉（L.A.Jackson，绰号“Jacko”）替我宣传我的初衷。

我受到所有人的帮助，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仰赖几位特定人士，渐渐把他们视为“我的”特定领域专家。其中包括英军总司令部的布里奇曼子爵、皇家海军的布什上校、皇家空军的林恩少将（Michael Lyne）、发电机室的罗斯基尔上校、掷弹兵卫队的布里吉斯（John Bridges）、赫德号的洛夫、小型船只局的贝瑞（W.Stanley Berry），以及船务部的贝勒米（Basil Bellamy）。杭特将军（Sir Peter Hunt）替我恶补英国军团的结构，我确实是个幸运的美国人，在这项错综复杂的事件上，有卸任的帝国总参谋长来当我的家教。

参与者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在行李箱和阁楼里翻箱倒柜，寻找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明那段经历的，被湮没已久的文件。鲍德温（A.Baldwin）、托德（J.S.Dodd）、法尔利（F.R.Farley）、贾贝兹-史密斯（A.R.Jabez-Smith）、奈特（W.P.Knight）、兰利、李（R.W.Lee）、拉姆齐和沃特金（N.Watkin）掸去了旧日记上的灰尘。其他人寄来他们趁着记忆犹新时写下的详尽记录——例如琼斯（G.W.Jones）、韦伯（W.C.Webb）和柴高维奇（R.M.Zakovitch）。关于加来，华特（Fred Walter）贡献了非凡的三十一页手稿，让我看清那段颇富争议的历史，得到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内幕。

某些已过世的当事人，家属慨然协助。巴尔克太太寄来父亲吉普森少校（J.W.Gibson）的日记，罗伊·弗莱彻则对他的父亲——一等水兵弗莱彻（C.L.Fletcher）做了一番精彩描述，佛沃德太太挑出哥哥麦特卡夫（Syd Metcalf）的一封有趣书信。贡献良多的遗孀包括了考顿太太和史迈利太太。

两个案例值得特别一提。首先，戴维·拉姆齐提供了他杰出的父亲——拉姆齐上将——的个人信件，包括一沓寄给拉姆齐夫人的家书，生动描绘了弥漫在发电机室的那股孤注一掷的决心。其次，通过我的朋友普特曼（Sharon Putman）的接洽，史提尔太太贡献了她勇敢的叔父——赖特勒中校（Charles Herbert Lightoller）——的一封书信。信中反映出小型船只人员的精神，并且显示赖特勒中校从未丧失他在“泰坦尼克号”担任二副时帮助他度过险境的热忱。

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各个分会替我收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此，我特别感谢格拉斯哥分会的韦伯（W.C.Webb），以及斯托克分会的霍德尔（A.Hordell）。我也要对我的朋友古鲁特（Edward de Groot）致谢，他让我注意到了凡汉默上尉（Lodo van Hamel），他是拉姆齐救援船队中唯一举着荷兰国旗的舰长。有关凡汉默的详细资料，则由荷兰皇家海军部海军历史局卸任局长范奥斯唐中校（F.C.van Oosten）慨然提供。

在法国，我很幸运得到海洋博物馆（Musée de la Marine）副馆长埃尔维·卡拉斯的全力协助。卡拉斯是“美洲豹号”驱逐舰和“爱蜜莉德尚号”扫雷舰的幸存者，这两艘船双双在敦刻尔克沉没。除了亲身帮忙，卡拉斯博士还借给我重要的法国档案，并且安排了两场关键访谈：一场跟奥方少将，他说明了达朗总部的想法；另一场则跟土鲁斯-罗特列克中将，他描述了“热风号”驱逐舰被击沉的过程。我真希望卡拉斯还在世，能读到我写给他的衷心谢词。

桑默斯（F.Summers，当时叫作费尔南·史奈德）让我得以一窥法国拖网扫雷舰上另一个层面的有趣生活。桑默斯先生是敦刻尔克本地人，格外与众不同。他一开始加入法国海军参战，最后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总而言之，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

在德国，我专注于访谈老飞行员，因为德国空军的成败攸关了敦刻尔克的命运。我觉得我的问题得到坦诚的答复，为此，我深深感谢法尔克（Wolfgang Falck）、嘉兰德和曼奈特（Hans Mahnert）。埃勒曼上校（Rudi Erlemann）在一九四〇年还是个小男孩，但是等到我逼着他帮忙时，他已经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空军随员。他对德国空军的表现充满了精辟见解。

至于德国的其他面向，我受惠于五十六步兵师的信号员费格纳（Willy Felgner）；卢格海军中将（Friedrich Ruge）一名睿智的老水手，对德国海军的表现有深刻评论；戈培尔宣传队的摄影师施密特（Georg Smidt），以及曾经跟希特勒亲口谈论敦刻尔克事件的斯皮尔（Albert Spper）。斯皮尔不经意地提起，任何人若是以为希特勒有意“放英国人一马”，那就太不了解元首了。

有关敦刻尔克的书面资料浩如烟海，幸运的是，有一大群工作认真的文件管理员和图书馆员随时准备好协助有心研究的学者。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福朗克兰博士（Noble Frankland）的热心员工让我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分子。特殊藏品管理员萝丝·库姆斯（Rose Coombs）是无数美国研究员的女英雄，我也不例外。

海军历史分会的主管戴维·布朗（David Brown）热忱欢迎我，他的助手瑟尔凯托小姐（M.Thirkettle）对于哪些船只参与或没参与敦刻尔克行动，具备了渊博的知识。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图书馆员安德鲁·奈勒（Andrew Naylor），以及皇家空军博物馆的理乍得·布莱奇（Richard Brech）都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建议。

全英国各地各个军团司令部的秘书都非常乐于帮忙。我尤其感谢冷溪卫队的贝茨中校（F.A.D.Betts）、掷弹兵卫队的林赛少校（Oliver Lindsay）、达勒姆轻步兵团的汉佛瑞中校（R.E.Humphreys）、格洛斯特军团的雷迪斯中校（H.L.T.Radice），以及皇家爱尔兰游骑兵团的查尔利中校（W.R.H.Charley）。维多利亚女王步兵团协会的金恩小姐（E.M.Keen）不仅提供数据，还帮忙安排一场会议，让我跟许多加来老兵见面会谈。

在航海方面，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协会一直积极帮助我辨认各种船只。这个组织必定是全世界最不寻常的游艇俱乐部：取得会员身份的是船，不是船主。通过协会的努力，一百二十六艘敦刻尔克小型船只受到精心保存。协会的文件管理员约翰·奈特（John Knight）对这些船只了如指掌，并且大方分享他的知识。在此特别向布雷马尔号（Braymar）的船主哈利·摩斯（Harry Moss）致意，他招待我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试航晚宴。

我从塔夫造船厂之行得到了丰硕成果，得知这些小船是如何集结和分派人手。这个家族企业目前的老板，罗伯特·塔夫（Robert O.Tough）百忙之中抽空翻出造船厂中有关撤退行动的档案。我无法前往蒂尔伯利，但那并不妨碍蒂尔伯利承包集团的秘书塞吉维克（C.E.Sedgwick）帮忙，该公司有三艘疏浚船前往敦刻尔克，他大方地为我影印三位船长当年递交的报告。

德国文件管理员跟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耐心且乐于助人。他们似乎怎样都不嫌麻烦，毫不厌倦地找书和记录供我阅读。衷心感谢弗莱堡的德国联邦军事档案库、斯图加特的当代史图书馆，以及慕尼黑的当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等地方的杰出馆员。科布伦兹（Koblenz）的联邦档案馆拥有丰富的照片馆藏，我也十分感激这里的馆员为我提供一切所需。

作家永远用得着有帮助的线索，幸运的是，大西洋两岸有许多知情人士愿意为我指点迷津。在英国，这支忠实的乐队包括库珀、科尔林（David Curling）、迪凡恩、霍夫（Dick Hough）、肯普（Peter Kemp）、勒温（Ronald Lewin）、梅契尔（Roger Machell）、米德布鲁克（Martin Middlebrook）、李察斯、罗斯基尔和索隆（Dan Solon）。在美国则有霍灵（Dolph Hoehling）、马洪尼（Tom Mahoney）、米克（Sam Meek）、米德尔顿（Drew Middleton）、皮诺（Roger Pineau）、谢弗（Ed Schaefer）、希布鲁克（Jack Seabrook）、斯坦普（Bill Stump）和托蓝。有些人（例如勒温和托蓝）中断自己的写作来帮助我——或许只有另一个写作之人才能真正体会这是多大的牺牲。

有一项极不寻常的馈礼，值得在此特别一提。一九七〇年，已故的罗伯特·卡尔斯（Robert Carse）写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许多第一手描述的有趣作品。让我又惊又喜的是，十年后，卡尔斯先生的女儿珍妮·米契尔（Jean Mitchell）及一位家族朋友——退役的美国海军中将高登·麦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尔斯先生的笔记以及他跟许多敦刻尔克参与者往来的书信转交给我。虽然这些数据最后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但却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事件背景，并有助于核实我自己的数据源。我深深感激米契尔小姐和麦克林托克将军的细心周到。

还剩下长期直接参与这项写作计划的人。玛莉耶尔·霍夫曼（Marielle Hoffman）担任我的法文翻译，完成了种种壮举。德文翻译卡劳拉·吉利许（Karola Gillich）也是一样。我还亏欠我的朋友罗兰·豪瑟（Roland Hauser）许多，他替我扫描德国媒体在一九四〇年的敦刻尔克报道，并且承担多项特别研究任务。

在英国，卡罗琳·拉肯（Caroline Larken）非常擅于安排访问，进行查核，并且帮助我筛选媒体。亚历山大·彼得斯（Alexander Peters）帮忙在国家档案局搜罗数据。苏珊·乍得维克（Susan Chadwick）有效率地处理涌进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的数据。我在那里的编辑——艾里欧·高登（Eleo Gordon）——则不断提供超出他责任范围的服务。

在纽约，史考特·萨普利（Scott Supplee）原本前来此处是打算写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后来却成了这座城市中、关于英国军团历史的最权威著作。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的父亲曾在一九六〇年替我进行研究工作，如今他克绍箕裘；他的流利法语偶尔也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派翠西亚·希斯坦（Patricia Heestand）不仅完成她负责的研究工作，还担起了汇编贡献者名单与索引的重责。科林·道金斯（Colin Dawkins）提供他的锐利眼光，帮忙遴选和安排插图。而我在维京出版社（Viking）的编辑艾伦·威廉斯（Alan Williams）则始终保持耐心，他的意见永远鞭辟入里。

最后，有一些人几乎成天与这本书为伍。桃乐丝·赫芙琳（Dorothy Hefferline）负责处理大量的书信往来，并且帮忙应付各式各样可怕的紧急状况。长期受苦受难的佛萝伦丝·加拉格尔（Florence Gallagher）负责破译我难辨的字迹，她已有三十四年的资历，有资格赢得一枚奖章。

尽管这些人贡献卓著，但若非后面这份名录中的参与者予以配合，这本书就不会存在。他们不需要为我的错误负责，然而对于敦刻尔克在那难忘的一九四〇年春天展开的事件，不论这本书提出了怎样的新观点，功劳全归于他们。

贡献者名单

《敦刻尔克》，大体上是由英国军人、水手、飞行员和平民百姓携手缔造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也仰赖同样的组合才得以完成。所有贡献者依字母顺序排列，不论军阶和头衔。如果我们曾收到数据，也会列出人物的退役军阶与头衔。

我们在每一个名字的后面列出参与者的小队或军种，以便理解人物的观点，适当时候也会列出船舶名称。少数几位参与者已不在人世，其叙述是由家属提供，我们在这些名字上打星号以兹辨别。

Lt.-Col.G.S.Abbott,TD,JP—BEF,Royal Artillery,57th Anti-Tank Regiment

Douglas Ackerley—BEF,The King's Own Scottish Borderers

E.Acklam—BEF,Royal Artillery,63rd Medium Regiment

L.J.Affleck—BEF,2nd Division,Signals

Lt.-Cdr.J.L.Aldridge,MBE—HMS Express

Andrew Alexander—BEF,GHQ Signals;HMS Calcutta

P.D.Allan—BEF,Royal Artillery;HMS Vimy

George Allen—BEF

Stanley V.Allen—RN,HMS Windsor

H.G.Amphlett—BEF,14th City of London Royal Fusiliers

Michael Anthony—RNVR,Aura,Yorkshire Lass

G.W.Arnold—BEF,Royal Engineers,573rd Field Squadron

E.W.Arthur—RN,HMS Calcutta

Jean Gardiner Ashenhurst—nurse,Royal Victoria Hospital,Folkestone

C.J.Atkinson—RN,HMS Basilisk

Thomas Atkinson—BEF, RASC, 159th Welsh Field Ambulance Mrs.M.Austin—Red Cross nurse,southern England

William H.Bacchus—BEF,RAMC,13th Field Ambulance

Lt.-Col.L.J.W.Bailey—BEF, Royal Artillery, 1st Heavy Anti-Aircraft Regiment

Alfred Baldwin—BEF,Royal Artillery;Maid of Orleans

Brigadier D.W.Bannister—BEF,Royal Artillery,56th Medium Regiment

R.H.Barlow—BEF,RAOC,11th Infantry Brigade;HMS Sandown

Oliver D.Barnard—BEF,131st Brigade,Signals;Dorrien Rose

A.F.Barnes,MSM—BEF

Douglas Barnes—BEF,Royal Artillery,1st Heavy Anti-Aircraft Regiment;HMS Javelin

S.Barnes—RN,HMS Widgeon

A.F.Barnett—BEF

R.Bartlett—personnel ships,detached duty from Royal Artillery,64th Regiment, Queen of the Channel

D.F.Batson—BEF,RASC

R.Batten—BEF,48th Division,Royal Engineers

F.A.Baxter—BEF,RAOC,No.2 Ordnance Field Park;Bullfinch

H.J.Baxter,BEM—RN,HMS Sandhurst

Ernest E.Bayley—BEF,3rd Division,Signals;HMS Mosquito

J.Bayliff—BEF,2nd Division,RASC;HMS Mosquito

C.E.Beard—BEF,RASC;Bullfinch

J.Beardsley—BEF,Royal Engineers

L.C.Beech—BEF,3rd Division,Signals

Basil E.Bellamy,CB—civilian,Ministry of Shipping

R.Bellamy—BEF,Middlesex Regiment

C.N.Bennett—BEF,5th Northamptonshire Regiment;HMS Ivanhoe

Lt.-Col.John S.W.Bennett—BEF,Royal Engineers,250th Field Company

Lt.-Cdr.the Rev.Peter H.E.Bennett—RN,New Prince of Wales,Triton,HMS Mosquito

Myrette Bennington—WRNS,Naval HQ,Dover

W.S.Berry—civilian,Admiralty,Small Vessels Pool

Herbert V.Betts—Constable,Police War Reserve,Ramsgate

Cdr.Robert Bill,DSO,FRICS,FRGS—RN,Naval HQ,Dover;HMS Fyldea

Tom Billson—BEF,RASC;Royal Daffodil

R.H.Blackburn—BEF,CMP;Hird

L.Blackman—BEF,Royal Artillery,1st Light Anti-Aircraft Battery

Robert Blamire—BEF,Infantry

R.J.Blencowe—BEF,Royal Artillery

G.Bollington—BEF,RASC,3rd Division

Capt.L.A.A.Border—BEF,RASC,44th Division;Prudential

George Boston—BEF,143rd Infantry Brigade

Frank H.Bound—BEF,2nd Cameronians

D.Bourne—BEF,RASC;HMS Beatrice

Eric Bowman—BEF,7th Green Howards

Cdr.V.A.L.Bradyll-Johnson—RN,Eastern Arm,Dover breakwater

E.P.Brett—BEF,Signals;HMS Calcutta

Maj.Anthony V.N.Bridge—BEF,2nd Dorset Regiment Viscount Robert Clive Bridgeman,KBE,CB,DSO,MD,JP—BEF,GHQ acting Operations Officer;HMS Keith,Vivian

John Bridges—BEF,1st Grenadier Guards;HMS Ivanhoe,HMS

Speedwell Maj.-Gen.P.H.W.Brind—BEF,2nd Dorset Regiment;HMS

Javelin W.Brown—RN, HMS Grenade, Fenella, HMS Crested Eagle D.A.Buckland—BEF,Royal Artillery,54th Light Anti-Aircraft

Regiment K.S.Burford—BEF,1/7th Middlesex Regiment

Frederick J.Burgin—BEF,Royal Engineers Lord Burnham,JP,DL—BEF,2nd Division,Royal Artillery;HMS Worcester

G.H.Burt—BEF,2nd Dorset Regiment

Capt.Eric Bush—RN,Adm.Ramsay's staff,Dunkirk beaches;HMS Hebe

Charles K.Bushe,SJAB—BEF,Royal Artillery,52nd Field Regiment

R.G.Butcher—BEF,1st Division

George H.Butler—BEF,Royal Artillery,2nd Field Regiment;HMS Worcester

Olive M.Butler—civilian,Basingstoke,return of troops

Charles V.Butt—BEF,RASC

Capt.J.S.S.Buxey—BEF,Royal Artillery,139th Field Regiment;Lady of Mann

Maj.Donald F.Callander,MC—BEF,1st Queen's Own Cameron Highlanders

Lord Cameron,Kt,DSC,LLD,FRSE,HRSA,FRSGS,DI—RNVR,MTB 107

Lt.-Col.T.S.A.Campbell—BEF,3rd Division,Signals

Moran Capiat—RNVR,Freshwater

David H.Caple—BEF,RASC,3rd Division,23rd Ammunition Company

Maj.B.G.Carew Hunt,MBE,TD—BEF,1/5th Queen's Royal Regiment

D.C.Carter—BEF,2nd Division,208th Field Company;Fisher Boy

Robert Carter—BEF,48th Division,Signals

P.Cavanagh—RN,HMS Grenade

P.C.Chambers—BEF,Royal Engineers

Mowbray Chandler—BEF,Royal Artillery,57th Field Regiment;Fenella,HMS Crested Eagle

R.Chapman—BEF

Percy H.Charles—BEF,44th Division,Signals;Canterbury

J.Cheek—BEF,RASC,44th Division;HMS Sabre

Lord Chelwood, MC, DL—BEF, 9th Royal Northumberland Fusiliers; HMS Malcolm

Col.J.M.T.F.Churchill, DSO, MC—BEF, 2nd Manchester Regiment; HMS Leda

J.B.Claridge—BEF,4th Division,12th Field Ambulance;HMS Ivanhoe

Charles Clark—BEF,4th Royal Sussex Regiment

E.Clements—RN,HMS Gossamer

D.J.Coles—BEF,Royal Engineers,223rd Field Park Company

Col.J.J.Collins,MC,TD—BEF,GHQ,Signals

Sir John Colville,CB,CVO—Assistant Private Secretary to Winston Churchill

A.Cordery—BEF,RASC;HMS Icarus

W.F.Cordrey—BEF,2nd Royal Warwick Regiment

Henry J.Cornwell—BEF,Royal Engineers,250th Field Company

Walter Eric Cotton—BEF,Signals

L.H.T.Court—BEF,2nd Coldstream Guards

David F.Cowie—BEF,1st Fife and Forfar Yeomanry

Lt.-Cdr.I.N.D.Cox,DSC—RN,HMS Malcolm

F.J.Crampton,RSM—BEF,II Corps,Signals,attached to 51st Heavy Regiment, RA

George Crane—BEF,12th Royal Lancers

Joyce Crawford-Stuart—VAD Guildford,Surrey

Maj.H.M.Croome—BEF,5th Division,Field Security

Thomas Henry Cullen—BEF,RAOC,19th HQ,Field Workshops,attached to 1st Division

Frank Curry—BEF,1st East Lancashire Regiment

R.G.Cutting—BEF,44th Division,Signals

Maj.F.H.Danielli—BEF,RASC,3rd GHQ,Company

George David Davies—RNR,Jacinta,Thetis

F.Davis—BEF,Royal Artillery,4th Heavy Anti-Aircraft

John Dawes—RN,Naval Shore Party;HMS Wolfhound

H.Delve—BEF,RASC,II Corps; Westwood

Raphael de Sola—civilian,ship's lifeboat

Charles James Dewey—BEF,4th Royal Sussex Regiment

C.C.H.Diaper—RN,HMS Sandown

Harold J.Dibbens—BEF,I Corps,102nd Provost Company;

HMS Windsor Robert Francis Dickman—BEF,4th Division,Signals; Ben-My-Chree

G.W.Dimond—BEF,Royal Artillery,Brigade Anti-Tank Company

A.D.Divine—civilian,Little Ann,White Wing

K.Dobson—Infantry,Suffolk coast defense

John S.Dodd,TD—BEF,Royal Artillery,58th Field Regiment;HMS Sabre

A.H.Dodge—BEF,Royal Artillery,13th Anti-Tank Regiment

Harry Donohoe—BEF,1st Division,Signals

Maj.-Gen.Arthur J.H.Dove—GHQ;HMS Wolfhound

James Dow—Royal Naval Medical Service;HMS Gossamer,HMS Mosquito

James F.Duffy—BEF,Royal Artillery,52nd Heavy Regiment

F.G.Dukes—BEF,Signals,Division HQ HMS Shikari

Reginald E.Dunstan—BEF,RAMC,186th Field Ambulance

Col.L.C.East,DSO,OBE—BEF,1/5th Queen's Royal Regiment

R.G.Eastwell—BEF,5th Northamptonshire Regiment;HMS Niger

G.Edkins—civilian,Surrey,return of troops

R.Edwards—BEF,RASC,ambulance driver

R.Eggerton—BEF;HMS Esk

A.L.Eldridge,RMPA,RMH—BEF,3rd Grenadier Guards

Arthur Elkin, MM—BEF, 3rd Division,Military Police, General Montgomery's bodyguard

A.W.Elliott—civilian,Warrior

C.W.Elmer—BEF,2nd Coldstream Guards

Charles J.Emblin—RN,HMS Basilisk

Lt.-Col.H.M.Ervine-Andrews,VC—BEF,1st East Lancashire Regiment

Alwyne Evans—BEF,5th Gloucestershire Regiment;hospital carrier Paris

Col.H.V.Ewbank—BEF,50th Division,Signals;HMS Sutton

Cdr.R.G.Eyre—RN MA/SB 10

Julian Fane—BEF,2nd Gloucestershire Regiment

F.R.Farley—BEF,RAOC,1/7thMiddlesex Regiment;HMS Halcyon

F.A.Faulkner—BEF,1st Division,Signals

H.W.Fawkes—BEF,RAOC,electrician

Rosemary Keyes Fellowes—WRNS,Naval HQ,Dover

F.Felstead—BEF,Signals;HMS Royal Eagle

John Fernald—civilian,ship's lifeboat

Col.John H.Fielden—BEF,5th Lancashire Fusiliers

Maj.Geoffrey H.Fisher—BEF,RASC

Rear-Adm.R.L.Fisher,CB,DSO,OBE,DSC—HMS Wakeful,Comfort,Hird

Carl Leonard Fletcher, DSM—RN, HMS Wolfhound, HMS Crested Eagle, Fenella,HMS Whitehall

B.G.W.Flight—BEF,RASC,No.1 Troop Carrying Company

E.H.Foard,MM—BEF,Royal Engineers,No.2 Bridge Company,RASC

Capt.R.D.Franks,CBE,DSO,DSC—RN,HMS Scimitar

K.G.Fraser—Merchant Navy,Northern Prince,London docks

Brig.A.F.Freeman,MC—BEF,Signals,HQ,II Corps

W.C.Frost—BEF,RAMC,11th Casualty Clearing Station

Mrs.D.M.Fugeman—civilian,Wales,return of troops

Ronald Wilfred Furneaux—BEF,1/5th Queen's Royal Regiment

H.E.Gentry—BEF,Royal Artillery,32nd Field Regiment;HMS Malcolm

Lottie Germain—refugee;Sutton

*Maj.J.W.Gibson,MBE—BEF,2nd East Yorkshire Regiment;HMS Lord Howe

Alfred P.Gill—BEF,RASC,44th Division,132nd Field Ambulance;Hird

Air Marshal Sir Victor Goddard,KCB,CBE,MA—RAF,Air Adviser to Lord Gort

Eric V.Goodbody—RN,Yeoman of Signals,GHO;HMS Westward Ho

Mark Goodfellow—BEF,RASC,55th West Lancashire Division

Thomas A.Gore Browne—BEF,1st Grenadier Guards

Bessie Gornall—civilian,London,return of troops

S.E.Gouge—BEF,RASC;HMS Intrepid

William Douglas Gough—BEF,Royal Artillery,1st Medium Regiment

Captain J.R.Gower,DSC—RN,HMS Albury

Air Vice-Marshal S.B.Grant,CB,DFC—RAF,65 Squadron,Hornchurch

Col.J.S.S.Gratton,OBE,DL—BEF,2nd Hampshire Regiment

D.K.G.Gray—BEF,RAMC,12th Casualty Clearing Station

A.H.Greenfield—BEF, Royal Artillery, Anti-Tank Regiment G.A.Griffin—BEF,RASC,driver

E.N.Grimmer—BEF,Royal Engineers,216th Field Company;HMS Malcolm

Bob Hadnett,MM—BEF,48th Division,Signals,Dispatch Rider

E.A.Haines—BEF,1st Grenadier Guards;HMS Speedwell

David Halton—BEF,1st Division,Signals

V.Hambly—civilian,Ashford,Kent,return of troops

M.M.Hammond—BEF,RAMC,1st Field Ambulance

Lt.-Col.C.L.Hanbury, MBE, TD, DL—BEF, Royal Artillery, 99th Field Regiment

E.S.Hannant—BEF,Infantry,Machine-Gunner

W.Harbord—BEF,RASC

George Hare—BEF,I Corps,102nd Provost Company;HMS Windsor

S.Harland—BEF,2nd Welsh Guards

R.A.Harper—BEF, RAF, Lysander spotter plane, attached to 56th Highland Medium Artillery;HMS Grafton

K.E.C.Harrington—BEF,48th Division,RAMC,143rd Field Ambulance

E.Harris—BEF,Royal Engineers,135th Excavator Company;HMS Calcutta

F.H.Harris—BEF,4/7th Royal Dragoons

Leslie F.Harris—BEF,RAMC,7th Field Ambulance

Tom Harris—BEF, Royal Engineers, I Corps, 13th Field Survey Company;hospital carrier Paris

Thomas Collingwood Harris—BEF,RAOC,No.1 Recovery Section

Ted Harvey—civilian,Moss Rose,Cockle Boats,Letitia

Jeffrey Haward,MM—BEF,3rd Division,Machine Gun Battalion

Maj.S.S.Hawes—BEF,RASC,1st Division;HMS Grafton,HMS Wakeful

E.A.Hearl—BEF,RAMC,132nd Field Ambulance

Ernest A.Heming—BEF,RAOC,Field Rank Unit

Oliver Henry—BEF,Infantry,Machine Gun Battalion

Col.J.Henton Wright, OBE, TD, DL—BEF, Royal Artillery, 60th Field Regiment;Royal Sovereign

Sam H.Henwood—BEF,3rd Division,Signals;HMS Sandown

Maj.John Heron,MC,TD—BEF,2nd Dorset Regiment

Thomas Hewson—BEF,RAOC,attached to Field Artillery Unit

Col.Peter R.Hill,OBE,TD—BEF,RAOC,II Corps,2nd Ordnance Field Park

C.F.R.Hilton,DSC—civilian,Ryegate II

Michael Joseph Hodgkinson—BEF,RAOC,14th Army Field Workshop

William Holden—BEF,3rd Division,Signals;HMS Sandown

Robert Walker Holding—BEF,Royal Sussex Regiment;HMS Codrington

F.Hollis—BEF,7th Green Howards

Brig.A.Eric Holt—BEF,2nd Manchester Regiment

C.G.Hook—BEF,RASC;Tynwald

Alan Hope—BEF,Royal Artillery,58th Field Regiment

R.Hope—BEF,2nd Manchester Regiment

Ronald Jeffrey Hopper—BEF,RASC,50th Division

Richard Hoskins—BEF,RASC,driver

Brig.D.J.B.Houchin,DSO,MC—BEF,5th Division

H.Howard—BEF,RASC,4th Division

Jeffrey Howard,MM—BEF,1/7th Middlesex Regiment

Dennis S.Hudson—RN,signalman,HMS Scimitar

Mrs.Pat Hunt—civilian,Portland and Weymouth,return of troops

Gen.Sir Peter Hunt,GCB,DSO,OBE—BEF,1st Cameron Highlanders

Major Frank V.Hurrell—BEF,RASC

Freddie Hutch—RAF,4th Army Cooperation Squadron;Maid of Orleans

L.S.Hutchinson—BEF,Royal Artillery,Medium Regiment

W.J.Ingham—BEF,Field Security Police;HMS Sabre

A.R.Isitt—BEF,2nd Coldstream Guards;HMS Vimy

Byron E.J.Iveson-Watt—BEF, Royal Artillery, 1st Anti-Aircraft Regiment;HMS Worcester

A.R.Jabez-Smith—BEF,1st Queen Victoria's Rifles

Albert John Jackson—Army sergeant attached to HMS Golden Eagle

Evelyn Jakes—civilian,return of troops

Maj.H.N.Jarvis,TD—BEF,Royal Artillery,53rd Medium Regiment

Alec Jay—BEF,1st Queen Victoria's Rifles

E.Johnson—BEF,Royal Artillery

Walton Ronald William Johnson—RN,HMS Scimitar

Gen.Sir Charles Jones,GCB,CBE,MC—BEF,42nd Division,127th Brigade

George W.Jones—BEF,1st Grenadier Guards

Dr.Adrian Kanaar—BEF,RAMC,Field Ambulance;HMS Calcutta

R.Kay—BEF,GHQ,Signals

Maj.E.E.Kennington—BEF, Royal Engineers, 203rd Field Park Company;HMS Wolsey

Professor W.E.Kershaw,CMG,VRD,MD,DSC-RNVR,HMS Harvester

A.P.Kerstin—BEF,RASC,1st Division

A.King—BEF,III Corps HQ;HMS Impulsive

Major H.P.King-Frettš—BEF,2nd Dorsetshire Regiment

John F.Kingshott—BEF,RAOC,First A.A.Brigade Workshop

F.W.Kitchener—BEF,Royal Artillery

Jack Kitchener—BEF,RASC;Isle of Gurnsey

William P.Knight—BEF,Royal Engineers,No.1 General Base Depot

Arthur Knowles—BEF,2nd Grenadier Guards,12th Casualty Clearing Station

George A.Kyle—BEF,1st Fife and Forfar Yeomanry;Killarney

A.E.Lambert—BEF,Royal Artillery,5th Heavy Regiment

Col.C.R.Lane—BEF,3rd Division,Signals

Lt.-Col.J.M.Langley—BEF,2nd Coldstream Guards, 12th Casualty Clearing Station

A.Lavis—BEF,Royal Artillery,Anti-Tank Regiment

George Lawrence—BEF,Middlesex Regiment

John Lawrence—BEF,42nd Division,126th Brigade

W.G.Lawrence—BEF,Royal Artillery;HMS Vivacious

W.Lawson—RNVR,HMS Codrington,LDG Signalman

A.E.Lear—BEF,2nd North Staffordshire Regiment;HMS Codrington

David Learmouth—BEF,RASC,Ammunition Company

Robert Lee—BEF,Royal Artillery,57th Field Regiment;HMS Worcester

Robert W.Lee—BEF,RASC,44th Division;Mersey Queen

T.J.Lee—BEF,3rd Division,Royal Artillery,7th Field Regiment;Isle of Thanet

Ron Lenthal—civilian,Tough's Boatyard,Teddington

A.E.Lewin—BEF,2nd Middlesex Regiment

W.C.Lewington—BEF,RASC,2nd Corps

Cyril Lewis—BEF, Royal Artillery, 139th Anti-Tank Brigade, attached to Northamptonshire Regiment

G.E.Lille—RAF,264th Fighter Squadron

Thomas H.Lilley—BEF,Royal Engineers,242nd Field Company

Lt.-Col.S.J.Linden-Kelly,DSO—BEF,2nd Lancashire Fusiliers;HMS Shikari

Maj.A.E.Lindley,RCT—BEF,11th Infantry Brigade;Pangbourne

Margaret Loat—civilian,Warrington,Lancashire,return of troops

Reginald Lockerby, TD, Dip.MA, Inst.M—BEF, RAOC, 2nd Ordnance Field Park;HMS Venomous

Frederick Louch—BEF,RAMC,13th Ambulance Train

S.V.Love—BEF,RAMC,12th Field Ambulance;Hird

R.J.Lovejoy—BEF,RASC,2nd Buffs

G.E.Lucas—BEF,Royal Artillery,2nd Anti-Aircraft Battery

D.L.Lumley—BEF,2nd Northamptonshire Regiment;Motor Torpedo Boat

Air Vice-Marshal Michael D.Lyne,CB, AFC, MBIM, DL—RAF,19th Fighter Squadron

George M.McClorry,MM—RNR,Whale Island

Ivan McGowan—BEF,57th Medium Regiment,Royal Artillery;HMS Express

Capt.B.D.O.Maclntyre,DSC—RN,HMS Excellent

Capt.A.M.McKillop,DSC—RN,Block Ships,Westcove

W.McLean—BEF,1st Queen's Own Cameron Highlanders;St.Andrew

A.A.McNair—BEF,Royal Artillery,5th Division

H.P.Mack—RN,HMS Gossamer,Comfort

Brig.P.E.S.Mansergh,OBE—BEF,3rd Division,Signais

A.N.T.Marjoram—RAF,220th Bomber Squadron

Frederick William Marlow—BEF,44th Division,Signals;Royal Daffodil

Douglas J.W.Marr—BEF;HMS Venomous

R.W.Marsh—BEF,Royal Engineers,698th General Construction Company

Arthur Marshall—BEF,2nd Corps,Internal Security Unit

J.W.Martin—RN,HMS Saladin

A.J.Maskell—BEF,The Buffs

R.T.Mason—BEF,Signals,attached to 2nd Medium Regiment,Royal Artillery

Lt.-Cdr.W.J.Matthews—RN,Secretary to Commander of Minesweepers,Dover

Arthur May—BEF,Royal Artillery,3rd Medium Regiment

H.T.May—BEF,1st Oxfordshire and Buckinghamshire Light Infantry

Pip Megrath—civilian,village near Guildford,return of troops

Kenneth W.Meiklejohn—BEF,Royal Artillery,58th Field Regiment,and 65th Field Regiment,Chaplain;Isle of Man

Capt.D.B.N.Mellis,DSC—RN,HMS Malcolm

Harold Meredith—BEF,RASC,with Royal Engineers at Maginot Line

*Syd Metcalfe—BEF,Signals

N.F.Minter—BEF,RAMC,4th Division,12th Field Ambulance

Wilfrid L.Miron—BEF,9th Sherwood Foresters

E.Montague—civilian,return of troops

Philip Moore—BEF,RASC,50th Division,11th Troop Carrying Company

Maj.S.T.Moore, TD—BEF, RASC, attached to 32nd Field Regiment; HMS Oriole,HMS Lord Collingwood

R.W.Morford—Merchant Navy,captain of Hythe

T.J.Morgan—civilian,Gallions Reach

Maj.-Gen.James L.Moulton, CB, DSO, OBE—Royal Marines, Staff officer, GHQ

W.Murphy—civilian,Dover,return of troops

R.A.Murray Scott,MD—BEF,RAMC,1st Field Ambulance,1st Guards Brigade Arthur Myers—BEF,RASC,Mobile Workshop

F.Myers—BEF,Royal Artillery,attached to 2nd Grenadier Guards

Lt.-Col.E.R.Nanney Wynn—BEF,3rd Division,Signals;HMS Sandown

John W.Neeves—RN,HMS Calcutta

Eddie Newbould—BEF,1st King's Own Scottish Borderers

Philip Newman,MD—BEF,RAMC,12th Casualty Clearing Station

R.Nicholson—BEF,GDSM Company Runner

G.F.Nixon—RN,naval shore party;Lord Southborough

F.Noon—BEF, Royal Artillery, 53rd Field Regiment, 126th Brigade; HMS Whitshed W.C.P.Nye—BEF,4th Royal Sussex Regiment

W.Oakes—BEF,7th Cheshire Regiment

W.H.Osborne, C.Eng.,FRI, NA—civilian, William Osborne Ltd.,boatyard, Littlehampton

George Paddon—BEF,2nd Dorset Regiment;HMS Anthony

Leslie R.Page—BEF,RAOC,44th Division

T.Page—BEF,RASC,II Corps

Mary Palmer—civilian,Ramsgate,return of troops

James V.Parker—RN,2nd Chatham Naval Barracks,beaches;HMS Grenade

Maj.C.G.Payne—BEF,Royal Artillery,69th Medium Regiment;Tynwald

Thomas F.Payne—BEF,4th Royal Sussex Regiment;HMS Medway Queen

Grace Pearson—civilian,GPO,Bournemouth,return of troops

L.A.Pell—BEF,Royal Engineers

Rear-Adm.Pelly,CB,DSO—RN,HMS Windsor

N.J.Pemberton—BEF,2nd Middlesex Regiment

Brig.G.W.H.Peters—BEF,2nd Bedfordshire and Hertfordshire Regiment

Pamela Phillimore—WRNS,naval headquarters,Dover

Lt.-Col.John W.Place—BEF,2nd North Staffordshire Regiment

H.Playford—civilian,Naval Store House of H.M.Dockyard,Sheerness

T.J.Port—RN,HMS Anthony

F.J.Potticary—BEF,1st/5th Queen's Royal Regiment;Royal Daffodil

J.W.Poulton—BEF,Royal Artillery,65th Heavy And-Aircraft Regiment

Lt.-Cdr.H.B.Poustie,DSC—RN,HMS Keith,St.Abbs

Stan Priest—BEF,RAMC,III Corps;Mona's Isle

Kathleen M.Prince—civilian,Bournemouth,return of troops

David W.Pugh,DSO,MD,FRCP—RNVR,HMS Whitshed,HMS Hebe

M.F.Purdy—civilian,London,return of troops

Edgar G.A.Rabbets—BEF,5th Northamptonshire Regiment

Mrs.R.L.Raft—civilian,Ramsgate,return of troops

Maj.I.F.R.Ramsay—BEF,2nd Dorset Regiment

R.R.C.Rankin—BEF,GHQ,Signals

Maj.-Gen.R.St.G.T.Ransome,CB,CBE,MC—BEF,I Corps HQ.

Col.M.A.Rea,OBE,MB—BEF,RAMC,Embarkation Medical Officer

Eric Reader—BEF, Royal Engineers, 293rd Field Park Company, III Corps;HMS Brighton Belle,HMS Gracie Fields

Edith A.Reed—ATS,BEF,GHQ,2nd Echelon,Margate

James Reeves—BEF,2nd Essex Regiment

A.G.Rennie—BEF,Royal Artillery,140th Army Field Regiment;Côte d'Argent

Walter G.Richards—BEF, RASC, No.2 L of C Railhead Company, based at Albert(Somme)

Gen.Sir Charles Richardson, GCB, CBE, DSO—BEF, 4th Division, Deputy Assistant Quartermaster General

D.G.Riddall—BEF,Royal Artillery,Heavy Anti-Aircraft Regiment

C.A.Riley—BEF,Royal Engineers;HMS Codrington

H.J.Risbridger—BEF,RASC;HMS Icarus

George A.Robb—RN,Isle of Thanet

Kenneth Roberts—BEF,RAMC,141st Field Ambulance;HMS Worcester

W.Roberts,MM—BEF,1st East Lancashire Regiment

Maj.R.C.Robinson—BEF,Royal Artillery,85th Heavy Anti-Aircraft Regiment

H.Rogers—BEF,Royal Artillery,Signals

Alfred Rose—BEF,Royal Artillery,63rd Medium Regiment

Capt.Stephen Roskill—RN,Dynamo Room,Dover

Tom Roslyn—BEF

P.H.Rowley—BEF,4th Division,Signals

R.L.Rylands—BEF,HQ,12th Infantry Brigade

F.C.Sage—BEF,RASC,I Corps,Petrol Company

E.A.Salisbury—BEF,4th Division,Signals

Dr.Ian Samuel,OBE—BEF,RAMC,6th Field Ambulance

A.D.Saunders,BEM—RN,HMS Jaguar

Frank Saville—BEF,2nd Cameronians

Maj.Ronald G.H.Savory—RASC,Ramsgate,Dunkirk beaches;Foremost 101

W.J.U.Sayers—BEF,Royal Sussex Regiment;HMS Wolsey

E.A.G.Scott—BEF,Royal Engineers

Guy Scoular, OBE, MBChB, DPH—BEF, RAMC, 2nd North Staffordshire Regiment;HMS Codrington

Maj.M.C.P.Scratchley—BEF,RAOC,3rd Army Field Workshop

Lt.-Col.W.H.Scriven—BEF,RAMC;HMS Shikari

Robert Seviour—BEF,2nd Dorset Regiment

Herbert G.Sexon—BEF,RAOC,1st East Surrey Regiment

R.Shattock—BEF,Royal Artillery,32nd Field

Regiment Reginald B.Short—BEF,Royal Artillery,57th Field Regiment

Leslie R.Sidwell—civilian,Cotswolds,return of troops

A.E.Sleight—BEF, Royal Artillery, 60th Army Field Regiment; HMS Salamander

Maj.A.D.Slyfield,MSM—BEF,Royal Artillery,20th Anti-Tank Regiment;Hythe

B.Smales—BEF,headquarters clerk,Signals

Douglas H.Smith—BEF,5th Northamptonshire Regiment

Evan T.Smith—BEF,RASC;HMS Jaguar

Leslie M.Smith—BEF,Royal Artillery,58th Field Regiment;Beagle

Capt.George G.H.Snelgar—BEF,RASC,motor transport company

Col.D.C.Snowdon,TD—BEF,1stQueen's Royal Regiment;Mona's Isle

Mrs.Gwen Sorrill—Red Cross nurse,Birmingham,return of troops

Christopher D.South—BEF,Hopkinson British Military Mission,Belgium;HMS Worcester

E.J.Spinks—BEF,Royal Artillery,gunner

H.Spinks—BEF,1st King's Own Scottish Borderers

James Spirritt—BEF,RASC,4th Division;HMS Abel Tasman

Kenneth Spraggs—BEF,Royal Artillery,92nd Field Regiment

Raie Springate—civilian,Ramsgate;Fervant

J.S.Stacey—RNR,HMS Brighton Belle

John W.Stacey—BEF,Signals,No.1 HQ,Signals;HMS Javelin

A.Staines—RN,HMS Hebe

Wing Commander Robert Stanford-Tuck, DSO, DFC—RAF, 92nd Fighter Squadron

Jeanne Michez Stanley—French civilian married to BEF S/Sgt.Gordon Stanley

R.J.Stephens—BEF,Royal Artillery,2nd Searchlight Regiment

Charles Stewart—BEF,Royal Engineers,209th Field Company

Rowland Stimpson—civilian,Burgess Hill,return of troops

G.S.Stone—RAF, Lysander spotter plane W.Stone—BEF, 5th Royal Sussex Regiment

H.W.Stowell,DSC,VRD—RNVR,HMS Wolfhound

William Stratton—BEF,RASC,troop carrier;HMS Harvester

Samuel Sugar—BEF,RASC,50th Division;HMS Grafton

F.Summers—French Navy,St.Cyr;Dunkirk itself

Mrs.E.J.Sumner—civilian,Kent,return of troops

S.Sumner—BEF,Royal Fusiliers

Lt.-Col.G.S.Sutcliff, OBE, TD—BEF, 46th Division, 139th Brigade; HMS Windsor

John Tandy—BEF,1st Grenadier Guards

John Tarry—Merchant Navy,Lady Southborough

Lt.-Cdr.Arthur C.Taylor,MM,Chevalier de l'Or—RNR,Calais

Billy Taylor—BEF,Royal Artillery,Heavy Anti-Aircraft

Gordon A.Taylor—BEF,RASC,1st Division

L.Taylor—civilian,Local Defence Volunteer Force,Isle of Sheppey

Maj.R.C.Taylor—BEF,ist East Surrey Regiment,Signals;St.Andrew

James E.Taziker—BEF,Royal Artillery,42nd Division

Col.N.B.C.Teacher,MC—BEF,Royal Artillery,5th Regiment Royal Horse Artillery

A.H.Tebby—BEF,1st King's Shropshire Light Infantry

Dora Thorn—civilian,Margate,return of troops

J.P.Theobald—BEF,Royal Artillery,58th Medium Regiment

Syd Thomas—BEF,I Corp,102nd Provost Company

S.V.Holmes Thompson—BEF, Royal Artillery, 3rd Searchlight Regiment;Queen of the Channel

D.Thorogood—BEF,2nd Coldstream Guards

W.H.Thorpe—RNR,HMS Calvi

H.S.Thuillier, DSO—BEF,Royal Artillery, 1st Anti-Aircraft Regiment; HMS Shikari

F.Tidey—BEF,2nd Royal Norfolk Regiment

S.V.Titchener—BEF,RASC

Col.Robert P.Tong—BEF,Staff officer,GHQ

C.W.Trowbridge—BEF,Royal Artillery,1st Medium Regiment

Joseph Tyldesley—BEF,RASC,attached to No.2 Artillery Company GHQ,

Derek Guy Vardy—BEF,Royal Artillery;HMS Dundalk

W.R.Voysey—BEF,3rd Division,Signals

Maj.-Gen.D.A.L.Wade—BEF,GHQ,Signals

C.Wagstaff—BEF,Royal Artillery,searchlight detachment

Dr.David M.Walker—BEF,RAMC,102nd Casualty Clearing Station;Prague

George Walker—RN,HMS Havant

William S.Walker—BEF,Royal Artillery,5th Medium Regiment

Fred E.Walter—BEF,1st Queen Victoria's Rifles

Rupert Warburton—BEF,48th Division,Provost Company

Alwyn Ward—BEF,RAOC,9th Army Field Workshop

W.J.Warner—BEF,Royal Artillery,60th Heavy Anti-Aircraft Regiment

Noel Watkin—BEF,Royal Artillery,67th Field Regiment;Prague

J.T.Watson—BEF,RAMC,General Hospital No.6

Maj.Alan G.Watts—BEF,2nd Dorset Regiment

Capt.O.M.Watts—civilian,London,recruiting for Little Ships

E.C.Webb—BEF, Royal Artillery, 99th Field Regiment; HMS Vrede, HMS Winchelsea

S.G.Webb—BEF,Royal Artillery,52nd Anti-Tank Regiment

Frank S.Westley—BEF,Signals

F.G.A.Weston—BEF,RASC;Maid of Orleans

George White—BEF,7th Green Howards

Sir Meredith Whittaker—BEF,5th Green Howards

H.Whitton—BEF,4th Division,Signals

Miss G.E.Williams—nursing sister,hospital ship St.David

Maj.G.L.Williams—BEF,3rd Division,8th Field Ambulance

S/Sgt.W.G.Williams—BEF,RASC,44th Division

Maj.Gordon D.Wilmot—BEF,2nd Royal Scottish Fusiliers

George T.Wilson—BEF,King's Own Royal Regiment

S.J.Wilson—BEF,Royal Engineers

Brigadier R.C.Windsor Clive—BEF,2nd Coldstream Guards

C.E.Wingfield—BEF,3rd Division,Royal Engineers

Mrs.F.A.M.Wood—Public Health Nurse,Bournemouth,return of troops

C.Woodford—BEF,Infantry,The Buffs;HMS Whitehall

G.N.Woodhams,TD—BEF,Royal Artillery,Anti-Aircraft

N.D.Woolland—BEF,Royal Engineers

Frank Woolliscroft—BEF,RASC,42nd Division

E.S.Wright,MM—BEF,42nd W/T Section,Signals

Percy H.Yorke—BEF,RAMC,149th Field Ambulance;HMS Princess Elizabeth

Robert M.Zakovitch—BEF,French interpreter,attached to 4th Brigade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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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陷入重围

十七号乍现

发电机行动

争取时间

兵多舟少

危险缺口

暗夜鱼雷

遭遇空袭

同舟共济

携手前行

坚守周边防线

努力祷告

撤离完毕

最后一夜

共创奇迹

参考文献

鸣谢

贡献者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