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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细节1+2+3（套装共3册） /魏风华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115-3562-7

I.①抗…II.①魏...III.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Κ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 核字(2016)第003279号

书 名：抗日战争的细节1+2+3（套装共3册）

作 者：魏风华

出版人：董伟

责任编辑：林薇

特约编辑：沈骏 梁余丰

封面设计：读客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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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地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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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80mm X 990mm 1/16

字数：285千

印张：19

印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15-3562-7

定价：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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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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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抗日战争的细节1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张作霖之死

九一八事变

捉蒋行动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七七事变

南苑之痛

庐山召集令

太原沦陷

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虹桥事件

鹰击长空

四行仓库

腹背受敌

第四章 南京！南京！（1937年11月~12月）

恶魔之路

南京围城

光华门决死

日落中华门

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弃城

地狱之门

再见！南京！

《抗日战争的细节2》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抗日战争的细节2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虎口脱险

唐生智走了，韩复榘来了

武汉的春天

迷失东京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坂本，别走

3万发炮弹和4万枚手榴弹

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

汤军团引爆徐州会战

当我们谈论花园口时我们在谈什么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三条攻击线

马当要塞是怎么丢的

委员长又火了

熊本来的背包客

万家岭，血染红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1938年7月~1938年9月）

黄广大道

田家镇（上）

田家镇（下）

一座富金山

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东京蜗牛与巨型碉堡

危情时刻

东京又改主意了

南岳论剑

《抗日战争的细节3》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抗日战争的细节3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烽烟再起

首战长沙

第二章 昆仑关（1939年11月～1940年2月）

广岛师团又来了

围点打援

筋疲力尽

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中计了

黑虎掏心

五原大战

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荩忱不死

江城魔镜

艰难时刻

第五章 上高飞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走前打一下

精彩之春

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阿南之野望

春华山之役

廖龄奇的死

十月围城

第七章 三战长沙（1941年12月～1942年1月）

雪在烧

一战成名

薛岳的熔炉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4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400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首都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首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败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6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9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8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1]，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2]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11年秋于天津

[1] 忻口，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的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东西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

[2] 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主要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

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张作霖之死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也是日本帝国大正十五年。

这一年圣诞之夜冷得出奇，东京的一些酒吧里，时髦青年过着西洋人的节日，但更多的市民躲在家里，茶余饭后，谈论着他们关心的事儿，比如满洲问题。

感觉有点怪，但日本人觉得一点也不怪。

满洲是中国的东北，跟日本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有，而且关系大了。走在东京街头，你问一个小学生：知道满洲吗？他会告诉你：那是日本的生命线！

日本人的这种想法不是凭空吹来的。

1868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想到的机会。有时候，国运如人运，充满偶然性，一步走错，想追上来，不那么容易；反过来，就会跟变形金刚一样，身子一晃悠，就起来了。那个年代的日本，像个传说中的暴发户，一下子就成了。

与此同时，大海对面，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像接恋人雪片般的情书一样，被列强们的一个个不平等的单子包围着，每签下一个，身子就虚弱一次；又像落水的流浪汉，虽然拖了一根辫子，但不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在谈到中国时，已经是这种腔调：中国不足惧，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啦！

井上馨的师父是明治维新的“老前辈”“忧国志士”，“愤青”吉田松阴，所谓“日本放眼西方第一人”。当年，美国人佩里准将带着六七条军舰敲开日本的大门后，送给日本人一些“玩具”，除了一个超级火车模型外，还有电报机、望远镜什么的。一下子就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人给震了。他们抱着“玩具”，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结果发现：只能送点优质大米给美国人。

那一代日本人，但凡有点脑子的，都受了刺激，所以后来开始嚷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要向欧美看齐。吉田松阴呢，这哥们儿当时一度想偷渡到美国，想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但没跑成，只好在乡下非法办班——松下村塾，在那儿议论时政，并一度计划刺杀幕府高官，搞到最后被人打死，不到30岁。

吉田这小子虽然年轻，想法却非常强大。他特别焦虑日本的命运，在欧美的舰炮下，一不留神就得跟中国一样了。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打别人的主意，盘算着怎么对外侵略。他认为：一旦日本国力充实了，就该向海对面的大陆“发展”，让朝鲜进贡，进取满洲，占领台湾，征服整个中国，以至兵临印度！

吉田一定觉得命运不济，要不然，明治维新成功后，自己肯定会混个首相当当。因为他死后没多久，他的几个高徒就联合一些人搞掉了闭关锁国的幕府，拥着明治天皇搞起了维新。这些高徒，除井上馨外，还有“明治维新第一人”木户孝允、倒幕运动的军事统帅高杉晋作、日清甲午战争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日本现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

只说这个山县，出身“倒幕”两大藩之一的长州藩[1]，他搞了个理论：除本土主权线外，日本还该有条利益线。利益线就是“跟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地方”。他认为，对日本来说，满洲是利益线最关键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线。作为一个岛国，他们没战略纵深，加上资源贫乏，经济依赖性强，一旦被卡了脖子，很快就上不来气儿了，所以得打对面大陆的主意。山县那一代军阀政客，差不多脑子里都有这么个想法。

这就是日本的“大陆政策”。

1937年初秋，京都第16师团的战船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海面，该师团第20联队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船到达大沽海面……这下终于到达了中国。大陆！大陆！憧憬已久的大陆！……真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啊！”

兴奋又贪婪的口气。

明治维新后，这个政策被推上政府轨道。明治诏书称其为“开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人们不怕一个疯子，也不担心一个按部就班的正常人，但日本人的扩张野心疯狂而严肃，这就很可怕了。

回到1926年的圣诞节。这天发生了件事儿：天皇死了。

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量级的新闻。

据说，日本的第一代统治者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神武天皇，他在公元前660年建立日本国，从此天皇万世一系，未曾断过血脉。但仔细琢磨，也有疑问：这位神武不是传说中的人物嘛，是否真的存在是一个大问题。别管这些了，先说死的这位天皇吧，是明治和昭和之间的大正。

大正天皇叫嘉仁，日本天皇只有名，没姓儿。嘉仁是明治天皇睦仁唯一活下来的儿子。1912年，打败了中、俄而让日本坐上强国“过山车”的明治天皇死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都哭了，他们是真动感情了。有人没耧住，自杀殉葬了，就是那个日俄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把士兵当肉弹往俄国人的高地上送的乃木希典。等大伙平静下来后，发现已经是大正时代了。

说起来有点遗憾，这位天皇的精神状态很糟，确切地说，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最著名的事件是：在一次召开国会时，他把诏书卷成圆筒当望远镜，瞄向自己的大臣……这确实叫人很无语。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活神，而这位活神如此古怪，以至每次在重要场合，尤其是接见外国使节时，大臣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自己的陛下会干些什么。所以，一着急，他们就拥戴大正之子裕仁出任“摄政”处理国家机要了，这是1921年。

大正年代早期，日本内阁还是一种藩阀政治，由明治维新的功臣轮流掌权，新兴的资产阶级觉得这样一直下去不像话，就支持一些“粉”西方的政治家搞政党政治，那时候军部还比较收敛，“大正之春”就这么来了。

现在，这位天皇死了，皇宫里一阵忙活，首相若槻礼次郎带领大臣们簇拥着25岁的皇太子裕仁即了位，成为第124代天皇。

接下来的头等大事，不是给死去的天皇出殡，而是给新天皇取个年号。日本“有关部门”锁定“光文”二字。大正天皇是圣诞节死的，消息灵通的《东京日日新闻》[2]抢先发了号外，公布了新年号。内阁觉得很没面子，一点也不神秘了，没意思，你们不是报道了“光文”吗？就偏不用这个，最后选择的是备用年号：昭和。

日本天皇年号的用字，都取自中国古代的典籍。“昭和”二字出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日本天皇换岗前后，中国发生了大变化！

前一年春天，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京城。武昌首义后，清王朝土崩瓦解，但随后十几年，大小军阀纷争不断，中国仍是一团糟。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前，曾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无论怎么个努力法，关键都是人才。对当时来说，最紧缺的自然是军事人才。而且，以前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也告诉孙中山：有支能抓在手里的军队多重要！所以，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后迁到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这个学校打造的人才，多年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有个评价，那个评价怎么说来着？先不急讲。

我们只说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就成立了。1926年7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扫灭北洋军阀的统一战争。当时的国民政府施行的是“革命外交”，一扫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举一动都颇为给力，北伐军更是朝气蓬勃，在短时间内就驱逐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巨阀，兵锋直指北洋世界最后的统治者：坐镇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有点紧张，心想别再被蒋介石收拾了。但叫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收拾他的人，不是从前面过来的蒋介石，而是站在身后的日本人。

在当年，日清甲午战争后，日本人不但从清政府那里讹了2亿两白银和台湾，还割走了辽东半岛，这让西洋人也看不过眼了，尤其是在远东有不少利益的俄国，于是俄国沙皇联合法、德进行干涉。当时日本虽发展神速，但还没强大到能跟这三大佬对抗的地步，只能恨恨地把到嘴的辽东再吐出来，但又敲了清政府3000万两白银。后来日本人发动日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报这一箭之仇。

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豪赌，他们押上的不只是银子，还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因为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步履蹒跚易推倒的中国清政府，而是被称为“欧洲宪兵”的俄罗斯帝国。如果输掉战争，30年来明治维新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日本整个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如果赢了，他们将真正成为与欧美平起平坐的世界第一流强国。事实上，直到日俄战争前，欧美列强跟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没全废除。

所以在对马海峡的海上决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升起“Z”字旗，旗语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全体将士奋勉努力”。这个崇拜中国明朝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的来自日本鹿儿岛的矮子，在参谋秋山真之的帮助下，最终竟完灭俄国舰队。如果说东乡指挥的海战——实际上是秋山的功劳——颇具技术含量的话，那么乃木希典等人指挥的陆战就乏味多了，只会用死尸填。但俄国人还真含糊了，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已经彻底疯了。

根据日俄和约，俄国人把从清政府那里租来的旅顺、大连地区“转让”给日本，一起归日本的还有俄国人建的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即南满铁路。日本把旅大地区改名“关东州”，并以护路保侨为名驻扎军队，这就是关东军。

很多日本人认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满洲都关系日本国运。跟俄国人开战，不但战死近十万将士，还把整个国家都赌上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在那片黑土地上怎么折腾都不过分。但话又说回来，这里到底不是日本的领土，大伙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到头来他们还得找个人给他们干事儿，几经筛选后，张作霖脱颖而出。

张作霖不是个老实人，因为他是个创业者。

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壮大了声势，成了末代军阀中的No.1。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又是土匪出身，血性是可以的，后来对日本人的要求，就有点阳奉阴违了，先前答应的很多东西不兑现，比如日本移民问题、开矿问题、新建铁路问题，导致悬案越来越多。看上去，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实际上，是张作霖耍了日本人。日本人很不高兴，具体地说，是关东军很不高兴。

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常驻兵力有一个师团（日本国内师团轮流驻扎，平时每个师团12,000人左右，战时才超过20,000人），加上南满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总共也不到20,000人。关东军没直接跟张作霖翻脸，因为后者强有力地控制着三四十万军队。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张作霖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

1928年，蒋介石率军北伐过山东时，日本人不干了，打着保护侨民的旗号，出兵挡着不让过，并暴虐济南。蒋总司令又气又恼，但又得罪不起日本人，只好绕道进军。

张作霖的奉军依旧大败。

日本人催张作霖赶紧撤回沈阳，他们担心：如果不回去，北伐军边打边冲，可能会危及关外。开始，张作霖不想走，他很想留下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拿了个条约——日本在满蒙新铺设铁路的条约，叫张作霖顺便签一下。

关于这个条约，日本人不是第一次叫张作霖签了。路权问题当然非常敏感，张作霖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好歹也当了十几年大官，现在又是北洋系国家元首，当然知道个中厉害，于是就跟日本人顶牛，耍了日本人几次，比如只在条约上签个“阅”，或叫日本人跟地方政府去谈。由于老张既不签字，也不走人，搞得芳泽很不爽。这个芳泽，是后来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女婿，在外交界也算资深人士了，但被张作霖搞得团团转，不知怎么办才好。

张作霖可以顶住日本人的压力，但他的军队却顶不住北伐军了。这回张作霖想：不行，我得回关外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背后僵尸般地站起来一个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人不一样，想法也不同，很多日本人认为，跟张作霖的合作还可以继续，毕竟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另一些日本人认为，张作霖不听话，眼看又要崩盘，所以必须把他换了，打算解除奉军武装。还有个别日本人认为，光换了还不行，因为说到底张作霖有一套，手里攥着军队，强换的话，怎么换？不是不听话么，直接把他搞掉吧。

在张作霖身后立地而起的河本大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兵库县人）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日俄战争后的二十多年，日本在满洲发展跟张没什么直接关系；本来想找个木偶，最后却找了块石头，现在必须搬掉这块石头，否则没准有一天会砸自己的脚。

河本还抱着一个想法：张作霖死后，奉军必定大乱，这时可以弄出个听话的傀儡，或由关东军直接占领，“满洲悬案”一举解决。

河本是当时的“非主流”。

河本出生在一个林场主的家庭，家里特别有钱，1928年时的身份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是个叛逆人物，按他爹的本意，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的林场，河本对此一点也不感冒，一意孤行地考军校，最后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于明治维新后，学制三年，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是日本陆军将佐的摇篮。河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学员，这是具有分水岭标志的一期，从此期到25期，出来的都是日本侵华的中坚分子。

河本上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考进陆军大学深造。虽然都上过来了，但成绩不咋地，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成绩是第97名，在陆大的成绩是第24名，离军刀组（陆大前6名接受天皇御赐军刀）远了去了，但他却自命不凡，认为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

就这样，河本踌躇满志地来到中国。1926年，他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上任，他就研究起张作霖。

张作霖和日本人这二十来年的合作，有点像一对情侣。

他们在日俄战争时结识，当时张作霖刚完成角色转换：从土匪、民团头领，变成被地方政府收编的马队管带。在那场战争中，脑子灵光的张作霖左右逢源，一点点壮大了实力。实际上，对选择张作霖，日本人犹豫过，但最后还是认了：好，就是你了。因为当时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于是，双方开始了一段蜜月期。

这个时候，两边彼此需要，谈得挺好，搞得挺好，一切都挺好。但后来，日本人胃口越来越大，张作霖就开始不高兴了。日本人又发现：张作霖在跟别人打架时，开始吃亏，最后连家底儿都快保不住了，还有可能危及日本的利益。于是他们趁机提出更高的要求，张作霖烦了，破罐子破摔：我就这样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河本说：那就搞掉你。在河本的朋友中，有后来的日军第10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兵库县人）。1928年春，河本在给这位老乡的信中提到：“（为了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即使死上一两个张作霖又有何妨？万不应失此良机，我必须动手。”

张作霖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从袁世凯以后的北洋系角度来看，相当于中国的国家元首。搞掉张作霖，相当于搞掉中国的最高执政者，即使日本人爱冒险，喜欢犯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三思。况且，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跟张作霖私交还不错，在“满洲木偶”的问题上，虽然对张作霖的一些做法不满，但还没到想要干掉他的地步，只是一度考虑过关东军提出的解除奉军武装的问题。

河本不管那一套，他是关东军参谋，原则上只对军部负责。至于军部怎么向政府交代，那是他们的事情。当然，即使如此，在动手前仍需说服他的司令官。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叫村冈长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佐贺县人），在日本军界属于平庸分子。

一开始，村冈倾向于解除奉军的武装，找个人取代张作霖。为此，他想叫军部把驻朝鲜的日军派过来帮他。因为自己手下那点儿人，肯定搞不过张作霖。但这个想法落实得不顺当。正在他犯愁时，河本跑来说：呵呵，我有好办法。

村冈问：啥办法？

听河本一说，村冈就茫然了：是不是玩儿大了？

河本见领导犹疑，就详细地兜售自己的方案：您认为少量的关东军有实力可以解除庞大奉军的武装么？我们的对手是张作霖，如果他翻了脸，怎么办？如果仍一直拖下去，我们拖得起么？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如直接搞掉张作霖。这样做，有个最大好处，您知道么？

村冈摇摇头。

河本说：最大的好处是叫奉军群龙无首。

村冈说：然后呢？

河本说：我们趁机收拾残局啊！最后达到向满洲移民、铺新铁路、开掘矿藏等目的，所有的悬案一并解决。你说这样好不好？

村冈基本上就是这样被忽悠的。

村冈虽然平庸，但却具有那个时代日本军人的共性：对蛮干没免疫力。后来我们才知道，昭和军阀搞的一系列谋略，最初的策划者，几乎都是佐级参谋，而河本只是一个开始。

村冈问河本：你有把握置张作霖于死地？

河本指向地图上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会点的皇姑屯，说：这里离沈阳只有几里地，我将于此置必死之阵！

按河本最初的计划，搞掉张作霖有两个选择：一是派特工到北京刺杀，嫁祸北伐军；二是在张作霖回沈阳的路上进行爆破。

河本放弃了第一种选择，因为搞起来不容易。而且在北京刺杀，还容易暴露身份。选择在张作霖回来的路上进行爆破，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但张作霖能不能死是个问题。

河本大伤脑筋，但他还是有办法的。通过关系，他从日本驻朝鲜军第20师团那里借来工兵爆破专家藤井贞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5期，静冈县人）中尉。爆破点是前面说的皇姑屯，皇姑屯旁有个三孔铁路桥，东北军控制的京奉铁路在下面穿过，桥上则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两条铁路呈“十”字交叉状。日军出入这里很平常，但张作霖要是死在这附近，日军也难脱干系，不过河本认为那不重要，只要推给北伐军就是了，至于别人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两个选择：一是把炸药埋在京奉铁路两边，二是放在三孔桥的桥梁上。藤井认真查看地形后，选择了后一个炸药安置方案。

一切就绪后，张作霖返回关外的日期就成了关键。

河本派心腹竹下义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广岛县人）专程前往北京，跟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冈山县人）碰头。此时土肥原正为张作霖不听话而郁闷，但他还是有风度的，没想过直接下手。竹下向他打听张作霖回东北的时间，问坐哪节车厢，这引起土肥原的警惕：你们要干什么？竹下瞒不住，只好如实相告。这实在吓了土肥原一跳，他没表示赞成，但也没阻止，从此他对河本另眼相看。

张作霖担心有意外，就坐汽车回去还是坐火车回去盘算了半天，在决定坐火车回去后，日期也是一变再变，但最后的情报还是被竹下拿到了，不过不是从土肥原那里拿到的，至于怎么拿到的意义不太大，总之他向河本请赏去了，如果这点事都办不成，那么他可以回广岛老家种地去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前一天晚上，河本大作点了3名得力干将到皇姑屯设伏：

除藤井贞寿中尉外，还有沈阳独立守备队第4中队长东宫铁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群马县人）大尉、沈阳独立守备队队副神田泰之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2期，山形县人）中尉。

按河本的分工，现场指挥和爆破由东宫大尉负责。河本为张作霖准备了多少东西呢？30大包烈性炸药。

张作霖是前一天晚上8点仓皇离开北京的，为了提防意外，他在专列前放了一辆压道车。张作霖本人待在第8节车厢。

黑暗中，火车的汽笛声划破夜空，驰向那个滴血的黎明。

河本布置得已经没法再细了。张作霖专列自从出了山海关，每过一站，河本就会收到沿线日方人员发来的情报。

皇姑屯那边，在三孔桥外200米，日本人设置了观测哨，东宫铁男紧张极了。他必须成功，否则就成了日本陆军的笑话。但如果成功了，他就成为一个传奇。笑话与传奇间，只有几秒钟的距离。因为起爆用电气机控制，也就是说，引爆时需要用电流计算时间，他必须掌握好：在张作霖的车厢经过三孔桥时按下按钮，早一秒也不行，晚一秒更不行。

日本人的精打细算，在这一刻起了作用。

后来当我们通过照片看那段历史时，发现三孔桥中间的那座花岗岩桥墩被彻底炸开了，桥上南满铁路的铁轨如柳条一样垂了下来，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得只剩下了一个底盘，两边的车厢板和上面的车顶已完全被炸飞了。由此可见日本人使用的炸药威力有多大，他们真是必夺张作霖之老命！说起来叫人难以置信，在爆炸的瞬间，神田泰之助拿相机拍下了照片。

张作霖从车厢里被炸飞，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当时从沈阳开来一队人马，是前来迎接的仪仗队，部下就把他塞进汽车里，狂奔至沈阳。老部下们都快急疯了，希望老天能保佑他们的大帅。在汽车上，张作霖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很清醒，问谁干的。

部下回答：不是一般的手榴弹爆炸，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

张作霖说了一个“打”字，很快就昏了过去。

皇姑屯离沈阳近在咫尺，虽然到沈阳后进行了全力抢救，但这一世枭雄还是没能冲出河本布下的死亡阴影。

再说因兴奋和紧张而表情扭曲的东宫大尉，他因按下按钮而被历史定格。他亲眼看着张作霖所在的那节车厢被抛到空中。这个东宫没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只是个大尉，后来也没当将军，但闹出的动静还不小，看看日本人送给他的外号就知道了：“满洲移民之父”。他就是这么一个货色。1937年冬天，在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中，他的身影再次出现，此时已成为第114师团的一名大队长，但在杭州湾登陆后，小命被毙于向南京追击的途中。而当时在北京进行情报搜集的竹下义晴，跟东宫一样也参与了南京战，身份是第6师团第45联队长，在南京杀人最多的中队长田中军吉就是他的部下。

河本成了。

但有人说张作霖死于苏联人之手。据说解密档案证实了这一点，原因是张作霖一贯反苏，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张作霖对苏联驻京大使馆、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了查抄，还关了几家苏联人的商业机构，对拖欠苏联中东铁路局的巨额债款迟迟不还，还在中东铁路路权问题上跟苏联人较劲，所以苏联人的情报机构就把张干掉了，而嫁祸关东军。

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日本人承认了暗杀张作霖的密谋。唯一的解释是：苏联人有这个念头，但日本人先动手了。

这是真实的历史。

无论如何，日本人以及苏联人讨厌的张作霖死了。但奉军没乱，其子张学良迅速接班，稳定了军心。这一点他还是值得称道的。张作霖临死前，对部下说了个“打”字，但张学良没寻仇，东北处于一种平静中。能做到这一步，也挺不简单的，被炸上天的，可是自己的亲爹，这事搁谁谁都上火。但28岁的小张忍了。

关东军的参谋们有点急，骑虎难下啊。对他们来说，张学良就是那只老虎，老虎回头看了看身上的人，没咬。关东军只好下来。

张作霖死后第4天，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到1928年年底，张学良突然宣布东北易帜：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在形式上一下子统一了中国。

说实在的，如果没这一步，张学良的“忍”会大打成色。几年后他又忍了一次，但那一“忍”让他成了蠢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候做，效果当然不一样。

日本人失算了，蒋介石也没想到。他没想到的是，张学良能如此轻易地归顺他。尽管在小张易帜这件事上，他这边也没闲着，做了不少工作，但小张如此迅速掉头，还是叫蒋狂喜了一阵子，于是亲切地称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张为“贤弟”。

张作霖被炸死后，日本政府大吃一惊，消息灵通的首相田中义一（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山口县人）接到小道消息，说这事是关东军一个叫河本的参谋干的。在昭和天皇找田中问话时，后者神秘地透露了这一点。

天皇不高兴了，关东军这次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但一问责，军部不承认有这回事，并怒斥田中。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爱媛县人）虽没承认张作霖之死是他部下干的，但也没说不是他部下干的。

田中以为，自己退役前是大将，还干过陆军大臣，应该可以在军部捞到面子，可惜没有。他只好再次进宫，又说这事可能不是关东军干的，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作为首相，一会儿一变，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于是天皇很烦他。天皇对张作霖的死很恼怒，觉得关东军干起事来太儿戏，所以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白川先下台了。田中呢，也没脸见人了，郁闷了一段时间，也辞职了事，很快就一命呜呼。

直到田中辞职后，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才被调离关东军。因为陆军一直压着这事。1929年5月，村冈辞职前2个月，河本大作被勒令退出现役。看似很轻的惩罚，但在日本陆军看来，算重了，不叫在“皇军”队伍里待着了，那还了得？退役后，河本成了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理事，成了个做买卖的。但他还不老实，九一八事变时，按“后起之秀”们的说法，“河本前辈”在资金和勇气上给了他们不少支持。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陆军的很多人认为河本了不起。一句话：这小子有两下子！

但东北易帜、张学良倒向国民政府后，包括军部的一些人开始觉得河本干了蠢事。很简单，后来的事不仅没按河本的设想发展，还冲相反的方向去了。或者说，张学良正在是否投奔蒋介石的怀抱这件事上徘徊时，河本飞起一脚，把小张踹了过去。所以一些人评论河本时，只有一字：猪！

骂归骂，但“河本前辈”的“决断力”还是受到很多日本军人的欣赏。如果留意，你会发现：后来很多日本人的妄为，都从河本那里找到了灵感。

但河本本人还是挺尴尬的。

他不愿意承认失败，所以他忧郁了。忧郁的河本在被勒令退出现役前，推荐了在陆军士官学校比自己晚一届的板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岩手县人）继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

日本军界有这种传统：前一任离职后，有资格推荐继任者。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被推荐的这个人，还就真会走到这个职位上。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河本和板垣两个人虽然不同级，但关系还不错，板垣当时在学校里以胆大著称，经常打架，一天到晚鼻青脸肿的。河本相中了师弟的胆量，如果把自己的位子给这个人，将来他也许能干出什么事来。

此时司令官村冈还没离任，他不太好意思拒绝河本推荐的人选。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上，给人的印象是河本一人所为，他这个司令官被忽略了，这让他有点不快，但又觉得庆幸，原因不言而喻。

就这样，板垣从天津赶往旅顺。而“皇姑屯事件”爆发后4个月，日本陆军中的怪才石原莞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山形县人），就已经入主关东军主任参谋一职了。

九一八事变

先说板垣征四郎。

板垣比河本小两岁，1929年春天到关东军任职时44岁。对这拨日本军人来说，没什么传奇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这样过来的：

先上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好的，转到东京中央陆军幼校，然后再上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年龄段，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正好赶上日俄战争，于是上战场见见阵势。不怕死的，命大的，有潜力的，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进入陆军三大机关：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少数人直接被任命为驻外武官或辅佐官。

板垣就是这样蹚过来的，毕业后到陆军参谋本部上班，随即被派往中国昆明，后来又调到汉口。他懂汉语，但说得一般，尽管如此，还是被认为是“陆军三大中国通”，另两位是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这种说法不靠谱，搞得很多人认为日本军中最懂中国的就这仨人，不是那么回事。说到“中国通”，日本军中多了，而且板垣排不到前三。

“皇姑屯事变”时，板垣正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当联队长，听到消息后，深吸一口气：壮哉，河本前辈！大约就是这样嘀咕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特失望：满洲仍像铁板一块，不仅没折腾起来，而且还促使张学良投靠了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当板垣被军部通知前去接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时，有点肩担大任的感觉。

板垣不算孤独，那个时代，日本军人个个以解决满洲问题为己任。很多关东军士兵干脆这样唱：“南满，我们的家乡！”怎么把这块广袤的地方搞到手，对那批日本青年来说是头号问题。

1937年年底，南京陷落后，日军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井县人）“百感交集”地登上中山门城楼。后来在《一个军人的自传》之“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自岁即明治四十四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示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以及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

佐佐木到一会说粤语，虽然“陆军三大中国通”没他，但他自认为是“最懂中国”的。当时，因满洲问题而“深感不快”的日本人，大有人在，自然还包括石原莞尔。

关于石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石原比板垣小4岁，在他毕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那一届中，有个外国同学，但这个人不是步兵科的，而是炮兵科的，叫蒋介石。

在学校里，石原给人的感觉是喜怒无常，有点神经。当时，老师们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那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又搞什么怪名堂了？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读书时，石原不怎么用功，但每次成绩都不错。这样的人，每个人身边都有，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最后，石原以陆大第2名的成绩毕业。有人说应该是第1名，因为石原跟校方关系不怎么样，所以才被降到第2名，我告诉你：那是对石原的过度吹捧而已。

但即使没陆大第1名的成绩，在日本陆军，石原也已足够优秀。

说那个年代的日本军人优秀，主要是说有脑子，但目光短浅。从战术上来讲，也就是具体的战场指挥，昭和军人是很优秀，但在战略上就不中用了。如果给他们在脑子里安个指针，这个指针代表战略，那也就几厘米。能把指针伸出脑袋外，看得更长远点的，可谓凤毛麟角。

中日战争晚期，石原的同学横山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千叶县人）指挥着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机动部队第11军，有人问他：石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横山说：那个人既有激情，又有智慧，看问题看得很远，像登上富士山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寒冷的富士山上，小风吹来，山头上站着手搭凉棚的石原……

富士山不怎么高，海拔3700来米，但对日本人来说已经够高了。不同寻常者为怪。从这个角度讲，石原的确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怪人。

1920年春，石原被派往驻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在这里他见到板垣，二人从此结下可靠的友谊。不过，两人性格不一样，板垣有魄力；石原呢，人极聪明，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为人孤傲，特别有优越感。从做搭档的角度，这两个人的性格还真是互补。

石原虽然身在南方，但目光却是一路向北，关注起满洲问题：为了对付苏联和美国的威胁，能源和空间不多的日本就必须治理好那块地方，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在中国待了段时间后，石原被调回国，然后派到德国考察。其间这哥们儿钻研了大量战争理论，尤其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明星鲁登道夫的《总体战》[3]，在书中，德国人讲到战争总动员、国民精神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性。

那个年代，很多日本军人对德国非常敬畏。开始时，日本陆军的建制和训练模仿法国，但普法战争中法国一败涂地，于是模仿能力极强的日本人马上开始学习德国。他们认为这是唯一应该在精神上臣服的国家。至于美国，在精神上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很多日本人认为，那只是个用金钱堆砌的帝国。而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至于法国、意大利什么的不在话下，但苏联值得注意。

在德国，石原到处转悠，考察“一战”后这个国家的复兴路。日尔曼人头脑的坚毅和缜密让他惊讶。他一边考察，一边读书，一边写笔记，总之那段时间他把自己搞得很忙。

回国后，石原在陆大当了教官，向学生兜售“石原牌”总体战思想，最后变成了具有独家版权的“世界最终战论”。那时候他已经认准：日本未来最大的敌人是美国。世界最终战必由代表东西两大文明的日美打响，而跟美国打世界最终战的开端，就是经营好满洲。

当时，日本陆军有个松散的班底，这个班底的成员都是做到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课长位置的佐级军官（以后面提到的一夕会成员为主），虽没结成联盟，但却有个一样的观点：武力领有满洲。

1928年10月，一直念念有词的石原就被军部调到关东军，当上了主任作战参谋。对石原来说，这是份美差。也许有一天，这个来自山形县的小子，便可以不再纸上谈兵了。

石原被派到关东军没多久，就和老朋友板垣再次成为同事。

一下班，石原就拉着板垣到酒馆聊满洲问题，一起搞沙龙，参加者有关东军部员，也有在满洲谋事做的退役日本老兵。

石原对“粉丝”说：满洲嘛，日本前进的基地和国民的利益所在！大家应该一起对维持满洲现状说“no”。随后亮出新论文：《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石原认为，张学良投向南京政府后，满洲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几十万东北军不足惧，武力驱张是日本唯一的对策。

下边的大小鬼子鼓掌叫好。

当时，板垣和石原频繁地搞“参谋旅行”，四处进行考察，为将来动手作准备。板垣的职务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军衔是大佐；石原的职务是作战主任参谋，军衔是中佐。板垣职务和级别都高于石原，但在策划事变上，板垣是跟着石原跑的。

到了1931年，日本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动：3月，极端军人组织“樱会[4]”首领桥本欣五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冈山县人）组织了一次政变，想建立军部统治，但失败了。事后桥本没受到任何惩处，这个事给石原打了激素。这年春天，石原确定了头脑中的方案：先将沈阳郊外柳条湖段的南满铁路炸毁，然后栽赃给东北军，随即发起攻击。

石原周围慢慢聚集了以下主要角色：

自己的上级和朋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自己的追随者关东军参谋片仓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宫城县人），张学良的军事顾问辅佐官今田新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籍贯不详），投机分子、沈阳特务机关长辅佐官花谷正（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冈山县人）。

有人说，土肥原贤二也掺和了，因为1931年夏天，他从天津跑到沈阳当特务机关长。其实此人就像只苍蝇，一天到晚在中国各地嗡嗡，哪儿都有他的事。但这次预谋他还真没参加。在参加的几个人中，今田新太郎最积极，这是个拳头比脑子快的主。作为一个尉级军官，他太想“名垂满洲”了。

无论如何，这是次天字号赌博，和当年日本决心打俄国没本质区别。当然，石原也需要点契机。

1931年，从春至夏，这片土地上的局势平静而又诡谲。

4月的时候，关东军进行了轮换，以多门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静冈县人）为师团长的仙台第2师团接替京都第16师团，从日本开过来。

仙台是日本本州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我们熟悉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鲁迅曾在这里学医。仙台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处于同一纬度，相对于日本其他地区，这里比较寒冷。于是后来很多人说：用仙台师团取代京都师团驻扎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是日本要闹事的一个信号。其实误会了，对日本军部的头儿来说，当然有把满洲搞到手的想法，但却没有在1931年动手的计划。日本有6个师团最能打，分别是第2、第5、第6、第9、第13、第18师团。派能打的第2师团过来，其实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调动而已，但没想到这个无意的调动意外地帮了石原。

但仍有问题：如果只有关东军搞这个事，按非战时日军师团的规模，不过一万来人，即使加上南满铁路线上的守备队和在乡军人、武装侨民乱七八糟的，也不过2万人。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多少呢？正规军加保安部队达到40万人，虽然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为帮蒋介石对付冯玉祥、阎锡山，调11万精锐到关内，就算这样，关外还有33万人，其中正规军20多万，沈阳附近有6万人左右。

这仗怎么打？

5月份，前来关东军视察的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长野县人）提到这个问题。

永田被认为是日本陆军最有脑子的人。石原尽管自己很孤傲，但由于只能算第二大脑，所以碰到永田，不得不收敛三分。永田问：有人说你小子在搞谋略，如果打起来，你有把握驱逐东北军么？

石原说：我知道永田课长有更好的办法。

永田笑着说：不如从国内调两门大炮过来吧，沈阳的城墙太厚了。

石原惊叹于永田的细致，问：多大口径的炮？

永田说：240毫米口径的，好吧？

就这样，两门240毫米口径的野战重炮和不多的炮弹被悄悄运出东京，拆成一堆散件经神户港运抵旅顺，然后被秘密送到驻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

见到大炮后，石原很高兴，但又皱眉头：老了点吧？确实。这两门战炮口径很大，但却是二十多年前用在日俄战场上的家伙。从这个细节上说，你不要认为石原等人计划闹事时武器装备有多好。他们不但缺少重炮，更没飞机，而张学良那边，飞机大炮，什么都不缺。

问题还没完。

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没炮兵，把散装大炮攒起来可是个技术活儿。由于是秘密搞的，又不能向第2师团的炮兵请教，只有自己鼓捣。还别说，最后还真鼓捣好了，但离起事的日子也所剩无多了。

问题在继续。

炮装好了，谁会发射呢？谁又能保证击中目标？要知道，开炮是个非常专业的技术活儿，对目标进行测距和锁定不是一般人就会的。石原倒想得开，对手下说：中国人有句话叫“赶着鸭子上架”，你们就是鸭子，沈阳外的东北军北大营很大，我不要求你们一炮打死多少人，只要你们能把炮弹打到北大营里，就算完成任务，OK？

前面说了，张学良在东北有二十多万正规军，沈阳周围有六七万人。如果动手了，张学良会怎么办？石原认为：小张比老张差几个段位，不足惧！

说不足惧，并不是说石原有必胜之把握。动手后，张学良怎么反应，石原也没底。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不足惧，在他看来，“不足惧”是个态度，是一切干大事者该具有的素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如果起事，是一次天大的冒险。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明白。如果真有一百万关东军放在这，那他也许会马上辞职回老家教书，因为在他眼里，军人这个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冒险。

冒险？石原用他夹杂着东北味儿的山形县口音说：必须的。

契机来了：中村震太郎出事了。

中村何许人也？

1931年初，负责情报工作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新潟县人），派过来几个侦察员，对北满地形和东北军驻军情况进行摸底。中村是其中一批。5月10日，他离开东京。第二部前一次派遣人员，是后面提到的“樱会”二号人物、南京大屠杀“不留战俘”命令的起草者：长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福冈县人）。但长勇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了东京。

中村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中村3天后到达抚顺，随即前往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从那里去哈尔滨，然后是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一圈下来后，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将在吉林洮南迎候他。

中村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

对那个年代的日军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在中国偷偷摸摸地绘制军用地图的本事太厉害了，很多地图可以精细到村口的一条小河。明治维新后，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最大的任务就是画地图，1937年的日军参谋们就是拿着10年前画好的地图打南京的。

中村就是个画地图的天才。

但6月25日，中村在察尔森山（现内蒙古兴安盟）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公署第3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发现。中村马上递上名片，笑称自己是来自日本的科学家，此行目的是进行土壤调查。

科学家？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

士兵们看着眼前这个人。中村还带了两个向导和一个伙伴，一个是白俄罗斯人，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退役的日军骑兵。

多天后，片仓衷来到洮南，一等中村没来，二等也没来，三等还没到，知道出事了。

还真就出事了。

关玉衡团长当然不相信此人是科学家，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新画好的军事地图。关团长和他的部下手脚也利索，在向张学良报告的同时，就把中村等人给毙了。

中村的间谍行为没的说，明显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处死他是个小事；但在那个年代，又是个大事，关团长的动作有些快了。

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张学良电令关玉衡：立即把日本人的尸体烧了。但最后还是走漏消息了，原因是中村戴的一块手表在市面上被发现。日方当了回“秋菊”，嚷嚷着要向中国讨说法。但由于中村之死是间谍行为在先，这一点日本人也清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他们给这个事件的定性是：中国士兵图财害命。

石原虽然没有偷着乐，但觉得似乎一切都在向一个“震撼人心”的时刻而去。

每个大事变发生前，似乎总要出点乱子。

6月底，板垣、石原、花谷、今田、片仓等人有过一次聚会。石原说机会来了，正式提出起事时间：9月28日。

计划从爆破沈阳外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开始，嫁祸东北军，然后先动用独立守备队发起对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的第一波攻击，再向关东军司令官求援，把第2师团派上去，拿下沈阳后，侵占整个满洲。

石原不想从一开始就让关东军司令官参与这件事，倒不是说石原贪功，而是昭和参谋的特点：喜欢牵着司令官的鼻子走。当他们挑起事后，司令官只是一个下达追认命令的角色。实际上，直到这时候，除了关东军司令官外，参谋长三宅光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3期，三重县人）也一点不知道石原的计划。

这时候的关东军司令官是谁？

反正还不是本庄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兵库县人）。但别着急，一个多月后就是他了。1931年8月1日，在陆军定期人事调动中，本庄繁从东京飞抵旅顺，就任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前期战斗需要投入日军在沈阳的独立守备队和宪兵队，所以石原和板垣在起事前联系了沈阳日军宪兵队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驻扎南满铁路浑河至虎石台段，岛本正一任大队长，但没有被告知该行动的预谋）的四名中队长：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第4中队长高桥金一大尉以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队副儿岛正范少佐。此外，第2师团驻沈阳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梁少佐和正在沈阳流浪的预备役军人和田劲中尉、甘粕正彦大尉也被拉了进来。

石原叫沈阳独立守备队加紧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几个中队长很激动，因为这个密谋连他们的大队长都不知道。有人说这几个人被拉上，是因为他们酒德不错，喝高了以后，从不胡说八道，所以不必担心走漏风声。其实，这种说法也算胡说八道了。在这件事上，石原之所以瞒着大队长岛本正一，有一个简单的原因：

日本陆军中，师团是战略单位，联队是编成单位，中队是独立作战单位。因此，中队在日本军里的位置非常重要，中队长被士兵称为“父亲”。也就是说，把中队长抓在手，就等于把士兵抓在手里了。这点可从一个细节看出：日军士兵家属给前线日军写信时，在信皮上只写某某师团某某联队某某中队某某收，而根本不提所在旅团或大队。

石原的计划虽然狂妄，但他本人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为防万一，他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日本驻朝鲜军。那里的司令官是林铣十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期，石川县人）。石原当然没去搭理林大将，也搭理不上，而是跟林的参谋神田正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爱知县人）进行勾搭，鼓动神田，一旦沈阳有变，驻朝鲜军得过境帮忙。神田这小子当下表示：小意思。只要关东军敢动，驻朝鲜军就敢动。至于林司令官的工作，由他来做好了。

石原，你敢动吗？

石原、板垣动手前，土肥原贤二被调到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这位板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来沈阳前，正在天津搞一个谋略，想把一些北洋系老人新手拉拢在一起，组个反蒋反张小团体，后来虽然没搞成，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的11万东北军精锐被调进了关内。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得意地称：把东北军忽悠进关，是他的一个杰作。实际上，纯粹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石原要闹事。

正在这时候，东京派人来了。

东京当然不是聋子，也不是傻子，从内阁到军部都密切关注着海那边的动向，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听说那里的年轻人要“闹一闹”的消息。首相若槻礼次郎在那嘀咕，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直接在内阁会议上质询陆军大臣南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6期，大分县人）：有这种事吗？

南次郎说：没，没。

南次郎当时认为，动武时机还没到。但对那边的情况他又不摸底，于是跑到陆军参谋本部，跟总长金谷范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期，大分县人）商量对策。这两位大将都出身大分县，是老乡，在军中被称为“大分阀”。最后，两个人决定：叫建川美次过去看看，如果关东军在搞谋略，那么建川部长将担负着“劝阻”的任务。

建川？

对，一个长得像村长似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左右），就是派中村去画地图的那位，他刚从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转到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一眼看上去，建川的外貌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实际上此人有一套，外号“顾问”，因为做过最大的陆军小团体一夕会的指导。

建川借道朝鲜去中国，后来被认为是故意耽误时间，给关东军留出动手的机会。实际上，对日本军人来说，经朝鲜去中国是常见的，未必是建川通过路线来搞名堂。但这样讲，也并不是说建川这老小子就一点都不知道关东军参谋在搞的谋略，对这件事，首先他不反对，其次嘀咕其成功概率。

总之，1931年9月15日，建川“村长”从东京出发了。

建川离开东京前一天，日本陆军政变狂、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给石原、板垣连发三份急电，要他们提前动手。桥本此时已知道石原将在近期起事。

桥本饰了一个“友情出演”的角色。

后来，据花谷正“爆料”，说他们的行动计划，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同僚中，桥本欣五郎知道95%，建川美次和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冈县人）知道90%，永田铁山知道85%，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山形县人）和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冈山县人）知道50%。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一无所知。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而且如此精确？显然，花谷正有些显摆自己主谋的位置了。

得到桥本的电报后，9月15日晚上，在沈阳特务机关，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召集花谷正、今田新太郎、三谷清、川岛正、小野正雄、儿岛正范、名仓梁共九人开会。这里的主人土肥原去哪了？在东京，正向军部报告“中村事件”的解决进度。事件发生后，处死中村的关玉衡团长被东北军藏了起来，日本方面的交涉一直没什么成效。

此时最心里打鼓的，倒是后来以自己参与事变为荣的花谷正，他说：要不先停下？

今田新太郎说：别呀！他嚷嚷绝不能就此罢手，必须在建川到来前动手。

石原不动声色，实际上也有一丝犹豫了。板垣突然没了主意。就这样，吵吵了一夜，也没拿出个统一意见。散会前，板垣叫住石原，问他到底准备怎么办。

石原说：如果必定成功，即使军部和内阁反对也没关系吧？

板垣说：那还是决定干是吧？

石原回了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他想了一路，到旅顺后，立即给板垣打电话，提前10天，9月18日夜动手！他说关东军司令部这边由他来摆平。然后他又给花谷、今田、川岛打电话，让他们一切听从板垣的调遣，石原叫花谷负责爆破铁路的任务，把今田和川岛分到他手下。

今田告诉川岛，选派得力人物担当爆破重任。爆破地点——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距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800米左右。川岛物色的人物是他的手下河本末守。

居然又姓河本。

1931年9月18日，最忙的是板垣，一方面担当着事变前线总指挥的角色，一方面还得接待快到沈阳的建川美次。

一大早，板垣去了本溪，把建川从本溪接到沈阳。这时已是傍晚。板垣作为关东军代表，在本溪见到建川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一切都没有问题！

这话很有学问，是满洲没问题，还是在满洲的行动没问题？

板垣让花谷把建川安排到日本人开的菊文酒馆，然后跑回特务机关。在那里，他开始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作战任务。很快，花谷就回到特务机关，建川“喝多”了。此时，旅顺的石原，陷入人生中第一次巨大的忐忑。

沈阳那边，天黑后，川岛带着他的中队向柳条湖方向疾进。

他在距爆炸点3里处的文官屯设立指挥所，随后把河本末守派了出去，后者带领7名士兵摸向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这次爆破跟炸张作霖比，有个技术要求，因为石原后来补充了一个命令：爆破后，必须保证这段铁路还能顺利通过火车。石原担心一线的士兵真的把那段铁路炸飞。他想：如果真那样了，又是何苦？本来炸铁路就是找个借口，意思意思就行了，炸完了再修，那不是傻子么？

石原的计划“完美”了，“河本二世”有难度了。

河本末守估算半天，最后决定使用40小包黄色炸药。量不大。出发前，今田新太郎说，再加2包吧。

河本在铁轨边埋好炸药。他看表，指针指向1931年9月18日22点25分。后来，花谷正用“明月落入高粱地，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来形容此夜。

河本起爆了炸药。随后向文官屯的川岛中队、虎石台大队和沈阳特务机关同时发去电报，内容一样：“东北军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我中队为保路护侨，决定向敌人进攻！”

永田铁山帮忙提供的老炮发挥了作用，炮弹呼啸着飞往北大营。虽然不怎么准，但动静大。一阵炮击后，川岛正和今田新太郎拔出军刀，跳到最前面，指挥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虎石台路段中队）的180名士兵，率先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今田还真有两下子，加完2包炸药后，量正好，把该段铁路枕木炸毁，铁轨只是轻微有点弯，所以20分钟后从长春那边开来的火车，在震动了一下后，仍安全地通过了柳条湖铁路。

得到爆破成功的消息后，坐镇沈阳特务机关的板垣和花谷立即向旅顺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去急电：

18日晚22时半许，暴戾之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以西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我前来之一部发生冲突。据报告，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

随后又发出第二封电报：“北大营之东北军炸毁南满铁路，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晚11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

南次郎陆军大臣接到电报后，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事件到底还是发生了。

建川美次在哪儿？

他喝多了，正在菊文酒馆睡觉。他是真喝多了，还是假装喝多了，已经不重要了。历史现在已经把他忽略了，石原和板垣成了日本陆军真正的主角。

事变爆发前不久，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才赶回旅顺。

此前十来天，这位司令官一直视察南满铁路的日本驻军。他的参谋长三宅光治一字一句地念板垣发来的电文。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围在他身边。刚刚上任一个来月的本庄，有一种亲历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件的感觉。遗憾的是，整个计划他并不清楚。

还有别的对策吗？有人在本庄耳边说。他一看，是石原莞尔。

事变爆发时的关东军主力是多门二郎的仙台第2师团，师团司令部在辽阳，兵力分布在旅顺、沈阳、长春、公主岭、海城、铁岭、鞍山等地，实际兵力10,400余人。此外，在南满一带，有6个独立守备大队，接近5000人。加上宪兵、警察、在乡军人、武装侨民，总人数有20,000多人。

驻沈阳的，是这个师团的平田幸弘第29联队。

在板垣的调遣下，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率其他中队投入进攻北大营的战斗。这名一直不知道行动计划的大队长，还有点反应不过来。板垣又以关东军司令部名义，把守卫在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调来，凌晨4点加入进攻。随后，又令平田联队进攻沈阳。

驻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但旅长王以哲没在营中，营地里的最高指挥者是该旅参谋长赵镇藩。遭到日军突袭后，赵镇藩急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问怎么办，打不打。

荣臻一个电话挂到北平，但没找到张学良。他给北大营的回复是：先别还手。

张学良当然没从人间蒸发，当今田新太郎和川岛正带着一百多日军打北大营时，他正在前门的戏院看梅兰芳演戏，后来总算被荣臻联系上了，张也慌神了，马上召集部下商量对策。

张学良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荣臻的“日军进攻北大营，怎么办”。日军当然不是冲着青菜去的（东北军在北大营种了很多菜），也不是要搞点营房住住。北大营放了一个旅，任务是卫戍沈阳，日军打北大营，最终目的当然是驱逐和消灭这里的东北军，然后占领沈阳。这是个简单的逻辑判断。

张学良能不能判断到这一步？

没法说他不能。那么好，日军要占领沈阳。到这里，事件的发展将会分岔：占领沈阳后，日本人只有两个选择：A.就此打住，跟中国人谈判，解决“中村事件”等悬案，顺便提一些新条件，进一步获取权益；B.是一个大行动的开始，打下沈阳后席卷东三省。

在这道单选题里，张学良选择了A。跟进对策是：按局部事件处理，以免给日本人扩大冲突的口实，也就是“不抵抗”。

张学良不知道的是，北大营外的日军士兵比他紧张多了。当时很多鬼子都抱着估计得战死的想法。因为他们才一个中队，180人满员，北大营可驻着东北军的一个旅，好几千人。所以，炮击后步兵跟进时，他们又喊又叫、又蹦又跳，自己给自己壮胆。但后来他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天蒙蒙亮时，里面一个旅的东北军魔术般地消失了。

说得简单，做起来可难！上面叫不抵抗，但日本人正端着刺刀往里冲，等死么？要撤退，怎么撤？日本人的炮火在那了。东北军没办法，只能冒着日军的弹雨，推倒围墙撤走。那一夜，难死了中国人！

按石原的设想，关东军必将陷入苦战。即使顺利的话，占领沈阳，驱逐东北军，至少得用三天时间。令他没想到的是：当平田联队于19日上午10点开进沈阳时，距柳条湖爆炸12小时不到。

日军伤亡24人，东北军扔下200多具尸体，沈阳陷落了。

事变爆发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京中山码头上了“永绥”号军舰，前往南昌督剿红军。9月19日，当蒋介石到达江西湖口时，在军舰上接到来自上海的急电，上海的消息不是来自沈阳，而是来自东京，说东北有变。

随后南京那边才接到张学良的电文，于是政府急电蒋介石，要求其回京商议对策。蒋介石从湖口赶到南昌后，随即又乘飞机返回南京。在南昌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电报：

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九一八事变和“皇姑屯事件”一样，是关东军主谋下的擅自行动。事变爆发后转天，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向天皇抱怨：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的报告，也没有陆军省的报告。

至于军方那边，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顺坡下驴，既然关东军已经开启祸端，就先看看形势再说。

在关东军“激情邀请”下，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已派军队进入中国境内了。他的参谋神田正种果然发挥了作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后来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中这样感慨：如果驻朝鲜日军不来增援，结局不过是重蹈昭和三年事变——“皇姑屯事件”的覆辙而已，不设法将其牵扯进来，一片苦心很可能化为泡影！

其实他多虑了。我们可以原谅张学良对风云突变的沈阳局势的误判，那么随后关东军进攻锦州时张的做法就叫人彻底无语了。事变后，张学良把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也挪到那里，把东北军主力近20万人都聚集在锦州周围。

1931年年底，关东军决定打锦州。说是打，其实步兵并没跟过来，只是派了飞机轰炸。关东军当时不没飞机嘛，这飞机哪来的？说起来令人苦笑：在沈阳缴获的。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有飞机300多架，都拱手送给了日本人。而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有多少架飞机呢？100多架。之所以先派飞机炸，是因为日本人也有点含糊：锦州有近20万东北军，他们关东军才多少人？沈阳的东北军没抵抗，锦州的大军呢？

关东军作出进军锦州的计划后，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连下了四道命令，让他们马上住手，别再妄动。军部对那里的局势完全没底，担心一旦张学良集结在锦州的大军抵抗起来，关东军那点人会被立即下了馄饨。但此时石原、板垣已完全靠赌了，把这四道命令扔到了一边。当然，这俩人把持下的关东军司令部也明白，在违令后，他们也就站到了悬崖边：除了取胜外，已没别的路可走。

这时候，全国都在看锦州。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孙科主政，蒋介石已引咎下野）明确下令，叫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进行抵抗，不得再放弃锦州。但结果是：关东军刚在锦州扔了几颗炸弹，张学良就决定一枪不打地放弃锦州，把近20万东北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张的理由是：缺少武器和中央的支持，不想作无谓的牺牲。

张学良没叫东北军还手，但他的手下，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还击了。1931年11月4日，在嫩江桥打响对日抗战第一枪。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抵抗”是种策略，跟卖国什么的无关。因为如果真要打的话，这仗是打不赢的。中日的总体战力，日本强于中国不少，这没问题；但具体到九一八事变的情形，东北军要是抵抗了，就一定完败么？在沈阳之夜，当日本人用1905年的火炮轰击1931年的北大营时，其实你可以感到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多糟。

锦州的情况更是如此。当时日本还没大打的准备，擅自行动的关东军一旦受挫，日中就得回到谈判桌上，如果那样的话，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未必是东三省全部沦陷。而锦州是张学良挽回沈阳误判的最好机会，但他却不想要这个机会。

说起来也有点可笑，张学良的做法直接导致东京内阁的倒台。事变发生后，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到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都不赞成关东军继续玩火，主张跟中国谈判，但没想到关东军的冒险一次次成功，内阁最后只好全体辞职。至于军部那边，开始还比较保守，并不主张进攻锦州，但随着关东军节节推进，强硬派完全压倒保守派。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陆军参谋总长虽然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在年底双双辞职，但这时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已经把手握到一起：既然搞得如此顺利，那就趁热打铁把嘴里的肉咽下去吧。

就这样，那片丰饶的黑土地，如雪崩般陷落了。

石原、板垣闹事时，日本国内也开锅了。日本政体有点意思，明治维新后，有些人想学西方，穿燕尾服，戴礼帽，围成一圈讨论问题，搞内阁制，但从1885年开始，搞了几十年，还是道夹生菜，这也算是七百年武士治国的后遗症。也有些文官比较拧，想折腾一下，就有了个政党时代（1924～1932），但军人们，特别是佐级军官，不吃那一套，稍有不满掏枪就打，所以那个年代的日本首相是个危险的职业。

那就说说“樱会”首领桥本欣五郎吧。

看一份1930年“樱会”成员名单：桥本欣五郎、长勇、重藤千秋、根本博、小原重孝、坂田义郎、和知鹰二、天野辰夫、樋口季一郎、马奈木敬信、田中清、田中弥、樱井德太郎……跟一夕会成员比，他们都是小字辈。这些人对大正时代以来的官僚不满，想用暴力搞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有生气的、明朗的”军政府，从里往外地改造日本。

首领桥本退役前连个少将都不是，但在那个年代，却是日本军中最大的疯子。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东京出现两次未遂政变，想颠覆内阁，建立军部统治，都是桥本一手策划的。

桥本搞政变前的日本，遇到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瓶颈：

第一，“满洲问题”得不到解决。

第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让很多日本人认为自己吃亏了。

第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其影响还不小。农民没收入，工人失了业，大批日本人没事干，很多人打起背包，到中国“闯关东”。

第四，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协调英美、尊重中国”的外交政策叫军人不满。

在这个背景下，桥本于1931年3月和10月连续发动两次政变。

关于桥本，先看一下简历：

福冈县人，1890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陆大32期。毕业后，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关东军司令部部员、陆军大学教师、驻土耳其武官辅佐官、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俄国课课长。“二二六兵变[5]”后被编入预备役，搞了个极右翼的大日本青年党。中日开战后再入现役，任野重炮兵第13联队长。在南京战中因擅自炮击长江中的英美舰船而“二进宫”，再次被编入预备役。

桥本这个人是双鱼座，从星座学上分析，这个星座的人既温柔，又喜欢幻想。对桥本来说，在私人生活中到底有多温柔我们不知道，但喜欢幻想却是真的，从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就幻想以暴力解决国内问题，以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桥本虽然只是个佐级军官，但在军中影响特别大，后来日本军人形容一个人冒失、激进，往往说：你太桥本了！

3月的政变，桥本想推翻执政的民政党内阁，建立一个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期，冈山县人）为首相的军人政权。于是他联络了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带着“樱会”的几个心腹，以及“民间高人”玩法西斯理论的大川周明[6]，打算在东京大干一场：先鼓动工人在东京游行，然后宇垣宣布戒严，混乱中派军队包围议会，此时由小矶出面，逼迫内阁辞职，叫天皇授命宇垣组阁。

作为明治藩阀向昭和军阀过渡的人物，宇垣资格很老，在军中自成一派，前面提到的南次郎、金谷范三都是他的小弟。早在大正时代，这位长得很有喜感的大爷就出任过一次陆军大臣了，还搞了个著名的裁军，让很多军人一下子没了饭碗，有人声称要他的老命，所以第二次出任陆军大臣后就低调多了。

得到桥本的想法后，宇垣开始想掺和：叫我当首相？太好了！后来他又犹豫了，因为得到小道消息，说其实用不着搞什么政变，因为执政的民政党那边已经有意推举他当首相。这时候，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也奉劝小矶慎重从事，别被桥本忽悠了，于是政变流产。

宇垣一哆嗦，桥本没搞成，但也没受到任何惩罚。

桥本不甘心，10月又策划了第二次政变。这次政变的策划案听上去都吓人。

不仅策动近卫师团，还调遣飞机，干什么呢？轰炸出席内阁会议的政府要员，一举杀死首相和所有的元老、重臣，袭击警视厅、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建立以陆军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和歌山县人）为首相的军政府，内阁名单都定好了：

首相兼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内务大臣桥木欣五郎、外务大臣建川美次、大藏大臣大川周明、警视总监长勇……

桥本这次找的主要帮手是自己的老乡、“樱会”二号人物长勇，还有根本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福岛县人）。“民间人士”除大川周明外，还有另外两个“军师”北一辉和西田税，以及海军暴力小团体“拔刀队”的成员。但由于计划过于大胆和天真，导致最后走漏消息，据说是在好几个军官小组织都插一脚的根本博告的密，但军部的措施不是逮人，而是安抚，派人前去说好话。

谁去的呢？“樱会”眼里的红人荒木贞夫。他跑到政变分子待的酒馆做工作，结果开出的罚单是：桥本禁闭反省20天，长勇反省10天，其他人只给了警告处分。

桥本又一次搞砸了，但却给了皇道派[7]大佬荒木贞夫出头的机会。

荒木算得上是1930年代日本陆军“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位善于演讲、讲究仪貌的陆军大将，在桀骜不驯的少壮派军官中有巨大影响。首相没当上，荒木却因桥本的未遂政变，得以出任接替若槻礼次郎上台的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

但皇道派是个什么玩意儿？

说皇道派前，得先念叨一下统制派[8]。1921年10月，在德国的温泉圣地巴登巴登，三个驻欧洲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高知县人）、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东京人）泡了一次澡，泡出个密谋：推翻明治以来长州藩老家伙对陆军的控制，使军部“平民化”和“精英化”。

统制派老大是日本陆军第一大脑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后来去皇道派那里坐了第三把交椅，冈村宁次站在永田这边，但后来实际上没怎么掺和派系之争，而是一门心思研究在中国的打仗问题去了。回国后，永田搞了个“二叶会”，随后合并了“木曜会”，于1929年建成日本最大的佐级军官团体一夕会，几乎把昭和军阀一网打尽：东条英机、冈村宁次、铃木贞一、矶谷廉介、今村均、冈部直三郎、板垣征四郎、桥本群、根本博、草场辰巳、石原莞尔、横山勇、影佐祯昭、牟田口廉也、武藤章、田中新一……

按永田的设想，陆军的人事问题必须变天，然后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对外武力领有满洲，搞好战争资源。永田玩的也是“总体战”概念，同样是从德国那里学来的。

但皇道派认为，什么战略资源啦，什么先进武器啦，一切都是浮云，只要拥有“皇军精神”，那么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即使拿着竹竿也能打败敌人。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是上面说到的“老愤青”荒木贞夫，旁边的第二把交椅上坐着真崎甚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佐贺县人），身后站着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长崎县人）、松浦淳六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福冈县人）以及更多的下级青年军官。

这派人物中高层不多，粉丝都是尉级军官，主张天皇亲政，对外北攻苏联，这也是“二二六兵变”时叛军提出以荒木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原因。

搞着搞着，两派就开始互殴。

话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陆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大臣南次郎都辞职了，分别被皇族闲院宫载仁亲王和陆军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接替。荒木的副手，陆军省次官的位子上则坐着柳川平助。驻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被叫回东京，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代替载仁亲王主持日常工作。也就是说，陆军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军令机构一下子都被皇道派占据了。

真崎这个人很有城府，与鲜衣怒马的荒木不同，他最大的特点是坐稳一个位子后，立刻寻找对手。他注意到永田铁山。此时永田正在荒木的陆军省担任军事课长。头脑聪明、作风干练、谋略过人的永田，很受天皇喜欢，在当时已快成传说中的人物了，所谓外有石原，内有永田。很多关东军和驻朝鲜军的军官在回国公干时，都要拜访一下永田。

真崎想把这个对手拉到自己身边，就想法把永田调到陆军参谋本部负责运输通信的第三部当部长。他天真了一次。永田是什么样的人？已稳坐统制派老大的位置，还有必要过来当“小三”？何况参谋本部这边（第四部，负责战术战法）已坐着翻过脸的老同学小畑敏四郎了。

就在真崎纠结时，听到两个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真崎想先听哪一个？

真崎说：好消息吧。好消息是：他要从中将晋升为大将，肩章上又多了一颗星。坏消息呢？真崎自己回答：坏消息是，我得离开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的椅子。因为按军中规定，这个职务只能由中将担任。

没办法，真崎很不情愿地到陆军省当了没实权的军事参议官。

皇道派高级将领本来就少，真崎又走了，荒木感到很孤独，主要是感到有些玩不转。加上他提出的北攻苏联的设想遭到内阁一致反对，于是辞去了陆军大臣的职务（1934年1月）。

荒木做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上台的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那么这时候犬养首相在干吗？在地上躺着呢。不是睡着了，而是被打死了。

犬养是孙中山的朋友，对华态度比较温和，后出任日本最大政党的政友会总裁。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辞职后，在野党的政友会奉命组阁。他上台后，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收拾石原留下的摊子，试图低调地跟中国谈判，军内强硬势力大怒：这怎么行？你别是老糊涂了吧！

这次发难的是海军。

无论日本陆军还是海军，离他们近了，颇能感到一股强悍的气场，但若放远了看，给人的感觉却是石头一块，就会乱砍乱杀，他们不是单纯地迷恋暴力，而是只会使用暴力。这不是个态度问题，而是个技术问题。1932年5月15日傍晚，海军军人山岸宏、三上卓等11人大摇大摆地走进首相官邸，犬养见他们面无表情，问啥事？有话好好说。对方的回答是：“多说无用，打！”遂乱枪击毙了年近八十的老头子。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日本。

犬养死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就吹灯了，继任首相斋藤实曾是位海军大将。

回到荒木身上。按惯例，他辞职前有权向天皇推荐一位新人选，还能是谁？但载仁亲王反对（对真崎没好感）。荒木于是想到此时已由驻朝鲜军司令官转为陆军教育总监的林铣十郎。

这位“越境将军”实际上性格温和，当初擅自支持关东军，完全是受参谋神田正种的煽动。荒木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林就任陆军大臣，那么教育总监的位子就空了，可趁机再推荐真崎。事情如荒木的盘算，真崎果然得到了陆军三大长官之一的教育总监的位子，但这时他所嘀咕的永田铁山也拿到了陆军省最具实权的职务：军务局局长（主要负责陆军编成和人事调动）。

下台后的荒木觉得没啥，但真崎觉得事情不好办了。

永田一上任，就开始忙着进行陆军的人事调动，这是他的夙愿。真崎眉头不展时，发生了“陆军士官学校事件”（1934年8月）：有人煽动学校里的皇道派士官生搞政变，但后来计划又被人告发，一些倾向于皇道派的士官生被开除，最后事情搞明白了，是一名叫辻政信的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6期，石川县人）在搞鬼。

事件发生后，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皇道派士官被逐出校，但最难受的还是真崎。因为他是教育总监，管的就是陆军教育的事儿。

辻政信的背后，有人说站着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老师的东条英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岩手县人），东条有这脑子么？无论如何，最后背黑锅的是永田铁山。而永田也正好抓住机会，在他的“主刀”下，4700多名陆军军官被调动，其中很多是皇道派人物，包括柳川平助（从陆军次官的位子被打发到驻台湾军司令官的位子）等人。真崎本人都有点自身难保，永田的目的显然是迫使他辞职。作为一个军人，又玩得好政治，干啥都像那么回事儿，永田还真行。

真崎被迫辞职。这一下，支持皇道派的青年军官们不干了。

一个叫相泽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福岛县人）的中佐，为此专门从驻地福山县赶到东京质问永田，永田当然没惮他。相泽回去后，永田立即搞清了其身份，于是就要办他。没几天，相泽接到去驻台湾军报到的命令。相泽没去台湾，而又来了东京，这次带了军刀，随后（1935年8月12日）发生了震惊日本全军的事件。

犬养被刺时，问的是“啥事”，而相泽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办公室后，永田问的是：你谁啊？显然，每天忙活的永田早就把这个中佐给忘了，他正在跟东京的宪兵头子谈话。

比起刺杀犬养毅的海军军官，相泽的回答更酷（主要是真急了）：“呀！天杀永田！”拔刀就砍。

永田坐在办公桌后，一偏身子，竟躲了过去。这个偶像级人物确实有两下子。一边的东京宪兵头子也惊了。但永田随后犯了个致命错误。相泽有刀，永田也有刀，手枪则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果永田先随便在桌子上抄起一个家伙砸向相泽，利用后者下意识地躲闪的机会抽刀或拿枪，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但他没这样做，而是起身朝门口跑。相泽第二刀没给永田机会。就在永田快要拉开门时，相泽反手一刀砍在永田后背。永田居然没出声，他还想开门，结果第三刀从后面直刺过来。

如果永田没死，必有出任陆军大臣或首相的那一天，那时的日本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历史只有一个：永田死了，而且是被钉在了门板上，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就这样玩儿完了，剩下的第二大脑石原莞尔也就成了第一大脑，至于此后的第二大脑是谁，永远都说不清楚。

对相泽的审判是漫长的，因为皇道派的缘故，一直拖到1936年。行刺跟真崎有没有关系？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就在真崎出庭作证的转天，“二二六兵变”爆发！

1936年2月26日，东京暴雪迷城，突有第1师团一部（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多名士兵在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竹岛继夫、今泉义道、中桥基明、中岛莞尔、林八郎、河野寿、坂井直、丹生诚忠、池田俊彦、高桥太郎、安田优等尉级皇道派小校带领下发动兵变！因为永田死后，按统制派的计划，要把皇道派小校云集的东京第1师团调往中国东北，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开走了。

开走前，他们动手了。

东京大街上，叛乱士兵冒着大雪，唱起《“昭和维新”之歌》：

大海上波涛汹涌/富士山乌云密布/处身于这腐败时代/我的热血沸腾起来/特权之士/不可一世/家国之事/不闻不问/财阀之士/穷奢极欲/家国之事/不闻不问/国家将亡/贪官敛财/人民受骗/社会乱成一团/犹如棋盘的布局/我们出动了/为了“昭和维新”的新天地……

你还别说，光从歌词上看，写得还不错。

参加兵变的很多人都来自农村，对“奸臣的贪腐”特别看不惯，认为日本唯一出路是驱逐压迫皇道派的统制派，让天皇亲政，建立单纯廉洁的军政府。煽动者除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事件”中被开除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外，依旧有“民间高人”：北一辉、西田税。

奇怪的是，这次大川周明没参加，他逃过一劫。

兵变中，叛乱士兵像演电影一般击毙内大臣斋藤实（前首相，被打了47枪）、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被乱刀砍死）、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砍了头），刺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此人是后来的首相。

1934年接替斋藤实首相位置的冈田启介侥幸逃脱。

过程非常戏剧化。当时领得袭击首相任务的是第1联队的机关枪中队，中队长是栗原安秀中尉。栗原带人冲进首相府后，七十多岁的冈田被他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塞进浴室，随后松尾只身跑到外面。叛军没见过冈田，只是带着照片来杀人，拿出照片跟松尾对了一下，因为松尾跟冈田长得很像，就认定这是他们要杀的首相，于是一声令下，让子弹飞。

这实在像电影里的情节。但对不起，这是真切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执行任务的第3联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完成了任务，找到了刺杀对象，并把子弹打进对象的身体；铃木贯太郎虽没死，但当时身中两枪。而第1联队的士兵，都没完成任务：首先在首相府就杀错了人，随后又放弃了刺杀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的计划。

叛军占领了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国会，发表声明，要求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组阁出任首相。

兵变发生后，东京完全乱了。陆军各派各怀心事，有坚决要镇压的，有观望的，有绥靖和支持的。海军态度非常明确：镇压。因为兵变中死去的内大臣斋藤实、受重伤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死里逃生的首相冈田启介，都是海军大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海军互相看不上已不是什么新闻，此次三名海军大将同时死伤，海军觉得很没面子，于是东京湾战舰云集，那意思是：陆军不动手，我们就上！

陆军什么态度？

很多时候，一个人要想成事儿，或者说脱颖而出，除了靠实力外，还有赌博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关键时敢押宝，押对了，也许就能轻易地冲到峰顶；押错了，就可能掉进深渊，永世不得翻身。

此时已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押了一宝：大嗓门地向东京发电：一定要镇压叛乱啊！

有人说，东条是统制派主力，肯定会主张镇压。但实际上是很多统制派被当时叛军血腥的行动吓晕了。陆军17个师团，只有梅津美治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大分县人）的仙台第2师团和谷寿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冈山县人）的熊本第6师团向陆军省表示支持镇压叛军，其他师团长则处于观望状态。此时东京的形势转瞬即变，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在东京，真崎甚三郎显然取代荒木贞夫成为皇道派的总瓢把子了。兵变前，他就得到消息，但没阻拦；叛乱后，青年军官们邀请他出山。到底是老狐狸，他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因为那么多大臣都死了，天皇什么态度？他狡猾地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只是说同情叛军，但出山的事，还是再看看吧。

荒木贞夫坐不住了，死活拉着观察动态的真崎跑到戒严司令部，“奉劝”不要镇压叛军。这时戒严司令部的主事参谋是谁呢？石原莞尔（这时候已经当上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课长了）。两位大将都来了，但石原一点面子也没给他们。

正如真崎所料，昭和天皇先是吃惊，随后是生气，最后被激怒。

这个历史节点上的陆军大臣是川岛义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爱媛县人）。此人可能是日本陆军史上最没名气的大臣，但偏偏在“二二六兵变”时担任这一要职。事变后，他一下子就傻了，被叛乱士兵堵在家门口，最后差点给揍一顿。还好，他的副手也就是次长古庄干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熊本县人）给解了围，但此人明显支持皇道派。

建议向叛军妥协的，除小畑敏四郎外，还有已经当上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东京警备司令官兼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部长山下奉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当然还有远在台湾的驻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昭和天皇这次谁的话也没听，他警告这些人：如果陆军不将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兵收拾了，他就要亲自带近卫师团出马。

除外面的东条外，支持镇压的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这是这个呆板又没什么主见的陆军不倒翁做过的唯一一件灵光的事。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军事参议官寺内寿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山口县人）。寺内是名门之后（明治时元帅、首相寺内正毅是他爸），谋略一般，但作风硬朗，喜欢傻笑。后来和杉山一样也干到元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做在东南亚作战的南方军最高司令官。

结果是，叛军投降，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等15名头目被枪决，叛军背后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北一辉、西田税被处死，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等人被勒令退出现役，镇压不力的川岛义之、香椎浩平，以及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三人从本职上卷着铺盖走人。

但山下奉文在寺内寿一的保护下溜了：被流放到驻朝鲜军当旅团长，过起成名前漫长而郁闷的日子（太平洋战争中横扫马来亚[9]）。前面说到的那位陆军省次官古庄干郎因川岛义之的顶雷而没被惩处，但中日开战后指挥日军在华南作战时他还会出来。寺内当仁不让地成为兵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的陆军大臣，在随后的肃军中把皇道派扫除。

兵变虽然流产了，但皇道派的愿望很大一部分奇异地实现了。

广田内阁恢复了一项规定：军事行政机构的最高首脑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担任。

在组阁时，如果陆军和海军拒绝提供两大臣候选人，那么新首相将没法完成组阁；而如果一届内阁中，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辞职，那么这个内阁就倒台了。军部就这样巧妙地控制了内阁，毛茸茸的小手搭在了政府的肩膀上。

捉蒋行动

“东北易帜”后，蒋介石要做的，就是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改掉北洋以来的纷乱局面，把政令统一到南京这边来。

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就没闲过，像被绑在水车轱辘上，一直在那儿转。他也想停下来，但对手说：别，蒋校长，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您还是再转会儿吧。

但这些人又不给力。

在对付党内派系和新军阀上，蒋介石还真有两下子：在党内，击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又在蒋桂、蒋冯、蒋阎冯大战中，把不听话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人一个个搞定。

我不写这些。

那种国人间的内耗，即使再精彩，也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要念叨一点，这种倾轧，在很大程度上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举个例子。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把11万东北军精锐调入关内，帮蒋打阎冯，这些部队走后，东北虽有20多万正规军，但至少在日本人看来是个机会。

反蒋的都靠边站了，但在对付日本人上，蒋介石开始头疼。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只能向国际讨“公理”（向英法把持的国际联盟投诉日本），而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加上对红军的围剿更不顺，党内反蒋势力一发难，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二次下野。说是下野，但黄埔系的中央军还攥在他蒋校长手里，别人是指挥不动的。

此时最有资格上台的，除汪精卫外，就是胡汉民。胡被认为是党内反蒋的精神领袖，但没心气接这个摊子。汪精卫呢，鬼得很，一直探头观察。

帽子就落在了国民党元老林森和孙中山的公子孙科脑袋上。

林森从此当了十来年的国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在重庆车祸去世，他也算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国家总理。孙科，龙二代，离龙远矣。但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毕竟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那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稀罕之物。孙科很想在政坛待着，但又缺乏才华，1932年“一·二八”事变[10]，上海打起来那天，慌忙把才坐了个把月的位子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也够倒霉，一出山就碰到日本人打上海。显然他自己玩不转，但说到底他是个政客，军国之事做不来的。虽然他非常讨厌蒋介石，但此时又离不开蒋介石，后者重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水到渠成。

虽然南京也把中央军派了过去，支援在那里抵抗的第19路军，也叫日军连换了四任司令官，但最后还是签下了《淞沪停战协定》[11]。按这个协定，上海成了非武装区，只允许保安队和警察待在那里，而不许中国正规军驻扎。

国家之事是没法讲理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强权即真理”。作为强国，不讲道理；如果你是弱国，那么最好你也别讲道理，因为没道理可讲。

“一·二八”显然跟“九一八”有关。很多人认为，是板垣撇开石原后自己联络上海的日军搞的一个谋略，为的是把国际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板垣有这个脑子么？就算他有吧。这里只说蒋介石，一下一上的他，面对日本人的纠缠，决定以不变应万变：

这个万变是日本人一次次制造事端，这个不变就是关闭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渠道。蒋介石有个想法：如果跟日本政府谈判，中国这边肯定吃亏。他晓得，九一八事变只是个开始，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针对日本人，他开始在国防和战略上留后手了。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不是向国际社会投诉么，那个英法把持的什么狗屁国联派了个调查团到东北，但除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有点毁容外，任何作用也没起。调查团转悠了一圈，又回去了。而对关东军来说，怎么收局是个问题。

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像对付朝鲜那样，占领后宣布合并，把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军事占领，占领一段时间再说，在东北设立个都督府一类的机构，由日本人担任首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搞个木偶政权。

日本人选择了最后一种。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两个“满洲英雄”闹了一场，板垣征四郎觉得，为了一劳永逸，应该由日本直接占领，看上去虽冒险，英、美、苏等国甚至可能制裁日本，但如果日本人撑下去，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石原反对。

土肥原贤二打圆场：搞个傀儡吧。这样既能把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彻底孤立。

我可以告诉你，上面说的纯属历史八卦。

事实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但谁当这个木偶？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正待在天津静园（今天津鞍山道，当时日租界内）的末代皇帝溥仪。

满人兴于东北，那里是他们的老家，其他什么都别说，只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再合适不过了。随后，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

这个事儿一直被认为是土肥原特务生涯的代表作。

土肥原本人也特别得意。实际上有点夸大其词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让溥仪动动，难度是有的，但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但土肥原为了显示自己谋略过人，把事情搞复杂了，先鼓动天津的亲日分子闹事，然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宣布封锁日租界，在混乱中，把溥仪偷偷运到东北。

1932年3月，伪满洲国“高高兴兴”地成立了。

在关东军看来，这样还不行，为“保护满洲国的安全”，就得跟南京那边搞一个缓冲地带，于是又占领山海关，推进至长城一线，随后用128名骑兵，把那个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他的上万军队赶走，占领了省会承德。

随后，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部队——王以哲部一战即溃。

张作霖一死，东北军就没了魂儿，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山海关，一路跑下来，这支军队精气神已全无。

作为主政华北的大员，北平的张学良，还有什么脸再在那位子上待下去？南京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兴义人）北上御敌，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1933年元旦，夜里11时，“长城抗战[12]”爆发。

抗战年代，中国这边的将领，通常是四个地方出来的：岁数大点的，毕业于当初袁世凯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各地的讲武堂；年轻的少壮派毕业于黄埔军校，或是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文凭。何应钦是最后一类。

但无论是“长城抗战”，还是“上海事变”，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打了，局部光彩，但总体还是很窝囊。但打“长城抗战”，从人员调动上，南京的动静还是不小的：参加者除由原冯玉祥西北军改编的第29军外，晋绥军也被调过去了，还派出中央军北上。面对中国兵的大刀片，日军还有点不适应：中国军人也会耍刀？

虽然在喜峰口等处小有斩获，让一些鬼子丢了脑袋，但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前锋，很快他们就逼近北平的通州。不过，日本人也不想一直攻下去，最后捞了个《塘沽协定》[13]：长城以南冀东22县成了“非武装区”，这时候九一八事变才算收了尾。

现在看，这是个非常要命的协定。但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虽然耻辱，但仍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蒋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签完《塘沽协定》，日本人不打了，九一八事变告一段落，但华北问题又出来了。也就是说：按下葫芦起了瓢。

那时候，除关东军外，还有一支日军仗着有法律条文撑腰，赖在中国不走，那就是日本中国驻屯军。与1919年正式成军的关东军比，这个驻屯军资格更老。当年（1900年）闹八国联军，清政府被打趴下，跟人家签订了《辛丑条约》[14]，除了赔钱外，还得让人家驻军，日本人按条约规定，获得了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要塞的驻兵权。羊在狼的面前只能认同狼的规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莫不如此。

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叫日本清国驻屯军，大清王朝黄了后，中华民国成立，“与时俱进”的日本人又赶紧把部队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国驻屯军，常驻兵力5000人，基本上是一个旅团，规模小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在国外驻军，一直被日本人看作是国力强盛的象征，所以这两支部队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

《塘沽协定》后，相继来天津当司令官的，是仨同学：除了梅津美治郎外，其他两个是多田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宫城县）、田代皖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佐贺县人）。关东军搞谋略，他们也搞，这个谋略就是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自治。很多人认为：在随后的华北系列事变中，上面三个人是根源。其实比他们兴头更大、作用更坏的，是他们的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

很多人记住酒井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中，他率军袭击香港，纵兵大肆屠杀和强奸。实际上，当年在华北时，他就很不老实了，无论是借天津两名亲日报人被国民党军统刺杀而搞的《何梅协定》[15]，还是关于华北自治的“多田声明”，乃至于卸任前派日军强占丰台，这一系列华北事变，都是此人一手策划的。当时的酒井，就好像个全能体操运动员，为了华北自治，支撑、手倒立、悬垂、滚翻、腾越、托马斯全旋什么的都用上了。

1935年7月的《何梅协定》上，中日双方实际上没正式签字，酒井以他的司令官梅津的名义，向在北平主政的何应钦发了封威胁信，在信中开出了条件，何在回信中没有提出反对，“协定”就这么下来了。在日本人的条件中，既有老生常谈的道歉、处置当事者和上级官员、禁止民众排日什么的，也有两项狠的：中央军撤出冀察，并撤销两省及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取缔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蓝衣社。这个协定跟前一个月日军绘地图之间谍在察哈尔被扣，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借机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后来使第29军在察哈尔行动受限的《秦土协定》[16]，把华北事变慢慢推向高潮。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开始在国防上留后手，比如，1932年1月将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了南京，把原来大学里的日籍教官全部解职，清一色地换上了德国教官；比如，在军事委员会内秘密成立了警卫执行部、设计委员会，分别运筹对日本备战和掌握战略资源。又搞了个7年整军计划，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教下，到1938年整编训练60个师的中央军。按蒋盘算：即使跟日本人打，最好也要等1938年之后。所以他给北平的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对日本人的让步，别超过南京的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华北不得自治。

蒋介石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央军回撤后，第29军还在那（实际上在局部行动已经受限），尽管地方色彩浓厚，但毕竟还是中国的军队。万一有大事变，中央军可以马上支援。至于党部撤销，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更在意在华北活动的秘密组织。日本人要求取缔蓝衣社，这是个没法操作的事。这个军统的前身，本来就是半秘密组织，取消不取消，谁能真知道？

按蒋介石的盘算：无论日本人在华北怎么闹，先由他手下的一号人物何应钦在那儿顶着，跟日本人周旋。但他没想到，日本人为了把南京弄矮，使华北特殊化，不跟何应钦打交道，点名道姓要宋哲元（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山东乐陵人）出来，这是酒井给他的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出的主意。

宋哲元这个人很怪。他是冯玉祥旧部，早年也是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多次跟着冯玉祥反蒋。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了，被收编过去，一干军将推选新首领，热门人物是两个非行伍出身的人：张自忠（北洋法政学堂，山东临清人）、萧振瀛（吉林法政学校，吉林扶余人）。在这两个人里，大家又顶老资历的萧振瀛，但萧却推宋哲元出任军长，这个部队后来改编为第29军。

宋哲元很早就跟着冯玉祥混，但看上去，此人缺少军人果敢的作风，给人温吞的感觉。但如果你觉得他真是非常温吞，那也错了。宋哲元还有残暴的一面：1928年春，南京政府继续北伐，宋哲元带兵入陕，去打地方军阀，攻克凤翔后，一夜间枪毙了4500多名俘虏。

对造南京反的人，像宋哲元这个中层偏上级别的，蒋介石一向是又拉又打。宋哲元当上第29军军长后，后来又当了察哈尔省主席，跟日本签订《秦土协定》后被撤。宋的军队主要放在察哈尔一带。1935年6月，西北军旧将石友三联合汉奸白坚武等人想在北平闹事，搞什么独立的“华北国”，何应钦急忙命第29军到北平救火，也就是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宋哲元和第29军控制了平津跟河北一带，而宋本人慢慢成为华北的头号人物。

宋哲元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虽然名义上他是南京政府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一直想保持华北的半独立性，不想叫蒋介石插手。所以，面对日本人的诱惑，他显得很暧昧，给人拖泥带水的感觉。正是他这种苟安心理，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俗称混），搞来搞去，最后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模糊的形象。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像走钢丝一样，完成了一次次的转身。

日本人和蒋介石都想控制住宋哲元。

蒋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直接跟宋哲元打交道，甩开南京政府。何应钦南归后，他更是有这个担心。

日本人发现宋哲元的心理后，鼓动他单干。那时候，宋哲元可谓明星，除了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头儿之外，来自日本驻华使馆的、关东军的、东京军部的大大小小人物，都频繁地拜访他，我们不妨扳着手指头数一下：

多田骏、田代皖一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甚至当年在沈阳“喝醉”的建川美次也来了。

土肥原贤二去的次数最多。

土肥原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最初学的是怎么搞情报，以后也一直跑这个口儿。在张作霖死前三个月当上了他的顾问，但还没等发挥什么作用，“主人”就被河本炸死了。后来，他又在天津混过一段时间，九一八事变前被调到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事变爆发时，他正在东京，没赶上，但一回去，就弄了个沈阳市长当。此时，沈阳一片混乱。他还是有两下子的，马上搞了个像维持会一样的组织，还真奏效，很快稳定了局面，领导很满意，就把他调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叫他策反了令日本人头疼的马占山，其实这才是他一生中的好戏，虽然也有人说老马那是诈降。

作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沈阳，但华北这边的特务机关也归他管，所以他天天逼着宋哲元表态。还派自己的徒弟，一个叫什么大迫通贞的，在平津间特产肉饼的香河县带着汉奸搞了次暴动，把县长赶跑，宣布脱离南京政府。他对宋哲元说：看，这就是样板。

宋哲元也有个底线：妥协可以，但不当汉奸。至于妥协跟汉奸间是怎么个区别，他没说。

土肥原累得够呛，宋哲元没上钩，只好把一个小人物搞上台，这个人就是殷汝耕（时任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1935年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宋哲元虽没上钩，但却半推半就地出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南京跟日本中国驻屯军妥协的怪胎）。在这个委员会里，宋哲元是委员长，委员包括后来的汉奸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这样的角色。

那个年代，老宋就跟京剧舞台上的武生一样，在华北闪转腾挪着，但一个不留神，中了日本人一枪：1936年秋，宋哲元去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饭局，在天津跟田代“达成”一个叫《中日华北经济开发协定》的“谅解协议”，虽没正式签，但原则上也没反对。

协定包括：日本人参与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龙烟铁矿、井陉煤矿，以及在华北种棉花。华北棉花占整个中国棉花产量的65%以上，日本人尤其是商人太想得到了，所以后来的七七事变，又被日本企业界称为“棉花战争”。

南京那边急了，不承认这个协定，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是猪脑子。

宋哲元似乎是坐在棉花堆上跟日本人签的“谅解协议”，因为在日本人的纠缠下他实在有点晕。几个月后，宋哲元又应邀去吃饭。在喝酒的空当儿，田代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叫宋哲元顺便签一下。

宋哲元问：这是啥？

田代说：上次说的那个协定啊，我们不是达成谅解了么？

宋哲元一惊。

签了吗？还真签了。

回到北平，宋哲元对部下解释：这个协议，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的，是无效的。签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拖着不落实啊。

这次蒋介石彻底火了，他质问宋哲元在南京的代表：不落实？拖着不办，他宋哲元以为很高明么？我早就叫你们通知他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他这样一个负主要责任的人，为什么一次次地随便到敌人的军营里去吃饭？！

宋哲元是无言以对的。

是啊，作为主政华北的头号军政大员，这两年宋哲元没少参加日本人的饭局，至少没有推托过。也就是说，有请必到。有人说了，不到不行啊。真的么？不到能怎么着？说实在的，虽然当时日本咄咄逼人，但要是宋哲元拒绝去吃饭，日本人也不会来绑他。

驻南京的代表把蒋介石的话传给宋哲元，他蔫了，没过多久，就跑回山东老家去了。

显然，宋哲元签下的那个协议，如果实施了，是很致命的。铁矿煤矿什么的不说，只说日本人要修建的天津到石家庄的铁路，在那个年代，铁路线就是运兵线！

相同性质的，还有塘沽港！

华北事变一点点进行着，华北阴云一点一点聚集着，导致南京这边也不平静。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被激进青年刺成重伤。会议是在阴沉的气氛中进行的，但随着蒋介石的讲话，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却开始慢慢明朗起来：

置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这个宁波人认为，华北的几个协定后，中国已经没有再让步的余地。汪精卫被刺不久，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又被刺身亡。但同时，日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该尽量拖延与其全面开战的那一天到来，利用这段时间，积蓄军力和国力，而不能意气求战。

我们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搞了个国防设计委员会，职能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当时很多一流学者、科学家进入了这个委员会，比如李四光、吴有训、竺可桢等人。后来，蒋把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到这个委员会，称资源委员会，从事军工生产计划的实施、国防战略资源的开发、重工业的创建以及向大后方的转移等工作。

这个委员会为日后的全面抗战作了大量前期准备。

中国的态度起了变化，东京那边开始上火，这个人就是广田弘毅。

广田算得上是位职业外交家，平民出身，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一直在外务省拿薪水。工作上很会来事儿，虽谈不上见风使舵，但也是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爬到1933年秋，接替极端强硬、主张“焦土外交”的内田康哉，出任外务大臣。“二二六兵变”后组阁，干起了首相。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真正结束，到七七事变爆发前，东京对华的一举一动，都留下了这个福冈人的影子。

广田刚当外务大臣时，想继承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但没搞起来。他的手下、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听说美国要向南京贷款并出售战机，恼羞成怒地发表了个私人声明，说中日两国关系特殊，你们英美就别插手了，蒋介石如果搞“以夷制夷”的策略，日本是不会坐视的。

这个声明在当时搞得沸沸扬扬，西方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无耻，外交抗议一个接一个，搞得东京很被动。广田把天羽叫来质问：阁下是外务省的关东军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阁下想跳槽到军部上班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那好，你去再发表个声明，把这事说清楚。

于是，天羽又搞了个声明，说大家误会了，日本还是赞成门户开放的，中国那边儿，有利益大家均沾。

广田很着急，觉得必须拿出一个对中国的基本政策。但他也明白，对华外交必须得到军部支持，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所以他一次次地往军部跑，说咱作为一国政府，总得有个国策吧？不能想起一出是一出。你们不去外务省，我来三宅坂行不？咱们大家一起商量。

陆军说：OK。

海军省说：慢着！我们也想掺和掺和。广田说，也好。于是外务部、陆军省和海军省搞了个联席会议。就这样，到1935年秋，“广田三原则”终于出台：

中国停止反日运动，放弃依赖欧美的政策，两国一起提携；

南京政府承认满洲国，并与其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日共同防共，尤其是在北部边境提防苏联。

三原则一出，广田特高兴，认为是自己外交生涯的杰作：你瞧，中日间所有的关键点，我都找到了。

三原则飞到南京，蒋介石抓过来一看，顿时冷汗一身。这三条看似平常，其实水很深，他第一反应是：接受即灭亡。

但对广田抛过来的树枝又不能完全不搭理。

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讨，最后拿出对策，回复广田：在第一条上，要说明中国没利用英美对付日本的意思。中日间的纠纷，造成原因，主要是两国“不亲善”。怎么才能亲善呢？先废除《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第二条，对满洲国，让它先放在那里，我们不会用和平之外的办法，但我们也不会承认它。

第三条，南京政府其实一直在防共，是你们眼神不好，没看到。至于在北部边境的苏联问题，等你们接受了我们提的条件后，我们也不会不考虑。

这个回复软中带硬，以退为进。

就这样，蒋介石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

作为首任驻华大使，有吉明在日本外交圈也算老人了，到南京上任时他已近七十岁。有吉虽上岁数，但头脑还算冷静，一直不赞成军部的冒进和外务省的强硬路线。他认为过度压迫中国只会让日本失去中国，为此在满洲问题上与中国谈判也是可以的。但当时的内田康哉外务大臣特别强硬，“即使日本化为焦土，也不能放弃在满洲的权益”。内田一直站在军部那边，否定了有吉的构想。

见面后，蒋介石告诉有吉：这是非正式接见，一切谈话都是带有私人性质的，你的明白？

对广田三原则，有吉的看法是，承认满洲国对中国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其他两条基本上没问题。所以，他主要解释另两条。

蒋介石说：三条中，两条涉及华北问题，所以中央派官员去华北主持军政后才能商讨。蒋介石把华北问题拉进来，实际上是给广田三原则设置了门槛儿。

最后蒋说：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

这是原话。

有吉也许是老糊涂了，认为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眉毛胡子都笑开了，一路小跑回了大使馆，就差道上绊个跟头了。有吉向东京报喜，说中日亲善、共同提携的局面指日可待！

有吉马不停蹄，又拜见了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说咱下一步得谈落实了吧。中日媒体这时候也纷纷报道，说蒋介石接受了三原则。

张群是1934年底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前几年，这个职位一直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着。

民国时代的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施肇基、罗文干、王世杰等，大多是一些民族主义者，为国争权的干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至于张群，跟军中的何应钦一样，被很多人认为是亲日派。在这个问题上，好像人们不是反日的，就是亲日的，非此即彼。历史要是这样简单，那倒也好了。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早年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取得留日资格，在东京振武学堂结识了蒋介石，所谓“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在东京，两个人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又一起被分到第13师团实习，然后一起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武昌首义后又一起偷渡回国。

有这样的底子，张群可谓从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在蒋巩固政权的道路上，精明强干的张群又忙前忙后，为蒋拢住了不少人。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时候，蒋介石急忙从湖北省主席的任上调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张群一上任就要求：从今以后，各地方把所有涉日事件，都推到中央政府这边来。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蒋介石决定打开中日政府间的谈判大门。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外交上，蒋介石定了一个调子：不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关于这一点，蒋后来也反思过，认为这个办法未必上佳，只是弱国所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面对有吉的风风火火，张群问：落实？

有吉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答应了，赶快落实三原则吧。

张群笑道：不会吧。据我所知，蒋委员长的回答是：“个人意见赞同，无有对案。”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么？

有吉问：什么什么意思？

张群说：“个人意见赞同”说的是赞成中日政府间开始协商这件事，而非说赞成三原则；“无有对案”是因为三原则没有具体的东西，无从提出对案。何况，上次你们的谈话，是私人谈话，是非正式的。

老有吉差点没背过气去，但又找不出理由反驳。

有吉又提出处理华北问题的办法，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张群回绝了。张群说：你提到的办法，是你们针对华北行政长官提出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们反对我们的何应钦到北平上任，所以这些办法也就无从谈起。

有吉无话可说，只好卷着铺盖卷回东京了。

有吉走了，有田来了。后来长期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在1936年3月16日、17日、18日、19日连着四天，堵在外交部门口，跟张群谈判，这在中日外交史上非常少见。

日本有点急。

在第一次谈判中，有田说：中日关系如果不调整，很可能会发生不幸的事啊！调整的话，三原则是躲不开的。话语间带有威胁的味道。他说：现在中日间的悬案越来越多。

张群说：最大的悬案是满洲问题吧？那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有田见有点自挖陷阱的意思，于是忙说：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不是时机吧！

张群说：那也好，从华北谈起。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必须保持。中日谈判时，华北那边的日本驻屯军必须停止一切行动。

有田说：华北的事，可否叫宋哲元跟我们谈？

张群说：他没这个权力。

第二次会谈主要是张群说，有田听。

第三次会谈是有田说，张群听。

第四次谈判基本上是各说各的。

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任务就一个：让南京接受三原则。结果没谈成，所以他也可以走人了。有田出任驻华大使一个多月后，返回东京担任外务大臣，在一次谈话中称：中日关系的调整，也许不一定完全按三原则进行。

东京有点乱。

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外侮的最低限度和“最后关头”进行了说明：“中央对外交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

会议前后“两广事变[17]”爆发。起因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猝死，蒋介石趁机想把一直半独立状态下的广东统一到南京这边，于是粤系实力人物陈济棠（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广东防城人）联络广西的李宗仁（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广西临桂人），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号。

在对付新军阀上，蒋介石自有绝招。这绝招就是一边打，一边拉，先从内部瓦解开始，所以他一边派军入湘阻击叛军，一边把粤军大将余汉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高要人）拉了过来。陈济棠不战自败，李宗仁硬撑着，最后跟南京达成和解。桂系起事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所以再次归顺南京后，他们表示：一旦中日开战，即率军出桂。

但实际上，这个事变背后有日本人的影子。在当时，日本人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宋哲元家，另一个就是李宗仁家。日本人认为，在中国各路军阀里，最具有反蒋实力的，就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广西临桂人）二人，所以一个个日本高官打着拜访李宗仁的名义，去那里进行反蒋策动，这些人里既有土肥原贤二，又有日后率兵进攻上海、南京的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爱知县人）。而去的次数最多的，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广岛县人）。和知开出的允诺是：在倒蒋事变中，日本将向桂军提供所有武器装备和弹药，支持两广脱离南京政府。

李宗仁接见和知鹰二时说：我们倒蒋，打出的旗号可是抗日！

和知笑道：你们打什么旗号都行，只要你是颠覆南京政府，我们就支持。

李宗仁看了看身边的白崇禧，两个人大笑，他们当然没上日本人的钩儿。

再说南京这边，有田八郎悻悻而归，东京派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新任驻华大使，东京似乎注意到自己有点急，所以川越来南京后，以静制动，没急着找张群。但成都和北海又出事了。

日本提出要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南京那边批了条子，但成都人不干，理由是：讨厌日本人，而且成都不是通商口岸，没什么日本侨民，设啥子领事馆？日本坚持往成都派人，对他们来说，领事馆的另一个称谓就是谍报机关。在成都搞了领事馆，日本人在西南腹地就有了一个谍报据点。于是一个日本小组打着旅游的旗号先期到了成都，四个倒霉鬼一住进饭店（大川饭店，8月23日），就被成都民众包围了，结果是两死两伤。

“成都事件”余波未平，广西北海又有涉嫌间谍的日本商人被刺。

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小小的一个事件都有可能造成旷世大战。

而有时候，一个事件的爆发，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严肃”。比如说，1934年的“捉迷藏事件”。当年夏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有个职员叫藏本英明，此人性格内向，有事喜欢闷在肚子里，因为一点破事儿受同事讥讽，于是从总领事馆出走，一个人钻进明孝陵附近的紫霞洞，想要自杀。日本那边认为藏本被反日分子干掉了，认为中国必须负责，军舰也跑到下关江边示威。没想到，四天后藏本在洞里被找到了。

此时，中日两国实际上已如脱缰野马，冲着一个明朗的方向去了。虽然谈判还在进行，但这仗迟早要打了。“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bǐ）随时抗战为要。”这是两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发出的密令。在1936年，中日间每有一个突发事件，南京这边就有战争预案作出。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中日政府间的谈判重新开始。

在川越和张群谈着的时候，和知鹰二又秘密地从天津跑到南京，向川越传达驻屯军以及关东军对中日谈判的看法。随后川越提出的要求开始增多：取缔排日政策、华北自治、共同防共、减低入口关税、上海至福冈间通航、聘用日籍顾问……显然，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见陷入僵局，东京告诉川越，其他可以先不谈，但必须使中国原则上先接受两条：一是共同防共，二是华北自治。之所以先拿出这两条，是因为东京也看出来了，叫南京承认满洲国绝对没戏，而取消反日排日政策，也看不到希望；而且，近一段时间，满洲边境那边跟苏联小摩擦不断。所以想叫南京先把共同防共这条答应下来。

南京把这两条都拒绝了，并提出中国的要求：废止《松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日方停止包庇走私，日本飞机不得在华北任意飞行，解散冀东和绥远伪军！

从秋到冬，川越与张群一共进行了八次谈判，谈到南京的法国梧桐叶子长出来，又落下去，残阳照在中华门上，越来越冷。

1936年11月，绥远战事爆发。

在绥远，傅作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山西临猗人）率军在百灵庙等地取得大捷，痛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岛根县人）指挥下的伪蒙军[18]。田中想学石原搞个类似于“满洲事变”的绥远事变，但没想到演砸了。

绥远抗战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赴前线，这位昔日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宣言》就是他写的）的主将，写下那篇在抗战八年中广为流传的《告绥远将士书》：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中日政府间的一切谈判止于百灵庙。

1936年的历史，好像就要结束了。百灵庙烽火骤起时，蒋介石曾亲飞太原，跟阎锡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山西五台人）筹划绥远战事，回到南京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大不同。但蒋脑袋又一阵疼：他接到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来电。

历史的改变往往出现在瞬间。

蒋介石休息了几天，立马飞往西安，在临潼华清池设置行辕（旧时高级官吏的行馆，亦指在暂驻之地所设的办事处所）。在那里，张学良和杨虎城正指挥东北军和第17路军围剿从南方转移到陕北的中共红军。

按蒋介石的想法，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到1937年夏，必定能把红军消灭。但张、杨不想再打了，所以在围剿行动上比较消极，蒋介石就打算把张、杨二人调到别的地儿，再派30万中央军过来进行最后的合围。

张学良呢，见到蒋介石后，说：别再打内战了，还是一起对付日本吧（这时候他明白了）。但受到蒋的怒斥。蒋觉得张学良太幼稚了，在他看来，对红军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这时撤兵和谈，怎么可能？

面对这个在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中给足他面子的小兄弟，蒋介石最终出了一个选择题：A.东北军和第17路军别再心不在焉了，必须倾力出动围剿红军；B.不想围剿也可以，东北军调到福建，第17路军调到安徽，陕北的围剿换人！

张学良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第一次是张作霖被刺，第二次是东北易帜，第三次是九一八事变。

被蒋介石怒斥“无知”后（12月11日下午），张学良红着脸出了华清池二道门内的五间厅三号房，张一边走一边左右看。走到头道门，看到他想找的人：东北军卫队第1营营长王玉瓒。卫队本来是负责张学良的安全，蒋介石来陕后，张学良把卫队第1营派到临潼，护卫蒋介石。张学良走近，对王玉瓒说：你跟我回西安！

张学良既没选A，也没选B，而是给了自己一个新答案。

回西安后，张学良开始布置行动。在此之前，他和杨虎城已经商量过了，“捉蒋”已是一个预案！他把任务交给王玉瓒第1营和孙铭九第2营。两个人接到任务后，都倒吸一口冷气。

12月12日凌晨2点30分，王玉瓒赶到西安郊外的灞桥，带着驻守在这里的该营手枪排迅速摸向临潼华清池。在灞桥，他与第2营营长孙铭九约定，临潼枪响后，第2营就出动，一起围攻华清池。

到华清池后，王玉瓒先带人下了住在附近的宪兵的枪，然后带人进入头道门，由于卫兵都是王的部下，很快就摸进二道门。这里有蒋介石自己带来的贴身卫士。王玉瓒看表，时针快指向凌晨5点。由于是冬天，周围还是一片漆黑。

一个卫士在那里晃悠。王玉瓒举枪便打。

蒋介石带来的贴身卫士都惊呆了。

他们夜宿在二道门内，听见枪响后，每人脑袋大了三号，外头的人显然是冲蒋介石来的。可他们又不知道动手的是张学良，更不知道他们只想捉活的。

蒋介石的贴身卫士拼死还击。但他们只有二十来个人，虽然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角色，但无奈人太少了。王玉瓒一边叫人压住对面的火力，一边带人扑向五间厅蒋介石住所。进去后，发现3号房的门开着，蒋的卧室空无一人。搜查完了，还是没人。蒋的黑斗篷挂在衣架上，假牙泡在杯子里。

王玉瓒也急了。

如果抓不到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出了意外，死掉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外面的战斗此时结束。张学良打来电话，问行动如何。王玉瓒说：人找不到了。

张学良告诉王玉瓒，如果没把活的蒋介石带到眼前，就以叛逆罪毙了他！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蒋介石真出意外死了，枪毙了王玉瓒又于事何补？

孙铭九带着第2营来了。

但蒋委员长到底去哪了？

凌晨5点，尤其是冬天，人们大多还都没起床，但蒋介石不同。他一直保持着军人习惯，每天5点准时起床，当外面枪响时，他正要起床。两个卫士猛地冲了进来，说：委员长快走！

蒋介石的心也提到嗓子眼，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事。

蒋打开窗户跳了出去。在卫士的帮助下，他翻越围墙。虽然是50岁的人了，但蒋毕竟有军人的底子，三爬两爬竟翻了过去，但一只鞋落在地上。

卫士们保护着蒋介石跑到外面的骊山上藏了起来。

院子里的人发现了那只鞋。王玉瓒和孙铭九立即带人搜山。此时天才蒙蒙亮，有人发现一块大石头后有异动。喊话后，没动静。一个战士很冒失地往那边打了两枪。

草丛里站起三个人，两个贴身卫士站在蒋介石的前面。

按分工，东北军负责临潼这边，第17路军负责西安。西安那边没这样惊险，蒋介石带来的几个将领都被抓了。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战政体、保证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多项主张。

南京乱作一团。

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力主和解，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众多人倾向于讨伐。

很多人说：何应钦是为了逼张杀蒋，自己取而代之，所以在当时力主讨伐。甚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南京，主张讨伐的只有何一人。其实恰恰相反，在当时，主张讨伐的人比主张和平解决的人多得多。

经过一番商量，最后在会上通过了起兵威慑西安的决议。什么事都需要搞两手准备，所以南京这边又决定以党内元老于右任为宣抚大使，冲西安做招手状。

紧急中，还把在国外的汪精卫召了回来。自从1935年遇刺后，汪就自动下来了。此时他正待在意大利。

事变爆发后，各国反应不一：苏联那边，斯大林认为，西安发生的事，很可能是日本的阴谋！莫斯科反对杀蒋，那样只会使日本人受益。斯大林认为，中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需要蒋介石领导抗战。态度关键的中共，经反复讨论，最终决定和平解决事变。

东京那边也蒙了。

事变转天一大早，首相广田弘毅得到消息，说中国出事了，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逮捕了。广田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问秘书：谁逮捕了谁？随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而早上6点，外务省那边已经开了个紧急会，在有田八郎主持下，这个会开了4个小时，到上午10点多才达成一致意见，说起来有点可笑，这个意见就是：先确定消息是不是可靠。

无论广田，还是有田，都认为：蒋介石很难顺利返回南京，他几乎死定了。他们判断：事件爆发后，中国各地的新军阀必定趁机倒蒋，中国将陷入大内乱！

他们失算了。

中国这边，各地通电，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然后一致对日，包括蒋介石的那些对手。

在东京伸着脖子的观望中，西安迎来了宋美龄、宋子文等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恩爱，很多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传说中的爱情买卖，而是一个实在的爱情传奇。

见到宋美龄后，蒋潸然泪下：你怎么来了？入虎穴矣！

宋美龄许久没有回答，最后说：宁抗日，勿死敌手。

蒋介石望了望天。

平安夜，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接受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条件：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派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圣诞节那天，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飞向另一个古都，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令人叹息的监禁岁月。人生之传奇，命运之跌宕，莫过于此吧？蒋介石觉得张学良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其次是对蒋个人的冒犯。这让蒋终身都无法原谅这个小兄弟。

历史就这样，在1936年年底猛地转了一个弯！

[1] 长州藩以山口县为领地，后来长期把持日本陆军；另一藩为鹿儿岛的萨摩藩，主导海军。

[2] 《每日新闻》的前身。《每日新闻》是日本非常普遍的一份报纸，也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资本金为41亿5000万日元。1872年2月21日在东京创刊， 1911年3月1日同《大阪每日新闻》合并。

[3] 鲁登道夫著，《总体战》全书共七章。第一章“总体战的本质”，第二章“民族团结精神是总体战的基础”，第三章“经济与总体战”，第四章“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第五章“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第六章“总体战的实施”，第七章“统帅”。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军事战略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率部取得赫赫战功。一战后被解出军职，从事政治和写作。

[4]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军官团体。鼓吹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的宗旨，应不惜使用武力。提出“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主张以武力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

[5] 1936年2月26日黎明时分，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的第一师团第三联队为中心的1500名日本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数处枢要部门，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一带达四天之久。这些人起事的目的是“尊皇讨奸”，实行“昭和维新”，实际上起事的缘由却是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部队军官与幕僚军官的长期倾轧，以至最终反目，酿成震惊天下的突然事件。

[6] 1886年12月6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酒田市，1957年12月24日死于日本东京。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回教学者，“二战”后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因为在法庭上装疯大闹逃脱审判而名噪一时。

[7] 二战日本军队中的一个派别，受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日本陆军大将荒木贞夫称日本军为皇军，并且主张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臣小人，拥护天皇亲政改造日本，这就是天皇之道，故称为皇道派。

[8] 以永田铁山等人为核心，主张在军部的统治下，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统制派要求建立总体战的体制并要求加强对军队的统治。参与人物有东条英机。

[9] 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简称“西马”。

[10] 又名“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 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11] 亦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12]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

[13] 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九一八事变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14] 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被认为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

[15] 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16] 又称《察哈尔协定》，它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6月27日在北平签订的。

[17] 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18] 侵占我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七七事变

1937年是中华民国26年，日本帝国昭和十二年。

先看一下这一年日本的预计军费开支，有多少呢？接近内阁财政预算的50%！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每一分钱，有一半是用于军队的。不讲什么大道理，什么叫军国主义？这就是了。而且，日本军工产值，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当时日本的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

再说南京这边，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开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时局，蒋介石发表了份声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做个截图：“（对日本）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在会前，蒋介石叫华北五省领导人都必须出席会议，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都没意见，但主政平津冀察的宋哲元不来。

有人说，宋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日本人阻挠。

问题是：如果他真想去，日本人阻挠得住吗？去抱大腿？或学河本大作？即使是学河本，一向标榜自己不做汉奸的宋哲元敢不敢坐上南下的火车？

但南京态度强硬，宋哲元只好派副手去。就这样，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沂水人）到南京出席了会议，秦跟宋比，是个靠谱的人，这点后面还会说到。

东京也没闲着，乱哄哄中又一届内阁成立，前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接替广田弘毅成为新首相。

对干首相这件事，最初是轮不着林的。1937年初，广田内阁因对中国诱降失败而垮台，前内阁首相、帝国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又哆嗦着站出来推荐人选了。日本共有九位明治元老：黑田清隆、西乡从道、井上馨、大山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他是最后健在的一位，大正时代和昭和时代前期的首相，基本上都是他推荐，然后由天皇确认的。

开始时，西园寺推荐了在当年的“三月事件”中没当上首相的宇垣一成，天皇也下诏了，叫宇垣组阁，但陆军一致反对，因为当年宇垣做陆军大臣时裁掉好几个师团，而且军部的少壮派们也不认为这位上岁数的大爷会干出什么名堂。他们反对宇垣组阁，但用不着舞枪弄棒，只要不推荐陆军大臣人选就OK了。就这样，老资历的林铣十郎被召到前台。

广田干首相时，中日间的政府谈判一直进行着。由于其间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边界小冲突不断，前者有点慌，为了在跟苏联的对抗中占优势，就特别希望中国马上屈服，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对日本来说也不例外）：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有点像冬至后的天儿，一天比一天冷。绥远事件后，南京终止了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而西安事变后，又跟中共联手抗日了。

所以林铣十郎一上台就嚷嚷着调整对华政策，提出“平等外交”（他也知道以前不平等），开始跟中国玩软的。按惯例，新内阁也开出了“中日悬案”条目：取缔排日反日运动、招聘日籍顾问、开辟上海至福冈的航线、减低关税……但有一条他没提，那就是华北自治问题。这有点破天荒。

林的新政策背后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河本大作的老乡，已经当到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矶谷廉介。

矶谷这小子长得圆圆乎乎的，脑袋上没那么多刺儿，作为日本军中真正的“中国通”，他在对华问题上极为清醒。在陆军省上班前，他担任驻华武官，一直忙活着中日和解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他亲华，只是跟同事谋略不同而已。当时，日本军部甚至很多“中国通”只在意中国北方的局势，对南方发生的事没什么兴趣，而矶谷和佐佐木到一是最先把目光转向南方的人，而前者比后者更有脑子。早年的时候，他就在广东当武官，亲眼目睹国民革命军北伐，认为来自南方的新军人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观念开始变得浓厚，跟以前的北洋军阀不一样，对此日本军部应该醒醒了，蒋某人跟中国旧军阀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必须调整对华政策，一味蛮干（分离华北）的话，最后只会结出个苦果子！

林铣十郎上台之后，矶谷成了他的顾问，没提华北自治就是矶谷的主意。

在华北，还出现了日本中国驻屯军奉政府之命送给中国第29军战炮的“怪事”，而该军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还应邀访问了日本。不但张去了，天津北宁铁路足球队也应邀到日本踢“友谊赛”。那时候天津足球实力特别强，足球队由铁路职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学生组成，在日本四战四捷，连续战胜日本文理大学足球队、早稻田大学足球队、应庆大学足球队、大阪关西联队，让日本人很没面子。

还没完，日本内阁派了一支庞大的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成员足有二十人，包括日本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巨头。团长是日本正金银行掌门儿玉谦次，在上海一下船，儿玉就满脸挤笑，嘴里喊着“经济提携”“中日亲善”的口号，就差摇小旗儿在那晃悠了。

1937年春天，成了中日历史上充满玄机的季节。

对日本抛过来的橄榄枝，国民政府没领情。东京的新手虽主动示好，但站得更高点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这相当于一个坏人的突然发笑，一切都没那么简单。

南京的冷淡给林内阁泼了一头冷水，这位首相琢磨：政治这玩意儿比打仗复杂多了。内阁挤个笑脸，军方呢？3月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滋贺县人）、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以及关东军的一个参谋被陆军参谋本部召回东京，汇报“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局势，得出的结论是：

“南京政权的抗日政策在收复满洲前不会改变，蒋介石在抗日方针下，正在加强内部力量，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体化；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现状，用一般手段即可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在北进苏联前，须对华一击，摧毁南京政府的基础。”

但陆军参谋本部还是没底，于是一批批“旅行者”被派往中国。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1937年5月出现在天津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单眼皮，个子不高，但走路时腰板很直。他们观望着这座在那个年代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城市，法国大铁桥、劝业场和各种风格的西洋建筑叫他们印象深刻。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座漂亮而洋气的城市，大大地超出他们家乡啦！然后两人的身影才消失在海光寺。

海光寺是天津城南的一个地界儿。

那个年代的天津，是晚清遗老和民国名流的后花园，走在大街上，稍不留神，就会撞到一位前任民国总理，至于部长级别的更是一抓一大把。对日本来说，天津也是块重要的地儿，因为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就设立在这个城市的海光寺。

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是前面提到的田代皖一郎，参谋长是接替酒井隆的桥本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部队主力是一个步兵旅团，分布在天津、通州、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地。

闪进海光寺驻屯军司令部的那两位，一个叫公平匡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山口县人），一个叫井本熊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7期，山口县人），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旅行者。来天津前，二人先是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然后进关继续转悠，他们身上带着石原莞尔交给的任务。石原这时候干什么呢？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了。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1937年春天，他给手下这两个参谋交代的任务是：着实刺探南京政府及中国各地军民对日本的态度。

在司令部里，公平和井本没见到田代皖一郎（他又住院了，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参谋长桥本群接待了二人。

公平说：一到华北就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桥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极有可能携手对付日本，这非常危险。但桥本又表示，他个人不赞同采用极端措施解决中日问题。他问参谋本部的态度。

公平和井本表示：石原作战部长同样态度谨慎。

两人都说，想去北平转转。

在北平，二人拜访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福冈县人）。在樱井带领下，他们去了北平附近的宛平城。离开东京前，石原就叫他们留意这个地方。

樱井早年是“樱会”成员，后来慢慢成熟了，就不再那么冲动，而是静下心来研究中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他的带领下，一行人开车出了北平，路上他跟两位“旅行者”讲北平的局势：北平城外，中国第29军的中下层军人对日本人很敌对，两国士兵干架的事经常发生；在城中，青年学生的反日运动越来越多。最后他用了一个中国成语：山雨欲来。

下车前，公平问宋哲元的态度。

樱井想了想，用了“墙头草”这个词。

井本问：是形容他很顽强吗？

一路上，过关卡时，三个人受到中国士兵的严格盘查。樱井出示了证件，士兵打量着三个人。依据公平和井本的感觉，他们“随时可能被扣留甚至逮捕”。

他们到了宛平城外，远远望见卢沟桥，两个东京来的参谋再次被中国驻军盘查。公平和井本离开北平前得出的结论是：中日军队严重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离开北平后，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继续转悠，跑了华北的好几个城市。后来，井本在青岛坐船回了东京，公平则继续“旅行”。他也真认为自己是旅行了，因为从华北到华东，湖光山色越来越美。他惊叹于中国之大。一路上，公平什么交通工具都坐了，火车、汽车、马车、轮船，从农民到官员，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到达华东一带的城市，他警觉地发现：这一地区的“反日排日”情况比华北严重得多。措辞激烈的抗日标语，在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见怪不怪。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庞大的国家一直是麻木的，看来情况不像以前说的那样啊。

在华东“旅行”时，公平匡武多次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监视。大约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你一个日本军人在中国内地瞎转悠什么？不给你抓起来审问就不错了！但公平匡武认为性质“恶劣”。6月底，他离华前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往南，反日排日的情况越严重！

于是石原莞尔拿到了这样的汇报：

中国排日、抗日、辱日形势达到高潮，军队干部尤其军队下级干部态度更加露骨，日本军部方面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观察大体一致，但在对策方面不同。少数人主张维持现状，与华平等互惠，和平共存；多数人认为，应对华进行打击，这样就会改变局势。日本侨民在华受到挑衅，激起仇忾心。但这种态势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将要爆发……

陆军省那边也没闲着，他们派到中国“旅行”的是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茨城县人）。柴山对华态度挺慎重的，但他也意识到：长江一带排日风潮高涨，而“中国政府不想制止”。排日运动“有英美派官员的暗中煽动”，因此“有必要警惕华北出现那样的运动”。

按柴山的说法：“用了几天时间在平津会见了中日要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和感想，结果都认为中日关系很紧张，颇有一触即发之感。”

军部的参谋们在中国“旅行”时，林铣十郎过了四个月的首相瘾后成功下台，因为他在任什么都没干成，大家凑上去围观，得出的结论是：这位首相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这个军人更不是一位合格的首相，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人。前两条说得还行，最后一点似乎有点过了，完全给一棍子打死了。人们开始对林的上台感到匪夷所思，包括陆军最初支持他的那些人。他们开始撞墙。

在1937年6月4日的一片撞墙声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近卫文麿终于组阁了。

近卫家有点来头，是日本史上与天皇家关系最近的贵族“五大摄政”之首。近卫毕业于著名的京都大学法学系，因为他爹是公爵，他世袭了不少好处，早早进了政府，后来跟在元老西园寺公望后头，到巴黎参加《凡尔赛和约》[1]的签订，干到贵族院议长的位子时才四十岁出头。很早他就被认为是首相的最佳人选了。“二二六兵变”后，天皇想叫他组阁，但近卫躲了，不想收拾那个烂摊子。

现在，希望近卫出山的呼声越来越高啦。但有人觉得这个近卫华而不实，按西园寺的某个秘书的说法，近卫这小子像富士山。是赞他么？那个秘书多年后这样回答：从远处望，它很漂亮；但到了近处看，全是粗糙不堪的岩石！

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都往中国派人，我们内阁也会啊，所以近卫一上台，就把大谷光瑞打发出去了。这名字有点耳熟，的确如此。大谷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老婆是贞明皇后（大正天皇的）的姐姐。20世纪初，他曾先后到中国的新疆以及中亚和南亚探险，在佛学界、探险界、考古界、政界和军界都有一号。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跟他有过一段交往，甚至叫他出任过中华民国的政府顾问。

大谷一到北平，就在六国饭店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长野县人）。这是今井第一次露面，后来他做到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1945年8月他还得出来。今井介绍了中国尤其是北平的形势：如果政府的对华政策不起作用的话，按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一定会有“不幸的事件”发生！

大谷告诉今井，入夏后，东京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在北平可能会发生像柳条湖那样的事变。对大谷来说，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一种类似于他探险一样的迷局。

大谷回去后向近卫报告。大谷说得不错，近卫上台后，东京就有个小道消息越传越神：今年夏天，最晚到秋天，北平也许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的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是永津佐比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茨城县人），永津跟矶谷一样，也是特别关注中国南方一举一动的“中国通”，甚至在中日开战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矶谷是所有日本“中国通”里脑子最清醒的（开战后此人开始犯昏）。他认为：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已演变为针对日本的全国总动员。因为蒋和他的政党过于自信，所以“侮日”? 。

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军的强硬派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可以改变他们抗日的局面。

石原莞尔非常忧虑。

这家伙是真忧虑。他担心前方的日军蛮干，破坏他的“开发满洲、亲善中国、降伏苏联、驱逐英国，最终与美国决战”的构想。

田中隆吉在绥远闹事时，当时在关东军做参谋的武藤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熊本县人）也跟着掺和了。绥远出事后，石原飞往前线，质问田中和武藤：你们瞎闹啊！那两个人笑道：我们学的是当年的您啊！而现在，不听话的武藤又跑到他手下当作战课课长了。

所以，在陆军省军事课向中国又派出一个“旅行者”（冈本清福）时，石原叫他留意一下北平的日本驻屯军有什么不对劲的苗头，如果有的话，要及时掐灭，并特别叮嘱：留意一下中日士兵步哨间的摩擦，一定要拿出解决办法。

1937年7月，中国大地酷热难当，华北正在发生的事态已使中国到了“最后的关头”。

月初时，因水平有限而被石原莞尔戏称为“上等兵”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军部建议，即使出于对苏联备战的考虑，也该打击一下中国，改变中国的抗日态度。

中国这边，年初时，军事委员会秘密出台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在敌情判断中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日本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大部兵力沿平汉线和津浦线向南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一部分兵力攻略山西。海军将封锁大陆海岸线，并派兵在山东青岛、江苏海州（连云港）登陆策应陆军。

还预测，日军会在上海登陆，威胁南京。这个预案分析了战争初期的情况，“或不即实现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而由局部战斗以揭开其序幕……”点出了揭开中日大战序幕的七种情形：

日军扩大冀东伪组织，袭占平津；

日军以武力威胁中国北方将领（宋哲元），实现华北自治；

日军增兵上海，以海空军袭击南京，威逼中国让步；

日军利用伪军，入侵绥远；

日军以防共为名，在中国自由行动，并利用走私破坏中国的行政和经济；

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日军封锁台湾海峡，攻占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

1937年7月7日就这样来到了。

拿过望远镜，看看这一天，除了很快出场的关键人物清水节郎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停留的镜头：

我们看到了胡适。胡适身边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后者正在给胡适等人饯行。他们要去庐山。当然不是去避暑，尽管那是个清凉世界，而是应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之邀请，上庐山参加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内容是有关越来越危险的时局的。除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外，这一桌人，还有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等人。

现在，再把镜头给这一天的主角：清水节郎。他跟他的士兵正在整装出发。或许他还冲着镜头笑了一下。清水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的中队长，军衔是大尉。他的部队驻在北平附近的丰台。

丰台在北平西南面，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在这里通过，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了。开始的时候，这里有第29军的驻军。酒井隆卸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前，发现了丰台的重要性。走之前，他派日军进驻了丰台。在丰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中日军队连续发生械斗，就差开火了。宋哲元见事情要闹大，就把军队撤了出来。就这样，丰台成了日军在北平外的最重要据点。

看过一张清水的照片，瘦长脸，留一字胡。说到日军的胡子，有必要谈一下。电影电视剧看多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军官留的都是希特勒那种胡子，在嘴唇上留圆圆的一小撮，也就是所谓“卫生胡”。其实不是。明治时代的日军高官，喜欢留“仁丹胡”，就是类似于一字胡，但两边向上反翘的那种。到后来的昭和时代，留这种胡子的就少了。对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到25期最著名的那几十个昭和军阀的标准照，你会发现，留“卫生胡”的，只有后面出场的下村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高知县人）一个人，更多的人留的还是一字胡或称八字胡。

中下级军官也是这样。清水节郎这一年三十来岁，在丰台的日军兵营，他攥着军刀，看着士兵们打理行装，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趁清水愣神的时候，我们说一下日军的装备。

日军军装是土黄色的，这我们都知道。军帽则分两种，一是礼装帽（大壳帽），二是战斗帽。战斗帽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开始装备陆军，帽体土黄色，帽檐跟帽体结合部是黑皮革带，帽中间有黄五星。帽子下面还得垂下来几片布帘吧？实际上，带有布帘的战斗帽，在1938年以后才在日本军中使用的（主要防蚊虫，尤其在南方作战时要戴这种帽子）。战斗帽体积很小，可以直接在上面戴钢盔。日军戴的是“90式”钢盔，精钢制造，里衬皮革。戴钢盔时，规矩的戴法是，里面的战斗帽帽檐冲后（以防遮挡视线）。我们看很多影视剧，日军士兵戴着钢盔，里面的战斗帽帽檐也冲前，那是演员瞎戴。脚上穿的是胶底皮靴。

日军士兵的单兵武器，说起来并不先进，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品的“三八式”步枪（每个士兵战斗前配120发子弹），这种步枪的射击距离是2400米，带有“30式”刺刀（60厘米长，小仓兵工厂制造）。日军使用的机枪，是“11式”轻机枪，俗称“歪把子”，还有“28式”重机枪。军官拿“94式”手枪，至于佩带军刀的资格，则涉及军衔。

除元帅这个荣誉称号外，日军军衔分16级：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按规定，到了曹长级别的，也就是分队长（班长），才有资格佩刀。

我们继续说清水。集合完毕后，在他的带领下，这个中队的180名士兵开始从丰台向宛平城北出发，去那一带搞演习。

下午4点过后，清水中队进入预定区域：宛平北1公里的沙石场和与该地相对的永定河西岸空地（平汉铁路桥附近）。这里跟第29军驻守的回龙庙很近。清水带人过来后，发现永定河对面的河堤上，第29军的士兵正在挖战壕。

此时，第29军在平津冀察一带是这样布置的：

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辖：

第37师，师长冯治安，辖第109旅（主力驻保定）、第110旅（北平西苑、长辛店、八宝山、宛平）、第111旅（北平城内）；

第38师，师长张自忠，辖第112旅、第113旅、第114旅，主力驻天津及其周边；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7旅，驻河北河间、任丘、大名一线；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0旅、独立第29旅，驻察哈尔，平绥线也有驻兵。

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驻黄寺、北苑、小汤山、通州，特务旅驻南苑，骑兵第9师驻南苑、固安、易县。

进入1937年后，在宛平一带，第29军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增加军队外，还开始留意日军的演习，要求日军如果夜间演习，必须事先报告给中国方面，而且在日军演习时，开始实施军事警戒，以防不测。

清水叫士兵们原地休息，看着中国士兵干活。在北平城外，中日军队天天见，两边的人都没当回事。

清水指挥的此次演习的关键词是“傍晚靠近敌人阵地”和“黎明时发起攻击”。但实际上演习开始时，已经是晚上了。

北方的夏天，黑得比较晚，晚上7点半，天才慢慢擦黑，但清水仍没下令演习，而是就地野营，直到夜里10点40分，演习才正式开始。

按清水的说法：演习开始不久，就“感到”有子弹从日军后面的回龙庙和平汉铁路桥方向射来，随后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此时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某种信号”。

于是，清水派传令兵前往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静冈县人）报告。但传令兵刚走，失踪的小兵就归队了。

一木，不是一休，接报后，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佐贺县人），说演习部队遭遇中国方面的“非法射击”，问怎么办。北平日本驻军最高将官是旅团长河边正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富山县人）。但此时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军队，牟田口就成了现地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回答：立即占领宛平城外平汉铁路支线旁边的“一文字山”，作好战斗准备。

这是日本人嘴里当晚事情的大致经过。

小兵志村在“失踪”20分钟后就归队了。但这个消息清水没向一木报告，而是带队前往宛平东的五里店野营。

志村到底干吗去了？他的身体慢慢弯成一个问号。

第8中队的士兵都来自日本秋田县。二等兵志村，据说曾在松山（日本的一个地方，离东京的车程约7小时）的一家报社干过，最大的梦想是当个作家，但没想到来了中国。事变发生后，他被打发回国。1944年，日军在缅甸兵力吃紧，他被重新召集入伍，在阿拉干山区的布其顿被英国人或中国远征军打死。

关于那天晚上，有人说他迷路了，也有人说掉到井里摔晕了，还有人说他拉屎去了，当然也有人说他没去拉屎，却改变了历史。可是，他怎能改变历史？因为历史节点并非由他而出，他只是历史节点上的一个记号而已。

当晚到底有没有子弹射向清水的部队？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嚷嚷的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日本人说：有，大大地有。后来又说，即使不是第29军所为，也是混入其中的南京秘密组织蓝衣社分子所为，为的就是挑起中日战火。

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辩论，更不值得研究，因为没什么意思。辩论什么呢？那个年代，日本人往死里都认为：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行动都是合法的，他们对一个国家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

没辩论的基础。

这样说吧：中日在1937年开始的全面战争，即使没有那个日本小兵，即使没有什么“非法射击”，仍然会爆发，就像事变后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说的那样：“这是征服中国的一个好机会。”此日不打，他日亦打，只不过，引爆战争的导线会在其他节点上被点燃罢了。

历史没有假设。线性的历史只能是：中日全面战争，从1937年7月7日夜的节点上，一步步地开始了！

7月8日0点20分，牟田口打电话给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福冈县人），要其跟中国方面交涉，允许日军进入宛平搜查“失踪士兵”。

随后，一木带队出动了。

牟田口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打电话。凌晨1点30分，参谋长桥本群召开紧急会议（司令官田代仍在医院），参谋和知鹰二建议采取强硬措施。前一年“两广事变”爆发后，和知鹰二负责策动桂系倒蒋，最后没有成功，现在北平出事，于是他就一直跟那拱火（不久就被桥本群打发回东京，后来出任第11师团第44联队长，在上海罗店作战）。

桥本一边电令在秦皇岛的河边正三立即返回北平，一边往北平派出了支援部队，目标是“解除永定河以东中国军队的武装”。

再说宛平城外，一木已率军跟五里店的清水节郎会合。

清水告诉一木，小兵已归队，但一木仍坚持先前下达的占领宛平东门外“一文字山”的计划。小兵的归队已不那么重要了，一木或许把自己当作北平外的石原莞尔了。

这是一个机会？

但问题是，士兵已经回来了，再要求强进宛平，没理由了。枪炮是造出来的，理由是造出来的，日本人深通此道。用什么理由呢？还记得清水的描述么，他说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是某种信号”。这就是理由。所以，一木说：中国军队对皇军进行了“非法射击”，必须离开宛平，撤到永定河以西长辛店一线。

驻宛平的是冯治安第37师何基沣第110旅吉星文第219团第3营金振中部（是一个加强营，实际兵力是一个团）。

但此时，冯治安（行伍出身，河北省故城人）在保定，还没赶到北平，何基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河北藁城人）在北平南苑第29军指挥部，吉星文（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5期，河南扶沟人）在江西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7月10日赶回北平）。

营长金振中（西北军官学校，河南固始人）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日军向宛平城北回龙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金振中营立即还击。5点半，日军炮击宛平城。

此前，金振中接到过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命令，原文如下：

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南苑之痛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1937年3月接替张群）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

王宠惠，广东东莞人，甲午战争那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成为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民国范儿”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学而优则仕，业而优则仕，有一大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先看个单子：王宠惠、王世杰、顾维钧、吴鼎昌、陈光甫、张公权、翁文灏、朱家骅、王云五、罗家伦、蒋梦麟、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其中，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朱家骅是著名地质学家，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罗家伦是中央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北京大学校长，陈光甫和张公权是银行家，另一些人如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属于名重一时的才俊。

对于王宠惠来说，也确实是老资格了，在北洋时期就出任过内阁总理，年轻时还跟民国另一外交奇才顾维钧参加了九国华盛顿会议，那一代人突出的学识与外交才华，给西方人和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并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与国民党达成谅解，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共赴国难。

此时，蒋介石在庐山。

“西安事变”后回国的汪精卫（当上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也在庐山。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四川整军（将川军刘湘的部队国军化），跟随何去的还有顾祝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涟水人）。正在上升中的军政部次长陈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青田人），也在庐山。坐镇南京的要人，此时只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听到事变的消息后，蒋介石在庐山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孙连仲（行伍出身，河北雄县人）第26军立即向保定一线集合；庞炳勋（东北测绘学堂，河北新河人）第40军一部向沧州集结；万福麟（行伍出身，吉林农安人）第53军向北平以南的固安、涿县一线前进；高桂滋（陕西讲武堂，陕西定边人）第84师前进到北平西北的怀涞；中央军汤恩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8期，浙江武义人）第13军开向临近北平的南口，并在保定设置行营，以徐永昌（陆军大学4期，山西崞县人）为主任、林蔚（陆军大学4期，浙江黄岩人）为参谋长。随后，又补充了一个命令：把中央军捷克式野战炮第7团北调保定，归孙连仲指挥。

命令下去后，蒋介石一惊，想起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来了，于是立即给宋发电报，叫他赶紧到保定调度，不要再回北平！他怕宋哲元跟日本人达成什么协议。在给宋的电报中，蒋称：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在庐山上，蒋先后给宋发了15封电报）。

但宋哲元还真有主意，死活不听，直接去了天津，拜访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宋达到天津前，北平市长秦德纯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向庐山。蒋介石回电，要求其作“必战”与“牺牲”之决心，积极应对事变。但此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意图还不太清楚。

蒋介石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逼我屈服乎。”

庐山紧张，北平那边儿更紧张。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后，立即向秦德纯“交涉”。由于此时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负责卫戍北平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正从保定往回赶，北平主事的就老秦一个人，他把电话打到宛平县长王冷斋那儿，命其查明真相。

王冷斋立即把电话打到宛平金振中那里。金营长通查后，发现守城士兵没人开枪，更没日军士兵在宛平城内。王冷斋上报情况，秦德纯命其跟松井交涉。这时已是7月8日凌晨。

王冷斋赶到日本北平特务机关时，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几个人已经到了，那边则坐着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辅佐官寺平忠辅以及小秘书斋藤，这几个人的中国话一个比一个溜儿。

松井说：皇军士兵失踪，王县长想必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士兵丢失时，我们演习的清水中队有可能从背后受到你们的攻击，你们必须对日军士兵的失踪负责！

王冷斋说：你们的演习在深夜，宛平城门早关闭了，难道士兵会飞进城？你们说演习部队可能受到攻击，“可能”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们也不确定，还是你们想象出来的？况且，我方已奉命调查，守军并未有开枪者，城中更无日军士兵！

樱井说：王县长！你似乎还没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王冷斋：恰恰相反。

寺平说：哦？

斋藤说：这就对了……

看得出来，这个小秘书一直想插话。

王冷斋说：最近你们的军队一直围着宛平演习，不分昼夜，还不够严重么？如果我们的军队到东京去这样干，想必阁下也不会同意吧！

樱井一愣，说：皇军屯住在这里，依据的是当年跟贵国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这恐怕不是你一个县长该考虑的事吧！

王冷斋没搭理樱井，面对松井说：正如樱井阁下所言，我是小小的县长，华北这几年风云变幻，能说上话的都是双方的大员，一县之长，九品而已，在你们眼里更是无足轻重。但松井机关长，国家公事，既在任上，唯有恪尽职守，而无大小之分。调查昨晚之事，本人既然受命，便不敢有丝毫懈怠。

王冷斋是福州人，曾上过保定军校，1935年任北平市政府参事，1937年才就任宛平县长的，身处火山口的王县长，在事变爆发前就一直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在他那里没得到任何便宜。放在中日较量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县长，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多时候轮不到他说话，但正是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却有一种特别能令人感动的东西。在赴国难这件事上，只有小人物，哪有小角色！

中日双方谁也没松口。

樱井跟松井用日语嘀咕了两句，然后说：既然如此，不如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咱们一起去宛平看个究竟。

王冷斋说：愿意奉陪。

小组中方成员有王冷斋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两个人，日方成员除樱井外，还有寺平、斋藤，一共六人，在清晨赶往宛平。

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朝阳如血。

在路上，寺平对王冷斋说：现在事态严重，中国军队必须撤出宛平，并允许日军进城搜查，否则冲突在所难免啊。

王冷斋回答：我只是奉命调查此事，无权处理此事！

宛平的金振中得到信儿后，派人出城把他们引了进去。大家来到县政府，说是来宛平调查，实际上是换个地方继续谈判。

谈了三个小时，樱井又提了三点：一是宛平里的中国军队出城西撤10里，然后日军进城搜查；二是中国方面赔偿、道歉；三是惩罚中国军队“肇事者”。樱井提出，惩罚的最低限度是营长，也就是金振中。

金振中的部队是个加强营，一共有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迫击炮连，兵力1000多人。金振中把一个步兵连放到平汉铁路桥东段和桥北回龙庙；一个连放在宛平西南角一线；另一个连在宛平城里，剩下的那个连为预备队。重迫击炮连则放在铁路桥西面，轻迫击炮连在宛平东门，重机枪连在宛平东南和东北角。

中日双方僵持时，王冷斋发现：宛平到北平的电话打不通了，电话线显然被日军切断了。他跟秦德纯那边失去了联系。王县长立即把秘书洪大中叫来，叫他秘密潜入丰台，在那里想尽办法找一台电话，把宛平跟北平的通讯连起来。洪大中奉命而去。费尽周折，在丰台靠近日军兵营的一家商会，洪大中找到一台电话，此时商会已人去楼空。这个电话，一边可以打到北平秦德纯那，另一边可以打到宛平王冷斋那，就这样，洪大中藏在丰台，秘密地把两地间的通讯又恢复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公务员为国所出的一份力。

这时候，已经从北平赶到丰台的牟田口廉也派人带信，叫王冷斋和金振中亲自出城与之谈判，被王、金一口回绝。王冷斋说，守土有责，我们动不得。王县长叫跟他从北平同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专员林耕宇出城跟牟田口谈判，日方这边派出的同行人员是寺平。

为防止日军偷袭，王县长和金营长没开城门，而是用绳子把二人从城头上顺了下去。

虽然有日本人在城里，但此时城外的一木清直小动作不断，日军不时炮击宛平，其中一发炮弹打到县政府，屋子塌了一角，尘土弥漫，樱井吓了一跳，心里大骂城外的日军，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此时日军已拿下回龙庙，随后一木分兵两路，一部进攻铁路桥（事变爆发后平汉线已中断），一部徒步渡过永定河，进击到对岸，从西面向卢沟桥包抄。

金振中得到战报，立即带着部队去恢复阵地，中日军队在平汉铁路桥发生激战！

在铁路桥争夺战中，两边的士兵都非常着急，失去了用步枪一枪枪打的耐心。所以没过多长时间，两边就都冲了上来，开始了提前到来的白刃战！刺刀拼上了，战刀和大砍刀也对上了！

有什么东西，已被压抑得太久！

直到这时候，卢沟桥那边还没发生战斗。该桥横在永定河上，与平汉铁路桥平行，桥东对着宛平，桥西连着河北省南部。一部分日军渡过永定河后，迂回到卢沟桥以西，为的是跟“一文字山”的日军对宛平构成合围。但迂回过去的日军没发动进攻，只是在7月8日晚6点多打了几发炮弹，步兵并没有跟进。

很多人把七七事变叫“卢沟桥事变”，但7月7日夜到8日天黑前，卢沟桥一线实际上并没接火。只是在一小队日军渡河时，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进行了警备。7月8日，北平的记者们发稿时，把第29军长官一再提到的“桥头阵地”（平汉铁路桥）当成了位置重要的卢沟桥。

历史就是这样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中午时，铁路桥那边，日本人不打了。

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说樱井他们在宛平。一木还恼火呢，说这事怎么不跟自己打招呼。

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下午3点多赶到铁路桥阵地。一个小时后，旅团长河边正三到了丰台。在前线的牟田口，以现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写了一封给金振中的信，叫一个曹长骑着自行车给金振中送信，提出把樱井他们送出宛平，要求城里的中国军队在当日下午5点前撤到城西10里外。

老金的回信很给力，并“幽”了日本人一“默”：

牟田口大佐阁下，我等不撤，将与此城共存亡。威胁无用。至于樱井等人，他们也愿意与城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入夜后，金振中选了150人组成敢死队，每人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片1把，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猛扑回龙庙。这里先前是中国军队的阵地，士兵们对地形十分熟悉，摸过去后，先是手榴弹全投出去，然后抡着片儿刀冲，很快便把守备阵地的50多个日军都剁了。

日军开始闻到自己身上的血味，原来也是咸的！

但到了7月9日，在北平，双方又经过一番谈判，达成可停火协议：中国军队退到永定河以西，日本军队撤回丰台，宛平城内的防务交由保安队负责。

中国这边开始执行协议，但宛平外的日军却不走。

事变爆发后，东京还没怎么着，关东军先不干了，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但关东军不是太监，而是骑在皇帝脑袋上的主儿。事变第二天，参谋长东条英机就拟了个至少向华北派两个独立混成旅的计划，并连夜派作战参谋辻政信大尉（还记得吧，当年在陆军士官学校捣乱的那位）到平津打探消息。

驻朝鲜军的小矶国昭也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日本驻朝鲜军仅有两个师团：第19师团和第20师团。小矶命令他们作好出击准备。

东京主持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是次长今井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爱知县人），但此人身体一直不好，卧床的时间超过了上班的时间，所以牵头人实际上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

石原的部下、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富山县人）是北平那边河边正三的弟弟，这个河边脑子倒还清醒，没抱住石原说给他哥哥做主之类的话，而是主张现地解决事变。

石原拍拍河边的肩膀，安慰了一句：我也不会看着你哥哥的旅团出事不管。

石原不希望扩大事变，道理是：如果动员国内师团到中国参战，就意味着和中国的全面战争，如果是全面战争，在戒备苏联的情况下，日本最多只能投入11个师团，而这个兵力又远不能保证征服中国，就必定是一场持久战，而日本是没办法也没必要在中国打持久战的。

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也是这个观点。

石原的意见一出来，陆军大臣杉山元说：有道理。

在事变后的内阁会议上，近卫首相征求陆军大臣的意见时，杉山把石原的话重复了一遍。近卫说好，于是内阁拟出的对策是：不扩大，现地解决。

石原的另一个手下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第一个反对，认为必须对中国进行打击才能改变“排日侮日”的形势，让中国彻底屈服。

事变后，柴山和武藤各自的态度也就出来了，前者觉得麻烦大了，后者却很愉快。军部的参谋们开始站队。

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新潟县人）第一个站在武藤一边。

陆军省军务局长后宫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京都人）站在石原、河边、柴山这边。

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开始偏向于武藤、田中一边。

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恳谈会”上，仿佛五千只蛤蟆被扔进锅，石原是山形县人、武藤是熊本县人、田中是新潟县人、柴山是茨城县人、永津是爱知县人、后宫是京都人、河边是富山县人……日本各地方言一起上，你可以想象有多乱了。

北平达成停火协议后，武藤章仍在琢磨怎么把军队派过去。

在陆军参谋本部，武藤看见一个同事就拉住说：你知道么，北平的局势势必会恶化，必须作好南京的中央军沿平汉路北上的准备，我们至少要派过去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

武藤后来成为被绞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也是七个人里官最小的，是唯一的中将。但事变时，他的作战课长的位子极为重要，业务内容就是负责筹划陆军的行动。

田中新一力顶武藤章。

按他日记里的说法，事变发生后，东京一片混乱，只有他和武藤“从容镇静”，所谓稳步开展工作，应对事变：“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在此种想法的基础上，该两课长对紧急派出以３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为骨干的兵力，取得了一致意见。”

田中跟武藤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上了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主导了太平洋战争时日本陆军的行动。这两个人成了桥本欣五郎、长勇之后陆军最强硬的代表。关于这一点，从1937年5月20日日本海军情报官员就华北形势问题向海军省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关于撤销冀东政府问题，未能得到关东军的同意。但驻华各机关大都同意撤销，并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缓和目前僵硬的日中关系的唯一办法。所以，归国后即向上司报告，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排除关东军的反对，断然予以撤销。关于此事，（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今井清）和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也都同意，但作战课长武藤大佐反对。（陆军省）后宫（淳）军务局长、梅津（美治郎）次官、杉山（元）大臣都同意，但田中军事课长反对。

武藤章坚持向华北增兵，对石原说了一通，大概意思是：您是我的部长，我是您的手下，当年您在满洲的做法，让我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于您警备苏联的观点，也挺牛的。但怎么警备呢？光保满洲还不行，我们出兵华北，把这个跟南京政府的缓冲地带抓在手里，最终也是为了警备苏联啊。光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说？殊途同归嘛！

武藤和田中虽然都只是课长，但事变时所处的位置重要，对外作战计划和兵力布置，都由这两课课长拟订，然后往上报，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臣，通常所饰的是盖章的角色。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傀儡，而是日本军部的工作特点决定的。但处于作战课课长和参谋总长之间的石原就比较难受了，他把自己的担心都说了出来，但却没有顽强地坚持。

在武藤的忽悠下，原来骑墙的也一下子倒向了武藤，包括那位陆军大臣。在7月11日的“五相会议”上，杉山元开始支持出兵，并通过了除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外，再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到中国的决议。

近卫内阁就这样开始被军部牵着走了。

当年意志坚定的山形县小子有一种无力感，似乎一切都在靠惯性向前推，而武藤、田中等人是腻腻的润滑油……出兵计划是7月11日正式确定的，但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0日上午就把扩大战争的讯号传到了北平。

北平那边，7月10日上午，王冷斋去秦德纯处参加中日联席会时，出现了“异动”。当时在座的，中国这边，除秦、王等人外，还有已赶回北平的冯治安师长；日方那边是樱井、斋藤等人。

秦德纯质问樱井：为什么协议达成后日军仍不时袭击宛平，而且没把军队从城外撤干净？你们已严重违反协定，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你们承担！

樱井搪塞：我们在搜寻战死的日军尸骸啊！这对我们很重要。

秦德纯说：我们可以出人帮你们找，但限期为24小时，无论找到没找到，无论找到多少，宛平城外的日军都必须全数撤回丰台！

樱井说：好。

但正在这时候，日本人寺平跑了进来，在樱井耳朵边嘀咕了几句，后者说：我得出去打个电话。随后，他对在座的日本人一使眼色，都出去了。最终是：一去不回！

形势变化了！

前面提到的今井武夫回忆：“（11日）下午两点，刚一步入（北平）特务机关，便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设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打来电话，于是立即接通。打电话的是一名参谋（有可能是和知鹰二），他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已经决定，除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外，还将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到中国，所以现在再无必要达成停火协议。如果协议已经达成也要撕毁！”

情况如此危急，宋哲元在哪？！他已经到天津了。

宋哲元一到天津，南京的电话就跟了过来，何应钦在电话里说：中国驻日大使发来消息，日本国内已进行战争动员，延迟了京都以西3个师团的复员时间，全面侵华已成定局，叫宋立即回北平备战，不要在天津跟日本人谈。但宋不接何的电话，而叫手下代接。

宋哲元拜访了日本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佐贺县人）。

日本内阁决定出兵中国后，军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病秧子田代皖一郎换了，但田代还没来得及回国就挂掉了（7月16日）。

在天津，香月给了宋哲元点儿口头保证，无非是中国妥协，日本住手之类的话。宋哲元很激动，像一年后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带回跟希特勒签的协议一样。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这位老兄仍没看明白，还想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继续维持自己在华北的小王国。所以他返回北平后不但没进行备战，还把防御工事给拆了，并电告南京，不叫中央军北上支援，怕因此刺激日本人，我的地盘我做主，小小的冲突可以就地解决，华北不会有大事变！

终究是蠢人。

前面说了，近卫内阁尽管一度通过了“不扩大”决议，但没两天又在强硬派的要求下，批准了武藤章拟订的出兵中国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从关东军派出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航空兵6个中队；从朝鲜派出第20师团，航空兵3个中队；从国内派出3个师团，航空兵18个中队。

昭和天皇看首相近卫呈上来的折子时，被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派到华北探听消息的辻政信正从天津返回东北。

路过锦州时，就怕打不起来的辻政信，眼珠一转，跑到在机场待命的航空飞行队队长阪口芳太郎那里，告诉他“华北局势严重”，应“采取断然措施”，你们飞行队怎么做呢？你就看着办吧。

阪口翻了翻白眼，在没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的情况下，就擅自带着他的轰炸机群飞向了天津！这还不算完，阪口还给在山海关机场和绥中机场待命的两个飞行中队（分别由上条直和三轮宽统领）发去电报，叫他们一起飞向华北。

但上条直含糊了一下，没敢直接飞到天津，而是飞到承德就打住了，回过头去观望。不过，转天他就接到关东军飞行集团长安藤三郎的命令，叫他飞向天津。

上条直擦了把汗，后悔自己胆太小。

实际上，安藤在得知好几个飞行中队擅自飞向天津后非常地恼火，并不是他不想去支援平津的日军，而是恼火这些带队的家伙在没接到自己命令的情况下就独自飞走了，你们以为自己是鸟么？

所以，当那几个飞行中队飞达天津后，在承德停了一下的上条直被安藤任命为飞行团长，在他看来，上条心里还有他安藤的，毕竟飞到承德就落下来了，而“带头大哥”阪口芳太郎虽然和三轮宽同为大佐，但还是当了中佐上条直的部下。

就这样，日军开始像蝗虫一样飞向平津。

当然，蒋介石也没闲着，他派熊斌（陆军大学4期，湖北大悟人）秘密进入北平，叫宋哲元不得向日军妥协，政府已决定全面抗战。7月24日，蒋介石发电报给熊斌，叫他转告宋：日军从22日起已加紧向华北运兵，一周之内必有大战！南京这边，已命令集结在沧州、保定一线的中央军向前推进，策应平津第29军。

一段时间以来，宋哲元对日本人的下一步动向缺乏兴趣。这位老兄就像个瞎子，情报不是来自部下，而是来自南京。

就在日军源源不断地开往平津时，廊坊先打起来了。

廊坊位处平津间，位置的重要不言而喻。

7月25日下午4点半，一个中队的日军打着沿途检修电话线的旗号，从天津坐火车来到廊坊。驻扎在廊坊的是第29军第38师第113旅第226团，旅长刘振三（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2期，河北故城人）、团长崔振伦（行伍出身，山东淄博人）坐镇。日军企图很明显，傻子都看得出来：占领平津间的廊坊，保证后面的兵力运输。

怎么办？

事变爆发后不久，后来把我们震撼的张自忠就没影了。他是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当冯治安第37师跟日军打起来时，第38师基本上什么事也没干，甚至连警备天津日军司令部的措施都没采取。张没影了，去哪了呢，北平。到了北平，又不露面，给人的感觉相当神秘。联系到日本人的拉拢，在后面一直鼓捣，再加上平津未卜的时局，以及第29军的内斗，就风传张有取代宋哲元之意。

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无风不起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何况当初建军时，张就是第29军军长的候选人。关于张，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因为后来死得悲壮，所以很多人喜欢把他在事变后一段时间的表现给盖上。其实又何必。因为几年后殉国之惨烈，断不会因此时的彷徨而大减成色。反过来也是这样。

留在天津的副师长李文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浚县人）急得团团转，想找张自忠，但又联系不上，只好给廊坊下了命令：日军可以进站和通过，但不可出站！

日本人要的就是出站。旅长刘振三派了个公安局长去接洽，但不行，日军要他亲自来，并提出要在廊坊宿营。日军带队的是个中队长，属于连一级，说起来，跟旅长对不上，但日本人习惯了。刘振三当然没去，而是派了一名参谋去，日本人还是说不行，于是这边又派了个团副。这回日军倒很“热情”，拉过团副就照相，还让他站在中间，合完影后日本人说：我们想出去走走，你的答应？！

团副说：奉上级命令，贵军只能在车站里待着，或者回火车上去。

日军中队长抽出军刀，说：你可知道日本军之厉害？

团副说：知道。

中队长笑：好啊。

团副说：今日亦非“九一八”。

中队长一愣，拍了拍他肩膀，叫他回去。

天擦黑后，日军开始强行出动，一部占领车站，一部几十人带着铁锨和十字镐，开始在站外建工事。中国军队见形势不好，把机枪架上了屋顶，同时派人去交涉，日军一个伍长说，可以停止工事，但你们得让出点兵营让我们住。

刘振三旅长再次向天津那边请示，得到的回答是：阻止日军进兵营，但不可先开火。话是副师长李文田说的。他还在找张自忠，张走时，并没跟李文田交代清楚，没说去参加什么会议，只说去北平那边看看。看什么呢？帮助老宋？但秦德纯、冯治安一帮人在那儿，你走了，天津怎么办？

正在李文田快被搞神经的时候，张自忠从北平打来电话，告诉他北平这边越来越危险。李文田跟他报告廊坊的事，张说：不能动手，否则局势难收，但也不能从廊坊撤下来。

这命令让李文田没脾气了：既要阻止日本人，还不能动手？这真叫人纠结。

李文田想了半天，没想出招，只好把话传到下面，反正命令是这样的，你们看着办吧。

总会有办法。

营长邢炳南来到旅部，说日军在他的一个连的驻地对面热火朝天地搞工事，怎么办？很快，那个连的连长宋再先也来了。崔振伦让他们先回去，再观察一下。

这时候天完全黑了。

宋再先回去后，士兵们凑上前，说现在不打鬼子，等他们弄好工事就晚了。宋再先问身边的一个小兵，怕不怕？这个小兵是个列兵，叫赵津生，天津人。回答很给力：日本人也是人吧？的确。他们也是人。但他们真是人么？也很难说。

宋再先说：动手。

随即调集了5挺轻机枪，组成了一个方阵，对准正在建工事的日本军队。

打。

这个连动手了，另一个连也没闲着。事变后，廊坊的中国驻军在居民房顶上设置了瞭望哨，房上的哨兵发现一面墙下有日军抱着枪休息，报告了排长，后者当机立断，放下5捆手榴弹（每捆5个），墙下的日军顿时灰飞烟灭。

突遭袭击，站里的日军有点晕，想把外面的伤兵运回来，但反复冲了几次，都没突破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最后只好固守待援。

刘旅长、崔团长见手下已经开火，那也就只能开火了，想趁天还没亮攻下火车站，但这时又得到消息，说北平中日双方正为廊坊的事交涉，天亮后会来人调解。在当时的局势下，这种调解如何靠得住？！正在犹豫时，一辆由天津开往北平的日本军列从眼皮子底下过去了。奇怪的是，这辆火车上的日本兵没搭理在火车站待援的伙伴，而是直奔北平。

但转天凌晨，从朝鲜支援平津的第20师团的鲤登行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群马县人）联队就打了过来，飞机也来了，中国军队的营地被炸开花。旅部赶忙开会，此时电话线断了，跟天津联系不上，廊坊到底还守不守？旅长刘振三认为：在平津将陷的情况下，守廊坊已没什么意义。于是，部队边打边退，到了30里外的安次县。

到安次后，县长请刘、崔吃饭，说你们怎么擅自撤出廊坊了？两位一愣。这县长可不是一般的县长，人家曾在旧军阀孙传芳手下干过师长呢！县长说：即使现在形势不利，也应趁机恢复阵地啊；否则，在没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就撤了，对咱军人来说，这不是死罪么？

刘、崔这下脑子才转过弯，人家不愧是县长，的确有两下子。

怎么办？连夜摸回去呗。于是，团长崔振伦又带着7个连，在7月27日晚上打回了廊坊。好在廊坊守备的日军人数不多，睡梦中仓促应战，又被消灭了不少。

就在廊坊战火开燃的时候，北平的广安门又出事了。

还记得那辆从天津开往北平的日本军列吗？里面装的是日本中国驻屯军第2联队第2大队的兵，7月26日下午到达丰台车站后，随即转乘20多辆汽车开向北平，为的是增加城内使馆区一带的兵力。晚上7点到达广安门，那里有中国军队守着，进不去，于是冒充大使馆卫队，说出城演习（都打成这样了，还演习），想混进城，守军当然不叫进。

樱井德太郎又出马了，上到城门楼跟守军交涉。僵持中，日军开着汽车往里闯，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先放过几辆汽车，剩下的挡在城外，从后面把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樱井见势不妙便溜了。结果城里的日军藏到城墙附近的高粱地，然后按守军指定的路线开到使馆区；城外的日军则乖乖地返回了丰台。

东京决定出兵中国后，给日本中国驻屯军发出命令，将第29军扫出华北，并下了最后通牒：28日8点前，第29军第37师撤出北平，转往永定河以西，回撤保定，否则日军将发动全面攻击。

直到这时宋哲元才慌了。他想起南京来，马上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中央军北上：来吧！来吧！我现在需要你们。但一切都晚了。宋哲元看和谈无望，急调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行伍出身，山东菏泽人）来负责南苑防务。该部本驻扎在冀南，是作为第29军预备队使用的。

这一回，老宋还真判断对了，日军的确要打到北平外6公里远的南苑。他没法判断不对，那里是他的第29军军部所在地。

此时南苑有第37师的两个团（本来要跟第132师交接，但还没走，日军就围上来了）、从河北赶来增援的第132师的1个团，以及1个骑兵团、教导旅2个团、1个军官教育团、1个学生军训团（1500人左右，来自平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再就是兵营和军部的机关人员，加起来将近7000人。

南苑的第29军最高指挥官，是副军长佟麟阁（文职出身，河北高阳人）。他打仗比不上长城抗战时的赵登禹，而且副军长也是挂名，当时是应宋哲元之邀到军里任职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训练。赵登禹是行伍出身，从冯玉祥的贴身卫兵一直干到师长，有实战经验，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跟日本兵真刀真枪地打过。但赵27日到达南苑后，备战时间只有1天！他自己的部队，只带来一个团，主力还在路上。就在他匆忙布防时，他的两个团在大兴的团河遭到日军伏击，全部被围歼，只有一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一般来说，作战时的增援计划和路线是绝密的，而日本人在团河守株待兔，打得如此轻松，只能说明出了内鬼。这个内鬼就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潘毓桂。此人跟日本人关系密切，跟宋哲元又有祖上的交情，宋不拿他当外人，而且有意识地在身边摆了这么个亲日派。所以很多计划都不瞒着他。当时，宋哲元在北平官邸开会，决定增援南苑。潘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不但把增援路线捅给了日本人，还把南苑的兵力守备情况端了出去。

日军的最后通牒是7月28日上午8点前。但实际上，凌晨时分，天还没亮，川岸文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群马县人）的第20师团和一木清直的大队就开始从东、南、西三面夹击南苑了，第一发炮弹就打向了学生兵驻扎的南苑南营地。

这就是汉奸的作用！

说起来，这些学生兵本不该出现在军营里！但1937年的北平，还真的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了。

受训的学生精神可嘉，但战斗力跟日本兵一比，就差远了。由于形势危急，前一天晚上，赵登禹给部分学生发了枪。日军摸过来之后，这些学生兵，大多数都是赤手空拳，少数人有枪，又打不准，打一发子弹，费半天时间，而且手在那哆嗦，这些青少年不是怕死，而是没见过这场面。

因为南苑是军部，很多都是机关人员和后勤人员，一线能打的士兵不多，所以天亮后形势急转直下。这时，从承德过来的日军飞机也开始轰炸南苑了。南苑除了营房外，就是空旷地界，日军炸弹下来，地面上的人想找地方藏都藏不好，完全成了活靶子。

一时间，南苑大火四起，多处被突破，钢盔和刺刀在闪光，很多学生兵都看到日军了，模样跟中国人还真一样，实际又不一样；或者说，看一眼，就知道那是鬼子！面对如此切近的战斗和杀戮，很多还是孩子的学生，惨了。当他们眼看着日本兵把刺刀捅过来时，真正体会到了何为国难当头！

如果说一开始学生兵还怀有恐惧的话，那么到最后已经跟日本兵拼了。继平汉铁路桥争夺战后，第二场白刃战是中国的大中学生跟日本兵拼起来的！一对一不行，十对一如何？百对一如何？一个日军士兵被打死，一片中国少年倒下去。

军人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军人死于战场，天经地义。南苑血战，半天下来，一下子有近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死难，连名字都没留下，总觉得让人胸口疼得慌、堵得慌。

打到下午1点，佟、赵接到宋哲元的命令，要他们放弃南苑。命令实际上上午就下了，但由于电话通信断了，只能靠人力传送，当传令兵冒死把命令送到南苑时，已经是午后了。

南苑撤退，大多数人肯定会认为：当然是向安全的冀南撤退。但实际上，宋哲元下的命令是主力向北平城里撤退。这就太不靠谱了，等于从一个危险的地方，撤到另一个更不安全的地方。致命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宋的这个命令又被那个潘汉奸拿到手了。随后，在通州的驻屯军第2联队联队长萱岛高紧急带队出动，去围堵撤退的中国军队。

南苑守军教导旅等部队是往冀南撤的，而日军似乎也没怎么为难这边，最后这一路人马成功突围，回到了保定；而佟、赵所带的包括骑兵团在内的主力，在向北平撤退时，被日军一次次地打伏击，最后佟、赵也走散了，在一个叫时村的地方，佟麟阁被萱岛联队的一个小队堵住，脱身不得，成为八年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阵亡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佟麟阁遭日军伏击时，赵登禹也在往北平突围，他乘的是一辆轿车。当赵的车开到永定门外木樨园南面的大红门时，两边机枪声四起，埋伏在这里的萱岛联队向车内猛烈扫射，赵登禹身中数十弹阵亡。

南苑战事，无疑成为事变后最惨烈之一役，第29军在此战中死伤超过5000人。但从没人提出疑问。

当时的南苑，不仅是第29军军部，还是第37师师部所在地，作为空旷平原上的一个营地，除了临时搞的少量战壕、沙袋外，整个阵地没任何可利用的东西。至于营地的围墙，炮火一轰即倒，基本上没防守价值。而日军又掌握了制空权，飞行员闭着眼都可以把炸弹扔进营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守卫这样一个地方？守这里，最后能得到什么？仅仅因为是第29军军部？或守卫住那里就会保住北平？很多人倾向于前面这一点，因为南苑在北平南面，而北平东、北、西的去路被日军控制，基本上不通（其实往西还是通的）。但这个观点没法解释清楚宋哲元为什么叫主力往北平撤。南苑失守后，几乎已是四面被围的北平岂不更是孤城？

跟日本人开打当然好，但这种打并不是说乱打，作无谓的牺牲。当年的宋哲元，守卫南苑的决心似乎很大，把作为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都调来了，看上去挺主动，实际上非常被动，等于大老远地把人马送进南苑这个虎口。打到最后，在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开阔地，两位将军阵亡，近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战死，普通士兵牺牲者更多，却看不出守卫这里的真正价值有多少。

说到底，南苑悲歌还是宋哲元对局势混乱判断的恶果。到最后，没辙了，才发令抵抗，战力什么的不谈，仅就这一脑袋豆腐，又怎会有胜机？！打到最后，估计他本人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守南苑了。

南苑之痛，宋哲元难辞其咎！

现在，宋哲元终于站出来了，因为他决定离开北平了。关于这件事，他甚至没有告诉南京。而且，直到他决定走时，各部队还没得到明确的作战任务。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等日军进攻后再反击。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

当年，冀东划为非武装区，河北省政府成立了保安队，有叫张庆余和张砚田的，分别任第一、第二总队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这两位脑子一糊涂，当了伪冀东保安队总队长，说重点：成了汉奸。不过，这俩人有自己的算盘，也可以说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所以一边在殷汝耕手下干，一边跟北平那边的第29军联系着。

事变爆发后，两位老张还在观望，有件事促使了他们拨乱反正：日机袭击通州城外第29军阵地时，误炸了保安队教导团。这把张庆余惹火了，叫上张砚田和保安队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起事。通州的日本守军，就是那个萱岛联队，得到情报后，去拦截南苑突围的中国军队了，只留下百十号人的守备队，以及侨民三四百人。

7月29日凌晨2点，冀东保安队3000多人开火，通州城内的日本守备队驻地、日本特务机关、日侨商号、冀东伪政府所在地等成为袭击目标，逮捕了汉奸殷汝耕（后来走脱），歼灭了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在内的日本顾问、守备队士兵、武装侨民等330余人。

就在这一天，一直沉寂的天津，也打了起来。

前面我们说过，张自忠去北平后，天津防务由副师长李文田代理。南苑血战时，李文田得到丰台被中国军队拿下的消息，但这时候仍没张自忠的信儿，正在转圈儿时，手枪团团长祁光远说：四周都已开打，您觉得天津会躲得过么？

李文田又何尝不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在天津海光寺，北平那边的每个拳头，都是从天津这边打过去的。这种情况下，再跟那看着，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李文田说：怎么向张师长交代？毕竟没有他的命令！

祁光远说：张师长人在北平，他的想法我们不可揣测。不过，副师长您代理师长之职，负责天津防务，所以兄弟想说，局势都已经这样了，第37师打得那么激烈，我们再不打，会成为民族罪人！何重何轻，请您决断。

李文田不语，把电话挂到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那里。

李致远听完后，跳起来说：打！

日军主力都在北平一带，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只有3个大队外加5个直属小队。

李文田分兵三路，一路在手枪团团长祁光远指挥下进攻海光寺；一路在保安队长宁殿武指挥下进攻东火车站；一路在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指挥下进攻天津总站和东局子飞机场。

三路人马同时行动，日军有点傻。

天津总站很快拿下来了，一个小队的日军被围歼。但海光寺那边由于日军工事坚固，迟迟攻不下来。东火车站攻下来后，保安队长宁殿武火速带人支援海光寺。

八年抗战中，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保安队的身影，虽不是正规部队，武器装备有限，但他们在抗击日军方面同样付出了极大牺牲。

最悲壮的场面出现在东局子机场。

这里停着四十多架日军飞机，在李致远带领下，中国士兵摸到机场大门，解决了哨兵后直扑机场。

日本飞行员睡在飞机下的帐篷里。

发现中国士兵后，慌忙爬起身往飞机里钻，中国士兵扑过来时，已有二十多架飞机发动了，其他十多架飞机没来得及起飞，被中国士兵泼上汽油，点着了。

那二十来架即将起飞的飞机怎么办？

中国士兵朝飞机扫射，有的干脆举着大刀，对机身一阵猛砍，有的年轻士兵情急之下抓住机身，不叫飞机起飞，最终被带到空中……

中国人急了！

海光寺、东局子枪声连成一片。但海光寺还是没攻下来。保安队基本上打光了。

天亮后，从廊坊回援天津的日军率先赶到，在北平的第20师团3个大队也回来了，山海关那边的军列也开动了，没被烧毁的飞机开始进行轰炸。

中国军队由攻转守，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

平津沦陷的时候，宋哲元去了哪里？

当初蒋介石叫他回保定备战，他不听，硬回北平，梦想能和日本人就地解决问题。南苑陷落后，他终于决定走了，不光决定自己走，而且还决定带走卫戍北平的第37师。

南苑一失，宋哲元就找人开会，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长等帽子给了张自忠，把赵登禹的一个旅和张自忠的一个旅留下来负责北平的治安，自己把第37师带走。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哲元带军队撤出北平时，通知了松井太久郎。

这位老兄最后一刻仍对日本人抱有幻想：你们不是要第37师离开北平吗？好，我现在带走了，尽管时间上晚了点，你们还打吗？

冯治安和秦德纯跟着他去了保定。

在北平一连串事件中，秦德纯的临场反应，从态度到谋略，把宋哲元远远地甩在后面。跟宋离开前，他曾向南京发电报，建议中央军不必把兵力只压在平汉线，最好由津浦路北上，直插冀东，逼迫到长城一线。同时，令绥远傅作义第35军进攻察哈尔北部的日军。秦反对节节抵抗，认为那样抵抗越久，自我消耗就越大，不如把兵力压过来，在华北跟日军决战。而且，鉴于日军飞机的威力，他还向蒋介石建议，把中国空军的精锐飞调保定。此外，秦还电告绥远以东的第13军军长汤恩伯，希望他向察哈尔进军，牵制日本人。

不论秦的思路对不对，实施起来效果如何，但至少他动脑子了，不像宋哲元，从北平跑出来后还是不知道这一切到底为什么。说到秦德纯，这是那个跟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的秦德纯么？还真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人一棍子打死，又有多少人认为：签订这种协定的人，不是亲日派，就干脆是汉奸呢？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如果历史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张自忠果然接过了宋哲元的所有职务。有人说，这是老宋临危授命，也有人说，看，张自忠果然夺权了。这个张自忠，还是跟日本人过从甚密啊，当年被邀请去日本访问，是不是跟那边秘密达成啥协议了？关于宋、张、日之间，也许有着太多暗面，现在再去捋这里的恩怨，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唯一有意义的是，北平沦陷后，彷徨中的张自忠，又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顶着汉奸的骂名，辗转回到南京。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媒体对宋哲元反而没那么多指责。

后来，很多人说张自忠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因为他“本是清白人”。这个判断很难下。局势是复杂的，汉奸与英雄之间，有时候也就几厘米的距离，没人可以保证：在那个年代的平津泥潭里，张百分之百地清白。这里的“不清白”，不仅有职务过失，也有人性的复杂。

但后来这都不是问题了。

三年后，在1940年的湖北南瓜店。冲上高地的日军中队长堂野一枪击中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的头，随后将军又挨了日军一等兵藤冈的一刺刀，接下来又是日军士兵的五枪连发。于是所有的一切都释然了，他终用一死让一切都简单起来。那次战役，他原本可以毫发无伤。

庐山召集令

前面我们说过，七七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一是搞军官训练团，二是跟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三是筹备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训练团前身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是个短期轮训机构。1933年成立时，目的是对付红军。跟红军打时，国军老吃亏，动不动就被反围剿成功，蒋介石急得满头大汗，最后他发现，除了士兵军事素养差以外，军官的战术指挥能力也很成问题，就这个水平，围剿红军先不说，即使想跟日军打，怎么打？问题怎么解决呢？让他们到军校回炉？来不及。

有人给蒋介石出主意：不如办班。

办班？出主意的是蒋介石的智囊、“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黄埔军校1期，湖南岳阳人），也有人说是当时的首席军师杨永泰。不管是谁，总之军官训练班办起来了。搞政训起家的贺衷寒说了句叫蒋很中意的话：要是办班的话，不仅可以提高军官的指挥能力，还能凝聚他们的精神。

军人的政治信念和精神意志一直都是蒋介石很在乎的。

这个训练团，主要训练团以下军官，对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真起了不小作用。红军向陕北转移后，训练团改了名，参加人员变成了团以上高级军官，训练针对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日军。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训练团，亲自当团长，副团长包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要人，陈诚又兼了教育长。

北平事变爆发时，训练团第1期刚开班。

蒋介石在庐山抓的另一件事是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进入1937年，中日开打已不可避免，原因极简单：日本没满足，中国又没法叫它满足。虽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跟中共的谈判也进行着，但如果真要面对一场不知道多少年能打完的战争，他蒋介石也真得掂量掂量。

全国各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

蒋介石搞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为的就是探一下大家的口风，好让自己心里有底。

蒋介石叫此时已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代表政府，向全国各党派领袖（不包括共产党，跟中共的谈判将单独进行）和学界名流发帖子，召集大家上庐山开谈话会，并定了个调子：开诚布公，别玩虚的，都这时候了，得掏心窝子了！

虽然此会有关国家生死存亡，但张群亲自拟订的请柬却冲淡轻盈，倒有兰亭之风：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两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如何。汪蒋二公，另具请柬，尚祈惠察，谨此笺启。中政会秘书长张群谨启，六月二十三日。

6月23日，全国各界名流陆续上山。到7月中旬，云集庐山牯岭的军政要人、党派领袖、社会贤达、学界名流已达到两百多人。

还记得事变爆发那天秦德纯为胡适等人在北平送行吗？

本来胡适一行要走平汉线的，但没想到当天就爆发了事变，转天平汉线交通中断，于是只好到天津走津浦线，转道南京后，坐船顺流到九江，从那里登上庐山。

本来呢，谈话会是个非正式会议，但由于开会前北平突发重大事变，所以谈话会的性质一下子也变了，从一个时局恳谈会，变成了应对事变的官方会议。

7月16日，全国都在注视的各界人士谈话会在牯岭庐山图书馆大礼堂召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群、陈立夫、蒋百里、居正、李烈钧、戴季陶、于右任、张君劢、张伯苓、蒋梦麟、竺可桢、梅贻琦、傅斯年、王云五、胡适、梁实秋、马寅初、邵力子等158人到会。

大会由张群主持。

先由汪精卫致辞。当年意气风发的刺客，走上主席台。

汪精卫先向台下的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作了个解释：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制订的《建国大纲》[2]规定，国家政治分三步走：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但现在国难当头，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结束的日子还早着呢，颁布宪法的事还需等待。

台下一阵议论。

随后汪精卫谈到北平发生的事变，说了三点：一、形势危急；二、政府困难；三、精诚团结。日后的巨奸，谈起国难，说到动情处，倒也像那么回事。

何止是像那么回事。

历史往往复杂到令人苦笑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下野，紧接着上海又发生事变，汪精卫接替无力应对的孙科，当上行政院长，当时他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叫张学良出关收复失地，但张不买他的账，汪指挥不动张，只能干瞪眼。没多久，汪又兼着做了外交部长。在那个年头，这个活可不好干。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冲进办公室的青年学生砸得头破血流；《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又被袭击。汪家人说别做这个官，汪也唯有摇头而已。果不其然，1935年底他就被激进青年差点打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一天，召开了四次六中全会。这天大早，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去拜谒中山陵，回来后在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大厅开会（湖南路）。经过短暂的开幕式，大家出来在门口合影。一百多名委员分五排站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他身边是林森、孙科、张学良、孔祥熙等要人。记者们见大员站好，就开始拍照，一时间，镁光灯闪烁不断。9点半过后，拍完了。委员们往回走。在汪精卫转身时，记者群里跳出一人，一边往前跑，一边说：汪先生！汪先生！

汪精卫下意识地一回头。

那人已手枪在握，大叫一声：杀卖国贼！

冲着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都打在汪精卫头上和身上。大厅里一时炸了营。后面的记者和前面的政要四散而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别看上了岁数，竟一下子冲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刺客，不管刺客怎么挣扎，这老先生就是抱着不放。张学良正站在旁边的台阶上，也惊了。很多时候，在政令上，小张是不听汪精卫的，但这时候不知哪来的劲儿，小张冲回来，一个扫堂腿把刺客放倒在地，手枪也摔了出去，在他要起来时，赶过来的侍卫对着刺客连发两枪。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激进青年孙凤鸣。

孙凤鸣一枪打进汪精卫的左颧骨，一枪打穿左头骨，一枪打在肋骨。打在肋骨的弹片最终没取出来，1944年引发炎症，导致死亡。

当时蒋介石在哪？大家到外面合影，汪精卫已上楼叫过一次蒋了。据说，蒋突然灵异地有种“不祥之兆”，所以没下楼。这有点八卦了。实际上，近一段时间，蒋介石提高了警惕。他知道这个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开的。对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妥协，从对日策略的角度说，他蒋介石可以有千万条理由，但民众不管那些，尤其是青年学生，都有一腔怒火。九一八事变当年，蒋介石就在庐山山道上遭枪手袭击。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这个会上留了个心眼。汪精卫没请动蒋，只好自己下去，没想到真挨了子弹。

事件发生后，一生视汪精卫为宝贝的汪妻陈璧君，大吵大闹拿脑袋撞蒋介石。可怜的蒋委员长还真就说不清了。大家都出来照相，你为嘛不出来？再加上蒋汪两个人争斗了十来年……当然，如果稍微动一下脑子，你就没办法怀疑，因为即使是个傻瓜也不会作那样愚蠢的安排。但当时很多人不管这些，抓住风就是雨，后来的第二号和第三号汉奸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肯定地说：这必定是蒋先生干的啊！就连李宗仁也从广西发电报过来问：委员长，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说说吧。

当时的蒋介石十分郁闷。他立即把陈立夫叫来，叫他限期破案。陈立夫、陈果夫是革命元老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对蒋介石又有知遇之恩。陈立夫召集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安顺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黄埔军校6期，浙江江山人）等人侦破此案。

虽然孙凤鸣死了，但由于几位高手同时出动，最后还是搞清楚了：孙凤鸣，1905年生，安徽滁州人，曾在第19路军干过，参加了1932年上海之战，刺杀与党内人士无关。拿到结果，蒋介石长出一口气。

孙凤鸣身中两弹，因临近心脏部位，转天就死了。即使不中弹，孙也活不久了。因为在出发前，他已服下两颗大烟泡。也就是说，他没想活着回来。

那个年代，各有各的悲壮。

汪精卫虽脑袋上、身上中了三弹，却侥幸活了过来，你说这跟谁讲理去？

汪精卫一生跟刺杀有缘。年少时，他作为刺客，赴京刺杀清朝摄政王，虽没成功，但却一举名满华夏，尤其是入狱的那两句名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让他一下子拥有了众多热血沸腾的“粉丝”。但后来，不知怎么着，他就从刺客变为被刺对象。不过，作为民国“四大美男”之首的汪精卫，命还真是大。除这次外，抗战爆发后广为人知的军统越南河内刺汪时，他又躲过一劫。当然，从那以后，他彻底走上不归路。

现在，望着主席台上的汪精卫，谁又能想到几百天后，他就成了汉奸的首席！“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洒脱背影，最终化作一缕历史的黑烟！

扯远了，但也不远。

接着说谈话会。

紧接着，张群告诉大家，谈话会分四个组，围绕着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进行恳谈，南京的政府官员分散到各个小组，跟大家沟通有无。

分组讨论时，虽然很多人谈到七七事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还照样谈怎么进行国民教育、扩大新闻自由，乃至于制订宪法等问题。比如，上海来的代表就对北平的事不怎么关心，似乎习惯了中日间发生点冲突。

对于谈到北平局势的人来说，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是当局部事件解决，二是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在谈到事变的人里，国家社会党总秘书张君劢第一个表了态。他对大家说：国社党在当年是秘密成立的，与国民党政见不同，对政府更是多有责难，但如今平案爆发，党派之争已退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民族之危亡。

上庐山的大学校长有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人，大家认为危局之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纷争都可在这个原则下和解。

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提出问题：国难之际，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劳工大众，都会拥护政府抗日，但怎么把这种拥护组织成强大的力量，需要政府拿出具体的办法。

文的表态了，武的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两个副委员长，一是冯玉祥，二是阎锡山。阎没来，冯作为军界仅次于蒋介石的人，打开话匣子。

在此之前，冯玉祥（行伍出身，祖籍安徽巢湖，在河北保定长大）造了蒋介石好几次反，蒋冯大战、蒋冯阎大战等等，最后都被一一化解。1935年，冯、阎一起做了蒋介石的“副手”，实际上蒋从没把冯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冯最大的特点是嗓门高，别看是老粗出身，但擅长演讲，鼓动性还挺强；说到政治手段，就平平了，也很难说会打仗；在军中呢，喜欢搞家长制，虽然北方的将领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最后对冯都不太信任了。但他资格老，在各方较量中往往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棋子。

冯玉祥说了不少，总结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日本人不是东西，这话我早就说过，看见没有？果然又在北平闹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说不能跟日本人打，因为打不过人家，我说一定得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不能当投降派。

但慢着，文的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没说话。他就是胡适。胡的态度很微妙。在谈话会上，他对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并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积极地对抗日本，但又反对全面开战。认为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此后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支撑起的“国体”将毁于一旦。胡适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与耐心，跟日本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

在会后，胡适还专门拜访了蒋介石。

随着日本调遣国内师团入侵中国，蒋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国想不想打的问题了。事变爆发后，从四川紧急返回南京的何应钦向庐山上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江苏吴县人）得到蒋的口风后电复何应钦：委员长的方针已经决定了。

1937年7月17日，谈话会继续在庐山进行。在这一天，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在这个声明里，他把很多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了：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我们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这个声明一出，庐山谈话会的调子就给定住了。

因为事态危急，所以蒋介石7月20日就下山返回南京应对局势去了，没参加接下来继续进行的谈话会。这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也下了山。

国共谈判中，一度因改编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领导权问题陷入僵局。最终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向中共军队派出政训主任和师参谋长的要求，也就是说同意这支军队由中共独立领导和指挥。根据国共所达成的协议，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两党合作，一致抗日。

在北平南苑遭受日军最猛烈攻击时，庐山谈话会第二期开幕，参加第二期谈话会的主要是一些学界名流。第一期谈话会的人，有的下山了，有的还留在庐山。汪精卫、胡适、张伯苓、蒋梦麟等人还没走，继续参加第二期谈话会（按计划，举行三次谈话会，但因形势紧迫，第三次没举行）。

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浙江海宁人）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现在，说起抗战，很多人都在谈蒋百里，因为他最先提到“持久战”。喜欢锦上添花是我们的毛病，所以在推崇蒋的文章里，不惜凭空杜撰，最有代表性的是，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成绩优秀，跟其他中国留学生力压同期的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等人，夺了天皇所赐军刀，后来日本人觉得没面子，于是作弊把真崎等人往前塞，就这样越说越没边。

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是第几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毕业年份是1897年。这一年蒋百里多大岁数呢？15岁（1882年出生），还在中国待着呢。至于夺天皇所赐军刀什么的，更不靠谱，因为天皇只赐给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军刀（前6名，所谓军刀组）。锦上添花不是这样添的。蒋百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的说，但远不是野史疯传的第9期，而是第17期，这一期日本那边最有名的是东条英机。

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到欧洲第一强国德国学习军事，有了这样的经历，回国后当了中国陆军最高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后来又代理陆军大学的校长，从此子弟遍天下。

蒋百里属于职业军人，有着极其敏锐的判断力。举个例子：“一·二八”事变时，蒋百里正在上海，后来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中这样回忆：

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4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

1933年，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转了一圈后，他就预言：未来几年内，中日间必有大战！回国后，他多次提醒蒋介石应该开始备战，随后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与国防计划的制订。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提出“持久抵抗”的战略（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认为中国肯定是有办法的。蒋百里又依据在日本的见闻以及多年来对日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和军事的观察，写成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章结尾处，将军这样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庐山，蒋百里在为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们训话时，叫大家作好跟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

说起军官训练团，1937年夏天只办了2期，到8月底，学员们就提前毕业了，因为他们必须从庐山直接奔赴抗日战场。

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联想着那一个个下山的身影，总有一种令人难以说清楚的悲怆。那些影像重重叠叠，军、师一级的，有第26军军长孙连仲、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98师师长夏楚中、第11师师长彭善、第36师师长宋希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第2师师长郑洞国、装甲兵团司令杜聿明；旅、团一级的，有独立第20旅旅长钟松、第11师第66团团长胡琏、第51师第306团团长邱维达、第51师第153旅旅长李天霞、第98师第294旅旅长方靖、第29军219团团长吉星文……

上面这些人中的少壮派，中日开战之年都在三十多岁，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1期到6期不等），最低的已经干到了团级，最高的干到了师级，是抗战八年中蒋介石依赖的一线将官。那么，在老一阀儿人中，嫡系之外，蒋介石最看重谁呢？

白崇禧，桂系第二号，跟那个年代很多老资格的将领一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停办于1923年，黄埔军校开办于1924年，后来从保定军校毕业的不少人都去黄埔当教官了。保定军校出来多少人呢？顾祝同、陈诚、薛岳、张治中、罗卓英、刘峙、上官云相、傅作义、周至柔、唐生智、余汉谋、商震、熊式辉、黄绍竑、李品仙、杨杰……

白崇禧人聪明，毕业后回到广西，从见习官干起，一直干到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在北伐中军功赫赫，从两广打到平津。后来一直跟着李宗仁反蒋，但搞了三次败了三次。说起来，桂系有三首领，李、白外，还有一个黄绍竑。李宗仁排老大没得说，谁排老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白，有人认为是黄。其实，早年黄压白一头，前者属于少年才俊类型的，而且同样精通兵法（中日开战时第一任军令部部长），但后来被白反超。加上黄不久后脱离军队，搞政治又不成，再提起桂系时，大家基本上就把他忘了。

蒋介石在庐山时，就发电报邀请李宗仁和白崇禧上山。回京后，7月下旬，又派刘斐（广东西江讲武堂，湖南醴陵人）去广西走了一趟。

刘斐跟白崇禧有颇深的渊源。想当年，刘斐从军就是从桂军干起，在当上小军官后，一个偶然机会被白发现。他见刘斐办事沉稳，颇有头脑，就叫到身边有意培养，当自己的参谋，后来又把刘斐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在一所步兵预科学校进修，然后在陆军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由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服役满2年且不到三十岁的中尉、大尉才有报考日本陆大的资格，因为外国人没法在日军中取得两年以上军籍，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说拿到了日本陆大文凭，实际上都只是“旁听文凭”。但无论如何，在日本镀过金后，刘斐一下子成了桂军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在中日开战前，刘斐出任军令部作战组（后升为作战厅）组长，工作内容就是拟订对日作战计划。

刘斐到桂林后，拜见了李、白，说明来意，请两位大佬出山，赴南京商对时局。

把刘斐安顿好后，桂系众人开会：南京，去得去不得？

白崇禧说：应该去。

对白来说，理由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就力主抗日，并在广西搞新面貌建设，几年下来，已成为全国抗日决心最坚定的省份之一。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为什么那么牢，除了几个首领清正廉洁外，靠的就是抗日的号召力。况且前一年闹“两广事变”，两个人打出的也是抗日旗号。现在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要全面抗日，拿不出一点理由不去。

但还真有人不叫他们去。

四川的刘湘（四川陆军讲武堂，四川大邑人）和云南的龙云（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昭通人）来电，说：如果你们去南京，被软禁了怎么办？抗日不成，又添新乱，所以等等再说吧。他们担心李、白，实际上是担心自己。

桂系诸人中，李品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广西苍梧人）、廖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西陆川人）等人都心存顾虑，他们跟李宗仁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老蒋真要全面抗日么？要是去了南京，还回得来么？

搞得白崇禧也有些皱眉。

白崇禧决定回家问问夫人（马佩珠），让她作个决断。他心想，这没啥不好意思，司马懿和朱温这样的枭雄在关键事上不还是听老婆的？

白夫人的话一落地，白崇禧就决定去南京了。

她说什么了？

其实也没说什么，一句话：这事你自可做主。也就是说，你听你自己的。这已是鼓励丈夫北飞了。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

白崇禧之所以决定要去南京，是因为他判断：北平事变与以前不同，即使他蒋委员长不想抗日也不行了。抗，则蒋能继续统治；和，则南京政权崩溃。从这个角度，蒋抗日，既为华夏民族之生存，亦为国民政府之统治，也为他自己的地位。最关键的是，白认为：蒋介石虽有权谋，但还不至于在这个关口上张网捕鱼，这跟当年软禁胡汉民完全是两回事，刘湘、龙云，鼠目寸光，不足为谋！

李宗仁也琢磨了很久，对白说：你去吧，我留在广西，编训民团，为出桂抗战作准备。我们一个留下，一个出去，退一万步说，即使蒋真有谋诈，也不敢轻易动手。

就这样，8月4日，在刘斐陪同下，白崇禧登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一架水陆两用飞机。派水陆两用飞机是蒋介石定的，白崇禧大为感动。南方8月，雨水很多，不少机场都因积水过深而无法降落，拿水陆两用飞机接白崇禧，实在是出于安全考虑。一路北飞，当日下午3点多，到了南京上空，但机场风雨交加，积水还真成了问题，最后只能在下关水上机场着陆。当飞机停稳，看到舷窗外前来迎接的张群、何应钦等人后，白崇禧突然有一种惭愧的感觉。

南京能来的军政大腕，在那一天来了一半。

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因为各地派阀都看着广西。白崇禧一到南京，就把杨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云南大理人）顶了下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协助参谋总长程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湖南醴陵人）主持开战之初的作战规划。

果不其然，白崇禧到京后，地方的封疆大吏们也一个个地都来了。

在全国高级将领会议上，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和余汉谋等人都来了，南京这边何应钦、程潜、陈诚、顾祝同、冯玉祥等人悉数到场。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在座中。

从来没有这样齐过！

冯玉祥照样喊打，他也只能喊打，别的也拿不出什么。

龙云就不同了，他说：云南可出兵20万人。

话音刚落，刘湘站起身，说：战端一开，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粮食千万石！

也有人提出疑问：今年开战，于我多有不利。若有希望，当在保证华北主权的情况下力争和平，等2年后军备初成再战不迟。

在一边列席会议的戴笠站起身，他先对蒋介石说：委员长——

蒋介石一摆手：雨农（戴笠的字）可以讲。

戴笠说：猪肥了，等的是过年挨刀。所以，等，是等不来和平的！

打仗光靠决心是不行的，还得靠另外两点：物和人。

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北京军需学校，浙江奉化人）向蒋介石报告：现在，步枪和机枪子弹5亿发，各种炮弹102万发，汽油300万加仑，弹药可支持半年，除了兵工部门自己建造的，主要是从德国、捷克、比利时三国进口。开战之初，国民政府陆军兵力有182个师、56个独立旅，包括步兵、骑兵、炮兵，180万人左右，但没预备役和后备役部队，陆军的战炮不多，空军的飞机更少，海军战力基本为零。

武器装备重要，军队数量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有句话说得好，路线定好了，人的因素就成了第一。到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培养和拢住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前面我们说了，有一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这只是一类。下面还有四类：

一是军队这边的，扳着手指头，我们数一数：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程潜、刘峙、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徐永昌、张治中、薛岳、杨杰、周至柔、桂永清、熊式辉、汤恩伯、范汉杰、罗卓英、胡宗南、俞济时、肖毅肃、王耀武、张灵甫、周志道、邱维达、李天霞、胡琏、孙立人、关麟征、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邱清泉、廖耀湘、黄维、黄杰、彭善、方靖、方天、罗广文、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从王耀武开始，基本上都是用在一线的，这就是冈村宁次口中所说的“黄埔系骨干”。

二是钱大钧、林蔚、陈布雷、戴笠、康泽、郑介民、贺衷寒这批人，这些人有个特点，不是来自蒋介石身边的委员长侍从室，就是来自军统什么的，大多数官职不高，但权力极大。

三是倚重的幕僚：早期有杨永泰，后来有戴季陶、张群、吴铁城。如果不把孔祥熙、宋子文放在实业家官员中，那么他们和党内人物陈立夫、陈果夫也可以归到这一类。

四是地方色彩浓厚或有反蒋前科但最后被蒋收过来的人物：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余汉谋、卢汉、傅作义、孙连仲等人。冯玉祥当然也在其中。

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中国精英，有一半多已被网罗进来。

随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行使统帅权，确定了与日作战的战略原则，也就是蒋百里的“持久消耗战”——“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并划分了5个战区。

第1战区在河北、山东北部，司令长官蒋介石兼着，辖宋哲元第1集团军、刘峙第2集团军、卫立煌第14集团军；第2战区在山西、察哈尔、绥远，司令长官当然是阎锡山，辖杨爱源第6集团军、傅作义第7集团军；第3战区在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司令长官冯玉祥，辖张发奎第8集团军、张治中第9集团军（后来又有刘建绪第10集团军、陈诚第15集团军、薛岳第19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第4战区在福建、广东，司令长官由何应钦兼着，辖蒋鼎文第4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第5战区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司令长官李宗仁（开始时为蒋兼任），辖韩复榘第3集团军、顾祝同（兼着第3战区副司令）第5集团军。

关于中国各战区，在抗战八年中是屡有变化。

1937年7月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开始：“面对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倭寇，决定以武力解决之……如有擅自退却者，必以汉奸论罪，必杀无赦。”在结尾，蒋说道：“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太原沦陷

对中国来说没什么疑问了，全面抗战是唯一的通途；对日本来说，攻下平津后，下一步怎么打是一个问题。

再看一下开战时日本的军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最初有7个师团：东京近卫师团、东京第1师团、仙台第2师团、名古屋第3师团、大阪第4师团、广岛第5师团、熊本第6师团。日俄战争前后，又编成旭川第7师团、弘前第8师团、金泽第9师团、姬路第10师团、善通寺第11师团、小仓第12师团、仙台第13师团、宇都宫第14师团、名古屋第15师团、京都第16师团、姬路第17师团、久留米第18师团、朝鲜罗南第19师团、朝鲜龙山第20师团。但在1925年的裁军中，第13、第15、第17、第18师团被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裁掉，剩下的17个师团就成为中日开战时的日本陆军总兵力。此外，还有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3个战车联队。但由于兵役制度非常之完善，所以在保证士兵军事素养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编成更多的师团投入战争中。

海军联合舰队则分3个，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97艘、潜水艇55艘，完全可以自主设计和制造，规模居世界第三，但实际作战能力超过了英国，而仅次于美国。

当时日本没独立的空军，空军分属陆军和海军，共3个飞行集团，作战飞机超过3000架。由于同样具有独立的航空工业，所以完全可以成批制造。

战争爆发时，除昭和天皇裕仁、首相近卫外，陆军军部（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部（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和陆海部队的重要位子被下面这些人占据：

陆军省：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军务局长后宫淳少将、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

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次长今井清中将、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情报部长本间雅晴少将、通信运输部长塚田攻少将、战术战法部长下村定少将、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大将。

海军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将、军务局长丰田副武少将。

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次长岛田繁太郎中将、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大将。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辖东京第1师团（师团长河村恭辅）、仙台第2师团（师团长冈村宁次）、大阪第4师团（师团长松井命）、小仓第12师团（师团长山田乙三）、独立混成第1旅团（旅团长酒井镐次）、独立混成第11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骑兵集团（集团长莲沼蕃）、飞行集团（集团长安藤三郎）。

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辖罗南第19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龙山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

驻台湾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参谋长秦雅尚少将，辖驻台湾旅团（旅团长重藤千秋）。

驻中国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辖驻中国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

国内驻军：

东京近卫师团（师团长西尾寿造）；

名古屋第3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很快由藤田进接任）；

广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熊本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旭川第7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

弘前第8师团（师团长下元熊弥）；

金泽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

姬路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

善通寺第11师团（师团长多田骏）；

宇都宫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

京都第16师团（师团长儿玉友雄，很快由中岛今朝吾接任）；

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

事变扩大化后，东京的保守派认为仍需要画出一条限制线。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说：在国内的师团（第5、第6、第10师团）抵达华北前（计划8月底在天津登陆），现地日军最远进攻到保定为止。

但河边的战争指导课只能拿意见，起不了决定作用，于是每天都可以看到河边滔滔不绝的样子，但实际上没几个人听他的。

但石原莞尔听。他突然发现，这时候，参谋本部基本上就河边一个人支持他了。陆军省那边，只有柴山兼四郎苦苦支撑。

按石原的估计，中国军队在保定将有激烈抵抗，拿下保定后日本必须跟南京和谈。

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又一跃而起，说：等会儿！

武藤笑道：我特别支持保定作战。但为了保证日本军顺利进入保定一线，有必要以一部扩展到石家庄，这样才能给南京中央军致命打击，将其彻底驱逐到该线以南。

石原说：这样真的把日本扔进全面战争的泥潭了！

武藤狡猾地否定了这一点：如果在石家庄一线捕捉到中央军主力，恰恰可以因为对其沉重一击而使南京屈服，从而避免全面战争。

在某种感觉上，当年孤傲的石原，有点说不过武藤了，或者已经没兴趣再说下去了。

武藤设想在保定跟南京中央军打一场大会战。但按日军定制，一门野战炮的定额炮弹是750发，新的作战计划拟订后，为保证会战胜利，武藤提出将这个数字翻倍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不可以满足，但需要把备战苏联的弹药挪出来一大部分；或把国内其他还没领到作战任务的师团的弹药拿出来。

这正是石原担心的。因为不仅涉及炮弹，还涉及其他军用物资。按1937年夏日军弹药保有量计算，最多够15个师团打8个月的。

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说：武藤同学，你别着急，我继续帮你。他跟军需部门联络，最后决定：把国内没战斗任务的师团的弹药拿出来，投入中国战场。

第一批动员的3个师团陆续出发了：广岛第5师团、熊本第6师团经朝鲜乘坐军列由陆路开抵天津；姬路第10师团直接由海路在天津大沽口登陆。

在电影纪录片《皇军一旦走向战场》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日中战火燃起，为捍卫我权益，征兵令雪片般飞向全国。正四处奔波寻找被诱拐的妹妹的伊藤清作，告别了家乡的父老，放弃了铁厂的工作，拿起正义之剑。在工厂里因可爱的娟子而与伊藤反目的卡车司机须田、整日酗酒而恶名在外且使老母伤透了心的德山，在此国家非常时期，也都深明民族大义，不愧为大和魂之热血沸腾的日本国民……

一个伊藤，一个德山，一个须田；N个伊藤，N个德山，N个须田，田里的农民，山上的矿工，村里的地痞和城里的流氓，纷纷接到征兵令，扛着枪来到中国。

石原虽然被武藤气得够呛，但在定下来的作战计划中，想得还是很周到。为保证保定会战的侧翼安全，他亲自制订了察哈尔作战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板垣第5师团在独立混成第11旅团的掩护下，沿平绥铁路，进攻察哈尔、山西、绥远；关东军编成以东条英机为指挥官的察哈尔派遣兵团协同作战；谷寿夫第6师团、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沿平汉线南下；矶谷廉介第10师团沿津浦线南下，向保定沧州一线进击。

南口第一个跳进我们的视野。红蓝两个箭头不约而同地指向这里，然后猛地碰撞，落了一地弹片。

南口是长城居庸关线的隘口，在北平西北方向45公里处，是燕山与太行山交会处，平绥铁路由此入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口失，察哈尔失，山西和绥远门户洞开。

七七事变后，一个月里，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了33次军事会议，调到南口布防的是中央军第13军，军长汤恩伯。1937年8月初进入南口后，汤恩伯立即派人抢占两侧高地，他把总指挥部设在河北怀涞。

这是汤恩伯毁誉参半的抗战生涯的起点。

这一年他37岁，但已是率领第13军在南口御敌的前敌总指挥了。写到这儿，得说一下：在八年战场上，中日双方将领的年龄差距非常大，日军将领干到中将师团长级别的，基本上都是50多岁了。在日军中，很难看到越级提升的现象。而中国将领干到师长乃至军长的位置上，很多都是30来岁的人。所以，八年抗战，在一线，是30多岁的人和50多岁的人的较量。

平津陷落后，中日间第一场大战落在了小汤肩膀上。

对小汤而言，后来长时间盘踞中原，被对手指责军纪败坏，加上后来解放战争中一败涂地，所以给我们的印象不怎么样。实际上，那批将领中最无能的显然是蒋鼎文之类的，小汤在里面还不算坏的，而且还有自己的特点的，加上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文凭，所以很早就纳入蒋介石的法眼。后者一生信任本省浙江人，所以认为这个小汤可做肱骨之臣。小汤在忠心这一点上确实没叫蒋失望，至于在抗日战场上，虽然难称优秀，但也算中规中矩。

在南口正面布防的主力，是第13军第89师罗芳珪（黄埔军校4期，湖南衡东人）团。罗团长8月初率军进入南口后，立即占领龙虎台、火车站、南口镇三处要地。他在火车站、南口镇放了少数兵力，主力布置在龙虎台一线。很快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就压过来了，在小股部队袭击了火车站后，随即猛攻南口镇和龙虎台。

在龙虎台主阵地，罗芳珪下令：无论日军炮火怎么猛烈，都不准全力还击，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放到了阵地两翼，中间拉出空当，让两个排在那里零星还击，更多的士兵们都在工事后闷着头，脑袋上蒙了一层又一层尘土。日军打了一阵，见对面火力微弱，就大了胆子，放过来两个中队。

日军近了，又近了。

进入中国守军阵地百米之内时，罗芳珪一声令下，阵地两翼的捷克式机枪组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同时开火，手榴弹雨点般砸向日军，十分钟内，日军的这两个中队就全部报销了。

4个小时后，中国阵地不失。这时候，日军30多辆坦克已经气喘吁吁地赶到。日军再次发起猛攻，到8月13日，罗芳珪团伤亡开始增大。

当年日军的坦克，尤其是轻型坦克，有点像超级玩具，不但样子卡通，而且装甲不厚，炮火也一般。但由于不少中国士兵没见过坦克，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对付坦克，办法也简单：炸履带。

罗芳珪叫士兵2人一组，匍匐着摸过去12名，每个人都揣着手枪，胳膊下夹着集束手榴弹。靠近坦克后，把手榴弹塞向坦克下面，然后迅速滚向一边。随着连续的爆炸声，有4辆坦克瘫了。但在随后的战斗中，罗芳珪肩部和肋部中弹，负了重伤，到26日全团官兵已经战死1000余人。

罗芳珪团浴血南口时，其他阵地上的第13军守军也与日军陷入了激烈的战斗。

到8月16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不得不调板垣第5师团加入对南口的围攻。

对板垣来说，这次他不再是帘子后面的参谋，而是提着刀上阵的中将师团长了。他在1937年3月上任之前，石原莞尔想推荐已当上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做陆军大臣，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反对，于是作罢。

板垣指挥的是来自广岛的第5师团。

日本军队的编成有个特点：以联队为单位，某个联队的士兵，集中来自日本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每支部队的战斗力，跟编成地的居民特点即民风有密切关系。如第4师团在大阪编成，士兵来自大阪及其周边，这一带居民素重商业，民风精细，战斗力自然也就不行。而熊本（熊本县）、金泽（石川县）、鹿儿岛（鹿儿岛县）、鲭江（福井县）等地，民风强悍，组成的部队战斗力也就很强。尤其是九州岛的熊本、大分、佐贺等县，向来盛产将佐，士兵更是能打。

广岛虽然位于日本的本州岛，第5师团的士兵来自广岛、岛根、山口三县，但士兵的战斗力可比九州兵。日清甲午战争爆发后，第5师团在朝鲜登陆，成为日本现代陆军诸师团中第一个与外国军队对阵的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主力直扑新加坡，俘虏10万英军，成为该师团辉煌的顶点，那时候的师团长正好是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

现在板垣指挥的第5师团，辖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少将）和第21旅团（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下面是步兵第11联队（联队长长野佑一郎大佐）、步兵第41联队（联队长山田铁二郎大佐）、步兵第21联队（联队长栗饭原秀大佐）、步兵第43联队（联队长大场四平大佐），以及野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兵联队。

于是小汤一下子危急起来。

早在8月13日，南京就把卫立煌（行伍出身，安徽合肥人）第14军派了过去，从石家庄增援南口、怀涞一线。日本人虽然爱吃干饭，但终究不是吃干饭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随即从第6师团中抽出牛岛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鹿儿岛县人）旅团在门头沟进行拦截。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又亲自跟阎锡山电联，问能不能把傅作义第35军派过去增援南口。阎锡山痛快地答应了。但傅作义刚到怀涞助战没两天，就又不得不回去：因为东条英机率察哈尔派遣兵团已直扑张家口。不过傅作义还真够意思，把带来的主力给小汤指挥，自己只带了两个旅回援张家口。这件事叫小汤记了一辈子，后来一直称傅作义为“傅大哥”。

但板垣的第5师团果然能打。到8月25日，在连续陷落中国守军阵地后，又猛攻横岭城和居庸关，长城线上的守军很快处于被日军包围的态势。26日午后，汤恩伯只好下令突围，南口、怀涞一线失守，其本人退到涿鹿，到此时第13军两万多人，跟日军血拼掉了一半。

张家口那边，东条英机也惦记着露一手。这一点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不是给板垣看，而是给后者军中最好的朋友石原莞尔看。石原其实死也看不上东条，后来石原被逐出陆军中央，下放到关东军当副参谋长，而参谋长正是东条，两个人一直吵架，最后双双被调离关东军。

这里的中国守军的前敌总指挥是从第29军师长升任第68军军长的刘汝明（行伍出身，河北献县人）。在过去第29军那批人里，刘虽然干到师长，但却属于不起眼的人物，在打仗这件事上难称出人头地，他的对手东条英机更是如此。石原为什么瞧不起东条，就是因为此人除了有点毅力外，其他无可道之处（石原曾嘲讽东条，无论升到什么位置，脑子仍是上等兵）。但在此时的张家口，你还别说，东条还真没费多大的劲。因为此时日军正气盛，所以进展得十分顺利，到8月24日已切断平绥铁路，三天后就攻陷张家口。随后，东条率军沿平绥线两侧进犯，到9月11日，大同、包头、归绥（呼和浩特）等重要城市依次陷落。

南口之役是平津事变后中日将领的第一次实战。

汤恩伯打仗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带着有线电台到一线指挥。打内战时是这样，在南口、怀涞跟日军拼时也是这样。对那边的板垣、东条等人来说，打起来后也都跑到了一线。这不是说他们有多不怕死，而是没什么战役经验。中日大战爆发后，日军除极少数上岁数的将领有日俄战争的经验外，绝大多数将佐都是第一次参加实战，比如山下奉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高知县人）这个级别的，作为少将旅团长，七七事变后，他所在的第20师团从朝鲜增援京津，由于此前压根没实战经验，所以上战场后跟演习一样，提着刀站在步兵身后指挥，当时差点被中国士兵打死。当然，后来有经验了，日本将军一级指挥官就开始往后躲了。

为了更好地指挥，日本人取消了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建制，新编成华北方面军，以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少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广岛县人），统领第1军（第6、第14、第20师团）和第2军（第10、第16、第108师团），司令官分别为香月清司（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佐贺县人）和西尾寿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鸟取县人），第5师团、第109师团和河边旅团为直属部队。

南口正在打着的时候，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第10师团攻势颇顺。津浦路北段及永定河东段南岸本是第1战区第1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的防区，但宋到保定后不久就又请假休息去了，把担子都压在了冯治安肩上，后者从北平退下来后似乎也丢了精气神，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对矶谷廉介来说，他的第10师团在天津登陆后，几乎就没遇到阻击，作战变成了强行军，过青县、沧州、德州、高唐后，一抬头，发现到了黄河边。

抗战初期，华北的局势比想象中的要糟糕很多，局部虽然有血战的光彩，但总的来说没形成有力抵抗，多数阵地在日军的第一次冲击下就没了。跟几年后以湖南为主的中南战场比，华北战场上大多数国军将领和士兵的战斗意志总差那么一块。

平汉线这边，日军三路威逼保定。

但在中路担任主攻的日军（谷寿夫第6师团、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等部队）迟迟没动静，士兵们抱着枪在北平和永定河之间的平原上集结待命已经一个月了。当然他们没歇菜，日本人在战术上多狡猾，他们只是在等左右两路往保定的两侧砸钉子。所以，当右翼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进入山西策应，左翼的中岛今朝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大分县人）第16师团从天津独流镇沿子牙河进攻，相继攻袭大城、献县、武强，从东面逼近保定后，中路的这几个师团才伸了个懒腰，开始动了。

而这一动，就要了第1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江西吉安人）的命。

说起刘峙，早年在蒋介石麾下，也算是员悍将，在历次跟反蒋势力的内战中，差不多都所向披靡，表现十分之抢眼，毕竟在黄埔军校当过老师，教的就是战术。有人甚至说，中日战争爆发前，他是蒋战将中的首席。是不是首席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爆发后，刘峙在华北的表现。

战争爆发前，蒋介石搞国防战备计划时，除了华东南京、上海和杭州三角地外，北方的战备重点放在了郑州、开封、徐州和海州（连云港）一线，而刘峙当时是河南省主席，所以这个区域的战备一直由他在负责。

关于刘峙开战后在正面战场的表现，以前人们著书立说，通常评价为“长腿将军”，说他在日本人的进攻下，跑得最快，国土丢得最多。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刘峙俩腿就一直比别人长一截儿。多少年过去了，有人说，得换个说法了，咱重新发现一下这位蒋的首席将军。于是，赞誉又来了，说刘峙其实还是有两下子的，于是叫他重新复活。实际情况呢？

作为防守华北平汉线的主将，刘峙把部队主力放在涿州，自己则坐镇保定，叫孙连仲等人在这之间连布了三道（良乡、固安、门头沟）防线。按刘峙的想法，这三道防线至少得跟日本人周旋个把月吧？实际上这三道防线一冲即溃。

1937年9月14日，两翼的钉子都砸进去了，谷寿夫和土肥原贤二分别指挥第6师团、第14师团开始从中路突击涿州，第6师团从正面打，第14师团迂回到涿州南面，去切中国守军的退路。这种战术是日本人经常玩的，中国军队很吃这一套，总觉得一旦腹背受敌，那么这仗就别打了。所以没两天涿州就沦陷了。

一道道防线成了软糖。刘峙有点头大。他发现：在日本人的冲击下，自己好像已经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了，跟日本人打，到底跟冯玉祥什么的打中原大战不同！于是慌忙跟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参谋长林蔚、守城主力第52军军长关麟征（黄埔军校1期，陕西户县人）、第52军第2师师长郑洞国（黄埔军校1期，湖南石门人）等人开碰头会，碰出的结果是：节次退出河北战场。

在正面战场的河北省，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涿州、保定会战，但后来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总结抗战各战役时，却一直回避这个会战，甚至不承认有这样一个会战，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这个会战打得一点值得称道的地方也没有。作为指挥这个会战的主将，即使考虑到当时的中日战力，刘峙本人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刘峙在平汉线没汤恩伯在南口打得好。

抗战中，有人一战成名，也有人一战就栽了，前期的刘峙，后期的蒋鼎文，是两个代表。

就这样，9月24日，日军第6师团攻占了保定，10月8日第14师团又攻占了石家庄。

板垣第5师团正在山西转悠，本来是在右翼策应平汉线中路的日军，但由于一路上势如破竹，造成了另一个事实：离太原越来越近。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建议立即兵取太原。寺内寿一虽官运亨通，但自己基本上不会打仗，他这个司令官，一切都靠参谋，既然冈部建议了，他也就批了：打太原？是个好主意。

华北最大的会战太原会战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展开了。

1937年9月初，日军攻占了天镇——山西、河北、内蒙古交界，山西之北的屏障，此战直接导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第一个高级将领因“擅自撤退”被枪决。

守天镇的是阎锡山第2战区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行伍出身，山西崞县人），也算阎锡山的亲信了。按老阎的想法，要在大同搞个会战，依靠在平绥线上的节节抵抗，把“疲倦的日军”引到大同，然后把杨爱源（第6集团军）和傅作义（第7集团军）的部队全放上去，打个漂亮的翻身仗，所以他叫李服膺在天镇守一周，消耗日军的战力。

李服膺第61军，一共有7个团，人手很紧张。他在天镇外围放了4个团，从天镇到后面阳高，放了3个团，其中天镇1个团。由于手里的兵力不多，李服膺没留预备队。多少懂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兵力怎么紧张，在打仗时，作为机动部队的预备队必须留出来。而李服膺却冒了个大险。

天镇外围虽有国防工事，但非常之简陋，日军一个炮弹过来就没了。外围守了三天，部队就下来了，却没向后面的天镇集结，而是避开了天镇，一路退了下去。此时李服膺的军部在天镇外老远的村子里，一时间难以掌握退下来的部队。说起来，日军那边也大意了，以为中国军队都跑了，所以只派出一个中队，在完全没戒备的情况下溜达到天镇，没想到守天镇的那个团突然冒出来，一下子就把这个中队包围了。

日军随之猛攻天镇，城里的那个团独木难支，城外的李服膺手里又没预备队，于是天镇只守了一天多就陷落了，李服膺一路退了下去。

阎锡山叫李服膺在天镇守一周，结果只守了三天。但李服膺在被叫去太原开会时，以为顶多是叫自己作个检讨，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关于打败撤退这件事，在开战之初的中日战场上太常见了，他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没想到一到太原就被扣了，阎锡山亲自审讯，随之被拉出去枪决了。

天镇失守后，汤恩伯在阎锡山那里大哭，说对不起自己的士兵。本来呢，南口陷落后，汤恩伯带着部队要走的，但阎锡山要搞大同会战，想留下汤的第13军。报到蒋介石那里，蒋说没问题，当南口危急时，阎锡山不也把傅作义派过来了吗？汤恩伯欠阎锡山一个人情，所以对留下来这件事也没说别的，就带着军队经天镇往这边撤，想帮老阎打大同会战。但由于李服膺过早地失去天镇，这一带无友军防守，导致在日军的追击下，第13军伤亡惨重。

当初蒋介石电联阎锡山，叫他派傅作义支援南口，实际上意在山西。南口太快陷落，山西就不好办了。如果日军长驱进入山西，渡过黄河后，在第一时间经陕西包抄四川（蒙古攻南宋的路线），进入中国的大后方，那中国这仗就真不好打了。所以在南京开全国将领会议时，蒋介石对阎锡山说：山西是要保的，你要多少军队，中央军就去多少。虽然是一致抗日的时代了，但阎锡山在山西待久了，还是有个地盘主义在那探头探脑。所以，对大量中央军进入山西这件事有点保留的态度，说他的晋绥军是可以抵抗日军的。

现在，李服膺轻丧天镇，把过来帮忙的汤恩伯撂在旱地上，阎锡山觉得很没面子。正在这时候，有报纸称天镇之所以很快失守，是因为那里的国防工事是豆腐渣工程，当初南京拨过来的钱款，被老阎的部下克扣了。这样搞得老阎就很被动，再加上汤恩伯那一哭，也知道汤很有可能向南京告状，于是一着急就把李服膺毙了。

杀李服膺容易，后面的事不容易，老阎要好好思考一下了。因为天镇之战拉开了太原会战的序幕。山西是他老家，所有家底都在这了。板垣红眼了，老阎眼更红。地图上第二个被圈起来的地方是忻口。

忻口在太原北100多公里处，地势险要，是扼守晋中的咽喉。

老阎的判断是：板垣师团会一路而南，所以忻口是必战之地，对于能否阻击日军攻占太原起着决定性作用。至于打到平汉线石家庄段的日军，他觉得，有刘峙的部队牵制，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所以他只放了5个师，用来守卫从娘子关到马岭关一线150多公里的阵地。

阎锡山是第2战区司令，蒋介石还是有点不放心山西的战事，在把卫立煌第14集团军派过去后，又把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桂系三巨头”的黄绍竑从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的位子上调到了山西，去给老阎当副手。一般来说，能到军令部长，在军事上都有一套。黄绍竑视察了娘子关一线后，发现了问题：这里的防线太开阔，5个师团守在这儿，又没预备队，如果日军从东面攻来，必定会吃大亏。到太原后，他把情况向老阎汇报，老阎不糊涂，知错就改，马上把孙连仲第26军调了过去，作为娘子关一线的总预备队。

进入10月后，南向太原的沿途县市相继失守，崞县、原平之役尤其惨烈。为了给忻口中国军队的布防赢得时间，两县守军死战不退，在崞县出现了华北开战的第一次城中逐屋战，直至战到最后一人：第19军独立第7旅的一个团，上到团长石焕然（太原军官学校，山西绛县人），下到普通士兵，全部战死；第196旅死守原平，在日军攻入城中之后，旅长姜玉贞（行伍出身，山东菏泽人）率残部在街巷中与敌血战，玉碎该城。

在华北，中国人的血性慢慢打出来。

10月13日，日军第5师团为左翼，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5旅团、堤不夹贵支队为右翼，对忻口阵地开始总攻。阎锡山急调作为总预备队的傅作义第35军、第61军和两个独立旅赶赴忻口，受卫立煌指挥，后者实际上成了忻口前敌总指挥。

板垣选择忻口的南怀化阵地为突破口，中日军队展开了反复争夺。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卫立煌急调李仙洲（黄埔军校1期，山东德州人）第21师夺回阵地，李仙洲身先士卒，在指挥冲锋时受重伤，被迫退出火线，阵地随之失守。

打到10月15日，卫立煌陆续把傅作义的总预备队投入一线，以第9军军长郝梦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北藁城人）为总指挥、第61军军长陈长捷（保定陆军军官学校7期，福建福州人）为副总指挥，反攻南怀化阵地，在一线督战的郝梦龄军长被子弹击中，倒在阵地上。抗战前，郝军长带着部队在修筑日后重要的川黔、川滇公路，抗战爆发后，他奉命北上，对妻子说：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军人，我应该去前线，去抗战，应该和敌人拼！

将军至此殉国。

军长死了，师长上。

第54师师长刘家祺（行伍出身，湖北武汉人）上来了，激战中也中弹牺牲。

师长死了旅长上，为了鼓舞士气，旅长郑廷珍（行伍出身，河南商丘人）拔出手枪，冲了上去，也殉国了。

郝梦龄殉国后，陈长捷继任前敌总指挥，继续与日军死战。

激战中，日军减员巨大，板垣也没力量再发起进攻。为打破僵局，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以原中国驻屯军第2联队为主力编成萱岛支队（袭击第29军南苑回撤部队的那支），由大同急调忻口。

阎锡山也把王靖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山西五台人）的第19军放了上去。同时命令朱德（云南讲武堂，四川仪陇人）第18集团军即八路军袭扰日军后方，所辖林彪（黄埔军校4期，湖北黄冈人）第115师在9月25日首战平型关，袭击了第5师团的辎重兵部队，毙伤日军千余人；刘伯承（重庆陆军将校速成班，四川开县人）第129师于10月19日凌晨袭击了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日机二十多架，配合了正面战场。

虽然萱岛支队来了，但仍没打开僵局，就在中日军队胶着时，东线出事了。

黄绍竑担心的事发生了。虽然在他的建议下，阎锡山又往娘子关增派了部队，但150公里的广阔地带仍不足以挡住由石家庄一线沿正太路转攻山西的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

娘子关失守了。

忻口一下子又要陷入被合击的境地，阎锡山只好下令放弃忻口，叫傅作义回太原组织城防。摆布好了以后，他先从太原撤了，去了南边的临汾。

作为太原城防司令，傅作义称得上是晋绥军第一号兵家，当年完胜百灵庙，大长了中国军队的斗志，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从南口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到忻口，从忻口到太原，华北这几次重大战役，傅作义都参加了，结果是一败再败。傅作义甚至一度产生怀疑：日军真的是不可战胜吗？

很多时候，日军战术是没什么漏洞，但却也枯燥，只会打迂回合围。至于武器，他们也用步枪，也是打一枪拉一下枪栓。在机枪火力上，中国军队甚至不处下风，弹药也并非跟不上。日军的坦克，实际上不足惧，他们拿人的只是重炮数量多，飞机有制空权。打起来时，能一下子压制住中国军队的火力。

封城前，从忻口下来的卫立煌进太原跟傅作义碰了一面，坐守孤城，如何守得住？何况城外的野战部队都已经走光了。

傅作义苦笑：太原是山西省会，就好比南京是中国首都，没法不守一下。何况我等是军人，奉命守城，如何能一走了之？

卫立煌也只有苦笑。

太原守了三天。板垣师团和川岸师团是11月6日到城下的，打到8日晚守军从南城突围。傅作义出城后发现身边就剩下一个排长了。太原之围城太像后面南京战了，只不过太原南城当时没日军围堵，3000多军队安全脱险，而南京战中唯一的出口是滚滚长江！

1937年11月9日上午，南京的蒋介石拿到太原沦陷的电报。在前一天晚上，他终于下达了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全面撤退的命令。

[1] 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于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火，经过巴黎和会长达６个月的谈判后，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的，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条约得到国际联盟的承认后，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它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

[2]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是孙文于民国13年（1924年）4月12日手书，简称为《建国大纲》，全文仅二十五条。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针对国家建设所提出的规划方案。

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虹桥事件

回到三个月前。

1937年8月9日傍晚，驻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中队长大山勇夫跟一名士兵（斋藤要藏）驾摩托欲闯军事禁地虹桥机场，中国保安队员只打了两枪，一枪毙倒一个。

上海局势一下子山雨欲来。

其实，从“西安事变”爆发到七七事变前，由于中国对日态度日渐强硬，在上海的日本人反而收敛不少，甚至连平时喜欢滋事的日本浪人也老实了不少。

所以，北平出事后，上海这边觉得战争离这个城市很远，七七事变也就是个局部事件。于是在庐山谈话会上，一些来自上海的老先生们对北平的中日冲突不太关注，而更在意国民教育问题。

南京那边当然不会迂腐如此。在北平发生大事变前的7月5日下午4点，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两江讲武学堂，安徽宁国人）接到蒋介石的一封密电，内容是：时局外弛内张，注意发生事变，暗中加强防范，适时报告。

1932年上海事变后，蒋介石就琢磨在上海、杭州、南京间搞国防线。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杰搞了个三角地区防御方案，报蒋一看，发现这个工程的正面太广阔，并不利于防守，打起来会出现很多空当，而且具体到南京防御，杨杰的主意：以封闭式堡垒为依托，进行层层防守。

蒋介石否决了这个方案。随后德国军事顾问法肯毫森又拿了个方案，这个方案“很德国”，脱离国民政府的财政实际，蒋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参谋部拿出个折中方案，在上海到南京间的太湖北岸，筑建两条防线，第一道是吴（苏州）福（福山）线，第二道是锡（无锡）澄（江阴）线。从杭州湾的乍浦经嘉善到苏州（乍嘉线），从海盐经嘉兴到吴江（海嘉线），再搞两条国防线，使之跟吴福线和锡澄线相连。在这个连线上，修建指挥所、观察哨、重机枪碉堡、战车防御炮和迫击炮工事，搞成全部的钢筋混凝土的永久性战斗工事。开战后，只要挖掘步兵壕将各工事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国防线。这个工程干了3年，到1936年基本完成。

北平发生大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四川匆忙返回南京。当时的总参谋长是程潜。但蒋介石之下，军中一号人物，实际上仍是何应钦。他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往上海运了3万个麻袋，叫上海市长俞鸿钧构筑战斗工事，以防不测。

俞鸿钧，广东新会人，学者型官员，当过老师和记者，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好，一度进入外交部工作，出任上海市长时还不到40岁。

俞接令后马上布置。

按1932年签署的《淞沪停战协定》，上海不许进驻中国正规军。

但别急，北平出事后，在庐山的蒋介石连下了两道命令：一是叫在青岛养病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巢湖人）马上到岗；二是告诉何应钦，上海保安总团和上海警察总队的一切弹药供给，由南京军政部统一发放。

张治中到南京后，向蒋介石建议：危局之下，应该尽快把军队派往上海。

怎么派呢？把从河南调到苏州的钟松（黄埔军校2期，浙江松阳人）独立第20旅一部换上保安队队服，于7月底秘密开进虹桥机场。

运到上海的麻袋，装上沙子后，被上海保安队在深夜运到各个路口两侧的建筑物里，就等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在路口搭建战斗工事。在虹桥机场等重要地段，则开始正大光明地修建战斗工事。

日本人的鼻子比他们的狗还灵，俞市长叫保安队搞战斗工事这事儿刚一有动静，他们就闻过来了。

日本驻沪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一个叫大川内传七（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第37期，佐贺县人）的，派出多路人马，化装成市民，对上海保安队的行动进行侦察。其中，一个小队长和一个军曹摸到中兴路的一个公所，侦察到这里不仅堆有大量沙袋，还是保安队第2团第2大队重机枪中队的驻地。

正当两个鬼子记门牌号时，门口的便衣岗哨发现了他们，问他们干什么的，鬼子咬着嘴唇，有点打死也不说的意思。

重机枪中队长叫杨俊，叫手下把这两个鬼子带进公所，在他们身上搜出一个小本，上面用日文记着：“此处为上海保安队重机枪中队驻扎，估计有重机枪十挺以上，队员约二百人。”杨俊一看就惊了，再审，两个鬼子还是不说话。杨队长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不是不说话么？好，他叫人把他们的鞋脱下来，一眼就发现：这两个人的大脚趾和二脚趾分得很开。杨俊笑，说：日本人？！

两个鬼子站在那，活动着大脚趾，显得有些惭愧，记得“兔斯基”擦汗的那个表情么？对，就是那个表情。

杨俊说：带下去！

小队长和军曹被关进后院小黑屋。保安队员们听说抓了两个日本间谍，都过来观看，你一拳我一脚的。虽然很快就把俩鬼子放了，但日本人还是向俞鸿钧提出抗议。

当然，两个鬼子向他们的大川内司令官报告了侦察到的情况，随后日本海军驻华武官本田辅一个电话打到南京外交部：你们为什么秘密地搞战斗工事？有什么企图？这违反了《淞沪停战协定》，我们抗议！

下面就看看《淞沪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简单地说有四条：一、中日停战；二、中国正规军撤出上海；三、日军撤至事变前驻地；四、设立委员会监管上述三条内容。

抠字眼的话，协定里并没规定不许中国人在上海筑建战斗工事。所以南京外交部说：我们违反哪条了，请列举！

本田说：你们秘密运送沙袋，很挑衅啊！

南京外交部：即使我们想修战斗工事，在上海这块中国的领土上，挑衅谁了？

本田吭哧半天说：你们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本田放下电话，把手下一个少佐喊来，叫他去上海保安总团提抗议，那名叫冲野亦男的少佐带了两个小兵就去了。

到了上海保安总团团部，冲野声称要见团长吉章简（黄埔军校2期，海南崖县人）。北平发生事变后，吉团长向部下提了四条：一是所有干部的家眷立即离开上海，返回原籍；二是队员不许擅离驻地；三是加紧实弹训练，尤其是巷战训练；四是每名干部必须写好遗嘱，作好牺牲之准备。

吉团长问冲野什么事，后者抗议完了之后，笑着说：吉团长，我们想参观一下你们的工事。

吉团长一愣。

这是个新说法。

冲野给出的理由很无厘头：我们想学习学习！

吉团长差点笑了，随后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不太好吧，为什么？都是军人，你懂的。

本田和冲野碰了一鼻子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出马了，他不找保安队谈，而是直接找市长俞鸿钧。

冈本说来说去，围着一个中心在那转悠：上海保安队为什么突然搞起战斗工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俞鸿钧的口径跟南京一样：当年签署的停战协定中没有对此进行限定。俞鸿钧说：如果贵国在东京筑工事，我们是不会过问的。

冈本说：上海不是东京。

俞鸿钧说：这里也不是被你们侵占6年的满洲！

冈本马上低调说：华北已发生不愉快的事，阁下现在的态度会影响上海的气氛啊。

俞鸿钧笑：上海的气氛岂是我俞某可以影响的？总领事难道没觉得全中国的气氛都已经被你们影响了吗？

冈本于是换话题：你们为什么向上海派正规军？

俞鸿钧说：捕风捉影，断无此事！

冈本说：我们得到的消息很准确哦。

俞鸿钧说：消息怎么来的？

冈本脑子一热，差点想说是通过南京的情报人员搞到的，但马上又咽了下去：这个您无权知道。

俞鸿钧说：那么好，我只能告诉您，您的消息渠道不可靠。据我所知，你们的陆战队已多次越过1932年划定的虹口八字桥停战线，您回去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再犯！

冈本很郁闷地回到总领事馆，发现除了本田辅外，大川内传七等人也在。

日本租界地主要在虹口，所以虹口及杨树浦驻有海军特别陆战队士兵2000多人，海军联合舰队第3舰队的30来艘军舰，则在长江、黄浦江和东南沿海一带转悠。第3舰队又称中国方面舰队，是专门为中国“准备”的，如果拿笔画出来，你会看到，一排飘着太阳旗的小军舰整整齐齐地堵在中国的海岸线上。

这画面一点都不卡通，而是看上两眼就令人心痛！

第3舰队司令官是长谷川清（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1期，福井县人），一个长得跟年画似的人物。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2期，东京人）给长谷川发了电报，叫他带舰队主力迅速返回上海，这时此人正带着舰队在台湾海峡搞演习。

一帮大小鬼子呜里哇啦地研究对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派人去侦察一下中国搞的工事，尤其是虹桥机场附近的，按他们接到的情报，这里至少秘密驻扎了一个团的中国正规军！

于是一个叫大山勇夫的家伙就喊了“到”。这个大山，不是那个大山。看过他的一张照片，人长得不难看，甚至可以说很清秀，放在几十年后说不定还能演个日剧什么的。

接到去虹桥机场附近侦察的任务后，拉了小兵斋藤要藏就上路了。

还真是上路了。

斋藤开摩托，大山带了个相机，坐在跨斗上，时间是8月9日傍晚5点。由于是晚夏，实际上天还很亮。

虹桥机场当然是军事重地。大山他们到机场附近后，朝着远处的军事工事一阵拍照。天才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说过一句话：“如果你照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大山照了十来张后，发现离得太远了，于是叫斋藤再往前开。他们穿着军装，配着枪和相机，还开着军用摩托，在机场重地一阵转悠，就真以为不会有事情发生么？

停！

大山和斋藤不下摩托，一踩油门，竟朝机场大门撞了过去。

这保安队员可不是保安队员，而是化装成保安队员的钟松旅的士兵。两年前，德国军事顾问训练中央军，蒋介石开了第一批十支部队的名单，其中就有钟松的独立旅。或者这样说，这个旅的士兵，都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精锐了，怎么讲，因为甩手一枪，就打到斋藤的脑袋上了，斋藤歪了脖，没气了。

显然这是大山没想到的，他本来是很自信的，但瞬间的恐惧取代了自信，下意识地说了句：我们是日本海军！然后下车逃跑。

跑得了么？

打的就是擅闯禁地的日本海军！第二枪打过来，同样非常之准地在脑袋上打了个窟窿。大山也把脑袋一歪。

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浙江兰溪人）派参谋处长朱侠（金陵军官学校，浙江瑞安人）带着参谋科长钟桓、参谋刘劲持二人赶到现场，对死尸一搜身，从其中一个人的兜里找出张名片，上写：日本帝国海军大山勇夫。

朱侠立即通知上海各地段的保安队和警察部队对日本人进行警戒，随后向三个上级打了报告：龙华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苏州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上海市长俞鸿钧。朱侠叫虹桥机场的队员们保护现场，不准收尸，最后他带人回到警备司令部。然后，才叫钟桓把电话打到日本使馆，但没有直接提大山的名字，也没说他擅闯虹桥机场被打死了，而是问：你们的海军人员有没有擅自外出的？！

戏剧性场面出现：那边的本田辅一口否认，我们的海军每个人都坚守岗位，呵呵，你们一定搞错了。

钟桓看了看朱侠：这个……

日本人不承认，因为他们也需要查一下。半个多小时后，本田把电话打了过来，说他们正在查，但还没查清，问出了什么事。

朱侠接过电话，问：你们的海军里没有一个叫大山勇夫的？

本田一听，慌了，放下电话，大川内传七那边来了消息，说大山跟小兵出去后，到现在仍没回来，本田确定：这小子可能出事了。

本田带着冲野等几个日本人直接来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日本人多了个心眼，见面就说：我们这边有个大山，此人一向爱喝酒，至今未归队，也许昨天晚上在外面喝多了……

钟桓说：大山闯下了大祸！

本田问怎么了，钟桓不说，只告诉本田：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大山肇事的地点和因由，等明天我们一起去现场调查解决！

本田也没办法，只好带人回去。日本人嘀咕了一夜，觉得大山凶多吉少。中国这边，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参谋长童元亮、上海市长俞鸿钧、参谋处长朱侠等人更是一夜没睡。俞鸿钧在接报“日海军擅闯虹桥机场被击毙”后，没太吃惊，只说了句：山雨欲来。

像当年东北军处理“中村事件”那样处理“大山事件”肯定不行，直接告诉日本人大山和斋藤因擅闯军事禁地被打死了也不周全。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处决一个监狱里的死刑犯，让他穿上中国保安队的衣服，台词是：看，你们的海军人员不仅擅闯军事禁地，还打死我们的队员，我们最后只是还击而已。

所以，第二天，被通知到虹桥机场的本田辅等人一下车，就看到了三具死尸。看到大山和那个小兵后，本田还没说话，他身边的冲野怪叫一声：你们敢袭击帝国海军的人？！

双方在现场的人员剑拔弩张，就差动手了。

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正在上海市政府跟俞鸿钧谈判，说这事儿已在日本引起震惊，然后递交了日文书面要求。但翻译时出了个问题，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翻译的是“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御工事”，而上海市政府的人翻译的是“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守部队”。实际上，无论哪种翻译，撤防御工事也好，撤防守部队也好，都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华东大战已经临近！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不如先发制人。这是蒋介石的想法。实际上，七七事变一爆发，蒋介石就有歼灭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想法。为此，他叫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杰（白崇禧还没接任）拟订扫荡计划，但杨有点漫不经心，只找了张上海的军用地图，用铅笔画了画，写上点说明，就给蒋介石报了上去。蒋看完后气得够呛，从此再也不重用杨杰了，后来专门叫他跟苏联人打交道。随后，蒋又把板子拍到何应钦那里，何跟总参谋长程潜商量后，叫得力参谋罗泽闿（黄埔军校6期，湖南常德人）起草新的扫荡计划，这回报上去后，蒋十分满意，后来让他担任总统府参军。

罗泽闿制订的作战计划被秘密送到杨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部设在龙华，部下主要是上海保安团和警察部队，在参谋处长朱侠的主导下，开始作战前准备：

比如，策划黄浦江封锁行动；派参谋人员秘密侦察绘制上海日军据点详图；在浦东秘密设置观测哨，监视日本舰船，每天进行报告；在上海外郊的岔路口、渡口、火车站等交通要地秘密修建重机枪和小炮战斗掩体。这些掩体从外面看是民房，一旦战争爆发，拆去活动砖块，即可露出射击口。这期间一度受到黑帮大佬杜月笙鼎力帮助。警备司令部一度还搞了个袭击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的方案，想把烈性炸药装在伪装成的日本医院救护车里，冲进日军司令部进行自杀性袭击。但因操作难度过大（搞不到烈性炸药）而作罢。

1937年8月9日，“虹桥事件”爆发。蒋介石两天后就下达了扫荡上海日军的命令，同时叫人用沉船和水雷封锁长江江阴水面，阻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进攻南京。

蒋介石对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说的原话是：“把上海的日军给我赶下黄浦江！”

张治中接令后，立即调集正在南京与上海间集结的中央军王敬久（黄埔军校1期，江苏徐州人）第87师、孙元良（黄埔军校1期，四川华阳人）第88师和钟松独立第20旅余部向上海急进！“西安事变”后被调去陕西的宋希濂（黄埔军校1期，湖南湘乡人）接到蒋介石亲自打的电话，叫他率第36师火速从陕西赶回上海。此外，蒋介石把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德式100毫米口径加农炮和150毫米口径榴弹炮的独立炮兵第8、第10团也派了过去。

前期往上海投入的这三个师是一准儿的中央军德式师。

当时中国跟德国的关系好得出乎我们的想象，希特勒觉得蒋介石是他的同路人？这还不是原因所在，两国关系之所以好，是互有所需：中国的稀有金属产量居世界第一，比如钨，熔点最高，武器工业中必备，这正是德国所需要的；而蒋介石呢，又急于引进德国先进的陆军训练和军火装备，所以两个国家有过一段奇异的蜜月期。

蒋介石计划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帮中国训练60个德式步兵师，到开战时已经训练20个师，但这些师的德式程度不同，第87师（原中央警卫第1师）、第88师（原中央警卫第2师）、第36师（在第87师和第88师补充旅的基础上编建）这三支姊妹部队的德国化最浓。

以第88师为例，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以下营、连、排、班为三建制，每排有3挺轻机枪（每个班1挺），30支步枪。团一级有直属部队：1个迫击炮连（6门迫击炮）、1个小炮连（6门机关炮）、1个通信连、1个特务连、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师直属部队则有：1个炮兵营（辖3个榴弹炮连，12门山炮；1个战防炮连，4门战车防御炮；1个高射炮连，4门高射炮）、1个工兵营、1个通信营（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1个辎重营、1个特务营、1个卫生队，全师总兵力定额在14,000人左右（第87、第88师出征时均不到这个数字，而在9000多人）。

士兵们用的是国产“中正式”或进口的纯德式毛瑟步枪，戴的是德式钢盔。轻机枪用的是捷克式ZB26，重机枪是24式仿马克沁水冷机枪，每个步兵营都有1个重机枪连，尉官以上的手枪用的是C96式，俗称“盒子炮”。

就这样，一时间，从苏州、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都是装满士兵的卡车。此时所有往上海的火车都停止了客运，而被辟为军用专列。

可以想象，看到这样的场景，沿途民众有多高兴。在铁路站点停车时，士兵们把手伸出车窗外，冲人们挥动着；民众们呢，则不停地往车窗里扔香烟、罐头、水果和饼干。

这一天，中国人等得太久了！

张治中作为京沪警备司令，成了上海大战前期当仁不让的主角。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抗战爆发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2月，身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黄埔军校改名）教育长的张治中，就开始奉命组织对日备战机构了。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对日备战，在全国秘密搞了几个国防区，张治中为京沪区司令，为防止被日本人摸到情报，这个组织是秘密组建的，对外称“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室”。张从军校选拔了一批精英当他的参谋，这批人包括徐权、童元亮、龙矫、方传进、沈蕴存、史说，基本上都是陆军大学第10期的精英，都是主张跟日本开战的少壮校官。张给了他们两大任务：一是督建上海南京间的国防工程；二是秘密组织训练这一地区的抗日民众。后来，这个机构被转移到苏州，改了个特休闲的名字：“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进军上海的命令下达时，蒋介石问张治中：我将先发制人，扫荡上海之敌，你有没有把握？

张治中答：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若空军能将敌人据点毁灭，我步兵则甚有把握。

蒋介石又问：我们空军的力量，你是知道的。如扫荡不克，能否站得住？

张治中答：如空军不能奏效，我步兵以主力固守阵地，掩护有力部队突击，稳扎稳打，也可站得住。

8月12日天不亮，张治中带着京沪警备司令部部员，悄悄地离开苏州，向上海秘密转进，清晨达到上海外郊的南翔。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司令，负责围攻上海市区的日军。他抓在手里的第87师、第88师和即将赶到的宋希濂第36师，都是参加过1932年上海之战的老部队，当时这几个部队属于第5军，而军长就是张治中。与此同时，张发奎（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广东始兴人）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负责浦东到杭州湾北岸的警备。

第87师主力乘300多辆军用卡车，推进到了杨树浦正面阵地，余部开进吴淞；第88师则乘火车到达上海。按张治中的命令，该师在南翔附近的真如待命；钟松旅开进了南市。两个炮兵团则进入真如、大场阵地。上海市保安队和警察总队在虬江码头至张华浜一线警戒。第88师师长孙元良到真如后，发现这里的地形无论是攻还是守，都不利于中国军队，于是叫先头部队一个旅冒险推进到闸北，在北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一线占领阵地。

上海市民在8月12日一出门，发现大街上都是中央军。这两个师的士兵，每人身带200发子弹，腰挂8枚手榴弹，可以说是全副武装。自从1932年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已经有整整5年没看到自己国家的军队了。一时间，上海市民百感交集。

张治中到南翔后，很多人以为是8月12日夜向日本人发起的进攻。因为按总参谋部参谋罗泽闿制订的扫荡上海日军计划，特别强调了夜袭，以出奇制胜。张治中手里当然有这个计划，但他只是借鉴了个别的地方，最后自己又拟订了一个新方案；在确定攻击时间时，他并没考虑8月12日夜，认为太仓促了，对部下说要等南京的命令，他本人倾向于8月13日发起攻击。

为了掌握情况，王敬久、孙元良把营、连一级的部队长都派出去了，利用8月12日一天，化装成便衣潜入日军据点附近摸查敌情。怎么个化装法？部队长们一律穿西服，由于都剃着军人的光头，所以看起来酷极了。

从侦察的情况看，日本人没进行什么防范。就在这一天，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前还很热闹，允许市民自由穿行，路过的、遛弯的、做买卖的，除了司令部门前的岗哨外，没采取任何警戒措施。潜入日军据点周围的营长、连长们，从光头造型上看，是很容易被怀疑军人身份的，所以他们怀里都揣着手枪。奇怪的是，在侦察时，这一路上，没遭到任何盘查，部队长们全部安全地满载而归。

大战开始前的上海竟突然平静下来！

但这仅仅是暴风旋涡中心的那种平静而已，也是蒋介石说的那种外弛内紧。实际上，“虹桥事件”发生后，东京炸了窝，喜欢留分头的、以老实巴交著称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江田岛海军兵学校29期，岩手县人）虽然很保守，但这时候也有点慌，跑去陆军大臣杉山元那里说：上海形势危急，陆军是不是应该考虑把部队派过去？

米内不急也不行，因为海军军令部先急了。

海军军令部总长为伏见宫博恭亲王，跟陆军参谋本部的载仁亲王不同，他还是比较喜欢掺和，于是立即把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和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江田岛海军兵学校28期，高知县人）叫来，后者吹胡子瞪眼，说这事可不小，中国人居然敢挑战我们大日本帝国所向无敌的海军？！

杉山开始还真有点看笑话的意思，说：海军出事啦！那好，我们陆军研究一下。

就这样，陆军大臣杉山元带着他的副手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去了陆军参谋本部，进楼后转了一圈，没看到总长载仁亲王，这没什么奇怪的，本来他也不怎么上班，但也没看到负责平时业务的次长今井清。虽然人们喜欢说杉山脑子僵硬，没什么谋略，但他还没傻到认为这没啥的地步。

杉山找到石原莞尔等人，得知今井清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了。杉山说，你们参谋本部在人事上不能这样啊，会耽误事儿的。他问石原对局势的看法，后者照样是反对派：陆军的作战区域不能超出华北，否则就会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他甚至主张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跟蒋介石进行谈判，华北的日军撤至山海关一线，只保有满洲就行了。他觉得，跟中国打一点必要都没有。

有人听他的吗？

还真有：接替今井清出任参谋本部次长的多田骏。原来，杉山回到陆军省后，马上把负责人事的军务局局长后宫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京都人）喊来，叫他立即物色人选接替今井。随后，电联了载仁亲王，说今井清起不来床了，参谋次长得换人，这一年载仁已经七十多岁了，问了几次才听清楚杉山说什么。换谁呢？后宫淳报上来的是多田骏。这位前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此时的职务是第11师团长。于是一个调令，多田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校长，炮兵总监山室宗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熊本县人）转任第11师团长（很快开赴上海）。

但多田骏一到任，却站在了石原一边（此时脑子还算清醒）。按理说，多田和石原这两个位子够硬了，但看后来事态的发展，这两个人最终还是没主事儿。那个年代，日本有一种惯性下的失控。

海军那边继续闹，被认为是继秋山真之（日俄战争）以后又一个海军天才参谋的海军作战课课长福留繁（江田岛海军兵学校40期、海大24期首席）也认为：这个事件“关系日本及日本海军的尊严”。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2期，新潟县人）没急于表态，但军务局长丰田副武（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3期，大分县人）很激动，猪头丰田态度极为蛮横：陆军不出兵，我们自己干！

大山出事后，尽管日本海军出动了“龙骧”号[1]和“凤翔”号[2]航空母舰，把对苏联警备的“加贺”号[3]航空母舰也调过来了，共有舰载飞机150架左右，列于离上海130多公里处的马鞍群岛水域；长谷川清也把在佐世保待命的第3舰队机动部队拉了过来（这波陆战队有2400人），但他们仍不敢大打出手。因为加上在沪原有兵力，日本在上海总兵力也不过4000多人，中国军队至少是他们的7倍。

他们想以静制动，在平静的外表下，焦急地等待着国内陆军的增援。所以8月12日中央军到上海后，日本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又紧急约见俞鸿钧。但不是俩人谈，而是叫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在上海的代表一起谈，因为1932年的时候这些外国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监督中日双方对停战协定的执行。

冈本说：大家评评理，中国人明目张胆地把正规军拉到上海，违反了当年的协定，诸位可是协定的监督人啊！

没等几个西洋人说话，俞鸿钧先站起来了，他用的是英语，一如其名，字字千钧：各位先生，你们面前的这个日本人说我们破坏了停战协定，但我要说的是，在我国正规军开进上海前，他们早已视那个协定为废纸一张了，因为他们的陆战队多次破坏协定冲过八字桥，还有什么权力指责别人呢？况且，据我所知，他们又有两千多陆战队在昨晚登陆，这无疑把上海推向了战争边缘。至于说我们派军队进入上海，也是在日本破坏协议在先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总之，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任何调动，断无解释之必要！

意大利代表站起来，说：尊敬的俞鸿钧市长，上海可不可以开辟为不设防的自由港？这样就可以避免战火啦。

身后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应和。

俞鸿钧本来想解释：华夏民族已至危亡时刻……但想了想，没废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境地，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

俞鸿钧起身出了议事厅，望着繁华的夜上海，想起昨天张治中在电话里对他说的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按张治中跟南京碰的计划，在8月13日对日军展开围攻，但由于上面那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把“上海开辟不设防的自由港”的建议书发到了外交部，所以蒋介石要求张治中推迟一天发动进攻。

8月13日上午9点，日本内阁开会。前一天，陆军、海军大臣经过“恳谈”，达成了联手出兵上海的协议。内阁会议上，首相近卫一脸衰相，军部怎么定，他就怎么点头。

陆军参谋本部决定以藤田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石川县人）的名古屋第3师团和山室宗武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并确定了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正受肺病缠绕的已退出现役的松井石根大将。

松井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当时是个中队长，指挥一百来人，虽然其本人身材矮小，但作战勇猛，成为当时的明星。后来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1935年退役前在军中干到了驻台湾军司令官。松井是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同学，但松井本人对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兴趣不大。在这个关口，选择松井为派遣军司令官，当然不是没有原因。

日本出兵上海，不是单师团作战，而是由多个师团组成派遣军，所以必须选择一名军司令官。按日军惯例，这个军司令官可以是大将，也可以是中将。提议松井出任司令官的，是当上新官的多田骏，多田认为：出兵上海，不能跟中国人纠缠，需要速战速决，必须找个有威望的大将出任军司令官，保证一战而胜，而不能像1932年上海战那样，连换了4个司令官。

当时日本军中适合这次出征的大将并不多。

从昭和时代开始到1937年8月前，日本军内共有26人拜大将军衔，其中健在且有威望可统领全军的有9人：

南次郎、林铣十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寺内寿一、杉山元、植田谦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大阪人）。

后来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岛县人），1937年8月还是中将，三个月后就晋升大将，另外两个老资格的中将梅津美治郎和西尾寿造的情况类似。后来当过几个月首相的阿部信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石川县人）虽是大将，但没任何实战经验，甚至连日俄战争也没参加过，只蹲在长崎要塞作防备。

上面的9名大将中，在中下级军官里最有威望的是荒木和真崎，但统制派怎么会叫他们东山再起？本庄繁在“二二六兵变”后就被天皇轰走了。南次郎正当着朝鲜总督，而且属于被排斥的“宇垣派[4]”，所以就不能考虑了。植田谦吉本来很合适，1932年就带着日军在上海打过，但他现在是关东军司令官，得提防着苏联，动不了。林铣十郎资历可以，但是前首相，一般情况下，可以因军功回去当首相，但前首相又上火线，没这个先例。杉山元是现任陆军大臣，也不能动。如此下来，只有两个人选比较合适：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和已退役的松井石根。

但军部已有意调任寺内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所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帽子最后落在松井脑袋上。

按照日本军中的惯例，司令官确定后，参谋将由司令官挑选。松井选他的老乡饭沼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爱知县人）为参谋长，随后又选了几个参谋，其中两个人我们认识：一个是“樱会”二号人物长勇，一个是曾来中国“旅行”的公平匡武。离开日本前，松井去拜访陆军大臣杉山元。松井说两个师团兵力过于单薄，希望统领一支至少由5个师团组成的派遣军。

杉山说：那么多？

松井问：陆军大臣认为需要多少军队？

杉山想了想，说：当初永津课长说，我们的军舰一在大沽口露面，中国就会屈服，但现在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你先把两个师团带过去，如果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派。

后来，日军在上海被中国军队拖了3个月，坏就坏在逐步增兵上了。如果当初日本军部一次性地把5个以上的师团派过去，淞沪会战很难说会打3个月，那样的话留给南京政府往大后方转移的时间也就没那么多了。但你要明白：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有庸人坐高位，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日本那边有庸人，中国这边则出了汉奸。

前面说了，上海一出事，蒋介石就下达了长江封锁计划。作出这个决定，除了阻挡下游日舰威胁南京外，更主要的是截断停在武汉的5艘日舰和多艘商船的退路。没想到情报竟被日本人搞到了。

计划是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的，参加这个会议的，除蒋介石外，就是汪精卫，以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各战区的一把手。负责会议记录的，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大家都看出来了，事情就坏在黄的身上。

后来，因为汪精卫投敌，就把黄浚说成汪的秘书，其实这时候行政院院长的职务由蒋兼着的，而汪早就不担任此职了。

黄浚是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在北洋政府干事，北洋垮了后，又跑到南京混官场，一来二去，做到行政院机要秘书的高位。当时日本在南京铺了情报网，情报网直接由驻华大使馆领导，日本情报人员在南京政府各部门撒网，最后把黄浚捞了上来。跟黄浚一起被捞上来的，还有他儿子黄晟（在外交部工作）。亲手捞黄浚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所谓色诱黄家父子的美女间谍南造云子只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

须磨10年前就来华了，在上海任公使馆一等秘书时，任务就是收集情报。开战前，他已在南京当了整整4年的总领事（回国后还曾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得到黄浚提供的情报后，立即把消息发给东京，东京又立即发给武汉的分遣舰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5期，广岛县人），就这样，谷本带着大小舰船，从长江中游载着侨民连夜逃跑，除了两艘商船跑得慢被扣外，其他舰船一口气到了上海。

所谓功败垂成或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这件事。这就是汉奸的力量（后黄家父子双双落网，南京陷落前，二人以汉奸罪被枪决）。

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气得鼻子都歪了。

8月13日午夜，正在扬州机场值班的空军人员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一口宁波话，开始的时候，值班人员还没听清，最后才搞明白，打电话的人要他们立即出动飞机，带上炸弹，把正沿长江往上海逃的日本舰船全给炸了。

值班人员最后问了一句：您是哪位啊？

对方说：蒋中正！

就这样，空军随后出动18架“霍克式”驱逐机，各带500磅炸弹一枚，飞越江阴要塞，沿江寻觅日本舰船，但还是晚了，最后只在吴淞口以东白龙港找到一艘日舰。这艘日舰也就倒了霉，18架飞机轮番轰炸，没几分钟将其炸沉。

事已至此，一切就看张治中那边了。

鹰击长空

1937年8月13日下午3点多，孙元良第88师先头部队从宝山路东段摸到八字桥（1932年中日停火线）。

日本出兵的内阁会议是13日上午召开的，中午时上海这边得到消息，于是日本人的胆子大了起来，下午就派海军特别陆战队到宝山路布防，从宝山路西段向八字桥摸过来的是伊藤茂大尉指挥的第3大队。

中日两军摸着摸着，一抬头，发现了对方：打。

就这样，第88师的易瑾营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期，湖南大庸人），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但战斗只打了一会儿，因为双方都没领到正式进攻的命令，这只是一次意外的步哨接触战。

南京给张治中的命令是8月14日发起总攻。如果在13日夜趁日本人防守不稳就打出去，也许成果要比后来看到的要大。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中国古代军人摸索出的经验，因为后方的大员们往往不能洞悉一线转瞬即变的战机，为了抢得先手，拿到最后的胜利，可以违抗上面的命令，这也算得上军中潜规则了。但张治中最后还是做了个老实的服从者。

8月13日就这样过去了，千等万等中，等来了1937年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在步兵还没发起攻击时，中国空军率先出动了。

3架轰炸机扑向日本人在虹口和汇山码头的阵地，另外8架轰炸机直扑黄浦江上的日舰！

在上海大战中，来自云中的英雄是最悲壮的。当时，跟黄埔军校并称双星的是笕桥航校（中央航空学校，设在杭州东郊笕桥小镇），到中日开战前培养飞行员500多人。每个学生毕业时，蒋介石都会参加毕业典礼，除了向学生颁发毕业证外，还赠送佩剑一把，剑两面都刻有字，一面刻着“国土未复”，另一面刻着“军人之耻”。

但中国没自己的航空工业，自己造不出飞机，手里就攥着进口的250多架飞机（不及日本的1/10）。这些飞机一部分是国民政府旧有的，一部分是从当时半独立的广东空军那里拿来的，最后一部分是蒋介石50岁寿辰时“化缘”化来的。

蒋介石生于1887年10月31日，天蝎座，1936年秋，虚岁满50岁。当时，中日关系紧张，中国空军又没什么力量，而军费主要向陆军倾斜，拿不出太多钱买飞机，蒋灵机一动，叫陈立夫牵头，搞了个“童军集款，献机祝寿，抵御外敌”计划。按这个计划，通过教育部，摊派性地叫学生和教师捐献祝寿金买飞机。

按陈立夫的设想，当时全国一共1400多个县，每个县捐出够买一架飞机的钱。蒋介石很高兴，虽然有点强制性的味道，自己也背点黑锅什么的，但这钱毕竟不是入自己的腰包，于是也就心安理得了。后来，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不但教育口儿捐了不少钱，政府机关、各省军政首脑、上海金融界，乃至于南洋华侨，都纷纷捐款，最后拿到的钱，虽不够买1400架飞机，但买几百架还是没问题的，在开战前先向美国买了100架霍克式驱逐机（每机可携机枪两挺，250磅炸弹两枚，巡航时速达到280公里，续航后作战半径超过450公里）。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了空军总指挥部，由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临海人）任总指挥，毛邦初（黄埔军校3期，浙江奉化人）任副总指挥。当时，中国这边，陆军将领自然不少，空军将领奇缺，周、毛二人还互相较劲。笕桥刚建立时，蒋介石兼着校长，干事的是副校长毛邦初。毛黄埔毕业后没多久，就搞空军这块，包括筹建笕桥，也算是牵头人了。而且，他还不是一般人，是浙江奉化人，看出来了吧，跟蒋介石有“瓜葛”：是蒋第一个妻子的侄子。1934年，蒋不兼任校长了，毛以为他这个副校长会接任，但没想到位子给了周至柔，此后校长又换了几任，毛一直当副手。后来，周又当上了航空委员会主任，成为空军的掌门人。

言归正传。此时，中国空军手里，除了霍克外，还有雪腊克、道格拉斯、诺斯罗普等型号的驱逐机、攻击机和轰炸机，主要是从美国购买的，从性能上说并不落后，但却是打一架少一架。所以，中国青年英雄们有一个想法：怎么在牺牲前给日机最大的杀伤。当时他们只有二十三四岁。

在中国空军出动飞机轰炸了日军阵地和军舰后，日本鹿屋航空队的18架九六式轰炸机也升空了，9架扑向安徽广德机场，9架飞向杭州笕桥机场。每架飞机携2枚250公斤的炸弹。原定第一波攻击中国的是驻日本大村的木更津航空队和在上海外海马鞍群岛三艘航母上的海军航空队，但由于气象原因无法起飞。

8月14日午后，第一轮中日空战开始了。

发现日机后，中国空军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吉林青年高志航（法国航校毕业，吉林通化人）立即带队起飞迎敌，在杭州笕桥上空，你来我往，几分钟后，一架飞机拖着长烟掉了下去。

不是中国的！

中国人第一次击落日本战机，自高志航始！在随后十多分钟的激战中，又有两架日机被击落，击落第二架日机的是辽宁青年李桂丹（笕桥航校2期，辽宁新民人），中国这边人机无一伤亡！

日本人惊了。

中国人也惊了。

中日空军首次接战，日本人完败。蒋介石异常兴奋，问第一架日机是不是高志航打下来的？

高志航早年在东北军航空队服役，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到笕桥。由于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导致当时南方这边歧视东北人，航校的很多学员认为高是个间谍。那段时间，高志航可以说是忍辱负重。就是在笕桥这段时间，高苦练飞行技能，到中日开战前，已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员里技术最好的。蒋介石五十寿辰时，中国空军助兴表演，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叫蒋介石为之大声叫好，随后立即接见了高，并把自己的专机“天窗号”奖给他。

上海开战前，高志航本来率第4大队飞向山西，支援华北作战，但到河南周家口机场时，得到命令，紧急返回笕桥待命，后来很多人说是高杀敌心切，自己飞回来的，其实并不准确。此时，在华东的第5大队驻扬州机场，第3大队驻句容机场。

现在，在高空把日本人打蒙了，日本人嘀咕：不会是苏联人帮中国空军来了吧？或者是美国人？总之他们不相信这一切。转天一早，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的16架轰炸机由29架驱逐机护航，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队再次击落日机3架，6:0！随后反追日机至曹娥江，又打下来2架，四川青年乐以琴（笕桥航校3期，四川芦山人）一战成名，驾驶2204号霍克战斗机的他，在杭州创造了一人击落5架敌机的纪录。与乐以琴保持同样纪录的，还有驾驶2401号战机的辽宁青年刘粹刚（笕桥航校2期，辽宁昌图人）。

除此之外，毛赢初（毛邦初之弟）、王荫华、吕基淳、董明德、梁添成（马来西亚归侨）等人分别击落2架敌机，击落1架敌机的更是大有人在。

从杭州到南京，云中的日子，中日空军展开激战。

此时，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湖北青年沈崇诲（笕桥航校3期，湖北武汉人），正驾驶着轰炸机从安徽广德机场升空，在没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冒险而进，去袭击黄浦江上的日舰。但到长江口时，座机出现故障，危急中，沈崇诲绕向浦东，想叫同机的陈锡纯（笕桥航校5期，湖南望城人）跳伞到中国军队的阵地，自己驾机直撞日舰，但被陈拒绝。就这样，沈崇诲和陈锡纯同机穿过日军的高射火力网，猛然撞向日舰。那天是1937年8月18日。

沈崇诲殉国前两天，辽宁青年阎海文（笕桥航校6期，辽宁北镇人）在驾机轰炸日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被楼顶上的高射炮击中。阎海文跳伞后，落到了日军阵地。日军特别想生俘一个中国飞行员，看看重创他们空军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阎海文一落地，鬼子就包围上来。阎海文手里握着手枪两把，盯着由远而近的日军，连打三枪，前面两个日军倒下。日军指挥官有意捉活的，所以士兵仍没开枪。你不打，好，我打，阎海文又是两枪，又报销了两个日军。

最后的子弹，阎海文留给了自己。

几天前，高志航被蒋介石惊为神人。

但实际上哪有神人，有的只是长空中一个个普通的中国青年誓死报国的情怀而已。沈崇诲、陈锡纯、阎海文之后，为国捐躯的还有：梁鸿云（笕桥航校3期，山东栖霞人）、任云阁（笕桥航校6期，河北文安人）、谭文（笕桥航校3期，山东海阳人）、刘粹刚（10月殉国于山西）、高志航（11月殉国于河南周家口）、乐以琴（12月战死于南京）、李桂丹（转年战死于武汉）……

中国空军决死报国时，8月14日下午3点整，在张治中指挥下，中国军队全线攻击开始了。攻击前，张治中在通电里说：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海战）以来五十年之最后清算。

左边王敬久第87师主攻杨树浦，依次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海军俱乐部、海军操场一线推进；右面孙元良第88师主攻虹口，依次向八字桥、坟山、法学院、虹口公园一线推进。很快，钟松独立第20旅和两个炮兵团也加入战斗。

一时间，整个上海市区枪声密集，炮火连天。

从8月12日中国军队开到上海，到8月23日日本增援陆军登陆，最初的上海战，从作战审美角度看，是颇具看头的。开战前，先有“虹桥事件”，中日剑拔弩张，斗智斗勇；事件发生后，中国这边想先发制人，日本那边外弛内紧，固守待援。交火前一天，第87师和第88师几乎把所有连、营一级的部队长都派出去化装侦察。到13日，两边都在进行火力搜索，小战一场。到14日全面开战后，复杂多变的街市战远比枯燥的阵地有意思，一时间，不仅上海的街道上，就是房顶之间也被架了梯子，市民坐在院子的天井里，一抬头，就会发现有中国士兵从这边的房顶越到那边的房顶，飞檐走壁般逐屋向日军据点推进。

此战还有一点极为特殊：上海是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市区又有多国租界地，不仅街区复杂，而且居民复杂，欧美人众多，所以中日双方打起来后，一方面打得极为激烈，另一方面打得又小心翼翼，因为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打出一个国际事件。

再有一点，那时候虽然没有电视直播，但整个上海街市战，实际上已经被现场直播了。当时的一大景致是：在租界的小洋楼上，西方人和有条件的上海市民坐在阳台上，一边翻着最新介绍战况的报纸，一边眺望着不远处中日军队厮杀的情形。

上海枪一响，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有意培养的军政部次长陈诚，想叫他出去考察战事：华北或上海，你选一个。

陈诚说：上海吧。

陈诚这一年40岁不到，保定军校毕业后，到黄埔军校当教育副官，又给孙中山当过警卫，从北伐旧军阀，到内战新军阀，再到围剿红军，都没落下过。在军中，陈诚靠的是第11师和第18军起家，后来形成了“土木系[5]”。

陈诚这个人，不属于军中技术型（后面出场的张灵甫、胡琏那样的），也不属于特别精明型（王耀武那样的），但办事中规中矩，而且作风严格，这一点很讨蒋介石喜欢（所以后来有“小委员长”之称）。加上陈诚也是浙江人，一来二去就成了蒋最喜欢的门生。喜欢的门生当然不只有陈，但想在政治上培养的，第一个考虑的是陈。前面说过，当初选笕桥航校校长时，定的是周至柔，蒋的亲戚副校长毛邦初都没排上，而周正是“土木系”的中坚，因为陈诚的力荐才上位。也就是说，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陈在蒋那里就有了很大的影响力。

从上海回来后，陈诚对蒋介石说：华北战事扩大是肯定的了。按倭寇的战力，会很快在华北得势，即使不从山西经汉中直捣四川，也有可能顺平汉线直趋武汉，这样对我们来说就不好办了。

日军走山西，经陕西攻四川，是蒋介石最先想到的，所以有派卫立煌率中央军入晋帮老阎的举动。走平汉线这边，他不是没想到，而是因为有刘峙在那挡着，他觉得能跟日军周旋一段时间（实际上很快就退下来了）。

如果如陈诚所言，日军直下武汉，就会出现一个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局面：拿下中国地理上的心脏武汉后，日军掌控华中，向西可以窥视四川等大后方诸省；向东可以捕捉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决战，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而且，如果日军在1937年就拿下武汉，无论是华东的工业命脉，还是南京的政权，都无法顺利地向大后方迁移。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将难以支撑。

蒋介石问：你有何计？

陈诚说：在上海大打，把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过来。

多天前，军事委员会的顾问蒋百里向蒋介石提到过把日军吸引到上海的计划，但蒋没太在意。当时他最担心的是日军在青岛和海州登陆，一举切断津浦线。但日军的这个登陆一直没动静。这一次，陈诚又提出了引日兵东来的问题，他不得不考虑了。

陈诚说：只要让日军的进攻路线从“由北向南”变为“由东向西”，那对我们就有利了。

陈诚认为，华东地区水沼密集，不利于日军向华中腹地的快速推进。这样可为大后方的建立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内迁争取到时间，保证持久战略的实施。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

中国人惊颤担心如此，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们不是没想过走平汉线直趋武汉，也不是没想过攻入山西后经陕西进攻四川，而是认为没必要走这一路线，因为日本人认为：拿下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再威慑或攻取政治中心南京后，中国就会立即停止抵抗。

就这样，南京急令原本要从广东开赴华北前线的中央军精锐罗卓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广东大埔人）第18军（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紧急右转开赴上海。接到命令时，该军前锋已经快到保定了。夏楚中（黄埔军校1期，湖南益阳人）第98师也是这样，本来从武汉出发去支援华北，军队已经到了湖北北部的广水，这时候接到转赴上海的急电，于是又返回武汉，从那里坐船赶往上海。

随后，胡宗南（黄埔军校1期，浙江镇海人）第1军（第1师、第78师）、王耀武（黄埔军校3期，山东泰安人）第51师也从陕西开来；俞济时（黄埔军校1期，浙江奉化人）第58师从湖北开来；李玉堂（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3师从江西宜春开来；李延年（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9师从湖南衡阳开来；川军中最能打的杨森（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广安人）第20军则从贵州千里转进；而桂军正在出征前的动员中……从离上海最近的南京，也来了两支非同寻常的部队：桂永清（黄埔军校1期，江西贵溪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会战之初，增援来的是第2团，后第1团和第3团二次增援）和黄杰（黄埔军校1期，湖南长沙人）的税警总团。

就这样，中央军所有精锐，一个不剩，都过来了。

一时间，全国的铁路都成了运兵线，部队从四面八方会集大上海！

而日本国内，从1937年8月18日起，各个军港也开始喧嚣起来，第3师团率先从热田港乘军舰出发，开始了侵华之旅。该师团和第13师团，是后来的八年中始终在中国大陆作战的两个师团。

此时的日本，从东京到仙台，从熊本到金泽，从京都到名古屋，很多城市都出现狂热的出征场面。这些即将踏上侵略之旅的士兵，在城市的主干道上列队而行，两旁是挥舞着旗帜的民众。有的士兵在人群中发现亲人，就上前拥别，然后揣上一片“千针缝”[6]。

日军士兵登上开向军港的火车后，都齐刷刷地从车窗里探出头，向人群挥动着手里土黄色的战斗帽。这些普通的日本青年，这些看上去甚至文质彬彬的日本青年，在这一刻还没变成狂暴的魔鬼，他们的人情味是那么足。几天后，当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站台上，送别的人群像波浪一样起伏。第16师团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有生动的记载：

野口后备兵的爱妻四处奔跑，寻找她亲爱的丈夫的身影。野口也大喊了好几声，挥过好几次手，但妻子没发现丈夫。妻子深切的离别之情通过这热烈的气氛传给了她的丈夫。“呜”的一声，汽笛声如箭一般划过天空，机车吐着白烟轰隆轰隆地响了起来。列车开动了。人们的叫喊声更加响彻夜空。“万岁！万岁！”只有这一句话。

日本就是这么疯掉的。

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盘踞的据点起于沪江大学，经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终于天通庵车站附近的北四川路陆战队司令部，把整个日租界保护在里面，连线上的日军工事多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十分之牢固。比如第87师在围攻日军占据的公大纱厂时，连打两天却难以拿下来。还有一点，中国军队虽然多，但由于街市的特点，并不利于大部队作战，所以在进攻日军一个据点时，最多只能拿出一个团加上点直属部队，这样一来，日军虽然在总量上人少，但在局部仍不处于下风。在打北四川路的日军司令部时，第88师顶多能拿出2个步兵营、1个工兵连、1个平射炮连和1个通讯班。

尽管如此，中国将士仍拼尽全力，第87师经血战，攻入日本海军俱乐部；第88师则在浴血中进占坟山阵地。但师所辖第264旅旅长黄梅兴（黄埔军校1期，广东平远人）将军，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被日军炮弹击中而殉国。这是上海开战后我方第一个阵亡的将领。

上海开战前，南京就把最好的炮兵部队（炮8团、炮10团，后来炮3团等也过来了）调了过来，但由于此前步兵跟炮兵没进行过协同作战的训练，所以打起来后两个军种基本上是“两拿着”。说到对炮兵的使用，常规战中一般是这样的：把炮兵部队分割使用，由炮兵团化为若干个炮兵连，再把炮兵连分散到步兵师；此次在上海街市战中不知变通，照样这样使用，造成了一个后果：炮兵难以集中起来在局部形成火力优势。而且，也没想到派敢死队对日军重要据点进行贴身爆破（此前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参谋倒想过），而一味地靠步兵武器（顶多加上平射炮）冲锋，效果可想而知。

几天打下来，中国军队丝毫没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日本陆军登陆，形势会马上逆转。张治中坐不住了，从南翔带着参谋前往江湾叶家花园第87师司令部。

就在这时候，王敬久失去了一个机会。8月19日深夜，一名市民冒死来到已经攻到北四川路的第87师阵地，说附近有条小路，直通日租界，而且没日军把守，从那里可以迫近日军司令部！如果此时王敬久率军立即经此路线发起偷袭或搞一次贴身爆破，会有什么结果呢？但王迟疑了一下，决定转天再发起进攻，但就在20日，日军一个反击，第87师又被从北四川路打了下去，偷袭计划只能告吹。

一周过去了，全然无将日军歼灭的迹象，张治中开始急了。

张治中没想到中国军队这边的火力配置出现问题，而认为是由于全线压上没有重点造成的。他想往日军阵地砸进一个楔子，张治中眼里的这个蛇之七寸就是黄浦江边的汇山码头。

该码头在东西日军阵地的中间位置，向西经北四川路可到达日军司令部，向东北连接着公大纱厂等据点。在这里砸进楔子后，可以从两个方向的侧翼包抄日军。

打汇山需要一支生力军。正在这时候，宋希濂第36师、夏楚中第98师、第18军彭善（黄埔军校1期，湖北武汉人）第11师相继赶到上海，随即宋希濂领到进攻汇山码头的任务，夏楚中领到协助第87师进攻公大纱厂和沪江大学的任务，彭善的第11师为总预备队。

欲占领汇山码头，必过唐山路日军防线。

日军以唐山路两旁的据点为依托，设置了由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网。

8月21日零点，攻击开始后，在日军居高临下的火力封锁下，沿唐山路冲锋的第36师士兵一个个倒下；同时，也有日军不断被击中，从两侧的高楼上掉下来。

唐山路遂成血路一条。

一个多小时过后，中国军队仍没通过。负责主攻的该师第216团团长胡家骥（黄埔军校5期，湖南湘乡人）大怒。他以第1营为主力，第3营为侧翼，第2营为预备队，自己亲率第1营，大吼了一声：报国的时候到了，跟我上啊！

胡家骥舞动着手枪，冲在了最前面。士兵们见团长红了眼，都纷纷大喊着冲击，终于冲过唐山血路，在冲锋中胡家骥身中5处枪伤，但仍不下火线，带队直扑汇山码头。

张治中在决定打汇山码头时，除了认为这里是七寸外，还有一点：开战后，这个码头实际上成了日军军用物资的运转中心，大批弹药从军舰上运下来，从这里补充到日军据点。所以必须把这个运转中心打掉。但张治中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汇山码头的地形。

打到跟前时，胡家骥发现了这个问题。

码头入口处，是道铁门，进码头后，则是一片空旷地带，两边是多幢四五层楼高的库房，早已被日军布置了火力。

要想控制码头，必须拿下周围的建筑物；但要想攻下建筑物，必须翻越铁栏后进入码头，这边有限的炮火并不能把码头里的日军压制住。想拿下码头里的建筑物又不容易，因为一进码头就是开阔地，中国士兵会立即暴露在日军的火力下，更要命的是，对面黄浦江里，还停着装有巨大口径舰炮的日舰！

怎么办？

还是冲。那个年代的悲壮是用血肉之躯堆出来的。冒着日军的弹雨，胡家骥第一个爬上铁门，日军飞弹如雨，第36师的士兵们，踩着战友的尸体，争先恐后地爬过铁门……

果不其然，一攻入码头，立即遭到日舰的炮击，两边建筑物里的日军火力也趋于猛烈，没东西作掩护的中国士兵伤亡惨重，战死战伤五百多人。跟第36师一起进攻汇山的，还有以杜聿明（黄埔军校1期，陕西米脂人）为团长的装甲兵团一部。杜的部队是国民政府唯一一个装甲兵部队。上海开战后，派过来两个连，冲入汇山的坦克遭到日舰有针对性的炮轰，全部被击毁。

自8月中旬以来，上海烽火不熄。

中日军队为争夺每条街道、每幢楼房、每个据点，展开生死肉搏。还记得开战之初在中兴路抓获日本间谍的上海保安队重机枪中队吧？开打后，这个中队参加了在爱国女中附近的巷战，杨队长在此战中一人连打出750发子弹，打死打伤200多名日军，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

上海市区瓦砾一片。

就这样，到了1937年8月22日。

这一天，日军第3师团舰船出现在上海海面。转天拂晓，在舰炮掩护下，日军开始从张华浜、吴淞铁路码头登陆！

日本援军来了！

第3师团在名古屋编成，师团长藤田进中将，参谋长田尻利雄大佐，辖步兵第5旅团（旅团长片山理一郎少将）和步兵第29旅团（旅团长上野勘一郎少将），分别辖仓永辰治大佐步兵第6联队（名古屋）、鹰森孝大佐步兵第68联队（岐阜）、石井嘉大佐步兵第18联队（丰桥）、田上八郎大佐步兵第34联队（静冈），以及骑兵、野炮兵、工兵和辎重兵部队。

日军登陆后，光想着怎么对付岸上的中国步兵了，忘记了中国空军。笕桥英雄在杭州一战中已使日本空军晓得了厉害，闻得日军登陆后，周至柔下令：笕桥（第4大队）、句容（第3大队）、扬州（第5大队）三地机场的轰炸机立即起飞，对登陆日军的滩头阵地进行攻击。

扬州机场的18架轰炸机率先升空，攻击目标是吴淞；

随后，笕桥机场的20架轰炸机也升空了，攻击目标是张华浜；

第三批升空的轰炸机是从句容机场起飞的，攻击目标仍是吴淞。

由于日军没防备，所以第一波攻击吴淞的轰炸机取得极大战果，炸死炸伤日军一千余人，自己没有损失一架飞机。攻击张华浜的战机遇到了麻烦，战斗中，牺牲了5架飞机、11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第三波攻击吴淞的战机，是刚从美国购买的最新超低攻击机（雪腊克），由于日军对这个飞机俯冲作战的特点已有了充分准备，所以损失不小。

张治中第9集团军司令部，在8月23日忙成一团，参谋长徐权、参谋处长童元亮（从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任上调来）、作战科长史说等人围在张治中身边，展开地图，大家都明白：防登陆，对没海军力量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是怎么让日军在登陆时付出更大代价。张治中把刚从南京赶来的教导总队胡启儒（黄埔军校2期，湖南常德人）第2团拿出去，到张华浜阻击登陆之敌；以新到杨步飞（黄埔军校1期，浙江诸暨人）第61师和王敬久第87师一个旅去阻击吴淞登陆之敌，夏楚中第98师（从江湾）和作为预备队的彭善第11师（从大场）分别向宝山、罗店布防。

在吴淞，上海保安队已经招架不住日军登陆部队的强悍进攻，虽然第87师增援部队最先赶到，但苦斗多日的士兵，战力已多有下降。随后到来的第61师本来是有对日作战经验（该师以1932年在沪抗战的第19路军的底子组建），但由于师长杨步飞指挥不力（该师在指挥权上被张治中划给第87师王敬久，王杨就此发生矛盾），一个冲击就被日军打散了，杨步飞一下子被撤了职。独立第20旅被补充到这个师，旅长钟松出任该师新师长，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朱侠出任参谋长，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将校，这才把阵脚稳住了。

在张华浜，警察部队已经撤了下来，胡启儒教导总队第2团被日军舰炮压制，一时又攻不过去，导致日军登陆部队越来越多。第2团终于压了过去后，一开始就是短兵相接，跟日军拼上了刺刀，战斗之激烈见张治中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的说法：一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两天下来时，就剩下“几副伙食担子”了。

8月23日，山室宗武第11师团也在川沙口、狮子林一线成功登陆了。这个师团在善通寺编成，参谋长片村四八大佐，辖步兵第10旅团（旅团长天谷直次郎少将）和步兵第22旅团（旅团长黑岩义胜少将），分别辖安达二十三大佐步兵第12联队（丸龟）、永津佐比重大佐步兵第22联队（松山）、浅间义雄大佐步兵第43联队（徳岛）、和知鹰二大佐步兵第44联队（高知），另有骑兵、野炮兵、工兵和辎重兵部队。

这里面的永津佐比重、和知鹰二，是我们所熟悉的。

川沙口、狮子林一线只有作为江防部队的刘和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合肥人）第39军第56师的一个连。所以，山室登陆后轻松前进，跟第3师团向浏河、罗店、宝山进攻，按松井石根（此时他的司令部设在马鞍群岛海域的军舰上）的想法，在中国军队的侧背（左翼，对日军来说是右翼）撕开一个口子，于是罗店成为志在必取之要地。

打开1937年的上海战区地图会发现：多条公路通罗店，这些公路连接着上海市区、嘉定、松江等地，一旦控制罗店，进取嘉定，意味着切断了上海跟江苏一半的交通联络。更重要的是，攻取了罗店一线阵地，就等于完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左翼包围。

第一次占领罗店的是日军第3师团，此时中国的阻击部队还没到达阵地，罗店轻松被藤田进占领（8月23日上午）。

日本援军登陆后，蒋介石情急之下（张治中司令部与南京的电话中断），把军政部次长陈诚叫来，命他立即组成第15集团军，把罗卓英第18军、夏楚中第98师以及即将赶到上海的王耀武第51师、俞济时第58师划到这个集团军，护住围攻上海市区的张治中第9集团军的侧背，防线包括宝山、杨行、刘行、罗店、嘉定、浏河口、太仓、白茆口一线。

从名单上看，这个集团军的战力不亚于张治中手里的几个师。因为这里面既有“土木系”骨干第18军，又有日后“抗日铁军”第74军的两个基础部队：第51师和第58师。

罗店失守后，坐镇昆山的陈诚一改矜持模样，把板子拍向罗卓英，后者立即派该军所辖李树森（黄埔军校1期，湖南湘阴人）第67师从嘉定方向支援罗店；张治中这边派出去的彭善第11师、夏楚中第98师正在路上。从此开始，围攻市区的第36师、第87师、第88师退守江湾一线，成为上海战的配角。

彭善带着第11师向罗店急行军，由于日机轰炸不断，在路上他告诉手下：可以分散突击。手下第66团团长胡琏（黄埔军校4期，陕西华县人）问：分散？怎么个分散？

彭善说：不必保持队形，可三五一伙，分组冲向罗店，这样既可避开日本飞机，又可加快速度！

但刚到月浦时，第11师就跟日军遭遇了。彭善马上变阵，拿出两个团继续打向罗店，剩下的部队在月浦拖住敌人。

8月23日午后，彭善终于带人到了罗店，由于罗店只盘踞了少量日军，所以一个突击下来，把罗店阵地恢复了。由于受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限制，上海外郊没永久性国防工事，只能临时构筑和挖掘野战阵地，彭善命令士兵马上挖战壕，构筑防御工事，特别叫士兵留出二线甚至三线纵深。

但上海身处河网地带，地下水的水位很高，士兵们几镐下去，水就冒了出来，等挖到半人深的战壕时，里面的水已经不少了，也就是说士兵们是站在水里跟日军打的。当然，日军在挖战壕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上海战之凄苦可见一斑。但对中国军队来说，吃亏显然要比日军大：由于水位高而造成战斗工事不可能挖得太深，也就不可能建得太牢。日本人也发现这一点：用50公斤的炸弹，就可以炸毁中国军队的工事，所以后来往飞机上装炸弹时，不再用重磅炸弹了，而用轻型炸弹，单枚炸弹的重量轻了，装得也就多了，轰炸密度也就有了。

仗还得打，因为很快从川沙口登陆的山室宗武第11师团的主力就向罗店狂卷而来。

在彭善指挥下，胡琏各团奋起搏杀，用轻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并充分利用手榴弹，把日军的前三波攻击打了下去，但被认为不善夜战的日军入夜后第四次强攻，罗店再次易手。正在这时，李树森第67师的前头部队蔡炳炎（黄埔军校1期，安徽合肥人）旅到了，随即拿出一个团来组织敢死队，再攻罗店。

这个团分成9个分队，在第一个分队向前攻50米后，就停下来构筑战斗工事，然后第二个分队再接着冲，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把敢死队送到日军近前，再近距离地攻击。就这样，蔡炳炎愣是一米一米地把罗店从日军手里夺了回来！

在强敌面前，每个部队都有每个部队悲壮的打法。此时，月浦、罗店、浏河口一线全面接火。

山室宗武举兵二击罗店。

蔡炳炎中弹殉国，师长李树森受伤。尽管如此，李还是被陈诚认为指挥不力给撤了，黄维（黄埔军校1期，江西贵溪人）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新师长。

中日开战时，黄维正在德国学习，出国前他已经做到第11师师长的位子了。闻抗战爆发，他立即回国。但从柏林到上海，哪是现在买张机票的事儿？黄维急，但还得按部就班地“旅行”：先从德国去意大利，从热那亚上船，万里绕大洋，到香港。但由于日舰封锁沿海，已没有办法从香港直接坐船到上海，只能从香港再去广州，从那里坐火车到九江，再从九江转火车到杭州，然后再转火车到上海！黄维是8月13日上海打起来当天从德国起程的，等到上海时已经是9月底了。

此时，陈沛（黄埔军校1期，广东茂名人）第60师也赶到罗店，受第18军节制，加入战斗。

日军每个师团平时配备在12,000人左右，战时配备在25,000人左右，但实际上到不了这个数字，大多在20,000人出头。国民政府中央军每个整编师全额兵力在14,000人左右，但出征时只有八九千人，其他师只有五六千人甚至更少。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一下子多出好几个训练有素的日军师团，进入8月下旬，战况之激烈可想而知。

日军登陆后，蒋介石有些急，8月25日夜，冒着大雨，他来到南翔前线。

前面说了，上海被划到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在上海战初期，由于张治中在一线指挥，这两个人也就都被忽略了。

在南翔会议上，冯玉祥、顾祝同、陈诚、张治中、张发奎、罗卓英、孙元良、王敬久、彭善、夏楚中等师以上将领悉数到会。蒋介石对张治中没能歼灭日军陆战队感到不满，当然张治中也有一肚子话要说。对于蒋来说，尽管不满，在会议最后，也只能打气，说：日本援军登陆了，我们的援军也在路上。散会前，蒋总结了几点，一是战斗前做好战术谋划，该攻则攻，应守则守，让牺牲有最大价值；二是部队火炮少，所以在运用时，注意集中火力（他批评了张治中把炮兵分割使用的办法）；三是提防汉奸！

还别说，蒋介石提的这几条，都算切中了要害，尤其对炮兵的使用，说得是很到位的。毕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他学的就是炮兵科。

关于提防汉奸这件事，不得不说一下。上海战期间，日军利用汉奸搜集情报的工作时常奏效：

蒋夫人宋美龄的专车也遭到日机的轰炸，当时宋美龄去上海前线慰问部队（8月22日），在苏州附近被日机跟踪攻击，在生死时速中汽车翻了，宋美龄摔得骨折。如果说这个事件只是因为日机见车就炸，那么蒋介石几遭不测就别有原因了。

蒋介石赴南翔，为安全起见，想乘英国驻华大使的车去，在出发前蒋联想到多个重要情报都曾走漏消息，就变了主意，换车前行。结果是：英国大使的车刚出南京，就遭日机跟踪，尽管车上盖了英国国旗，但仍遭日机轰炸，结果车翻人伤。由此，蒋断定，南京出了巨奸（后来果然把黄家父子揪了出来）。

第18军罗店浴血时，又有两支中央军精锐奔罗店而去：俞济时第58师、王耀武第51师。随后两支部队合并为第74军，俞出任军长（仍兼该师师长，后第88师副师长冯圣法接任第58师师长），这支抗战期间最富传奇色彩、参与对日作战最多且战绩最佳的部队由此诞生。

说起王耀武这个人，从行军打仗，到军政人际，再到经商做买卖，无一不通，而且都干得很好，所谓全才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吧。王耀武和他的部队也是在罗店一举成名的，淞沪会战后，正面战场上几乎所有重要战役：从南京保卫战到武汉会战；从万家岭战役、南昌会战，到上高会战、多次长沙会战；从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到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再到1945年正面战场对日最后一战湘西雪峰山之战，王耀武一个都没落下过，带部队全程参加，他的第74军被称为“抗日铁军”和“辉煌部队”。

王耀武带部队到上海前做了一件事：把张灵甫（黄埔军校4期，陕西西安人）要了过来。张灵甫20岁时就考上北京大学，但最终还是弃笔从戎，跑到了黄埔军校，后成为胡宗南的部下，在第1军干到了团长。1935年，因杀妻案陷于狱中（关于杀妻原因，各种说法已是八卦，还是不谈为好）。抗战开始后，蹲监狱的官兵们都被释放，到前线戴罪立功，张灵甫也出来了，但胡宗南不要他了。还是王耀武慧眼识人，用为第51师主任参谋（淞沪之战末转任第305团团长），这对黄金搭档由此开始了在第74军的携手生涯。

再陷罗店的是日军第11师团第44联队，联队长就是那个和知鹰二。占领罗店后，和知采取了跟前面部队不同的战法。别的部队，都是在罗店各个据点放重兵，联队长自己带少量人在后面。和知这小子呢，自己手里抓着联队主力，在各个据点放了少量兵力，一旦中国军来攻，自己就带着主力扑过去，有点钓鱼的意思。

王耀武不吃这一套。他把部队拉到上海后，发现了一点：中日在上海陈兵百万，这个弹丸之地没有战略纵深，对中国军队尤其不利，因为日军拿着制空权，又容易形成优势炮火，很容易给拥挤在狭小地带的中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大限度地利用夜战（后王耀武带部队在罗店左翼阵地施相公庙跟日军对垒时，每日都发动夜袭，叫日本人十分头疼。这个经验后来在上海用开，最高潮由彭松龄第16师制造，在陈家行顿悟寺争夺战中，这个师曾一夜反攻10次）。但并不是只利用夜战就可以了，王耀武多聪明，他认为打夜战的前提是：在白天派侦察员把日军阵地上的火力点的位置摸清楚。

所以8月29日，率先抵达罗店的第51师第306团，在摸清日军火力点后，当夜就对日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一下子就打掉500多名日军。等和知鹰二带人过来时，又被王耀武的主力打了个埋伏，第74军以漂亮的序幕揭开了自己的抗日激战史。

首战罗店的第306团团长，是邱维达（黄埔军校4期，湖南平江人）。第74军培养了很多抗日名将，王耀武和张灵甫之外，还可以拉出很长的一个单子（如施中诚、余程万、周志道、李天霞、邱维达、蔡仁杰、陈嘘云、卢醒），作为悍将之一，邱维达深得王耀武器重。三个多月后，南京陷落前夜，过江后的王耀武，遍寻邱维达不得，危急下，专门派船又返回对岸去接。抗战后期，王升任方面军司令官，点名要邱维达做他的参谋长。而在国共内战中，整编第74师（即第74军）师长张灵甫战死孟良崮后，蒋介石单独接见邱维达，叫他接班出任这支部队的第5任部队长（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邱维达）。

到9月初，罗店又失。南京的蒋介石，绕过陈诚，直接给罗卓英打电话，为了上海战之全局，要他一日之内恢复罗店阵地。罗卓英没办法，只好从月浦把霍揆彰（黄埔军校1期，湖南酃县人）第14师一部拉过来，跟第11师、第67师、第51师、第58师一起，继续围攻罗店，当日入夜后再克罗店。

就这样，从8月下旬打到10月初，中日七八万军队在只有3平方公里大的罗店展开了反复争夺，惨烈到什么程度？中国这边，一个营，几百号人，最快10分钟就打完了。但第18军和第74军的名气，也是这样从血肉中一点点打出来的。通常是这样：白天日军把罗店打下来，晚上中国军队再夺回来，你来我往，在那拉锯。每拉一下，就倒下一片人，仅此一地，日军伤亡就超过8000人，和知鹰二的联队基本上被打残，日军损失如此，中国军队的代价就可以想象了。

在罗店陷入浴血争夺时，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狂攻上海保安队镇守的吴淞炮台。

日军步兵在阵地进攻时，有个特点：冲锋时完全看部队长的手势，而不靠冲锋号和说话指挥，更不喊什么“冲啊”“杀啊”之类的口号，而是像哑巴一样缄默冲锋。因为有这个特点，所以日军冲锋时，最大的独立作战单位中队的队长，一般都跑在最前面。

第6联队长是仓永辰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佐贺县人）大佐，由于上海保安队防守极为顽强，所以日军的几个冲锋下来，伤亡了很多人，吴淞炮台岿然不动。仓永辰治的第6联队是第3师团的主力，而且是第一个在上海登陆的，所以他有点沉不住气了，一冲动，戴上钢盔，手挥战刀，出了指挥所，亲自带士兵冲。

上海保安队的一名轻机枪手，发现了在前面像跳大神一样又蹦又跳的老鬼子，一看军衔就不小，锁定目标后，一个扫射，仓永胸部多处中弹，丧了老命。就这样，仓永成了中日开战后第一个在战场上被击毙的日军高级指挥官，这也是中国保安部队击毙的最高军阶的鬼子。

而上海最高军阶的鬼子，待在马鞍群岛附近军舰上的松井石根，目光划拉来划拉去，最后锁定在吴淞和川沙口、狮子林之间的宝山。如果日军想把登陆地点连成一片，为后续部队创造有利局面，必须占领横在中间的宝山。就这样，一道令下，第3师团主力和第11师团一部开始左右夹击宝山，此时镇守宝山的是后来赶到上海的周岩（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浙江嵊州人）第6师。一个来回下来，第6师力不能支，溃退了下来。

陈诚把恢复宝山的任务交给夏楚中第98师：宝山不下，提头来见！

在上海战中，每个师都有自己难忘的一篇，对第98师来说，这一篇写在了宝山。夏楚中拼了足足一个旅，又把宝山从日本人手里夺了回来。再下宝山后，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给陈诚的命令是：至少留一个营死守宝山。

就这样，守卫宝山的任务落在了第98师姚子青（黄埔军校6期，广东平远人）营肩头。

宝山之战整打了一周（9月1日凌晨到9月7日）。日军主攻部队为第3师团鹰森孝（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三重县人）第68联队。姚子青率全营官兵死战，杀伤大量日军，把鹰森孝本人打伤，坚守一周后，在日军飞机、军舰和坦克的猛烈轰击下，全营战士为国捐躯，无人生还。

孤城之下，姚子青怒视日军，浴血而死，时年不到30岁。

此时胡宗南已经率第1军赶到上海，本来领的任务也是救宝山，但赶到时县城已失，只好在刘行、杨行一线布防，阻击继续前进的日军。胡本人深受蒋介石器重，被认为是黄埔军校学生中的“龙头”，其所辖第1军（第1师、第78师）是蒋嫡系中的嫡系，应该说够强了吧，但在刘行、杨行血战三天后，第1军的伤亡就达到了80%，一度打到胡宗南都要拿着枪上阵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转到太仓补充兵力。

在离宝山不远的月浦，第14师也遭到日军围攻，将士伤亡惨重，师参谋长郭汝瑰（黄埔军校5期，重庆铜梁人）给师长霍揆彰留下这样的遗言：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各部队消耗巨大，都在补充兵员（兵员来自各省有一定军事训练的保安团）。但长官们的想法不一样，在月浦、罗店一线的陈诚，他宁可把各省保安团补充到他的几个师里，也不要那些第一次上战场的杂牌师，理由是：如果把保安团补充到久经战斗的精锐师，因为有架子，所以这个师的战斗力仍可维持在一等水平，比给他几个打两天就垮下来的杂牌师强得多。顾祝同也有同感，所以后来他下令，把一些战斗力薄弱的杂牌师的番号取消，当预备兵员直接补充到一线的精锐部队。

陈诚还有个想法：精锐部队与其拉到后面补充兵员，不如一边在一线顶着一边补充，这话是说给胡宗南听的。因为在刘行，杨行胡的第1军伤亡惨重，所以他把部队拉到太仓补充。陈诚有意见，他认为，部队频繁换防的话，极易叫日军钻空子。

陈、胡都是蒋的爱将，实际上也在暗地较劲。说到这儿，带一句：大家都说，国民党军中，有几个派系，一是陈诚的“土木系”，一是胡宗南第1军系，一是汤恩伯第13军系。实际上，胡、汤二人的派系远没陈诚的那么成形，甚至比不上名将辈出的王耀武第74军系。很多人不承认有此一系，实际上第74军出来的人都有一种认同感。

宝山二次陷落后，到9月10日，中国军队全线采取守势，两国军队沿浏河、罗店、庙行、江湾、北站一线对峙。中国没停下来，继续往上海投入军队。全国铁路干线上，一辆辆运送着士兵的军列划破夜幕，驰往上海：从广西、四川、贵州、湖北、广东、浙江、河南、湖南、陕西……

在罗店没撕开口子，战事陷入僵局。松井继续搬兵，东京倒也痛快，又给了他3个师团。但由于此时日本军部仍侧重华北作战，所以对上海照样采取的是逐步增兵的方式。松井没办法，但也只能没办法。他唯一能做的是：点名要了几个能打的师团：吉住良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三重县人）的金泽第9师团、荻洲立兵（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爱知县人）的仙台第13师团。跟这两个师团一起来的，还有以东京第1师团预备士兵组成的伊东政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大分县人）的第101师团，以及从台湾开来的重藤千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福冈县人）支队。

金泽第9师团在后面我们会详细介绍，现在只说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参谋长畑勇三郎大佐，辖步兵第103旅团（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和步兵第26旅团（旅团长沼田徳重少将），分别辖两角业作大佐步兵第65联队（来自会津若松）、田代元俊大佐步兵第104联队（来自仙台）、仓森公任大佐步兵第58联队（来自高田）、添田孚大佐步兵第116联队（来自新发田），以及骑兵、野炮兵、工兵和辎重兵部队。这个师团虽然是新编的师团，但却是以仙台第2师的预备役士兵为基干拉起来的，由于底子好，成军后战力在日本各师团里能排前五。后来，很多师团都被调往太平洋战场，只有第13师团和第3师团始终粘在中国，而第13师团的战斗力又超过第3师团，最终成为在中国大陆战力最强的师团。

淞沪会战中，上海媒体的灵敏度十分高。

会战时，日军第13师团的士兵在上海郊区一户农家的地上发现张报纸，上面有条消息，详细地报道了该师团从日本出发的时间、师团编制、作战目标，甚至把师团长荻洲立兵的经历都讲得一清二楚，看后令日本人吃惊非常，因为上面的很多事情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相比之下，中国军方在掌握敌情方面做得还不如媒体。别的不说，只说对日军各部队番号的了解上，多少年后，我们看当时参战将领的回忆录，在谈到日军在沪作战部队时，上到白崇禧，下到某个部队长，没一个能完全说准确的，把很多根本没在上海露面的日军师团说成来到了上海。

四行仓库

蒋介石把中路军的张治中和战区司令冯玉祥都换了。

中日开战后，冯玉祥对战局自然很关心。北平之变后，他也向蒋介石提了几条建议，比如应尽早补充华北部队的弹药，再如为解决丰台车站被日军控制的问题，在黄村（北平大兴）到永定门间新补建一条铁路（没可操作性）。

在出任第3战区司令后，冯玉祥做的一些事就值得商榷了。

关于叫老冯出任这个战区司令的事，很多人感到迷惑。因为，按老冯的履历，显然最适合指挥华北的战事。一是他在华北活动多年，二是华北的军队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蒋介石叫他担任负责上海战事的第3战区司令，原因之一就是蒋认为上海之战的重要性已超过华北，他需要一个老资历、有经验的人镇着（他不止一次说上海前线指挥官太年轻）。但老冯上任后，问题就来了：除了上海开战之初（8月16日）去了次南翔外，其他时间基本上不去前线筹划战事。

当时，作为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多次到前线视察战况，每次都能发现一些问题，一些是作战技术上的：比如，为追求射击角度，中国阵地上的重机枪掩体很多都设在高坡上，而且大多放在了阵地正面，忽略了两翼；一些则是战斗意志上的问题：比如，后来赶到上海的炮兵第3团，因怕日机轰炸，把战炮摆在阵地上后没士兵守护（白崇禧当即下令把团长给免了）。白发现的最大问题，是看不到战区司令冯玉祥，只有副司令顾祝同一个人在那忙活。一次看不到，两次看不到，三次又看不到，白崇禧问顾祝同：冯长官呢？关于战事的谋划，很想听取他的意见，怎么一次次地看不到他？

顾祝同苦笑：由于日机空袭猛烈，白天的时候，冯长官既不来前线，也不在无锡的长官部，而是待在宜兴的一个岩洞里（张公洞）。

话说8月16日去南翔视察，去时在昆山，回时在苏州，冯玉祥都遭遇日机，不得不在瓜田树下藏身。当时日机空袭猛烈不猛烈？当然。因为掌握了制空权，从南京到上海，每天日机都在寻找目标，一发现地面上有汽车在动，就开始扔炸弹和俯冲扫射。这就是战争，老冯以前天天喊的要跟日本打的战争。但老冯遭两次空袭后，返回无锡时又得知日机在自己的住处旁（相距1公里）扔了炸弹，从此就很少去一线了。不去前线，老冯待在后方干什么呢？用他的话说：骑车爬山，写写“抗日歪诗”，学日俄战争时的乃木希典（当时，乃木把打仗的事都交给参谋，自己就做两件事：一是健身，二是等死）。

对于不去前线这件事，老冯的解释是：由于上海前线的军队主要是中央军和来自南方的部队，自己不熟悉，不插手比插手的效果更好。更多的人说：老冯这样做也是没办法，因为对于中央军，即使他想指挥，也指挥不动，蒋给他派的副手是顾祝同，意思很明显了。

先说老冯学乃木这件事。当初，乃木面对俄国人的高地，采用的是肉弹强攻，这个调子定下来后，乃木才有把打仗的事都交给参谋之语。肉弹强攻的办法虽然笨，但仍是个策略，后来还真在精神上把俄国人搞垮了。老冯呢，跟乃木比，做到了真正的甩手掌柜：他将私章给了顾祝同，一切事宜都交顾代理。

有人讲了，这样说也不公平，老冯毕竟还是提过一些作战建议，特别是在对付敌人的坦克方面，提到在民房里设置炮位，等日军坦克通过后从侧面攻击。听上去挺新鲜的，实际上，老冯不了解日军坦克部队的打法。德国人使用坦克，玩的是闪电战，作为战术的一种，要的是坦克的机械化；日本人相反，看重的是坦克的火力，所以在使用坦克时，往往利用坦克开道，步兵随之跟进，也就是说用在阵地战上。而对于阵地战来说，在坦克旁边的房屋隐藏炮位是根本不现实的。为什么，你一想就明白。

对于现代战争，特别是日本人的战法，跟写“抗日歪诗”相比，老冯研究得并不多，他强调大刀片的作用，举了“长城抗战”中第29军的例子，但殊不知：使用大刀片，只适用于打到最后没办法的贴身战和夜袭中的近身战，要通过大刀片打赢上海战，还真是别指望了。

再说能不能指挥得动军队的问题。指挥和协调中央军，冯玉祥有没有难度？有。但这个难度有没有大到可以逼着他学乃木的地步？没有。蒋介石把这个战区司令的帽子戴给冯玉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发挥冯久经沙场的作用，在蒋如此看重的淞沪会战中，他还没愚蠢到拿冯玉祥打哈哈的地步，给他一个战区司令官的职务，又不给他指挥权，这个玩笑他姓蒋的开得起么？这个险他冒得起么？

实际上，南翔会议后，蒋介石给冯玉祥打了一个电话，蒋说：前方将领都太年轻，勇敢有余，经验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不要客气。

冯玉祥在电话里依旧提乃木希典的做法。对于自比乃木这事儿，老冯特别得意，逮着谁就跟谁说，有一次，郭沫若来访，郭说他每日必做之事是吃饭和写作。老冯说，自己也有两件事：一等日本人杀自己，二是用秃笔头写几首骂日本人的歪诗。在战场上，“不怕死”是种境界，但每天不想着在战术上怎么战胜敌人，而光等着被敌人杀死，这种境界很难说有多高。

所以白崇禧知道这个事后，觉得总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回南京跟何应钦商量：不如把冯玉祥调到华北，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新的第6战区，叫他当那里的战区司令。华北那几大位：宋哲元、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人又都是冯的旧部，这样他指挥起来应该没问题。

告诉蒋介石后，蒋表示同意。但他没叫顾祝同接任第3战区司令，而是由他蒋介石自己兼任这个职务（从蒋这个决定看，当初叫冯玉祥出任第3战区司令，确实没有叫他当傀儡的意思，而出于真心想利用冯的资历打好上海之战）。但结果是：冯玉祥上任第6战区司令后，山东韩复榘（行伍出身，河北霸县人）第一个向南京发来电报，表示自己宁愿听从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领导。

对于韩复榘的反对，南京还是理解的，因为在中原大战前韩就弃冯投蒋（冯当时在西北军里搞家长制，称手下的将领为“孩子”，动不动就罚跪，韩复榘跪过好几次，加上其他原因最后弃冯而去）。南京只好把韩复榘的部队单独拿出来，没划到第6战区去。

但没过多久，南京又接到华北其他将领的电报，要求更换冯玉祥。南京一头雾水。你们不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么？怎么反对老领导？派人调查后得知：在第3战区，冯玉祥怕日军飞机，到了第6战区，依旧如此，虽然不再藏在岩洞里了，白天也在战区长官部待着，但为了躲日机，每天更换长官部的办公地点，有时一天换上两三次。造成的结果是：战区长官部一换地方，整个战区的通讯网络就受到影响，所以很多部队长联系不上长官部，军情和战报都无法准时送达。就这样，在华北没待多久，冯玉祥就被“建议辞职”了，回南京做起专职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了。

人之复杂与不可捉摸，一如冯玉祥。至于张治中，倒是主动辞职的。日军登陆后，张治中去太仓找第18军军长罗卓英，想跟罗当面商量阻击日军登陆的问题。见到张后罗显得很吃惊，问张司令怎么跑到我这来了？坐下来一聊，张治中才知道，陈诚已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司令，罗卓英第18军已经划给陈诚指挥了，不再属于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张治中生了一肚子气，回到司令部后越想越搞不懂：这样大的事，我这个司令不知道？实际上，南京的军令部在8月23日和24日两天一直在找张治中，但由于电话临时断了，一直没联系上。张治中从太仓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后，叫上作战科长史说，驱车去了苏州，想跟第3战区副司令顾祝同念叨一下前线的情况。

到苏州后，见顾祝同之前，张治中想先给蒋介石打个电话，因为他觉得自己很苦闷，顺便拐弯抹角问问陈诚做第15集团军这件事为啥不通知他。没想到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张治中说话，蒋介石先开始严厉地质问，按张治中的回忆，对话如下：

蒋介石：你在哪里？

张治中：在苏州。

蒋介石：为什么到苏州？

张治中：为了左翼作战，去会了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到苏州来了，来同他商量问题。

蒋介石：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

张治中：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第15集团军陈辞修（陈诚）指挥了！

蒋介石：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

张治中：委员长说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跟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想怎么样？！

蒋介石：你究竟想怎么样？还问我怎样？！

蒋介石把电话挂了。也有人说是张治中挂的。挂蒋介石的电话，估计张治中还没冲动到这样的地步。实际情况是，蒋挂完电话后，张治中这边把电话听筒给摔了（据张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回忆）。

总之，电话挂断了。

蒋介石发火也有他的理由：从8月23日开始，两个日本陆军师团强行登陆，他急于了解前线的信息，但一连几天找不到张治中。

张治中也觉得自己委屈：因为自己并不是怯阵到苏州，这些天他一直在前线，偶然到了苏州，就被他蒋委员长抓住了。至于联系不上他，是因为电话线断了，何况8月23日日军登陆后，在当晚由于电话不通，他曾给蒋发过一个电报。当然，很多事在简短的电报里是说不清的。

后来，张治中一直强调电话线断了，其实即使司令部电话线断了，第87师、第88师、第36师司令部的电话还可以用，况且开战前，上海警备司令部新修了4条从上海到南京的电话线，原来的电话线都是沿京沪铁路至闸北进入租界，容易遭到日军破坏，新修的电话线走的则是沪西至租界这条路，整个上海大战期间，一直保持畅通。

还有，张治中在罗卓英的问题上解不开扣儿。实际上，他没得到罗卓英转归陈诚指挥的消息，跟电话通讯中断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张治中也明白，蒋介石对他大发脾气，最大的原因是他没把上海的日军围歼，而现在日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源源开来，这仗更难打了。张治中认为这纯粹是双方实力造成的，不是他作战部署出了错误。但在一些部队调动上，张其实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前面提到想抄小路进攻日军司令部，在布置时，张把第98师的一个旅交给王敬久指挥，另一个旅交给孙元良指挥，也就是说夏楚中成了光杆司令，搞得夏大骂张治中。

张治中觉得，这一个月来，在沪战上，自己殚精竭虑，眼睛是红的，嗓子是哑的，之所以没有围歼日军，完全是双方军力造成的，而且开战之初南京进攻不坚决，所以被骂后满腹委屈，精气神一下子就散了，打报告决意辞职，但直到一个月后（9月22日）才被蒋介石批准。这时候，蒋也不再想用张了，他发现，同样指挥中央军精锐，陈诚手里的几个师，在月浦、罗店一线打得很好，把日本人死死地阻击在那里了；而张治中手里的几个师，一个多月来在上海市区是越打越不给力。

挂印前，张治中就自己的位置由谁来坐，给了蒋三个建议：一是顾祝同兼任；一是把第9和第15集团军合并，统一由陈诚指挥；三是由朱绍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福建福州人）接任。

蒋介石选择了第三个建议。

张治中回到了南京，向蒋介石提出回湖南老家休养。蒋介石也许觉得上次在电话里对张的态度有点过了，于是专门宴请了张，说：你休养可以，但先把朱绍良留下的空缺补上（大本营管理部部长），你答应了我，我就放你回湖南，怎么样，文白（张的字）？

张治中接过朱绍良的位子，回到了湖南老家，而后来湖南战场上的主将薛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韶关人）来到上海前线，出任第19集团军司令。这个当口，上海战区也被重新划分，陈诚被任命为左翼军司令兼上海前敌总指挥，指挥第15和第19集团军，作战地区是蕴藻浜以北，从南翔、嘉定至长江南岸；朱绍良指挥第9集团军、第21集团军（廖磊指挥的桂军，即将赶到上海）为中路军，作战地区是蕴藻浜以南、京沪铁路正面；张发奎的部队为右翼军，指挥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杭州刘建绪），作战地区仍是浦东、杭州湾北岸。

这个单子出来的同时，南京再次明确军纪：各部队防守阵地，没命令，一律不准撤退，否则部队长将按军法处决。

冯玉祥调走了，张治中骂走了，顾祝同、陈诚、朱绍良成了前方这把牌中最大的三个人物（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前，张发奎那边始终没什么战事）。

朱绍良在性格上跟顾祝同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人持重，没什么棱角，虽然没特别的优点，但也没能叫人一把抓住的缺点。朱绍良上任后，围攻上海市区的中路军，越来越沉寂，一度跟日军形成对峙局势。

顾祝同呢，当初来上海时没带参谋，就直接在张治中的司令部（已从南翔转移到了靠近安亭的徐公桥）上班了（后来司令长官部设在苏州，两边跑）。对于顾来说，蒋委员长不是天天盯着电话么，那我就一天打两个，早晨一个，晚上一个，战场上的一举一动，都统统汇报过去，蒋介石这下笑了，就出现直接调动部队的情况。有人说，蒋的手伸得太长了。但仔细一琢磨，从职务权力的角度看，这样做也没太离谱的，很多人忘了：蒋毕竟兼着战区司令。问题出现在，他调动部队时，有时“忘”了跟部队的上级打招呼，比如把一个师或一个炮兵团调到别地儿去，不跟该部队的直属长官打招呼，等直属长官找自己的部队时，发现已经被蒋委员长调走了。

浦东方面，隔着条黄浦江，江对面越打越热闹，张发奎也在琢磨：怎么支援一下友军？他想出个主意：叫炮兵一部（6门最新德制75毫米口径卜福斯山炮，最远射程达9000米）在江边附近的洋泾设置阵地，天一擦黑就炮击江对面的日军，到白天再把炮隐藏在沟渠或竹林里。你很难说当时中国炮兵的技术不先进，张发奎叫人在江对面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秘密设立了个观测所，每天通过水底电线通信技术，协助炮兵修正炮弹着落点的偏差。

另一部炮兵（8门卜福斯山炮）则在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大楼附近秘密设置阵地，主打江对岸由高尔夫球场改建的日军机场。经侦察发现，日军飞机每天拂晓升空，从机场亮灯到第一架轰炸机起飞，大约有50分钟时间。在技术测距后，试着打了第一发炮弹，正好落入机场内，随后8门山炮狂吼，在8分钟内打出800多发炮弹，击毁击伤12架敌机。这队炮兵打完日军机场后就转移了阵地。但洋泾那边的炮兵还是出事了。

上海《时事新报》[7]的两个记者听说黄浦江对岸有秘密的炮兵阵地，于是就跑过来采访，部队长也是大意了，批准记者去竹林里的炮兵阵地走一遭，还允许记者拍了几张照片，但叫这个部队长没想到的是（其实早该想到），记者光图抓新闻了，不仅把采访炮兵阵地的详情发在报纸上，还配了照片。张拿到报纸后大发雷霆，这不等于泄露军事情报吗！于是紧急下令转移炮兵阵地，果然没多长时间日机就把洋泾一带的竹林来了个地毯式轰炸。

浦东炮兵在当时确实发挥了最大的能量，甚至多次入夜后将山炮放到小船上，悄悄驶向对岸吴淞码头的日军仓库进行近距离袭击。

话说日本陆军登陆后，中国援军上来的节奏也加快了，京杭和京沪铁路上的军列一车车地把增援部队投到上海，但仍不能扭转战局。张发奎想，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就在9月初给蒋介石打电话，说我们能不能限定一个投入兵力的最高点，比如说最高投入50个师，一旦第50个师放进去后，仍不能把敌人压制住，那么我们就用第二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接下来的援军（至少10个师），不再往上海投，而是放在后面的吴福、苏嘉国防线，进而开展全面持久的消耗战。至于上海的一线阵地呢，也不主动放弃，从“八一三”算起，以顶三个月为期。

应该说张发奎这个建议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没被蒋介石采纳。

前面说了，上海开战后，蒋介石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上海。他很着急，但南京电话局长途台的话务员小姐们却不管这些，即使是蒋亲自叫接电话，话务员小姐也会用纯正的国语不慌不忙地问：先生，您要普通的，还是加急的呢？有一次，蒋介石叫接电话，找顾祝同，结果接电话的是朱绍良，把蒋气了个倒栽葱，立即叫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俞飞鹏叫来，对俞一阵大骂。

俞飞鹏这时实际上已经忙晕了，他不仅是负责军需的署长，还兼着交通部长，军需、后勤和通信一把抓，都由他调度。由于当时的铁路主要运送兵员，所以他就搞了一个船舶总队，大大小小地征集2000条船，跟汽车总队一起往上海运送军需品。但通信也得由他料理，于是马上叫人给蒋搞了个军用电话专线。

那边上火的则自然是松井石根。

第9、第13等师团一过来，驻台湾的第3飞行团也来了，加上舰载飞机，差不多达到了300架，制空掌握是没问题了。本钱有了，怎么打是个问题。饭沼守、公平匡武、长勇几个人碰出的新计划是：罗店的侧翼包围不是没成么，接下来咱搞中央突破。这个突破点就是大场。拿下大场，除了想从中国军队的防线中央撕开口子外，另一个目的就是把朱绍良的中路军的后路切了。松井说：攻大场，须渡蕴藻浜。他说这话时，根本不用看地图，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多年的武官，对这里的地形可以说了如指掌。

松井的计划是：藤田进第3师团和吉住良辅第9师团打头阵，强渡蕴藻浜，然后把伊东政喜第101师团放过去打大场。

日军的战法其实很简单，抗战八年中，遇到阵地战时，就用下面这三板斧，枯燥而乏味：晚上通常不打，天亮时进攻，先用飞机炸，再用野战重炮轰，然后在坦克的掩护下，拉出步兵冲击。一冲击，中国这边肯定拿重机枪进行压制，这时候日军再用平射炮打机枪。

在上海，中国军队深受日军平射炮之苦。所以到后来，中国士兵的对策是，你拿炮兵打我时，我不露头，你们步兵上来后，我也不拿机枪打你，而是你到了一定距离后，我冲出战壕跟你们肉搏。这时候，你们的飞机、大炮就不敢再轰了吧？一时间，蕴藻浜沿岸，中日士兵堆尸层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守大场的主力是薛岳第19集团军，有吴奇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大埔人）第4军之张德能（云南讲武堂，广东开平人）第59师、朱耀华（出身不详，湖南长沙人）第18师、黄杰税警总团等部队。

第101师团第101联队玩命往前冲，几天下来，这个联队打得只剩下了几个小队，很多士兵都只有一颗子弹了。10月11日，联队长加纳治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东京人）大佐在冒死率部进攻中被毙杀。这个联队，从联队长，到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基本上都死于此役，也就是说该联队基本上被全歼了。此时师团长伊东政喜一点人数，这个在东京新编的师团伤亡已经到了三分之二。这个代价取得的战果是：渡过蕴藻浜后，向前推进了5公里。松井的命令是：第101师团继续向大场攻击。但伊东停下来，说什么我也不往前打了，你们爱谁上谁上吧，再打可能都护不住联队军旗了（联队军旗为天皇亲授，军旗被夺，联队番号即被取消）。松井只好把作为预备队的第13师团拿出来，在荻洲立兵的指挥下继续冲击大场。

沪风带血，秋雨落肉，中日陷入苦战。

白崇禧认为，不能总是防守，但中央军现在显然已经没有主动出击的力量了，虽然这时候杨森第20军、第43军，刘雨卿第26师（副军长肖毅肃率领）千里迢迢地从贵州赶来，在蕴藻浜一线跟日军接上火了。但白不太相信川军的战力（实际上杨森等部队在上海打得不错），就跟顾祝同商量，想等广西廖磊第21集团军（第7军和第48军，一共6个师）上来后，对日军打反攻。

10月15日，廖磊第21集团军到了上海。桂系喊了多少年抗日，这次是真刀真枪地拼的时候了。而且，在各地方军中，桂军被认为最能打，连桂军自己都默认这个说法。顾祝同跟蒋介石碰头后，认为可以试一下。为此，蒋前往苏州跟顾祝同、白崇禧等人商量作战部署，最后定于10月21日晚进行反攻。

但在突破口选择上，发生了争论。

顾祝同的参谋（张世希等人）认为必须以大场为突破口，理由很简单：万一反攻不成，还可以退回闸北，两翼不会出现大问题。

白崇禧反对，认为大场日军屯有重兵，不容易撕开口子，最佳突破口应是南翔、真如。

蒋介石没表态，顾祝同的观点很重要。如果他反对白的计划，那么就会重新部署，但最后顾用笔把南翔和真如圈了起来。

在地图上圈攻击面时，白崇禧大笔一挥，这一挥不要紧，新上来的桂军6个师必须全放在一线才行，因为反攻区域太广了！于是造成一个后果：没留预备队。

按计划，10月21日天不亮时发起冲锋，此前先利用风向放烟幕弹，烟雾向日军阵地刮时，炮火打击敌人阵地，然后桂军步兵冲过去。但烟幕弹发射后不久，风向竟然变了，烟雾朝着中国军队这边吹了过来，这样一来，炮兵看不清敌人的阵地，而步兵没等炮兵掩护，就直接发起了冲锋。加上此时天还没全亮，一部分兵力攻错方向，往浏河那边去了。

对面是日军第3师团和第9师团。他们的阵地没受到任何压制，在这种情况下，鬼子们张网以待，坦克炮、野战重炮、轻重机枪同时开火。

桂军惨了，一天下来，6个师全被打垮，光旅长就阵亡了两个（第171师第511旅秦霖、第170师第510旅庞汉桢）。策应桂军进攻的粤军叶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新兴人）第66军和夏楚中第98师也伤亡惨重。危急时刻，胡宗南当了救火队员，带着已经补充四五次的第1军赶了过来，这才把漏洞堵住。

后来很多人认为：桂军之结局，是因为以前没跟日军交过锋，不熟悉对手，这只说对了一半，确切地说，是不熟悉现代战争。

为什么一再说桂系是当时地方势力里最强的，不仅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团结，还在于自1932年以后，李、白每年从德国那里购买1万支新式步枪，到开战前手里已有5万支新枪，而且还单独购买了1000支自动步枪（在那个年代算最先进了）。这还不算，又一次性地买了5万顶德国钢盔（当时桂军是戴着钢盔上战场的，其他军队看着都羡慕）。而且，广西民风强悍，一如日本九州兵。要是单打独斗，或冷兵器时代，日本人真未必是桂军的对手。

但时代变了。

在1937年的阵地战中，桂军攻击前不晓得侦察和压制日军火力，攻击时只知用肉身冲杀。打内战时，各个对手，在战场更多地靠士兵之勇武，抱着步枪舞动着大刀猛打猛冲，甚至指挥官的战术和谋略都排在第二，但跟海陆空协同作战的日军打，哪里是内战之能比？！

桂军落了这样一个结局，有士兵平时训练和见识的问题，也有白崇禧、廖磊的直接责任。

桂军只一天的时间就被日军打垮这个事，让上海战场上的很多中国将领震惊：原来，这世界上，仗的打法，早就变了！桂军经此一战，一蹶不振。退下来后，到安徽休整，后来南京战时，蒋介石想把桂军调赴南京，但白崇禧死活不同意，开战后第一次跟蒋介石顶牛，想为桂系保存最后一点血肉，蒋介石见桂军已到了这步田地，也就没再坚持什么。

在南翔、真如一线，桂军被打了下去。大场战斗依旧激烈，杨森的川军已经顶上去了，已经跟日军血战多日。打到10月24日的凌晨，攻击大场的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不动了，在等补充完新兵的第101师团。伊东政喜二次上阵后，日军把两个师团的野战重炮全调了过来，大场再也支撑不住了：两天后，阵地陷落，第18师师长朱耀华自杀不成，但魂亦成国殇！

大场陷落后，苏州河北岸除南翔、真如（留有一座通往河南岸的木桥）还有点军队外，中国军队主力则退至河南岸与日军对峙。

但日军并没马上强渡苏州河，而是喘了口气，因为他们也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已经打到这份上了，陈诚从昆山打电话给蒋介石，建议立即全线撤军，依托后面的吴福、锡澄国防线，节次消耗日军战力。这也确实是中国军队全面撤退的好机会。蒋介石听完建议后长久不言，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撤退令传了下去。

但正在这个当口，“华盛顿九国公约组织”宣布要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11月3日，日本拒绝出席），主题就是中日战。蒋介石当然没傻到认为这个会能驱逐倭寇，但却想通过该会使中国得到国际上的援助，这援助既包括道义上的，也包括实际的，再就是对日本的制裁。所以，11月1日深夜，蒋介石带着白崇禧、顾祝同、陈诚再次来到前线，把先前下达的撤退令收了回来，希望一线部队在上海再坚持一周，并把卫戍南京的教导总队第1团和第3团也派了过来（这是最后一波增援上海的部队），由总队长桂永清亲自带队。

朱绍良替了张治中后，指挥的中路军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从战局上看，该路军队的设置已没什么意义，于是蒋介石一纸令下，把朱调到甘肃省去当主席了，中路人马交由右翼军张发奎统一指挥。

这时候，中国军队几乎都已集结在沪西地区。

各部队长只好再次下令进占原先放弃的阵地。

但士气接不上了。打仗这件事，不谈武器装备和战术运用，只说士兵的战斗意志，靠的就是一股气。如果没下撤退令，在上海浴血的士兵们，仍能以最大的牺牲跟日军死磕。但撤退令下来了，战斗意志就垮了一半。

日军在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后，开始从教导总队和税警总团阵地的正面强渡苏州河。

教导总队的真正硬仗还在后面的南京战上。我们只说税警总团（团长黄杰，辖两个支队，6个团），他们一战蕴藻浜，再战大场，三战苏州河。

关于这支部队，都知道是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建的亲兵，听名字好像任务是搞缉私征税什么的，但最后却成了一支正规军。由于是宋财神的亲兵，从一开始，士兵装备就好，拿的薪金也多，1932年在上海还跟日本人较量过。虽然后来蒋介石把这个部队收了过来，但部队的风格没变，玩的依旧是“美式”，想出任排以上的部队长，得有美国文凭。

说起税警总团在上海的表现，很多人极力夸奖，不外乎觉得这个部队特殊，武器装备好，士兵素质好，战绩也肯定好，其实还真不全是这样。大场之战，税警总团也参加了，表现不但不突出，甚至还出现大规模无令后退的情况，税警炮兵部队甚至只带了点战炮零件，就把阵地给扔了，这在“班长退枪毙班长，师长退枪毙师长”的上海战中还真不多见。正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税警总团两个相当于旅长的支队司令（王公亮、何绍周，后者还是何应钦之侄）被撤职。

当然，并不是税警总团所有人都打得不好，第4团团长孙立人（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双学历，安徽巢湖人）因表现突出，被任命为新的支队司令（第2支队，仍兼第4团团长）。孙给人的印象是：聪明、潇洒、酷，作为日后印度缅甸战场上的一号风云人物，他堪称抗战八年中的偶像派。这里说的偶像派，除了具备外貌和气质外，还得有实力，都算上，孙立人肯定能进前三名。这前三名里，另一个是张灵甫。至于第三个是谁，就不好说了。这一拨人里，论综合实力，王耀武是第一，但老王不属于偶像派（虽然相貌也很周正）。

孙立人打仗有个特点，就是会使用预备队。当时，情急之下，很多部队长不留预备队不是什么新闻（华北天镇之战和上海桂军反击战）。孙立人不仅留，而且会使，这就难得了。让孙立人初有名气的，就是下面的苏州河之战。当时战况极为激烈，日军强渡之情景，可以看一段他们的士兵写的日记（第101师团之荻岛静夫）。

天好不容易亮了，敌方的射击达到了极致。从各个地堡和散兵战壕里面射出的弹丸有如雨下，迫击炮爆炸的巨大声响震撼长空。我军炮兵也开始还击，还发射烟幕弹，飞机也赶来轰炸，真是撼天动地。第6中队终于渡河不得，进退维谷。在敌军猛烈射击之下，队长下了决心，命令本部继续前进……工兵脱光衣服、光着膀子拼命拨舟猛进。此时是上午10时。河岸上，友军死者的尸体叠了几层，重伤员得不到治疗，只有呻吟苦撑……

孙立人率税警总团在周家桥、刘家宅与日军血搏，成为整个苏州河之役中最激烈的战线。

孙立人当然是用脑子打仗的人。当时有50多名日军冒着弹雨像水鬼一样从河里爬了上来，藏到岸下的储煤洞，我们这边没射击角度，士兵们不知如何是好。孙立人叫部下找了4块厚钢板，派人以此为护墙，封住河对岸日军的火力，然后用棉花包浸满汽油，推下河岸去，将洞里的日军烧死，没烧死的也给熏了出来，随后用手榴弹将之击毙。

到11月3日，苏州河南岸的一所小楼被日军的一个分队偷袭占领，日军躲在里面不时打冷枪。这时候，按命令宋希濂第36师来接防了，但宋师说：我们接到命令时，没提到南岸有日军，现在我们不能接防。

孙立人也没废话，说：那我们把这十几个日军消灭了，再把阵地给你们。

为了争取时间，孙立人派人到总部取地雷，想爆破小楼，地雷取来后，已是4日凌晨。正当孙立人查看地雷时，一颗榴散弹在上空爆炸，孙立人倒在血泊中。

孙立人打得好，南京的宋子文和孔祥熙都很欣慰。听说他负伤后，宋子文很着急，跟黄杰通电话，要他一定保住孙立人的生命，黄杰紧急派人把孙立人送到总团在上海租界设立的秘密医院。孙立人当时蹲在地上，后背和双臂被炸伤，9块弹片进入体内，幸运的是当时他戴着钢盔，没击中要害部位。

就在孙立人下火线后不久，日本人忽然不打了，苏州河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发生了什么？中国军队有点迷糊，难道日军又有什么新动作正在酝酿？

这时苏州河北岸，只有孙元良第88师谢晋元部一个营的孤军支撑于闸北区的四行仓库（上海四家银行的仓库，师司令部所在地），以孤城单旅表明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这个计划是蒋介石决定的，最初他想叫第88师全留在苏州河以北，分散开来打游击，叫顾祝同给孙良元下令。孙当然明白，这样一来，第88师就有可能真的打到番号被取消，于是极力反对，理由是徒劳牺牲，并无益处。这个观点是站得住的。

为此，孙元良专门派师参谋长张柏亭前往顾祝同在沪西的司令部陈明观点。

这时候，顾祝同的司令部藏在一片小竹林里。顾告诉张柏亭，这是蒋委员长的意见，留在河北岸，打给国际看，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更多的同情和实际的支援，是政略。

张柏亭呢，他打了个比喻，说：第88师打到现在，已经补充兵员五六次，老兵只有两三成，好比沏茶，越来越淡，假如再分散开来，就更没战力了。

顾祝同说：你说的话有道理，但委员长那里怎么回复呢？

张柏亭说：在河北岸留一个师是牺牲，留一个班也是牺牲。我的意见是最多留一个团，这也是我们师长的意见。

顾祝同说：时间紧迫，就这样办！你赶紧回去布置，这边我负责向委员长讲明情况。

就这样，第88师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留了一个加强营：第524团第1营，对外号称八百人，由该团团副谢晋元（黄埔军校4期，广东蕉岭人）、营长杨瑞符（黄埔军校6期，天津静海人）率领。坚守多日后，杨营长受伤归队，谢团副带部队撤入租界，后被日军买通汉奸刺杀身亡，余部在珍珠港事变后被日军关押，少数人逃脱辗转到后方，重新加入抗日军中。

当日军围攻苏州河北岸中国军最后的阵地四行仓库时，上海民众用远眺的目光临河为壮士们打气。当时，四行仓库周围，三面是日军的旭日旗，隔着苏州河这面，在公共租界上空，是英国的米字旗。没有中国国旗。

真的吗？

战斗期间，一个叫杨惠敏的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孩，冒着纷飞的弹雨，孤身勇渡苏州河，将一面国旗敬献给中国战士。当苏州河对岸的上海民众发现仍有崭新的国旗升起于四行仓库上空时，一时间热泪盈眶。

腹背受敌

南京距上海约300公里，一个急行军的路程。所以，上海开打后，东京的武藤章已嚷嚷“旭日军旗进南京”了。

武藤认为：这样做，一劳永逸。

当然，这个“永逸”，是建立在旭日军旗进南京后就能使国民政府屈服的基础上。如果中国仍不屈服，怎么办？

那武藤就不知道了。

石原莞尔觉得：华北烽火连三月，连也就连了，上海也打起来，打也就打了，这里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远东最大的港口，攻陷上海后诱逼南京签和约，不是没可能。但如果在这个关口继续进攻南京，就等于把蒋介石逼到了死角，将来再跟中国和谈是一点戏也没了。如果中国真的因此而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日本最后拿什么来赢得这场无谓的战争？

石原觉得这真的是一场无谓的战争。

局面发展到今天，石原不知道日本到底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打中国对日本到底有什么好处？他找不出来。如果说满洲没在手里，那还讲得通。但现在满洲牢牢地在日本人手里，明治时代梦寐以求的生命线已经在握，按石原的观点，接下来该大力开发满洲。他已经说了多少次了，日本最大的对手是苏联和美国，而且现在满洲的形势极为危险：苏联的军力日益增强，在远东边境上，放了10多个师，近1000架战机和超过800辆的坦克。日军在满洲才有多少军队呢？5个师团，200来架飞机，100来辆坦克，这些兵力警备苏联基本没戏。

但现实是：全日本都陷入了癫狂，谁会搭理他一个“怪人”？中日上海鏖战，中国军死战不退，而现在，连天皇也有增兵上海的意思了。

对华东大打，石原虽然不赞成，但又说：如果天皇陛下说要增兵的话，那肯定是要增兵的。说这话时，石原嘴角挂起一丝怪异又难以觉察的笑。

按河边虎四郎回忆，每当石原“提出有把握并且含蓄的警告”时，嘴角就会出现这样带有讽刺意味的怪笑。

石原笑完后，辞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职务。9月27日，负责战术战法的第4部部长下村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高知县人）继任。

这是一个变数。

下村定是继桥本欣五郎、长勇、和知鹰二、武藤章、田中新一、永津佐比重之后，又一名日本陆军强硬分子。

提到这几个人，必须说一下：

七七事变爆发后，尤其是上海打起来后，和知、永津二人都做了第11师团的联队长，桥本被恢复现役做了炮兵联队长，长勇做了上海派遣军参谋，武藤不久后做了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除了田中和下村坐镇东京外，强硬派几乎都被派往了前线。

他们被派往前线，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正常调动，二是被赶到前线，比如，和知鹰二是被桥本群赶走的，而武藤章则是被新上司下村定赶走的。

关于下村，后来一路高升，成为他们这几个人中职位最高的，不仅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晋升为大将，1945年战争结束当月，还被任命为旧日本帝国时代最后一任陆军大臣。

继续说陆军参谋本部那点事儿。终于把石原挤走了，这下好了，大家有了共同语言，不必再天天吵架了。但作为胜利者，也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怎么把前面的仗打好，歼灭中国军主力，使南京屈服。

这时投入上海的日军已达到6个师团加1个支队，这几个师团里最能打的吉住良辅第9师团攻击到苏州河时，死伤就超过了9000人；第101师团伤亡更是过万了，这是日本人没想到的。

中国军队的损失虽然更惨重，但依旧没撤的意思。

现在的情况是：杉山元做梦都想叫中国军队在上海全线撤退。因为七七事变后，他向天皇夸下海口：三个月结束中国战事。但现在都三个多月了，杉山陆军大臣，你是在把天皇当小孩子哄么？于是他天天琢磨着如果天皇问他的话，自己怎么回答。怎么回答呢？敌人十分顽强，日本军奋勇冲杀，正在决战中！这似乎等于什么都没说。

下村比陆军大臣更着急。

但下村没表现出来，此人也确实有手腕，一上任，就对作战部进行了改组：

武藤章任课长的第3课，原本负责制订作战计划，被称为作战课。下村上任后，把制订作战计划的任务交给第2课，也就是河边虎四郎任课长的战争指导课。下村搞这一手，完全是看不惯武藤章咋咋呼呼、不尊重领导的作风。虽然他们两个人同属于战争扩大派，但武藤在石原手下那股不听话的劲头叫下村很讨厌。所以，下村一上任，就把武藤章架空了，留给他第3课的业务，只剩下军事动员和编制了，武藤一下子就老实了。

搞定武藤后，下村开始想：上海之战到底应该怎么办？他必须露一手，否则也不行。陆军大臣杉山元相当于国防部长，属于最高行政长官，而陆军参谋本部可是搞业务的，总长载仁亲王又不管具体的事，新任参谋次长多田骏观念保守，现在都看他的了。上海那边，松井石根已经没招了，除了让他的军队强攻外，没任何有技术含量的办法，这种强攻除了给中国军队杀伤外，根本不能彻底打垮对方。

一句话，局面打不开。

正在下村焦虑不堪时，天皇“开恩”召见了他，本来是个荣耀的事，却把下村吓了一哆嗦，他当然知道那位深居简出、沉默寡言的人要问什么。

其实天皇的问话很简单：下村部长，你新上任，有什么办法在上海降伏中国军队呢？

下村想了半天，回答：正在研究，不日将出方案，到时必定置中国军于死地。

回到参谋本部，下村立即开会，主题就一个：现在的局势下，是扩大华北战事，还是继续增兵上海？

被削了兵权的武藤章，说话声音开始变小，主张两边都打着，认为上海已经放了5个师团，完全够用了，这支军队甚至都可以进行南京攻略了；又主张进一步扩大华北战事，进行山东登陆作战，把华北五省都拿下，用军事手段促成华北自治。

武藤小心翼翼地问：下村部长，您说这样好不好？

下村说：南京攻略？现在说的是上海问题！我告诉你武藤大佐，这不是一个双项选择，而是一个单选，华北和上海两边下同样的力气是不可能的。

一堆课长和部员们开始大讨论，最后也没得出个所以然。

下村说：现在最紧急的是把上海的局面打开，不能再拖下去，现在是跟苏联的关系最危险的时刻，必须早一天结束上海之战！

下村担心在这个关口苏联进攻日本。不仅仅他一个人担心，整个日本内阁都担心。中日开战后，南京那边一直要跟苏联签订互助条约，苏联人怕引火烧身，除了给军事援助和派志愿航空队外，并没想出兵攻击日本的意思。但东京那边，却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按下村定的判断：如果苏联真动手，那么极有可能选择1937年11月底到12月初出兵，所以他认为必须在11月中旬前结束上海的胶着战，否则一旦设想成为现实，那对日本来说是灭顶之灾。

在局面打不开的情况下，第三次增兵是肯定的，除了计划从国内继续派出师团外，下村还打算抽调华北的部队过去。

增兵没问题了，关键是怎么个增法。

下村到底还是有两下子的，瞄着地图，最后把目光凝聚到杭州湾。

杭州湾位于浙江东北，钱塘江从此注入东海，形成一个喇叭般的海湾，湾口宽约95公里。但说实在的，从水文地理上看，后来日军登陆的湾北金山卫，很难说是一个理想的登陆点，因为这里的水位不深，大型舰船不易临岸，1933年，南京陆军大学的一帮学员曾专门到杭州湾勘测水位和地形，不认为有一天日军会选择这里登陆。相比之下，他们认为乍浦是个理想的登陆点，所以后来南京从乍浦到嘉兴修了一道国防线，也就是乍嘉线。

下村在拟订杭州湾登陆计划时认为，如果登陆成功，就相当于从背后捅了中国军队一刀，在这里放上3个师团所发挥的威力，至少相当于从上海正面放上5个师团。正因为如此，登陆部队不作为松井石根的后续部队，而是当作一支独立部队使用。

在这支登陆奇兵里，需要放进战力超群的师团，下村第一个想到的是在山西作战的广岛第5师团，但随之放弃了这个想法，华北毕竟也需要一支像第5师团这样能打的机动部队。下村第二个想到的是同样正在华北作战的熊本第6师团（此时正在河北正定一线追击中国军队），然后是刚刚编成不久的久留米第18师团。该师团虽然是新编的，但跟第13师团一样，底子好。最后，他把同样新编成的宇都宫第114师团也放了进去。这样一来，整个日本国内，就只剩下近卫师团和旭川第7师团两支部队了。

日本人，几乎倾巢而出了。

就这样，第6、第18、第114师团编成第10军，下村提议前驻台湾军司令官、皇道派军人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下村给柳川找的参谋长是田边盛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爱媛县人）。

下村还是不放心，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第5师团身上，从该师团抽出一部分兵力组成支队，由国崎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广岛县人）少将率领，跟上面3个师团一起作战。

杭州湾登陆部队编成后，下村一个命令下去，又把在华北作战的京都第16师团也调去华东（10月30日），让他们在长江边上的太仓选择地方登陆，跟第10军形成夹击之势。至此，上海方面的兵力已完全超过华北，日军的作战重心彻底转移了过去（如蒋介石和陈诚所希望）。

陆军参谋本部通信运输部（第3部）部长塚田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茨城县人）对下村的谋略颇为欣赏，认为下村上任后，中日战局“将为之一新”。

但在登陆日选择上，柳川跟下村吵了一架。

杭州湾大潮是很有名的，日期选择会直接影响登陆效果，日军气象部门向下村提供了一个时间：10月30日夜间登陆最合适。下村希望最晚不超过11月2日登陆。

但杭州湾登陆是个临时计划，所以对柳川来说，这几天的时间根本完不成登陆准备，他在电话里对下村说：如果真的要求第10军在这个日子登陆，那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实际上，直到10月24日，柳川还在佐世保海军基地跟海军的人签合同：海军协助陆军运兵和登陆合同。都这时候了，海军和陆军还搞这一套？必须的，日本特色嘛。在柳川看来，在此后5天里把3个多师团的兵力拉上杭州湾有点开玩笑了，那可不是一把沙子随手撒过去就行。

柳川叫参谋长田边盛武把师团长和支队长集合到佐世保，借了海军的一个办公室，开了第一次战前会议，参加者有从中国赶回来的第6师团长谷寿夫、第5师团第9旅团长国崎登，以及在国内的第18师团长牛岛贞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熊本县人）、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福冈县人）。几个老鬼子一起祝贺柳川出山，用标准的五短身材的谷寿夫的话说：柳川中将一出，上海战局定矣！被认为是日本陆军美男的末松茂治则说：我军出征，应力求神速！田边给柳川拟订的第10军作战方案很简单：登陆后，立即向黄浦江一线攻击，切断沪杭铁路，转战太湖西南，与上海派遣军合围中国军队。

最后，下村和柳川谈妥的登陆日是11月5日。

11月初，第18师团在长崎县的五岛群岛集结完毕，第6师团则集结在朝鲜八口浦海域。当时，攻克保定、正定后，第6师团继续向石家庄一线进击，但10月25日被一个命令调到了山东，从那里上了船，很多士兵以为要回日本了，没想到在朝鲜南边的海域停了两天后，被告知要在杭州湾登陆。11月2日，作为第一波登陆部队，两个师团在济州岛海域会合后，经马鞍群岛直扑杭州湾！

两天后的深夜，日军登陆舰船像海怪一样悄悄抵达杭州湾外海预定地点。

柳川没叫部队摸黑登陆，而是下达了转天凌晨登陆的命令。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与其说日军士兵在作最后的登陆准备，不如说大多数人都在发呆。望着黑黑的海岸线，他们除了兴奋外，更多的是紧张和忐忑。按他们在船上的设想，登陆战将是一番血战（当登陆开始后，他们却发现：实战比演习更轻松）。

秋天的杭州湾静悄悄的。没人知道转天清晨登陆时的情景。视野止处，是北岸金山卫。这处海防重镇，建于明朝。在当年，就是为了防御倭寇。

一夜无话。

1937年11月5日凌晨，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机用500公斤的炸弹对金山卫一线中国守军的滩头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同时，舰炮齐击，泻到海岸线。

柳川一声令下，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分别从金山卫东西两个方向强行登陆。在下船的前一刻，柳川的训话是：一旦登陆，山川草木，皆是敌人！

日军陆续登陆后，柳川分兵两路：第6师团主力和国崎支队攻向30公里外的重镇松江，跟苏州河沿岸的日军合围中国军队；第18师团、第114师团向嘉兴推进，去切断沪杭铁路和沪杭公路。柳川第10军的突然出现，使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日军登陆之日，蒋介石跟顾祝同通了二十多个电话。

张发奎的右翼军警备的地区就是浦东和杭州湾北岸，但由于前两拨日本援军都是直接从上海那边登陆的，所以打着打着中国这边就把杭州湾忽略了，认为如果日本继续增兵仍会选择上海方向，即使不是上海方向，也应该是长江沿岸（陈诚认为日本人新的登陆地点应该是太仓，后来第16师团果然是在太仓境内的白茆口登陆的）。其实，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前，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科长钟桓就得到情报，说黄浦江里的很多日军小火轮悄悄驶出吴淞口，“但去向不明”。这个情报上报后被忽视了。而这些小火轮正是接应日军登陆部队的。

警备浦东和杭州湾北岸的部队，本来有张发奎第8集团军的4个师和1个旅，但上海战陷入胶着后，就陆续把守在这儿的部队派到了上海，当柳川带军登陆时，浦东兵力是很薄弱的，至于杭州湾北岸金山卫一线，仅有第62师的2个连、炮兵第2旅的1个连和一些地方保安队。

日军登陆后，中国这边急忙把钟松第61师调过去阻击日军强渡黄浦江。这时再不从上海撤，中国的几十万军队必定被日军围歼。蒋介石也自然明白。他下了一个令，但这个命令不是叫军队全线撤退，而是叫部队去堵重镇松江。松江该不该去堵，应该去。但上佳之策是：第一个命令堵松江，第二个命令叫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因为这样堵松江的意义才能最大地显现出来。

蒋介石没有立即下第二个命令。很难说他忘记了布鲁塞尔那个会。此时他已把两个外交奇才顾维钧和郭泰祺派了过去，希望争取到国际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制裁。但从几天后的情况看，这个希望完全落空，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会开比不开的效果还要糟糕！如果不开的话，日本至少还不太确定欧美列强对日本出兵中国的态度，但开完后欧美为了自身利益而完全绥靖日本，使日本更加有恃无恐。

军事有时候会折在政治上，而且那时的政治，是虚幻得比月球还远的政治。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上海前敌总指挥陈诚那里，陈诚又打到张发奎那里，后者拿着花名册一翻，这时能调过去增援松江的只有右翼军总预备队吴克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黑龙江宁安人）第67军了。这个军原来是东北军一部，刚从河南风尘仆仆地调过来。张发奎为了表示重视，叫自己的副手黄琪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梅县人）亲自到松江组织布防。

11月5日夜，黄琪翔和吴克仁带人赶到松江，会合那里的守军（郭汝栋第43军残部）和保安队开会，提出松江至少守三天，为随后上海军队的撤退赢得时间。

三天？

到11月8日夜城陷，真的顶了三天，代价是吴克仁军长、所辖师参谋长邓玉琢、两个旅长朱之荣和刘启文，以及大批士兵战死。

吴克仁也是上海战中我方战死的最高军阶的将领。

松江是国崎支队打下来的，此时第6师团主力正向青浦（上海之西、黄浦江上游，是上海通往内地的大门）疾进，去切断中国军队西退之路。第6师团并不恋战，只是堵塞交通要道上的两个点：11日占青浦后，4天后下占昆山。这时候，从另一个方向也打过来一支日军，上去一打听，是吉住良辅第9师团。

打松江时，国崎支队曾派出一个侦察小队，化装成中国军队，夜袭了离松江不远的安亭镇，不料薛岳第19集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了这里，日后湖南战场上的“薛老虎”差点被捉。

说起来，当时情况极其危险。日军偷袭时，薛岳正在接第67师师长黄维打来的电话（此时黄受薛节制），按薛的命令，第67师殿后掩护第19集团军的其他部队撤退，主要任务是扼守苏州河上的泗江口公路桥。黄维正在报告情况，突然听到电话那边枪声大作，薛岳说了声“情况不好”就挂断了电话。在卫兵的保护下，薛岳冲出敌人的火力，乘车奔行时又遭日机扫射，危急情况下，只好凫水脱逃，好不狼狈！

薛岳怎么撤了下来？因为在11月8日晚，蒋介石终于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

那就回到开战之处的八字桥吧。

进入11月后，教导总队第1团和第3团从南京开来，第3团在途中的新桥车站就下车了，第1团在团长李昌龄（黄埔军校1期，山东潍县人）带领下继续前进，开赴八字桥接替黄维第67师。

到八字桥时，已是11月4日深夜，交接完毕后，黄维带部队撤了下来。第1团布置好，转天夜里就跟日军接火了。固守5天后，11月9日傍晚5点过，接到放弃上海的命令。此时，在激战中，李昌龄已经负伤。

这里只说第1团第3营。接到撤退令后，撤退序列是：第10连、营部、迫击炮排、第11连、第9连、重机枪连。最后撤的重机枪连担任掩护任务，撤退时间是晚上7点。由于连长身负重伤，排长李慕超（黄埔军校10期，湖北夏口人）代理连长。

李慕超带战士路过担任掩护的重机枪连时，看到好友、该连排长钱和森（黄埔军校10期，福建闽侯人）。钱和森说：老李，我们掩护你们，祝你们平安。

李慕超握着同学的手，嘴张了张，泪水流了下来。

又有谁知道，这一别竟是永诀！后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钱排长英勇牺牲了。虽然上面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但往哪里撤，并没说清楚。由于第1团是从莘庄（上海西南）转进上海的，所以他们只好先去莘庄。但没走多久，莘庄方向就传来枪声，于是只好折向西北。拂晓时，发现附近都是撤下来的中国军队，大家互相问是哪个部队的，就在这时，传来日军攻陷松江的消息，直到这时，李慕超和第9连的战士们才知道日军已从杭州湾登陆。

各个部队都下意识地往昆山撤。

昆山位于上海、苏州之间，北边是常熟，东北是太仓。

天亮后，李慕超第9连跟随其他撤退部队抵达苏州河上的黄渡大桥，桥只有一座，部队却成千上万，互不相让，挤成一团。

李慕超叫第9连战士互相拉着皮带，勉强挤过桥，经过八字桥激战5天，以及一夜的行军，过桥后一点人数，整个连只剩下70多人了。

此时日军已经发现中国军队开始撤退，所以飞机一波波地来轰炸。

李慕超和他的士兵不愧是教导总队出来的，军事经验比一般部队强，遇到日机轰炸，他不叫士兵们藏进附近的树林，而是叫大家在沟壑纵横的旷野里分散开。面对地面上少量的中国军队，日机一般只进行扫射，在形成扫射角度前，教导总队的士兵就迅速卧倒，利用沟壑进行掩护。对超低空俯冲的日机，则用机枪回射。相反，躲进树林里的部队，则遭到日机地毯式轰炸，伤亡特别大。

李慕超带队到达昆山后，情形好了不少，大家也可以喘口气了，随后转向苏州，教导总队的收容站设在那里。在苏州归队后，李慕超和战士们上了火车，在11月中旬回到南京。但没想到，仅仅三周后，在紫金山下，就又跟日军干上了。

在李慕超带队终于过河的时候，在另一座桥前，最先开到上海的炮兵第10团团长彭孟缉（黄埔军校5期，湖北武汉人）正对着河水大哭。为了阻止日军过桥追击，前面刚刚退过去的一部分军队在桥上布了地雷，那眼前的这些德国战炮怎么过桥呢？最后没办法，彭孟缉下令：推入河中！

由于后撤的中国军队陷入混乱，跟向前追的日军互相交错，形成了三明治，一层夹一层。其间，有个令人扼腕的事发生：

11月9日，在离松江不远处，日军第6师团正往前追着，谷寿夫没把兵力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成好几块，一时互相失去联系，师团司令部进至一个叫佘山镇的地方。当时护卫师团司令部的日军不过五六百人，入夜后，有支上千人的中国军队从上海退下来，欲从余山镇夺路而走，与日军发生激战。黎明时，日军向镇子后面的高地撤退，想占据有利位置，于是司令部一干人往高地爬，谷寿夫这一年快六十岁了，多日行军搞得腿脚也不太利索了，自己爬不上去，就叫身边的人往上推他，他身边的一名下士还没伸手，另一名士兵先扶住了这个日后暴虐南京的屠夫，一手扶着他的腰，一手托他的屁股，总算把谷寿夫推了上去。很快天微微亮，谷寿夫身边的卫兵再看刚才托举他们师团长的那个人，竟是个带着枪的中国士兵！他把周围日军说的日语听成广东话了，以致在夜色中误入了敌军阵营。

如果说中国士兵混入日军中是无意的，那么日本士兵混进中国军中，当然就是有意的了。

很多中国军队需要通过青阳港公路桥往昆山撤，在过去一部分军队后，把守桥头的第87师士兵要炸桥，正在这时第14师赶到了，不叫炸。第87师不听，说我们是奉命执行任务，为了阻挡后面的日军。新任第14师师长陈烈（黄埔军校1期，广西柳城人）一下子就急了，说我们还有一个旅没过来，你们敢炸？！僵持不下时，第87师的人说，你给我们长官打电话吧！但这时候找不到王敬久，于是陈烈就给在昆山负责部队收容的第4军军长吴奇伟打，说现在不能炸，等我们的人过去再炸不迟，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办。

吴奇伟答应后，第87师的人才走。第14师把桥头防务接过来后，又等了一天一夜，撤走了不少部队，但第14师还有一部分伤兵没到，正在犹豫还等不等时，混杂在撤退部队里的日军跳了出来，从桥东头发起突然袭击。陈烈立即下令炸桥，但这时候电机点火装置出了问题，炸药竟没爆炸，而又没留导火索做后手，于是日军一下子冲到桥西头。

当时的情况是，松江虽然重要，但也没重要到决定中国军队命运的地步。而青浦的作用不小于松江。如果决定撤军后，在青浦放上重兵阻击日军，掩护大军收容和转进，仍可以争取宝贵的时间。但慌乱中，青浦的作用被缩小了，只放了少数部队，而松江的作用被放大了。由于中国军队在青浦（到安亭）一线没有强力布防，致使两地轻易失守，随之昆山不保。

夹击之势形成后的第6天，1937年11月11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上海，转天藤田进第3师团开入市区，在已快成废墟的市政厅前举手狂呼，上海至此完全陷落。

后来，很多人抱怨中国军队忽略了杭州湾，使日军轻松登陆。多少年后，回顾那段历史，会发现：能不能作有效防守是一个问题。中国海岸线漫长，而海岸防守仅靠陆军是不够的，必须有海军进行配合。

在当时，中国海军的战力几乎为零，制海权无从谈起，而日本海军的实力却是世界一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的防登陆能力无从谈起。这是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中国唯一能做的，是在海岸线的桥头阵地布置兵力，但正像上面说的那样，由于海岸线漫长，实际上也是防不胜防。从战术角度来说，下村定足以凭借此役名垂世界战争登陆史，在前线的柳川平助也仅凭此一役，盖过了他之前所有军事生涯中的辉煌。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陆续投入近70万兵力，日本投入近25万军队，是截止到1937年为止中日两个民族战争史上投入军队最多的一次会战。八字桥、汇山码头、虹口、杨树浦、江湾、闸北、吴淞、川沙口、狮子林、庙行、刘行、杨行、大场、月浦、罗店、宝山、张华浜、蕴藻浜、苏州河、南翔、浏河、四行仓库……这些地名带着战火与硝烟，在1937年夏秋之季的各个报纸上频繁出现。不但中国军熟悉，日本军熟悉，就是日本国内的军人家属也熟悉。因为阵亡日军的遗物或骨灰寄到国内后，都会写着阵亡的地点。就这样，刘行、月浦、罗店、宝山、张华浜、蕴藻浜、苏州河、大场等地，眼花缭乱地出现在那些家属眼前。

中日上海战之惨烈，对日本来说，仅次于日俄战争。对中国来说，虽没绝后，但却是空前的。在两军格斗中，既有当时最先进的空战，又有最原始的肉搏。在很多阵地战中，中国这边阵亡的士兵重重叠叠，尸体来不及转移，只能充当沙袋做掩体使用。激战中，机枪手战死后，旅长、团长抱过机枪向日军扫射的场面屡见不鲜，像第87师第261旅旅长陈颐鼎（黄埔军校3期，江苏宿迁人）不仅开过轻重机枪，还多次投手榴弹，由此可以联想当时之惨烈。

抵抗如此之激烈，也是很多日军士兵没想到的，他们坐船出海时想的是：把围攻日租界的中国军赶跑，顶多打打街道战。但结果是：在上海的三个月，第3师团、第11师团、第101师团战死士兵都分别超过3500人，第9师团虽被称为上海战中日军最精锐的师团，但战死士兵却超过了5000人，排各师团之首（加上受伤士兵，这个师团超过了1万人，伤亡率接近50%）。而死伤总计排第一的，则是第101师团，多次补充兵员后，累计死伤超过15,000人。算上第10军的损失，整个会战中，日军自仓永辰治大佐、加纳治雄大佐以下战死近20,000人。至于受伤的日军，丧失战斗力的，也达到20,000多人，所以谈到上海战时，最常见的一个数字是：日军伤亡40,000多人。但实际上，如果算上轻伤后重返火线再次受伤的（即累计同一个人受伤次数），并按通常战场上死伤比例推算，日军战伤者接近80,000人次。

上海战中，国民政府先后投入了73个师，除汤恩伯第13军、卫立煌第14军、郑洞国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在华北作战外，蒋介石手下的中央军全过来了：第87师、第88师、第36师、第1军、第18军、第74军、教导总队、税警总团……说到胡宗南第1军，按第14师参谋长郭汝瑰的说法：“即使第一流部队也只能顶七天。胡宗南第一军守刘行，三天就牺牲殆尽。”

在刘行争夺战中，胡宗南指挥部队跟日军血拼，一周过后伤亡惨重，但胡始终没打电话要援军，在那默不吭声地顶着，后来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知道了情况，在电话里对胡宗南说，今天就派部队去换你们，这时候，胡宗南才说：“再不来人，我自己就要拿着枪上了。”以第1军第1师为例，从团长到旅长死伤8人，至于连长一级的，除通信连外，其他多个连长全部因伤亡而换人，部队长尚都如此，士兵们的伤亡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战力的差距，当时平均下来，一场会战后中日双方的伤亡最少是5比1。也就是说，至少付出五条华夏男儿之命，才可搏杀一个鬼子。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超过了20万人，如果算上重复受伤人数，这个数字得翻番。

其中殉国：军长1名，第67军吴克仁；副师长2名，第175师夏国璋、第75师吴国璋；旅长超过10名，包括第88师第264旅黄梅兴、第67师第201旅蔡炳炎、第171师第511旅秦霖、第170师第510旅庞汉桢、第58师第174旅吴继光、第67军第321旅朱之荣、第67军第322旅刘启文等；团、营一级的校官，基本上每个师都伤亡三分之二，至于连、排一级殉国的将士更是不可胜数。

前面说到了中日战力，当时国民政府虽然搞了整军计划，但由于被七七事变打乱，所以开战时军队编制仍比较乱，既有中央军，又有地方军、杂牌军，武器既有国产的，又有进口的，每支部队有一堆牌子。而士兵出现重大伤亡后，在补充新兵时，由于没有征兵制，能把地方保安团补进来已经不错了（到南京战时只能补充壮丁）。日军那边恰恰相反，有独立的军事工业、完整的兵役制，即使一线部队有大的伤亡，也能及时地把具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士兵（完成现役者，即退伍老兵）、后备役士兵（既完成现役又完成预备役者）补充进来，而不用担心战斗力有什么滑坡。

上海大战中，日军采用陆海空协同作战，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火力联发，不仅地面火力能压制住中国军队，最关键的是掌握了制空权，很多中国士兵还没跟日军接触，就已葬身炸弹下。围攻上海市区不得手后，中国军队被投到上海四周狭小的地带，攻又不现实（桂军之反击就不用说了，吴奇伟第4军之张德能第59师，当时也反对防御，率部向日军反击，结果根本打不过去），只好层层防御，陷入被动，伤亡惨重，而撤退时又连失良机。

还有一点：上海战，日本那边指挥简洁，只有两级：派遣军、师团。中国这边一层层就多了：开始时，是战区、集团军、师三级配制。随着赶到上海的师增加，于是把两个师弄在一起，编成“军”（有的军只有一个师）。“军”的增加有必要，但接下来就有点乱了。一些师长被提升为军长（李延年、王敬久、宋希濂、孙元良、夏楚中、俞济时等）后，陈诚为老部下第18军军长罗卓英鸣不平：一下子出来那么多军长，难道老资格的罗卓英还照样当军长么？蒋介石也觉得不好办，不过他是想到了自己喜欢的胡宗南，总不能让他继续当军长吧，于是发话，在“军”之上加了个“军团长”，胡当了军团长（第17军团长），后来罗卓英在陈诚的力荐下，当了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没完：为了“清楚各自的责任”，又搞了“兵团”，把上海的中国军分成三部分：陈诚左翼军、张发奎右翼军和张治中（朱绍良）中路军。同时，又给陈诚安了个帽子：上海前敌总指挥。也就是说，到最后，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分六层指挥：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

关于兵种间配合得不好，前面已经说了，往回撤时，炮兵第10团团长彭孟缉专门找到第9集团军司令部，对作战科长史说发火：你能不能下令叫步兵别扔下我的炮兵就走？！至于步兵和战车部队更是没有配合，步兵认为战车有装甲，还用我们掩护干什么？

尽管问题多多（有的问题是因实力所致而没法避免的），但三个月的上海大战仍值得后人致敬。大战期间，上海和后方的民众以各种形式慰问广大将士，送到前线的慰问品堆积如山，后来由于实在太多了，只好堆在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沿线各站点。在大战中，更有会驾驶汽车的上海青年冒着敌人的炮火，飞车狂奔于前线和市区医院，争分夺秒地救护伤员。9月底，上海战场形势吃紧，杭州方向的第10集团军派所属第19师（师长李觉）增援大场，该师派一部先行，部队到南翔后，旅长唐伯寅（湖南讲武堂，湖南湘潭人）等人要先到大场联络友军，于是就拦住一辆飞驰的卡车，卡车是运送伤兵的，上车后发现：司机是个十八九岁的美丽少女。开始呢，还以为是女兵，一问才知道，是来自上海的童子军，女孩刚刚高中毕业！

一路上，几个部队长视野所及，驾驶汽车运送伤员的，都是青春勃发的童子军。

有这样的少女，有这样的国民，作为这个国家的军人，还能说什么？又如何不与倭寇血战？一时间，唐伯寅等几个部队长热泪盈眶。

就这样，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破灭了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幻梦；同时，为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文化资源的内迁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显示了国家持久抗敌的决心，正如11月11日俞鸿钧市长在《告上海人民书》中所说：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1] 龙骧号由横滨造船厂建造。1929年11月26日开工，1931年4月2日下水，1933年5月9日完工。龙骧号的舰桥是在甲板下方横穿而过的。虽然排水量不大却能够容纳三十架以上的飞机，一般用来支援登陆作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时，龙骧负责单独空袭瓜岛机场，归途中遭遇美军萨拉托加号航母的舰载机袭击，中4弹1雷后沉没。

[2] 1920年，在浅野造船厂开工建造，是日本第一艘航空母舰。于1922年12月建成服役，由于该舰在航母发展史中第一次使用了岛状上层建筑，因而被称为第二代航母，以区别于第一代“平原型”航母，它在“外貌”上已经颇像现代航母了。

[3] 加贺号航空母舰是旧日本帝国海军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原始设计是战列舰，作为“八八舰队计划”的一部分，1920年7月开工，由神户川崎船厂建造。1921年11月17日下水。

[4] 统制派前身，成员包括：金谷范三，南次郎，畑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畑俊六。宇垣派阀脱胎于长州阀却又没有长州阀那样严格的出身限制，因此也被称为“准长派”。

[5] “土”为十一，“木”为十八，该系包括罗卓英、周至柔、林蔚、夏楚中、戴之奇、李树森、霍揆彰、黄维、彭善、陈沛、方天、方靖、胡琏、罗广文等人。

[6] 一块小布片，士兵出征前由妻子或母亲在路人的帮助下一针一针缝制，带上它被认为能在战场上逢凶化吉。

[7] 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前身为1907年12月 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 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 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

第四章 南京！南京！（1937年11月~12月）

恶魔之路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落第二天，一支日军在江苏太仓境内的长江白茆口登陆，因为从大连出发前，士兵们都不知道要去哪儿，所以当看到滚滚的长江时，都大吃一惊。这支部队里，一个叫东史郎的士兵满脸兴奋地对他的中队长森英生说：大尉！这就是传说中的扬子江么？！

这支部队就是以中岛今朝吾为师团长的京都第16师团。

日后施暴南京的第一号恶魔部队终于在华东露面。

中岛今朝吾，这个名字倒也引人遐想，但这时候还没人意识到：他的部队，在整整一个月后的大屠杀中，成为杀戮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极端残忍的中岛本人也超过第6师团的谷寿夫，成为真正的地狱魔王。

中岛这一年55岁，出任第16师团长前，干的是东京宪兵司令官的差事。中日大战开始，第16师团被编入华北派遣军战斗序列，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参加河北省的作战，后被调回大连休整，专门练习登陆战，很快被编入上海派遣军。但在白茆口登陆时，上海已经陷落。

中岛师团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下村定调来的。

虽然比前任石原莞尔更积极，但在上海即将陷落时，下村也不得不嘀咕一下：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惨重，士兵们疲惫至极，再打的话战力是否跟得上？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没坐在作战部长的位子上时，他下村当然可以嚷嚷着放开了打，但现在他已经坐稳当了，就必须得对他谋划的战事负责。为此，他策划了一个广东登陆计划，这样的话，华北控制在手，上海又即将陷落，再打下广州，把中国海岸线一封锁，以华北、华东、华南三线胜利的势态向南京施压，他就不信中国不屈服。所以，1937年11月7日，东京向华东前线发出一个命令：扫荡中国残兵限于苏州、嘉兴连线以东。

这个制令线是参谋次长多田骏的意思，他本人跟石原一样，反对把上海战事再扩大。

也就在这一天，下村定编成了华中方面军，统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松井石根转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但同时还兼着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参谋本部通信运输部部长塚田攻出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武藤章出任副参谋长，当年来华“旅行”的公平匡武出任华中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而上海派遣军主任情报参谋长勇则两边兼着。

华中方面军编成后的第4天，上海就陷落了。这并不出松井石根的意料，出乎他意料的是，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推进的速度，光这样势如破竹地攻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他必须坐下来想一下继续进攻的意义所在。所以到11月14日，他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了一个更具体的命令：所有追击部队以上海派遣军攻至福山、常熟、苏州连线为止，第10军攻至平望、嘉兴、海盐连线为止。

这时候，河边虎四郎又飞到上海。下村明白：战事怎么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地日军的意思，所以他派河边过来探听情况。河边一头钻进华中方面军设在上海大场的司令部。在司令部，河边告诉松井，下村作战部长有意进行广东作战，想从上海战场上调过去一个半师团。对于华东的日军怎么办，河边建议：停止追击战，作个休整。当然也不撤军，而是监视和威慑南京。

松井没表示反对，但又说：如果趁此机会攻克南京，也许会更有价值吧？！

上海战把这个老鬼子折腾得够呛，本来他就奇瘦无比，加上天天熬夜，三个月下来已经蜕了层皮，真正地成了皮包骨，一眼看上去像个纸人。上海战，他的派遣军损兵折将，最后还是靠柳川军团的远线迂回才解决问题。从这一点上看，东京的军部实际上对他的能力已经提出了一个问号。所以，松井想打南京既有公的一面，又有私的一面。公的一面，是想通过攻占中国首都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私的一面，就是想通过打南京咸鱼翻生。因为中国军队从上海退下来后，战力已经下去一大半，这时候攻击南京会比打上海容易得多。

但松井又不得不考虑他的参谋长塚田攻的意见。都说塚田也是个“扩大派”，但实际上此时他不赞成马上打南京，因为日军“非常疲倦”，最重要的是无法保证后勤补给。塚田攻在出任现职前，搞的就是补给运输这一块，在军中也算个专家了。松井和塚田碰出的结果是：攻打南京可以在1938年1月中旬进行。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河边。

河边又见到了武藤章、长勇、公平匡武等参谋。武藤已经当上了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长勇既做着上海派遣军的参谋，又兼着华中方面军的情报主任参谋。两个人对攻击南京“兴趣盎然”。武藤说：一定要打下南京，这样的话中国必会屈服。武藤又趾高气扬了，被打发到前线，他有点因祸得福的感觉，他对河边吹嘘：当我从南京凯旋而归，从东京站进宫拜见天皇陛下时，不要坐汽车，而要坐马车。

就在这个关口，制令线被推进神速的柳川第10军率先突破了！

柳川平助率第10军登陆后，没遭到强力抵抗，第6师团战死500多人，第18师团和第114师团分别战死400多人，国崎支队才战死200多人，刚打出“精神儿”来，所以对东京画出的制令线很不满，将佐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息兵不前，将错失良机。

柳川在设于金山的司令部中陷入了抉择的困境。

柳川曾一度追随荒木贞夫，在永田铁山针对皇道派的军内调动中在陆军省次官的位置上失势，被流放到台湾当军司令官。“二二六兵变”中，远在台湾的柳川和山下奉文、古庄干郎等人一起“奉劝”天皇向叛军妥协，兵变平息后被勒令退出现役。中日战全面爆发后，上海战局陷入胶着，东京那边急需能打仗的干将，在这种背景下柳川被起用。

他想：现在，南京在前，旭日旗进中国首都是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日本的迷梦。他柳川很有可能成为这一百年迷梦的实现者，怎么能停止追击半途而废？

11月13日夜，一直跟随第6师团追击的第10军作战参谋池谷半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3期，静冈县人）返回司令部，向柳川报告的消息是：追击异常顺利，中国军已趋于崩溃。他特别举了谷寿夫被一个中国士兵当成自己人的例子，这说明中国军队已陷入极大混乱。

柳川立即召开幕僚会议。

日本军中的参谋会议分两种：一是阁僚会议，即军司令部达到一定军衔和职务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平时就开这种会议，但也不总开，因为主任作战参谋拟订的计划，通常都会在军司令官和参谋长那里顺利通过。但如果通过不了，或出现新的重大战况，军司令官就会召开幕僚会议。所谓幕僚会议，就是参加者不分军衔和等级，人人都可以发言。

在幕僚会议上，除柳川外，参谋长田边盛武、作战课长藤本铁熊、作战主任参谋寺田、作战参谋池谷以及一帮小参谋乃至尉级的部队长都搬了个凳子坐好了。

会议内容很简单：要不要向南京追击。

虽然柳川叫大小参谋们畅所欲言，但实际上最后发言的，只有藤本、寺田、池谷。前一个主持会议，后两个人在发言中一致建议：突破制令线。

柳川一言不发。

11月15日，上海的松井和东京的军部接到柳川的电报，内容就不用说了。塚田攻在回电中质问：后勤补给怎么办？

藤本铁熊的回复是：弹药没了，就打白刃战！

塚田又问：粮食没了？

藤本铁熊回答：就地“征收”。

就这样，第10军冲了过去。

此时上海派遣军的新任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还没到（12月2日到任），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还暂时兼着上海派遣军的职务，他慌忙召集塚田攻、武藤章、饭沼守、公平匡武、长勇等人碰头。

塚田攻还是那个观点，不反对进攻南京，但反对立即进攻南京，他认为柳川平助在没任何补给保证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攻向南京一定是疯了。他说：现在冬天快到了，但日军自登陆以来穿的还是夏装，要想攻略南京也行，至少先把十几万套冬季军服发到前线。华东河流密集，桥梁都被中国军破坏了，河面超过50米宽就没法用竹梯搭建浮桥了，很多部队已经在田野里寻找棺材板啦！

塚田攻说：最重要的是粮食问题，上海之战，战线拉得还不长，补给可以由军中完成，即使这样战壕里的士兵每天只能定量吃干面包片，把战线拉到南京，补给怎么解决？第10军显然只想着军功了。

饭沼守和公平匡武认为塚田的担忧有道理。但塚田攻的话给了武藤章和长勇刺激。

长勇说：柳川是想夺上海派遣军的胜利成果吧？断不能坐视！上海派遣军必须加速行动，打破制令线，抢在第10军前面攻占南京！

武藤章说：攻占南京后，即使不能迫降中国，也会使蒋介石政权成为一个地方政权！

武藤的后一句话叫松井的心猛地一动。

松井出征时曾对杉山元说，打垮蒋介石政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退一步说，即使不能彻底将其打垮，那么也会如武藤所说，令其变成一个地方政权。从这个角度说，上海陷落后乘胜攻占南京确实有“最大价值”。至于塚田说的当然也有道理。不过，松井认为：日本军补给有问题，中国军的问题更大，现在是大溃退的状态，如果不顺势进攻，就等于让中国军有了喘息之机。

但东京那边毕竟还有命令，是否跟柳川一样对那道制令线视而不见？他老松井得琢磨琢磨。

只说在东京主持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次长多田骏，当他得知自己拟订的制令线被第10军突破后，非常恼怒，这简直不拿他当回事嘛！

多田向松井下命令：第10军必须退回制令线。

长勇直接给东京回了电：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必须进攻南京。这就是明显地顶牛了。这段时间，长勇即使在睡觉说梦话时，也像个神经病一样不断地喊：“突击！突击！”这还真不是个八卦新闻。

松井又亲自给多田发了一封电报，他不像长勇那样不耐烦，而是多解释了几句：从包括第10军突破制令线在内的情势看，向南京进军是当前唯一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迫使中国投降，一举解决中日问题，否则中国人将获得喘息的机会，从而恢复并加强战斗意志。

在华东前线的日军蠢蠢欲动时，东京设立了大本营（11月20日），直接指挥华北和华东的作战。大本营是战争期间日本最高指挥机构，天皇本人亲临。日本第一次设立大本营，是在日清甲午海战时；日俄战争爆发后再次设立大本营，现在是第三次。

虽然多田的态度很坚决，但由于柳川军团突击后加快了中国军队的溃败，所以陆军参谋本部的大多数人都开始倾向于攻略南京。在11月24日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总算出面的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当着昭和天皇的面，说进攻南京势在必行。

天皇点了头。

制令线就这样被废除了。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像一个个前例一样，追认了前方部队的擅自行动，南京战至此拉开序幕！

1937年12月1日，大本营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在海军第3舰队的配合下，攻占中国首都南京。

这个命令是多田骏亲自从东京带到华东的。多田不是反对进攻南京么？的确。所以，大本营会议后，受载仁的委托，下村定奉命做多田的工作。下村连续说了4天话，到11月28日，多田才松口：事已至此，我同意吧。

为了表示高姿态，多田亲自飞到前线传达命令。

松井拿到命令后“很欣慰”（松井自己在日记里写的）。但紧接着来的第二个命令，就叫他有点茫然了。这个命令就是叫他把兼任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位子让出来，由昭和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亲王接任。松井虽然老，但并不糊涂，虽然他名义上是华中方面军司令官，辖着柳川第10军和朝香宫的上海派遣军，但实际上多少有点被架空的意思。显然，东京对他在上海的表现并不满意。老鬼子一着急，肺病又犯了。所以在推进到苏州后，松井的司令部就没再向前推进，他本人最终留在了苏州。

实际上，参谋长塚田攻成为南京攻略计划的具体拟订者（在武藤章、公平匡武和长勇的帮助下）。

这个计划就是：上海派遣军负责正面追击，在追击中派出一部抢先渡至江北，堵截中国军队北撤之路；第10军迂回向南京攻击，途中分兵芜湖，切断中国军队沿江向西之路。

南京攻略一开始，除了伊东政喜第101师团主力留守上海外，日军其他8个师团和2个支队全部涌向南京方向。

第一个需要提到的，不是那两路直接围攻南京的日军，而是一支在外围迂回的部队：久留米第18师团。很多人认为这个师团参加了南京战和随后的大屠杀，其实没有。

柳川第10军突破制令线后，合击了浙江长兴（京杭公路在此分岔，一条向北经江苏宜兴到溧阳；另一条向西，经浙江泗安，过安徽广德、宣城、芜湖，最后到南京）。第114师团沿太湖南岸，经宜兴、溧阳一线攻向南京；第6师团、第18师团和国崎支队走的是长兴、泗安、广德一线。计划攻占广德后，第6师团、国崎支队走郎溪一线。在郎溪再次分兵，国崎支队直趋当涂，渡江去切中国南京守军北退之路，第6师团则继续向南京追击。第18师团则从广德，经宣城，围芜湖。芜湖是南京西的重要卡子，拿下这里就意味着从西面切断了南京守军的退路。从这个角度说，第18师团的任务是关闭“地狱之门”。

也就是在广德一线，第18师团遇到一路辗转而来、在大冬天还穿着草鞋的川军。

七七事变后，刘湘在南京开全国高级将领会议时，甩下话：一旦全面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当时把很多人震了。进行全面抗战，对一些地方派阀来说，可在南京伸出的手腕下喘口气。但别忘了，是剑就双刃，对蒋介石来说，这也是一个收服各省实力派的大好时机。

其实川系比桂系还难整治。

别的先不说，就光说地广人杂、派系林立这一点，就能把打四川主意的人搞晕。也有人说了，正好可以利用派系林立搞各个击破啊，蒋委员长最擅长的不就是搞分化吗？没错。但问题是，川阀现在是乱到能让你一看就有打退堂鼓的想法的地步。

川阀之乱跟最早搞防区制有关。所谓防区制，就是各处川军按驻防区划拿地方税款，或者这样说，地方的军权、政权和财权，都是独立的，这导致川阀们为了争地盘一战再战，从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到1933年，川阀混战近500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川阀各将领还按毕业的地方划分敌友，从保定军校出来的，跟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出来的，会各不相让，打了多少年，最后刘湘才胜出。

南京会议后，刘湘率军出川（11月22日第3次到南京开会，后因病到武汉治疗，1938年初去世，其死也成为一个谜团，后面我们会说到），被任命为第7战区（江苏太湖以西、浙北和皖南）司令长官。虽然他甩下出兵的话，但最后还是向蒋介石要条件：军队可以出，但中央政府得拨给川军500万元作为军费。刘的想法是：川军出川，军费自然由中央拨。中央拨没问题，但500万元这个数字有点过了。

无论如何，川军（不包括从贵州出发的杨森第20军等部队）出川了，被编为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兼，副总司令唐式遵，辖第21军、第23军）和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辖第41军、第45军）。第22集团军经陕西开赴山西，第23集团军在成都誓师后，乘船顺长江而下，辗转开赴华东。

此时，杨森第20军已先一步从贵州出西南，在淞沪，为川军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第23集团军主力在11月下旬抵达华东，一部守长兴，但很快失守，另一部所守的广德就成了众人关注的地方。

广德，咽喉也。

站在咽喉上的，是川军第21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行伍出身，四川资阳人）。

当年川军出征，场面是很激奋的。很多川军将领都觉得，在国人眼里：他们只会窝在省里打内战，但现在国家有难，川军可以顺流出川、马革裹尸么？

饶国华在家乡跟亲友告别时说：都言我川军只好内战，也确实打了那么多年，在此国难之际，深感惭愧。此次率军出川，抱必死之决心，当血战倭寇，不负两川父老恩情。

第145师出川时是9月初，本欲开赴淞沪战场，但到南京时上海已陷落，11月24日，当饶国华率部（缺一旅）奉命开至安徽广德阻击日军时，浙江泗安也丢了。所以，刚站住脚不到一天，日军第18师团就打过来了。

第18师团的士兵主要来自福冈县，师团长牛岛贞雄六十多岁，比松井石根还大，也是这几支部队里最老的一个师团长，他的参谋长是小藤惠大佐，辖上野龟蒲少将第23旅团、手冢省三少将第35旅团，分别辖野富昌德大佐第55联队（来自大村）、藤山三郎中佐第56联队（来自久留米）、片冈角次中佐第116联队（来自小仓）、小堺芳松中佐第124联队（来自福冈），以及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部队。

对日后成名东南亚的第18师团来说，此时也谈不上多有作战经验，因为师团两个月前才重新组建。

牛岛的前锋是来自片冈角次第116联队，这个联队自登陆后一直冲在前面，从长兴到泗安，随后又袭击了广德的前进阵地界牌。

日本人必取广德，不仅因为该地位置重要，还因为这里有中国军队的机场。中国军队守广德，更主要的因素在于争取时间，掩护从上海撤下来的军队向安全地带转进，所以蒋介石直接给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唐式遵（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仁寿人）下命令：打到一兵一卒，也得固守广德，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撤退。

袭击界牌后，片冈放过去两个中队，直扑广德机场。

史上的广德机场争夺战，是川军出川后打的一场恶战，饶国华带人跟片冈联队搞了几个回合的争夺，机场屡次易手，日军伤亡不小，川军更是惨重，饶国华也受了伤。但几天过后，机场还抓在我手。

不过整个形势却没法逆转，日军的坦克、军车、骑兵不断从长兴、泗安方向开过来，飞机也开始对广德进行轰炸。

片冈角次只是个中佐联队长，但已经五十多岁了，如果摘了钢盔，像个传达室的大爷。这个混了半辈子才混到中佐的老鬼子，倒也深得迂回心得，所以在打广德前，先派过去一个中队，把通往宣城的公路拦腰斩断了。虽然兵力很少，一百来人，但这时的情势是：中国后面的部队，基本上没力气再往前冲了，所以广宣公路被少量日军切断后，宣城方向的中国军队没有重新打通这条交通线的意思，于是固守广德的第145师立即成了孤军。

饶国华只好封锁泗安到广德的公路，动员全部可动员的民众，除了木桩乱石外，把周围人家的桌椅、板凳、水缸等所有能搬出来的东西，都砸在了公路上，并在公路两边松林里放了部队，打了日军一个埋伏，20多辆军车被毁。

这时候，日军后面上来一个步兵炮小队。

日军步兵炮小队平时的任务是：当前面的步兵乱了阵脚退下来时，他们在距离第一线步兵500米左右的后方布置阵地，用炮火支援前面的日军。

前面我们说过，在日军的兵役制中，除了现役士兵外，还有预备役和后备役士兵，这两种士兵都是退伍老兵（区别前面已说），是属于有军事经验的。同时，日军还有补充役士兵。什么是补充役士兵呢？就是年龄和身体素质合格，但由于当年的征兵数额已满而没能入伍的人。一旦前线出现重大伤亡，就会把这些补充役青年顶进部队，这些人跟老兵不同，他们的军事经验，只来自被征召后短时间内的强化训练。

下面过来的这个步兵炮小队就由补充役士兵组成。

炮兵是个非常讲求技术的兵种，没一段时间是练不出硬本领的。拿片冈联队的这个步兵炮小队来说，这些补充役士兵是在出征前十来天才开始学迫击炮知识的，所以很多都是菜鸟。在前面的日军被打了埋伏后，这帮菜鸟开始满头大汗地摆弄迫击炮，费劲地打出了十几发炮弹，但还真就把川军震住了。饶国华手下的一个团长没撑住，见日军开始放炮，便慌忙带着部队撤了，饶国华气得不行，只好带人退向广德。

饶国华的师本来就没多少人，开到广德时还欠一个旅，几场惨战后能调动的就剩下两个营了。饶国华向上边报告，军长潘文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仁寿人）的回答很冷酷：人在，广德在。

潘文华的上级唐式遵此时又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守广德，不用胜利，多守一天，就是大功！

唐式遵对潘文华说：守吧。

饶国华又回到前线，一个反击下来，身边已经不足一个营了。

跟进的日军则向广德潮涌。

人在，广德在。那么广德要失了呢？自杀前，饶国华叫敢死队摸到广德机场，把机场点着了。

11月30日，太阳落山，饶国华叫警卫员给自己找了条地毯。他坐在旷野的黄昏里，拔出手枪，顶在右边的太阳穴上。

广德机场上空黑烟滚滚，连环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动着远山。

一声枪响，将军殉国，日军的坦克冲进广德城。

与此同时，两路直接进攻南京的部队：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和柳川平助的第10军已经展开竞赛，有点像日本古时著名的宇治川之战中两武士佐佐木高纲和梶原景季争夺头功的传说。

东路：山室宗武第11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以及重藤千秋支队，沿京沪铁路和公路进攻；

中路：藤田进第3师团、吉住良辅第9师团，沿京杭公路进攻；

西路：谷寿夫第6师团、末松茂治第114师团、国崎登支队，沿太湖南岸包抄北上；

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逆江而上，进攻南京。

野战重炮第5旅团（旅团长内山英太郎）、野战重炮第6旅团（旅团长石田保道）和陆军航空第3飞行团（司令官值贺忠治）协同作战。

还记得么，东京一度有个广东登陆计划，松井答应从上海调给他们一个半师团，就因为这个，山室宗武第11师团和重藤支队停了下来，没继续向南京进攻。但后来广东登陆计划又取消了，于是两支部队开到台湾休整。但第11师团没全停下，留下一部编成天谷支队（天谷直次郎少将），在东路与第13师团、第16师团一起，继续沿京沪铁路向南京方向进攻，后渡江北上袭取扬州。

其余部队中，第13师团主力、第18师团、第3师团主力负责外围作战，到最后，直接进攻南京的日军只剩下：第6师团、第9师团、第16师团、第114师团、第13师团山田支队、第3师团第68联队、第101师团骑兵第101联队，以及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

先大致看一下这几支部队的攻击路线：

第16师团：编成于京都，士兵来自京都、三重县、奈良县，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参谋长中泽三夫大佐，辖草场辰巳少将第19旅团、佐佐木到一少将第30旅团，分别辖片桐护郎大佐第9联队（京都）、大野宣明大佐第20联队（福知山）、野田谦吾大佐第33联队（久居）、助川静二大佐第38联队（奈良），以及笠井敏松中佐骑兵第20联队、三国直福大佐野炮兵第22联队、今中武义大佐工兵第16联队、柄泽畔夫中佐辎重兵第16联队。

中岛带着他的师团从太仓白茆口登陆后，经常熟、无锡、常州、丹阳、句容、汤山、麒麟门、仙鹤门进逼紫金山。

向南京进攻是临时决定的，导致这一行动缺乏后勤保障，日本军司令部下达了“就地征发”的命令。也就是说，日军在行军中得自己解决口粮问题。所谓“就地征发”就是抢劫。伴随着抢劫而来的，是杀戮、强奸和纵火。用日军的话说：“就是为了让对方感到敌人来了！”

通往南京之路，渐渐变成一条血路，模糊了历史的镜头。

1937年11月26日，第16师团占领无锡，废墟上，日军部队长击掌相贺，屠城暴行随之发生，至少2000名中国平民被杀害。在这一天，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进入无锡城，和他的部下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合影留念。照片上，身穿大衣、拖刀侧身而立的中岛，笑容狰狞，正在和站在他对面的佐佐木说着什么。后者全副武装，头戴钢盔。

三天后，第9联队占领常州，暴行再起，4000多名中国平民遇难。

城市如此，乡村也一样。进入华东后，城乡大街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抗日宣传标语，按日本士兵的说法：“中部支那的抗日思想非常坚决，对他们不能手软，想杀就杀，想抢就抢！”

通往南京之路上，日军每进占一个村庄，必定先把村民尽数屠杀，然后才在村中宿营。在离去前，则将该村彻底烧毁。

第16师团第20联队士兵东史郎在日记里记载了这样一段残暴往事：

我们立即扫荡了村子，抓来了五男一女……被绑在树上的人，有的被刺死，有的被斩首，有的被射杀。我们对其中一对青年男女很感兴趣，所以把他们放在最后处死。“把这个女人从男人身边拉开！”中队长下令道。一个士兵扳开女人的手，使劲地把她拖开。另一个士兵“嗨”的一声，用刺刀刺进男人的胸膛。女人“啊”地大叫一声，发疯似地冲过去，紧紧抱住男人，哭了起来。她号啕大哭，好像要吐出血来。真是个非常动人的戏剧性场面。不一会儿，她把紧紧地埋在男人胸口的满是泪水的脸抬起来，冲着我们怒目而视。她怀着对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即将失去生命的男人深深的爱，怀着对我们的刻骨仇恨，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说：“刺吧！”不，应该说是她严厉地命令着我们。一个普通女人俨然像将军一样以巨大的威严命令我们！又是“嗨”的一声。女人“呜”地倒下了，像保护恋人一样倒在男人的胸膛上……我们当即在村子里放了火，接着便向另一个村子进发了。

更残酷的是，血腥屠杀过后，东史郎对乡村景色作的诗意描写：

辽阔的大地上黄昏来临，通红的巨大的夕阳勾画出令人心醉的自然的美，我们陷入梦幻般的境地。夕阳隐没在远方的树林中，放射出金黄色的光芒，奔流的云彩在光芒中流动，极为壮观。大自然的父母发出这慈爱的光芒，照耀着大地上的一切，照耀着敌我双方。夕阳渐渐地进入夜幕，远方的树林消逝在黑暗中。不久后，麦田上空孤零零地浮起宝玉般的光辉，五匹马拉着的木板车卷起漫天的尘埃，那钓鱼竿似的长鞭不停地在马的耳边挥动，叭叭声在空中回响，马飞快地奔向树林。除了远处的犬吠声，什么也听不到。在这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越过一望无际的麦浪，长龙般的队列响起进军曲，那是炮兵用口琴吹出的曲子。这是多么令人感怀而难忘的场面啊……

就这样，向南京攻击的日军一边残酷地屠杀着中国平民，一边自我陶醉地行进在异国乡村美丽的背景中。

把这种残暴推向高潮的是第16师团片桐联队的两个少尉：野田毅（后改名野田岩），时年25岁，鹿儿岛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49期，时任少尉副官；向井敏明，时年26岁，山口县人，时任少尉炮兵小队长。11月下旬，二人在无锡横林镇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从无锡到常州，向井刀劈56人，野田刀劈25人。在常州车站，二人碰面，报出“战绩”。12月初，丹阳陷落，野田岩又劈杀了40人，达到65人；向井劈杀的人数则增至86人。《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铃木、光本、安田以“百人斩竞争之两将校”为题对二人进行了跟踪报道。

日军的残暴程度，随着与南京的距离慢慢缩短而上升。

1937年12月3日后，丹阳、句容、汤山相继陷落，到9日，大野联队、野田联队主力抵达紫金山下。东史郎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前进了大约两里路，看到在石头路标上写着“南京市”三个字。我们就像碰上追踪了5年甚至10年的敌人一样，精神为之一振，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这尺把长的石头路标，简直是我们的辛苦、死亡和鲜血的结晶。我们走得更欢了！

再说第6师团。这个师团编成于熊本，士兵来自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九州是日本的主要矿产地，该地居民皮肤黝黑，民风凶悍。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参谋长下野一霍大佐，辖坂井德太郎少将第11旅团、牛岛满少将第36旅团，分别辖冈本保之大佐第13联队（熊本）、长谷川正宪大佐第47联队（大分）、冈本镇臣大佐第23联队（宫崎）、竹下义晴大佐第45联队（鹿儿岛），以及猪木近太大佐骑兵第6联队、藤村谦中佐野炮兵第6联队、中村诚一大佐工兵第6联队、川真田国卫大佐辎重兵第6联队。

第6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先是血洗金山，随后强渡黄浦江，一部攻占松江，主力攻占青浦、昆山，在松江时进行了大肆屠杀。按西方记者的描述，在往昔繁华的松江，在第6师团（和国崎支队）过后，几乎很难看到活的中国人的影子。

随后，第6师团经嘉兴、湖州、长兴、泗安、广德、郎溪，越牛首山，攻至雨花台。拿到第10军参谋长田边盛武的作战计划后，谷寿夫奸笑一声，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师团有了第一个陷落中国首都的可能。当时，第18师团长牛岛贞雄则感到“极度懊恼”：连战斗力不强的第114师团也去进攻南京去了，他的部队却只能向芜湖转进，在外面作着策应。

第6师团登陆后，没遭遇什么激烈的战斗，但对中国平民的杀戮却并没因此而收敛。谷寿夫通过他的参谋长下野一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东京人）向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所遇一切中国居民，无论老幼妇女，应尽皆处决。”

刺刀上的旭日旗，血色越来越浓重。

第三个说第9师团。编成于石川县首府金泽市的这个师团，士兵来自石川、富山、福井。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参谋长中川广大佐，辖秋山义允少将第6旅团、井出宣时少将第18旅团，分别辖伊佐一男大佐第7联队（金泽）、富士井末吉大佐第35联队（富山）、人见秀三大佐第19联队（敦贺）、胁坂次郎大佐第36联队（鲭江），以及森吾六大佐骑兵第9联队、长芹川秀大佐野炮兵第9联队、野中利贞大佐工兵第9联队、三田村正之助大佐辎重兵第9联队。

上海陷落后，第9师团沿京杭公路向南京追击，11月19日，跟第3师团陷落苏州后，吉住良辅分兵两路，以第6旅团横渡太湖，第18旅团沿太湖北岸趋无锡。到了常州附近后，两支部队会合，经金坛、天王寺、索墅镇、湖熟镇、淳化镇，前锋尾随中国军队，第一个追到南京城下。

再说第114师团。编成于枥木县首府宇都宫，士兵来自枥木、茨城、长野、群马。这个师团由第14师团的预备役士兵编成，很多高龄老兵，虽然具有军事经验，但兵油子多，作战时未必多勇猛，杀戮、强奸平民时却一点也不落后。师团长末松茂治中将，参谋长矶田三郎大佐，辖秋山充三郎少将第127旅团、奥保夫少将第128旅团，分别辖山田常太中佐第66联队（宇都宫）、千叶小太郎大佐第102联队（水户）、矢崎节三中佐第115联队（高崎）、山本重德中佐第150联队（松本），以及天城干七郎少佐骑兵第118联队、大冢升中佐野炮兵第120联队、野口胜之助少佐工兵第114联队、中岛秀次少佐辎重兵第114联队。

第114师团登陆后，经嘉善、嘉兴、平望镇、湖州，再沿太湖南岸北上长兴、宜兴、溧阳、溧水，激战秣陵关，抵达南京郊外。

除了上面这4个完整的师团，还有3支部队攻向了南京：

第13师团山田支队：师团编成于仙台，但这个支队是以两角业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长野县人）为联队长的第65联队和野炮兵第19联队（横尾阔中佐）为基干拉起来的，士兵来自福岛县的会津若松，支队长山田栴二少将（第103旅团长）。在向南京进攻的途中，第13师团先陷落江阴要塞，再陷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破城后屠杀3000多中国平民，最后第13师团主力和第11师团天谷支队渡江围攻扬州，留下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向乌龙山、幕府山进攻。

第3师团第68联队：师团编成于名古屋，这个联队的士兵主要来自岐阜县，就是在上海打宝山的那个联队，联队长鹰森孝大佐，辖金田长雄少佐第1大队、胜屋福茂少佐第2大队、中岛嘉喜少佐第3大队。上海陷落后，第3师团跟第9师团打下了苏州，随后该师团主力和松井石根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屯驻下来，只派出了鹰森孝的部队作为先遣队协同第9师团作战，继续向南京追击。

第101师团骑兵第101联队：编成于东京，以第1师团骑兵联队的预备役士兵为主体，联队长大岛久忠大佐。这个骑兵联队协同第16师团作战，向南京的行军路线也跟第16师团一样。

日军的骑兵联队由两个骑兵中队（每个中队120匹马）和一个机关枪小队组成。往骑兵里放机关枪小队，是日本人的创造，第一个这样搞的是秋山好古（帮东乡平八郎打败俄国舰队的参谋秋山真之的哥哥）。当时，秋山好古的这个创造，使他的骑兵在跟沙俄哥萨克骑兵的会战中取得大胜，好古后来也被称为“日本骑兵之父”。但所谓的机关枪小队，实际上只有两挺机关枪。进入现代战争后，从战斗力上来讲就非常薄弱了。所以，后来日军就不怎么重视骑兵了，骑兵的任务也就从秋山好古时代的阵地突击，变成了打下手的搜索、警戒、从侧翼掩护步兵进攻，或临时弥补步兵间的空当。

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辖八重山号、比良号、势多号、热海号、安宅号和鸟羽号等战舰，司令官是近藤英次郎，率舰逆长江而上，向南京下关码头进攻。

前面讲到过，日军师团平时只有12,000人左右，战时达到约22,000人。考虑到第114师团为战争爆发后新编的特设师团，兵力是少于第6师团、第9师团和第16师团的，而且上述几支部队尤其是第9师团在上海作战时伤亡惨重，多次补充仍没达到定额，所以直接进攻南京的日军，在七八万人左右，不会超过10万人，而并非很多人认为的15万人。

南京围城

上海开打后，决定全面持久抗战的中国进入了紧张、悲壮又倔强的大迁移中！

当然不只是政府机关向华中、西南内地迁徙，还有文化、教育和工业的迁移。

1933年初，山海关失陷后，北京天津暴露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南京将故宫的文物装了一万多箱分批南运。中日开战前，这批瑰宝从上海秘密运往南京朝天宫库房。为保护国宝的安全，上海开打的转天，政府派专人在军队押解下将其分批运往大西南：第一批80箱文物精华经长沙入川；第二批7286箱走陇海铁路经陕西入川；第三批文物的运送最为惊险，在12月5日南京陷落前一周，一共9369箱文物走水路经武汉入川。

故宫的文物是华夏五千年文明之精华，可谓名副其实的无价之宝。漫长的护送途中，一路上的紧张与惊险，是我们万难想象的。

这些华夏文明之血脉的转移入川，实际上比天津东局子飞机场之战中用大刀砍日机的场面更悲壮：中国人，为民族血脉之生存，为文化血脉之延续，跟企图亡我而后快的军国日本，真的拼了。

上海、南京、杭州等东南沿海城市的工业大迁移也在紧张进行中。

战前经国民政府十年建设，现代工业、金融、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初现成就。有人对所谓“黄金十年”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如果想想那个年代的中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搞建设的，就应该对十年中工业增长率平均6.7%的数字怀有敬意。

在工业建设中，南京最看重交通建设，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那个年代，交通除了关系经济外，更关系国防。开战前，中国的铁路有平汉、粤汉、津浦、正太、胶济、同蒲、浙赣、陇海等十多条大动脉，新建铁路超过2万公里。苏、浙、陕、湘、桂、川、黔、滇、粤、闽等多个省份的公路网也已经通车，新建公路则超过8万公里（“八一三”前后，确实发挥了不错的运兵效果）。

上海开打后，军政部长何应钦牵头搞战略资源的转移，其中工业资源是重头部分。怎么把沿海的工业迁到大后方，是政府必须考虑的。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1937年中国的3800家现代工厂，有3300家在沿海城市，其中上海又占了1200多家。

人要走，买张火车票就行了，但迁个工厂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尤其是重工业厂。按资源委员会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回忆，当时迁一个厂，必须做到这些：动迁、选择、拆卸、装箱、报关、运输、保险、设站、检验、接收、未复工前工人安置，此外还要面对临时出现的各种问题。

但就是这样，经万水千山而又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工业星夜兼程地向大后方迁移着，为中国的现代工业保留了最宝贵的薪火。但也有很多工厂不愿意走，无论怎么动员，他们就是听不进去，这些工厂主的想法是：就算日本人来了，他们不也得需要这些工厂吗？他们就不吃饭，不用商品了啊？

总之，该走的，能走的，都在向着华中和西南大后方转移，因为日本人已经追过来了。

上海跟南京间的太湖北岸有两道国防线：第一道是吴福线，第二道是锡澄线。按新上任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接替去山西帮助阎锡山的黄绍竑）和作战组组长刘斐的想法，上海退下来的军队，利用这两道国防线作有次序的撤退。

军令部拟订的撤退计划是：陈诚的左翼军殿后，张发奎的右翼军和中路军先撤。但操作起来却有一定的困难，也就是说兵败如山倒的事情发生了。

在上海苦战3个月的中国第3战区的士兵们拥挤在通往后方的公路上，信息不通，指挥混乱，很多士兵找不到长官，只好各行其是，过完桥就炸桥，也不管后面还有没有友军。天上有日机跟踪轰炸，地面上的日军跟进速度又非常快，往往是中国军队撤退到一个阵地后还没喘口气，日军的前哨就已经跟过来了，不得不再一次撤退。

即使有的部队比较镇定，想利用这两道国防线抵抗，但由于他们大多是从别的省份赶过来的，不熟悉江苏的这两道国防线，手里也没有地形图。更要命的是：这两道国防线，主要由碉堡和各种掩体构成，但碉堡的铁门钥匙掌握在当地保长手里，仗一打起来，很多保长就找不到了，拿不到钥匙，碉堡也就成了废物。有些碉堡终于打开了，跟日军一接火发现：碉堡基本上建在了阵地正面，忽略了侧面，建在正面的都高出地面一米多，目标过于醒目，以致一些部队长认为：这些碉堡在机动性和安全性上还没散兵壕来得实用。

吴福线和锡澄线终成影子防线。

中国军队退一步，日军进两步，仅从心理角度上讲，这样的战斗已经没办法打下去了。尤其是柳川军团，鬼得很，数路并进，多点迂回，而且时不时地叫日军化装成难民，在迂回中进行迂回，搞得民心大乱，比如要地平望镇还没失守时，在平望后面（以西15公里）的震泽镇就被日军便衣队袭击了。

在这种态势下，上海、南京间的重要城市先后沦陷：1937年11月19日苏州失守，26日无锡再陷，29日日军开进常州！南京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上海开战后的第二天，木更津航空队的20架“九六”式轰炸机从长崎基地起飞，长途奔袭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从那一天起，南京终于也闻到了战争的气息。在当时，南京被日本视为反日中心。在大街上，到处写着这样的标语：破坏抗日活动即是反革命！

上海陷落后，日军加大了对南京的轰炸。在空袭南京时，刺耳的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上海开战后，中国空军虽然打得很好，出了不少王牌飞行员，但无奈飞机数量有限，损失一架就少一架，开战一个月后中国这边的空军力量就不行了。此时分散在句容、扬州和笕桥的三个大队残余的飞机已全集中在南京光华门外的大校场机场（此时来了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日机不仅天天来南京轰炸，还开始嘲笑起中国空军，轰炸完了不立即飞走，而是做起了飞行表演。见此情景，刘粹刚大怒，钻进2401号战机，几个回合下来，在南京上空击落了新田慎一海军少佐（鹿屋航空队飞行队长）的座机。

上海陷落当日，政府发表了《告南京市民书》，讲述当前的紧急局势，开始疏散南京居民。

此时南京有人口一百万出头。疏散工作进展缓慢。陆续离开南京的，除了各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家属外，就是有权或有钱的。他们主要顺长江而上撤往武汉。所以下关码头天天船来船往。很多南京人想走，但对平民来说，这时候自然是一票难求。其实，直到这时候，不少市民仍不相信日本人会打过来。还有一小部分人的想法是：就算日本人占了南京，又怎么样呢，咱还过咱的日子。

说到南京的防御，实际上早在1934年，政府就搞了“南京防御计划”，预想日军攻击南京的几种可能：日舰炮击南京、空袭南京、海军特别陆战队登陆进攻南京、日军沿京沪铁路和京杭公路或沿江北地区进攻南京。防御计划里，从敌情判断，到所采取的军事对策，都特别齐全，而且细化到在某个局部需要多少船用跳板和麻绳（甚至连跳板和麻绳的长度都作了规定）。别光看着华北的几个协定，以为南京那边满脑子糨糊，过一天是一天，其实还真不是，什么最坏的打算，南京政府都想到了。当然，这也再正常不过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连这些都想不到或者不去想，那也就没存在的必要了。

同样从1934年起，南京大规模地开始修建针对日军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当时抓这事的是南京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谷正伦。说到南京防御，谷正伦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当年北伐军打南京时，谷正伦就是先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炮兵的他，亲自放了几炮，就拿下了雨花台，然后进了南京。有这样的经历，谷正伦在主持南京防御工事时，特别注意雨花台高地的工事。

但这时候有人建议：在雨花台和天堡城（紫金山西峰山顶）两个南京城外的制高点掘壕筑墙，壕沟可以阻挡日军的坦克，高墙上设射击孔，后面可以放上步兵。在天堡城到太平门之间的公路上，也可以修建这样的长壕和高墙。

谷正伦把这个计划呈上去。蒋介石还没说话，先被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毫森否决了。

法肯毫森是个职业军人，当年是八国联军中的一员，入侵过北京，这就不提了，后来在军中屡建战功，做了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校长（1938年夏天，被希特勒叫回国，含泪告别蒋介石；欧战爆发后，在西线统领纳粹军队，任比利时军事总督）。这个德国老炮认为：针对坦克进攻时，壕沟虽然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但高墙却经不起口径15厘米以上的榴弹炮攻击。与其搞这个，还不如多修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以及地雷阵地。这些手段看似平常，但却具有多种防御用途。

蒋介石也觉得这个观点靠谱，于是马上开工。

雨花台建筑了半永久性的机关枪工事，天堡城环城修建了多座重机枪掩体，紫金山半山腰至天堡城连线也建筑了半永久性机关枪阵地。

到了1935年，蒋介石要搞一个以保卫南京为目标的演习计划，唐生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湖南东安人）马上从命。

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老唐从军校毕业后回本省从军。这个人有两下子，要不然后来也当不了湖南最有实力的派阀，也不会成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不过，老唐这个人有个特点，喜欢冲动，嘴比脑子快，还有点浪漫主义，当年他的湘军被吴佩孚的军队打得大败，士兵们都往后撤，老唐一着急躺在路上不叫大家跑；再比如，老唐信佛（法名法智），于是也叫手下的士兵“受戒”，每个大兵胸前都戴个“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徽章。

豪杰并起的时代，大致有两类人，一类是琢磨着怎么找个好单位，一类是琢磨着自己单干。有一段时间，唐生智属于后一类，一度想跟蒋介石争天下。但这个老唐，打那些旧军阀还可以，在跟蒋介石的较量中，被一次次猛擂，但一直不老实，抓个机会就反蒋，所以气得蒋介石放出话来：我誓灭唐生智！当然，最后老唐被打老实了，蒋介石还算宽大，给了他个一级上将，让他出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后来又兼任了警卫执行部主任。

警卫执行部是秘密成立的，任务是对日进行战备。搞演习这个事，自然就落在了主任老唐身上。

在老唐操扯的这次大演习中，分东军和西军，第36师、第87师和教导总队等部队参加演习。蒋介石亲临，东军司令官张治中、西军司令官谷正伦，审判长是杨杰。

老唐是这样设计的：四道防线，第一道为上海至杭州湾；第二道从昆山、无锡、苏州到杭州；第三道从江阴到镇江；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为南京。演习开始后，东军（代表日本军）以第87师和教导总队为主力，集结于宜兴，向南京进攻；西军（代表中国军）以第36师、中央军校学生暂编第1混成旅为主力，集结于天王寺附近。

按老唐的作战思路：在日军的进攻中消耗其战力，最后将日军诱至紫金山以南进行围歼。演习进行了一周，但还没把东军吸引到紫金山以南，就已经在南京外围把东军“歼灭”了。对这次演习，蒋介石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这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担忧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演习而已，如果日军真的打来，“西军”最后真的能取胜吗？

演习是1935年12月2日开始的，令人惊叹的是：两年后，恰恰是这个时间段，日军打响了南京外围战。相同的还不仅仅在于此，当年演习的总设计唐生智，很快就成为卫戍南京的司令官了，而第36、第87、第88师和教导总队，则成为守卫南京的主力！

对中国这边来说，也是在11月中旬判断日军要进攻南京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发给第3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密电里说：“松井寒日命令，预定主力突破常熟后，再攻无锡，其海军与陆军协同破坏长江障碍物，再攻江阴，其目的在占领南京……”

此时南京城下，碉堡、战壕、铁丝网，工事修了一层层，城中富贵山、鸡鸣寺、清凉山等地也修建了大量战壕、地下室和防空洞，甚至蒋介石官邸的后园也挖了交通壕，直通富贵山。

对于中华民国的首都，守或弃，蒋介石必须拿出自己的决定。

上海陷落后没两天，蒋介石就开了专门会议。此时陈诚、顾祝同都在外面收整军队，没在南京，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外，只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等人。

负责拟订作战计划的刘斐先表态：虽然淞沪会战前制订了消耗战的战略，但会战后期实际上并没按这个战略执行，让大量精锐投入上海，导致伤亡惨重。

蒋介石脸色阴沉，说：刘组长，这个我们先不讨论，上海已失，现在说的是南京。

刘斐说：恕卑职直言，首都守不住。

刘斐能干到这个位子，当然不是混的。他说了三点，点点是死穴：一是日军乘胜追击，士气正旺，可从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和长江沿岸三条线路攻袭南京；二是南京在地理上没法守，日军把芜湖一占，就等于把后面交通线切断了，再从东、西、南三面一围，用军舰把北面的长江一封锁，南京就成了一个死城；三是中国军队经过3个月的大战，战斗力已经严重消耗。

蒋介石不住地点头。

白崇禧接话，意思大致跟刘斐一样，说：现在，我们的士气和战斗力都已不济，日军挟新胜之威，且是水陆空三军掩杀而来。这个情况下，南京面临的不是守不守的问题，而是没法守的问题。何况我们定下了持久的消耗战略，用时间换空间，不该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何应钦和徐永昌也是这个意思。

蒋介石问陈诚、顾祝同他们有没有来电报。

徐永昌说：有。他们在电文里也不赞同守南京。

蒋介石没立即表态。

无论是刘斐还是白崇禧，他们的说法，单从军事角度来看，找不出一点破绽。但问题是，如果他蒋介石也仅仅是一名将领，自然可以单纯地从军事角度看待南京的守弃问题，但他是国民政府首脑，所以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抗战初期不战而弃，会不会影响全国抗日的热情？况且，几天前，他已派军事顾问蒋百里作为特使奔赴欧洲，继续寻求国际上的支援。更关键的是，苏联那边……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轻弃南京？但上海新败，怎样再跟日军对决？

蒋介石说：在上海损失大的部队，可以向皖南集结休整，一部分可以到江北。那意思是，南京还是需要守的。

刘斐又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最多放18个团，在南京作象征性防守，这样于国内国际都有所交代。

在一阵争论中，会议结束了，没形成最终结果。

隔了一天，蒋介石再次召开会议。这次除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外，多了几个人：唐生智、谷正伦、军令部次长王俊。此外，还有几个作战参谋。

按蒋介石军用电话专线台的王正元回忆（他听两位参加会议的作战参谋说）：当时唐生智精神似乎出了些问题，因为开会时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会儿跳下来，一会儿蹦上去。这个回忆显然有点八卦了，很难想象在蒋介石召开的保卫首都的重要军事会议上，他唐大将军像个猴子一样蹲在椅子上。难道他是孙悟空么？

不过，在讨论中，唐生智倒是说了一句叫蒋介石为之一动的话：轻弃首都，对不起总理（孙中山），总理陵墓在此！

老唐一阵咳嗽。

巍巍中山陵，让蒋介石心头一惊。

谷正伦说：南京要守，但不可死守。相当于什么也没说。如果按当时的分工，守卫南京的司令该是谷正伦，他此时的职务是南京宪兵司令兼首都警卫军（前南京警备军）军长。但谷此时正闹胃溃疡，肚子疼。

蒋介石最后定了调子：南京是要守一下的。但至于是象征性防守，还是以重兵死守，以及由谁来守，没作出决定。

蒋介石对唐生智的表态很高兴，当然这时候唐生智还没想到很快蒋介石就叫他守南京。

第二天，蒋介石率领南京的将领到紫金山天堡城视察，蒋说：不要进行呆板的防御战，要充分利用熟悉而有利的地形，再加上守卫有方，南京可以守上一个月，这样就可以“等待时机”了。

这里的时机，指的是苏联的出兵。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为争取外援，跟苏联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

关于中苏条约的谈判，说起来话长。

当年（1929年）为了中东铁路，张学良的东北军跟苏联干了一架，结果被苏军打败，中苏完全断交。但迫于形势变化，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向苏联示好，恢复了外交关系。此后双方就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乃至互助条约，搞了多个回合的谈判，莫斯科和南京间涉及的问题太多了：外蒙古主权是一个问题，苏联插手新疆是一个问题，中东路路权（后来苏联向日本出售）是一个问题，所以谈了一段时间，国民政府就又冷下来了。

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已没法调解，为了拉个摸得着的帮手对付日本，蒋介石又开始派人跟苏联接触，在作出一些妥协后（不再提中东路路权），想直接签一个互助条约，让两国成为盟友。但苏联人不干，因为此时日本和德国已经跑到一起，如果跟中国成为盟友，就相当于苏联一边得盯着西线德国人打过来的狼牙棒，一边又跟日本人成为事实上的敌人，所以不想签互助条约，只想签一个宽泛的互不侵犯条约。

在蒋介石看来，如果只签互不侵犯条约，既不能使苏联成为盟友，还有可能惹得日、德恼怒，甚至英美不舒服，所以一直就拖着。中日开战后，蒋介石灵活了一下，想先签下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再争取签互助条约。所以，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蒋介石就派杨杰带了个实业代表团去了莫斯科，名义上是谈实业，实际上是买武器，最终目标呢，是促使苏联人签下互助条约，邀苏联对日出兵。

引火上身的事儿，苏联人当然不干。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什么时候说都不晚。对他们来说，签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这样既可以防止中国倒向日本，又可以给日本人提个醒：看，你们是不是也向我们讨一个这样的条约？（后来事情还真是这样发展的）这样一来，苏联东边就相当安全了，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威胁日益严重的德国了。

但由于中国是绊住日本的最重要的棋子，所以苏联人也不能当甩手掌柜，于是一面保证会在武器和军需上援助中国（跟中国签订了3.5亿元的军火合同，并派志愿航空队帮助中国空军作战），一面应付蒋介石说“紧急关头”会“围魏救赵”，直接出兵进攻日本。（伏罗希洛夫曾对杨杰说：“我们正在备战，很快就准备好了。”甚至11月18日，斯大林亲口对杨杰说：“如果日本将要取胜，那么我们将参战。”）

蒋介石愁肠百转。

视察完阵地后，蒋介石来到唐生智的寓所，一是探老唐的口风，二是给他打气，他已经决定叫他守南京了。这个曾叫他不省心的老唐，从上次会议后形象一下子变得亲切极了。他已经下了决心，南京得守：促使苏联出兵是其一，开战之初轻弃首都影响抗战热情是其二，还有就是中山陵在此。不战而弃，他将来有什么脸面去见孙中山呢？

当然，蒋介石不是上来就叫唐生智当这个守城司令，他问唐：如果坚守南京，你觉得谁是合适人选？

唐生智立即推荐了谷正伦。

蒋介石回绝：他虽然是首都警卫军司令，但资历不足，难当重任。

唐生智又建议以罗卓英为司令，谷正伦和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为副手，仍没被蒋认可。

临走时，蒋介石对唐生智说：虽然老兄有病在身，但南京守卫一事，事关重大，找别人我不放心。要么你留下，要么我留下！

蒋介石叫唐生智上任，除了看重他的资历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以前拟订的首都保卫计划和相关军事演习，唐生智都参加了，而且是主要拟订者。

11月18日深夜，蒋介石召开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又多了一个人，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这一次，必须拿出决断，日本人不会等这会一次次开下去。

在会上，蒋介石问谁愿意留下来，一时没人接话。蒋介石又说，既然你们都不愿意留下来，那我自己留下来吧！

话说到这份儿上，唐生智站起来，说：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但所有的历史桥段，都有一个罗生门！

当年关于唐生智守卫南京的传闻，版本有很多个。按别人的回忆，老唐是主动的。但按老唐自己的回忆，他是被动的。据他说，被留下后，刘湘进京开会，二人有过一段对话，刘说你要守南京啊，老唐很不情愿地说是啊。刘问，你觉得能守多久。老唐说，天知道。老唐后来的回忆未必都是实话。多少年后，他回忆当年南京的惨状，会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么？不太容易。拉出了刘湘，意思是，我当时也不赞成守南京，跟刘湘还有一段对话。但刘湘两个月后就死了，找谁对证？

另外，按即将出任南京卫戍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谭道平（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的回忆，上海陷落后，有一天，唐生智找身边的工作人员训话，说：“诸位追随我工作已经有好几时了，我们平时时时常常说抗战抗战，难道只是叫人家抗战牺牲的吗？诸君！难道肯让敌人从我们手里随随便便地把我们的首都拿去吗？从前我们所说的话语，要今天的行动来兑现，我们向大家说明，我不能离卸这一个责任：保卫首都！”训话时间是11月9日，谭称此时唐已经向蒋请命要守卫南京了。

无论如何，现在，蒋介石松了一口气，大家也长长出了一口气，何应钦、白崇禧、谷正伦、徐永昌、桂永清、刘斐等人看着老唐，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宣言，宣布中华民国迁都重庆。

迁都的决定在上海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就定了。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作了题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报告（10月29日），措辞相当激烈：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为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

迁都宣言发表后，政府机关往武汉（国民政府在此设有行营）、重庆的迁移进入了最后的高潮。到11月底，除了有任务必须留在南京的公职人员外，就是几十万想走但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市民了。

刚一走马上任，唐生智就开了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说了两条：奉命卫戍南京，至少两点最有把握：一是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首都；二是这种牺牲会使日军付出巨大代价。此前他向蒋介石的表态是：“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南京卫戍司令部名单已出炉：

司令长官唐生智；

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湖南衡阳人）；

参谋长周斓（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湖南衡阳人）；

刘兴、周斓既是唐的湖南老乡，又是他的老部下，在人员安排上，该想到的，蒋也确实为唐想到了。蒋介石把宋希濂第36师、王敬久第87师、孙元良第88师都放在了南京。

蒋介石问：还需要哪些部队？

唐生智说：教导总队您还带走么？

蒋介石说：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何部长计划派到湖南休整。

唐生智说：连第36、第87和第88师的战斗力都下降了一半，其他部队就更不敢用了。

蒋介石说：我把教导总队给你留下，也不叫俞济时的74军走了。首都的宪兵部队和警察部队都归你指挥。你不要担心兵力的问题，我会想办法。

唐生智向他保证，将以最大的限度固守南京。那么好，既然是固守，就需要重兵，于是蒋介石把周围能调动的军队都调到了南京。叶肇第66军、邓龙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茂名人）第83军来了，就连待在湖北的徐源泉（南京讲武堂，湖北黄冈人）第2军团也被命令星夜驰援南京。

此外还有炮兵第8、第10团之一营、战车防御炮部队（8门）、战车部队（10辆），以及防空司令部所属高炮部队（27门）。

兵力很庞大，但整个卫戍司令部的人很少，参谋长周澜（副参谋长佘念慈）之下，设了个参谋处，处长廖肯（黄埔军校5期，湖南长沙人），处下面就两个科，一是谭道平的作战科，再就是后勤通信科。

南京战，对中国军队来说有两道防线：外围和城郭。

外围防线从京芜（芜湖）路上的大胜关起，经牛首山、江宁镇、淳化镇、汤水镇（汤山）到龙潭，呈弧线形；城郭防线则为南京城外的雨花台、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防线有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永久性工事，包括碉堡、观察哨、指挥所。上海开战后，又拉上了铁丝网，挖了交通壕和反坦克战壕。此外，以乌龙山炮台等地为依托，封锁通往南京的长江江面。

先看一下城郭阵地的部署：

宋希濂第36师守挹江门、下关、幕府山等南京城北阵地，同时作为总预备队使用。

桂永清教导总队守紫金山等南京城东阵地；

孙元良第88师守中华门、雨花台等南京城南阵地；

萧山令（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湖南益阳人）的宪兵部队和警察部队守城中清凉山附近的阵地，维持城内秩序。

再看外围阵地：

叶肇第66军守淳化镇至凤牛山一线，向句容派出前进部队；

俞济时第74军守淳化镇至牛首山一线，向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

邓龙光第83军守凤牛山附近经拜经台至龙潭一线，向下蜀派出前进部队；

徐源泉第2军团（12月8日到南京）守栖霞山、乌龙山、龙潭一线；

王敬久第87师（师长沈发藻，王担任军长，但军下只辖该师）守镇江一线，后退至南京。

1937年11月22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巡视南京，此时日机刚刚飞走。转天，蒋到常州前线鼓舞士气，此时无锡至江阴一线处处激战。

这时候，汪精卫已经走了，乘船去了武汉。他走前，国民政府拒绝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方面提出的7个停火条件：

一、在华北五省建立非军事区，任命亲日官员；二、内蒙古自治；三、扩大上海的非军事区，由国际共管；四、中国停止所有排日抗日活动；五、中日共同防苏防共；六、降低日本商品关税；七、各国在华权利得到尊重。

痴人梦话。

南京戒严了。日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合围而来，南京只剩下北面下关江边一个出口。

唐生智为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叫俞飞鹏把从南京下关到江北浦口和上游武汉的大部分渡轮都开走，留下的一小部分轮渡和被收缴的民船，交给了宋希濂第36师看管，任何人没卫戍司令部的命令不许动用。开始的时候，卫戍司令部自己也没留船，不是没留几艘，而是一艘也没留。从这个细节看，此时的唐生智确实作好死守的准备了。参谋长周斓觉得不妥，极力请求下，唐才同意由司令部单独掌握一艘小火轮。

唐生智下令：如有谁敢擅自渡江逃退，宋希濂第36师和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1军可立即开枪正法。

日军飞机大批出现在南京上空，城内多处起火，市民死伤无数。中国战机已经快打没了，所以对日机主要以防空高炮应对。日机天一亮就来，所以每天从早晨开始，日机投弹的爆炸声和中国高炮阵地的开火声就连成一片。战斗中，一架日机被击中坠毁于城内夫子庙附近，引得市民前来观看。击落飞机的是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沈咸部。该部1排全体官兵被记三等功，奖银洋500块。

为躲避日机轰炸，蒋介石住进了中山陵下的四方城，这个寓所很隐蔽，只有两间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身边的人要他火速离开南京，蒋说：我计划坐飞机走，所以再晚几天没事。

蒋介石没走，原因之一，是他还在等苏联的消息。11月30日，蒋介石亲自给伏罗希洛夫发了一封电报，叫他转呈斯大林：

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大最后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切盼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挽救东亚之危局！

结果可想而知。

终于进入1937年的最后一个月！

12月1日，江阴华墅镇，中日军队发生血战。重镇江阴随之陷落，日军第13师团仓林部队的士兵在炮台前嚎叫着合影。

日军机群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南京上空，城内整日弥漫着炸弹爆炸后的气味。攻击目标也越来越有针对性，南京城墙开始受到轰炸。在寥寥可数的几架中国战机里，还有“2204”号，那是乐以琴的。12月3日，他和战友董明德以2架战机升空作战，面对的是30多架日军轰炸机和驱逐机。

乐以琴和战友在日机中穿梭着。那是最后的悲壮，但依旧是王牌。在击落了2架敌机后，“2204”终于中弹，在南京上空燃烧。董明德则冲出敌机的包围。乐以琴跳伞后，降落伞打开得迟了，我们的英雄触地殉国。这一年，他还不到23岁。

南京空战中，还有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牺牲，也长眠于紫金山下。

乐以琴殉国这一天，蒋介石再次视察南京防务，重点视察了仙鹤门、富贵山、尧化门、孝陵卫和下关。

12月6日，蒋介石率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钱大钧等人拜谒了中山陵。蒋介石的副官蒋恒德的描述如下：“6日一大早，委员长率钱主任及侍从室部分人员连同送行者分乘十数辆小轿车，从黄埔路官邸出发，路上只有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没有行人。这时正值秋冬之交，梧桐落叶铺满街道，车队出中山门，没有直趋中山陵，而是绕经陵园新村、灵谷寺，车行甚缓，在中山门外绵延的山坡上，有几十幢高级军政要员的郊外别墅，此时都已人去楼空，绿树掩映中的美龄宫亦显凄清。我们瞥见委员长神情怅惘，满面郁悒。”

国民政府是在1927年定都南京的。

蒋介石太喜欢南京了。南京，古称金陵，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于此筑城，后经越、楚，再到秦王嬴政扫灭六国，于公元前210年改金陵为秣陵县。三国时，公元229年，吴王孙权迁都于此，改名建业，南京首次成为都城。到西晋统一全国，很快爆发永嘉之乱，晋室渡长江，于南京重建，改名建康，此后经历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六朝于此建都。唐亡后，五代时期，后唐又于此经营。至1368年，朱元璋起自布衣，北驱蒙古，荡平群雄，光复华夏，南京成为大一统的明王朝首都。再至清朝后期，又为太平天国的都城。

到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前，南京已是九朝古都。作为东南形胜之地，江河湖泊，山峦峰岭，南京一样不缺：长江、秦淮河、玄武湖、莫愁湖、紫金山、幕府山、栖霞山……在地理形势上依山临水的南京，既有虎踞龙盘的厚重之气，又有十里秦淮弦歌荡漾的悠闲细节，这一切都如梦如幻。

虽然以南京为都城的王朝多短命，但依旧没打消蒋介石建都于此的决心。

定都后，国民政府制订了首都建设计划，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发展非常迅速。作为中国的政治心脏，古老、大气的城市伴随着10年建设更具风貌，经济繁荣，人口激增，但随着旭日旗在隆隆的炮火中逼近，古都再次面临灾难。

山川遥望，想必这时候蒋介石有点百感交集。当天，日军吉住良辅第9师团逼近淳化镇，跟中国守军王耀武第51师发生激战。

这天晚上，蒋介石一夜未眠。

1937年12月7日，不到凌晨4点，蒋介石起了床。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习惯，他喜欢在紫金山灵秀的水气中散步，由此会想起自己在宁波奉化溪口的老家。但此次有所不同：他要离开经营10年的首都南京，飞赴江西庐山，从那里到武汉。

5时30分，蒋介石和宋美龄出现在明故宫机场。10分钟后，心情惨淡地登上飞机。冬日的凌晨，机场还是一片漆黑，这时候是最安全的，等天亮了，日本飞机就又来空袭了。上飞机后，蒋介石叫飞行员驾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一圈儿。蒋介石向南京投去最后一瞥，此时的南京城处于一片无助的幽暗中。

离开南京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在钱大钧陪同下，接见了参与保卫南京的团以上将领。谭道平速记的蒋的训话内容如下：

总理的陵墓在这里，数十万生命与他们的希望在这里，全国至诚瞻仰在这里，全世界翘首企盼付以最大的注意力也在这里，我们不能轻言放弃，轻易放弃。今日，首都已变成一个围城……但现在，各方面的战争形势都在继续发展，我不能偏于一隅，所以责任逼着我离开，这在我内心是感到异常地沉痛，今天我把保卫首都的责任交给唐生智将军，唐将军是身经百战、智勇兼备的将领，他必定能秉承我的意旨负起责任。大家要服从唐将军，正像服从我一样……万一有什么不幸，那也是成了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人谁不死？我们要看死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中，做一件不平凡的工作是何等光荣的事实。

然后是唐生智表态。

散会后，蒋介石跟老唐告别。蒋最后一句话是：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

唐回答：这是军人的职责。没有您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介石快上飞机时，似乎想起什么，于是手写了一张字条，叫人交给唐生智，字条内容是：应用火车将岔路口（在南京附近京沪铁路杨坊山与银孔山之间的隘路上）一线堵塞，阻止敌人的战车通过。

一般来说，南京保卫战是从1937年12月6日句容陷落开始的（城垣战从12月9日开始）。

守卫句容的是叶肇第66军（辖谭邃第159师和叶肇兼任的第160师）。前一年陈济棠搞“两广兵变”时，作为粤军大将，他力挺蒋介石。淞沪打起来后，蒋介石急调抗日情绪高涨的广东军过来，叶肇带部队血战淞沪，伤亡惨重。

蒋介石也认为两广军队是能打的，比川军强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两广之地，古代被视为南蛮；而今之两广，尤其是自明朝末年以来，民族观念极为强烈。但淞沪一战，桂军几遭灭顶之灾，让蒋有点意外，相比之下，广东军虽也消耗多多，但相比于桂军，情况要好一点，所以除了把叶肇的部队拿过来外，还把另一支广东军邓龙光第83军也调过来了。实际上，从上海退下来的各部队，战力都已不足。

在句容，叶肇带人尽了最大力气，但顶不住日军第16师团的进攻。句容后面，就是南京外围的重镇汤山。

打下句容后，中岛今朝吾分兵一小路，沿小九华山北侧潜行，迂回攻击汤山背后的孟塘、大胡山。

对这次分兵，有人认为是为了切断第66军退路。但这路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并不恋战，甚至一度在孟塘、大胡山玩“失踪”。这样目的就清楚了，是为了扰乱中国守军的部署，掩护主力日军突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小股日军确实起到奇兵的作用：他们于12月6日下午抵达孟塘、大胡山一线，随后隐匿山林，跟中国军队周旋。中国守军方面得知有日军疾速插向汤山背后，便急令作为预备队的第36师的一个团和第66军一部对该股敌人进行围堵，但收效不大。就在中国军队还在孟塘、大胡山搜寻这股日军时，汤山一线遭到第16师团猛攻。

12月6日，从湖熟镇退到淳化镇的王耀武第51师也跟日军接火了，打过来的是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淳化镇在南京外18公里处，位于句容和南京之间。王耀武跟他的两个旅长周志道（黄埔军校4期，江西永新人）、李天霞（黄埔军校3期，上海宝山人）已经满眼通红，除了见了鬼子红外，这红还因为这三个多月来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从上海下来后，王耀武估计他们第74军要到安徽休整，因为军长俞济时不但是蒋介石的老乡，还多少沾点亲，得照顾一下吧？没想到，俞济时从南京回来后，对王耀武说：老王，我们还得接着打，委员长决定要守南京了，叫我们留下。

那就打。

王耀武把纪鸿儒（黄埔军校3期，安徽太和人）第301团、程智（黄埔军校5期，湖南醴陵人）的第302团放在淳化镇；此时，上海战中的参谋张灵甫已成为第305团团长，领到的任务是防守南京至淳化镇之间高桥门到河定桥一线阵地；邱维达的第306团为预备队。兵力刚刚配置完毕，2000多名日军即在第9师团第19联队联队长人见秀三大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形县人）的率领下扑来。

淳化镇之战，是南京外围最激烈一役。

淳化镇南北一线阵地非常开阔，基本上无险可守，虽然有国防工事，但日军有“三板斧”（飞机炸、重炮轰、步兵冲）。纪鸿儒团死战不退，战士死伤1400多人，纪团长亦受重伤，这个团的连长基本上被打光了。

这一天，日军第114师团自溧水一线向秣陵关发起进攻，同时派出骑兵绕道向江宁镇攻击。

淳化镇，王耀武急调第305团掩护主力向南京城垣撤退。又是一场激战。重新当上团长后，张灵甫开始有意识地打造自己部队的精气神儿。这精气神儿怎么来呢？对团营一级的部队来说，做部队长的首先要身先士卒。后来，都说张带出来的部队骄悍，其实说的是一个部队的气质。骄者，自信也；悍者，可战也。对士兵们来说，有这两样基本上就够了。因为战术上的事是不需要他们考虑的。所以，当第305团的士兵们看到英俊逼人的团长抱着机枪向日军扫射时，自己在阵地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灵甫在亲手射杀十多名鬼子后，自己的臂膀也受了伤，被强行抬下火线（撤到南京后，被送到江北治疗）。

12月8日傍晚，淳化镇陷落，汤山亦失。在汤山，中岛今朝吾被一颗炮弹炸伤。

光华门决死

1937年12月8日，南京外郊已现如血般的旭日旗了。

在苏州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向南京城内空投劝降书，要求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午前投降：

百万日本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处于包围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江宁之地，乃中部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猬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格杀勿论，然对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尤存保护之热心。贵军苟欲继续抵抗，南京将焚于战火，千年文化将毁于一旦，十年苦心经营将化为乌有……

唐生智用炮声作了回复。他命令全体将士严守阵地，有临阵后退者就地枪决。按媒体的说法，唐生智获得了“首都疯子”的绰号。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在这天秘密前进到南京城外23公里的汤山。

新任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是个瘸子（留学法国时出过一次车祸）。他是12月6日才到中国的，先到上海，然后赶到前线。说实在的，此人没什么军事才能，但因为是皇族，所以也就官运亨通，除了当过近卫师团长外，还做过军事参议官。东京的军部不满意松井石根在上海的表现，虽然把他升为方面军司令官，但手里却没什么实权了。松井卸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留下的位子有很多人适合，为什么非得派朝香宫来？其实这是昭和天皇的意思：攻占中国首都，不出现日本皇室成员的身影怎么行？

朝香宫鸠彦在饭沼守、长勇等人的簇拥下，开始看南京周边的地图。就是在这时候，紫金山东麓老虎洞（该山第三峰）阵地最先受到日军第16师团的进攻。

紫金山在南京东北，最高448米，占地31平方公里。紫金山烧，南京陷。这是老话。

守卫紫金山的，是卫戍部队中建制相对完整的教导总队。退回南京后，队长桂永清把总队的3个团扩充到3个旅（每旅3个团），但由于每个旅有一个团去江西、湖南征接新兵，所以南京战时教导总队实际上只有6个团，并不到传说中的3万人。

在布防上，参谋长邱清泉（黄埔军校2期，浙江永嘉人）和主任参谋廖耀湘（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把马威龙（黄埔军校4期，广西龙州人）第3旅（辖睢友兰第4团、马威龙兼第5团）放在紫金山老虎洞、第二峰，到山下岔路口一线；周振强（黄埔军校1期，浙江诸暨人）第1旅（秦士铨第1团、谢承瑞第2团）放在工兵学校以左、孝陵卫、西山、中山门一线；胡启儒第2旅（李西开第3团，刘子淑第6团），放在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南侧一线，直属的特务营、军士营、工兵营、通信营、输送营为预备队，放在太平门。总队指挥部设在了南京市内太平门东侧的富贵山地下室。

话说占领汤山后，中岛今朝吾分兵：助川联队、野田联队的一个大队绕过龙潭向下关江边迂回包抄，片桐联队、大野联队、野田联队的另两个大队，进攻南京中山门紫金山。欲取紫金山第一峰，俯控南京城，必得由第三峰老虎洞而上。

守卫老虎洞的是教导总队第3旅第5团罗雨丰营。老虎洞阵地碉堡突立，战壕纵横，营长罗雨丰利用熟悉的地形，率部用轻重机枪加手榴弹，多次打退来犯之敌。日军丢下一片尸体后退了回去。过了很长时间，仍不见日军动静，纳闷儿之际，有士兵发现远处半空中升起两只超大的气球，每个气球的观测架上有一名日军。

日军部队里有个特别组织，叫观测班，成员一般有五六个人，任务就是侦察自己与敌人间的距离，还有敌人的兵力、装备，给身后的野战重炮兵提供数据。由于观测班讲求专业技术，所以这里面的日军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从上海战场开始，日本人就喜欢搞这玩意儿，所以中国这边的士兵一见到日军的气球，就恨得牙根儿痒。但由于气球风动不定，不容易锁住目标射击，所以更多的时候只能看着它跟那飘来飘去。

老虎洞的机枪碉堡不少，但却存在着一个弱点：隐蔽性不够，几乎所有碉堡都修在山峰顶部和山体的棱线部分，工事之间缺乏纵深，侧射和斜射工事很少。而上海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布防时，横下来广拉防线，远不如竖下里设置纵深来得有利，卫戍司令部参谋程奎朗（贵州贵定人，中央军校8期）在随唐生智视察南京防务时，曾发现过这个问题，但提出疑问后没受到重视（这一年程刚毕业，只有24岁）。

没过多长时间，日军的野战重炮便锁定目标，集中火力猛击老虎洞阵地的碉堡、观察哨，整个山峰硝烟弥漫，炮弹呼啸声此起彼伏，老虎洞树枝被点着，紫金山开始燃烧。

教导总队死守不退。

打到9日午后，风向突然变了，日军趁机发射燃烧弹，此时罗雨丰营所剩弹药无几，机枪的子弹全打完了，罗营长左肩受伤。面对日军的进攻，罗营长命令官兵将步枪和手枪子弹全部打光，所剩手榴弹全部投出去，又一片日军倒下。

日军似乎也战红了眼，虽然一批批倒下去，但并没停止冲锋。毫无疑问，这是第16师团在通往南京之路上遇到的最激烈的战斗。

打到最后，罗营长用已经嘶哑的嗓子大喊：弟兄们，上刺刀啊！

罗营长拿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第一个跳出战壕。

12月9日午后的老虎洞阵地一片寂静，罗雨丰营长和其下全体官兵至此壮烈殉国。

老虎洞陷落后，第16师团开始进攻紫金山第二峰。

相对于老虎洞，第二峰更易防守。马威龙指挥教导总队第3旅居高临下，日军几次冲击均不得手。尽管教导总队伤亡惨重，但仍死死控制着第二峰。暮色降临后，日军的攻击减弱了。趁此机会，辎重军校将阵地上所有的弹药发至各排，准备转天更激烈的战斗。此时，紫金山一线全面接火，在孝陵卫，教导总队第1旅参谋长万全策（广东西江讲武堂，广西苍梧人）少将殉国。

打第二峰时，中岛今朝吾把大野联队放在左面，片桐联队放在中央，野田联队（欠一个大队）放在右面。在教导总队第3旅的阻击下，日军左右两翼的进攻虽然艰难，但却在一点点推进，唯独中央的片桐联队出了问题。

片桐护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京都人）的第9联队（第1、第3大队，第2大队为师团预备队）被摆在中央，主攻南坡，但这里树木稀少，遮蔽物不多，第3大队伤亡不小，第1机关枪中队长田代泷藏少佐被毙杀。于是片桐叫该大队向另一翼的第1大队靠近，等于把南坡给空出来了，这个举动被到前线督战的师团长中岛认为是“避难就易”，叫片桐全力攻打第二峰。片桐说，第3大队往第1大队那里靠，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而且他已经叫军旗护卫中队去攻打中山陵了，现在手里的预备队只有一个小队，拿不出兵力再投到南坡了。就这样，两个人在阵前戗戗起来。

处于二人之间的旅团长草场辰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滋贺县人）偏向片桐，因为他是第9联队出身，也跟中岛吵了起来。但中岛不听那个，亲自下令，把作为草场旅团预备队的大野联队第2大队补到了南坡。片桐的变阵和中岛的暴躁也说明第二峰的教导总队抵抗之激烈。

三天来，紫金山陷入决死的燃烧中。

城外陷入激战时，南京卫戍司令部设在百子亭的唐生智寓所也遭到日机轰炸，唐生智和他的幕僚办公不辍。幕僚们工作之余谈论得最多的，是各自并不漫长的人生经历。很多人说着说着，就把那些话当成是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此时的南京是何样的南京。

一名参谋对同事说：

假如你幸而还活着，可不要忘记我，请把我死的消息告诉我的家人和友人；反之，我也会和你一样，负起同样的责任。

每一天，只有日落后，日机才会心满意足地飞走。这时候，司令部的人员才走到街上，点着根烟，望着冬日清冷的黄昏，愣一会儿神。

这天晚上11点多，参谋们正处理军情，房子猛地震了一下，玻璃立即粉碎，门窗都倒了下来，后来知道是一枚日军的榴散弹在旁边爆炸，就在参谋们还没反应过来时，日机又在玄武湖附近投下炸弹。一般来说，日机只在白天空袭，而这一次选在了晚上，显然司令部的大致位置被日本人发现了。

但由于日机对唐生智寓所的具体位置还摸不准，所以在四周胡乱轰炸。几乎同一时间，教导总队辎重营设在南京第一公园的总部也遭到日机有针对性的轰炸！

直到现在，我们也很难知道日军是如何获得的情报。估算起来，只有一个可能：南京城里仍有日方的间谍，通过秘密电台把消息发给了城外的日军。

在日机的轰炸中，唐生智不为所动：日本人的几颗炸弹吓不走我。

唐坚持和罗卓英、刘兴两个副司令留下来，就这样，司令部的其他人员迁到了位于中山北路的铁道部地下室。

此时，由于日军已突破外围阵地，参谋处长廖肯和作战科长谭道平连夜拟订了城郭防御计划：

俞济时第74军所属王耀武第51师、冯圣法第58师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一线（后退至南京城防阵地，王耀武部周志道第151旅驻守水西门外，李天霞第153旅驻守城墙一线；冯圣法的第58师为预备队）。

桂永清教导总队主力仍守紫金山各阵地，一部守光华门、中山门、太平门；

孙元良第88师守雨花台、中华门；

徐源泉第2军团12月8日在下关登陆后守乌龙山一线；

王敬久第87师（沈发藻）放在第88师和教导总队之间，守河定桥至工兵学校一线（后一部移驻光华门）；

萧山令的宪兵团和警察部队在清凉山、草场门一线警戒；

叶肇第66军从句容撤下来后，进南京休整；

邓龙光第83军12月8日从镇江撤回南京后，所辖第154师守水西门，第156师开进光华门内，一边休整，一边构建街头堡垒，作巷战之用。

宋希濂第36师仍守挹江门、下关一线，作为总预备队。

此时，又有从镇江、江阴撤到南京的第112师一部（师长霍守义）和第103师残部，后者由副师长戴之奇（黄埔军校潮州军分校2期，贵州兴义人）统领，归桂永清节制。

这里只说第83军，这个部队没参加淞沪战，从广东出发后，抵达苏州时，上海已经陷落，于是奉命向江阴开进，中途又接令归第19集团军司令薛岳节制，并领到去无锡“占领唐桥头阵地”的命令。占领阵地后，军长邓龙光打电话向薛岳报告，没想到薛岳听后第一句话是：邓龙光！我枪毙你！

邓龙光一头雾水。

薛岳说：谁叫你占领唐桥头？我要你占领的是唐头桥！一字之差，两个地名，先是薛岳手下的参谋错发命令，后是第83军错入阵地，无锡很快陷落。

此时的南京，马路上除了布防的军队外，就是一些从外地逃来的难民，而本市市民们几乎都躲在家里，在前途未卜中熬着一分一秒。

时间能过得再快些么？！

在紫金山打起来后的转天，1937年12月9日凌晨，南京光华门外突然发现敌情！

当时，在城头上巡视的教导总队校官在望远镜里看到一队士兵，他们正在光华门外大校机场的一堵墙下休息，抱着步枪，显得非常疲倦。

望远镜里的景象一扫而过，这名校官下意识地以为是友军。但瞬间，他感到不对劲儿，因为他刚才清楚地看到：那队士兵的军服是土黄色的，红领章更是刺目。

日本兵！

他不由大喊一声。

陷落淳化镇后，日军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跟他的参谋长中川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兵库县人）一商量，在上海战中他们金泽第9师团伤亡惨重，战死人数居各师团之首，怎么叫这种伤亡“有最大价值”？得出结论：第9师团必须第一个占领南京，给其他师团瞧瞧。

吉住要他的几个联队长拿出最快的速度打到南京城下。他手下的这几个联队长，伊佐一男（第7联队）和人见秀三（第19联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的同学；富士井末吉（第35联队）和胁坂次郎（第36联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的同学。他们也在暗自较劲。

结果是，伊佐联队打到了工兵学校，富士井联队打到了中山门东南的陆军兵营，人见联队也开始望见武定门了，而跑得最远的是胁坂联队。他的2000多人，在1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趁中国军队换防的间隙（王敬久部换王耀武部），冲过七桥瓮、中和桥，一下子冲到了南京城下的光华门外，在12月9日凌晨朦胧的月色中看到了黑压压的南京城墙，于是鬼子们狂呼“万岁”。

日本人，终于看到了南京的模样。

这其中还有个笑话，也是在9日凌晨，人见联队的突击队摸到南京郊区的上方门时，由于没有月光，日军以为前面矮矮的土堤就是传说中的南京城墙，于是兴奋地向联队长报告：咱联队第一个攻到南京城下啦！搞得11月底才由上海派遣军高级副官升为联队长的人见秀三一阵窃喜，仿佛中了彩票。但没多长时间，又来人向他报告，说：对不起大佐阁下，我们弄错了，前面不是南京……

气得人见秀三大发雷霆：这不拿我耍么？

人见秀三做梦都想他的联队第一个登上南京城，于是下令“猛进”，但遭到王耀武第51师的阻击，把这个联队死死地挡在了武定门外，天亮后，虽然能远远望见南京武定门，但就是打不过去。人见秀三拼了老命跑到第一线指挥，结果他的随身副官白川寿和代理第3大队长藤井伊之助双双被击毙，而他自己也差点送命，最后只能看着胁坂次郎的第36联队摸到南京城下。

胁坂联队很快占领了光华门外大校机场旁的通光营房。

按计划，光华门和门外阵地本应由第87师补防（接替王耀武第51师），但该师12月7日才由镇江撤到南京外郊，这时候还没赶过来，所以光华门暂时由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谢承瑞（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江西南康人）上校率军代守。

跟税警总团的将校一样，教导总队的军官很多都是留过洋的：总队长桂永清和参谋长邱清泉是留德的，主任参谋廖耀湘和团长谢承瑞是留法的，营一级的工兵营长钮先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江西九江人）是留日的，士兵们每月拿的薪水也比一般士兵多两块银元，进口的捷克步枪他们部队也是第一个用，每个营都有战车防御炮，这对其他部队来说是不敢想的。而且，总队长桂永清虽然是个胖子，但却素重仪表，能进教导总队的士兵，得比其他部队的帅。

光华门突然出现日军，让桂永清大为吃惊，他立即给谢承瑞打电话，命令他固守待援，如果城门丢了，提头来见！

由于此时城里军队不多了，参谋长邱清泉只好把钮先铭的工兵营一部派了出去，随后又向代南京市长、宪兵司令、警察厅长萧山令要人，萧把宪兵教导团的一个加强排派了过去，两支部队紧急增援光华门！

光华门顿时进入战斗状态。

南京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修建的，全长超过34公里，有城门13座。城墙最高处超过20米，顶部最宽（也就是厚度了）处达12米，在巨大的城砖之间，浇灌有用石灰、桐油和糯米汁配制而成的特殊黏合液，城墙甚为结实。而且在城门处建有瓮城，可藏兵。16世纪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曾多次游历南京，认为其城墙的坚固与宏伟“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城市”。作为冷兵器时代建城史上的巅峰之作，明城墙虽然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岁月侵蚀，但依旧巍峨耸立。

当时南京各城门的情况不一样，中华门和光华门是两重门，挹江门是一重门，通济门则是三重门，除了最外面有两扇城门外，中间和里侧还各有两扇城门。无论几重门，在唐生智宣布南京戒严后，城门内侧都堆起了土包和沙袋，不能随意出入。

城上的守军突然注意到光华门城楼外左侧一百多公尺外有个面粉厂，该厂顶部阁楼居然比光华门城墙还要高一些，而且面粉厂跟城墙距离很近。这把他们吓了一跳。日本人来之前，南京城外所有高出城墙的建筑都已烧毁了，怎么有一条漏网之鱼？一旦被日军发现，占据制高点，光华门就完了。

怎么办？

烧。

怎么出城？

从城墙垛口上结绳而下。

开始是一点点地顺着绳子往下爬，但第一个士兵刚下去一米多，就被飞来的子弹击中。第二个又上，也中弹身亡。

第三个士兵聪明，说：换个垛口吧。他把绳子拴在腰上，绳子留下的长度是城高的三分之二，腰里还盘了几圈。伙伴那边拉紧绳子，他没一点点下，而是跃身一跳，离地面还有三分之一。随后，那名战士把腰里富余的绳子放下去，终于到了城下。后面的八九个战士如法炮制。

日军已明白了他们的企图。

弹飞如雨。

战士们弯着腰，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面粉厂，途中又有四五个战士中弹后猛地倒下。

最后，剩余的士兵胜利地完成了任务，面粉厂被烧了，但他们却再也无法返回城上了。他们下城时，每人带了四枚手榴弹，一支步枪。

他们直扑日军盘踞的通光营房……

12月9日上午，日军坦克开到了光华门外护城河边的大道上，炮口对准城门。第9师团的士兵来自石川、福井、富山三县，胁坂次郎第36联队的士兵来自福井县的鲭江，胁坂一准了认为：他的部队会第一个攻入中国首都。

至于胁坂次郎本人，也确实有些来头。他是胁坂安治的后代。熟悉日本史的人都知道，在日本战国时代，枭雄织田信长死后，手下两员大将丰臣秀吉、柴田胜家，为了争老大，在贱岳这个地方进行过一次决战，最后丰臣依靠他手下七个使枪的武士而取胜，这七武士是：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糟屋武则、片桐且元、加藤嘉明、平野长泰、胁坂安治，这就是日本战国史上鼎鼎大名的“贱岳七本枪”。该战中，胁坂次郎的先人胁坂安治，力刺柴田胜家的猛将佐久间盛政，更是功勋卓越。

胁坂次郎有这样的家史，所以在部队中十分傲慢，觉得在联队长一级中，只有第16师团第9联队的片桐护郎可以跟他并肩，而不把其他联队长乃至师团长放在眼里，还曾在上海派遣军的一个会议上嘲笑过中岛今朝吾。

胁坂次郎脸面狭长，八字胡向上反翘，也就是仁丹胡了，按其部下的描述：“胁坂联队长蓄着被公认为代表刚毅沉着的勇将胡须，在战阵中总是挥舞着一面祖传下来的红色指挥旗……”

在上海战中，胁坂就是挥舞着这面小旗上蹿下跳，上了东京报纸的头条。

光华门有前后两道城门洞，外门洞跟内门洞之间是个瓮城。此时最外面的城门已紧闭，城门后堆起了半门洞高的沙袋。

到12月10日，日机前来助战，开始轰炸城墙，胁坂联队的进攻也猛烈起来。他们将所有的山炮集中起来专打城墙一点，光华门左侧城垣开始坍塌了，慢慢地，形成一个45度的仿佛金字塔一样的斜坡。

光华门遇险后，胁坂次郎把手下第1大队长伊藤善光叫过来，叫他组织敢死队冲击光华门。该大队的4个中队长分别是第1中队长山际喜一少尉、第2中队长竹川薫中尉、第3中队长小川清大尉、第4中队长葛野旷中尉。

伊藤四十多岁，所在大队的大队长战死上海后，他作为补充人员从国内被调来。在上海恶战时，此人曾被打瞎一只眼，东京皇室御赐了一只假眼珠给他（由此看来，这个伊藤有些背景），戴着这个假眼珠，伊藤更卖命了。

按伊藤的布置，第1中队进行第一波攻击，第4中队进行第二波攻击，第2中队为机动部队，第3中队做预备队。机关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进行火力掩护。

伊藤把本部放在距光华门150米开外的一座没被破坏的建筑物里，攻击队和预备队都藏在附近。到了傍晚，天色暗下来，伊藤命令山际喜一少尉的第1中队立即突击。

山际喜一出发前，带上了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

话说山际还真能跑，在弹雨之下，带着日军一路狂奔，撂下20多条尸体后，竟带着剩下的100多个鬼子冲上了光华门一侧被轰击而形成的斜坡，使出吃奶的劲把日章旗竖在了那里。这是第一面出现在南京城头的日本国旗，时间是12月10日下午5点20分。随后日军在斜坡上挖了上中下三条战壕，山际又派了一个小队突击了光华门城洞。

日本人也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山际带着人跑得太快了，快到没付出太大伤亡就冲上光华门城垣，后面的葛野中队还在纳闷儿：山际这小子怎么跑着跑着就没了？

当看到光华门城垣上竖起日章旗，远处的日军愣了一会儿后，发出一阵狂呼。

但作为第二攻击波的葛野中队要想再上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在这个时间差里，城上增援的中国部队过来了，放上了6挺捷克式机枪和重迫击炮，把光华门到伊藤大队本部这150米完全封锁了。这150米基本上没什么建筑物，但伊藤又必须运送食物和弹药给光华门里的日军。

日军在这150米大路上死伤无数。?

伊藤命令葛野中队去增援山际。当葛野带人冲上城垣跟山际会合时，手下的100多人已经所剩无几。

战斗打响后，南京卫戍副司令刘兴、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前去督战。情况最危急时，参谋处处长廖肯带着电话机到了光华门，走之前对谭道平说：我每隔10分钟跟你通一次话，要是电话摇不通了，光华门也就没了。

山际和葛野带人蹲在战壕里有点傻，因为中国士兵从两翼包抄过来了，城楼处的士兵则一个劲朝这边扔手榴弹。简直是瓮中捉鳖。

但胁坂得知伊藤“得手”后很兴奋，有点如梦如幻的意思，这就攻上南京城墙了？太顺利了吧！他下令，伊藤大队即使全部战死，也必须保持现在占领的阵地。

伊藤不住地点头，谁叫他带着皇室赐予的假眼珠呢，可不能丢人啊。于是他决定亲自带着第3中队巩固光华门阵地。按谭道平回忆：光华门情势最危险时，日军组成一支敢死队，队长是个“四十余岁的瘦小的家伙”，他“野兽般带着部下冲过来”，这说的就是伊藤善光。

在通过150米生死线时，第3中队也挂了一半多。伊藤把剩下的人带到了光华门城垣，山际和葛野见他们的大队长来了，很激动：你咋也来了？总之是这个意思。

伊藤点点头，说：大队长在此，你们奋战的事迹，天皇陛下都知道了（难道发的电子邮件？），你们回去搬兵，我坚守在这里。说完，伊藤拄着军刀，坐在沙袋掩体后。他把自己的假眼摘下来，叫山际和葛野带回去转交胁坂，看这意思他要亲自死守了。

此时光华门夜空中，子弹和炮弹密集地划过天际，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

晚上9点多，照明弹打向夜空，中国守军的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一起上，三道战壕里的日军一点点地被包围了，他们的还击越来越零星了，到最后残存的日军突然停止射击。

教导总队的战士互相看了看。过了一会儿，4名日本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哇哇地跳出战壕。呵呵，没子弹了。

这时候，前面的士兵正要射击，被班长王端成拦住。他挥了挥手，4名上好刺刀的战士跟了过来。

4名日本士兵与5名中国军人对视着。

黄军装和灰军装在1937年冬天的月光下显得格外醒目。

日本人个子很矮。在冷冷的月光下，战士们看清了日本人的脸：那一张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光从那脸上看，盯着盯着，大家突然被那一张张脸激怒了。

这是南京城墙上第一场白刃战。

在日军的训练中，拼刺刀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每个日本兵都有深厚的功底。在清脆的金属碰击声中，4个日本兵面对5名中国军人，丝毫未处下风。一名中国士兵的肋部被刺中。王班长大吼一声，虚晃一枪，再一拨，随后猛地一刺，扎进了一名满脸胡子的日本兵的腹部。另外3个日本兵有点慌，后面又有几个中国士兵跟上来，最后把这几名日本兵解决了。

要撤的时候，一个战士大喊了一声：战壕里还有鬼子！

这时候，佐藤拖着一条被炸断的残腿，拼命拄着军刀，半坐在沙袋上。战士们冲过去，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后一看肩章（1937年时的日军军衔在肩章上表现，领章颜色代表军种。到后来才用领章表现军衔），发现是条大鱼：一个中佐！随后伊藤的小脑袋被送回铁道部地下室的卫戍司令部，一个卫兵闻讯后跑过来，冲着伊藤可憎的脑袋就是一拳。

逃回去的山际和葛野把伊藤的假眼珠交给胁坂，哇哇地报告伊藤“英勇战死”的情形。

光华门危急后，桂永清带了一个警卫连前往午朝门督战，在光华门到五龙桥的御道街上分段构筑了5条纵深工事，准备一旦城门失手就打巷战。

唐生智在光华门最危险的时候还是很镇定的，在把司令部的参谋们打发到更安全的铁道部地下室后，自己坐镇百子亭唐公馆，一边喝着茶，一边抽“三炮台”。英美卷烟公司的香烟，是民国军人的最爱，除“三炮台”外，这个公司出品的烟卷还有我们熟悉的老刀、哈德门。

唐生智把电话打到富贵山，对王敬久大发雷霆，叫他派第87师立即驰援光华门。随后又把刚退到南京的第83军第156师的一个团派了去。

王敬久进城后，找桂永清借了个地儿，把指挥部也放在了富贵山地下室。他急忙派手下易安华（黄埔军校3期，江西宜春人）第259旅和陈颐鼎第261旅从城外夹击日军。

说是2个旅，但打到这一步，兵力实际上也就是2个多团了。在光华门城外，战斗中，易安华身上多处受伤，头缠绷带仍挥枪指挥不辍。激战中，第261旅主任参谋倪国鼎为国捐躯。后来，南京陷落时，易旅长战死于莫愁湖。一起殉国的，还有团长谢家珣（黄埔军校5期，江西赣县人）。

龟缩在光华门城洞里的日军一直没被消灭。

谢承瑞跟驰援而来的第156师第932团团副谭廷光少校商议：火攻。

运来几桶汽油，打开盖子，从里城头扔下去，汽油往城门洞里流，用火种诱燃，城门洞里立即大火熊熊，第932团一队士兵腰挂手榴弹，从城上顺着绳子滑下来，到城门洞上面后打住，然后几捆手榴弹都扔了进去。

光华门之战空前激烈，胁坂联队的伤亡已经达到800人，伊藤大队最后只剩下75人，其中第1中队一个没活。助战来的第35联队第3大队长菅原梅吉中佐也去见了伊藤。

光华门岿然不动。

日落中华门

第9师团进抵光华门时，谷寿夫第6师团狂攻牛首山，冯圣法第58师伤亡惨重，被迫撤离阵地，与王耀武第51师汇合，向南京水西门转移。

此时，日军国崎支队、第13师团主力和第11师团天谷支队已有一部成功过江；山田支队已沿长江南岸进击到幕府山下；直接包围南京的第6师团、第9师团、第16师团、第114师团、第3师团第68联队和第101师团骑兵第101联队已完成合围；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正向下关开进。

12月10日临近中午时分，一辆汽车停在汤山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门前，从车上走下的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少将。

塚田身上携带着松井石根南京攻略手令。

在汤山，塚田见到了两个瘸子：一个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一个是刚刚被中国炮兵打伤的中岛今朝吾。这两个瘸子是东京的旧相识，而且都曾留学法国，甚至性格上还有点像，在日本军中都以冷酷、阴郁著称。

塚田传达完命令后，问中岛伤势如何。中岛没直接回答塚田的问题，而是说了另外一句话：我已为南京设想了一种命运。

1937年12月10日下午1点，日军对南京的总攻开始了。

吉住良辅第9师团攻光华门；

谷寿夫第6师团、末松茂治第114师团攻雨花台、中华门、水西门；

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第101师团骑兵第101联队攻紫金山、中山门、下关；

第3师团鹰森孝第68联队攻通济门、武定门；

第13师团山田支队攻幕府山、乌龙山；

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向下关突进。

攻城令下达前，日本飞机大量空投诱降传单，大意如下：“凡中国士兵，如无意抵抗，竖起白旗或将两手高举，携带本凭证前来归顺日本军，日本军必给予充分之关照，且代谋适当职业，以示优待。聪明的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来呢？”

日军得到的回答是猛烈的炮火。

这一天，南京环城防线处处接火，光华门、紫金山、雨花台、通济门、中山门、水西门……枪声连成一片，雨花台方向的枪弹声渐渐压过紫金山和光华门。

相传六朝时，有高僧在此登坛讲经，感动佛祖，落花为雨，雨花台由此得名。它由连绵起伏的3个山冈组成，最高不过百米，长不到4公里，这里以盛产雨花石著称。雨花石色彩绚丽，纹路形象令人称奇。但1937年冬天的雨花台，再无往日的美丽，枯枝在北风中摇摆，惨白的日光没了温度。

在这片起伏的山冈上，散布着碉堡和掩体，它们之间用壕沟连接，最前面则是屋顶形铁丝网和专门抵御坦克的沟壑。再前面是地雷阵地。

雨花台的战斗工事主要由重机枪碉堡构成，分两种，一种是用于正射，另一种用于侧射，都有钢门和橡皮门两层，厚度从顶盖到四边，在1米左右。用于正射的，为开阔射击视野，射击孔很宽大，90度开口，呈“外八字”形，视野是有了，但也带来一个问题：敌人的枪弹很容易钻进来。用于侧射的，射击口则呈“内八字”形，开口在70度左右。根据实战效果看，用于侧射的更能给进攻的敌人大量杀伤，但在修建时却侧重于正射碉堡，侧射碉堡的数量有限。

此外，还有少量战车防御炮碉堡。

防守雨花台的中国军队是孙元良的部队。上海战时，第88师前面就加了个帽子：第72军。还是孙元良当军长，但这个军下面就一个第88师，孙又兼着师长。也就是说，虽然是军的帽子，但仍是师的编制。第88师守卫中华门、雨花台，左边是第74军，右边是第87师。从1937年12月8日开始，雨花台前进阵地就发现敌情：因为后面的战士听到了地雷爆炸的声音。

守卫雨花台的，是该师朱赤（黄埔军校3期，江西修水人）第262旅和高致嵩（黄埔军校3期，广西岑溪人）第264旅。

战士们睁大眼睛盯着前方，手里握着手榴弹，看着日军俯着身子从远处慢慢包围上来！

最先上来的是末松茂治第114师团。

对攻过牛首山的柳川军来说，虽然登陆后伤亡很小，但在补给上却落后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上海派遣军。因为日军的补给都从上海运过来，由于第10军是绕行从西南面包围南京的，所以跟从东面向南京进军的上海派遣军比，补给线更长，但由于急行军，最后还是几乎跟上海派遣军同时抵达南京城下。

末松师团战力一般，在通往南京之路上，跑得却挺快，最先赶到雨花台，但几个回合下来，伤亡有点惨重，山本重德第150联队第2大队长儿森高槌中佐被击毙，其以下中队长、小队长战死多名，一些小队和中队开始由下士官指挥。

12月9日，第6师团前锋牛岛满第36旅团冈本镇臣第23联队抵达雨花台。在南京外围牛首山，第6师团遭到第74军第58师冯圣法（黄埔军校1期，浙江诸暨人）部阻击。

在雨花台，冈本的步兵虽然到了，但炮兵还没跟上来，牛岛满的副官江口八郎向冈本镇臣传达命令：现在炮兵还在往雨花台赶，但不要等他们，必须立即发动进攻！

冈本镇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手下有3个大队：驹泽贞安少佐第1大队、高田志道少佐第2大队、河喜多藤喜少佐第3大队。虽然他不看好中国守军的战力，但要说在没炮兵支援的情况下硬冲，他也有点含糊。但没办法，军令如山，一个冲锋，就丢下500多具尸体。

在炮兵上来后，10日凌晨，谷寿夫也到了，他变换阵型，右侧为冈本保之的熊本第13联队，左边是冈本镇臣的都城第23联队，长谷川正宪的大分第47联队被放在了中间，竹下义晴的鹿儿岛第45联队的两个大队绕过雨花台沿江向下关包抄，剩下的一个大队为师团总预备队。

进攻中，最令日军害怕的是密集的地雷阵地，走着走着日军就一个个飞上天。而重迫击炮的远程打击更令日军胆寒。

再靠前，就是机关枪的火力。

在雨花台，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第88师的代价更大：这个师的4个团，除一个团长无恙外，其他7个正、副团长全部殉国，团长如此，营、连一级更别提了。

12月10日，南京环城炮火声震天。卫戍副司令罗卓英登上中华门督战，鼓舞士气，对部下说：南京为我国首都，又为总理陵寝所在，不战而弃，诚为革命军人的耻辱！我将士须同仇敌忾，与暴日决一死战。人终有一死，我们葬身钟山之下，必为后代敬仰。

日军那边沉寂了一会儿，没多长时间，便有十几辆坦克开过来。掩体里的战防炮这时候发挥作用，集中火力打向日军坦克，有四五辆坦克被打中。

但日军过来的，足有一个战车队，其他七八辆坦克绕过被打中的，继续向前开进，中国阵地上的掩体受到坦克炮击。

见此情形，朱赤手下的一个班长带着两名士兵从战壕内匍匐而出，他们腋下夹的是捆在一起的手榴弹。三名战士一点点接近了日军的坦克。坦克的炮声震耳欲聋。三名战士冒死贴住坦克，在坦克的履带旁拉响手榴弹，日军又有三辆坦克报废，而那三名战士也为国捐躯。

虽然中国阵地这边伤亡不小，但日军的坦克最终还是被打了下去。谷寿夫没办法，只好等飞机增援。日机呼啸着出现后，雨花台阵地遭受了灭顶之灾。因为雨花台顶部地势平坦，日机极容易捕捉目标，往复盘旋的轰炸使第88师伤亡惨重，由此渐渐不支。

到12月12日正午，朱赤的阵地被突破了。在坦克的掩护下，背着行装包、穿着大衣、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日军，乱叫着蜂拥而上。

战士们的弹药几近打光，最后一轮手榴弹扔出去后，日军又倒下一大片。然后是白刃战。朱赤同时被三名日军的刺刀刺中，鲜血从嘴里喷出。朱赤怒目而视。团长韩宪元在击毙了两名日军后，回头看见朱赤中刀，大喊一声“旅长”，在冲过去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

投黄埔军校前，朱赤曾当过教师，从军后也没放下对学术的钻研，既精于中国典籍，又深通西方哲学，如果没有战争，也许最后他会做教授，但家国有难，先战上海，再战南京，至此殉国。

在另一翼阵地，高致嵩率部也陷入最后的反击，身中数弹，血染雨花石。

高致嵩和朱赤是黄埔军校3期的同学，最后携手以死报国了。

在雨花台，和朱赤、高致嵩一同捐躯的，还有多名将校：副旅长华品章（黄埔军校4期，四川西昌人）、团长韩宪元（黄埔军校3期，海南文昌人）、营长符仪廷（黄埔军校6期，海南文昌人）、作战参谋赵寒星（黄埔军校3期，浙江临海人）……

雨花台陷落后，第264旅副旅长廖龄奇（黄埔军校4期，湖南祁阳人）率两旅残部向中华门撤退。就这样，12月12日午后，南京最大的城门中华门暴露在谷寿夫眼前。

中华门高超过20米，瓮城中筑有藏兵洞27个，是南京最坚固的城堡。远远望上去，正门上方赫然写着四个大字：誓复国仇。

日本人看到了么？

南京城墙前有护城河，护城河跟南京城墙间有20多米宽的空地，这当中又挖了多层战壕，并设有铁丝网。

中华门一线的城墙上，密密麻麻地布满弹痕，城楼和城墙外街道两旁的建筑物都在燃烧。在城头上，中国守军布置了30多门迫击炮，每隔50米，就放着一挺捷克式机枪。第88师师长孙元良和参谋张柏亭、补充旅旅长吴求剑（黄埔军校3期，湖北黄梅人）坐镇城头。

雨花台陷落后，为提防日军偷袭，孙元良叫人把护城河上的桥炸毁，退到城下的廖龄奇残部没法进城，只好边打边往下关方向撤。

日军很快就扑过来了。

仍是第114师团，雨花台攻下来后，末松茂治叫伤亡惨重的山本联队停下来休整，往中华门方向派出千叶联队。千叶小太郎当了先锋后，立马把自己的军旗中队派到第一线。

这是个冒险的行动。

熟悉日本军史的人都知道，联队军旗是日军的命根子，每面联队军旗都是天皇亲手授予的，按军规：军旗在，则联队在；联队若将覆灭，必须焚烧军旗。若军旗被敌人夺了去，就算这个联队毫发未损，其番号也要被撤销。由于联队军旗如此重要，所以在战役中经常出现联队长在战役危险时亲身护卫军旗的事。

日军联队中专门设置有军旗中队，180个人不干别的，专门保护军旗，而旗手呢，至少是少尉军衔。一般来说，军旗中队在联队本部左右，但千叶竟一下子把联队军旗中队派到了一线，目的很明确：如果侥幸得手攻占中华门，他们就成了第一个在南京城头插日本联队军旗的，军功自然显赫了。

很遗憾，千叶想得挺好，但他的部下太不给力了。前面说过，这个第114师团主要由退役高龄士兵组成，被紧急召到军中，来自各行各业，一个个都胡子拉碴的，虽然有军事经验，但由于岁数大了，冲锋起来就不行了。

到了南京城下，千叶把指挥部设在一间民房，军旗中队也被隐蔽在附近。千叶想在中华门城下搞爆破，但他的工兵队显然低估了中华门的耐爆度，一个工兵分队好不容易摸到门下，把炸药放好了，也引爆了，但中华门却纹丝未动。千叶又派了一个中队冲击，但很快被歼灭。令日军奇怪的是，城头上看不到中国军队的机枪，但火舌确实又是从城上喷射下来的。（直到占领南京后，日军才发现，守城的中国士兵在城上挖了地洞，然后从墙体上掏出枪眼，机枪就是从那儿打来的）

见中华门太过坚实，千叶联队转攻雨花门。

此时，从杭州湾一直开过来的第10军藤田实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3期，鹿儿岛人）战车中队的坦克终于开到了南京城下。藤田实彦有一号，后来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宫本武藏》和描写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兄弟的《坂上之云》的作者）是他的部下，此人在日军中被称为“胡子之王”。至于他的胡子是什么造型，有多夸张，没法形容，只能说在你的想象之外。而且，战后的1946年，就是在这个藤田的主谋下，日本人在吉林发起了著名的“通化暴乱[2]”。

我们都看过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中华门前日军坦克在冲锋。那就是藤田的坦克。

第6师团这边，先是冈本镇臣的第23联队，然后是冈本保之的第13联队，后者是一支地道的熊本部队，士兵来自熊本县，打头阵的是十时和彦中佐第1大队加川胜马第3中队的濑户本小队。

中华门前是条大道，两旁都是店铺和建筑，城上的中国军已用火力把这条道路封死。日军把步兵炮和机枪架到两边建筑的顶上，向着城墙乱击，但没什么效果。

濑户本准尉的指挥所离中华门只有200米，在一个空房子里。从这里冲到中华门前，肯定会伤亡不少。而且，他注意到：高大宽厚的城墙前，有条20来米宽的护城河，要想冲到门下，就必须先渡过护城河。护城河上的桥已被中国守军拆了，至于河水有多深，由于不能接近，也搞不清楚。

就在濑户本犯愁时，他手下的代理分队长八田隆幸上等兵派人来报，说他们有一个发现。

这是个致命的发现。

原来，八田上等兵带了几个日军摸到跟中华门外主干道平行的一条小街，这里处于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在搜索中发现：小街尽头有个房子没受炮火破坏，房子里有三个窗户，而窗户外就是护城河！护城河对面的城墙已经被飞机和重炮炸得坍塌了不少，坍塌口离城墙根只有十五六米高。叫八田更为兴奋的是：这里的护城河上，有条没来得及被中国守军炸掉的木桥！

濑户本立即上报中队长加川胜马。

再说此时的八田，已经带人摸进这个房子，但刚进去就被城上的中国守军发现。一等兵高村抱着轻机枪，刚从窗户口一探头，就被击毙了，另两名士兵也被打伤。

于是日本人不敢动了。焦急中，八田等来了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的传令兵大角康夫。

大角带来了中队长加川的命令：坚守到天黑，在工兵配合下，从这里突击中华门！

日落紫金山后，加川胜马带人钻进这个房子，告诉八田：大队第3中队将跟第1中队联手，在一个工兵分队的配合下，力争从这个“天赐宝地”冲进南京。

下面就是组织敢死队，代理小队长濑户本准尉被任命为敢死队队长，队员是八田隆幸等11人。出发前，加川给这12个鬼子往水壶盖里倒清酒。

天黑后，南京城墙上亮起流动的探照灯。

打了两颗烟幕弹后，日本人的敢死队发起进攻。

第一个站起身的是队长濑户本，这小子抽出军刀，压低了嗓音狂嚎了一声，第一个翻出窗户，冲上木桥。后面跟着上等兵八田隆幸等人，以及包括平石小队长在内的工兵4人，他们带着炸药。

但就在距对岸还有五六米时，出事了。濑户本举着战刀第一个栽进河里。怎么呢？因为木桥到这里就断了。

紧跟在后面的八田还算反应快，来了个急刹车，站在断桥前，后面的日军也停住了。

濑户本这下知道河水有多深了，一米多深，正到他脖子那。幸好还有几米远，桥上的队员跳下河，拼命往对岸游。平石等几个工兵，一边托着炸药包，一边也挣扎着上了岸。

城上守军发现日军突击后，立即组织火力，由于日军很快就摸到城根儿，射击已经没有角度了，主要是往城下丢手榴弹，日军死伤不少。

工兵小队长平石带人在坍塌的那处城墙下安放炸药，由于过度紧张，点炸药的第一个工兵竟然没点着，伏在地上的日军等了半天，不见动静。第二次，平石亲自去引爆，这下炸药响了。随着一声巨响，耀眼的白光一闪，原来已经坍塌的城墙，又往下降了一米多。

爆炸声一响，第二波日军就带着事先造好的梯子跳进护城河，向这边游来。这波日军都是工兵。他们不仅带了木梯，还带了绳梯。上岸后，日军竖起梯子就开始往上爬。

由于日本人的梯子没那么高，很多是两架甚至三架绑在一起的，所以不太结实，不少日军爬着爬着就掉了下去，没掉下去的又有不少丧命于守军的枪口下。

这段城墙上的中国守军，是王耀武第51师李天霞第153旅第306团，团长就是上海战中我们见过的邱维达。此时，周志道第151旅正跟日军在水西门外死战，肉搏中，第302团团长程智壮烈殉国。

此时，在淳化镇受伤的张灵甫、纪鸿儒两个团长已被王耀武护送到对岸治疗，程智团长又阵亡了，邱维达独撑水西门一线的城防。

日军敢死队冲上城墙后，被打了下去，又冲上来，又被打了下去，但日军似乎也疯了。

日本人会搞敢死队，我们就不会么？邱维达在预备队里拿出一个加强排，问大家：知道今夜意味着什么吗？

战士们说：死。

邱维达说：是以死报国。

城头的寒风中，大家已热泪盈眶。

这个排的战士，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每人带了20发子弹，腰里别着8枚手榴弹，向城墙缺口处冲了过去，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水西门和中华门之间的这段城墙出现险情后，南京宪兵第2守团紧急驰援，邱维达这时候已作必死准备了。在随后的激战中，第306团第3营营长胡豪（黄埔军校4期，江西兴国人）亲率战士死战日军，身中七刀殉国。团长邱维达本人，大腿中弹，因失血过多，昏迷了过去。

驰援而来的南京宪兵团继续跟蜂拥入城的日军肉搏。但战斗中，穿黄军装的士兵越来越多……就这样，到12月13日凌晨1点多，日军占领了这段城垣，但日军没扩展战果，而是叫工兵搬过来沙袋，在城垣上固守着方圆30来米的阵地，想等天亮后再进攻。

加川胜马欣喜若狂，认为自己的部队最先登上了南京城。于是，紧急叫传令兵给坐镇后方的联队长冈本保之报喜。

但冈本拿到战报后非常沮丧，因为半个多小时前，长谷川正宪的第47联队已经冲上中华门了。在通往南京之路上，这个联队出现霍乱，被隔离了一周，长谷川急得够呛，生怕赶不上攻占南京，后来生生地追上了师团主力。在第1大队第3中队长三明保真带领下后来居上，12月13日0时30分，竟第一个攻上了中华门，将日章旗插在城头的是一个叫中津留大作的伍长。

实际上，中华门和水西门之间的城墙，在12月12日下午就被打开了缺口（八田上等兵发现的那个坍塌处）。当时，第6师团的炮兵部队（藤村谦）在雨花台上设野战重炮猛击，发射了500多发炮弹后，打开一个缺口，冈本镇臣第23联队第3大队第9中队中队长肥后盛英一度带人冲了进去，时间是下午4点44分，但很快又被中国守军打了出来。所以，后来的普遍说法是：中华门在12月12日傍晚就陷落了。严格地说这并不准确。

就在这个时候，第114师团千叶联队狂击雨花门，光华门、中山门也分别被第9师团胁坂联队和第16师团大野联队炸开了豁口，紫金山战斗则到了最后的关头，沿长江而来的山田支队已经占领了幕府山，国崎支队已渡到江北正向下关对面的浦口疾进……

[1]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指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于1937年8月20日在南京签订的条约，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通过该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37年11月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

[2] 1946年2月3日，吉林省通化市旧日本军发动的武装暴动。由于当地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暴动指挥部，暴动就此平息。

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弃城

1937年12月11日，抵达庐山的蒋介石被身边的无线电机要人员告知：已经收不到南京的消息了。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留在南京的两个贴身卫士班，在队长俞洁民的带领下出了挹江门，在下关坐上自己掌握的一艘火轮向上游九江开去。这是南京围城后第一队脱险的人。不是没有唐生智的命令谁也不许走么？但俞洁民是蒋介石的贴身卫士长，把守下关的宋希濂也不敢拦。

这天晚上，蒋介石得到安徽当涂陷落的消息。当涂在哪？芜湖和南京之间。也就是说，日军已经完完全全地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如果不放弃南京，守城部队基本上会被日军围歼。但蒋介石这边跟南京的通讯已中断，他只好电令在长江北的顾祝同，叫他转告唐生智，原话是：“如情势不能久持，可相机撤退。”

一个电话打过去，正好是唐生智接，顾祝同叫他11日晚先渡江，同时向各部队下达突围命令。但唐的想法是：如果自己先走，虽有蒋的口头传话，但毕竟不是白纸黑字，将来他必成为媒体和民众心中的逃将，有一万个嘴也说不清楚，所以他告诉顾祝同，必须召集司令部会议，向将领们传达蒋的命令。

在顾、唐通电话的当夜，南京枪声不息，市民们伏在家，于黑暗中继续忍受煎熬。在外面，蜷缩在寒冬马路上的是无家可归的难民，以及从前方阵地上撤下来的痛苦呻吟的伤兵。此夜天空暗无星斗，有的只是炮弹滑过后恐怖的声音和爆炸时惨白的光亮。

遥望紫金山，那里的战斗已进入白热化。

唐生智是12月11日晚上11点接到顾祝同电话的，3个小时后，也就是12日凌晨2点，他在自己的公馆召集副司令罗卓英、刘兴，以及参谋长周斓和参谋处长廖肯等人开会，将撤退的命令通告诸人。短暂的会议结束后，唐叫参谋处长廖肯、作战科长谭道平迅速起草撤退计划。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撤退计划的拟订，成了对参谋们的一次大考。

12月12日傍晚5点，唐生智召开会议，但他没马上下达撤退令，而是先问与会将领：在一部日军（第23联队肥后盛英中队）已攻入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垣的危局下，是否还能对南京进行有效守卫？

此时，南京环城处处激战，卫戍司令部的气氛紧张到极点。由于不是蒋介石直接向唐下的命令，所以老唐还是留了个心眼，叫各部队长分别代表自己的部队在撤退令上签字：

人们好像都不愿意第一个签。过了一会儿，第66军军长叶肇说：情势危急，我先签。

随后，周澜签了。第三个签字的是孙元良，第四个是宋希濂，随后俞济时、邓龙光都签了字。王敬久则一个劲地抽烟，最后也签了。

按桂永清的说法，在一片沉默中，他站起来说：城防左侧（乌龙山、幕府山一线）并没有多少敌人，紫金山的大部分阵地仍在手里，中山门外的四方城到白骨坟虽处于激战中，但敌人并没突破防线，而光华门更是牢固，只有中华门与水西门一线告急，但可以派教导总队的预备队去支援。

唐生智这时候从口袋里摸出蒋介石通过顾祝同下达的命令：宣布放弃南京。

没人知道唐生智此时的心情，因为他曾宣布要与南京共存亡。同时，他也对蒋介石说过：没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现在命令也来了，撤退似乎顺理成章。

唐在会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结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

唐生智终于没有做到死守南京。他此前采取的一切背水一战的措施，开始慢慢显露出恶果了。

唐生智叫人下发了参谋处拟出的撤退计划，原则是大部（从正面）突围，一部过江（从下关渡长江北撤）。命令如下：

一、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7战区（新成立战区，由刘湘任司令长官）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芜湖有我第76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6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机、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通信兵团，除配属外部队者应随所属部队行动，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坏之。

六、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之运动为要。

七、各部队官兵应携带4日份炒米及食盐。

八、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南京卫戍军各部突围计划：

一、第74军所辖第51师、第58师自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一线以右地区突围，向祁门附近集结。

二、第87师、第88师自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一线以右方向突围，向黟县附近集结。

三、教导总队、第103师、第112师、第66军，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一线以南地区突围，教导部队向昌化附近集结，第66军向休宁附近集结，第103师、第112师向于潜附近集结。

四、第83军自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一线东北地区突围，向歙县附近集结。

五、第2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封锁线，万不得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

六、第36师应掩护各机关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开始渡江，向花旗镇、乌衣附近集结待命。

按命令，守卫乌龙山要塞的第2军团掩护大军撤退，但由于徐源泉的部队跟城内司令部的通讯已断，所以唐生智并不知道第2军团在他们开会前就已经渡江了。12日下午，徐源泉听一名逃兵说南京已经失守（实际上是中华门、水西门一线城垣攻进来少量日军），于是马上跟城里联系，但发现电话不通了，给唐生智发电报，也没得到回音，在这种情况下，他先行带军队渡江而去了。

这倒是一支安全脱险的部队。徐源泉先派了一支部队对沿江而来的日军（山田支队）进行警戒，又命令在乌龙山要塞的守备队接应从前进阵地撤下来的部队，在12日天黑后以主力在周家沙、黄泥荡两处安然渡江，转天天亮前，把留在南岸的最后一个士兵运送到了北岸。

虽然徐源泉“擅自”撤退，但由于已经跟城里联系不上了，而且在撤退时很有章法，为抗日军保留了大量战士，所以也很难给他什么指责。至于日军军舰冲过乌龙山要塞开到下关，已经是13日早晨8点以后的事了。

按唐生智的命令，大部突围在12日晚11点后，第83军为13日晨6时。在会上，唐生智将撤退路线下发诸将领后，又口头补充了一句：每支部队在撤退时应有长官率领，如部队已脱离掌握，可同我一起过江，第51师、第58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从正面突围，有渡轮时可向北渡江，奔滁州集结。

不少人说，坏就坏在这道口头命令上了。

南京卫戍司令部参谋拟出的撤退计划还是很具体的，但当时通讯多已中断，在操作上已无法完成了。而且，搞军事的人都知道，两军对垒时，一个撤退令会对士兵的心理产生多大影响，也许在下令前士兵们还在浴血奋战，而一旦得知全线撤退后，意志就有可能在瞬间崩溃。所以，即使没有那道口头命令，在孤城危局下，撤退一方的军队也很难做到从容而行了。口头命令反而加快了这种混乱。

散会后，唐生智叫人对卫戍司令部的大量机密文件进行了处理，然后命令部下将自己的公馆焚毁，随后率罗卓英、刘兴、周斓等人奔向下关江边煤炭港海军码头。在路上，他问渡船的情况，周斓告诉他司令部掌握着一艘小火轮。

对，就是当初留下的那艘。

谭道平等人已经在火轮上等着了。唐生智等人上船后，等佘念慈和廖肯，但没等到，于是在晚上9点多的时候开船，奔向江北。他们坐的这只船，还是前几天从江阴那边开来运送军用品的，被参谋长周斓多了个心眼，留了下来。这艘船，成了卫戍司令部的救命之船。

教导总队第2旅第3团团长李西开（云南讲武堂，云南开远人）回忆，12月12日傍晚6点半，由于他的这个团伤亡惨重，接到了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的电话，告诉他邓龙光第83军将接替第3团的阵地，让他带部队到太平门外的冈子村。也就是说，此时桂永清开会还没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桂永清返回富贵山指挥部时，至少在傍晚6点半以后。半个小时前，紫金山第二峰刚刚陷落，第一峰战斗正在进行中。

桂永清是和王敬久一起回到富贵山地下室的。在指挥部，桂永清计划召开个紧急会议，但由于时间紧迫，又取消了会议，放了归桂节制的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的鸽子，惹得戴大骂。

桂永清决定用电话通知前面的部队长，王敬久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于是有的部队联系上了，大多数则没联系上。王敬久不管那些了，先行渡江。

桂永清也决定走，想带邱清泉一起，被后者拒绝。邱清泉说，马威龙第3旅还在紫金山第一峰与日军激战，他想跟前线各阵地的部队长再联络一下，尽量都通知到，再商议一下撤退路线。这时候，第1团（秦士铨）、第2团（谢承瑞）、第6团（刘子淑）联系上了，紫金山上与敌激战的马威龙的两个团和太平门外的第3团（李西开）还没联系上。

桂永清望着自己的这位参谋长，说了声：保重，时间紧迫，现在南京已是危城。

随后，桂永清离开了富贵山指挥部。

桂永清撤离时也可谓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由于身体肥胖，他行动起来比较缓慢，好不容易到达下关江边，又无船可渡。跟随着的卫兵临时扎了一个小木筏，渡江时又多次出现险情，最终还算幸运，被卫兵连拉带拽，终于抵达江对面。桂永清逃过一劫。

王耀武于当晚8点多接到军长俞济时传达的撤退令，他领着第51师往雨花台地区的双闸镇方向突击，杀出一条血路后来到下关江边。作为一师之长，他亦无船可渡。以睿智精明著称的老王闭上眼：此即生人之江，也是绝命之江！

恍然中，他听到有人大喊了一声：王师长，快跟我们走！

睁眼一看，竟是第74军军部的副官。原来，此时军长俞济时和第58师师长冯圣法已安全过江，俞济时有先见之明，南京战前为自己的部队准备了一艘小火轮，现在专门来接王耀武。

王耀武脱险了，第51师、第58师的大部分士兵，最后也乘这艘小火轮抵达对岸。王耀武过江后，不见邱维达，万分着急，立即命人返回江南岸。

1937年12月12日夜，打起仗来以亡命和脾气坏著称的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陷入了巨大的伤感中。

按教导总队参谋处作战参谋刘庸诚（中央军校10期，四川成都人）的回忆，在桂永清走后，“邱叫卫士把一堆文件拿去烧掉，静坐在电话机旁，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两眼微闭，若有所思。”

悲从心起的邱清泉等来了刘庸诚的同学、炮兵连代理连长严开运（中央军校10期，四川邛崃人）。

临近黄昏时分，严开运的阵地击落了一架日军飞机。当时规定，击落敌机者奖银洋500块。邱清泉告诉小严，奖励以后会给你，现在你带人撤吧，渡江到浦口。但走前，把战炮全部炸毁。

严开运知道南京已经弃城，但心有不甘，舍不得自己的战炮。

邱清泉想了想说：那你就带走吧，但如果带不走，一定毁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严开运向他的长官敬了一个军礼，走到既是同学又是老乡的刘庸诚面前，握住手，用四川话说：老刘，你什么时候撤？保重啊！

刘庸诚鼻子一酸，说：你也要保重！我和参谋长还要继续通知一下前面的部队。

严开运转身奔出富贵山地下室。

在已经决定弃城的12月12日夜，由于没接到命令，教导总队的防线从紫金山、灵谷寺、陵园新村、西山孝陵卫到白骨坟一线仍处处激战。

当晚7点半，教导总队第2旅第3团的人到太平门外的冈子村后，没发现前来接防的邓龙光部队，随后报告团长李西开，后者再给邱清泉挂电话时，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到8点半时，教导总队第3团把指挥所从明孝陵转移到廖仲恺墓附近，团长李西开和他的副手彭月翔（黄埔军校6期，江苏如东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商量下一步打算。这时候，第6团团长刘子淑（黄埔军校4期，湖南津市人）、第1团团长秦士铨（黄埔军校4期，湖南零陵人）陆续来到指挥所，刘子淑告知李西开，卫戍司令部已决定弃城。

刘子淑大怒道：他胡启儒（第2旅旅长）先跑了！

弃城令下达后，胡启儒在电话里告诉刘子淑，他到下关宋希濂那接洽第2旅撤退的事，但到下关后发现情况不好，于是“先行一步”了。

李西开说：现在骂也没用，当务之急是定个撤退计划！

三个团长一碰，出了两个方案（也只能是这两个方案）：一是进城后到下关渡江；二是从正面突围，经太平门向皖南转进。但由于此时秦士铨的一个团已经快打没了，刘子淑虽然还有点人，但以新兵为主，而且伤亡也不小，所以大家还是决定向江边撤。

随后，几位团长分了手，却不想秦士铨团长在突围中殉国了。而紫金山上马威龙的两个团，由于接不到命令，仍在苦战中。

教导总队通讯营的石怀瑜连长接到撤退令时已是12日深夜。他带着20多名士兵向太平门跑去，到军校大礼堂时已是零点。此时回望紫金山，一片火光，第一峰的战斗更趋激烈。石连长和他的战友泪水夺眶而出。12月12日晚，悲壮的气氛渲染着古都的每一棵枯草。南京的悲歌，已在壮烈中奏响。

南京已三面被围，不愿从正面突围的士兵和逃难的市民奔向下关江边。在他们看来这里是唯一的出口。很多市民举家跑出屋子，加入逃难的人流。于南京脱险的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黄埔军校4期，山西山阴人），在1938年写下《陷都血泪录》，其中有这样一段：

各级部队都在向下关蜂拥撤退，宽敞坦荡的大马路上，一片大乱的情景，出乎我的想象，人潮汹涌，遍地凌乱，极少有部队能够保持队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钻隙北进，尽快地奔向下关的挹江门，部队长掌握不住部队，各级官兵似乎也无意跟着部队行进。没有人知道他们挤向前去的遭遇，更遑论未来的命运，唯一的目的就只有往前挤过去。

很多人没接到撤退令，包括作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部参谋的程奎朗。

12日傍晚，他看到宪兵第2团团长罗友胜神色紧张地来到位于铁道部大楼的卫戍司令部，告知他一部分日军已经冲了进来，他的部队奉命去中华门和水西门一线增援，但已经顶不住了。

罗走后，程奎朗在食堂里遇到一名传令兵，传令兵说：司令长官和参谋长都走了，你还不走！

他才知道南京已经弃城。当程奎朗回到参谋处办公室时，已空无一人，他慌忙出了铁道部大楼后门，往金川门去，但被人告知那里已走不通，于是折回到中山北路，也奔向挹江门，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到了中山北路海军部门口，遇到第36师部队在马路上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不准由南来的部队通过。这时天已黄昏，只见城南火光冲天，炮声震耳，尤以紫金山方向枪炮声最烈。中山北路上，车辆、部队，黑压压的，如潮水般地向挹江门涌来。出城的人们争先恐后，前推后拥，挤作一团，有的被踩倒在地上，喊爷叫娘。第36师的哨兵在城门口架起机枪大声喊着：不要挤，再挤就开枪打！人们依然挤着，我艰难地出了挹江门……

去下关江边，必从挹江门穿过。守挹江门的是作为南京守军总预备队的宋希濂第36师。

保卫战开始时，唐生智就把挹江门封了。12日傍晚决定弃城后，由于通讯不灵，命令并没马上下达到挹江门守军这里。此时挹江门前，两边是铁丝网，中间只有一条小道，第36师士兵举着步枪，做瞄准状，不叫人们出城。冲到门前的军民，则一起往前挤。第36师士兵随即开枪阻击，南京城内陷入大混乱！

正如程奎朗所说，此时城南中华门方向枪声大作，紫金山方向更是烈焰升起如同白昼。

通往挹江门的路上，市民越聚越多，哭声和喊声连成一片。在挹江门一时无法洞开之际，包括第83军第156师师长李江在内的不少人，都选择了攀缘城墙，结绳而下。

后来挹江门终于打开，随即发生惨剧：拥过去的军民达到数万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一时间发生了人踩人的混乱场面，在光华门阻击日军的教导总队团长谢承瑞，拖着受伤之躯也来到这里，在混乱中被人挤倒在地，最后竟被后面拥上来的人群蹬踩而死！

谢承瑞从炮兵专科学校到兵工大学，又在法国系统地学习了军事，是当时难得的人才。后来有一次，有人对桂永清说：你们教导总队出身的将士都是一流的军事人才。桂黯然回答：一流的都在南京殉国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二流的，包括我在内。那人问：谁是一流的？桂回答：谢承瑞。

军民都往下关去。这时候，下关江边有多少船呢？

按很多人的说法，此时江边看不到船。这也比较夸张。如果一条船也没有的话，脱险的那部分将领和士兵又是怎么走的呢（南京突围后，作战科长谭道平负责统计脱险士兵数量，各地共收容44,000多人，除从正面突围的两支广东部队和教导总队马威龙第3旅外，大多数仍是渡江脱险的），不可能全靠浮木登上对岸。

日军围城前，下关本来停有两艘大型火轮（每艘可运送800人），但唐生智嚷嚷着要死守南京，所以他下令把这两艘船赶往上游武汉了。据宋希濂的回忆，1937年12月12日夜，下关江边只有四五艘小型火轮，其中司令部掌握一艘，俞济时的第74军掌握一艘。下关到燕子矶一段的江边，则有两百多条民船，外加最多3艘小火轮，掌握在第36师手里。

小火轮就那几艘，民船虽然有一些，但搭载人员有限，而且速度慢，在江两边往返的话，耗时自然就要长，加上不少民船到对岸后就不再返回，所以也就成了“一次性用品”。更要命的是，这个时候，江北岸胡宗南的部队还没接到南京突围的命令，不许对岸的人过来，甚至一度枪击渡江者。这是当初唐生智下的命令。说到这个老唐，如果当初他有个周全计划，不把两艘大型火轮（过江运一趟来回45分钟）赶走，那么从12月12日下午5点以后，到第二天7点天亮前，足足有14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算一算能运送多少军民！

但这所有的一切，仅仅是“如果”，历史恰恰不相信“如果”。

第一时间安全渡过长江的部队，除了一直在江边防守又掌握渡船的宋希濂第36师外，就是王耀武的第51师和冯圣法的第58师。

由于船只不够用，更多的士兵和市民只能望江兴叹。情急之下，有的人四处寻找木料编筏子，但筏子刚投进江里，就有一群人跳上去，很多筏子到不了对岸就沉了；有的人抱着木头直接跳进冬天的长江，最终被急流吞没；有的人则蹲在木盆中，随着江水无望地漂流。

很多人在焦急中沿江往下游燕子矶方向逃去；有的则奔往上游上新河方向；更多的妇孺老弱以及伤兵跺脚捶胸，不知如何是好。

在城垣上受伤昏迷的邱维达被部下用担架抬到江边，王耀武派来的人正在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发现邱维达，紧急把他送上小火轮！

当初，第88师残部从雨花台撤下来后，由于进不了中华门，副旅长廖龄奇只好带人往江边退，反倒因祸得福，在渡江时占了先机，奇迹般地过了江。后来，留在城里的旅长吴求剑和师参谋长张柏亭也脱险了，但师长孙元良却没能跑出去。

在中山门外作战的第87师第261旅旅长陈颐鼎、第260旅旅长刘启雄，直到13日零点才知道南京可能已经弃城，但已经联系不上王敬久和沈发藻了，所以他们跟部下一起签字，担负在没有命令的前提下撤离阵地的责任。

往下关撤退的路上，陈颐鼎想：既然是主动撤退，下关必定有船只接应部队。当拂晓达到下关江边后，他们傻了：眼前是一片片逃难的市民和撤下来的军队，而船只寥寥！

刘启雄跟陈颐鼎商量，想潜藏到难民区。后者一听就说不行，此时再进城不等于往老虎嘴里钻么？但刘启雄坚持个人想法（实际上最后没能回城），陈颐鼎只好与他分手，带人奔下游燕子矶。到了那里，他们先是坐着木板顺水漂流，木板沉没了，又侥幸搭上芦苇编成的筏子，多次历险后（一度滞于江心的八卦洲），直到12月16日才上了北岸。

第87师最终也成为南京突围中损失最惨重的部队，最终渡江脱险的，只有师直属部队300多人！

下关江边的混乱虽然在继续，但这一带却亮如白昼，因为电厂仍在为江边的路灯供着电。有人说，亮着路灯，这不是给日军飞机军舰照亮么？实际上，这时候日军虽突破了乌龙山防线，但还没冲到下关江面（转天上午才到），而日机一贯是白天轰炸。所以，江边的路灯，在12月12日的突围之夜，更多地帮助我们的同胞。但历史永远忽略细节。在这样的晚上，又有谁会去注意那亮着的路灯呢？又有谁会想到路灯后坚守岗位的工人呢？因为电厂工人都坚守岗位，没有逃跑，所以城陷后很多人来不及脱身，最终死于屠城中。

在人们涌向下关时，两支来自广东的部队：叶肇第66军、邓龙光第83军主力，以及教导总队第3旅马威龙部，已经决定从正面突围！

按卫戍司令部计划，第83军应在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后，再于13日凌晨突围。在随后的行动中，邓龙光没执行这一命令。现在看来，当时很多部队都往下关方向撤，没选择从正面突围，这也使第83军的掩护任务实际上无法实施（后来，邓龙光被“记大过”处分）。

第83军不是全军从正面突围的，其所辖第156师（师长李江，从下关渡江）大部没接到突围命令，最后选择了向下关撤退，只有一小部跟随该师参谋长姚中英少将（黄埔军校2期，广东平远人）从正面突围。走太平门从正面突围的，还有第154师（师长巫剑雄，但他本人没随队，而是出下关，从乌龙山渡江）、第159师（罗策群代师长）、第160师（师长叶肇兼任）。

突围的广东部队以叶肇为总指挥，时任第83军参谋处处长刘绍武（黄埔军校6期，广东兴宁人）脱险后写有《83军南京突围记》，多少年后读起来，当时紧张危急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12日）大约下午二时，忽接长官部电话，找军长邓龙光去开会，邓与参谋长陈文一同前去。五时左右，上校参议柯申甫突然驾驶邓龙光的汽车来找我。他一进军部大门，就大叫一声：“走呀!”……叶肇部作先锋（叶部入城后未被使用，故集结容易），邓龙光部作后卫，抢先突围。于是叶（肇）、罗（策群）、邓（龙光）、陈（文）等一拥上车。此时广场已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将军的怒骂，汽车的喇叭，均失作用。只得弃车乘马，但马也无回旋余地，又迫而弃马步行。那时人都准备轻装逃命，不少珍贵行李都视如敝屣。邓龙光的几枝人参浸制的酒和几盒头号的高丽参皆弃诸道旁，无人过问。只见失却节制的队伍蜂拥向太平门方向移动，秩序大乱。我们八时许到达太平门。据报，叶肇、罗策群亲自指挥部队拆除堵塞城门的沙包。我们就在一间守兵用的小房子内静候出城。当时紫金山的敌炮断断续续地向太平门内盲目射击，麇集在太平门内的我军迭有死伤，越城之心愈急。九时许，忽然人声鼎沸，人流蠕动，据报先头部队已开路出城，我们就争先恐后继续跟上，各显身手，从城门夹缝之中挤出去……

叶肇和邓龙光的广东部队急于出城从正面突围，而教导总队士兵正从城外阵地撤回城内，准备奔下关渡江，两股部队堵在太平门！经交涉，最后教导总队的士兵同意广东部队先出城。在广东部队完全奔出太平门后，教导总队的这队士兵始涌进城内，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自己踏上了更为危险的道路。

进入12月12日深夜，很多部队开始突围或向下关撤时，固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第3旅还在旅长马威龙率领下与日军死战。直到13日零点以后才开始撤退，这支部队沿紫金山北麓绕行敌人薄弱的空隙，成功迂回到皖南。在转年的河南兰封之役中，马旅长在与友军围攻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率军冲锋时为日军击中，殉国于中原大地。

广东部队一出太平门，就遭到日军第16师团的阻击，姚中英少将阵亡。但此时日军还没意识到中国军队开始突围。到12月13日零点，突围到至仙鹤门、尧化门时，日军发现了中国军队的意图。几次冲击，广东部队都没冲过封锁线。第159师罗策群代师长身先士卒，挥动手枪带队冲击：“丢那妈，冲呀！唔好做哀仔呀！（粤语：不要丢脸！）”

冲击中，罗策群代师长殉国。

12月13日，广东部队接近汤山。又一场大战后，第159师余部奋勇冲出包围，向小九华山一线转进。第160师抵达汤山后，又遭日军拦截，叶肇和军参谋长黄植南在战斗中跟部队失去联络。此时，第83军军长邓龙光率154师、第156师余部向淳化镇方向突围而去，于21日到达南陵（安徽东南）安全地带。

从太平门正面突围的中国军队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了罗策群代师长外，在突围中力战而死的还有第156师参谋长姚中英少将、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开平人）少将等人，士兵伤亡更多。第66军军长叶肇和他的参谋长黄植南的经历更令人感叹。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他们化装成村民，于山间潜行，14日转上宁沪公路，夹杂在难民中，没想到被日军辎重部队抓了壮丁，后侥幸逃脱，艰难抵达上海，返回广州时已是1938年2月了。

虽然代价巨大，但从正面突围的广东部队经过浴血奋战，杀出一条生路，为部队保留了大量抗日精英。

广东部队突围时，有一点不知道，就是当他们冲到汤水镇时，把正待在这里的包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在内的日军司令部成员吓了个半死。因为此时保卫日军司令部的只有一个步兵大队。朝香宫完全不知道从南京突出的中国军队的来头，慌忙急电南京城下的日军救援，驻在城外高桥门的第9师团人见秀三联队火速派了第2大队救火，朝香宫一帮人才转危为安。

中国军队在阴差阳错中失去了意外歼灭日军司令部的机会。

当1938年1月初的朝阳升起时，广东部队已完全脱离日军控制区，在安徽南部集结后，转赴湖南休整，不久后又走上抗日战场。

12月12日夜，到达下关江边的中国军民已越聚越多，超过5万人。

唐生智率卫戍司令部的人于当晚10点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随后一行人往滁州方向撤退，但在花旗营遭到日军（国崎支队）伏击，脱险后改路线奔扬州顾祝同那里。到扬州附近后，顾祝同已转驻安徽临淮关，走之前给唐生智留下了汽车，随后唐生智等人乘车到达滁州。

在滁州著名的醉翁亭，卫戍司令部召开会议，唐生智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随后，唐生智带卫戍司令部人员去了武汉，蒋介石在那里等着他了。南京城，在唐生智离开的当天夜里，火光不熄。

日军第114师团的士兵为了冲过护城河，放倒了一根木制的电线杆，在一侧钉上木板，搞了一个独木桥，工兵跳进水里充当人柱，日军敢死队踏上独木桥，冲向雨花门，通过多次爆破，终于把铁门炸开了一条仅能通过一人的缝隙，他们攻入雨花门，踏上南京城土地的日军，越来越多了……

到了后半夜，枪炮声渐渐稀疏了。

整个城市一度陷入巨大的寂静。在这个冬天的夜晚，清冷的月光照耀着南京的大地和被炮弹掀去顶子的房屋，地上遍是瓦砾，再就是被丢弃的各种装备，以及残破的青天白日旗。

这是南京城陷前的寂静。

这寂静，让南京市民更加恐慌。

当天，日军飞机轰炸了长江中的美国军舰帕奈号，而由桥本欣五郎任联队长的野战重炮第13联队，攻击了长江中的英国“瓢虫”号和“蜜蜂”号军舰，理由是“运送中国败残兵”。

日本人彻底疯了。

而历史，无可挽回地进入了1937年12月13日。

地狱之门

我吐了一口烟圈儿，说：不用愁！进了南京城，就和进了无锡一样，应有尽有！

田中看上去老态龙钟，已没什么性欲，却依然惦记着女人的事儿，他说：女人也会有的吧！

另外，古董也会有的吧！

是啊，如果我能多带一些回国的话，就可以开古董店啦！

我进了南京后首先要冲进点心店！

岛田，你去什么店？

我去照相机店和钟表店。

你小子不是有表了吗？

我最近在收集这些玩意儿。

爬了30米左右时，小队长“刷”地高高举起战刀，大声喊：冲哇！

我胸口像被人踢了一脚，跟着也哇哇地喊起来。喊声激发起我的情绪，我就像疯了似的。

上面这段话，摘自第16师团大野联队士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当时他和他的中队（森英生中队）正在中山门外的四方城。

第6师团攻进中华门、水西门一线时，大野联队也在琢磨怎么能突破中山门，但琢磨琢磨着，就到了13日凌晨。联队派一个叫四方藤造的少尉去中山门侦察，四方带了十来个人，潜行到坍塌的城墙后，没见到中国守军，于是就带人爬了上去。到中山门城楼才发现，中国守军已经撤了，于是四方少尉从钢盔中抽出塞在里面的军旗，插在了中山门上。

中山门大铁门左侧的城垣已经坍塌，四方少尉在门上用白油漆写下这样的字：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

铁门下，战死的中国士兵一层层倒卧在地。写完字后，四方藤造得意扬扬，但没想到刚走几步，他就踩上了地雷。

于是，那字也就成了他的“绝笔”。

在日军第16师团“攻占”中山门后，快打得没脾气的第9师团胁坂联队也通过爆破，在13日凌晨5点爬上了光华门。

第3师团第68联队占领了通济门和武定门。

后来，第6师团和第9师团为谁第一个攻占南京而争吵不休，第6师团说在12月12日傍晚他们冈本镇臣联队的一个中队就破进了中华门和水西门之间的城垣；第9师团说，第6师团不算第一个占领南京的，因为在10日傍晚他们的山际少尉就在光华门插旗了，有朝香宫亲王御赐山际少尉的皇刀为证。

柳川当然向着第6师团，朝香宫则护着第9师团。

最后找松井石根评理，松井裁断：头功还得归第6师团。山际虽然是第一个插旗的，但国旗最后被中国军夺了下来，山际的部队又被轰下了城墙。不过，按松井的裁决，第一个攻入南京的不是第6师团的冈本镇臣联队，而是最先在中华门上插上日章旗的长谷川正宪联队绪方敬志大队的三明保真中队。

就这样，1937年12月13日凌晨，星期一，日军在付出7200多人的伤亡后，终于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但日军没立即入城，只是在城垣上固守阵地，因为天还没亮，怕中了中国军队的埋伏。

进中华门后，就是中华路。中华路上聚集着大量市民，街上的情形一片混乱，他们想经中山路、中山北路，出挹江门，到下关渡江。而另一个方向，从中山门，经中山东路，到中山路、中山北路，也聚集着大量市民。

1937年12月13日上午9时，中华路上的南京市民发现：从中华门方向过来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士兵身材矮小，戴着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背着行军包，穿着土黄色军服，为首的几个军官，拎着狭长的战刀。再近点，看到他们都留着胡子，虽然面貌跟中国人无异，但举着的太阳旗却如血光般刺眼，旗上横七竖八地写着一个个签名。

市民中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日本鬼子！

马路上的人群顿时失控。

陷落中华门后，负责主攻的第6师团绪方敬志大队被调到城外休整，联队长长谷川正宪派吉冈赖胜第2大队、江岛虎雄第3大队率先从中华门杀入南京。

最初进入南京的第6师团的日军士兵，还是比较紧张的，他们端着枪，每往前推进一步都小心翼翼。他们在大街上东张西望，但很快就肆意妄为起来。

与此同时，第16师团助川联队、野田联队一部（绕过紫金山从城北沿京沪铁路）和第6师团竹下联队（沿长江从西面上新河方向）向下关江边合击过来，大野联队则沿南京城墙开始“扫荡”。

杀戮最先出现在南京城墙上。

南京陷落后，从中山门到光华门、通济门阵地上被俘的中国士兵，被大野联队（第3大队第10中队，中队长古北光太郎大尉）集体刺杀。

13日南京陷落，我从中山门路过，在中山门的城墙上看到极其恐怖的情景：当时，中国俘虏们在25公尺宽的城墙上被排成一列。在他们面前，是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日军士兵。下令后，士兵们齐声大吼，冲着中国战俘的胸口或腹部猛刺。那些中国战俘一个个地被挑落城下，从身体中涌出的鲜血喷向空中……（《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回忆）

此时下关情景极为混乱。退下来的士兵和难民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但依旧没什么船只，这一道长江已成生死线！

逃难的市民们得知日军已经进城，正往下关杀来，人心大恐，秩序更乱，江边呈现出一幅末日图景：哭泣声、咒骂声、无望的呼喊声。南京市民抓住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跳入冬天的江中，江中人头点点，更有绝望者直接跳江自尽，以免受到日军的凌辱和虐杀。

12月13日午后，助川联队已追击到下关江边，亲自率领这个联队的是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

退到江边的南京市代市长、代宪兵司令、警察厅厅长萧山令（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湖南盖阳人）中将，指挥宪兵部队在江边与日军展开激战。

南京战开始前，宪兵司令谷正伦离开南京到武汉治病，萧山令以参谋长身份升任宪兵副司令，代司令职，后又代任南京市市长和警察厅厅长，率3个宪兵团（罗友胜第2团、陈烈林第10团、周竞仁教导第2团）和警察部队协助卫戍部队抗击日军。光华门危急时，教导第2团曾紧急增援，血战光华门，写下宪兵部队南京保卫战光辉的一页。

撤退开始，宪兵部队也涌向挹江门，但由于城门被沙袋堵塞，大家都出不了城。这时候，教导第2团第3营第9连代连长向斌在紧急中想到：这里有地道啊！第9连曾担任过南京城防检查的任务，所以对这一带地形很熟，向斌知道挹江门里的城道附近有条明代时修建的秘密地道。于是，他悄悄地带着全连士兵摸进地道，从地道出得城去，因为时间早（12日午夜），所以侥幸登上一艘渡轮。

萧山令中将没能走脱。?

在撤退令下达后，萧中将布置宪兵3个团的撤退方案，一切安排停当后，作为南京代市长，他又带人将市政府所有机密档案烧毁，当赶到下关时已经是12月13日中午！此时助川联队已经攻到江边，萧山令和宪兵教导第2团团副黄观涛（黄埔军校6期，湖南宁乡）带身边的宪兵与日军死战，此时江中冲来日军汽艇，乱行扫射，萧中将身中数十弹而殉国。在下关之战中，殉国的还有黄观涛和掩护总队撤退的教导总队第3旅副旅长雷震（黄埔军校2期，四川蒲江人）。

南京陷落后，下关江边的一队中国士兵决定冒死向上游的上新河方向突围，12月13日凌晨5点遭遇日军第6师团竹下联队小原重孝第3大队第11中队拦截，激战3小时，毙杀中队长大园庄藏大尉，但中国士兵也死伤不少，前面提到的第87师旅长刘启雄就是在此战中被俘的。跟陈颐鼎分手后，他本想回城藏起来，但没能如愿，只好跟着这队人马往上新河突围，至此成为上海、南京战中中国方面被俘的最高军官，后变节。

残余的士兵跟随难民转奔水西门方向，途中又遭小原重孝大队主力截杀，被圈在了一个面粉厂前的广场。人群中有第156师士兵骆中洋。此时已是13日上午。按骆中洋判断，几乎有2万人被日军包围。因为作为士兵，在平时训练出操列队，对集中在一起的人数是非常敏感的。

日军持枪，三面包围，当年作为“樱会”分子之一的小原按刀上前，问中国军民想怎么死，是刺杀、砍头、焚烧，还是枪决？翻译将其译成中国话后，人群中一片哭号。这时候，小原的一个部下走到人群前，摸了摸一个青年的头，冲他招手：你，过来。

那名青年不知所措地刚往前走了几步，那名日军军官猛地反手一刀，将他的脑袋砍飞，血柱直射天空。

人群顿时炸了营。

此人就是小原大队的第12中队长田中军吉，这个鹿儿岛人现年32岁，官至大尉，有一把军刀，名为“助广”，当他得知第16师团片桐联队的两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搞“百人斩竞赛”，杀到南京后“成绩”是105比106时，不禁大笑。因为此魔自杭州湾登陆到现在，已连续劈杀300多名中国人。而且，在南京，田中保持着单个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最高纪录。

小原决定对中国军民进行刺杀。从前面开始，每10人一组，开始杀戮。后面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有人试图奔逃，随即引来制高点日军机枪的扫射。混乱中，骆中洋藏进了附近的茅草房，深夜侥幸脱险！

1937年12月13日下午2时，日军第3舰队第11战队主力进至下关，国崎支队控制了长江北岸的重镇浦口；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上的日军士兵张开双臂进行狂呼；在东京本土，百万东京市民举着鲤鱼灯笼进行大游行，“祝贺南京陷落”。

这一天，留守在南京的美国人费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南京曾经度过的那些愉快、平静而有秩序的时光，我们曾拥有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就此结束。”

南京陷落后，城南一度发生巷战，一些没逃出南京而又不愿当俘虏的中国士兵对日军进行了阻击。在13日下午，国府路上甚至有中国守军的坦克炮击一队搜杀而来的日军。零星的巷战一直持续到14日。

就在这时候，松井石根在苏州发出“分区扫荡败残兵”的指令。朝香宫鸠彦对上海派遣军下达的命令则是：“不留战俘。”这个命令是极端残忍的长勇起草的。长勇同时还兼着华中方面军参谋的职务，所以柳川平助那里也收到了杀掉全部战俘的命令。

南京城内的扫荡，主要由第16师团的助川、野田两个联队负责（后来包括第9师团伊佐联队）；城外的扫荡主要由第9师团主力负责。由于受阻光华门，第9师团的报复性行动十分残酷。仅12月14日一天，光华门外，该师团伊佐一男第7联队下属的一个不到180人的中队（第3大队第11中队，中队长中野寿一大尉），就分批刺杀了1700名中国战俘。在《金泽第9师团作战史》中更有这样的记载：“师团以右翼联队（伊佐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败残兵7000多名。”而且，伊佐联队曾第一个闯入“安全区”捕捉中国“便衣兵”。

末松茂治第114师团则在雨花台刺杀了1300多名中国战俘。

汉西门外，第6师团则屠杀了7000多名中国战俘、警察和平民。

在郊区的麒麟门，第16师团片桐护郎的联队屠杀了4000多名中国战俘。日军用机枪把中国战俘和平民环围起来，逼迫他们将炮弹炸开的坑继续挖大，有人意欲逃跑，当即被射杀。后来，日军的工兵队也加入挖坑的行列。几个大坑被挖好了，活埋开始了：中国战俘和平民被驱赶到坑里，日军开始填土，很多人身子被埋到一半，就已气绝身亡；有的埋到脖子时，人的面部已变成紫红色的，嘴里和眼里淌出鲜血。活埋后，日军士兵开始围着圈跑步，把土踩实，在有关南京梦魇的电影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这个镜头。

第16师团大野联队第4中队的中队长坂清，和四方藤造同时登上中山门。他有一幅浑身挂彩的照片，曾被登在东京的报纸上。但由于四方被地雷炸死，坂清就成了第一个登上中山门的日军。南京陷落后，他一瘸一拐地指挥自己的中队，在玄武门外射杀了300多名中国战俘，由于射杀时距离不到50米，所以血肉横飞，场面残酷至极。为了对比日本“三八”步枪和中国“中正”步枪的性能，这名中队长叫30名中国战俘纵行排成两队，日军士兵分别抵住每队最后一人的后背，然后同时扣动扳机，于是两队人倒下去，实验结果是：“三八”步枪洞穿12人，“中正”步枪洞穿14人。

日军之屠杀，开始变为游戏。

第16师团野田联队在太平门外屠杀了1300名以上的战俘，其中800多人被活埋，500多人被焚烧而死。该联队士兵大泽一男记述如下：

败兵被集中起来，用铁丝网围在城墙一角。城内的防空壕也挤满了人。我们拿来汽油，从城墙上向败兵的头上浇去。中国人似乎都死心了，一动不动……（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

到了12月15日、16日，日军的暴行更甚：

水西门外，第6师团冈本镇臣联队屠杀了2000多名中国战俘。

在汉中门外和煤炭港，第16师团将在司法院难民区搜捕到的南京警察、平民5000多人一同射杀。

鱼雷营，发生了第一次屠杀。山田支队在幕府山一带一举俘虏中国士兵14,777人。到15日，被俘虏人数已超过2万人。这些战俘被塞进多幢临时兵营。从15日起，日军开始屠杀，每次从营房拉出三四十人，在第一次屠杀中枪决了3000多人。

在鱼雷营随后又发生第二次屠杀，一次死难中国战俘7000多人。

中山码头的中国军民死难者达到5000人，屠杀者是中岛第16师团。江东门，屠杀仍由第16师团实施，遇难者超过15,000人。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了迎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入城式。

松井入城前的15日，一贯我行我素的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自己搞了一个入城式。

中岛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第二排是佐佐木到一、草场辰巳两个旅团长，后面是参谋长中泽三夫以及助川静二、野田谦吾、片桐护郎、青木国雄（第20联队长大野宣明在进攻南京途中得病被送回上海，由第3大队长青木代理联队长职务）四个联队长，再后面是师团司令部的参谋和一帮大、中、小队长们。

中岛搞完这个入城式后，上了日本报纸的头条，很多人以为华中方面军已经搞完入城式了，把松井石根气得不得了，马上下令：禁止各部队单独搞入城式。

在第16师团的入城式当日，被日军翻译描述为“高个子、红脸膛、像个野人”一样的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接受日本随军记者的采访，称：“应在南京发扬皇军武威，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这个“武威”，就是屠杀。

就是这个像野人一样的少将旅团长，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拿嘴咬了他的顶头上司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事情是这样的：入城式之后，中岛在中央饭店宴请他的部下，几杯酒灌下去后，佐佐木抱着中岛的手乱咬。

最后搞明白了原因。

在攻打南京时，中岛命令佐佐木旅团编成“支队”（助川联队、野田联队的一个大队），绕过紫金山向下关追击。而佐佐木认为，自己的部队应该是主力“追击队”，而不是侧翼“支队”（在日本人眼里，这两个称谓区别很大）。南京陷落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奖状，只给了攻打紫金山的部队，而没搭理“在右侧苦战”的助川联队。佐佐木为手下出头，所以咬了中岛。

但第16师团的丑剧还没完。

还记得前面说的么，攻打紫金山时，大野联队和野田联队（两个大队）都向上攻，唯有被放在中央的片桐联队出现“迂回后退”的情况，中岛为此跟片桐护郎闹了起来，叫片桐从前线下来负责预备队，而临时任命该联队第1大队长青柳少佐到一线指挥。“满腹委屈”的片桐在宴会结束后，喝得也高了，再加上这两天一肚子火（南京陷落后，他的部队住进中央军校宿舍，但没想到被更“厉害”的内山英太郎的野战重炮兵部队给赶了出来），于是就想发在中岛身上，冲过去要揍他，幸好被自己的副官抱住了。

在12月17日的入城式上，松井石根终于现身南京了。身材矮小的他骑着马走在最前面，身后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亲王、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第三批，是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少将、副参谋长武藤章大佐、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第10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少将、第6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中将、第13师团支队长山田栴二少将、第3师团先遣队长鹰森孝大佐、第101师团第101骑兵联队长大岛久忠大佐。第四批是各师团的旅团长、联队长，以及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10军的作战参谋们……

海军则在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少将等人的带领下，从挹江门入城。

但这还没完。在松井率司令部成员进入南京后不久，中山门方向又出现几名骑马的日军军官。为首骑白马的不是别人，正是爱惹是生非的桥本欣五郎。几天前，他擅自下令炮击了长江中的英美军舰（给松井惹了麻烦）。这一次，他带着几名部下，在没请示过任何上级的情况下，擅自由芜湖方向来到南京，为的是“见识见识”中国的首都。

在整个入城式上，有一件奇事发生：

仪式开始前，所有日本随军记者都接到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一个命令：摄影记者不许拍摄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的单人照片，如果在合影场合必须拍，那么发表时不能露出他的脸，文字记者在报道中也不许提柳川的名字。结果是，在日本国内的报纸上，所有该提柳川名字的地方，都用“某某司令官”代替，有的报纸干脆把柳川写成“蒙面将军”；而入城式合影中涉及柳川的照片，其脸部被涂成灰色，仿佛打上了马赛克。日本随军记者一头雾水。或许是来自东京统制派的封杀？但这样的猜测毕竟不靠谱。真相又是什么呢？直到现在仍没人能说清。

入城式开始前，一次大屠杀刚刚结束。

前面说了，在城外幕府山下，山田支队俘虏了14,777名中国士兵。这些士兵是被两角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田山芳雄）的135名士兵捕获的。说起来令人不可思议。山田支队共俘虏了23,000多名战俘，15日、16日屠杀了10,000多人，还剩下13,000多人，最后被围杀于上元门外的大湾子。

12月18日，长江边的草鞋峡发生了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最大的一起暴行，57,000多名中国战俘和平民遇难。

草鞋峡大屠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实施这次屠杀的依旧是山田支队。该支队在南京陷落后一直没进城，就驻守在江边，负责“处刑”。按该支队分队长栗原利一回忆：他们整个部队在南京一共“处决”了70,000多名中国人。这个数字跟鱼雷营两次屠杀（10,000多人）、大湾子屠杀（13,000多人）、草鞋峡屠杀（57,000多人）的总数基本上是相符合的。鱼雷营的两次屠杀和大湾子的屠杀，死难者基本上为中国战俘。而草鞋峡屠杀，除了一部分战俘外，还有大量南京平民。

中国军民被反绑了双手，然后被勒令排成四队，向江边走去。长江浩浩荡荡，望不到边。当他们到达江边时已是夜间。草鞋峡冷风吹面，早已经埋伏好的日军的机枪响了。在疯狂的扫射中，中国军民血花飞溅，一片片倒下。

多少年后仍无法想象，57,000余人一次性被屠杀的场面是怎么样的。南京，已是活地狱。

屠杀中，日军使用了6挺重机枪。日军的重机枪有70多公斤重，一次可以发射800发子弹，每打完1600发子弹后，枪管就会变得通红，必须更换新的。由于这个特点，在作战时，日军一般在打完子弹后，就会抛下重机枪撤到后面取子弹，然后再带着子弹回来重新战斗。在这次屠杀中，三个日军负责一挺机枪，两人轮流射击，一人负责装输子弹。在这场超级杀戮中，可以想象日军更换了多少重机枪的枪管。

山田支队以来自会津若松的步兵第65联队为主体，联队长为两角业作大佐。该联队有4个机关枪中队，至于当时的大扫射由哪个或哪几个中队执行，已不得而知。但在这里可以把这4个中队中队长的名字列出：宝田长次郎中尉、片冈俊郎中尉、三木正明中尉、针冈寿大尉。

伴随屠杀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强奸。

用日本随军记者的话，在南京的日军，不强奸的，几乎没有。在金陵大学的操场上，17个日军轮奸一个中国少女。在另一个地点，一户人家不满10岁的女童和她的母亲以及70多岁的祖母同时遭到日军轮奸。这样的例子，在南京司空见惯。拉贝认为，南京浩劫期间，日军至少强奸了2万名妇女。拉贝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最高可能达到8万人。

其中，天野乡三和他的中队在南京的暴行最有代表性，此人时任中岛第16师团野田第33联队第2大队第8中队长，虽然是个中尉，但由于上过陆军大学，而且南京战后，所在中队又当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亲王的亲兵，所以在军中表现十分之骄横。此人多次亲自带士兵进行强奸，曾对部下说：“在南京，抢劫、强奸、杀人，你们想干什么都行。”

南京又成了抢劫者的乐园。

对抢劫，日军是避而不谈的，他们用了另一个词：“征发”。一路上，由村至镇，由镇至县，由县至城，由小城至大城，日军都有一种破坏狂的心理，冲进住宅和机关后，拿不走的东西，就摔在地上，再用脚乱踩。到了南京，这里是九朝古都，历史文化悠久，珍宝典籍无数，虽然南京陷落前中国方面有组织地向大后方转移了一大部分财产，但还有不少财产无法或来不及运走。日军入城后，大掠夺开始，在南京，没有空着手的日军，无数住宅、商店、机关和其他场所被洗劫一空。陷城后，日军抢掠了大量珍贵文物。为使洗劫更具有针对性，日本专门派出典籍、古物专家和特别行动队，有计划地对中国的名贵文物进行掠夺。

1937年的南京之冬，白日寒风惨惨，大街上到处是废墟和魔鬼般游荡的日军士兵；晚上，由于供电系统遭到破坏，残存的市民更不敢点灯招来日军，使往昔繁华的古都犹如黑暗的地狱死城。陷城初期，在南京活动的媒体人士，除日本随军记者外，还有少数美国和英国的记者，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狄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以及摄影师门肯。12月17日之前，他们陆续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离开南京时，他们目睹了江边的屠杀：一边是跪在地上等待被处决的中国人，一边是嬉笑的日本人。正如麦克丹尼尔所说的那样：“我对南京最后的印象是，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美国传教士麦卡伦当时留守南京，他在寄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段令人极端恐怖的事，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

12月21日，日军第6师团从南京开走；23日，第9师团开走；第114师团、山田支队、第3师团第68联队等也陆续离开南京。这时候，只留下第16师团作为警备部队驻扎南京，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则被任命为警备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岛则住进了蒋介石的官邸。

中岛将南京分为两部分，与手下的佐佐木到一旅团长分而辖之。佐佐木手下的野田联队和助川联队驻扎城内，草场辰巳手下的片桐联队和大野联队驻扎城外。

从12月22日起，残酷的“清街”和“良民登记”行动开始了。由于其他部队已撤离南京，这期间在古都的大街小巷呼啸而过的尽为中岛第16师团的士兵。中岛下令威胁残存的南京市民，必须于三日内往指定地点领取“良民证”，逾期不至，将被处死。

在各个登记点，进行着“良民登记”，先由日军军官讲话，随后汉奸翻译，诱惑人群中的士兵、宪兵、警察和公职人员自动站出来，并对人群中的青壮年男子的手掌、头部、肩膀等处进行仔细检查，以确定有没有当过兵。就这样，又有2000多人被揪出来屠杀。

但在最恐怖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反抗依旧存在：

12月中旬，一名潜藏在南京的中国军人，携枪摸进第16师团的一个士官宿舍，一举击毙十多名睡在里面的日军小队长一级的少尉和中尉军官！日本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奥宫正武的回忆里谈到了这个事件。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他在南京逗留，在下关江边发现日军在处死十几名中国人。他问原由，一名士兵说：“前几天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那个中国军人后来的故事，是与日军同归于尽了，还是成功地脱险？无论如何，他都成为南京城内抗击日军的一个铁血传奇。

即使是遭遇屠杀的中国军民，在最后的时刻也会爆发出怒火。在乌龙山下的一次屠杀中，有上万人遇难。进行屠杀的是日军的两个机关枪小队，就在日军下手后，愤怒的军民迎着喷射的火舌冲向几十米外的日军，虽然一片片地倒下，但最后无尽的人群还是把这两个机关枪小队的日军彻底淹没了。这时候，站在高处准备焚尸灭迹的日军汽车队的士兵也不知所措，最后把油桶一个个推下斜坡，射燃后再次杀戮中国军民。这个回忆来自于山田支队士兵藤原审尔的描述，他所说的极有可能是大湾子的那次屠杀。

就算是在最残暴的日子里，仍有人性的光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日军分兵三路向南京疾进，美办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和该校美籍教师贝茨、史密斯、米尔斯等人沟通，提议设立安全区，作为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机构，为难民提供庇护。为保护广大市民和无家可归的难民，南京市政府和卫戍军司令部接受了这个建议。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主席由德国人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京代表）担当，安全区东以中山路为界，南以汉中路为界，西以西康路为界，北以山西路及以北地带为界，相当于整个南京城面积的1/8。安全区里设有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大楼、最高法院、金陵大学、华侨招待所、司法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25处难民所，及各国使馆。

委员会由包括拉贝在内的15名外国人和1名中国人（杭立武后随政府西迁）组成。南京陷落前，走了一批人，最后仍坚持留守南京的有：拉贝（德国人，西门子公司）、马吉（美国人，美国圣公会）、贝茨（美国人，金陵大学）、史密斯（美国人，金陵大学）、米尔斯（美国人，美国北方长老会）、特里默（美国人，鼓楼医院）、李格斯（美国人，金陵大学）、费奇（美国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等人。

南京陷落当天，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也宣告成立，马吉为主席，委员有金陵神学院牧师麦卡伦、德国礼和洋行职员克勒格尔、鼓楼医院外科医生威尔逊、牧师福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处主任（代校长）魏特琳等人。

安全区需要得到交战双方的承认。中国方面已经承认，并拆除了安全区内的防御工事；但国际委员会却始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答复，而这是事情的关键。拉贝有些忐忑。不过，他还是很乐观的，甚至想等日军进城后再跟他们协商，他们认为这一切最终都不是什么问题。

拉贝曾接纳一队正在撤退的中国士兵，在他的力劝下，那队士兵放下武器进入了安全区。还有费奇，在他的坚持下，有4名不愿放下武器的来自广东的士兵交出了武器。当时，拉贝和费奇给他们的承诺是：保证其人身安全。但后来的情况让二人悔恨万分：没过多久，最高法院难民所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大约1300人全部被日军带走屠杀。

拉贝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费奇则痛苦地写道：

现在一切很清楚，他们（日军）将要做什么。这些人（中国战俘和平民）排列成行，都被绳索捆绑，约一百人一组，由手持刺刀的日本兵监视；戴帽子的人，帽子被粗暴地扯下扔在地上，凭借汽车前灯的亮光，我们看见他们正走向死亡。整个队伍不闻一声，我们心情沉重。那四个跋山涉水来自广东、昨天勉强把武器交给我的士兵也在其中吗？还有那个来自北方、满身绷带的中士，那个在决定自己命运时用浑浊的眼光盯着我看的人也在里面吗？

日军的暴行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日夜难安，他们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军司令部进行抗议，要求日军停止屠杀。上海总领事冈崎胜男、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以及大使馆工作人员福田笃泰等人一度答应向日本军司令部转达安全区委员们的意见，但不见效果。福井淳告诉他们，已有一支宪兵部队在维持南京的秩序了。当询问这支宪兵部队的人数时，日本人告诉委员们：17名。

17名宪兵维持涌进城中超过5万名已丧失军纪的士兵，这一切看起来多么荒唐。

南京的25个收留所已聚集大批难民，进入金陵大学的人最多，接近3万。其次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和金陵大学宿舍难民所一样，以收留妇女和儿童为主。该学院的校长已在12月初随政府机关西撤，留下教导处主任魏特琳女士任代校长。12月初，美国大使馆通知魏特琳希望她离开南京，但被这位坚强、勇敢而善良的美国女士拒绝。

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以妇女为主，所以也就成为日军频频骚扰的地方。魏特琳在学院的门口插上美国国旗，但被日军扯下来丢在地上。在白天，日军用卡车把这里的漂亮女生带走，有的转天送回来，有的一去无消息。晚上，更多的日军散兵，或单独，或三五成群地翻过院墙，进入难民所强奸妇女。

为了保护中国妇女不受日军的伤害，魏特琳和委员们作了不懈的努力。费奇、米尔斯和史密斯专程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值夜班，彻夜地守在楼门口；贝茨则负责金陵大学的值班；麦卡伦负责鼓楼医院的值班；拉贝甚至把自己的住所腾出来，收留了600多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并一次次轰跑日军。

1937年12月的南京，无论是中国难民还是外国友人，都度日如年。

从日本国内来的各种“慰问团”一个接一个抵达南京，其中包括由东京12所学校组成的“学生慰问团”。永富浩喜等日本学生一到南京，就被邀请去“参观”。先是开来一辆卡车，车上装了8名中国战俘，一名日本少尉军官提着刀，让东京来的学生上车，随后军官带着4个士兵也上了车，卡车出城开往下关江边。在车上，日军士兵叫中国战俘坐下，然后拿钢盔猛击他们的脑袋，把东京来的学生吓得够呛，那个少尉军官则哈哈大笑，说：一会儿你们开开眼界！

下车后，是江边的一块空地，少尉军官对东京的学生们说：现在，你们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随意处置这些中国人。

开始的时候，东京的学生们有点怕，但后来就开始肆无忌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学柔道和空手道的，于是冲过去对中国战俘拳打脚踢，反复地摔着。

少尉军官走到一个战俘背后，对学生说：看！随后抽出军刀，猛地砍向战俘的脖子。

南京浩劫的深处，包含着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极度轻蔑，这种轻蔑自1894年以后在日本人的心中迅速弥漫，在1937年的南京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日军的主要杀人方式包括：斩杀、射杀、刺杀、活埋、焚烧……当然不止这些，当把杀人变成一种娱乐时，各种花样便出现了，比如用铁钩子将中国人的舌头钩出，然后拉着奔跑；比如用刀将中国人的耳朵削下串在一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很多日军在单个杀戮时，其随心所欲的程度令人发指，具有一种“突然性”。藤原审尔回忆：他们几个日军士兵和一个为他们挑行李的中国农民在火堆旁烤火取暖，烤着烤着，一个叫川忝的士兵大叫一声：“我要干啦！”随后，这个士兵一把抱起那个中国农民，扔进火里。

当时的日军对一个中国生命的消失，根本不当一回事。在杀戮中，他们心头不曾有一丝惊悸；相反，体验到了快感，再到后来，他们进行的残忍杀戮，甚至只是出于“无聊”，日军士兵田所耕三（第114师团）记录：

为了使俘虏有所畏惧，（我们）把他们的耳朵削下来；或把鼻子砍掉；或用刺刀插进他们的口腔，顺势把嘴切开；或是在眼帘下横着插进一刀，白眼球就像鱼眼一样黏糊糊地垂下来，足有五寸。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点消遣，这些玩意儿都不干的话还有什么乐趣呢？

残暴就这样像瘟疫一样在1937年冬天的南京蔓延着。

12月24日，在恐怖中，安全区的欧美委员们点燃蜡烛，和难民们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并不平安的平安夜。拉贝是后来才赶到的，因为他需要在自己的房子里盯着，不让日军翻墙而过去骚扰那里的难民。按费奇的说法：拉贝每次都展示出令日军望而生畏的纳粹臂章。叫他们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这天晚上，在威尔逊医生的琴声下，委员们一起唱了圣诞歌曲，他们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上帝能够降福南京。

1937年12月24日是人类史上最残酷的平安夜。

天亮了，圣诞节到了，南京人民和安全区的委员们又将面临新的恐怖，所以费奇肯定地说：“我深信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世界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最黑暗的一页！”

大屠杀期间，安全区一共救助了20万以上的中国难民。但在后来，有一段时间，安全区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了，有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使用了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题目：“安全区内不安全。”当然，著者是想强调日军的暴行无处不在。但是不是因为有暴行发生就抹杀掉安全区的作用和委员们的努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绝大部分来自安全区。

而且，由于西方记者的离开，日军的暴行大多见于委员们的日记、报告、信件，包括：《拉贝日记》、《费奇日记》、《马吉日记》、《威尔逊日记》、《麦卡伦日记》、《魏特琳日记》、《南京战祸纪实》（史密斯调查报告）、《南京毁灭的日子》（克勒格尔日记）等。

关于用摄像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现在能找到的不多了。除了日本随军记者伊藤敏松拍摄的第6师团新街口斩首暴行外，最著名的当是美国牧师马吉冒着生命危险偷拍的画面。

马吉有一部16毫米摄影机，大屠杀期间，他用该机器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动态画面，其中包括日军在安全区内抓人的镜头。在镜头中，身材矮小的日本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抓捕中国青年男子。一个镜头是，一名老妇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但日军置之不理，还是把她的亲人带走了。还有在鼓楼医院拍摄的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平民的镜头，其中有被日军用火烧得面目变形的男子，有被日军用战刀把脖子几乎砍断的妇女。身中37刀后接受威尔逊医生治疗的李秀英，也出现在马吉的镜头里。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看到动态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画面时，其震撼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后来，马吉把电影胶片给了费奇。费奇离开南京时，乘坐日本军用火车到上海。用费奇的话说，在火车上，他和“一群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可憎的日本兵”同坐一节三等车厢。记录南京大屠杀的6卷16毫米的电影胶片就藏在他的衣服里。

伸出人道主义救援之手的还有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工作人员丹麦人辛德贝格和德国人京特，二人于南京郊外建立难民收留所，救助了3万多名中国人。

在南京危如累卵的时候，在各国侨民和使馆人员都离开的时候，那些德国人、美国人和丹麦人选择了留在命运未卜的危城，在南京最寒冷的年月，将正义、勇敢和热情的手伸向中国人，正如费奇所说：

难民们曾无数次对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激，我们内心时常充满温暖。其实，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相比，我们的损失与不便显得微不足道。未来会怎样？近期的未来绝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和毅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正义最终必将赢得胜利。无论如何，我将永远是快乐的，因为我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连在了一起。

再见！南京！

南京陷落后的第5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从南京返回上海的记者狄丁所写的报道，题为《南京中国战俘尽遭屠杀，日军恐怖暴行蔓延》。这是国际上对南京浩劫的最初报道。报道中，狄丁作了以下分析：“发生这些事（大屠杀），日军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其他地方的每一个中国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对日军进行抵抗的话，那么就会有南京这样的场面和结果。”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看一个细节：

第10军第114师团第127旅团第6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一刈勇策少佐）的战斗详报有如下记载：

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分批枪杀……下午3时30分，召集各中队长，就俘虏处置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俘虏平均分给中队（第1、第3、第4中队），以50名为一组由大监禁室带出，第1中队在宿营地南谷地，第3中队在宿营地西南洼地，第4中队在营地东南谷地附近，刺杀这些俘虏……各部队应于5时前完成准备，5时开始刺杀，7时30分结束。

这份战斗详报中记载的屠杀行为是有计划、分步骤的。

详报中，提到“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该大队所属的第66联队的上级是第127旅团，旅团长为秋山充三郎。秋山自然是接到了第114师团的命令，而师团长末松茂治的命令则显然来自柳川平助的第10军司令部。

谁下给第10军司令部的呢？

再看看上海派遣军的屠杀令。该军下属的第16师团士兵泽田正久回忆：“（在南京战中我所在的部队）俘虏了1万多名中国兵，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在这里，提到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阵中日记（1937年12月13日）中则说：“因为采取了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据知，仅佐佐木旅团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中国兵约有7000到8000人，不过，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

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幕府山周围俘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山田栴二曾向上作过“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按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责任”指的是什么？显然是按照命令去屠杀。

命令最初是从哪下的呢？

长勇。长勇是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同时还兼着华中方面军的参谋。向第10军下达屠杀命令，用的是他后一个角色。向上海派遣军下达命令，用的是前一个角色。长勇后来在日本驻朝鲜军中做联队长，曾跟田中隆吉有一次对话，称自己以司令部的名义将“不留战俘”的命令下达到了各部队。

作为“樱会”二号人物长勇，是最激进的昭和军阀之一，在残忍暴躁上甚至超过他的老大桥本欣五郎。这个福冈县人跟挑起七七事变的一木清直是同学，1944年任驻冲绳第32军参谋长，战败后与军司令官牛岛满一起自杀。

提到长勇的，还有松井石根的副官角良晴，他在《七生赋》中这样记载：当时下关聚集了13万中国军人和平民，欲渡江而无船。

第6师团的人询问如何处理，长勇回答：攻击。

按角良晴的说法，当时他将此事禀告松井，随后有这样的对话：

松井：13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

长勇：里面可能有败残兵。

松井：也许有吧，但放了他们，可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

长勇：是。

但当第6师团再次询问如何处理时，长勇依旧说：攻击。

角良晴作为松井的副官，在对话的记录中，有意为主人开脱罪名（当时松井应在苏州或上海），但却从侧面记述了长勇之残酷。而且，这个事件并非角良晴单方面记载，在日本贵族院慰问团团长德川义亲那里也有类似的记载，按德川的描述，面对军民夹杂的人群，日军机枪手“有些犹豫”，但长勇抽刀亲自把机枪手砍了，又换了别的机枪手。这个描述虽然夸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个人在回忆中都提到长勇。而且，长勇自己也承认命令是他下达的。

当然，长勇之外，朝香宫鸠彦、柳川平助、塚田攻、饭沼守、武藤章、田边盛武等人对屠杀令的发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应负总体上的责任。

进入南京后，松井也确实对不执行整肃军纪命令的中岛今朝吾、武藤章等人进行了“训斥”，并专门召开会议说军纪问题。

会议上，松井说：这所有的努力，就因为这暴行，一切都完了。

松井说完后，被召集起来的中岛今朝吾、谷寿夫等人都笑了。中岛还说：那是应该做的。

但无论松井在当时的日记中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还是战后受审时流露出的“忏悔”，都无以挽回1937年冬天南京的惨烈场面。作为当时的一军最高统帅，松井不能约束自己的部下，他罪责难逃。

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松井石根应为南京大屠杀在总体上负责；

朝香宫鸠彦、柳川平助、长勇，则是南京大屠杀最高责任人，即下命令者；

塚田攻、武藤章、饭沼守、田边盛武等参谋则推波助澜；

中岛今朝吾、谷寿夫、山田栴二、吉住良辅、末松茂治、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以及诸多联队长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

在大屠杀中，哪支日军部队暴行最重？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习惯这样入笔：“在松井石根和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开始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当时，之所以这样定义第6师团，是因为该师团是第一个杀入南京城的，而且它的师团长谷寿夫在战后于南京接受了审判并被执行枪决，为人们所熟知，所以给很多中国人留下第6师团是南京大屠杀首犯，甚至是唯一施暴部队的印象。

第6师团罪行罄竹难书，自不必说。在大屠杀中，下关江边是第一大屠场，第6师团驻扎的雨花台、中华门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从南京陷落到12月21日第6师团开向芜湖，在这八九天里，每天都有中国战俘和平民被带到这里屠杀。

但第6师团并不是南京大屠杀中残杀中国军民最多的日军师团，残杀中国军民最多的师团是中岛今朝吾的京都第16师团。

因为这个师团是南京警备部队，驻扎南京时间最长，12月21日以后的暴行，都可以计在第16师团的名下。这些暴行加上21日以前该师团的暴行，就可以判定，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支来自京都的部队屠杀中国军民最多，这个数字有可能超过10万人。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岛得病而亡，侥幸躲过了审判。当时，在南京，中岛对部下的屠杀所持的态度，不是默许而是鼓励。中岛甚至对前来“整肃军纪”的东京来人（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说：“中国人算什么？有多少杀多少。”

中岛的残暴一度让东京“感到为难”，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皇军的形象”，指出“中岛君所部的行为，有失人道”（陆军省要员阿南惟几语）。

松井石根在日记中也写道：“（暴行）果然是第16师团长以来的表现引起的。”

对很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言，日军给他们留下三个深刻印象：个子矮、都留着长长的胡子——中岛部队。

除第16师团和第6师团外，山田支队的屠杀也非常凶暴。在过去，该支队在南京的行为一直被忽略。山田支队在南京陷落后一直驻扎在江边的上元门一带，实施了大屠杀期间最大的一起暴行，即草鞋峡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中国军民共计57,000多人遇难（以平民为主）。加之在大湾子和鱼雷营的屠杀（以战俘为主），遇难于山田支队枪口下的中国军民至少有8万人（该支队士兵称超过7万人）！这一数字排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之后，排在谷寿夫第6师团之前。

南京陷落后不久，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和朝香宫鸠彦，被昭和天皇召见，赐予三人以镶有皇室菊花的银瓶；对谷寿夫、中岛今朝吾、草场辰巳、佐佐木到一、牛岛满五人，则进行了嘉奖。

当然，南京浩劫还有隐秘的内因。

1937年身在南京的日军士兵，在屠杀时没有什么负罪感。他们在国内时，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年轻人，可踏上中国土地后，这一切都变了。

关于日本的民族性格，最矛盾的一点是优越感与自卑感并存，也就是所谓的畏强凌弱。回顾历史，日本在20世纪的盟友相继是英国、德国和美国。日本人对作为强者的西方人怀有自卑感，对多年来被他们连续战胜的中国心存不屑。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视，直接表现在以杀人为娱乐、以杀人为游戏、以杀人为比赛上。但对待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就是另一张面孔了。在安全区内，几个日军正在屋里轮奸中国妇女，被拉贝看到，他朝那些日军挥动着德国国旗。日军看到后，面色惊慌地说：“啊，德意志！德意志！”说完，扔下中国妇女，灰溜溜地跑了。费奇把在一寓所里将强奸妇女的日军轰走后说：“看到这些‘勇敢’的士兵在我们的驱赶下竟翻越装有倒刺的围栏而逃，我们只有嗤之以鼻。”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的刺刀下，中国人人人自危，西方人虽然天天往返于日军面前，但没一个人受到伤害。后来，马吉牧师这样回忆道：“我们都感到意外，我们竟无一人被杀。”

日本700年武士争斗史，使他们养成一种复仇文化。1937年，日军在上海伤亡惨重，向南京追击途中，没后勤保障的行军令士兵们“苦不堪言”，而且又遇到中国军队的步步抵抗，终于兵临南京城，第9师团首战遇阻光华门，凡此种种，使日军在陷城后产生了报复心理。第16师团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回忆时说：

（扫荡暂时结束）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松冈环女士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中实录了很多日本士兵的回忆，其中第16师团第33联队士兵吉川定国这样说：

有几百个中国俘虏被集中在一起，望着俘虏，我产生了愤怒的情绪，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辛苦，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于是，我们把俘虏一个个地刺死。

士兵三本木一平说得更为直接：

看到自己的战友和同一个村的人战死，便怀恨在心，觉得（在南京）杀死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日本的岛国环境，让他们养成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对自己残忍，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如用冷水浇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剑刺杀、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晒；对他人残忍，这自不必说，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军发挥到顶点。如果说德国人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充满了“工业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赶进毒气室，那么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方式就复杂得多了，他们花样百出，让中国人在死之前得到肉体上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队的士兵在“处理”一批中国战俘时发生了冲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则建议用机枪扫射，有的士兵则认为砍头更“过瘾”。在一阵吵嚷后，最后终成协议：分批采用不同方式处置，结果日军“皆大欢喜”。

岛国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天生的焦虑感，战争中表现为过盛的敌意。向南京的进军途中，日军每进一个村庄，先把村民杀光，然后才宿营，有时也许仅仅睡三四个小时，但即使这样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后，只要看到有人走动，不管对方是儿童、老人，还是妇女，日军马上就开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杀死对方的话，自己心里就不踏实，就会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贺关次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日本人崇尚等级，一级依赖一级，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才是安全的。伴随着等级关系出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与畏强凌弱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在压迫的过程中，上级觉得很正常，下级同样觉得很正常，因为在他们看来：弱小服从于强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这种“等级压迫”在处于最基层的日本士兵那里爆发，而他们的压迫对象自然是中国战俘和平民。强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们看来也是“天道”。

日本人性格中还有矛盾的一点：作为单个的日本人，是内向的、紧张的、收敛的，甚至是胆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团后，他们便是张扬的、强悍的、富于进攻性的（这又与岛国环境下的心理有关），这种依赖于集团的心理，使他们对集团盲目认同，导致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团无罪感：无论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个集团的名义下干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在1937年，进行屠杀的不是这个士兵或那个士兵，而是全体日本军，所以在杀戮的过程中，他们不会有负罪感，这自然也就少了约束力，没有了约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南京战是1937年中日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役，中国失城迁都，继续抗战；日军攻占南京后，则制造了现代人类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关于南京战，有太多的话要说。

此战虽是现地日军临时打起来的，但从调兵遣将上可以看出来，他们仍是处心积虑。前面我们说过了，日军中最能打的师团有6个，而南京战，除第2师团没来外（照样屯驻东北，警备苏联），其他5个师团都来了：有的负责打外围（第18师团），有的负责切退路（第5师团国崎支队），有的负责搞夹击（第13师团山田支队），有的负责直接攻城（第6、第9师团），可以说都派上用场了。

不得不说，南京战，在战术上，日本人运用得相当成功：决定进攻南京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在第一时间里作出让第18师团奔袭芜湖的决定，把中国军队沿江西去之路给堵上了；同时又叫第13师团主力、第11师团天谷支队、第5师团国崎支队分别在江阴、镇江、当涂渡到江北，切断了中国军队北退的路线。从正面进攻的部队，则采取了数路并进的方式，最终把南京围了个结实。

但日军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也是老问题：虽然战术出色，但战略上仍无远见。在攻击南京的命令下达后，各路日军只想着第一个占领南京，而放弃了对向皖南撤退休整的中央军主力的围歼。虽然攻下了南京，但在战略上更被动了：不仅没有迫降国民政府，也没把国民政府打成一个地方政府，而是最终彻底全面地点燃了中国人的抗战情绪，从此真正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一点点走上军国败亡之路（后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实际上跟无法解决与中国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回到南京，更有太多的话要说。对中国来讲，在那个年代，去守一个明知守不住的首都，这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

白崇禧之所以坚持直接放弃南京，就是从军事角度上考虑的，这个城市没法守，原因前面说了。如果宿命一点，历史上西晋攻灭东吴、南北朝侯景之乱、明朝靖难之役、晚清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每次南京保卫战，最后都以城陷为结局。何况，此次举刃而来的是更为强悍的外敌。南京的地理特点不适合防守，在1937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日军从江北来，长江还勉强可以被称为“天险”（其实历史已证明，这种“天险”从没起过作用），但现实是日军从背后三面掩杀而来，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实际上成了中国守军脖子上的一根绳子。

但南京还得守。

原因也说了。但这儿得提一点：很多人认为，从持久战的角度看，不该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但事实上，守南京本身也未必不是战略性做法；或者说，在战略上，就未必没一点可取之处。可取之一就是，把日军吸引过来，让从上海退下来的几十个师安全地向皖南等地转进，保存抗日有生力量。

所以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守与不守，而在于：既然决定守，就应该拿出一个最佳方案。

撤到江北后，唐生智抱怨这是他二十多年军事经历中最糟糕的一仗，这种糟糕是怎么形成的呢？南京战的关键在于，不该让它成为一个纯防守的战役，更不该最终搞成一个军队从四面集中退向南京，叫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最终合围的事态，而该尽最大努力在南京外围打个主动的战役。有人说了：当时的情况下，你还指望这个？

其实很多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南京战开始后，日军虽新胜，但多个师团在上海耗力非常之大，你这边战斗力下去了，日军那边也很难说不是疲惫之师。通往南京之路上，由于很多桥梁和大路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不得不遭受河网地形之苦。步兵还好些，尤其是辎重兵和炮兵，大车小车的，每天在泥泞的准沼泽路上“跋涉”，用日本人的话说是“苦不堪言”。另外，在南京战中，日本人在总体上虽然有个合围战术，但具体到直接进攻南京的几支部队，实际上都是各自为战，没一个协调有序的部署，关于这一点，第6师团的炮兵联队长藤村谦抱怨过。

而且，南京追击战中，日军补给成问题，军粮没保障就不用说了，靠“现地征收”，也就是抢老百姓的。弹药补给站，则设在太仓、平望、嘉兴、湖州，当地守备兵力非常之薄弱，每处最多留两个大队，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个中队。当时的情况是，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和通往南京的沿线城市，但这些地方之间却有着相当大的空当。中国这边，如果拿出几支部队去偷袭这些补给站，很难说不会取得意外战果。但由于中国这边乱了阵脚，没一个出色的战术计划（从上海回撤的部队战斗力不济这一点，并不能遮掩所有问题），所以也就没心思去主动出击了，而是让一队队日军大摇大摆地往南京前线运弹药。

说到消极防守，邓龙光第83军在镇江一带布防后，侦察到日军第16师团向句容疾进，并获悉中岛今朝吾的司令部就在第83军阵地前30里的一个村。于是该军参谋刘绍武向邓龙光建议倾力而出，主动截击向南京疾进之敌。该军当时归江防军司令刘兴辖制，邓向刘请示，得到的回复是：守恐不保，还说攻么？结果是：中岛部队很快绕过第83军防线，在这种情况下，邓龙光只好下令放弃阵地，退守龙潭。

12月11日，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发现山下麒麟铺一带村落有大量日军，于是就想分兵去袭击，但没被桂永清批准，回答是：万一袭击不成，守卫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实际上，直到11日，教导总队还有1万多人的兵力没使用。

部队都退到南京后，对守城这件事，司令部的想法也不明确。通常情况下，守城有三种局面：

一是死守，一直打到巷战，作完全牺牲的准备；

二是尽力防守，战斗不支的情况下弃城；

三是依上级命令而动，不管能否坚持，只要上级下令后就撤。

蒋介石飞离南京时，对南京守到什么程度，没给唐生智一个明确说法。蒋只是说要坚守南京，唐生智则做了死守状，把下关的船都收了起来，又将两艘大型火轮轰到武汉，其他船只由第36师掌握，做出破釜沉舟之势，而且在城中修建了大量战斗工事，大批士兵和军官都做了城破后巷战的准备。12月12日傍晚，中华门失陷后，作为总预备队的第36师已有一部开入城内了。

唐生智一面做死守状，一面又说，依蒋介石的命令而动。也就是说，只要蒋下命令，那就撤。这样的矛盾是致命的。一旦有变，极易造成军队大混乱。

还以第83军为例，其所辖第156师，11月中旬才转绕湖北开抵江苏，先到苏州，后至江阴，再赴无锡，又及镇江，随之退守龙潭，一路仓促布防，最后在日军的炮火下进入南京城，此时已是1937年12月8日！但在短短4天后，他们又必须冒着巨大的伤亡代价，再从城里向外突围！

由此看出，当时的中国军队没有一个缜密的作战计划，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结果是：蒋叫唐如不能守，相机撤退。唐马上“从命”。既然你不能保证最后与南京共存亡，为什么自己把自己的过江退路断绝？

12月12日夜南京弃城后，大批中国军民拥挤在江边无船可渡，长江终成绝命之江，又进一步造成中国军队的崩溃，战斗意志锐减，山田支队在幕府山下用一百多名日军俘虏了上万中国士兵是个最好的例子。

圈军民于孤城做死斗状，却又无法坚持到最后一刻。这是作战部署外，唐生智最大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唐生智本人的。

说唐生智是主动请缨守城的人认为：唐之所以提出守卫南京，只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因为他曾是湖南军阀，又曾参加过“倒蒋运动”，自归顺蒋后并无实权，为了恢复军权，获取功名，所以把保卫南京当成跳板，更有甚者认为：正是因为唐的守卫，最终才导致日军的大屠杀。

守卫南京前，唐生智虽没什么实权，但依旧是国民政府军队的高层，肯定明白时局的严重性。上海陷落，十几万日军分三路奔袭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以守卫孤城为赌注，向蒋介石邀功而意图恢复军权？是他唐生智，这个所谓的湖南军阀么？冒着玉石俱焚的危险，仅仅是为了邀功？可能么？

至于“因唐守南京才导致日军大屠杀”这个观点，则根本不构成一个理由；或者说，这是入侵者的逻辑。作为日本人，他们当然可以说：南京之所以发生屠杀，是因为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事实上，这也是当今一些日本右翼学者的观点）。但对于受害者一方，又怎么能用这个切入点考虑问题？我们可以从战略角度分析南京弃与守的利弊，从军事角度去指责唐生智的失策，但决然无法从是否导致敌人的屠杀来阐明防守南京的正确性，因为这样的逻辑基础是不存在的。

无论如何，南京最后陷落了。这不是唐生智一个人的悲剧，而是积弱积贫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

尽管如此，在保卫南京中，仍有大批国民政府将校为国捐躯，魂绕紫金山。

萧山令中将，南京市代市长、代宪兵司令、警察厅厅长，1937年12月13日战死下关；

朱赤少将，第88师旅长，12日战死雨花台；

高致嵩少将，第88师旅长，12日战死雨花台；

罗策群少将，第66军代师长，13日战死紫金山下；

易安华少将，第87师旅长，12日战死莫愁湖；

赵寒星中校，第88师参谋，12日战死雨花台；

韩宪元上校，第88师团长，12日战死雨花台；

胡豪少校，第51师营长，12日战死水西门；

程智上校，第51师团长，12日战死水西门；

姚中英少将，第156师参谋长，13日战死太平门；

司徒非少将，第160师参谋长，12日战死太平门；

蔡如柏上校，第160师团长，12日战死太平门；

罗雨丰少校，教导总队营长，10日战死紫金山；

秦士铨上校，教导总队团长，12日战死紫金山；

周士泉少校，教导总队营长，12日战死白骨坟；

万全策少将，教导总队第1旅参谋长，12日战死紫金山；

华品章上校，第88师副旅长，12日战死雨花台；

刘国用少将，第58师副旅长，12日战死水西门；

李兰池少将，第112师副师长，13日战死太平门；

黄观涛少校，宪兵部队副团长，13日战死下关；

雷震上校，教导总队副旅长，13日战死下关……

这不是个完全的名单，也没一个完全的名单，因为殉国的除了将校们外，还有那么多无名战士！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场景中，殉国的场面都极为壮烈：想想下关江水中的萧山令，想想雨花台枯草中的朱赤和高致嵩，想想水西门硝烟中的程智，以及城破时的胡豪……

国家有难，血肉之躯，决死报之，慷慨赴之，无有二字。广大中下级校官率官兵浴血奋战，全营全团地阵亡，在六朝故都，紫金山下，化作国殇。而生者，又有怎样一段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经历？

南京陷落前，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周斓等卫戍司令部成员最先渡过长江。此后，王敬久、沈发藻、桂永清、俞济时、胡启儒、冯圣法、宋希濂、王耀武、廖龄奇、周振强、李江、巫剑雄、陈颐鼎、邱维达等人也绝境脱险。

士兵们又有多少脱险了呢？

这是南京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明白到底有多少人守南京。关于南京守军的人数，历来存在争议，有8万多人、11万多人、15万多人三种说法。人们最常采用的一个数字是15万多人。

这个数字未必准确。

参与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因伤亡惨重，已远非满员编制，就算补充了新兵，很多部队也没达到满额。当时，部队建制相对完整的只有教导总队、第2军团和宪兵以及警察部队。教导总队不到3万人，第2军团17,000人，宪兵部队的3个团加直属队，兵力接近5000人，警察部队有6000多人。其他部队大多残缺不全，以第88师为例，撤退到南京时只有4000人左右，补充新兵后达到7000人。第36师的情况跟第88师一样。第87师、第66军、第83军、第103师、第112师等退至南京的时间较晚，来不及补充，其中第66军第160师退回南京时只有3000多人，第103师只有2000多人。

“8万多人”这个说法来自谭道平。按宋希濂回忆，唐生智确定南京卫戍军的战斗序列时，总人数为7万多人，与谭道平的数字近似。但当时第74军、第66军和第83军等部队还没被划进保卫南京的战斗序列。后来被划进来的这几个部队兵力合计有4万多人。再加上南京陷落前几天才退回来的第103师、第112师，就可以知道，整个南京保卫战中，外围阵地和城郭阵地的中国守军总人数在12万人左右。

南京战虽然时间短，但非常之激烈。以孙元良第88师为例，在雨花台之战中，3个旅长阵亡了2个，6个团长阵亡了3个，正副营长阵亡了11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分之八，用孙元良的话说：“各级军官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整个南京保卫战，中国士兵阵亡人数在3万人左右，其中环城之战的阵亡人数有1万多人。剩余的9万多人，有两种命运：一是从正面突围出去或渡江北走；二是被日军俘虏后惨遭屠杀。

从正面突围出去或渡江北走的到底有多少人？

第74军：王耀武给出的数字是，该军所辖第51师和第58师渡江脱险者5000多人。

第36师：作为总预备队的宋希濂的部队，没跟日军交火，撤退后得掌握渡船之利，到13日早晨，渡过了4000多人。

第66军和第83军：从正面的太平门突围，伤亡惨重，冲出重围的有3000多人。

第2军团：因为是提前过江，脱险者超过11,000人。

警察部队：南京警察部队原有6000人左右，过江者不足千人。

宪兵部队：原有5000人左右，过江的有2000多人。

教导总队：教导总队原有近3万人，按周振强回忆，过江者只有4000多人。

第88师：该师参谋卢畏三回忆，第88师撤至江北的不到2000人。

第87师和其他部队：脱险者更少。

最后来看，有4万人左右突围或渡江成功。谭道平给出的数字是44,000人。谭就职于南京卫戍司令部，亲历南京保卫战，并参与撤退计划的拟订，他的数字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在12万左右的中国守军中，阵亡3万多，脱险4万多，剩余的4万多（最多不超过5万人，有价值的初始资料来自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的记载，他在12月16日的阵中日记里说中国战俘有4万多人）被俘后遭日军屠杀。

但也有一些人，在得知南京弃城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教导总队炮兵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后来回忆起12月12日那天下午的一个片断：

教导总队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颜希儒（黄埔军校6期，广西横县人）来到严开运的阵地要酒喝，严把还剩下的一点酒递给颜，颜一口干了。喝完后，颜问：如果撤退的话，走不走？

严说：上级如果下令，有计划地撤退，当然要走；只怕危城之下，没有计划。

颜希儒说：还能有计划么？!

严开运问他准备怎么办。

颜希儒说：不管怎样撤，我都不走了。

说着，颜希儒从腰里掏出两颗手榴弹，一手拿着一个，说：你看，够本了吧？!

南京的烈风，刮过这个广西人的怒发。

在1937年12月12日深夜的下关，装甲兵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芃终于上了船，但回头看到岸上的几辆坦克和汽车，怎么能留给鬼子？就想叫人全部炸掉，但身边的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舍不得，把刘拦住，僵持中，那四个人说他们不走了。

“不走了”这仨字，在12日夜给人以无限的悲壮。

刘树芃说：我们是奉命撤退。

汽车兵说：不，我们是打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武器销毁了，应该打了再说。

坦克兵说：坦克上还有武器，破坏了还不如拆下来跟鬼子干一场。

刘树芃想把他们带走，说：你们排长呢，我跟他说。

汽车兵回答：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

说完，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带了枪，跳下船，重新上了岸。

这，是中国人。

到了13日天亮，日军已经逼近江边，一群失去长官的士兵围住一个穿上校军服的军官，说：我们突不出去了，长官！你指挥我们抵抗不好吗？否则，也是死。

上校说：我是军医，不懂作战的事啊！

士兵们说：只要您命令我们打就行了！

上校想了想，说：好！随后他振臂高呼：兄弟们，向鬼子打呀！

这名军医就这样带着一群散兵，发起了中国人在南京城下对日军的最后一次反击。

没人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突围出去。甚至到12月13日下午，还有20多名官兵在挹江门城墙上，狙击扫荡过来的日军。他们也是决定“不走了”的人。

而城陷后，困于孤城的，也有不少人。看下面这个单子：

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教导总队第2旅主任参谋廖耀湘；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第88师作战参谋卢畏三；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郭岐；教导总队第3旅第4团团长睢友兰；教导总队工兵团第2营营长钮先铭；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副连长沈咸；军医署署长兼南京卫戍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野战救护处科长蒋公榖。

上面这些人，都没逃出去。如果说作为军医官的金诵盘、蒋公榖（著有《陷京三月记》[1]）在南京陷城后进入外国大使馆，受到直接保护的话，那么邱清泉、廖耀湘、孙元良、郭岐、钮先铭、沈咸等军人的经历就可以用“血雨腥风”来形容了。

在这些人中，第一个脱险的是第103师副师长戴之奇，1937年年底，他化装成菜农混出城。其他人，大多数在转年春天才逃离南京，比如官级最高的孙元良，而且他的经历也是个“疑案”。

孙元良在第88师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南京战时，年仅33岁的他，已升任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领中将军衔。

12月12日傍晚，唐生智下令放弃南京，孙元良参加完会议，返回中华门途中，得知已有日军突进，孙只身奔下关不成，一时间不知去哪好，最终困于孤城。关于南京陷落之后的经历，按孙元良在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讲述：

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长官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的旅长廖龄奇不干了。

当时，廖龄奇带着从雨花台下来的残兵进中华门不成，又找不到孙元良，只好向下关江边突围，由于底下的辎重营手里有一些木船，廖龄奇就带着第88师的这些人在夜色中渡江了。南京战中，第88师幸存者中大部分来自廖龄奇的部队。后来，到了武汉，见到蒋介石，廖龄奇提出枪毙孙元良。

《拉贝日记》在中国出版前，风传孙元良在南京城陷后藏在妓院，这种说法有点捕风捉影，实际情况是：他躲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后来，被拉贝发现（见《拉贝日记》）。拉贝把这位中国军长安置在了该学院一座楼房的阁楼，使孙元良最终躲过日军的搜捕，1938年初逃离南京，辗转抵达武汉。他走脱没多久，他的部下师司令部参谋卢畏三也逃出南京。

在武汉，孙元良被关了一个来月，进行审查，但最后蒋介石还是放了他一马。孙元良后来很长寿，活了103岁（2007年去世），是最后一个黄埔军校1期生。战争年代结束后，孙元良渐渐被人遗忘，但他有个儿子，比他名气大多了，那就是艺名为秦汉的台湾演员。

关于孙元良的话题还没完。

蒋介石不杀孙元良，并不是因为孙是多出众的将才，而是因为从1932年“上海事变”起，孙元良就参战；1937年“八一三事变”，又是孙的部队打响第一枪，从这个角度蒋不忍杀。还有，蒋似乎也觉得对不起很多参加南京战的将士，所以对从南京撤下来的人，无论是怎么退的，他都不想治罪。孙元良没被治罪，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枪毙孙元良是廖龄奇提出的，孙没死，但1941年，在又一次长沙会战中，廖龄奇却因“部队溃退”（实为冤案），被蒋介石枪毙了。历史就是如此奇异。当时廖龄奇在王耀武第74军，任第58师师长。廖龄奇死后，给了副师长张灵甫独统一师的机会，这是后话了。

孙元良迷失南京时，邱清泉正待在富贵山地下室。

邱清泉的经历跟张灵甫相似，一度考入上海大学，但最终弃笔从戎。黄埔军校毕业后，又留学德国柏林，拿了洋文凭，中日开战前两个月回国，出任南京教导总队参谋长。弃城令下后，桂永清没把倔强的邱清泉拉走，只好一个人先撤了。邱清泉叫人把作战文件和军事地图全部烧毁后，继续打电话联系前线的部队长，把身边很多人都打发走了。

参谋刘庸诚对他说：参谋长，都处理完了，我们也走吧！

邱清泉的身边此时只剩下两个贴身卫兵了，他一边抽烟，一边往左轮手枪里装子弹，对刘说：你受过伤，你先走吧。

刘庸诚百感交集。

刘走后，邱清泉在几个房间里转了一圈，这才提枪带着两个卫兵走出地下室，这时候，紫金山第一峰枪声密集，火光冲天。

这绝对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冷酷的一夜。

邱清泉把身边的人都打发走了，但自己终不得出！在地狱般的南京潜伏了一个多月之后，第二年年初，邱清泉才成功逃离。

邱清泉是南京弃城后表现最好的一名将领，真正做到了在那个职位上该做的一切。

跟上面的人比，成名前的廖耀湘没被困在城里，而是陷于郊区。

廖耀湘跟邱清泉一样，也留了洋，抗战前一年，从法兰西学成回国，在教导总队第2旅做了中校主任参谋。南京战开始后，廖耀湘和部队跟日军血战了四昼夜。得到弃城消息时已是12月13日凌晨。此时廖耀湘在城外阵地，想奔下关来不及了，而且那样更危险。在指挥室销毁完文件，廖耀湘用最快的时间判断了一下路线，随后带4名士兵直奔南京外围的马群方向。

一路潜行，天色渐亮，后面仍有枪声，但较之于前一天，已经稀疏，廖耀湘知南京已陷，不禁心如刀绞。跑了十多公里后，一行人到达马群。在马群，廖耀湘跟部下不断遇到逃难的农民。这时候，一个好心的难民，带着廖耀湘等人去了栖霞寺。栖霞寺位于南京东北22公里处的栖霞山上。当日午后，廖耀湘等人来到栖霞寺。此时，聚集在寺院及周围的难民已超过万人。

寺院监院寂然法师是位深明大义的僧人，尽管知道廖耀湘的身份，但还是决定冒险收留。难民越来越多，潜藏到寺院的中国军人也超过了200人。在周边扫荡的日军不时破寺而入，搜索中国“便衣兵”。寂然法师沉着应对，与日军周旋。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廖耀湘等人剃去头发，扮作僧人模样。半个多月后，廖耀湘等人在寂然法师的帮助下，北渡过江，辗转到后方，再后来，廖率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与日军再战，终成一代名将。

化装成僧人的不只廖耀湘，还有钮先铭。跟廖耀湘一样，他也拿过法国的文凭，而且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上过学，南京战时任教导总队工兵团第2营营长。钮先铭在富贵山指挥室得到放弃南京的命令。当他来到外面时，发现城中秩序已乱，兵民混杂洪流般尽奔下关。钮先铭裹夹在人流中，也出城来到江边，落水漂到上元门，登岸后藏进永清寺。这时已是13日下午3点。日军开始沿江扫荡，追杀中国军民。危险的情况下，钮先铭也把头发剃了，在寺里潜伏下来。日军多次闯入寺内，叫钮先铭等人给他们送柴禾。送柴禾时，钮先铭在上元门看到一望无际的中国战俘，按他的判断，有两三万人之多。这正是被山田支队俘获的那批人数在23,000人左右的中国战俘。没几天，钮先铭就在寺院里听到密集的机枪声。过了一段时间，日军叫钮先铭和僧人以及红十字会的人去干活。来到大湾子，钮先铭看到已呈半骷髅状的战友的尸体。

万千悲愤堵在胸中。

钮先铭因为在日本留过学，懂得不少日语，能从日军的对话中判断他们的意图，所以多次成功周旋，被困八个月始终没暴露身份，得以踏上去上海的火车，从那里转赴武汉。后来，他写过《还俗记》，记录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但当时影响最大的记录南京梦魇的，是郭岐的《陷都血泪录》。作为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南京战时，郭岐为总队战士准备了8个月的弹药和给养（从这一点来说，当时南京守军在弹药上确实充足）。光华门危急时，他亲自率领汽车队奔赴光华门给教导总队补充弹药。

南京弃城后，由于辎重营不是一线战斗部队，所以从正面突围基本上没戏，只有向下关撤。辎重营营部设在新街口中央银行。但此时从新街口到挹江门的马路上已聚集了大量军民，差不多把马路都堵塞了。直到午夜时，郭营长的队伍才走到鼓楼医院。又走了好一阵子，才到步兵学校。随后，郭营长派人到挹江门打探情况，得知挹江门一片混乱：往外冲的人，很多人被践踏而死；而冲出挹江门的军民又没船可渡。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带着士兵退守城内的五台山。

在当时，这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按郭岐判断，日军会趁夜色杀入城，实际上直到12月13日中午，五台山还没见到日军。午后时分，日军终于出现，辎重营士兵与之交火，一仗被打散，郭营长潜入附近的意大利使馆。藏在这里的还有教导总队第3旅第4团团长睢友兰。意大利使馆实际上已经空了，使馆人员在战前就都撤了，他们依靠一面意大利国旗避开了日军的搜捕。

转年春天，郭、睢逃出南京，回到大后方。他写的《陷都血泪录》连载于《西京平报》[2]上，曾引起轰动。

沈咸的经历跟前面的人别有不同！

关于沈咸，我们知道的不是太多，只知道他是浙江仙居人，南京保卫战时的职务是炮兵第42团第1营高炮第3连上尉副连长。

跟很多部队一样，沈咸也是从淞沪战场上撤回南京的，他先后带部队在雨花台、飞机场、中华门布防，多次跟日机战斗。12月10日，日军兵锋已至雨花台，沈咸率部退回城内，在新街口构筑阵地。12月12日晚，南京陷入混乱后，沈咸跟上级失去联系，因为没人下命令，所以他不知道南京已弃，直到13日黎明，“有位相识的李营长路过新街口时，悄悄告诉我：昨夜日兵爬登水西门，守门官兵全体阵亡，中华门也陷落了！”但上面那位营长也不知道弃城令已下，只知道日军在中华门、水西门那边得手。沈咸没接到撤退令，作为军人，他只有继续率部坚守阵地。在新街口，他命令部下把高炮改成平射角度，作战斗准备。

在日军入城前一小时，也就是13日上午8点，沈咸终于跟上级联系上了，上级下令要他炸毁阵地上的高炮，然后率部过江到浦口。沈咸这才知道昨天夜里南京就放弃了。

下面怎么办？炸炮！

炸炮时，沈咸鼻子一阵发酸，舍不得，正是它们一次次击落日军的飞机！

含泪毁掉那些庞然大物后，沈咸正想带人往挹江门撤，突然看到身边的几个士兵中弹倒下了，再往前看过去，日军已经现身！作为炮兵，沈咸等人手里枪支有限，只能边打边退，先是隐蔽在一幢空空如也的大楼里，然后又潜至国府路一带。

12月13日下午，在国府路，沈咸等人目击了中国守军的一辆坦克跟日军激战的情形。

当时，一小队日军搜杀到国府路，看到一辆“报废”的中国坦克。就在他们刚刚走过时，坦克的炮塔慢慢地转动了，随后火舌喷射，几十个鬼子一下子被击毙。无名勇士最后当然是为国捐躯了，没人知道他的模样和姓名，但他轻轻转动炮塔的声音，却在历史深处回荡不灭。

那声音，坚韧而决绝。

很显然，坦克里的中国士兵不想走，而是留下来再消灭几个鬼子，最后同归于尽。历史的大悲壮往往是被那么多无名者凝结出来的。

沈咸带着十几个人于当日下午辗转到莲花桥，一路上目睹了街头惨景，市民们多趴倒街头，都是被日军从身后射击而死的。走着走着，他们遇到一群市民，有人告诉沈咸，前面有6个日军正在行凶，虽然只有6个人，但已经残杀了一百多个市民了。沈咸立即带人包抄过来，一阵激战后将那6名日军全歼。

冬天里早早降临的夜色，让他们稍微安全了一点。当太阳重新升起时，危险又将降临。14日凌晨，他们摸至兴中门，想从这里出城，但城门周围已满是日军了。沈咸等人又折向中山北路，此时的中山北路已堆尸如山。

好不容易又熬到夜里，他们潜入中央大学。14日，日军大部队已蜂拥入城，扫荡中国“败残兵”的行动已经开始，再想出城难上加难。

12月15日，整整一天，沈咸等人都躲在中央大学的一间地下室。日军还没闯进校园搜捕。但沈咸清楚，危险马上就会来临，因此必须拼一次，如果成功了，就闯出城去了；失败了，杀死几个敌人，也值得了！

跟日军战斗牺牲的，再加上中途走散的，这时候沈咸身边已经没几个士兵了。15日的夜色降临，沈咸带人摸了出去，午夜过后终于来到清凉山。在路上，又袭杀了两个正在游荡的日军。一路走下来，包括沈咸在内只剩下3个人了。

天亮前，沈咸三人摸出草场门，偷渡秦淮河，终于逃出南京城！他们找了条小船，过了江，跑到了徐州，重新加入抗日军中。

沈咸在暴血孤城中的经历，特别就特别在：其他陷城者大多都是在南京陷落数月后才成功逃离的，或者在南京城郊与敌人周旋，而沈咸等人在南京城陷后的最初几天，始终跟日军处于战斗状态，随后在短时间内成功脱险，这使他们在第一时间目睹了南京屠城，而且也成为城陷后局部巷战的参加者和见证者。这一点尤为可贵。

激荡万千的1937年，随着沈咸等人的脱险而结束。而与日军广阔无边的战斗，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刚刚开始……

[1] 蒋公穀系南京守城部队军医，担负城防救护任务。他以日记形式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27日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 创刊于1937年12月4日,出至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是解放前西安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每日出对开4版。起初发行和支持该报的,大都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据说有孙蔚如、王宗山(陕西省议会议长,中统要员)、张锋伯、吕向晨、薛道五、韩光琦、温良儒(镇反中被处决)、焦子敬、谢鉴泉(参议员,山西富商)等。

《抗日战争的细节2》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从教导总队作战参谋刘庸诚脱险南京写起，由此进入更为激荡的1938年。开年之初，蒋介石就下令枪毙了在山东不战而退的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迫降中国无望，日军又欲在徐州围歼中国野战部队，最终损兵台儿庄。在华中，波田支队逆流而上，雨夜袭安庆，扯开中日战争史上最大一次会战武汉会战的幕布。陈诚与冈村宁次千里对决，长江南北两岸处处接战。熊本第6师团鏖战田家镇，又欲抢头功；在烽火南浔路上，薛岳布局万家岭，第74军再露锋芒，王耀武大胆用兵，张灵甫飞夺张古山，日军第106师团陷入全军覆灭的险境……

敬请期待《抗日战争的细节2》。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4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400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首都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首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败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6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9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8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1]，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2]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11年秋于天津

[1] 忻口，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的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东西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

[2] 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主要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虎口脱险

从教导总队作战参谋刘庸诚的南京之夜说下去。

刘庸诚在淞沪会战中负伤，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2日夜，在城内太平门附近的富贵山地下室，烧完军事文件后，他抬头看了看，发现整个指挥部已经没几个人了，剩下总队参谋长邱清泉、两名贴身卫士和传令兵小魏。

刘庸诚想跟邱清泉一起走，后者按灭手里的烟头，说：“刘参谋，你先走吧！”

刘庸诚说：“中华门已被鬼子占领，城陷在即，广东部队已从太平门突围，参谋长，现在再不走的话，就脱不了身了！”

邱清泉站起身，走近后，扶住刘庸诚的双肩，说：“你在上海受过伤，还是你先走。”

随后邱清泉对传令兵小魏说：“你马上跟刘参谋走！”

小魏不知所措地看了看刘庸诚，又看了看邱清泉，后者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说：“你们他妈的快走啊！”

随后，邱清泉缓缓地说：“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还有两个卫兵保护。时间耽搁不得，你们马上撤。”

刘庸诚鼻子一酸，拉着小魏跑出地下室。

这时候，中华门方向枪声不断，时密时疏，中国守军使用的捷克式机枪的声音刘庸诚是熟悉的，但已经听不到炮声了，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城门，交火应该是在城垣地段。

富贵山就在太平门东边，在稠密的夜色中，小魏想往城门方向跑，被刘庸诚一把拉住。因为他知道，出太平门，等于往日军的正面撞过去，叶肇、邓龙光的广东部队虽然已经冒死冲了出去，但毕竟他们是几千人，要是两个人走太平门，难保不被日军捕获，于是他拉着小魏掉头穿越南京城，往挹江门方向飞奔而去。

此时整个南京漆黑如墨，陷入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诡异气氛中。

大街上，人影憧憧，哭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他们是想在这一夜逃出南京的市民。更多的则是士兵，他们默然无声。不停咒骂的，是靠在墙边走不了的伤兵。没人知道他们在骂谁。

人群几乎全部涌向挹江门。

出了挹江门，就是下关江边，过了长江，到了北岸，就安全了。这是很多人的想法。至于怎么过江，是否过得了江，人们都已经顾不得去想了。

奔跑中，刘庸诚想的是：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城破了，日军会干些什么？他时而闭上眼，试图想象出明天南京城的场面。但他失败了。

不知道跑了多久，在纷乱的人群中，他们终于成了幸运的人，冲出了乱成一片的挹江门！

深夜时分，江边人山人海，绝大多数军民都望江兴叹，因为船只寥寥。

有人开始沿江往上游跑，另有不少人奔下游而去。一些士兵见没船，走不了，又掉头重新回到城里。

刘庸诚陷入茫然。

作为教导总队的作战参谋，他知道无论是上游的上新河方向，还是下游的燕子矶方向，都必定有日军的拦截部队。要想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过江。

但船！船！船！

传令兵小魏着急地问：“刘参谋，我们怎么走？没船啊！”

刘庸诚稳了下心神，问：“你害怕不害怕？”

小魏下意识地立正，说：“不害怕！”

话音未落，就被一个士兵撞了个踉跄。那个士兵冲身后的四五个战友喊：“妈的，不跑了，不怕死的跟我回城里去，打死俩鬼子赚一个，打不死老子就把命给他们，拼了！”

刘庸诚愣了一下，随后问：“真的？真的不怕？”

小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多少有点。”

小魏又说：“但我不怕鬼子……只是现在看眼前的阵势，心里有点发慌。”

时间已越发紧迫，刘庸诚拉着小魏，在江边寻找船只以外的渡江工具。找来找去，他们发现一块木板。

就是它了。

木板扔到江里，刘庸诚叫小魏先爬上去，随后自己也上去了。但木板实在太小，刚刚能放下他们俩，在向对岸划的时候，由于江水汹涌，有几次差一点就翻了。

寒风中的江面上星星点点，市民和士兵找来各式各样的渡江工具，比如临时编成的筏子、浮木、大盆、门板等等。此时就看命大不大了，因为一个激流冲来，没准就翻了，或者被冲向更漆黑的下游。

刘庸诚和小魏伏在木板上，用双手划着水，后者说：“刘参谋，要不您自己走吧！我会凫水，这板子盛不下我们两个！”

刘庸诚说：“这话应该我说，你比我年轻，以后的路更长。”

小魏笑了一下，说：“但您比我有用，我只是个小兵，您是参谋，以后打鬼子，还得用您出谋划策呢！我说的是真的，你叫我跳下去吧！”

刘庸诚说：“我也会凫水，但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这12月的天，即使游到对岸，也冻死了，即使冻不死，胳膊腿也得残了。我们两个都要安全地过去，就像你说的，将来还要打鬼子。现在军队缺乏有作战经验的人，南京这样的大场面你都经历了，以后还怕什么？”

正在这时候，有条小船从他们身边划过，小魏大喊一声：“船！”

刘庸诚也看到了，上面是五六个士兵，他叫那船等一等，说自己是教导总队的参谋。小船靠近了他们，看清了，上面的人都是宪兵。

他们把刘庸诚和小魏拉上船，并不说话，继续疾速向北岸划去。

船只是条木船，上面的人都很疲惫，他们轮番划着，一路上都沉默不语。刘庸诚回望了一眼南京城，多处火光冲天，但枪声似乎渐渐停息了。当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时，几乎同时心里一紧。

刘庸诚一行人抵达对岸的浦口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这是1937年12月13日凌晨的天空，灰沉沉的，用“云色惨淡，冷风凄切”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浦口小镇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只有三五成群的士兵惨然地走过。他们是从南京幸运脱险的人。一夜之间，他们已经是老兵了。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部队长和所在部队的收容告示。

以后的日子，他们必然是抗战一线部队中的栋梁；而现在，他们是丢掉首都的败残兵。一种巨大的压抑感随着大家低沉的脚步声笼罩住浦口，它几乎可以在一个瞬间让这座小镇坍塌。

在浦口，刘庸诚看到李慕超，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还记得李连长吧？上海战时，他所在的教导总队第1团，是最后一支守备八字桥的部队。当时，由于连长身负重伤，作为排长的李慕超代理连长，指挥部队与日军格斗，之后转战南京，现在冲出危城，可谓九死一生。

两个人久久无语，抬起头时，眼泪掉了下来。

刘庸诚、李慕超和小魏三个人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津浦铁路，朝乌衣镇方向转移。

乌衣镇地处江苏、安徽结合处，东连浦口，北接滁州，是个军事要冲。12月13日午后，一行人终于赶到乌衣火车站。

直到这时候，他们才从小贩那里买了几个馒头，坐在站台边吃起来。周围都是退下来的士兵，有野战部队的，有宪兵，有警察，还有不少他们教导总队的人。

李慕超说：“老百姓受难，是军人的耻辱。”

刘庸诚点点头，他推测着此时南京城里的情况。

小魏嚼着馒头，突然想起什么，问刘庸诚：“您说邱参谋长脱险了么？”

刘庸诚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很难讲！邱参谋长是条汉子，叫自己的部下先走，自己最后撤，在昨晚的南京，有多少部队长能做到这一点呢？”

正说着，听到轰隆声，抬眼一看，由北而南开来一辆装甲列车。

车停住后，下来一位军官，看领章是个中校，他似乎看到刘庸诚军服上教导总队的标符，便跑过来问南京的情况，说自己是铁道兵，此行目的是到浦口方向侦察战况。

刘庸诚说：“日军应该在上午就进城了，城里的情况现在不可知。我们渡江时，日本人的海军还没到达江面，浦口也没发现日军。”

就这样，刘庸诚等人上了装甲列车。

列车一共5节，外皮都装有钢板，最前头一节，配有两门火炮，车顶上还有一挺可升降的重机枪，士兵做出随时射击的姿势。后面一节车厢顶上装有一门德式“苏罗通”高射炮，炮口直指天空。

刘庸诚等人被安排到第3节车厢的指挥室，这时才发现，最后一节车厢差不多挤了一连的士兵。

在列车上，一聊才知道，那名军官是铁道部队的营长，叫冯庸，是黄埔4期的。

就在列车刚要开动时，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胡启儒气喘吁吁地跑来，一边跑一边招手。

教导总队的战将中，胡启儒表现不怎么样，南京弃城后扔下了部队，自己一个人溜了出去。南京战的表现似乎预示了他的结局：1938年初，调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当司令，3年后任贵兴师管区司令，又过了一年，因“浮报名额、扣饷不发、擅权杀人、行使贿赂”而被枪决。

只说此时的胡启儒，上车后，听说列车是往浦口方向去的，一闭眼，说：“这个时候，怎么还往日军眼皮底下钻？！”

冯营长说明了自己的任务，他必须要到浦口走一遭。

胡启儒说：“南京已经陷落，迂回夹击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此时浦口应该很危险了。”

胡启儒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冯营长还是命令列车开向浦口。后来的事实证明，去这一趟还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又接上了几位从南京脱险的将领，其中包括王敬久。

前一天傍晚，参加完唐生智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后，王敬久直接去了明故宫，那里有他的第87师的一部，匆忙传达了撤退命令后，他没回富贵山地下室指挥部，便直接奔下关出城了。

王敬久虽然也是从南京退下来的，但穿戴上不像别的将领那样狼狈，里面是黄呢子军装，外面披着青毛哔叽披风。不过，精神依旧沉郁。跟在富贵山地下室一样，上了列车后，他仍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辆装甲列车沿途又接上了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佘念慈、第74军军长俞济时和他的部下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58师师长冯圣法，以及王耀武的爱将——身受重伤的邱维达。

但就在这辆军列快到浦口时，接到紧急情报：日舰已进至八卦洲，浦口发现敌情！此时如果军列贸然进抵浦口，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俞济时站出来立断，说：“军列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和沿途接应南京撤下来的部队，可以说已完成了大部分任务；此时若冒险到浦口，等于把已经接到的人再送进虎口。”

所以俞济时叫冯营长马上回驶，若上级有所怪罪的话，一切由他来承担。有了俞济时的保票，冯营长立即叫军列回驶滁州。

太阳落山前，列车驶入滁州车站，车上诸人看到了唐生智。

唐生智满眼血丝，身上披了件黄呢子军大衣，头上戴着红绿色相间的鸭绒帽，嘴里叼着烟猛吸。不一会儿，在长江中讨得一命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也赶到了车站。

昨天晚上，桂永清带着几个士兵出了南京城，来到三汊河一带，也是没有船，最后找到一张不大的木筏，几个人一同上去，拼命往对岸划。好不容易靠了岸，但岸边淤泥很深，桂永清身子胖，一脚下去竟有自沉的危险，几个士兵慌忙把绑腿解下来，结在一起扔给他们的部队长，经过一顿拉扯，桂永清才上了岸。但上岸后发现，这里根本不是浦口，而是顺流漂到了浦口下游。于是大家摸到公路上，徒步来到滁州。

缄默不语的唐生智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军事生涯了。他带着司令部的人上了装甲列车，转赴武汉向蒋介石请罪去了。

刘庸诚呢，则被桂永清留下，协助胡启儒收容部队，然后去开封休整。桂永清问邱清泉的情况，刘庸诚如实相告，桂永清长叹一声，说：“雨庵（邱清泉字）危矣！”

直到12月17日，刘庸诚完成部队的收容后，才跟随胡启儒前往开封，新的战斗生活随之开始。但教导总队的番号已经不再存在，从南京脱险的士兵被编入第46师，桂永清出任师长，周振强担任副师长。师内其他两个旅为第46师的老部队，另外一个旅则为教导总队的班底，旅长由从太平门正面突出重围的马威龙担任。

此时，在华东，上海、南京陷落后，杭州在1937年12月的平安夜也被日军牛岛贞雄第18师团和伊东政喜第101师团攻占，更为激荡的1938年就这样到来了。

唐生智走了，韩复榘来了

1938年1月，武汉珞珈山，冷云密布，清寒异常。

南京陷落前，蒋介石飞往庐山，再从那里来到武汉。平时办公，在交通银行的大楼里。寓所则在东湖岸边的珞珈山下。紧挨着寓所的，是一处不大的防空洞。因为离日机密集空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蒋介石必须作好随时钻防空洞的准备。

这一天，在寓所里，蒋介石习惯性地踱着步。他喜欢突然转过身审视来者的那种感觉，只是此时站在他对面的不是黄埔学生，而是垂头丧气的唐生智。

但蒋介石依旧对唐很客气。

唐生智坐在一旁，与其说不安地喝着茶水，倒不如说沮丧地嚼着茶叶的苦。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所以唐生智见了蒋介石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委员长，我对不起首都的市民，对不起守城的部队，我是有罪之人。”

唐生智叫蒋介石发落自己，后者长久地缄默。

当初守南京，没人愿意站出来，最后担子落在唐生智身上，对此蒋介石心里有数。南京城破是迟早的事，蒋也是照样清楚的，他只是低估了日军的残暴。至于南京战撤退时的混乱，蒋介石此时只知一二。

蒋介石问唐生智以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弃用他了。唐说想回湖南老家打发以后的日子。蒋当即批准。

一场南京战，叫唐生智在国人面前体无完肤。

老唐并非无识之人。当初“七七事变”骤发，蒋介石还在庐山，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对日决策会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认为战端不可轻开，如果日本真的想局部解决，那南京就可以给宋哲元一个妥协标准。当时参谋总长程潜也持相同意见。但唐生智反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宋明轩（宋哲元）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果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已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多少年后去看唐生智这个观点，仍是很有见地的，至少是在徐永昌和程潜之上的。现在好啦，对于老唐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就这样，唐生智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告别了蒋介石，踏上了回湖南东安之路。一个人的背影，就这样彻底消失在抗战的烽烟中。

但中国的抗战才刚刚开始。

又过了一些天，在给从南京突围出来的将领颁发勋章时，蒋介石得知了更多南京撤退时的详情。

国民政府的军人勋章有国光、青天白日、宝鼎、云麾等多种。

国光勋章于1937年11月设立，级别是最高的。在大陆时期，只有蒋介石和傅作义获得过。其次才是很多人熟悉的青天白日勋章，其颁授对象是卫国抗敌的军人。这个勋章不是随便就给人的。陈诚算蒋介石身边第一人吧？但直到1943年因鄂西会战才获得该勋章；后来一直在湖南跟日本人打的薛岳，也是到了1941年底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才拿到一枚。

整个抗战期间，只有166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七七事变”之后，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获得过这一勋章。第3枚则颁发给从南京太平门突围的林伟俦（黄埔军校4期，广东台山人），林时任第66军第159师第475旅旅长。

林伟俦在上海战时腿部受伤，随后跟随叶肇参加南京战。万众突围之夜，引部队出太平门，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的正面撕开一个口子，突破多重防线后，把部队带到了安全地带。后林伟俦到武汉治疗腿伤，事迹被上报军委会，感其奋然决绝，终授青天白日勋章。

颁发完勋章后，蒋介石问林伟俦南京战的情况，林向蒋抱怨陷城前夜撤退时的混乱。

当时蒋介石还召见了第66军另一名旅长喻英奇（西江讲武堂，湖南保靖人）。喻跟张灵甫性格极像，也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相貌也同样英气逼人。当时喻率部在南京外围汤山与日军接战，膝盖受伤，后背亦被炮弹炸伤，但坚持不下火线。蒋介石在召见喻英奇时，后者也道出撤退时的进退维谷，下关江边用作转移部队的船只奇缺。

随后的汇报陆续到了蒋介石那里。联想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蒋开始大骂已经回乡的唐生智。

但已经没用了。

丢了南京的唐生智走了，在山东一退再退的韩复榘来了。

开战后，韩复榘的官职是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

关于韩复榘，时常在相声里听到他的名字。在逗哏的口中，他是个被嘲笑的对象，粗俗而没文化。

实际情况小有差别。

辛亥革命前，韩复榘入伍到了冯玉祥部下。没多久，就被冯提升为营部司书一职，由此可以看出来，韩还是有一定文化的。但后来有人为了在这方面给他平反，又将其塑造成一个军阀中的文化大师的形象，这就有点过了。

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的时候，是冯部最能打的干将之一，后因不堪忍受冯玉祥家长制的管法（曾被冯玉祥罚跪），反戈一击，归顺了蒋介石，此后长期主政山东（1930年9月出任山东省主席）。

这7年，韩复榘确实做了一些事，比如吸引梁漱溟到山东搞乡村建设，也拨了一些教育经费。但其本人，说到底还是一个带有旧文化背景、旧军阀与新军人相结合的“混不吝”。这7年，跟南京国民政府，韩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比如，他曾抵触中央军进入山东，一度还解散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弄死了党部负责人，如此等等。但他也没接受日本人的拉拢，拒绝在山东搞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

一句话，韩复榘的原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日本人，都别想牵着我的鼻子走。

中日开战后，韩复榘负责守备津浦铁路山东北段。

此时华北的战局因多个月前宋哲元的踌躇不定而迅速恶化。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命令何应钦调拨给宋哲元300万发子弹，但宋无意大战。后来，陈诚在总结第一期抗战（“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时说：“……首先开辟的就是北战场，但这个开始实在不够良好，以致半年之间，随着平津的失陷，冀、察、晋、鲁，以及豫省北部的许多名城都相继沦入敌手。身当冀、察军政之冲的宋哲元氏，对此是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所以，一时间，整个华北战场在看山西和山东。山西那边的正面战场，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已经跟日军打了不短的时间。山东这边，就看韩复榘的了。

但韩复榘不想打。

日军进入山东地界后，除了在德州敲打了一下、在济阳有过短暂的交火外，韩复榘没组织起任何抵抗。日军凌厉的攻势叫韩复榘胆战心惊，仅有的一次到前线视察，差点被日军俘虏。于是炸毁黄河大桥后，他带着部队完全退到黄河南岸。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先后两次飞赴济南找韩复榘“谈心”，但作用不大。韩复榘认准了一个理儿：日军太强大，跟人家打，只能叫自己的部队白白损失掉。上海和南京都守不住，叫我守济南，开玩笑么？

所以尽管李宗仁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叫韩复榘守济南，一旦城破就带人到沂蒙山打游击，但还是被韩复榘拒绝了。他只在济南留了一点人，自己带着主力先弃城而逃了。

先不提这是一场卫国战争，仅就在战场上违抗军令这件事，就够韩复榘喝一壶的了。作为军人之大忌，放在哪个时代都是杀无赦的。但韩复榘不怕。为什么？一是习惯了，军阀习气那么多年了，打蒋介石他都打了好几次，李宗仁的命令算什么？再者是，后退有什么关系呢？首都南京不都丢了吗？唐生智不也没事吗？

此时的韩复榘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他还不想倒戈当汉奸，但又觉得血拼日军没意义。

还有一点，抗战开始后，一些具有地方色彩的将领认为，自己被推到第一线，是蒋介石的计谋，要借日本人之手将其消灭或削弱。韩复榘就是这种心态，所以他要保存实力。用他的话说，要能保存实力，就是退到天边，也能有吃有喝，谁也不敢轻视我们！

于是韩复榘从济南退到泰安，把自己的物资全部转移到平汉线上的漯河车站，军委会叫他在泰安构筑阵地，韩置若罔闻，又准备退出泰安。李宗仁劝说，韩很不客气地回应：首都尚且不守，区区泰安如何守得着？

韩复榘又从泰安退到济宁，李宗仁打电话给韩，后者说：“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李宗仁也没办法了，将原话转述给蒋介石，蒋立马被气了个倒栽葱。

韩复榘的意思是：既然是全面抗战，在哪儿都是打，何必要守着一个地方？从逻辑上说，似乎没错。但问题在于，自从德州和济宁撤下来，他韩复榘撤到哪儿都没打过。至此津浦线洞开，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徐州也暴露在日军面前。

有人问韩复榘对山东战局的看法，韩答：“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线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淞沪在打，南京在打，山西在打，河北平原虽然打得不好，但也在打，到了山东这儿，韩复榘轻易地就跑了！而且还振振有词。这是蒋介石和武汉的军委会没法容忍的。严重的事情还不止于此。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通过戴笠的情报部门，拿到韩复榘和刘湘往来的密电。

抗战爆发前，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四川整军，想叫川军国军化，但“七七事变”突发，何应钦回南京主持对策，整军暂时停止。刘湘认为这事到此也就打住了，所以到南京开军事峰会时表示将出人出粮。但随后跟蒋介石一谈，后者说整军还会继续下去。刘湘自此又开始嘀咕。加上后来南京陷落，政府机关将全部西迁四川，刘湘作为一方割据诸侯气数将尽。

同样不得志的韩复榘的身影，在此时出现在刘湘绝望的窗户外。两个人互相招了招手。

最初的时候，韩复榘听从了幕僚的建议，计划带着手里的四五万军队转移到陕西汉中，在蒋、日之间来一个自保。在跟刘湘联系上后，又表示支持刘湘“拒蒋入川”：先促使四川独立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之外，再跟日本谈判，倒蒋使其下台。韩复榘甚至讲到他可兵进襄樊，率军偷袭武汉，生擒蒋介石。

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个通天计划，他韩复榘有那么大胆子，敢动蒋介石？

其实，对那一代军阀来说，这样的计划还真不算什么。具体到韩复榘，他追随冯玉祥多年，一会儿拥蒋，一会儿打蒋，从背后捅蒋一刀常见得很。虽然蒋也习惯了地方军阀对他明里暗里的抵触，但在抗战之初就出现这样的事，还是震惊不小。

不处理刘湘和韩复榘，很难说不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韩复榘代表一线将领，不严惩的话，以后军令没法下达；刘湘代表大后方的将领，不解决的话，四川以及云南的龙云那边都会陷入巨大的动荡。

相比之下，蒋介石对刘湘的愤怒远在韩复榘之上。道理很明显。这还不算完，在戴笠报上来的密电中，还看到了宋哲元的名字。但戴笠告诉蒋介石，宋哲元是否真的参与了，还不能确定。

就在这时候，宋哲元主动联系蒋介石，告诉蒋韩复榘和刘湘正在密谋，欲策动事变，要他加入反蒋集团，但被他拒绝了。

宋哲元提供的情报太及时了。

本来蒋介石对宋并无好感，但此时宋提供的消息叫蒋对宋另眼相看，后来宋入选人数寥寥的军委会委员，很难说不是因为在此时立功。

刘湘因胃病正在武汉的医院疗养，蒋介石决定先解决韩复榘。

为此特意跟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三人开了个秘密会议。陈诚要求严厉制裁韩复榘。白崇禧则认为，如果不制裁的，全国180多个师、40多个旅就没法指挥了。一向温文尔雅、不急不慢的何应钦也恼火了，他跟蒋介石说了句话，原话是：“若让韩自由进退而不加以制裁，则民心士气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应以军法严办，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蒋介石还是沉得住气的。

对付旧军阀，他绝对有一套，而且一点也不憷头，属于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状态。

1938年1月初，蒋介石叫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发了个通知：1月10日在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召开第1战区和第5战区联席会议，两个战区军以上没作战任务的将领都必须参加。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上一次李宗仁于徐州召集第5战区会议时，韩复榘已经推托过一次了。

随后，蒋介石把电话打到韩复榘那儿。

为避免韩的怀疑，蒋介石打电话时，还是走了下程序，先问山东的战况。韩一时间找不出应对的词儿，只是说形势不好，日军攻势太凶，他有负委员长的重托。蒋介石趁机对韩复榘说：“向方（韩复榘字）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开个会，看看接下来怎么应对，你说这样好不好？”

不好，我不开会，我不参加。韩复榘的胆子还没大到这种地步。他愣了一下，再也找不到推托的理由。

电话里，蒋介石叫韩复榘带上身边的主要将领。

韩复榘也不傻，他必须琢磨一下。但也没多太想，认为最严重的结果是被痛批一下。他相信这种事对他来说意义不大。乱局中，有部队就行，蒋介石真把他逼急了，他就把部队拉出去，他料蒋介石不敢对他怎么样。

尽管如此，韩复榘还是决定带一个特务营去开封。

韩复榘坐的是专列，手下两员大将孙桐萱（行伍出身，河北泊头人）、曹福林（行伍出身，河北景县人）随行。

对于开封，韩复榘并不陌生，因为以前他做过河南省主席。但此时的开封如临大敌，军警宪特，戒备森严，韩复榘心里不免有些发毛，多少有点后悔前来，但如果不来的话，就等于公开跟蒋介石闹掰了。

开封是河南省主席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的地盘。在一定程度上他比韩复榘还紧张。

为防止日军空袭，会议定的是1月10日晚上召开。蒋介石当天下午飞来开封。在武汉机场，蒋对白崇禧说：“我们最好各自分乘一架飞机。”

白崇禧明白蒋的意思：一旦遭遇日军战机，不至于大家都遇险。就这样，白坐了一架运输机先走。下午3点多飞抵开封机场。没想到，刚到机场上空，就遭到高射机枪的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机身四周滑过，吓得机组人员不知所以，白崇禧也晕了。高射机枪打了一会儿，不打了，飞机这才缓缓降落。白崇禧刚下飞机，刘峙就满头大汗地跑过来，第一句话就是：“白总长！实在是误会，误会啊！”

决定在开封开会后，刘峙就开始忙活，主要是得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当时街面人流混杂，刘峙晃了下脑袋，随后灵机一动，在蒋介石飞来前，叫防空司令部拉响警报，警报一响，街上的人自然躲起来。但是，忘记通知机场的防空部队了。就这样，警报一响，机场的高射机枪立即对空警戒。就在这时候，白崇禧的飞机到了……

刘峙说：“白总长，此事万不可报告委员长啊，就算我求你了。”

白崇禧说：“多亏了你的部队射术不精，否则飞机就中弹了。”

当然有挖苦的意思。但只要白崇禧不报告蒋介石，他刘峙就谢天谢地了。

白崇禧说：“如果我中弹了，当然没法报告委员长；现在没中弹，自然也就没有报告的必要。”

刘峙慌忙点头。没多久，蒋介石的飞机也到了。

在机场的一个屋子里，蒋介石、白崇禧、钱大钧、刘峙四人开了个短暂的会议，主题就是捉拿韩复榘。刘峙是在这个会上才知道要查办韩的。他一直在擦汗。蒋介石问他怎么了，至于如此紧张么？刘峙能说什么呢，他还在后怕刚才的事。如果他的部队真把白崇禧打死了，他抵一命是小，关键是叫人笑话。

刘峙调整了一下情绪，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何应钦、徐永昌等人随后也飞到了。陈诚留守武汉，没能过来。

夜幕降临后，会议开始了。其他将领提前一两天就到了。

在门口，韩复榘陆续看到了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程潜、刘峙、汤恩伯、关麟征、孙连仲、李品仙、廖磊、孙震、商震、冯治安、张自忠……

大家表情严肃。

韩复榘跟孙连仲打招呼，当年他们都是冯玉祥手下的“太保”。进门前，孙连仲拍了拍韩复榘的肩膀，没说什么。

长条会议桌，大家在两旁坐满，韩复榘坐在右侧靠后的位子，左边是张自忠，右边是关麟征。

不一会儿，蒋介石在钱大钧和刘峙的陪同下来了。

韩复榘以前打内战时是非常彪悍的，有一次在武汉蒋、韩会面，前者称其为“常胜将军”。而现在，“常胜将军”成了畏敌如虎的角色，要是他能把军阀互相攻掠的劲头拿到抗日战场上，倒也不负韩复榘“拼命三郎”的英名。但人世中多是迷路的灰鹤，韩复榘一方面内心顽强，另一方面又六神无主，此刻他望着蒋介石，后者脸色铁青。

按很多记载，会上蒋介石一开口就点了韩复榘。实际上并非如此。会议之初，蒋介石先叫程潜和李宗仁分别汇报各战区的情况。

随后蒋介石说，自“七七事变”到现在，全国抗战已经有半年了。淞沪会战和首都保卫战后，我们已迁都重庆，现在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是武汉，保卫武汉是今年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怎么保卫武汉？不是说等敌人逼近了再保卫，而是要在外围扼住敌人的进攻。不要认为津浦线跟保卫武汉没什么关系，它是牵制日军的战略区域。

蒋介石话锋一转，说抗战是举国之事，顽童尤知，武汉街头卖报的孩子都在为抗战捐款，支持我们去购买和建造抗击敌寇所需的武器。但是，有些高级将领却不明此义，逆大局而动，违抗中央的命令，不战而退，造成恶劣影响，这个责任必须有人担负！

韩复榘没想到蒋介石口气如此严厉。

有人曾绘声绘色地描绘当时的场景，说韩复榘跟蒋介石吵起嘴来，所谓“济南丢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南京丢失了责任谁负”，蒋介石答：“现在追问的是山东而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其实这只是想象而已，当时蒋介石并没点韩复榘的名字，只是在会议的最后宣读了作战奖惩办法，谈了对将士的四点要求：

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孙中山）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自己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族。

一时间大家沉默无语。

散会时，蒋介石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韩复榘。

韩复榘想上前说点什么，但被钱大钧挡住了，语气不冷不热地说：“韩长官还是先休息吧，明天还有一天的会。”

刘峙当时兼着河南省主席的职务。他凑上前，拉着韩复榘去他的寓所休息。韩复榘沮丧地跟着刘峙出了会议室。

在大院里，韩复榘看到何应钦。两者并不是很熟悉，几步之遥，何应钦只是冷冷地望着韩复榘。

韩复榘回头对刘峙说：“我在德州、济阳跟鬼子打过仗了。”

刘峙笑，并不说话，只是叫韩复榘上车。韩复榘发现面前停的不是他的车。刘峙说是自己的车，顺手把韩推了上去。韩复榘一上车就发现事情不对了，因为坐在前面副驾驶位子上的一名青年爬到了后座，然后向他出示了逮捕证。

韩复榘闭了一下眼。

他冲着车外大喊：“刘峙你他妈的混蛋，唐生智丢了南京，你丢了保定！你们一起算计老子！我要见蒋介石！”

当然没人理睬他。

喊完了，韩复榘冷静下来，按照他的盘算，蒋介石顶多收了他的兵权，还能如何？而且，能不能收了还不一定是蒋介石说了算。至于跟刘湘的电报，他坚信那仍是一个秘密。

韩复榘随后被押解到火车站，塞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当然，他带来的特务营早已经被缴械了。

当天深夜，蒋介石就下令于学忠（北洋武卫左军速成学堂，山东蓬莱人）由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升为总司令，韩复榘的大将孙桐萱为副总司令，曹福林为前敌总指挥。但当时于在前线，后改由孙桐萱任总司令。

再说韩复榘，到了武汉，被交至军法执行总监部，关在军委会的一座二层小楼。

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后，韩复榘再次见到何应钦，后者已经带着特别高等军法会审判长的身份了。

韩复榘要见蒋介石，当然不可能。

此时他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

他当然没有疯，但也很难说镇静从容。每次审讯中，他都紧闭双唇，有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最后，法庭给韩复榘定的罪名是：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这几个字，对军人来说，字字杀机。初援德州不力，后又擅弃济南，拒不在泰安布防，退至济宁又为敌所跟进，军委会一切命令均不尊奉。确实名副其实。

1月24日晚7点刚过，一名宪兵通知韩复榘，说何应钦找他谈话。韩复榘以为峰回路转，大约自己表个态，就可被宽恕？但快走到楼下时，韩复榘发现自己错了。

院中都是持枪的宪兵。

韩复榘说自己脚上的鞋不合适，要上楼换一双。这完全是下意识的话。如果他将被执行死刑，上楼就能逃脱么？韩复榘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他太不甘心了。

就在韩复榘往楼上跑的时候，枪响了。

韩复榘后背中了第一枪。他转过身来时，胸口又中了六枪。韩复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打我……”

有人说，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对临阵脱逃的将领的处罚确实非常严厉，但他只枪毙杂牌军的将领。这样的说法未必公允。蒋介石确实有袒护嫡系的毛病，但这种偏差并非如很多人想象得那样大，因为被他下令枪毙的黄埔系将领也不少，有的还来自王牌军，比如第74军的师长廖龄奇、第88师师长龙慕韩。

只说韩复榘。大约临死前他还没想通：为什么丢了北平、天津、南京、保定、太原的人没事，而自己丢了山东就有事？到最后，他仍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地方是可以丢的，看怎么个丢法。一而再，再而三，军令下了十八道，他违抗了十八道，没有谁可以宽恕他，也没有人可以救他。

对于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在开战之初的所为，陈诚后来在谈到华北战局时有一个评价：

“其时，平津一带的日军为数有限，宋氏果能遵照中央的指示，实时奋起抗战，并请中央军火速北上增援，则在开战之始绝无一败涂地之理。平津之拱手让人，对尔后北战场的部署极感困难，且士气影响极巨。我们不愿意指责宋氏当时是否别有用心，但对于凶残变诈的敌人缺乏认识，这是宋氏铸造错误的基本原因。至今思之，犹为之扼腕不置。后来韩复榘在山东境内的表现，尤为丑恶，遂使北战场终抗战之世，成为一块死棋。”

微观那个时代的恩恩怨怨，会发现韩复榘与蒋介石的冲突不是两个人的冲突。蒋介石想政由己出，而不是被半独立的军阀牵着鼻子走。但地方军阀，一直作为逆袭的势力，消解他的这种努力。

在内心深处，蒋介石对旧军阀和杂牌军深深地厌恶，这多少影响到平时对这些人和部队的照顾上，比如给中央军10块钱，也许杂牌军拿到手的顶多只有5块。这一点又不是他可以端得平的，于是杂牌军就出现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力又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疏远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至于韩复榘，谈不上一世枭雄，到底还算个人物，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混合体。

这样的混合体，可以举出很多个例子，一如袁世凯，又如冯玉祥。在他们的身上，都集合了中国人积累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痼疾。拿韩复榘来说，他没一个政治信仰，缺乏现代格局，更没有国家意识。这是那个时代旧军人的致命伤。

韩复榘死前3天，1月21日，在武汉万国医院，刘湘直挺挺地被护士推向太平间。

刘湘之死至今是一迷案。

刘湘是1937年11月下旬住进医院的，胃出血。到1938年元旦，军委会把刘湘所兼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其部下唐式遵。虽然此时刘湘还挂着第7战区司令长官的名号，但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已经是虚职了。因为第7战区的作战范围是江苏太湖以西和皖南以及浙北。南京沦陷后，除皖南徽州等个别地区外，其他战区辖地多已被日军占领，也就是说第7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刘湘给川中部下王缵绪下了条密令：作好带兵控制宜昌的准备，依据局势变化，阻拦中央政府入川。但这只是个传闻，一直没被证实，而前面说的与韩复榘的联系却确有其事。

刘湘之死有多个版本：

一是受惊吓而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医院宣布他的第7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陈诚接任。刘湘不知所措中，又听到何说韩复榘被捕了。惊恐之余，刘湘试探着问为什么要抓韩。何应钦没提擅自撤退，而是猛地回了一句：他想带着部队到襄樊！

这一下子把刘湘吓着了，几天后因惊恐过度而死去。

还有一个版本，说的是被戴笠的特工毒杀了。因为相关档案至今没有开放，所以其死因仍是个谜团。当然，最后一个版本是正常的因病死亡，但这是最不可信的一种。

无论如何，刘湘的死对蒋介石来说是“适时”的。但接下来的事，却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刘湘死后，窥视四川省主席职位的川军人物有多人：王陵基、王缵绪、邓锡侯、刘文辉……蒋介石当然不想把四川事务再交给川中军阀。刘湘死后，他立即命令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叫刘湘旧部王缵绪把川中部队编成第29集团军，立即出川抗战。但王不想出川，推举另一名将领许绍宗为集团军副司令，代司令职出川。

张群虽然是四川人，但早已“中央化”，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任命刚公布，就遭到四川大小将领的反对，发起“拒张运动”，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川人治川”。四川和西康的局势一度极不稳定。

蒋介石已经决心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担心冲突加剧对局势不利，于是只好退一步，撤掉了张群。

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川军将领这一带有浓重军阀色彩的举动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心中没有国家概念和大局观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度想顺坡下驴，任命省保安处长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但后来发现王在川中威望不高，于是转任其为第30集团军总司令，叫他率军出川抗战。王陵基是第一个通电反对张群入川的，闹了半天自己也没当上省主席，不过出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于是也比较满足。蒋介石随后任命跟自己关系比较近的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把在前线的另一名川军将领邓锡侯调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把几名“川军大鳄”摆布好了。但没多久，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联合云南的龙云，一反对蒋介石控制西南，二反对王缵绪当省主席，王没办法，只好出川抗战（1939年10月），一气之下，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

貌似蒋介石喜欢兼任各种职务，但就四川省主席一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没办法。直到1940年，国民政府在四川扎下根，张群才走马上任。

武汉的春天

193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武汉三镇景色明媚，但风中有不安的消息。

半年前，北平出事后一周，蒋介石曾给不知所措且抱侥幸心理的宋哲元发了一份电报：“卢案（指卢沟桥事件）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能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古老中国的说法，当蒋介石说出这一番话时，证明他确实失去了与日本周旋的耐心，因为他无法判定日本下一步又要闹出什么事。正如上海战期间陈诚赴任前敌总指挥时跟蒋说的一席话：“东京的内阁不能约束军部，这已经导致变局随时可以出现，而军部本身又没法约束其激烈分子……”

开战半年来，在日军强悍的战力下，孤军作战的中国，就真的存在了一个玉碎的可能。

开战四个月后，也就是淞沪会战结束时，当何应钦把一份中国军队伤亡的数据单拿给蒋介石时，后者眼前一黑：河北方面的第1战区死伤72000多人，山西方面的第2战区死伤37000多人，上海方面的第3战区死伤187200多人。

仅仅四个月伤亡就如此之大，一年过后呢？两年过后呢？五年、八年过后呢？

最要命的是此时国际形势绝难判断，中国必须要有长期孤独抗战的准备。在欧洲，德国已经开始伸懒腰，意欲一雪凡尔赛和约之耻的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已经公开化。英国和法国在提心吊胆中自顾不暇，对远东的中日战事毫无兴趣。至于美国，也仅仅是在道义上站在中国一边。而且，作为战略物资的石油和钢铁仍在向日本出口（1940年9月开始对日禁运废钢铁，直到转年8月，才实施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此时唯一给中国军事援助的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苏联。至于跟中国一度关系密切的德国，并不想为中国开罪于日本，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断绝军火往来是迟早的事。

所以说，多少年后人们可以讲“坚持抗战8年就可以了”，但在1938年的春天，是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到底要打多少年的。所以，在接见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时，面对一人的提问，蒋介石的回答只能是“日本必将失败”。

武汉的花已经开了，很多国人在这个春天还看不清前方有什么样的景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正如那个英国人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在一切都很模糊的情况下，幸好中国这边有“通过空间换时间”这样一个持久战的定策。

这一年春天，延安的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国共双方高层都认识到持久战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正如陈诚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话，只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顶多在南京失陷之后，我们早就签订城下之盟了，哪里还有什么同盟国之可言？”

蒋介石的性格特质在此时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优点是意志坚定”，在“忍辱负重”方面超于常人。这是多少年后张发奎对蒋介石的评价。淞沪落败，南京又陷，虽然很多人从没有过屈服的想法，但毕竟局面叫人沮丧，一些人也确实动摇了。为此，蒋介石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对蒋来说，除了坚持抗战外，能做的就是等待国际风云的变化。在德国和日本都在壮大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以及苏联会怎么应对？珞珈山下的蒋介石大约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让人惊异的变局，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出现。

这一年的春天，武汉已经成为中国首席焦点城市。

从地图上看，武汉居于中国的心脏部位，靠着浩瀚的长江，京汉线和粤汉线又在这里衔接，是当时中国无可争辩的陆路和水路交通枢纽。

作为辛亥首义之地，武汉三镇在1911年秋天的怒起，引发了全国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摧毁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得以建立。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将这里作为正式的首都，虽然只有5个月，但已说明这座城市在民国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

虽然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就作出迁都重庆的决议，但到1938年春天，除政府主席林森已坐镇重庆外，更多的机关实际上都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不用说了，行政院、司法部、交通部、实业部、资源委员会……此时的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

这几个月，中国的机关、实业、物资、人才向大后方的转移一直没有间断。

如果说故宫国宝的转移是其一，那么另外最引人注目的大转移，就是教育人才资源的转移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已迁到重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则迁到成都的李庄；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迁到了西安；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

不仅人在迁移，动物也迁移。当时，中央大学农学院有一批从国外进口的畜类和禽类，是上课时需要用的研究对象，为了把它们转移到四川大后方，学院的教职员工护送着这批鸡、鸭、兔、羊、猪、牛开始了一次艰难而奇异的旅行。当校长罗家伦在重庆看到这批动物时，一时间百感交集：“……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当然，最著名的迁移，还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家。早在1937年11月，三家就合建了长沙临时大学。为安全起见，也让这批教授、学生有安全安静的研究和读书环境，政府叫他们再迁云南昆明。就这样，三所大学分几路赴滇。其中一路在黄师岳将军的率领下，师生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一千多人徒步从湖南跋山涉水，经贵州到云南，在那里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

从1937年秋冬，政府机关向武汉转移，到1938年春天政要贤达、各界名人云集而来，一时间，武汉三镇成为1938年中国抗战气氛最浓厚的城市。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也来到武汉，参加抗战会议，商讨相关事宜。1938年春八路军在平汉线、同蒲线、正太线上开展的破袭战，已叫日军吃了不少苦头，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战。后来打武汉会战，日军放弃顺着平汉线推进的计划，当然跟花园口黄河决堤有关，但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华北的“治安问题”。这里的“治安问题”，指的就是八路军在敌后的不断袭击。

针对战局变化，军委会重新划分了战区：

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河南平汉线和陇海线中段作战；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山西作战；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和浙江作战；

第4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在广西和广东作战。何应钦挂名，实际由余汉谋负责；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山东和苏北津浦线、陇海线东段作战；

第6战区和第7战区撤销，同时在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增设第8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实际由朱绍良负责。

新战区建立之日，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主席及战区司令长官：“凡战区内或邻近战区地方之县长、专员及其他负有地方责任之官长，一律不准擅离治区，不得托故先离县城，如有擅自先退者，一律按军法惩处！”

此时从上海和南京撤下来的部队都处于紧张的兵力补充和训练中。

在武器弹药方面，蒋介石一方面叫兵工署加大“中正式”（德国图纸）步枪的制造；同时，增加了向当时第一军火出口国捷克的订货力度，中央军的很多部队都换了装备，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枪和机枪大量配备军中。年初时，蒋介石直接下令，把杜聿明的装甲兵团扩编为第200师，辖两个战车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一个战车防御炮团，副师长和参谋长分别是从南京潜逃出来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向苏联购买的87辆9.5吨级重型战车以及从德、美购买的500多辆军用卡车（由广州上岸运至内地）装备该师。

进入1938年，日本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对中国内地城市的轰炸开始蔓延：西安、咸阳、宝鸡、兰州、天水、洛阳、成都乃至宁夏都遭到日机的袭击。其中位于西北腹地的兰州是首要目标，因为新疆到兰州到西安这趟线，是当时苏联援华的通道，兰州属于中转站。至于对重庆的轰炸，因为天气的原因一直在延迟。

中国空军方面，笕桥航校已经迁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和广西柳州，继续培养飞行战斗人才。在1937年秋冬的上海、南京等系列空战中，中国的飞行员已战死大半，战机也损失殆尽。不过，现在又接收了一批来自苏联的战机（伊-15、伊-16战斗机156架、SB-2轰炸机62架、TB-3重型轰炸机6架），这些飞机立即被装备到中国空军的4个大队（第1、2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3、4大队为战斗机大队）。与此同时，又来了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

前一年的10月26日，中国第一王牌飞行员、击落日机最多的第5大队第24中队的刘粹刚在飞赴山西前线时，在黑夜中，因地形陌生意外撞到高平县城楼而殉职。一个月后，奉命去兰州接收苏联援助飞机的第4大队长高志航，在完成任务后，停留在河南周家口时，遭日机突然袭击，没来得及上飞机，当场牺牲。

所以1938年中国的首席飞行员，是前面写到的新任第4大队长李桂丹。

第一场大空战发生在2月18日。前一天，李桂丹才率第4飞行大队由樊城机场转赴武汉王家墩机场。当时，第4大队队员吴鼎臣正和战友在飞机旁吃午饭，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拉起，吴鼎臣和战友用最快的速度钻进飞机，迅速升空。

这一天，武汉上空晴朗，能见度非常好。

当吴鼎臣的战机上升到3000米高度时，日军12架重型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武汉上空。

日机位置比中国战机高，空战时，居高者占优势，瞬间即有一架日机俯冲而来，朝吴鼎臣的座机猛烈开火。吴鼎臣驾机迅速转身，避开飞射而来的机枪子弹。日机也一个大转弯，企图从后面继续跟进射击。吴鼎臣驾驶技术娴熟，突然一个最小半径的急转弯，一下子出现在日机身后50米开外的地方。

这一下日机慌了。空战时，最怕对手近距离出现在自己后身的视域死角。

吴鼎臣战机上的4挺机枪同时开火，日军飞行员中弹毙命，飞机失去操控后直线飞了一段，便一头栽下云端。

这天午后的武汉长空，不时有日本或中国的战机被击落。危急时刻，从孝感机场起飞的另一队中国空军加入战斗。

而吴鼎臣开始寻找第二个目标。

当发现一架友机正遭日机攻击时，他拉动操作杆，回旋扑向敌机。此时中日双方已陷入混战。就在吴鼎臣快接近敌机时，不成想左机翼被友机撞掉，飞机一下子失去控制，向下坠落。危急时刻，吴鼎臣背着降落伞跳出机舱。

在高空中，他环望四周，只见漫天的飞机如幻影一般在空中格斗。在离地面600米高度时，吴鼎臣拉开降落伞环，安全落在地面。

此战中，吴鼎臣击落日机；

柳哲生击落日机；

刘志汉击落日机；

李桂丹击落日机；

……

虽然空战只有12分钟，但中国战机一共击落日机13架，其中两架重型轰炸机和11架护航战斗机，中国空军则有5架战机被击落，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为国捐躯。同时殉国的，还有李桂丹大队长。

大战开始后，在日军惯用的集中攻击领队长机的战术下，李桂丹的座机遭4架日机围攻。在击落一架日机后，李桂丹座机中弹燃烧。此时，机枪子弹打得他的椅背护板当当作响，李桂丹身中数弹，飞机失控，蓝天玉碎。

在没有海军而陆军又往往不是日军对手的情况下，中国空军的勇士在那个年代用他们最大的激情和爱恨于万里长空跟日本空军做殊死搏斗。

他们的战斗生活是如此单调：白天除了战斗外就是支棱着耳朵坐在飞机里。为的是一旦有敌情而能够迅速升空迎击。对于那一批空军小伙子来说，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这是他们短暂而辉煌的年轻岁月。3年后的1941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的3月14日，诗人林徽因的三弟作为空军的一员战死于成都上空。又过了3年，林徽因写下《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一诗：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4月20日，中国空军总指挥部计划派第4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去轰炸日军位于广东外海三灶岛的空军基地，消除其对广州的威胁。第4大队机群飞赴南昌，跟在那里的苏联志愿飞行队会合。但就在这时，驻孝感的中国战机在试飞时，意外发现一架日本侦察机，随即将其击落，在残骸中获得情报：4月29日（日本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日机将大规模空袭武汉。

就这样，轰炸三灶岛的任务被取消，在南昌会合的第4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重新呼啸着返航武汉。

1938年4月29日，武汉上空少有的云朵，像静物一样安然不动。

上午，无事；

正午，无事。

到了午后，大批从芜湖机场起飞的日机逼近武汉近空，三镇防空警报又一次尖利地响起。

市民对那刺耳的声音已经习惯了。每当日机来袭，中国战机迎敌时，总有大量的市民忘却了危险，或推开窗户，或爬上屋顶，或在大街上驻足观看，为中国战机助威。

第一波日机36架，第二波也是36架。

中国第4飞行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的战机总共也达到70架，两军战机在数量上持平。但日机属于轰炸机和战斗机混编，所以就战斗机数目来说，中国方面保持着优势，而且战机主力是苏联援助的最新型的E-15、E-16。前者为双翼战斗机，时速360公里，空中停留时间达到两个半小时，主要用于空中格斗；后者为单翼战斗机，时速超过400公里，空中停滞时间两个小时，适合于空中追击。

当第一波36架日机快要进入武汉领空时，被中国空军的第一批27架战斗机拦截。

吴鼎臣再次上阵，作为副大队长座机的僚机，他驾驶的战机冲在最前面，在上升到4000米高空时，发现日机出现在头顶上，恶战再次开始。前面说过，空军接战，高处占优，本来中国战机可以在日机到来前升至更高处，但由于防空警报拉响后，王家墩机场的战机为躲避日机轰炸，跟战斗机同时起飞，造成战斗机升空时间不足。但尽管如此，此战中仍击落日机23架。

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中弹起火，机身下坠，但此时他已抱了必死的决心，所以猛拉操纵杆，向一架敌机撞去，最后同归于尽，英雄的肉身如花瓣落在武汉三镇外的群山之上……

这是一种人生选择。

与陆军战士学会打枪就可以上战场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培养出一名飞行员有多么艰难。在抗战岁月里，中国空军飞行员战死870多人，击伤、击落、炸毁日机1450多架。抗战前5年，日军掌握制空权，中国的小伙子们（大多二十三四岁），从航校毕业到为国捐躯，大多不到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每一名航校毕业生，从他毕业的那一刻起，就只有6个月的生命了。

而大千世界，还有另外一种人生选择。

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为首领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头领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两个伪政权分别发了一份“奉劝”抗战者的通电。

王克敏政权的通电，对进行抵抗的中国军民做了如下讽刺：

“……抱幼稚虚骄之疾，酿国破家亡之祸，本政府已言辞声讨……”表示“不可容忍”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同时也道出这是“破釜沉舟之计”，然“强弱悬殊，时代迥异”，奉劝武汉军政要人“知时务”，别再跟日本军对抗。通电最后说，抗战者只凭一时之气，而使民众遭殃，实为浅薄。

文采倒是有，但内容却是没有逻辑基础的妄谈。

通电一出，本以为会取悦日本军部，不成想遭到一些日本人的责难，认为这样的措辞会叫国民政府彻底走上“不归路”。怎么跟中国的抵抗政府打交道，已成为1938年春天东京最头疼的事了。

迷失东京

前面说过，南京战前后，纳粹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派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为此开出停战条件，但最终被蒋介石拒绝。希特勒有点窘，随后叫陶德曼继续调停。其实，德国人所谓的调停，就是互相传话，所起到的仅仅是个传声筒的作用。

南京陷落后，东京又拿出一个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第一就是叫国民政府承认所谓的满洲国；第二是中国放弃抗日政策；第三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区；第四是华北特殊化（建立一个“更自主”的政权）；第五是内蒙古自治；第六是共同防共；第七是在华东设立非武装地带，上海由中日共同维护治安；第八是“中日满”经济提携，签订经贸矿产等方面的协议；还有最后一条，那就是向日本赔款。

中国何以答应？

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认真地等。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他们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最后期限到达前4天，东京开了个御前会议，参加者除昭和天皇外，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

首相近卫文麿没参加，因为正赶上生病，但天皇急着开，所以没等他。

会上表现得最抢眼的倒不是军部的人，而是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此人来自海军，入阁前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

这个会几乎成了末次一个人在天皇面前的演说。

在末次的鼓动下，会议最终提出：在中国“幡然悔悟”的前提下（接受“和平方案”），重新开启两国谈判的渠道；但如果中国不来求和，东京就将扶植一个新政权，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月15日到了，中国没理睬日本。

当天上午9点半，东京召开紧急会议。

这一次近卫首相出席了，少言寡语的他似乎已确信自己决断的脆弱性了，正如他一度想跟国民政府谈判，但派出的特使却被军部的人抓回了东京。他这个首相能干点什么呢？

外相广田觉得，这事本应该中国向日本求和，现在搞得像日本求着中国讲和似的，所以他附和末次信正，要求政府不再接触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其彻底甩在一边。

军部则认为：还可以再等等。

讲话的是求稳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

总长载仁亲王则在没话找话，问：“我们的方案有很多条，能不能保证一条条传达到中国那边呢？”

近卫首相一言不发。这不是第一次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多田认为，现在否认蒋介石政权的存在是愚蠢的。因为那样的话，只会继续把蒋介石政权放在日本的对立面。跟石原莞尔一样，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同样认为日本首当其冲的战备任务是对付苏联，至少陆军看来是这样。在会上，他提出一个问号：开战之初提出的“膺惩南京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

多田继而问陆军大臣杉山：“‘膺惩’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仅仅叫中国屈服吗？如果中国不屈服，怎么办？当时有没有人想过？把战争一直打下去吗？一直打到中国屈服吗？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屈服吗？”

多田几乎快说上绕口令了。

开会的人互相观望，没人能回答出来。

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决断，不是来自于一个如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也不是来自内阁，而是既有内阁因素，更有军部因素。比如，后来接替广田上任的新外相宇垣一成（当年一直没做上首相的那位）一上台就说一定要想办法结束中日战争，只要有第三国调停，日本就会考虑方案。但宇垣说了没两天，升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就说：调停？别开玩笑了，日本不会停战，也不会接受任何调停，一定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把中国打得起不来。这是板垣的原话。

而军部因素又分陆军因素和海军因素，更要命的是即使在陆军内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观点又不一样，更别指望东京机关和一线日军的观点一致了。

在会上，多田灵机一动，提出个新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开德国人，直接找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再深度探询一下国民政府的意思？

没什么人应和他。

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都强硬地认为，必须立即终止跟国民政府的交涉。

广田质问多田：“以我的外交经验，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诚意的！阁下是否不信任作为外相的我呢？”

多田还没回答，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起身说：“政府是信赖外相的。如果陆军不信任外相，那就是不信任内阁，那么内阁只能全体辞职。”

一向没什么棱角的米内也站在了广田一边。最后近卫首相说：“那也只能这样了，按照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的意见办。”

多田没办法，回到陆军参谋本部，连夜举行会议，最后决定向内阁服软。

这是陆军最为奇异的一次服软。

多田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在当时往往是明智的，但就是缺乏坚持观点的勇气和力量。

1月16日正午，东京电台广播员播发了政府的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对手。”

这就是第一次近卫声明。

这个声明很难说充满了近卫的意志。

不以其为对手，相当于在不宣战的情况下，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启程回国，随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返回东京。

从政略上讲，东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仓促和愚蠢的。

陆军参谋本部虽然有个战争指导课，但整个国家没有一个稳健的战争指导机构。即使开战后设立了大本营联席会议，仍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略是分开的。此时，中国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但国家战略却一步未失；而日本，尽管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但军事的胜利没法转为政治的胜利，而是随着军事胜利的继续，使局势陷入日本根本没法解决的复杂状态中。

当然，现在日本人还没意识到这个决定的不靠谱。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东京作出这个决定后，随即出台了一个“不扩大”方针，计划最迟到1938年7月，把驻中国的兵力减少三分之二，在华中方面，把第9、11、101师团撤回国，留下第3、13、18和台湾混成旅；在华北方面，调回第10、16、20、108、109、114师团，只留下一个第5师团。

但计划如果不实施的话只能是计划，前线的战事还在一步步推进着。

早在南京陷落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就想把华北和华东两片地区连起来，也就是进行打通津浦线的作战。但被多田骏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拒绝，河边发电报给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课长下山琢磨大佐，说：“部队只能在胶济线（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警戒，不可南下作战。”

下山在回复中说：“陇海线（连云港到宝鸡的铁路）北面和胶济线南面之间的地域，还有十多万没受打击的中国军队，给予痛击是极有必要的。”

河边的回复是：“如果要打，顶多也是将敌人一时击退，或使其阵地南移，结果对我们来说，只是扩大了占领区，牵制了更多兵力而已。”

在这种观点的对峙下，折中出台了一个占领青岛的计划。

青岛历来被日本人看做是自己的地盘。仗打了几个月，青岛还没拿下，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多田与河边，也赞成攻取青岛，连接起胶济线。

按参谋本部的计划，以华北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也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广岛第5师团为主力进行青岛攻略。

此时板垣的参谋长是樱田武大佐，下辖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辖长野佑一郎第11联队和山田铁二郎第41联队；第21旅团（旅团长坂本顺），辖片野定见第21联队和大场四平第42联队；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联队。

但这时候海军想插一腿，搞来搞去东京最后的决策是，两面合击青岛，把登陆任务交给海军陆战队，第5师团则沿胶济线东进。

问题出现了。

此时第5师团正在保定集结，赶到青岛需要多日。在这种情况下，病了一阵刚来上班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担心海军陆战队独自完成对青岛的占领，于是命令刚参加完南京迂回战的国崎支队坐船在青岛登陆。

但日本海军先发制人，提前了行动时间，最后还是跑到陆军前头了：1月10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青岛。国崎支队登陆已是4天后了。又过了几天，老板垣才气喘吁吁地带着师团司令部甩开后面的大部队赶到青岛。

青岛陷落后，下村定的职位被桥本群接替。

指挥杭州湾登陆是下村个人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他的另一个记忆点则是1945年秋天作为日本帝国最后一任陆军大臣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下村和桥本交班时，提了一个建议：不等中国喘息，在华东日军的策应下，华北日军沿平汉线直下，穿越中国第1战区而直下武汉。这个作战计划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徐州周边中国第5战区的野战军还没被肃清。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武汉，即使可以击破正面的中国军队，自己的左侧背也会暴露（华北的主攻部队是否够用也是个问题）。兵行诡道，作战的本质就是冒险，三国时邓艾走阴平小道，穿越险山直下成都是最好的例子。

但桥本群也属于稳健派，对下村的提议表现出犹疑，他认为现在部队最需要干的事儿就是休整，最好大家都抱着枪睡上两个月。由于自己已经走人，下村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冒险但有极大价值的直攻武汉的谋略被搁置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后来的历史：1938年的春天，日军没有直下武汉，而是步步为营地打徐州。当然，即使按下村的计划，也不可能迫降中国，但却可以给正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的中国造成极大的困难。

这叫人联想到战争末期，1944年底，冈村宁次接替畑俊六出任在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后，很快就制定了以两支最强日军第3师团和第13师团为主力合击重庆的计划，1945年的湖南雪峰山会战实际上是其中一部分。假如冈村早一年上任的话，后来的局面未尝可知。但偏偏过于求稳的畑俊六长期担任最高司令官，使历史在这里出现一丝神秘的模样。

所以说历史的改变很多时候都来自于细枝末节上。而决定细枝末节的，则是相关位置上的那个人。

桥本上任第二天，作战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崛场一雄）搞了个昭和13年（1938年）陆军用兵指导大纲。按给出的计划，最晚在1941年结束战争。

随后桥本带着大纲去参加内阁的碰头会。

在会上，话多的还是内相末次信正，他跟桥本说了两点，一是内阁拿不到陆军确切的有关国民政府想法的情报，二是要求立即进攻武汉和广州（末次倒是意识到马上攻占武汉的价值）。

桥本在日本军中属于老实人，但老实人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位本应负责国内事务的大臣实在是喧宾夺主了。

桥本告诉末次，无论打哪儿，前线的军队都要休整一段时间。

说完居然就走人了。

回去后，桥本把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喊来，叫他把这个意见通知陆军大臣杉山和次官梅津美治郎。请注意，桥本用的措辞是“通知”，而不是“征求”。

桥本随即在参谋本部召开整军会议，先是把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从南京调出来，回归华北方面军建制。然后对华东日军进行了布置：

牛岛贞雄第18师团驻杭州；

伊东政喜第101师团驻湖州；

第6师团在芜湖一线。师团长谷寿夫在1937年12月28日已经被调回国内，新师团长由稻叶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大阪人）担任；

第5师团国崎支队也回归华北方面军建制；

藤田进第3师团主力在镇江；

吉住良辅第9师团主力在苏州；

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主力开往安徽滁县警戒；

第11师团天谷支队接替第16师团警备南京（1938年1月16日达到，一周后最大的屠城恶魔第16师团启程离开南京）。

桥本随后又把末松茂治第114师团从华东调到华北待命。同时，把国内的旭川第7师团转调中国东北，加强对苏联的警备。

桥本最后一个动作，是直接“注销”了柳川平助第10军的番号。

这还不算完。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已被叫回东京，实际上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引起公愤而被撤职。桥本不但将第10军番号取消，而且下令改华中方面军的番号为华中派遣军。此时，陆军教育总监畑俊六大将出任新司令官，参谋长则是河边虎四郎的哥哥——“七七事变”的主角之一河边正三，但武藤章依旧担任副参谋长。

畑俊六，日本帝国最后一位陆军元帅。

他与松井相似，说的是相貌、身高，都是个小老头的模样，矮小奇瘦。随后几年里，除了短时间做军事参议官和陆军大臣外，一直都担任日军在华最高司令官。

畑俊六上任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叫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向北扫清淮河一线的中国军队。

荻洲带领师团司令部进抵安徽滁县，随后把主力推进到池河（定远县东南）一线，然后迅速攻占了淮河南北岸的凤阳、蚌埠、怀远和临淮关。但任务也仅仅是这些。所以在2月10日，荻洲师团占领临淮关后，就计划把主力拉回滁县。

但不料此时风云突变！

北面原本在胶济线一带的矶谷廉介第10师团沿津浦线迅速南下，荻洲师团于是被电令在原地待命，作好继续向北攻击的准备。

到底发生了什么？

展开1938年春天的日军作战地图，会发现华北方面军第1军主力还在山西转战；山东方向的第2军，占领济南后，前锋推到济宁、蒙阴、青岛一线。按当初多田骏通过河边虎四郎传达给寺内寿一的命令，第2军的部队只能留在胶济线附近。桥本群上任后，虽然搁置了下村定快速奇袭武汉的计划，但这个方案并没在他脑子里完全消失。虽然保守如他，但毕竟坐在作战部长的位子上，不得不考虑直接进攻武汉的作战价值，况且连内相末次信正都想到了这一点。

桥本跟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系不错，这一天下班后，在东京的一个酒馆里，两个人盘腿喝着酒，聊到这个问题。

梅津直截了当地告诉桥本，说现在最好的作战计划就是同意寺内寿一的要求，进行津浦线作战。

桥本问为什么？

梅津说：“现在北平和南京都成立了新政权，需要把这一区域连接起来，为此打通津浦线是难免的。”

桥本突然说：“直接进攻武汉对蒋介石政权更具威胁吧？”

梅津吓了一跳，想了想，说：“帝国已经不再视其为对手，他无足轻重。”

这话从梅津嘴里说出来，让桥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梅津又补充了一句：“进行津浦线作战，攻占徐州后，仍可以进攻武汉，那时候沿陇海线挥师中原，取郑州后再拐弯沿平汉线南下，依旧是不错的选择。”

喝完酒后，桥本没回家，而是重新回了参谋本部，叫值班人员给寺内寿一发了电报，问他进行津浦线作战的目的何在？

第二天，收到寺内的回电，答复居然跟梅津所说的一样。

寺内的解释是：鲁南、苏北仍有大量中国军队，必须对他们加以消灭。

桥本把寺内的电报给河边虎四郎看。

河边有点怪，他既否定了武汉作战，也否定了津浦线作战，认为日军的当务之急是稳固占领区。

桥本叫河边起草这一年的作战计划。随后叫河边带着计划飞往中国，华北方面军、蒙疆兵团、关东军、朝鲜军，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传达命令。河边没去华中派遣军那里。因为离开东京时，他哥哥河边正三在正好回东京公干，于是他把命令直接给了作为华中派遣军参谋长的哥哥。

在北平，河边虎四郎向寺内寿一下达了华北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什么任务呢？保证现在占领区即胶济线和黄河北岸地区的治安。同时，叫寺内寿一解释第10师团位置越来越南移的原因。

这个蛛丝马迹被河边发现了。

寺内告诉河边，现在他手下的第1军刚刚完成平汉线中段和山西作战，已经把司令部推进到位于冀南的石家庄。第2军的矶谷廉介第10师团，自去年底占领济南后，沿津浦线追击中国军队，连克兖州、曲阜、邹县、济宁；第5师团正在配合其行动。他的解释是：这完全是追击眼前之敌，绝非擅自深入南部进行作战。同时，还要求大本营批准往南部投放更多兵力，扫清这一带的中国军队。

回到东京后，河边把情况一说，桥本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节骨眼上，以谨慎保守著称的河边虎四郎另有任命，继任作战课长的是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稻田正纯。

稻田一上任，形势马上不一样了。

这是个激进的家伙，他立即批准了寺内要求增加南进兵力的要求，认为进抵鲁南滕县、临沂一线不成问题。在寺内寿一的要求下，完成淮河作战的第13师，也被命令继续北上，呼应南下扫荡的第10师团和第5师团。

实际上，这就等于下达了打通津浦线的命令，揭开了徐州会战的大幕。

寺内原本就是个平庸的军人，而稻田则属于愣头青式的角色，他们的合力无意间帮助了中国，因为置津浦线于不理而迅疾直下武汉的可能性已彻底没有了。这样一来，中国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的时间就至少多出了5个月。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是足智多谋的冈部直三郎，他没有拦住寺内的欲望是件可悲的事。寺内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许，这位有着贵公子背景的“官二代”只是希望南北对撞，享受一下跟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会师的感觉？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坂本，别走

荻洲立兵带第13师团北上呼应的情报最先被武汉军令部情报厅拿到。蒋介石随即将荻洲师团的动向通知给在徐州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同时，给第3战区的顾祝同发了份急电，叫他派部队在第13师团后面进行牵制作战。考虑到李宗仁那边兵力不足，又把廖磊第7军从第3战区划到第5战区。最后，叫第1战区的程潜随时作好支援第5战区的准备。

抗战爆发后，白崇禧飞赴南京，与蒋介石协商抗战大计，李宗仁留在广西，编练新军。淞沪会战期间，李被任命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进驻徐州，战区在鲁南和苏北的津浦线两侧以及陇海线东段。

韩复榘擅退，津浦路正面洞开，为安全起见，蒋介石希望李宗仁把第5战区的司令部从徐州迁到河南归德（今商丘）或安徽亳州。但李还是坚持留在徐州，因为交通和通讯便捷，有着四通八达的电话网。假如迁到归德或亳州，只能依靠无线电了，电报来回及翻译耗时太长，而且容易被日军破译，于军事指挥大不利。

此外，还有极重要的一点：司令部及其兵力集中在徐州周围，等于是内线作战（如圆形堡垒一样，与从外面进攻的多路敌人进行作战）。内线作战看似被动，但一旦打好了，在保证内侧交通线的情况下，可以互相穿插，对外围分散的敌人各个击破，后来张自忠部在徐州战场上南北纵横，对友军多次进行支援，就完全得益于内线作战的好处。当然，内线作战也有致命处，一旦打不好，包围圈会越来越小，有被敌人围歼的危险。

就在李宗仁拿到蒋介石发来的情报不久，另一份军情摆在了案头：青岛失陷后，板垣师团沿胶济线西进，攻到潍县后转向南攻，连破高密、诸城，兵锋直指鲁南重镇临沂。

鲁南的临沂和滕县，徐州北面的两扇大门。

各路援军此时还没到达第5战区，李宗仁手上人手很少，又没总预备队。想来想去，只好急命庞炳勋带第3军团去临沂阻击日军。

第3军团正在守备苏北海州，军团长是兼着第40军军长的庞炳勋。

此人是个长者，早年在直系军阀里做事，在跟奉系的战斗中被炸残一条腿。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也跟过冯玉祥，而且打过韩复榘，袭击过张自忠。其人虽谈不上狡猾，但总有小算盘，最会保存实力。后来，到了1943年，在一次战役中陷入困境，终于降了日军。有人说，那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暂时的。其实，历史哪有那么复杂？汉奸就是汉奸，就跟他在1938年的春天即将成为英雄一样。

按后来李宗仁的回忆，庞炳勋被划入第5战区，到徐州面见李时，两个人有一场对话。

李宗仁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是老大哥，而我是小弟，本不该指挥你。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位而已。所以在公言事，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庞炳勋说：“长官客气了。”

李宗仁又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二十多年，虽然时事逼人，我们都是被迫在这漩涡中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大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了。这样才不愧做一个军人，以终其生。”

李宗仁的一席话如情感炸弹在庞炳勋内心深处炸开花。后来老庞死守临沂，与这一席话有着直接关系。

当时庞炳勋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放心——”

放什么心呢？

庞炳勋说：“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了，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李宗仁说：“好！”

他叫庞炳勋火速驰援临沂。可以说李宗仁的思想工作做得真不错，因为老庞爽快得提兵就走了。

庞炳勋虽然挂着军团长的名号，但下面实际上只有1个军，也就是第40军。这个军下头有多少部队呢？只有一个师。一个装着一个，一个装着一个，名号很多，但实际上就那么点人。加上直属特务营，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各一个营，以及骑兵连和手枪连，满打满算5个团，一万多士兵。

这是支地道的杂牌军。

不过，如果看第40军总参议李瘦吾的回忆，会发现，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并不差，人虽然只有13000人，但装备有：步枪8000支，手枪900多支，重机枪60挺，轻机枪600挺，掷弹筒200多具，山炮4门，轻重迫击炮60多门。

这个数字甚至叫人产生怀疑：一万多人的部队，即使补充了武器，会有600挺机枪的配置？

李瘦吾是第40军总参议，执行参谋长之职，虽然他的话是最原始的资料，但在这里也只能存疑。

只说临沂，古之琅琊，诸葛亮和王羲之的老家，魏晋六朝第一豪门王氏的郡望所在地，虽是人文胜地，但也躲不过1938年的硝烟。还好还好，那些历史长河里的人物注视着后来者，并给他们以力量。

庞炳勋把指挥部设在南关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构筑前进阵地和主阵地后，以一个旅守城北诸葛城，一个旅守城东相公庄，城内是补充团，炮兵及直属部队在城南军部附近。

庞军团到达临沂不久，李宗仁就打来电话，说从青岛撤下来的部队正在莒县跟日军厮杀，叫庞炳勋立即派人增援。

庞炳勋派出去两个团。

在路上跟一股敌人遭遇。按拿到的情报，说这股敌人是伪军，但打着打着觉得不对，因为对方火力太猛，再侦察，才知道来者是日军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支队由步兵第11联队（长野佑一郎）、第21联队（片野定见）为基干，加上野炮兵两个大队和山炮兵一个中队，共5000多人，支队长坂本顺少将（第21旅团长）。

遇见的日军，则是坂本支队的前锋，片野定见联队的一部。

庞炳勋这两个团，总算突破了日军拦截，赶到了莒县，随后一个入城，一个在郊外，本想互相呼应，但实际上这种陈旧的战法起不到这个作用，结果被日军分割，两边失去联系，最后城里的人只好再突围出来。

两个团损失惨重。从莒县撤下来，片野联队一路追赶，追到了1938年3月5日，顺势攻占了临沂外围的汤头镇。

临沂一下子有了敌情。

开战后，日军第5师团除一部在平型关被袭击外，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打过败仗，一时间成了日军表现最好的部队，后来板垣征四郎从师团长的位子上直接升任陆军大臣，虽有其他因素在里面，但跟师团的战绩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此说来，就可以想象坂本顺的心态了，面对小小的临沂和一支杂牌部队，按他的计划，两天攻下临沂算是客气的了。

坂本拉过来坦克二十多辆、野战重炮三十余门，狂击临沂县城北6公里处的诸葛城阵地。

但庞炳勋也不含糊，在诸葛城一线，叫部队跟日军展开近距离炮战。

中国这边的山炮，如按通常的炮位布阵，很容易被日军的重炮压制而摧毁，所以就把山炮当迫击炮使，等日军逼近了再开炮，一时间巨响隆隆，一名团副甚至被炮声震昏在战壕里。

只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这并不是一句废话。

多日激战后，补充团也被顶到一线，其中排长李宗岱受命在葛沟阻击日军。

领命后，李宗岱带弟兄们立即出动。这个排有6挺轻机枪，每人背后一把大砍刀，虽然还是初春天气，但很多人光着膀子。

3月9日，日军摸至葛沟。

据侦察，阵地正面是日军的骑兵部队。李宗岱侧耳贴着地面，判断日军马蹄声的远近。他叮嘱身边的士兵，即使日骑进入射程也不要着急开枪，一定等他的命令。

日军骑兵出现在地平线上，最前面的一名骑兵举着军旗，后面的骑兵舞动着马刀。

日军每个师团都有一个骑兵联队（特设师团有的为骑兵大队）。虽然当时日军对骑兵的使用已经非常少了，通常只起到运输作用，但并不是说就完全杜绝了骑兵的冲锋。

在阵地上阻击骑兵是个技术活儿。离远了打吧，由于骑兵在疾速运动中，所以命中率会很成问题的；近点打吧，虽然命中率相对会提高，但阵地却容易在瞬间被敌骑冲垮。李宗岱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当日骑相距300米左右时，他仍一动不动。当日骑大约又前进了几十米后，他狠狠地一挥手，大喊一声：目标！正前方敌人骑兵！瞄准马头！打！

一时间，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奔在最前方的马头最先中弹，马上的日军旗手凌空摔了出去，后面的同伴纷纷中弹……

这个距离拿捏得恰到好处。

日军步兵随后跟进，但不是很多，也就一个中队，冲了两次都被打了下去，于是在对面构筑战斗工事。

李宗岱当夜即决定发起袭击，绕道日军阵地的侧翼，对其拦腰一击。他选了20名战士，步枪上好刺刀，每人腰挂8枚手榴弹，背一把大砍刀。

当迂回到一处山坡时，听到坡下传来铁锹挖地的声音。李宗岱立即做手势，敢死队停下来。那是构筑工事的声音。李宗岱带了两个队员，从旁边的一条小路摸了下去，远远望见两个黑影在抡着铁锹，知道碰到日军工兵了。

李宗岱带人潜行。

到距离日军10米左右的地方，看到地上有挺机枪，还有两箱子弹。箱子上，放着两顶钢盔。两个日军工兵一个抡十字镐一个用铁锹，正埋头干活，构建机枪掩体。

李宗岱从背后抽出大砍刀，跟一名队员对了下眼神，后者心领神会，两人一块数道：“一，二，三！”

话音刚落，他们就已冲了上去，就在其中一名日军转身时，李宗岱的刀已经落了下来，那个鬼子的半边肩膀被砍了下来；另一个鬼子听到惨叫时，李宗岱的同伴已经把刀捅进他的肚子。但那鬼子似乎还想反抗，李宗岱的同伴咆哮着往前顶，直到鬼子死死地钉在坡壁上。李宗岱对倒在地上的鬼子补了一刀，抬头时，发现又冲过来4个戴着钢盔的鬼子，前面两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后面两个正在装刺刀。

此时其他敢死队员也上来了，李宗岱带人飞扑眼前的日军。

日军是蚁集的动物，又是负隅顽抗的动物，意思是说：在一个场景里，当其人数居多时，他们不会怕什么；虽然人数少，但却非近身战斗，他们也不怕。可一旦他们人数少，而且又是近身格斗时，他们的恐惧心理就会成倍放大。所以当李宗岱带敢死队员扑向他们时，那几个鬼子立马含糊了，竟转身朝旁边的阵地逃去。

落在最后面的一个，被追得最快的敢死队员一刀砍在后背上，栽倒在地。

李宗岱带人顺势突入日军阵地。肉搏中，日军搞不明白来了多少中国军队，一时间无心恋战，向后退下去。

在葛沟，日军攻了8次，最后都被打了回去。

李宗岱因功提升上尉连长，连获两枚血染的勋章，但他的连最后只剩下了29名士兵。

庞军团的顽强抵抗不但叫日军吃惊，也让李宗仁多少有点意外。他有把握叫庞炳勋不耍滑头，但庞部到底能支撑几天他实在不晓得。而现在庞炳勋给了他一个惊喜。惊喜是惊喜，部队伤亡也确实惨重，庞炳勋最后不得不向李宗仁求援。

电话是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江苏昆山人）接的，问：“你还有多少预备队？”

炮弹爆炸声不时响起，庞炳勋怕那边听不清楚，于是扯着嗓子喊：“前两天还有个补充团，现在也已经顶上去了，我手里已经没人了，连警卫连都到诸葛城增援了。再往一线顶的话，只有我自己拎着枪去啦！”

徐祖贻说：“庞军团长！你不要担心，李长官心里有数，在你来电话前，援兵就已经派出去了，天黑前必到临沂，这半天你一定稳住正面，一定要顶住！”

庞炳勋问：“哪支部队过来？”

李宗仁的这个战区参谋长，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参谋人才之一，早年于东北军任职，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进修，军事素养极佳。为人精明干练如他，此时却有些闪烁其词，但军情紧迫，不容扯淡，只好如实相告：“59军。”

作为第59军军长的张自忠，已经从公众视野里淡出半年多了。他本来率部驻在河南，归第1战区节制，津浦线危急后，军委会将其编入第5战区，经归德来到徐州。

见过李宗仁后，张自忠一度奉命驰援正在淮北跟第13师团打的于学忠，但后来由于淮河之围暂解，张自忠又率部北往。过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时，看到冒死工作的铁路职工，张大为感慨。

在小站，有集会的各界人士，张自忠受邀演讲，谈对时局的看法。其间，有人这样问：“张将军！去岁‘七七事变’，我们看当时报纸有消息称，日本人有个命令，就是只打冯治安的部队，不打您的部队，而且您也曾访问过日本，对此您现在有什么解释呢？”

张自忠说：“对兄弟过去做的一些事，国人不谅解我，骂我是汉奸，这是兄弟终身所痛心的一个污点，只有留待用事实来洗雪，所以我现在是无话可说的。”

在徐州，得闻兖州被日军围攻，李宗仁又命张自忠驰援兖州，3月12日傍晚到滕县下火车后，得知兖州已失。正在这时候，又接徐祖贻来电，说庞炳勋所守的临沂处于危急中。张自忠苦笑。怕什么，来什么。

1930年中原大战时，庞率军反戈，弃冯玉祥而投蒋介石，并就近袭击了张自忠的部队，一颗炮弹砸下去，张差点被炸死。多日前，在徐州，张自忠跟徐祖贻闲聊时曾说：“作为戴罪之人，自忠各战场皆可一死，但我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作战，更不愿受其节制。”

后计划调张自忠部驰援临沂时，徐祖贻是非常担心的。但李宗仁叫他不必忧虑，说：“我与北方将领不太熟，唯独这张自忠倒是有些交情。”

原来，去年的时候，张自忠从北平潜行到南京后，媒体皆喊杀汉奸，军委会中也有人建议设立军事法庭对张进行三堂会审。张自忠无言以对。后李宗仁到南京开会，颇闻张之名，于是倾情相邀，张羞愧不至，经再三邀请，才拜见李，按李宗仁的说法，张甚至不敢抬头。李见张终是忠诚老实之人，便在开会之余给蒋介石说了张的情况，蒋本意也不想制裁张，说：“好吧！让他回去，到第1战区做军长，戴罪立功。”

李宗仁说：“张自忠必不会不顾大局。”

的确，张自忠带部队乘火车由滕县连夜奔赴临沂。

在火车上，张自忠跟副军长李文田、第38师师长黄维纲（行伍出身，河南项城人）、第180师师长刘振三讨论军情。

刘振三说：“军长！我们可去救那庞瘸子？当年您可差点死在他手啊！”

张自忠听到这话，开始沉默不语，后来笑了，说：“你倒提醒了我。不过，我们救的不是庞瘸子，是另一支中国军队。”

刘振三虽解张自忠之意，但自己还是没法接受，说：“军长，要救您去救，我不去！这个扣，我解不开。”

张自忠说：“你要不去，就回徐州给我待着！”

刘振三说：“回就回！”

两人是生死之交，说话并无顾忌。李文田、黄维纲等人并不插话，都闭着眼睛半睡，后来就真的睡着了。这些天，在津浦线上东奔西走，他们太过疲惫了。

列车到峄县，天色大亮，新一天又到来了。

对当时的中国军人来说，每当天色熹微时，就是又一次战斗到来的时候。叫醒耳朵的，是日军呼啸而至的战机。在车站的军用电话点，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当时，李宗仁安慰完徐祖贻，发现自己心里又没把握了，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张自忠打个电话。

李宗仁开门见山地问：“荩忱（张自忠字），可去？”

张自忠说：“可去。”

李宗仁说：“如何可去？”

张自忠说：“为民族计，皆友军。”

李宗仁再问：“可受庞指挥？”

张自忠说：“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李宗仁说：“你与庞之旧怨，我知道一二，本不想派你，但如今战区两面受敌，各在其位，不可擅动。庞虽打过你，那是不光彩的内战，如今他在前线，孤军瘸腿，与倭寇死拼。以大义为重，不计前嫌，我知道你也定会如此。”

尽管如此，徐祖贻还是向李宗仁请命，自己往临沂走一遭。李宗仁觉得这样也好，在作战计划上，徐祖贻可以帮助一下庞炳勋。

就这样，徐祖贻带了个警卫班，乘一辆吉普出徐州北门，一路风驰向临沂而去。

再说张自忠。从峄县下车后，他带部队强行百里，也正在往临沂赶。

徐祖贻比张自忠早到了半天，一进庞军团在城南师范学校的指挥部，就发现这里离一线太近，炮弹不时凌空而过，便对庞炳勋说：“军团长靠近一线，精神可嘉，但万一被日军炮弹击中，则群龙无首，损失更大，当立即转移指挥部。”

庞炳勋还来劲了，说：“如果我庞某临危后退，前方将士必然动摇，那样的话临沂就难保了，这个罪责我担负不起。”

两个人争论了半天，最后电请李宗仁。李在此时只能挺庞炳勋。

3月12日太阳落山之际，张自忠率部也赶到了临沂。

此时鲁南大地浸在一片冷暖交加的霞光里。县城以北的诸葛城方向枪声不息。张自忠随即前往庞炳勋的指挥部。

在门口，四手相握时庞炳勋有些惭愧，说：“想不到老弟能来。”

张自忠说：“今日之事，不必多言。自忠也不讲大道理，而且你我也没时间说这道理。鬼子就在面前，拿地图来吧！”

话音未落，日军的一颗炮弹砸在院子一角，爆炸声震耳。

过了一会儿，徐祖贻从院子里跑出来，顾不得跟张自忠打招呼，直接埋怨庞炳勋不听他的话。庞炳勋则拉着张自忠的手，说：“你看我这里多热闹。”

在指挥部，三个人坐定。

庞炳勋对张自忠说：“徐参谋长来前在电话里问我手里还有多少预备队，我说警卫连都增援到一线了，再有就是我老庞自己了。现在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望着庞炳勋的样子，徐祖贻笑了，张自忠也笑了。

庞炳勋说：老弟呀，人家皆说你要在北平当汉奸，反正我不是相信那些谣传的！

张自忠摆摆手，说：“不要提这些了，自忠终会用行动向国人做出说明。还是讲一下敌情吧。”

庞炳勋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不妥，于是立即叫参谋介绍军情。庞炳勋的意思是叫张自忠把主力放在战斗最激烈的诸葛城，余部守城。

徐祖贻说：“不可。”

徐祖贻解释说：“敌强我弱，推到北线的话，则又陷入日军炮火的正面；如固守县城，那么弱者愈弱。所以不如攻袭日军的侧背。”

张自忠也同意这个计划，说：“我的部队急行军到临沂，非常疲倦了，似宜稍作休息，但兵贵神速，对日作战必须打破常规，获胜几率才更大。我现在即可派出有力一部趁夜色渡沂河，迂回包抄日军。”

在徐祖贻的主导下，形成的作战方案是：仍以庞炳勋第40军主力坚守临沂正面，张自忠第59军黄维纲师渡过沂河，袭日军右翼；第40军补充团和骑兵部队向日军左翼袭击，两支部队以汤头镇为会师目标。第40军工兵营和直属特务营为总预备队，由第39师师长马法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河北高阳人）带领，随时准备策应，行动时间定于3月13日太阳落山前。

3月14日凌晨4点，黄维纲带着部队冒着蒙蒙春雨渡过了宽百米、水深至膝盖的沂河。

此时坂本支队主力在庞军团正面，打着打着，不料张自忠强渡沂河，攻其侧背，于是急忙分兵反攻。渡河的部队，有一个旅为行军快捷，没带重武器，所以在日军反击后攻不上去，又退回沂河对岸。张自忠为此大怒，立即把旅长给撤了，叫部队携带装备后再次渡河进击。而此时，日军也开始迂回，这本来就是他们最拿手的，于是张自忠又派出一部驰援渡河部队，中日两军遂陷入胶着。

3月16日傍晚，由于第59军伤亡很大，徐祖贻叫张自忠把部队撤出战场，喘口气。但张希望再给他一天一夜的时间，如果仍不能击退日军，则自行转进休整。

当天深夜，张自忠召见了两个师长：黄维纲和已经从徐州赶来的刘振三（终于想通了），叫他们把手里所有的山炮、野炮和重迫击炮都顶到一线，并带上所有的炮弹，在17日天黑前必须把炮弹全部打完。同时叫黄维纲派出敢死队，袭击沂河对岸刘家湖的日军辎重部队驻地。

敢死队由第228团团长刘文修亲自带领，趁夜色行动，摸向刘家湖。

刘家湖全村的日军，除了辎重兵外，还有一个步兵中队，一共300人左右。

刘文修先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村子，袭击日军的指挥部。主力隐蔽在村边的树林里。

排长徐丹青一行人干掉村口的日军游动哨后，顺着村中主道搜索前进。

日军指挥部设在村中央小广场旁的一个地主大院。日军来的时候，村民都跑了，但这家地主没跑，稳坐中堂，结果一家人都被日军吊死在门口对面的大树下。

9具尸体高低不同地挂在树上，在夜风中摇晃。

在临近广场后，看到日军另一名游动哨。日军显然没想到中国军队来袭，所以只安排了游动哨。徐丹青一枪把那个哨兵干掉。枪声也是进攻令。大院里睡觉的日军顿时陷入混乱。这时候，刘文修率主力进入村子，他把团里所有的迫击炮都带了过来，逐一轰击日军所在的院子。加上一捆一捆手榴弹，日军来不及组织反攻，就被消灭了一半，残部边打边向村西北退却。

坂本顺听说辎重部队遇袭，立即派人搭救，但前后四次都被张自忠的部队拦截。

这是临沂保卫战的关键一役，后来坂本支队后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弹药跟不上了。

3月17日午后，临沂之战进入最激烈的时刻，张自忠部队的炮弹全砸向了日军阵地，日军的阵脚终于乱了。黄昏时，张自忠下令全线出击，仅有的一个反坦克排也奉命跟随部队行动，最后还真派上了用处，当追到一个叫三官庙的地方时，退却的日军用四辆坦克吓唬中国军队，这个反坦克排立即冲上去，很快就摧毁了其中的两辆。

在一个叫苗家庄的地方，刘振三第180师三出三进，杀伤日军600多人，将其彻底撵回汤头镇。战后师作战参谋顾相贞查看战场，看到层层叠叠的日军和中国士兵的尸体纠缠在一起。在一个树林，发现几十名日军的死尸拥簇着一个中佐级的军官。这当是整个临沂之战中第5师团被毙杀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一个大队长。

多日后，顾参谋再度查看战场，那是在一个叫展庄的地方，硝烟散尽后，600多名阵亡的中国士兵被集体安葬。看到木牌上的名字，顾相贞百感交集。其中有他当排长时的老兵近20人。此时面对孤独的坟茔，除了敬一个默默的军礼外，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此时张自忠的部队伤亡已经非常大了，但坂本支队——具体地说是片野联队首先顶不住了，联队长片野定见沮丧地下达了放弃汤头镇向莒县撤退的命令。

张自忠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3月18日，张自忠接到战区命令，留下一个旅后，带主力转进费县，临沂仍由庞军团守卫。但刚走没多久，坂本支队援军就过来了，于是张又接令再援临沂。

在庞、张的通力合作下，临沂坚守了一个多月，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正因为在临沂牵制了第5师团，为李宗仁在台儿庄围攻第10师团濑谷支队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到4月19日临沂弃城时，台儿庄大捷已经结束两个多星期了。张自忠因功被升为第27军团长。但叫他最高兴的是，3月30日，他接到武汉军委会通知：因在山东战场表现出色，撤销因平津丧失而受到的“撤职查办”的处分。

3万发炮弹和4万枚手榴弹

1938年1月4日夜半时分，川军第22集团军第45军的团长姚超伦和士兵乘火车到达山东临城车站。

士兵们还在车厢里睡觉，姚超伦先行下车，此时整个车站空空荡荡，只有几个铁路职员和护路警察的身影。

姚超伦碰到巡夜的站长，问临城方向的情况。

站长说：“临城前面已经没有我们的军队了，最后一列从滕县开回来的车到了后，我们也要撤了。”

一名工兵少校溜达过来，递给姚超伦一支烟，问姚是哪个部队的。后者说川军。工兵少校“哦”了一下，说：“你们也过来？”

姚超伦说：“从山西过来的。”

工兵少校说：“那边情况怎么样？”

姚超伦说：“也不太好。”

姚超伦随后问眼下的敌情。

工兵少校说：“日军已经打到邹城了，滕县北面的铁路桥已被我们炸毁，现在我正计划爆破滕县到临城间的另一座铁路桥。”

姚超伦猛地吸了两口烟，说：“现在就炸？是不是早了？”

工兵少校说：“你们有计划吗？是去滕县御敌，还是留在临城？如果你们北上滕县布防，那么我们就延缓炸毁临城和滕县间的铁路桥。”

姚超伦说：“我们团现在领的任务是在临城待命，但情况我会立即向上汇报。”

两个人蹲在站台上又说了会儿话。

姚超伦随后把敌情上报，便接到带部队去滕县前方二十里铺警戒的命令。就这样，徐州会战序幕的另一半，在滕县拉开了。

前面讲过，抗战爆发后，川军出川，一路赴华东，一路入山西。进入山西的部队表现一般，说的是邓锡侯第22集团军（第41军和第45军）。出川时，军需草草，沿途又无兵站补给，需要自行筹粮，不时发生抢拿百姓东西的事件。进入山西后情况更糟，由于武器低劣、精神涣散，跟日军一触即溃。溃败后，军纪更为涣散，以至打劫了阎锡山部队的军火库。

阎锡山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死活叫蒋把川军调到别处去，总之他的第2战区是不要了。蒋叫人问程潜的第1战区要不要，不料程潜也不要，而且在电话里一口就回绝了，说自己手下不缺人手。最后补了一句：即使缺的话，也能克服。

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也火了，不是火程潜，而是火川军，大怒道：“那就把他们调回去，叫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吧！”

此时报告军情的白崇禧正好在场，便道：“委员长息怒，既然两个战区都不要，那我问问第5战区要不要？现在日军正沿津浦线南下，他们正是需要人的时候。”

蒋介石皱着眉头，立马叫白崇禧给李宗仁打电话，后者说：“要要要，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强吧？”

就这样，在第22集团军代总司令孙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四川绵竹人）的带领下，这支部队从山西经河南来到第5战区。

一到战区，李宗仁立即调他们去邹县拦截日军第10师团。当孙震带人赶到滕县时，邹县已经失守。这意味着什么？孙震当然知道，他迅速以第122师、第124师占阵地，两支部队由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四川成都人）统一指挥。王铭章刚把部队摆布开，日军就到了。

第10师团的师团长矶谷廉介不用多介绍，参谋长是堤不夹贵，平津战时出现过。下面是第8旅团长长濑武平，辖沼田多稼藏第39联队和西大条胖第40联队；第33旅团长濑谷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枥木县人），辖赤柴八重藏第10联队和福荣真平第63联队。其他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一个不少。

具体到濑谷支队，由第10联队（缺一个半大队），第63联队，独立机关枪第10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10、12中队，野炮兵第10联队（缺一个半大队），野战重炮兵第2联队一部，中国驻屯炮兵第3大队（两个中队），工兵第10联队一个中队，兵站汽车15中队，以及临时山炮兵和野炮兵各一个中队组成。这还不算，野战重炮第1旅团司令部也随该支队行动。

从组成上说，濑谷支队复杂而庞大，尤其是在炮兵方面，居然超过了一个完整师团的火力配置。为什么矶谷廉介把这个支队武装得这样强悍？实在是件值得人琢磨的事。因为此时鲁南战场上的中国部队都是些杂牌军，作为中央军精锐的汤恩伯的部队还没赶过来。如果一定找个理由的话，只能是矶谷不想打任何的胶着战，而想在鲁南战场一步到位。

每次战役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临沂之战外围打得激烈，那么对滕县之战来说，最惨烈的则是城防战。

滕县城防战之所以打得惨烈，除了上面写到的濑谷支队炮兵火力太强大外，还有就是支队长濑谷启没按常规出牌，他汲取了坂本顺在临沂被拖住的教训，所以在外围并不恋战，只留了一支部队牵制中国军队，主力在3月15日直接绕行到滕县城外龙阳店。

此时滕县县城里只有3个师的师部（第122、124、127师）和一个旅的旅部（第364旅），每个师部只有一个警卫连。王铭章急报在临城的孙震，然后扳着手指数自己管的两个师，看看外围的兵力有多少能调回来增强城防。数来数去，只有第727团和第731团的两个营。

王铭章火速给第727团团长张宣武（行伍出身，河南沁阳人）打电话。

这个团在张宣武的率领下正在外围北沙河御敌。王铭章命令张团除两个营不能动外，其余一个营和直属部队立即跑步回滕县。

就这样，张宣武带着七八百人一路狂奔，两个小时后出现在滕县北门。很快第731团的严翊带着另一个营也赶到了县城东门。

王铭章当场任命张宣武为城防司令。

张宣武所在的团本来有轻重机枪6挺，但都留在北沙河阵地，他带回来的这个营力量最弱，4个步兵连，既没重机枪，也没轻机枪，虽有个团直属的迫击炮连，但装备是4门四川造老式迫击炮。

但在这个时刻，即使是只羊，也必须爬上树。

早在1937年年底，按军委会的命令，全国各战区内，无论是县城，还是大的城市，城墙都必须拆除，原因是：“因我现在既不能借之以拒敌，转资敌将来利用以御我，必使我游击、攻取均感困难也。”虽有此令，但实际上很多县城（至少山东一带）的县城仍保留了城墙，这个命令执行得并不彻底。

滕县除了县城城墙，东关外还有一道土围子。日军由东向而来，必先打东关，张宣武叫严翊的营在这里布防，利用土围子构筑战斗工事。然后拿出一个连负责东城城垣，一个连负责北城城垣，另一个连做预备队。这样的话，还有两面城墙没有兵力。王铭章电话打到临城，找孙震要人。当晚10点过，从临城调来一个营（营长刘止戎），除预备队外，其余两个连分别守备南城和西城城垣。

就在王铭章和张宣武为弹药着急时，孙震及时从临城发来一火车的弹药，其中有800箱手榴弹，每箱50颗，一共40000枚。按张宣武回忆，在环城和东关土围子守备的士兵，差不多每人屁股下都有一箱。

张宣武把团指挥部设在城东北角的一家山货铺，通信排已在几处阵地架好了电话线。

现在算下来，整个滕县内的中国守军共有10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4个特务连（师、旅部直属）。此外，第124师有个连在当晚到县城取弹药，也被王铭章“扣下”守城。这样的话，总共加起来，有2500多人。算上县长周同指挥的警察部队和保安团，合计在3000人左右。但用在一线战斗的，只有2000多人。

此时的滕县，被大战前的紧张气氛所笼罩，从部队长到士兵都屏住一口气。

等待是令人焦躁的，战争中的等待则多了一份残酷。城垣上的士兵，眼睛直直地盯着正前方。

但滕县外一片寂静。

日军在哪儿？

3月16日黎明艰难地到来了。

7点50分，滕县东关外，地面线上，看到第一面旭日军旗，闪着16道刺眼的红光。

全城猛地一惊。

10分钟后，濑谷支队打过来的第一发炮弹落在东关，西关火车站随即遭到密集的炮击。与此同时，12架日军轰炸机飞临滕县上空，炸弹连绵而下。

仅仅10分钟，滕县就成了火热的锅炉。

滕县四门并未堵塞，因为王铭章还没决定死守滕县。此前他曾告示城中居民尽量撤退。日军到来前，已有不少人撤走，但仍有相当的居民留滞城中。现在，日军的炮弹和炸弹倾盆而下，剩下的居民终于看到战争的血光，于是蜂拥向西门涌去，不到一个小时，县城里就已经没什么居民了。

王铭章师部在西城外电灯厂，看着逃去的居民，他松了口气，随后来到城里，跟张宣武以及另外三名部队长——王志远旅长（第364旅）、陈离师长（第127师）、税梯青代师长（第124师）碰头。

王铭章问张宣武：“守城有没有把握？”

张宣武反问：“守多久？”

王铭章说：“两三天。”

张宣武说：“城里的兵力和城外的敌情师长都清楚，您看可以守多久？”

王铭章说：“守一天多有没有把握？”

张宣武说：“现在城里有10个步兵连，其中6个不是我所属的部队，他们的战斗力如何我没法估计，不能保证守一天多。”

作为部下，张宣武一点也没客气，坦诚地道出自己的想法。

这就对了。因为不是客气的时候。

王铭章说：“张团长！我这样告诉你，援兵最快也得夜里赶来，如果我们不能守上一天多，那就不如在县城外进行机动作战。”

这肯定是一个最佳选择。

随后征求两个师长和一个旅长的意见，他们也都赞同把队伍拉到城外。

王铭章说：“那我现在就给孙总司令打电话。”

电话打到临城孙震那儿，当即被拒绝了。

孙震说：“刚才蒋委员长从武汉来电，要我们必须坚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解围。他们的先头部队，王仲廉的一个团已经到了临城，后续部队马上赶来，我当催促其迅速北上，你必须确保滕县，以待援军。”

孙震问王铭章的指挥部设在哪儿，后者告知在西城外。

孙震说：“不行！你马上把指挥部转移到城里，以便全盘指挥。如果守城兵力不够，可以把城外的部队再往里调！”

王铭章放下电话，环视众人，说：“死守。”

大家互相看了看。

王铭章叫张宣武派人把县城南北城门堵死，东西城门暂留，保证交通，但也作好随时堵塞的准备。随后王铭章传令给全体官兵，没有他的手令，任何人不得出城。王铭章叫县长周同带地方政府人员先行撤离，但被周同拒绝。他还想帮助军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王铭章只好答应，然后把指挥部搬到了城里。

在渐成围城之际，第127师师长陈离向王铭章告辞。陈的部队都在滕县外围作战。此前请示孙震后，得到了批准。至于其他人，孙震的命令是：不准擅动，违令者就地正法。

就这样，王铭章送走了陈离。

陈带师部一行人刚出城即遭日军阻击，受了重伤。

日军从早晨8点开始炮击滕县，随后两个小时没有停歇，打到10点钟，至少有3000枚炮弹落在城内，场面可想而知。从日军的这个发狠也可以看出，濑谷启企图先在精神上摧毁守城的部队。

东关外的土围子最先遭到日军步兵的攻击。

重炮在这里撕开个一米多的口子。在日军的炮火下，伏在土围子后面的川军士兵在连长吴春雨的要求下一动不动。大家身上都蒙了厚厚的一层土。炮击停止后，观察了几分钟，见对面没动静，日军少尉小岛龟人挥刀而起，干号了一声，带着五六十名士兵冲了过来。吴春雨拎着手枪，屏住呼吸。

他旁边的士兵说：“连长！鬼子过来了！打吧！”

吴春雨摆了摆手，说：“等他们跳过壕沟。”

士兵说：“前面的壕沟离我们连20米都不到啊！”

吴春雨说：“少废话，听我第一枪。”

100米，50米，30米，日军转眼间已经冲到壕沟边上。这道壕沟是周同县长带着民夫挖的，非常宽，不助跑的话，一般人跃不过去。小岛到了壕沟边，发现只能先跳下去，然后再爬上来，因为他不可能神经般地带着士兵退回去，然后再助跑飞跳。

就这样，几十个日军在小岛的带领下，下饺子般跳下壕沟，随后又爬了上来。

就在小岛等人爬上来的第一时间，吴春雨大喊一声：“打！”

第一枪响后，轻重机枪猛然开火，上百枚手榴弹同时扔了出去，包括小岛在内的几十名日军再次像下饺子一样中弹后摔进身后的壕沟，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有一条漏网之鱼，还是条胖鱼。

日军士兵没什么胖子，顶多就是矮壮，但上等兵土屋是个例外，动作也就比较缓慢，当他跳下壕沟时，其他士兵已经爬上去了，就在他蹬腿儿往上爬的时候，上面的一名士兵中弹，身子往后一倒，又把土屋砸了回去，于是他成了这次冲锋唯一的幸存者。

日军的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揍了回去。

日军轰开的缺口需要堵塞，但没有现成的沙包，严翊营长当即下令，叫人把堆放在东关附近店铺里的一千多包粮食和食盐搬过来，用以堵塞豁口和加固掩体。

部下迟疑：“这……”

严翊说：“快给老子去搬！城陷了，也是留给日本人！”

这恐怕是中日战史上最奢侈的“防御材料”了。

此时东关右翼阵地的守卫士兵伤亡不小，严翊适时地把残部抽调下来，拿营的预备队重新顶上去。张宣武则拿出团的预备队，交给严翊作为营的新预备队。

打到此时，日军倾泻在滕县的炮弹已近万枚。从日军炮火的密度来说，这已经是开战以来最惨烈的县城守卫战。从张宣武团部到严翊营部有条电话线，从东城门内到东关，只有一里多地，但就是这一里多地长的电话线，在3月16日当天，被日军的炮弹足足炸断了25次。

正午的阳光照耀着1938年春天的滕县，中日双方的士兵在眩晕中暂时失去了听觉。剩下的只是黑白画面中寂静的肉搏，于是那鲜血也变成了黑色的。又一枚炮弹划过头顶，声音从它消失的地方重新灌向耳朵，随即到来的巨大爆炸声再次把画面炸成石榴红。

抗战之初的日军，大多背着行装包，负重比较沉，不利于近身肉搏，而且钢盔被砸后，会遮挡住视线，这时候中国士兵的砍刀就会往肩膀子上斜劈下来。一时间鲜血迸溅，肉末横飞，大刀砍到骨头上发出的奇异的声响令人心惊。

打到黄昏时分，在东关土围子正面，日军发起最后一次进攻。那道壕沟成为日军的生死线。为此日军使出重叠战法。每排步兵50人左右，日军部队长精确计算了时间，在前一排日军于壕沟边战死前，后一排日军可以冲抵。

日军死伤惨重，川军也战死大半。张宣武又把团预备队拿出来，支援东关。此时东关外阵地终于陷落，四十多名日军突入内城。

暮色已至，这往往是日军收兵的时刻。这样一来，那四十多名日军就吃亏了。因为看意思，后续部队在晚上是不会过来了，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巩固阵地。对严翊来说，则是要在天亮前消灭他们。

张宣武派过两个排，由连长何经纬率领。这个连是王铭章的警卫连，一直在师部左右，缺乏实战经验，所以面对四十来个日军，在自己伤亡了三分之二后，日军居然还有三十多个。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日军盘踞在东关城门里，中日士兵相距几十步。

张宣武急了，王铭章也急了，要前者想办法迅速击灭那几十个犹如附在皮肤上的蝗虫一般的日军。张宣武想了想，只能把在东、北两城垣上守备部队的预备队抽过来。这个连战力还不错，在晚上8点前，终于把残存的三十多个日军消灭，但自己也战死了两位排长。严翊在此战中大腿也受了伤。

深夜时分，张宣武前往王铭章师部汇报战况，得到后者大加称赞。张团长则把荣誉给了一线的严翊。严营长受到美誉也确实当之无愧。

王铭章告诉张宣武，他已经决定放弃滕县外围阵地，已经命令张宣武团放在北沙河的那两个营以及另外两个团一起进城增援。

王铭章说：“熬过了明天，汤恩伯的援兵就会来了。”

当天夜里，北沙河的部队都悄悄进入了滕县。张宣武立即把新来的部队顶了上去。

至于汤恩伯军团，此时军团所属的一个团已朝滕县驰援了，但行至南沙河时，被日军拦截不得进。恰恰就在这时候，孙震司令部跟滕县这边断了电话联系，滕县在瞬间成为孤城。

3月17日天蒙蒙亮，日军的进攻又开始了。

如果没有强大的神经，在这种战斗不息的日子里是会疯掉的。

对川军来说，在山西，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战争世界的入口，而在滕县一下子就找到了，甚至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适应了这种感觉。

这一天的序幕战跟前一天一样：重炮的炮弹和飞机的炸弹雨点般落在小小的滕县。

整个滕县除北门稍好外（有美国人的教堂），其他地方完全被硝烟笼罩、塌屋连绵。清晨时分，张宣武在西门内旅部开作战会议，开完会，返回东门内团部途中，他整个人都不知所措了，因为完全找不到东、西两条大街了：全被炸成一片瓦砾。

日军主打的还是东关。

此时在东关守备的是昨晚入援的两个营。

为了不叫守军援救东关，日军炮兵进行了遮断式攻击，也就是封锁一线守军后面的交通要道。尽管如此，顶在最前面的士兵还是如焊条般用血肉之躯把日军挡在东关外。恰逢此时东南城角出现危机，日军用重炮专打一点，炸开一个口子，一个中队的日军亡命般涌上来。守备这里的一个连基本上打没了，日军攻上了东南城垣，随即构筑了机枪工事。这是非常要命的。

在守城战中，如果日军突入城门洞，往往问题不大，很多战例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一旦日军占领了城垣地带，也就是城墙上，那么事情通常就不好办了。所以张宣武把最后一支预备队顶了上去，下令必须夺回城垣，不能叫日军在城垣上保有居高临下的机枪阵地。

最后夺是夺回来了，墙垣上近50名日军被射杀，两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也归我所有，但这个连150多名士兵，只剩下了14人。血肉与砖石混杂在一起，从连长张荃馨到副连长贺吉仓，以及三位排长，都殉国了。贺吉仓战死时，身中日军五刺刀。但在阵亡前，他用砍刀剁下两个鬼子脑袋，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连长！我赚了……”

连长张荃馨已倒在血泊中了，冲贺吉仓伸了伸手，笑了一下，头随即歪向了一旁。

在东关和东南城垣日军屡屡受阻，于是又转攻正南，一下子集中了12门重炮，飞机也集中轰炸南关，城南地带烈焰升腾，半小时内，这一带的防御工事全部被摧毁。南关守备着两个连，也是前一天晚上进城的，还没跟日军接战，其中将近一个连的士兵就被活活炸死，剩下的一个连被迫向西关火车站转移阵地，南门随之陷落。

这时候，昨晚入城的另一名团长王麟率部接替张宣武团守备东门，营长蔡钲接替严诩守东南城角，张宣武团和严诩营伤亡殆尽，改守西北城墙。

战斗在继续，幸好手榴弹充足。

爆炸声不绝于耳。两个小时不到，在东南城角指挥的营长蔡钲的嗓子就完全哑了，嘴张得很大，但声音很小；东门那边则是尘埃飞扬，团长王麟忙里偷闲吃到一顿午饭，但由于饭菜上落满尘土，吃到嘴里，又不得不吐出来。

下午3点，王麟和副团长何煜荣商讨战况，只见营长雷迅飞步撞进指挥所，说：“一线崩溃了！”

王麟拎着手枪跑出来，何煜荣跟着也出来了，王团长本欲查看情况，没想到刚跑了几步，就有一枚炮弹在身边爆炸，王麟当场阵亡。何煜荣从地上爬起来，见形势不好，又奔回指挥所，想给师长王铭章打电话，但电话线已断，于是第二次跑出来，直奔师部。

当满脸是土的何煜荣到了师部，一名参谋没认出他是谁。

情况万分危急，王铭章在指挥部的地下室召开紧急会议，第124师代师长税梯青、第122师参谋长赵渭宾、第124师参谋长邹慕陶以及旅长王志远、吕康等人参加。最后拿出的计划是：坚守到傍晚，天黑后从西门向南撤退。王铭章叫邹慕陶出任王麟那个团的团长，再打一个反击，但邹极度紧张，不敢领命。

王铭章大骂，说：“等这仗打完了，如果你我都能活着出去，再找你算账！”

在王铭章叫何煜荣接任团长时，张宣武跑进来大声喊道：“敌人已经进城了！”

王铭章叫大家立即分头掌握自己的部队。

此夜的滕县大街是如此冷寂荒凉。王铭章带着何煜荣来到十字路口，双手扶着何的肩膀说：“临危授命于兄弟，辛苦了！你现在赶快去西门掌握部队。”

何煜荣说：“你怎么办？师长！”

王铭章说：“我带着师部行动，入夜后我们就突围，我手里还有一个警卫排。”

何煜荣点了点头，扭头朝城西奔去。

南城被攻破后，日军在城垣上设立机枪阵地，猛击西城城垣上的守军。太阳落山时，东关、东门也陷落了。但由于是日暮时分，怯于夜战的日军没向县城中心攻击。

西门被沙袋堵塞，中间只能过一个人。第124师代师长税梯青在几个士兵的帮助下艰难地出了城。日军发现中国守军的突围意向后，开始用城垣上的火力封锁西门，旅长吕康头部中弹，重伤倒地。身边的几个士兵，在路边寻得一块门板，把吕康抬出了滕县。

何煜荣带着残兵，也好不容易出了城。

王铭章呢？作为最高指挥官，此时他手里只有一个排了。

师部幕僚都在他身边。此时西门方向枪声激烈，王铭章对警卫排长说：“你马上去支援西城门，掩护部队撤离！”

排长说：“师部怎么办？”

王铭章说：“我自有办法，你快带兄弟们过去！”

这只是个警卫排，没任何重武器，只有手枪步枪手榴弹，王铭章一闭眼。

后来，这个排的士兵在扔完手榴弹后全部战死。

西门外火车站有部队守备，掩护了撤出来的部队。王铭章想带师部的人过去与之会合，于是带着两个师的参谋长等一行14人，从西北角城墙上结绳而下。

天越来越黑。中国的黑夜是日军的软肋，因为发挥不了重武器的作用，所以通常他们不打夜战。

但有什么似乎已被注定。

城垣上的日军发现了这十来个人，两挺轻机枪组成交叉火力，左右摆动间，14个人中有12个倒在血泊中。

幸存者是两个卫兵，师长王铭章殉国了。

再说张宣武。残部退集东门附近，张宣武和旅长王志远在一线指挥。战斗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日军迫击炮没法轰击已经关闭的东门，于是调来平射炮，打出一连串的破甲弹，东门骤然洞开。

日军步兵随之潮涌。

从3月16日清晨，到17日入夜，两天两夜，中国守军的至少40000枚手榴弹已经扔完，日军打到滕县的炮弹有多少呢？30000发。

张宣武右腿和双脚都中了子弹，旅长王志远则臂部受伤。

张宣武被抬上担架，王志远指挥残部退到城墙东北角。此时环城只有北城垣还有二百多守军。加在一起，共三百多人。天完全黑下来，尽管日军已占领三面城垣，但并不敢突进街市，也不再进攻，而是等待天亮，这就给了这三百多人突围的机会。

在王志远的指挥下，大家扒开被沙袋堵塞的北门，冲出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的滕县。张宣武在担架上看了一下表，是21点过10分。

天蒙蒙亮后，滕县方向又传来枪声。没能突围出来的士兵开始跟扫荡的日军进行巷战。到3月18日午后，滕县的枪声完全平息。

日军攻入滕县后，县长周同坠城自杀。

保卫战开始前，周同就协助军队忙前忙后，发挥出了那个年代一名县长所能发挥出的最大的能量。坠城前，周同对下属说：“自‘七七抗战’以来，我国将士阵亡无数，但还没有一名地方官员殉职，现在，就从我开始吧。”

日军扫荡过后，俘虏了29名中国士兵。其中包括第122师第364旅副官鲁庆福少校。其他没能突围出来的战士，经过上午半天的巷战，已经全部牺牲。

濑谷支队的一个小队，在小队长寺冈纯的带领下，把29名被反捆了双手的中国战俘押到城外河边。

4挺机枪封锁了区域。

寺冈的脑袋缠着绷带。在打东关时，一发子弹从他耳际擦过。

他亲手斩杀了两名战俘，其中一名战俘的头滚到鲁庆福脚下。其余27名战俘列为两排。刺杀开始。

中国战俘不是被捆在树上，所以刺刀捅进肚子时，由于力量不够，难以一下子致命。有几名中国士兵倒在地上来回打滚儿，被日军残忍地补着刺刀。用力最狠的，就是那个胖子土屋。刺杀到第二排时，几名士兵用胸膛顶住日军的刺刀，同时往前冲，日军被顶得后退。

这是川军在齐鲁大地上最悲壮的一幕。

这29个人里面，有一个幸运者，他就是鲁庆福少校。

当时他中了好几刺刀，躺在地上，日军以为他死去了。到了半夜，附近的老乡为战士们收尸，发现鲁庆福还有鼻息，便悄悄把他背到村子里，经过精心的医护，最终神奇地伤愈。两个多月后，在老乡的护送下，少校回到了武汉，重新成为抗战大军中的一员。

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

碾过血肉滕县，矶谷廉介第10师团濑谷支队顺着津浦线南下，于1938年3月18日深夜攻陷临城，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南下，主力则沿津浦线台枣铁路支线攻占位于滕县和临沂之间且更靠南的枣庄，随即又陷落了鲁南重镇峄县（台儿庄所在县）。

此时最紧张的未必是徐州的李宗仁，而有可能是武汉的刘斐。

面对日军在鲁南的攻势，已升任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刘斐，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拿出自己的判断和计划，然后经军令部长徐永昌签字呈献蒋介石。

刘斐深得蒋介石信赖，其作战计划在蒋那里往往“一稿过”。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刘斐的作用实际上要大过何应钦、白崇禧。当然，这不是降低何、白乃至于陈诚等人的作用，而只是说刘斐这个中枢位置太重要了。

矶谷、板垣两师团在山东的南下和荻洲师团在安徽的北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例行的战役扫尾，还是想发动一个新的大会战？无论东京怎么想的，地图上的实际情况是：南北两个箭头，都在向徐州方向撞去。

在鲁南战场，面对两股日军的夹击，中国军队是主动跳到外线，还是继续在内线作战？刘斐倾向于后者。前面说过，内线作战有利有弊，弊端是容易被敌人合围，好处是部队可以在内部穿插调动，对外围敌人各个击破。进行内线作战有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须掌握强大的预备队，以便随时机动使用。

蒋介石同意刘斐的观点，叫他立即到第5战区走一遭，根据这个思路协助李宗仁拟定作战计划。

从3月中旬起，中国军队调动频繁，源源不断地向第5战区转进。刘斐赶到徐州时，滕县已经失守，汤恩伯和孙连仲的部队刚刚开过来。

经上一年的南口大战，汤恩伯确实声名日隆，当时最著名的《大公报》发回多篇战地报道，一时间使汤成为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中名气最大的将领，此时已升任为第20军团长，统辖关麟征第52军和王仲廉（黄埔军校1期，安徽萧县人）第85军，分别辖郑洞国第2师、张耀明（黄埔军校1期，陕西临潼人）第25师、陈大庆（黄埔军校1期，江西崇义人）第4师、张雪中（黄埔军校1期，江西乐平人）第89师，以及临时拨调的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110师和一个独立的德式重炮营。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汤恩伯的起家部队是第13军，这个军所辖的两个师，一个是第4师，一个是第89师。但在汤升任第20军团长后，军委会给了他一个“第85军”的番号，汤恩伯没把这个番号给新部队，而是给了第13军的部队。而第13军这个番号呢，后来给了张轸的部队，而老汤自己还兼任着第13军军长，所谓“新部队老番号，老部队新番号”，这被认为是老汤扩充自己军力的一个隐秘做法。当时，汤军团士兵（不包括张轸的部队）的左臂章上，都写有一个“伯”字，用以区别其他部队。

在河南休整了几个月，此时整个部队战力更加强劲。在王耀武第74军还没冒出来之前，在第18军和第5军没有更多战绩的时候，在胡宗南第1军名大于实的情况下，汤恩伯的部队实际上是中央军的首席。至少抗战前两年日本人是这样认为的。汤恩伯本来就心高气傲，性格里又有执拗的东西，用后来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话说，汤恩伯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谁都不放在眼里，地方军和杂牌军的将领见了汤恩伯都噤若寒蝉，怕得要死。

早在1936年，汤恩伯就主动向蒋介石请命把部队开往绥远前线，去协助傅作义，当时他的表态让蒋介石很动容，原话是：“凡是人家所不敢打的难仗，都交给我打；凡是人家所不敢去的危险地方，都让我去。”面对这样的表态，很难说蒋介石不对汤恩伯青眼相加。于是汤的部队成为当时唯一一支到塞北布防的中央军。在当年秋冬之季傅作义打百灵庙之役时，汤恩伯率军策应出击。

“七七事变”后的第一次中日大战南口之役，汤恩伯的部队率先与敌接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发给部下王仲廉的电报中，老汤说：“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又说，“我们是中央军，假如士兵和下级官兵有畏缩不前的，由各直属长官把他们就地枪决。如有营、团以上的长官怕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拿头来见我好了。”

开往鲁南战场前，老汤在许昌驻地宴请部队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们，希望团员们多对他的部队进行宣传和报道。谈到南口之役时，汤恩伯说：“南口作战中，有两件事叫我最伤脑筋，一是无论我的指挥部在哪儿，都有汉奸放信号给日军炮兵和轰战机；二是部下任意枪杀日军战俘，始终没能给我交上一个活的！”

宴席间，服务团的一名教员或是奉承或是无意地说：“都讲湖南出军事长才，我看浙江也是名将辈出啊。”

教员提了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名字。

汤恩伯喝到痛快处，见有人提到胡宗南，便说自己经过南口之役后，在全国的声望和在蒋介石的眼里，已经跟胡宗南不相上下啦。

关于这两个人，或者再加上一个辈分老点的刘峙，对比起抗战时的作为，是有点意思的。

刘峙“运气”不好，在1937年的河北战场上一败涂地。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河北是大平原，在这样的地形下，说句公道话，就算是换了薛岳，换了王耀武，换了孙立人，当时也挡不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强力推进，所以刘峙当是“有苦难言”的。除了地形外，刘峙当时还向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抱怨地方军队战力太差，请求再调两支中央军到河北作战。但当时中央军都在上海打，根本不可能抽出部队支援河北。

至于汤恩伯和胡宗南，两个人都是浙江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胡宗南只参加过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兰封之役、信阳之役，再打就是后期的灵宝之役、豫西之役了，一共跟日军打了5仗，直接指挥的只有前3仗，其余的时间一直在陕西警戒。当然也非常重要，因为从战略上讲那里可以确保四川的安全。不提战绩，只说指挥风格，汤恩伯是压胡宗南一筹的。按冈村宁次的说法，他与汤恩伯交战多次，对汤在一翼被击时敢于直插日军腰腹的战法颇为心悸，这指的是汤恩伯最擅长的侧击运动战。

大宴完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汤恩伯一声令下，率大军即行开拔：由许昌乘火车到漯河，然后走公路，步行到安徽阜阳。在阜阳休息了3天，突接李宗仁命令，说矶谷师团正从津浦线南下，叫汤恩伯立即北进。

一路行军，战地服务团的青年们刷了一路的抗战标语。

汤恩伯乘汽车，见服务团的青年实在辛苦，过亳县时，叫副官购买了10辆自行车，发给小伙子和姑娘们。

汤军团3月中旬在徐州利国驿车站下车。

很多人说，老汤下车后，就主动让开了津浦线正面，向位于台儿庄北面枣庄附近的抱犊崮山区隐伏。因为与其层层拦截，不如张开一个口子，把日军第10师团放过去，当他们在正面受阻而精疲力竭时，再叫一支有生力量适时地在其侧背横刀一切。其实，这都是后来“想当然”的猜测。因为汤军团下车时，日军还没南下台儿庄，虽然可能性很大，但毕竟没有完全明朗化。所以，汤恩伯最初的计划，仍是拦截枣庄的日军。

这也是李宗仁许可的。

当然，在怎么使用汤军团上，李宗仁和到达战场的刘斐也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此时的有生力量显然非汤军团莫属，灵活使用该军团也符合刘“内线作战必须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的思路。

此时，按李宗仁的参谋长徐祖贻的判断：日军第10师团打下滕县后，有可能不等在临沂受阻的第5师团板垣支队，而孤军向南冒进。

李宗仁和刘斐都同意这种敌情判断。徐祖贻的观点是，如果汤军团上来就跟日军硬碰硬，不但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而且汤军团也还没厉害到那种地步。所以，希望汤军团不要过早暴露番号，主力伺机而动。其实这也是当滕县被围时，汤恩伯只派出了少量部队的原因。

对于不要过早暴露汤军团番号，徐祖贻是有他的作战逻辑的：汤军团是进入鲁南地区的唯一一支中央军，也是此时中央军的首席部队，如果过早地暴露番号和行踪，必然会引来大量的日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第10师团就不再构成孤军冒进的可能性，对第5战区围歼一支日军以扭转开战后颓势的计划大不利。

3月22日晚10点，汤军团关麟征第52军向枣庄东面迂回，计划跟集结到北面抱犊崮山区的王仲廉第85军合围枣庄。关部张耀明第25师为先头部队，后面是郑洞国第2师和关麟征的军部。先头部队进抵了一个叫郭里集的地方。村子离枣庄不是太远，四周有几座楼形碉堡。该旅连日行军，比较困乏，进了村就休息。

大意了。

因为此时，在村口一个碉楼里，日军第10师团第10联队第2大队的小队长山口明二中尉正拎着战刀，闭着眼屏住呼吸。本来他们是作为搜索部队从已经占领的枣庄出来的，但没想到一下子遭遇大批中国军队。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在派出一人向枣庄送信后，其余五十多人都钻进碉楼。

张耀明这个旅进抵郭里集，一时大意，偏偏没有搜索这个碉楼。

山口和士兵伏在碉楼里，整整等了一夜，但外面没有任何动静。这一夜对他们来说是难熬的，因为鬼子们都明白：死亡已开始倒计时，中国军队早晚会发现他们，否则那就真的是战场上的奇迹了。而一旦发现他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战死，除非援军能够及时到来。

转天清晨，一名中国士兵在村口撒尿，无意间看了一眼旁边的碉楼。开始的时候，他怀疑自己看错了，揉了一下睡眼。这一次，他确认自己看到的确实是黑漆漆的枪口，藏在射击孔里。

士兵撒腿就跑，日军的枪随之响了。

开始时，该旅还以为在村口碰到日军便衣队，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碉楼里有敌人！

随后一下子就把碉楼围住了，用轻重机枪和苏罗通机关炮压制了日军火力。

虽然火力被压制了，但日军顽守的本事确实可以，打了一个多小时，居然没把这个碉楼打下来。最后开始用挖地道的方式，用炸药进行爆破。但日军枪法精准，这边牺牲了多名战士后，仍没能进入日军的射击死角。

说时迟那时快，枣庄方向派过来的两个中队的日军已经到了，幸好被张耀明的手下，戴安澜（黄埔军校3期，安徽无为人）的部队拦住了。但碉楼内的日军还没有被端掉。情况被后面的关麟征所知后，暴脾气的关麟征大怒，把张耀明大骂了一番，随即派过来一个野炮连，一炮就把碉楼的上层削去。盖子没了，里面的日军犹如一窝地老鼠，慌了神。

实际上，山口一直都在慌神。他知道这个小队已经完蛋了，能熬到援兵来就是奇迹了。但奇迹之所以称为奇迹，就在于通常情况下它不会发生。

日军开始往碉楼外面跳。

土黄色的军服在阳光下显得很刺眼。

有不少日军成了中国士兵的靶子，大多数被歼灭，包括山口，他中了七弹。也有没被击中而一路狂奔的。

第2师师长郑洞国也带人赶到了，在望远镜里，4名侥幸逃脱的日军跑得极快。郑洞国看到，中日士兵相距不到50米，但后面的中国士兵就是追不上前面的日军。日军士兵虽个头不高，但身体素质确实强于中国士兵。本来抓几个活的，但结果只抓了一个负伤的中士小田原俊夫。

小田原随即被提审。

小田原死撑了半天，最后交代了两点：一是他所在的是第10师团的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他的小队归属这个联队的第2大队，主力正在枣庄，最初准备向临沂转进，支援那里的第5师团坂本支队，但后来又叫待命；二是第10师团濑谷支队攻陷滕县后，沿着津浦路南下，攻占了临城火车站，一部继续向南，另一部则向东，目标好像是峄县的台儿庄。

关麟征马上把敌情报告汤恩伯。

汤恩伯需要琢磨一下了。按部就班的计划是：率领王仲廉、关麟征两部潜入抱犊崮山区，警戒并待机攻击枣庄之敌。反身关门合围南下日军不是计划内的，而且汤恩伯觉得，此时日军刚刚南下，他马上就掉头合围，时机远远未到，顶多跟日军陷入胶着状态，从战术上讲，意义不是很大。所以他没搭理南下台儿庄的日军，而是继续向枣庄而去。

小田原说的他所在的大队开始被要求支援临沂，后来又叫原地待命，一点也不假。3月19日的时候，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参谋冈本清福由济南来到矶谷廉介设在兖州的师团司令部，要求矶谷派出一部分兵力支援在临沂苦战的第5师团坂本支队。矶谷当即答应，通知濑谷启，把支队所属的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转向临沂方向。

濑谷随即派兵，同时叫第63联队长福荣真平派一个大队直指台儿庄，自己则带余部坐镇峄县，作好随时支援两支部队的准备。但就在这时候，一份来自空中侦察的情报摆在濑谷面前，说在跟津浦线平行的微山湖发现大量中国军队用于运兵的船只。有多少呢？情报显示是上千艘。这叫濑谷启不得不三思，于是擅作主张取消了向临沂派援兵的计划。

此时，第63联队第2大队的一千多名日军，沿津浦线枣庄到台儿庄的铁路支线，一点点搜索前进。

台儿庄，位于鲁南与苏北交界处，徐州西北面的门户，打下台儿庄，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兵临中国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徐州。

整个台儿庄背靠运河，有一千多户人家，听上去是个镇子，实际上是座小城，四周有砖石城墙。庄内的街道亦多用青石铺成，非常狭窄，民居密集，多为砖石建筑。这实际上决定了几天后血战的残酷性，那是真正的砖石横飞，而非一般的暴土扬长。

为在台儿庄拦截日军，第2集团军司令孙连仲也带着田镇南（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河南项城人）第30军和冯安邦（行伍出身，山东无棣人）第42军于3月22日经徐州开抵津浦线台枣支线上的车辐山车站。

这两个军，一共只有3个师：黄樵松（行伍出身，河南尉氏人）第27师、张金照（行伍出身，河南郾城人）第30师、池峰城（行伍出身，河北景县人）第31师，外加吴鹏举的独立第44旅，其中冯安邦的部队在山西娘子关损失殆尽。

按李宗仁对老西北军的印象，觉得进攻非其所长，所以孙连仲的部队一到，就被拉去进行台儿庄的守备。

此时集结在鲁南的中国军队既有中央军，也有西北军，又有川军，后来又来了滇军。如果换了别人，指挥起来确实成问题，但李宗仁到底有魄力，尽管后来他还是认为汤恩伯不太服从命令，但总的来说在令行禁止方面没出现什么问题。

3月23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最先与池峰城第31师的骑兵接触了。

日军的这支部队也是骑兵。

骑兵是人类留下的战争化石。现代日军成军后，非常重视骑兵战术，日俄战争中骑兵的表现是他们的骄傲。如今在齐鲁平原上，中日两国骑兵挥舞着马刀，向对方冲去。

骑兵战斗，从某个角度来说，才是最残酷的战斗。因为你的脸所面对的，是最原始的冷兵器，你不是把敌人斜劈下马，就是被砍过来的钢刀划开面颊。日军骑兵到底是强大的，战术也灵活，几个冲锋下来，第31师的骑兵开始拨马后退。

日骑风卷残云般追赶，1938年春日午后的台儿庄，已经遥遥在望了。

池峰城第31师时是前一天进驻台儿庄的。开战前，已经叫庄里的居民全部撤出。

孙连仲到达前线后，把司令部推进到庄外西向5公里处的一个村子。当时，军委会的规定是，集团军一级的司令部距一线只要不远于20公里就行。

孙连仲想拼。他叫张金照第30师守备台儿庄右翼，黄樵松第27师守备台儿庄左翼，池峰城第30师一分为二，部署在庄内外。吴鹏举独立第44旅一部扼住庄后运河上游，一部作为集团军的总预备队。

台儿庄最初由第31师王冠五的一个加强团守备，王镇久部守备庄东，王祖献部（后胡金山代理）守备庄西，师长池峰城的师部在庄外火车站附近。此时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战役。台儿庄需要守几天？打到什么程度？王冠五不知道，池峰城不知道，甚至孙连仲也不知道。

黄昏时分，日军进行了一阵炮击。转天清晨，进攻正式开始了。

一上来，日军攻势还是非常凌厉的，而且也颇见效果，半天下来，台儿庄外的前进阵地就被攻陷，一个小队的日军还顺势冲到台儿庄城下，从炮弹轰开的豁口处攻入庄东北角。虽然他们在第二个回合中被打了出来，但仍有15名日军残留城中。此时战斗虽然紧张，但还不算激烈。不算城里的15个人，日军打了一上午，伤亡只有132人，其中战死也就20个人。

台儿庄战打响的时候，3月24日，蒋介石带着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新任侍从室主任林蔚直飞徐州。

随后蒋介石在李宗仁的陪同下，到车辐山火车站，视察了前线。他叫李宗仁不要担心部队的问题，杜聿明机械师第200师的3个战车营和1个师直属炮兵营都交给李宗仁调遣；更不用担心弹药的问题，军需部门会把弹药准备得足足的。

李宗仁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将拼尽全力打好这一仗，挽回淞沪和南京战后中国军队的颓势，给困境中的国人鼓把劲。

蒋介石说：“德邻（李宗仁字）兄也不必担心中央军的问题，对汤恩伯军团的指挥，你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这样推心置腹的话让李宗仁吃了定心丸。

李宗仁说：“我必当全力以赴，不辜负委员长、国民和全军的期望。现在前线危险，委员长还是早些返回后方为好。”

蒋介石走前，把白崇禧和林蔚留下，跟先期到达的刘斐组成参谋团，共同协助李宗仁。等于说，蒋介石把他的高参都放在了徐州。李、白原本就是老搭档，合作起来当是言无不尽，顺风顺水；林蔚稳当，刘斐睿智，再加上徐祖贻，这样的参谋阵容当是非常强大的。

3月25日，在峄县的濑谷启给台儿庄前线的日军添加了两门野战重炮。在兖州的矶谷廉介告诉濑谷启，要求他在台儿庄采取“果敢的攻势”。濑谷遂命令第63联队长福荣真平大佐亲自带一个大队去增援台儿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战东南亚最终在新加坡被处死的福荣真平，此时还不知道，他的“成名战”正式开始了。

虽然台儿庄内的15名日军还在顽抗中，但庄外的进攻一时减弱下来。这好像是激战前的短暂宁静。为防不测，池峰城把在城外的禹功魁的一个营调进庄里。

果然，从3月27日开始，战斗一下猛烈起来。日军从凌晨5点就发起袭击。3个多小时后，福荣真平率领的一个大队赶到了。日军援军到后，又有两个中队冲进庄内，一部盘踞西北角，与东北角的日军遥相呼应；另一部直扑位于庄内正中的大庙。

大庙是庄内的显著建筑物。

守军第8连连长裴克先急了，率全连士兵逆袭，与日军展开肉搏。在搏杀了大量日军后，裴克先全连战士殉国。

日军仍控制着大庙，以此为基地，像章鱼的触须一样，开始向左右和正前伸去。

庄外师指挥部里气氛异常紧张。显然不能坐视庄内日军如毒瘤一样越来越大。但池峰城苦于手里机动部队寥寥。副师长屈伸建议把城外的工兵营顶上去。就在这时候，接到团长王冠五的电话，说：“鬼子正在亡命突击，已潜进离我团部十五六米远的房子里！”

屈伸倒吸了口凉气，敌我之间相距十五六米是什么概念？

但屈伸能说什么呢？他语气一下子平静下来：“王团长！就是只剩下半米了，你也要给我顶住！不是给我顶住，是给师长顶住!”

池峰城抢过电话，说：“王冠五，你听好了，不是给我顶住，是给孙总司令顶住，给李长官顶住！”

大庙外，第8连全连殉国后，徐运太第7连在庙外北街中段阻击日军的进攻。

临街的重机枪阵地上已先后倒下3名机枪手，最后徐连长亲自顶上去。每次扫射下来，都有五六名日军被毙杀。日军则使用掷弹筒加重机枪反制，徐连长身中9弹，但仍打出最后一串子弹。

前面说过，台儿庄宅院密集，多为砖石结构，而且街道狭窄，从作战角度来说，极其适合巷战。每个房子都是个天然碉堡。所以进入激战后，每个院子和屋里都有中日双方的士兵，一个屋一个屋地争夺，一条街一条街地死拼。有时候为争夺一个院子，两边要死几十人；争夺一条小巷，两边要死上百人。

几天后，再俯视台儿庄，已经是处处残垣断壁，满眼战斗工事。

除了沙袋外，庄里一切能用上的掩体材料，都用上了：家具、水缸、门板……墙壁上除了弹孔就是血迹乃至于脑浆。由于中日士兵隔墙而战，导致一面墙上既有中国士兵挖的枪眼，又有日军挖的枪眼。很多射击孔都伸有步枪，而战士已经阵亡。当往外拽殉国战士的身体时，他手里的枪突然响了。因为，战死的瞬间，他的手指还紧扣着扳机。

城内守军与日军死战时，城外的部队当然也没闲着。

黄樵松第27师的士兵发现阵地前一片寂静。正奇怪时，对面的开阔地带多了几条交通壕，日军工兵像鼹鼠一样挖掘，由于中国军队阻击猛烈，日军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向中国军队的阵地一点点靠近。

台儿庄战事吃紧，李宗仁急电汤恩伯，叫他从后面“侧击南犯之敌”。

此时汤恩伯军团在哪儿？

3月27日，汤恩伯已分出两路攻击，关麟征部郑洞国第2师主攻枣庄，张轸第110师袭峄。就是在攻打峄县时，前一年在南口血战的罗芳珪团长，在与副团长李友益指挥作战时，为日军炮弹击中，两人双双殉国。

枣庄那边遭日军顽抗。汤恩伯叫部队保持对峄县的攻势，但收缩了枣庄方向王仲廉的部队，只派出了一个团协助第2师。关于这一点，关麟征很不高兴，在电话里冲汤发脾气：“到底还打不打枣庄？”

汤恩伯说：“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制定作战计划。”

但关麟征气没消，放下电话后对部下说：“汤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对我们也玩弄这一手，实在太不应该。”

汤恩伯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是指李宗仁叫他立即全军南下台儿庄。此时，孙连仲也给他发了求援的电报。汤恩伯不为所动，最后做出的新计划是：保持对峄县的攻势，牵制一部分敌人，对枣庄方向采取警戒，王仲廉第85军主力仍在抱犊崮山区不动，关麟征第52军慢慢向峄县与台儿庄之间的兰陵镇转进。至于救援部队，他只从关麟征和王仲廉的部队里各抽出一个团，再加上炮兵和骑兵部队，先期赶赴台儿庄。

关于这一点，招来了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两个看法：一是汤恩伯避重就轻，怯于南下台儿庄；二是汤恩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作战节奏，不等台儿庄方向的日军陷入筋疲力尽时他是不会南下的。因为他认为，只有等日军消耗完最大战力后，他的率军合击才能取得最好效果，所以他等待的不是“一鼓作气”和“再而三”的日军，而是“三而竭”阶段的日军。

汤恩伯的这个想法，不跟李宗仁做任何解释，所以搞得李既愤怒又烦恼。

汤恩伯是傲慢的，但他手下的关麟征是暴脾气。老汤虽然是蒋介石嫡系，但不是黄埔出身，关麟征可是正儿八经的黄埔1期，蒋介石的学生，后来做到陆军总司令且继蒋之后成为第二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征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关有两个部下，他青睐张耀明，而对郑洞国态度一般，后者曾多次被其数落，有一次，郑干脆就不接关的电话了。

后来，再次接到李宗仁的电报，此时关麟征也主张全军南下。

汤恩伯终于没拧过关麟征，而且时机也差不多了，于是下令叫王仲廉的部队在左，关麟征的部队在右，又以右翼为主攻方向，挥师台儿庄外围。面对从后面扑来的汤军团，濑谷支队挤出一个大队进行拦截。但就在这时候，关麟征第52军侧背突然遭到日军袭击，来者正是由临沂南下的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

濑谷支队当初没能支援临沂，尽管如此，板垣的第5师团还算够意思，暂时停止了对临沂的进攻，前来解救濑谷。当然是奉了第2军司令部的意思。面对新的敌情，关麟征只好下令叫第25师师长张耀明带着戴安澜的一个旅在峄县和台儿庄之间的兰陵镇御敌。

等于说濑谷支队背后出现汤军团，汤军团后面又出现坂本支队，台儿庄战场成了夹心饼干。这时候，对汤恩伯来说，前后都有敌人。日军的两个支队相距已经不到3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合击老汤的话，每个支队只需向前推进15公里。

汤恩伯没法不嘀咕一下。此时他不知道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到底打成了什么样子，是不是还有力量反扑一口。如果那样的话，处于两面夹击的就是他了。

怎么办？

而台儿庄军情又急，将成玉碎之势。

汤恩伯的军团司令部跟着关麟征的部队行动，他对关麟征说：“我们在两支日军之间，大兵团进行内线作战，可以有胜机，但几个师打内线战斗，则十分不利，必须快刀斩麻。最好的办法是跳出内线，然后对日军进行反包围，这样也可以集中使用火力。”

关麟征说：“这也就意味着台儿庄里的守军要再顶上两天。”

汤恩伯说：“给孙连仲一个成名的机会。如果现在按原计划立即打到台儿庄，前面不能保证全歼濑谷支队，后面同样不能保证堵住坂本支队。再推迟两三天，等濑谷支队筋疲力尽时，可一击而成，取得最大的战果。”

就这样，在4月1日凌晨，汤军团主力没直下台儿庄，而是从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中间跳了出去，随后呈弧形，在外线反包围日军，一点点地收紧。

从战术上来讲，汤恩伯的做法没错，随机应变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须具备的素质。有问题的仅仅是，整个台儿庄地区，就他一支中央军，其他都是杂牌军，所以本来就谁都不服的汤恩伯更加“独立自由”，没把自己的作战想法和行动计划告诉李宗仁，导致后者认为汤恩伯畏敌不前，觉得自己指挥不动汤恩伯。

关于打仗时汤恩伯“独立自由”这一点，并非仅仅出现在鲁南战场。这几乎成了辨别他的一个标志。在外人看来，老汤打着打着就自己玩了，不管其他部队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上面说的老汤的部队是骄兵悍将外，还跟他喜欢打运动战有关。

汤恩伯痛快了，但李宗仁难受了。

战后汤恩伯军团参谋处处长苟吉堂说：“汤军团长敏捷的处置，我们从研究战史的眼光来看，是那样的切合时机……这一正确而快速的处置，是我们在台儿庄会战胜败的主要关键。”作为汤的部下，当然有美誉的成分，但这也是白崇禧的观点。对于在台儿庄战中汤恩伯的表现，白用了四个字：“灵活适宜”。

《扫荡报》记者胡定芬跟着汤军团采访了3天，在一篇战地采访中这样写道：“20天之内，他们（汤军团）在抱犊崮台儿庄百余方里的地区内来回走了八次。”具体地说，“最初渡过运河向山地（抱犊崮山区——作者注）迂回，进攻郭里集、峄县、枣庄，其次由山地迂回到台儿庄东北侧袭敌之后路，再次迂回到洪山、兰陵腰击沂河西岸向西增援之敌，最后依旧迂回到台儿庄东北侧袭敌之后路……”

这是汤恩伯擅长和推崇的运动战。

但也有不少人对这种打法不认同，认为汤恩伯手里掌握着5个师，七八万人，光来回跑了，起到的作用不大。汤恩伯在接受《扫荡报》记者采访时解释：敌人装备较我占优，故不宜迎头顶，更不宜集中兵力来死守一地，而应在运动中争取主动攻势，不时打击日军的侧背。

不过，也不能指责李宗仁。因为台儿庄取得大捷之前最艰难的时刻，李宗仁并不知道孙连仲那边到底还能顶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汤恩伯的作战想法和行动计划。作为战场上的最高司令，他完全有理由郁闷，有理由抱怨汤恩伯。就这一点来说，认为李宗仁沉不住气，完全是事后诸葛的做法。

打到三四月之交，台儿庄内守军跟庄外池峰城师部的通信联络中断了。

在庄内情况不可知的情况下，孙连仲派第30师的一个团增援台儿庄。在庄外，这一天晚上，组织了敢死队，营长仵德厚（成都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陕西泾阳人）担任队长，手下40名死士，除了两名机枪手外，其余每人身上带8枚手榴弹，腋下再夹着一箱（每箱50枚）。部队是西北军的底子，所以每个士兵背后都有一把大砍刀。另一只手，则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仵德厚一声令下，队员由西门飞奔入台儿庄内。他领的任务是夺回日军占领的西北角阵地。

什么叫敢死队？首先当然是不怕死，在报名的那一刻，就必须有赴死的准备。但如果仅仅是去死，那还不是敢死队，敢死队的终极使命是完成任务。所以说到底，让每个队员拥有一种决死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种精神下，一个人会爆发出超人的力量，完成平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仵德厚和他的队员没有想这么多，也不可能想这么多，他们唯一想的就是：用这几十条命把那阵地换回来。

在进入台儿庄之前，仵德厚见到池峰城，后者只是告诉他日军控制了庄内西北角。

但是，当进了庄子后，仵德厚分兵两路向西北角搜索前进，倒下两名队员后，他才吃惊地发现：日军早就分散开了，几乎每个院子里都藏有他们幽灵般的身影。最少的藏着一个，通常是两三个。于是，整整一晚上，仵德厚带着敢死队员打起了逐屋战。好在日军兵力分散，可以各个击破，用仵德厚的话来说，“进一个屋子把敌人歼灭后再上另外一个屋子去”。

就这样，到天亮时，残余的几十名日军重新被压缩到西北角的土围子里。

在接下来相持的一天里，日军收集了不少家具，当然不是要卖废品，而是做战斗掩体。有人说了，这玩意儿管事吗？你还别说，到底管点事。因为那个年代的家具，都死沉死沉的，一个个的都是实木，没有什么三合板的。

又过了一天，在机枪没能压制住日军火力的情况下，虽然手榴弹照样发挥了作用，但仍不足以把阵地拿下。这时候，城外日军有增援的迹象。仵德厚叫队员潜上西面城墙，这是非常冒险的，因为这意味着要面对城外日军的子弹。日军好像在提醒：中国的敢死队员不要太气盛。但不气盛能叫敢死队员么？城墙上的十多名队员匍匐前进，用两挺机枪封锁住城外日军进攻的通道，随后把一桶汽油运了上来。

没错，仵德厚想用火攻。

面对龟缩在死角且用一堆家具做掩体的日军，似乎没有比火攻更适合的了。

蘸了汽油的棉絮被绑在木棒上，如一个个巨大的火柴，被点燃后由上而下扔了出去，一时间日军的那一小块阵地成了巨大的火海。仵德厚带敢死队员趁机强攻，日军被烧死二十多个，两名伤兵被俘，其他全部被击灭。

但也有多名敢死队员最终魂绕台儿庄。

多少年后，隐姓埋名在乡间的仵德厚老人在回想起这一幕时，仍不禁为牺牲的战友怆然落泪。

泪水中包含了一个民族全部的过去。

进入4月后，矶谷廉介开始训斥濑谷启，认为他犯了个错误，不该对台儿庄逐次增兵，而应该一次性压上。濑谷解释说他不是不想压上，但有一支中国军队正在围攻峄县，好像是汤恩伯的中央军，他没有更多的人手顶到台儿庄。

矶谷廉介一惊，立即上报。

汤恩伯枣庄撤围后，濑谷启下令叫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投入到台儿庄。但就在这时候，又接到情报：张自忠的部队出现在峄县东面。濑谷启四顾不暇，只好派第10联队主力去警备张自忠部。这样的话，增援到台儿庄的第10联队实际上只是一部分，大约500人左右。

4月1日当晚，孙连仲命令在庄外的第27师师长黄樵松亲自组织敢死队。

黄樵松以20人组成队伍，由外向内对日军发起逆袭。敢死队的带领者，就中国这边来说，多为连长一级的，由师长亲自带队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日军渐渐有些凌乱了。第30师的一个团也参与逆袭，傍晚5点多，冲进庄里时有500多人，转天早晨7点多出庄时，还有不到20人。

台儿庄已经成为一个大熔炉，而孙连仲和福荣真平仿佛两个工人，一下下地往这大熔炉里填人，填进一个连，死一个连；填进一个中队，死一个中队。日军在白昼强攻，中国军队在夜晚逆袭。一来二去，你来我往，上午日军把中国军队逼至庄内一角，下午中国军队把日军打得连退三舍。

打到最激烈时，池峰城下令把身后运河大桥拆除了，以求背水死战。此时濑谷支队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他们弹药将绝，补给线又屡遭拦截。联队长福荣真平已经开始叫部下控制每天的弹药打出量了。此时中国军队的弹药仍非常充足，沿途铁路站点停靠着一列列火车，除了不断供给的黑压压的弹药外，就是来自大后方的慰问品，光来自四川的榨菜就堆积如山。

台儿庄内外的日军进退维谷时，突接矶谷廉介的电报：本师团第10联队解除了对张自忠军团的警戒，主力已撤回，现正与台儿庄外之敌接战。

矶谷说的“台儿庄外之敌”，正是黄樵松的第27师。

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有份战斗详报，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研究第27师第80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之气概，无愧于受到蒋介石之极大信任。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海，非独日本军所有。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更应以此为慎戒！”

这是来自敌人的赞美。

庄内中日军队陷入胶着，庄外增援的日军和拦截的中国军队也已全面接火，台儿庄之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白崇禧、林蔚、刘斐等人视察完前线，回徐州跟李宗仁商讨最后的反攻问题。

4月2日，日军再次突入庄内，并控制了东半部。此时，城内守军王冠五部和城外师部的通信得以恢复。

王冠五的第一句话就是：“师长，我快顶不住了。”

池峰城则给集团军的作战参谋打电话，说：“你的作战计划把我收拾得够呛，你不应该总是叫我打头阵，我的部队伤亡太大了，弹药也消耗太多，你不为我保实力，就太对不起朋友了！”

对方听后一愣，说：“池师长！你在说什么？好啦好啦，有人要求守核心据点，想多杀鬼子，为此还托人向我说情；你倒好，反而想下来？！好得很，我向孙总司令报告，把你换下来吧！”

池峰城一听这个，马上说：“别别别，我就是抱怨两句嘛，还不叫人说话了？千万别跟总司令说，否则他非吃了我不可。”

倒也可爱。

或者说，这才是最真实的战地对话。

没有完美无缺的形象，有的只是激战间最真实的人性流露。难道因为池峰城说过这样的话他就不是台儿庄的英雄吗？

没那回事儿。

参谋告诉池峰城，不要担心弹药不够用的，庄内有中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弹药库，至少还存有8000颗手榴弹和20万发步枪子弹。

4月最残忍，从死了的泥土中滋生丁香。所以4月是生死交加的季节，既有死亡的气息，更有生命的怒放。

4月的战斗，由激烈转为惨烈。

为对付日军的坦克，蒋介石调来了杜聿明的机械化第200师，把该师的3个战车营和1个师直属炮兵营交给李宗仁调遣。这3个营，每个营有37辆战车；炮兵营则有18门当时最先进的战车防御炮。

不过，在战防炮的使用上稍有问题。

战区拿到这些硬家伙后没有集中使用，而是分散到各个部队，到了各个部队后，再一次被切分。比如，孙连仲这里领到了一个营，然后把这个营一分为五，像牛肉一样分给下面的部队，有的领到了一个连，有的领到了一个排。

当时，阵地上的中国军队看到日军的坦克冲过来就心慌，即使是师长也不例外。在左翼阵地，有一次，第30师师长张金照来到一线督战，远远望见十多辆日军坦克沿公路压了过来，但战车防御炮排长迟迟不开炮，认为坦克呈纵队而来，要等它们全部出现后再打，炮打首尾两辆，这样的话中间的就没法行动了，最后再群炮将之摧毁。

但张金照沉不住气，使劲催。排长没办法，只好开炮，结果只打中了前面的4辆坦克，其他的就跑回去了。

这个回忆来自于杜聿明。杜聿明虽然没到台儿庄，但挡不住第200师的先进通信设备，每个营都有无线电，可以直接向杜聿明汇报。但到了张金照的回忆里，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按张的说法，当时他确实催促排长开炮。但排长说：“打日军的坦克部队，要打中间几辆，这样的话，前面的坦克很难回去，后面的坦克又不易跟进。”在张金照的描述中，排长后来从容镇定地开炮，击毁了日军的4辆坦克。

当坦克一字长蛇阵出现后，到底怎么打？显然上面的第一种说法是靠谱的。

虽然因分散使用没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但台儿庄战中杜聿明部队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上海和南京战。从3月23日到4月6日，第200师的参战部队一共摧毁日军坦克和装甲车39辆。加上其他部队摧毁的，整个战役有66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消灭和俘获。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

从归德前进机场起飞的中国空军第3大队第7（驻孝感机场）、第8（驻信阳机场）驱逐机中队的22架战机也飞临台儿庄上空。

第7中队长吕天龙（广西航校1期，广西陆川人，南洋归国华侨）；

第8中队长陆光球（广东航校6期，广西田东人）；

大队长是吴汝鎏（广东航校3期，广东新会人）。

他们原属广西地方空军，李宗仁的老部下，其中不少飞行员都在日本明野陆军飞行学校留过学。抗战开始后，被整编入中央空军。

两个中队的任务，一是轰炸日军，二是激励中国部队，让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飞机。

但在这一天，轰炸完日军阵地后，吕天龙驾驶着“伊-15”意外发现一架为炮兵提供目标的日本侦察机。

在台儿庄上空，日本侦察机也发现了吕天龙的座机，慌忙下降。吕天龙一个掉头，俯冲攻击，一顿机枪扫射，先把驾驶员身后的机枪手射杀。

日军侦察机不时降低高度，以诱使吕天龙座机进入日军地面高炮的攻击领域。但吕天龙飞行技术高超，在日军地面炮火中左躲右藏，紧紧咬住那架日本侦察机不放。

就这样，中日阵地上空出现激烈的一幕：

日军侦察机在前面飞逃，中国的战机在后面紧追不舍，低空掠着树梢呼啸而过。最后，吕天龙驾驶战机进入日机身后的视线死角，呈难度非常大的一字线追逐。这下子日军飞行员傻了，慌乱中一头撞在自己的阵地上。

4月3日，庄外孙连仲司令部。

参谋们均无睡意，侧耳听着从庄内传出的枪声。

枪声不是非常密集，但这并不是说战斗不激烈。断断续续的枪声，恰恰道出双方打的是逐屋争夺的巷战。这才是最动人心魄的。打阵地战的话，顶多需要盯着正面，即使敌人侧击或从背后包抄，具体打起来时，面对的仍是正面。巷战就不一样了，你根本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会有枪口对准你。

孙连仲一直在抽烟，眼睛已熬得通红。

池峰城给他打电话，说：“敌人攻势过于猛烈，我军伤亡已十之七八，请准予暂时转移！”

孙连仲说：“转移？池峰城，你记住，即使你们31师只剩下一个人也要给我顶在那里战斗！你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然后我拿头去徐州见司令长官！”

在此之前，孙连仲曾给李宗仁打过一次电话。

孙连仲说：“第2集团军伤亡达到了十分之七，敌人也被我们打死众多，可否叫我们到运河南岸休整一下再战？给我这个部队留点种子！”

李宗仁说：“我与倭寇血战一周，胜利决定于最后5分钟。汤恩伯军团明天中午就可到达庄外，你军必须坚守到明天。明天早晨，我也去台儿庄督战。这是我的命令，如有抗命，立即军法从事！”

听完后，孙连仲安静地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李宗仁说：“为配合内外夹击，你在今天还需组织部队进行逆袭，使其明天早晨不能进攻。”

孙连仲说：“我连预备队都顶上去了。”

李宗仁说：“我悬赏10万元，没预备队，你就把炊事兵、担架兵和你司令部的所有能拿枪的人都顶上去！”

孙连仲又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前几天，李宗仁一直发电报催汤恩伯军团南下，但汤并未立即执行。后来两边的通信联络一度中断。恢复后，李宗仁再次电报汤恩伯，叫汤军团主力必须迅速南下，如贻误战机，按韩复榘前例问罪！

电报发出去后，李宗仁又给蒋介石去了一份，向蒋告状，说指挥不动汤恩伯。在武汉的蒋介石也着急了，亲自拟电汤恩伯，问他迟迟不南下是何道理，叫他一定要听从李宗仁的命令。在回电中，汤恩伯才作了一番解释，这番解释本来是应该说给李宗仁的。他说自己的部队一直在打运动战，牵制着南下支援的日军兵力，先打由峄县支援临沂的第10师团赤柴联队，后打由临沂支援台儿庄的坂本支队。所以当《扫荡报》记者看到他时，已经20多天没睡过一个完整觉了。当然，最后一句话老汤没跟蒋介石说。

汤军团全军南下。

一切优势都集中在中国军队这边。

几天前，在汤恩伯变阵后，坂本支队在距濑谷支队还有5公里时，怎么也打不过去了。他们被反包围了。

此时第5师团司令部已推进到临沂外围汤头镇，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以为坂本支队行动顺利，可以很快解濑谷支队之围，所以在4月4日、5日间，板垣发去一封电报，叫坂本顺返回临沂继续攻城。坂本顺遂电告濑谷启：支队为占临沂，奉命返回，预定6日日落后开始行动……

到了晚上，坂本顺觉得这样就溜掉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又给濑谷启发了一封电报：“支队虽奉命返回临沂，但拟定撤走前给敌一击，望贵支队攻击我支队当面之敌背后。”

身在台儿庄外一个破庙里的濑谷启和他的联队长福荣真平收到第一封电报后对视大怒，立即回电：“贵支队预定在怎样的时机下开始返回？马上告知！”

坂本收到这封电报时已是4月6日早晨8点55分。

此前，濑谷已把坂本的动向电告矶谷廉介。兖州的矶谷面色阴沉地叫手下给板垣征四郎发电报，质问板垣为什么坂本支队现在就撤退，而不与濑谷支队协同作战？

身在临沂汤头镇的板垣也有点晕，回电说：“原以为坂本支队已顺利击破当面之敌，没料到我军在台儿庄陷入苦战。”

矶谷没搭理板垣，直接给济南的第2军司令部发电报，说：“现在台儿庄大战，我军陷入敌优势和强劲兵力的包围中，只有联合阵前各部才可取胜，第5师团应协助我师团战斗，断不可自顾擅退！”

措辞非常严厉。

接到矶谷的电报后，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广岛县人）的第一反应是：两师团协助作战，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啊！他告诉矶谷：“板垣师团长那边我们会严厉警告，坂本支队立即配属给你，命令马上就会发布。”

再说坂本顺，接到濑谷启的电报质问后，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随后给板垣和濑谷发了相同的电报：“因当前急务是击败当面之敌，估计10日左右才可返回临沂。”

在4月5日的时候，濑谷支队的后方联络线被张金照第30师的一个团切断。

在台儿庄外的泥沟这个地方，中国的炮兵调来两门当时最先进的射程达20000米的德国卜福斯野战重炮，把濑谷支队的辎重弹药库打爆。至此濑谷支队已经处于弹药告罄、汽油奇缺的绝境。

被压至庄内一角的中国守军也开始反攻，经过一夜的浴血逆袭，恢复了四分之三的阵地，反而把日军逼到庄内北门。庄外，汤恩伯军团已切断濑谷支队的后路，台儿庄两翼的张金照和黄樵松的部队同时出击。

濑谷支队的战斗意志至此崩溃了。

武汉的军委会下了死命令：台儿庄诸部队，当于4月10日前击破面前之敌，奏凯奖励10万元；否则自师长以上全部军法论处！

这个命令太严格了，严格到残酷，为八年抗战中所仅有。

李宗仁接到电令后，以第5战区的名义又加了10万元。随后，已经赶到徐州协助指挥的程潜以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又加了10万元。

再说日本人那边。第2军司令部做出了保证，一定安排好第5师团坂本支队协同濑谷支队作战这件事。矶谷廉介的火于是才消了下去。但就在这时候，濑谷启发来一封电报：“师团长！支队将暂时撤离台儿庄，兵力集结于后方……”

矶谷差点晕倒。

在别人要继续帮忙的时候，自己的部队先顶不住了。

他的参谋长堤不夹贵表示反对，说：“应该立即叫濑谷支队长停止撤退！”

但濑谷死了心，尽管接到矶谷要其顶住的电报，但仍坚持了自己的想法：走人。这是日本现代陆军成军以来所罕见的。

4月6日下午3点30分，濑谷下令支队残余人马向北面“转进”，攻击坂本支队正面之敌的侧背，换句话说，开始突围了。同时下令，将战马集中在城北野外，全部射杀。重炮牵引车由于没了汽油，不得不扔在路边。

濑谷决定撤退时，由于电报联系中断，没能迅速通知坂本。看到濑谷撤退，已经决意再打一阵的坂本非常懊恼，也无心恋战，带部队跑回了临沂。

在濑谷支队决意逃跑的时候，孙连仲也下达了总攻命令。

池峰城叫部队向西关和北关猛击。庄内的日军，只有福荣联队第2大队的残部，最后剩下的三十多人困守在庄东北的一座教堂。不可能指望日军打白旗出来，围攻的部队长开始用火攻。

最后一锅端。

小队长太田荒二郎在被烧死前裹着军旗剖腹自杀。

但就在守军打扫战场时，发现庄东一个房子里，居然还藏着几名日军。守军也没费劲，最后掀开房顶，往里投掷了18捆手榴弹。

此时台儿庄街道上光手榴弹弹片就有三四寸厚了。

当天深夜，濑谷启和福荣真平带着残部拼死向身后的关麟征第52军逆袭，在丢下众多尸体后，撕开一条生路，向峄县方向仓皇而去。

李宗仁、程潜、白崇禧、林蔚、刘斐、徐祖贻等人都来到台儿庄督战。

台儿庄大战，日军第10和第5师团最终的伤亡是11000多人，其中战死2300多人。但这是来自日军的数字。很多人认为日军的数字是客观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夸大敌人死伤数字、缩小己方伤亡数字是战争中的惯例，日本也不能免俗。按战场上通常三比一的伤亡比例估算，日军战死人数要超过3000人。中国这边给出的数字是日军伤亡20000多人，未言及死亡人数。但缴获的轻重机枪达到900多挺，各类战炮130多门，击毁和俘获坦克、战车近百辆。

这确实是中国军队的胜利，以至于包括武汉在内的很多后方城市的人认为战胜日本已指日可待，甚至不少人判定：年内就可以把日军赶出山海关，恢复“七七事变”前的事态。这显然就不靠谱了。不过，却也反衬了这次战役的鼓舞人心。

中国太需要这样的胜利了。

在武汉，4月8日晚，10万市民进行火炬祝捷游行。

但不能忘记一支部队，它虽然当时不在台儿庄战场，但又相当重要，那就是桂军大将韦云淞的第31军。台儿庄战前后，归属廖磊指挥的韦云淞带部队在淮河流域的安徽明光与日军血战长达一个月，在延缓了南路日军推进速度的同时，让李宗仁得以全身心地指挥台儿庄之役。

此时的台儿庄火车站基本上已被炸平，只剩下一个标牌，视察战场的李宗仁站在标牌前照了一张相。后来我们一次次看到这张照片，被凝固的时光总是令人感慨万千。在他的指挥下，日军出现了自“七七事变”后第一次在进攻战中的崩溃。这是李宗仁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当两个月后他回到武汉时，上万人来迎接这位司令长官。

1938年5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布：孙连仲、汤恩伯、田镇南、冯安邦、黄樵松、张金照、池峰城、王仲廉等11人同时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一次给11人颁奖，这个规模在抗战中绝无仅有。老汤依旧高傲，在合影中可以看到，11个人，他站在了最中间，李宗仁在他的一边。但11个人里，没有关麟征的名字。

汤军团引爆徐州会战

从1938年4月中旬开始，得到补充和休整的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再次南下，二攻台儿庄；第5师团也蠢蠢欲动，再次与张自忠的部队交火。后者打电话给第2集团军司令部，说：“板垣征四郎来势凶猛，你要作好他们突破我的防线南下与矶谷廉介会合的准备。”

台儿庄战后，孙连仲陷入忧虑中，取胜对中国军队来说只是暂时的，接下来怎么办？

几天下来，在濑谷支队二攻台儿庄的事态下，池峰城是真的受不住了。

4月14日晚，池峰城打电话给孙连仲的参谋：“我们的部队伤亡实在太大了！我要撤退！我一定要撤退！我找孙司令讲话！”

电话还是上次那个参谋接的，这一次他没敢顶撞池峰城，急忙去报告孙连仲。后者正躺在床上对着屋顶愣神。报告完了，孙连仲一骨碌下了床，说：“什么？他要撤？敢！”

孙连仲大步来到参谋的办公室，拿起电话，说：“台儿庄得失直接关系徐州战局，你马上带着师部人员到庄内增援，你打完了，我带着总部的人员顶上去！”

挂了电话，孙连仲说：“都给我准备，司令部所有人员都给我准备到一线去！”

但就在黄昏时，池峰城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得意地告诉参谋说：“你报告总司令，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啦！”

孙连仲得报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池峰城这小子，不从后面踢他屁股就不行！”

当然有玩笑的意思。

日军二打台儿庄，已经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了。实际上，直到濑谷支队在4月6日被打出台儿庄后，东京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徐州会战的计划。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虽然第5师团和第10师团在南下，第13师团也在北上，但对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来说，具体打到哪一步，并没有一个定案。一线的战斗，看上去只是寺内寿一说的追击战。在日军的词典里，追击战相当于主战役的收尾战。但在日军的另一个词典里，追击战往往又会成为一次新会战的序幕战。

在1938年3月底，也就是台儿庄大战趋于激烈时，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长下山琢磨发现：中国方面仍不断地向徐州集结军队，随后发现汤恩伯部队番号的情报也被送了上来。

下山的第一反应，是给东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发电报，要求在徐州四野打一次大会战。

从这个细节处可以看到中日战争前期汤恩伯军团在日本人心里的分量。

下山的理由是，如果不打徐州会战，那么集结在徐州四面的中国军队就有可能自由施展，以优势兵力对日军各个击破，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已经不能用遇到麻烦来形容了，在中国军队的血拼下，两个支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而且，3月中旬时，第2军的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中国第5战区的电报，电报中，李宗仁已显示出在徐州附近与日军来一次大战的动向。

所以下山希望东京立即批准打徐州会战，歼灭徐州周边以汤恩伯军团为主的中国军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当然拍手认可。担任第2军司令官的西尾寿造没表示反对。东京的稻田正纯自接替河边虎四郎出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后，还没什么大手笔，所以接到下山的建议后立即来了精神。

稻田是个有身份的人，哥哥是后面露面的坂西一良（因入赘而改姓坂西，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战湖南雪峰山会战的日军主帅），岳父是阿部信行（陆军大将，后出任首相）。在稻田的牵头下，徐州会战成为定案，对此他有一段回忆，顺便谈到那两个支队的溃退，并为其进行了辩护：

濑谷、坂本两支队自台儿庄后退问题，从战况上看是当然的。当时，方面军也好，第2军也好，都焦虑地感到，为什么不更早一些后退呢？台儿庄的后退，并非败退，这是从一开始就和大本营说好了的，所以不成问题。得到台儿庄方面出现“汤恩伯军的情报”时，就担心情况要糟，过于突出的第2军那一部分，如果不及早收住，就很危险了。这是因为汤恩伯军的出现，意味着蒋介石的主力决战来了。由于濑谷、坂本两支队已脱险后退，所以安心了，但同时由于让敌人主力靠近了身边，这样就形成一个决策：那就来一场徐州会战吧！

稻田说濑谷支队的溃退“一开始就和大本营说好了的”，自可一笑了之。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可能吗？难道濑谷支队进抵台儿庄前就电报东京大本营，说自己几天后要撤退那么一下？

所谓信口雌黄，说的就是稻田正纯这样的家伙。

4月7日，台儿庄大战结束后的转天，东京向现地日军下达了进行徐州会战的命令。

会战主要由西尾寿造的第2军担纲。

按这个计划，刚刚打完南京战的隶属于第1军的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和末松茂治第114师团暂时划归第2军，加上原本所辖的板垣第5师团、矶谷第10师团，这样就至少有4个师团成为会战的主力部队。

这几支部队领的任务是，占领河南兰封（今兰考）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捕捉中国野战军主力。由土肥原贤二任师团长的第14师团（隶属第1军）领的任务是强渡黄河，迂回到兰封至归德（今商丘）一线进行包抄，类似于南京战时国崎支队的角色。至于华中派遣军，任务是协助第2军作战，拿出第9和第13两个强力师团，攻占徐州南面津浦线地带，以一个师团控制合肥周边（后来出动的是第6师团），切断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中国军队的退路。

这个作战计划是稻田拟定的，随后上报作战部长桥本群。

1938年4月15日，桥本群带领部下组成大本营派遣班，从东京直飞济南，现地商讨徐州会战计划。

两天后，徐州作战会议在华北方面军第2军司令部召开。

会议由司令官西尾寿造主持，参加者除桥本等人外，还有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长下山琢磨、第1军参谋友近美晴、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第2军作战参谋冈本清福等人。

会议主题只有一个：作战的首要目的是占领徐州，还是围歼中国的野战部队？

再次露面的武藤章代表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发言，认为徐州会战的首要目的在于歼灭上海和南京战后的中国野战力量，为进一步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增加砝码。至于占领徐州，只是一个顺带的副产品。

冈本清福则认为：徐州虽然不大，但处四战之地，为兵家所必争，占领徐州仍具有重大意义，是作战的首要目标，至于歼灭中国军队，只能是占领徐州过程中的一个事。

深谙中国文化的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不住点头，认为冈本说得不错，徐州位置太重要了，他甚至举了《三国演义》里各路诸侯争夺徐州的例子。

武藤章大笑，说：“铃木参谋长，您是不是有些迂腐了！”

武藤安静下来后，一字一字地说：“主攻任务分给了华北方面军第2军，按计划，第2军开始攻击后，我们华中派遣军的两个师团才可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很有可能担心自己被歼灭而跑掉。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功亏一篑。所以华中派遣军的观点是，先用第2军吸引住中国军的主力，在第1军的部队和华中派遣军的部队完成对中国军的合围后，第2军再开始攻击，这样才会取得最大的战果。”

说实话，武藤章讲的比铃木率道靠谱多了，以致华北方面军第1军的作战参谋友近美晴没有力挺自己的兄弟部队第2军，而是转向支持武藤章。

下山琢磨则认为，中国集结在徐州的部队不可能撤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占领徐州为目标，即使最小规模的包围，歼灭周围中国军的成果也不会小。

显然，下山站在了第2军的立场上。

就看作战部长桥本群的意见了。

事实证明，桥本虽然持重，但也确实不是一个勇于决断的人。他开始骑墙。大本营确定的徐州主攻部队是第2军，他担心得罪第2军而影响战局，所以最终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支持铃木率道等人的。

武藤章为此极不客气地说：“桥本作战部长还是去年‘中国事变’之夜那个桥本吗？”

桥本群的回答倒也坚定：“一直是那个桥本。”

西尾寿造资历极深，他和畑俊六是陆军大学的同学，毕业时畑俊六是首席，他居第二位。西尾为人刻板，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但此时他沉默不语，因为他认为桥本群带来的会议议题有些莫名其妙。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一个首要目标的问题。他相信在中国第5战区司令部徐州附近会集结大量的中国军队，而且中国人不会轻易放弃那里，这样一来打徐州和围歼中国野战军就是一回事。

西尾关心的是作战时间。他的参谋认为第2军5月10日就可以发起进攻。但第1军的参谋认为，自己所在部队担负迂回任务，至少需要到5月15日才能完成合围。华中派遣军一直强调他们距徐州的路途要比第2军远，所以不管别人几号进军，反正他们4月底就会行动。

会议最后也没明确徐州会战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在吵吵闹闹中众参谋不欢而散。桥本群把派遣班的几个参谋留在济南，自己先行飞回东京，武藤章则飞回南京向畑俊六复命。

就这样，1938年4月8日，矶谷廉介给在台儿庄受重创的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已临时配属第10师团）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

为了鼓舞士气，矶谷廉介于10日深夜由兖州抵达枣庄。

在台儿庄退却后，两个支队受到中国军队的追击，虽然没让中国军队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毕竟有差不多10个中国师在自己的正面。换句话说，矶谷所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对正面的这些中国师进行反击。

这一打，第10师团伤亡又不小。

西尾寿造被迫把第16师团的一个大队和第114师团的4个大队临时编入第10师团。

矶谷又把在后方警备的师团长濑支队（支队长长濑武平）抽到一线，警备任务转交给第114师团。

就这样，形成了长濑支队、濑谷支队、坂本支队三个攻击箭头。

4月18日凌晨，开始向正面以关麟征第52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发起反击。

台儿庄一战确实把濑谷支队打残了，从新的进攻中能看出端倪。

进攻开始后，三个支队齐头并进，但打着打着，在右翼的濑谷支队就被甩在了后面，没办法，矶谷廉介只好叫濑谷启带着部队跟在长濑支队后面转进。打到獐山，濑谷支队遭到不久前赶到战场的周嵒第75军第6师的猛烈攻击。第6师曾血战淞沪，部队里有不少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打了两天两夜，濑谷支队才前进了3公里不到，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左翼的坂本支队情况同样糟糕。

矶谷廉介一筹莫展。

几天后，矶谷跟随长濑支队进入峄县兰陵镇，开始在一线进行指挥。

矶谷一面着急于怎么向徐州推进，一边还得分神应对不时出现在后方的袭扰，一时间焦头烂额。

矶谷廉介深通政略，在对华问题上头脑清醒，但在战场上并非一个随机应变的指挥官。在台儿庄败退前，他的部队只在滕县打了一个硬仗。其他时间前路畅通，只是得益于韩复榘的弃逃。跟板垣一样，会战结束后他也高升，接替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参谋长，所依赖的并非战功，而是仰仗跟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关系。

由于第10师团进展缓慢，第2军司令部不得不把作为军总预备队的第16师团的草场辰巳旅团编成支队配属给矶谷，并派作战参谋冈本清福到第10师团参与指挥，后者一到军中就制定了横渡微山湖，从西面近逼徐州的计划。

至于草场支队，在南京虽然屠戮甚重，但在徐州战场上却成了一条虫。本来矶谷琢磨着他们是有生力量，得露两手吧，但没想到一周后，就被中国军队拦截于峄县白山西，不但没能往前进攻，而且被打得由攻转守。加上这时候第16师团也在济宁开始了行动，所以第2军司令部又把草场支队踢给了中岛今朝吾。

相比之下，临沂的板垣征四郎的情况稍微好一些。

板垣以国崎支队为前锋，攻克临沂后进展顺畅。不过，到4月29日，打到一个叫北劳沟的地方时，再次受到张自忠部队的拦截。作战经验愈加丰富的张自忠，上来就切断了国崎支队的后方补给线。日军粮秣弹药供给不足，火力顿时弱下来，在张部的猛攻下损失惨重，伤亡率超过70%，一个联队的兵力还不足一个大队。从日军的伤亡数字上看，这是一次被忽略的大捷。

在徐州战场，张自忠表现得确实可圈可点。后来白崇禧说过这样一席话：“孙连仲能守，汤恩伯善打运动战，张自忠则是能攻能守。”

至于板垣征四郎，当师团司令部过了临沂，推进到郯城时，遭到于学忠的拦截，在这里血战了整整9天。于学忠手下的旅长死伤3人，团长死伤7人，以下部队长和士兵的伤亡数字自可估算。

板垣此时手上兵力不多，坂本支队在受矶谷廉介节制，国崎支队被困北劳沟，后者已经连发了4封求救电报。第2军只能把在兰陵镇做预备队的第16师团片桐护郎联队派给板垣调遣，驰援北劳沟。国崎支队有援军了，但郯城的板垣自己还是缺人手，第2军的预备队已经没了，他唯一的办法是找矶谷廉介要人。后者还算够意思，把刚刚接收的一千多名补充兵划给了板垣。

两人完全称得上是鲁南战场上的难兄难弟。

此时中国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赴徐州战场。

蒋介石已亲自下令，把台儿庄内池峰城的部队拉下来休整。向孙连仲辞行时，池峰城摊了摊手，意思是：这可不是我要下来的。

孙连仲拍了拍池峰城的肩膀，说：“老池，以后有硬仗我还想着你。”

池峰城脑袋一大。

接替池峰城阵地的，是来自云南的卢汉（行伍出身，云南昭通人）第60军第184师张冲（行伍出身，云南泸西人）部。

滇军早在1937年秋就出滇北上了。当年11月底，在湖南常德待命的卢汉部队走浙赣线进入浙江，军委会有意将其调到南京参加保卫战，但南京战打了几天就结束了，卢汉随后接令转赴湖北。

矶谷廉介二打台儿庄时，孙连仲防线虽然还在硬撑，但李宗仁知道已是强弩之末，必须向蒋介石要兵，蒋找来陈诚，叫他联系在湖北钟祥的卢汉。很多人说，蒋介石喜欢越权指挥，实际上，对于非中央军系统的部队，蒋介石通常不直接下命令。

卢汉去武汉觐见蒋介石。

张冲则带着部队开向徐州，4月21日在车辐山车站下车。津浦线台枣支线上的这个车站（台儿庄外10公里）和徐州的利国驿车站，已经成为这个春天中国最繁忙的两个车站了，几乎每天都有军列停靠，士兵从这里下车转赴徐州四面战场。

第60军有3个师：第182师、183师、184师，40000多人，装备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士兵们都有钢盔，甚至还有专门的防毒队，属于徐州战场上的生力军。

当天上午，卢汉已提前到了徐州，拜见了李宗仁和白崇禧。

滇军与桂军，在军阀混战时代，是互相结了仇的，李、白二人就吃过滇军的亏。眼下的情境自然不一样了，李宗仁告诉卢汉，日军这次卷土重来，台儿庄东北前进阵地情况不好。

李宗仁命卢汉归属孙连仲节制，去接防汤恩伯和于学忠的部分防线。卢汉先去拜见孙连仲。此时孙仍在台儿庄外的司令部，问及敌情，孙对卢汉说：“敌军攻势虽猛，但我军打得很好，局势已趋稳定。”

卢汉又去车辐山车站附近的于学忠司令部，后者告诉卢汉：“台儿庄东北线战斗吃紧，你应快速集结，准备战斗。”

实际上此时台儿庄东北一线已出现了溃退。

按李宗仁的命令，卢汉拿出张冲的师接替池峰城在台儿庄的防务，另外两个师去接替台儿庄东北面汤恩伯和于学忠各一部分防线。后一个命令是有问题的，要么先把汤恩伯的部队换下来，要么先把于学忠的部队换下来，而在汤、于两部之间分别接防两边各一部分防线，是极易被日军抓住战机的。

事实比想象得还要糟。

就在卢汉的第182师和第183师往台儿庄东北线集结时，突然遭到日军的攻袭，打了卢汉一个措手不及。按照上面那几个人的说法，此时前面还有汤恩伯和于学忠的部队在顶着。实际上，汤恩伯的部队已经开始撤了，于学忠的部队也在转移阵地，就这样，日军的坦克一下子冲到滇军面前。

滇军就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跟日军接了火，一天之内，第183师就伤亡了3000多人。

对这支滇军来说，徐州会战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随后的禹王山大战。这座海拔不到130米的小山，是云南子弟记忆中永远的一片血色。

禹王山位于徐州北部、台儿庄东南向的运河北岸，虽然山峰不高，但在鲁南平原上已经是巍峨了。巍峨到成为两军必争的制高点。

扼住禹王山，就可以给转进的中国军队以从容的时间；否则的话，日军可弃台儿庄而直下徐州，如果愿意的话，炮上山峰，还可以直接打到台儿庄内。

守备台儿庄的张冲最先注意到禹王山，他打电话给卢汉，认为必须控制住这座山峰。卢汉随即派第182师一部上山，但还没站稳，就在日军的强袭下被赶下来。危急时，张冲说：“叫我带人把它重新夺回。”

卢汉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如何做得到，你守着作为焦点的台儿庄，擅撤当是死罪。”

张冲说：“如果禹王山丢，台儿庄的守卫就毫无意义了。”

张冲又跟了一句，说：“现在禹王山的价值已大于台儿庄。”

其实，此前卢汉已向李宗仁、孙连仲请求从台儿庄抽兵再攻禹王山了，但两个人没同意，也没反对，只是强调守台儿庄是委员长的命令，那意思是，你看着办吧。

张冲还在坚持。

卢汉一咬牙，终于点了头，对张冲说：“你带人去吧！有什么事我担着。”

张冲随即留一个团守台儿庄，其他3个团尽皆出动，在他的带领下逆袭禹王山。

从最初坚守到最后从容撤退，滇军在禹王山与日军血战19天，战死3500多人，山下的十几亩麦田里埋满牺牲的士兵。

大战中，中日两军在山峰的左右两道棱形线上对峙，中国士兵在棱线上构建单人掩体，点点相连而形成鱼鳞形坑道，战士们环山把壕沟挖向日军。日军也在挖。最后两边的人都可以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

接下来便是近身肉搏。

在山下村子火石埠的激战中，由于电话线已断，轻机枪手杨正发奉命给团长送战报，此时他已受伤，子弹从肋前穿入，弹头半露在后背上。团长用简易的卫生工具帮他取子弹，问轻机枪手疼不疼，后者说：“不疼！死也划算了，火石埠的机枪掩体都被我用遍了，变换了几十个阵地，鬼子倒在我机枪下的多了！”

在卢汉的回忆中，特别提到杨正发。

在机枪阵地上，当时只剩下杨正发一个人了。虽然已经负伤，但就是不肯下火线，一挺轻机枪，反复转换掩体，阻击日军一个多小时。

此战是滇军抗战的一个传奇，用于学忠部下曹宗纯（副团长）的话说：台儿庄战后期，来自云南的第60军阻击最顽强，作战最勇猛，是任何友军所不能比的。

一名叫吕建国的排长，带着十几名战士在阵地上死战不退，最终连掩体带人被日军的重型坦克碾成肉饼，融入了徐州的大地。

鲁南一战，第60军战死5000多人，受伤15000多人。这是该军的一半。

鲁南大地上是浴血的彩云，战死的亡灵也就真的化作了云彩，向南飞回红土高原上的故乡。

在第60军中，有个战地服务团，团员大多是在校中学生，她们跟随第60军离开七彩云南。路过平汉线湖北花园车站时，卢汉下令叫服务团停止前进，留在这里的后方医院工作。大多数人留下了，但不成想，以宋云飞为首的15名女中学生混进了开往徐州的军列。

上车后才被发现，报到卢汉那里，没办法，只好把她们带到前线，专门派了一名参谋照料。

到了禹王山前线，参谋说：“你们过来不是捣乱吗？还得看着你们！”

宋云飞说：“我们也能帮你们做事呀！”

参谋说：“能做什么？不扯我们后腿就万幸了！”

宋云飞说：“我们可以帮战士们写家书……”

参谋一时无语。

后来，美丽勇敢的少女们跟汤恩伯的战地服务团团员相遇，大家一见如故。汤军团的团员贡献之问她们怎么“混”到前线的，宋云飞一五一十地讲述，讲着讲着少女们开怀大笑。

此时的徐州战场，除了卢汉第60军外，李仙洲（黄埔军校1期，山东河西人）第92军到了，刘汝明第68军到了，冯治安第77军到了，李延年（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2军也到了……非常能打的董钊（黄埔军校1期，陕西长安人）第28师也过来了。董师曾在秦晋交界的风陵渡大战，拒日军于黄河渡口。在徐州战场，该部在郯城反攻战中光步枪就缴获了800支，同样是个被人忽视的胜利。

这些军队是怎么过来的？是蒋介石主动派来的，还是李宗仁要的？

按李宗仁的回忆，白崇禧给他打电话，说蒋介石还在继续向徐州派军队，然后两个人有这样的对话：

李宗仁：“委员长调来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崇禧：“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李宗仁：“现在已经太迟了！”

按李宗仁的说法，在4月20日左右，他就判断出日军合围徐州的新战略，认为不可重演上海战的覆辙，所以在5月初就安排大军撤退了。

情况是否如此？

话说台儿庄战后，作战厅长刘斐回武汉向蒋介石复命。

对于这次大捷，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毕竟振奋了民心士气，但同时他也保持着警惕。在4月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此乃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月来全国之期望，消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我同胞应力戒骄矜，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忍劳耐苦，奋斗到底。

此时刘斐最担心的是派到徐州的各路部队怎么使用的问题。

中国在增兵，日军当然也在增兵，拿到的情报显示：集结在徐州南北的日军已接近20万人。而中国，放在徐州的部队已超过50万人。这已经是当时中国有战斗能力的野战部队的一半了。

刘斐认为台儿庄战后，日军必然会反攻，而中国军队是在内线作战，要想保持主动，正如前面说的，必须在一线的后面掌握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一些不重要的阵地应该主动放弃，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在运动中制敌的态势。所以在他看来，增援徐州的部队万不可全投在第一线。具体地说，是要在鲁南留出强大的机动兵团，在徐州西面放置足够的预备队，警备由皖北而来的日军和从鲁西迂回的日军，并时刻能对津浦线上的日军进行侧击。

刘斐回武汉不久，就给李宗仁打了个电话，提出在运河以北只留少数部队，主力完全抽回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

但李宗仁轻视了这个建议或者说命令。

李宗仁也不是反对刘斐，而是因为几个月来一直处于风暴中心，不能完全跳出来回望战局，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

刘斐代表军令部，李宗仁代表战区。

蒋介石怎么想？

他当然想再在徐州战场上取得一次大胜，所以对李宗仁的思路没明确地表示反对。

但刘斐的话又有道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又不是个冲动的人，他必须考虑刘斐的意见。最后蒋介石表示，虽然应从一线抽些部队下来留作机动，但现阶段还无需把部队都调到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至于刘斐别的建议，他表示全部接受。

这就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

4月21日，军令部把这个方案下达到第5战区。

命令发下去后，刘斐担心得不到贯彻，天天跟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联系，得到的消息是：预备队和机动部队不仅没抽下来，驰援徐州的一个个新部队，也都被顶到了一线。按徐的说法，李宗仁想通过包抄获得日军的侧背加以攻击，而这也是日军的想法，如此一来，中日军队的侧翼开始不断延长……

刘斐问到最近过去的一支部队的位置，徐祖贻告诉他也已经被顶到一线，正与敌苦战。刘斐又问：“汤军团呢？”

徐祖贻说：“在邳县以北陷入阵地战。”

刘斐轻易不发火，这一次勃然大怒，说：“李长官糊涂！燕谋（徐祖贻字），你应晓得当前战局的厉害，50万大军都顶到一线，西起微山湖，东到郯城，阵地正面达300多里地，漫无边际地占领阵地，跟日军在阵地延长上竞赛，意义何在？日军一旦迂回包围徐州战场，我们几十万大军如何转移？！”

就在这时，汤恩伯也跟着添乱。什么事呢？蒋介石转告刘斐，说汤恩伯直接给他打电话，想亲自带着6个师攻击向郯城南下的日军。蒋觉得汤恩伯精神可嘉，但计划太过冒险，所以没答应他。

到了5月上旬，津浦线南侧的日军荻洲立兵第13师团由蒙城攻占宿县后，没沿津浦线前进直下徐州，而是放弃了津浦线正面，向西往永城、萧县迂回。

这是个不妙的信号。

与此同时，第10师团横渡微山湖后，犹如百足之虫向鲁西南迂回；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则由菏泽南下，向豫东疾进。日军正在形成一个带有双保险的虎口……

5月10日，苏北的日军与郯城南下日军会师新安镇（距徐州100公里），也就是说徐州东面中国军队的侧背已经被捕捉到了。

蒋介石也发现事情不妙了。

面对骤然变化的战局，蒋介石亲自出席军令部的会议，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在5月11日拿出一个应对方案：

立即改变现在徐州战场上与日军的对峙线，把该撤的部队从一线撤下来。同时，孙连仲的部队对鲁南日军采取守势，汤恩伯的部队击破由淮河而来的日军。第1战区迅速组织豫东兵团，急调大将薛岳（时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打游击）到河南，在接应徐州战场的同时，拦截由鲁西向豫东进犯的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

蒋介石首肯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各路大军之间互相掩护转移的计划。但如果在地图上把兵力位置都标明的话，又会发现这是个反包围计划。

1938年5月12日，蒋介石给刘斐打了个电话，叫他立即赶到机场，跟他一起飞郑州。刘斐到达机场时，林蔚已经在等他了。

自3月接替钱大钧出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以来，林蔚忙得有点四脚朝天，于是理解了钱大钧的诉苦。

侍从室是1936年1月成立的，下边设有两个处，直接对蒋介石负责。第二处的职务由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负责党政；第一处的职责是军事，主任通常也兼任侍卫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林蔚是浙江黄岩人，后来又在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人没那么多旁逸斜出，属于老黄牛类型的，这一点为蒋介石所喜欢。

在飞机上，蒋介石承认：徐州大军处于危险中。

他对第5战区是否能很好地执行昨天军令部的命令感到担忧。

三个人在飞机上聊了一路，刘斐谈到一点：苏北和淮北之敌加在一起不到万人，尤其是淮北的第13师团用在一线的只有5000多人，李品仙和廖磊的部队打得不好。汤恩伯军团此时能否拦截住这支日军？

蒋介石也在沉思。

对他来说，到郑州有两个目的：一是督促落实5月11日的计划；二是现地查看黄河堤岸的情况。关于后一点的目的，接下来会写到。

5月12日黄昏，蒋介石一行飞抵郑州机场。

在机场，蒋介石对刘斐、林蔚说：“徐州的部队必须马上撤下来。”

蒋介石说自己想到徐州亲自向李宗仁下命令。

刘斐和林蔚自然反对。

蒋介石的意思是，只有自己亲往，才能用最快的时间叫李宗仁执行命令。

刘斐说：“如果一定飞徐州的话，我去就可以了。委员长放心，我定把命令下达到李司令长官那里。”

林蔚说：“我一同去。”

刘斐早年在李宗仁、白崇禧手下，开战之初，还亲飞广西接白崇禧到南京，所以刘斐二赴徐州下命令，蒋介石还是比较放心的。

蒋介石说：“你们去也好，要跟德邻（李宗仁字）说，敌人已经开始大包围了，不赶快撤出来，几十万人都会丢掉，你们还要跟各级将领讲清楚，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我叫他们给你俩准备一辆专列，你们马上就去，一路上也要当心，我叫人通知沿途各站的将领，要他们到火车上向你二人报告敌情。”

军列呼啸而出。

车过归德，已经是5月13日凌晨两点。

俞济时第74军已被调到豫东，归属薛岳指挥。俞赶到归德，在火车站等候刘、林。

刘、林并不下车，俞济时上车报告归德周边的敌情。

此时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一带局面极端复杂，中日军队开始“混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没有纯粹的“后方”之说了。

俞济时说：“日军离铁路线很近了，不出意外的话，天亮前会切断陇海铁路。那样的话，你们这趟车就是这条铁路上的最后一趟车了。”

不知为什么，这话叫刘斐有些感慨。

战局瞬息万变，一个小时一个样，是如此残酷。

刘斐和林蔚冲入战云密布的徐州，见到李宗仁、白崇禧，说明他们前来的原因，问5月11日的命令接到没有。

李宗仁看着刘斐这位桂系出身的湖南人，有些不耐烦，说：“命令接到了，传下去了。”

刘斐提到4月21日军令部下达的关于抽调机动兵力的问题。

刘斐说：“如果当时早动手，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台儿庄战后，不该把二线的兵力都顶到一线，这样主动制敌的自由就不在手里了。”

李宗仁十分不悦，说：“一线的情况绝不是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就能晓得的，什么叫把二线的部队都顶到一线了？不顶能行吗？不顶我一线的阵地就都保不住了，这个责任谁负？你刘斐吗？委员长不叫轻弃阵地！部队好不容易都拉上去了，能一下子都撤下来？我没有这个本事！”

白崇禧见二人话语不对，急忙打圆场：“军令部的命令战区当然会执行，昨天的命令已经下达到各部队。但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容易顾此失彼，调动一支部队，相邻另一支部队往往会产生动摇。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形成溃退的口子，到时候想掌握部队就不容易了。”

作为二人的老部下，刘斐属于小字辈，语气平和下来，说：“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敌人要进行迂回大包抄，四面的部队已经超过20万了。”

林蔚这个时候说：我们野战部队的一半都在徐州，一旦被围歼，在新部队还没训练完的情况下，湖北、湖南两地就难保了，那样的话四川大后方就会洞开。

刘斐说：“所以必须保证徐州战场上部队的转移。只向一线的部队长下命令还不行，应该把他们召集过来，说明利害关系，立即召开部署撤退的专题会。”

徐州合围的厉害李、白又何尝不知？只是战场上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又确如他们所说。就在这时候，副官汇报说，日军便衣队出现在徐州以西黄口车站。那是陇海线上的要冲。随后砀山县大铁桥被日军炸毁的情报送了进来。陇海线至此被切断。

李宗仁也意识到敌情的严重性，但他到底是经过风浪的人，此时显得非常沉着，叫白崇禧下令召集军以上指挥官会议后，对刘斐和林蔚说：“你们二人不必惊慌，对于撤退我自有安排，南京的场面断不会在徐州出现，我李某人不是唐生智。”

接到开会的命令时，汤恩伯正和张自忠在一起，临沂之战打完，后者就被提升为第27军团长了。两个人此刻盘腿坐在邳县西南运河东岸的沙滩上，盯着地图研究作战方案。

警卫班在四周持枪放哨。

从这里可以眺望徐州。此时徐州上空又一轮日机来袭，爆炸声接连不断。对于这样的场面，两个人都习以为常了。

汤恩伯虽然难相处，但大战期间跟张自忠合作得很好。二打临沂时，张自忠得到汤恩伯骑兵团的援助；后来汤恩伯部在郯城遭日军袭击，张自忠前去驰援。再后来，徐州撤退，张自忠搭救了汤恩伯军团落在后面的两个炮兵营，一直派人把这两个营护送到许昌。

远远地，汤恩伯看到他的军长关麟征和警卫员骑马而来。

关麟征的第52军损耗极大，李宗仁已经批准他们脱离战场先行到后方补充休整了。关麟征向汤恩伯和张自忠告辞。

张自忠开了句玩笑，说：“52军战绩非凡，关军长是越打越精神了。”

关麟征说：“其实我最想跟两位兄长坐在这野地里喝上半斤酒啊！”

汤恩伯说：“酒不缺你的，徐州打完了，约上荩忱兄，我们一醉方休。”

张自忠说：“好啊！很久没喝醉了，这酒我可是等着了，今年没机会，那就明年，明年没有那就后年，总之一定要喝的。”

汤恩伯说：“这样一说，那当是打败日本人后再喝了。”

张自忠说：“我等着这顿酒。”

关麟征跟汤恩伯做了简单的汇报后，辞行飞马远去。

日本那边，4月底，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回东京升任陆军教育总监，时任军事参议官的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出任新司令官。5月5日到济南，这位亲王随即把自己的战斗司令部推进到兖州。

此时坂本支队回归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立即把该支队的一个轻型装甲车中队、一个半野战重炮大队和两个步兵中队转给国崎支队。板垣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让东久迩宫感到第2军的兵力上严重不足，在没跟他的上司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向东京大本营求援，后者从关东军第2师团和第7师团里分别抽出一个独立混成旅，加起来整10000人，疾驰徐州战场。

按任务划分，相对于北面的第2军，南线的日军是辅助部队。打到5月13日，在安徽蒙城，后来因此战获得宝鼎勋章的凌云上团长（黄埔军校南宁分校2期，广西桂平人）正搬开阵亡战士的身体，亲自扣动重机枪的扳机，向扑上来的日军扫射。他是桂军廖磊的部下，第173师第1033团团长。

这些日子，廖磊的部队一直在阻击北上的第13师团。

在蒙城布防前，皖北一带大雨连天，黑云密布，正是血战前的光景。凌云上带部队冒大雨刚到蒙城，日军就攻来了。战斗打了三昼夜，最后打到团以下部队长阵亡殆尽。蒙城最后的突围，完全是从日军正面杀出去的，最后全团只剩下了17人。

在日军北、南、西三面合击的5月15日，第5战区军以上部队长会议也在台儿庄外的运河南站紧急进行。

参加者除李宗仁、白崇禧、徐祖贻、刘斐、林蔚外，还有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第22集团军代司令孙震、第20军团长汤恩伯、第27军团长张自忠、第3军团长庞炳勋、第60军军长卢汉、第2军军长李延年、第92军军长李仙洲、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75军军长周嵒、第68军军长刘汝明等人。

按计划，大军主力向豫皖边界转移，一部向苏北转移。当时，日军光注意陇海线以西了，对苏北没怎么留神，苏北方向成了中国军队转移的一个安全出口。

李宗仁把任务都分下去，最后对大家说：“徐州的撤退，我们必须交叉掩护，你掩护我，我掩护他，这样才可以突破日军封锁。如果在座的部队长有谁胆敢只顾自己的部队脱身而不依照命令掩护友军，即使日后突出重围，我也定会找他算账。现在军令部的长官都在，我李某人说话是算数的。”

卢汉和正在萧县（位于皖北，是徐州的西大门）的刘汝明的部队，被定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主力。

在这里需要提一个人，他就是李延年第2军战车防御炮连连长安占海。

散会后，李延年回到驻地，叫来安占海，叫他带着队伍和战炮赶到徐州司令部，安问什么任务，李说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安占海到徐州时已是这一天凌晨两点。

由于日军的炮弹已数次打入徐州城，李宗仁把司令部转移到城西南5公里外一处别墅花园的地下室。但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随即又打到别墅，李宗仁身边的一个传令兵被炸死。

战区司令部的一名参谋领着安占海来到地下室，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将军接见了他。

那人第一句话是：“是行伍，还是学生出身？”

安占海说：“学生。”

那人马上叫参谋打开地图，叫安占海先看5分钟。

地图上的形势叫安占海倒吸一口冷气：除了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永城、萧县之间还有一个缺口外，其他地段基本上都已画满太阳旗，徐州正在被合围。

那名将军说：“天亮前你和部队在城西门等候，我派汽车送你们去萧县，上午10点必须抵达该县南门，68军的人在那里接你们。”

安占海随后离开指挥室，问身边的参谋，刚才那个人是谁。对方回答：“白崇禧。”

就这样，安占海带着部队和战炮在当日上午10点前乘车赶到萧县，在那里见到第68军军长刘汝明。

刘汝明叫安占海前进至永城，在北城外占领阵地。这一天午后，7辆日军战车开出永城北门，但很快就被安占海的部队打掉了。

白崇禧用心良苦。

作为最后撤出徐州战场的部队，刘汝明第68军后来出色地完成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跟把一个战车防御炮连放在萧县和永城之间阻击日军有很大的关系。

就在中国将领开会的当天深夜，矶谷廉介第10师团横渡了微山湖，在后方警备的第114师团也被轰到一线。同样在这一天，第5师团增援国崎支队的部队赶到北劳沟，但中国军队已经悄悄撤走了。

5月16日黎明，第10师团主力在微山湖对岸登陆，开始进攻古城沛县，主力遂绕行南下，在5月19日迫近徐州。但矶谷没想到的是，荻洲第13师团比他们更快。

只说5月17日上午，云南战地服务团队长宋云飞跨上军部接她们撤退的军车前，找到还留在前线的汤恩伯部战地服务团的团员贡献之等人。

宋云飞说：“日军已在西边偷渡黄河，陇海线也被截断了，徐州马上被合围啦！”

贡献之说：“那又怎么样？没什么好怕的，李长官的司令部不是还在徐州么？汤军团长也还没走呢，你们女孩子就是沉不住气。”

此时贡献之正和其他团员向当地民众下发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特派专员送来的战地赈灾款。

宋云飞说：“不是啦！我是提醒你们要注意安全！我们60军已经接到西撤的命令，你们最好还是马上赶回徐州，跟着战区司令部一起撤！很多战地记者和慰问人士都到那里集合了！”

宋云飞走前说：“希望以后还能在其他战场看到你们！”

贡献之向她敬了一个军礼，说：“我们这就回徐州，谢谢你！”

宋云飞点了点头，还了一个军礼。

没有更多的话，也没有更浪漫的情节，这只是战场上的一天，一天中的片段。但放在历史的深处，却又是如此闪光。

按李宗仁的安排，由于卢汉的部队到得晚，所以令其断后，接张自忠的防线，挡住日军的正面，以一部守徐州，掩护其他部队转移。

当正式接到命令后，按孙连仲的描述，卢汉在电话里大哭。

卢汉想的大约是：自己的部队已经打了将近一个月，在禹王山就血战了19天，4万多人已经伤亡过半，如果最后走的话，万一被日军围了，60军的家底就都完了。

但军令如山，卢汉没法直接抗令，只好带人开往徐州。

5月18日的徐州孤独而冷寂。长官司令部已空空荡荡，地上是烧毁的军事文件，李宗仁已经带着司令部一行人撤退了，留守人员把中央银行搬不走的22万元小额钞票给了卢汉，说是部队3个月的伙食费，一旦徐州不守，就在周围打游击。

卢汉问：“谁的命令？李长官的，还是孙总司令的？”

对方说：“李长官的。”

卢汉问：“现在孙总司令在哪儿？”

对方说：“在徐州郊外的一个村子。”

在徐州，卢汉看到警备铁路的士兵正在火车站点火，焚烧没来得及运走的物资。这时候，听参谋说，徐州附近的交通要道上已经看不到大部队转移了。同时，告诉卢汉，火车站还停靠着几辆军列，其中一列上都是伤兵，都是不能行走的重伤员，现在火车正准备开出。

卢汉说：“还走得了吗？”

参谋说：“只能听天由命了。据说往南去的津浦线铁路桥已被炸毁，不知道是敌人炸的还是我军炸的，西行陇海线上的黄口火车站也被日军占领了。”

卢汉问：“伤兵有多少人？”

参谋说：“铁路警察告诉我将近3000人。”

卢汉长叹一声。

当天深夜，在徐州外的一个村子，卢汉看到孙连仲。连续的作战已经叫老孙的神情有些恍惚了。

卢汉说：“孙总司令，你们叫我守徐州，目的是什么？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是守到不能守时再突围去打游击？现在鲁南的部队基本上都已撤离完毕，交通要道上已经看不到大部队的身影。如果是固守徐州，有没有其他部队协助，叫我守多长时间？”

孙连仲说：“这是李长官的意思。”

卢汉说：“我的部队来的时候4万多人，已经伤亡了一半，我的部队必须休整了。”

说到二十多天死伤两万多云南子弟，卢汉一下子又哭了。

在徐州战场，虽然卢汉奉命受孙连仲节制，但卢汉的资格并不比孙浅，所以孙连仲也不能把卢汉怎么样，加上卢汉声泪俱下，而且局势紧急，孙连仲也没了争论下去的欲望，说：“既然如此，我另派部队，你们就先撤吧！”

说这话的时候，徐州西南方向已经听到枪声。那是北上而来的日军第13师团的前锋。

孙连仲闭着眼睛想，这时候能用的，只有刘汝明第68军了。按最初的命令，只是叫刘汝明的部队做掩护，并没要其守徐州。但事已至此，孙连仲下令，叫刘汝明的部队迅速开到徐州，作为总殿后部队。

刘汝明已经不是几个月前被东条英机在张家口打得一败涂地的刘汝明了。他的抗战意志已经非常坚定。

中日开战之初，刘一度犹疑过，当时主政察哈尔，汤恩伯的部队要经过他的防区到南口迎击日军时，他没有太积极地配合，最后汤恩伯辗转在怀涞扎营。当《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火线上采访汤时，面对刘的所为，老汤“眼泪往往盈眶欲坠，默对客人出神”。老汤当时是非常克制的，否则按照他的脾气，早就先把刘汝明的部队灭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一家出版公司找人攒了本《抗日战争演义》，卖得非常不错，在当时很是畅销，其中有这样一章：“汤恩伯血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看到后很不高兴，出版公司倒是灵光，立即改了一字，成为“汤恩伯血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

无论如何，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炼，刘汝明愈战愈坚。在晚年时，他居于台湾，写下《七七忆战友》。他的很多老战友，虽抗日之路曲折，但终细流成海，而且其中不少人最后战死沙场。在文章中，他说了这样一句叫人泪眼迷蒙的话：“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灵前去祭吊的。”

在徐州会战中，原本归属第2战区的刘部第68军赶赴徐州，出色完成掩护大军转移的任务。在日军占领徐州前一刻，刘汝明带领部队一个漂亮的反身，从日军包围圈里跳了出来，这成为他抗战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次行动。

接着说战地服务团的贡献之等人。他们赶到徐州后，一打听，汤恩伯军团已经撤离了。于是，一行人向前追赶，在5月19日黄昏，到达符离集车站前，赶上了正拖着7门重炮前行的汤军团。汤恩伯告诉他们，由于通信中断，没能联系上他们。

撤退中，汤军团避开跟津浦线平行的公路，直接穿插于涡河、淝河、浍河之间，一路上有惊无险，用贡献之的话说，穿越公路时，可以用手摸到被日军坦克履带碾压过的深深的痕迹。

5月20日夜，汤军团冲过日军封锁线，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在滕县血战的川军，在撤退中就没那么顺利了。

血战完滕县后，孙震第22集团军又打了一些战斗，最后只剩下不到5000人，于是编成5个团。5月初，有2000多名从四川赶到的新兵被补充到军中，虽然部队弹药非常充足（几个团都补充完弹药后，还剩下20万发子弹带不走，于是就近交给地方抗日武装，但还是剩下10万多发，只好就地埋藏起来），可一时间缺少枪支，2000多名新兵中大多数还没来得及配上枪，就接到大撤退的命令。

孙震把他们分成4个营，分别由人带领突围。一路上遇见得最多的，是日军第13师团北上的骑兵，有的新兵营幸运地躲了过去，有的在老兵的带领下，与日军边战边退，最后也脱险了。而下面这一路，却一点点被日军骑兵圈进了梦魇。

这路新兵由第731团第3营营长罗浚带领。

5月17日，他们一行400多人向亳县转移，走到中途时，见一支日军骑兵卷着沙尘从对面奔来。

罗浚有点慌。

他手里这400多新兵没任何作战经验，手里也没枪。有几个新兵因第一次见到日本人而感到好奇，不知其中利害，说：“营长，打吧！”

怎么打？有枪的，是带队的连长、排长、班长，加上罗浚和副营长唐少斌，一共不到60人。

罗浚叫唐少斌领着新兵往不远处的黄河故道隐蔽，然后他带着五十来人卧倒迎敌。

按罗浚的想法，眼前的日骑只有几十人，他带各级部队长阻击一下，等新兵们转移到黄河故道后，自己再带人想办法脱身。

日军骑兵速度迅疾，不易捕捉目标。但好在罗浚这边有两挺轻机枪。不过，日军骑兵也配有轻机枪，这是日俄战争时“日军骑兵之父”秋山好古建立的传统。当然，日骑不会在马上攻击，而是弃马来战。罗浚也只能边打边退。当退到一片广阔的麦田时，手下各级部队长已战死20多人。

这大约是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一次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同时顶在一线，掩护新兵转移的战斗。

事情开始不妙。

罗浚发现日骑越来越多。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次遭遇的不仅仅是第一波冲过来的几十个日骑，后面紧跟而来的是这支骑兵的部队长，日军第13师团骑兵第17大队大队长小野良三中佐。

已经是午后两点多。天空异常晴朗，虽身在田野，但没一丝风。阳光照耀着5月的麦田，一切仿佛画中的景象。而噼里啪啦的枪声，则让画面不时爆裂开来。

打到3点，罗浚这边子弹已经没有了。日骑发现这一点后，立即回身上马，转瞬间压上来三百多人。

罗浚下令把所有的步枪枪把都打断，不留给日军，两挺机枪埋在麦地里。

犹如古时作战，三百多日本骑兵把没能跑到黄河故道的那些赤手空拳的四川新兵包围起来，围着他们奔驰，每转一圈，包围圈就小一点。然后，日骑挥舞着战刀，以“一”字形纵队，冲入人群，刀落下的地方，四川新兵应声倒下。

很快麦田就被旋转成殷红色。

罗浚下令停止抵抗。

日军叫战俘把双手背在身后，到麦田边的空地上坐下，有两名战俘没听日军的，随即被两枪射杀，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声，四川的新兵们一下晓得了战场的血腥和日军的残酷。

带领日骑冲杀的是中队长黑川真吾大尉。他策马巡视。过了一会儿，骑兵大队长小野良三在副官的陪同下从后面飞驰而来。

黑川向小野汇报：俘虏了400名左右的中国战俘。

小野策马来回转了两趟，转身对黑川说了些什么，随后带着日骑主力呼啸而去，现场只留下黑川和28名日骑以及所配备的两挺轻机枪。小野和黑川都参加过南京战。当时，他们所在师团的两角联队以一个中队不到的兵力，在幕府山下俘获了一万多名中国战俘，此事成为当时东京报纸的头条，所以他们相信这个人数已经足够对付400多名中国战俘了。

黑川挥了挥手，叫部下对战俘进行搜身。

十多名日军持枪警戒，另外十多人翻身下马，冲向中国战俘。

在战俘身上洗劫了少许钞票和几块手表外，日军重新上马。黑川用生硬的汉语，嘶哑着嗓子喊：“起——立！”

同时，他做着手势。

喊到第三遍，罗浚才听出是什么意思，于是招呼大家起来。

在日军的押解下，这400多人走上土路，向黄口火车站方向行进。过黄河故道时，黑川下令战俘分三排坐在大堤下。

黑川和手下的两个部队长窃窃私语。

罗浚等人不知道日军在说什么。即使如此，日军动手的企图也已非常明显。罗浚看了看四周的环境，是空旷的地带，没有任何遮蔽物。

罗浚先是举了下手，向警戒的日军示意，然后站起身走过去跟黑川交涉，说：我们已经停止抵抗了，是战俘，你们不能屠杀我们；而且，你们日本军队不是讲求武士道吗？杀害没有武器的战俘不符合这种精神。

至于面前的日军听得懂听不懂，罗浚当然不知道，所以他不停地比划。

黑川看懂了，他并不理睬罗浚。第13师团杀俘的恶习继续着。实际上，小野良三走之前，就已经交代黑川把这批战俘“处理”掉了。

罗浚知道已经无望，于是大喊一声：“兄弟们！鬼子要下手了，拼了！”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的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打响了。

在空旷的河床上，川军无路可逃。在罗浚的带领下，少数士兵冲过大堤，与日军展开肉搏，更多的士兵已被扫射倒于河床上。河床上都是沙土，子弹打得沙地啾啾作响，一时间沙土升腾。

此时暮色将至，在肉搏下，罗浚带人弄死了几名日军，但他的两个手指也被刀砍断，最终硬是带着十几个新兵冲了出来，其余战友尽皆被射杀。罗浚这十来个人，最后分成多个小组，一路分散潜行，4天后才转移到安全地带，5月底抵达河南潢川，随后到襄阳回归部队。

中国军队的撤退还在进行中。

孙连仲带着集团军司令部，没走主力转移的豫皖边界，而是去了苏北韩德勤（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泗阳人）的防地。

刚到淮阴，何应钦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叫他马上在淮阴修建一个300米长、100米宽的简易机场，说这是蒋介石的意思。孙连仲只好照办。很快建完，上报武汉。当天蒋介石就派专机直飞淮阴，把孙连仲和司令部的人接走了。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罕见的，对孙连仲这样一个非中央军出身的将领，蒋介石倒的确是够意思。除了有台儿庄血战的直接因素外，还跟孙连仲耿直的处事方式有关，他没那么多事，完全可以像指挥中央军一样指挥他。后来孙成为战区司令，虽然自己运作过，但终归是受蒋介石信任的。

最后说说李宗仁。

战区司令部的撤退是在徐州陷落前一天深夜也就是5月18日晚11点开始的。

除李宗仁、白崇禧、徐祖贻、刘斐、林蔚外，到徐州慰问的各界人士和记者共计千余人也跟随司令部一起转移，突围方向是萧县以南的阜阳。

这是一支要人荟萃的队伍，万一路遇凶险，对中国这边来说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开始是坐火车，本来想南至宿县后进而西转，但没想到刚开出四五十公里，就听到前方有爆炸声。特务营一打探，得知是中国工兵部队正在爆破前方的铁路桥，因为工兵连长以为徐州司令长官部的火车已经在一天前过去了。

按最初的决策，5月18日全线撤退，但由于接替卢汉军守禹王山的黔军第104师一天内就丢了阵地，所以改由17日一线部队总撤退。为稳定军心，司令部的撤退仍定于18日夜。但这个命令没被担负破坏铁路桥任务的工兵部队接到，于是出现眼前一幕。

桥已经炸毁，火车走不了了，李宗仁只好带人步行向前进。行至宿县外，此时县城已失，在附近看到汤恩伯的部队。李宗仁找到汤，后者精神矍铄，问李宗仁：“需要我带人把宿县夺回来吗？”

李宗仁说：“算了吧，没什么意义。”

老汤笑了笑，说：“那跟我的部队一起转移吧，这样还安全些。”

经过这近一年来与日军的对战，汤恩伯在战场上已是从容得可以谈笑风生了。

李宗仁说：“你的部队应迅速西撤，我带人从宿县东面绕行。”

汤恩伯说：“那样有点危险。”

李宗仁说：“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命令廖磊的部队在宿县南30里处接应了。”

实际上，李宗仁带人转到宿县东南前20分钟，有一队日军骑兵飞驰而过。这支部队正是前面写到的小野良三率领的第13师团骑兵主力。

为避开日军飞机，李宗仁一行昼伏夜行。即使如此，危险仍如波浪般涌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和大家一样，时不时地趴在麦田里躲避敌机。而很多地方的麦田，经过激烈的战斗，被机枪扫射得只有半尺来高的麦秆了。

有一天，日军侦察机在大家隐蔽的村子转了一圈儿，随即飞走。这显然不是好事。李宗仁叫大家分散隐蔽。果不其然，没多久就飞来一群日机，对村落进行了轰炸，白崇禧和刘斐卧倒在地，俯冲日机里飞行员的帽徽都看得一清二楚。神奇而幸运的是，由于早做了隐蔽，一行人竟没伤亡一个。

绕过宿县，又走了整整一天，他们终于在涡河北岸遇见前来接应的廖磊的部队，随后直抵阜阳。

在阜阳，刘斐、林蔚告别大家，经河南周家口转赴武汉向蒋介石交差。李宗仁、白崇禧则在当地设立指挥所，收容退下来的部队。

而徐州，终于在5月19日陷落。

由城中居民大多已疏散，日军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第一个冲进徐州的，不是华北方面军的第10师团，而是华中派遣军的第13师团。

打到5月初，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发现担任主攻的华北方面军第2军动作缓慢，几乎每支部队都被中国军队拖得像蜗牛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武藤章认为：重任再次落到华中派遣军身上。他建议畑俊六，全速攻入徐州。畑俊六虽然持重，但此时也下了决心，因为他上任后还没有打过大仗。为此，他从在后方警备的藤田进第3师团里抽出6个半步兵大队、两个野炮大队、1个山炮大队，外加1个工兵联队，一起放在奔袭徐州的部队中。

藤田进第3师团、吉住良辅第9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各有作战区域，但他们与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区域，武藤章却没画出来。当跑在最前面的第13师团的师团长荻洲立兵问武藤时，后者回答：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不要顾忌华北方面军！直到后来华北方面军大为不满，告状到东京，大本营才训斥了畑俊六，并划定了两军的作战区域。

虽然日军攻占了徐州，但这次会战中日本暴露的问题，意外地多于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在徐州会战尾声从容地跳出包围圈，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日军兵力不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次主动和有计划的撤退。有计划就不用说了，至于主动，意思是没溃败情况下的撤退。

此外，由于徐州战场在两片日军之间，也使得日军要想设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操作上有难度。再有就是日军对攻打“大城市”没有“免疫力”，好像南北日军全部目的就是往徐州而去，看谁先攻进去。冈村宁次曾痛批这种恶习，因为在他看来，为了叫自己的部队第一个攻占某城，一线的部队长往往会破坏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在战争后期的桂柳会战中，冈村作为最高指挥官，最为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中国军队安然转进，也跟前面说的会战之初日军那边就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目的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更别说会战之初他们想捕捉的老汤的军团了。日军终于攻陷了城市徐州，中国的野战部队也如愿以偿地安全转移了。

好像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徐州火车站还有将近3000名没法走的重伤员。

卢汉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那列火车最终没能顺利地开出。杀戮者不是最先占领徐州的第13师团，而是同样恶性难改的南京屠城部队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按东史郎在日记中描述，当他所在的部队来到徐州火车站，看到一节节车厢里重伤的中国士兵，于是“习惯性”地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往里捅刺刀……

在当时，铁路线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转移这批难以行走的重伤员确实成了问题。

这次暴行跟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1943年的湖南厂窑大屠杀，并称日军在华三大暴行，但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当几乎所有战史研究者都在称徐州会战结束中国军队转移得漂亮时，却遗忘了这次屠杀。

李宗仁在撤退前对这批重伤员的安排成了一个谜。虽然撤退艰难，但就真的扔下了他们么？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总有些事情在后来是无解的。

在徐州，在鲁南，能走的都走了，但还需要有人留下，比如峄县代县长李同伟。

这名教员出身的县长，在徐州战期间，作为地方行政人员，积极协助军队：做向导、搞侦查、组织民工构筑战斗工事……带着临时组成的教导队，还不时袭击日军的散兵，并生擒了一名日军，交给了一直想要战俘的汤恩伯。

会战期间，李同伟先后拜见了庞炳勋、张自忠等人，台儿庄战罢，关麟征部下第25师师长张耀明带着李同伟去见汤恩伯。

汤恩伯亲自迎接，说：“我部从南口转战到台儿庄，走过很多地方，部队还没到，村民就逃避一空，既见不到百姓，也见不到地方政府人员，但山东在这方面组织得很好，能协助军队作战，全国都这样，仗就好打了。”

汤恩伯说得不假。

中日开战后，在山东，很多地方政府人员都自觉地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除了滕县城破后跳城楼殉国的周同外，还有聊城县长范筑先。韩复榘跑后，他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将周边武装和民团改建成游击队，后日军猛攻聊城，陷城后不屈自杀身死。相比之下，另一些地方的行政官员做得就不好，宋希濂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的是后面的河南兰封之战。在该役中，军队看不到地方行政官员，县长都跑掉了，导致军队在粮秣补给、伤兵运送等方面十分麻烦。用宋希濂的话说，除了打仗外，每天想的就是这些琐碎事，叫人大伤脑筋。

台儿庄大战后，经媒体报道，很多人都产生了乐观情绪。李同伟也是一样，他问汤恩伯战局走向，后者说：“也许很快就能收复济南了。”

从汤恩伯处回来后，李同伟遇到作为老乡的第92军军长李仙洲。李入黄埔前也做过教员，两个人一见如故。李同伟随李仙洲去前线巡视，谈到收复济南这件事，李仙洲大笑：“谁说的？这是速胜论，不现实。”

转天，李仙洲告诉李同伟，说上级有命令，要他和92军留下来在山东打游击。李同伟非常高兴，说一定配合。隔了几天，李同伟在抱犊崮山区办公处，闻报潍坊到台儿庄的公路上出现大量日军，于是带着人去侦察，在日军宿营处，发现一个木盒上写着“板垣师团长野联队”的字样，于是把敌情迅速通报汤恩伯。

在回来的途中，碰到整装待发的第92军，于是再见李仙洲，报告了敌情。

李仙洲说：“战局迅速变化了，现在敌人的后援部队已到。土肥原师团也已偷渡黄河，迂回向豫东进发，徐州可能要放弃了。我刚刚接到新命令，掩护大军向后方转移，不在山东打游击了，马上就得出发。”

李同伟县长怅然若失。

李仙洲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保重吧！后会有期。”

说完，李仙洲上马而去。李仙洲终于没能留下来。望着远去的身影，李同伟百感交集，用他的话说：几天来人欢马叫热气腾腾的山沟，顿时变得一片沉寂……

当我们谈论花园口时我们在谈什么

徐州陷落后，寺内寿一小有郁闷，因为他的部队没能第一个攻占徐州。尽管如此，当他下了飞机，跟畑俊六在野外的庆功宴上碰杯时，仍陶醉在南北会师所造成的兴奋中。

作为日本军中的“官二代”，寺内寿一的水平不怎样，但他无所谓。拿眼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个职位来说，简直太好当了：总体谋划有他的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一线有那些精通战术的部队长，一切都无需动脑子，他只需要等待，等待时间嗖嗖地过去，然后登上更高的职位。

徐州城下，硝烟和花树间，喝了几杯后，畑俊六问寺内：“14师团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徐州陷落前一周，5月12日凌晨2点，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开始偷渡，以伤亡40人的代价，出现在黄河南岸，随后直插豫东重镇兰封。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叫归属第1军的第14师团渡过黄河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疾进，协助第2军的第16师团占领对包抄中国军队具有很大价值的归德。但第1军的作战参谋友近美晴没理会这个命令，而是下令叫土肥原渡过黄河后攻占兰封，然后对河南省会开封保持攻势。

第14师团在5月24日拿下兰封后，东边的徐州会战已经结束，中国军队撑竿跳一般撤到豫皖边区。土肥原贤二正在兰封愣神时，随即遭到12个师的中国军队的围攻。指挥这12个师的是薛岳。

淞沪撤退中，薛岳跟死亡只差了半米远。

当时薛岳的左翼军司令部设在上海安亭镇。就在薛岳跟第67师师长黄维通电话时，周围枪声大作，薛岳慌忙放下电话出来观看。他身边仅有的特务营已跟前来偷袭的日军交火了。薛岳被司令部的参谋和卫士拥上一辆吉普车，没开出多久日军的子弹就叮当地打在车上，薛岳的司机、副官、参谋、译电员当场阵亡，薛岳则趁着夜色滚到车下，潜伏在旁边的田地里，随后游过多条河流，上岸后已经半昏迷的薛岳，被路过的霍揆彰第54军搭救。

劫波度过，裹伤再战。这是大时代里军人唯一的选择。这次围攻土肥原师团，蒋介石又想起薛岳。

作为粤军大将，薛岳曾追随那些政客反蒋，失败后一度闲居。后来，蒋介石在围攻红军的作战中屡次失败，经陈诚的保举，薛岳被拉了过来。薛岳上阵后，跟先前相比，果然取得了很大成效，蒋介石这才发现薛岳确实是个军事长才。再后来，见了面，蒋就一口一个“伯陵（薛岳字）”地叫着。

两个人，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

对于蒋介石，天生倔强的薛岳既尊重、感恩，又有一种不驯服的劲头；而蒋介石对他，则是信任、放手和无奈。其实很多事是矛盾的。一方面，蒋介石希望他的学生和将领对他言听计从，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有点棱角，用兵果敢、谋略超群，而薛岳显然就是后一类人物的代表。

淞沪会战后，薛岳被任命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整编部队。5月10日接到蒋介石急电，转天即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至武汉，随后跟蒋飞去郑州，见过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后，出任豫东兵团司令，拦截同样孤军冒进的日军第14师团。

此前一直躲在暗室的土肥原贤二，跟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一样，在中日开战后，成为在一线带兵的师团长。第14师团是日本战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下辖的步兵联队来自水户—佐仓（第2联队）、高崎（第15联队）、松本（第50联队）、宇都宫—习志野（第59联队），战力在17个师团里属于中等。此时这个师团除土肥原外，著名角色还有时任第59联队长的坂西一良（东京那位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的哥哥）和时任第28旅团长的酒井隆。

土肥原以前长期做情报工作，当拎着战刀当上野战师团的部队长时，日本军中很多人都在怀疑，甚至有人想看这位前机关长的笑话。私下里和土肥原关系不错的板垣征四郎就曾半开玩笑地说：“土肥原将军确实是谍报天才，但在原野和山地打仗，却是我们这些笨拙的人该干的事。”但土肥原是个福将，带着部队自8月20日从天津塘沽登陆后，从河北到山东，从山东到河南，一路上没遇到阻力。

在土肥原5月12日偷渡黄河的当天，正如前面写到的，蒋介石正在飞机上跟刘斐、林蔚聊天，谈着徐州部队的转移问题。

谈完徐州，蒋介石叫二人进一步分析战局，说：“虽然我一直讲保卫武汉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但死守武汉一城是没有意义的。打武汉会战而不在武汉打，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要在武汉外围层层阻击日军，为政府西迁入川和物资、人力向大后方转移争取时间。”

林蔚说：“日本人下一步打武汉的主攻路线现在还不能确定，顺长江由东向西主攻，可以发挥海军的火力；但从平汉线由北往南推进，速度应该更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扼守郑州。郑州如果丢了，武汉指日可下。”

刘斐说：“一切都需要看徐州会战后的形势。”

蒋介石说：“你们觉得掘开黄河堤岸的建议怎么样？”

全面抗战前的1935年，有一次，蒋介石到武汉行营，行营参谋长晏勋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湖北汉川人）就提过：一旦中日开战，日军必沿平汉线夺取郑州，郑州之失不是一城之失，而关系日军西进南下问题，所以可掘黄河堤岸来阻击日军。

1938年初，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来武汉时，重提晏勋甫的计划，此时晏正好是程潜的参谋长。按他的计划，应在郑州附近选择决口地段，用黄河水阻日军于郑州以东。

徐州会战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和军令部次长熊斌等人也提到类似建议。

面对蒋介石关于黄河决堤的问话，刘斐和林蔚互相看了看，林蔚说：“委员长，我以为决堤的关键在于到底值不值，也就是说，对日军的阻击力量有多大，对全盘抗战的功效有多少。后者是关键。如果事倍功半，就需要再斟酌。但如果事半功倍，则可以实施。”

刘斐则直接从军事角度切入，说：“现在日军已进入豫东，如果黄河决堤，首要目标是寄希望于使其辎重部队尤其是重武器辗转难行。放水豫东南，有希望保住包括洛阳在内的郑州以西大片土地，如果郑州不落入敌手，又有黄泛区阻隔，日军走平汉线攻武汉的概率就会降低。但黄河决口后对日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的损失又有多少，还应再次集合黄河水利专家进行商讨。”

蒋介石说：“局势紧急，留给我们考虑的时间没几天了。”

到了郑州，在派专列把刘斐和林蔚送往徐州后，蒋介石马上叫驻扎在那里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河北保定人）和第39军军长刘和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肥东人）带他去看黄河大堤。

商震出身晋绥军，少时考入军校后，一面学军事，一面学英语，后参加同盟会，并留学日本。商震是少年英才，二十三四岁，就已经是袁世凯政府陆军部的高级顾问了。后来一直追随阎锡山，先后主政山西、河北、河南。他是武将，但又能文，个人文化素质好，英语讲得也不错，这在当时的将领中是不常见的。

有人说，商震会英语，但只会“YES”“NO”，单词一过3个就不会说了。这是多少带点羡慕嫉妒恨的玩笑话，事实是商震说得确实可以，不但自己学，还在部队里开了培训班，叫手下跟着学，场面有点“疯狂英语”的意思。

虽然出身晋绥军，但商震极被蒋介石倚重，这一点类似于在中枢的军令部长徐永昌。看一下商震后来的职务就清楚了：第6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赴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

却说一行人出郑州北门，乘车奔驰十来公里，转眼间到了黄河岸边。这是作为南方人的蒋介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且专注地观看黄河。战火将袭，怒河春醒。此时河面水位不是很高，涨水期要等夏秋时季了。

商震的话几乎和林蔚一样。

黄河水灾在历史上就是困扰两岸居民的大问题。一旦主动扒开堤岸，又会有多少民众遭灾？不管阻击日军的效果如何，这都是需要背负后世骂名的。

蒋介石继续思考时，土肥原贤二已经浩浩荡荡地杀向豫东。

第14师团类似于第5师团，是一支机械化部队，坦克、战车、卡车、炮兵牵引车加在一起，有500多辆，南下时，光正面就摆了五六里地之宽，确实是够吓唬人的。

最初守兰封的是宋希濂的部队。

在南京时，宋希濂的部队守卫下关，伤亡相对不大，撤退时部队大半过江。尽管如此，宋从南京下来后还是被撤了职（南京下来的部队长，被查办的很少，宋被撤职，当与其部队在南京的位置与担负的任务有关），于是回到湖南老家闲居。当然，大敌当前，正是用人的时候，蒋介石不可能弃用黄埔1期的宋希濂，所以在宋闲居一个多月后，就任命他为荣誉师师长了。什么是荣誉师？荣誉师的士兵，都是作战受伤治愈的老兵。宋希濂带着荣誉师在浏阳训练了一段日子，1938年5月接到何应钦的急电，叫宋立即赶到武汉。

在武汉，何应钦对宋希濂说：“你马上就任第71军军长！这个部队的人事你是熟悉的，在指挥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宋希濂一愣，说：“军长不是王敬久吗？”

何应钦说：“委员长把他撤了！”

原来，南京战下来后，第71军军长王敬久拉着队伍到洛阳整训，奉命受当地警备司令节制，两人以前在一个部队，当时王的官职要比那位警备司令大，所以对受其节制这件事想不通，总闹脾气，传到蒋介石那里，老头子很生气，一怒之下把王给撤了。

宋希濂说：“那我现在先回去料理一下，然后到71军那里去。”

何应钦说：“不必了，你不必回湖南去了，我给你派车，你现在马上去郑州。昨天晚上，委员长已经去郑州视察战情了，走前特意嘱咐我，叫你去郑州见他。现在豫东敌情危急，71军的部队已经往那边开了。”

就这样，宋希濂马不停蹄地到郑州向蒋介石报到。

蒋介石一阵嘉勉，告诉宋日军偷渡黄河，现正孤军冒进，薛岳正组织部队对其围歼，叫宋希濂马上去兰封。实际上，直到这时候，中国这边仍不知道过来的这支日军的番号，只是随后商震的骑兵部队袭击了一辆日车，在被打死的少佐身上搜出一份部队编成材料，这才知道土肥原贤二已拎着刀来到战场上了。

走之前，宋希濂问蒋介石：“我归谁节制？”

蒋介石想了想，说：“你归我指挥吧，有什么事直接向我报告。”

又说：“你到了部队里，一定跟士兵和各级部队长说清楚，在此战中我们占据绝对优势！”

从蒋介石叮嘱的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一种现实而又无奈的东西。

宋希濂带着部队到了兰封，很快接到蒋介石电话，说桂永清第27军马上赶到，叫宋等该军到来后，就率第87师去兰封与考城间击日军的侧背。宋问第88师（此时只开过来一个旅）呢，蒋说跟桂永清一道守兰封。

桂永清第27军，所辖主力第46师的前身是血战南京的教导总队。

在第14师团狂攻兰封的时候，为延续教导总队的“香火”，桂永清把第46师撤了下来，把城防任务交给第88师，此时这个师的师长是龙慕韩（黄埔军校1期，安徽怀宁人）。龙慕韩拿着桂永清给他的字条很气不过：“你走了，叫我守着？”虽然他是师长，但此时开到兰封的只有一个旅，觉得无论如何守不住城，所以跟日军稍微接火后，便于5月23日夜撤离了兰封。

兰封轻失叫薛岳大怒，觉得直接破坏了他围攻土肥原师团的计划。在郑州督战的蒋介石也十分震怒，但最后倒霉的不是桂永清，而是龙慕韩。

蒋介石给豫东兵团司令薛岳下令：从5月25日凌晨到26日凌晨，必须在一天内歼灭土肥原师团。

此时，薛岳手里有十来个师。

就这样，土肥原师团被中国部队团团围住。

土肥原的参谋长佐野忠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静冈县人）采取了内线作战的办法，把自己的战线绕成一个圆。跟徐州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作战相比，这是更为纯粹的内线作战，换句话说，第14师团缩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龟壳，随后向后方发电请援。

前面说过，土肥原师团本来的任务是协助第2军第16师团攻取归德，进军兰封的行动是第1军作战参谋友近美晴的擅自决断。但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鉴于形势已经如此，只好追认了第14师团在兰封的行动。土肥原师团被围后，冈部把独立第13混成旅和第10师团濑谷支队配属给第16师团，命其火速援救。

在第16师团赶来前，薛岳是有机会的。在兰封，已集结了12个师，堵他一个师团总可以吧？何况这12个师里不少都是中央军的压箱底部队，大多参加过淞沪和南京战：宋希濂第71军、桂永清第27军、胡宗南第1军、俞济时第74军、李汉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东吴川人）第64军，杜聿明的第200师也来了。

但5月25日到26日的强攻还是没能把土肥原的部队放倒，虽然第200师在副师长邱清泉直接率领下，一度在战场上撵着日军跑（连下7片阵地）。邱清泉是两个多月前才从南京逃出归队的，对于日本人，他着实憋着一口气。

担负反攻兰封任务的是宋希濂，土肥原见中国军队越来越多，觉得死守兰封无益，于是叫守卫兰封的一个大队的日军逆袭，在宋希濂攻城的间隙突了出来，随后师团死守西面临近黄河的三义寨、罗王寨、曲兴集三个据点，以确保黄河渡口的补给线不被切断。

在追击中，宋希濂的部下捕获了多批东洋战马，把其中最壮实的一匹献给宋希濂，宋当即给那马起了个名字：土肥原。

就这样，宋希濂骑着“土肥原”，继续着自己硝烟弥漫的日子。

薛岳下了死命令，他坚信再推一把，土肥原贤二的胖身子就倒了。

从三义寨到罗王寨，子弹密集度之大，令很多参加过上海和南京战的士兵也称奇。

战斗中，从南京突围出来的教导总队旅长马威龙（此时任第46军旅长）为国捐躯。虽然李汉魂第64军所属第155师经血拼终于反攻下罗王寨（何应钦认为这是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攻陷日军阵地），但就在5月29日，黄杰第8军擅弃归德。归德一陷，等于中国军队的侧背顿时暴露出来，而此时第10师团濑谷支队已跟第16师团合兵，大有与第14师团反包围中国军队的势头。

东京大本营一直关注着兰封战事，5月29日下达的命令是：越过兰封、归德等地区向西的作战必须经过批准。

但华北方面军照样没理会这个命令，把第14师团配属给第2军后，命令其向兰封以西的中牟反攻，第16师团从归德向尉氏追击，攻略开封、郑州进而切断平汉线。

此时，日军那边有两个人事变动：

5月30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被替换回国。

这位“七七事变”期间日军最高指挥官，对这场战争似乎一直兴奋不起来，加上总跟上峰不合，导致态度日益消极，最后索性把事务都交给参谋，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练书法，或者到田野上独自溜达。

新任司令官是梅津美治郎。

梅津在6月4日由东京飞到石家庄，召开第一次参谋会议，把听到的最多的话总结到一起，意思就是：前任司令官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一种梦游状态。

第5师团也换了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像坐上直升机一样，直接升为陆军大臣。这是破天荒的事。继任师团长是陆军教育总监安藤利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宫城县人）。由此可看出日本军部对第5师团的重视，因为教育总监、陆军大臣和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是陆军三大长官之一。

土肥原死守三义寨，中国部队拿不下，日援军又至，在这种情况下，围攻的中国师开始撤围。这次兰封之战和同年的广州之战，以及1941年的中条山之战、1942年的浙赣之战、1944年的豫中之战（豫湘桂会战河南段），是八年抗战间中方打得最糟糕的5次战役。

围歼土肥原不成，中国军队随即面临日军凌厉的反攻。

日军3个多师团对中国军队全线压上。

此时敌情分析显示：日本当以华北方面军为主力，西取豫中后走平汉线直下武汉。

6月1日深夜，蒋介石终于批准第1战区关于炸开黄河堤坝拦截日军的动议。

蒋介石当夜打电话给程潜，叫其在决堤河段上一定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此时土肥原贤二带领第14师团已兵锋直指开封，程潜正计划带领长官部西迁洛阳。会议上，专家给出的决堤地点是中牟县的赵口。

首先因为日军正集结在中牟及下游，二是在此处决堤，可使黄河流经以前的故道，随后至安徽注进淮河，损失相对最小。

具体任务落到商震那里。按命令，最晚6月5日0点开始决堤。战区参谋长晏勋甫指派工兵课长去现场指导。

商震先出动一个团，急奔赵口。

中牟在郑州和开封间，赵口在黄河南岸，距县城25公里。

6月5日凌晨，黄河两岸一片漆黑。在赵口，中国士兵轮动锄镐，挥汗如雨。

所谓决堤，派点人挖个大口子不就完了？显然大家把事想简单了。6月中的黄河水位还比较低，加上南岸基石坚硬，这一个团的士兵，从午夜干到第二天，直到临近中午才把大堤掘开一个口子。随后，工兵用炸药进行爆破，想把口子再扯大点，但不成想爆炸声过后，本来不大的口子，又被塌陷的土方堵住了。

等于大家白干一夜，于是士兵又拼命挖，想把口子重新弄开。

情况报到商震那里，一向沉稳的他也把心提到嗓子眼。此时日军第14师团正在急攻开封。中牟到开封多远？不到百公里。决堤的士兵们虽然没感到什么，但集团军司令部的人都紧张到极点。

蒋介石打来电话，问决堤进度如何。

蒋介石很纠结。此前，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曾当面向他陈述过预计情况：

黄河下游豫东南的百姓首当其冲，受灾地区至少包括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阳、周口、太康、开封，以及安徽甚至江苏的一部分，受灾人群有可能超过800万。至于损失多少人口，没有人能做判断。

蒋介石这个人，信仰是基督教，精神是儒家的，但终是军政强人，虽然黄河决口有纠结处，但最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而且，他坚信自己的出发点是基于整个抗日战略。所以他催问商震到底挖开没有。

商震只好如实讲来：“赵口的挖掘近乎失败，需要重新寻找地点。”

蒋介石在电话里提醒他：“土肥原的部队已经打进开封了！6月9日正午我再给你打电话。”

显然，蒋介石给了他三天时间。

商震喊第39军军长刘和鼎，后者小跑而来，商震说：“最晚到6月9日中午，必须挖开大堤，否则军法从事！”

刘和鼎一哆嗦，说：“誓死完成任务！”

商震说：“我不要你死，我要你完成任务，你把大堤给我扒开就行了！你要多少士兵我都给你，有那么困难吗？！”

商震最近一段时间火气大。原因之一是他觉得日本人太可气了。这话怎么说？

多日前，他的一支骑兵袭击了日军的一辆军车，打死了一个少佐军需官。本来是件好事吧？而且从军需官身上得到一份重要的情报，也就是第14师团的作战动向，以及这个部队的番号、机械装备和各级部队长的名单，但同时，情报上也有这样一句话：“我军南进中，对考城附近的商震部队不必顾虑，派少数部队向他警备即可。”这也太拿豆包不当干粮了，他商震的部队有那么不堪吗？商震越想越生气，最近天天在司令部里用英语大骂日本人。

话说刘和鼎走后，商震给在驻京水镇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贵州讲武堂，贵州桐梓人）打了个电话，叫他带一个团去协助刘。

6月6日，刘和鼎亲自带着一个团到首次决口处东30米继续挖掘新口。

刘和鼎的用意是：新口挖开后，跟旧口之间30米长的堤岸在受重上必然减弱，黄河水也就有了将其冲溃的可能。大家用重磅炸药爆破新口，但结果只能炸开坚硬的石基，对土地的豁口撕裂不大。而且炸药爆炸后，土块被炸向空中，落下来又填住缺口。所以炸药使了不少，豁口的深度仍不明显。至于两口之间的30米堤岸，则纹丝不动。

刘和鼎有点急了，一个劲地跺脚，就差拿脑袋撞河堤了。

此时陷落开封的日军迅速向郑州疾进，前锋已在中牟境内与中国军队接火。从蒋介石到商震，一个个脑袋都开始发紧。

就在这时候，出现一个转机。

蒋在珍接到商震电话后，立即带着团长熊先煜（黄埔军校洛阳分校4期，贵州道真人）和部队乘卡车赶往赵口。

熊先煜向蒋在珍建议，实在不行就在他们的防区挖，比如花园口。

到了赵口后，蒋在珍跟刘和鼎碰了碰，刘和鼎随即叫蒋、熊二人飞车去郑州面陈商震。

见到商震后，两个人提出在花园口另辟挖掘点。商震皱了皱眉头，说：“有区别吗？赵口挖不开，花园口可以？”

按商震的意思是，再往赵口派一个团过去。人多力量大嘛。所以他没批准转掘花园口的建议。蒋、熊返回赵口。但刚到赵口，商震的电话就追了过来，表示同意在蒋在珍新8师防区内寻找新地点。

刘和鼎、蒋在珍和熊先煜互相看了看，蒋在珍说：“必定是委员长等不及了。”

蒋在珍叫熊先煜先行返回防区。

6月6日深夜，熊先煜亲自驾驶一辆军用吉普，带领作为专家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堤修防段长张国宏和两个工兵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飞驰花园口。

花园口在赵口西40公里处。

执行爆破花园口任务前，为阻断日军之路，新8师已爆破了黄河大铁桥。

到花园口后，几个人通过实地勘察，熊先煜和张国宏都认为关帝庙西300米处条件最适合。这里正好是黄河拐弯处，从力学上讲，在这里挖，堤岸受到的河水压力要比直岸更大，也就意味着堤岸更容易被河水冲垮。

大家盘腿坐在河堤上，中间是张地图。按分析，从这里决堤后，黄河水会经贾鲁河（发源于新密，过郑州，经中牟入开封、尉氏县、周口，最后流入淮河）注入淮河。

熊先煜用树枝指着地图，最后询问大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定了。

张国宏仰天长叹一声，说：“弱国的无奈之举啊！”

熊先煜、黄映清和马应援相视无语。作为军人，他们没有办法。这是耻辱。黄映清干脆跪在地上，两行长泪淌下来。诸人都跪下。他们知道随后所做的事对豫东南的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

悲情归悲情，活还得干。

这次决堤，有了段长张国宏现场指挥，更加专业了，进度也就一下子快起来。

花园口堤岸同样坚固，石子与黏土混合。由于在赵口使用炸药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花园口完全是人工挖掘，新8师战士和附近村落的民工加在一起将近三千人，整整挖了两昼夜。到6月9日早8点，口子终于被撕开。

此时中牟县城已失，日军正要打过来。

9时许，滔滔黄河水灌进偌大的缺口，转瞬间扑向下游。虽然下游村庄的村民已提前疏散了，但没人知道更远地方的人们怎么躲避。随后开口越来越大，不一会儿就接近20米宽了。此时天空中阴云密布，暴雨将至。高地上的熊先煜、张国宏等人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

商震如释重负。对他来说，任务完成了。

至于刘和鼎和熊先煜，前者心情稍有复杂，历史的口子他没有挖开，当时还在焦躁，现在想却也暗自庆幸；后者则如坐针毡。这口子是在他的指挥下破开的，他是抗战英雄，还是后世罪人？

武汉的蒋介石松了一口气，眼前的珞珈山似乎充满水汽。

决堤转天，花园口暴雨如注。黄河水大涨。决口处已被冲宽到30米。波涛汹涌，泥沙俱下，豫东南顿成泽国，并波及安徽和江苏的一部分，数十万民众在滔滔黄河水中灭顶。

这是时代的悲剧，是一个弱国最无言的代价。

土肥原搞情报出身，中国军队挖掘花园口的情报早就被他拿到，但却被他忽略了。黄河水奔涌而来，一时间，身在中牟境内的第14师团狼狈不堪，转眼间，这个师团又成了被围的对象。

身在尉氏县的第16师团更惨。因为这个地方地势低，所以最后导致其遭受水灾的程度比第14师团还严重，整个师团的辎重兵寸步难行，差点把这支部队搞神经了。

没办法，第2军只好派出工兵和架桥、渡河部队，在中牟到尉氏之间一顿忙活，最后搞得两个师团精疲力竭，补给也完全依靠空投了。直到7月7日，第16师团才艰难渡过宽达600米的泛滥区而脱离险境。

从后来的事实看，爆破花园口堤岸后，保存了围攻土肥原师团的中央军主力，使他们可以退下来经休整后投入武汉会战。至于是否改变了日军的进攻线路，我们一点点看。

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会向哪儿伸触角？当然是攻略武汉，而攻略武汉的关联动作当是袭取郑州，先往中原腹地砸一个钉子，所以军令部依据情报厅厅长徐培根（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浙江象山人）提供的敌情做了这样的判断：

一路日军当沿陇海线奔郑州；

另一路日军由安徽六安取河南信阳；

最后一路日军沿长江进攻，在北岸必先攻取安徽省会安庆，再经宿松、广济、黄梅，在海军配合下逼近武汉。

前两路日军都会担负切断平汉线的任务，但如果第一路日军率先切断平汉线，那么后一路日军就有可能分兵，一面直趋武胜关（信阳南35公里，位于大别山、桐柏山之间，为河南通往湖北的咽喉），一面过商城、潢川、麻城、黄安，与经平汉线南下的日军合击武汉。

应该说这个判断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但徐培根忽略了一点，就是如果走平汉线，那么与沿长江而上的一路日军在距离上过于遥远，两军在协同指挥上是个问题，东京会不会考虑到这一点？

下面看看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最初东京在考虑武汉攻略时，确实计划由寺内寿一的华北方面军作为主力走平汉线，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沿长江辅助进攻。但随后又琢磨，如果走平汉线的话，等于从程潜的第1战区正面突进，侧背还有李宗仁从徐州撤下来的第5战区的部队。这样一来，就得动用大量兵力。而华北因八路军的破袭又容不得日军抽调太多兵力。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一路走平汉线一路走长江沿岸，两地相距过于遥远，指挥协作上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花园口掘开前，日军实际上已经放弃主力走平汉线的想法。

东京拿出的新方案是：主攻部队沿大别北麓进击，辅助部队沿长江两岸行动。比起第一个方案，这个计划用不了那么多师团。但花园口决堤后，淮河水猛涨，走大别山北麓，渡淮河艰难事小，后勤补给困难事大，所以只好改主攻方向为长江两岸。

这样的话，等于花园口决堤最终还是影响了日军的行动。

这种影响对中国又是有利的。因为如果日军沿长江主攻的话，两岸复杂的地势必会延缓日军的推进速度，进而推迟武汉的陷落时间。

花园口虽然代价很大，但确实起到了战略作用。

花园口决堤后，新黄河贯通豫东南，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日军在新黄河以东跟中国军队隔河相望，这一望就到战争行将结束的1944年。不仅郑州、洛阳和中原大部分地区得保多年，也使这片地区成为陕西的隔离带。否则日军攻下豫西，极容易造成虎视陕西的局面。即使东京没有进攻陕西的计划，但很多时候挡不住一线日军擅自的决断。正如当初打南京那样。如果陕西陷落了，而湖北再不保，就等于日军的两个钳子夹向了四川，此时就算国民政府退到重庆，也难免被日军迅速合围。

其实这才是花园口决堤最大最隐蔽的功效。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三条攻击线

6月初，郁闷的薛岳从河南回到武汉。

关于兰封之役，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曾向军委会发电，要求枪毙桂永清。在他看来，兰封最后的被动完全是桂永清和黄杰两个人造成的。否则的话，孙连仲和汤恩伯能打出一个台儿庄大捷，他薛岳有何不能把同样孤军冒进的土肥原贤二的脑袋削平？电报到了蒋介石那里，他看完还是压下了。

韩复榘可杀，桂永清不可么？

最后倒霉的只能是资历相对比较浅的龙慕韩。

其实，龙慕韩是黄埔1期出身，以前是汤恩伯的部下，也是大战过南口的，算地道的蒋介石嫡系，所在部队又是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的第88师。但在不杀一个人不足以平四周尤其是薛岳的愤愤然时，龙慕韩的人头被取了下来。

桂、黄二人只是撤职查办。桂永清从此退出抗战一线，后来做了驻德国和英国的武官，坐观欧战风云变幻去了。至于黄杰，倒是在抗战后期实现逆转，辗转出任第11集团军司令，率部进行了滇西缅北反攻战，打了包括龙陵围歼战这样的名役，洗雪了在兰封的耻辱。

6月的武汉，已经热得叫人心烦气躁了。但中国人必须在这个夏天冷静下来。

蒋介石特意叫人在军委会的那幢褐色小楼里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空调。在他看来，这是必须的。他没法想象在一个浑身冒汗的地方大家会安下心来讨论问题。蒋介石对细节是很看重的。

这次军事峰会用了不长的时间检讨徐州和兰封之战，随后便是商讨接下来的武汉会战。

作战厅厅长刘斐先讲了进入夏天后的敌情，情报厅厅长徐培根补充了最新得到的情报。

军令部长徐永昌提到中国军队这一次尤其需要注重阵地的纵深配置，但遭到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反对。切列潘诺夫认为：这样做的话，虽然从阵地攻坚战的角度来说没问题，但本质上仍是层层防守，尤其不能破坏日军的节奏，顶多叫他们费些力气而已。他希望中国军队在一些地方主动出击，在日军还没有行动前先发制人，袭其后方或者侧翼，打乱日军按部就班的进攻节奏。

蒋介石觉得这是下面的事，对于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讲清“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这个策略。武汉地形本身就非久战之地，加上上海、南京战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不可能再做孤城斗兽。至于切列潘诺夫说的，他觉得，在没解决纵深阵地配置前，中国军队不足以跟日军打对攻战。

但苏联人也确实提醒了蒋介石，所以他又说：“如果说徐州会战是一次内线作战，那么接下来的武汉会战就是一次外线作战。”后来，在会战期间，每次作战计划中都点到“无论状况如何变化，我军务必立于外线地位与敌作战，确保机动之自由”。

从职务角度来说，在这样的会上，作为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应该话很多。但现实是：何虽资历极深，但却是个特别谨小慎微的人，蒋介石在场的情况下，他通常很少表态，一如相声里捧哏的，张口就是“嗯啊这是”，最后一句：好的。他能放开，但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何应钦是如此的小心翼翼，用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话说，在探讨军事的会议上，何应钦是个与作战方面的问题毫不相干的人。

何应钦如此这样，除了性格原因外，当然还有政治上的因素。按张发奎的说法，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就没善待过何应钦。何虽然官位很高，但却早就不被蒋介石视为自己人，因为有一次当蒋的政敌逼蒋下野时，何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后来又有“西安事变”何欲取蒋而代之的传言，所以蒋基本上放弃了何。

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何应钦一定是个完全悲剧而平庸的人，仅仅因为代签过《何梅协定》就会叫他的人生暗淡下去。但抗战的到来，给了他一个逆转的机会。当我们在谈论何应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关于何到底是不是“亲日派”这一点，前面已经分析过，简单地说他亲日是没有道理的。

何在中日开战前一个月，曾跟中央社特约通讯员吴醒耶交过心：“……我不能不对你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军政部长，对国家存亡的大计，负有责任，不允许意气用事，轻易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同时，我又是国民一份子，古人言，‘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何某也何至于无耻下流到甘做亡国奴啊！所有这些，是我何某内心的话，一切外间流传的‘三月亡国论’，什么‘不抵抗论’等等，究竟从何而来，谅你必可思过半矣。”

抗战这一年来，位于国民政府军事中枢的何应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棱角，但也确实兢兢业业，在中国军队屡败屡战的情况下，显示出了自己的意志，让以前的种种指责化为乌有。

在这个会上，何应钦虽然谈得不多，但还是点到了一处：怎么在战斗中避免日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这三样。他觉得，相比于上海和徐州战，武汉周围的地理会更有利于中国军队，江北是大别山脉，江南是幕阜山脉，会影响日军坦克和重炮的使用，而且鄱阳湖畔的赣北山区多雨雾天气，不利于日军飞机行动。

蒋介石最后把豫南和赣北定为硬碰硬的地区，大别山东方、北方皆为正面阵地，要江北第5战区的部队死守，也就是孙连仲第3兵团和李品仙第4兵团。孙、李兵团暂由白崇禧指挥，因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在武汉疗病；薛岳被任命为第1兵团司令，跟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在长江南岸作战。为此新建立第9战区，包括湖北长江以南的部分，以及江西东北部和湖南全部，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第9战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薛、张两兵团。

这就是即将爆发的中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战——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这边的骨架和班子。

陈诚身兼两项重要职务。抗战爆发后，陈节节上升，除上面的职务外，此时还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在珞珈山继续训练中高级军官。此前在淞沪，他的表现中规中矩。陈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有限，不适合当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这样的角色，更适合做个需要组织全局、明了战略的战区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一职，具体事由副司令罗卓英干），比如现在这个角色就对了。

陈诚是东征陈炯明时因指挥炮兵有方而纳入蒋介石视线的。后因对蒋的忠诚和对己的严格而受到重点培养（如果从星座的角度去探寻，1月4日出生的陈诚刻板、稳重、保守，符合一切摩羯座的特质）。1935年出任武昌行营整编办公室主任是他的转折（负责整理蒋介石手中的军队），超过蒋介石刻意栽培的出身黄埔的胡宗南。

除了胡宗南这样的独立山头外，黄埔系将领此时基本上分成两拨，一拨追随陈诚，一拨追随何应钦。追随后者的非常松散。因为何不可能再有政治前途，所以跟何关系密切的人，一般来说仕途或军旅上升势头会很快停滞，除非像王耀武那样的人，既会运用人际打通关系，又能在战场上用实实在在的战绩说话。但能有多少王耀武呢？追随陈诚的，则构成稳定的“土木系”，他们属于有希望的人。

陈诚指挥的是薛岳和张发奎两个兵团。

上海战时，他们就在陈诚手下，分别担任左、右翼部队总司令。私下里，这俩粤系将领跟陈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有个主要原因：陈当初由浙军投奔广东国民革命军，最先落脚的地方是粤军第1师，这个第1师就是后来的北伐铁军第4军，而张、薛都是第4军出身。所以后来当陈开始上升后，一直保举薛、张二人。

在中国应对随即到来的武汉会战时，长沙的一位叫邹炳蔚的老人说：如倭寇侵入武汉，我当赴水死，以使亲友同仇敌忾。

此时的东京，箭在弦上，为攻略武汉，计划向华中增兵40万，新编兵力24万，投入33亿日元的战争预算。无论从兵力估算还是从军费预算上看，数字都是空前的。在日本军部看来，攻占武汉具有绝大的价值，是摧毁中国抵抗意志进而迫降中国结束战争的最好甚至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乐观的东京参谋甚至认为：只要一打下武汉，国民政府就会迅速地向日本求和。

日本人认为：控制了作为中原地区的武汉（当时中国最大的内地城市），再拿下广州（切断中国的海路国际补给线），就可以完全“支配中国”。这个观点出自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也就是情报部。情报部长是本间雅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新潟县人），他手下的情报课长是个叫渡边进的无名之辈。这个明显夸张的论断来自于渡边，而他的上司本间雅晴居然就信了。本间身高一米八，是当时日本将领中最高的，但并不意味着是智商最高的，虽然后来他在菲律宾大出风头，并把那个叫麦克阿瑟的打跑。

日本的海军本来总跟陆军对着干，但这次却坚决地支持陆军的武汉攻略。原因很明显：打武汉，其中一条攻击线必然是长江。如此一来，海军就又可以掺和进去了。此前，在青岛，两军已经闹得很不愉快。徐州会战尾声，海军又不顾上面的命令，擅自决断攻占了连云港。而占领连云港的任务，按计划，本来是应该由陆军第101师团负责的。

1938年4月，东京樱花的季节，陆军参谋本部的两名大尉领衔策划武汉攻略计划。

这两个人，一个是去年跟公平匡武来中国“旅行”的井本熊男，另一个叫今冈丰。前者是高级作战课员，后者负责兵站工作。

两个人拿出的第一个方案前面已经说过了：主力沿平汉线南下，另一部沿长江西进，从北面和东面分两路直取武汉。计划报到作战课长稻田正纯那里后，被否决了。稻田认为华北的“治安”成问题，抽不出更多的兵力走平汉线。稻田也许犯了一个错误，井本和今冈的计划虽然冒险，而一旦克服阻力，却具有致命一击的效果。稻田不同意也没办法，俩大尉只好继续思考。

他们在屋子里又关了几天，然后拿出一个新方案：

主力沿淮河西进，走大别山北麓，占领信阳后再转平汉线南下；辅助进攻部队的路线不变，依旧沿长江西进。

这个计划被稻田看好，上报到作战部长桥本群和参谋次长多田骏那里。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这时候，花园口决堤了，黄河东流去，直接导致淮河水大涨，于是该方案又悬空了，主要是后方补给有大麻烦。于是俩大尉掉头又回了作战课的小黑屋，最后拿出第三稿：干脆不再以华北方面军第2军为主力，虽然他们仍将走大别山北麓的路线，但只能作为辅助部队了；主攻方向改为沿长江两岸推进，由华中派遣军担纲。长江北岸的日军直取汉口，南岸的日军进行大迂回，并切断汉粤铁路，包抄中国军队。

稻田正纯签字。

桥本群签字。

多田骏签字。

闲院宫载仁亲王签字。

大本营签字，随即发往中国前线。

顺长江主攻武汉对日军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夏秋时节江水大涨，大型舰船可逆流而上，协同陆军作战，加上空军，完全是三位一体的火力网。弊端是在皖、鄂、赣三省湖网和山地密集，天气炎热，传染病容易流行，加上阴雨和浓雾，都将困扰日军的推进速度。东京实际上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将作战时间定为1938年入秋后。

但是，就在这时候，本间雅晴的情报部门又提供了一条消息：至少在1938年夏天，苏联是不会参战的。

这个消息对日本来说很重要。

因为在当时的局势下，按东京的判断，苏联是随时会对日开战的，于是又把攻略武汉的时间提前到了夏天。

1938年6月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南京转发了东京大本营要求攻占安庆的命令，叫稻叶四郎的第6师团在合肥集结，然后立即向安庆转进；同时，波田支队在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舰船护送下，由水路逆长江而上，目标也直指安庆！

武汉会战的大幕，就此缓缓拉开。

第6师团无需多讲，只说波田支队——武汉会战前期的“明星”。

日军的支队，是一次战役中的临时性编制，往往从一个师团里抽出一个旅团或联队，以此为基干，辅以炮兵等其他部队，形成一个在结构上形同于师团的独立作战单位。战役结束后，支队里的各部队回归原建制。支队由旅团长或联队长率领，支队以部队长的姓氏命名。比如，打南京时，第9师团在横渡太湖时，编成秋山支队；沿江进攻的第13师团，编成山田支队；在打鲁南时，第5师团编成坂本支队，第10师团编成濑谷支队，如此等等。

波田支队的支队长是波田重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广岛县人），所率部队是来自台湾的守备队（混成旅）。打上海时他们就露过面，由重藤千秋率领。当时，日本有登陆广东的作战计划，所以把重藤支队拉出上海，但后来广东作战计划取消，他们就顺路回台湾休整。养了半年多，到1938年2月22日又拉了出来，被编入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

波田支队由两个步兵联队（驻台湾步兵第1联队、第2联队，联队长分别为佐藤要和高桥良）和一个山炮兵联队（联队长中岛要吉）组成。他们6月7日由镇江上船，3天后集结在芜湖。当日夜，波田重一下达奔袭安庆的命令。

6月11日，波田重一在距安庆20公里外的水域眺望古城。

12日凌晨3点，一声令下，波田支队主力和3个中队的海军陆战队于长江北岸登陆，直扑安庆。

自清初安徽建省，直到民国时代，安庆一直是省会。它位于皖西南的长江北岸，在南京和武汉两大城市之间，南靠江西九江，北临湖北黄梅。因在军事地理上极为重要，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说法。太平天国后期，这里曾爆发激烈的安庆争夺战，曾国藩拼尽全力攻下安庆，并以此为基地，最终攻克南京。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制造出国产第一支步枪。

在淞沪战场，川军杨森打得不错。撤出后，他率第27集团军在安庆一带布防。6月初，日军攻占临近的巢县，杨森命令第133师反攻。

前锋是第794团团长李介立（四川讲武堂，四川犍为人）。他率军开至巢县时，立即侦察敌情，一当地居民冒死报告，说巢县内有数百名日军。而且，还提供了一条重要消息：巢县南城城墙上被炸开了一个洞，当时日军就是从那里攻进城的，洞很大，士兵弯着腰即可通过。

李介立一面把情况报告师部，一面拿出两个营组成突击队。

巢县城下有条不窄的护城河，工兵连夜赶制浮梯，随后跟突击队摸到城下。一个班的战士从豁口潜进，干掉日军步哨后打开城门。等在城门口的两个营的士兵，悄悄进了巢县。

借着漫天星光，李介立举着手枪在前面带队。

巢县的县城不大。最初的时候，李介立认为日军必定睡在机关或民房。在带部队潜行到巢县十字大街时，才发现日军是在大街上露天宿营的。

想不了那么多，李介立说了声“打”，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同时攻击。

一个袭击就打死日军二百多人。日军回过神儿来，马上反击。进城前，中国军队已作好打白刃战的准备。刺刀战中，中国士兵并不占优势。这时候，驻城北的一个大队的日军增援过来。两军利用店铺、柜台等遮挡物展开巷战。

中国军队是半夜两点进城的，巷战一直打到拂晓前四点。虽然在巢县小有斩获，但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

波田支队登陆时大雨连天。

连日的阴雨叫中国守军在精神上似乎无法集中。杨森指挥部队在舒城和桐城构筑前进阵地，提防着从合肥而来的第6师团，却忽视了从长江登陆的波田支队。6月12日傍晚，波田支队先是冒雨占领了安庆机场，随后一袭而下安庆城，前后竟不到3个小时。

此时同样向安庆进发的第6师团还在泥泞的路上。

安庆陷落得太容易，蒋介石要制裁杨森，但一想，川军中盖过杨森、王陵基的，又不容易找，思来想去，只好作罢。杨森后来却主动找到蒋介石，说自己的部队，就是第133师李介立那个团，由安庆往潜山退的时候，全团殉国。蒋介石一听，顿觉悲壮，计划给杨森奖励。不过，没多少日子，李介立的士兵陆续出现在武汉。原来，向潜山撤的时候，这个团分散转移，一时间没能联系上杨森的司令部，后者以为他们都阵亡了。

如果有手机的话，这时候蒋介石再给杨森打，那么后者一定关机了。

杨森摆了乌龙，畑俊六则在放烟幕弹。

攻取安庆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叫日军在宣传上刻意迷惑国民政府，造成一种日军不想沿江攻打武汉的假象。在他看来，只有进占江西湖口或九江后，才可把沿江进攻武汉的战术意图暴露出来。所以日军放出风，下一期进攻重点放在浙江，以蒋介石的老家宁波为目标。

实际上日军这个做法完全多此一举，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

波田支队袭击安庆前一天，东京陆军参谋本部的今冈丰大尉几个人飞抵上海，跟华中派遣军主任参谋公平匡武等人会商武汉作战的细枝末节。就在开会时，他们接到花园口决堤的消息。

尽管如此，公平匡武还是坚持派一个军的兵力照走平汉线，哪怕遇到再大困难，也要横渡黄泛区，因为他坚信这个进攻路线的战略价值最大。公平认为，走平汉线右翼可以窥视陕西，必定会牵制中国军队的不少兵力。如果沿大别山西进，看似是斜插，实际上打的照样是从徐州战场上撤下来的中国军队的正面，必然陷入层层抵抗。

但大本营意见不容更改。

公平匡武说：“沿大别山进击也行，但平汉线一路也别撤销，加上长江一路，三路人马合击武汉。”

东京来人的回答是：“似无必要啊！”

公平匡武说：“如果一定这样，那么必须增加华中派遣军的后续力量，把华北方面军的兵站部队多多地划给我们点。”

这是没有问题的。

东京来人说是会商武汉会战，其实只带来两个具体任务：一个是协调兵站问题，怎么把华北方面军的兵站部队调到华中，另一个就是运输船舶的拨划。

东京大本营和现地日军把意见统一起来后，进入6月下旬，组建了专门担负主攻武汉任务的第11军。

1938年6月21日深夜，正在东北担任第2师团长的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东京人）突然接到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急电：“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

赶回东京后，7月1日，冈村向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报到。

第11军司令部正在陆军士官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搭建班子，配属给冈村的参谋长是吉本贞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德岛县人）、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长野县人）。后者在一个下午拜访了冈村，随身带了不少小字条，字条上写满武汉攻略的想法。两个人在偕行社新馆的顶层进行了一番密谈，谈到一线日军的战力和军纪问题，冈村提到一句：“这次打武汉，我所指挥的部队主力，还是打南京的那批人。但武汉不允许再发生南京一样的事。”

随着一个个话题结束，宫崎手里的一个个小字条也被揉成团，扔进火盆。冈村是非常细心的，他取出火柴，接连把纸条点燃。

前往中国的前一天，7月5日，冈村带着吉本贞一入宫拜见天皇。

昭和说了些客套话，冈村也回了些客套话，随后从皇后良子手里接过来一条为其亲自编织的围巾。

最后昭和天皇说了一句话：“将军是帝国少有人物，希望顺利攻下武汉，结束‘中国事变’。”

武汉会战事关重大，大本营最初考虑第11军司令官时有三个人选：

首要人选是时任东京湾要塞司令官的下村定中将；

其次是冈村宁次；

第三是陆军大学校长塚田攻。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希望他所欣赏的下村定入掌第11军。一向低调沉默的参谋次长多田骏这次居然公开反对这位亲王。他是不喜欢下村的，在下村做他的部下时，他显得特别心高气傲，说下村没实战经验，希望陆军大学校长塚田攻出任该职。就在争执不下时，新任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冈村宁次出任第11军司令官。板垣的理由倒也充分：冈村在中国待过多年，曾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对华中地理非常熟悉，而且实战经验丰富。

就这样，鹬蚌相争，冈村得利。

从指挥角度来说，冈村也确实是当时日本军中难得的人物。中日开战后，当板垣等人亲率师团转战时，冈村带着仙台第2师团窝在黑龙江。由冈村出任首任司令官的第11军，后来一直转战中南地区，成为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一支机动野战军，也是作战实力最强大的兵团。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最残酷的大战，都是跟第11军打的。

7月12日，冈村宁次带着司令部在上海登陆，华中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前来迎接。在此之前宫崎周一已先期到达。

畑俊六对冈村说：“武汉会战的首要任务是攻占武汉，至于歼灭中国军队则放在第二位。以沿大别山进攻的第2军为助攻部队，以在长江两岸西进的第11军为主攻部队，重点进攻放在长江北岸，南岸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用作迂回切断粤汉线。”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东京对武汉的政治作用太过看重了。

冈村则向畑俊六提了一个条件，由于攻略武汉主要走长江水路，陆军和海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协作联系，所以必须跟海军签订一系列协议，防止海军和陆军互相不买账的情况发生。

畑俊六说：“这是必然的。”

在协同作战时，海陆军互签协议，是日军的一个传统。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纠纷也是经常出现，主要是一贯自视甚高的海军不买陆军的账。自开战以来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次了，攻占青岛和连云港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海军的独断专行叫陆军十分看不惯，但最后又没办法。

就这样，华中派遣军、第11军跟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以及具体参战的第3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陆军航空部队（司令官德川好敏）等走马灯似的签了一系列协议。

由于安庆已被攻下，冈村召集幕僚制定新的作战计划，也就是攻占江西九江和湖北黄梅的计划。华中派遣军主任参谋公平匡武和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都参加了，后者留在第11军协助冈村。此时归属第11军战斗序列的，有第6、第101、第106师团和波田支队（后来第9、第27等师团加入）。

马当要塞是怎么丢的

接着说波田支队。

陷落安庆后，把城池交给守备队，然后他们马不停蹄继续溯江而上，扑向下一个目标湖口。

要想拿下湖口，必须穿越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位于江西彭泽县东北（距九江40公里），是长江通往江西、湖北的咽喉。这段长江江心为一片沙洲，把江面分为两片，北边的水道淤塞不通，南面的水道则极为狭窄，而且水流湍急。岸边就是马当矶，此矶虽只有百米多高，但形势突兀险峭，是极好的天然要塞。

为拦截日军逆流而上，中国这边很早就成立了长江阻塞委员会，在各要塞地区实施拒敌工程。

马当阻塞工程与其他要塞不同，是直接在江水中构筑了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仅在南岸留了个可通过一条船的缺口。

阻塞线最底层用铅丝形成大网，里面塞上树枝和石块，用水泥搅拌凝固，然后沉于江底。为避免被激流冲击，在上游处用固定的铁锚拉住，在下游处用打入江底的木桩拦住。中层是帆船和铁驳船，里面堆上尖利的巨石和铁锚，同样用水泥凝固，做成鲨鱼牙齿般的人工暗礁。

暗藏在江水中的阻塞线完成后，低于水面两尺左右。到了1938年夏，进入雨季，由于涨潮，江水大涨，使暗礁和水面距离超过了5尺，于是又进行了一次整体施工，按设计底层的方法，在暗礁上又加了一层乱石。

最后，在水面上又布了3道水雷线。岸边险峰上还有可以控制江面的炮台和机枪阵地。这样一道防线，不可谓不是精心打造。但不怕强大的敌人，就怕愚蠢的队友。任何时代都是这个理儿。

接下来，看看马当要塞出了什么乱子。

波田支队乘舰船开抵马当火线外围的江面，前面的一千多枚水雷已经叫日本海军第11战队的扫雷部队郁闷多日了。扫雷艇只要一靠近布雷水域，就被两岸中国守军的炮火打翻。波田支队的士兵在船头像观看露天的战争电影一样，远远地望着他们的扫雷艇在中国军队的火力下冒死忙活。

要塞争夺战，最好打迂回，日本人自然是行家里手。但波田此时并不着急，因为这个时候，他手里有一份情报。直到6月24日凌晨4点，他才下令在马当东面的香口至东流一线强行登陆，随后向马当要塞核心阵地长山包抄进攻。

为什么选择这一天？

抗战爆发后，中国海军第3舰队将军舰上的武器拆下来，后沉舰船于青岛湾。青岛陷落，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带着一部分海军士兵打游击；另一部分士兵在副司令谢哲刚带领下辗转来到武汉，后谢受命组建江防要塞司令部并出任司令，下辖3个总队和陆战支队第2大队。

为防止日军从侧后登陆攻击马当炮台，用钢筋混凝土在马当以东的香口、长山构筑阵地。其中第3总队的一个大队放在香口（该总队另两个大队由总队长康肇祥带着在湖口要塞守备）；第2总队和陆战支队第2大队守备长山阵地（8个钢筋水泥的重机枪掩体）。两阵地人马加起来，有2000多人，由第2总队长鲍长义统辖。他上面，是马当要塞司令王锡焘。

阵地上的士兵多来自海军，尤其是炮手，以前也只是在军舰上掌控舰炮，只熟悉直接瞄准目标，不会间接瞄准目标。这段时间，在鲍长义组织下，炮手一直在练习间接瞄准技术。

马当要塞司令部上头，还有一个马湖区要塞指挥部（统辖马当、湖口两要塞），司令李蕴珩，时任第16军军长，手下有3个师。在香口方向，除第3总队的一个大队外，还有第16军第53师的一个团。第16军的第60师、第167师放在了彭泽县城和太泊湖（彭泽县城东北17公里）。

李蕴珩这一年已经六十多岁了。人一旦上了岁数，就有点怪了，这李军长之怪就在于：眼前强敌压境，马当火力线之外的水域，都已经看到日军舰船了，而他却不慌不忙地办了一个培训班。这培训班的名称很大，叫“抗日军政大学”，自己任命自己为“校长”。6月10日开的课，把部队排以上军官和地方政府的保长、乡长都召到马当镇，进行为期两周的江防战术学习。6月24日这一天，要举办“结业典礼”，要军中各级军官和当地士绅参加。

在日军压境的危急时刻，对李蕴珩搞这一套，鲍长义第一个反对，为此跟李吵了起来。李蕴珩说：“你爱参加不参加，你是海军的，我管不了你，但我的部队都必须参加。”

鲍长义脾气也可以，二话没说，扬长而去。

6月中旬的一天，白崇禧来马当要塞视察，勉励将士严阵以待、誓死杀敌的同时，特别提出江防部队和第16军要配合好。白崇禧来的时候，马当要塞的掩体刚脱模，负责设计和修建的工程师对陆战队支队第2大队队副杜隆基说：“真希望短期内别发生战事啊！”

杜隆基笑，说：“可能么？人家才不管你工事是不是刚脱模。”

工程师傅方衡、沈鸣荣曾参与设计和修建江阴要塞，听到这里不禁黯然，说：“当初鬼子攻下江阴，杀戮无算，南京劫难，世上仅有，我们羸弱啊，日本人就必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吗？”

杜隆基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说：“所以要抗战，为自己，也为后代。”

早在6月17日马当要塞前方江面就发现敌情了。当日，杜隆基在长山阵地的观测所用高倍数望远镜发现封锁线和布雷区外的东流一带江面出现3艘日舰，周围是些小艇，艇上日军用火炮胡乱发射，有的水雷被击中，掀起二三十米高的水柱。杜隆基长期供职于海军，仅凭声音判断，就知道敌人当在要塞外30000米左右。但随后几天，日舰没有更大的动静。

日军似乎在等待什么。

6月23日，李蕴珩命令，所有学员到马当镇参加转天早8点举行的结业典礼。

就这样，第16军排长以上军官都在前一天来到马当镇，包括守香口到东流滩涂的第16军的那个团，从排长到团长都走了，整个阵地的最大部队长是班长。

上尉以上的军官都有请帖，杜隆基也收到一份，但鲍长义已经命令部下任何人不得参加，所以23日午后他只是看着不少第16军的军官结伴从阵地前的公路上经过，去参加转天早晨的典礼。

当晚，陆战支队第2大队长金宝山到指挥部找到鲍长义。两个人都是从青岛撤下来的，私下里关系也很好，金宝山问：“长山守得住么？”

鲍长义说：“不是守得住守不住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要鬼子多扔下点尸体。”

金宝山觉得是这个理儿，说：“这个时候16军还搞什么结业典礼，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去马当镇了，阵地群龙无首，尤其是香口到东流一线，鬼子要趁机登陆怎么办？”

鲍长义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烟，最后抬起头，说：“事情已经这样，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只要严守住自己的阵地就好，你早些回去休息，也许恶战明天就来了。”

金宝山就要出门的时候，鲍长义在身后大喊道：“妈的！李蕴珩这个混蛋就应该上军事法庭！”

6月24日天蒙蒙亮，在隐约的枪声中，鲍长义醒了。最近一段时间太过紧张，他甚至一时不能确定那枪声是来自梦里，还是现实中。他立即起身，带着卫兵视察阵地，提醒弟兄们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鲍长义在望远镜里注视着江面的敌情。

当把望远镜转向香口阵地时，发现情况似乎不对。尽管距离很远，还有雾气，但仍注意到在香口阵地活动的部队身着模糊的黄色军装。

他脑袋顿时大了一圈。

随后鲍长义给驻扎在香口的第3总队第1大队打电话。

两个阵地每天都联系一次。但那边已经没人接听了。又跟防守在那里的第16军的那个团联系，还是联系不上。鲍长义知道情况不妙，立即把侦察员派过去，没多久，侦察员回来报告：香口满大街都是日军！有陆军士兵，也有海军陆战队！

鲍长义一闭眼：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守备香口的第3总队第1大队在日军突袭下已全部战死。其侧翼的第16军那个团是否进行了支援？一想到该团排以上军官此时正在马当镇参加那个莫名其妙的典礼，鲍长义就怒火中烧。在命令士兵立即作好战斗准备的同时，他把电话打到马当要塞司令部，值班士兵说司令王锡焘去参加结业典礼了；电话打到马湖区指挥部，也没人接听。没办法，鲍长义只好通过无线电，联系位于武汉的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司令谢哲刚接报后大吃一惊。

雾气散尽，香口的日军已尽收眼底。

从香口逃出来的两名士兵证实了日军在凌晨4点强行登陆，袭击了守备部队，由于团里排以上军官都去参加结业典礼，被袭下，士兵大乱，没组织起有效抵抗。而江防第3总队第1大队也几乎都战死了。

波田在6月24日率军登陆前，已在江面徘徊多日。选择24日登陆显然是拿到了李蕴珩在此日上午集中大小军官搞结业典礼的这个情报。还能叫人说什么呢？除了一声叹息外，有的便是哭笑不得。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之所以发生，并不能仅用偶然性来解释。这甚至不是一个涉及智力和常识的问题，而跟一个国家的现代程度有关。

日军占领香口后，立即在旁边的香山布置炮位，攻击对面的长山阵地。

香山比长山高，但狡猾的日军没把炮位设在香山顶，而是隐蔽在反斜面，这给长山阵地的中国炮兵的回击造成麻烦。前面说过，守卫长山的部队来自海军，以前只是在军舰上掌控舰炮，对间接瞄准不怎么熟悉，虽然此前练习了一段时间，但真打起来，在测量日军目标上仍不时出现误差。

就在这时候，第一波日军分成三组，每组一个小队，向长山阵地发起进攻。

日军仰攻长山，须经太泊湖口的水荡区。日军每个小队都抬着一挺重机枪。水荡地形使他们三分之二的身体泡在水里，冲击起来火力大减，而长山阵地掩体中的重机枪火力猛烈，10分钟内，一百多名日军全部中弹。

这个回合干净利索，鲍长义和金宝山相视而笑。

日军先后对长山发起4次攻击，没取得任何效果。在步兵进攻间歇，江上19艘日舰上来了，因舰炮集中在军舰两侧，所以日舰以“S”形往返巡梭，不间断地炮击长山。

再说结业典礼那边。

典礼8点开始，到下午才会完餐。鲍长义的电话一直不断，下午3点多，李蕴珩终于接了电话。鲍长义说长山阵地正遭日军攻击，香口已经丢了。

鲍长义拒不参加李蕴珩的培训班，后者已心存芥蒂，对鲍长义说：“丢了？真的吗？”

鲍长义说：“李军长，李司令，难道这种事我还会骗你？”

李蕴珩说：“鲍队长，你到底行不行啊？太不沉着了！你说阵地丢了，那你看到敌军没有？香山有我的部队，我怎么没接到报告？”

鲍长义说：“敌情严重，我没法沉着！我们都跟鬼子打了半天了，还说什么看没看到敌人！你说我没看到敌人，那香山上向我们这边开炮的人是谁？不会是你的部队吧！你们有炮兵没有？李司令！贻误了军机，你我都担待不起！”

这句话吓住了李蕴珩，因为第16军在香山上没有炮兵，于是急忙说：“我这里刚办完典礼，各级主官正在往回赶……”

鲍长义冲着电话怒吼一声：“快他妈的增援老子！”

随即挂了电话。

李蕴珩这下老实了，立即给部下第167师师长薛蔚英打电话，叫他带部队过去增援。

下午时分，长山阵地的压力一度减小，从武汉和南昌飞来迎战的中国空军已抵达马当水域上空，连续向日舰投掷炸弹。但随即日机也飞来助战。一时间，马当陷入炮火连天的海、陆、空大战。

6月25日，日舰由于把从另一个基地飞来的中国战机当成自家飞机，导致中国战机从容投弹，多艘日舰遭到灭顶之灾，在长山阵地观战的中国士兵欢呼声震天。

但这时候，香口方向登陆的日军越来越多，对长山的进攻也越来越猛烈。

在鲍长义率领下，总队战士们虽奋勇无畏，但两天过后，在日军陆海空立体强攻下，已伤亡一半。

波田支队也付出巨大代价，横在他们面前的那片几十米宽的水荡，已成了无法逾越的死亡线。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漂浮在水荡中。守军始终控制着太泊湖公路口的两个重机枪掩体，战斗中这两个扼守要津的掩体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战斗中，一架日军轰炸机被中国炮兵在轰击日舰时顺手打下来，在长山上空爆开花，再度鼓舞了士气。就这样，鲍长义指挥着手里有数的人，先后打退波田支队13次进攻。6月25日傍晚，蒋介石、陈诚和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相继来电，给予鲍长义第2总队和金宝山陆战支队第2大队嘉奖。战壕里的士兵用一人传一人的方式，接连得到统帅部嘉奖的消息。

但无奈日军越来越多，而守备部队打一个少一个，第16军的援兵迟迟不到！

25日入夜，日军停止了步兵突击，舰炮火力随之转猛，转天凌晨又有大批战机来炸，扼住太泊湖口公路的两个重机枪掩体终被炸毁。26日天不亮，波田指挥日军再次发起突击，由于扼守公路口的火力已被清除，日军很快突上长山，把阵地断为数截。

长山阵地上的守军弹药尤其是炮弹已所剩无几。

鲍长义再打电话给第16军军部，那边说第167师已经出发了。

确实早就出发了。这个师驻扎在彭泽县城，走公路的话，离长山只有15公里。但鲍长义就是等不到他们。没办法，他又向王锡焘求兵，作为马当要塞司令，早先又同属海军，王的态度当然很好，但手里除了一个守备营外，实在没可派的部队。

第167师为何迟迟不到？

出发前，师长薛蔚英在电话里请示李蕴珩：“走公路的话，引来日本飞机轰炸怎么办？”

李蕴珩迟疑了片刻，说：“那就绕太泊湖，走东边的小路。”

其实，在接李的电话前，薛蔚英已接到一个要他去增援长山阵地的电话了。打电话的还不是寻常人，是白崇禧。

前面说过，鲍长义把电话打到武汉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那里，谢哲刚直接报告了蒋介石。后者给空军的周至柔打电话，下令南昌基地的战机立即出动，增援马当要塞。随后蒋又给白崇禧打电话，叫他立即安排人马增援长山。此时白正在另一处要塞田家镇视察军情。于是，白把电话打到驻彭泽县的第167师师部，要师长薛蔚英马上率军出动，走大路往长山方向增援。

白崇禧叫他走大路，李蕴珩叫他走小路。一个近而危险，一个远但安全。最后薛蔚英还是听从了他的顶头上司的命令，为了躲开日军飞机，带着一个师的人马上了小路。

小路有芦苇荡掩护，走起来确实比较隐蔽，但需要绕行，时间也全耽误在路上了。但即使是绕行，也不过40公里，薛蔚英带着队伍走了多久呢？整整3天。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走的，或许把救火当成了野游，日后不枪毙他枪毙谁？

6月26日正午，烈日中，鲍长义在一无弹药二无援兵的情况下，放弃长山。手下问鲍长义：“咱手里这3门日造的‘三八式’野炮怎么办？”

鲍长义说：“这炮是日本人造的，不能把他们再留给日本人，炸了也可惜，还有一辆汽车可以开，人下来，把炮装车！”

残余的二百多名士兵边战边退，下午4点到达马当镇时，见到前来支援的第16军的一个团。但为时已晚。

在镇中，鲍长义看到他的上司王锡焘。鲍此时反倒平静下来，说：“仗没这样打的。”

王锡焘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鲍长义说：“马当一失，不仅彭泽、湖口，九江都难保了。”

王锡焘没接茬儿，说：“你带着人走吧，向湖口方向转进。”

王锡焘问鲍长义手上还有多少人，后者说十不存一，只有二百来人了。

王锡焘说：“一定珍惜这些跟日军有交战经验的士兵，他们是以后再打大仗的基石。”

鲍长义点点头，问王锡焘和他的守备营什么时候撤，后者说现在他还不能走，正在跟武汉的谢哲刚联系。

就这样，鲍长义告别王锡焘向湖口转进。

转天中午，鲍长义一行人到达彭泽流泗桥附近，碰到3架日机去空袭彭泽。随后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在不远处的山丘上，有一白衣男子不时喊叫，并向日机做出肢体动作，没过多久，县城附近一座军用仓库就被精确轰炸。见此情形，联想到6月24日日军趁结业典礼的日子登陆这件事，鲍长义就明白了，立即派一个排长带人去捕捉白衣男子，随后在山丘下的防空掩体里发现3名带着无线电报机的日军谍报人员，立即将这几个人毙杀。

鲍长义带人行至湖口。

湖口湖口，鄱阳湖入长江之口。

在湖口，鲍长义遇到守备要塞的第3总队长康肇祥。

第3总队的一个大队放在了马当，另外两个大队由康带着守备湖口。鲍长义想协助康再战日军。康认为部队已残（他的两个大队还没与日军交火），不如回武汉复命。路过湖口三里街时，被筑建战斗工事的军队拦住。康肇祥只好叫鲍长义、金宝山先离队去武汉，自己带着部队继续守湖口。但随即接到命令，湖口一带失去战斗力的部队立即撤出战场，而康肇祥的部队被认为已丧失战斗力，于是叫他带着人马沿鄱阳湖撤退。在行至庐山脚下，被一支友军缴了械。

谁呢？第74军。

此时军长俞济时率部驻德安，归坐镇南昌的薛岳第1兵团节制。

第74军的一个连长说：“蒋委员长有令，部队不准过湖，凡有擅自过湖者，一律缴械，官兵收编！”

就这样，康肇祥和部队被缴了械。

康肇祥、杜隆基等军官经南昌被解送到武汉，当抬头看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厅”几个大字时，几个人才知道情况不妙。“作战不力，擅自溃退”，这是审判人员给他们的说法。康肇祥那边怎么解释的，杜隆基不知道，他自己力辩，只承认无令撤退这一事实，至于作战不力不是事实，因为在马当激战中，还收到过委员长蒋介石发来嘉奖电令。后来一查，果然如此。

杜隆基说：“如果讲作战不力，只能是第16军。”

事后第167师师长薛蔚英以“延误军机罪”被枪决，李蕴珩逃脱一命，被撤职。

攻占长山阵地后，波田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去爆破横在江上的阻塞线，长江航道就此重新打开，彭泽县城随之陷落。

彭泽陷落没多久，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飞到彭泽近郊的简易机场。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来前线视察军情。此时波田重一和刚刚登陆的第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东京人）身在彭泽县城。两地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彭泽地处前线，黄维第18军正在这一带布防，其手下两员大将彭善、陈沛的部队不时突击。所以冈村的手下和前来迎接的第106师团参谋长秋山大佐商量，想叫彭泽县城的波田和松浦前来机场见冈村。

冈村说：“啊，我到两位兵团长那里去吧。”

据说冈村的这句话让在场的崇拜者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为感动，当即掏出小本儿，把冈村的话记录下来。

这帮人分别乘着汽车、骑着战马，穿越刚刚激战完的阵地，往彭泽县城而去。

可惜黄维没有侦察到这一切，否则就派一支突击队……当日军炮火时常跟着中国军队的司令部转悠时，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们往往一无所知。情报工作的不细致和不深入是当时中国军队的另一个致命伤。

在彭泽县城的一个富商大院里，冈村见到了松浦淳六郎和波田重一等人。

冈村夸奖了波田一番。对于松浦，则着重问有什么困难。松浦岁数比冈村还大，马上就“奔六”了，他是冈村的学长，陆军士官学校15期的，比冈村高一届。他说：“我的部队没有任何困难。”

于是冈村就信了。

也可以理解。虽然第106师团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特设师团，战力通常没法跟常备师团比，但毕竟是熊本第6师团的班底，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冈村看来，这个师团与同属特设师团的东京第101师团比，还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即使后者曾参加过上海战。

在来彭泽视察波田支队和第106师团之前，冈村在江北的安徽潜山已经跟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有过一席谈了。

本来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同时受命攻取安庆。但从6月6日行军开始，他们就遇到大雨，这雨居然连绵11天之久，原本就河网密布的地形更加泥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河流因雨暴涨，仗还没打，光渡河时第6师团就意外死伤十多人。当接到安庆被攻占的消息时，他们才行进到距安庆80公里的潜山附近。稻叶一着急，顺势攻占了计划外的这座县城。

在潜山，继谷寿夫之后统领彪悍凶暴的第6师团的稻叶四郎告诉冈村，这支南九州的部队确实能打，“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心高气傲，对其他部队缺乏“关心”。同时，士兵“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

冈村说：“攻略武汉涉及帝国的政略，如果再出现南京的局面，那么攻占武汉将毫无意义。而且，武汉以后必会成为日本军在华中的前进基地，会有要害部门进驻，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容不得对武汉进行破坏。”

稻叶倒是表示赞同。

冈村说：“我听说在南京发生大规模的强奸，而且至少4万中国战俘被集体枪杀，据被俘的敌人军官说，被日本军活捉便遭杀害，退却又要被督战队打死，所以只有顽强抵抗。”

稻叶还是很狡猾的，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上任时师团就已经从南京撤出来了。而且他告诉冈村，师团里的联队长，很多都被换掉了，打南京的那批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冈村告诉稻叶，由于兵力不足，第6师团有可能将被单独赋予攻取江北一系列重镇的任务，包括武汉三镇的汉口。本来冈村是想先给稻叶吹个风，叫他们作好苦战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包括稻叶在内的部队长都喜形于色。

的确，正如稻叶所说，此时第6师团联队以上的部队长，除第36旅团长牛岛满、辎重兵联队长川真田国卫、野炮兵联队长藤村谦没动外，其他全部被更换了一遍：稻叶的幕僚，参谋长重田德松、作战参谋秋永力、情报参谋赤木喜代治、后方参谋吉川源三。今村胜治接替坂井德太郎出任第11旅团长。几个联队长也都换了，现在的第13联队长是中野英光，第47联队长是岩崎民男，第23联队长是佐野虎太，第45联队长是岩松平治，骑兵联队长和工兵联队长分别是古贺九藏和增田政吉。

在南京大屠杀中指挥部队施暴的冈本保之、冈本镇臣、竹下义晴、长谷川正宪等人已经被转任他职。

冈村很快就明白稻叶和他的部队长为什么兴奋了。武汉相当于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第6师团去年底第一个攻入南京，这次也想第一个陷落武汉，成为日军战史上两克中国首都的部队。

就在日军沿长江两岸节节推进时，东京的人们也没闲着。

7月8日，近卫内阁开出一个预案，即：中国表示想和谈时怎么办。实际上就是新的议和条件：第一条是重庆国民政府与北平王克敏政权、南京梁鸿志政权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第二条是改称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条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亲满反共政策；第四条是蒋介石必须下台。

日本人有时很聪明，有时又蠢得过头，榆木脑袋一根筋。因为退一万步说，即使蒋介石接受了前三项，也不可能接受第四项。所以日本内阁搞出这么个东西来实在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中国如果不想和谈怎么办？

日本内阁也认真地给出预案：首先就是不停战，叫中国军队连战连败（类似于板垣征四郎说的直到把中国打得爬不起来），尤其是通过占领中原地区（日本人眼里的湖北一带）“引起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关于后一点，所依据的显然是前面讲到的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本间雅晴提供的那份情报。

在这里，日本人进入一个误区：放大了中原地区在现时代的政治作用。

在古代中国（南宋以前），中原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是最发达的，打仗时又处四战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当无疑问。但进入现代后，中原既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政治地理上也不是最重要的地区，唯一的战略价值来自于军事地理。这也是中国的不少将领所担心的。

有一天，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浙江诸暨人）在和参谋处长刘云瀚（黄埔军校7期，江西大庾人）聊天时，谈到时局变化，两个人都认为武汉的失守只是推迟多久的问题。当时郭忏说出一句心里话：武汉失守后，抗战还能不能打下去是一个问题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土木系”三号人物，陈诚的“左膀右臂”中的“右臂”（左膀为罗卓英），一个是陈诚刻意培养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忧虑主要来自于军事角度：如果日军控制了武汉，无论是南下潇湘，还是西击陕川，打起来都会比较舒服。而且，还可以作为兵站基地和航空兵基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里。

除了“不停战”外，日本人另一个对策是通过政治谋略，想方设法分裂重庆政府，后来果然促使汪精卫出走。这一点日本人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最初，在日本人的视野里，显然没有汪精卫这个人，一是觉得此人位高权轻，没有真正的实力；二是不认为他会“渴望和平”。所以日本人在建立对抗重庆的“新中央政权”的计划中，特别提到要启用“中国一流的人物”，比如邀请已隐退的北洋元老唐绍仪和军阀巨头吴佩孚出山（但吴不给日本人面子，始终不屈，终被日本人毒杀；唐绍仪则被戴笠的军统刺杀）。

邀请中国“一流人物”出山的计划，被日本人称为“鸟工作”。当然不仅于此，瓦解杂牌军的工作叫“兽工作”，在重庆制造“反共”与“和平”空气的工作叫“鹫工作”，在云南建立分离重庆政权的工作叫“鸢工作”，策反徐源泉的工作叫“牛工作”，策反石友三的工作叫“猫工作”，策反旧东北军的工作叫“狗工作”，策反韩复榘旧部的工作叫“栗鼠工作”，如此等等。

这个计划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个精通情报和政略的人进行总负责，于是日本军部调回在前线的土肥原贤二，叫他出任对华特别委员会陆军省代表。他们认为，相比于指挥第14师团野战，这个角色更适合土肥原。辅佐土肥原贤二的是柴山兼四郎。陆军在北平和上海各开一分支，上海由和知鹰二负责，北平由大迫通贞负责。后来精通谋略的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也纷纷加入。

就在东京从军事和政治上同时攻略武汉时，1938年7月下旬，苏联军队突然入驻张鼓峰（今吉林延边珲春市防川村北），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紧急出动，其间采取了多次专断行动，使得两军终于爆发了战斗。最关注这个事件的甚至不是日本和苏联，而是在武汉的蒋介石。张鼓峰上呼啸的炮弹声能不能演化为两国的大战？蒋介石一直支棱着耳朵，但最终他还是失望了。

苏军进驻张鼓峰的目的至今仍不是特别明了。按日本人当时的判断：这是一次为使日军不能派出更多的兵力投入武汉会战而进行的虚张声势的牵制行动。也就是说，苏联人意在帮助国民政府。同时，在紧张的苏日关系背景下，试探一下日本人对苏联的战备情况（实际上，当时日军在东北的弹药储存量，不够15个师团打一次会战的）。但是，苏联人后来一直没承认这个说法。

委员长又火了

马当莫名失守，彭泽很快陷落，作为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有点坐不住了，他告诉蒋介石，将派罗卓英赶赴湖口组织黄维第18军等部队向彭泽方向反攻。蒋介石说你看着办吧。不是生陈诚的气，他是在生德国人的气。因为后者抛弃了他。

希特勒并不想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所以在日本的压力下，1938年六七月间把在中国的军事顾问都撤回欧洲。

这几年，军队的整编、训练都是仿效德国的，细微到一个“向右转”。以前的训练是仿效日本，就是扭转一下脚而已，而德式“向右转”必须两个鞋跟咔嚓碰一下。德国士兵碰这一下，很得响，因为人家穿的是皮靴，中国士兵碰这一下脚就有点疼，因为穿的是单鞋。

很多人认为，中德的蜜月期是希特勒上台后的事（需要中国的战略物资和稀有金属）。实际上，早在1931年，两国就秘密达成协议，由德国人训练200万中国士兵；另外，由德国人提供技术，在中国秘密制造枪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不允许德国制造军火），然后一国分一半。但这个协议需要国民政府各院的批准，当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明确反对，才有被蒋介石软禁的事件。这段秘闻的提供者是杜月笙的秘书胡叙五。作为上海滩的黑帮大哥，杜与国民政府高层关系密切，可直通到蒋介石那里，所以未必不可信。

这个内幕里，甚至还有更叫人惊悚的：据说胡汉民曾派人秘密到东京拜访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叫其出兵东北，认为这样就会把坐镇北平的张学良的兵力吸引回去，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就可以趁机南下，而李宗仁等两广部队也可就此北上，一举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拿下。但由于中央军提前出兵衡阳，监视两广军队，冯玉祥、阎锡山没敢动，所以最后计划泡汤。当胡汉民再要求日本撤兵东北时，犬养毅虽然答应了，但少壮派军官不同意，才有刺杀犬养毅之举。

上面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有待考证，现在只能从八卦的角度一观。

放下郁闷的蒋介石不说，只讲罗卓英，他虽比陈诚年长，但一直是陈的“左膀”，“土木系”的二号人物。

在驾驭手下这方面，陈诚自有魅力和手腕。“土木系”的成员，要么是他的老大哥，比如“左膀右臂”罗卓英、郭忏；要么是他的小兄弟，关系远的近的，核心的外围的，名字可以列一串：黄维、夏楚中、霍揆彰、阙汉骞、方天、方靖、胡琏、彭善、陈沛、杨伯涛、邱行湘、叶佩高、罗泽闿、罗广文（黄埔军校4期，四川忠县人）、李树正、刘云瀚……

此时黄维第18军主力，彭善第11师的前锋，在副师长叶佩高（云南讲武堂，海南文昌人）率领下正赶往彭泽。

第11师经淞沪会战后，一直在休整，驻江西上饶。到彭泽不是太远，只有百公里左右，但山路崎岖，非常难走。罗卓英下令，两天内必须赶到彭泽前线，否则以军法论处。

叶佩高三十出头，小个子，长得鬼马精灵，但人非常精明干练，曾激战过罗店，后来又在滇缅战场上血战腾冲，是用倭血浇灌成的一代名将。他想来想去，如果按以往的行军办法，在这种崎岖的山地中赶到彭泽战场也得被军法从事。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一边行军一边做饭，不但耽误时间，还会弄得大家都很疲惫，即使拉到一线，也会精疲力竭。怎么办？他发明了个“蛙跳式”行军。具体地说，就是在出发前先派一部分人赶到下一个宿营地，准备饭食和马匹草料，当后面的队伍开过来，立即休息吃饭。这个间隙，另一部分人又已经到了第二个宿营地，如此循环往复，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可以叫大家走得从容，最后只用了33个小时，就把部队带到了集结地。

在彭泽，叶佩高不等全师到齐，带着3个团就上阵了，只打了一个反击，就拿下被刚刚登陆的日军第106师团一部盘踞的杨家山。叶佩高参加过淞沪大战，知道日军的实力，于是他觉得有点意思了。对面的日军随后进行了反击，但却没能得手。叶佩高盘算：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当口，第106师团的后续部队和波田支队赶到，并开始使用毒气，气得叶佩高骂娘：不是讲究他妈的武士道吗？这帮孙子。

第106师团用毒气保住了彭泽，罗卓英叫黄维的部队向湖口转进。

波田支队领着第106师团，顺势攻来。

湖口在鄱阳湖和长江汇合处，地势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当年曾国藩在此被石达开击败，一度投水自杀。如果曾国藩死了，中国的历史也许在湖口就被改写了。但最后曾国藩又被手下救了上来。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就好比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命运，但国家的命运往往又受人物的命运所影响。

一支军队当然也有它的命运。

经上海、南京大战，第11师作为第18军的绝对主力，战斗力方面没多大问题，陈沛的第60师战力也可以，但另外两支友军第16师和第77师战力就比较薄弱了，以至于在第11师完成任务后，不得不再抽出兵力去驰援友军。所以尽管在湖口附近先后反攻下梅兰口和潭龙山，但仍不能挽回彭泽到湖口一线的战局，加上日军一部从湖口南面登陆，撤退仍是唯一的选择。但好在经过第11师苦战，为湖口守军打造了一条安全通道。

湖口后面就是九江了。

一时间，长江南岸警报连连，武汉的蒋介石和陈诚好像忘记了江北日军的行动，都把目光投向江南地带。

但打到湖口，连续作战一个来月的波田支队终于走不动了。

对波田支队的表现，无论是冈村宁次还是畑俊六，都非常满意，准确地说都觉得这个支队超常发挥了水平。当初把这支驻台湾部队调过来，也是看重其适应炎热气候并具有在河网地带作战的能力。

在湖口休整两周后，7月22日，波田支队在大雨中开拔，发起了向江西重镇九江的攻击之旅。

此时冈村宁次把前进司令部推进到湖口。

在石钟山（鄱阳湖入长江处）上，冈村带着作战课长宫崎周一瞭望了相距只有3里地的战斗一线。几百年前，苏轼船靠石钟山，写下著名的《石钟山记》。山虽然不高，只有四五十米，但却非常秀丽，隔着浩瀚的鄱阳湖，可以眺望水雾萦绕的庐山群峰。冈村在石钟山上设立了战斗指挥所。闲暇之余，他拿起铅笔，画起了庐山远景。

指挥所位于山上的报慈禅林。这片禅林有大雄宝殿和几间僧舍，为当年曾国藩部下水军大将彭玉麟所建。在禅林的一间僧舍，冈村拜访了一位留守的禅师。

禅师问：“您从何处来？”

冈村竟然一时没能回答上来。是啊，他从哪来呢？深谙禅宗的冈村当然知道这话里有机锋，如果回答从湖口来，那当然是愚蠢的；若回答从日本来，则更不高明。

想了想，冈村说：“我从远处来。”

禅师问：“将军何来？又要到哪里去？”

冈村说：“驱蒋爱民，为亲善而来，中日互相提携，建立东亚明朗而有生气的新秩序。”

禅师问：“驱蒋我不懂，至于爱民，我有一问，一如贵军在南京所为么？”

冈村说：“那是个单独的事件，我也深表遗憾。至于我的部队，已进行约束。”

禅师说：“即使将军有仁慈之意，虎狼之师此起彼伏，安可约束？观将军之貌，当是聪慧之人，携师远侵他国，本是不义之举，虽靠强力可得暂时的武威，但终会化作云烟水气。”

冈村默然。

外面下起雨，冈村和宫崎静听了一会儿雨声，一发炮弹的爆响把二人惊起，但禅师纹丝不动。他们惊诧地退出僧舍，冈村似有所失，但他的战争仍将继续。

九江三面环水，东面是鄱阳湖，北面是长江，西面是赛湖、城门湖，南面是通往赣中的南浔铁路，以及九江到星子县、德安县的公路。东南则是民国时代最具政治象征的庐山。

7月23日，九江一带大雨滂沱。

波田支队乘舰冒雨突入鄱阳湖，于深夜零时在姑塘（西靠庐山，三面环湖，距九江13公里，与湖口隔湖对望）以南的芦苇荡地区登陆。

对面山崖上立即有子弹射来。

这段山地是庐山余脉，盛夏之时丛林繁茂，守卫这一线的是李玉堂第8军所辖的预备第11师。虽然中国军队居高临下，但预备第11师作为新组建的部队，实战经验几乎没有，所以面对大雨中争先跳下汽艇的日军，在慌乱射击中杀伤效果甚微，不过手榴弹还是发挥了威力。

那个时代中国士兵使用的手榴弹，从拉出拉火绳到爆炸，时间不超过4秒。一名士兵的投掷距离，通常在60米左右。所以，面对日军的进攻，在平地里，不到60米内，中国士兵是不投弹的。不过，在岩壁上，居高临下又是一回事了。日军只能用芦苇荡做依托，但预备第11师的新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成片成片地投弹，在第一个中队完全登陆前，日军被炸死了近百人。

日军是深夜12点登陆的，但由于通讯不良，当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接到李玉堂的电话时，已经是4个多小时以后了。

九江是古之浔阳，既是名城又是重镇。

在九江一线布防的是第2兵团，除了李玉堂第8军外，还有王敬久第25军、李汉魂第64军等部队。薛岳第1兵团主力（卢汉第60军、俞济时第74军、谭邃第66军）则在庐山南麓集结。张发奎的预备队，是在九江后方马回岭一带待命的吴奇伟第9集团军，也就是粤军主力欧震（广东讲武堂，广东曲江人）第4军、张德能第59师，此外还有彭孟缉炮兵第10团。

张发奎是有抗战意志的。

多年前他在德国考察军事时，有两件事给了他刺激。

在德国，一位教授历史的讲师问他：“中国有4亿5000万人口，日本只有7000万人口，为什么日本军队只派了128名骑兵就可以占领你们的热河省省会承德？”

还有一次，他站在一家酒馆的橱窗外看那些形状各异的酒瓶，老板从里面走出来，当知道他是中国人后，那位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老人说：“我这里有很多酒，但这里的酒不卖给中国人。”

张发奎问为什么。

德国老人说：“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请你回去跟日本人战斗，把他们赶走后，这里的酒你随便喝。”

去年打淞沪会战时，张发奎的部队一直在浦东警戒，没打什么大仗。撤退时，由于战区的传令兵驾驶摩托走错道，直接开到胡宗南的军部，所以张发奎得知撤退命令时已晚了好几小时。有关上海的溃退，张发奎认为从一开始就错了：不应把本该部署在后方纵深国防线的部队都顶到上海狭小地带。张的看法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因为用前线溃败下来的士兵守卫那两道国防线与原本就有部队守卫意思是不一样的。

现在，张发奎出现在江南战场。

第9战区的部署计划是：张发奎兵团沿江、沿湖布防，李汉魂第64军守备长江沿线，李玉堂第8军守备鄱阳湖沿线。陈明仁（黄埔军校1期，湖南醴陵人）预备第2师作为总预备队，入驻九江南向十里铺地区。从姑塘到星子，则由王敬久第25军守备，再往南，就是薛岳兵团俞济时的第74军在德安一线的阵地了。

看完上面的部署，可以发现：张发奎兵团和薛岳兵团存在着纵深的二线阵地，而张发奎自己的部队并不存在二线阵地。所以后来很多人认为这个布防太要命。因为夏秋长江水涨，日军的大型舰船可以逆江而上，很容易用舰炮压制住岸上的中国军队的火力，即使战区强调必须把独立的炮兵团和炮兵营都集中在沿江一线，仍不足以将日军消灭在滩涂阵地。最危险的是3个军除了预备队外都沿江沿湖布置，使得后面的纵深处缺少兵力，日军单点突破后就会导致防线的全面崩溃。

关于纵深配置这一点，由于在上海和南京吃过亏，军委会已经认识到，横线延长配备不如纵向叠加配备，所以在作战要领上是做了规定的：“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

但执行起来仍不尽如人意，向两翼延伸的情况时有出现。为什么会这样？此事必有蹊跷。乍一看，是没执行军委会的命令，或部队长在战术上出了问题，或因兵力不足（这个问题多数情况下不存在），但真实原因，是炮兵相对缺乏（独立炮兵部队只有彭孟缉一个团）而采取的没办法的办法（纵深配备需要大量炮兵，否则事倍功半）。

对第9战区司令部的这个安排，张发奎没提什么反对意见。不过他也留了一手，就是计划在沿江滩涂被突破后，在一线和马回岭之间的黄老门这个地方，设立带有纵深性质的二线阵地。这当然是可行的。但这个计划他没报给第9战区的陈诚，蒋介石当然更不知道。

战前军委会要求：“为达滞敌军之目的，各战区之公路，现在即予破坏。”这里说的公路，指的是中国军队第一线内30公里处的火线公路和100公里外的后方公路。由于公路破坏得早了，导致中国军队向一线集结出了问题。对张发奎来说，他手下的一些部队在日军登陆时并没堵在第一线，因为还没赶到呢。

后来，欧震第4军本想增援九江一线，但张发奎没叫第4军过来。张认为，即使把第4军拉到九江，顶多是延缓几天陷落，意义不是很大，而再想撤退时，由于后方公路已被破坏，就很困难了。如果日军在后面尾随追击，中国军队必陷入混乱而无法还手。他认为，作为兵团司令，他有权力进行这样的部署。

张发奎在黄老门设二线阵地，按他的部署，黄老门前面的张家山、狮子山作为阻击阵地（支撑不住时可撤）。但第9战区司令部要张发奎死守两处阵地，为后面的薛岳兵团在德安、瑞昌一线集结争取时间。但张发奎坚持自己的主意，下令部队后退至黄老门。

一天深夜，张发奎带着卫兵来到庐山脚下，在一片茂密的竹林里找到吴奇伟第9集团军指挥部。

张发奎来的时候，吴奇伟正守着电话机打瞌睡。

当时日机已开始轰炸庐山，吴奇伟的指挥所多次遭袭。日机一来，指挥部的参谋就拖着吴奇伟往外面的竹林里隐蔽，很多时候，吴奇伟不走，说：“不要紧，炸死算了，你们快去隐蔽。”

有一次，当参谋二次去叫吴奇伟出来躲日机时，吴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有时候会想：行军作战是很有意思的事吧？但却永远不了解硝烟和炮火下的残酷。在一次会战中，你很难想象一名部队长能睡个完整觉。举个例子：在多日后的德安县城保卫战中，守卫部队是商震的第32军，团长叫王启明。打到最激烈时，王团长已经把指挥部放在城门洞了，日军的子弹不时射进来，但王所在的地方是射击死角，打不到，子弹当当地击在对面的墙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团长愣是在跟师长通电话时睡着了，因为他已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最后在师长的大喝声中才又醒过来。

吴奇伟见张发奎来了，揉了揉眼，说：“向华兄，你这是……”

张发奎说：“丢那妈，好家伙，几十艘军舰的大炮齐向我岸上阵地开火，头也抬不起，只好后撤。”

张发奎告诉吴奇伟他要回南昌去，后者问一线的情况，前者说：“第4军顶上去有什么用呢？无非是延缓几天九江陷落，但再想撤就不容易了。”

对张发奎的做法，蒋介石只有一个看法：张发奎有意保存粤军核心第4军的实力。抗战期间，这是蒋最讨厌的事之一。而此时在马回岭兵团司令部又找不到张发奎（他这些天一直跟随一线部队转移），于是蒋给薛岳打电话，叫他想法通知张发奎不可按自己的念头来。但张的部队还在往后退，蒋介石一怒之下，越过战区司令陈诚而直接把张发奎叫回武汉，所属吴奇伟第9集团军交由薛岳指挥。

8月1日，张发奎一到南昌，薛岳就告诉他事情不小。

张发奎也觉得自己做的这事有些不对头，即使初衷是好的，但过程肯定叫蒋介石不快。

所以张发奎在去武汉前就作好接受军事审判的准备了。

过长沙时，遇见在那里的何应钦，何说：“向华！你很幸运，倘无陈诚，你可能被扣押。”

张发奎问：“何以见得？”

何应钦说：“你没叫第4军驰援九江，委员长十分生气，觉得你是保存第4军的实力，但幸而陈诚替你说话，说你那样做，是奉了他的命令。这样一来，委员长就不好说什么了。在此之前，我也跟委员长说，说你向华没做错，但委员长不听我的。”

论年龄，张比陈大，论职务，陈大于张。作为战区司令，陈诚能为他张发奎说话，把这事儿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确实够意思，是个长官的所为。一时间，张发奎觉得陈诚是如此亲近而高大。

到了武汉后，蒋介石果然没有斥责张发奎，当后者主动要接受军法审判时，蒋说：“向华，事情到此为止。你休息几天后，立即返回前线，第2兵团还继续由你掌握，我把汤恩伯的部队交给你，但吴奇伟、李汉魂他们，就归薛岳指挥吧。”

后来，用张发奎的话说：“陈诚有肩膀，敢负责，很够义气，他就是这样的人。”在张发奎看来，如果没有陈诚和何应钦，他就算不被枪决，也要被抓起来候审。当然，他也在反思这件事，最后觉得自己作为兵团司令，没能把想法及时跟战区阐明，确实有些冒失。

这一点他不如薛岳。很多关键时候，薛岳也抗命，但抗在明处，这是战场上应该持有的风格，尤其是作为兵团司令这一级别的指挥官。

熊本来的背包客

中国这边的风波平息了，但九江已经陷落。不过，此时波田支队出现霍乱，部队不得不停下来。

就在这时候，1938年8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要员绫部橘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大分县人）突然从东京飞到湖口第11军前进司令部。对于绫部，冈村有所耳闻，知道此人是陆军大学36期的首席。

冈村问他干吗来了，绫部说要人来了。

冈村说：“不会吧。”

绫部说：“波田支队好吧？什么时候能把它调出来？”

原来，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部的广东登陆战也在策划中。

作为日本军中第一流甚至首屈一指的野战专家，冈村在为人上是平和的，没有很多日本军人的通病。但这一次，听到绫部的话后，冈村立即冷言拒绝了。

冈村说：“现在武汉攻略正在关键期，何时能结束战斗尚不知道，波田支队是这次攻略部队中的重中之重，大本营不会不知道吧？”

绫部说：“正是由于波田支队在此次攻略中表现突出，大本营才决议将其南调广东，发挥更大的作用。武汉攻略打到现在，抽调波田支队应该不会影响战局吧。武汉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广东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堡垒，粤军的抗击必定会十分激烈，调波田支队南下有助于一举打开广东登陆战的局面。当然，大本营的意思并不是马上就抽调波田支队，最后的时间还是由您来确定，只是希望把这个命令尽快传达到波田支队那里，叫他们作好准备。”

冈村耐心地听完绫部的话，然后说：“第11军难以做到。”

绫部一愣，没想到好性子的冈村抗命了。

冈村说：“如果现在把命令传达下去，势必会影响波田支队今后的攻击，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我要求大本营终止这一计划！”

绫部见冈村出言如此，态度十分决绝，只好话锋一转，说自己也是奉命而来，就个人意见来说，也觉得这个时候抽调波田支队有点问题。

打发走绫部，冈村宁次把自己的前进司令部由湖口推进到九江。

冈村一点点陷入焦躁了，实际上，一路破关夺隘的波田支队已经越来越不叫他放心了。

先是在九江因为霍乱问题被迫停下来，虽然已经再次出发，但战力需要恢复。与此同时，一些低级错误开始出现：攻占九江的当天傍晚，波田支队的一队辎重兵爬到某高地，发现中国军队留下的战炮，几个日军好奇地摆弄牵绳，没想到炮膛里有炮弹，一下子发射了出去。而这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发现中国阵地上的大炮又响了，立即“负责地”飞来轰炸，当场炸死七十多名日军。

此外，这支和第6师团一样来自南九州的部队，开始暴露出邪恶的面容。

九江对岸是小池口，驻扎在当地的波田支队原田大队强奸成风。本来冈村打算在附近修建个飞机场，当地一名村长已经答应带人修建，但结果原田大队的士兵轮奸了村长的妻子和女儿，导致修建机场的村民一哄而散。用宫崎周一的话说，这直接影响了作战进度。

在日军的进攻途中，这种暴行经常发生，波田支队的一些日军士兵放言：“我们没去过南京，在这里也可以呀！”

公平地讲，作为日军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跟中岛今朝吾、谷寿夫、佐佐木到一这类人还是有区别的。同时，他也担心暴行会引起当地民众的极端反日情绪，不利于自己进兵武汉的进度，比如机场停工事件就是个例子。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力约束自己的部下，“各地强奸事件仍频频发生”。江北的第6师团同样强奸暴行不断。冈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33岁的士兵最容易实施强奸。而且据他掌握的情况，很多士兵都喜欢拍摄暴行照片，然后寄给国内的朋友。

冈村对此迷惑不解：“日军士兵的好奇心竟发展到如此地步？”

在九江休整几天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是搭乘海军舰船继续沿江向武汉方向攻击的波田支队（8月中旬迫近富池口，与霍揆彰第54师激战多日，夺得与江北田家镇隔江相望的这一要塞）；一路则是松浦淳六郎的第106师团，他们沿南浔铁路攻向德安方向。像只虫子一样蠕动的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踏上通往地狱之路。

在日本军部决议进行武汉会战后，5月15日在熊本将第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第106师团（因该师团战力不强，于是很多书本和文章认为他们由大阪第4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自鸣得意地把他们定位为“商贩师团”，显然是自己脑子里的一厢情愿，仅看其番号就知道跟第4师团没任何关系），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扔到了战场。退伍多年的他们，在重新征召入伍前，有的是矿工，有的是做小买卖的，有的是教书的，有的是纯粹的农民，还有的是村里的无赖，甚至地方上的黑社会打手。像第106这样的特设师团，只有联队长、联队副官、大队长是从其他现役部队里抽调的。但尽管如此，冈村还是对他们寄予厚望，毕竟退伍前他们都是第6师团的兵。

熊本兵不是自称天下第一么？

就这样，带着冈村的厚望，第106师团在松浦的率领下沿南浔铁路往江西深处进发了。

此时伊东政喜的第101师团也投入江西战场，和第106师团一起进行远线迂回合围。日本人喜欢这一手。对他们来说，在一次战役里，如果没有迂回，好像就缺点什么。南浔路作战也是这样。冈村宁次意在攻略德安，兵临南昌，窥视长沙，切断粤汉铁路，封堵武汉战场上中国军的后退之路。

赣北是连绵的群山和经久不散的雾气，在九江司令部，冈村每天坐在地图前，用彩色铅笔一点点标注着，用他的话说“很像单衣的碎点花纹一样”。日军每攻占一个山头，至少得耗费一天的时间，打着打着第106师团就慢慢露出了马脚。

开始向南浔路推进后，冈村先是叫他们确保大天山（九江西南15公里）、马鞍山（大天山南3公里）和金家山（马鞍山东南4公里）一带的阵地。

8月6日，第106师团虽然占领马鞍山一侧，但由于公路被破坏，炮兵没及时跟进，随即被中国军队夺了回来。在此役中，师团的大佐联队长田中圣道（日军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口县人）被击杀。这是继上海战后日军第三名联队长战死。很多人说田中死于后面的万家岭，实在是误传。

随后第106师团又攻金家山，但很快就被中国守军打了下来。到8日、9日，日军再攻马鞍山，转天又被轰了下来。此战中，第145联队长市川洋造被机枪打成重伤，大队长内海畅生被炮弹削去了脑袋。

又一名大队长福岛橘马带一个中队再冲，经肉搏后终于攻下阵地，但福岛也只剩下十几个人了。就在这名大队长神经般狂笑时，遭到四周中国炮兵的“十”字形攻击。另一名大队长荻尾佐藏欲救福岛，却被中国军队的火力拦截，也被打成重伤。此时福岛等十来人已全部被炮弹炸飞。

经过此战，冈村已经不是皱眉头的问题了。联队长和大队长的伤亡率达到这种地步，是他此前断不会想到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熊本兵吗？就好比两个人打架，一个戴着墨镜，五大三粗，胳膊环抱胸前，还撇着嘴角，非常屌的样子；另一个人呢，瘦小枯干，显得弱不禁风，但没想到一交手，后者一脚就把前者踹飞了。

但冈村还是非常细心的，一下子死伤那么多联队长、大队长，扣除中国军队阻击顽强的因素外，他觉得此事必有蹊跷。所以在中国军队撤走后，他叫人对这一带的阵地进行了调查研究。

担任这个任务的是名少佐，叫石割平造，虽然仅是个工兵中队长，但却是个老头了，只比冈村晚一届，而且是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在陆军大学同学。本来老鬼子早就退役了，战争爆发后，又被弄到前线。调查中，他发现中国军的阵地不是通常简易的战壕，而是由一个个“陶罐式”单兵掩体组成，掩体间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壕，既可以在正面阻击，也可以侧斜射击，这叫日军吃了大苦头。此外，石割意外地发现：中国士兵撤退前埋葬了战死的日军大队长福岛橘马等十多人。

这个细节叫冈村宁次汗颜不已。

这时候，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拿来一份情报，说赣北一带的很多中国军队的阵地，都是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构筑的，所以打起来比较麻烦。

接下来，两个人聊到第106师团的战力问题。

对日军的常备师团来说，冲锋时，通常是中队长在一线，这我们以前说过了。但对特设师团来说，放在一线的往往是大队长。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前面所说，只有大队长以上的军官才是现役人员，大队长以下的人员都是预备役人员。所以说，一旦现役的大队长战死，接替大队长的往往是预备役人员，这样的话，整个大队的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此叠加，整个联队的战斗力便会受到巨大影响，最后波及整个师团。

宫崎认为东京的陆军中央太不负责了，第106师团组建后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投入到华中战场。冈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

第106师团后来成为笑柄，跟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不要小瞧恢复性训练，哪怕进行一周的训练，情况都会不一样。同是特设师团，武汉会战后期组建的第116师团战力就非常好，该师团由京都第1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按说没第106师团的底子强，但却远远超过第106师团，就是因为该师团组建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恢复性训练，预备役士兵们全面温习了当年的战斗技能，随后才开往前线。

之所以没叫第106师团进行恢复性训练，只能说明两点：一点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兵力确实出现明显的不足，所以一旦组成新师团，马上就扔到战场。另外一点，就是日本人太自信了，认为不经过训练，也能把中国军队追得满山跑，所谓“一个师团就是一个师团”，认为彼此间不会有太大差别。没想到真打起来后，意思马上不一样了。这也是后来第116师团经过长时间训练后才被放在武汉战场的原因。

无论如何，第106师团的表现开始叫老冈村担心了，他担心这伙人影响自己的进军速度。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踢回日本重新回锅，只能是有什么算什么了。当然，冈村也没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第106师团身上。他早年在中国军阀孙传芳手下做顾问，对华中的地形清楚得很，所以在召开参谋会议时，他跟吉本贞一、宫崎周一、池谷半二郎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冈村发现，在300米以下丘陵作战与在300米以上高山作战，推进速度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地形高度没过300米，炮兵的作战办法跟在平原上是没区别的，而一旦超过300米，对炮兵来说就不一样了。而日军进攻中又必须依靠重炮，所以一旦炮兵的作用降低了，那么进攻的速度自然也就减了下来。

现在，冈村一面在焦虑，一面在静观。静观第106师团在九江南20多公里处金官桥的表现。

张发奎撤了下来，薛岳顶了上去，对金官桥一线阵地，薛下了死命令：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退，谁退了，谁就按时恢复阵地，恢复不了，就提头来见。

此时薛岳的作战区域是个大致的等腰三角形。顶点是已失陷的九江，底边是修水（鄱阳湖水系，流经修水、武宁等县），其中的北线一侧从九江经金官桥到庐山北麓。关于这条线，刚刚到任的第1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黄埔军校6期，河南永城人）有一个判断：如果守不住的话，越往后退，正面就愈大，也就越不易守，所以金官桥必须坚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薛岳和他的参谋长吴逸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丰顺人）互相看了看，觉得这个刚由陆军大学毕业的家伙有两下子。

当时薛岳的司令部来了一批陆大的毕业生。此外，还有不少从张发奎那里来的参谋。原来，淞沪会战后，张发奎第8集团军司令部解散，按当时的人事制度，司令部的参谋需要“自谋出路”，自己找“下家”。张发奎还算负责，问薛岳要不要人。当时薛岳还在顾祝同第3战区做前敌总指挥。听闻后，薛岳倒也爽快，说：“好！叫他们来吧！”

说到这儿，不要以为当时的参谋都是满脸沧桑，其实都是3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他们每天面对的除了一张张作战地图外，就是一个个部队的番号；在外面，他们面对的则是老谋深算的五十来岁的日军指挥官。司令部的参谋虽然不在第一线，但由于日军掌握制空权，另外在部队转移时通常也危险多多，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抗战中殉国。这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军事人才，赵子立在1935年考入陆军大学深造。武汉会战开始后刚好毕业，直接被分配到薛岳手下当作战科长，这一年整30岁（此后到1944年底，赵一直在中日正面头号战场第9战区工作，长期辅佐薛岳。在作战思路上，两个人既合拍，又有矛盾。至于矛盾一面，则是后话了）。

一般人谁进得了薛岳的法眼？更何况像赵子立这样初出茅庐的。所以在南昌兵团司令部，薛岳给了赵子立一个下马威，丢给他一张地图，叫他说说敌我形势。

赵子立笑了一下，说：“日军进攻武汉，北路当在皖西、豫南，由合肥经大别山攻河南信阳，后南下经河口镇、平汉线上的花园火车站包抄武汉北面和西面。中路用兵于长江南北两岸，这大家都已经看到，其中江北一路当由黄梅进抵田家镇，江南一路则必由九江迫近大冶。在赣北，日军有可能趋兵湘北，切断粤汉铁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大迂回。不过，当其感到兵力不足时，则必当由赣北直接转进鄂南，对武汉实行小包围。”

赵子立接着说：“江南一路是日军用兵的重点，鄂南和湘北是中国军队转移的主要区域，只要日军迫近岳阳或咸宁，统帅部就不得不放弃武汉。所以封堵南浔路，以及瑞昌到武宁、星子到德安的公路就显得极为重要。”

薛岳不住点头，他承认自己完全听入了神。

薛岳告诉赵子立，自己在赣北有一个作战思路，就是北守西攻。北守说的是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西攻说的是在瑞武（瑞昌到武宁）路和瑞通（瑞昌到通山）路上死战，牵制日军对武汉的合围。

薛岳补了一句，说：“这只是初步计划，说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并不意味着这一线就没激烈战斗，甚至决定性的大战。至于眼下最紧迫的地方，是你说的金官桥，我已经叫那里的部队死守了。”

金官桥发现敌情是在8月3日。

现在可以说说第106师团的组成了，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的参谋长叫秋山义隆，下辖山地恒第111旅团（已战死的田中圣道第113联队、园田良夫第147联队）、寿木敬一第136旅团（木岛袈裟雄第123联队、已重伤的市川洋造第145联队）。为了给这个师团打气，冈村把第11军直属的迫击炮第1大队配属给了松浦。

拦在金官桥主阵地的中国军队是李觉第70军。欧震第4军在其左翼，从九江退下来的李汉魂第64军在其右翼。

李觉在上海打过。他的部队班底是湘军，会战开始前，在浙江金华休整，后被调往武汉待命。敌情出现后，赶赴湖北麻城、英山一线布防。但很快又因安庆失守而受命去安徽潜山阻击日军。随后江西湖口危急，至此被调到南浔路。这种折腾基本上是当时每支中国军队调动的缩影。

这个军本来有两个师：第128师、第19师，前者由于在鄱阳湖作战不力，已被军委会拿下，番号撤销了，现在就剩下一个第19师了，师长还是由李觉兼着。日军来攻前，李觉说了这样一番话：“兄弟们，军人的荣誉保持在部队的番号上，被撤销番号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丢人的事我们经历了一次，这一次在金官桥，要么退下来再次被人看笑话，要么你们他妈的就都给我顶住。”

李觉说：“守卫金官桥，上峰下了死命令。所以老子的枪口就在你们后头，薛岳的枪口就在我后头。至于薛岳后面有没有枪口，我不去管。我要说的是，假如你们战死了，我肯定也活不了。但如果我还活着，那就说明兄弟们都在，就是我们重新夺回荣誉的时候。”

话已经说到了这份儿上。所以金官桥一线中国军队的战斗，一反在九江的低靡状态，把原本战力就不济的第106师团打了个鼻青脸肿，半个月内愣是寸步难行，没有任何进展。这在日军战史上是少见的。

冈村除了继续武装第106师团外，一时间也没别的办法，总不能他亲自去指挥吧？所以又把第11军直属的野战重炮第10联队赶了过去，配属给松浦。

8月中旬的一天黎明，大雾弥漫金官桥阵地，松浦用4个中队组成敢死队，对前面的鸡窝岭进行仰攻。李觉指挥部队以白刃相对，中日士兵一千多人在山野间拼起刺刀，这是南浔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刺刀战。

战至午后，守军右翼被撕开一个口子，27名日军冲向纵深，企图盘踞一个窝点作为支撑。

战斗从早晨7点一直打到傍晚4点，主阵地的日军扔下300多具尸体后再次退了回去。冲进纵深的那27名日军也被收拾得剩下了最后9人，藏进一个岩洞里固守不出。李觉亲自指挥部队围剿，想抓几个活的。由于中国士兵有射击死角，所以连续3次突击都没成功。到了转天黎明，日军自知没法冲出，9人在毁枪后集体自杀，有一个士兵自杀不成而负重伤。

在毁枪这一点上，陷入绝境的日军和中国士兵倒是一样。

李觉的士兵冲进去将那名重伤的日军俘获。但这位老兄一言不发，怒目相视，好像中国人都欠他的。一名战士把李觉的命令抛到脑后，上去一刺刀结果了他。

李觉带着副官上得前来，问人呢。

一名连长说：“被我的士兵打死了。”

李觉说：“我不是命令你们抓活的吗？”

连长说：“报告军长，抓了一个重伤员，但这小子太横了，一点服软的意思也没有，有个士兵气不过，就给他刺死了。”

李觉叹了口气。

他叹着一口气，有两重意思，一是为没抓住活的而惋惜，二是有着同样的疑问：这些鬼子怎么自我感觉就那么良好？来到别人的土地上，还显得特别理直气壮，真他妈的见鬼了。

李觉说：“把那个士兵给我叫来！”

连长说：“军长，您……”

其实那名士兵就拎着枪站在不远处，跑过来后，李觉问：“鬼子是你刺死的？”

士兵说：“是。”

李觉说：“奖50块大洋！”

李觉的部队在金官桥、鸡窝岭一线让松浦师团欲进不得，退又难看，理所应当收到蒋介石的嘉奖。到9月4日，因他的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士兵极其疲惫，蒋介石给薛岳打电话，叫李汉魂的部队接防。

第106师团受挫金官桥，冈村宁次大失所望。幸好这时候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在九江登陆了。

武汉外围战打到盛夏时，冈村宁次已经有捉襟见肘之感。江北的第6师团按部就班地打着，没叫人操心。沿长江逆流而上的波田支队，在进攻上也没什么问题。但在江南作战的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后面会写到）问题越来越多，这两支部队仿佛无底洞一般吞噬着冈村手里的直属部队。就算冈村把手里攥着的一些炮兵部队配属给他们，其攻击仍不见成色。在这种情况下，他直电畑俊六，请求把战力强劲的第9师团发过来。冈村太需要这样稳定军心的部队了。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七七事变”的中国驻屯旅团也扩编为第27师团，投到了江南战场。师团是谁呢？就是那位认为“控制中原就能迫降中国”的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你不是有这样的观点吗？那么好，你亲自上阵带着人打武汉。在本间的率领下，这股日军由天津塘沽经海路辗转到南京，随后乘船开至九江，8月30日已经登陆鄱阳湖畔的星子县。

一下子又多了两个师团，冈村宁次有了底气，开始重新考虑各自的任务。

冈村和参谋长吉本贞一、作战课长宫崎周一、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等人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

计划由池谷协助宫崎完成。前者有南京追击战的经验，后者虽没参加过南京攻略，但是当时日本军中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

宫崎曾在陆军大学教了多年战史课，后来写下的《感悟兵术》一书是有关昭和日军战术的解密之作，又著有《宫崎周一中将日记》，和池谷半二郎的《某作战参谋的回想手记》，成为了解日军参谋战术的“教科书”。

在宫崎的计划里，本来作为总预备队的第9师团主力向瑞昌进击，一部协助第106师团在瑞昌至德安的大道上获得前进据点；第101师团攻取星子县后，切断第106师团正面中国军的退路，计划在8月底占领德安；第27师团在星子附近登陆后，也向德安进击，策应第101师团的行动；至于第106师团，以一部捕捉庐山西南之中国军，主力亦向德安方向追击。

宫崎后来成为日本帝国时代最后一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在他的计划中，江南的4个师团互为犄角。

第9师团登陆后，前锋丸山支队（丸山政雄少将率领）即击溃川军王陵基的部队，迅猛推进到岷山一线，攻击了金官桥左翼欧震第4军的阵地，策应第106师团作战。

军情陡然出现变化。

在第4军左侧背暴露的情况下，薛岳急令俞济时第74军驰援岷山。

成名前的第74军，自从南京撤下来后，似乎没进入状态，在万家岭大捷前，一直迷迷糊糊的。

在接薛岳命令前，第74军还有一个插曲：

九江陷落后，张发奎把部队后撤，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给第74军军长俞济时打电话，叫他派手下第58师到黄老门增强李汉魂第64军的防线。此时，师长冯圣法正带着第58师警备德安。接到命令后，部队立即出动。当时南浔铁路已经不通，只能走铁路西侧的一条山路。

但行至马回岭时，出事了。

第58师下面是第172旅和第174旅，前者旅长是在南京战受伤的邱维达，他是由王耀武第51师团长的位子升任第58师旅长的。邱维达的部队，走在最前面的是蔡仁杰（黄埔军校5期，湖南常德人）的团，中间是邱的旅部，另一个团在后面。刚到马回岭，就有日机来袭，蔡仁杰急忙指挥士兵隐蔽。就在这时候，西南方向又枪声大作。

情急下，见日机走后，蔡仁杰带人加快速度，把后边的部队甩开了。

就在邱维达想带人跟上去的时候，发现第174旅跑了过来，从他们面前斜穿而过，等于把邱维达旅部和身后的另一个团挡上了。等第174旅过得差不多后，邱维达想带人继续前行时，意外发现左前方山沟里出现一面刺眼的太阳旗。

是日军的一支骑兵部队。

作战经验丰富的邱维达立即叫旅部特务排占领前方阵地。邱维达下面的另一个团此时还在后面。正在这时，第174旅最后一个营从邱维达面前斜穿。邱一把抓住营长黄剑峰，叫他立即停止追赶大部队，马上投入眼下的战斗。但黄不肯，认为邱不是他的旅长，说他必须赶上自己的大部队，否则会被军法从事的。

见此情景，邱维达想揍黄。

还好旅部作战参谋叶方华跟黄剑峰比较熟，劝说他投入战斗，这样黄营才止步，最后打跑了日骑。与此同时，蔡仁杰那个团，由于第174旅斜插前进，导致自己脱离旅部，在前面遭到另一股日军攻击，伤亡不小。

第58师本来是驰援第64军的，没想到在半道上就出了意外，所以吴奇伟又下令，叫他们回转德安整理补充。

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师长的冯圣法感到很没面子，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邱维达身上，认为邱出发前没跟第174旅协商好，导致两个部队在行进道路上陷入混乱，以致出现交叉“撞车”的情况，而邱随后又没能掌握部队，导致局面混乱。此外，还有一条，那就是指责邱维达拦截别人的部队。

本来冯圣法对邱维达就不感冒，认为他虽然到了第58师，但仍是王耀武的人，总想找机会把他踢走。这一下等于有了借口。上报给军长俞济时，邱维达被撤了旅长职务。冯圣法随后把自己以前在第88师的同事廖龄奇弄到第58师，接替邱维达做了旅长。

这个事被王耀武知道后，大为邱维达鸣不平。王耀武以精明著称，但同时又能为老部下撑腰。“状”告到俞济时那里，认为这样处置不公。俞济时最器重王耀武。怎么办呢？一来二去，把邱维达重新转到王耀武的第51师团，给周志道做副手，做第151旅副旅长。

对于邱维达来说，除了降一级外，其他没什么不好的，因为又回到王耀武手下了。人生在世，所谓知己，就是互相看着顺眼，邱维达就信服王耀武，这是没办法的事。事实也证明，王耀武确实对邱维达够意思，南京突围之夜就不说了，再往后，王耀武做到第4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还是选用邱维达。

现在，接到薛岳的命令后，俞济时立即往岷山派出了一支部队，但没多少人。

后来看，这是第74军战史上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在8月29日的第一次岷山之战中，到达岷山的第74军一部迅速被第9师团丸山支队横扫。30日，俞济时又向岷山派出一支部队，结果又被第9师团击溃。

薛岳这下火了。火什么？火俞济时逐次分兵去阻击。薛岳说：“俞军长！没你这样的，一次派那么点人，你以为是去打土匪？你给我第三次派兵到岷山，这一次要还后退，就军法从事！我知道你跟委员长的关系，但你现在归我节制，那我就先枪毙你，然后委员长再枪毙我！”

薛老虎脸色要是阴沉下来，还真就不好办了。

于是俞济时就有些慌，薛岳的脾气他当然知道，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

所以在第三次岷山之战中，第74军死磕日军第9师团，终于打出了血色，当然自身也伤亡惨重，这也正是后来蒋介石为什么要薛岳把第74军拉到长沙进行休整的原因。

在第9师团的帮助下，第106师团总算钻过金官桥。

在九江冈村宁次的司令部，一些参谋窃窃私语，其中一名原籍仙台的参谋说：“那些来自熊本的家伙难道是来中国背包旅游来了？打得也太差了吧？我就说熊本师团不可行吧！”

虽然过了金官桥，但第106师团此时士气极度低落，向德安方向进击的第101师团也毫无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所能做的，只有把刚刚在星子县登陆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调过去。

第27师团9月上旬在庐山脚下集结时，第9战区的判断是：他们要帮助第101师团同往德安方向进攻。但没想到中旬第27师团行动时，突然向西往瑞昌去了。瑞武路，也就是瑞昌到武宁一线，由重返前线的张发奎负责，他采取的措施是变大部队为小部队，叫他们分别占领一个又一个山头，这样的话日军就必须逐次攻占。

9月24日，为统一指挥，战区叫薛岳从张发奎手里接过瑞武路的作战，在第27师团正面进行拦截，并叫薛岳把兵团司令部迁到武宁。薛岳跟参谋长吴逸志、作战科长赵子立一商量，认为这个安排有点问题，兵团司令部现在在南昌，此时迁到武宁也就是日军正面，意义不大，而且与其在正面拦截，不如在后面和侧翼对其进行“遮断式”攻击，也就是用炮兵隔着一线日军轰击其身后的补给线。

战区同意了薛岳的想法。

整个武汉会战期间，每个分战场都有自己的特点，薛岳、吴奇伟、俞济时、欧震、叶肇、王耀武等人在万家岭打的是围歼战，汤恩伯在瑞武路上打的是遮断战和运动战，黄维在麒麟峰打的是争夺战，李延年、施中诚在江北田家镇打的是要塞守备战和打援战，宋希濂在大别山富金山打的是攻防战，从战争美学的角度讲，这确实一场精彩纷呈的会战。

在这种精彩纷呈中，又看到老汤的部队，他们正在瑞武路两侧山林中潜行。

汤恩伯确实又来了。徐州会战结束后，汤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部队为军委会直属，转进到南阳休整。到7月，接蒋介石电令，要其开赴江西上高，在那里作为攻击军待命。武汉会战后半段，汤恩伯率军杀入，属张发奎第2兵团，在瑞武路和阳新、通山与日军接火。

我们说过，老汤真个刺儿头，在一线的将领中，基本上没他服的，这既有天生的桀骜，又有不断积累的战绩。一句话，就不是个好合作的主儿。但归到张发奎这里，还是比较听命的，用张的话说，“其他人见他就头疼”，但也没觉得太难处。

现在薛岳接替张发奎负责瑞武路上的攻防，汤恩伯跟薛岳是互相有耳闻的，如果薛岳是薛老虎，那么他汤恩伯可以叫汤狮子，但如果两个都很凶猛，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客气点。你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他薛岳也不是白给的，既有陈诚这层关系，又是蒋最倚重的嫡系之外的将领，所以汤恩伯不敢造次，在听从调遣上还是很老实的，知道主动跟薛岳汇报军情了，而不像在鲁南战场，只要李宗仁不找他，他是绝少主动联系李宗仁的。

只说瑞武路上出现一支部队：汤恩伯旗下的第110师第328旅第656团，团长廖运周（黄埔军校5期，安徽凤台人）。

汤恩伯没给第110师安排阵地任务，而是叫他们游荡在瑞武公路两侧，机动地袭击过往日军的辎重部队。打了这些天，虽歼敌数量不是很多，但却也每战必有斩获，尤其是日军的两个汽车运输中队都被打掉了。

这一日，廖团长带部队来到小坳这个地方。

这是两山中的一个拗口，瑞武路在这里呈S形，中间是个十多米的小高地，原来有中国军队的既设阵地，但此时已没人把守。廖团长带人搜索前进，在阵地后面发现一个弹药库，门上有锁，但却没有锁上，进去一看，里面竟然还有一万多发迫击炮弹。

廖团长又喜又恼，他本身在黄埔军校就是学炮兵的，看到那么多炮弹，再加上自己的反坦克连正好缺炮弹，所以非常高兴，恼的是先前守卫这里的部队太马虎了。

廖运周找到他的旅长，后者问：“想不想在这里干一仗？”

廖云周说：“干啊！这么多炮弹留给日军不太可惜了吗？只要把公路两头堵起来，用迫击跑打坦克，照样行，我还就不信了。”

话说廖运周带部队开到瑞武路前，跟着师长到德安以西的一个无名村落，见到了第18军军长黄维。黄听说廖是黄埔炮兵科毕业的，马上给了他一个反坦克连，有4门反坦克炮。

廖运周把这个反坦克连放在小拗山下，公路的正面，也就是S路第一个拐弯处。当时的坦克侧面没有火力，反坦克炮正可一击。在S路的第二个转弯处，即小拗的山后面，放了12门迫击炮。

廖运周在小拗中间的高地设立指挥部。

瑞武路虽已被破坏，但却不是太彻底，加上日军工兵的修护，所以公路上军车、坦克不断。当日下午4点过，8辆坦克轰轰开来，廖运周指挥的反坦克炮干净利索地打坏了前面的两辆。如果是阵地战，坦克被打了，后面的能掉头跑回去，而现在，日军的坦克必须在狭窄的公路上往前开。

瑞武路一侧是山，一侧是水，所以这就麻烦了。更麻烦的是，后面又开来十多辆坦克。这还不算完，坦克后面还跟着24辆军车，上面满载着士兵，看样子是刚从鄱阳湖登陆的补充兵。

此时夜色降临，明月高升，山野清晰如昼。

小拗这段公路热闹了。真正的热闹还没开始。就在日军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时，廖运周一声令下，12门迫击炮同时开火。

根本用不着瞄准，只要把炮口对准公路就可以了。

此前他下的命令是：这一战至少要打完5000发炮弹。

一时间，两公里多长的公路上火光冲天，日军的叫喊声响彻山谷。

5000多发炮弹打出去后，已经是午夜。

廖运周没有连夜查看战场，而是安稳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才带人下山拗。

公路上，20多辆坦克被打得面目皆非，军车则还在燃烧，日军的尸体是廖运周参战以来看到的最多的一次，清点了一下，有400多具，而他的部下无一伤亡。

这是一次优质的伏击，惊动了何应钦，嘉奖在第一时间就到了。而廖运周又带着部队和剩下的5000多发迫击炮弹，寻找新目标去了。

万家岭，血染红

考虑到第106师团的战力，宫崎周一和池谷半二郎商量后，没叫他们直接南攻德安，而给了他们一个辅助任务，在越过金官桥后，向黄老门、乌石门前进，策应第27师团的行动，绕行进入德安西南地区。

就这样，松浦淳六郎带着第106师团踏上“九马小道”。这是一条由九江通往马回岭的山间小路。越过被薛岳故意放弃的黄老门后，9月3日晚部队抵达马回岭。

马回岭在德安的北面，靠近南浔铁路，西面是白云山，东面是庐山西麓，南面也是一片山地。这一地区虽名马回岭，实际上是个三面环山的盆地。

他们抵达前，第9师团丸山支队已在当日正午先行从这里开过去了。

来自金泽的士兵没发现任何异常。穿过马回岭后，他们往瑞昌方向去与师团主力会合。按冈村宁次的说法，这个师团是武汉会战期间他指挥的部队中风貌和战力最好的。不过，也许冈村不知道，丸山支队在走时，顺手牵羊地偷了第106师团的几匹战马。在山地作战，日军各部队之间互相偷马这种事在当时不算新鲜，就连在北路指挥作战的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的两匹坐骑也被偷走了。

接下来就看来自熊本的士兵了。

难啃的金泽第9师团是被薛岳故意放过的，所以这事就有点意思了。

有句话怎么说？柿子专拣软的捏。但松浦淳六郎也没法抱怨，因为作为软柿子，你也没有资格抱怨。唯一的使命，就是在变强大前默默接受别人的捏打。但薛岳不想仅仅捏打两下，而是欲碎第106师团为齑粉而后快。

他主要想解兰封之气。

那一仗虽有黄杰、桂永清等人的问题，但他毕竟是总指挥。所以他想，假如这一次不能重创松浦，就回广东打渔种地去了。

晚年的薛岳，慈眉善目。1998年去世时，已是102岁高龄。但中年的薛岳，脑袋圆乎乎的，上面处处是棱角，蒋介石都让他三分，“老虎仔”的外号不是白来的。

薛岳机敏倔强，容易发怒，天生悍将，曾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后在第4军做师长，参与反蒋之战，又任第5军军长，参与围追红军的作战。1935年7月，蒋介石把薛岳北调甘陕。但到10月底，蒋心血来潮，又把薛岳东调湖北，将西北围攻红军的任务交给张学良。

现在，薛岳叫欧震第4军、俞济时第74军等部队占领马回岭周边的白云山、乌石门、戴家山、庐山西麓，呈诱敌深入的“反八字”阵地，一如捕鼠的口袋，又如《封神演义》里的金蛟剪。此时的薛岳，是要想要松浦的老命，想要第106师团的全员小命。

其实松浦也憋着一口气。

上任第106师团之初，他认为这个师团的战力没什么问题，应该像由第2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的第13师团那样，名为特设师团，实则比很多常备师团都能打。但上任后这些日子，他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虽然兵源都来自熊本及周边，但跟第6师团比完全是冰火两重天。

抵达马回岭时，松浦又接到九江司令部的一封电报，宫崎周一叫他带部队在当地扎营，暂时保持对德安方向的监视即可。同时，叫松浦把野炮兵一个大队和步兵三分之一的兵力拿出来，给瑞昌方面的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指挥。本来第106师团战力就不怎么样，这一下又被分走了不少火力，松浦就差对着赣北的群山高呼一声：苍天啊……

也就是说，进入马回岭的第106师团是不完整的，人数只有一万出头。

在接到九江的命令后，第106师团像个失恋的姑娘一样在盆地里徘徊，用赵子立的话说，“老是探头伸脑，徘徊观望，不敢大胆进攻”。

薛岳没叫部队马上围攻，因为周边的这几支部队也都很疲惫了，尤其是第74军在岷山伤亡不少，他最看重的粤军首席欧震第4军也显疲态。所以在松浦师团初入马回岭的9月上旬，由于本间雅晴第27师团突入瑞武路，在白水街、麒麟峰一线与黄维第18军发生血战，南浔路这边一下子沉寂了。

松浦就地待命的时候，薛岳利用这个机会，叫警备日军的各部队充分休息，补充枪支弹药。这期间，薛岳从军需补给部门那里领了各种炮弹12万发，轻重机枪子弹150万发，步枪子弹500万发，手榴弹110万枚。在“反八字”线上集中了所有的重火力，其中最近到的一批“新版”捷克式机枪，射程达到了4000米，可以直接打到马回岭。炮兵的射击范围也完全覆盖整个马回岭。

关于中国军队弹药充沛这一点，前面写徐州会战时也说过。武汉会战期间，同样不存在缺少弹药的情况，日军第101师团第157联队第1大队有关星子、东西牯岭的战斗详报里就有记载：“（王敬久第25军冷欣第52师、谭邃第66军华振中第160师）步枪弹每人携带200至300发，弹药极丰富。”

在马回岭四周，薛岳倾其所有，布置了超级强大而严密的火力网。薛岳只有一个想法，一旦开打，就把这些东西都砸向第106师团。

从9月3日晚进入马回岭，到9月24日，松浦师团在这里休息了整整3周。正如九江第11军司令部的参谋所说，他们确实像从熊本来的游客。赣北的山是很漂亮的，第106师团的士兵们对着苍翠的美景发呆，他们在想什么？

这3周中，中日军队虽有零星接触，但主力都处于对峙中。

这是暴雨来临前的片刻的宁静。在这种宁静中，九江的冈村宁次为了增强松浦师团的战力，干起临阵磨枪的买卖，叫他的参谋长吉本贞一从第11军直属部队中抽调了几十名佐级军官，跑到马回岭，训练起第106师团的中队长和小队长。冈村实在担心整个武汉攻略计划被这个师团（包括第101师团）拖了后腿。

本间雅晴第27师团登陆后任务之一就是帮助第106师团，但由于在瑞武路上的麒麟峰遭黄维第18军陈沛第60师的强力阻击，后方补给线又陷入汤恩伯部队的炮火中，所以一时间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而就在这时候，冈村拿到一个致命的情报，致的是第106师团之命。

这个情报就是：南浔路上的一部分中国部队去瑞武路打本间雅晴第27师团了，使得瑞武路和南浔路之间出现了一个长约5公里的缝隙。这个缝隙是非常小的，所以地面上的侦察不容易看出来，但却被日军侦察机在空中发现了。冈村拿到情报后，第一时间给松浦下令，叫他的部队立即从马回岭出发，由此空隙插进去。

这实际上是一个蝴蝶效应，缺少了哪一环都不行。

最初，第27师团登陆攻击瑞武路方向，武汉的军委会叫薛岳组织这一线的拦截，但薛岳不愿意在正面布防，想用侧击的办法遮断瑞武路上日军的联络线，这样的话就派出几支部队放在瑞武路的侧面。于是瑞武路和南浔路之间出现微小的空当，鬼使神差地被日军飞机发现，冈村遂下令第106师团由空档插入。对日军的行动，用薛岳的话说：“其钻隙冒险之精神固甚可嘉，而其肆无忌惮之气焰尤甚可憎，初不料竟为我全歼于万家岭也。”

战斗在讲求实力、战术的同时，还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对于接下来的万家岭大捷来说，最关键的一环往往不被人注意，这一环就是最初薛岳没把支援瑞武路的部队放在该路的正面，而是放在了侧面进行遮断式攻击。因为这样的话，当松浦师团冒进到万家岭时，这些部队只需要一个转身，就可以成为万家岭合围中的一面。

战争之诡异，正在于此！

由于第106师团的一部分兵力被抽调第9师团，冈村宁次又把刚从畑俊六那里要来的山炮第52联队配备给了松浦师团，增加一下他们的山地作战能力。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倒霉的师团又遇到一个麻烦：负责情报的主任参谋病倒了，不得不被送回九江。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冈村，完全成了松浦的保姆和大管家，他又急忙把第11军参谋樱井镣三中佐派过去，一是顶替病倒的情报参谋，二是给松浦老大哥一些指点。在冈村看来，松浦师团屡屡陷入被动，跟情报做得不细有很大关系，这原本是他们日本人的强项啊。

冈村叫樱井带去他的命令，第106师团立即冲破正面的中国军阵地，向德安方向转进。

就这样，经过3周的休整和短暂的培训，9月25日，老松浦一声令下，第106师团的一万多名士兵携带着6天的干粮，出发了。

按松浦的计划，主力轻装前进，到前面的万家岭一带，先击破守备在白云山的中国第4军左侧背。没想到欧震第4军警惕得很，迅速地变换阵形，侧背变成正面，一下子由守转攻，先打了第106师团一个下马威。

此时第106师团实际上已完全钻进南浔路和瑞武路之间的“反八字形”地带。也就是说，松浦所面临的，貌似两线上中国军队的侧背，但实际上这两线上的中国军队一回身，就等于把松浦包围起来了。

薛岳的判断是：瑞武路上的日军第27师团为黄维第18军所阻，补给线遭到汤恩伯部队不间断的攻击，南浔路和瑞武路之间空隙渐大，第106师团从空隙处孤军插入，是为了帮助第27师团。这种敌情判断虽跟日军的初衷不吻合，但却无碍于对松浦师团的围歼。

但薛岳欲大打出手的时候，蒋介石亲自来电，要调俞济时第74军到长沙休整。

如果推测的话，有可能是因为俞济时和蒋介石不远不近的亲戚关系起了作用，促使蒋想把第74军先拉下来，或者干脆是因为俞济时向蒋介石提出了申请。他们在岷山消耗得也确实大。但围攻松浦师团已在眉睫，这个关口把第74军抽下去，显然是有问题的。但电报的落款是蒋介石。换一般人，从也就从了。薛岳毕竟是薛岳，不是一般人，犟脾气在这个时候发了威力，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只有4个字：“调不下来。”

蒋介石又一次来电报，说：“第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

薛岳再回电：“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第74军长，伤亡都比第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第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蒋介石被噎得一愣一愣的。

可薛岳说得又在理儿。蒋介石最后把脾气发到俞济时那里：“你休整什么？你们74军都给我顶在那里，一步也不许后退，都给我听薛总司令的！”

俞济时只好连声说“是是是”。

俞济时下来跟两个师长王耀武、冯圣法说：“你们谁也别想撤下来休整！”

冯圣法比较憨，说：“军长，我没要求撤下去休整啊。”

王耀武拉了一下冯圣法，说：“军长不叫咱撤了，咱就接着打。”

后面的战况表明，如果此时真把第74军撤了下去，那么万家岭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薛岳的抗命还不算完。

由于此时广东出现敌情，日军有登陆大亚湾的动向，军委会已有意叫张发奎回广东跟余汉谋组织应对，便下令想把属于粤军的李汉魂第64军调回去。虽然最后薛岳勉强同意，但却扣下了其中的第187师。

对下属来说，有薛岳这样的司令长官是件幸运的事，因为他能扛事。否则的话，嗯啊嗯啊的，老好人是当上了，但手里却没兵了。所以薛岳的优点是，能给自己的部下一个没干扰的工作环境。所有的干扰，他都替你顶着了。当然，做下属的，也必须把事儿干漂亮。

薛岳当然也有缺点，好面子，脾气太倔，固执己见，任何时候不认错，即使知道错了，也在那里强撑着，基本上谁都不服，这一点比汤恩伯还要命，除蒋介石之外，也就听陈诚的话。至于跟白崇禧什么的，他是可以直接拍桌子的。

但人无完人，在现实中，你没办法要求一个人无懈可击。作为一名将领，薛岳的优点已经有那么多了，你不可能把他的缺点再扫除掉，你以为他是圣人或神仙么？

薛岳叫赵子立拟定作战计划，除正在跟第27师团苦战的黄维第18军外，不久前调到瑞武路的部队转身返回南浔路，加从德星路（星子至德安的公路）上抽调的部队，三条线的主力齐集万家岭四周：第74军、第4军、第187师、第139师（缺一个旅）包围第106师团的东面；第60师、新编第13师、新编第15师（缺一个旅）、预备第6师、第91师、第142师包围西面。

在当时，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中国师，能跟日军的一个联队（团）打成平手。前提是这个中国师在战略和战术上都不出现失误。这也是日本人自己的看法。宫崎周一就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一个战力平平的师，是完全打不过他们的一个大队（营）的。这确实也是实际情况。

打过上海战尤其是兰封战的薛岳深有体会，所以他把能抽出来的部队都抽出来了，能扣下的部队都扣下了。

9月27日，在遭欧震第4军反击后，沉不住气的松浦给九江的冈村发了封电报，在电报里说：“师团不断遭受从右侧来的敌人的射击，12时似乎进入梁山（白水街东12公里）附近。出现新的敌人（兵力不明），正交战中。”

冈村拿到电报后大发雷霆，电报上的“似乎”这个措辞刺激了他。这完全不像一名将军发出的作战电报，连自己的士兵打到哪儿了都不清楚。但冈村随即又冷静下来，因为他想起来了：这事好像也不怨松浦。他这位学长手里拿的华中地图，正是自己当年从军阀孙传芳那里顺手牵羊偷来的。

那是十三年前，冈村被孙传芳聘请为军事顾问。转年秋，北伐军攻势凶猛。冈村恰恰待在他如今所在的九江，跟孙传芳在一起指挥部队。当时南昌防线危急，冈村趁到南昌参赞军机时，从当地指挥官手里弄了一套1:50000的华中军事地图。后来，他把此图交给陆军参谋本部，得到了巨额的奖金。武汉会战期间，各部队拿的就是他当初偷来的地图。不过，由于地图上错误比较多，会战期间引来一些不知底细的参谋的抱怨。

如果放在生活里，而不是军队中，那么就冈村的性格来说，他是个老实人，所以面对一些人的抱怨，他只是在心里唠叨：知道当初弄到手多不容易吗？否则的话，打武汉会战连这份地图也没有。

松浦在另一份电报里告诉冈村：地图上的地点跟脚下的地点，有些地方是对不上号的。这是在讽刺冈村么？

但就算地图有问题，冈村觉得问题也没大过第106师团本身。地图虽然在行军作战中非常之重要，但却不是全军唯一的依靠。冈村还是觉得松浦在情报工作上出了纰漏。在他看来这恰恰是不可饶恕的，派去的情报参谋樱井到底在干什么？

对松浦淳六郎来说，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赣北的地形。

此前为了在山地快速行军，松浦下令把所有挽马编队改为驮马编队（即辎重武器由马拉改为马驮），但即使这样，很多道路仍难以行进。时值9月底，连绵的秋雨不但使道路更加泥泞，漫山的雾气更是叫日军陷入迷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表情上看，很多日军士兵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几天下来，师团的几支部队时常彼此联系不上。糟糕的心情加上地图和情报不准确，使得第106师团走着走着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而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在缩小。

当完成合围时，第106师团已经进入万家岭！

万家岭，在江西德安县城西北方向20多公里处的磨溪乡境内，是幕阜山的余脉，一片高低不一的山丘：大金山、小金山、张古山、扁担山、尖山、野鸡垄……最高峰不过50米。但松浦手里的地图上，这个地方没有标注。而且更要命的是，跟欧震第4军接战的转天，也就是9月28日，第106师团跟九江第11军司令部的后方补给线被中国军队彻底切断了。

赣北的秋天雨雾重重。

第106师团像迷路的儿童，似乎怎么也走不出连绵的山地了。在补给线被切断后，日军的飞机因天气原因又不能及时地对其进行补给。

第106师团的这些情况，已经被薛岳摸得一清二楚。此时他早就把司令部由南昌推进到德安，隐蔽在城外一个小村子里。他明白，对围歼松浦师团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兵力配置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呢？

时间。

围攻松浦师团的部队很多，主力是早已成名的“北伐铁军”第4军和即将成名的正面战场“抗日铁军”第74军。但薛岳感到决定性力量还是不足，想把另一支粤军第66军（此时军长由谭邃出任，叶肇为第1兵团副总司令兼第28军团长）抽到万家岭。但此时这个部队正在庐山南麓布防，按蒋介石的命令，一旦赣北不保，就在庐山打游击。

参谋长吴逸志说：“把66军调过来？”

薛岳说：“必须的。”

吴逸志说：“庐山最为委员长所看重，把66军留在那里可是他的意思……”

薛岳说：“我是战区兵团司令，你是我的参谋长，我们是最了解战场情况的。现在战机转瞬即逝。此次万家岭围攻，于我军来说，时间和空间较任何方面都重要，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跟武汉解释。因为时间一拖，在空间上我们将陷入不利，106师团很可能就会溜出万家岭。到时候，首先不是战役能不能取胜的问题，而是我们先前阵亡的将士就白白牺牲了！我现在就跟委员长打报告，但你不必等我的消息，你现在就立即向66军下令，把他们调过来。我们先斩后奏，有什么事我来承担！”

临阵决断戎机，作为一片战场上的头号人物，薛岳能承担起东西来，对上面的命令，是该听的听，不该听的，顺耳过，于是部队就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非常重要，因为一线的事他最清楚，在不出现敌情判断失误的前提下，这种独立性可以换来最大的作战成果。很多次胜仗就是这样打下来的，这使得原本就固执骄傲的薛岳更加固执骄傲，甚至导致后来对上级正确的敌情判断也加以拒绝，终有抗战后期的长衡之败，使他没能在抗战八年中完美收场。不过，对一名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的将军来说，这也许是最恰当的尾声。

第66军就是这样过来的。

对薛岳来说，第4军和第66军是他当时真心依赖的，因为被他“扣下”的俞济时第74军的战力还在被“评估”中，且先前已在岷山遭日军第9师团重创。

第4军是粤军大本营，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薛岳、吴奇伟、欧震、叶肇、邓龙光等粤军主将都有第4军的背景。抗战爆发后，第4军在时任军长吴奇伟率领下驰援淞沪，血战大场。武汉会战开始，吴奇伟升任第9集团军司令，师长欧震接任第4军军长。

1938年10月2日，薛岳终于下达进攻命令。

在万家岭正西的雷鸣鼓刘村和哔唭街村，中日军队迎头遭遇。虽说第106师团弱，但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只是相对战力强的日军而言，要是你觉得他们是纯粹的酒囊饭袋，那就未免太过天真了。所以，当双方都认为遭遇死战时，场面是依旧残酷的。

说到万家岭之战，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王耀武，想到张灵甫，想到第74军。其实，严格地说，这是第74军的“准成名之役”，毕竟围攻万家岭的部队太多了，而第74军只是其一，况且此时经过岷山的战斗后，战力已经下降了不少。所以说，真正奠定正面战场“抗战铁军”地位的一次战斗，还是王耀武做军长后的1941年的上高之役。

现在，压力比较大的是俞济时。经过了岷山三战，他觉得脸上也不好看，此时的友军以粤军为主，他不能被广东人看笑话，他代表的是中央军，他甚至觉得自己代表的是蒋介石，加上俞济时本人并非无能之辈，也属于精明强悍的人，所以遂决意在万家岭打翻身仗。此时冯圣法第58师已与日军接火，王耀武第51师还在德安警备。

在第4军、第66军、第74军第58师等多支部队的围攻下，松浦感到事情似乎不妙，好像中国军队不是想防住他，而是想吃掉他！

这把老松浦吓了一跳。

由于雾气蒙蒙，对松浦师团的补给直到10月3日天气稍微转好时才成功，日军飞机空投了有限的弹药和粮食。这一天，参谋樱井向宫崎周一发了份电报：“师团正面之敌，每到夜里仍发起袭击数次，有逐渐将师团包围之势……”

樱井给宫崎发这个电报，并不仅仅是告知第106师团的窘境，因为樱井在电报里还说：“急攻中国军队吧，又受复杂地形的限制，部队屡出错误；不急攻吧，形势越来越不妙，眼看就慢慢被合围了。”最后他的一句话是：“谨此希望给师团以战斗指导。”

这样的电报在日本帝国陆军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日本军中，师团作为战略单位，在作战上完全是独立的。但第106师团这时候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打了。冈村看到电报后一声叹息，同时不得不害怕起来：万一这个师团真被中国军全歼，他怎么有脸回东京？人们首先笑话的不是松浦，而是他冈村宁次。

冈村问宫崎的意见如何。

宫崎大骂熊本的饭桶们，但尽管如此，他仍表示，第106师团不会那么快就崩溃。

所以宫崎反对增援。

池谷半二郎则坚持立即派出援军，救出第106师团。

参谋长吉本贞一则一直在搓手。关键时刻，这名参谋长发挥了点作用，建议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分出3个大队，在佐枝支队长的带领下前去救援，攻击第106师团当面之敌的背后。加上此时从九江登陆的第106师团的3000名补充兵已到，冈村当即批准了这个计划。

几千补充兵此时正和野炮兵第106联队一起赶往万家岭。中途遇到佐枝支队，于是合兵一起后，在支队长佐枝的统领下，搜寻跟后方补给线已断绝十多天的第106师团。

这是第一支救援第106师团的部队。

冈村仍不放心，又给佐枝支队配了一个战车中队。

这还不算完，又从新到的第17师团里抽出一支部队，编成铃木支队，作为第二波救援部队，从九江疾驰德安方向。

到这时候，开始反对增援的宫崎周一也沉不住气了，主动向冈村表示，要想坐着飞机往德安方向侦查第106师团的境地。

此时的松浦急于扯开一个口子引军转进到他想象中的安全地带。

这个突破地点正好选择了冯圣法的阵地。也就是说，第4军和第66军等部队追着松浦打，后者则追着冯圣法打，第58师伤亡开始增加。

松浦想拿下张古山作为突围的一个支点。

张古山一度失守，但随即又被冯圣法夺了回来，松浦第二次又夺了回去，就这样展开拉锯战。由于在岷山被第9师团打得太狠，所以冯圣法有点顶不住了，在电话里对身在德安的俞济时说：“军长！我能不能撤到第二线，全师快打光了！”

俞济时说：“不行！日本人要是从你的阵地跑了，薛岳不要我的脑袋，委员长也会要我的脑袋！你要是退下来，我就先要你的脑袋！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你也要给我顶住！我马上就把援兵给你发过去！”

其实，俞济时现在可以直接调动的，只有手里的一个警卫营了，他抽出两个连前往张古山增援。

第74军不是还有王耀武第51师吗？

现在王耀武就在俞济时面前。但按薛岳的命令，必须留一个师警备德安，没有薛的命令，俞济时不能把王耀武的部队顶过去。

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这一次是薛岳。

薛岳说：“俞军长！吴奇伟司令的前敌指挥部将推进到第66军军部所在地箬溪（武宁县北），你军王耀武师不必再警戒德安，立即开往万家岭！此战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可再现兰封覆辙！”

俞济时激灵了一下。

有蒋介石的关系，加上本人也能干，俞济时也是挺骄傲的一个人。抗战前，原来在夏楚中第98师的旅长吴继光（战死于上海撤退中），因事弃夏楚中而去，跑到俞济时第58师，在那里当了几天旅长，便跟身边的朋友抱怨：“还不如在98师干，俞济时太厉害了！”

但现在，不知为什么，一听到薛岳的广东腔儿，俞济时浑身就麻一下。

放下电话，俞济时对王耀武说：“佐民（王耀武字）啊，冯师在万家岭告急，现在开始合围，薛岳叫我们74军全压过去。先前在岷山，我军打得糊涂，又有之前路途上两师不谐的乱象，辜负了委员长的栽培，也有辱中央军的名号，此时调重兵在万家岭围堵这路日军，我们正可用这个机会把在罗店的风采打出来。冯圣法已与日军苦战多日，此番你带部队去，作为生力军，一定争取全功。”

王耀武说：“军长放心，耀武不敢说必胜，但绝不会溃败，我已作好了成仁的准备。”

俞济时说：“没那么严重，现在是围攻日军。但万家岭就咱一支中央军，你代表的是委员长！一定别叫广东部队小看我们。”

王耀武说：“我现在代表的是军长，军长请放心，耀武不会给您丢脸！”

这话俞济时太爱听了，于是小有激动，说：“佐民，你是好样的！以后有我俞济时的，就有你的，什么都一样！你马上带队伍出发，我带着剩下的警卫营随后也赶过去。”

王耀武敬了个礼。

王耀武点齐人马，出德安，往万家岭疾驰。

王耀武的副师长李天霞此时暂调第40师任师长，正在庐山脚下与日军激战。王耀武手下两个旅，第151旅旅长周志道、153旅旅长张灵甫。张灵甫是9月才提拔到这个位置上的。此前这个旅的旅长由李天霞兼着。

精明周到而又善于决断的王耀武，虽然滑头但也能打的李天霞，骄傲而又强悍的张灵甫，踏实并厚重的周志道，敏思且经验丰富的邱维达。王耀武的部队在人力结构上，犹如一个现代公司，搭配得非常完美。因为必须有一个像李天霞这样的鬼小子，必须有张灵甫这样的悍将，必须有周志道这样的老实人，必须有邱维达这样的贴心人，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针对“带头大哥”王耀武来说的。这是一个由山东人、江苏人、江西人、陕西人、湖南人组成的团队。这是一个传奇的开始。

但传奇开始前很难说王耀武心里有了底。

王耀武带部队赶到万家李固岭前线后，第4军和第66军正在老虎尖、狮子岩、石堡山多处阵地消耗日军，冯圣法也开始用余部逆袭，其他部队都在助战，包围圈已开始缩小。

张灵甫第153旅（唐生海第305团、常孝德第306团）扼住张古山以东，冯师的大部分阵地被周志道第151旅接替，后者担负起主攻张古山的任务。此时的松浦师团仍想在第151旅正面撕口子，但被周志道打了回去，于是改换攻击方向，想从侧面迂回，以差不多一个联队的兵力猛攻第153旅第306团的阵地，黄埔4期出身的猛将常孝德率第306团由拂晓打到傍晚，一天之内与日军肉搏6次，创下南浔路作战激烈程度的新纪录。

第74军属中央军，虽然弹药充足，但装备一般，第51师士兵，只有一部分人持“中正式”步枪，多数人拿的还是老式“汉阳造”。打到最后，常孝德这个团已有2个营伤亡殆尽，常本人也身受重伤，团副卢醒继续指挥战斗。剩下的一个营，由于正面阵地过宽，已经有多处被日军突破。危急之下，旅长张灵甫拎着轻机枪，把残缺两营里所有能战斗的人员和杂役兵都集中在一起，对日军进行逆袭。

对于张灵甫抱着机枪扫射敌人的场面，他的手下并不新鲜。对张灵甫来说，实际上是在一点点地打造自己部队的风格和气质，他想拉出一支动动胳膊都是钢铁声的部队。为支援张灵甫，王耀武下令把全师所有的迫击炮集中使用（全师每团有一个迫击炮排），这才把日军打了回去。

此时日军控制了张古山。张古山不高，前山平缓，后山陡峭。日军占领张古山后，等于扼守住一个制高点，在掩护主力突围上具有重大价值。

10月7日傍晚，在万家岭的一个祠堂，王耀武召集部队长会议。

王耀武说：“怎么拿下张古山并巩固住对全歼敌军至关重要，很可能创造抗战以来的奇迹。你们有什么计策？如果是正面强攻就不必说了。”

此时已是黄昏，赣北的初秋已带凉意。祠堂位于万家岭背溪街西3公里的村边。山地的冷风从夹杂着树叶的簌簌吹进来，叫人不禁裹紧了衣服。

王耀武先问周志道。

周志道一言不发，他在想，攻占张古山除了强攻还有别的办法么？

很多人说王耀武最器重张灵甫，这不假，但最器重的人未必是最贴心的人。在王耀武面前，桀骜不驯的张灵甫当然是很老实的，一是王对他有大恩，二是王确实有能力，张灵甫心服口服。但即使王耀武一再保护和提拔张灵甫，两个人之间也稍微隔着那么一层。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两个同样优秀且风格不同的人不可能关系近到完全的亲密无间。这是人性的一些东西决定的。所以比较起来，完完全全地把自己当成王耀武的小兄弟和纯下级的邱维达就突出了。

邱维达说：“师长，拿下张古山并不是大难题，即使现在部队已经伤亡很大。问题在于拿下后怎么保持阵地不失。”

王耀武说：“这正是我担心的。但失不失现在放在第二位，我们怎么先再次拿下张古山。”

邱维达也陷入沉默。因为他知道，部队重武器不足是最大的问题。

正如我们想到的那样，张灵甫说话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相持不下，则需用奇兵。”

王耀武侧耳倾听。

张灵甫虽是王耀武的部下，但却长王一岁。对于张灵甫，王耀武欣赏的是他作为军人决绝和坚毅。或者说，他就是天生的职业军人，每时每刻都透露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有时叫王耀武本人也自叹弗如。早年的张灵甫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书生与军人性格近乎完美的结合，使张魅力自现。

王耀武说：“钟麟（张灵甫字），你有办法？”

张灵甫说：“当年魏蜀吴三分天下，曹魏灭西蜀，钟会出剑阁，为姜维所拒；而邓艾率孤旅走阴平小道，在大山中千里跃进，一举攻下成都。虽是古事，对打仗来说，不过时。我们可做邓艾。”

张灵甫站起身，指着桌上的地图，说：“到张古山峰顶，不足50米，北边正面阵地为缓坡，日军占领后多道布防，呈纵深配备，火力叠加，我军强攻无益。其峰后南面，虽峭拔险峻，但并非不可攀登。一部在正面佯攻，我带一部从后山险峰攀爬突击，打日军个出其不意，一战可成。”

张灵甫又说：“兵贵神速，今晚即可飞袭张古山！”

王耀武早已经站起身，抚住张灵甫的肩膀，说：“钟麟！此战若成，你是首功！”

若是别人，此时一定谦虚一番，张灵甫的个性在于不该谦虚时绝不废话，说：“正面佯攻的任务定是志道兄完成了。”

周志道拱拱手。

大家都站了起来。

赣北的夜色向深处钻去，山间的野花橙红寂静。在张灵甫的带领下，一支精兵在潮湿的簇叶间潜行。黎明前的山谷看来需要一次真正的伏击……

张灵甫明白，此战虽然是奇袭，但没绝对把握。

张古山后山虽然不高，假如在攀缘过程中被日军哨兵发现，那么他那些弟兄都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必须保证在第一时间先上去一个班，把4挺轻机枪带上去。为此他提醒敢死队的弟兄，不能有一点大意，不能有半点闪失。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张灵甫带敢死队飞越险山，那张古山后山似乎必定是直上直下的。实际上没那么夸张，后山仍呈一个坡形，只是相对陡峭而已，如果往上爬的话，一不留神就会滚落山下。

日军深深懂得扬长避短，所以他们很少主动打夜战，因为这时候重武器火力不好发挥。通常情况下，只要中国军队在夜里不出击，那么日军也绝少在天黑后折腾。张古山上的日军，大多集中在北坡主阵地。

摸到山脚下后，张灵甫停住，做了个手势，大家蹲下，等待正面强攻的信号。

不一会儿，张古山正面阵地传来激烈的枪声。按事先计划，在北坡正面，周志道率部佯攻。

如果没有正面的佯攻，后面的奇袭难免不被日军发现。

张灵甫一挥手，两名队员率先寻藤觅树开始攀缘。

张灵甫随后往上爬。在此之前，他告诉一百多名敢死队员，有谁在攀爬过程中滚下山，即使摔死也不可发出惨叫声。

后面的队员一个跟着一个，在漆黑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往上爬。

如果把镜头拉远，就会看到此夜的张古山后坡，一个个死士的身影在无声中移动。

山壁间虽长有藤蔓，但别指望可以一直顺着爬上去。敢死队员不得不借藤蔓、灌木、岩石三位一体，互相转换。山壁上荆棘处处，灌木丛生，很多士兵的双手都被扎出了血；因藤枝折断或山石松动，有多名士兵摔下陡坡。但无论是谁，下摔的过程中，都紧咬着牙，没吱一声。

张古山上的月亮一下子变得如此残酷。

张灵甫和5名士兵率先登顶，运上来一挺轻机枪。随后又上来五六个人，四挺轻机枪排开。

北坡此时打得正激烈，日军忽视了后山的警备，当流动哨发现后山人影憧憧时已经晚了。张灵甫一声长啸：“打！”

张灵甫抱着机枪，居高临下，带队员向北坡阵地的日军猛烈开火。

此时张古山上有日军一个大队的残部，四五百人。在正面阵地放了300多人，另外一个中队在后面做预备队。当这个中队朝张灵甫反扑时，攀登上张古山的敢死队员也越来越多，更多的手榴弹已经飞了过去。

日军虽怕夜战，但打到这个地步，第106师团的士兵也已没辙，白刃战就此打开。

张灵甫早有准备，师里没有大刀，出发前，他叫每名士兵多配了一把刺刀，用以与日军贴身格斗。

此时正面周志道那边，当然已经由佯攻变为了强攻。

两面夹击下，打到凌晨5点，张灵甫终于率军占领张古山主阵地。

张古山对日军来说是一道生之闸门，天亮后的反扑是必然的。虽然日军又一度恢复了阵地，随之又被夺下。但此时日军已没那份从容了。因为这时候，中国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松浦全线崩溃在即了。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寇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的国土；他，残杀我们妇女儿童！我们知耻，我们负重，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南京，驰援过徐东，大战过兰封！南浔线上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这是《74军军歌》，作词者是田汉先生。

松浦淳六郎在漫山遍野的喊“杀”声中，终于打了个寒战。有一种刺骨的东西划入了他体内。

这个日本人胆怯了。

此时第106师团被分割在万家岭一带的雷鸣鼓刘、哔叽街、潘村、张古山、田步苏、箭炉苏等几个村子和山包及谷底间。

10月7日傍晚，在德安郊外的薛岳下达了总攻命令。

第4、第74、第66军等部队都组成了敢死队，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向日军扔出13000枚手榴弹。当然日军也没闲着，他们也在扔手榴弹。如果这段画面被拍摄下来的话，那么观众会看到：两军士兵在相距只有三四十米的距离内互扔手榴弹。手榴弹扔完了，两军士兵也互相冲到了一杆枪的距离，白刃战也就开始了。中国的一名士兵被刺中胸口，日军的那名士兵背后就会中两刺刀；日军的一名士兵被刺中胸口，中国的那名士兵就有可能会被日军的战刀砍中。

万家岭一带的秋色中，两国士兵在红绿交叠的美景中肉搏，那景色中的绿于是慢慢减少，漫山的红叶变得更红了。

此时日军辎重兵已全部被顶到一线。

他们的作战手法更生疏，以濑川大队北川中队为例，这个辎重兵中队一个没剩，包括中尉东鸥哲雄、军曹松木吉人，以及士兵上里好盛、岩下嘉藏、梅田茂德、桥口武雄、鲛岛富夫等在内的一百来人，在20分钟内全部被第58师蔡仁杰团所扑杀。作战时通常都是步兵保护辎重兵，而在万家岭，第106师团的辎重兵被打得如此之惨，可见当时日军之窘迫与绝望。

武昌首义纪念日马上到来，蒋介石特发来电报，一是激励将士，二是叫薛岳必须在10月10日前全线奏凯。

10月10日，第74军再夺张古山，第4军攻占箭炉苏，第66军攻袭取田步苏和万家岭主峰。此时第106师团只剩下进入万家岭前的四分之一了，几个联队的两千多人的残部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于雷鸣鼓刘村一带，做最后的困兽斗。

在危险的地形，面对强大的火力，首次上战场的第106师团面对的，是众多有作战经验的中国老兵，所以该师团第1机关枪中队伍长尾崎一次有这样的回忆：“……两边陡崖夹着中间一条路，部队无法散开作战，挤成一列纵队打，前后左右都是包围我们的敌军，挪个身子都挪不动……”

因前途未卜，联队长木岛袈裟雄已命令护旗少尉随时作好焚烧军旗的准备。他的联队离松浦师团司令部最近。此时松浦淳六郎置身于一个石屋，坐在一条破板凳上闭目不语。在外面，欧震第4军的两个连一度攻到离松浦师团司令部只有150米的地方，但因夜色昏沉没能发现日巢。当时老胳膊老腿的松浦也握上了手枪。师团司令部的所有勤务兵都顶到一线。他身边只剩下了参谋长秋山义隆了。秋山拎着军刀，伏在石屋的窗口向外窥视。在屋外，樱井参谋和一个同僚正指挥着几十名日军。“如果你们（指中国部队）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这是战后一名日军俘虏的话。

九江的冈村并没有忘记松浦。

冈村比松浦还急。通过前方战地记者的报道，东京军部的大小官员都在关注万家岭。

由于第106师团在一线的部队长基本上打光了，冈村宁次派飞机在万家岭空投下200多名中队长和小队长。你一定会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查阅日军战史后，你会发现这就是事实。这是抗战八年中空前绝后的。

10月13日，两支救援部队（铃木支队和佐枝支队）会合，统一由铃木春松少将指挥。但铃木没直接去万家岭解围，而是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方式，从东面迫近德安，与黄维第18军陈沛第60师交火。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奏效的，因为薛岳不得不抽出一批部队应对这股日军，并叫刚刚休整没几天的李觉第19师在修水南岸占领阵地，以防不测。

在这种事态下，松浦做最后一搏，连夜带部队逃出万家岭。

薛岳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为没能擒获此人而痛惜，但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战绩了。武汉会战期间，虽处处血战，但更多的时候，是血战后中国军队的阵地被日军突破。比如田家镇，比如马当要塞上，比如富金山。万家岭不同，在这里，几乎置日军一个师团于死地。

在总结万家岭大捷时，薛岳对冈村宁次的用兵充满蔑视：第106师团金官桥受挫后，第101师团才开始往星子县方向移动，在庐山东西牯岭被挡住后，转而又开始用第106师团外加第27师团转攻瑞武路，这种逐次用兵在薛岳看来犯了兵家大忌。

赵子立则认为，在第27师团登陆九江后，冈村就不应该将其调到瑞武路那边，而应把它也投到德安方向，充足日军在这边薄弱的战力，保证第一时间拿下德安，使这个战略要地发挥最大作用，这样一来也就不会有万家岭这样的战役了。但日本人没这样做，反而把这边的一部分兵力抽调给第9师团，使本来就不强的第106师团更加孱弱。结果是：德安陷落时武汉会战已基本结束。这样的话，德安对于日军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还是那句话：历史从来都是单行道，路的中央没有一个环岛，不允许人们在那里拐弯然后把经历的事情重新设计一遍。

此时的万家岭，一片狼藉。

如果说台儿庄之战是日军开战以来第一次溃退，那么万家岭大捷则是日军第一次彻底的失败。按照日本人自己写的《熊本兵团战史》的记载，此战中，第106师团被射杀3300多人，伤4000多人。

一年后，也就是1939年，第106师团的一些士兵回国，临走来到万家岭祭奠战死者，在简易的坟茔上插着竹片做的灵牌以及松枝和野花，鬼子们默然，有的失声痛哭，为身葬异国的苦鬼。没过多久，年底的时候，商震第32军第141师师长唐永良到赣北打游击，路过万家岭时，虽然过去一年多了，战场的景象仍凄惨悲凉。

将近10平方公里的战场，灌木丛中，都是军需品，白骨随处可见：钢盔、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马鞍、胶鞋、骷髅，日军辎重兵的尸骨最多。在草丛中，有一麻袋手掌骨。按日军传统，士兵的尸体需要夺回火葬，但战斗激烈，夺不回尸体，就砍下一只手掌，以代全尸。但最后由于战斗太过激烈，这一麻袋手掌也被日军扔掉了。

唐永良捡起一面残破的旭日旗，上面写着濑川大队的字样。十六道红色的射线，在万家岭上早已暗淡无光。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1938年7月~1938年9月）

黄广大道

1938年7月31日夜，长江上空月明星稀。

日本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旗舰“安宅”号上非常热闹，云集了除第2军外日军所有打武汉的部队代表：华中派遣军的代表、第11军的代表、第3舰队的代表、第11战队的代表、第3飞行团的代表、海军陆战队的代表、波田支队的代表、第6师团的代表、第101师团的代表、第9师团的代表、第27师团的代表、第106师团的代表，后者搬了个板凳儿坐在边上，甚至从国内吴港抽调来的海军守备队的代表也来了。

在这个参谋会议上，大小鬼子每人领了自己部队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并且互相签订了保证配合的协议，最后拿出的方案是：第11军攻占黄梅、九江附近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准备以后的攻击；以一部溯长江而上，沿两岸进攻，直取武汉三镇及周边要地。第11战队配合陆军溯江部队，尽快打开长江水路……

日军会议召开当天，第6师团今村、牛岛两支队在安徽宿松县烽火山、凉亭河与桂军第135师苏祖馨（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广西容县人）部终日激战。这支部队来自在安徽明光与敌大战月余、叫李宗仁安心指挥台儿庄之役的韦云淞第31军。在烽火山，守军500多人与敌肉搏中全部殉国；凉亭河大战中，掩护主力转进的一个连战士在搏杀了日军两个中队后，尽皆长眠阵地。连长身受重伤，当日军围过来时，他拉响了身下的一捆手榴弹。

桂军的战力在开战前被看好，因为在印象中他们属于民风强悍一类。但是，现代战争早不是冷兵器时代的纯粹的刀刃相见，所以经淞沪一战，对现代战争还不能适应的桂军，表现不尽如人意。经过一段时间对新战场的适应，桂军终于在明光打出了令人感慨的一战。在滇军有禹王山、川军有滕县的时候，桂军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荣战斗。加上此次凉亭河大战，八桂子弟最终打出了风采。

江北之战，开始激烈起来。

攻打黄梅、九江，是冈村宁次就任第11军司令官后亲手下达的第一号作战命令。

7月13日，白崇禧秘密抵达广济县政府所在地梅川镇，布置长江北岸重镇黄梅、广济的作战计划。抵达梅川后，白崇禧下榻在当地一家图书馆，但没想到当天就遭日军轰炸。由此可见日军的谍报人员无孔不入。

军委会把黄梅、广济划为固守区。所谓固守区，就是死守区。

固守黄、广的主力是桂军第188和第189师。两师所属第84军是开战后在广西新成立的部队，由民团改编而成，其中第188师军官由军校教职人员担任；第189师的情况好一些，是前线和后方将领凑起来的，两支部队从广东经粤汉铁路北上，后乘船转赴广济布防。

第84军军部成立时，白崇禧特意到广济给桂军训话，完毕后，把两个师的将领叫到跟前。白崇禧对第188师的人事配置非常满意，但对第189师的人事配置表示不满，说副师长只能在后方训练民团，参谋长只适合坐办公室，两人都不能在战场上作战，就这样，该师的参谋长和副师长被打发回广西。

白崇禧在军中处事精细，但这一次却出了纰漏，并不是说第189师配置就是恰当的，而是说问题更严重的是第188师。后来战斗打响，出问题最多的恰恰是第188师。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正是白崇禧换人后，第189师的问题才少了。不过，白崇禧忽略第188师的问题实属不该。这个问题就是，该部队的将官相对于第189师来说，从师长、到副师长，再到参谋长，以及团以下军官，没一个有实战经验，以至于打起仗来，军校教官出身的师长刘任，在带部队接刘汝明防线后，一直不敢到前线。最后撤退时，慌乱中，还把130万发子弹留给了日军。

按计划，第189师守黄梅，第188师守广济。

按最初的布阵，第4兵团司令李品仙把第189师放在了广济县城。但黄梅城四面都是开阔地，日军一旦把县城包围，守军只有被围歼的份儿，幸好开战前变阵，叫第189师转进到县城北3公里处的大洋庙山口，以黄梅、广济大道各要点为前进阵地。

这个临阵变化非常必要。

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日战，很多中国指挥官没能突破固有的守卫城池的观念（日本人也喜欢攻城战），尤其在抗战前期，这种观念更为顽固，不少人认为：作战之胜败，首先看城池是否陷落。虽然武汉会战已显示出中国军人观念的更新，但具体到外围各城之战，把军队主力云集城中的事仍时有发生。

随后第188师也转进到大河铺附近，左面跟第189师衔接，沿黄梅、广济大道左侧高地占领阵地。但第188师只做了一字排开，后面并无纵深阵地。而第189师师长凌压西（行伍出身，广西容县人）熟知军务，本来想布置纵深，但无奈正面阵地过于宽广，如果布置纵深的话，正面肯定出现大缝隙。两难中，最终还是按主阵地和前进阵地的传统样式排了兵。由于两个师是新成立的，里面没有工兵，步兵虽然带了些工具，修建战斗工事时还是比较麻烦。但日军等不了这些，攻占宿松后，第6师团即沿黄广大道席卷而来。

往近了说，黄梅是汤用彤和废名的故乡；远了说，是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修行之地，是六祖慧能的学禅之所。

一片神奇的土地。

但对日军来说，它只是要踏过的万千土地中的一片。

黄梅县城没放太多兵力，8月3日入夜后为日军所占，转而进攻在大洋庙布防的第189师。

进入1938年后，日军在阵地进攻前，开始大量使用烟幕弹。很多中国士兵一看到烟雾出现，就开始盲目射击。凌压西作战经验丰富，命令士兵：在日军身影从烟雾中出现前，任何人不准开枪。

但这一次，日军跟进的不是步兵，而是骑兵。

日军意图明显，想趁中国士兵在烟幕弹下慌乱之际，先在阵地冲出一个豁口。没想到第一次上战场的第189师士兵临危不乱，在凌压西指挥下，等日军骑兵钻出烟雾时，几十挺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日军顿时人仰马翻。

由于初与日军接战，第189师也有军官“不适应”，比如一名黄姓团长，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胆寒，率部擅离阵地，跑到后面山沟里藏起来了。凌压西派人把黄捉到师部讯问，黄的说辞令人诧异，说宁可在这里被关押，也不想去一线，说自己打不了仗，想回广西老家去，随即哇哇大哭。

凌压西暴跳如雷。

远远看上去，老凌像个日本军官。因为他留着圆圆的卫生胡。这也不奇怪，在那个年代，很多中国高级将领都留这种胡子，跟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只是中日开战后，这种胡子就很少看到了，但凌压西还照样留着，他的道理很简单：这种胡型又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人不也是学欧洲人吗，日本军官可以留，中国军官为什么不可以？

入夜后，日军强袭第189师左翼阵地前的高地。夜袭对日军来说比较少见，看来他们觉得自己遇到麻烦了。

这个高地对凌压西来说十分重要，一旦被占领，日军可沿山脊直插守军后防线，向右可以俯射大洋庙山口的战壕。日军来袭，凌压西身先士卒，带部队进行反击，短兵相接。由于天黑，敌我难以辨认，所以凌压西的士兵在搏击中不时地喊“杀”，使战友辨清哪个是中国兵，哪个是日本兵。

鬼子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当时日军士兵平均身高不到一米六五，但通常有蛮力。桂军身材也不高，同样有蛮力。所以肉搏时中日士兵互相都占不到对方的便宜，残酷性可想而知。一夜之间，第189师守卫的高地两失两得。天亮前，日军终于退了。太阳升起，桂军士兵看着漫山尸体，第一次如此之近地看到日本人的模样，一个个都很敦实，皮肤黑红，像山里的农民，并无出奇之处。

虽然早早拿下黄梅县城，但六天六夜过去了，日军仍无法突破第189师阵地。还是那句话，柿子拣着软的捏，于是日军引军往右，去攻第188师在大河铺的阵地。

还没等日军进攻，第188师先来了。出乎日本人意料。

主动出击很好，在精神上自然可嘉，但第188师的出击问题比较多。最后的事实也证明，第188师远没有第189师能打。其实兵员都一样，区别只在于指挥官。所以那句老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是有道理的。

第188师怎么个不能打？

只说师长刘任。开战后，他怯于到前线，而把指挥重任交给副师长刘建常。后者虽有勇气，但也没作战经验，以前在军校做战术教官，到前线后在敌情不明、谍报人员未归且没跟友军凌压西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贸然下令进攻。

这个师有个炮兵团，但进攻时，却没给这个团下达任何作战任务。

进攻日军的两个团，在没打下阵地的情况下，被侧翼日军炮火拦截，前进不行，后退不得，最终几乎全部阵亡。再战时，刘建常带部队占领连绵的四座石山，但却把指挥所置于一座石山的山脚下，既不能展望敌情，又不能窥视前线。布置兵力时，派重兵在山巅，而两山相连的“马鞍部”没怎么放人。

这一问题被一名团长发现，认为山上都是乱石，不能构筑战壕，士兵拥挤其上，容易成为日机的目标。但团长的建议没引起刘副师长的一点重视。

在这种情势下，两天后，第188师防线被日军中路突破。

此时第189师再扼守大洋庙意义不大，凌压西奉命后退至浠水，走前将擅自溃逃的黄姓团长就地枪决。他终于可以不再面对日本人了。

看完战斗详报后，白崇禧愣了一会儿，随即下令把第188师的士兵补充到第189师，凌压西受到赞赏和嘉奖。

黄梅陷落是在8月3日夜，到9月6日广济县政府所在地梅川镇被日军占领，其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两地之间其实只有30公里。第6师团之所以在攻下黄梅后停滞了一个多月，除了中国军队阻击顽强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稻叶四郎采取了“尺蠖战法”。

什么是“尺蠖战法”?

尺蠖当然是一种虫子了，特点是行动起来一屈一躬，也就是有张有弛，具体来说，就是激战一周后，休息10天，以此循环往复，按部就班地向武汉推进。这个战法得到了冈村宁次的激赏。但第6师团停滞于黄广大道的时间仍然长了，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第6师团兵力明显不足了。

这时候，稻叶四郎几乎需要拿出一半的兵力维护从安庆经潜山到宿松再到黄梅的200公里补给线。日军一贯重视补给工作，但稻叶也不想把如此重兵都放在补给线上，所以电报冈村宁次，希望在九江附近尽快建立一个兵站枢纽。

攻陷黄梅后，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和大小参谋都在等待第11军司令部的贺电和嘉奖。但一等二等也没等到一句话。稻叶的作战主任参谋长秋永力中佐大怒，给第11军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写了封信，两个人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但信里的质问十分不客气：“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打仗这事多难啊，虽然咱日本军够强，但毕竟中国军也不是纸糊的，我们第6师团死那么多人，才占领了黄梅一带，完成了你们下达的任务。最后呢，可倒好，看都不看一眼。欠你们的？你们到底嘛意思啊？叫冈村的，叫吉本的，叫宫崎的，还有那个叫池谷半二郎的！”

秋永力后来转任第13师团做参谋长，战争结束前，又回到第6师团做了最后一任师团长，是个有谋善战的家伙。也难怪他发脾气，就跟组织个演唱会一样，小明星都照顾到了，但偏偏忘记了最大牌。当小明星吃大餐的时候，最大牌却蹲在门口吃着盒饭。秋永力觉得，他们第6师团原本是应该吃大餐的啊！

按宫崎的描述，接到秋永力的信后，他感觉“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宫崎立即责问负责报务的军官。因为黄梅陷落当天，他拟定的贺电就交给报务人员了。报务军官解释：因为占领九江后报务激增，很多都是急活儿，所以到现在给第6师团的贺电还压在他们手里，没发出去呢。

田家镇（上）

攻下广济县城，田家镇便出现在眼前了。

在中国军事史上，这是个频繁出现的名字。1854年，西征的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湘军在田家镇大战。作为武汉最重要的门户，地势险要的田家镇要塞，坐落在鄂东广济县，长江在这里陡然转窄，似乎伸手就能摸到江南岸的半壁山。半壁山孤拔突险，有富水在此流入长江，入口处即富池口。

早在1938年3月21日，蒋介石就告诉徐永昌，一旦武汉会战开打，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防务特别重要，工事与炮位以及部队防务，应由军令部特别督促布置。会战开始后，蒋又增派李延年第2军所属第9师，以及施中诚（行伍出身，安徽桐城人）第57师防守田家镇，原要塞部队也归李统一指挥。

开战初期，不算还没成名的第74军（王耀武），也不算第71军（宋希濂）这样的德式部队，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在20之内的军，最精锐的无疑是第1军（胡宗南）、第2军（李延年）、第4军（欧震）、第5军（杜聿明）、第10军（李玉堂）、第13军（汤恩伯）、第18军（黄维）。

说到李延年，必定还会联想到李玉堂、李仙洲。当然，最后联想到的是王耀武，所谓“三李不如一王”。这四个山东人的关系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李延年跟王耀武同岁，都生在1904年，但李是黄埔1期，王是黄埔3期，其他“二李”也都是黄埔1期。在这里，不拿“三李”和“一王”对比，而是比较一下“三李”。

“三李”中，论年纪，李仙洲最大（1894年生），李玉堂居中（1899年生），最小的虽然是李延年，但却一直是“三李”中的领跑者。

抗战爆发时，李延年就已经是第2军军长了（抗战后半段，这个军军长是王凌云，副军长为钟松，皆一时名将）。这一年李延年只有33岁。此时李玉堂和李仙洲还在做师长。

第2军主力即第9师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教导团。该军最初的军长是蒋鼎文，同时也兼着第9师师长，副军长则是陈诚。随后，李延年接替蒋鼎文出任师长。没多久，隶属第1军的李玉堂第3师（李玉堂、李仙洲曾同在第3师做旅长，李玉堂先提拔为第3师师长，而李仙洲则在其手下继续做旅长）划归第2军。这样，李延年、李玉堂作为师长，同成为第2军灵魂。当然，“二李”也免不了是竞争的关系。

竞争中，李延年胜出，接任第2军军长，李玉堂则在其手下继续做师长。李延年提升军长是1937年8月的事，其他“二李”提升军长则已是1938年了（李仙洲这一年2月出任第92军军长，李玉堂则在8月才出任第8军军长）。但此时李延年又升为第11军团长，仍继续压“二李”一头。直到抗战后期，“三李”才持平，都为集团军总司令，但仍是李延年领跑（1942年6月出任），李仙洲居中（1943年2月出任），李玉堂殿后（1944年12月出任）。

由此看，李延年必有过人之处。

7月初，李延年率第2军进驻田家镇。

此时李延年已升任第11军团长，不仅指挥第2军，还指挥第8军。第8军的军长就是刚从第3师的位子上调任的李玉堂（在九江一线）。此外还有防守富池口的霍揆彰的第54军，这个军的基干是在淞沪罗店血战的第14师（袖章上字为“还我河山”），历任军长霍揆彰、陈烈、黄维、张耀明、方天、阙汉骞都是一时名将，也都是陈诚“土木系”的人。

在蒋介石看来，田家镇要是丢了，武汉必然不保。所以在李延年抵达田家镇第二天，就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蒋介石问李延年是黄埔几期的。

李延年答：“黄埔1期。”

蒋介石说：“很好，我记得你，你以前在第1军，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你都跟我去了。北伐时，你第一个攻入武汉；中原大战时，你表现也非常出色。”

李延年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实的，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前面说的都没错，至于在北伐时第一个攻入武汉却不实，虽然他参加了那次战役。当然，他知道蒋介石意在激励他。

蒋介石说：“北伐时你在徐庭瑶的部队做营长，我们临淮关受阻，是你带人最终打了下来。你是北伐的功臣。倭寇横阻济南时，你带一个团与之周旋。”

李延年说：“这是军人的职责。”

10年前北伐时，日本出兵阻拦北伐，在济南屠戮中国军民。蒋介石忍辱决意绕道北伐，留李延年团和另外一支部队守城，掩护大军转进，因表现出色受到蒋的赞赏。

蒋介石说：“你说得对。田家镇，鄂东门户，江防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年太平军就在这里跟曾国藩大战。田家镇在，武汉在。此番会战，吸取上海、南京的教训，我们在武汉外围与敌战斗，一是消耗和消灭敌人，二是为政府、实业和人才西迁赢得时间。吉甫（李延年字），你肩负重任。而且，据情报得知，在江北来攻的，是去年打南京的敌寇第6师团，沾我首都军民之血甚重，你不可掉以轻心，当给予其重创。”

放下电话后，李延年出了一身汗。黄埔将领对蒋介石的敬畏是奇异的。他不敢耽搁，立即带人察看阵地。

田家镇东面是黄泥湖，西面是马口湖，两个湖不大不小，中间有条小路。小路前面横着一排高地，是为松山。从广济县城打田家镇，走两湖间的小路是最快的，但需要突破侧背绵延十多公里的松山高地。

李延年以第2军主力郑作民（黄埔军校1期，湖南新田人）第9师布防于要塞北面，也就是松山一线，该师所辖第25旅守备马口湖南岸丘陵（3里宽、7里长，连接要塞核心阵地，右与第57师的阵地衔接），第26旅守备两湖间的隘路和松山口。施中诚第57师则布防于要塞正面（面对长江）和东面（田家镇至下游武穴一线），这个师的第171旅守备核心阵地，第169旅在东面沿线。

阵势布完后没多久，白崇禧就来视察了。他先看了田家镇对面富池口霍揆彰第54军的阵地，随后过江来到田家镇。

白崇禧上来就问李延年能守多长时间。

李延年想了想，说：“半个月？”

白崇禧说：“这可不是个短时间。”

白崇禧很关心田家镇要塞炮台的火力配备情况。

李延年说：“北岸富池口那边第1炮台和第2炮台有8门105毫米口径的舰炮。田家镇这边除了固定炮位外，还有游动炮兵，以及江防部队的两个野炮营，装备有各式野炮22门。另外还有4门105毫米口径轻榴弹炮、4门2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6门37毫米口径的战防炮，炮兵第16团的野战重炮刚刚也调过来了。”

白崇禧说：“南岸的火力是可以的。”

李延年说：“但田家镇北面松山口方向的防御工事非常简陋，除了必要的交通壕外，据点都是现用石头垒成的，钢筋水泥的碉堡还不到10个。”

白崇禧一皱眉头，说：“大战临近，只能推着走了。如果能守上半个月，当是大奇迹，以血肉之躯为后方的转移换取时间。”

李延年说：“没有命令决不后退。”

就是在田家镇，白崇禧接到武汉的电话，说马当要塞吃紧，他直接给那边的师长薛慰英打了电话，叫薛抄近路支援长山阵地，但薛最后没听他的。

白崇禧走后，李延年命令部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构筑野战工事，每个主阵地前最多环绕了4道铁丝网。

这一切，都被远远而来的日军第6师团的士兵看到了。

打田家镇的计划仍是宫崎周一拟定的，有参谋认为正好发挥海军的威力，但宫崎认为田家镇下游湖沼遍布，形成天然屏障，且正面炮火凌厉，如果主攻方向在下游附近，需付出重大的代价，所以他叫坐镇广济的稻叶四郎以强有力一部攻击田家镇侧后，这是主打的一路，至于正面的海军陆战队，不到一定程度之前，起的只是虚晃一枪的作用。

9月15日黄昏，李延年拿到敌情报告：日军出现在马口湖和黄泥湖之间的隘路。16日凌晨，田家镇外围阵地松山口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来者是第6师团今村胜治支队，前锋是中野英光联队的涉谷久雄第3大队。涉谷大队的正面，是郑作民第9师杨宝钰第26旅。

无论日军还是中国军队，都认为战斗需“渐入残酷境地”。但没成想，田家镇之战刚一开打就是血战。按该旅营长解云祥的说法，阵地上“血肉横飞，天空中刺耳的飞机啸叫声，地面上的枪炮声和战士们与日军搏斗的厮杀声连成一片，响彻山谷”。

打到午后，群山之上阴沉下来，中日士兵近身死战，血光映照着暗淡的天空。

正面强攻一天，阵地没能打下来，联队长中野极不耐烦，决定不留预备队，将联队外两个大队同时扑上去。

副官说：“这样不太好吧？”

中野说：“按中国军的抵抗程度，早晚都需要使用预备队，与其等到最后投入，不如现在就出动！”

就这样，第2大队迂回攻击松山口左翼前进阵地；第1大队攻击右翼前进阵地，如同巨蝎的两把钳子夹向松山。

9月17日傍晚，田家镇开始下雨，虽然不是很大，但极为绵密，中野联队冒雨进攻。

在松山主阵地，日机来袭时，师长郑作民命令，除轻重机枪外，步枪狙击手也对空射击。还别说，真见了成效：一名叫叶成章的连长就用机枪击落轰炸机一架，但叶连长也在敌机的扫射中阵亡。

这还不算完，迫击炮也破天荒地对日机发炮。

看上去场面有些滑稽，但滑稽的背后是深深的悲凉。中国这边太缺少防空武器了。奇异的是，一架日机俯冲时，正好遇到一枚迫击炮炮弹落下，不偏不倚砸在机身上，飞机顿时被打爆。阵地上的守军一阵欢呼，这是苦中作乐的片刻。

郑作民师长始终在一线指挥战斗，他的旅长杨宝珏受重伤。

每个阵地失去后，他们立即组织预备队逆袭，如此反复。在一处山丘，重机枪连的袁次荣排长弹尽后，把阵地上的手榴弹都收集起来，接连砸出去，炸死三十多名日军，使其一度不敢进攻，当最后攻上来时，才发现阵地上只有袁次荣一个人。这时候，袁排长从容打开重机枪的机匣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放进机匣，然后拉断火索，抱紧枪身自杀而死。

中野联队虽8天未攻下主阵地，但拿下了两翼阵地。

就在中国守军吃紧时，中野联队身后遭到了袭击。来的这支军队，是何知重（贵州讲武堂，贵州桐梓人）的第86军。该军辖何绍周第103师（副师长是从南京脱险的万式炯）和牟廷芳（黄埔军校1期，贵州郎岱人）第121师。这是一支有战力的黔军。

南京战时，作为第103师师长，何知重在江阴与日军作战时受伤，副师长戴之奇带领师残部退至南京，参加了保卫战。

1939年，何知重卸甲返乡后投身实业，兴办教育。田家镇之战，是他还乡前最后一场大战。

第103师从南京突围后，一路退到湖北黄陂，收容集中时只有500来人了，后奉命转赴湖南平江休整补充，在当地招募两千多名湖南新兵，贵州的两千多名新兵此时也赶来，师的兵力恢复到5000人。其中，那500多名参加过江阴和南京战的士兵成为骨干。然后大家从平江步行到汨罗。一路上，边行军边训练。这对中国军队来说这是常见的事。因为兵役制度的问题，一场大战打下来，中国这边的军队往往需要把整支部队撤到后方休整补充，日本那边只要就地补充就可以了。

第103师最后乘火车到鄂东战场。过麻城时，全师5000多人全部换发了捷克式步枪。

那个年代，捷克几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工国家。欧洲大战爆发前，军工企业不输给德国，建造的武器行销世界。在中国军队中，捷克式机枪已是招牌武器了。

军委会对这个黔军师之所以重视，当然有贵州人何应钦的因素，而且新任师长正是何的侄子，曾在淞沪大战的何绍周。

何知重带第86军赶到黄梅时，中国部队正向今村支队反击。

随后白崇禧指示何知重，在田家镇外围松山口从侧背攻击日军，减轻李延年的压力。就这样，这支贵州部队在大雨中向田家镇搜索前进。

松山口附近，是一排排的小山包，其中一处名为骆驼山，被日军攻陷后，由今村支队中野联队的涉谷大队的一个中队守备。为反攻骆驼山，第103师在山四面设置了4处炮兵阵地，山炮野战炮迫击炮，能用的都拉过来了。一时间，炮弹呼啸着落向日军阵地，岩石、树木和泥土被炸得此起彼伏。

此时松山口外围阵地，为捕捉到对方的侧背，中日士兵你攻我的山头，我攻你的山头，完全陷入了混战，除了向山顶突击的，就是往下扔手榴弹的。

第86军决意全线攻击。针对松山口的地形，何知重没叫两个师做左右翼配备，而是第103师在前，第121师在后，呈纵深配备的样式轮番上阵。这带来了最大的战果。所以，当日军攻103师侧背时，第103师轻松向第121师后背转进，随之把第121师顶到前面。这种叠叠转进阻击的方式，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经血战，恢复了原先失去的松山口两翼阵地，进而与第9师、第57师以三角势态，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把深入田家镇的今村支队主力合围了。

阴雨中，既有田家镇要塞重炮的炮击，又有子弹如雨的轻重机枪的火力封锁，今村支队一时间进退维谷，遇到成军后最凄苦的场面，转眼间由攻击部队变成困守部队。此时只有东面的湖沼地带开了一个口子，但今村又不敢贸然从那里突围。

9月18日过后，大雨转为瓢泼。

下雨天，相对而言对中国军队更有利，因为天气会使日军飞机受限，地面上步炮配合也会出问题，重武器作用的发挥至少会下降三成。在这种情况下，今村不得不向广济县城的稻叶四郎求助，后者此时正遭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围攻，只能在第45联队里抽出一个大队（山本强雄）的兵力。但这个大队行进到半路上，就遭第103师一部的强力阻击，根本打不过去。

直到9月21日，稻叶才抽出兵力，叫第23联队的池田昵大队冒大雨再救今村，但又被第121师阻击。

为打开救援部队的通道，今村胜治派第3大队长涉谷久雄带3个中队和一个速射炮中队向身后逆袭，可直到9月26日才跟山本大队疲倦会师，而且另一支增援的池田大队仍没打过来……

在松山口，为摆脱困境，今村和联队长中野决定发起夜袭，攻取东面的高地，稳住自己的阵脚。

9月21日深夜，中野联队第1大队残部，在大队长白浜胜海带领下，出动了。

白浜在夜袭中使用了“二段式攻击”。这是日本陆军在遭遇死战与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循环进攻的战术。说白了，就是放弃整体进攻，在前一支部队（通常是一个中队）于一线突破后，接着由后面的另一支部队“超越前进”。如此循环往复，力求收获最快的速度与最大的战果。

晚11时，第3中队担任突击角色，第4中队的士兵紧跟在后面。

最前面的工兵潜行到中国军队阵地的铁丝网前，手中的工具上下翻飞，破坏了铁丝网后，步兵恶鱼般首尾相接地冲入阵地。高地由第57师的一部守备，在两军士兵展开激烈的枪战与肉搏时，后面的日军第4中队不失时机地往前突进。

守军虽然在日军“二段式攻击”下退出高地，但附近山头上的中国炮兵部队立即调转炮口，齐击被日军占领的高地。

尽管白浜大队最后拼死控制了这个高地，但此时出现了弹药荒。

为了保有最后几颗子弹，日军不得不用石块砸向反攻的中国士兵；或者把中国士兵扔过来的手榴弹再扔回去。这样的场面在中日开战以来是罕见的。当第一块石头砸到中国士兵时，大家就晓得日军弹药告急了，于是齐声喊：“鬼子没子弹了，冲！”

这样的话听上去是振奋人心的。

鬼子也有没子弹的时候？谁说不是呢。

高地上，在一名军曹的带领，二十多名日军的刺刀已经上好，不再回击中国士兵，只是伏在壕沟里，也就是说已作好近身肉搏的准备。

中国士兵也明白了，第一波攻击的百余名士兵也把刺刀上好了。

按照冈村宁次的说法，只要山高超过300米，对日军来说作战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田家镇后面的这几座山丘远没达到300米高，但日军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此时的冈村，已经连续接到稻叶四郎的3封求救电报了。

稻叶依据其情报参谋藤原武（1942年升任第11军高级参谋，与司令官塚田攻由南京返回武汉的途中，遭中国军队炮击，双双坠机而亡）提供的信息，希望冈村给今村支队派去一个工兵中队，从水路对今村支队进行补给。

藤原的情报是：为阻挡日军，施中诚第57师一部在田家镇下游的武穴陷落前炸毁了附近的长江堤岸。这个动作使附近的黄泥湖和武山湖泛滥，原本长江和武山湖之间有条小路，当黄泥湖和武山湖湖水暴涨后，小路被淹没了，此时正好行船。

就这样，9月23日，日军的一个独立工兵中队乘船到今村支队东面，通过水路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弹药和粮秣补给。除弹药和粮秣外，今村支队最需要的是药品。由于消炎药奇缺，加上连日来大雨不息，一些士兵伤口受到感染，每天都有死去的重伤员，日本军医开始用泉水煮食用盐，用这个办法获得盐水，来给士兵的伤口消炎，甚至拿针头直接注射。

打到这时候，中日双方在田家镇都已精疲力竭。

田家镇（下）

日本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的12艘军舰和36艘汽艇已经冲进田家镇江面。

此时江面上空碧蓝如洗，在这秋高气爽之日，能见度达到极致。日舰溯江而上，军舰上空是24架轰炸机。长江田家镇段本来就有山川美景，就是在这样的景致中，长江两岸崖壁上中国守军的防御炮和轻重机枪同时开火。

一时间仿佛电影中的景象。

李延年本来计划在日军增援部队到来前歼灭今村支队残部，但由于中野联队白浜大队的正面突破得手，使第9师和第57师的两支部队被日军分隔。而且，日军开始使用毒气，守军往往还没格斗就已经中毒了。李延年急调第57师周义重第339团驰援松山口。

9月23日，前来增援的山本大队突破防线，与另一股援军池田大队会师，击破当面另一支中国拦截部队萧之楚（行伍出身，山东菏泽人）第26军的一部。这时候，今村派来接应的涉谷大队也赶到了。

三股日军合兵后，朝田家镇卷来。

打到9月24日，田家镇对面的富池口陷落了。这对李延年来说是个不祥的信号。

这些天，他一直在嘀咕富池口的守备。如果富池口在，那里的炮火加田家镇正面的炮火还可以封锁长江，日本海军也就不能肆无忌惮。而富池口要是丢了，则意味着日军的火力翻倍，田家镇守备部队将完全被夹击。

此时，前来增援今村支队的池田大队、山本大队，先后抵达松山口。援兵也来了，9月26日深夜，今村胜治决定全线出击。

中野联队拿出白浜第1大队和冈山第2大队，分左右翼逆袭松山口两侧的鲁家山、黑家山两座高地。

说是两个大队，实际上还不到一个大队的兵力，冈山大队只有450来人，白浜大队稍微好点，也只有570多人。作为预备队的涉谷大队连300人都不到了，军中中队长一级的，战死了三分之二。来支援的山本大队有800多人，池田大队则比较完整，1300多人。这就是今村支队所有能战斗的兵力了。

中野英光眼睛里布满血丝。此人在到第6师团之前，在济南做特务机关长，野战能力说起来一般，但不妨碍他能喊。其实也没在喊，只是嗓子已经完全嘶哑，所以说起话来就像喊。他副官已被流弹打死。他跟白浜和冈山两个大队长说：“此战关系田家镇要塞的夺取，更关系熊本师团的荣誉，必须在明早天亮前拿下两个高地，拜托了！”

夜袭时间定于9月26日晚11点。

白浜和冈山全副武装，戴着钢盔，拎着战刀，连续的冲锋已叫他们的脑子时不时地陷入一片空白。他们都是熊本人，两个人的特点是都比较矮，冈山只有一米六，非常敦实，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军人形象。打南京时，两个人都是中队长，尤其是冈山的中队，在南京陷落的当天，就在雨花台集体刺杀了500多名中国第88师的伤兵和战俘。

晚上11点，白浜和冈山对了一下表，随后各自带着敢死队出动了。

只说攻鲁家山的白浜第1大队。

他拿出第4中队，配属了机枪中队主力、野战瓦斯中队主力和一个工兵分队，负责中路突破。它后面跟的是第2中队，第1中队和第3中队在第4中队的两翼。大队队部跟第2中队在一起。

在一个行动中，日军各部之间的站位是严谨的。

各就各位后，白浜胜海命令大队里的炮兵小队在鲁家山以西设立阵地，发起冲锋后，一旦中国军队在鲁家山右侧出现火力点，炮兵小队就立即反击，对中国军队的火力进行压制。

由于已经决定对中国守军使用毒气，所以第4中队的一百多名士兵都戴上了防毒面具。在那个时代的夜色中，他们一如山中的怪物。使用瓦斯对战场上的风向有着极高的要求。当晚风向东北，正适合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袭击。在第4中队攻击前，野战瓦斯中队如幽灵般悄悄潜入鲁家山阵地前的村庄东面发射毒气弹。

武汉会战中，日军对久攻不下的中国军阵地频频使用毒气，这只是一处而已。

日军在讲到自己时，会强调作战中他们在乎尊严，对阵中讲求公平的战力对决，而怯懦地使用毒气，则是对他们的战斗原则的一记回抽耳光。

鲁家山下的村子，有第57师第339团的一个连。除了十几个有经验的战士用湿毛巾捂住嘴鼻外，其余人都中了毒气。日军第4中队随即攻入该村，没中毒的战士边打边撤，剩下的中毒战士倒在地上，全部被日军刺杀。

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陆续在田家镇下游的武穴登陆，正面第57师疲于应对，李延年只好从扼守松山口隘路左侧的第9师第26旅（黑家山一线阵地）中抽出一部驰援，隘路右侧的第57师第339团正在鲁家山一线与敌激战。第25旅主力仍在第26旅左翼，扼守马口湖南岸地带。李延年明白：一旦不支，那将是他的部队唯一的退路。

在武穴到田家镇一线，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攀爬于临江的悬崖峭壁上。虽然山势不高，但都非常陡峭，每个山头上都有中国军队守备。在部队长续木祯二的带领下，日军队员陷入了迷狂的状态，冒着弹雨攀缘而上，不时有人坠入江中。

在日军的攻击下，毗邻田家镇的武穴终于失守，守备在那里的第57师一个连的战士全体殉国。

松山口方向，另一路，主攻黑家山的冈山大队第6、7中队已靠近阵地。

第7中队一路潜行，还比较隐蔽。第6中队就有些倒霉了。这个中队由赤星正太大尉指挥。走着走着，一名士兵不小心蹬掉一块石头，在寂静的夜里，石头滑落山坡的响声异常清晰。

那名士兵在黑夜中张开大嘴，露出一个非常懊恼的表情。

赤星大尉做手势叫士兵停止前进。闭上眼睛，他在等前面的枪声。但夜空依旧寂静，前方中国阵地鸦雀无声。于是，赤星冲后面的士兵挥了挥手，继续前行。

似乎一切安然无恙。

日军进入中国阵地百米黑夜射程内。通常情况下，这是枪声必起的距离。但中国阵地上依旧没有枪声。赤星有些奇怪，容不得细想，他要做的只能是冲过去。就在他们又往前蠕动了50米左右后，中国守军的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最前面的二十多名日军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全部被射杀。

赤星中队长怪叫一声。

第7中队未被中国军队发现，他们仍在黑暗中前进。

再说守备鲁家山的第57师周义重第339团。说是一个团，实际上打到现在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了。周义重决意主动出击，歼灭攻占山脚村庄的日军，于是亲自带领敢死队扑了过去。

日军第4中队攻占鲁家山山脚下那个村子后，继续向鲁家山腹地推进。此时已是凌晨3点，天色依旧迷暗，第4中队在松冈政人大尉带领下，走着走着居然在山中迷路了，说什么也找不到中国守军的阵地了。

而这时候，周义重带领的敢死队已摸到山下那个村子。

进村后，没发现一个日军，却发现了上百具瓦斯中毒后被日军刺死的战友。周义重怒发冲冠，捕捉日军的欲望也就更加强烈。

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现敌情：一伙日军出现在村子附近。

谁？并非日军第4中队，而是跟在第4中队后面的第2中队。跟第2中队行动的大队长白浜胜海正在其中。他也有些晕了，本来以为最前头的第4中队已把对面的中国军队肃清，不成想碰到周义重的敢死队。

两军在黑暗中遭遇，上来就是肉搏。

白浜胜海少佐这一年多虽久经战阵，但此时也有点慌了，因为第2中队如果抵挡不住，中国兵就有可能直接把他的大队队部端了，于是慌忙叫身边的信号兵给前面的第4中队发出遭袭的信号弹。

第2中队完全被周义重敢死队的气势震住了，一场恶战打下来，包括中队长在内的60人全部被周团扑杀。周义重的部队也付出重大代价：周团长自己受了重伤，战死一名营长，重伤一名营长和两名连长，士兵伤亡一百多人。

周团继续往上冲，围攻白浜大队队部。

大队队部本来就没多少人，可用在一线的更少，白浜少佐在派人去求援兵后，开始准备“转移”，至于前面的第2中队如何，他已经不想考虑了。在当时的战场上，日军很少出现擅自溃退或扔下友军不管的情况，更别说一名现地最高指挥官这样做了。但这一次出现例外，白浜决意自己先跑。

再说第4中队，这时还在山里转悠，可能已经彻底晕了，所以压根就没看到白浜大队长发出的信号。阴差阳错，在左翼进攻的第1中队长（斋滕胜惠大尉率领）发现了信号弹，于是立即派小队长鸟越春少尉带人去增援。

说是救援，鸟越少尉手里其实只有二十来人。

也就是这时候，白浜派出的那位求援兵的家伙在眼镜跑丢的情况下，居然在9月27日凌晨撞见了鸟越小队，他凭借模糊的军装颜色确定对面来的是自己的部队，一把抱住鸟越，说：“大队长已经作好切腹准备啦！”

但看到白浜后，鸟越小队长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此时围攻第2中队的周义重团已向鲁家山侧翼阵地转移。尽管如此，白浜还是想扔掉前面的第2中队，自己带领大队队部“转进”。鸟越很生气，扔下了白浜，自己带着几十号人去偷袭鲁家山。

天亮后，迷路的第4中队长松冈政人终于看清楚方向了。但此时，鸟越等人已经偷袭了鲁家山侧翼周义重的部队，并顺势冲上山顶。按日本人的时间说法是：9月27日午前5时20分鸟越部队占领。白浜少佐此时连撞墙的心都有。从作战任务上讲，他的第1大队按命令在拂晓时攻占了鲁家山。但同时，他又必须为自己的表现而感到惭愧。

半个小时后，黑家山方向的日军也得手了。两山陷落后，田家镇后面的最高峰玉屏山就在眼前了。

9月28日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后，日军从芜湖机场起飞了所有轰炸机，达78架之多，齐扑田家镇。而突破富池口的日舰也集中了所有火炮，轰向田家镇。

在接连不断爆起的尘沙和碎石中，田家镇陷入一片火海。

但最高峰玉屏峰还没攻下来。联队长中野英光倒是有决心，说哪怕把整个联队拼光了也要拿下玉屏峰。但今村没给他这个机会，因为前来支援的池田大队不用白不用。

姓池田的，单字名昵，名字有些萌，实际上非常暴虐。

池田先派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向玉屏峰攀登，土黄色的身影穿插于葱翠的林木间，差不多就要冲顶了，玉屏峰顶仍寂静无声。

日军怀疑山上的中国军队都已经撤走了，就在狐疑之际，至少20捆手榴弹飞了过来。峰顶上的中国士兵如幻影般出现，随后是轻重机枪的扫射。躲过了手榴弹的日军，没躲过捷克式机枪，不少人被打成了筛子。

日军机枪进行压制射击，但仰攻的角度难以把握，又是正午时候，刺眼的阳光叫日军的机枪手一阵阵眩晕。

池田昵见部队被反击，于是又投过去2个中队，一时间，玉屏峰犹如一支明亮的蜜糖，上面爬满赶也赶不走的虫子，而且粘上的虫子越来越多。守卫玉屏峰的只有第57师第337团的一个连。当第一个日军爬上封顶时，白刃战开始了。

9月28日午后两点过后，玉屏峰再次陷入一片寂静，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中国士兵了。

玉屏峰失守后，田家镇北面完全洞开。

田家镇正面阵地，施中诚第57师只剩下9个连了，旅长杨宗鼎重伤、施中诚的外甥团长龙之育（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河北祁州人）和7个营长杨佑全、夏承武、丁希尧、夏继周、吕玉琨、郑珠泉、谭冠英全部为国捐躯。施师长的副官张云亭也被日军狙击阵亡。从这个比例中可推算出一线战士伤亡之巨。田家镇要塞海军守备队司令梅一平少将与炮台总台长秦德生也在坚守炮台时双双殉国。

打到9月28日傍晚，田家镇失守在即。

李延年并没在田家镇。整个战斗期间，他的指挥部离田家镇都有一定距离。这也是后来其上级第4兵团司令李品仙指责他的一个理由。按李延年的说法，他在9月28日深夜接到了命令，叫他放弃田家镇。但李品仙在给军委会的报告中，说守军撤出田家镇是“擅撤”，他根本没下过撤退命令。

李品仙是李延年的顶头上司，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说假话，而且也没必要。如果李延年的话是真的，那么他只能是直接接到了武汉的撤退令。有这种可能没有？要说绝对没有的话，也未必是现实的。李延年是蒋介石的嫡系，李品仙是桂系，在撤退的问题上，李延年直接拿到了蒋介石的命令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57师先行撤出田家镇。

后来，第57师被划到第74军，在王耀武的调教下终成虎贲劲旅，常德一战名满华夏。施中诚本人也在王耀武和张灵甫之间，做了第74军第三任军长，成为一代名将。

第9师是最后撤退的。

马口湖南岸的通道始终被第9师第25旅的一个团控制，为的就是一旦不支时掩护大军撤退，所以守军走的时候还是很从容的。

1938年9月29日上午，田家镇陷落。

田家镇丢了。但在守备时间上，应该说还是完成了任务。从8月底打到9月底，让日军占领武汉的时间，至少在江北耽误了一个月。

中国军队撤走前，把要塞炮的零件都卸走，并注入了王水，也就是硝基盐酸，用以腐蚀火炮。所以当日军爬上田家镇核心阵地后，发现各炮位都冒着黄色的烟雾……这个镜头被随军记者拍下来发往日本国内，东京的报纸给这个照片配的标题是：武汉三镇陷落在即。

按宫崎周一的描述，一向矜持的冈村宁次得知田家镇陷落后欣喜若狂。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相比之下，宫崎则有些麻木，甚至盘算：田家镇的作用有那么大吗？狂喜的冈村在第一时间向畑俊六报功，并特意为稻叶四郎“申请”日军最高荣誉勋章金鵄勋章。

在给畑俊六的电报中，冈村称第6师团战力果为日本军之首。

冈村在就任第11军司令官前担任仙台第2师团的师团长。两个师团都是日军第一战力的争夺者，此时冈村忘却了在东北寒风中挨冻的仙台士兵，而把荣誉给了来自熊本地区的黑小子们。

攻陷田家镇后，冈村宁次也确实感到人手不够用，希望上面再支援一下第11军。畑俊六从新编成没多久的，正担任长江沿岸警备任务的第116师团，拿出一个联队交给冈村宁次。这个师团是以京都第1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的，虽然是特设师团，但战力一流，此后七年一直活跃在中南战场，成为仅次于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的部队。

一座富金山

当长江南岸陷入层层激战时，负责大别山北麓进攻的第2军还没动静。荻洲立兵第13师团才开始在合肥伸懒腰，已经是1938年的8月下旬了。

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是朝香宫鸠彦的弟弟，昭和天皇的叔叔。此时他手下有4个师团：藤田进第3师团、筱塚义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东京人）第10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藤江惠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兵库县人）第16师团。

第10师团和第16师团都是从华北调过来的。

在这两个师团中，筱冢义男接替的是矶谷廉介。此前筱冢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校长，来头可以说很大。藤江惠辅接替的是南京屠夫中岛今朝吾，此人是后来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女婿，接替中岛前在关东军做宪兵司令官。中岛因打南京时在汤山遭炮击受伤，此时旧伤复发，被调回国内疗伤，并出任中部防卫军司令官。矶谷廉介则跑到东北接替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参谋长。

徐州会战尾声，一年前答应天皇3个月迫降中国的杉山元被从陆军大臣的位子上拿下，转任军事参议官虚职。全因首相近卫文麿好不容易发一次脾气，几乎是向天皇哭诉杉山的无能。昭和天皇也在气头上，把杉山找来一顿冷语。此时众望所归的是率领广岛第5师团“所向披靡”的板垣征次郎，于是被召回国内取杉山而代之，出任新的陆军大臣。作为杉山的副手，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受牵连，被发配到前线出任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东条英机则接替梅津的职务，由此正式进入陆军中央。

话说东久迩宫稔彦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法国待了五六年。跟冈村宁次比起来，这位亲王毫无作战经验。当然，对于他来说，只需按部就班地镀金就可以了，随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新的陆军大将。

武汉攻略开始后，1938年7月底，负责大别山北麓进军的东久迩宫稔彦，在贵族出身的参谋长町尻量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东京人）的帮助下，在地图上画出两支箭头：北路由筱塚义男率第10师团，向安徽六安、河南固始、潢川、罗山、信阳一线进击，到平汉线后南下；南路由荻洲立兵率第13师团，由安徽霍山、叶家集，直接穿越大别山，攻商城，再转向南直趋武汉。

日军随即抢修从合肥到六安的公路。

这个情报被第5战区的参谋拿到，这位参谋一时沉不住气，以为敌情出现新变动。但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认为，这只是策应长江两岸的第11军而已，所以他坚持此前的敌情判断：日军主力仍在长江两岸，尤其是南岸，以切断粤汉铁路为重中之重。

对于东久迩宫稔彦来说，本计划9月上旬才开始行动。因为花园口决堤而造成淮河泛滥，多处桥梁被冲毁，从华北调来的第10师团和第16师团一再受阻。除了辎重部队外，两个师团的重炮部队更是难行，最后没办法，只好从青岛经水路转运到安庆，在那里登陆后再向合肥集中，这一大圈绕得实在可以。

但就在这时候，一份情报递到町尻量基手上：六安和霍山以东的道路都被中国军队破坏了，以西的道路还没来得及破坏，而且经飞机侦察，大别山北麓的中国军队有陆续向长江北岸集结的动向。于是町尻建议那位亲王，不等部队集结完毕，叫第13师团和第10师团在8月下旬立即行动，还没集结完毕的第16师团暂时在后面负责警备任务，也就是看护交通线。跟第16师团担负同样任务的，还有刚从华中派遣军里调来的藤田进的第3师团。

就这样，8月25日，东久迩宫稔彦带着参谋长町尻量基等人由南京飞抵集结地合肥。27日，一声令下，第13师团和第10师团先行出发了。

从徐州战场脱离了日军包围圈后，孙连仲、庞炳勋、张自忠、汤恩伯、冯治安、孙震、李仙洲、卢汉、李延年、刘汝明等部队已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于学忠部在撤到河南后，又奉命返回敌后，留在苏鲁边区打游击。李宗仁则带着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阜阳辗转到潢川（河南省东南）。但由于左颊枪伤复发，导致脸部肿胀，视力急剧下降，只好叫白崇禧代司令，自己转赴武汉就医。

初到武汉，李宗仁如英雄凯旋，城市万人空巷，市民齐声喊“台儿庄”，欢呼声经久不息。在武汉，经美国医生手术，在口腔上颚取出一块碎骨，李宗仁病情这才转好以至痊愈。疗养了将近一个月后，李宗仁重返战场，这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转移到湖北麻城的宋埠了。

日军第13师团和第10师团分别进攻霍山、六安，都没有遇到太大困难，大别山第一道门槛很快就被日军踏过。

过了霍山和六安，日军的正面是中央军宋希濂第71军，西面是张自忠的部队，南面是孙连仲的部队。张自忠侧翼，是另一支中央军胡宗南的部队。几道防线的总指挥，是已升任第3兵团司令的孙连仲。对孙连仲来说，手里的部队大多是从徐州战场上撤下来的，生力军只有宋希濂的中央军。

但年轻气盛的宋希濂会听他的指挥么？

虽然已是9月初，但“秋老虎”很厉害，沿途气温已超过40摄氏度，很多日军士兵都中暑了。但总的来说，第10师团的进攻还是比较顺利的，占领六安后，前锋冈田支队（冈田资少将率领）先后攻陷固始、光州，只是在罗山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攻占罗山后，中国军队四面反攻，冈田支队虽一度吃紧，但最后还是将中国军队击退。

相比之下，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按计划，突破大别山防线后直接南下武汉的任务，只由第13师团一个师团负责。出发前，刚刚首破徐州的荻洲立兵也信誓旦旦，决意再创造一个奇迹，效仿第6师团率先攻取南京那样进入武汉。

作为资深军人，荻洲在第1师团、第9师团做过参谋长，后出任驻台湾军参谋长，先后辅佐的司令官是寺内寿一、柳川平助、畑俊六。中日开战后，他率第13师团搏杀上海、南京。后来，1939年日苏激战诺门坎，他的命运打了个弯：被任命为关东军第6军司令官，意欲挽救诺门坎的败局，但不成想被朱可夫打残，在见识了苏军强大火力后，自己的晋级之路也由此中断。

荻洲师团由沼田重德少将的第26旅团（仓林公住第58联队、添田孚第116联队）和施暴南京的山田栴二的第103旅团（两角业作第65联队、里见金二第104联队）组成，新任参谋长吉原矩，在9月2日占领叶家集后，部队连夜强渡史河（安徽、河南交界处）。

沼田重德第26旅团编成沼田支队（6个步兵大队加1个山炮中队）走在最前面。

但没想到天气反常，越走越热。辎重兵远远地落在后面，步兵开始自己背辎重和粮食，这又增加了中暑的人数。就在日军感到极端焦躁时，看到大别山谷口的富金山上站着一个人。

除了第36师、第88师、第87师外，此时宋希濂第71军还暂时节制钟松第61师，兵力不可谓不强，这将是“德式师”最后的荣光。可以说宋希濂的部队相当于徐州战场上的汤恩伯军团，所以孙连仲的嘀咕是有道理的。但接触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多虑了：眼前31岁的湖南小伙，黄埔1期的干将，丝毫没有架子，对孙尊敬有加，可以说指哪打哪。

日军打来前，宋希濂带各师师长侦察地形，一眼就看中了富金山。

富金山位于河南固始县，在史河南岸、大别山北麓，南北只有4公里长，东西仅有2公里宽，是典型的弹丸之地。但作为大别山口，位置又特别重要。富金山山势不陡，对守备者来说虽陡峭性稍差，但可在斜坡上挖多条战壕，呈纵深设置，所以宋希濂当即决定由陈瑞河（黄埔军校2期，安徽合肥人）第36师扼守左翼富金山，钟彬（黄埔军校1期，广东兴宁人）第88师扼守右翼800高地，钟松第61师入驻作为前进阵地的固始县城（此时宋部沈发藻第87师还没归还建制）。

富金山的战壕呈“之”字形，从山腰一直折至山顶宋希濂的军指挥部。指挥部设立在山顶，当然观察敌情时一目了然，但也容易受日机轰炸。

宋希濂的部队刚构筑完阵地，沼田支队就到了。

沼田先打左翼，也就是陈瑞河的第36师在富金山的阵地。陈瑞河在淞沪会战时做旅长，从南京退下来后，这个师被调到江西休整。1938年7月休整并补充兵员后，才由萍乡运送到河南。这支部队里的老兵不少，很多阵势都是经过见过的，而且部队用了梯形配置，在日军炮击时绝不还手，等炮击过后，抖落浑身的尘土，抬起头，当日军冲至600米必杀线以内，轻重机枪和步枪同时开始射击。

第13师团的士兵来自寒冷的仙台，多日来的酷热已经叫他们非常郁闷了，所以尽管有飞机和野战重炮的配合，但整整一周过去了，仍未攻下富金山主阵地，只是在山脚下占据了几处据点，这叫随军采访的记者大为失望，荻洲在给东久迩宫的电报中也承认：“我军遇到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仍然毫无进展。”

荻洲没主动要援军，但亲王司令官心知肚明，派出第10师团的一个联队，由固始南下增援第13师团。这支部队一路潜行，想迂回到富金山西侧的武庙集切断富金山跟商城间的联络线。但不成想，情报被第88师第523团第1营营长梁筠获得，随之报告师长钟彬，后者随机应变，立即改变部署，临时设伏，一举毙伤日军500多人。

荻洲给一线的沼田重德打电话，说第10师团的援军被中国军拦截，一时指望不上，山田旅团的两角联队正在路上，沼田只好硬着头皮再攻富金山。

宋希濂一直在山顶指挥所。很多事说时容易做时难，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30岁出头的人指挥几万人，面对这样的大阵战，还能够镇定若素，但宋希濂做到了。

按孙连仲部署，钟松的师在等张自忠的部队接防固始后，再向宋希濂主力靠近。9月6日，日军第10师团狂攻固始。张自忠带部队已经迫近，但由于双方失之于联系，钟松遂放弃固始。

左侧富金山攻打不下，右侧800高地也打不下来，荻洲立兵一个劲地催沼田，后者一着急，9月8日午后，居然带着5个中队从富金山和800高地之间的谷底冲了过去。这个谷地有个小小的村庄，但村民此时逃之一空。沼田从两支中国军队当中突破，想控制山间谷地后分兵从两处阵地的反斜面攻击。即使这不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也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冒险。因为打中路就意味着将自己送入两阵地之间的火力点。

虽然沼田一度占领谷地，但却伤亡惨重。此时，800高地方向来了助战的于学忠手下第114师，加上陈瑞河的三次逆袭，日军又被轰了回去，沼田本人也受到重伤。

9月9日，宋美龄带着慰问团出现在富金山。

在此前，她拒绝了宋希濂的建议。宋希濂叫她象征性地出现一下就赶快回去。宋美龄决意深入一线战壕，逐次激励死战中的官兵。蒋夫人跟她丈夫一样并不惧怕到前线，这当然叫人赞赏，但有时候也会坏事。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之所以撤晚了，当然是听了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其实是宋美龄的意思。按张发奎回忆：淞沪会战后期的一天，蒋介石在松江附近的一节火车车厢里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顾祝同、陈诚、薛岳、罗卓英、胡宗南、俞济时、宋希濂、孙元良、王敬久以及宋子文都参加了。张发奎和薛岳都同意马上把上海的部队撤下来，顶在闸北一线的孙元良也说他的部队实在打不了了。但就在这时，宋美龄突然出现。张发奎还记得她当时穿着毛皮大衣。作为第一夫人，她列席了会议，在会上，要求将领们再多守几天，那样的话就会取得国际支持和援助，所以才有蒋介石最后的表态：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

宋希濂当时也在那节车厢里。他记得当时的情景是，只有少数人应和了宋美龄，大多数将领用沉默不语的办法表示反对。

但最后还是按宋美龄的意思办了。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蒋介石要担非常大的责任。

让我们回到富金山。到9月11日，两角业作大佐带着第65联队终于过来了。这个联队的士兵，在南京下关江边至少屠杀了7万名中国军民，几乎每个人背后都爬着死难者的魂魄。他们在富金山被痛击显得是如此恰当。

沼田、两角合兵，由于沼田受了重伤，部队由两角统一指挥。两角联队在日本军中的外号叫“白虎部队”，十分凶暴，也确实能打。两角接手后，富金山和800高地位于山腰的二线阵地开始丧失。

打到第9天的时候，富金山主阵地上陈瑞河第36师还能作战的士兵只剩下800多人了。在800高地上，第88师和前来帮忙的第114师伤亡也非常大。

虽然在第9天的傍晚富金山终于失守，但第71军阻击日军的任务已出色完成。接孙连仲命令，宋希濂以第61师一个团做掩护，带着第36师和第88师余部向小界岭一线转进。

日军第13师团在富金山伤亡甚重，大队长到小队长基本上都是代理的。至于士兵，按日本战史的记载，富金山打下来后，日军每个中队平均只有40人了。主攻富金山的是沼田重德的部队，有6个步兵大队，24个步兵中队。按每个步兵中队180人建制推算，日军一共战死3360人。当然，打到富金山时，日军中队的建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即使如此，日军的死亡人数也已接近3000人。对日军来说，这个规模已经相当于一次中型会战了。

从密集度上来说，富金山对决是武汉会战中日军伤亡率最高的一次战役。

虽然越过了富金山，但第13师团垂头丧气。那位亲王本来想叫荻洲立兵一个人在大别山搅动，但看此情景后，似乎是没戏了，于是只好把在沿途负责警戒的第16师团也放在了大别山的进攻中。第10师团那边虽然情况好些，但也配属了第3师团，准备攻取重镇信阳。

由于阴雨连绵，日军漫长的补给线更成问题，幸好当初征调了五六百艘船只，于是转而沿淮河运输。尽管如此，到9月20日之前，日军上岸的辎重，以弹药来说，也只够打一个月的。药品也开始奇缺，一线部队的药品只能空投，怎么辨别哪支部队需要呢？士兵们在地上排成“药”字，供日军飞行员辨认。

孙连仲手下田镇南第30军在9月16日退出商城，与宋希濂第71军联手拉起小界岭防线（麻城福田河镇，鄂豫两省交界处）。这一防线是阻击江北日军向武汉攻击的最重要防线。宋、田两军在小界岭守备中配合得极好。在最激烈的沙窝一线，日军进攻一路，必遭两面夹击，第16师团一直到10月9日才占领部分阵地。此战中，日军炮兵几乎失效，一直被中国军队的8门苏式野战重炮及4门15厘米口径榴弹炮压制。由于日军的“三八式”野炮射程比苏式战炮短，所以只能在转换炮兵阵地中推近发射，而在推进中又遭中国军队火力封锁。

川军孙震的部下放弃罗山后，重镇信阳暴露出来，但胡宗南第17军团已经布防了。但奇怪的是，日军迟迟不向信阳进攻，这叫胡宗南有些晕。他担心日军沿罗山到宣化店的公路，直接越过大别山，攻入武汉北面的孝感、花园火车站，在那里切断平汉线，所以他叫部队立即封锁罗宣公路。后来，通过一个日虏才知道了他们没向信阳进攻的原因：日军情报做得非常细，事先已得知在信阳布防的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中央军，而且有一支坦克部队，外加独立炮兵团，这个阵容叫日军有些含糊，担心伤亡过大，所以没敢贸然进攻。

胡宗南往往叫人一言难尽，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优秀还是平庸。

现实中他确实又是蒋介石最器重的黄埔学生。既然如此，必当有过人之处吧？但无论是抗战期间，还是后来，这种明显的过人之处都很难寻找。从这个角度说，蒋介石在用胡宗南上是失败的。有人会说，人才都在那里放着，就这些人，不用胡宗南用谁？就抗战初期来说，中日战力悬殊，用谁对一次战役来说结果都差不多，只是一个能守3天和能守5天的区别。理儿倒也是这个理儿。但尽管如此，胡宗南还是有叫人不爽的地方，在不少方面他比不上汤恩伯，或者说，他没有汤恩伯可爱。

当时胡手里握有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第200师。杜聿明的这个部队有5个团，本来是由军委会直辖的。为在豫南鄂北拦截日军南下，蒋介石把这个师拨给了胡宗南。向信阳集结的部队，看到公路上行驶的中国坦克后都很兴奋。但后来在使用这个师和独立炮兵部队时，胡宗南尽可能地让他们围绕着自己的部队转，这叫其他参战部队愤愤不平。

在信阳一带，这支机械化部队发挥的作用却不大。

不是说中国的坦克比日本的坦克落后（实际上日本的轻型坦克非常不经打），而是整体协同上没使用好。这跟战场情势有直接关系。坦克当然是那个时代很厉害的东西，因为首先会对敌人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对中国士兵来说是这样，对日本士兵来说其实也是这样。问题出现了：抗战之初的战役，都是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军队防守，而坦克这种武器，完全是进攻性武器，只有在进攻时作用才能发挥。况且，坦克作战需要步兵协同，对中国军队来说，步兵的布置与节奏常会被日军打乱，这样一来，即使坦克部队在局部有可能发起进攻，也缺乏步兵的跟进，孤军冲入日军阵地，而被日军炮火打坏。

在信阳，胡宗南军团主力第1军跟日军第10师团冈田支队打了一仗。

胡宗南本来想包抄冈田两翼，但不料第10师团主力在筱冢义男率领下很快前来增援，部队右翼遭日军袭击。

为支援胡宗南，蒋介石叫军委会从湖南把驻留在那里的炮兵第15团调往河南。本来胡宗南这边已经有炮兵第11团了，对重炮不足的中国军队来说，像炮兵第11团、第15团这样的独立炮兵部队，是军中绝对的王牌，团长是相当于师长的，像炮兵团长出身的彭孟缉等人后来都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骨干人物。

胡宗南身边一下子有了两个独立炮兵团，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待遇，从这个细节处也确实能看出他的地位。

信阳之战中，胡宗南主力董钊第1师防守的罗山一线战斗尤其激烈，激烈到部队长都开始说胡话了。

在一次进攻前，日军阵地上烟雾缭绕，疑似又在施放毒气。在指挥部里，炮兵连长叫第15团的副营长湛先治闻一闻是不是毒气，湛营长愣了一下，说：“你给我一个防毒面具，我就去闻。”

一下子把周围的人都说笑了。

那名连长也笑了，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湛先治说：“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别废话了，快带弟兄们进入炮位吧！”

胡宗南的一个团长在9月12日擅自放弃了信阳，已经返回战区的李宗仁叫胡率部向南移到位于桐柏山的平靖关，掩护战区大军向西转移。但胡宗南根本不买李宗仁的账，这一点比汤恩伯还绝，连搭理都没搭理，就直接带着部队往南阳去了。

按蒋介石的脾气，没有命令而放弃城池，无论军长，还是师长都是要枪毙的。一年后，在西安召开江北各战区师长以上军事峰会，检讨武汉会战，蒋介石当面质问放弃罗山的第124师曾姓师长，吓得后者魂不附体，说如果不撤退的话，全师有被歼灭的危险。

蒋介石的回答是：“只有不打仗，你的师才会不被歼灭，难道就不打仗了？”

在即将成为又一个被枪毙的师长时，曾姓师长的上级孙震站出来讲情：“放弃罗山的将领固然有罪，那么放弃信阳的呢？”

这确实问住了蒋介石。

当时的日军不知道胡宗南直接往南阳撤了，为确保攻占地势重要的平靖关，第3师团派出上村支队前去助战，但实际上第10师团的骑兵联队此时已冲过这一隘口。就这样，第10师团在前，第3师团在后，一路向平汉线上的要冲——花园火车站疾进。第16师团在藤江惠辅的指挥下，也攻占鸡公山下的另一隘口武胜关。

武胜关、平靖关，都在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一个靠东，一个靠西，自古就同属于天下九关之一，地理位置非常之重要。现在两关皆失，湖北面向河南的大门洞开，江北的战场到这儿就不好打了。

此时李宗仁的司令长官部刚从夏店（湖北大悟县，距武汉只有60公里）转移到不远处的陈家庄。李焦灼万状，入夜后无法入睡。仿佛是第六感在提醒他：这个地方也不能待。

李宗仁下令连夜开拔向西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还在睡觉。接令后，问：“长官一向镇静，如何今晚心神不安？”

李宗仁也说不出缘由，只催促大家马上撤。

黎明时分，李宗仁一行抵达安陆。就在李宗仁带人走后两小时，日军一个大队的骑兵就包围了陈家庄。

日军骑兵冲过平靖关后，切断了花园火车站到襄樊的公路。南北日军实际上在平汉线上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武汉会战，蒋介石意在武汉之外与日军搏杀，留驻武汉三镇的军队并不多，算起来只有郭忏兼职的第94军、方天（黄埔军校2期，江西赣县人）第185师、方靖（黄埔军校潮州分校2期，江苏江都人）第13师，都是陈诚的嫡系。

9月19日，已是初秋，但武汉的天气依旧热得叫人喘不上气来。第13师正在武汉外围修建防御工事。

下午4点，师长方靖突然收到蒋介石手令，命其率部队乘坐150辆卡车，于当日急赴湖北与河南交界的宣化店阻击日军，因为前面平汉线上的柳林车站（信阳南20公里）发现了敌情。

淞沪会战时，方靖在夏楚中第98师做旅长，经历了弹肉横飞的3个月。打完上海战，夏升任第79军军长，方则做了其属下第76师副师长。到了7月，由于从徐州战场上撤下来的第13师师长还没归队，仍在失踪中，所以陈诚一纸调令过来，叫方靖去周碞第75军第13师做师长。本来是提升了，但方靖觉得更习惯在夏楚中这边干，因为夏是他的老长官，脾气也对路，他和彭善本就是夏手下的两员大将，对第13师情况则不太熟。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5年前他曾被第13师扣押。

当时，作为第98师旅长的方靖，正在江西围攻红军。在一次战前，到临川督导部下（“土木系”另一大将罗广文）。为躲避红军袭击，当晚方靖坐了辆装甲车，不成想跟驻扎在临川城外的一支部队产生误会，发生了交火。这把临川城里的人吓坏了，以为部队发生哗变。谁在城里呢？蒋介石和宋美龄。

最后事情搞清楚，方靖也被扣押起来，关在临川城里的师部。而城内的驻师，正好就是第13师。这个第13师，也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嫡系了，早年在广东组建，历史也比较长，凡是这样的部队，各部队长之间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方靖现在跑到这个师做师长，实在怕指挥不动。

方靖虽然是陈诚第11师出身，但跟何应钦私下关系也不错，因为方靖是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毕业，当时何是分校代校长。加上此时陈诚正在前线视察，所以方靖很自然地找到何应钦，随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

何应钦说：“第13师也是早年成立的老队伍了，战斗力不弱。”

方靖说：“只担心下面各行其是。”

何应钦说：“这有何难？”

方靖说：“愿闻高见。”

何应钦说：“我帮你把第13师的一个旅长调到军委会做高参，剩下的一个旅长，你到任后，把他提为副师长。至于那4个团长，你选两个，一个升旅长，一个升副旅长。这样的话，还空出一个旅长、一个副旅长和两个团长的名额，再从你的老部队里带过来4个人，往里一塞，不就全摆平了吗？”

方靖笑了。

兵贵神速。

方靖带着第13师官兵乘卡车由武汉直趋位于湖北大悟县的宣化店。抵达后，虽然在附近与日军第3师团一部接战，但终不能挽回柳林车站的失陷，平汉线被切断是倒计时的事了。

李宗仁的日子不好过。

按军令部命令，胡宗南的部队划归第5战区，但胡有自己的傲慢劲头，很少主动跟李宗仁联系，更别说汇报敌情了。李宗仁先是在台儿庄叫汤恩伯搞得不痛快，现在又被胡宗南欺负，当时如果他在电话里对胡宗南说：“中央军不要太气盛！”那么胡宗南一定会回：“不气盛叫中央军吗？”

在豫南战场上，张自忠的表现依旧不错，率第59军支援商城的于学忠，但至罗山时商城已失，继而在潢川、息县一线阻击日军多日。任务完成后，张亲带手枪营和一团步兵掩护大军转进，一如徐州战场。由于再次出色完成掩护任务，张自忠受到军委会嘉奖，升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第77军和曹福林第55军划归他指挥。受命时，张自忠说：“军人为国家为民族战，应抱必死决心，贪生怕死，是军人耻辱。”

没有决绝的思想，只有决绝的行动。张自忠在用一点一滴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出平靖关、武胜关后，日军走应山、安陆、云梦、孝感、汉川，在大别山东北作战的中国部队就将被包围。所以军委会电令李宗仁迅速指挥部队向西北转移，同时提醒李宗仁，大别山仍需留一支部队。

李宗仁把两个老部下李品仙和廖磊找来，说军委会有令，留一支部队在大别山打游击，问他俩谁能留下。李品仙还是比较滑的，他一声不吭，担子只好压给廖磊（此后廖磊在大别山苦心经营，到1939年10月，因积劳成疾，竟过早地去世）。

在柳林车站被日军攻占后，江北的局势迅速恶化了。

接着说宋希濂。他接孙连仲电话，后者要他从小界岭一线经花园、云梦、京山撤向钟祥以西。此时第36师和第88师的伤员已被两师师长带到襄樊休整，两师剩余有战力的人员由宋希濂亲自带领，沿黄安到花园的公路西退，

直到这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日军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才突破大别山，分别向孝感和花园附近的京汉线突击。

经历了上海和南京的撤退，宋希濂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当然，这并非贬义。

天上有日机呼啸而过，但没攻击他们，而是飞向西南。宋希濂判断，他们是去轰炸那里的桥梁去了。

到了花园，宋希濂得知钟松率部没向钟祥撤退，而是往孝感方向去了。此时，各路退下来的人马云集花园火车站，那些群龙无首的都加入了宋希濂的部队，希望宋带他们跳出日军的包围圈。

花园不仅是交通枢纽，还是中国军队重要的补给地，存放有大量武器、弹药、军粮。为避免落到日军之手，军需官吆喝着叫经过这里的军队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有健壮的士兵，一个人背了两三挺轻机枪。

宋希濂判断：如果此时再向西行，情况反而不妙，因为安陆方向已传来枪声，不出意外的话，日军已攻占安陆。北面一带暂无敌情。在这种情况下，宋希濂果断下令顺原路向东走，一小时后再折向北面，转天抵达宣化店、三里城。

三里城行人如织，一点战争的气氛也没有。当地军需官告诉宋希濂，这里还有两千多包军粮，这叫连续行军、饥饿不堪的士兵大喜过望，因为除了吃的外，连带的都有了。

宋希濂带着这一万多名老兵，于夜间穿越信阳到潢川的公路，经息县到达河南驻马店。

蒋介石一直在关注第71军的处境。当宋希濂在驻马店电报蒋介石说已跳出日军包围圈时，蒋大喜，命其到南阳休整。

两年后，宋希濂军驻河南灵宝，在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的全军大会上他说：“淞沪鏖战，予贼重创。富沙歼敌，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嗣当激励士气，功期再战，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余之愿也。”

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东京蜗牛与巨型碉堡

正如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松浦淳六郎的第106师团也不是唯一被打得叫苦连天的师团，跟它同病相怜的还有伊东政喜的第101师团。

第101师团虽然跟第106师团一样都是由预备役士兵编成，但由于早一年侵入中国，且有上海、杭州、徐州的作战经验，所以这支东京部队的战斗力当在第106师团之上，但仍被打得有点晕。

冈村派伊东带人向星子方向攻击，是想直插德安，包抄中国军队的后路。在8月21日攻占中国最美丽的县城——星子县（背靠庐山，面对鄱阳湖，白鹿洞书院所在地）后，这个师团一直沿破损的德星公路前进。

星子到德安的公路有多长呢？38公里多一点。但第101师团从星子到德安打了多长时间呢？两个多月。这几乎已经创造了日军进攻最缓慢的记录。尤其在庐山东西牯岭被叶肇第66军等部队拦截，还搭上一个大佐联队长的命。

后来武汉在10月25日都已经陷落了，这个师团仍没打进德安。

什么是东京来的蜗牛？这就是了。

这个事说明什么？除第101师团战力有问题外，主要还是因为武汉会战吸取了淞沪会战的教训，已经开始注意阵地的纵深配置，正如薛岳在《抗战回忆录》中所言：“……德星公路方面，原已筑成多线预备阵地，自星子到德安，长约30公里，与敌101师团苦战两月，节节抵抗，未尝不战而弃寸土，实得力于多线预备阵地，及守备部队之坚忍沉着，保有转移阵地之自由，此在持久战之指导，似尚得要领。”

前面说过，在赣北战场，薛岳有个作战原则：北守西攻。

北守就是扼住从德安到星子间的公路。只有北面守住，瑞武路方面的攻击包括两路之间的万家岭围歼才会从容。进一步说，这关系到江南日军对武汉的合围速度。而庐山，正是德星路上的一个楔子，一个天然的巨型堡垒。

华夏自古多名山，单从自然景致上讲，如果说哪座最奇秀，可参与竞争的有很多，除了庐山外，长白山、终南山、华山、黄山、衡山、天台山、雁荡山、峨眉山、青城山、梵净山、武夷山……可以列出一串名字，但从文化的角度说，集自然之美与文化之胜，或者说综合实力最强的，无出庐山之右者。

屹立在鄱阳湖畔的庐山实为华夏第一文化名山。

从东晋慧远大师建东林寺，到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庐山集佛、道、儒历史胜地于一体，慕名游庐山的名人数不胜数：陶渊明、王羲之、顾恺之、谢灵运、李白、王昌龄、孟浩然、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朱熹……庐山之美，中外皆知。至晚清民国，有25个国家风格的别墅建于庐山，形成风格迥异的中西建筑群，很多西方人都居于庐山，开战后仍滞留于此的英、美、法、德、意侨民仍有百余人。

庐山四季清凉，为民国避暑胜地之首。

蒋介石非常喜欢庐山，自定都南京后，每到夏天就带着人到庐山办公，所以庐山可以说是国民政府的夏都。算起来，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蒋介石有十多个夏天都待在庐山，光是重要的军事会议就召开了十多次。1937年的7月17日，蒋在庐山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上发表的宣言还历历在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武汉会战开打后，蒋介石特别跟陈诚讲到庐山卫戍的问题。同时，发电报给南昌的薛岳，令其转副司令叶肇：

南昌。薛总司令转叶副总司令伯芹兄：前线辛劳，将士牺牲，无时不为之痛愤。对于东牯岭之苦战恶战，尤为怀念不置。庐山为长江保障，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庐山必须由我军掌握。日军炮兵向庐山轰击，万一南浔路各处失利，则兄部应即以庐山为中心，发展运动战，使敌不能向南向西直入，此时应尽量囤积粮米，作三个月之用为要。但此非常人之任，故特赋兄以此重任也。务希竭尽职责，完成使命，必得最后之胜利也。中正手启。

蒋介石关注庐山，有军事上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他太看重这里了。

薛岳和张发奎两兵团云集九江、庐山一带，而九江在地理位置上没法死守，一旦九江陷落，它旁边方圆300里的庐山，当然就成为掩护大军转进和阻击日军的天然堡垒。

1938年7月21日，陈诚带着他的战区参谋来到庐山，在莲花洞召开张发奎第2兵团师长以上军事会议，商讨南浔路的作战问题。

在会上，陈诚问：“你们知道日军现在是怎么笑话我们的吗？”

众人鸦雀，张发奎也下意识地摇摇头。

陈诚说：“日本人说我们的陆军只有一个师的人。”

大家没明白。

陈诚接着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部队只会一个师一个师地单独作战，而不知友军之间协同作战，不能发挥大军的优势所在，结果上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

陈诚继续说：“原因何在？首先是自私！只知道保存自己的力量；其次是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作战头脑。所以这次打武汉会战，无论是江北还是江南，无论是大别山还是南浔路，友军之间的协同特别重要！”

会后陈诚在庐山地图上画出一条防线，交给自己的参谋处长刘云瀚（黄埔军校7期，江西大余人），叫他前往九江联系驻守在那里的江西保安第3团、第11团，命令他们立即从九江转赴庐山守备。

进入夏天后，作为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忙得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除了拟定作战计划，调度军队外，他还要到防区视察军情。6月底，他已经整整走了一遍江防要塞。而比陈诚更忙的，则是身兼两个参谋处长之职的刘云瀚。

刘云瀚是“土木系”重要成员，这一年才27岁。早在18岁，他就考上黄埔军校，后来又上了陆军大学11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一年前中日开战，他由陆大教官出任第15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在陈诚手下负责作战事宜。刘本来就出生在一个知识家庭，进入军校后经过锻炼，显示出很高素养，加上其头脑精明，思路清晰，很快被陈诚看中，一路不断提拔，后将其放在嫡系第18军第11师，由营长升为团长，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爆发前，再被陈诚提拔，出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副处长和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之重任。

7月23日深夜，刘云瀚带着两名卫兵，骑战马从庐山前往大敌当前的九江。

路程不是很远，20公里不到。一路上，除了匆匆布防的军队，就是从九江方向来的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正是庐山。

刘云瀚不免担忧。

九江已是一片混乱，城内外守军严阵以待，保安部队正在疏散居民。刘云瀚携带着画有防线的庐山地图找到李汉魂（保安团归李汉魂节制），出示了陈诚的手令，随后在江边找到正在布防的江西保安第11团团长胡家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江西新建人）和第3团团长邓子超（黄埔军校1期，江西石城人），叫他们立即向庐山转进，用坚守加游击战的方式，在那里拖住部分南下日军，作为牵制力量配合武汉的会战。

刘云瀚知道胡家位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外甥，有这层关系，刘一度担心胡会打退堂鼓，找个借口溜到后方。

显然他多虑了。

胡家位说：“我等人必定坚守庐山，没有上级命令，寸步不移。”

刘云瀚说：“保安部队为地方上的准军事力量，武器本身就不济，但胡团长意志如铁，云瀚佩服，必当向长官部汇报，给你们充足的弹药。”

就在刘云瀚走后的第二天，波田支队就扑到九江城下。

胡家位和邓子超两位上校在忙完眼前的任务后，带着保安团星夜赶往庐山。

上山后，胡家位的第11团团部设在庐山中心牯岭图书馆，防守庐山东面的五老峰、太乙村、三叠泉一线；邓子超第3团团部设大林路，负责防守庐山西面的汉阳峰、剪刀峡、石门涧一线。

8月11日，擅长游击战的杨遇春（黄埔军校3期，江西瑞金人）上山，统一指挥两支部队。之所以说他擅长游击战，是因为杨以前是名红军指挥员，曾任红12军35师师长等职。但在1933年因故转投国民政府。本来按调令，杨遇春要去顾祝同第3战区指导游击战，路过江西时被“扣”下来，战区希望他能留在更熟悉的江西打游击，就这样被重新任命为庐山守军总指挥。

当时庐山有石砌山路9条，山间小路更多，而两个保安团不到3000人，怎么布置是个问题。不过，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庐山本来作为军政要地，就修有各种工事，抗战开始后，又修建了一批。杨遇春上山后，带领士兵继续修建并加固原有工事，一时间庐山碉堡林立，战壕纵横，一个个观察哨出现在群峰之上。

就在这时候，在星子登陆的第101师团第101联队，在联队长饭塚国五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群马县人）的率领下，向庐山东西牯岭进攻。

我们就从这支部队的军曹荻岛静夫的行程写起。

1938年8月23日，是荻岛接到征兵令一周年的日子。按他的说法，一年光阴飞逝，好像在梦中一样就过去了。但对中国民众来说，八年中的每一天都如缓慢行走的大象的步伐。这是荻岛所无法理解的。

荻岛所在的这个联队的前任队长，是死于上海战的加纳治雄，随后风格彪悍、一脸连鬓胡子的饭塚国五郎接任（当然，他的死期也不远了）。他们坐着船，在两艘驱逐舰和多架飞机护送下，沿长江水道，由镇江，经南京、芜湖、安庆，至湖口。途中两岸要塞的中国军队炮击猛烈，炮弹不时呼啸而过，他们的一艘运兵船被炮火击中，近百名日军毙命，眼前的一幕叫荻岛魂惊难定。

虽已是8月下旬，但南方的气温依旧极其炎热，每艘运兵船上本应容纳一千多人，但结果上来了两千多人，拥挤、闷热加上中国军队不时的袭击，叫日军焦躁不安。为了躲避袭击，他们改由夜间行船，按荻岛日记中的形容，他们的船像几头巨大的黑色鲸鱼“向前猛进”。

1938年8月25日傍晚6点，师团长伊东政喜下令，部队在星子县大板桥登陆。

鄱阳湖的辽阔叫日军士兵叹为观止。在日本国内，最大的湖要算滋贺县的琵琶湖了，但也只有670多平方公里，而当时的鄱阳湖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波光浩瀚，渺无际涯，不知名的大鸟在晚霞中缓缓飞行，那是真正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叠翠的山峰，沙洲与林木，丰美的水草……长江是褐色的，鄱阳湖却是碧蓝色的，在江湖交界的地方，甚至界限明晰，奇异的景象叫荻岛和他的同伴惊呼不已。

就是在这样一个奇妙的黄昏，在这样一个拥有奇异美景之地，在炮火的掩护下，第101师团的士兵开始大规模登陆。

荻岛此时在大队本部任职，由伍长晋升为军曹，他所服务的第2大队长已换到第三任：第一任大队长卯野中佐在上海强渡吴淞时战死，庐山之战打响前，“生性开朗”的大队长足立接到调令，到关东军出任新职，现在继任大队长是沉默寡言的尾家少佐。

日军在8月29日抵达庐山脚下，此时保安团基本上都在山上布防，庐山脚下是第66军，谭邃接替叶肇为军长，辖第159师师长陈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东顺德人）、第160师师长华振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始兴人）。

一开始的时候，庐山战虽然不是太激烈，但却是非常有特色的。按日军的说法，中国军利用天险地形，像猿猴一样神出鬼没。重武器虽然少，但是用捷克枪的狙击极为准确，给日军造成很大麻烦。战斗中，饭塚国五郎的坐骑被击伤一目，饭塚当即从马上掉下来，把他的亲兵吓得目瞪口呆。

这是个不祥之兆。

日军开始使用催泪瓦斯。高纯度辣椒和芥末提取素叫中国士兵睁不开眼睛，面部皮肤、呼吸道如火烧般刺激，喷嚏、咳嗽不停。5天后，荻岛所在的部队才进占秀峰寺。

秀峰位于庐山南麓，是香炉峰、双剑峰、文殊峰、鹤鸣峰、狮子峰、龟背峰、姊妹峰等诸峰的总称。当地人有这样的说法：庐山之美在山南，山南之美在秀峰。这一点，荻岛也发现了。

这是短暂的战斗间歇。

荻岛发现西面半山腰，苍松翠柏间，挂着几十尺高的瀑布，而流水蜿蜒曲折，经过他们眼前的寺院。这就是大唐李白诗中的庐山瀑布么？第101师团来自东京，以第1师团的预备役士兵组成，虽然战力平平，但整体文化修养却相对高于其他几个师团，几名教师出身的鬼子凑在一起议论不停。

此时他们身处庐山鹤鸣峰下，面前的秀峰寺是庐山五大寺院之一，建于南唐时代。他们所看到的瀑布，是庐山著名的开先瀑布。李白诗中的瀑布还真是这条瀑布。瀑布流水至眼前，那水是荻岛踏上中国土地后所见到的最清澈的。很多鬼子用水壶装水，另一些鬼子则开始冲凉。

一时间，他们似乎忘记中国军队的枪口，四周陷入巨大的寂静。除流水声外，就是空山鸟鸣。

战争是残酷的，但又是微妙的，这种微妙体现在入侵者片刻的失神中。他们在想什么？寂静当然是短暂的，大片乌云聚集在庐山上空，一场大雨是避免不了的了。

荻岛的大队长尾家告诉他，一个榴弹炮分队遭中国军的迫击炮轰击，全军覆灭。

尾家话音未落，一发炮弹落在300米外的屋舍，整个屋顶被掀了起来。显然，高处的中国守军判断屋舍里有日军的指挥机构。

一时间枪声大作。这时候，雨点也砸了下来。

战斗重新开始。尾家大队摸索着前行，途中又遭中国守军的捷克机枪的猛烈阻击。黄昏迫近时，离中国军队守卫的一座高地只有200米不到的距离了。这时候，大队的子弹几乎打光。尾家派荻岛带人去联系后面的辎重部队，领取弹药。

9月3日凌晨，尾家大队开始向庐山西北高地发起进攻。

此前荻岛给部队发了饭团、栗羊羹、汽水和香烟。这些日子，日军基本上靠挖红薯和芋头果腹，渴了就喝溪中的流水。

在阵地上，荻岛看到了第101联队的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

多日连续行军和作战已使饭塚疲惫不堪，原本就留连鬓胡子的他，胡子更长了。饭塚对他的大队长尾家说，如果攻击部队看到高地上的中国军开始溃逃，就立即冲锋，打白刃战。但没想到，这天下午，联队传令兵来到尾家大队，顺便通报了联队长饭塚国五郎的死信儿。

饭塚死时，日本著名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他身边，此外还有几个随军记者。

小俣行男后来以《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而著名。开战前一年进入读卖新闻社，1938年1月开始随军采访，武汉会战开始，小俣紧随第11军，在各个部队穿插，曾跟第6师团派跑了一阵，后来又转到江南，跟同事分配任务时，本来有两个选择，一是跟随第9师团行动，二是跟随第101师团行动，最后他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觉得这个师团遇到的麻烦会不少，对记者来说可写的东西也就更多。

不过，小俣也没想到，这个师团的麻烦也太多了，光在星德公路上就耗了两个月，而且他们几个记者还把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送上了西天。

饭塚之死非常具有戏剧性。

在东牯岭，饭塚面对第66军华振中第160师，连续进攻均不得手。一时间，两军对峙起来。这时候，包括小俣在内的随军记者庐山采访团来到前线，有文字记者，有摄影记者，还有拍战场纪录片的。

因前进受阻，饭塚心思没在采访与拍摄上，但对于东京来的记者，他又没办法拒绝。这天午后，在答应两个摄影记者拍战地写真后，他们来到联队队部外秀峰寺西面的一个山坡上。天气特别炎热，饭塚脱掉军服，只穿了个白衬衣（日军从将领到士兵，衬衣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只有少部分是土黄色的）。

饭塚的副官提醒，白色衬衣目标太明显了，意思是叫饭塚最好穿上军装，但饭塚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他戴着钢盔呢。记者先拍了一组饭塚拿着望远镜瞭望的照片，最后又拍了一组拄着军刀的，最后拍了一组挥舞军刀的。

记者虽然知道前线危险，但显然低估了其危险程度，也低估了中国士兵的本事。对于饭塚来说，同样是这个问题。一句话，大意了。但如果他命好的话，那也没关系。但饭塚最近脸色发青，印堂发暗，不久前所骑战马还被子弹击中。

就在饭塚摆着挥刀姿势时，一支步枪已经瞄准了他。

饭塚所在山坡对面500米开外，是华振中第160师的步哨。两名监视敌情的哨兵发现了对面山坡上奇异的一幕。开始两人吓了一跳，以为日军又开始进攻了。但再一看，那个鬼子又把挥起的军刀放下了，然后扭过头跟身边的人说着什么。

其中一名哨兵瞄了好几次了，虽然他无法断定饭塚的军衔，但由于看到他一会儿举起军刀，一会拿起望远镜，就知道至少是个中队长。稳了一下心神，他扣动了扳机。

这是极为精准的一枪。子弹从饭塚前胸射进，打穿了他的心脏。饭塚没挣扎一下就滚落山坡，死了个结实。

那名哨兵不知道自己刚灭了一个头狼，所以没事人一般继续监视敌情了。

第101师团的悲剧还没完。就在饭塚国五郎被“枪毙”后不久，一场叫日军陷入悲惨世界的金轮峰争夺战开始了。

金轮峰位于庐山南麓，山势尤为险峻，这里乱石横生，藤树蓬勃，而峰顶平坦，呈圆形。上面有座叫舍利耶的铁塔，最初为石塔，建于三国时期，到明朝重铸为铁塔，屹立在峰顶四百多年。最高海拔虽然只有700多米，但由于四周山峰不高，也就使顶有铁塔的金轮峰显得十分突兀。

庐山战打响前，第160师师长华振中在金轮峰上布置了阻击部队。

饭塚死后，备受哀荣，给他拍的纪录片也就成了绝版，一度在东京影院放映，成了1938年秋天的热门亡魂。接替他出任第101联队长的，是布施安昌大佐。此人上任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倾联队之力攻占金轮峰，拿下南麓的这个险要据点。

从9月10日打到24日，日军向金轮峰发动了12次攻击，但都被占据有利地形的第160师打下来。仅在此山峰，仰攻的第101师团就伤亡两千多人。由于是险峰争夺战，所以日军把能想到的爬山方法都想到了，第160师的战士们则把能想到的据守的方法也都想到了。

战斗激烈倒不算什么，对日军来说最头疼的，是这种高峰争夺战的艰难困苦，所以打着打着，中日开战以来从未出过的情况出现了：日军的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借口下山取水，偷偷溜到后方的野战医院去“休养”。要命的是，这种情况在各个中队都出现了，而且人数一直在上升。

为此，联队长布施下达了一道命令：没有中队长的允许，任何人不得下山取水。到9月12日晚，日军雪上加霜，几名菜鸟慌乱中操作失误，把自己的榴弹炮给弄爆炸了，当场炸死7人。

一年前，这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部队从东京出发前，陆军参谋本部的井本熊男特意去看了一下，回来后表示：第101师团军事素养堪忧。后来果然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最惨重，居各师团之首。

东京的士兵类似于大阪的士兵（第4师团），虽然战斗力不怎么样，但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当然，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是大地方出来的人，所以他们是瞧不上什么仙台兵、金泽兵和熊本兵、广岛兵的；进入他们眼里的，或许只有大阪兵和京都兵，但问题是京都兵很强，这又是东京兵比不了的。

面对第160师的阻击，日本人在庐山陷入晕头转向和悲苦中。

9月12日夜，荻岛静夫军曹上了5次厕所。转天一大早就起不来了，一种半生不死的感觉笼罩了他。实际上很多士兵都陷入这种状态。由于后方补给线不时中断，他们的粮食成了问题，士兵们在战斗间歇需要干农民的活儿：跑到地里去挖红薯。荻岛一口气吃下5个后，才稍有些好转，看来是饿的。

无论日本士兵还是中国士兵，在漫长的前线生活中，疾病都是躲不掉的。此时拿第101师团第101联队来说，一线上的军官非死即伤，另有一半士兵不是死伤就是患了痢疾，躺在战壕里苦苦呻吟。

布施联队长一再下令强攻，但下面的部队长接到命令后，在进攻中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夜里日军只能在山坡上露营，用荻岛静夫的话说，看着庐山皎洁的月亮，在疲倦中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此时荻岛还在大队本部，负责跟后方的辎重兵联络，保持弹药的及时供给。由于新任大队长尾家是个事无巨细的家伙，所以搞得荻岛特别得累，开始“怀念”起前任大队长足立那种“大胆放手”的指挥风格。

这一回，荻岛静夫是真的病了，主要是打不起精神来，食欲开始不振，但也不发烧。后来军医景村告诉他有可能得了肠胃粘膜炎。两个人蹲在草坑儿里，聊了起来。

荻岛：“不会吧。”

景村：“怎么呢？”

荻岛：“虽然没啥食欲，但我还是想吃馅饼和罐头。”

景村：“你别做梦啦荻岛！我断定，至少半个月是吃不到这些的！”

荻岛：“吃到红薯也好啊，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中国的红薯，太好吃了。”

景村：“我觉得你小子神经啦！”

但此时庐山谷底里农民种的红薯，基本上已经被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挖没了。

话说直到9月23日，在援兵的帮助下，日军才完全攻占金轮峰山腰。在日军欢祝时，第3大队的牧野少尉和十几名士兵意外地从山上滑了下去……

转天，第3大队向峰顶发起攻击，但被打了下来。25日，第2大队再攻，仍没成功。为了加强火力，日军在当天把野战重炮运到半山腰。但糟糕的是，由于士兵技术不精，所发射的数十枚炮弹竟没一枚打到峰顶。

这个消息叫布施大佐极为恼怒，他觉得确实丢人了。

随后日军又调来高射炮。用冈村宁次后来的说法，用打飞机的高射炮攻峰顶，这样的战例是绝无仅有的。但问题是仍没得手啊。

9月27日，第3大队再攻金轮峰，仍不得手。此战中大队长川上重伤。当天夜里，不等日军喘息，山顶上第160师拿出一个营对半山腰的日军第3大队逆袭，在很多有关正面战场的记叙中，这场逆袭被遗漏掉了。其实这是场非常漂亮的夜战，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第3大队的机关枪中队一个没活，另外两个步兵中队也几乎被一锅端。这一战，有接近400人被华振中的部队击杀。

从8月29日到9月29日，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日军战事进展迟微。

金轮峰上的阻击只是庐山阻击战的一个缩影。在金轮峰上，第160师一次次把日军打退，到后来，第101联队长布施安昌还差点被打死。华振中指挥部队是很聪明的，在山峰上设置炮位，不时轰击一线后方的日军部队，也就是遮蔽式攻击。由于弹药充足，所以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目标，最大的战绩是一炮把第101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击伤。伊东被拉回九江治疗，旅团长佐藤正三郎火速代其指挥庐山的部队。

在万家岭，薛岳集合10万大军围歼第106师团，而在金轮峰一线的中国守军只有华振中一个师。用荻岛静夫的话来说，金轮峰之战比一年前在上海强渡吴淞河之战更激烈。在上海，在南京，尤其是南京突围中，这支广东部队就表现突出，此时在庐山战力又如此之强，实在令人惊喜。

当然，也不应忘记庐山上的保安部队。

如果说庐山战前期是第160师在消磨日军，那么到了后期则是上山的保安团跟日军周旋了。而且，在华振中的部队跟日军打得最激烈时，杨遇春派一个加强的机枪连，以超过30挺机枪的火力去支援在东牯岭作战的第160师。

10月间，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蒋经国上山慰问守军。

蒋经国是抗战爆发前回国的，此前在苏联学习和生活了12年之久。抗战爆发后，蒋经国任江西赣县县长，后转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此时，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上山激励孤军。

蒋经国在庐山住了一周。下山前一天，他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五老峰上升起国旗。

1938年10月4日，由于第66军被抽调到万家岭参加围攻松浦师团的战斗，所以完成补充的第101师团趁机猛攻隘口街。这里既是星子通往德安的隘口，也是上庐山的主要通道。在承受了日军6000多发炮弹后，隘口街在9日终于失守，庐山至此成为孤岛。

10月7日，佐藤正三郎下令师团发起对庐山的全面进攻，一时间山谷中枪声大作。担负攻打金轮峰的是荻岛静夫所在的第101联队第2大队。

秋天的庐山，林木飒飒，天空高远，用荻岛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炮弹袭来，就可以在这里野游了。他的内心似乎充满遗憾。但凭什么没有炮弹袭来？富士山也同样美丽吧？如果中国的士兵出现在那里，会不会有日本的炮弹袭来？很多时候，不是日本士兵不反省事情的因果，而是这个民族奇异的心理结构和认知逻辑使他们认为：眼下的一切都本应就是这样。这种无法理解的头脑是他们的致命伤，也是他们以后悲剧性命运的真正由来。

正规军撤离庐山后，保安团漫长的坚守开始了。

保安团上山时是盛夏时节，大家都穿着单衣，转眼到了深秋，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庐山上异常寒冷。开始的时候，弹药虽然充足，但日子久了当然挡不住。10月21日，杨遇春通电全国：“山中气候酷冷，各方经济断绝，衣食缺乏，各部官兵皆赤足单衣，忍饥挨饿，在狂风暴雨中，昼夜与敌周旋。”

直到武汉会战结束，甚至到1938年都结束时，日军还是没能拿下庐山。

蒋介石关注着庐山，他叫陈诚想方设法派人穿越日军封锁往山上运粮食和弹药。

直到1939年春天，南昌陷落后，日军第101师团再攻庐山。因任务已经完成，杨遇春接到第9战区作战科长赵子立的电报，叫他们突围下山，向岷山方向转进。

4月17日，邓子超第3团成功突围。转天日军攻占牯岭。胡家位那边，打到18日夜，正要被日军合围时，突降大暴雨，进而引发山洪，水深没过膝盖，日军一时被阻拦，而第11团趁雨夜突围，天亮时撤下庐山。按胡家位回忆，大雨过后，漫山的杜鹃花盛开，战士们掐杜鹃花充饥，穿过南浔铁路，也抵达岷山安全地带。

从1938年夏到1939年春，守军卫戍庐山将近8个月，这本身已是奇迹。正如赵子立分析的那样：没有庐山的坚守，就不可能有金官桥、东西牯岭、隘口街的长久防御，就不可能有第106师团迂回到万家岭被歼这件回事。

危情时刻

田家镇被攻占后，武汉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吸取南京战的教训，在战事趋向高潮的9月中旬，陈诚找到代替他出任武汉卫戍司令的罗卓英，设立了渡河指挥部。由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出人，负责运送部队渡江，在江边设立了4座专用码头，每个码头每天至少保证10艘轮船在岗。由于武汉会战在外围进行，留在武汉的部队有限，最后这4个码头南北转运的军队也不过一万来人。

此时，武汉市面上并没有太紧张的气氛。早在1938年春，武汉市民和机关向大后方的疏散就开始了。8月中旬，蒋介石又再次下令疏散，所以此时城内除军事人员外，滞留的市民虽然还有，但数量已经有限了，加上没有死守武汉的意思，所以市面上并没有窒息感。正如黄鄂要塞司令部总台副瀛云萍所言：“武汉撤退不像南京那样乱，损失也不像南京那样大，重要的物资早已撤走，是一次有准备的撤退。”

因为蒋介石有一个机关和市民撤出武汉的命令，所以在8月中旬冈村宁次拿到这个情报后进行的“敌情分析”认为蒋介石要死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至关重要的武汉”。实际上，打到这个程度，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层层消耗日军而非决战武汉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但冈村出乎意料地误判了这一点。

南京的畑俊六和东京的参谋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他们又会碰到南京那样的战斗。不过，冈村到底还是聪明人，到9月初已发现情况不对，他重新审视江南江北战局，认为“武汉驻军寥寥，而蒋介石似乎无意再调军队入围武汉城市”。

田家镇陷落后，1938年10月11日，波田支队已打到华容镇（鄂城），海军已过团风（黄冈）。

进入10月下旬，武汉三镇的陷落已不会超过一周了。

10月23日晚，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宣布江防工程部征调的2800多吨钢铁材料，经水路转移到汉水上游的宜昌做城防之用，搬不走的沉于长江，以免被日军利用。关于长江上游的船只与开往湘江的船只，一律规定最迟在10月26日开出，之后的报运机关和请运人员将被一概谢绝。

这个司令部是在南京下关成立的，专门负责水路运输任务，最初司令是庄达少将，后由交通部长、军委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兼任，庄改为副职。南京陷落前，司令部抢运出大量物资。武汉由于处于水路枢纽位置，会战开始后，这个部门的工作也就更加繁忙，主要是往上游宜昌和重庆转移物资和人员。但船舶运输司令部的船只有限，于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船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司令部会议的这个布置，使参加会议的人员意识到：10月26日是撤离武汉的最后一天！

开完会，司令部秘书陈良屏来到大街上。人已经很少了，只有军车不时呼啸而过。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既负责军需品转移，也负责市民和商业机构转移，只要提出申请都一一满足。当然，也有不愿意走的，只好听任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4月的台儿庄大捷后，很多原本离开武汉的市民认为局势已经好转，日本人不会攻打武汉，所以不少人又重返三镇。再有就是，苏联志愿飞行队在武汉空战中曾一次性击落27架日机，导致后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武汉没再遭受日机轰炸，一些观望的市民于是打消了迁走的念头。本来呢，从上游宜昌下来的船，把装载的粮秣和工程材料放下后，任务是接上市民再开走。但春夏之交，由于很多市民不愿离开武汉，导致返航的船只往往是空的，所以才有8月蒋介石的再次下令。

望着武汉街头，陈良屏似乎闻到南京血腥的咸味，他想的是：日军攻占武汉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听副司令庄达说，蒋介石此时还没撤离，陈良屏默默舒缓了一下，似乎吃了个定心丸。

尽管如此，当夜他仍几乎一夜无眠。

10月24日一大早，陈良屏到司令部后，听同事们正在议论，说江北的日军已攻取黄冈，黄陂也发现敌情；江南的日军则攻陷樊口和鄂城。

就在这一天，陈诚召集第9战区的众人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崇阳（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召开会议，布置撤退问题。在会议尾声的时候，关麟征和罗卓英吵了起来。

已升为第32军团长的关麟征，本来隶属于汤恩伯第31集团军。但在会上，按陈诚的安排，关的部队和李延年军团调给罗卓英第19集团军指挥。同样属于中央军的关麟征不服罗卓英，觉得自己还是在汤恩伯下面打得顺手（关麟征很傲，也顶撞过汤恩伯，但最终还是认可汤恩伯的）。

几个月前打徐州会战时，关麟征率部向归德撤退，至安徽与河南交界的砀山、杨集间的大桥，在日军于桥对面建起火力封锁线的情况下，关麟征带15名骑兵敢死队员，一个冲锋就冲垮了日军的工事。后来在武汉开会时，蒋介石问关麟征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关麟征只回答了一句：“我是校长的学生。”

蒋介石非常满意，在会上说：“各级部队长就要像关麟征这样，退得下来，冲得上去，身先士卒，何愁敌寇猖狂？”

再后来，关麟征受到蒋介石关照，升为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继胡宗南后黄埔系里第二位集团军总司令。

关麟征虽然小罗卓英将近10岁，但却不买罗卓英的账。罗卓英呢，虽然是“土木系”二号人物，陈诚的左膀右臂，但并非跋扈之人，面对暴脾气的关麟征，只是不冷不热地点了一句：“这是战区的安排而已。”

罗卓英的意思很明显，并非我想要你“关大刀”。

就这样，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关麟征的部下张耀明不免替关担忧。在座的卢汉、李延年、李仙洲、甘丽初、张冲、方靖等人都不说话，只是看着两个人吵。怎么说话呢？一个桀骜不驯，一个是陈诚的影子，事情最后还得陈诚来了结。

陈诚能说什么呢？一拍桌子，吓了关麟征一跳。

关麟征的桀骜脾气，陈诚早就知道，也领教过，那是10年前，当时陈还是他的起家部队第11师副师长，关在他手下做团长，罗卓英则是参谋长。当时罗想联合诸人拥陈上位做师长，问到关时，关表示不屑。后来陈当上了师长，关另投他部，否则关也是“土木系”元老了。

陈诚并不是个记仇的人，所以后来对关麟征还不错。只是此时陈诚觉得关麟征有些过分了，虽然罗卓英脾气好，但在这样的会上，也不该这样叫他下不来台，于是一锤定音，说：“雨东（关麟征字）！你何来急躁？此事已定，服从军令，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会战行将结束，在协作转移上不得出现任何问题！散会！”

回过头来再说武汉。

这几天，船舶运输司令部渡江处和渡河处都很闲，没接到任何渡送军队撤离的任务。军队前些天都已经撤下去了。

武汉江防工事中还留有最后的哨兵，但用陈良屏的话形容，此时“瞭望枪口，寂静无声”。

10月24日午前，司令部所属船只都已开往长江上游，各方面基本上都已撤离完毕。坚持不走的，也不能绑架，但已是寥寥。

武汉三镇已相当于一座空城。

但是，还有招商局的一艘名为“江兴”的大型火轮没走。

按这艘巨轮的计划，将于24日午后两点，接走最后一批离开武汉的公职人员和市民。此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下面还有一艘速度轻快的小火轮在江边待命，定于当晚9点再撤离武汉。

1938年10月24日下午两点，“江兴轮”装满了人，然后准时开出。这时候，蒋介石还没走。

这一天，日军第6师团前锋已迫近汉口郊区。

很多人认为：蒋介石要面子，别人不催他走，他就不走。催他走的，是他的黄埔学生，也不行，还必须是非嫡系出身的将官，比如军令部长徐永昌这样的。也有人说，是在做样子。“做样子”在中国的词典里是个贬义词。问题只是在于，在日军马上就冲进城的情况下，谁能做这个样子呢？

蒋介石没走，宋美龄当然也没走。

进入10月中旬，大家就都催促蒋介石离开武汉了。蒋介石不走，大家也没办法，只好陪着。侍从室主任林蔚已经口干舌燥，另一位主任陈布雷的话蒋也没听。

这时候，还没撤离的，除了蒋介石外，还有白崇禧、徐永昌等少数高官。陈诚此时在长江南岸的崇阳第9战区司令部，李宗仁长江北岸的钟祥第5战区司令部。

蒋介石告诉林蔚，武汉是国民政府行都，现在抗战即将到新的时期，他需要坚守到最后一刻，借此鼓舞军队和国民。

林蔚和陈布雷互相看了看，也无话可说。

陈布雷怎么想的，林蔚不知道，林蔚想的是：理儿是这个理儿，但问题是，万一被日军抓了俘虏，那这一切就太荒诞了。

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毕竟是天蝎座。

关键时刻，徐永昌的话起了作用。他再一次告诉蒋介石，必须最晚在10月24日撤离，因为武汉城中已经混入日军便衣队。如果再不走，就真危险了。

徐永昌说：“这不仅仅是委员长一个人的事。”

直到这时候，蒋介石终于答应在10月24日撤离。这时已经是10月23日清晨。

林蔚的心才放到肚子里，但随即又提到嗓子眼。因为跟汉口机场地面站联系后，一时间抓不到飞机。

林蔚脑袋顿时大了三圈。

当时蒋介石并没自己的专机。每次坐飞机出行，都要调中国航空公司的普通商用飞机。武汉陷落前，中航的飞机上下忙活，往重庆、成都和宜昌运送政府要员，加上蒋介石表示要到最后一刻再走，所以一时间中航的人没打蒋介石的牌。当蒋介石决定24日走时，临时抓不到飞机了。

这时候，武汉外围基本上已经没中国军队了。

24日太阳落山后，汉口郊外已经听到日军枪声，侍从室的一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在几乎难以说清的情绪下，汉口机场地面站的留守人员打电话来，要蒋介石一行在晚上7点前赶到机场，很快会有一架飞机降落。林蔚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在林蔚等侍从室留守人员的簇拥下，蒋介石、宋美龄走出珞珈山寓所旁的防空洞，傍晚6时，一行人的身影出现在汉口机场。

此时汉口机场进行了灯火管制，只有飞机降临前才会打开灯光。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站在黑暗清冷的机场跑道边，遥望着武汉上空的天际。按计划，他们要飞往湖南衡阳。

终于，一架中航商用飞机降落在机场。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上了飞机，飞机立即起飞，在漆黑中向南飞往衡阳。

在蒋介石所乘飞机起飞后，白崇禧乘一辆德式吉普，在少数警卫的保护下，前往武汉西北面的钟祥，到那里去跟李宗仁会合。

在此之前，徐永昌也已经撤离。

该走的都走了。

但蒋介石又回来了。

蒋介石所乘飞机的飞行员是个美国小伙子，刚拿驾照没两年，导航员也是个菜鸟。当飞了一段时间后，导航员满头大汗地用英语告诉宋美龄：“我们迷路了。”

宋美龄说：“为什么？”

导航员说：“现在飞的方向可能不是衡阳，导航系统出了问题。飞机已经盘旋了一会儿，照这个情况下去，到不了衡阳我们的飞机就没油了。即使到了衡阳，也应该是半夜，而我们的飞行员是个新手，大约没办法保证在黑夜中平安降落。”

宋美龄问：“你什么意思？”

导航员说：“看来我们得飞回汉口机场了，需要在那里重新加油和校对飞行航向。”

宋美龄说：“你疯了吗？”

导航员耸耸肩，说：“夫人，机上有您和委员长，我们飞行责任重大。在现在的情况下，为了万全，必须返回汉口……”

宋美龄一闭眼，说：“必须？只能飞回去吗？”

导航员说：“是这个意思。”

宋美龄说：“没别的办法？”

导航员说：“没有。您知道，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很短……”

宋美龄想说她不知道。但有什么意义呢？她只好告诉蒋介石，后者这时候也有点惊了，他想到王牌飞行员刘粹刚因飞机迷失方向撞在城楼上殉难的事。他再次通过宋美龄问了一句：“必须飞回去吗？”

导航员说：“委员长先生，必须飞回去，否则我们无法保证安全。”

一边是飞回去，闹不好被日军抓俘虏；一边是继续往前飞，闹不好空难坠机。你选哪一个？

蒋介石当然会选择前一种。

虽然蒋介石经常坐飞机，对此不憷头，但他也明白，这天上的事都是说不准的。

但飞回去也不那么容易。汉口机场此时已经一片漆黑，而机上与机场地面站的电报联系又一度中断，所以飞机只能在漆黑中盲目地寻找汉口机场的位置。

蒋介石面无表情，只是闭着双眼，他是否想到了最坏的结局？

飞机在武汉上空来回盘旋。难道汉口机场不见了？此时燃油已快耗尽。如果再找不到机场，只能一头撞山了。幸好的是，在最后一刻，他们用电报联络上了机场地面站。最后坚守岗位的职员在机场亮起备用的红灯笼。因为这架飞机刚才飞走后，士兵立即破坏了机场的电力系统。

飞机轰隆着着陆。

跑道边，已经来了一些工兵，他们正准备在跑道上埋雷，破坏机场的各种设施。当地面站的职员发现蒋介石又回来了，一个个的大惊失色，慌忙把一行人接进机场边的房子。

蒋介石听到从汉口郊区传来的枪声，已经开始密集了。

日军第6师团牛岛支队佐野虎太第23联队进抵汉口北郊戴家山了，最后留守的部队为延迟日军攻入武汉做最后的努力。三镇多处起火，城中潜伏的军统人员正在做最后的破坏了，日本正金银行等建筑被破坏殆尽。

当机组人员重新定位好航向，在工兵爆炸机场汽油桶之前，为飞机加满了油。当飞机再次升空时，已经是10月25日凌晨4点了。再过几个小时，日军就进城了。

这是抗战中蒋介石的几次遇险之一。

整个事件像一个玩笑。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最终还是安全地飞走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说“江兴轮”了，它的命运就没那么好了。

就在它开出武汉3个小时后，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突然接到白崇禧来电，说此时在汉口日租界还有6座高射炮、500箱弹药和一个高射炮队，叫“江兴轮”立即返航，等守备日租界的部队撤退时，把高射炮、弹药和士兵运送出来。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本来就是为战时运输而设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白崇禧的命令无可指责。如果说有指责的话，就是这个命令下迟了。白崇禧不知道，此时“江兴轮”上，除载有最后一批撤离的军事人员外，还有大量决定最后一刻离开武汉的市民。

电报中，白崇禧说：“此时倘有贻误，以军法论处！”

也就是说下了死命令。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缺少对付日本飞机的防空武器，所以白崇禧很看重这批高射炮。没办法，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只好叫“江兴轮”掉转船头，拉着满满的一船人，重新向武汉驶去……

要知道，这已是日军攻入武汉的前一天了。

前面说过，除“江兴轮”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还有一艘速度更快的待命小火轮，叫“建兴”。接送日租界的武器弹药，派“建兴轮”去再适合不过了。大约是因为这艘船太小了，所以最后决定叫大、小两艘火轮同时返航。

“江兴轮”开出武汉是10月24日下午两点，在傍晚5点多接到的指令，回航3个小时，在晚8点多重新停靠在汉口码头。船上的人员尤其是市民陷入巨大的焦虑中。他们都清楚：多停靠一秒就会增加一秒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呈几何递增的。

但此时高射炮守备队还没撤离，士兵们正在破坏日租界的建筑，当联系上他们并将6门高射炮和500箱弹药装上船时，已是10月25日凌晨3点。弹药可以装到船舱，而高射炮却没办法下舱，只好放在船面上，用帆布蒙了起来。

就这样，“江兴轮”重新起航，像个落伍的伤兵一样，奋力向上游开去。

“建兴轮”则显得轻便快捷，最主要的是可以不选择水线，自由地直航，所以开着开着，就甩下“江兴轮”了。“江兴轮”呢，作为当时的超级火轮，必须按“曲线水槽”前进。也就是说大船受吃水深度限制，必须按一定线路航行，而不能像小船一样在江面上直行。当行至新堤江面（临近洪湖）时，“建兴轮”已超越“江兴轮”20多公里了。

天色已亮，到10月25日清晨了。

“建兴轮”追上了军委会侍从室的“建武轮”。

蒋介石走前，曾命令侍从室的主要人员先撤。武汉撤离虽不像南京撤离那样仓促，但对最后的撤离者来说，仍有自己不可知的命运。蒋介石本来想叫陈布雷坐飞机走，但后者表示和同事坐“建武轮”走水路就可以了。

“建武轮”上除陈布雷等侍从室人员外，还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机关人员，包括副司令庄达和秘书陈良屏等人。他们启程时，已是10月24日下午。相对于飞机，水路撤离自然更危险。当天他们就遭日机袭击，射造成十多人死伤，当时陈布雷藏身锅炉旁，身上的长袍被子弹打了好几个洞，幸而本人没被击中。

按当时的规律，船只离开武汉超过15公里，也就是说超出武汉卫戍区防空范畴，就随时可能遇到日机。攻击长江航道的日机通常是水上飞机，不携带炸弹，只配备机关枪，两架编为一队，看到中国船只后，先用机枪扫射，来个下马威，随后一架在空中监视，另一架俯冲，或干脆跟个大蜻蜓一样落在江面，机上日军做出检查手势，用蹩脚的汉语说：“你的国军？”“武器的有？”“检查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航道上空的日机，见到中国船只后，不是一律攻击，如看到船上有士兵和军用物资，攻击当然是肯定的；但如果是纯粹的民船，或船面上贴有“百姓回乡”之类的字样标志，日机通常在确定不是军船后，就会兀自飞走。这不是日军飞行员有多好心，而只是出于最大限度地在军用船只上取得战果的考虑。

对中国这边来说，如果是军用船只的话，通常都会把物资塞到舱里，船面上放些别的东西迷惑日军，在日军询问时，穿便衣的押送人员会揭开篷布一角，表示都是百姓用的东西，并无军用物资，会来事儿的船工再鸣笛三声，表示向日军“致敬”。这样的话，日机就会得意洋洋地飞走。

日军对长江航道的袭击从战争爆发后就开始了。一年来，航行于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建兴轮”开出后也曾遭日机多次袭击，但由于船工经验丰富，所以始终比较安全。问题就出在重新由武汉回航的“江兴轮”。

按当事者给出的数字，此时船上挤了一万多人，从底舱到顶层，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缝隙。

身在“建武轮”上的陈良屏此时非常担心“江兴轮”。

这时候，一名引水员走进底舱。聊天时，引水员告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几个人，一个小时前，两架日本飞机飞过去了，后来听到下游传来枪声，两轮之间相距30多公里，“江兴轮”可能遭日机攻击了。后来又看到那两架日机飞走了，一架好像被打伤了。半小时后，又来了几架轰炸机，看来“江兴轮”凶多吉少！

大家几乎同时闭上眼，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副司令庄达随即叫3名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人员外加一名水手，乘火轮上的一艘备用小木船前往下游出事地点进行查看，命令他们3日内赶到沙市会合。

几个人领命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出事地点，也就是新堤江面，但那里已归于平静，此时天空晴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江面空空荡荡，“江兴轮”消失了。他们下船后，到附近村子打探，有村民说，不久前听到激烈的交火声和巨大的轰鸣声，有人爬到房顶上观看，远远望见江中大轮船上的士兵用机枪射击日本人的飞机，但船最后还是被炸沉了……

正如村民描述，此时“江兴轮”已沉卧江底。

我们回到事发当时，1938年10月25日清晨，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约在6点钟左右，两架日军水上飞机发现并迫近“江兴轮”。此时轮船上人满为患，军民混杂，日军发现军人后，立即用机枪扫射，随后飞行员打手势，叫“江兴轮”回航武汉。自然遭拒绝。船上高射炮队的士兵悄悄拉开所蒙帆布，朝日机开火，当即击中一架，但没有坠落，跟另一架跑掉了。

日机跑掉后，“江兴轮”上的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人员觉得事情危急，建议立即将船搁浅岸滩，疏散人员登陆。但由于船上人太多，这个建议传了半天没传下去，而且高射炮队的一位连长认为，日军水上飞机不足惧，因为他们不携带炸弹，只有几挺机关枪，火力十分有限，根本不是船上高射炮的对手。

在连长的命令下，6门高射炮对空架设。但他忽略了一点：日本人的水上飞机确实不能携带炸弹，但他们却可以给轰炸机报信。也就在高射炮队的士兵还在架设炮位时，4架日军轻型轰炸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呼啸而至。

接下来的场景可想而知。

日机循环往复地盘旋俯冲，除了炸弹外还投下大量燃烧弹。一时间，“江兴轮”上妇女的嘶喊声、孩子的哭叫声、老人的咒骂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

高射炮手倒是勇敢，在轰炸中对空还击，虽然击中一架俯冲的日机，但于事无补，另外几架日机死死咬住“江兴轮”，船上的炮手也接连受伤。此时中舱起火，船尾中弹严重，船身开始缓缓下沉，为求生，很多人都跳到江里。

武汉船舶管理所书记李世芳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在船上。在阵阵爆炸声中，位于三层边舱的他，先是用随身携带的绷带把妻子和自己连在一起，叫妻子抱着最小的孩子先跳入江中，随后李世芳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也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

跳到江里，如何就是脱身之策？

但这时候，船上的人除了跳江外再没其他办法。日机像带刺的马蜂，无论怎么驱赶都驱赶不走，一圈圈地把毒刺扎过来。“江兴轮”已遍体鳞伤，船尾完全沉下，船头悲怆地翘起……

一个浪头打过来，绷带开了，李世芳的妻子和最小的孩子消失不见。

李世芳大叫一声，喝了口水，两手下意识地一松，另外两个孩子也被湍急的水流卷走。江中人头攒动，日机上的机枪不停扫射，很多人中弹，江水渐红。会游泳的人，拼命往岸上游；不会游泳的人，很快就下沉了。

李世芳顺流被冲了30多公里，才被村民救起。

按陈良屏回忆，“江兴轮”沉没时载有乘客一万多人，只有84人生还。

这是个大疑问。按当时情况，即使是大型客轮，尤其是内河行驶的江轮，即使上面都挤满了人，是否能装下一万多人？南京战时，被唐生智“赶”到武汉的两艘大型客轮的标准载客人数是800人，即使超载，2000多人当是极限，否则船只正常行驶都是个问题了。所以“江兴轮”装了一万多人这件事使人难以置信。

但遍查史料，有关“江兴轮”的记载少得可怜，能看到的几乎所有记载，都是来自陈良屏的“一万多人”这个“原始数据”。唯一期待的，只能是以后相关档案的真实披露了。

此时需要说到的是冈村宁次。

前推半个月，10月11日，他带着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来到第6师团驻地广济。

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当时正在想怎么解救万家岭的松浦师团。走前他叫池谷带了一封手令给广济的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催促他们尽快向武汉进发。

前面说过，第6师团用的是“尺蠖战法”，打一周，休息10天。加上多日被中国军队围攻，部队减员不少，一批3000多人的补充兵正在赶来。在这种情况下，稻叶曾电告宫崎，等10月20日补充兵到齐后，最早在23日再向武汉攻击。这个日子对宫崎来说太晚了。他的作战计划是，必须在10月底之前进占武汉，这也是冈村宁次的意思。而且，此时大别山方向的第13师团在麻城受阻，第6师团快速进击可侧击中国军队侧背。所以宫崎在手令里叫第6师团最晚10月17日必须拔营。

至于冈村，他来广济有两个目的：一是例行视察，另外就是告诫第6师团的部队长在攻入武汉时约束部队，不可再出现南京一样的暴行，因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已把武汉定为监视重庆的前进基地，将有大批日军机关进驻武汉，这座他们需要长期盘踞的城市，容不得破坏。

在广济，冈村先找来11名中队长、小队长，跟他们谈话，问一线的情况，其中很多是打田家镇的家伙。随后冈村跟师团长稻叶四郎、旅团长牛岛满进行了一席谈话。池谷半二郎把宫崎周一的手令拿了出来。稻叶告诉冈村，到现在为止，他的部队仍不时出现强奸等暴行，所以他计划拿出军纪相对比较好的佐野虎太的第23联队（来自宫崎县）打头阵，接替现在正处于前锋位置的鹿儿岛联队。

在督促第6师团进军的同时，冈村希望稻叶拿出一部分兵力帮北路日军占领宋埠、河口镇两处要冲。因为看现在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的速度，即使第6师团攻下了武汉，他们也未必能出现在上述两个地点。所以在冈村来广济前，他不顾越权指挥的嫌疑，专门以第11军司令官的名义给本属第2军的第16师团长藤江惠辅发了封电报，希望他们加快点进攻节奏。

对于选择走大别山这条路线，冈村现在觉得犯了一个错误。

稻叶开始加速，在补充兵还没到全的情况下，10月17日，前锋牛岛支队就开始行动了。一周后，10月24日，牛岛支队先头部队佐野联队出现在汉口30公里外的黄陂。

这期间，由于中国军队大部已转移，所以日军在行进中没遇上什么阻力。仅仅一天后，10月25日傍晚6点，佐野虎太就带着部队在汉口4公里外的戴家山渡过黄土湖，入夜后该支队的3个中队率先冲入汉口……

由于城内中国军队都已经撤离，所以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10月26日午后，佐野带领整个联队开入汉口，牛岛满随后进城。

武汉三镇陷落时情况不一样。当时，汉口是经济和商业中心，有些经商者坚持留了下来；武昌是政治和军事中心，所以撤退得非常干净，马路两边的商店、机关的窗户都被砖头塞得严严的，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里都空空荡荡。

进入武汉的日军相对来说比较老实，这一次他们主动设立了难民区。由于畑俊六的命令，日军在进城前，各级部队长携带了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和文化建筑的名单。但就跟攻入每座城市后日军都会至少拿出一天的时间进行搜捕一样，在武汉三镇，他们同样对可能存在中国残存军队的地方进行了扫荡。为了给武汉租界的外国人看，扫荡是在宪兵的“陪伴”下进行的，那意思是：看，我们规矩吧？不过是为了挽回一点他们这支军队在国际上的恶劣影响而已。但由于中国军队撤得干净，所以日军最后无所收获。

还记得前面说的长沙那位叫邹炳蔚的老爷子么，他以年老不能杀敌为恨，时常跟人说：“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当日军攻入武汉的消息传到长沙，老人为叫亲友横心抗敌，果然拿出一命，赴水而死。

老人赴死当天，长江南岸的波田支队进入武昌，会战后期配属给波田支队的高品彪支队（第15师团一部）在武昌渡江，转天，也就是10月27日开入汉阳。最后撤离武汉的是陈诚的大将方天的第185师。在掩护其他部队向鄂西转进后，方天带着部队最后撤出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陷落。

但武汉陷落并不是武汉会战的最后尾声。

在岷山多次打击第74军后，吉住良辅率第9师团经短暂休整，向瑞昌以西发起进攻，穿过中国守军的阵地，向贺胜桥转进，欲在中国军队撤退前切断粤汉铁路。但当他们在11月3日出现在粤汉线上的嘉鱼时，武汉已陷落一周了。但第9师团随后没停下，沿贺胜桥经汉粤铁路南下，在11月12日与溯江而来的第6师团兵临洞庭湖边上的湖南重镇岳阳，在新墙河北岸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

本想把日军第9师团作为武汉会战的尾声，但拨开云烟一看，发现了一支不同寻常的部队，如果把他们的行踪作为会战最后的句号，当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国军第54军。

早在田家镇陷落前，江对面的富池口已失。

富池口在湖北阳新县城东25公里的长江南岸，富池河在这里注入长江，故名富池口。富池口三面环山，北面临江的峭壁即半壁山。山下江面狭窄，与北岸田家镇形成犄角。第54军（第14师、第18师和第49师）军长霍揆彰兼着要塞司令官。

霍揆彰是陈诚的老部下，早在陈诚做第18军军长时，他就是该军所辖第14师师长了。54军就是以第14师为班底，在淞沪战场上拉起来的，后来历任军长几乎都是“土木系”要人，霍揆彰后面是黄维、方天、阙汉骞等人。从参加淞沪会战时起，第54军士兵就佩戴“还我河山”的袖标，这成为其显著标志。1944年该军作为主力，参加了滇缅反攻战，在腾冲、龙陵跟日军血战，让日军接连“玉碎”，成为后期抗战中表现十分抢眼的部队。

陈诚把坚守富池口、半壁山的重任交给霍揆彰。霍叫第18师固守半壁山、富池口一线。这个师在上海大场曾与日军血战，当时师长朱耀华在绝境中欲自杀，但被部下把枪夺了下来。此时师长叫李芳郴，但他显然没有朱耀华的血性。

陈诚当然重视半壁山、富池口的防务，为此特意给第18师增配了山炮和高射机枪。李芳郴把黄福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南湘乡人）的一个营放在半壁山。会战开始后，汤恩伯还拿出一个加强旅驰援半壁山。这个旅配了两个高射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营，有克虏伯榴弹炮6门，75毫米口径高射炮4门。

虽然火力加强了，但半壁山要塞的防御工事并不尽如人意，只有少数新建的水泥碉堡，更多的是石垒式的半自然掩体。在日本海陆空立体攻击下，除炮兵和高射机枪还击外，守军为了不暴露目标，只是隐蔽在简易的工事或战壕里，挨着日军的炮弹，等日军步兵攻上来，相距300米到600米时，才用机枪和步枪开火。

田家镇开打后，由于日军主攻方向在松山口，所以正面江上军舰的炮火都打向了半壁山、富池口，这叫霍揆彰十分郁闷，但对此局面终究无可奈何。有时候一舰炮砸下来，守军就死伤几十人。由于野战医疗缺乏配备，止血和消炎药品短缺，很多重伤士兵刚脱离战场就死去了。

打到8月下旬，除第18师黄福荫营的阵地外，富池口外围前进阵地尽皆被日军突破。

黄福荫接到师长李芳郴的命令，叫他率全营到要塞东北占领新阵地，掩护师指挥部与要塞核心阵地。黄福荫领命立即转移，没想到这是他作为“掩护角色”的开始。

富池口、半壁山危情后，蒋介石告诉张发奎，这一线要顶上一周的时间。张发奎把命令下达给李芳郴。

李芳郴对张发奎说：“我实在受不住了，如果没有部队增援，那只能撤下来了。否则的话，别说七天，我三个小时都顶不住了！请总司令转告委员长！”

语气很硬的。

身在大冶县城西南山上的张发奎说：“没有命令，擅自撤下来是要枪毙的！”

随后张又缓了一下口气，说：“李师长，你是黄埔学生，委员长栽培了你，你理应感恩报德，不论你能不能守七天，都应该这样去做。”

尽管如此，李芳郴放下电话后还是擅自撤了。胆子确实也够大的。

张发奎抬出蒋介石来也没压住这位李师长。在《抗日战争回忆记》里，张发奎把这一段省略掉了，按后来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解释是，因为觉得写了这一段有损蒋介石的声望。道理很简单，蒋是统帅，又是黄埔校长，李芳郴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部下，却没有顾忌蒋的权威，公然违抗其命令，用张发奎的话说，这意味着轻蔑。

当张发奎把情况转告蒋介石时，后者在电话里咆哮起来，说：“枪毙他！立刻枪毙他！”

这叫张发奎想到一年前，在淞沪战场撤退之夜，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蒋要张告诉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叫蔡留守南市地区。但蔡拒不执行这个命令。张发奎转报蒋介石，后者也说了同样的话：“毙了他！枪毙他！”

用张发奎的话说，“蒋先生习惯于在一时冲动时下这类命令”。说起来也矛盾，面对直接抗命的将领，如果用好话好商量的口气，似乎就更不对了。现在，枪毙不枪毙，李芳郴都没能顶住，七天对他来说确实难。最后扔下部队，他一个人划着小筏子跑了。

师长独身弃阵，这仗自然没法打了。不过，第18师的留守官兵倒没乱，在营长黄福荫指挥下，不但掩护了要塞炮部队转移，撤退前又破坏了要塞上的设施，撤退后又把附近的浮桥全部炸毁。

撤退路上，有经验的老兵听到咝咝滑啸声时，会不加理会，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候，鬼子的炮弹正在凌空飞过，在地面上可以照常行动。当然，他们也晓得，但如果听到飞行的炮弹骤然变声，那就需要立即卧倒了，因为此时炮弹一定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落下。

李芳郴后来被军事法庭判了3年刑，倒也算是轻的了。对于他来说，至少在3年中不必面对日军的进攻了。随后，第14师旅长“土木系”干将罗广文接任第18师师长。

罗广文上任后，把第18师还有战斗力的部队编成一个团，找了个人当团长。此时张发奎第2兵团司令部没预备队了，于是这个团转为张发奎直属部队，在休整了一周后，被张调往大冶。行前那名团长找到黄福荫，说现在人员困乏，士气不高，想把这个团编为一个加强营，意思是黄任营长，带队伍去大冶，他就不去了。罗广文显然被李芳郴影响了。

黄福荫二话没说，把部队编为四个步兵连，外加一个重机枪连，还有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卫生队，立即开赴大冶。

见到张发奎后，张询问了人员和装备情况，随后展开地图，叫参谋长介绍敌情，告诉黄福荫，日军已迫近大冶。

张发奎说：“我手里就你这支直属部队了，现在总部决定在3天内转移，你们营的任务是掩护总部，在大冶县城正面布防。你们只有一个营，作战时务必小心！”

就这样，第18师这支残余部队成为掩护第2兵团总部撤离的生力军。

大冶县城坐落在一面湖的西北面。

黄福荫领命后，立即做出部署：先派人破坏了通往县城的公路桥，随后以一个连守备大冶城西公路交叉点上的高地，用两挺重机枪封锁住路口；以一个连守备县城外东北面，一个班占领城南方向的突出部，用两挺轻机枪封锁湖面；另一个连携带一挺重机枪，在城外西北处守备，封锁由东向西的公路；剩下的两个排和两挺重机枪放在县城北；最后一个排做预备队。同时叫通讯排立即布置电话线。

张发奎对这个布置很满意，告诉黄福荫，等总部转移后，这个营归甘丽初（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6军指挥。这时候，甘的军部在大冶城北1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

张发奎走后第三天，日军先头部队出现在大冶城南，黄福荫的部队利用地形的侧面和斜面构筑掩体，杀伤了不少敌人。由于日军不能逾越，只好隔湖炮击。坚守到第7天，有日军沿公路由东南向西迂回。黄福荫把敌情告诉甘丽初，后者告诉黄：“第6军在今夜将向后撤，下面的一个旅负责掩护，你营暂归该旅指挥，可与彭姓旅长联络。”

黄福荫给彭打电话，彭只是叫黄营坚守阵地，其他未做任何说明。

黄福荫苦笑，想：这一回，自己这个加强营是别想走了，又得给第6军打掩护。

后来，第6军撤了，那个旅也走了。走前没给黄福荫下命令。这时候，大冶一线只剩下黄福荫的半个营了。

就在这时候，有个部队长找到黄福荫，原来是第6军的一个战车防御炮连，他们在匆忙的撤退中被甩下了，由于步兵武器不足，想跟黄营一起走，换句话说，也就是要黄的部队保护他们。

黄福荫当即答应。

入夜后，部队沿县城西南大道潜行，在路上遇见甘丽初，黄福荫把那个战车防御炮连完好地交给他。黄问第6军后撤时为什么不通知他，甘丽初自知理亏，所以只是一个劲地称赞黄有作战经验，以后当大有作为。

黄福荫虽然不快，但又能怎么办呢？

在大冶县的金牛镇，黄福荫遇见第185师师长方天和他的参谋长石祖黄（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

黄福荫大喜，因为方、石是他的老上级。淞沪会战时，黄在第14师，那时方、石都是第14师团长。方天的这个师，由武汉警备旅扩编而成，士兵家属多在武汉，所以离开武汉时，不少士兵开了小差，找自己的家属去了。等转战到金牛镇，全师已没多少人了。听了黄福荫的诉说和抱怨后，方天说：“你这个营战斗力很强，加入我的部队，作为主力好不好？由我来指挥。”

黄福荫当然愿意。

按方天的命令，黄福荫带人开赴贺胜桥占领高地，阻击日军南下。

但第三天，方天又打来电话，说军委会下令第185师转赴宜昌休整补充，黄营仍归甘丽初指挥。

黄福荫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只好再次开拔，向已经位于通城附近的甘军报到。

黄福荫率部马不停蹄地跑了三天，再次见到甘丽初，甘说自己的部队已奉命到湖南永安休整补充，至于黄福荫的营去哪儿，他也不知道，随后下了道手令，叫黄福荫直接联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黄福荫拿着甘丽初的手令茫然四顾，他一个小小的营长，去哪找汤恩伯呢？甘丽初告诉他，汤恩伯就在通城。

就这样，黄福荫又率部赶到通城，把情况跟汤恩伯讲了一遍，听后汤也笑了，实实在在地表扬了黄福荫一番，说一定把情况向上面汇报。随后，汤恩伯告诉黄，卢汉第60军正在通城东北方向的金塘与日军作战，要他率部向金塘一线进发，掩护第60军撤退。

黄福荫一听头就大了。

但军令如山，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去。

在向金塘进发的路上，黄福荫遇见撤下来的第60军通信营营长，后者告诉黄福荫，说：“第60军已经撤了，你别再往前去了。日军正往通城攻击，你就一个营的兵力，再往前的话会被日军吃掉。”

黄福荫听完觉得有道理，于是停下来占领阵地，并派人报告汤恩伯：第60军已经撤了，一个营再往前于事无补。

汤恩伯说：即使第60军撤了，你们也要顶上去，不要怕。

黄福荫心里说：“说谁怕了？老子在罗店都打过，有什么可怕的？”

老汤的命令，他黄福荫还是必须执行的。

黄福荫叫人在占领阵地的同时，派一部向前搜索警戒。谁知这时日军已绕道兵临通城，汤恩伯的部队已经跟日军打起来，战况十分激烈。汤派来传令兵，叫黄不要前进了，立即掉头回援通城，在城西南公路两侧占领阵地，掩护汤恩伯部队撤退。

这一回黄福荫笑了。

笑完了，手下问他怎么办，黄福荫大吼：“服从命令，掩护汤司令！”

掩护汤恩伯部队转移后，黄福荫总算接到一个正式的命令：转赴湘西归还第18师建制。老汤还是够意思的，把黄营的情况向战区做了汇报，才有了这道命令。

还是说说此后的黄营长吧。

第18师后来被调离第54军。作为这个军的老人儿，经对换，黄福荫被调到已归第54军建制的第50师，当上了副团长。1943年，黄维出任第54军军长，将此时所辖的第198师的两个团与第14师、50师互换，黄所在的团又转划给第198师。1944年滇西腾冲反攻，黄福荫作为副团长，率部飞攀高黎贡山，从后面攻击日军，立下显赫战功……

东京又改主意了

武汉会战中，日本动用了35万人参战（9个师团、1个混成旅加其他配属部队和补充兵）；中国方面则有将近100万人（129个师、1个独立旅及其他配属部队）参战，中国军队战死将近85000人。日军战死人数，按他们的说法在7000人左右（伤将近25000人），实际死亡人数当超过10000人甚至更多。因为只富金山和万家岭两役日军就至少战死6000人。

武汉会战，从规模上来说，参战兵力、作战时间、战线距离都远远超过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成为中日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格斗。会战期间，冈村宁次的第11军一共消耗弹药39400吨，而从1939年到1941年，该军总共使用弹药只有13300吨，是武汉会战使用弹药总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1938年的武汉会战之激烈。

虽然日军在战场上胜利了，但却无法把这种军事胜利转为政治的胜利，他们像个莽汉一样，每次跳上去用手捂，打开双手后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39400吨以上的弹药没有使中国的抗战意志受到挫折，当东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不得不正式放弃速战速决的想法。中日战场上的相持阶段就这样到来了。

这是真正的转折，所以武汉会战是正面战场上战略意义最重要的一次会战。

对武汉会战，薛岳的作战科长赵子立在战斗结束后有个论断：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不在武汉“内围”作困兽斗，而是在“外围”豫南、鄂东、赣北的“广阔天地”与日军大战，是统帅部非常正确的决策。

举一个例子。1937年深秋，日军占领上海后打南京，首尾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从真正下达南京攻略的命令时算起，还不到一个月。上海到南京的距离（何况当时日军早已越过上海）要超过九江到武汉的距离。日军自1938年7月底占领九江到10月底占领武汉，其间足足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然，从上海到南京，对日军来说完全是追击战，中国军队也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疲惫之师。但即使扣除了这一因素，仍可以判定：跟上海、南京战相比，打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在经验上确实提高了。综观武汉会战，从富金山到万家岭，从田家镇到金官桥，从马当要塞到庐山东西牯岭，激战千里绵延，在总体作战判断和指导上并无失误之处。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用血肉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轻易打赢的战争。

赵子立从参谋的视角对武汉会战进行了点评，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认为：日军在作战上，北、中、南三路不协调，无论是后方的畑俊六，还是前方的冈村宁次都没更好地控制进攻节奏。用他的话说，中路的波田支队和第6师团快了，北路和南路慢了。中路在10月24日就迫近了武汉外郊，此时北路第13师团、第16师团刚抵达应山，南路日军最快的第9师团和第27师团还在阳新县三溪口、辛店浦以北地区转悠。北路没能遮断汉水的交通，南路没能遮断粤汉路，使中国军队可以安全撤退。

在赵子立看来，假如日军北路到达湖北花园、安陆以及南路到达咸宁、嘉鱼的时间能够先于或同于中路波田支队、第6师团攻入武汉的时间，那么对中国军队的转移来说将非常致命。在兵力配备上，作为最高指挥官的畑俊六实际上也出了问题。中路兵力的使用没问题，无论波田支队还是稻叶的第6师团，都按部就班地向武汉推进。即使第6师团一度受阻田家镇，且在广济曾徘徊，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问题出现在北路和南路的兵力运用上。畑俊六显然更看重南路的进攻。但在使用兵力上，南路日军的战斗力却要低于北路。

南路虽然有第9师团这样的角色，但第27师团是从中国驻屯旅团改建而来的，是个3联队建制的师团，也就是说人手上要少很多。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的情况前面都说过了，完全属于拖后腿的主儿。作为攻略武汉的最高司令官，如果畑俊六对日军各部队的战力有个正确估计，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把第16师团或第3师团跟第101师团或第106师团对换，也许战果就会不太一样。

南北用兵的颠倒直接影响了推进速度，进而影响了战役的战略收获。当然，对中国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

至于北路日军，赵子立认为也有问题，即穿越大别山是错误的。这一点跟冈村宁次的判断一样。穿越大别山，在直线距离上来说确实近，但却非常难走。如果绕一下道，经广水（湖北东北）转进，虽然看上去远，但行动速度未必慢。现实是：当更北面的第3、第10师团到达安陆时，由商城向麻城进攻的第13、第16师团仍在上气不接下气地翻越大别山，离他们的既定目标宋埠、河口镇还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才叫第6师团分兵一部帮助他们占领那两个地方。

当然，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日本人也不是神仙，他们在战术上犯点错也没什么奇怪的。

武汉陷落了。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攻占武汉的性质跟攻占南京一样。但东京的军政达人们这一次稍有矜持，在武汉陷落前动员和设计游行时，想好的主题词是叫全体国民“感谢前线的皇军将士”，同时在精神上做好“继续勇往迈进”的准备。也就是说，到了武汉会战后期，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城市陷落的作用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很快不妙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

武汉陷落后，仍没出现他们预想的场面：中国人打不下去了，前来求和，接受日本的条件。

这样的场面没出现。

东京有深深的挫败感。

虽然居住在狭小国土上的他们喜欢辽阔的土地。当初打武汉，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得到一座城市。

正如前面所说，武汉攻略的初衷是为了尽快迫降中国。在武汉陷落且打下广州后，把海外交通线一封锁，迫降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说，日本人是下了赌注的。日本集中军力，就是想年内把一切搞定。

结果仍是事与愿违。

会战结束后，那位亲王指挥的第2军被撤销，司令部全体回国，所属部队转归冈村宁次第11军。

东京的反思从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堀场一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4期，爱知县人），站在办公室一角朝楼下看的那一刻开始。他捏起窗帘，看到这样的情形：“国民狂喜，祝贺行列从宫城前至三宅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日夜不停。”

堀场后来著有《“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在书里，这位少佐以洞察世事的高人语调总结道：“欢呼万岁之声在战争指导当局看来只不过是留下了哀调。”在那批参谋中，堀场是个类似于河边虎四郎的角色，一直显得忧心忡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度在南方军做高级参谋，跟和知鹰二、冈本清福、绫部橘树等人做同事。

上级交给他们战争指导课的任务是，在国民“持旗提灯”的狂欢中，引导人们意识到攻占武汉并不是战争的终点。但最终战争指导课成为了看热闹的人，在这方面没能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外面的市民们哪里知道中日战的玄机所在？绝大多数人还真是都认为：这一下子，战争就结束了！中国垮掉了！

事实呢？

武汉是10月27日完全陷落的。在此一周前，广州实际上就已经被打下来了。

当时中国的外援线有三条，一是西北苏联那边，一是西南缅印那边，再就是南方线，物资经香港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运抵内地。

广州一失，等于断了一条。把沿海所有重要城市都拿下，不由得你不降，不由得你不坐在谈判桌那一边。这是日本人的想法。由于登陆船只和兵力不足，东京本计划攻占武汉后再进行广东攻略，但没想到武汉会战打起来没完了，一时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8月底，大本营决意进行武汉会战的同时出兵广东。

由于广东攻略会涉及英国人的利益，所以日本为此专门开了御前会议，除了陆军和海军的要员外，外务省的人也来了。

海军力主同时拿下海南岛，但遭陆军反对。

关于广州攻略，东京是非常审慎的。这种审慎指的是他们似乎预想到了战役的残酷性。按东京的判断：中国越往南，反日情绪越激烈，广东是他们眼里的另一个反日中心。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大本营特意指派在徐州警备的第5师团和在上海集结的第18师团两支强力部队为广东攻略的班底。同时，命令在东北的第104师团随时待命，一旦兵力不足就填进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过于谨慎了。

1938年9月19日，负责广东作战的第21军成立，“二二六兵变”时同情叛军的古庄干郎中将出任司令官，指挥3个师团蚁集大亚湾。10月上旬，第21军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出发到达澎湖。12日，第18师团继在杭州湾登陆后，又在大亚湾登陆。

广东属于第4战区，有14个师的兵力。武汉会战爆发后，蒋介石抽调了7个师援助武汉战场。对于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打广州，是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按他的判断，这时候日军不可能再有兵力在华南大规模登陆。所以在10月初，还在往武汉方向调兵。

古庄干郎面对的中国军主力是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四个师又两个团）。为了策划广州作战，古庄很认真地搞了一个由惠州向广州进行大迂回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自己面临的必定是凄苦之战。实际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从12日凌晨登陆到21日冲进广州，日军只用了9天时间，此时武汉还没陷落。所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陈策失策。”当时虎门要塞司令是陈策，广州市长吴铁城（仗打起来，跟一个市长有什么关系呢），广州卫戍司令余汉谋。战后日本人称：在其他战场，广东部队非常善战，在他们的“本土”，却似乎“缺乏战意”。广州之战远比想象得糟，重创日军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在日军轻陷广州的10月21日，日本内阁应对局势的会刚散。

此时日本外务大臣由近卫首相兼任（随后有田八郎接替），因为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期间接替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的宇垣一成刚刚辞职。一直没当上首相的宇垣，虽然终于弄了个外相当当，但结果还是不如他的心愿。上任前，他对近卫提了个条件：必须取消年初定下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连老迈的宇垣也看出这个政策很愚蠢了。宇垣当外相的这几个月正好赶上武汉会战，所以他跟中国和谈的想法根本落实不了，而且陆军大臣板垣放出话来，必须把中国“打趴下”。所以宇垣在过了几个月的干瘾后，像赶公共汽车的小职员一样，上完车后又下来了。

打到这时候，真正感到担心的是堀场一雄所在的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

出于工作任务，他的部门必须为军部提供一个能够作为参考的东西。武汉会战后，堀场作为课长，专门跑到近卫那里，叫内阁再出台新政策时，必须加上“继续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一条，否则局面只会陷入更被动。前面我们说过，“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虽是近卫的声明，但这个声明里有关他个人的烙印并不深。近卫此时也在琢磨：“中国事变”到底在哪儿算一站？他这个总理大臣到底作用何为？尽管有这些思考，但对于他来说，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所能做的只是推着走。

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出“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中不得不回到以前的轨道，也就是继续承认国民政府为自己的谈判对手。日本人没有坚定和一以贯之的政策由此可见一斑。说得好听点，一切都源于灵活的外交政策；说得难听点呢，是战略上被中国牵着鼻子。至少在汪精卫政权成立前是这样的。

南岳论剑

武汉会战后，中国将领正干什么呢？在南岳衡山开会。

按军委会以前的说法，武汉会战是第三期抗战（全面抗战开始至南京失陷为第一期，徐州会战为第二期）。这个说法在1938年底被身在衡山的蒋介石纠正。

会议是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这是抗战史上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随后的岁月里，衡山取代了庐山，成为众多军事决议出台和作战检讨汇拢的地方。

五岳中的南岳，最初在安徽天柱山，自隋起，易主为湖南衡山。衡山主峰位于现在的衡阳境内，整个山脉则横跨湖南八市县，绵延400公里，有72峰，首峰祝融海拔1300米，虽不是太高，但由于地理环境上佳，是五岳中最苍翠幽深之地，全山古木参天，一如世外。

蒋介石喜在名山办公，庐山陷落后衡山成为他的不二选择。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共在这里召开了4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使衡山以特殊的方式把自己的身影留在那八年史册中。

长江以南两个战区——顾祝同第3战区和陈诚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一百多人参加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出席会议。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会，此前已经叫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湖南宁乡人）筹备很长时间了。不过，在会议第一天蒋介石并没有参加，因为要在长沙会见英国驻华大使，所以由何应钦代致会辞。

转天蒋介石来到会场。对于蒋来说，开会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检讨武汉会战，更在于全面梳理跟日本全面开战一年多以来的成败得失，为下一步抗战提供政略和战略依据。在会上，他先叫大家找问题。这一年多，到底在哪些方面需要检讨和反思的？大家都沉默不语。蒋介石见此情景，便叫将领们先讲武汉会战。还是没人说话。

蒋介石只好自己说：“我看首先应该检讨的还是军队里的军阀陋习！我说的是滇军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日军在10月底占领武汉后，一度向崇阳（鄂东南，湘鄂赣三省交界处）进攻。第1集团军（云南部队）奉命拦截，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龙云虽挂着总司令的职务，但不到前方任职，而副总司令卢汉，又因病到长沙治疗去了。大敌当前，军委会催龙云指挥部队，龙云不来，也不派其他人指挥，导致这个集团军群龙无首，军纪散漫，军部、师部乃至于旅部各自为政。有的团长称病不去前线，有的则不遵守命令，不进入预定阵地，擅自转移退却。如新编第3军，转移到九宫山后，居然不走了，宣布自己在“九宫山打游击”，并自行停止跟其他部队的电台联系，抗战以来从没出现过的情况出现了。

其间甚至发生过更匪夷所思的事。

有一天，第58军军长孙渡（云南讲武堂，云南陆良人）打电话给新编第3军军长张冲（徐州战有上佳表现），说：“正面发现敌情，怎么回事？是不是在前方你们没放部队？”

张冲说：“哪有这种事？绝对不可能！”

孙渡的阵地在张冲后面。

结果一查，本应张冲手下部队布防的地方，果然看不到人影。

怎么回事呢？原来，张下面的新编第12师的两个团长是菜鸟，不会看作战地图，带着部队却没找到阵地的位置……

要命的是，不仅仅团长找不到自己要去的阵地，就连师长也找不到自己的阵地。在11月6日，新编第10师师长刘正富就曾不好意思地给军长孙渡打电，说自己的部队在黑夜里迷失方向，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但没找到要去守备的第二线阵地（其实就在崇阳城郊）。

孙渡大怒，说：“你带着部队在崇阳修筑工事多日，为什么会迷失方向？你不知道军法吗？”

结果也没办法，只好叫刘的部队就近占领别的阵地。

在会上，滇军的表现遭蒋介石痛批。蒋介石甚至要枪毙张冲。但经卢汉说情，念张冲在徐州禹王山血战，最后刀下留人，张冲撤职留用，孙渡记大过。蒋介石这样做，实际上是给龙云看。

屡次作战不力的徐源泉也被查办，因为在撤退阶段，他违抗留在后方打游击的命令，而像在南京一样，撤得特别快，在这方面确实具有天才。

谈到武汉会战，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最大的失误，是马当要塞在短时间里失陷；最大的成功，则是与敌人战于武汉外围，逐次消耗对手；再者就是山地战对中国军队的有利程度大大超过以前的估算。所以蒋介石告诉众将，在抗战第二期，要充分利用中南的地形，减少阵地战，多打运动战。

按以前的判定，打到武汉早就是第三期作战了。但会上蒋介石推翻了以前有关抗战阶段的划分，而把整个抗战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平津开打到武汉陷落，武汉陷落之后到最后胜利为作为第二期。

说到持久战，蒋介石又想起蒋百里。

前推两个月，也就是9月中旬，身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兼陆军大学代校长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写下《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文中有这样一句：“蒋先生在四年前说：‘我有最后的决心。’三年前的冬天就有人问到底几时是最后，仿佛在催促着似的。去年‘七七’以后，蒋先生又说，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近来，我仿佛听见又有人要问到底几时是最后，我老实说，最后就是明天，不过你这短命鬼今天要死，我可没有办法。”当蒋介石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蒋百里已经在宜山病故了。

蒋介石哀痛不已。

一年前，在庐山，蒋介石曾跟蒋百里有一次长谈。当时，蒋介石刚发表完庐山谈话，决意与日本开战，但又忐忑不安。

蒋介石当时说：“百里先生，我们力量不如日本啊，但还是要打。打，怎么打？”

蒋百里徐徐说：“要看全面开战后日本人希望怎么样。日本军事力量虽强，但拖不起，必希望速战速决；他们所希望的，正是我们要避免的。他们要速战，我们当持久战，用空间换时间，在时间里拖垮日本。至于在军事上，在中国地理的第二棱线，也就是湖南及其与四川交界的地方，与他们相持，直至最后取得胜利。”

蒋百里在庐山的一席话，像给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与此同时，“湖南战场”这个词也深深地印在蒋的脑海，后来他叫自己最看重的陈诚、薛岳先后主持第9战区，其意也正在于此。

在南岳峰会上，蒋介石告诫诸将领：“武汉陷落后，中日进入相持阶段，北从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是再不能退的绝对国防线。”

检讨武汉会战时，陈诚认为，虽然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讲，中国军队是成功的，但战力和战术问题却有很多，军队“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特别提到王陵基军团以及孙渡和张冲的部队，并认为很多将领“缺乏积极企图心、牺牲协同心和毅然独断心”，互相之间缺乏协作精神，彼此间不能及时救援，两部间阵地结合处极易被突破。同时，“不能看破战机”。他批评了李延年的第2军。谈到广东之战，认为一无是处。

陈诚提到一个教训，就是经过淞沪、武汉两战，认识到“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军、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其实还有一点，但这一点陈诚没在会上说，而是后来直接报给蒋介石，那就是军中将领缺乏现代国家观念，很多部队之间的指挥依靠地方色彩维持。他举了例子：李宗仁在第5战区，那么桂军就必须调到第5战区；张发奎和薛岳在赣北作战，那么第4军、第64军、第66军就在他们手里。从一个角度来说，指挥起来确实灵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显然是有大问题的。因为人马还没调动，你就得先考虑一下人际的因素。

这是一个时代的积弊。

会上各抒己见中，交集最多的是抱怨军队中间单位繁琐：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旅、团……一如俄罗斯套娃，想不耽误事都不可能。所以在会上，蒋介石拍板，减掉兵团、军团、旅，指挥系统改为：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师、团这样的指挥层次。其中，以军为战略单位。不过这样的话，每个部队里肯定就有人没事干了。怎么办呢？于是又新增设了一个职务，叫步兵指挥官，由部队里闲下来的少将或中将担任。

很多将领提到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诸人无不黯然，遂决定在衡山修建烈士公墓，也就是日后的南岳忠烈祠。

就战术和装备问题，大家进行了讨论，有抱怨，有无奈，也有经验之谈。

王耀武跟宋希濂一直在讨论步枪的问题，后者说：“我们的‘二四式’，理论射程是2000米，有效射程是600米（能达到预期的精度和威力所要求的距离——作者注），很多部队长只要判断日军进入600米线就开枪，还是沉不住气，尤其是山地战，本应该隐蔽得更好，在最后一刻显露目标，这样才能更大量地杀伤敌人。”

王耀武笑，说：“老宋，你就知足吧，你的士兵在用‘二四式’，我的士兵大多还拿着‘汉阳造’，就是想在600米线内开枪，也够不到啊。”

中国军队使用的步枪，进口的主要是捷克步枪，但数量有限，还有比较老款的“汉阳造”或者叫“八八式”。再就是“中正式”，这种步枪虽是国产的，但依据的是德国1924年版的毛瑟枪图纸，综合性能在同类枪中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中正式”于1935年在河南巩县兵工厂投入批量生产，当时正好是民国24年，所以最初的名字是“二四式”。对该步枪装备军队这件事，蒋介石是格外关注的，光巩县就去了两次，甚至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他认为原版步枪枪身过长了。这也好理解，原版图纸毕竟是根据欧洲人的身材设计的。蒋认为，如果完全依靠原版图纸制造，枪支在实用性上必然有问题，所以他建议让枪支长度缩下来，更适合中国人的身材。所以，样品出来后，枪身只有1.11米长。这时候有人提醒蒋介石，说：“我们将来的敌人肯定是日本，现在日军装备的步枪是‘三八式’，按我们掌握的情况，该枪枪身长达1.275米，如果将来中日开战，士兵拼刺刀时，我们的士兵肯定吃亏啊。”蒋觉得还真有道理，所以最后决定在刺刀上找齐，将其加长到57.55厘米，超过“三八式”。由于定案过程中，蒋提出一些建议，所以首批步枪出厂时，干脆改名“中正式”了。

宋希濂问王耀武有没有打过“三八式”，后者说还没有，宋说：“我打过，在日本上军校时，他们就用了很多年，当然一直在改进。他们的枪虽然枪身长，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用起来非常顺手，射击的精准度也高。”

王耀武说：“我们的‘二四式’理论射程比‘三八式’少400米，但有效射程要比‘三八式’远。我看到过一份情报，‘三八式’有效射程只有460米左右，而我们是600米。所以在步枪上我们是不输给鬼子的。当然，前提是都装备‘二四式’。最后比的毕竟是有效射程嘛！”

宋希濂点点头，说：“那老兄就跟委员长说，给你们51师都换成‘二四式’！你们部队里现在还有多少‘汉阳造’？”

王耀武咧了下嘴，说：“三分之二用的都是‘汉阳造’。”

宋希濂说：“那你应该先找你的俞军长。”

一边的黄维插话，说：“我手下的参谋给过我一份资料，‘三八式’的子弹是比不了我们的‘二四式’的（“中正式”使用的是7.92×57毫米的尖头子弹，杀伤力超过6.5×50毫米的“三八式”子弹——作者注），中弹后多是贯穿伤，李仙洲在忻口战役中胸部被鬼子的子弹打穿，但也就是前后两个洞嘛，人最后不还是没事。

这时候，三个人找李仙洲，黄维喊“老李”。

李仙洲走过来，听完他们的谈话，说：“谁说‘三八式’不行？打你们两个洞试一下？哪有那么不堪！当时没叫鬼子打死，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往外呼气，这一呼气的话，俩肺叶不就缩了么？子弹正好从中间穿过。据说要是吸气的话就没命了。”

会议开了4天。末了的时候，军委会重新划分了正面战场各战区：

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区为河南大部、安徽一部；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区为山西、陕西一部；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区为江西东部、浙江、福建、江苏和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

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区为广东、广西；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区为安徽西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

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区为甘肃、宁夏、青海及绥远；

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辖区为湖南、湖北长江以南地区和江西西部。

第10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为陕西大部；

华东和华北分别又设立了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和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其中，第9战区司令长官由薛岳代理，辖52个师和其他部队，兵力和战力居各战区之最，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接下来必将烽火连天的湖南战场的重视程度。

由于此时国民政府各机关都已经西迁重庆，所以会上撤销了原来的重庆行营，设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以刘峙为总司令，负责作为大后方的四川警备任务。广州因已陷落，行营自然撤销。为了协调大江南北的军事指挥，又在大后方西北和西南分别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后转至西安）、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

针对新一期作战，在会上，蒋介石提出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邀请中共派人教授游击战术。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当然是挂名。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长驻训练班。

散会后，蒋介石没有马上就走。在寓所，他特意召见了两个人，一个是宋希濂，另一个是王耀武。

宋、王二人都不是第一次被蒋介石召见。

蒋介石说：“你们两个都是黄埔学生，一个在富金山，一个在万家岭，打得都非常好，抗战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不畏惧，知敌情，攻得上去，守得下来。”

宋、王二人互相看看，齐声说：“这是军人的本分。”

蒋介石说：“荫国（宋希濂字），这一次我向军队讲了你们71军在富金山的功绩，尤其是36师；至于佐民那里，在万家岭大捷中的功绩我当然是知道的，全国也是知道的。”

王耀武说：“上有俞军长指挥有方，下有全师战士用命，尤其是这一次，旅长张灵甫带队飞越险山，耀武不敢贪功。”

蒋介石说：“佐民你不必谦虚，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你打得好，我表扬你，你打得不好，我照样会骂你的。你说的张灵甫，就是杀妻坐牢的那个吗？”

王耀武说：“正是。淞沪会战和首都保卫战都参加了，张灵甫每战必身先士卒，这一次在张古山又亲带敢死队从后山爬上去袭击敌人。”

蒋介石点点头。

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

蒋介石最后说：“耀武，你字佐民；希濂，你字荫国，都是好名字，你们我是要重用的。”

王耀武和宋希濂并膝立正，敬了一个军礼。

两个人告辞，出了寓所，衡山的黄昏已经从天而降。

宋希濂对王耀武说：“老兄，在会上，委员长把抗战划为两期，现在才是相持阶段的开始，兄长以为这抗战需要多少年才能胜利？”

宋希濂1907年生，王耀武1904年生，但宋希濂上黄埔军校早，是第1期，王耀武是3期。从年龄上讲，王耀武是大哥；但就黄埔资历来讲，宋希濂在上。

王耀武望着衡山的云彩，说：“不可预期啊。”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

王耀武说：“你我都是从淞沪一直打到现在的，都清楚日军的战力。很多战场上的局面，甚至不谈战术，仅仅就是因为日本人掌握有制空权造成的。当然，还有重炮的优势。至于刚才谈到的步枪，乃至轻重机枪，还真未必比他们差。至于日军的战术，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并无出奇之处。但有一个关键——”

宋希濂说：“他们单兵的素质比我们强得太多。”

王耀武说：“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士兵对比一个士兵，如果差距有一些，还好办，而且也不明显。但一万个士兵对比一万个士兵，如果每个士兵都有差距，那么这种叠加起来的落后是翻倍的。”

宋希濂说：“日本人的兵役制度非常完善，前线的师团有大伤亡后，新兵很快能补充进来，而且补充进来后就能用。我们这边呢，一天前基本上还都是农民子弟。如果补充进来的是保安团已经是万幸了。”

王耀武说：“所以训练重要，实战经验重要，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太重要了。51师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听说36师这次从富金山上下来时，也只有800人了？”

宋希濂说：“八百多名是还有战斗力的，伤病的有一千多人。但也要了我的命。”

王耀武说：“恶战还在后面。”

在衡山，王耀武和宋希濂互道珍重，于岔路口分手，此时暮色已经升起在南岳的群峰间。

《抗日战争的细节3》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从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8年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秋，是八年抗战中最艰难的三年。三年中，在正面战场，日军唯一的野战机动部队第11军攻势不息：冈村宁次先率机甲军奔袭南昌，随后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第9战区从此成为当打之地。在李宗仁第5战区，从枣阳到襄阳，中日两军多次会战。日军突如其来的宜昌攻略，更搅动了重庆的神经。从桂南昆仑关到塞北的五原城，烽火千里。最精彩的一役，则出现在江西的上高。阿南惟几走马上任，二次野望长沙，湘中古城战火再燃……

敬请期待《抗日战争的细节3》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4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400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首都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首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败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6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9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8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1]，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2]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11年秋于天津

[1] 忻口，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的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东西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

[2] 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主要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

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烽烟再起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

说到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场不义之战；对中国来说，则是一场反抗暴日残酷侵略的正义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战争最后的结果。但是，就眼下的形势来讲，又是敌强我弱，于是更印证了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那句话：这决然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只说1938年初冬，开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飞离衡山，前往桂林视察，直到12月8日，才从桂林转飞重庆，正式开始陪都生涯。

蒋介石当天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下榻。

行营位置在重庆城南储奇门附近（此后，蒋介石在重庆的活动地点，还有位于曾家岩德安里101号的“尧庐”以及西郊歌乐山的“林园”）。转天，在护卫下，蒋介石和宋美龄坐渡轮在长江南岸海棠溪码头登陆，乘车转轿上到黄山别墅。

黄山别墅位于与重庆隔江相望的苍山之上。

这座山属于真武山系，但由于顶上有黄姓富商的私人别墅，后来就俗称黄山了。山虽然不是太高，但谷幽峰秀，林木葱郁，雾气缭绕，地形复杂。别墅位置更是隐蔽，空袭日机不易发现。为保险起见，在蒋介石起居办公的云岫楼附近开凿了防空洞，以备不时之需。

别墅由云岫楼、草亭、松厅、莲青楼等寓所组成，蒋介石的起居办公地点是云岫楼。这是座临峰而建的三层木质小楼，四周花树蔽日。进入云岫楼，一层是客厅、会议室和耳房，二层是卧室（蒋睡左边第一间）和办公室，三层是个小小的阁楼——从这里，可以眺望重庆和长江的景色。

蒋介石登上阁楼，极目远望，巴蜀山川有寥廓之势。想到自己从南京辗转武汉，又从武汉移驻重庆，这个宁波人不禁想伤感一下，但随即便没有心情了，因为当年那个刺杀摄政王的少年出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以外出给学生训话为名，带着追随者以及他那个神奇老婆悄悄离开重庆，赴昆明与龙云小晤后潜行至越南河内。龙云在汪离开昆明后致电蒋介石，后者听完大惊（当时他正在西安给江北战区的将领开会）。在当天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

没几天，1938年12月29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汪精卫回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表示愿意在“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基础上与日本谈判。一周前，东京的首相近卫在得知汪精卫出走后，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第三次声明，这份诱降声明的内容包括：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伪满洲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允许日军保留部分部队在华北地区如内蒙古一带驻屯。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是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提议。这份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上曾被汪精卫朗读。

现在，汪精卫却选择了与之相反的道路，一条万劫不复的附逆之路。虽然他打的是拯救国家的旗号，但汉奸就是汉奸。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争辩的。他纵然有千百理由，但唯独不曾想：横暴的入侵者还心安理得地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这个事实面前，一切的和谈都是瓦全。

对汪的出走和应和近卫声明，最初蒋介石想低调处理，因为这关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声誉。但在1939年元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国民党元老林森、张继、居正、吴稚晖等都愤然主张严惩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议：“此事关系国家存亡，不能因维护一个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汪兆铭（即汪精卫）应予严厉处分，否则将无以对因抗战而牺牲之同志与军民。”最后，大会以高票通过决议，开除汪党籍，撤销其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及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务。

关于汪精卫出走的具体的前因后果与一路上的经历，在这里没太多必要提及，而只想说一句：汪出走除政治主张跟蒋介石不同外，还有一个原因，即离开蒋而后快。因为孙中山去世后，作为国民党元老，汪本人从没有实权在握的时候，在党内斗争中连续被蒋击败，这种挫折感叫他对蒋有一种复杂的态度。

正如前面说的，作为国民党内二号人物，汪精卫一旦倒向日本人，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国民政府的声誉都是沉重打击。所以尽管汪应和了近卫声明，蒋介石还是通过各种办法联络汪，又派跟汪关系密切的要员进行劝说，仍旧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并带话给汪：如不想回重庆，去欧洲考察也行。

只是天要下雨这件事，是没人挡得住的。汪精卫拒绝了重庆方向伸过来的手。

汪精卫出走一事为国人所知后，延安中共方面对汪的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那些貌似与蒋同床异梦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纷纷通电拥护重庆而斥责汪。此外，从国内大众到海外华侨，也无不抨击汪的所做所为。

一下子，蒋介石的威望获得空前提高。这个结果叫蒋有点意外。

这个状况汪精卫也没想到。汪曾认为，他拉起“和平大旗”后，跟蒋介石有隔阂的龙云、刘文辉等西南地方实力派会响应他；粤系的张发奎、薛岳也有可能被他争取。但汪精卫不明白的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谁能且谁敢仅因前事或派系恩怨就越此雷池？！这时候，正赶上东京更换首相，新内阁态度未知。一时间，汪精卫进退维谷。

1939年早春，军统河内刺汪事件突然爆发。对这个事件，解读历来是多样的。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并没给军统下达刺汪的命令，行动是戴笠自己策划的。汪险些丧命后，蒋来信慰问，说自己并不知情（汪当然大骂蒋装好人）。

另一种看法是，刺汪令当然是蒋介石下达的，但不杀死汪（汪的下属曾仲鸣做了替死鬼）也是故意的。因为如汪不死，投奔日本人后，他就是民众眼里中国最大的汉奸，这样一对比，蒋形象也就更为高大，地位也就更为稳固。

第三种看法是，蒋介石叫军统刺汪，但莫名其妙地失手了。

第一种和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二种来自旁观者的合理想象。第一种和第三种相比较，历史真相最有可能是还是中规中矩的后一种。

河内刺杀事件后，汪精卫是铁定了心一去不回头，而蒋介石下令刺汪，也意味着他放弃了把汪拉回的努力。在此之前，蒋介石宣布设立成都行辕、西昌行辕，向外界表示继续做抗战持久之计。

再说东京那边。

对蒋汪决裂这件事，日本人当然乐见其成。不过，近卫内阁还来不及继续应对这个突发的事件就于1939年1月总辞职了，原因之一是重庆对新的近卫声明仍不予理睬。

近卫推荐枢密院院长平沼骐一郎重组内阁。

在日本司法界，平沼具有相当的地位，只是应对时局的本领还差点儿。不过，平沼也不必惭愧，因为战争期间历任的日本首相谁也不比谁强多少，上台后的他们很少真正去想这个国家的未来，唯一的活计就是推着军国的战车往前走，什么时候把它推下悬崖什么时候完事，什么时候把它推得撞到南墙什么时候齐活。

对平沼来说，上台后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汪精卫事件，二是要不要跟德国结盟。

让躲在河内的汪精卫尴尬的是：日本新首相似乎对他的“和平运动”不怎么感兴趣。平沼的理由是汪实力不足，对日本来说利用价值不大，这是平沼上台后汪迟迟滞留河内的原因之一。用汪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正月”。

但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日本军方里这些“中国通”的观点与平沼正好相反，认为汪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在他们的策动下，平沼态度最终有所转变。在双方接洽后，汪一行人先前往上海，再去到东京，最后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彻底走上附逆的不归路。

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是留任的板垣征四郎。板垣的副手也就是陆军省次官，已不再是以关东军参谋长身份进入陆军中央的东条英机了，而是后来出任第3师团长的山胁正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近卫内阁时，东条在一次恳谈会上狂妄地叫嚣同时跟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开战，导致东京的激进派也觉得他太不像话，最终迫于压力，辞职当陆军航空总监去了。

板垣想跟德国结盟。

可海军反对。外务省站队时，排在海军后面。平沼出任首相的几个月里，基本上每天都是在两派的争吵中度过的：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

回到战场。

进入1939年，侵华日军高层人事已发生变化。

关东军第3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长野县人）接替畑俊六，当上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杉山元接替寺内寿一，成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驻华南的第21军（后扩编为华南方面军）司令官由第5师团长安藤利吉接任；师团长的位子则由陆军省兵务局长今村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宫城县人）坐定。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他们所统领的日本侵略军，已经停止了战略进攻的步伐。

战略相持阶段的这几年，抗战格局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在华北，太原会战结束前，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上的国军作战；太原会战之后，八路军已成为华北最重要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起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开辟了一片片抗日根据地。继抗战之初的平型关伏击战后，随后几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又陆续进行了广阳伏击战、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神头岭伏击战、齐会战斗、长乐村战斗、冀中反扫荡战、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鲁南反扫荡战、晋西北反扫荡战、百团大战等众多战役。新四军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也向华东、华中敌后挺进，给以长江南北腹地的日军各种打击。

说起来，在敌后坚持抗战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在正面战场，军队后方还有开阔辽远的纵深地带，而在敌后战场，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举个例子：1942年初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野瓠山战斗中为国捐躯。打开地图可以看到，遵化已是敌人的腹地，这边是华北方面军，那边就已经是关东军了。在这样的无助地带抗战，所需的意志力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角度说，1940年春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农运出身，河南确山人）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死，更是震撼人心。

至于正面战场，硝烟最浓的仍是中南这一片。

这一区域以武汉为中心，北到河南信阳，西到湖北宜昌，南到湖南岳阳、长沙，东到江西九江和安庆，东南到南昌。中国军队的野战主力集中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也是冈村宁次第11军的作战境地。

作为侵华日军在中国山海关以内唯一一支野战机动部队，第11军担负着所谓“摧毁中国正面战场主力部队和打击重庆政府抗战意志”的战略任务。在正面战场，中日双方一共打了23场大会战，其中14场会战是第11军发动的，另有两场（浙赣会战为第11军协助第13军发动，算半个；雪峰山会战是第11军配合第20军发动，也算半个）由他们担负助攻。

在正面战场，侵华日军的历史几乎就是第11军的历史。

1939年的日军在中国依旧残酷地继续着杀戮、强奸、掠夺、纵火，日复一日的罪行让“鬼子”这个称呼是如此的名副其实。他们狂热而麻木，新兵虽然对过于血腥的场面感到战栗，但打过几次活靶子之后也就慢慢无动于衷了。在军国阴影之下，从鬼回归到人不那么容易，但他们却证实着从人变成鬼的简单。

从残暴本质的角度看，日军是没什么变化的；但从战力的角度看，1939年的鬼子稍微出现了一些状况，这主要体现在兵力结构上。

在中国大陆的日军，现役士兵（1935年到1937年入伍的）只占11%；剩下的89%都是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役士兵，其中后备役士兵又占一半（1920年到1929年入伍的高龄士兵）。这样算下来，岁数最大的士兵已在40岁左右，其战力跟侵华之初的日军相比已经有所下降了。

至于重庆政府这边，军事委员会在1939年春把部队一分为三：正面部队（潼关、洛阳、郑州、襄阳、长沙、衡阳连线，在这一线，与日军东西对峙）、游击部队（在日战区活动）、整训部队（以贵州、成都、天水等为训练基地）。正面部队和整训部队互相轮换，一支部队打一段时间，就撤下去整训，随后整训部队又再顶上去，如此循环作战，以保证战斗力不出大问题。

为应对相持阶段后的战局，蒋介石在1938年底于南岳衡山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善打运动战的汤恩伯出任教育长，并邀请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出任副教育长，国共携手培训游击干部人才。但三个月后，由于江北日军调动频繁，一场新的大战在所难免，汤恩伯便奉命带着第31集团军北返。

就在汤恩伯率军返回江北时，冈村宁次已下令攻击南昌了。

占领南昌对日军来说是武汉会战期间的一个任务，只因当时第106师团受困万家岭而没能完成。

南昌属于第9战区所辖，司令长官陈诚，由薛岳代理，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王陵基，参谋长施北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浙江缙云人），战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关麟征、商震、卢汉等人，主力部队有俞济时第74军、李觉第70军、夏楚中第79军、彭位仁第73军、欧震第4军、张耀明第52军、陈沛第37军、霍揆彰第54军、傅仲芳第99军。

武汉会战后，第9战区已成为兵力最雄厚的一个战区，薛岳掌握的部队超过50个师，分布在湖南全境、湖北南部以及江西西北部。

如此一来，本就性格刚烈的薛岳，就更加不服管了。

对薛岳来说，他只对陈诚和蒋介石负责。陈在薛不得志时，两次有恩于他，所以薛脾气虽大，但对陈非常尊敬。

至于何应钦，则完全不在薛岳眼里。何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薛发公文，薛如觉得内容不合己意，往往会直接在上面批上“不理”“胡说”这样的词。何应钦一点办法没有。

白崇禧同样降不住薛岳，虽然他是薛的顶头上司（白是桂林行营主任，负责督导长江以南各个战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伐时，薛是第1师师长，白是薛的上级，在上海时，白撤过薛的职，后来两人关系一直不怎么样；二是薛跟陈诚关系密切，白是陈潜意识中的对头。再加上薛岳的坏脾气，以及广东人对广西人的不服，所以薛根本不买白的账，使得后者发来的公文跟何应钦一个待遇。

据第9战区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回忆，有时候，就是面对蒋介石发来的公文，薛岳觉得不对的或有问题的，也会批上“存”或“待办”，然后束之高阁。

一句话，在作战上，薛岳基本上不受上级限制，只要他同意，幕僚就可以放胆办事。

如果在军情判断上没失误，那么有如此风格的长官，确实是参谋和部队长的幸运。当然，享有这种幸运的同时，也得做好随时挨数落的准备。因为薛岳脾气太急，手下的参谋或其他幕僚，如果一句话说不到点子上，薛岳就开始皱眉头；假如第二句话仍有点昏，那么他就开骂了。也就是说，在薛岳手下做事，心理素质得好，人得聪明、反应快。

对薛岳来说，他也坚信自己是个聪明人，至少在指挥作战上是这样。但事实上，“聪明”这个词不足以完全形容薛岳，更适合他的词是“执拗”。正像上面说的那样，如果在军情判断上没有失误，执拗自然不失为一名战区司令长官的优点；但话又说回来，一旦判断有误，执拗就是刚愎自用了。几年后的长衡会战是个最好的例子，薛岳最终为自己的个性付出了惨重代价。

薛岳的对手冈村宁次，也就更为诡计多端了。

这一次，冈村必取南昌，在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一是可掐断浙赣铁路（浙赣铁路是第3战区跟大后方联系的枢纽）；二是可切断安徽、浙江通往江西腹地的通道；三是南昌有中国空军重要的机场，如果这个基地在，就可以以最短的距离袭击长江航道上的日军舰船；四是在第3战区和第9战区间砸进一个钉子。

至于打南昌的部队，冈村力排众议，坚决使用分别在庐山、万家岭有过丢人战绩的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前者师团长，由斋藤弥平太（曾任职关东军，女谍川岛芳子的初婚媒人，后在伪满出任拓殖公社总裁，战后在东北失踪）取代了伊东政喜；后者师团长仍是在万家岭被中国军队打得胆战心惊的老鬼子松浦淳六郎。

冈村这样做，连他的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都反对。不过，冈村没听宫崎的，他同样固执己见。这叫东京军部的人不禁窃窃私语。

按冈村的说法，这样做是要“挽回两个师团的名誉”。在此之前，冈村给国内熊本留守部队的负责人写了封信，叫他转告熊本、宫崎、大分、鹿儿岛四个县的知事（即县长）：“第6师团已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第106师团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

老谋深算的冈村当然不会冒失地使用那两个师团。

在战术上，他上了双保险，策应南昌攻略、掩护主力侧背的，是第106师团的“表哥”，稻叶四郎的熊本第6师团。有第6师团压阵，前方日军的心里会稳当点。此外，他还采取了声东击西的计策，叫江北的藤江惠辅第16师团做出佯攻湖北汉水一线的姿态。

武器配备上，冈村不同寻常地为两个师团配备了将近300门大炮。指挥官是炮兵专家澄田赉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爱媛县人）少将。后来，在向南昌攻击的过程中，炮兵数量一度快追平步兵部队。这是八年中，日军炮兵配属比例最高的一次战役。

在冈村看来，他必须百分百地给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以胜算。如果没有一场“恢复信心”的战役，以后这对难兄难弟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按冈村的计划，打南昌，是在鄱阳湖登陆的少量部队的策应下，以一百多辆坦克为先导，主力沿南浔线进行的一个机甲奔袭战。

三十四年前的3月10日，日军取得奉天会战的胜利，奠定了日俄战争的胜局。后来，日本人把这一天作为陆军纪念日。冈村把攻占南昌的日子，就定在了1939年3月10日。可进入三月，江西雨季提前到来，道路泥泞难行，冈村只好往后推迟了一周。

开战前，南浔线沉寂得有点反常。

就在薛岳计划调部队北上增援汉水一线时，日军的作战意图率先被重庆识破了。在军令部作战厅长刘斐呈部长徐永昌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句：“第9战区之敌有先行攻占南昌之企图，现已判明。”

根据军令部的敌情判断，蒋介石下了道命令，要薛岳在赣北方面出动部队，先发制人。

薛岳接报后，认为做这件事有困难，出动大部队正面强击，不如以少量部队进行侧击，所谓“斗智不斗力，出奇不用正”，搁置了蒋介石的计划。

跟日军硬碰硬，中国军队的战力确实没到那一步，且武汉会战后各部队都在休整（其实，在战时，不可以以休整为借口，因为仗随时都在打）。但是，蒋介石先发制人的决策，重点在于打乱日军部署。

尽管如此，薛岳还是没有执行。

日军那边，推迟一周后，3月17日，发动了侵占南昌之役。

打南昌要渡过修水（修水后面还有潦河、赣江）。在修水布防的是罗卓英第19集团军，从西到东：李觉第70军、刘多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辽宁凤城人）第49军、夏楚中第79军。李与刘的防线以张公渡为界，刘与夏的防线以馒头山为界。

作为陈诚“土木系”（按郭汝瑰回忆，“土木系”的“木”，指的是第18军没错，但“土”说的不是陈诚的起家部队第11师，而是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生。这一期毕业生有方天、刘云瀚、李仲辛、刘劲恃、李树正、石祖黄、周朗等人，多有黄埔6期和黄埔7期背景）的二号人物，罗卓英是比较稳健的，要换个词呢，就是说挺保守的。比如，每次作战，他手里都掌握着大量预备队。有人说了，这是优点啊，太会打仗了。可如果后方预备队人员在数量上逼近一线部队，就有点怪了。

南昌会战中，罗卓英的一线部队和预备队之比，有的已达到三比二。而且，预备队和一线部队间缺乏第二道防线，两部前后距离亦过长。这是个致命伤。夏楚中第79军是个甲级军，辖三个师，在决定巩固修水一线后，实际上顶过去的只有一个第76师，后面两个师蛰伏在修水、赣江形成的三角区，这两个师跟第一线距离多远呢？即使急行军也得跑一天。

更要命的是，从一开始，中国军队就判断错了敌情。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预判：日军若强渡修水的话，进攻方向必然是修水东段（即张公渡以东），因为东段以平地为主，西段则是复杂的山地，不利于日军行动。基于这种判断，布置兵力时，重点放在了东段。

没想到，冈村宁次放过平坦的东段，而把攻击重点定在以张公渡为突破点的崎岖的西段。

修水西段防线薄弱，同样没有纵深配置。对这一点，身在张公渡以西守备的第70军第107师的邹继衍连长深感忧虑。他们师原本驻防浙东，1938年冬调赴赣北修水。面对整个呈一字长蛇形的野战工事，邹继衍和他的战友在壕洞口里蹲了一百来天，用他的话说：“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受过军事养成教育、稍具头脑的下级军官，也都认识到像我们这样一字长蛇阵的河防配备，既少纵深，又无重点，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突破一点，全线皆垮……”

进入3月中旬，邹继衍终于听到日军的炮声。

鄱阳湖边的古镇吴城此时也遭到日军水上攻击。商震第32军与登陆日军展开巷战。修水一线，东段涂家埠首先遭袭击，主力日军则攻向西段张公渡，枪声十分密集。

修水东段虽不是日军攻击重点，但由于一个大队从夏楚中、刘多荃的接合部馒头山突入，使两军陷入慌乱中。夏、刘二人互相认为是对方过早失去阵地而使自己的部队陷入被动。

夏楚中说：“我的部队被迫撤下来，因为左翼第49军第105师王铁汉（‘九一八’事变时驻沈阳北大营，任东北军独立旅第七旅620团团长，打响当夜第一枪）的阵地过早丢失。”

刘多荃马上反驳，说：“我的部队丢了阵地，跟右翼夏楚中部被日军包围有关。”

南昌会战从一开始，中国军队就陷入被动。但日军亦有胜之不武处：强渡修水前，除进行三四个小时的炮击外，还在10分钟内发射3000枚毒气弹，其中多是喷嚏式瓦斯弹，顶在一线的第79军第76师师长王凌云（中央军校高教班，河南洛阳人）和手下的旅长、团长几乎都中了毒气，士兵们的情况可想而知。

自武汉会战以来，侵华日军频频卑劣地使用毒气弹。

毒气战中，鬼子主要使用催泪性苯氯乙酮瓦斯（一旦呼入，人体呼吸系统和内脏即受伤）。此外，还有呕吐性毒气以及糜烂性芥子气（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伤害极大）、氯乙烯氯砷（即路易氏气。皮肤中毒后，在灼痛感下，出现红斑、水泡及至腐烂；人体吸入后，则破坏整个呼吸系统）。

第76师的阵地上黄色的毒烟弥漫，在其笼罩中，日光也惨淡下去。

该师老兵苏有才回忆，他所在的那个连，从连长往下全部被毒气熏倒，咳嗽声响遍整个阵地。他看着战友的血从鼻子里淌出来。在惊讶的同时，却不知自己的血也已流出来：“那种难受劲儿，没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也想不到的。”

会战前，冈村宁次给此战定性为奔袭战，以“快”字当头。

渡过修水后，日军弃左右两翼的中国军队于不顾，以坦克部队为前锋，沿尚未被破坏的九江到南昌的公路直下而去。

我们说过，日军的坦克，比如“94式”，犹如超级玩具，这玩意放在欧洲战场，不堪一击，但在中国士兵面前，却有很大的威慑力。中国军队的一道道阵地就是这样被撕破的。跟进的日军步兵攻占南昌外围的安义后，又佯攻一旁的奉新。就在罗卓英组织兵力争夺奉新时，穿过安义的坦克部队已在赣江大桥前等着第101师团了。

关于南昌没办法保全这件事，作战厅长刘斐在判断军情时已讲到：“依过去作战经验，敌之补充圆活、装备优越，如其坚持某一要点或某一要线时，我军至最后亦难保不失……”同时，刘斐也提了一句，“我军战力消耗至如何程度，即应决心放弃南昌？”

刘斐的意思是：对没必要决死保卫的城市，只要周边部队消耗到二分之一，即可放弃该城，转移势态。他解释道：“如部队不打到消耗二分之一，那么就不能消耗敌人；如不保存剩下的二分之一，就不能保证持久战打下去。”

情急之下，守备南昌的商震派出一个爆破组，冒着日军坦克的炮火炸毁了赣江大桥。但那个爆破组的战士，多数都为国牺牲了。

一天后，赶到的日军第101师团开始强渡赣江。

罗卓英的电话这时候也从上高打来，跟薛岳说：“南昌必将不保。”

薛岳叫来参谋处长狄醒宇（黄埔军校4期，江苏溧阳人）和副处长赵子立，叫两人拟定撤退令。

狄、赵二人互相看看，都不同意立即就撤，认为还有仗可打。

狄醒宇说：“以前担心的鄱阳湖方向并无太大敌情……”

赵子立说：“李觉第70军和夏楚中第79军还有战斗力，南昌外围布防的欧震第4军正处于应战中，卢汉第1集团军已在赶往江西的路上，在赣江以东还有吴奇伟的部队，第74军也已经赶到战场。”

总之，两人的意见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会战，匆匆撤退，有点说不过去。

薛岳想了想，说：“那你们回去吧！这个撤退计划由我自己拟定。”

关于薛岳坚持放弃南昌这件事，赵子立的分析，一是因为罗卓英是陈诚的人，当年薛落难，是罗找到陈，陈又找到蒋介石；二是因为薛岳不想叫自己的嫡系第4军守南昌：“第4军既是张发奎的嫡系，又是薛岳的嫡系，好像一个兼祧的儿子，两门子都爱如至宝，怎肯放在南昌担任风险呢？所以他要放弃南昌。”

上面是多年后赵子立的回忆，且是跟薛岳掰了（1944年长衡会战）以后的说法，难免带有“想当然”的意味。至于薛因跟罗卓英、陈诚的关系而迁就罗放弃南昌一条，不能说没一点因素，但假如以为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就有点武断了。

实际上，薛岳从一开始对南昌之战就没提起过精神。

薛岳觉得南昌跟长沙不一样。南昌在战略上有没有价值？当然有。是不是非常大呢？至少薛岳认为要画问号的。所以，当日军兵临赣江，赵子立提议将卢汉第1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拉到江西参与会战时，他摇了摇头，最后仅同意第1集团军开往南昌外围。

1939年3月27日薄暮，商震第32军一部打了半天多巷战后，南昌被日军第101师团攻陷。

南昌会战主战场虽然失败，但王陵基第30集团军跟掩护日军侧背的第6师团在武宁一线长达8天的激战还是可圈可点的，令稻叶四郎的部队损失不小。此外，第101师团攻入南昌时，第106师团在南昌外围遭俞济时第74军的猛烈反击。

会战开始后，在湖南休整的第74军奉命开赴南昌外围遏制日军兵锋。作为先头部队，第51师师长王耀武因胃出血留在吉安。军长俞济时发急电叫在桂林病休的副师长李天霞火速赶回军中，代理师长指挥此次作战。

李天霞接电后，立即由广西动身，坐火车到湖南，随后带部队乘汽车由湘入赣，在上高下车后，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南昌外围的高安布防，刚到祥符观一线，就跟迎面而来的日军第106师团一部遭遇。

冤家一定路窄，万家岭之后，两军再次交锋。

正是在这场外围战中，第51师第153旅旅长张灵甫在率军冲锋时右腿膝盖被鬼子的机枪子弹射中致残。

激战中，高安一度失守。

第74军全部到齐后，俞济时布置反攻，李天霞师仍为箭头，第57师和第58师一个在侧翼，一个打迂回，很快又重夺高安。不过，由于南昌外围局势恶化，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在整体上已呈颓势，罗卓英亦认为孤军占领高安意义不大，便下令退守上高。

南昌陷落后，蒋介石虽然没打薛岳的板子，但仍把罗卓英撤职了。最后，在陈诚劝说下，才叫罗戴罪立功，组织部队反攻南昌。

但对反攻这件事，薛岳仍热不起来。

最后，罗卓英反攻南昌的阵容是：第1、19、30集团军以及第74军。蒋介石觉得这些部队不够，叫顾祝同第3战区的第32集团军从景德镇过来，参与反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是上官云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山东商河人）。

反攻前，一个团的便衣队成功混进南昌及郊区。但外围主攻部队作战不力，以卢汉第1集团军为例，主力执行警备任务，一部参与对南昌附近的奉新县的策应攻击，但是丝毫没有进展。

蒋介石不管这些，他也没法管这些，他能做的只是下命令。

5月1日，江北第5战区的随枣会战打响当天，蒋介石电告薛岳：最晚在5月5日拿下南昌！

守备南昌的日军部队，除第101师团外，还有后期抵达的海军陆战队一部（由于华中战场一边是洞庭湖，一边是鄱阳湖，故而每次会战都能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身影。派海军出入两大湖作策应，是日军惯用的战术）。第101师团长斋藤弥平太把守备任务转交给陆战队后，亲自率队出击，跟城外的第106师团两面夹击反攻南昌的中国军队。

上官云相的部队此时已前进到南昌外围阵地莲塘，发现在日军的火力下没法再进一步了。作为上官集团军主力的第29军军长陈安宝（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浙江黄岩人）又不敢下令撤退。犹豫间，第101师团已发动反击。

战斗中，第29军军部被日军炮弹击中，瞬间大乱。溃退时，军长陈安宝中了乱枪。开始时，还有四个卫士保护他，后来两个卫士被日军击杀，剩下那两个犯了愁，因为军长很胖，根本架不动他，所以没走几步，就被日军一个分队追上。两个卫兵扔下陈安宝，自己逃命去了。陈军长则倒在一片稻田里，看着几名鬼子冲上来……

几天后，中国士兵在稻田里找到陈安宝已经失去头颅的尸体。

打这一仗，很多部队没尽全力，一个原因就是部队长对能否攻下南昌持怀疑态度。比如陈安宝的部下，曾激战淞沪的第26师师长刘雨卿，他指挥的部队，走走停停；另一个部下，第79师师长段朗如（黄埔军校2期，湖北英山人）也是如此，因擅改进攻计划而被枪决。

事情是这样的。

按作战计划，经莲塘攻击南昌，正面部队放上陈安宝第29军，以军所辖段朗如第79师为主力，刘雨卿第26师策应。最初，莲塘由日军一个联队守备。段朗如带部队压上后，想一鼓作气发起攻势，但因故没被上官云相批准。当上官下令进攻时，莲塘日军已增至一个旅团。接下来，段和上官发生了如下对话。

段：“敌人已增加到一个旅团，我军没有完成任务的可能。”

上官：“段师长！你说什么？完不成任务，就让你负责！”

段朗如扔了电话，召开团长会议，问大家怎样才能既完成任务又保住部队。大家面面相觑。最后，一个团长出主意：组成一个突击队，从间隙中穿过莲塘阵地，混进南昌放把火，回报上级就说第79师已攻到南昌。段朗如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就把突击队长的担子压在一个团附身上，并告诉他一旦摸到南昌城下，就给上官云相发电报。

没想到，团附在临出发时溜了。

此人失踪后，段朗如犯傻了。在团附失踪后，段朗如的手下认为事情不妙，叫段赶快下令，发起对莲塘的进攻，但段依旧迟迟按兵不动。

团附这时跑到第29军军部，把段朗如的事告诉了陈安宝，上官云相随之得报。后者正因进攻不力而犯愁，觉得没法向顾祝同交待，于是立马派人抓了段朗如。

一声枪响。

这时候，薛岳正在寻思怎么终止这次作战。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虽跟薛岳不合，但这一次也站在薛岳这边。

薛岳在给陈诚的电报中，则这样说：

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四月漾日（23日）开始，已十一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五月五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

陈诚把电报转呈蒋介石，后者也没办法，只能就此打住。

前期会战失败，现在反攻又不成。重庆黄山官邸小阁楼里的蒋介石望着滔滔江水，觉得要在战场上做成一件事真是难。

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既没总结，也没进行检讨。对薛岳来说，他想赶快翻过这一页。

在第9战区，仔细琢磨这次会战的，似乎只有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

在赵子立看来，日军强渡修水时，背后是安全的，从九江到德安，从德安到修水北岸，补给线完全控制在其手里；当渡赣江，逼近南昌时，其背后的情形完全变化了，除补给线拉长外，身后和侧背都是中国军队（李觉第70军和夏楚中第79军虽撤下来了，但并没丧失战斗力）。在上面这种背景下，只要大家努一把劲儿，对孤军深入的日军形成包围并非不可能。而且，日军强渡修水时，动用了大量炮兵，但渡赣江时，炮兵已减弱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他认为，无论薛岳，还是罗卓英，当看到日军强渡修水，连克多座县城而逼近南昌时，只有南昌失陷在即这样一个判断，而没看到整个事态的进展是对中国军队有利的。在误判下，中国军队没能对深入且数量并不庞大的日军形成层层抗击和反包围。他举了武汉会战之万家岭战役的例子。当时，各路大军奔向万家岭围歼第106师团，当日本人的援军经星子县前往万家岭搭救伙伴时，却被王敬久的部队长时间层层阻击于星德公路（星子到德安）。

赵子立觉得，只要中国军队形成了包围态势，当时日军未必会侵占南昌。他坚持一个观点：日军打南昌和后来打长沙的作战目的相同，意在捕捉第9战区野战部队的主力，而非一定要占领这座城市。但是，赵在这一点上的判断基本上是错的，打南昌和打长沙的背景不一样。正如前面所说的，打南昌是武汉会战的一步，对日军高层来说是既定的，是要决意长期占领的，通过占领南昌锁定中南战场格局；打长沙则别有不同，那时候南昌已经陷落，中南战场格局基本已定，这种背景下的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高层的目的已不再是长期占领城池（尽管冈村宁次对此持反对意见），而是打击第9战区的野战力量。

不管怎么说，反攻南昌的结局很令人沮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警告了日军：中国军队仍有力量随时发起反攻。

反攻南昌时，外围的俞济时第74军在再打高安之战中表现出色，李天霞代理师长的第51师，第三次攻陷高安，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最后将之驱逐出城，成为唯一受蒋介石首肯的部队。

南昌会战后的1939年6月，俞济时出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机械化部队第5军军长。

出生于山东泰安上王庄，并在天津卷过烟、在上海卖过饼干的王耀武，终于独掌第74军了。

王耀武是黄埔3期的。从培养高级将领角度看，3期（高级将领有王耀武、李天霞、方先觉，以及在大陆不出名但后在台湾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刘安祺等人）的国军名将似乎在整体上不如1期和4期。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3期出身的众多青年将校，有很多都战死在抗战第一年了，牺牲率在黄埔前六期中最高，仅南京一战，殉国的就有韩宪元、刘国用、易安华、朱赤、高致嵩五将校。

王耀武1924年底入黄埔军校3期，转年东征陈炯明，因作战机敏沉着，受到上峰称赞。1926年初，王毕业后进入第1军第1师做排长，该师师长正是兼着黄埔总教官的何应钦。王会打仗，又会打理人事关系，很快就被何注意，提拔他为连长。没多久，又被提拔为营长。王早期的晋升虽跟个人能力分不开，但要没有何应钦的欣赏与助力，也就不会那么快。

在抗战时代，中央军将领里，如果没有陈诚“土木系”的色彩，也不是汤恩伯、胡宗南山头上的，那么何应钦就乐于将之看成“自己人”，加上跟王耀武又有上面的渊源，所以何应钦每每力顶王耀武。

现在，王耀武做了军长，但也遇到了麻烦事。

王耀武手下有三个部队长：第51师师长李天霞、第57师师长施中诚、第58师师长冯圣法（以副军长兼）。

冯圣法虽然做了副军长，但心里仍有不平，因为他是黄埔1期毕业的，而王耀武是3期。他联系俞济时，想叫俞把自己和第58师一起调走，去俞做军长的第5军。王耀武知道这事后，当然不干，你冯圣法想走，没问题，但要带着第58师走，那不成。问题是，这时俞济时也想把第58师调到第5军。以王耀武之精明圆滑，当然不会直接跟俞发生冲突，便称胃病未愈闭门不出。

这个节骨眼上，第5军那边也出了问题。

参加完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1938年初，杜聿明的装甲兵团改编为机械化的第200师。后来，这个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持重谨慎的徐庭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无为人）出任军长，杜任副军长（当年1933年长城抗战时，杜就已经在徐手下）。进入1939年，新编第11军改番号为第5军，成为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军。

没多久，徐庭瑶升任第38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当然看重这个机械化军，有意把关麟征调来出任军长。在蒋眼里，关比副军长杜聿明更有魄力。没想到，关推荐老部下张耀明做军长。蒋介石当即回绝。让副军长杜聿明转正呢，此时的蒋介石又不放心。于是，军长仍叫徐庭瑶兼着，杜只以副军长的身份代理该职。

俞济时过来后，想把冯圣法第58师拉到第5军，这样一来就遭到徐庭瑶反对，向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念叨此事，白遂向蒋介石报告，说俞的做法破坏了机械化军的建制。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但蒋这个人就怕别人说自己袒护亲戚，或者说给亲戚加官进爵之类的，故而数落了俞一通，把他转调第3战区第86军做军长。过了一阵儿，再议第5军军长一事，杜聿明才转正。王耀武那边呢，冯圣法坚持离开，到第86军做了副军长，但第58师没能带走。

这时候，上边派陈式正（黄埔军校1期，浙江奉化人）做第58师师长，弥补冯圣法离开后的空白。

俞济时虽离开了第74军，但一直关注着军队的状况。俞济时一度想把第58师调到自己手下，仅仅是觉得老部队用着顺手，而绝非对新军长王耀武有什么意见。恰恰相反，王被提拔跟俞分不开，而且俞、王私交也非常好。见黄埔1期的大哥陈式正到了第74军，俞济时为维护黄埔3期小弟王耀武的权威，就疏通“有关部门”，把陈调到浙江担任副军长去了。

王耀武当然非常感谢俞济时，后者亦写信解释冯圣法一事。

这样一来，黄埔4期的第58师的旅长廖龄奇出任师长。王耀武随即把第51师的旅长张灵甫调到第58师做副师长。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这话怎么说？李天霞做了第51师师长，而张向来看不上李，但李同样是自己人。怎么办？调张去第58师给廖龄奇当副手，这样既可把张、李分开，还能制约一下桀骜的廖。

王耀武又借力提拔了施中诚（保定军校出身，没有黄埔色彩），叫他做第57师师长的同时兼副军长。没多久，施中诚调出，余程万（黄埔军校1期，广东台山人）补位。

这就是第74军干部的任用情况。

南昌会战后，江西战场陷入沉寂，第9战区也暂时无事。江北的第5战区，则又战云密布了。

武汉会战后，李宗仁的战区司令长官部先迁枣阳，再迁樊城，部队大多撤到平汉线以西的湖北西部、北部以及河南南部，以大洪山、桐柏山为转轴，跟日军对峙于随县、枣阳、襄樊（襄阳在汉水西岸，樊城在汉水东岸）一线，平汉线以东，就剩下在大别山打游击的廖磊第21集团军了。

战区的任务极为重要：屏护重庆，巩固鄂北。

在这里说一下，南昌反攻战的同时，其他战区的部队也在出击，这就是蒋介石说的“四月攻势”。如果说战南昌是这个攻势的一部分，那么5月初爆发的随枣会战则是这个攻势的延续：日军被打后的报复。

其实，“四月攻势”前，武汉周边的日军就开始调动，没想到被李宗仁先打了一拳。所以，进入5月后，冈村宁次集结了第3、13、16师团等部队，开始发起对随县、枣阳等重要据点的攻击。

按李宗仁回忆，随枣会战开始前，第5战区潜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何益之就把情报传向了樊城。

蒋介石侍从室负责军事情报的唐纵（黄埔军校6期，湖南酃县人）在日记中证实李宗仁在南京确实有一内线。1940年重庆与日本人的秘密谈判，被该内线探知，随后发密电给李宗仁。过程中，密电又被重庆截获：“所事言之纂详。委座特电李司令长官辟谣，并请其撤回给谍报员。”

但按李宗仁的说法，就连抗战前一直跟桂系打交道的日军大佐和知鹰二已被他发展成卧底：

……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电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的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接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第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我们以前提过和知鹰二，此人以做桂蒋分离活动著称（武汉会战后，亦在河南信阳设立秘密机关，妄图拉拢李宗仁，但了无成效），但要说最后成了李宗仁的卧底，并以高级军官的身份从日军最高司令部眼皮子底下给李提供绝密军事情报，这事听上去还是有点悬。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李跟一直搞桂蒋分离活动的和知鹰二熟悉，抗战爆发后多多少少会引人非议，为卸掉这种指责，李称和知鹰二为反战人士，又被自己发展为内线。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暂且不去管谍报员的事，只说随枣会战前，李宗仁确实进行了相应布置，以致在面对冈村宁次以“两翼包抄、中央突破”的战术发起攻势时，不是很被动。

日军负责中央突破的是藤田进第3师团，他们沿襄花公路攻击；荻洲立兵第13师团位于右翼，向襄花公路北侧迂回；藤江惠辅第16师团位于左翼，向汉水东岸进击。

开战之初，李宗仁叫汤恩伯率部出桐柏山，切断襄花公路，合击随枣地区的敌人，但汤不听，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

李宗仁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担心的？”

汤恩伯也不解释，拂袖而去，这是李宗仁的回忆。

李宗仁回忆中的汤恩伯完全是个混不吝的形象，但在白崇禧的回忆中，汤则战术不凡。

战场正面在随县，藤田进第3师团集中兵力，以锥形攻势向桂军第84军张光玮（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永福人）第174师阵地攻击。张部依托地形，与鬼子死拼，战斗极为激烈。在短短一公里的纵深，第174师组织了四道阵地，坚持了一个多星期，用友军第189师师长凌压西的说法：“战况之烈，牺牲之大，极为罕见。”

与此同时，塔儿湾一线终日枪炮声不息。

镇守该线阵地的是钟毅（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扶绥人）第173师的一个旅。

大战前，旅长梁津（黄埔军校4期，广西靖西人）命令士兵在丘陵上伪造工事，再在工事前一定距离处挖散兵壕，并于壕中斜挖避弹坑，并在每个伪造工事的两翼修建机枪掩体。

战斗开始后，藤田进指挥第3师团以每天6000发炮弹之量轰击阵地，但多打中伪造工事。随后，冲锋时，失去警惕的鬼子放弃疏散阵形，而使用了密集阵形。梁津集中所有机枪火力，完全把日军压制在阵前，后者伤亡惨重。日军攻右翼不成，转攻中央阵地，受挫后再攻左翼，枪声终日不停。

无计可施的藤田进下令动用瓦斯，中国守军阵地渐失。

第84军抗击起来激烈，溃退起来同样令人惊讶。凌压西回忆，随县一失，“致使全军凌乱奔跑，一泄几百里，停脚点竟超过战区指挥部后方甚远”。

随县之后，枣阳亦失，李宗仁命汤恩伯、孙连仲两集团军南下截击向北迂回的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一度使其不能自如。不过，藤江惠辅第16师团在左翼的包抄给中国军队造成大麻烦，李宗仁司令长官部被迫由樊城向鄂西北的老河口转移。

后来，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枣阳失而复得，日军退守随县。

随枣会战在正面战场上具有特殊性，它确定了一个会战模式：从1939年春开始，非特殊情况下，日军发起一次会战，时间上通常在半个月（不包括反转回程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粮秣弹药的补给就会出现问题。会战结束后，日军往往撤回原驻地，两军随之恢复以前的对峙。

首战长沙

随枣会战期间的1939年5月，日苏在诺门坎再次爆发冲突。从5月打到9月，战斗激烈程度和规模是一年前的“张鼓峰事件”不能比的。

事情是这样的。

伪满洲国跟蒙古的边境有一段大致以哈拉哈河为界，但有争议。

5月4日，蒙军进入东岸放牧，被伪满士兵驱回西岸。前者发起反击，攻下后者的哨所。得报后，驻海拉尔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来自熊本）立即派出一个先遣队赶往出事地点，接着对蒙军守备地点发起进攻，将之打回西岸。

事情当然没完。

伪满洲国背后是日本，蒙古背后则是苏联。根据两国协定，苏军立即出动。

关东军也不示弱。此时，位于关东军作战指挥中心的，是两个“小人物”：一个是作战课作战班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战争期间，先后两次出任位于指挥中枢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一个是爱制造祸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

他们先是叫小松原道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神奈川县人）独自率领第23师团增兵诺门坎。后来发现不行，又派第7师团一部增援。战事越发激烈后，紧急调第13师团长荻洲立兵为关东军第6军司令官，统一指挥诺门坎日军各兵种作战。

但依旧不管用。

从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谋划的作战方案看，显然低估了苏军的战力。

以朱可夫为最高指挥官的苏联红军，在自开战后，往诺门坎地区运送了18000吨炮弹、7000吨燃料，集结的坦克和装甲车达到844辆，作战飞机515架，大炮542门。打到半程后，日本人看着手里那点可怜的坦克、飞机和大炮，开始傻眼了。

这种情况下，东京军部计划调山海关内的第5、14两师团增援，而位于关东军战斗序列的第2师团和第4师团已赶往火线。但最后时刻，增兵再打这件事被大本营制止，进而向苏联请和。

日本先低头。

这一战结束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第6军司令官荻洲立兵、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等全部被拿下，勒令退出现役。但是，策划作战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却没什么事，只是被调走而已。

“对这两个人的处分仅此而已。责任均由指挥官和幕僚长担任，与参谋无关——这就是陆军的原则。”[3]结果是，日美太平洋开战前，服部卓四郎被提升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辻政信又跑到服部身边做参谋，两人与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组成所谓“开战三人帮”，在参谋室里策动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幕。

一年前“张鼓峰事件”爆发时，蒋介石还寄希望于日苏大打。这一次激战诺门坎，他同样寄予希望，只是最后他同样失望了。

不过，就在诺门坎之战的尾声，欧洲局势骤变！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随后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

这并非全部的变数所在。

往前推一周，诺门坎大战最激烈时，希特勒跟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人顿时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德意日三国同盟是一年后的1940年秋签订的，但在三年前的1936年，日德还签订过一个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定里，有这样一条：“缔约国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与苏联订立违背此协定的条约。”现在，德国人没跟日本人打招呼，就擅自跟苏联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等于说把东京给骗了。可面对强大的德国，处处以德国为师的日本，又没资本发作，只能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咬嘴唇、甩辫子。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终于撑不住了，最后以“欧洲正在发生一系列怪事”为由拍屁股走人。

欧战的爆发和《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署着实让东京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按东京军部判断，至少三年后即1942年欧洲才有可能打起来。正是出于上述判断，1939年春，东京的陆军中央还弄了个截至1942年的作战规划。规划的基础是：在1942年，怎么打赢跟中国、苏联同时进行的战争。没想到一切来得如此之快。

1939年的夏末秋初，东京很热，人人都在谈欧战，这个民族处于一种奇异的状态：大战开始了，日本怎么办？这是一种集兴奋、贪婪、茫然于一体的状态。

无论如何，1939年的世界是个开始加速疯狂的世界。

在那样一个时代，西面是魔兽一般强力的纳粹德国，东面是攻击成性的军国日本，人类世界何去何从？

美国人还在沉睡，苏联人暂时还不想掺合进去，英国和法国在吃到德国人的苦果后，想奋起反抗时才发现：经过二十一年忍辱备战的德国，在希特勒的掌控下，已武装到牙齿！

只说接替平沼上台的新首相：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策划者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的岳父阿部信行。

阿部在朋友圈被认为是个平庸到极点的人物。

不过，阿部一上任，却做了这样的表态：“欧洲开打，帝国无意插一腿，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仍是解决‘中国事变’。”

这话一出来，海军很乐意，说：“对呀对呀，说得太好啦！谁说阿部大将平庸啦？阿部是陆军中少数几个明白人好吗！”

海军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对日本跟德国结盟啥的不感冒。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认为结盟德国，必然得罪英国和美国，他仍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大的敌人。海军中央的佐级军官则直接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准备东南亚作战，把英国、美国、荷兰横扫出去，他觉得，必须控制西太平洋并占有那里丰富的资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橡胶。

阿部内阁的新任陆军大臣是刚从中国战场回来的畑俊六。

畑俊六也不赞成结盟德国，认为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有苏联、美国支持，现在欧洲大战爆发，大家注意力转移了，日本也就有了迫降中国进而了结战争的机会。

畑这个观点被阿部认可。

就这样，1939年9月上旬，东京的新内阁组成没几天便撤销了原来的华中派遣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用来统一指挥侵华战争。第一任司令官是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是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下辖华北方面军（驻太原之第1军、驻济南之第12军、驻张家口之驻蒙军）、驻武汉之第11军、驻上海之第13军、驻广州之第21军。

中国派遣军虽是个总军，但实际上主要指挥华中的日军。换句话说，华北方面军和华南第21军具有比较大的独立性，比如这两支军队的兵站交通事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就无权过问，而直接由东京的陆军中央指挥。

为应对国际局势尤其是继续加强对苏联的备战（按很多人的说法，经诺门坎一战，日本放弃了北进政策。实际上，1940年初夏，德军降服法国后，军部要人田中新一仍起草了5个月内结束东南亚战事，随后北攻苏联至贝加尔湖的作战计划），东京把一些老牌师团调回国休整，随后将一些新建师团投到中国。以第11军为例，金泽第9师团调回去了，京都第16师团也调回去了，在保留第3、6、13等主力师团的基础上，组建并调来第33、34、39、40师团等部队。

在这里，交待一下第16师团和第9师团的后史。

作为侵华战争前期的主力，这两个师团全员参加了南京战和大屠杀以及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的重要战役。

第16师团被调回国后不久，在陆军中央失势的石原莞尔出任了师团长。不过，没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就又走人了。珍珠港事变后，第16师团编入本间雅晴第14军，担负进攻菲律宾的任务，后一直屯驻该国。战争末期，爆发日美最大的会战莱特湾海战，此时京都师团的驻地正是莱特岛，后几乎全军覆灭，可谓恶魔部队最适当的结局了。需要提到的是，京都师团被调回国时，其前任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的狂人中岛今朝吾被编入预备役。该师团被歼于莱特岛后不久，中岛因尿毒症和肝硬化病死，躲过来华受审以及必定和谷寿夫一起被处以极刑的命运。

相比之下，金泽第9师团躲过了一劫。

回国后的第9师团，休整了将近一年，1940年夏被编入关东军，跟第2师团作为当家部队，一起警备苏联。一待就是四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六大主力中的第2、5、6、18师团陆续被投入太平洋战场，第13师团仍在华中作战，第9师团则照旧蜷缩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直到1944年，日本已穷途末路，他们才奉命去塞班岛布防，可还没到呢，该岛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于是转赴冲绳，归军司令官牛岛满指挥。

冲绳血战前，东京担心美军率先在台湾登陆，于是在1944年底又把第9师团调到台湾。没成想，美军用蛙跳战术，绕过台湾，直打冲绳，使得第9师团在台湾平平安安地等到了战争结束。第9师团在南京战时的师团长吉住良辅，作为大屠杀的凶犯之一，跟中岛今朝吾一样在战争期间被编入预备役，战后意外躲过国民政府的追拿，在逍遥法外中活到1963年。

言归正传。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侵华格局（汪精卫出逃），东京对国民政府的策略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怎么才能进行所谓“政治诱降”呢？这就需要军事高压。从这个角度讲，主要战区的会战并没有减少。

中国派遣军刚一成立，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把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招至南京，决意发动一次新的攻势。

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最醒目的城市自然是长沙。

板垣虽刚因诺门坎之战的失利被从陆军大臣的位子上踢下来，但并没影响这个“九一八”事变发动者在日本军中的名号。在很多人眼里，无论石原莞尔，还是东条英机，都是他板垣的小兄弟。按板垣的想法，此战目的不是占领长沙，而是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皱眉：“如不占领长沙，战略收获将极为有限。”

板垣解释：“如占领长沙，我们就要建立从岳阳到长沙的兵站补给线，但我手里没有富余的兵力来维护这条补给线。”

冈村在点头中质疑：“补给线确实是个问题，但不能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就放弃长沙。面对问题，要积极寻找办法解决。”

不过，冈村也没说出如何寻找办法，故而最后仍按板垣的计划行事。

此时的长沙，经1938年深秋的大火，市面上仍断壁残垣，萧瑟依旧。一年前的11月13日凌晨，由于电报中差了个“墙”字，长沙的中国守军误以为日军前锋逼近城外三公里的新河。为施行既定的“焦土抗战”策略，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放火。但点着后才知道，日军前锋抵达的，是很远的新墙河。火，却扑不灭了。

大火后，社会鼎沸，媒体质询，要求严惩张治中。蒋介石不可能枪毙张，只是把张撤职查办。但不枪毙几个人又没法向国民交待，于是长沙警备司令等三人被处以死刑。

长沙大火对这座城市来说，只是苦难的开始。

八年抗战中，对大城市来说，除南京劫难、重庆轰炸外，没有比长沙的毁灭更惨烈的了。中日在长沙的四次会战，让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散发出硝烟的味道。

1939年9月13日，冈村宁次率第11军战斗司令所离开武汉，悄悄进驻南面的咸宁。

为麻痹中国军队，冈村叫往前方运输弹药的汽车在回来时照样遮上帆布。但这并没有迷糊掉岳麓山下的薛岳。当发现鄂南、湘北和赣北的日军稍有调动迹象，他就知道离战斗已经不远了，鬼子早晚是要打长沙的。

南昌会战后，薛岳一直在做准备，画出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中日两军对峙的新墙河，第二道是汨罗江，第三道是长沙外围的捞刀河，并制订了把日军诱至湘江东岸和捞刀河之间的三角地带进行反包围决战的方案：“后退一定距离（如至长沙附近）再决战，则决战的时间、决战的地点、决战时的兵力对比，皆可由我决定，故我主动而敌被动，我优势而敌劣势。能做到这两个的就好些，做不到就糟些。”

9月23日，在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日军发动第一次侵犯长沙之役。

中路是第6师团和第13师团奈良晃支队，左路是新编成的第33师团，右路是第3师团上村干男支队。此外，江西境内的第106师团，担负在分战场牵制中国军队的任务。

第6师团长仍是武汉会战期间的稻叶四郎。第13师团长则由田中静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兵库县人）接替去诺门坎“救火”的荻洲立兵。田中此前是日本国内的宪兵总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出任驻菲律宾的军司令官，接替老同学本间雅晴，再后来晋升为大将，做了陆军大学校长和军事参议官。日本投降前夜，他作为东部军管区司令官，镇压了拒绝停战、起兵叛乱的分子。不过没几天他就自杀了。

日军开始行动后，第106师团率先对南昌外围的高安发动牵制战。

第106师团换了师团长，垂垂老矣的松浦淳六郎终于回国钓鱼、种地、写回忆录去了。新任师团长是个叫中井良太郎的无名之辈，上任师团长前不知在哪儿蹲着。不过这小子打仗还是有一套的。在他的指挥下，第106师团的一万来人，竟然在罗卓英、卢汉、王陵基三个集团军中左突右冲，黄鼠狼般穿梭于高安、修水、武宁等地，在战术上确实起到了牵制作用。薛岳派王耀武第74军去围猎。第106师团在第74军的封堵下，虽然挨了一记重拳，但仍跳出了包围圈。

按计划，打完这次会战，第106师团跟第101师团将调回国，士兵全部复员。但在回国的路上，东京一道命令，叫第106师团留下，立即开赴华南参加汕头之战。战役结束后的转年3月，师团就地解散，士兵被塞到其他部队，番号也被取消。这个师团就以这样的方式人间蒸发了。

主战场上的第33师团从鄂南通城向东进行迂回，意在跟中路日军合击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军队。薛岳早有洞察，派杨森第27集团军拦截。初次实战的该部日军手有点生，因行动缓慢一度被友军讥笑（该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参加缅甸仁安羌之战和印度英帕尔之战）。就在这时候，鄂南、赣北的日军都动了，第3师团上村支队随即由舰船载着从洞庭湖登陆，袭击了营田要塞。

作为中路主力，集结在岳阳的稻叶第6师团和田中第13师团奈良支队，开始强渡新墙河，进而沿岳阳到长沙的大道和粤汉铁路南犯，第一次长沙会战全面打响。

扼守第一道防线新墙河的，是关麟征的部队。

关麟征已升任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薛岳一直担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除起家部队张耀明第52军外，还指挥着陈沛第37军、夏楚中第79军。关把张、夏两军放在新墙河南岸既设阵地的左右两翼，陈部少量部队放在洞庭湖跟湘江的交汇处营田要塞，主力作为总预备队陈于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

虽然薛岳的战略是诱敌深入，但实际上第一次长沙会战从一开打就极为激烈。

张耀明第52军第2师第3营在斗篷山死守阵地，在与第6师团的搏杀中，几乎全部战死。营长胡春华因战斗之初受重伤被抬下火线而保存性命。在同样激烈的雷公山之战中，第52军第195师第3营，在史恩华少校率领下，对阵第13师团奈良支队。师长覃异之（黄埔军校2期，广西都安人）给史恩华去电话，告诉他可相机撤退。

覃异之说：“我军此番诱敌深入，你部已完成任务，可迅速回撤。”

史恩华答：“诱敌深入诚然为战略，但关键在于层层消耗敌寇，如不能消耗敌寇，则无法给其最终一击。故恩华决意死守，给其以最大消耗！”

打到最后，史恩华残部还剩下不到百人，他叫部下把剩余手榴弹的保险盖都打开，在日军攻上来时，下令全部扔出去。

说到投掷手榴弹，第20集团军总司令的霍揆彰曾谈到很多士兵忘记拉弦这件事。因为在打下某个日军扼守的阵地后，总会发现阵地上中国士兵扔的手榴弹还完好无损地趴在那里，究其原因：“均由于士兵未能练习投掷，致临事张皇，或则护盖亦未拴去，或则拴去护盖而不及拉引琴线，致予敌以还掷之机会者甚多……”

但在雷公山，史恩华的部下没有浪费一颗手榴弹。

乱世崩飞中，史恩华大吼：“刺刀！上刺刀！”

史营长拎起一支步枪，翻身跃出壕沟。这样的镜头在那个年代太常见了，所以当你觉得似曾相识时——哦，紫金山上的罗雨丰营长也是如此啊。告诉你：就是这样。正是这重重叠叠的相同场面构成了一道铁打的脊梁。鬼子可以踏过去，但那脊梁却弯不了。

史部血战五天，全营战死，少校时年29岁。

守营田的是陈沛第37军的一个师：罗奇（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95师。从洞庭湖乘舰艇而来的上村支队登陆后，营田一线陷入激战，第95师第570团营长苗振华同样率部死守不退，最后全营为国捐躯。

胡春华、史恩华、苗振华，这三位30岁上下的营长是当时抗战军人之缩影。

新墙河南岸告急后，陈沛奉命带一部人马由营田方向驰援关麟征主力。与此同时，薛岳命驻长沙附近的李觉第70军派出有力一部（唐伯寅第19师）去支援营田的罗奇。关麟征部虽有陈沛支援，但杀过来的稻叶第6师团和第13师团奈良支队战力太过强悍，加上第3师团上村支队已经冲破营田防线，关部主力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这种迂回包围是那个时代的国军将领最怕的，连拼命三郎关麟征也是如此。

好在此时由通城南犯的第33师团进展缓慢，没能从另一翼侧击，所以关麟征部在接下来的后撤还是比较从容的。

中路日军渡过新墙河后，9月26日过汨罗江，三天后出逼近长沙以北的捞刀河。

就在这时候，两个同样脾气大的人顶起牛来。按薛岳的部署，要在长沙以南浏阳河谷与日军决战，计划遭关麟征反对。关的意思是：“同样是诱敌深入，诱至长沙以南跟诱至长沙以北区别不太大，但在舆论上却极不同，诱敌到长沙以南，有放弃长沙之嫌，是会被报纸骂的。”

薛岳断然否决，说：“我自不会放弃长沙！”

关麟征二话不说，直接跟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陈述己见。

关麟征的脾气前面说过。再举个例子，当年“西安事变”爆发，关和自己黄埔1期的同学胡宗南都驻军西北（一个在宁夏，一个在甘肃）。胡宗南持重，恐伤及蒋介石，力主等南京的消息，最好和平解决，认为这是上策，下策是以胡、关两军为主力，立即兵发西安。

胡宗南对关麟征说：“校长处于危险中，雨东（关麟征的字），雨东！何去何从？！”

听到胡宗南的话，时任第25师师长的关麟征勃然大怒，说：“吾兄糊涂！校长乃全体同学之校长，非兄一人之校长。弟爱校长，急于拯救校长脱险，并不亚于吾兄！且吾兄之下策，即弟之上策也。”

随后关麟征发电报给驻在汉中的第51师师长王耀武，要他跟自己一起进军西安，营救蒋介石。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听了胡、关的事，对二人的表现都很满意。

可以说，除蒋介石外，关麟征没惧怕的人，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这样的角色。

关麟征发电给蒋介石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正在说服蒋介石放弃长沙，退守衡阳，不过又没具体的跟进措施。侍从室负责军情的唐纵回忆，白的计划叫军令部皱眉；陈诚回忆则是，因参谋总部的高参们都支持白的意见，所以蒋介石“勉从其议”。

蒋介石叫白崇禧和陈诚一起入湘协助薛岳“处理军机”。

白、陈二人直飞桂林，又从那里乘专列驰至湖南株洲以南的渌口，薛岳已把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到这里。

会面后，薛岳力陈：“军人守土有责，且日军攻湘，未见重兵，何言轻撤？我当一方面固守长沙，一方面诱敌于浏阳河谷，与之决战。”

白崇禧说：“长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保全实力为急务。”

薛岳道：“空间换时间，自是我方战略，但亦当与敌接战，对其层层消耗，若不能消耗敌兵，空谈空间换时间，则是自欺欺人！现若轻弃长沙，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衣了！”

白崇禧一时不知怎么反驳，只说放弃长沙是蒋介石点头的。

陈诚有点矛盾，蒋介石叫他和白崇禧过来，本是想说服薛岳退出长沙。可实际上呢，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又觉得在长沙可以一战，尤其看到薛岳固执己见后，更不忍泼冷水。

陈诚自言自语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薛岳说：“士气未挫，可以一战，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均英勇任战。”

白崇禧见事已至此，就没再坚持。从此，白、薛二人更是相互冷眼。陈诚安慰了一下白崇禧，对薛岳说：“你可筹划反攻。其余事，由我去对委员长说。”

经斟酌，蒋介石还是批准了薛岳的计划。

蒋介石对陈诚说：“你必须把我的话传达清楚，我从没讲过大军全部南撤，我叫薛岳撤出长沙，是叫他向两翼转进，随时保持对敌寇的侧击势态。”

就在这时候，关麟征的电报到了，蒋觉得关说的也不错。最后的结果是，蒋从了薛，薛从了关。

对不憷自己的人，薛岳倒也另眼看待，随后把自己的嫡系欧震第4军交由关麟征指挥。彭位仁第73军、李觉第70军也划到关部。就这样，关麟征指挥6个军在长沙以北捞刀河摆出跟日军决战的姿态。

此时战局如下。

在福临铺（长沙县东北），径直南犯的日军第6师团遭第52军覃异之第195师侧击，伤亡数百人。9月30日，强渡捞刀河时，又遭到陈沛第60师和覃异之第195师的前后夹击。向东迂回转进的第13师团奈良支队，在跟第33师团碰面于平江以东地区后，陷入夏楚中第79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的合围。而沿粤汉铁路向长沙突进的第3师团上村支队，遭彭位仁第73军连续不断的侧击。

还没等决战，日军势头就有渐颓之势了。

10月1日，冈村宁次命令各部日军迅速反转北撤。薛岳立即命令战区与敌接触的各部队全部跟进。

只说欧震第4军的一个炮兵营在营长沈德全带领下，在一个雷鸣电闪、大雨如注的黄昏，全营士兵“落汤鸡”似的到达汨罗江以东的长乐街。

入夜后，在半明半暗的马灯下，沈营长召开作战会议。

转天拂晓，全营人马抵达汉粤铁路旁的桃林地带。当晚，部队野营，对火炮进行最后的检查，擦炮膛，校正仪表，上润滑油，擦拭炮弹，查看引信包。

后方的人们正在温馨甜蜜的睡梦中，又有谁曾想到在百里、千里之外，有人在战斗，在厮杀，在流血……

这个营担负的任务是给第一线的主攻团提供炮火支援。

天明后，战斗开始，主攻团在攻击中受挫，该营两个连的炮兵立即从待命攻击线跑步投入战斗。全营18门迫击炮进行群射（炮弹落点呈梅花形）和纵深射（呈直线形），一时间敌人的火力被压制。

步炮配合，说的是当步兵发起冲锋时，炮兵必须延伸射程。

炮兵延伸射程也就是步兵发起冲锋的信号。第4军的战士提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第9战区各部的追击军号声中戛然而止。

日军一路退回新墙河北岸的岳阳，这是抗战开始后，他们第一次没有占领城市而撤回会战前屯驻的地界。

日本人说，他们此战的目的在于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从结果上看，冈村没有达到目的。冈村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是：“（这次会战）谈不上中国军队获胜，因为当时没有攻占长沙的想法。”冈村大致没撒谎，但问题是，他也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部队。从这个角度说，日军更是难言胜利。

会战期间，为预防日军进攻湘西，蒋介石叫陈诚组建第6战区，屏护重庆。

现在，一切无恙，蒋介石还是很高兴的。他再次飞到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会上，薛岳这个司令长官正式去掉了“代理”二字，实际上在日军撤退的当日，1939年10月2日，任命就下来了。战区参谋长，也由吴逸志接替施北衡。关麟征亦受嘉奖，正式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

两个月前，胡宗南刚以黄埔学生第一人身份出任集团军总司令，关则成为第二人。这一年，关麟征只有34岁。

此战后，关麟征率部到广西休整，后进驻昆明，开始了长期的驻滇生涯，一直到抗战胜利，此后五年中的大战，就再也没机会参加了。在云南，“土木系”第54军归关指挥，在何应钦调出军长黄维后，关有意叫老下级张耀明继任军长，但遭该军军官反对。后陈诚飞赴昆明，向来不睦的关、陈为此大吵。再后来，关接替蒋介石，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1949年“国民政府”撤向台湾，关归隐香港而不愿去台，跟陈诚主政那里有直接原因吧。

前面说了，冈村宁次不承认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

冈村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占领长沙，这执行的是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那他自己的想法呢？在他看来，对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城市，如仅仅是攻而不取，不加以长期确保，那么即使日军作战胜利了，在战略上也是中国军队占便宜，因为宣传机构会借机鼓舞士气。

他提到一点，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并不进行大规模反攻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果拿不出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最后只能是掉到陷阱里。他对总军“以占领区治安肃正为第一要务”这件事提出质疑。后来，在回忆中他提到，当时如想尽快迫降重庆，除“穷追猛打”外别无良策。

第二章 昆仑关（1939年11月～1940年2月）

广岛师团又来了

日军在1938年秋攻占广州，意图掐断从东南亚经香港至广州再到内地的运输线。

这个运输线掐断后，在西南，就只剩下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了。占领广州后，东京发现战略物资还是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参谋们拿放大境一看：“哦？经越南到广西的这个通道还通着。”

越南当时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这个国际运输线实际上有两条：除直接由越南港口城市海防到中国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路权属法国）外，还有一条比较隐秘的线路。这一条先是越南境内的铁路，由越南河内到同登；然后是公路，从同登到中国广西南宁。

日本人对法国人说：“你们给我把这两条线路掐了。”

虽然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给人外强中干的感觉，但在被希特勒彻底打败前，面对日本人时，底气还是有的。

“掐了？”法国人的潜台词是，“我可是欧洲第一陆军大国，跟我这样说话，你还差点儿。”

除法国人外，英国和美国也在利用这两条线路往中国运物资。这种做法有没有道义上支持中国的意味？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但更多的着眼点还是跟中国做贸易本身，一句话：赚钱。日本人的一厢情愿也就必定碰壁。

这种情况下，陆军还没做出反应，东京的海军将佐第一个提出侵占南宁的计划。不要认为东京的海军是从战略全局出发而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也不要认为陆军脑子就真的反应慢。真相仍是日本海军和陆军一贯的对立与争锋。

海军提出占领南宁，是有自己小算盘的。对他们来说，浩瀚大洋才是用武之地（年初时，海军策动实施了入侵海南岛的作战）。攻取南宁后，可控制中国西南交通枢纽，威胁法属印度支那，这是他们秉持的全面向南洋进军战略的一部分。

面对海军的鼓动，陆军中央是怎么想的？

开始，跟法国人没搭理日本人一样，东京的陆军也没搭理海军。一是确实不想搭理，再就是没工夫搭理，因为诺门坎之战把陆军中央搞得焦头烂额。不仅关东军，就连陆军中央的一批人也丢了位子：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失势，被重新打发到中国战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也走人了；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大出风头的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则被赶到一个军校当副校长。

海军在窃笑：“陆军不是天天喊着要跟苏军较量吗？这下好了，呵呵。”

接替桥本群出任作战部长的叫富永恭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熊本县人），此人跟东条英机关系密切，所以很难说是个聪明人。富永上任后，觉得陆军在近一段时间特别消极，难道被诺门坎之败吓傻了？这样下去怎么好？于是开始琢磨是不是顶一下海军的建议，实施南宁攻略。

东京陆军中央在此时正考虑减少山海关内军队的问题，想把更多士兵调到东北警戒苏联，导致新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在最初的时候对南宁攻略也没兴趣。富永的决心出奇的强，实际上是想通过南宁攻略投机一把。在他看来，中国虽然还在坚持抗战，但已非常艰难，如果把滇越铁路掐断，没准会成为压倒中国抵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对泽田茂说：“这是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而且要抓住欧洲大战的国际局势，争取浑水摸鱼啊。”

富永说的鱼，指的是法属印度支那。

对解决他们嘴里的“中国事变”这件事，某位名不见经传的课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打到重庆、延安，二是从中国撤军。”

要想打到重庆和延安，需要动用大量部队，在警备苏联的前提下，东京貌似集结不了至少15个师团的兵力。至于完全撤军，对习惯了占便宜的鬼子来说，是完全没有考虑过的。在那个时代，秉持弱肉强食理念的军国日本，认为他们在中国的一切的专横和利益夺取都是理所应当的。

怎么办呢？这个事渐渐成了道无解的难题。

现在，在富永不断的说辞下，本来兴趣不大的泽田茂没再坚持自己的观点（日本军事官僚的病症所在），遥远的南宁攻略就这样开始了。

驻广州第21军的司令官是安藤利吉，参谋长是前面曾提到过的根本博，副参谋长是佐藤贤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9期，石川县人）。下面两个参谋，作战主任参谋是出身第6师团的藤原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冈山县人），高级作战参谋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恶徒般跳起来指挥一个中队来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今田新太郎。

安藤手里的王牌，除第5师团外，还有第18师团，其他部队则是新调来的近卫混成旅团、第38师团、第104师团以及台湾混成旅团（打武汉的波田支队。武汉会战中，由于先后攻克安庆、九江等地，积累了丰富的登陆经验。不过，支队长换人了，也就不叫波田支队了）。

安藤把攻占南宁的任务交给了第5师团。

第5师团长是后来被日本人吹捧为所谓“不败名将”的今村均。

今村跟石原莞尔一样，长了张娃娃脸，小时候非常木讷，做什么都慢半拍，八九岁还尿炕。不过，他在读书这件事上反应却不慢，在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又以陆军大学28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东条英机是那一期第11名）。

今村在“九一八”事变时担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

按理说，他当时的位置非常重要，但由于事变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发动的，所以也就没今村什么事。当沈阳陷落时，他还在办公室里愣神儿。后来，今村做过陆军省军务局长，1938年11月接替安藤利吉出任第5师团长。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著名的爪哇海战中，作为军司令官，今村所在军舰被自己的鱼雷乌龙击中，使他不得不跳海逃生。尽管有点喜剧色彩，但随后他还是率军大胜了驻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军队。

今村统辖的第5师团，在前一年攻占广州后，回青岛休整了几个月。诺门坎之战尾声，第5师团以大本营直属预备队身份入驻大连，本来想跟苏军过过招，没想到停战协议这么快达成。南宁攻略确定后，需要一支核心部队，该师团遂被编入第21军。

10月27日，今村均率第5师团的士兵在大连上船。不过，他们没直接南下，而是先回航日本濑户内海，在宇品港停驻，补充军需物资。

宇品港离广岛很近。性格温和的今村均下了道不近人情的命令：严禁士兵登上甲板。也就是说，士兵们只能在船舱的舷窗眺望远处广岛的夜景。第5师团的士兵原本就来自广岛、山口、浜田等地，所以很多士兵开始掉泪儿——这是魔鬼唏嘘的时刻。装载完军需物资，片刻的伤感立即被嗜血的狰狞所取代，饱食后的第5师团两万多士兵立即向华南扑去！

1939年11月9日，参加南宁攻略的日军云集海南三亚。

配合第5师团行动的是台湾混成旅团，此时支队长叫盐田定七，按惯例，这支队伍被称为盐田支队。四天后，海军的五十多艘舰船从三亚拔锚。当日海面上刮起强度为每秒27米的大风，忽然而来的暴风使今村均意识到，这一仗好像不那么容易打。

11月14日，天空晴朗，日头高照，能见度很高。

下午两点刚过，第一艘日舰黑压压的轮廓出现在广西北海郊外冠头岭监测哨中国士兵的望远镜里。

观测哨随即骚动：“鬼子来了？！”

哨兵上报在北海守备的第46军第175师第524团团长巢威（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桂林人）。当时巢威正在点验部队的弹药，得报后，他带人飞奔到观测哨，拿过望远镜一看，海平面上果然出现日军舰船，正分3个纵队前进。其中，第一队日舰，在行进到距海岸大约8000米时停下。巢威判断：在这个距离停下，多半是开始布置登陆作战计划。按他推算，最晚不迟于傍晚5点，日军即开始轰炸滩头阵地。

巢威马上做出应对：首先下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其次限北海居民三小时内撤离，接着将敌情和自己所在位置电告身在廉州团部的副团长，并叫其在第二线阵地做好迎战准备，最后将敌情上报师长以及钦州方面的友军新编第19师。

一系列处置显现出巢威作为一名部队长的果断与临阵不乱。

这时候，对巢威来说有个问题：什么时候火烧北海？

按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命令，一旦日军从北海登陆，要实施“焦土抗战”计划，彻底毁坏这座城市，否则以违抗军令罪论处。为此，部队已把炸药搬到北海各个引爆点，同时将汽油交给了各个街道的保长。

下午四点，最前头的日军舰船在距海岸线4000米的海域再次停下。

半个小时后，舰船上放下汽艇和橡皮艇，日军士兵开始顺着舷梯下舰，随后六七十艘汽艇和艘橡皮艇朝北海海岸迅疾驶来。与此同时，十二架日机钻出云霄，开始进行滩头轰炸。日舰上的巨炮也开始响了。

在火力掩护下，鬼子们强行登陆。

巢威指挥部队迎击，岸防老炮发挥出色，连连击沉日军登陆艇，但炮台上的八名士兵全部殉国。日军损失了多艘登陆艇，不再全力抢滩。

北海市民在此时已疏散完毕，无论上峰还是同事，都叫巢威立即焚炸北海。

巢威迟疑了。

一年前长沙大火的惨象历历在目。长沙的那位警备司令虽是按计划放火，但最后还是被毙了。这个事不得不叫巢威掂量一下。火烧北海，城市将毁于一旦，但万一日军最后不从北海登陆，那么他就摊上事儿了。何况此时日军的打法已出现疑点：没全力以赴登陆。对面海域上，有日舰四五十艘，往前运动的只有第一队的十几艘，不但没集中全部火力，而且只放下少量登陆艇，日本人或许在玩声东击西的把戏？

巢威想，四大城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当时南京与北平因经济方面跟前面四城有一定差距，在民国时代不在“四大”之列）撤防时，也没进行毁灭性破坏。相比之下，为什么要把军政价值区区的北海毁灭？

道理上讲不通。

如果日军作战目标不是北海，而自己却把百姓故园毁了，一定是会背上历史骂名的。就算有桂林行营的命令，最后一切还得由他兜着。思前想后，巢威冒着违令的风险，放弃了火烧北海的计划。

夜幕降临后，海滩恢复平静，日军只留下三艘舰船在6000米以外的月色下监视北海，别的舰船都消失在海平线了。巢威的判断得到印证，他立即打电话给在钦州、防城一线警备的新编第19师，叫他们严阵以待。

果不其然，转天也就是11月15日午后一点，大量日军在钦州湾强行登陆！

今村均虚晃一枪。

整个二战中，最残酷的一次登陆杀伤，是诺曼底登陆中的奥马哈海滩一役。依据有利地形和强大火力，在一个多小时里，德军射杀2500多名美军士兵。在电影《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1962）和《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1998）的开头，显示出登陆战是何等残酷。

钦州湾，则是另一种景象。

虽然没有海军力量和强大岸基火力的弱国军队是没办法阻止强敌登陆的，但新编第19师之仓皇与散漫仍叫桂军蒙羞，只打了一个多小时就全线崩溃。此前，今村均久闻“桂军彪悍”之传说。

迅速攻下钦州、防城后，日军分兵三路扑向南宁！

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有点目瞪口呆。

在欧洲，当德军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必然会结合新的国际形势做出动作，这不难判断。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未必不能得出日军入侵广西的结论。

为什么？

欧战爆发，英、法自保，必无暇东顾。在远东，英国控制印度和缅甸，法国控制印度支那。日军离缅甸和印度还很遥远，跟英国直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可是，当日军攻占广州和海南岛后，就直接眺望印度支那了。而且，就中国的国际运输线来说，滇越铁路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样，日军的下一步动作，就必然跟印度支那有关，或直接派军队“进驻”（一年后果然那样做了），或在跟印度支那接壤的中国省份用兵，以卡死这条国际运输线。

桂林行营虽对日军入侵广西有个预判，但却始终没重视起来，判断也比较模糊。白崇禧没把中国的战局跟欧洲大战联系起来，以至于在1939年秋仍按部就班地根据军委会的命令，准备于年底在湘赣两地发起对日军的攻势（即后来的“冬季攻势”）。

同样浑然不觉的张发奎遵照命令，把第4战区的主力部队集结在粤北韶关一线。如此一来，广西兵力就非常空虚了，满打满算只有6个师：夏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广西容县人）第16集团军所辖第46军的三个师和第31军的三个师。

根据桂林行营模糊的预判，认为日军真的入侵广西的话，必以海南岛为基地，从广州湾登陆，以桂北重镇柳州为作战目标（联结西南几省的交通枢纽和中国空军重要基地）。这个判断上报重庆后，得到军令部认可。至于南宁，无论是桂林方面还是重庆方面，都认为如果开打，那里只是日军分兵所击之地，不那么重要（当时广西省的省会在桂林）。在夏威上报白崇禧的日军登陆“甲案”中，甚至没提到日军会进攻南宁这件事。白崇禧督促夏威的，也仅仅是破坏桂南的道路。

基于这样的想法，在广西的六个师里，有四个师即第31军的全部和第46军的第170师放在了通往柳州的要道上。也就是说，从钦州到南宁的这条路以及南宁周边完全是空的。当日军登陆钦州湾，兵锋直指南宁后，无论是张发奎的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还是白崇禧的桂林行营，都开始抓瞎。

此时白崇禧正在重庆。

蒋介石在第一时间招来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陈诚、刘斐等人，当场怒斥徐永昌敌情判断失误，这实际上是说给白崇禧听。白有关日军一旦进攻将直攻柳州的判断被军令部认可，在1939年初秋也就是日军登陆前，又判断：由于兵力有限，日军不再可能进犯广西。为此还专门写了敌情报告，认为广西有自卫、自治、自给的特点，日本断不会咬这块“硬骨头”。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蒋介石在会上定的调子是，调最精锐的部队到广西，其中提到了第5军。

作战厅长刘斐说军令部已抽调杜聿明第5军荣誉第1师到湖南战场了，师长郑洞国带着部队正从零陵开往衡山。

蒋介石听后，说：“不行！”在他看来，第5军的每个师都不能动，必须都放在广西。

蒋介石随后告诉白崇禧，除广西本地夏威第11集团军的6个师外，在湖南、广东的第38集团军（徐庭瑶）、第37集团军（叶肇）、第35集团军（邓龙光）、第26集团军（蔡廷锴）全部投入广西战场，空军要竭尽所能，至少出动100架驱逐机和轰战机配合作战。

蒋介石心急火燎为哪般？

按蒋的判断，日军虽是冲着南宁去的，但仍有可能顺势北上突击桂林、柳州，这样的话西南大后方将门户洞开。尤其柳州一旦被攻占，就相当于让日军拿下兵进川黔的前进据点。基于这个危险局势，在叫白崇禧全权负责广西战局的同时，蒋介石叫陈诚也飞去广西督导战事。

在广西，基于自己的地盘不会有事的判断，白崇禧在去重庆前把第31军进行了调动，由原驻地桂平、平南向东即广东南面移动。这里没日军，也没粤军。白崇禧这个动作有没有为桂系扩展地盘的意思？还真不好说。

就在调动时，日军突然登陆了。

桂林行营参谋长是从侍从室调过来的林蔚，在白崇禧还没回来前，他叫第31军的三个师立即转进，协同沿海一线的第46军，一起侧击北犯的日军。第46军军长叫何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湖南益阳人），第31军军长是韦云淞。

韦云淞用汽车将苏祖馨第135师运到南宁，作为守备部队使用。

为迷惑日军，在电话里，白崇禧对林蔚说：“可叫韦云淞扩大番号，团称师，师称军，虚张声势嘛！”但实际上没起到任何作用，显然白崇禧的计策更适合三国时期。

白崇禧飞回桂林后，拿出一个作战计划，随即把指挥所推进到迁江（距南宁约140公里），陈诚同时到来。

在这次突变的风云中，最着急的当然还是他白崇禧。

白崇禧知道很多将领和同僚都看着他。抗战爆发后，他被日本报纸称为“战神”（在北伐战争中表现出色）；在国内，他“小诸葛”的名号亦尽人皆知。不过，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初秋，作为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的他，还没亲自督导（他这个职务不可能亲自指挥）过一次大会战。好了，现在机会来了。如此一说，白压力没法不大，就好比一个著名运动员，人人都说他能拿金牌，拿了金牌是应该的，拿不了就会被人看笑话。

进驻迁江指挥所后，白崇禧每天都得到雪片般的战报，一线情况非常不妙。

日军登陆后，第5师团所辖中村正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石川县人）第21旅团和及川源七第9旅团像张开的剪刀，剪向直线距离并不遥远的南宁；台湾混成旅团即盐田支队则在侧翼策应。

广岛师团作战经验丰富，除何宣所辖的冯璜（广西讲武堂，广西容县人）第175师和韦云淞所辖的苏祖馨第135师外，在该师团的攻击下，其他部队都溃退了。

冯璜第175师在得知日军登陆钦州湾后，再警备北海、廉州一线已没意义。他在师部所在地，一个叫小董的地方，电令包括巢威那个团在内的在沿海警备的各部向后转进，并做出抢占陆屋、平吉两处要地的决定。此时何宣的电令也到了，命冯璜控制钦州至南宁公路的一翼，对日军进行侧击。

巢威从北海撤下来后，向狮子岭转进，何宣的军部设在那里。

到了狮子岭，何宣留下巢威一个营做军部预备队。巢威奉命救下一支友军后，守备重要据点陆屋，决心在这里跟日军作一次殊死的战斗。布置停当后，得到情报：日军约两个中队正在不远处的靶齿村和村外高地休息。巢威命令左右两路分别以两个连、两个连加一个重机枪排的兵力同时出击，一路主攻村外高地，一路直攻靶齿村。

这叫正在休息的日军措手不及。一个回合下来，巢威率部打死一百多鬼子，剩下的敌人退下去五六公里。

为阻止中国军队追击，日军释放毒瓦斯。不成想，巢威这个团是配置有防毒面具的，士兵也受过相关训练，他们立即戴着面具，穿越毒气带，以优势兵力继续追打日军。这种场面是第5师团的士兵没遇到过的，所以一下子就虚了。

日军被追到一片森林边上固守待援。

巢威决定在日军后续部队到来前解决森林边上的敌人，并派人去师部请援，希望冯璜派一两个营过来。对巢威的行动，冯璜出乎意料地认为，该团掉头逆袭过于冒失。巢威并不理会，而是把团部和预备队推进到靶齿村和村外高地，命令一线的四个半连再次发起攻击。日军隐蔽进森林。巢部士兵也分两翼潜入，两军士兵在密林中展开激战。此时较量是公平的：没有飞机和大炮，重武器也派不上用场，双方是手枪对手枪、步枪对步枪、刺刀对刺刀、拳头对拳头、牙齿对牙齿。

一旦这样打起来，日军开始不自信了。两个小时后，残余的一百多名日军被追打出森林。

就在此时，巢威接到冯璜的命令，叫他立即停止反攻。可巢威不甘心，再派飞骑传书，讲明有利势态。

被打残的日军等来了两个中队的援军，合兵一处后，集八门山炮轰击森林边缘的巢团阵地。巢威则集中所有迫击炮回应。半个小时后，日军炮声停了。巢威顺势下令正面各部同时出击，再派两个连的预备队由右翼迂回。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日军控制的阵地被一举夺下。经巢威的穷追猛打，日军又往后退了十多公里。两个小时后，日军残部又等到一个中队的援军，于是再次发动反击。巢威依旧率部面对面、硬对硬地与之接战，这叫日军有点蒙。

巢威对面的这股日军，是盐田支队的一个联队，联队长叫渡边信吉。本来，渡边拿到的任务是扫荡钦州至南宁公路以东地区，没想到遇到巢威的老虎团。

很快，师长冯璜的信又到了，叫巢团迅速向一个叫石门的地方转进。冯师长虽对巢威的不听话和单打独斗有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果断逆袭收获巨大战果：毙杀日军近三百名。这一战绩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在传书的同时，对全团进行了嘉奖，并上报给军部。

11月17日夜，巢威接到军长何宣的电话：“巢团长，你们打得好！打得痛快，不但将敌击退，还把敌酋渡边联队长击毙了（此消息有误）！刚才白主任打来电话说，昨晚敌人在南京的电台广播称，他们在陆屋遭遇劲敌，战斗力之坚韧，炮火之猛烈，为桂南作战以来所未见。”

巢威死拼时，苏祖馨第135师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苏部是桂军骨干，徐州会战中与荻洲立兵第13师团大战安徽明光，武汉会战中又与稻叶四郎第6师团血拼凉亭河、烽火山，最后在鄂豫交界的平靖关阻击矶谷廉介第10师团，掩护大军转移。打完武汉会战，1938年初冬，苏祖馨率军回广西休整补充。在桂林火车站，八桂乡亲为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经几次大战，部队里的老兵已所剩无几。补充后，师辖三个团，5000余人。本来部队要调回安徽大别山，但由于风云突变，苏祖馨在11月23日黎明被电话吵醒，军长韦云淞命令苏立即带兵沿邕江北岸布防，担负南宁的守备任务。

苏祖馨叫团长伍宗骏带部队乘汽车先行赶赴南宁。此时日军第5师团前锋在旅团长中村正雄率领下已抵达邕江南岸。

11月23日，伍宗骏的一个团进驻南宁。与此同时，苏祖馨带主力也进入邕江北岸的预设阵地。

邕江穿南宁而过，河面超过300米宽，但水流平缓，由于正是枯水期，平均深度只有八九米。问题是，对渡河作战来说，八九米的深度跟八九十米的深度没本质区别，关键在于宽度。中村旅团在强渡邕江时伤亡不少，只好请派飞机对中国军队阵地实施轰炸。

苏祖馨一度指挥部队向对岸日军逆袭。

入夜后，士兵乘着飞箭般的筏子，登到南岸击杀日军，先后达二十次之多。

无奈大批日机飞临，炸弹掉下来就开花，整个阵地陷入火海。11月24日，日军一个中队趁战机刚刚空袭完的空当，偷渡邕江得手。此时，南宁城中，团长伍宗骏与城外师部失去联系。焦急中，他接到一个从南宁远郊二塘打来的电话，对方自我介绍姓邵，是团长。

伍团长：“你到底是哪一部分的？”

邵团长：“第5军第200师！”

伍宗骏：“第5军？好啊！中央军来了，快进城，我正好把南宁防务交给你。”

邵团长：“不不不，我的任务是作为先遣团掩护师主力集结，没有守备南宁的任务。”

伍团长：“那……我们一起来守备南宁如何？”

邵团长：“这个真不行，我的任务中没有这一项。”

在这种情况下，伍团长丧失孤军与敌巷战的意志，决定放弃南宁（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南宁弃城的消息传到白崇禧那里，后者对身在贵县的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大发雷霆，夏则怒斥第31军军长韦云淞，韦本想对苏祖馨发火，但一直联系不上。总算联系上了，苏祖馨主动向韦云淞请罪，后者遂叫苏率残部向南宁城北偏西的要塞高峰隘转移。

中村旅团攻占南宁时，第5师团另一旅团及川源七带领的第9旅团，正向中越边境的龙州进攻。

八桂大地一时硝烟四起。

中村正雄叫部队主力在南宁城中休整，同时派出三个大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在南宁周边占领阵地。

1939年12月2日，位于前进阵地八塘的日军突遭中国军队密集炮火的攻击。

中村吃惊不小，上报今村均，后者问情报参谋是哪支中国军队，情报参谋除判断这是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外，其他一无所知。今村脾气不错，叫参谋派人再探，同时命令中村带主力立即出动。

一天后的黄昏，中村旅团开始对正面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中村发现这股部队的钢盔是德国制造，每名士兵都携带着看上去相当高级的军毯，随后通过战死者身上的标志（第5军士兵左臂上的臂章，上有汉字“五”，衬底色为蓝，形状为中国地图；左胸口的胸章上，注明所属第5军具体部队的番号及自己的军衔职务）才知道，对手是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第200师一部。

第5军军长杜聿明。

看一下军中配置情况：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军参谋长黄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湖北长阳人）。

第5军被称为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主要说的是第200师。但郑洞国荣誉第1师也比较特别。这个师的士兵都是在以往对日作战中受伤痊愈后归队的士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曾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故冠以“荣誉”字样（首任师长宋希濂）。邱清泉新编第22师都是新兵，貌似弱一点，但师长彪悍，所以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是最突出的。三个师之外，还有军部直属的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一个装甲车搜索团、一个15厘米口径重榴弹炮团、一个汽车兵团、一个工兵团和一个辎重兵团，这显然属于顶配。

第5军的两个骨干以前都是关麟征的部下：郑洞国、戴安澜。两人都跟着关参加了台儿庄大战。

郑洞国跟关不和，这一点前面说了。关脾气大，人难处，就连杜聿明当年也是因为跟关吵架后才从第25师转投徐庭瑶的。所以，郑洞国跟关掰了后，投奔了杜聿明。杜跟徐庭瑶性格有相似之处，郑跟杜也有接近的地方，且杜、郑早年都是徐的部下。郑洞国来了后，出任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成为第5军的二号人物，他的副手是是打起仗来不要命的胡家骥。淞沪会战时，作为宋希濂的部下，胡率部勇闯火力交叉的唐山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打仗有个特点，每战必身先士卒，必受伤，命却大。郑洞国还招来一批旧部，比如邀请深具才华的舒适存（小学教员出身，湖南平江人）出任师参谋长。舒也是关麟征部下，当时关有意提拔他为军参谋长，但舒固守诺言，仍投奔郑洞国而来。此外，师所辖第1团团长吴啸亚（黄埔军校4期，浙江青田人）、第2团团长汪波、第3团团长郑庭岌（黄埔军校5期，海南文昌人），也都是郑的旧部。

不但郑洞国来了，关麟征另一个部下戴安澜也来了，出任军核心部队第200师师长。在该师师长人选上，杜聿明却是动了番脑筋。他任师长时，邱清泉是副师长，廖耀湘是参谋长。通常来说，邱清泉出任该师师长是水到渠成，但杜最终把戴扶到了第200师师长的位子上。对戴安澜，杜聿明非常了解，“长城抗战”时，戴就在杜手下做团长，儒雅而坚忍，是杜欣赏的人物。

第5军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湖南和广西训练，第200师在广西全州，荣誉第1师在湖南零陵，第22师在湖南东安。

日军入侵广西后，蒋介石决定把第5军投入战场。

杜聿明叫戴安澜率军向南宁进发，因为第200师所在的全州离战场最近。

戴派出一个团作为先遣队，任务是掩护后面的大军集结。该团士兵在桂林下火车后，用汽车往南宁方向运输。

杜聿明又命郑洞国、邱清泉带着部队转进到全州，跟戴安澜第200师主力会合。

戴安澜派出的先遣团，就是前面说到的邵团长的部队：第600团，团长邵一之（黄埔军校6期，湖南湘阴人）。

从全州到南宁有500多公里的路程，一般部队必定是跑步前进，但第600团是乘卡车去的。作为军中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机械化师，第200师拥有美式、德式卡车500多辆，摩托车近百辆，苏式、意式轻重型战车200多辆，这是叫友军羡慕得流口水的家当。

邵一之团长，淞沪会战时，在杜聿明手下任战车防御炮营营长。

邵一之带着部队一路风驰电掣，11月25日赶到南宁外围的二塘，与在南宁守备的第135师团长伍宗骏进行了联系，但拒绝了对方同守南宁的请求。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呢，也没法指责他。

伍宗骏放弃南宁后，邵一之在二塘与日军遭遇。

中村旅团主力增援后，战斗趋于激烈。中村旅团以优势兵力包围了第600团。邵一之为破险情，亲自带一个连的兵力绕行其后进行夹击，激战中中弹牺牲。第600团先行开到战场最主要的目的，正如邵团长所言，并非为打退日军，而是掩护后面的主力集结。在战场上，想实现任何一个计划，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这是战争的残酷之处。

中村旅团打退邵团后，趁机往北顶了十多公里，1939年12月4日，占领了一个叫昆仑关的要塞。

围点打援

昆仑关在南宁东北方向，位于宾阳县与邕宁县交界处，距南宁50多公里，相传为汉代大将马援所建。实际上，初建在唐朝中期，但亦有千年历史。这里是南宁北面的门户。北宋时，大将狄青率军与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于此激战。

昆仑关所依山脉海拔虽只有300多米，但山势陡峭，丛林密布，路径崎岖。昆仑关，就位于山道中间，山下即柳州到南宁的公路。昆仑关四周，是一座座小山包，其中东、西两公里处的山包，海拔都比昆仑关要高。

昆仑关西面，是另一要塞高峰隘。

昆仑关下有道路直通北方，高峰隘也是这样。这两个地方为兵家必取之地，退下来的桂军已在高峰隘与日军交火了。

只说昆仑关，这一带每隔几公里就有一座小村庄，分别叫三塘、四塘、五塘，直到九塘。占领昆仑关的日军是第5师团中村旅团所辖坂田元一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大队长叫松本总三郎。

第5师团士兵在关口以北构筑前进阵地，松本把大队本部设在昆仑关下的九塘。

现在，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广西的危局，昆仑关上日军的旭日军旗叫他寝食难安。

日本人是否会继续投入兵力？虽然其战略进攻态势已经结束，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夹击长沙甚至入川的可能性。打仗就是这样，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那样的话，登陆的日军只是一部分。在这种揣测中，蒋介石否决了白崇禧提出的立即投入当地桂军进行反攻的计划。

有人说，正是因为这个决策，耽误了中国军队的反击时间。其实，如果全盘过眼桂南会战，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贻误战机的问题。日军刚占领南宁时，白崇禧确实向军委会发电，提出要反攻，但很大程度上，那只是公文中的程序性措辞，还没形成一个详细计划。而且，正如前面所说，此时在广西的桂军极为有限，如只用当地部队反攻，显然不切实际。

12月8日，蒋介石下达反攻命令时，除杜聿明第5军外，李延年第2军和甘丽初第6军已入桂。

白崇禧最后拿出的方案是：中路徐庭瑶第38集团军杜聿明第5军主攻昆仑关；西路夏威第16集团军、叶肇第37集团军攻高峰隘，同时拦截日军援兵；东路蔡廷锴第26集团军破袭钦州到南宁的公路，切断日军辎重补给线，警戒从沿海过来的敌人。

12月10日，已抵达迁江的杜聿明在谭蓬村召开团以上部队长作战会议。会场设在一个花树掩映的石洞。在马灯闪烁的黄光下，可以看到桂南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用蓝红两色箭头标出的中日军队的位置和动向。

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黄翔、副参谋长罗又伦（别名友伦，中央陆军军官军校7期，广东梅县人）、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中央陆军军官军校7期，湖南蓝山人）、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以及作战参谋和团以上部队长。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因临时公干，此时未在军中。

会场的紧张气氛可想而知。

杜聿明告诉大家，根据先遣第600团在战场上取得的敌人文件，已证实当面日军是第5师团。

杜聿明表示：“这次登陆广西的敌人有两个半师团，正面进占南宁和昆仑关的第5师团，是板垣征四郎旧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战争爆发，板垣曾率该师团在华北前后击溃我们几十个师，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一年多以前，在鲁南，一度遭我军打击。他们的番号是‘5’，我们也是‘5’，而且据我所知，都是各自军中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这就是死战之缘。”

杜聿明继续说：“敌人此次用兵广西，目的不外乎切断由越南至桂的公路和铁路，威胁我云贵大后方，逼我们走向谈判桌；同时，给在越南、缅甸有利益的法国、英国以颜色，所以此战至关重要。现在，敌人前锋已推进到昆仑关，四周高地也多被他们占领，并修建了据点式堡垒，各个阵地可以互相进行火力支持。桂南山区丛林密布，敌人的工事完全利用了环境，镶嵌在山体丛林间，非常的坚固，隐蔽性也强，甚至小片阵地都不易暴露。侦察人员提供的情报说，在高山上远望，根本发现不了敌人。”

会前副参谋长罗又伦已拟出昆仑关作战方案，由参谋长黄翔完善后呈报杜聿明。

针对昆仑关的地形，罗又伦制订出“迂回穿插、分段包围、围敌打援”三大战术原则。也就是说，处处机动作战，主动作战。这种战术对中国军队来说并不常见，即使一年前在万家岭，薛岳使用的也仅仅是外线作战，一点点缩小包围圈而已。

这一年，罗又伦只有27岁，出任军副参谋长时，刚从陆大15期毕业没多久（后来做到中国远征军第5军参谋长、第200师师长、青年师第207师师长。“国民政府”撤到台湾，他继蒋介石、关麟征、张耀明之后，当上第四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也是黄埔在台湾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长）。

按计划，戴安澜率第200师和郑洞国荣誉第1师担负昆仑关正面的主攻任务（以南宁至宾阳的公路为界，公路线由第200师负责），军部直属重炮兵团、战车兵团、装甲兵搜索团、工兵团协助主攻部队；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率军部直属的两个补充团充当左翼迂回攻击军，打日军守备的七塘、八塘，策应正面攻击部队；邱清泉新编第22师充当右翼迂回攻击军，绕过昆仑关，打五塘、六塘的日军守备部队，同时切断南宁到昆仑关的公路和桥梁，担负拦截援军的任务。

汽车兵团担负辎重运输以及向后方输送伤员的任务。

杜聿明末了说：“军部设在第一线后面，跟随第一线部队行动。攻击时间，12月18日凌晨1点。”

最后，与会众人举手明志，誓与敌寇死战。

明月早已经升起在桂南大地，各部队长乘车返回部队，做攻击前的最后准备。

按杜聿明给的时间，从12月12日到15日，用四天的时间，各部队进入攻击地点。这四天里，避免白日行军，一切靠晚上。

杜聿明望着南方的月亮，沉默良久。

这一战太重要了。除战场压力外，还关系到位置特殊的第5军的荣誉和前途。

12月16日，昆仑关一线的日军大队长松本总三郎派出一个分队在关口正北进行威力搜索。在距昆仑关四公里处的丛林间，发现一支中国军队正在修建战斗工事。松本没太当回事儿。

转天，日本人那边又安静了一天。

杜聿明这边，则迎来白崇禧和督导战局的陈诚。

白崇禧表示，此番中央军入桂作战，在军需上，有什么要求一定随时告知；又说第5军训练有素，与日军接战，必能挫其锋芒，如此等等。陈诚没那么多废话，告诉杜聿明，一切按既定部署行动，重夺昆仑关，围攻南宁，不得有误！

12月18日凌晨一点，两颗夺目的红色信号弹悠然飞向夜空，中国军队反攻开始了！

第5军集中了军部直属的重炮和各个师的火炮对日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一时间山石崩裂，震耳欲聋，浓浓的黑烟升腾于群山之上，融入更黑的夜空。日军炮兵在仓惶中虽进行了还击，但这一次他们完全被中国这边的炮火压制住了，打了一会儿就蔫了。

在战场上，进攻前的摧毁性炮击后，火炮开始延伸射击，步兵随之发起冲锋。在步兵距离敌人阵地200米左右时，炮兵停止炮击。但第5军的重炮兵大约太过兴奋了，想把所有炮弹都砸在日军阵地上，所以当第200师和荣誉第1师的步兵冲到敌前200米时，后面的重炮依旧轰鸣。

杜聿明率第5军军部已进驻昆仑关北，军部设在一座高山临近山顶的洞窟里，山下是南宁至后方宾阳县的公路。徐庭瑶的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宾阳。洞窟里外架设了电话线。山顶上，架设了炮兵用的远程观测镜。黎明时分，对前面的地形和中日部队各自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

杜聿明发现重炮团轰击延时后，打电话痛斥部队长。

趁着漆黑的夜色，最先冲上来的是荣誉第1师吴啸亚第1团。

日军的炮兵老实了，第1团也大意了。夺取昆仑关西面高地仙女山时，摸黑夜袭的吴啸亚和他的士兵，骤然遭到隐蔽部日军轻重机枪极其猛烈的火力阻击，一些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已倒在成为尸体的战友身上了。

吴啸亚如梦初醒后，组织部队进行火力压制。

这一打，就从凌晨打到天亮，第1团伤亡四百多人后，才拿下关口东北的仙女山高地。

在另一翼，第2团在团长汪波率领下，同样付出巨大伤亡，才艰难攻取了关口西北的罗塘高地。

从仙女山到罗塘，都貌似日军外围据点，但打起来了，感觉却像日军主阵地，其火力隐蔽而猛烈。这叫郑洞国心里咯噔了一下。

同样咯噔的，还有南宁的今村均。

12月18日下午，今村感到事态严重，派三木吉之助带着第21联队的两个大队火速奔赴昆仑关。

由于负责打援的邱清泉新编第22师这时候还没全部到位，故而三木带着一个大队侥幸冲了过去，在九塘跟松本总三郎会合。剩下那个大队，随后被邱清泉的部队拦住，再想过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三木统一指挥昆仑关的日军，在当夜即安排逆袭，派一个中队去反攻罗塘，因为这个高地海拔高于昆仑关，控制了这里，就有了炮击昆仑关的据点。

带队去的是个叫田村能康的中队长，他带着一百来人消失在夜幕下的丛林中。

月上中天，田村中队击退山下的中国士兵。就在快攻到山顶时，这名中队长发现三道铁丝网阻挡在面前；几乎同时，密集的子弹射了过来，他身边的几名日军栽倒在地。随后，日军亡命冲锋，中国士兵拼死阻击。日军通常不打夜战，并非说打夜战时就不堪一击，而只是说夜战不易发挥其重武器的优势。当中日两军士兵在暗夜贴身肉搏时，也不能说中国士兵就一定占优势。

争夺中，田村中队最终得手，重新占领这个高地。

在另一个方向，高地争夺战更趋激烈。公路上开来二十多辆中国战车，猛击600、653两高地（分别在昆仑关东南和东北）。

高地上的日军想打战车，但发现居高临下打装甲战车这件事很成问题。由于角度，轻重机枪子弹打到装甲上容易发生弹跳，不能很好地给与其创伤，跟平射效果有巨大差异。就在鬼子百爪挠心时，中国战车部队的后面，第200师第598团士兵在团长高吉人（黄埔军校4期，陕西靖边人）的率领下，已经发起了冲锋。

此时，荣誉第1师第1团攻占的441高地（昆仑关西南）亦被日军逆袭夺回。

12月19日黎明，600高地被中国军队拿下。

高吉人团继续猛攻653高地。这个高地，日军堡垒极其坚固，机枪射界广阔，又组成交叉火力，高团举步维艰，倒下一百多人后，才将之占领。

就在这时候，600高地又被日军逆袭夺回。

一时间，中日两军陷入激烈的拉锯战，由于是正面攻坚，残酷性一下子就超过了第一次长沙会战。

就在这时候，第200师第599团的战士，由团长柳树人（黄埔军校5期，贵州安顺人）率领，在战车掩护下，沿公路直插昆仑关！按杜聿明的想法，在昆仑关周边的高地争夺战陷入胶着的情况下，不妨黑虎掏心般直打昆仑关（后来证明这是个错误）。

第5军的战车冲到昆仑关下。

很多人说，此战中，昆仑关曾先后三次被中国军队夺取。其实，前两次所谓夺取，只不过是战车一度冲到关下，大量步兵并没有跟进控制关口。如果将之称为克复关口，就有点问题了。

接下来的事实是：由于步兵没能及时跟进，昆仑关下的战车很快被日军打了回来。

昆仑关一战，作为机械部队的第5军自然会动用看家的战车，但桂南的山地条件并不适合战车作战。在战前，杜聿明跟战车团团长胡献群（黄埔军校6期，江西南昌人）通话，特别提醒胡在选择攻击位置时，一定注意标出跟步兵协同作战的记号。淞沪会战战车团的失败给他的教训太深了。

可在协同作战时还是出了问题。

比如说，在胡团长指挥下，战车已开到昆仑关下，步兵却没跟上来，于是战车在日军炮口下等着步兵，最长等了三个多小时，不见步兵的身影，叫胡献群直骂娘。由此看，单就战车战术来说，第5军的训练很难说已达精到之境。

纵观八年抗战，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在使用战车时，成功范例少之又少，基本上都很糟糕，不能发挥其应有威力。

昆仑关正面攻坚并不理想，或者说是出乎杜聿明的意料。无论杜聿明还是郑洞国、戴安澜，都认为很快就会拔掉昆仑关这个钉子，进而围攻南宁，但打起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别说昆仑关，只说关口四周的高地据点，攻克起来就难之又难，士兵遭受了重大伤亡。

相比之下，邱清泉那边捷报频传。

12月19日的晚些时候，他的部队切断从南宁到昆仑关的补给线。

为孤立昆仑关的敌人，邱清泉率新编第22师西行绕过关口，一举插入五塘，随后分兵击六塘。邱清泉派部队炸毁了五塘通往后方的大桥，又临河阻击日军，使鬼子的弹药粮秣迟迟不能运往昆仑关。

后日军反扑，重占五塘。

邱部刘建章（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团死扼六塘，日军不能下。邱清泉掉过头来，分兵再打五塘，控制了五塘至六塘间的两侧高地，随时侧击驰援日军。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则率一部攻击七塘和八塘，控制了八塘南高地。六塘和八塘间的七塘貌似是清平地带，但由于两边的中国军队都对其保持着警戒，所以七塘实际上处于邱清泉和彭璧生的夹击中。后来，驰援的中村正雄在这里吃尽苦头。

至此，从昆仑关到九塘，从九塘到八塘，从八塘到七塘，从七塘到六塘，从六塘到五塘，已处处接火。

几天前，三木联队增援昆仑关时，由于车辆不足，炮兵弹药没能跟进，当19日运送炮弹的辎重队赶过来时，已经通不过六塘了。

扼守六塘正面的还是刘建章那个团。

邱清泉把邓军林（行伍出身，湖南永兴人）和熊笑三（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两个团分别放在五塘和六塘间道路两侧的高地，正面的前进阵地只放少数部队吸引日军。

作为师的正副首脑，邱清泉外向桀骜，廖耀湘内敛沉静，但都属于目中没什么人的主。此外，两人经历也相似：都是黄埔生，都被送到欧洲学军事，一个德国，一个法国，后来都参加了南京战，都在城陷后滞留，又同时脱险。

邱清泉和廖耀湘的战术收获极大，多波次的日本援军在六塘被阻击，伤亡惨重还是其次，冲不过去是关键。

此时，苏祖馨第135师残部组成敢死队配合友军逆袭高峰隘，那里有日军一个大队守备。风声鹤唳中，今村均不得不叫南宁的守备队分出一部去增援高峰隘，随后有了效果。高峰隘方向的枪炮声一度陷入沉寂。不过，攻打高峰隘的中国军队并没全退去，而是在随后不断分兵拦截从南宁、龙州方向北援的日军。

现在，对南宁的今村均来说，最苦恼的是辎重部队不能赶到昆仑关。本来脑袋就大的今村脑袋也就更大了。如果他带着第5师团栽在广西，东京就有人看笑话了。今村叫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带队去解昆仑关之围；同时，发电报给攻向龙州方向的及川旅团，叫他们立刻回兵北上。

当初，今村均之所以急于兵进中越边境的龙州，是因为拿到一份情报：那里有“堆积如山”的刚从境外运到中国的军需物资。

军需物资？还堆积如山？太好了！

今村便分出师团一部，由及川带领，强盗般风风火火地去龙州抢东西。

这支日军在行军过程中被韦云淞第31军发现。韦当时正奉命率部进行大迂回，绕到钦州至南宁公路西侧，出击袭扰该公路。迂回过程中，得到探子禀报：一千多人的日军，配以二十多辆卡车，排成一字长蛇阵，正沿南宁到龙州的公路西行。

韦云淞问：“战场在东，日军西行为何？”

一名军部幕僚答：“也许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

韦云淞：“掩护侧翼？”

幕僚：“近来有情报说，日本天皇在东京遇刺，想必第5师团要撤离广西，回国平叛了。”

韦云淞：“日本天皇被刺？你听谁说的？”

随即韦云淞反应了过来：“你赶快给我滚出去！”

还真不怪韦云淞把这位幕僚轰出去，因为确实太不靠谱了。

一名部队长对韦云淞说：“也许我们大迂回的行动暴露了，这支日军是专门迎战来的。我们过江时，也许会遭到他们的袭击。”

韦云淞说：“不可能。这几天，日军飞机没侦察过我们，而且我们行军时也没使用无线电。”

那名被轰出去的幕僚又偷偷进来，说：“军长，我还有一个判断，日军是沿南宁到龙州的公路行进的，龙州是国际货物集散地，英法美卖给我们的东西都放在那里，日本人别再是去龙州抢东西吧！”

幕僚这次说得还算有道理。

确定敌情后，有参谋建议尾随日军，从后面袭击，但部队长们认为跟鬼子打运动战没把握，要打最好以逸待劳，因为抢东西去的鬼子必然还会顺着原路返回，到时再设卡阻击，把握更大一些。

韦云淞说：“就是这意思。”

其实，就在去龙州抢东西的日军出发前，一个南宁当地人已禀告今村均，说最近将有十万中国军队反攻昆仑关和南宁，其中包括中央军第5军。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今村拿到情报后，两肩扛着大脑袋思忖了一会儿，觉得这只是中国军队虚张声势，因而仍坚持把及川旅团的主力派向龙州。

再说去抢东西的及川旅团长，他分兵两路，以第11联队一部奔袭龙州附近的镇南关，主力则下饺子似的跳往龙州。

第11联队长名字充满坚果的味道，叫山县栗花生。名字虽卡通，但干起事来有板有眼。这种有板有眼，说的是日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中，在时间上掐得极准。

12月21日傍晚六点，两路日军同时完成作战任务，一路占领龙州，一路占领镇南关。

在龙州，及川果然发现大量军需物资，还真有点堆积如山的意思。

占领龙州和镇南关的前一天，及川接到今村均从南宁发来的急电：“中国军大举反攻，昆仑关守备部队处于被围歼境地。”电报里，有点麻爪的今村告诉及川，留一部守备龙州，主力立即返回！

及川显然很财迷，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一时间只放回去一个大队，主力继续在龙州清点缴获的物资。缴获了什么？也确实丰厚：汽车100多辆、汽油58万加仑、电解铜和铁棍各2000根、铅180吨、锡近7吨、钨钢1吨，还有大量军服和棉被。

及川窃喜之际，12月23日，今村又一道电报打来，叫他必须尽快把主力带回南宁，所有缴获物资全部就地销毁！

这道命令听得及川肝儿疼：全部销毁？那么多战略物资啊，真的是堆积如山啊。

但现在如山的是军令。

从今村叫及川立即回援这一点看，在这次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太少，使用时捉襟见肘。第5师团当然是王牌，但再能打也只不过是一个师团。

及川旅团主力在12月24日清晨出发，开始往回折腾。

关于军需物资的事还没完。在这件事上，日本人疏忽了，情报工作没做细。

日军在龙州缴获并销毁的那一大批军用物资，所有权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而是美国人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刚把物资运到边境城市龙州，还没来得及卖给中国军队（当时中美在中越边境的贸易通常采取以物换物的方式），就被日本人缴获了，随后又被销毁了。这事儿有点麻烦。军队惹的祸，最后需要外务省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日本的很多外交官特恨军部的人。事情还能怎么解决？那边是美国人，赔钱了事吧。

几天前的12月20日上午十点，旅团长中村正雄带着两个大队的步兵外加炮兵共计两千多人向昆仑关进发了。

道路本来就难走，刚过五塘，道路开始崎岖，中村心里一紧，就真有几发从天而降的炮弹落在队伍中。

果然有伏击！

现在，主动权基本上都在中国军队手里，疲于应对的是日军。

打仗这件事，主动出击和被动应战有天壤之别。中国军队在整体实力上属弱势一方，如处处防守，只能加倍扩大这种弱势。所以说，最佳作战思路，是在局部握紧拳头，主动砸向对手。就算砸不倒他，也叫他犯点心绞痛，这点儿礼物第5师团不妨就收下吧。

现在需要强调的是，杜聿明第5军“围点打援”，“打援”的部队表现好于“围点”的部队，换句话说，邱清泉在这一战中的表现比郑洞国和戴安澜出色。

打埋伏战，情报准确是关键。

那边，中村带部队刚一出发，这边，邱清泉就得知了。

中村带人从五塘向六塘转进时，感觉越来越不好。因为他面前的山路越来越窄。走着走着，日军发现已进入类似峡谷的地带，而且这峡谷很长。中村仰头往上看，心里一哆嗦，想：这里真是设伏的绝佳之地。就在中村想到这一点时，密集的枪声已响彻山林，手榴弹雨点般从两侧的山上落下来。读过《三国演义》的中村，立即想到了华容道的曹操。

中村步步受伏时，昆仑关的三木联队已开始挖野菜了。

弹药呢？每个鬼子的子弹数平均下来只有五发了。在八塘负责往前线补给的日军部队，已被彭璧生的补充团包围了两天。

中村带着援军从南宁出发当天，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正在山雾中盘算着仗该怎么打。

杜聿明现在已经把攻击昆仑关正面的任务交给他。任务是攻击正面，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把全部兵力集中在正面。戴安澜当然清楚这一点。因为如果不肃清侧翼日军的火力点，正面仍是攻不上去的。

戴安澜决定彻底拔下600高地这颗钉子。

这个高地在开战后反复易手。12月20日凌晨，争夺战再次开始。

日军负隅顽抗。团长高吉人最先投进一个连，最后只能在山体一侧与鬼子对峙，两边谁也不能把谁赶下去。高吉人最后使用车轮战法，一个连打完换另一个连，终于把600高地上的鬼子耗干净。

杜聿明催促戴安澜再攻昆仑关，后者派刘少峰（接替阵亡的邵一之）第600团直击，由于关口两边仍有日军据点，所以劳而无功。

12月21日晚，重庆的蒋介石对昆仑关正面没有进展感到不耐烦，给杜聿明下了道电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达成任务者，应即以抗命畏敌论罪，就地处治可也。”

现在，最焦虑紧张的除杜聿明外，还能有谁呢？

他手里握着中国第一支和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又有着充足的火力和弹药，人数上更占优，但就是拿不下少量日军盘踞的昆仑关。不要提日军的战力，那没任何意义。你要做的，就是在现条件下，把关上的鬼子一锅端了。能，你杜聿明就是能人；不能，这个军长当得就有问题。

焦躁中，杜聿明把彭璧生率领的军部直属补充团也放到了昆仑关正面；同时，叫郑洞国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袭击九塘。

袭击九塘的部队是郑庭笈（黄埔军校5期，海南文昌人）第3团。在那个时代，海南尤其是文昌出了不少战将，他们多是黄埔学生，比如郑庭笈，比如叶佩高。郑庭笈精明强干。此外，既然在荣誉第1师，那么他也必定是作战负过伤的。那是在两年多以前的山西忻口，当时郑庭笈在第10师做营长。伤愈后，出任荣誉第1师第3团副团长，后升任团长。

在当晚，郑庭笈率部占领九塘西侧高地。

中日两军现在已呈现夹心饼干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郑团跟附近邱清泉的一支预备队还发生误战，互相扔了半夜手榴弹。

在杜聿明焦躁的时候，日本人当然更难受。

在一些高地，在中国军队的围攻下，弹药将尽的他们已开始砍竹子了。干吗啊？做竹枪，他们也有狼狈如此的时候。昆仑关一线日军最高指挥官三木，已经独木难支了。他的联队本部在九塘，九塘到昆仑关之间的联络线，现在已被中国军队逐一切断。他迷惘的是：从南宁到昆仑关几十公里而已，怎么援军就打不过来呢？

三木给中村发电报求援，特别提到昆仑关的制空权也落到中国军队手里：“……这也是中国战线不同以往之日。”

这几天，中国空军出动了大批战机空袭增援中的日军，九塘三木联队本部遭六架轰炸机“照顾”。日军飞机当然也来过，不过是来空投军需品的，令三木郁闷的是：军需品扔在了八塘，被围在九塘的日军根本没办法取，最后叫中国军队不紧不慢地搬走了。

中村的援军，已被邱清泉挡在六塘两天了。

12月21日夜，今村又派出一路援军，这就是坂田元一第42联队主力。初占昆仑关的松本大队就隶属该联队。同时，今村发电报警告中均：“若第二天黎明前仍不能通过六塘，以军法从事！”

中村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向身边的参谋下令：“深夜强袭，冲过封锁线！否则全体人员在阵地上剖腹谢罪！”

参谋传达完命令后，问了中村一句：“如果都剖腹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军刀怎么办？”

由于今村师团在兵力上捉襟见肘，在钦州担负守备和警戒联络线任务的台湾混成旅团的旅团长盐田定七主动打电话来，要求救援昆仑关。这两部队是没隶属关系的，所以今村听后极为感激。

盐田派手下一个联队，在联队长林义雄带领下，经南宁于12月23日开抵五塘，不过，他们也被拦截了。由此可见，中国军队在设伏方面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复合式的。

那边的中村经一夜激战，在伤亡三百多人后，倒是冲过了六塘，前进到七塘附近的一座高地。但七塘同样有中国军队，还是邱清泉的部队，一个野战补充团。补充团随即对日军发起攻击，又是一番激战。12月23日11点过，中村在附近山地指挥作战时，被一名中国士兵用步枪子弹击中面颊而受伤。

同样是这一天，杜聿明终于开始改变攻打昆仑关的战术。将近一周过去了，昆仑关仍在顽敌手里，他再不想办法就晚了。

杜聿明发现，直入打昆仑关的思路有问题。第5军虽克复了关口周边的一些阵地，但并不彻底。现实是，鬼子依托残存阵地，通过坚固的堡垒组成交叉火力网来掩护关口，对中国军队时时形成侧击。要想拿下昆仑关，不彻底肃清周围据点，看来是没戏的。

杜聿明给郑洞国和戴安澜打电话，要他们采取“要塞式攻击法”，把团分到昆仑关四周敌人扼守的高地，一齐发起进攻。同时又下令叫邱清泉在五塘、六塘、七塘留下一部，主力亦回师昆仑关，作为正面攻击部队的总预备队。虽然此时已有友军跟进，协助邱清泉阻击敌人，但邱部主力回调后，日军增援的阻力一定是减轻了。这一点，杜聿明似乎来不及想了。他要做的就是尽快拿下昆仑关。

重新研究地形后，杜聿明认为昆仑关西北的罗塘高地极为重要，必须将之完全捂住手里。这个高地紧邻着仙女山，也是在中日两军间反复易手。

杜聿明说：“如攻下此高地，再丢给日本人，部队长杀无赦！”

结果是：领命的荣誉第1师第1团吴啸亚部久攻不下。

郑洞国换人，汪波第2团上。同时，郑叫人把野战重炮布置在仙女山，从这里向罗塘猛击。

守备罗塘的日军只剩下前面说到的田村以下四十多人了。三木手里也没预备队了，东拼西凑，终于集合了二十九名士兵，在中队长迫田广一带领下前去增援田村。即使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再强，二十九人无疑是杯水车薪。三木怎能不明白？打到现在，他更明白的是，在昆仑关东北面的仙女山丢失的情况下，如果西北的罗塘再不保，那么日军就剩下界首高地这最后的屏障了。一旦界首被突破，他的部队将彻底崩溃。

后来日本人谈到昆仑关之战时，说：“这是‘中国事变’以来陆军最暗淡的时期。”

把那可怜的二十九个人打发走后，三木给今村均、中村正雄发了一封内容相同的电报：假如今天太阳落山前援军还无法抵达，昆仑关将不保。

这是平安夜的前一天。

昆仑关上的日本人能否得平安？

三木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自己的炮弹已断绝，于是下令叫士兵找地方埋炮。紧接着，向护旗少尉下令：做好焚烧联队军旗的准备。

这话一出口，就说明日本人已陷入绝望。

到现在三木还在琢磨：从南宁到昆仑关，这段距离太近了，援军为什么就打不过来呢？他已经琢磨好几天了。为此，他给南宁的今村均又发了一封电报，措辞有几分抱怨的成分。

三木在几个小时后收到今村的电报。大意是：“为确保九塘，可放弃昆仑关正面阵地；万一九塘不保，可退至八塘，但再勿后退。”

面对三木的抱怨，今村均的回复不软不硬：“贵部连续作战，深表感谢……虽战事凄苦，但当以加藤清正在蔚山的战斗相激励。”

加藤清正，16世纪末的日本战国悍将，一生追随丰臣秀吉。丰臣统一日本后，入侵朝鲜，加藤为先锋。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七年。后来在蔚山，遭中国明朝优势部队攻击，加藤以少战多，死守蔚山十昼夜，支撑至援军到来。

蔚山之战在日本陆军战史课中是场经典战役，加藤是那个时代日本军官的偶像。

广西大山中的三木吉之助会有加藤那样的好运气吗？他黑着脸想找一下感觉。就在这时候，两枚迫击炮弹呼啸而过，落在护旗少尉身边不远的地方，当场炸死多名勤务人员。这没法让他立即找到感觉。

对了，去龙州抢东西的及川，不是先派回来一个大队吗？没错。这个大队乘坐105辆卡车，在某某大队长带领下，风驰电掣地经龙州到南宁的公路北返。不过，南宁的今村均，左等他们也不来，右等他们也不来。按日本战史的说法，这个大队的900来人在距南宁60公里处，被一支6000人的中国军队拦住了。

这支部队就是前面说的韦云淞第31军的一个师。

面对中国军队守株待兔的拦截，日军带头的大队长本计划在转天凌晨发起进攻，冲破当面的包围。没想到，还没等发起进攻，六倍之多的中国军队先攻上来了。

开始时，这位大队长计划分兵到公路北侧从后面夹击中国军队，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想向北迂回，还是没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向东突围，又遭截击。最后，这一路日本援军不但没冲破封锁，反而陷入自身不保的状态。

今村均得知龙州方向派过来的大队被拦截后，已经没什么脾气了。他手上只有最后一点兵力了，那是守备南宁的半个多大队的预备队。为了让从龙州回援的那个大队跳出包围圈，今村把手里那点预备队拿出去。不成想，预备队刚出南宁没多远，就被韦云淞的另一个师拦住了。后来，日军来了几架飞机，轰炸起了点作用，围攻的中国军队被炸开一个缺口，残余的鬼子爬上汽车，落荒而逃了。

虽然韦云淞取得不小战果，但仍受到白崇禧的严厉指责，因为后者拿到从龙州方向回援的第二批日军已步行开拔的情报。他认为韦云淞没能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合击那个日军大队，犯了“不知己不知彼”的错误，他警告韦：“如再放过第二股日军，影响昆仑关的战局，必受严惩！”

现在可以说一下了，围攻日军大队的是韦云淞手下的第131师，师长贺维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江西永新人），一个老实人。这时，他的部队跟友军距离过远。日军第二批回援部队还有25公里就到第131师的卡子了，友军第188师还在拦截那支刚从南宁出来的日军预备队，所以不可能反转过来跟第131师合击这边的日军。

贺维珍只好带着人继续在原地守株待兔，等着第二批日军过卡。

这老贺确实老实。你已经带着部队在这里伏击了第一批日军，第二批日军必定知道此事而更改路线啊。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贺维珍没等来“兔子”，因为当天晚上日军就趁天黑经山间小路绕道跑了过去。

老贺立即上报韦云淞，后者哭笑不得，说：“贺师长啊贺师长，你是不是有意想叫白主任整我？”

韦云淞还算没耽误时间，立即通知前面的第188师，叫他们进行二次拦截，同时告诉贺维珍在后面追击。

狂奔的日军终于在黄昏停下来，在路边埋锅造饭。

没想到，路边的山包就是第188师的伏击点。这批日军由于过于匆忙，没顾得对周边进行搜索，就开始休息了。这个错误太致命了。第188师战力平平（此次桂南会战，每打五个破袭战，基本上有四次是失败的），但挡不住这么好的运气。在日军吃饭时，无数火舌骤然出现，二百多日军士兵在瞬间丧命。

惊慌中，日本人在中国的广西迎来了1939年的平安夜。

但平安夜里不平安，说的是另一个方向的中村正雄。12月24日傍晚四点半，他带着部队穿过层层伏击圈，如惊弓之鸟般抵达了九塘，与困守在此的三木联队本部会合。

从南宁到九塘，50公里而已！中村带着部队足足走了5天！

该着中村倒霉。

好不容易到了九塘，在一个叫枯桃岭的地方，中村又被一名中国狙击手（来自郑洞国荣誉第1师郑庭笈第3团）狙击，一枪打穿腹部。在七塘时，脸颊已中一枪；这一次，命中部位更要命。

前面说过，杜聿明叫郑洞国增加袭击九塘的兵力，后者把任务交给郑庭笈。郑领命后，在九塘一带转着圈作战。

又中一枪的中村被抬到三木吉之助的联队本部，随即在一间茅屋里进行手术。

事情还没完。在外面，不远处的山上，郑庭笈在望远镜里发现草丛深处有日军军官在讲话，旁边的房屋有日军进进出出，于是叫炮兵开火，没想到中了大奖：一枚炮弹正好落在中村进行手术的茅屋附近。此时中村的腹腔已被打开，在第三次受到创伤后，这名少将旅团长终于挂了。

筋疲力尽

平安夜这一天，陆续来援的几支日军是这样的。

中村带领的一路残兵赶到九塘；坂田元一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在六塘被围；台湾混成旅团林义雄联队刚刚抵达六塘，跟前面说的大队取得联系。

晚八点，荣誉第1师汪波第2团组建敢死队对罗塘高地进行最后一次攻击。

田村能康和迫田广一率部扼守的罗塘，几乎是日军各据点中堡垒最坚固的，火力层次繁复隐蔽，又有铁丝网等障碍物。虽然鬼子的人数远不足百，但着实凶顽。

荣2团的中国老兵们，在敢死进攻中更是英勇。

搏杀中，三名中国士兵的刺刀同时刺中田村。接着，中国士兵将日军另一部队长迫田广一的双眼抠瞎，战斗之激烈可见一斑。

高地上的日军终于全部被中国士兵扑杀，汪波当即受杜聿明嘉奖。

第200师高吉人的第598团和刘少峰的第600团此时也相继攻克目标高地。

但是，由于杜聿明战术应变迟了些，所以在日军就要全线崩溃时，继中村的部队后，坂田元一带来的援军也赶到九塘。

圣诞节之夜，坂田元一派出一个中队，携带十万发子弹，给昆仑关的日军补充弹药。

盐田台湾混成旅团此时又派出一个联队，就是在陆屋遭巢威重创的渡边信吉联队，他们已经赶到了七塘，与林义雄联队合兵。不过，由于邱清泉还有一部在此阻击，友军傅仲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萧山人）第99军也已经赶到，所以这里的日军仍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而不能立即援救一线。

在九塘，赶到广西战场的陈骥第66军等部队已加入战斗。坂田元一的部队尽被牵制，虽然离昆仑关近在咫尺，同样不能抽出兵力赶去援助。

现在，就看第5军的了。

第5军继再克罗塘外，又攻取了附近的同兴堡（在罗塘和昆仑关之间）据点，又一次攻下653高地。至此，昆仑关周边的钉子，除位于关口正北偏东的界首高地和西南面的441高地外，已全部被拔除。

作为制高点的界首，迟迟不能攻下。日军中队长津田悦二郎率部在界首负隅顽抗。

鬼子攻占昆仑关虽没多长时间，但他们有个拿手绝活：每攻克一个要塞，就会用最短时间将其打造成坚固的堡垒。界首高地的碉堡不但坚固耐射，而且高度几乎与地面持平，加之藤木掩映，隐蔽性非常好，导致攻击界首的第200师伤亡惨重。

杜聿明终于沉不住气了。说实在的，他没想到打昆仑关会如此之艰难。开战前，杜聿明拿到的情报仅仅是：昆仑关有日军的前进据点。通常情况下，作为非主阵地的前进据点，都不会有重兵把守，火力配置和负隅对抗的力度也不会太猛太大。正如前面所言，杜聿明最初的想法是，一鼓作气拿下昆仑关后，跟友军直接反攻南宁。没想到在昆仑关，一打就是一个多星期，主攻的两个师伤亡惨重，陷入筋疲力尽的境地。

现在，全军将领都在看着杜聿明，蒋介石更在盯着他。他的第5军又是坦克，又是战车，又是汽车、摩托车，又是重炮，装备是军中最先进的，拿的粮饷也是位列前茅的，而且自南京战后，一直在湖南进行训练，假如成军后这一仗打糟了（此前曾有部分兵力参加了兰封之役和徐州会战，战绩不理想），他是没法在蒋介石面前抬头了。

最锋锐的武器配备给了你，你却没使好，到时无论什么理由都解释不通。

第5军是唯一一支机械化军，第200师又是第5军的骨干，杜聿明没法不对其寄予厚望。但现在的事实是，在三个师里，根据战绩排名的话，打得最好的倒是作为小兄弟的邱清泉新编第22师，其次是郑洞国荣誉第1师，戴安澜第200师只能排最后。

可戴安澜又何尝不想尽早拿下这块高地？

现在对戴安澜来说最头疼的是，之前打某些高地，他的士兵没攻下来，导致杜聿明换郑洞国的部队，这事已叫他没面子了；如果攻不下界首，再换别的部队，那就真的要命了。戴安澜已持枪，望着眼前一个又一个敢死队员倒下，差一点自己就冲上去了。

事实是残酷的，怕什么有什么。

杜聿明果真又叫郑洞国支援戴安澜了。这一次，荣誉第1师过来的是郑庭笈第3团，杜还是留了面子，叫戴指挥这个团。

界首高地在阴郁的雾气中，被震天的喊杀声包围。

由光荣负伤的归队老兵组成的郑团，作战经验当然极为丰富，但由于日军凶顽至极，几个冲锋下来，九个连长伤亡了七个，连郑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阵亡。

杜聿明亲自给郑庭笈打电话，叫其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把这一高地拿下。

杜叫郑、戴把各自部队的火炮集中起来，军部的重炮也调过来。同时，叫开战以来战绩显著但伤亡较轻的新编第22师进行超越式进攻，从后面越过第200师和荣誉第1师，直接摸向昆仑关。

12月27日，中国空军六架战机对驻守昆仑关的日军进行了空袭。转天，第5军对界首高地再次发起攻击。

这个高地，并非只有一个山包，而是数个互为掎角。中国军队几乎所有的炮火都倾斜在这几座山包上。

又激战了一天。机枪的火舌穿过郑庭笈团战士的身躯。怎么接近鬼子的堡垒、壕沟成为拿下界首高地的关键。郑团长最后拿出的办法是：入夜后，叫敢死队匍匐逼近日军堡垒、壕沟，混在尸体堆里，忍一宿不动；天亮后，先发起炮击；在炮击结束后，再奋起做近距离的肉搏。这当然极其危险，因为稍有闪失，敢死队员就会被自己的炮弹炸飞。

炮声停止后，朝霞下的阵地一片寂静。

突然，一个战士拎着枪，一跃而起！两个，三个……对面壕沟里残存的日军目瞪口呆。

付出巨大代价后，第5军终于全歼界首高地群以津田悦二郎为首的日军。此时，山雾也已经转红。

中国的炮兵随即变换阵地，猛击昆仑关上的日军，接下来将是最后的一次步兵攻击。

昆仑关的日军虽刚刚补充了十万发子弹，但没有炮弹，只能藏在掩体里挨炸。虽然日本人在调兵遣将，但并没拿出一个全线反击的时间表，加上来援日军纷纷被阻击，导致苦撑的三木吉之助动了放弃昆仑关的念头。跟另一个联队长坂田元一沟通，后者也同意放弃。12月30日日落时分，关上的松本总三郎下令埋了三门重炮后，带着残兵开始在中国军队的枪林弹雨下突围。

1939年12月最后一天，邱清泉新编第22师邓军林第65团最先突入，把军旗插在昆仑关上！

昆仑关下的战壕，几乎被尸体填满，中国人，日本人。

整个战役中，第5军战死官兵5683人。杜聿明看到昆仑关上的猎猎军旗，他已疲倦至极。

大战间歇，翻看缴获的战利品时，杜聿明发现一个名叫《皇风万里》的小册子。

在这本口袋书中，日本人有一个记载：1937年冬，残酷的南京战，在城陷之际，两名中国装甲士兵，藏在一辆被击毁的坦克里，连连袭击日军……

杜聿明眉头紧皱。

杜聿明想起1938年春，他的装甲部队在湘潭地区的东安县收容整训，有个第1连的战士辗转而来，称自己与战友在南京方山外郊孤军奋战，利用一辆被打坏而停滞路边的坦克与日军周旋，打死三四十名鬼子，最后他在夜色中侥幸突围，战友则牺牲在南京城下。

杜聿明的装甲部队在1937年的冬夜有着深深的悲怆。还记得前面讲的一件事吧？

陷城之夜，装甲部队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芃终于上了船，开船前，叫人下去炸毁岸边的几辆坦克和汽车，但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舍不得。僵持中，那四个人说他们不走了，拆了坦克上的武器，跟进城的鬼子再干一场。随后，几个人下了船。后来，当刘树芃跟杜聿明说这件事时，杜的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

至于在方山阻敌的坦克兵，讲完自己的故事后，杜聿明没特别在意，因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用一辆废弃的坦克打死几十个鬼子？这事儿听上去有点悬。杜甚至认为那个士兵在谎报战功。现在，看到日本人的记载后，他为之一震：那战士，说得竟一点也不假！

杜聿明马上叫来郑洞国，叫他寻找该战士。

令人难受的是，被分到荣誉第1师的那名士兵，已在两天前战死了。

新编第22师副师长廖耀湘（师长邱清泉车祸受伤，已被送到柳州治疗）听完装甲士兵的故事，更是别有感触，因为他同样有在南京死里逃生的经历。

廖耀湘对身边的一名部队长说：“你我都是幸运的人，至今仍未马革裹尸！”说罢，流下两行浑浊的眼泪。

前路莫测、风云诡谲的1940年，就这样在昆仑关上到来了。

在东京，1940年1月，留着小分头的平庸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取代同样平庸的阿部信行出任新首相。上任第一天，米内就拿到上一届内阁留任的陆军大臣畑俊六递交的昆仑关战报。

此时，后到的李延年第2军一部接手关口守备。

昆仑关前的七塘、八塘、九塘还在激战，在昆仑关和九塘间的441高地，仍在反复争夺中。

第5军夺取了昆仑关，也已丧失战斗能力。

完全接替第5军作战的是刚刚赶来的陈骥第66军所辖的第159师和第160师，他们是参加过南京战和正面突围的广东部队。该军现在隶属于叶肇为总司令的第37集团军。随后第5军全部撤至迁江休整。

对第5军的表现，蒋介石没表扬。

一句话，虽然昆仑关打下来了，但伤亡太大。这多多少少叫他失望。

日军那边，去龙州抢东西的及川旅团主力终于赶回南宁。今村钧告诉及川，要想扭转前方战局，只有一个办法，即由他亲率一部，从四塘和五塘间绕到坂田联队正面的中国军队的背后。今村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桂南地图，日军手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跟实际地形有不小差距。

对第5师团的命运，无论是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还是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都极为关注，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铃木宗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爱知县人）的陪同下已直飞广州了。

在广州的第21军司令部，军参谋长根本博向泽田抱怨东京划给第21军的兵力太少，使得该军一面在广东作战（第18师团、近卫旅团、第104师团正与张发奎、余汉谋战区的部队作战），一面在广西作战，顾此失彼。

泽田茂毫不客气地指出第5师团陷入被动跟今村均敌情判断失误有直接关系：12月17日，中国军队发起攻势时，今村仍认为对方不会有大行动，而没拿出积极的应对办法，最后逐次增兵，犯了兵家大忌。

12月29日，铃木宗作以及第21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飞到南宁。按日本人的描述，虽然广州军司令部为第5师团的处境垂头丧气，但第5师团司令部的气氛却“异常平静”，师团长今村均像个练太极的，正在司令部推挪腾移。

联席会上，今村提出亲率人马进兵的计划。

佐藤贤了亮出安藤利吉和泽田茂达成的共识，不希望第5师团单独决斗，一线部队应后退三十至四十公里，全面采取防御姿态，等第18师团赶到广西，再进入反击。推算时间的话，还需要等大约一个月。

佐藤说完，拿起红色铅笔，在作战地图上的三塘和四塘间画了道防线。今村均找来橡皮，把那道防线又擦掉了。他告诉佐藤：“不必等第18师团集结，第5师团有能力和意志独自击破当前的中国军队。”

今村认为，对一线的情况，广州第21军司令部不会比南宁第5师团司令部更清楚。现在，南宁外围的五塘、六塘和七塘的中国士兵在减少，大多已回撤去围困八塘和九塘间的日军增援部队了。在那里，日军被两到三层的中国军队围困，如果后退三四十公里，等于把防线回撤到南宁外郊，如此一来中国军队就会顺势攻打南宁，第5师团士兵失败的情绪就会上升，不但完不成掩护后面日军集结的任务，还会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

今村还提到一点：“如果第5师团回撤南宁，中国军队极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兵力赶往钦州，去阻击将在那里登陆的第18师团。”

佐藤顿时被今村说得如鸡啄米。

今村抗令成功。按他的计划，自己带着部队前去解围，但广州的安藤利吉认为他还是留在南宁比较好，最后解围的任务给了旅团长及川源七，叫他带人替下八塘和九塘间的坂田联队和三木联队。

1940年元旦，及川带着旅团的一个联队从南宁出发。

走之前，今村叫及川“下功夫研究一种操典上没有的新战术”，用来对付中国军队。除带了最大量的弹药和粮食外，他还叫及川带上所有能带的用于修建战斗工事的工具，做坚守一个月的准备。

1月1日午夜，及川带部队悄悄开抵八塘。

过七塘时，当地日军交给及川一个宝贝：从中国军队那里缴获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

此时，九塘方向枪声不绝。

3日黄昏，坂田联队和三木联队开始撤退。

按计划，三木联队、坂田联队都撤回南宁。但当撤回三木联队后，今村均觉得有点不合适，因为台湾混成旅团（林联队和渡边联队）还在一线。当初，台湾混成旅团主动前来救援，此时把自己的部队撤去，有点说不过去。今村琢磨了一下，叫及川把坂田联队留下来，只撤回作战最久、伤亡最大的三木联队。

从1月上旬开始，日军重新掌握了昆仑关上的制空权。

1月13日，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在钦州湾登陆。一个多星期之后，近卫混成旅团出现在七塘，第18师团出现在南宁。现在，决定全线反击的日军的目标是宾阳，也就是昆仑关的后背。

在日军援军不断开来之际，白崇禧抽掉5个师加强正面。但这三万多人马在路上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

2月初，宾阳徐庭瑶第38集团军司令部遭空袭，一度造成司令部与前线部队的通信中断。此时，近卫混成旅团已攻向宾阳。不过，日军在灵山县与钦州交界的泗合坳，一度遇第46军阻击。

会战以来，何宣第46军和韦云淞第31军（欠苏祖馨第135师）担负了拦截日本援军和破袭交通线的任务。韦部经大迂回，攻击钦州到南宁公路的北段；何部则进攻这条公路的中段（蔡廷锴集团军破袭南段）。

韦云淞手下的那两个师，虽多次拦截日军，取得一定战果，但一打起争夺战就不行了，没攻下沿途任何一个日军据点，无奈中开始往公路上撒三角钉，扎日军汽车的轮胎。

两个师长都不是那种敢放手一搏的人。举个例子，贺维珍那边，当一支部队无意中走到日军背后，请求跟正面友军两面夹击时，贺居然拒绝，认为太危险，又把那支部队从日军背后调到正面。

相比之下，第46军那边就主动多了，叫日军十分头疼。凑过来的近卫混成旅团的任务之一，就是把第46军赶出钦州到南宁的公路沿线。在上面说的泗合坳，巢威又打了一仗。

这次会战，巢威指挥有方，先护北海，后战陆屋，表现出色。军长何宣每每直接跟巢威联系，下发战斗指令，叫夹在当中的师长冯璜很不爽，但也没办法。

泗合坳血战中，近卫混成旅团集合在战场上的兵力达到1500人。

阵地最危险时，巢威带预备队顶上，一线士兵见团长冲在最前头，一个个也都跃出战壕，扑向日军与之肉搏。

激战三昼夜，日军伤亡甚多，中队长浅田亦重伤被俘。巢威发现此君身着一种奇异的战服：用长方形的钢片叠成防弹衣。

因团中正好有一会日语的干部，战斗间隙巢威提审浅田。开始，浅田黑着脸，一言不发。一再讯问，才开口。

“你是哪里人？”

“东京。”

“叫什么？”

“浅田浩。”

“年龄？”

“27岁。”

“军衔？”

“陆军大尉。”

“部队番号？”

浅田不语。

再问，依旧不语。

转而问：“为什么参加侵略战争？”

“打击重庆政府是我们的使命。”

“假如我们的军队踏上东京，你会有什么感受？”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巢威狠狠地踹了浅田一脚。

此战中，巢威的部队夺得日旗十二面。

固守泗合坳，为的是等第46军的其他部队，然后夹击日军。由于友军迟迟不到，日军重整旗鼓，围攻甚急，军长何宣十分担心，叫巢威撤下来，双方争辩良久。

巢威说：“军长，此地位置重要，不可丢！”

何宣说：“我何尝不知？现在援军难以上来，不知那边又有什么新情况，你孤军作战，我担心。”

巢威说：“军长莫担心。对军人来说，阵前决死是最小的事。我决定，死守泗合坳，等友军到来，夹击当面之敌。即使友军不到，我也决定在此流到最后一滴血。我相信，只要顶住最后五分钟，友军一定会到。”

何宣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把特务营给你派过去。”

巢威说：“不可，特务营担负着护卫军部的重任，不可轻调。”

何宣说：“万不可勉强，能顶得住就顶，顶不住就下来，你相机独断吧。”

几个小时后，何宣电话又来了，还是叫巢威撤。巢威坚持己见，叫何宣把军部往后移，免除后顾之忧。

何宣把电话交给参谋长。

参谋长叫张琛，他对巢威说：“巢团长，军长已为你难过得流下眼泪。你还是服从命令，撤吧。”

巢威说：“战斗三昼夜，九十九步已经坚持了，只剩下最后一步。如果现在撤，如何对得起阵亡的兄弟？另外，如果我带部队撤，军心容易散，那样更容易被身后的日军围歼。参谋长放心，我必定完成任务，假如友军不能到来，我当与阵地共存亡，这是中国军人的荣耀，也是我46军的光荣。”

过了一会儿，张琛在电话那边说：“军长说了，支持你的意见。他还说，在你部不撤的情况下，军部不能先撤。军部就在你们后面，成功成仁在一起。万一有变，大家一起殉国。”

坚守中的巢威终于等来第一批援军。

当面日军发现有被包围迹象时，也害怕了。不过，由于巢威的部队伤亡太重，在最后的反攻时丧失力量，援军在包围上也没能做到最好，日军还是突围而出。尽管如此，巢威的表现已足够优秀。后来，蒋介石在柳州军事会议上数落其他将领，唯独表扬何宣。何宣说：“我军之功，多在第524团团长巢威。”

此时，日军开始进攻宾阳，想切断昆仑关与宾阳的联络线时，第2军军长李延年叫郑作民第9师放弃昆仑关。但这个师此时应受叶肇的节制。撤退时，出现溃散的一幕，参加过武汉会战田家镇大战的师长郑作民遭日机轰炸而亡，整个部队也垮掉了。

日军迂回宾阳，布防在南宁至宾阳公路正面的叶肇第37集团军也陷入崩溃，纷纷后撤。

蒋介石叫白崇禧指挥各部夹击向宾阳迂回的日军，白回复：“我各部伤亡太大，在日军迂回下，全线产生动摇，已无法展开攻击。”

一个月后，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何应钦总结了中国军队作战时的八个弱点。其中一个就是：正面作战部队常因敌人侧面迂回和威胁即行溃乱。

2月3日，赶来的日军第18师团接替第5师团阵地，重新攻占了昆仑关。宾阳县城在前一天傍晚亦陷落，桂南会战就这样结束。

会战中，日军被毙两千多人，自己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伤亡就不说了，十多万军队被击溃。虽然昆仑关的钉子一度拔掉了，但整个桂南会战仍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在1940年2月21日冷着脸飞到柳州，入住羊角山官邸，准备召开检讨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炸弹也来了。

蒋在日记中写道：“午睡初醒，二时十五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乃急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余知敌机如来炸柳，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二十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又来袭，低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五十米至百米之山巅，计伤卫士十二人。”

日机是得到情报后专门来炸蒋介石的。

幸好蒋介石判断准确，反应快，闻敌机声后，就近藏到山下一个天然洞穴，否则必死无疑。这是他继武汉撤退后最惊悚的历险。蒋还是沉着的，转天仍按计划召开了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开出八年抗战中最严厉的一张罚单。

对会战后期的溃退，蒋介石不能释怀，追问白崇禧，后者说：“当时守备南宁到宾阳公路正面的是叶肇的部队。”

蒋介石对叶肇说：“你是守过南京的，有功；但现在，该枪毙！”

叶肇解释：“第9师不听我指挥，擅自撤退，我也没办法……”

第9师干部说：“叶肇在战局发生重大转变时，毫无当机立断的决心……”

结果是，白崇禧“督率不力”，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1940年春，白崇禧做主任的桂林行营亦降低一格，改为桂林办公厅，至1943年冬最终被撤，后设立赣州行辕，由顾祝同统一指挥长江以南各战区）；陈诚“指导无方”，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

直到抗战结束，张学良退出现役，腾出一个一级上将名额，白崇禧才重新晋级。陈诚直到1947年因冯玉祥退出现役才得以递补。

除白、陈之外，被惩处和查办的高级将领还有：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抗命避战，贻误大局”）；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撤职查办（“优柔寡断，未能挽回战局”）；第36军、第66军、第99军的仨军长撤职查办；第36军参谋长、第49师师长、第160师师长撤职查办；第9师师长郑作民因阵亡而免究，但该师番号被取消，改无名师；第135师师长苏祖馨也受到惩处，只是稍微轻一些——撤职留任……

被记功的只有三个人：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46军军长何宣、第76师师长王凌云（此时属李延年第2军）。

包括杜聿明在内的第5军的干部没被提及。

白崇禧的桂林行营不再担负指挥各部队的职责，指挥权转归张发奎第4战区。

惩罚之重，可谓空前。正如前面说到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广西是西南国际运输线的咽喉，太重要了；二是蒋介石担心日军趁势经柳州进攻川黔大后方。

罚单开完了，蒋介石长出口气，飞走了。

那么，日本华南方面军到底有没有打柳州的想法呢？

最初其实是有的。参谋长根本博为此专门到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陈述构想。别以为他的作战计划仅限于打柳州。实际上，他提出一个极为庞大的战略攻势。这个攻势听后会叫人心里“咯噔”一下子。按根本博的计划，打下柳州后，以第5师团和第18师团为主力，组成三个所谓追击队，每个追击队3000人，直接进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同时，派一支部队沿长江进攻，另一支部队向长沙逼迫，牵制薛岳的兵力。在华北，山西的日军渡过黄河，攻取西安。武汉的第11军抽出一支精锐部队直下成都……

依根本博看，在这种攻势下，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必然崩盘。

可以说，根本博这个设想非常大胆，日军高层拿到这个作战计划后什么反应？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用四个字评价这个计划：天方夜谭。同样以胆大著称的板垣觉认为，这样做过于冒失。他的想法是，尽快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政权。在板垣看来，把战线拉长，就算攻占了重庆，也不能保证就一定降服国民政府。如果中国再出现一个战时陪都怎么办？军事就是冒险，这是“九一八”之夜他所坚持的，只是现在他已由大佐成为中将，持重了。

根本博碰了一鼻子灰。

五年多以后，日本投降，那时的根本博是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虽然此人不怎么样，善于投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激进派，也不是传统的保守派，而且喜欢打小报告（前面提到过的“樱会”政变事件），可是看1940年春他的作战计划时会发现，它比后来冈村宁次的重庆攻略早了好几年。

前面讲过，桂南会战最后失利，蒋介石难以接受，最担心的就是日军经柳州顺势进攻重庆。

柳渝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

它类似于三国时的子午谷山路。虽艰险，但却可以直插长安，魏延一直建议诸葛亮从这里进兵。如果当时诸葛亮采纳，派奇兵出子午谷取长安，魏国就将面临巨大危急。可是，求稳的诸葛亮每次都绕道祁山，以致五次劳而无功。

1940年，根本博做了次魏延，板垣征四郎做了次诸葛亮。

当根本博的作战计划被板垣扔掉后，重庆国民政府消除了1940年之初的最大危机。

这个隐藏的危机在后来被忽视了，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一个桂南会战，蒋介石为什么处罚了包括白崇禧、陈诚在内的那么多将领。

秘密正在于此。

几个月后，在欧洲，法国被德国降服，他们已没力量再控制印度支那，于是日本趁机派兵冲入印度支那北部，滇越线和桂越线由此全部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南宁已没什么意义，日军也就撤出了广西。

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中计了

打开中国地图，离烽烟未散的广西有数千公里之遥的塞北，有个地方叫五原。

五原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下辖的一个县。这个地方出过一个名人，那就是三国时的吕布。南北朝时属沃野镇，北魏塞北六镇之一。拓跋王朝就是在“六镇之乱”中解体的。

五原在古时的亮点，基本上就这些了。

民国时代，五原属绥远省。绥远（省会归绥即呼和浩特）在内蒙古西南一带，是当时中国塞北四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之一。四省中，宁夏属大后方；热河和察哈尔早就被日军占领；绥远呢，一分为二，日军控制着东面，中国军队控制着西面。

在绥远，中国这边的最高指挥官，是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同时，傅还担任着绥远省政府主席职务。

说到正面战场，在人们印象中，似乎只有中原、华中、华南、西南滇缅边境，而塞北草原被很多人遗忘了。实际上，绥远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块战场，阻挡着日军向西北大后方的窥视。

前推两年多，太原陷落，阎锡山退守晋西南，独守孤城的傅作义于转年春率军来到绥南，后又进驻绥西，在五原建立根据地。

傅作义手里的人马，是起家部队第35军。

第35军身经百战，超过三万人，包括董其武（学兵团出身，山西河津人）第101师、孙兰峰（行伍出身，山东滕县人）新编第31师、袁庆荣（北方军校，河北河间人）新编第32师以及独立炮兵第25团。

绥远地处塞北，草原戈壁两茫茫，骑兵是不可少的。

傅作义军中，就有一支骑兵：中央军系统骑兵第7师。此外，还有一些新编部队和游击旅。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此时也隶属傅作义指挥。

在继续讲绥远的战事之前，需要说一下与之关系密切的“冬季攻势”。

1939年11月，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完成第二期整训后，重庆军令部作战厅下达“冬季攻势”命令。

蒋介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一次大规模进攻战？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开始明确反对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决定开展一次反攻，一是振奋军心，二是给美国看看。给美国看，为的是争取贷款和军事援助。

就这样，北起内蒙古、绥远，南至两广，中国军队同时出动71个师，在各个战区内向日军发起进攻。按日本人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里的说法：“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战斗意志远远超过了我方预想，尤其是第3、5、9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

“冬季攻势”中，日军各地守备部队被分割成一个个孤立据点。

以第11军为例，能集中起来的步兵只有4个大队，其他部队全部受到中国军队分割式围攻：围攻第3师团的有23个师，围攻第6师团的有16个师，围攻第13师团的有49个师。这是日本人的说法，稍有夸张，就算第13师团再强，中国军队也到不了用49个师打1个师团的地步吧。所以，对日军战史里的数字，也需要仔细甄别。

攻势中，中国军队不但弹药充足，而且补给能力也提高了，甚至有的部队用上燃烧弹。

“冬季攻势”的作用不在于歼灭多少日军，而在于用行动告诉入侵者：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依旧有力量而且依旧会继续打下去。

傅作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绥远开打的。

早在1939年初秋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蒋介石就向傅作义下令，叫他在绥远牵制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因为戴笠曾递交蒋介石一份情报说，日军有个骑兵旅团被秘密从塞北调到华中。其实，这个情报并不准确。当时的确有个骑兵旅团被南调，可并没进入长沙战区，而是留在了河南。

“冬季攻势”中，军令部作战厅建议傅作义把进攻目标锁定日军盘踞的大佘太。

大佘太是包头附近安北县的一个镇子，也是县城所在地。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是传说中北宋杨业和佘太君一战定情的地方。

傅作义领命后，却拟定了一个更大胆的作战计划……

中国军队厉兵秣马时，日本人在干什么？

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是个沉郁的人。日中战争开始后，作为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他辅佐寺内寿一在华北取得巨大战绩。在塞北，冈部可以调动的军队相比之下虽然不多，但却掌握着一支骑兵部队。

抗战时代，大约是最后运用骑兵作战的时代。

因地理环境的特点，驻蒙军当时掌握着日军骑兵部队的大多数。

具体地说，是以小岛吉藏为部队长的骑兵集团。这个集团有两个旅团的兵力，一共四个联队。在包头附近驻扎着两个联队：在固阳的第13联队和在安北的第14联队。固阳和安北，是包头附近的两个县，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北边。另外那两个联队，正如前面提到的，被调到河南了。

1939年12月19日，华南昆仑关爆发激战时，塞北的日军骑兵集团长小岛拿到一个情报：傅作义第35军主力集结在昆都仑河（流经包头境内，黄河的支流）以东，要在12月20日攻袭包头。拿到情报后，小岛很得意：“看，虽草原茫茫，我的情报网依旧不错。”于是，他下令，叫骑炮兵（混合编制）联队长，一个叫熊川长致的家伙，立即带部队出发，横渡昆都仑河，去拦击傅作义。

熊川是12月20日黎明带队出发的。

小岛出包头西门，为熊川送行。

送就送吧，奇怪的是，一送就送出五里地。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切跟作战没什么关系，而是恋人的别离。

末了，望着熊川带着人消失在霞光崩裂的草原深处，小岛充满激情地吟出一首诗：“静静的草原多美丽啊，随着露珠儿的滴落，大和男儿奔赴了远方战场。”怎么说呢，这诗写得确实不怎么样。

所有不靠谱的事做完后，小岛想起回城了。

他绝对料不到，自己早已中了傅作义的圈套。他带人还没进包头，就听到城中已枪声大作。小岛愣神时，有人来报说，就在他送熊川出城后，外面突然冒出一支中国便衣队，趁机攻入了城中！

这就是传说中的调虎离山。

小岛骑兵集团的主力驻扎在包头西北周边的固阳和安北，平时进行城防的只有熊川的骑炮兵联队以及少量战车部队和步兵。现在，城防主力已被熊川带走，包头也就一下子空虚了。

小岛带人进城后得知，少数守备部队在中国便衣队的进攻下正节节后退。看便衣队的样子，是要朝骑兵集团司令部推进，现在双方在前面的巷口已陷入死战。他有点蒙了，进城时他并没有把便衣队放在眼里，但看现在这阵势，明显是要端他的司令部。

好在副官还比较清醒，说：“我们赶快抄小路回司令部吧，您需要到那里统一指挥，稳定军心。”

小岛赶回司令部，听到一个参谋正在给张家口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打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多谢司令官，真的不需要，我们自己能顶住，请放心！”

显然，电话那边，冈部之前是这样说的：“我马上派增援部队过去。”

小岛真心想踹这参谋两脚。他想再给冈部打个电话，又觉得不合适，毕竟刚拒绝完。其实，找援军对小岛来说不是个困难事，包头周围不就有他的两个骑兵联队吗？小岛给固阳和安北的骑兵第13和第14联队打电话，叫他们立即回援包头。

坐定后，小岛又站起来。

攻入包头的是中国的便衣队，后面有没有更多部队跟进？这次攻袭战是什么性质和规模的？小岛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正如小岛担心的那样：突然出现的中国便衣队只是打前阵的。

因为临近中午时，他得到最新情报：包头城外，出现傅作义第35军的主力！

傅作义面憨多谋。回望傅作义的资历，其实是很老的：少年时，他就考入太原陆军小学，那是清帝国覆亡的前两年。辛亥年，傅作义作为学生军一员，参加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武昌首义后，他跟随革命军出娘子关，攻清军。进入民国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步兵战术，毕业后回山西，进了阎锡山的部队。北伐时，任天津警备司令。1931年，傅作义出任第35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1936年百灵庙之役爆发前一年，傅作义已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傅作义是阎锡山的部下，虽不是中央军出身，但被蒋介石器重，一如重用孙连仲、商震、徐永昌。

蒋介石对傅作义有好感，还有一个原因。

当年西安爆发事变，张学良曾邀傅作义直飞西安参加解决问题的会议，傅也答应了，但飞机飞赴西安途中出现故障，迫降河北易县，最后没能到西安。这对傅是个意外收获，因为假如他到了西安，参加了张的会议，事后蒋对他必有看法。

抗战开始后，傅作义出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在南口协助过汤恩伯，后又参加忻口会战，守卫省城太原。有意把傅作义从阎锡山手下拉过来的蒋介石，在1938年冬，提升傅作义为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叫他驻军绥西，从此脱离第2战区。

在绥西，傅作义一边抗日一边屯田，这个做法受到蒋介石称赞。

重庆希望傅作义率部进攻大佘太，即安北的日军，但傅认为这个计划意义不大，起不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不如直接进攻包头。跟重庆沟通后，作战厅厅长刘斐觉得有可行性，参谋总长何应钦则比较担心，怕这个行动引起连锁反应：万一包头之战打不好，日军会趁机反攻，进入西北腹地的宁夏。

不能说何应钦的担心没道理。

中国大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如果西北方向渗透进日军，确实就不好办了。

至于日军在战略上有没有入侵西北的计划，那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盘算，但作为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傅作义坚持自己的观点。

刘斐跟军令部长徐永昌商议，又上报蒋介石，最后排除了日军兵进西北的可能，同意了傅作义的冒险计划。

黑虎掏心

包头位于黄河北岸和平绥线（北平到绥远省会归绥）上。

在塞北，归绥、包头、张家口呈掎角之势，是日军占领的三个重要据点。相比之下，包头战略作用更大，因为它如同刺入西北腹地的一把匕首。

在包头和附近的据点，日军驻屯的兵力有万人左右。包头的城防也极为坚固。如强攻，中国军队必会付出重大伤亡，而且能不能攻下来还另说。

傅作义深知这一点，故而采取了“调虎离山”“黑虎掏心”“围城打援”三招。

怎么把包头城里的日军主力调出来最关键。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怎么把从固阳（距包头70公里）和安北（距包头90公里）赶来的日本援军挡住甚至全歼。只有两者齐备了，才可以保证对包头的“黑虎掏心”。

为迷惑日军，傅作义用了“瞒天过海”的办法，隐蔽作战意图。他叫师长董其武带部队做出在一线筑建战斗工事的姿态，给日本人一个信号：看，中国军队只是固守防线而已。此外，打包头是一次长途奔袭，辎重补给是个问题。若一开始就大规模动用辎重部队，势必引起黄河北岸包头日军的怀疑。于是傅作义叫人昼伏夜出，把大量弹药逐次埋在黄河南岸的沙土中。一旦开打，可用最短时间完成弹药补充。

功夫做足后，1939年12月15日，傅作义一声令下，以第35军为主力的攻击部队——三万多步骑兵，穿越茫茫草原和戈壁，悄悄向包头进发，开始了抗战八年中史无前例的一次长途奔袭。

出发前，士兵们都不知道此战的目标是哪儿，部队长告诉他们：一直向前就是了。

第35军的三名部队长：董其武、孙兰峰、袁庆荣。他们很早就都追随傅作义了，时间最短的也超过十年，都是“自己人”。

民国时代，自己人、同乡、同学、校友、师生之谊，各种能搭上关系的社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中的人事录用。人事关系的陈旧传统虽制约着不同部队间的配合，但有时也会起到积极作用：在一个部队内部，假如将帅彼此认定对方是自己人，那么关系就很融洽，主帅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不必担心部下不买账和阴奉阳违的事出现。

在兵力布置上，傅作义做了以下安排。

孙兰峰新编第31师为攻城主力（配属独立炮兵第25团和一个地方警备团），避开日军在包头外围的据点，长驱直入打包头；骑兵第7师破坏包头到归绥的铁路桥，断绝该方向的日本援军，随后作为预备队使用；袁庆荣新编第32师担负打援任务；董其武第101师进入包头西北，以一部扫清昆都仑河到包头沿线各据点的日伪军，同时担负总预备队角色，随时支援孙兰峰的攻城部队。包头受攻击，日军必然会从相距最近的固阳、安北搬援兵，所以袁庆荣部担负的任务极重。如阻击不了日骑援军，孙兰峰的攻城作战也许就会功亏一篑。

按计划，孙兰峰的攻城部队要在12月20日抵达包头北面的黄草洼，总攻击在当天日落后开始。

不想，中间出了岔子！

骑兵第7师在12月18日完成切断包头到归绥的铁路桥的任务后，本应作为孙兰峰攻城部队的预备队，隐伏在包头外围，成为第二道保险，一旦袁庆荣打援不力，日骑突破防线，骑兵第7师就进行二次拦截。但是，这支由军委会直属的骑兵部队，在进入包头以东，沿铁路破坏桥梁后，并没隐蔽下来，而是向后方撤去了，也就是说提前脱离了战场。

傅作义非常恼火。

此时，孙兰峰的攻城部队已潜行到集结地黄草洼了。

傅作义这时拿到最新情报：“调虎离山”之计奏效，包头城里的日军正在外调，12月20日一大早就会出城。

在这种情况下，已没必要等到12月20日傍晚再开始进攻了。

傅作义把指挥部推进到昆都仑河边的一个村子，下令将攻城时间提前到12月20日上午。各部急行军，估算时间，当兵临城下时，日军主力正好已离开包头。

这个时季，包头地区气温低寒，枪栓冻得都拉不开。有部队长问傅作义怎么办。傅作义说：“不还有尿吗？用尿浇开！”

孙兰峰带着部队，在熊川联队出城不久，就摸到包头城下。

新编第31师的三个团长，是第91团团长刘景新（行伍出身，山西运城人）、第92团团长郁传义（天津警备司令部政训所，山东费县人）、第93团团长安春山（北方军官学校，山西稷山人）。外加配合行动的地方警备团，团长叫于霖瑞（行伍出身，山东德州人）。

部分士兵着便衣。

按孙兰峰的计划，刘景新和于霖瑞这两个团，分别从左右两侧攻包头北门；安春山那个团在包头东城外警戒敌情；郁传义的团作为预备队。但就在安春山带着一支便衣队路过西门时，发现这里没有任何警戒（小岛刚刚从这里出去送别熊川）。

机不可失！

安春山立即下令，从西门攻城。

从安春山打响第一枪，到控制整个城垣，用了不到半小时。

听上去简单，实际上双方做了残酷奋战。

塞北的战斗异于江南，12月下旬包头的气温快到零下四十度了。严寒中，第35军士兵前仆后继，勇夺城头。

小个子安春山，伫立在塞北的大风中，对身后的士兵说：“包头城里的日军，一个也别给我放过！”

这一年安春山30岁出头，早年毕业于太原北方军官学校的他，是第35军一线部队长中的首席猛将。“长城抗战”时，安春山就跟日军交过手，当时是在北平附近的怀柔；全面抗战爆发前，又在百灵庙、红格尔图与敌血拼；抗战开始后，跟随傅作义转战山西、绥远，无役不与。

安春山打仗，每次都身先士卒。

有一次，傅作义对安春山说：“春山啊，打仗不怕死是好的。身先士卒，本来就是对各级部队长的要求嘛。但是，如果每次你都冲在最前头，我还是担心。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办？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团长。”

安春山答：“军长！被打死的都是怕死的，人要是不怕死，子弹都躲得远远的。冲锋时，在后面拎着手枪指挥弟兄们往前冲，这事我做不来。而且，跟鬼子打了这么多仗，我都注意到，鬼子冲锋时，举着战刀的中队长也跑在最前面。在精气神上，我们要是还不如鬼子，这仗就没法打了。如果我真有一天战死了，肯定会有更好的人来接替春山。要想最后打胜，除了部队长、士兵一个接替一个，还有什么好办法？”

包头西门驻扎的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在短兵接战中，被安春山率军全部扑杀。

小岛返回包头时，安春山的士兵已打开各城门，于霖瑞那个团随即冲入城中；另一个方向，刘景新的团也杀进来。于团跟安团搜索城垣四周残存的日军，刘团则直攻日军骑兵集团的司令部。各部步步为营，一条街巷一条街巷地跟日军争夺；日军节节后退，他们先迎头被砸了一闷棍，随后乱棒齐下，确实有点找不着北了。

进入12月20日夜，包头枪声更加密集，巷战进入高潮。

城外的傅作义于战斗最激烈时，在昆都仑河附近的村外高地观战。他先是来到黄草洼孙兰峰师部督战，随后又往前推，离包头城已不到两百米。在这个草原之夜，漫天繁星下，傅作义挥舞着拳头，高声大喊：“胜利万岁！中国万岁！”

城里日军最高指挥官小岛冻得瑟瑟发抖，像一只小鸟。他现在已经知道：傅作义的部队都来了。

固阳、安北的两个骑兵联队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是否可以顺利冲破中国军队必定设置的拦截线？小岛想来想去，又想起张家口的顶头上司冈部直三郎，但仍碍于面子，没把事态的进一步变化及时上报。

不靠谱的人身边一定有个靠谱的人。

当时，冈部直三郎放下电话后，他就觉得不对。电话里，小岛那个参谋说，他们只是受到中国便衣队袭击。便衣队袭击包头？仅仅是一支便衣队吗？有没有大规模的部队跟进？冈部叫来自己参谋长，命他马上派两个步兵大队前往包头。

冈部眼前的参谋长生得浓眉大眼，放在今天也算日剧中的一个明星了。遗憾的是，他不是在日剧中，而是在日军中。这个胸前挂着参谋绶带的鬼子，正是中日开战之夜跟武藤章彻夜兴奋的田中新一。

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和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田中已做了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直接策划了陆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作战。只是后来，他动手打了东条英机的人（时任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被发配到前线，做了王牌第18师团长（后来出任缅甸方面军参谋长）。战争快结束时，田中因飞机失事，从天上掉了下来，神奇的是居然没摔死。多年后，他以一部揭秘太平洋战争的《大战突入的真相》而成为日本畅销书作家……

田中的经历也够奇葩的了。

田中是1939年初出任驻蒙军参谋长的。

田中和武藤在军中都以不老实著称，前者更喜欢越级行事。别着急，很快他就会跟司令官冈部有一次冲突。

却说田中领命后，派了两个大队的士兵乘卡车驰援包头。

那两个骑兵联队呢？小岛吉藏不是向他们发出求援电了吗？从固阳方向回援的骑兵第13联队，在联队长小原一明的率领下已出动；从安北方向赶来的骑兵第14联队，在联队长小林一男的带领下也已上路。

一时间，大草原上，鬼子骑兵奔腾。

但是，想回援就能回援吗？傅作义有那么好对付吗？

小原和小林两大佐带着骑兵部队刚走到一半，就分别遭袁庆荣新编第32师和董其武第101师的拦截。

说是拦截，实际上傅作义在此前已下了狠命令：围歼！

先说小林一男。

小林，而且一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姓名。

当时日本有7000万人口，姓氏超过10万个。明治天皇维新前，日本平民没权利拥有姓氏。维新后，放开了，而且政府规定，必须自己给自己确定一个姓儿。这一下子热闹了。日本人的姓氏，基本上都围绕着山、川、田、野、藤、木、岛、石、林之类的转悠。最后，佐藤、铃木、高桥、伊藤、渡边、斋藤、田中、小林、佐佐木、山本胜出，成为日本十大姓。小林，居其一。至于名字，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日本男性喜欢郎、雄、男、夫之类的。

所以说，“小林一男”这名字是很大路货的，但现在，小林踏上的，却一条通往地狱之门的羊肠小路。

12月21日，当小林带着骑兵联队奔驰到包头城外五公里处一个不大的谷地时，终于走不了了。

按最初的命令，袁庆荣新编第32师担负打援，董其武第101师是总预备队。包头开打后，傅作义认为攻包头的部队太少，所以电令董其武，叫他火速赶到包头。

董其武率军往包头移动时，先遭遇了一支不知从哪儿赶来支援包头的伪军（行动还挺快），一个照面就把那个伪军团打趴下（没啥战斗力），随后就遭遇了小林的骑兵联队。

塞北绥远不仅仅有草原、戈壁，还有一些谷地，虽不深，却也是伏击敌人的好地形。

小林联队就是在这儿被董其武的部队包围的。第101师的士兵占据两边的高地，日军骑兵则完全沉于谷底。

日军一个骑兵联队辖四个骑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满员在1400人左右。小林从安北出发时带了部队主力，有1000多人。

现在，他们被中国部队包围了，而且地形很不利于骑兵作战。

长期在草原上作战，叫中国士兵掌握了一个针对日骑的战斗窍门：碰到日骑先打马；如果骑兵下马作战，则不必跟其对打，而是先派部队袭击其后面的马群，当日军瞻前顾后时，正面部队齐声喊“杀”，作佯攻状，如此一来，日军阵脚必乱。此时，集中所有火力，猛冲猛杀，无往不胜。

遭埋伏后，小林还想带着部队一鼓作气冲过去，但很快发现：梦想虽然有，但确实没有实现的可能。

中国军队已把谷口用轻重机枪彻底封死。

日骑在往前飞冲的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被射杀，前面的谷口很快就人马尸体堆积如山。这样的场面不但叫小林蒙了，就连两边高地上的中国士兵也傻眼了。放弃从正面冲逃后，小林率残部死斗。

董其武应对的招数是，派一个连的兵力绕到日军身后，对他们的马匹进行攻击。

日军马群分了几堆儿，每堆儿一百多匹，有士兵看护。中国士兵以三个人为一小组，编成十八个突击队，两人持枪掩护，一人向马群和日军投掷手榴弹。受到攻击后，马群大乱，前面的日军骑兵不时回头，不能集中精力战斗，场面也就越来越乱。

这是真正的人仰马翻。

正面的中国士兵全体压上，小林联队陷入崩溃边缘。

下午时，狂风大作，塞北的风不比内地，稍微一刮就天昏地暗。对阵的中日士兵被吹得睁不开眼。很多中国士兵干脆也不开枪了，装上刺刀直接往上扑。日骑也抽刀迎了上来，两军在大风沙中白刃肉搏，漫天的黄沙变得通红。

董其武在望远镜里看到小林一男。

从1930年4月到1938年5月，日军一直穿“昭五式”（昭和五年即1930年）军装。这种军装是立领，用肩章上的星杠表示军衔，用领章颜色表示兵种，比如步兵是红色的，炮兵是黄色的，工兵为棕色，骑兵是绿色的。“七七事变”到徐州会战，日军一直穿这种军服。这种军服对日本人来说，视觉效果虽然好，但也有它的缺点：肩章太明显，尤其是将官，上面星星闪耀，容易被中国狙击手发现；肩章易被武装带磨损；材料消耗多。基于以上三点，1938年6月起，日军开始采用“九八式”（1938年是日本神武天皇纪年2598年）军装，改立领为折领，去掉了肩章，用领章表示军衔，右胸前佩戴“M”形胸章表示兵种（兵种颜色与上述相同）。该款军装领章极小（长4厘米，宽1.8厘米），而且从尉官到将官的领章尺寸都是一样的（1941年才微调加大尺寸，并把将、佐、尉军衔在领章上加以区分，同时领章上的星集中向一头排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居中平衡排列）。

1939年冬天的小林，绿领章和上面的大佐标志虽极不明显，但仍被高地上的董其武判断为部队长。接下来，十来支步枪瞄准作困兽斗的小林。半分钟后，小林被十枪射杀。这是开战后日军丧命的第一个骑兵联队长，也是唯一一个。

小林骑兵联队从安北出发时有1000多人马，逃出围歼圈的不足200人。一次伏击干掉日军800骑兵显然是大胜，何况还取了头狼小林的首级。这是酣畅淋漓的胜利！

再说袁庆荣那边，他的部队也赶到包头城外了，在路上拦截了小原骑兵联队。

袁庆荣就任新编第32师师长前是第35军参谋处长。几个月前，傅作义在绥西整军，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主要由袁庆荣负责。

袁庆荣对中日两军的战术看得很透。中国军队过去的训练和战术指挥，先学德国，后学日本。很多战术，常被日本人猜到。这也正常，人家是老师。老师在战术上，当然玩得比学生熟练，于是中国军队就吃亏。单兵战力上，日军士兵训练有素，在军国教育之下，武士道和皇国观念深入人心，使得他们即使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也绝少投降。

怎么办呢？

袁庆荣认为只能改变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只有放弃以前陈旧的保守战法，才可能改变中日在绥远的战局。要想变主动，一是要加强奇袭战术的训练；二是加强步、炮兵的配合，使火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三是打积极的防御战，既能打进去，也能退出来。

对奇袭战术，第35军各级部队长研究了很长时间。

袁庆荣、董其武、孙兰峰和傅作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打奇袭战，须学会使用直插敌人中枢的掏心战术。这又分两个层面：日军在绥远的据点星星点点，确定一处后，主力奔袭，直打目标；当突击部队攻到敌人据点时，采取二次掏心战术，组成敢死队，攻对方指挥部。被“掏心”后，周围据点的日军一定回援，这时正好使用另一个战术：打援。

说到打援，傅作义在率军出动前曾讲过：“攻包头城，打日本援军，哪个更重要？不要认为攻城比打援重要。为什么打包头？不是为了长时间占领，而是在于歼灭敌人。从这个角度说，攻城和打援没轻重之分。唯一重要的是，更多地歼灭鬼子！”

拦截小原骑兵联队的袁庆荣部，也是有骑兵的。如果说董其武伏击小林是一次猎火鸡，那么袁庆荣跟小原联队的拼斗则更残酷，一度出现战场上少见的骑兵对决。

袁庆荣并不与日军骑兵陷入纠缠，随后他把骑兵撤至第二线，集中所有火力狠敲小原联队。

小原联队伤亡不少。不过，在小原的带领下，日骑左冲右杀，阵形没乱。小原跟已命丧黄泉的小林一样，并不想恋战。唯一不同的是，不想恋战的小林没冲出来，而小原则带着骑兵主力冲出了伏击圈。

至于袁庆荣，最初领的任务是拦截日军，但后来接傅作义命令，叫他带部队迅速赶往包头。就这样，战场上出现奇怪的一幕：小原联队的残部和袁庆荣的部队几乎是平行着一起往包头奔。

傅作义叫他们来包头，是因为城内作战的孙兰峰遇到麻烦，久久不能攻下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而且，他得到一份情报：一支日军增援部队坐车赶过来了，前锋即将抵达黄草洼孙兰峰战斗指挥部。

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把指挥所转移到包头北面的山地。

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而且，拿着假情报出城“讨伐”的熊川长致也已趁天黑摸回包头城。

跟熊川一起回来的，还有另一批日军，他们由一个叫片桐茂的人带领。这个片桐，是小林和小原两骑兵联队长的上司：骑兵旅团长。此人本来带着旅团直属部队屯驻在离包头不远的一个叫萨拉齐的镇子。得到小岛求救电话后，他先通知小林和小原出发，随后自己带着点步兵也过来了。

现在，傅作义要重新掂量一下。

各路日本援军来了，围歼城里日军司令部的最佳时机已错过。再叫董其武或袁庆荣的部队进城，就很容易被日军反包围。临阵决断时，他电告董其武、袁庆荣，叫他们先解决包头城外黄草洼附近的日军，即从张家口过来的日军。

就这样，黄草洼的日军想里应外合击灭孙兰峰部时，自己在转眼间又被围住。

对于小岛吉藏来说，援兵来了，他开始有底气了，和熊川、片桐商量后，决定在12月21日黎明开始反击。但是，熊川联队主力是骑兵和炮兵，巷战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以至于到黎明反击时，效果却不大。

打到12月23日，孙兰峰的部队已有点疲倦。

在城外，黄草洼的日军也开始逆袭，董其武和袁庆荣的部队被撕开口子。其中一个中队跟小岛取得联系。

傅作义决定收兵。

对他来说，大部分战斗任务已完成，于是一声令下，几支中国军队撤出包头地区，向西面的根据地五原转移。

吃亏了，这是包头被袭后日本人的感受。

具体地说，是小岛的感受。他是这一片日军最高指挥官，他觉得被损害、被侮辱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与其说小岛被傅作义打急了，不如说是被气恼了，自己守备的城市不但被中国军队远程突袭，而且还被打死一个大佐联队长，士兵战死上千人。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他是接受不了的。

因而，中国军队开始后撤时，小岛吉藏高呼“膺惩傅作义”，带着骑兵、坦克、汽车三合一地从后面追赶。

断后的董其武步步为营，不时打日军的埋伏，最后脱险。

包头攻袭战在八年战争中具有独特性，因为在其他战场很少看到这样类型的战斗：先瞒天过海，后调虎离山，接着黑虎掏心，同时围城打援，且斩获多多，尤其是对小林与小原两支日军的拦截，打得有声有色；最后决定撤退了，城内外的部队一起安全转移。假如不是骑兵第7师提前脱离战场，傅作义也不需要急切地把担负拦截任务的袁庆荣师和作为总预备队的董其武师调到包头城下。那样的话，两师即可全身心地阻击日军，而骑兵第7师亦可在城外拦截日军增援部队。

说到底就一句话吧：任何一次战役取得成功，不是哪个环节打得更好，而在于每个环节都不掉链子。

五原大战

傅作义带着部队从包头撤回后，继续以五原为中心扩展根据地。

以五原为核心的塞北抗战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河套地区。这里北面是乌加河，南面是黄河，东面是塞北第一大湖乌梁素海，再往西则是乌兰布沙漠。

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小岛吉藏外，冈部直三郎也不得不考虑向五原出击，拔掉他们眼里的这个钉子。他的参谋长田中新一兴趣更高，因为到中国后，他还没历经实战。

就这样，1940年1月下旬，塞北日军开始为打一次会战而集结了。

冈部的上峰，也就是华北方面军批准五原攻略后，叮咛了一句：“打完这一仗，立即把部队撤回原先的守备区域。”

日军没更多兵力把战线拉长。塞北属于划定的守势区域。在这里，能不打就不打，能少打就少打。

这也是冈部直三郎的意思。

然而，驻蒙军主力部队第26师团的师团长黑田重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福冈县人）和在包头战中被打得晕头转向想报一箭之仇的小岛吉藏，却联名电告冈部直三郎，要求对五原地区进行长期占领。这，也是田中新一的意思。

冈部告诉田中，即使占领五原也不能解决塞北中国军队的袭扰问题，顶多是在广袤的塞北又为自己制造一个驻兵点而已，那样兵力就更分散了，而且自己手里掌握的兵力，也根本没办法确保对五原的长期占领。

田中一直在望天儿。

日军步兵以第26师团为主力，在黑田带领下，于1940年1月28日，分乘多辆卡车，发起入侵五原之战。

跟黑田同时出发的，是气哼哼的小岛。他率领骑兵集团沿黄河岸，朝五原包抄。

傅作义并不恋战。真正的从容，不是处处顶上，而是进退有据。尽管如此，仍有惨烈的战斗发生，地点是五原的屏障：乌不浪口。这个地方在五原县乌镇东北五公里处。来自宁夏的第81军第35师，在师长马腾蛟（行伍出身，甘肃积石山人）率领下，与日军展开激战。

因天气酷寒，被炮弹炸伤的中国士兵，肠子流出体外后，立即就被冻住了。

在中国，在广袤的土地上，每个地区的抗战都有独属它自己的残酷。而现在这一刻，正是属于塞北的残酷。

傅作义命董其武率部支援乌不浪口。

日军兵力和火力占优，董师支撑不住，边战边退，化整为零，转向阴山；孙兰峰师也主动撤出五原；袁庆荣师在乌加河以北的狼山地带与敌周转。

2月3日，黑田师团攻入五原空城。

占领五原后，黑田师团继续向西追击，前锋一度距宁夏只有几十公里。

冈部直三郎、田中新一随后飞到五原。冈部过来，更多的是想监督一下，怕田中新一搞什么长期占领五原的计划。田中还就真就没老实。他弄出个折中方案，想叫日本特务机关和一支伪蒙军入驻五原。田中的雕虫小技早就被冈部掌握，所以在临撤出五原时，冈部把田中叫了过来：“说说吧。”

田中笑道：“杂牌军而已。”

冈部说：“田中新一啊，你还是太幼稚！如果没有日本军的话，在五原留点杂牌军，无异于在沙滩上建楼阁，有什么用？但留驻日本军，既不是华北方面军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想法。你说这事情怎么办？”

冈部叫田中彻底放弃驻军五原的念头。不但日军要撤走，其他部队也撤走。

就在田中的计划功亏一篑时，莫名出现转机。

这一天，后来出任第11军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东京人）从北平飞到五原视察。在临时召集的会议上，当着冈部直三郎的面，田中新一滔滔不绝地讲长期占领五原的好处。而笠原居然被说服，于是同意在五原设立日本人的特务机关，并留驻一支伪蒙军。

要知道，当初华北方面军下达的不必占领五原的命令，也是笠原拟定的。现在等于是笠原把原案推翻了，最尴尬的当然是冈部，按日本人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参谋长田中的本领已突破了军司令官冈部坚定信念的一角。”

冈部说：“我无话可讲，但有几个条件必须满足。首先，这是个暂时据点，留下的部队也是为了搜集中国军队的情报；其次，一旦出现被中国军队压迫的态势，就立即撤回；第三，别指望我手下的日本军支援；第四，只是单纯地留点军队，不要搞地方政权。”

最后，冈部跟笠原说：“中国军队反攻五原是肯定的，等着吧。”

就这样，一些日本特务、一支伪蒙军和一支杂牌军留在了五原。可田中新一并没就此罢手，他联络了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酒井隆，随后又调了不少警察过去（“七七事变”后，酒井一度以旅团长身份在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任职，参与兰封之战。后来，调到张家口做特务机关长。最近，又被任命为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这队警察既有伪蒙警察，也有日本警察，后者超过三百人，带队的是个叫水川伊夫的。

按中国方面的记载，在随后的五原大战中，毙杀了“日本皇族、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而且，亲自射杀水川的人写有回忆录。日本当时的战报和后来的战史里却从没提到有个叫水川的中将阵亡。日本人会缩小一次会战的伤亡数字，但不会隐瞒而且也没法隐瞒阵亡的高级将领。

那么，所谓“水川中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我们先看看中国军队的情况。

日军发动绥西攻势并占领五原后，傅作义带第35军转战茫茫戈壁，在寒风中迎来了1940年的除夕夜。

白天时，大军在草原上行进，遭日机轰炸。

有一次，炸弹在很近的地方落下，扬起的沙土把傅作义的半个身子埋起来。

日机飞走后，傅作义掸去身上的沙土，对身边惊慌失色的卫兵说：“慌什么？快过年了，就当是日本人为咱放爆竹了。”

身边的参谋也从沙坑里爬出来，说：“啊，今天就是除夕！”

傅作义说：“好！我们就向前进军，到圣旦格尔庙过这个除夕夜！”

临近圣旦格尔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狼嚎从四面聚拢，戈壁上凄凉孤寂。部队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走到一处沙海，又刮起大风，令人睁不开眼，一时间迷失了方向。傅作义叫大家就地休息。战士们采来马棘、干草，点着了篝火。有聪明的小战士发明了一种“火炕”，在快烧尽的草棘上铺上一层沙土，躺在上面十分暖和。

一时间，放眼望去，戈壁上星火点点，如天上的星辰落下。

在这塞北之夜，大家都沉默着，间或有人唱起家乡的小曲。听着听着，有的士兵就抱着枪流泪了。

另一些士兵则继续沉默，他们只是沉默。

傅作义问对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士兵，说：“想不想回家？”

小伙子说：“不想。”

傅作义问：“老家哪儿的？”

小伙子说：“芮城，山西芮城。”

傅作义问：“为什么不想回家？是要打完鬼子再回吗？”

小伙子摇摇头，说：“打完鬼子也不回，回去也没什么意思，我就喜欢到处跑，闯荡江湖。”

傅作义大笑：“这倒是个新说法。”

旁边的参谋说：“不回家怎么娶媳妇？”

小伙子说：“我不喜欢女人。”

周围的士兵放声大笑起来，一起起哄：“你那是没碰过女人！”

傅作义也笑了，这是难得轻松的一刻。他问小伙子叫什么，后者说叫胡一虎，最大的梦想是亲手杀死一个鬼子。

傅作义说：“胡一虎，那你就永远跟着我当兵吧！”

胡一虎站起身，敬礼道：“是！长官。”

傅作义博闻强识，部队里，只要是排以上的部队长和身边警卫连的士兵，都能叫出名字。

在这个除夕之夜，傅作义一个个地叫着第35军部队长的名字。叫完后，有的人噌地站起来；有的长久地没有应答，他们是为国战死的英灵。

1940年2月底，傅作义带着第35军剩余的7000多名士兵扎营在临河县一个叫亚马赖的小村庄。这7000多人里，有4000多人属于轻伤，仍能作战。这个军的其他人，除战死外，或失踪，或重伤，被转移到后方的医院了。

在亚马赖，傅作义召集团以上部队长开反攻五原的会议。

不久前，傅作义刚刚回绝了蒋介石的一个任命。在日军攻略绥西后，蒋介石觉得绥西局势也就这样了，想叫傅作义出任第8战区代司令长官，到兰州上任。傅认为，此时放弃绥西，无论日军有没有长期占领这一带的想法，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因而向重庆力陈，希望继续转战绥远，再做一搏。

蒋介石心有戚戚，最后只好答应。

现在，大家盘着腿坐在土炕上。外面塞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切割着已被冻住的夜空。

傅作义和部队长们都穿着棉服，看上去比较臃肿，有的部队长甚至裹着被子。

傅作义面相温厚，任何时候看，都是个和善的长者。但此时，他面色极为凝重。包头之战确实取得了不小战绩，但并不完美。随后的绥西之战，因日军大兵压境，使中国军队损失不小。也就是说，前两仗中日两边基本上打了个平手，所以接下来反攻五原这一仗就极为重要了。

傅作义说：“今天不谈跟日军战力对比的问题，只说对敌情的掌握和部队间的配合。打包头那一仗，我认为咱们的情报做得不错，但配合出了问题。骑7师除破坏包头到归绥的铁路桥外，还担负着在包头外围阻击日军的任务，但怎么破坏完了路桥后就擅自脱离战场了？而且路桥破坏得也不彻底，这不应该是中央军的风格。”

骑兵师长叫门炳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河北东光人）。包头战后，傅作义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寥寥几字：“门炳岳作战不力。”蒋得报后，立马把门撤职，召回重庆。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对傅作义，蒋介石是非常给面子的。

傅作义说：“每年三月中旬，绥西解冻开河。此时水急，沟渠溢满，道路泥泞，日军汽车、坦克和重炮难行，我们在中旬过后反击五原，在时令上最合适。”

1940年3月20日午夜，傅作义指挥部队反攻五原的战斗开始了。

五原分新旧城，守军有一万来人。在旧城，是蒙伪军的两个师；在新城，是汉奸杂牌部队的两个师以及日本特务机关、警察部队，这一堆人数量在800到1000之间。

第35军的7000多人，主力是那3000多没受伤的战士，人数显然薄弱。傅作义又调来一个屯垦旅和一个游击旅的各一部，把生力军人数提高到5000人。

孙兰峰新编第31师安春山那个团，经过多场大战，只有一百来号人了。这些人可谓九死一生。傅作义叫安春山把这一百多人组织起来，成立反攻五原突击队，担负攻打南门守军补给仓库的重任；孙兰峰新编第31师和屯垦旅以及游击旅一部直插五原新城；袁庆荣新编第32师攻打旧城；董其武的部队仍为总预备队，同时担负着在乌加河拦截从包头、固阳、安北方向过来的日本援军的任务；军直属骑兵部队监视伪蒙骑兵，另派一支部队在附近的乌梁素海警备，随时追歼从五原逃出的敌军。

此前，混入五原的情报人员已把城里敌人的分布情况摸得差不多了。

无论是当初打包头，还是这一次反攻五原，第一波突击队都是身着便衣。

傍晚时分，安春山在五原城外意外搞定伪军的一个团，投诚的这个团把五原城防全盘托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交代了当晚的口令。进攻前，一部分便衣队摸了进去，开始破坏城内通信系统。

午夜十二点，攻击开始。

安春山的突击队很快占领补给仓库，获得大量军需品，弥补了第35军两战下来军需不足的苦恼。

3月21日上午，孙兰峰新编第31师的士兵穿上伪军的衣服，乘乱混入五原新城，与潜伏下来的便衣队里应外合，发起攻击；袁庆荣新编第32师拔掉城外的据点后，顺势攻击五原旧城。

攻击中，袁师分成三支突击队，从三面同时攻城。激战中，袁师长身负重伤，身边战死了两个营长。

数百名日本特务、警察被包围于五原，陷入了被全歼的境地。张家口日军司令部接到急电。一切都不出冈部直三郎所料。这一下，田中新一也终于老实了。

田中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立即派兵救援？”

冈部问：“你说呢？赶紧给我派步骑兵！”

当日军的增援部队行进到五原东北的乌加河时，发现桥梁已被中国军队炸毁。

炸桥的是董其武师郭景云（行伍出身，陕西富平人）第302团。

日军占领五原后，在这里修了木桥。战斗打响前，郭景云带人去破袭大桥。

五原虽没驻扎日军，但在乌加河桥却有日军一个小队守备。

董其武告诉郭景云：“此战关键不在于五原方面，而在于能否在乌加河堵住日军增援部队。”

行动开始前，郭景云认为，如果还按团、营、连这样的建制，就太墨守陈规，不如把全团建制打乱。就这样，他重组了三支人马：炸桥队、突击队、火力支援队。郭团长手下只有一个营长（另外两个营长在绥西之战中殉国），新的营长还没补充上来。突击队由唯一的营长段锦堂担任；炸桥队由连长胡祥云担任；其余人员由郭景云指挥，把所有机枪和火炮集中起来，掩护突击队和炸桥队。

中国军队在桥南，日本守备队窝在桥北的碉堡。

攻打时，须先用突击队解决桥北的碉堡，随后迅速回撤，炸桥队再去炸桥。

五原反攻第一枪还没打响，郭景云就带着两支特攻队潜行至乌加河桥南的芦苇荡。另外一支特攻队，也就是段锦堂的突击队已从上游渡河，朝日军碉堡迂回包抄而去。

塞北的初春在深夜仍十分寒冷，星光清冷地洒在空旷的大地上。在连灰狼都懒得睁眼的时候，中国的健儿们睁大眼睛向日军碉堡扑去。

星光下，桥北碉堡外，日军哨兵在来回走动。

郭景云死死盯着对岸日军的身影。当日军哨兵发现段锦堂迂回而来的突击队时，已经晚了，脖子里已经喷出血柱。突击队迫近四座碉堡，同时点燃炸药。碉堡里的日军几乎处于梦游状态，跑出碉堡后下意识的反应是往桥对面跑，想钻回五原城吗？桥对面已放好十几挺轻重机枪。在激爆的子弹声中，几十名日军被射杀在桥上。南岸突击队回撤到北岸，炸桥队的战士随之跟进，摸进了刺骨的河水，开始在木制的桥柱上捆绑炸药。

爆破桥梁后，郭景云带部队在桥南岸构筑战斗工事，等待日军的增援部队。

3月21日中午，五原新旧城的日本特务、警察以及伪军开始突围，但只逃出极少数，大部被歼。

日军增援部队乘坐三百多辆卡车赶来了。在乌加河北岸下车后，日军工兵在火力掩护下冒死前冲，想修复桥梁。郭景云这个团火力太猛。打到天黑后，日军被射杀四百多人，仍没把桥修好。修桥不成，日军又开始在密集的枪弹下用橡皮船强渡，仍不得过，又死伤二百多人。

一个中队的日军向乌加河上游狂奔，想在没有火力点的地方再次渡河。郭景云立即叫人阻击，日军仍不能过。

郭景云已身中两弹，包扎后不下火线。郭跟安春山一样，是猛将一员。在团一级的部队长中，郭素不服安。但郭也确实能打。后来，他因战功一路晋升，先是做了第101师师长，后又做了第35军军长。

因为地形有利，战壕和火力点层次分明，又有多线纵深配置，所以血战一天，郭景云一团的伤亡只有百余人，而河对岸日军的伤亡却达到六七百。这是个不容易出现的伤亡比例。

日军增援部队还在陆续到来，强渡乌加河的迹象并没消失。

为防万一，董其武亲率另外两个团第301团和第303团驰援乌加河，分别在郭景云团的东西两向延伸防线。

中日两军隔着乌加河互射、炮击。日军战机飞来，包括郭景云在内的董其武手下的三个团长都身负重伤，但他们死死咬住日军增援部队。日军眼睁睁地看着五原友军被歼。所以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从东京到五原，而是他们在河那边，你们在河这边，但就是过不去。

这种痛苦，日本人终于尝到了那么一点。

经激战，袁庆荣部击溃伪蒙军，并迫使汉奸杂牌部队倒戈，控制了旧城。

攻占五原旧城后，到一线指挥的傅作义以袁师为预备队，随时支援攻击新城的孙兰峰。他给孙下了死命令：3月21日天黑前务必围歼城内敌人。

城中日本人固守着两大据点。

一是特务机关所在的官钱局，坐镇这里的是水川伊夫以及一个叫作桑原荒一郎的机关长。这个水川，现在的职务是所谓绥西警备司令官。听上去挺吓人，好像官很大，实际上是个差不多临时自封的职务，实际相当于五原警察局长。除特务机关的日本人外，水川指挥的日警也已集中到这里。另一个据点，就是伪蒙军盘踞的屯垦处。

日本人占领五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坚固据点。这是他们的惯例。按日本人的认真程度，这两大据点最后弄得十分坚固，墙高壁厚，四周筑了碉堡，与据点形成联动火力网。

中国军队攻击两大据点时，几个小时内已牺牲了不少战士，但依旧难以将其攻克。

最后，一个连长想出办法：用山炮平射。先打掉四周碉堡，再集中火力轰击围墙。

怎么把炮位架设在二百米外的最佳位置是个问题。但办法总是有的。夜色中，中国士兵穿街绕巷潜行至敌人据点外二百米左右的一处河坡地，在那里架设好炮位，进行连续轰击。碉堡和围墙终被轰倒，中国士兵一拥而上，与日本人展开白刃战，桑原荒一郎以下将近五百名日本特务和警察几乎被全歼。水川伊夫趁着夜色逃了出去。

乌加河那边，急得要上树的日军开始打下游的注意：用飞机将还未解冻的冰层炸开，最后用橡皮艇渡河。由于五原城中的敌人已经被歼灭，河南岸董其武的部队已经出色完成任务，所以没再强力阻击日军，向后撤退了十多公里。

围歼了日本特务机关和警察部队后，傅作义已经命令攻城士兵撤出来，也就是说当日军增援部队冲进五原时，面对的只是一个尸体累累的空城，而追击中国军队又失先机。

冈部直三郎愤愤不已，叫日军全部回撤。

傅作义下令炸毁乌加河大堤，河水汹涌北灌，淹没了五原到包头的公路。日军在水泽中狼狈退去，一部中国军在后面追击，另一部中国军重新占领五原。以后的几年，日军再也没敢西进。

连续的大捷叫重庆极为兴奋，蒋介石为傅作义颁发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傅作义眼睛通红。那个不喜欢女人的小伙子胡一虎牺牲在了五原。

胡一虎中弹前打伤了一名日警。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永远留在自己的长官身边。他甚至是带着遗憾走的，因为没有杀死一名鬼子。

塞北的故事还没完全结束。

水川伊夫逃出五原后，回头看了一下，神头鬼脸的，还有五十多人，都是日本人。虽然他们逃跑时开了两辆汽车，但出城没多远，因桥梁被中国军队破坏，而不得不扔掉汽车。想逃到安全地带，须渡乌加河。水川面前这段乌加河，有冰冻。几十个人从冰上过河后，在附近村子抢了匹骆驼和几头毛驴。水川骑上骆驼，其他几个有官职的日本人骑上毛驴。他们向东逃，一口气跑到乌梁素海附近。

乌梁素海是塞北一个大湖，放眼望去横无涯际。

是渡湖呢，还是沿着湖跑？大家围住水川。水川身材敦实，留着两道长长的胡子，戴着大棉帽子，虽然有些狼狈，但跟其他人比，还是镇静一点。他问身边的警务官，一个叫池田的家伙：“这里，什么地方？”

池田说：“乌梁素海。过了这片大湖，就是我们控制的安北县。”

水川说：“湖，怎么过？”

池田说：“沿湖必有人家，寻船过。”

水川说：“一只船，我们几十人，怎么过？”

池田说：“您先跑。”

池田又说：“阁下先走，我们定有办法。”

随后，他们等来一个叫张汉三的人。

的确不是胡汉三，是张汉三，此人是第8战区绥远游击军的连长。

张汉三在五原城外东五六十里地一个叫二驴子湾的地方打游击。二驴子湾，离水川一伙人待的地方不远。他听村民说，从五原方向来了一伙丢盔卸甲的日本人，就觉得这是个机会，派一个人装成伪警察，过去探听虚实。

见面后，水川也没起疑心，叫那人把队长叫来，给他们带路。

张汉三随之化装成伪警察队长。按张回忆，他一到那儿，就看到一个“短粗个子、长胡子、骑在骆驼”上的日本人正在看地图。

水川问张汉三：“沿湖绕行去安北，如何？”

张汉三说：“那样太危险，沿湖有中国军驻兵，过不去。”

水川问：“那怎么办？”

张汉三发现，这股日本人除手枪、步枪外，还有几挺轻重机枪。他不敢大意。看了下地形，日本人藏身的地方邻近湖边，四处是芦苇，有一条小路通往乌梁素海，但这条小路很隐秘。他心想：如果把日本人骗进这条小路，叫人把路口一堵，鬼子就没法跑了。于是，张汉三极力劝说水川横渡乌梁素海。

水川叫人去小路查看。

去的人回报水川后，水川皱了下眉头，似乎觉得小路的地形对他们不利，就对张汉三说：“我们不走水路，还是绕湖而行。你不能走，现在就给我们带路。”

张汉三反应也快，说：“即使这样，我也需要回去一下，跟部下说明情况。否则，他们见我没回去，恐怕就会引起误会，到时候一开枪，就会把傅作义的部队招来。”

水川一听，觉得也是这个理儿，说：“皇军相信你。”

张汉三微微一笑，说：“如果你们觉得这里不安全，可以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张汉三回去后立即布置战斗任务。没一会儿，水川手下的两个日警居然找上门，催张汉三快点走。

张汉三看了看周围的手下，对日警说：“我们是游击队，你们要想从我们这里过去，必须缴械！回去告诉那个骑骆驼的。”

在张汉三看来，鬼子那边有轻重机枪，自己手里虽有一百来人，是鬼子的两倍，但没重武器，一旦打起来，未必能赢。在这个事上，把鬼子稳住是关键。现在，鬼子是惊弓之鸟，叫他们缴械，未必不可能，之后再随机应变。

水川闻报后，一时没了主意。

两个日警告诉他，前面的游击队有一百来人。通常情况下，这个人数对日本人来说不算什么，何况对方并非正规军。但此时的水川，确如张汉三所料，无心恋战。而且，他是警察出身，野战经验不足，一心想到安全地带，所以下了骆驼，就真的想去缴械。

警务官池田拦住了他：“慢！”

水川：“怎么？”

池田：“唯恐有诈。”

水川没听池田的，带人朝张汉三的驻地去了。

张汉三和部下伏在一条沟渠中，看着日本人溜溜达达走过来。就在离他们还有二百多米时，日本人突然都站住了，随后迅速往回跑。原来，水川走着走着觉得不妙：这是要缴自己的械，还是要自己的命？他迅速下令后撤。就在这时，张汉三一声令下，几十颗手榴弹飞出去，随后队员跃出沟渠，向日军追击。

张汉三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他迅速分兵，前后夹击，日本人手里虽有几挺机枪，但子弹寥寥。而且，非正规军的他们，战斗意志相对薄弱，几个回合下来，机枪手陆续被击毙，除二十多人冒死突围出去外，剩下的三十多人非死即俘。

张汉三回忆：他和部下一枪打中水川的左臂，另一枪的子弹从他的脸颊飞过。随后，又连续两枪，都击中其胸口。毙杀水川后，在他身上发现一枚印章，上写“水川伊夫”，一旁有小字写明职务。在回忆里，他们俘虏了不少日本人，但这些日本人被俘后赖在原地不走，伺机想反抗逃走，没办法，只好将其中大多数击毙，留了两个战俘。最后，又取了水川的首级和随身佩戴的印章、战刀，上交到董其武那里请功了。

这是一种说法。

日本战史里没有记载水川这个人和其毙命这件事。正如全面所讲，他们会缩小士兵的伤亡数字，但不会隐瞒一个中将的阵亡，因为那没任何意义。如果水川真的是皇族、中将（或由少将追赠中将），日本人的战史中必然会郑重记载。假如没记载，只能说明张汉三回忆中的有些东西是不实的。

其实，水川这个人还是有的，但既非中将，更不是皇族。他是冈山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日本国内时就职于警察系统，来五原前担任伪蒙疆自治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酒井隆把他推荐给田中新一，后者在调动时，擅自给他新加了个官衔：绥西警备军司令官。

据日本人记载，水川没战死于五原。城丢后，他突围出来，被撤职打发回国，后去了冲绳，在那里继续做警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中将，大约是因为他“司令官”的头衔很吓人。正像前面说的那样，该官衔是临时的，或者说自封的，只相当于警察局长。

那么，张汉三打死的又是谁？

情况可能有两种：一是临时有人做了水川的替身，张汉三击杀的并非真水川，真水川在那二十多名脱险日本人的拥簇下逃了出去；二是张汉三虚报了军功，只取了水川的战刀和印章，砍了个日本人做幌子。

五原被重新拿下，城中的日本人很少逃出，确实可称大捷了。

几家欢乐几家愁。在五原，白白葬送了几百个日本人，对这事总得有人站出来负责吧？

田中新一做得并不漂亮，因为他没主动站出来。可东京在追查此事，于是冈部把田中抬了出来。田中解释一番，说自己当时也得到了华北方面军笠原参谋长首肯啊。这样一来，责任追查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荩忱不死

1940年3月上旬，蒋介石把全国各战区参谋长召集到重庆，召开有关“冬季攻势”的作战总结会。

在一个多月的攻势里，毙伤日军8000多人，中国军队的伤亡则超过5万人，虽然损失照样数倍于敌，但整个攻势的战略意图却达到了：告诉了日本人，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依旧具有力量，并在不断地补充血液。

会上，蒋介石对各参谋长的汇报进行逐一点评，特别警告参谋们不要成为长官的附属品，而要成为长官的灵魂。

蒋介石发问。

薛岳第9战区在出动了9个师的兵力后为什么没能攻下大沙坪（湖北崇阳与通城间，日军重要据点，第6师团第45联队屯驻，攻势中遭夏楚中等部围攻）？

张发奎第4战区为什么没能克复南宁？

李宗仁第5战区为什么没能收复钟祥、随县和信阳？

蒋介石特别责问顾祝同第3战区为什么没能切断日军的长江航道。

在当时情况下，想完全切断长江航道，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国军队在长江的布雷战是英勇的。自武汉会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长江航道，仅用水雷就击沉击伤日军舰船500多艘。

按第21军团长骆周能（中央军校高教班，四川大邑人）的回忆，武汉会战后，海军部在安徽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设立布雷办事处，以两个大队担负起长江下游从安徽铜陵到江西湖口700里地的布雷任务。第21军则负责掩护布雷大队，后也参与布雷任务，“在此犬牙交错的敌我战线执行布雷任务，其艰巨性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次，骆周能的战友、另外一位团长接上峰命令：“挺进江岸，布放漂雷。”由于领会错了意思，团长带着部队打到长江岸边，刚想布雷，已被日军包围，部队伤亡惨重，团长引咎自杀。按骆团长的说法，布雷这件事只能“选择最坏的气候，大雨、大风、大雪、大雾、黑夜偷布”。

布雷相当于在日军面前装炸弹，难度可想而知。这样说吧，要到江心布雷，除抬着20到50枚单重100公斤的漂雷外，还要抬着船去。很多时候，由于日军封锁，又没法把船弄过去，或为躲鬼子的巡逻艇，布雷队员只能在水下作业。夏天还好，冬天时，为麻痹敌人，多选大雪天布雷，结果是，不少战士任务完成了，也活活被冻死了。

第21军军长是川军将领陈万仞（四川武备学堂，四川仁寿人），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对敌人要像蚕子吃桑叶一样，一口一口地吃，积小胜为大胜，即是我们以很小的代价，换得敌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损失，才是真正的胜利。我们击沉击伤敌舰就是这样。因为一颗炮弹，一只水雷，只花了几十元、几百元的代价，就炸沉了敌人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的兵舰，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却被许多军事指挥官忽略了。”

接着说蒋介石。

蒋介石告诉众参谋长：战略上，中国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一定要速战速决。除再次谈到注意日军迂回战术外，他还强调：在一次作战中，战术预备队的储存顶多只能占部队总量的四分之一；作战时，如与上级失去联系，在没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必须死守原地而不能撤退；如得到撤退令，则要从日军两翼退；敌人放毒气时，最好的破解方法是向敌方前进。

会开完，蒋介石叫住第5战区和第9战区的参谋长说，据情报反馈，日军最近将有一次不小的军事行动，但还不能确定是在第5战区发动还是在第9战区发动。

确如蒋介石说的那样，“冬季攻势”里遭围攻的日军第11军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报复行动。

以往都是日军主动进攻，但“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在各战区同时出击，把日军打得愣了几愣，心理上早就接受不了了。就好比一个小流氓和一个三好生，平时都是前者欺负后者，而这一次三好生突然给小流氓来了个飞踹，于是小流氓心里一下子就不平衡了。

第11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熊本县人）就是那个小流氓，在以上背景下策动一场大会战，矛头直指李宗仁第5战区。

园部是1940年3月初接替军校同学冈村宁次的，后者回国出任天皇身边的军事参议官。园部上任时，正赶上汪精卫伪政权即将在南京成立，日军总部也希望给汪精卫打打气。

园部这个人比较平庸，没什么军事才华，作战计划完全由他的高级参谋天野正一一手拟定。按计划：第11军要倾巢而出，打一次武汉攻略后的最大会战。拟定的最远端攻击城市为宜昌。如此一来，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批准就不行了，还需要东京大本营批准。

东京什么意见呢？

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的态度比较含糊。

前一段时间，为充实日军在东北警戒苏联的力量，军部一直在考虑减少山海关内日军的数量；而中国军队发起“冬季攻势”后，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认为在“敌人力量尚强”的情况下再减少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兵力将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两方面一直在打嘴架。最后东京虽然批准了会战，但对于是否攻占宜昌没下定论。

现在，日军继随枣会战后，再次对李宗仁的第5战区用兵。

早在1939年底，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叫来了一直做桂系工作的和知鹰二（和知负责的政治谋略工作代号叫“兰”，直接归派遣军总司令部领导），问：“如果切断第5战区跟重庆的联系，然后跟李宗仁、白崇禧谈局部和平。如李拒绝，就击溃他的部队。用作战、谋略同时并举的办法迫使桂系脱离重庆政权，你觉得可能吗？”

和知答：“很难。”

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座，告诉和知：“不必寄希望于桂系停战。”

因为当时，板垣正寄希望于直接跟重庆政府谈判的“桐工作”。

第11军打击李宗仁的作战总计划是：在汉水东岸的枣阳地区捕捉第5战区主力，在汉水西岸的宜昌地区实施最后歼灭。这一次，投入兵力除第3和第13师团两个老面孔外，还有第39师团、第40师团石本支队、第6师团池田支队。

此时，田中静一第13师团驻扎湖北安陆。第13师团的老搭档，第3师团驻扎河南信阳。新任师团长是前陆军次官山胁正隆。驻随县的是第39师团，师团长是个叫村上启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枥木县人）的人。

倒退一年，也就是1939年，日军就感到兵力不够用了，甲种野战师团寥寥可数。为解决兵荒问题，从1939年初，陆续新成立了一批主要用于地方警备的三联队制乙种治安师团，第39师团就是其中一个。

除上面3个主力师团外，天野参谋又从第6师团里抽出来一个支队即池田直三支队；从第40师团抽出石本昌直支队（后来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又带了两个大队过来）。此外，还有来自第34师团的一个支队以及来自独立第14混成旅团的分遣队。步兵之外，加上两个战车联队和一个野战重炮旅团。

按计划，第39师团和第6师团池田支队出现在正面，搅动第5战区，最终向襄樊东南进击；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由北南下向襄樊；第13师团以主力突破大洪山防线，亦向襄樊转进。攻取襄樊后，伺机渡过汉水，向西逼近宜昌。

开战前，圆部和一郎的战斗司令部由武汉推进到150公里外的应山。4月28日，抵达应山后，园部下令在应山与各师团之间架设电话线，在第一期作战即各师团向襄樊集结这个时间段限制使用无线电，采用静默的方式，以防被中国军队破译。同时，园部叫日军“有关部门”进行两项宣传：一是日军只在汉水以东作战，至于汉水以西的宜昌那边，不在日军考虑范围；另一个是进行诱使汤恩伯部南下的宣传。

为迷惑李宗仁，日军又在江南开始佯攻：海军出入洞庭湖和鄱阳湖，战机轰炸第9战区的阵地，一部日军向九江以西展开扫荡战。在白天，看上去部队都在往南调，实际上是虚晃一枪，夜里日军又坐着火车咣当咣当地北上了。

就这样，在鄂北、豫南，日本人集结了近二十万部队。从数字上看，已是武汉会战后日军最大一次行动了。

李宗仁那边当然也没闲着。

得到日军有可能在五月初展开作战的情报后，在4月13日，李宗仁于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召开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孙连仲、黄琪翔、汤恩伯、张自忠、刘汝明、郭忏等人悉数出席。

其中，孙、黄、张、汤是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是孙连仲的副手，陈诚的左膀右臂之右臂郭忏，是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驻宜昌）。另两个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因事未在军中，王瓒绪还未到任。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在安徽大别山，因经营大别山的廖磊刚刚去世，李因故未能参加会议。

李宗仁以黄琪翔为中央兵团长，率自己的集团军和孙震集团军担负襄花公路正面，以及大洪山至桐柏山间的预设阵地；以孙连仲为左翼兵团长，率自己的集团军和王仲廉的豫鄂边区挺进军担负桐柏山到信阳一线的阵地；张自忠为右翼兵团长，率自己的集团军和王瓒绪的集团军守备大洪山和汉水西岸的阵地；郭忏的江防军守备宜昌以及汉水西岸至宜昌的纵深阵地；李品仙在大别山区率部袭扰平汉线南段的日军，做策应；汤恩伯的部队依旧为机动兵团。

在敌情判断上，李宗仁认为，即将开始的会战，将是去年随枣会战的翻版，日军的作战目标顶多是夺取襄樊。因而，在兵力布置上没什么新意，仍以随枣为第一线，襄樊为第二线，以襄樊、新野间的地带为决战区，没准备其他的预案。

日本人真的要打一次翻版战吗？

4月28日正午十二点，在应山，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开始接要各师团的电话。

冈村宁次被调走后，他的助手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在几个月前也回国做了第7师团的联队长。现在，第11军作战经验最丰富的人，显然是天野正一了，枣宜会战真正的指挥者。

1940年5月1日，右翼日军第3师团、第40师团石本支队，从信阳顺着桐柏山向西南方向行动，大战打响了。

5月2日，左翼第13师团从钟祥穿越大洪山，沿汉水东岸北上。

中路第39师团、第6师团池田支队从大洪山和桐柏山之间的随县出发，向西北的枣阳进攻。

担负“中央突破”任务的本应是强劲部队，但最初被园部和一郎放在中路的只有最弱的第39师团。在天野提醒下，才搭配上第6师团池田支队。

最先跟日军接火的是中路黄琪翔集团军所辖的第48军。徐州会战中表现突出的桂军将校凌压西所率第189师扼守的大竹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日军第39师团炮击过后，以疏散队形冲锋。

凌压西的部队刚刚补充了不少广西新兵，韦万宁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回忆：“……我趴在半山腰的战壕里，腿一直哆嗦。我们这个连，除连长外，都是新兵，没人知道这仗怎么打，甚至排长也不知道。虽然在广西受过一点训练，但那毕竟仅仅是训练啊，而且时间也不长，所以等鬼子冲上来的这个过程真煎熬。在此之前，连长告诉过我们，敌人不到200米内不准开枪，谁胡乱开枪暴露了目标，就当场毙了谁。但200米有多远？我不知道。反正我想，只要有人开第一枪，我就打。”

日军炮击大竹山时，凌压西叫他的士兵挨在战壕和掩体里一动不动。这是中国军队对付炮击的最常见办法。就是说，你发炮时，我忍着，如果有人被炸死了，只能怪自己命不好。等半个多小时的炮击结束后，当鬼子开始冲锋到一定距离时，所有步枪和机枪再同时开火。

中国军队这个应对办法，第6师团池田支队已非常熟悉，他们在中国打了三年，对中国军队的战术烂熟于心。打大竹山时，池田只派出一个步兵中队进行策应，主力则是第39师团一个大队。

第39师团从1939年10月来华至今只有半年多时间，除大队长外，包括中队长在内，全部是第一次进行实战。冲锋时，跟一边的第6师团士兵比，他们就显得稚嫩和心虚多了。

开打后，久经阵战的第6师团士兵闷着头一声不吭地往前疾进，同时注意利用身边的掩护物。第39师团的士兵就不同了，胸腔中不时发出沉闷的“嗯嗯”声，显然那是紧张情绪的产物。

战壕里射出的万千子弹，尤其是马克沁重机枪的子弹，叫第39师团的日军尝到苦头，很多人还没看清楚中国士兵的模样就被撂倒了。

马克沁重机枪是英籍美国人马克沁在1883年发明的，虽有种种缺陷，但在当时仍属威力巨大的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索姆河会战中，德军每百米即设置一挺“马克沁”，在将近40公里的正面组成密集阵。英军十多个师冲锋后，在一天内被德军的“马克沁”射杀了多少呢？将近6万人！这是世界攻坚战史中最血腥的一幕。

中国军队在抗战中大量装备了马克沁重机枪。1940年以后，中央军各部队，每个营能拥有6挺“马克沁”，每挺配备12名士兵。但一般的部队，每个营甚至每个团只能配备两挺。

平原阵地战中，多数情况下，当中国士兵打了第一枪后，接下来可以利用的排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过后，以日军的攻击力，他们通常就会冲到眼前，刺刀战和肉搏随之开始。山地战中，时间稍微会长一点。

现在，在大竹山主阵地，两队“菜鸟”陷入厮杀。

开始的时候，第39师团的“菜鸟”被打得很惨。第二天，日机助战，凌压西的士兵死伤惨重。打到第三天，第6师团池田支队又拨过来两个中队。大竹山一线开始告急。此时，在另一翼，凌压西的友军第174师受第6师团池田支队主力猛攻，渐渐不支了。

日军发起攻击的第四天，右翼日军第3师团，正沿桐柏山向西南攻击，突然发现汤恩伯第31集团军出现在自己的右侧背，也就是北面。师团长山胁正隆立即下令停止前进，按他的说法：“第11军发动此战，意在围歼第5战区主力，而歼灭了汤恩伯集团军，也就等于完成了任务。”

对于山胁的做法，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有点不满意。按部署，第3师团必须瞄着西南的襄樊方向全力进击。经一番催促，第3师团勉强前行。

第39师团在第6师团池田支队配合下冲过大竹山。

按第48军军长莫树杰（广西讲武堂，广西南丹人）排兵，作为总预备队的是由钟毅率领的第173师。当顶在大竹山一线的两个师（第189师和第174师）向枣阳溃下来后，带着部队在二线构筑阵地的钟毅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遭日骑冲击。该师骁将凌云上团长虽率一个团在正面强顶，但阵地仍在一天内被突破。

5月8日，枣阳陷落。莫树杰带着军部向北面的新野撤退。

跟军部失去联系的第173师师长钟毅在枣阳北面的苍台镇附近与骤然而至的日骑遭遇，因所率警卫连只有手枪，没任何重武器，遂陷入重围，突围无望，自杀殉国。

第48军的遭遇是这次会战的一个缩影。

中路日军拿下枣阳后，在这里设立兵站。

钟毅殉国后，第173师凌云上那个团被断于敌后。这个团有个电台，但此时既联系不上师部，也联系不上军部，最后联系到老河口李宗仁司令长官部的电台。李宗仁直接命令凌云上统一指挥滞留各部，从后方袭击日军的兵站。

敌后战斗日久，弹药快打光了，凌云上终于联系上师部。军械官告诉他：“枣阳附近的唐县镇东北两公里处，有一山沟，沟里有三个坟，坟前用木牌写着士兵的名字，挖开后，里面藏有弹药。”

凌云上立即派人去寻，果然得到炮弹百余发、步枪子弹三万多发。补充完弹药的凌云上与友军活跃敌后，日军兵站运输线接连被袭，这点后来成为第11军司令部后勤参谋要求取消宜昌攻略而尽快结束会战的一个重要理由。

然而，汉水东岸的整个局势却很不妙。

由钟祥沿江北进的第13师团自突破长寿店第59军（黄维纲第38师、刘振三第180师、骑兵第9师）防线后，一路疾进，汉水两岸的襄樊、宜城相继告急。第59军军长仍由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兼任，此时张的集团军司令部驻地位于汉水西岸的快活铺。东岸的第59军的几支部队，则纷纷向北退去。

由于开战后第5战区各部被击溃太快，使原计划中的一些步骤难以实施。不过，李宗仁仍计划在襄樊、新野之间发起反击，与日军决战。要决战，就得有足够的人手。但现在的局面是，第5战区的一些部队纷纷撤退。在请示完重庆军委会后，李宗仁给宜昌的江防军总司令郭忏打电话，要他从江防军里抽出两个军，驰援汉水东岸的战斗。

江防军名义上属于第5战区，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由重庆军委会直辖。

总司令郭忏被认为是“土木系”三号人物，人还比较老实，但此时跟李宗仁不太对心思。“冬季攻势”中，因所辖萧之楚第26军作战不力，郭一着急，自作主张地撤军，却被李宗仁在蒋介石那里告了一状，弄得陈诚非常难堪。

这一次，郭忏用商量的口气说：“李长官，三峡江防，至关重要，若汉水西岸军力空虚，敌寇趁机突入，我没法向委座交待啊。”

李宗仁说：“我已请示军委会！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对我负责。我要你派两个军过来驰援汉水东岸战场，不得有误！”

郭忏说：“我把沙市、江陵一线的萧之楚的部队派不过好不好？”

李宗仁说：“第26军就算了吧。你迅速把周喦第75军调过来，还有李及兰（黄埔军校1期，广东阳山人）第94军。”

萧之楚第26军虽参加过武汉会战以及田家镇大战，但这两年下来，多次作战不力，渐渐被扣上弱旅的名号，所以李宗仁不想要。

郭忏没办法，只好调兵。

江防军在汉水西岸到宜昌间设立了三道阵地（因右翼河网密集，故重点保护左翼）：汉水西岸是第一道，荆门至沙市是第二道，当阳一线是第三道。李宗仁调令下达后，江防军头号主力周喦带着战力很强的第75军由荆门、当阳向襄樊转进；李及兰带着第94军（欠一师，在汉水西岸二线阵地留守）由宜昌向新野转进，去参加那里的“决战”。

这样一来，不但汉水西岸的主力只剩下战力不济的萧之楚第26军，就连宜昌也成了空城。别忘了，武汉会战后，第5战区的敌情判断和任务指导是：“其一，（日军）经由汉宜公路，西攻宜昌，作为进攻重庆的准备；另一则为减轻武汉及鄂中敌军的侧背威胁，经由襄花公路进攻鄂北地区。”

所以现在，李宗仁似乎排除了日军西攻宜昌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忐忑不安的郭忏不得不向重庆（军委会和蒋介石此时没对李宗仁的做法提出异议，证明他们亦对敌情出现错判）要来驻守巴东、秭归的李延年第2军，让他们顶到荆门、当阳一线，随后又要来正在长沙休整的第18军方靖第11师。

后来的势态证明，由于李宗仁的错判，导致汉水西岸的部队不断被调出，结果是宜昌以东出现大片守备盲点。

就在李宗仁把周喦、李及兰两个军调过去时，汉水东岸战场一下子又沉寂下来。李宗仁感到迷惑，重庆军委会的判断则是：日军要收兵。很快，李宗仁便接到要他指挥各部沿途反击“即将后退的日军”的命令。身在汉水西岸快活铺的第33集团总司令张自忠随即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叫他率部渡过汉水，到东岸掩杀日军。与此同时，汤恩伯也接到要其迅速南下的命令。汤接令后，率第31集团军一举将山胁正隆第3师团围困于樊城以东。

只说张自忠。

汉水东岸激战正酣时，他曾给部下写了封信。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现在，出击令到了。

第33集团军有三个军：曹福林第55军、冯治安兼军长的第77军和张自忠兼军长的第59军，此时各部分散在汉水两岸，张身边只有第55军第74师的两个团和一个总部直属特务营，不到3000人。

张自忠的困境在于，他手下的主力部队经日军第13师团在汉水东岸的冲击，大多纷纷北退，一时失去了联系。

过河前，参谋长李文田劝张自忠好好计议一番。

张自忠摇摇头。从军人逻辑上讲，上峰命令下达了，他没丝毫理由拒绝渡河。虽然手里直接控制的部队寥寥，但渡过河去联系麾下其他部队，然后向日军发起反击，他认为这是集团军总司令该做的。

出发前，张自忠给冯治安写了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仰之（冯治安字）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即汉水）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即骑兵第9师），不顾一切向北之敌死拼；设若与38师和179师取不上联络，即带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当时的记者和后来的传记作者，为把张自忠的牺牲描写得更悲壮，便说这是将军提前写的遗书。因为他要主动寻死，进而一雪平津时代的非议。其实，对1940年的张自忠来说，根本不存在以死明志这件事。经3年鏖战，他早就赢得蒋介石、统帅部、身边的同事、周围的将领以及社会舆论的信任。

张自忠的信，其实只是在表达到东岸出击的决心。他每次出战，都会写下一封内容类似的信。

后来，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亦有这样的说法：“对于父亲的牺牲，当时的记者说是我父亲要洗刷自己，一定要牺牲在战场。这个说法不对。首先，父亲完全是清白的，无需洗刷；再者，我们老家是孔孟之乡，我们家里面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影响很深，所以父亲受这个影响，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武将誓死报国，身先士卒。”

张自忠带着两个团和特务营渡河时，汉水东岸的战局是这样的。

日军几支部队交叉攻击，第39师团和第6师团池田支队攻占了枣阳，前者已推进到汉水东岸；第3师团向汉水东岸（或称北岸）的樊城进击；由南而北的第13师团动作最快，目标直指豫西南的新野；第40师团石本支队在枣阳附近。园部下令叫各部日军最远行进到白河与唐河间（均为汉水支流）的新野，后再行反转，在汉水东岸集结，准备攻打宜昌。

现在，对园部来说，其实是一喜一忧的。

忧的是，山胁正隆第3师团处于汤恩伯部围攻中，枣阳的兵站交通线屡屡被袭。为此，他已经急调在江南警备的天谷直次郎第40师团主力进行增援了。据山胁来电称，汤恩伯攻势凶猛，激战中，第3师团士兵弹药越来越少，一战过后将佐三死六伤。

喜的是，兵力分散的张自忠投入罗网。他的高级参谋天野，已经命正在北上的第13师团迅速反转南下，同时叫离张部最近的第39师团亦转身围攻。这样一来，往东北方向转进的周喦、李及兰两军就打了酱油，因为日军已经掉头回去围攻张自忠了。

过河后的张自忠，在5月8日黄昏最先联系到黄维纲第38师。

第38师属是张自忠核心部队。张、黄二人多年共事，私交又好，是那种两两沉默也不会觉得气氛尴尬的关系。

见面后，黄维纲对张自忠说：“总司令，局势危险。”

张自忠沉思片刻，说：“渡河以来，我已抱与敌血战之决心。”

8日夜，在给部队训话时，张自忠发现第38师一个团长没佩戴手枪，便走上前去，说：“现在是作战期间，每一个军官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战斗。作为一名指挥官，必须经常佩戴手枪，第一要自卫保身，第二要杀身成仁！”

张自忠命令那名团长立即配枪。

随后，张自忠对士兵们说：“这一次，我带领弟兄们到敌人后方去，是要伏击敌人，遏制鬼子的进攻，稳定我们战区的形势。弟兄们，除了努力杀敌外，在今日之战场上，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当夜大雨不止。

张自忠下令冒雨行军。

行军中，张自忠问担负后卫任务的第38师第114团第3营营长栾升堂（西北军陆军干部学校，山东临清人）：“你们营这一次参战人员有多少？”

栾升堂：“全营共有官兵695人。”

张自忠：“共携带弹药数目是多少？”

栾升堂：“步兵每人带步枪子弹200发，手榴弹4枚，枪榴弹（一种用枪发射的超口径弹药，介于手榴弹、迫击炮弹之间的小型爆炸弹）2枚；轻机枪每挺带子弹2000发；重机枪每挺带子弹8000发，营里使用的是风冷式捷克重机枪（重机枪连续射击中，需要更换高温枪管，冷却方式分水冷式、风冷式，后者亦称气冷式，即自然冷却）；迫击炮每门带炮弹150发。”

张自忠：“你们能带这么多子弹，确实动了不少脑筋。这一次咱们到敌后作战，补充不容易，你们考虑到多带弹药，是有远见的。尽管带这么多子弹，还是应该教育士兵，打起仗来的时候，要尽量节省弹药。”

栾升堂：“在节省子弹方面我们已采取了具体措施，不盲目射击，远距离不射击，瞄不准敌人不射击。”

张自忠点点头。

张自忠在第38师做师长时，栾升堂就跟着他，两人有老乡缘，都是山东临清人。

张自忠说：“今年三月间，我原本准备把你保送到陆军大学特别班受训，你们师长说，你正在连长集训班担任队长，一时还抽不出来，下次有机会再去吧！”

栾升堂：“多谢总司令栽培！”

张自忠：“最近有家信吗？”

栾升堂摇摇头。

栾升堂：“总司令！我上次跟您还乡，是二十二年（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时候吧？”

张自忠点点头，说：“也已经七年了。”

后来，栾升堂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万没想到这一次谈话竟是同他最后的诀别！”

5月9日黎明，大雨渐渐小了。张自忠、黄维纲带着部队行进到一个叫梅家高庙的地方，搜索士兵回报在不到两公里外发现日军运输队！

张自忠立即叫部队隐蔽，同时布置作战任务。

按情报，日军一千多人，携大量辎重，战斗人员不足三分之二，有不少骑马的军官，同时携带多部电台。

张自忠下达腰斩这支运输队的命令。

攻击中，一部击日军战斗部队，一部击其指挥部。由于是主动出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加上这股敌人战斗兵不多，故而被袭后伤亡惨重。根据缴获的文件得知，运输队属于田中静一的第13师团。打完此战，张自忠接到冯治安第77军何基沣第179师（何此时正在重庆受训）的电报，称他们正在方家集（襄樊东南）以北地区集结。

张自忠遂决定和黄维纲分兵。

张叫黄维纲率第38师去与第179师会合，由黄统一指挥两支部队；电报已联系上的曹福林第55军第74师余部、第59军刘振三第180师和骑兵第9师，在宜城对面的汉水东岸渡口会合，自己随即带第74师两个团和一个营赶往该渡口，亲自指挥这一路军队。

5月11日天亮前，张自忠带着部队赶到渡口。第二天一早，第74师余部到达了，骑兵第9师一部也到了，但是没等到刘振三第180师，此时再电台呼叫，但已联系不上了。

12日，就在张自忠踌躇时，日军为了他已反转南下了！

同一天，张自忠接李宗仁电报，称有日军反转，叫张率部拦截。就这样，张自忠没法再等刘振三那个师了。

刘师为什么没按时到集合地点？后来成为一个谜。

刘振三是张自忠的老部下，还是比较能打仗的，5月8日，还刚刚获得四等宝鼎勋章。后来，他又继黄维纲之后出任第59军军长。回过头来看，第180师的缺席，使张自忠所率部队越加单薄，几天后终于陷入重围。从这个角度说，刘是要自责的。奇怪的是，对这件事，刘始终没做过解释。

日军第39师团跑在了第13师团前头，不是因为他们更善于运动，而是因为他们离张自忠本部位置更近。

5月14日，张自忠的部队在方家集附近，终于和第39师团撞击到一起，两队人马展开血战。

两天后的16日上午九点，日本第11军通信队截获并破译一道无线电讯，结果出来后叫圆部和一郎大惊，电讯显示：中国第5战区第33集团军司令部位于宜城东北15公里处的南瓜店、长山一带。

按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参谋尚奇翔回忆，张自忠是在5月15日以后跟老河口失去电台联系的。张自忠在5月15日发向老河口的最后一份电报，是报告他已联系上刘振三第180师以及骑兵第9师。同一天，张亦直接向重庆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即到。

渝委员长蒋：影密。

报告：一、职昨率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特务营，亲与南窜之敌约五千余名血战竟日，创敌甚重。晚间敌我互相夜袭，复激战终夜。今晨敌因败羞愤，并因我追击，不能南窜，并调集飞机三十余架，炮二十余门，向我更番轰击，以图泄愤，并夺路南窜。我各部经继续六七次之血战，牺牲均极重大，但士气仍颇旺盛，现仍在方家集附近激战中。

二、我38师、179师昨已将新街敌数百名击溃，当将新街克复，现仍向南继续追击中。

三、据报，残敌一部约一千余人，因被我各处截击，现企图沿襄河东岸南窜，已饬38师、179师努力截击中。

谨闻。职张自忠叩。

但日本第11军通信队截获张自忠的电报是在5月16日上午。也就是说，16日的电报不是发向老河口的，而极有可能是发给刚刚联系上的刘振三第180师。拿到这个电讯，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立即联系第39师团长村上启作，叫他派兵搜寻张自忠的司令部。后者看了看他的参谋长，叫专田盛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神奈川县人）。村上知道，1937年，专田任职于天津的驻屯军跟张自忠见过面。

专田缓缓地说：“这是绝无仅有的战机。”

日军随即出动两个大队，直插南瓜店和长山间的沟沿村。

张自忠的司令部在长山上一个空荡的村寨。经过连续战斗，他手里的部队——第74师已越打越少。日军再次发起进攻后，张自忠已把所有能派出去的都派了出去，手里只剩下一个特务营。

日军很快攻占对面的一个山坡。

张自忠派上去的特务营基本上以手枪为主，没重武器，打到5月16日午后，就已有一半多战死了。张自忠带着司令部的参谋在山丘上做最后的反击。除俯冲轰炸的日机外，占据对面山坡的日军开始直接炮击这边的阵地。

一时间，硝烟弥漫，爆炸声此起彼伏，情况之紧张与危险可想而知。

张自忠穿着将军服，目标比较明显，四周很快被炸成一个弹坑。为了大家的安全，他把参谋都支向一旁。

日军又一颗炮弹砸来，崩裂的弹片划伤张自忠右肩。参谋处长吴光辽大腿亦被炸成重伤。

这是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的事。张自忠见此情景，叫两名参谋搀着吴处长撤：“你们往东北方向，翻过长山去吧！”

吴处长不想扔下总司令，但最后还是被张自忠轰走。

日军炮弹集中飞来，张自忠右腿又被击伤。

参谋长李文田再次劝张自忠撤退，后者苦笑道：“看现在的情况，日军是有备而来，我目标太大，想走不易。你走吧，不要再说了。”

李文田沉默了一会儿，撤走了。

临近傍晚四点，第39师团横山武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广岛县人）第231联队的一个小队，在松本少尉率领下，开始发起步兵攻击。他在望远镜里，已看到张自忠高大的身躯。

经过最后的拼杀，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科员马孝堂、副官贾玉彬、副官朱增源、卫士谷瑞雪等十二人了。其中有一人，冲出战壕，向鬼子发起了冲锋。最后他死在冲锋的路上。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张自忠叫张敬撤，张敬死活不走。

十分钟后，张敬战死。贾副官亦中弹阵亡。

就在这时候，马孝堂见张自忠“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张自忠显然又中一弹。在日军开始往上冲的情况下，张自忠将手枪顶在太阳穴上，但被副官朱增源夺下（见重庆军委会关于张将军殉国场面的报告）。这可能是个下意识的反应，但这个动作使张自忠在被日军包围的情况下，没能自戕，而是死于敌人之手。按张自忠之女张廉云回忆：“我父亲牺牲以后，这个朱副官就在北碚守墓守了十年。”

十年守墓，或因此疚？

只说张自忠，伤口血流。等科员马孝堂刚给他包扎好伤口，日军就已经涌上了山坡。

张自忠叫马孝堂、朱增源、谷瑞雪等人快走，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张自忠左臂和左肋又中弹，已非常虚弱。他闭着眼，半倒着。马孝堂欲哭无泪，他还没来得及走，日军就冲过来了。最前面的日军一共两排，前一排十四人，后一排五人（依据日军后来绘制的攻击阵战图）。在前一排中，有个叫藤冈的一等兵；在后一排中，有个叫堂野的军曹。统领他们的，是一个叫松本的少尉小队长。

攻击中，一等兵藤冈虽较其他日军而言离张自忠很远，但突然甩下其他同伴提速斜插，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直扑张自忠。与此同时，在后一排的堂野，也超越前面的日军，持着枪过来。

本来斜靠着战斗工事的张自忠，猛然挣扎着站起身，怒目而视。

藤冈愣住了，下意识地站住。确切地说，吓住了。几秒钟后，藤冈将刺刀捅过去。

张自忠则用尽最后的气力，大吼着，伸手抓住已刺进自己身体的刺刀后的枪身。从后面赶到的堂野的枪响了，击中张自忠右腹。随后，小队长松本冲上来开枪，子弹从张自忠右额穿过。

被惊着的藤冈怪叫着，用尽全力往前刺。中国士兵拼刺刀时是直接往前刺，日军士兵不同，训练动作中最后一环是往上挑，所以张自忠殉国的场面极为惨烈。

张自忠轰然倒地。

此时，张自忠身边的人朱增源、谷瑞雪等已逃出。马孝堂等几人被俘，马脖子随即挨了一军刀。他翻身滚进沟。日军怕没死，又追下去，向其头部和腹部再剁六七刀，往肚子上又刺了两刀。尽管如此，马孝堂当时仍活着，被附近村民救下，用大箩筐抬着，在5月17日，送到冯治安第77军第179师师部。

作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是抗战八年里中国军队这边战死的最高将领。

四年后，另一位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亦牺牲。李是在撤退中遭日军便衣队袭击而阵亡的。

抗战爆发后，张自忠经常对部下说一句话：“日本武力强盛，我们国家羸弱，作为军人，除了去抗争、去牺牲外，没有其他办法，但这亦是伟大的时代，是军人用责任和使命力转乾坤的时代。”

张自忠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他闭上眼的刹那，也许会回忆起平津的屈辱、南京的仓皇、临沂的死斗、台儿庄的辉煌、徐州的怆然……

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化为遥远的前生了。

张自忠是闭着眼睛逝去的，没有死不瞑目。

虽然进攻前，联队长横山说张自忠司令部就在这一带，但此时中队长堂野仍不敢确定被自己的部队击杀的就是张自忠。小队长松本在张自忠的衣服口袋翻出一支派克笔，上刻着将军的名字，他跟堂野互相看看，不禁浑身一颤！随后，几乎同时后退了两步，肃然立正敬礼。

没多久，联队长横山武彦带人赶到。不过，他也不认识张自忠，需要最后的确认。横山下令，叫日军把遗体抬往十多公里外的陈家集第39师团司令部，让参谋长专田盛寿辨认。

专田单膝跪在遗体前仔细辨认。

由于头部中弹，张自忠的遗体颅骨塌陷，面容模糊。差不多一分钟后，专田站起身，唏嘘了一声，对身边的师团长村上说：“正是中国大将张自忠！”

村上亦率人退后几步，朝张自忠的尸骸深深鞠躬。

专田：“怎么处理尸体？”

村上：“建墓立碑。”

村上又说：“放回几个俘虏，叫他们给中国人报信。先埋葬了吧，中国人会来取的。”

就这样，日军在附近的一处山坡上埋葬了张自忠，木牌上写有“中国大将张自忠之墓”的字样。

再说张自忠集团军的另两支部队。

何基沣第179师、黄维纲第38师与敌激战，开始将敌一部包围，没想到很快又被反包围。其中第179师被打散，主力在参谋长徐廷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河北蠡县人）率领下，突围到一个叫王家湾的地方喘气。

5月17日午后，见村民抬来马孝堂，徐参谋长大惊，联想到前一天南瓜店附近枪声如织，仿若爆豆，知道情况不妙，问：“总司令呢？总司令怎么样了？”

马孝堂声音微弱，耳朵贴近后，才能听清楚：“总司令受伤后，已经阵亡……”

道出张自忠殉国场面后，马孝堂才痛苦地死去。

随后，一些士兵回来报告说，总司令阵亡后，日军将其白布裹尸，埋葬在陈家集祠堂后山。

徐参谋悲痛不已，随后联系第38师师长黄维纲，后者听完仰天长啸数声，继而号啕。当晚，黄维纲派便衣队抢夺尸体。日军没阻拦，远远看着张自忠的尸体被运走。没过两小时，第39师团长村上启作就接到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的命令，要他把张自忠的尸体运到武汉，但已经晚了。

冯治安得到张自忠殉国的消息后，顿时如五雷轰顶。

他下令叫第38师和第179师向当面日军反击。可由于主帅新丧，士兵低沉，接战中，伤亡惨重，只能再次突围。

日军在汉水东岸攻势凌厉，李宗仁已把战区司令长官部转移到相邻的均县（今丹江口），李本人仍带着部分参谋留在老河口。老河口位置虽比较隐蔽，但通信条件不太理想。正如前面所言，自5月15日以后，老河口、张自忠之间就失去了联系。

5月17日深夜，李宗仁突接蒋介石急电：“武汉敌寇的电台称张总司令已在宜城以东战死，情况究竟如何？！”

李宗仁大惊，立即派人打探。

5月18日，手下呈上了第33集团军参谋长李文田的报告，证实张自忠在5月16日下午四点前后，在南瓜店附近的长山壮烈殉国。

李宗仁闭上眼，半晌没说出话。

抗战之初，是李宗仁在南京进言，蒋介石才允许张自忠重回军队带兵。当时正是张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所以，李是有恩于张的。抗战军兴，从徐州会战开始，张自忠就一直跟李宗仁征战，不想现在竟斯人已去。

李宗仁没抬头，问：“尸骨何在？”

手下答：“刚刚已被抢回。张总司令身上两处被炮弹炸伤，五处子弹创伤，一处刺刀贯穿伤。”

话音未落，司令部的参谋们都呜咽起来。

李宗仁再抬起头时，已泪眼模糊，缓缓说：“荩忱壮烈！”

同日，张自忠的遗体被运至快活铺。这一天，李宗仁致电重庆军委会和蒋介石，说现消息已证实，张自忠总司令已战死南瓜店。

蒋介石收到李宗仁来电后，惊愕悲痛，不能自已。随后，他亲自撰写电文，发向第5战区。

顷悉荩忱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壮烈阵亡！噩耗传来，痛悼万分。顾荩忱忠贞英勇，牺牲成仁，本其素志，光荣一死，炳耀千秋！惟在此抗战中途，将星忽陨，使国家遽失长城，损失过大，其何以堪？！此中追念素所信赖爱护之袍泽，不禁悲痛无已者也！至荩忱尽瘁抗日，功在国家，所有表扬抚恤诸事，自当从详拟订，呈请国府明令施行。其所部，请代中善为抚慰，务继荩忱总司令之遗志，益加儆奋，是所切望！闻耗仓猝，未能尽意。现荩忱遗体，已否寻得运回？其阵亡详情，均盼详报。

有人问：“张自忠战死，责任到底在谁？假如上边不下令叫他渡河出击，那他就不会战死。”但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这样的质问没有半点意义。

张自忠遗体被运至宜城公祭，后由荆门运转宜昌。过荆门时，建了衣冠冢，后又在宜昌再次公祭，随后上船，运往重庆。

5月28日，春阳暗淡，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亲自接灵。

蒋介石身后，是国民政府各部要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行政院长孔祥熙、考试院长戴传贤、立法院张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海军总司令陈绍宽、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

在当天下午的公祭中，冯玉祥抚灵痛哭：“荩忱已逝！荩忱已逝！”

蒋介石表情悲怆，声音哽咽。三年前在南京，媒体抨击张自忠时，蒋网开一面，把张打发回军中。从鲁南到徐州，张自忠表现出色，尤其是临沂一战，名震全国。现在，作为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战死疆场，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人。

蒋介石追思前后，又联想到抗战爆发以来的种种艰难与牺牲，不禁潸然泪下。

蒋介石身后的军政官员，很多人都悲痛出声。他们背后，是更多呜咽的重庆市民。

国民政府追封张自忠为陆军上将，将灵牌列入忠烈祠首位。

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

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

在延安，也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题挽词：尽忠报国。

张自忠的老上级冯玉祥最后的题词是：荩忱不死！

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在东京，冈村宁次对来访的何应钦说：“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唯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

此时的日军第39师团，似乎不再是打大竹山时的新手模样，已经显得志得意满，与第13师团再次反转，向北顺势攻向樊城。

在樊城，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正指挥刘和鼎第39军进行反击。莫树杰奉李宗仁之命，派凌压西第189师驰援。不成想，第39军战力不济，很快脱离战场，使第189师成为孤旅。但鬼子没敢入城，似想绕过襄樊地区，直窥老河口。

在接下来的5月20日，日军第39师团终于出事了。

他们偷渡汉水支流白河（源于洛阳白云山，经南阳，自襄樊汇入汉水）时，出现了八年不遇的戏剧性一幕。

傍晚时分，第233联队长神崎哲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鹿儿岛县人）派出三名侦察兵，在樊城东北20公里处白河下游渡口侦察渡河地点。对岸中国军队发现了他们，不时射来子弹。两个日军侦察兵卧倒在芦苇丛中。子弹不是很密集，零零散散的，所以另一个日军士兵始终站着，而没卧倒。

他们同时用望远镜眺望对面，站着的侦察兵的视野也就更为开阔，认为对面的陆地并不是真正的河对岸，而是河中的一片沙洲。但是，卧倒在地的两名日军认为，望远镜里出现的陆地就是对岸。三人为此争吵不止。最后向上级报告时，少数服从了多数，也就是说，以卧倒在芦苇丛中的那两人的情报描述为准。

拿到“正确情报”后，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带着三百多人的先遣队在当日夜开始偷渡白河。

5月21日零点，黑夜深沉，白河滔滔，神崎拎着战刀带着三百多人来到河边，这里已集中了不少小船和筏子。

日军士兵拼命划船，向对面的陆地猛进。

日军很快就弃船爬上陆地，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对岸”，随即升起一颗蓝色信号弹，意思是告诉后面的大部队：我们先遣队渡河已成功，上岸了！

但就在信号弹发射升空的同时，一名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怪叫一声：“不好！这里不是对岸，是河中的沙洲！”因为他跑了一会儿发现，怎么对面还有水？！

神崎联队长此时也发现了，他带着这三百多人冲上的不是白河对岸，而确确实实是河中的一片沙洲。神崎闭眼哀号一声：“完了。”

确实完了。

因为这片沙洲上，就有几根芦苇飘荡，没任何遮蔽物。而且，整片沙洲就那么大的地方，对岸的中国士兵根本不用瞄准，只要把所有子弹、炮弹都倾泻到沙洲上，就能保证射杀全部日军。

事实上也是这样。

就在日军“渡河成功”的信号弹升起时，对岸中国军队的枪炮声也响起来。

对岸中国士兵还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日军登上沙洲后还发射信号弹？这不提醒了中国士兵向他们开炮吗？但想不了那么多了。岸边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组成密集的弹阵射向沙洲。

不到半个小时，登上沙洲的360多名日军士兵全部被打成筛子。那位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身中12弹倒毙在尸体堆里。

一次性击杀三百多日军，是非常大的战果。

河对岸狙击日军的是中国的哪支部队？有人称是湖北保安团。但是，枣阳陷落后，李宗仁已急调江防军周喦第75军驰援襄樊地区。第75军到襄樊地区后，又接调令，将该部转用于白河沿岸布防。从这一点捕捉的话，也许他们是周喦的部队。

第39师团长村上启作得知神崎等人全部阵亡后，半晌没说出话来。旁边的专田盛寿也不住地擦冷汗。他们心想：到底还是新上战场的“菜鸟”部队，三百多皇军死得太荒诞了。

那三个侦察兵呢？最后都被送上军事法庭。

虽然其中一个人当时判断对了，但由于没能“及时纠正”，也跟那两蠢货一起被送回日本坐了牢。

猪一样的队友实在太令人恐怖了。

第39师团受挫时，田中静一统领的第13师团继续向西北突进，一直打到距老河口十余公里处。

李宗仁陷入大焦虑。

紧急时刻，莫树杰派出第84军的两个团疾驰老河口，总算挡住了日军兵锋。

如果说一年前的随枣会战，李宗仁摸清了日军的部署，那么此次会战，日军的作战计划叫他难以猜透，此时整个汉水以东陷入了大混战。

这时候，日军内部在作战方向上也产生了分歧。

现在的战局是：第13师团保持着向各个方向机动进攻的势头，第3师团刚刚摆脱汤恩伯集团军的围攻而退守枣阳地区，第39师团在白河受挫后朝第3师团靠拢。在这个情态下，应山的第11军司令部作何打算？

圆部和一郎在犹豫。

他其实想在这时候收兵，甚至一度跟幕僚们说宜昌不在作战目标之内的命令。这跟会战开始前天野拟定的计划是相反的。

5月23日，已经成为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的井本熊男从南京赶来。

当天深夜，第11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后勤参谋都同意打到这一步为止。他们认为，以前每次作战，都打半个月的时间，已形成定律，是黄金点，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很多问题就来了，比如弹药，比如粮秣。现在，作战已足足三周。仅枣阳兵站线被切断这件事就已叫他们手忙脚乱。三周下来，士兵也都累了。如果继续进攻，至少还得拿出一周多的时间，顶在一线的部队受不受得了是个问题。最关键的是，打击第5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已达到，所以没必要再西攻宜昌啦。

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极力反对。

天野观点简单，他特别提到一点：第11军是山海关内唯一一支野战机动部队，既担负着摧毁中国军主力的任务，又肩挑着战略攻击的使命。打到现在这一步，不顺势攻取宜昌，而仅因部队有点累就草草收兵，简直毫无道理。如果那样的话，趁早把第11军的任务交给别的部队吧。

圆部和一郎呆呆地听着。

显然，在天野看来，这个新任司令官还不太了解第11军的性质。

园部：“井本参谋呢，你也说说啊。”

井本笑道：“天野的话无懈可击。为充实战力，我可再向驻扎上海周边的第13军借一个支队！”

井本是有备而来的。

就这样，圆部和一郎决定继续用兵，目标直指扼守三峡之口的战略重镇宜昌。

后来，不少中国将领在回忆这场会战时，都认为日军声东击西的战术用得漂亮：在战役后半程，貌似直捣第5战区中枢老河口，实则悄悄渡过汉水转攻宜昌。

其实，正如前面所言，这并非日军在玩策略，而是当时他们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打宜昌，从而导致几路人马来回反转不停，让人“不明觉厉”。

打宜昌，第一件事就是渡过汉水，进入到西岸。

枣阳地区的第3师团长山胁正隆奉命率军向汉水集结，第39师团，则配合第3师团行动。

天野判断，汉水对岸有中国军队的重兵，所以渡河前必须隐蔽，第3师团和第39师团须统一行动。为此，他专门到第39师团司令部走了一遭，一是现场传达命令，二是询问白河沙洲全军覆灭事件后师团的整改情况。

在师团司令部，天野见到师团长村上启作和参谋长专田盛寿。

天野对白河事件耿耿于怀，但他发现，师团长似乎已经忘记了此事。在离开前，天野对专田说：“这就是警备师团（乙等治安师团）的军事素质么？”

专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做任何回答。

接下来的事叫天野大怒。

按计划，第39师团必须和第3师团在同一时间渡河，这个时间就是6月1日零时。但是，在5月31日刚入夜，晚上七点半时，突然传来爆炸声。一打听，第39师团开始朝汉水对岸炮击了，而且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等于说，提前把日军要渡河的消息传达给对岸的中国军队了。

天野给村上打电话，问：“怎么回事，难道命令如一纸空文？”

村上答：“为避免再次出现白河沙洲事件，师团决定先给对岸的中国军队以震慑。”

天野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在电话里吧，他又不好数落村上，毕竟人家是中将师团长，而且东京刚刚发来嘉奖令。但现在，天野已确定，第39师团击杀张自忠这件事完全是靠“撞大运”。无可奈何，天野又给第3师团长山胁正隆打电话，说：“事已至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山胁说：“我们会按既定时间出击，第39师团想先过河，就叫他们过吧。”

6月1日，按部就班渡过汉水的第3师团攻占西岸的襄阳。紧接着，第39师团陷落宜城。

现在，李宗仁终于惊异地发现：日军都向汉水西岸集中了！他感觉不妙，立即下令：守备白河一线的周喦第75军南下，回救襄阳；汤恩伯从枣阳一带向樊城转进；隶属于孙连仲集团军的池峰城第30军开赴老河口待命。

但没想到，日军随即放弃襄阳。

一天后，向南反转而去的第13师团从钟祥强渡汉水。

放弃襄阳的第3师团向西南攻取了南漳。随后，以南漳为中轴，迅速向南面的荆门和当阳之间攻去！

李宗仁深感意外。

与此同时，第6师团池田支队突破江防，攻取沙市和江陵。

开战以来，日军进攻方向飘忽不定，战场在极快的时间内已多次发生转移。

日军渡过汉水后，基本上成光杆司令的江防军总司令郭忏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地发往重庆。

蒋介石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显然，根据当下的势态，日军不仅仅是只打枣阳、襄樊那么简单了。

蒋介石外，参谋总长何应钦、政治部长陈诚、军令部长徐永昌、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作战厅长刘斐、交通部长俞飞鹏、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参加。

刘斐说：“据刚刚收到的情报，日军出动了大约五到六个汽车中队，向一线运送了至少1000吨作战物资。”

蒋介石一拍桌子。

徐永昌与何应钦面面相觑。

蒋介石吼道：“这个情报为什么现在才拿到？！日本人要打宜昌了！”

在开会期间，蒋介石要通老河口的电话，问李宗仁：“德邻兄！你那里的通信设施如何，你的命令能不能快速传达到一线？现在日军已越过荆门，向当阳去了。当阳的情况究竟如何？日军到底过来几个师团？”

以往面对蒋介石的发问，不太有李宗仁心里没底的时候，但这一次出现了。

李宗仁只好告诉蒋介石，已叫周喦第75军回师，李及兰第94军也已掉头，莫树杰第84军残部也已经向汉水以西增援了。

蒋介石放下电话，问离宜昌最近的中央军部队是哪一支。

何应钦迟钝了一下。

这时候，陈诚说：“第18军，一部在北碚（重庆西北郊），一部在万县（今重庆万州）。”

蒋介石说：“立即把他们调过去增固宜昌城防。军长还是彭善吧？俞飞鹏去安排运送部队的任务。现在就下令，现在就去办！”

蒋介石接着讲了一下大势，意思是：“国际局势总的来说对中国有利，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现在，德军虽纵横欧洲，但最后结果仍未尘埃落定。既然是世界大战，就关涉各国尤其是各大国的利益，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最后都会卷入战争，现在只是时间问题。可目前的战局，对中国又是不利的。这次不比一年前的随枣会战，眼下日本人要打宜昌，先前我们的判断是有误的，宜昌把控三峡，是长江航道上武汉与重庆之间最重要的城市，亦各战区通往大后方的中转站，如果真丢了，重庆必将受到威胁。”

随后，军令部做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周喦第75军继续西撤，在汉水西岸南漳（襄樊西南）一带阻敌；孙连仲部由襄樊南下，与冯治安（张自忠殉国后，冯代理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一职）余部夹击宜城、襄樊之间渡河的日军，后者亦以有力一部在钟祥西岸阻敌；汤恩伯部在襄樊与随县之间出击，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熟悉宜昌附近地形的李及兰第94军经襄樊，全力回归江防军统辖。

蒋介石最后说：“现在战场形势已急速变化了，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对汉水以西的作战指挥已经失灵，必须就近组织新的司令部。”

这个任务压在陈诚肩上。

很多时候，蒋介石抓瞎时，能想起的只有陈诚。

关于陈诚，我们前面说过，他有理想，意志坚定，严于律己，但军事才能难说很杰出。现在，也确实为难他了：乾坤逆转如何能反掌做到？

江城魔镜

6月2日，陈诚坐轮船穿越激危的三峡，带着刘云瀚等少数参谋先期赶往宜昌。

转天，陈诚到达距宜昌十多里的西陵峡南津关，在附近的三游洞设置了指挥所，随即叫刘云瀚与宜昌的郭忏取得联系。从武汉会战起，刘云瀚就跟着陈诚，已是其身边最重要的参谋。有一段时间，陈诚为锻炼总坐办公室的刘云瀚，把他派到第18军第11师当团长，但很快又将其调回自己身边。

刘云瀚联系完郭忏，发现局势比他预期的还要糟。

陈诚这相当于硬着头皮往前顶，对战局没有一丝的把握。其实，对他来说，现在不是哪个部队不掉链子的问题，而是整个局势已处于不可逆的状态。换句话说，大火已经着了，他拎着几碗水前来扑，怎么成？

在陈诚赶到南津关时，6月3日，拿到军委会急令的第18军军长彭善，带着两个师（第18师、第199师）从北碚和万县乘木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在码头换江轮顺流而下，驰援宜昌。在此之前，暂未归建制的第18军另一个师即方靖第11师，在多日前已由长沙赴当阳，归李延年第2军指挥了。

再说往汉水西岸回援的第75军。

军长周喦久经战阵，行动非常迅速，部队行进到南漳附近时，追上向当阳攻击的日军的辎重部队，立即命令部队平行行军，在侧翼占据有利地形，向鬼子发起攻击，不但斩获四百多人，且夺得了不少弹药。

后面的李及兰第94军路过战场时，硝烟还没散尽。

第94军没第75军那么幸运。当他们行进到方家集时，突然遭遇日军第40师团。这个师团在师团长天谷直次郎率领下，从江南驰援过来没多久，本想扫荡大洪山，但经桐柏山时，意外发现穿山而过的第94军。

第185师师长方天在这个军里。他带着部队已经过去，后面的友军第121师没走脱，被天谷师团拦住，两军发生激烈的遭遇战。方天派出一部，掉头搭救友军。

一时间，桐柏山谷枪声大作。

李宗仁急忙解除莫树杰第84军的任务，又叫汤恩伯一部南下，去解第94军之围。

虽然天谷师团在合击下最后损失不小，却意外消耗了向宜昌增援的中国军队的时间。

打到这一步，李宗仁方寸有些乱。现在，他最担心的是，西进的日军会攻宜昌，进而逆流夺取重庆。如果那样的话，他的过失就大了。

6月6日，荆门已经陷落。

汉水西岸的李延年第2军一部已被击溃，主力向当阳靠近。当阳另一翼，是萧之楚第26军，守备的沙市、江陵亦遭日军攻击，现已放弃阵地转入二线。在宜昌以东，就只剩下一座当阳城了。处于荆门和宜昌间的三国古城当阳，既是宜昌外围第三道阵地，又是汉水以西纵深阵地的核心，可以说至关重要。

守备当阳的是方靖第11师。

方靖能做作为“土木系”核心部队第11师的师长，涉及一段“公案”，这段“公案”亦是国军内部人事调动的一个缩影。

方靖之前，第11师师长是叶佩高。

叶是海南文昌人，出身滇军系统，在陆大深造时，认识了黄维，被吸纳进第11师。他当师长后，新来了个副师长，这就是胡琏。

胡出身黄埔，以前在第11师做团长，再次回到老部队，很快就把出身黄埔的几个团长吸收到自己身边，孤立了叶佩高。在那些出身黄埔的团长看来，你叶佩高可以做第11师参谋长、副师长，但要真做地位特殊的第11师长，这事就得念叨念叨。

胡是叶的老部下，淞沪会战时，叶是旅长，胡是团长。论资历、战功，叶都不在胡下。后来的武汉会战，如果挑出几个发挥最好的师长，叶是要进入前三名的。但黄埔出身的干部有一种天生的凝聚力，他们一起排斥叶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叶佩高选择离开，给第54军军长黄维做参谋长去了（正是这个调动，使叶后来有机会参加滇缅作战）。在这种背景下，陈诚把同样具有黄埔背景的方靖调到第11师（当时，方在第75军军长周喦手下做第13师师长）。胡琏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因为他觉得自己会当上师长，没想到来了资历更深的方靖。

入主第11师后，方靖对闹事的团长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把叶师长挤对走，这一页翻过去。我的资历和背景你们清楚，你们的资历和背景我也清楚。我对你们没别的要求，服从命令而已。如果谁像对付叶师长那样跟我耍心眼，你们的结果会很难看。”

但现在，在当阳城头，方靖想来想去，对胡琏还是抚慰了一番，就一个意思：“一旦我调离，会向上峰推荐，师长的位子必是你的，只是现在大敌当前，你我当携手杀敌。”

胡琏还能说什么？

胡琏说：“如果我在当阳战死了，师长您就永远欠我一个人情。”

方靖笑。

到达当阳的日军，第13师团攻正南，第3和第39师团攻东北，第6师团池田支队攻东南。方靖第11师的3个建制团分别扼守东、南、北和西北面，野战补充团控制西面的长坂坡。

长坂坡。

三国的硝烟早已散尽，抗战的烽火已是熊熊。

6月9日，日军围攻当阳。下午两点过，战事进入白热化，在城外西北九子山高地，胡琏已拎枪上了第一线。

在战斗最激烈时，方靖收到第26军军长萧之楚的电话：“喂！喂！方师长吗？”

方靖：“是我！”

萧之楚：“我是老萧啊！”

方靖：“萧军长？！你部怎么了？”

萧之楚：“是这样，鬼子火力太猛，我侧翼第94军的一个师（没被李及兰带到汉水东岸的那个师）的阵地已被突破，现在已中断跟该师师长的电话联络，我部正面正被急攻，身后又出现鬼子，你们右翼可能很快就会暴露……”

方靖：“萧军长，你到底想说什么？”

萧之楚：“我的部队快顶不住了，希望你们自己掌握情况啊。”

其实，也该萧之楚倒霉。他们退到二线阵地后发现：这里虽有战斗工事，但碉堡口都是向东开的，而攻击第26军的日军，恰恰不是从正东面来的，一时间，萧部阵地陷入混乱。

方靖表示无语时，李延年电话也到了，叫方靖准备突围。

李当然知道第11师对陈诚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这个师临时调配给他指挥，如果在他手里有个好歹，他是没法向陈诚交待的。

此战中，李延年还是相当卖力的，虽开始与日军接战时，手下一个师迅速被击溃，但随后他组织兵力，在一个叫峡口的地方，把第3师团连拖了好几天，导致该师团丧失了攻取宜昌的先机。

现在要说的是萧之楚。

撤退倒没什么，令人头疼的是，萧之楚没带着部队向宜昌方向退去，进行节次抗击，而是跑着跑着，就直接过了长江，提前脱离战场了。这样的话，就等于使宜昌以东洞开，直接导致由重庆驰援而来的第18军刚到宜昌就仓促与日军接战。

一天前的晚上，第18军所辖罗广文第18师最先开抵宜昌，随即一个团进城担负城防任务，两个团在外郊占领前沿阵地即江边至镇境山一线（镇境山为宜昌外高地，罗广文将师部设立于此）；稍后到来的宋瑞珂（黄埔军校3期，山东青岛人）第199师控制在城外西北山地，作为机动部队使用。

军长彭善到来时，江防军总司令郭忏拉住彭，说：“情况危急，日军马上就要到了，我先撤，这里就交给你了。”

彭善跟郭忏也是有交情的，说：“郭兄，您就这样撤了？”

郭忏愣了一会儿，突然说：“李德邻毁我！”

说完，郭忏气呼呼地带着江防司令部的人坐船过了江。

彭善在宜昌的夜色中不知所措，日军马上兵临城下，他这点儿人马能守城么？

1940年6月10日，圆部和一郎向第13师团长田中静一下达攻占宜昌的命令，因为他的师团攻击速度最快。

本来呢，按园部的计划，是想叫第3师团担负攻占宜昌的任务的。在他看来，仙台兵源的第13师团太过野蛮。宜昌为河港城市，有很多西方国家的派出机构，为避免外交麻烦，他觉得相对文雅点的名古屋人更靠谱。但第3师团偏偏被超水平发挥的李延年第2军阻击在峡口，打了几天都不能冲过来，任务也就只好落在冲在最前头的第13师团身上了。

第13师团代号为“镜”，曾第一个攻入徐州，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又后来居上地率先攻入长沙。这一次，从五月初开始行动，到最后进攻宜昌，第13师团来回扯动的路程达到1184公里，在鬼子各部队中位居第一。

占领宜昌的命令是6月10日早上下达的，转天拂晓，兵临城下的第13师团就发动了攻击。

到中午，一部日军由宜昌城与镇境山之间的缝隙插入，直取城外西北郊的飞机场，将守城的那个团和城外的两个团割裂。就在罗广文联系不上城里那个团的时候，该团皮姓团长竟潜行逃跑了。一时间，宜昌城防部队群龙无首，轻易地崩溃，大批士兵出城逃向东岸。

第18师其实是参加抗战的老部队了，打得最激烈的一战是在淞沪会战中的大场，当时师长朱耀华差点自杀殉国。但从武汉会战开始，这个部队就有点路子不正了。在富池口、半壁山之战，当时的师长李芳郴临阵脱逃，自己划着小船先跑了。从那时起部队长爱逃跑的传统似乎留了下来。宜昌一战，先是守城的团长潜逃，后是师部的参谋长赵秀昆（河北政治军事学校，河北景县人）假装中了日军毒气弹，这一点见第199师师长宋瑞珂回忆：

彭善本人（我和其参谋长梅春华随行）亲自走到前坪小高地上指挥观察当前情况。到黄昏时，他命令第18师师长罗广文到后坪收容部队，以其副师长李钦若和参谋长赵秀昆指挥第53团，以作准备收复宜昌的支撑点。罗再三在电话中请求说，李副师长情况不熟悉，愿自己留在那里，让他们下来收容，彭遂将赵参谋长和参谋主任汤国城留在山上指挥。在6月11日入暮前，敌集中火力向镇境山猛攻，赵等所在的掩蔽部因敌炮火硝烟浓密冲入，使人感觉呼吸困难，汤国城素来胆小，喊了一声“是毒瓦斯”，赵当时将计就计伪装中毒，就自动率第53团放弃镇境山……到晚间，赵秀昆被人用担架抬了下来，说是中了毒气，彭善立即叫军医处长王文明赶紧抢救。王诊断后，悄悄对我说（六年前他跟随我做过卫生队长）：“并未中毒。”我嘱咐他不要说出去。

当日傍晚五点，第13师团的一个中队突入宜昌城区。只一天的光景，宜昌就陷落了。

枣宜会战开始后，李宗仁调走守备主力在先，陈诚派彭善孤军救火于后，中日两军一守一攻，而守者寥寥，正面又宽广，且无坚固工事、纵深配备。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有一点胜算才叫奇怪。

尽管如此，眼前的局面还是叫陈诚难以接受。

第18军毕竟是他的部队。本来，蒋介石是叫他来保宜昌的，可一天的工夫就丢了城池，说起来也太快了。更忐忑的是，攻下宜昌后，日军会不会继续逆流上而打重庆？他在琢磨这个问题。他的担心跟李宗仁的担心是一样的。

陈诚叫彭善组织反攻。

彭善把任务给了宋瑞珂第199师，并令方靖第11师迅速归还建制，一起参与反攻。

宋师长很早就在第18军任职了，但做第199师师长却是这几天的事儿。虽然其本人英武逼人，确是一员战将，但要想逆袭回宜昌，到底总是个泡影。结果第199师在反攻中牺牲颇重，死伤超过3000人。

周喦第75军和李及兰第94军虽即将回撤到宜昌地区，但无奈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陈诚跟李宗仁沟通，调汤恩伯部攻荆门；后向薛岳第9战区借兵，要了三四个军，在长江南岸待命；又派周喦部转攻当阳；命李延年统一指挥第2军、第18军和第94军，再图宜昌。

应该说，陈诚的协调能力还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是，该布置的都布置了，但无论是打荆门，还是打当阳，还是打宜昌，结果是都打不下来。陈诚也没辙。

作为交通要冲，宜昌是连接华中和西南的战略要地，不仅距重庆只有480公里，而且是武汉会战以来长江中上游第一物资集散地，尤其是中国的工业设施，大多是从这里转移到西南大后方的。现在，这座城市被鬼子占领。但对圆部和一郎来说，他并不准备长期派兵据守这里，预案是：先销毁中国人滞留在这里的战略物资，然后再在城里休整几天，接下来第13师团全部撤离，结束此次会战。

南京那边，中国派遣军高级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却力主长期占领宜昌。

对井本的意见，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不置可否，他现在脑子没在这儿。

五月底，从东京飞来一帮人，目的只有一个：削减中国派遣军的数量，进而充实关东军，用以警备苏联。西尾正为此事头疼。1939年诺门坎之战后，日本人见识了苏军强大的火力。到1940年，苏联在远东已屯驻了30个师和2800架飞机。日本人跟苏联人一比，就傻眼了。此时关东军飞机只有700架，战车450辆，苏军在远东的战车则有2700辆。至于步兵，关东军有12个师团，苏军有30个师。

在这种背景下，陆军中央强烈要求充实关东军。陆军省部的课长们为此事专门宴请了一次海军的人。干什么呢？叫海军支持优先扩充警备苏联的陆军装备。

海军的人也够绝，一向骄傲自满而不买陆军的账，饭他们是吃了，但吃完了，一抹嘴，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说：“什么？军费优先分给陆军？不可能不可能。”

陆军的课长们非常尴尬，说：“你们现在好意思这样说么？”

海军的课长们站起身，说：“你们陆军请我们海军，是你们给我们面子。我们海军出席这个晚宴，是我们给足你们面子。”

陆军说：“海军不要太气盛！”

海军说：“不气盛叫帝国海军吗？”

这对话听着有点耳熟吧？告诉你，情形基本上差不多。

但这一次陆军也很决绝，即使海军不支持，也要扩充关东军军力。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削减山海关内85万日军的军费（一年消耗20亿日元），同时在未来两年里，把兵力压缩到40万。

西尾寿造为上述之事而头疼，对宜昌那边有些心不在焉。

对占领宜昌这件事，最初第11军是比较积极的，但作战过程中，司令官圆部和一郎又一度跟幕僚传达宜昌不在目标之内的命令，所以才有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力排众议进而攻占宜昌的行动。攻占并长期保有宜昌是天野的想法，准确地说是他的老上级冈村宁次的想法。关于宜昌攻略问题，在1940年3月上旬冈村离任时就被提到了，甚至曾一度派天野到南京商谈此事。

当时，冈村对天野说：“扶植汪精卫政权是个糟糕的决定，只会进一步刺激和凝聚重庆政府。我不理解板垣征四郎为何如此热衷于此事。如果不直接从中国撤军，那么解决‘中国事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进行所谓‘积极作战’，一是在湖南战场保持对中国军队的打击，二是在河南信阳跟华北方面军合作打通平汉线，三是兵进湖北宜昌，进而攻略重庆。如果不是这样的，用山海关以内85万日军中的大多数维持据点和城市没任何意义。在日本军之正面，亦所谓重庆军之正面战场，敌抗日势力之中枢不在于其政府之要人，也不在于若干地方杂牌军，而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

插一句。抗战开始后，黄埔军校迁到四川成都，并在九个地方开设分校。战争爆发的1937年，正是第11期学员毕业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直接上了疆场，大多成为连排级军官，阵亡在了一线。实际上，从“七七事变”爆发，到淞沪会战结束，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就已阵亡一万多人。由此可以估算到1940年乃至整个抗战期间黄埔毕业生的战死人数。

被奸雄冈村面授机宜的天野，在南京，提出进行宜昌攻略，要在五月初对汉水两岸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进而在六月汉水上涨前完成对宜昌的占领。后来的作战进程确如天野的盘算。但现在，对是否长期占领宜昌，大小鬼子又吵成一片。

东京军部态度暧昧，南京的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则认为占领到7月底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以配合在7月会有眉目的“桐工作”。

派遣军作战课长，也就是当初跟井本熊男一起来华进行参谋旅行的公平匡武，虽跟井本一样偏向于长期占领，但他也知道那就意味着要在武汉到宜昌间设立兵站基地和补给线，而在东京要压缩派遣军兵力的当口，日军又没那么多人保持这些据点。

希望保有宜昌到7月底的板垣征四郎给东京发了份电报，说：“从政略考虑，占领宜昌是有价值的。前提是，推迟对中国派遣军部队的削减。同时，再派两个师团入驻华中。如果这样的话，将保有宜昌，对重庆威胁，从侧面推进‘桐工作’进行。”

东京在回复中，仍模棱两可。

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给第11军发去电报：“还是从宜昌撤军吧。”

6月14日，公平匡武飞抵第11军司令部，跟天野正一做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天野：“现在东京和南京在兵力运用方面处于一种奇怪状态，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这当中作梗，所以我没办法确定派遣军能分一部分兵力支援第11军，以保证对宜昌的长期占领。此外，秋季可能要在湖南用兵，打击薛岳第9战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是难以保证有富余师团调到宜昌。”

公平飞回南京后，天野不顾板垣征四郎希望占领到7月底的意见，一气之下向田中静一下达了6月17日零点立即撤离宜昌的命令。

但就在此时，几天前到南京协商削减山海关内兵力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中国班班长荒尾兴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5期，高知县人）中佐，受到德军攻占巴黎的刺激（田中率军袭破宜昌的6月12日，巴黎被德军攻占），回东京后没几天，建议军部下达长期占领宜昌的命令，观点是：巴黎陷落后，世界局势已为之一变。新局势下，法国已无法保护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支那，这给了日本兵进东南亚的绝好机会。要兵进东南亚，最好先结束对华战争，无论从政略诱降的角度，还是从军事压迫的角度，长期占领宜昌进而威逼重庆政府走向谈判桌，都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

荒尾的观点一出，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似乎一下子冒出来很多明白人，齐声说：“呀，还真是的，快快长期占领宜昌！”

以前一直对占领宜昌不感冒的军部参谋次长泽田茂也开始低头。此人曾说过：“（‘中国事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陆军大臣[4]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没办法跟中国军队进行决战。要想叫蒋介石放弃抗日，只有立即从瓦解其政权着手……”

6月15日下午，两名皇族，即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觐见昭和天皇，后者提出：想保持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必须确保宜昌作为中转基地，这是海军的意思。

天皇侧脸问载仁：“对保有宜昌，陆军有什么办法吗？”

载仁说：“陆军将把最精锐的第13师团放在宜昌。”

就这样，6月16日傍晚，东京向南京发了份急电，要求不得放弃宜昌。当晚八点，南京收到电报。板垣征四郎向西尾寿造展示电报，一旁的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互相看了一眼，后者嘟囔了一句，当时没人听清楚，但他写在了日记里：“（在到底是占领还是不占领宜昌这件事上）中央的见识，总军的判断，都不高明，消耗的只能是第一线士兵……”

南京接到电报后，把命令传达下去，程序是：先发电报给在应山的第11军司令部，随后再由第11军司令部发给在宜昌的第13师团。

第11军司令部是在当晚十点过后接到南京电报的，已错过军司令部和第13师团每天例行无线电联络的时间。天野正一急得大叫，因为再过两小时，按最初的计划，第13师团就开始从宜昌撤军了。天野用有线电话通知第3师团骑兵第3联队（该联队处于有线电话最外端，荆门至当阳间），叫第3联队派出骑兵星夜赶往宜昌，通知第13师团不要撤离。

再说田中静一那边。

按计划，他将率第13师团在6月17日凌晨一点从宜昌撤军。

16日黄昏，第13师团各部就已开始收缩一线而进行集中了。在此之前，已把宜昌城里的军事、交通和通信设施破坏，大量物资抛入长江。

6月16日夜九点，第13师团以汽车部队为先导，开始从宜昌和外围阵地悄悄撤军。

日军这个动向最先被宜昌城外第94军方天第185师的团长杨伯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湖南芷江人）发现：“日军由宜昌方面来的汽车一辆辆衔尾向东疾驰，车上灯光忽明忽暗闪动，煞像一条蜿蜒翻滚的长蛇。”

带兵伏于山上的杨伯涛叫炮兵进行炮击。但因为天黑，无法测距，炮击效果并不明显。

正在这时候，参谋长李仲辛（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传达师长方天的命令，全师撤退（李跟陈诚身边的刘云瀚是陆军大学11期的同学，两人又为至交，同为“土木系”青年将校的代表人物）。

只说夜色中的杨伯涛，带着自己的团向北撤，路上突遭一队日军，近得已能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自己这个团，经过一个来月的作战，已没多少人了，所以杨担心贸然出击的话，反而会被不明数量的日军包围，于是就硬着头皮跟那队日军平行行军。那队日军当然发现了杨团。奇怪的是，他们好像也不想惹麻烦，同样闷着头走。

在一个岔路口，中日两支部队“分别”，杨伯涛的团继续向北，日军则折向了东面。

杨伯涛把情况报告给方天。方天还没说话，副师长石祖黄（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说：“鬼子要撤了！”

陈诚拿到消息后，立即给第18军军长彭善下令，叫他的部队在第一时间发起反攻。

彭善一面给离宜昌城最近的第199师师长宋瑞珂打电话，叫他马上布置攻城；一面给已转进到宜昌城外镇境山的第11师师长方靖打电话，叫他组织追击队。

6月17日黎明，宋瑞珂指挥第199师的两个团冲进已是空城的宜昌。

17日上午十点，田中静一带着第13师团司令部出现在距离宜昌十公里的野地里，突遇第3师团一中队长送来的“继续保有宜昌”的紧急命令。

田中静一捋着浓密的胡子，想了想，压住火，说：“那就重新攻占宜昌吧。”

于是，本来要进行追击的方靖第11师的侦察兵在望远镜里发现奇怪的场景：开始，日军是往东撤，但走着走着，又掉头过来，重新往西奔跑而来。

一眨眼，日军又重新出现在宜昌城外，二话不说开始攻城。

结果是：几个小时过后，第199师的部队又被从宜昌城里赶了出来。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第18军的战力。第18军作为陈诚的起家部队，在中央军几大主力中建制时间最长。不过，这个部队有个缺点，就是在抗战时代，它所辖的师屡屡变动。最初的第18军只辖有第11师，那是1930年。一年后，第14师加入。1934年，定下的规模是：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第94师。这也是抗战爆发后淞沪会战时的建制。淞沪会战后，第94师、第67师相继调离，第60师、新编第23师加入，仍是各军中辖部队最多的。为此，武汉会战中，陈诚将该军一分为三：第18军、第54军、第79军。第18军辖第11师、第198师、第199师。很快，第198师又调出去，第18师加入，即宜昌战时第18军的阵容。后第199师调出，暂编第34师进来。再后来，暂编第34师调出，第55师加入。雪峰山之役时，第55师被裁剪，第118师加入。

上面就是第18军纷乱的建制史。

跟武汉会战后第74军即确立第51、57、58师的固定阵容相比，第18军的建制史太混乱了，直接导致军所辖的各支部队战力不整齐。现在，对鬼子又回来了这件事，从宋瑞珂到彭善到陈诚，都一头雾水。继续打吧。接下来，虽然周喦第75军协助第18军进行了反攻，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田中静一率军重新攻占宜昌，郁闷只有这个师团自己清楚。按《第十三师团机密作战日志》记载，他们在撤离宜昌前，把城里的军事、交通、通信、营房全部破坏，所以二占宜昌后，很多士兵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于是只能认倒霉。

宜昌被日军占领，为保卫重庆，焦虑中的蒋介石第三次设立第6战区，由陈诚出任司令长官，驻扎在鄂西的恩施。同时，蒋要军委会严惩枣宜会战中作战不力的将领。为此，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陈诚一起飞抵老河口出席检讨会议。

会前，李宗仁看看白崇禧，白崇禧看看李宗仁。

白崇禧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李宗仁长叹一声。

检讨会上，经历多次大战且均有上佳表现的第75军军长周喦被嘉奖，晋升为集团军总司令。嘉奖理由是：作战努力，牢牢掌握部队，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奉命要去的地方。

李延年第2军所辖的无名师也被表彰。该师即昆仑关之战中的郑作民第9师。当时，因部队崩溃，师长阵亡，蒋介石一气之下，定其为无名师。这一次在峡口，该师作战勇敢，死死咬住日军第3师团，由此恢复番号。

众多将领受到惩处。

江防军总司令郭忏被撤职（郭后到陈诚第6战区做参谋长，开少校工资），由吴奇伟接任；第18军军长彭善亦被撤职；直接丢宜昌的罗广文无事。

陈诚是不想撤掉彭善的。

按宋瑞珂的说法，彭善“为人正派，秉性刚直，不会吹牛拍马，不善交际应酬”。性格严肃的彭善，从淞沪会战开始，就带着第11师打拼了。陈诚当然知道，救宜昌这件事，换了谁去，结果都一样。

可在开会前，蒋介石就打来电话，说彭必须撤掉。

蒋介石这样做，一是因为宜昌确实太重要了，救火的第18军作战不力；二是因为第18军是陈诚的嫡系，不惩罚这个军的将领，别人会有话说；三是因为，确实有人向他嚼舌头。

至于嚼舌头的是何应钦还是白崇禧，我们不得而知。

继任第18军军长的是方天。方天虽有黄埔、陆大双学历，但由于资历不深，所以本来是轮不到他的（由师长直升军长），但因争当这个军长的人太多，一时间搞得陈诚焦头烂额。

陈诚无形中建立了自己的“土木系”，但本人又非常反感系内部关于人事方面的争权夺利。想来想去，他决定不从第18军内部提拔，而直接把第185师师长方天调了过来（方所在的第94军，亦是陈诚嫡系，成立于武汉会战期间，军长李及兰的前任正是郭忏）。

跟老实的彭善、方正的方靖不同，作为后起之秀，方天属于比较有心机的人，这一点跟胡琏相似，上任后先是挤走了副军长（罗树甲），又收拾了参谋长（梅春华。梅贩私盐，以重罪枪毙）。后来，第11师师长方靖升为副军长，胡琏升为第11师师长。可方靖不愿给方天做副手，很快就向陈诚申请，做了个暂编军的军长。腾出来的第18军副军长空缺，则由第18师师长罗广文递补。

第18军的摊子稳当后，陈诚开始打理重建的第6战区，此时该战区已成为重庆外围的屏障。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曾设第6战区，先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后以商震为代司令长官，但在1940年春撤销。现在，战区再次设立，由于出任司令长官，陈诚向蒋介石固辞包括军委会政治部长等在内的中央兼职。在他看来，因兼职太多，故而每每被临时派遣，艰难困苦不说，反而被人嫉视，诸如桂南、宜昌之战，“人家偷了牛，由我来拔橛”，以至其心意难平。

这一回陈诚力辞兼职，终被蒋介石批准。

陈诚在回忆录中说：“这一回算是生效了，委员长准我摆脱中枢方面的职务，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从二十九年（1940年）八月起一直到三十三年（1944年）底我接任军政部部长时止，未再在中枢任职。这中间四年多的时间，以在第六战区任内为最久，虽尚不满三年，但也所差无几。事后检讨，这三年总算尚未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在军事方面，宜昌以西，敌人未得寸进，拱卫陪都的责任，差不多可以交待下去；在政治方面，湖北省政府在地瘠民贫的条件之下，军民生活大致尚称安定……”

第6战区辖境不小，包括鄂西、鄂中、鄂南、湘北及湘西、川东、黔东。

蒋介石极为重视再度设立的第6战区，曾说过“军事第一”“第6战区第一”的话。

作为四川大后方的外围，第6战区相当于在第5战区和第9战区后面系了条腰带，并与第5战区和第9战区互为掎角。接下来，陈诚在鄂西小城恩施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应该说是尽心竭力的，不但屏护了川东、拱卫了重庆，在当地的建设搞得也很有声色：减租、兴市、惩贪、吏治、办学。一时间，鄂西群山中的恩施，成为抗战后方的明星城市。

继续说枣宜会战。

如果说在汉水东岸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仍掌握有一定主动权，比如汤恩伯之围攻第3师团，那么汉水西岸的战役，则一败涂地。会战爆发后，军委会曾下令给薛岳，叫第9战区发起攻势，牵制日军的兵力，但薛岳搁置了这条命令，基本上是按兵不动，以致重庆军委会苏联总顾问福尔根在给蒋介石写的会战检讨报告中有这样一条：“第9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

作战地境横跨鄂豫皖三省（长江以北，黄泛区以南，津浦路以西）的第5战区，其战略任务第一条就是确保宜昌、沙市，屏护重庆；第二条是保持鄂北，巩固重庆外翼。但经此一战，宜昌、沙市均告陷落，外加第6战区成立，其重要性立马下了一档，在日军的眼里也成了鸡肋，所以李宗仁是非常郁闷的。

至于日军那边，虽攻占了宜昌，但从后来的行动看，并没最大限度地利用它的战略价值（只多了一个空军基地而已）而再西攻。

其实，当时陈诚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日军一旦进攻四川，除走水路外，陆路只能走宜昌长江西南岸（东北岸是大巴山，不好用兵），而西南岸只有一条路经恩施入川。所以，在这条路上，第6战区修建了不少战斗工事。但攻占宜昌后再无动作的日军，似乎仅仅满足于对“锁住重庆咽喉”这件事的想象。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天东京最大的亮点，就是叫仙台的苦力们来回折腾了两次。

艰难时刻

1940年的六七月份，是蒋介石一生中最紧张的几个时刻之一。

因为攻取宜昌的日军随时有直接打重庆的可能。

此时的欧战战场，法国没抵抗几个礼拜就投降了，除英吉利海峡外，似乎已没人能挡住纳粹德国的进攻步伐了。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已有人发出这样的论调：看这意思，得跟日本人讲和了。此时，很多日本人也相信：重庆政府会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为此，东京下令加强对华的空袭频率和强度。

早在1940年5月，日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就发起了代号为“101”的重庆大空袭。无差别、不间断的大轰炸使整个山城陷入一片火海，民众死伤惨重。这是抗战期间侵华日军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整个夏天都在轰炸。在雾都，只要天一放晴，日军飞机就会蝗虫般扑来。与此同时，延安也遭到大规模空袭。重庆和延安之外，兰州、西安、成都都是日军轰炸的重点。

在大轰炸中，从市民到官员乃至蒋介石都在煎熬。

在历时五年的重庆大轰炸中，蒋介石寓所曾家岩德安里101号“尧庐”多次遭空袭。至于黄山别墅，一开始，日本人摸不到具体位置。但事儿坏在一个意大利人身上。日本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从这个离开重庆的意大利外交官嘴里大致搞清了别墅方位，对“尧庐”和黄山别墅同时进行轰炸。这时，蒋在黄山。空袭警报叫响后，在侍从人员催促下，他躲进云岫楼附近的防空洞。刚钻进去没几分钟，炸弹就掉了下来。54岁的蒋介石虽腿脚还比较利索，但多少年的委员长做下来，已使他一举一动都比较矜持，故而对侍从人员来说，最煎熬的是从小楼下来到钻进防空洞这个过程。“可算钻进去了！”每一次，望着蒋介石的背影，侍从人员都会在心底发出这样的声音。

半个多月后，日机再次空袭黄山别墅时，正赶上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警报声中，高级将领们都跟在蒋介石后面往防空洞转移，虽然心里忐忑着急，但步子又不好超过蒋，琢磨起来还真比较难受。这一次，大人物们无恙，但两名侍从室的卫士被炸死。

至于重庆平民之安危，也就可想而知了。军国日本之罪恶如此。

7月的时候，东京又走马灯一般换了首相。已是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武藤章想建立个“举国一致”的内阁。他认为留着分头的首相米内光政太过消极，而且反对日本跟德国结盟，难以应对欧洲战争以来急速变动的世界大局。这个变局之一即法国降服后留在亚洲的殖民地比如印度支那由谁去装入口袋的问题，陆军的很多人都在嚷嚷“不要耽误公共汽车”了。于是，在武藤的鼓捣下，畑俊六不情愿地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按日本的规矩，米内内阁也就垮台了。

接下来，前首相近卫第二次组阁。

好战的东条英机入阁出任陆军大臣。与此同时，近卫启用了声称自己“必须具有外交决策权”的松冈洋右担任外务大臣。松冈有着极富煽动性的口才，在外交上属于亲德而又对苏联怀有拉拢之心的奇怪人士（他梦想建立德、意、日、苏同盟）。近卫再次上台后，仍要面对他们眼里的所谓“中国事变”这个棘手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棘手。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日军全部撤离中国，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还会有事么？日本人不这样想。他们想的是：怎么一边占着中国的便宜，一边从战争的泥沼中拔出腿。这是强权时代日本人最典型的思维逻辑。

当时，日本那边有几拨人谋求占中国便宜下的和谈。

一是中国派遣军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情报课课长今井武夫；二是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作战指导班的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以及追随他的几个参谋；三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此人也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给重庆传话。此外，还有一拨看似无关的人也在打酱油般地“谋求和谈”，比如日本的某些商人、前军人什么的。说起来，他们其中的不少人根本没经过军部和政府授权，也就是说没有跟重庆政府和谈的资质，但仍嘻嘻哈哈地去凑热闹了。

上面这帮人有个相同点：都反对建立汪精卫政权，认为建立了汪政权，重庆方面就更不会坐在谈判桌前了。

各种渠道出现后，慢慢地，其中一条亮了。

这条线上的主要人物叫铃木卓尔。他对外身份是驻香港武官，实际上，是奉板垣征四郎之命，专门从事跟重庆政府接触的任务。

早在1939年底的时候，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曾做过新闻记者，一度在华北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任职），与一个自称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在西南运输公司任职。宋子文一度居住于香港，弟弟子良亦在港，其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与张治平是同学）的人接上头。按参与此事的今井武夫的描述，这个“宋子良”年龄在四十岁上下，面色白皙，身材不高，英语说得很好，经常把雪茄拿在手里。

当时还做陆军大臣的畑俊六觉得这件事可以进行下去，就想把秘密接触转变为内阁的正式授权。可这时东京正计划扶植汪精卫政权。最后呢，香港的接触就定位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牵头的谋略工作了，日方谈判代表最终定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和陆军参谋本部第8课课长臼井茂树。

这就是所谓的“桐工作”。

接触中，日本人提出条件：承认伪满洲国、华北驻兵、内蒙古特殊化、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后来，日本人又一度加上优先开发华北矿藏以及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华南岛屿进行“海军合作”。此外，还有一条：叫蒋汪合作。

日本人末了表示：在重庆政府接受以上条款的前提下，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撤出大部军队，此后不再干涉中国内政。

呵呵。

这就好比美国作家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小说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的一个飞行大队驻扎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飞行员在战斗中不断地残酷死去，主人公渐渐厌战而想逃避。但飞行大队有军规，其中第二十二条是这样说的：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可你一旦提出申请，恰好证明了你是个正常人。

这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

现在，日本人弄得就是这种悖论：前面已伤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后面又说，中国在接受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日本人的逻辑荒诞如此，但他们却很认真地这样说。这正是该民族令人难以理解之处。

至于蒋汪合作这一条，日本人也没动脑子。退一万步说，就算蒋介石接受了前面的条款，会接受跟汪精卫的“合流”么？本来一府独大，正做着最高领导人，最后放弃了，而跑着去跟一个国人眼里的汉奸握手言欢，他蒋介石是傻子么？

对香港的接触这件事，东京陆军军部的一些人显得很兴奋，异想天开地期待蒋汪合流，甚至有人拿着和谈备忘录去拜访海军军令部的人。

海军的人看完后，说：“你们陆军缺心眼啊？这种接触实际上是重庆政府使用的一种缓兵之计，跟我们接触而又不签字，目的除了阻止、破坏和拖延汪精卫政权的建立外，还会影响我们的用兵。”

提出以上观点的是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部长宇垣缠（江田岛海军兵学校40期，冈山县人），也就是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明“神风敢死队”的那位。此人做到联合舰队参谋长，辅佐山本五十六。

这时候，为等待重庆的答复，板垣征四郎还真就把汪精卫政权成立的日子向后推迟了。板垣一直叫香港的铃木催促“宋子良”，叫他尽快带来重庆的答复，但了无音信。板垣觉得被耍了，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成立。

汪伪政权成立后，局势也就更复杂了。

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一个“忧心忡忡”的兵站主任甚至私下拟定了一个新方案：日军撤出武汉地区，在华中实现跟中国军队的停火，撤销中国派遣军编制，叫司令部成员全体复员回国。

在随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联席会议上，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广岛县人）怪叫一声：“断不能放弃武汉！”

随后岩畔又神经质地大喊：“还应该攻占新加坡！”

谁也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也参加了这个会，听完岩畔的话后笑了，拍了他肩膀，说：“岩畔课长，你把大家都吓着啦！”

从岩畔这句类似于被刺激后的胡话（事实是，没过多久，他们果然占领了新加坡）中可以看出来，当年日本军人之疯狂。岩畔特工出身，早年是“樱会”成员，后来在关东军做参谋，是“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词的“专利发明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岩畔代表陆军参与美日谈判，在美国转了一圈的他，一反以前的观点，又开始反对跟美国开战，认为开战后日本必败。那时候，东条英机已经主导开战，一气之下，将岩畔发配到近卫师团做联队长，叫他跟着山下奉文下南洋，意思是，以前不天天叫着要打新加坡吗？这一次就叫你真的去打新加坡。

回过头来继续说“桐工作”。

重庆政府真的有跟日本人和谈的想法吗？

1940年4月12日，北欧被德国攻占的当天，英、法大使在重庆拜会了蒋介石。

英法大使说的都差不多，大意是：由于欧洲大战爆发，波兰被闪击，北欧遭席卷，英法两国已无暇顾及远东，为保持他们各自的利益，也就是印度支那、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稳定，希望看到日中两国尽早结束战争。

两国大使说：“我们是中国的朋友，有我们监督，停战后，日本不会提出过分要求，否则的话，对中国不利。”

法国大使甚至说：“现在法国唯一想做的事是对付德国的威胁，所以根本没精力顾及远东，也不想开罪于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要求关闭滇越公路，我们也许会从了，请中国一定要理解啊。”

当时，蒋介石和他的外交部长王宠惠的回答是：“在日军全部撤出中国前，中国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中国当然希望实现和平，前提是日本撤走它的侵略军。难道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战争不是中国挑起的！”

接下来的事，自私的英国和怯懦的法国还真做得出来：为自身的利益，不愿得罪日本，先后关闭了向中国运输抗战物资的国际补给线——滇缅公路（7月18日关闭，3个月后才重开）、滇越铁路。

这让蒋介石感到抗战局势尤其困难。

5月13日，在香港，自称代表重庆政府的“宋子良”约今井武夫进行会谈。

今井去香港前，板垣征四郎给他定的底线是：重庆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的存在。

板垣说：“所谓承认‘满洲国’，只不过是5个字的问题，像这点事就不能让重庆方面让步吗？”

5个字的问题？板垣真是说得出口。

今井对板垣的固执表示疑虑，当然他也明白其固执的缘由，那个“满洲国”是他板垣一手扶植建立的。

在九龙半岛旅馆的会谈中，关于伪满地位问题和日军在华北驻军问题成为双方的鸿沟。最后，“宋子良”表示：两大问题可成为悬案，留着以后去解决。

今井说：“好啊，那就停战吧，国民政府先发个‘亲日防共’的声明，然后进行正式和平谈判。”

随后，会谈又转移到海上的一艘小艇里。

今井说：“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前，双方搞个高级会谈，我们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出席，你们的蒋委员长也要出席，地点可以定在长沙。”

后来，今井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之所以想把板垣征四郎拉到谈判桌，是因为板垣虽在“满洲国”问题上不肯让步，但只要他来到谈判桌，领略了双方的谈判空气，那么最后就有可能松口，这样停战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今井的建议被“宋子良”一口否决，原话是：“其实你现在就相当于正在和蒋介石会谈，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要大人物出面，也需要等到会谈成功才行。”

日方愈加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怀疑，但一时又无法调查。

第二次会谈，仍在九龙半岛旅馆，跟随今井来的铃木中佐一度用特殊相机从门锁的洞眼拍摄了“宋子良”的照片。

今井返南京后，立即请来陈公博、周佛海，叫他们认一下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周佛海说很像宋子良本人，但陈公博说一点也不像，于是还是无解。

在南京，今井对板垣的固执深表不满，觉得他一根筋。他认为，不管重庆承不承认“满洲国”，“满洲国”都已存在：“再没有比拘泥于这个问题给结束事变造成更大破坏的了。”

6月4日，日本人跟“宋子良”的会谈在澳门继续进行。

那是澳门郊区一个类似凶宅的地下室，里面黑天白日都点着蜡烛。这一次，日方参加者除今井武夫外，还有前面提到的陆军参谋本部的臼井茂树，此人带来了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委任状。

这一次，谈到对汪精卫的安置，“宋子良”提出先由张群代表蒋介石去上海跟汪精卫会谈，叫汪出国或彻底隐退，随后板垣征四郎去重庆，跟蒋介石直接会谈。

对板垣去重庆这一点，东京来的臼井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似乎表明日本上门去求国民政府？”他仍建议双方在长沙举行停战会谈。先搞完这个会谈，张群再去上海会见汪。

“宋子良”表示反对。

臼井又建议蒋介石、汪精卫和板垣征四郎联合会谈，地点可以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

“宋子良”认为三人会谈可行，但谈判地点不妥，蒋介石是不会出席的。关于伪满洲国和华北驻军问题，“宋子良”说这是中日一切争端的祸根。

日本人给出的最后回答是，这两个问题可以在谈判中用双方认可的“技术性手段”加以解决，反对将它们置于和平条件外。

多日后，在香港，“宋子良”称自己从重庆回来了，并带来“大人物”的回复：1940年7月中旬左右，蒋介石可以出席跟板垣征四郎、汪精卫的会谈，地点必须在长沙。板垣征四郎给参加谈判的日本人发出指示，说不能在长沙，最好在洞庭湖的一艘小船上。“宋子良”坚持在长沙。最后，日本人同意了，定在长沙会谈，时间在8月初（这就是板垣征四郎一度叫攻占宜昌的第13师团把对该城的占领维持到7月底的原因，即保持对重庆的压力）。“宋子良”提出参加者只能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不得掺和。

6月24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飞往南京，会见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带来陆军中央的一个说法：关于华北驻兵和“满洲国”问题可以不作为谈判条件，等停战后双方进一步协商解决。正如前面说的那样，欧洲战场出现重大变化尤其是法国投降后，东京的一些人急于结束战争，以把兵力用到出现势力真空的东南亚，如印度支那。

这就是日本人和重庆政府秘密接触的来龙去脉。

不过，随着7月份蒋介石极为讨厌的近卫文麿的二次组阁，“宋子良”立即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叫日本政府废除当年提出的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二是废除跟汪伪政权的条约，三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谈时不涉及蒋汪合作的问题。

驻香港武官铃木转回东京，拜访了似乎心不在焉的首相近卫，后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蒋介石阁下：

顷悉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所派之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之问题交换意见，已半载有余，其结果是最近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见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近卫文麿谨启

随后，在南京，板垣也写了封信：“为了有助于日华尤其是中国内部取得圆满和平，对于蒋汪合作问题，应有提出善意的建议的机会，但作为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九月初，神秘的“宋子良”对铃木卓尔说：“近卫首相的信有点问题啊，信中没提到取消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此外，对长沙和谈，好像不是全面支持，而只是个旁观者。万一以后日本内阁再换，继任者有可能把会谈的执行问题推到板垣的个人身上而不履行承诺。”

随后，“宋子良”告诉铃木：“在当前情况下，和谈很难进行下去了。”

“宋子良”说：“在另一个渠道，你们又提到承认伪满洲国和在华北驻军问题。”

铃木说：“另一个渠道？”铃木心里琢磨，有可能是和知鹰二开展的“兰工作”。

“宋子良”说：“你们都是板垣征四郎的代表，我们相信谁？另外，据情报得知，你们把秘密和谈的情况拍了照片，有这事吧？”

铃木慌忙摆手，说：“断无此事。”

“宋子良”说：“你们说的蒋汪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最近人们纷纷议论，认为中国依旧有很强的抗击下去的力量，没必要谋取屈服性和平。”

铃木愣了一会儿，说：“日本不考虑缓和和平条件。蒋汪合作是日本的希望，重庆方面若把汪方的要人全部排斥出去，和平将无望。至于照相问题，没有事实根据。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

“宋子良”说：“你们也要清楚一点，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铃木想了想，最后说了一句：“我们知道你不是宋子良。”

诡异的秘密接触至此结束，这是1940年9月的事。两个月后，日本正式承认了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政府。

虽然有这次接触，但一个事实是：东京军部更多的好战者，其实从没想过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当时没计划点对点地直接跟蒋介石谈判，而是只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如果成功了也不错”的想法在香港接触重庆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接触还在继续时，也就是一个月前，1940年的8月，华北的八路军出动至少105个团，发动了敌后战场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可以说，在情绪悲观的1940年，延安发起的百团大战，极大地振作了全国抗战的士气。后来，日本人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里这样说：“这（香港接触）是八年中中日最接近的时候，但就在这种时刻，在华北，八路军断然发动了深出日军意料的作为运动战的百团大战，因为觉察出了重庆政府和日本要进行谈判的蛛丝马迹。”

在重庆跟日本人在香港停止接触的9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华南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趁法国在欧洲战败之际，连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一起主导策动了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的行动，意图切断中国另一条国际补给线滇越铁路并在法国被德国击败后一点点控制其殖民地印度支那。

日本如此急切的扩张野心令美国大吃一惊。

此前两个月，进入1940年7月后，《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美国宣布不再续约，两国进入无约束的条约空白时代。在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后，美国即开始对日本禁运废钢铁（在此之前，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宣布其“东亚新秩序”中的“东亚”涵盖东南亚地区，对此明确表示反对的美国已禁止向日本输出航空汽油）；与此同时，宣布向中国追加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半年前曾有2000万美元贷款；到1940年底，另有1亿美元的贷款打向中国）。而英国，也在10月8日也重新开放了关闭三个月的滇缅公路。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真正引起了美国的恐慌，由此开始正视中国的抗战并大规模开始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

对于日本来说，从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他们确实有下南洋的具体想法了。

一个动作是：东京将华南方面军隶属于大本营，而不再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理由是国际局势变化太快，华南方面军又处关键位置，直接归大本营指挥可达到所谓“针对局势神速用兵”的目的。

随后，在东京举行了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参加者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次官阿南惟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东京人）、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次长泽田茂、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有两个变化：一是在陆军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干了九年的闲院宫载仁亲王离职，杉山元接替了他的职务；二是驻蒙军参谋长田中新一被调回国内，坐在了作战部长的关键位置上。

跟以前的会议不同的是，他们同时讨论了解决“中国事变”和出兵南洋两个议题。

鬼子高层最后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一直抵抗是因为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低，而且自身依靠外援。如果占领南洋，一可完全切断战略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二可用那里丰富的资源充实日本的国力。一年前的1939年秋，日本就遭遇经济困难。早在1938年6月，为解决枪支不够用的问题，军部就下令把军校所有教练用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中国前线；三可以把对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而出现的抱怨化为取得南洋新胜利后的兴奋。只是，兴奋能持久多久呢？在这个秋天，日本人不去想这个问题。

9月还发生了一件事。

9月27日，在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推动下，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在柏林缔结了同盟条约。

条约看上去是针对美国的。

在此之前的1936年，三国还曾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防共协定。

松冈的外交时常叫人摸不透。有人认为他反美而亲德，有人则认为他并不反美，认为只有三国成为轴心后，才可以避免同美国的战争。他曾跟密友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1939年8月），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随后一天，昭和天皇把新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叫到皇宫，问：“跟德国也已经结盟了。下一步怎么办？你们把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也调到中国大陆去了，开始说调到华南，后来又调到华中，说叫他们打败重庆政府，但最后又调回华南，你们有没有一个坚决的计划？”

杉山元吭哧半天，说他没参与此事。

这件事是这样的，东京要压缩山海关内的日军而充实关东军，受到西尾寿造、板垣征四郎抵制。讨价还价后，最后决定将85万日军削减为1940年底的72万。削减前，派驻东北佳木斯的大阪第4师团和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到华中参战。按板垣的计划，后者放在华南。不过，决定确保宜昌后，板垣又将之调入华中，于是华南方面军就不高兴了，正在东京的副参谋长佐藤贤了走后门，又把该师团弄到了华南。

天皇望着杉山元，1937年夏，时任陆军大臣的杉山保证3个月打败中国而结束战争。

天皇说：“现在，在大陆的日本军，是不是感到中国军队很难对付了？”

杉山顾左右而言他。

天皇说：“现在政府承认了汪精卫政权，等于说跟重庆政府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既然如此，你们有没有把握彻底打败他们呢？”

转天，天皇近臣木户孝允再次质问杉山元有没有把握打败重庆政府这个问题。

这一次，杉山元说了句话：“很难。”

木户说：“既然如此，是不是应调整下战线，以适应我国财政和物资呢？”

杉山说：“很难。突然撤兵，会被外界认为我们战败了。”

木户说：“也许像你说的那样。即使如此，是不是应下决心，制定个方案呢？就是说，怎么打败重庆政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方案，一年年这样拖下去，对日本的好处是什么呢？”

杉山说：“这要充分进行研究。”

木户说：“什么时候能研究出来呢？作为总长，您需要关心国家的财力和资源问题。”

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课长公平匡武一度提出直攻重庆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既然政略不行，就用武力降服重庆。后来，他叫一个参谋回东京汇报，其中一条是，如进攻重庆，则需要10个师团和六个月的时间。建议到了杉山元那里，很自然地被搁置了。不过，新上任的杉山元为显示自己精神抖擞，随即出差走了一圈儿。

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是新上任的东条英机的同学兼密友后宫淳，他极力反对用兵南洋，而主张集中力量给重庆致命一击。后宫说：“为什么我们的战略总是侧重于切断援蒋通道而不是直接对其政权所在地给予一击？假如陆军中央再给我三四个师团，我就可以率军占领昆明，与华中和华北的部队一起成功合击重庆。”

杉山元说：“你这个想法很怪，跟陆军中央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是难以实施的。”

在中国继续抗战、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而对整个南洋蠢蠢欲动、日德意已经结盟的1940年冬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之兵工厂的职务，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

第五章 上高飞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走前打一下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日本帝国昭和十六年。

初春时，美国对华武器租借法案获罗斯福签署，意味着大规模美式军事装备开始进入中国的抗战军队中。

日本那边，4月13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突然跟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签订后，大吃一惊的首先是德国，因为这个条约是松冈访德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顺手”跟苏联人签的。几天前在柏林，松冈还是另一副面孔。德国惊愕的同时，美国人也大为意外。

三个月后，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大举进攻，事先也没通知自己的盟友日本。

按陈诚的说法，德国对苏联的战争，“以为或者可以借此转移英美敌对的关系。谁知英美的反应是援苏，于是苏俄立即投入英美阵营，也成了自由民主的斗士。此时的世界，敌友的关系完全陷于混乱状态，思想对立的藩篱亦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成了一时因利乘便主义者，谁都想利用机会，叫旁人为自己‘火中取栗’”。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大约从那一刻起，罗斯福总统就已感到日美在太平洋上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现在，全面抗战已进入第五个年头。

年初的时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在南京召开年会，所辖各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都来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刚从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位置上转任）……

在会上，多田骏认为华北地区兵力太少（每平方公里0.37人，跟武汉地区比是1比9），不足以应对中共领导的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按多田的说法，他手下的一个师团，至少要分布在200个地点，在跟八路军作战时常常首尾不能相顾。

西尾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觉得多田说得有道理，就决定从华中、华东地区调出两个师团，分配给华北方面军，其中包括正在江西守备的第33师团的主力。

会议开完了，多田心满意得地回北平了，西尾也被调回东京了。

西尾走前，曾再度试图捕捉汤恩伯集团军，所以年初时在豫南打了一次为期两周的会战，但毫无战果。

昭和天皇认为需要一位深资历的大将来掌管中国派遣军，想来想去还真想不出别人，于是前陆军大臣畑俊六重返南京，出任派遣军新的司令官。

现在，谁也没想到的是，西尾拍屁股走人前做出的决定（调出第33师团主力），直接引爆了发生在江西上高地区的一次叫日本人刻骨铭心的大战。

第33师团主力调向华北后，南昌周边就只剩下大贺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东京人）为师团长的第34师团了，故而派遣军总司令部又从上海调过来新成立的以池田直三（先前在第6师团做旅团长，枣宜会战时率池田支队参战）为旅团长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

日军有个惯例：把一支部队调走前，往往要在当地进行一次打击性作战，打完再调走。由于南昌周边日军力量单薄，所以日军也想在4月上旬第33师团主力（留一个支队）调走前，把赣西北的罗卓英第19集团军打压一下。

罗卓英第19集团军此时只包括王耀武第74军和集团军司令部直属的少量部队（日军将要行动的情报传来后，顾祝同就近派第3战区所辖的李觉第70军、刘多荃第49军协助罗卓英作战）。在上高训练的第74军总兵力达31000人，已经得到了大量美式装备。

华盛顿通过援华武器租借法案后，第一批美式武器进入中国，但只能装备四个军，经一番竞争，长江以北的两个名额，给了丁德隆第1军（胡宗南系，第1战区）和李延年第2军（第6战区）；长江以南的两个名额，第一个给了杜聿明第5军，剩下一个名额，将从欧震第4军、王耀武第74军、李玉堂第10军中诞生。

何应钦力挺第74军。

最后，蒋介石圈定，他更青睐的第74军成为幸运儿。

定额中，蒋介石绕过第18军，没给陈诚面子，很难说跟他们在宜昌的糟糕表现无关。

装备新武器的几支部队，同时也成为军委会直辖的攻击军，或称之为战略军，即总预备队。这些部队除装备最先进的火力和配备庞大的直属部队（炮兵团、工兵团、辎重兵团、搜索营、高炮营、战车防御炮营、通信营、特务营）外，还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再给其确定固定的守备地点，而完全处于机动状态；二是没军委会命令，战区司令长官也无权直接调动；三是由专属的师管区负责后续兵员。

再说日本人那边。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这次出击是多么不靠谱。

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为了执行惯例而打一下，所谓削弱四周中国军队的战力，实际上并不构成一个清晰的作战目标。驻江西日军的上司，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得知自己快被调走了，故而对此战也是马马虎虎。军部的参谋们也都认为，跟湖南战场比，江西战场是辅助性的。在这里的策略是防守而非进攻，只要控制住赣北以及南昌的飞机场就可以了，日军并不打算深入赣南。由于只向赣西北出击，投入第33师团、第34师团以及新赶来的那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足够了。

所以，园部和一郎下达命令时，将此战定位于截断式的“短切突击”作战。

1941年2月20日，东京一位要人飞来南昌，这就是前一年秋出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

田中到南昌后，发现第34师团长大贺茂对此次作战极为热衷，似乎反对园部提出的短距离突击作战的计划，给人的印象是要进行一次不小的“一击作战”，从而彻底摧毁南昌附近上高、高安地区的罗卓英第19集团军。

田中虽然发现了大贺的所思所想，但没跟园部和一郎交流，随后就取道上海回国了。

就这样，上高会战前，日军那边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基本上没管；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磨磨叽叽，觉得打也行不打也行，要打最好是小打；要调到华北的第33师团长樱井省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口县人）的，觉得这一战是应付差事，主要看第34师团的，他的师团只是配合作战，完成任务后就走人去华北了；刚刚调来的独立第20混成旅团是新编部队，属于跟着走的角色。

当然，第34师团长大贺茂热衷于此战也好理解。在他看来，这一战要给上高、高安附近的中国军以重大打击，至少打得叫其一年缓不过劲来，以减少第33师团主力北调后自己的压力。

最致命的，其实还不是上面说的那些。

这次日军动用了两个师团外加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进行这样的作战，是必须要上级第11军司令部指挥的，但实际情况是：武汉的圆部和一郎做甩手掌柜，放羊了。这也就意味着，一线的三支日军在指挥上属于平行关系，互相之间谁对谁都没有指挥权，第11军司令部也没从武汉下达一个明确的书面指导意见：这一仗究竟怎么打，到底打到哪一步？这样一来，三支部队从一开始就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

由此造成的苦头日本人很快就会吃到了。

罗卓英坐镇上高正南的吉安。南昌会战后，江西境内已有一年多没打仗了。

江西一分为二，以赣江为界，赣江以西属于薛岳第9战区，以东属于顾祝同第3战区。作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多天前，罗卓英拿到日军作战情报后，立即召集王耀武以及由第3战区临时配备而来的第70军军长李觉、第49军军长刘多荃等人开会，开始拟定应对战术。

罗卓英想打个翻身仗。

1941年3月15日佛晓，日军分三路出击，其中南北两路率先行动。樱井省三第33师团在北路，从驻扎的安义县出发，任务是击溃西南方向也就是奉新县附近的李觉第70军，向上高进犯；池田直三独立第20混成旅团在南路，从南昌出发，向西渡过赣江后，再由锦江之北进入江南，经独城，最后沿锦江南岸进攻，伺机再渡至江北，与日军主力会合，然后一起进攻上高。

一天后，中路的第34师团在大贺茂指挥下，从南昌出发，在锦江北岸，沿赣湘公路前进，突破高安后，直指王耀武第74军屯驻的上高。

上高在哪儿？

在赣西北，距南昌不足120公里的锦江北岸。因在高安上游，故称上高。上高境内多丘陵山地，雨量充沛，植被茂盛。南昌至长沙的湘赣公路穿越其中，境内的锦江又称锦河，最后汇入江西最大的河流赣江。

唐朝时，上高就已非常著名，尤其是中晚唐，禅宗在江西大盛，震铄古今的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六祖慧能再传弟子，唐时最大禅派洪州禅开创者）传法于南昌，百丈怀海（道一的弟子，中土禅门清规的订立者）传法于奉新百丈山，黄檗希运（怀海的弟子，禅宗五派中最大一派临济宗的祖师）传法于高安黄檗山，洞山良价传法于宜丰洞山，曹山本寂传法于宜黄曹山，仰山慧寂传法于宜春仰山。在上高，亦留下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等大师的足迹。

可以说，这一带是禅宗圣地，众多禅派的祖庭。但现在，禅音寂静，只有炮声。

开始时，日军还比较顺，两天后的3月17日，中路第34师团突破李觉第70军第107师防线；北路第33师团突破第19师、预备第9师防线；南路独立第20混成旅团也没遇到大麻烦。在空中助战的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在新任飞行团长远藤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山形县人）率领下，每天出动50架以上的战机，一时间还真就把人给唬住了。

日军行动日，正是第74军结束整训时。

王耀武校阅部队时，接到罗卓英发自吉安的急电：日军今日已有行动，第70军正面情况紧急，你部迅速做好参战准备，一切按照既定战法执行。

王耀武心领神会，不敢怠慢，立即做出部署：以李天霞第51师为总预备队，余程万第57师和廖龄奇第58师（廖此时在南岳培训，副师长张灵甫代理师长）进占上高正面的棠浦、官桥、泗溪一线的既设主阵地，同时各抽出一个团进占杨公圩、村前街两个前进阵地。军部设在上高县城西南的高亭桥，同时在县城东北的花园一地设立指挥所。

按罗卓英部署，第74军居中，北面是李觉第70军，南面是刘多荃第49军。

与此同时，罗卓英向薛岳请援，从最近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那里要了两军（韩全朴第72军和夏首勋第78军）。后来，不少人说，此时的罗卓英，是胸有成竹的，在设置了三路人马的同时，亦设置了三道防线，前面的部队比如李觉第70军是故意败下来的，为的是把日军引到上高附近的第三道防线，叫镇守于此的第74军与回撤的友军反包围日军，实施事先计划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磁铁战”。

其实，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命悬一线。

面对日军的行动，罗卓英应对的确实是“磁铁战”。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远没那么从容。

按计划，主力布置在北路的李觉第70军第19师、预备第9师在一线消耗日军，随后退至二线；进入二线，与敌接触后，向自己左翼即西北方向做离心运动，引诱这一股日军远离上高；与此同时，右翼顶过来一支部队，然后一起合击日军。

真打起来，在一线，第70军没顶多久就撤下来了，日军第33师团立即追赶。

由于撤退匆忙，李觉这两个师到二线，转向左翼后，有些手忙脚乱，加上右翼侧击部队没及时顶上来，导致没能按最初的计划打击这一路日军，而且还造成了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下，二线等于虚设，日军一旦回过味儿，骤然直下上高城外的第三道防线，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此一来，罗卓英就惨了。

开战后，对南路，罗卓英心里也没底。当初，池田的独立混成旅团一渡赣江，罗卓英就派刘多荃第49军侧击，但刘多荃这个军在两年前的修水一战中大败，对这支东北军部队罗卓英并不看好（最后该部表现出乎他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罗卓英只好命令处于第三道防线的王耀武分出一部兵力，顶到第二线。

现在，第57师已领命扼守上高城和外围阵地，王耀武把支援二线的任务派给第51师和第58师。代理第58师师长的张灵甫派蔡仁杰一个团赶往北路，支援那里的第70军；第51师师长李天霞则亲自带着主力向南路日军进犯的独城方向迎击。

先说李天霞的部队。

俞济时做第74军军长时，当然垂青自己做过师长的第58师。可现在军长是王耀武，最受重视的部队，也就变为自己带过的第51师了。

看一下第51师的阵容：师长李天霞，副师长周志道，参谋长刘启勋（黄埔军校3期，江苏铜山人），辖陈传钧（黄埔军校5期，山东滕县人）第151团、张国猷（黄埔军校3期，江西星子人）第152团、卢醒（中央军校高教班，湖北天门人）第153团和胡景瑗（中央军校洛阳分校7期，湖北沔阳人）的野战补充团。

迎击南路池田旅团，要向南渡过锦江。

师主力行动前，李天霞先往日军进犯的锦江南岸重镇独城派过去一个团，陈传钧第151团，掩护师主力集结。

第74军战力最强的是李天霞第51师，第51师战力最彪悍的是陈传钧这个团。

陈传钧属于那种上来就拍砖头的主儿。他们对面的池田直三独立混成第20旅团新成立不久，相当于这边最强的遇见那边最弱的。两军遭遇后，几砖头下去，池田的先头部队就有点蒙。

在此之前，池田旅团已跟刘多荃第49军接火。

陈传钧完成掩护师主力集结的任务后，并不恋战，转移到师主力的右翼。

池田旅团被打了个下马威后，好像一下子就含糊了，这支新建部队没敢恋战，绕向第51师左翼，似乎想尽快渡到锦江北岸，找大贺茂第34师团会合。

但是，在左翼，池田旅团又遭张国猷第152团阻击。

池田带着部队又向西绕行，再遇卢醒第153团（欠一个营）。

支队长池田本人按说是久经阵战的，任现职前在第6师团做旅团长，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有来历的。开战前两天，尽管有刘多荃一部的侧击，但并没干扰其既定行动，可李天霞的部队过来后，带着一批新手的他就开始显得有些畏首畏尾了。

池田攻不过李天霞的阵地，故技重施，使用毒气弹。

第51师死战不退。

池田没办法，再次绕行，以锦江南岸边上的石头街（与江北的棠浦、官桥、泗溪呈连线状）为目标，意图在那里渡至江北。石头街是上高的另一道门户。在这里布防的仍是第51师的部队，也就是上面说的卢醒团所欠的那个营。

池田以优势兵力包围了卢醒这个营，但李天霞兵贵神速，在第一时间派兵增援，内外合击池田，再次将之击破。

就这样，在锦江南岸，池田旅团遭李天霞师和刘多荃军拦截，步履维艰。

再说中路。3月17日，大贺茂第34师团一部攻入杨公圩，主力则向官桥急进，随之与第58师的前进部队遭遇，爆发了激战。

第58师副师长张灵甫指挥战斗，手下是参谋长唐肇谟（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第172团团长王伯雄、第173团团长蔡仁杰、第174团团长邓竹修（黄埔军校5期，湖南常宁人）、野战补充团团长何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湖南道县人）。

张灵甫派邓竹修第174团攻占一侧的猴子岭，该团第2营营长，同时也是张灵甫的爱将明灿（中央军校高教班，湖北浠水人）随之捕捉到日军侧背而进行猛击，给第34师团第一个下马威。

第34师团被明灿打得愣住时，北路第33师团出事了。

按计划，第33师团的任务是突破李觉第70军主力防线，将该军向南压制，即把他们赶往上高一带，合击而歼灭。第70军撤下来时，虽有些仓促，但最后仍按计划向西北做离心转向。樱井省三带着人马在后面追，最后进入苦竹坳。

这是一片极为复杂的险恶山地。

在苦竹坳，日军一下子陷入中国军队包围。

除李觉第70军主力和前面说的派过来的第58师蔡仁杰那个团外，王陵基集团军发过来的援军之一韩全朴（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四川南充人）第72军也赶到。但接下来的一幕令中国军队难以置信：樱井省三见到情况不妙，马上令部队掉头回转，不是小小的退却，而是一路返回了驻地安义，也就是说提前退出了战场。

这种日军战史里很难遇到的事在上高会战中出现了。

没人知道樱井做出这个决策时在想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会战刚打了不到一半，两军激战正酣时，他告诉部下：“我带你们回去吧，咱们不打了，从哪来的回哪去。”

这确实是一个有个性的师团长。

当然，樱井还是给武汉的第11军司令部发了封电报，解释了一下：前路地形复杂，重庆军多部插入我后方，有攻打安义之势，我带人先撤了。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樱井认为自己配合第34师团进行作战的任务已完成。但仍令人费解，因为此时中路第34师团和南路独立第20混成旅团还在激战中，战况丝毫不见眉目。作为一翼的第33师团，在这种背景下先溜了，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对樱井的举动，大贺茂没任何办法，因为对方不归自己指挥。

从第33师团提前脱离战场这件事可以看出，会战中，没设立战斗司令所的日军，很快就因犯了兵家大忌而陷入各自为战的窘境。有人说了，前三次长沙会战，几支日军不也是并头南下嘛，没见到第11军司令官跟着他们统一指挥啊。其实非也。事实是：从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任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湖北咸宁设立战斗司令所；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司令官阿南惟几在他们的湘北老巢岳阳设立战斗司令所。

当得知对面的日军撤了，而且是按原路返回驻扎的县城后，苦竹坳的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想通。

当时蔡仁杰给张灵甫打了个电话，后者问：“你确信鬼子不是迂回？”

蔡仁杰说：“侦察人员已确定，他们确实滚回去了。”

在就樱井师团开溜不久，3月19日，大贺茂带着第34师团进入罗卓英画好的决战区域：棠浦、官桥、泗溪一线。得知樱井师团跑了后，大贺同样半天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说好的一起前进呢？最后，他还是带着部队继续朝预定目标上高而去了。

这时候，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给大贺茂空投了一封信：

日夜战斗，想极辛劳，气象台虽稍报天气恶化，但仍继续晴天，可谓天佑。上高占领，就在目前，请继续战斗，以收赫赫之战功，不胜期盼。池田支队，已取得联络，弹药已投下，状况较为缓和，请安心。本飞行团虽力量微薄，但当死力协助贵师团对上高之占领。倘因时间迁延，则敌将整顿势态，后方扰乱亦将活泼，希望迅速占领后，即行撤退。请示明总攻击时刻，本团当以全力协助之。请迅速决定时刻，一举突入如何？

大贺必取上高，跟远藤这封信关系不大，而跟参谋长有直接关系。

参谋长也姓樱井，名德太郎。

对，正是“七七事变”时宋哲元冀察委员会的那位日籍军事顾问，曾一度被宛平县长王冷斋问得哑口无言。事变后，樱井先在第1军做参谋，后来回国到陆军大学教书，1941年年初重新被派往中国，担任第34师团参谋长。

这是他第一次来江西。

像很多日本人一样，樱井是好禅的。

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两派是临济宗和曹洞宗，而这两宗的祖庭都在江西。

所以，到了南昌，樱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觅当年禅宗大师马祖道一传法时的驻地开元寺遗迹，甚至计划以私人身份游历周边禅宗圣地。他跟大贺茂介绍，晚唐时，日本僧侣瓦室能光渡海来到江西，求法于良价禅师，并在洞山住了整整三十年。大贺“哦”了一声，他对此了无兴趣。

但现在，樱井德太郎已没那份禅心了。

樱井省三带着第33师团回撤后，樱井德太郎说了句话：“啊，名古屋人啊，一贯的差劲（第33师团长樱井省三原籍山口县，但出生于名古屋）。”其实，樱井德太郎也没太多资格笑话别人，因为第34师团来自大阪。

为什么说大贺师团坚持直攻上高跟樱井德太郎有关呢？樱井既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教过战术，自己一直嘚啵有个所谓的独门秘籍：突破式反转。这是个什么战法呢？就是说，两军作战时，先寻找对手最薄弱环节，取其一点，全力攻入，随后掉头反转，再攻其中枢。

此次会战，樱井实施的就是这个战法。

只是，叫他想不到的是，罗卓英采取了阶梯式布阵，越往前打遇到的部队越强，所以当日军后来攻到上高城下，再想反转作战时，第74军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

罗卓英在排兵布阵时，已经占了先机。

几天前，罗卓英上报薛岳敌情时，得到这样的回复：南昌倭寇兵力有限，不似有大动作，宜步步为营，稳住上高一线。除此以外，并无其他战术主导。可以这样说，对江西爆发的战斗，薛岳并不太在意。他一贯不注重江西战场。此外，也跟罗卓英与陈诚关系密切有关。对第19集团军的事，薛岳平时就不怎么插手。

这样的话，上高会战的谋略完全出自第19集团军司令部。

作为陈诚“土木系”的副手，罗卓英打过淞沪，守过南京，转战武汉，再战南昌，败多胜少，打仗时容易犯嘀咕，是他的一个缺点。不过，这一次，却一反从前，大胆拟定了内线作战计划：“敌如进犯高安、上高、万载，则诱之于分宜、上高、宜丰以东地区（即上高城外东北面即棠浦、官桥、泗溪一线）反击而歼灭之。”

抗战爆发后，在正面战场，很多中国将领是不敢于内线作战的，因为一旦打不好（多数情况下的结局）就会被日军合围。现在，罗卓英决心进行内线作战而不是盲目跳出去争取外线，可以说是有相当大的魄力的，对性格相对软弱的他来说实属难得。而日军那边又“先天不足”，把这个好机会给了罗卓英。

确切地说，是给了王耀武。

每支王牌部队必有独属于自己的一战。

八年抗战中，在正面战场，虽然第74军几乎无役不与，但如果没有上高，而仅有万家岭、常德、雪峰山诸役，仍会充满遗憾。上高，是他们确立军中地位的最关键一战。这一战过后，第74军也叫日本人牢牢地记住了自己，“虎部队”的名号成为鬼子心中的阴影。

再说大贺茂。

他跟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带着第34师团进抵泗溪、官桥、棠浦一线时，手下一个大队的八百多人在官桥东遭优势中国军袭击。不过，袭击部队并非是王耀武的人马，而是按计划向上高外围参与合击的李觉第70军第19师，师长是久经战场的唐伯寅。

这次袭击击毙了大量日军。

袭击中，中国狙击手第一枪就把日军大队长毙杀。

吃了秤砣的大贺茂不为所动，仍在3月20日把师团司令部安扎在官桥以南的毕家这个地方。随后，指挥主力攻向泗溪。

泗溪是个镇子，在上高县城东北，距县城不到20公里。它的南面，是自西向东穿越而过的锦江。泗溪丘陵密布。山地上，是翠如林海的马尾松以及低矮的灌木。从地形上看，这里是天然的战场。

3月21日黄昏，第34师团展开全线进攻。

大贺茂用了锥形攻击法，在第58师第172团团长王伯雄扼守的塘坎扎了进去。

阵地丢失后，一瘸一拐的张灵甫杖紧锁眉头，立即拿出补充团逆袭，但效果不大，涌入的日军越来越多。张一时没办法，只好向后转移阵地。其实，这就是樱井战术里所说的专攻薄弱一点，只是没想到这一点是张灵甫部队的阵地。

作为副师长的张灵甫，原本不用指挥全师，但廖龄奇在南岳受训未归，他只好担起这副重担。别看副师长、师长一字之差，实际上就一次战役来说，担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原则上，师长需要对他的上级和他的全体部下负责，而副师长只需要对师长负责。从这个角度说，当张灵甫第一次担起指挥全师的重任时，你不能期待他一定会有上佳的表现。

在塘坎取得突破后，第34师团经石洪桥后分兵，形成三路攻击阵容，直取近在咫尺的上高。

左翼部队在大贺茂的亲自指挥下，以第216联队为主力攻打上高城外的云头山、龟形山；右翼以师团步兵指挥官岩永汪（岩永在此战中被打伤，后出任第116师团长，在常德、衡阳山两酷战为攻城总指挥，其部亦成为战争后期仅次于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的日军第三号主队部队）为部队长，指挥第217联队攻白茅山；另以参谋长樱井德太郎率第218联队在泗溪扫荡。

就在第34师团看似取得进展时，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团却是越打越囧。

作为部队长，池田直三在指挥上大有问题，不是攥成拳头用兵，而是分成十个手指，一会儿这个手指头往前捅一下，一会儿那个手指头往前捅一下。开战之初，他们虽很快由东而西渡过了赣江，再由北而南渡过了锦江，但在独城遭李天霞拦截后，兵锋立即转向颓势，向上高方向转进中，多次分兵绕行未果。

用中国战地记者的话说：“池田最怕集中兵力跟我们硬拼，老是把每个大队分成几个纵队，来逐次使用。这样一个精锐的旅团，就零零碎碎地被我们击破。”

精彩之春

1941年3月22日，中国军队在上高地区与来犯日军全线激战。

罗卓英一日里跟上高城外的王耀武通了七个电话，叫王必须稳固正面，否则反包围势态功亏一篑。与此同时，罗卓英命北面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全部南下，锦江南岸刘多荃第49军所辖第26师和第105师在扫清敌人残部后，也立即向上高正面阵地靠拢。

这一天，第34师团第216联队攻占上高东北高地；随后，另一个联队第217联队陷落上高北1公里处的练仙屯，随即炮击城内。远藤三郎第3飞行团亦加大轰炸，整个上高硝烟弥漫。

守上高的是第57师。

师长余程万外，副师长李琰（保定讲武堂，湖北大悟人）、参谋长程有秋（黄埔军校5期，四川隆昌人），下面的部队长是第169团团长刘安泰（洛阳军官讲习所，山东莱阳人）、第170团团长周义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2期，湖南益阳人）、第171团团长杜鼎（黄埔军校长沙分校6期，湖北枣阳人）以及野战补充团团长宋子玉（行伍出身，山东平原人）。

余程万是黄埔1期，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政治系，从黄埔出来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25岁时就当了少将，但后来仕途曲折，直到1940年才接替施中诚出任第57师师长。很多黄埔1期的老同学此时早当上军长了。

上高在锦江之北，东西北三面环山，江水依城南奔流而去。

余程万在日军来袭的上高城东北，只放了一个团。这看上去大胆而冒险，但第57师凭借顽强的战力，使日军不能再前进半步。当然，在正面，不是自始至终只放着同一个团，而是手里的几个团轮流参战。

就在上高激战正酣时，已有合围部队赶到城外，比如第70军第107师。第107师少校营长邹继衍（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湖南醴陵人）先前率部在第一线拒敌，后奉命做离心运动，再往上高城南转进。

在路上，邹营长带着部队不时看到穿插的友军，望着各个部队的样子，邹营长深深体会到部队间的差别。他先看到从面前走过的川军，觉得他们装备就非常的落后。邹营长看到的川军，来自第72军。别记混了，这个第72军不是守南京的孙元良那个部队。南京陷落后，第72军已被撤销番号。在上高调动的第72军，是用其番号重建的川军部队，军长韩全朴，辖新编第14师、新编第15师，隶属于王陵基集团军，现在奉命驰援上高战场。

用邹营长的话说：“（川军）大都服装破烂，军容欠整，武器装备杂乱陈旧。”而且，能看出来平时没什么像样的训练。因为正好有日机来袭，邹营长命令自己的部队疏散隐蔽，同时用高射机枪保持对空警戒，但那个川军步兵团却大乱，“像一群无头苍蝇，不顾队列秩序，惊慌地乱跑乱撞，既无军官出来指挥制止，士兵也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掩护”。

临近上高的时候，邹营长看到另一支部队：第74军第51师的一个营。他们正守备一个隘口。对方的营长告诉邹继衍，为避免其他部队干扰部署，严禁他们进入上高地带。邹营长掏出电令，说是奉命参加合围的，这才得以通过隘口。

邹营长发现第51师士兵个个“精神饱满，军容甚壮”，士兵军装的颜色并非一般的灰色，而是草绿色，使用的是清一色中正式步枪以及捷克式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还有不知名的美式武器。与刚才的川军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邹营长觉得，自己的部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107师的部队陆续在上高城外隐蔽集结，部队长请战。

罗卓英回复：“还未到最后合围阶段，此时无须参战。”

由此可以看出来，主动权已在中国军队这边了，现在罗卓英已足够从容，有点胜券在握的意思，于是包括邹继衍营长在内的第107师将士只好作壁上观。

他看到，当日军飞机和重炮猛烈攻击时，整个第57师阵地寂静无声：“好像守军已被消灭，或全部撤走，可是一待步兵冲锋达到有效射界，设置在战壕、山洞中的各种隐蔽巧妙的火力点内的轻重武器喷射出来的弹雨就像泼水一般洒向敌群；配置在后方远射程、大口径火炮，也紧随着发出雷鸣怒吼，进行地毯式的迅猛疾射……”

余程万派出逆袭队，反攻练仙屯，全歼日军的一个中队。但此时，师部所在的云头山遭日军进攻，一度只相距几百米了。余程万持枪指挥，号叫着往前冲的日军身影已在视野中。

3月23日，上高城外第58师退守的白茅山争夺战进入白热化，远藤飞行团在一轮空袭中扔下燃烧弹，造成漫山大火。

攻打白茅山的是第34师团第217联队以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石头街附近一个叫灰埠的地方渡到锦江以北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的两个大队，人数不可谓不众，但在张灵甫率部死扼的阵地前，一次次溃退下去。因为张灵甫明白，自己的部队这一次不能再有任何疏漏了。

在这种情况下，师团长大贺叫日军转移兵力再攻城外另一要塞——下陂桥。

由于前期第34师团没遭受什么打击，所以临近下陂桥地带时，王耀武的侦察人员远远瞭望，目击整个日军呈“一”字形通过，走了好几个小时。

守下陂桥的是第57师杜鼎的一个团。

杜鼎的部下赵相卿少尉带部队扼守桥头，激战中，他的左手指被日军的手榴弹炸飞三个，依旧半步不退。继而张贤宗中尉接替赵，又战死桥头。下陂桥位置关键，战斗愈加激烈。其间，王耀武亲带预备队驰援杜鼎，反击亦达七次之多。

下陂桥战斗激烈，一日内中日两军伤亡均在4000人以上。

在罗卓英的战术里，于节节消耗中吸引日军到上高，在周边对其进行反包围。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正面王耀武的部队在上高发挥如何；二是日军进入第三线决战区后，其他原来在一、二线作战以及从别处调来的增援部队，即刘多荃第49军、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另一支部队夏首勋第78军还在外围），能不能及时转回对日军进行反包围。

从后来的战况看，友军按部就班地回转决战阵地，得益于王耀武第74军在正面长时间的坚守。一位目击此战的战地记者曾这样断言：“救上高事小，救全部反包围战局事大，假定没有王将军在上高正面这样硬顶，反包围势态无由形成，战斗的结果更不称其为精彩。”

在这里，可以对比一下第一长沙会战中的江西分战场。

当时，第106师团在罗卓英第19集团军、卢汉第1集团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中从容转战，最后中国军队不但没把该师团拿下，还叫他们攻到作战计划中预定的最远端（在王耀武第74军增援后才给他们一定的打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正面的部队没能顶住，两翼包围的部队又不能及时跟上。日军虽相对人数少，可每打当面的中国军队时，却处于优势地位，最终得以各个击破。

现在，为给王耀武打气，罗卓英派出自己的警卫营到一线支援。同时，针对战局变化，罗下令：“对锦江南岸的池田旅团主力采取攻势，对北岸的大贺师团采取守势，确保上高城。”

刚才说过，攻打白茅山的还有池田旅团的两个大队，但该旅团主力仍滞留在锦江南岸。池田带着部队在锦江南岸转悠的时候，一度攻占了独城东南的泉港，并分出一个大队留驻，以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现在，这个大队正遭到李天霞第51师一部和第49军王克俊（行伍出身，四川广安人）第26师一部的围歼。前者正面强攻，后者协助侧击，该日军大队被一举击溃。

追击中，王克俊所率第26师表现突出，将日军残部追到一个叫蜀家堎的地方，经三天两夜的围攻，最终将其全歼（战后罗卓英对并非中央军系统的第26师评价颇高，称其“战力极强”）。该师机枪手曾天耸在此战中射杀包括小队长在内的多名日军后牺牲，他是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那个时代，无论是空军还是陆军，都可以看到从南洋归国参战的华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血洒疆场，为他们的故国奋勇捐躯了。

按照最初的计划，池田旅团沿锦江南岸逼近上高，但由于被李天霞第51师各种堵截和夹击，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急着跟江北的第34师团会合。不过，就在池田主力（其实已经是残部了）好歹也渡至锦江北岸与大贺师团合流后不久，那位师团长扭过头来对池田说了一句话：“兄弟，你还是带着部队重新回到锦江南岸吧。”

池田脸差点绿了，问：“为什么啊？”

池田脸差点绿了是有道理的，因为会战开始后，他们先由东到西渡过赣江，接着又从北到南渡过锦江，随之再由南到北渡过锦江，这一次又要他们再从北到南渡过锦江，他脸紫了似乎也不为过。

大贺说：“转进到南岸，不叫那里的中国军从容北渡，有利于我率师团早日攻下上高。”

没办法，虽然两个人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但大贺毕竟是师团长，池田最后只好从了，如果他再甩袖子走的话，这仗还真就没法打了。大贺拍了拍池田的肩膀，叫他注意一下锦江南岸的华阳渡口。由此看来，大贺的脑子这时候多少还有点清醒。此时，锦江大桥已被炸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日军控制附近的华阳渡口，将对基本结束南岸战事而往江北上高方向集结的中国军队大不利。

几乎在同一时间，王耀武也把目光落在华阳渡口。

王耀武命李天霞迅速分出一个团去控制华阳。李得令后，叫野战补充团以最快的速度奔赴这一渡口。

团长胡景瑗说：“如完不成任务，我直接投锦江。”

李天霞微笑，说：“我不要你投锦江。”

胡景瑗心里就有些温暖。

李天霞说：“我要你提头来见。”

胡团长愣了一下，一个立正，说：“是！把头给师长！”

李天霞又一笑，随即正颜，道：“谁要你的头？我要你把鬼子的头取来，快出发！”

胡景瑗带着野战补充团的战士急速奔向华阳。

该部士兵虽来自补充团，但一个个生龙活虎，丝毫不亚于建制团里的战友。

日军到来前，该团的先锋排已抢占渡口旁的华阳峰阵地，随即侧击重新南渡的日军，扼住了渡口，使援军不断开往上高方向，为最后在上高地区对日军进行反包围立下大功。

上高一战，李天霞第51师战功最大，可攻可守，同时保持着强大的机动作战能力。后来，罗卓英总结战役得失时曾这样说：“李天霞及余程万师控制部队，在华阳及下陂桥争夺战时，均以一小时十四五里之行军速度，在敌机轰炸下向任务迈进，结果均能争取时间上之先机与空间上之有利事态，不但转危为安，且能歼敌取胜。”对整个锦江南岸的战斗，罗卓英的评价则是：“每一接战，均如摧枯拉朽，动辄演成局部歼灭战。”所以，最后认定战功时，罗卓英认为：“我锦江南岸的部队，实居首功。”

对于池田来说，噩梦还没结束。

池田带着部队费尽力气，终于又渡回锦江南岸，但夺取华阳渡口不得，在李天霞和刘多荃两部的夹击下越打越没信心，又开始收容士兵，准备再一次渡到江北，总之一句话，非要向第34师团靠拢。渡江时，被李天霞的追击部队击沉15艘满载士兵的船艇，将近300人葬身锦江。至此，日军狼狈之相毕现，正像上面提到的那位战地记者所言：“这是我们最快意的一次狩猎。”

3月24日，王耀武下令，叫李天霞率第51师渡到江北，向正面日军的身后高安进击，切断其归路。此时，王陵基派过来的另一个军夏首勋第78军已赶到上高以北，牵制住了退回安义的第33师团。上高方向，余程万第57师和张灵甫第58师仍在与敌激战。刘多荃第49军也已经渡到江北，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都已靠近上高，大贺师团进入口袋已成定局。

为便于指挥，罗卓英命令第70军第107师和第49军第26师也归王耀武指挥。

在电话里，罗卓英问：“佐民，最后一击，有无把握？”

王耀武说：“总司令放心，必取最大战果！”

这些日子，在上高城外的军部，每天王耀武合眼几无超过4个小时，人已瘦了一圈，他知道这一战对江西局势意味着什么，更知道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于公于私，他都必须倾其全力。

中国军队开始收网。

日军开打时，三路并进，采用的是“分进合击”与“中央突破”相结合的战术。第33师团打着打着提前脱离战场后，第34师团右侧背已暴露；池田旅团被李天霞打散后，其左侧背亦已空虚，整个“分进合击”的战术已不复存在，而演化成孤军深入的危险势态。

即便如此，大贺茂仍无撤退的打算。

大贺跟樱井德太郎商量后认为：无论后面和左右侧背有多少中国军，只要能击破正面的第74军核心阵地，然后再行反转，周边的中国军仍会陷入崩溃。

就在这时候，继李觉第70军第107师到达上高不久，兄弟部队唐伯寅第19师亦转进而来，在途中顺便袭击了设在毕家地区的第34师团司令部和附近的日军野战医院以及辎重部队，斩获颇丰。大贺惊魂未定，其下属认为他要下令进行所谓反转撤军了，但事实是没有。

当然，第34师团孤军不退，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面子因素。

侵华战争开始后，日军胜多败少，养成的习惯是任意攻击中国军队，对侧背相对不太重视。在上高，当大贺后来发现已经骑虎难下时，怕一旦撤退，丢了“皇军的面子”，于是硬撑着，他们的局面终于不可收拾。

现在的情况是，第34师团如愿以偿攻到上高城下，但就是无法击破当面的第74军主力。与此同时，已经渐渐陷入第74、72、70、49的包围。因为在3月24日午后，大贺茂得知李天霞的部队出现在身后的高安，截断了自己的退路。现在，他终于回过神来，明白了这一切：自己的一步步，都是跟着中国军队的节奏打的。于是，他连死的心都有了。可现在，不是他要不要死的问题，而是他的部队能否活着逃出上高的问题，因为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告诉他：“我们的战术不灵了，师团已被完全包围在东西15公里、南北5公里的狭小地带。”

此时，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在干什么呢？

虽说他马上就调到别的地方了，但调走前如果真的遭受一场大败，觉得这脸还是丢不起，怎么说第34师团也是他第11军下面的部队。所以，当得知第34师团陷入绝境时，他电令已退回安义的第33师团重新出发，去解救第34师团于危局，同时，派新任军参谋长木下勇连夜飞往南昌指导作战。

木下在天上飞的时候，王耀武命令上高守军全线出击！

3月24日傍晚六点，锦江北岸上高一线的反击开始了。前面提到的第107师的邹营长也终于等来了机会。其中，守备上高的第57师在余程万的率领下分六路发起反击；张灵甫亦率第58师分四路合围。

第34师团的日军开始溃退。

打仗靠一口气，假如这口气没了，一切就都不灵了，对鬼子来说也是这样。

现在，第34师团的这口气就泄了，溃退一旦出现，就收不住了。这种场面，参加过多次战役的中国老兵很少见到。

邹营长的部队奉王耀武之命，作为第二波出击部队，攻击撤逃日军的侧面。

不过，由于第一波反击部队已把日军追打得落花流水，所以邹营长所在的部队最后只起到清扫战场的作用。尽管如此，搜索过程中，还是一下子捕获了十几名掉队和受伤的日军。

3月25日凌晨，罗卓英下达中国军队总反攻的命令。

这时候，日军由溃退变成了崩溃，路两边的稻田、山坡，布满凌乱的脚印、马蹄印，以及丢弃的各种辎重。

在罗卓英和王耀武的调动下，上高城下的第74军余程万第57师和张灵甫第58师在中路，向杨公圩、官桥追击；刘多荃第49军向高安方向追击；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向安义、奉新方向追击。

日军崩溃之初，大贺茂派了一个残余七百多人的大队做突围主力，妄图撕开一个口子。但是，这支大队撞见了第49军王克俊第26师，被封堵后，死伤一半，剩下那一半，三百多人，又被王师追着打了回来。

这几乎是日军在上高之战中最狼狈的一幕了。

圆部和一郎不是叫第33师团再行出动去营救大贺茂吗？但该师团却没出动主力，樱井省三只派出了一个联队。到3月27日，这个联队趁李觉第70师移动时，占领了棠浦，跟从上高溃下来而跑得最快的一部分日军会合，接下来向棠浦、上高间的官桥方向派出接应部队。

罗卓英在追击调度上还是非常迅速而果敢的，立即进行第二次包围，重新占领棠浦，进而横击从官桥向村前街（棠浦在两地之间偏西北）方向溃逃的日军。后来，作战检讨时，重庆方面特别提到这一点：“对突围敌人，能适时完成二次包围，追击战斗猛烈果决。”长沙的薛岳在最后关头也派出欧震第4军驰援上高，但已经晚了，该部还没到达战场，整个会战已结束。

第33师团那个联队倒是起了作用，似乎觉得他们的师团长以前有点对不住大贺茂，在官桥一地掩护第34师团残部经村前街东逃。

溃逃的大贺残部，师团司令部在最前面，后面是行李部队、山炮部队、病院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这个序列后来遭到已到南昌的木下勇军参谋长的痛斥，认为师团司令部有失风范，在危险时刻自己跑到最前面，倒把野战医院的伤兵扔在后面。

27日当晚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第34师团陷入万家岭第106师团般的悲惨境地。

中国军队三面围住日军。从锦江南岸渡江北上的刘多荃第49军形成一字长蛇的侧击阵形，日军疲于奔命，难以招架。

这成为日本陆军史上为数不多的死亡之春。

更悲剧的是，大贺带人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转移到李觉第70军预备第9师的守备区域，当天亮发现自投罗网后，他陷入一种无语的绝望。

3月28日凌晨，天还没亮，在连绵不停的大雨中，张灵甫第58师的追击部队在狂奔中追上日军的野战医院，护卫日军医院的是野炮兵第8中队，指挥该中队的是一个叫六角的少佐，职务是大队长。他向所在旅团求援，却接到一个叫他愕然的答复：“因情况紧急，放弃第8中队，大队主力立即向旅团司令部靠拢。”对日军来说，极少在战场上丢下一支部队不管，但这种情况在上高会战中出现了。

由此可以看出，第34师团已如惊弓之鸟。

六角少佐的野炮兵第8中队陷入绝望，又向附近的第216联队的一个步兵中队求援。

幽暗中，该步兵中队听到野炮兵的呼喊声，但始终不敢压上去解救。天亮后，他们准备再救援时，自己遭李天霞第51师的两个连围攻。而此时，六角少佐野炮兵第8中队的一百多人以及野战医院负隅顽抗的二百多名伤兵，全部被张灵甫的部队歼灭。

在高安一带，李天霞第51师又对大贺残部打了个伏击，其实已经不能称为伏击了。

最后，在工兵部队保护下，大贺茂一行人侥幸地闯过高安，进入安全地带。他回过头，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伤员，排了整整8公里长。

大贺于4月2日逃回南昌，看到冷脸等他的军参谋长木下勇。

对日本人来说，第34师团被救了出来，但第33师团派出的那个营救联队在泗溪北五公里处的虎形山遭中国军队侧攻，伤亡不小，虽然在4月2日回到安义，但丢下了74名士兵。在一次中型战役中俘获日军74人，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字。

会战结束后，罗卓英在第一时间给薛岳去电，一是报捷，二是要求战区继续派出增援部队，顺势攻南昌。看得出来，老罗意气风发。薛岳呢，无意取南昌，而是召回了半道上的欧震第4军。

罗卓英跟王耀武说：“薛伯陵有时固执得没章法。”

会战结束当天，罗卓英带着王耀武去第74军野战医院看望伤兵，很多士兵身上都有刺刀伤，有的身中七八刀之多。

一个连长问：“长官，我是参加过两年前的南昌外围战的。但这一仗，我们怎么赢了？”

罗卓英看看王耀武，后者未语。

罗继而慢条斯理地总结：“此战敌寇虽进攻在先，但主动权却掌握在我手中。前期内线作战得当，后期转为外线包围。作战中，一、二线诱敌深入，三线围歼决战，继而反转追击，磁铁战术也！其间虽有危情出现，但纵观全局，我指挥部始终主宰战场。正面部队，王将军第74军抵抗坚强，使包围轴稳固，回师参加反包围的部队得以从容转进，逐次收紧口袋。过程中，能够大胆转用兵力，从非正面最大限度地抽兵，运用于最后的反包围中，打破了过去以同等兵力或劣势兵力对优势敌军不能行包围战的心理。”

罗卓英继续说：“当然，士兵作战勇敢是重中之重。因为战斗保证战术。没有勇敢的战斗，何来战术的成功实施？”

此外，他特别提到一点，就是畅通无阻的通信起到重要作用，使集团军总司令部牢牢掌握着各个部队，下面的军部又牢牢掌握着各个师，以此类推，处处获先机，保证了兵贵神速。

罗卓英说得一点也没有错。

后来，罗卓英一直拿上高会战跟坦能堡会战做比较，认为是该会战的翻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两军会战，德国人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指挥下，开始以内线作战，先击溃俄军两翼，最后合围中央主力，取得辉煌胜利。

说起来，上高会战中，罗卓英有一个战术用得非常对头，那就是当日军南北两路先于中路开始进攻后，中国军队尤其是北路方面，进行了离心转向，虽然实施过程中有点仓惶，但却始终与日军接触，这样一来，就使得日军只能前进，离上高地区越来越远，而不能与中路合击，初步分化了日军三路并进的战术。

最后，罗卓英也提到：敌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缺乏统一的指挥机关，导致三路日军之间没有协调。

正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八中全会的蒋介石闻得上高大捷后非常兴奋，第一句话是：“罗卓英终于打了个大胜仗！王耀武亦会用兵，果然没叫我失望！”

第19集团军给重庆军委会的《上高会战作战详报》中标明：第51师毙杀日军1223人；第57师毙杀日军1007人；第58师毙杀日军907人。这个数字自然会超过日军战报上的数字，但关键是日军战报上的伤亡数字也常常压缩。

无论如何，上高会战胜负分明。

何应钦当然也非常兴奋，虽然会战的集团军总司令是陈诚的人，但战功最大的王耀武被他认为跟自己最近，故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高赞美给了第74军：“上高之战在今后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要，其影响之大，莫可比拟。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态势，即可谓外线作战。我军始终固守上高一带既设阵地，依内线作战之原则，先击溃其夹击之一翼，然后转向其主力包围攻击，遂将其各路兵力悉行歼灭，可谓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何应钦进而向记者表示：“我过去抗战宗旨，为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领土，我一日抗战不止；而今（上高会战）后则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我必须进而消灭它。”

兴奋中的蒋介石，破天荒地将这一会战的具体细节电告各行营和战区一把手：

西安熊代主任（西安行营代主任熊斌）、洛阳卫长官兼总司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兴集阎长官（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桂林白主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饶顾长官（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柳州张长官（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老河口李长官（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恩施陈长官（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曲江余长官（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兰州朱长官（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昆明龙主任（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苏鲁于总司令（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

“罗总司令指挥适切，能放胆集中优势兵力，彻底包围歼灭敌人。而3、9战区作战地境之变更，能使该方各军在统一指挥下，迅速向一地会战，亦为战捷主要原因。指挥官坚毅果决，始终严厉贯彻包围歼灭之企图。对突围敌人，能适时完成二次包围，追击战斗猛烈果决。能完成包围事态之主要功绩，由于74军能依既设阵地，韧强抵抗，求得时间余裕，以待友军之合围……”

重庆军委会嘉奖参战部队，功居首位的第74军荣获最高荣誉蓝底白色飞虎旗一面。李天霞第51师在锦江南岸作战精彩获“第1号武功状”（从1941年春到1945年春，军委会共颁发陆海空军武功状107张，其中李部以获14张而居首。包括上高的这“第1号武功状”和雪峰山会战的“第107号武功状”），余程万第57师守卫上高坚韧获“第2号武功状”。第58师没得到表扬，以副师长代理师长的张灵甫有些郁闷。

王耀武统一指挥出色，获青天白日勋章。

锦旗和勋章由专机从重庆运抵长沙，随后由长沙飞车送至上高，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并不贪功，他代表军委会向王耀武颁发勋章时诚挚地称第74军为“抗日铁军”。后经媒体报道，这个称号开始流传。

上高是第74军的辉煌之地。

后来，王耀武也给自己的部队起代号为“辉煌”。

开战后，鉴于日军对中国各部队的番号比较熟悉了，所以重庆军委会要求各部队自己起个代号。比如，第4军以“抗战建国”为代号，第84军以“发扬光大”为代号，第54军以“还我山河”为代号。

四个字的代号，其第一个字往往为军部代号，其他三个字为所辖三个师各自的代号。代号也有两个字的，比如后来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代号为“湘涛”，第10军以“泰山”为代号。至于第74军，除军部代号为“辉煌”外，第51师代号为“文昌”（1942年9月浙赣会战后改“前矛”，因该部以能攻著称），第57师代号为“徐闻”（后改“虎贲”，常德会战后再改“常德”），第58师代号为“榆林”（后改“激扬”）。

会战后，日本第11军司令部的参谋们开始重点研究王耀武的支部队，并冠以代号，称之为“虎”，认定第74军为“重庆中央军之最精锐部队”，以至于在随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出现前面提到的特别针对该军而改变作战计划的事。

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阿南之野望

1941年4月初，日军在上高大败已成定局，东京军部一气之下提前赶走圆部和一郎，以陆军省次官阿南惟几代之，出任新的军司令官。

在此之前，木下勇已出任第11军参谋长。木下对该军的状态非常不满：一是枣宜会战后到上高会战前，第11军有长达九个月的闲置期；二是军司令部气氛沉闷。阿南上任后，跟木下一拍即合，决定通过一次新会战挽回上高之役以来颓丧的士气。他们把目光再次锁定长沙。没多久，两个人迎来新的高级作战参谋岛村矩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6期，高知县人）。

通常来说，能来第11军做参谋的都有两下子。

岛村中佐跟前任天野正一是陆军大学43期的同学。当时，天野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岛村是第二名。第三名则是辻政信。岛村在参谋本部当作战课课员时，曾参指导诺门坎之战，后调到关东军做作战主任参谋。

就在新上任的三人阿南、木下、岛村策动再侵长沙时，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袭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东京顿时乱成一锅粥。

德国闪击苏联这件事叫日本人大为意外，作为盟友的德国人根本没通知他们（正如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前日本人没通知德国人一样）。欧战扩大后，刚跟斯大林签订中立条约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喊出一个口号：先不必向南洋进军啦，可以北攻苏联！

松冈认为，即使为解决“中国事变”，此时也要不失时机地进攻苏联：“只要皇军前锋达到伊尔库茨克，中国就会屈服。”在他眼里，苏联是中国重要的抗战后盾。苏联屈服了，解决中国问题也就好办了。其实，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就慢慢停了下来。

日本海军反对松冈。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站在了海军一边。这还是比较少见的。

松冈进一步解释：现在德军势如破竹，冬季到来前，莫斯科就会降服。如果现在日本不出兵苏联，等德军完全降服苏联后，那么日本就处于外交被动。如果马上把军队派到西伯利亚，不但可加速苏联崩溃，而且还可降低美国参战的风险。

回过头看松冈的观点，很难说是脑子发热的狂想。后来，斯大林也承认：日本没“及时”从背后捅苏联一刀，是其最后逆转对德局势的重要原因。

若日本真如松冈所言，在当时出兵西伯利亚了，显然就可以拖住远东地区的大量苏军，使其不能如愿地调往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这样的话德军的攻势就会更从容，战局也就存在着更多的变数。

现在，首相近卫也反对松冈。

在近卫看来，松冈是个搅局者。正因为松冈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后发表了一系列敌视美国的言论，使美国人恼怒，表示要制裁日本。

为此，近卫内阁在1941年7月的总辞职，目的就是想用这个方式把松冈换掉。

两天后，天皇又授命近卫组阁，于是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新换的外务大臣姓丰田，以前是个海军大将。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继续留任。

现在的事实是苏德开战了，日本人在想自己能干点什么。

东京琢磨了良久，目光最后落在印度支那的南部（北部已被日军控制）。

柏林和莫斯科开打第三天，东京做出了“进入”印度支那南部的决策，在随后的7月28日达成目的（在海军中央即军令部，一名叫石川信吾的海军参谋直接推动了此事）。

日本的这个举措彻底激怒了美国。

华盛顿发现太平洋越来越不安全了，他们在东部亚洲的利益越来越难保障，加上出于一定色彩上的道义考虑，于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财产，并在8月1日开始对东京实行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对日本来说是致命的。

在人类工业进入石油时代后，没有石油也就没办法支撑战争。

英国和东南亚最大的产油国——荷兰控制的印度尼西亚随后也对日本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现在来看，假如日军不开进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人就不会全面制裁日本。1941年冬，德军兵临莫斯科时，日本还真有可能顺着松冈洋右的思路，开始对苏战争。那样世界局势和二战进程就又不一样了。当然，这种“不一样”指历史时间段的改变，而非最终结果的别样。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人类公敌的军国日本和纳粹德国，最后的下场都会死得很难看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华盛顿做出对日本全面禁运决断前的三周，东京大本营还真就仔细考虑了一下北攻苏联的可行性，在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类似松冈的意见）：如果苏德战局倒向德国，日本就开始对苏战争。

为震慑苏联并提前做准备，军部下令举行25个师团参加的规模浩大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同时，做出一旦与苏联开战，从华中和华北调出包括第6师团在内的五个师团充实关东军的决定。随后，又计划把第3、13、27师团调往东北。

对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坚决反对，派新任副参谋长野田谦吾（南京大屠杀时在第16师团做联队长）专门去东京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陈述意见。畑俊六认为：“对日本来说，解决‘中国事变’才是关键，然后考虑北进或南下，而不是反过来，通过北进或南下来解决‘中国事变’。”

那是7月30日，在东京官邸，野田坐在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新任次官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埼玉县人）、参谋总长杉山元、新任参谋次长塚田攻四人对面，大声朗诵了畑俊六的意见书。

东条、杉山、木村一声不吭地听着。

塚田则在中途说：“放心吧，大本营不会干那样的事。”

野田说：“但指导意见已传达给我们司令部。”

塚田说：“再等等。”

塚田判断得倒是不错，8月9日，也就是美国对日本石油禁运的第九天，大本营正式取消北击苏联的想法，抽兵计划随之取消。

随后，东京一边跟美国人谈判，一边把进军东南亚拿到议事日程上来，开始秘密地部署作战计划了。日本人的这种举动在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同时向美、英、荷乃至于澳大利亚开战，日本最后会赢得战争吗？如果说这是蛇吞象，蛇似乎从没想考虑过后果和结局，或者说他们沉湎于一厢情愿，甚至到了战争末期的1944年，在日本已被打残的情况下，取代东条英机的小矶国昭首相，仍搞什么“一击而和”的策略，想集中全部舰队再猛地打一下，随后坐下来跟美国人谈判。日本人想问题永远是一厢情愿。他们的全部逻辑在于：做一件事时，完全按自己的想象去干，同时认为自己的对手也具有和他们一样的思维逻辑。

由于东京专注于下南洋，所以对阿南惟几提出的再打长沙的计划没什么兴趣。虽然最后勉强同意，但却表示要把航空兵主力从华中调到南方，准备随时有可能开始的东南亚作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准备太平洋战争，东京军部对在华各师团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四个联队建制的甲种师团纷纷被调出一个联队，以充实其他部队或新建师团。第11军主力第3师团、第6师团都陆续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但第13师团暂时无恙。

8月26日，岛村和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乘侦察机飞抵长沙上空，转了一圈后，开始和阿南在沙盘上布置兵力，进行攻击演练。

先来看一下现在第11军所辖主力部队的数量。

第3师团，新任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山口县人），一个瘦小枯干却总想出风头的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都“下克上”地独断专行，前一次独断进攻株洲，后一次一意孤行死攻长沙，没第6师团的搭救还真就悬了。师团改三联队建制后，兵力剩下20171人，战马7750匹，汽车67辆。

第4师团，人们对他们向来多有议论，认为兵源地是商业城市大阪，民风精细而不善战。确实有点关系。但也要看跟谁比，太平洋开打后，他们曾增援在菲律宾作战的本间雅晴第14军，突破巴丹半岛防线，八万美菲联军因此缴械。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少时候，他们也确实不靠谱，一会儿不妨看看其表现。师团长北野宪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滋贺县人）。改为三联队师团后，兵力12377人。

第6师团，第一个攻入南京且血债累累的第47联队被调出，兵力只剩下20094人。师团长是新上任的神田正种。“九一八”事变时，他任职于驻朝鲜军中，为驻朝鲜军越境行动以及推动事变大开方便之门。

第13师团，暂时为四联队建制，兵力达26214人，战马9288匹，是第11军中兵力最庞大的。师团长由田中静一改为打南京时的野战重炮旅团长内山英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鸟取县人），驻宜昌。

此外，还有在上高被殴的长期驻扎南昌的第34师团（兵力14242人）、第39师团（兵力13957人）、第40师团（兵力14260人），以及独立混成第14、18、20旅团等，每个旅团将近5000人。

阿南惟几把向长沙发起新攻势的日子定在9月18日。现在是1941年，大家都知道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第11军神田正种的第6师团主力驻扎在岳阳。

阿南也就以岳阳为中心，集结参战部队：第3师团、第4师团、第40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支队长早渊四郎，以第116联队为基干，由宜昌南下参战）、第33师团荒木支队（支队长荒木正二。师团主力调向华北，但留下了一个支队，由江西方向参战）以及来自独立第14混成旅团的平野支队（支队长平野仪一）等。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依旧对峙于岳阳以南的新墙河。日军在北岸，中国军队在南岸，但在北岸的大云山地区，有第9战区的一个前进阵地。

日军调动频繁，如果说第9战区一点觉察也没有，并非事实。事实是，薛岳有觉察，但情报不详尽，导致低估了战情的严重性。

实际上，早在8月13日，蒋介石就给薛岳发去一电：“据报，岳阳方面近增敌四千余，炮二十余门，木船约五百只，舰艇等约百余艘，情报是否属实？该方面敌最近动态如何，希从速查报为要。”

接电后，薛岳查了一下，回报蒋介石，说所言敌情确实属实，不过进而做出如下判断，“查该敌前似扰乱秋收企图，因我防备严密，岳阳方面敌至今尚未敢轻动。”又在第二封电报中道：“目的在扰乱及夺粮，并无真正攻击企图。”

薛岳坚信自己的判断。

现在，薛岳之下，有三个副总司令，仍是罗卓英、杨森、王陵基，战区参谋长照样是吴逸志，只是赵子立此时已做了参谋处长。

战区辖罗卓英第19集团军（实为军委会直辖的王耀武第74军及集团军司令部直辖的两个师）、杨森第27集团军（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韩全朴第72军、夏首勋第78军、李默庵湘鄂赣边区挺进军）、高荫槐第1集团军（本来由三支滇军即第60军、第58军、新编第3军组成，但1940年秋日军开入印度支那北部，卢汉将第60军调回云南驻防，华中前线只留下孙渡第58军和杨宏光新编第3军），以及战区直辖的李玉堂第10军、萧之楚第26军、陈沛第37军、傅仲芳第99军和王若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江苏盐城人）的炮兵部队。

作为战区参谋长的吴逸志，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跟薛岳同岁，也是薛的广东老乡。吴为人平和，在强势的司令长官下很难说发挥出了什么作用。相比之下，后生赵子立年轻气盛，往往有独立的战术意见。

由于战区情报不灵，各路日军在湘北集结这件事没能准确地上报。战区司令长官部只是知道有日军向大云山一带集结，以至于薛岳在9月初的例行会议上表示：“湖北方向，倭寇已占宜昌，若非有直取重庆之心，则不会再在这一区域大规模用兵；江西方面，南昌之敌夹在我两战区之间，如再向南发展，虽可贯通赣粤，但战略意义不大，因其右翼仍有湘桂屏蔽，故不会再向赣南进击，以至于江西境内的有限兵力不得不采取守势。倚此情势看，当打之地仍为湖湘。但这一次，日军的行动焦点即在新墙河以北大云山游击区，或为例行之扫荡。”

会议中，吴逸志说到几个月前的中条山会战。

薛岳冷笑，说：“那么多人被俘，那么多人阵亡，尤其是部队长，徒死耳！这场仗打得太蠢。”

1941年春，上高大捷时，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的第1战区的部队在懵懂中被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不但伤亡四万多人，而且被俘三万多人，日军伤亡则不到3000人，战死仅673人，连日本人都感到意外，认为“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蒋介石称之为“最耻辱一役”。

不过，薛岳的话说早了。

对薛岳的判断，蒋介石一直心有忐忑，并不是说他的军事谋略比薛岳高，而是说他能结合国际局势揣测日军的动向。现在的情况是，湖南战场自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已经沉寂了两年的时间；而在国际上，德苏正在激战，美日正在谈判，东京在政略上又不能迫使重庆就范。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有可能再次在中日正面战场的核心区湖南发动大的攻势。

现在，日军各师团已悄悄云集湘北，一部开始围攻大云山。

大云山位于岳阳境内，是南岳衡山余脉，海拔一千多米，是座道教名山。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这里成为第9战区的前哨阵地。

阿南惟几打大云山，实际上是一举两得之计：在围歼大云山的中国军队的同时，掩护后面的日军突袭新墙河。

随后的战斗稍出阿南惟几的意料。

扫荡大云山的是第6师团，第47联队被分离出去后，此时辖友成敏第13联队、有马纯彦第23联队、平冈力第45联队。9月5日，三个联队的士兵从三面包围了南北、东西各长约30公里的大云山。

接下来两天，由于整个山区大雨滂沱，直到9月7日师团长神田正种才下令发起进攻。

扼守山顶的是杨森第27集团军欧震第4军张德能第59师的一个加强营；扼守西麓的是第4军柏辉章（贵州讲武堂，贵州遵义人）第102师的一个团；扼守东麓的是孙渡第58军梁得奎新编第11师的一个营。

神田正种拿出以友成敏为联队长的第13联队，叫他们在大云山旁边的沙港河附近进行作战掩护，另外两个联队围攻大云山。

如神田所料，大云山一交火，杨森立即叫欧震派军驰援大云山。欧震第4军主力此时正在新墙河南岸的正面进行守备。得令后，欧震将张德能第59师主力和柏辉章第102师一部派过去；与此同时，杨森又派孙渡第58军主力向大云山驰援。杨森的作战计划得到薛岳的支持，并把陈沛第37军董煜（黄埔军校1期，广东化州人）第60师北调，具体配属给欧震第4军，参与大云山之战。也就是说，此时无论杨森还是薛岳，都认为大云山出现战况是日军在新墙河北岸的一次孤立行动。

第6师团在大云山有点心不在焉地打了五天，随后神田正种将主力转移到新墙河北岸的草鞋岭，就等阿南惟几下令渡河了，本来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打长沙。所以，在神田看来，大云山的扫荡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现在的情况是，大云山上的一些据点、确实已经被第6师团拔掉。可是神田并不清楚的是，大云山森林密布、峰谷纵横，他拿下的据点，只有中国军队总守备量的三分之二，山中，仍有不少中国军队在活动，而且杨森的驰援部队马上就到了。

9月11日，神田下令，叫掩护侧翼的友成敏的第13联队把沙港河附近的阵地交给第40师团。神田给第40师团长青木成一的电报是：“我师团已扫清大云山之敌，你们过来接班吧。”

青木随即派重松洁带第234联队过去。

重松得令后，立即跟第6师第13联队联系，友成告诉重松：放心吧，这一带中国军队被扫除干净。

但事实是，友成敏刚把电报发出去，自己所率的第13联队就遭董煜第60师、鲁道源（云南讲武堂，云南保山人）新编第10师、张德能第59师主力以及柏辉章第102师一部的围攻。

另一个方向，在该日午后，当重松联队进入距沙港河不远的甘田以北区域时，遭遇欧震第4军张德能第59师一部，随即发生激战；与此同时，孙渡第58军梁得奎新编第11师主力亦从后面包抄而来。转眼间，重松联队被切割成两半。

一下子，战局演化为中国军队将日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个联队包围于甘田南北地区，并重新控制大云山。

第40师团长青木慌忙派一部为先遣队，随后自己带着主力也过来了。

9月13日，第40师团的先遣队即将抵战场，但在徒步涉过一条小河时，遭鲁道源新编第10师发现，后者随即发动袭击，鬼子伤亡惨重。日军这支先遣队有两个大队，呈一字线并排反击，但打着打着，两大队间出现一个接近两公里的缺口，新编第10师在鲁道源指挥下，率部趁机突入其背后，随即掉头反转，前后夹击日军联队本部。如果不是关键时刻青木带师团主力赶到，这支先遣队就被鲁道源率部灭了。

经过一番苦斗，入夜时分，青木师团跟第6师团第13联队终于接上头。

友成敏的第13联队也没客气，见友军凑过来了，立即全线脱离战场，去草鞋峡找他们的师团长神田去了。

如此一来，前面提到的重松联队的侧背就暴露了。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立即命令欧震和孙渡抓住战机，击灭重松联队。张德能第59师、柏辉章第102师和鲁道源新编第10师各一部在13日入夜后急攻重松。关于这一夜的战斗，中国方面没留下什么记载，日本那边的战史所记亦简略，只留下这样一句话：“13日夜间，重松大佐曾高呼‘军旗危险’，亲自拔刀在附近一带展开混战。”

本来，第40师团换下第6师团，是阿南惟几自诩的一招，叫战力弱的师团纠缠住渡到新墙河北岸的中国军队，随后以战力强大的师团为核心发起对南岸的进攻。没想到，先是第6师团第13联队被困，随后第40师团越打越难看，以至于不得不急派参谋长木下勇提前赶到岳阳建立战斗司令所指挥大云山之战，后者派出第33师团荒木支队去解围。

9月16日午夜，在甘田附近，梁得奎新编第11师伏击了前来解围的荒木支队前锋。

该新编师所属的第58军属于滇军系统，原本战力平平，但此战在孙渡的指挥下打得相当好，处处伏击日军且斩获不小。只说新编第11师，在师长梁得奎率领下攻势凌厉，到什么程度呢？等荒木支队本部赶过来时，根本没法从正面冲过去，而只好挖战壕，用阵地战方式一点点推进。对日军来说，这样的方式太少见了，尤其在增援战中。

新墙河北岸的钉子没拔下去，反而又被砸进去几根，而且砸在第40师团手心，叫阿南惟几非常恼怒，指责师团长青木没摸清楚敌情，以至于造成重大伤亡。日军第40师团长期在中南作战，枣宜会战中，在时任师团长天谷直次郎率领下突入桐柏山，吸引了多个中国师，为第13师团攻略宜昌创造了条件。“鲸兵团”之战力，在乙级师团中并不算弱，此番却处处被动，确与师团长青木的疏忽有关。

此时，新墙河北作战的总指挥杨森，在洋洋得意的同时，又被当头浇了一盆水。

两天前，9月14日，杨森翻看最新情报时发现：日军主力第6师团、第3师团已云集湘北，还有一支部队番号不明（第13师团早渊支队）。此时第40师团已处于中国几支部队的合围中，在这种危情下，上面那几支日军并不搭救，按情报参谋的描述，他们只是“静静地伏在新墙河北岸”。

杨森一拍大腿，说：“龟孙子又要打长沙了！”

杨森立即下令，叫新墙河北岸的各师渡河反转，并叫其嫡系杨汉域（云南讲武堂，四川广安人）第20军做好出击准备；同时，把最新军情和自己的判断电告长沙的薛岳。后者睁大眼睛，但为时已晚。薛岳在当天给蒋介石发的限三小时到的密电中，用了“（日军）扬言进犯长沙”这样的说法。

9月18日凌晨，在新墙河北岸仍在激战的情况下，阿南惟几下令集结起来的320门各种火炮同时向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开火，步兵随后强渡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的重点在于两翼，这一次阿南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中央突破”的战术，百分之九十的兵力集结在新墙河正面宽20公里的区域内，做策应的仅仅有平野仪一那个支队，他们由洞庭湖进入湘江，去打江口的营田、青山要塞。

扼守在那里的是负责湘江两岸守备的傅仲芳第99军，在青山阵地，中国军队与来攻日军发生激战。

日军大兵压境后，薛岳做的第一件事是叫参谋长吴逸志带着司令长官部去后方的耒阳。武汉会战后，由于长沙时刻面临日军攻击，所以省政府早就迁到耒阳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前，薛岳也叫吴逸志带着长官部撤到耒阳，薛只叫负责具体事项的作战参谋留在长沙。

吴逸志说啥也不走。

吴逸志说：“为什么一打仗就把我轰到后方去？我可是战区参谋长啊，我这是有多碍事？一次可以，要次次这样，别人怎么看我？”

薛岳笑，说：“老吴，叫你去后方，没别的意思。既然这次你不想去，那么好，就留在我身边！”

薛岳的司令长官部设在唐生智旧居，赵子立的参谋处则在文艺中学。在赵子立看来，吴逸志要是去了后方，从作战角度来说，倒还真不是坏事，因为作战参谋可直接跟薛岳沟通战事，若吴逸志在的话，就多了一个呈签环节。

日军发起攻势后，薛岳打电话叫赵子立起草已由他和吴逸志拟定的应对部署：新墙河北岸部队火速回渡南岸；同时，陈沛第37军主力和萧之楚第26军在汨罗江以南占领阵地，防线从第9战区和第6战区的分界点临资口（在湘阴县，湘江与资水汇合处，临资口以西为第6战区）一直到东面的平江附近；此外，电报重庆军委会请援。

按薛岳设想，战区王若卿的炮兵部队亦集结在平江西北、汨罗江南岸的重镇浯口。

抗战中，炮兵一直是国军的软肋。先别说性能，只说数量，简直太少了。虽在1941年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前，莫斯科最后援助了200门野炮，但分到七个独立炮兵团后，也没有多少。第9战区的直属炮兵部队统一由王若卿少将指挥，数量亦有限。

赵子立回忆，看到薛岳和吴逸志的应对部署后，他吓了一跳，因为这种一字长蛇阵是两年多以前南昌会战中罗卓英防守修水的翻版。当时，修水之战已成为经典的失败战例，被蒋介石发放到各战区加以检讨。赵子立是在电话里接到薛岳命令的，放下电话，叫作战科起草命令的同时，他赶往长官部，想阻止这件事。

吴逸志见到赵子立，兴奋地说：“这次我们要在汨罗江南岸与鬼子决战！”

赵子立随即见到薛岳，说：“在汨罗江南岸进行决战，将不利于我军。”

薛岳皱了下眉头。

赵子立说：“若以第26军和第37军为主力在汨罗江南岸进行持久性防御和决战，那么一旦两军被鬼子突破，再想后退决战也迟了，全线亦有崩溃的可能。目前就这两个军的力量来说，没把握阻挡住日本人。与其这样，不如等增援部队赶到再做反攻。等待期间，汨罗江南北各部逐次抵抗，右翼至少向东延伸到浏阳一线，避免被敌人捕捉右侧背，反击时亦能攻其左侧背。抵抗到浏阳河南岸后，可进入防御阶段。衡山方面的第10军可巩固长沙城防；至于炮兵，亦应集结在长沙附近。在逐次抵抗中争取外线，援军全部到达后再进行反攻。”

上下级关系中，当大人物提拔一个小人物之前，对小人物的个性和锋芒往往是会保护的；但是，当小人物真的被提拔后，如果仍不停地保持自己的个性与锋芒，那么大人物就未必能接纳了。

现在，薛岳和赵子立的关系就已渐渐转到这个层面上了。

听完赵子立的建议，薛岳摆了摆手，说：“逐次抵抗，说得容易，若不进行坚守，兵败如山倒，又如何掌握部队？与崩溃何异？争取外线，人人会讲，但怎么争取，需看实际情况。”

总的来说，赵子立的战术还是更适合这次会战的。不过，也不可能否认，其中一些东西是事后判断。比如在赵的回忆中，他认为，这二次长沙会战应从罗卓英第19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那边抽调更多的部队过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薛岳无法确定日军是否会和第一次长沙会战那样在江西方面进行大策应（日本人称第一次长沙会战为湘赣会战），所以没敢从赣西北抽调更多的人马增援湖南。

回到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两边的士兵已隔河对峙整整两年。

新墙河南岸的阵地不算简陋，除布置有绵延的倒钩铁丝网外，还有前沿地雷阵地。后面是主阵地，主阵地又分两块，一是河岸阵地，二是后面的高地阵地。河岸阵地和高地阵地间是空荡的村庄，士兵利用房屋做掩体，又形成一道靠近河岸的夹心阵地。在没有村庄的地段，用纵横的交通壕进行延伸连接。为对日军进行侧击，侧方位也进行了火力配置。这样算起来，整个南岸阵地纵深达到六公里。

但是，由于在新墙河南岸守备的欧震第4军中已有不少部队被派到北岸参战，日军渡河后，该军各部和配属给他们的董煜第60师紧急回防，匆忙回撤阵地，导致局面非常混乱。日军徒步过河（1941年的新墙河最宽处70米左右，平均深度不到1米），趁乱突击，造成中国守军被动的局面。

只说第4军所辖第102师。

从出身看，这个师是黔军系统，师长柏辉章也并非黄埔毕业，但由于战力不俗，被薛岳调到第4军。第4军以“抗战建国”为代号，军部和直属部队的代号是“抗”，第59师代号为“战”，第90师代号为“建”，第102师代号为“国”。

“国”字师守备在新墙河中段关键位置。柏辉章的手里，除三个建制团外（第304、305、306团），还有一个野战补充团。现在的情况是，渡到北岸作战的部队正在回撤中，正面已开始强攻的日军又太多。在这个区域，日军集结了第6师团，以及第3师团和第4师团各一部。

主攻柏辉章第102师正面的第6师团，其师团长神田正种的战术虽非一流，但手下老兵都已在华作战多年，经验极为丰富，从大云山撤退后，就等着这一仗了，因此注定了第102师要面临的血腥和残酷。

这是该师史上的一次血战。

第102师的核心阵地新墙镇遭第6师团猛攻。这是第102师第304团的阵地。鬼子的一顿炮火过来，整个小镇瓦砾成山。但是，该团机枪掩体做得比较好，在镇子两侧的峡壁间组成交叉火力，封死射界内的新墙河面，使日军几次强渡都不得手。

日军从新墙镇以东寻找新的渡河点，强渡过来一个小队，随即被第304团逆袭歼灭。

在另一侧，第6师团的工兵冒着弹雨修架浮桥，亦被第102师炮火击断。该师团再次调转方向，从第306团扼守的阵地寻找突破口。熊本师团也确实能做得出，在炮火的掩护下，骑兵开始踏水强渡，竟然一举突击上岸。

激战一个小时，团长陈希周向柏辉章诉苦：“师长！鬼子后续部队上岸了，火力太猛，骑兵穿插冲击，我快顶不住了！”

在师部，柏辉章一直守着电话机，说：“你部需死扼敌人，莫有半步后退。敌进，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肉搏；你退，我留三颗子弹，倭寇、你、我平分！”

话虽如此，半小时后，柏辉章仍派出仅能调动的师部直属工兵营去驰援该团。由于第6师团火力太猛，派过去的工兵营很快就只剩下包括营长杨炯在内的三十一人了。

日军一部向第102师师部包抄，柏辉章率卫士排转移，途中遇杨炯残部，随后跑到一山头上，见有一队日骑飞驰而来，柏辉章立即叫大家开火。

杨炯惊慌地问：“师长！如此一来，不是引鬼子过来吗？”

柏辉章说：“如不开枪，他们倒真要过来了。”

杨炯说：“何解？”

柏辉章说：“鬼子见我们少数人仍敢开枪，定会以为山上有伏兵，徘徊一会儿就会走了。”

果然，日骑被打后再也没回来，但很快有战机飞临轰炸，不过此时柏辉章已带人安全转移了。

第102师另一个团第305团的阵地亦遭日军猛攻，陷入全连牺牲的境地，营以下部队长几乎全部战死。

柏辉章向欧震请援兵，欧震说：“现我军各部均遭日军猛攻，军部直接控制的部队只有一小部分了，难以抽出兵力。薛长官刚刚来电，说当前战场成败，责在我第4军，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柏辉章放下电话，无可奈何。他拔枪在手，叫副师长去304团阵地督战，自己在卫兵保护下，到305团阵地督战。

就在柏辉章身先士卒到一线督战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102师身后突然出现日军伞兵！

日军动用伞兵，在湖南战场上还是第一次。

一下子，第102师陷于两面夹击中，最终被击破。两天后，柏辉章清点人数时，只剩下600多人（战前全师5000多人），战死和失踪的士兵超过全师的90%，几乎创造了作战部队损伤率的新高。战斗中，工兵营营长杨炯与师部失去联系，带着几十人转进到日军后方，在那里打游击、破袭交通线，竟取得不小战果。

由于第102师战斗减员严重，残部奉命向株洲方向集结，抵达该地区田心镇时，师长柏辉章对面前的六百多人说了这样一番话：“此次战斗到现在，全师仅存官兵六百余人，牺牲损折九成人数。在历次战役中，先期出省的贵州士兵已伤亡殆尽，军官生存的寥寥无几。历次新兵补充不久，未及训练完，就匆匆赴战。在敌人的强大炮火下，军官身先士卒，士兵负伤不下战场，全都抱着誓死卫国的决心浴血奋战。殉战的官兵弟兄是军人的楷模，是我们大家的榜样。现在在场的都是久经沙场、富有战斗能力的将士，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再赴战场，为国献身，努力杀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聆听的残兵泪倾如雨，为那已经奋勇战死的黔军子弟哀悼。

闻得第102师的事迹后，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后发来慰勉电。贵州人出身的何应钦看到家乡部队死战如此，自然感触更深。而且，何一度做过贵州讲武堂的校长，柏辉章正是那里毕业的学生。

新墙河一线，第4军其他部队的阵地同样被日军突破。

开打后，在平江集团军司令部的杨森派在鄂南通城一线守备的杨汉域第20军尾随和侧击南下日军。

长沙方向，面对日军凌厉的攻势，薛岳调整了一下部署：

李默庵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在敌后破坏公路、桥梁，游击日军辎重部队；欧震第4军不必南撤或尾随骚扰日军，而是向东部山区转进，跟孙渡第58军以及杨汉域第20军联系，侧击从东面南下的日军第40师团；傅仲芳第99军一部继续扼守湘江沿线；陈沛第37军（欠第60师）仍守备汨罗江南岸的正面，第99军两个师归其指挥；原本计划放在正面第二线的萧之楚第26军顶到前面，由长沙东南的浏阳到金井（长沙市长沙县境内），由金井而瓮江（金井以北，平江西南）；李玉堂第10军由衡山开往株洲以北、浏阳河南岸待机，随时准备北上。

几支援军是韩全朴第72军，由江西而来，增援第27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平江；王耀武第74军，亦从江西而来，向长沙附近靠拢；夏楚中第79军，由西面的第6战区过来，巩固长沙城防；另有一个军，从南方余汉谋第7战区前来增援。

按原计划，薛岳在汨罗江南岸跟日军决战。

赵子立觉得决战时间还是过早，这样的话只能是逐次投入援军，谁来了就先把谁顶上去，并非最佳选择。

薛岳回了一句：“等人马都到齐了再决战？你想要的这个时机，当面的日本人不会给你。”

越过新墙河后，日军主力向汨罗江疾进，此时阿南惟几也已经来到岳阳的战斗司令所。

对日本人来说，阿南的个头不小，但口才不佳，所以喜欢沉默。很多人觉得这不是个聪明人，因为他当年考陆军大学考了四次才考上。其实，指挥作战方面，在随机应变上，他还可以属于中等偏上，超过其前任圆部和一郎。

阿南跟板垣征四郎关系非常差。

板垣做陆军大臣时，支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入主陆军参谋本部，取代年迈的闲院宫载仁。可秩父宫只是个大佐而已，资历非常浅，虽然是皇族，但要出任参谋总长，就有点开玩笑了。时为陆军省人事局局长的阿南反对此事，跟板垣吵了一架，随后被板垣打发到山西前线做师团长了。

后来，畑俊六取代板垣出任陆军大臣，又把阿南调回东京，叫他做自己的副手，也就是陆军省次官。畑俊六之后，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东条是板垣的密友，跟阿南也是互相看不上。此时恰逢日军在上高大败，于是东条叫阿南出任第11军司令官，再次将其调出陆军中央。

不过，对阿南来说，来第11军任职未必不是件好事。这支部队太重要了。后来，阿南出任日本战败前最后一任陆军大臣。当时，他被准备组阁的铃木贯太郎点名，原话是：“阿南是做过第11军司令官的。”

作为箭头的第6师团步兵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就已出现在汨罗江北岸，速度几乎与撤下来的中国军队持平。

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攻到这个区域用了足足一周。

由于速度飞快，以至于跑在最前面的第45联队（联队长平冈力，南京战时是杀人魔）渡过汨罗江后陷入茫然，不得不请示下一步打哪儿。

相比之下，第3师团慢了半拍，因为一路上受到了陈沛第37军董煜第60师的袭扰。

大云山开打后，第60师主力奉命驰援新墙河北岸；日军南下前，部队撤回南岸，随即被第3师团突破。

不过，在师长董煜的率领下，这个师没散，一直在身后尾随攻击第3师团。比如，第3师团停住时，第60师也停住；第3师团行军时，第60师也行军。一眼望上去，好像一个部队似的。快咬上第3师团时，第60师就开打，第3师团被打急了，掉过头反击一下，第60师则朝两边山林隐蔽。第3师团任务在身，又没时间纠缠，但刚重新上路时，第60师又开始尾随了，搞得师团长丰岛房太郎郁闷极了。

在一个叫马嘶塅的地方，丰岛终于忍不住了，突然率部掉头全力猛攻第60师。这一下，董煜就有点惨了，部队没能扛住，一下子被打散。

第3师团在9月19日下午抵达汨罗江时，脖子有种落枕的感觉。不过，日军在江边一处中国军队的兵站基地意外得到1500袋大米，稍微缓解了一下内心的不平衡。

至于第4师团，问题大了点。

冲破当面中国军队后，第4师团向汨罗江追击时，已是9月21日了，比友军晚了几天。

在行军上以慢且乱著称的大阪人，这一次又落在了后面，于是他们就有点沉不住气了。最开始，他们分两路前进，每路一个联队，剩下那个联队，在后面做预备队。走着走着，前面那两联队开始互相抢路。这还不算，后面的预备队也开始和前面的战斗部队抢路。按日军战史记载，第4师团的行军场面“十分混乱”。

第11军直辖的坦克联队和野战重炮联队原本配属给了第4师团，这应该是阿南惟几的关照。可是由于这个师团追击场面太混乱，导致坦克联队和野战重炮联队也慢如蜗牛，两部队长一气之下率部离开第4师团，又回到军的直辖下。这叫第4师团的师团长北野宪造很没面子，但又没理由发作。

为避免前后部队互相抢路，北野灵机一动，叫前面那两联队向两翼扩展，后面的预备队从中路跟进，也就是说将两路队形改为三路队形。走了一会儿，北野又心血来潮，下令变换队伍：右路联队转移到左路，左路联队转移到中路，中路预备队转移到右路。很多部队长对这种变阵大为抱怨，因为除了造成更大混乱外实在看不出所在意义。

这是北野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无论谁来了第4师团都会变得有点神经？

变阵后，北野叫大家继续向汨罗江“推进”。问题是，这种变阵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变，而是一万多人集体变换行军路线，有多乱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第13师团早渊支队，本来也配属给了第4师团，但由于第4师团行军混乱，早渊四郎跟军参谋长木下勇联系，要求脱离第4师团而单独行动，不过最后没获得批准。

阿南惟几用的是“中央突破”的战术，也就是说侧翼策应的兵力有限，乘船进入湘江的平野支队只算半拉翅膀儿，在会战前期基本上没发挥什么作用，只是在撤退时帮着从水路转运伤病部队。至于先前在大云山遭受重创的第40师团和第33师团荒木支队，脱身后刚刚领了向平江进击的任务，同时压制第4军残部于一侧山区。

在新墙河以南、汨罗江以北击破当面中国军队后，日军的作战目标是围歼汨罗江南岸陈沛第37军主力。

9月20日黄昏，陈沛的侦察兵发现：渡过汨罗江的日军突然变阵，没向正南的第37军阵地发起进攻，而是从西向东横向转进了十多公里。

陈沛感到很奇怪。

原来，第11军的通信队，在关键时刻破译了第9战区的无线电（随后一系列调兵电报被日军破译），得知萧之楚第26军由南而北、自东向西地出现在日军左翼。

阿南虽不爱说话，但作战还是非常果断的，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改变部署：从第4师团拿出一部分兵力守备原第3师团正面，从第3师团分兵一部去警戒第6师团正面，最后把整个第6师团腾出来，迅速去包围萧之楚第26军。

第11军高级参谋岛村矩康专门来电询问神田正种，问他在进入汨罗江南岸后，由既定的“中央突破”战术改为横向运动包围新出现的萧之楚第26军有没有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发问？

因为第6师团刚刚渡过汨罗江，如果迅速横切的话，在汨罗江和中国军队之间，第6师团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这通常是战术中不允许出现的情况，而跟第6师团能不能打没半点关系。

神田自负道：“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由于薛岳坚持在汨罗江南岸与日军决战，所以一直催促萧之楚的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萧非常怕薛，不敢有误。没想到，侧击日军的密电被日本人破译。在神田指挥第6师团迅速进入其侧背附近的攻击地带时，刚刚抵达瓮江的萧之楚还蒙在鼓里。

就在第6师团从一翼反包围第26军主力于瓮江时，阿南惟几打算派第40师团攻取瓮江以东的平江。命令下达后，岛村觉得不妥，该师团在大云山伤亡惨重，9月22日拿下平江的时限有可能被推迟。为此，他力主换人，由第6师团分出一部去执行这个任务。

就在9月21日这一天，突然发生日食。

日军为此感到惊恐，炮兵在测距时亦出现问题。

问题不仅仅于此。日军作战时，远距离传达命令用三种方式：一是有线电话，二是无线电，三是空投通信筒。接到攻取平江的命令后，第6师团长神田很不情愿地拿出有马纯彦第23联队，叫他们转弯攻向平江。因为这样一来，对瓮江萧之楚第26军的包围就会减弱，但第40师团却没接到命令。因为日军无线电报出现了故障，而飞机又将通信筒投错地点，导致第40师团仍按部就班地向平江前进。

此时，萧之楚的第26军又是什么情况呢？

被日军包围后，萧之楚一身冷汗，慌忙给薛岳打电话。

薛岳听后也吓了一跳，随即大怒。赵子立就在薛旁边，听到薛大骂：“为什么叫敌人包围过来？为什么不打？丢了汨罗江阵地，就杀你！”

在一年前的宜昌战中，第26军再次作战不力，已经受到友军讥笑。这一次，如果第26军再打不好，萧之楚就真没法混了。萧放下电话，也豁出去了，立即组成突击队，去咬包抄日军的尾巴，战斗极为激烈。

日军第3师团、第4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则继续向南进击，栗山巷一度成为激战的焦点。

栗山巷也在平江境内，它挨着长乐街，后者紧邻汨罗江渡口。

第37军守备在这里。具体扼守栗山巷的是军所辖第140师（跟第102师、第103师一样，也是黔军底色，但经改造，基本已中央军化）的一个团，团长程奎朗。不错，正是南京城沦陷日冲出地狱的众多军官中的一个。

本来，奉师长李棠（黄埔军校1期，安徽桐城人）之命，他率部去长乐街阻敌。快到长乐街时，又接李师长电报，令其部转赴栗山巷守备。

栗山巷东西两山松林密布，程奎朗的阵地十分隐蔽。

程团占据有利地形后，导致第3师团主力第68联队和第6联队各一部久攻不下。为此，师团长丰岛房太郎飞马督战。

当年，第3师团第68联队在鹰森孝率领下参加了南京围攻战。攻栗山巷的第6联队的大队长折小野末太郎，在破城后也参与了大屠杀。有人会问：第3师团参加南京战和大屠杀的不只有第68联队吗？折小野是第6联队的啊。

他现在确实是第3师团第6联队的，但打南京时却待在第6师团第23联队做中队长。1937年底，因所属部大队长战死，折小野代理大队长一职。现在三年多过去，他依旧是个大队长。

这是真正的冤家路窄。

打到最后，程奎朗率领士兵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折小野末太郎虽是见过很多场面的部队长，但面对这支黔军的凶猛攻击，一时间手忙脚乱，师团长丰岛不得不把预备队派上去。

丰岛调第3师团重兵包围栗山巷一带的阵地。附近各个山头上的第140师士兵与日军激战七日，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师长李棠发出求援电报。第37军军长陈沛的军部在金井附近，他拿出一个团支援栗山巷。

与此同时，由于金井、瓮江一线的第26军和第37军处处危情，薛岳又派李玉堂第10军北上驰援。

第10军属于战区机动部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打仗了。按蒋介石的意思，要拿它守长沙。现在，薛岳觉得金井一线兵力薄弱，便急命第10军由衡山北上。由于路遇大雨，第10军被浇了一路，当连跑带颠儿地赶到金井时，已经显得非常狼狈了。

先说这个军的预备第10师。

开战前他们正在株洲的渌口镇整训，官兵准备接受上级校阅。就在这时，突接军长李玉堂命令：停止校阅，部队立即向湘北移动。这是那个时代军人的常态，与敌人真枪实弹的厮杀，随时都会到来。

得令后，师长方先觉（黄埔军校3期，安徽萧县人）率部起程。到达金井附近后，方率部进入阵地，第二天黄昏时分，架设完通信网，本想转天御敌，没想到当夜即遭日军袭击。

这时候，日军占领了距金井只有三十公里的浯口。

浯口本来有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的部队，但却没发挥任何作用，日军刚打过来，他带着炮就转移了。此时，金井、瓮江、浯口一线，中国军队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从浯口到金井，处处山地，中间只有一条崎岖小路，危险难行。打金井，另有从瓮江直接南下的大道可行。瓮江一地，按李玉堂所知，有第26军的部队（实际上已陷入日军包围）。为保险起见，他下令严防瓮江到金井的大道。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第6师团骑兵部队偏偏从那条危险的小路潜行而来！当天深夜日骑就杀到方先觉部队的营地，一个偷袭，正酣睡的预10师士兵被打了个晕头转向，死伤三百多人，很多是被日骑的马刀直接砍杀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鬼子的骑兵战术运用得富有成效，屡次袭击中国军队。第10军预10师、第190师以及第37军第140师都吃了这方面的苦头。其中，第140师一部在瓮江公路边宿营时，同样遭日骑黑夜偷袭，损失也很惨重。

第二天黎明，在预10师处于混乱时，第10军另一支部队第190师在师长朱岳（黄埔军校4期，广东台山人）带领下，正向瓮江以南转进，途中接李玉堂电报，称预10师被日军快速穿插部队夜袭，叫他们立即就近占领阵地。刚占领阵地，李玉堂再次来电，叫朱岳向西转进，拦截由浯口到金井的日军后续部队。朱岳刚把部队向西转进，李玉堂的电报又来了，叫第190师马上支援在栗山巷作战的第37军第140师，并受该军军长陈沛节制，说这是薛岳的指示。

朱岳率部行进没一会儿，就遭日军第3师团骑兵部队迅雷般突袭。眨眼的工夫，师长重伤，副师长阵亡，师部被冲散，所辖各团间谁也联系不上谁了。

最郁闷的还是军长李玉堂，他本来是三个师的军长，在薛岳的一次次调动中，手里的主要部队都交给陈沛指挥了。到最后，他能直接调动的，除军直属部队外，就剩下一个团了。

再说方先觉预10师。

被袭后的转天早上，还没等士兵喘口气，日军后续部队就出现了，双方开始了对金井的反复争夺。

战斗十分激烈。

师政治部科长杨正华此时正在二线指挥所留守，接到一线师长电话，说伤兵太多，担架不够用的，叫他联系附近村民准备担架。杨正华叫身边的两电话兵守着电话，自己跑到附近的村子。在村口，他听一个老头说，保长们正在前面的乡公所开会，找了半天没找到。此时有日机在头顶上盘旋。他进退维谷，想到回去后没法向师长交待，一个人陷入“瞻望徘徊”的境地，直到暮色将至。

正在杨正华徘徊时，大批部队从一线撤下来，上去一问，才知道：阵地被日军冲垮，二线指挥所又遭袭击。

杨正华马上想到那两电话兵，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都牺牲了。

侥幸脱险的杨正华跟着部队往长沙撤，最后辗转到衡阳。在衡阳，方先觉说：“我还以为你被俘了呢。”

杨正华说：“怎么撤退这样快？”

方先觉说：“敌人此次尽用骑兵，专打我们的指挥机构。我们刚离开第一个指挥所，日军就抢先把我们第二个指挥所打烂了，破坏了通信。他们有空军优势，侦察情报准确及时，行动迅速，使我们失去联络，指挥意图无法下达，部队群龙无首，遇有情况无心应战，一味后退，战斗力完全丧失，以致我们这次如此惨败。”

这是方先觉成名前非常窝囊的一仗。

再说瓮江方面，日军第6师团已围攻萧之楚第26军两天，后者伤亡惨重。不过这一回萧之楚来劲了，率部死战不退，又跟鬼子僵持了一天。

这时候，第6师团长神田接到第40师团发来的电报，说他们已占领平江，现师团一部正向平江以南进发。于是，神田下令，叫第23联队停住脚步，转而向金井进攻。此时，联队长有马纯彦带着部队离平江只有两公里了。既然人家第40师团已占领平江，还去那儿干什么？

可真相是，电报里的平江，是一个叫梓江的地方。就这样，第40师团摆了道乌龙。

不过，对日军来说，有点“塞翁失马”的意思：由于第23联队转向突攻金井，导致第10军军部和附近的第37军军部被袭，李玉堂和陈沛两个军长差点丧命。

好在第10军军长李玉堂经验丰富，在被围后拒绝了参谋长往南突围的建议，而是下令向西北寻找生机。按李的解释：日军包围我们，重兵定放在我们的后方，而西北面即鬼子的后方，必不会有大量兵力。

李根据这个思路突围，果然轻易脱离战场。

李玉堂带部队过来，不是叫他如何顺利脱险的，而是叫他驰援陈沛第37军和萧之楚第26军。结果，“援”变“驰”了，部队和军部都被打散了。当然，李玉堂也有话要说：“为什么把我的部队都交给陈沛指挥？”

李玉堂脱险了，攻取金井的日军也切断了萧之楚第26军后路。该军最后损失严重，跟这不无关系。

攻占金井的有马联队顺势袭击了附近的第37军军部，军长陈沛侥幸突围而出，但已成为孤家寡人了。就这个时候，幸好董煜带着第60师残部跟他会合，手里这才有了点人马。

就这样，继欧震第4军、孙渡第58军被击破后，萧之楚第26军、陈沛第37军、李玉堂第10军等三个整军完全被阿南惟几指挥的日军打垮，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春华山之役

阿南惟几得知第40师团搞错地点，在对师团长青木一顿痛斥后，叫第6师团的有马联队重新向平江进攻。同时他下令，全力围歼萧之楚第26军。就这时候，通信队再次破译了薛岳第9战区的一份电文：“第74军应星夜赶赴沿捞刀河南岸占领阵地，协同夏楚中部固守长沙城。我军将与敌在捞刀河以北进行决战。”

日本人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记载，当时第11军获得这个消息后，整个司令部“顿时为之震动”。具体的说法是：“第74军是王耀武将军指挥的，由第51、57、58师编成的中央系最精锐部队，是第11军长久以来的宿敌。第11军在昭和14年（1939年）秋的赣湘会战中曾与其激烈交锋，其后该敌不断对南昌地区出击。本年3月又在锦江作战[5]中吃过他的苦头。”

按计划，围歼萧之楚第26军后，几支日军部队立即向长沙进击，但现在，王耀武第74军出现了，怎么办？

阿南对手下说：“如不与第9战区最精锐部队交锋，将被敌人抓住话柄而大肆宣传。”

对自己的司令官急切寻找王耀武第74军并与之交锋的欲望，参谋长木下勇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认为，跟不跟第74军打完全取决于战场形势。在他看来，如果日本军越过浏阳西面的山地向第74军出击，从战术上讲意义不是很大。

对于王耀武第74军的动向，高级作战参谋岛村矩康判断：如果该军沿捞刀河南岸布防，那么必向浏阳西北即长沙以东的永安、黄花两镇的连线转进。为此，岛村出了个折中的作战计划。

解除第6师团第23联队攻占平江的任务，叫他们立即与师团主力会合，随后全师团急速南下去拦截由东向西北转进的第74军，只需击破其先头部队，拖住第74军即算完成任务。第3、4师团以及配属给该师团的第13师团早渊支队继续向长沙追击。至于第40师团，在金井附近担负扫荡已遭到重创的第26军的任务。

然而对日军来说，要想达成一个战术目的，也并非手到擒来。

阿南专门派神田正种第6师团去拦截王耀武第74军。可战场上的事儿变化太快，第6师团还没赶过来，向长沙追击的第3师团的先头部队迎头撞上了第74军（第4师团傻人有傻福，这一次他们动作还算麻利，刚刚走过去）。第3师团的这支部队，由旅团长花谷正率领。

不要怀疑，正是“九一八”事变的那个重要参与者。

谈到花谷，日本人往往这样说：“该部队长的性格最擅长担当此项任务（打前锋）。”

现在，花谷率领的就是第3师团的先头部队。9月25日，花谷部队的前锋池边实大队从野营地出发，按计划，他们穿越前方的春华山，绕过捞刀河，南下进入浏阳河北岸，在那里寻找渡河点，接应后面的主力部队，随后向长沙东南迂回包抄。

9月25日黄昏前，池边大队的前锋第10中队抵达春华山。

春华山位于长沙以东三十公里外，山下有春华镇。春华镇与这次会战的另两个地标永安、黄花两镇呈等腰三角形，春华山就是那个顶点。

日军刚进入山间小径，最前面的几名士兵就被射杀，而且都是一枪毙命。

卧倒在地的中队长石野平三环顾周围，暮色四合中的山林寂静得可怕。他回头看了看身边的部下，一个士兵表情夸张。日军单兵素质强，但也不要认为他们有多神。实际上，作战中，在不少时候，他们反而比中国士兵更紧张，这无关战力，而是岛国民族的天性决定的。

石野扔给那名士兵一根香烟。

士兵颤颤巍巍摸索出火柴，就想点。石野一皱眉头。士兵意会地把香烟夹在耳朵后。石野满意地转过头，望着眼前的一树一石。

初秋的春华山雾气不散，松林密布。石野一面四下警戒，一面派士兵飞报大队长池边。

按池边判断，石野中队遇到的是一股不知从哪儿退下来的被溃败的小股中国部队，所以他叫石野带人进行威力搜索，对其进行歼灭。

大队长没有大智慧，池边错了。

石野拎着战刀，向身后的部下挥了挥手，一百多士兵随即弯着腰一点点地朝前搜索。

正前方是个山包，山包上是一片松林。间或有风吹来，松涛波动，让人出现某种幻觉。石野同样相信，遇见的只是中国的败残兵。

就在这时候，轻、重机枪的火力骤然出现！

最前面的十几个日军顿时被打成筛子，后面的士兵趴在地上或藏在石头后，意识缓不过神来，包括中队长石野。对面的中国士兵是抬着重机枪败退的？他打了个问号。随即明白了：他遇到的根本就不是败残兵！

在怎么使用王耀武的第74军的问题上，参谋长吴逸志跟参谋处长赵子立发生了冲突。

吴参谋长虽然留在了长沙，但一举一动都听从薛岳的，真正的主意没拿几个。他认为长沙丢了不得了，所以决定把已经增援但还未至的夏楚中第79军用于长沙城防，又决定把已经过来的王耀武第74军的集结地指定为捞刀河南岸，也就是浏阳河北岸——这也是薛岳的意思。

赵子立认为，这样使用两个部队，是把他们都送入内线，特别是第74军，为进入捞刀河南岸阵地，必须向永安、黄花一线集结，这就等于把右侧背暴露给由北而南疾进的日军。与其这样，不如将第74军安排在更靠后的浏阳东北，也就是长沙的外线，这样的话可以捕捉南下日军左侧背，与其他驰援部队一起从外线反攻，也许会打出新局面。

薛岳不为所动，他当然有自己的逻辑。

现在的战局是，李玉堂第10军、萧之楚第26军、陈沛第37军已被击溃，基本上丧失战斗力。傅仲芳第99军情况稍好，主力已集结在湘江沿线，是不能再动的，而且这一边也有日军（平野支队）。孙渡第58军和杨汉域第20军虽损失不大，但在汨罗江以北。从第6战区驰援来的夏楚中第79军还没到达。

在以上局势下，长沙东面已经洞开，除王耀武第74军外，已没任何可以使用的兵力。假如把第74军拉到浏阳东北，就等于说放弃了长沙。这是薛岳所不愿意的。此外，战区在1941年3月策定的作战计划，原本就是在日军进攻长沙时，于汨罗江以南和捞刀河两岸进行决战。

现在，对薛岳来说，当催促王耀武向长沙外围转进时，唯一后悔的是过早地使用了李玉堂第10军。本来第10军一直在衡山待机，由于过早使用且位置太靠北，使当日军兵临长沙时，他已没预备队可用了。

再说赵子立。

在郁闷中，他接到王耀武的电话，询问具体的作战安排。

电话里，赵子立道出第74军的危情，叫他提防着即将到来的严重的遭遇性战斗，并告诉王，说：“把你们部队向长沙以东拉，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王耀武能说什么？

作为一军之长，面对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他唯有听从的份儿。

接令时，王耀武的军部在江西新喻（今江西新余），跟随李天霞第51师（仍是军的预备队）在一起，余程万第57师在上高，廖龄奇第58师在分宜。最先出发的是余程万第57师，随后是廖龄奇第58师，再后面是王耀武的军部和李天霞第51师。全军取道浏阳，向长沙东面的捞刀河南岸转进。到春华山之前，第57师和第58师在浏阳以西蕉溪岭那8公里长的狭窄山道上一度遭日机袭击。

9月25日，第74军主力已集结在浏阳。

王耀武又接薛岳电报，催促他率部跑步赶赴长沙东向的黄花镇。

临近傍晚时，跑在最前面的余程万第57师主力已迫近黄花，前锋是刘安泰第169团；日军第3师团花谷旅团的池边大队则由北往南而来，两军就这样猛然迎头相撞！

刘安泰率部抢先一步进入春华山。

发现石野中队后，刘团长认为对方知道自己在山上，是来攻山的；石野那边呢，被打后，以为碰到的只是被击溃的败残兵。

双方都误会了。

就在石野布置进攻时，从左侧背方向打过来三发炮弹，第一发就把他炸碎了。炮弹来自日本人自己。原来，石野中队受阻后，池边大队长派出步兵炮小队去增援，由于距离没控制好，所以炮弹落在自己人身边。

9月26日晨，池边大队主力来到春华山，跟刘安泰团展开手榴弹对攻，随后好歹占领了一侧高地，但很快遭侧方位的炮击，原来第57师另一个团在侧翼包围过来。

战斗随之白热化。

第57师的两团死死扼住春华山，池边大队根本无法从正面闯过去。到这时候，凭借着对火力的判断，那名大队长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他们实实在在地遇到劲旅了。

此时，在余程万指挥下，除第57师一部进占春华山外，其他部队也挺进到在春华山至天鹅山（位于春华山以南，与春华山对屹）之间。

现在感到头疼的是日本人。

池边的任务是去浏阳河北岸寻找渡河点，所以思忖了半天后，觉得不能耽搁时间，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最后蔫不溜秋地远距离绕过春华山。在电报里，池边跟后面的花谷说得也比较含糊，只说春华山有中国军队。花谷说：“那打啊。”于是就带着主力部队过来了。

花谷主力过来的时候，王耀武正在下达命令。

余程万第57师扼守赤石河（春华山东北）一线；廖龄奇第58师火速向春华山、永安一线前进，以一部占领春华山，接替第57师阵地，主力控制在永安方向；李天霞第51师则向黄花靠拢，随时准备攻击长沙城下的日军；军部和直属部队跟随第51师行动。各部限9月26日正午十二点之前进入以上位置。

廖龄奇第58师蔡仁杰第173团在上午十点前已经到了春华山，该师其他部队亦赶到战场。

花谷旅团主力过来后，打了半天，花谷正发现面前的部队不是那么好对付。琢磨中，他回过味儿，自己的任务是渡过南面的浏阳河，而不是在这里跟中国军队纠缠，于是最后他跟池边一样，于太阳落山后，采取了远距离绕道蔫溜的办法。

但到了9月27日拂晓，余程万第57师与接撞而来的第3师团主力遭遇了！

在此之前的凌晨时分，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亲率第18联队（联队长石井信）迂回攻占了永安。

我们说过，在这一片战场，春华山、永安、黄花三地呈等腰三角形状，春华山是顶点，永安和黄花分别是东西两个边角，位置十分重要。

因此丰岛立足未稳，即遭廖龄奇第58师反击。

现在说说廖龄奇。

会战前，他再一次没在军中。干什么去了？到江西吉安结婚去了。当得知部队向湖南增援时，廖龄奇这才回返，追上了部队。

廖龄奇出身黄埔，在英国进修过战术，性格桀骜，右臂负伤有残。

廖很早进入第88师，那时师长是俞济时，后换孙元良。南京陷城日，时为旅长的廖龄奇不能返城，大骂孙，最后率部沿城奔下关脱身。后兰封一战，第88师新师长龙慕韩被枪毙，廖不想留在这个部队，转投老上级第74军军长俞济时。此时，恰巧军所辖第58师师长冯圣法，以前也是第88师的人，而且正跟手下的旅长邱维达闹矛盾。于是邱重新回到王耀武第51师，廖则取代邱做了旅长，后再升师长。

廖龄奇做师长后，王耀武已经是军长。

在王的眼里，廖性格跟张灵甫有点接近，都历经过大战，一个腿部残疾，一个胳膊残疾。不同的是，王有恩于张，老张服老王，言听计从，廖就不一样了，来第74军是投奔俞济时，跟王一无关系，二无渊源，加上廖有英国学历，说的一口洋文，而且又跟王同岁，故而对王始终保持着一股劲头。平时，两人大面过得去，但私下里，连老实巴交的周志道都看出来了：廖龄奇不服王耀武。

一次，在李天霞第51师师部，作为副师长的周志道对王耀武说：“军长，廖龄奇也太耍性子了，给谁看呢？”

李天霞也在一旁帮腔，说：“军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军队里的事，下级不服上级，今后打起仗来，还怎么指挥？”

王耀武“呵呵”一笑，说：“廖师长是老长官（俞济时）的人，平时对我也没有太大冒犯，只要大家同心杀敌，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漏子，那么一切都没问题。”

不少时候，老王一句话说出口，听上去很温和，实际上锋芒暗存。

确实，作为部队长，最难受的就是下级不服自己，所以不要怪王微笑后面的冷冰冰。

永安外的廖龄奇，在丰岛袭占该城后，他指挥部队横刀一切，断绝了永安城内外日军的联系。

接下来的战斗极为激烈，不到一小时，第58师三个连长牺牲，日军第18联队则有两个中队长战死。此时，无论是石井信第18联队本部，还是丰岛房太郎第3师团本部，都进入了永安。廖龄奇得知这一信息后，发起了狂攻。

9月27日全天激战，整个永安火光冲天。

在副师长张灵甫指挥的城南围攻中，两军投掷的手榴弹几乎结成了一张天网。丰岛身边的第18联队在会战中光中队长就死了八个，其中三个在这一天被毙杀在永安。在永安，该联队一天之内伤亡超过八百人。

永安之战，是第58师在抗战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永安战打到最惨烈时，第3师团长丰岛综合战况，判断出与自己陷入混战的中国军队是王耀武第74军。

尽管与第74军决战这件事在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看来意义不大，按高级作战参谋岛村矩康的说法，也只是拖住第74军，但真打起来后，无论阿南、木下还是岛村，都绞尽脑针，想把王耀武撂倒。

在第3师团跟第74军猝然遭遇后，阿南不但把军直属的野战重炮部队、坦克部队全部划归往春华山方向增援的第6师团，而且命令第40师团、第4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分别牵制住正面和侧翼的中国军，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叫任何中国的部队靠近和增援第74军。

对日本人来说，现在的问题是，第3师团怎么就阴差阳错地挨了第74军的拳头。

如果仔细论论上面这件事，不能不说是阿南的一个失误。阿南是9月21日拿到王耀武第74军开始移动的情报的。从21日到23日，日军连续多日通过空中侦察关注该军动向，但到了24日，由于天气不好，雨雾弥漫，第74军去向不明。虽已派第6师团专门对付第74军，但该师团距离还比较远。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第3师团没做任何准备，仍贸然疾速向南进发，以至于在春华山和永安遭受重大伤亡。

在春华山附近的赤石河一线，余程万正率第57师与第3师团后续部队激战。

已将军部开进至黄花的王耀武，叫余程万根据敌情灵活机动作战，派一部到春华山北侧击日军。

任务落在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行伍出身，山东濮县人）身上。他率野战补充团立即行动。本来这个战术没任何问题。没想到的是，战场形势风云突变。就在李翰卿率部跟第3师团的一部交火时，背后突然杀出第6师团平冈力第45联队的一个大队，瞬间李部腹背受敌，李翰卿少将亦中弹牺牲。

9月27日当天，第57师伤亡超过了3000人。这是战事转折的信号。

此时，神田正种带着第6师团以三个纵队（左中右：友成联队、平冈联队主力、有马联队）的阵势杀过来的。在此之前，余程万第57师和廖龄奇第58师自身伤亡虽然也不小，但没叫第3师团占多大便宜，反而狠狠地咬了该师团一口。现在，神田带着第6师团骤然而至，战场上的形势一下子逆转了。

永安方向，打到此刻，廖龄奇第58师全师官兵伤亡达到50%。赤石河至春华山一线的余程万第57师伤亡也超过了40%。

李天霞第51师情况如何？

第51师是军的预备队，现主力正在黄花至永安间。

李天霞不知道的是，神田正种已专门拿出两个半还多的联队（有马联队的三个大队和平冈联队的二个大队）寻找还未被击溃的第51师主力，并下达了联队级的黑夜强袭令。什么是联队级的？通常情况下，日本人打夜战，规模是比较小的，比如出动一两个中队，而且基本上是逆袭目标高地，在夜里动用一个大队出击这种事都很少。而这一次，是以联队规模在黑夜全线出动。

这有点破天荒。

神田于山林间连绵设伏，于夜间袭击了运动中的第51师。

第51师参谋处上尉参谋黄幼衡回忆：“（9月27日）天将黑时，看到前方永安市大火冲天，火光照到二三十里外。当时日军已过捞刀河，进到我军北侧的各个山头上，但我军毫无觉察，只听说前方第二十六军还扼守着捞刀河。约晚上八点多钟，部队正行进间，忽听到在我军右侧各个山头上响起日军冲锋号，接着步、机枪声大作，不久日军就从北向南冲来……”

第51师被平冈第45联队和有马第23联队截击分割成数段，师、团、营失去了联系，各自为战。黄参谋跟几个同僚以及特务连和通讯连，在师长李天霞的带领下，隐蔽在南侧山丘后的小村落。

李天霞一边叫特务连占领迎面的山丘，一面叫通讯连联系手下的各个团长和副师长周志道，但最后只联系到卢醒和陈传钧，这两人分别控制着一个营，正在跟日军进行激战，张国猷那个团则失去了联系。

很快，前面的山丘就被日军袭占，一颗子弹打飞了李天霞的军帽。

但李天霞控制部队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能联系到的部队捆成一捆儿，向日军发起反击。

此时，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亲率友成第13联队直插永安，城里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和第18联队长石井信指挥部队全线逆袭。廖龄奇第58师则吃不消了，在腹背受敌下陷入崩溃。

余程万第57师那边则处于崩溃的前夜。

打到现在，有人开始抱怨，不是李天霞，也不是余程万，而是廖龄奇。抱怨针对薛岳以及王耀武。

正如我们说的那样，战场的形势是日军从北向南攻，而薛岳叫第74军从东向西北到长沙附近布防。廖龄奇的观点类似赵子立，认为这样进入内线是不妥的，希望王耀武向薛岳力陈此事，但王遵从薛的命令。当第58师被夹击而成为伤亡最惨重的部队后，廖龄奇加深了这种抱怨。

而被廖龄奇抱怨的王耀武，于黄花镇险些被日军俘虏。

在9月27日，薛岳得知有日军伞兵在黄花以南空降（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阿南惟几多次动用伞兵，给中国军队造成很大麻烦，不少士兵一见鬼子“从天而降”，往往就六神无主了），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自上高会战以来，第74军就已被军委会树为标杆，如果这个标杆折在此战，那么就算他薛岳再能扛事儿，也没办法向蒋介石交待。

9月27日夜，薛岳叫赵子立发出急电：叫王耀武指挥第74军立即突围，向浏阳集结。打到这时候，薛岳手忙脚乱，有点像枣宜会战中的李宗仁和中条山会战中的卫立煌。两天前，他已把战区司令部撤出长沙。一天前，根据战场急速变换的局势，薛岳已经电告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留下孙渡第58军破袭日军后方，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同时南下金井、福临铺一线，从后方攻击日军。

王耀武那边刚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军部就遭到日军的袭击。

原来，激战中，李天霞被迫缩短第51师两翼的阵地，向中央收缩兵力；余程万第57师也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话，两个师之间就出现一个大豁口，第6师团一个特别攻击队由此突入，转到身后袭击了王耀武的直属队和军部。

在日军袭击下，警卫第74军军部的特务营被打散，最后只剩下王的卫士排了。

打到最后，卫士排除排长外，全部战死。排长为掩护王耀武而被俘。日军冲过来后，发现多处受伤的排长抱着机枪，孤身伏在土坑里动弹不得，而他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其实，王耀武就在十几米外的有密草遮蔽的沟壑里。

王耀武听到传来中国人的声音：“你们军长在哪里？”

日军有备而来，带着翻译。

排长破口大骂。

翻译继续问：“你们军长在哪里？说出来，他们就会释放你。”

排长仍怒骂，说：“74军没孬种，你们抓不到王军长，他早就脱险了，明天继续带着兄弟们打你们这些狗娘养的！”

王耀武随即听到斩首声。他一闭眼，心如刀绞。

王耀武精明不假，但本色里终有山东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淳厚。

王耀武治军有过人之处。他爱兵，没架子，能蹲在地上跟最基层的士兵聊天，但在军纪方面又非常严，恩威并施，深得军心。

牺牲的卫士排长是王耀武的山东老乡，从淞沪抗战时就跟着他，南昌会战后被提拔为排长。当时王问他有什么想说的，排长说：“可荣耀了，保卫大家的军长。”

王耀武说：“在我身边，没事是没事，遇到事，就是生死的事。”

排长说：“当兵可不就是生死的事！”

驰援湖南前，在赣西北驻地，有一天，排长问王耀武这仗还得打多少年。

王耀武说：“十年？八年？说不好，咱们不去想这些，只好好打仗就行，仗打得越好，时间就越短。”

现在，排长为了保护他的军长，牺牲在鬼子的刀下，近在咫尺的王耀武没法不难受。

这一仗，王耀武觉得有点见鬼。对薛岳摆放第74军这件事，王有没有意见？不能说没有，但没廖龄奇大。至于是把部队拉到捞刀河南岸还是浏阳河南岸，王耀武觉得本质上区别不大。

会战讲的是合力，只有几方都不掉链子，才会取得一个不错的结果。假如把部队拉到更远的浏阳河南岸，看上去当然更安全。不过，湘北其他部队打到这个时候是否还有反攻能力，别的援军是否能准时到达攻击位置？如果都不能保证，那么外线作战的好处也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在实际中仍存在被日军各个击破的可能。

此时，叫王耀武耿耿于怀的，仅仅是在薛岳的一再催促下，当时自己好像也昏了头脑，光顾着埋头往前开拔了，既没向侧翼放出警戒部队，又大意到没联系友军，以为捞刀河谷有萧之楚的部队，不成想该军早已被击溃。

王耀武胡思乱想时，那队日军已冲向一侧的山林，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

王耀武终归是聪明的，当时部下叫他躲进旁边的林子，王观察那林子不大，进去后一旦被包围还真就出不去了，于是就地藏在了附近的沟壑。现在，日军果然去搜索那片林子了，王耀武调过头来朝相反的浏阳方向跑去，老王逃过一劫！

这是抗战期间王耀武最危险的一次遭遇，超过南京突围夜。

突围令下达后，最先脱离战场的是李天霞第51师。他指挥部队向东南转移，没走多长时间，在黑夜中与一支日军遭遇，贴身的特务连和通讯连完全被打散了。

前面讲到的黄幼衡参谋孤身背着公文，拎着把手枪，躲上一座无名小山的山头。很快山下的村子就挤满日军，而且能听到说话声。

天蒙蒙亮时，黄参谋辨别了方向，悄悄下山向南跑，跑出十多里地后，烧掉身上的公文，又走了十来里路，以为安全了，没想到迎面又遭遇一小队日军。转瞬间，两个鬼子拎着上着刺刀的步枪就冲了过来。

黄参谋慌忙爬上一处陡坡。

两个鬼子随之跟进，刺刀扎过来，黄参谋一骨碌，滚到反面的坡下，正是浏阳河岸边，随即跳入河中。

黄参谋辗转来到浏阳，遇到正在那里收容部队的副师长周志道。

李天霞随后也到了。没多久，第51师其他部队也都过来了。这在军中以滑头好色著称的老李，辉煌时，在上高，攻能攻得上去；现在，困顿时，退也能用最快的时间退出来。不过，该师所辖卢醒第153团损失严重。

9月28日凌晨，第6师团友成联队的前锋鹰林宇一大队在快行进到浏阳西北的洞阳时，在一个村口发现两名中国哨兵。

鹰林派人摸过去，刺杀哨兵后，包围了村子。

按鹰林判断，村里顶多有上百中国士兵。实际上，里面驻的是卢醒第153团的两个营（另一个营由卢醒控制已脱险）。

在日军袭击下，两个营在短时间内被杀伤六百多人。

李天霞忙活完自己的部队收容后，王耀武也脱险归来。王叫李带着人布置防线，掩护第74军全军收容。

按薛岳的命令，冲出包围后，第74军向浏阳撤退。李天霞这样做了，余程万这样做了，最后逃出来的第58师却出了问题。

廖龄奇多打了一天。不是他不想逃，而是在被第3师团和第6师团前后夹击的情形下他逃不出来。当残臂瘸腿的廖龄奇和张灵甫终于拼死杀出重围时，身边就剩下几百人了。就在此时，廖龄奇脑门上隐现出一颗死星。

廖龄奇带着残部渡过浏阳河后，没再跟王耀武的军部联系，也没遵从薛岳的命令，而是扔下张灵甫，拦了辆过路的火车，把一部分士兵带到了株洲。面对呼啸而去的廖龄奇，一瘸一拐的张灵甫也傻了：“廖师长，你这是要闹哪样？对军人来说，这可是死罪啊。”

在南下的火车上，正好有一个第9战区的参谋，他以前见过廖龄奇，所以很是惊讶。参谋随后把这事告诉了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后者听完后不太相信：“廖龄奇？他有那么大胆子？最大战紧要关头，敢擅自脱离战场？”

吴逸志把情况上报薛岳，薛岳一听就火了，他的战区还从未出现这样的事，于是第一时间联系王耀武，问怎么回事，廖龄奇去哪。

王耀武说不知道，他已把转进浏阳的命令下达给他了。

薛岳大吼了一声：跑了！他跑了！

王耀武一时没反应过来，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廖只是桀骜一些，绝非怯懦之辈，怎么会擅自从前线跑到后方？

后来，见到张灵甫，王耀武问此事。

张灵甫迷茫地说：“廖师长确实坐火车走了。”

到株洲后的廖龄奇，又“鬼使神差”地转赴老家祁阳“探亲”了。没人知道他现在想什么。

留下神田正种第6师团打扫战场，丰岛房太郎第3师团主力开始追赶先期绕过春华山的花谷正，但已落后友军不少路程了。第3师团在春华山、永安受阻后，北野宪造第4师团捡了个便宜，跑在各路日军最前面了，长沙已遥遥在望。

不过，在长沙以北，北野第4师团又遇到问题了。

他们跟一个中国师遭遇，愣被“纠缠”了两三天。这还不算。打着打着，被丰岛第3师团赶过来的一支中国军队，顺脚加入了对第4师团的偷袭。“柿子拣软的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对该师团的鬼子来说，所幸第13师团早渊支队配属给了他们，在早渊救援下，大阪人才得以继续向前“追击”。

师团长北野认为好运气来了，终于赶上这拨儿了，于是叫手下加速行军，想第一个攻入长沙。没想到，跑着跑着，第4师团被在自己右翼的第13师团早渊支队反超。按日本人的说法，此时“右纵队的早渊支队，代表第13师团参加主作战的意识异常强烈，虽然配属于第4师团，但却为一特殊的存在”。

早渊四郎是9月27日带着部队来到浏阳河北岸的。

浏阳河最深处超过五米。按早渊的计划，在捞刀河上岸后，全速前进，到浏阳河后，沿河寻找和掠夺渡船。但是，达到浏阳河后他发现，这里比捞刀河还干净，一艘船都看不到。没办法，早渊下令，叫一部分部队返回捞刀河，把在那里渡河用的工具都搬过来，同时竭尽全力寻找渡船。通过在多个地段侦察，终于发现对岸隐藏着几艘渡船，便派几名水性好的偷渡，最终夺取了三艘小船。

早渊支队第一波人马，靠这三艘小船渡过浏阳河。

9月27日午后，已经赶到长沙的夏楚中第79军所辖王甲本（云南讲武堂，云南富源人）第98师，从岳麓山下来对兵临城下的早渊支队进行了拦截，但没拦住。黄昏6点25分，在早渊四郎指挥下，第13师团这个支队率先攻入长沙东北角。

夏楚中急命赵季平（黄埔军校4期，湖南桃源人）暂编第6师尾随日军入城，与之展开激烈的巷战。

当晚十一点，暂编第6师撤出长沙，早渊支队司令部随即入城。

阿南得报早渊攻入长沙后大喜。这是日军第一次踏入这座城市。

此时，北野带领第4师团刚刚准备渡浏阳河。

直到两天后，9月29日，北野师团才赶到长沙城下。这几乎是两年前一幕翻版。

1939年，日苏诺门坎大战，日军前线告急，司令部调第2师团和第4师团赶赴增援。前者用四天时间就赶到战场并投入战斗，后者则用了八天，由于行军速度慢，到前线时，日苏已停战。

尽管又慢了半拍，但第4师团的士兵似乎没半点郁闷，仍兴高采烈。他们的心态确实不错。

但也该着第4师团倒霉。就在他们进入长沙当天，美国支援的空军力量陈纳德“飞虎队”的17架战机来袭，轰炸了第4师团。

那是1941年盛夏，在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宣布援助中国500架作战飞机，并派出志愿飞行员。7月10日，259名美国青年在旧金山登上船。这是飞虎队第一批成员。他们除飞行员外，就是机械师。此外，还有几名护士。这时候，他们没人知道谁是最后的幸运者，可以携着傲人的战绩平安凯旋（最后的事实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长眠在了中国）。

他们的首领是具有法国血统的得克萨斯人陈纳德。早在中日开战之初的1937年夏，他就应宋美龄之邀来华了。作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的一名退役军官，陈纳德有着精湛的驾驶和教练技术。后来，宋美龄叫陈纳德返美，招纳一些退役空军老兵或精通飞行技术的人帮助中国抗战，并给他们开出了不菲的工资。

有大钱可以赚？好啊！不少美国人就是怀着这个最初想法踏上异国土地的。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美国本土时都不怎么正经，虽谈不上是偷鸡摸狗之辈，但亦鲜见有品德闪亮者，甚至大多数都是被驱逐出部队的家伙，因此在纪律方面很糟糕。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飞行大队即“飞虎队”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队长，他手里拥有3个中队的99架机头画有鲨鱼嘴的P—40战斗机，飞行员109名。成队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昆明接见了“飞虎队”成员。

蒋介石讲完话后，宋美龄上台，对美国的小伙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也有人情味，不喜欢刻板的人，但我的确希望你们这些孩子记住一件事：全国都在关心着你们，我要求你们的行为举止配得上由你们建立起来的那些伟大的传统，我要求你们给我的人民留下一个印象，一个美国人的真实形象的印象。”

宋美龄这段话平息了那些桀骜的美国青年的骚动。

他们认真地听着，因为最后英语了得的夫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给我击落一架日本人的飞机，那么就有500美金等着你们。当然，这500美金不是来自于我，而是来自对你们怀有热烈期待的已经坚持抗战四年之久的中国人民。

在“飞虎队”轰炸下，第4师团人仰马翻。

第13师团早渊支队和第4师团先后进入长沙时，因跟第74军相撞而什么也没捞到的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心有不甘，给阿南惟几发了封电报，内容大致是：第3师团不准备进入长沙，而是直接向更南边的株洲进军。

丰岛解释说：“据情报，敌军主力已向株洲转移，长沙已是空城，攻占意义不大……”

9月28日凌晨，拿到丰岛的电报后，阿南眉头紧皱，这是计划外要求。

高级作战参谋岛村说：“如无意外，第3师团现已向株洲移动了。”

在丰岛发电报的同时，花谷旅团作为师团前锋已越过长沙而攻向株洲了。

9月28日夜，在一个叫茭冲铺的地方，中国军队跟花谷旅团的一个大队遭遇。这时候，中国军队做好逆袭的准备。日军军队那边，他们部队长不许手下士兵射击，一是因为子弹已非常有限，二是因为夜战情况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长沙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刃战，双方总共有2000人加入到刺刀战中。

暗夜刺刀战的场景可想而知。

格斗中，中国士兵将日军一个大队长刺成重伤，外加两个中队长也被刺死。尽管有此一战，但9月29日清晨，花谷旅团的前锋仍攻入株洲。中午时分，丰岛带着司令部象征性地进城转了一圈儿，随后破坏了一些军事设施，便掉头撤退。严格说，这完全是一种赌气的打法。此时，早渊支队和第4师团已撤出长沙，第79军暂编第6师在师长赵季平的指挥下立即跟进入城。

10月1日傍晚，弹药已经打得差不多的第11军开始北撤反转。日军急着北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陈诚率第6战区的部队开始了对宜昌的围攻。

现在，该战开打以来心情阴郁的薛岳下追击令了。

日军主力部队第4师团和早渊支队居左，第3师团居中，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居右。叫日本人没想到的是，反转路上，他们的麻烦一个接着一个。

在捞刀河北岸，夏楚中第79军袭击的早渊支队，一下打死该支队两个大队长。他们被“巧妙伪装”的王甲本第98师的士兵狙击而死。第4师团一个中队被包围，差点被整建制地全歼。日军出动飞机才将其救回，但整个中队没剩下几个人了。在枫林港，遭傅仲芳第99军将第3师团拦截，后者艰难进入第6师团警备地区。在此之前，第6师团在北撤宿营时，师团司令部遭第99军的袭击，作战参谋被打残。尾随追击中，杨森集团军所属杨汉域第20军收获不小，因为这位杨部队长也懂得“柿子专拣软的捏”的道理。

最初时，他得报：至少一个大队的日军步兵迎面撤下来，番号不明。就在杨犹豫时，又得报，后面发现日军兵站运输队。所谓兵站运输队，基本上就是辎重兵和伤病员以及各种勤务人员的大杂烩。杨汉域立即决定，去吃这堆老弱病残的鬼子。杨森亦命欧震第4军一部来助战。

如果没附近第40师团来援，日军这1200多名伤病员还就真被杨汉域包饺子。尽管如此，袭击中，仍毙杀300多日军，可谓不小的斩获。

中国军队在追击中，令第11军损失巨大，跟后者弹药、粮食补给不上而导致士兵战力下降有直接关系。

此时的阿南一下子烦躁了。

阿南叫担负策应任务的平野支队攻取湘江边的湘阴县，作为日军回撤的中转站，不成想，遭第99军第99师第295团曹克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4期，湖南桂阳人）第1营的决死反击。后平野支队、海军陆战队、伞兵从以及前来支援的荒木支队四面包抄第1营，这才得手。曹克人率残部突围不成，最终与战友力竭被俘，随后遭日海军陆战队报复性虐杀，牺牲得极为惨烈。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硝烟在湖湘的寒风中渐渐散去。

最后看整个会战，日军伤亡接近7000人，中国军队这边战死、受伤、失踪近6万人。

日军全部撤回新墙河北岸后，中日军队继续隔河对峙。薛岳叫一直追到新墙河的杨汉域第20军取代第4军固守该河南岸的阵地。

薛岳告诉杨森，“这个任务只有第4军和第20军才能胜任。”后者听后当然很高兴。

阿南进行长沙攻略时，远在中原河南的日军一度进行了牵制作战。冈村宁次此时已由国内天皇身边的军事参议官转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策动下，日军偷渡黄河，在短时间内攻袭郑州，部队长是鲤登行一少将。“七七事变”时，鲤登在第20师团做联队长，以第一波援军身份增援北平日军。

攻占郑州后，日军并没长期占领，随即就放弃了，只在黄河南岸保留了一个前进据点：霸王城（平汉线黄河铁桥以西）。

这是冈村宁次的命令。

在霸王城和附近的邙山，日军屯驻了三个大队（两步一炮），兵力不重。但是在后来，第1战区居然坐视这个孤立的据点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一直忽闪而无动于衷。到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会战”即豫湘桂会战爆发，河南段的日军之所以进攻顺畅，主要原因就是拥有这个前进据点。

回过头来再说此次长沙战。

如果算上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队一共在长沙进行了四次大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基本打了个平手。第二次长沙会战即本章中战役，类似于南昌会战、浙赣会战、枣宜会战和中条山会战，明显失败的是中国军队，正如第4军第59师政治部主任唐连后来向军委会报告的那样：“（第二次长沙会战）各级指挥官均判断错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取得大胜，日本人对此也是心服口服地承认的。第四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之一部分），日军轻易获得胜利。也就是说，四战长沙，中国军队一平一胜两负。这个情况也符合当时中日两军的战力。

廖龄奇的死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再次飞临衡山，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就在10月15日蒋介石刚到衡山后，散步时，突然响起尖利的空防警报。这把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吓了一跳。他们拿到的情报是七架日机来袭（实际上只有一架日军侦察机）。虽然这样的世面蒋介石见多了，但这一次也有点紧张，问贺耀祖防空洞在哪里，后者说还没有完全落实。蒋介石脾气有点怪，按理说，此时应该发火，但最后也只是稍加责备贺不细心而已。

本来计划这一天要开的预备会因日机飞临而取消。

晚上，蒋介石召见了两个人，一个是第74军军长王耀武，一个是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蒋介石召见王陵基，是想先从下面摸一下情况；至于召见王耀武，是因为第74军在此战中被击破。

王陵基集团军的驻地是赣北，会战开始后一部入援湖南。

汇报完参战情况后，王陵基说部下向他抱怨：“查日军每师团，均有直属炮兵联队，而我军成建制的炮兵团皆为独立兵种，不归师或军直属，打起仗来，步兵等炮兵的事屡见不鲜，而炮兵往往又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导致步兵攻击时事倍功半。”

面对这样的抱怨，蒋介石能说什么？

他已听到多次了。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有一次在陈诚带领下觐见蒋介石。聊天中，霍就谈到炮兵使用的种种缺陷。不过，对于这件事，蒋介石也为难。道理很简单：炮兵有限，不可能每个师都分配一个直属炮兵团。但是，既然很多将领都提到这个问题了，蒋介石也就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嘱咐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湖南长沙人，曾国藩的曾外孙，先后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在跟美国政府谈判时，促使他们提供1176门大炮，装备30个主力师（配置给集团军独立炮兵团96门，配置给军直属炮兵团360门，配置给师直属炮兵营720门）。

蒋介石找美国政府寻求一千多门大炮的支持，是因为后来他又看了个数字：德军在苏德战争初期，俘虏了380万苏军，打死、打伤近1000万苏军，缴获或炸毁27452门大炮。看完这个数字，蒋介石叹了口气。当中国军队（其实也包括日军）的每个师还在为两位数的火炮发愁时，世界上最顶级的战争涉及的火炮已达五位数。

王陵基下去，王耀武进来。

如果说蒋介石和王陵基是完全公对公，那么跟王耀武则是公私并行，蒋问王的第一句话是：“你比上次我见你时瘦了几分。”

王耀武说：“校长！”

蒋介石说：“都说你的部队被日本人打垮了，情况究竟如何？”

王耀武多精明，说：“学生叫校长失望了！学生已向战区司令长官部递交了请求处分的报告。”

蒋介石沉吟了一下，说：“很好，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主动要求上级处罚。”

王耀武说：“学生给校长丢脸了。”

蒋介石挥挥手，说：“你不必这样，据我拿到的消息，你们虽损失严重，但当面日军也伤亡不小。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与你交战的倭寇，均是自淞沪以来无役不与的狡悍之部。另外，你们此次受损，也跟萧之楚没能在侧背很好地掩护你们有关。”

王耀武说：“学生实不敢将责任转嫁到友军身上。”

蒋介石点点头。

王耀武非常清楚蒋介石的脾气。蒋最讨厌的就是推脱责任，跟他在那里辩解。王不但没辩解，而且一再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就叫蒋介石满心欢喜，但脸色很快又变得凝重起来。

蒋介石问王耀武：“佐民，你跟我说说，廖龄奇是怎么回事？临阵脱逃？！”

王耀武松了一口气，说：“会战之初，廖龄奇请假完婚，未在军中，后赶回来，指挥部队在永安一线与敌接战，突围后失踪。他是我的部下，学生有失察之罪。不过，新近听薛长官说，他回老家了，现已被带到南岳。”

蒋介石来回踱步，背对着王耀武，说：“他是我的学生，但军中无小事，更何况临阵脱逃。这是大罪，是军人之耻！你是我的爱将，74军是我看重的部队，但不能因此而荒废军纪。”

10月16日，大会召开，蒋介石会前训话，大意是：“敌我之比较，处处我不如敌，但我们仍心存最后制胜的把握。为什么？因为仁义礼智信的千年传统。军纪就是礼。现在，有些军人失去自信心，有的师顶上去一两天就撤了下来，全然不知廉耻，武德之堕落令人愤慨！”

说到最后，蒋介石捶桌顿足，怒不可遏，与会将领面面相觑。

会议第一天，蒋介石主要数落李玉堂第10军，大骂李玉堂无能。大家都很紧张，觉得蒋介石下一句话就是下命令枪毙李了。就在这时候，夏楚中递给蒋一张追击战中缴获的日军地图，地图上显示，有三个半师团的番号在第10军正面。蒋看后没说话，随即宣布嘉奖了第79军暂编第6师师长赵季平（收复长沙），并悼念了第74军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第99军第99师第295团营长曹克人、第99军第197师第590团营长刘虞卿等部队长。

蒋介石说：“此战将主力部队逐次投入战场而未形成合力，是一大败招。”

转天会上，再次谈到第10军时，蒋介石说：“现在证明，第10军阵地前的敌人，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顶在前面的预10师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方先觉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

李玉堂、方先觉没法不感谢夏楚中。

尽管如此，李玉堂事后还是被撤职了。

接下来，蒋介石主要听薛岳汇报会战得失，进行战役检讨。

薛岳没为长沙失守作辩解，而是始终不承认长沙一度失守这个事实。到最后，蒋介石也糊涂了，搞不清长沙到底有没有陷落过。

在会上，薛岳一直在说别的事，比如夸奖杨森，认为其沉着应战，指挥有方，在尾随和侧击北撤日军时，所辖第20军、第58军表现出色，给敌人造成大量伤亡，缴获众多战马和枪支弹药。其中特别提到第20军射杀日军军鸽而获得重要情报一事，并总结出对付军鸽的方法：“于战场上见飞翔之鸽，先发哨音，摇动树梢，再绕动旗帜等物，鸽便注视，乘而射之。”

众多将领都被批，只有杨森等少数几人受到表扬，杨感觉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蒋介石对杨森和薛岳谈到的鸽子问题频频点头，但他关心的还是：这次战役，日本人到底攻入了长沙没有？

薛岳似乎一直在顾左右而言他。

接着薛岳开始指责第26军作战不力，萧之楚指挥无方，被日军轻易包围，既没能有效制敌，又没能守住捞刀河，使第74军在运动时失去掩护，长沙以东防线无从组织，最后不但自己的部队被击垮，而且影响了整个战局。

在描述中，薛岳把第26军形容成一触即溃的部队。

说实在的，这有点过了。相对来说，此时的萧部确实不怎么能打，但平心而论，此战是尽力的，虽然被第6师团包围，但作战中并没丢脸。

按薛岳的意思，要送萧之楚上军事法庭。

薛岳认为：第74军受损是因为萧之楚没尽到掩护责任，虽然该军后期伤亡惨重，但极为顽强；同时，指责廖龄奇违抗军令，擅自脱离战场，造成坏影响。

薛岳维护第74军，多少有点在蒋介石那里卖乖的意思。他知道，蒋介石最喜欢这支部队，最欣赏貌憨实精的王耀武。此外，王耀武的行军路线是薛岳亲自指定的，如把责任推到王耀武身上，实际上也就等于批判自己了。薛岳当然不会那样做，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结果是，尽管第74军被击溃，但第51师师长李天霞、第57师师长余程万以及军长王耀武都因顽强抗敌而获得宝鼎勋章。至于第58师，则因廖龄奇提前脱离战场而被痛批。这几乎是上高会战的翻版。

在上高，一无所获的同样是第58师。

两天后，大会继续，轮到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们向蒋介石报告了。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做完报告，受到蒋介石褒奖，称其为“川军将领之楷模”。平心而论，抗战八年中，川军中打得最好的，也确实是杨森的部队。

第79军军长夏楚中明确告诉蒋介石：长沙在9月27日傍晚一度被日军攻破，后日军撤离，自己两个团率先进入长沙。但在日军进攻之初，他的部队曾尾随日军进城，跟鬼子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夏楚中还是比较老实的，没有夸大战绩，也没有说自己的部队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长沙，而只是实事求是地描述当时的情况。

夏楚中是陈诚的人，所以薛岳听后也没办法说什么。

蒋介石叫薛岳在下午的会上再做报告，报告中，薛对长沙陷落过这件事仍只字不提。

有人曾评论薛之性格与为人，虽果决坚强，有军事才华，但同时“好大、喜功、文过、刚愎、情感冲动，尤以冲动之情而处艰危之境”。有上面的特点，部下不敢陈其短，而只能顺着薛岳。

第二天，薛岳似乎觉得自己做得也有点不对，所以写了个东西，说自己在此战中指挥无方，要求蒋介石惩处自己。

怎么惩处？

免他薛岳的职？那谁比薛岳更强？谁能把第9战区的担子挑得更好？视野所及，蒋介石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于是不了了之。

又过了两天，大会结束前，蒋介石宣布：第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着予枪决！

蒋介石没处理萧之楚。在此之前，第26军的事，蒋侍从室的人专门就有关第26军的事询问过赵子立等人，赵把战区对第26军的使用以及该军作战表现一五一十地上报。蒋介石认为，责任不在于萧之楚。

萧之楚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此之前，他觉得，在薛岳的攒腾下，蒋介石一定会毙了自己。

一度“失踪”的廖龄奇是前几天被“请”上衡山的。廖龄奇回到老家祁阳后，大约也觉得自己这事办得不怎么样，于是联系县长，说自己回来是要打游击的，请县政府援助。县长觉得怪，因为祁阳没日军的踪影啊，于是上报湖南省政府，后者又报告给薛岳，薛立即拘捕廖龄奇。

薛岳认为廖龄奇罪责当死。

蒋介石征求王耀武的意见，后者一言不发，实际上等于赞同薛岳的主张。

廖龄奇没想到事情如此严重。他闯进蒋介石的休憩厅，喊冤枉，想解释。贺耀祖示意不要打搅气头上的蒋。廖不听。蒋站起身，廖仍跟在身后，继续喊“报告”，蒋甩开廖之前，回头说了句：“当着他薛伯陵的面，黄埔的脸被你丢尽了！”

廖龄奇木桩一般的呆站在那里，很快被两个宪兵架起来，随后南岳山峦，听到一声枪响。

关于廖龄奇走人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大约当是对薛岳或王耀武有意见后的负气出走。至于向蒋介石喊冤，他应该是觉得，长沙失守，会战打败，战区要揪出一个人来分散薛岳的责任，于是他当了冤大头。廖没仔细想的是，大战中擅自脱离部队这种做法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无法轻饶，从而使自己彻底丧失了回旋余地。

会议闭幕日，蒋介石问诸将领：“这次长沙会战失利，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

蒋介石说：“最主要的一点，是对战区的主力部队使用不当。到最后，没有了用于决战的部队。李玉堂第10军推进得太靠前，使后方空虚，日军得以突入长沙。这一点，跟年初的上高会战正形成鲜明对比。上高会战之所以赢了，是因为第74军使用得当，与此次长沙会战正好相反。”

薛岳面不改色。

蒋介石继续说：“假如第10军的位置不那么靠前，王耀武的部队控制在浏阳，两个主力军对突入的日军能构成夹击势态，即使不能大败日军，也会叫其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蒋说完后，叫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没一个人敢说话。

在蒋召开的会议上，众人通常习惯性地表示附和。就算蒋主动征求大家的意见，很多人往往也不表态。侍从室唐纵曾这样感慨：“一遇大的问题，大家都不表示意见，委座哪里有这么多办法。”

与会者不说话，蒋介石只好继续说。

他特别提到防御工事问题，大意是：“做防御工事，不能由外而内，而应由内而外。在这个基础上，于各个据点，守备以最小的兵力单位，比如一个营，甚至一个连，然后再逐次向外加深加广。”

蒋介石提到的这一点，确实是很多中国将领忽略的，而且讲得完全有道理。

中国军队进行纵深配置时，多由外而内排兵。什么意思呢？假如一个师的部队守备Z城，从Z城到日军之间有A、B、C、D四道防线，师长们往往以D、C、B、A的顺序配置兵力，先琢磨D防线，最后才琢磨A防线。也就是说，会把最强的部队放在D。日军进攻时，最先打的也是D。大战之初日军战力最强，中国这边用自己最强的部队，打最强状态的日军，通常是占不到便宜的。如果反过来呢，先琢磨A地，在这里放上最强的部队，然后逐层至B至C至D，以由弱到强的态势迎战由强到弱的日军，效果肯定要好一些。

蒋介石继续说：“你们在座的，地位不是不高，而是太高；你们不要认为中国军队不多，其实兵已太多。如果不努力上进，不严格练兵，不认真探究战术，为部队注入智谋与勇毅，失败终是难免的。”

最后再说一下廖龄奇。

他被枪毙后不久，军委会又按抗战阵亡将士的标准发放抚恤金给其家属，并将其牌位移到南岳忠烈祠。

这一切又从何说起？至今仍无准确的解释。或许，仅仅是因为，蒋觉得对廖太决绝，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没给他。

廖龄奇终究是死了。自古以来，将军最恨的，莫过于没死在战场，而被自己的军法从事。

在第58师，廖龄奇还是有威望的。他被处决后，师里加上野战补充团，一共四个团长，除蔡仁杰外，其他三个即邓竹修、何澜、王伯雄同时辞职。他们认为廖龄奇被冤杀，而军长王耀武又没替他求情。

王耀武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平时对长官是否尊重这些事不说，大敌当前不跟军长打招呼就离开战场，他老王还有火呢。而且，关键问题在于，不是王耀武想要廖龄奇的命，是薛岳想要。更确切地说，是廖龄奇自己要了自己的命。唯一不妥的是，没交军法处会审而直接枪决了。

现在，王耀武面临着掌管第74军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危机。

廖龄奇被处决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召见王耀武，问谁适合接替廖龄奇。

王耀武说：“无论能力，还是现在的职位，副师长张灵甫都是最合适的。”

蒋介石点头，说：“就这样定了，希望他不辜负我的期望。”

张灵甫从此走马上任，真正独挡一面。

现在，再捋一下张的小史。

张灵甫跟蒋介石其实还是同乡。张生在西安郊外的长安县，但祖籍是浙江宁波。

张排行老五，自幼性格刚强桀骜，吃软不吃硬，不服输不认折，但又非莽撞之辈，骨子里是书香的。他好读史，又有极高的书法天赋，因为这个原因，上学时还结识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20岁时，张灵甫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做了小学教员。其间，在家人的包办下，跟邢凤英结婚，但夫妻关系冷漠，当然主要是张的原因。

对中国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个大时代。张灵甫不甘寂寂，想出去看世界，便又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后的一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纷乱中，军阀互攻，几无宁日，北京亦不能免，政变频频。张灵甫有一种无力感。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的想法开始悄悄改变。

从北大退学后，张灵甫一度回乡，随后再次离乡，到河南投了国民军。于右任来豫，见到张后，于非常高兴，称其天资英特，不做军人可惜了，但既然要做军人，就建议他去广东，那里形势蓬勃，考入黄埔，可为国家做大事。一席话说得张热血沸腾。

就这样，张灵甫拿着于右任写的介绍信，顺利考入黄埔4期。

张灵甫以优异成绩从黄埔毕业，被分到胡宗南部做了见习排长，随即参加北伐，多次负伤。第一次国共内战时，张灵甫已做到团长，跟随胡宗南入川作战，在广元县结识师范学生出身的新潮女孩吴海兰并结婚（邢凤英仍有妻子名分）。

吴海兰被送回西安，为张灵甫生下一女。张在前线作战，吴在家带孩子。作战地区离陕西不远，张灵甫有时会抽空探亲。一次回来，听族人说闲话，大致是吴海兰生活不检点，且花钱又大手大脚。张与吴大吵一架后，带着吴从西安市区回长安县老家，过母亲墓地时，叫吴拜祭，吴赌气不肯。联想到吴曾偷翻过自己的军事文件（据后来的妻子王玉玲及部将刘光宇回忆），一怒之下，张灵甫拔出手枪。

张灵甫是黄埔出身的中央军团长，杀妻案惊动西安报界和女界，随后也成为南京媒体的头条。蒋介石很恼，于是胡宗南也保不了张了。张灵甫赴南京请罪，随即被判刑十年。这是1936年的事。

抗战军兴后，张被释放，本欲回胡宗南军中，但未能如愿，便闲居西安。在无人接收时，驻军陕西汉中的王耀武敲响了门，说：“来我的部队吧。”

现在是1941年的秋天。

王耀武希望张灵甫摆平师内人事纷乱。

张灵甫快刀斩乱麻，先将没参与闹事的蔡仁杰由团长升为副师长，其他几个团长经挽留后仍不听的话，也就任其自便了。同时，从第51师要来做团长的卢醒，当师的参谋长。作战勇猛的营长明灿，则提拔为团长。

南岳会议期间，日本政局发生大动：由于在日美谈判问题上打不开局面，犹豫不决的近卫内阁再次总辞职，被认为“决绝”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奉命组阁。好战的东条已上了战车，太平洋上的风已满楼，山雨的到来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十月围城

打第二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动用了在宜昌守备的第13师团的一部，也就是第一个攻入长沙的早渊支队。此时，这个师团的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正睁大眼睛注视着宜昌城外的迷雾。

有情报说，中国军队要反攻这座孤城。

宜昌陷落后，蒋介石寝食难安。扼控三峡的宜昌，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如逆流而上攻重庆，没几天就能到达。第13师团攻陷宜昌之初，重庆曾大震。抗战期间，重庆另一次大震，是1944年底，当时也是第13师团，在豫湘桂会战中最远深入到贵州独山（从这个角度说，第13师团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梦魇）。早在1941年初夏，蒋介石就给陈诚下了命令，叫他想办法夺回宜昌，以稳定重庆民心。

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后，蒋介石告诉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这是反攻宜昌的好机会。

日军占领宜昌后，把这里形容为“大陆战线最尖端的要冲”，认为扼住了重庆政府的咽喉。出于这种考虑，当时日军高层没叫攻下宜昌的第13师团走（通常情况下，野战师团攻下城池后，由警备师团负责当地防守），而是直接驻扎在城内外。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在接替田中静一的时候，后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古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宜昌，就是重庆政府的卧榻之侧。”

内山心领神会。

调任第13师团长之前，他在关东军做炮兵司令官。日苏激战诺门坎，内山曾调集关东军所有的重炮，跟苏军进行对攻。可无论火炮数量还是炮弹储存，都没法子跟苏联人比，最后可怜地退出战场，这事给内山以巨大的心理阴影。所以，在宜昌的日子里，很多次，他连做梦都梦见诺门坎的场面，那叫他不寒而栗。

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后，阿南惟几感觉人手不够用，就从第13师团秘密抽出早渊支队。

该支队以第116联队为基干，加上辅助部队，一共7000多人。第13师团全员兵力26000多人，早渊四郎带走四分之一多，师团作战主任参谋星野一夫也跟早渊走了。

中国军队开始调动的情报，最先被秋永力（武汉会战时第6师团的作战参谋）拿到。

作为经验丰富的参谋长，秋永力当然知道宜昌对面的中国第6战区极有可能在长沙会战期间发动攻势，早在6月时，日军就发现，中国军队在宜昌对面的长江堤坝上配置了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但至于陈诚花多大力气反攻，他一时没有把握。秋永把情报递交给内山英太郎，认为应把宜昌的危情及时上报第11军，否则的话以现在第13师团的兵力，难以应对陈诚的大规模反攻。

内山不为所动。

是不想拖长沙会战的后腿，还是认为即使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现在他手里的这些人马也能从容对付？

宜昌在长江东岸，正北面是立花芳夫第65联队，守备龙泉铺一线；相田俊二第104联队，守备宜昌东北面镇境山慈云寺一线。由于兵力不足，这两个阵地之间没能连上，中间有两公里长的豁口，而且这两支部队后面完全是空白点，这种空白一直延伸到宜昌城外。宜昌以东的鸦鹊岭，是柴田卯一第103旅团的旅团部所在地。

其实，内山英太郎未必不紧张。

第13师团一直打进攻战，冷不丁地进行防御战，心理是没底的。其中一个细节体现在士兵弹药的配置上。防御战中，每个士兵需要配置多少发子弹？这是个技术问题。参谋长秋永力不得不分析以往华中历次会战，在最激烈的一次中，连第一线士兵仍没打完100发子弹。按这个参照，他给守备士兵每人配置了200发子弹。

说到子弹，这个师团是非常充足的，这是叫内山唯一踏实的地方。他算了一下，此时手里的步、机枪子弹仍有320万发。

两天后，内山接到紧急情报，内容是：中国军队有可能明天就发动攻击！

此时第一线的日军跟中国军队已处于对峙状态，双方相隔的距离不超过三百米。

1941年9月28日黄昏，也就是长沙陷落的第二天，在宜昌城北凤凰观据点守备的第13师团第65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正在举行宴会。

因大队长要出任旅团长的副官，第2中队长高桥铄太郎将出任新的大队长。中队的一帮小队长频频向高桥敬酒。轮到小队长西泽正守敬酒时，高桥突接侦察兵报告：阵地一侧，约有一个连的中国军队摸了过来。高桥一惊，敬酒的西泽自告奋勇，带着一个小队紧急出动。

情报说的是有一个连左右的中国军队，但是当日军迎上去时发现：面对的中国军队可不是一个连，而至少有一个团！后来我们知道，这是第75军的一个野战补充团。前军长周喦已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新军长是曾任第9战区参谋长的施北衡。

凤凰观的战斗不到半小时。结果是，西泽小队被全歼，驰援而来的高桥亦陷入重围；与此同时，城东双莲寺要塞遭第75军围攻。

宜昌之战，就这样打起来。

反攻宜昌的关键是将第13师团完全孤立开来。离该师团最近的，是荆襄一带的澄田赉四郎的第39师团。

陈诚的计划是，用冯治安第33集团军（第5战区，临时调配第6战区）和周喦第26集团军分别向荆门、当阳出击，切断武汉、宜昌间的交通线，拦截增援宜昌的日军；霍揆彰第20集团军向沙市、江陵出击，拦截日军增援部队的同时，警戒由岳阳方向回撤的敌人；宜昌主战场，以李及兰第94军、宋肯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河北晋县人）第32军、郑洞国第8军第5师（第8军由荣誉第1师扩建而来）以及李延年第2军和施北衡第75军为出击力量，担任宜昌城和长江西南岸（日军在与宜昌隔江而望的西南岸有个前进据点）的围攻任务。

开战前会时，陈诚跟手下的部队长特别提到一点：注意用战车防御炮直打日军掩体。

中国军队发动攻势后，内山英太郎的浓密的胡须开始颤抖。遭到围攻的几个据点，对守卫宜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跟驻扎在鸦鹊岭阵地的第103旅团长柴田联系，后者派一个中队去驰援双莲寺。龙泉铺方向的立花大佐也派出一个中队去解围。柴田担心龙泉铺兵力不够，于是又派出一个中队增援龙泉铺。

龙泉铺随即遭到宋肯堂第32军的一个半师的围攻。

双莲寺那边，守备队长山根少佐正在苦闷中。他管着几个据点，其中一个叫东烟墩，另一个叫仙人砦。这两个据点都受到中国第75军攻击，危在旦夕。从兵力上看，如果驰援前者，就不能搭救后者；如果搭救后者，就不能驰援前者；如果双向派兵，那么双莲寺就难保了。

一时间，第13师团手忙脚乱。

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通常情况下正面防御地带不可能超过25公里。这个数字是他们的极限。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各种顾此失彼的漏洞就来了。独立作战的中队正面则不能超过3公里。兵力少，守备据点多，顾此失彼。现在，内山英太郎能做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再说宜昌西南边，也就是江边，守备日军遭到在古老背登陆的中国军队的进攻。守备在这里的原本是第116联队，也就是被早渊四郎带走的部队。后来，第104联队派过来一个大队守备，但主要是辎重兵和工兵。从9月29日开始，该大队就不断收到郑洞国第8军准备从长江对岸强渡登陆的情报。

9月30日，第8军一部强行登陆古老背，几乎全歼了守备这里的辎重兵和工兵。在另一个据点仙女庙守备的日军来救援，但他们也全部是辎重兵。这批辎重兵乘着两辆大卡车刚到一个叫鸡子山的地方，发现正有中国军队围攻据守在那里的伙伴，便慌忙下车去支援，由于都是辎重兵而在白刃战上等而下之，所以被中国军队的一个反扑，就杀伤了一多半。等于说，还没赶到古老背，这支援军就已丧失战斗力，残余的仨瓜俩枣不得不掉头返回仙女庙。

古老背是宜昌西南面最大的渡口，至此洞开。

作为围攻部队的主力，李延年所率第2军终于在10月2日午后赶到战场，出现在宜昌西北，也就是日军第104联队守备的慈云寺一带。在这里，第104联队长相田俊二带人守备着正面大约二十公里的阵地。

到10月2日前，几个方向的中日军队都已交火，而慈云寺暂无险情。即使如此，按常理说，守备该处的日军也应进入战斗状态了。

可情况恰恰相反。

10月2日上午，到慈云寺视察的师团参谋长秋永力发现日军用水储备和战斗工事都不完善，非常吃惊，立马找来相田，告诉他重庆中央军李延年第2军已迫近，叫他立即带部下加强阵地警戒。相田如神仙散人，不紧不慢。下面的中队长，也是如此，其中一名这样说：“如果说参谋长是来一线慰问的可以理解，但却唠唠叨叨地要加强阵地……”

事实是，10月2日黄昏，秋永力刚走，李延年第2军王凌云第76师就发起了进攻。

转天，王凌云集中各式火炮，一口气打了400多发炮弹，接着率部突破铁丝网，与日军展开贴身格斗。

到这一天夜里，中国军队已完成对第13师团的包围。

宜昌之外，切断日军交通线的辅助作战打得如何呢？不好不坏。

郑洞国第8军荣誉第1师在新师长李弥（黄埔军校4期，江西瑞昌人）的率领下，对沙市进行了突袭；与此同时，何绍周第103师切断了武汉到江陵的公路。但有些据点，以五个师的兵力强攻而不能克。不过，由于宜昌外围的日军只有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的少量部队，所以霍揆彰、冯治安、周喦集团军在整体上还是切断了他们跟宜昌的联系。

现在，就看宜昌主战场了。

宜昌城下，陈诚用了分割包围的战术，把城外的日军一个个围困起来，叫他们互相不得支援。在这种情况下，派攻击部队从被包围的日军据点间隙穿过，直插宜昌城。

为了便于指挥，陈诚也从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恩施来到秭归。

10月2日深夜，陈诚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命令，原话是：“三天之内，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宜昌！”

三天？

围攻宜昌的中国军队虽然达到十四五个师，但那是总的投入兵力，在宜昌城下的部队自然不及此数。为早日拿下宜昌，陈诚把手头上能调来的炮兵团都调来了，最后集中了将近150门各式火炮。

内山英太郎那边，在兵力不够用的情况下，一些连锁反应也随之出现，比如炮兵使用的问题。

第13师团的炮兵联队有野炮、山炮共计48门。至于四个步兵联队，每个联队有四门“41式”山炮（75毫米口径），外加一个速射炮中队，配四门“94式”速射炮（37毫米口径）。下面的步兵大队，每个大队有两门“92式”步兵炮（70毫米口径。用以步兵支援，1932年定型，生产三千门以上，为日军经典武器）。火炮属于进攻性武器，日军进攻时，集中在一起使用，作用是很大的。可现在第13师团是纯防守，兵力被分散使用，炮兵随之被分散，火力也就弱下来。作为关东军前炮兵司令官，在日本军内亦有“炮兵专家”之称的内山自然深知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能不能抓住日军的弱点，把第13师团收拾了呢？

10月3日凌晨，陈诚以新到战场的李延年第2军第9师为主力，令其在10月5日午夜前，通过从日军阵地间寻隙钻进的方式突入宜昌。

要想叫第9师钻到空子，加强对日军据点的攻势是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他们的兵力。为此，陈诚又把彭位仁第73军所辖韩浚第77师从外围战场调了过来，转到鸦鹊岭方向进攻。

此时的日本人，明显有些老实了。

几天前，他们还不时地在阵地上出击；10月3日以后，开始收缩防线，固守不出。这其实也是因为内山英太郎真正感到了危机。在此之前，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出击仅仅是象征性地策应一下长沙战场。

这时，城外鸦鹊岭的柴田旅团长一度想分兵增援宜昌城防，但被内山拒绝。

宜昌围城后，外围的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由于自己正被攻击已无力驰援宜昌，内山也没发出任何求援电报。就是说，岳阳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和参谋长木下勇对宜昌的巨大危情还比较模糊，他们了解的仅仅是：宜昌方向有中国军队进行牵制作战。

有人要问第13师团四个联队，第116联队被派到长沙，另外两个联队第65联队和第104联队也各有守备，还差一个联队呢？第58联队。这个联队正在与宜昌隔江相望的长江西南岸的前进据点。联队长名字比较吉祥，叫福永转。是不是真的这样呢？现在还不好说。因为他已经看到这样的场景：围攻他们的李及兰第94军的士兵，把厚厚的棉被盖在通电的铁丝网上强行攻击。

宜昌成围城之势后，内山英太郎认为城外威胁最大的空白点在东山寺。该地在宜昌东门外，离城区只有两三公里，位置极为关键。内山想派兵去抢占阵地，但已没什么可调动的人手了。最后，他把师团司令部的勤务兵和野战医院的轻伤员集合起来，凑了380人。这些人里，除一百多个轻伤员外，其他基本上是包括伙夫、卫生兵、传令兵等在内各式各样的勤务兵。

10月4日，这帮“乌合之众”出动了。

他们走后，内山英太郎不放心，随即带着参谋长秋永力出宜昌城视察（可见到10月4日，宜昌城还没受到中国军队的直接攻击）。

东山寺的情况是，没有新的掩体可供利用，只有以前中国士兵留下的一道散兵壕。站在战壕前，望着眼前的勤务兵们，内山想起什么，问了一句：“除了先前作战负伤的轻伤员外，你们当中谁还有战斗经验？”

那堆勤务兵集体陷入沉默。

秋永力补充了一句，问：“谁有实战射击经验？”

那伙人依旧沉默。

内山的脑袋嗡地就大了。

参谋长秋永力还算沉得住气，安慰内山说：“虽然他们没任何实战经验，但那一百多轻伤员可以指导他们。另外，他们毕竟是东北[6]健儿，应该不会太差吧！”

内山望了望东山寺上空的乌云，苦笑了一下，说：“但愿如此吧。”

走之前，炮兵出身的内山英太郎结合地形，亲自在东山寺高地左右配置了三门用于侧击的山炮。

回城后，内山突然想起来：城里似乎还有点日本人啊？

这就是不久前从日本国内出发到宜昌慰问的著名的东京浅草歌舞团。于是，他给这帮添乱的歌舞团成员每人发了支步枪，叫他们加入宜昌的守备。

10月5日，宜昌战事进入关键时刻。

这一天，东山寺阵地，一名原本做伙夫的日军士兵由于太过紧张，导致步枪“走火”，一时间枪声大作。

宜昌城里的内山和秋永力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就是在这一天，内山终于忍不住，给阿南惟几发了封电报，大意是：宜城有点危险，正在遭十多个中国师的围攻。

也就是从5日开始，离宜昌城近在咫尺的东山寺阵地的枪声就没停止过。日军为消除紧张情绪，不时乱行开枪射击。到10月5日太阳落山，第2军第9师在师长张金廷（黄埔军校3期，山东高密人）的率领下，终于摸到东山寺。

东山寺阵地横向长四公里，而日军才三百多人。在配置上，两名日军间的距离至少是十米，多的甚至超过了二十米，更遑论纵深阵地。这三百多人的领头羊，是个叫龟岛康夫的大尉。虽然是个大尉，而且满脸络腮胡子，看上去很酷，但同样没任何实战经验。当第9师的中国士兵还没开始冲锋，他就大喊叫日军开火，一时间东山寺阵地大乱。

第9师是第2军的核心部队。

张金廷是在前师长郑作民被日机炸死于昆仑关后出任现职的，他还没见过如此沉不住气的日军。

但内山布置的三门用于侧击的山炮起了作用，一度拦住了第9师的士兵。

两三门火炮的作用有限。转眼间，中国士兵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东山寺阵地。白刃、肉搏，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格斗法，也是战场上最解恨的格斗法。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东山寺的鬼子伤亡殆尽。

仓惶中，内山叫在宜昌西南守备的日军分出一部分兵力驰援东山寺。该部由一个炮兵大队长带领，在当天进入东山寺东部。另外，城外工兵联队的主力，在联队长带领下，放弃原阵地而进入东山寺北部。

10月6日，中日两军进行了超过五个小时的手榴弹战。

东山寺阵地争夺最激烈时，也就是10月7日一早，内山英太郎把参谋长秋永力叫来，开始了这样一段对话。

内山：“局势未卜，要做最坏的打算。”

秋永：“机密文件已开始烧毁，联队军旗旁已放了罐汽油，随时可以点火。”

内山：“这是其一。”

秋永：“哦？”

内山：“包括你我在内，还有师团司令部各个幕僚，以及周边的部队长，都要做好自杀准备。”

秋永：“……这是应该的。”

内山：“我的意思是，现在就应明确指定每个人自杀的场所，并准备好自杀工具。”

秋永力抬起头看了看内山。

10月10日，国民政府“双十节”，秋永力判断当天中国军队的进攻会达到高潮。秋永按照内山的意思，给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写了信封，日期落款是10月11日。也就是说，在他看来，10月10日，最晚到11日，是他们的大限之日。

前面讲到，关于宜昌危局这件事，内山没跟第11军司令部说出其严重性。10月5日之后，宜昌与外界的联络基本断绝时，才向阿南惟几发出第一封说明情况的电报。

到7日，紧迫中，内山把宜昌的情况告诉留守武汉的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大意是：第13师团已做好全部玉碎的准备，但是呢，由于本师团是帝国在华中最重要的战略部队之一，所以要都战死的话，有伤全军士气。尽管如此，还是做好全部战死的准备。有关善后事宜，想跟飞行团长当面交谈。

当面交谈？

也就是说，内山想叫远藤三郎到宜昌走一遭。

这个远藤中将接到信后，第二天一早竟心血来潮地亲自驾驶一架轻型轰战机单机飞向宜昌。

中国军队虽没攻占宜昌机场，但机场却在炮击范围内。

不过，老鬼子远藤驾驶飞机的技术确实过硬，在炮火下，左躲右藏，最后安全着陆。等在一旁的半个小队的士兵，立即把远藤护送进城。内山握着远藤的手，当然没说“你咋才来呢”之类的话，而是说：“您胆够大的。”

内山告诉远藤，包括轻伤员、勤务兵在内的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都已顶到一线，手里没有任何预备队了。包括他在内的师团司令部人员，都准备了自杀器具和地点。不过，与此同时，内山又表示：在机场还能用的情况下，哪怕空运给我一个分队也是好的！

远藤还算够意思，命也大，又开着小飞机离开了宜昌。

返回武汉途中，他将战机降落在荆门，在那里给第39师团司令部打了个电话，要求其立即冲破险阻去增援宜昌。

师团长澄田赉四郎此时正自顾不暇，根本无兵可派。而且即使有的话，想穿过中国军队的封锁，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最后，远藤说明情况，澄田才感到事态极其严重，立即向宜昌空投援兵。

多少人呢？

45人。

日军一架“97式”飞机就能装下10人左右，这45人被分3次运输。

第三次着陆时，机场上空已是炮火如雨。地面上的日军指挥人员发出叫飞机原道返回的指示，但日机仍强行着陆，随后飞机即中弹。日军像下饺子一样，冲出了机舱，有多人被撂倒。

小队长福岛率领的这几十号人被派到东山寺，同时带去师团司令部一道命令：守备时，福岛小队的士兵没射击的话，那么任何士兵都不许射击。残余的菜鸟们都点头，说好好好。

打着打着，日军两挺轻机枪出现故障，装了子弹打不出来。日军火力弱下来后，第9师士兵发起冲锋。福岛小队长用战刀砍杀了一名手持轻机枪冲进阵地的中国士兵，自己的脑袋也在瞬间搬了家。

按日本人记载：“在我阵地前，战死的重庆士兵尸体，连长在前，军官继后，在地上排成了金字塔形。在一名战死的重庆军连长精心记载的日记本上，写着对部下士兵的无限信任和明天必将占领宜昌的必胜决心。”

现在，宜昌城里的内山给阿南惟几发了第二封电报。阿南对第一封电报的回复是，他正在想办法，叫内山坚持一下。内山的第二封电报就两句话：中国军现有五个师在宜昌东面即将再次发起进攻，请空运兵力。

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看完电报后推测，宜昌危在旦夕。

按照他的说法，虽然电报字数很少，但却能感觉第13师团的部队长“已失去内心的平静”。阿南虽感到焦躁，但当时仍问了一句：“五个师？不会是中国方面的第5师吧？有没有可能写错了？”

木下没说话，拖着阿南匆匆从岳阳前线返回武汉。

福岛小队虽只有45人，但对内山来说，却是针稳定剂。

就在这时候，原先配属给早渊支队参加长沙会战的作战参谋星野一夫赶回来了。这对内山来说是个众多坏消息里的好消息。

星野是坐飞机回来的，降落前在宜昌上空转了一圈儿，对中国军队的兵力做了个基本的俯视判断，随后马上叫鸦鹊岭的柴田分出一个大队回来增援宜昌。

实际上，慈云寺阵地上“不慌不忙”的联队长相田俊二已派出一个中队赶往宜昌了（内山一直拒绝城外阵地的部队入城）。当然，千万别认为相田是真的不慌不忙。他派出了一个中队不假，但这个中队是军旗中队，首要任务不是驰援他们的师团长，而是把相田联队即第104联队的军旗送到城内。由此可见，相田的慈云寺阵地，也已经危险了。

相田派出的军旗中队进城没多久，中国军队就彻底切断了宜昌和城外的联系，导致从龙泉铺方向回援的另一个中队被宋肯堂第32军拦住而没法进城。此前，该中队在路上就已遭中国军队拦截，拖着山炮的战马在行进中不小心掉下悬崖，为此中队长差点自杀。

打到现在，双莲寺阵地终被中国军队攻克，鸦鹊岭的日军亦被围攻，最后的时刻似乎快要到了。

蒋介石定下的攻占宜昌的时限已过。

怎么办？叫陈诚更别扭的是，时限过去后，蒋介石也没联系他。焦虑中，陈诚命令李延年为宜昌攻城司令，集中部队对城池进行总攻，行不行就看这一搏了，因为，此时日军回援宜昌的情报出现了。

第9师久攻东山寺不下，师长张金廷一筹莫展。李延年更是眉头紧锁。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李告诉张关键任务并不在于占领东山寺，而在于穿越阵地直攻宜昌。张如梦初醒，紧忙派一个团的奋勇队摸城而去。随后，战场上出现这样的景象：中国士兵拼命往宜昌穿插，日军则几近疯狂地处处堵漏儿。

宜昌城墙比较矮，日军在城墙四个角分别设置了侧方火力，此外还构筑了防迫击炮的的掩体。先前，参谋长秋永力下令，叫士兵们把城内的粮食袋搬过来，加固交通壕的掩体。

第9师终于打到宜昌城下。

此时的宜昌已经火光冲天，到处是中国士兵攻城的喊杀声。

10月10日凌晨两点半，在最后的总攻中，李延年亲临一线指挥。

天亮前，付出巨大牺牲后，一个营的中国军队终于由东门突入城中，随之又与日军展开巷战，甚至一度迫近第13师团司令部。

内山和秋永力，一个拎着战刀，一个拿着手枪，像两只困鼠伏在师团司令部黑暗的建筑中。此时，司令部大院四周都已拉起铁丝网，装满大米的麻袋被垒成防御工事。秋永身边的护旗少尉握着一个汽油瓶，随时准备点燃第104联队的军旗。虽然终于挨到天亮，但内山相信他们再无生机。

从10日凌晨到当天深夜，中日两军全线肉搏，李延年和内山各自在坚持最后的五分钟。

当年，诸葛亮北伐，困司马懿在一山谷。诸葛用火，司马即将被攻灭。突然，天降大雨，司马侥幸突围。故事出现在《三国演义》中，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在1941年秋天的宜昌，这一切却是真的。

战斗最激烈的10月10日晚，就在陈诚、李延年相信孤城克复就在眼前，内山认为所谓玉碎就在当下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雨伴着夜幕的深邃越下越大。

这场雨对中日军队的作战都有影响，但主要影响了作为进攻方的中国军队。

最终，中国军队因大雨中行动不便，被迫停止攻势。此战亦告结束。

再说武汉那边，返回的阿南惟几见到刚从宜昌飞回来的远藤三郎，从后者嘴里得知内山英太郎已做了自杀准备。这把阿南吓了一跳，才真正晓得宜昌的危局，于是立即将早渊支队配属给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叫他们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去搭救仙台人于水火。

第二天，阿南带着木下勇和岛村矩康飞往荆门督战。远藤三郎派出的战机开始空袭宜昌城外的中国军队。

澄田赉四郎奉命去救宜昌。由荆门过当阳时，遭中国军队截击，回救速度缓慢。相比之下，第13师团早渊支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从湖南战场回撤后，早渊支队从岳阳转赴湖北荆门，到荆门时，第39师团主力已向宜昌而去。早渊带人跑步在后面追，在获得汽车运输后，立即反超第39师团，最后第一个赶到宜昌。

陈诚拿到了情报：多路日军正朝宜昌急行，11日下午先头部队就可抵达。他闭上眼，足足想了五分钟。还能如何？

后来，陈诚在作战检讨时说：总之，反攻宜昌未能成功，是我们无可诿卸的责任，但除掉达成策应第9战区作战任务外，我们还有一点聊以自慰的，就是我们这次反攻，确实是一次找敌打、与敌拼的战斗，比起以不争点线为名、见敌不战自溃者，总算争回一点面子。

现在的迷惑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于处处被动，那为什么投入十四五个师主动攻击的宜昌之战仍打不赢呢？

战斗力什么的不说，只说策略上。

调遣围攻部队时，陈诚的策略是：为避免逐次增兵，等全部人马到齐后再对宜昌发起进攻。这件事本身问题不大。问题在于，第6战区围攻宜昌的日期晚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是9月18日正式打响的。反攻宜昌这件事，对蒋介石来说必然一直没放下，对陈诚来说也一定是念念不忘。既然这样，就不存在临时决断的问题。如此的话，在兵力调配上，就应该有先手。

事实是没有。

长沙会战打了几天后，反击宜昌的计划才开始，当各路人马到齐发起进攻时，日军已打下长沙。本来动手就晚了，再加上攻城主力李延年第2军离得远，当到达战场时宜昌早已开打，湘北战场的日军也开始反转。

打宜昌有两个目的：一是夺回这个战略据点，二是牵制日军兵力，减轻长沙方面的压力。可结果是：为使陈诚有充足的时间围攻，薛岳那边不得不去扯日军的后腿。也就是说任务颠倒、意思满拧了。

没能抓住先机，没有兵贵神速的意识，是此战开始前最大的失误。开战后，参战部队战力又跟不上，对双莲寺、东山寺这样的据点，是名副其实的久攻不下；作为围城核心与主力的李延年第2军，虽被军委会定为四大攻击军之一，但攻击实力实在有限。

于是，三日内无论如何牺牲都要拿下宜昌这句话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如此：从围城到切援，十四五个师，灭不了镜兵团，拿不下近在咫尺的宜昌城。

蒋介石无言以对，可以想象此时他内心的郁闷。

其实，上面讲的，仍是表象，真正的原因，仍是国家之积弱和制度之落后：没国产自足的军事工业尤其是重武器工业；部队从兵役到人事到训练缺乏现代化和制度化的保证；至于士兵具体的“专业技能”和民族国家观念这种事，就更别说了。以兵役这件事来说，可谓一个大顽疾。上面的大员们效率低，中间的官员又对经费层层克扣，到下面则演变为“抓壮丁”，而国民教育、宣传的不普及，以及优抚补偿政策缺乏，也使大众对征兵本身存在抵触情绪。在抗战爆发后的前两年，兵役司就征了壮丁480多万人，但其中逃亡将近百万人。光提防着新兵逃亡了，训练质量也就别谈了。这样的新兵被送上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要想改变这些，是需要在时间的血槽上付出代价的。

第七章 三战长沙（1941年12月～1942年1月）

雪在烧

无论如何，1941年，宜昌的秋色是令人惆怅的。不过，此时整个世界形势对中国却是非常有利的。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阵营发生大变化。虽然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了大溃败，国土大片丧失，士兵战死、受伤、被俘总数超过1000万人，可由于苏联有着广阔的纵深、雄厚的兵源与资源，德国人很快就会吃到苦果了。

美国和日本间的巨浪也已在太平洋上掀起。

在华盛顿，日美已经开始谈判，议题主要围绕着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以及美国对日石油禁运等问题。此前，罗斯福总统在一次对民众的演讲中说：“现在这里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先不说这个国家、这个帝国，这时是否怀有向东南亚扩张的侵略目的，反正他们在北方是没有一点点他们想要得到的石油的，所以如果我们切断了石油，日本也许一年前就已经到荷属东印度去了，而且我们也许已经进行了战争。”现在回过头去看，会发现：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事件直接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直到这时候，美国人才真正感受到日本人漫无止境的胃口与危险。当美国人开始寻找盟友的时候，发现中国已经孤独地跟凶暴的军国日本战斗四年多了。

至于那个叫日本的国家，1941年秋天的他们——这台战争机器，在军国魔兽的掌控下已经完全地失控了。

日本人觉得，跟美国的谈判形势似乎把他们逼得毫无退路。其实没有谁逼谁，日本的路有的是，但它却选择了通往悬崖的那一条，而且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理由。10月18日，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这个岛国的战争步伐从此加速。这时候的日本，从陆海军省部，到内阁，再到昭和天皇，都已下决心向美国开战。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奇袭美军太平洋舰队驻地珍珠港的计划在下旬已被御前会议原则上批准，他已经开始带着舰队在鹿儿岛内海进行模拟演练了。

面对日本和美国的谈判，重庆的蒋介石面对合众社记者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美国不要跟日本妥协，在正义与和平未获保证前，中国必会继续抗战。”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和朱德出席大会，分别做了致词和报告。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美日华盛顿谈判如何，中国的抗战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日本决心发动太平洋战争，一个理由是华盛顿对其制裁力度的上升，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生存和战略资源”被美国掐断了，只有“自卫才能自存”。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德军不败，这是军国日本迷恋侵略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时，德军已经快打到莫斯科。在此之前，日本的这个盟友已横扫西欧大陆，降服了法国，登陆英伦似乎也指日可待，上帝好像真的站在了日耳曼民族的一边。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岐阜县人）曾给东条发去这样的电报：“苏军几十万几十万人地被俘，斯大林已把首都迁往古比雪夫，莫斯科有可能在严冬到来前陷落。”面对上面的电报，叫人浮想的其实不是莫斯科会不会陷落，而是日本跟德国的盟友关系问题（意大利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国家是盟友吗？

形式上确实是，但事实上却一塌糊涂，因为在二战中，两国的结盟没起到任何战略协同作用。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缔结中立条约这件事事先根本就没通知德国，两个多月后德国闪击苏联前也没跟日本打招呼。希特勒恳请日本夹击苏联，东京没接话茬儿。至于1941年年底德军在莫斯科城下战败的事，日本压根不知道，还以为德军快把苏联降服了。后来发生的事实是：莫斯科城下的德军接到撤退令的前一天，日本的轰炸机出现在了珍珠港上空。德国人有意无意地坑了日本一道。其实是互相坑。日本也没跟德国交心啊，关于跟美国开战这件事，也从没想过跟希特勒打个招呼。换句话说，两个盟国在各自采取重大行动前，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向对方绝对保密。

这确实是一个奇异的轴心。

事情就是这样，当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暴雪中进退维谷时，日本对美国的战争之弓已经拉满。日本人决定狂赌，跟当年打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一样，拿国运去狂赌。他们之所以坚持这样做，很大原因在于想通过开战之初凌厉的攻势，迫使美国人迅速地“丧失战争意志”，之后在掌控东南亚资源的情况下再与之谈判。

假如美国人不坐下来谈判怎么办？

日本人不去想。这是他们典型的非理性的一面。入侵中国的战争是这样，跟美国开打也是如此。所以，在几十年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结尾，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虽然感到前面有危险，但还是选择了感觉有希望的道路：向美国开战，一种所谓的‘非逻辑存在’的人类的宿命。”

日本人把自己后来的悲剧看成是宿命，没有真正的认知和缺少反思是这个民族的致命伤。

从东条上任，到联合舰队的攻击编队向珍珠港驶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知道决策内容的日本军政首脑们在兴奋与忐忑间打着秋千，毕竟真要跟美国打仗了。一切都已山雨欲来。进入11月下旬，东京那些知道战争决策的人，状态已由兴奋过渡到癫狂。欲望在这个秋天爆棚，用多日后蒋介石的话说，无异于饮鸩之狂夫：“他拿烈性的毒药，来求片刻的兴奋，而实际是自寻绝灭。”[7]

1941年12月7日凌晨。

从迫近瓦胡岛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在总指挥渊田美津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52期，奈良县人）中佐率领下，以密集阵方式直扑珍珠港！7时53分，飞临珍珠港上空的渊田看到外面晴空万里，白云静伏如棉花糖，随后向攻击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6期，山形县人）发出“虎！虎！虎！”的奇袭成功的信号，接下来才开始扔炸弹。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在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4艘战列舰被炸沉，1艘搁浅，3艘遭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炸伤，188架飞机被击毁，死伤3600多人。日本只损失了29架飞机和55名飞行员以及6艘袖珍潜艇。唯一让南云失望的是，美国人的航空母舰没在港里（这也是后来有人怀疑美国人事先知道日本偷袭计划的原因）。

从纯粹的战术角度看，珍珠港事变确实是战争史上一次“经典的偷袭”。这里面有一个插曲：按山本五十六跟内阁达成的协议，发起奇袭前三十分钟，在华盛顿的谈判人员把最后通牒递交给美国人。这样的话，半个小时后再进行攻击就不算偷袭了。阴差阳错，日本人递交的最后通牒晚了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这边的日本轰炸机已把美国军舰炸沉了，那边的日本人才把最后通牒递交给美国人，后者看完通牒后，没法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无耻的民族。”

美国沸腾了。

中国正是深夜。

重庆郊外的黄山别墅。

前一天晚上，从不熬夜的蒋介石像往常一样早早睡下。即将过去的一年，对他来说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尤其是春天时，美国宣布将租借法扩大到中国，这也就意味着贷款和军事援助将更多地到来。随后罗斯福又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数十名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及出版社编辑以版税500万美元援助中国抗战。而陈纳德统领的由美国志愿人员参加的飞虎队已升空与日机战斗多日，并取得令人欢欣的战绩。凌晨四点左右，蒋介石被电话铃声吵醒，那头传来一个声音，是侍从室军情处的人：“委员长！得到确切消息，日寇在刚刚不久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大战爆发了！”

虽然早就清楚日本和美国间的矛盾，但听到珍珠港事变后，蒋介石还是大为吃惊。他用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齐，然后大声喊人，要立即到重庆城里去开会。一旁的宋美龄提醒他：“会还是上午开吧，现在天还黑着，这下你可以安稳地睡一觉了。”蒋介石想了想，觉得有点道理。这个消息的确能叫他上安稳地睡上一整天，但又确实睡不着。终于忍到五点半，蒋介石下了山，来到重庆城里的曾家岩，此时后续电报已雪片般飞到手边。

日军侵入天津、上海英美租界；

日机轰炸了马尼拉；

日机轰炸了吉隆坡；

日机轰炸了新加坡；

日机轰炸了香港；

已有日军在马来亚半岛哥打巴鲁登陆（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是在12月7日早晨7时53分，实际上，打响太平洋战争第一枪的是日军第18师团陀美支队。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两个小时，以第56联队为基干的该支队，在支队长佗美浩率领下于哥打巴鲁登陆，从而揭开太平洋战争的大幕）……

华盛顿和伦敦陷入震惊，东京市民开始祝捷游行。

在一种无法形容的心情中，蒋介石于12月8日清晨主持召开中常委会议，讨论骤变的时局。在当天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威惧？！”下午时，他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表明和宣示了中国将与友邦共同战斗的坚定态度以及立即向日、德、意轴心国宣战的决定，同时提议成立美、中、英、苏、荷、加、澳、新等国同盟，在彻底打败日本及德、意轴心国前，任何一国不单方面与之和谈。

珍珠港事件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其中讲道：“全世界一切民族划分为奉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奉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实际上，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在谈话中讲道：“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

美国在珍珠港被袭的转天对日本宣战，同样已遭攻击的英国紧跟其后。

美国以及英国的参战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不过，对蒋介石来说，这时候，他内心深处更迫切希望苏联参战，所以在12月8日，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这一天，他专门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后又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报，敦促苏联尽快投入对日战争。但半年多以前，斯大林已跟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为的就是避免将来两线作战，故而以“苏联正担负着抗德任务而不宜分散力量”为由拒绝了蒋。后者很失望，其实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八个月前，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后，随之中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一天后，国民政府又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德国和意大利在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美国随之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二十多个国家陆续向德、意、日宣战。这个世界上，除日苏因有条约而未处于交战状态外，其他主要国家都已泾渭分明。这是真正的世界大战，所以确切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从1939年德军闪击波兰开始，而是从1941年12月7日本袭击珍珠港开始。

在一切泾渭分明后，中国终于不再孤独地抗战。

但必须说的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虽然在国际大势对中国有利，但赢得抗战胜利的根本还在于中国军民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前赴后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荣光可以经他人而拱手相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周，1941年12月22日，美国、英国、中国等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政治上以吝啬著称的丘吉尔亦表示赞同。因为中国战区划定的范围，虽然除了中国外还有印度支那和泰国，但不属于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蒋介石欣然上任，立即叫美国政府给他派一个参谋长，后来跟他打得不可开交的史迪威就这样到来。

兴奋中的蒋，在12月23日，于重庆召开了中美英军事会议，应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亚洲战局（中国战区和二战中的中缅印战区、东南亚战区是不同的概念。中缅印战区，是美国陆军对其在中国、缅甸和印度的军队的作战境地的称谓。东南亚战区则成立于1943年夏的盟国魁北克会议之后，由英国人蒙巴顿出任战区总司令，成立的目的主要在于协调史迪威任总指挥的中国驻印军和斯利姆指挥的英国驻印缅部队以及温盖特指挥的英军特种部队）。

盟国虽然站在了一起，但在太平洋战争之初，战局是非常不妙的。

以寺内寿一为总司令官、塚田攻为总参谋长的日本南方军，以凌厉的攻势横扫东南亚的英美荷军队，整个亚太战场一片黯淡。但是，就在这时候，在湖南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却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阴霾之下的盟军以巨大鼓舞，此战也成为薛岳平生最得意之作。

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到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间隔了没多长时间。日军为什么再攻长沙？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东京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阵营里抽调了第5、18、21、33、38师团以及第3飞行团，为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做准备。此外，第4和第6师团也改为大本营直属，随时准备南下。大本营告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第3师团也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调走。与此同时，考虑收缩华中防线，放弃宜昌、南昌和岳阳。这遭到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反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阿南在武汉召开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会议，说：“东南亚攻略已经开始，有些人认为中国战场已退居次要位置，这是错误的！大本营认为，只要第11军待在武汉四周，就会收到最大战略价值，而不支持军队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给第11军的弹药补给是39400吨，而从1939年到1941年，三年里加在一起，只有13300吨。具体到使用的弹药数字，这三年，平均每年只有武汉会战的十分之一。”

参谋长木下勇则说了具体的事：“现我第23军第38师团已开始香港攻略，根据拿到的情报，薛岳第9战区的一些部队如第4军已从长沙向广东转进，第5、6、66军似乎也在向云南集结[8]，在湘桂边境休整的王牌第74军的动向也值得注意。”

在会后转天，木下勇给驻广州第23军去电报，询问欧震第4军南移对香港攻略的影响。但第23军没有及时回复。这种情况下，木下在一个小时内决定对长沙发起新一轮进攻。计划立即被阿南批准。阿南之所以如此积极，除了上面讲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隐秘的因素：11月底的时候，阿南被畑俊六召到南京开军司令官会议，在那里听到派遣军司令部流传着一种说法：“打长沙这件事，在很多时候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机会，对日本军很不利啊。”

这叫阿南很生气，他决定再打一次长沙，叫派遣军的那些人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此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京从军部到媒体，都在看着山下奉文（负责攻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今村均（负责攻打印度尼西亚）、本间雅晴（负责攻打菲律宾）等指挥东南亚作战的将领，甚至连攻略马来亚半岛的第25军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都上了东京报纸的头条。这种突然的落差叫阿南心有戚戚，结合在南京听到的冷嘲热讽，他决定以牵制薛岳部队南下为由，在他任内再打一次长沙会战。

由于时间仓促，木下勇拟定的第三次长沙攻略计划简单到家：先用第6、第40师团击溃新墙河南岸杨森第27集团军主力，随后将从鄂北应山赶来的第3师团配置在第6师团右翼，渡过汨罗江，击溃南岸陈沛第37军，随后就收兵。

阿南思忖：“真的这样吗？难道不进攻长沙城？”

就在这时候，南下的第3师团路经武汉，师团长丰岛房太郎说了一句话：“愿取长沙。”

阿南确定12月24日平安夜发起攻势。虽有攻打长沙之意，但此时并没正式下达命令。也就是说，日军在开始行动后，仍没有明确到底要不要攻打长沙城。这种仓促叫他们先输了一着。

日军发动攻势前的一个多月，也就是1941年11月17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持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主要是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该会战跟第一次长沙会战都是按1939年春的作战指导部署的，这个指导后来被证明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逐次抵抗、断敌退路以及选择决战区域上都比较模糊。薛岳在会上说：“通过两次会战可以发现，鉴于地形使然，日寇攻长沙，兵力重点必保持于其左翼，也就是东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怎么使用右翼兵力就成为一个关键。”

薛岳在会上正式提出“天炉战法”。

薛岳说：“什么叫天炉战法？就是说，在敌进攻前，正面坚持破路清野，于新墙河、汨罗江之间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重点保持在右翼，以伏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为手段，既不叫日寇捕捉到主力，又逐次消耗其战力与锐气。当敌人进抵浏阳河、捞刀河之间，战力消耗到一定程度、补给也出现问题且兵力更加分散时，集中长沙以南、东部山区和西部湘江沿岸的优势部队，断然实施反包围。此战法的关键在于长沙的守军能不能死死顶住。如果这个炉底漏了，就功败垂成！”

薛岳特别提到年初上高会战的例子说，罗卓英之所以打赢了，是因为王耀武第74军死守日军攻到纵深后的正面；王耀武之所以打赢了，则是因为余程万第57师守住了上高。会后，薛岳将印刷成册的新应战方略发给军以上高级指挥官，其中包括敌情判断、作战方针、指导要领、军队部署、兵站补给、交通通信、设施破坏等。

也就是说，阿南惟几再次发动长沙会战时，第9战区这边的部队长都是有准备的。

比如，薛岳对杨森第27集团军的要求是：第20军应守备江南桥方面现阵地，敌以全力或主力由湘北进犯时，应先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梅仙、平江外线转移，尔后待命向西进攻，扼守汨罗江北岸，断敌归路，或依据情况派一部向蹿至长寿街地区之敌攻击。再如，当日军向汨罗江进攻时，要求孙渡第58军、陈沛第37军主力向相公市、沙市街以东外线转移，以一部潜伏于汨罗江、捞刀河之间的偏僻地区，等日军大部队通过后，潜伏部队进行攻袭，并阻断其退路，等总反攻时，主力再向捞刀河以北攻击。

长沙军事会议后的一个来月，各部队都在执行新方略，一直处于备战的状态。

整个战区的兵力配置如下：

王陵基第30集团军，辖主力韩全朴第72军、夏首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四川江津人）第78军，控制在赣北澧溪，一部在修水、上高，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以九宫山、大湖山为根据地，并在幕阜山一带活动；罗卓英第19集团军，辖杨宏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云南绥江人）新编第3军，主力控制在赣东高安、奉新（孙渡第58军隶属该集团军，但一直在杨森那边作战）；萧之楚第26军在浏阳、洞阳一线；杨森第27集团军，辖杨汉域第20军，在新墙河南岸江南桥占领阵地，一部在平江以北；孙渡第58军主力亦控制在河南岸；陈沛第37军由战区直辖，主力控制在汨罗江南岸，在北岸长乐街、伍公市、新市设置前进据点，主力位于南岸瓮江、栗山巷一线。战区直辖的部队，欧震第4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调往广东，准备策应香港的英军；傅仲芳第99军依旧控制在汨罗江口、营田、湘阴、临资口一线，警备洞庭湖沿岸；第10军守备长沙，军长暂有李玉堂代理，因第二次长沙会战大败，李被撤职留用，新军长还没下来。

12月1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

同一天，第11军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神田正种第6师团、青木成一第40师团在岳阳集结完毕，丰岛房太郎第3师团则正往这边赶。

薛岳这边的情报很准确。

当日军在岳阳刚伸懒腰，结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大势，薛岳即用最快的速度破除疑惑（毕竟离上次会战只有两个多月），断定日军又将进攻长沙，下令各部队按既定的新方略应战。

对湘北日军的异动，重庆军委会也非常关注。

日军于岳阳一集中，重庆即令由军委会直辖的王甲本（已接替夏楚中）第79军由衡阳推进到渌口、株洲一线；第6战区的彭位仁第73军亦由湘西北澧县转进到益阳、宁乡待命；军委会直辖的另一支部队王耀武第74军则由广西柳州做好开拔北上的准备（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王耀武率部到江西萍乡补充，随后转至广西柳州休整和训练新兵）。

这是真正的严阵以待。

平安夜，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下达强渡新墙河的命令。

对于是否攻占长沙，阿南想来想去，还是认为要根据香港作战的情况再定。事实是，圣诞节刚到，香港的英军就向日军投降了。

以前两次会战，日军都是在天气尚热的9月发起的，这一次时间已是深冬。

平安夜逢雨雪天气，到半夜后气温骤降。新墙河不宽也不深，每一次强渡，日军都无须用船或搭浮桥，而是直接涉水而过。不过，现在正值隆冬，天上还下着雨夹雪。熊本兵哆嗦着下饺子般跳下河。被军国与皇国洗脑的他们，其内心的狂热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或许跳下河的一瞬间会有片刻的迷惘：这到底是在做什么？但随着对岸杨汉域第20军士兵的猛烈机枪扫射，他们就又恢复了亡命之姿。

新墙河再一次陷入血雨腥风！

河以南二十里的龙凤桥，第6师团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与第20军夏炯（泸州讲武堂，四川温江人）第133师激战长达八小时。该师王超奎营奉命死守南岸最高峰向公岭，全营五百多人几乎全部战死，王营长最终亦自杀殉国。

在另一个方向，第40师团最活跃的户田义直联队不等师团集结完毕，即向第20军杨干才（泸州讲武堂，四川广安人）第134师发起进攻。第134师阻击极为猛烈，户田联队一度前进不得。激战中，该师团龟川良夫联队乘汽车赶到，随即投入战斗。在两个联队夹击下，第134师的防线才被撕破。接下来，两支日军分别向关王桥、陈家桥进击。龟川联队在黑夜中迷路，到26日下午才望见陈家桥，随即又遭孙渡第58军梁得奎（云南讲武堂，云南景东人）新编第11师一部猛袭。

杨森第27集团军所辖第20军一直是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以川军色彩为薛岳所器重，可知该军战力确实非凡。抗战爆发后，杨森就带着第20军参加淞沪会战了，是川军里表现最出色的，随后又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初，杨森专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由杨汉域接任，夏炯任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杨干才出任第134师师长。接下来，几乎参加了中南正面战场上所有的会战。

圣诞节之夜，雨夹雪终于转为大雪，日军第40师团户田联队进入关王桥后，继续向前进攻时，跟龟川联队一样，在大雪中遭到第20军一部的埋伏，双方在冰雪寒天的午夜中展开肉搏。

12月底，中国最寒冷的日子。三湘大地，滴血成冰，而雪在烧。

杨汉域第20军在新墙河南岸与敌恶斗，随后根据既定方略，向三江口、王家坊侧面转进，协同杨林街、关王桥侧面阵地的孙渡第58军，自东向西尾随和侧击日军，让一路向南的第6师团和第40师团难受不已。

扬言要取长沙的第3师团在哪儿？

由于乘坐的粤汉线火车发生事故，延误了日子，直到12月25日，在师团长丰岛率领下，他们才赶到新墙河。渡河后，沿粤汉铁路两侧南下。几乎与此同时，薛岳命令赣北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向平江转进，向日军的侧翼靠拢。

12月27日午后，大雪又渐渐转为雨雪，第6师团、第40师团和后来赶到的第3师团迫近汨罗江北岸。在这一线布防的仍是陈沛第37军，董煜第60师控制在江北，罗奇第95师和李棠第140师控制在江南，前者在神鼎山、影珠山一线，后者在金井一线。第60师在长乐街与敌激战后，转进到汨罗江中游的瓮江。其他部队亦按计划，在相应阻击后即做离心转向，让开通往长沙之路。

观战时，第3师团长丰岛认为雨雪不会很快停止，也就是说有可能导致江水上涨，于是命令部队将渡江时间由入夜时提前到下午。在被炸毁的汨罗江铁桥遗址附近，第3师团的士兵同样像下饺子一样跳进寒气逼人的江中。汨罗江比新墙河深，加上日军个子矮，水一下子就没到他们的胸部（日本男性在当年的平均身高是1.60米，战争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的士兵由于选拔严格，平均身高能达到1.65米，但随着兵源渐渐枯竭，挑选就不那么严格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平均身高又下降到1.60米）。就在第3师团的日军徒步渡江时，突遭斜后方猛烈射来的机枪子弹的袭击。野地里，只要听到第一声枪响，日军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散开，各自找到隐蔽物，但眼下是在河里，他们也就惨了点。

原来，第37军两个战士，完成北岸阻击任务后，撤退时，掉了队，他们没有选择跑掉，而是决定留下来，隐藏在铁桥附近偷袭日军。在毙杀十多名日军后，这两个战士牺牲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汨罗江两岸的山野因大雪而洁白。

由于下午雨雪加大，当第6、40师团在夜间准备渡江时，发现河水已涨，只能搭桥通过了。就这样，第3师团反超了那两个师团，其步兵率先进入汨罗江南岸。按阿南的命令，第3师团要跟两支友军配合，迂回围歼第37军。但渡江后的丰岛，没琢磨怎么迂回，而是在第一时间叫还在江北的骑兵联队渡江后直扑长沙。丰岛似乎必取长沙而后快，但这是个独断，因为阿南此时并没正式下达攻击长沙的命令。

在汨罗江两岸，陈沛第37军出色完成逐次抗击的任务。在飘风山，进行截击的该军罗奇第95师见机会有利，一度将第6师团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本部包围，后者借助于飞机轰炸下才得以解围。第40师团户田联队则在磨刀尖、鸟石尖、牙尖一线同遭第37军另一部伏击；该师团滞留在新墙河以南十公里处寺庙中休息的辎重联队，遭第20军一部袭击，联队长叫森川敬宇，被当场击毙。傅仲芳第99军一部堵击第3师团骑兵联队，导致其始终没看到长沙城的影子，破坏了其本欲在战场上的穿插扯动，直到几天后日军北逃时，他们才在枫林港追上主力部队。

以上种种，就是薛岳在新方略中所说的不间断的伏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

对日军来说，虽然又已打到汨罗江南岸，但由于香港已陷落，也就不再存在牵制战的问题。既然这样，就要反转了吧？很多士兵问部队长是不是这样。天气实在太冷了，而且从渡过新墙河后，雨雪几乎就没停。可是，从分队长到联队长乃至师团长，都不太清楚下一步行动是什么，用日本人的话说：“对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

阿南惟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作战开始后，阿南把前进司令所推进到岳阳。到12月26日，他计划由岳阳回武汉，但由于越来越偏向攻取长沙而取消了这个行程。在他看来，香港虽然陷落了，但从态势来讲，中国军队仍有可能在广东发起攻势，故而有必要继续向长沙进攻，把牵制作战这件事搞周全。对进攻长沙这件事，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比较忧虑。阿南认为岛村不解其真意，所以当夜“冒着风雪”找岛村谈心，说了五点好处：一是给蒋介石政权无声的威胁；二是把第9战区向南转进的兵力留滞在湖南；三是第11军仍具有强大的力量，证明给薛岳看；四是叫湖南民众感到蒋介石不可依靠；五是给第6战区以威胁。

在香港已被攻占的情况下，同时结合广东的情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这五点基本上都不是必攻长沙的理由，说继续进攻与否需要向东京请示后另行通知。就在这时候，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给阿南发了封电报，认为如果不进攻长沙，那么这次会战就不会收获更大成果。恰逢此时，阿南又得到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议会演讲时的内容，大意是：薛岳战区向广东转进兵力，意图牵制甚至攻击进行香港攻略的日军，而第11军向长沙挺进，进行了反牵制，挺有效果的。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阿南记载：“对此深感惭愧，期待进一步发动一场果断的攻击。”也就是说，阿南觉得他这几天的作战，有点撑不住东条的夸奖，加上新墙河和汨罗江之间的几个中国军并没受到打击，这就更坚定了他攻取长沙的想法。

在以上背景下，阿南不等畑俊六回复而进行了独断，通过空投通信筒的方式向顶在最前面的第3师团发出向长沙追击的命令。

一战成名

由于连日雨雪不断，导致河水暴涨，加上第9战区中国军民的破坏，通往长沙之路已完全不能利用，而只能在原有公路东面的丘陵地带用原木铺设新路。第11军直属工兵部队一部调到东南亚去了，另一部分正在宜昌帮着第13师团修城墙。会战开始后，能拿出来的直属工兵只有两个中队。加上日军这次作战行动仓促，不但携带的弹药量有限，挽马运输的野战重炮由于路面难行压根就没调过来。阿南和主张积极进攻长沙的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后者的算盘是：渡过捞刀河和浏阳河后，顶多三天就能打下长沙。渡过汨罗江后，第3师团反超第6、第40师团，在向长沙追击时，一线部队已经喊出“只有我第一个到长沙”的口号。问题是，到了长沙城下能不能打进去呢？

日本人认为：能。

好，那就试试吧。

在阿南12月26日下达长沙攻略命令这一天，薛岳决定留在长沙。不过，长官司令部大部分人已迁到后方的耒阳。带队的还是参谋长吴逸志。长官部的人留在长沙的，除了薛岳外，还有参谋处长赵子立以及相关参谋。

薛岳没走，是死战长沙的信号。

薛岳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蒋介石来了封电报，说这一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系到国际观瞻之战；其次是因为第二次长沙会战之败（薛岳虽然不承认，但心里明白），这是雪耻的机会，而且对手是同一个人：阿南惟几。况且这次机会也好，相比于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只出动了三个师团，在洞庭湖至湘江水路这边没人马出现，整个湘江西岸是寂静的。也就是说日军攻到长沙后，都没足够的兵力攻取可以俯击长沙的岳麓山。

再说日本人那边。

第3师团率先向长沙而来时，第40师团正奉命攻击金井附近的中国军队，第6师团则在围攻第37军罗奇第95师。就在这时候，阿南的命令到了，要第6师团主力继续攻击当面之敌，同时分出一部去协助第3师团打长沙。第6师团长神田接到这个命令后好像遭遇“晴天霹雳”，这时候才想起第3师团。他定睛那么一看：“呀，人呢？”

本来应该向一侧迂回帮助第6师团围歼罗奇部队的第3师团早就上路径直往长沙而去了。神田愤愤然，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长沙作战》里有这样的描述：“当时第3、6师团互相存在着强烈的争功思想，谁也不愿意甘拜下风。”

压了压火后，神田命令师团平冈力第45联队为先遣队，向长沙追击。

第3师团腿脚还真麻利。12月31日下午，丰岛指挥部队已渡浏阳河，随即做好1942年元旦攻打长沙城的准备。由于元旦将至，从师团长丰岛到手下的几个联队（第3师团的步兵并非全员参加，只出动了石井信第18联队的两个大队、的野宪三郎第68联队的两个大队以及第6联队第2大队，以加藤素一为大队长的大队由师团直属）都有所谓的“无限感慨”之意，鬼子们则不知死活地嚷嚷着在长沙城里过新年。

日军逼近捞刀河时，薛岳才把指挥部从长沙城转移到湘江西岸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天然防空洞，指定李玉堂率第10军死守长沙。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李玉堂第10军军部被日军偷袭，部队也被击溃，遭到薛岳的训斥，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被撤了军长一职。军委会本计划叫钟彬出任新军长，但钟跟李关系上佳，拖着没来赴任。这时候，日军又再打长沙，薛岳只好保举李代理军长，带着第10军守长沙。但李玉堂一时不买账，蒋介石听说后，一个电话打过来。

蒋介石：“你是李玉堂吗？

李玉堂：“报告委座，是的！”

蒋介石：“你是黄埔1期的吧？”

李玉堂：“报告校长，是的。”

蒋介石：“那好了，长沙交给你了。”

蒋介石挂了电话。

长沙西城下就是湘江，湘江对面是标高将近三百米的岳麓山，是可以覆盖长沙的最佳炮兵阵地，北城、东城外不远处就是浏阳河，只有南城外没有河道。10军奉命守卫长沙后，李玉堂带人对城内外防线进行了加固，构筑了以地堡、交通壕、散兵坑为依托的半圆形阵地，在城内，于主要路口设置了铁丝网和路障，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全部开枪眼。此外，湘江水路这边，长沙以北、长沙以南河段尽皆封锁。

忙活完了后，李玉堂发现兵力不足。

第10军辖三个师：周庆祥第3师、方先觉预备第10师和朱岳第190师。由于第二次长沙会战刚刚结束，被击溃的第10军损失大半，还没来得及补充兵力。其实，就算第10军是全额兵力参战，也不富余。因为至少得有一个师放在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薛岳已下命令）。这样的话，放在东岸城区的就只有两个师了。李玉堂的安排是：方先觉预10师在岳麓山，此时军战力最强的周庆祥第3师控制在城东（预料日军主攻这一面），朱岳第190师一部占领城垣阵地，主力控制南北郊区要点。捉襟见肘是必然的，连预备队都没有。可李玉堂又深知薛岳的性格，直接申请回调预10师，必被驳回，而且岳麓山也确实需要部队；不申请吧，日军马上就过来了，如果守不住长沙，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第10军军部设在城内电灯公司，就在李玉堂如热锅上的蚂蚁时，得到一个消息：彭位仁第73军作为驰援之一部，先头部队在12月31日傍晚已到岳麓山。两天两夜急行军175公里，该部以神速抵达长沙，是后来攻防战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玉堂的参谋长叫蔡雨时，他对李玉堂说：“你马上联系方先觉，如果他同意，咱就这样办，把他调过来！”

确实需要征求方先觉同意，虽然他是李玉堂的部下，但留一个师在岳麓山是薛岳的命令，如果胆子小点，是不敢擅自挪动阵地的。蔡雨时给方先觉打电话，说：“方师长，友军已先敌一天到达，想必你已经知道，我和军长研究了，还是让你部过江，同意不？”

方先觉说：“给我下命令，我就过江。”

蔡雨时说：“军长命令你即刻过江！岳麓山阵地当由友军第73军一部驻防，事宜你就不用管了，由军长联系。”

就这样，方先觉在31日傍晚带着部队开始渡湘江。人马渡到一半时，第10军军部电话响了，李玉堂和蔡雨时互相看了看，李示意蔡去接。蔡雨时颤抖了一下，随后拿起电话。

果然是薛岳：“预10师怎么过江了？什么情况？”

蔡雨时下意识地立正，大声说：“报告长官，友军第73军先期抵达，可接岳麓山阵地，预10师回调，长沙可确保；否则，我长沙守军正面太宽，兵力……”

薛岳沉默了一会儿，说：“小心你的脑袋！”

蔡雨时放下电话，听到对话的李玉堂说：“应该没事了，他说小心你的脑袋，差不多就是认同这个调动了。”

方先觉预10师过来了，李玉堂原计划，其一部接替北边小吴门第190师一个营控制的阵地，剩余的作为军的预备队。方先觉坚持顶在一线，说：“不是卑职争功，当下情势，三个师都顶在一线，也不富余。第73军已经过来，可跟薛长官协调，用他们做预备队。”

李玉堂盯着地图，发现长沙太像口袋了，没有河道相临的城南就是入口，而这边防守实在薄弱。于是改变部署，叫预10师立即在城南占领阵地。后来证明这是关键的一招。这样一来，长沙的城防态势是：城北是朱岳第190师，城东是周庆祥第3师，城南是方先觉预10师，军内没留预备队。战斗打响前，李玉堂对三个师长的训话是：“我们军是‘泰山军’（第10军代号“泰山”），以前的事就不说了，但此番要对得起‘泰山’二字，能不能坚守如磐？拜托诸位了！”

在岳麓山爱晚亭防空洞，薛岳跟赵子立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

第9战区炮兵指挥官王若卿（老资格，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跑来说，南门外妙高峰上的塔，在日军进攻时容易成为炮兵的坐标，建议将其炸掉。薛岳当即批准。调往广东的一个美式重炮团和两个迫击炮连在这时候已回防到位，进入岳麓山阵地。此外，第10军的炮兵部队也上了山。加上山上原有的一个炮兵团，如此一来，整个岳麓山就编织成了密集的炮兵火力。

蒋介石注视着长沙。

关系国际观瞻这种事是他最看重的。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背景下，他也确实需要尽全力打个胜仗给盟国看。而且，就在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和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在文件的排序上，四大国领衔在前面，其余22国按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依次排列），表示将共同战败德、意、日，在三国无条件投降前，决不单独与之和谈。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中国跻身四强之列。在这个关口，第三次长沙会战，还真是关系到国际观瞻的一战。

蒋介石频繁地给薛岳去电报，搞得后者很烦。为了这次会战，他已经把整个战区能调动的人马都调动起来了。

在12月31日这一天，薛岳向手下的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杨森、王陵基和战区直属部队的部队长发出如下电文：“此次作战对国家前途和国际政局之关系至关重要，薛岳以必死、必胜的信念，为把握战机，歼灭敌人，特严令以下三项决定，希全军执行之：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要严格掌握部队，亲临前线，力图捕捉战机，歼灭敌人；二、薛岳如果战死，应立即由罗副司令长官代行职务，按预定计划歼灭敌人，集团军总司令、军、师、团、营、连等，如有战死者，即有副主官或经历较深的主任代行其职务；三、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团、营、连等，如有作战不力，或贻误战机者，立即按照革命军人连坐法处，严惩不贷！”

薛岳还下了一道令，守备长沙的李玉堂第10军即使是重伤员亦不准渡江，城西湘江岸边所有船只由司令长官部控制，并在湘江西岸设立机枪点，任何临阵脱逃意图渡江者，杀无赦。

得到这个命令后，第10军参谋长蔡雨时跟李玉堂说：“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真像1937年的南京。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外围部队多，只要能顶上四五天，形势就会发生变化。据情报，日军此次进攻仓促，后防补给线没建起来，攻过来的敌军只有山炮，没携带野战重炮。”

李玉堂说：“如果抗战进行到现在，还出现南京保卫战那样的场面，那我们这些军人就太失败了！什么都不要说了，准备打吧！”

1942年1月1日拂晓，第3师团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长沙。

上午十一点，丰岛师团司令部进驻长沙城东南五公里之李家冲。兵临城下的第3师团的士兵，大多还陷在秋天的回忆中。第二次长沙会战，第13师团早渊支队一度攻入长沙，故而当渡浏阳河，看到飞机投下“占领长沙”的布标后，这些来自名古屋一带的鬼子振臂欢呼，好像他们已经占领了长沙似的。

日军攻城在即。

第10军第190师作战科长黄钟回忆：“守军自上至下注意力都集中于东门与北门。上午九时许，东南角赤岗冲突然杀声震谷……”率先向东南角三公里外高地发起进攻的是第3师团石井信第18联队。不过，城北和城东都不是日军的主攻方向。预10师政治部科长杨正华认为，日军越过捞刀河和浏阳河后，主力之所以绕过东门而攻南门，“可能是欺我预备师为薄弱的一环”。其实，丰岛定南门为主攻方向，完全因为地形使然，他是准备歼灭第10军的，所以上来就封住向南突围的出口。

问题是，第10军压根就没想过突围这件事。

先看下一下守卫城南的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的经历。

方先觉，字子珊，1905年出生于安徽萧县（民国时属江苏），后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做律师是他最大的理想。但当时北伐声势浩大，青年人都心向革命，黄埔军校1期生王仲廉在上海秘密招生，方先觉以此契机从戎，考入军校3期。进入部队后，方先觉的第一个上级是卫立煌，其间辗转了几个部队，1933年以营长身份参加长城抗战，在南天门之役中受伤。1936年，方先觉从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4期毕业，进入李玉堂第3师任补充团团长。方先觉最看重平时的训练，更有一套办法，所以他的部队虽是补充团，训练成绩却是全师第一，因此受到李玉堂重视。抗战爆发，跟很多将校一样，方先觉也随部队开往淞沪，后又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以副旅长身份受伤。伤愈后，正逢第3战区以浙江保安队和福建子弟为基干组建预备第10师，李玉堂推荐方先觉出任副师长，后参加策应攻打南昌之役。参加冬季攻势时，该师在皖境失利，师长被革职，方先觉由此接任。到1940年春，预10师转入李玉堂第10军。在方先觉训练下，预10师之战力，此时虽排周庆祥第3师之下，但却已超过朱岳第190师。不过，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在金井，预10师遭日军重创，方先觉受记过处分。所以这一仗，无论是对李玉堂来说，还是对方先觉来说，都不能失败。也可以这样说，后来第10军战力尤强，衡阳战把日本人打成那样，其最初之崛起，是知耻而后勇，完全是在华山一条路下杀出来的。

方先觉将预10师做三线配备：

张越群（黄埔军校6期，安徽桐城人）第29团在金盆岭到湘江边猴子石为第一线阵地；葛先才（黄埔军校4期，湖北汉川人）第30团以冬瓜山、修械所为核心，组成第二线阵地；陈希尧第28团控制城垣阵地，左与城东第3师连接，右至湘江边，兼做师预备队。在这里说一下，很多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文字称，第10军首席悍将葛先才时任第28团团长，这是不准确的。葛做过第28团团长，但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前，第30团团长田琳因前一战丢失阵地而被撤职，葛先才遂被调任第30团团长，第28团由陈希尧接任团长。

第3师团石井联队1月1日凌晨对城东南角发起进攻时，渡江到城南的预10师进入阵地没几个小时。眼看刚刚进入阵地的预10师疲于应对，的野宪三郎第68联队作为主攻城南的部队，不等其兵力集合完毕，即猛攻黄土岭。按日本人的说法：的野联队第2大队长横田庄三郎“意气冲天，尾追败敌”。看上去，鬼子们是来劲了，但是别着急，很快他们就会吃到苦头。

鬼头三良第1大队随后赶到城南，加入进攻中。

由于预10师进入阵地时间仓促，一时间城南风声鹤唳。

在危急时刻，方先觉叫来政治部科长杨正华，说：“督战队的督战任务必须认真执行，擅自后退者，就地枪决！”在一个师里，负责督战的是政治部。此时预10师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恰巧都没在军中，于是重任落在了杨科长肩上。

但接战仅两个多小时，张越群第29团扼守的第一线就已崩溃。方先觉给他打电话，已经联系不上了。没多久，张刚潜行回到南门内师部，先在杨正华那里落脚，因为不敢直接见方先觉。

方先觉心急如焚，对杨正华说：“鬼子来得太快，攻得又太猛，张越群恐怕抵挡不住了。”

杨正华趁机说：“张团长已来师部，他表示很惭愧，没能完成任务，对不起师长，听候处分。”

大约是因为体谅部队进入阵地的时间太晚，方先觉没处分张越群。由于一线两个小时就崩溃，葛先才第30团扼守的二线马上就将接战。但就在这个时候，该团有个营长跑来师部，说向师长请示问题。方先觉一句话也没说，叫那个营长到外面等着，随后下令将其枪毙。杨正华目瞪口呆。杨来政治部时间不长，跟方打的交道也不多，但之前有人告诉他：军长面目和善，但治军极严。到今天，他终于领教了，后来在回忆中仍心有余悸地说：“我不禁为之毛骨悚然，战时军令确实巍然如山啊！”

会战结束后，有一次，杨正华问方先觉：“为什么不问问那名营长回来的缘由，就直接枪毙了？”

方先觉说：“大敌当前，鬼子马上冲到二线，他跑回来请示问题？没有问题可请示！以向上级请示问题为由逃离一线，是一些部队长惯用的伎俩！你作为督战官，要切记！”

尽管如此，杨正华似乎还是想不通：万一那名营长真的有问题呢？

方先觉处决营长后，给第30团团长葛先才打电话，说：“艺圃（葛先才字）！现在看你的了，我全力支持你！第29团立即收容整理，统归你指挥，第28团随时可以调用，你一定要顶住二线阵地！”

葛先才说：“师长放心，我不会给您在军长和长官面前丢脸。”

方先觉放下电话，靠在桌子上，他跟薛岳说能守两天。这天数，只能从葛先才的二线阵地上找回来。

葛先才，1904生，湖北汉川人，黄埔4期生，完全靠军功晋级，从排长干到团长，一路血拼过来的。葛先才率部扼控的长沙南城二线阵地，以修械所和冬瓜山为核心，它们位于一线阵地金盆岭和南门外妙高峰之间。修械所东南是黄土岭，黄土岭以北是白沙岭，均由第30师的部队扼控。

在二线四个主阵地，葛先才率部与日军激战五个多小时，由于日军有飞机助战，火力完全压制住葛团，后者伤亡巨大。葛先才的位置在核心阵地修械所。又一次打退日军进攻后，也临近中午了。他决定改变打法：以攻为守。

葛先才给城垣上的第28团长陈希尧打电话，说：“老陈，本团决定采取攻势，请你团对我进行火力支持！”

陈希尧说：“老葛！你要想清楚了，攻出去行吗？”

葛先才说：“放心吧，必须先把鬼子的气势压住！否则南门就危险了。”

葛先才又给方先觉打电话，说明了战况：“就算师长给我派援兵来，也弥补不了不断伤亡的数字。现在还有六个小时才到晚上，就算今天能闯过这一关，明天还有血战，能不能支持到合围部队过来，实在不好说。以攻为守才能喘口气，稳定住城南的局面。接下来再重新调配兵力。”

方先觉说：“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敌势太强，如果出击不成，反而会加重危急，军长恐怕不会同意！”

葛先才说：“你报告军长，我不习惯被动挨打，蛮劲上来了！师长现在你就把南门关闭堵死，在城墙上多准备手榴弹。只要敌人不能从南门打进来，我师就没责任。万一30团攻击受挫，也不会白死，鬼子也要拿命来。我现在立即出击！”

方先觉说：“先才！先才！”

葛先才挂了电话。

这时候，队伍已经在阵地上集合号了。

卫士韩在友给了葛先才一支德国造的20响连发木壳枪，随后把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塞进葛右边的口袋，又往左边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发子弹。几秒钟后，韩在友又把葛先才右边口袋的弹夹掏出来，放到了左边的口袋。

葛先才说：“算你聪明！”

韩在友低头笑了一下。右手持枪，弹夹放在左边口袋，自然换弹夹时就快了。

葛先才随即命令迫击炮连做好在冲锋号响起时进行炮火掩护的准备。

葛先才又跟面前的战士们说：“预10师从建立到现在，还没特别的荣誉，如果我们想要的话，那就从现在——1942年1月1日开始，从30团开始！”

战士们疾呼：“杀！”

葛先才身先士卒。

卫士韩在友从葛先才身边走到他的前面。多年后，葛先才回忆：“我明白他的心意，好像敌弹穿过他的胸膛，就不会伤到我。再则，不让我超越到他的前面。感叹一声，意在不言中。”

后来，韩在友战死于衡阳会战。

只说葛先才，叫司号手准备。在随后壮勇的号角声中，葛先才率部冲下修械所高地。

枪法精准的韩在友，持双枪奔在前面。葛先才紧随其后。日军没想到守军会主动攻出来，一时间措手不及，扔下近百条尸体，余部一口气往南退了两千多米。这冲杀的一路，卫士韩在友始终顶在葛先才的前面。

葛先才率部追至七百多米时，停止了前进。

因为上午的时候，中日两军胶着太近，岳麓山的重炮一度没敢轰击，现在两军拉开军力，正是炮击的最好时机。指挥官王若卿见到对岸这个场面后，不失时机地下令猛击，日军顿时人仰马翻。

在岳麓山观战的薛岳打电话给李玉堂，问：“从南门外出击的，是哪一个部队？”

李玉堂答：“预10师葛先才全团。”

薛岳说：“攻得好！攻得好！葛团长了不起。”

后来，回忆起这次出击，葛先才说：“战场上各级指挥官务须根据战况的演变，精打细算，权衡得失，有判断，有决心，有处置，有行动，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这样才能稳定战局，转危为安，取得最后的胜利。”

元旦午后，日本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乘飞机从岳阳飞到长沙上空视察战局（由此可以看出来，在1942年，日军仍牢牢掌握着制空权）。木下坐着飞机在长沙上空转悠了一圈儿，得出的结论是：城南和城东南，双方士兵都陷入激战，城北战事稍平。第3师团想在元旦这一天攻占长沙似乎只是个理想，岳麓山上中国军队的炮火太猛烈了。

下午时，想进长沙过元旦的第3师团长丰岛把师团司令部推进到距长沙东南两公里外的吉祥坡，胆子也确实肥了点。在吉祥坡，丰岛跟直属于他的爱将第6联队第2大队长加藤素一有这样的对话。

加藤：“城南敌军反击猛烈，依现在的情势看，入夜后攻占长沙似有些困难。”

丰岛沉吟了片刻，说：“梦想还是要有的。”

在此之前，丰岛甚至把攻入长沙后各部的扫荡区域都列好了。

中国军队那边，黄昏时，薛岳把电话打了过来，问方先觉：“你能守几天？”

方先觉说：“一个星期。”

薛岳说：“怎么个守法？”

方先觉：“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

薛岳说：“好！”

下午的时候，南城战局稳定。

一轮残阳缓缓落下岳麓山。

就在傍晚时分，被葛先才打出二里地的的野联队发起了反击。

在修械所，葛先才率部再次与的野宪三郎的这股日军陷入厮杀。你来我往，双方一共进行了11次逆袭，葛先才这边6次，日军那边5次。这里就成为整个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打到天完全黑下来时，葛团伤亡已近三分之二。李玉堂把周庆祥第3师一个营拨过来，归方指挥。但方先觉没使用这个营，而是从城垣陈希尧第28团调出一个营，交给葛先才。

入夜后，一个日军小队趁夜色掩护，顺着江边钻隙突入，然后东折潜入修械所后身妙高峰下的民房。方先觉立即给葛先才打电话，叫他别管身后，该股日军自有陈希尧第28团解决。陈希尧派一部杀出城，残余的鬼子固守待援。方先觉命令火攻，最终将这股日军全歼。为避免被日军利用，方先觉下令把峰下街市全部焚烧。

一时间，城南大火熊熊。

但当天晚上，日军后续部队还是占领了妙高峰，并摸黑在上面设立了炮兵观测所；另一部在妙高峰以西湘江边的西灵官渡钻隙潜入，企图直攻南门。

鉴于情况危急，薛岳一边叫王若卿的炮兵把对方观测所打掉，一边通知已经到岳麓山的第73军军长彭位仁，叫他派出一个师渡过湘江，加强城南的兵力。彭派出韩浚（黄埔军校1期，湖北新洲人）第77师，后者奉命去见薛岳，两人之前没见过。

韩浚进了爱晚亭边的防空洞。

薛岳起身说：“啊，韩浚师长吗？你坐下！”

韩浚大气儿不敢出地坐下。

薛岳说：“这个仗打得好狠，我想派你这个师直接参加守城，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韩浚说：“部队已在渡河点准备。长官，到长沙后，我是否归第10军指挥？”

韩浚和李玉堂是黄埔1期的同学。

薛岳说：“不，你直接归我指挥。你要做好充分准备，敌人这次目的就是占领长沙。我们一定要全力守住。现在南门外打得很激烈，调你这个师去增援，是因为你们战斗力强，士气高……”

后来，韩浚回忆：“薛长官过去不认识我，又听说他是个很骄傲的人，为什么对我格外客气？他使用的是激将法。”

在当时，韩浚想的是，像薛岳这样大家都很怕的人，对他这样看重，不打胜仗，决不见长官，于是说：“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马上渡河！”

薛岳点了点头，说：“好，你可以走了。”

在湘江西岸渡河点，韩浚看到黑压压的部队，紧接着，他用最快的速度传达了命令，并跟三个团的部队长讲话，主要说了两点，一是司令长官之重视第77师，二是长沙大战之重要。最后，说：“长沙是湖南省会，第73军是湘军，我们师的弟兄差不多都是湖南人，更要负起死战长沙的责任！”

左九成任团长的一个团率先渡过湘江，立即看到李玉堂派来的联络参谋，后者说：“快跟我到南门外，接替预10师防务！”

左团长一皱眉：“我们师长说了，全师归薛长官直接指挥，再者说，没有师长的命令，怎么能上来就听你们的调遣？”

参谋说：“你说得很对，但现在情况紧急，耽误了时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预10师伤亡已经很大了，方先觉师长已把参谋、副官、书记、文书、伙夫都组织起来顶到一线，如果你们不马上增援，城外二线阵地丢了的话，长沙就难保了。希望你们顾全大局，立即到城南！”

左九成听后，又想了片刻，带着部队跑步向城南而去。

韩浚带着两个主力团渡过湘江，将部队集结在东岸沿江一带，到了第10军军部所在地电灯公司，见李玉堂正在反复看一把葛先才团刚刚缴获的日本战刀，同时跟参谋长蔡雨时说着什么。

韩浚敬了个礼，说：“第73军第77师师长韩浚奉薛长官之命前来增援城防。”

李玉堂似乎没在意，看了一眼，点了下头，继续跟蔡说话。韩浚就有些受不了：虽然你是军长，我是师长，但都是黄埔1期的，架子从何而来？于是说：“既然没什么事，我走了！”

李玉堂听到这儿，慌忙站起身，说：“韩师长，你跟我的参谋长谈谈吧。”

韩浚没接茬儿，扭头而去。蔡雨时慌忙追出来，边走边介绍情况。没人知道屋里的李玉堂在想什么。

韩浚来到城南，见到左九成，后者说明情况。韩说：“你没按指挥系统进行行动是错误的。但就战场危情来看，如果你不增援南门，更是错误的！你做得对。”

左九成说：“听说预10师的一线阵地只守了几个小时就伤亡殆尽，我这一个团……”

韩浚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想叫全师接替友军的城防，这样你的责任还小些，但如果调动全师，就需要薛长官的命令了。我现在就联系长官。但你一定要把城防接下来，我再给你一个加强营，城外妙高峰已失，冬瓜山、黄土岭正陷入反复争夺，江边灵官渡有枪声，越来越近了，看样子鬼子顺着江边往南城来了，闹不好今晚有巷战。我把团里的所有机枪都集中起来，充分利用手榴弹！”

方先觉这时候带着两个卫兵匆匆跑来，说：“是77师的韩师长吧？！我是预10师师长方先觉，军校3期的，知兄是1期的学长，此番带兵增援，实在是感谢！现在有敌寇从灵官渡突入，贵部只需协助我师将城垣的鬼子扫灭即可，至于城外阵地的争夺，我师还有最后的力量，暂不需你们顶上。”

这出乎韩浚的意料。

在方先觉要求下，韩浚这个师的主力控制在沿江，充当预备队。

身边的政治部科长杨正华问方先觉：“怎么不用第77师？”

方先觉说：“仗易打，账难算。仗打胜了，必然说是友军援助的功劳；打输了，又可能说我们不爱惜友军，指挥有偏心。不到最后一刻，不使用他们。”对周庆祥那边拨过来的一个营，方先觉也没有立即使用，葛先才对方先觉的评价是：“师长是具有指挥道德的人。不到最后，绝不使用友军支援的部队。”

就这样，元旦夜，在第77师一个团的协助下，方先觉亲自指挥部队，把由灵官渡冲进城垣地带的一个日军中队歼灭大半，其残部退至妙高峰，跟那里的日军会合。

深夜时，为在天亮前攻占长沙，丰岛把加藤大队派入攻击行列。这个大队来自第6联队，自淞沪会战以来无役不与，作战经验十分丰富，而且最擅长的是夜战。加藤跟丰岛都是山口县人，两个人年龄虽然差得多，但私下里关系非常好。午夜时，加藤带着副官和两个中队出动，意图从长沙东南角突入。

冲锋时，加藤把大队本部放在了队伍最前边。这属于亡命攻击。

就这样，他们攻占了城东南制高点白沙岭，随后破解多条战壕和地堡，进而突击到长沙城下东南角。但途中遭岳麓山炮火的猛击，大队本部和后面的两个中队完全被炮火阻隔。顶在最前面的大队本部，在葛先才第30团和第3师一部的联手阻击下，伤亡不断加大，加藤身边除副官和一个军曹、一个伍长外，就剩下十多个士兵了。2月2日凌晨两点，困在东南角的加藤，被第10军搜索营的冲锋枪射中，肚子给打穿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天，美国往中国入援了第一批800支“汤姆逊”冲锋枪。在此之前，因租案法案，中国已开始得到“汤姆逊”（以前亦有少量仿制），由于数量有限，在部队里，一般只配备给士官以上部队长或搜索营的士兵。这批当时战场上最先进的步兵武器，12月下旬才运抵广西全州，在日军合围长沙前一刻，分配给第10军300支运进城。

接下来的战斗中，包括加藤在内的大队本部的十几名日军，基本上都被军部搜索营的“汤姆逊”射杀。李玉堂交给搜索营的任务是，满阵地来回跑，专拿冲锋枪打鬼子指挥官。就这样，堵住了加藤素一。加藤送命前，叫伍长回去报信。报什么信呢？说没法在长沙城里过元旦了？那名伍长还真就侥幸摸黑跑掉了。由于受到岳麓山炮火猛击，加藤大队本部后面的那两个中队也伤亡殆尽。

只说逃脱的伍长，一口气跑回师团司令部，向丰岛报告：“大队长身陷重围！”

丰岛睁大眼睛，喊了一嗓子：“啊？救出大队长！”

紧接着，加藤大队剩下的两个中队紧急出动，在“救出大队长”的呼号中，又被打了回来。

与此同时，搜索营的士兵发现加藤的尸体和他的领章，一个少佐大队长，立即搜身上的口袋，还真发现一张纸，上面记有日军的作战计划和所剩弹药数。

在岳麓山上，拿到这张纸的薛岳大喜，一拍桌子，说：“敌寇之底细，已被我所知。虽仅一张薄纸，但比万挺机枪还重啊！二十六年（即1937年）‘八一三’事变，第一个登陆吴淞的就是今日长沙城下的敌寇，到今年他们已在华作恶近五年，此番必予以重击而后快！”

薛岳下令，明晨集齐岳麓山所有火炮，狠打鬼子第3师团。

经过一天一夜鏖战，到1月2日晨，经过短暂的寂静，上午八点过，长沙全线又陷入激战。打到下午两点，城南冬瓜山、城北开福寺、城东袁家岭，三要点被日军攻占。周庆祥第3师已对袁家岭发起逆袭。城北朱岳那边，开福寺没反攻下来。在城南，方先觉命令葛先才重夺冬瓜山。在岳麓山重炮的协助下，冬瓜山和袁家岭随之复得。战前，炮兵部队就已把长沙周围的地形进行了精确测量，开战后又跟各个方向的守军建立专线联系：“只要有请求，不到两分钟，便能听到炮声。”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步炮协同确实做得极好。

上午十点，日机轰炸了岳麓山和长沙市区。

对日军来说，虽然打长沙只进行到第二天，但第3师团的步机枪子弹就已经成问题了，另外师团的炮兵只过来迫击炮、平射炮和少量山炮，野战重炮没带过来。再加上单师团突击，经过一顿激战后，傍晚时，第3师团伤亡已超过八百人。一天下来就伤亡如此，对日军来说已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这时候第6师团到哪儿了？最先往长沙而来的平冈力联队刚到达浏阳河渡口。

下午两点，丰岛给石井、的野两联队长下令，以城区为目标进行白刃攻击。

的野联队依旧在城南，石井信联队仍在城东。后者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当时在永安与第74军廖龄奇、张灵甫部激战多日。在石井指挥下，这一面的日军对城东周庆祥第3师扼守的阵地发起敢死进攻，两军反复争夺的袁家山一线杀声震天。相对来说，的野联队在南面的进攻更受罪，因为他们完全暴露在岳麓山炮口下，也就是说他们一边向前冲锋一边还得提防侧翼的炮弹。的野将手下的两个大队分置左右，鬼头大队在右，横田大队在左，后者距岳麓山最近，只隔着一条湘江，所以横田以一个中队警备湘江。

占领妙高峰的日军收容了由灵官渡突入南城下而被打回来的日军残部，在整顿兵力后再次向陈希尧第28团扼守的南门发起突击。打到这时候，南门外，中日两军陷入夹心饼干般的态势。由于这里明暗碉堡比北门、东门更密集，日军迫击炮和平射炮攻击效果不明显，于是他们开始跳跃式进攻。

1月2日傍晚，岳麓山上的炮火稍微轻了一些，但有数百名士兵乘坐小船如离弦之箭一般向东岸袭来，依旧是第73军的部队。横田虽在江边放了一个中队，但终是难以抵当三四倍中国军队的攻击，一时间阵脚打乱，最后这个中队全部被歼。

晚上时，密切关注着长沙战事的蒋介石给前线将领发来一份电报：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均鉴：我第10军官兵两日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至甚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10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10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属，坚强不拔，忍耐鏖战，时时争取最后五分钟，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阿南惟几那边也给丰岛发来电报，询问攻击战况。后者回电暧昧。阿南见第3师团进攻长沙没有根本性进展，只好把围攻第37军的第6师团主力调往长沙城北，一部协助第3师团进攻城东。

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似笑非笑。

1月3日拂晓，神田第6师团友成敏第13联队和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进入长沙城东北一线，平冈联队仍控制浏阳河渡口，护住师团的身后。神田随即下令夺取东北角制高点陈家山。第23联队一个中队急袭了陈家山，朱岳第190师一部被打散。该山位于城北小吴门和城东兴汉门之间，夺取该山后，一是可以消除守军侧击，二是可使第3师团和第6师团连成一片。事实上，这座小山刚刚被第190师的一个团从第3师团第18联队手里夺回来，现在又丢了。

陈家山失守后，李玉堂电话打到朱岳那里：“陈家山呢？！”

一夜没睡的朱岳正闭着眼，刚想迷瞪一会儿，听到军长的询问，说：“在我军手里啊，昨天……”

李玉堂：“丢了！你去查！”

朱岳大惊，这时候有人来报，阵地果然第二次陷落，于是朱岳拎着手枪组织部队再去逆袭。

第6师团加入攻击后，第10军压力陡然增加，城垣小吴门、浏阳门、兴汉门、南门口都遭到炮击。除李玉堂和参谋长蔡雨时仍泰山般稳坐电灯公司军部外，其他部队长都顶到了一线：方先觉在南门口督战；朱岳在汉兴门督战，周庆祥在天心阁（长沙东南角，城内制高点）督战。城东一度险情频出。周庆祥派人带多挺马克沁重机枪，封锁了城外识字岭隘路，东门险情稍解。

攻打北门的第6师团，到午后已向西推进到湘江岸边。

下午两点过，经过激战，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攻占城北所有外围阵地，但亦遭岳麓山150毫米口径榴弹炮猛击。在炮火侧击下，第6师团的士兵猛攻小吴门。守卫小吴门的是第190师第568团，团长陈家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北鄂州人）是炮兵出身，同时又极善于干工兵的活儿，利用树木、家具等各种障碍物，把整个小吴门附近的路口弄得水泄不通，并编制了密集无死角的火力网。

在接下来的指挥中，陈团长更是从容不迫，滨之上联队三攻不成，有点泄气。

在东城，第3师团炮兵第3联队一部，在中队长八木繁树中尉率领下，冲破火力封锁，潜行到城东外二百五十米的圣经学校。学校共三层，八木在二楼和三楼上分别架起一门山炮，对封锁识字岭隘路的守军机枪阵地进行火力压制。联队长石井趁机指挥部队突破识字岭，一个小队直接攻到了东城下。这次会战，日军工兵轻装而来，没携带足够的爆破城墙的炸药，而城墙有八米之高。不过，这个小队的日军携带了四架云梯，用最快的速度接为两架，然后开始上梯攻城。由于一切来得太快，第3师守军陷入慌乱，东城城垣的一段遂为日军攻占。周庆祥亲自带队阻击，使登上城垣的这队日军没能扩大战果，陷入困守中。

这一天早些时候，第3师团跟第11军司令部失去了电报联系。

也就是在1月3日下午的时候，阿南惟几派一架侦察机飞临长沙，在日军控制的东城城垣地带上空投下装有信件的通信筒，询问最新战况。攻占城垣的日军得信后兔子般送至两公里外吉祥坡师团司令部。丰岛复信后，又叫传信士兵带了一块写有“有复信，希吊取”的字板。传信士兵带着丰岛的回信和字板返回城垣，对空放下字板。

长沙城墙8米高，吊取绳索有10米左右，加在一起就意味着飞机距离地面约20米。如果不在城垣上空吊取，就意味着要减去8米，这样的话离地面就太近了，飞机的安全无法保证。当然，城垣上空吊取目标太大，要冒着中国守军的弹雨，但对日军来说只能这样。于是，长沙东城上空出现奇异的一幕：一架日机在城垣上空盘旋，守军第3师的士兵从两侧拿步机枪对空射击，控制城垣的日军小队则进行压制。那架日机虽中了弹，但经反复五次吊取，最终还是把通信筒吊走，然后惊弓之鸟般北飞岳阳。

丰岛回信如下：“敌有四道防线，在街道上设有碉堡，同时又凭借房屋防御，极为顽强。目前师团右翼方向已经展开巷战，不久可取得战果。”

丰岛说的右翼展开巷战，指的是在1月3日下午，第3师团工兵一部穿墙凿洞，不知怎么就从城东北韭菜园攻入长沙市区。李玉堂大惊，先给周庆祥打电话，再给朱岳打电话，两个师长慌忙各派一部去封堵。攻进来的日军有近百，都是工兵，虽然枪法不怎么样，却善于登高爬低。在守军封堵下，这股工兵不能向前推进，后路也被断掉，最后困守在一座四层楼。李玉堂增派军部直属工兵营参与围攻，后者上来就用火攻，楼一着，日军工兵往下跑，即遭守军弹雨的迎来送往，除十多人逃出城外，其余士兵全部被打死，三名军官自杀。

城南的葛先才，由修械所率部再次逆袭冬瓜山，从反斜面一路血战，最后又将之夺了回来，卫兵韩在友直接将日军大队长横田庄三郎毙杀。进攻黄土岭的鬼头大队一直没得手，还跟联队本部失去了电台联系。联队长的野宪三郎派副官神野一郎去联系鬼头大队，结果被岳麓山飞来的炮弹炸没。冬瓜山那边，在大队长庄田死后，一线部队开始消沉，这时候作为预备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黑岩巽率领下，反超一线的部队，再次攻上冬瓜山。修械所葛先才手里已经没什么兵力了，只好从黄土岭分出两个排驰援冬瓜山。经过整整一夜的激战，山上的日军弹药全无，以至于最后全部被葛先才率部扑杀。

第3师团在城南的进攻至此气力已衰。

北门那边日军的情况同样不妙。通常情况下，第6师团出马后，战场形势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一次不是这样。打了一天，该师团虽有一定进展，但整个战况却没有扭转，城北朱岳第190师与之死死相持。

岳阳的阿南惟几和木下勇对坐发呆。

虽然阿南已经很忧虑了，但他还是想“再打打看”，但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等人要求立即反转撤退，否则两个师团的下场会更难看。负责后方补给的副参谋长丢下一句话：“在短时间里，没办法保证对一线两个师团的弹药补给，除了空投外，现在没有更快的办法。”

在1月3日下午，日军航空兵给长沙城外的两个师团空投了点弹药，但杯水车薪，一天后基本上又用完了。

在薛岳调动下，第3和第6两师团背后出现了三十个左右的中国师！尤其是长沙东北云集了重兵，在浏阳河一线，日军已发现第26军和第79军的番号，而由广西柳州经湘桂铁路北上的第74军已抵达衡阳。

其实早在3日午后，城南的日军向北进攻时，就发现身后出现不少中国士兵，在那里从容地修筑阵地。这是从广东北返的欧震第4军。按第3师团老兵秋川俊臣回忆：“当时中队长愣了一下，但没理会他们，扭头带着我们继续朝南门进攻。”

南门外的日军，由于重火力不够，没办法摧毁南门外地堡（一人多高，如炮兵火力足够，不难破坏）。如前面所说，他们只能采取跳跃式进攻，想绕过当面的地堡进而从南门突入。到3日傍晚，妙高峰方向的日军攻至城边八角亭、南正街，方先觉在南门督战，陈希尧第28团白刃出击，将之打回去。此时虽有多架日机飞抵长沙上空，但由于中日两军互相胶着而不敢贸然轰炸，转悠了几圈后，便去轰炸湘江沿岸和岳麓山，象征性地扔了点炸弹后，退去了。

就在1月3日傍晚，已出现在浏阳河一线的第79军先头部队，包围了河北岸东山渡口的第3师团工兵一部，一战而除之。两个多月前，第79军老军长夏楚中晋升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军所辖第98师师长王甲本升任军长，同时兼第98师师长。被围歼的这股日军工兵，刚刚修完浏阳河上的一座桥梁，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又咽气了。

第3师团和第6师团都在浏阳河渡口放了部队，这关系着他们的归路。

在浏阳河南岸渡河点警备的是第6师团第13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鹰林宇一（后调太平洋战场，参加著名的蒙达之战，重创美军）发现北岸第3师团工兵陷入中国军队重围后，立即分出一个中队去驰援。该中队想从第3师团工兵修好的桥梁上通过，但遭第79军从东、西、北三面的射击，只好退隐在一处死角，想入夜后再行动。太阳将近落山，鹰林大队这个中队乘船拼死渡河，还没划几下，猛然听到一声巨响。残红的夕阳下，浏阳河水柱冲天，第3师团工兵修好没多长时间的大桥，中央部分已被第79军突击队炸开二十多米。船上的日军在惊愕中往对岸划，船至河中心的磨盆洲，突遭隐蔽在洲上的第79军机枪连的伏击。渡口得失关系着日军的退路安全与否，所以残余的日军在弹雨中登上北岸，第79军的战士随即与之展开肉搏。鹰林无法再派部队支援，他知道，自己这边儿，马上也会受到不知来自何方的中国军队的袭击。

闻听浏阳河渡口被袭，长沙东南角两公里开外吉祥坡的丰岛真有点怕了，由于抽不出步兵了，只能叫工兵联队主力去夺回，这个联队分出一部去抢修断桥，但在第79军猛烈射击下丝毫没有进展。与此同时，在浏阳河渡河点的第6师团平冈力第45联队主力，亦遭萧之楚第26军围攻。这一次，老萧使出全力，自3日后三天，进行了昼夜不停的殊死攻击。这是第26军在抗战十年中最凶猛的一次进攻，而且面对的是第6师团。这个第45联队，正是当年在南京上新河方向封堵中国军民退路的部队。

现在，在浏阳河畔，第45联队伤亡惨重，联队长平冈力已担心军旗被夺了。

浏阳河上除有第3师团工兵修复后又被第79军爆破的一座固有桥梁外，还有一条第6师团工兵临时搭建的浮桥，由该师团辎重兵守卫，也遭第26军猛烈攻击。

1月3日晚，负责跟第10军联系的战区高参容有略（黄埔军校1期，广东南屏人）在弹雨中来到军部，告诉李玉堂：“我第4、第26、第79军以及北面第26、第37军等部队已按计划到达指定决战位置，你部再坚持一天，合围事态即成！”

李玉堂大喜，说：“真的？”

容有略一愣，说：“李军长什么意思？难道不相信薛长官？”

李玉堂慌忙解释。不过，这种疑问也很正常。因为在战场上，经常会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援军已经快到了，你们再坚持两天。两天过后，依旧是这个说法。但容有略现在说的话，确实不是假的。因为中国军队合围的态势，也已被日军侦察机发现，并迅速传递给岳阳的阿南惟几。

在岳阳，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等人围着阿南惟几，恳请他下达“反转”令。阿南虽面目表情有些僵，但似乎仍在坚持着什么；或者说，有点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下达撤退令：“第6师团刚刚参加战斗，还没收到战果是理所当然的，不能过早停止进攻，还应该观察一下。”

阿南基本上是在硬撑着。

此时正好接到同样硬撑着的第3师团长丰岛“不久可以取得战果”的信件，阿南向诸人展示，说：“看了没有？”

但岛村和负责后方补给的副参谋长态度坚决，认为不能再拖了。参谋长木下勇也倾向于立即撤兵。僵持中，浏阳河渡口被袭击的电报到了。阿南看完电报，思索了五分钟，然后松口，说：“好吧，反转。”

岛村一个箭步冲出去发反转电报。

木下则立即叫由武汉进至岳阳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南下接应。

1月3日深夜，恢复电报联系的第3师团接到第11军命令：“4日夜开始反转。”

说反转是好听的，实际上是北逃了。丰岛师团司令部的参谋们认为：即使再进行持续进攻，也不能攻占长沙，应该听从军的命令进行反转，因为有的士兵手里只有两三颗子弹了，炮弹已基本打光。但丰岛叫人给第11军回电，坚持推迟一天反转，认为“现在只差一把劲”。另外，他觉得大队长加藤还在“失踪”状态，得找回。丰岛一心要找回加藤，至少也要看到尸体，一个重要原因是加藤身上带有前面所说的情报。其实，打到这一步，那些情报已经不重要。半夜时，丰岛派作战参谋前往第6师团司令部，企图说服神田正种能跟自己协同，晚一天反转，没想到吃了个钉子。

神田的回答是：“我们的意见，应立即按军的命令行动！”

岳麓山的上重炮对日军进行了完全压制性轰击，一枚枚炮弹顶着呼啸的东北风砸向日军阵地。

在接连不断的炮弹爆炸声中，神田正种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认为，取长沙的前提是夺湘江西岸的岳麓山。由于事出仓促，湘江西岸根本没投入兵力，所以当日军这边攻城时，岳麓山那边的炮火根本停不下来。事实上也是这样，前三天，在王若卿指挥下，150毫米口径美式重榴弹炮打了500多发炮弹，山炮则打了10000多发炮弹，日军三分之一伤亡都来自于此。

神田认为，连打三天而没有实质性进展，主要就在于岳麓山上的炮兵压制了攻城的日军。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第10军打得顽强（薛岳为他们准备了够打三个月的弹药）。

实际上，1月4日对中国守军来说是整个攻防战最危险的一天。

日军为了在夜间撤退，而在白天倾力做最后一击。4日上午，两个师团又得到一些空投的弹药。到正午时分，第6师团猛攻北门外湘雅医院，并一度用掷弹筒和平射炮轰击城墙。在午后，一个中队通过白刃冲锋，攻至护城河下，但被第190师同样以白刃战打回。几个小时前，在城南方向，没了大队长的第3师团的野联队第2大队仍攻冬瓜山，鬼头第1大队再击黄土岭。南门外和妙高峰之间的日军决定做最后的攻击，亡命中一度有突破城垣的势头。

战斗最紧急的时刻，方先觉给师部所有人员都发放了武器，并全部指定了固守的堡垒和建筑物，从未指挥过部队作战的政治部科长杨正华也奉命统领一个排，固守沿江的一个仓库。危情下，方先觉以第77师左九成一个团和增援城防的第3师一个营出击。在优势兵力下，将突入城垣一线的日军全部歼灭，随即分兵向冬瓜山、修械所、黄土岭出击。

下午时，战斗一度轻缓，到傍晚又突然激烈起来，甚至达到四天来的最高潮。

如果不是日军做最后的死攻，那就是他们准备撤退了。薛岳认为后者的概率更大。对他来说，长沙守住了，会战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天炉战法”的关键虽在于守住长沙，不叫炉底破了，但却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在于，外围各路人马的合围，以对日军取得最大的杀伤效果。

现在，日军有了撤退迹象，但要不要马上下达总反攻令呢？

萧之楚第26军则已完全进入攻击位置。但经粤汉铁路回撤的欧震第4军只有先头部队抵达长沙城外。王甲本第79军呢，前锋虽已与日军接战，但主力还没进入预定区域。此外，军委会特拨来的一个战车营正经湘桂铁路而来，刚到衡阳地区。

薛岳征求参谋处长赵子立的意见。

赵子立说：“从新墙河到长沙，敌军已连续作战十一天，现在到了疲惫的顶点；对我军而言，虽第4军和第79军主力还没到位，但不影响战局。第20、26、37、58、73、78、99军等部队都已蓄势待发。作为湘北部队的第20、58、37军在新墙河、汨罗江沿线曾与敌军恶斗，但却无伤根本，仍保持着充沛和完整的战力，且都已进入预定区域。从北面的平江到南面的浏阳，我军已构成绵延200里的侧击态势。除金井和春华山两地有敌人踪迹外，浏阳河以北各要点都被我军掌握。如此时不发动反攻，万一长沙城下的日军开始有步骤撤退，那么一切就将前功尽弃。”

薛岳仍有些犹豫，因为此时从广西柳州北返的王耀武第74军，刚刚离开衡阳，正向株洲急进。全部进入长沙地区，还需要48小时。在静思了三分钟后，薛岳决定不等第74军等部队到来，立即发动总攻。

就这样，1月4日黄昏，薛岳在岳麓山爱晚亭指挥部下达如下命令：“以4日为最后期限，开始攻击，挺进至第二攻击线。务须勇往直前，彻底歼敌，如敌军由某部队作战地域内逃脱，对其各级指挥官及参谋人员给予严惩！”

具体部署上，薛岳以罗卓英为南方追击军总司令，指挥欧震第4军、彭位仁第73军、萧之楚第26军、王甲本第79军由南至北从正面追击；杨森为北方截击军总司令，率领杨汉域第20军、孙渡第58军遮断长岳古道，切断日军退路，在福临铺、古华山、影珠山、长乐街一线次第围堵；王陵基为东方截击军总司令，率由赣入湘的夏首勋第78军以及陈沛第37军主力（临时指挥）在金井一线由东而西侧击；傅仲芳为西方截击军总司令，率自己的第99军由西而东侧击；第37军李棠第140师为独立挺进军，攻击新墙河之北的日军。

军委会对第74军、战车营等部队还没到达的情况下即发动总反攻有些微词，但亦认为薛岳掌握着最新的战况，当从之。所以，蒋介石随后也下达了电令：“此次会战，举世瞩目。各部务必不惜任何牺牲，发扬高度攻击精神，施行坚决勇敢之包围，聚歼残敌，以求获得空前胜利与光荣战绩。”

1月4日深夜，长沙电灯公司第10军军部的电话又响了。

薛岳：“我各部已进入指定反攻位置，你再坚持一夜！”

李玉堂：“坚持一夜？”

薛岳嗓门马上高了：“什么？！坚持不了？”

李玉堂一哆嗦，解释道：“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坚持一夜就行？”

薛岳舒缓了一下语气，说：“对。”

李玉堂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长沙城外的第3师团和第6师团，丰岛和神田，正安排撤退的顺序。当他们想走的时候，发现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有人问了：日军那边不还有个第40师团么？长沙打这么热闹，他们在哪儿？连个接应都没有？

他们还在金井。师团长青木成一不是不想增援南面的两个师团（其实到了后来还真是不想接应），而是自己已经到了泥菩萨过河的地步。在金井一带，日本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围攻第40师团的陈沛第37军。饿着肚子的日军发现周围村庄全部坚壁清野，想找粮食都没地儿，在村口的墙上，还用日文写有这样的话：“湖南是日本兵的坟墓！”

所以说第40师团的遭遇不比长沙城外那哥俩儿更好。

举个例子。1月3日深夜，该师团司令部转进到金井西四公里处的打鼓岭，驻扎在一排房子里。就在午夜时，突然一声巨响，一发炮弹在师团长青木的房子旁边爆炸，整个屋顶被掀翻。再偏几米的话，这名中将就连全尸都找不到了。

其实阿南惟几下达撤退令后就已经叫第40师团接应从长沙被撤的友军了。

第40师团通过侦察机的指示，最后才得以从陈沛第37军的包围中金蝉脱壳。师团长青木将龟川联队留在金井掩护师团侧背，主力则向春华山进发。在途中，开路的户田联队得到日军航空兵补给的十发山炮炮弹。

4日午后，联队尖兵中队接近春华山，发现一侧山谷中有上千名中国士兵正悠闲地仰卧在草地上休息。由于日军弹药奇缺，所以只能像“怕惊醒熟睡孩子般静静地避开”。暮色降临后，日军中队发现那支中国军队已经追上来，边追边从后面扔手榴弹。春华山，第二次长沙会战第74军的死战地。靠近该山时，第40师团的士兵认为要继续向南“进攻”，真正做到接应那对难兄难弟，谁知师团长青木下令，叫部队在该山以西占领阵地，不走了。

1月4日晚十一点，第3师团和第6师团，分别开始撤退了，但前者走得比较慢，除了跟中国军队胶着过近外，还想等待辎重部队送来一批救命的弹药。而辎重部队也正在寻找已经移动位置的第3师团。十一点半，向师团靠拢的辎重部队之尖兵中队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对面的黑暗中传来一句中国话：“哪个部队的？口令！”

日军辎重兵刚想散开，机枪就响了。

在冬天的夜雾里，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很快覆盖了日军的辎重兵中队。踏过这一队日军尸体的，是萧之楚第26军一部，随后又拦截了辎重部队主力。

午夜过后，长沙城外第3师团的日军，已听到第10军士兵“击杀日寇，要回军长（指用大捷保住李玉堂军长的职位）”的呼喊声了。

第10军3个师，在方先觉、周庆祥、朱岳率领下，从北、东、南三线出击……

1月5日黎明，长沙城外骤然寂静下来。太阳升起后，对第10军来说，会战结束了。城外满地炮弹、炸弹、手榴弹和机步枪子弹的碎片，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卧倒在山野间，这些都是他们来不及火化的。就在葛先才等一线部队长准备打扫战场时，接到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重庆军委会的电令：“战场不动！等待各国驻华使节参观。”

葛先才引导方先觉等人来到城外莲花池，这里曾是日军第3师团的野战医院所在地。在一个院子，大家看到有个三十米见方的新土堆，扒开后，尽是被烧残的日军尸体。师政治部科长杨正华回忆：“都用黄呢子大衣裹着，有的怀里揣着太阳旗，旗上布满千人针和密密麻麻的签名；有的怀里还揣着别人的断手；还有的头上仍带着钢盔，钢盔里嵌着小木佛像。师长方先觉、副师长孙明瑾、参谋长向竹本也来看了，我们相视发出会心的微笑。我们已经圆满完成了固守长沙的任务。”

第10军，一战成名！但是，这并非他们最辉煌的时刻。

薛岳的熔炉

1月5日上午，薛岳接到王耀武的电报，询问作战安排。

薛岳叫王率部掉头去衡山休整待命，说进犯长沙之敌已经败退，现兵力充分，不需要第74军加入反攻。抗战爆发以来，在中南和东南战场，第74军无役不与，但唯独缺席第三次长沙会战。如果军委会早两天调第74军北上（第74军元旦当天分批在广西柳州上火车），战果显然会激增，对他们来说这本来就是复仇之战。第74军没能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无论对该军来说，还是对这次会战来说，都是一个遗憾。

意气风发的薛岳带着赵子立等人将指挥部从岳麓山迁回长沙，车过八角亭，看到大量日军尸体，赵子立说：“不是万不得已，日军不会扔下士兵的尸体，都会聚在一地焚烧，这些没来得及收集焚烧，可见他们确实逃得狼狈。”

薛岳说：“就看追击部队的了。对了，告诉李玉堂，叫他们好好休息一下，追击任务没第10军的事了。叫吴逸志快从耒阳回来吧。”

赵子立说：“已通知。”

薛岳看了赵子立一眼，没说话，笑了。

日本人却想哭。

这说的是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因为他们北渡浏阳河的军桥被第79军先头部队爆破了。

焦虑中，丰岛接到阿南惟几的电报，叫第3师团立即向第6师团的渡口靠拢。

阿南同时电令神田正种，叫他的部队死守军桥，先掩护友军渡河，无论如何也要拉第3师团一把。神田接到这个命令后，倒是很乐意：看到没有，关键时刻，名古屋师团还得靠熊本师团拉一把。

几个电报发出去，丝毫缓解不了岳阳第11军前进司令所低沉的气氛，参谋们唉声叹气，阿南强打精神，用自己在华北做师团长时跟八路军苦战的经历“鼓励大家”，并认为：鉴于反转的日军遇到“大麻烦”，有必要在1月6日发起一次反击，一是击退中国军队，二是振作一下士气。就这样，阿南给行进到新墙河南岸关王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下了道命令，叫其急速南下，接应友军的同时，从背后攻击杨森集团军的第20、58军。此外，又从第34师团抽调一个大队，加上军直属的一个支队，一起派过新墙河。

1月5日中国军队猛然的反攻加深了日军的梦魇。

一天后，第3师团新任师团长高桥多贺二抵达岳阳。

通常在一次会战还没完全结束时是不会换师团长的。看上去，很难说丰岛的去职跟此战失利没关系。不过，从1月1日打长沙，到4日夜败撤，前后只有四天。而日军更替个师团长，手续不会这样快。陆军省军务局提名后，需天皇亲自批准。长沙这三四天的战况，东京那边未必全知道。也就是说，第3师团长的更换在打长沙前就决定了（日军《海陆军将官事典》记载，东京1941年12月24日即会战发起当日下令更换第3师团长），即丰岛带人向长沙进攻时已不是第3师团长（新职是驻东京留守近卫师团长）。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人才狂热地想在长沙过元旦（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被王耀武第74军阻于春华山而丧失攻入长沙的机会），以获取中国战场上所谓“最后之荣誉”。

现在看，正是这种蝴蝶效应导致丰岛一意孤行，结果是在长沙城下大败而归。第3师团是从1月4日晚11点逃离长沙的，撤退时顺序是：卫生队与野战医院在最前面，后面是辎重行李部队、师团本部及直属部队（包括700多名重伤员）、的野第68联队残部、石井第18联队残部。由于原先浏阳河渡河点有第79军一部火控，所以到了1月5日中午，第3师团仍没渡过近在尺咫的浏阳河。奉命向第6师团渡河点靠近，又遭到中国军队拦截。刚开始撤时，师团长丰岛显然还不服，但走着走着发现：到处都是围追堵截的中国军队，加上又跟第11军司令部、第6师团失去无线电联络，第3师团“不服的气氛”渐渐化为“惊恐的感觉”。

第6师团长神田见联系不上他们，只好下令叫自己的部队提前渡河。

其实这时两个师团离得不算远，第3师团在与之相距五公里的一个叫曹家坪的地方，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

的野联队的遭遇可以说明整个第3师团之狼狈。

撤退时，的野联队的伤员和辎重兵走在最前，结果刚到长沙东南四公里外的清水塘，遭欧震第4军一部的拦截，日军伤员和辎重兵手里没什么武器，更没有子弹，于是又被打了回来。的野联队长此时在城南两公里外的沙湖桥，闻讯后亲自去接应。由于兵力不够，而不得不动用护旗中队。当这股日军抵达清水塘西北一处山地时，黑暗中，前面传来一个声音：“谁？！”这一次，是日语。

顶在军旗中队最前面的小队长田中象二也迷糊了，马上说：“我！是我们啊！”

田中以为对方是他要接应的伤兵和辎重兵。田中的话声未落，对面的机枪就响了。这是欧震第4军张德能第59师的一个团，此时第4军起的作用是用来兜底的。

一连串的照明弹随之升起，四周顿时如白昼，紧接着，迎春花花骨朵般连串的手榴弹飞过来，一枚在护旗少尉身边爆炸，旁边的联队长的野抽出战刀，命令将军旗置于中心位置，外围排成圆形战斗队形。护旗中队的圆形战阵一出来，就说明这个联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在张德能第59师这个团要围歼这股日军时，的野得到一部驰援而侥幸脱险。后来，田中小队长这样回忆：“重庆军的手榴弹投掷距离如果再延长10米，人和军旗就都被炸飞了。”

石井信第18联队相对顺利些。丰岛师团本部随之前行。在5日凌晨两点多，他们集结在东山渡河点以西的野地。

由于没法渡河，且与第6师团、第11军前进司令所失联，石井将联队军旗和丰岛安置在一个荒僻的院子里，留下一些人保护，自己带着一部往浏阳河下游寻找新的渡河点。就在石井刚走后不久，一颗迫击炮弹就砸了过来，距离军旗只有几米的哨兵，上半身在瞬间被炸飞。屋子里的老鬼子丰岛拔出战刀，跑到院子里，有气无力地说了句：“我来保护军旗。”

扑过来的是萧之楚第26军的搜索营。

就在丰岛师团司令部被歼灭在即时，的野联队残部赶了回来，救了丰岛一命。

到了这一刻，丰岛只有一个想法：一下飞回新墙河北岸。但此时到浏阳河下游寻找渡河点的石井信无功而返，最后丰岛只能继续沿浏阳河上游而行，在黑夜中寻找第6师团的影子。但第6师团带着600多伤员已渡过浏阳河。这批伤员中的200多重伤员，由辎重兵联队第1中队长杉本正藏带人护卫，用驮马载行，却不知被第26军丁治磐（江苏讲武堂，江苏东海人）第44师盯了很久。

在浏阳河以北的一处野地，丁治磐的两个营从正面拦住了这队日军。

中队长杉本挥手叫部下卧倒，马上那些重伤员呢？以逸待劳的丁治磐部没给这队日军任何机会，5日黎明前，除一名士兵逃脱外，包括杉本在内的日军全部覆没。

王甲本第79军则咬住第6师团的辎重部队，挫其大半。值得一提的是，第79军几乎是与第6师团平行北上的，一边走一边打。第6师团得益于战力仍在。渡过捞刀河后，第6师团进入汨罗江南岸，由于奉阿南之命，对中国军队发起一次反击，所以他们在战机协助下，试图进攻当面杨汉域第20军、孙渡58军，但不成想西面彭位仁第73军和傅仲芳第99军已逼近，用日本人的话说，这加深了第6师团的胆怯心理。

第3师团费尽周折总算渡过浏阳河，但仍没脱离各路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到1月7日，恢复无线电联系的阿南惟几，不得不派出一个飞行中队为其炸开一条路，他们才艰难地从浏阳河北岸进入捞刀河一线。

这时候，在薛岳的调动下，中国军队重兵集结的东路，北起平江南到浏阳，已布下绵延二百多里的侧击态势！结果是，在各路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仓皇而逃的日军每退几公里，都会扔下一片尸体。春华山的第40师团主力按命令，是要接应第3师团和第6师团的，结果在两个师团北撤时，他们始终没敢主动出击，而是在春华山野营了两天，等来阿南一份电报，大意是：第3师团进入捞刀河以北了，你们回来吧。于是，师团长青木带部队立即掉头。但他们留在金井附近的龟川联队倒霉了。

龟川联队和该师团的野战医院位置在金井、福临铺之间的大山塘峡谷。

师团主力开往春华山后，联队长龟川良夫把伤员藏在树林里，不成想被陈沛第37军发现，1月5日将其包围。龟川联队只有三发炮弹，每名士兵只有十五发子弹，整个5日夜，该联队士兵和伤员处于极度惊恐的状态中。第二天拂晓，山谷中大雾弥漫，十米之外的地方就已经看不清楚了。

大约在五点左右，第37军司号手吹响了日军熟悉的冲锋号。

由于大雾，当冲锋中的第37军士兵看到日军模样时，双方已经相距不到二十米，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射击，手榴弹扔过来后就已经是白刃战。

白雾渐渐化为血红。

打到1月7日晨，第37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发起围攻，目标直指日军主阵地大山塘两边的双华尖和仙姑殿。双华尖在第37军一部的冲锋下被占领，攻入的瞬间，即击杀阵地上日军的半数。龟川联队一个大队的本部设立在附近，也遭到袭击。进行攻击的中国军队收到显著战果，日军从大队长到两个中队长以及上百名士兵全部被格杀；仙姑殿那边，扼守在此的日军中队长带着几个人刚一出道观门口，中国士兵的手榴弹就砸过来了。在第37军重武器的轰击下，道观墙壁轰然倒塌，躲在后面的日军当场被砸死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瞠目结舌中被击毙。

仙姑殿是这一带的最高峰，本来山间雾就大，峰顶上更浓，中日两军在云雾中肉搏。

大山塘主阵地的联队长龟川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便想夜袭第37军军部，以求逆转局势。他给师团本部发去电报，告诉师团长青木，夜袭成功与否无法断定，故而通信有可能中断，意思是，如果成功不了，就死在那了。龟川认为自己这个电报很“悲壮”，没想到对方在回电中叫他“自重”。

龟田联队覆没前，残存的日军士兵看到从春华山撤下来的师团先头部队户田联队的影子。

对龟川联队的歼灭战，是陈沛第37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最重要的一战。

1月7日正午，蒋介石从重庆下达命令：“以福临铺东侧的古华山为界，西面由杨森负责，东面由王陵基负责。督率各军务必阻止，如敌军从某军正面逃走，即枪毙军长！”

岳阳的阿南惟几见各部挪动困难，在1月8日突然改变计划，不但要向中国军队出击一次，还要对其进行一次所谓反包围。于是命第3师团进入福临铺东北，第6师团向栗桥以西转进，第40师团主力先攻击第37军，再以一部向福临铺西北迂回。命令刚下完，第11军司令部获悉：孙渡第58军已占领栗桥当面阵地，傅仲芳第99军已进入附近的达摩山。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带着几个小参谋，立即找到阿南，说第6师团再走栗桥这一路线已经危险，不如改走福临铺一线。阿南认为第6师团还有不小的战斗力，所以并不赞同更改行军路线，但耐不住几个参谋一起嘚啵，于是耳朵根子一软，还是从了岛村等人的意见，让第6师团向福临铺转进。

没想到，这不但没救了第6师团，反倒令其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

事情是这样的：第6师团改道时，第3师团刚刚通过福临铺，在他们背后尾随而来了七个中国师。也就是说，当七个中国师追击到福临铺时，第3师团刚刚逃走，第6师团恰好到来，于是后者一下子被包围。

第3师团终于捞到一丝幸运。

第6师团得到改道命令是在1月8日黄昏，当时神田正种以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为前锋，后者正行进在影珠山和达摩山之间的隘路上。就在这时候，师团本部接到要其经福临铺转进的命令。由于没说明理由，神田很疑惑，但只能从命。滨之上联队没能及时接到命令，还在想尽各种办法，破除当面和两翼中国军队的截击，以抵达栗桥以西地区。当接到向福临铺转进的命令时，联队长滨之上俊成完全傻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还得按原路返回。这时候，也就意味着本来断后的平冈力第45联队从后卫改为前锋，他们很快抵达福临铺，虽然遇到一小队中国士兵，但随后将之击破，占领附近的飘风山、麻石山。中间的友成敏第13联队和师团本部、直属部队、辎重兵及伤员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当他们刚进入福临铺附近的麻市地区时，欧震第4军、萧之楚第26军以及由东而西进攻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夏首勋第78军立即对其展开围攻。

1月9日之夜，中国士兵发射的曳光弹如萤火虫一般纷飞。

中国军队猛烈围攻日军辎重兵，并似乎发觉神田师团司令部的位置，因为枪声越来越向那边集中。神田后来活到八九十岁，晚年时回忆：“敌弹击中墙壁的声音终夜不绝，甚至以为指挥所坚固的土墙也会倒塌。”

第6师团的伤亡一下子超过在长沙城下的伤亡。

在友成敏第13联队保护下，第6师团司令部、辎重兵和伤兵们一路潜逃。

联队长友成敏根据地图，指定了一个叫梅薮桥的地方为集结地。鹰林宇一大队率先冲出包围。在黑夜中，摸着田间小路前行，其间听到好几次问话。“谁？”“哪支部队？”都是日语问话。到底是第6师团的士兵，不像第3师团那么实在，对此默不做声。

不过结果是一样的。

不回答？照样有机枪子弹射来。

无心应战的鹰林大队兔奔梅薮桥，后来伤员的辎重兵残部也丢盔卸甲地到了。

联队长友成敏带着联队本部和直属部队也过来了。但好像把师团长神田正种给丢了。

神田自己掌握着一个大队，此时对日本人来说只能寄希望于好运气了。接下来的事实是：各路日军刚到梅薮桥，又被中国军队包围。天色将白，视域越来越清晰，联队长友成敏发现：这梅薮桥周围是片开阔地，根本无法抵抗中国军队的猛烈射击。日军在绝望中发现一侧有个村庄，扔下大片尸体后，残部往村庄靠近。由于跑进来的人马太多，一时间，空荡荡的小村落几无立锥之地。中国军队随之包围村庄，手榴弹雨点般砸进来，受惊的马匹拖着伤员又朝村外跑。第6师团之狼狈，到这里达到顶点。围攻的中国军队是第13联队的两三倍，但这支鬼子部队到底有来历，现又有房屋做据点，虽然中国军队兵力皆占优势，但却没能攻进去。不过，友成敏已做焚毁军旗的准备了。

第6师团长神田，带着一个大队突出先前的重围后，进入福临铺以南，跟第13联队一样，再次陷入重围。

岳阳的阿南惟几得到第6师团被围困于福临铺地区的军情后一言不发。

阿南紧抿着嘴唇。岛村等参谋纷纷凑上来，基本上都在重复一个意思：叫阿南别生气了，都是自己的责任。

但有什么用呢？

神田和他的第6师团只能认倒霉。

到1月10日，在福临铺地区围攻第6师团的中国军队达到10个师，日军不得不再次派出战机轰炸解围。同时，阿南叫第40师团进入福临铺西北，第3师团分出一部掉头往南，去营救第6师团。叫丰岛意想不到的是，当神田得知第3师团派兵搭救他时，第一反应是愤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长沙作战》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当夜，石井联队向福临铺急进。到达该地的神田第6师团长的自尊心很强，对于派兵救援感到不快，情绪激愤……”

就真的很在乎这个吗？还真是在乎。因为神田给阿南发了份电报，大意是：谢谢啊，但救援，就算了，第6师团自己能行。

第3师团的石井联队掉头走人。

第40师团不也奉命驰援吗？因为行动比较慢，还没等行动，第6师团已经到了比较安全的地带，所以第40师团长青木对部下说：“怎么样，我就断定第6师团自己是会有办法的。”

在福临铺地区的围攻中，中国军队杀伤日军第6师团上千人。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来一名司令官除了基本的军事素养、超强的判断力外，还应该具有坚决果断的品质。因为一道命令的下达是直接决定士兵之命运的。另外，在战场上，一个事件的出现往往会导致另一个事件的发生。会战尾声南下接应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一个临时突击大队在影珠山被全歼实际上也是更改行军路线后的连锁反应。

事件主角独立混成第9旅团1939年初编成于山西，隶属第1军，驻太原，后成为华北方面军直属部队，驻天津塘沽。第三次长沙会战前，在第4师团调向东南亚后，该旅团调转第11军，负责武汉的警备任务。会战中期，阿南决定向长沙突进后，该旅团被紧急抽调到新墙河以南。从华北调过来的这支部队对湖南的地形、气候、河流环境完全不清楚，更缺乏参加大规模会战的经验。在华北，他们参加唯一的大会战是中条山之役，但那又是个一边倒的会战。

1月6日，独立混成第9旅团，在叫池之上贤吉的旅团长的率领下，抵达了福临铺地区，遂遭孙渡第58军一部攻击，后者随之消失在西侧影珠山。由于第6师团变更行军路线，使得该旅团被孤立，旅团长池之上决定暂停继续南下，临时向西攻击影珠山，以解除自己侧背的危险。

影珠山高500多米，呈南北走向，是长沙县和汨罗县的界山。

为进攻影珠山，旅团长池之上临时组成了一个突击大队，由独立步兵第40大队第1中队长山崎茂大尉统领。出发前，旅团的作战参谋告诉山崎，影珠山已侦察过，估计山上及反斜面，有一个中国新编师或暂编师，人数在1000多人，为流动性部队，武器比较落后，似乎也没有火炮，总而言之：如果夜袭，必定成功。

傻呵呵的山崎茂带着人就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远远出乎日本人的意料。

他们不但没拔掉钉子，手还被死死钉住，因为他们完全判断错了。

影珠山及其附近并非只有1000多人，而是集结了杨森第27集团军杨汉域第20军、孙渡第58军的5个师，其中鲁道源新编第10师以及两个军的军部都设在影珠山（如果日军偷袭得手，后果确实不堪设想）！

临时大队长山崎茂是二次入伍，岁数已经不小了。

二次入伍前，已是日本当地小有名气的水产品专家，自己还开了个水产品批发的门脸儿。

在薄暮时分，水产品专家望着眼前黑压压的一片人，心里有点没底。作为中队长，他还从没带过这样多的部队。出发前，他说了一句话，前头的话无非是誓死怎么着怎么着，最后一句话是：“大家跟我来吧。”

好像不是带着部队去偷袭，而是领着大家去捞鱼。

1月8日深夜，山崎带着部队从影珠山东北向摸上去，鬼使神差中，意外端了新编第10师师部，师长鲁道源只身脱险。乍看上去的话，鬼子占便宜了。问题是，一切还远未结束。拂晓时，山崎带人攻占了山顶。由于比较顺利，登顶的日军狂喊“万岁”。但他们真喊早了，首先是随着喊声，头顶上飞来三架日机，看也没看，就扔炸弹，接下来则飞来中国军队的炮弹。

日军夜袭影珠山，吓了老杨森一跳——刚才忘说了，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此时也在这座山上。

杨森慌忙命第58军军长孙渡亲自指挥部队反攻。真打起来，日军这个临时大队就显得太过人单势薄了。半天过后，他们的子弹就打光了，最后完全被包围。想下山，下不去，又没携带电台，联系不上主力部队。绝望中，山崎叫部下各自“处理”，有手枪的部队长开始自杀，另外一些士兵则互相用刺刀刺，但更多的日军被攻上来的第58军射杀。而山崎，中了一枚炮弹，人找不到了。

结果是整个临时大队除一个军曹跑掉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被端掉一个临时大队，独立混成第9旅团再也不敢自作主张了，慌忙向第6师团靠拢，伸出自己的小手，想拉在福临铺突围的神田正种一把。但还没拉动，第6师团最后仍靠航空兵协助，炸出一条道路，才得以北返。

1月13日，第3师团新任师团长高桥多贺二在部队反转途中就职，丰岛黯然离开。

说起来，撤起来最快的还是第40师团，12日傍晚时分就到了汨罗江一线的长乐街。

此时，日军兵站线接连遭夏首勋第78军袭击。

直到1月14日上午，日军各支部队全部集结在汨罗江北岸，鬼子在南岸的噩梦告一段落。此后除第3师团一度遭第37军李棠第140师阻击外，其他日军再没碰到中国军队。1月16日，日军的三个师团终于回到新墙河北岸。会战前，第3师团从湖北应山来的时候，士兵们咧着嘴说：“我们就是为攻占长沙而来的。”现在他们大约可以说：“嗯，没打下来。”阿南惟几也从岳阳返回武汉，一路上什么都没说。他基本上没话了，因为就连岳阳也差点不保。

前面写到了，薛岳布置追击战时，将第37军李棠第140师定位为独立挺进军。

何为挺进军角色？原来，蒋介石闻听长沙大捷，给薛岳下了道命令：派一支奇兵，直接进攻日军在湘北的老巢岳阳。薛岳把这个太过艰巨的任务交给具有黔军背景的第140师：“奉蒋委员长手令，着第140师北向岳阳前进，限三日攻下岳阳，望该师为革命军人放一异彩。”

拿到这个电报后，第140师师长李棠感到头疼，虽然长沙取得大捷，但要一鼓作气攻占日军盘踞三年之久的岳阳，还是不现实的。再者说，第140师位于金井附近，距岳阳350多里地，按一般行军速度，五天才能到达。就算是急行军，三天也未必能至。就算到了，已是疲劳之师，如何攻得下来？理由很充分。可在战场上，上峰是不看申诉理由的。命令下达了，就是下达了，除了执行外，没任何办法。李棠只能带着部队走着瞧。

金井附近的汨罗江，因连日雨雪天气，已深达两米。

渡口寻不到船。李棠只好带着部队往上游去。在水浅的河段，第140师的战士在李师长带领下，纷纷跳下江，徒步渡河。上岸后，衣服也顾不得晾，夜以继日地向岳阳进发。在一刻不闲的急行军下，第3天，第140师抵达新墙河。李棠立即下令强渡，进攻北岸的日军。以往都是日军从新墙河北岸强渡南岸，这一次反了过来。强渡新墙河后，李棠命令一个团在左翼沿洞庭湖布防，警备由湖面开来的日军；另一个团护住右侧背，中间一个团直插岳阳城。一鼓作气中，竟真的就攻到了岳阳郊区，并炮击了火车站。

阿南惟几此时还在岳阳，着实吓了一跳，嘀咕道：“中国军疯了！”

对第140师来说，虽打到了岳阳郊区，但三天已过，李棠正琢磨怎么跟薛岳汇报。

这时薛岳又来了道命令：“日军已开始撤退，第140师停止攻击岳阳，转向汨罗江北岸、新墙河南岸，破坏敌人临时通车路，截阻敌人南下的汽车和北上的伤兵。”

就这样，李棠又把部队撤回新墙河南岸，一度阻击了第3师团。

按第140师第420团团长牟龙光回忆：“敌人越来越多，拿着枪，却不射击。”

日军是真没子弹了。

第三次长沙会战，在第140师对第3师团的机枪扫射中，结束了。

后来日本人承认：这次会战完全跳入了薛岳的陷阱，并错误地判断了彼此的战斗力。

在离开岳阳返回武汉前，阿南惟几针对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一片悲观的情绪，在黑板上写了两句汉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阿南承认，在近万人的伤亡下，他们完全打败了。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叫军委会派人给李玉堂第10军送去三面“民族荣誉旗”，分别授予周庆祥第3师、朱岳第190师和方先觉预10师。方先觉预10师战前将近7000人，长沙城防四天四夜下来，还剩下2000多人，那4000多人不是战死就是受伤。由此可知第10军全军的损失。李玉堂自然晋级，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代理第10军军长。这个位置按通常情况该是周庆祥的。蒋介石之所以选了方，一是有李玉堂推荐，二是南门外的战事比东门外更抢眼。薛岳上报时特别提到葛先才的出击。葛由此升任预10师副师长。

薛岳则首获青天白日勋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让他的声望达到顶峰。

会战结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胜利信心，全赖中国军队之长沙大捷。”英国媒体的措辞是：“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光辉夺目。”

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这样说道：“看看你们的地图，看看幅员辽阔的中国，那里有千百万正在进行战斗的人……”两个月后，他进行演讲时再次提到中国：“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美国还没组织起反击之前，特别需要中国的抗战，需要把更多的日军牵制在大陆，这是罗斯福在大战开始后极力密切与中国关系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这四年多孤独艰难的抗战确实感染了这位总统。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的贷款。对重庆方面来说这是最实际的。

对于这次会战的胜利，薛岳的总结是：除把握先机、判断准确、争取主动和将士用命外，还在于第10军死死封住长沙以及步炮协同上佳，还有就是平江至浏阳间绵延百公里的侧击态势未被日军完全洞悉，且始终控制着线上的要点。最后，薛岳还提到一点，跟他自己有关了：“会战中，余始终在长沙指挥，并指定余战死后之代理人，所予将士精神之鼓舞甚大。”

对敌人之失策，薛岳认为：在主战场上，日军一线的第3师团、第6师团孤军深入，携带粮草弹药过少；二线兵团相对战力不济，有部队甚至只求自保，与一线部队在配合上出现问题。这说的必然是独立混成第9旅团和第40师团了。至于日军出动驻南昌的第34师团在赣北进行牵制作战，由于动用兵力太少，不但没起到牵制作用，反而自陷窘境。

薛岳对长沙危急时增援的第73军第77师很满意，请师长韩浚吃饭，特别取出储藏的滋补药酒：“这回守城，你打得不错，这是我自己泡的药酒，今天特地拿来招待你，来，喝一杯吧！”

韩浚起身，一饮而尽。

（完结）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信息

- 目录

- 抗日战争的细节1

-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 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 张作霖之死

- 九一八事变

- 捉蒋行动

-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 七七事变

- 南苑之痛

- 庐山召集令

- 太原沦陷

- 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 虹桥事件

- 鹰击长空

- 四行仓库

- 腹背受敌

- 第四章 南京！南京！（1937年11月~12月）

- 恶魔之路

- 南京围城

- 光华门决死

- 日落中华门

- 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 弃城

- 地狱之门

- 再见！南京！

- 《抗日战争的细节2》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 抗日战争的细节2

-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 虎口脱险

- 唐生智走了，韩复榘来了

- 武汉的春天

- 迷失东京

-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 坂本，别走

- 3万发炮弹和4万枚手榴弹

- 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

- 汤军团引爆徐州会战

- 当我们谈论花园口时我们在谈什么

-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 三条攻击线

- 马当要塞是怎么丢的

- 委员长又火了

- 熊本来的背包客

- 万家岭，血染红

-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1938年7月~1938年9月）

- 黄广大道

- 田家镇（上）

- 田家镇（下）

- 一座富金山

- 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 东京蜗牛与巨型碉堡

- 危情时刻

- 东京又改主意了

- 南岳论剑

- 《抗日战争的细节3》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 抗日战争的细节3

-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 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 烽烟再起

- 首战长沙

- 第二章 昆仑关（1939年11月～1940年2月）

- 广岛师团又来了

- 围点打援

- 筋疲力尽

- 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 中计了

- 黑虎掏心

- 五原大战

- 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 荩忱不死

- 江城魔镜

- 艰难时刻

- 第五章 上高飞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 走前打一下

- 精彩之春

- 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 阿南之野望

- 春华山之役

- 廖龄奇的死

- 十月围城

- 第七章 三战长沙（1941年12月～1942年1月）

- 雪在烧

- 一战成名

- 薛岳的熔炉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目录

抗日战争的细节1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张作霖之死

九一八事变

捉蒋行动

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1937年7月~10月）

七七事变

南苑之痛

庐山召集令

太原沦陷

第三章 沪上的秋天（1937年8月~11月）

虹桥事件

鹰击长空

四行仓库

腹背受敌

第四章 南京！南京！（1937年11月~12月）

恶魔之路

南京围城

光华门决死

日落中华门

第五章 南京梦魇（1937年12月）

弃城

地狱之门

再见！南京！

《抗日战争的细节2》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抗日战争的细节2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虎口脱险

唐生智走了，韩复榘来了

武汉的春天

迷失东京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坂本，别走

3万发炮弹和4万枚手榴弹

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

汤军团引爆徐州会战

当我们谈论花园口时我们在谈什么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三条攻击线

马当要塞是怎么丢的

委员长又火了

熊本来的背包客

万家岭，血染红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1938年7月~1938年9月）

黄广大道

田家镇（上）

田家镇（下）

一座富金山

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东京蜗牛与巨型碉堡

危情时刻

东京又改主意了

南岳论剑

《抗日战争的细节3》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抗日战争的细节3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烽烟再起

首战长沙

第二章 昆仑关（1939年11月～1940年2月）

广岛师团又来了

围点打援

筋疲力尽

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中计了

黑虎掏心

五原大战

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荩忱不死

江城魔镜

艰难时刻

第五章 上高飞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走前打一下

精彩之春

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阿南之野望

春华山之役

廖龄奇的死

十月围城

第七章 三战长沙（1941年12月～1942年1月）

雪在烧

一战成名

薛岳的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