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作者：[英]约翰·迪基

[英]约翰·迪基
简介
2006年4月11日，逃亡42年之久的黑手党最高老板“拖拉机”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在其家乡科莱奥内镇附近被逮捕。自法内科尔法官和保罗·博尔赛利诺法官于1992年遭暗杀以来，该事件前所未有地将世界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到西西里黑手党问题上来。西西里治安部队发动的这次开创新纪元的突然行动给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而且也给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组织带来了变革。

作者为修订版专门编写了全新的最后一章，在撰写该章时遵循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我们不了解西西里黑手党的过去，就无法了解它的现在。

《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作者：[英]约翰·迪基
目录
声明
第一章　黑手党的起源1860-1876
第二章　黑手党进入意大利政体1876-1890
第三章　高层腐败1890-1904
第四章　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黑手党1893-1943
第五章　黑手党落户美国1900-1941
第六章　战争与复兴1943-1950
第七章　上帝、水泥、海洛因和我们的事业1950-1963
第八章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及其后果1962-1969
第九章　第二次黑手党战争的起源1970-1982
第十章　异教徒的国度1983-1992
第十一章　炸弹与“潜伏”战略1992-2003
第十二章　乳清奶酪与幽灵

《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

作者：[英]约翰·迪基

译者：王莉娜、杨晨、魏贝贝

【内容简介】

2006年4月11日，逃亡42年之久的黑手党最高老板“拖拉机”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在其家乡科莱奥内镇附近被逮捕。自法内科尔法官和保罗·博尔赛利诺法官于1992年遭暗杀以来，该事件前所未有地将世界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到西西里黑手党问题上来。西西里治安部队发动的这次开创新纪元的突然行动给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而且也给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组织带来了变革。

作者为修订版专门编写了全新的最后一章，在撰写该章时遵循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我们不了解西西里黑手党的过去，就无法了解它的现在。

【作者简介】

约翰·迪基（John Dickie）

1963年出生于英国的邓迪市。1986年6月毕业于牛津大学彭布洛克学院的现代语言专业，随后在萨塞克斯大学先后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自1993年以来，约翰·迪基一直在伦敦大学任教获得教授职称，专攻意大利历史研究。其著作《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获得2004年英国犯罪作家协会（Crime Writers' Association）授予的非小说类金匕首奖（Gold Dagger for Non-Fiction）；该书自2004年首次出版以来，已经售出七十五万多册，被翻译成21种语言，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国际畅销书。由于在意大利历史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约翰·迪基于2005年获得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颁发的意大利仁惠之星司令勋章。目前约翰·迪基和妻子萨拉·佩妮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居住在伦敦。约翰·迪基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网站www.johndickie.net，欢迎读者登陆浏览并与他进行沟通和交流。

【目录】

第一章　黑手党的起源1860-1876

西西里岛的两种颜色

格拉蒂医生和他的柠檬园

入会仪式

男爵图里西·科隆纳和“帮派”调查

暴力产业

“黑手党”一名从何而来

第二章　黑手党进入意大利政体1876-1890

“地方政府的工具”

法瓦拉兄弟会：硫矿区的黑手党

原始人

第三章　高层腐败1890-1904

新型政治家

圣乔治的报告

诺塔巴托洛谋杀案

第四章　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黑手党1893-1943

科莱奥内

“心脏上长毛的人”

第五章　黑手党落户美国1900-1941

乔·彼得罗西诺

考拉·金泰尔眼中的美国

第六章　战争与复兴1943-1950

唐·卡洛和“荣誉团体”的复兴

格雷柯家族

最后的匪徒

第七章　上帝、水泥、海洛因和我们的事业1950-1963

多玛索·布西达的早期生活

“巴勒莫的水泥麻袋”

度假中的“乔香蕉”

第八章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及其后果1962-1969

西亚古力大爆炸

就像20年代的芝加哥？第一次黑手党战争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

“一种集体犯罪现象”

第九章　第二次黑手党战争的起源1970-1982

科莱奥内家族的第一次崛起：卢西阿诺·莱焦1943-1970

莱奥纳多·维塔尔的精神危机

一个“左翼狂热分子”之死：佩皮诺·因帕斯塔托

海洛因：比萨店联络

银行家、共济会、收税员与黑手党

科莱奥内家族的第二次崛起——迈向大屠杀1970-1983

第十章　异教徒的国度1983-1992

善良的少数民众

“优秀的死尸”

观看斗牛赛

大审判的命运

第十一章　炸弹与“潜伏”战略1992-2003

托托·雷依纳的别墅

卡帕奇爆炸之后

“朱利奥叔叔”

走近“拖拉机”

总管家和广告人

第十二章　乳清奶酪与幽灵

自2003年夏天以来“我们的事业”大事记

【声明】

本书不可避免地涉及与某些个人有关的严重指控，这一点读者很快就会明白。因此任何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需要记住以下几点：

黑手党家族与血缘家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书中提到的任何血缘家族的一个或多个成员加入黑手党并不意味着其血缘亲属或婚姻亲属是黑手党成员、为黑手党工作，甚或是意识到他们是黑手党成员或以前加入过黑手党。事实上，黑手党是一个秘密组织，该组织规定其成员不得告诉他们的亲属任何有关黑手党的事务。本书中提及的一些过世的个人在其生前曾被怀疑过与黑手党有勾结，我们同样不能据此推断他们的后人也与黑手党同样有勾结。

纵观历史，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与个体工商业者、政客和诸如工会等组织的成员建立了联系。同样地，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也与公司、工会、政党或政党内的派系建立了联系。现有的历史证据强烈表明这些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其多样性。例如，在向黑手党交纳保护费的案例中，有些个人完全是黑手党敲诈勒索的受害者，而有些个人则是心甘情愿与有组织犯罪合作。本书中对这些组织和个人的评价并不试图在这一方面对单个案例的特殊性质做预先判断。而且，即使这些组织和个人曾经与黑手党有过联系，我们也不能就此推断它们或他们与黑手党继续保持着联系。此外，如果有任何组织或个人与本书中提到的组织名称或个人姓名重名的话，则纯属巧合，读者不能妄加猜测。

如同研究黑手党的其他书籍一样，本书把黑手党研究放置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历史上，黑手党成员经常能够出入意料地逃避诉讼。在这一广阔的背景前提之下，每个案例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我们不能因此而怀疑执法部门、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证人或陪审团成员能力不强或有任何过错。除非另有明确说明，否则读者不能作此臆断。

历史上有许多人否认黑手党的存在或者试图贬低黑手党的影响力。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带着诚意做出此种言行的。同样，许多人对个别或全体黑手党悔罪者提供的证据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他们的质疑是真诚的、合理的，而且有时候是完全有确凿理由的。如果本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的话，我们不能仅凭某人曾被报道过否认或贬低黑手党的存在或者质疑黑手党悔罪者而推断此人与黑手党有勾结。

本书曾提到黑手党成员在酒店、餐馆、商店或其他公共场所召开会议的一些例子，我们不能由此推断这些场所的业主、管理者或职员与黑手党有任何勾结行为，或者意识到黑手党成员在召开会议，意识到会议参加者的犯罪潜质或者会议商谈事务的犯罪性质。

本书中引用了一些人的谈话，这些谈话摘自书籍或报纸中的书面采访资料。由于现实原因，作者本人无法一一采访仍然健在的受访者。在每一种情况下，作者都假定这些书籍或报纸准确如实地记录下了受访者的原话。

【序言】

两个事件，分别发生在五月里的两天，却时隔一个世纪。这两个事件——一个堪称是一部情景剧，而另一个则称得上是一部现实悲剧——向人们揭示了关于西西里岛黑手党的重要信息，也解释了为什么黑手党的历史最终值得记录下来。

第一件事通过罗马柯斯坦齐剧院呈现在世人眼前。那是1890年5月17日，在剧院里进行了被许多人看作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歌剧首次公演。皮埃特罗·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婉约的旋律以西西里岛的农民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有关嫉妒、荣誉和复仇的故事。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员谢幕多达30次；意大利女王也到场观看，并且显然整晚不断地鼓掌。《乡村骑士》迅速风靡全世界。这个激动人心的罗马之夜过去几个月之后，马斯卡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他的独幕剧已经给26岁的他带来了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几乎所有人都对《乡村骑士》的音乐略知一二，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和西西里岛有关联。电影《愤怒的公牛》片头那个经典缓慢的片头就用了它的间奏曲作背景音乐，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完美诠释了意大利籍美国人的男子气概、傲慢和嫉妒。歌剧音乐还贯穿于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教父三》。电影高潮部分，一个乔装为牧师的黑手党杀手，穿过巴勒莫〔※意大利西西里首府，是位于西西里岛西北部的一个港市。〕豪华的马西莫歌剧院跟踪他的目标，而这时台上正在演出《乡村骑士》，教父迈克尔·科莱奥内的儿子在里面扮演男高音图里杜这一角色。电影最后，间奏曲再次响起，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已是老态龙钟的黑手党头目在音乐声中孤独地死去。

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乡村骑士》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关于西西里岛和黑手党慰藉性的神话。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神话一直和官方对于西西里岛黑手党的观念相近，认为黑手党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每个西西里人的个性中的一种目中无人的傲慢态度和荣誉感。《乡村骑士》反对那种认为黑手党在历史上确有其存在的观点。现在要讲述黑手党的历史，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个神话的影响力。

第二件事则把我们带到从机场通向巴勒莫的一条道路上方的一座小山上。那是1992年5月23日将近下午6点的时候，乔瓦尼·布鲁斯卡，一个留着络腮胡子、又矮又壮的“君子”〔※黑手党称其正式成员为“君子”。〕正在通往小镇卡帕奇的岔路前的一段高速公路上守着。在那个地方，他的人已经用滑板把13桶装了将近400千克的炸药塞进一个排水管道。

在布鲁斯卡身后十几米，另一个黑手党一边抽着烟一边打手机。他突然挂断了电话，身子往前凑到架在凳子上的望远镜跟前观察情况。当他看见由三辆车组成的护卫队驶过来时，他轻声说道：“快点！”看着车辆还是很缓慢，他又催促道：“快点啊！”

布鲁斯卡已经注意到护卫队行驶得异常缓慢，他所等待的那短暂的几秒钟似乎显得很漫长。车辆已经穿过那台他放在路边作为标记的冰箱，他还迟迟没有动手。直到第三声近似惊慌的“快点！”从他身后传来，他才按下引爆电钮。

传来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随着一声巨响，沥青碎石路面爆破，驶在最前面的那辆车被炸飞了，摔落在六七十米开外的一片橄榄林里；中间那辆白色防弹菲亚特克罗玛的引擎同样也被炸飞，整辆车被炸得四分五裂，散落的碎片纷纷落在深凹的弹坑里；最后的一辆虽然受到破坏但车身仍然保持完整。

爆炸的受害者是反黑手党的代表人物——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和他的妻子（他们乘坐的是那辆白色菲亚特）以及三名警卫（坐在最前面的那辆车里）。通过谋杀被视为反黑手党“头号人物”的法尔科内，西西里黑手党除掉了他们最危险的敌人。

卡帕奇爆炸事件使意大利陷入停顿状态。大多数人仍清楚地记得刚听说这一消息时当时的感受。几位公众人物随后公然声称他们以自己是意大利人为耻。一些人认为，卡帕奇悲剧最大程度地表现了黑手党人的傲慢与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这一袭击事件也标志着《乡村骑士》神话的灭亡；关于黑手党的官方观点现在彻底破产。第一部关于黑手党的可靠的历史记录写于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也绝非巧合。

《乡村骑士》讲述的三角恋故事在粗暴的马车夫阿尔菲奥拒绝年轻的士兵图里杜给他的一杯酒时达到高潮。虽然什么都没有明说，但是两个人都很清楚这个冲突意味着他们之间将会有一场殊死搏斗，因为阿尔菲奥已经得知图里杜对他的妻子图谋不轨。他们的这次短暂交手体现了最原始的价值体系，两人都认识到荣誉受到侵犯，他们有权利复仇，而决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依照传统决斗风俗，两人互相拥抱，图里杜用牙咬了一下阿尔菲奥的右耳，表示接受挑战。图里杜含泪和母亲吻别后，来到附近的果园和阿尔菲奥决斗。突然，远处传来一个妇女的尖叫声：“图里杜被杀死了！”在农民们惊恐的哭声中，幕布落下。

马斯卡尼是托斯卡纳〔※意大利的一个行政区。〕人，虽然他将《乡村骑士》的故事搬上了歌剧舞台，但他本人从未去过西西里岛。彩排的时候，男高音改了他开场的歌词，因为几位歌词作者都来自马斯卡尼的家乡，他们写出来的歌词唱不出西西里岛的感觉。但这一点并不是很重要。西西里——或者至少是它的某种形象——在1890年代表着一种时尚。罗马柯斯坦齐剧院的观众期待和看到的是杂志插图所包装出来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岛：一座阳光明媚、激情四射、散发出浓郁异国风情的小岛。岛上居住着的农民皮肤黝黑，喜欢思考。

1890年，黑手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残忍、复杂的犯罪组织，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势力远及国外。在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当地的政客都热衷于参与银行和股票骗局，窃取分给地方政府的城市更新基金；而在这些人中就有黑手党。但是人们对黑手党广为流传的印象却是完全不同的。马斯卡尼的观众肯定已经把图里杜，特别是马车夫阿尔菲奥——尽管他们的故事很有乡村气息、很感伤——不只是看作典型的西西里人，而是典型的黑手党。因为“黑手党”一词通常不是用来指某个组织，而是用来指一种据说西西里人天生就带有的狂乱的激情与“阿拉伯”式的傲慢相夹杂的复杂情感。在大多数人看来，“黑手党”是一种原始的荣誉感，是西西里落后的乡下人所遵守的一种最基本的骑士准则。

这也并不只是盛传于傲慢自大的意大利北方人中的一种误解。马斯卡尼的歌剧成功演出七年之后，西西里一位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多·尼切弗罗写了《当代野蛮的意大利》一书，对意大利南部“落后种族”进行了一番研究。尼切弗罗对具有骑士风度的西西里人的心理添加了一层贬义色彩：“西西里人……在血液里永远流淌着一种反叛精神和强烈的自我意识——简言之，他们就是黑手党。”尼切弗罗、《乡间骑士》以及当时意大利的主流文化系统地混淆了西西里人与黑手党之间的区别。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观察家，不管是西西里人、意大利人还是外国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将黑手党与20世纪60年代的一位英国游记作家称之为“西西里潜意识”中的“原始心态”之间的清晰界限模糊了。

西西里文化长久以来一直和黑手党特性混淆不清，而这种混淆对有组织犯罪是有利的。人们认为黑手党这种有组织犯罪并不存在，这对黑手党这种违法组织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帮助。有人争论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秘密犯罪组织”；“那只不过是那些不理解西西里人思维方式的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阴谋论”。无数作家也反复谈论着这个错误的观点：几个世纪以来的外来入侵使得西西里人对外来人很有戒心，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自己内部解决纷争而不是诉诸警方或法庭。

模糊黑手党和西西里人之间的界限还会使针对暴徒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变得徒劳无功。既然所谓的原始西西里人心态是罪恶之源，那么如何能只起诉黑手党而不把整个岛的人都送上被告席呢？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说，“如果每个人都有罪，那么大家也就都无罪了”。毕竟，法不责众嘛。

黑手党成功宣扬这种错误观念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而他们要达到的最阴险的效果就是制造混乱。其造成的结果是，现在黑手党是否存在还不过是一种怀疑、一种假设和一家之言——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写一部有关“黑手党心态”历史的想法自然就显得毫无意义，根本就不值得去尝试。

迄今为止，乡间骑士的神话终于烟消云散了，而这要归功于法尔科内和他的同事们。卡帕奇爆炸事件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近1000人被谋杀——其中包括“君子”、他们的亲戚朋友、警察以及无辜的路人。这些人或是当街饮弹而亡，或是被带到隐蔽的地方绞死；他们的尸体被硫酸溶解掉，掩埋到混凝土里，丢进海里，或者是被剁碎喂了猪。这是历史上最血腥的黑手党冲突，但这并不是战争，这是一场斩草除根的运动。这些作恶之人是以科莱奥内黑手党为领导核心的一帮黑手党成员组成的联盟。他们利用地下敢死队对敌人穷追猛打，目的是建立对整个西西里岛黑手党的独裁统治。

大屠杀中的受害人有多玛索·布西达的两个儿子、一个兄弟、一个侄子、一个妹夫和一个女婿。布西达是个社会关系很硬的黑手党分子，因对大西洋两边都有兴趣，报纸上称他为“两个世界的老大”。当科莱奥内家族发起攻击的时候，两个世界对他来说都变得不安全了。布西达在巴西被捕。被引渡回意大利时，他企图吞掉一直随身携带的马钱子碱〔※别名士的宁，是一种毒药，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可以致死。〕，但却自杀未遂。布西达17岁就加入了黑手党。等他身体康复之后，他决定把他所知道的关于这个秘密组织的一切都说出来。而这一切他只想对一个人说，这个人就是法官乔瓦尼·法尔科内。

法尔科内来自巴勒莫中心拉卡尔萨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很聪明。他曾说，他从小时候起就嗅到了黑手党的味道。他曾在当地天主教青年俱乐部和多玛索·斯巴达罗打桌球，这个人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分子，还贩卖海洛因。法尔科内的家人将其与这些坏影响隔绝开来，给他灌输责任感、宗教使命以及爱国主义思想。

法尔科内早年在破产法庭做调查官，从而练就了调查不明财务记录的本领。他的这种本领成为后来人们所知道的调查黑手党时所采用的“法尔科内方法“的必备要素。1980年法尔科内被调往巴勒莫的刑侦局后，首次将该方法应用于一起海洛因走私案的调查中。1982年法尔科内判决了74起有关海洛因的案子：这在长期以来由于恐吓威胁证人、法官和陪审团而导致先前无数桩立案失败的西西里岛，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布西达使法尔科内第一次从内部了解到一些关于西西里黑手党的情况。法尔科内说：“对我们来说，他就像是一位语言教授，有他在，你无需比划手势去和人交流。”在对布西达进行无数次长达几个小时的审讯之后，法尔科内和他的团队开始了解这个犯罪组织，并勾勒出了面孔、名字和犯罪事实之间的关联。对于这个组织的领导结构、犯罪方法以及犯罪心理，他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

现在很难确定在布西达向法尔科内招供之前有多少关于黑手党的事情是不为人知的。布西达向法尔科内首先透露的是匪徒们给他们的组织所起的名字：“Cosa Nostra”——“我们的事业”。〔※意大利黑手党组织三大派别之一，他们在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上独霸一方。另外两个派别分别是恩德朗盖塔和卡莫拉。〕在这之前，仅有的几名对这个名字认真对待的调查员和警察也认为这个名字只是用来指美国暴徒。

布西达还给法尔科内讲了黑手党内部金字塔式的领导结构。最底层的士兵一般是十个人一组由一个头目（十个人的头目）领导。每个头目听命于当地匪帮或“家族”选举出来的老板，老板由副手和若干顾问辅佐。地理位置相连的三个家族组成一个区，每个区的领导是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是黑手党的议会，亦即巴勒莫地方理事会。理论上来说，区之上的地方机构应该是由西西里各地的黑手党老板组成，然而实际上却是巴勒莫控制着整个西西里的黑手党：西西里大约一百个黑手党家族中有近百分之五十都在巴勒莫有自己的领地和管辖范围，并且巴勒莫委员会的老板对整个西西里的黑手党有领导权。

据布西达说，当时有大概五千名黑手党分子都效命于同一个犯罪组织。重要的谋杀，比方说对警察、政客和其他黑手党分子等的谋杀都要经最高层批准和拟定计划，以确保符合整个组织的全局战略。为了保持组织的稳定，委员会还向管辖范围内的家族和区域颁布了一些有关纠纷的规则。这种严格的内部纪律使调查人员大为震惊。

这位“两个世界的老大”对美国黑手党也很了解。他告诉法尔科内，意大利黑手党和由之衍生而来的美国黑手党有着相似的组织结构。但是它们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组织；加入西西里的黑手党并不意味着你也是美国的黑手党成员。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和生意往来，但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其他一些“君子”也纷纷效仿布西达向政府寻求保护，以免受害于科莱奥内家族和他们的敢死队。法尔科内和同事保罗·博尔塞利诺一起仔细核对他们的证词，整理出长达8607页的证据——就是那个在巴勒莫专门修建的防弹坑法庭里召开的有名的“大审判”。

1987年12月16日，在长达22个月的诉讼之后，主持“大审判”的法官对342名黑手党分子作出有罪裁决，判刑时间总计2665年。同样重要的是，被怀疑派视为关于意大利黑手党结构的“布西达命题”经受住了严格的司法审查。

“布西达命题”最终能否通过法律确认必须等到1992年1月。与意大利黑手党事与愿违的是，上诉法院——意大利的最高法院——维持了初审判决。这是西西里黑手党遭受的最惨的一次败仗。作为反击，科莱奥内家族开始派敢死队追踪调查官。判决下了几个月之后，法尔科内就被暗杀了。在法尔科内死后不到两个月，保罗·博尔塞利诺和他的五名警卫人员在他母亲的房子外被汽车炸弹炸死，怀疑和愤怒再次席卷了意大利。

法尔科内和博尔塞利诺惨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首先，该事件再次强调了反黑手党法官赢得了重大胜利这一事实；其次，一个被称为“我们的事业”的集中化管理的犯罪组织确实存在，而不再只是一个猜测。

既然“我们的事业”存在，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历史；正如法尔科内所说，既然它有自己的历史，那么它就会有开始也有结束。有了法尔科内、博尔塞利诺和他们同事的辛勤工作，以及关于“乡村骑士”的一些不真实的观念的土崩瓦解，历史学家现在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去研究黑手党的历史。

布西达招供以及大审判过后，关于“我们的事业”的真相开始逐渐浮出水面。一些历史学家，多半是西西里人，从调查官身上得到启发，他们开始回头翻看过去被忽略的记录，从中发掘新的证据。一个完全崭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慢慢拉开帷幕。1992年，上诉法院下达了最终判决，证实了“布西达命题”——这一举动引发了法尔科内和博尔塞利诺暗杀事件。此时，撰写黑手党历史不再只是一种学术追求，它已经成为一种当务之急，因为它可以让人们了解黑手党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一种致命的威胁。同时，它也可以让幸存的反黑手党调查官们知道他们并不是在孤军作战。

次年，一本关于西西里黑手党历史的开创性著作在意大利出版发行。1996年，这本书修订后再版。从此之后，便不断有新的发现。1992年的两次惨案发生之后，揭露黑手党历史的动力和与“我们的事业”斗争的动力互相推波助澜。在西西里岛，历史就是一切。

如果将黑手党的历史讲述给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听，这也许有着更加深长的意味。尽管法尔科内与“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性的交手已经用英语很好地记录下来，但是法尔科内所展现出的这种关于黑手党历史的全新视角仍然几乎不为人所知。本书是第一部用非意大利语写成的关于西西里黑手党历史的书籍，回顾了西西里黑手党从其创立一直到今天的历史。本书呈现了有关西西里黑手党的最新研究发现，其权威性并不亚于研究黑手党的意大利专家。而且，本书还包含了一些全新的发现。最近几年出现的有关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记载比以前描述得更加详尽，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过去用“心态”、“半国家职能”、“暴力调节员”等社会学术语勾勒出来的模糊画面，现在有了真实存在的人物、地点、日期以及犯罪事实。随着画面越来越清晰，它的另外一层含义也越来越让人担忧：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个以谋杀为首要存在理由的黑社会已经成了意大利历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引言】

像“比萨饼”、“意大利面”、“歌剧”、“灾难”等许多意大利词汇一样，“黑手党”一词已经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它经常用来指西西里岛和美国以外的罪犯，而这两个地方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黑手党据点。“黑手党”现在成了世界各地匪帮——中国、日本、俄国、车臣、阿尔巴尼亚以及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匪帮的统称，而实际上这些匪帮和西西里黑手党没有丝毫的瓜葛。

意大利南部也有其他的犯罪组织，它们有时候也被称作“黑手党”，例如：普利亚区（意大利这只“靴子”〔※意大利国的形状很像一只靴子。〕的脚后跟）的“团结神圣皇冠”组织；卡拉布里亚区（脚趾）的“光荣会”帮；那不勒斯地区（小腿骨处）的“卡莫拉”帮。这些组织也都有着各自悠久的历史。其中，“卡莫拉”的历史比“我们的事业”还要久一些。但在这里，只有这些帮派与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有关联时，才会略微提到它们的相关信息。没有一个意大利非法组织像黑手党这样，权力如此强大，组织如此严密，运作如此之成功。“黑手党”这个西西里单词之所以如此广为流传也绝非偶然。

这本书选择性地描述了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但是一些最有名的美国黑手党成员，比如“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和阿尔·卡彭在书中也有所提及。这是因为，讲述西西里黑手党历史自然要讲一讲由之衍生的美国黑手党的历史。在过去的两个世纪，美国有组织犯罪猖獗，但是其中只有小部分是黑手党犯下的罪行。因此本书只是稍微对美国黑手党进行了启发性的阐释。只有从地中海三角形小岛的海岸线上来看待美国黑手党的历史，它才有意义，最起码在美国黑手党发展的初期是这样。

西西里黑手党用高超的手段杀人并巧妙地躲开惩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组织其成员，集影子政府、非法买卖和黑社会（就像共济会那样）的特性于一体，逐渐累积了财富和权力。

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像一个政府，是因为它企图控制领土。整个黑手党达成一致协议，每个黑手党家族如同影子政府一样统治其领地范围内的居民。黑手党家族的保护费就相当于合法政府收取的税。但是二者之间略有区别，黑手党试图对所有的经济活动“征税”，无论其合法还是违法：零售商和强盗一样都要缴纳保护费。一个黑手党分子很有可能一方面在“保护”汽车展示厅的所有人，另一方面则在“保护”盗车贼。因此，在所有的保护费交易上，绝对受益的只有黑手党一方。黑手党像国家一样决定着其臣民的生杀大权。但是黑手党组织并不是一个替代性政府——它渗入合法政府内部并使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是一桩买卖，是因为它试图谋利——尽管用的是恐吓的伎俩，但是，它也很少从其“政府”行为中获取巨额利润。保护费的大部分都被用于再投资，以便继续维持其杀戮力。这些钱被用来买通律师、法官、警察、记者、政客和临时工，以及资助那些“不幸”入狱的黑手党成员。“我们的事业”花掉这些经费是为了树立一种被“黑手党研究者”称之为恐吓招牌的形象。黑手党的常用伎俩充分应用在市场的各个方面，像工程诈骗和烟草走私。一般情况而言，一个行业越是危险、暴力和有利可图——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毒品走私——渗入到那个行业的黑手党分子就越能因身后有完全可靠的恐吓后盾而受益。

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是一个排他性的黑社会，是由于该组织挑选成员时极为慎重，并为了维护成员利益而制定严格的规则来约束他们的行为。“我们的事业”对其成员最主要的要求是谨慎、服从、残酷无情。

这个组织的历史本身是吸引入的。但是黑手党的历史不仅仅是关于黑手党，或是“君子”的所作所为。在法尔科内和博尔塞利诺之前，还有无数人在与黑手党的斗争中失去了生命。本书中描述了其中一些人物的事迹，因为西西里人和从一开始起就反对黑手党的人与黑手党的斗争组成了黑手党的历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黑手党的历史还涉及支持这一组织的人。他们支持黑手党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出于恐惧，有的在政治上愤世嫉俗，有的则是明目张胆的同谋。

即便是一部囊括了上述所有各个方面的黑手党历史，也还是会留下很多疑问。因为尽管很多意大利以外的人知道什么是黑手党，或者起码他们自以为知道，但是直到1992年西西里黑手党的全部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这却是令人困惑的。一个非法组织究竟为什么势力如此强大？为什么这么久之后人们才理解它的本质？一个解释是证据不足。黑手党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兴旺是因为它不断恐吓目击证人，勾结贿赂警察和法庭。过去经常是这样，当局（之后是历史学家）只能无奈地对着尸体，猜测在这谋杀背后究竟暗藏着什么奇怪的逻辑。

这个问题相当地根深蒂固，事实上，黑手党已经渗透到意大利政府机关的心脏。最起码，意大利政府在过去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对西西里黑手党完全熟视无睹。即便是偶尔有关黑手党的调查牵涉到了政府机关，这个调查也很快会被忘记。或者即便是被人们记住，也没有被很好地利用。意大利一次又一次地失去抓住真相的机会，而这真相是法尔科内法官和博尔塞利诺用生命来证明的。黑手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如果有一些人企图用秘密行动的阴谋来掩盖真相的话，意大利对黑手党组织调查的屡次失败就比黑手党本身有更不可告人的故事。也因为这样，这本书除了是一部关于黑手党的历史之外，还是关于意大利如何在明摆着的真相面前一败涂地的历史。

在当代，证明意大利根深蒂固的黑手党问题仍旧不减当年的例子不胜枚举。本书在编写时，曾七任意大利总理的终身参议员朱利奥·安德莱奥蒂被控指使黑手党谋杀一名勒索他的记者（向警方告密的多玛索·布西达，曾经的“两个世界的老大”，是关键目击证人）。安德莱奥蒂已经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黑手党案子和一名广告经纪人有关，这位经纪人就是传媒大亨、现任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他在1993年创立了意大利力量党。最近，黑手党的一名叛徒声称，为了达成某种协议，“我们的事业”和意大利力量党的高层之间有秘密会晤。这种指控遭到强烈否决，我们也不应该对这些个别的审判案例妄下论断，因为没有一件是盖棺定论了的。除了引起人们的愤慨之外，这些案例还提出了历史性的问题：意大利究竟是如何使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的？

布西达作证之后，第一批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家很快有了不寻常的发现，这个发现使得为什么意大利过去没能正确理解黑手党本质的谜团更多了一层神秘。事实上，布西达远非第一个打破“缄默法则”的“君子”；即使他打破了缄默，人们也不会相信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自打有黑手党之日起，就有了告密者。此外，从一开始黑手党就私下里和当权者——警察、法官、政客——有秘密对话。历史学家现在可以通过查找史料来偷听这些对话。这种偷听既令人着迷又令人觉得不安，因为它使人得知意大利政府和杀人犯之间有着多么错综复杂的关系。

即使在发现了这些早期告密者之后，还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他们的供词；警方和法官从黑手党成立初期一直到法尔科内和博尔塞利诺的“大审判”之时，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有着无数原因撒谎的职业罪犯，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们呢？黑手党告密者的证词通常都被认为不可靠而无法在法庭上或在历史书中使用。“君子”的证词，即使是他作出的忏悔词，也通常是令人费解的。事实上，“忏悔”一词是靠不住的，“君子”很少会真正悔悟。在整个组织的历史中，黑手党成员向政府招供大多是为了报复出卖他们或者曾经在争夺战中打败过他们的其他黑手党分子。招供是输家的最后一招。布西达输了，因此像其他告密者一样，他作出的证词在某些方面歪曲了事实。

然而布西达的证词还有更深刻的含义，他的证词不仅仅是对一系列事件的主观描述，而且还成为了解密黑手党证词的罗塞塔石碑〔※一块同时刻有古埃及象形文、阿拉伯草书以及古希腊文三种文本的玄武岩石碑，是解密古埃及文的钥匙。此处暗喻要解决一个谜题或困难事物的关键线索或工具。〕。布西达准确解释了“君子”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不仅列举出了黑手党遵守的奇怪规则，而且还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常常打破规则。这位“两个世界的老大”自己仍然摆脱不了黑手党的规则，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是“背叛者”。布西达给法官和历史学家上的很重要的一课就是必须严肃对待黑手党的规则——但是严肃对待这些规则并不意味着这些规则总是能够得到遵守。

多玛索·布西达一直反复强调在“我们的事业”里所遵守的一个特殊规则就是懂得说真话的时机。多亏了布西达，我们现在才知道了真话对黑手党来说是极其珍贵而又危险之物。当一个“君子”加入西西里黑手党时，他的宣誓之一就是永远不欺骗其他“好汉”〔※最早对初入黑手党组织的成员的一个称呼。〕，而不管他们与自已是否同属于一个家族。从此之后，任何黑手党成员只要撒了谎他就会明白自己离“硫酸浴”〔※黑手党杀人后，会将尸体丢入硫酸溶解掉。〕不远了。与此同时，高明的谎言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权力争斗中成为一件有力的武器。最后，大多数黑手党成员都变成了急性偏执狂。正如布西达所言，“黑手党党徒永远活在被审判的恐慌之中——不是执法人员的审判，而是黑手党内部恶毒的诋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有人在诽谤他们”。

在这种情形之下，所有的“君子”都具备守口如瓶的超常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出庭提供同案犯的证据之前，布西达曾与一名黑手党成员在同一间监狱待了三年。这位狱友刚刚执行完谋杀布西达密友的任务——另外一名黑手党成员。在这三年中，两个仇家没交换过一句恶言恶语，甚至还在一起吃了圣诞晚餐。布西达知道他的狱友已经被“我们的事业”判处死刑，但是不知道这位狱友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刑满释放那天，这位狱友就被暗杀了。

“君子”不会跟任何不知情者透露任何消息。他们之间的交流往往是通过密码、暗示、只言片语、眼神和沉默完成的。在黑手党内部，谁也不多说不必要的废话，谁也不会说出内心的疑惑。法尔科内法官注意到，“对标识、手势、口信和沉默的解码是黑手党成员的主要活动”。布西达尤其善于描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感受：

在“我们的事业”里，你有义务说实话，但同时又有很大的保留。而这些保留的、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就像永远无法解除的咒语一样支配着所有的黑手党成员。它把所有的关系交得畸形、荒唐。

同样由于他们都不愿意开诚布公，每次黑手党党徒之间相互交谈的时候，他们讲的每句话都不是闲聊。例如，如果黑手党A对黑手党B说他杀了企业家X，或政客Y在黑手党组织的黑名单上，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如果不是，那么这就是一种策略，这谎言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真相本身。于是，从布西达开始，黑手党已经不再被一律视为完全不可信赖的证人。不管他们是否“悔悟”，如今破解黑手党的证词就是区分真相和高明的谎言，并寻找其他证据来证实这一区分。这对撰写黑手党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撰写黑手党的历史需要从各个渠道获取信息——警方文件、政府调查、新闻报道、回忆录以及黑手党党徒的供词等等。但是不管这些文件直接再现了黑手党党徒之间的对话还是只留下了他们远去的足迹，这些文件上都染有斑斑血迹，记载了黑手党内部生活中所耍过的那些可怕的“说出真相”的游戏。

既然任何历史中都必然会包含不确定的成分，更何况这是一部大胆尝试撰写西西里黑手党邪恶世界的历史呢？本书不敢对书中人物的善恶作出定论，黑手党的历史不是追溯性审判，但是本书也绝非臆测之作。尽管把早已不在人世的历史人物关进虚构出来的监狱是错误的、徒劳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嗅到他们身上至今还在散发出的刺鼻的“黑手党气味”。

这样，黑手党的历史包含许多不同的人物和层面。相应地，本书将在每章讲述不同的故事，从士兵到老板，同时也会涉及黑手党势力所带来的影响，讲述发生在黑手党的受害者、对手和朋友身上的故事，他们之中有最贫穷的人也有势力最强大的人。由于缺乏历史证据，在本书的一两章中，黑手党仍然保持着它一贯的形象：它像一个恶毒的幽灵一样既令人毛骨悚然又无处不在。

在讲述黑手党的起源之前，本书先介绍了“我们的事业”目前的内部情形以及该组织成员所恪守的荣誉准则。最近的告密者为研究现在的黑手党所思所想提供了可能，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当然，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荣誉准则去填补黑手党历史中的空白点确实有把事情简单化之嫌。尽管如此，随着黑手党的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人们发现西西里最有名的犯罪组织从140年前诞生之日起就没怎么变化过，这着实让人大吃一惊。黑手党开始时是一个行善的组织，到了后来才腐化堕落成一个暴力组织，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黑手党也不是从一个传统组织逐渐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有组织性的、盈利性的组织。时代在变化，但黑手党只是略作调整。时至今日，它依然保持原有的面貌：一个宣誓才能加入的秘密社团，以其高超的技法杀人并巧妙躲避惩罚，不断积累财富和势力。

【“君子”】

不计其数的电影和小说作品都给黑手党增添了邪恶的魔力色彩。这些黑手党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将黑手党的日常生活戏剧化，从中加入了一触印发的惊险场面，面对危险，黑手党党徒既奸诈狡猾又肆无忌惮。影片中，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冲突——野心、责任和家族之间的冲突——变成了生与死的较量。

简单地把虚构出来的黑手党说成是不真实的未免不切实际和失之偏颇——它只不过是被模式化了。黑手党分子也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喜欢看电视，喜欢去电影院观看关于黑手党的影片，看看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场面是如何被搬上银幕。多玛索·布西达是电影《教父》的影迷，但是他觉得在电影结尾处，另一黑手党成员亲吻迈克尔·科莱奥内的手的那场戏太不现实了。阿尔·帕西诺扮演的虚构人物迈克尔·科莱奥内的动机背后隐藏着种种矛盾冲突——野心、责任、家族，这些矛盾冲突在黑手党的现实生活中也是极为重要的。

明显不同的一点是，任何影片的魔力都在“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恐怖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不那么明显但却更为重要的一点区别是，迈克尔·科莱奥内为了至高权力而陷入道德危机，而真正的西西里黑手党则痴迷于束缚他们手脚的荣誉准则。“君子”可能会回避、操纵或重写这些规则，但是他们同时明白这些规则将影响同辈人对他们的看法。这并不是说黑手党的荣誉价值本身在传统意义上来说是“可敬”的。荣誉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有其特定的含义，它甚至指使黑手党成员做出最恶劣的行径，就像令人不安的卡帕奇爆炸事件中，引爆炸弹的乔瓦尼·布鲁斯卡那样。

布鲁斯卡在“我们的事业”中被称为“杀人者”、“割破基督教徒喉咙的人”。在西西里语中，“基督教徒”指的是“人”。在黑手党组织里，它指的是“君子”。布鲁斯卡是敢死队的一分子，直接受命于老板们的老板——科莱奥内家族的头目“矮子”托托·里纳。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布鲁斯卡也没闲着。他谋杀了对里纳掌权表示不满的阿尔卡莫家族的老板。几天后不久，布鲁斯卡的人又将此人已经身怀六甲的伴侣杀死。之后，布鲁斯卡又除掉了一个家财万贯的商人，这个人是黑手党成员但在“大审判”中他没能及时利用他的政治关系来保护黑手党。

更糟的还在后面。“杀人者”和另一位“君子”桑迪诺·迪·马特奥是朋友，这位朋友的儿子朱塞佩还常和布鲁斯卡在家里的花园玩耍。但在桑迪诺·迪·马特奥决定向政府告发“我们的事业”的秘密时，这一切全变了；他是第一个向当局者汇报法尔科内如何被杀的黑手党成员。布鲁斯卡随后在一次赛马会上绑架了小朱塞佩·迪·马特奥，把他囚禁在地下室长达26个月之久。最后在1996年1月，朱塞佩14岁的时候，布鲁斯卡下令将其勒死，并把尸体丢进硫酸中销毁。

1996年5月20日，“杀人者”在阿格里琴托附近的村庄被捕。400名警察包围了他所藏身的那幢盒子似的两层楼房。晚上9点左右，一组由3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分别从门和窗户闯进去，发现他们一家正围坐在桌子旁观看一档关于乔瓦尼·法尔科内的电视节目——离法尔科内四周年忌日不到两天。警方在卧室里发现一个衣柜，里面挂满了范思哲和阿玛尼〔※意大利知名时尚品牌。〕的衣服，一个红色的包里装有意币和美金共计15000美元、两部GSM手机、一些珠宝（其中有卡地亚手表）。在餐厅的桌子上，他们发现一把塑料短柄手枪，那是布鲁斯卡的小儿子大卫用的。

布鲁斯卡现在正在与司法机关配合。据他自己的不确切供认，他杀过的人“多于一百少于两百”，这真令人不安。以下是他关于谋杀朱塞佩·迪·马特奥的供词：

如果我能再多考虑一会儿，再多一些冷静，同我犯下其他罪行时那样，或许有千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会让这个孩子活下来。但现在再努力狡辩都是无用的，我那时考虑得太不全面了。

西西里黑手党的恐怖在于像“杀人者”这种人并不被认为疯狂。在“我们的事业”看来，他们的这些行为与荣誉准则或者说与为人夫、为人父的身份一点也不冲突。在他决定做污点证人之前，布鲁斯卡做过的任何事情，包括杀害一名比自己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男孩，也并没有被黑手党看作是不光彩的。

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更多的黑手党愿意出来做污点证人，其中一些悔罪者以“杀人者”这样的杀手也已经背离传统价值观——荣誉准则为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多玛索·布西达用的也是同样的理由，他说：“我没有抛弃‘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事业’抛弃了我。”但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黑手党内部，背叛与残暴从来都是与荣誉并存的。乔瓦尼·布鲁斯卡比其他黑手党告密者更典型、更令人信服。

前几代告密者包括布西达在内提供了不少有关黑手党内部文化的证据，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掀起的这股忏悔新浪潮使研究者在这方面掌握的材料更加丰富翔实。现在可以清楚的是，荣誉准则不仅仅是一串规则那么简单。成为一名黑手党成员意味着要接受一种全新的身份，进入一个不同的道德世界。一个黑手党党徒的荣誉就是这种全新身份的标志，也是这种全新道德观念的标志。

之前在1984年，多玛索·布西达给法尔科内大概描述了“我们的事业”的荣誉准则。他讲到了入会仪式，入会者手持一幅燃烧的画——通常是天使报喜图——同时宣誓誓死效忠、保守秘密。关于这种离奇的仪式的传言先前一直被当作民间传说，布西达的供词则证明了常识有时候与事实真相恰恰背道而驰。从“杀人者”和其他人的证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黑手党对待这种仪式极其严肃，将其看作是一种荣誉。

他们的入会仪式表明，荣誉是一种必须努力才能挣得的地位。在成为“君子”之前，申请入会者必须经受严格的观察、监督和考验；杀人几乎总是入会的前提条件。在预备阶段，他不断被提醒在入会之前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一种“虚无的存在”。举行入会仪式往往是黑手党成员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圣像的燃烧意味着他作为普通人的死亡和作为“君子”的重生。

在入会仪式上，新成员宣誓服从是荣誉准则的首要核心。“君子”必须永远服从他的头目。他从来不会问“为什么”。理解这一责任的含义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是否遵守整个荣誉准则的一个重要检验就是：杀害妇女和儿童。这对西西里黑手党来说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确实，黑手党不止一次地声称他们绝对不动女人和孩子。必须指出的是，很多黑手党成员都尽可能地恪守这一原则。“我们的事业”当然不会随意杀害儿童，不杀害儿童是因为这样会有损它的声誉，会使它失去一些亲密的支持者。

但是，朱塞佩·迪·马特奥绝非是第一位被黑手党蓄意夺取性命的孩子。除掉妇女和儿童只有在不必要的时候才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行为。如果黑手党分子自身的性命受到威胁时，这便成为了一种必要行动。而只要加入了“我们的事业”，黑手党分子就时常性命堪忧。

几乎和其他一切黑手党的杀戮一样，对朱塞佩·迪·马特奥的谋杀是黑手党共同决定其必要性后才执行的。男孩的死是“我们的事业”的一些头目针对那些使整个组织陷入危险的黑手党叛逆者而采取的相应对策。当这一决定成为既定方针后，不去执行这一方针才会被看作是不光彩的行为。

这时就只有服从了。最终执行这一方针、在布鲁斯卡的命令下把朱塞佩·迪·马特奥勒死的黑手党党徒后来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看法：

如果一个人想（在“我们的事业”里）有一番作为，他就必须一直有利用价值……我想有所作为，我从一开始就接受这一点，因为我当时正洋洋得意。我当时在帮内是名士兵，我服从了命令，我知道勒死这个男孩我就会有大好的前程。于是，我便昏了头。

通过服从命令，黑手党成员逐渐积累自己的荣誉。因为具有所谓的“可利用价值”，黑手党成员不停地积累荣誉，同时也有机会去获取更多的钱财、信息和权力。与加入其他组织一样，成为“我们的事业”中的一员也会给加入者带来一些特权，其中包括：实现抱负、获得地位、与同伴同甘共苦的兴奋感、替老板承担道德以及其他方面的责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黑手党荣誉的必备要素。

荣誉还包括对其他“君子”讲实话的义务，因此就有了黑手党之间臭名昭著的简洁谈话方式。乔瓦尼·布鲁斯卡说，他去新泽西拜访美国黑手党时，东道主们的健谈使他大为震惊。主人们为他设宴接风，然而刚进饭店他就吓了一跳：所有的黑手党分子都把情妇带过来了，他们还公开交谈彼此是哪个匪帮家族的。“在西西里，我们做梦也没想过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对话，甚至连私下里也不会这样。每个人都只知道他该知道的。”布鲁斯卡说，他觉得太尴尬了，于是便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他从美国之行中得出结论，“他们正大光明地生活，他们只在特殊情形下杀人，他们从来不像我们在西西里这样进行大规模屠杀。”

要求黑手党成员讲实话也是让互相不信任的不法之徒之间建立互信的一种方式。这种对信任的需求也解释了荣誉准则里关于性和婚姻的那部分内容。新入会的“君子”必须发誓不参与卖淫生意，并且如果与其他黑手党分子的老婆有奸情，他将会被处死。另外，如果一个黑手党分子赌博、玩女人、摆阔，那么他就有可能被认为不可靠，因此可能会被除掉。遵守这些规则是向其他黑手党成员表明你值得信任的重要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黑手党的高层把亲力亲为当作一种美德，并且旧式的家长派头也倍受黑帮文化的推崇。例如他们经常会举办一些以男性嗜好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如狩猎聚会、酒宴等。

荣誉还意味着忠诚。与血缘关系相比，获得黑手党分子口中的“荣誉团体”的成员资格将给他们带来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的忠诚。荣誉暗示黑手党党徒要把“我们的事业”的利益放在亲人之上。“杀人者”的兄弟恩佐·布鲁斯卡为组织效力，参与谋杀活动，但他一直没能成为黑手党正式成员。他很懂规矩地没问原因。他通过传闻、媒体才得知“我们的事业”里有他的亲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当地黑手党的老板。所以，尽管恩佐·布鲁斯卡参与黑手党的活动，他的家庭成员里面也有两名“君子”，但是他并没有权力过问黑手党家族的生意。

虽然下属没有权力过问上司的事情，黑手党老板却有绝对的权力监管手下人的个人生活。比如，黑手党分子通常要经过头目的同意才能结婚。黑手党分子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并过着体面的婚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黑手党分子甚至比其他的普通丈夫更需要讨好妻子，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如果黑手党的妻子不满而去报警的话会给整个家族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我们的事业”的成员必须小心地保全自己女人的声望；禁止拉皮条的主要原因，像法官法尔科内解释的那样，就是为了确保黑手党成员的老婆，“不在她们的生活环境中蒙受耻辱”。黑手党分子一般会娶帮内成员的姐妹或女儿，这些女人一生都生活在黑手党的环境中，因此也更易具备组织所需要的谨慎、服从的品质。尽管是处于从属地位，女人还是会积极支持丈夫的工作。女人是不能正式加入黑手党的，荣誉只属于男人。但是一名黑手党分子所获得的荣誉会给他的妻子带来声望，妻子表现好反过来又会为他的荣誉加分。

法尔科内法官曾把加入黑手党比作皈依一种宗教：“你永远不能停止做牧师，黑手党也一样。”这种黑手党和宗教的比较还远没结束，主要是因为很多“君子”都是信徒。卡塔尼亚的老板尼托·圣保拉在他的别墅内修建了圣坛和小教堂；据一名告密者说，他曾把抢劫他母亲的四个孩子绞死后丢进井里。现任老板们的老板，“拖拉机”伯纳多·普罗文扎诺，藏在他的住处用便条传达命令，最近有一些短笺被截获；这些便条上往往写有上帝佑护的祝福和祈祷——“上帝的意志决定我想做上帝的仆人”。一个像“杀人者”一样指挥敢死队的高级老板每次行动前都要祷告：“上帝知道是他们自己想死，我不应该受到责备。”

这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以来罗马天主教对黑手党持包容态度的结果。牧师常常把这些通过杀人来获取权力的人看作是与其他人一样的罪人。他们忽视了黑手党的恶劣影响，因为黑手党表面上与教会遵奉一样的价值观，例如：服从、谦卑、传统和家庭等。他们还接受来自不义之财的捐赠，用于宗教游行和慈善。他们也满足于看到黑手党家族伪装成宗教团体，并把慈善基金的管理权委托给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显要人物。一些教会的人甚至还当过杀手。有关教堂和黑手党之间关系的故事充满了这样的插曲。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黑手党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只不过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小分支。黑手党的宗教和教堂这种机构一点关系也没有。黑手党宗教的秘密在于它和荣誉准则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它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事物罢了。黑手党的宗教在成员中间产生了归属感、信任感，并通过向天主教教义借取词汇创立了一套灵活的规则，这和黑手党成立初期借用贵族们还在使用的骑士用语来制订荣誉准则的做法如出一辙。

与黑手党的荣誉一样，黑手党的宗教帮助黑手党党徒们向自己、向别人，也向家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黑手党分子喜欢想象他们是以高于金钱和权力之上的事物的名义杀人，他们常用的两个词就是“荣誉”和“上帝”。事实上，黑手党分子和他们家族宣称的宗教与黑手党荣誉所涉及的道德领域在许多其他方面极其相似。你很难区分诚恳的信仰（假设是误入歧途的话）与恶意的欺诈之间的界限。要弄清楚黑手党分子的思维模式，就要明白在他们每个人心中，荣誉准则与蓄意欺诈、无情残暴早已混为一体。

因此，“荣誉”被解释为一种专业价值、一种价值体系，被一个自认为超然于善恶之外的组织作为群体身份认证的图腾。就这点而论，它和西西里传统、骑士气质或天主教毫无关联。不管它是以宗教术语表述出来还是冒充贵族的口吻将之称为“荣誉”，这种准则的目的就是确保黑手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事业”的利益。

当准则有效运作时，它会带来集体自豪感。卡塔尼亚黑手党分子安东尼·卡尔德龙曾经说过：“我们是黑手党，其他人只是普通人。”当他说这句话时，他道出了所有黑手党成员的心声。正因如此，一个没有荣誉的黑手党成员什么也不是，他只有死路一条。对黑手党成员来说，在内讧的残杀中被打败与失去荣誉几乎是一码事。

这也难怪，对一些黑手党分子来说，决定违反荣誉准则而作证检举同谋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意味着抛弃一种身份，与盟友决裂并割断与他们结成的家族纽带，意味着寻找一种方式与建立在杀戮之上的人生达成妥协；这无疑意味着对自己宣判死刑。乔瓦尼·布鲁斯卡说，出庭作证比杀人更需要勇气。

尼诺·乔是卡帕奇爆炸事件中催促布鲁斯卡赶快动手并使其按下爆炸按钮的黑手党分子，1993年夏被逮捕并被隔离监禁。之后，乔慢慢开始感觉到多年来生活在“我们的事业”规则阴影下所积攒下来的压力。他知道自己的一些谈话被警方窃听了，而且他很有可能已经泄露了一些对其他黑手党成员极为不利的证据。他在无意间违反了“我们的事业”所奉行的最为神圣的原则。他察觉到住在监狱同一侧的其他黑手党分子对他的疑心也越来越重。从他的外表可以看得出来，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胡子拉碴，衣服脏了也不换洗。“君子”就是在狱中也要举止得体，维持自己的尊严，所以他的不修边幅只会让他周围的人更加担心他会扛不住，向政府指证。然而，1993年7月28日，他在监狱里用网球鞋鞋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尽管黑手党自杀的例子并不多见，但乔的自杀字条足以说明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荣誉准则意味着什么：

今晚我将重拾17年前（加入“我们的事业”之时）所失去的平静祥和。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恶魔。在我提笔写下这段话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恶魔……在我离开之前，我想请求母亲和上帝的原谅，因为他们的爱是没有限度的。除了他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永远不会原谅我。

描述“我们的事业”内部生活的这幅画面所引发的历史问题很简单：“情况一直是这样吗？”答案同样简单，没有人敢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可能不断会有告密者向警察招供，但是当他们招供的时候，他们讲述的通常是具体的犯罪细节而不是身为黑手党分子的感觉。但是证据确实表明有种类似于荣誉准则的东西始终存在着。毕竟，如果这种东西不存在的话，黑手党也不会生存这么久；事实上，它甚至本可以没有出现的必要。

第一章　黑手党的起源1860-1876

西西里岛的两种颜色

巴勒莫在1860年6月7日成为一座意大利城市。按照当时签订的停火协议，两路败军纵队从东侧蜿蜒前行，后又绕回来在墙外等待运送他们回那不勒斯的船只。他们的撤退是19世纪最有名的军事业绩之一，是一个震惊整个欧洲的爱国英雄主义壮举。在此之前，西西里作为统治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波旁王朝的一部分，与那不勒斯分属不同的管辖。1860年5月，朱塞佩，加里波第和大约1000名志愿者——有名的“红衫军”——占领了西西里岛，以便使其纳入新成立的意大利国家。在加里波第的领导下，这支非正规但狂热的部队迷惑并打败了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拿破仑军队。三天激烈的巷战之后，巴勒奠被攻下，在此期间波旁海军对该城实施了炮轰。

巴勒莫解放后，加里波第率领他的队伍——此时他的队伍数量剧增，组成了一个合法的军队——向东开往意大利大陆。9月6日，这位英雄来到那不勒斯，受到欢呼人群的热烈欢迎。10月份，他把征服的地区移交给了意大利国王。他拒不接受奖赏，只带了斗篷、一些必需品和准备撒在花园里的种子，回他的卡普雷拉老家去。很快就举行了公民投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正式并入意大利国家，是加里波第促成了意大利的统一。

甚至当代人也认为加里波第的成就是一种“英雄壮举”并且“富有传奇色彩”。但这种成就很快变得看起来像梦一样虚幻，后来证明西西里与意大利王国之间的关系竟是如此地饱受折磨、如此地暴力血腥。这个多山的小岛向来被誉为引发革命的火药桶。加里波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征战引发了另一场起义，波旁政权在起义面前迅速垮台。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1860年的叛乱只不过是麻烦的开始。把240万西西里人划归一个新的国家，随之而来的便是阴谋、抢劫、谋杀和报仇的泛滥。

国王的大臣们大都来自意大利北部，他们希望在上层西西里居民中寻找管理政府的合作者，找到与他们身世背景相似的人。思想保守的大地主，具备良好的管理才能并渴望经济有序发展。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种乱糟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半犯罪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共和国革命者，怀念旧的波旁政权或渴望西西里自治的贵族和教士，为了和对手争权夺势而进行杀戮或绑架的当地政客。统一后，推行征兵制，这种制度以前在西西里岛从未听说过，大批愤怒的人民抵抗、反对实行征兵制。许多西西里人似乎还觉得这场爱国革命赋予了他们不交税的权利。

看到政府傲慢地拒绝赋予他们参政的权力——他们需要权力来解决岛上的一些问题——把政治野心投入到这场爱国革命中的西西里人对此极为愤慨。1862年，加里波第对新的意大利政府失望之极，他重出江湖，以西西里为根据地，再一次发动了对大陆的入侵。他的目标是征服罗马，当时罗马还在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但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山区被一支意大利军队堵截，脚上还中弹受伤（罗马直到1870年才成为意大利首都）。

意大利政府对加里波第的再次入侵引起的危机采取的反应是在西西里宣布戒严令。他们这样的做法为以后开创了先例。由于不愿意或不能够找到支持力量以平息这场政治风波，政府不断尝试用军事办法解决问题：机动纵队、包围全城、大规模逮捕、不经审讯监禁。但是，情况并未好转。1866年，巴勒莫爆发另一起叛乱，在某些方面与推翻波旁王朝的那次叛乱十分相似。与1860年加里波第发动袭击时一样，革命队伍从周围的小山往下突袭城市。有谣言说，叛乱者食人肉、饮人血。作为回应，政府再次实行戒严令。1866年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经过了十多年动乱和镇压之后，西西里才融人到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来。1876年，岛上的政客第一次加入了在罗马成立的联盟政府。

与1860年至1876年之间的斗争冲突不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西里岛上的壮丽景色，岛上的景色给那些在意大利统一之后来到岛上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勒莫异常美丽的环境没办法不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来。第一次从海边来到巴勒莫的一位加里波第的拥护者说，巴勒莫就像是为了满足孩子诗意般的想象而建造的一座城市。城墙的四周栽种着郁郁葱葱的橄榄树林和柠檬树林，后面则群山环绕。它的布局也同样很简单：巴勒莫有两条笔直、相交的主干道，两条主干道相交于四角广场〔※位于马克达街和埃玛努埃尔街的十字路口，是老城的中心。〕——一座修建于17世纪的广场。四角广场的每个角落的建筑物上都装饰有精致的露台、飞檐、壁龛等，象征着城市的四个地区。

尽管波旁王朝的轰炸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勒莫还是有无数旅游景点供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参观。其中，最著名的景点要数它的海滨。绵绵夏日，一天的酷热散去之后，上流社会的巴勒莫人乘着月色，坐着马车，沿着玛瑞娜海滩前行，周围弥漫着花树的香气。他们散步乘凉，一边听着城市乐队演奏着喜爱的歌剧音乐，一边品尝着冰激凌和冰糕。

海滩远处，从大道上分岔出来一条条狭窄、曲折的小巷。小巷里，贵族宫殿与集市、手工作坊、茅舍以及不少于194间的教堂争夺空间。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来到此地参观的游客往往会被街上数量众多的修道士和修女所震惊。巴勒莫犹如一个石刻拓本，记载着数百年前的文化。和岛上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无数侵略者留下的纪念碑。因为从古希腊开始，几乎每个地中海势力，从罗马到法国波旁王朝，都把西西里据为已有。在很多人看来，整座岛似乎就是一个精彩纷呈的展览橱窗，这里有：希腊剧院和神殿、罗马风格的别墅、阿拉伯清真寺和园林、诺曼风格的教堂、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以及巴洛克式教堂等等，美不胜收。

西西里岛被想象成了两种颜色：金黄色和深绿色。西西里岛曾是古罗马的粮仓，之后的几百年里，生长在辽阔庄园里的小麦将内陆雄伟的高地染成金黄色。岛上另一种颜色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9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了西西里岛，带来了新的灌溉技术，并引进种植了柑橘树，这些果树给北部和东部海岸抹上了浓浓的深绿色。

正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意大利王国的统治阶级首次听到了关于西西里黑手党的议论。由于对之没有清晰的概念，首先研究这个问题的人猜测，这是古代、中世纪的残余物，是几个世纪来外国暴政导致该岛处于落后状态从而形成的症状。相应地，他们的第一直觉是到古老的原始的粮食产区，即内陆高地的那片金黄色土地中去探寻其根源。尽管西西里内陆有种孤寂的美，但是它是意大利想要抛弃的一切事物的象征。大片耕地上，成群饥饿的农奴在劳作，他们受尽残忍老板的剥削。许多意大利人希望并相信黑手党是这种落后、贫穷所造成的症状，他们相信只要西西里岛从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赶上时代的步伐，黑手党就必然会消失。一位乐观主义者甚至断言，黑手党将随着“机车的汽笛声”而消失。这种认为黑手党非常古老的看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因为很多黑手党分子不断在推广这种观点。多玛索·布西达也认为黑手党是在中世纪为了反抗法国侵略者而建立的。

但是黑手党并不起源于古代。它大概开始于四面受困的意大利政府官员首次听到关于黑手党的议论的那个时候。黑手党和新意大利国家同时诞生。实际上，“黑手党”一词出现并得到广泛流行的方式非常奇怪，特别是发现这个名字的意大利政府同时居然在对享有此名的组织的扶植培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大概是由于黑手党本身狡猾奸诈的缘故吧，它的起源也并不只有一个故事，而是许多故事交织在一起。要解开这些叙事线索，并把它们放在随后的章节中一一展开需要在时间安排上有点技巧；也就是说要不断穿梭于1860年至1876年这个动乱时期，还要简要地回顾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的历史。同时还要意味着借用故事人物的证词，这些人参与或是见证了黑手党的创立。

最好不要以“黑手党”一词作为故事的开始——原因将会变得很明显——而是先讲讲早期黑手党的所作所为以及事情的发生地点。既然黑手党不是起源于古代，那么内陆那片金黄色的地区就不应该是它的发祥地。黑手党开始出现的地方，现在依然是它的心脏地带。黑手党出现在西西里岛上财富集中的地方，出现在那片狭长的深绿色海岸。现代资本主义出口贸易正是以栽种在巴勒莫郊外的柑橘园和柠檬园为基础不断地发展壮大。

格拉蒂医生和他的柠檬园

在柑橘种植业的迅猛发展期，黑手党的手法得到了改进。柠檬在18世纪后期首次被当作出口作物。之后19世纪中期那段很长的柑橘种植业的繁荣期使西西里岛边缘的颜色更加深绿。英国人的两种生活习惯促进了这种繁荣。从1795年开始，皇家海军就让船员用柠檬来治疗坏血病。另一种柑橘类水果——佛手柑的油也被小规模地提取用来给伯爵茶调味。柑橘的商业化生产则始于19世纪40年代。

在西西里内陆山区几乎还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西西里的柑橘和柠檬已经船运到纽约和伦敦。1834年，柠檬出口量超过40万箱。1850年，达到75万箱。19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出口到纽约的意大利柑橘类水果惊人地高达250万箱之多，大部分都来自巴勒莫。1860年，也就是加里波第起义那一年，有人估计，西西里的柠檬园是欧洲最赚钱的农业用地，利润甚至超过了巴黎附近的果园。1876年，每公顷种植的柑橘水果所带来的利润是岛上其他用地平均利润的60倍。

19世纪的时候，柑橘果园已经发展成为需要高额初期投资的现代化商业。必须清除土地里的石块，并把土地开垦成梯田；必须修建仓库和道路；必须盖起围墙以挡风、防盗；必须挖灌溉渠道并安装水闸。即使是果树种上了，也要8年之后才会结果，而开始盈利则要在结果几年之后。

除了资金投入大之外，柠檬树还很脆弱。哪怕是短暂的供水问题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损失。不论是对果树还是对果实的恶意破坏都一直是地主必须面对的风险。正是这种脆弱和高利润的结合为黑手党收取保护费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尽管西西里的很多沿海地区以前就种植柠檬，但是黑手党直到最近才成为势不可挡的西部西西里现象。它出现在巴勒莫的周围地区。1861年，巴勒莫有将近20万的人口，是西西里岛西部的政治、法律和金融中心。流通在这里地产租赁业的货币比岛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巴勒莫是最大的零售和消费市场，它是主要港口。在这里，周围地区和远处的农地被买卖、租赁。巴勒莫还设定了政治日程。黑手党并非滋生于贫穷和孤立状态，而是滋生于权力和财富之中。

第一位被人们所知的黑手党的被迫害者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巴勒莫郊外的柠檬园里，他详细地叙述了他的不幸遭遇。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加斯帕雷·格拉蒂。几乎人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他的勇气最为可嘉——出现在他后来提交给当局的证词中，他的证词后来被当局证明是真实可信的。

1872年，格拉蒂医生代表他的女儿们以及她们的姨妈来管理一份遗产。遗产主要是瑞拉果园，一个4公顷的柠檬、柑橘农场，也可以称之为“果园”，位于马拉斯宾纳，距巴勒莫边界只有15分钟的行走路程。这个果园堪称模范企业：果树灌溉是由一台现代的3马力的蒸汽泵完成，需要一名专业操作师。加斯帕雷·格拉蒂接手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桩高投资的生意正面临危险处境。

瑞拉果园的前主人是加斯帕雷·格拉蒂的小舅子，他在收到一连串的恐吓信之后，死于心脏病。在死前两个月，他从蒸汽泵操作师那儿得知，恐吓信是果园的看护人贝尼代托·卡罗洛送来的，他口述，让识字的人代他写的。卡罗洛大概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却有自己的看法：格拉蒂说他趾高气昂，就好像农场是他的一样，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提取产品售价的20%到25%；他甚至还偷窃蒸汽泵用的煤：然而最让格拉蒂医生的小舅子担心的是他偷窃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对柑橘生意十分熟悉，并打算把瑞拉果园搞垮。

柠檬在西西里岛上的果园里生长，最后在北欧和美国的商店里被出售给消费者，大量代理商、零售商、包装者和运输者参与了中间的贸易环节。贸易在柠檬还在树上结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金融投机贯穿于整个贸易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为了降低高昂的投资成本以及减少收成不好所带来的风险，柑橘交易通常在水果成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19世纪70年代初，格拉蒂医生的小舅子也按此惯例经营着瑞拉果园的生意。但是，当经纪人买下农场果实的销售权时，他们发现已经付了钱的柠檬和柑橘开始从树上消失。很快，瑞拉果园的商业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偷窃树上果实一事毫无疑问是看守人卡罗洛干的。他的目的就是压低果园的交易价格，以便他能够买断。

从小舅子那儿一接手瑞拉水果农场，格拉蒂医生就下定决心把它租给别人，从而为自己免去麻烦。但卡罗洛有他自己的主意。有意租下果园的人过来查看果园，卡罗洛在带他们四处看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我发誓，这个果园永远不会租出去，也不会被卖掉。”这让格拉蒂医生无法忍受，他解雇了卡罗洛，另雇了别人。

格拉蒂医生很快知道这个年轻的看守对于“口中的面包被活生生夺走”有多么气愤，有人听见卡罗洛自己这么说过。格拉蒂医生的几位密友，他们完全没理由知道他的生意，都私下来找格拉蒂医生，劝他把卡罗洛雇回来。格拉蒂医生毫不动摇。

1874年7月2日晚10点左右，格拉蒂医生雇来看守瑞拉果园的那个人背部中弹数枪，当时他正走在柠檬园间小道上。袭击者在另一个果园里用石头搭建了一个石梯，站在石梯上从围墙后面往果园方向射击——早期很多黑手党分子都采用过这种袭击方式。几个小时之后，受害者在巴勒莫的医院里死亡。

格拉蒂医生的儿子去警察局报警，告诉警察他们家人怀疑卡罗洛是幕后指使者。一名调查员完全无视这个线索，反而抓了两名与受害人毫不相干的人。结果由于没有找到对这两人的不利证据而将他们释放。

尽管缺少警方的支持，格拉蒂医生还是又雇了另一名看守。然后他和家人接二连三收到恐吓信，说他解雇一名像卡罗洛这样的“君子”而雇用一个“卑贱的密探”是不对的。他们威胁，如果不请回卡罗洛，他将面临和他的看守一样的下场——而且“手段会更残忍”。一年之后回顾当时的情形，格拉蒂医生弄清楚了他当时到底是在与谁做斗争。他学会了如何去解释这个新名词：“用黑手党的话来说，窃贼和杀人犯是‘君子’，受害人则是‘卑贱的密探’。”

医生把7封恐吓信拿到警察局。警察向他承诺，将会逮捕卡罗洛、他的养子以及他的同谋。但是调查员——就是那个曾把调查引入歧途的调查员——对此案并不怎么热心。三个礼拜之后，卡罗洛及其养子才被拘押，但是他们在被捕两个小时之后就被释放了，理由是他们与此案无关。格拉蒂开始怀疑那名调查员与罪犯之间有勾结。

在挽救自己生意的抗争中，格拉蒂医生逐渐勾勒出当地黑手党的运作模式。这个黑手党家族以邻村尤迪托为根据地，在一个宗教组织的掩护下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被称为罗萨里奥教父的牧师在村子里掌管着一个名叫“第三方济各会”的帮会。该人曾经当过嘉布遣会〔※原来是一个意大利修道会，始建于1525年。〕修士，表面上做慈善事业，并支持教堂工作。有记录证明，罗萨里奥教父曾在旧波旁政权做过警方密探，同时还是监狱牧师，曾经利用职务之便为犯人传递口信。

但是，罗萨里奥教父并不是黑手党的头领。“第三方济各会”的主席、尤迪托的黑手党头目是安东尼诺·贾莫纳。贾莫纳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做苦工出身。贾莫纳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时机正是西西里岛在并入意大利新政权过程中发动两次革命的时候。1848年和1860年的叛乱给了他表现勇气和赢得重要朋友的机会。1875年，55岁的贾莫纳已经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巴勒莫警察局长汇报说，贾莫纳拥有的财产高达15万里拉。警方强烈怀疑贾莫纳处死了几名逃犯，他开始时曾庇护过这几名逃犯。警方认为，他们处在贾莫纳的保护之下，居然胆敢盗窃当地财产，因此贾莫纳必须把他们处死。据人们所知，贾莫纳还曾收到来自科莱奥内附近地区一名罪犯汇给他的一笔钱，罪犯指使贾莫纳代他做秘密生意，而他本人则逃到美国躲避起诉。

格拉蒂医生把安东尼诺·贾莫纳的性格总结为“沉默寡言、趾高气扬、小心谨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话，因为这两个人是彼此认识的。贾莫纳家族有几个人是格拉蒂医生的病人。况且，格拉蒂医生还曾帮助贾莫纳的弟弟从大腿部取出两颗子弹。

尤迪托黑手党的势力建立在收取柠檬园的保护费上。他们强迫地主雇佣他们的人为管家、看守人和经纪人。他们与车夫、零售商、码头工人结成的关系网使他们可以威胁到一个农场的产品的运输安全。狡猾地运用各种暴力手段，黑手党得以建立小型的企业联合或垄断。一旦果园被控制，黑手党分子就可以随意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他们既可以舒服地做收税的寄生虫，也可以人为地以低价把果园买下来。贾莫纳并不是只找格拉蒂医生一个人的麻烦，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运动，准备带领手下控制整个尤迪托地区的柑橘产业。

既然已经注意到当地警方有黑手党的势力，格拉蒂医生决定直接向调查官报告凶杀案。当警方只退回了7封恐吓信中的6封时——其中恐吓意图最明显的一封“丢失”了，格拉蒂医生更加坚定了与黑手党作斗争的决心。格拉蒂医生从调查官那儿听说，这种“不称职”现象在警局里是常有的事儿。

新的恐吓信又来了：他们给格拉蒂医生一周的时间用一名“君子”来替换他的新看守。但是，得知他的投诉使得那位他怀疑与黑手党有勾结的调查员被免职之后，格拉蒂医生勇气倍增。料定黑手党并不想冒险杀害像他这样有钱、有地位的人，格拉蒂医生决定不理会他们的最后通牒。1875年1月，最后期限刚过，他的新看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击3次。贝尼代托·卡罗洛和另外两名曾经在果园工作的人因涉嫌而被捕。

这次袭击第一次给格拉蒂医生带来好运。那名受伤的看守倒下之前，看到并认出了袭击他的人。起初，他躺在医院，拒绝回答警方的问题。后来，他的体温上升，死亡离他越来越近，他喊人叫来调查官并且声称：向他开枪的人正是被捕的那三个人。

受到调查官的鼓舞，格拉蒂医生亲自照顾受伤的看守，不分日夜地看护他。他随身携带一把左轮手枪，并让妻子、女儿们待在家里。由于不断收到恐吓信，家人的健康开始受到威胁。格拉蒂医生收到警告，他的妻子和女儿可能会在从戏院出来的路上被人刺杀。勒索人清楚地知道格拉蒂医生手里有季票。医生获悉调查官的办公室也安插有黑手党间谍，因为黑手党分子透露他们看到了他呈交的报告的详细内容。然而，最近收到的这几封信流露出一丝的绝望。案子正在准备中，还有证人准备作证，格拉蒂医生抱有的希望越来越大，他坚信贝尼代托·卡罗洛最终将走投无路。

在医生的照料下，受伤的看守恢复地很快，他居然亲自出马来处理此事。他刚能下地走路，便找到安东尼诺·贾莫纳要求和解。他被邀请参加宴会为此庆祝，宴会之后他改了证词，起诉卡罗洛的案子撤销了。

不等和亲戚朋友道别，格拉蒂医生就丢下他的财产和他花了25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份客户名单，带着家人逃往那不勒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1875年8月给罗马内政部长寄去一份备忘录。他在信中汇报说，尤迪托是一个只有800人的小村庄，仅在1874年一年，据他所知就至少有23人被杀害——受害人包括两名妇女、两名儿童——还有10人受重伤。当局并没有对这些犯罪行为展开调查。该地区争夺柑橘产业控制权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警察机关却依然无动于衷。

内政部长命令巴勒莫警察局长调查此事。一位年轻有为的警官被派去调查格拉蒂一案。结果发现，和前面一名被杀的看守一样，第二名看守也是一位可怕的人物。尽管格拉蒂医生或是不知情或是不愿意承认，他雇的两名看守都有可能是黑手党成员。他有可能在黑手党家族争斗中被利用了。

面对新一轮的调查，尤迪托黑手党拉出了它的关系网。贝尼代托·卡罗洛申请去瑞拉果园打猎。那天与他同行的是巴勒莫上诉法院的法官。安东尼诺·贾莫纳后面跟随了一长串地主和政客。律师准备了陈述，大意是说贾莫纳和他的儿子被起诉，仅仅因为他们“按着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使自己免受抢劫或枪击”。最后当局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出警告并加强对嫌疑人的监视。

很明显，格拉蒂医生的问题不仅仅是一群罪犯的过错。问题出现的很大原因是格拉蒂医生不能信任警察、法官甚至他的地主同伴。格拉蒂医生的故事引出了黑手党起源的另一个重要线索。随后大家将会明白，黑手党的起源与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政府的产生密切相关，而这个政府恰恰就是意大利政府。

保护费、谋杀、领地统治、帮派之间的竞争与勾结、甚至有关“荣誉”准则的暗示：格拉蒂医生的备忘录有足够的线索得出结论：黑手党手法的许多核心要素已经在19世纪70年代初的柠檬园里得到运用。这个案子还提供证据证明了其中最为独特的要素：黑手党的入会仪式。

人会仪式

尽管格拉蒂医生把记录他和安东尼诺·贾莫纳家族的不幸交手的备忘录交给了警方，警方并没有顺藤摸瓜设法将尤迪托的黑手党分子绳之以法。但是，这件案子披露的种种迹象表明，黑手党是个歃血为盟的秘密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安东尼诺·贾莫纳手下的人不仅经历了人会仪式，而且这个仪式和现在黑手党成员需要经历的仪式几乎一模一样。

加斯帕雷·格拉蒂医生1875年把备忘录寄给内政部长时，促使部长要求巴勒莫警察局局长递交一份案情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里，警察局长第一次曝光了黑手党的人会仪式。局长的消息来源是可靠的。正如格拉蒂医生的故事表明的那样，很可能警方本身和黑手党一开始就有着亲密暖昧的关系。

根据警察局长的陈述，19世纪70年代，任何即将加入黑手党组织的“君子”都会被领到一群老板和二老板面前。他们其中一人会刺破这名准黑手党分子的手臂或手指并让他将伤口流出的血涂抹到一幅圣像上。入会者宣誓效忠，圣像燃烧化为灰烬，圣像的毁灭预示着叛徒的悲惨下场。

一名政府特使在去西西里的路上代表部长对警察局长说：“祝贺你啊！现在一个庞大、复杂的调查领域已经为警方打开。”毫无疑问，这位特使如果知道一个世纪后他的“调查领域”依然庞大而又错综复杂，他肯定会大吃一惊。一个世纪之后的1976年，“杀人者”乔瓦尼加入黑手党组织。布鲁斯卡经历的人会仪式和1875年的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黑手党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秘密结社以及他们又是如何秘密结社的。

这位后来在卡帕奇用炸弹炸死法尔科内法官的人，19岁时就入会了。他的父亲本人就是一位老板，这使得他上升很快。他已经有过第一次杀人的经历。一天，布鲁斯卡被带到乡下的一间房子里，他以为是参加组织的定期宴会。当时许多“君子”都在场，包括最高的老板“矮子”托托·里纳，布鲁斯卡已经称他为教父了。里面的人开始问布鲁斯卡：“你对杀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犯罪呢？”这听起来似乎相当奇怪。他已经杀过人了，而他们却问他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入会仪式在他还不知情时就已经开始了。

有一会儿，其他人聚在屋内，把布鲁斯卡一人留在屋外。过了一会儿，他被叫进屋里，发现他父亲已经回避，而其他匪徒围坐在一个大圆桌周围，上面放着一把手枪、一把匕首，桌子中间还放了一小张圣像。黑手党正式成员开始对布鲁斯卡发问：“如果你被捕入狱，你是否会保持忠诚而不出卖组织？”

“你想加入‘我们的事业’这个组织吗？”

布鲁斯卡渐渐有了信心，他开始热情饱满地回答：“我热爱这种友谊，我热爱犯罪。”

这时一名“君子”抓起他的一根手指用大头针戳破。布鲁斯卡把血涂到圣像上，然后用手捧住圣像让里纳亲自把它点燃。教父说：“如果你背叛‘我们的事业’，你的肉体就会像这幅圣像一样化为灰烬。”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捧住上方的火焰，防止入会人把圣像扔掉。

那天里纳给布鲁斯卡阐明的帮规之一与成员之间互相介绍有关，这一条帮规现在已经被大家所熟知。黑手党成员不允许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说自己是黑手党成员，即使对另一名黑手党成员也不能这样介绍。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第三人介绍，第三人将其中一人介绍给另外一个人时会说这样的套话：“他是我们的朋友”或“你们俩和我是一样的”。布鲁斯卡的父亲被重新领进屋里表示祝贺的时候，里纳就是向父子两个这样介绍的。

他们向布鲁斯卡解释的介绍规则与1875年警察局长报告中所描述的最初介绍规则有着一些有趣的差别。一个世纪之前，黑手党分子使用的身份验证系统更为复杂，下面这段以“牙疼”开头的对话中就使用了不少的隐语。

A：天哪！我牙疼！（指着一颗上犬齿）

B：我也是。

A：你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B：天使向圣母报喜那天。

A：在哪里？

B：帕索迪·里加诺。

A：那天都有谁在？

B：君子。

A：他们是谁？

B：一号安东尼诺·贾莫纳，二号阿方索·斯帕托拉等。

AL他们是怎样做坏事的？

B：他们抽签，阿方索·斯帕托拉胜出。他拿着一幅圣像，用我的血把它染红，然后把它放在我的掌心，点燃了它。最后他把灰烬撒向空中。

A：他们让你崇拜谁？

B：太阳和月亮。

A：你的神是谁？

B：“空气”。

A：你属于哪个王国？

B：食指。

这里提到的帕索迪·里加诺是巴勒莫郊区的另一个村庄。对话中涉及的“太阳和月亮”、“空气”和“食指”显然是对黑手党分子B所加入的黑手党家族的指称。

这种原始的入会仪式比布鲁斯卡听到的现代版本要繁琐得多，而且也没那么可靠（人们可能会疑惑这两名匪徒是如何知道他们两人谁比谁地位高）。不管怎样，这种奇怪的对话首次证实了关于早期黑手党的一些简单、重要的事实：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它的成员之间有可能彼此不认识。“黑手党”已经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地方帮派，不只是一个仅靠面对面接触的犯罪网络了。

入会仪式似乎证实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黑手党组织历史悠久。事实上，这种仪式和黑手党的其他方面一样现代。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入会仪式是它从共济会那里借鉴而来的。1820年左右，共济会秘密社团经由那不勒斯从法国传到西西里岛，很快便在波旁王朝充满野心的中产阶级反对者中流行开来。这些社团当然有入会仪式，有的会议室里还挂有血淋淋的匕首，以此儆戒背叛者。一个名为“烧炭党”的共济会派别还以爱国革命为其宗旨。在西西里岛，这种组织有时候发展为政治派系甚至犯罪集团。1830年发表的一份官方报告声称，一个“烧炭党组织”参与操控了当地政府合同的承包。

作为一个独立的秘密组织，采用这种共济会式的仪式给黑手党带来诸多方便。设立一个邪恶的仪式并制订惩罚背叛者的帮规有助于建立互信，因为在这些本来可能会毫不犹豫出卖对方的罪犯之间提高背叛的代价是明智之举。这样的话，对于每个人会成员来说，管理保护费的高风险就降低了。这种仪式或许对管束野心勃勃且又好斗的年轻成员尤为有效。这个秘密组织还提出和周围匪帮建立互保制度，允许双方在各自的地盘之上相对不受干扰地活动。相对那些没有加入黑手党的罪犯来说，黑手党成员有许多优势。如果非黑手党成员想要进行某种犯罪活动，他们必须征得黑手党的同意，否则他们将会遭到黑手党各个帮派一致的反对。许多非法活动，比如偷牛、走私，不仅仅需要穿过别的帮派的领地，还要在这一路上找到值得信赖的生意合伙人。加入黑手党组织便会得到来自参与活动的各方的配合保证。

讲到内政部长得知格拉蒂医生在1875年遭遇尤迪托黑手党之时，黑手党起源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完了。然而我们依然不清楚黑手党发源于何地。关于“沉默寡言、趾高气扬、小心谨慎的”安东尼诺·贾莫纳的很多信息还有待考察，而这又需要从瑞拉果园事件再往前推十年。

男爵图里西·科隆纳和“帮派”调查

1863年夏初——也就是加里波第起义三年后——西西里的一位贵族博维西诺男爵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成为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的目标。一天晚上，他从自己的一个庄园回到巴勒莫。他走的那条路正穿过城墙外面繁荣的乡间田野。路的两旁栽种着一棵棵柠檬树。在诺科和奥里乌扎两个村庄之间的某地，五个人从路边不同的方向开火，在瞄准车上人之前，射中击倒了拉着马车的几匹马。图里西·科隆纳和他的车夫一边逃跑寻找掩护一边迅速拔出手枪反击。发出的响动惊动了图里西·科隆纳的一名看守，一阵枪声之后，从路边草丛里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杀手们只好善罢甘休，拖着受伤的同伴逃走了。

遭到袭击一年之后，图里西·科隆纳发表了一本名为《西西里公共安全》的小册子。在意大利统一后发行的众多书籍中，这本书第一次使西西里黑手党成为分析、争论和困惑的对象。受到后来法尔科内法官工作所带来的启发，历史学家们现在知道应该在早期的争论中相信谁了。结果证明，图里西·科隆纳提供了极为详尽可信的解释。

之所以说图里西·科隆纳是一名可信的证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份以及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动乱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为一名意大利爱国者，他有着完美无瑕的记录。1860年，作为一名新巴勒莫国民警卫队领袖，图里西·科隆纳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力确保革命不走向无政府主义状态。1864年撰写那部关于犯罪问题的小册子时，他已经是意大利议员了。19世纪80年代，图里西·科隆纳两次担任巴勒莫市市长。即便现在，他仍然受到大家的尊敬。巴勒莫市议会所在地——鹰之宫殿的会议室外面竖立着科隆纳的大理石半身像。他一副严肃的面孔，下巴上蓄着胡须，胡须看起来似乎是粘在鼻子下面的，这胡须比他胸前的勋章更能清楚地向其同时代的人诠释什么是“威严的政治家”。

图里西·科隆纳有着和他身份相符的镇定。1864年他在撰写小册子时，法律和秩序正是当时紧要的政治问题。政府竭力声明反对党正在密谋推翻新的意大利政权，并且为了推进目标而存心制造混乱。反对党的政客们则坚持说政府给他们扣上罪犯帽子，实则扩大了法律和秩序的危机。图里西·科隆纳采取了不讨好任何一方的谨慎策略：他指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在西西里岛上是一股强大势力，这种势力由来已久，他同时声称新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使得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图里西·科隆纳的研究在于其冷静的观察。他解释说，新闻报道里净是勒索、抢劫、谋杀，但是发生在巴勒莫附近的犯罪行为只有一小部分被报道出来，因为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秩序混乱：<a href=http://Zei8.com 贼吧电子书/>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下载</a>

我们不应该再自欺欺人了。在西西里，有一伙窃贼组成的帮派，他们的势力遍布整个岛屿……这个帮派保护不得不住在乡下的所有人（比．如承包经营的农民和牧民），同时又受他们保护。他们保护商人，又从商人那里得到保护。警方完全吓不倒这个帮派，因为它自信能够成功逃脱警方的追捕。法院对其也毫无威慑力：他们向目击证人施压，官方几乎无法找到起诉证据，对此，他们洋洋得意。

图里西·科隆纳推测这个帮派大约有20年的历史。他们在各地吸收成员，他们中间有聪明的农民、巴勒莫附近庄园的看守以及将谷物和其他重税商品从海关运出的走私犯，海关税收正是该市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把偷来的牛从农村运给城市的屠夫时，帮派成员之间用特殊的信号来识别彼此的身份。帮派中，有些成员专门偷牛，有些成员专门运输牲畜并除去牲畜身上的烙印，还有一些从事非法屠宰。有些地方的帮派组织严密，受到控制当地政府的声名狼藉的党派的政治保护，它使任何市民感到恐惧。甚至于一些正直的人也求助于帮派，期望它能给乡村带来表面上的安宁。

受到对残暴腐败的波旁王朝的警察仇恨的驱使，这个帮派投身于1848年和1860年的革命之中。和许多暴徒一样，帮派成员对于革命有很高的热情，因为革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在混乱中打开牢房、烧毁警方记录、杀死警察和告密者。这个帮派希望一个革命的政府赦免那些被旧王朝“迫害”的人；会招募强壮的新兵组成新的民兵团，给推翻旧秩序的战斗英雄带来就业岗位。然而，1860年的革命并没有带来这些好处，新的意大利政府后来对这股犯罪浪潮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残酷镇压策略，反而促使这个帮派更加迫切地想要制造麻烦。

图里西·科隆纳的报告刚刚发表四个月之后，这个帮派就有了自己的名字，“黑手党”一词首次被记录下来。鉴于大家目前对黑手党的了解，图里西·科隆纳的描述令人觉得出奇地熟悉。他提到的“袋鼠”法庭〔※私设的或非正规的法庭，多用于惩罚同伙者。〕，在后来许多关于黑手党内幕的传说中都有出现；帮派成员集会决定违反帮规的人的命运——通常结果是死刑。图里西·科隆纳接着描述了帮派的忠诚法则和缄默法则，他使用的字眼听起来与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黑手党的知识竟然如此不谋而合：

按照它的规定，这个邪恶的帮派把任何接近军事警察并与之交谈的人视为“恶棍”，哪怕只是说句话、打声招呼而已，这样的“恶棍”将被处死，因为他们犯下了违反“谦卑”规则的滔天大罪。

“谦卑”包含对帮派的尊重和忠实。所有人都不允许作出任何直接或间接有可能会损害大家利益的行为。所有人都不允许向警方或司法部门提供任何有助于揭露任何犯罪的事实。

“谦卑”一词在英语中称为“humility”，在意大利语中称为“umilta”，在西西里语中称为“umirta”，这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单词。现在它被认为最可能是“omerta”的起源，“omerta”是黑手党的缄默法则，是它赋予势力范围之内所有人不得与警方谈话的义务。显然，“omerta”原本是一种服从法则。

图里西·科隆纳建议政府不要以“断头台和拷打”的统治手段来对付黑手党。相反，他提出一些深思熟虑的治安改革，他希望这些改革可以改变西西里人民的行为，给他们带来一场“二次的文明洗礼”。图里西·科隆纳在其叙述中流露出来的得体、狡猾、诚实与他谨言慎行的绅士风度恰好吻合。他是如此谨慎，甚至连他自己在前一年亲身遭遇的蓄意暗杀也只字未提。毕竟那只不过是加里波第起义后巴勒莫附近乡村所发生的众多暴力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图里西·科隆纳的谨慎意味着我们无从得知袭击者的身份、目的以及下场。但是现在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没活多久。

时隔12年之后，也就是1876年3月1日，来自托斯卡的两名富裕、品格高尚的年轻犹太知识分子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和西德尼·松尼诺带着一位朋友和一位男仆来到巴勒莫，准备对西西里社会的现状进行秘密调查。此时正是格拉蒂医生写下备忘录一年之后。“mafia”（“黑手党”）一词在人们之间已经流传了十年之久，但是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人们还并不敢确定，如果它的确有什么含义的话。（甚至它的拼写也并不确定：19世纪时，“mafia”这个单词有时候被写成含有一个字母F，有时候又被写成含有两个字母F，意思却并无区别。）弗朗凯蒂和松尼诺都确信黑手党是一种危险的犯罪形式，并打算澄清环绕在其周围的众说纷纭的迷雾。

抵达西西里的第二天，松尼诺给朋友写信，请她帮忙写一封推荐信，将他们两个引见给博维西诺男爵、黑手党研究专家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

有人说他和黑手党有瓜葛，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想听听他的说法……记住别向任何人提起我告诉你的关于贵族图里西·科隆纳的事情以及他和黑手党有联系的猜想。他的一些朋友会写信告诉他，这样会对我们十分不利。

大量证据显示，图里西·科隆纳事实上是巴勒莫无情的黑手党头目的关键性政治保护者。关于他和黑手党有染的谣言四处流传开来，甚至与他同属一个党派的人在罗马法庭上也对他表示了担忧。

1860年，图里西·科隆纳任命一名帮派的主要成员为国民警卫队队长，选择这个人是因为他的权威和军事经历。早先在爱国革命盛行之时，他曾领导一支革命队伍包围袭击巴勒莫。此人是个狡诈的暴徒，名叫安东尼诺·贾奠纳——也就是后来策划收购格拉蒂医生的瑞拉果园的那个人。当内政部对格拉蒂医生的指控进行调查时，图里西·科隆纳是支持贾莫纳的地主之一。正是图里西·科隆纳的律师为贾莫纳准备的辩护词。从警察局长1875年的报告来看，在图里西·科隆纳的一个庄园里曾经多次举行过黑手党的入会仪式。

在1876年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的三次会面中，图里西·科隆纳谈论起经济问题来如往常一样思路清晰。除了对帮派感兴趣之外，他还是一个有远见的农场主、一个发表过大量关于柑橘产业学术成果的农学家。但是在犯罪问题上，他却一反常态地含糊其辞。两年前，他的四名手下在他切法卢附近的庄园被捕。他向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抗议说他的手下是无辜的，如当年他们被捕时他的做法一样。他抱怨说，像他这样的地主是受害人；在乡村的庄园，他们被迫与那些强盗做交易，否则就无法保住他们值钱的庄稼和果树。对帮派他却只字未提。

后来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找巴勒莫警察局长面谈的时候发现，他对于起诉图里西·科隆纳的手下一事态度很悲观，因为这个大财主在政界的靠山会暗中阻挠审判的进行。其他的人在被问及对图里西·科隆纳持何看法时，都很快转移了话题。

在图里西·科隆纳身上体现了在黑手党滋生的动乱年代人们心中的困惑。很可能他在撰写1864年的小册子时有内部消息作为参考——甚至安东尼诺，贾莫纳可能亲口告诉他事实真相了。在他撰写册子的时候，他或许还由衷地希望意大利的统一能够使西西里岛正常化。他可能曾是遭到黑手党恐吓的受害人，希望有个强大、高效的新政权来帮助他这样的地主将黑手党绳之以法。或许他认为自己被逼无奈地暂时和贾莫纳这样的人合作，心里却等待着意大利政府把暴力驱逐出西西里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早在1876年弗朗凯蒂和松尼诺采访他很久以前，他就失去了这些希望。

刻薄一点的说法是图里西·科隆纳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他与贾莫纳密切来往是因为他敬重贾奠纳而不是受到了贾莫纳的恐吓。或许他只是众多在黑手党问题上言行不一的意大利政客第一人。尽管黑手党结构严密，恪守阴险的荣誉法则，但是倘若没有图里西·科隆纳这样的政界人物，西西里黑手党根本难成气候。归根结底，如果政客和地方法官所对之负责的达官显贵仍热心于公正执法，那么黑手党贿赂这些官员就没什么意义了。在黑手党的贿赂簿中，一个友善的政治家信誉越好，就越有利用价值。如果信誉要以慷慨激昂地发表抗议犯罪行为的演说或对西西里岛的法律秩序作出深入分析才能换得，他们也在所不惜。

黑手党和政治家的黑金交易很少会记录在议会回忆录或法律书籍上，而是会表现在那些小恩惠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泄露关于政府合同或者土地出售的消息，过分热心的调查者向西西里岛之外的地方发展他们的事业，或者为朋友提供在当地政府的工作。因此，图里西·科隆纳在公共场合对帮派保持客观的科学研究兴趣，凭他的才识和地位对之进行俯瞰式的研究。而私下里，躲开人们的视线与贾莫纳保持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符合他的商业利益并使他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

不管黑手党头目贾莫纳与政治家、知识分子、大地主图里西·科隆纳之间到底有着什么关系，图里西·科隆纳的小册子出版两年后的巴勒莫叛乱对他们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1866年9月，武装土匪再次从附近的村庄围攻巴勒莫。图里西·科隆纳的国民警卫队在安东尼诺·贾莫纳带领下镇压了这次起义。然而贾莫纳和其他暴徒一样，过去是革命投机者。现在他已经意识到意大利政府是一个可以与之做买卖的机构。帮派中一些像贾莫纳的关键人物开始把他们的革命历史抛在脑后，于是他们的帮派便开始像血液一样融入新意大利的肌体。和其他秩序捍卫者一样，在政府对1866年骚乱进行调查时，图里西·科隆纳也受到审问，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黑手党”这个新词来描述制造叛乱的肇事者：“审判无法得出结论，因为证人没说实话。只有黑手党的噩梦结束之后他们才会道出实情。”显然，图里西·科隆纳已经决意用“黑手党”一词来指代那些他不认识的罪犯。

“黑手党的噩梦”是怎么开始的依旧是个未解之谜。1877年，曾采访过图里西·科隆纳的西德尼·松尼诺和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发表了他们关于西西里岛的研究结果，这篇报告由两部分组成，非常具有实质内容。在第一部分，后来成为意大利总理的极度忧郁的西德尼·松尼诺分析了岛上没有土地的农民的生活。第二部分由莱奥波多·弗朗凯蒂撰写。虽然这部分的题目毫无活泼可言——《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但它却有其独特的高度，它对19世纪黑手党的分析直到21世纪仍被看作是权威性的。弗朗凯蒂对黑手党问题看法的影响超出所有人之上，直至一百年之后乔瓦尼·法尔科内出现。《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第一次对黑手党如何产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暴力产业

由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和西德尼·松尼诺发起的调查有相当浓郁的英国风格。两人都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仰慕者，松尼诺的名字是他的英国母亲给取的。踏上西西里岛的土地，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都说着一种他们几乎听不懂的方言。与他们所熟悉的大学和沙龙氛围不同的是，西西里岛仍然只是一个神秘之地，对它的了解仅仅止于古老的希腊神话和恶意报道。就像探险者动身去探测地图上未标识的地区一样，他们也为行程中即将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危险做了打算。1876年春，他们随身携带的装备有连发枪、大口径手枪，另外每人还带着四个铜盆。他们的计划是在盆里盛满水，把行军床的四只脚插进水盆里以驱赶昆虫。由于西西里岛内陆路况恶劣或根本没路，两位调查者经常骑马赶路。为防强盗袭击，他们总是直到最后一刻才选择路线和向导。

弗朗凯蒂此行之时对西西里岛并非完全一无所知。两年前他就作过一次类似的探险，骑马穿越了意大利南部大陆的大片区域。然而岛上的所见所闻让他接受不了岛上的人对他马鞍上挂着的步枪的“深切喜爱”。“一种神秘的邪恶力量像噩梦一般降临在这个光秃秃、毫无生气的岛上”，他后来这样写道。弗朗凯蒂在这次行程中写下的旅途见闻最近才被发表。其中记载的两个故事足可以说明西西里之行给他带来的震惊。

据弗朗凯蒂记载，1876年3月24日，他和松尼诺骑马到了西西里中部城市卡尔塔尼塞塔。两天前，一名牧师在附近的巴拉弗兰卡村庄被开枪打死。据告知他们事情经过的权威人士说，这个村庄是黑手党的一个据点。在牧师倒下的60米之外站着一名目击者，他是从北部城市都灵派来的政府调查员，负责监督面粉税的征收工作，刚来到西西里岛。这位正直的公务员赶紧跑到牧师身边，正好听到了牧师临死前的指控：凶手是他自己的表弟。

被吓坏了的税务稽查员匆忙跳上马背，赶去向宪兵队通风报信。随后，他又去通知了受害人家属。不想突然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吓到他们，他让家属跟随他前往牧师需要帮助的地方。在路上，他才慢慢透露了消息。出于对他好心的感激，家属告诉他这次谋杀是牧师和表弟12年来宿怨激化所造成的最终结果。牧师自身也是个有钱人，因暴力和贿赂而恶名远扬。

24小时之后，当地警方逮捕了这名税务稽查员，以谋杀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狱。牧师的表弟也在指控他的证人之列，但是巴拉弗兰卡村庄的人民和被害人家属却都保持沉默。让税务稽查员得以庆幸的是，政府当局得到了关于此案的密报。税务稽查员被释放时，真正的凶手早就躲了起来。

听说这段插曲一周之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来到位于西西里南部海岸的阿格里琴托，这个小镇以古老的希腊神殿而著称。弗朗凯蒂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他在那儿听说的另一件事。一位妇女向警方收取500里拉的好处费，透露了两名罪犯的信息。两名罪犯和当地黑手党头目勾结，该头目握有政府修路合同的大量股份。拿了钱之后不久，妇女在狱中关了十年的儿子就被释放回村了。儿子接到了当地黑手党送来的一封书信，信中详细讲述了他母亲的所作所为。他找到母亲，要钱买新衣服。母亲闪烁其词，他被激怒，摔门离去。过了一会儿，他带着表弟回来，两人在母亲身上捅了十刀——他捅了六刀，表弟捅了四刀。然后他们把尸体从窗户扔到大街上，这才甘休。

在西西里岛旅行时，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还见识到了人们对于“黑手党”一词的困惑不解，人们听说“黑手党”一词已经有十年了，但是这种困惑似乎怎么也解不开。两人在西西里岛待了两个月，在此期间采访到的每个人对这个流行词汇似乎有着不同的理解。似乎每个人都在指控别人是黑手党分子，一些地方的当局也被迷惑了。正如一名意大利宪兵中尉漫不经心地告诉他们的那样：“黑手党是一个极其难以定义的东西。你必须在桑布卡生活，才能了解黑手党为何物。”

在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弗朗凯蒂解释说，让他感到非常困惑的是，他发现最令人担忧的状况并不是发生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落后、罪恶、寸草不生的西西里岛内陆，而是在巴勒莫附近的柑橘林。表面上，这是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蓬勃发展的产业中心：“每棵树都受到精心照料，好像它们是珍贵的植物标本。”弗朗凯蒂写道。但是，这些最初的印象很快就会被这里毛骨悚然的凶杀、恐吓事件所改变：“听了这些传闻之后，橘子树、柠檬树的花朵似乎开始散发出一股尸体的味道。”在这种现代的背景下，肆虐暴力的存在与意大利统治者怀有的一个信念背道而驰：经济、政治、社会进步应该同步前进。弗朗凯蒂开始怀疑，他如此推崇的公正、自由的原则“会不会只是精心策划的演说，来掩饰意大利无法治愈的疾病。它们似乎只是涂抹在尸体上面的一层亮光漆而已”。

这是一种凄凉而又令人费解的现象。但是，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在思想上不仅勇敢而且还很固执。他对亲自插手解决国家问题充满热忱的信心。一想到外国人似乎比意大利人还要了解西西里岛，他心里就升起了一种民族耻辱感。经过对这片土地及其历史不厌其烦的研究，弗朗凯蒂逐渐克服了心中的疑问和混乱。他拿出一份关于黑手党生意的记录，记录证明黑手党的生意相当系统化。西西里不是一片混乱；相反，它的治安问题有其内在的现代合理性。弗朗凯蒂认为，这座小岛已经成为“暴力产业”的发源地。

弗朗凯蒂对黑手党起源的叙述从1812年开始。当时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开始了废除封建主义的进程。封建制度建立在土地共同所有制上：国王把土地托管给贵族及其子孙；作为回报，贵族的私人军事力量准备随时为国王效力。在贵族的势力范围内，即他的封地上，他的话就是法律。

在封建主义废除之前，长期以来西西里的历史充满了外来君主和封建领主的斗争。君主想让中央获得更多的权力，封建领主则抵制君主对他们庄园的干涉。在这场拉锯战中，通常是贵族们占优势，部分是因为西西里多山的地形和恶劣的交通设施使中央政权无法不让领主们为所欲为。

贵族们享有的特权范围很广，而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奴仆们行礼时亲吻封建君主一只手的惯例直到1860年才正式由加里波第废除。在那之后很多年，“阁下”这个本是用于称呼统治西西里的西班牙贵族词汇适用于任何有地位的人（这些习惯在西西里很流行，不仅限于黑手党）。

封建主义的瓦解不仅只是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权力争斗的规则，虽然这种瓦解是缓慢的（封建领主的势力是逐渐减弱的，最后一批大庄园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倒台）。封建主义结束之后，想要争取长期变化的势力被释放了；开展产业市场的法律前提条件也已具备。就这样，庄园里的一块块土地可以允许自由买卖。并且，如果通过购买得来土地而非世袭，那么还要缴纳土地税。这是一项必须好好利用的投资。西西里岛迎来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通过投资获利，而混乱的社会秩序则使投资带来风险。没人愿意购置新机器或是置办更多的土地去种植经济作物，如果这些机器和作物存在被竞争者偷窃或恶意破坏的风险。在取代封建主义之后，现代政权就应该对暴力享有垄断权，并且垄断发动战争、惩治罪犯的权力。现代政府占有暴力垄断权之后，为商业的繁荣营造了有利环境。封建贵族手下装备落后、骄横无礼的私人民兵团是该消失的时候了。

弗朗凯蒂认为，西西里黑手党发展的关键原因是国家已经悲惨地沦落到与这种理想状态渐趋渐远的地步。之所以国家靠不住，是因为1812年之后它没能取得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封建贵族的权力大到可以向中央政府的法院和警方施压，迫使他们服从当地领主的意愿。更糟糕的是，现在认为自己有权力使用暴力的不只是贵族们而已。如弗朗凯蒂所言，暴力现在已经“民主化”了。随着封建主义的瓦解，许多人想通过不正当手段大捞一把。一些封建领主的保镖现在也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起来，他们组成匪帮，在乡间游荡，地主们或是恐惧或是与他们同谋，给他们提供庇护。被叫做“二领主”的可怕的管理人经常租赁地主的一些土地，他们也善于使用暴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巴勒莫，工匠协会要求得到使用武器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可以上街维持秩序（强行抬高价格或进行勒索）。

现代政府机构在西西里各省份的小镇建立起来的时候，一群群集武装犯罪团伙、商业企业、政治派系于一身的团伙迅速组织起来抢夺战利品。官员们抱怨，他们称作“帮派”或“党派”的这些人——有时候他们只不过是拥有枪支的大家族——使西西里很多地区无法管理。

国家还建立了自己的法院，但是很快就发现法院受制于任何强硬、组织性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人。甚至连警察也贪赃舞弊。警察不再把犯罪情况上报，而是在盗窃犯和受害人之间做掮客，调停或迫使他们达成交易。例如，盗牛贼不用再通过一大串的中间人将偷来的牛倒卖给屠夫，而是只需找当地警察队长调解就可以了。警察队长会安排盗牛贼将牛归还给牛的主人，同时安排牛的主人给盗牛贼一定数额的钱作为回报。自然，他自己也会从交易中捞到一部分好处。

西西里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畸形，在这里法律就像土地一样可以被分割或者私有化。弗朗凯蒂认为，西西里正处在一种穷凶极恶的资本主义竞争的魔掌之中。在这个暴力市场中，经济、政治和犯罪之间只存在概念上的区别。在这种形势下，想做生意的人无法依靠法律来保护他们、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经济利益。暴力成为任何企业的重要资产；使用暴力的能力和拥有投资资本同样重要。事实上，弗朗凯蒂认为，在西西里暴力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资本。

在弗朗凯蒂看来，黑手党分子是暴力资本家，这些专家发展了当今堪称市场上最精密的商业运作模式。在老板的领导下，黑手党团伙把暴力“投资”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以此来敲诈保护费并获得垄断经营权。他称这种运作模式为暴力产业。弗朗凯蒂如是写道：

［在暴力产业中］黑手党老板……充当资本家、导演和管理者的角色。他对犯罪活动进行集中管理……他调节劳动与义务的分配，同时在工人中间整治风纪（和从事其他产业一样，想要连续获得丰厚利润，纪律在此必须得到强调）。黑手党老板需要审时度势，决定是要使暴力行动暂时廷缓，还是要使其更加凶猛。他必须依据市场情况调整策略，决定执行哪些行动、剥削哪些人、采取哪种形式的暴力。

在西西里，有经济或政治野心的人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己武装起来，要么出钱雇佣暴力专家即黑手党分子保护自己，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倘若弗朗凯蒂今天还健在的话，他或许会说，恐吓与威胁附属于西西里经济中的服务行业。

弗朗凯蒂似乎把自己看作了犯罪生态系统方面的查尔斯·达尔文，给我们讲解了西西里犯罪盛行的环境中的生存法则的观点，他的观点很有洞察力。然而他的说法使西西里听起来完全是个特例。实际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尤其在其发展初期，都有其暴力血腥的一面。即便在弗朗凯蒂如此仰慕的英国也曾有暴力资本家。例如在18世纪40年代的苏塞克斯，半军事团伙通过走私茶叶为自己和客户攫取了高额利润。他们贿赂海关人员，直接对抗军队，将持械抢劫作为副业，由此造成法律秩序的崩溃。一位历史学家曾在描述18世纪20年代的英格兰时，认为英格兰类似于一个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是一个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政治上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对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贬称。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家。〕，它的政客们惯于耍弄各种伎俩，充当赞助人，任人唯亲，有组织有规模地掠夺政府的税收。弗朗凯蒂的分析也由于他不相信黑手党是一个歃血为盟的秘密组织而具有其局限性。

《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出版后，受到敌视和漠视，许多西西里评论家痛斥作者的无知偏见。这种恶劣的反响一部分是弗朗凯蒂自己造成的过失。首先，他提出的解决黑手党问题的建议既奇怪又武断：西西里人在如何治理自己的岛屿上毫无发言权。弗朗凯蒂甚至认为，西西里人的世界观是扭曲的，因为他们赋予暴力一种“道德价值”，并视诚实为不道德的行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人们之所以姑息黑手党分子只不过是因为受到了恐吓，不知道该信任谁而已。

于是在弗朗凯蒂有生之年，这篇关于“暴力产业”的先锋之作并没有引起巨大反响。发表了他在西西里的研究成果之后，他回去继续做一名普通议员，但是他并没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驱使他于1876年调查黑手党的那种阴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导致了他最终的死亡（甚至他的朋友也觉得他对祖国的热爱有种阴暗和偏激的色彩）。一战期间，他由于觉得自己没在祖国需要的时刻被任命要职而备受煎熬。1917年10月，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战役〔※1917年10月24日至11月19日，在第一次世界的奥地利一意大利战线科巴里德小镇附近爆发了卡波雷托（卡波雷托是科巴里德小镇的意大利名字）战役，最后意大利军队被德国和奥匈军队打败，损失惨重。一万一千人死亡，两万人受伤，二十六万五千人被投入监狱。〕中惨败的消息传来时，他心灰意冷，开枪自杀。

“黑手党”一名从何而来

在巴勒莫方言中，形容词“mafioso”原意为“美丽”、“勇敢”、“自信”。因此任何有资格称作“mafioso”的人必须有点不同之处，有“mafia”的特质。“酷”大概是现代英语中与之最接近的词了；“mafioso”用来指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后来，“mafia”被用来指黑手党，“mafioso”指黑手党分子。

“mafioso”一词与秘密犯罪组织联系在一起是从一部叫做《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I mafiusi di la Vicaria）舞台剧的演出开始的。该剧于1863年首次演出，剧本是用西西里方言写成的。“mafiusi”是一群囚犯，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习惯看起来很熟悉，他们有老板，有入会仪式，剧中人物谈话中也常提到“尊重”和“谦恭”。他们和今天的黑手党分子一样用“pizzu”一词指保护费——这个词在西西里语中是“鸟喙”的意思。付了保护费就意味着允许某些人“弄湿他们的鸟喙”。如果说“pizzu”一词始于监狱俚语，那几乎可以确定地说这部戏演出之后，该词开始被人们广泛使用；1857年版的西西里语词典只收录了“鸟喙”一种解释；而1868年的词典则给出了“索取保护费”的另一种释义。

《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以巴勒莫监狱为其故事背景，这所监狱与我们了解到的监狱情况相符合。监狱后来被证实为西西里岛上有组织犯罪的培训学校、智囊团、语言实验室和联络站，当时的一名观察员称之为犯罪团伙的“政权”。

《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本质上是一个和罪犯赎罪有关的伤感的故事。这是关于黑手党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也是第一部描写善良的黑手党神话的作品。他们声誉卓著，保护弱者。这帮人的老板制止他的人向那些手无寸铁的囚犯找茬，并且在一个向警察告密的人似乎被误杀之后，跪着祷告，祈求得到原谅。结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黑帮头目退出犯罪团伙，加入了工人自助小组。

人们除了知道《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的两名作者是一个巡回剧团的成员之外，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西西里流传的一个戏剧性说法是，他们以巴勒莫一个和有组织犯罪有联系的酒馆老板向他们提供的内部消息为基础，创作了《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而剧中黑帮头子一角则以这位现实生活中的匪徒为原型。这种说法的真假无从证实，《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注定将成为一份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文件。

“mafioso”一词只在剧名《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I mafiusi di la Vicaria）中出现过一次，或许还是在最后一刻为了迎合巴勒莫观众的期待才给作品加入了一点当地风味，而“mafia”一词则压根儿就没出现过。尽管这样，正是随着《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的巨大成功，“mafia”和“mafioso”开始用于指那些和剧中人物有着同样犯罪手段的罪犯，这个单词的新含义从舞台渗透到了大街小巷。

可是单凭一部戏剧还不足以使黑手党就此得名。男爵图里西·科隆纳在1864年底撰写报告时肯定知道《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意大利国王的儿子兼继承人甚至还在同年春天到巴勒莫观看晚会演出。但是图里西·科隆纳只是使用了“帮派”一词，并没有使用“mafia”或是“mafiosi"他所知道的罪犯和杀手从不称呼自己为“mafiosi”，也不称自己的帮派为“mafia"。

事实上，只是在意大利官方了解“mafia”一词之后，这一词语才被普遍使用，并成为特定帮派的故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尽管自从《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上演之后“mafia”一词在巴勒莫一带才有了“犯罪”这一层含义，但是真正使这个单词成为全民争论的对象的却是意大利政府。

意大利政府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背后有个故事，这一故事揭露了1860年加里波第远征壮举随后的那些岁月里，西西里的统治是多么狡猾、多么暴力。许多西西里人认为统治他们的岛屿极具挑战性，导致意大利政府完全放弃了自由原则。政府的批评者们特别指出两个例子：“刺客门”阴谋事件和安东尼奥·卡佩洛酷刑事件。正是这样的例子使得国家完全丧失信誉，许多西西里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愿意相信政府，更别提它现在对黑手党牢骚满腹。

或许在巴勒莫长期的犯罪历史中，最怪异的罪行要算得上新闻界提到的“刺客门”阴谋事件。1862年10月1日傍晚，在巴勒莫同一地区，刺客们显然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分别从暗处蹿出来，用刀子肆意砍杀13名居民，其中一人受伤死亡。警方现场只抓获一名犯人。这名犯人以修鞋和贩卖东西为生，有记录证明在旧波旁王朝时期曾做过警方密探。他的供词使其他11名拿人钱财的“刺客”全都被缉拿归案。

这次袭击事件在巴勒莫掀起轩然大波。1863年初，对于这些刺客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兴趣。只有那12名杀人嫌疑犯站在了被告席上。法官判决3名头目死刑，其他9名监禁劳役。

但是奇怪的是，法院对查清谁是幕后指使以及作案动机是什么似乎缺乏兴趣。一个叫做圣迪·埃利亚、与意大利王室关系密切的西西里贵族被一名刺客指证为幕后指使人，而他居然没有受到审问。反对派报纸对此极为轻蔑：证据足以把三名可怜的倒霉蛋定死罪，却不足以对一名意大利政府官员展开预审（圣迪·埃利亚碰巧还是共济会分会领导人）。

和1862年10月1日事件相似的零星刺杀事件时有发生。不管策划阴谋的人是谁，显然他还没有达到目标。第二轮调查展开，这次贵族圣迪·埃利亚被列为首要嫌疑犯，他的豪华住所也被搜查。官方随即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国王特意指派圣迪·埃利亚代表他前往巴勒莫出席复活节庆典。这样，这个案件就丧失了调查的动力，暗杀停止了，调查员也离开了西西里岛。

究竟圣迪·埃利亚是不是“刺客门”阴谋事件的幕后主使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尽管目前权衡各项证据似乎表明他不是主使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阴谋是由政府机构内部的人所策划。这个阴谋或许是巴勒莫的一些利益团体凭空杜撰出来的，以此说服国家政府赋予他们手中更多的权力；再或者，这是国家政府在使用恐怖手段制造混乱，借以指责反对方犯下了种种罪行，为镇压反对势力创造条件。后来在意大利历史上这种做法被称为“紧张战略”。

第一起刺杀事件发生一年后，另一起事件使人们对当局又多了一层怀疑。当时的政治气候——1863年末——即使按照统一后的西西里标准来看也是紧张的。一场残酷的运动正在展开，他们要围捕岛上大约26000名逃兵和逃避兵役者。十月末，一名反对派记者去追踪报道工人安东尼奥·卡佩洛的遭遇。卡佩洛被强制关押在巴勒莫军事医院，卧床不起，浑身上下有150多处圆状烧伤痕迹。医生称，这些烧伤痕迹是治疗造成的结果，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后来居然得到一项司法调查的支持。

事实的真相是，卡佩洛住进医院的时候身上完好无损。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军医不让卡佩洛进食，对其暴力相加，还把炽热的金属扣按在他的背上折磨他。他们的目的就是逼他承认他是个逃兵。

最后，卡佩洛设法使医生相信他天生聋哑，并非编造谎言逃避兵役。在他1864年1月1日被释放之后不久，他被拷打的身体的照片就在巴勒莫街头流传开来，照片还附有记者的文字说明，谴责政府的粗暴行为。三周之内，在军政大臣的推动下，那名狱医被国王授予圣徒莫里斯和拉撒路十字勋章。3月末，政府宣布向卡佩洛施虐的人不会面临任何指控。

意大利统一后15年，当局不断盲目地对这个难以控制的小岛采取压迫式的政策，结果只是跌跌撞撞地退回到他们无法坚持的正派原则，或是沦为当地一些名声不佳的杀手的同谋。这种举棋不定的行为使它树立起了光辉的政治形象：意大利政府成功地集残暴、幼稚、伪善、无能和邪恶于一身。

看到意大利政府肩负诸多重任，不由得让人对它所处的困境产生几分同情。意大利政府面临的重任有：几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政权同时还要应对意大利南部大陆的内战，沉重的债务，遭受奥地利攻击的危险，95%的人口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而非意大利语，如此等等。对这样一个缺乏威信的政府来说，可能有恶毒的阴谋反抗它的说法反倒是一个天赐良机，让它有了充足的理由遮掩自己的无能与腐败。所以，首次把“黑手党”（mafia）一词投入书面使用的是一个政府阴谋理论家。

1865年4月25日，也就是安东尼奥·卡佩洛受严刑拷打两年之后，巴勒莫新上任的警察局长菲利波·安东尼奥·格雷特里奥侯爵向他的上级——内政部长递交了一份令人恐慌的秘密报告。像格雷特里奥这样的警察局长是新意大利政府行政系统的主要官员，他们是政府安插在各个城市的耳目，负责监视反对派和监督法律秩序的维护。在报告中，格雷特里奥谈到“当局和全体国民之间长期严重缺乏理解”。这种沟通的失败导致“所谓的黑手党或犯罪集团越来越大胆”。在19世纪中期巴勒莫接连发生革命的期间，格雷特里奥这样写道，“黑手党”已经养成向不同的政治派系提供武力支持以此扩大影响的习惯。现在只要是反对政府的人，它都支持。这样，巴勒莫街头有黑手党的传言，通过格雷特里奥的报告第一次传到了意大利统治者的耳朵里。

警察局长格雷特里奥明确表示，“黑手党”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镇压机会。他解释说，政府只需合法派军队去解决犯罪紧急状态，并借此给反对派致命一击——或者说是希望如此。格雷特里奥的报告递交之后，一支大约有15000人的军队花费近六个月的时间去解除人民的武装、逮捕逃兵役者、围捕在逃罪犯、追捕黑手党。这次军事行动的细节（在短短几年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在这里没有详述的必要，只需要告诉大家它以失败而告终就足够了。

格雷特里奥是个阴谋论者，但他并不是幻想家。他并非只是为了给镇压找辩护才凭空杜撰出一个黑手党组织。在某些方面，他对“所谓的黑手党”的分析和图里西·科隆纳很相似。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该岛政治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格雷特里奥适宜的“失误”不过是声称所有罪犯都支持同一个政治派别——反对派。正如随后1866年叛乱所证实的那样，一些如同安东尼诺·贾莫纳之类的重要黑手党头目，现在成为法律秩序的拥护者，而不再是革命分子了。

自格雷特里奥报告公布之日起，“黑手党”一词就迅速被广泛使用同时也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因为每当有人使用“黑手党”一词来指一种犯罪阴谋时，总有一些人坚持说这个词仍然不过是指西西里人一种自信的骄傲而已，→文¤人·$·书·¤·屋←没有什么阴森恐怖之意。就这样，格雷特里奥掀起了关于“黑手党”一词究竟所指为何的迷雾，这困惑的迷雾同样也让十年后来到西西里的弗朗凯蒂和松尼诺同样也遭遇到了一一直到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出现，这迷雾才得以驱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给黑手党命名，格雷特里奥可谓对黑手党形象的树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从那时起黑手党及其政客们就不断声明西西里被歪曲和欺骗了。他们抗议政府捏造出黑手党是犯罪组织的说法来作为镇压西西里人民的托词——另一种版本的“乡间骑士”理论。之所以在过去的140多年里这些抗议能够得到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抗议有时候是真实的。政府官员总是想把黑手党分子的标签贴到任何与他们意见不一的人身上。

意大利政府这种虚伪的做法提高了黑手党的威望。因此当格雷特里奥为其命名时，他无意间就布置下了黑手党对付其主要对手的定位策略。在格雷特里奥之后，每次没能将起诉黑手党成功的盲目镇压行动——不管政府碰巧给予“黑手党”这个词什么含义——都更加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了真正的黑手党的声誉。这不仅仅是因为黑手党厉害，能够免予被起诉，而且还因为它比政府更高效、更“公平”。

在格雷特里奥的报告被公布一个多世纪之后，才有人细致入微地写下了黑手党对待自己这个名字的看法。这个人是一名作家，名叫莱昂纳多·莎沙，他的短篇小说《语言学》以近代为背景，采取了两个无名的西西里人之间关于“黑手党”一词含义的虚构对话形式。两人之中受教育较好的一个，显然是一个政客，热衷于卖弄学问，列举一百年来自相矛盾的词典定义，解释说“mafia”一词可能是由阿拉伯语而来。由于他有着和绅士学者相符合的犹豫不决——人们想象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肥胖老人，身穿皱巴巴的西服——他拒绝为这个词限定一种含义。

年轻的那位则比较务实——在读者心目中，他身材短粗、中等年纪、扁平脸、鼻子上戴着一副雷朋太阳镜。尽管他明显对眼前这位谈话对象尊重有加，但他还是无法掩饰这场学术性的争论给他带来的烦躁。他倾向于认为，“黑手党”是对那些懂得如何维护自己利益的人的虚张声势的说法。

当然，结果证明莎沙故事中的两个人都是黑手党分子，他们的对话是在排练如何应对议会委员会的调查。年长的那一位说，他很自信，他会请求委员会允许他作出他的“微薄贡献”——“你知道的，对增加人们的困惑所作出的贡献”。1865年的某个时候，莎沙说，“黑手党”这个名字成了西西里黑手党取笑政府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假如我们掌握的消息可靠的话——在像黑手党这样的黑社会的历史中，必然有很大“假如”的成分一这个帮派产生于巴勒莫内陆地区，当时最野蛮最狡猾的匪徒们、各“党派”成员、二领主、走私犯、盗牛贼、庄园看守、农民和律师都聚到一起从事暴力产业，都来参与分享一种从柑橘产业中得到完善的积累权力和财富的方法。这些人把他们的方法转而应用在其家庭成员和生意伙伴身上。锒铛入狱时，他们也会将此法用在狱友身上。这个帮派在新意大利政府笨拙地镇压它时才成为黑手党。这样，最迟截止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少在巴勒莫地区，黑手党方法中最重要的伎俩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黑手党收取保护费，有强大的政治伙伴，它有网状的组织结构，有名字，有入会仪式，还有一个毫无威严的政府作为其对手。

我们无法估量的是，此时此刻，究竟有一个还是有很多个黑手党组织。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西里不同地区的当局提到的多少个“黑手党”组织只不过是独立的犯罪团伙，我们尚不清楚。他们可能只是效仿当时的流行手段，或者实际上自认为加入了尤迪托黑手党老板安东尼诺·贾莫纳的组织。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有关黑手党的这些历史文件。当局经常提到黑手党，但是他们口中的“黑手党”不一定都是真正的黑手党。很明显，一些警察太热衷于歪曲事实来满足制造阴谋理论的需要，他们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利用该理论来打击对手。

图里西·科隆纳男爵1864年对于帮派的论述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和黑手党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图里西·科隆纳明确谈论的是某一个“大帮派”。但是他的观点只是以巴勒莫地区为其观察视角，对西西里其他的西部地区未必同样适用。相比之下，1860到1876年间，有许多关于乡镇里不同的匪帮之间互相混战的警方报告。但是这些报告并不能证明有很多黑手党组织。报告里提到的争端可能会产生于同一个组织内部，就像“我们的事业”现在的内讧一样。

不管所有的证据被作何解读，黑手党的存在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黑手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存在，如果现在的历史学家能够找到其存在的证据，那么理解或反对黑手党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在当时就应该能够找到。截至1877年，意大利已经出现了图里西·科隆纳的小册子、议会对1866年叛乱的调查、弗朗凯蒂的“暴力产业”报告、格拉蒂医生递交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因此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黑手党。部分原因是因为意大利政府同时有太多其他的麻烦事需要处理，但主要原因却比这要龌龊得多，因为1876年标志着黑手党已经成为意大利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二章　黑手党进入意大利政体1876-1890

“地方政府的工具”

有关格拉蒂医生在尤迪托黑手党手下的不幸遭遇的证据没有被束之高阁，对西西里岛治安情况展开的全面议会调查文件中涉及了该项证据。议会调查在1875年夏天就已经展开，但是直到1877年1月调查结果才被公布。这是第一次明确为解决黑手党问题而展开的议会调查，调查的具体情况说明了意大利统治者对西西里黑手党问题有多么的了解。这项调查是1875年至1877年之间上演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剧中的一个小插曲，这场政治剧充分展示了意大利政治体制在黑手党早期不仅没能与之斗争，还积极地促进了它的发展。

意大利统一后的政治版图有点像当时的巴勒莫地图：一条条胡同小巷穿插在了主要街道的简单轮廓里，组成了一幅迷宫图。统一后，意大利被一个称作“右翼”的结构松散的联盟统治了15年，它的核心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保守地主。反对派“左翼”，一个结构更为松散的集团，占据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主张更高的政府开支和更多的民主。但是两个联盟之间的不同之处除了政治上的差异之外，还有文化上的差异。在右翼看来——不得不说有相当多的理由——许多南方和西西里的议员的选举受惠于老板政治或是贿赂支持者、恐吓反对者的选举机器。在左翼人士看来，右翼既傲慢又虚伪，它背离了意大利国家的建国理想并且严重忽略了南方的存在。

议会调查事件开始于1874年，右翼联盟当时深陷困境。西西里岛，一个总会有少许右翼支持者的地方，是引起政府麻烦的主要原因。截至1874年，由于种种原因（税收政策位居榜首），西西里完全脱离了右翼联盟的政治控制。11月份的选举中，48个西西里选区中有40个选区选举出的国会议员都来自反对党。“帮派”方面的专家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是左翼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安东尼诺·贾莫纳协助科隆纳工作，贾莫纳是科隆纳最赏识的黑手党头领，同时也是格拉蒂医生的迫害者。贾莫纳有一批政治拥护者，大概有50张票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当时只有2%的人拥有选举权，一般几百张选票就足够赢得一个选区的选举。

在罗马，1874年11月选举过后，右翼紧握大权。选举期间及选举之后，右翼采取了以前曾经使用过的策略：挑起犯罪问题来败坏对手的名声。这次比以往语气都要尖锐，右翼谴责西西里左翼议员破坏国家团结、腐败、利用匪徒敛集选票，还说他们是黑手党。

作为这一策略的一部分，在选举结束后，政府还推出一些高压性法规：政府提议涉嫌参与犯罪组织者及其政治庇护者无须审判即可判刑五年。从警察局长、检察官和警察那里取得的大量强有力的证据都递交给了审议草案的委员会。证据指出，1873年间在北部地区的伦巴蒂，平均每44674名居民中有一人被杀害，而在西西里平均每3194名居民中就有一人遇害。官方报告指出，黑手党现在已经伸向西西里西部，甚至进入了东部一些城市，例如墨西拿——柑橘产业的重要港口。对于黑手党是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以及西西里心态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两个问题上，各警察局长意见不一。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清楚，黑手党的势力建立在勒索保护费和恐吓证人之上，而且它吸纳的成员还囊括了西西里各个社会阶层。西西里西南部阿格里琴托的警察局长，认为黑手党分子是一种特殊“等级”的人：

一名黑手党分子的级别是通过证明个人勇气获得的：非法携带枪支；寻找任何借口进行决斗；刺杀或背叛某人；假装原谅某人的冒犯，为的却是日后伺机报复（因为受到伤害而采取报复是黑手党法典的第一法则）；在某一罪行问题上保持绝对沉默；在当局和检察官面前否认他亲眼目睹的任何犯罪的情况；为帮犯人开脱罪名而作假证；以任何方式进行诈骗。

《泰晤士报》派驻罗马的一位头脑冷静且消息灵通的记者阅读了所有材料，他担忧地得出结论，黑手党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帮派，有着像耶稣会和共济会那样完善的组织，有着无法破解的秘密”。

右翼之所以出示所有的证据以及推出新的打击犯罪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是在做出最后的努力来营造一种反黑手党政府勇敢对抗亲黑手党的反对派的假象。在左翼看来，右翼人士有些聪明过头了。不仅像图里西·科隆纳这样的人成为政府提案攻击的直接目标，西西里许多受黑手党迫害的地主们也受到了威胁。自意大利统一之日起，他们就幻想政府能够帮助他们逃脱有组织犯罪的魔爪。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耐性了，他们投票支持反对党候选人，然而却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的潜在袭击目标。两派之间即将展开一场关键性的政治对抗。

对抗开始于1875年6月在议会展开的一场关于改革预案的激烈论战，论战一直持续了10天。辩论开始后，西西里议员接连起来捍卫该岛的名誉。有些议员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他们声称这只是镇压反对派的借口。一名警察局长曾在报告中断言西西里人民是“道德堕落的”人民，只有靠武力才统治得了他们。这份报告被泄密后，他们一致抗议这名警察局长所表现出来的反西西，里偏见。

一场演讲引发了这次论战，正是因为这场演讲，这次论战被大家认为是自1861年意大利议会成立以来最吵闹的一次。最初在交流看法时，左翼的许多发言人开始说出内心的疑惑，为什么坐在他们自己席位上的一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发言。迪亚哥·塔亚尼，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位削瘦结实、秃顶、戴眼镜的议员，曾在1868年到1872年间担任巴勒莫地区法院检察长，因此他对右翼如何统治西西里岛了如指掌。左翼议员们把他当作对抗政府的秘密武器，他们悄悄议论的目的就是刺激他讲出他知道的一切。作为一名前公务人员，塔亚尼不大情愿提起他之前履行的职责。但是左翼同僚的悄声议论和政府企图在犯罪问题上占领道德高地的做法激怒了他，最终他站起来向议院发表演说。

塔亚尼的演讲是以嘲讽坐在他旁边的左翼人士开始的。他说，否认黑手党的存在就像是否认太阳的存在。然后他开始转向右翼说了更犀利刺耳的话。据一家支持政府的报纸报道，塔亚尼嘴唇上挂着“冰冷的微笑”。塔亚尼揭露，1866年叛乱之后，右翼人士曾鼓励警方和黑手党串通合作。他宣称，黑手党向当局提供有关未经政府默许的犯罪分子和被政府视之为颠覆分子的人的信息，作为交换，黑手党被给予了活动的自由。

塔亚尼自己曾经涉入一桩臭名昭著的案件，案件集中在朱塞佩·艾尔巴尼斯身上，此人在1867年被任命为巴勒莫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毫不避讳地承认他是一位波旁王朝官员的崇拜者，这名官员曾“让黑手党对维护和平感兴趣”。这就是一个当代人口中对待法律秩序的“顺势疗法”。这一方法包括和黑手党分子交朋友、利用他们拉选票、让他们当业余警察，同时作为交换帮助他们牵制对手。

塔亚尼解释说，1869年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曾在巴勒莫广场被一个黑手党分子刺伤。事实证明他遭到袭击是因为他曾勒索过攻击他的人。艾尔巴尼斯还和一个犯罪团伙有瓜葛，这个团伙曾闯入地区法院办公室，在一条主要街道下挖通地道抢劫一家储蓄机构，从巴勒莫博物馆盗走若干件价值连城的物品。所有这些物品后来在一个在警局总部艾尔巴尼斯办公室工作的人的家里找到。

塔亚尼向议会宣称，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并不是唯一一个贪赃舞弊的警察。1869年，塔亚尼在担任检察长期间获悉，巴勒莫附近的蒙雷阿莱的犯罪案件得到了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的默许。事情败露后不久，两名准备为案件作证的罪犯就中埋伏丧命了。而艾尔巴尼斯自己身为警察局长不但阻止调查二人死亡原因及经过，反而告诉负责此案的地方法官“鉴于公共治安的考虑，当局已经下令处死他们”。1871年，在塔亚尼的命令下，艾尔巴尼斯被指控杀害了蒙雷阿莱案件中的告密者。警察局长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之后，塔亚尼义愤填膺地辞职，以左翼人士的名义参加竞选。

塔亚尼还没结束他在议会的演说就被六十多岁瘦削的乔瓦尼·兰萨粗暴地打断了。在所谓的实行与黑手党共谋政策的时代，兰萨曾任国家总理和内政部长。兰萨的父亲是一位铁匠，兰萨行为朴素，白手起家。右翼声称自己要比左翼道德高尚，这一点在兰萨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回应塔亚尼的控告宣泄他的愤怒，就被一阵喊叫声、嘘声和口哨声淹没了。原本就吵闹的场面现在变得混乱不堪，两个人的支持者推推搡搡、互相对骂。塔亚尼依然一动不动，冰冷的笑容还凝固在脸上，他看着兰萨的四个朋友为了兰萨着想把这位前总理拽出了会议室。骚动扩散到议会走廊，会议被迫中止。

直到第二天塔亚尼才得以完成演说，得出一个真实而无法回避的结论：“西西里的黑手党本身并没什么危险、不可征服的，它之所以危险和不可征服是因为它成了地方政府的工具。”恢复镇定之后，兰萨要求对塔亚尼的指控进行调查，但是对政府的政治损害已经造成。右翼的法律秩序的平台坍塌了。现在没人会相信议会分裂为支持黑手党和反对黑手党的两个政治派别。事实证明，放下这个话题对两边来说都有好处。所以，镇压性法规通过了（这些法规只是一纸空文），左右两派达成统一意见：他们成立了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对世界各地政治家们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缓和争端的方法。黑手党问题在调查的授权范围之内，但是有关西西里社会的许多其他事情也包括在内，以至于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真正的黑手党问题哪些不是了。

怪不得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这两位“英国”知识分子认为这项议会调查不够尖锐，后来决定自己私下调查了。当议会调查在西西里收集完证据之后，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谈话的人证实了塔亚尼向议会提交的事件陈述。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在塔亚尼逮捕证的阴影下，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逃到了西西里，在当时总理兰萨的劝说下才答应返回。兰萨在他的房间里接待了艾尔巴尼斯，并向他保证了政府对他的支持。大家还认为，塔亚尼刚离职，就有人开始筹划刺杀他的计划了。

1875年至1876年的冬天，议会调查委员会的9位成员来到西西里岛。他们受到各个小镇的热烈欢迎——政府或军乐队还会护送陪同他们到下榻的宾馆——而且他们就在市政厅进行口头调查。许多参议员和议员利用他们和委员们面谈的机会为犯罪问题辩解：“那么什么是黑手党呢？首先，有一种黑手党是善良的。善良的黑手党代表着一种反抗精神……所以，我也可以是一个善良的黑手党分子。当然，我不是黑手党分子。但是任何尊重自己的人都可以是。”一些不那么愤世嫉俗的政客、律师、警察、行政人员和加斯帕雷·格拉蒂医生一样的普通公民也提出一些证据。很多证人谈到黑手党在柑橘产业以及1860年和1866年叛乱中扮演的角色。所有的这些证词一起勾勒出了关于有组织犯罪和政治腐败的一幅模糊但很让人担忧的画面。意大利政治家现在手中掌握了关于黑手党的证据。

调查报告一直没有发表。1877年初，委员会该向议会递交调查结果时，右翼联盟已经垮台了。曾经企图在政治上利用黑手党问题的那一点意愿现在也没了。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现在对认真理解西西里的有组织犯罪都没什么兴趣（因此，当时弗朗凯蒂发表的关于暴力产业的调查报告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递交给了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下议院。它得出的结论是平淡和错误的：黑手党被定义为“在那些喜欢靠暴力而非努力工作生活的个人与下层社会团体之间建立的一种本能的、粗暴的、有偏见的团结形式。这种形式把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国家、反对法律和常设机关”。总之，黑手党被轻描淡写为一群无组织、贫穷又懒惰的恶棍，他们是国家的敌人而非“地方政府的工具”。到1877年为止，意大利政治家已经获得了他们欲与黑手党斗争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也搞清楚了他们需要忘记这一切的所有理由。黑手党进入意大利政体的过程的第一阶段到此完成。

第二阶段始于1876年3月左翼联合政府的成立之后。该政府是由1874年选举出来的西西里议员和反对党谨慎地联合成立的。新的内政部长乔瓦尼·尼科泰拉是一位曾和加里波第并肩作战的律师，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意大利南部的老板政治——因为他正是主要倡导者。尼科泰拉着手将那佛纳广场附近的内政部大楼变成左翼强大的选票机器。反对派的支持者被从选民名册上删除或是受到警方骚扰；政府基金和职位只向友好的候选人提供。1876年11月尼科泰拉成功操纵选举，左翼赢得414个议会席位，只给右翼留下94个。他以1184比1的选票击败对手，赢得萨勒诺选区的选举；希望起码这位可怜的对手的家人是允许弃权的。

尼科泰拉以同样的热忱处理犯罪问题。1876年西西里的治安状况还是令人无法忍受。首先，出现了一个国际性的尴尬事件。11月13日，一家硫酸公司的年轻英国经理约翰·弗雷斯特·罗斯在莱尔卡拉弗里迪的矿区被绑架。《泰晤士报》报道，在交赎金之前他受到很好的待遇，并在后来被释放，但是美国报界随后接着说，他的妻子在决定付清赎金之前收到邮寄过来的丈夫的耳朵。很明显，绑架者还是在罗斯先生经常活动的巴勒莫富人圈子里有线人，而且赎金是通过黑手党中间人支付的。

尼科泰拉知道必须采取措施。他显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他在自己领地吸收的支持力量包括共济会会员，人们怀疑还包括那不勒斯地区的黑手党组织卡莫拉。但是他并不是很了解西西里，他在西西里也没有权力基础。所以当他上任时，他从他的文职人员那里听说黑手党和西西里最有势力的人有密切关系以及黑手党对警方和地方行政长官产生的深远影响时甚至还着实大吃了一惊。他得出结论西西里的富有阶层“对黑手党严重妥协”。

罗斯被绑架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甚至没有按照右翼两年前制定的路线建议实施强制性法规，尼科泰拉任命了另一位强硬的人担任巴勒莫警察局长并指示他对犯罪展开另一次残酷的镇压。就像右翼当权时一样，乡镇在夜间被包围，嫌疑犯被大规模驱逐出境。就像右翼当权时一样，警方和一些罪犯勾结起来对付另一些罪犯。就像右翼当权时一样，这次镇压活动引起了一些西西里政客的大声抗议，其中包括“帮派”的朋友贵族图里西·科隆纳，他们抗议警方使用非法手段。还有，与右翼前辈兰萨曾经的做法一样，尼科泰拉利用镇压打击任何他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并迫使潜在的盟友乖乖就范。一个被怀疑与黑手党有染的西西里地主写了一篇批评尼科泰拉反黑手党运动的报纸文章之后，该报纸编辑的哥哥就被捕了，只有以修改报纸中不适宜的言语作为交换条件才被释放。

但是和右翼的镇压运动不同的是，尼科泰拉的镇压活动证明是成功的。1877年11月，在他赢得选举胜利一年后，他就宣告自1860年起就用恐吓手段控制西西里乡村的“匪徒们”被彻底打败。甚至那个绑架不幸的罗斯先生的匪徒也被击毙了。尼科泰拉的秘密在于他与西西里的政客们达成了一项不可告人的交易：只要交出匪徒，他们就会得到政府的另眼看待。“匪徒”在这里通常是指那些给政府制造麻烦的黑手党分子或是没有合适的政治保护伞的人。政客们被要求确保他们的从事暴力产业的朋友们把像绑架这样的罪行控制在政治上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只有根深蒂固的犯罪问题中最骇人听闻的情况才最终会在改善西西里岛治安情况的过程中被提出来。为表明他们接受此项交易，巴勒莫省70个城镇议会递交信函或请愿书支持尼科泰拉和警方。这种忠诚的热情流露很可能是尼科泰拉的警察局长精心策划的，但是它起码证明了，在加里波第以意大利民族的名义入侵西西里岛17年之后，罗马和西西里岛之间总算基本达成了某种政治共识。

宣布西西里“匪徒”被打败一个月之后，尼科泰拉被免除了职务。他恬不知耻的独裁主义使他对左翼中敌对派系领导人构成了威胁，因此也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在此之前，他的警网已经搜索到了一些类似黑手党的犯罪组织，而且对他们展开的围捕行动在尼科泰拉离开之后并没有停止。接下来的几年间，对一些黑社会组织展开了调查，随后对它们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审判。

不出所料，从这些审判浮现出来的有组织犯罪的画面十分模糊。一些背叛者站出来作证，其中一些背叛者被杀害。虽然有些证人的可靠性得到证实，有的证人因和当局过于亲密而不能信赖，有的证人因为有重要的政治朋友保护而免受起诉。尽管一些政客热衷于寻找黑社会存在的证据，另一些政客则自身就和黑帮有着瓜葛。相应地，在申诉时裁决就会有所不同．一些嫌疑犯被无罪释放，而另一些嫌疑犯则被判处死刑。1883年，以巴勒莫东南边区为根据地的蒙塔尔托广场家族中的12人被判处死刑。涉嫌与有组织犯罪勾结的少数高级嫌疑犯逃避了罪责。很多黑手党分子在这次镇压运动中毫发未损——只要他们找对政治庇护。

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展开，尼科泰拉提出的交易正在成为转折点。意大利一届届政府与那些有黑手党支持的西西里政客们寻求合作。黑手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常态。黑手党分子收取保护费并扩大其他的商业利益，但是他们也明白此时他们与政客们建立的友谊对他们的生存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对于西西里的政客们来说，他们被给予了长期以来被右翼剥夺走的一个机会：他们现在可以投入国家政治舞台，与联盟伙伴一起秘密决定如何从罗马那里分配权力和资源。当然还有意外收获，左翼比右翼在西西里使用更多的公款用于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道路、桥梁、港口、医院、学校、环境卫生、贫民窟拆迁和救济院。所有这些都是政客们和罪犯们获得收入和权力的潜在资源。因此黑手党分子们发现，就像右翼以前一样，左翼愿意利用他们作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只不过是用稍微不同的一种方式而已。右翼曾试图用武力来统治西西里，而左翼则倾向于使用贿赂。在左派的统治下，黑手党以及与之勾结的政客们便开始把他们的罪恶之手伸向罗马拨给地方的建设经费。

于是尼科泰拉的交易勾勒出了一幅西西里岛的管辖蓝图，这幅蓝图将会保持40年基本不变。实际上，即便在今天，黑手党也致力于成为它在左翼统治时期的那种“地方政府的工具”。而且在今天，犹如在1875年至1877年的那段关键时期，黑手党分子并不制定政治日程。他们很少有意向或权力扭转意大利政治局势，他们只是顺应时势与处于不同立场的政客达成各种秘密交易。

法瓦拉兄弟会：硫矿区的黑手党

19世纪初期，一种更为病态的黄色斑斑点点地开始出现在西西里内陆长满谷物的山区之上。西西里岛对一种元素有着近乎天然的垄断：硫磺。硫磺是工业革命必需的一种原材料，用于从杀真菌剂、肥料到纸张、颜料和炸药等大量产品的生产过程。西南地区的平原和山脉以及阿格里琴托和卡尔塔尼塞塔的中部省份都被挖掘开采，暴露出藏在地下厚厚矿层里的这种珍贵原料。似乎一种先天的地理缺陷最终开始表现出症状。大堆埋在地下的硫磺矿石慢慢燃烧会释放一种棕褐色的液体，所以在矿区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从硫磺矿窑里散发出一种怪异的蓝色烟雾。这种气体污染了周边的村庄，损害了人和动物的健康。而且矿区的生活比附近环境更像地狱一般：矿井坍塌是常有的事，一旦着火就会产生致命的二氧化硫气体。1883年，100人死于矿难事故，这一年并不算是特别多的。

长期以来，西西里的硫磺矿场可以算得上是一件震惊全国的丑闻，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会给矿工们带来身体上的伤害风险。意大利的公众舆论最为关注的是搬运矿石的男童，有的大概只有七八岁，他们被雇来以小组为单位工作，把矿石从工作面搬运到矿窑里。这些孩子们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挣来的少得可怜的收入被直接交给了父母，他们最多得到一根雪茄烟头或是一杯酒作为对他们劳动的奖励。他们搬运的大筐矿石把身体压得弯曲变形。更糟糕的是，一些热心的观察者悲观地说他们有着“邪恶、不道德的野蛮天性”。成年男子与男童之间的性行为在硫磺矿场极为泛滥。

1883年3月，距西西里岛西南海岸不远处的硫磺矿区中心的法瓦拉小镇上，一名铁路工人到警察局报告说他被邀请加入一个秘密共和组织“兄弟会”（“La Fratellanza”）。一名建筑工人接近他并告诉他这个组织有特殊的识别暗号，他如果想要避免遭到其他成员的袭击就必须学会使用这些暗号。铁路工人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并猜测这个组织背后隐藏着犯罪意图。

铁路工人作证之前，法瓦拉刚刚经历了数周的紧张和动乱局面。动乱始于2月1日晚，一名男子在酒馆外被两个戴头巾的攻击者击毙，当时酒馆外正在庆祝一场洗礼仪式。警方推测，这次谋杀是酒馆内争斗的结果，并把客人们一致无法认出凶手的行为解释为他们串通一气的标志。参加仪式的所有人都被捕了。

在法瓦拉，人们传言死者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第二天，敌对帮派的一个成员被发现在小镇外面被杀，传言就更具可信度了。这个人背后中枪，并且他的右耳不见了。法瓦拉的内战一触即发。接下来的许多天，两个帮派的人都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结队在城内四处巡走。可是，突然间，这种紧张状态消除了，两个帮派之间一触即发的战斗也没有付诸行动。直到铁路工人到警察局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之后，警方才开始调查事情真相。

1883年3月到5月之间，法瓦拉及其附近地区有两百多人被捕。兄弟会的头目之一在接纳两名戴头巾的兄弟人会时被抓。不同寻常的是，他居然还有一份手写的帮规制度。据他交代，帮会弟兄会抽签决定谁去执行首领认为维护兄弟会利益所必需的谋杀。更多的招供随之而来。从偏僻的洞穴、枯井和废弃的硫磺矿井中找到大量的尸骨。警方对帮规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获得了兄弟会的组织图。

1885年对兄弟会的审判在阿格里琴托经过特殊改造的圣安妮教堂进行。107个人被排成四列带到审判席。许多人这时又否认警方的指控，声称他们是屈打成招，但这种伎俩并没有奏效。这些兄弟会成员被判有罪入狱——这是打击这类犯罪组织少有的一次胜利。

法瓦拉兄弟会事件使警方对这种在巴勒莫地区之外（在阿格里琴托和卡尔塔尼塞塔的硫磺矿区）发展起来的这类黑手党组织有了独特的见解。调查员的发现在法庭上得到了证实，这些发现固然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兄弟会对周围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历史学家们现在认为，兄弟会是一个远比官方认为的更为复杂和危险的组织。如果黑手党就像在西西里西部的其他地区一样，在硫磺矿区也能生存如此之久，那么部分原因就是它像法瓦拉的兄弟会一样一直被低估了。

事实上，警方知道兄弟会的存在时，它才刚刚成立几周而已。法瓦拉两个派系的头目们在洗礼仪式上的谋杀事件发生之后会面商讨镇上逐渐升级的暴力问题时，决定成立兄弟会。不同寻常的是，尽管当时双方各自的利益受到威胁，尽管双方存在暴力冲突，他们不但同意和解还决定合并为一个独立的组织。

兄弟会的帮规比它自身的历史还要久，这些帮规是由合并为一个组织的那两派人共同遵守的。对任何熟悉格拉蒂医生和尤迪托黑手党故事的人来说，这些帮规惊人地似曾相识。就拿人会仪式来说：新成员要把食指戳破，把血抹到圣像上。圣像燃烧时，入会者宣读誓词：“我以自己的荣誉发誓效忠于兄弟会，正如兄弟会效忠于我一样。圣像与我的几滴鲜血在一起燃烧，预示着我愿意为兄弟会流尽身上的每一滴血。正如圣像的灰烬和我所洒下的鲜血将永远无法回复原状一样，我也永不离开兄弟会。”兄弟会从法瓦拉附近几个小镇吸收了大概500名成员，所以人会仪式还是很有必要的。和巴勒莫的入会仪式一样，他们也是开始时询问牙疼，之后再进行类似的谈话（巴勒莫检察长在1877年递交给司法部长的报告中说，这个仪式在全岛得到认可）。

兄弟会的组织结构甚至也和一个世纪后多玛索·布西达第一次描绘的“我们的事业”有着相似之处。兄弟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十人小组。每个小组有一名队长，只有组员知道自己的队长是谁，除了兄弟会首领之外，其他兄弟会成员一概不知。

调查员还发现，兄弟会把成员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家人之间的关系还要神圣。法瓦拉兄弟会的一名成员罗萨里奥·阿莱莫向警方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兄弟会的人把他叫到酒馆里告诉他，他的侄子是叛徒；然后他们给他两个选择，要么亲手杀死自己的侄子，要么自己杀死自己。选择了前者之后，恐惧驱使他以祝酒词来表明自己的决心：“美酒甜美，人血更加甜美。”数日之后，他帮忙引诱侄子中了圈套，其他兄弟会成员杀掉了他的侄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供词，阿莱莫把警察带到一座破败的城堡，那里藏着他侄子的尸体。阿莱莫一回到牢房就上吊自尽了。据说他希望尽量以和他侄子相同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绞死。

直到今天，黑手党仍然很谨慎地处理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因为亲属关系有利于家族的团结，侄子、兄弟和儿子经常会被吸收到组织中来。但是如果对某个亲属的疼爱与服从老板的第一职责产生冲突时也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黑手党党徒时常会被迫以很夸张的方式宣告他们最终是效忠于谁的。假如你是一名黑手党成员，同时你的兄弟也是帮会成员并且违反了帮规，那么你就会面临和兄弟会提供给阿莱莫的一样的残酷选择：要么杀了他，要么你们俩都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心肠硬的人才会生存下来。对一些“君子”来说，除掉一名家庭成员有可能成为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正如20世纪80年代一名被捕的黑手党党徒萨尔瓦多·托塔西欧·孔托尔诺夸耀的那样，“我是唯一能在自己血液里洗手的人”。

甚至在1883年，兄弟会的帮规和巴勒莫附近的黑手党所制定的帮规也惊人的相似。然而，这一点的重要意义似乎完全被当时的检察官和犯罪学家忽略掉了。法瓦拉和巴勒莫隔岸相对。两者之间是西西里岛绵延一百公里道路崎岖的山区内陆。相距甚远的两个地区的黑手党竟然有着同样的帮规是有其渊源的。1879年之前，一些兄弟会的头领和巴勒莫的黑手党分子一起被关在乌斯蒂卡的监狱岛上。这些头领在监狱里第一次听人说起黑手党，并很有可能还加入了黑手党。他们出狱之后和西西里岛其他地方的黑手党党徒保持联系。身为早期的黑手党成员便意味着加入了一个地方帮派，但它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了一张通往更为广阔的罪犯世界的通行证。

法瓦拉兄弟会案件的起诉人认为这些把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仪式只不过是“原始的”。他们提出，对世仇和缄默的原始冲动是兄弟会的主要作案动机。一名地方法官在谈论入会仪式时曾将其描述成一种“野蛮的神秘主义”；他将阿莱莫同意参与谋杀自己的亲侄子之后所发表的祝酒词评价为“赤裸裸的同类相食”。

“原始”、“落后”这些词汇标志着19世纪的意大利在黑手党问题上的认识盲点之一，这一点在下一章将会变得更为明显。这样，这些词汇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没有意识到兄弟会在当地硫磺采矿业中所扮演的高明的战术角色。在107名申请加入兄弟会的人当中，有72名在硫磺采矿业工作。他们当中除了矿工以外，还有监工甚至小矿主。对于采矿的共同利益或许是这两个对立的帮派为什么成功地合并为“兄弟会”的原因：经济合理性最终战胜了仇杀的欲望。对于兄弟会的审判还把兄弟会的背后保护者们公之于众：地主们、贵族们，以及前任市长们；是他们为黑手党开具了“品德证明信”。没人想到去问一问究竟为什么这些显要人物会设法保护这些“原始帮派”呢？

尽管环境更为恶劣，西西里的硫磺矿场的经营方式和柠檬园的经营方式几乎同样复杂。工厂里那些当牛做马的男孩们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上面是一长串的承包商和次承包商。拥有土地的绅士们把采矿权租借给企业家，企业家付佣金雇佣监工，而监工又反过来雇用勘探员、看守和矿工。随着产业链条的拉长，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一种商品交易的风险也就分散开了。

那些矿工本身被称为“包工头”，他们的工资是按件计算的。正是他们雇用的那些男孩。他们出了名的严厉，而且动辄就会吵架，常常酗酒为乐。以当时当地的标准来看，他们远远称不上贫穷；事实上，他们也算是企业家。他们中有些人管理着其他三四名矿工。他们中有许多人热衷于夸耀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名英国女观察员，嫁给了硫磺矿区的一个地主，是这样描写典型的“包工头”的：“他在穿着上颇为讲究，经常可以在周日看见他身穿精美的黑色服装，脚穿漆皮高统靴，外面披着深色细布料的绿色条纹带帽大斗篷。”（兄弟会成员戴着的这种帽子究竟是有着形式上意义，还是“包工头”的身份标识，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搞不清楚。）

硫磺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并且，和在西西里岛西部大部分地区一样，暴力通常可以使人具有竞争上的优势。在上至地主下至矿工的等级体系中的每一阶层中，能够有组织、策略高明地使用暴力的能力都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企业家、经纪人、工头、看守和包工头可以形成联合，击败竞争对手。和巴勒莫附近的柠檬园一样，硫磺矿场也是犯罪组织的滋生地。

抛开对其“落后分子”的成见，法瓦拉兄弟会的事件早早地向我们暗示了在黑手党内部做一名教父意味着什么。发生在洗礼仪式上的、最终促成兄弟会成立的谋杀案件绝非偶然。在洗礼仪式上谋杀一个人是一种蓄意挑衅，并非仅仅针对一个家庭而是针对整个敌对帮派。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谋杀得到了同样恶意的报复——第二名受害者背部中枪后被切掉右耳。

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地区一样，洗礼仪式之所以重要更多地是因为这种仪式意味着家族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教父而并非因为这是孩子的洗礼。为孩子施行洗礼使孩子的生父和教父成为孩子“共同的父亲”。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仪式：甚至连成为“共同的父亲”的兄弟之间也必须停止使用同辈人之间的熟悉的讲话方式，而是使用正式的敬语。从此以后，这两名“共同的父亲”就有义务回馈对方任何的要求。农民和硫磺矿工讲了很多有关施洗者圣约翰〔※（John the Baptist），基督教的先行者，奉上帝之命在约旦河为耶稣施以洗礼。〕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间故事。施洗者圣约翰是“共同的父亲”的守护神，他会对那些背叛其孩子的教父或生父的人进行可怕的报复。

被称为“兄弟会”的机构是一种社会黏着剂，它把家庭之间的联系扩展到社会，鼓励和平与合作。两个剑拔弩张的人可能会决定摒弃分歧成为“共同的父亲”，以此避免只会给双方家庭带来伤害的暴力纠纷。一名工人可能会选择一个更有势力的人作为其孩子的教父，尊重并效忠于他以期换来恩惠。为你的孩子选择一名更有权势的教父可以给你带来一份在硫矿矿区的工作、可以开垦的土地、借款以及各种施舍。

但是成为一名教父有时候还有另一层含义。西西里语中有一个短语“举止像个教父”（“fari u compari”）还有“帮凶”的意思，帮助一些人完成非法行为。如果两名“共同的父亲”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它同样也能把他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履行一份犯罪契约。黑手党党徒经常通过成为“共同的父亲”的方式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为了模仿该头衔在社会中被赋予的声望，高层黑手党分子有时候被称作“教父”。甚至时至今日，正如教父监督孩子的洗礼仪式那样，黑手党教父主持新成员的人会仪式，新成员通过成为“君子”而获得重生。

黑手党一开始就以极其复杂的手段渗入西西里岛的主要经济部门，并以同样复杂的手段使用和调整西西里岛文化内部可以为其血腥的犯罪事业所使用的忠诚资源。换句话说，黑手党一点也不落后。

原始人

在法瓦拉兄弟会被发现之时，黑手党已经从新闻头条中消失，进入了较为安静的学术争论领域。法瓦拉事件的检察长向一家学术期刊投递了一份记录兄弟会罪行的报告——《用精神病学、刑罚科学和犯罪人类学的档案来研究疯狂的违法者》。这篇文章由杰出犯罪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校订，在当时他是外国人心目中最为知名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为他博得名声的书是《违法的男人》，1876年首次出版。在书中，他指出罪犯可以从一些身体畸形特征辨认出来：壶柄状耳朵、低额头、长手臂等等。他把这些身体特征称作“犯罪特征”。按照隆布罗索的说法，这些特征证明了恶棍们实际上是生物学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人类返祖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像“原始的”非欧洲人，甚至是动物的原因了。隆布罗索自信地假定，非欧洲人处于种族发展阶梯中的低级阶段，因此他们天生就是罪犯。隆布罗索把自己的逻辑推向极端，还认为所有的动物都是罪犯。

隆布罗索称之为“犯罪人类学”的疯狂之处在今天看来比当时要明显得多。意大利人民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新政权下的焦虑的公民，并自从统一之日起就成为一场令人担忧的犯罪浪潮的受害者。因此，许多人觉得隆布罗索的观点令人宽慰。他的理论暗示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违法犯罪者并非是意大利的过错——生物学成了一个不错的替罪羊。除了带来政治安慰以外，《违法的男人》（及其更加粗俗的《违法的女人》）的许多新版本中出现的大量罪犯的耳朵、生殖器等插图给读者们带来色情刺激。对大多数前往都灵大学听他演讲的听众们来说，隆布罗索——这个又矮又胖、像个松鼠一样的男人——将会在活生生的重罪犯身上证明犯罪特征的存在。

隆布罗索关于黑手党的想法不是一般的混乱。他将其归结于各种原因，包括种族、天气和“社会杂交性”（不管“社会杂交性”指的是什么）。另外，寺院施舍粥饭的善举也助长了懒惰的习气。许多人批评他的理论自相矛盾且毫无根据。但是这些批评者中有很多人也严重地低估了黑手党的影响。他们争辩说，犯罪是有社会原因的。贫穷是导致农民和工人结成秘密社团的原因。黑手党确实是原始的，但它也是一种社会原始现象。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西西里岛还停留在中世纪时期。一些左翼思想家把法瓦拉兄弟会看作是工会的雏形。他们相信经济现代化和工人阶级的进步很快会结束类似黑手党的这种所有落后现象（这种幻想在未来几十年内限制了左翼在黑手党问题上的认识）。

19世纪80年代，科学的犯罪学和社会进步的新目标鼓舞了正开始逐步积累打击有组织犯罪专业知识的一代警察。其中有一名警察叫做朱塞佩·阿隆基，他是隆布罗索的追随者。他在其1866年出版的著作《黑手党成因及其表现形式》中，特别强调了西西里人的民族心理。西西里人表现出“狂放的自负”、“过分的自我感”、“达到复仇目的之前所具有的一种难以抑制的暴力、固执的鄙视和仇恨倾向”。阿隆基不相信这些人有能力创建一个有固定规则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他坚持认为，黑手党不过是存在于个别社区和村庄里各不相同、自给自足的家族标签而已。他认为法瓦拉兄弟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阿隆基怀疑黑手党是一场集中的阴谋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否认许多地方家族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组织网络的组成部分就肯定错了。

尽管有这些原始主义的偏见，阿隆基仍然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观察到在黑手党活动地区那些从犯罪的零星利益中获利的家庭是如何生活的。他看到巴勒莫附近的村庄里人们大手大脚地花钱。男人们头上戴着名贵的帽子，手上戴着粗黄金表链、戒指和手套，脚上穿着昂贵的靴子。周日，女人们身上穿着丝绸裙子，头上戴着有羽毛装饰的小帽。节日里，他们消费大量的肉和甜点。医生、专家和官员的家庭都无法与这些社会下层人进行服装秀比试。

阿隆基还注意到当铺店的生意很好。正像格拉蒂医生十年前评论尤迪托黑手党家族的那样，只有黑手党头目才算真正富裕。“他们大多人都在挥霍着偷窃来的果实。他们花钱尽情狂欢，沉湎酒色、饕餮和各种不道德的享乐中。”但是据阿隆基所说，这些奢华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在黑手党成员的言行中反映出来：

这些人想象力丰富，他们的村庄很热闹。他们日常用语甜美且夸张，充满了各种意象。然而黑手党分子们的语言则是简短、审慎、省略的……短语“让他走吧”（“lassalu iri”）有这样一层不屑一顾的意思：“亲爱的兄弟，现在跟你打交道的这个人是个傻瓜。把他视为敌人有损您的体面啊”……另一个短语“随他去吧”（“be'lassalu　stari”）看似相同，意思却完全相反。它可以被理解为：“那个人应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现在还不是时机。我们再等等。然后，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我们再下手……”真正的黑手党分子穿着朴素。他的一言一行像兄长般和蔼可亲。他使自己外表看起来很天真，傻头傻脑地认真听你在讲什么。他有耐心忍受侮辱和打击。突然，就在同一个晚上，他向你开枪。

阿隆基的著作成就了他事业上的辉煌。他坚持声称黑手党是一个原始帮派，而且对黑手党和政治家、警察、执法官之间的瓜葛闭口不谈，这或许与他的成功不无关系。

意大利对“原始人”的着迷还有其温和且邪恶的一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发生的四十多年前，朱塞佩·彼得，一位削瘦、高额头的博士，乘着一辆破马车在巴勒莫及其周围地区旅行。这辆马车同时还是他的办公室一一里面永远乱七八糟地丢着各种纸张和便条。他不断收集所到之处的农民谚语、传说、歌谣、风俗、仪式和迷信。这个喜欢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心理学家”的彼得，正在逐步描绘一张巨大的西西里人集体心态图。彼得建立了一份关于正在消失的“原始”世界的档案，这份档案虽然极有价值但却多愁善感。几乎从19世纪末开始人们关于西西里民间传说的一切想法——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西西里人性格的模式化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这位自称为“人民的心理学家”的教授在1889年对“黑手党”作了如下定义：

黑手党既不是派系也不是组织，它没有制度和章程。黑手党党徒也不是盗贼和罪犯……黑手党是一种自我存在的意识、是一种夸大个人自身力量的观念……黑手党党徒总是尊重别人也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有人冒犯了他，他一般不会诉诸法律，而是自行解决。

彼得发表上述言论一年后，《乡村骑士》获得了巨大的演出成功，彼得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这部把乡间骑士的神话传播到整个世界的歌剧是根据当时著名的西西里作家乔瓦尼·弗加的短篇故事和独幕剧改编的，而乔瓦尼·弗加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彼得的观点。尽管是通过别人的言语透露出来的，马斯卡尼将之设为歌剧背景的西西里岛，而且是一成不变的西西里岛，恰恰就是彼得笔下的西西里岛。

彼得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西西里匪徒及其律师的护身符。彼得对黑手党所作的友好定义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被可怕的科莱奥内头目卢西阿诺·莱焦在法庭上引用。彼得不大可能是黑手党的分子。然而1890年《乡村骑士》首次上演的时候，他与巴勒莫当地政府的一名议员来往颇为密切，他热情赞扬这名议员，说他是“真正的绅士……一位极其正直诚实的管理者”。这位“诚实的管理者”事实上是世纪之交最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分子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是他向人们证明了任何认为黑手党落后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当民众开始更多地了解唐·帕里佐罗的时候，他们也将了解到黑手党已经渗透到意大利的政府机构——恰恰就在国家忙于让自己相信那些“君子”们只不过是一些原始人而已。

第三章　高层腐败1890-1904

新型政治家

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早上会在他的巴勒莫住宅接待客人。他刚从床上起身，肩上披着一条毯子，他们就带着鲜花或其他礼物来了。有些来访者想在市政府谋一份职务，另一些则可能是地方法官或警官，他们想调职、升迁或是加薪。还可能是嫌疑犯，他们想要枪支许可证或是寻求免受警方骚扰的保护；又可能是地方议员，想在某个委员会寻求一份要职。来访者中甚至还有高中生或大学生，期望威胁他们进步的糟糕成绩能得到原谅。

唐·拉法莱一点也不傲慢，他宽容地倾听每个人的讲话；他还和他们聊天，问候他们的亲人，表示理解和同情并承诺给予帮助。在他洗漱、护理着他向上翘起的胡须卷儿、套上那件意大利人称之为“骑马外套”的长款贴身双排扣上衣时，这些人一直继续着他们的谈话。

下午，帕里佐罗处理他的事务并施舍各种恩赐。他拥有土地，手中握着各种地契。他在当地政府和省政府担任议员，还是一家慈善机构和银行的受托人。他掌管着商船队的医疗保险基金，并负责一家疯人院的管理工作。作为一名议会议员，不管谁掌权他都坚定地拥护政府。

在40年的政治生涯中，帕里佐罗的早晨接待工作一直延续下来，其风格相当厚颜无耻。但是，这种在政治领域中拉赞助和建立客户网的做法并不是黑手党所特有的，也不是西西里人所特有的。同样的黑金交易机制仍然存在于意大利的许多其他地方，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了。选票以利益交换：政客和政府官员侵吞公共资源（工作、合同、许可证、退休金、拨款），并私下将之分配给自己的支持者和客户。

赞助、结党营私和腐败与黑手党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事实上，倘若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努力在西西里岛强制推行法治，不管这种努力有多么笨拙，黑手党根本不会产生。换句话说，黑手党并不是在肮脏的政治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政治腐败，但是这些地方并不都产生像黑手党这样的组织。政治中的赞助因素也不意味着经济、民主和外交政策这些大事毫无价值。即便如此，帕里佐罗和黑手党肯定是有勾结的，他是当时“恩庇政治”的拥护者，此事尽人皆知。不领会何为“恩庇政治”便很难理解黑手党的势力到底有多大。

赞助需要昂贵的花费。1882年之前，费用还算有所控制：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即所有拥有财产的成年男子），才有权利参与意大利政治过程。一个选区的选民可能只有几百人。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诺·贾莫纳控制的50张选票就很关键了。到了1882年，选举权扩大到占有人口四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众政治的时代已经到来。选举费用突然之间变得更加昂贵。这对政客和黑手党分子来说都是一个充满机遇和风险的时代。

唐·拉法莱·帕里佐罗奋力迎接挑战，一生致力于做黑金交易的中间人。他有很长的不光彩记录。帕里佐罗欺骗慈善机构，保护并利用匪徒，为黑手党分子作证。他势力范围的控制中心在维拉巴泰市的都市小镇，但其势力范围却远及城市东南部，包括卡卡莫、泰尔米尼伊迈莱斯和切法卢。他是维拉巴泰家族黑手党党徒们的保护者，是他们宴会上的贵宾，他还帮助他们将其地盘变为从内陆大庄园通向巴勒莫的偷牛路线的一个重要终点站。他在巴勒莫及其郊区的人脉网络强大到足以让他在19世纪90年代连续三次被选为选区议员。

枪支许可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在帕里佐罗这样的人和黑手党之间存在着一个利益链条。必须由一位重要公民（例如一个政客）的介绍才能获得枪支许可证。这显然是阿谀奉承的一个好机会。在预备选举阶段，交易变得更为系统化。按照内政部长的命令，警察局长可以收回所有枪支许可证。他声称这么做的目的是阻止政治竞争演变为暴力行为，但真正的意图却是影响选票结果。只有获得中央政府青睐的候选人开具的资助证明信才能重新取得枪支许可证。政客们会为获得选举基金、选票或其他一些好处而出售这些证明信。

意大利政治制度的分崩离析给予了唐·拉法莱有力的支持。在意大利大部分时期的历史中，派系与利益集团之间很少有明显的分界线。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如此，不管是国家议会还是地方城镇议事厅都一样。在这种政治混乱中，巧妙安插的少数派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多数情况下，黑手党及其政客会颇有策略地组成少数派。

19世纪末，在正常情况下，意大利并无法下定政治决心，提高警惕性来揭露唐·拉法莱这类人。在西西里议员的支持下，意大利争论不休的联合政府每次只能坚持几个月。19世纪90年代，一场严重的危机席卷意大利，一时间国家似乎就要四分五裂。这场政治动乱将导致黑手党面临自诞生之日起最为严重的威胁。

1892年，意大利两大信用机构倒闭。那年后来有人披露说，一家有权利印制钞票的银行罗马纳银行已经伪造了上百万里拉的假币；人们发现假币被印制得惟妙惟肖，上面印制着和真币一样的序列号。这些现金被输送给一些意大利政界要人，他们要用现金来资助自己的政治竞选运动。里拉的弊病导致大量金属货币外流。银币甚至铜币都变得极为紧缺，意大利北部的互济会和商行会不得不发行他们自己的代金币。由于长期萧条，经济已经处于谷底，整个金融体系眼看就要崩溃。1894年1月，西西里宣布戒严令，以此制止劳工和地主之间的暴力冲突。同年后期，社会主义政党被取缔。

在总理弗郎西斯科·克里斯皮（第一位担任总理的两西里岛人）的领导下，意大利政府采取了最糟糕的办法应对危机：对埃塞俄比亚发动疯狂的殖民侵略战争。其后果可想而知。在1896年3月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一支17500人的部队和当地招募的民兵被埃塞俄比亚装备更强、领导更有力的超过12万人的军队击败。这是欧洲殖民者有史以来最惨痛的败仗。意大利军队死伤、被俘人数过半。

国家动荡不安，危机不断。1898年5月，甚至在国家经济中心首都米兰也宣布戒严：至少80人被军队杀害。米兰的卡普钦修道院因被怀疑为叛民藏身之地而遭到炮轰。烟雾散去之后，里面只发现了几名修道士和几个等着施粥的乞丐。

米兰事件一个月之后，路易吉·佩卢克斯将军被任命为新总理。路易吉·佩卢克斯将军在孩提时代就已是为国王效力的士兵。在其当政期间，他试图推行一系列的高度集权化的改革措施而声名狼藉。这些改革措施限制出版自由，禁止在公共服务业成立工会，并允许政府不经审判将嫌疑人判处境内流放。尽管如此，依当时的标准来看，佩卢克斯并非盲目地反动复古。他的政府被委以完成从堪称意大利国家短暂历史中最动乱的年代过渡到常态的重任。打击西西里腐败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于是，1898年8月佩卢克斯将军任用新的巴勒莫警察局长，并指示他对付黑手党。1900年，警察局长如下描述唐·拉法莱的政治拥护者：

（他们）是黑手党党徒，有犯罪前科，他们投身于各种侵犯他人和财产的犯罪活动，长期危害公共安全。他们所有人都不惜利用威胁、暴力、恐吓等一切手段强迫老实的选举人投票给他们的候选人……为达到目的，他们使用的手段与黑手党强制果园老板雇佣看守人及敲诈阔地主的手段并无二致。

如果帕里佐罗只是新型黑手党政客的早期代表，那么他在本书中的地位将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还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大的黑手党审判的对象；因为唐·拉法莱，黑手党25年来第一次重新出现在国家头条新闻中。相比帕里佐罗来说很不出名——但是对黑手党的历史同样很重要的是他的对手一一佩卢克斯将军任命的巴勒莫警察局长。他的名字叫埃曼诺·圣乔治，他的故事最近才从历史档案中浮出水面。

圣乔治的报告

意大利中央国家档案馆现存的无数文件中有一份保密文件，里面有一篇报告，大概是1898年11月到1900年1月之间分批提交给内政部的。这份报告出自巴勒莫警察局长埃曼诺·圣乔治之手，并作为审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递交给该市最高检察官。今天读着这份485页泛黄的手写稿，感觉像是带着考古学家的探针和刷子在一点点地整理出一只埋在地下的花瓶的轮廓。埋头苦干数日之后，结果发现挖掘出来的不过是一颗未爆炸的炸弹。

报告的开头第一次勾勒出了一幅关于西西里岛黑手党的完整画面。之前关于巴勒莫地区黑手党的证据往往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而这次的信息却是明确、详细、系统的。报告描绘了一个由8个黑手党家族组成的组织机构图，这8个家族统治着巴勒莫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郊区及卫星村，它们分别是：皮埃纳·德考利、阿夸桑塔、菲尔德、马拉斯宾纳、尤迪托、帕索迪·里加诺、波皮纳诺、奥里乌扎。每个家族的大老板和二老板都被列举出来，还有许多详细的普通黑手党分子的个人信息。总共有218份档案，其中包括：黑手党分子、地主、柠檬园看守人、水果买卖经纪人等。报告提到了黑手党的人会仪式和行为准则。另外，报告还阐述了黑手党的商业手段：如何渗入并控制商品果园、如何伪造假币、抢劫，以及如何威胁、杀害目击证人。报告显示黑手党有集中资金专门用来资助入狱黑手党分子的家人和聘请律师。报告向我们讲述了各个黑手党家族的头目是如何共同管理帮派事务和控制地盘的。

该报告对黑手党组织框架的勾勒相当令人叹惊，它几乎和几十年后多玛索·布西达向法尔科内法官交待的情况完全吻合。它向我们精彩地解说了为什么意大利政府长期以来不能看清黑手党的本质，但是更为精彩的是这份看似枯燥的文件的意义本有可能改变历史。它本可能给黑手党带来的重创堪比1987年法尔科内的大审判。倘若该报告能够达成目标，那么黑手党在出现几十年之后就已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了。

这份报告的作者埃曼诺·圣乔治是一名职业警察，方下巴，不苟言笑。当时的报纸说他在巴勒莫给人留下一种不容置疑的印象。虽然他已年近六十，头也已经秃顶，可是他那惹人注目的金黄胡须才刚刚开始发白。听他的口音便能判断出他来自意大利中北部的罗马涅。圣乔治在当时甚至现在也是不出名的，于是关于他的信息少之又少。然而他却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西西里黑手党。1875年格拉蒂医生向内政部长报告他的遭遇时，被召来指挥对付尤迪托黑手党行动的正是圣乔治。1883年领导围捕法瓦拉兄弟会行动的也是他。1898年8月，他被任命为巴勒莫警察局局长，从而达到事业的顶峰。同时这也是一个他耐心利用积累下来的专业经验迫使西西里秘密犯罪组织屈服的机会。

圣乔治怀着满腔热情，一丝不苟地写这份报告。他迎着困难调查政府机关中的怀疑派、同谋者，他感觉到他将发现一起重大诉讼案。在他写这份报告的时期，要将黑手党分子定罪或者将法瓦拉兄弟会这样独立的“家族”绳之以法是很困难的，虽然并非不可能。必须说服证人出庭作证讲出真相；必须保证黑手党告密者在作证前不被杀害；必须保护法官和陪审团不被报复和接受贿赂。圣乔治面临着种种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是证明黑手党本身有罪，并集中控诉黑手党的两大主要犯罪手段：收取保护费，与政客勾结进行黑金交易。

因此，圣乔治打算使用特定法律工具：一项取缔犯罪组织的法令。尽管这项法令并不会给黑手党带来严厉惩罚，但是根据圣乔治的报告对黑手党进行定罪也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将证明一个极其复杂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势力已经伸展到西西里西部甚至海外的这一看似荒诞的说法的正确性。只不过，如果圣乔治达到其目的，就不会再有人能够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了。

但是圣乔治失败了。如果他的报告出具令人震惊的证据证明1898年意大利统治者清清楚楚地知道黑手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么他的失败以及他所掌握的关于黑手党的宝贵知识竟被如此遗忘就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教训了，这个教训向我们说明了意大利政治体系如何为虎作伥帮助黑手党组织生存至今。

圣乔治不单单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他可以说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通过上百个名字、几十份经过反复认真核对的证人证词，他的调查成果慢慢地向人们讲述复杂的犯罪方式、一系列错综交织的谋杀和诈骗故事，这些故事说明了西西里社会各个级别的黑手党势力残暴、错综复杂的特点。这位警察局长有的时候还表现出真正从事叙事创作的热忱。

圣乔治的故事大都以康卡德尔西部（环绕着巴勒莫郊区的“金盆”）为背景。从罗马时代起，这个地区就因它的美丽富饶而闻名。1890年，《意大利画报》把它描述为一个“想象力燃烧飞翔”的地方、“一幅完整的东方画面、一种魔力”。这个地方证明“诗歌在西西里人民中如花般盛开”。巴勒莫富裕的精英们在康卡德尔的柠檬园中建造城外住宅。春天是还乡的季节，富人们会离开城市的家来到建造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花园里的大庄园，被一大群仆人左呼右拥地侍奉着。世纪之交的时候，巴勒莫的80名男爵、50名公爵以及70名贵族与欧洲君王和富豪们一起出入于城市庄园、俱乐部、戏院、沙龙以及林荫大道。圣乔治来巴勒莫上任的时候，远处的一艘艘帆船背景已经把西西里中心变成了最受喜爱的度假胜地，就像是海边的巴黎。在他致力于揭露黑手党内幕时，他沿着把巴勒莫普通人和西西里上流社会国际名人的奢华生活联系起来的黑暗渠道展开了对黑手党分子的调查。

圣乔治的许多工作都是围绕着一桩神秘的凶杀案展开的，这桩凶杀案在他到来之前已经折磨了巴勒莫警方一年之久。报纸上称之为“四人失踪案”，此案主要围绕一个典型的柠檬果园——拉加纳果园展开，果园距阿雷内拉村庄公墓不远，阿雷内拉村庄坐落于蒙特一佩勒格瑞诺山和巴勒莫北部的海滨之间。蒙特一佩勒格瑞诺山上林荫密布，在空荡的山间发出任何声响都会传来一阵阵回响。在这里，天黑之后，海边渔夫的叫声在几百公里以外都听得清清楚楚。从果园一幢主建筑穿过，有一家晚上做意大利面的商店。商店附近是一个岗哨，一天24小时有海关稽查员把守。但是没人承认曾注意到在1897年9月到10月之间那里有什么异常，直到里面的一股气味暴露出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这股明显的腐尸臭味在拉加纳果园附近弥漫了好几天，海关稽查员才怯生生地向警察汇报。警察闯进果园，发现了一个黑手党的“杀人工厂”。这幢农场建筑，只有一间砖房大小，内墙上满是弹孔，并且血迹斑斑。那罪恶的气味是从附近一个又深又窄的洞穴中散发出来的。消防员被调来钻进洞底。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处于腐烂晚期的尸体——尸体上面撒上了石灰。四周之内，四名男子在拉加纳果园受多处枪伤身亡。

来年8月圣乔治前往巴勒莫担任警察局局长之时，这桩四人失踪案还没侦破。当时，还有另外一场黑手党战争正在进行：一些威名远扬的人被发现死于康卡德尔的街头巷尾，另一些人则销声匿迹。圣乔治手下的侦探有他们的线人，但对斗争的双方壁垒并不知情，也不知道这场斗争和在拉加纳果园失踪的四个人是否有关联。至于现在，不仅黑手党事件的情况很难获得，而且掌握的情况和证据之间也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当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说服线人去出庭作证。因此，对于给他提供信息的多数人，圣乔治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他们的姓名。由于畏惧黑手党组织对任何向警方告密的人进行报复，并怀疑黑手党在警方和检察官中安插密探，人们只敢私底下谈论。圣乔治揭开拉加纳果园秘密的漫长之旅刚刚开始，他就发现了一位女人勇敢地站起来打破了这一戒律。

1898年11月19日，圣乔治安排他的侦探找朱赛帕·迪·赛诺调查情况。像后来报纸上暗示的那样，朱赛帕是一个肥胖、强壮的女人，勇气可嘉，但想象力不足。但是从很多意义上来讲，她在圣乔治的报告中被描述成了一位朴实无华的女英雄。她讲的事情发生在她向圣乔治提供证词的两年之前，也就是拉加纳果园谋杀案发生的九个月之前。

她当时正在“英国花园”公园附近靠向邻近的人售卖食品和一些其他必需品勉强糊口度日。但是她还有更多日常生活之外的烦心事。当地宪兵队长来她商店的次数太频繁了，他为局里采办食品和酒根本不需要来这么多趟。这桩买卖，朱赛帕当然非常欢迎。但是她担心的是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有人传言这名警官想哄骗她18岁的女儿艾玛纽拉来一段风流韵事。这对于在一个和治安力量没搞好关系的地方经营着小本生意的女人来说是个大麻烦。她必须澄清谣言——而且还不能得罪这个警官。

朱赛帕的麻烦还不止于此。当地一家皮革厂的老板一直让他的儿子们到她的商店买必需品。她知道他们一直想用假币来买东西。她还知道这个商人和他的儿子们结交危险的朋友。她很有礼貌地拒收老板的儿子们付给她的钱，但他们总是坚持让她收下。后来，她的丈夫不小心收了一张大钞。她打发丈夫去处理这件事，丈夫临走时她还在他的耳边叨叨不停。皮革厂老板只付了欠款的一部分就打发她的丈夫走了。他还狡辩说，他的孩子们不知道钱是假的。

接下来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1896年12月末，当地的女人们开始对朱赛帕侧目而视，而且不再光顾她的商店。有一天，一名家庭妇女走进来，大声抱怨社区附近的“贱女人”。朱赛帕走上前要她说个清楚，她猜测这嘲弄是冲着女儿来的。这个女人尖刻地回答说，她说的是警方密探。朱赛帕又迷惑又害怕。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有关女儿的谣言以及针对假币的争吵都要让人畏惧。

12月27日，两名形迹可疑的人来到她的店里，其中一个不过十几岁。从门口望去，马路对面有一堵墙，把一个柠檬园围了起来。墙上被人凿了一个洞，这个洞距地面很近。现在回想起来，朱赛帕意识到这两个人是过来查看从那个洞到店里的射程之间是否有障碍。她回忆，那个年龄大一点的人在店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大声说着不知道什么东西，“要是我做了什么蠢事，反正母亲会照顾我、我的妻子和孩子”。说话如此转弯抹角只能有一种解释——威胁。朱赛帕由担心变成惊慌了。

那天晚上八点钟，一个身材瘦高、面色苍白的陌生年轻人进来要了半升燃油。他提起油罐走向门口，然后举起右手朝街对面打了个手势。那边透过墙上的洞开了两枪，朱赛帕肩膀和腰上各中一枪。她倒下之后，女儿艾玛纽拉跑上前来，这时第三枪打响，艾玛纽拉被击中并当场丧命。

当警察局局长让朱赛帕·迪·赛诺过来接受调查时，他正在重审以前的一个犯罪案件——其中的一名犯罪分子已被抓获。就像反黑手党调查官经常必须做的那样，圣乔治在对之前的一个犯罪场景做重新阐释，寻找零星的线索，并将之拼凑还原成一个更大的阴谋案件。重要的一点是，为了促进圣乔治的调查进程，朱赛帕愿意作证，证明她女儿被害是黑手党所为。她的证词将使圣乔治可以把这起个案变成证明黑手党确实存在的证据，这个证据将证明黑手党确实是一个有其规则、结构以及独特杀人方式的犯罪集团。

圣乔治在黑社会的线人告诉他，朱赛帕的女儿是康卡德尔黑手党分子开展的一系列背叛谋杀行动中第一个偶然被杀的无辜者。这一系列的行动在她被杀两周前就开始了。当时，意大利宪兵队突袭朱赛帕商店附近的一个假币制造厂并当场抓获了三个人。黑手党怀疑有人告密。“君子”文森佐·达尔巴带头进行了调查；达尔巴的弟弟是在那次突袭行动中被抓的黑手党分子之一。他没花费多长时间就把各种证据拼凑在了一起：朱赛帕·迪·赛诺因为假钞制造而痛恨当地匪徒；她和女儿对宪兵队很友好；而且，朱赛帕的妹夫还在车间安装了一个螺旋压榨机，而这个车间是为制造假币做掩护的。所有这些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甚至在文森佐·达尔巴将情况向黑手党家族会议报告之前，他就安排了自己的母亲去撺掇当地的女人们散播谣言。他的目的就是破坏朱赛帕的生意及名誉：因为不受欢迎的人一般不会有人惦记，他们的死也不大会引起深入的调查。1896年12月26日，朱赛帕·迪·赛诺被菲尔德黑手党家族以违反缄默法则的罪行判处了死刑，而这一罪行她根本就没有犯过。24小时之后，达尔巴和他的同伙去执行判决，但是最后只杀死了朱赛帕的女儿。

走进朱赛帕的商店查看从街对面的柠檬园到这里的射程是否没有障碍并说出晦涩的威胁言词的正是文森佐·达尔巴。对黑手党来说，袭击并不只是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它还是其残酷、干练的展示。当地人会知道是谁在控制对面的柠檬园，墙上的洞就是留在那儿给人看的。关于文森佐·达尔巴的威胁的消息应该散播得很快。他在计划谋杀的那天来到店铺除了为袭击做准备也是为了露露面。虽然不会有碰巧路过的人看见墙后面的两个杀手，但是他们的身份在当地也不大可能是什么难解之谜。这种故意的公开谋杀案件就是有人碰巧看到也不敢去报警。菲尔德家族是在炫耀对其领土的统治。

菲尔德家族大概也有必要这么做。圣乔治推测，失去造假币的生意已经对菲尔德家族产生了巨大影响，假币厂正是位于其势力范围内。既然造假者需要更广的社会关系网络将“货币”投人流通使用，那么这桩生意的利润也会在其他黑手党家族中进行分配。结果，菲尔德家族的声誉在那次突袭假币厂的行动中被破坏了。菲尔德家族需要迅速向组织其他成员证明一切仍在它的掌控之中。

黑手党组织总是以其所有成员的名义杀人。它征求成员们的意见，它举行审判，它向支持者证明其行为的正确性，并表明一切事务都在其掌握之中。这正是圣乔治力图利用朱赛帕·迪·赛诺的证据想要证明的。现在的反黑手党凋查人员会将其表述地更为赤裸裸：黑手党杀人的方式与国家的杀人方式相同，它不是在杀人，而是在处决罪犯。

朱赛帕的证词是证明黑手党远非一种心态的关键证据。甚至从1896年12月那个恐怖的日子起她所遭受的迫害方式就很能说明问题：

看起来我几乎是个罪人。每个人都躲着我或是脸上带着鄙夷的目光看着我。现在很少有人来我店里买东西。只有那些不受黑手党势力影响的正直的人才会来。所以这场灾难不光直接在身体上伤害了我（我由此花去了大笔医疗费）。他们杀害了我年仅18岁的可怜的女儿给我内心带来了无法治愈的伤痛。除了这些，还必须加上黑手党的迫害给我带来的经济损失。他们以我从未犯过的错为借口，不肯放过我。

在向侦探们口述了上述内容两周之后，朱赛帕向商店窗外望去，看见对面墙上又多了一个洞。巴勒莫的影子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对抗警察局局长圣乔治带来的威胁。

朱赛帕·迪·赛诺女儿的凶杀案给圣乔治留下了复杂的线索，他按图索骥发现了四个失踪男子中的第一个男子是如何在拉加纳果园遇害的。值得注意的是，文森佐·达尔巴的精心策划并没使他免于起诉。凶杀案发生几天之后，他的年轻同伙朱塞佩·皮杜佐·布塞米就接受了警方的审讯。圣乔治说，这个布塞米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年轻人，他和黑手党其他分子一样早就准备好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是黑手党分子的一贯伎俩。为了有助自己获得自由，他还说案发十分钟后曾在菲尔德街上的一家烟草店看见文森佐·达尔巴面色惨白，浑身颤抖。由于这一暗示，文森佐·达尔巴被捕，而且因为朱塞佩的不利证词，他被定罪并判处20年的监禁。对圣乔治来说，布塞米会出卖达尔巴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也是严重违反缄默法则的。

不管圣乔治在黑手党内部的线人是谁，线人告诉圣乔治，布塞米的“卑鄙”行为惹恼了和文森佐·达尔巴关系亲密的黑手党分子。文森佐的表弟安东尼诺·达尔巴是一家酒馆的老板，他四十多岁，是个很有势力的“君子”，有买卖盗窃赃物的犯罪记录。他向其他上级黑手党老板告发皮杜佐违反缄默法则的罪行，他们同意对其进行审判。安东尼诺·达尔巴呼吁黑手党伸张正义的举动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就是四人失踪案中的第一人。

直到1897年9月，黑手党对皮杜佐·布塞米的审判才开始，一直推迟到他从部队请假回来。站在集合在一起的老板们的面前，他仍然身穿意大利第十贝尔萨格里团的军装，头上戴着的宽边帽上还夸张地插着黑色羽毛。当被问及为什么向警方告密时，这个年轻人满不在乎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整个黑手党组织遭受怀疑，并且他一直计划改变证词来支持他的同伙并迷惑调查人员。奇怪的是，圣乔治得知，黑手党法庭竟然相信了他不合理的证词将其无罪释放。

显然某种比黑手党的帮规更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岌岌可危了。这个东西就是地盘，黑手党内部的地盘争斗屡见不鲜。在审判年轻的布塞米的“陪审团”中，有一位是阿夸桑塔黑手党的大老板多玛索·达莱奥，他高大健壮，下巴上留着长长的胡须。他怀疑安东尼诺·达尔巴曾因固定的保护费向两个富裕的柠檬经销商发起挑衅；在富商房子的阳台上甚至还爆炸过一颗炸弹。多玛索·达莱奥碰巧还是皮杜佐·布塞米的教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达莱奥利用年轻的布塞米引诱达尔巴，将其置于死地。

在皮杜佐·布塞米被宣判无罪后不久，另一场审判秘密地召开了——黑手党的审判在需要的时候会很迅速。安东尼诺·达尔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有罪。他被判处死刑，他的死刑已经被精心策划好了。这次不再像朱赛帕·迪·赛诺枪击事件是公开的了，因为对达尔巴的惩罚属于组织内部事务。

宣布他并未违反缄默法则的黑手党审判过后数日，皮杜佐·布塞米，仍然穿着他那身漂亮的军装，来到了达尔巴的酒馆。看到达尔巴在刷洗酒桶，布塞米请达尔巴出来，在街头昏暗的灯光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对话简短粗暴。布塞米说，他要恢复被达尔巴破坏的名誉，他要求决斗。

达尔巴接受了布塞米的决斗。但是，正如他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他中了圈套，根据圣乔治记录的达尔巴的年轻儿子的口供，第二天下午，也就是1897年9月12日，大老板多玛索·达莱奥和另一名黑手党党徒来到酒馆，他们在那里吃饭聊天，迟迟不走。当被告知要付一张3.25里拉的账单时，他们掏出了一张100里拉的票子；这是一种精心准备的表示不信任和敌意的姿态。晚上六点半，跑去把那张100里拉的钞票换零的达尔巴从附近店铺回来了。他摘掉他的两枚金戒指、一支金的领带别针、还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并把它们放在架子上的咖啡杯里藏好。然后，他拿起手枪走了出去。多玛索·达莱奥和另外一名匪徒紧随其后。

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安东尼诺·达尔巴。黑手党的造谣工厂大量炮制谣言说在北非见到过他。甚至还有一封声称是他写的信从突尼斯寄给他的父亲。但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警方已经发现，事实上达尔巴失踪当晚就被拉加纳果园的一大批黑手党分子开枪射死了。

经过仔细询问线人以及耐心地反复审查证据，圣乔治逐渐拼凑出一幅黑手党运作的完整画面；黑手党内部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不只是歹徒自尊心的产物，而实际上涉及法令、法律程序和地盘控制体系。圣乔治在其调查的下一阶段，从拉加纳果园一直调查到西西里岛上最有钱、最有名的两大家族的家庭生活，这两大家族就是福罗里欧家族和惠特克家族。圣乔治发现，这两大富裕家族虽然都和黑手党沆瀣一气，但是却过着相反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个家族愤世嫉俗，而另一个家族则更顺从、更老实；但是在维持黑手党势力方面这两家是串通一气的。

欧洲各国的国王和王子经常会来访问巴勒莫，每一次他们来访问巴勒莫时总会在一个地方被招待：康卡德尔的奥里乌扎一个私人公园的豪华别墅。这间别墅是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1891年，伊纳齐奥23岁的时候，继承了这笔意大利最大的财产。据说，单在巴勒莫就有16000人“靠他养活”。福罗里欧家族在硫矿业、轻重工程业、金枪鱼业、陶器、保险、金融、马沙拉酒等各个行业，尤其在船运业，都有生意。福罗里欧家族是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大股东，意大利航运总公司是意大利的主要航运公司、欧洲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

但是小伊纳齐奥继承财产之后，家族的巨额财富已经开始从内部衰减了。意大利航运总公司依靠政府合同和补贴获得财富，而这些合同和补贴是小伊纳齐奥的父亲托其处心积虑拉拢起来的政治关系给安排的。如今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公司是多么地不具竞争性。而且，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不可阻挡地向北转移到热那亚、都灵和米兰。福罗里欧家族的影响可谓是江河日下。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小伊纳齐奥失去了一笔财产，而这笔财产是花费了三代人的心血才积攒下来的家业。1908年，小伊纳齐奥被迫出售家族对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股权。以这天作为巴勒莫“美好时代”结束的标志再合适不过了，这一美好时代开始于1891年小伊纳齐奥成为一家之主。在这些年里，西西里岛的上流社会围绕在福罗里欧家族财富的落日余晖周围。新闻界称巴勒莫为“福罗里欧大都市”，但这是它作为欧洲大城市的最后一次辉煌。

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温文尔雅、才华横溢而又放荡不羁。他手臂上刻着一个日本女人的文身。他的衣服几乎全是从伦敦买来的：领带、帽子和服装都是伦敦名牌。早晨，他的纽扣孔上装饰着肉色康乃馨，晚上就变成了栀子花。1893年，他效仿父亲的做法，娶了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女士，巩固了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新娘芙兰卡·哈克纳·迪·圣格里诺被认为是欧洲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婚礼几个月之后，芙兰卡第一次怀孕，伊纳齐奥却动身前往突尼斯游猎，这次游猎需要五十名搬运工和十几只骆驼。伊纳齐奥回来之后，芙兰卡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女人的内衣。而伊纳齐奥拿出一大串珍珠就把芙兰卡哄好了。这种悔过行为在他们以后的婚姻中上演了很多次，据说芙兰卡已经因此积攒下来30千克的珠宝。

尽管丈夫出轨，芙兰卡还是迅速确立了巴勒莫上流社会女王的地位。她资助艺术活动。她那绿色的眼睛、橄榄色的皮肤、修长的身材受到诗人加布里埃雷·邓南遮的赞美。她允许一个时髦的艺术家乔瓦尼·波蒂尼为她的腿画素描，一时间招来了人们的流言蜚语。作为自由风格的代表，她佩戴的成串珍珠几乎要坠到膝盖了。金钱对芙兰卡·福罗里欧来说意味着炫耀。直到生命的最后，她还是对家庭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漠不关心。20世纪初，芙兰卡感到年老色衰，于是便到巴黎做了面部整容手术，引领了时尚潮流。

圣乔治的报告提到，1897年一月份的一天早晨，伊纳齐奥和芙兰卡·福罗里欧很早就被仆人吵醒。伊纳齐奥生气地发现，别墅里的许多艺术品在夜间被偷了。然而，最被这起前所未有的人室盗窃案件惹恼的并非指挥官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而是他大声责骂并命其把这件事查清楚的对象：他的花匠——弗朗西斯科·诺托。他体格强壮，秃顶，留着一小撮胡须，除了福罗里欧他不会忍受任何人对他如此训斥。小伊纳齐奥清楚地知道，他的花匠事实上是黑手党奥里乌扎家族的老板。弗朗西斯科的弟弟、二老板彼得罗在福罗里欧庄园做保安。考虑到保护西西里岛最富有家族的庄园——巴勒莫上流社会中心的巨大战略及象征意义，我们不应该被这些低下的职位头衔所愚弄。诺托兄弟才是奥里乌扎别墅盗窃案的真正目标，并且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警察局局长圣乔治将这桩抢劫案的原因归结为几周前十岁的奥德丽·惠特克在诺托兄弟的命令下被黑手党分子绑架。当时奥德丽去拉·法沃里塔骑马，拉·法沃里塔是巴勒莫西北郊的一个皇家公园，无所事事的富人在这里打鹌鹑、参加赛马或是跳栏比赛。突然有四个人从树丛中蹿出来，袭击家人请来保护她的马夫。马夫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拴在马上，而奥德丽则被人带走了。她父亲乔舒亚（“乔斯”）随即收到一封客气的请求信，要求10万里拉的赎金。

圣乔治无需介绍惠特克家族的身份。惠特克家族属于西西里岛英国商业王朝的主要成员（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占领西西里岛时，英国侨民就已经在巴勒莫这里扎下根了）。和他们的朋友福罗里欧家族一样，惠特克家也介人马沙拉酒生意。后来在1901年，惠特克家族将和福罗里欧家族被邀请去伦敦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

惠特克这个大家族还给巴勒莫的上流社会带来了浓郁的英国气息。他们把花园派对介绍到了西西里岛，在他们家别墅的后面支起来一张大帐篷，人们可以在里面享受顿顿饕餮大餐。惠特克家还创办了弃婴慈善基金会、动物福利保护组织以及巴勒莫足球和板球俱乐部。小奥德丽的母亲埃菲以古怪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坐马车在巴勒莫兜圈的时候，肩膀上站着一只鹦鹉。仆人用放在银盒子里的葵花籽喂它，并且还准备了一把银铲子处理它的粪便。埃菲的另一项爱好是草地网球。他们家的花园有三个网球场，分别称作“地狱”、“炼狱”和“天堂”。客人的社会地位通常会决定他被允许使用哪个网球场。埃菲的鹦鹉可以在比赛期间随意飞来飞去。在一场这样的比赛中，伊纳齐奥·福罗里欧十几岁的弟弟文森佐，由于缺乏英国人对动物的那种热爱，把这只被宠坏的鸟从树上射了下来。

奥德丽·惠特克被绑架并不是他们和黑手党之间的第一次纠纷。他们不像福罗里欧家族有很硬的社会关系。年轻的时候，乔斯的哥哥约瑟夫（“皮普”）收到过一连串的信件，向他索要钱财，信上还有骷髅图形。他在哈罗公学的老师们应该会对他的直接答复感到满意。“我很清楚谁是当地的黑手党头子”，他这样写道，“所以我给他传了一个口信，说那些信已经被交到警察局，并且还对警察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以防我被杀害。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找过我麻烦了”。若干年后，乔斯的嫂子在自家花园散步的时候，一只断手从围墙上扔了过来，落在她的脚下。这次福罗里欧家的反应更为慎重：他们对此事保持缄默，以防这是一种威胁。迄今为止，黑手党党徒还在“保护”着一些属于惠特克家族的财产。

乔斯·惠特克在女儿被绑架之后采取了相同的对策。他立即付清赎金并对此事矢口否认。几天之后，小奥德丽回来了。

圣乔治的神秘线人不仅揭露了奥德丽·惠特克遭劫持的秘密还告诉他这一大笔赎金在奥里乌扎黑手党内部引起了矛盾。有两名成员，即车夫文森佐·罗波图和朱塞佩·卡鲁索对他们分得的赃款数额很不满。他们决定采取冒险行动——“划破皮肤”（sfregio）。圣乔治解释说，“划破皮肤”是黑手党一个很重要的术语，用来指两个密切相关的事物。它既指一种损伤相貌的伤口，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侮辱，是一种故意令某人难堪的冒犯行为，由于对黑手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自己的地盘，那么最为明目张胆的“划破皮肤”就是损毁被另外的黑手党分子保护的财产。正如圣乔治所言，“黑手党帮规之一就是尊重其他黑手党成员的区域管辖权。藐视这项权力就构成了对别人的人身侮辱”。

从福罗里欧的豪宅偷走艺术品的正是罗波图和卡鲁索。他们的盗窃行为就是针对奥里乌扎帮派领导人的“划破皮肤”的行为。小伊纳齐奥对弗朗西斯科·诺托的大声训斥就是这项行动的全部目的。再次引用圣乔治的话，“这两名车夫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使他们的大老板和二老板难堪，已经达到了”。

诺托兄弟以值得效仿的耐心对这种“划破皮肤”的行为做出了反应。首先，他们确保被破坏的名誉得到修复，重获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信任。他们答应分给两名盗贼更多惠特克绑架案的赎金，甚至他们如果把从福罗里欧家盗走的物品归还的话还有赏金。就这样，几天之后，福罗里欧家人早晨醒来发现了一个惊喜：每件丢失的物品都回归原位了。

福罗里欧家的财产归还之后，他们的花匠和警卫开始对付罗波图和卡鲁索。谋杀任何一名黑手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事关整个黑手党组织利益的不安定行为。福罗里欧家族的介入更提高了此事的重要性。诺托兄弟俩秘密地向其他老板告发罗波图和卡鲁索，其结果是召开了一个由八大黑手党家族老板都参与的听证会。听证会在菲尔德的地盘而非诺托兄弟自己家的奥里乌扎地盘上召开——再次证明该决定对整个组织影响重大。显然诺托兄弟并不满足于有罪裁决：圣乔治断言，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达成尽可能广泛一致的死刑判决。他们最终获得了想要的判决：为避免怀疑和提高效率，死刑必须在几个月之后进行。

1897年10月24日，执行死刑的时候到来了。这两名车夫被以要他们参加抢劫的借口骗到拉加纳果园。在那儿迎接他们的是由来自不同黑手党家族的“君子”组成的代理行刑队。首先开枪的是和他们一道前来的那几个人。罗波图和卡鲁索重新站了起来，另外几名黑手党分子开枪结束了他们的性命。他们千疮百孔的尸体被扔进地下洞穴。在罗波图和卡鲁索的尸体之上，还躺着第四具尸体，也是最后一具尸体：一名因偷老板的东西而被处决的年轻黑手党分子。一周前，他坐下来以为要打牌的时候，头部被射击了好几枪。

对圣乔治来说，通过讲述集体处决和保护费的前因后果来解释失踪的四名男子如何在拉加纳果园被害是一回事，在法庭上证实事情的真实性并把其转变为证明他所说的“秘密兄弟会”存在的证据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需要更多的证人。很快两名证人站了出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证人也是女人。

当那两名车夫的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寡妇之后，其他黑手党成员编谎说她们的丈夫死得很英勇，他们因反对参加绑架伊纳齐奥·福罗里欧弟弟的计划行动而被敌帮杀害，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弟弟就是那名射杀鹦鹉的少年文森佐。换句话说，她们被告知丈夫是因效命于福罗里欧家族而非由于他们曾偷过他家别墅里的东西才被害的。

几周之后，这个谎言被伊纳齐奥的母亲（令人畏惧的伯爵夫人乔瓦纳·德昂德斯·特里格纳）揭穿了。1897年11月29日，在拉加纳果园传出的腐臭味导致井里尸体被发现后不久，这位伯爵夫人从福罗里欧家的奥里乌扎庄园出发去一家女修道院，她是这家修道院的捐助人。在路上她看见文森佐·罗波图的遗孀向她的马车走来。她请求伯爵夫人帮她抚养儿子。但是听到伯爵夫人的回答，她的希望破碎了：“别浪费我的时间了。你的丈夫是个贼，他和卡鲁索偷我们家的东西。”

这两名寡妇来到警察局说出她们所知道的情况时，圣乔治随即清楚伯爵夫人显然知道那件盗窃案背后的全部实情。她认为罗波图罪有应得。此时，她显然比被杀的黑手党分子的遗孀知道得多，她也比警方了解得多。警方虽然找到了尸体，但对四人失踪案几乎毫不知情。我们由此可以清晰地作出一个合理的推断：整个福罗里欧家族被秘密告知从他们家盗取艺术品的那两个人的悲惨下场，他们过分的无耻行为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因为秩序已由秘密渠道得到恢复，所以福罗里欧家不会想到去报警。事实上，他们在这场杀戮中的角色可能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圣乔治不知道在盗窃案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小伊纳齐奥和他的黑手党花匠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有理由怀疑，伊纳齐奥向他的花匠暗示了他认为犯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警察局局长圣乔治以他一贯的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从两名车夫的遗孀交待的情况中得出结论。他还说，如果控方律师找福罗里欧伯爵夫人谈话，或许会问出有价值的信息。询问当事人是他的工作职责。不难想象圣乔治提出如下建议时脸上所流露出来的讽刺的苦笑：

福罗里欧夫人是一位虔诚、信仰宗教的贵妇人。我们很难说她哪一点更为了不起：是她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还是她极其高贵、出身名门的心灵的杰出美德？因此，如果她被邀请在誓约之下作证，她是不可能愿意也不会对法官隐瞒自己与两名寡妇的对话。

圣乔治的希望不可能得到满足；福罗里欧家的势力使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圣乔治现在有三名愿意作证的证人，她们都是女人，都失去了亲人，但是圣乔治想要证明黑手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她们的证词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圣乔治继续递交新的报告，直到1898年底和1899年的前几个月。在他工作的每个阶段，黑手党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因福罗里欧盗窃案而丧命的其中一名车夫的弟弟被迫自杀，因为他被怀疑与当局勾结。一名黑手党告密者，或许是圣乔治在“四人失踪案”中最重要的内部线人为了自保，带着警方签发的护照移居国外。但这也是徒然：一名杀手在新奥尔良追上了他，并将他毒死。圣乔治承认自己担心能否在法庭上得出一个完满的调查结果。他抱怨接手这个案子的调查官“性格懦弱，极易受人影响”。黑手党战争一直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凶杀和失踪事件继续发生。依然从秘密组织传出关于谈判、倒戈联盟和失败的休战等等零碎的消息。

1899年10月25日，圣乔治的机会来了。一个有名的黑手党分子在枪击现场被抓个正着。本来要被杀死的受害人得以死里逃生；令人惊讶的是，他结果恰恰是黑手党的前“地区或最高头目”，圣乔治这样称呼他。弗朗两斯科·赛诺，一个五十多岁、瘦弱的男人。他是马拉斯宾纳黑手党家族的老板，成功地经营着柠檬园生意，最近才成为黑手党组织的首领。警方根据匿名线人的情报而勾画出一幅黑手党的组织结构图。

圣乔治迅速而又精明地抓住这次机会，再次打算向他现在已知的黑手党潜在弱点施压，即：黑手党的女人们。他把赛诺藏起来，并故意传出话来，说这个受伤的黑手党头目生命垂危。然后他让赛诺的妻子和被捕的杀手见面。她克制不住地叫起来：“人渣！人渣！”这是黑手党对背叛者的辱骂。她当时就指控他和同伙所犯下的一系列谋杀罪行。这是她与法官合作的开始。弗朗西斯科·赛诺很快得知妻子已经向圣乔治说了实情，他也开始谈论他的那群朋友，圣乔治有了建立案件所需的“背叛者”。

与黑手党新的背叛者的交谈使圣乔治逐渐从内部了解了黑手党的斗争；同样重要的是，他从中了解到黑手党的斗争并不只是帮派之间的混乱冲突，而是一个组织内部破裂的结果。圣乔治开始明白，即便处于斗争中，黑手党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规则、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外交手段，甚至是历史记忆。

在警方得知弗朗西斯科·赛诺是“地区或最高头目”的时候，他的势力已经开始衰弱了。黑手党的主要财富和势力，即黑手党的重心，不在赛诺这里而在帕索迪·里加诺、皮埃纳·德考利和波皮纳诺家族结成的联盟。这个联盟的资助人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唐·安东尼诺·贾莫纳，就是那个“沉默寡言、趾高气扬、小心谨慎”的黑手党分子，19世纪60年代在贵族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的庇护下得势掌权，他还是19世纪70年代迫害加斯帕雷·格拉蒂医生的幕后指使人。1898年，贾莫纳在郊区帕索迪·里加诺村庄的卡瓦拉奇街上有一幢大房子，78年前他就出生在这里。他的儿子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首领，负责管理日常事务。但据圣乔治说，这个老家伙仍然是黑手党的“决策首脑”。“他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多年犯罪记录提出建议，下达指示。在实施犯罪行为和进行辩护尤其是制造不在场证据时，他会予以指导。”老家伙贾莫纳持续的影响力证明黑手党并非兴盛一时的暴徒。到那时为止，“秘密兄弟会”成为巴勒莫社会一个固定的特征已经有40年了。

1897年到1899年这场断断续续的黑手党斗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警方袭击菲尔德黑手党假钞厂的行动，也就是1896年末，朱赛帕·迪·赛诺因之遭到责难的那次袭击。唐·安东尼诺·贾莫纳设法应对这一损失所造成的系列连锁反应。八大家族首脑会议——由皮埃纳·德考利、阿夸桑塔、菲尔德、马拉斯宾纳、尤迪托、帕索迪·里加诺、波皮纳诺和奥里乌扎的首领组成的最高会议于1897年1月召开。和往常一样，由弗朗西斯科·赛诺主持会议。但这次由于黑手党收入骤减，大家情绪都很急躁。贾莫纳发现了赛诺的弱点，决心操纵局面，使其对自己有利。感到自己权势受到威胁，赛诺起身说：“好吧，既然我不再得到应有的尊重，那就让每个帮派决定自己的纲领和行动吧！”会议继续进行，开始划分每个帮派的势力范围。但是在会议结束后不久，贾莫纳手下的人就开始试探性、象征性地侵犯赛诺的地盘，这是他们故意采取的冒犯行为，但是这一招并未激怒赛诺。斗争双方都清楚挑起冲突是很危险的。

一个鲁莽的年轻人加剧了事态的恶化。弗朗西斯科·赛诺的侄子菲利波是尤迪托黑手党的二老板。据圣乔治说，他是一个“冲动、狂妄、有勇无谋的年轻人”。他开始给老贾莫纳寄恐吓信。作为回应，大概40名高级黑手党分子在唐·安东尼诺的橄榄池〔※橄榄池传统上是耶稣独处祈祷、被加略人犹大出卖以及被该亚法大祭司的手下捉拿的地点。〕所在的大楼召开了一次会议。尽管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这位原来的老板让大家清楚，他知道这些信件应该归咎于谁。在会场外面，另一个老板暗示弗朗西斯科·赛诺让他侄子屈服。

相反，赛诺的人砍掉贾莫纳领地上的一些仙人掌果以示报复。这些丰满、结着果实的仙人掌本身并无价值，但是毁坏它们则是赤裸裸的“划破皮肤”的行为。贾莫纳这边的回击很有局限性：他们破坏年轻的赛诺守卫的庄园里的植物。年轻的赛诺又一次袭击贾莫纳的财产作为反击。

唐·安东尼诺·贾莫纳现在正处于重大战略抉择时刻。年轻的菲利波·赛诺并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财产。圣乔治解释说，在正式的黑手党复仇语言里，对年轻的老板守卫的庄园的二次报复将会被认为是对庄园主的不敬而非对守卫的侮辱。这当然不是贾莫纳和他的盟友想要传达的信息。对庄园主的冒犯会给整个组织带来麻烦。于是，贾莫纳这边的人选择袭击前任大老板弗朗西斯科·赛诺租赁的土地上的牲畜，这也是纠纷激化的表现。第三次，“冲动的”菲利波·赛诺又毁坏贾莫纳领地上的植物作为报复。贾莫纳一方的人终于决定是时候开战了。

斗争从一开始就对赛诺一方来说很糟糕。贾莫纳及其盟友挤掉他们在柠檬园里看守的工作之后，他们失去了整个康卡德尔地区的人力和领地。1898年6月8日黄昏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冲动的”菲利波·赛诺在街上被贾莫纳手下的四个杀手拦截并击毙，这四名杀手是从赛诺阵营内部获得的消息。

圣乔治还获知一些无辜受害者被牵涉进这场斗争：据证实，如果有必要证实的话，黑手党分子不光杀自己人。有一次，贾莫纳手下的刺客被派去追杀一个吓坏了的赛诺杀手。他们碰巧遇上他的哥哥，他们就把他的哥哥给杀了。按照计划潜逃路线逃跑时，他们被17岁的放牛郎萨尔瓦多·迪·斯蒂法诺发现。一个月后，他们才平静地回去找他，阻止他作不利证言。这些杀手们看到萨尔瓦多正光着脚、挽起裤子给植物浇水。他们突生杀念，把他推到井里淹死，并把他的鞋子放在井边，企图制造这是一场意外的假象，而警察居然相信了这一点。

在不幸的放牛郎被害之时，弗朗西斯科·赛诺已经躲到了托斯卡纳区的利沃诺，他在那里的柑橘业有一些熟人。这次，赛诺的三个幸存的侄子放弃柠檬园的重要工作来与他会合。赛诺的权力基础摇摇欲坠。大量凶杀案发生之后，警方没收了所有重要黑手党家族的枪支许可证，包括贾莫纳家族和赛诺家族的枪支许可证。黑手党随之在上流社会和政界友人中寻求帮助。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议员（包括唐·拉法莱·帕里佐罗）、商人甚至还有一名王妃——争先恐后地为他们出具品德证明信，以便要回枪支许可证。贾莫纳一家受到世交——“帮派”方面的专家、大财主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儿子的资助。相反，赛诺家族则没能找到愿意帮助他们的人。流言在和黑手党关系亲密的巴勒莫中产阶级中传播开来，赛诺家族已经被从荣誉团体里驱逐出去。他们正在被命运抛弃。

圣乔治告诉我们，1898年12月，弗朗西斯科·赛诺又一次回到巴勒莫，把他的人召集到一起讲清局势。“我们清点了一下自己的人数，我们也计算了一下别人的实力。¨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我们一共170人，包括“野狗”（还没正式入会的年轻恶棍）。他们有500人。他们得到的钱比我们多。他们有靠山而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必须与他们和解。”在史达贝利街上的肉贩店里召开的另一场高级老板的会议上他们谈判休战协议。然后，赛诺又一次去了利沃诺，整个家族也都跟了过去；他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已经被打败了。现在贾莫纳派只需扫清残余抵抗势力了。

如果赛诺一直远离巴勒莫，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成为圣乔治迫切需要的证人。但是，第二年秋天，他忍不住回巴勒莫看一看——这一次停留的时间足够让贾莫纳派系发起夺取他性命的行动。于是圣乔治迎来了他的重大突破。他终于可以不再写报告，开始拘捕罪犯了。

1900年4月27晚至28日清晨，圣乔治下令围捕他在报告中列举出来的黑手党分子。为防止消息泄露，参与的警察和宪兵直到行动的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要执行什么任务。很快，33名疑犯被抓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抓获了更多。1900年10月，巴勒莫行政长官说，圣乔治使黑手党处于“休止状态”。

作为一名打击黑手党的老手，圣乔治一直很清楚想让调查有结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也知道要想有机会获得成功，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他的每份报告都送往巴勒莫检察机关，但他也希望路易吉·佩卢克斯将军所代表的政府能了解他的调查发现。他确保每份报告都通过巴勒莫行政长官送到佩鲁克斯那里。之前在1898年的时候，圣乔治曾给行政长官写过一封附函，但实际上也希望总理能够看到此信：

我迫切需要您进行合法的干涉并动用您在司法当局的影响力。在与政府打交道方面，我需要您给予帮助。这是因为，很遗憾，黑手党的首领们在参议员、议员和其他当权人物的保护下行动。这些人保护黑手党，同时也反过来受黑手党分子的保护。

黑手党串通一气，形成一个防御体系来防止圣乔治这种人的调查，这个体系从富裕的福罗里欧家族延伸至“英国花园”社区抵制朱赛帕·迪·赛诺商店的女人们。圣乔治要对这个体系进行有力的斗争，需要政府的坚决支持。但对圣乔治甚至整个西西里岛来说很不幸的是，在圣乔治几个月的努力刚要有所结果时，就错失了对黑手党展开决定性打击的政治时机。

19世纪90年代末那场把佩卢克斯将军推上罗马权力宝座的危机在圣乔治对黑手党疑犯进行搜捕后的夏天迎来了它的压轴好戏。1900年7月，国王为其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残暴付出了代价——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警察局附近的皇宫开枪射死了他。当时，经济正在好转，危机即将过去。在国王被暗杀一个月之前，一个更为开明的政府在佩卢克斯总理辞职后成立，随他而去的还有罗马对巴勒莫警察局局长的支持。

反对圣乔治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案子进展的速度出奇地慢。该市检察长极其挑剔。圣乔治的报告就是正式递交给他的。然而，每抓获一个犯人，检察官就把整个案子送回和圣乔治一起工作的调查官，以便让他们更新证据。直到1901年5月——一在拘捕第一批犯人一年之后——圣乔治的审判才开始。在几百名黑手党成员中，只有89位受审，被指控是杀害四名失踪男子的犯罪组织的成员。检察长认为证据不足，不能审判其他人。被释放的人中最有名的是唐·安东尼诺·贾莫纳，这位最早为大家所知的黑手党头目又一次逃脱，得以安享晚年。

圣乔治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位来自那不勒斯的检察长——文森佐·科森察。然而，圣乔治在把报告副本呈交给罗马政府时，似乎特别希望一切调查都是瞒着科森察进行的。在开审前一个月，也就是圣乔治递交给科森察第一份报告两年半之后，科森察给新任内政部长致函声明：“在我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我从未发现黑手党。”即使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圣乔治也不会对此感到吃惊。唯一可能的猜测是，检察长科森察在黑手党建立的使自己免受法律追究的体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现在不为人们熟知很可能就是他成功的一个标志。正如警察局局长圣乔治是黑手党历史中的幕后英雄一样，检察长科森察也可能是秘密罪犯。

1901年5月审判终于开始，这场圣乔治为之努力了很长时间的审讯受到了聚集在法庭上的民众的关注，并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巴勒莫全城的人和警察局局长一起关注这桩案子的审讯结果。最重要的证人是前任“最高首领”弗朗西斯科·赛诺。虽然无法确定，但是很有可能，赛诺凭直觉感到政治气候的变化，意识到审判可能的走向，决定主动与他以前的黑手党同伙和解。在他向法庭陈词时，所有围栏后的被告都安静地、紧张地注视着他。他否认曾和圣乔治谈起黑手党这样一个犯罪组织。

随后，更多的证人纷纷效仿赛诺。在贾莫纳家族附近拥有土地的一个人作证说，贾莫纳家族的人“对与他们做生意的任何人都很大方。提起他们，人人都会夸赞”。乔斯·惠特克被带到证人席，他否认女儿奥德丽被绑架一事。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甚至根本不打算出席法庭。他传话来说，他从来没有和诺托兄弟讨论过发生在他奥里乌扎庄园被盗的事情。福罗里欧家的一名佣人确实出庭作证了，但却声称看守彼得罗·诺托（即黑手党二老板）是“真正的绅士”，他确实应该受到福罗里欧一家的尊重；彼得罗·诺托甚至还几次被委托护送芙兰卡的珠宝，价值总计80万里拉。

至少有一个证人没让圣乔治失望。尽管受到威胁，尽管被迫在夜里从店里逃走，朱赛帕·迪·赛诺再次鼓起勇气，说出她女儿被杀害的经过。那两名车夫的妻子也勇敢地站到证人席上作证。

数十名辩护律师在总结陈词时，个个滔滔不绝，但说出来的话却义复杂难懂。他们指出，这个起诉大量黑手党党徒的案件甚至根本就没被允许上法庭，这是否足以证明起诉证据的关键弱点？他们争辩说，什么样的犯罪组织会允许成员之间不断进行流血冲突呢？一位辩护人论证，“黑手党”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中的“ma-af”，指的是“对自我个人身份自视过高”。这种态度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所有的西西里人骨子里都带有几分这样的态度。诉讼程序不时被一名像狼一样嚎叫的被告打断，律师称其精神失常而为其做无罪辩护。

1901年6月，圣乔治抓获的黑手党中只有32名——包括诺托兄弟、安东尼诺·贾莫纳的儿子和多玛索·达莱奥——被判缔结犯罪组织。鉴于他们已被羁押一段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获释。在圣乔治看来，这次的胜利如此微乎其微，以至于他觉得失败了。被采访问及此案，他一反常态地流露出内心的痛苦：“只要是人们头天晚上告发黑手党，第二天早上却又去为其辩护，那么这桩案子就不可能会有其他结果。”

圣乔治的审讯得出如此不尽如人意的结果，看来意大利政府只有采取坚定的政治措施才能进一步对黑手党及其保护体系做抗争。但是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闹剧上演过后，意大利政坛已经恢复常态。对罗马的政客们来说，政府的主要事务就是在派系之间建立不稳固条约，而打击黑手党再次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阻碍。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建立更多的联盟，他们的联盟如果来自西西里西部，尤其是来自福罗里欧的航运公司，审讯他们声名狼藉的朋友将会事与愿违。圣乔治的报告被存进了历史档案。

但是四人失踪案并非警察局局长圣乔治调查的唯一线索。1898年8月被总理佩卢克斯派去巴勒莫当警察局局长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简单的指令，要求他深入调查有关—个知名人士的案件，这个知名人士就是：唐·拉法莱。帕里佐罗。

诺塔巴托洛谋杀案

艾曼纽·诺塔巴托洛·迪·圣乔瓦尼侯爵是黑手党第一具“优秀的死尸”，是两西里社会精英中的第一个受害人。在谋杀案件出现后的一个世纪里，黑手党从未杀害过其他像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如此有声望的人。他是西阿里岛的杰出公民。19世纪70年代，他曾担任过3年的巴勒莫市长，这期间他以正直、毫不妥协而著称：他因处理海关上的腐败而与黑手党为敌。后来他被任命为西西里银行行长，一直到1890年。他对这项使命投入的正直和精力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893年他的被害，以及接下来十多年有关这一案件的一系列轰动性的审判把西西里社会分成两派，并且对黑手党与政治家、法律官员和警方的关系的揭露震惊了整个意大利的公众舆沦。圣乔治的审判不过是一出地方闹剧，其重要性在全国新闻中不值一提；而诺塔巴托洛一案则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被媒体大肆报道的有关黑手党的事件。

许多年以后，诺塔巴托洛的儿子、海军军官莱奥波多写了一部很感人的关于他父亲的传记。传记讲述了他自己在诺塔巴托洛惨案中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在案发后那些恐怖日子里开始的。被悲痛压垮、被深切的怀念困扰的莱奥波多——当时年仅23岁的海军上尉——回想之前休假与家人度过的珍贵的三个月期间里任何有可能导致他父亲被害的线索。他脑海里一直回想起他们一起在曼多里拉家族庄园的时光。这个庄园象征和他父亲有关的一切价值、他努力工作的能力。从这里往西北方向走40公里就是巴勒莫市，住在这里使父亲远离城市的烦恼，而现在这里将是父亲的纪念碑了。

艾曼纽·诺塔巴托洛买下曼多里拉的时候，莱奥波多才不过是个婴儿。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凉之地；庄园上125公顷贫瘠的土地从一块只有野生夹竹桃丛生的三角形石头地面陡立于多尔多河左岸。（多尔多河是典型的西西里河流——冬季是激流，夏季则是干涸、多岩石的沟壑。）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建筑是一间小石屋，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这一地区道路状况极差，匪徒们经常在此出没。

莱奥波多慢慢长大，亲眼看见父亲把曼多里拉变成一座示范农场。尽管在西西里银行有繁重的工作，艾曼纽·诺塔巴托洛把所有的空余时间以及扣除孩子教育费用后的薪金全都投入到这个农场。他以一种开拓者的精神经营着农场，拒绝像多数巴勒莫农场主那样将土地租给别人耕种。他也拒绝使用附近的卡卡莫小镇上的人，这个小镇是出了名的黑手党据点。渐渐赢得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之后，他雇村民修建河防，在上面种上山榆和仙人掌。多尔多河河岸岩石剥落的陡坡上种满了漆树——一种根部坚硬的灌木，春天整个小山会覆盖上一层球形黄色小花。夏天，农民会摘下树上的叶子，晒干、切碎供应给巴勒莫的制革厂。

庄园的水供给来自在农场发现的几处地下水源。他在庄园里种上了柠檬树、橄榄树和葡萄藤。橄榄油和葡萄酒储藏在建在庄园最高处的农屋下一个很大的地窖里。每一块砖都必须由骡子从萨拉车站运过来。在被害之前，艾曼纽·诺塔巴托洛还打算为他的农夫们建造一座小教堂。曼多里拉可谓是当地建立起来的一个乌托邦。（这是像诺塔巴托洛这样的开明保守派们想要在整个意大利实现的梦。他们意识到新国家的贫穷和不稳定，看到大部分意大利南部乡村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但是他们害怕工业化正在带给北欧的社会冲突。于是，他们寻求一种家长式的乡村资本主义——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安全小路。曼多里拉对诺塔巴托洛来说不单纯是一项投资；它是下等社会也是中产阶级学习努力工作和忠诚的学校。）

1893年1月13日，据莱奥波多回忆，他和父亲度过了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的一天，骑马穿过庄园，穿过每个角落。自从辞去西西里银行的工作之后，他的父亲有了更多的时间经营这片土地。那天晚上，诺塔巴托洛坐在他那张大方桌边，记下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时，莱奥波多无意间打开一个抽屉，发现一只大的锡铁盒，里面有左轮手枪弹壳和许多盒步枪子弹。“这就像在战舰上找到一本杂志一样让人感觉稀奇”，他说。

他父亲笑了笑，放下笔，开始展示他房间里的安全措施。房顶由耐火砖造成，由钢梁支撑。那扇超重的门上用的是英国最新生产的锁。透过一扇窗户可以看见村庄的大部分区域，而透过另一扇窗户则可看见通向农场的唯一入口。“我在这里”，他说，“谁都不怕。携带着武器，有一位勇敢、值得信赖的同伴陪着我，我自己可以对付20个罪犯”。曼多里拉是一个必须坚固防守的乌托邦。他停住了。然后，耸耸肩，补充道：“不管怎样，这些都没意义。如果他们想伤害我，他们会使用奸诈的勾当，就像他们第一次那样。”

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莱奥波多的脑海中。父亲指的是1882年他被匪徒神秘绑架的那一次。就是这次遭遇使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如此担心自己的安全；赎金谈好被释放之前，他被关在一个小山洞里6天。匪徒首领威胁要发动暴力正面袭击，交纳赎金是避免血腥之灾的唯一办法。在诺塔巴托洛被释放几天之后，绑匪头子被发现在去卡卡莫的路上死了，背部中了好几枪。警方收到匿名密报之后，在维拉巴泰——黑手党泛滥的巴勒莫卫星城——一套属于一位男爵夫人的空别墅里发生了一场枪战，其他绑匪也被捕了。绑架之谜一直没有解开，但是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心里有着强烈疑问。回想他父亲死后的悲痛日子，莱奥波多开始怀疑上次的绑架和这次的谋杀是否有关联。

不到一周后在巴勒莫港口——1月18日——莱奥波多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他记得登上开往那不勒斯的船；这是旅程的第一段，先到威尼斯，然后转乘开往美国的船只。之前的三个月是自上海军学院以来第一次回家待这么久。这也是他第一次可以与父亲平等相处，坦率地交流有关商业、政治和职业的看法。船渐渐起锚，莱奥波多站在船尾甲板上，目光在忙碌的港口上寻找，直到看见小船上父亲那熟悉、笔直的身影。转眼间，小船被两艘前行的大船夹住，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1893年2月1日将近中午，在从曼多里拉出发骑马两个小时后，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登上了萨拉车站巴勒莫服务区一节空的头等车厢。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放松。在绑架案发生后的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很谨慎——在乡间行走时他总是带着枪——但是从未听说过匪徒在火车上发动攻击，所以他卸下步枪，小心地放在上面行李架的网架上。他把雨衣、帽子、安全带挂在上面之后，坐下来，看着窗外，等待睡意的到来。随着火车沿着海岸向西转，他等着看慢慢变暗的第勒尼安海出现。

直到下一站泰尔米尼伊梅雷塞之前，车厢里一直是诺塔巴托洛一个人。在车厢的角落里，他垂着头，一副快睡着的样子，似乎是火车的靠站惊醒了他。火车在6点23分离开泰尔米尼伊梅雷塞，晚点了13分钟。车开前不久，两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圆顶高帽的人上来了。

副站长发出了开车信号。火车开后，他的目光开始仔细在头等车厢里寻找——他知道他的一位铁路工程师朋友会在其中的一间车厢里。但是他的注意力被站在紧挨着他朋友车厢里的另外一个人吸引住了。这个人衣着考究、身材魁梧、强壮有力。帽子下面一张宽大、苍白的脸，浓密的眉毛，黑眼睛，黑色八字胡。副站长被他凶恶的外表和打扮所震惊，他后来说，这个人看起来像是陷入可怕的思考中。

火车到达巴勒莫时，只有警察对诺塔巴托洛尸体的检验以及当时车厢内的情形才使诺塔巴托洛死前那令人恐惧的时刻得以重现。火车行驶至泰尔米尼站和特拉比亚站之间的隧道时，他遭到两个人袭击，一个人手持匕首，另一个拿着一把骨制把手的双刃短剑。从半睡中惊醒的诺塔巴托洛迅速起身，跳起来躲开这些疯狂的攻击。有些袭击未击中，深深刺进座位和头枕。诺塔巴托洛年近59岁，但是身体健壮而且之前还当过军人。火车的噪音淹没了他的叫声，他抓住了其中一把刀。然后他拼命地用胳膊去拿头上行李架的步枪。此时，一把刀扎进了他的大腿根部。他的手和金属架都被刀砍中了。玻璃窗上留下了他血迹斑斑的掌纹印。而就在这时，诺塔巴托洛被其中一个人从后面抓住，而另一个人则朝他胸口狠狠刺了四刀。他身上一共被刺27刀。

火车驶向特拉比亚站。经过这场搏斗浑身是血、气喘吁吁的两个杀手把诺塔巴托洛的东西从行李架上拖下来，寻找任何可以直接识别他身份的东西：刻有家族纹章的金表，装有名片和枪支许可证的钱夹。天还没黑，但是两个杀手没有先找机会逃掉，火车在特拉比亚站短暂停靠的时候，他们蹲伏在窗子下面。他们决定处理受害人的地方距轨道仅有两分钟的路程。火车一离开车站，他们就把尸体靠在门上，在穿过库雷里大桥的时候，把它扔了出去。但是他们扔得并不够远，尸体并没有落入山谷被冲进海里。相反，尸体撞到护墙上而后又落在了轨道旁。两人在下一站下了车，车厢里血迹斑斑、空无一人。

1899年到1900年的冬天，米兰来了一些不寻常的来客。弓着身子、披着斗篷，几十个身材矮小、头发乌黑的人顶着严寒走过意大利北部城市大雾弥漫的街头，挣扎着靠政府发给他们的救济品维持生活。他们是西西里诺塔巴托洛谋杀案的证人。意大利社会的两个极端在米兰巡回法庭相遇。陪审团不得不通过翻译来听取大量的证词。

关于诺塔巴托洛谋杀案的第一件丑闻是这个案件历时将近7年才被法庭受理。耽搁的原因将在陪审团面前被戏剧性地揭露出来。但即使在审判开始之前，有一点已经确凿无疑，抢劫不可能是凶手的目的。很明显，凶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他们甚至在铁路职工中也有同谋。一个可能的动机显露出来，这桩案件可能与金融、政治腐败有关。诺塔巴托洛被害后不久，一项调查发现了西西里银行在新任行长领导下存在严重管理不善的证据。在与政府进行微妙的合同谈判期间，银行资金被用于保护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福罗里欧的航运公司）的股票价格。这是一个简单的骗局。银行贷款被贷给了购买意大利航运总公司股票的中间人，而股票存在银行作为贷款的抵押。真正的贷款人，包括银行行长和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名字却没有被公开——这是违反银行规定的。

同样的欺骗手法被其他与银行有关系的人更为直接地用来赚钱。股价上涨，贷款人就会露面，要求银行抛售股票，取走利润。股价下跌，银行里则充斥着贬值的股票，在被要求偿还预付款时将会求助无门。匿名的贷款人只会赢，西西里银行则必输无疑。这项调查还怀疑黑手党的渗入。

案发几周前，由于银行调查消息泄露，曾有流言说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将会再次回到西西里银行任职。据说，诺塔巴托洛本人在发起这项针对银行事务的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和西西里银行有关系的高层人物对于这个作风严肃的老金融家的回来有许多担心之处。会不会因为银行内部这些贪污者的利益需要得到保护，诺塔巴托洛才会被害的呢？

审判定于1899年11月11日在米兰巡回法庭召开，高层人物涉嫌其中的丑闻引起公众对诺塔巴托洛一案的极大关注。但是被告席上只有两名铁路职工。潘克拉齐奥，加鲁非是最后一节车厢的刹车手。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没有东西掉下火车，但是他声称并未发现任何异常。警方断言，凶手在把诺塔巴托洛的尸体从车上丢下去的时候不会不事先确定加鲁非正朝别处看。更多怀疑是针对验票员朱塞佩·卡罗洛的。他不大可能是两名凶手之一，因为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每到一站就沿着站台走一遍，并大声报出站名。但刺客没票就上了车，残忍地杀了人之后，在客舱里守着尸体等到特拉比亚站，这一切没有人帮助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个人——即加鲁非，控方断言——负责防止他们在里面的行动受到干扰。

审讯的前五天很混乱。那两名铁路工行为错乱，记忆力莫名其妙地衰退，言辞前后矛盾。他们居住距离不到50米远，但竟否认彼此认识。验票员加鲁非几次三番地修改证词，给在场听众留下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出席审判的一名记者形容他闪烁的眼睛镶嵌在一张“枯瘦、发黄的脸上，脸上肌肉挤出一个狐狸般的大鼻子”。对大多数外行观察者来说，判断这两名被告到底是凶手、同伙或者只是害怕牵连到其他人甚于害怕入狱的无辜证人似乎是不可能的。

受害人的儿子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11月6日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身穿海军服，笔直挺拔地站在证人席上，高昂着头，眼睛似乎沿着他那长鼻梁往下审视着整个法庭。他的长鼻子和厚眼皮的黑眼睛一样都是遗传自他被害的父亲的特征。他声音低沉地陈述证据，他的镇定自信以及讲话的速度一开始令听众们感到很不安。渐渐地，听众们被他的诚实和坦率深深打动。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的陈词震惊了法庭，使他出了名，使这桩案件成为意大利历史上最有名的审判之一。“我相信这次谋杀是仇杀，而且唯一恨我父亲的人就是指挥官、议会议员拉法莱·帕里佐罗。我控告他是这起谋杀案的唆使者，是他教唆这几个杀手和其他杀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接着莱奥波多开始描绘唐·拉法莱·帕里佐罗的所作所为，并开始讲述他的父亲与此人的长期争斗。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巴勒莫是一个小地方。他们之间的仇恨始于1873年诺塔巴托洛当上市长后不久。当时．帕里佐罗从一个准备为穷人发放面包的基金中贪污了一笔钱，而诺塔巴托洛逼迫帕里佐罗把贪污的钱吐出来。

作为市长，诺塔巴托洛与怀疑帕里佐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匪帮的保护人的检察官们频繁接触。在卡卡莫的选举期间，唐·拉法莱似乎依仗了他的势力。诺塔巴托洛和帕里佐罗之间的不和变成了私人恩怨。只要有可能，诺塔巴托洛就尽量避免去帕里佐罗经常出现的地方。诺塔巴托洛厌恶帕里佐罗没有男子汉气概、怯懦和阿谀奉承。当不可避免地与帕里佐罗会面时，诺塔巴托洛毫不掩饰对帕里佐罗的反感。

艾曼纽·诺塔巴托洛怀疑自己1882年那次被绑架就是帕里佐罗指使的。几个绑匪被逮住的那座空旷别墅靠近帕里佐罗庄园的土地。这两处房子都在维拉巴泰——帕里佐罗最喜欢的一个黑手党组织的势力范围。劫持事件本身也发生在卡卡莫附近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帕里佐罗支持的另一个黑手党组织的势力范围。

绑架事件发生时，两人的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西西里银行。诺塔巴托洛是董事，而帕里佐罗是管理机构的主要成员。莱奥波多对其父亲在银行时的叙述并没有让那些希望在审判中听到些许丑闻的人失望。他讲述了父亲如何去打这场必败之战，阻止西西里银行被利用为利益的闸门，成为西西里岛上建立客户网络的最强大工具。巨额资金被发现借给儿童、看门人、船夫、死人等完全被虚构出来的个人，而这些资金无法被追回。

整个19世纪80年代，诺塔巴托洛致力于清除银行的腐败行为，而帕里佐罗却不断制造麻烦。诺塔巴托洛试图对银行的结构进行试点改革，以削弱占其管理机构成员三分之二的政客的势力。1889年，他给政府寄送了一份关于银行运作的毁灭性的秘密报告。随信附有最后通牒：不支持改革，我就辞职。这些信件被从农工商部办公室偷了出来。几周之后，它们出现在银行总理事会上，会议召开时诺塔巴托洛恰巧在罗马出差。会议通过了对诺塔巴托洛的不信任投票。尽管一直没有证据，但是偷信的嫌疑集中在帕里佐罗身上。文件丢失的那天，有一个挂号包裹从罗马的一个虚假地址寄到帕里佐罗家。包裹用蜡封口，上面只有罗马某一裁缝的纽扣印记，而帕里佐罗是这名裁缝的顾客之一。

整个情况让政府陷入两难之境：它既可以支持逐渐由骗子操纵的银行理事会，并且理事会明显参与盗窃信件；也可以支持一个有原则、有能力、但政治上不可靠的银行行长。政府犹豫了几个月后，选择了前者。诺塔巴托洛被迫辞职，银行董事会被解散，但是大多数老成员随后再度当选。诺塔巴托洛被迫辞职后，大量不正当债权扑向银行，策划了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股票骗局。之后的调查显示，帕里佐罗是匿名借款人之一。

莱奥波多向米兰法庭做总结证词时，强烈谴责了对其父亲被杀一案的调查方式。“我反复告诉当局所有这些事情，然而拉法莱·帕里佐罗从未受到审讯。他们大概是害怕吧。”

从米兰发回的关于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证据的报道引起了罗马政界的恐慌。这次审判本来打算尽量低格调平息诺塔巴托洛案件中日益强烈的公平正义的呼声。现在唐·拉法莱·帕里佐罗突然使政府在政治上陷入窘境。他给新闻界写信，声明他一直与诺塔巴托洛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后来，由于察觉罗马的氛围对其极为不利，他匆忙逃回巴勒莫。

当总理路易吉·佩卢克斯将军在下议院安排快速投票时，帕里佐罗的议员豁免权被撤销。由于流传着这名备受争议的议员准备逃往国外的消息，西西里与大陆之间的电报通讯被中断，所以他没得到议会投票的消息。巴勒莫司法当局仍然摇摆不定，佩卢克斯将军直接授权警察局局长圣乔治于当晚采取行动逮捕帕里佐罗。警官们发现他正躺在那张每天早晨他都会被客户团团围住的床上休息。

几天后，巴勒莫3万人前往波黎得亚玛广场，为新落成于小科林斯圣坛上的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半身像敬献花圈。帕里佐罗似乎是完蛋了。“黑手党在作垂死挣扎”，一名评论者这样认为。

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将米兰法庭当成了控诉的舞台，他要抓住这次机会把整桩事件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众——他父亲如何被害、调查如何违规操作以及帕里佐罗又是如何参与的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股票丑闻。莱奥波多在作证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并非控方证人。在意大利，受害人可以在刑事审判中提出损害赔偿诉讼，甚至可以在案件辩护中发挥作用。这名年轻的海军军官就是这样一个“民事诉讼人”。他有充分理由想推动诉讼：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本该准备起诉凶手的案件调查官参与协助掩盖真相。他的怀疑集中在文森佐·科森察的身上——就是后来竭力破坏圣乔治对康卡德尔地区黑手党起诉的那名巴勒莫检察长。

父亲被害的六年中，莱奥波多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在每个关口，他经常遭遇别人的阻力和冷漠对待。1896年，他父亲的一位政治朋友兼私人密友安东尼奥·迪·鲁迪尼当上了总理。莱奥波多去见他，透露了他对帕里佐罗的怀疑，请求帮助。鲁迪尼毫无同情心：“既然你相信是他干的，为什么不直接雇个厉害的黑手党分子替你杀了他呢？”

只有在鲁迪尼的下一任总理佩卢克斯将军当政之时，才积攒起足够的政治动力去开展审判，尽管这次审判只定罪了两名铁路工人。在佩卢克斯的影响下，这起谋杀案的审判由巴勒莫转移到了米兰，在那里证人受到恐吓的可能性小一些。

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陈述证词之后，米兰审判继续进行，同时推迟该案开庭的原因开始被披露。不断有证人出来提供新的证据。由于这一连串颠覆性的揭露，米兰当地军队司令官命令他的官员不要参加审判。曾担任西西里皇家委员的军事部长声明：“诺塔巴托洛谋杀案诉讼证据的准备工作极为疏忽、极为草率；事实上，这项工作的方式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几天之后，这位部长被迫辞职，因为一家报社披露了他写的一封信，信里要求司法当局及时释放一名很有政治影响力的黑手党分子，以期在选举时帮助一名政府候选人。

从横跨库雷里山谷的火车轨道上发现的尸体被确认是艾曼纽·诺塔巴托洛那刻起，整个巴勒莫就充满了怀疑帕里佐罗是幕后主使的谣言。然而，在巴勒莫负责调查此案件的主要检察官被调走了，显然是因为他暗示那些传言或许有些道理。

一名警官在被要求接管此案后，藏匿证据，包括一双带有血块的短袜。他还引导调查一次次地走向歧途，每一次调查的线索都给被害的银行家的名誉投上了一层阴影。在米兰，该名警官在法庭上被捕，赢得旁听席上一阵热烈的掌声。后来他被查明是帕里佐罗的亲密盟友，曾经充当帕里佐罗的选举“代理人”。

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认为最终实施刺杀行动的凶手之一的名字也在米兰陪审团面前公布出来。泰尔米尼一伊梅雷塞的副站长一一他曾在诺塔巴托洛的车厢里看见杀人凶手——被传到法庭。在重复了1893年2月当晚发生的事情之后，他说他没能在嫌疑人队列中辨认出那名凶手。

于是，代表塔巴托洛家的律师开始追问：是不是他认出了那个人，但是告诉警方由于害怕黑手党他不敢当众说出来？证人颤抖了，但还是坚持他的说法。然后他被带到埃曼诺·圣乔治前一任警察局局长面前——他正是主持嫌疑犯辨认程序的那个人。站长一下脸红了，显得局促不安。旁听席上的听众对他的困境表示出足够的理解，因为他显然是一个担心自己性命的老实人。最终，他还是崩溃了，低声说道：“我确认他所说的一切；这是真的，确实是那同一个人。”

他认出的那个人是朱塞佩·丰塔纳，47岁，来自维拉巴泰。前任警察局局长为法庭提供了疑犯的简要背景。他是黑手党维拉巴泰家族的成员。就在几年前，他被指控制造假币，后来动用关系才摆脱干系。“我觉得在这次审判中，丰塔纳也受到了一种神奇、强大、神秘力量的保护。”

这些情况刚在米兰揭露出来，就下达了逮捕丰塔纳的命令，此时他已经藏匿起来。传言说他受到一位王子兼议员的庇护，此人的庄园受丰塔纳的保护。王子受到警察局局长圣乔治的审讯，圣乔治暗示他有可能会被控诉包庇犯人。王子把情况转述给丰塔纳，丰塔纳说出了投降的条件。圣乔治疲惫地答应了。这个协议让驻守在意大利的《泰晤士报》记者震惊不已：

丰塔纳……由王子的律师陪同，乘坐王子的马车来到巴勒莫，他并没有被不光彩地带到警局，而是在［圣乔治的］私人住宅接受审问，他被准许和家人见最后一面，他并没有戴手铐，而是被体贴地引领到了监狱，他被关进一间舒服的牢房。然而这个人有四次杀人记录，有多次谋杀未遂及偷窃行为，而所有这些指控都被宣判“证据不足”，或者换句话说他被宣判无罪是由于法官和证人无法克服对黑手党恐怖主义的恐惧的缘故。

朱塞佩·丰塔纳以这种方式放弃了挣扎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情：他的世界是一个由各种关系网编织而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像国家这样的机构是毫无意义的。他的被捕是他自己和一位可敬的对手——警察局局长埃曼诺·圣乔治之间的私人恩怨。

随着帕里佐罗和丰塔纳纷纷落网，米兰审判在1900年1月10日中止，以便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这场审判马拉松才刚刚开始。

即使在米兰大揭露之后，帕里佐罗在拘留期间也并非没有朋友。事实上，他差点成功地免受审讯。

1900年6月，帕里佐罗的人推荐他竞选连任巴勒莫中部选区议员。面对圣乔治的审讯，黑手党需要一切可以争取的政治援助。随着西西里势力在国家政治舞台日益衰落，意大利航运总公司也需要它的老朋友。如果帕里佐罗当时选举成功，那么他将再次被授予议员豁免权。福罗里欧家族资助这次选举运动，甚至连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母亲男爵夫人乔瓦纳·德昂德斯也加入了一个由帕里佐罗的妹妹发起的妇女支持联盟。光有这些当地支持并不够；政府支持帕里佐罗的对手，最后，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没能获得胜利。

帕里佐罗在当地的支持者也几乎成功地阻止案子出庭。检察长科森察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证据不足，不可审判的建议。来自国王的压力迫使他改变了结论，但是他仍然称证据“微不足道”。

第二场审讯开始前，丰塔纳的诉讼还得益于贼眉鼠眼的检票员朱塞佩·卡罗洛的死亡——他死于肝硬化。

第二场审讯在可能是意大利最庄严的法院大楼进行，那是博洛尼亚的一座宫殿，它的庭院和正面是由帕拉第奥〔※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lo），（1508-1580）意大利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它豪华的室内是巴洛克式的，审判室镶嵌有雕刻精良的深色木料。博洛尼亚是一个政治上很保守的城市，不会出于同情而听取任何企图利用这个案子颠覆性蕴涵的人的申诉。

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是第一个被从关押被告的监狱里传唤出来的证人。拘禁的日子使他显得苍老，他看起来瘦弱苍白，脸上的肉松垂在突出的下巴周围。他依然衣着光鲜，透过雅致的夹鼻眼镜细看他的记录。靠在椅背上，他以一种悲怆的姿态作证长达两天，证词伴随有阵阵呜咽和夸张的手势，他的声音时而是哀怨的低语，时而是蔑视的轰鸣。

各位陪审团成员，我相信你们没在我身上发现任何天生残暴的迹象。相反，你们看到的……是我遭受的由于派别仇恨、家族世仇和愤怒而造成的残忍、野蛮的不公正待遇所留下的不可消除的深深伤疤，而且派别仇恨、家族世仇和愤怒已经达成了一种协议，强的一方畏惧，弱者一方怯懦。那么，让不屑的、愤怒的人性说话吧！……我独自一人，我贫穷，而且我不属于任何派系。我死去的兄弟临死前对我说，“保护你自己，并捍卫家族的荣誉”。

被他激昂的证词消耗得筋疲力尽之后，唐·拉法莱·帕里佐罗因为慢性鼻出血复发而昏厥过去。

被指控事实上执行谋杀行动的朱塞佩·丰塔纳在证人席表现镇静、说话干脆利落，不像唐·拉法莱那么长篇大论。他很放松且衣着整洁。身穿一身深蓝色套装，他看起来就像他宣称的那样是一名诚实的柑橘水果商。在场的记者们注意到他强健的体格，还有他凹陷的眼缝，“就像长在泥捏的模型头上的两个深深的指孔”。丰塔纳停下来思考的方法很有特色，头向后仰，撅着嘴，然后沉着自信地继续他的陈述。有时候让人觉得他讲出来的证据似乎不是与自己有关，而是和别人有关。他甚至还在法庭上引起一阵笑声。当时他面带笑容说，如果像原告说的那样他是黑手党老板，那他大可不必亲自动手而是派他的手下去执行这一谋杀任务了。

他的表现极其熟练。作为黑手党军事组织的成员，丰塔纳比黑手党家族的政治赞助人抛头露面的机会更多。连准备接受帕里佐罗为他们自己人的政治家也为花费任何政治可信度去保护一个暴徒而感到紧张不安。

法庭上人们对使得丰塔纳长时间免受起诉的不在场证明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提供大量同伴证人来证明案发当天他事实上在突尼斯。1895年春，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勇敢地前往北非去探查黑手党的踪迹。（圣乔治认为有一整个黑手党家族在那里运作。）莱奥波多在哈马马特〔※突尼斯东北部的一座古城和著名的旅游区。〕及附近遇到的西西里人以“留声机般的一致性”证实了丰塔纳的不在场证词。但是经过对突尼斯的邮政汇票单登记册和巴勒莫的邮政汇票登记册仔细对比，莱奥波多和他的律师对证词提出了质疑。很有可能是丰塔纳的一个同伙替他寄出并接收汇票，证明他在案发时已经离开了西西里。

在关键的时间点有人看见丰塔纳这名黑手党分子。比如，在案发前的那个晚上，有人看到过丰塔纳，当时戴着圆顶礼帽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在阿尔塔维拉从火车上下来。然而，在法庭上几个之前声称见过丰塔纳的证人不安地做出前后矛盾的否认。

帕里佐罗对交互讯问的反应证明了一条真理，那就是：借口不在多。不顾明显的不真实性，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把自己描述成政治阴谋的受害者，甚至否认原告任何最无足轻重的声明。他非黑手党的头目，他说，他是黑手党的受害人之一。丰塔纳和帕里佐罗否认互相认识。然而，结果证明帕里佐罗在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股票诈骗中的中间人也是丰塔纳的生意伙伴——此人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丰塔纳当时不在现场而是在突尼斯。

一名证人的陈述引起了听众的特殊兴趣，这位证人就是朱塞佩·彼得，一位有名的民俗学专家。这位“人民心理学”教授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帕里佐罗的性格——被告人是他在地方政府的一名亲密同事。彼得表明，帕里佐罗年轻时曾写过一篇小说的事实表明他有“高尚的思想，崇尚美德，厌恶邪恶”。当被问及如何定义黑手党时，彼得解释说，它起源于阿拉伯语中的单词“masclas”。它的意思是过分的自我意识．不愿甘受欺侮；在下层社会可能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被叫到证人席的时候，警察局局长埃曼诺·圣乔治采取了不那么书生气的做法。黑手党，他说，是基于保护费之上的宣誓犯罪组织。它在整个西西里西部甚至其他国家都有根据地。当时圣乔治患了重感冒，对法庭上的很多人来说，他沙哑的声音几乎是听不到的。被告律师的支持者反驳说，最近的这次巴勒莫审判几乎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

博洛尼亚陪审团在1902年7月30日晚上9点3刻休庭商讨诺塔巴托洛谋杀案的裁决。人们的期待一点不亚于审讯的规模。审讯已经持续了将近11个月，提交了50卷厚厚的证据。听取了503名证人的证词，有证人亲自作的证词，也有宣誓证词。证人中包括3位前政府部长、7名参议员、11名国会议员还有5名警察局长。审判笔录中记录了54次“骚动”。其中有6次法庭不得不清场才得以恢复秩序。其中有几次为避免双方律师打起来不得不将他们分开。一名审判长在审讯期间去世；两名陪审员由于身体欠佳而被换下。双方的支持者们在法庭上将其演讲才华发挥到极致：诺塔巴托洛家的一名律师发表了长达8天的总结性演说，另外一名则讲了4天半。

7月30日晚是一年中最热的。里面燃着的煤气灯把挤满人的审判室搞得令人窒息。外边的街道也挤得满满的。法庭由半个连的步兵、50名警察和40名宪兵守卫，他们其中很多人围着被告席排成队，佩带着刺刀。在法官做总结时，传出了黑手党密谋杀害诺塔巴托洛的一名律师的谣言。

11点25分，陪审团一行回到法庭。陪审团团长，一名小学老师，站起来把手放在胸口。听着法官的一系列发问，他的声音明显很激动。

“被告拉法莱·帕里佐罗指使他人行刺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罪名成立吗？”

“是的”，这一回答受到鼓掌欢迎，同时伴随着惊讶的尖叫。丰塔纳也被判谋杀诺塔巴托洛。

法官宣判之后——两名被告分别被判30年的监禁——帕里佐罗要求发言：“你们被骗了，我发誓，就像我第一天所说的那样，我是无辜的。上帝会为我报仇，不是对你们，陪审团，而是对那些明知我是无罪的还诋毁我的人。”

丰塔纳插了一句，“我以我死去的母亲的名义发誓，我也是无辜的”。然后他们就被带下了法庭。

辩护律师离开法庭，旁听席上传来喧闹的口哨声。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和他的律师们已经被一阵欢呼声包围了：“陪审团万岁！”“博洛尼亚正义长存！”“民事诉讼万岁！”他们根本没法穿过外边的人群走到旅馆，不得不先在附近一名律师的办公室里躲起来。在那里，他们在阳台上表达了他们感激之情以回应群众的呼喊。

巴勒莫的情景也几乎与此相同。大量的人群已经聚集在电报局和报社。消息传来不到50分钟，街上已经出现了特刊。那时，人群已经默默地散开。第二天，写着“哀悼中的城市”的标语出现在了巴勒莫的一些商店橱窗。警察局局长圣乔治报告说，这些标语是黑手党分子印制分发的。《时刻》，伊纳齐奥·福罗里欧拥有的一家报社表达了它对最终判决的困惑，并质疑法庭有何具体证据来证明帕里佐罗的罪名。

在一篇被意大利多家报刊引用的文章里，《泰晤士报》也表达了诧异：

鉴于受到恐吓的证人推诿搪塞的证据和几名西西里权贵作出的对帕里佐罗有利的证词，人们期望法官会得益于被告罪名的证据材料不足而给予他们有利判决。

但是，文章总结道，“正义得到了伸张，得到了勇敢的伸张”。

有些报纸上是庆祝的语气。“荣耀归属陪审团成员”，《民族》报宣告。社会主义党的《前进》报为“最野蛮最恶毒的犯罪形式——黑手党”的失败而喝彩。西西里对此案件还是意见不一。在审讯过程中一直看好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事业的《西西里日报》称这一结果是对“黑手党主要拥护者、政治力量”的打击。许多报纸和博洛尼亚的《钱报》一起表达了正义获胜的喜悦，但同时也从官方当局串通保护罪犯的事实中吸取严峻的教训：“希望我们都从这起令人震惊的诉讼案件中吸取教训，并希望在意大利的天空下这类案件不会再次发生。”

六个月后，罗马最高法院因一技术细节问题撤销了整个博洛尼亚审判。

一名次要证人被叫来作证。他刚宣誓完就不得不退下，因为律师们需要争论他作证的必要性。第二天，他又一次出现在证人席上，但是这次没有重新宣誓就开始作陈词。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情节是故意为辩护安排好的防故障保险措施。

在西西里，博洛尼亚裁决引起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政治反响。在“人民的心理学家”朱塞佩·彼得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支持西西里”委员会，他们对帕里佐罗的定罪表示“公愤”，认为这是对整个西西里岛的一次攻击。有20万人签字表示支持。

当事态周期性地在国家层面上对黑手党不利的时候，黑手党及其政治盟友又诉诸于此类的请愿活动，甚至开始制造西西里呼吁独立的声势。这一战术是为了在西西里岛激起一种强烈的“西西里主义”情感。在诺塔巴托洛一案审判期间，新闻界确实有一些有偏见的干预。“西西里是意大利脚上的一颗毒瘤”，一名评论员这样宣称。这些年，还有一些学术家认为意大利南部人是一个落后的种族，他们长着奇形怪状的脑袋，天生就有犯罪倾向。

更为重要的是，帕里佐罗所说的他的“殉难”导致了“支持西西里”委员会背后保守主义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强强联手。“支持西西里”委员会这一组织不单单是黑手党的前锋组织，甚至还是规模扩大了的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游说闭。帕里佐罗的案子正处于西西里重要的右翼政党在罗马不再有影响力的时候。现在自由党政府甚至还对社会党表示友好。“支持西西里”委员会是保守党对他们觉察到的无权力的回应。这一施压团体并没有持续很久，但是他们确实想方设法让政府倾听了他们的意见。这种团体的组合可以是任何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博洛尼亚审判的撤销很可能就是向团结在“支持西西里”周围的势力以示友好的表示。

1903年9月5日，此案在佛罗伦萨再审，此时距泰尔米尼一巴勒莫火车杀人案已有十多年了。这次只有丰塔纳和帕里佐罗站在被告席上（那些在博洛尼亚被宣判无罪的人，包括火车上的刹车手不需要接受第二次审判）。然而，佛罗伦萨审判只比上一次审讯短了两周，并且在很多方面都与上次相似。

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的律师们确实传召了一个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新证人。据说马特奥·费利佩洛就是那个代表维拉巴泰黑手党家族和帕里佐罗保持联络的人。1896年，他在一场被认为由瓜分谋杀诺塔巴托洛所获得的报酬所引起的争端中受伤。巴勒莫早期还有传言说他也是凶手之一。

费利佩洛受到拘捕的威胁后，才肯出庭聆讯。在佛罗伦萨，他曾因恐吓另一名证人并假装发疯而被逮捕。在本该出庭的前一天，他失踪了。他在圣十字教堂附近的寄宿处被发现在楼梯栏杆上吊而亡。经调查鉴定为自杀。

但时至今日，公众舆论对此案件已经变得厌倦和怀疑了。自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在米兰大肆披露黑幕之后，已经过了将近四年。这个案子起初引起了人们对黑手党的广泛争论。一些有价值的记述发表了出来，其中有两篇来自西西里的警务督察。然而，尽管对这个有名的犯罪组织有许多有用的调查，还是有二三项调查会把问题搞复杂。依然有很多声音——包括有名望的证人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他们认为黑手党只不过是一种被夸大了的个人自豪感，是岛上人民在历史过程中受到压迫的产物。另一些人认为它不过是西西里语中对每个欧洲及美国的现代城市都存在的下流社会的叫法。

令人吃惊的是，连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在博洛尼亚的拥护者们也相信这种说法。在西西里西部，他们认为，只存在几个零散的、有时拥有相同的保护者的家族。“如今的黑手党是什么？是像一些人想的那样，有大老板和二老板吗？不。那只不过是老警察局长的想象罢了。”之所以这么说是有明显的理由的。如果把在诺塔巴托洛一案中定罪的可能性怪罪于圣乔治企图打击整个黑手党的失败是很不明智的。尽管如此，这个说法给这场争论更增添了些混乱。

于是，尽管“黑手党”是米兰和博洛尼亚的焦点，但是它仍然是个杂乱浑浊的概念。这势必导致人们对黑手党产生了疲劳感。这种情况降低了宣布被告无罪后所有可能引起的一场有政治破坏性的公愤风险。

受益于之前的博洛尼亚服装彩排，佛罗伦萨的辩护律师得以更好地表现自己。唐·拉法莱放弃了之前令人作呕的演说口吻，而是扮演了一位必须在宪兵的帮助下才能走到证人席上的顺从的病人的角色。

这起诉讼案件没能获得它在博洛尼亚那样的动力，没能像上次那样因为被告辩护证词的矛盾和混乱而得出有罪的结论。1904年7月23日，陪审团以8比4的票数宣判被告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听到判决后，帕里佐罗昏倒在地。

尽管审讯完一周后身体恢复得奇快，已是自由人的唐·拉法莱8月1日在巴勒莫港口踏下跳板的时候又一次晕倒。“支持西西里”委员会从意大利航运总公司雇了一艘轮船得意洋洋地把他从大陆接回来。<a href=http://Zei8.com 贼吧电子书/>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下载</a>

在这天庆祝气氛达到了高潮。福罗里欧的报纸《时刻》说，这座城市被佛罗伦萨陪审团从噩梦中解救出来。帕里佐罗的支持者们在上衣翻领里放着他的照片。为了能让这位凯旋的英雄参加庆祝，卡米尼圣母节还被推迟了。恢复神智之后，帕里佐罗在欢呼喝彩的混乱人群的陪同下回家了。他发现自己的房子装饰着拼写有“帕里佐罗万岁！”字样的灯。他一出现在阳台上，乐队就奏起了特意为庆祝他的胜利而写的颂歌。一个谄媚者把这种兴奋之情记录了下来：

在遭遇56个月悲惨的折磨之后，拉法莱·帕里佐罗迎来了胜利的喜悦，沐浴在他耀眼的磨难和美德的光环中。他的磨难和美德来自他过去5年里在空前的折磨下显示出的高尚的自我否定。为了熬过在狱中的惨淡时光，他像用洒满泪水的花朵编成的残酷苦难的花环一样编织他磨难和美德的光环。

黑手党的游说团一向不懂得如何克制自己的情感。很多西西里人，甚至那些认为指控唐·拉法莱的证据不足以使其定罪的人也对这种猖狂感到厌恶了。

然而，喜悦并没持续很久。在11月份的议会选举中，这位博洛尼亚的受难者一败涂地。尽管帕里佐罗获得了选举胜利，但是由于他现在过于妥协让步，他被那些有权势的朋友抛弃。由于帕里佐罗继续在地方政府任职，那些床边的追随者又回来了，但是他作为西西里强大的客户网络建立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帕里佐罗受到热烈赞颂前不久，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登上了邮轮回到了巴勒莫。在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无声地迎接他，手里拿着帽子。与妹妹相聚时，他眼里噙着泪水。继承了父亲与帕里佐罗斗争的传统，使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不得不变卖曼多里拉庄园来支付诉讼费用。

幸好在接下来的几年，莱奥波多的海军事业让他远离西西里岛。他获得了海军上将的头衔，但却从公众记忆中消失了。自帕里佐罗被判无罪之日起，他就下决心不丧失前进的信心，不陷于世界混乱、不公的消极想法中。他找到的为正义斗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记录下父亲一生的经历，他把人生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项事业。漫长的海上航行给了他充足的时间撰写传记，他系统地记载下了1893年到1904年这段时间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对自己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如果他的父亲还活着，一定会赞成他这种谦逊的做法。1947年，在长期病痛之后，莱奥波多在他的第二故乡佛罗伦萨去世，膝下并无子女。两年后，他的妻子出版了这部传记。

审判结束后，朱塞佩·丰塔纳也离开了西西里。带着他的四个女儿，他移居纽约，在黑手党新开辟的疆域里继续发展他的敲诈、谋杀事业。

第四章　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黑手党1893-1943

科莱奥内

从巴勒莫到科莱奥内直线距离大概只有35公里。然而，阿道夫·罗西1893年10月17日旅行的时候——诺塔巴托洛被害八个月后——火车花了4小时15分钟沿着光秃秃的山道蜿蜒前行。火车穿过的大部分风景被西西里的炎热烤焦了；颜色发白，净是岩石，只有几个毁坏了的瞭望塔，还有零星分布的一些绿色橄榄树和柠檬树。

阿道夫·罗西是一名记者，为自由党的罗马日报《论坛报》工作。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在那里他花费十多年时间横穿大陆寻找财富。在他离开美国的时候，他已经升为纽约日益增长的意大利移民的主要刊物《意大利美国进步报》的编辑。罗西带着对美国生活开放和节奏的满腔热情回到欧洲。他说相比之下，意大利像墓地一样封闭、停滞不前。

和罗西同一车厢的还有一名来自大陆的年轻军官。他们聊起了一个当地流行的话题：西西里农民无望的生活条件。罗西把军官讲的这则典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这里居住，看见偶尔碰上的一些场景是让人很痛苦的。我记得，7月的一个大热天，我正和我的部队在长途行军中。我们在一个农家场院停下来休息，当时他们正在分配收获的粮食。我走过去要点水喝。他们刚刚分完粮食，那个农民只剩下一小堆，其他的都被老板搜刮去了。那个农民站在那儿，双手和下巴靠在铁锹的长柄上。开始，他似乎是惊呆了，麻木地看着他分到的粮食。然后他看了看妻子和四五个孩子，想着一年的辛勤汗水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小堆养家糊口的粮食。他看起来像一座石像，只是两只眼睛里默默地流出了泪水。

意大利改革家20年来一直公开呼吁人民关注西西里内陆农民的生活困境，但是这里农民的生活环境却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变，他们面临着营养不良、文盲现象、疟疾、债务奴隶、可怕的工作条件、黑手党暴力支持下的压榨、被收买的律师将盗窃合法化。

农民们说，在科莱奥内正直的老板比粉虱还稀少。镇上16000名居民都是靠农场来勉强维持生活，这些农场一直绵延至狭窄街道、小广场以及巴洛克式教堂下面的山丘。科莱奥内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巴勒莫供给生活必需晶，但是它似乎连自己的居民也养活不了。19世纪90年代，一名英国游客发现这个小镇上住着“苍白、面无血色的女人，眼窝凹陷的男人，还有衣衫褴褛、怪异的孩子在讨饭，讲话时像厌世的老人一样声音粗哑”。

罗西到科莱奥内来就是为了采访一个人，此人毕生致力于改善这种生活状况，他将成为与贫穷和黑手党作斗争的象征。

西西里内陆农民贫困的原因很简单。科莱奥内以及其他与之相似的小镇上的大地主一向待在巴勒莫，他们以短期合同的方式把土地租赁给中间人或二领主（gabelloti）。短期租赁意味着二领主必须尽快从农民身上回收租金。一般的二领主都是冷酷无情、白手起家；这是个必然会树敌的行当。二领主通常要保护自身和财产，特别要防备土匪和盗贼偷盗牲口。二领主时常与土匪合作或控制他们。二领主还常常需要法律业务上的朋友。过去几十年里封建制度的废除以及时有发生的教堂和国家财产拍卖留下了错综复杂的繁文缛节需要懂得法律的人去处理。

二领主在西西里的暴力经济中是很关键的人物，人们认为当一名黑手党分子和一名二领主是一回事。更确切地说，加入黑手党组织可以使二领主更好地完成工作。一方面，黑手党在租赁买卖盛行的巴勒莫有很多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成为荣誉团体的一员可以提供打击不守规矩的农民所必需的军事力量。

这股力量在阿道夫·罗西去科莱奥内前的那个秋天仿佛从天而降，西西里西部和中部被压迫的农民开始形成一个叫做新的“法西”（Fasci）的组织。“法西”和下一代贝尼托·墨索里尼发起的反民主法西斯军事运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法西”只是一群人，一种团结的形象；西西里“法西”是一种联合农民反抗地主和二领主的兄弟会。

1893年的几个月里，“法西”运动使科莱奥内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由伯纳迪诺·韦罗创立和领导的当地“法西”组织是西西里岛上组织得最好、也是最早的团体之一。一年前，韦罗是一名普通的市政府职员，只受过不完整的教育——他中学时被开除了。整个意大利有数千名像他一样的无名公职人员，他们被迫依靠保护人获得不足以养家糊口的行政工作。韦罗对自己亲眼所目睹的各种不公正现象感到愤怒不已，于是决定造反。

成为科莱奥内“法西”的领袖之后，韦罗因他的政治信仰被解雇。此时他已经对此毫不在乎了。他用方言向农民发表热情激昂的演说，从他们熟知的寓言故事中列举例子。带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狂热，他宣扬协作、自律和妇女权利。他解释说，未来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大是因为爱的力量衰退了，但是全人类被爱意拥抱的时代即将到来。从科莱奥内骑着骡子，他把消息传播到附近的乡镇。他所到之处，都成立了“法西”组织。韦罗和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都是热情的业余的福音传道者。“像亲兄弟一样”，他们见面时会互相亲吻嘴唇。

韦罗就是记者阿道夫·罗西来科莱奥内要采访的那个人。罗西到达西西里内陆的时候，韦罗正在领导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集体罢工。韦罗成了一名与高级政客、官员平等谈判的农民，他为自己所领导的农民赢得了意大利几乎所有社会阶层人民的同情。

罗西和韦罗的会面使读者了解到了为数不多的有关“法西”领袖的第一手资料。这次采访受到了罗西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罗西看问题带有新大陆的偏见，而且他还刻意迎合意大利读者对西西里岛的不理智看法。尽管如此，这次采访还是披露了许多有关韦罗和“法西”的真实情况。

其他认识韦罗的人说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性情暴躁、对他的事业全身心投入。相反，罗西以大都市的眼光看待眼前这位怪人：“‘法西’的主席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的脸、胡子，尤其是他那双鼓起来的大眼睛带着些许阿拉伯人的特征。”

不管怎样，韦罗的希望和热情在他回答罗西的问题时充分表现了出来。“我们‘法西’组织有大约六万成员，男女都有……我们的妇女很清楚穷人结成联盟的优势，她们现在正在教孩子学习社会主义。”罗西还察觉到了韦罗敏锐的政治头脑。他们在科莱奥内提出的要求，成为整个岛上每个“法西”组织所效仿的模板。这些要求条件既清楚又温和：他们要签订新的契约，保证在地主和租赁小块土地的农民之间平分农产品。甚至许多保守派人士都视之为公平有效的分配方法。科莱奥内的许多地主接受了这项协议。“最有钱的地主还没让步，”韦罗向罗西解释道，“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更多的是出于怄气。他们不愿意看起来好像向‘法西’屈服了一样。”

韦罗自豪地领着罗西参观一个拱形大厅，那是他的“法西”组织的指挥中心。大厅一端的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座马克思的陶釉半身像，两侧挂着爱国主义英雄马志尼〔※朱塞佩·马志尼（Gui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革命家。〕和加里波第的画像。桌子下面陈列着落后的武器：军刀、火枪还有一把大口径短枪。

罗西采访了那里的一些农民。他们告诉他，会读书写字的成员会及时告诉不识字的人岛上其他地方的最新消息。组织里的老兵组成了一个身穿军装的乐队，演奏爱国歌曲以及“法西”会组织的会歌。罗西问他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有人答“革命！”还有人说，“财产共有，大家吃喝平等”。另一个农民则解释说，“我50岁了，还从来没吃过肉”。

罗西直到最后才问起那个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他的读者们最关心的问题：“法西”和犯罪之间的关系。意大利人还记得持枪匪帮在西西里近代史上许多革命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人们对黑手党知之甚少，但都很恐惧。西西里岛上的地主极力证明“法西”只不过是岛上凶恶的歹徒和强盗所打的新幌子。罗西问韦罗，“你对有犯罪记录的人持何种态度？”韦罗的回答相当乐观：

这样的人只有极少数，他们犯的罪都是像偷农场东西之类的小罪，因此我们把他们吸收进“法西”组织，以便更好地改造他们。自“法西”成立以来，当地的犯罪率降低了，也很少再有什么纠纷，因为一切争端都会由“法西”来解决：我们经常像地方法官和仲裁人一样解决问题。真正的罪犯是那些地主：放高利贷者、以前的土匪保护人。他们强暴农村姑娘、鞭打工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恶棍是怎样无恶不作而又逃脱惩罚的！这里简直就像中世纪一样！

罗西显然被触动了；他还写出了来科莱奥内打算写的那则简单故事。有时候，在像他这样的局外人看来，似乎从奴隶在麦田干活的罗马时代起，西西里乡村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回来后，他给读者讲述了一则以一块没有时空概念、遥远的土地为背景的关于善恶的寓言：

在这个岛上，中部地区是人间的天堂，但是有些地方却看起来像非洲地区。在那里数千名奴隶在属于少数大地主所有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事实上，他们的情况比古代的奴隶还要糟糕，最起码古代的奴隶们的吃饭问题是有保证的。

韦罗被罗西讴歌为一名高贵的野蛮人、近代的斯巴达克斯〔※色雷斯角斗士，曾在意大利领导奴隶起义（公元前73-前71年）。〕。

读了罗西的描述，不禁会想到他不动脑筋固守对关于西西里的模式化看法的偏爱当时可能会毁了他的事业。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成为西西里西部的一名英雄会有多么复杂。

罗西不知道的是，刚刚在六个月前，正在靠近圣尼科勒街的房子里睡觉的韦罗，在黎明时分被砸到他家窗子上的一把碎石块的声音吵醒。按照约定，他迅速穿好衣服。一出来，他就被人领着穿过窄巷子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一个他认识的人的家里，他是这个镇周围一个庄园的二领主。韦罗被带进这里的一个房间，里面一群人围坐在桌子周围。桌子中间放着三支步枪和一张画了骷髅头的纸。

主持会议的老板开始解释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审查是否批准接纳韦罗加入秘密组织的提案，这一秘密组织的成员称自己为“兄弟会”。在提示下，新人会人韦罗说明了他在科莱奥内发起的社会运动是如何捍卫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大众的利益。老板对这一解释很满意，他警告说，任何不能保守组织秘密的人都会面临危险。

韦罗被要求重复兄弟会的效忠誓言，然后伸出右手，被人用针刺破拇指。流出来的血被涂到那张骷髅头上，然后再把它烧掉。在火焰的光亮下，韦罗挨个儿和每个黑手党分子交换兄弟吻。他被告知，在介绍自己是兄弟会成员的时候，他要触摸自己的牙齿并抱怨牙痛。现在他已经正式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的成员了。

成为一名黑手党党徒，伯纳迪诺·韦罗远不是一名典型的“法西”领袖；留下一份他是如何加入黑手党的书面记录，在当时的黑手党人会者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韦罗的故事——直到他被谋杀后才为人所知——即便如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翼作家以困惑的怀疑主义态度对待这份记录，并不只是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存在黑手党入会仪式这样的事情。在“法西”运动兴起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黑手党分子恐吓谋杀无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领袖——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于看起来黑手党存在的真正目的就是打击农村工人阶级组织并使其屈服。然而在意大利农民社会主义源头这里，一名社会主义英雄却与黑手党结交。

从科莱奥内黑手党的角度出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会接纳韦罗人会。“君子”从来不会直接抵制任何变化——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变化往他们想要的方向引导——1892至1893年间的局势变化莫测。“法西”最终可能会把农民变为西西里乡村的一股新兴力量，可能会改变土地的占有和耕作方式；或者他们可能会失败，被重新吸收进当地的政治帮派。和黑手党沆瀣一气的二领主不确定是该反对“法西”还是利用他们从地主那里获得更好的租赁条件。黑手党接近“法西”领袖是为了确保无论未来局势怎样，它都能保持自己的势力。

黑手党对政治意识形态抱有一种沉着、不择手段的态度。它没有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有的只是策略。机会主义是其最高价值。因此，任何社会、政治运动，不管是何种立场，都从一开始注定不会不受到黑手党势力的影响。黑手党的不择手段甚至还涉及它自己的传统。人会仪式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神圣的仪式，甚至也不像许多黑手党党徒自己所想的那样。如果吸收一个人人会比收买或威胁他更容易、风险更小，那么高级老板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举行必要的入会仪式。

结果，“法西”就不得不时常注意防止黑手党的渗透。一些当地团体甚至在组织章程中规定，禁止已知的黑手党分子加入。之所以这样规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接纳黑手党分子加入“法西”，政府人员将会很高兴地找到借口，以他们不过是犯罪团伙为由去镇压农民组织。结果证明，一项政府调查显示，“法西”在保持其队伍的纯洁性、避免违法犯罪者混入队伍的方面是极为成功的。

然而，在有些地方“法西”领导阶层与黑手党之间有一种可怕的亲密关系，比如科莱奥内。农民首领和黑手党头目在同一个政治市场上比赛谁更能收买人心。农民想获得更好的土地租赁条件，他们中有些人很乐意从任何人那里接受这些条件，而不管这些人是黑手党还是社会主义者。

伯纳迪诺·韦罗讲述的自己如何加入兄弟会的故事要等到他死后才大白于天下，我们暂且搁置不表。1892年至1893年的冬天，一系列事件开始启动。此时，一场在社会底层展开的恐吓和挑衅“法西”的运动正在进行。激进分子遭到暴打，干革堆被烧毁，然后嫁祸栽赃于社会主义者，从而增加政府军事镇压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不断有警方的骚扰，“法西”领袖还因捏造的指控被抓起来。有一些农民还以恶意破坏公物的行为回应地主的不让步。韦罗和其他“法西”领袖明白，罗马的一些政客正在寻找时机向西西里派遣军队。很多“法西”领袖认为和政府的暴力冲突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运动内部有人传出声音，透露出存在趁政府还没进行镇压之前发动社会主义武装暴动的可能性。

就是在这局势紧张的几个月里，韦罗听到很多谣言，说有人要让他消失。为保护自己，他从不在科莱奥内街上单独行走。一天晚上，他看见——并避开——在他家附近等他的三个陌生人。后来，一个科莱奥内的当地人不断接近他，对农民运动表示同情，并安慰他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说地主们已经下令杀他，但是科莱奥内有个秘密组织已经做好要保护他的准备。这个组织甚至还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并邀请他加入。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能改变对某些品格高尚、胆识过人的当地人的敌对态度。

韦罗决定接受这个条件。和大多数其他西西里人一样，他对黑手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许是一个共济会联盟，或许是某个更不确定、不正式的团体。科莱奥内黑手党给韦罗提供的救命机会促使他决定加入黑手党，对于他当时的想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其实，韦罗作出这一决定，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还是在1893年初局势紧张的那几个月，黑手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之间在区域层面有试探性接触。双方都小心翼翼。假如将要发生革命，各个地区的荣誉团体都必须决定为哪边的力量战斗。是支持冷漠、脆弱的意大利政府好呢？还是渗入社会主义农民阶级？对农民领袖来说，他们开始怀疑，为取得将来斗争的胜利而与黑手党结盟，这一代价是否值得。对社会主义力量的乌托邦信念甚至使他们抱有幻想，希望黑手党可以被纳入他们的组织并将其中立化。

4月底，韦罗和另外两名“法西”附属组织的资深成员与巴勒莫的黑手党老板会面。他们的建议是，如果真的爆发一场农民革命，它将由“20万勇士”带领——这些勇士是黑手党党徒及其散兵。（这次讨论似乎具有荷马式的夸张风格）但在达成协议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双方对于没有达成协议的说法不一：可能是黑手党这边得出意大利政府最终将会比“法西”更强大的结论；也可能是农民领袖怀疑黑手党企图代表警方和地主把他们引入埋伏。

很快，伯纳迪诺·韦罗就后悔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的成员了。兄弟会渗入“新时代”——韦罗创办的一个俱乐部，是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黑手党分子们在那里打牌，并利用赌博让假钱混入流通环节。韦罗觉得，显然他和科莱奥内的“法西”组织都有被警方怀疑并被看作罪犯的危险，于是他和“新时代”俱乐部保持距离。黑手党因“法西”组织的一次罢工而占用未耕作的土地之后，他们和农民激进分子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韦罗很快放弃了兄弟会和农民可能达成协议的全部希望。他在后半生不得不设法弥补自己加入黑手党的错误行为——这个错误最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894年1月3日，罗马和西西里的强硬派最终得逞：5万部队执行戒严令并解散“法西”。12月“法西”举行征税罢工，要求解散腐败的地方议会——这是对黑手党重大政治利益的公开挑战，这时黑手党做出抉择的时刻到了。暴力开始升级。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士兵直接向示威人群开枪扫射，83名农民被打死。在有些地方，有人从矮屋顶或窗口开枪乱射，故意挑起斗争。狡猾的黑手党果断地决定采取行动，支持地主和政府而不是“法西”组织。韦罗设法在科莱奥内的农民中培养纪律性，这就意味着科莱奥内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流血事件发生的地区之一。

伯纳迪诺·韦罗试图从西西里逃走，但是他在1894年1月16日登上开往突尼斯的汽船的时候被捕，被带到军事法庭。对他的控告罪名有密谋发动叛乱、煽动内战、暴力、破坏。审判期间，当局禁止大陆报纸进入岛内采访。韦罗被判有罪，判处监禁12年。严厉的惩罚甚至让许多保守派人士感到震惊。出乎意料的是，韦罗于1896年在一次赦免中获释。但是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将会在政治运动、监狱、流放和被当局起诉之间度过。

1907年夏，韦罗第二次监禁刑满获释。（一家韦罗创办的报社披露当地一名高级警官为副局长找了一个年轻女人之后，韦罗被指控诽谤——这个女人的丈夫在狱中服刑。在韦罗的关键证人收回证词之后，韦罗被判刑18个月。）

韦罗出狱后，数以百计的社会主义党派的农民从内地来到巴勒莫欢迎他。带着旗帜和横幅，他们一大早就坐着专门包租的火车从科莱奥内赶来了。小镇乐队穿着红衬衫，率领队伍穿过街道。身着传统农民服装的妇女在写着“科莱奥内妇女分队”的旗帜下前进。防备森严的他们沿着马奎达街走向尤西卡丹监狱，在那里用欢呼、拥抱和泪水迎接伯纳迪诺·韦罗。在巴勒莫工人会议厅召开会议后，他们兴高采烈地把韦罗带回了科莱奥内。

如今，对“法西”的镇压已经过去13年之久，农民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士气高涨。在罗马执政的是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韦罗被释放前一年，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使合作社得以用农民的名义向西西里银行借钱，借来的贷款可以用来直接从地主那儿租借土地。回到科莱奥内，韦罗立刻成为一个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合作社的领导。合作社将有潜力成为反抗黑手党最有力的武器，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就是把中间人，即二领主从农村经济中剔除出去。韦罗知道即将来临的斗争可能会是暴力的，和他密切合作的两个人在他离开时被杀害。他还知道科莱奥内的兄弟会有一笔私人恩怨要和他清算。他还保守着自己加入过黑手党这个屈辱的秘密。

兄弟会一开始很谨慎。他们先是试图贿赂韦罗，让他制止合作社收取他们的租赁契约。尽管黑手党成功地渗入西西里西部的许多农民组织，韦罗一直坚决抵抗。到1910年时，他的合作社已经掌管了9个种植园，把成百上千名劳动者从近似农奴的境遇中解放出来。

但是韦罗的合作社也遭到来自一个天主教基金会——圣莱奥卢卡农业基金会的政治抵抗。这是整个意大利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征兆。1870年，罗马被占领、意大利统一完成之后，教皇就宣称教会被“抢劫”了，他把自己关在梵蒂冈〔※罗马教皇的驻在地。〕，劝告忠诚的信徒不要在这个不敬神的新国家积极参与任何政治生活。一直到了19世纪末，天主教教徒们在征得牧师的允许之后，才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吸引他们参与政治领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保护忠诚的信徒不受社会主义颠覆性唯物主义信条的影响。

黑手党总是和牧师进行交易，就像他们和政治家进行交易一样一一总是人对人、利益交换利益。现在教会和黑手党在对礼会主义的仇恨方面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据。管理圣莱奥卢卡农业基金会的牧师和信徒都是不知名的人物，人们对科莱奥内教会几乎一无所知。1902年一名牧师给大主教写信，请求大主教不要再让科莱奥内的牧师们“不论白天黑夜”都随身携带枪支。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对当地牧师们的生活氛围有些许的了解。天主教合作社利用兄弟会保护它租赁的土地。韦罗与黑手党最致命的斗争阶段就要开始了。

1910年，伯纳迪诺·韦罗发起了一次税收罢工，抗议一名腐败的天主教市长。市政管理机关崩溃。在后来的选举运动中，韦罗发表演讲，揭发“黑手党和天主教沆瀣一气”。黑手党很快采取了回应行动。12月6日晚，韦罗正在药房等待选票结束，有人透过窗户用猎枪朝他开枪，一直打光了两个枪管的子弹。韦罗的帽子被打飞，腕部受伤，但令人吃惊的是，除此之外他没有受伤。似乎这个未遂的杀手被明亮的灯光以及药房橱窗上的灯影映射得难以把握其袭击目标。韦罗冲出去看是否能认出是谁想要杀他，他和一个有名的黑手党党徒面对面相遇。这名黑手党分子看见他还活着大吃一惊。“看吧，你的手下这次只能搞出点烟雾而已”，韦罗说。

如果说韦罗当众保持得还算若无其事的话，私底下他是很害怕的。他开始发觉黑手党的社会关系无处不在，黑手党和地方议员、行政官以及牧师均有勾结。韦罗说，朝他发射的子弹，闻着有股“黑手党和圣香”的味道。他被迫再次离开他深爱的科莱奥内。尽管他向当局告发了他认为想要杀害他的人．但是由于证人不敢站出来作证，案子丝毫没有进展。

1911年春，韦罗听说战友洛伦佐·帕尼宾托，一名圣斯特凡诺·奎斯奎纳小镇的农民领袖，在家门前台阶被枪杀之后，韦罗绝望地给一位朋友写信：

你看到他们对可怜的帕尼宾托做了什么吗？牧师、黑手党中的二领主已经起来攻击合作社了。现实如此可怕，我沮丧得要疯了。每次看到左腕的伤疤，我仿佛就看见了两具尸体：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好朋友、战友帕尼宾托。我必须离开科莱奥内，这里的黑手党已经宣布我是叛徒。我还能做什么呢？是把自己变成罪犯，带着子弹和炸药去报仇？还是像个度假的死囚犯一样，等着被杀？

麻烦继续纠缠韦罗。科莱奥内农民合作社的财务主管因诈骗被捕，并谎称受到韦罗的指使。（然而有力证据显示，这名财务主管受到兄弟会的支持。）尽管现在不再有人猜疑韦罗故意违法犯罪，但是他似乎在监管合作社的财务方面确实过于轻信和松弛。他还是被捕了，在监狱里蹲了两年，最后被还押候审。

1913年韦罗被释放出来之后，他依然背着诈骗的罪名。在韦罗的敌人看来，韦罗已经潦倒不堪。韦罗沦落到靠卖酒和意大利面过日子的地步。但是，韦罗一心打算等到罪名洗清之后，再重返政界。农民对韦罗的信心并未动摇，他们请求韦罗在地方选举中做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农民现在终于有了选举权，1912年开始的男性普选制是用民主手段争取公正和平等前所未有的机会。韦罗知道他面临的危险。他经常和朋友说，黑手党迟早要杀掉他，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方法打败他。但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接受农民的请求。1914年，他势不可挡地被选为科莱奥内镇长。

1914年至1915年初，韦罗的政治生活主要受到一战的影响。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人一样，韦罗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在过去的20年里，科莱奥内人民似乎曾三次处于为自己争得一个更公平未来的生死关头。1894年，“法西”遭到军事管制法的镇压；1910年，他们的合作社受到阴谋和暴力的钳制。现在，在基础更深厚的民主到来之时，他们的希望又因征兵制而落空。意大利最终于1915年5月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除此以外，这段时间也是韦罗个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几个月。孤身一人多年后，这位流浪的活动家安定了下来，他的生活伴侣（他俩在思想上反对婚姻）生了个女儿，他们给她取名为朱塞平娜·贝斯·乌马纳，意即“约瑟芬人类和平”。1915年秋，那个令他担忧的诈骗案的审判终于即将来临。和有关律师谈过之后，他对自己的胜算很有信心。

1915年11月3日下午，天顿时昏暗下来的时候，韦罗离开科莱奥内镇政厅。他拐弯往特里布纳街走去时，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他到达一段延伸至街道高处的四级台阶时，一颗子弹从马棚飞过来，打中了他左臂腋下。他踉跄几步，转过身，掏出他的布朗宁手枪。他开了一枪，但是没打中人，然后枪就卡壳了。又有五颗子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打中了他。摔倒在泥里时，他可能已经死了。

其中一名杀手冷静地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好像是跪在韦罗腰背部。他用手枪瞄准受害人的头颅底部开了四枪。然后他把枪口对准韦罗的太阳穴，又一次扣响了扳机。尸体的惨不忍睹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

大多数全国性报纸对这件残忍的凶杀案的报道仅有几行字。西线、塞尔维亚及意大利东北边界的战争新闻占据了全国民众的关注焦点。

1900年圣乔治的大审判失败以及1904年帕里佐罗和丰塔纳被判无罪后的很多年里，要激发人们对反对黑手党斗争的兴趣无比困难。意大利的公众意见既消极顺从又疑心重重。听到西西里有组织犯罪的新闻，人们的态度既冷漠又厌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莱奥内镇长的死亡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并且很有可能的是，没人会为此承担责任。

甚至审讯中提供的惊人证据也没能吸引足够的公众关注。在韦罗的个人资料中，警方发现了一份他亲手写的证词，这给韦罗充分反映了西西里一段戏剧性历史的一生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是韦罗的死后坦白书。他讲了他加入兄弟会的全部真相——这个秘密他之前和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并详细论述了科莱奥内的黑手党是如何运作的。发现这份文件的警察都断言韦罗绝对正直并对他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认为，如果韦罗在生前就揭露他所知道的黑手党的真相，他早就被杀害了。

正如所料，尽管该谋杀案有其高度的公众性，没有一个人被定罪。几天后检察长撤回证据，声称他觉得证据并不可靠．审判因此结束。审判的失败让人们又一次注意到，可以信赖的证人一旦摆出“荣誉团体”存在的事实就会变得不再可信了。

兄弟会有充足的理由刺杀伯纳迪诺·韦罗。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时候杀他。警方后来推测，黑手党担心韦罗会趁诈骗案审判的机会揭露他所知道的关于黑手党组织的真相。当地黑手党家族有可能还会想到，正在进行的战争可能会减少公众对该谋杀案的关注。过去那么多年，兄弟会曾试图接纳韦罗、贿赂他、在政治上击败他、诽谤、恐吓他。显然，到了1915年，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即使是在他们势力最强大的时候，黑手党在没准备好承担后果之前，也不会随意除掉他们想杀的人。任何一次谋杀都要考虑风险，而要谋杀像韦罗这样一个在科莱奥内镇周围都有很多热心支持者的有势力的人，更是一个冒险的行动。不幸的是，似乎在这次行动中，黑手党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

韦罗绝非农民运动中最后一名殉难者。两次世界大战后都出现了大批黑手党展开的政治谋杀。用来对付科莱奥内“法西”组织的策略再次被使用。一旦荣誉团体无法渗入农民组织或是提不出更可行的办法时，它就会以恐怖手段对付他们。大概在韦罗倒下的同时，黑手党的政治牺牲品中还有5名勇敢、正直的牧师，他们的名字值得被记录下来：1910年，圣卡塔尔多，唐·菲利波·迪·福蒂；1916年，西亚古力，唐·乔治奥·吉纳罗；1919年，瑞萨塔纳，唐·科斯坦蒂诺·斯特拉；1920年，蒙雷阿莱，唐·加埃塔诺·米尔仑西；1920年，吉贝利纳，唐·斯特凡诺·卡罗尼亚。新出现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天主教并非完全没有察觉黑手党存在的事实，并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1917年，科莱奥内的农民在纳斯科广场建造了一座伯纳迪诺·韦罗的半身像，每天早晨会有劳动者在那里聚集，希望能被二领主雇去工作一天。韦罗的塑像向上仰视特里布纳街，这条街正是他被杀的那个地点。1925年，半身像被盗，再也没被找回来。1992年，巴勒莫一名年轻勇敢的左翼市长又造了一座半身像，希望使得这个城镇的居民能够记住黑手党所犯下的罪行。在遭到几次恶意破坏后，纪念雕像最终在1994年7月被毁掉了。黑手党是在向世人强调，黑手党的受害人就是在死后也摆脱不了它的纠缠。

“心脏上长毛的人”〔※一个典故，取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瑞普·凡·温克沉睡多年，醒来之后发现身上长了长毛。这表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自己的心脏来表达情感了。后来，人们使用“心脏上长毛的人”这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人冷血无情。〕

1925年1月，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在议会中站起来为他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暴力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并发动了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行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不再是一个政府；它是一个政权。一年之后，这个新独裁政权发起一场打击西西里有组织犯罪的战争来炫耀它的权力。

甘吉包围战，是战争的开场秀，发生于1926年1月1日，当时鹅毛般的大雪落在马多涅山上。前几天警方和意大利宪兵组成50人的流动分队，逐渐形成一道警戒线，逮捕了所有被怀疑和匪徒有勾结的人。这道警戒线和寒冷的天气迫使匪徒们退回甘吉，那里是他们的总部。警方占据了山头及附近一些战略要点。电话和电报线被切断。卡车和装甲车封锁了下面的通道。然后，大批警察和少数穿着黑色衬衫的民兵沿着又窄又陡的道路向甘吉前进。

从它所处的马多涅山上的位置可以俯视整个西西里中部的全景，高耸孤立的甘吉看似坚不可摧；晴天的时候，从整个半岛东部甚至可以隐约看见埃特纳火山的轮廓。在当地，匪徒首领被称作“行政长官”或“警察局长”。他们势力强大，甚至成功说服镇长拒绝接受政府街道照明设备的补助金，声称实际上镇上陡峭的小路在黑暗中更安全。

现在镇上错综复杂的小道上灯火通明，而且路上很多穿制服的人搜查、占领房子，逮捕了很多人。许多被通缉的人躲进当地一个建筑工人造的密室，他是设计隐蔽墙和假房顶的专家。只有少数甘吉人冒险潜入雪中，为躲起来的人传递消息、找寻食物。其余的都挤在家里，门和窗户都上了闩。

1月2日早上，第一名投降的匪徒从他的藏身之处走出来。“马多涅之王”盖伊塔诺·法拉雷洛，现年63岁，自从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及其情夫那天起，他就成了一名逃犯。那大概是半辈子之前的事了。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建立起广泛的关系网，从偷牛、土地管理到敲诈勒索，并获得免于当局干涉所必需的政治保护。他对人说，他不会向警方投降，只会向镇长投降。

在镇政厅，镇长命令包围的军队坐下等待法拉雷洛出现。镇长发现法拉雷洛身材高大，带着军人的神态，族长式的长胡须一直留到腰部。这名盗匪把他装饰性的拐杖摔到桌子上，发表了深思熟虑后的声明：“我的心在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法律面前。我自首是为了使那些受尽折磨的人们重新获得宁静祥和。”几天后，法拉雷洛在狱中跳下楼梯井自杀身亡。看起来，此事没有牵涉到其他人。

军事行动还在继续。任何人不许出入甘吉，警方还想出一系列旨在侮辱藏匿起来的匪徒们的花招。没收他们的牛；在镇广场屠宰他们最英俊的牲口，并廉价出售。他们扣押人质，甚至不放过妇女和儿童。警方人员在匪徒们的床上睡觉——还有谣言传说——凌辱他们的女人。街头公告员被命令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敲着腰间笨重的大鼓，嚷道：

甘吉人民注意啦！巴勒莫区长切萨雷·莫里大人已经给镇长发了电报，命令把他的声明公布于众：

我命令本地区所有逃犯在此最后通牒下达12小时之内向当局自首。一旦过了最后期限，我将对他们的家人、财产及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的任何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切萨雷·莫里是墨索里尼选来指挥有组织犯罪打击活动的人。这个最后通牒表明了一种典型的姿态，公开地把甘吉行动变成了与罪犯的直接冲突。

包围行动展开时，莫里在巴勒莫，监督新闻界认可他的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1月10日，由于匪徒依然藏匿在镇里，莫里亲自来到甘吉宣布解放这个城镇。城镇广场装饰着花彩，乐队演奏着军队进行曲。海报上展示着墨索里尼发给区长的贺电。“我表示衷心的满意，并鼓励你继续完成任务，不用考虑任何人，无论其身份高低。法西斯主义已经治愈了意大利的许多伤口。它将烧灼西西里犯罪这个痛处——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炽热的烙铁。”

如果被法西斯控制的报界可以相信的话，演讲当时是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发表的。年轻的巴勒莫法西斯主义领袖阿尔弗雷多·库科，一个身穿黑色衬衫，戴着皮头盔的身材矮小的眼科医生，昂首阔步地带着邀请来的领导走过来，他们应和着领袖〔※意大利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对墨索里尼的称呼。〕的观点。最后，莫里走了上去。他刚度过54岁生日，如果说他的长相不是很出众的话，也算得上是五官端正。他体格健壮，声音低沉。他喜欢多年来在西西里打击犯罪斗争中所获得的绰号：“铁血区长”、“心脏上长毛的人”。他穿着整洁的套装，并精心挑选了笨重的军靴和厚厚的长围巾与之搭配，这样打扮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这样一条信息：我是个实干家、罪犯的仇人。当天，一名藏匿的暴徒恐吓说要杀死他。

莫里的演说比之前的演说要直言不讳得多。他认为自己对西西里人讲话时使用的语言是西西里人使用的基本的道德语言。

人们啊！我不会放弃战斗。政府也不会放弃战斗。你们有权力从这些恶棍中解脱出来。这场军事行动将会继续，直到整个巴勒莫省获得拯救。

政府将通过我最大限度地履行它的职责。你们也必须尽一份义务。你们不畏惧枪炮，但是你们却害怕和“警察”有联系。你们必须习惯于把这场打击犯罪的斗争看作是每个正直公民的责任。

你们是善良的人民。你们的身体健康强壮。你们拥有正常的男子解剖学上的特征。所以你们是男子汉，不是懦弱的绵羊。保卫自己！让我们进行反击！

莫里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给高级品种的家畜听的。他到底有没有发表报纸上刊登出来的那篇演讲还是个疑问。即便这样，这些话还是代表了被派去实施法西斯主义在西西里独裁幻想的人所持有的态度。

几天后，包围结束；130名逃犯及300名从犯被捕。

军国主义、坚决、强硬、壮观：人们对甘吉包围战的记忆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机器所希望人们能够记住的方式如出一辙，他们故意以这种方式开展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斗争。20世纪80年代，黑手党叛变者开始向乔瓦尼·法尔科内招供时，人们清楚地感觉到，黑手党对法西斯主义时期也有相似的记忆。卡塔尼亚的“君子”安东尼·卡尔德龙1986年成为黑手党的叛徒。他表明，在法西斯倒台40年多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仍然是黑手党民间回忆的一个创伤。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形式发生了变化。黑手党的日子很艰苦。很多人被送往监狱岛，说不准要在那里待到哪一天……墨索里尼、莫里，那些掌管正义的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未经审判就让黑手党分子在国内流放5年，这是最长时间的流放时间。5年结束后，他们颁布一项法令又判他们5年。事情就是这样。一项法令！另外5年……战争结束后，黑手党几乎荡然无存。西西里的家庭全被拆散。黑手党就像一种他们不再种植的植物。我的叔叔路易吉，他曾是黑手党老板，一个有权势的人，却最后沦落到靠偷盗养家糊口。

卡尔德龙的叔叔路易吉遭受这些屈辱的时候，卡尔德龙还只是个小男孩，尽管年轻人听到的故事有所有家庭记忆的简单性，这些故事还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以甘吉包围战为开端的法西斯主义镇压给一些积累了多年与黑手党作战经验的警察和法官提供了发动攻势的机会。黑手党损失惨重；大批黑手党分子被送进监狱，有些经过了审判，有些没有经过审判。黑手党组织中其余的人则进入“休眠”状态。

法西斯主义者声称他们解决了黑手党这一问题。但是就像墨索里尼所说的大部分话一样，其实这只不过是瞎吹牛罢了。尽管墨索里尼对信息的控制仍然使历史学家很难了解真相，关于“心脏上长毛的人”——黑手党最恐惧的敌人——的真实故事必然比法西斯宣传和黑手党记忆所反映的更黑暗、更复杂。

切萨雷·莫里的父母在他7岁时才认领他，在此之前他一直住在米兰附近帕维亚的一家育婴院里。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没有社会关系，对一个无名之辈的聪颖少年来说，军队和警局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地方。内政部关于莫里的机密档案跟踪记录了他的一路高升，并对他努力向上的野心和他的勇气毫不质疑。1896年，莫里因追捕抓获一个拉皮条的人而被授予奖章。当时他看见这个人用手枪劫持一名士兵，一个妓女则正要从背后用刀刺杀这名士兵。这是他第一次和暴力犯罪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莫里的上级对他工作的各个方面的评价都是热情洋溢的：“他精力充沛、果断、谨慎。他对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特别是对政治监管职责，因为他了解所有政党的教义以及政治家的习惯和行为。”1903年在拉文纳，莫里搜了当地一名很有势力的议员的身，因为莫里怀疑这名议员身上携带了刀（西西里不是唯一一个议会政治是一种危险事务的地方）。此时，莫里即将升迁。新闻界展开了一场反对莫里的运动。莫里的固执换来的奖赏就是被调往西西里的卡斯特尔韦特拉诺。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和黑手党的历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选举暴力行为被当局沉默地处理了，偷牛贼和有组织犯罪也是如此。接下来14年里的大部分时间，莫里的工作任务就是维护西西里西部乡村的治安。他以无比的热情投入这项工作。当地人民经常控告他滥用职权。1906年，他被提升为警长。三年后，在一次长时间的交火中，他杀了一名匪徒，又一次得到晋升。1912年，他因追捕到一群勒索一名议员的敲诈犯而再次扬名。

意大利的警察事务总是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莫里是个保守的君主制主义者，莫里自己的政治观点足够因循守旧，可以服从他的野心。这就意味着他遵守掌权者的期望，不管是罗马的掌权者还是地方上的掌权者（至少当这两种权力相互一致的时候）。在西西里，他遵循的路线对最强大的利益团体即地主有利。

世界大战开始时，莫里是西西里岛最西部的特拉帕尼市的警察局副局长。战争期间西西里没有军事任务，但是1915年5月意大利加入战争之后，随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一起将西西里岛推向暴力的深渊。40多万名西西里人——比整个巴勒莫的人口还要多——被应征入伍。像意大利政府建立以来的情况一样，数以千计的新兵躲到山里逃避兵役。这些逃兵为了生存转而从事犯罪活动，导致西西里岛内陆大规模盗匪活动卷土重来。由于没有人手播种和收割谷物，一些大庄园开始改为饲养牲畜的牧场。战争前线对马匹、骡子和肉的需求也意味着牲畜价格的上涨。随着各种竞争力量汇合起来趁机谋利，暴力犯罪率开始上升。盗牛现象剧增，因租赁、管理或“保护”土地的合同引发的流血冲突事件时有发生。西西里岛的有些地方已接近无政府状态。

大战期间，莫里在与猖獗于农村的偷牛贼做斗争时冷酷无情。他领导的骑马巡逻队不管何种天气状况、不论何时都覆盖所有地区。他围攻村庄，想把逃亡者逼出来，有时甚至自己化装为僧侣去突袭敌人。

1917年，莫里升迁为北部工业城市都灵市的警察局局长，离开了西西里岛。此时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战役〔※发生于1917年10月24日-11月9日。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德联军在卡波雷托和意大利军队展开交战，意大利军队惨遭失败，死亡万余人，伤3万人，被俘26.5万人，并损失大量军用物资。卡波雷托战役使意大利几乎屈膝投降，直到当年12月26日，德奥联军才因兵力耗竭而撤退。〕中遭遇惨败，整个国家面临崩溃的威胁。莫里以他一贯的决心对付城市激进的社会主义工人；许多人被杀。3年后，在罗马，莫里命令他的手下攻击一场右翼学生示威运动，又一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一战结束后最初的几年，意大利的新兴民主进入终端危机。那些老派政治赞助人似乎再也无法控制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之间（民主主义者渴望出现一个献身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意大利“民族”）互相冲突的要求了。1918年，由于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成百上千的士兵被遣散回家。许多士兵决心要用武力来改变现状，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俄国革命的例子鼓舞了许多工人和农民。在有些人看来，西西里半岛似乎正在变得无法控制。革命或者内战，看似迫在眉睫。

西西里没有像工业化的北方那样发生强烈的工人运动，但是在1919年和1920年，岛内的混乱状况达到了自1860年加里波第起义以来最严重的状态。回到西西里岛的新兵重新燃起控制这片土地的热情。19世纪90年代“法西”试图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现在，这些参战者觉得他们应该得到土地以回报他们在战争中所做出的牺牲。他们强行占据了有些地方的庄园。在罗马，一些政治团体制造声势，要为退伍军人争取土地，并将他们已经占领的未开垦土地合法化。一些感到被罗马忽视了的地主开始诉诸武力来保卫他们的财产。黑手党对农民合作社采取了和他们用来对付“法西”运动一样的策略：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渗透、哄骗、腐蚀——如果这些措施失败了的话——就恐吓、谋杀。

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几次黑手党内战。退伍军人中，有一些从黑手党招募基地回来的经历战争磨练、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是最不安定的社会因素之一。他们已经错过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现在渴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不管是在黑手党内部还是在独立的匪徒行动中。战争结束后，莫里谈起黑手党内部战斗的一次“雹暴”：“他们之间的战争完全没有规则，对任何人都毫不顾忌。”

1919年3月，记者兼参战退伍军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起法西斯运动。他计划建立“战壕民主”，用爱国主义自律性和前线的进攻性给意大利不成熟的民主施加影响。第二年，随着战后劳资纠纷的消退，成群的法西斯主义者开始不断打击整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罢工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以此来建立自己的运动。他们获得了地主和工业家的支持，这些人热衷于打击正在衰退的工人运动。当地警察和其他官员经常对枪击事件、肆意破坏公物等行为视而不见。法西斯主义者逼迫受害者服用对生命构成威胁剂量的蓖麻油，他们也不管不问。

在中北部城市博洛尼亚，有一个人并不打算容忍黑衫党党徒的行动，这个人就是切萨雷·莫里。黑衫党党徒们认为他们保卫祖国使之免于红色威胁的爱国壮举可以让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1921年，切萨雷·莫里被任命为博洛尼亚的行政长官，爬到了职业阶梯的顶端。在博洛尼亚，莫里像对付其他破坏分子一样对付自封为“国青团”的法西斯主义分子。莫里坚持执行自己的任务，直到附近城镇的黑衫军聚集到博洛尼亚，在他的总部周围安营扎寨。他们以法西斯方式进行抗议，集体对着官邸的墙角根撒尿，颇具戏剧性。政府作出让步，把莫里调走了。这次事件在莫里和法西斯队伍领袖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尽管国家法西斯党（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在议会的人数不多，但是它严密的组织和冒险的意愿让它在四分五裂、摇摆不定的政治家中占了上风。1922年，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威胁政府要么让他掌权，要么武装镇压他的运动。随后，墨索里尼被邀请成立联合政府，并在随后的20年里一直担任意大利的国家领袖。

1922年法西斯夺取政权之后，其队伍领袖开始对莫里展开报复，直接将他撤职。莫里的事业搁浅仅仅是因为他支持错了政治领袖。这也不能怪他，除了国家法西斯党党徒之外，很少有人能料到黑衫军会夺取政权。为了再展抱负，莫里很快和法西斯主义者达成协议，并开始调动他强大的社会资源。他表明了对墨索里尼的仰慕之情，声称事实上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行动。莫里写过一本书，叫做《雾中的橘子花开》，谄媚的书名暴露了他装腔作势的一面。在书中，莫里插入了对法西斯运动的恭维之词。但是在莫里得以官复原职之前，法西斯主义者必须先决定是否着手处理西西里黑手党问题。

和南方其他地方一样，法西斯运动在西西里岛绝非群众运动。西西里的政治事务及其党羽派系不像北方是意识形态上的事务。对罢工破坏者的需要也没那么强烈，因为黑手党本身做起这项工作来已经足够高效了。但是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后，岛上的利益群体突然转而开始喜爱黑衫军，而模仿罗马敬礼手势。黑手党分子也跳上了墨索里尼胜利的战车：行政长官描述甘吉镇议会的领导集团为“法西斯～黑手党”；另一份报告说圣毛罗的主导派系是“法西斯化的黑手党”。

墨索里尼本人在西西里很受欢迎，但是他的法西斯运动缺乏强大的支持后盾，因此在最开始时他需要结交新朋友。法西斯一度看起来要采用统治西西里的传统方式，向地方贵族下放权力，而且默许黑手党分子替他们操纵选举运动。一名被公认和黑手党有联系的贵族成了墨索里尼的内阁部长。

结果证明这只是短暂的和睦相处。法西斯政权早期就很快遭到指控，说它对西西里的经济需求置若罔闻。而此时，高层的法西斯激进分子宣布有必要讨伐黑手党以及保护黑手党的地主和政治家，从而在西西里的某些团体内引起恐慌。1923年4月，一名这样的激进分子写信恳请墨索里尼：

法西斯以扫除所有毒害国家政治与行政的腐败现象为目标。它致力于粉碎寄生于神圣国体上的可疑派别和阴谋集团。法西斯不能忽视其可怕的传染源。要想拯救西西里岛，我们就必须毁掉黑手党……这样我们才能在岛上安营扎寨；我们这里建立起来的营地要比我们在北方消灭社会主义主义之后建立起来的营地要坚实得多。

华丽庸俗的语言背后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公式。黑手党，不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可以像北方的社会主义一样，在西西里适应法西斯的需要：它可以很方便地成为法西斯的敌人。墨索里尼将及时地把这一策略变成他自己的策略。他的黑衫军运动自称是对付旧的赞助人制度以及不正当妥协做法的矫正手段。由于黑手党分子经常和政客有瓜葛，对有组织犯罪的讨伐将允许法西斯主义同时攻击自由党体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要强调法西斯主义的“绝不拖泥带水”的形象，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1924年5月，墨索里尼首次前往西西里，在飞机、潜艇护航下，乘坐战舰“但丁·亚利盖利”号，浩浩荡荡进入巴勒莫。在特拉帕尼市，领袖听取了关于切萨雷·莫里在战前以及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报告，而且还了解到当地黑手党问题的严重性。一个退伍军人代表团告诉他，马尔萨拉一年内就发生216起杀人案。他们说黑手党是法西斯未能在该岛确立统治的主要原因。

当墨索里尼的随从经过巴勒莫附近的一个小镇时，镇长、黑手党头子唐·弗朗西斯科·库恰，轻蔑地指着总理的保镖人员，在他耳边谄媚地轻声说道：“您和我在一起，有我的保护。要这么多警察干什么？”领袖没有回答，一天都因受此侮辱而怒气冲冲。他对西西里的访问也就此戛然而止。据民间传说，唐·弗朗西斯科·库恰的失礼正是墨索里尼对黑手党开展打击斗争的催化剂。墨索里尼回到罗马之后的几周之内，莫里的游说终于奏效，他被调回了特拉帕尼。

后来，在1924年，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的事件使法西斯和西西里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漠。墨索里尼结束西西里行程后不久，他手下的几个暴徒绑架并谋杀了社会党的领袖。意大利公众舆论被吓坏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同盟也开始散去。失去权力必然会导致一个国家领袖不受某些西西里政治家的爱戴。1924年夏，墨索里尼似乎就是这样。

但是，反对党的惰性使得墨索里尼得以逐渐稳定局面，然后开始公开采取行动结束意大利民主。当他的念头再一次转向西西里时，他已经准备好实施他的策略了。

1925年8月西西里岛举行地方选举，这是民主制消失前的最后一次，同时也是西西里老派政治权贵最后的欢呼。眼看不可避免地要败在墨索里尼手中，他们站出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并追求自由的事业，但是太迟了。

维托里奥·埃曼纽·奥兰多也在他们当中，他曾任意大利总理，是西西里旧秩序中权势最大的政治家，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一个黑手党十分猖獗的地区。选举前不久，针对政府发表的坚决与黑手党做斗争的决心宣言，他在巴勒莫的马西莫歌剧院发表了一次演说：

如果，说到“黑手党”，他们指的是一种夸大了的荣誉感；如果他们指的是不能容忍侮辱和不公，是表现出来的勇敢面对强敌必需的慷慨精神，是对弱者的同情理解；如果指的是对朋友的忠诚，把对朋友的忠诚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甚至是比生命都重要；如果他们所说的“黑手党”指的是这些情感、这些态度——即使这些情感和态度有可能被认为夸大——那么我告诉你，他们所说的正是西西里人民的灵魂中与众不同的品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宣布我也是一名黑手党分子，并以此为荣！

奥兰多使出的这个卑劣的手段，只让墨索里尼占了个便宜。由于自由党本身处于危险境地，奥兰多只能使出故意混淆黑手党文化和西西里文化的过时伎俩。他对黑手党老板的谄媚逢迎已经载人历史，成为杀人凶手和人民代表之间长期无耻的勾结史中最低谷的时期之一。很久以后，多玛索·布西达宣称，奥兰多自己也是黑手党成员。

墨索里尼打击黑手党的时机到来了，他派莫里去秩序混乱的西西里岛强制推行法西斯权威。1925年10月23日，莫里成为巴勒莫行政长官，全权负责打击黑手党及法西斯政权的政敌。他迅速开始准备这场行动的序幕：甘吉包围战。

切萨雷·莫里因很多事情感到自豪。其中突出的有他对西西里人思想行为方式的看法，这些看法是他多年来根据在特拉帕尼的工作经历所形成。这些朴素、教条、愚钝的看法，是他开展打击黑手党运动的思想基础。莫里本人曾说过：

我能够深入西西里人的内心。我发现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暴政和迫害留下的痛苦伤疤下常常隐藏着一颗孩子般的、单纯善良的心，易于把一切染上慷慨的感情，总是倾向于自欺欺人、怀抱希望和信仰，并愿意把它所知道的一切、它的情感以及合作态度都送到那个表明渴望实现人们合理的正义、救赎梦想的人脚下。

黑手党成功的关键，莫里说，在于黑手党利用了西西里人性格核心中的这种脆弱和轻信的特点。莫里认为，黑手党并不是一种组织。但是为了维持法律秩序，警察和司法部门可以假设它是一种组织。实际上，它最好被描述为“一种看待事物的独特方式”。黑手党分子被一种自然亲和力聚集在一起，而不是人会仪式或是任何正式形式的盟约。

在这些毫不妥协的理论基础之上，莫里制定了他的整个镇压计划。很简单，必须以尽可能务实的方式让易受影响的西西里大众看到，国家政权要比黑手党强硬得多。法西斯政权将比黑手党更像黑手党。制造戏剧效果是莫里在西西里建立法律秩序的本质。甘吉行动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想出来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敬畏灌输到那些仍被罪犯所奴役的单纯的大脑里。

甘吉包围战四个月之后，莫里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有名的黑手党头子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他1892年混入距科莱奥内不远的比萨奎诺镇法西斯组织，开始了黑手党的职业生涯。自此之后，他的活动远及美国，靠一小船队走私牛大发横财。据说，在事业顶峰的时候，他到他的山区地盘巡视时，当地小镇官员都会在门外等候行吻手礼。1926年5月1日，切萨雷·莫里来到卡希奥·费尔罗的地盘，要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发言。一阵非洲热风卷着撒哈拉沙漠的细沙吹过广场，这位“铁血长官”以惊人、过时的双关语开始了演讲：“我的名字是莫里（Mori），我会要人命！”〔※“Mori”在意大利语中是“死亡”的意思。〕“像这被风吹走消失不见的尘土一样，罪犯必须消失！”

几天后，莫里成立的“跨省”反黑手党警队在包括比萨奎诺、科莱奥内、孔泰萨恩泰利纳在内的地区开始了围捕。150多名嫌疑人被抓，其中包括唐·维托。他的教子找到当地一名地主寻求帮助，但是得到一个无动于衷的答复：“时代变了。”唐·维托的统治结束了。不久后，之前对他的一项谋杀控告又被重新提了出来。1930年在接受审判时，他一直保持沉默，而他的律师则孤独无助地为他做辩护，辩护的论调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举出他的当事人在所有情形下的体面行为后，律师坚持声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两个：要么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不是黑手党分子，要么黑手党就像学者们经常指出的那样，是一种夸张的个人主义态度，是一种反抗形式，完全没有邪恶、卑劣或违法之处。”法官宣判唐·维托无期徒刑时，似乎又吹来了一阵非洲热风。1942年唐·维托死于狱中。

莫里显然认为他的强硬手段不光对恐惧黑手党的西西里人有效，对付黑手党本身同样奏效。1926年5月逮捕维托·卡希奥·费尔罗后不久，莫里邀请巴勒莫省内所有庄园看守人参加一个精心安排的宣誓仪式。1200人在洛卡帕拉巴附近的小山上以军队形式集合。只有两名被邀请者没来，他们送来了医生的诊断书。莫里检阅完队伍之后，开始讲话：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再代表黑手党而是代表国家去保护私人财产。一名军队牧师在露天圣坛做完弥撒后，提醒这些看守人要以绝对严肃的态度宣誓。莫里要求每个到场，但是没有准备好宣誓效忠的人离开，然后他转身背对听众，没有人离开。“铁血长官”再次转过身来，开始宣读誓言。看守人齐声应答：“我宣誓。”他们排队上前签名时，军乐和法西斯颂歌奏响。

第二年．保护着康卡德尔柠檬园的可怕看护人也经历了类似的仪式。最后，为了表明他们的忠诚，他们被授予童子军式的铜徽章，图案以柑橘花为背景，上面是交叉的步枪。

应该说，这次宣传攻势背后得到了旨在把地主争取到法西斯政权这边、冷静的政治战略的支持。一些大庄园的所有者的确感激法西斯驯服自以为是的二领主和看守人的做法。莫里的许多次成功，比如甘吉包围战，都是通过给地主施压、逼迫地主供出包庇的罪犯这种传统办法取得的。更普遍地讲，莫里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而非正义征服人们。结果就是不分黑白地镇压，对此西西里人都太熟悉了。莫里的运动开始不到三年，大约11000人被捕，其中仅巴勒莫省内就有5000人。他们不可能都是黑手党分子，也不可能都是有组织的匪徒。连参加打击黑手党斗争的一名检察官也认为一些正直的人也和犯罪分子一起被抓起来了。

大规模围捕之后是同样大规模的审讯。其中最著名的一些审讯是在恐吓的气氛下进行的。莫里检查报刊对诉讼的程序的报道记录，力图制造一种为黑手党成员辩护就相当于是一名黑手党成员的感觉。审判的结果通常是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结果。墨索里尼自豪地向议会宣布，那个曾对他无礼讲话的小镇镇长、黑手党头子已被判长期徒刑。

莫里最大肆宣扬的成功之一是由米斯特雷塔的一起驴子失窃案引起的。这个案子证明了法西斯打击有组织犯罪也有模棱两可、搞不清楚的时候。驴子失窃案给警方提供了一大串线索，他们后来突然搜捕一名有钱的辩护律师、政治家安东尼诺·奥尔托莱瓦的办公室。他们发现了90封可疑信件，描绘“马鞍”交易和以整个西西里的“青年学生”名义所提出的调停请愿。警方认为，这些信件是用代码写成的，谈论的是牲畜盗窃以及被捕罪犯的事情。事实上，这些信件到底是用什么代码写成的，他们也并不清楚。这些信可能涉及普通的可疑利益交易的管理信息，涉及到的是普通的政治交易而非暴力的有组织犯罪。但是莫里的警队完全不考虑这些疑问。他们断言，安东尼诺·奥尔托莱瓦就是“跨省黑手党组织”的老板。

不久后，他们的看法找到了证据，一名自称曾是那个团伙一员的人给米斯特雷塔的副长官寄了一封自首信。他说，自1913年起，奥尔托莱瓦的办公室会定期召开黑手党审判。由奥尔托莱瓦主持，黑手党领袖们（由其他专业人士以及大约20名暴徒组成）将在此决定任何阻碍他们事业的人的命运。不久之后，这名告密者就在空旷的乡村田野被人枪杀。

1928年8月，共计有163名“跨省黑手党组织”成员受审。奥尔托莱瓦以生病为由没有出席开庭前的审讯。法官命令他必须接受两名医生的检查。医生的鉴定清晰无误：“奥尔托莱瓦体质正常，体温正常；呼吸、心脏血管系统无不规则现象；神经感觉器官正常，精神状态和智力水平正常。”两天后，他被发现死在牢房中。

奥尔托莱瓦的死是否涉及任何谋杀行为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或是把任何人牵扯进来。奥尔托莱瓦可能是以米斯特雷塔为基地的黑手党组织的头子；也可能只是犯罪分子的一个受保护者，多少是有些被迫关照他们的利益。奥尔托莱瓦被杀害，或许是因为黑手党为了防止他把与法西斯政权关系紧密的上层人士牵涉进来。

关于“跨省黑手党组织”还有许多仍然说不清楚的地方。尽管案件中的许多被告显然没干过什么好事，但是他们究竟有没有以西西里中西部的黑手党家族为原型构建一个有组织、排他性的黑手党党派．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他们只不过是当地派系斗争中的输家（20世纪80年代，安东尼一卡尔德龙，那个有着对法西斯时期痛苦记忆的背叛者指认米斯特雷塔审判中一名主要被告的后代是“我们的事业”的成员）。

尽管有这么多疑点，在20世纪20年代末那样的思想气候下，这种案子只有一个审判结果。解散一个庞大、集中的黑手党阴谋付出了昂贵的宣传代价：150人被判参与犯罪组织。

不是所有的黑手党分子在法西斯统治下都运气不住。美国官方人士估计他们中有500人移民到美国从而摆脱了莫里的控制。如在后面章节中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发现禁酒时期的美国是个很受欢迎的避难所。另外一些人发现法西斯强权镇压的背后常常掩盖着腐败的行贿行为。西西里中部穆索梅利的黑手党老板朱塞佩·根科·卢索逃脱了莫里的抓捕行动，成为战后时期最著名的“君子”。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法西斯统治的这20年中，他所留下的犯罪记录分明就是典型的黑手党分子的犯罪记录。他不断被指控盗窃、敲诈，结交犯罪分子、恐吓、暴力和多重凶杀案。对他的控告再三地被搁置，或者他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布无罪，这是证人因恐惧而不敢出庭作证时法庭宣判的必然结果。根科·卢索甚至曾在阿格里琴托附近莫里的围捕中落网，但他只服了3年刑。总之，法西斯主义对黑手党展开大规模的打击斗争之后，朱塞佩·根科·卢索几乎安然无恙。至多可以说，不断受到法律的关注对根科·卢索是个麻烦事；1934年到1938年根科·卢索受到的“特殊监视”确实妨碍了他的行动。1944年，根科·卢索被正式“恢复名誉”。当然，他并非如此。

“黑手党”这个词既用来描述一个犯罪组织，也用来指一种政治武器，一种攻击对手的恶意指责。切萨雷·莫里认识到了这个事实。“黑手党党徒的标签经常被人存心不良地使用，”他写道，“它被随意使用……被当做解决世仇、发泄不满、摧毁敌人的工具。”他的话惊人的虚伪。奠里对有组织犯罪的“清洗运动”证明法西斯将这种诬蔑对手的老办法推向新的极端。

莫里运动最大的讽刺是，这位“铁血长官”自己也犯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滥用黑手党党徒标签的过失。1927年1月，法西斯政党整肃之后，莫里为争夺在罗马的权势打倒他的竞争对手——巴勒莫的法西斯首领库科，曾在甘吉和莫里同台发表演说的那位眼科医生。莫里使用的泄愤手段是，控告库科帮助年轻人假装患有眼疾从而逃避兵役。莫里并没有就此停止诬蔑对手。库科很快被指控诈骗，并被指责为黑手党成员。直到1931年，库科才得以澄清名誉。

纵使有黑衫军、徽章、民族主义口号，“莫里行动”和之前镇压黑手党的尝试一样矛盾：它既残暴又虚伪。从长远来看，国家在西西里的名声只会受损，并且法西斯打击黑手党的斗争结果注定不会持久。黑手党被镇压了，但是并未被根除。

1929年6月23日，担任巴勒莫行政长官三年半之后，切萨雷·莫里接到了墨索里尼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告诉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法西斯政党与政权之间政治力量均衡局面的改变削弱了莫里的后盾。在对巴勒莫法西斯联盟的告别演说中，他露出谦逊的一面：

我还是我，那个公民莫里，法西斯莫里，战士莫里，充满活力。今天，他走上了通向地平线的小道，它欢迎所有人，所有善良的人。我有我的启明星，我忠诚地注视着它，因为它在闪耀，并会在工作和责任的道路上一直闪耀下去。我将受到祖国光芒的指引。好了，朋友们，我们会再见面的。

事实上，莫里对这次调动感到很悲伤。回到罗马后，法西斯政权避免给他制造麻烦的机会。这位前任“铁血长官”沉溺于书写关于他与黑手党“短兵相接”斗争的自命不凡、说教式的记述。“实干家只是让事情发生，但是不作评论……我迅速把命令付诸行动。”法西斯媒体对莫里的作品反应平淡。一些黑衫军显然还没忘记那天他们朝着莫里在博洛尼亚官邸的墙角根撒小便的事。

20世纪30年代，官方的说法是莫里的任务已经彻底完成了。法西斯打败了黑手党；法西斯已经永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莫里的继任者命令媒体淡化犯罪报道。现在不会再有围捕行动和公开审判了。不经合理法律程序直接把嫌疑人在国内流放更简单、更不引人注目；毕竟，在前法西斯时代里，大多数当局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黑手党。无名的法西斯公务员一个接一个的在巴勒莫政府部门走马上任。法西斯政权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之后，西西里陷入腐败和党派之争的泥潭。

1942年，莫里去世，意大利报纸鲜有报道。第二年，法西斯政权垮台，他的工作完全被放弃了。黑手党的救赎来自于美国。因为在它和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斗争以及西西里反黑手党斗争的几十年中，黑手党已经成了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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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黑手党落户美国1900-1941

乔·彼得罗西诺

1901到1913年间，大约110万西西里人移居国外——略少于岛上全部人口的1/4。这其中有大约80万选择美国为目的地。不可避免地，有些是黑手党成员，这些精明、残忍的犯罪分子企图在移民同胞以及在连接大西洋两岸的贸易路线中确立保护制度，展开其他犯罪活动。

19世纪大部分时间，西西里的在逃人员到美国避难。深受黑手党分子控制的柠檬业在巴勒莫和纽约之间建立了联系。早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警方就把意大利社区发生的一些凶杀案与黑手党联系起来。尤其著名的是1890年新奥尔良警察局局长大卫·亨尼西被杀案，西西里嫌疑人被以私刑处死。但是直到1900年大移民之后，美国和意大利在犯罪动机、资源以及人员上的交流才成为黑手党非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黑手党是如何到达美国的有两个故事版本。第一个故事发生于西西里大移民时期。1903年发生一桩著名的黑手党谋杀案之后，《纽约先驱报》惊慌地宣告：“‘靴子（即意大利）’将其罪犯负担转嫁给美国。数据显示，这个南欧国家贪婪、不知廉耻、违法地把社会败类成群地卸载到我国门户口岸。”在纽约当地人看来，黑手党像是一种侵犯，衍生于肿胀的轮船肚子的一种传染病。或者，关于此事的另一种看法是，黑手党是一个国际性的犯罪阴谋，决心要扩张至美国这片处女地。

第二个故事发生的年代比较近。它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现在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意大利移民的后裔流传开来的。他们根据黑手党来到美国这件事所编成的故事与“罪犯人侵”的故事完全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穿越大西洋的西西里农民沉浸在古老的“乡村骑士”的传统中。面对大城市资本主义和机器政治的肮脏残忍，他们整合了从乡村祖国带来的文化资源。当西西里古老的家族和荣誉价值观遭遇美国梦的黑暗面之后，黑手党诞生了——据说是这样。

事实上，美国城市和西西里并非像这两个故事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有着天壤之别。比如，科莱奥内并不是个乡村村庄。它是意大利众多的农业型城镇之一，市场经济、庇护政治和有组织性暴力占主导地位。尽管科莱奥内的农民贫穷、迷信、遭受压迫，他们并不像意大利裔美国记者阿道夫·罗西采访伯纳迪诺·韦罗时对“法西”的感伤描写所显示的那么无知。西两里的劳动者很清楚效忠于镇上一个正确的帮派对他们的生存来说有多么重要，因为这个帮派能施舍给他们工作、土地和救济金。许多人对怎样加入政治、商业活动不抱幻想。他们大多数打算在美国积累财富和关系资源之后，再回西西里。在这一点上，西西里岛的移民和朝着里加码头吐口水的犹太难民并不一样；这些犹太难民只不过打算在此作短暂停留，然后再启航穿越大西洋开始崭新的生活。

不管是西西里政治还是它复杂的暴力产业都没有什么陈旧过时一说。各种各样的西西里人都在蓬勃发展的美国城市中具备生存本领。穿过大洋后，不管他们乐不乐意都发现，这儿和家里没什么两样。他们通常进入美国社会的第一次机会是通过“包工头”〔※过去在美国招募意大利移民工人的包工头。〕（padrone）制度。要想找份工作——通常是在建筑业——你必须成为一个老板的受保护者。有时候，老板会利用恐吓手段垄断工作市场的一个部门。老板甚至还会给穷困的移民提供船票费用，等他们找到工作后，再连本带利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北美新移民的世界和西西里一样，权力掌握在强硬、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个人而不是机构手中。

纽约市意大利社区的政治对西西里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老板们代表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所谓的“棚屋阶层”）控制了城市的许多选区来拉选票。他们深入发掘他们地盘上每个可能的势力、赞助资源，包括犯罪团伙。美国和西西里一样，有组织的劳资纠纷经常会遭遇腐败和暴力的结合。

伊丽莎白街是纽约市西西里社区的中心。1905年，大约8200名意大利人——大多数是西西里人住在这条街上。这些聚集的人口所形成的区域，在面积上与西西里内陆许多农业型城镇相当。电影很好地重现了20世纪初伊丽莎白街这种地方的景象，狭窄的房屋、汗血工厂以及载满货物马车充斥的街道（意大利出口产业依靠向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供应食品而繁荣）。

在西西里移民大批涌人的时期，美国人带着惊恐和同情的心情观察着移民区的发展。1909年一名改革家是这样描写伊丽莎白街的：

这里住着无数人，在写字台抽屉似的小盒子房间里喘息着。小盒子上凿着窗洞，可以向外看对面的盒子以及上方大声喧哗的盒子。在家的那些人在窗口逗留时衣服穿得少之又少，砖块、铺路石、沥青砌成的光秃秃的街上挤满了呼吸新鲜空气和寻找乐趣的孩子。

对西西里农业城镇的贫困回忆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才使得刚刚移民到纽约的意大利人甘愿忍受这样的生活条件。

但是，无论是善意的当代人的记录还是现在的电影图像都无法捕捉到意大利居民区的经济活力。1878年阿道夫·罗西第一次来到美国时，马尔伯利弯道是个爱尔兰贫民窟。他记得那个地区“凄惨、肮脏、大多是木头建造的破屋”。在意大利人大批移居大洋彼岸期间，他成了意大利政府的移民专员，负责汇报意大利人在美国的生活状况。1904年他返回曼哈顿，欣然报告自从意大利居民区建立后，房价和租金都上涨了，住房质量也显著提高，意大利人本身是地产市场的主要投资者。从西西里半岛上来的移民，尤其是女人，还表现出对教育的热情。在美国的意大利人，抓住机会在各方面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就是在这种生气勃勃的环境中（非常西西里化，同时也非常美国化），黑手党迁移到了美国。黑手党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扩散地又快又远。黑手党迁移到美国有两种基本的方式。第一种快速、灵活，通常和某种商业动机有关，比如说某一种特定毒品的交易。在国内黑手党头子的准许和帮助下，单个的黑手党分子可以带着黑手党的名号到任何地方，在所到之处建立类似的临时交易所。

但是“君子”并不是只做生意，他们还管理着一个影子政府。黑手党“家族”式地域控制制度如果要实现向西西里西部以外的地区扩张，许多因素都必须安排妥当：保护费、政治关系、相邻“家族”之间的协议，新闻界、警方以及当地人口中重要人士所表示出的友好态度等等。将这样一个私有化的政府形式移植到国外只能慢慢进行。即使在西西里西部，各个地区黑手党的控制范围也有所不同。经过140年的发展历史之后，黑手党在意大利大陆上还是只有互相隔离的落据点。美国肥沃的犯罪土壤为黑手党提供了可以完全转移其犯罪形式的发展环境。两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乔·彼得罗西诺和朱塞佩．“皮杜”·莫瑞罗）的经历，将黑手党到达美国的经过鲜明地烘托出来。

1908年10月19日，一封致纽约警察局局长的内部信件：

先生：

依照警局法规第30条第三段的规定，我敬重请求准许我接受由意大利政府提供的一块金表。

约瑟夫·彼得罗西诺谨上

警探局，意大利科

下面是美国驻巴勒莫领事寄给纽约警察局局长的一份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

彼得罗西诺用古列尔莫·迪·西莫尼这个名字在巴勒莫的法兰西大酒店旅馆登记入住。1909年3月12日，他站在玛丽娜广场上加里波第的雕像下等候电车，此时两名男子朝他开了四枪。他中了三枪，当场死亡。他右背中枪，双肺被穿透，左边太阳穴中枪。彼得罗西诺当时没携带武器。在他酒店的旅行箱里发现了一把韦森转轮手枪。案发现场附近发现了一把重型手枪，这把手枪已经射出一个枪管的子弹。

日期为1909年5月11日的纽约警察局备忘录：

从警察局局长处收到：上尉彼得罗西诺的金表和金链、一对金链扣、手杖以及两只行李箱。行李箱里装有一些随身物品、一包信件和一张12.4美元的支票。署名：路易斯·萨利诺。

1903年4月14日早上6点，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弗朗西斯·康纳斯在上班路上经过靠近D大道拐角处、东11街743号的纽约木锤和把手制造厂时，一件外衣引起了她的注意。外套盖在人行道旁边一只饱受风雨侵蚀的糖桶上面，边上是一堆木头。提起外套，她看到一只右脚和一只左手。再往桶里一看，里面是一具男人的尸体，穿戴整齐、蜷着身子，头挤在两只膝盖之间，脖子上缠着一条粗麻袋。康纳斯夫人的尖叫引来了两名巡警。尸体尚有余温。

后来的分析报告显示，受害者颈部有18处浅刀伤，喉咙被深深割了一刀，头几乎要断下来。此人穿戴得体，双耳扎有耳洞。临死前他吃了很多东西：土豆、豆子、甜菜、沙拉，还有意大利面。桶底有一层3寸厚的锯末，里面还掺杂有洋葱皮、咀嚼过的深色意大利雪茄烟头。

纽约报纸很快称之为“木桶尸体”案，这桩神秘案件引起美国人对从“靴子”涌来的大群罪犯的恐慌。在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背后，这桩案件还提供了一些错综复杂的线索，证实了西西里大移民时期黑手党在美国存在的事实。这桩案件还是一名意大利裔美国警察成名之路的里程碑，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朱塞佩）彼得罗西诺。这桩案件可能是导致彼得罗西诺六年后在巴勒莫玛丽娜广场被人杀害的原因，彼得罗西诺的被害是黑手党历史上最有名的谋杀案之一。

发现木桶里的尸体一天后，警方抓捕了一个制造假币并敲诈勒索的黑手党团伙，该团伙共有九名成员。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受到美国特勤局人员的监视。据怀疑，他们把假造的美元装在橄榄油罐的假底运出去。这些钱通过代理网络分散给东海岸的一些城市。

案发前一晚，有人看见受害者进入并离开斯坦顿街16号的一家肉店，这是黑手党团伙的据点之一。稍后，他去了一个酒店，酒店后面有个小饭馆。他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于是当晚对疑犯的监视就结束了。酒店属于一名来自科莱奥内的34岁男子。众所周知，他是那个团伙的头子朱塞佩·“皮杜”·莫瑞罗。

莫瑞罗在包厘街被捕的时候，持有武器，口袋里的雪茄和在木桶里发现的一模一样。他的酒店地板上有锯末，并且发现锯末里有洋葱皮和烟头。莫瑞罗很容易辨认：右手仅存一只小拇指。警察审问他时，他拒绝回答，甚至不愿意告诉审讯者右手上的其他手指是怎样失去的。

盛放尸体的木桶比莫瑞罗传达的信息还多。桶底的一个印模记号“W&T233”引导侦探从东河长岛那一边的炼糖厂查到曼哈顿华盛顿街365号的“华莱士·汤普森”杂货店。他们只有一个西西里客户彼得罗·因泽里洛，莫瑞罗“家族”的另一成员。因泽里洛在伊丽莎白街226号开了一家点心咖啡馆，在那里又发现两只有相同记号的木桶。

在调查警司彼得罗西诺的努力下，辨认受害人身份有了突破性进展。彼得罗西诺本人身材矮小、强壮结实、满脸疤痕、鼻子塌陷（欧内斯特·博格宁在1960年一部令人失望的电影《联邦警探》里出演彼得罗西诺）。彼得罗西诺1860年出生于意大利大陆南部萨勒诺附近的贫苦家庭，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移民到了美国。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学习是他超越父母身份地位的第一步。他成了一名清洁工，后来又在运送垃圾的驳船上当上了工头。当时，警方负责监督纽约的垃圾收集。彼得罗西诺受到一名当地官员的注意，这名官员给了他穿制服当警察的机会。

在世纪之交意大利移民和罪犯显著增多的时候，彼得罗西诺在纽约警察局的缓慢晋升速度开始加快。由于发出警告说新泽西州帕特森的一个由大多数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团伙计划暗杀总统威廉·麦金莱，彼得罗西诺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但是，这一警告并没有受到上司的注意。1901年12月6日，麦金莱在布法罗〔※纽约西部的一个城市。〕为泛美博览会举行开幕典礼时中枪身亡。

在发现木桶里的尸体几天之后，彼得罗西诺沿着哈得逊河东岸走了50公里来到纽约州新新监狱所在的灰色街区。他在意大利居民区的一个熟人暗示，这里一个因造假币而被判刑3年的朱塞佩·迪·普利莫可能知道木桶里的尸体是谁。他在一间牢房会见了迪·普利莫。这间牢房是70年前由服刑人员在监狱采石场开凿的石头建成的，潮湿、阴冷、狭小。牢房长2.1米，宽仅97厘米，从地板到房顶的距离只有197厘米。新新监狱不愧是一座最臭名昭著的监狱。

给迪·普利莫看死者的照片时，他立刻就认出这是他的内弟贝内代托·马多尼亚。极度悲伤且被新新监狱的条件折磨得绝望了的迪·普利莫供认，他和马多尼亚都参与了一只手指的“皮杜”·莫瑞罗的制造假币行动。马多尼亚是团伙中负责把假币混入流通环节的人之一。他曾去找迪·普利莫要回属于莫瑞罗的一笔钱。这是马多尼亚被杀前迪·普利莫最后一次见到他。

彼得罗西诺回去之后，安排马多尼亚的遗孀来辨认尸体。在死者的马甲里发现有一串表链，但是没有手表。他的遗孀描述了不见了的钟表的模样，表的底部印有火车头的图案。

其中一名被捕的匪徒，叫做多玛索·佩托，外号“公牛”，年龄24岁，身材高大，粗脖子。警察在其口袋里发现包厘街一家当铺的收据。上面的日期和发现木桶尸体的日期是同一天。警方把收据拿到当铺后，找到了刻有火车头图案的手表。现在警方怀疑“公牛”就是谋杀马多尼亚的凶手。

对此案的审讯于1903年5月1日开庭。没有一名匪徒向纽约警察局惯常使用的粗暴的审讯手段屈服。16人被委任为陪审团成员，但是只有八个人到场。受害者的儿子第一个被传唤出庭指认手表。一名参与此案的警探回忆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他看了看表，正要说话，这时挤满了黝黑面孔的法庭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和嘘声。其中一个人跳起来，把手指放在嘴唇边。这时候，年轻的马多尼亚不确定那块表是不是他父亲的表了。

在同样的压力下，马多尼亚遗孀的记忆力似乎也衰退了。

迪·普利莫被从新新监狱带过来作证。警方断定普利莫和“公牛”相互仇视许久了。但是迪·普利莫却快活地声称，他们是好朋友。很明显，经过深思熟虑后，普利莫决定默默地在新新监狱服满刑期。此案就此不了了之。

我们可以将彼得罗西诺及其同事们发现的有关莫瑞罗匪帮的事实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意大利黑手党做一对比。木桶谋杀案之后被抓的一些黑手党分子据说是从西西里岛进口葡萄酒、油和其他农产品的人。柑橘水果、油、奶酪和葡萄酒的交易为犯罪分子往来于大西洋和美国之间提供了很好的掩饰。这些商品也给黑手党分子提供了收取保护费和达成垄断的机会，就像他们在西西里那样。

如在西西里的情形一样，枪支许可证明显是匪帮和纽约当局之间相互勾结的证据。1903年4月被捕的莫瑞罗团伙成员拥有法律许可证，可以在城市范围内携带枪支。他们的枪支许可证是在辖区警长的推荐下由警察局副局长授予他们的。有人刚到纽约28天就拿到了枪支许可证。大西洋对岸的罪犯关系网络显然很强大，黑手党分子离开巴勒莫时心里十分清楚，一旦过了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港内的一个岛屿。与自由女神像的所在地自由岛相邻。埃利斯岛是1892年至1943年间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于1954年关闭。目前，埃利斯岛上的移民管理局已经改建为移民博物馆。〕之后很快就能合法地携带武器。《纽约先驱报》公布了这些事实后不久，警察局局长尴尬地撤销了322张枪支许可证。

有确凿证据证明美国和西西里的黑手党有密切联系。莫瑞罗匪帮的成员之一在“木桶尸体”案调查期间被彼得罗西诺通缉讯问。这个人就是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后来被“铁血长官”切萨雷·莫里逮捕入狱。在木桶尸体谋杀案之前，他逃离西西里岛以躲避因被怀疑与一起绑架案有关而引来的特殊警方监视，尽管后来他声称他去美国只是做生意——他是一名柠檬进口商。费尔罗在“木桶尸体”谋杀案的围捕中逃掉了，逃到了新奥尔良，那里大概居住着12000名西西里人，黑手党势力雄厚，后来他又返回了西西里岛。1905年，莫瑞罗匪帮又加入了另一位移民朱塞佩·丰塔纳，此人刚在艾曼纽·诺塔巴托洛谋杀案中被无罪释放。

莫瑞罗匪帮的构成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有关西西里岛“君子”之间协调程度的重要信息。莫瑞罗来自科莱奥内，卡希奥·费尔罗来自附近的比撒奎诺，两个地方都位于巴勒莫南面的内陆地区。丰塔纳则来自西西里岛首府附近的维拉巴泰。其他成员来自帕尔蒂尼科，在西部更远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君子”来自不同的西西里“家族”。“皮杜”．莫瑞罗的匪帮显然构成了整个巴勒莫省内外极有野心的“君子”的交易站。美国商业成了关系整个西西里黑手党利益的事情。另外，黑手党之间强烈的共同利益意识足以使在西西里各个角落获得的“犯罪证书”在大西洋对岸得到认可和重视。

莫瑞罗匪帮在和西西里任何“家族”相同的领域管辖原则上建立其在纽约的权力基础：保护费和庇护制度，与警察勾结以确保免受起诉，在移民社区拉拢大批选票，如此等等。由于对新国家的政治不懂或是不感兴趣，许多移民乐意用选票从赞助人那里换取点小恩小惠。

但是，黑手党分子在国内的工作环境与在纽约的工作环境有一些重要区别。黑手党领域控制制度面临的问题是，美国是一个更为流动和多样化的社会，向来有它自己的犯罪和腐败传统。和其他移民区一样，伊丽莎白街的人口总是不断地流动。从旧大陆移民过来的人来了义走。许多新移民义去了美国的其他地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些人搬到更有益健康的地方，比如哈莱姆、布鲁克林以及其他更远的地方。

黑手党分子在新大陆必须像被他们鱼肉的意大利百姓那样不断迁徙。莫瑞罗在纽约安定下来之前，去过美国的许多地方。他的匪帮在哈莱姆东区的西西里社区还有一个据点。年轻的西西里人尼古拉·金泰尔1905年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多次在不同城市的黑手党“家族”之间调动（金泰尔是下一节的叙述对象）。他和很多地方的“君子”打过交道：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匹兹堡、克利夫兰、芝加哥、密尔沃基、堪萨斯城、旧金山以及加拿大。据他所说，一战前那些年，黑手党是牢牢扎根于整个北美西西里社区的犯罪网络，但是在这些社区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势力。

这张网络指望着纽约来领导。迄今为止，纽约拥有最多的西西里移民人口，而且它是西西里岛货物和人员的主要运输终点站。还是那名黑手党分子——算是对此类事情比较可靠的证人——证实在1909年以前，“皮杜”·莫瑞罗一直是黑手党美国分支的最高老板。

不管莫瑞罗在全国的西西里黑手党内部有多高的地位，他在纽约的地位得来的却是很不容易。“木桶尸体”谋杀案发生之时，莫瑞罗“家族”发现周围的黑手党遵循不同的游戏规则，说着不同的意大利方言，甚至来自不同的国家。纽约市的黑手党不像西西里的黑手党那样，隶属于同一组织的各个“家族”之间经常会进行协商，而是面临着一个国际化的黑社会，需要懂得国际外交策略。

莫瑞罗“家族”在意大利居民区建立据点时，纽约犯罪市场已经成为激烈的竞争场所很多年了。曼哈顿的公寓在世纪之交之时成了各大匪帮地盘的汇集地，例如“煤气房帮”、“地鼠帮”、“哈得孙除尘器帮”和“珍珠扣”帮，这些匪帮通常由耍酷的年轻人组成。1903年，保罗·凯利的“五点帮会”控制了包厘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地区，包括意大利居民区。凯利出生于那不勒斯，原名保罗·安东尼奥·瓦卡雷利。在短暂的拳击生涯期间，他更换了一个听起来像爱尔兰人的新名字。他衣冠楚楚、说话温和，但据说他掌管1500名恶棍，大多是意大利人，但也有一些犹太人、爱尔兰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凯利的帮会囊括了卖淫、赌博、保护费、房地产和机械政治。虽然他自己从未竞选任何职务，但是他得到上面蒂姆·苏利文的支持，此人是下东区毫无争议的黑手党领袖，属于民主党派。出生在美国的政治家，尤其是像苏利文这种人，是唯一一些看似有能力在不同种族的贫民窟之间建立权力基础的人。

如果真如当时的报纸暗示的那样，西西里黑手党觊觎征服纽约的话，那么它需要在半个世纪前就来到这里。利用西西里社区的据点，黑手党有资源和能力在纽约的黑社会开拓出一块具有竞争力的地盘，但是他们发现要统治纽约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的西西里黑手党还面临着品牌控制的问题。是美国把“黑手党”这个词变为最著名的有组织犯罪的品牌。“木桶里的尸体”这类有名的案子开始把“黑手党”一词传播得更广泛、更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个标识脱离了最初开始以该名字进行交易的那群当地西西里组织。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就像“胡佛”（Hoover）原本是一个吸尘器品牌，现在却用来泛指任何老式真空吸尘器一样，美国新闻界用“黑手党”一词泛指一切形式的意大利有组织犯罪以及任何匪帮活动（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对西西里人来说是一项显著的成就，毕竟他们是成熟的黑社会市场中的后来者）。

所谓的“黑手”（意大利语“Mano nera”，英语“Black Head”）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名称在美国的膨胀。“木桶里的尸体”一案引起新闻界对大量以富裕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为目标的勒索案的注意。《纽约先驱报》的头条新闻写道：“居住在纽约的意大利人在黑手党伸长的魔爪的恐吓下保持沉默。”“大量美国商人因被勒索而付给黑手党赎金。”1903年8月3日——发现木桶里的尸体几个月后——尼古拉·加比洛，一名成功的布鲁克林建筑承包商收到这样一份通牒（用意大利语写成），上面画有一只骷髅：

明天下午不来布鲁克林第72街和第13大道与我们会面的话，我们将炸掉你的房子，杀掉你和你的家人。若敢把我们的行动透露给警方，等待你的将是同样的下场。

黑手帮（Mano nera）

这种恐吓信在意大利南部被称作“lettere di scrocco”，即“勒索信”，因为写信人通常抗议他们的贫穷，同时提出威胁。这种手法甚至在黑手党产生之前就已经在暴力产业里使用了。于是加比洛先生的遭遇符合欧洲旧大陆根深蒂固的模式。拒绝合作后，他收到了更多信件。他们要求的金额增加到10000美元。这时，他的三个老朋友和一位陌生人来到他家，主动提出与敲诈者调解，把金额降到1000美元。加比洛决定同意这一建议，但在他交出钱几天后，那几个人又来要钱。加比洛由于担心他所有的财产被榨光，便报了案。他的“朋友们”被逮捕并被判刑。

“黑手”（“Mano nera”或“Black Head”）这个名字注定要比这个匪帮更为成功。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勒索信开始署名“黑手”。显然，是兴奋的新闻报道开始让犯罪分子有了这个想法。这个名字从纽约传到芝加哥、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直到它一度比“黑手党”（mafia）一词更多地被用来指代意大利的有组织犯罪。

“黑手”成了一种犯罪流行。除了专门的匪帮之外，嫉妒的邻居、商业对手、拮据的工人和恶作剧者也写署名“黑手”的信。这种由“荣誉团体”使用的犯罪名称竟被如此滥用，这在西西里岛是难以想象的。在每条街上都有间谍的黑手党家族以野蛮的手段维护他们对恐吓的垄断权。

尽管没能给嫌疑人定罪，“木桶尸体”案使约瑟夫·彼得罗西诺成为纽约人眼中的新型英雄，就像早期的拓荒者一样。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美国救赎力的一个寓言故事，他从一名贫穷的拉丁佬（dago）〔※美国人对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蔑称。〕变成一位正派的警探。还有谁能在潜藏着黝黑的意大利移民的黑暗、拥挤的公寓和汗血工厂巡逻保卫美国人呢？

彼得罗西诺把数以百计的意大利犯罪分子遣送回国，还关押了许多人。他在纽约警察局的官职继续往上升。1905年1月，他被任命为纽约警察局新设的意大利分科科长。不久后，他成为第一个被升为中尉的意大利裔美国人。1907年，他在意大利居民区中心莫特街的圣帕特里克老教堂和阿德利娜，萨利诺结婚。

第二年，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来纽约访问，彼得罗西诺被派去维护治安。这个当初被怀疑杀害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嫌疑犯后来被宣布无罪释放。他到纽约是来感谢那些据说为他的事业贡献了2万美金的人。接受《纽约先驱报》一名记者的采访时，唐·拉法莱声称，他此行的首要目的是“给他的西西里同胞灌输良好的公民原则”。当被问及是否和黑手党有关系时，他笑了笑。

此时，彼得罗西诺的名声已经传开了。新从意大利南部来的罪犯会要求被带到警察总局，让朋友指出那个他们常常听说的警察，以便能够见识一下他的模样。1908年秋，这位勇敢的中尉因参与逮捕那不勒斯一名带头歹徒而被意大利政府授予一块金表。

尽管意大利授予彼得罗西诺一块金表，他和他的上级已开始对意大利当局不能阻止犯罪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离开意大利海岸来到美国感到厌倦了。1909年2月，彼得罗西诺成为警察局新成立的情报分部的指挥官。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关于西西里有犯罪记录的匪徒的情报网。考虑到给黑手党分子定罪的困难，彼得罗西诺希望能利用在西西里岛搜集到的情报尽可能地把更多的非法移民从美国驱逐出去。

1909年2月21日，彼得罗西诺抵达意大利南部的热那亚港。向南行进时，他中途在罗马停留去见了一些官员，还去萨勒诺附近看望了他的哥哥。2月28日，“黑手帮”的匪徒在巴勒莫着陆，[w。w。w.w。r。sh。u.。c。o。m]准备在黑手党的家乡与其展开较量。

彼得罗西诺的尸体于4月9日由冠达邮轮公司的“斯拉沃尼亚”号运回纽约。当时他已经被害四周。船只因天气恶劣而被耽搁。彼得罗西诺的遗体被列队护送至他拉法叶街233号的公寓。五个排的骑警和一个仪仗队护送灵车，车上放满了西西里和纽约的官方机构敬献的花圈。原计划他的尸体庄严地躺放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供公众瞻仰，但是由于尸体防腐失败，人们只能看到盖子上的一张照片了。《纽约先驱报》估计有2万人来追悼他。报纸还怀疑，尸体防腐是被故意搞砸的，这是西西里黑手党对死者最后的侮辱。4月12日，另一支庄严的队伍带着彼得罗西诺的尸体穿过街道来到莫特街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举行葬礼。

彼得罗西诺的死是因为他低估了西西里黑手党的势力和残忍。他的街头常识只适用于纽约，他对于故国有种移民者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木桶尸体”案调查期间，当在一次访问中被问及黑手党时，他的谈话充满了偏见和民间传说：

几乎每个从西西里来到这里的人都受到这种道德疾病的折磨。它是遗传而且不可根除的。黑手党是一个联系松散的组织，但是那种反抗一切形式的法律、一切形式的官方机构的精神是所有和它有联系的人的本能。在西西里，妇女和孩子在田间拼命千活，男人则会肩上扛着枪招摇过市。

彼得罗西诺去意大利本该“保密”的任务被纽约新闻界事先宣告出来。到了巴勒莫之后，他拒绝了提供的武装护卫队。他认为他唯一需要的保护措施就是用以行贿的美金。他使用这个在纽约证明极为成功的手段，大胆地试图与犯罪分子及黑手党在大街上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当然，这也是西西里警察会做的事，但是他们从来也不会想到单独这么做。彼得罗西诺死后，人们发现他居然把手枪忘在了酒店房间。

巴勒莫警方怀疑彼得罗西诺的死和“木桶尸体”案有关。两名黑手党分子和彼得罗西诺在同一时间回到西西里岛，并用密码电报与“皮杜”．莫瑞罗保持联系。有种说法是，莫瑞罗和朱塞佩·丰塔纳指使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代表他们安排这次谋杀。卡希奥·费尔罗被捕时，警察从他的身上搜到一张彼得罗西诺的照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词：唐·维托的政治盟友、一名议员，声称彼得罗西诺被枪杀时，该黑手党分子正在他家。令美国新闻界气愤的是，这个案子甚至从未开庭审理。

多年后，在法西斯统治下，卡希奥·费尔罗被宣判无期徒刑，他的事业从而画上了句号。费尔罗在狱中接受了采访。他说他这一生只杀过一个人，“而且，我那么做是公正无私的”。这一隐秘的话语被理解为是暗指最为著名的谋杀案：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他的名字曾与之联系在一起。他话里的隐含意思可能是说他是为了帮助他的美国同僚才进行谋杀的。这种“坦白”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他犯了杀人罪。它可能只是费尔罗为享受荣誉而从另一个黑手党分子的经历中所偷来的故事。和“木桶尸体”案一样，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也仍属未破案件。

和大多数到美国的西西里移民一样，莫瑞罗匪帮的成员可能并不打算长期居住。但是和这些移民中的很多人一样，最有名的成员在美国度过余生。对一些人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很长。因泽里洛又开了一家小点心店，但随后不久便被枪杀。迪·普利莫由于在新新监狱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公牛”佩托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朗敦。1905年10月25日晚，佩托在自家后院，被人用猎枪打了5枪。彼得罗西诺怀疑迪·普利莫是凶手。彼得罗西诺被杀后，朱塞佩·丰塔纳很快消失了。

匪帮的其他成员在纽约几十年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彼得罗西诺被害那一年，“皮杜”．莫瑞罗因在东哈莱姆区开设假币工厂，被判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25年。他丢掉了黑手党组织首领的角色。

1916年，莫瑞罗黑手党的其他成员和布鲁克林的那不勒斯人展开了一场斗争。在布鲁克林海军街一家咖啡店外的一次埋伏战中，“皮杜”的哥哥中弹丧命。那不勒斯人企图夺取莫瑞罗对洋蓟的控制权，但是失败了。洋蓟是意大利食物中的一种关键成分，这种特殊蔬菜的交易由“皮杜”同父异母的兄弟两罗·特雷诺瓦掌管，他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洋蓟王”。奠瑞罗匪帮在斗争中赢得胜利，那不勒斯人的几个领袖被捕，而且令他们大为吃惊的是，他们还因这次的伤亡被送进监狱。

“皮杜”．莫瑞罗很快就被释放出来。1919年，他在西西里被人认了出来，他正试图获得意大利黑手党的支持，因为下一任最高老板已经将他判了死刑。这些外交努力似乎成功了，因为三年后他还活着，并且还和那个判他死刑的人一起并肩作战。但是，此时美国有组织犯罪的版图已经彻底改变了。

考拉·金泰尔眼中的美国

美国有组织犯罪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不是某次死刑，不是高级匪徒的某次会议，也不是某个西西里“大老板”的到来．而是禁酒法案的实施。1919年1月，在战时对德国酿酒商的荒唐抗议的推动下，美国宪法通过了第18号修正案，禁止“制造、售卖乃至运输酒精类饮料”。同年晚些时候，沃尔斯特法案（即禁酒法案）的通过使第18号修正案生效。这样一来，国家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移交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从原料、制造、包装到直接运输到地下酒吧桌子上，匪徒们通过卖滔敛集了大量无需纳税的利润。据估计，在1933年禁酒令废除之前它给非法经济创收20亿美元。

许多普通美国人喜欢喝酒，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不允许他们喝酒，于是匪徒们就成了他们的朋友。酿私酒者的高死亡率给他们的工作增添了魅力。一般人认为，“他们只互相残杀”。贩酒的暴利以及公众对非法造酒的友好态度也降低了腐败的门槛。警方、政治家和法官都在这种非法财源中捞得一把。

禁酒法案带来的非法自由竞争让美国人忘记了世纪之交时他们对黑手党以及“黑手帮”的兴趣。把私酒贸易看作是“拉丁佬”入侵的结果是完全不可行的。欧洲移民的大量涌人在一战期间告一段落。战争结束后，一系列法令向移民关闭了美国人所称的“金色之门”——或者至少对那些没有秘密通道的非黑手党分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典匪帮时代，在公众心目中是一个由多民族的“罪犯”和“强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由意大利“黑手党分子”或“君子”统治的时代。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众舆论才又一次把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搞混。1969年，马里奥·普佐撰写的《教父》的出版把美国的犯罪集团完全是从西西里传过来的错误公众意见固定下来。禁酒令时期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纽约大都会区，50%的酿私酒者是犹太人，相比之下只有大约25%的意大利人。

然而在美国各个城市的意大利移民社区内，在禁酒令颁行的时候，一个特定的西西里黑手党组织早已确立下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们的历史最好的见证人是尼古拉·金泰尔，他出生于西西里，却于1905年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他被称作“尼克”或“考拉”，取决于他出现在大西洋的哪一边。1963年，已经年近八十、在罗马隐居的金泰尔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决定写一部自传。他把自传稿件交给了一名记者，部分稿件是由其口述、别人代为整理的。这名记者然后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帮助他填补稿件中的一些空白。金泰尔是第一个以撰写自传的方式讲述自己经历的西西里“君子”。

人们对金泰尔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始终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感。如同经常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一样，这或许和政治环境有关。然而，最单纯的动机，也是金泰尔自己讲出来的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说自己是个痛苦的老人。他的孩子各个事业有成，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犯罪出身感到耻辱，并对他们的父亲唯恐避之不及，而正是这位老人为他们支付了学费并购买了房屋。

考拉·金泰尔的故事似乎在含糊其辞地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为自己辩护同时也为其他人辩护。他力图把自己刻画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寻求和平与正义之路的“君子”形象，但并不完全成功。有一件逸闻趣事可以证明金泰尔相当长时间以来都在努力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曾在1949年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和金泰尔谈话。事实上，他还深情地回忆起当时自己如何受到金泰尔的眷顾，金泰尔又是如何自始至终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小教授”的。此人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学生，他说这位老练的黑手党分子以一种假设的方式讲述了他心目中的黑手党分子的形象：

小教授，假如我没带武器来到这里，而你拿起一把枪对着我说：“考拉·金泰尔，跪下。”我会怎么做？我会跪下。这并不是说，因为你逼迫考拉·金泰尔下跪了，你就是黑手党党徒。这只意味着你是个手里有枪的笨蛋。

现在，如果我，考拉·金泰尔，没带武器走了进来，而你也没带武器，我对你说：“小教授，你看，我有点麻烦。我不得不要你下跪。”你会问，“为什么？！”我说：“小教授，听我解释。”然后，我尽力说服你必须下跪。当你终于跪下了的时候，这才意味着我是黑手党分子。

如果你最终还是拒绝下跪，那么我只好朝你开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赢了：那样我就输了，教授。

显然，金泰尔描述自己的形象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手里放上一把手枪。如果手里没枪的话，金泰尔连维持自己的虚构形象都有问题。

那个“小教授”就是安德烈·卡米乐，他现在成了意大利的一种文化现象。他的犯罪小说，文风老练，讽刺诙谐，穿插大量的意大利方言，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尽管我们无法单独证实卡米乐对这次经历记忆的可靠性，但是它确实捕捉到了老匪徒考拉·金泰尔是如何诚实交待他工作暴力性质（尽管他尽力把自己装扮得高贵）。在自传中，金泰尔承认：“不残忍，你就不可能成为黑手党头子。”

尼克·金泰尔在罗马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时，美国也开了类似的先例。一个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由于担心他在监狱会被之前的盟友谋杀，便要求与联邦特工谈话。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1963年，瓦拉奇面对一个国会分委员会为有组织犯罪作证时，媒体对其密切关注。当时罗伯特·肯尼迪被其总统哥哥约翰·肯尼迪任命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把瓦拉奇的证词形容为“迄今为止在情报方面与有组织犯罪和诈骗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最大突破”。报道瓦拉奇作证事件的报纸当时非常畅销。

但是很多细心的观察者一开始就指出，瓦拉奇算不上是美国黑手党。他不过是个小卒而已，不会参与黑手党组织内部高层的讨论。相比之下，那个伤心、孤独的老先生考拉·金泰尔进入了犯罪精英圈。他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所有最有名的黑手党老板密切合作过：“老板”乔·马塞里亚、阿尔·卡彭、“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文森佐·曼加诺、艾伯特·阿纳斯塔亚、维托·吉诺维斯。令人吃惊的是，考拉·金泰尔用意大利语作的证词至今未被翻泽，西西里半岛以外除了少数几个人知道，几乎不为人知。

金泰尔的故事发生在普通西西里移民向美国人转化的大背景下。但是，在成为美国公民的同时，他们又自相矛盾地成为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民族荣誉感薄弱，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从巴勒莫、那不勒斯和帕尔马来到埃利斯岛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说着互相听不懂的意大利方言。“意大利”对他们许多人来说只是个抽象名称。在与其他国家来的移民的交流中，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意大利人。他们将故国的风俗习惯带到了美国，或者开始了一些新的风俗习惯，比如庆祝哥伦布日〔※（Columbus Day），是一些美洲国家的节日，以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由欧洲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哥伦布日为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当天正是哥伦布在1492年登上美洲大陆的日子。〕，从而庆祝他们刚刚获得的意大利身份。

意大利裔美国犯罪分子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但是他们融人美国社会则是更血腥、更不择手段的过程。到1920年为止，单在纽约就有100万意大利裔人。不用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犯罪分子。但是社区日益增长的财富提供了过多的经济犯罪机会，还加强了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匪徒之间的紧密联系。街头彩票兑奖活动在意大利裔美国人居住区如同过去在意大利数百个城市一样流行。意大利南部的食品也成了他们的争夺目标。他们使用暴力威胁以便从食物交易中牟取利益，如同西罗·特雷诺瓦垄断洋蓟进口生意一样，意大利裔黑手党分子企图控制从欧洲或者越来越多地从美国西海岸进口的橄榄油的交易。

意大利人还成为纽约码头人数最多的种族群体。1880年，纽约95%的码头装卸工都是爱尔兰人。到了1919年，已经有75%是意大利人。他们在东区和布鲁克林尤其占有优势。布鲁克林的红钩区——完全是意大利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是一个犯罪组织所在地。码头的运作机制包罗万象、残暴无情、获利高。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官员恐吓丁人以确保他们对工人招聘的垄断。他们贿赂轮船及码头搬运公司的管理人以确保对工作机会的垄断。他们还通过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城市民主俱乐部——只不过是犯罪集团的一个幌子——确立了政治庇护。走私、抢劫、敲诈肆虐。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许多官员来自同一个血缘家族。他们得到了由艾伯特·阿纳斯塔亚和文森佐·曼加诺这类人操纵的极其残酷的保护体制的支持。

考拉·金泰尔出生于阿格里琴托附近的一个硫磺矿镇。1903年到达美国的时候，他才18岁，还是个有极强自我价值感的粗暴青年——这是黑手党分子典型的基本要素。他来到堪萨斯城，在那里开始了叫卖推销布匹的工作。他是以骗人的手段销售产品的：他当做亚麻卖的布匹根本不是真的，除了少量的样品以外。

通过他的工作，金泰尔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了人际联系，博得了一个能照看自己和朋友的精明少年的名声。21岁时，金泰尔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3年后，已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他回到西西里的家乡。在回美国继续他在黑手党组织的事业之前，他成了家并有了一个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了西两里岛。

1915年，金泰尔来到匹兹堡，招募了十个年轻恶棍。这些恶棍只效忠于金泰尔本人，不受当地黑手党头目的控制。这些人将成为金泰尔崛起的工具。金泰尔发现匹兹堡这座钢铁之城里的荣誉团体从属于一个来自卡拉布里亚和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匪帮，他们的势力基础是水果蔬菜批发市场。金泰尔轻蔑地称呼他们为“卡莫拉分子”，他发现连黑手党头子也代表这些“卡莫拉分子”向西西里社区收取保护费（金泰尔想到了那不勒斯的卡莫拉组织——一个组织相对松散的犯罪团体）。

金泰尔很快在匹兹堡名声远扬。他和一名同伙因在位于市中心的一家酒吧处死一个人而引起了轰动。受到这次成功行动的鼓舞，金泰尔决定利用西西里老板的屈服来对付卡莫拉分子。他的年轻恶棍展开行动：一系列迅速有效的谋杀将那些来自意大利大陆的人拉到了谈判桌上。在金泰尔的召集下，双方首领会面。金泰尔公然威胁卡莫拉分子说，如果他们胆敢再冒犯一个西西里人，他就会对他们发动全面战争。金泰尔以这种方式羞辱了卡莫拉分子，而卡莫拉分子顺从地屈服于西西里人的统治。“从那晚开始，匹兹堡及其周边城镇的卡莫拉组织就不复存在了”，金泰尔如此断言。不久之后，金泰尔派人开枪杀死了匹兹堡的黑手党老板，并用豪华棺材将其尸体运回西西里岛。考拉·金泰尔使自己变成了匹兹堡的意大利裔犯罪组织的老板。在此过程中，他对黑手党组织的美国化和意大利化作出了早期的贡献。

尼克·金泰尔事业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在地域上的流动性。他多次从一个黑手党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先是费城和匹兹堡，然后是旧金山、布鲁克林、堪萨斯城，后来又回到布鲁克林。金泰尔称呼这些团伙为“borgate”，在意大利语中，指黑手党起源地巴勒莫附近的郊区城镇。

每变换一个“城镇”，金泰尔都需要阿格里琴托的一位高级老板为他写一封推荐书。这类信件或电报一般是以品德证明信的方式，就像是申请一份普通工作一样。很明显，故国意大利的黑手党对他们美国的支派开具这种必要的身份证明是很重要的。意大利调查官有足够证据证明这种证明机制至少持续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

金泰尔描述了一幅美国各大黑手党组织是如何在禁酒法案之前的那些岁月里协调他们之间活动的动人场面。对持异议的头领的死刑判决将会通过一个团体传递给这个地区所有其他的团伙。一个只有几名高级老板组成、选举出来的“议会”作出最重要的决定。稍微大一些的“会员大会”将选举头领并讨论处死黑手党分子的提议。这类会议最多可有150人参加，包括美国的所有黑手党老板及其随从们。金泰尔不愿意称此类会议为“法庭”，并严厉批评会员大会后的一些“司法程序”：“大会成员几乎全是文盲。擅长演讲是唯一能在大会上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手段。你越擅长演讲，听你讲话的人就会越多，也就越能把那群乡巴佬往你所希望的轨道上去领。”

纽约在整个黑手党组织关系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哥谭镇”〔※纽约市的别名。〕的黑手党老板几乎一直是所有老板的老板。他的助理们经常会在召开高级首脑会议之前把事情处理好，然后在召开首脑会议时再把他们的决议告知大家罢了。

金泰尔自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压力。他会因为偶尔身体上的毛病和脑力衰竭回到家乡休整调养。回家的旅途并不总是安宁的。1919年有一次，一位敌对政治派系的人被枪杀之后，他不得不躲藏起来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在躲避起来的几个月里，他受到一些美国客人的访问。他们是“皮杜”·莫瑞罗以及还有被乔·彼得罗西诺中尉认为和1903年那起“木桶尸体”案有关的匪帮残余分子。他们被纽约的新老板判了死刑，迫切需要金泰尔的调解。金泰尔树立起了一个巡回调解员的名声，能够在黑手党各个帮派之间化解危险争端，当然这需要胆识过人，而且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建立外交关系是他游走于整个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次，最后大多数的匪徒都被赦免了，但这只是因为纽约老板自己被人枪杀并由矮胖、狂妄的乔·马塞里亚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个人后来被简称为“老板乔”。

被困在西西里，金泰尔无法贩卖在禁酒法案颁布之前刚刚囤积起来的威士忌酒。但是很快他就把他在酒精产业中应该获得的利润份额给取走了。他在堪萨斯城开了一家做批发理发店用品生意的公司。这个生意是一个幌子：他可以以制造修脸润肤水为由弄来大量纯酒精。金泰尔还从事非法酿酒所需要的玉米和葡萄买卖。

禁酒令意味着贩卖私酒，而贩卖私酒使最蛮横、最聪明的多种族年轻匪徒活跃起来。从尼克·金泰尔看不到的大局来看，贩卖私酒的罪行并不能完全归罪于意大利裔美国人身上。不过除了少数极为经验丰富的人之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最有名的意大利裔美国私酒贩子和匪徒都很年轻，而且他们有的在美国出生或者是在美国长大的。他们的发达和黑手党的意大利化、美国化密切相关。

萨尔瓦多·卢卡尼亚出生于一个叫做莱尔卡拉弗里迪的硫矿镇。1905年他9岁的时候离开了西西里岛。长大后，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家乡话。18岁的时候，他因第一次严重罪行而被判有罪：非法拥有毒品——他既吸毒又贩毒。禁酒令使他成为了美国最有名的匪徒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幸运小子”查尔斯·卢西阿诺。他的绰号及其脖子周围令人不安的巨大疤痕都是一次他差点被其早年的敌人砍死而得来的。卢西阿诺一开始就很善于和来自其他背景的罪犯打交道，比如与迈耶·兰斯基密切合作。

被称为“弗兰克·科斯特洛”的弗朗西斯科·卡斯蒂利亚——卢西阿诺的合伙人之一——是另外一个例子。科斯特洛1891年出生于意大利大陆的“脚趾”处的科森扎附近；西西里黑手党从来没在那个地区招募过成员。4岁的时候，科斯特洛被家人带到哈莱姆东区。1908年科斯特洛因为袭击他人而轻微触犯法律，但是由于是初犯而没被定罪。1914年，科斯特洛因非法持有武器而被判入狱一年。出狱后，他娶了一个非意大利女人，并开始踏上了与政治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犯罪生涯。和生意合伙人亨利·哈洛沃兹一起，创办了哈洛沃兹用品公司生产丘比娃娃、剃刀片以及赌博用品。后来，科斯特洛成为纽约老虎机之王。

黑手党最有名的匪徒之一阿尔·卡彭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生于威廉斯堡，父母是那不勒斯人。和卢西阿诺一样，卡彭曾经也是五点帮会的成员。20世纪20年代中期，卡彭来到芝加哥成为持枪歹徒，并爬到当地黑社会的顶层。他的芝加哥黑手党有意大利人，但也有像“骆驼”默里·汉弗莱斯和“高尔夫球袋”山姆·亨特一样来自其他地方的人（美国的黑社会可能不像西两里人想的那样黑暗得吸引人，但它确实留下了一些古怪的绰号）。卡彭玩弄女性并喜欢抛头露面，这两点都是西西里岛黑手党分子所不齿的事情。

身为商人的卡彭更像一个人脉沟通者，而不像许多关于他的故事片想象的那样是个“犯罪执行人”。他和卡车交易商路易斯·利普舒尔茨做生意贩卖私酒，每笔生意五五分成。或是和弗兰克·波普一起管理霍桑香烟店的赌窟。或者和路易斯·康斯蒂诺一起经营哈莱姆酒馆，这实际是位于斯蒂克尼的一问两层妓院。

卡彭可能最出名的是1929年情人节大屠杀的幕后指使人，尽管从来也没人能证明他与此事有关。七名与之作对的帮派成员在芝加哥克拉克北街2122号的车库总部遭到屠杀。卡彭手下的恶棍装扮成警察，佯装搜查，让他们靠着墙排成一排。然后另外四个人带着机关枪进行扫射。七名受害人中，有一名牙医，另外六名被怀疑是杀手，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意大利人。

在禁酒令将要结束的时候，像卢西阿诺、科斯特洛和卡彭这种在西西里岛之外和意大利居民区有牢固关系的人才能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加快美国化进程。考拉·金泰尔又一次对这一过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但是，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所有黑手党分子撰写的自传，金泰尔的自传同样也不例外。大多数黑手党分子一生中都在试图拼凑他组织内部所获得的信息碎片，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老板通常总是神秘莫测，小心翼翼地对信息实行控制，对于谁该了解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安排。因此，没有一个黑手党分子对任何形势有全面、可靠的把握。由于这种信息控制，金泰尔的自传在某些地方肯定有二度猜测的成分。而且金泰尔对于他自己经历的某些方面也有刻意的保留——比如说，他很少讲到在西西里岛的“君子”以及他们和美国的联系。

尽管金泰尔去过许多地方，他一直是在一个西西里人组成的世界里打拼。因此，他并非总是能揣测出在更广阔的有组织犯罪的世界里黑手党分子到底有多大的势力。例如，安东尼·丹德烈亚在禁酒法案实行的时候是芝加哥的黑手党头子。尼克·金泰尔认识他，并说整个美国的黑社会都对他产生畏惧。然而丹德烈亚在一场与爱尔兰党棍老板争夺芝加哥市第19选区的控制权的争斗中输了。一战结束时，那个区70%的人口都是意大利人，而在此之前人数最多的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尽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1921年在伴有攻击和爆炸的选举运动中，爱尔兰老板以3984比3603的票数胜出。三个月后，丹德烈亚被自己手下的一个人杀死。金泰尔衡量权力的标准只存在于黑手党内部，然而像丹德烈亚这种西西里老板并无法保证在帮派之间的斗争中获胜。

金泰尔在回头看西西里的时候，观点略微有些偏差。主导西西里黑手党的巴勒莫在他看来不如阿格里琴托或是戈尔福海堡的沿海小镇重要。来到北美寻求财富的黑手党分子大多是来自这种贫穷的小地方；而有权势的巴勒莫人则不怎么有理由离开。

虽然金泰尔的自传有很多局限之处，尽管他讲述的许多细节我们无法单独去核实，但是金泰尔对黑手党历史上一段关键时期的阐释还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他了解美国黑手党的行动法则，因为他的生存和成功都有赖于他对该法则的理解。最重要的是，金泰尔比许多其他历史学家都更清楚地理解黑手党是怎样一直在划分和重新划分一条简单而重要的地盘分界线。作为一个组织，黑手党靠一条分界线把黑手党成员和其他普通、地位低下的民众区分开来。

黑手党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时刻，那就是1930-1931年的戈尔福海堡战争，这一战争因战争一方由来自戈尔福海堡的黑手党分子领导而得名，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民间故事传说。金泰尔在叙述到这一事件时，见解十分深刻。现在所知道的关于禁酒令末期黑手党领导阶层的大部分情况都来自瓦拉奇以及其他美国匪徒对这次战争的叙述，但是许多其他方面尚不为人所了解。

金泰尔的解释，没有被忽略的地方也被严重低估了。他感到戈尔福海堡战争诡异之处的关键在于把黑手党和外界人分开的界限是如何被人操纵的。就像黑手党规则手册上的其他条款一样，“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决定性分界线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西西里岛，但是在美国情况有所不同，原因是在界限之外有其他匪帮，这些匪帮来自不同的民族背景但是有相对强大的组织后盾。接下来，金泰尔以其特有的西西里视角向我们讲述了戈尔福海堡战争是如何展开的。

戈尔福海堡战争的军事领袖是1927年才到达纽约的萨尔瓦多·马然赞诺，法西斯镇压下的黑手党逃难者。另一方的领袖是“老板”乔·马塞里亚，当时被认为是老板的老板。这场战争的早期受害人是老一辈的黑手党头子“皮杜”·莫瑞罗——那个制造“木桶尸体”案的匪帮头领，一只手只有一根手指头。1930年，莫瑞罗在哈莱姆东区的办公室被人枪杀。莫瑞罗被害的下个月，金泰尔就从西西里回来了，但他却不能或者是不愿意透露一点莫瑞罗被杀的原因。这次谋杀的动机尚不清楚。

考拉·金泰尔说，他一回到美国就被波士顿的黑手党会员大会选中领导一个代表团去和戈尔福海堡领袖马然赞诺进行谈判。这次会员大会还废黜了马然赞诺的对手——“老板”乔·马塞里亚，并找了临时头领代替乔·马塞里亚做老板的老板。这样做的目的是停止这场动摇整个组织的斗争。

在黑手党战争中，短期时间内，优越的军事力量总是能胜过政治保护和在黑手党组织里的地位。但仅仅建立在武力之上，组织不会长久。马然赞诺的运动是建立在他可以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巩固其权力的赌注之上的。他拒绝会见金泰尔的代表团，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赢得了政治斗争。随着杀戮的继续，老百姓在交火中受到伤害，巨大的政治压力涌向“老板”乔。据金泰尔说，警察局长明确表示要么停止屠杀，要么面临失去支持的危险。

最终，马然赞诺同意会见金泰尔的和平代表团，并下令把他们带到距纽约135公里远的一栋别墅。马然赞诺迎接他们的时候，周围有重兵护卫，并且腰间还藏了两把手枪。这说明他把自己看作军事领袖而不是商人。金泰尔认为他看起来像潘乔·维拉〔※墨西哥著名农民军领袖。〕并称呼戈尔福海堡人为“流亡者”或“土匪”。金泰尔这样称呼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来自西西里或是像墨西哥游击队员，而是因为他们是从纽约各个不同帮派中召集起来的黑手党联盟。马然赞诺的策略是在“老板”乔·马塞里亚的敌人中尽可能拉拢盟友。

和平代表团在马然赞诺的住所待了四天四夜。金泰尔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能活着离开。但是处于监视下的他开始确信谈判队伍的其他成员已经倒向了戈尔福海堡的阵营。这意味着整个黑手党组织已经由中立状态变成了支持马然赞诺的状态。戈尔福海堡领袖需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和平代表团最终在没有解决冲突的情况下离开。

马然赞诺的军事进攻一直伴随着宣传运动。他抗议说“老板”乔·马塞里亚是个独裁者，他将所有戈尔福海堡的人都判了死刑。在西西里，黑手党分子经常竭力声称他们的行动符合黑手党的惯例。荣誉团体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它的每个成员都善于争辩是非，急于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诠释规则。马然赞诺还痛斥马塞里亚将阿尔·卡彭——一个有拉皮条污点的非西西里人——吸收进黑手党。

在金泰尔看来，卡彭在戈尔福海堡战争白热化阶段中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金泰尔声称，“疤面艾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真正成为黑手党的成员。“老板”乔吸收他加入黑手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动摇当时芝加哥黑手党老板的权力。效忠于纽约的马塞里亚而非芝加哥老板的卡彭被授权利用他的手下竞争芝加哥的领导权。金泰尔并没有考虑相对于芝加哥市内其他势力广泛、多种族的黑社会而言，阿尔·卡彭在芝加哥有确切的权力范围。金泰尔一直以来关注的是荣誉团体内部势力的划分。“疤面艾尔”在芝加哥的地位刚一确立，他便开始回头对纽约的黑手党施加影响。在戈尔福海堡战争过程中，卡彭逐渐明显看出“老板”乔在纽约已经彻底没有胜算了，甚至连“老板”乔自己的助手们也都变得不耐烦了。

1931年4月15日，在科尼岛斯卡帕托饭店，戈尔福海堡战争第一阶段结束。“老板”乔和他的助手“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在那儿饱餐一顿后，开始打牌。卢西阿诺去洗手间的时候，他指使一队杀手进来将马塞里亚开枪打死。后来，一名摄影记者为了给现场增加一点嘲讽的意味，在死者手里放了一张黑桃A。考拉·金泰尔怀疑是卡彭和卢西阿诺共同决定把马塞里亚除掉的。因为他们认为马塞里亚太无能了，无法给以后的交易带来必要的和平。

除掉自己的老板后，卢西阿诺向马然赞诺和戈尔福海堡人谈判和平条件。在阿尔·卡彭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讨论马然赞诺胜利意义的会议。除了说场面“无法形容的混乱”之外，金泰尔几乎没怎么谈论这次会议。马然赞诺终于心想事成，成为了老板的老板。他在芝加哥设宴庆祝他的胜利当选，并印制了单价6美元的门票。卡彭分到了1000张，他给马然赞诺寄回了一张6000美元的支票以示顺从。其他老板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后面还有更多的贡品。宴会厅一张装饰华丽的桌子中间摆放了一个大盘子，客人在里面放满了成捆的钞票。金泰尔估计，马然赞诺在这场晚宴中敛集了10万美元。

不久后，在9月10日，这位新上任的老板马然赞诺在派克大街的办公室被装扮成税务局人员的非意大利匪徒刺杀并击毙。他们受雇于卢西阿诺。戈尔福海堡战争到此结束，双方参战领袖都落得了被谋杀的下场。

黑社会的传奇将马然赞诺被杀视为“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完成黑手党“现代化”的时刻。在关于此事的有些传说中，卢西阿诺被说成是罪犯管理顾问。据说他颇具商业头脑，是他根据新型的公司管理模式将黑手党组织从上到下进行重组。有证据表明，在“老板”乔被杀后，马然赞诺试图进行独裁统治。卢西阿诺的回应便是除掉他，再建立更“民主”的领导方式。他成立了由纽约各家族老板和一名局外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金泰尔推测，当时黑手党五大家族早已经存在了）。

后来回忆戈尔福海堡战争的大多数匪徒说，马然赞诺被害两天内，在卢西阿诺的命令下，整个美国就有20、40、甚至90名西西里黑手党分子被除掉。这就是有名的“油脂球”〔※对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血统的美国人的蔑称。〕或“八字胡皮特”〔※指20世纪初移民美国的西西里黑手党成员。〕的清洗运动；黑手党的现代化显然要根除这些落伍的西西里人。这种说法存在的问题是，马然赞诺被杀时，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能够证明黑手党组织内部曾经进行过大规模跨国性清洗运动。被告知有20、40、甚至90名西西里人被杀的低级黑手党党徒显然没看报纸。被人多次重复的关于“八字胡皮特”清洗运动的传言是虚构的。

而认为西西里黑手党“落伍”的想法则是另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点。“老板”乔从巴勒莫带到纽约的犯罪才能现代得足令他建立可持续长达20年的事业。戈尔福海堡战争的短期胜利者马然赞诺比他更晚来到纽约。他在美国迅速掌权不仅证明了西西里事态仍对美国黑手党有影响，还证明了“八字胡皮特”可以轻易地应对“大苹果”〔※纽约市的别称。〕的挑战。也就是说，把美国匪徒的现代化和保守的西西里人对立起来的说法并不适用于1930-1931年发生的事件。

金泰尔对戈尔福海堡战争结局有不同的解释，他的解释更具说服力。成立委员会并非卢西阿诺的主意。“老板”乔·马塞里亚被杀后，在那次“无法形容的混乱”会议期间，这个想法就已经被提了出来。金泰尔似乎并不把委员会看作是一种根本性的特殊创新。显然在一战前，美国就已经存在高级黑手党的协商会议。“君子”永远在摆弄组织的规则和结构。有可能委员会的设立就是另一个修改组织结构的例子。

在金泰尔看来，马塞里亚和马然赞诺既不比之前的黑手党头领更独裁，也不比他们更守旧。在西西里，黑手党头子在被除掉之前和之后都会受到诽谤。他们该死是因为他们要么太贪心、要么太专制、太无能或是太守旧。他们的杀手大概会这么说。为了处决这些头领，黑手党分子不得不编造一些理由将其行为合法化，而事实上他们几乎总是被同样的权力和恐惧动机所驱使。黑手党战争中的胜利者也爱把他们掌权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31年发生在纽约的事件看似也是如此。

尼克·金泰尔很精明，他不会相信这种内部宣传。他说，除掉马然赞诺之后，卢西阿诺才真正进入所谓的黑手党领导层，成为委员会成员之一。显然卢西阿诺在这之前早已有很大的势力，并且是“老板”乔·马塞里亚权力基地的关键人物。于是，就像卡彭之前那样，卢西阿诺是被邀请来平衡荣誉团体相对狭窄圈子里权力斗争的外部力量。“幸运小子”与犹太、爱尔兰有组织犯罪组成的更大范围内的黑社会有人际往来，这是他带给黑手党内部的关键资源。

尽管如此，马然赞诺的死还是可以被看作美国黑手党成为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组织而不是西西里人组织的标志。因此，美国黑手党今后只有当其事务影响到西西里事件时才会在这本书中出现。但是，尽管这样，黑手党的美国化并不是一种巨大的转变，并不是与旧大陆传统方式的彻底决裂。随着那不勒斯人和意大利其他南部地区的人的加入，黑手党的民族构成更为复杂了。意大利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这两个组织逐渐分离，但是美国黑手党分子始终承认自己的名声得自最初的黑手党，而且大西洋两边依然存在很强的家族和商业联系。1931年之后，美国荣誉团体成员的核心还是西西里人。在美国有些地方，西西里的主导力量丝毫没有受到威胁。例如，在布法罗，来自戈尔福海堡的斯特凡诺·马加蒂诺统治了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1974年去世，马加蒂诺一直是布法罗的黑手党老板。在那些像卢西阿诺、卡彭之类的禁酒令时期的年轻主力离开以后，西西里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美国黑手党的特征。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西西里黑手党还是美国黑手党，他们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不同于其他人类，甚至不同于其他犯罪分子。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西西里人，成为“君子”意味着他们的行为方式超越了社会的是非标准。

在禁酒法案最终废除的时候，美国已经进入大萧条时期四年了。有组织犯罪能在变动的时局中挺过来，很大程度上是多亏了赌博业。尼克·金泰尔加入了这一新兴产业，成为曼哈顿意大利居民区一个赌场的合伙人。

但是禁酒令结束时，国民情绪对有组织犯罪也变得麻木了。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西西里，如果不与政界建立关系的话，黑手党就无法存在。1932年在芝加哥民主党的国民大会上，弗兰克·科斯特洛在豪华的德雷克旅馆和曼哈顿第11会区的领导合住一套房间，而“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和纽约第2会区的民主派领袖合住另外一套房间。但是和二战前的意大利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的权力竞争更开放，于是通过讨伐罪犯建立政治事业如同利用匪帮拉拢选票同样简单。禁酒令结束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好莱坞影片准确记录了美国社会在公众态度以及政治策略上对待黑手党的转变。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制作了警匪片《小霸王》（1931）和《疤面煞星》（1932），好莱坞开始制作歌颂执法官行为的电影。在《国民公敌》（1931）中饰演一名恶棍的詹姆斯·卡格尼在《执法铁汉》（1935）中成为联邦调查员。在纽约，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于1933年当选为市长。他开始把弗兰克·科斯特洛的非法赌博机从纽约驱逐出去（科斯特洛并没怎么受到影响，他把赌博机运到新奥尔良，当地参议员休伊·朗邀请他一起分享其赌博收入）。

1935年，托马斯·E·杜威被任命为纽约特别检察官，这件事令纽约的犯罪团伙大为头痛。杜威由于成功打击了匪徒并宣传得力，两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但都败选。1941年，他当选为纽约州长。

新的打击匪徒运动中也有一些有名的受害者。卢西阿诺的一名助手、哈莱姆的彩票赌博之王亚瑟．“达基·舒尔兹”．弗莱根海默成为众矢之的。他需要支付的诉讼账单越积越多，因为他要雇佣律师为其进行辩护，以反驳杜威对其偷税的指控。弗莱根海默的政治庇护者向其索要更多的钱来应对革新派候选人的挑战。弗莱根海默逐渐失去了对街上彩票赌博从业人员的控制，1935年10月他在纽华克被人枪杀。随后，杜威亲自审问“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卢西阿诺因从事卖淫活动被判处30至50年徒刑（详情参见下一章）。布鲁克林区的地方检察官、未来的纽约市市长威廉姆·奥德怀尔甚至把服装工业的勒索者路易斯·“赖普克”·布哈尔特送上了电椅；他是第一个被国家处决的著名黑手党党徒。

打击毒品买卖的新一轮攻势结束了考拉·金泰尔在美国的事业。1937年，金泰尔因参与组织一个从德克萨斯延伸至纽约的毒品交易团伙而被新奥尔良的联邦探员逮捕。金泰尔的说法是，和布鲁克林的老板商议后，他就弃保潜逃，回到西西里，再也没有回来。但是此事还有更多金泰尔没有透露给我们的详情。20世纪80年代出庭作证的一名黑手党分子说，巴勒莫老板命令卡塔尼亚家族的人暗杀金泰尔，算是帮美国黑手党的忙。他还补充说，金泰尔是向警察报警后才从美国逃走的。没人受理他的举报。“他们抛弃了这位可怜的老人。他晚年穷困潦倒，居然落魄到要靠好心的邻居给他吃剩下的意大利面才得以果腹。”究竟是不是同情心救了考拉·金泰尔的命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缓解了美国犯罪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中末期所遇到的困境。战争把媒体的注意力从犯罪问题转移开来，并为犯罪分子创造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美国人尤其反对汽油限量供应。这场战争还以更为戏剧性的方式拯救了西西里岛的黑手党。

第六章　战争与复兴1943-1950

唐·卡洛和“荣誉团体”的复兴

据说1943年7月14日清晨，一家美式战斗机出现在维拉尔巴镇的低空。很自然地，人们跑到街上抬头观看。当它呼啸往下飞行，几乎飞到房顶的高度时，人们看到机身两侧有一面金黄色的旗帜，旗帜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字母“L”。飞机经过教区神父乔瓦尼·维奇尼阁下的房屋时，飞行员投下一只小包裹。它被一名意大利士兵捡起来交给了当地宪兵队队长。

四天前才刚刚发起“哈士奇行动”，16万同盟国军队登陆了西西里岛东南海岸；后面紧跟着30万美国和英国战士。这支强大的部队成扇形在整个西西里岛散开。英国入朝东北向卡塔尼亚、墨西拿和大陆前进。美国人则向西北进军。这是同盟国第一次入侵轴心国的领土。

维拉尔巴镇位于西西里岛的中心，它几乎算不上是主要战略目标。小镇只不过由一排排农民的茅草屋组成，主要靠生产小扁豆出名，小扁豆可是穷人必不可少的菜肴。小镇上，纵横交错的乡间斜坡小道建成于18世纪。道路之所以狭窄，之所以建在斜坡上，是为了给巨大的米奇凯庄园提供农场，因为庄园已经向四面八方延伸开来。维拉尔巴镇的生活围绕着曼德利斯小广场展开，那里有两间酒吧、一家西西里银行分行和一间教堂。

但是战斗机第二天又飞回来了，仍然悬挂着那面奇怪的旗帜。飞机又丢下了一个包裹，这次包裹落到了正确的人手中。包裹外面的尼龙袋上写着西西里单词“zu Calo”——“卡洛叔叔”，指的是神父的哥哥、黑手党老板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维奇尼的管家捡起尼龙袋交给了主人。袋子里有一条丝绸做的金黄色方巾，中间绣着一个黑色的大写英文字母L。

据说，就在当天晚上，一个人骑着马从维拉尔巴给穆索梅利镇的“佩皮叔叔”送信。信的内容如下：“20日，星期二，图里会带着牛犊到塞尔达的集市。我自己也将带着一群母牛、一群阉牛和一头公牛于同日出发。准备好柴火并给牲畜围上围栏。通知其他监工做好准备。”

这封信是用暗语写的，有旧大陆的简约风格。收信人“佩皮叔叔”即穆索梅利的老板朱塞佩·根科·卢索叔叔。这封信通知他，图里（另一名黑手党分子）将带领美国的机械化师（牛犊）来到塞尔达。唐·卡洛杰罗·维奇尼也会在同日和大部队（母牛）、坦克部队（阉牛）及司令官（公牛）一同出发。根科·卢索手下的黑手党党徒要准备好战场（柴火）并为步兵提供掩护（牲畜栏）。

7月20日下午，3辆坦克准时开到维拉尔巴镇口。第一辆坦克的炮塔上飘着一面黄色、中间印着很大一个L的旗帜。一名美国军官从舱口钻出来。他用带有美国口音的西西里方言客气地问唐·卡洛在哪里。消息传到了老黑手党头子家里。再过4天就是他66岁大寿。听说美国人来了，唐·卡洛拖着步子慢慢地从镇里走过来，只见他穿着衬衫，戴着玳瑁壳太阳镜，背带拉得很紧把皱巴巴的裤子绑在圆鼓鼓的肚子上面。来到美国军官面前，他一句话没说，拿出那块管家捡起来的丝绸方巾。他的侄子，由于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所以会说英语，和他一起爬上坦克，开走了。

与此同时，在维拉尔巴镇的黑手党分子开始把这些蹊跷的事情告诉镇上的人民。据黑手党分子们解释，唐·卡洛与美国政府的高层领导有关系，他们通过“幸运小子”查尔斯·卢西阿诺找到了他一一因此旗帜上有个字母L。卢西阿诺已经以黑手党协助美国军队入侵西西里岛为条件被从狱中提前释放。一些人说，还不只是这样，把唐·卡洛带走的坦克里就坐着卢西阿诺本人。在“幸运小子”卢西阿诺的建议下，维拉尔巴镇上“值得尊敬的人”即唐·卡洛由于德高望重而被选中带领美国军队前进。

六天后，唐·卡洛坐着豪华的美国轿车回到维拉尔巴镇，他的任务完成了。完成得极好的钳形运动已经把牛犊、一群母牛、一群阉牛和—头公牛全都带到了塞尔达，于是完成了同盟军对西西里中部的征服。现在，唐·卡洛和他的美国支持者们一起准备好在法西斯的阴霾之后恢复黑手党在西西里社会应有的位置。

大多数西西里人都知道唐·卡洛以及黄色方巾的故事，而且有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人们无数次重复讲述这段情节，从而给事件蒙上了一层厚重的色彩，使人越发对其真实性无法质疑。有些地方的细节变得模糊起来，而有的地方则凭空捏造细枝末节。多数历史学家现在都把它视为无稽之谈。

尽管“幸运小子”卢西阿诺一生中经历的事件很复杂，但是显然不支持这个传说。1933年秋，卢西阿诺领导一个由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企图在纽约市建立对妓院的集中控制。这次举动是商业上的一次失败。妓院的鸨母抱怨回扣负担太重、她们几乎没有利润可赚的时候，遭遇到的却是卢西阿诺的打手们组成的一面肌肉墙。结果是整个产业普遍存在“偷税漏税”现象，单独的恐吓行为无法阻止这个团伙敲诈勒索费的锐减。

这次商业失败也给卢西阿诺带来灾难性的法律后果。1936年2月，他和团伙其他成员被特别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的密探逮捕了。从事卖淫业的许多人的证词对确立卢西阿诺的罪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年6月，卢西阿诺在纽约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丹尼莫拉纽约州监狱开始了长达30至50年的服刑。这是有史以来因强迫卖淫而受到的最严厉的判决。

美国加入二战后，卢西阿诺的运气开始好转。1942年2月，曾因以最快速度穿越大西洋而获大西洋蓝带奖〔※（Blue Riband），一个授予以最快速度横渡大西洋的船舶的奖项。〕的豪华游轮“诺曼底号”着火了，在哈德逊河停泊时翻船。这有可能只是一场意外，但当时没人能确定。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蓄意破坏行为，海军情报机构开始求助于控制着码头的黑道分子。他们首先接触的是富尔顿鱼市场的老板“袜子”约瑟夫·兰萨。他给海军调查员制造了假的工会卡，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码头展开调查。在兰萨的建议下，卢西阿诺也被召来协助海军扩大反间谍行动。“幸运小子”被从丹尼莫拉监狱转到一个更方便舒适的监狱接受情报官员的讯问。码头上传言说，在海军情报处的命令下，美国匪徒已经清除掉了可疑的德国间谍。

这几乎绝对是“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和联邦政府合作的最大程度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战争发生时他在西西里，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以争取西西里黑手党对同盟国的入侵为条件换取自由的交易。直到1946年卢西阿诺才获释，并被驱逐出美国遣送回了意大利。此时对卢西阿诺的出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因为10年仍然是因强迫卖淫罪而服过的最长的徒刑。最后批准这一决定的人是纽约州州长——卢西阿诺的复仇之神托马斯·E·杜威。

因此，在入侵西西里时，美国人并没有拉拢黑手党为其同盟的阴谋。原因很简单，同盟国不大可能将“哈士奇行动”的秘密一一一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陆两栖进攻计划透露给一群罪犯。

然而，关于唐·卡洛和黄色方巾的故事仍然继续流传着。2000年6月，罗马报纸《共和国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这个故事的最初讲述者米歇尔·潘达莱奥内。他是一位有名的左翼作家和政治家，现在已经90岁了。潘达莱奥内被告知一名重要历史学家对他的故事表示了怀疑。他回答，“他为什么不去维拉尔巴镇说这些话呢？”“他们会朝他脸上吐口水。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过来，把卡洛杰罗·维奇尼从镇上带走，11天后又把他送回来。”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潘达莱奥内讲得很模糊，他的话确实带着亲身经历的权威性。潘达莱奥内的家乡位于维拉尔巴镇曼德利斯广场的下坡。米歇尔和唐·卡洛曾有过当面争执，并且美国人来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人们始终不能确定维拉尔巴镇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不确定因素本身就有着深远的意义。自二战以来，有关黑手党历史的各个方面，人们存在诸多疑云，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简单例子。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当权者被包围在一层怀疑的迷雾之中。人们在迷雾中隐约能够辨认出一些人的轮廓，这些人有腐败政治家和法官、商人、共济会地方分会、情报部门、右翼颠覆分子、警察和军人、中央情报局、当然还有黑手党。自意大利二战结束后，民主制从一开始就受到不信任的毒害。很多西西里人，事实上有很多意大利人，不知道该相信谁，或是选择相信他们喜欢的人。散播阴谋论成了一项国民消遣活动，意大利人称之为“幕后论”。有关唐·卡洛和黄色方巾的传闻可能是“幕后论”最早的例子了。它企图让人们相信在法西斯倒台后，美国政府在“幕后”支持西西里黑手党的复兴。也就是说，它试图转移责难。

驳斥维拉尔巴镇传言最有力的论据其实很简单，西西里黑手党组织过于复杂，不可能只靠一个阴谋就能复兴。黑手党恢复势力的真相比黄方巾的故事更能说明其复兴背后的推动因素，这些推动因素涉及到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美国情报局以及政治暴力。但是黑手党的复兴首先在于它是如何利用其传统优势——关系网络和残暴手段——在战后逐渐成形的意大利民主制下为自己赢得一席立足之地。考虑到历史提供的机遇，西西里黑手党还是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另一位维拉尔巴镇的历史学家给出了关于1943年那个有名的日子的另一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它更接近事实。他说，当时唐·卡洛只是带着当地人组成的庆祝代表团去迎接同盟军巡逻队，队长要求和这里的负责人谈话。几天后，这个年迈的黑手党头子就被宣布为镇长。从这个方面说，唐·卡洛的经历是很典型的。在维拉尔巴镇和在每个村庄一样，人们高兴地欢迎侵略者，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法西斯和战争带来的苦难。而且他们热爱美国。许多西西里移民——他们称之为“美国佬”——带着积蓄、获得的教育和新奇的消费品从新大陆归来，炫耀他们的见多识广。而且大量美国兵本身来自移民到美国的西西里家族。

随着盟军部队在西西里前进，他们一边解放所到之处的小镇，一边将镇里定性为法西斯分子的镇长撤职，找另外一些人取而代之。一些人之所以能够得到镇长这个职位纯粹归功于西西里裔美国译员的随意决定。为填补权力真空，20年来没有政治活动的乡村中心区常常求助于，或被迫求助于当地的“君子”。毕竟，很多“君子”以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自居。

唐·卡洛被任命为镇长则要归功于天主教教派和美国军队的斡旋。法西斯主义在西西里垮台后，秩序一片混乱，美国人通常向高级教士征询意见，以便决定应该相信谁。唐·卡洛是他们推荐的人之一。他长期参与一项天主教的社会基金，而且他自己家里就有神职人员：他的两个弟弟是牧师，一个叔叔是主牧师，还有一个叔叔是穆罗卢卡诺的主教。

按照唐·卡洛自己的说法，他任职镇长那一天，他被人们高高抬在肩膀上穿过维拉尔巴镇。他声称自己担任了调解人的角色，是他的调停才使前任法西斯官员没有被处死。可以肯定的是，一名美国中尉和一个代表卡尔塔尼塞塔主教区的神父都出席了任命仪式。有消息称，这个老黑手党头目听到他的朋友在外边狂呼“黑手党万岁！犯罪光荣！唐·卡洛万岁！”时，颇感尴尬。有人认为，他当上镇上地位最高的公民之后，第一个举动就是从卡尔塔尼塞塔法院档案以及警方和意大利宪兵总部的档案中删除以前对他所有的指控记录（抢劫、与罪犯交往、盗牛、贿赂、破产欺诈、敲诈、恶意欺诈、谋杀唆使罪等等）。唐·卡洛把他的过去一笔勾销了，但是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保证他自己的未来以及黑手党的未来是安全的。

1943年8月17日，首次登陆38天之后，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电告丘吉尔说西两里岛已经完全掌握在盟军控制之下（那时对意大利领土的入侵加速了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垮台，他于7月25日被废黜并被逮捕）。接下来的六个月西西里将处于盟国军政府（AMGOT）〔※英文为“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 of Occupied Territory”，简称“AMGOT”。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占领区的盟国军政府。〕的统治之下。就是在盟国军政府的统治之下，黑手党首次尝试规划战后两西里岛的政治版图。

盟国军政府忙得不可开交。1943年夏末，西西里岛的状况极为糟糕。即使在“哈士奇行动”之前，这里的400万居民中就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如今粮食短缺，铁路设施被炸毁，犯罪率飙升。很多犯人趁着美军入侵的混乱逃了出来。在法西斯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年就已经开始流行的黑市，现在成了许多人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10月，政府发现储存的配额供应簿在巴勒莫被哄抢了，至少有25000本非法配额供应簿流入市场。同盟军下令强制收购全部粮食。无论是小农场主和大地主，他们都企图逃避这种责任，因此黑市投机商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和一战后的情况如出一辙，盗匪活动再次回到西西里乡村。

美国军队走后不久，警方就开始察觉到黑手党卷入犯罪浪潮的明显迹象。呈交给巴勒莫警察总局的一份报告列出了黑手党已经夺取政权的城镇名单：

在维拉巴泰，黑手党已经控制了镇政厅。镇长是屠夫科顿——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有谣言说，美国部队来了之后，马里诺、密斯梅里、切法拉、迪安纳、维拉弗拉特和波罗格内塔的黑手党分子洗劫了斯塔隆庄园的粮仓……他们抢到了之前在那里宿营的德国军队留下的武器和军需品……昨天犯罪分子袭击了甘吉镇政厅。有人认为，他们对过去曾在1927年配合发现活动于马多涅的一个庞大犯罪组织的男爵斯格达礼、马尔恰诺、里德斯特实施暴力报复行动。黑手党分子明显是在伺机报复那个让他们遭受失败的“铁血长官”。

盟军当局很难为这些事件受到指责。但是黑手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复兴，他们也远远不是完全无辜的。甚至在入侵西西里之前，英美人就对黑手党有所耳闻，还设想从当地“君子”那里搜集信息以便更好地统治解放后的西西里岛。入侵西西里之前的一份英国战争署的秘密文件列举了一些可能有用处的杰出居民。它暴露出对与黑手党结交抱有一种姑息纵容的态度。一名叫做维多·拉·曼蒂亚的人被说成“黑手党家族的首领……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如果他还在世的话，能够提供重要信息。他没受过教育，但是很有影响力”。

在盟国军政府统治的六个多月里，西西里禁止所有政党活动。英美官员发现在这些乡镇建立顺从的过渡期政府是一项棘手的工作。西西里的反法西斯团体的数目无法统计，而且它们也不是总能提供一些统治精英。盟军的意见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左翼势力的影响。和往常一样，黑手党及其政治盟友们准备好了充当可靠的“当地政府的工具”。因此，在盟国军政府统治时期，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高级黑手党之间有密切联系。战略情报局在巴勒莫办事处的负责人约瑟夫·鲁索出生于科莱奥内，他最近谈论到黑手党老板时说：“他们我全都认识。重新巩固他们的团结并没有花太长时间。”

在盟国军政府统治下，政治天真也对黑手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复苏发挥了作用。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帝国提供了寻找可靠当地人的方案。在西西里岛和在大英帝国版图上一样，地主和贵族将代表伦敦（还有华盛顿）行使权力。但西西里岛不是印度，并不受英国统治。1943年9月底，盟军任命卢恰·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为巴勒莫市市长。他正是一名英国人认为可以信任的拥有土地的绅士。但是他生活在“黑手党的气息中”；尼克·金泰尔后来声称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事实上是荣誉团体的成员。在西西里岛，其他类似的人也得到了提名。和他的同辈们一样，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也感觉到战争结束后将会引发争夺西西里控制权的新一轮斗争。他的反应是率领第一个政治组织在被占领的西西里展开积极活动：西西里分裂主义运动。分裂分子希望西西里成为美国鹰翼下的自由国家。那样的话，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之辈希望可以保住原来精英的权力，遏制可怕的左翼力量。支持分裂的地主们有其天然的事业支持者：保护和管理他们的庄园并向他们寻求政治保护的黑手党分子们。

1944年1月，在准备将西西里岛移交给意大利政府统治时，政治自由得到了恢复，整个西西里岛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政治生活。就是在这个时候，分裂主义运动的一名领袖在黑手党的要塞巴盖里亚镇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讲。安德烈·费诺切罗·阿普里勒是一个薄嘴唇的狂热演说家，他老是爱谈论“温尼”·丘吉尔〔※指的是曾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温尼”是人们对他的昵称。〕和“德拉诺”·罗斯福〔※指的是曾担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好像自己和他们天天通电话似的。在巴盖里亚，他说出了自己的亲密朋友还包括哪些人：“如果黑手党不存在的话，，那就有必要虚构一个出来。虽然我个人反对犯罪和暴力，但我还是黑手党分子的朋友。”（黑手党的叛徒多玛索·布西达后来证实，费诺切罗·阿普里勒和他同属一个黑手党家族）

1944年2月，盟国军政府结束了对西西里岛的控制，西西里岛归入了意大利新政府的管辖，新政府以被解放的意大利大陆南部为其根据地。当时，黑手党和分裂分子成功地制造出了他们是山姆大叔〔※（Uncle Sam），是美国的绰号，被用来代指“美国”或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山姆大叔”的名字及其生动的形象。山姆大叔的形象是：高个子，白头发，下巴上有一小撮白胡子，身着深蓝色外套，头戴一顶高帽，上有星星点缀。〕最钟爱的地中海侄子的印象。在很多人看来，西西里岛在未来将成为自治的受美国保护的领地以及黑手党的领地。

由于黑手党的政治力量势不可挡地追随分裂主义事业，其武装力量被号召起来反抗左翼力量的新威胁。1944年秋，意大利农业部部长、共产党分子在新成立的联合政府中进行激进的试点改革，从而在黑手党的复兴历史上打开了一个崭新、血腥的篇章。改革的目的无非是最终解决在南方乡村引起动乱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土地问题。这些措施显然受到了伯纳迪诺·韦罗和“法西”的影响：农民将从他们耕种和租赁的土地上分得更多的粮食，他们将被允许组成合作社并将分得耕作不良的土地。农业部部长甚至还试图禁止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周旋的中间人——这对二领主来说将是一次沉重的直接打击。

软弱的意大利政府完全没有能力迅速将这些新规定付诸实施，但是农民把这视为当权者终于要支持他们对土地和正义的渴望的一个信号。地主们感觉到他们担心的红色危险马上就要到来了。于是和一战后的做法一样，这些财主向黑手党党徒求助，让他们以武力对抗农民。

唐·卡洛的维拉尔巴镇再一次发生了一起著名的事件——这次是真实的——开创了黑手党复兴过程中的新局面。和其他许多黑手党分子一样，1944年唐·卡洛杰罗·维奇尼最关心的是土地，他的目标是环绕着维拉尔巴镇的米奇凯庄园。为了获得对它的控制，他必须对付一个极其麻烦的敌人：米歇尔·潘达莱奥内，也就是后来讲述美式战斗机和黄方巾故事的那个人。潘达莱奥内来自一个有地位的家庭，这个家族的共和主义传统使之处于与信仰天主教的维奇尼家族相对的政治派系。唐·卡洛曾极力劝说米歇尔·潘达莱奥内和他的侄女雷蒙达结婚，但是这段小镇“政治罗曼史”无疾而终（潘达莱奥内深知和维奇尼家族联姻将会给他带来怎样危险的麻烦）。对唐·卡洛来说，这次联姻外交的失败相当糟糕。更糟糕的是潘达莱奥内成了一名社会党人。这个年轻的反叛分子引起了迅速发展的左派新闻界对米奇凯庄园问题的注意，并试图利用他在维拉尔巴镇对左派政党的影响力。作为回应，唐，卡洛指使人肆意破坏潘达莱奥内家土地里的庄稼，甚至还有一次策划夺取潘达莱奥内的性命，只是失败了。

那次袭击可能只是一个警告，因为黑手党老大也在调动他的关系。有一次，这位调停者给省会卡尔塔尼塞塔的共产党提出做一项交易：他将帮助他们在维拉尔巴镇建立一个共产党支部——只要他自己的一名庄园看护人被任命为书记。共产党明智地拒绝了这个交易。

带着和他职业相称的泰然自若，唐·卡洛还继续利用他长期以来和守旧地主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被盟国军政府任命为巴勒莫市市长的分裂分子领袖卢恰·塔斯卡·博尔多纳罗是他亲密的盟友（两人都在附近拥有土地）。1944年9月2日，在唐·卡洛的邀请下，安德烈·费诺切罗·阿普里勒，这位温尼、德拉诺以及黑手党的“密友”，在维拉尔巴镇发表了典型的煽动性演说，承诺在两西里岛独立后实现财产共有。

镇上的温度开始上升了。米歇尔·潘达莱奥内邀请地方共产党领袖吉罗拉莫·李·考西来这里演讲进一步增加了小镇的热度。卡尔塔尼塞塔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大概是担心潘达莱奥内把他们的人引入困境，便联络了维奇尼。这个老黑手党分子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他最后亲自款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不插手当地事务就不会有麻烦。1944年9月16日，一辆卡车载着李·考西和他的同志们来到了维拉尔巴镇。

唐·卡洛先是客气地问刚刚到达的共产党人：“我能有幸邀请诸位喝杯咖啡吗？”感觉到这句话里的威胁，左派激进分子跟着拖着脚步的唐·卡洛穿过广场走向酒吧。在途中，他们发现宣传他们公共集会的海报上被涂上了浓黑色的十字。这些客人喝着唐·卡洛的咖啡、抽着唐·卡洛的香烟时，唐·卡洛试着和他们讲道理。他说，维拉尔巴镇平静得像一座修道院，没有必要打破这里的平静。但是如果他们执意要讲话的话，就应该懂点讲话的礼貌。唐·卡洛讲完这番话之后，这些激进分子回到广场，准备应对有可能出现的武装冲突。

除了当地的一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外，维拉尔巴镇的大部分居民都认为躲在紧闭的百叶窗后听演讲更为明智。激进分子从酒吧出来的时候，唐·卡洛的一群手下站在那里盯着他们，双臂交叉，满脸傻笑。唐·卡洛的侄子也在其中，他最近从叔叔那里接替了市长的位置。唐·卡洛自己也从酒吧里走出来加入了这群人的行列。

潘达莱奥内站到桌子上介绍主要发言人。共产主义者领袖李·考西是吓不倒的。几周前，他才在20年里第一次回到西西里故乡，这么多年他大部分时间不是被墨索里尼以政治犯的名义关在监狱就是在米兰领导抵抗纳粹的行动。他是一个镇静、有魅力的演说家。他用掺杂了方言的意大利语谈论工业家和大地主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陪同他的激进分子后来叙述说，听到百叶窗后面传来赞同的声音：“他说的对！他说的话就是福音。”

唐·卡洛开始焦躁不安了。毫不气馁的李·考西开始谈论维拉尔巴的农民们被“一个有权势的租赁人”蒙骗了——毫不掩饰地指唐·卡洛。“这不是真的，”这名黑手党头子怒吼道。很快，人们开始离开广场。一位老人对唐·卡洛说，让演讲人把话说完。他说，毕竟这是政治自由的时代。这位老人被人用棍棒打倒在地，这时第一阵枪响了，接下来是一片混乱。

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李·考西还在台上试图稳定局面，提出和任何有异议的人进行公开辩论。唐·卡洛的侄子扔过去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后，李·考西倒在地上，腿部受伤。潘达莱奥内出头维持局面，把共产党领袖拖到安全处，向空中开枪来掩护自己撤退。在李·考西演讲的地方的后面墙上发现了十几个弹孔。14人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唐·卡洛命令他的人冷静下来，并主动提出修理左派分子被手榴弹炸毁的卡车。几天后，他派一名特使向躺在医院的李·考西道歉。这些都是空洞的姿态。维拉尔巴的枪战已经起到了恐吓的作用。六个月后，唐·卡洛成为米奇凯庄园当家人，他在当地的权力基础得到了稳固。

维拉尔巴事件成了整个意大利解放区的头条新闻。这次比以往那些罪行更让唐·卡洛杰罗·维奇尼出名。要不是因为这起事件，他并不会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事实上，他逃避其行为所应付的法律责任，使得他更加名气大增。在案子缓慢进展时，他动用关系使自己获得了长期的有条件自由。直到1949年11月，唐·卡洛才和他的侄子一起因蓄意伤害李·考西被判有罪，入狱5年。他逃跑了，直到在一次上诉中获得了更多的有条件自由。1954年，宣判得到批准，但是他获得了赦免。法官承认，“他被认为是黑手党头目”，但是由于他年事已高且没有前科，决定赦免对他的任何惩罚。

维拉尔巴发生的这些事件引起黑手党对政治激进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及普通农民的长期攻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人并不像李·考西和潘达莱奥内这么幸运。每次杀戮之后都会出现同样的司法结果：嫌疑犯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在一些城镇和村落，农民运动受到恐吓，最后只有被迫屈服。

人们对于唐·卡洛杰罗·维奇尼最大的困惑就在于，他在黑手党内部是否真如外边传言那样有权势。扁豆生产地维拉尔巴镇真的是荣誉团体的指挥部吗？

美国的特工人员显然把唐·卡洛视为黑手党的主要统治者。1944年2月，美国驻巴勒莫领事馆成立，领事馆依靠战略情报局获得情报，而战略情报局则依靠黑手党、特别是唐·卡洛获得部分情报。有一段时间，战略情报局驻巴勒莫办事处的处长约瑟夫·鲁索与唐·卡洛及其他黑手党老板会面“每月至少一次”。维奇尼在秘密通讯中的代号是“牛蛙”。鲁索说，黑手党分子是来索取“精神支持”和卡车轮胎的，他们需要这些去“做好本职工作，去行善。无论去做什么事”。

就算这些交易真如鲁索所坚持的那样无足轻重，就算唐·卡洛是在向战略情报局吹嘘他在岛上的势力，我们也不能就此假定维拉尔巴小镇上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些小插曲而已。早在1922年，广泛投资硫矿生意的半文盲唐·卡洛来到伦敦进行高层会谈，商议组成英意硫矿联盟以应对美国的竞争。在这一小队西西里代表团里，有一名未来的意大利化工业大亨。

教会和政治人脉也是唐·卡洛坚固的权力基础。在“哈士奇行动”发生后的几年里，一个名叫安杰洛·卡马拉塔的人担任卡尔塔尼塞塔行政长官、卡尔塔尼塞塔教区的财产管理人、西西里食品供应监管人及农业改革专员。他和主教及唐·卡洛都很熟。

黑手党控制之外的经济变革也对唐·卡洛有利。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使牲畜和粮食在20世纪上半期变得对西西里经济更为重要。在艰苦的1944年，内陆省份卡尔塔尼塞塔生产出的粮食比西西里任何其他西部省份生产出的粮食都要多。对巴勒莫的黑手党家族意义重大的经济作物产业柠檬业因为一次出口危机而陷于瘫痪。唐·卡洛在黑手党内的地位也反映了非法经济活动内部权力的暂时转移：从市区及附近地区转移到农村。

唐·卡洛并非一直固守着山区。他在艾玛纽大道上的索尔酒店有一个指挥部，直到生命的最后，人们还能看到他被两名穿灯芯绒裤子的年轻保镖护卫着。

唐·卡洛对黑手党复兴的最大贡献是他的政治影响力。在战后的西西里岛，唐·卡洛参与了一个对黑手党友好的定居点的创建。这个定居点将见证分裂主义的衰退和新的泛意大利政党的出现，这个政党准备以传统方式利用黑手党：把它当作地方政府的工具。

1945年9月，也就是维拉尔巴枪战一年之后，唐·卡洛是出席分裂派领导人秘密会议的唯一一个黑手党分子，这次会议决定发动一场武装叛乱。这是绝望之下作出的举动。美国承诺给分裂派的支持在盟国军政府解散后就已经化为乌有。如今他们要与一个强大的新成立的国家党派竞争：基督教民主党。由于成功地提议在西西里实行区域议会而非实现完全独立，基督教民主党已经大大削弱了分裂派的势力。唐·卡洛之所以出席这次会议是因为通过他分裂分子可以请活动于农村的大批匪帮过来帮忙。但是叛乱武装被轻易击败了。

在分裂分子溃败之后，唐·卡洛越来越坚信基督教民主党而不是分裂派才是实现他利益的最有效的工具。这将是唐·卡洛及黑手党在其效忠对象上的一次逐渐的、决定性的转变。一些基督民主政治家注定要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成为西西里岛有组织犯罪和罗马之间最得力的调解人。

基督教民主党绝非黑手党的前线。在意大利共和国诞生之时，它代表家庭价值、私有财产和社会和平；并且它在西西里尤其受有小片土地农民的欢迎，因为他们畏惧共产主义。基督教民主党还有罗马教廷支持这一巨大优势。1947年冷战爆发之后，基督教民主党还可以指望获得美国援助来对抗意大利共产党——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同年，基督教民主党领袖把左翼党派排除在意大利联合政府之外。1948年春，意大利在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后首次举行议会选举。结果基督教民主党大获全胜。基督教民主党在随后的45年内一直持续掌权。

以利益为基础的传统政治手段是基督教民主党吸引黑手党的关键。西西里岛的基督教民主党由各种各样以赞助制度为基础的地方派系组成。派系领袖能够提供的正是黑手党分子想要的私人关系。在法西斯统治下，政治家和罪犯之间很难做交易。而现在，他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终于得到恢复。如同西西里俗语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在互惠互利。

“君子们”和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之间的勾结并不算什么秘密。为了迎接1948年的重大选举日，唐·卡洛及其同伙穆索梅利的老板朱塞佩·根科·卢索出席了基督教民主党在巴勒莫一家叫做“依格别墅”的酒店举行的盛大选举午宴，“依格别墅”曾是福罗里欧家族的一个旧宫殿。两名黑手党分子和几个基督教民主党的重要人物坐在同一张桌子旁。1950年，根科·卢索的长子结婚时，唐·卡洛是婚礼见证人之一，同时出席的还有西西里岛区域议会的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像这种会面并没什么羞愧和保密的。在这个时期，政治家和黑手党头目见面时，经常故意让人看到，因为他们的会面表示黑手党所代表的非正式权力和新政治显贵所代表的官方权力之间所结成的联盟十分坚固。

1950年，由基督教民主党最终解决了西西里岛的土地问题。他们以自己的典型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对剩余土地再分配的任务委托给已经成为地方基督教民主党政客赞助工具的一个半官方机构处理。这笔预算的三分之一被用于行政开支。同时，许多地主顺应趋势开始处理他们的土地。他们一般会卖给包括唐·卡洛在内的黑手党分子。唐·卡洛当时重新把土地分成小块卖给个体农民，赚了一大笔钱。

1950年，为发展意大利南部落后的经济，政府还公布了一个大规模的投资项目。这将成为黑手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现在起，黑手党组织想要有机会利用主要财富来源的话，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有经验的政治家而不是地主了。意大利民主制度的修复——以及黑手党作为国家非正式政府地位的恢复——接近完成。

但是，尽管有上述这些证据，唐·卡洛在荣誉团体的确切权力范围还是未知数。后来一些黑手党的叛徒否认其曾经是整个西西里黑手党的头子。确实，据说唐·卡洛和他的继任者朱塞佩·根科·卢索由于高调的公众形象而引起其他黑手党首领的愤怒。一名黑手党头目曾说，“你今天在报纸上看到吉娜·罗洛布里吉达〔※（Gina Lollobrigida），意大利女演员，摄影家和雕塑家，世界著名电影传奇人物之一。因为朱塞佩·根科·卢索因为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其他黑手党分子便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绰号。〕了吗？”他指的是出了名的粗野、丑陋的根科·卢索。

我们不知道西西里岛解放之后黑手党组织有多么集中。一个保守的猜测是，黑手党在法西斯结束后的苦痛复兴中，先是在黑手党头子之间重新建立联系。然后他们直接从作出政治决策的地方收集情报，一名或是几名有外交手腕的头领会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唐·卡洛有能力担任这一过渡角色。

当然，唐·卡洛同样也绝对不会承认的。临死前接受一家报社采访时，这个狡猾的黑手党老手对他的工作给出了谨慎的叙述。“事实上，每个社会都需要一类人在情况复杂时弄清局势。一般来说，这些人是政府的代表。但是在政府不存在、或是不够强大的地方就会有一些个人……”

好奇的采访者脱口说出“黑手党”一词。

“黑手党！”唐·卡洛微笑着喃喃说道：“黑手党真的存在吗？”

1954年7月10日，唐·卡洛在侄子的怀里安静地死去。报界记录他在临死前说了一句话：“生活是多么美好。”据说，他留下了十亿里拉的财产，但是并没有办法证实这一报道。黑手党历史上绝大多数黑手党的真正财产情况都注定是一个谜。在唐·卡洛的豪华葬礼上，四匹黑棕色马拉着的灵车后面跟着许多政治要人和犯罪头子。维拉尔巴镇政厅和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关闭了一周，教堂门上贴了一首挽歌：

与卑微者一起谦卑，

与伟大之士一起伟大，

他以言行证明

他的黑手党并非罪犯。

它代表服从法律，

捍卫一切权利，

及崇高的品德：

这就是爱。

在唐·卡洛的一生中，维拉尔巴镇的农民经常用更朴实的一句顺口溜来形容他：“老子有钱又有势，正义算他妈的狗屁。”

格雷柯家族

黑手党的长远未来并不在维拉尔巴镇，而在巴勒莫周围传统的黑手党根据地。黑手党从“铁血长官”切萨雷·莫里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手段在这些地区的民众中发挥了效果。而那些手段之所以能充分发挥作用是因为在动乱的社会中，它们能够让“君子”给他们的家族带来财富和地位。

1946到1947年间正位于巴勒莫东边山脊面向海洋的山坡上的柑橘水果村西亚古力发生了一场极为残忍的黑手党战争。据后来一次对黑手党的议会调查发现，这场战争中有血缘关系的两个家族互相对抗。在他们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在今后几十年中最有势力的黑手党分子。初看起来，1946到1947年的西亚古力战争似乎就是出自西西里传说。外人对黑手党想象正是如此：荣誉债让家族之间陷入异教徒的世仇旋涡。引用一句被人滥用的西西里俗语，这就是“血债血偿”。但是一些事实使人们了解到这一传说的不同的一面以及“家族”对黑手党有着何种意义。

几十年来，一个姓氏在西亚古力地区受到无条件的敬仰：格雷柯。1946年，这个姓氏的人控制着西亚古力和附近一个村庄克罗齐贝尔德·贾尔迪尼。两个格雷柯家族似乎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叫做萨尔瓦多·格雷柯，此人在圣乔治的报告中认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手党老板。似乎是为了显示两个家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两个家族都在同样狭窄的选择范围内给孩子们取了名字。两个家族之中，有三个弗朗西斯科、三个罗萨、三个吉罗拉马以及四个朱塞佩。当然了，名字相同的话，绰号就必不可少。西亚古力老板娶了贾尔迪尼老板的妹妹之后，两个家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巩固。

使贾尔迪尼和西亚古力两大格雷柯家族反目成仇的战争真正开始于1946年8月26日。受害人是西亚古力支系家族的两位家族长，一对兄弟，一个59岁，一个77岁。对这两名黑手党分子进行袭击时，机关枪和手榴弹都用上了。残暴的袭击清楚显示出了此事的重要性。

然而又一次没人因这起双尸案获罪。但是在西亚古力，每个人都怀疑是贾尔迪尼的另一个格雷柯家族老板策划的这次攻击。他出名是因为他战场上的外号是“皮杜中尉”。几个月后，西亚古力格雷柯家族根据他们的怀疑展开了复仇行动。两个皮杜中尉的人成为他们称之为“霰弹枪”的西西里短管猎枪韵牺牲品。为了报复这一复仇行为，贾尔迪尼黑手党的人绑架了两名敌人。后来人们只找到了他们的衣服。

1947年9月17日，一场全面枪战在西亚古力广场展开时，两个格雷柯家族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先是贾尔迪尼黑手党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在一阵机枪扫射中倒下了。两名格雷柯妇女在阳台上目睹了这一切：安东尼娜（51岁）和罗萨莉亚（19岁），她们分别是前一年一名被害的西亚古力老板的遗孀和女儿。她们发现中枪倒下的那个人受伤后居然还没死，便走到街上用菜刀结束了他的生命（黑手党女性极少以这种方式参与黑手党活动的武装行动）。安东尼娜和罗萨莉亚又反过来遭到她们刀下鬼的姐姐和哥哥的枪击；安东尼娜受伤，而她的女儿罗萨莉亚则送了命。袭击他们的人又被安东尼娜18岁的儿子开枪打死。

巴勒莫的老板开始对皮杜中尉施加压力，要他结束这场屠杀。像西皿古力战争这种闹哄哄的事件引起了公众对整个黑手党体系的不必要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由于西亚古力那对年长的格雷柯兄弟的死亡，皮杜中尉被期望承担照顾两个长期斗争的家族分支的责任。他在黑手党老板中的地位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去承担这一责任。

皮杜求助于维拉巴泰附近的一名老板，这名黑手党头子因其与一些重要美国黑手党分子有重要家族关系而极为受人敬畏。这一时期，许多美国黑手党分子相对丰厚的财产让他们在故乡西西里岛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对西西里岛有很大影响的一个迹象就是，大约在这个时候，英语单词“family”（“家族”）从美国传来用以指代黑手党“帮派”（意大利语“cosche”），而帮派成员之间并非都有亲缘关系。乔·普罗法奇，出生于维拉尔巴镇，在布鲁克林码头当暴徒，后来被“香蕉”乔·博南诺任命为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之一的首领。格雷柯战争时期，普罗法奇住在西西里岛，并且似乎在维护西皿古力和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皮杜中尉听从了普罗法奇的建议。他在其管理的果园里给两个无父无母的侄子安排了工作，果园生产西亚古力有名的柑橘。这对曾互相仇视的格雷柯表兄弟很快成为柑橘水果出口业的共有人，还成了一家公交车公司的生意合伙人。和平给皮杜中尉带来了声望。皮杜中尉的儿子娶了维拉巴泰老板的女儿之后，他与维拉巴泰黑手党的关系正式确立了下来。

对于造成格雷柯家族之间杀戮的原因，警方知之甚少。从开始的双重尸体案后，黑手党的缄默法则就像一堵墙似的阻碍了警方的调查。警方在西亚古力的联系人说，七年前在“十字架节”上格雷柯家族的表兄弟之间发生纠纷而结下仇怨，这次混乱可能就是因为有人要复仇而造成的。“十字架节”每年10月1日都在西亚古力举行。1939年的这一天，6个年轻人从贾尔迪尼来到西亚古力观看十字架接受忠诚信徒的跪拜。其中两个年轻人是皮杜中尉的儿子。他们跟着当地人走进教堂，拿出一条靠背长凳坐下。他们因为这条长凳与几个年龄相仿的西亚古力男孩发生了争执，其中有一个男孩是那两名贾尔迪尼格雷柯男孩的表兄弟。那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贾尔迪尼格雷柯一行人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一群西亚古力格雷柯家族的人，手里带着手枪和匕首。皮杜中尉17岁的儿子朱塞佩饮弹送命。他的西亚古力表弟受伤。四年后，这位表弟在狱中等待审判时因自然原因而死亡。

因此，按照西亚古力的传言，这次家族仇恨成为爆发于1946年那场战争的根源。历史学家现在对这个说法深表怀疑。他们并非对发生的事实存有疑问。问题是，年轻人之间的这次口角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一场屠杀的催化剂，且这次屠杀将整个巴勒莫东部地区的黑手党利益陷入危险境地。还有令人注意的是，这场冲突中的六名受害人都不是格雷柯姓氏的人。黑手党刚刚摆脱墨索里尼的控制时，他们对水果业的控制处于危险关头。也就是说，这次可能是黑手党家族之间——或者某个黑手党家族内部派系之间——受权力和金钱的驱使而展开的斗争，而不是血缘家族之间因荣誉和复仇而引发的。

这也就意味着，皮杜中尉将因儿子1939年的死而怀有的怨气积攒起来，并在事后利用这个借口在1946年到1947年间证明他策划控制整个西亚古力一贾尔迪尼地区的行动是合理的。他刚除掉西亚古力的老板后，就开始着手启动黑手党的流言机制，散布谣言说这场战争完全是由几个年轻人因教堂长凳而发生的争吵引起的，似乎这全是家族内部之间的事。如果一个老板被看到照顾他的家属，那么他的黑手党荣誉及其在组织内的地位都会得到加强。他成为别人眼中值得结交的人。皮杜中尉通过证明自己在积极捍卫家族利益而提升了自己的商业信誉。

换句话说，“乡村骑士”神话再一次被用作实现黑手党利益的工具。西亚古力村以前曾经出现过这种骗局。早在1916年，村子里的牧师被人击毙。格雷柯家族的人，以西亚古力宗教协会主要成员的身份筹办了葬礼，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们又散播出谣言说．牧师是个风流男子，因与一名已婚女子私通而被其丈夫杀死。这似乎看起来是出于冲动和维护家族荣誉而引发的一个典型的西西里岛犯罪案件。事实上，这名牧师是个诚实勇敢的人，在其被害之前，他一直试图揭发格雷柯家族对教堂财产和慈善基金管理不当。

由于对真相的操纵，贾尔迪尼格雷柯家族在1946-1947年的战争中赢得胜利时，他们能更为平静地回忆其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皮杜中尉可以告诉自己，他协调好了自己作为父亲以及作为黑手党头日的责任。黑手党分子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处理他们的事业及家庭之问的微妙关系，而皮杜中尉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例子罢了。黑手党分子们的谨慎小心在黑手党帮规制度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关于家庭成员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地位的规定不断被制定、歪曲、打破、又重新制定。例如：一名黑手党父亲不得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加入同一个家族；如果一名黑手党分子在权力斗争中被害，他的儿子就会被禁止加入黑手党组织，以防其伺机报复。

只要能小心玩转这些规则，“君子”们就可以将他们的血缘家族转变成黑手党王朝。格雷柯家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皮杜中尉的一个儿子米歇尔在1946-1947年那场战争爆发时才刚刚20岁出头。30年后，米歇尔·格雷柯成为老板的老板。他是一名典型的黑手党头子：严肃、缄默、喜欢说格言警句和寓言故事。从银行家到贵族等重要人物都会被邀请至他的庄园打猎和用餐。庄园里还有一个海洛因提炼厂。在1982年黑手党战争期间，该庄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十几名黑手党分子，几乎是帕尔坦纳·蒙德罗黑手党家族的全部成员，烧烤野餐结束后在庄园里被谋杀。米歇尔·格雷柯衣着华贵、守旧，行为举止保持着一种近乎教会式的尊贵，他的绰号是“教皇”。米歇尔·格雷柯有着这样的行为举止并非因为他沉默寡言或者装腔作势，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的祖先经过大半个世纪传下来的职业技能。

1946-1947年的格雷柯战争平息了两亚古力的骚乱。但是商到最后一名匪徒萨尔瓦多·朱利亚诺遭枪杀之后，岛上其他地区才恢复了平静。

最后的匪徒

自19世纪60年代、70年代早期阶段起，黑手党就和匪徒有着亲密的双重关系。黑手党在需要匪徒们的时候就利用和保护他们，而一旦他们成为障碍，黑手党就会向警方出卖他们。20世纪40年代，这一模式最后一次在最有名、最残忍的匪徒萨尔瓦多·朱利亚诺身上重演。但是朱利亚诺的经历并非西西里盗匪史的可怕尾声。它标志着黑手党摆脱法西斯强权控制后的复兴，还有可能标志意大利民主政权与恐怖分子相互勾结压制本国人民的开始。

在最臭名昭著的时候，萨尔瓦多·朱利亚诺一面对摄影记者行方便，一面让当局难以逮着。结果，他的相貌现在在意大利仍然能立刻被认出来。在一张最为人熟知的照片上，他直视镜头，拇指勾住腰带，腰带上面挂着手枪皮套，夹克衫拉到腰后，露出敞着领口的宽松衬衫。朱利亚诺有一种所谓豪放的面相。据最近估算，自他死后，关于他的传记已经写了41部，比战后意大利历史上的任何人都要多。每本传记都断言将最终揭开那张宽大英俊的脸庞下隐藏的秘密。

尽管有这么多书，还是电影准确把握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就朱利亚诺的传奇故事而言，亲身经历和理解并非一回事。弗朗西斯科·罗西的杰作《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又名《龙头之死》）拍摄于1961年，朱利亚诺去世十年后。影片拍摄于附近的蒙泰莱普雷山区，那里是朱利亚诺的据点。雇来的临时演员都是这一地区的农民。最近刚刚失去儿子的一名妇女在那场认出朱利亚诺的尸体的戏中扮演朱利亚诺的母亲。罗西甚至还使用了朱利亚诺真正用过的步枪。所有这些细节设计都是为了确保影片的真实性，而最令人感到吃惊的一点是，在影片中主人公本人只是以背影或是侧面形象出现。他那张熟悉的脸不是挡在双筒望远镜后面就是被他母亲的披肩遮住。他总是在远处出现，身着白色大衣，似乎就是画面中间的空白，是其他每个人物都在上面投射自己故事版本的空白屏幕。罗西通过影片在向我们暗示，我们之所以要了解关于朱利亚诺的真相目的并不在于只是了解这名匪徒本人，而是在于了解匪徒、农民、警察、军队、政客和新闻媒体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处于这个错综复杂关系网络中心的恰恰就是黑手党。

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出生于距巴勒莫西部15公里远的蒙泰莱普雷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家里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小。小的时候，他崇拜一切美国的东西。这种对美国的热爱也是他混乱又不切实际的政治信仰中少有的一个稳定特点。

朱利亚诺的盗匪事业开始于盟军入侵后的秋天。他当时21岁，在一家电力公司打杂。有一天，朱利亚诺被宪兵抓到藏有一袋从黑市买来的粮食。为了摆脱麻烦，他一路开枪逃跑，在山区里躲藏了起来。逃跑时，身后一名警察倒地身亡。

朱利亚诺一生中，杀死了许多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第一次开枪杀人三个月后，他又用机关枪打死了第二个警察。他的一些家人因被怀疑包庇他而被捕。1944年初，在他的帮助下，他的家人们策划了一场蒙雷阿莱监狱集体大越狱。这次越狱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他一切越狱的犯人后来成了他的匪帮里的中坚力量。

接下来的一年，朱利亚诺以传统的方式管理他的团伙。有行动时，大多数成员聚集在一起参与黑市交易、抢劫或绑架，行动结束后便返回各自社区，深居简出。朱利亚诺有种粗暴的魅力，而且擅长搞宣传工作。他特别注意在他周围宣扬“罗宾汉”的故事，但是恐吓和贿赂比陈腐的传说更能有效确保周围的人保持缄默和合作。他对任何有背叛嫌疑的人的无情处决证实了“盗贼王”形象的虚伪。据估计，被他杀害的人多达430人左右。

朱利亚诺与黑手党的关系也符合一种传统的模式。如果没有“君子”的保护，朱利亚诺不可能熬过最初的几年，并把他的团伙发展为西西里岛最猖狂的匪帮。朱利亚诺绑架人之后，被绑架者的亲戚知道他们必须找到当地黑手党头目，付给他们一部分赎金以确保人质安全释放。也就是说，黑手党对匪徒首领和被迫害人双向“收税”。

后来和朱利亚诺关系密切的合谋者之一披露，朱利亚诺曾参加过黑手党入会仪式。向警方告密的黑手党分子多玛索·布西达说，他曾被当作“同伙”带到朱利亚诺面前。即使这是真的，也并不意味着匪徒就必然是黑手党组织的一分子。让匪徒参加入会仪式更有可能是使其更加忠诚并监督其行动的一种方式。

这名最后的匪徒和他的前辈们不同的地方是，他插手政治意识形态。分裂派首先试图拉拢他加入他们的事业。1945年春，朱利亚诺和分裂派领袖会面，其中包括盟国军政府统治下的巴勒莫前任市长塔斯卡·博尔多纳罗的儿子。朱利亚诺索要1000万里拉作为加入分裂派军队的条件。分裂派将价钱减到100万，并答应授予他上校军衔，并承诺提供给他武器装备和军队制服。和其他一些匪徒头子一样，朱利亚诺也参与了那次失败的分裂分子发动的起义，袭击了五个宪兵兵营。即使这样，朱利亚诺也没有停止平常的犯罪活动。他的团伙还抢劫了巴勒莫到特拉帕尼的火车。尽管朱利亚诺尽了力，分裂派起义的主力还是被镇压了下来。

分裂主义的衰败似乎会导致朱利亚诺在政治上失去支持。1946年对朱利亚诺来说前景惨淡，因为国家最终开始对匪帮展开有效军事行动，而同时黑手党也开始抛弃之前受其保护的亡命之徒。匪徒们相继被杀或被捕。通常是警方和黑手党分子之间的线人导致他们被捕。正如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可以牺牲掉的匪徒和与政治力量有密切联系的黑手党之间很方便地划上了一条分界线。警方发现一些匪帮头目被杀，死于谁手并不清楚。在西西里西部地区，黑手党又一次冒充维护“治安”的力量。

朱利亚诺依然不改往日的嚣张气焰，公开对危机作出反应，声称已经悬赏要杀死内政部长。然而，要想在西西里达成最终的政治解决方案之后获赦．朱利亚诺还不得不去赢取新的政治盟友。朱利亚诺决定在反共产主义斗争中给政府军提供枪炮。他通过一名美国记者给杜鲁门总统捎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抱怨“共产主义猎犬的吠叫令人无法容忍”，并承诺自己将对抗红色威胁。1947年4月新一届西西里区域议会的选举结果出乎朱利亚诺和许多其他人的意料。左翼党派结成“人民联盟力量”，在选举中获得巨大收益。他们赢得将近30%的选票，成为最大的独立政治团体。这为“蒙泰莱普雷之王”犯最无耻的罪行埋下了伏笔。

萨尔瓦多·朱利亚诺的名字在意大利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远和一个地方——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联系在一起。今天，在西西里岛没有一个地方比位于阿尔巴内西平原和圣朱塞佩杰托村之间的山谷一端的这片空地更荒凉、更受暴力困扰。1947年，农民们就是聚集在这里庆祝五月节。每个家庭都穿上最好的衣服，聚在一起野餐、唱歌、跳舞；他们的驴子和漂亮的马车上都装饰了条幅和丝带。人们在庆祝法西斯倒台后重新获得自由。

上午10时15分，来自阿尔巴内西的“人民联盟”书记在红色旗帜中站起来宣布活动开始。他被一阵巨响声打断了。一开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庆祝的鞭炮声。后来，朱利亚诺的手下发射的子弹开始击中目标，来自周围斜坡的十分钟机枪扫射导致11人死亡，其中有塞拉菲诺·拉斯卡里，15岁；乔瓦尼·格里弗，12岁。还有朱塞佩·迪·马乔和文森佐·拉法塔，都是7岁。33人受伤，其中一名13岁的女孩下巴被炸掉。

这次大屠杀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沉重、持久的冲击。弗朗西斯科·罗阿来为电影《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拍摄圣朱塞佩杰托村的场景时，他请了1000名农民来到原地并完全按照14年前他们及其亲友的经历去出演。导演几乎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当炮火音效响起时，人群开始恐慌，逃窜中撞倒了一架摄像机。女人们在哭泣并跪在地上祈祷，男人们痛苦地摔倒在地。一位老妇人，身穿黑衣，自己站在镜头前，不断痛苦地呜咽着重复，“我的孩子呢？”她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朱利亚诺及其团伙手中。

尽管公众对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感到愤怒，“蒙泰莱普雷之王”还是逍遥法外了三年。这次大屠杀之后，战后西西里社会矛盾的熔岩逐渐演化为基督民主党控制下的政治格局。正是这些政治变化而不是朱利亚诺的行为所引起的愤怒和悲伤开始令他看起来像个野蛮的落伍之人。基督民主党赢得选举胜利，没人再去理会朱利亚诺所标榜的反共产主义恐怖。

朱利亚诺继续打击农民积极分子和农民组织，但是他的帮派成员不断落在当局手里，通常是在黑手党提供的情报的帮助之下。与此同时，朱利亚诺的行动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1948年夏，他杀了包括帕尔蒂尼科老板在内的五名黑手党分子。他这么做的具体原因不明。不足为奇的是，许多人认为这一刻已经决定了朱利亚诺的命运。然而，一年后他还有足够的力量在巴勒莫外巴洛兰珀的一次袭击中谋杀了六名宪兵警察。

一直以来，对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大屠杀的调查一直在缓慢进行，不断有人猜疑可能是内政部长命令朱利亚诺执行的大屠杀。这名匪徒自己写了一封公开信，承担全部谋杀责任，否认背后有人指使。他说，他只是让他的手下向人群头顶上方开枪，造成死亡纯属意外。他指出孩子被杀的事实就是意外的证据：“你认为我是铁石心肠吗？”在现场发现的800枚用过的子弹本身就足以证明他这不过是在狡辩。

大屠杀两周年纪念日时，西西里共产党领袖吉罗拉莫·李·考两在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发言——他在维拉尔巴镇躲过唐·卡洛的手榴弹袭击后成了一名参议员——他公开要求朱利亚诺供出同伙姓名。他的要求引发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公开争论。李·考西收到朱利亚诺的书面回复：“只有不知羞耻的人才会供出同伙名字。一个习惯自己去伸张正义的人不会这样做。一个以追求社会名望为目标并把这个目标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不屑这么去做。”

李·考西提醒朱利亚诺，他一定会被人出卖的：“难道你不明白斯塞尔巴（内政部长，西西里人）会除掉你吗？”

朱利亚诺再次回复，暗示他掌握了重要机密：“我知道斯塞尔巴想杀我。他想除掉我，因为我是一直困扰着他的噩梦。我可以肯定，他的秘密一旦泄露出去，他将会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毁掉他的政治生活并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没人能确定这些话有多少是可以相信的。

1950年夏，朱利亚诺被捕的同伙终于被传讯出席罗马附近维泰博的审判，这次审判将解答所有的疑问。但是听证会还没开始进行，事情的神秘色彩进一步加深，因为在卡斯特尔韦特拉诺（朱利亚诺山区势力范围之外）的一所房子的后院发现了朱利亚诺的尸体。

电影《萨尔瓦多·朱利亚诺》严格按照事实为根据。电影一开头出现的画面是，在卡斯特尔韦特拉诺小院子里，朱利亚诺的尸体面部朝下。他穿着短袜、凉鞋和一件被血浸透的背心，他身下的地上还有一小股已经干了的血流。他的右手，上面的钻戒清晰可见，伸向一把贝雷塔冲锋枪。事实上，这一片段充满讽刺意味。罗西很清楚，朱利亚诺死亡的“真实”场景和电影里演的一样都是假的。新闻界来拍他的尸体照时，宪兵警察称，他们在激烈的交火中已经将他杀死。很快一名勇敢的调查记者披露说官方的说法是虚构的，头条新闻上写着：“唯一确定的是他死了。”关于他死因的官方说法受到怀疑后，传出一个更可信的说法：朱利亚诺是在床上被人枪杀的，有可能是他的表弟加斯帕雷·皮肖塔中尉——宪兵警察的一名密探。警察们把尸体移到院子里让人拍照以便掩盖真相。他们究竟在掩盖什么真相，人们至今还不清楚。但是事实上，朱利亚诺很有可能是在被捕之后被人杀死的。对于一些政治家、警察、宪兵和黑手党分子来说，只有朱利亚诺死掉了，他们的处境才不会那么危险。

在维泰博法庭上，朱利亚诺匪帮的成员满足了公众们的强烈好奇心。内政部长马里奥·斯塞尔巴又一次被指控参与策划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的阴谋。指控经常是矛盾和含糊的，把责任向上推到政治家和警察身上显然对匪徒们有利。然而就是这样，当时的场面确实也令人惊恐和担忧。最后，法官判定没有高层权力指使这次大屠杀，是朱利亚诺匪帮采取的独立行动。他们的动机是因为最近的选举结果而惩罚当地左翼分子。

这一裁决几乎没人满意，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谜团还没有解开。尽管现在试图解开萦绕在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和萨尔瓦多·朱利亚诺身上的谜团是徒劳的，列举出一些证据还是值得的。自从朱利亚诺死了之后，“幕后论者”一直在努力把这些和其他事实拼凑成一幅清晰的画面：

●一些证人回忆，就在展开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暴行之前，朱利亚诺收到一封信。看完后，他很小心地将信毁掉，并对手下说：“兄弟们，解放的时刻就要来啦。”然后他宣布袭击农民庆祝会的计划。没有人知道那封信是谁送过来的。

●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之后，西西里警察局长在其罗马住所里会见了蒙雷阿莱的高级黑手党分子。在那儿，他们交给他一份朱利亚诺写的书面证词，他似乎又转而把这份证词寄到了巴勒莫上诉法院检察长的家里。这名检察长可能也和朱利亚诺有联系。那份证词后来再也没被找到。

●那名警察局长通过同样的黑手党渠道经常和朱利亚诺通信。他还至少有一次和这个匪徒头子见了面——他们一起吃了一种水果面包，喝了两种不同口味的酒。<a href=http://Zei8.com 贼吧电子书/>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下载</a>

一个能够且有可能愿意说出惨案真相的人是加斯帕雷·皮肖塔，刺杀朱利亚诺的那个表弟，他出卖了朱利亚诺，且有可能是代表宪兵杀了他。朱利亚诺在匪帮的时候，他有个通行证，由宪兵队的一名上校签署，此证允许他在岛上自由活动。他甚至还在另一名军官的监督下去看医生——他得了肺结核。在维泰博审判过程中，皮肖塔声明，“我们是一体的：匪徒、警察和黑手党——就像圣父、圣子和圣灵”。

在维泰博审判结束时，皮肖塔因参与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服刑时，他靠写自传和做丝绣消磨时间。显然，当局开始相信他的一些证词。新的审判即将开始，皮肖塔将被指控谋杀朱利亚诺。警方和宪兵将被指控作伪证和其他罪行。皮肖塔与一名检察官取得联系，说他打算透露更多的内幕。

1954年2月9日早晨，皮肖塔给自己冲了杯咖啡。他往里面加了他以为是治疗肺结核的药。他全身因疼痛而强烈地痉挛，这是士的宁〔※一种生物碱，中枢神经类兴奋剂。〕中毒的典型症状，一个小时后他中毒身亡。他的自传也随之不见了踪影。

皮肖塔是在巴勒莫的尤西卡丹监狱被人投毒的。这个地方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是黑手党培养罪犯的大学。不可思议的是，皮肖塔的死竟然没有征得荣誉团体的批准。不管黑手党与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的阴谋及朱利亚诺的匪帮有什么瓜葛，是他们确保整个真相永远不会传出去。

第七章　上帝、水泥、海洛因和我们的事业1950-1963

多玛索·布西达的早期生活

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称呼自己的组织为“我们的事业”（“Cosa Nostra”）。在黑手党众多的名字之中，最近冒出来的这个新词很有可能是从美国引进过来的。有说法指出这个词汇起源于美国的西西里移民社区，之所以是“我们的事业”是因为它不断接纳来自其他族群的罪犯。但是由于黑手党没有对它那些纷繁难懂的内部谈话留下成文的记录，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证明“我们的事业”这一词的来历。事实上，即便有记录的话我们也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因为名字对于西西里黑手党而言无关紧要。若是“他们的事业”根本不需要名字，又或是它的存在只需黑手党成员扬扬眉毛或者冷冷地瞪视就能暗示出来，那么大部分黑手党成员很可能就会更喜欢它了。正如“兄弟会”、“荣誉社会”等等这些年来产生又消亡的称号一样，“我们的事业”的到来对于这一组织的结构和做事方法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多玛索·布西达相信“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古老的名字。没有证据表明他是正确的，而且这一说法并不比他的另一个信念更有权威，这个信念就是他相信西西里黑手党源自中世纪。多玛索·布西达可能历史学得不好，但他却是一个不错的证人，他留下的证词和回忆录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布西达在二战之后才进入到黑手党的故事中。1945-1963年间，他像其他许多重要的黑手党成员一样，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里逃往国外，亲眼看到了“我们的事业”经历的一些深刻发展。1950-1963年间，“我们的事业”建立一个新的管理组织——“委员会”或“库波拉”，并通过深入开展跨大西洋海洛因贸易与美国的“我们的事业”重新建立了联系。“我们的事业”在这些年里既找到了一种新的收入来源，又通过“水泥”与政治体系建立联系。

布两达的观点并不总是完全值得信赖。一方面，他记得20世纪50年代是“我们的事业”的“黄金时期”，尊敬和荣誉在那时战胜了贪婪和暴力。后来的事实清晰地表明，他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布西达事业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西西里以外度过的，因此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与他所讲述的故事或是他经历过的故事都不相同。但是因为布西达将在之后的很多章节中反复出现，所以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及其黑手党分子的身份就变得很重要了。

至于为什么多玛索·布西达的性生活这么广为人知，这里还有一个说法。布西达是第一个向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解释“我们的事业”的规则的“君子”，同时也是意大利记者用以测试黑手党成员是具有典型男子气概的性感地中海男子这个理论的第一人。布西达那出众的容貌——宽厚的嘴唇和忧郁的双眸——都使他看起来再适合这个形象不过了。

凭借1986年的一次机会，意大利最著名的新闻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和蔼的健谈者恩佐·比亚吉来到纽约采访这位西西里最著名的黑手党老板。为此，比亚吉必须勇敢地经历美国缉毒局实施的一次复杂的证人保护行动：在中央公园的圣莫里茨酒店与一个只知道叫做“休伯特”的警卫队长汇合，向北开车行了很长一段，换掉汽车，然后仔细地对比亚吉进行搜身。比亚吉与布西达在一个隔离的、暂时的安全房里一起待了几天。通过畅聊家庭和足球赢得这个黑手党分子的信任之后（布西达是尤文图斯〔※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Juvents Football Club）是一间位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都灵市的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897年11月l日，是意大利国内历史最为悠久、最为成功和最受欢迎的足球队之一，也是夺得最多意甲冠军的球队。〕的球迷），比亚吉随口就问起这位传奇的“两个世界的老板”、自认的多面杀手和意大利历史上一些最黑暗秘密的保守者：“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吗？”

布西达很高兴地回答了比亚吉所提出的问题。不久之前，布西达在巴勒莫的尤西卡丹监狱里的一个宽敞的审讯室里回忆起了很多痛苦的事情。那时他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与国际毒品交易和流血事件有关，而听众就是在三个月内杀害他家族六个人的黑手党成员。相比起来，与比亚吉谈起他的性征服史就好比在悠闲漫步一般。这还引发他谈起另一个喜欢的话题：他的吸引力。“大自然母亲赋予了我魅力，我就有了额外所得。”据他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君子对他如此尊敬的原因（这个解释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

据记录，布西达八岁时就失贞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妓女做爱。那个女人还在路边经营着一家销售橄榄、奶酪和凤尾鱼的货摊，只需要一瓶橄榄油就能把她搞定。从那以后，浪漫史便在布西达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结过三次婚，而且还有无数次外遇。他第一次结婚时只有16岁，第一次婚姻还未结束便又结了第二次婚。第三次则是和一位巴西著名律师的女儿结婚，比他小22岁。布西达一共有六个孩子。他还是一位很帅的老板，至少就他的服装品位来说是这样，这一点在黑手党老板中很罕见。布西达在1971年或1972年与第三任妻子相识后不久，曾在巴西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布西达笑容满面，穿着奶油色的鞋子，米色的宽松裤，褶边的衬衫一直开到脐部，将脖子上挂着的精致项坠显露出来。他甚至做过鼻子整形手术。后来，美国当局为了对他实施保护，要求外科医生为他做了面部整容。

即便布西达很乐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男人，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典型的黑手党分子。偷偷摸摸地与女人乱搞对“君子”而言不是什么犯罪，但是虐待妻子却肯定是。布西达的不良婚姻记录给他在“我们的事业”之中带来了不少麻烦。20世纪50年代，就是由于他对婚姻的不忠，他在组织里的活动被中止了六个月。1972年，他被从巴西引渡回来，囚禁在巴勒莫的尤西卡丹监狱。这时布西达才了解到，他所在家族的老板因为他对前两任妻子的不忠而想把他完全从“我们的事业”里驱逐出去。

布西达1928年出生于巴勒莫东部郊区的一个家庭，与黑手党没有丝毫瓜葛。尽管他是1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但却不是一个由于没有谋生机会而卷入犯罪的顽童。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作坊，雇用了15个人制作并销售作装饰用的镜子。不过，布西达一家像许多西西里家庭一样在战时也陷入了困境，于是年轻的多玛索便成了一名黑市商人。他还开始从德国人那儿偷来汽油、果酱、黄油、面包和香肠，在此过程中在巴勒莫的黑社会里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同盟军解放了西西里岛之后，布西达就加入到了一个由50个左右的年轻流氓组成的团伙。他们奔赴那不勒斯与纳粹作战，一方面想去冒险，一方面则是为了获得战利品。在意大利大陆进行两到三个月的破坏和埋伏袭击之后，他重又返回西西里岛，声誉大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被那些“通过各种暗示来表达自己想法的谨慎的、神秘的人”所接近。他感到他们正在注视着他，打量着他。特别是有一次，一位家具打磨工就曾试探过他对警察和地方法官的态度、家庭道德观以及对朋友的忠诚。

家具打磨工乔瓦尼·安德罗尼科最终于1945年提议让布西达加入波塔诺瓦黑手党家族。一旦向老板提出这项提议，写有布西达名字的纸条就会在巴勒莫地区的所有家族中传递，因而黑手党成员们就能够对他的可信度进行调查，检查他或是他的家人是否与警察有任何关系。调查完成之后，安德罗尼科本人在入会仪式上用针刺破了布西达的手指。

布西达加入的波塔诺瓦家族相对来说非常小，只有25名“君子”，但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他发现在这些成员里有四位名人：一位是西西里岛的一个著名啤酒品牌特许经销权的拥有者，一位是赞成君主制的国会议员，一位是精神病心理专家，还有一位是安德烈·费诺切罗·阿普里勒，他是黑手党的“朋友”，曾为了宣传西西里的分裂主义事业而展示过他的雄辩口才。（这个故事就像布西达在这个时期讲述的其他故事一样，没有其他的材料给以佐证，因此必须审慎对待。但是不管怎样，这些故事很能表明这个人的风格。）

1947年，另一位著名的人物被介绍给了布西达，他是最后一名匪徒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年轻的布西达被朱利亚诺的仪表及其身上散发出的“特殊光彩”震慑住了。布西达似乎对他在事业早期遇到的另一位“君子”并没有多少好感，这位“君子”就是朱塞佩·根科·卢索，穆索梅利地区的老板，同时也是唐·卡洛·维奇尼的死党，因为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而被其他黑手党分子称为“吉娜·罗洛布里吉达”。对于像布西达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城市人来说，根科·卢索则体现了西西里内陆的粗俗生活。那时根科·卢索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地主和天主教民主党政治家，但他还在屋内养着驴，屋外保留着厕所（厕所只不过是在地上挖的一个小洞，上面横放着一块石板作板凳，没有墙也没有门）。这一细节尤其让布西达感到震惊，他后来惊恐地回忆起根科·卢索实际上在和他谈话期问就坐在那上边，当着他的面上厕所。

不久，布西达就开始四处漂泊。他在1949-1952年间，即起初的几年，是在国外的阿根廷和巴西度过的。1956年，他再一次在阿根廷短暂停留之后返回西西里，计划重新从事香烟走私活动，此时他对这个行业已经十分娴熟了。在回国的途中，他发现巴勒莫正开始被水泥覆盖，而这种覆盖将为有组织的犯罪和政治权力之间建立一种新形式的契约关系。

“巴勒莫的水泥麻袋”

“巴勒莫的水泥麻袋”指的是在巴勒莫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早期时的建筑热潮，这种建筑热潮现在依然能激起巴勒莫居民的某种忧郁之情。要了解这种忧郁，只需从这座巴洛克城四方交汇的十字路口四角广场出发一直沿着巴勒莫的主干道向西北走去就足够了。沿着马奎达街一直走，经过马西莫歌剧院前守卫的巨大铜狮子，径直走进鲁格罗·赛蒂莫街，这就是19世纪以来巴勒莫城扩张的路径。鲁格罗·赛蒂莫街一转弯就是利伯塔街的宽阔大道，那里是时髦的中产阶级在福罗里欧时代坐马车兜风和兴建豪华的自由式风格房子的地方。利伯塔街的东面，也就是英国公园的正面，马路一直通向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广场，而现在广场中央则布满了巨大的广告牌子。广告牌下面用精致的锻铁造就的栏杆几乎快消失了，其上的卷形花纹和尖铁已经锈迹斑斑，一堵巨大的围墙后面就是户外停车场。这个栏杆实际上就是福罗里欧时代巴勒莫所有遗址中的瑰宝之一。

德里埃拉别墅曾经也坐落在这里，四周环绕着棕榈树。嘹望塔、小巧的窗户、宽大的阳台和倾斜的屋顶的设计都是在向托斯卡纳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致以崇高的敬意。1959年11月28日，星期六，拆除德里埃拉别墅的计划被提交到市议会。当天下午，计划就获准通过并开始实施拆除，到周末的日寸候自由时代最美丽的一所房屋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可惜的是，如果德里埃拉别墅不被拆除，一个月之后它就会迎来50岁诞辰，到那时就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德里埃拉别墅的倒塌只不过是“巴勒莫的水泥麻袋”故事里的众多悲剧中的一个小悲剧而已。

二战结束时，巴勒莫城在本质上还是和福罗里欧时代一样。在利伯塔街的远处，连同别墅群和橘子林一起的康卡德尔建立起来了。巴勒莫整体上由乡村环绕。但是尽管巴勒莫美丽，却迫切需要重新修建。盟军部队的轰炸应对此负部分责任，据估计14000人因为轰炸而无家可归，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住在城中心的板棚里，那里炮弹破坏更为集中，瓦砾密布。巴勒莫要兴建更多房屋的压力仅仅在50年代才增加，那时正值其再次成为新地区政府的首府驻地，涌入的许多乡下人都在寻找公共部门里的职位。在1951-1961年间，人口增加了20%，达到了60000人。

就像大部分欧洲地区一样，战后的建筑热潮不可避免。还有一点不可避免的是，经常给人带来期望的城区发展规划难免要令人失望。但是巴勒莫在五六十年代扩张的后果比任何人预测的都要糟糕。等到建筑热潮消退时，市中心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废墟之中，其余的很多地方还是半废弃的贫民窟，而一些最精致的巴洛克和自由风格的私人房屋却被拆除了。葱绿的城市周边地区也在水泥的覆盖下消失了，康卡德尔地区大部分的橘子林也毁于推土机之下。在发生这次转变之前，你很难在这座城市的建筑物和街道的布局中发现黑社会的标记。“巴勒莫的水泥麻袋”将每一座破碎的巴洛克宫殿，每一座偷工减料盖起的地方政府大楼，每一座梦寐以求的公寓楼都变成了腐败与犯罪的纪念碑。

但是“巴勒莫的水泥麻袋”这个故事本质上并不是关于建筑的而是关于政治的，严格来说它发轫于另一个城市。当意大利人抱怨说黑手党“逃离罗马”，他们是在对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进行简单化的表述。对“巴勒莫的水泥麻袋”负有责任的政治家、承包商和黑手党成员处于链条的一端，另一端则直接指向位于罗马耶稣广场的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就在那里，民主时代的一整套赞助政府的新结构创立了。

链条上的首要一环就是瘦小、凸胸的阿明托雷·范范尼，他是来自托斯卡纳区阿雷佐的一位大学教授。自从1954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起，范范尼就为了能将权力置于自己手中而提出一整套对基督教民主党进行现代化的方案。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着政府，但本身却极其容易受到外部权力的影响，在它之上是梵蒂冈和意大利工业巨头们，在它之下则是在城镇和乡村为其提供一沓沓选票的保守派贵族们。基督教民主党要获得这些外部权力的支持的要求很难得到保证。为了至少平等地与他们打交道，范范尼认为他们的政党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群众组织，凭自己的力量获取权力。

在西西里岛，就像在意大利南方的众多地方一样，范范尼的革命意味着两件事。首先，一种新的政治经理人即“少壮派”在政党内部产生了。第二，这批人尽其所能在地方和国家政府、半官方机构以及国有化的公司里控制着每一个职务。因此，在新的基督教民主党里，那些年迈的有魅力的重要人士就必须与那些着手以政党和个人名义而“控制国家”的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僚主义者们达成和解。少壮派将公共资源转化为了基督教民主党的资源。

少壮派主要负责在西西里岛上执行范范尼计划，而连接罗马和“巴勒莫洗劫”这条腐败链条上的另一环就是乔瓦尼·焦亚。焦亚没有高大的公众形象，多玛索·布西达仅仅将其描绘成一个具有“冰冷性格”的人。虽然焦亚在市政府里从没有任过职，他对于这座城市近年来的历史却至关重要。内部人士称他为“总督”，并认为他是唯一有权力选择谁能成为这座城市市长的人。1954年，年仅28岁的焦亚成为巴勒莫市基督教民主党书记。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办公室主任这一重要职位，负责招收党员。此后，焦亚和他的追随者在25年里一直控制着组织办公室。也就是从这个关键职位开始，冰冷的焦亚才重建了西西里的机械政治。

在范范尼的改革下，基督教民主党地方分部第一次在意大利全国建立起来。例如，基督教民主党在巴勒莫地区就有59个分部。表面上看，基督教民主党的目的就是要深入社区招募新的成员。范范尼的追随者随即颁布了新的政党口号，宣告“通心粉政治”的结束，所谓的“通心粉政治”就是用投票来换取利益。这种政治现代化的机制非常简单，即基督教民主党的新结构意味着，基督教民主党党员们选出他们的政党领袖以及参加全国选举的党员代表，而党员代表们则转而再选出竞选候选人。或者，这至少是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在巴勒莫，权力并没有掌握在党员的手上，而是牢牢掌握在焦亚手中。既然焦亚身为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办公室主任，基督教民主党党员的资格就被分发给了朋友、亲人、死人甚至从电话簿里随手乱抓的名字。一个地方政党拥有的党员越多，派出参加大会的代表就越多。换句话说，像焦亚这样的地方政党首领拥有的党员越多，他就能拥有更多的权力提供给诸如范范尼这样的国家基督教民主党党派领袖。西西里岛内党员的数量剧增也随之使得西西里基督教民主党和范范尼在全国基督教民主党内之中有了不合比例的影响力（来自托斯卡纳区的这位瘦弱的大学教授六次当选为意大利总理）。

“总督”焦亚在西西里的新基督教民主党内部获得的权力本身算不了什么，只有当政党通过控制地方和区域政府得以分配工作、许可证、拨款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时，权力才会有所回报。这一背景为“巴勒莫的水泥麻袋”以及两个最主要恶棍的登场做了准备。这两个恶棍就是维托·钱奇米诺和萨尔沃·利马。他们都在1956年第一次当选市议会议员，都是焦亚的支持者，也是他们两个将“通心粉政治”转变为“水泥政治”。

钱奇米诺和利马的性格几乎完全相反。钱奇米诺的父亲是科莱奥内镇的一名理发师。钱奇米诺态度傲慢、举止粗俗，但却十分聪明，很有抱负。他拍摄于“巴勒莫的水泥麻袋”时期的照片显示他是一个狡猾的人，穿着时髦的三件套，系着花哨的领带，留着大背头和黑胡须。利马的父亲则是市政府的档案管理员。利马拥有法律学位，刚开始在西西里银行工作。利马在其干净卷曲的头发下面有一双鼓鼓的眼睛，他丰满、优雅并且难于对付。与之相比，钱奇米诺则显得瘦削、粗俗而又残暴。

尽管钱奇米诺和利马都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范范尼派系，但他们却和不同的黑手党党派有着联系。因此，多玛索·布两达才对他们两个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据布西达回忆，钱奇米诺是一个“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他只关心自己和来自他的家乡的那些君子们的利益。一直坚定地反对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的布西达将自己控制的选票投给了利马。他们两人不是很熟，都不太喜欢说话，但他们的商业关系建立在布西达所称的“相互尊重和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利马知道布西达十分喜爱歌剧，总会想方设法为他搞到马西莫歌剧院的演出票。

在钱奇米诺和利马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他们将公共工程署这样一个卑微的市级单位变成了意大利最无耻、最赚钱的赞助发动机。1959-1963年间，即建筑热潮最火爆的时候，利马和钱奇米诺先后入驻公共工程署，并通过市议会将4205个建筑许可证的八成授予了五个人。当时，巴勒莫的大部分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公众投资的建筑业。于是，这座城市大部分的财富就通过这五个人被转移走了。

正如所料，这五个人并不是全国知名的建筑巨头，而实际上只是无名小卒。公共工程署只能将许可证授予那些有资质承担工程的土木工程师。然而有人却发现了一条始于1889年的规定，这条规定早在现代土木工程师资质认证之前就已存在。根据这条规定，获得建筑许可证的公司的花名册上需要有一位“大师级的石匠”或一位“有能力的承包商”。市议会保存有这些被认可人员的名单。利马和钱奇米诺体系里的五个最主要的执照持有者都在那张1924年之前的名单上。即使是这样，他们的资质证书看起来也十分像是伪造的。五个人中，其中有一个好像只是煤炭商人，还有一个就是个砖瓦匠。砖瓦匠后来在一处公寓住宅区里找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而那处公寓住宅区按说就是他负责监督建造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只是说，他是一个为了生存可以去干任何事情的人。他在许可证上签了名，只是为了给“朋友们”帮忙。

从“朋友们”的角度而非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巴勒莫的水泥麻袋”始于最底层。黑手党分子从前密切看护着柑橘林，而现在他们则密切看护着建筑工地。如果当地黑手党老板愿意的话，故意破坏和偷窃就能让任何一个建筑工程停下来。黑手党的第二层影响力还在于它拥有众多的小型转包商，能提供工人和原材料。即使没有利马和钱奇米诺的话，政治家和建筑公司也会在该层面上与黑手党势力达成妥协。在他们之上是一些大的建筑企业家，这些人在朋友、亲人、顾客和同伙之间形成了腐败网。我们调查的越仔细，这些网络就会越来越厚密，连接着当地的政治家、市政府公职人员、律师、警察、建筑承包商、银行家、企业家和黑手党分子。

这些网络的中心人物就是焦亚、利马和钱奇米诺。就如巴勒莫城镇规划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少壮派的方法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混乱形式。

这一规划早在1954年就开始了。但在1956-1959年问，每当这一规划将要最终确定下来的时候，上百条的修改意见就会为了回应公民的请求而被提出来，但据证实大多数公民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黑手党分子及其亲属和同伙。这一规划最终在1962年得到批准。然而等到那时，公共工程署已经基于1959年的规定发放了很多建筑许可证，本可以用此规划进行管理的许多地方已经是公寓楼房林立了。甚至在1962年之后，凡是能接触到焦亚、利马和钱奇米诺的人也可以为了他们的利益改变规划，或者违反规划法之后再寻求宽恕。只有一次下令对违规建筑进行拆除，但却没有公司敢站出来履行合同将它拆掉。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方法里蕴涵着某种天才的智慧。这个城区规划就像那些为了决定谁能获得规划许可而制定出的规则一样是用来阻止非法建筑的。在利马和钱奇米诺的控制下，这些措施只是使得政治家手中握有的从事非法建筑的权力更为牢固。意大利人都很熟悉的一个痛苦的悖论就是：一个规则越是严格，政治家为回避这一规则所开的价码就越高。

这些方法中还有让人恐慌的因素。从佩科拉罗案例里就可粗略地看出钱奇米诺这位“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所带来的恐慌。1963年8月，一家建筑公司的合伙人洛伦索·佩科拉罗向巴勒莫的检察长寄去一封信，控告钱奇米诺贪污。这件案例起源于一件事，钱奇米诺非法地拒绝给予佩科拉罗的公司建筑许可证。与此同时，这个被允许在邻近土地上进行建设的许可证却授予了西西卡萨公司，而事实上这个成功提案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规划条例。

佩科拉罗的公司为应对工程遇到的障碍通过中间人与钱奇米诺进行接触，中间人是一个土地开发区的黑手党老板。接触似乎带来了结果，钱奇米诺保证发放许可证。但就在那时，一场市委工人罢工将此耽搁了。等罢工结束，佩科拉罗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失去了黑手党分子的支持。钱奇米诺又实行了新的策略：佩科拉罗的公司的管理者们被告知只有存一大笔贿赂金给西西卡萨公司才能获得许可证。

佩科拉罗在给调查官的信里说出了一个证人的名字，他曾指出钱奇米诺是西西卡萨公司的一个秘密合伙人。佩科拉罗还说到他有一盒录音带，记录的是钱奇米诺吹嘘西西卡萨公司曾给他一套免费的公寓。佩科拉罗宣称在他拥有的另一盒录音中，大家能听到一个公证人坦白道，为获得规划许可证而支付的巨额回扣通过他这一渠道转移到公共工程署。在西西卡萨公司案子发生之后、佩科拉罗还未提交给检察官报告之前，黑手党的老板和西西卡萨公司的三个合伙人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尽管证据确凿，收到佩科拉罗检举信的那位法官却认为起诉的理由不充分。一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议会调查委员会的审查。但是审查刚开始，洛伦索·佩科拉罗就向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说他以前对钱奇米诺的指控是“错误信息导致的结果”。他还进一步说道，关于钱奇米诺贪污的造谣是起始于一些和钱奇米诺有个人和政治恩怨的人。佩科拉罗最后总结说，钱奇米诺“总是因为他的谦逊和诚实而成为我们的楷模”。这一事件就此结束。

钱奇米诺和利马是他们那个时代最臭名昭著的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也是走在财富和权势这条崭新而又蜿蜒的道路上的最快旅行者。几十年来，一群政治家们将西西里的基督教民主党变成了一个客户众多、党派林立、隐秘联盟和公开仇恨不断的迷宫。甚至连曾经试图了解这一切的资深新闻记者都感到无法深入这个迷宫。60年代末期，一位资深记者报道了被他称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的重要人物。一进入这个政治家在巴勒莫的新寓所，记者就看到：

大理石的内室，古代大师的油画，各种风格的家居，保存完好的灿烂的古代黄金艺术品，陈列的宝石、钱币和考古文物，无价的象牙十字架和大肚子的玉佛像混杂的放在一起。我惊呆了，就好像是偶然发现一艘装满成堆战利品的海盗船一样。我所说的那个大人物就坐在那里，穿着一身睡衣，正和来自该地区的竞选首领们一一拥吻。这个人在其政治生涯初期我曾见到过，那时他还一贫如洗。我禁不住想到底是什么魔法使得黄金河从他的身旁流过。

钱奇米诺、利马以及其他人在50年代为他们自己创造的权力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84年，钱奇米诺才被逮捕，直到1992年才被定罪。钱奇米诺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因为被指控为黑手党工作而被成功起诉的政治家。同年的3月12日，正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的萨尔沃·利马成为一个不太沉重的司法制度的牺牲品，他在离家不远的巴勒莫海滨度假胜地蒙德罗被枪杀。就如一些黑手党的“悔罪者”所声称的那样，利马到底是不是一个“君子”已经没有确定的答案了。布西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说利马的父亲曾经是巴勒莫中部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成员。无人能够否认的是，正是利马以前的朋友才将他的政治生涯突然带向终结。

一直以来，黑手党的故事总是会引起关于整个意大利的问题。在这个案子中，为什么意大利公众对于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愤怒并进而试图做些什么呢？勿须多说，原因肯定与权力和金钱都有关。

“巴勒莫的水泥麻袋”最狂热的年份恰好与意大利的经济“奇迹”同时发生。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开始进入工业化大生产时代。北方热那亚、都灵和米兰的工厂里不断赚得的利润汇聚而成的巨额资金都转移到了南方少壮派的手中。然而，意大利经济繁荣但却并不反对浪费。许多大的建筑公司都归北方所有。北方工业也需要受公共支出刺激的南方消费市场。在巴勒莫和那不勒斯闲置的资金通过购买收音机、冰箱、摩托车和汽车重新又流回了西西里半岛。几十年来，许多意大利人还愿意遵循由一个右翼记者明确定于70年代的一条原则：捏着你的鼻子为基督教民主党投票。

当然在那时，基督教民主党面对五六十年代各种变化时总是可以得到教会的支持。欧内斯托·鲁菲尼于1946年直至1967年去世一直担任巴勒莫的红衣主教。他使西西里教会对有组织犯罪和政治勾结前所未有地视而不见。鲁菲尼来自意大利北部的曼图亚，但是比西西里人还要更加固执地热爱着西西里岛。在这里，鲁菲尼想象着信仰要比个人的信念更加深入，一旦信仰进入到政治生活里，信仰就会在农民的习俗里扎下坚实的根。西西里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于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的理想地了。成为一名西西里人和成为一名信徒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意大利人的使命是将教会的信息带到全球，那么西西里人就肩负着意大利的一个特殊任务，即当工业化的北方屈服于物质主义的时候，这座信仰的快乐岛屿将会树立一个典范，成为反对物质财富、马克思和共济会的堡垒。一句话，鲁菲尼脑海中完全是一幅绚烂的世界图景。

这位红衣主教对共产主义怀有恐惧，并把黑手党看作是共产主义所发明的一种恐吓策略。早在1947年，当萨尔瓦多·朱利亚诺的团伙在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用机枪扫射那些农民家庭后，红衣主教就致函教皇解释说，尽管他当然不能赞同来自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但是“面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欺凌、谎言和欺骗伎俩以及反意大利和反基督教的理论，抵抗和反抗是不可避免的”。1953年大选前，他宣布，信徒们要在选票上的基督教民主党党徽上划上十字，这是个“庄严的任务”。更有甚者，要是不投票反对“由耶稣基督的敌人即将带来的威胁”就无异于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尽管有此告诫，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在罗马有五年的历史，西西里的基督教民主党赢得的选票比例也急剧下降，从不到48%下降到刚刚超过36%。显然，这座岛上有许多难以饶恕的罪人。

对持有鲁菲尼观点的人来说，这段急剧的社会变革从一开始就像一系列的灾难一样。共产主义宣扬的“猖獗叛教”思想通过合作社和住房协会的密集网络而在意大利一些地区传播开来。紧接着，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将众多南方农民从当地的宗教组织里脱离出来，并将他们派遣到热那亚、都灵和米兰的建筑工地和工厂里工作。即使政府和教会审查制度也不能阻止好莱坞电影以不道德和消费主义的方式来教育年轻人。

更糟糕的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个因为与左派无神论者作斗争而被圣教会选出的先锋队似乎并没有实践自己的崇高使命。基督教民主党的组织混乱，内部派系恶斗以及对公款随意处置的行为都成为一向持谨慎态度的高级牧师的批评对象。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民主党在1953年选举失败之后被迫要依靠右派或者左派盟友才能继续执政。此时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派系正试图引诱社会党脱离与共产党的联盟，于是社会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第一次组成的政府于1963年成立。与此同时，被教会称为自由市场的“假开明者”和“不可知论者”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获得支持力量，因为它在努力试图解决如何管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现实问题。

所有的这些形势变化都未能改变鲁菲尼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或者说他终身的奋斗目标就是逃避当今的世界，但是他却无法永远回避黑手党的问题。在1964年的棕枝主日〔※（Palm Sunday），亦译“圣枝主日”。《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受难”前不久，骑驴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据称，当时群众手执棕枝踊跃欢迎耶稣。为表纪念，此日教堂多以棕枝为装饰，有时教徒也手持棕枝绕教堂一周。教会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上，红衣主教鲁菲尼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西里的真面目”的牧师书信，这是教会自“黑手党”一词首次使用99年来第一次做出的正式、明确、公开的声明。“两两里的真面目”一文对于诽谤两两里岛的邪恶媒体阴谋进行了谴责，而这个阴谋来自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西西里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人物：被称为“西两里甘地”的达尼洛·多尔奇和贵族小说家朱塞佩·托马两·迪·兰佩杜萨。达尼洛·多尔奇的非暴力竞选活动吸引人们关注西两里西部艰苦的渔民社区和农民社区。兰佩杜萨则是《豹》（1958年出版）这本书的作者，书中以感伤、忧郁的笔调描绘了西西里岛的历史。媒体攻击西西里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黑手党，但是鲁菲尼断言，黑手党只不过是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地都能找到的犯罪活动的代名词而已。

度假中的“乔香蕉”

绰号为“乔香蕉”的朱塞佩·乔·博南诺是纽约五个黑手党家族里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老板。他1905年出生于戈尔福海堡的一个海边小镇上，20世纪20年代逃离了墨索里尼控制的意大利，并与他的同乡萨尔瓦多·马然赞诺一起反对“老板”乔·马赛里亚。“幸运小子”卢西阿诺1931年平息纽约黑手党之乱后，“乔香蕉”被提拔为他所在家族的老板。此后30多年来，乔香蕉领导着以布鲁克林为基地的博南诺家族。“乔香蕉”掌权时，博南诺家族一直是纽约最有西西里特色的家族。西西里方言就是他们在语言上做出的一种选择，而“乔香蕉”本人也在一直努力学习英语。连同与“乔香蕉”血脉相连的布法罗市的马加蒂诺家族一道，博南诺家族与戈尔福海堡的黑手党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

1983年，“乔香蕉”出版了《重信誉之士》一书，由别人代笔对其一生进行了叙述，在涉及“我的传统”即黑手党时，书中充满了荒谬的自我辩解。《重信誉之士》里最有趣的一章讲述了这位布鲁克林的老板如何在1957年10月荣返故里，回到他的传统的起源地，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周的时间。博南诺说自己是回西两里度假，他对度假经历的叙述里充满了陈词滥调，歌颂西西里岛重视家庭和自我尊重的古老传统。博南诺回去是要寻根，回到他在寻找自由和成功的过程中所抛弃的那个狭小世界。到达西西里岛后，他就对意大利人“生活的艺术”和“充沛的热情”表示钦佩。更有见地的是，他称意大利的政府结构“骇人听闻”。针对这一点他举例说明，当他首次降落在罗马机场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受到基督教民主党外贸部部长红地毯式的欢迎，而部长本人也是戈尔福海堡人。“难道我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朋友们对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不感到惊讶吗？”博南诺对此评论道。这个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它的真实性。但事实上从那之后这个故事被反复提起，也许是为了表明西西里基督教民主党获得的尊重很低。有一次在巴勒莫，正在访问的老板被贵族和“君子”们组成的代表团握手拉住，他们骄傲地向他介绍城市里迅速建起的崭新高速公路和办公大楼。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对巴勒莫早期建筑热潮的参观并没有构成博南诺度假的亮点。

尽管人们永远不会从博南诺书中的谎话猜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在西西里岛的度假成为了大西洋两岸“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

博南诺在西两里岛的度假实际上是大西洋两岸“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尽管我们从博南诺的满篇谎话的书中猜到这一点。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美国黑手党将专营海洛因走私的特权授予了西西里的兄弟们。更为重要的是，西西里黑手党在戈尔福海堡战争结束后还以纽约的委员会为模型创建了自己的委员会。这两项密切相关的进展为黑手党在接下来40年里上演的历史戏剧搭好了舞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前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惊人的暴行都可以追溯到博南诺的这次西西里岛之行。

至于在那次旅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残存的信息虽然不全面，但却给了我们一些暗示。弄清楚证据，不仅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搞明白事情发生的原因，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研究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对已知的事实进行一连串有根据的假设。因此，本节下文中叙述的内容既有史实也有作者的推断，而这样叙述的目的只有一个：深入了解“我们的事业”的政治体系。“政治”这个很重要的词是不能随意使用的。如果“我们的事业”着手参与海洛因买卖是商业问题的话，那么黑手党设立的委员会就等同于宪法政治了。对于非意大利人来说，将黑手党成员当作生意人并不会招来别人的流言蜚语。那些曾经被看作是阴险的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黑手党老板现在也已经变成了电影里的僵化模式。然而，在意大利之外，作家仍然不愿意用“政治”一词来称呼杀人犯及盗徒们的阴谋诡计，认为这样有抬高他们之嫌。但是对于那些几十年来一直试图理解意大利黑手党的人来说，使用任何其他的词语都严重低估了“我们的事业”，因为西西里黑手党确实有名副其实的“政治”。正如今天的调查官不断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的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影子政府，是一个有时反抗、有时颠覆、有时寄居在合法政府机构内的政治组织的话，“我们的事业”就永远不会被打败。

在西西里短暂旅行期间，“乔香蕉”在巴勒莫会见了多玛索·布西达，并花费五小时与他在斯帕诺海边饭店共享了一顿豪华午宴——或者，至少根据布西达的说法，“乔香蕉”会见了布西达。那时，布西达这个未来的“两个世界的老板”和创造历史的黑手党背叛者当时只不过是一名朝气蓬勃的巴勒莫小卒。因此，两人的这次斯帕诺会面给布西达留下更深的印象就不足为怪了。“乔香蕉”根本就没有把这次会面写进度假回忆录里。与之相反，布西达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他将与其密切交谈的这个人描述为“杰出、优雅、充满独特智慧”的人。显然，布西达已经找到了一个榜样。

当时，布西达和博南诺之间除了地位差别之外，他们两个在叙述上也有很多方面的不同。布西达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已经是一名证人保护计划之下的忏悔者了；而当“乔香蕉”在1983年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最多处于半退休状态。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布西达是目前为止这两人中更为可信的一个（尽管据说，美国当局对《重信誉之士》这本书非常重视，曾将该书作者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

这两名黑手党分子在他们的故事里都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毒品，这一点很明显但并不令人奇怪。“乔香蕉”坚持说他从未与毒品有过任何瓜葛，对此他辩解道，这完全与他的“传统”相悖。有人认为博南诺访问西西里岛与海洛因有关，布西达对这一看法嗤之以鼻。这两人无疑都撒了谎，而且两个人撒谎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趣。这不仅仅是两名罪犯试图保护自己的问题。

比起博南诺，布西达无疑是一个更有趣的骗子。布西达直到去世都在否认自己曾经通过贩毒赚过钱。但是，布西达也说过“‘我们的事业，中，没有一个人和毒品走私没有关联”，他这样说无疑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些说法包括了这类策略性谎言的所有特征，西两里的“君子”们对此都十分擅长。实际上，有迹象清晰地表明，他们很有可能是故意这样说的。布西达确信，如果有人知道如何破译他的话——法尔科内法官就是其中一个——这个人一定会明白他在撒谎而且也明白他不准备再对这样一个明显重要的话题多说些什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因此他必须扯上一条防疫封锁线，以免影响到他所说过的其他事情的可信度。

所有这样的谎言都很必要，因为就在“乔香蕉”的飞机降落在巴勒莫的时候，在美国的“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字路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决定想成为什么样的非法组织。在诸如禁酒令下的酒供应和博彩市场上，美国黑手党总是随心所欲的，这些行为“刚刚算得上非法”，因而不会让黑手党的政治朋友们感到尴尬。另一个例子就是赌博。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值有组织犯罪向急剧膨胀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大量投资的时候。半合法半非法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黑手党对于劳动关系的干涉。它为雇主提供服务破坏工人的罢工，或者与工会联合起来敲诈工人和雇主的钱。不管哪种方式，“我们的事业”的非法活动在上层世界合法机构和强大利益集团的保护伞下没有走得太远。

毒品是一个不同类型的生意。1950年，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凯法弗获悉联邦麻醉品局针对黑手党国际贩毒网络所发出的警告。1951年，关于凯法弗的“参议院调查州际商业犯罪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在电视上播放。美国人看到几十个黑手党分子运用第五修正案来应对凯法弗的质问。弗兰克·科斯特洛，这位前私酒走私犯和前任纽约市老虎机之王不允许摄像机拍摄他肩膀以上的任何地方。他在对其商业利益作出闪烁其词的解释时，一直挥舞着手臂，就像在比划芭蕾舞的动作，他的这一举动成为了许多观众对这次听证会的经典回忆。

紧随凯法弗听证会而来的是，美国人重新发现了自己对于黑手党的恐惧，这种恐惧上次笼罩整个国家还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当时发生了“木桶尸体案”而且正值乔·彼得罗西诺中尉当道。这一次，黑手党在人们心中引发的恐慌和迷恋由于对毒品的害怕而更加强烈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炒作和短暂的出版业繁荣。一位作者受凯法弗的启发，将黑手党称为“史上对道德最大的威胁”和“世界上所有犯罪的主要源泉”。战后美国与黑手党长期的暖昧关系开始了。

就美国新一轮黑手党恐慌中的所有夸张和纯粹的想象而言，尽管联邦调查局的J·埃德加·胡佛局长仍然拒绝承认黑手党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凯法弗的听证会对君子们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听证会促使联邦政府于1956年制定了毒品控制法，规定毒品犯罪最高刑期可判40年。根据一份美国警方的统计，等到乔香蕉到西西里岛去“放松心情”的时候，博南诺家族中三分之一的成员都因毒品指控而被逮捕。纽约其他黑手党家族的遭遇更为糟糕，据报道，卢切斯家族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员。

正如布西达和博南诺两人后来都解释的那样，美国黑手党的领导者为应对制裁而颁布了禁止毒品交易的命令（他们俩还宣称，其他的黑手党分子完全有可能破坏了这一禁令）。许多消息渠道可以证实这个政策确实存在，而且每个渠道都指出这项规则经常被违反。实际上，这条禁令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旨在造成这个组织已经远离毒品的印象，但这只是缓兵之计。

更糟糕的是，在1956-1957年间，“我们的事业”最重要的毒品走私海外基地——古巴的加勒比岛也失去了控制。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伊·萨尔迪瓦的腐败和残暴的独裁统治遭遇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大肆宣传的马埃斯特腊山游击战争即遭瓦解。美国人最终于1958年退出了对巴蒂斯塔的军事援助，而卡斯特罗也于次年进入了哈瓦那。

因此，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智慧就能知道为什么“乔香蕉”1957年会来到西西里岛放松心情。为了获得毒品利益，他的组织需要三个因素：一条值得信赖的人力来源通道，一个拥有特许经营权而无需亲手从事危险事情的合伙人以及一个新的运输基地。

20世纪50年代，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对地盘的控制要远比美国的黑手党对地盘的控制更加彻底，因此博南诺对能获得红地毯式的欢迎十分喜悦。但是意大利的吸引人之处不只是在于它那令人满意的“骇人的”政府机器，而且它的毒品消费量也少得可怜，因此政府没有兴趣解决毒品走私问题。此外，由于意大利的君子们走私香烟时要在地中海各地往来，他们从法国南部顺手捎些提炼的海洛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西西里的移民新浪潮此时也跨过大西洋向西挺进，他们装财物的大箱子无疑是毒品运输的最好工具。乔香蕉没有早点度假的唯一原因就是凯法弗听证会将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高级级别联系给切断了。

在1957年10月的四天里，“乔香蕉”在巴勒莫的帕姆斯大酒店里主持了一系列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之间的会议。这座酒店是当时巴勒莫城最豪华的酒店，在改造之前曾是惠特克家族的一所住宅。在1881年到1882年冬季期间，理查德·瓦格纳还曾在此精心上演了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现在，当许多意大利记者来到巴勒莫报道最新的黑手党暴行或审判的时候，他们就会入住在这里。

尽管我们无法搞到会议的第一手资料，尽管警察对酒店里发生的事情兴趣不大，但是客人的名单还是很值得一读的。从博南诺的套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中有博南诺的顾问“胭脂红”卡米洛·加兰特以及以布鲁克林为基地的博南诺家族的其他领导成员，包括“约翰”乔瓦尼·邦文特和老板的第一副手弗兰克·加罗法洛。加罗法洛自夏天起就呆在戈尔福海堡。美国代表团包括了布法罗的马戈蒂诺家族高级成员以及“幸运小子”卢西阿诺。自从1946年被美国驱逐出境以后，卢西阿诺就在那不勒斯过着流亡的生活。西西里方面出席的最重要人士就是戈尔福海堡的家族首领，他像“乔香蕉”在布法罗的亲人一样是马戈蒂诺人。其他人也有很强的跨洋关系。

有人曾暗示说布西达也参加了会议。他却断然否认曾经有过这场会议，这点很让人怀疑。不论他是否在场，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让人一眼就能看明白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帕姆斯酒店的这次聚会在西西里最美国化的家族和美国最西西里的家族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换句话说，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国黑手党和西西里黑手党之间的会议。它是一次商业会议而不是一次外交峰会，毒品生意就是会议的一项议程。

西西里黑手党参与美国的毒品贸易，这在1957年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早在20世纪20年代，吗啡就已经通过装橘子和柠檬的箱子从巴勒莫走私了。尼克·金泰尔就提到过如何将毒品藏在船上的奶酪、油、凤尾鱼和其他的西西里产品里。纽约老板乔·普罗法奇的玛玛米娅进口公司就是众多的毒品贩运商业基地之一。但是在“乔香蕉”在西西里度完假后的几年里，逮捕和缉毒的模式表明西西里的人参与明显增加，大西洋两岸的犯罪合作更加紧密。在布满红地毯和镀金镜子的帕姆斯酒店作出的决定所带来的影响是可以估量的。正如一位美国律师后来所说的那样，会议中的每个人都是“毒品跑道上的明星”。走私海洛因成了君子们新的跨大西洋运动。

酒店里还有受邀者，就像是穿着芭蕾短裙的蟾蜍一样惹人注目。他就是绰号为“吉娜·罗洛布里吉达”的朱塞佩·根科·卢索，就是在多玛索·布西达面前上厕所的那位，当时年轻的布西达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到帕姆斯酒店会议召开的时候，根科·卢索已经继承卡洛·维奇尼成为西西里中部的老大，正享受着成为整个西西里黑手党“老板的老板”这个虚名。但是正如布西达澄清的那样，当时还没有这么一个职位，即便有的话，也不可能由一个来自偏远的穆索梅利的君子担任。根科·卢索可能出现在帕姆斯酒店里的唯一原因就是与会的美国黑手党成员中有一个是他的亲属。根科·卢索在巴勒莫没有权力，在纽约更不用说了，因此对于帕姆斯酒店的讨论贡献甚微。但是从一个半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根科·卢索准确地找出了伴随“乔香蕉”的商业提案而来的政治问题。有人无意中听到他在大厅里嘶哑地发起牢骚：“太多的狗追逐一根骨头的时候，最好还是把路让开。”用外行的话说，按照乔香蕉设想的规模进入北美海洛因市场势必会引发竞争。

委员会就是为了管理这些商业对手而设立的。尽管多玛索·布西达在毒品问题上保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默，但他详细说明了设立委员会的想法是如何演化为现实的。他解释道，从法西斯主义垮台到1957年，“我们的事业”在西西里岛内的联络是紧张和分割的。那些由不同家族的极有势力的君子们组成的小团伙会经常以电报式的隐秘方式商讨问题，许多决定要经过长期协商才会形成。

设立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以这种迂回的方式形成的。在斯帕诺饭店吃午餐时，布西达第一次听到“乔香蕉”向坐在其周围的三四位西西里“君子”提出设立委员会的建议。“乔香蕉”可能在西西里岛逗留期间向很多人透露了这一想法，而每个人似乎都很喜欢这个主意。一旦按照惯常方式达成这一共识，布西达便负责把博南诺的建议变为现实。协助布西达的是两个年轻的黑手党分子：“塔诺”加埃塔诺·巴达拉曼迪和“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两个人在“我们的事业”以后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塔诺”巴达拉曼迪是希尼斯镇的二老板，那里的黑手党家族与底特律家族有紧密的联系。“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是西亚古力地区格雷科家族的一员，在1946-1947年战争中幸存下来。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格雷科后来都成为了重要的毒品交易商。

由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小鸟”格雷科组成的三人宪法工作小组为“我们的事业”制定了新的基本规则。西西里岛的每个省都要有自己的委员会（负责整个岛的地区或省际间的委员会直到1975年才设立）。巴勒莫省差不多有五十多个家族，因为家族太多而很难有一个能代表所有家族的有效协商机构。因此，“区”这个中问等级就设立了，用来联络相邻的三个家族。这三个家庭会从他们所在的“区”中选出一位代表占据委员会一席。为避免过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任何人不得同时担任家族老板和委员会代表。委员会的重要职能就是对“君子”的谋杀作出裁决。

因此，巴勒莫委员会不是国际海洛因贸易董事会。它实际上是一个精心构建的代表机制，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商业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们从圣乔治的报告中得知，巴勒莫地区的家族早在19世纪末期就有多轮政治谈判和统一审判制度。因此，委员会却不是黑手党历史上的新鲜事物，尽管布西达和博南诺两人都相信这一点。黑手党自成立以来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地盘控制与非法贸易结合在一起；而设立委员会只不过是解决这个老问题的一个新方法而已。不过，委员会的设立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政治寓意。它实际上是将其他黑手党成员的生死大权从家族老板们的手中夺了过来。

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何西西里着手参与毒品事业竟会导致产生如此精致的宪法机构呢？意大利历史学家得出的答案指向了“我们的事业”内部的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点。我们最好还是请多玛索·布西达替我们解释这一点吧。布西达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证人，但是却很关键；实际上，他就是因为不客观才变得关键。

布西达乐观地将委员会描述为“调节内部和平的工具”，“使所有黑手党成员经历的恐惧与风险得到降低的一种好的方式”。布西达的这种描述与他对黑手党整体的想象相一致。布西达认为，“我们的事业”是一个高尚的兄弟会而不是一个等级制度。在他的心目中，“君子”们都是兄弟，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对老板的言听计从。“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精英团体中的一员”，他说。布西达一直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到处周旋的黑社会外交使者，这种怀旧的观点倒是符合他的这一形象。但是布西达对自己形象的刻画就像政党的政治宣传一样既令人迷惑又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布西达之所以希望委员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是有其现实的战略原因。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职业生涯就不难理解这些原因了。

“我们的事业”里基本上只有两种类型的职业：政治职业和商业职业。一个君子可以通过攀爬这个影子政府内部的晋升阶梯而成为一个头目、顾问、老板，并向上继续发展；或者，他也可以在其家族地盘之外发展自己的商业利益，利用黑手党无与伦比的犯罪网络所提供的机会而周游世界。布西达尽管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获得了极大尊重，但却从没有超越士兵以上的等级。他在一生的犯罪生涯中旅行甚广，因此他是黑手党成员中沿第二条职业道路发展的典型代表。20世纪初的西西里裔美国籍君子考拉·金泰尔也和他走的道路相同。

“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走过这两条道路。他在1936年因被指控拉皮条而入狱之前，只在自己的地盘上有权力。当时，他是一个有时被称为“权力辛迪加”的头领，所谓的“权力辛迪加”就是向指定区域内的合法及非法商业收取勒索费的黑帮组织。1946年，卢西阿诺被从美国驱逐出境后，并没有回到巴勒莫定居，而这对于一个出生在西西里的黑手党分子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他转而来到意大利大陆地区的那不勒斯，从那里开始组织包括毒品在内的各种非法贩运。随后的下半生里，卢西阿诺成为了一名所谓的“企业辛迪加”罪犯，一个从事非法贸易但却无力控制地盘的人。一个低等级的那不勒斯恶棍曾经以戏剧性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他当众给了卢西阿诺几个耳光，而卢西阿诺却没有做出任何报复的举动。

问题是，作为一个“君子”，布西达更像是来自一个企业型的辛迪加而不是一个权力型的辛迪加，更像是一个毒品商人而不是一个敲诈勒索的政客，他一直对削弱各个家族老板的权力、为“君子”个人谋取更多的商业自主权十分感兴趣。随着欧美两地海洛因走私的剧增，像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小鸟”格雷科这些野心勃勃的毒品交易人并不希望他们的商业羽翼被权力辛迪加老板们所折断，委员会作为黑手党政府的新机制在“乔香蕉”的支持下得以创立了。但是其创始者的目的不是要对黑手党进行集中控制，而是要全面实施新制定的规则从而赋予黑手党成员个人更多的自由。委员会应该像布西达所设想的那样使黑手党更像一个由自主的“君子”们组成的协会。

令人吃惊的是，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全向着布西达所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了。它最终沦落为科莱奥内家族手中的专政工具。不过在这一历史性的讽刺剧上演之前，另一讽刺剧却已经上演了。“乔香蕉”计划利用西西里黑手党，使其充当美国黑手党海洛因贸易的温顺苦力。即使是对美国黑手党极为支持的布西达也觉得美国黑手党分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看不起西西里岛的同事，将他们视为“穷亲戚”，因为他们的西西里话说得快，鄙夷地称呼他们为“拉链”。但是一旦这些“拉链”们被允许在北美从事毒品贩运，他们就不像所希望的那样顺从了。到20世纪70年代，“拉链”们已经开始经营一度只被强大的博南诺家族掌控的毒品交易。

委员会于1957年成立的时候，所有这一切还都在遥远的未来。等到“乔香蕉”坐上飞机返回纽约的时候，西西里“我们的事业”的内部为实现商业与政治妥协而进行的不断争斗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动荡阶段。仅仅成立六年之后，委员会就戏剧般地暂时解散了。

第八章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及其后果1962-1969

西亚古力大爆炸

沿着西亚古力一条布满橘子林的小道往上爬，就能看到一座纪念碑，它是用来纪念“我们的事业”所犯下的一起最严重的恐怖事件。这座纪念碑并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一个粉色大理石的高大槭桩顶上有七颗挂在一捆金属丝上的金属星。上面刻着四名宪兵、两名军事工程师和一名警察的姓名。瞥一眼碑上的名单，就会发现刻碑的石匠在刚开始动工时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在第一个名字马里奥·马洛萨中尉的下面，另一名低级宪兵的名字被轻轻凿去的痕迹清晰可见。肯定当时有人指出军人死去之后也要按军衔大小的顺序进行排列，这一点虽然荒谬，但是却也令人感动。

这座纪念碑设在一座小花园里，里面的风景既令人惊奇又让人不安。黑手党的权力在西亚古力的风景地貌里随处可见。就这一点而言，在西西里岛西部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西亚古力这样的地方了。背对大海，人们能看到一排排的柑橘树沿着格里芬山弯曲的山脊线向上生长。转过头向纪念碑基座下方看去，人们就能发现一个个小四方井，将水灌输进狭窄的沟渠里来灌溉柑橘园。柑橘园曾经被黑手党控制着，榨取柑橘园的收入。从这个地方望去，一排排树木绵延生长在西亚古力和克罗齐贝尔德·贾尔迪尼的山坡上，这两个地方是格雷科家族的地盘，格雷科的两个家族在1946-1947年期间在此发生过争斗。维拉巴泰就在山的脚下，镇上有一个古老的黑手党家族，该家族自打黑手党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维拉巴泰的西面是布兰卡乔，这是一个新工业区同时也是一个权力根本无法涉足的地方。当地的宪兵驻地就是一幢从当地黑手党手中没收的别墅。这幢别墅戒备森严，军事警察接管别墅的时候仅仅需在门口张贴一块新的牌子。布兰卡乔和维拉巴泰之外是一片宽广的大海，一眼望不到边。巴勒莫远在海岸线的西边，城里的钢筋水泥建筑一直往东延伸，一直绵延至内陆的那些曾经独立的城镇与村庄。当记者问到一个布兰卡乔的黑手党叛变者该如何对付“我们的事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在通向两亚古力的两条道路上部署好军队然后开始射击就行了。“那里遍地都是黑手党分子”，他说。

这座西亚古力纪念碑除了向我们展示当地的风景全貌之外，也是黑手党历史转折点的标志。纪念碑上刻着的日期是1963年6月30日。就在那天上午，一名男子打电话给巴勒莫警察总部说，一辆汽车停在了这座纪念碑正矗立着的这块土地上。这款车是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一个轮胎已经扁了，车门全都敞开着。很明显这种情形意味着什么：当天上午早些时候，一个汽车炸弹在维拉巴泰爆炸，一名面包师和一名机修工死亡，爆炸的车辆是一部朱列塔汽车。接到报警后，警察和宪兵迅速作出反应，开着车在当时那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找到了那辆丢弃的汽车。车的后座上，一罐丁烷以及一根拴在上面被烧毁的导火索清晰可见。一看到这辆车，他们就封锁周边地区并找来了军队工程师。两小时之后，两名拆弹专家赶到，剪断导火索，并宣布这辆车可以放心靠近了。但当马里奥·马洛萨中尉检查后备箱时，他却引爆了里面装有的大量炸药。他和其他六人被炸成碎片，方圆几百米的柑橘林被火烤得树皮脱落。

当然，在1963年6月30日之前，巴勒莫的街道上也发生过流血事件。1956-1957年间，两个黑手党家族发生残酷的冲突，当时正值巴勒莫零售市场从一个家族的地盘转移到另一个家族的地盘。但是大部分的旁观者都相对比较冷漠。正如罗马的一家保守派报纸在当时所评论的那样：“归根结底，相互消灭是一个能为巴勒莫公共秩序带来福祉的好方法……这些西西里最后的残余犯罪分子正在主动消灭他们自己。”

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没有人再耸耸肩膀无动于衷地争辩说“他们在自相残杀”或者黑手党只不过是在做垂死挣扎。报纸将其准确地称为自“最后的匪徒”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时代以来最严重的犯罪。警察立即对该事件做出回应，7月2日晚上就将维拉巴泰和西亚古力包围，火箭弹将街道照得通明，逮捕了40人并没收大量武器。这仅仅是“铁血长官”时代以来最大规模围捕嫌疑犯行动的开始。西亚古力悲剧发生后的第三天，据估计有十万群众顶着炎炎烈日跟随着七名遇害者的空棺来到巴勒莫大教堂，内政部长也在其中，要严肃处理黑手党问题的政治压力已变得不可阻挡。

西亚古力汽车爆炸案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点。在此之前，每一代意大利人似乎注定“发现”黑手党的存在，就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黑手党似的。塔亚尼在1875年对议会所做的演讲、1893年诺塔巴托洛谋杀案和铁血长官的法西斯“清洗”运动，面对每一次残暴杀戮或者政治危机，我们要重新从头开始理解黑手党这个问题。每次当冷漠、愤世嫉俗的政治活动和犯罪同谋重申自己的主张时，对黑手党的认识便再次瓦解成杂乱的废墟。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意大利开始慢慢痛苦困惑地知道学习如何从历史中如何汲取教训了。

1963年6月30日的暴行也是“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它终结了著名的“第一次黑手党战争”，这个称呼本身暴露出意大利的历史记忆是如何的短暂。随之而来的镇压使君子们不仅在意大利而且还在世界各地分散开来。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是谁在1963年的那天上午丢弃了那辆朱列塔汽车。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因为谋杀这七位国家公务人员而被绳之以法，他们的名字就刻在西亚古力的粉色大理石上。然而，有一个人仍然被强烈地怀疑为凶手，他就是多玛索·布西达。

就像20年代的芝加哥？第一次黑手党战争

1962年末至1963年初，爆炸、汽车追逐和枪战等突然成为巴勒莫经常发生的事件。报纸上说，西西里的首府变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无意中带着一股讽刺的意味。乍看之下，1962年-1963年的战争确实像芝加哥风格一样老套。顺手从英美书店真实犯罪书籍类别里找一本书，就能读到类似的惹人生厌的匪徒故事。换句话说，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报复性谋杀。但是，黑手党内部的冲突从来都是难以预测的。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欺骗和政治像枪炮和炸弹一样重要。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很可能是最狡诈的战争之一。

关于这一战争的第一个“芝加哥”故事版本据说是这样的。人们根据主要的参战者推断，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旧派”黑手党与“新派”黑手党之间的争斗，是在受人尊敬的拥有土地的老板们与靠毒品和水泥生意而暴富的年轻鲁莽的暴徒之间展开的一场争斗。一方面，有人指出，西亚古力老板的儿子“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于1946年被格雷科·皮杜中尉杀害。换句话说，“小鸟”是“我们的事业”最受人尊敬的那个家族的子孙。与这一高贵的血统对抗的是安杰洛·拉·巴贝拉，他是巴勒莫中心的老板。安杰洛和他的弟弟萨尔瓦多出身寒微，他们的父亲靠卖柴火谋生。他们从街头罪犯开始一点点在组织内部得到提拔，并在巴勒莫建筑热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杰洛·拉·巴贝拉的大部分地盘位于巴勒莫建筑热潮一开始集中的利伯塔附近，他还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少壮派萨尔沃·利马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

安杰洛·拉·巴贝拉到底是否真像他看起来的那样是一名“新”黑手党成员，我们还真得仔细地观察他这个人物。事实上，巴贝拉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事件发生几年之后被关押在监狱岛上，在此期间他接受了意大利驻英国记者盖亚·塞尔瓦迪奥的采访，成为了塞尔瓦迪奥一系列精彩访谈的对象。

塞尔瓦迪奥立刻就被拉·巴贝拉的精明的面部特征、圆滑的优雅以及那副“狼牙”所吸引，但是这个男人身体特征之外的一切仍然是一个谜。塞尔瓦迪奥非常勇敢、敬业和精明，若是她对拉·巴贝拉的采访称不上“亲密”的话，那一定不是她的错。拉·巴贝拉接受采访时正在等待接受谋杀审判，没有一名等待接受谋杀审判的匪徒愿意交代大量犯罪事实，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之所以安杰洛·拉·巴贝拉的个人身份特征没有记录在塞尔瓦迪奥笔下，有人怀疑更为深刻的目的是，他可能没有多少个人身份特征可被记录。

拉·巴贝拉这名黑手党分子的举止行为就像中国古代皇宫大臣一样的严格模式化。塞尔瓦迪奥观察到拉·巴贝拉做的每件事情都风度翩翩：他迈着缓慢而又整齐地步伐，让人感觉十分吃力；他即使说话慷慨时也面无表情，还习惯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拉·巴贝拉还被他的采访者称为一名“聪明的疑病症患者”，这种病症不失为拖延法庭听证会的一个好计谋。人们很难确切地了解这一切，但他所有的举止行为似乎都是从古老的黑手党传统行为模式中学来的。人们可能只想知道他的仪态身姿是如何仔细地模仿19世纪70年代“沉默寡言、骄傲自大和谨小慎微的”安东尼诺·贾莫纳。安杰洛·拉·巴贝拉很可能是一名“新”黑手党成员，但他确保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老黑手党分子的做派。

对于安杰洛·拉·巴贝拉这样家境贫寒而又十分努力的年青人来说，“我们的事业”被看作是社会晋升的阶梯一点都不令人奇怪。黑手党一直是暴力精英云集的组织。实际上，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各方，既有贵族也有穷小子。“小鸟”格雷科的盟友卢西阿诺·莱焦出身于卑微的农民家庭，通过一级级的晋升而在20世纪50年代掌控了科莱奥内家族。战争中站在拉·巴贝拉一边的是彼得罗·托雷塔，他曾是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匪帮的一员，现在是尤迪托地区的老板，安东尼诺·贾莫纳一个世纪之前曾经统治过尤迪托地区。警察局长圣乔治在1898年的报告中就提到过一个托雷塔。因此，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双方的黑手党家世谁也不比谁更高贵。“新派”黑手党挑战“老派”黑手党的故事，这一真实犯罪体裁的主要情节，提供了一份误导的战线地图。

战争的报道也是如此。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因为有人在一桩毒品交易中欺诈而引起的。1962年2月，同为一个财团成员的巴贝拉兄弟和格雷科一家负责将从埃及买来的毒品托运到西西里南部海岸。一个名叫凯瑟多尼亚·迪·比萨的“君子”被派去查看萨特尼亚班轮能否安全地将其转运至纽约，但是接货的布鲁克林黑手党却发现他们收到的包裹里没有预期数量的海洛因。迪·比萨将毒品交给萨特尼亚班轮上的侍应生，但是侍应生虽惨遭折磨却什么也没有透露。迪·比萨本人开始受到怀疑。委员会应要求对这起案件进行裁决，迪·比萨被认定没有偷窃运输的毒品而被判无罪，但巴贝拉兄弟对此裁决却十分不满。

1962年12月26日，迪·比萨在位于巴勒莫最西端的坎波雷亚莱大广场被枪杀。他停好车刚向烟店走去，两名拿着3.8口径手枪和短管散弹枪的男子向他开起火来。迪·比萨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很快遭到袭击。随后，在1963年1月，比萨家族开始展开了复仇行动，萨尔瓦多·拉·巴贝拉成为“白色猎枪”谋杀计划的受害者，他的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牌汽车被找到时已经全部烧毁。他的哥哥安杰洛老板随后也消失了，然后突然出现在罗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是在告诉他的朋友他还活着，同时也因为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得敌人不容易对其下手。

安杰洛·拉·巴贝拉在哥哥死后决心继续这场战争。2月12日，一颗巨大的朱列塔汽车炸弹将“小鸟”格雷科位于西亚古力的房子摧毁。“小鸟”格雷科虽然毫发无伤，但却以同样壮观的方式予以回应。4月19日上午10时25分，一辆奶油色的菲亚特600从恩佩多克·雷斯提沃大街上的一家鱼店外面停下。街上的许多家庭主妇回忆起，当时那辆汽车的软顶棚在濛濛的细雨中还奇怪地打开着。她们还没来得及多想，两个男人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拿着机枪向鱼店里扫射。两个男人被打死，其中一人就是鱼贩本人，他被认为是杀害拉·巴贝拉的凶手；还有两人受了伤，其中一个是过路人。当时在鱼店里的无论是谁——或许是安杰洛·拉·巴贝拉——很明显地希望招惹麻烦，因为他们拿起左轮枪和猎枪进行反击。后来，警察在这家一片狼藉的商店里发现了一堆小型武器，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于是开着车来此地巡视，拿着喇叭筒号召采取行动。

紧接着灭亡的是盟友格雷科家族。这位希尼斯的老板被放置在其柑橘林铁门附近的炸弹炸死，毫无疑问，这枚炸弹也是放置在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车上。这辆精致的四门家用轿车被看作是意大利经济奇迹的一个象征，就如广告所宣扬的那样“优雅纤细、实用、舒适、安全和方便”。但是随着汽车炸弹在巴勒莫不断引爆，朱列塔车迅速变成了更加危险、更加原始的事物的象征。

调查官后来推测，希尼斯最近发生的这起朱列塔袭击案是安杰洛·拉·巴贝拉最后一次疯狂的尝试，他要证明自己仍然能够找到他的敌人跟他们算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尝试并没有达到目的。拉·巴贝拉最终在1963年5月25日早晨失去了战斗力。意大利公众感到震惊的不是这起未遂枪杀案的凶残：两辆汽车在他身边停下，车里面的人不断射出连珠炮似的子弹，也不是拉·巴贝拉奇迹般活过来的事实，拉·巴贝拉的左眼、脖子、胸部、背部、腿上和腹股沟都中了子弹，却依然活了下来，真是命大。公众们感到震惊也不是因为医生发现在他的脑袋里还残留着一颗在以前一次袭击中留下的子弹（他的“疑病症”也许是有根据的）。公众们感到震惊的是这次事件的发生地。拉·巴贝拉是在米兰的雷吉娜·乔瓦纳居民街被枪击的，这座繁荣的北方城市正是朱列塔汽车的生产地。《晚邮报》的头条新闻详细阐明了这座城市的惊讶，并暗示了这座城市对“典型西西里人”行为的态度：“黑手党家族之间的战争转移到了米兰。西西里人身中六发子弹还会告诉警察：‘我什么也不知道。’”当黑手党从西西里向外蔓延，这一问题也随之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政治议程。

如果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真的像以“芝加哥”为背景的真实犯罪模式那样只是一连串平常的报复杀人的话，那么当安杰洛·拉·巴贝拉在米兰一家医院被逮捕的时候，战争就会结束，而由这场战争引发的所有媒体宣传报道也会逐渐消失，拉·巴贝拉米兰枪击案仅仅一个月之后的西亚古力汽车炸弹案也就永远不会发生。残酷的战争尾声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它是一个很微妙的事件，而大部分微妙之处牵涉到了多玛索·布西达。

对布西达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有两种叙述。第一种叙述是当时警察调查的结果，很可能还采纳了匿名的黑手党告密者的证词；第二种是布西达自己的叙述，写在事件发生二十多年之后。大致来说，官方的叙述更为可信。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布西达自己的叙述，正如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他在法庭上没有得到证实的那部分证词一样。他说这次战争和毒品毫不相干，并淡化了自己在战斗中所发挥的狡猾和进攻性的作用。但是，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像往常一样让我们对这个故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并且使我们认识到了里面所涉及到的阴谋。

关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官方文件认为布西达在刚爆发冲突时站在拉·巴贝拉兄弟一边。布西达很可能在被格雷科家族的人枪击过的鱼店里呆过，而且一定是那里的常客。但是当格雷科家族开始看起来似乎要赢得胜利的时候，布西达和尤迪托地区的老板托雷塔决定变节。如果想登上胜利者的宝座，有时候不得不放下自尊来丢卒保帅。

不过，根据官方说法，安杰洛·拉·巴贝拉遭到枪击并在米兰被逮捕后，他所控制的家族巴勒莫中心出现了家族权力真空。多玛索·布西达和彼得罗·托雷塔同时认为自己自然是安杰洛·拉·巴贝拉的接班人。托雷塔提议由他本人担任巴勒莫中心的老板并让布西达做他的副手。但是格雷科家族认为布西达是个及其危险的人，不能提拔。旷日持久的争端渐渐点燃了布西达、托雷塔和格雷科家族之间的争斗。布西达和托雷塔首先采取行动，突然袭击了托雷塔家里的两个敌人。1963年6月30日，多次装满炸药的朱列塔车意外将七名治安警察炸死，后来他们的名字刻在了西亚古力纪念碑上。新一轮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由此开始了。爆炸的预定目标原本是格雷科家族的人，但是杀手的行动因为车胎被扎而停止。至于杀手是不是布西达和托雷塔本人或者仅仅是听命于他们命令的“君子”，这一点就不知道了。

对比之下，在布西达对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叙述中，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公正的调解人以及“小鸟”格雷科和萨尔瓦多·拉·巴贝拉的好朋友。他对萨尔瓦多的弟弟、老板安杰洛·拉·巴贝拉态度不是很友好，指责他加剧了冲突并说他“自大和傲慢”。布西达坦言自己曾经接受了一份要杀害安杰洛·拉·巴贝拉的合同，但却宣称有人在他行动之前就执行了枪杀计划。至于他到底是否参与其中，这一点直至目前我们仍然不能确定。

布西达讲述故事的主要目的是指责“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是引起争端的真正罪魁祸首。他是一个家族的新老板，他的家族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零售市场争斗中输给了格雷科家族。布西达告诉我们，卡弗塔奥在烟草店外将毒贩凯瑟多尼亚·迪·比萨枪杀，从而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布西达的说法是，“眼镜蛇”杀害迪·比萨时知道，如果迪·比萨死了，拉·巴贝拉兄弟就会被指责为杀人凶手，兄弟俩与格雷科家族的战争也会在所难免。据布西达所言，卡弗塔奥也应该对西亚古力爆炸案负责。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实质上就是一场诡计的结果，而这场诡计是用来挑拨拉·巴贝拉兄弟和格雷科家族相互争斗的。

读完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叙述，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黑手党战争总是以控诉失败而收场。但有一点却变得很清楚，试图弄清谁谋杀谁，或者用“芝加哥”的语言来说，将1962-1963年发生的众多枪击案和爆炸案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最终揭露出来”，这有点偏离正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即使是牵涉其中的黑手党分子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布西达和官方的叙述表明了一点，那就是黑手党老板们之所以思索了好久才定下来由谁担任巴勒莫中心的新老板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像许多黑手党战争一样，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一场在黑暗中进行的大型屠杀游戏。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同样是黑暗中的政治游戏。布西达虚伪地宣称委员会是作为罪犯的议会而设立的，他认为它是个公平的机构，为充满阴暗和背叛的“我们的事业”带来光明和公正。但是委员会，就像装满炸药的朱列塔汽车一样只是“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斗争工具。设立委员会的本意是要在整个“我们的事业”内部推行一些规章制度，使得从事跨洋海洛因贸易的黑手党“企业辛迪加”的日子好过一些，但委员会不久便凭借自己的力量变成了一个权力机构。例如，它开始像联合股份公司一样为毒品贩子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来自城市对立面的黑手党布西达和格雷科家族联合出资在1962年运输了一批海洛因。因此，委员会持续增加的影响力与个别家族长久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了冲突。

布西达相信，躲藏在“眼镜蛇”卡弗塔奥和拉·巴贝拉两人背后的是由巴勒莫西北部老板们结成的联盟，他们憎恶委员会日益增长的权力，对像“小鸟”格雷科这样的巴勒莫东南部“君子”们凭借委员会得到的影响力也深感厌烦。在阴谋与混乱之中，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根源是一个老问题，这个老问题犹如黑手党的历史一样由来已久。当黑手党的主要兴趣还是柑橘林和牛群而不是建筑工地和海洛因的时候，黑手党就不得不处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黑手党作为一个影子政府的角色与其成员的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家族的地盘结构与超越家族领地分布格局的高利润走私网络之间的冲突。

真相、地盘和生意总是与黑手党战争利益攸关。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在西西里的“我们的事业”内部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带来外交后果。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将要发生的时候，美国的“我们的事业”承受着来自肯尼迪政府的前所未有的压力。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其在参议院劳动欺诈委员会一丝不苟的工作而树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形象。作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就要对如何对付暴徒做简要指示。在罗伯特·肯尼迪在任期间，有组织犯罪科和税务科对诈骗犯的定罪在1961年至1963年间增加了两倍，在1964年几乎又翻了一番。税务法早在30年前用来抓捕艾尔·卡彭的工具，现在仍然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武器。

1962年，囚禁狱中的甘比诺家族的士兵约瑟夫·瓦拉奇在面临电椅死刑处决时开始开口讲话。当瓦拉奇出现在欺诈委员会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证人，许多人对他所讲的话表示怀疑。但是瓦拉奇至少成功地使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严肃看待垄断集团的犯罪问题。1959年，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有400名警探负责调查美国的共产主义，负责有组织犯罪工作的只有四人。瓦拉奇的证词改变了该部门的工作优先权，截止到1963年，纽约办公室防诈骗小组有140人。1964年，联邦调查局隐藏的麦克风录下了卡车司机工会老板吉米·霍法与底特律黑手党进行一系列商业交易的谈话。

肯尼迪领导的反诈骗运动必然减弱了美国黑手党在西西里的影响。于是，那些旨在从“我们的事业”商业活动中分得一杯羹的黑手党老板们认为，既然美国的保护削弱了，这是一个与毒品贩子进行清算的好时机。

或许同样十分重要的是，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爆发于“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死后几个月，他是正在那不勒斯机场等着会见他的传记作者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大家都知道卢西阿诺与拉·巴贝拉交往甚密，而且大家强烈怀疑他们的关系是以毒品交易为基础的。卢西阿诺死后，安杰洛·拉·巴贝拉必须向家族和委员会证明他在“我们的事业”中的权力不仅仅只是建立在其美国朋友的支持之上。尽管所有的朱列塔车都装满了炸药，他的行动却失败了。

安杰洛·拉·巴贝拉因其在1968年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刑23年。1975年，他在监狱院子里被刀捅死了，这位新派黑手党的代表却以老派黑手党最传统的方式去世了。

不管第一次黑手党战争阴谋后面的真相如何，西亚古力爆炸案将战争引向结束的结果却十分富有戏剧性。将近两千人被捕，“警察似乎已经发疯了，”布西达评论道。面对强烈的反对力量，黑手党采取了最简单的自卫方法：藏匿起来。1963年夏天，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解散。黑手党各个家族也解散了，据一位悔罪人说，巴勒莫的保护费都没有人来收了。黑手党的犯罪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几乎降为零。大批的高层黑手党分子逃往国外。“小鸟”格雷科首先去了瑞士，接着去了委内瑞拉。多玛索·布西达在瑞士、墨西哥、加拿大游荡，后来去了美国。

当“幸运小子”卢西阿诺于1946年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如同卢西阿诺一样，西西里的许多“君子”也改变了他们在组织内的职业发展方向：从权力辛迪加罪犯（影子政府里的政治家）转变为企业辛迪加的领导者以及国际准军事商人。意大利的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黑手党历史上的主要参与者。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

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前的几年对于任何准备公开声名反对黑手党的人而言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教会和基督教民主党不仅执意否定黑手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否定黑手党的存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几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最重要的一个声音是集体发出的，独立的左翼报纸《时刻》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了一场揭露黑手党真相的运动。作为弗洛里奥集团的机构，该报纸在世纪之交对西西里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获得了生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早期，报纸刊登激情的体育新闻报道、比基尼女孩的图片以及有关文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深奥文章，简直就是一个精彩的大杂烩。尽管这些话题都非常吸引人，但报纸的主要卖点是对有组织犯罪和贪污所作的勇敢调查报道。当《时刻》在1958年刊登了重要黑手党老板的姓名、兴趣和政治关系之后，它的编辑部就遭到了一次破坏性的炸药袭击。《时刻》拒绝妥协，继续坚持这场反黑手党运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两名《时刻》的记者毛罗·德·毛罗和乔瓦尼·斯潘皮纳托为他们的工作献出了生命）。

受美国对有组织犯罪举行凯法弗听证会这个案例的启发，西西里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要求对西西里黑手党进行议会调查。《时刻》编辑部爆炸案也为这一要求增添了动力。但是，如果黑手党问题依然仅仅只是左翼力量的政治财产，那么这种推动力还远远不够。早在1959年，一位基督教民主党内政部副部长驳回了议会调查的要求，并将黑手党的犯罪归结为岛上居民的一种“怀着一种错位的荣誉感而自己去伸张正义”的倾向。

然而，当时的意大利政治版图已经改变，基督教民主党已经分裂，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分支开始将社会党看作其潜在的联盟伙伴。社会党员是黑手党的历史宿敌，他们在战后的岁月也没有忘记被屠杀的工会会员和其他激进分子。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下，对黑手党进行议会调查的要求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各个阶层中都得到了同情。1961年9月，西西里地区大会成立了第一个“中左派”政府，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都包括在内，共产党人也对问题逐个表示支持。次年年初，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意大利议会成立一个专门调查黑手党的委员会。即使是黑手党自己的政客也投票赞成，因为他们现在认为调查不可避免，现阶段反对的话既没用又显眼。

随着国家的政治重心慢慢向东转移，反对黑手党的声音变得更加响亮了。其中一个声音来自列昂那多·沙沙。他是一名教师，来自阿格里琴托附近硫磺地区的一座不起眼的小镇拉卡尔穆托。列昂那多·沙沙的《白天的猫头鹰》是一本既优雅又凄凉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侦探对一宗黑手党谋杀案的失败调查，发表于1961年。需要强调的是，《白天的猫头鹰》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刻画了唐·马里亚诺·阿里那这个难忘的人物形象，是描写黑手党分子言行相貌的第一本书。

据了解，就在小说发表的同年，巴勒莫省的“我们的事业”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意大利对黑手党问题日益增加的兴趣。会议决定将谋杀降低到最小数量直至政治家对调查黑手党失去兴趣。但是休战只维持了一年，黑手党家族之间就因生意和地盘而形成的潜在紧张关系在1962年12月爆发了第一次黑手党战争。重新开始的大杀戮为制定议会调查计划进一步增加了政治动力。

西亚古力爆炸案发生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议会调查委员会终于开始运转。这是官方自1875年以来第一次对黑手党进行调查，但是现在进行严肃调查的政治条件比当年塔亚尼在议会揭发巴勒莫警察和罪犯勾结时的政治条件有利得多。社会党与基督教民主党一起组建了政府，似乎像议会调查的跨党派支持所表明的那样，社会党推动着政府向着改革和透明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期待很高，公众舆论似乎随时准备要求政治家们解释他们应对危机的方式。因此，被称为“反黑手党”的新调查以轻快的步伐开始了。它在一个月内就提出了许多强烈的建议，其中包括专门针对黑手党的犯罪立法，这在意大利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意大利政府似乎终于决心打击西西里的有组织犯罪。

唉，反黑手党调查的故事没有高潮反而只有一个令人扫兴的结尾。1963年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的愤慨很快就消失了。黑手党组织全面保持沉默，很少发生暴行能激起反黑手党的工作。调查委员会也从开始时的全力冲刺很快变成了轻缓的漫步，缓慢的反黑手党运动拖拖拉拉持续了长达13年，最终成为意大利历史上最长的议会调查。与其说它是一次应急反应，不如说它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一段持久沉闷的时期。

政府开展反黑手党工作的兴趣在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曝光之后也会定时复苏，但是重复出现的轰动事件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政治措施或者司法行动。即使在反黑手党运动的建议下于1965年通过的刑法也被证明在某些方面具有反作用。该法律规定黑手党嫌疑人被迫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生活。这是为了隔绝黑手党成员与其周围社会的联系而做的努力，就好像黑手党是由于呼进西西里西部土壤所散发的不健康气体而造成的一样。几十个“君子”在“强制居住”措施下被安置到岛上的各个角落，而意想不到的结果则是黑手党在意大利各地建立了新的基地。

反黑手党调查不时泄露出一些有关政治家勾结黑手党的丑闻，但每一次都似乎被当事人的否定或诽谤诉讼减弱。至于政治家和黑手党之间谨慎、面对面勾结的证据很难符合刑法的证据标准。维托·钱奇米诺——科莱奥内黑手党控制下的基督教民主党少壮派——反黑手党运动于1964年揭露他与黑手党勾结的事实之后被迫辞职。他再次出现是在1970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成了巴勒莫市市长。紧接而来的国家丑闻以他的辞职而告终。1975年，他向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冗长的自辩书。在那难以喘气，足有一页长的开场白中，他抱怨自己作为一个“为社会而牺牲自我”的人所忍受的“诬蔑的宣传”、“腐蚀的诡辩”、“个人的积怨”、“奴从的谣言”和“对拉丁法律传统的冒犯”。他在1984年被捕前一直是巴勒莫政治舞台的背后力量。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部分问题在于人员的流动。当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新主席于1972年就职时，他坦言自己所知道的黑手党的每一件事都是通过阅读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得来的。但是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成员的缺乏连续性只是表象，调查委员会的主要困境在于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分裂倾向。除了遗留的法西斯主义以及事实上是冷战前线之外，意大利也有其他分裂倾向，特别是天主教和世俗世界观之间的分裂以及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分裂。意大利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之舟”，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小型的船队，每艘船都根据不同的航海图航行，每艘船都争着想得到最有利的风，但每艘船都害怕与其他的船只分开。像所有其他的政府机构一样，议会调查委员会成为派系争斗的对象，每个集团都想将自己的成员安插进反黑手党委员会。其原因就是，“黑手党”这个词语自1865年进入意大利语以来一直是一个政治武器。任何一个政党或派系，更不用说基督教民主党了，都不准备将这个武器拱手让与他人。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里有许多杰出人物，例如：基督教民主党人弗兰克·卡塔内和共产党人吉罗拉莫·李·考西（他是抗战老兵，在唐·卡洛·维齐尼于1944年在维拉尔巴镇广场策划的手榴弹袭击中得以幸存）。就是这些政治家竭力使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成为表达国家利益的一个正义机构。然而，他们的任务并不简单。1972年成立了新政府，两名被反黑手党委员会揭露与黑手党有联系的巴勒莫少壮派担任了部长职务：萨尔沃·利马成为财政部副部长，“总督”乔瓦尼·焦亚成为邮政与电讯部部长。焦亚的一个支持者甚至被安插进了反黑手党委员会。这个人不仅公开说黑手党并不存在而且在早期阶段还接受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就是五个月的政治争吵，在此期间，反黑手党的工作也陷入了全面停止状态。意大利体制中强烈的宗派主义破坏了国家对黑手党反应的一致性和权威性，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最终于1976年结束了工作，它最大的遗产就是浩如烟海的文件。在它收集的“大部头”文件、“部分”文件、中期报告、总结报告和少数派报告中（对所要吸取的教训还没有达成政治共识），反黑手党为少数几个有足够书架空间的图书馆留下了将近四十卷厚厚的报告。例如，1972年中期报告共有1262页，语言索然无味，任何有耐心读下去的人会对黑手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份报告讲的是黑手党对“空前血腥暴力”的系统使用，黑手党与商业的寄生关系以及黑手党与本地政府和国家政府的联系。报告还解释说，统治不同地区的黑手党家族之间有一个“沉默协议”，他们之间即使发生无情的争斗也不会破坏这一协议。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巨大而又丰富的资料来源。事实上，如此庞大丰富的上千页文件熄灭了披露黑手党与政客勾结的这个“火药桶”，调查委员会早期的一位主席曾经承诺过早晚会披露黑手党与政客勾结的事实。就在展开反黑手党调查的那些漫长岁月里，战后的意大利第一次认识到了人们对黑手党的认知疲倦。

与1963年的期望相比较，反黑手党调查的结果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失望。但是委员会至少大大提高了意大利民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些从调查中浮出的故事深深地嵌入进了公众的记忆中。例如，在卡卡莫镇，镇政府会议室里镇长座位旁边专门为一名黑手党老板永久设立了一个座位。调查委员会之后，通过像米歇尔·潘达莱奥内这样博识的作家（这位左翼活动家曾经在其家乡维拉尔巴镇与唐·卡洛发生过争执），黑手党研究在意大利拥有了一小批稳定的读者群，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由于读者们对于黑手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现在很少有政治家厚着脸皮完全否定黑手党的存在。黑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仅限于左翼政治派别的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反黑手党调查稍微增加了政治家与黑手党冒险勾结所要付出的代价（失去民众的信任以及国内影响力）。13年的工作取得这点成就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但是，这毕竟还是一种成就，而且这种成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取得的。

“一个集体犯罪现象”

参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的117名人员于1968年在卡拉布里亚的卡坦扎罗接受审判。判决于同年12月发布。如同反黑手党调查是一次政治反高潮一样，这次判决被证明是一次司法审判上的反高潮。在卡坦扎罗，少数几个黑手党头目被判处长期监禁：尤迪托的老板彼得罗·托雷塔因为在家中谋杀两人被判最长的刑期，二十七年；安杰洛·拉·巴贝拉被判刑二十二年零六个月；缺席审判的“小鸟”格雷科和多玛索·布西达分别被判刑十年和十四年。其余大部分被告因为参与犯罪组织要么被判无罪，要么只被判处短期监禁，鉴于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就已被关押过一段时问，绝大部分被告立即得到释放。

卡坦扎罗裁决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意大利法律制度在处理黑手党犯罪问题上是如何的懦弱无能。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像是以圣乔治报告为基础的令人沮丧的1901年审判的重现。但是二者有一个区别：在这个案子里，没有人怀疑司法机构和黑手党之间有勾结。实际上，在多玛索·布西达决定与司法机构合作之前，构建一幅在法律上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们的事业”的图画在客观上是非常困难的。卡坦扎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意大利法官要准备公文书来解释他们的判决。461页的卡坦扎罗判决书使我们得以洞悉这一有关黑手党的大型诉讼案件背后所隐藏的思维逻辑，并让我们了解了为何在意大利法律制度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我们的事业”还是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我们的事业”的成员为避免在卡坦扎罗定罪而做的大部分工作都进展顺利。如同圣乔治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警方发现在调查初期阶段总是有人会从黑手党组织内部站出来作证；但是，一旦证人害怕被报复，他们就会在调查后期撤回证词。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朱塞佩·里恰尔迪，他在拉·巴贝拉兄弟手下遭受了长期的不公正对待。首先，他们俩谋杀了里恰尔迪的父亲，里恰尔迪的父亲也是一名“君子”。他们威胁里恰尔迪的父亲将其父亲的货运公司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随后，他们在里恰尔迪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里恰尔迪将两个敌人带到格雷科家族地盘下的布兰卡乔车站，里恰尔迪亲眼看着多玛索·布吉达用枪威胁着将他们俩带走，但以后再也没见到过这两个人。在向地方法官陈述完这些事件不久，里恰尔迪就完全退缩了。对于他的突然转变，他提出了一连串凄凉的理由：他不认识任何人，他生病了，他因为父亲的原因而失去了高薪的工作，他害怕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他只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他抗议说自己是被警察屈打成招的，但后来甚至又撤销了这一指控，法官认为这一指控毫无根据。因为拒绝作证而起诉如此可怜的人对调查者而言也于事无补。

像六十多年前的圣乔治一样，卡坦扎罗的检察官被迫依靠匿名的消息来源以便勾勒出一幅黑手党战争的战线图。这样的消息来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能够提供一个理解的框架使我们能够梳理清楚一系列随机发生的犯罪案件之间的关系线索。开始审判的时候，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与被告的数量和指控的严重性相比，证据显得十分薄弱。因此，检察官们做了一个明确的请求，要求法官考虑案件发生的宏观社会背景。被告的犯罪记录，他们可怕的声誉以及故意破坏证据和恐吓证人的迹象，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被称为黑手党的组织。

辩护律师争辩道，没有任何足够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这种模式真实存在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设，我们无法因为辩护律师做出[w/w/w.wr/shu.c/o/m]这样的辩护而去指责他们。他们声称，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控方律师为了弥补证据的明显不足而虚构出来的。如果黑手党不是一个组织而只是西西里人对法律所采取的一种普遍的敌对态度呢？

贪污、勾结和恐吓能够向我们解释黑手党分子为什么屡次能够因证据不足而获得无罪判决。对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所作的卡坦扎罗判决表明，司法系统面临的中心问题是黑手党之谜。对控方的证据作了初步评估的预审法官连同主审法官一起都对黑手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这一说法不予采信。但是他们没有掌握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事业”的组织可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官僚体制。法官们同样对黑手党拥有适用于全体成员的“规范”和“标准”的任何提议均表示怀疑。主审法官的最终裁决哕嗦地承认黑手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心理态度或者夸大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但他也强调指出，这些社会因素仅仅是“集体犯罪现象”发生的背景。在主审法官心目中，这不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而是许多独立的互不相干的犯罪团伙，而不管这些团伙是本地的团伙还是走私犯组成的网络。总而言之，意大利的司法系统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黑手党是一种确实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它还是一个模糊的事物，无法被绳之以法。

1969年12月10日晚上6时45分，五个男人身穿偷来的警察制服冲进巴勒莫拉齐奥大街上的一排单层办公平房，并用机枪向里面的人扫射。紧接着是一阵激烈的枪战，其中一名袭击者被打死，他的同伙将其扔进一辆用以逃跑的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伺机逃跑。在撤退过程中，他们杀死了四名敌人，并使得两名敌人受伤，并留下了二百多枚弹壳。警察一到达现场就立刻意识到那位死者就是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他的旁边放着他的标记物柯尔特眼镜蛇手枪。他就是“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那位指责布西达发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黑手党分子。

以机枪和逃跑的汽车为作案工具，拉齐奥大街上的屠杀案显然是现代匪徒作的案。屠杀发生在一幢豪华住宅小区的一家新成立的建筑公司的办公室里，这所小区兴建于巴勒莫的建筑热潮。然而，“眼镜蛇”谋杀案肯定是一个经过集体决策而执行的谋杀行动，在圣乔治警察局长70年前的报告中就曾提到这个地区出现过类似的谋杀行动。悔罪者透露说，伪装成警察的杀手是巴勒莫及更远地方的不同黑手党家族的代表。

事实上，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1969年底发生在拉齐奥大街上的袭击案是1962-1963年间战争的最后一次行动，这件袭击案为布西达对事件的叙述增加了可信度。根据悔罪者的说法，对卡弗塔奥的谋杀行动是由“小鸟”格雷科唆使的，因为“小鸟”逐渐接受了布西达关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如何发生的说法。“小鸟”格雷科提出要杀害“眼镜蛇”，这一建议也得到了临时召开的黑手党高级首脑会议的同意（黑手党委员会在该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才重新成立）。因此，由于法官们已经作出令人放心的卡坦扎罗判决并且费尽艰辛界定了“集体犯罪现象”，黑手党决定将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麻烦抛掷脑后，继续开展它的工作。

第九章　第二次黑手党战争的起源1970-1982

科莱奥内家族的第一次崛起：卢西阿诺·莱焦1943-1970

像大多数美国黑手党电影一样，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教父》于1972年在意大利上映时受到批评界的诟病。一位评论家诬蔑它“只不过对意裔美国匪徒的那些老生常谈进行提炼而已”。产生这种观点或许是因为由于一些意大利人对于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将黑手党据为已有而怀有憎恶之情。这位评论家还认为《教父》里关于西西里的片段“愚蠢而又令人讨厌”。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不可否认，美国所有黑手党电影里有关教父在西西里岛的镜头都愚蠢之极。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阿尔·帕西诺饰演的迈克尔·科莱奥内在科莱奥内小镇的大街上漫步。黑衣裹身的寡妇和贴在墙上的葬礼公告让科莱奥内感到吃惊，于是他便大声地问所有的男人都去哪里了。“他们都死了，”他的一个当地的保镖回答道，“因为仇杀。”保镖在说到“仇杀”一词时就好像它意味着某种邪恶的自然力量，一种只是侵袭西西里男人的黑死病变体。

当电影中的人物迈克尔·科莱奥内拜访他父亲的家乡时，斑疹伤寒症对当地人口的危害要比黑手党的犯罪更大。大约有40人在1947年夏天死于这种病。科莱奥内大街上的道路和排水系统被美国坦克轧坏，小镇仍然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地方。即使那些年的谋杀率没有达到《教父》所提到的灾难性水平，谋杀率仍然很高。1944年有11起谋杀，1945年有16起，1946年有17起，1947年有8起，1948年有5起。和西西里西部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年里黑手党开始复苏并镇压新的一轮农民革命运动。但是回想起来，科莱奥内的谋杀数据已经到了十分凶险的程度，其中就包括卢西阿诺·莱焦第一次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卢西阿诺·莱焦这个黑手党分子后来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以莱焦为榜样，莱焦最中意的弟子及科莱奥内的追随者——“矮子”托托·雷依纳——精心策划了一场针对“君子”们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这就是发生在1881-1983年的著名的第二次黑手党战争。在雷依纳的领导下，科莱奥内家族在组织里建立独裁统治，并且几乎使黑手党组织终结。甚至在今天，作为老板们的老板，雷依纳的继任者出生在科莱奥内并受到了卢西阿诺·莱焦的教导。因此，当《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为唐·维托·科莱奥内选择出生地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因为碰巧才选择了科莱奥内小镇。马里奥·普佐之所以选择科莱奥内，是因为在这座小镇里出现了一批最令人害怕、最强大的黑手党分子。

卢西阿诺·莱焦最知名的几张照片是1974年在巴勒莫出庭时拍摄的。从这些照片中很难避免得出以下的结论：莱焦在当时的场合下决定以白兰度饰演的唐·科莱奥内为模板来展示自己的形象。雪茄烟、长而厚重的下巴以及傲慢的神情，莱焦几乎让人误以为就是唐·科莱奥内；两个人实在是太相像了。事实上，莱焦的相貌在《教父》上映之前就已经臭名昭著。反黑手党委员会对莱焦的分析报告也在电影上映的同年发表，这份文件并不关注像容貌这样轻浮的事情。但委员会却被莱焦的“大而圆的冷面孔”和他的“讽刺、蔑视性”的怒视所惊呆。如果电影里的唐·维托睿智审慎并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黑手党分子喜欢将自己描绘成这副形象——那么与之相反，卢西阿诺·莱焦的相貌则是反复无常的恐怖的象征。然而白兰度厚重的眼睑使其塑造的人物既显得高贵而又矜持，莱焦瞪视的眼球则表明他既凶恶又反复无常。一个悔罪者说莱焦“有一副让我们这些黑手党成员也感到害怕的面容，一点小事就能激怒他，接着他的眼中现出奇异的光芒使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保持安静……你甚至能感觉到空气中盘旋的死亡气息”。据同一个悔罪者所言，他有一次杀死了一名黑手党成员及其情妇之后，还强奸并杀害了情妇的15岁女儿。

但是像许多真实的黑手党人物传记一样，卢西阿诺·莱焦的故事若是以心理学的方式讲述的话就只能沦为关于黑帮的模式化描述。尽管莱焦能使人产生强烈的恐惧感，但他及其追随者们在“我们的事业”里之所以如此强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可怕，而是因为将新老办法结合而重新制定了黑手党的策略。科莱奥内家族制定了一套称霸西西里黑手党的制度，它很适合反黑手党调查刚兴起那些年的新气候。当时国家和公众舆论对黑手党这个问题非常警惕，毒品生意对传统的家族结构施加了新的压力。就像“我们的事业”是西西里肌体内一个隐秘而又致命的寄生虫一样，科莱奥内家族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我们的事业”肌体内一个隐秘而又致命的寄生虫。要了解这些策略是如何制定的，那么我们有必要去追溯科莱奥内家族的发家史，这还要从莱焦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所犯的那些罪行说起。

卢西阿诺·莱焦于1925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盟军于1943年入侵西西里岛后，黑手党再次出现。莱焦当时还是一名小偷，被米歇尔·纳瓦拉吸纳入黑手党组织。圆脑袋的纳瓦拉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科莱奥内家族的老板。（黑手党分子当医生的传统历史悠久，比如纳瓦拉就是科莱奥内镇上的全科医生。1946年，在前任被不明身份的人杀死之后，纳瓦拉就成了医院的院长。）通过纳瓦拉的介绍，年仅20岁的莱焦得到了一份工作，在纳瓦拉附近的一所庄园做看守。早在“法西”领导人伯纳迪诺·韦罗未被杀害之前，这样的职位就已经被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控制，并利用该职位走私、偷窃、恐吓劳动力以及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勒索保护费。

1948年，莱焦可能在纳瓦拉的命令下实施了战后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政治暗杀，又一名社会党烈士成为科莱奥内农民的悼念对象。3月10日晚，莱焦用枪威胁着工会会员和反战老兵普拉西多·里佐托出了城，接着强迫他跪下，然后近距离在他头上连开三枪。枪击案发生时，意大利共和国首次议会选举即将举行，这并非只是一个巧合。里佐托的遗骸连同另外两个人的遗骸一年半之后才在60米深的山洞里找到。里佐托的母亲仅凭衣服残片和一双美国产的胶底鞋辨认出了他的身份。尽管帮助莱焦实施绑架的两个人提供了证据并告诉警察当局到哪里去寻找受害人的尸体，但莱焦却没有因为这次谋杀而被判刑。普拉西多·里佐托一直没有坟墓，他只有一个半身塑像，落成于1996年，目前矗立在科莱奥内镇政厅的外面。

莱焦在杀害里佐托不久之后就潜逃了。莱焦在1964年被抓获过，1970年再次消失，1974年最后一次被监禁。作为一名长期逃犯，莱焦在科莱奥内镇获得了“红花侠”的绰号〔※“红花侠”（Scarlet Pimpernel）是英国女作家埃穆什考·奥希兹于1905年写成的小说。故事描述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王室和贵族也纷纷遭陷害。英国花花公子帕西化身为传说中的蒙面侠客红花侠，不断潜往法国，出生入死解救受难贵族并将他们送往国外。每次解救成功都会留下一朵红色的繁笺花为记。〕。但是，莱焦远不像“红花侠”这个文学形象那样精神抖擞，他患有慢性前列腺炎和颈椎病，脊椎的炎症迫使他系着皮革矫正器。他精神状况不佳意味着他“逃亡”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在昂贵的诊所和疗养地度过的。黑手党分子以这种方式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应该是正常的。甚至像卡洛·维齐尼这样一个肥胖的黑手党领导人也干过这种事情。但是，莱焦几乎一生都在过着这种隐匿的生活，这无疑为其他黑手党分子树立了一个典范。科莱奥内家族的所有成员一直以来都是“红花侠”，他们不仅在法律和秩序的力量面前是“隐形人”，而且在敌对黑手党分子面前也是“隐形”的。这种隐蔽性是黑手党新权力模式的一个特征。黑手党老板再也不会在广场附近酒吧的咖啡桌上开庭审理案件，唯一能够体现科莱奥内家族权力的方式就是他们的野蛮行径。

1956年，仍在躲藏的莱焦开始从事家畜饲养生意以掩盖其偷牛的勾当。这是莱焦得以挑战老板米歇尔·纳瓦拉的权威的基础。首先，莱焦恐吓一位纳瓦拉的手下放弃了在家畜公司里的股份。接着，当纳瓦拉的一位高级助手买下了一块相邻的土地的时候，莱焦指使手下在其土地上搞蓄意破坏。之后不出所料，1958年6月，莱焦走在自己的农场建筑之间中了纳瓦拉派来的杀手的埋伏。但他们似乎对他的神枪手的名声有所顾忌，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开枪，莱焦开枪将他们打退，仅仅手部受了伤。

这是纳瓦拉医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两个月之后，纳瓦拉从莱尔卡拉弗里迪乘车返回科莱奥内镇，同行的还有一位医生，他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当他们转弯时，莱焦的阿尔法·罗密欧1900在他们前面挡住了道路。当警察和记者后来到达现场时，他们发现受害者的汽车已经滚落到路的边缘，车上的几十个枪眼让人误认为这是在拍摄芝加哥警匪片。自从普拉西多·里佐托于十年前失踪起，这是第一次成为科莱奥内镇头号新闻的黑手党谋杀事件。现在，莱焦的恶名在科莱奥内小镇内外都传开了。

针对纳瓦拉的行动是一次极为大胆的行动。这位邪恶的科莱奥内医生代表了一种稳定和政治保护，“我们的事业”对此十分重视。纳瓦拉除了做医生之外，他还是科莱奥内农民联合会的主席、农民公会的理事以及这一地区健康保险计划的检查员。纳瓦拉将自己的朋友安置在了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半官方机构里，他的一个弟弟经营着一家西西里地区巴士公司，这家公司是纳瓦拉在1943年用遗弃的军用车辆亲自创办起来的。这名科莱奥内医生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选票，也获得了该地区其他黑手党老板们的支持，而且还可以依赖自己家族内的黑手党手下，他们要么有丰富的经验，要么在美国有关系。虽然他因为涉嫌参与里佐托谋杀案而被在国内流放一段时间，但在被人枪杀之前他甚至还被授予了意大利骑士爵位。难怪该镇的农民都称他为“我们的父亲”。黑手党很少有兴趣允许像莱焦这样的普通杀手扰乱好不容易耐心积攒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威望。

杀害纳瓦拉之后，莱焦领导的那帮人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保持他们进攻的势头。到目前为止，生存和胜利指的是同一回事。纳瓦拉死后一个月，纳瓦拉最威猛的三个手下在一次枪战中丧生，这次枪战发生在科莱奥内镇中心，参战人数达几十人。几名旁观者，包括儿童在内，受了伤。科莱奥内因此获得了“墓碑”的绰号。1958年10月，《时刻》在“危险”这个单词标题下整版曝光了莱焦的活动。三天后，这家报纸的编辑部遭到了炸弹的袭击。

莱焦对地位巩固的科莱奥内老板们发动惊人的政变虽然不同寻常，但却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确认了贯穿黑手党历史中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尽管政治影响力很重要，但是荣誉团体的最终权力在于其军事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莱焦在1958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随时准备为了使用压倒性的暴力而付出短期的政治代价．这一点后来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采用的策略的一个特征。

科莱奥内地区的枪杀和绑架持续了五年。就在莱焦所领导的那批自命不凡的手下即将对纳瓦拉集团取得全面胜利之时，发生于1963年6月30日的西亚古力汽车爆炸案导致了大规模的逮捕并使得西西里岛西部几乎全部的黑手党活动都暂停了下来。莱焦这位“红花侠”最终于1964年在科莱奥内的一座房子里被逮捕。这所房子属于一个老处女，她曾经是被杀害的工会会员普拉西多·里佐托的未婚妻，因此之前丝毫没有受到别人的怀疑。

当64名参与莱焦派和纳瓦拉派战争的人员最终在1969年接受审判时，他们都被无罪释放。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莱焦成为黑手党杀手已经有25年，但他的犯罪记录只留下了一项罪名：偷窃几捆玉米。反黑手党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后来对判决做出了批评，指责莱焦及他的部下有恐吓证人的行为，还有法官在评估控方证据时表现出了异常严谨的“无意识”倾向。莱焦似乎在调查和审判期间试图销毁过物证。在纳瓦拉谋杀案现场找到的汽车尾灯碎片曾经在案发当时被证实来自一款属于莱焦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几个月之后为了复验打开证据袋的时候，人们发现那些碎片已经被替换成了另一种型号汽车的尾灯碎片。控方提出上诉反对无罪释放，但当莱焦在二审中被判处无期徒刑时，他再一次藏匿了起来。

莱焦及其部下于1969年被无罪释放之后，黑手党又重新开始了活动。此时，一张新的黑手党权势图出现了。假扮警察在拉齐奥大街杀害“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的开枪队伍中有两位是莱焦的顶尖杀手：卡洛杰罗·巴加里拉和“拖拉机”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前者在袭击中被打死并被扔进潜逃车的后备箱里，而后者在本书编写时成为老板们的老板）。黑手党委员会改组不久，莱焦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地位才得以确认。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委员会最初只有三名成员。第一个人是“塔诺”加埃塔诺·巴达拉曼迪，一名在大西洋两岸有着稳定关系的重要毒品经销商，也是起草委员会规则的“宪法工作小组”的三位成员之一。第二位是绰号为“维拉格拉齐亚王子”的斯特凡诺·邦塔德，巴勒莫最大家族的老板，也是最著名的黑手党王朝的后裔，他的父亲曾是唐·卡洛·维齐尼葬礼上的护柩者。第三位就是卢西阿诺·莱焦，他经常委托自己信任的副手“矮子”托托·雷依纳代表他参加会议。

三巨头的组成标志着新的委员会与“乔香蕉”在1957年访问西西里后设立的第一个委员会属于不同类型的机构。禁止家族首领在委员会拥有一席之地的规定被取消。毫无疑问，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成为巴勒莫省最有权势的君子，也是整个西西里黑手党中最有权势的“君子”。委员会现在已经不再像布西达在1975年所设想的那样仅仅作为本地家族老板们与“君子”个人之间的权力平衡杆。实际上，委员会现在正从上而下使黑手党家族重新恢复活动并对其进行重组。当整个委员会于1974年开始运作时，“我们的事业”采取的是等级制的命令结构，多玛索·布西达后来向法尔科内描述的就是这一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直至今日依然存在。

问题是来自落后的科莱奥内的卢西阿诺·莱焦是如何在巴勒莫精英群里占据一席之地的。真实情况是，尽管莱焦和马龙·白兰度都将恶名赋予了科莱奥内，但科莱奥内并不是黑手党的“首府”。早在莱焦于1964年第一次被捕之前，他就不再仅仅是科莱奥内家族的老板，他将自己的影响力有效地延伸到了巴勒莫。

巴勒莫是莱焦大部分时间藏身的地方。就是从巴勒莫市的肉类批发市场里，莱焦的小型货运公司将其非法屠宰的牛拉走。在巴勒莫，“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为了权力而努力挤进镇议会。在巴勒莫，莱焦的公司出租装满走私烟的摸奖机器。莱焦同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的主要参战者拉·巴贝拉、布西达、格雷科、卡弗塔奥、托雷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巴勒莫是黑手党的根源所在之地。它依然是荣誉团体权力集中的地方。巴勒莫是第二次黑手党战争的战利品。

莱奥纳多·维塔尔的精神危机

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不只是由高层政治、大生意和战争而构成。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起悲剧事件（在本章和下一章中将会叙述到），悲剧事件影响到了生活在黑手党制度统治之下的男女老少，反映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严重焦虑。

1973年3月29日晚上11点左右，莱奥纳多·维塔尔走进巴勒莫紧急行动小组的当地指挥部，宣称自己正处于宗教危机之中并打算开始新的生活。他32岁，是来自“我们的事业”中的阿尔里罗·迪·百达家族的“君子”，是十人小头目。在那些目瞪口呆的官员面前，维塔尔承认了两项谋杀、一次谋杀未遂、一次绑架以及许多轻微的罪行。他还说出其他凶杀案的元凶。他解释了黑手党家族是如何组织的，他所在的家族的成员都是谁并且透露了黑手党委员会的存在。虽然他在组织里的级别很低还不能确切知道到底谁担任委员会委员，但他解释，有一次科莱奥内三巨头之一的“矮子”托托·雷依纳曾经为他的家族和相邻家族解决过纠纷。当消息传到新闻界后，大家都称他为“巴勒莫郊区的瓦拉奇”〔※指的是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Joe Valachi），后来为了争取宽大处理而向美国警方出卖了黑手党的内部情报。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

就在维塔尔自首三个星期后，调查官邀请了一个有司法精神病学家组成的团队来到尤西卡丹监狱，并指示他们确认这名悔罪者是否足够理智而成为一个可靠的出庭受讯的证人。在此之前，一些迹象明显表明他的精神状态脆弱。当年早些时候，维塔尔因为涉嫌参与绑架而被关押在阿西纳拉岛一周，在此期间他曾经用自己的粪便涂满全身。他向精神病医生作的解释是：

做那样的事情能够有助予以某种方式理解——理解到像那样的事情并不是不好的，而其他的事情才是不好的。像那样的事情不会伤害人，但是其他的事情是不好的——我以前做过的事情是不好的。

维塔尔将粪便涂抹全身的行为远比他的言辞更能说明一切，他教育程度很低。尽管维塔尔的口齿不灵，但他向精神病医生所讲述的故事让我们洞悉了加入一个在沉默和死亡的国度里运作的团体组织将要付出什么样的感情代价。

维塔尔的叔叔是他生命中最有影响的人，他在父亲去世之后向他的叔叔寻求缺失的关爱，他的叔叔同时也是他的老板。“他是我的全部”，维塔尔说道。他人生最大的焦虑就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一个男人。“我相信我是一个同性恋，而且这个想法一直伴随着我。”他在14岁时就不再做弥撒，因为他责怪上帝给他头脑中带来的“丑恶思想”。他成为了一名黑手党分子，他说：“作为对我自己的本性的一种反抗，因为上帝赋予我这些情结。作为对上帝的反抗，因为他赋予了我一种自认为自己不是男人的情结。”

但是，当莱奥纳多·维塔尔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这和任何“情结”都无关。黑手党的价值体系已经在维塔尔家族的后代中延续下来，维塔尔的祖先中有一人曾经做过杀手，19世纪90年代还澄清没有为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效力过。当莱昂纳多的叔叔察觉到年轻的莱奥纳多崇拜自己时，他开始遵守家庭传统来考验他的胆量。有一次叔叔问他，“你看到我的双手了吗？它们血迹斑斑，但是你父亲的双手沾染的鲜血更多”。他的叔叔要他证明自己的“勇敢”。刚开始时让他杀死了一匹马，然后在他19岁的时候让他杀死了一个人。他曾被小型的菲亚特500载着经过受害者，然后手持猎枪站在后座上向受害者开火。莱奥纳多得到的奖励就是他的叔叔带他去打云雀，后来他的叔叔又接纳他进入阿尔里罗·迪·百达家族。莱奥纳多参加的入会仪式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黑手党入会仪式在细节上大同小异，他的手指被塞维尔柑橘树上的刺扎破，树上的苦果自阿拉伯时代就因其精华而受到推崇。

毒死警犬，焚烧汽车，捣毁柑橘果树，杀死一名偷柠檬的小偷，递送画有骷髅头的恐吓信，将炸药放置在办公室里，破坏建筑工地上的机器，到处无所事事闲逛，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莱奥纳多13年来天天从事的敲诈活动，遵从他叔叔的命令对家族地盘进行“征税”。1969年，维塔尔在杀死一名黑手党后获得了更高的荣誉。他的叔叔因此才开始向他透露更多关于黑手党组织的秘密。叔叔告诉维塔尔，委员会确实存在并且最近的一次谋杀也是委员会下令进行的，另外委员会还下令杀害了《时刻》记者毛罗·德·毛罗，这名记者在1970年失踪了。维塔尔晋升为十人首领，但是对维塔尔来说，获得这个职位无非就是能够多分得一些战利品。

维塔尔向精神病医生解释说，通过揭露黑手党的秘密，他从以前的自我和焦虑中解脱了出来。据维塔尔说，这就像是其他人承担了他的罪行。他重新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内心的平静，并最终确认自己实际上并不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向精神病医生讲述故事的更多细节时，医生发现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沮丧、更加难以预测。有一天，他出现时胳膊上满是自虐造成的伤口，接着赤着脚，蓄着长胡须到处乱走，还一边大喊，“疯子，我是一个疯子”。法官们开始怀疑他是仍然处于导致他脱离黑手党的精神危机之中，还是因为迫于压力被迫装疯以便削弱自己证词的效力。精神病医生结束检查后，维塔尔被诊断为“精神上处于半衰弱状态”，但专家们还是一致认为他的证词依然是可信的，因为他的病情并没有损害他的记忆力。维塔尔对精神病医生如何界定他的病情所作的书面反应简洁明了，而且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内心痛苦：

精神上处于半衰弱状态＝心理疾病。黑手党＝社会疾病。黑手党政治＝社会疾病。腐败当局＝社会疾病。卖淫＝社会疾病。梅毒，湿疣等疾病＝从儿童期就影响不佳精神状态的身体疾病。宗教危机＝由其他疾病所致的精神疾病。我，在唯一真神的信仰下复活的莱奥纳多，就是这些罪恶的受害者。

这起案件于1977年开庭审理，28个被告中只有维塔尔和他的叔叔被定罪。维塔尔的“半衰弱精神状态”和古怪行为足以使控方辩护大大地减弱。如果这些无罪释放可以理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何当局完全忽视维塔尔对黑手党本质所做出的那些极其重要的见解。维塔尔被判处25年监禁。维塔尔在1984年6月被释放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不久之后，当多玛索·布西达出庭作证之后，维塔尔在1973年之前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得到证实。1984年12月2日，星期日，正当维塔尔同母亲和妹妹在做完弥撒回家的途中，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朝他的头部开了两枪。次年，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赛利诺为大审判做准备提交证据来支持所谓的“布西达命题”。文件一开始就讲述了莱奥纳多·维塔尔的故事，他们对故事所作的结论如下：“希望在维塔尔死后他至少能够得到应有的信任。”

一个“左翼狂热分子”之死：佩皮诺·因帕斯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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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沉重年代”而著称的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民主面临着自法西斯主义垮台之后最黑暗的日子。了解并打击黑手党再一次没有成为国家优先处理的问题。1969年12月10日，“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遭遇袭击，这标志着“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沉寂数年之后重新开始了活动。两天之后，一枚炸弹在米兰中心的喷泉广场爆炸，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三天之后，一名无辜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抓进警察局接受有关喷泉广场爆炸案的询问，然而却从米兰警察总部的四楼窗口跌落而死。不久有证据显示新法西斯集团与喷泉广场大屠杀有关联，而且意大利的特工部门的人员也与新法西斯主义者有关联。激进的左翼团体打起了口号：“这是一次国家大屠杀。”相信颠覆民主的阴谋正在进行的不只是他们这群人。毫无疑问，这样的阴谋是存在的，而唯一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是这一阴谋渗透进国家机构中的程度到底有多深。这就是“紧张策略”：一个旨在为右翼政变做准备的恐怖暴力计划。

这个紧张策略是对左派潜在威胁的直接回应。1967-1968年间掀起了一轮学生抗议的高潮，由于警察粗暴的回应而被激化。更严重的是，1969年“炎热的秋天”罢工和游行的季节开始了。工人运动有时看起来似乎要从左侧包围意大利共产党。

喷泉广场爆炸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预示了新一轮不稳定和暴力的开始。右翼恐怖主义分子在今后十几年里采取了进一步行动。最严重的暴行是1980年8月发生在博洛尼亚车站二等候车室的爆炸案，其中85人死亡。但是政治暴力绝不仅限于极右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劳资纠纷，共产党左翼一些积极性很高但争吵激烈的党派开始意识到革命并不像他们在60年代末期预想的那样指日可待。对于左派少数一批激进分子而言，旨在加剧社会冲突和为工人起义做准备的武装行动是减少罢工行动和“国家大屠杀”最恰当的反应。红色旅〔※（意大利语：Brigate Rosse，常被缩写为“BR”）是一个意大利的极左翼军事组织，成立于1970年，最初的成员是一些左翼激进的工人和学生。该组织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宣称“要对国家的心脏地带进行攻击”，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动了许多起著名的谋杀案，受害者有警察、法官、企业家、新闻记者甚至还有被怀疑与“由跨国公司组成的国家”合作的共产党员。

黑手党自1969年来如何参与紧张策略和右翼阴谋是“幕后论者”最钟情的话题之一。黑手党与它们之间有一至两个明确的关联点。1970年12月，一位新纳粹贵族占领了内政部企图发动一场政变，但他几小时之后却平静地撤退了，市民们有好几个月都不清楚有这件事。后来，多玛索·布西达和其他悔罪者透露说，黑手党的领导层曾被要求参加政变，作为交换条件，某些重要的审判结果将会被修改。1970年夏季，布西达和“小鸟”格雷科甚至跨过大西洋在卡塔尼亚、罗马、米兰和苏黎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莱焦和其他人商讨此事。许多高层老板似乎对这个提议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悔罪者一本正经地指出，当时世界杯足球赛正在举行，若是意大利队杀出重围与巴西队在决赛中相遇，许多“君子”更有兴趣观看电视转播比赛而不是开会讨论一场法西斯革命。黑手党同意参加叛乱，但这似乎只是出于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愿望而不是对事业有任何奉献精神。“铁血长官”切萨尔·莫里对黑手党的镇压为极右派和“我们的事业”之间的不信任埋下了伏笔。

众多周知，除了1970年的未遂政变之外，黑手党还曾在1984年12月23日帮助右翼恐怖分子在米兰和那不勒斯之间运行的一辆火车上放置了一枚炸弹，导致16人死亡。这些插曲使得人们推测，“我们的事业”只不过是在意大利政府各部任职的神秘人物所利用的工具而已，在“我们的事业”的最高层上面有一位神秘的木偶大师的手在操纵着这个组织。这肯定是异想天开。“我们的事业”的历史表明，当它确实与极端的右翼颠覆分子合作时，它总是有自己的主张，以期获得准确的让步条件。修改判决结果很可能就是黑手党想要从这类交易里获得的让步条件。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流血和阴谋事件的背后是司法系统内部不显著的变革，这些变革将对黑手党未来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西里，如同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一样，司法人员天生保守，他们其中一些人通过共济会团体和家庭纽带与政治阶层联系紧密。即使任何个人都不刻意与“我们的事业”勾结，这群人对黑手党并不怀有任何仇恨情绪，而要打击黑手党高层的有组织犯罪则必须对黑手党怀有仇恨情绪。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对司法人员的招聘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开始扩大范围。与此同时，司法人员终于有了自己的管理机构，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还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在60年代末期，一个叫作“民主司法联盟”的组织推动了一项由年轻地方法官发起的一项改革僵化的法律制度的运动。有些新一代的法官试图将更多的白领罪犯绳之以法，这些白领罪犯有污染环境者、建筑投机商和腐败的政治家。

随着地方法官权力的强大，他们变成了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联盟组织。结果，人们开始怀疑法官们展开的调查、作出的判决只是为了各自党派的政治动机，人们逐渐对此感到不满。不管怎样，若是意大利的司法制度不经过这种缓慢的改造，那么今后几年在打击黑手党的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无法想象的。但这些变化需要经过多年之后才能对反抗“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产生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时候，意大利民主看起来不可能在紧张策略和左翼恐怖主义的双重打击下幸存下来。最令人担忧的时刻于1978年3月16日降临，当时红色旅绑架了基督教民主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一前总理阿尔多·莫罗。在莫罗被绑架的55天里，意大利全国气氛异常紧张，各个政党的政客一直在辩论是坚决抵制绑架者的要求还是为了拯救阿尔多·莫罗的生命与绑架者进行协商。5月9日，莫罗遇害，蜷缩的尸体被丢在一辆红色雷诺的后备箱里，这辆车就停在罗马的一条边道上，距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总部只有几十米。

恐怖主义者制造的紧急事件有助于淹没那些对黑手党重新崛起以及西西里西部日常恐怖统治的关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听一个故事就明白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莫罗尸体在罗马被找到的当天。米兰保守的《晚邮报》简要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希尼斯的事件，它是西西里西部海岸的一座小镇，远离“国家的中心”，标题是“左翼激进者被自己放置在铁轨上的炸弹炸得粉碎”。

这位“左翼激进者”就是“佩皮诺”朱赛佩·因帕斯塔托。他在30岁时的离世既非恐怖袭击而出现的意外，也非后来被警方所宣称的自杀。朱赛佩·因帕斯塔托是被希尼斯的黑手党谋杀的。佩皮诺死后，他的亲戚和朋友不折不挠地要求警方公正审理此案，他的死亡真相从而才在25年之后被揭晓。要想知道佩皮诺的故事为什么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只要看一眼本书图片部分第29张照片就明白了（中译本图片略）。照片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一群希尼斯黑手党分子行走在路上，有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夹杂在人群中间，个子矮的那个男孩就是佩皮诺，他的左手拽着他父亲的右臂。

照片中的这个小男孩后来成长为一名左翼激进分子。他是一位聪明而又饱受折磨的反叛者，将半生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压迫的事业。像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充满激情地参与了我们现在看来用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进行的神秘的派系争端。他站在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越南战争和裸体主义等所有事情都进行争辩；他从一个小革命政党或新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一直在兴奋和绝望中徘徊（他发现与别人保持个人关系或浪漫关系十分困难）。但如果佩皮诺的政治信念是他的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佩皮诺的背叛发生在一个有浓厚的黑手党氛围的家庭。佩皮诺的父亲是一个黑手党分子，是希尼斯家族的低级成员。几十年来，他们这个大家庭里一直有几个黑手党分子。佩皮诺对这一家庭背景的反叛是前所未有的。

因帕斯塔托家族中的幸存者后来回想起，1963的某个时刻是佩皮诺反抗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萦绕在其周围的黑手党文化的第一个标志。佩皮诺15岁的时候，佩皮诺的姑父、当时希尼斯的老板切萨尔·曼泽拉，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被装满炸药的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汽车炸死了。年轻的佩皮诺被吓坏了。当时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姑父的尸体碎片挂在离汽车弹坑几百米远的柑橘树的树枝上。佩皮诺问他的叔叔，“他肯定有什么感觉吧？”“这都是瞬间发生的。”这个回答并没有平息这个年轻人的焦虑。

佩皮诺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积极分子，在集会上做演讲并与别人共同编辑《社会主义思想》报纸。佩皮诺与黑手党的对抗迅速而直接，他的勇敢行为令人震惊。大家不要忘了，在这个小镇上，人们对于残酷镇压左翼农民运动的记忆还依然历历在目。1996年，佩皮诺写了一篇题为《黑手党：一群该死的家伙》的文章。读罢此文，佩皮诺的一个黑手党亲戚警告他的父亲：“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干脆挖个坑将他埋了。”于是，父母将佩皮诺从家里驱逐出去。

佩皮诺·因帕斯塔托的家乡希尼斯是“我们的事业”这个帝国的重要前哨。到6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西部最重要的黑手党活动中心之一。巴勒莫新机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建造在这里，机场显然是黑手党敲诈勒索和走私活动的首要目标。希尼斯八千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美国都有亲戚。小镇成为跨大西洋海洛因生意最主要的转口港也绝非偶然。希尼斯的老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与底特律的匪徒有着牢固的家族联系，他在罗马和米兰都有贩毒基地，并控制着一连串的建筑公司。他在“我们的事业”内部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巴达拉曼迪曾在1957年帮助多玛索·布西达制定了第一届委员会规则，而且还是1970年成立的三人小组中的一员。据一位悔罪者所言，巴达拉曼迪在就任三人小组成员一职后所采取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下令将一名来自那不勒斯的罪犯枪毙，这名罪犯就是几年前在那不勒斯赛马场上掌掴“幸运小子”卢西阿诺的那个人。因此，卢西阿诺去世八年后，巴达拉曼迪得以告知其美国黑手党的联系人，卢西阿诺当年所遭受的侮辱终于得以雪耻。黑手党全体委员会于1974年重组时，巴达拉曼迪坐上了头把交椅。

佩皮诺的背叛将因帕斯塔托家族里已经存在的裂痕撕扯得更大。佩皮诺的母亲，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喜欢偷偷地带给佩皮诺食物。　　，佩皮诺的母亲嫁给了一名黑手党分子，但是她自己的血亲中没有一个人是黑手党分子。佩皮诺的父亲不善言辞但却盛气凌人，只允许妻子会见其他黑手党分子的妻子们。因为无法管教儿子，他将儿子的“不忠”给他带来的耻辱和焦虑发泄在了妻子的身上。“这是独裁。绝望……恐惧。一听到他回家，我就习惯去小便。”她后来诉说道。尽管菲力西亚非常害怕出席佩皮诺的集会，但她试图说服儿子缓和一下他的演讲语气：“朱赛佩，你看，我也反对黑手党。难道你看不出来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要小心点，我的儿子。”

尽管有黑手党的威胁和他母亲的担忧，佩皮诺却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佩皮诺的母亲说，佩皮诺是为了“正义和明确的事情”而战，而这些事情几乎总是与黑手党的利益相冲突。佩皮诺积极参与一项支持农民的运动．为了建设机场的第三条跑道，农民的土地被充公。他还与建筑工人一起反抗受黑手党保护的雇主的剥削。佩皮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反抗意大利共产党所谓的“历史性的妥协”的运动，即共产党决定支持朝着进步方向前进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虽然共产党声称这一“历史性的妥协”使意大利避免遭遇与智利同样的命运（皮诺切特的血腥军事政变于1973年将智利的民主政府推翻），而且这一声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左翼力量对此背叛却十分愤怒。无论意大利共产党的温和战略在意大利其他地方是对还是错，但是在西西里西部，意大利共产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达成的妥协在佩皮诺及其同志们的眼里看来就是与黑手党合作。

对于那些在一所废弃的弗洛里奥别墅里成立第一所公社的嬉皮士们，佩皮诺对他们的思想批判也非常严厉，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放弃了政治而赞成裸体主义和大麻。1977年，佩皮诺成立了一个很小的地方电台——“奥特广播”。广播电台的主打节目就是晚上的一档音乐和讽刺节目，抨击希尼斯镇及由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镇议会。节目的许多素材通过将当地黑手党家族及其见不得人的勾当设置在改编自但丁的《神曲》或者《狂野的西部》等怪诞的版本中而加以嘲讽。希尼斯老板塔诺·巴达拉曼迪被嘲笑为“坐着的恶棍”。佩皮诺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还将巴达拉曼迪描述为“一个擅长贩毒和使用短管散弹枪的小白脸”。1978年春天，佩皮诺帮助小镇举办了一场题为“黑手党及景观”的摄影展，展示了修路对当地景观所造成的破坏。与此同时，佩皮诺在地方选举中被推选为候选人。这里有一张令人胆战心寒的照片，照片中有几个黑手党分子正在仔细端详着一幅在“黑手党和景观”展览中展出的油画。这张照片是在佩皮诺被杀的前一天拍摄的。

佩皮诺·因帕斯塔托知道他所承担的风险。佩皮诺的母亲警告他说黑手党是“畜生”，对他们来说“将一个人吹灯拔蜡没什么大不了的”。佩皮诺心中或许抱有一丝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君子”，这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现在我们知道了，佩皮诺的父亲当年为了保护儿子不受巴达拉曼迪的报复而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佩皮诺的父亲在1977年9月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死。多年以来，家人都认为他的死只是一个意外，直到现在才相信他是被人谋杀的。无论真相如何，佩皮诺在他父亲死后就失去了保护。佩皮诺在父亲葬礼上拒绝与前来吊唁的黑手党分子们握手，这对黑手党来说又是一次彻底的侮辱。佩皮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没有降低自己的竞选活动强度。他似乎肯定知道自己将会被害。

1978年5月8-9日的晚上，佩皮诺在从奥特广播台回家的途中被绑架，歹徒驾驶他的车来到距巴勒莫一特拉帕尼铁路线几码远的一所摇摇欲坠的石屋里，石屋就位于机场的边篱附近。佩皮诺在石屋里惨遭殴打和折磨，然后被扔在轨道上，身上还捆着几根炸药棒。

铁路工人在第二天清晨报告说，一段50厘米长的铁轨遭到了破坏。宪兵到达现场后，他们在爆炸的弹坑里发现了里佩皮诺的汽车、鞋子和眼镜。他的尸体碎片和衣服碎片散落在半径300米的周围地区，只有他的双腿、部分脸和几根手指头能辨认出来。佩皮诺的死亡方式与1963年他的姑父的死亡方式惊人地相似。正是那次谋杀引发了他的提问：“他肯定感觉到什么了吧？”之后他才开始了对黑手党的反叛。

2000年12月6日，也就是22年之后，议会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当局如何处理佩皮诺·因帕斯塔托之死的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调查处理方式迟钝而又草率，从而在实际上对于杀手故意将佩皮诺之死伪造成自杀式恐怖袭击的企图予以支持。佩皮诺的朋友和家人一直宣称其中肯定有内情。　‘

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佩皮诺反对黑手党的活动众所周知，尽管希尼斯事实上是黑手党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据点，尽管激进分子受到了威胁，尽管宪兵此前也报道说佩皮诺及其同志们“没有能力”采取恐怖行动，但是佩皮诺死后立即对其死亡展开调查的人员甚至连佩皮诺有被谋杀的可能性想都没想过，更不用说佩皮诺是被黑手党谋杀了。参加现场初检的目击者，包括前来收集遇害者尸体碎片的殡仪师在内，确定在佩皮诺遭受折磨的小屋里有明显的血迹。由于小屋面对铁轨的方向没有出口，所以血迹不可能是爆炸造成的结果。然而，尽管佩皮诺的汽车就在石屋附近被发现，但是宪兵在这个案件的初步报告上甚至都没有提到这间石屋。

宪兵在佩皮诺死后的第二天早晨就对奥特广播台及佩皮诺的亲戚和朋友们的房子进行了突然搜查。宪兵甚至在搜查佩皮诺母亲的房子之前都没有告知其儿子的死讯。他们在佩皮诺姑姑家里发现了佩皮诺几个月之前写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佩皮诺提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革命者的失败”并暗示他有可能会了结自己的生命。事件的最初调查报告就是仅凭这项微弱的证据得出这是一起“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的结论。这个故事立刻泄露给了新闻界。在随后的几天里，由于小屋里的血迹证据的出现，更多误导性的信息泄露给了报纸。《西西里日报》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血液是月经血，血迹来自在附近找到的卫生巾。但实际上，这样的卫生巾并没有被发现。佩皮诺的朋友们去过那个地方，一整天都在忙着往塑料袋里拾捡被警察当局遗漏在现场的佩皮诺的尸体碎片，他们的痛苦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在小屋里还发现一块有更多血迹的石头，交给一位独立的法医鉴定后，血液被证实是属于佩皮诺的。

佩皮诺朋友们的房屋后来都被秘密地闯入。在希尼斯有人传言说，佩皮诺有一份关于当地黑手党及其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卷宗，佩皮诺对此有过暗示，但是这样的卷宗没有被人找到过。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在佩皮诺的葬礼游行上，一千名活动家和佩皮诺的朋友们打出了横幅标语：“佩皮诺被黑手党谋杀”，“在佩皮诺的思想和勇气的鼓舞下继续前进”。后来，有一些人聚集在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府宅前大喊：“屠夫！”

2000年的议会调查有很多遗漏和令人猜疑之处。佩皮诺的哥哥在议会委员们面前作证说，当地的黑手党和宪兵在佩皮诺被谋杀之前关系很好。“我经常看到他们（宪兵）同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和他的副手们肩并着肩一起走。当你看到黑手党与宪兵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你肯定不会再对这些机构抱有信心。”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这是当局在希尼斯等地方与黑手党非正式权力寻求共同生存的传统方式。

无论在调查的早期阶段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是什么，但等到更有能力的调查官接管这个案子的时候，线索都断了。他们只能在1984年作出结论，佩皮诺确实是被黑手党谋杀的，但是具体谁是罪犯却没办法查出。

八年之后，由于佩皮诺的亲朋好友所发起的运动，尤其是他的母亲、弟弟以及历史学家翁贝托·桑迪诺的不懈努力，这起案件又重新审理。但是即使是在1992年，调查官也只能作出由于证据不足不予起诉的结论。悔罪者提供的新证词最终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在1999年受审，他当时已经因为贩毒而在新泽西监狱被长期监禁。审判继续进行，议会也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一部讲述佩皮诺·因帕斯塔托故事的电影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剧本奖。电影名叫《一百步》，佩皮诺家距离塔诺·巴达拉曼迪家恰好正是一百步。

最终，唐·塔诺在2002年4月1日因下令谋杀佩皮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对判决的反应极为庄严：

我从来没有任何复仇的感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的儿子的死讨回公道。我必须得承认，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我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现在，我感到非常满足，非常满意。我一直都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巴达拉曼迪经常过来找我的丈夫路易吉向他抱怨佩皮诺的所作所为，而我的丈夫则恳求他不要杀死我们的孩子。

这些话表明目前佩皮诺的母亲已经脱离了她长久以来被囚禁在其中的可怕的黑手党家庭环境并且摆脱了缄默法则的束缚。她的经历让我们了解了女性们在“我们的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黑手党的价值观，诸如：缄默法则、对法律的蔑视、对暴力的容忍等等，正是通过与“我们的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妇女才得以教给年轻人，并代代相传。2001年在接受调查时，佩皮诺的母亲清楚地阐释了妇女对于黑手党的重要性，并且说一些希尼斯妇女为自己是黑手党分子的妻子而感到自豪。她曾听一位妇女这样说道：“我的兄弟们生下来就是黑手党。一些人生下来就是傻子，然而一些人生下来就是黑手党，我的兄弟们生下来就是黑手党！”

现在，反黑手党的活动家们不再像佩皮诺·因帕斯塔托一样被当局孤立和疏离。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也像她的儿子一样成为这项基础广泛的运动的一个象征。尽管如此，这也是西西里岛的不幸，西西里岛仍然需要更多像他们这样的象征性人物。因此我们很难断定，他们在25年之后终于获得的正义是不是真正的正义。

海洛因：比萨店联络

那些接受1968-1969年审判并从监狱释放出来的老板们失去了很多钱。诉讼费用以及供养犯人的花销掏空了他们的金库。卡塔尼亚的一个叫安东尼诺·卡尔德龙的“君子”对那段艰苦的岁月有着特别生动的回忆，卡尔德龙后来于1987年作出对同案犯不利的证据并与法内科尔法官交谈过。卡尔德龙回忆说，“矮子”托托·雷依纳在等待审判期间曾经因为无力支付他的母亲来看望他的路费而痛哭流涕。卡尔德龙还记得黑手党再次活跃起来后情况又是如何迅速改变的。“由于毒品的缘故他们忽然间在几年之内变成了百万富翁。”“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从事海洛因走私而财源滚滚，但正是这种滚滚而来的财源利润最终导致了黑手党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

这并不是说巴勒莫所有的黑手党分子在1970年都很贫穷。格雷科家族，“我们的事业”里的王室家族，仍然过得十分舒适。在希尼斯，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跨洋生意并没有受到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阻碍。许多其他黑手党老板迫切需要搞到钱，尤其是科莱奥内的老板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积累资本，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分子开始从事绑架活动。他们锁定的主要对象是巴勒莫富豪们的子孙，从中获得的利润被当作原始资本用于非法商业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烟草走私活动猖獗。20世纪50年代，多玛索·布西达在西西里和大陆之间走私了数百箱的香烟，但是那不勒斯的走私犯与他们的西西里合伙人现在做生意却以一船货为计量单位。卡莫拉的老板“疯狂的迈克”米歇尔·扎扎后来承认每月交易的烟草为五万箱。越来越多的黑手党分子涌向那不勒斯来分享利润。

但是烟草的巨大利润不久就被重要的海洛因给蚕食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就职后不久就宣布发动一场“反对毒品的战争”。像许多类似的战争一样，它最终也是适得其反。尼克松政府关闭了位于马赛的由科西嘉人经营的毒品提炼厂，这为西西里创造了机会，使它成为海洛因从近东和远东的罂粟田里运到美国城市的街道这个漫漫长途中最关键环节的新基地。1975年，一名土耳其毒品和武器交易商直接与“我们的事业”接触，他此前一直是为马赛的毒品提炼厂提供吗啡碱的主要供应商。不久之后，海洛因实验室开始在西西里岛西部出现，里面的工作人员是从马赛逃难而来的化学家。由于西西里毒品提炼厂陆续投产，欧洲西部和北美染上毒瘾的人数在1977年大幅上升。1974-1982年问，世界各地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增加了6.5倍，正是在这些年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海洛因市场。

但是西西里的黑手党并不满足于成为海洛因的加工者和进口者，通过与美国同行合作，他们还想控制销售网络。多玛索·布西达早在1966年就开始从纽约的甘比诺家族贷款建立属于自己的第一家比萨店。到70年代末期，美国驱逐的西西里非法移民每十人中就有九人在比萨店工作。自本世纪初以来，意大利食晶的进口与生产对美国的黑手党而言一直至关重要。因此，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的餐厅网络的原料供应链被黑手党保护的公司所垄断，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1986年美国的“比萨店联络”案证实，许多比萨店销售的不仅仅是奇怪的意大利食物玛格丽塔比萨或四味奶酪比萨。

据估计截止到1982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美国东北部地区所消费的80%的海洛因的生产、运输及销售。回流到西西里的利润由于明显的原因从没有精确计算过，但每年也能达到数亿美元。70年代末期，“我们的事业”较之以往更为富裕，更为强大。

“比萨店联络”还涉及了黑手党的两个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西西里人——低级别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妒忌地称呼他们为“拉链”——已经不再是美国老板们的廉价劳动力。美国的高级匪徒再也无法对西西里人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乔香蕉”在1975年去西西里岛度假时对西西里人摆出的正是这副姿态。由于他们的数量、组织以及他们似乎能够无限制地获得海洛因供应，现在西西里人在美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

博南诺家族控制的布鲁克林的尼克博克大道成为西西里人的殖民地和海洛因的终点站。一位渗透到“我们的事业”里的费城家族的缉毒局特工了解到：

布鲁克林意味着西西里的黑手党，与位于美国的“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区别开来。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布鲁克林控制了美国所有的海洛因……西西里人使用意大利裔美国人来销售海洛因。

但是，这些拉链们不仅在美国建立了“企业辛迪加”，而且还严重入侵美国的“我们的事业”的“权力辛迪加”。特工约瑟夫·D·皮斯托（又名唐尼·布拉斯科）代表联邦调查局于1975年至1981年间潜入了纽约的博南诺家族。他记录了下面这段发生在两个美国“君子”之间的焦虑的谈话，他们听说一些西西里人将成为头目：

——那些家伙［拉链们］正在准备接手一切。我们不能让他们当头目。我们将失去所有的权力。

——……那些该死的拉链们不会支持任何人的。你他妈的给他们权力，如果现在不受伤的话，三年之后也会受伤的。他们将会把你活埋了。你不能给他们权力。他们对什么都毫不在乎。他们不在乎谁是老板。他们得不到尊重。

1979年，一名西西里“君子”确实接管了两年纽约的博南诺黑手党家族。据说，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用英语做生意很困难。

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的黑手党在海洛因生意上并不总是死对头。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都是亲戚。一个黑手党分子要是为了毒品生意而寻找可信赖的伙伴和工人的话，他首先就会找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特别是那些刚加入黑手党的家族成员。当海洛因生意在70年代过热时，许多黑手党分子处于有利的形势，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跨大西洋家族企业，能够轻松地适应任何他们所需的非法商品交易。这对于那些同美国建立最紧密关系的沿海城镇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家乡——希尼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附近的戈尔福斯特堡港，像马加蒂诺和博南诺家族这样的西西里裔美国人犯罪血统的诞生之地。巴勒莫也有很多这样的联系，萨尔瓦多·因泽里洛——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和主要的海洛因经销商——是卡罗·甘比诺的表弟，而甘比诺在1976年去世前一直是纽约五大家族里最有势力的家族的首领。因泽里洛、巴达拉曼迪和马加蒂诺这些家族一直在大西洋两岸来回穿梭，来自美国和西西里的表亲们几代以来一直互相通婚。因泽里洛的跨洋家庭谱系中“不可思议的、缠绕不清的亲戚关系”曾让法内科尔大法官也直挠头。

贩毒意味着建立各种人际关系，意味着将一大群人才汇集在一起：从投资商、咖啡碱供应商到提炼毒品的技术人员，从运输者、街头小毒贩到掌握洗钱技术而不被意大利金融警察抓住的金融家。这些国际网络从社会的顶层一直伸展到底层，而且他们与黑手党并不是一回事。

黑手党自从毒品能够交易起就开始从事这项营生。但即便这样黑手党也没能变成海洛因企业集团。正如布西达所说，“每个人在贩卖毒品时都是自主的。最有经济机会的人做的工作最多”。“拥有经济机会”意味着要与组织外的各种人才建立关系网络。

当然，自主原则也有许多限制，一个“君子”所做的每件事都可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政治牵连。一个家族有权对发生在自己领地的任何经济活动征税，而且如果其家族任何成员参与并不直接受其控制的企业的活动时，家族也有权对该成员索要贡品。对于一个黑手党老板而言，从毒品中获利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给毒贩们提供“保护”。这一方法还有额外的好处，就是使毒品贸易与家族隔离开，因为这项贸易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并不受缄默法则的束缚，一旦被捕，他们可能透露给警察很多事情从而给黑手党家族带来更大的风险。

但是当利润十分巨大时，家族间的争斗就会产生，委员会也可能随之参与其中。等委员会参与进来之后，它将毒品贸易纳入“我们的事业”结构之中。这种犯罪行为就相当于将一家公司变为公有制一样。一群高级老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管理这项生意，这种方式能确保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所有人都能够分得一部分利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70年代中期的途径那不勒斯的烟草走私案。委员会开始以财团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运作，通过“疯狂的迈克”米歇尔·扎扎来购买运输的烟草货物，这和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之前它对海洛因贸易所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1974年，扎扎连同几个其他知名的卡莫拉人甚至被接纳进了“我们的事业”组织，这是委员会恭维他们并控制他们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委员会没有、也不可能垄断黑手党的烟草走私或海洛因贸易。一方面，它只代表巴勒莫省而不是整个西西里岛。大部分的海洛因生意仍然远离委员会的监视而不受其控制。结果就是，黑手党组织中商业因素、政治因素掺杂在一起，沆瀣一气，而且成员之间因为猜疑而导致权力关系变幻无常，这种情况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爆发之前的情况极为相似。

银行家、共济会、收税员与黑手党

从美国回流来的毒品收入使农民的小房子里装上了金子做的水龙头，公寓楼和海滨别墅得以兴建，巴勒莫迅速兴起的奢侈品店里的货架被一扫而光，遍布意大利和欧洲的合法和非法的企业再次获得了投资。海洛因带来的美元也流人了基层金融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一批私人银行和合作银行在西西里投资市场上的份额扩大了一倍）并被吸纳进了意大利银行系统的制高点，与政治贪污金混在一起。有了这些钱，黑手党前所未有地到达了社会阶梯的最高层。

乔瓦尼·法内科尔于1978年抵达巴勒莫的司法官。“法内科尔方法”在两年之内使案件得到了突破，一直深入到“我们的事业”的跨大西洋毒品生意的最里层，发现黑手党与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罗萨里奥·斯帕托拉以及斯特凡诺·邦塔德之间有关联。萨尔瓦多·因泽里洛是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在布鲁克林被称作“樱桃山甘比诺”的罗萨里奥·斯帕托拉，是西西里的建筑巨头和纳税大户；斯特凡诺·邦塔德是黑手党前委员会的三人工作小组成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是庞大、错综复杂的婚姻联盟网络之中的一部分。法内科尔还和米兰的地方法官一起处理了一桩诈骗谋杀案，这桩案件极有可能把意大利社会最糟糕一面——政治和金融机构最高层的腐败、黑手党势力影响以及反民主阴谋——公之于众。

这起案件集中在银行家米歇尔·辛多纳身上。辛多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他掌管着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控制着梵蒂冈在国外的投资，还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的主要资助者。此外，警察当局怀疑他替黑手党洗钱。1974年，辛多纳的金融帝国因受诈骗指控而轰然倒塌，辛多纳逃往美国。1979年，辛多纳在美国委托一名黑手党分子将负责清算他在意大利债务的律师杀害。鉴于大西洋两岸的警察当局已将他包围，辛多纳得到一群黑手党分子的帮助，制造了一起由“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组织的虚假绑架案；“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左翼恐怖组织，而帮助辛多纳的黑手党分子们曾经参与过因泽里洛一甘比诺一斯帕托拉一邦塔德的海洛因走私活动。辛多纳在这些西西里“恐怖分子”手上差不多呆了三个月，他的左腿甚至还在麻醉后挨了一颗枪子儿，以便伪造绑架者欲置其于死地的证据。绑架的真正目的是对辛多纳以前的政治盟友进行变相勒索，希望他们仍然拯救辛多纳的银行从而保护“我们的事业”在该银行的存款不蒙受损失。这个阴谋失败了，辛多纳被他的绑架者“释放”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1986年，他在喝完一杯加有氰化物的咖啡后死于狱中。

1982年夏天，另一位名誉扫地的意大利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黑衣修道士桥上。卡尔维的履历读起来就像是辛多纳的翻版：迅速崛起，与梵蒂冈关系密切，用资金贿赂执政党，金融崩溃之后极力通过绑架政治家以求自保。有一件事直到2002年4月才被证实——至少在意大利当局的心中是这样的——卡维尔并不是像最初认定的那样死于自杀，而实际上是“被自杀”。在意大利语中，“自杀”这个词可以变成及物动词来形容此类情况。在本书撰写期间，一个与科莱奥内家族关系密切的黑手党老板因被指控下令谋杀卡尔维而即将受到审判。控方的论点以一个黑手党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为基础，认为卡尔维也像辛多纳为因泽里洛－甘比诺－斯帕托拉－邦塔德集团所做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为科莱奥内家族循环贩毒收入，而且他因为不可信赖而惨遭杀害。据估计，这名黑手党分子会否认警方对他的指控。

这两位“被上帝选中的银行家”都是一个被称为“第二宣传队”的共济会分会会员。1981年3月，调查辛多纳虚假绑架案的米兰地方法官在里西欧·格里总导师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列有962名“第二宣传队”成员的名单。这些宣誓入会的人中有特工部门的全部领导人员、54名国会议员和一批资深的商人、军方人士、警察、公务员和记者。议会对“第二宣传队”作出的调查结论是，其目的是破坏公共生活和颠覆民主，但并非所有的成员都了解这个根本目的。“第二宣传队”的总导师肯定是为了敲诈目的才一直秘密保留着这份成员名单。我们至今尚不清楚“第二宣传队”所带来的确切影响程度。

黑手党和其他共济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更容易界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高级黑手党分子为了便于与商人、官僚和政治家进行联系而加入共济会。正如一位悔罪者解释的那样，“通过加入共济会，你可以与商人、机构以及手握重权的人物广泛的接触，这些人物手中握有的权力与‘我们的事业’的惩罚权力大不相同”。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些人际关系网络究竟能够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议会对辛多纳事件进行调查后发现，在米歇尔·辛多纳虚假绑架案中将辛多纳麻醉并开枪打伤他的那名整形医生称自己是“一位伤感的国际共济会会员”。他与黑手党以及“第二宣传队”的总导师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且，19年来他一直是巴勒莫警察总部的住院医师，并且可能在美国政府中也有许多的朋友。

若是将这场贪污风波中的共济会“白领”当作“我们的事业”这帮暴徒最主要的合作者的话，那便是大错特错。首先，对于任何一个同时加入这两个秘密社团的人来说，并不存在要更忠实于那个社团的问题。“我们的事业”的利益总是放在首位，正如一位悔罪者所说的那样：“共济会的誓言是违心的，因为我们只尊重一个誓言，那就是在‘我们的事业’里所立的那个誓言。”

我们现在得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西里岛上两个最富有的人同时立下了两个誓言，一个是共济会的誓言，一个是黑手党的誓言。他们是萨尔沃家族的堂兄弟：尼诺和伊纳齐奥。尼诺·萨尔沃是来自特拉帕尼省的萨拉密家族的一位“君子”，生性粗暴却爱交际。他1955年结婚，岳父经营着一家代为征税的小公司。在西西里，直接和间接税收都是通过私人公司支付的，这一税收体系被巴勒莫权威的历史学家称为“一个地狱般的吞钱机器”。尼诺同岳父以及那位温文尔雅的堂兄弟伊纳齐奥一起在1959年组成了一个联合公司，获得了征收西西里40%的税款的权力。1962年，公司在“少壮派”萨尔沃·利马的帮助下得到了在整个巴勒莫收税的合同，仅仅这一项业务每年就能产生超过两百万美元（按20世纪60年代的汇率计算）的利润。堂兄弟俩在60年代中期进一步控制了征税系统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同类企业普遍提取税收的0.3%作为利润，而萨尔沃两兄弟的公司则一直提取10%的回扣。他们通过垄断欧盟和意大利政府给予农业企业的大量补贴来增加收入，而这些企业是他们通过税收回扣建立起来的。

若是没有坚实广泛的政治支持尤其是西西里地区大会的支持，这种形式的强取豪夺自然是不可能维持的。实际上，在萨尔沃堂兄弟两个、黑手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一些部门之间形成的小腐败圈腐蚀了整个意大利政治制度。糟糕的是，当需要重新续订征税合同或者为了阻止将征税服务置于公众控制之下，萨尔沃堂兄弟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就将公司收取的部分税收送给政治家们以作为回扣。更糟糕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地区大会上的许多政治家就像西西里岛上镇议会的议员一样，实际上是黑手党与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协商后招募并选举出来的。

1982年，法内科尔大法官将萨尔沃堂兄弟的业务递交审核，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头一回发生啊。法内科尔大法官与“我们的事业”的正面对抗才刚刚开始。但是繁荣的毒品走私生意使西西里黑手党分子们手上沾染上了更多的鲜血。

科莱奥内家族的第二次崛起——迈向大屠杀1970-1983

1981-1983年的第二次黑手党战争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金枪鱼大屠杀”，这个术语来源于意大利捕鱼业。若是没有看过法维尼亚纳旧弗洛里奥渔场的金枪鱼捕捞活动的话，领略这个隐喻含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去观看罗伯托·罗塞里尼导演于1950年拍摄的电影《荒岛怨侣》，看看这位导演如何在其情人和女主角英格丽德·博格曼面前演示真正捕捞金枪鱼的壮观场面。博格曼扮演的立陶宛难民为了逃出战俘营嫁给了西西里岛上一个贫穷的渔民。当渔民们把捕捞的金枪鱼拖进平静的港湾，将船只围成一圈，然后有节奏地用力将渔网拖出水面，网里的大鱼活蹦乱跳往上跳窜的时候，残酷的现实生活就展示在了女主人公的眼前。当猛烈拍打的金枪鱼被吓人的钩状鱼叉拉上船时，水里面一片污血泡沫，博格曼只是惊恐地在旁边观看。

1981-1983年的这场黑手党野蛮屠杀并不是不宣而战。在屠杀开始的三年之前，宪兵们已经得到了战线的精确地图和一份关于战胜方科莱奥内黑手党所使用的战略简介。1978年4月，黑手党分子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被安排在一间隔离的小屋里与宪兵队长进行秘密交谈。迪·克里斯蒂纳是一个知情人，他比可怜的莱奥纳多·维塔尔级别高很多。一方面，他是西西里中南部列西的老板。另一方面，他很可能是装扮成警察并参与1969年拉齐奥大街谋杀案的一名“君子”。迪·克里斯蒂纳在那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集体处决上出现，这就意味着那次谋杀案不是由巴勒莫地区的黑手党而是由整个黑手党组织决定的。总之，迪·克里斯蒂纳是黑手党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与迪·克里斯蒂纳会面的宪兵却说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被追捕的猎物。

使迪·克里斯蒂纳恐惧万分的那个人就是卢西阿诺·莱焦。迪·克里斯蒂纳解释说，莱焦现在是一个千万富翁。昔日科莱奥内家族的“红花侠”已经入狱四年，但他仍然在幕后通过他的化身“矮子”雷依纳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管理着他的业务。据迪·克里斯蒂纳估计，雷依纳和普罗文扎诺这两个“野兽”每人至少都犯下了40桩谋杀案。莱焦的收入来源包括在意大利本土实施绑架。1973年，尤金·保罗·格蒂三世，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尤金·保罗·格蒂一世的17岁的孙子，在罗马遭到绑架。这名17岁男孩在250万美元的赎金送出五个月后才被释放。绑架者为了证明决心和胆量，将男孩的一只耳朵和一绺头发在很早之前就送到了一家报社。据迪·克里斯蒂纳所言，这全都是莱焦干的。

但是迪·克里斯蒂纳对“我们的事业”内部政治派系纷争的描述要比他揭露的有关卢西阿诺·莱焦的情况更为重要。“我们的事业”分成了两派，而第一派领导者无可争议地就是莱焦，另一派的领导者则是与他对立的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即希尼斯的“坐着的恶棍”。

迪·克里斯蒂纳已经意识到科莱奥内正在实施一项旨在包围反对派的长期战略。他们从管理巴勒莫省及西西里其他各地的小镇的家族中一一征募支持者。斯特凡诺·邦塔德这个前三人工作小组成员是巴达拉曼迪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迪·克里斯蒂纳作为邦塔德的忠实追随者，是科莱奥内家族突袭巴勒莫、完成进攻计划之前必须扫除的障碍之一（因为迪·克里斯蒂纳与邦塔德非常亲密，不太乐意谈及巴达拉曼迪派系的情况，没有提到他的派系中包括了“我们的事业”中两个最重要的海洛因经销商：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萨尔瓦多·因泽里洛和仍在狱中的多玛索·布两达）。

像在黑手党不同历史时期中向警察坦白的几乎所有黑手党分子们一样，迪·克里斯蒂纳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莱焦控制着一个由14人组成的精英敢死队，不仅在西西里有基地，在那不勒斯、罗马和其他的意大利城市也有基地。科莱奥内家族的势力已经渗透到敌方家族之中（他们后来还在没有通知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由“君子”组成的秘密军队）。迪·克里斯蒂纳唯一的希望是宪兵或许可以通过抓捕逃亡15年的罪犯普罗文扎诺而首先反抗科莱奥内家族。他告诉宪兵最近有人在巴盖里亚看到过“拖拉机”普罗文扎诺，他坐在一辆白色奔驰轿车里，开车的是年轻的“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位于圣朱塞佩杰托村的布鲁斯卡一家是莱焦的老盟友，他们是科莱奥内派系在巴勒莫省的中坚力量。当“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1976年加入黑手党时，“矮子”托托·雷依纳就是他的教父，这绝非巧合。

迪·克里斯蒂纳若有所思地结束了他与宪兵之间的谈话：“到下个周末我就能收到刚订购的一辆防弹车……你知道，我良心上也有可宽恕之罪。当然，还有一些不可饶恕之罪。”几周之后，他的罪就招来了恶果，他在巴勒莫郊外的帕索·迪·里加诺地区被枪杀。若是宪兵懂得如何解读这一事件，那他们就能进一步确认即将发生的战争是如何从迪·克里斯蒂纳的死演化而来，因为帕索·迪·里加诺地区是反科莱奥内派系的领导者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的地盘。未经允许就在别人的领地上杀害一位老板，再没有比这更嚣张的侮辱了。

整个列西镇的上万人都参加了迪·克里斯蒂纳的葬礼。宪兵也几乎在同时就迪·克里斯蒂纳的证词的重要性得出了一个清晰的报告：

迪·克里斯蒂纳提供的信息披露了一个隐秘而又十分矛盾的事实。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存在一个与国家权力类似的更敏锐、有效的力量，它采取行动、制定措施、制造钱币、杀戮甚至做出判决——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当局干的。

报告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司法行动。

自从迪·克里斯蒂纳被杀和大屠杀以来，更多的黑手党背叛者帮助警察当局重现了第二次黑手党战争之前政治力量如何积聚起来的过程。“我们的事业”于1970年在邦塔德一巴达拉曼迪一莱焦三人工作小组的管理下重新开始运转。此后不久，科莱奥内家族就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夺取对黑手党组织的控制权。由于莱焦及其“野兽们”此时军事强大而经济衰弱，他们将绑架变成了一种旨在重新分配财富和展示他们的权力的方式。一个受害者就是唐·西乔·瓦萨洛的儿子，唐·西乔·瓦萨洛在巴勒莫建筑热潮期间是首屈可指的建筑巨头。巴达拉曼迪和邦塔德都与瓦萨洛关系密切，但是他们俩对于释放人质都无能为力。等五个月之后协商取得成果，赎金交付后，“矮子”雷依纳就将钱分发给巴勒莫地区最贫困的家族。科莱奥内家族为长远打算，对“我们的事业”的政治结构中的盟友们进行投资而不是投资新的商业企业。

1975年，雷依纳绑架并杀害了尼诺·萨尔沃的岳父。尼诺·萨尔沃是经营那家西西里征税公司的两兄弟之一，这是对斯特凡诺·邦塔德更为严重的侮辱。无论邦塔德还是萨尔沃都无法依靠他们的政治关系、财富以及作为君子的地位威望来找到老人的尸体。雷依纳干脆否认与这桩绑架案有任何关系，但是正如布西达后来所说，“矮子”发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号。其他的黑手党分子不仅见识了雷依纳的权势和傲慢，而且也察觉到了巴达拉曼迪和邦塔德的无能以及对危险信号的视而不见，从而得出了一旦战斗爆发该何去何从的适当的结论。

1977年，科莱奥内家族将唐·塔诺·巴达拉曼迪驱逐出“我们的事业”。理由是巴达拉曼迪偷偷摸摸背着其他老板侵吞贩毒利润，这至少是从委员会传出来的解释。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科莱奥内家族目前已经拥有了对委员会的控制权，而自委员会1974年重组以来就一直由巴达拉曼迪主持着。尽管巴达拉曼迪被驱逐出去，但他仍然在希尼斯及周边地区保留了一个强大的权力基地。尽管巴达拉曼迪现在住在千里之外的美国，但是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使他遭受的屈辱表明他在“我们的事业”中的权力已寿终正寝。接替巴达拉曼迪成为委员会名誉首领的是“教皇”米歇尔·格雷科，他是“中尉”皮杜的儿子。这标志着巴勒莫郊区最有权势的黑手党王朝格雷科家族和科莱奥内镇的暴发户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盟，而暴发户们轻易地成为更强大的合作伙伴。正是这个联盟导致了1981年战争的爆发。

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被谋杀意味着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分子在西西里中部卡尔塔尼塞塔省建立了权势。几个月之后，他们杀害了皮波·卡尔德龙，他曾在1975年建立了“地区”这个掌管整个西西里黑手党的管理机构。卡尔德龙的卡塔尼亚家族被置于“猎人”尼托·圣保拉的控制之下，他是科莱奥内家族的盟友，也是一个主要的毒品和武器供应商。有了“猎人”，巴勒莫之外的“我们的事业”的大部分机构现在都在科莱奥内家族的掌控之中。

莱焦派系的领导权此时慢慢转移到了他的门徒“矮子”雷依纳的手中，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密切协助雷依纳。一个对雷依纳十分了解的黑手党反叛者后来描述雷依纳的温顺和谦逊的风度与莱焦反复无常的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这是雷依纳努力向他的追随者传授的骗人伎俩：“他们嘴唇上总是挂着微笑。雷依纳选择那样的人并且教导他们必须要微笑，即使有地震发生也要微笑。”

从一个方面看，邦塔德、因泽里洛和巴达拉曼迪仍然要比微笑的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都是家族老板，在美国关系众多，是极为富有的贩毒商，而且能够得到最高级别的政治保护。邦塔德还是连接黑手党与共济会秘密团体之间的最重要的桥梁。但是他们大部分的权力现在都在“我们的事业”之外。与之相比，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们则被跨大西洋毒品贸易的大潮甩在一旁。然而随着他们这些年的战略演进，他们耐心地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培植权力。他们悄悄地投入金钱并授予荣誉以赢得对黑手党各个家族和委员会的控制，他们掌控了权力集团而不是通过企业集团的垄断活动来获取巨大的短期利润。科莱奥内家族不仅控制了委员会，还控制了“我们的事业”的集体决策机构，司法体系、宣传工具以及更为重要的军事机器。如果“我们的事业”是国家的话，那么科莱奥内家族已经准备好发动军事政变了。

多玛索·布西达于1980年从监狱里释放。在与南美的年轻妻子会面之前，他在巴勒莫待了几个月并对即将陷入血泊之中的这个犹如法老般奢侈而又权势的世界进行了参观。他在一家萨尔沃堂兄弟两个开的酒店里呆了一段时间。尼诺请布西达出山来与雷依纳抗衡，但布西达察觉到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坚持执行去国外的计划。他还同邦塔德和因泽里洛住在一起，但却发现他们对即将发生的大屠杀不为所动，一心一意经营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海洛因制造业。由于黑手党士兵、海洛因加工者和搬运工等这些从事毒品贸易的工人们总是进进出出，因泽里洛的别墅外每天都停着五十到一百辆汽车。“邦塔德和因泽里洛谈到了海边和山间的别墅，谈到了数十亿的里拉、游艇和银行，谈论这些事情就好像在谈论早上去商场购物一样。”布西达拒绝了他们让他留下来一起发财的请求，他们甚至给他50万美元作为告别礼物——布西达自己是这么说的。1981年，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坐上了飞往巴西的飞机，打算再也不回来了。

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曾经预测到的、科莱奥内家族长期为此做好准备的大屠杀终于在1981年4月23日上演。第一个受害者就是“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德。邦塔德驾驶着一辆崭新的红色阿尔法·罗密欧限量版跑车从生日派对返家的途中，交通灯前的一阵机枪扫射将他打得面目全非。两个半星期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了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的身上。因泽里洛也是最近刚刚购得一辆装甲版的阿尔法·罗密欧。但是凶手是在因泽里洛离开情人住所还未来得及走进车里之前将其打死的。

由于多玛索·布西达和塔诺·巴达拉曼迪分别在巴西和美国，科莱奥内家族仅仅通过杀害邦塔德和因泽里洛就轻易铲除了反对派。这次大胆的袭击令人震惊。许多黑手党观望者预测邦塔德一因泽里洛集团会有猛烈的反应。但随后而来的却仅仅是对邦塔德和因泽里洛追随者的大规模处决。失败的一方完全迷失了方向。被法内科尔法官称为“魔鬼军队”的科莱奥内家族的杀手们——他们都是从巴勒莫省的各个小镇招募来的——会在城市里出现并杀人放火，然后再次消失。因泽里洛死后一个月，多玛索·布西达从巴西打电话到巴勒莫，与一位同邦塔德和因泽里洛两人都很熟悉的建筑企业家讲话。这个人恳求布西达回来组织对科莱奥内家族的抵抗运动。但是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十分清楚不能在这场毫无希望的事业中丢掉性命。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分子们凭借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反抗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在1958年之所以谋杀米歇尔·纳瓦拉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无人能敌。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两百名属于邦塔德一因泽里洛派系的成员在巴拉莫省被杀害，这个数字还仅仅只将实际找到的尸体计算在内。更多的人失踪了，他们都是“白色猎枪”计划的受害者。仅在1982年12月30日一天，就有12名“君子”在不同的时间和城市的不同地方被枪杀。大多数科莱奥内家族的敌人在被杀害之前甚至都还不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出卖他们的人是他们家族里的内部成员，然而却秘密加入了科莱奥内家族。一些人甚至被自己人干掉并作为祭祀品献给胜利者。被谋杀首领的家族和地区立刻就被移交到科莱奥内家族的忠诚者们的手中。

大屠杀甚至延伸到了美国。据报道，纽约的约翰·甘比诺被派遣到巴勒莫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来时带来了明确的指示：尽一切努力找到并消灭多玛索·布西达；失败一方的黑手党分子如果试图通过逃到大西洋对岸而逃避死亡，也要统统被杀死。不久之后，因泽里洛的哥哥被发现死在了新泽西州的桂冠山，嘴里塞着五张一美元钞票，生殖器里也塞有一张一美元钞票。

科莱奥内家族不仅消灭他们的敌人，还将绝对忠诚但仅受到些许怀疑的“君子”们统统杀害。他们还对邦塔德一因泽里洛派系中的藏匿成员实行残酷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是一种军事战略。此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例如：破坏遮蔽所、交通运输、通讯与工业资源等等。〕，任何胆敢给他们提供庇护的朋友、亲戚或商业伙伴都被铲除。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邦塔德的忠诚战士萨尔瓦多·孔托尔诺，他戏剧般地从精心布局在巴拉莫东部的布兰卡乔镇大街上的机关枪埋伏中逃了出来。难以置信的是，他的35位亲戚都被谋杀。孔托尔诺开始将这些非公开的信息告诉警察。孔托尔诺听说布西达在1984年夏天已经出庭做污点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他被带到了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面前。见到布西达时，孔托尔诺跪到了他的面前，接受了他的赐福，然后决定将证据交给法内科尔大法官。他在大审判中的证词几乎和布西达的证词一样重要。

大屠杀还在继续着，事实上它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因为“矮子”雷依纳停止了与敌人和中立派的争斗之后，又开始攻击那些逐渐露出独立思考征兆的盟友们。在这一新阶段的屠杀中牺牲的最有名的人就是“鞋子”皮诺·格雷科，他是西亚古力家族的老板，也是大屠杀早期阶段中科莱奥内派系里的顶尖杀手。“鞋子”是负责谋杀邦塔德和因泽里洛的杀手之一。因泽里洛十几岁的儿子发誓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之后，皮诺·格雷科又将这个男孩杀死了。“我们的事业”内部传言说，“鞋子”在杀死这个男孩之前砍掉了他的胳膊以此显示反抗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力是徒劳的。1985年秋天，“鞋子”被自己的人杀死，下令杀死他的人正是他的老板雷依纳。科莱奥内家族三十多年来的战略演化取得了成果：他们在一个不断向前推展的处决计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建立了独裁专政。正如许多反叛者所声称的那样，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们这样做并没有背叛“我们的事业”的价值体系，反而暴露了该价值体系的本质。

第十章　异教徒的国度1983-1992

善良的少数民众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提到过意大利国家里的“善良的少数民众”。几个十分幸运的国家会将某些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或者国家应为全体公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偶然掌权的朋友和家庭的利益服务，不管是在国家部委还是在当地医院。但是在意大利，也不仅仅是在意大利，这种价值观经常需要社会各界和怀有各种政治信念的善良的少数民众一天天去努力争取。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意大利人都很腐败，或者说意大利的公共生活已经完全腐朽。毫无疑问，大多数民众只能调整自己来顺应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全世界大部分社会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意大利善良的少数民众已经很少再像80年代那样陷入困境。恐怖主义突发事件渐渐缓和，工人运动节节败退，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下降，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热潮开始加速。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义党，现在执政联盟中的一个长久合作党派，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改革目标并试图以基督教民主党自5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同样方式而“占领国家”。那个年代被意大利人称为“党派民主”的时代，当时上到国有银行董事会成员，下到学校门卫，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是根据其隶属于那个党派而选出来的。对于一些城镇商业机构来说，赢得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合同都必须要给政党当权者回扣。

议会不同派系之间讨价还价、争吵不断，公众舆论越来越听之任之、不再抱有任何幻想，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政治阶层不大可能会抛弃他们一百年之久的老习惯，仍旧将西西里社会仅仅看作是一群可以收买的聒噪的政治家。可悲的是，当“我们的事业”变得比以往更加富裕、更加嗜血时，这一政治阶层却被召唤去对付这一组织。

西西里黑手党总是为意大利带来最坏的和最好的一面，让意大利人同时见证了谁是最奸诈的恶棍，谁是最善良的少数民众。乔瓦尼·法内科尔在他去世前一年接受了一名法国记者的系列专访，他在访问中曾做出著名的解释，他说他不是某种自我毁灭性的罗宾汉式的人物，“我只是这个异教徒国度里的一名国家公务员”。在这个被公认为世界第五大工业经济体的国家里，西西里仍然是法治的边远地带。

法内科尔在很多方面都是意大利少数善良民众的名义领袖，他以一种纯粹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的品质：勇气，当然，还有敬业精神以及拼命工作的超凡能力。法内科尔与人打交道时极为诚恳，极有分寸。这有时使他显得很严肃而不够友好。但是这不仅是他的性格的一面，而且还是保护他自己及其周围的人的一种有效防御机制。任何一个经常与他接触的人，即使是他最正直的朋友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事业”接近他的一个潜在渠道。

弗朗西斯科·拉·利卡特是一名经常去采访法内科尔的记者，他就亲身体验了黑手党是如何企图通过各种渠道来接近法内科尔的。一天早晨，拉·利卡特在酒吧里喝咖啡，有人同他打招呼，“你还记得我吗？”他就这样与黑手党离奇般地有了接触。跟他打招呼的这个人是格雷戈里奥，来自拉·利卡塔从小长大的那个城市区域，依靠有组织犯罪所得的钱为生。“咱们去兜兜风吧，还可以聊聊童年时的事情”，他建议道。拉·利卡塔谨慎地坐到格雷戈里奥的红色大众车里，但是他刚坐下就看见一把手枪从座椅背后的袋子里伸出来。“有人想同你谈谈，不过不用紧张，一切都很正常。”格雷戈里奥笑着说。

拉·利卡塔在旅途中盘算着自己是否会被谋杀。换了一辆车之后，他被带进康卡德尔剩存的一片柑橘林深处。他被带到了一名黑手党老板的面前，他曾经见到过他的警方通缉照，所以一眼认出了他。这个老板开始就说：“请原谅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邀请你来这儿。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一群逍遥法外的人。我们已经查明你的底细。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你做事很老实。”接着，这名黑手党分子开始拐弯抹角而又伤感地为自己做辩护。与此同时，拉·利卡塔一边试着去听懂他所说的话，一边紧张地向他们附近的蓄水池的深水里瞥去。

最后，这个老板进入了正题：“我们知道你能和法内科尔法官说上话。你必须告诉他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个家族的人受到了别人无耻的诋毁。你只需要把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告诉他就行了。”这是黑手党惯常使用的打·开门路的策略。哪怕是与法官建立这样一种模糊的妥协关系就会为贿赂、勒索或者恐吓打开一条门路。

拉·利卡塔十分明白若是他坦白拒绝当这个中间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致命后果。他拼命地思索对策，然后客气地解释说，任何代表黑手党与法内科尔联系的人都很可能会受到调查，因此他建议黑手党老板可以通过报纸采访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没有那样的权力，”他回答道，“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情。”拉·利卡塔的第二个建议——通过黑手党老板的律师交给法内科尔和报社一份备忘录——得到了更好的回应。“干得好！好主意！这样的话法内科尔就不会见怪了。他的性格真是令人讨厌。”

一阵简短的交流后，拉·利卡塔成功地将自己的性命压在了法内科尔的声誉之上，法内科尔诚实正直而且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这就是那名黑手党分子所说的“讨厌的性格”。这名记者在离开酒吧几个小时之后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就感觉好像刚刚逃过了一场空难事故。数年之后，他才将自己被绑架的故事告诉了法内科尔。法内科尔实事求是地回答说，如果记者真的过来找他谈话，他的确会调查他的。后来这两个人成了朋友。

“优秀的死尸”〔※（“eminent corpses”）一词来自意大利语“cadaveri eccellenti”，用来代指那些被黑手党杀害的知名度较高的人士，诸如：政治家、法官以及警察局长等等。“优秀的死尸”同时也是一部虚构的意大利电影的名称，该影片于1975年拍摄于意大利，由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导演，利诺·文图拉（Lino Ventura）主演。〕

巴勒莫市的前市长和银行家艾曼纽·诺塔巴托洛于1983年在火车上被人用刀捅死；纽约警察乔·彼得罗西诺于1909年在西西里被枪杀。西西里黑手党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只杀害了两位名人，这两个人在商业界、政治界、行政界、新闻界、司法界的地位使他们有资格成为“优秀的死尸”。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势大增，出现了数十位“优秀的死尸”。他们中有少数人是黑手党的朋友，因为没能遵守与黑手党老板的协定而被杀害，但大部分人都是黑手党的敌人。1979年之后，暴力成为黑手党与上层社会机构之间二重唱的最主要的音符。由于法内科尔和其他善良的少数民众在反对“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暴力也达到了旋律的高潮。

回首过去，新一轮攻击的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70年，《时刻》的调查记者毛罗·德·毛罗失踪。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也许是黑手党从事海洛因贸易或是黑手党在当年被要求参加新法西斯政变的证据。1971年，巴勒莫的检察官彼得罗·斯卡利昂在拜祭过他的妻子的坟墓后被人枪杀。当时人们对斯卡利昂有诸多怀疑。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对斯卡利昂声誉的怀疑是黑手党打击无辜受害者时惯用的抹黑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斯卡利昂的死亡在某些圈子里被当作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而轻易地被人遗忘。甚至1977年科莱奥内镇附近一名宪兵上校被人杀害居然被视为一次异常事件。但是在1979年，黑手党战略的新模式变得极为容易被人识别。在那一年，“我们的事业”似乎想要展示其对政府机构发动的战争如何全面似的，杀害了一名记者（《西西里日报》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一名政治家（巴勒莫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一名警察（巴勒莫机动小组队长）和一名地方法官（切萨尔·特拉诺瓦，他曾经领导了对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调查）。黑手党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无论一名公众人物有多么杰出，只要是挡住了西西里岛这个国中之国的前进道路，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

科莱奥内家族之所以犯下如此之多的鲁莽和残忍的谋杀罪行也有自己的用意。特拉诺瓦死在自己家外面的一条巴勒莫街道上。尽管有被人发现的风险，三名杀手还是用手枪和来福枪开了三十多枪，甚至不吝时间走到老法官面前给他致命一击。在那些“优秀的死尸”的周围一次又一次地堆放上了他们的警卫、司机、家人、朋友以及路人的尸体。“我们的事业”在展示自己的邪恶力量。1980年又出现了三名“优秀的死尸”：蒙雷阿莱地区的宪兵队长、西西里地区主席以及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在市中心的马西莫剧院附近被枪杀，这就相当于在英国的皮卡迪利广场或美国的时代广场周围被人杀害一样（这次谋杀实际上是邦塔纳和因泽里洛命令的，目的为了显示他们也可以像科莱奥内家族一样肆意杀害知名人士，留下一具具“优秀的死尸”）。

大屠杀开始于1981年，谋杀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尸体被扔到警察总部的旁边或者干脆在街上焚烧。最著名的一位黑手党受害者就倒在了大屠杀最猖獗的时候。皮奥·拉·托尔是一个说话直率的农民活动家，他已经升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西西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还是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里最有活力的一位成员。1982年4月，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埋伏中牺牲，地点又是在巴勒莫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意大利政府对此做出回应，派遣卡罗·阿尔伯托·达拉·基耶萨将军担任西西里首府的新一届长官。达拉·基耶萨与黑手党已经斗争很久，甚至在莱焦未崛起时就在科莱奥内镇服役。更重要的是，将军反抗左翼恐怖主义取得重大胜利而成为一名民族英雄。将军在临行前明确向罗马的政治领袖说，他并不打算在打击黑手党政治势力方面心慈手软。将军到达巴勒莫刚刚几个月，十几名黑手党分子就在卡里尼大街上挡在了将军的车前，堵住了前面的道路，并用机关枪将将军本人、他年轻的妻子以及护卫们打死。一天之后，有人在枪杀现场的墙上涂写了这样一行字：“所有诚实的西西里人的希望在这里破灭了。”将军的葬礼在意大利各地电视台直播，全国意大利人民见证了愤怒的人群向出席葬礼的政府部长们投掷硬币的一幕。

政治家们没能给达拉·基耶萨他想要的权力，一轮有关达拉·基耶萨的新闻报道给读者们留下了达拉·基耶萨被政府孤立的特别印象，达拉·基耶萨的儿子在其父亲被谋杀五天之后作出了下面的解释：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我父亲习惯于用背后的支持力量掩护他，让所有的立宪政党都在他背后支持他，首要的就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一次，他刚到达巴勒莫后就明白一部分基督教民主党不准备给他作掩护。更重要的是，反而对他怀有浓厚的敌意。

达拉·基耶萨将军得到这样不冷不热的支持之后，“我们的事业”理所当然地将他的人名看作是政府又一次摆出的空洞姿态，并估计杀害他的政治代价会相对较低。有人禁不住将黑手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战略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但令人可惜的是，恐怖分子经常将自己看作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们这些孤独的战士拿起弱者和无助者仅有的武器进行强烈的反抗。相比之下，拥有海洛因带来的新财富和免罪旧记录的“我们的事业”根本就没将意大利政府当回事。它不只是一场恐怖运动，更是一场蔑视政府的运动。

不久，更多的名字被添加到了“优秀的死尸”的名单上。纵观这一系列暴行，我们逐渐开始体会到越来越多的西西里人当时的感受，他们愤怒地希望这些谋杀案中有一个最终能成为转折点，从而标志意大利政府下定决心与黑手党决战到底的那一刻的到来。政府在有些时候确实有过回应。达拉·基耶萨将军死后，已遭谋杀的共产党人皮奥·拉·托尔曾倡议的一项法律终于通过。这项法律第一次将参与“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并将“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义为依靠制度性的恐吓、缄默法则以及通过以地盘为基础的敲诈勒索而进行经济渗透的犯罪组织。这项法律相当于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该法律还允许政府没收黑手党敛取的不义之财。这些都是将黑手党绳之以法的非常重要的新武器。但是，从政治家那里传出来的信号仍然是矛盾的。与“我们的事业”进行较量的并不是意大利政府。转折点从未来到过。少数英勇的法官和警察仍然领导着打击黑手党的战斗，而支持他们的是少数的政治家、行政人员、记者和市民。

1983年7月29日，“我们的事业”在巴勒莫中部安置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法内科尔的上司和首席调查法官罗科·奇尼西、他的两名保镖和一名公寓看门人。记者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看到了巴勒莫与禁酒令时期的芝加哥的相似之处。现在贝鲁特似乎是唯一可以成为西西里首府的姊妹城市了。一位匿名警察将调查者绝望的心情描述给《时刻》：

我们正处于战争中，但对于这座岛、这座城市的政府和当局而言，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黑手党正用机关枪和炸药到处扫射。我们只能用语言进行回击。他们有上千人而我们只有几百人。我们在城市中心设立醒目的路障，他们则休闲地漫步在科尔索·德·米尔、布兰卡乔和尤迪托大街上。

奇尼西的死导致一个人默默地做出了非凡的英雄举动，这是少数勇敢之人为黑手党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典型方式。奇尼西死亡的消息对安东尼诺·卡彭内托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一个脸色苍白、性格胆小的地方法官，酷爱饲养金丝雀。卡彭内托是一名西西里人，在佛罗伦萨拥有一份安全而又体面的工作，马上就要退休。然而，卡彭内托在奇尼西谋杀案几天后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希望能够代替奇尼西的位置。卡彭内托后来解释说：“这是一种冲动，部分是因为一直激励我工作的服务精神，部分是因为我的西西里人身份。”当他走进巴勒莫司法官的新办公室时，他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贺电。上面本应该写着“我希望你成功”，但却被篡改为“我希望你死”。为了保护自己，卡彭内托在宪兵军营的一间小房子里度过了四年半。

卡彭内托刚一上任就召集起来一些地方法官，对黑手党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从打击左翼恐怖主义的运动中借鉴经验，卡彭内托的想法就是将专业化的反黑手党法官组成一个“智囊团”，以便共享信息、降低遭到报复的危险。卡彭内托希望他的团队能够描绘出一幅有关黑手党问题的“全面、完整的”图画。卡彭内托的“智囊团”成员包括：乔瓦尼·法内科尔、保罗·博尔赛利诺、朱塞佩·迪·莱洛和莱奥纳多·瓜尔塔诺。在卡彭内托的领导下，他们坚定了打击黑手党的决心，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当卡彭内托于1984年9月29日在司法官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市民们才刚刚意识到这个“智囊团”做出的惊人的成果。卡彭内托这位经验丰富的法官宣布多玛索·布西达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正与司法部门合作，随之签发了336张逮捕令。甚至“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也收到接受调查的通知。布西达透露，他在科莱奥内家族的手上（后来，钱奇米诺和经营一家私人征税公司的萨尔托俩堂兄弟都被逮捕）。许多受到控诉的人早就是逃避司法制裁的逃犯。但是，当巴勒莫警察出去抓捕被告时，手铐仍然不够用。卡彭内托瘦削的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他详细阐明了已收集到的证据有何重要意义：

我们掌握的不只是许多个别的黑手党案件。黑手党作为一个组织是要接受审判的。毫不轻率地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行动。我们最终成功地渗透到了黑手党机构的核心。

卡彭内托所指的庞大的审判的目的是要证明黑手党是一个独一无二、统一的机构，报纸开始将其称之为“布西达命题”。它将是关于这个荣誉团体的一次哥白尼思想革命。

听到布西达背叛的消息之后，科莱奥内家族开始袭击悔罪者及其家属。在出现精神危机期间向警察坦白自首的小头目莱奥纳多·维塔尔在12月份被杀，布西达的妹夫也是同样的下场。（意大利仍然没有合理保护证人的机制）而每当警察快要抓到那些藏匿的黑手党老板们时，“我们的事业”就会立即进行报复。1985年7月底，负责抓捕黑手党逃犯的机动小组官员贝佩·蒙大拿在波尔蒂塞罗的海滨郊区中枪遇害。尽管是在度假，蒙大拿仍然在汽艇上对黑手党分子的避暑别墅进行秘密监视。此前有消息说，蒙大拿已经下定决心在捉拿两名主要黑手党杀手时，下定决心一旦逮捕他们就立即将他们枪毙。为了应对该挑衅，“我们的事业”凶残地杀害了蒙大拿：暗杀使用的是达姆子弹〔※（dum-dum bullet），英国制造的一种枪弹。因由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叫达姆的地方兵工厂生产而得名。又俗称“开花弹”、“榴霰弹”、“入身变形子弹”。弹头尖端没有包覆而露出铅心，子弹射入人体后铅心扩张或破裂，因而扩大了创伤面，造成对人员的严重伤害。〕。蒙大拿的女朋友在他被子弹打中时距他只有几米远，活着的她为了找到一部电话疯狂地向一间问房屋跑去，但是城镇的街道两边已经空无一人而且所有人家的百叶窗都已经关上。没有比这幅画面更能够清楚地展示西两里西部是如何被恐惧和缄默法则笼罩着的。

蒙大拿是他所在部队里的第三个遇害者。警察工会抗议说，西两里的政府官员只有在被黑手党杀害的警察的葬礼上才出现。但是当一名身兼半职业足球运动员和捕捞海胆的渔民的年轻人被当作黑手党杀手的放风者而被警察逮捕后，警察面对的问题更多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惨遭折磨和毒打，等警察将其送到医院时已经为时已晚。警察企图隐瞒这一事件，但是纸包不住火，事件泄露之后，这位犯罪嫌疑人的死导致了民众们的愤怒。内政部部长此次居然罕见地作出迅速回应，将前几年负责打击“我们的事业”而取得众多成果的警察和宪兵队解散。

部长的这个决定宣布还不到24小时，又一名机动小组的高级官员尼尼·卡萨拉遭到埋伏而遇害。按照巴勒莫20世纪80年代的恐怖标准来看，卡萨拉死亡的惨烈程度也令人极为震惊。12至15个人占领了卡萨拉家对面的楼房，卡萨拉刚走出防弹车就向他开火。卡萨拉的妻子只能眼睁睁地在阳台上看着两百多发子弹射向她的丈夫。同卡萨拉一起遇害的是23岁的警察罗伯托·安提俄基亚，他知道上司有可能会受到攻击，提前度假回来保护上司。卡萨拉在几天前的采访中曾说过，“谁认真对待工作，谁早晚就得被害死”。

警察感觉到的孤立感使他们极为愤怒。机动小组的成员集体威胁请求调职。他们因为没有证人作证而抗议，并将警察总部里那些想要延长护照的人打发走。一个公民打电话进行常规咨询，但是却听到电话那头的人叫他“滚蛋”。在安提俄基亚的葬礼上，共和国总统和内政部部长的出现几乎在巴勒莫八百年的大教堂外引发一场警察暴动。这位已逝高官的同事们朝这两位政治’家吐口水并高声骂道：“混蛋！谋杀者！小丑！”飞行队和宪兵之间爆发了争斗。一名军官向记者倾诉了他的愤怒：

我们对此已经厌倦了。我们并不需要这些国家葬礼。总是出现相同的面孔，总是说着相同的话和相同的哀悼词。两天之后舆论就会平静下来……然后所有事情还会像以前一样继续进行。让我们这些白痴自己死吧，因为我们受黑手党和我们的领导者的双重打击。

至于被警察选为发泄愤怒对象的这两位政治家是否与“我们的事业”有合谋行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其中传达的信息却很明确：这不是意大利在与黑手党作斗争，而是凭借团队精神和使命感团结在一起的少数民众在与黑手党作斗争。

观看斗牛赛

乔瓦尼·法内科尔和保罗·博尔塞利诺在为大审判准备诉讼案的时候就是老朋友（他们的工作并不包括在法庭上作辩护律师）。他们的年龄几乎相仿，在巴勒莫中部的同一地区长大，他们的父母也都是中产阶级。法内科尔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家，而博尔塞利诺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他们两人都忠于职守并对正义拥有相同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但是他们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拥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法内科尔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但是对左翼党派比较同情。博尔塞利诺年轻时加入过一个新法西斯团体，而且还比法内科尔持有更为强烈的天主教信仰。这两位法官总是谨慎地对那些试图利用他们名誉的政党做出的友好表示予以拒绝。

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对于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城市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法内科尔也许是因为缺乏自信的性格，对于巴勒莫对其工作的支持抱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每天他上班都要由四辆快速行驶的防弹汽车护卫，车上坐满身穿防弹背心、佩带机关枪的特工。同时，一架直升机在他们行走路线的上空盘旋监视。从当时《两两里日报》的来信专栏判断，一些巴勒莫市民认为这些护卫车队所造成的交通拥挤比黑手党问题还要严重。当法内科尔的一位邻居写信建议法内科尔搬到郊区时，法内科尔显得十分沮丧。博尔赛利诺这位享乐主义者却非常乐观：“他们在一直为我们加油。”

这两个人都从日益壮大的西西里反抗黑手党的运动中积聚力量。学生们在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反黑手党示威游行。社会运动人士也成立了一个以佩皮诺·因帕斯塔诺命名的研究中心。在西西里，有一个名字叫做萨尔瓦多·帕帕拉多的大主教，不害怕说出“黑手党”一词，勇敢地谴责国家在面对黑手党屠杀时的不作为。结果，红衣主教于1980年在尤西卡丹监狱做复活节弥撒时遭到监狱犯人的抵制。一些基层神职人员更是明确地表示出了反对黑手党的态度。

变革的力量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积聚起来。1985年7月当选巴勒莫市长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莱奥卢卡·奥兰多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黑手党，并确保市议会以“民事诉讼者”的身份参加了大审判。奥兰多领导了著名的“巴勒莫之春”运动，与二战后笼罩巴勒莫市议会多时的严酷冬天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比。然而，大多数巴勒莫人对法官们的战斗仍持紧张不安的中立态度，正如法内科尔所说，“在我看来，整座城市的人都站在窗口，等待观看斗牛比赛以何种方式结束”。

大审判于1986年2月10日开始，几乎持续了两年的时间。诉讼程序刚一启动，一阵紧张而平静的气氛就笼罩在了巴勒莫的上空。“我们的事业”的杀手们奉命潜伏起来，因此戏剧性的场景便从街道转向了毗邻尤西卡丹监狱的一座灯火通明的水泥地堡，一座专门建造的法庭便坐落在这里。这座地堡表明，对所有知名人士的谋杀案深恶痛绝的公众最终迫使意大利政府作出打击黑手党的确切承诺。但是，这幅景观远远不能让人放心，一名记者说它像是降落在巴勒莫的一座巨大的司法飞船。大厅被涂成了绿色，呈八角形状，外面放置的30只笼子是为208名最危险的被告准备的。受到指控的474人中，有119人仍然在逃，其中最重要的两名逃犯是卢西阿诺·莱焦的“野兽”：“矮子”雷依纳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身穿蓝色运动服和白色网球鞋的莱焦在23号笼子里首先发言。莱焦被指控一直从监狱里暗中操控科莱奥内家族的事务，他说要对这一指控进行自我辩护。

审判开始后，记者试探了一下公众的情绪。巴勒莫大街上的许多民众不愿意谈论审判的事情。有些人公开反对这次审判，他们说黑手党处于防御状态之后，失业的人反而更多了。更多的人对审判表示怀疑：“这是一场闹剧。它只会抓住那些脖子伸得太长的人。决定审判将如何结束的还是那些政治大腕们。”布西达明确表示，他认为意大利还没有准备好倾听他所有的秘密，至于他所了解的黑手党与上层政治家的联系，他将深藏在心底。许多人认为在大屠杀中作战的仅仅是一些暴徒，他们只是一群线偶而已，而真正的黑手党分子却是在上面操纵这些线偶的人。

但是对大审判的质疑并不仅仅限于一些街头采访。西西里岛上一些重要的思想领袖也无法完全把握这次审判的真正意义。一方面，这件案子仅就规模来说就让人害怕，主教帕帕拉多称之为“一场令人压抑的表演”。在大审判即将开始前的一次讨论热烈的采访中，主教似乎改变了早先对黑手党的坚定立场。他说堕胎要比黑手党杀害的人更多，并且担心所有的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审判上会有损巴勒莫的形象。当他被问及是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反黑手党的高级教士的时候，他含糊其辞地回答道：“带着一种纯粹消极的态度，你无法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仅仅反对什么是不够的。”

很多人担心大审判试图批量行使审判权，有可能不会认真地裁定每一个被告是否有罪还是无罪。一些人怀疑大审判的规模仅仅反映出了法官们自我的膨胀程度。

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也遭到了质疑。许多旁观者对于他们的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严重关切。1985年，一位杰出的电视人因为一位来自那不勒斯卡莫拉家族的悔罪者提供虚假证据而成为严重误判的受害者。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采信多玛索，布西达的证词会带来同样的危险，而且危险程度更大。

在大审判进行的几个月期间，仍有宝贵的空间来保持中立。在面对关于黑手党以及何为西西里人这些根深蒂固的假设时，“布西达命题”已经不再奏效。我们若是要把握住其深刻内涵，就要在理解上迈出一大步。可是就连黑手党的一些最直言不讳的敌人也未必能够迈出这一步。这时一个既著名而又奇怪的名字出现了，它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许多西西里人难以接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西西里人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视作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个名字就是：列昂纳多·沙沙。

沙沙是一位小说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底初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黑手党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直至今天，大多数想要了解黑手党的非意大利人还会去阅读像《白天的猫头鹰》此类的小说。沙沙的背景、他的写作以及他对自己的西两里人身份的认同感，所有的这一切使沙沙与黑手党对抗了三十多年。可悲的是，在1987年1月，同样的力量将沙沙推向了因大审判而分崩离析并饱受困扰的城市的错误一方。

诉讼进行了11个月后，沙沙在《晚邮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彻底毁掉了他作为黑手党反对者的声誉。文章围绕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展开：一是一本有关“铁血法官”在法西斯时代如何展开反对有组织犯罪斗争的书籍出版了。二是保罗·博尔塞利诺的晋升（博尔塞利诺刚刚掌管了马尔萨拉市调查办公室，马尔萨拉市位于西西里最西端，科莱奥内家族在此有关系密切的盟友）。沙沙激烈地争论道，大审判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有践踏公民自由的危险。沙沙怒斥了意大利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不良风气（这种风气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上的正确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只要有人对反黑手党法官进行批评就会被认为与黑手党老板们有勾结。沙沙通过指责博尔塞利诺追求名利而结束了他的论战：“再没有比参与黑手党的审判使人在司法界升迁得更快的途径了。”

沙沙的抨击在意大利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意大利民众总是倾向于将作家和知识分子看作道德领袖，而他们认为政治家们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种角色。沙沙一向严肃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种道德领袖的角色，他将自己看作是“异教徒的国度”里的一种理性声音，就像自己小说中那些不断尝试但是最终却没能打破缄默法则的侦探们那样，既理性又孤独。博尔赛利诺被《晚邮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深深伤害。他说，批判自己的沙沙一直以来都被自己视为精神之父。一些与黑手党有勾结的政治家后来怀着窃喜之情引用这位小说家的话来攻击那些受其启发的法官们。

当《白天的猫头鹰》的作者用笔讨伐反黑手党的法官时，他正身患绝症。他在多年孤独的岁月中将他艺术上所有精妙之处都倾注在理解黑手党的思想模式上，而且他对现在比比皆是的反黑手党口号极为憎恶。但是沙沙的论战不只是一个固执、垂死的老人在感情上的爆发。沙沙发出的是一种不信任的声音，是西西里岛几代人对黑手党和意大利政府的一种不信任。

沙沙从小自学成才，他的父亲在阿格里琴托省的硫磺矿上的工作。沙沙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目睹了法西斯政权的虚伪和残暴，目睹了黑手党在战后杀害硫磺矿上的工会领袖。对沙沙来说，黑手党是意大利警察的一个非正式分支机构，政府和黑手党都有着同样残暴镇压民众的反应冲动。从他的一生和西西里的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西西里岛人只能指望从当局那里得到麻烦。沙沙对意大利政府的悲观态度可以和他对西西里的宿命论观点相提并论。沙沙长期以来坚信黑手党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组织，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将两西里最理性的头脑囚禁起来的精神状态。

当我大声反抗黑手党时，我也很痛苦，在我身上，在每一个西西里人身上，都残留着黑手党的情愫。因此，当我与黑手党抗争时，我也在同自己抗争。这种斗争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值得庆幸的是，岛上许多像卡彭内托、博尔塞利诺、法内科尔这样的人并没有被沙沙所提到的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所困扰，他们对如何才是一名西西里人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

大审判的命运

大审判于1987年12月16日宣布判决结果。474名被告中，有114人被宣判无罪，其他被宣判有罪的被告则共同分摊2665年的刑期。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法院支持了“布西达命题”，但它没有像许多公民自由论者所害怕的那样批量实行司法审判权。即使是卢西阿诺·莱焦也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要证明他在狱中仍然向其黑手党手下下达命令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

在判决后的几天里，那些支持法官的报纸宣告黑手党是西西里文化中不可战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神话破灭了。这是报纸界作出的一种不成熟的回应，说出的更多是人们的希望而不是信念。在判决成为既定事实之前，大审判还要经历漫长的上诉过程，对判决的定性还为时过早。举例来说，列昂纳多，沙沙仍坚持他的怀疑论而不接受“布西达命题”：“我的观点一直就是黑手党实际上是一个由各个黑手党派系组成的同盟。”两年后沙沙走进了坟墓，但是直到临死前他都拒绝抱有希望，认为他或西西里岛都无法将黑手党抛却在身后。

法内科尔认为这次判决证明了“通过尊重民主原则，我们能够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取得重大成果”。他知道打击黑手党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大审判还未结束之前，对“我们的事业”展开的调查导致了两起大规模案件的审理，这三次大审判都由卡彭内托的智囊团一起处理。一名重要的新悔罪者安东尼诺·卡尔德龙提供的证据导致了第四次大审判。160人于1988年3月被捕。西西里其他城市的法官进行了一系列相关起诉。法内科尔不厌其烦地强调，大审判只不过是打击黑手党斗争的一个良好开端。

若是法内科尔听到黑手党悔罪者们后来所透露的情况，他的语气或许会更加悲观。“我们断定大审判最终会是一场虚张声势。最后的判决绝不会支持‘布西达命题’。”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大审判只不过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是为了应对自大屠杀以来的血腥案件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初审时肯定会做出许多有罪判决，但是在上诉的时候这些有罪判决就会被推翻。到了最后，一切事情都会恢复常态。

一段时期里，事情似乎正是朝着这种态势发展。根据意大利的法律制度，从初审判决到作出终审判决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最近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为了等待最终判决结果而将囚犯关押太久。但由于黑手党案件的复杂性，这些案件审理起来特别慢。因此，黑手党被告是这一法律的主要受益者。截止到1989年初，在1987年12月被判有罪的342人中，仅有60人仍被关押在监狱里。

1990年，巴勒莫上诉法院推翻了大审判中作出的一些有罪判决，更关键的是，不予支持“布西达命题”的核心观点：黑手党所犯下的一些重要谋杀案是身居高位的黑手党委员会成员下令唆使的。案件随后送交科拉多·卡内瓦莱法官主持下的最高上诉法院的第一部门。因为技术细节问题而宣判黑手党分子无罪的习惯，卡内瓦莱法官获得了“判决杀手”的绰号。（2002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撤销了因“为黑手党组织的犯罪提供外部合作”而对卡内瓦莱法官作出的有罪判决。我们不得不由此得出结论，就像他自己一直声称的那样，他只不过是在十分谨慎地运用法律。）

司法系统内部有人开始阴险地反对法内科尔。大审判作出判决之后，反黑手党“智囊团”的创始人安东尼·卡彭内托决定返回佛罗伦萨。在卡彭内托的欢送宴席上潸然泪下的法内科尔，显然是代替卡彭内托的合适人选，由法内科尔担任调查办公室主任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有关肮脏的政治活动、走廊阴谋以及同行妒忌的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反对“个人崇拜”的薄面纱，而所谓的“个人崇拜”针对的就是法内科尔。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一职位给了安东尼诺·梅利，这个人差两年就要退休了，而且从未调查过任何有关黑手党的案件。法内科尔不光觉得屈辱、绝望，而且还十分害怕。“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他对朋友们说。他意识到“我们的事业”能够看出政府不支持他的任何迹象，从而将他视为易受攻击的对象。

随后，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梅利随意将黑手党的调查案件分配给一些法官处理，让“智囊团”接受一些非黑手党案件，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就给智囊团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并将黑手党案件分发给西西里不同城市的调查官处理。对于梅利的正直没有人提出质疑，但他的方法却违背了法内科尔的基本原则，即：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单一的组织，需要司法界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在马尔萨拉新职位上工作的博尔塞利诺不无担忧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最后觉得有必要把他的担忧公之于众。“我有种不祥的感觉，有人想让时光倒流，”他说。政界立刻就炸开了锅，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并决定调查博尔塞利诺的言论。法内科尔写信解释说，反黑手党的调查在梅利的领导下已陷入停顿状态。本该保密的司法官最高委员会的听证会被亲法内科尔和反法内科尔的阵营泄露出去，关于政治偏见和“个人崇拜”的责骂话语到处飞扬，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真正应该探讨的问题。法内科尔提交了辞职书，随即又将它撤回。在这场既耗时又令人泄气的吵闹的最后，司法官最高委员会怯生生地请求双方修补之间的分歧，法内科尔的地位越发岌岌可危。巴勒莫的司法官因此被人称作“毒宫”。

大审判过后，法内科尔从法官同事们那里遇到的麻烦让人觉得寒心，法内科尔的遭遇说明了意大利的公共机构是多么的唯我独尊。在许多政治家及其司法界的盟友们的眼中，反黑手党智囊团并不是一个司法系统履行其职责的一个有用工具，司法系统的职责是保护现实世界里的无辜者并惩罚有罪者。相反，它仅仅被视为一个“权力中心”，用来对政府内部的竞争对手施加影响力。法内科尔和博尔赛利诺让人感觉像是来自三维世界的人，他们被迫向二维世界的人解释他们的思想。这两位法官尽其所能向人们指出，第三维是司法公正。但是对于那些坐标系里只有政治斗争和程序诡辩的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三维空间。

1989年6月，法内科尔对于自己易受袭击的担心再次得到了证实，一个装满炸药的阿迪达斯运动包在巴勒莫郊外的一所海滨住宅旁边的岩石上被人发现，而这所住宅是法内科尔夫妻二人刚刚租来的。法内科尔一反常态地公开宣称．他认为与黑手党关系密切的不知名的政治家参与了谋杀他的计划。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勒莫司法官的事务又再一次交给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处理，法内科尔成了一封封匿名诽谤信的受害者，而这些信件有可能出自他的一个同事之手。主要的指控是法内科尔曾经利用一名黑手党背叛者与科莱奥内家族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斗争。次年一月，反黑手党的巴勒莫市市长莱奥卢卡·奥兰多为了努力改变市政府的风气而与共产党结盟，但最终却被罗马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击垮，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在政治上标新立异的人。法内科尔和反黑手党运动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一片惨淡。

但在1991年2月，法内科尔，这位经常沦为政治机会主义牺牲品的法官，却成了它的受益者。这个时刻，反黑手党运动的命运急剧扭转。继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意大利政治的战后浮冰开始融化。意大利共产党解散并改组成社会民主党，现在意大利人更没有多少理由来“捏着鼻子为基督教民主党投票了”。基督教民主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根据地也很难以防守；在这里，喧闹的北方联盟通过谴责罗马和南方的腐败而抢走了天主教政党的支持。改革气息已经在空中弥漫。犯罪浪潮以及部分公众舆论对大审判结果的愤慨给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一个通过将自己树立为法律秩序的捍卫者而提高自己声誉的机会。这位司法部长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社会党人，已经是反黑手党法官的批判者。他邀请法内科尔担任司法部刑法事务处处长，负责协调国家级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

法内科尔接受了这份工作，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对此疑虑重重，法内科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运用政治气候上的突然变化完全扭转了打击黑手党斗争的命运。法内科尔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两个国家级的机构，它们直到今天仍然是意大利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支柱：反黑手党调查局（DIA）和国家反黑手党局（DNA）。反黑手党调查局，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它将宪兵、警察和其他参与打击黑手党组织的执法机构等力量团结起来；国家反黑手党局是一个国家级的反黑手党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协调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共计26个区的反黑手党检察官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要按照法律规定维护有组织犯罪的电脑数据库。因此，法内科尔在罗马指挥中心就可以做他以前在巴勒莫被禁止做的事情：建立一个对“我们的事业”乃至对整个意大利黑社会的统一认识。

大审判的命运也有待被决定。“矮子”托托·雷依纳采取措施以保证这次上诉过程漫长的审判势必要血迹斑斑。1988年9月，巴勒莫上诉法院的法官安东尼奥·塞塔和他弱智的儿子被枪杀。1991年8月，最高上诉法院的检察官安东尼奥·斯科派里蒂被卡拉布里亚的黑手党杀害了（三个星期之后，黑手党还枪杀了一名巴勒莫商人里贝诺·格拉斯，他领导了反对敲诈勒索的公众运动，据当时估计敲诈勒索为整个意大利的犯罪组织提供了250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谋杀案为法内科尔的改革增加了政治分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标志，标志着科莱奥内对意大利政府的蔑视重新开始反弹。它们甚至有助于确保所谓的“判决杀手”科拉多·卡内瓦莱法官没能主持最高上诉法院就大审判所举行的重要听证会，这正是法内科尔所希望的。1992年1月31日，最高上诉法院在持续两个月的诉讼之后推翻了上诉法院对大审判的判决，确认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在原诉案中所提出的三个中心论点，即：“我们的事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的组织；黑手党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共同承担以黑手党组织的名义所实施的谋杀行为；黑手党悔罪者的证据是有效的。“布西达命题”现在被认定是一个事实，“我们的事业”的领导者们面临的是终身监禁，而且这是最终判决结果。

意大利政府终于在130年之后宣布西西里黑手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并对国家的统治权带来严重挑战的组织。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犯罪集团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人们普遍期待掌管新的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并将运用权力将西西里的优势传播到整个国家甚至国际社会，似乎黑手党又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法内科尔似乎拥有一切他所需要的权力从而使这个异教徒的国度开始其最终的赎罪。

第十一章　炸弹与“潜伏”战略1992-2003

托托·雷依纳的别墅

科莱奥内农学院是一幢奇怪的建筑，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是一个国家教育机构。这是一幢位于居民街的崭新的三层楼房，拥有地下停车场、电梯、整体空调及暖气设施和一座铺设整齐的花园。楼房的前面装饰着炫目的金属装置，另外还有阳台、装饰栏杆、气势宏伟的大门以及一排路灯。教室里装着厚重的硬木门，铺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灰泥墙壁，课桌、黑板和电脑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事实上，科莱奥内农业职业学院一开始并不是一所大学，它最初实际上是当地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建造的别墅，这个人就是“矮子”托托·雷依纳。

从来没有人问过雷依纳打算用这幢别墅来干什么，他从来都没有在此住过。这幢别墅很有可能是他计划在漫长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将他的大家庭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这是雷依纳为退休而建的家，前提是他能够改变大审判的判决并能够回家享受他的劳动成果。因此，尽管我们可能会取笑雷依纳的华丽俗气的审美趣味，但是我们很难不被这栋建筑所表现出来的自信而打动。雷依纳居然无法理解政府有权力没收靠几十年的谋杀而挣得的财富，这一点也让我们感觉不可思议。

幸运的是，雷依纳的信心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到1995年底，政府从这个“老板们的老板”那里没收了大约1.25亿英镑的资产，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上。这个非同凡响的数字当然不能代表“矮子”雷依纳的全部家产。他在科莱奥内的别墅于1992年被没收。1997年，在对雷依纳黑手党家族进行民事诉讼之后，一位年轻勇敢的反黑手党市长将别墅赠与了科莱奥内镇。等到科莱奥内镇的居民将雷依纳的别墅改造为一个公共教育机构之后，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所有的公共财富都当作潜在的掠夺对象来看待，例如水源、道路、医院和学校，而不管这些资源对于民众来说有多么重要。因此，几代人以来，对于那些不在黑手党掌控范围之内的西西里家庭而言，他们没办法获得这些通往进步的传统关键途径。但当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没收来的黑手党的财产用于普通公益事业时，这不仅在经济上打击了黑手党分子，而且还谴责了黑手党分子所做的事情的非正义性。虽然黑手党分子周围被背叛和死亡笼罩着，但是他们至少坚持着一种信念，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

自从布西达在1984年出庭提供同案犯的证据之后，雷依纳就向他的手下保证，如果恐吓和腐败不能阻止司法部门对抗巴勒莫的“我们的事业”，那么他在罗马的政治关系户将会阻止司法部门采取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的措施。而要兑现这个诺言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事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暴力事件直接导致了反黑手党法律的制定，而黑手党极力想废除这些法律。雷依纳现在需要对重要的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而不仅仅是在幕后赢得一些小恩小惠。但是“优秀的死尸”出现得越多，政治家就越不愿意为了保护黑手党而暴露自己。

法内科尔1991年到达罗马时，问题到了危急的关头。黑手党分子把法内科尔调动到首都工作的事情看作是一种暗示，暗示他不久就会完全陷入到意大利的政治泥潭中去，丧失名誉，然后被剥夺一切权力。法内科尔在司法部所取得的成就却使得黑手党分子们的这些期望落了空，让他们感到很震惊。这对于常常将执政党视为暴政的被动伙伴的黑手党来说是令人恐惧的一幕：“我们的事业”的致命敌人在基督教民主党总理的领导下、在社会党人司法部部长的指挥下正在制定刑事政策。在众多的变革中，1991年通过了一批新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阻止洗钱行为，允许对黑手党使用窃听器以及赋予政府权力来解散被有组织犯罪侵入的镇议会。

尽管这些新的事态发展令“我们的事业”担忧，但是这个组织最底层的人却一直坚信“判决杀手”卡内瓦莱法官会最终扭转时机。因此，最高上诉法院在1992年1月所作的判决对雷依纳为其家族所设计的未来计划以及他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威望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这个证据最终证明了黑手党历史上最有权力的老板已经将这个组织变成了一个政治孤儿。

现在，霄依纳自身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正如调查法官圭多·罗·福特所解释的那样：“你在黑手党里是无法提交辞职书的。你只会被除掉。（对雷依纳和他的手下来说）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要么接受他们就要被除掉的现实，要么试着在全体成员面前重申自己的权力。”雷依纳选择通过急剧升级“我们的事业”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冲突来重申自己的权力。黑手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影响政治进程，但却只剩下一种影响手段：暴力。只有在被轰炸之后，政府才会在那些对雷依纳及其同伙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做出让步：大审判判决结果以及1982年通过的一项允许当局没收黑手党财富的法律。“为了谋取和平，我们必须发动战争”，有人听到雷依纳这样说。黑手党委员会对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早就作出了死刑判决，但是一直未付诸实施，但是在最高上诉法院作出宣判之后决定重新启动原来的谋杀计划。

在最高上诉法院作出历史性的决定之后的1992和1993年是整个西西里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期。雷依纳与政府的对抗已升级为针对意大利大陆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爆炸运动。这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以黑手党的惨败宣告结束，自墨索里尼以来黑手党组织的生存能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事业”和意大利仍然承受着雷依纳失败的退休计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卡帕奇爆炸之后

“维托，我的维托。我的天使。他们把你带走了。我再也不能吻你了。我再也不能拥抱你了。我再也不能抚摸你了。你是我一个人的。”

在为卡帕奇爆炸中的受害者举行的国葬上，维托·斯基法尼的身材娇小、脸色苍白的遗孀罗萨莉亚在痛哭哀号，发泄着自己的悲伤以及这座城市的愤怒。她的丈夫及其同僚安东尼奥·蒙蒂纳罗和罗科·迪·西路与法内科尔法官坐在一辆汽车上，车辆爆炸，他们和法内科尔一起全部被炸死。罗萨莉亚站在讲台上望着聚集的人群，在几家国家电视台的镜头前大声哭喊，“对于也站在这个教堂里的黑手党人，我有话要说。再次成为基督徒吧。为了巴勒莫这座被你们变成血城的城市，我请求你”。还没有等主教做完弥撒，死去警察的家属和同事就走过来阻止任何高官接近这五具棺材——“这些死去的人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有人这样说。有人递给无法抑制哭泣的罗萨莉亚·斯基法尼一瓶水，她任由瓶子从其手指缝里滑落，摔在了地板上。罗萨莉亚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刚才的那一幕，她又一次向教堂里的会众们恳求：“黑手党人，我会原谅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跪下来祈祷。”她的话在新闻公告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

意大利政治家们承受着难以抵制的道德压力，人人都想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发生在卡帕奇的乔瓦尼·法内科尔谋杀案。葬礼几天之后，一些人冒着大雨聚集在了圣多梅尼科教堂前的大街上，他们望着不知姓名的同胞的哭泣的眼睛，一双双泪眼折射出了与他们同样的迫切的决心。于是，他们决心尽己之力做些事情将悲痛化为变革。在整个市中心，窗外挂满了喷着标语的床单：“法内科尔还活着。”“巴勒莫想要正义。”“把黑手党赶出政府。”“停止杀害这座城市的人民。”“床单委员会”成为众多反黑手党组织中一个基层组织。罗萨莉亚，斯基法尼的话——“黑手党：跪下”——被印在T恤衫上。谋杀案发生一个月后，一支声势浩大的人群队伍穿着印有该字样的衬衫走过这座城市。法内科尔房屋外面的一棵树变成了祭坛，挂满了鲜花、相片和字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内科尔生前住着的这条街道就是以“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名字命名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1992年7月19日，“我们的事业”用行动证明了意大利政府甚至连法内科尔的继任者保罗·博尔塞利诺也保护不了。炸死博尔塞利诺及其五名护卫的爆炸声在半个城外都能听见。博尔赛利诺遇害三天后，一名黑手党家族的少女丽塔·艾特亚从其位于罗马的藏匿处的阳台上跳下身亡，她是在父亲和哥哥被谋杀后开始向博尔塞利诺法官提供证据的。她的遗书只是说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她了。正如一名社会活动人士所说，在那个夏天巴勒莫就像是一部拙劣的血腥悲剧：“我们想从剧场里走出来，但是却发现被锁在了里面。”

尽管巴勒莫入十分惊恐，但许多人仍有反抗的决心。当时在众多静坐和游行中涌现出无数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加入了从市中心到博尔塞利诺遇害地点的游行，身上挂着一个小的广告牌，前面写的是“我想和法内科尔一样优秀”，后面写的是“我想和博尔塞利诺一样优秀”。在短短几个月内，少数的善良民众将巴勒莫变成了自己的城市，并使很大一部分人相信了反黑手党事业的紧迫性。

两两里的局势是一个同家级的突发事件。七千军队被派到岛上接替了警察的日常职责，以便使警察能够加入对霄依纳及其杀手小组的大型追捕活动。没能保护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法官的执法官员们也被免职。那位经常与法内科尔发生口角的巴勒莫检察官办公室主任主动要求被调职。另一个人的行为则更加勇气可嘉，来自北部城市都灵的法官吉安·卡罗·卡塞利自愿接任巴勒莫的空缺职务，为反抗“我们的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几十人随后被捕。一项保护悔罪者的法律通过，使得他们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法内科尔设计的两个新的国家反黑手党机构一一反黑手党调查局和国家反黑手党局——也开始运行。警察被赋予了通过使用模拟毒品交易或洗钱行为而打人黑手党内部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针对黑手党分子而制定的新的更为严格的监狱条件使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继续在幕后操纵他们的家族事务了。

但是，正如在黑手党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成功是自相矛盾的。似乎终于下定决心解决1992-1993年黑手党问题的政治体系实际上在腐败丑闻的热潮中融解。腐败丑闻开始于1992年2月，当时一个米兰的社会党政治家正试图将他收受的三千万里拉的贿赂金冲下马桶。调查官们揭露了一个连接商界、行政管理机构和政界的收受贿赂的体系之后，这种所谓的“洗手行动”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的政党和城市。“党派民主”被推翻。截至1993年底，意大利议会里有三分之一的议员因为贪污而接受调查，而两个最大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一也不复存在。意大利人民带着一种怀疑和消遣的心情在电视上观看了一场革命的上演。

“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气氛——如果说一点也不具有革命性的话——其实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君子们在最高上诉法院对大审判作出最终判决之后就预感到他们的前景，于是在卡帕奇惨案还没发生之前就到警察局自首。这样的事情在以前还从未发生过。雷依纳在谋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之后并没有显露出要转变战略的迹象，许多黑手党分子开始做污点证人。1973年，加斯帕雷·穆托洛由雷依纳介绍加入黑手党并成为一名主要的海洛因经销商。他于1992年10月向法官解释说“我们的事业”完全低估了身居司法部要职的法内科尔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正是最高上诉法院在1月份作出的判决导致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被杀。法官们现在对雷依纳的思想动机有了清楚的认识。

一个为了躲避雷依纳报复而逃跑的黑手党分子所透露的信息直接导致了这位老板们的老板在1993年1月被捕。确定雷依纳的身份是个首要的问题：警察拥有的他的一张最近的照片还是他在1969年照的。被捕的黑手党分子巴尔杜乔·迪·马吉奥在宪兵对别墅的监视录像中辨认出了雷依纳的园丁、雷依纳的儿子和妻子。宪兵之所以监视这栋别墅是因为有一名黑手党委员会委员经常光顾此地。第二天早晨，当雷依纳坐在一辆不起眼的家庭轿车上离开别墅时，抓捕队已经准备妥当。在爱因斯坦广场的一个交通信号灯处，四个人扑上前去抓住了雷依纳和他的司机。雷依纳并没有反抗，脸上明显带着惊恐的神色，当被告知抓捕他的是宪兵而不是他的黑手党敌人时，脸上的惊恐神色才慢慢消失。就在雷依纳被抓的第二天，他的导师和教父卢西阿诺·莱焦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于撒丁岛的一座监狱里。

意大利人以前只听说过托托·雷依纳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现在终于将他的面貌公之于众。一本杂志将雷依纳带有棱角、下垂的眼睛作为封面，下面标题为：“魔鬼”。“矮子”在这张撒旦似的公众形象照上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当他与多玛索·布西达在法庭上当面对质时，雷依纳因为布西达在婚姻上不忠实而拒绝同布西达说话：“在我的小镇科莱奥内，我们过着道德的婚姻生活。”

但是比雷依纳怪异的行为更让人不安的是他的被捕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就一直是一个逃犯。在逃亡的这段时间里，他结了婚，有了孩子，接受糖尿病治疗，送孩子们上学，还要对这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实施铁腕控制。雷依纳在逃亡生涯的最后五年甚至在尤迪托的别墅里呆过，尤迪托这个镇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是安东尼诺·贾莫纳家族的地盘。雷依纳究竟是如何躲避这么长时间的抓捕的？抓捕雷依纳的行动小组成员开始担忧起来，雷依纳在巴勒莫的别墅在他被捕之后很久都没有人看护，黑手党分子们有足够的时间将现金、文件、账目以及雷依纳妻子的毛皮大衣处理掉。最后，过来检查这座房产的法官们发现它甚至已经被重新装修过。于是便展开调查，试图搞清楚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雷依纳被捕之后，“我们的事业”的领导权就交给了他的姐夫以及长期的合作伙伴莱奥卢卡·巴加里拉。经过“矮子”雷依纳二十多年的统治之后，“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很好地回应巴加里拉的控制。甚至像“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这样的科莱奥内顽固派也发现这个变化令人不安，他当时已经凭实力成为了一名黑手党老板。

雷依纳被捕后，这儿就不像以前那样平静了……老板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各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地盘。黑手党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组织，家族的父亲、每个人的老板这样的人物已经不复存在。

没有改变的是科莱奥内核心集团对于大屠杀战略的全力支持。有人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说，“托托叔叔（雷依纳）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们都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不能停止下来”。雷依纳被捕一个月后，巴加里拉、布鲁斯卡和来自巴勒莫、特拉帕尼的其他高级老板们援引黑手党内部制定的一项规则，即黑手党分子可以不顾其他组织的意愿在西西里岛外组织任何活动，在岛外召开会议就如何与政府继续开展斗争提出各种建议。根据布鲁斯卡的描述，会议很快同意对莫里吉奥·科斯坦索进行袭击，他是一个聊天节目的著名主持人，曾说过一个假装生病住院的黑手党分子随后就会真正患上肿瘤病。他们讨论过在比萨斜塔下放置炸弹，在超市的儿童零食里下毒以及将感染有艾滋病病毒的注射器扔到里米尼的海滩上。为避免有人死亡，每一种情况都会公布及时的警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制造公众恐慌并将政府拉到谈判桌上来。

最终，会议决定不要拘泥于这些“虚拟”袭击的细节。1993年5月14日，在罗马，一枚炸弹在电视节目主持人莫里吉奥·科斯坦索的汽车即将驶近的时候爆炸了，十分幸运的是，他毫发未伤。5月27日，佛罗伦萨市中心乔治费里大街上的汽车炸弹导致五名路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7月27日，米兰的帕勒斯楚街的爆炸使五个人遇害。10月31日，一枚炸弹被放置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的格拉迪多里大街上。炸弹原本定在拉齐奥与乌迪内斯的足球比赛结束之后爆炸的，这样许多宪兵就能被炸死，但炸弹却未能引爆〔※拉齐奥队（Lazio），于1900年由路易吉·比利亚迪创建，属于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乌迪内斯队（Udinese）成立于1896年，是目前意甲球队中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

也是在1993年这年，与政府直接对抗的“我们的事业”很明显也成了教会的敌人。1982年11月，大屠杀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约翰·保罗二世访问了西西里，一次也没有提及“黑手党”这个词。1993年5月，保罗二世是自从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死后首次访问西西里岛。在保罗二世开始三天的出访行程的前一天，梵蒂冈的《罗马观察家报》邀请博尔塞利诺的遗孀阿格尼丝写了一封信。她回忆了她丈夫的“简朴而又深奥的”基督精神，并恳求人们祈祷教会“不将基督的真正教义与任何勾结相妥协”。一群天主教知识分子接着在《西西里日报》撰文，表达的思想更为清晰，抨击“天主教教会的代表们与黑手党势力的倡导者们之间的可耻关系”。

两天之后，罗马教皇选择阿格里琴托山上的神庙谷作为布道的场景，在那里有着珍贵的古希腊遗址，但是周围的风景被黑手党支持建造的非法建筑破坏殆尽。他扔掉准备好的布道词而声音洪亮地即兴发表演讲，谴责“黑手党文化……这个死亡、惨无人道和反福音的文化”。教皇显得很激动，呼吁黑手党皈依宗教：“总有一天上帝的审判会到来！”“我们的事业”在7月27日对此予以回应：拉特朗的圣·乔瓦尼大教堂和罗马的圣·乔治奥大教堂都遭到爆炸袭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9月15日，在巴勒莫东部郊区的布兰卡乔，皮诺·普利西神父——这个在当地反黑手党神父中坚持主战传统的优秀代表——在自己家的大门外遭到谋杀。一个杀手后来坦白说，普利西神父在被枪杀之前还冲他们微笑，“我正期待着这一刻的来临”，他说。

在对最高上诉法院1992年1月的判决做出疯狂反应后，“我们的事业”显然使得人们对它的存在不再有任何怀疑。[`w`ww`.w`rs`h`u`.c`o`m]然而，这样也切断了它自己的生命支持体系、它的政治纽带，驳斥了许多黑手党分子所宣称的伪宗教以及黑手党与西西里岛文化不能分离的观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组织里有数百人投诚，1996年悔罪者的人数达到高峰，共有424人。他们一方面无法忍受“我们的事业”内部的科莱奥内家族的残暴统治，另一方面无法忍受在新的、更严格的监狱条件下过着的隔绝生活，甚至一些高级黑手党分子以及科莱奥内核心集团成员都开始与司法机构合作。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当黑手党委员会决定谋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时候，萨尔瓦多·坎切米是一个黑手党老板。坎切米在卡帕奇爆炸案负责放置并引爆炸弹的小组中负责放风。有一天，坎切米听到雷依纳解释如何处理如滚雪球般增加的反叛者的计划时，他的内心发生了一些改变。当时，雷依纳说：“问题就在于那些悔罪者，要不是他们，整个世界联合起来都奈何不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杀死他们，还要诛杀他们九族的原因。我们先从六岁以上的儿童杀起。”但是直到第二年夏天，即1993年爆炸运动的中期，坎切米才走到宪兵军营的门口去自首。随后，他又将财富交出，据他估计大约有3300万英镑。当坎切米与多玛索·布西达在法庭上重逢时（他们两人来自同一个家族，在70年代坐牢期问成为朋友），他承认自己曾亲自执行雷依纳的命令将布西达的两个儿子勒死。布西达这位历史上首位黑手党反叛者拥抱坎切米并说道，“你无法抗拒这个命令。我原谅你，因为我知道加入黑手党意味着什么”。

有了这些新悔罪者提供的证据，调查官们迅速确定了是谁执行了对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暗杀、对大陆的炸弹袭击、对普利西神父的谋杀以及许多其他的犯罪行为。科莱奥内家族为了阻止任何人反对大屠杀战略继续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播下恐怖的种子。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沦为黑手党军械库里的终极武器的牺牲品，这个终极武器就是背叛国家。莱奥卢卡·巴加里拉于1995年6月在巴勒莫市中心的一间公寓里被抓获，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是第二位被抓获的老板们的老板。次年五月，即小朱塞佩·迪·马特奥被勒死并浸泡在硫酸的四个月之后，宪兵突然闯入了阿格里琴托附近的一间房子，“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与他的家人正藏身于此。等到布鲁斯卡被捕时，大屠杀战略已经被放弃了，而西西里黑手党也正经受着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我们的事业”最终处在失败的边缘。

“朱利奥叔叔”

“我们的事业”通过野蛮应对最高上诉法院作出的大审判的最终判决而使自身的未来受到威胁。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几年里，意大利公众更加关注的却是黑手党的过去。1992-1993年间发生的一幕幕戏剧性的场景揭示了过去政治家与黑手党之间的邪恶勾结。这在一些人看来就好像是关于意大利历史的黑暗真相最终要在巴勒莫法庭的照明灯下出现。1995年9月，有一位25年来一直是国家最有权势的政治家，由于为黑手党效劳而被送上审判法庭，这个人就是基督教民主党魔术师朱利奥·安德莱奥蒂，曾七次担任意大利总理。新闻界习惯性地称这次审判为“世纪审判”。

安德莱奥蒂的戏剧性审判于1992年3月12日以萨尔沃·利马谋杀案开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被杀的几周前，最先倒在雷依纳与政府之间的斗争的人不是法官、警察而是萨尔沃·利马这位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萨尔沃·利马，这位曾经领导巴勒莫建筑热潮并经常从多玛索·布西达那里得到歌剧票的基督教少壮派，成为了这场骇人、高效的谋杀案的受害者。他正被载着从蒙德罗的家回到巴勒莫的途中，车的挡风玻璃和轮胎却被坐在一辆驶过的摩托车后座上的一个人射中。利马最后说的话是：“他们来了！圣母啊！他们来了！”他从车里跑出来，但只跑了30米就被从摩托车上跳下来的人追上，朝着他的后背开了一枪，接着朝着他的脖颈开了最后致命的一枪。

一个悔罪者后来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这位西西里基督教民主党幕后掌权者会被谋杀的原因。

利马曾保证过罗马的一切事情都能处理妥当……萨尔沃·利马遭谋杀的原因是他没有信守在巴勒莫许下的诺言或者是有人阻止了他兑现自己的诺言。至少据我所听到的是，萨尔沃·利马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在呼吁人们不要担心。

利马所保证的在罗马的“一切事情”指的就是大审判的判决。我们不能够确定他是否曾明确作出过如此草率的承诺。重要的是，利马使他的人相信他已经做出了这种保证。1992-1993年恐怖运动中出现的众多悔罪者都证实利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黑手党的事务。自从拉·巴贝拉兄弟俩在20世纪50年代末掌权以来，他就是西西里黑社会与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中介。因此，在君子们的心中，利马的葬礼不仅埋葬了利马本人，同时也葬送了“我们的事业”与基督教民主党早在唐·卡罗·维齐尼和土匪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时代就达成的协定。

利马被安葬后的第二天，意大利最畅销的日报《共和报》在其头版刊登了一幅漫画，暗示这件耸人听闻的杀人案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上面画的是一个人四肢舒展开，躺在地上，身穿黑色衣服，脸朝下，一把锉刀从明显隆起的背上凸出来。左肩上画着的那只低垂、蝙蝠状的耳朵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他就是即将结束最后一届总理任期的朱利奥·安德莱奥蒂。漫画中的语义双关并不比安德莱奥蒂的画像更难破解。意大利语中锉刀是“une lima”，与利马的名字“Lima”正好谐音，这是在暗示萨尔沃·利马袭击案的真正目标是朱利奥·安德莱奥蒂总理。换句话说，这幅漫画是说“我们的事业”在一个朋友的背上捅了一刀。

利马被暗杀时正在回王宫酒店的路上，他本来打算去那里定下来有关为安德莱奥蒂召开的盛大欢迎宴的最后细节问题。自1968年利马成为国会议员并与“总督”乔瓦尼·焦亚闹翻后，利马的众多西西里追随者就在安德莱奥蒂基督教民主党的旗帜下前进。从20世纪40年代到1968年，安德莱奥蒂一直占据着政府的职位，但是在西西里获得利马的支持则是他政治命运的决定性时刻。如果安德莱奥蒂身后没有利马，他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总理。有利马在他的身边，安德莱奥蒂成为了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政府都无法组建。

就像其他政党领导人、共和国现任总统和议会两院议长一样，大批的基督教民主党知名人士在利马葬礼举行的当天并不在巴勒莫。一些报纸认为公共机构是在借此举动摆脱与有争议的利马之间的干系。事实上，这起谋杀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政治时刻。大选在4月5日就要举行，每个人都很清楚投票结果对于塑造冷战之后的意大利至关重要。人们普遍认为安德莱奥蒂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的国家领导人、共和国的总统。因此，安德莱奥蒂出现在他西西里朋友的葬礼上时，立刻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安德莱奥蒂通常镇定自若、面带冷嘲，而现在却脸色苍白、身子明显发抖。安德莱奥蒂在电视镜头前大声捍卫西西里的声誉：“西西里岛与黑手党不能混为一谈。”安德莱奥蒂在采访中对利马的暗杀所做的解释非常混乱，将“幕后论”和新的“乡村骑士”神话糅杂在了一起。安德莱奥蒂争辩道，利马像西西里一样是这次诽谤运动的受害者。“诽谤者比杀人犯更坏。或者他们至少一样坏。我的朋友萨尔沃·利马被诽谤了几十年。”安德莱奥蒂声称，对利马名誉的攻击是这场有政治动机的谋杀案的前奏，其目的就是为极权主义上台而做准备。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这起谋杀是针对他的一次警告时，他说他不知道：“发生在西西里的事情常常令人无法理解。”

西西里发生的事情到底有多么“令人无法理解”迅速成为巴勒莫法庭审理的一件轰动一时的审判案件的谈论焦点。随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被杀以及“洗手”腐败丑闻揭发后带来的国家骚乱，巴勒莫的检察官办公室在利马死亡不到一年后要求意大利参议院授权开始对安德莱奥蒂进行刑事诉讼，原因是安德莱奥蒂“以非偶然的方式协助‘我们的事业’这个犯罪组织保护了其利益并实现了其目标。”多玛索·布西达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死亡的触动，也加入到最近的悔罪者的行列中，开始谈论黑手党的政治关系。两个人的名字不断在悔罪者的证词中出现：萨尔沃·利马和朱利奥·安德莱奥蒂。

安德莱奥蒂受到了严重的指控。据称，这位在意大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曾与黑手党的骨干分子斯特凡诺·邦塔纳、“坐着的恶棍”塔诺·巴达拉曼迪以及“教皇”米歇尔·格雷科面对面地召开过商务会议。据说，斯特凡诺·邦塔纳还送给他一幅画作为礼物。大多数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到安德莱奥蒂是否真的在一次秘密会面中亲吻了“矮子”托托·雷依纳的指控。据说安德莱奥蒂已经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被习惯性地称作“朱利奥叔叔”。更重要的是，有人声称是安德莱奥蒂安排“判决杀手”卡尔内莱法官主持了大审判的最后的听证会。检方的结案陈词是，安德莱奥蒂“对权力极度狂热并与黑手党签订协议”，但是由于安德莱奥蒂无法对这群暴徒兑现诺言，因而导致他们首先动手杀害了安德莱奥蒂的盟友萨尔沃·利马，进而再对安德莱奥蒂动手。一些悔罪者们说，雷依纳曾计划杀害安德莱奥蒂或是他的一个孩子。

1999年10月，安德莱奥蒂被宣判无罪。黑手党背叛者的陈述被认为过于模糊和自相矛盾，难以支持对安德莱奥蒂的定罪。但是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审法官们的解释却绝非是对安德莱奥蒂的道德名誉进行了平反。与之相反，这个解释对意大利的过去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这位七次担任总理的政治家所做的辩护，大体上说来，就是他从来没有从西西里事务中获得直接利益，他让这位“被诽谤的”助手利马继续掌管当地政治业务而他自己却荣登上了国家和国际舞台，利马与其团伙从事活动的危险犯罪环境与他毫无瓜葛。换句话说，意大利最聪明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发现西西里“令人难以理解”。

法官们裁定这个辩护不合情理，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虚假的。利马在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中被提及几十次。法官们的裁决认定利马在1968年加入安德莱奥蒂派系前后曾向安德莱奥蒂关系圈中的人吹嘘自己与多玛索，布西达的关系。1973年，安德莱奥蒂竭力帮助“上帝的银行家”米歇尔·辛多纳拯救他的银行并使他在意大利和美国免于刑事指控。当“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于1976年加入安德莱奥蒂一派后，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做事缺少顾忌。法官们裁定，安德莱奥蒂“多次表明自己对于钱奇米诺与犯罪组织之间的臭名昭著的纽带漠不关心”。

法院还进一步发现证据证明安德莱奥蒂与负责征税的萨尔沃堂兄弟俩伊纳齐奥和尼诺有勾结。正如法官们所说，堂兄弟俩都“有组织地渗入到‘我们的事业’里”（尼诺在大审判期间自然死亡。伊纳齐奥在审判时被给予从轻判决，但却因为未能保护“我们的事业”免于法内科尔法官的调查而于1992年9月被霄依纳下令杀死）。安德莱奥蒂声称他并不认识这俩堂兄弟，他的声明却与证据“明显不相符合”。例如，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出示了安德莱奥蒂与萨尔沃兄弟在一起照的一些照片。法官们认为，对于安德莱奥蒂不愿坦白他与萨尔沃兄弟之问定期交易的最好解释就是他想保护自己的形象。但是安德莱奥蒂辩护中的不可信部分并没有被当作证据来证明检察机关的指控，即他系统地、有意地促进“我们的事业”的利益。

检方提出上诉后，无罪判决于2003年5月再次得到确认。7月下旬，法官们对于第二个无罪释放判决所做的解释说明被放置在了巴勒莫办公署那里。法官裁定安德莱奥蒂已经“使他自己一直以真正、稳定和友好的方式为黑手党效力到1980年春天”。在此之前，他“由于自己与萨尔沃·利马和萨尔沃堂兄弟的联系而与君子们保持着友好、直接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交流和对（基督教民主党的）安德莱奥蒂派系给予大选支持的基础之上”。1980年后，安德莱奥蒂表露出了“比以往更加尖锐的反黑手党承诺”，甚至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都置于危险的境地（例如，安德莱奥蒂经常指出，在法内科尔于1991年和1992年在司法部供职期间，他担任总理）。

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们看来，安德莱奥蒂与“我们的事业”的关系的转折点肇始于“优秀的尸体”开始出现的时期，特别是1980年1月西西里地区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皮尔桑迪·马塔雷拉的被杀案。马塔雷拉使其政党的运作与西西里岛的公共生活增加新的透明度，这种做法被法官们界定为“英雄之举”。从“我们的事业”的角度来看，最让人担心的事情是马塔雷拉致力于改革政府体制，避免当地政府将合同授予黑手党势力。据法官们所言，当安德莱奥蒂听说杀害马塔雷拉的计划时，他与邦塔纳和其他的高级黑手党分子们会面并敦促他们不要将计划付诸实施。马塔雷拉死后，安德莱奥蒂再一次与邦塔纳会面，但却被明确告知，“我们的事业”已经超出了他的势力影响范围。根据法官们的判决，安德莱奥蒂在事情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将这些情况报告给当局，既没能试图拯救马塔雷拉的生命也没能将杀害他的凶手绳之以法。当一名记者就这些发现结果采访安德莱奥蒂时，他强调有必要在法官裁决的整体背景下来审视这些发现结果。

安德莱奥蒂之所以没有因为他和“我们的事业”的关系而被定罪是因为意大利实行时效法，而安德莱奥蒂的行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法官们仅仅作出评论说，安德莱奥蒂必须要为他做过的事情“向历史交代”。这位前总理回答道，“对于审判，我只关心最后的结果。在这个审判中，结果是积极的。至于其他的，阿门”。现在，安德莱奥蒂的律师必须考虑是否为了挽回他的声誉而向最高上诉法院上诉。

这两次司法判决强烈表明，安德莱奥蒂并非觉得西西里令人难以理解，他对西西里有足够的了解，所以即便他意识到有些政治盟友犯下了罪行，他也要与他们坚守在一起。意大利民主让人深感忧虑的是，长期以来众多的选民居然将信任置于安德莱奥蒂的身上，这个人在审判前就被强烈怀疑将黑手党作为传统的政府工具来使用。

2003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结束了另一起涉及朱利奥·安德莱奥蒂的旷日持久而又有争议的黑手党案件。安德莱奥蒂被指控命令“我们的事业”于1979年杀死一名勒索他的记者。首次开庭三年半之后，安德莱奥蒂于1999年9月被裁定无罪释放。不过，在2002年11月，检方提出上诉后，他却被判有罪并被判处24年的刑期。最高上诉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检方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其假设。因此，在审判开始七年半之后，即谋杀案发生二十多年后，安德莱奥蒂的无辜最终得以确认。安德莱奥蒂欣慰地表示他的噩梦结束了，但同时声称自己是一场政治阴谋的受害者。整个事件对于提高意大利的政治系统和司法系统的声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安德莱奥蒂接受审判的那些岁月也是“我们的事业”保持沉默的岁月。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将意大利从麻木中惊醒过来。紧接着，雷依纳、巴加里拉和布鲁斯卡的被捕使得意大利暂时平静下来。现在，由于安德莱奥蒂被无罪释放，整个意大利重新进入睡眠状态。如果西西里岛不发生著名的谋杀案的话，对于米兰和罗马的人来说，西西里岛似乎离他们非常遥远。但是，“我们的事业”在沉默中开始重组。此时，自从“刽子手”被捕之后，意大利正在失去一个击败黑手党的绝佳历史机会。

走近“拖拉机”

伯纳多·普罗文扎诺保持着一项纪录。他自从1963年9月10日在科莱奥内镇参与袭击了“我们的父亲”米歇尔·纳瓦拉的一名残兵之后，就因谋杀而被通缉，一直处于逃亡状态。40年来，普罗文扎诺一直是一名逃犯，而他也像之前的雷依纳一样几乎在西西里西部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意大利人通过警察画的一张肖像图而认识了普罗文扎诺，他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9月，照片上的他还是一个神色不安、头发锃亮的26岁青年。普罗文扎诺不断逃脱抓捕的能力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黑手党的地盘控制在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普罗文扎诺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地位被严重低估。在一段时间里，有人甚至以为他已经死了。事实上，他被人误解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绰号叫作“拖拉机”。安东尼诺·卡尔德龙的证词让世界都知道了这个绰号，他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主要的黑手党悔罪者，来自东部遥远的卡塔尼亚家族。在他看来，普罗文扎诺只不过是一个无情的杀手，没有“矮子”雷依纳狡猾多了。了解内情的黑手党反叛者现在已经推翻了他的这种形象。科莱奥内家族更习惯称呼“拖拉机”为“会计师”或者“伯尼叔叔”。他们说，普罗文扎诺的商业和政治头脑要比雷依纳更为精明。身兼医生、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社会名流和君子的焦阿基诺·彭尼诺1991年成为污点证人，他说普罗文扎诺是“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政治事业上的主要参谋。彭尼诺在1981年曾经有一次自言自语说要把钱奇米诺集团从巴勒莫市议会里驱逐出去。他被传唤与伯尼叔叔会面，还没等他解释，伯尼叔叔就明确告知他闭上嘴巴并待在原地不动。

许多年来，普罗文扎诺都在雷依纳幕后进行操作。当雷依纳忙于与政府交战时，普罗文扎诺悄悄地在发展商业和政治脉络，以便能为西西里黑手党带来大量固定收入。普罗文扎诺的商业生涯起始于卢西阿诺·莱焦建立的一家清洗毒品赃款的贷款公司，他是一名收债员，并且从此对医疗卫生业、建筑业和废物处理业颇有研究。如同西西里大部分的经济行业一样，这些行业也被公共部门所控制，因而也就是被由那些与政治家有良好关系的公司所控制。

当然，“伯尼叔叔”绝不是一个温和的角色。作为黑手党委员会的长期委员，他已经多次缺席被判处终身监禁，原因是他下令暗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等杰出人士并策划了1993年对意大利大陆发起的爆炸运动。普罗文扎诺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负责发动了一起在“我们的事业”与一个黑帮新联盟之间展开的战争，这个联盟以西西里南部和东部为基地，最初是被驱逐出黑手党的君子们组成，他们称自己为“斯蒂达”（Stidda），寓意“光明之星”和“坏运气”。普罗文扎诺运动的许多受害者——仅仅一个阿格里琴托省在三年内就有三百人——都是被斯蒂达便宜收买来的少年枪手。

自从莱奥卢卡·巴加里拉于1995年被捕之后，接任“老板们的老板”的普罗文扎诺就改变了“我们的事业”的战略。法官们将他的伎俩称为“潜伏”，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我们的事业”置于公共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因此，自从普罗文扎诺接管黑手党以来，针对国家知名人士的谋杀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杀的人几乎都是商人，都死于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在普罗文扎诺的领导下，甚至巴勒莫和卡塔尼亚的轻微犯罪也大幅减少。一个专门研究有组织犯罪、商业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法官罗伯托·斯卡皮纳托认为“伯尼叔叔”已经掌握了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则：“在媒体中不存在的东西在现实中也不存在。”

了解普罗文扎诺的前黑手党分子们都说普罗文扎诺的管理风格比雷依纳的管理风格更加温和，更倾向于利益的分享。在黑手党内部，他经常与一句话联系在一起——“大家一起吃饭”。从这位“老板们的老板”这里截获的一些商业信函使我们对他的管理方法有了一些了解：“在信的末尾我要对您说，我完全听从您的派遣。我祝愿您万事如意并将我最深情的祝福献给您和您的父亲。愿上帝保佑您。”“我们的事业”仍然是集权式统治，但却不再是“矮子”雷依纳手下的独裁统治。内部和平是普罗文扎诺的首要考虑因素。

“伯尼叔叔”领导下的“我们的事业”还恢复了收取勒索保护费这项核心业务。在过去的几年里，合法企业支付保护费的压力明显增大。勒索保护费有利于实行“潜伏”战略，因为他们不需要实施极端明显的谋杀作为惩罚措施，通常一把火、一顿打或者持续不断地对攻击目标实施抢劫就足以让那些不愿把手放进口袋里的人乖乖听话。

保护费也是黑手党获得公共工程合同的传统基本手段。2002年7月，全国公共工程管理局发布的证据表明，为预防腐败而建立的黑箱式投标制度在西西里遭到系统性的颠覆。据巴勒莫首席检察官估计，96%的政府合同都事先被人操纵。

目前，两西里的大部分公共开支来自布鲁塞尔的欧盟而不是来自罗马的意大利政府。“2000年议程”是欧盟为了促进欧洲大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制定的计划。针对西西里地区的发展计划在2000年至2006年的六年中预计开支将会超过75860亿欧元，目的就是“持续显著地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因素，提高长期竞争力，创建以环境价值和机会平等为基础的充分而义自由的工作准入条件”。当然，这个新的颠覆性的“我们的事业”并不打算分享这个平衡、可持续发展的西西里岛的设想，至少下面这段2000年夏天窃听到的谈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们得把整个‘2000年议程’计划拿到手，因此他们建议大家不要弄出动静以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萨尔沃·利马被枪杀时已经当了12年的欧洲议会议员。

西西里不再有任何海洛因提炼厂。最近的趋势是毒品在罂粟种植地被加工。但西两里仍然是进入北美市场的一个主要渠道。在1981-1982年大屠杀中将大部分毒品贩子除掉之后，科莱奥内家族立即将所谓的“许可证”给予剩余的毒品贩子，让他们代表该家族做毒品生意。有证据表明，西西里黑手党和新兴的东欧犯罪组织之间在毒品业务上有联系。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听说两西里的高级“君子”们和俄罗斯的黑手党早在1992年就在布拉格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他们似乎还在瑞士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美国的黑手党分子也出席了会议，讨论的还是毒品和军火贸易问题。

现在从所有这些非法活动获得的利润比斯特凡诺·邦塔纳、托托·雷依纳和“上帝的银行家”所处的时代更容易隐瞒、清洗、转移和投资。无论是从事柑橘水果生意或是国际金融，黑手党始终能召集到专业的人才。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黑手党的子女们现在得到的教育足以使他们成为律师、银行家和地产经销商。

普罗文扎诺的主要成就是堵住了“我们的事业”中的反叛趋势。清除悔罪者及他们家人的政策已经停止执行，目的是鼓励那些污点证人撤回证词并重新回到组织。与此同时，普罗文扎诺还将对犯人的关心重新看作“我们的事业”优先考虑的事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混乱中，许多被羁押的“君子”并没有得到工资。被捕的布兰卡乔老板在狱中写给助手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老板们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的一些想法，摘录如下：

我们有20人因为这些审判而破产。他们没有办法来应对这种局面。我们的任务是为他们每人提供三到四套公寓，那样他们自己及家人的经济前途才能有保障。

在我被捕之后，监狱里的人总是问我为什么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停掉了……我的意思是一个月两百万里拉（六百英镑）算不了什么……我以前支付五百万里拉（一千五百英镑）……我催促你付给他们的钱至少要和我付给他们的钱同样多……当我逃亡时，我们在银行一年存了将近两亿里拉（六万六千英镑）的基本工资外加10亿到10.5亿之间（33万英镑－50万英镑）的额外工资……我们的建筑工们必须得为坐牢的狱友及家属建设公寓……如果有任何人延误的话，我们必须让他付出代价。任何利用我们牢中狱友的家伙都是让人蒙羞的败类。

在普罗文扎诺的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为囚犯准备的共同基金重新启动，基金来源于整个组织的收入所得税。结果，正如圭多·罗·福特法官所说，“在政府提供的好处与黑手党保障的福利之间，囚犯们现在还是选择后者”。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危机中，当“我们的事业”似乎处于失败边缘时，黑手党成员不愿意让他们的儿子加入这个组织。现在恢复了入会仪式，尽管在招纳成员时更加挑剔。为了防止成员背叛组织，黑手党在招纳成员时更愿意接受那些来自与黑手党历史渊源较深的家族的年轻人。正如斯卡皮纳托所说，“家族纽带是抵抗黑手党成员与政府合作的抗体”。

普罗文扎诺已经网罗了一批老板们，他们要比那些同雷依纳亲近的年轻杀手年龄大得多。“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调查法官们有时将普罗文扎诺现在统治的巴勒莫委员会称为“元老院”，因为大部分成员都在五六十岁左右。担心黑手党委员会中会出现悔罪者也是推动这一变革的原因。年长的黑手党分子通常考虑得比较长远：他们得为孩子考虑，并且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孩子们。

黑手党家族和辖区内部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隐秘，只有少数几个“君子”被选中来充当交流的沟通渠道。现在看来，“君子”向其他黑手党分子隐瞒身份也成了普遍的做法。

普罗文扎诺为应对组织中的反叛者挑起的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已经奏效。自1997年以来，只有一位重要的“君子”成为污点证人，与此同时，立法者也试图对如何使用悔罪者进行严格控制。“利用悔罪者作证”的现象一直是法官们使用的一件有争议的武器。第一次审判安德莱奥蒂时所作的判决强化了悔罪者不可靠的论点。这个案件的争议之处是一个受警方保护的关键悔罪者将另一名歹徒杀死。法官们为了回报所得到的信息而为黑手党反叛者提供好处的做法从此被取消。一位悔罪者在被捕六个月之后所提供的任何证据现在也被视为无效，问题是六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不足以使一名“君子”将其一生中每天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交待出详细的信息。

当普罗文扎诺的组织将毁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支持网络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普罗文扎诺已经缔造了一种“黑帮和平”。由于“我们的事业”的枪声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问，有人甚至听到一些评论家评论说黑手党正在走向灭亡，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新世界对于普罗文扎诺这个半文盲暴徒来说过于现代化而使他无法理解。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黑手党应对了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切巨大挑战：资本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产生、民主、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重要意识形态的起起伏伏、全球战争、工业化以及去工业化。19和20世纪所采取的任何反对西西里黑手党的措施都没能阻止它的继续存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的事业”将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如果听任它继续发展的话。“我们的事业”不会自然消亡。斯卡皮纳托法官将其描述为“一种集体智慧，能够从错误中学习，能够适应并抵制那些用来反对它的不同手段”。

这种“集体大脑”的命运仍未可知。意大利执法部门针对“我们的事业”所采取的行动也比以往更加协调、更有效率了。例如，在2002年7月，警察通过在犯罪嫌疑人的汽车上放置微型全球定位系统信标而逮捕了据说是整个阿格里琴托省的“我们的事业”的委员会成员。共有15个人，其中一人身兼医生、贵族和省议会的议员。据说，这些老板们聚集起来是为了选举一位新的老板。

但是，正如过去常常发生的一样，西西里黑手党的命运与其说取决于执法部门不如说是取决于政治，即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及其与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之间的关系。伯纳多·普罗文扎诺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任务。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仍然逍遥法外的老板们和科莱奥内历史上的领导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像雷依纳和巴加里拉这样没有变成污点证人而在恶劣的监狱制度下被判处终身监禁将近十年的人。监狱外面的老板们需要和平和“潜伏”来实施长期的重建战略。监狱里面的老板们则迫切需要改变立法：首先是改善监狱条件，特别是著名的第41条法律附加条款禁止他们在关押期间继续管理黑手党事务；还有改变没收黑手党财产的法律，甚至推翻大审判所建立起来的先例，或许可以通过追溯法来削弱悔罪者提供的证据的价值。黑手党为了向政府提出要求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动了袭击，但是这些要求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满足。

现在，在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去世以及意大利大陆爆炸案爆发十年后，一些观察家担心“我们的事业”已经在政府中找到了人，愿意提供给它想要的东西。

总管家和广告人

绰号为“小手”的安东尼诺·杰弗瑞曾经是“我们的事业”在卡卡莫镇的代理首领，他于2002年4月16日被捕。杰弗瑞的绰号来自于他变形的右手，他的右手在一次打猎时意外受伤。据说，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会用左手往枪里安装子弹，用左手开枪。在杰弗瑞隐藏的一幢废弃农产建筑物里有一个购物袋，里面装满了写给伯纳多·普罗文扎诺的信件（还有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六千欧元现金、帕德雷·皮奥神父画像、圣心和圣母画像）。一些企业家甚至用公司信纸写信给“伯尼叔叔”，请求得到他的恩惠。

到了6月，杰弗瑞感到自己被他的领袖欺骗后就开始与调查法官交谈：“我是普罗文扎诺的主要合作者，我的工作是试图重建一个大规模的‘我们的事业’。”但是，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宣称“我们的事业”早在1993年就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代表们有过“直接接触”。众所周知，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著名的传媒巨头，皮肤棕褐色，有着歌手般的笑容。

1993年也是“我们的事业”对意大利大陆进行轰炸的那一年。那一年，恰逢贝卢斯科尼为了应对“洗手”腐败调查所带来的危机而组建新政党。据杰弗瑞所言，贝卢斯科尼的代表与“我们的事业”之间的会议主题是商讨黑手党如何与贝卢斯科尼筹建的政党结成联盟，该政党不久被命名为“意大利力量党”。

次年，贝卢斯科尼领导政党联盟在大选中取得胜利，但是该联盟被证明是脆弱的，在1994年底之前就瓦解了。接着，在2001年5月，即杰弗瑞被捕的前一年，意大利力量党取得选举的胜利，贝卢斯科尼当选为总理，获得议会大部分议员的支持。这位喜欢被人称作“骑士”的男子还是意大利首富。据估计，贝卢斯科尼在2001年大选时就拥有资产103亿美元。最主要的是，贝卢斯科尼拥有国内三大私人电视网络和一个出版帝国。自墨索里尼以来，还没有哪个人在意大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西西里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意大利力量党领导下的联盟在两两里岛拥有全部61个议会席位。

众多迹象表明，“君子”们自1994年以来就引导他们手下的人为意大利力量党的候选人投票。鉴于黑手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的运作手法，这既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也不会令人感到愤慨：有权力的政治家必然最容易承受不住来自有组织犯罪的压力。众所周知，由于“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对基督教民主党越来越不满意，它正在寻找新的政治工具以保护其自身利益。20世纪80年代末，黑手党曾经向社会党做出过友好表示。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矮子”雷依纳曾经与他在共济会结交的商业和政治朋友商讨开展一次新的分裂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当时有一名反叛者说道：“‘我们的事业’开始重燃独立的梦想，梦想成为意大利一部分领土的主宰者，梦想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属于黑手党的国家。”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高级老板们的脑海中，1993-1994年兴起的意大利力量党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意大利力量党将会像基督教民主党一样成为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因此黑手党要与之建立密切的联系。

我们有很多理由要对“小手”所说的话保持警惕并避免将西西里的意大利力量党等同于“我们的事业”。在意大利，没有人会当真宣称贝卢斯科尼是一名黑手党分子或者说他的选举获胜是黑手党直接影响造成的结果。我们在这方面从黑手党历史中获得的教训非常清楚：即使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顶峰时期，“我们的事业”也无法控制足够多的选票来使它喜欢的政党实现绝对性的胜利。贝卢斯科尼的胜利应归功于意大利民众对其前任的不满、贝卢斯科尼有效的竞选宣传以及对公共开支的承诺。

也许“小手”杰弗瑞的指控最终证明是“我们的事业”的领导对其成员所做的虚幻的、一厢情愿的宣传。辩护律师将这位最新悔罪者的言论称为“一本道听途说集”。但是巴勒莫的调查法官对于杰弗瑞的话非常重视，他们认为他的话有可能会揭示30年前发生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的结果，这个故事有可能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最亲密的一位助手与“我们的事业”直接联系起来。

1974年，贝卢斯科尼正在为他米兰附近的阿尔科雷庄园寻找一位马夫兼总管家。他向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寻求意见。马尔切洛在西西里的银行界迅速升迁后，最近搬到米兰成为贝卢斯科尼的商务总管（德尔·乌特里后来成为贝卢斯科尼商业帝国中最赚钱的广告公司Publitalia的经理。正是德尔·鸟特里于1993年提出了建立意大利力量党的想法）。德尔·乌特里推荐的总管家是巴勒莫入维托里奥·曼加诺，他在这个职位上千了两年时间。曼加诺刚刚因癌症去世，去世前几天因为两起谋杀案被判处终身监禁。据透露，这位“总管家”是来自“我们的事业”中的波塔·诺瓦家族的一名“君子”。

这个关于总管家和广告人的故事是巴勒莫巡回法庭审理的一个案件的主题，这个案件已经拖得太久，以至于大部分意大利公民已经将它忘记了（需要强调的是，贝卢斯科尼不是被告，而是作为证人参与其中）。检察机关指控，贝卢斯科尼因为担心他的孩子被绑架才让德尔·乌特里去寻求曼加诺的保护。德尔·乌特里则回应这些指控说，他一开始并不知道曼加诺有犯罪记录，他知道真相后就立刻将他解雇了。控方则断言，德尔·乌特里正是在1974年开始与黑手党建立长期的关系，而德尔·乌特里对此坚决予以否认。据控方所言，德尔·乌特里曾承认告诉过一个商业伙伴，他为了防止他的老板贝卢斯科尼被人绑架曾在贝卢斯科尼和“我们的事业”之间做过调停，但是他现在却宣称当时自己只不过是在吹嘘而已。

德尔·乌特里受到了许多其他的指控，这些指控都是围绕德尔·乌特里与君子们定期进行的交易而展开的。据称，德尔·乌特里清洗毒资，甚至连斯特凡诺·邦塔纳在1980年都考虑让他加入黑手党。德尔·乌特里据说还涉嫌在“我们的事业”与贝卢斯科尼集团的企业之间充当中间人。一方面，他将保护费从贝卢斯科尼在西西里运营的公司的账户上转给了黑手党；另一方面，将黑手党的钱投资进了贝卢斯科尼在米兰的公司。继20世纪80年代的大屠杀之后，据说“矮子”雷依纳垄断了黑手党与德尔·乌特里的联系并希望通过德尔·乌特里来利用贝卢斯科尼与社会党建立的密切关系。

控方还声称，德尔·乌特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试图敲诈一家啤酒品牌同特拉帕尼篮球俱乐部老板签订的赞助合同的一半资金。当这位老板拒绝付钱时，德尔·乌特里威胁他说：“我劝你再考虑一下。我们有人、也有办法来说服你改变主意。”德尔·乌特里驳斥了这一指控，但却遭到进一步指控，说他企图说服两名黑手党反叛者对调查法官和三个悔罪者表示质疑。据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揭露”法官为贝卢斯科尼和德尔·乌特里所设计的一个虚假阴谋。这项指控像其他的指控一样遭到被告的强烈否认。

德尔·鸟特里的案件漫长而又复杂。这个案件的发展趋势将取决于法官们如何评估20世纪70年代早期提供的证据，而这些证据远远比对安东尼诺·杰弗瑞的指控多得多。当然，所有的指控仍有待在法庭上评估，也许在审判结束时可能被判定没有事实根据。这些指控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于判决的推测，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判决都人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德尔·乌特里被判定为无辜，很多人就会像过去一样得出结论说，与黑手党共谋的指控被当做政治武器来使用，而指控的真正目标则是贝卢斯科尼和意大利力量党。这样的判决结果将严重损害了法官和悔罪者的信誉。

如果德尔·乌特里是有罪的，那么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对他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之间的臭名昭著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产生疑问，至少是对后者的评价提出疑问。如果杰弗瑞的说法真实可信，那么在1993年，“我们的事业”试图通过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得到保证，意大利力量党一旦执政以后将优先考虑黑手党的主要要求：推翻大审判的判决结果、取消没收黑手党财产的法律以及改善第41条法律附加条款所规定的严格的监狱制度。在此基础上，一些反黑手党的活动家可能会匆忙得出结论说，西西里的黑手党与意大利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君子协定已经再次被续签。如果德尔·乌特里被判有罪，那么贝卢斯科尼是否知晓他的广告人与黑手党分子之间的交易的问题也很可能会出现在政治和司法议程上。

即便杰弗瑞对于意大利力量党和“我们的事业”在1993年有“直接接触”的说法被证明毫无根据，即便德尔·乌特里被无罪释放，当意大利力量党于2001年掌握大权之后，“我们的事业”仍然有理由欢呼庆祝，因为贝卢斯科尼对那些他认为唯我独尊并带有政治偏见的法官们公然表示敌意。法院对贝卢斯科尼的指控：贿赂税务人员、参与伪造账目、实施诈骗等等，一直被媒体大肆报道。在本书撰写期间，贝卢斯科尼刚刚通过一项法律，使得意大利政府机构中包括总理在内的五个最高级官员可以在任职期间免受起诉。该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终止了一起贝卢斯科尼本人牵涉在内的审判案件。贝卢斯科尼被指控曾为了在一起私有化纠纷中获得有利判决而向法官进行巨额行贿。贝卢斯科尼认为，“红色”法官们正在协调一致地展开行动对他进行诋毁。据贝卢斯科尼所说，法官们使用的方法与他们在开展“洗手”腐败调查期问用来诋毁，民主选举出来的党派的方法一模一样。

这就是意大利力量党将其在政府中的首要任务定为改革司法系统的一个原因。司法部长罗伯托·卡斯泰利提出的政策方案坚称，法律界人士近年来试图占领属于政治界人士的地盘，并试图“将司法变成一种景观”。这位部长的计划是“使司法政策重新担负起责任，尤其是存刑法领域，重新回到民主主权的轨道上来”。贝卢斯科尼的对手担心这项汁划会将司法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贝卢斯科尼在与法官们的斗争中将重点放在米兰而不是巴勒莫，他的商业集团都集中在米兰。尽管如此，贝卢斯科尼的司法政策在半岛的另一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便这些影响是他意想不到的。一系列的措施很可能会阻碍法官们追查“我们的事业”的金融业务，特别是一部法律的制定使得法官很难将从国外银行账户中查到的证据应用于国内的审判。

除了这些司法改革，黑手党发现贝卢斯科尼在南方实行的公共开支计划非常具有诱惑力，尤其是建设连接西西里岛和大陆之问的跨海大桥的方案。有人经常清晰地听到普罗文扎诺说：“他妈的！如果他们建造这座桥的话．人人都应该有份。”虽然无论谁掌握政府大权“我们的事业”都会对公共事业支出很有热情，但是贝卢斯科尼的对手声称，贝卢斯科尼团队一直所宣扬的话语对“伯尼叔叔”起到了鼓励作用。2001年8月，基础建设部部长彼得罗·鲁纳尔迪评论说，意大利必须“学会与黑手党共存，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犯罪问题”。彼得罗·鲁纳尔迪的评论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风暴。

贝卢斯科尼政党中的一些成员对黑手党悔罪者怀有敌意。他们指责这些悔罪者沦为那些政治化的法官们手中的工具或者执行秘密计划以扰乱意大利政治制度。来自于执政联盟其他政党的政治家们则以建立更为人道的监狱制度的名义而提出给予黑手党更为宽松的监狱条件，以便奖励他们从“我们的事业”中“脱离”出来，尽管他们并没有供出对同伙不利的证据。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我们的事业”中的普罗文扎诺派系非常情愿依据这些方针与政客们达成一笔交易。一位在狱中研究神学并被大家知道与普罗文扎诺关系亲密的老板彼得罗·阿列里于2002年3月向反黑手党检察官写信要求进行谈判。他建议，君子们如果既承认“我们的事业”的存在又承认意大利政府的权威，理应得到较轻的惩罚。法官们认为这个计划只不过是一个陷阱。他们认为，普罗文扎诺只不过是想通过对当局做出象征性的让步来解决“我们的事业”中的内部利益冲突。虽然象征性的举措在“我们的事业”的世界中很重要，但是“脱离”可能带来的后果只不过是黑手党继续执行它的“潜伏”行动，因为黑手党分子坚信公众们相信黑手党已经成为过往之事。

不论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意图如何，“我们的事业”无疑很喜欢那些自上次大选以来从罗马散播出来的言论。但是最高层的老板们似乎使该组织的基层成员们乃至他们自己坚信，他们有权指望意大利力量党控制的政府不但能散布这些言论，还能作出郑重承诺，并拿出进行司法改革的政府方案来解决黑手党的内部分歧问题。

因此，贝卢斯科尼的对手一直紧盯着贝卢斯科尼的政府，以便为了发现政府对“我们的事业”是否做出任何妥协的迹象。令人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事实上，老板们如果期望为了到达自己的目的而扭曲政策制定过程的话，他们可能会经常大失所望。黑手党分子对于同意大利政治家们结交朋友有极大的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了解意大利的政治。让有些黑手党分子无法理解的是，即使假定总理的绝对首要任务是听从黑手党的吩咐，他也必须面对一些令人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也没有人相信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会对黑手党言听计从。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精神会守护着诸如41条法律附加条款等法律，那些放弃这些法律的人将会为此付出可怕的政治代价。任何试图公然废除意大利重要的反黑手党法律法规的执政党无疑是在为其对手以及联盟政党拱手献上一份巨大的奖品（意大利所有的政府都是联盟政府。联盟伙伴之间的竞争几乎与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斗争一样激烈）。

意大利力量党在两年前上台时，不管是什么使得一些黑手党老板对它有了如此多的希望和期待，“我们的事业”现在开始对执政联盟感到失望。“我们的事业”想象着执政联盟在遏制那些对其表示友好的政府官员，至于它的这种想法对错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一方面，“脱离关系”的设想并没有成为政策。“脱离关系”被认为是伯纳多·普罗文扎诺设想出的一种妥协方案，普罗文扎诺设想不仅黑手党与政府之间能够达成一种妥协，而且在监狱服刑的黑手党分子能够与逍遥法外的黑手党分子之间也能达成妥协。2001年7月，莱奥卢卡·巴加里拉表示他已没有多少耐心。巴加里拉在1993-1995年成为“老板们的老板”，人们认为他敌视任何诸如此类的妥协协议。他利用一次出庭的机会发出警告说，生活在41条法律附加条款所规定的严格监狱制度下的犯人“厌倦了被不同的政党当作商品一样利用、侮辱和压迫”。一个像巴加里拉这样的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如此咆哮的。黑手党观察家将此解释为一种威胁。巴加里拉的言词并不明确，或许他是说给执政联盟中一些不知名的成员听的，或许是给整个政府听的。依据传统方式，黑手党想让谁明白它的意图，那个人最终必然会明白。2002年10月，意大利情报局局长透露，目前存在着一个“具体的风险”，感到失望的“我们的事业”可能会开始新一轮的谋杀。

2002年底，作出了一个反对黑手党的关键性决定。贝卢斯科尼政府将41条法律附加条款从每年更新的法令转变为永久性的法律。一位曾长期致力于使41条法律附加条款永久地印在意大利律法书上的力量党参议员评论说，议会对“巴加里拉令人担忧的言论做出了唯一可能的回应”。在巴加里拉这些人的人眼中，不管他们当初是如何地痴心妄想，意大利力量党却令人气愤地没能兑现其最重要的承诺。至于“我们的事业”对这次挫败反应如何，人们没有等待多久就看到了相关的迹象。议会对4l条法律附加条款进行表决投票之后不久，法官们震惊地看到一面旗帜出现在巴勒莫体育场的一场足球比赛中，上面写着：“我们一致反对41条法律附加条款。贝卢斯科尼已经把西西里岛忘记。”这面旗帜被广泛认为是针对西西里政治家发出的警告。“黑手党和平时期”很可能就要结束。西西里的这些紧张时刻的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我们的事业”再开杀戒的话，那么这几乎肯定就是它正走向失败的征兆。难怪悔罪者萨尔瓦多·坎切米最近说：“我觉得这种沉默比炸弹更为可怕。”

2000年4月，72岁的多玛索·布西达因患癌症死于他的第二故乡美国。在为“我们的事业”服务的40年里以及试图摧毁它的16年里，布西达估计使用了200个假名。布西达在其去世几个月前接受的最后一次深入采访中，回顾了他非凡的一生。布西达和乔瓦尼·法内科尔法官在1984年怀有的希望现在已经化为痛苦的回忆：

在我第一次接受审讯的最后，乔瓦尼·法内科尔和我欺骗自己说黑手党这次将会被打败。我们的土地上将不会再有黑手党。现在……我必须承认我的预测是错误的。

布西达总结“我们的事业”胜利了：“所有的西西里人天生具有黑手党情结。”布西达在揭穿黑手党和西西里人的性格是一回事这一谎言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现在却在其生命的尽头悲观地重申了这一论调。

这些日子对黑手党的敌人来说当然令人担忧。但是加入多玛索·布两达的宿命论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即使像意大利这样健忘的国家，布两达所揭示的事情也不大可能拥有和圣乔治报告一样的命运。“乡村骑士”的神话已经破灭了。西西里黑手党能够长久维持并存在的秘密被公开了，永远地被公开了。但是一直以来，使黑手党保持长盛不衰的是比神话更强大的力量。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或几年将决定“我们的事业”何去何从。在黑手党组织之外，没有人知道在监狱里服刑的老板们与那些逍遥法外的老板们之间存在着多深的分歧，也没有人知道这两派的相对实力。他们可能会团结起来对法官们采取新的进攻并对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政治家们进行报复。或者，他们可能会陷入内战之中．将整个组织带向失败的边缘。再或者，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可能会成功地安抚或隔离在监狱中的老板们。如果他做到了，我们的事业将会继续悄悄地进行重组并和政府的有关官员们签订新的协议，准备进入黑手党野蛮历史的一个新时期——而黑手党的野蛮历史可以而且应该早就结束了。

2003年夏

第十二章　乳清奶酪与幽灵

自2003年夏天以来“我们的事业”大事记

2006年4月11日，当西丙里黑手党的“老板们的老板”“拖拉机”伯纳多·普罗文扎诺被捕的消息传出来时，意大利正在试图理解大选的结果。电视台轮番报道这两个刚刚发生的事件，电视画面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支持者的愤怒反应与西西里岛的场景之问切换（贝卢斯科尼仅仅因两万六千张票之差落选）。

不久，有报道说普罗文扎诺是在警察对在他出生的小镇的一栋农庄小屋实施监视行动后被抓获的。但是全世界必须等到午后才第一次瞥见那个在最近一部电影中被称为“科莱奥内的幽灵”的人。一辆灰色的阿尔法·罗密欧在巴勒莫警察总部的外面停着。身穿黑色防弹背心、头戴盔帽的警官们欢呼着向空中挥舞双拳。一个花白头发的矮小男子从车上走下来，几乎完全被这群警察包围起来。尽管市民们高喊着“混蛋！”、“谋杀犯！”，但最后瞥到的他的面容却出奇的平静。他透过那副书生气十足的金属框眼镜向空中凝视着。现在，普罗文扎诺在逃亡四十二年零七个月后只能躲藏在微笑之中。

“拖拉机”在被捕的六个月内一直受制于意大利法律中最严格的单独监禁制度。他窗户上的栅条甚至也被弄平并弯成一定的角度，防止他透过这座最高级别监狱的窗户往外看到灰色的特尔尼市翁布里亚钢铁小镇。为了打发口子，“拖拉机”脚踩室内健身白行车，蹬完一公里义一公里的毫无意义的路程，阅读圣经，而且最重要的是写作。普罗文扎诺喜欢写作。他过去常常靠一封封潦草的短笺来管理“我们的事业”。进了监狱之后，他请求给他一本词典，以便提高他那滑稽、蹩脚的意大利语。他现在所缺的就是写作主题。这位“老板们的老板”现在所能记下的也就是监狱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的膳食、医疗检查、与警卫之间的简短交流、妻子与两个儿子的每月探访以及送来的一包包厚厚的法律文件。

对于被囚禁的一些“君子”而言，宗教已经成为获得新生命的一种渠道。在耐心的神父的鼓励下，“我们的事业”的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伪天主教义被转化成一种信条，将思想从对有组织犯罪的顺从态度中解放出来。普罗文扎诺出了名的虔诚，他还接受一位神父的定期探访。但是很少人会对他抱有希望，认为他会背叛“我们的事业”而与司法机构合作。当然，要是他在日记中写下除了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细节之外的其他事情，那么西西里黑手党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就必然会被改写。更多的光线也将照向这个组织过去的阴暗角落。但是即使普罗文扎诺也无法说出他失去权位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历史意义。

尽管“我们的事业”历史中的许多秘密都隐藏在普罗文扎诺似笑非笑的表情后面，历史仍然在许多方面困扰着西西里，首要的就是不信任的阴影。巴勒莫警察总部外面的场景在全国电视台播出之后，“幕后论者”立刻就去挖掘普罗文扎诺的被捕背后所隐藏的黑幕。意大利政府对西西里有组织犯罪的回应长期以来都是模糊不清的，人们对于意大利政府的言行总是半信半疑。

一些早期的传言认为这位“老板们的老板”是故意让自己被警察抓获的。要么就是，“我们的事业”认为他失去了利用价值而抛弃了他。在普罗文扎诺被捕几天前，普罗文扎诺的律师曾声称他的当事人已经死了，警方当局只是在追捕一个不存在的幽灵而已。有人猜测说，这个奇怪的声明隐藏了一条加密信息：“我们的事业”难道是在说它知道其领导人已经穷途末路了吗？但是，这些猜测几乎都来源于黑手党无所不能的神话，而与现实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关联。

据广泛传言，普罗文扎诺的被捕时间并非巧合。作为总理，贝卢斯科尼公然对巴勒莫的司法机关怀有敌意。2003年6月，一本英国杂志曾引用贝卢斯科尼的话说：“这些法官是疯子！……要做这项工作，你需要精神错乱，你需要有精神障碍。”难道是在贝卢斯科尼执政期间逮捕普罗文扎诺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吗？难道警察故意一直等在普罗文扎诺位于科莱奥内镇的藏身之地的外面，待到选举结果即将公布之时才闯进去逮捕了他？

隐含在这些问题中的这些极其严重的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协同抓捕这位最高级老板的全国首席反黑手党检察官皮耶罗·格拉索十分清楚地解释了这一行动的时机：当警察确定躲藏在小屋里的神秘人物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之后，他们才冲进去逮捕了他，而且他正好就在那里乖乖束手就擒。当警察看到普罗文扎诺伸出一只手去拿别人刚刚放在门外的一碗乳清奶酪时，他们觉得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

对普罗文扎诺的追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逮捕他的那一时刻只不过是最高潮。使普罗文扎诺处于隐匿状态的系统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就是他所信任的副官“小手”尼诺·杰弗瑞向警察自首并于2002年4月成为污点证人。

次年10月，负责管理普罗文扎诺隐匿生活的黑手党老板在位于巴勒莫司法官附近的一所小公寓里遭到黎明时的突然搜查而被关进监狱。除了常见的手枪和大量现金，普罗文扎诺的一些为大家所熟知的秘密笔记在他的藏身之处被发现。大约在同一时间，普罗文扎诺伪装成一名来自维拉巴泰的面包师来到马赛接受前列腺手术。这次旅行将注定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2005年1月，警方展开的“重要使命”行动将搜捕普罗文扎诺的这张大网拉得更紧：1000名警察和宪兵逮捕了集中在巴勒莫东部的维拉巴泰黑手党家族中的46名成员。普罗文扎诺的整个后勤组织被摧毁，他被迫撤退到他的家乡科莱奥内镇。

2005年2月，普罗文扎诺在马赛接受手术的事情泄露出去并引起极大愤慨：这位黑手党老板甚至将他的治疗费用单寄给了地方政府。但是当西西里的调查官访问法国诊所时，他们得到这位黑手党最高老板的一些DNA数据。这位意大利头号通缉犯的更精确的新模拟照不久就被发布。

2005年10月，首席检察官格拉索在电视上汇报说，迄今为止，450名普罗文扎诺的支持者被捕，数亿欧元的财产被没收，“‘我们的事业’在普罗文扎诺躲藏期间付出了代价”。

因此，六个月之后“拖拉机”被捕，格拉索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据他说，这主要是耐心的旧式警察工作作风所取得的成果。许多参与其中的年轻警察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抱有热情和坚定的信念，而且他们还做了大量的无偿加班。

2006年4月11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流言工厂制造更多的谣言。在普罗文扎诺被捕的几个小时内，他说出的几句话被人们当做秘密信息来仔细研究。“你无法想象你正做出的伤害”，据报道，臀察突然冲进他那问简陋的藏匿地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某一个秘密协议被撕毁了吗？他是在暗示若没有他的话，“我们的事业”将回到战争状态，再一次谋杀法官并在意大利城市里放置炸弹吗？一个权威的黑手党历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普罗文扎诺的责备只不过是黑手党分子经常以社会的和平缔造者自居而说出的冠冕堂皇之词。黑手党分子门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就重复着这一套说辞。

接下来还有埘普罗文扎诺的诬蔑称号：坏警察。据说，当普罗文扎诺第一次走进监狱时，“矮子”雷依纳的儿子就冲着他这样喊。你还会经常听到黑手党观察家们说，普罗文扎诺实际上是宪兵的情报员。1993年1月，普罗文扎诺为了夺取“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最高权力而将“矮子”出卖给了警方当局。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宪兵队推迟了18天才搜查了雷依纳的藏身处所，18天使得黑手党有足够的时问将威胁其他“君子”的信息清理掉。据“小手”杰弗瑞所言，“我们的事业”中有许多人对普罗文扎诺抱有这种怀疑。

支持这一怀疑的证据还很缺乏。但现在众所周知的是，雷依纳的儿子没有向普罗文扎诺叫嚷过。此外，在2006年2月，于1993年负责抓捕雷依纳行动的秘密特工和宪兵上尉因为没有任何过失而被宣布无罪。法官裁定，未能对雷依纳位于尤迪托的别墅进行及时的搜查是失误而不是犯罪。但是“拖拉机”与宪兵内部有其他线人的说法仍然是他被捕之后在巴勒莫流传的众多谣言中最可信的一个。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简单的饭食：乳清奶酪和菊苣；一张有毯子但没铺床单的床；几件与农夫生活相搭配的物品：一本圣经、一副眼镜和几件衣服。总之，这位“我们的事业”的最高老板在藏匿期间确实过着简朴的生活。当然，我们从他众多的代理人被没收的巨额财富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也可以生活得极度奢华，如果他有自由这么做的话。但是首席检察官格拉索认为他的“贫穷”也是他在策略上的一种选择，这种做法符合“黑手党伦理”。通过简朴的生活作风，“拖拉机”为其他黑手党分子树立了自我牺牲的榜样。鉴于许多黑手党老板在监狱里过着艰苦的生活，作为黑手党最高领袖，普罗文扎诺有必要摆出这种姿态。

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在其当老板的岁月里充当了“我们的事业”的调解员、战略家和道德模范。2006年6月20日，人们明白了足普罗文扎诺阻止黑手党陷入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内战。结果证明，黑手党也受历史问题的困扰。

2006年6月20日上午，警察义展开了一次精彩的抓捕行动，抓获了45名黑手党嫌疑犯，他们中有许多人至少位列家族老板一级。有些人经历过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负责的大审判。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普罗文扎诺信任的是老一代的黑手党老板们。

当普罗文扎诺的笔记被解密后，逮捕背后的许多信息被揭露出来。其他的信息来自于一个窃听器，窃听器放置在了米开朗琪罗大街上一个不起眼的铁锈斑斑的车库里，大街从黑手党控制的一个区一直贯穿到巴勒莫市中心以两。调查官从这些信息来源中得知，普罗文扎诺将其在巴勒莫“我们的事业”内的权力授权给了两个人，这两人为了继承普罗文扎诺的位子而处于战争的边缘。

警方当局对萨尔瓦多·罗·皮考乐和安东尼诺·罗托乐这两个人都有所了解。罗·皮考乐已在逃二十多年，并一直被吹捧为普罗文扎诺最有可能的接班人。罗托乐早在卢两阿诺·莱焦掌权时期就是科莱奥内家族的一个盟友。他被捕的时候正在服无期徒刑，但是他伪装患有心脏病而被获准在家服刑。警方将窃听器安装在离罗托乐别墅的花园围墙不远的生锈的车库里。车库离花园非常近，罗托乐可以翻过花园的墙进入车库，在车库召开会议并向他的副官们大声宣读普罗文扎诺的笔记。调查机关宣称，出入车库的人中有两个常客据说一直负责罗托乐的日常事务。两人的犯罪记录都与黑手党有关，而且他们的职业背景让那些仍然相信黑手党世界是由一群暴徒组成的人感到大吃一惊：他们俩一个是建筑企业家，一个是神经科医生。

根据对车库会议的公开窃听记录来看，罗托乐萌生杀死罗·皮考乐的想法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据说，他对他的神经科医生朋友说：“罗·皮考乐想把我们都杀死……他很愚蠢……我们首先得给他的脖子勒上绞索。”当普罗文扎诺被捕的时候，他似乎仍然在考虑是否批准罗托乐提出的将罗·皮考乐除掉的正式请求。显然，罗托乐也很自信地认为他的请求一定能得到批准：他已经购买了好几桶硫酸。

调查人员查看黑手党的历史就是想解释清楚为什么罗托乐及其团伙对罗·皮考乐那么紧张，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他“愚蠢”。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名字：因泽里洛。

纽约的卡罗·甘比诺老板的表弟萨尔瓦多·因泽里洛是20世纪70年代跨大西洋海洛因繁荣时期黑手党最大的毒贩之一。1981年5月，因泽里洛刚刚搞到手一辆阿尔法·罗密欧防弹车就被谋杀。科莱奥内家族正是通过杀害因泽里洛和“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纳而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大规模屠杀“君子”们使他们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力。当时，“矮子”雷依纳下令消灭掉因泽里洛庞大的亲属网络。他们之中有14人死亡，其余的人则逃往了美国。但现在，大屠杀过去25年之后，普罗文扎诺的“和平黑手党”掌握大权，逃亡者开始返回。他们得到了萨尔瓦多·罗，皮考乐的热烈欢迎。

在实施大屠杀的主要人物之中，安东尼诺·罗托乐是最后几个仍然能够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充分行使权力的人之一。因此，他觉得自己很容易受到因泽里洛家族的报复就不难理解了。警察秘密放置在他车库的麦克风透露出了他的担忧：“如果他们开枪射击的话，我将会是第一个倒下去的人。”正如意大利一位对黑手党事务发表评论的顶级评论员所说，“逃亡者在科莱奥内家族看来如同幽灵一般”。而这些幽灵似乎已经在暗中监视罗托乐的行动。

最近几个月里，警方在打击“我们的事业”的巴勒莫领导阶层的行动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即使是在全球媒体汇聚到西西里岛报道普罗文扎诺被捕之前，一些法官们就开始担心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普罗文扎诺和“我们的事业”的军事领导阶层中的其他人员的身上。正如其中一位所说，对普罗文扎诺产生兴趣“就像是一盏灯将耀眼的光芒投射到了黑手党星球的一面，从而使得另一面变得更加黑暗”。就“黑手党”的黑暗面来说，他指的是在“矮子”雷依纳对意大利政府发动战争期间秘密逃窜的那些腐败的律师、企业家、医生、金融家、公务员和政治家。这样的人物自黑手党成立以来就是黑手党体系中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又回来继续对“我们的事业”的内部事务行使他们旧有的影响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追捕普罗文扎诺期间获得的秘密笔记提供了一些最明显的证据来证明这位法官对“黑手党星球”黑暗面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普罗文扎诺写下了一页页潦草的代理交易记录，这些记录表明“拖拉机”几乎不需威胁就能获得保护费。人们常常去接近他，请求得到他的帮助。在人们接近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残酷的商业逻辑。“我们的事业”的客户公司可以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可以走捷径拿到公共工程合约并迅速取得资金。同样，“我们的事业”的政治家客户发现自己更容易被政党机器选中。这里有一个可怕的事实，在西西里社会的某些领域里对黑手党有一种需求或欲望。

西西里报纸的刑事案件版块讲述的都是在熟悉的地方发生的熟悉的犯罪故事。如同在“黑手党和平时期”的其他月份一样，2006年1月，“我们的事业”继续实施其“潜伏”策略。不过，就像在其他月份一样，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小型暴力和恐吓案件反映出一股神秘的犯罪力量，它的作案手法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一个半世纪里都没有改变。新年那一天，在巴勒莫的莫拉拉镇，也就是以前的康卡德尔镇（黑手党就诞生在这里的柑橘林里），一位神父兼社会活动家发现他的车胎被割破，旁边还放有几个子弹壳。1月28日，一个擅自索取保护费的男子在卡卡莫被枪杀，身上有多处枪伤。卡卡莫曾经是1890年诺塔巴托洛的主要嫌疑人拉法莱·帕里佐罗的选区。同日，在科莱奥内（在这个地方，伯纳迪诺·韦罗曾在一战前与黑手党展开过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一位工会会员的车在另一次警告性袭击中被烧毁。

这些事件都无法像普罗文扎诺的被捕一样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重要新闻。但是它们放在一起却构成了一则最令人不安的新闻报道：“我们的事业”依然强硬地控制着它的地盘。西西里岛的影子政府确保这块土地无法摆脱它的过去。

司法系统在最近三年里也一直关注着过去。不安的魂灵们不断地被召唤进审判室。魂灵“上帝的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于1982年夏天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黑衣修道士桥上。他的案件于2003年在英国和意大利被重新审理，黑手党老板皮波·卡罗被认为是主要嫌疑人之一。还有两位勇敢记者的魂灵：一位是1970年消失的毛罗·德·毛罗，另一位是1977年在巴勒莫被谋杀的马里奥·弗朗西斯。“矮子”托托·雷依纳现在被指控下令杀死了德·毛罗，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被指控下令杀死了弗朗西斯。还有“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的魂灵。法官们仍然在努力追查钱奇米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勒莫建筑热潮时期开始积累的财富。最后还有乔瓦尼·法内科尔和保罗·博尔塞利诺的魂灵。司法机关正在调查“我们的事业”在谋杀这两位英勇的法官之前是否与商界和政界的高级神秘人物有过协商——一些黑手党反叛者一直坚持这样认为，但是调查结果却一直悬而未决。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热衷于唤起过去的幽灵。如果有个人能代表战后意大利政治历史中的不确定因素的话，那个人一定是七次担任总理的朱利奥·安德莱奥蒂“叔叔”。2004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维持了前两次审判的判决结果，从而使得意大利的司法系统对安德莱奥蒂和西阿里黑手党的关系作出的意见有了盖棺定论。1980年之前，安德莱奥蒂一直自觉地协助黑手党犯罪组织。但是在1980年，一位身居高位的基督教民主党同事遭到谋杀，从而使安德莱奥蒂与黑手党断绝了关系。出于意大利实行时效法，安德莱奥蒂参与黑手党的罪行因超过法律追诉期限而被免于定罪。大多数意大利人似乎认为这一判决并没有玷污这位老人的声誉。2006年春天，一脸微笑的安德莱奥蒂主演了一部手机广告片。接着，好像要完全重塑声誉一样，安德莱奥蒂以少数票的优势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这也难怪，鉴于公众乐意忘记过去，最近的司法判决读起来就像历史课本。以印有“2004年12月11日”日期以及“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名字的文件为例。德尔·乌特里是传媒巨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总理的广告助理。在1771页严密的论证中，德尔·乌特里一案的法官们解释道，“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如何为了筹集毒品生意的资金而在意大利大陆实行一系列的绑架活动；它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将贩卖海洛因的巨额利润进行投资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科莱奥内家族是如何在大屠杀中消灭了黑手党的根据地。当意大利政府终于开始回击“我们的事业”逐步升级的暴行时，科莱奥内家族又是如何试图寻找新的政治盟友。

法官们回顾过去的历史并不只是要做学术上的探讨，更是要为判定德尔·乌特里有罪提供背景材料。德尔·乌特里多年来“为了维持、巩固和加强‘我们的事业’的力量而作出了明确、自觉、明显、具体和宝贵的贡献”。根据法官们的裁定，德尔·乌特里“参与过‘我们的事业’的活动”，而他与黑手党之间的合作主要是通过身兼“君子”和贝卢斯科尼的“总管家”的维托里奥·曼加诺来实现的。正如法官们根据证据事实所还原的那样，德尔·乌特里与黑手党交往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刻。1974年5月，德尔·乌特里帮助安排了两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纳在米兰的会晤，后者在当时是西西里黑手党中最有权势的老板。1993年11月，德尔·乌特里在笔记里记录下了他与曼加诺的两次会面。曼加诺后来告诉其他高级黑手党分子，德尔·乌特里曾许诺说贝卢斯科尼的新成立的政党意大利力量党将通过放宽一些反黑手党法规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法官们煞费苦心地指出，这里所提到的德尔·乌特里的许诺正是他为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愿意帮助“我们的事业”的原因。不管意大利力量党中是否有人知道此事，不管执政党掌权期间是否采取了与德尔·乌特里的许诺相一致的行动，德尔·乌特里的许诺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说，他还没有看过巴勒莫法官们的判决。他很可能不赞同法官们对于“我们的事业”的最近的历史的描述：毕竟，根据记录来看，德尔·乌特里一直争辩说黑手党并不存存。但毋庸置疑地是，贝卢斯科尼的密友愤怒地质疑法官们对其事业的看法以及在此看法的基础上给他量定的九年刑期。德尔·乌特里称此判决为“完全政治性的判决”，因此提出上诉，他的上诉于2006年6月30日开始审理。根据第一次审判中法官们的判决．两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几十年来一直是黑手党敲诈勒索的受害者。有趣的是，贝卢斯科尼可能会在新召开的一系列听证会七出庭提供证据。虽然贝卢斯科尼本人在德尔·乌特里被判罪的时候没有发表评论，但意大利力量党的高层人士却谴责它是“需要大声抗议的司法错误”、“极大的不公”。

两两里司法机构以外有许多人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变革而不是对黑手党有所渴望，他们有记住过去的决心而不是有忘记过去的意愿，他们渴望获得信息而不是拒绝理解真相。一流的电视台记者制作的黑手党纪录片仍然有少数一群忠诚的追随者。2004年11月，超过一千一百万的意大利人在电视上观看了保罗·博尔塞利诺戏剧人生的最后一集。2005年，葛西·维塔莱，一位代替其兄弟而成为帕尔蒂尼科家族老板的女人，成为污点证人。她的故事似乎也要拍成电影（比起意大利其他等级制度不太严格的犯罪组织来说，行使这种代理权力的女人在“我们的事业”内很不寻常）。

2004年6月29日上午，巴勒莫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市中心的每一个广告牌和灯柱上都贴上了一个口号：“支付保护费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民族。”这是一场反对黑手党保护制度的草根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的名字叫作“Addiopizzo”（“再见，保护费”），将反黑手党活动家、公开拒绝交纳保护费的企业以及热情资助他们的消费者们团结在了一起。“Addiopizzo”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到目前为止，只有127家巴勒莫企业公开拒绝支付保护费。位于“我们的事业”控制力最强的郊区地盘上的企业只有少数几家公开表示拒绝支付保护费。然而，如果“Addiopizzo”形成足够的冲力，这场反抗运动绝不亚于对两西里发动一场革命。如果你要去巴勒莫，请访问“Addiopizzo”网站并表示您的支持。

意大利现在有许多像“Addiopizzo”这样的合法反黑手党组织。其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Libera”（“自由”），它在管理用作社会公益用途的、没收的黑手党财产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Libera”在组织一场请愿活动之后，一项有关没收有组织犯罪所得的法律在1966年得到修正）。通过“Libera”组织的活动，大约有一千名意大利青年利用假期时间在意大利各处被没收的黑手党土地上工作。

2006年5月，“Libera”名誉主席丽塔·博尔塞利诺在西西里大区主席竞选中失败。她的名字是历史不断在西西里上演的另一个标志：丽塔·博尔塞利诺是保罗·博尔塞利诺的妹妹。保罗·博尔塞利诺是与乔瓦尼·法内科尔一同准备大审判的法官，继他的朋友、同事法内科尔被杀之后，于1992年被害。在西西里地区选举中，战胜丽塔·博尔塞利诺的对手是托托·库法罗，一位圆脸男子，脸上永远挂着笑容。据巴勒莫的检察官所说，库法罗来自“黑手党星球”的黑暗的一面。库法罗现在开始了主席的第二个任期并且因为与“我们的事业”的联系而正接受审判。当然了，他对这些指控坚决予以否认。就是这些指控吸引丽塔·博尔塞利诺这位轻声细语、公共生活经验不多的女士步入了鱼龙混杂的西西里政坛。

中右联盟在选举中明显获得胜利：库法罗赢得了53%的直接选票，而博尔塞利诺赢得了42%的选票。意大利以外的观察员们也许会认为这个选举结果是对黑手党问题的一次公民投票。这可是一个错误的看法。丽塔·博尔塞利诺不是一个只关注反黑手党问题的候选人，而且投票选举库法罗也有很多正当的理由，库法罗获胜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挑战者经验不足。此外，从库法罗的例子中得出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库法罗自信地预言他将会被证明是无辜的，相信他而不相信控方的选民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中右政党联盟选择库法罗作为候选人以及库法罗在竞选中获胜这两件事情本身就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不管官方作出的与黑手党勾结的指控有多么地暂时、最后被证明是多么地毫无根据，这些指控必然会在其他欧洲国家里成为选举毒药。在西西里岛，这些指控显然还不是选举毒药，因为它们并没有给候选人带来任何明显的负面影响。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