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

内容简介

三百年历史的大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打 击下瓦解了，回顾历史。魏忠贤的名字跃然纸上。 苗棣编著的《庸人治国（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 的末路）》讲述了出身卑微的大太监魏忠贤如何一步 步登上高位，阉党是如何构成的，庸愚的魏忠贤及其 党羽如何通过专权将大明王朝推下了历史的悬崖等一 系列问题。《庸人治国（大太监魏忠贤与明帝国的末 路）》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描述出了“忠仆”之忠和 “忠臣”之忠的差异，为读者深入了解大明王朝历史 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

作者简介

苗棣，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广播电视艺术及电视文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并注重中西电视艺术、电视文化比较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电视文化学》《脱口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威力与影响》《美国电视剧》《中美电视艺术比较》《崇祯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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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庸人治国

公元1644年，已经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打击下瓦解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真是个天崩地坼的大事件。待到惊魂初定之后，明王朝的遗老遗少们开始对这个大事件进行历史反思。前明大学士文震孟之子文秉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天不祚明，不在于震惊九庙，闯逆犯顺之秋；而萌于惨戮多贤，璫党煽虐之际。”［书目11，《序》，第91页。］在他看来，明王朝虽然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直接推翻的，但亡国的种子却是从大太监魏忠贤专权的时候就种下了。

魏忠贤是明代最著名的大太监，在一段时间里，他是帝国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人物。在他失势自杀身亡之后，尽管他的家乡的父老们努力要在新修的《肃宁县志》上把他的名字彻底清除干净，全国各地却一下子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以他的所作所为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戏剧。这一点足以反映出魏忠贤对当时社会的巨大影响。此人专权，严格讲来只是自天启四年（1624年）冬至七年（1627年）秋，前后不过三年时间。但就在这三年里，本来已经行将就木的明王朝却迅速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点元气。导致明朝覆灭的原因虽多，魏忠贤的乱政却最为引人注目，持有文秉那样看法的在当时大有人在。这样一来，魏忠贤以及他的谋士、爪牙们就成了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他们专权的三年也成了明史上不容忽视的时期，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掏空一个老大帝国的根基，似乎需要极大的破坏能量，好象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到底是怎样一些人，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来统治这个国家的呢？当我们把焦点对准大执政者魏忠贤和他的左膀右臂们的时候，却会惊奇地发现，那一伙曾经对历史的进程有过那样巨大影响的人们，其实不过是一个庸庸禄禄的无能之徒和他所带领着的一群蝇营狗苟的无耻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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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常时期

宁锦大捷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后金（清）大汗皇太极率大军征明，先后围攻辽东重镇宁远（今辽宁兴城）和锦州。明军在辽东巡抚袁崇焕的指挥下，凭城坚拒，给后金部队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双方相持了二十几天，至六月初，皇太极的兵马终于无功而返。这就是明朝方面所称的“宁锦大捷”。

把一次消极防御的成功称为“大捷”，似乎有些夸大其辞。但对于明王朝来说，这次胜利的意义的确非同小可。后金于万历年间崛起于东北，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向明朝宣战，一战而取抚顺，再战则于萨尔浒大败明重兵十余万，三战之后，占领了辽阳、沈阳及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辽阳、沈阳等地陷落是在天启元年（1621年），从此东北边防上的祸患成了明朝君臣们最为头疼的事情。最令人尴尬，也最让人心灰意冷的问题在于，明军自与后金开仗以来，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一次说得过去的胜利。这不但使得皇帝和大臣们面上无光，而且造成了明军前线士气不振。天启年间，辽东前线弥漫着失败主义、逃跑主义之风，辽东经略高第甚至建议尽撤山海关外诸城，“移其将士于关内”，主张干脆放弃辽东。

这种每战必败的局面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才有所改观。那年正月，后金王朝的创建者努尔哈赤统领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再次大举攻明，准备扫清关外的一切障碍，并占领山海关。后金军非常顺利地拿下了右屯，大、小凌河等七座城垒，但在宁远城前却碰了钉子，主持宁远守城的碰巧又是那位袁崇焕。当时袁崇焕官居宁远参政道，守城是他的本分，但周围明军或溃或降，宁远城中守卒不满二万，前临强敌，后无援兵，要坚守这座危城需要极大的勇气。正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后金军全力攻城，城中的明军则用西洋大炮和雷石、火球奋力抵抗。城下尸体山积，后金军却始终没能攻入城中。据传努尔哈赤在攻城时中炮受伤，最后只得撤围退兵。清代官书在记载这一战役时说：“上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多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回。”［《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华书局《清实录》本，1986年11月第一版，第一册，第135页。］

这次胜利在北京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兵部尚书王永光疏称：“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书目1，卷六十八，第69册，第3214页。］举朝上下都在欢欣鼓舞，认为辽东形势有了转机。朝廷对有功人员不吝封赏，特别是袁崇焕，数月之间，已擢升为辽东巡抚、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全权负责辽东防务。国家对袁崇焕寄予重望，把他当作御敌的干城。

袁崇焕果然不负众望，在一年多以后，又取得了一次更加辉煌的胜利，就是前面所说的“宁锦大捷”。接连两次胜利，使得“天朝”保住了自己的威严，也多少恢复了一些自信。无怪乎朝廷会为这一“大捷”表现出少有的慷慨，对有功的、无功的，有关的、无关的各方面人员大肆封赏。数百人被加官进阶，魏忠贤的一个侄孙魏鹏翼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也因“功”被封为伯爵。但在举国弹冠相庆的时候，真正的立功者袁崇焕却只加一级虚衔，而且被免除了巡抚的实职，实际上是受了处分！

这仅仅是赏罚不明吗？后金并没有因为一次进攻的失败就大势去矣，它仍然是明王朝最危险的敌人；袁崇焕通过两次胜利表明自己是个不可多得的守边人才，这在当时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在这种外患严峻的形势下贬抑袁崇焕，甚至把他撤职，完全是自毁长城。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执政者干出这种自毁长城的蠢事呢？当时的人们以为是袁崇焕“与魏忠贤有隙”。［书目8，卷九十一，第6册，第5544页。］细考之，这“隙”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天启六年、魏忠贤曾经决定派刘应坤、纪用等六名太监赴辽东监军镇守，袁崇焕为此委宛地提出过异议；二是天启六七年间，全国上下都在虚妄地大肆颂扬魏忠贤，许多地方还为他建立了生祠，而袁崇焕在这股风潮中表现并不积极；还有一点，大概袁崇焕接二连三地建立大功，也容易引起魏忠贤的嫉妒。应该说明，袁崇焕尽管在当时败坏的政治空气中尚能多少保持一点士大夫的自尊，却也绝不是一心要与魏忠贤作对。为了巩固辽东边防，他对魏忠贤一伙宁愿委曲求全。对于太监监军，提出过不同意见的人很不少，袁崇焕作为关外主帅对此事的影响或稍重，但他在事情已成定局之后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建祠的热潮不断升温的时候，他还同蓟辽总督阎鸣泰等人联名疏请在宁前为魏忠贤建立一座生祠。这个请求得到了皇帝的嘉许，并且亲定祠名为“懋德”。如此看来，袁崇焕被解职的主要原因就应当是巨大功勋所招致的嫉妒了。

对于袁崇焕的解职，魏忠贤当局从来也没有说出过什么正当理由，只是不着边际地用了“暮气难鼓”四个字。［书目1，卷八十六，第70册，第4133页。］不论是单单出于嫉贤妒能还是确有什么别的私人恩怨，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为了个人原因而罢免干练的统帅，却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可以说是缺乏起码的政治理性，是一种十足的荒谬。

如果把袁崇焕的遭遇同另一件涉及军功赏罚的事件进行比较，这种荒谬性会表露得更加充分。天启初年，在辽东军情紧急的同时，西南川黔一带也很不太平。永宁土司奢崇明于天启元年起兵叛明，几个月功夫即攻陷了西南重镇重庆、泸州、遵义等处，并围困了成都。为了解决西南的燃眉之急，明王朝调兵遣将，做了许多安排，其中一项不太重要的内容是把工部主事戴君恩破格提拔为参政道，任重庆方面的总监军，理由是这戴君恩不久前作过巴县知县，对民情地理都熟悉，并且又号称颇习兵法。可是戴君恩第二年到达前线之后，却怯懦不敢迎敌，后来因为主张招抚敌将，还酿成了一场兵变，给当地造成极大灾难。由于这个原因，戴君恩不久就被降调为浙江布政使司右参议，得到的惩罚其实是很轻的。但几年后朝廷中权力易手，惯于钻营的戴君恩于是托人向魏忠贤手下的大红人崔呈秀行贿求情，又特意把自己的受罚同复杂而敏感的政治背景硬拉到一起。这些活动果然凑效，天启六年十一月得旨：“戴君恩多方诱贼，献俘有功，……还著加衔优升，以植正人。”［书目1，卷七十八，第70册，第3792页。］吏部照旨办理，很快加戴君恩为太仆寺卿兼浙江按察司佥事。

奋勇杀敌的被撤职，怯懦致乱的反而升官。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用人行政常常就是这样一团混乱，缺乏理性。

方震孺案

魏忠贤专权时期的政治，反常的地方相当多。我们先来看一看高级领导班子的更迭情况。

魏忠贤在专权之初就对朝中的干部班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仅以在明代后期居于政治中枢地位的内阁为例，在天启四年（1624年）年中，内阁中共有七位大学士，而到第二年年底，原来的内阁成员中只剩下一个顾秉谦还保留在位，其余六人都换了面孔。除了清洗政敌和不可靠分子之外，魏忠贤政权的正常人事任免也远非“正常”。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合称七卿，是明代中央政府里的最高职务。天启四年十月至六年末，仅两年多一点时间，六部及都察院的首长中竟有16人被罢免。作为比较，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段非常时期以前的情况，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天启三年（1623年）整整102年的期间，被罢免的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是167人，平均每年只有1.6人。［这项统计是根据书目3，卷一百十二，其中不包括因自然死亡、丁忧或正常调动而离任的；再任再罢者作一次算。］也就是说，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部院大臣的罢免率比正常时期高出了三倍多。这种人事上的频繁更动当然不会是政治安定的表现。

在人事变更超常的同时，魏忠贤政权还有滥委重任的倾向。上面所说的七卿，在明代政治体制中位极尊，权极重，除了真职实缺，一般是不轻易授人的。而在天启六年冬，除吏部、刑部仍只一名尚书外，户部尚书有三人，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各四人，工部尚书五人，都御史三人（其中一人为尚书兼）。一朝而有二十来位尚书，大大超出了常格。到了魏忠贤政权临近倾覆的时刻，各种添注的、加衔的尚书已经多得不好统计，连同南京系统的官员合计，总数大约有四五十人。这种无聊的官衔猛增现象，其实正是政治混乱的又一种表现。

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更能反映政治的混乱局面，那就是冤案假案的充斥。魏忠贤上台后曾经遇到过一批激烈的政治反对派，因此镇压政治反对派一度就成了魏忠贤政权的基本职能。天启五年、六年，数百名反对派官员被冠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纷纷罢官、削籍（开除干籍），许多人被逮捕刑讯，一些人甚至被有意折磨至死。作为一个名义上合法的政权，魏忠贤集团在迫害反对派的时候当然希望尽可能有合法的依据，但既然一己之私的“迫害”是其出发点，那些所谓的合法程序就怎么也掩盖不住对法制的败坏。方震孺的冤狱即是一例。

方震孺，南直桐城（今安徽桐城）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由知县升为御史。天启初年他曾经积极反对过魏忠贤等人干政，同魏忠贤一党结下了仇怨。天启五年六月，魏忠贤正在全力打击反对派，方震孺也遭到逮捕。逮捕的罪名表面上是堂而皇之的，为的是所谓“河西赃私”。原来方震孺于天启元年六月曾代表朝廷出山海关犒赏辽东之师，接着又出任辽东巡按御史。第二年正月，他的任期已满，还没来得及卸任，正遇上后金大军进攻辽河西岸地区。这次大战以明军的大败告终，失守者有广宁等四十余城，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后来都为这次失败而遭极刑。对于按臣方震孺的表现，朝廷上当时就有不同的议论。有人以为他身为巡按，对河西之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些人却说他“保全山海，无过且有社稷功。”［书目3，卷二百四十八，第21册，第6429页。］当时政局纷纷，不可开交，人们也没有功夫弄清这些细节，所以功也好、过也好，也无奖赏也无罚，一概糊涂过去了。没想到数年以后，这旧案又被人翻出。

天启五年的政治形势已经同两年前大不一样，方震孺早就是黑名单中人物，需要的只是罪名，原来的旧案正好拿来用。这一次对方震孺追究的还不只是河西失败的责任问题，又加上了一条他在巡按任上贪污受贿的所谓“赃私”问题。刑部等法司衙门经数月侦讯，拟以贻误封疆之罪流放戍边终身，并追赃银415两。其时刑部尚书徐兆魁等人都是魏忠贤的重要党羽，这样的判决已经是无中生有的重刑。但魏忠贤核心集团却觉得处分太轻，于是传旨驳回从重另拟。法司以为“震孺所奉敕书，止有纪验功次等语，未尝责以督师城守也。按罪而议，不固守者为弃封疆，不纠劾者为误封疆，情似稍殊。”［书目1，卷六十九，第69册，第3304页。］仍然拟判永戍，只是需追赃银增加到2250两。这次的拟刑再次受到上峰的重责，法司只好三拟改追脏银至5190两，流放永戍的处罚却还是没有改变。法司对方震孺的判处止于流刑，是出于一种职业性的对法律的尊重。他们虽为魏忠贤的帮凶，却还是希望能在法律上说得过去的情况下迫害政治对手。最高权势者著重的却是完成迫害本身。在魏忠贤以圣旨的名义不断逼摧切责下，法司最后只好从命，第四次拟刑，判处方震孺绞刑，追脏银6540两。这才得到首肯。此时已是天启六年三月了。

从方震孺的案子中可以看出，魏忠贤集团在迫害政治反对派的时候凶暴残忍，不留半点余地，表面上虽然也在讲法律程序，实际上却是既不以事实为依据，又不以法律为准绳。例如追赃，明代官场上相互馈赠之风极盛，细究起来，行贿受贿的事情本来有些说不清楚。用来整人的时候这些说不清的事情却可以诬为赃罪。方震孺当时颇以清廉闻名，法司第一次判的415两赃银显然已经是捕风捉影，却未必全没有一些出处。但后来为了加重惩罚，赃银竟能随意一加再加，最后高出原额15倍之多，就是完全不再考虑出处依据，只凭信口胡编了。

从后来的结果看，方震孺终于被找出了莫须有的罪名并被判处了死刑，反而成了他的幸运。他的死刑没有立即执行，而是拖了一年多。然后魏忠贤垮台，他的案子得到平反。而那些连莫须有的罪名都不容易找到的反对派骨干们，命运就更加悲惨了。在方震孺的案情不断加重的同时，原任左副都御史杨涟等十几人先后在狱中被拷打而死，却始终没有一个能致死罪的正式罪名。在这种时候，法律和司法程序根本就不再发挥任何作用，对于魏忠贤一伙来说，祖宗传下来的堂皇律条不过是施行暴政的一种工具。

用暴政来推行暴政，用十个新的错误来弥补一个错误，这好象是一部分短视的独裁者固有的行为模式，但这种恶性循环的暴政也足以破坏暴政本身。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剧烈冲突耗掉了它的大部分能量，庞大帝国能够继续运行，主要是凭借着惯性。朝廷以外的情况更是糟糕一团。山海关外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不必说，在西北，连年的天灾逼得人们吃蓬草、吃树皮、吃石块，最后发展到吃人，不久以后，这里成了农民起义的发源地，陕北的农民终于推翻了北京的皇帝。西南的川黔地区，彝人土司的叛乱也是一波接一波，把官军杀得不亦乐乎。东南沿海方面，大股海盗出没无踪，甚至攻州劫县。在号称富庶太平的江南地区，苏州的民变刚刚平息，无锡附近又发生了罕见的饥荒，造成饿殍遍野的惨景。难得的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中，京城内外的大小官员们还都有心思歌舞升平。在魏忠贤统治的最后一年里，从塞外到江南，从胶东到陕西，到处都在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宏伟的纪念堂，以宏扬这位伟人“至圣至神”的“奠鼎之功”，以表达万民“家诵户弦”的“感德之诚”。［均为阉党谀颂魏忠贤用语，见书目11，卷下，第205、204、203、201页。］

这位魏忠贤到底是怎样一位伟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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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太监魏忠贤

东宫里的小角色

大概是在万历末年，京城著名的道教寺庙朝天宫里，住进了一位挂单的道士。这位道士有点神精兮兮，每日衣冠不整地四处转悠，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着两句什么话。时间久了，大家才知道，那两句话是“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

两句疯话本来不会引起人们多少注意，可是等到几年之后，一些聪明人却突然想到，这两句话竟然是预示未来的谶语。“委”、“鬼”相合正好拼成一个魏字，后来不正是魏忠贤当朝而立吗？至于后面一句，人们认为是指魏忠贤的女友客氏，此人身为天启皇帝的乳母，显赫得甚至超过太后，而“客”字按当时畿辅地区的发音，同“茄”字正也相叶（直到今天冀中一带仍把“客”读作qiě）。

这种谶语应验的事在今天看来颇为离奇。也许是出于巧合，也许是以讹传讹，反正是史载凿凿，我们很难断然否认此事的存在。只有一点是能够肯定的：万历末年的谶语绝不会是出自魏忠贤本人的造谣惑众，更不会是出自有所希冀的政客们的巧妙安排。因为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以前，魏忠贤本人根本就没有梦想过会登上高级政治舞台，而朝廷内外的大臣小臣们则很少有人听说过有位魏某是何许人也。在万历皇帝，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钧，一命归西之前，魏忠贤在数万人的太监群体里，不过是个毫无特色的小人物，一个无名之辈。

到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全部职称已经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宝监印，司礼监秉笔，总督南海子，提督宝和等店太监”。［见书目34，卷一，第2页，原文“宝和等店”误为“保和等殿”，径改。］从理论上讲，他独掌了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宝监、南海子、宝和三店等五处重要的内官职司，几乎把肥缺占尽，同时还是国家秘密警察的最高首领和能够参与机要决策的御前秘书班子成员。在实际上，他的权势还要大得多，在天启朝的最后几年，他已经成了帝国的实际主宰者，皇帝陛下的全权代理人。

不过，这位后来高踞庙堂，八面威风的大太监，早年的身世却相当凄苦。他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是北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家境相当贫寒。直到他进宫当了多年太监之后，他的侄女、外甥女还被卖给京城的官僚为奴作婢。万历十七年（1589年），他二十二岁，已经娶了妻子，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却毅然自行阉割，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关于他自阉的原因，一般记载都说是由于“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书目3，卷三百五，第26册，第7816页。］这种说法必定反映了一部分事实，却未免失之于肤浅。一个年轻人在破了财、受了辱之后，可能会做出种种丧失理志的事情，但愤而改变自己的性别，却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

太监比较正式的名称叫作“宦官”，因为主要在宫内执事，又称作“内官”，更文雅一点的称呼叫作“璫”，那是因为东汉大宦官以金璫饰冠，后人用以指代。古代对宦官的称呼还有“寺人”、“阉人”、“中官”、“内侍”等许多种，只有“太监”的叫法出现最晚，本来用作对高级宦官的尊称，到清代才用滥了。在我们的历史上，这宦官制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周代已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历代帝王们因为既要保持一夫多妻制的淫逸生活，又要维护龙子龙孙们的血统纯正，于是不顾天理人性，制造了一批批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极大催残的中性人。明朝是专制皇权最重的时代，也是宦官制度最发达的时代，在宦官最盛的时期，其总数竟至十万之众。另一方面，由于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不单衣食不愁，而且在管理皇帝庞大家族的饮食起居的时候，很容易捞到油水以自肥，所以许多贫苦农民，特别是北京周围所谓畿辅重地的贫苦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会把自家的孩子阉割了送进宫去，甚至会自阉投效。不论是阉割孩子还是阉割自己，恐怕多是出于迫不得已。我们从资料中很难找到中等以上人家的子弟入宫当太监的，就是一种证明。因为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人们走投无路的也就特别多，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自行阉割要求录用的人大大超出宫廷的实际需要。自正德年间（1506－－1523）起，这种已经净身却不能得到宦官差事和俸禄的人（当时的术语称之为“无名白”）的去向与生计一直是个让政府作难的问题，甚至引起过社会骚乱。阉人供过于求－－这一事实背后一定包含着无数的心酸苦难。残害人的身体性命固然是残酷，而人们为了贫穷，自已残害自己的身体性命，甚至还要争先恐后，趋之若鹜，那才是惨绝人寰！

魏忠贤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和社会气氛中，在不知怎样一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毅然走上一条新路。这条路却并不是什么康庄大道，甚至可以说前途相当暗淡。首先，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施行阉割手术，本身就是极大的冒险。其次，如果在考察中落选，当了“无名白”，那么以后的日子将是十分可悲的。以万历时期而论，“无名白”的出路大概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既卑微，收入又十分有限，糊口而已。另一条路是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书目29，卷六，上册，第178页。］好在魏忠贤的运气不错，竟安全地度过了两重风险，被接受加入了太监的队伍。

成为宦官意味着温饱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要想荣华富贵，道路却还十分漫长。明代宦官社会和整个明代社会一样，是个典型的金字塔型结构。在塔尖上，是宦官的最高领袖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乾清宫管事、打卯牌子一类高级御前近侍。这一层总共不过数十人，却掌握着整个宦官集团的绝大部分权力和财产，干预朝政的主要也是这些人。居于中层的人数要多得多，大概有数千人。他们在各种内官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一般说来，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所以，他们大都是锦衣玉食，生活的奢华超过了一般官僚。最下面一层才是宦官的主体，这些普通的宦官们担负着宫廷内外的各种差事，包括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守库，甚至念经、唱戏，等等，等等。他们实行供给制，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冬装、夏装各一套，铺盖六年一套……因为收入太少，有些人为了赚点钱，就到宫中给宫女当佣人，洗衣烧饭无所不为，虽然能有些许收入，却常为同仁们看不起，被称为“旋匠”。其他人憨直的只好穷日子穷过，狡狯的就想方设法地去贪污、索贿、打抽丰。他们本来都是来自朴实的农民家庭，现在却染上了官场上最腐败、最恶劣的习气。没有这些人，皇帝一天也活不下去，帝国一天也无法运转，但在历史上，他们却仅仅是一伙面目模糊的芸芸众生。

初入宫门的魏忠贤当然是处于金字塔的最下层，而且滞留于其中十几年。这一时期，他二三十岁，正值盛年，生活却过得极没名堂，除了当班之外，就是喝酒、赌博地混日月。我们还知道，在这一阶段他得到一个绰号，叫作“傻子”。虽然已经弄不清这一绰号的来历，却也能由此推想出一些他在当时的风采。在数十年的宦官生涯中，他只出过一次远门，那是为了打抽丰而去四川投奔主管西南矿税的大太监邱乘云。这次远行却成为他的一场恶梦，由于有人私下里在邱乘云那儿说了他的坏话，他不但没有从四川弄到钱，还被关押饿饭，差一点再也回不到京城了。直到后来他在甲字库（内廷十库之一，负责收贮各省进贡给皇帝的药材、土布等杂物。）谋得了一个差事，情况才有所好转。因为管库是肥差，经济上不会太拮据了。

万历三十几年，他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入太子的东宫，算是终于脱离了宦官中的底层社会。太子有一房并不得宠的妾侍王才人，魏忠贤就是为这位王才人管理伙食，当时称为“办膳”。王才人后来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又继承父业当了皇帝，就是天启皇帝。在魏忠贤的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功绩就是未来的小皇帝从刚刚出生起就由他侍候着，这也是他生命最后阶段转运的基本契机。但在当时，这个契机并不惹人注目。太子通常都会继位当皇帝，所以太子宫中的办事人员也被认为是前程远大。只是万历皇帝长期以来并不喜欢这位太子，太子的地位总有些不太稳固，东宫的侍从们也就从来不敢过于张狂，总是处处小心谨慎。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就更加不定，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幼年夭折的比率极高，谁也说不准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不能成正果。处在这种环境中的魏忠贤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加以他自小没读过书，不识字，入宫以后因为年纪太大也没能进内书堂（一所宦官学校，选拔十岁上下的阉童入学读书，有权势的大太监多数毕业于内书堂。）学习，以他的一点家底即便太子登了极，要得大富大贵也是困难的。此时的魏忠贤只是认真办好伙食，但求无过。到万历末年，他已经过了五十岁，按说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以往生活的轨迹并没有提供一丝线索，暗示他能在不久以后执掌朝纲。不论他本人还是他的朋友，更不用说外人了，谁也没想到这位年过半百、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伙食管理员会突然之间“当朝而立”。

政治暴发户

大半生低等太监的生涯显然在魏忠贤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古人论及宦官，常常很注意生理缺陷给他们造成的影响，认为阉割使得这些人阴险、刻毒。但也许是因为壮年才净身的缘故，长期被人称作“傻子”的魏忠贤在阴柔险恶方面并不显得突出。得志之前他就喜欢喝酒、唱曲、踢球、骑马、射箭，喜欢张扬而不大注意含蓄，在太监中要算性格比较外向的。同他接触很多的太监刘若愚把他的性格归结为“憨猛好武”四个字，［书目12，卷十四，第74页。］有一定的道理。掌握宫廷内外大权之后，他性格中狂放的一面又放大了若干倍。他爱吃狗肉，喽罗们常从乡下弄了来敬献，他就带着手下人等，公然在乾清宫大殿里抢食起哄，以取乐。稍稍持重的人都以为这种行为太过分，却不敢说什么。

但在恣肆狂诞之外，我们从魏忠贤身上看到的，更多的还是一个老奴才的家底。他崇尚权威，屈从于权威，对于名分内的主子不由自主地要巴结、顺从。他对天启皇帝的深情颇令人感动。天启五年五月，皇帝和两名小太监在西苑水面（即今北海）上荡舟取乐，不小心翻了船。魏忠贤不会游泳，但一时情急心痛，竟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去救皇帝，几乎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后来皇帝少年崩逝，他更是悲痛得无所措手足，把眼睛都哭肿了。

天启之后即位的是崇祯皇帝，当时只有十七岁。对于魏忠贤的巨大权势，新皇帝心中充满了恐惧，以至于在入宫之初，他袖子里装着家中带来的干粮，连水都不敢喝一口，生怕被人毒死。但魏忠贤却绝没有忘记自己的奴才身分。他明知新皇帝不可能象先帝一样对自己万般恩宠，却还是尽可能地争取新主子的欢心，并且非常顺从地被一步步剥夺了权力，最后一死了之。人们曾经传说：在天启帝刚刚去世的时候，魏忠贤和他的头号亲信崔呈秀一度密谋要全面篡夺政权，自立为皇帝。以魏忠贤当时的势力，他如果真这样做极有希望取得成功。可是几十年来打下的奴才坯子却使他根本不能产生这样的非分之想。

在微末时特别崇尚权威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就难免会对自己的权势自衿自怜、虚张声势。象一切政治暴发户一样，魏忠贤特别喜欢眩耀自己的威仪。他每次出行“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弛，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书目3，卷三百五，第26册，第7824页。］平时的服饰“或亵衣袄裤而金线蟒龙，或方补戎衣苍龙头角，较藩王止欠一爪，比御服仅让柘黄。”［书目12，卷十，第55页。］在那个极端重视名分礼法的社会里，服装仪仗上的僭越常常能给人们带来杀身之祸，魏忠贤却偏是要以接近甚至超过皇帝的舆服招摇过市，目的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他那万人之上的身分。

从一个小角色一下子变成了威震朝野的大人物，这对一个人心理上的冲击必定是十分巨大的。为了压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为了在新位置上保持住心理上的平衡，魏忠贤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看成一个有匡国济世之才的能臣或是伟大贤明的圣君。我们能看到，在许多根据他的意图拟定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书目18，卷三，第32页。］他还说自己是“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书目11，卷上，第203页。］对于战场上的胜利，国家工程的完竣，乃至天降祥瑞、雨顺风调，凡数在当时能称得起政绩的东西，他都毫不客气地揽在自己名下。

当然，除了这种骇人听闻的自我吹嘘之外，他也愿意听到别人阿谀赞美。于是，书写本章歌颂魏忠贤的英明伟大，在一个时期里成了大小官员们的例行公事。大学士冯铨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书目32，和集，第189页。］简直比伊尹、吕尚、管仲、商鞅这些人还要高出一头。事情后来发展到这种地步，有几个国子监监生竟然上疏请以魏忠贤与至圣先师孔夫子并祀，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书目11，卷下，第203页。］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了，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在天启末年，用最无耻的方式吹捧魏忠贤已经成为小人们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利用各种舆论手段吹捧魏忠贤，把他描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实际上是阉党集团为了巩固其统治而精心设计的一种政治策略。但尽管如此，魏忠贤个人的好恶肯定还是对这场法螺大合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许多场合，魏忠贤都表现出对虚荣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追求。

最为有趣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吹捧和自我吹捧并没有完全稳定住他的心理平衡。在掌权几年之后，他还总是觉得心虚，自我怀疑。一次他的心腹李永贞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书目12，卷十五，第84页。］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这样的过敏反应实在令人吃惊。此外，在宫中看戏的时候，一遇到有秦桧一类的奸臣出场，他就浑身不舒服，坐立不安，甚至要逃之夭夭。显然，在内心深处他无法强迫自我相信，他真成了姜子牙、孔夫子一般人物，于是只能在戏文中找些奸臣的形象来对号入座。只不过，这种对号入座仍然表明他缺乏起码的自知之明，因为即便是同曹操、秦桧、贾似道这些“奸臣”相比，他也还差得太远。

缺乏自信的另一种表现是他的心胸狭窄、猜忌成性。作为大政治家，胸怀宽阔、富于涵养应该是基本的素质，就是俗话中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魏忠贤却绝对不是这样，对于同他有过“夙仇”的、看不起他的、甚至仅仅在才能和功绩方面明显高于他的人，他都不能容忍，要利用手中的权力排挤、迫害。上一节讲过的袁崇焕的遭遇就是魏忠贤嫉贤妒能的实例。又如御史周宗建，曾经上疏攻击魏忠贤，说过他“目不识一丁”。虽然这话完全符合事实，却使得魏忠贤非常恼火。几年以后，周宗建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魏忠贤的亲信爪牙在毒刑逼供的时候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书目3，卷二百四十五，第21册，第6359页。］

天启初年，朝廷中的东林党人曾经掀起过一次反对魏忠贤干政的风潮，但失败了。等到魏忠贤完全把持了朝政之后，他不但把东林党人统统赶下了台，而且屡兴大狱，以莫须有的罪名大规模迫害反对过自己的人，直接迫害致死的就有数十人之多。甚至几十年前的一些个人恩怨魏忠贤都不能放过。二十几年前在邱乘云面前讲过魏忠贤坏话的太监徐贵，因为当年害得他很受了一些苦，后来就遭到了报复，被魏忠贤害死了。当魏忠贤一朝权在手之后，当年得罪过他的人都没有得到好下场，他几乎是睚眦之隙而必报的。

即使是在没有发迹之前，魏忠贤也算不上道德的典范。他笃信佛教，对释迦牟尼礼拜颇勤，也时常作些布施，但那是为自己祈福。在宫廷龌龊阴暗的环境里，魏忠贤多年养成的性格中有不少自私与残忍的成分，这些恶劣品质到后来又在权力的腐蚀下急剧膨胀起来。他会为了自己和几亲信的大发横财而搜括加派，兴办些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毫无意义的大工。也能为了新宅门口的石狮子欢眉笑眼，不够威风，而把雕刻狮子的石匠当场杖毙（顺便也可以看出，魏忠贤的审美趣味也是极低下的）。也许真象人们所说的“卑贱者最聪明”。但有许多时候问题并不在于聪明还是愚蠢。魏忠贤的人格特征形成于他的卑贱时期，在那时候，他的人格同他的环境是相适应的。但他突然成了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两者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我们就看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是一个虚妄、偏狭、自私、残忍，处处体现着低劣器质的庸人。这种情况，不论对于政治家本人还是对于他所操作的那个社会，都是非常可悲的。

不识字的“秉笔”

魏忠贤有个表字叫“完吾”，再配以佳名，实在是很堂皇了。只是这名、这字都并非原装正宗，是很晚才有的。入宫前的魏忠贤叫什么名字已不可考，他有个哥哥叫魏钊，类推一下，他或许也是个带有金字旁的单名。由于刚入宫的小太监已经没有具备家族姓氏的资格，也没有这种必要，所以明朝太监大都一进宫就要改名换姓，魏忠贤也换了一套新的姓名，叫李进忠。这名字也许是他的师傅给取的，是宫中极普通、极流行的一个名字，与他同时叫这个名字的就有好几个。大概在成为东宫办膳人员后，因为进入了太监的中间阶层，他恢复了本姓，就叫作魏进忠，一直叫到天启初年。至于魏忠贤这个传诸史册、流播四方的名字（以及很少有人知道的表字），则是在大约天启二年初再次更换的。按照公开的说法，这个名字来源于御赐，但实际上还是体现了魏忠贤自己的意志。当时魏忠贤在宫中刚刚炙手可热起来，正要大大施展一番政治才干，他选择了“忠贤”这样一个名字也许大有用意。因为他本来已经“进忠”了，新名字中所增加的意项就在一个“贤”上，而“贤”的基本意思就是指德行与才能并茂。魏忠贤在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改换名字，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这一转折的根本性质：从前作为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如今要当朝秉政，却不能不贤，不能没有一点了不起的才能。

可惜从能力的角度来看，魏忠贤的情况相当糟糕，而这种状况是无论在名字里加多少个“贤”字也无法改变的。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他那大半生的经历为他提供的基础未免太过薄弱。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从好的方面讲，他的才具也不过是“颇有记性”、“担当能断”而已。［书目12，卷十三，第68页；卷十四，第71页。］

在一个文牍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不识字的政治家一定会感到非常不方便。而明代正好是个文牍主义极盛的时代，魏忠贤又恰恰是个目不识丁的政治家。在魏忠贤的一系列职衔中，有一个“司礼监秉笔太监”，其执责应为“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书目3，卷七十四，第6册，第1819页。］秉笔之名就源于此。因为这项工作需要阅读书写，不识字的人通常是无法但任的，这方面，魏忠贤是个例外。何况，他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又绝不仅仅是个“秉笔”，而是整个帝国的主宰，没有文化造成的反差就尤为突出。明代的中央政治权力，在形式上主要是通过对各级部门汇报情况的“本”进行批复而实现的。“而逆贤不识字，从来不批文书，”［书目12，卷十三，第68页。］只能由别人代为朗读讲解，而且朗读讲解的本章还只能是所有公文中的一部分。尽管为他看本的几个人都是他的亲信，这种倩人代理的处理政务方式毕竟影响着魏忠贤对于全局的了解和对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

对政治常识的无知，是魏忠贤秉政的另一个“先天缺陷”。他没经验，但有权力，有时难免会乱来。

天启六年初，兵部题本拟升蓟镇镇虏关提调董节为都司佥书职衔、管昌镇右军营游击将军事。魏忠贤不知为什么突然关注起此事，觉得由提调直接升游击将军中间隔了一个阶级，其中必有情弊，于是降旨诘责。兵部立即对此作了解释：因都司佥书一级实缺较少，守备提调级武官俸满应升的常以都司佥书职衔管游击将军事，此为历来惯例，并非躐等。但魏忠贤既已怀疑，哪能随便放过，竟然硬把主管武官升迁的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削籍为民。兵部尚书王永光再次说明情况，希望能原谅余大成。魏忠贤不但不承认自己不熟悉政务犯了错误，还宣布“以后武官俱要查俸深荐多者循级序升，不得越次兼管。”［书目1，卷六十八，第69册，第3240页。］干脆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兵部官员们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装懂，明明错了却要坚持到底，这比单纯的缺少经验又要恶劣得多。魏忠贤的自以为是和固执错误随处可见，也是在天启六年初，礼科给事中李恒茂也被削籍为民。这个李恒茂本是魏忠贤的爪牙，为其出谋划策，咬噬仇人，很出过一些力气。这一次，李恒茂在一份奏章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却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由于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的关节求得了山西巡抚的职位，魏忠贤当然记得很清楚。李恒茂疏中却说“山东”，显然是讹误。魏忠贤借着批旨挑出了这个毛病，无非想证明自己的精明，乘机表现一下。李恒茂如果立刻承认错误，进而颂扬魏忠贤的英明伟大，肯定也就安然无事了。谁知李恒茂自觉委屈，偏要上疏辩解，说是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现未赴任。辽东有警，兵部确实曾发出公文，令曹尔桢督山东标兵戒备，说其“整兵山东”是有确实凭据的。这番辩白极有道理，却引得魏忠贤老羞成怒。他令人拟旨对李恒茂大加指斥，并以“不恭”的罪名削其籍。李恒茂好好一个前程就因为这样一次莫名其妙的误会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魏忠贤在解决政务难题时所用的办法，常常别具一格。辽东前线吃紧，急需粮饷、军械、马匹，其中马匹一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魏忠贤为此想了个奇特的办法。明朝宫中旧制，凡内官中资深位崇者，皇帝可以加恩允许在宫中骑马。作为代价，那些有骑马特权的人每逢年节必须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使得那些受到“恩宠”的太监们叫苦不迭。国家由此真得了不少马匹，但由于管理不善，内官进马又多以老病充数，待送到辽东，“随至倒死者相望，军士啖马肉者比比也。”［书目13，水集，第72页。］在这幕喜剧中,魏忠贤表现出来的多是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而不是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韬武略。

所谓的经邦治国之才，实际上是丰富的学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特殊的个人禀赋相结合的产物。在这几方面，魏忠贤几乎都要打零分。十几年的伙食管理员生涯，使得魏忠贤颇精于处理眼前的柴米油盐、诸多杂务，但也妨碍了他的视野，使他遇事很难看得深、看得远。当他突然操起十分陌生的政治事业的时候，这种短视的毛病就更显得突出。在处理目力所能及的宫内事务的时候，他干得还算颇有条理。万历时期政治荒怠，宫廷中也相当萧条，许多处建筑长年失修，零落不堪，内金水河也早淤塞枯涸，成了一串断断续续的死水坑。魏忠贤在宫中树立权威以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了全面修整，使得断壁残垣面貌一新，内金水河也疏浚得流清水畅。为了厉行节约，他甚至还进行过一些制度方面的改革，譬如取消后宫各长街上的路灯等等。这些伟大的业绩后来成为内外臣工们颂扬魏忠贤的重要依据。但这些宫廷事务毕竟远离国计民生，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面临军国大事的时候，这位执掌着帝国最高权力的大太监却有些懵而懂之了。

没文化，没经验，没见识，内惭微卑而外露矜傲，表面上堂皇伟大象个巨人，而实质上不过是政坛上的一个侏儒，公元1624年至1627年，统治着大明帝国的就是这样一个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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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儿义孙们

遍布要津的阉党

关于魏忠贤的党羽，《明史》上曾这样记载：“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书目3，卷三百五，第26册，第7821－7822页。］到魏忠贤倒台之后，崇祯二年（1629年），明朝当局者把魏忠贤的党羽罗列排比，分别处理，定为大案，人称“逆案”。时人又把魏忠贤的干将走卒们称作“阉党”，以示愤恨与轻蔑。一般说来，逆案中人即为阉党，所谓阉党，也多在逆案中，虽然个别人难免略有参差，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阉党遍布于各个政治要津的情况可以从《表一》中看出来。天启六年初正是魏忠贤专权的政治格局基本定型的时期。

【表一】

天启六年（1626年）初内阁成员、七卿及督抚任职表

（姓名前有★号者为“逆案”中阉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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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秉谦

内阁大学士　　　　　　　　★黄立极

丁绍轼

★冯　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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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尚书　　　　　　　　　★王绍徽

七　 　　　户部尚书　　　　　　　　　　李起元

礼部尚书　　　　　　　　　★李思诚

兵部尚书　　　　　　　　　　王永光

卿　 　　　刑部尚书　　　　　　　　　★徐兆魁

工部尚书　　　　　　　　　★董可威

左都御史　　　　　　　　　★周应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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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辽总督　　　　　　　　　★王之臣

顺天巡抚　　　　　　　　　★阎鸣泰

保定巡抚　　　　　　　　　★郭尚友

天津巡抚　　　　　　　　　★黄运泰

宣大总督　　　　　　　　　★张　朴

总　　　　　宣府巡抚　　　　　　　　　　张　晓

山西巡抚　　　　　　　　　★曹尔桢

陕西三边总督　　　　　　　　王之采

陕西巡抚　　　　　　　　　★乔应甲

延绥巡抚　　　　　　　　　★张九德

宁夏巡抚　　　　　　　　　　史永安

督　　　　　甘肃巡抚　　　　　　　　　　王家祯

漕运总督、凤阳巡抚　　　　　苏茂相

应天巡抚　　　　　　　　　★毛一鹭

、　　　　　山东巡抚　　　　　　　　　★吕纯如

登莱巡抚　　　　　　　　　★李　嵩

河南巡抚　　　　　　　　　★亓诗教

浙江巡抚　　　　　　　　　　陆卿荣

巡　　　　　江西巡抚　　　　　　　　　　郭尚宾

南赣巡抚　　　　　　　　　　傅振商

福建巡抚　　　　　　　　　　朱钦相

湖广巡抚　　　　　　　　　　杨　楷

郧阳巡抚　　　　　　　　　　李若珪

偏沅巡抚　　　　　　　　　　闵梦得

抚　　　　　四川巡抚　　　　　　　　　　尹同皋

云南巡抚　　　　　　　　　　闵洪学

贵州巡抚　　　　　　　　　　王　瑊

两广总督　　　　　　　　　　商周祚

广西巡抚　　　　　　　　　　王尊德

河道总督　　　　　　　　　★李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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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七卿部分据《明史》卷一百十、卷一百十二；

总督巡抚部分据《明督抚年表》。

明代中期以来内阁的地位极其重要，因而内阁大学士又被称为“辅臣”，已经是百僚之首。而在当时的四位大学士中，除了老病之丁绍轼外（丁于这一年四月病卒），其他三人均为阉党要员。在合称七卿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中，阉党占据了五个位置，比例超过70％。阉党在各地的总督、巡抚中所占比例要低一些，在总共30名总督、巡抚中，名列逆案的阉党有13人，占43％。实际上，魏忠贤一党对于总揽一省乃至数省，或是一处边防要冲地区军政大权的总督、巡抚职位并不缺乏兴趣，但方面大员们的任免调派常常要比中央政局的变化慢上半拍。到第二年（天启七年），宣府、甘肃、凤阳、浙江、江西、湖广等六处的巡抚也已经换成了阉党分子。如果魏忠贤当政的时间再长一些的话，就连那些西南偏远地区的总督、巡抚位置很可能也会被他的党羽占据。除了这些卿相督抚之外，还有更多的阉党成员分布在政府的其他各个要害的或不那么要害的部门，维持着整个帝国机器的运行。

同魏忠贤本人相比，他的党羽们在文化程度和政治经验方面不至于那样捉襟见肘。在崇祯初年所定的逆案中，除魏忠贤和他的女友客氏之外，共有七类253人，其中有魏忠贤及客氏的戚属14人，与他同类的太监35人，勋戚、武职官员9人，监生1人，其余194人都是政府的各级文职官员。而这近二百人之中能够断定为两榜进士出身的就有159人，占总数的82％。进士出身者占极大比例，说明阉党集团的整体文化水平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阉党进士们在科举考试中成功的年代。

【表二】

阉党进士年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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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科　　　　　　　　　　　阉党成员进士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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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八年　　（1580年）庚辰科　　　　　　　　　1

万历十一年　（1583年）癸未科　　　　　　　　　2

万历十四年　（1586年）丙戌科　　　　　　　　　1

万历十七年　（1589年）己丑科　　　　　　　　　2

万历二十年　（1592年）壬辰科　　　　　　　　　2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科　　　　　　　　10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戊戌科　　　　　　　　　7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辛丑科　　　　　　　　　6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　　　　　　　　12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丁未科　　　　　　　　12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庚戌科　　　　　　　　11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癸丑科　　　　　　　　34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　　　　　　　　24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　　　　　　　　25

天启二年　　（1622年）壬戌科　　　　　　　　　9

天启五年　　（1625年）乙丑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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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阉党逆案》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明代科举制度，会试是三年一科，中试者再经殿试后成为进士，通常每科取三四百名（初年也有只取数十名的）。从表中可以看出，自万历八年庚辰科以后，历45年，16科，科科都有阉党成员进士。而巅峰时期则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七年，三科进士中的阉党成员共有83人之多。明清时期士人考取进士功名就意味着进入官僚队伍，开始了政治生涯，所以时人又称进士登科为“释褐”，意指脱去布衣，不再是普通百姓了。据此，如果我们对那些登科后没有马上从政的个别人员忽略不计，并把天启五年春作为测量基准的话，那么阉党进士们则有着45年至0年的政治经验（在最长和最短的极端上都只有一个人）。其中有30年以上政治经验者18人，占阉党进士总数的11.3％；有20年至29年政治经验者25人，占总数的15.7％；有10年至19年政治经验者57人，占总数的35.8％；政治经验不足10年者59人，占总数的37.1％。而全体阉党进士的平均从政经验为14.9年。

从上面的数据看，阉党中的大多数成员文化程度很高，政治经验也相当丰富，属于那种士大夫出身的文官官僚。但在另一方面，在天启四年末之前，这些人的政治地位一般并不高。根据《明史》、《明实录》等文献统计，在入逆案的近二百名文臣中，天启四年以前任内阁大学士的仅有顾秉谦、魏广微2人，也只有他们两人具有尚书级别，并加太子师衔（均为太子太保）官至一品。其他特别重要的大臣有侍郎或左副都御史6人，再就是总督2人（均带兵部右侍郎衔）、巡抚2人（均带右佥都御史衔），而且这些侍郎、督抚中又仅有5人在现职上，其他5人都赋闲在家，不过是乡绅而已。

到天启七年末魏忠贤崩溃前后，虽然只过了短短三年时间，阉党的政治实力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文臣中已经有八人入阁担任过大学士，任尚书及加尚书衔的达44人，其中加公孤、太子师衔而成为一品大员的有27人。至于任侍郎、督抚的就更多了。很显然，魏忠贤专权的三年对于阉党官僚们是一个宦途发达的天赐良机，他们充当魏忠贤的帮凶爪牙，加强了魏忠贤的统治力量，反过来也受到了高官厚禄的回报。

核心集团

在阉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不过是为魏忠贤充喽罗、充爪牙，真正与魏忠贤关系十分密切，参与机密，制定政策的，仅数人而已。这些人环列魏忠贤周围，构成了魏忠贤统治的核心集团，其中最主要的大约有这样几个人：

王体乾

顺天昌平（今北京昌平）人，早年入宫为宦官，进过内书堂，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他多年服务于太子的东宫（太子即万历帝长子朱常洛，后即位，庙号光宗），资格、地位均高于魏忠贤。太子即位后，他以从龙旧部的身分迅速上升，掌尚膳监，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天启元年，他为了进一步晋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一内官的最高职务，主动投靠正在宫中蒸蒸日上的魏忠贤，甚至与魏忠贤的掌家太监王朝结义，兄弟相称，终于与魏忠贤合谋暗算了故友王安，登上司礼监掌印的宝座。在魏忠贤集团中，王体乾正好当得上“卖友求荣”四个字。尽管在名义上他是宦官中第一人，但在宫中他却始终甘居于魏忠贤左右手的从属地位。“避忠贤，独处其下，故忠贤一无所忌。”魏忠贤疏于政务，因而需要王体乾等“为之谋主，遇票红文书及改票，动请御笔，体乾独奏，忠贤默然也。”［书目3，卷三百五，第26册，第7825页。］可以说，如果没有王体乾这样一个既甘于臣服又能胜任司礼掌印一般职责的人，魏忠贤的专权在技术上就会遇到许多困难。

魏广微

北直南乐（今河南南乐）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天启三年春已大拜入阁。天启四年初冬，他感到了政治天平的猛烈倾斜，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分交结魏忠贤。魏忠贤当时在文臣中还极少羽翼，何况是内阁中的相爷，因此也喜出望外，对魏广微相当感激尊重。在魏忠贤专权的第一年里魏广徽同魏忠贤的关系极其密切，魏广微每有建白，“书札皆用阁揭折子，外贴南红签，题曰：内阁家报。”［书目12，卷十四，第74页。］又是“内阁”，又是“家报”，这种公私合璧的特殊方式正反映了当时内外两魏的特殊关系。魏广微对于魏忠贤专权初期的用人行政影响颇大，因而逆案中对其评语为“首开陷附，阴行赞导。”［书目6，第226页。］但就其与魏忠贤关系的实质而言，却还是如《明史》本传中说的：“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天启五年八月，由于阉党内部的相互倾轧，魏广微被迫致仕退休，离开了政治舞台，临行时对魏忠贤又是遗赠厚礼，又是题诗留念，难舍难分。

崔呈秀

北直蓟州（今天津蓟县）人，是魏忠贤的第一心腹和得力干将。《明史》上将其列为“五虎”之首，但当时一些记载认为“五虎”中本无崔呈秀，而有孙杰，按“五虎”、“五彪”、“十狗”之类均为魏忠贤的走狗爪牙，崔呈秀的地位当不止于虎彪。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初授行人司行人，天启初年擢为御史，巡按淮扬。当初东林党人势盛，他曾想加入其中，但因官声不好被拒绝。在淮扬任上，他贪赃受贿，声名狼籍，四年八月还朝，立即被其主官，刚上任不久的左都御史高攀龙参劾，疏中说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方御史，未尝有如呈秀之贪污者”。［书目26，卷四十八，下册，第277页。］他于是被革职听候审查，如果审查结果属实，大概还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分。在这种极其窘困危急的情况下，崔呈秀通过旧相识，内官许秉彝的引见，投靠了魏忠贤。据说他是趁夜造访的魏宅，痛哭叩头，一面伸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陷害，一面乞求作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恨相见晚，遂用为心腹，日与计画。”［书目3，卷三百六，第26册，第7848页。］

崔呈秀为人贪漤无耻，但颇为干练，在阉党诸人中又最与魏忠贤臭味相投，因此深得魏忠贤信任。他于天启五年复职为御史，一年之内数次超擢而为工部右待郎并兼右佥都御史，负责督理重建宫殿的工程。主管殿工是最容易发财的肥缺，同时又最容易同魏忠贤接近。魏忠贤“以督视，日与呈秀晤，屏人私语。”［书目9，列传卷之三十，第4册，第2657页。］因而阉党政权几年中的各项要政无不渗透着崔呈秀的意见，那些想加快升官速度的也几乎都要走他的门路。他与魏忠贤主管的特务机构相勾结，挤走了资格太老又不太听话的魏广微、顾秉谦等人，自己也很快升到了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天启七年八月，也就是魏忠贤政权突然大势去矣的前夕，兵部尚书出缺，吏部会推二人均不称旨，复议时特别推举了崔呈秀，称其为“才猷乃文乃武，品局纬地经天，安攘涵盖于胸中，方略熟筹于掌上”，［书目1，卷八十七，第70册，第4228页。］用的已经是类似吹捧魏忠贤的调调，而绝非一般会推奏疏所能见到。崔呈秀于是在左都御史之外，又兼任了兵部尚书（实职），成为当时除了魏忠贤本人以外最有权势的人物。如果再有一点时间，他肯定不但在实权上而且在名分上也要压倒群臣。《逆案》中称他为“佐逆罪魁”，良有以也。

霍维华

北直东光（今河北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作过知县，后晋升为兵科给事中。他是那种升官唯恐不速的人，总想找机会捞一笔政治资本。天启元年夏，魏忠贤和王体乾作好了交易，准备联手排挤掉最有希望成为司礼掌印的王安，正缺一个外臣发难。霍维华从在宫中执役的内弟陆荩臣处得到消息，就乘机弹劾王安，致使王安被害而死。王安与当时在朝中极有势力的东林党人关系密切，霍维华为此大大得罪了东林党人，一时处境相当不妙。但他似乎看准了，终有一天整个朝廷都会成为魏忠贤的天下，所以向魏忠贤靠拢得更近。果然到天启四年以后，他成了魏忠贤政府的红人。由于“所亲为近侍，宫禁事皆预知”，［书目3，卷三百六，第26册，第7863页。］与魏忠贤联络特别方便，他还是魏忠贤的主要谋士，在追论“三案”等重要的政治活动中起过主导作用。后来在清算阉党罪行的时候，给他的判词中说：“某赃、某罪、某杀、某戍、某削、某夺，其成算也。”认为他在阉党中实属非同一般的人物。他当初迅速升官的愿望也得到满足，由给事中经太仆寺少卿、卿，不久就当上了兵部侍郎，成为佐贰大臣，天启七年更进为右都御史，又进兵部尚书（视侍郎事），加太子太保，由七品给事升至一品大员才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徐大化

在阉党核心集团中，以与魏忠贤同乡的北直隶人居多，徐大化却是个例外。他是浙江会稽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是阉党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他在宦途上不算顺利，屡败屡起，至天启初年才当上个刑部员外郎。万历年间，他是专同东林党人作对的“邪党”之一－－浙党的骨干分子，因为朋党间的成见，在天启三年的京察中被主持这次考察的东林党人削了职。在朋党之争中败下阵来的徐大化看到了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在天启四年攀上了魏忠贤。这年夏秋之际，东林党人和魏忠贤公然绝裂，闹得朝中风风雨雨，当时的首席大学士叶向高上疏弥合调停。魏忠贤以皇帝的名义对这一本章予以驳斥，并大肆夸奖了一番自己的功绩。叶向高见到这道文辞规整，条理清晰的圣旨大为惊骇，“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为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书目3，卷二百四十，第20册，第6238页。］

徐大化多年来一直是东林党人的死敌，但只有魏忠贤的专权才给他造成了打倒政敌，报仇雪恨的机会；而魏忠贤又正需要一批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官僚合作，以施行自己的统治。徐大化投靠魏忠贤代表着当时的一股政治风向，后来有大批与东林对立的“邪党”人士加入到魏忠贤麾下。徐大化则因为带了头，特别受到重视。他于天启四年冬即以中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直接下令）起为大理寺丞，不久又历少卿晋左副都御史，最后官至工部左侍郎，加尚书衔。在阉党要政中，迫害东林党人的著名的“六君子”等案是徐大化出谋筹划的。

政治赌徒

明代是理学极盛的时期，一般说来，士大夫比较倾向于标榜道德，崇尚气节，重视名誉。但阉党的众人则不然，他们很少有政治和道德的信念，让人觉得很有些少廉无耻之感。

除了宫中的太监、魏忠贤的亲属，以及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头子之外，魏忠贤党羽中的文官官僚大体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在魏忠贤专权之前已经地位很高的卿贰大僚，如前面介绍过的魏广微和魏忠贤政权前期的首辅顾秉谦、后期的首辅黄立极（天启四年之前已经是礼部侍郎）等人。这些人同魏忠贤本无渊源，有人还认为顾秉谦可以算作东林党的外围成员，在新政治体制下也不见得能获得多少特殊利益。只是他们把已有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看得太重，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候也就顾不得原则与道义，“只求宦达，不矜名节”了。

明代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们通常还是耻于与之为伍的。但阉党中的大老们似乎很不把社会上颇为看重的礼义廉耻一类道德观念当回事。顾秉谦以政府首脑的身分，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首言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书目15，卷二，第70页。］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充当儿子，真是无耻之极。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更有高明的办法，他因为有一个婢女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书目14，卷四，第六叶。］公然就以魏家姑爷自居起来。

人格如此，这些人的政治品行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都是见风使舵的好手，从政的基本原则是个人眼前利益高于一切。他们在阉党集团中虽然地位显得很高，但除魏广微较为积极外，大多充当着“碌碌徇人”、“唯唯听命”的角色（《阉党逆案》中黄立极之评语）。

第二部分人是以徐大化为代表的“邪党”人士。他们由于同东林党人作对，一度在政治上很不得志，魏忠贤的迅速上升及其同东林党人的对立却给他们造成了在政治上翻案倒算的天赐良机。天启四年末五年初，一大批“邪党”人士加盟阉党，大大加强了魏忠贤的统治实力。除徐大化外，阉党中比较重要的“邪党”人物还有王绍徽、徐兆魁等人。

王绍徽，陕西咸宁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居官“颇以清操闻”，［但因是“邪党”党魁汤宾尹的门生，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京察中被逐，于是成了东林党人的死敌。天启初起为太仆寺少卿，三年的癸亥京察再被罢免。天启四年冬，魏忠贤召其为左佥都御史，明年数升而为吏部尚书（明制，以吏部尚书为百官之首）。他与魏忠贤本来毫无关系，但出于对东林党人的仇恨，他为东林罗织罪名，编制黑名单，在迫害东林党人的活动中出力极多。

徐兆魁，广东东莞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万历末年作过湖广巡抚，地位也相当高了。自从东林结党以来，他一直站在其对立立场上，是老资格的东林反对派，因而万历中和天启初年两次被东林排挤出朝堂。天启五年他官复左副都御史回朝，年底即升任刑部尚书，专司在司法方面迫害东林党人，惠世扬、顾大章等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判处死刑都是出自其手。

阉党中的这部分人大都几经宦海沉浮，政治经验丰富，能量巨大。但他们完全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投入魏忠贤的怀抱，到头来也只能在政治利益同魏忠贤完全一致的时候为其充当帮凶和打手。在魏忠贤体制完全巩固之后，大约天启六年中期，这部分阉党人物中的一些人同魏忠贤和他的亲密助手们产生了分岐，有利益上的，也有政策上的，其代表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等人不久就因之而被排挤出朝廷，下野为民去了。

阉党中人数最多，在魏忠贤专权时期发挥作用最大的是第三类人。这些人在魏忠贤专权之前政治地位不高，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政治立场，投靠魏忠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官场上迅速发达起来。崔呈秀因受纠察前程暗淡，为自救而卖身；霍维华由于较有政治“远见”，提前拼命报效。归结起来都是为求宦途上一帆风顺、捷足先登。还有更明显的例子：有个叫刘志选的，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资格虽老，官运却不佳，天启中年才作了个郎中。后来他积极靠拢阉党，在议“三案”等运动中积极表现，总算被提升为顺天府丞（首都的副行政长官），但仍嫌纱帽太小。天启六年，魏忠贤正同张皇后闹别扭，让党羽写好了攻讦皇后之父张国纪的疏稿，招人署名上奏。但魏忠贤的死党中竟没有一个敢膺此重任的，因为疏稿中暗示张皇后并非国纪之女，而是一个死囚的野种，这事关涉国母，干系实在太大了。刘志选此时已经七十多岁，急于再有一番作为，竟然不避风险，以自己的名义将那攻击皇后的疏稿奏了上去。在数月之后他就被擢为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果真如愿以偿。

不论是霍维华的弹劾王安，崔呈秀的夜晤魏忠贤，还是刘志选的攻击国母，都带有十足的政治赌博的意味，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程碰运气。刘志选疏攻后父时就抱着年纪已老，“必先忠贤死”的想法，［书目3，卷三百六，第26册，第7854页。］以为此生不至于遭到报应了。但既是赌博就不一定总是赢，刘志选就赌输了。他于天启六年十月疏劾张国纪，第二年初得到提升，但只风光了几个月，魏忠贤居然垮台了。刘志选不但被列入逆案，而且以“倾摇母后、驱逐戚臣”的罪名被定为死罪。［书目6，第223页。］他此前已知事情不妙，自缢而死－－还是得到了现世的报应。崔呈秀和霍维华等人后来也下场不佳。随着魏忠贤的失势，崔呈秀自杀后仍被戮尸；霍维华则被流放于边卫。从最后的结局讲，他们也都赌输了。但当初他们以名誉、前程乃至身家性命作赌注押宝的时候，企图得到的却是高官厚禄，了不起的大利息。

为了升官，这些人特别善于钻营，也特别不顾廉耻。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一类魏忠贤的干儿义孙大多是由这部分人充当的。“十狗”之一的曹钦程原本是东林党中的小人物，后来东林大倒其霉，他立即变色，反噬东林，又巴结着当上了魏忠贤的干儿子。他“恃宠放恣”，甚至遭到了魏忠贤的厌恶，“及被劾斥归，诣璫叩头抱膝痛哭曰：愿无忘父子谊。”［书目14，卷二，第十四叶。］还有人因为直接向魏忠贤献媚不易，就千方百计地谄事魏忠贤跟前的红人。“十孩儿”中有给事中李鲁生和御史李藩两人，最初依附魏广微，广微势衰，则改事大学士冯铨，冯铨失魏忠贤宠，又改事崔呈秀，经过多番周折，才终于作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四姓家奴”。

这样一些人当然不会讲什么政治原则，他们的每一个政治行为都不过是一种钻营的手段，所以此一时、彼一时，方向会大相径庭。阉党中有一位很善于观测政治风向的贾继春，魏忠贤势盛时他也是竭力拥戴，但后来魏忠贤刚刚失势，他又最早疏攻阉党之魁。初定逆案的时候，主持者以为他虽然反复善变，持论却不无可取，没有将他纳入案中，崇祯帝却坚持把他归入了阉党，而且说他是“惟反复，故为真小人。”［书目3，卷三百六，第26册，第7872页。］确是入木三分的定评－－其实阉党中的多数人都能当得起这一评判。

贪婪、无耻、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这些就是阉党集团的基本特征。在这个群体里，好象品质越恶劣就越容易显赫。“五虎”之一的田吉，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通过了会试，但在紧跟着举行的殿试上却因作弊被纠察出来，没能得中进士，还被罚三科不得入考场。科举考试中作弊被纠，在士大夫中是极丢面子的事情，但田吉功名心重，罚期一满，天启二年再入科场，才中了进士。这样一个为士林所不齿的人物，因为甘为魏忠贤的爪牙，竟然官运亨通，至天启七年就擢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自释褐至极品仅用了五年时间，创明代之纪录。

阉党中的三部分人背景各不相同，加入魏忠贤集团的动机也各异，但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充当魏忠贤的党羽都是一项投机事业。这些熟悉政治历史的官僚们不会不知道，在明代及以前各代有多少依附宦官显赫一时的官员最终同他们的主子一起身败名裂。眼前利益的极大诱惑使他们顾不得日后难免身败名裂的阴影，但阴影毕竟存在着，所以他们一旦握有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尽可能地为自己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国家在魏忠贤和这样一批人的执掌下，不论怎样的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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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九千岁----代理皇帝

在君主独裁的政治体制中，皇帝拥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多方面的无限权力，于是不但可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掌握着国家和所有其他人的命运，而且能“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台湾金枫出版社1987年5月第一版，“原君”，第28页。］ 由于这样的原因，皇权在历史上一直是人们激烈争夺的对象。为了这一权力，有过无数次父子、兄弟、夫妻间的残酷杀戮，有过数不清的毒辣险恶的宫廷阴谋。但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君主的大位得来得太容易，因而对于那份能引起别人无数非分之想的权力全不知珍惜，会随随便便地把它抛给什么人。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名义君主－－明熹宗，就正是这样一位皇帝。

天启帝撒手大权，并且选择了魏忠贤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来担任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是由于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在分析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导致魏忠贤登上权力顶峰的因素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如果光宗皇帝不是登极一月就呜呼哀哉；如果天启帝从小受到过严格的正规教育（他本该受到这样的教育）；如果东林党人没有用过分强烈的方式去表示他们的忠诚；如果天启帝的乳母客氏选择的密友是二魏而非大魏……每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造成同一结果：历史上将不存在魏忠贤这样一个名字，也没有任何人会去注意他。这样看来，魏忠贤上台这件事本身更是极其偶然的。如果一定要从这偶然中寻找出某种历史的必然性的话，或许可以说：魏忠贤的专权是君主专制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产生出来的怪胎，正好反映了这种制度的某种荒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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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启皇帝

被教育遗忘的角落

按照一般习惯，明熹宗朱由校通常被称作天启皇帝。实际上，他最为正规的全称应该是“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书目3，卷二十二，第2册，第297页。］这一大串名称是在他死后由其继承人崇祯帝和臣子们为他确定的庙号和谥号。根据源自西周的谥法的古老本意，谥号是对死者一生事迹的盖棺论定式的总评价。这样，天启帝的一大堆称号似乎表明他几乎具备我们的祖宗所崇尚的一切美德，同时又渊通博达，才智超群。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多年以来，谥法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群臣和子孙们为逝去的君主选择的谥号已经成了官样文章，根本不再包含评判因素。真正的天启皇帝既不“庄”又不“勤”，更不要说“章文襄武”。恰恰相反，他相当晚熟，缺乏正规教育，直到23岁死去的时候也没有完全脱离幼稚状态。

一般说来，贵族子弟倾向于早熟，这大概同他们特殊的家庭、社会环境，特别是良好的教育有关。天启帝的情况却非常不同，在他十六岁上继承帝位之前，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他的教育问题。

出现这种特殊情况，是因为天启帝和他的父亲在明宫中一直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原来，天启帝的祖父万历皇帝有八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正宫皇后所生。按照传统的宗法制继承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就是天启帝的父亲－－应该被立为太子，作万历帝的法定继承人。常洛的母亲本来是李太后（万历帝生母）宫中的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事出偶然，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万历帝喜欢的是一位郑贵妃。两人情意绵绵，而且那爱情持久、执着，至死不渝。郑贵妃也为万历帝生过两个儿子，皇三子常洵和皇四子常治（另有一个皇二子少年即夭折）。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情，万历帝很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常洵为太子。这样，皇帝的意图就同传统的礼法发生了激烈冲突。

不论儒家的经典理论还是列祖列宗的实践，都明确规定了“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对于儒学的信徒和皇朝的忠臣来说，这一原则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但是皇帝竟然想违背这一原则，在朝臣看来，就是溺于私情，很不光彩，很不道德，而且对政治局势有极大的破坏性。为了申张天理，也为了政治的稳定，朝臣们同皇帝的荒谬意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因为事关太子的确定，而太子是嗣君，被认为是国家之根本，所谓“太子天下本”，［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一版，卷九十九，第8册，第2725页。］所以这场斗争被称作“国本之争”。这“国本之争”自大约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光宗继位，前后断断续续地闹了三十多年，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极深远的影响。不过，万历帝的个性原本是很软弱的，在朝臣的激烈抗争下，他虽然一再拖延、搪塞，还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了长子常洛为太子。这年，常洛已经二十岁了。

万历帝勉强册立了太子，心中却很不愉快，对太子的态度也十分冷淡。这种不正常的父子关系使得太子和他的宫中人等总有一种凄凄惶惶的朝不保夕之感。加以社会上不断有流言传出，说皇上有意废掉太子，再立福王（即皇三子常洵）。太子一门就更觉得危机四伏。天启帝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正是太子自顾不暇的时候，万历帝又把对儿子的冷陌施及了这位长孙，对他很少过问。

根据常规，少年的天启帝作为太子的第一继承人，也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本来应该为他成立一个由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组成的专门教育班子。但从历史记载看，这个班子却一直没有形成。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位御史曾经提及“皇长孙年已十龄，未闻出阁，岂成燕翼之深谋？”［书目5，卷一，上册，第111页。］出阁即太子皇孙正式接受由廷臣组成的教育班子的正规教育。这份奏章被万历帝扣在宫中（所谓“留中”），再也没听到回音。其实，就是太子本人的教育问题也一直在被极其轻率地处理着。早在万历十八年（1509年）初，尚不是太子的朱常洛已经虚岁九岁，早已过了正式入学读书的年龄（万历帝从六岁起就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了），在朝臣的压力之下，首辅申时行等四位大学士集体向万历帝请愿，提出“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书目7，卷六十七，第3册，第1062页。］但因为常洛的出阁读书涉及到一系列仪礼问题，必须要确认他的储贰身份，所以万历帝宁可拖着耽误了儿子的教育，也不愿一下子就把以谁为太子的问题立即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遂了群臣之心。这样，常洛的教育问题就一拖再拖，甚至到他终于被册封为太子之后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乃父的情况如此，其子更要等而下之也就很自然了。天启帝幼年从来没有从真正的士大夫读过书，他的启蒙者不过是太子的东宫里较有文化素养的一些太监们。而且由于东宫中那种朝不保夕的气氛所致，这种由太监们从事的启蒙教育也远不是严格正规和持之以恒的。从天启帝后来的表现看，他的文化程度总算达到了能够识字读书，但对于历史知识和儒家经典理论，他基本上是一窍不通。他的更重要的一批启蒙教师是没什么文化素养的下级宫女和太监们。这些人尽心地侍奉着小主人，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把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以至趣味爱好移植到小主人身上。由于没有正规教育来抵制，这方面的启蒙在天启帝身上作用颇大，他后来的种种乖张之处多源于此。

从小没有人督促他读书学习，正好养成了他“不好静坐读书”［书目12，卷三，第22页。］的性情。这种性情的另一面，就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在明代诸帝中，天启帝的热爱游戏、讨厌政务，可以和正德皇帝并列榜首。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明代宫词中有一首描写天启帝在御园围猎的，颇传其神：

草枯风疾露方晞，西籞寻常正掩围。

手斫兔狐贪目瞤，离离血染衮龙飞。［蒋之翘《天启宫词一百三十六首》，见书目28，第45页。］

玩得上了瘾他可以忘乎所以。即位还没多久，他曾经带着人在宫中玩鸟铳，不小心炸了镗，炸掉了一个太监的一条胳膊，还差一点伤着他自己，害得宫内一场虚惊。他爱游冶，虽然没有象正德帝那样微服离京，却也常常在各御苑中乘月登高，随风荡桨。后来他又喜欢上了木匠的工艺。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他对木工手艺简直着了迷，常常带着几名太监“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书目12，卷十四，第75页。］

在运斤生风的时候，天启帝真象一位睿智的大匠，难怪他终身乐此不疲。在这种创造中，他必定体会到了一种快意的自我实现感。但在其他场合，情况却大不一样了。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生母又死得早，平时除了几个宫女太监，几乎没有接触过其他人，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在人多的陌生场合，他显得羞涩、笨拙，总是象一个没有成年的孩子。据说他不好女色，对性爱没有什么兴趣，这同他那爱玩爱闹爱新奇对照起来看，也正是一种孩子气的表现。对于处理政务，他表现出了由衷的厌恶，而且从来没有入门。在整整七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相当模范地每月数次临朝，参加例行的办公会议，但很少有几次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当时的朝臣中就有人指责他的上朝有如“傀儡登场”。对于本来应该由他主持的批本工作，他更是撒手不管，完全交给以魏忠贤为首的一批太监们。在偶尔提及政务的时候，他常会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前后矛盾，这与其说是因为他记性不好又心无定见，还不如说是他根本就没有把这类事情放到心上过。

对于天启皇帝，政治总是那样一副陌生、讨厌的面孔。非但如此，少年时期的经验甚至还告诉他，政治中包含着无穷的险恶。

东林党人

在天启帝成长的时期，他的父亲虽然已经被册封为太子，但“国本之争”给政治生活蒙上的阴影却始终没有消失。在立嗣之争中，大多数朝官乃至社会舆论都站在传统礼法一边，反对皇帝，但总有那么少数人，希望通过讨好皇帝来捞取政治资本。此外，居于高位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们不愿君臣之间闹得太僵，也往往采取抹稀泥的调和态度，而这些人自然又会拥有一批打旗抬轿的支持拥护者。这样，一丝不苟地坚持原则，专门同皇帝和高级官僚作对者自命“正人”、“清流”，而把那些破坏原则，阿附皇帝、辅臣的人叫作“邪佞”，再加上种种故旧关系和政治利益纠缠在一起，于是有了不同的政治派别。由于“国本之争”旷日持久，两个政治派别的隔阂也就越来越深。到后来，所谓“正”、“邪”两派已经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不论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争斗不休，朝廷自然也就被闹得乌烟瘴气。

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人”中的代表人物，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些志同道合者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人都参与其中，一时声名大噪，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们都闻风而向附，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他们虽称讲学，真正关心的却是时事政治。有人说：“其学经生之所知者，绝无足听也。徒相与臧否人物，訾议国政，冀当国者闻而药之。”［书目20，卷中，第12页。］东林书院的盈联上也分明写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一些仰慕东林书院的名声，个人遭遇也与顾宪成等人差不多的人（大体上都是因为得罪了皇帝或权贵而丢了官的乡绅），也仿照东林书院的模样，在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书院；也有的虽不建书院讲学，却与东林书院声气相通，志趣相投，交往频繁。这些与顾宪成等人结成一气的人当中，颇有一些海内知名的贤士，象赵南星、邹元标，在政坛和社会上都有巨大影响。于是，东林书院以及各地同类书院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再加上他们在朝野上下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被人们称为“东林党”。那些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则被东林目为“邪党”。东林与“邪党”之间冲突极多，其中最原始且又贯彻始终的就是“国本之争”。只有对立长原则态度最坚定而且最僵硬的人，才算得上东林党人。

万历时期的东林党人，有的在朝，有的在野，政治上沉沉浮浮，总起来讲并不十分得意。但这些人盘根错节，相互呼应，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巨大政治势力。他们不间断地同“邪党”斗争，制造出一次次政治动荡，也为后来更大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在这一系列政治斗争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所谓“三案”之争。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是指分别发生在万历帝、光宗泰昌帝和天启帝三代皇帝统治时期的三个宫廷事件。这三个事件都与“国本”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三案中的第一案“梃击”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这年五月初四日，有一个手持枣木梃的中年汉子不知怎么混进了东华门，突然窜到太子居住的慈庆宫门口，打伤了守门的太监，直闯到正殿前才被制服捉住，这就是“挺击案”。由于太子和皇帝之间有一段微妙关系，此事一经传出，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轰动。几年来，关于万历皇帝有意易储的传言从来没有断绝，甚至还出现过充满恶毒谣言的匿名传单，影射郑贵妃和她的家族正在努力行动，要陷害太子，再立福王为太子。由于有这个背景，持杖闯慈庆宫的事件就变得极富政治敏感性。

持木棍闯宫的人叫张差，三十五岁，家住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井儿峪，无家无业，靠砍柴为生。从他的行事作为来看，此人肯定有精神或智力方面的缺陷（历代差不多都有一些擅闯宫禁的事，肇事者多为精神病患者）。刑部司官于十日初审张差，依着疯子闯宫的路子，所录供词强调他的“失志癫狂”。如果就此结案，事情当然比较容易平息。但宫廷内外已经在对“梃击”这件事议论纷纷，许多人都怀疑张差闯宫是受人指使，目的自然就是要不利于太子。特别是朝中的一些东林党人，对此事更是极其热衷，纷纷上疏争辩，要求法司详审案犯，务必要查出主谋的元凶。正在群情汹汹的时候，突然又爆出了一个重大新闻。负责管理刑部监狱事务的提牢主事王之寀在十一日晚上利用职务之便，在牢中私审张差，得到了与前日刑部审讯完全不同的供词。张差供称：他是由同乡的马三舅和李外父介绍给一个不知名老公（宦官），由那个老公带到北京，住在一个不知名街道的大宅子。另一个老公让他“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书目5，卷一，上册，第113页。］并给他一根枣木棍子，领他由后宰门（地安门）进到宫门，后来打人被捉云云。这供词里说的仍然带着几分疯傻气，但不论如何，他的闯宫却是有人阴谋主使的，这问题可就严重了。

王之寀立即把审得的情况向皇帝作了书面汇报，同时请求万历帝“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书目5，卷一，上册，第115页。］其他人敦促皇帝立即降旨深究的奏章也随后接连不断地飞进宫里，一些东林人士已经在疏中用“奸畹”（指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这样的词语，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郑贵妃一党。不论郑贵妃同此事有关还是无关，反正火是烧到她身上了。在万历帝看来，连他自己也同样受到了极大的牵连。因为朝臣为了他自己的儿子的利益同他斗争了几十年，现在出了如此重大的针对太子的阴谋，群臣和百姓对他产生怀疑大概也在所难免。为了应付这场危机，万历帝一开始使用了惯常的手法，对议论“梃击”事件的奏疏一律留中不发，想用沉默来淡化此事。但如此关系重大的事件岂能轻易被淡化？在朝臣的强烈要求下，万历帝最后只得同意由刑部再对张差复审。

复审是二十一日进行的，参加的人员大大多于第一次。这一回张差招供得极其痛快，原来的马三舅、李外父都有了实指，还招出那两个不知名的老公是庞保和刘成。这庞保和刘成据说正是郑贵妃宫中的执事太监！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则“梃击”可以肯定是一起郑贵妃阴谋杀害太子的未遂事件。但事情却有许多可疑的地方。最大的疑点就是这样的阴谋太不合逻辑，不合情理。暗害元嗣这样的重大阴谋可以有许多种方法，历史上有的是先例，但由一个半傻不呆又没有半点功夫的人单枪匹马地用一根棍子冲破重重警戒去打死太子（就算闯进慈庆宫，他肯定也分不清谁是太子），无疑是想象力所难及的最愚蠢的方法。反过来看，如果张差的闯宫确有人指使，那指使者显然并不希望达到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打死太子的目的，而只想获得某种轰动性效应。郑贵妃恰恰是最希望致太子于死地（按照东林党人的说法）和最不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的，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指使者并非郑贵妃。何况，张差的供词本身也很可疑。有人说张差在复审招供完时曾经大呼道：“昨日教我的话，今都说了。”［书目5，卷八，上册，第403－404页。］如果是真的，那问题就更复杂了。

鉴于有这样的疑点，万历帝如果振作起来深入调查，其结果不见得会不利于郑贵妃和他自己。但生性软弱怠惰的万历帝宁可把事情敷衍过去，于是和太子共同召见群臣，作了一番父慈子孝的表演，而后为“梃击”硬行定案，将张差立即处斩，马三舅等仅处流刑，而被指为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太监（其实叫郑进、刘登云）抵死不招，后来由司礼监刑毙。一场官司结束得糊里糊涂。

因为案结得糊涂，就难免给人留下话柄。“梃击”案（以及“红丸”案、“移宫”案）后来被人们议论、争辩了十几年，翻过去又倒过来，却从来也没有把事情争论明白。当然，主张“梃击”是出自郑贵妃一党阴谋指使的始终是东林党人，而那些认为张差确属疯癫或是宁愿糊涂处治此案的则统统被东林党人指责为朝廷的罪人。在“梃击”事件中，东林党人的表现很有些教条主义的味道，但也显示出他们对于心目中的“正义”，对于太子的一片赤诚。这种僵硬的原则性倒正是东林党人的本色。

“梃击”案发生的时候，天启帝十一岁，正是开始记事，开始懂事的年纪。这个事件大概不会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因为太子的险恶处境在“梃击”中被形象化地表现出来了。作为长房长孙，他还列席了万历帝父子对群臣的召见，那种冰冷严峻和剑拔弩张的气氛就是他对政治生活的第一次实际感受。（有一位御史因为对应不称旨被当堂梃杖乱殴并逮送刑部。）也许，从那时候起，对于政治的厌恶和恐惧已经开始在未来的天启皇帝身上萌芽了。

“红丸”与“移宫”

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太子朱常洛终于战战兢地熬出了头。这年七月，万历帝病逝，太子总算成了皇帝。八月初一日，光宗即皇帝位，宣布以明年为泰昌元年。（由于光宗当年即逝世，后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下一年则为天启元年。）现在，该是太子的侍从、亲信和拥戴者们弹冠相庆的时候了。东林党人对太子的忠心耿耿终于得到了报偿，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有大批的东林党人被起用或提升，从内阁中枢、部院寺司直到六科十三道，到处都塞进了东林同仁。

可惜好景不长。光宗憋闷了几十年，一旦出头当了天子，真是好不畅快，于是一头扎进酒色之中不能自拔，结果是乐极生悲，登极才刚刚一个月就跟着其父“龙驭上宾”，死了。这紧接着的第二次政治巨变对东林党人却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们刚刚有了知遇之主，刚刚掌握了部分权力，正要施展一番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位知遇之主却转瞬即逝。此时，他们在悲痛之余最正常的反应当然是努力保住甚至发展手中的权力。

在光宗死后的几天当中，东林党人作了两件大事。一是提出追究光宗的死因，二是强迫天启帝的监护人李选侍脱离了新即位的小皇帝，这两件事即是三案中的“红丸”案和“移宫”案。

原来光宗是八月十日患病，十二日还强撑着参加了办公会议（御门议事）。十四日，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给他诊视并开了泄药。当晚光宗腹泄不止，从此委顿不堪。二十九日，他已感到痊愈无望，在召见大臣时问起了自己的棺材和陵墓的准备情况。先前曾有个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能为皇帝除病，光宗病笃乱投医，此时倒很想试试，于是让李可灼先后进上了两颗红色的药丸。光宗于当晚服下一丸感觉颇佳，第二天又服一丸，待到半夜之后就驾崩了。

在东林党人看来，皇帝死得蹊跷。李可灼职非医官，随便为皇帝进药已属大不合规矩。何况服红丸在前，崩逝在后，从时间顺序看，似乎红丸就是光宗的死因。如果真是这样，红丸岂不就是毒药，李可灼进药岂不就是弑君？依照这个思路想下去，问题越来越严重。李可灼能入宫诊视进药，是首辅方从哲带入的（其实是光宗坚持，方从哲遵命而已）。而这个方从哲在当年的“梃击”案中就态度暧昧，据说同郑贵妃颇有勾连。再深一步想，光宗病体加重都是因为吃了崔文升的泄药，而崔文升原先竟是郑贵妃的属下！显然，光宗之死，死于一连串的阴谋，阴谋的主使，宫中是万恶的郑贵妃，朝中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

其实，东林党人的推理有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他们强调“连进红丸两丸，须臾帝崩”的时间顺序，［书目16，卷十三，第二十三叶。］却有意忽视光宗此前已经病入膏肓的事实。至于当事人同郑贵妃的种种牵连，更是出于主观的臆想。东林党人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已经同当年争“国本”、争“梃击”有所不同，如果说当年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太子的权利和安全，那么这一次却主要是为了保住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力。纠缠“红丸”案对东林党人有两大好处：一是首辅方从哲牵扯在里面，可以借机把他排挤出政治舞台，由东林取而代之；二是暗示郑贵妃是主使者，可以向人们强调数十年来的“国本之争”，突出东林党人的历史功绩。

方从哲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入内阁，第二年成为首席大学士，到万历的最后几年，内阁中就只有方从哲一人独相。史称他“性柔懦，不能任大事，”［书目3，卷二百十八，第21册，第5760页。］东林党人却把他目为邪人。邪人当国是东林所不甘心的，所以东林大将，刚刚当上礼部尚书的孙慎行会在劾疏中直斥方从哲为弑君，“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益难免弑之实。”而且请求“将从哲大正肆放之罚，速严两观之诛”，［书目5，卷十，中册，第522、524页。］竟是要根除而甘心。方从哲在满朝籍籍中只好避嫌辞职。挤走方从哲是东林党人在争“红丸”案中取得的最大成果。

暗示郑贵妃主谋毒死了光宗也是一种策略。说郑贵妃谋杀皇帝是很难以令人置信的，因为郑贵妃根本就缺乏杀人的动机。光宗既然已经即位，就是死了也只能把皇位传给儿子，郑贵妃一系并不能占什么便宜。何况在光宗即位后郑贵妃赶着贿赂奉承，双方已经尽释前嫌，言归于好了。东林党人一定要讲述一个不可信的神话，目的就在于向社会，特别是向下一位继承人天启皇帝强调：数十年来，郑贵妃一伙，甚至包括万历帝本人，一直要褫夺光宗的皇储地位，甚至要谋害他的性命。只是因为有了东林党的忠臣义士们的不懈奋斗，光宗才终成正果。换句话说，天启帝能登上宝座，也全是靠着东林党人立下的汗马功劳。不过，在东林党人忙着向天启帝表现自己的功绩，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正义，总之是自己对于新朝廷的重大意义的时候，在天启帝这方面，感受到的也许完全是另一种东西。这在“移宫”案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光宗的元配太子妃郭氏在数年前已经去世，所以在光宗即位之后，并没有人能自然而然地成为皇后，觊觎皇后之位的是他的一位宠妾李选侍。李选侍因为得宠，作皇后并非没有可能性。光宗也确实数次提出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由于没有皇后，皇贵妃自然要主掌宫壶了），但礼部认为新天子刚刚登位，连两位太后和元妃的谥号还无暇议及，晋封皇贵妃的事也只宜缓办。谁知光宗只一个月就故去了，李选侍不但晋身国母的梦想成了泡影，就连皇贵妃的名号也没捞到，实在是又悲痛又懊恼，于是生出一些“妇人之见”，想用手中把持的小皇帝来作为同朝臣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天启帝的生母王氏原是太子宫中地位不高的一位侍妾，因为生了皇长孙，母以子贵，封为才人。但王才人命薄，没等天启帝长大成人就死去了。其后，李选侍以宠妾的身分争取到对太子长子的监护权，直到光宗即位之后。天启帝幼稚晚熟，虽然已经十六岁了，却没有对其监护者李选侍表现出一点独立意识。光宗病危之际，曾召方从哲等13人在乾清宫托孤。正讲到一半处，“李选侍拉皇长子入，嘈嘈语，复趣之出，皇长子含愤上曰：‘要封皇后。’上色变。”［书目15，卷一，第17页］在场的大臣对此情景都不禁愕然，一方面觉得李选侍太不懂礼数法度，另一方面也感到皇上这位宝贝儿子虽然已过了志学之年，竟还会让一位庶母拉来扯去，当传话的小听差，实在幼稚。从天启帝即位前后的一些行止表现来看，他更象是个十岁上下的孩子。

小皇帝特别晚熟，这给了李选侍一个机会。她以为只要能继续监护着这位皇帝，总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在光宗驾崩的当日，群臣到宫中来哭临（同遗体告别），她就把小皇帝藏起来不让群臣见面。后来朝臣和内臣联合起来，连吓带骗，总算把天启帝弄了出来，于是山呼万岁地朝拜了一番，既而不由分说，把那吓呆了的孩子簇拥到历来归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断绝了李选侍和小皇帝的联系。皇帝被劫持，李选侍乱了章法，只好赖在乾清宫不走。这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按当时的说法，“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书目3，卷二百四十四，第21册，第6330页。］并非什么人都住得的。李选侍先前因服侍光宗而入乾清宫，现在光宗已死，实在没有再赖下去的理由。揆其心理，不过是希望朝臣们能有所妥协，大小给她个封号，也不枉辛辛苦苦监护小皇帝几年。只是在朝中得势的东林党人却不好惹，他们毫不妥协，今日一本，明日一本，还几次到宫中吵嚷争执，痛斥李选侍。李选侍手里没了皇帝，已自泄气，熬了几日，只得悲悲切切离了乾清宫，连行李也顾不上收拾。这一番混乱后来就被称为“移宫”。

在“移宫”案中出力最多，因而名声也最大的，是东林党的两位骨干，杨涟和左光斗。杨涟，湖广应山（今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初任知县，后擢为兵科右给事中。左光斗，南直桐城（今安徽桐城）人，亦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初任中书舍人，后选授御史。杨、左二人官职不高，但因忠直敢言而在朝中颇有影响。杨涟以七品给事中竟与诸大臣同受光宗临终托孤，说明他在朝中的特殊地位。在“移宫”中，几次闯宫廷，抢皇帝，驱逐李选侍，都是杨、左带头。两人因此而成名，仕途上也从此一帆风顺，没有多久，杨涟和左光斗就分别升为左副都御史和左佥都御史，进入了高级大臣的行列。

杨、左二人的成名与晋升正好集中体现了东林党人在“移宫”事件中的收获。其实，作为斗争对象的李选侍，不论是实力、胆识还是政治经验，都根本不配同东林诸公抗衡。何况，即便这位李选侍真的封了太妃甚至太后，或是仍然监护着小皇帝，从当时的局势看，对政治并不见得有什么不良影响。可以说，天下本无事，但东林党人却有意无意地张大其辞，制造紧张空气。左光斗当时上言：“傥及今不早决断，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将见于今，臣诚有不忍言者矣。”［书目16，卷二，第五叶。］把李选侍比作武则天，让后人听了实在觉得有点可笑。但在当时，杨、左等人在宫内外大闹，却很为东林党人争得了一些影响。既然帝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那些为帝国利益而斗争的人们当然是了不起的忠臣义士，当然值得赞扬尊敬。既然危机已经安然度过，那些力保帝国摆脱困境的人们当然是建下了不世的功业。东林党人分明感到了，在新天子刚刚上台的时候，他们不但已经布满了朝堂，而且声誉、功绩都已发展到了顶峰状态，只待形势稍稍安定，他们就可以大有作为一番了。只有一点，他们却完全忽略了：在那一连串的喧嚣动乱之中，那位少年天子也许已经被吓坏了。

登极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在天启帝的社会化进程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他刚刚从全封闭中探出头来，那幼稚的心灵却受到了太多的冲击。最初是祖父逝世，父亲继位；紧接着，父亲病重，死去，而且他还听说，父亲是被人谋杀的－－当皇帝实在危险！

父亲刚死，他又成了东林党人与李选侍一场拔河比赛的媒介物，几乎被扯成两半－－在这场争夺中，他完全是被动的，充分体验到了自己的软弱无力。在“移宫”的那几天，他甚至终日涕泣，莫之如何。

后来，人们又告诉他，那个多年来作为他母亲的李选侍，原来自始至终是他的仇敌。她不但一心想篡夺他的江山，而且还是杀害他亲生母亲的凶手（这个信息出自天启帝正式即位不久后的一道上谕，但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上谕的作者实际是当时最有实权的太监，东林党人的好朋友王安，天启帝本人对这一信息也同样会惊异不已。）－－那些貌似亲切的人也可能包藏着极大的祸心！

在这段时间里，天启帝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和暴力，而那些阴谋又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篡夺他们父子的权力。

这一系列强剌激无疑会给一个刚刚踏上社会旅程的少年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一辈子影响他的行为和判断。我们看到在两方面这种影响是突出的。一是天启帝始终对政治既无兴趣又缺乏自信，宁可不闻不问；另一方面，环境的险恶使他的自我极力固着在幼年状态中，把幼稚当作了避风港。而这种幼稚的突出表现，就是对母亲的长久依恋，不是亲生母亲，而是他的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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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理人政治

君主制的难题

从根本上讲，一切君主专制政治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君主是神的代表；又是最高智慧（在我们中国，还包括最高道德）的体现。这就是所谓“唯天子受命于天”［《礼记·表记》，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9月第一版，下册，第1643页。］以及“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华书局《春秋繁露义证》本，1992年12月第一版，第302页。］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君主拥有绝对权力才显得合情合理。专制君主似乎是理所当然地高高君临于他的臣民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生之、死之、荣之、辱之、贵之、贱之、贫之、富之。

君主的权力无边，同时也就有了重大的责任。他必须对国家的一切要政大计做出最终决定，因而应该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又必须对全国所有的大案要案做出终审判决，因而应该是一位精通律条的法官；在一切军事行动中他都是理所当然的最高统帅，因而应该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他又负有教化万民百姓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应该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教育家；在中国，他还有一项特殊职责，就是担任全国最高“道德法庭”的最高仲裁人，一切对忠孝节义的旌表和对乱臣贼子的声讨只有在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实施，因而他还应该是一位道德的楷模和伦理学大师。当然，由于天子们都是“天生圣人”，要达到上述要求，担当起那些责任，从理论上来讲并没有什么困难。

而实际的情况却总是同理想君主的假设相悖。皇帝和国王们其实仍然是些普通的凡人。由于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特殊成长环境，或是由于受到无边权力的恶性腐蚀，君主们当中智能低下、性情怪僻者大有人在，资质上还远不如普通的凡人。他们之中有晋惠帝那样的因“何不食肉糜”而被传为笑柄的白痴，有赫连勃勃那样的以杀人取乐为生命支撑点的疯子，也有汉殇帝、冲帝那样的尚在襁褓中的黄口小儿。［房玄龄等撰《晋书·惠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第一版，第1册，第108页：“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赫连勃勃载记》，第10册，第3213页：“勃勃性凶暴好杀，无顺守之规。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便手自杀之，群臣忤视者毁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谓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范晔《后汉书·殇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一版，第1册，第195页：“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时诞育百余日。”《冲帝纪》，第2册，第275页：“建康元年立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岁。”］其实，即使是如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康熙帝那样一些伟大的君主，同理想君主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他们远没有达到“圣人”的水准。

在君主专制政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矛盾：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要求君主负有极大的责任，对君主这一政治角色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理想中，帝王的角色甚至应该是尽善尽美的；但现实中的君主却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他们不但会有普通人不可避免的缺点和弱点，甚至可能还低于常人的水平。这种理想中的完美君主同现实中的平庸君主之间的巨大差异，常常就成了君主专制政体中一道解不开的难题。可以说，君主政体中大多数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变迁，都与这一难题有关。臣子们（和一部分君主们）为了保持君主政治模式的合法性和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行，千方百计地缩小理论上的“万能君主”同现实中的“无能君主”的差距，（通过对嗣君的教育，甚至是胎教！）同时又尽可能地努力要把这种差距造成的破坏性损失降到最低尺寸。在中国历史上漫长而又坚持不懈的限制君主权力的运动，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形式。

在中国古代政治法学的基本原则中，始终包含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要点：一、皇帝的权力是绝对的，是无限的－－其依据就是关于理想君主的假设。二、皇帝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这一条则是从平庸君主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历代的谏议制度、隋唐的门下省一类掌封驳的机构，都是体现了后一原则。事实上，整部古代史中都充满了臣子们对皇帝的斗争。他们的武器不算太少，有上天之命，有祖宗之法，有孔孟之道。利用这一套武器，历代的政治家给君主制定了一大堆有形或无形的繁琐守则，其要求之严格刻板，实为一般人难以忍受。

但是，对皇权的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君主体制的难题。只要皇帝拥有绝对权力这一基本原则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对君主实行的制度的、观念的和舆论的限制就可能会部分甚至全部失效。而在影响制约皇权的各种条件中，皇帝本身的个人素质恰恰又是最主要的条件。因此，当一位君主仅仅是凭着某种血缘优势（如先王的嫡长子）取得最高权力的时候，他统治下的政治局面如何就带有很大碰运气的成分。如果那位君主碰巧是罕见的圣主明君，那自然是国家之福；如果遇到了平庸的君主，有效的限制通常也能够保持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一个庸庸碌碌的太平盛世；刚愎自用，自我意识特别强烈的君主倾向于冲破一切限制束缚，大概会使朝臣大吃苦头；而如果是由完全没有能力或是完全不愿意承担皇帝职责的人出任君主，那就只好由一个代理人来替他完成有关职责了，这种代理人政治一般都难免要带来一场政治风暴。

在一些时候，至高无尚的皇帝也需要有人代理，这就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贵戚辅政、母后垂帘、权臣专擅、嬖幸弄权层出不穷的基本原因。

两种代理人

需要代理人的皇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没有能力承担皇帝的职责，另一类则是完全不愿意承担皇帝的职责。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两种性质有所不同的代理人。在明代，魏忠贤以前就有过两种代理人的典型事例。

所谓完全没有能力的君主，最常见的是那些冲龄即位的小皇帝们。明代诸帝中，英宗和神宗万历皇帝都是十岁继承大位，是最年轻的两位皇帝。且看万历初年的情况。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崩，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改明年为万历元年。新皇帝的成熟状况相当于现在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当然没有能力处理国务。当时最有可能代理皇帝办公的有三个人：万历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太后的心腹、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首席大学士高拱。

万历六年（1578年）大婚之前，万历帝一直和母亲同住在乾清宫。生母利用同皇帝的亲密关系而总揽朝政，就是代理人政治中的母后垂帘方式，这种方式自西汉吕后直至清朝的慈禧，相当普遍，只是明朝却从来没有过母后临朝的传统。慈圣太后李氏不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妇女，更不愿违背祖宗的成法。尽管她在最后确定政治代理人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却不打算自己充当这个代理人的角色。

冯保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入宫，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是宫中老资格的首脑人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是皇太后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基本媒介。由一位大宦官充当君主的政治代理人，在东汉和唐代曾经十分盛行，明朝本身也不乏这种先例。但宦官专权的各种条件（包括大宦官的主观条件）当时并不全都具备，冯保似乎也更愿意作一个代理人的伙伴和助手。

由内阁大学士，特别是首席大学士代理政务，在明代的政治结构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英宗朱祁镇少年继位，最初的职责就是由杨士奇、杨荣、杨溥的“三杨内阁”代理。但首席大学士高拱与冯保的关系相当紧张，在太后跟前自然也不会太有面子。因此，就在万历帝即位的当日，太后颁谕“数拱罪而逐之”。［书目3，卷二百十三，第19册，第5642页。］高拱从此灰心，几年后就死去了。顶替高拱的是次辅张居正。

张居正却是冯保极好的朋友，附带地，也就受到慈圣太后的信任和尊重。《明史》上讲驱逐高拱根本就是张居正阴谋策划的一次政变，可是证据并不充足。有一点是肯定的，高拱的下野使张居正在政治上受益极大。他不但立即升为首席大学士，而且在慈圣太后和冯保的全力支持下，充当了地位相当稳固的皇帝代理人。在万历初年，张居正以首辅身分拟定的旨意一开始就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因为不需要皇帝审查批准，所谓的“拟”其实就是最后决定。张居正能在万历初年实行变法，兴利除弊，掌握着这种最后决定权是重要的基础。代理人的身分也使得张居正的表面政治地位超过了寻常的人臣。慈圣太后和万历帝出于对他的尊重，都称其为张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于是群臣效尤，“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称‘元辅’而已。”［王世贞《觚不觚录》，浙江古籍出版社《说库》本，1986年10月第一版，第三叶。］内阁的同僚们对张居正也是“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书目3，卷二百十三，第19册，第5646页。］他最后的官衔是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其中太师一职为三公之首，整个明朝以文臣致此位的仅张居正一人而已。

没有能力完成其职责的小皇帝，一般也不会有能力指定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在如同万历初年的那种政治局面下，君主代理人通常是数种政治势力相互平衡的产物，是形势使之然，名义君主本人对于谁来代理自己完全是被动的。不愿意负责任的皇帝情况则不同，他们更可能以私相授受的方式将大权托付给自己的亲信，从而使代理人与自己的关系具有一种浓厚的个人色彩。正德年间的情况就是如此。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位极富于个性，不愿意受既定的一套皇帝守则束缚的君主。他喜欢住在紫禁城外的“新宅”，以回避宫中的清规戒律；他喜欢微服出行，免得总有那么多讨厌的仪仗随从；他喜欢军事游戏，喜欢音乐舞蹈，喜欢豪宴，喜欢美女，就是不喜欢规规矩矩地处理政务，作一个负责任的好皇帝。最能表现他性格特点的，是他对九五之尊的皇帝地位毫无兴趣，却一心想通过在边疆立军功给自己挣得一份功名。正德十二年（1517年），他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带兵抵御鞑靼的进犯，以后就不断地奖赏自己的功劳，加封自己为“镇国公”，为“太师”。尽管朝臣们不断提出抗议，他依然一意孤行。这位最缺乏责任感的皇帝上台不久就极尽声色犬马之乐，把朝廷大政全部推给了他在东宫时的心腹，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刘瑾初任皇帝的代理人时，还有些缩手缩脚，不敢放手替皇帝掌握权力，常常还会拿来各种公文请皇帝裁决。正德帝的态度非常干脆：“吾用尔何用，而乃一一烦朕耶！”既然要让你刘瑾代理，就是要彻底摆脱政务的烦扰。这样数次之后，“瑾不复奏，事无大小，惟意裁决，上多不知之矣。”［书目30，卷九十四，第4册，第1795页。］在正德帝与刘瑾的关系中我们看到，刘瑾的大权基本上是皇帝直接委托授予的。

厌烦政务的君主通常自己寻找政治代理人，他们主观上当然想把权力交给最忠诚、最值得信赖的人。由于君主们主观条件的限制，这类代理人多为君主的贴身奴仆或佞幸嬖臣。

弄清楚了代理人政治的基本情况，就不难揭开魏忠贤专权之迷。在上一节我们已经知道，由于少年时期的特殊经历，天启帝一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幼稚，一方面又对政治极其厌恶。可以说，这位少年天子有双重的理由需要一位政治代理人。不过，天启帝虽然幼稚，智力发育却还是正常的，他毕竟是在二十岁前后充当的帝国名义统治者。因此从总体上看，他还应当属于不愿承担皇帝职责的一类君主。《明史·魏忠贤传》上也说：“（天启帝）每行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书目3，卷三百五，第26册，第7824页。］他不是完全被动地交出了权力，而是把政务当作沉重的负担推给代理人的。

充当皇帝的政治代理人，或生前，或身后，很难落得好下场。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就被追削去所有的官秩，而且几乎遭到剖棺戮尸的惨祸。其长子被牵连下狱，因不胜刑自缢而死，次子等俱发戍边陲。刘瑾则在正德五年（1510年）被人告发阴谋反叛，被处以凌迟的极刑。造成君主代理人可悲结局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代理人作为一个政治角色，形式与内容太不统一。名实不符在不觉中已经给代理人们造成了难以医治的内伤。在我们的历史上，皇帝作为一个概念，早被神化得熠熠生辉，以至于提一提对它的代理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亵渎。因此，除了少数极其亲贵的太后、亲王用过垂帘、摄政的名分，历史上大多数政治代理人并没有真正合法的代理权利。不论张居正还是刘瑾，都没有得到过皇帝委托代理的一纸诏书。君主代理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是人臣、是奴仆，需要恪守臣仆的本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时时处处代天子立言理政，这使得他们的言行注定了要充满僭越的色彩。无怪君主代理人的最后罪名总是离不开“大不敬”、“谋大逆”、“反叛”这几条。

名实相减造成的巨大负值不但在代理人一朝倾覆的最后一刹那起作用，在代理人掌权期间也可能产生消极效果。张居正当国期间就遇到过一件相当头疼的事情。

明代制度，根据“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人臣逢父母去世，应当立即离职守孝二十七个月，政治术语称为“丁忧”，期满以后才能重新起复。皇帝则不然，由于“国不可以一日无君”，所以前一辈皇帝驾崩，继承人总是热孝在身就举行了登极典礼。那么名为人臣而实为皇帝代理者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病逝。根据“圣贤道理”和“祖宗法度”，他应当回籍守制；根据政治实况，他应当坚守岗位。张居正选择了后者，决定在职守孝，就是所谓“夺情”。但朝中相当一部分坚持理学原则的人却认为张居正此举是“怙权贪位”，因此大失人格。于是，一些勇敢的年轻人接连上疏请求让张居正遵制离职归里，后来对于“夺情”问题的否定又发展成对张居正的全面否定，有人提出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说他进行的各项整顿改革都是“设施乖张。”［书目4，卷四百四十五《邹忠宪公奏疏》，第6册，第4889页。］这股反对张居正的风潮后来在高压下只好消沉下去，却为张居正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在另一方面，名与实的不统一又可能产生某种加法效应。如前所述，对于皇帝权力实行限制是古代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则之一，而这种限制主要是通过政治结构上的制约来实现的。由于皇帝代理人通常还在皇帝以外充当另一种政治角色，他们实际上把皇帝－－大臣，或皇帝－－宦官两个有某种相对制衡因素的政治角色合而为一了。这种叠加的结果，使得皇帝代理人比皇帝本身更少受到限制，例如他们就不必遵循那一套刻板的皇帝守则，因而也就常常拥有比皇帝更大的自由，比皇帝更大的权力。张居正和刘瑾在攀登权力高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但明代众多的大官僚和大宦官难以比拟，就是历朝平庸的皇帝们相形之下也要大为逊色。

君主代理人的名实不符所造成的正负效应同样给魏忠贤的专权带来了巨大影响。两种政治角色的叠加使他获得了无边的权力；而代理君主体制中潜在的非法性最终又导致了他的覆灭。至于在宫廷内外诸多人众之中偏偏是魏忠贤被天启帝选作了代理人，那却是由他在宫内人际关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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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亲爱者的亲爱者

乳母客氏

一个不愿而非不能执政的君主可以自己挑选政治代理人，在一般情况下，他都本能地要挑选一个最忠于自己的人。但谁是最忠诚的人呢？

在天启帝即位之初，天下公认的忠臣是东林党人。用后人比较客观的标准衡量，忠臣的称号也是非东林莫属。这不仅是因为东林党人在当时具体的政治斗争中一直站在光宗、天启帝父子一边，立过功劳；也是由于东林中多正直气节之士，忠君思想作为“天理”的第一原则，早已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了。一些东林干将后来被魏忠贤以皇帝的名义逮捕，并且折磨致死，但这些人至死还以为“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已经到了愚忠的地步。

可惜年轻的皇帝并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即使是富于经验，眼光敏锐的君主，在判断别人的忠诚的时候，也难免会出现误差。因此，历史上才会常有奸佞当道、忠良遭殃的事情发生。君主们对于臣子的忠诚判断错误，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最容易干扰判断的，则是感情因素。在专制制度下，对君主的忠诚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品质，以至于君主们对于他人的价值评判常常会简单地归结为忠诚与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那些同自己特别亲密，特别令自己喜爱的人，就很容易判断为特别忠诚。相反，那些特别令君主厌恶的人也容易被判断为特别不忠诚。这种判断方法其实是非理性的，却符合心理规律。现代心理学认为，人们会本能地减少自己认知不协调带来的痛苦。一个君主只有把喜爱与忠诚同一起来，才能使自己的情感认知和价值判断认知协调一致。这种人类的共同弱点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大概还有进一步的发展，自古以来我们就认为“疏不间亲”，亲情是人际关系中稳固的支柱，所以人们在表达自己的忠诚时，也会说成“爹亲娘亲不如××亲”，把亲与忠等同起来。

讲到亲密情爱，东林党人的条件就不那么优秀了。天启帝由于自幼没有正式请朝臣作过导师，第一次正式接触东林诸臣是在“移宫”事件中，当时那种紧张喧闹的气氛实在难以给他造成某种亲切感。东林党人在内廷也有自己的势力，当年光宗的伴读太监王安就是东林中许多要人的好朋友。这位王安在光宗即位之后迅速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却已被公认为内官中第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是光宗的第一个亲信。但对于儿子天启帝来说，王安太监并不亲切。他生性峭直严急，对于小皇帝的淘气也敢于管束。天启帝把他当作一位严厉的长者，而不是一位亲人。

让小皇帝倍感亲切的，当时确有一人，那就是他的乳母客氏。

明朝皇家挑选奶妈的条件极严，必须是京城及附近的良家妇女，“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夫男俱全，形容端正，第三胎生男女仅三月者。”［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2月第一版，卷十，第74页。］这些条件大概执行得并不严格，客氏当时已经二十五岁，仍然当选。［据书目18，卷九，第131页载刑部判决客氏的有关文书，客氏卒年四十八岁，此处年龄依以推算。］她大概已经生过一男二女，丈夫侯二是京城一个清白的普通百姓（隶籍北直定兴）。这位年轻的母亲是幸运的。在宫中，乳母的地位比一般宫女要高，何况她所乳的又是皇长孙，一个真龙天子的坯子，只要这位“小官家”能够长大成立，作乳母的少不了终身的荣华富贵。这位年轻的母亲又很不幸。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宫廷里的妇女同外界差不多是绝缘的，客氏用不着再耽心宫外家中的衣食生计，却不得不永远割断夫妻母子之情，日复一日地忍耐着宫中那种森严、刻板、冷陌的生活。在她入宫后不久，丈夫侯二就死了，这进一步切断了她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此后，客氏就在深宫中一心一意地养育着皇长孙。

历史文献对于客氏的性格特点几乎是全无记载。由于她曾同魏忠贤沆瀣一气，祸乱宫廷，一般人就根据红颜祸水的传统定律，把她简单地归结为坏女人一类。《明史》上只给了她“淫而狠”三个字的断语，却拿不出什么事实根据，只好说“禁掖事秘，莫详也。”［书目3，卷三百五，第26册，第7818页。］其实她只是个普通百姓家的家庭妇女，既没有文化又缺乏见识。后来由于地位太高她确实有些飞扬跋扈，但对于政治却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离开了自己的子女，客氏便把母爱的天性全部贯注在小皇帝身上。而当时的天启皇帝也实在可怜。生母死得早，李选侍大概是通过贿赂的方式买通太子上下，才取得对皇长孙的抚养监护权。［据书目1，卷一，第册，第53页记载，光宗的另一侍妾郭春女曾企图贿赂光宗以取得看管天启帝的权利，但没有成功。］但那是一笔政治投资，李选侍只是尽些形式上的责任，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母爱。东宫冷落，本来是极安静、极萧条的，失去了生母的小皇孙就在这里同自己的乳母厮守着，受着她的爱抚与温暖。渐渐的，这位容貌端好，态度亲切的乳娘成了他最热爱、最依恋的人。我们以前谈到，险恶的政治风浪迫使天启皇帝蜷缩在幼稚状态的避风港里。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对于乳母经久不衰的依恋。

即位以后，天启帝毕竟是煌煌天子了，十六岁在古人看来也勉强可以算成年，不好再同乳母同居一处。客氏于是在泰昌元年（1620年）冬天被安排住进了乾西二所。客氏这次在宫内迁居搞得隆重又热闹，天启帝“亲临为之移居，升座饮宴，钟鼓司官邱印等扮戏承应，司礼监卢受、邹义守居而王安、王体乾、高时朋、沈荫、宋晋随侍。另设吃膳处于所内侧室。”［书目12，卷十四，第74页。］乾西二所离乾清宫很近，客氏割舍不开自己的宝贝乳子，因而“每日天将明即至殿内，候先帝（天启帝）圣驾醒，始至御前，甲夜后回，”［书目12，卷十四，第78页。］除了夜里安寝，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皇帝的左右。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天启帝大婚，册立河南祥符县（今开封市）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张氏为皇后，同时还册立了良妃王氏和纯妃段氏。即使是寻常百姓，娶妻纳妾也标志着成家立业了，日常起居方面总要同过去有个区别。但天启帝同乳母客氏的关系却依然如故，他的日常生活也还是主要由客氏安排。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传到宫廷外面，就引起朝臣们的很多非议。

这年六月，御史毕佐周、刘兰、给事中薛凤翔，甚至首席大学士刘一燝等人纷纷上疏，请求出客氏于宫外。因为“中宫立矣，且三宫并立矣，于以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客氏已经没有存在于宫中的必要。况且，让客氏久留宫中还会“冒擅权揽势之疑，开睥睨窥伺之隙，”［书目1，卷十一，第册，第577页。］对于客氏本人也没有什么好处。群臣之说很有道理，但天启帝却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他不愿离开客氏，完全是出于感情上的需要。只是，作为皇帝，私人感情是最拿不到桌面上的理由。因而他只好含糊其辞地说：“今朕尚在冲龄，三宫年幼，时赖调护。尔辞待皇考妣梓宫发引，神主回京奉安毕，择日出。”［书目16，卷七，第十七至十八叶。］希望拖延一日算一日。到了九月，光宗下葬已毕，在朝臣的一再催促下，天启帝只好把乳母送出宫去（此前已在宫外为她修建了豪华的宅第）。但天启帝对客氏思念至深，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书目3，卷二百四十六，第21册，第6378页。］实在无法忍受这离别之苦，终于硬着头皮又把客氏接回宫来。这一次客氏被安顿在咸安宫中，完全享受太后的待遇。朝臣为这件事又大肆争执了一番，天启帝却从此不再让步，客氏也就由此常住宫中，直到天启帝死去。

从客氏的一出一入可以看出，天启帝对于这位乳母的热爱，完全是小孩子对于亲生母亲那样的感情。

天启帝也并不掩饰自己对于客氏的一片深情，在登极后立即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她的儿子侯国兴和父亲客太平先后被推恩封为锦衣卫正千户，后来客太平已死，又晋封客氏的弟弟客光先为都督。倚仗皇帝的尊宠，客氏在宫中的威风真是大到了极点，“各衙门答应钱粮比御前更吃紧，夏则大凉棚贮冰无算也，冬则大地炕贮炭无量也，其骄奢僭越，真日异而月不同。”［书目12，卷十四，第74页。］但客氏毕竟是一位出身卑贱的妇女，不论皇帝对她怎样热爱，怎样信任，总不能付之以国，让她去充当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魏忠贤的特殊地位才显出了优势－－他是客氏的“菜户”，一个类似于丈夫的角色。

“菜户”大魏

在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作“对儿”的习俗。森严的宫廷生活对于足不能出户的宫女们是难以忍受的，她们虽然已经被刻板的礼仪和严峻的法规训练成机器一般，但在那坚壳之中，却仍然跳动着一颗心，需要感情的抚慰。宫廷是个女儿国，除了皇帝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几乎再没有须眉男子。这样那些虽然有致命残疾，却到底曾经是男儿的太监，就成了宫女们寄托感情的对象。除了感情上的原因，宫女的一些外勤事务也需有人照管，所以稍有根底的宫女大都有个相好的太监。这些与宫女相好的太监明代宫中称为某某的“菜户”。《明宫史》上说：“凡替宫人造办食物、衣服、首饰者，……名曰‘菜户’，甘心为之驱使供给。”［书目13，木集，第64页。］其实“菜户”主办宫女的外勤，宫女也操持太监的内务，相互间是互利的。这种宫女与“菜户”的关系一般比较稳固，并不朝秦暮楚，随意变更，其中感情深厚的，也真如世间伉俪一般，缠缠绵绵，所以也被叫作“对儿”。“菜户”或“对儿”是残酷的宫廷生活造就的一种畸形的宫廷文化，传至宫外民间，就成了新鲜事。一些读书人记载此事，觉得“对儿”和“菜户”这两个词不够雅训，于是引经据典，用了另一个古老的词汇，叫作“对食”。“对食”是汉代宫中的隐语，用来讲宫廷中的同性恋，也是一种畸形的宫廷文化，却与“菜户”不是一回事。但由于记载中大都用这个词，“对食”一词流传得反而更为广泛。其实明宫中只称“菜户”或“对儿”，并不知“对食”为何物。

当客氏在宫中气焰薰天的时候，这位“奉圣夫人”的菜户魏忠贤的地位自然也要跟着迅速上升。而魏忠贤同客氏的“对儿”关系却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客氏原来的菜户叫魏朝，也是皇长孙一房中的管事太监。魏朝是魏忠贤的好朋友，魏忠贤能进太子宫中服务，就是靠魏朝的推荐。因为两人同姓，关系又好，又同是服侍皇长孙，所以宫中把他们两人联称为“大魏”、“二魏”。魏忠贤年长，称“大魏”，魏朝就是“二魏”。魏朝虽然排行在次，但资格、地位、势力都远在大魏之上，因此最先充当客氏菜户的也是此人。只是魏朝平时事务繁忙，在宫中的时候少，魏忠贤要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得多，时间一长，客氏对魏忠贤的感情反而更深，一般勤务也多交魏忠贤去办。魏朝对这种情况好象并不介意，因为宫女、菜户虽说犹如伉俪，毕竟不同于真正夫妻，犯不着捻酸吃醋。

直到天启帝登极，客氏也跟着一步登天，其菜户的位置直接关系到重大利益了，大魏、二魏之间的冲突才一下子激化起来。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魏忠贤和魏朝在乾清宫的暖阁中饮酒后发生争吵，惊动了皇帝和乾清宫里的上上下下。天启帝了解到两人争吵的原因在于客氏，因为不愿乳母在感情上受委屈，就请客氏出来问她：“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著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书目12，卷十四，第73页。］客氏竟然毫不犹豫地挑选了魏忠贤，从此决定了两魏的不同命运。此前魏朝改名为王国臣（太监的姓名从来就是这样随便改来改去），已经升为乾清宫管事并兼掌兵仗局印，成了最重要的御前太监之一，地位以及同天启帝的近切程度都不在魏忠贤以下。但由于失客氏之宠，他的锦绣前程一下子就被断送了。在同魏忠贤争吵失败后，他被勒令罢乾清宫管事，告病往兵仗局调理，不久后又被发往凤阳守陵，对于太监来讲就相当于流放。他为避祸而逃亡，被魏忠贤的党羽抓获后缢杀在一个小县里。

对于魏忠贤来说，乾清宫前的那次争吵也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候起，他成了客氏名正言顺的菜户，成了她在宫内外各项事务和利益的总管。有的稗史上说魏忠贤阉割未净，仍能行男女之事，因而深得客氏之爱；也有的说魏忠贤在自阉入宫之前原本是客氏的旧情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魏忠贤比客氏年长了十几岁，泰昌元年魏忠贤已经五十有三，而客氏才刚满四十岁，正值盛年。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客氏特别垂青于一个“憨而壮”的老太监，后人无法臆测。但感情是一种极其微妙的东西，客氏能在皇帝和众人面前公然属意于大魏，并且薄情寡义地把老伙伴魏朝弃之如敝履，自然是出于对魏忠贤的深厚感情。后来魏忠贤身膺重任，忙得很了，仍然不时去咸安宫看望客氏，而且每相见“必将宫人、官人屏开，语秘不得闻”，［书目12，卷十四，第78页。］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

天启帝同客氏难割难舍，客氏对魏忠贤又温情脉脉，以客氏为桥梁，天启帝同魏忠贤在情感方面就有了异常近密的联系。而且，除了同客氏的特殊关系之外，魏忠贤本来在小皇帝心目中也是一个可亲切的人。他是从天启帝一出生就贴身服侍的老仆，了解小主人的脾气秉性，因而也懂得如何曲意逢迎。皇帝喜好武事，魏忠贤偏巧是个骑马射箭的好手，正好陪着皇帝控弦驰骋；皇帝醉心于工艺，他又能及时提供趁手的工具材料，还会在设计中提出合理建议。甚至在天启帝发火的时候，也只有他和客氏才懂得如何平息小主人的怒气。十几年的朝夕相处，使得他同皇帝之间不存在通常的那种君主臣仆间的鸿沟，这也容易让天启帝感到这位老仆的平易与亲切。出于这样的原因，天启帝在魏忠贤正式成为客氏的菜户之前就已经对他表现出特殊的好感，泰昌元年九月曾特荫封其兄魏钊为锦衣卫千户。

有了皇帝的贴身忠仆和皇帝的亲爱者的亲爱者这双重身分，魏忠贤在宫中的确有了一种超乎寻常的优势。直到万历四十八年以前，伙食管理员魏进忠还从来不敢梦想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但随着两位新皇帝的上台，他却以从龙旧人的身分被迅速提升上去，先是任惜薪司掌印太监，不久又兼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尽管他不会写字）。这时候，他已经是宦官社会金字塔尖端的人物了，但对于宫内和朝中的政治影响却极有限。同客氏关系的正式确定再一次给他提供了更远大的前程。此时幼稚的天启皇帝正需要一个又忠诚又亲切的政治代理人，不论是顺着他亲爱的乳母这条线索还是从周围的仆从中选择，他都会觉得魏忠贤是第一个合适的人选。况且，用一个太监作君主的政治代理人同当时的政治制度并不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冲突，好几位祖宗也创造过这种先例。如果说把政权托付给魏忠贤还有什么障碍的话，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宦官领袖，东林党人的好朋友王安。

太监王安

自从万历皇帝死后，宫中的大权就落到原来东宫的亲信太监王安手中，这种局面直到天启帝即位后的一段时间也没有改变。王安是北直雄县（今河北雄县）人，万历六年（1578年）入宫，入宫后即在内书堂读书。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起，王安作了皇长子朱常洛的伴读太监，常洛后来册封太子，王安始终不离太子左右，成了太子身边的首席亲信。王安的年龄可能还略小于魏忠贤，但在宫中却早已是上层人士，地位远远高于魏忠贤。在历代太监中，王安要算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为人冷峻严肃，不苟言笑；自幼在内书堂读书，也还颇具文采。他对宦官们的蝇营狗苟相当厌烦，同朝中的士大夫们却打得火热。东林党中许多干将都是他的好朋友，东林党人能够在政治上迅速崛起，也多亏他从中协助。

天启元年五月，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年过七旬的卢受根据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提出辞呈。接下来，好象是顺理成章地，王安被任命为这一职位的继任者，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明代官僚制度中有这样一个惯例，凡是被委以高官显位的，都要假作客气地对皇帝推辞一番，无非是要表明自己并不贪图禄位。这种做法也曾多次误过大事，但风气所致，还是人人遵行。王安处处要刻意效法士大夫，这一次却谦让得未免过了头。他不但上疏辞谢，不接受任命，而且带上自己手下的一班人马，到西山游逛起来。他以为这样一走才能充分显示出自己的高节，而且等到从西山回来，司礼监那颗大印仍然会落到自己手里。谁知道这次坐失良机，接着就是祸坠于天，不可祷也。

在这里，王安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根据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律，他自己的鼎盛时期已经随着短命的泰昌朝的结束而结束。表面看来他依然是宫中最显赫的人物，而在实际上，光宗逝世之后他就成了过时的明日黄花。其实，不论天启帝打算亲自掌权还是要把权力全部交给一个政治代理人，他都势必要在司礼监掌印这个重要位置上安排一个自己的亲信而非王安。因为王安作为光宗当年的红人，同天启帝毕竟隔膜了一层。何况王安有些过于严肃，连光宗也是“优礼虽加，而心疏畏之。”［书目12，卷九，第48页。］在天启帝看来，此人更是严厉太多了一点，而亲切又太少了一点，实在难以托付。对于这些十分不利于自己的因素，王安是当局者迷，而宫内外一些老谋深算的政客们却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因此，王安刚刚离开京城，宫廷内外的一场阴谋就酝酿起来。

这场阴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在第一章中已经介绍过的魏忠贤集团核心成员王体乾。王体乾与王安长期共同服务于东宫，年龄、地位都相差不多，关系相当密切。王安一直“视王体乾为道义友。”［书目12，卷九，第50页。］但是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再好的朋友也可能反目成仇。王体乾对于司礼监掌印这一宦官中的最高职务渴望得太厉害，为此就不能不铲除差不多已经注定要占领这一位置的王安。王体乾的政治感觉很准确，他从宫中的一系列微妙变化中感到了魏忠贤的前途必定不可限量，又分析出目不识丁的魏忠贤亲自担任司礼监掌印实有困难，必定需要一个既能对他俯首听命，又能执掌司礼监印信的人。出于这样的判断，王体乾主动同魏忠贤接近，献计献策，甘愿作一个半傀儡式的司礼掌印太监。于是，在王安离开京城之后，一笔秘密交易也谈成了，魏忠贤和王体乾将共同打倒王安，然后再瓜分夺得的那点虚名和实权。

宫廷里的阴谋之风也刮到了外朝，一份弹劾王安的本章非常适时地送到皇帝面前。这份奏章中说：“长安道路之口，皆以为王安迫欲得之（司礼掌印），以为大作威福之地，”实是非常贪恋权势利禄的；而且王安又“举动乖张，启人情惊疑之端，生群小趋赴之念。”［书目5，卷二十，下册，第1103页。］这一弹劾并没有说出什么具体内容，但对于王安的命运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的作者就是后来阉党核心集团中的又一个人物霍维华。他靠内线关系了解到宫中形势变化的信息，又凭着政治洞察力预测出未来政治的动向，而且把这种政治风向的转变当成了使自己得遂青云之志的好时机。所以他会不待有人吩咐或暗示，就径自对王安发起了攻击。这是一注风险很大的政治投资，但正因其有风险，才会带来超额利润。

在打倒王安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王体乾，霍维华的弹劾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王安离宫，代皇帝批旨和拟定上谕的工作都由王体乾负责。他正好乘机在还不通事理的小皇帝面前中伤王安，并由着自己的意愿彻底改变了天启帝对王安的态度。当然，魏忠贤和客氏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有形与无形的影响肯定也是巨大的。这样，等王安从西山回到京师，竟发现大势去矣。皇帝撤销了对王安原来的任命，改为罚充南海子净军，而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位授与了王体乾。所谓净军就是宫廷的劳改清洁队，由犯过错误的宦官组成，专门负责清除垃圾粪便。王安知道，宫廷斗争中的失败者，恶运恐怕还不只于此。果然，没过多久，他的饮食渐渐被断绝。那时已是深秋，在凄风苦雨中，这位也曾显赫一时的大太监只能偷着在菜地里刨一点萝卜充饥，最后还是被魏忠贤的党羽活活勒死了。

王安被害是天启初年宫中一次不大不小的政变，这次政变的直接后果是确立了魏忠贤在宫中的领袖地位。天启三年（1623年）以前，魏忠贤在名义上仍然只是司礼监秉笔兼惜薪司掌印太监，不过是高级宦官集团的一个普通成员而已。但在实际上，宫中大璫，包括地位最高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在内，无不对其俯首贴耳，处处仰承他的鼻息。天启二年夏，魏忠贤将掌东厂太监沈荫“斥退闲住”，［书目12，卷五，第34页。］又任宋晋继掌东厂。这掌东厂太监在宫中从来是仅次于司礼监掌印的第二号人物，而魏忠贤已能对其随意革黜委任，由此可见其权威的非同一般。此后，为了一些过去的个人恩怨，他还杀害了光宗的侍妾赵选侍，甚至天启帝的裕妃张氏、贵人冯氏也因间隙被他迫害致死。当时人论及此事，认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贵幸”，“又不能保其妃嫔”，［书目4，卷四百九十六《杨忠烈公集》，第6册，第5493页。］以为不可思议之极。魏忠贤在宫中的权势所及，显然已经不止于宦官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了，后宫嫔妃的性命都难逃他的掌握。但只在宫中耀武扬威还不等于就是皇帝的政治代理，魏忠贤作为皇帝的代理人，还是通过司礼监秉笔这一特殊途径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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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礼监和批朱权

宫廷秘书班子

明未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在论及明代相权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第43页。］此语并不完全是夸大其辞。当然这有宰相之实的宫奴并非指一般宦官，而是指那些握有巨大权力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们。事实上，明代官场上的确把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们称作“内相”，以便同被认为是“外相”的内阁大学士们相得益彰。当时认为：“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首席大学士）对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书目29，补遗卷一，下册，第814页。］以宫奴的身分而被尊为宰相，这是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的。

司礼监是内廷二十四衙门之一，本来同其他各监司是平起平坐的，直到明末它仍然同内官监等其他十一监一样，仅为正四品衙门。洪武十七年（1384年）初设司礼监，它的职掌只是“宫廷仪礼”和“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书目30，卷九十，第4册，第1724页。］后来，司礼监的职责又由掌仪礼和纠察发展为管理宫中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全体宦官的人事档案材料，即所谓“职掌古今书籍、名画、册叶，……并内书堂亦属之；……管一应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藏、道藏、番藏；……管精微科内外章疏及内官脚色、履历、职名，日报逃亡、事故数目；……管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官职、级、姓名。”等等。［书目13，木集，第25页。］有了这一系列的权力，司礼监已经在二十四衙门中处于独尊的地位了。但是，司礼监秉笔们能成为宦官中的领袖，在宫内外被人侧目而视，却主要是由于他们有着作为皇帝宫内秘书班子的特殊地位。

皇帝在宫内建立一个秘书班子，是为了适应明代特殊的政治结构。明朝建立之初，原有一个中书省作为最高中枢机构。中书省的首脑是左、右丞相。但农民出身的太祖朱元璋总是消除不了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总觉得位高权重的丞相对自己的无尚权力构成了某种威胁。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终于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名，把中书省的官员几乎杀了个干净，并从此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相，一切国家政务均由皇帝亲自管理。后来，朱元璋又重申了自己的决定：“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5月影印《明实录》本，第5册，第3478页。］所以后来明代再没有设丞相这一官职。

取消了丞相，实际上是把皇帝、宰相原来分担的两副担子都压在了皇帝一人身上。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日常工作一定非常繁重。据统计，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的八天当中，朱元璋需要批阅的公文有1660件，内含3391事，平均每天须批阅公文二百多件，计四百多事。［见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第一版，第296页。］除了批阅大量公文以外，皇帝还要召集办公会议，参加各种典礼仪式，实在是忙得不亦乐乎。工作忙得吃不消，只好设置帮办的秘书。洪武时期，朱元璋曾几次建立秘书组织，但都没有形成定局。直到成祖朱棣靖难成功，任命黄淮等七人为大学士，每天到禁城中协助皇帝办理机务，皇帝的秘书组织才算有了固定的形式。由于这些大学士们的办公地点在皇宫大内，所以通常被称为内阁。其职掌为“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书目26，卷二十三，上册，第221页。］

最初内阁大学士的功能在于延长皇帝的耳目心智，分担皇帝的一部分劳动，所以几乎总是不离皇帝左右。但到了宣德朝（1426－1435年）以后，朱家的龙子龙孙们日渐退化，继位的皇帝们不是年龄太小，没有能力担当重任，就是对繁杂的政务极其厌倦，不感兴趣。皇帝们躲进深宫，懒于同阁臣共同办公，渐渐地同内阁越来越疏远，后来甚至出现了大学士多年见不到皇帝面的现象。此时的内阁大学士，已经算不上皇帝的贴身秘书和助手，只不过是国家的一种特殊官吏而已。

内阁在同皇帝分离的过程中带走了一部分原先属于皇帝的职能，但内阁毕竟不能代替皇帝统治他的帝国。为了进一步贯彻“君逸臣劳”的精神，明朝皇帝们又选择了一些同他们更接近，更能终日在深宫陪伴他们的太监充当秘书，协理政务，这些人就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在一般情况下，充任秉笔太监需要有相当的学历和资历。他们大多是幼年入宫，在内书堂受过相当严格的正规教育，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内书堂毕业后，再分拨六科廊写字，在这个大体上相当于宦官人事管理局的机构里，一个写字宦官可以积累相当丰富的行政和文书经验。经过在六科廊多年的历练（常常是二三十年），最有出息者又能进入文书房。文书房平时只有宦官八到十名，虽然主管的只是传递、启封、记录中央各部门及各地的本章一类收发工作，但因为处在政治信息流通的咽喉要道，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文书房的各位官员在这里能够学到有关国家公文的极其丰富的知识，既包括形式方面的，也包括内容方面的，从而就逐渐窥测出这个帝国政治的精微奥妙之处。由于这样的原因，文书房人员照例可以按顺序升为司礼监秉笔。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般就是宦官生涯的顶峰，其中的最幸运者在秉笔多年之后还可望升为东厂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

从进内书堂读书到晋升为秉笔太监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朝官的中进士、点翰林，而后循级升至“大拜”入阁，因而被人们认为是宦官发迹的“正途”。虽然明代历朝都有以皇帝亲信的身分挤进司礼监秉笔队伍的，甚至还有过根本不识字的秉笔太监，但不论何时，大多数秉笔太监还是出身“正途”的。这一方面说明秉笔太监的责任重大，确实需要富于经验者充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秉笔太监圈子的自我尊贵与自我封闭，绝非一般人所能侥幸躐入。

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责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是“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更明确一点讲，就是替皇帝执笔，批示文件。这种代皇帝执笔的权力，说小可以极小，不过等于一部写字机器；说大又可以大得无边，能够极大地影响甚至把持国家政治。中外的历史上都出现过由君主专政变质为秘书专政的事情。在明代，这种秘书专政的特殊形式就是司礼太监的专政。

即使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秉笔太监集团由于在宫内长期围绕皇帝左右，能对皇帝施加巨大影响，在宫外又能“口含天宪”，代表皇帝发号施令，因而在政治生活中也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以皇帝私人代表的身分参加高级政治会议，决定重大国策，可否高级官员的任免。他们掌握着国家秘密警察组织，能够法外施法，威胁全体官僚和民众。在对重要囚犯六年一度的复查审核中，司礼太监要充任最高法官。此外，在军事监察、财政审计、对外交涉等多种关系重大的政务方面，司礼太监们也常常要派出心腹亲信参与其中。

明代宦官猖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存在着一个充当皇帝宫中政务秘书班子的权力无边的司礼监秉笔集团，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司礼太监们的诸多大权中，最重要的又是批朱权。

批朱权

我国古代文牍主义盛行，各级衙门的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呈文与批复。明朝天下一切权力均归皇帝，其主要体现形式，就是各级官僚机构把大事小事逐条向皇帝汇报，并在得到批复后再照皇帝的旨意执行。臣子们向皇帝提交的工作汇报或请示或建议，叫作“本”，按性质不同分为“题本”和“奏本”两种。一般说来，所有的题奏本章都应该得到批复，以便政府各部门能遵旨而行。只有这样，帝国的政治机器才能正常运行。

皇帝批本，从理论上讲是应该亲自阅读，亲自批示的。如果实在忙不过来，也应该在皇帝的直接指导下由秘书代理。但由于内阁同皇帝的分离，批本这一项工作也跟着分裂成了两个步骤。送入宫中的本章一般不经任何处理就发往内阁，首先由大学士们阅后草签一个意见，用墨笔写在纸条上，这叫作“票拟”。而后，票拟过的本章再由皇帝审定，用朱笔直接批在本章上，叫作“批朱”。当然，只有批在本章上的朱字才具有法律效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的批朱都不会改动内阁票拟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内阁才会被认为是拥有极大的权力。但从法理上讲，票拟却只不过是一种建议权，最后的决策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同票拟相比，批朱也许是更重要、更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问题在于，一个没有能力或没有兴趣同阁臣们共同办公的皇帝真的会核对内阁送来的全部本章，然后再象学写字的小孩子一样，把票拟全部抄录一遍吗？当然不会。在正常情况下，皇帝每天也只是象征性地批上几件本章，而把大多数文件都交给身边的司礼太监们去处理。于是，关系国家政治决策的批朱权落到了高级太监们的手里。

表面看来，代皇帝批朱仅仅是“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误者，亦不妨略为改正。”［书目13，木集，第24－25页。］而实际上，掌握了这杆朱笔就是掌握了对内阁意见的否决权。不论内阁有什么打算，只要秉笔太监不批，就不能施行。在正德初年朝臣同宦官进行的一场较量中，这批朱权的分量体现得相当充分。

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吏部、户部、兵部和都察院分别上疏，抗议宦官干扰本部门工作。其时主持内阁的是大学士刘健，他与同仁们站在朝官的立场上，拟旨严谴干政的宦官。结果，这些侵害了宦官利益的票拟没有按正常程序批在本章上发生法律效力，而是被退回了内阁，要求从新拟定。表面上，退还票拟是皇帝的意思，但看一看正德帝昏不理政的一贯作风，再联系到票拟内容的利益所关，就不难想象，问题肯定出在掌握了批朱权的秉笔太监那里。刘健对于这一点也很明确，所以态度极强硬地把原拟再次封进，并且附加了说明：“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若顾惜身家，共为阿顺，则罔上误国，死有余辜。所拟四疏，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书目3，卷一百八十一，第16册，第4814页。］司礼太监们虽然不能出面争执，却也毫不让步，他们坚持对这样的票拟就是不批。事情拖了十几天，刘健等人屡次上疏争辩，甚至提出退休辞职，最后皇帝才决定，吏、户等部的题本交由有关人员集体讨论拟定处理意见。应该说明一下，有关人员讨论拟定的意见仍然同内阁原来的意见差不多，这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但有一点很清楚，在司礼监秉笔们的阻格下，内阁的票拟到底没有成为合法的圣旨。

刘健和他的同僚们都是顾命老臣，又以刚直闻名，然而在这场同宦官的斗争中，他们却不能旗开得胜。其原因就在于司礼太监们在明朝的上层政治结构中占据着要冲。在这种结构中，秉笔太监手里的朱笔有一种神奇的作用，只有通过它，内阁的意志才能转化成皇帝的意志，才能合法化，才能得到贯彻执行。由于朝臣这种位置上的劣势，在遇到象正德皇帝那样不理朝政的君主时，他们同宦官的较量就难免要以失败告终。刘健为首的朝臣在对宦官斗争的二月战役中没有取胜，而后又连连发动猛攻，但结果却更惨。到了十月，以刘瑾等人为首的宦官集团的地位更加巩固，而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等反对宦官执政的主将却被赶出了朝堂。

掌握了批朱的权力，使得司礼监成为帝国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在某种意义上讲，明代的最高权力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由皇帝、内阁和司礼监构成的三角形。皇帝是帝国的主宰，他掌握着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的一切权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这些权力的掌握常常只具有象征意义。替皇帝思考如何治理国家的是内阁的大学士，他们以代皇帝拟旨的方式来发挥自己对帝国的作用。最后，通过司礼监秉笔的手，内阁的思想产生了法律效力，变成了帝国的行动；反过来，司礼监秉笔也可以限制内阁的意图付诸实施。明代本无相，人们却把大学士称作“相”，把秉笔太监称作“内相”，其实也不无道理。因为外相和内相们的职责虽然不同于古代的宰相，但在同皇帝分掌大权这一点上却是同历代宰相相同的。内阁与司礼监作为一个群体单位，一般总要有一个政治代表，内阁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学士，而司礼监的代表通常则为掌印太监。

如果皇帝、内阁和司礼监这三方相互制约的势力是均衡的，那么权力的重心就会正好落在三角形的几何重心上，此时的政治情况一般比较稳定。但更多的时候重心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偏移。在嘉靖和崇祯之世，刚愎自用的皇帝时时要真正当家作主，内阁与司礼监只能承命而已，权力重心向皇帝一方倾斜。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内阁，准确讲是内阁首辅张居正，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了帝国的主宰。而在另一些时候，当王振、刘瑾一流大太监气焰万丈的时候，大权又几乎全在司礼大璫的手中。

王振与刘瑾

在明代，宦官专权一共出现过三次，除了魏忠贤和前面提到的刘瑾，还有正统年间的王振。在这三次宦官专权中，有一个基础条件是共同的，就是皇帝无意担负政治责任，于是选择了一位可信任的大太监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

很显然，司礼太监在明代政治结构中的崇高地位已经为他们充当君主代理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为皇帝合法的代笔人和权力中心的一角，司礼太监可以相当方便地成为皇帝的政治代理人而不需要重新调整政治结构。另一方面，司礼大璫一旦成了独裁政治代理人，把皇帝的身分和批朱大权叠合在一起，他的权力又会迅速膨胀。这时候，作为权力中心另一角的内阁已经无力与之抗衡了，只能要么消极地虚与委蛇，要么干脆举手投降，完全依附过去。王振和刘瑾时期的情况都是这样。

王振

王振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心腹太监。在英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身为东宫局郎，已经是太子身边的宦官首领。英宗即位后，王振迈过了几位资格很老的前辈，作了司礼监掌印。但当时英宗年龄太小，还没有资格指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当时的政务，由太皇太后张氏和杨士奇、杨荣、杨溥组成的著名“三杨”内阁共同监理。到正统五六年间，皇帝渐长，正好半大不大，太后多病，已是将死未死，王振揽权的时机才成熟了。在历史记载中，自正统六年（1441年）起，王振开始“矫旨”做这做那。所谓矫旨，就是说假冒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但是，如果没有皇帝的默许甚至鼓励，一般人是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这样“假冒”的。实际上，正是从这时候起，王振成了皇帝的政治代理人。

王振当政期间最令朝臣愤愤不平的是他的骄横霸道。英宗对他很尊重，一直称他为“先生”，他也就以皇帝的先生自居。一次朝中大宴群臣，按惯例没有让王振参加，他竟然大怒道：“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书目7，卷二十九，第2册，第445页。］在朝廷中，每一个冒犯了王振的人都会受到严厉惩治，甚至堂堂尚书也会因为违忤了他的意图而罚跪草中。可以说，王振完全认识自己权力的价值，明白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独裁者。

在王振开始专权的前后，内阁三杨相继逝世，后入阁的马愉、曹鼐等人力不足以同王振相抗衡，虽然也进行过软弱的反抗，但多数情况下都以最后屈从告终。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错误地决定由皇帝亲自率军去抵抗西蒙古瓦刺部的进犯，因为事关国家大局，“百官伏阙上章恳留”，［书目36，卷八，第1册，第103页。］却还是没有阻止住这次行动。结果在王振的混乱指挥下，明军溃败于土木堡，英宗被俘，朝臣死者数百人，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不久后，在北京监国的郕王（即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钰下令抄了王振的家，并把他全家无论老幼一律处死。

后来英宗靠着“夺门之变”推翻景泰帝复辟，很想念王振，又恢复了他的官衔，并为他雕刻了一具木制尸体，埋葬在北京的智化寺。

刘瑾

正德初年，和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太监共有八人，人称“八虎”或“八党”，刘瑾就是其中一个。当时的朝臣正在对宦官干政大举进攻，八虎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公推刘瑾为代表，准备利用皇帝的势力进行反击。对政务厌倦已极的正德帝也嫌朝臣们聒噪得恼人，于是欣然任命刘瑾掌司礼监，连同治理国家的大权也一起交了出去。

刘瑾掌权之后，对反对过宦官的朝臣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把大学士刘健、尚书韩文等53人定为奸党，分别罢官、逮问、杖责、充军，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至死。在高压下，朝臣们屈服了，连勋戚大臣私下拜见他都要下跪叩头。他自己也更加嚣张狂妄。正德二年（1508年）夏天，宫门内发现了指斥刘瑾的匿名信，他竟然传旨召文武百官跪在奉天门下听他训斥，后来还把五品以下的官员全部投入了监狱，有好几个人因此中暑而死。

这个时期，代皇帝发号施令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刘瑾手里。他不仅执掌着批朱权，而且把内阁的拟旨权也侵夺过来，常常把奏章拿回自己的私宅由几个党羽协助拟旨，“初犹送内阁票旨，至是瑾任意批答，或增减字样，或别为创造，真伪混出，而文理亦多不通。”［陈洪谟《继世纪闻》，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一版，卷一，第75页。］大学士们只能为之修饰润色。他的权力太大，因而被人们称为“立的皇帝”，与之相对的正德帝则是“坐的皇帝”，这名称倒是一语道破了他君主代理人的实质。为了显示自己的治国才能，刘瑾对以往的政令制度做了许多改动。检核屯田，增加税收；设一家犯禁，左右邻里连坐之法；将陕西省乡试取中名额由48人增至100人（因为刘瑾是陕西人）；严令京师寡妇一律改嫁……诸如此类。后来刘瑾败亡，各部奏明要求改回旧制的就有百条以上。

刘瑾完全没有想到，他红火得太过分了，引起了八虎同党们的嫉恨。八虎之一的张永终于找到机会在正德帝面前告了刘瑾一状，说他要阴谋造反。正德帝开始还有点不相信，但张永等人变戏法似地拿出了“可靠”证具。于是，正处在巅峰状态中的刘瑾一下子莫名其妙地跌落到谷底。他在几天之内就被定罪，处以凌迟的极刑。据说对他施刑整整用了三天，共剐了3357刀。当时是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从他专权之日算起，差不多有四周年了。刘瑾被杀后朝廷中清查他的党羽，被清除者“内阁则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则吏部张ＺＺ12、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ＺＺ10、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ＺＺ13、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朝署为清。”［书目3，卷三百五，第26册，第7839页。］

在王振和刘瑾的时代，政治权力三角形的重心严重地向司礼监一方倾斜。王振和刘瑾作为皇帝的政治代理人，都是集皇帝和司礼大璫的权力于一身。两种身分叠加在一起，使他们几乎能在没有什么限制的情况下行使绝对权力。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魏忠贤的时代。

倾斜的权力三角

在明代，宫廷里百姓中把皇帝称为“万岁爷”的相当普遍，但“万岁爷”毕竟不是什么正规的称呼，官方文书中几乎不见记载。至于把一些位高权重的亲王贵戚称作“八千岁”、“九千岁”，则一般只见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文里。只是到了魏忠贤专权的那个乱七八糟的时代才出现了怪事，一些冠戴俨然的官员竟然会在当面背后大呼魏忠贤为“九千岁”。更有甚者，“举朝阿谀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首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吕毖《明朝小史》，卷十三，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年6月第一版，下册，第520页。］这九千岁或是九千九百岁的意思倒也明白，离万岁只差一千岁甚至一百岁，同皇帝相去不远，自然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九千岁的称呼虽然出自小人的阿谀拍马，却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天启年间，特别是天启后期，魏忠贤确实是位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如果以实际权力而论，就是天启皇帝的地位其实也在他之下。

天启帝以魏忠贤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既没有诏旨声明，更没举行过什么交接典礼。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被任命为提督东厂太监，在名分上成为内官中的第二把手。他一生官只至此，并没有再去谋求司礼监掌印的头衔。但是魏忠贤同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尽管名义上只是第二号人物，当天启帝对政务撒手不管的时候，他却能把权力稳稳地接过来，牢牢地把握住。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天启帝特赐魏忠贤金印一颗，“方二寸余，四爪龙钮，玉筋篆文，印九字三行，曰：钦赐顾命元臣忠贤印。”［书目12，卷十，第54页。］明代皇帝象宣德、嘉靖等也有过赐心腹朝臣或宦官印记的事情，但多为银质或牙质小印章，内容也多为勉励之辞，如“忠诚不怠”、“学博才优”之类。天启帝赐魏忠贤的大块龙钮金印，实属特例，再结合“顾命元臣”的印文来看，这次赐印可以被认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印在中国从来都被当作权力的象征，天启帝赐非常之印给魏忠贤或许暗示着他把权力全部交到这位代理人手中。

天启五年已经是魏忠贤体制稳固健全的时代了，其实早在天启元年王安下台的时候起，尽管天启帝并没有赐印之类象征性举动，魏忠贤已经开始恪尽政治代理人的职责。他对政治进行代理的基本方式，正是前面所说的对本章的管理和批朱。《酌中志》卷十三载：

请本至乾清宫大殿内，付王体乾、梁栋、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分投互看，凡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复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掐一痕。有应关白逆贤（魏忠贤）者，永贞三人争先朗诵，体乾助为讲解。逆贤听毕，公同商量区处。［书目12，第67页。］

天启年间的高级政治决策就是这样制定的。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有以王体乾为首的秉笔太监们的辅助，对于“应关白者”的军国大政方面的事情还是拥有最后决断权。有意思的是，天启帝尽管不理政事，却还是经常象征性地在清晨由秉笔太监们簇拥着“览文书”，只是他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过本章的内容，一切都是点头照魏忠贤等人的既定方针办。这种象征性的办公，唯一的效果就是使魏忠贤更容易打着天子的招牌实行专政。最能表明谁是帝国真正主宰的莫过于这样一种情况：魏忠贤一旦因事离开京城，各种题奏本章和票拟之旨都要飞马驰送到他的身边，由他作出最终决定后再行批朱。“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意旨，票拟必俟贤到始敢发批。”［书目4，卷四百九十六《杨忠烈公集》，第6册，第5496页。］走到哪里，国家最高机要文书就跟到哪里，这正是掌握实权的政治首脑的基本特征之一。

司礼大璫同时具有了代理皇帝的身分，权力的重心当然要大大地向司礼监一方偏移。原先在权力制衡结构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内阁，在魏忠贤时期被一步一步地剥夺了独立性，最后终于成为魏忠贤的附庸。甚至原来已经健全的一些制约机制也都遭到破坏。内阁以票拟参政，本来对皇帝的权力有所限制，而魏忠贤却常以皇帝的名义直接要求内阁如何如何拟旨，这就使得内阁大学士成了照吩咐抄录的书记员。内阁对此也表示过不满，但毫无作用。天启五年六月，魏忠贤最为痛恨的东林党人杨涟等因事被逮入诏狱。为泄私愤，魏忠贤要求内阁为有关奏疏票拟“著逐日研刑追比”之旨。［书目1，卷六十，第69册，第2861页。］。当时的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都是阉党中的重要人物，但觉得如此严酷地对待原任大臣，未免有伤阴骘，因此先后上疏申救。魏广微还另拟了一道稍稍宽和的圣旨，希望能被采用。但魏忠贤毒害杨涟等人的决心已定，仍然坚持原旨。因为他句句话都是用的皇帝的名义，内阁最终也无可奈何，杨涟等人因而被连日毒刑拷打而死。天启后期，直接出自宫中的上谕和圣旨越来越多，内阁只能俯首听命。

批朱本来就是司礼监的权利，而直接对政务表态发布谕旨却是皇帝的特权（尽管这种特权通常会被严格限制），当这两项权力合而为一的时候，它的力量甚至超过了两者之和。政治代理人的名实加法效应终于造成了一切权力归魏忠贤的政治局面。还在天启初年，朝臣们就已经开始感觉到这种发展趋势了，有人说是“尽内廷外廷之人，而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书目16，卷二十二，第五十五叶。］到了天启未年，这种只知魏忠贤不知皇上的局面几乎真的出现了。魏忠贤不但有无数走狗爪牙遍布要津，掌握着对帝国各个环节的直接操作，而且在名分上甚至也要超过了皇帝。内阁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赞扬他“功高旋转，名震华夷，方寸经营，八埏瞻仰”；［书目1，卷八十三，第70册，第4041页。］儒生上疏表彰他“功不在孟子下”。至少在表面看来，朝中的百官和村野的百姓当时好象只知道有魏忠贤而不知还有天子，还有圣人。魏忠贤的才智远不如王振和刘瑾，但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他却在明代以及历代的宦官专权史上创造出了最辉煌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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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忠臣的悲剧

从根本上说，宦官专权是皇权高度发达造成的一个特殊结果。只有当君主独裁的猛兽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它身上的寄生虫才能那样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宦官专权又是皇权自身的一种异化，那些从皇权中派生出来的权力有时候会自行发展到难以收拾的程度，甚至会大大损害了皇权本身。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唐代中叶以后，那时的宦官集团不但把持了朝政，而且能够随意废立、生死君主。自唐宪宗以后的十个皇帝中，有七个为宦官所拥立，其中宪宗、敬宗、文宗三个皇帝都是死于宦官之手。皇帝真成了宦官手上一件不值钱的傀儡。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使得后代君主们对使用宦官多少产生了一些顾忌，有些皇帝还公开宣布过：严禁宦官参预政治。

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曾多次提出不能信用宦官：“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一版，第24页。］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为宦官制定了许多限制条令：严禁内臣干预朝政，禁止内臣同外官文移往来，甚至禁止内官读书识字。他还命在宫中竖立镌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书目3，卷三百四，第26册，第7765页。］期望子子孙孙不要失去警惕。

从来以“法祖宗”自我标榜的明朝各代皇帝们，对于太祖皇帝的这一条祖训却执行得十分差劲。内臣不但干预了政事，而且还要总揽朝纲，堂而皇之地充当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在这种时候，只有那些赤胆忠心的骨鲠之臣才会对照祖训而痛心疾首，才会做出软弱无力的抗争。魏忠贤走上政治舞台之后，也遇到了这样的抗争，那些骨鲠之辈则差不多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自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专权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却以失败告终。东林党人的失败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他们的僵化教条，不能审时度势，缺乏灵活的政治斗争艺术。但归根到底，他们的失败还是形势使之然。一方面，忠臣的地位与忠臣的行为模式使他们注定了要在同魏忠贤的斗争中占下风；另一方面，积年的朋党之争也给东林党人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在东林党人大失败后，朝中的局面大为改观了，一切重要岗位都换上了魏忠贤的坚决拥护者。从这种意义上讲，东林党人的讨魏斗争反倒促成了魏忠贤的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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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讨魏斗争

数次风波

天启的最初几年，仍然是东林党人在朝廷中极其昌盛的时期。天启二年，他们成功地排挤掉内阁中唯一的异己分子沈*（氵隺）。在此前后，他们还不失时机的重新提起“梃击”、“红丸”和“移宫”三件历史旧案，决心把那些在“三案”中同东林唱反调的人在舆论上搞臭。天启三年春天，正值京察大典，主持者吏部尚书张问达和左都御史赵南星都是东林中巨擘，于是把原先专同东林作对的所谓“邪党”人物纷纷贬黜外放。这次京察实际上成了一次东林党排除异己的宗派主义活动。“邪党”大量被清洗，东林党人占据了几乎一切要冲，按照《明史》上的说法，这个时期是“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书目3，卷二百四十三，第21册，第6299页。］

起初，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敌意。他也很清楚，全靠天启帝的信任，他才能拥有那样了不起的权势，而天启帝父子能稳稳当当地继承皇位，又多亏东林党人奋斗不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东林于魏忠贤也算有恩。更何况，作为皇帝的政治代理人，他需要在朝中势力浩大的东林党人的合作，需要他们的才干和经验。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魏忠贤对于东林集团相当客气。天启二年十一月，赵南星升任左都御史，魏忠贤就曾派其外甥傅应星带着礼物前去拜贺。只不过那一次吃了闭门羹，因为东林党人根本不想领这个情。

对于公然践踏祖宗法度，干预政务，甚至以皇帝代表自居的魏忠贤，东林党人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敌视、仇恨。从天启元年起，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势，目标就是要削弱魏忠贤，打倒魏忠贤。

下面是东林党人同魏忠贤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几次事件：

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御史周宗建为客氏出宫复入事抗疏极谏。给事中侯震旸、倪思辉、朱钦相，御史王心一、马鸣起，侍郎陈邦瞻等相继疏谏。

周宗建，南直吴江（今江苏吴江）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初任知县，因有异政入选御史。在东林党人中，周宗建是最敢讲话的之一。客氏出宫后只在外面过了两个晚上就再度回宫，第二天，周宗建首先提出了抗议，认为“两日之间，乍出乍入，天子成言，有同儿戏”，［书目1，卷十五，第66册，第735页。］实在大不应该，而且客氏这种无知妇人溺于深宫，也很可能造成祸害。紧接着，侯震旸的本章用了更加严厉的语言。周宗建和侯震旸因之受到皇帝的斥责，但没有遭到惩治。接下来，马鸣起、倪思辉等人仍然不断地抗议此事，于是被处以罚俸或是贬官外调。朝臣们坚持了几个月，但皇帝绝不让步，东林党人最后只好接受既成事实，由着客氏居住在宫中。这次较量，皇帝取得了胜利，或者说，魏忠贤取得了胜利。

东林党人在论客氏出宫的时候，并没有提名道姓地带上魏忠贤。但他们的意之所指却是明确的。侯震旸疏中说：“宫闱禁近之地，讵宜习熟往来，……况中涓群小，内外锁连，借丛炀灶，有可忍言者。”［书目4，卷四百九十九《侯吏垣疏》，第6册，第5509页。］中涓即指宦官，主要矛头就是对着魏忠贤。他们还在奏疏中反复引用东汉时期的史事，提到安帝的乳母王圣，顺帝的乳母宋娥，灵帝的乳母赵娆。这些历史上的乳母个个都与宦官狼狈为奸，搅得宫中不宁、朝中不宁。其中又以赵娆的事迹最为触目惊心。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她伙同中常侍曹节等大宦官发动了一场武装政变，杀了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篡夺了大权。宦官集团紧接着大兴党锢，把那些不满宦官专权的“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卷八，第2册，第330－331页。］诛戮禁锢，使官僚士大夫蒙受了一场无情浩劫。历史常常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汉灵帝时期的政治局势同天启后期的局势相比，就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东林党人反复引用党锢之典或许是已经有了对悲惨未来的某种预感。在驱逐客氏的活动中，东林党人对宫中情势显然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没有魏忠贤，客氏不会给朝廷造成什么危害；而没有客氏，魏忠贤也难成气候。所以他们才会利用皇帝许下的诺言，在魏忠贤根子还没扎深，地位还不巩固的时候发动一场侧面进攻，实在是用心良苦。可惜少年天子惯会食言，忠臣们的良苦用心成了泡影。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给事中惠世扬、侯震旸，御史江秉谦等劾大学士沈*（氵隺）交通阉人，弄兵大内。侯震旸等疏并直指魏忠贤。

三月初，魏忠贤在宫内组织了一支近万人的阉人武装部队，并在西苑进行操练，这引起了朝臣们极大的不安。以太监成军，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和万历时期都有过先例，与其说是为了国防，还不如说是为了给皇帝增添一个娱乐项目。但前几次阉人武装都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祖宗的法度，况且大内兴兵也不是国家吉祥之兆，朝臣们通常反对得很厉害。这一次组织阉军，据说是得到沈ＺＺ14赞同的，而沈*（氵隺）从来被东林目为“邪党”人物，所以东林党人正好把罪责推到夙敌的身上。自三月起直至七月，攻讦沈*（氵隺）的奏章接连不断，沈*（氵隺）也终于不得已请求退职。在这个战役中，东林党人似乎取胜了，只是他们坚决反对的内操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沈*（氵隺）被攻击的主要罪行之一是交通阉人，这当然又同魏忠贤有关。不过这一次东林内部似乎分成了温和的和激烈的两派。一派如惠世扬等联名弹劾沈*（氵隺）交通内监，但举出的姓名却多是些无关痛痒的人物。另一派是在驱客活动中就十分积极的侯震旸和周宗建等人，他们直指魏忠贤。周宗建在五月的一份奏疏中公然说魏忠贤“目既不解一丁，心复不谙大义。……则耳目颦笑之暇，日与相亲，宫庭礼法之事，渐觉其苦。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书目16，卷十三，第三十九叶。］这种强硬的敌对态度逼着魏忠贤只好决裂了。

天启二年十月，新科状元文震孟上《勤政讲学疏》。

《勤政讲学疏》的内容是敦促皇帝切实负起责任，亲自执掌国政。这位新状元胆子很大，在谈到皇帝参加那些例行的朝拜仪式时说：“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书目4，卷五百《文阁学奏疏》，第6册，第5514页。］这个说法恰恰道出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实质：天启帝只是一具傀儡。至于谁是傀儡后面的提线操纵者，文震孟并没有说明，但魏忠贤似乎很了解疏中的真意。他以皇帝的名义传出圣旨，要对胆敢侮辱君主的文震孟廷杖八十。由于朝臣们的救护，文震孟后来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但魏忠贤以此第一次对东林党人露出了狰狞面目。双方的对立更加尖锐。

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周宗建疏攻给事中郭巩交结魏忠贤，并把魏忠贤比作前朝的汪直和刘瑾。

周宗建同郭巩的矛盾是由其他一些事情引起的，但至少按照周宗建的说法，郭巩数次攻击东林党人是因为受了魏忠贤的指使。周宗建认为，帝国现在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魏忠贤不仅握有大权，而且内有客氏为援，外有郭巩一类小人帮衬，其势力甚至超过了前朝的刘瑾。他还特别请求皇帝调查王安惨死的原因。据说魏忠贤对周宗建之疏反应很强烈，还在皇帝面前大哭大闹过一番。他本拟对周宗建实行廷杖，由于大臣的争执，最后仍是罚俸了事。

在周宗建以后，又有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胡良机、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但魏忠贤显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相反，在同东林党人的绝裂已经无法转逆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魏忠贤还适度地展开了反击。利用朝中一些人同东林党人的矛盾，魏忠贤从重要岗位上排挤走了东林主将刘一燝、邹元标等人。这样屡屡进攻而全无收效，大概颇使东林党人恼火，促使他们在天启四年对魏忠贤发起了一场总攻。

二十四行大罪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大将、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行，并要求将他“面缚至九庙之前，集大小文武勋戚，敕法司逐款严讯，……正法以快神人公愤。”［书目4，卷四百九十六《杨忠烈公集》，第6册，第5497页。本节以下引疏中语均据此，见第5491－5497页。］在东林党人指斥魏忠贤的奏疏中，杨涟疏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因而也最有代表性。从疏中的言辞不难看出东林党人对当时政治情势的判断和他们的一些真情实感。

这份文件相当长，二十四行大罪罗列的事实也很多，但其中要害的要害就是一句话：擅天子之权。

杨涟在疏中劈头就指出：“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非但令其静心参酌，权无旁分，且使其一力担当，责无他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在第二章中我们讲过，票拟是内阁的特权。如果皇帝对某事自有主见，派人向内阁传达口头或书面信息，要求内阁照其意拟旨，就称为“传奉”，这已经有点侵内阁之权的意味了。如果皇帝根本不通过内阁，直接在本章上拟旨（当然要通过司礼监），则称“内批”。由于内批完全违背明代的政治制度，可以认为是非法的。但在极权社会中，皇帝的意志具有绝对高于一切的性质，所以无论他有什么想法，也不论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想法，臣民都只能遵行。只是在东林党人看来，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君臣间极度隔离的状态下，外朝诸臣根本就弄不清这些传奉和内批到底是皇帝的本意还是出自别的什么人之手，所谓“谁为辨之”。不过按照杨涟全疏的逻辑，至少他本人并非莫辨真假，而是确信所有这些传奉与内批来的旨意全是魏忠贤的私货。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把朝廷中种种劣政的责任都安在魏忠贤的头上。

杨涟并没有分析魏忠贤何以能够擅天子之权，但他却明确地点出了这种状况的实质：“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中贤专擅，即奉奏之旨，反觉皇上为名，中贤为实。”魏忠贤正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以皇帝政治代表的身分统治着这个帝国。

在天子的名义下，魏忠贤肆意地践踏传统和制度。明代任命高级官员通常由有关方面协商推荐，称为“会推”。会推出的名单通常是一缺数人，由皇帝最后指定一人；但根据常规，皇帝应该选择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人。杨涟指出，在会推内阁成员和尚书、侍郎的时候，魏忠贤竟然违反历来的规矩，不用名单首列的第一人。据杨涟分析，这是“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本身就包藏着极大的祸心。

杨涟还列举了在魏大中报名状上批旨的例子。魏大中，浙江嘉善人，早年从高攀龙读书，属于东林党中的嫡派成员，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初官行人，天启初年提升为工科给事中。天启四年，他由工科迁吏科都给事中，照例在履任时要到鸿胪寺报名，并向皇帝进报名状。这是一种例行的报到手续，根据制度，皇帝是不能在报名状上批任何旨意的。但这一次魏忠贤由于受到别人挑唆，对魏大中颇怀成见，竟然在他的报名状上批旨说：“魏大中、傅櫆互参事情，尚未明结，何得到任面恩？”［书目16，卷二十二，第二十三叶。］这件事违背法度太厉害，引起了满朝的惊愕，甚至东林的反对派也认为这样做有所不宜。在朝臣的压力下，魏忠贤只好又收回成命，同意魏大中赴职。这一事例其实反映了魏忠贤对于政治法律常识的极度贫乏，说明象他这样一个人去充当最高政治代理人实在困难。但杨涟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的。他认为，这样随意破坏法度而后又轻率地改回，使“煌煌天语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关键还在魏忠贤盗用皇帝的名义上。魏忠贤不但打着皇帝的旗号推行自己的劣政，而且还要用自己的劣政反过来给皇帝的脸上抹黑，这才是忠臣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也是在天子的名义下，魏忠贤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在宫中，他敢把对自己不满的嫔妃置于死地；在宫外，他能对稍有触忤的人残酷迫害。杨涟还在疏中列举了被魏忠贤排挤出朝堂的许多东林君子，包括刘一燝、周嘉谟、邹元标等15人。由于魏忠贤动用的是皇帝的名义，东林党人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他还倨傲僭越，在天子面前既没有人臣的礼貌，外出的时候又张扬炫耀，“铁骑之簇拥如云，蟒玉之趋随耀目”，俨然是天子巡狩的派头。杨涟在疏中列举了许多实例，表达了自己深切的忧虑：“太阿倒持，主势益孤，及今不为早治，职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宫九嫔之安危何所托？贵妃皇子之安危何所托？万一少有差池，职即欲以死报皇上，亦复何及？”

以上的这种耽心正是杨涟劾疏的中心思想。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方面，东林党人同魏忠贤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分岐。杨涟给魏忠贤开列了二十四行大罪，却没有一条是同国家实际面临的严峻局面直接相关的。天启时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内忧外患已经发展到足以危及帝国安全的程度。但东林党的忠臣们对于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倒并不那么关心。他们认为在朝廷的悠悠万事中，最最重要的是皇帝的权力正遭人侵夺，皇帝的名誉正受人玷污，他们要为捍卫皇帝的利益而殊死奋斗。

杨涟的劾疏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三个月中，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蜂拥而至，联名的、单署的竟有七十余章。在各劾疏上署名的不仅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还包括大学士、尚书、侍郎等朝廷重臣，以及地位较低的京堂、部属，连陪都南京的官员们也加入了攻击魏忠贤的行列。有些衙门是首长带头集体署名，共同指责魏忠贤的大逆不道。八月，国子监（即国立中央大学）以署祭酒（代理校长）、礼部右侍郎蔡毅中为首，包括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等教职人员联名上疏，对于魏忠贤作孽而由皇帝代为受过表示“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愁叹不已”，请求皇上“憬然悟，赫然怒，雷震之威，加以三尺”，对魏忠贤依法治裁。［书目16，卷二十三，第二十一叶。］东林党人甚至几次打算在宫门外组织群臣进行静跪请愿活动，由于种种原因才没有实行。

天启四年夏秋之际，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斗争确实相当激烈，大有一举讨平之势，但效果却不是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在东林党人一番猛攻之后，魏忠贤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丝毫却摇，反而大大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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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忠诚

忠臣与忠仆

在人们通常的概念中，忠臣的对立面应该是所谓“奸臣”，而奸臣则要么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要么是欺君罔上、图谋篡弑的叛逆，常常还是两者的结合。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大忠臣东林党人的死对头魏忠贤，对于大明朝廷，特别是对于朝廷的最高代表皇帝，其赤胆忠心、一片迂诚是绝不亚于以忠臣自我标榜的东林党人的。他会为皇帝病重而惶惶不可终日，会为抢救皇帝而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问题就在于，同样忠于皇帝的魏忠贤和东林党人，为什么会势不两立呢？

对于专制制度下的臣子们，“忠”这个概念意味着在无限热爱、无限信任、无限崇拜的基础上，不惜为君主和他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就这一总体原则而言，魏忠贤与东林党人似乎也并无多少差距。但在忠诚的具体内容方面，双方却又是非常不同的。

首先，两种忠诚的出发点就是不同的。东林党人的忠君，是从儒家的道义出发，他们把忠君当作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来实践。杨涟后来罹祸，在临死前的绝笔中仍然写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书目17，《杨涟绝笔》，第81－83页。］魏忠贤对于天启帝之忠却是发源于另一渠道。他是眼看着小皇帝长大的老仆人，对主人有一种近于狗的那种依恋热爱之情。万历时期，小皇孙一房相当萧条，一些目光短浅的宦官们私下议论：“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书目32，智集，第27页。］小官家就是指尚为皇长孙的天启帝，在这些人心目中，由于有祖、父两代人在前面挡路，这小官家要成为皇帝是无比遥远的事情，很有些不耐烦的味道。只有魏忠贤却一直谨谨慎慎、恭恭敬敬，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同样是忠于皇帝，东林党人之忠出于理念，而魏忠贤之忠却出自感情。

魏忠贤和东林党人在与他们的忠诚对象的实际联系上也是截然不同的。魏忠贤身居内廷，常不离天启帝左右，再加上客氏一层关系，与皇帝的联系是极密切的。而东林党人即使是卿贰重臣，也很难同皇帝保持仪礼性质以外的交往。如同明朝各代君臣关系一样，东林党人与天启帝之间始终处于严重的隔绝状态中。关系上的差异又形成情感上的不同。魏忠贤同他的“小官家”之间有一种只有长期相处才能培养出来的亲切温情；而东林党人同皇帝之间的情感却显得硬梆梆的绝少人情味。东林党人由某种哲学和伦理的理念出发热爱这位君主，却遥远得如同敬仰神明。更何况他们还有种种理由对这位“神”不满，在深层意识里，这种不满甚至会凝聚成模模糊糊的轻蔑与憎恨。

不同的基础造成两种忠诚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魏忠贤关心的是小主人身体以及心理的健康和愉悦。他处处表现出恭敬、驯服、言听计从，要千方百计地博取主人的欢心，保障主人的健康和安全。东林党人对皇帝的关注却集中于促成他在道德方面的完善。光宗在临死前托咐诸臣“卿等辅佐（天启帝）为尧舜”，［书目5，卷九，第册，第452页。］这一嘱托后来真的成了东林党人的行动纲领。尽管要把一个顽皮又稚气的孩子改造成尧舜之君将是一个万分艰苦的过程，在君臣高度隔绝的状态下，东林诸臣也几乎不具备直接对皇帝进行改造的条件，但他们还是满怀着一腔忠义，努力奋斗，前仆后继。他们教诲、劝诱、诤谏，甚至詈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硬是要创造人间奇迹。但就皇帝而言，这类强按牛头饮水式的忠诚实在叫人不胜其扰，东林党人们致君尧舜的说教反而成了扩大君臣间裂痕的楔子。天启四年夏秋之际，东林党人对魏忠贤发动总攻，同时也是一次对天启帝进行劝谏，进行教育改造的高潮。但这一系列劝谏教育最终的结果却是惹烦了少年天子。那些谏疏、劾疏得到的大都是“僭言渎扰”，“好生狂悖”之类的严辞批驳。

魏忠贤与东林党人确实具备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忠诚。魏忠贤是皇帝的忠仆，他的忠实对象就是实实在在的那天启皇帝个人。而自命忠臣的东林党人的忠实对象却要抽象得多。他们忠于的，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所代表的那个“天”和涵括天地间正义的那个“道”，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所代表的整个国家社稷。下面列出的是忠臣之忠与忠仆之忠的差异。

忠仆之忠 忠臣之忠

出于主仆情感 出于君臣理念

与主人亲密契合 同君主极度隔绝

对主人充满温情 对君主交织着爱与恨

对主人事事顺从 对君主多方限制

关心主我的健康愉悦 关心君主的道德升华

忠于主人本人 忠于君主所代表的天、道和社稷

最后

得到主人的依赖、爱护 受到君主的猜疑、忌恨

这最后一点，正是忠臣们的悲剧所在。

臣事君以忠

秦汉统一专制帝国建立以前，儒家先哲们也以忠君为主要的道德规范，但尚有所限定。孔子希望的局面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十三经注疏》本，下册，第2468页。］如果君不能使臣以礼呢？那么“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本，下册，第2726页。］也就理所当然。自从皇帝这个怪物被人们发明出来之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西汉大儒董仲舒创“三纲”之说，其中君尊臣卑是第一位的，所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春秋繁露·基义》，第350页。］所谓“屈民而伸君……《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第32页。］臣民只能一味地屈，君主只能一味地伸，才是合乎天理人道，合乎暝暝中的绝对精神。于是匍伏于天道面前的臣民们只好对君主无限忠于、无限崇拜，不敢有丝毫疏忽。

但是，伦理中抽象的忠君一旦付诸实践，却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中最富于悲剧意味的，就是忠臣之忠几乎总是不能得到忠于的对象－－君主的认同。

仅有明一代就充满了这样的例证。明朝可以说是个忠臣辈出的时代，自建立至于末叶，臣子中清廉为政的、恭谨事君的、直言谏议的、为国死节的，代代相传，不绝如缕。但皇帝们似乎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常觉得臣子们讨厌之至，因此对待臣子们也就刻毒之极。洪武年间有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茹太素，曾官至户部尚书，太祖朱元璋一次赐宴便殿，在泄泄融融的气氛中突然凶象毕露，赋诗对他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而茹太素也立即毫不含糊地应声续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书目3，卷一百三十九，第13册，第3987页。］这茹太素后来终于被朱元璋杀掉了。在这个细节中，明代君臣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皇帝对忠臣的那种刻骨之恨都极鲜明地体现出来。

朱元璋的“果于杀戮”是著名的，明代仅有的四位丞相，其中三人都被朱元璋杀掉，剩下一个徐达也死得有些不明不白。在他执政的最恐怖时期，大臣们上朝前常要挥泪同家人绝别，一旦平安归来，又要合家庆幸多活了一日。这种局面后来当然有所好转，但杀人仍然是皇帝们对付朝臣最便当的手段之一。亡国之君崇祯皇帝号称“刚毅”。他在位17年中，共杀掉了两位首辅，一位尚书和几十名总督、巡抚。但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仍然为没有能尽情地杀戮而感到万分遗憾。据《烈皇小识》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上召文武各官，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字近侍，随即抹去。”［书目23，卷八，第232页。］若不是明王朝旋即覆亡，朝臣的惨祸恐怕是难免的。

杀戮之外，明朝皇帝还设计了种种方法来迫害、凌辱朝臣，其中最残酷、最恶毒的要属臭名昭著的廷杖制度。廷杖就是由皇帝凭着自己的个人意志，不经任何司法程序，直接下令在紫禁城的午门外对朝臣进行杖责。廷杖的具体施行办法是这样的：

“凡杖者以绳缚两腕，囚服逮赴午门外，每入一门，门扉随阖。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襞衣，执木棍林立。司礼监宣驾帖讫，坐午门西墀下左，锦衣卫使坐右，其下绯而趋走者数十人。须臾缚囚定，左右厉声喝。喝‘阁棍！’则一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则喝令‘著实打！’或伺上意不测，曰‘用心打！’则囚无生理矣。五杖而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环列者群和之，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举布掷诸地，几绝者十恒八九。”［见书目35，卷三十三，第2册，第510页。］

可见廷杖这种刑法，不但残酷狠毒，而且对被杖者极尽恐吓折辱，正好由皇帝用来在身体和人格两方面给朝臣以沉重打击。由于廷杖非常适用于皇帝对朝臣的深刻恶意，所以从廷杖制度的发明者朱元璋直至身死国亡的崇祯皇帝，明代十六位君主中很少有几个没有对臣子使用过廷杖的。被杖的对象也既包括言官、小臣，也包括尚书、侍郎一类大吏。有时候，廷杖被皇帝用来直接消灭讨厌的朝臣，因为把一个臣子毙于杖下要比经司法部门审理处决方便得多，也容易得多。于是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数计。有些皇帝在大发淫威的时候还要进行集体廷杖。成化十五年（1479年），有给事中、御史共56人一起受刑，各廷杖二十；正德十四年（1519年），由于群臣谏止正德帝南巡，命廷杖舒芬等146人，其中11人死于杖下；嘉靖三年（1524年），因群臣哭争“大礼”，廷杖五品以下官员丰熙等134人，死于杖下者17人。这样的集体廷杖，实际上已经是蓄谋的大屠杀。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廷杖这种专供皇帝作威作福的制度无形中却又增加了司礼监太监的权力。据说行杖者施刑的轻重全看监刑的司礼太监的脸色，有人甚至说要看他的脚的动作，“足如箕张，囚犹可生；靴尖一敛，囚无生理矣。”［同前注，第511页。］这样，被杖者的生死就全都掌握在司礼太监的手中了。联系到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论述过的皇帝、朝臣、宦官之间错综的利害关系，宦官利用皇帝和朝臣的对立而发展自己权力的这一事例确实发人深省。

明朝皇帝对待臣子的刻毒态度同臣子们兢兢业业的忠君事业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但君主们的刻毒并不全是出于某种虐待狂，主要地还是被朝臣们，特别是忠臣们，激发起来的。明代著名的清官和忠臣海瑞对于专制制度下君臣的基本关系与责任有过一段相当经典的论述，他说：“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书目4，卷三百九《海忠介公文集》，第4册，第3255页。］为了君主角色的完善，臣子的基本责任就是言，就是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君主并不愿意领教这种言与谏，于是对立势必成为古代忠臣与君主关系的基调。

有一个实例绝好地反映了这种对立关系。万历十四年（1586年），后来成为东林党创始人的顾宪成进京补吏部主事之职，到京后拜访了大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却反驳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书目19，第27－28页。］王锡爵是老成重臣,站在皇帝的角度看问题,觉得外臣处处与皇帝作对；而顾宪成站在忠臣们的立场上，却觉得皇帝处处与外臣作对。不论哪一种角度更符合实际情况，双方的这种尖锐对立确实是一目了然的。在明代，这种尖锐的对立甚至使士大夫官僚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同皇帝是“天生圣人”完全对立的另一假设－－皇帝永远是错误的。出于这种假设，在无论任何问题上对皇帝犯颜直谏都成了一种义举。一些后进小臣如能切谏激怒皇帝并遭到廷杖处分，立刻就可以名满天下，成为忠臣的典范，不论他对皇帝的攻击是否正确，是否有道理。这种根本的对立关系使得忠臣们经常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君主唯唯诺诺、顶礼膜拜，爱之惟恐不深；另一方面，他们又执意地要同君主作对，千方百计地挑剔君主的错误，进行抵制、限制、批评，吹毛求疵。这简直就是一种双重人格。

海瑞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双重人格的典型。他生性迂直，堪称模范官僚，也敢于拼着性命同皇帝作对。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身为户部主事的海瑞向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递交了一份非常著名的奏疏，即《治安疏》。疏中把当时天下的情况说成是“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并说天下传言：“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他在疏中直接指责嘉靖帝是“精锐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年不视朝，纪纲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书目4，卷三百九《海忠介公文集》，第4册，第3256页。］在海瑞笔下，嘉靖帝完全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昏君、暴君。即使在臣子专喜欢指责君主的明代，象这样激烈的言辞也是不多见的。难怪嘉靖帝见疏后会暴跳如雷，掷疏于地，并立即命人将海瑞逮捕。海瑞也作好了必死的准备，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妻子，等着皇帝来抓。不久后海瑞被刑部拟处死刑，但由于嘉靖帝对这位大忠臣显然有一种矛盾的心情，所以对死刑判决一直没有批准。不久之后，这位嘉靖皇帝去世。照惯例，因触怒前一代皇帝而获罪者一般都会得到平反，甚至有高升的希望。提牢主事于是设酒款待海瑞，海瑞以为是死期将至，也就泰然入席，表现出与皇帝对抗到底的“风骨”。然而酒酣之后，主事把“宫车晏驾”的消息告诉了海瑞，却引出了他双重人格的另一面。他闻讯后大为悲痛，“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书目3，卷二百二十六，第19册，第5931页。］

忠臣们对于皇帝，有时候好象恨得极切，有时候又好象是爱得极深，东林党人在这方面同海瑞也差不多。他们喜欢同皇帝顶牛，敢于毫不忌讳地指责皇帝；同时却又为皇帝的名誉和权力的每一点损失痛心疾首，把维护皇帝的利益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对于君主，忠臣有点象个乖张怪诞的情人。她也许爱得至深至烈，但那种挑剔，那种别扭，那种以彼此冲突为乐事的心理变态实在叫人无法承受。比较起来，君主们更喜欢忠仆式的忠诚，百依百顺，充满温情。正德皇帝在朝臣不断地劝他疏远宦官，避免宦官干政的时候忍不住说：“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书目10，卷四十一，第6册，第2588页。］此语真道出了明朝大多数君主的普遍心理。所以许多皇帝后来就干脆否认忠臣之忠的真实性，称之为“讪君买直”，就是说那些“忠臣”们的切谏不过是通过诽谤君主来为自己捞取正直的名声和日后的政治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说法也有道理。）在以天启帝名义对杨涟疏所作的批示中，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君主的这种意识。这道圣旨中说杨涟是“寻端沽直”，而且质问道：“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书目16，卷二十二，第四十七叶。］

明明是一腔忠忱，却不被对象认可，历代忠臣们或含悲忍辱，或唠骚激扬，或退隐独善，或勉强抗争，终究难解这样一个死结。东林君子们遇到的也是同一道难题。他们为了皇帝愿意披肝沥胆，豁出了性命；而皇帝和他背后的一整套皇权机器却觉得他们非常讨厌，非常可恶。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人发起的这场以忠君为本的讨魏运动当然是注定要失败了。

文死谏

在攻击魏忠贤的东林党人中，杨涟的地位太高，名头太大；他所指摘的二十四条罪状又太具体、太不含糊。魏忠贤尽管缺管政治经验，却也能凭着本能感觉到，他与东林之间已经没有了调合、弥缝的余地。他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退却，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迎面顶住，就必须彻底扫除东林党人。在这次危机面前能够咬紧牙关坚持住，才有了魏忠贤后来全面专权的局面，而这种坚持又主要是依赖于皇帝对他的宠眷始终未衰。

初闻杨涟劾疏，魏忠贤也十他惊惧。但他动员了“客氏与王体乾，日在上前软语乞怜，巧法庇护，李永贞等复帮助之，遂得瓦全，保持上眷。”［书目15，卷二，第54页。］有了皇帝的背后支持，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斗争可以无往而不利了。在这里忠臣与忠仆的势位优劣判然而明。魏忠贤利用代理人批朱的优势，可以一面把杨涟的奏本留中不发，一面以皇帝的名义对自己大加褒奖。而杨涟等人为了要向皇帝剖明心迹，陈说利害，就不得不利用唯一能同皇帝接触的早朝去面奏。

天启四年六月初的那一次早朝一时成了京城官民议论的中心，谁都不知道在皇帝面前，东林党人同魏忠贤这场斗争会有怎样的结果。但那次早朝终于来临的时候，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仪式上比平时增添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太监，个个怒目横眉，都直瞪着杨涟等人。而且朝会之前皇帝还先发了上谕，命令左班的文臣不得擅自出班奏事。这一切，当然都是魏忠贤一党的精心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出班强谏也不是没有先例，但那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杨涟在最后一刹那似乎没能鼓起勇气。史称他“目慑气夺，曰：‘姑待之。’于是忠贤之党知外廷不足畏。”［书目11，卷上，第149页。］此后，攻击魏忠贤的疏奏虽仍然源源不断,形势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东林党人在紧要关头软弱退缩，使得魏忠贤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大概正是从这时起，他们决定要对东林党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为煞一煞东林党人的势头，魏忠贤终于不惜流血，动用了数十年来未曾实行过的廷杖。他选择的第一个牺牲品是工部郎中万燝。

万燝，江西南昌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初授刑部主事，转工部，历员外郎晋郎中。以职务论，郎中再经升转即可为京卿，地位不算太低，但万燝在东林中影响不大，是一个小人物。激于对权阉当朝的义愤，万燝也加入到攻击魏忠贤的行列，而且言辞相当激烈。在六月十六日疏中，他根据本部门接触到的材料，揭露魏忠贤依权仗势，阻碍光宗陵寝的修建，却为自己在香山碧云寺旁修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坟墓。疏中还指责魏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一切爵赏生杀予夺之权，全不为皇上有，而尽为忠贤有。”［书目16，卷二十二，第五十一叶。］请求对其严加惩处。这一本章第二天就批了旨发下来，圣旨说万燝“好生狂悖无礼，著锦衣卫拿来午门前，著实杖一百棍，革了职为民，永不叙用。”当天中午，数十名小太监拥到万燝寓所抓人，一路上将万燝拳脚棍棒痛殴至午门。万燝已经气息奄奄，又被痛杖一百，抬回家里后十几天就含恨死去，成为东林讨魏斗争中的第一位被难者。

“文死谏”应该是忠臣们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但在实践中，为谏而死，却又充满了深刻的荒谬和悲哀。忠臣们毕竟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最高权威才死于皇权之下的。在东林党人讨伐魏忠贤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怪圈：东林党人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力不被魏忠贤侵夺而斗争；而他们所崇拜的绝对皇权本质上就是独裁，那皇帝或他的政治代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决定一切；他们的斗争对象魏忠贤集团又正是利用皇帝的绝对权力才立于不败之地。导致忠臣们在一次次斗争中失败的，正是他们的斗争要维护的那个东西。这样一个怪圈造成了几千年来忠臣们反反复复地死谏－－谏死的悲剧。

万燝之死只是东林惨祸的开端。在万燝之后，一批接一批的东林党人被阉党集团迫害致死，成了殉道者。在东林殉道者的名单上，既包括高攀龙（自杀）、赵南星（卒于戍所）、杨涟、左光斗这样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有许多象御史夏之令、中书舍人吴怀贤那样的本来默默无闻的普通官吏。还有更多的东林党人，虽然活着看到了阉党集团的覆灭，却在那之前历尽劫难。也许这些东林中的忠臣烈士们对于为忠君而杀身成仁早已有过一些精神准备，但另一些情况则肯定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他们根本没想到，对魏忠贤发动总攻竟然导致东林党人在朝中势力的全面崩溃，而魏忠贤的势力却由此极剧膨胀，使得他真正成为一手遮天的大独裁者－－以那样多的宝贵生命所换取的，竟然就是这样的结果，这才是东林党人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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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朋党的陷阱

君子群而不党

天启四年四月，魏忠贤往京南涿州的巨龙桥龙王祠进香。这是他得志以后第一次出京，铁骑环簇，侍从如云，很抖了一下威风。这次出行对他还另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琢州，他遇到了告假还乡正在途中的原吏科都给事中阮大铖。

阮大铖，南直怀宁（今安徽怀宁）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初授行人，天启初擢为给事中，他与左光斗同乡，又是好友，因而也是东林中人。此人才思敏捷，诗文传奇都颇可观，品质却不怎么样，史称他“机敏滑贼”，［书目3，卷三百八，第26册，第7937页。］是个善于见风使舵的政客。在后来的南明弘光政权中，这位阮大铖把持朝政，陷害异己，因而声名狼籍。只是在天启时期他还没有那样大的知名度。他是为了争官夺势，同东林中另一些骨干人物发生龃龉，一气之下才甩手辞官还乡的，行至琢州正好遇到魏忠贤的队伍，于是灵机一动，要另依门户。他在琢州访问了魏忠贤，“燃秸相拜，作竟夜谈，”［书目17，《魏廓园先生自谱》，第105页。］向魏忠贤提供了大量有关东林党人的情报。魏忠贤对这位主动投靠的东林党人，很有些相见恨晚之慨。因为从阮大铖的口中，他才第一次这样清楚地知道了，东林党人在朝野上下都有些什么样的对头；他也第一次了解到，原来东林党人内部也是山头林立，矛盾重重。我们不知道魏忠贤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作何感想。但很明显，这以后魏忠贤对于东林党人的攻击开始采取强硬的反击态度。大概正是东林党人在内部、外部所面临的朋党交哄的局面，使魏忠贤感觉到对手原来也有致命的弱点。

“朋党”一词的意思，大致同于现在所说的宗派和宗派主义，在我国古代的政治学中，“朋党”又特指文官官僚集团内部的宗派和宗派斗争。这种朋党习气，源远流长，无代无之。纵观历史，历代的文官官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是为了坚持某种他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道义，对贵族势力，对皇权以及皇权的附生物宦官、嬖幸集团，进行过相当卓绝的斗争。这些斗争却往往以失败告终。在导致他们失败的诸种原因中，有一条就是文官官僚集团内部常常缺乏起码的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换句话说，是文官官僚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削弱了其自身的力量。

文官官僚内部朋党之祸不绝，同这个集团本身的一些特性有关。我国古代的文官官僚和它的后备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当特殊的阶层。这个阶层的基本生活内容和赖以实现自我的基本手段就是“学”和“仕”两个字，而二者的关系又是“学而优则仕”，“学”也是为了“仕”。实际上，这是一个把“仕”－－作官当成生命归宿和出发点的特殊职业集团。作为这样一个集团的成员，当然要把作官、升官，也就是谋求权力，看得重于泰山。但古代政治结构并没有象现代政党政治那样，为职业政客们提供一些可供依靠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背景。每个士大夫政治家要在权力的历程中不断上升，他除了必须通过一些合法的政治程序关口，如科举、考满、考察之外，还需要拥有某种势力，或者说某种关系网络。对势力的特殊要求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在整个士大夫阶层中，特别是官场中，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师生、故旧等各种各样的关系都被发扬光大，充分利用起来。

在各种关系中最稳固也最紧密的是亲族戚属关系。父子兄弟，同宗本家，再加上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婚姻造成的姻亲网，使得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士大夫官僚的利益、名誉、地位串联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自上古直至清代，最高统治者对于“谋大逆”等特别严重的罪行往往会施行株连子弟甚至株连九族的残酷惩罚。这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亲属关系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士大夫集团人际关系中另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同乡关系。籍贯同属一县一郡的“同乡”，在政治上相互提携，经济上相互接济，生活上相互照应，已经是社会公认的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籍贯同为一省甚至是邻省的所谓“小同乡”，也常常会为共同利益联合起来。万历时期东林党人的对立面所谓“浙党”、“楚党”、“齐党”、“宣党”、“昆党”，都是以同乡为基础的地缘官僚宗派集团。

除了亲属、同乡外，士大夫阶层中还有多种以心理情感因素为纽带的相互关系。以友谊为基础的朋友关系可以扩展到朋友的朋友和朋友的亲属。较长时期的共事会使长官、部属、同事之间产生同袍友好之谊，进一步就可能产生宗派山头。科举制度又为每一位官僚扩大他的关系网络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条件。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员和他所取考生被互称为“座主”与“门生”，其关系就是一般所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万历初年张居正受到巡按御史刘台的弹劾。刘台却是隆庆三年（1569年）张居正所取的进士，是他的门生。张居正对于遭到门生弹劾这一事实比弹劾的内容本身更为看重，在召对时向万历帝说：“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计惟一去谢之。”［书目10，卷六十六，第6册，第2588页。］自觉难堪之极。因为按照正常情况，门生对于座主应该是绝对尊重、绝对服从的。另一方面，座主当然也有照应、保护门生的责任。同一座主的门生，不论科第是否相同，一律互称同门，情谊类于共读的同窗。在乡试或会试中同科取中的称为同年，也是士大夫们必须注意和利用的一种关系。

亲情、乡谊，再加上师友旧识，每一位官僚的背后，都不可避免地附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这些网络相互重叠，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士大夫阶层中一些或大或小的关系网络集团。同一网络集团中的人，往往利害相关，声气相投，感情上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政治上也相依相傍，共进共退。这样一个人群，就被人称作朋党。如前所述，朋党，实际是古代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必然派生物。所以尽管圣贤们一再疾呼“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十三经注疏》本，下册，第2518页。］实际生活中却是朋党层出不穷。天启前期的首辅叶向高对此看得很透。他在一份辞职疏中写道：“去湖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要其病根所在，只是争官竞进，一意牢不可破。”［书目16，第二十二卷，第三十一叶。］

有朋党，就有朋党之争。在朋党交哄中，既有关乎政治原则问题的斗争，又有纯粹宗派主义的势力争夺，两者常常混淆一处，纠扯不清。东林党人同“邪党”的斗争也是如此。在前面章节中，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只讲了东林党人在“国本”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其实，东林党的萌芽阶段可以追溯到邹元标等人反对张居正专权的时代，而东林党人与对立面的一系列斗争也绝不止于同“国本”相关的问题。促成东林党人组合的，既有在一系列所谓大是大非问题上所持的共同原则立场，也有种种亲情、乡情，特别是师友关系。而一旦东林党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集团形成之后，在遇到关系宗派势力消长的问题时，东林君子们就不那样注重政治原则了。

东林早期的主要对手浙党是以大学士沈一贯（浙江鄞县人）为首，以在朝的一些浙江籍官僚为核心的一个宗派集团。沈一贯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入阁，正与东林创始人顾宪成被削籍罢官同时，这一出一入反映了不同集团的势力消长，非常容易使人动感情。另外，东林集团在朝中虽然还具有相当的权力，但他们却长期倾向于以“在野派”自居，最看不得内阁大学士们依势专权。出于这一类原因，在朝的东林人士一直没有让沈一贯安静过。沈一贯在内阁十三年，自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为首辅，其间除了真假楚王案等事件外，同东林党人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分岐。但东林党人却始终用“遍置私人，蒙上箝下”之类罪名攻击沈一贯。［书目19，第31页。］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沈一贯的第八十几份辞职报告终于得到皇帝的批准，浙党的势力也从此大滑坡。但东林党人仍然不愿就此罢休。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礼部左侍郎李廷机被选入内阁，东林党人以为他是沈一贯的门生，有浙党外围之嫌，于是交章劾奏，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说，李廷机车载许多银两进京，准备遍行贿赂，以为奥援。其实李廷机在为官清介方面是很有些口碑的。可见东林党人为了势力之争，也完全可以不顾事实，不讲原则。

数十年原则的或非原则的党争不可避免地为东林党人在朝野上下制造了一大批或明或暗的敌对势力。待到东林党人又有了魏忠贤这个新对手的时候，他们终于发现，原来夙敌所起的作用还不仅仅是掣肘而已。

癸亥京察

在东林党人同“邪党”的无数次倾轧斗争中，冲突最尖锐的莫过于万历到天启初年的若干次京察。明代考核官吏，“京官六年以巳、亥之岁，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书目3，卷七十一，第6册，第1723页。］这种考核由吏部和都察院主持，一般称作京察。对于京官来说，京察是关系前途命运的大典，所以明代的党争从来以京察为关节点。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乙巳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左侍郎署尚书事杨时乔、左都御史温纯，起重要作用的官员有吏部考功郎中刘一琨和都察院河南道掌道御史吴达可。这些人或是东林骨干，或与东林人士交往密切。由这些人主持的京察当然难免一边倒，其结果是钱梦皋等一批浙党骨干遭到参处。但由于首辅沈一贯的内中活动，京察奏请处分的公文拖了几个月都没有批复下来。吏部一再催促，最终却还是由皇帝出面和了稀泥，不了了之。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中的斗争更为激烈。这次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书孙丕扬、署理左都御史许宏纲，以及吏部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掌道御史汤兆京，都是东林干将，同时在内阁担任首辅的叶向高也是东林中人。也许是由于形势太有利，东林诸君有些头脑发热，他们把一切同自己立场不一致，关系不密切的小宗派都斥为“邪党”，借机大施挞伐，并且处分了一批对立派人物，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宣党党魁汤宾尹。汤宾尹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折节下人，颇为自负，只因为与东林对立，就遭到查处。有人不平为他申诉，吏部尚书孙丕扬断然不允，而且说“老夫为今日去一严嵩，快哉！”［书目20，卷下，第20页。］其实汤宾尹职不过中央大学南京分校的一位校长，位才四品，明代祭酒一职照惯例又很难升迁，同一身当国的严嵩相比，相差得实在太远了。更没有道理的是，一些官声颇佳的人，只因为是汤宾尹的门生，竟也遭到株连处分。后来成为阉党重要骨干的王绍徽就是在这次京察中被驱逐的。

东林党人在辛亥京察中干得痛快淋漓，却也遭到非常激烈的反抗。齐、楚、昆宣诸党不甘于失败，于是联手向东林反攻。在京察后两三年中，他们运用各种手段，不但赶走了科道部属中的一大批东林党人，连叶向高、孙丕扬这样的阁部大臣也被一一驱除出朝堂。可以说，由于东林党人在辛亥京察中行动过于激烈，反而导致了一场惨败。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的时候，已经是“邪党”们在最后巩固战果了。东林余绪后来称之为“其于正人君子，若风扫残云，雨摧坏块，靡有孑遣焉。”［书目20，卷上，第8页。］东林党人真正处于极端劣势中，正是在万历朝最后这几年。

正如上一章中所说的，直到万历帝死去，光宗和天启帝相继即位，东林党人才有了真正的转机。依仗光宗的知遇和他们自己的努力，东林党人逐渐在朝中扎稳了根基。天启三年（1623年）癸亥，又值京察大典，这一次又轮到东林党人算总账了。此次察典的主持者吏部尚书张问达、左都御史赵南星都是东林健将，赵南星尤为著名。赵南星，北直高邑（今河北高邑）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当时人称他“公忠强直，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节侠悲歌慷慨之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0月新一版，第554页。］他以考功郎中的身分参加过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并且因为裁汰内阁的亲信太多而罢官。家居二十余年，他与顾宪成等人交往密切，名声也越来越大，与顾宪成及当时另一东林名人邹元标被合称为“三君”。光宗即位，这位老资格的东林政治家立即被启用，而且不到两年时间就由职位不高的太常寺少卿升至位列七卿的左都御史（不久后又升任吏部尚书）。他为人一向方刚严刻，做事从不通融。复官入都时，大理寺卿周应秋（后来为阉党“十狗”之首）郊迎结欢，赵南星却鄙夷地说：“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风至此乎？”［书目8，卷八十八，第6册，第5393页。］大学士魏广微的父亲与赵南星是好友，魏广微因而数次拜访赵南星。赵南星却因魏广微品行不端而拒之不见。由这样的人主持京察，“邪党”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

这年二月，京察结果公布，北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四品以上官员有23人，五品以下庶官315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邪党”人物。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把持朝局的齐党、楚党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位给事中。这四个人官职不高，能量极大，辛亥京察以后东林党人节节败退，多半就是败在这几个人的手里。但四人除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了不起的劣迹。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这四人处理得太过分。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特著文曰《四凶论》，把亓诗教、赵兴邦等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一定要把亓诗教等人驱逐出朝廷。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凶”终于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另外，“邪党”中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同东林对抗的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案”等政治大关节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朝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党争中本属中立，但“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小人之玷。”［书目3，卷二百五十六，第22册，第6616页。］这样，东林在政治上的胜利却反而增加了其敌对阵营的实力。

天启三年前后，东林党人通过癸亥京察以及一系列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他们好象并没有想到，当他们正在出于一腔忠愤同魏忠贤斗争的时候，那些被纷纷赶出朝堂的新旧政敌也许会被迫站到魏忠贤一边去。事实确实如此，天启四年夏，在癸亥京察中受过重伤的徐大化首先投入魏忠贤的门下，而后又引荐了一大批与东林有着共同仇恨的党人。在后来名列逆案的阉党文官官僚中，遭到东林党人排挤的原“邪党”分子有近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多与魏忠贤原本并无瓜葛，但对于东林的共同敌对立场却使他们很容易站在一条战线上。何况这些人本非气节之士，眼看朝局大变，跟上魏忠贤又能报仇，又能升官，何乐而不为呢？直到天启三年以前，簇拥在魏忠贤周围的还仅仅是一群大小太监及其亲随，而天启四年之后的魏忠贤集团却一下子冠盖如云，人材济济了。这种情况，主要是东林党人的为渊驱鱼政策造成的。

一大批反对派官僚投入到魏忠贤门下，应该是东林党人抗魏斗争最终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第一章中讲述过徐大化为魏忠贤拟旨从而引起了叶向高的极度不安，实际上“邪党”对于魏忠贤一伙的帮助远远不止于笔墨文字方面。在魏忠贤等大小太监们面对东林党人的猛攻颇觉一筹莫展的时候，“邪党”官僚们给他们送去了极其可贵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谋略，使他们能在反攻中有力有节，章法分明。这一点对于魏忠贤反击东林党人一役的胜利，关系是至为重大的。此外，“邪党”诸人以文官官僚的面貌加盟于魏忠贤集团，还在表面上赋与魏忠贤专权政治体制某种合法性。因而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会说：“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书目3，卷三百六，第26册，第7833页。］

汪文言案

“邪党”们都去助纣为虐了，这对于东林党人来讲，当然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然而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就是东林党内部也有人去助纣为虐。当东林内部冲突的失意者也投向魏忠贤的时候，东林阵营的薄弱环节就完全暴露在对手面前了。

能够在官僚集团内部造成朋党林立的那些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在朋党内部造成派系林立。当东林党人在朝中排斥掉异己，所向披靡的时候，其内部的矛盾开始上升露头。此时，“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书目3，卷二百四十四，第21册，第6334页。］其原因，无非还是叶向高那句话：“只是争官竞进”。在天启三四年间，把持朝中主要权力，控制政治舆论的是名头最大、地位最高的一部分东林核心人物，这些人加上依附于他们的亲随人等，形成了东林的主流派，其中的主要人物有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以及魏大中等。但由于利益不均的缘故，主流之外的人士却开始在各种问题上怨愤不平，同主流派离心离德。天启四年初，东林内部为了两件官职任免，发生了两起纠纷，两起纠纷汇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次极大的内哄。这次内哄不但削弱了东林自身的势力，还为魏忠贤集团的反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第一起纠纷为的是一个吏科都给事中的职位。明代给事中“职专主封驳纠劾等事”，［书目31，卷二百十三，第2840页。］一方面在皇帝左右侍从规谏，补阙拾遗，一方面稽察六部百司之事，还要参与大事的廷议，大臣的廷推，大狱的廷鞫，虽然官仅七品，却是“品卑而权特重”。［顾炎武《日知录》，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36年第一版，卷九，第170页。］给事中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直辖于朝廷，各科掌印者为都给事中，管理本科事务。同六部中以吏部为首一样，六科中也以吏科最为要害。因为其权力涉及到文官官僚的升迁黜陟，吏科都给事中在朝中就成了一个极关键、极有吸引力的位置。而且，都给事中任满之后一般都能内升为四品京堂，是向权力高峰进军的极好的中间站；如果外转，必是三四品的道员，但一般人贪恋权势，是不愿转为外官的。

天启四年二月，吏科都给事中出缺，按成法的递补序列，第一个候补者是吏科左给事中刘宏化，第二个是吏科右给事中阮大铖，第三个是户科左给事中魏大中。当进刘宏化的父亲病危，可能不久就要回家奔丧，阮大铖入都吏垣的希望因此大大增加，所以刚刚告假回家不久的阮大铖一得到京城的消息就立刻返回了都门。

刘宏化、阮大铖和魏大中原本都是东林中人，这分配吏科都给事中的职务也可以看成是一件东林门户内部的事情，但这时东林内部的宗派主义已经有相当的发展，权势当头，就不能不有所争夺。东林的主流派代表人物赵南星、高攀龙等人想把吏科都给事中这一关键职务交给自己更信任的魏大中，于是使用了种种手腕，甚至专门为阮大铖腾出了一个工科都给事中的位子，想让阮大铖升任工科而不再给魏大中挡路。在东林中很有影响的左光斗与阮大铖是同乡好友，本来是希望阮大铖谋得吏科都给事中之位的，当初写信给在家乡的阮大铖，催他赶快回京准备任职的也是他。但阮大铖回京后为小事同左光斗相龃龉，不再能得到左光斗的支持帮助。在这种情况下，阮大铖如果退让一下，安心去作他的工科都给事中，本可以太平无事。可是阮大铖却偏要争一口气，绝不退让。他走了内廷的门路，把工科都给事中的缺顶住。这时刘宏化果然报了丁忧，阮大铖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吏科都给事中。一个回合下来，阮大铖虽然取胜，却大大得罪了东林主流派的各位大老。赵、高、杨、左诸人的势力毕竟太大，阮大铖作了几天吏科都给事中，算是争回了面子，却终于顶不住压力，不到一个月就辞职回乡。只是出都之时，阮大铖仍然义气难平，恨赵南星、杨涟之流在东林内部还搞什么亲亲疏疏，更恨左光斗身为同乡，关键时刻却不伸援手。他放出话来说：“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书目3，卷三百八，第26册，第7937页。］同时还找了一位爱闹事的朋友，希望他能为自己报仇。这位朋友叫傅櫆，江西临川人，官刑科给事中。此时他正和另外几位老表一起为另一件事同东林的主流派过不去。

这年二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向皇帝汇报了吏部司官缺额太多的情况，希望能不拘成例，迅速补齐这批官员，以利于政务的正常运转。这个报告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赵南星于是大刀阔斧，升调了一些人充实吏部。新调吏部的官员中有位原兵部职方司郎中邹维琏，先调任吏部稽勋司郎中，后改考功司郎中，就是他的调任引起了傅ＺＺ16等人的不满。根据当时的常规，吏部自其他部门调某人充当郎中一类要职，应该先向与该官同省的在京官员发单咨询，名曰“访单”，以示郑重和无私。反过来，同省的京官们也把评议调入吏部者当成一种权利。邹维琏是江西新昌人，调他入吏部任郎中，本来是应该先向京城的江西籍官员们咨访的。但赵南星强调缺员太众、事不宜迟的特殊性，在调邹维琏的时候，并没有征求赣籍官员的意见。

在京作官的江西籍东林党人章允儒、陈良训，以及傅櫆等人，是一个颇有实力的小宗派。对于吏部不经咨访就调用邹维琏，他们认为是受了莫大的侮辱。同时他们还感到，以赵南星为首的主流派在用人问题上如此独断专行，已经侵犯了他们小宗派的实际利益。为此，在三四两月，江西帮为邹维琏调任的事情在朝中争个不休，还节外生枝地提出了新问题：吏部验封司主事吴羽文也是江西人，一省中两人同任吏部司官，是不是违背了回避的原则？在这种不断的纠缠指责之下，邹维琏和吴羽文只得先后提出辞呈，以避免舆论遣责。事情闹得这样一团乱糟，使得赵南星大为光火，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甚至提出：邹、吴求去，“意臣耄不足与有为，抑别有所畏耶？”［书目2，卷四十，第68册，第2302页。］已经有威胁的口气。后来根据圣旨，邹维琏立即到任，吴羽文仍安其位。小小的江西帮毕竟斗不过主流派。事情表面上了结了，但潜伏着的矛盾却没有因此解决，反而更加激化了。

在涿州，阮大铖告诉魏忠贤的，就包括上述内容。阮大铖还告诉他：傅櫆等人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准备好了材料，要对东林主流派发动一次总攻。傅櫆的劾章近日就会问世，其内容则完全避开对吏科都给事中的争夺，对邹维琏调吏部的异议，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在东林主流集团中相对比较容易搬动一点的左光斗和魏大中，指责他们交结汪文言，肆为奸利。

汪文言是东林党中的一位活动家，南直歙县（今安徽徽州）人，最初在本县县衙当过门役，后来又作过管库的小吏。但他善于交游，善于钻营，长期以来同东林中各位著名大僚关系相当密切。万历末年进京后，他上至公卿、下至椽吏，无不交往，成为东林中拉关系、通关节的第一号能人。锦衣卫在后来审理汪文言的报告中说他“广结朝官……招摇参与朝政”，［书目5，卷二十三，下册，第1326－1327页。］所言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当初东林党人同王安内外勾通，主要是靠汪文言一手操持。天启初年，随着东林党人的地位急剧上升，汪文言也官居内阁中书，成了官僚集团中的正式成员。这段时间里，他每日受人托请，干预政务，正在得意非凡。此人身上不清白的地方颇多，从他下手，可以说是正好击中了东林党人的弱点。然而能清楚这一点的却也非东林中人不可。

正如阮大铖所料，在他同魏忠贤密谈的第二天，傅櫆的奏本就被急送到涿州交魏忠贤拟处。疏中称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勾结，“脉胳潜通，机锋并露，相与招摇部市，揽泊升迁。”请“立褫光斗、大中之职，以为人臣畜私人之戒；而汪文言即严行究处，以正其未尽之辜。”［书目16，卷二十二，第十一叶。］傅櫆疏发表后，左光斗、魏大中连忙上疏辩白，双方的是非一时也无从论定，汪文言却立即遭到逮捕拷问。只是由于当时东林势力太大，汪文言又牵连着自首辅以下的一大批重臣，所以对汪文言案的处理，最后仅处以杖一百，革职，就算不了了之，没有攀扯到其他人。但汪文言案还是为东林党人留下了不祥的阴影。这年十二月，朝中政治局势已经大变，汪文言再次被逮，并被拷问致死，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则全都被牵连至汪文言案中，遭到了残酷迫害。

营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东林内部的派系斗争开始不过是在一两件并不十分重要的问题上产生裂痕，而裂痕一旦产生，朋党交哄中惯用的种种恶劣手段也就在东林党人内部漫延开来。昔日的同仁君子们用最恶毒的语言相互詈骂，怀着最阴暗的心理相互忌恨，甚至耍阴谋、设陷井，相互陷害，于是有了向敌人提供情报的阮大铖，有了向自己人最脆弱部位猛击的傅櫆。阮大铖和傅櫆后来都上了贼船，成为阉党成员，但也许是由于他们过去的东林背景，两个人在阉党中并不得意，都是在朝局大变后不久就告假还乡，远离开政治漩涡。其实，对于阉党集团来说，阮大铖、傅櫆这类从东林中杀出来的叛逆所做的贡献实在是很大的。

大清洗

从根本上讲，东林党人的讨魏斗争是一场反对由魏忠贤充当皇帝政治代理人的斗争。在东林党人看来，皇帝这一崇高的政治角色根本就不容任何人来代理；如果一定要有所权宜，也应该由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外朝文官官僚们集体替天子分担重任，而不是由一个卑下猥琐的太监。但是，忠臣在君主专制体制中的天然劣势注定了东林党人必然失败的命运，而朋党交哄给他们造成的内伤外伤又加速了这一失败。东林党人的讨魏斗争不但没有丝毫动摇魏忠贤的地位，反而使自己丧失了在外朝制约魏忠贤的能力。因为在顶住东林党人的一番猛烈进攻之后，魏忠贤在一批投靠到他门下的文官官僚的协助下，开始进行有秩序的反攻，终于把东林党人全部清洗出朝堂。

作为第一步，阉党首先赶走的是首席大学士叶向高。叶向高，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三十五年（1607年）入阁，四十二年（1614年）归里，天启元年再度还朝为首辅。在《东林点将录》中，他被列为“总兵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可算是东林魁首了。但他毕竟是老成持重的高级政治家，不愿看到这个国家在一场政治风暴后走向某种极端。杨涟疏劾魏忠贤，他认为是过于轻率的举动。为了维持政治平衡，他于六月十一日“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始终。”［书目3，卷二百四十，第20册，第6238页。［这样的折衷主义却是两面不讨好。杨涟等人认为他老滑软弱，魏忠贤却当他软刀子割人，比杨涟之流更阴险。在一场政治动荡中，有叶向高这样宗派气息较淡薄而又行事谨慎的老臣居间调停，本来有希望取得和平的中庸结局。但反过来看，既然冲突双方都已经义无反顾地要誓死决战到底，叶向高这样的调停者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促成叶向高离任的表面原因相当蹊跷。天启四年六月二十日，内廷在廷杖万燝之后，突然又传旨要廷杖巡城御史林汝翥，原因仅仅在于他在巡城时惩戒了两个犯禁的宦官。从当时的情况看，林汝翥算不上与魏忠贤集团有什么特殊仇恨的人。但他的地位却颇为特殊，因为叶向高正好是他的舅舅。由于有万燝被群阉殴打至死的前车之鉴，林汝翥听到廷杖的消息后立即潜逃出京，后来到遵化顺天巡抚衙门投案自首。在林汝翥潜逃期间，魏忠贤组织了上百名太监围住叶向高的住宅，声称搜捕林汝翥，甚至直至内室，闹得叶家鸡犬不宁。这一系列举动显然是有意安排的，以构成对叶向高的威逼折辱，迫其下台。

面对颓局而无力回天，叶向高感到了自己的衰老虚弱。况且，身居首相而遭此凌辱，也只能以辞职来抗议。七月，他以老病为由，疏请退休还乡。依着明代政坛的风气，卿贰大臣上疏辞职是家常便饭一样的事情，初任新职要再三辞谢以示自谦，京察大典要自劾求罢以示严于律己，朝中略有风吹草动，稍涉其中的还要恳求去职以避嫌。但朝廷对于这类等因奉此式的例行辞呈，一般并不认真对待。叶向高自天启元年再次入阁，辞疏也上过数十份，均被温旨慰留。而这一次，他的辞职报告却立即被批准了。首席大学士是朝中第一号大臣，老成持重的叶向高在东林内外的威望和影响都非同一般，他的去职实在是东林党人在朝中势力的一个巨大损失。

叶向高罢相后的一段时间，朝廷上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攻击一浪不如一浪，终于没有了声息；魏忠贤也暂时没有采取其他报复行动。但在实际上，朝中的政治局势却正在急剧变化着。魏忠贤没有在东林党人强大的攻势下垮台说明了很多很多，不但“邪党”分子认清了形势，开始向魏忠贤靠拢，就连原本未介入朋党之争甚至本为东林党人的，也纷纷投向魏忠贤，大学士魏广微、顾秉谦，侍郎黄立极、周应秋等人都在此时加盟魏党。阉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正是这时候形成的。而这样一个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一旦形成，他们就要为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行动了。

十月中旬，阉党开始对东林的猛攻。首先由御史陈九畴在推举山西巡抚的问题上发难，抨击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吏部员外郎夏嘉遇朋比为奸，举用私人，并且暗示魏、夏的后台是赵南星和高攀龙。宫中的反应极其迅捷，显然也是事先就有安排，立即降旨：魏大中、夏嘉遇、陈九畴等“奏揭纷嚣，成何政体，各降三级调外任用。”［书目14，卷一，第九叶。］这是很重的处分，但实际上魏、夏自此一蹶不振，而陈九畴不久就官复原职，后来反而加官进爵。圣旨同时还指责赵南星、高攀龙“朋谋结党、淆乱国是”。赵、高二人依例立即提出辞呈，而宫中也就毫不客气地同意两个人回籍休致。继任首辅的韩爌以下多人疏救，但全无结果。东林强硬派中地位最高的两大支柱仅在数日之内就被拔除。

十月十六日、十八日，赵南星和高攀龙先后被罢免，二十三日，皇帝又向群臣发出了特别上谕，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声明。上谕把几年来东林党人主持的朝政说成是“大小臣庶，坐享国家之禄，靡怀君父之忧。内外连结，呼吸应答，盘据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除众正，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上谕又说：“今元凶已放，群小未安；……谕尔徒众，姑与维新，洗涤肾肠，脱换胎骨，果能改图，仍当任用，如有怙其稔恶，……朕将力行祖宗之法，决不袭姑息之政矣。”［书目5，卷二十三，第3册，第1307－1312页。］这一特别上谕是天启朝政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原来高踞庙堂之上、声威赫赫的东林君子们，一夜之间变成了祸国殃民、死有余辜的国家公敌。稍微理智地回忆一下过去，就会产生许多疑虑：皇帝本人不是也曾一再赞扬过东林诸臣的忠贞和勤勉吗？但这个上谕毕竟是金口玉言的圣上的最新指示，具有无庸置疑的权威性，对政治局势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从此以后，东林党人纷纷落马，而朝廷则逐渐完全成了魏忠贤的天下，成了阉党的天下。

十月二十三日上谕的内幕情况，由何人起草，何人主使，现在已经无从知晓。有一点却很明白，上谕的出笼完全是阉党暗中活动的结果，也反映了阉党的势力在宫中、府中已经相当强大。阉党们制造了二十三日上谕，紧接着又凭借这道上谕扩大战果，真真是“不袭姑息之政”。十一月初一日，陈于廷（吏部左侍郎）、杨涟、左光斗因“怙其稔恶”被革职为民，并追夺诰命。十九日，首席大学士韩爌被迫退职。十二月，邹维涟、夏嘉遇等数十人被撤职、革职，一些人被逮捕、传讯。此后陆续被革职、被逮问的还有更多的人。

与驱逐东林相配合的，是起用大批东林的反对者。阉党持局者们似乎坚信“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这个政治原则，十一、十二两个月先后起复、晋升徐大化、霍维华、崔呈秀、陈九畴、阮大铖等数十人，以充填东林散去后留下的空缺。天启五年初，排挤东林党人与起用提升东林的反对派这样一个双向运动仍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下表所示是天启四年十一月至五年四月东林与阉党在朝廷中力量消长的情况：

【表三】

天启四年十一月至天启五年四月对东林的清洗与对阉党的起用情况

│　东林党人被清洗的情况　　　　　│　原遭东林排挤者被起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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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吏部侍郎陈于庭、左副都御史杨　│　起复原给事中霍维华、御史贾继春

年│　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革职；　　│　等6人；

十│　大学士韩ＺＺ19，侍郎孙居相、郑之　│　起升原主事徐大化、给事中孙杰

一│　俊，巡抚程正己等6人去职；　　│　为京堂。

月│　御史袁化中、给事中陈良训等5 │

│　人降调外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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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抚周起元、给事中魏大中、御 │ 起复、升用原御史崔呈秀、朱童蒙

十│　史王允成以及吏部郎中邹维涟等　│　16人；

二│　19人革职（其中有人被逮治）；│　任黄克缵为工部尚书、郭尚友为保

月│　原吏部尚书赵南星削籍；　　　　│　定巡抚、张朴为大同巡抚。

│　大学士朱国祯、刑部尚书乔允升　│

│　等6人去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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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太仆寺少卿刘宗周革职；　　　　│　起复原御史何廷枢等3人；

年│　原南京尚书王象春削籍；　　　　│　行取在外官员许弘纲等6人为御史

正│　礼部左侍郎何如宠去职。　　　　│　、给事中。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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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给事中章允儒、御史刘廷佐等　　│　起复原南京吏部尚书何熊祥、南京

月│　13人降级调外任；　　　　　　│　翰林院掌院学士王永光等23人。

│　刑部右侍郎王之ＺＺ07革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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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巡抚李若星，御史周宗建、黄尊　│　起复原给事中陈尔翼、御史李嵩等

月│　素等11人革职为民。　　　　　│　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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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大学士刘一ＺＺ10、左都御史高攀　│　起复原巡抚徐绍吉、王之臣，御

四│　龙等5人削籍。　　　　　　　　│　史安伸、王业浩等8人；

│　尚宝卿旷鸣鸾、陈以闻降二级调　│　起升原大理寺少卿范济世、原都给

月│　外任。　　　　　　　　　　　　│　事中阮大铖等9人。

│　　　　　　　　　　　　　　　　│　行取在外官员石三畏、倪文焕等共

│　　　　　　　　　　　　　　　　│　51人为御史、给事中，王嘉言等

│　　　　　　　　　　　　　　　　│　50人部属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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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明熹宗实录》（四年部分据《梁本熹宗实录》）　　　　　　　　　　　　　及《国榷》。

表中反映的还只是政治局势突变后半年中的情况，其实在整个天启五年明朝中央政府的换血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只要有人参劾某人为“东林门户”，几乎立即就会对其革职处分。甚至到天启六年末，清洗运动仍然余波未尽，这年十月还有锦衣都督佥事徐本高、都指挥同知沈光裕、参政沈应时、参议周汝弼等八人被削籍为民，只是这时整肃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武职官员和京外的地方官员了。阉党成员们的相互提携荐举活动也一直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朝廷不得不降旨制止：“令台省不得市恩荐举。”［书目1，卷六十三，第69册，第2985页。］

对于魏忠贤集团的这次政治清洗，东林党人除了愤怒、叹息、无可奈何以外，没有作出任何有力的反应，好象忠臣的下场就是理应如此。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魏忠贤在阉党的簇拥之下由原来的部分专权发展为全面独裁，看着他们为巩固独裁统治而推行种种荒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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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圣人”与“魔鬼”

一个统治集团，如果它的能力平庸而统治的合法性又十分可疑，那么为了巩固其统治，就非常需要在公众中制造两种特殊形象。一是把本集团的代表人物打扮成“圣人”，让公众对其顶礼膜拜；一是制造出一个“国家公敌”集团，以威胁公众同当权者共同对“敌”，这个“国家公敌”通常是由政治反对派承担的角色。

初掌权柄的阉党面临着许多困难，而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使自己的统治在多数百姓中，特别是在多数士大夫中得到认同。东林党人当时誉满天下，而太监和“邪党”的名声却很不佳，再加上“阉宦误国蔽主”的历史偏见，舆论对阉党显然不利。由于有了皇帝的认可，魏忠贤一党的专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具有合法意味的；依靠掌握在手中的国家机器－－有组织的暴力，他们也能用高压来维持某种安定局面。但高压保障不了长治久安，没有舆论、人心方面的协调，政治危机就会象一柄高悬在头顶的利剑一样，永远威胁着魏忠贤一伙，小小的风吹草动也可能导致整个政治集团的倾覆。阉党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对此是认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权力一到手中就不遗余力地大兴公共舆论工程，似乎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魏忠贤集团的舆论工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他们要编造出一整套起码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并且用这种理论为自己上台掌权的合理性作出全面论证。附带着，这种理论一旦编造完毕出笼，立即就具有了绝对排他的官方色彩，同它相悖的一切“异端邪说”就成了被禁止的对象。

第二，他们必须使公众相信，朝野之中存在着一个“国家公敌”集团。很自然的，他们把这种“荣耀”给了东林党人。

第三，他们还得尽快地为民众制造出一个上天赐予的“圣人”，而充当“圣人”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在了魏忠贤的头上。

这三项任务，没有一项是容易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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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法性论证

重议“三案”

阉党集团是在排挤打击了东林党人之后才取得统治权力的，因此，要想证明阉党统治的合理性，首先就要证明对东林党人排挤得有理，打击得有理。我们已经知道，东林之受迫害，完全是由于得罪了魏忠贤和客氏。但这个事实却不适合在舆论宣传中大肆张扬。因为按照明代的风气，外臣同内监发生冲突，不论孰是孰非，士民之心大都是要倾向外臣一边的。比较聪明的办法是从历史旧账中找出突破口，再乘势全面否定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一向认为，自己在历史上最值得矜夸的业绩，除了同魏忠贤的那场大搏斗之外，就是为“梃击”、“红丸”和“移宫”这三案进行的争执。他们以为，争“三案”的出发点在于自己的一片正直赤诚之心，而结果是保卫了光宗和天启帝对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利，真是功莫大焉。因此在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之后，曾经不失时机地对“三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因“梃击”案而著名的刑部主事王之寀上疏通论“三案”，言辞之激烈为前所未有。他在疏中倡言要为君父报“不共戴天”之仇，提出光宗有三大未复之仇，即郑贵妃、郑国泰私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等人（都是在“三案”问题上与东林意见不合的“邪党”）以及方从哲先后通过“梃击”、“通夷”、“用药”的办法，“睥睨神器”，“深怨积仇于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而李选侍则“气殴圣母”，“恶同武氏”。至于复仇的方法，他提出对首恶之郑贵妃、李选侍，“用女官侍奉，毋令中使往来，听其自裁”。而对于郑贵妃的父亲郑国泰则“应开棺断尸，夷其族、赭其宫，以为人臣大逆不道之戒。”［书目16，卷十二，第二十六叶。］王之寀的这番议论和建议都大大超出了常格，因而引起了轰动。继其后，东林党人又把“三案”反反复复评议了将近两年，言辞虽然一般较王之寀略为温和，主旨却是一样的。这时东林在朝中的实力已经极为雄厚，因而这次议“三案”，反面意见微弱得几乎听不到了，基本上是东林党人自说自话。伴随着对“三案”问题的定性清算，“三案”中的反对派人士大都被排挤走了，而争“三案”有功的东林党人则全部得到晋升，王之寀就在这两年中由一个小小的主事经数次超擢作了刑部侍郎。可以说，通过这次对“三案”的清算，东林党人在排斥政敌、夺取权力和争取舆论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是，正因为东林党人通过争议“三案”得到了太多的好处，“三案”问题反而成了东林政治事业中的一个弱点。正如我们在以前讲述过的，“三案”中的许多环节本来就非常暧昧不清，而东林党人的所谓“据理力争”，不但立论上常有过激偏颇之处，而且在出发点方面也很有些可疑的地方。尤其是在天启初年，争“三案”显然已经被东林党人当成了谋取一己私利的手段，更难免引起东林以外人士的非议。即使到了崇祯朝，魏忠贤和阉党全部被打倒，东林党人的元气大为恢复，一般舆论对东林君子与权阉的斗争以及他们的忠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唯独对于“三案”，仍然莫衷一是。一些同东林党渊源极深的人甚至避免涉及“三案”问题。如“几社”领袖陈子龙等人编纂的《皇明经世文编》，“收缉明兴以来名贤文集与其奏疏，几数百家，其为书凡千余种，取其文之关乎国事者。”［书目4，《徐孚远序》，第一册，第37页。］但对于这场影响至深，波及面极广的“三案”之争却一语未及。

阉党中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抓住东林的弱点。何况，东林党人在不久前议“三案”中使用的方法和获得的利益还为阉党集团做了极好的提示。只要反东林之道而用之，尽翻“三案”的旧案，就不但可以揭露东林之“奸邪”，而且能够彰扬阉党之“忠正”。因此，在天启五年（1625年）初，对东林党人的清洗还正在进行，魏忠贤的统治还没有完全稳固，阉党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就纷纷议论起“三案”来。

在议论“三案”的奏疏中，霍维华天启五年四月一疏最有代表性。他在洋洋数千言的奏疏中相当详尽地重述了“三案”的经过情况，其中也不乏有理之处，但立场却是与东林截然相反的。他还在疏中给在“三案”中表现突出的一些东林骨干定了性：在“梃击”案中坚持“主使说”的王之寀是“无端造舛谬之说”。在“红丸”案中首倡“弑君说”的孙慎行是“假借题目，陷众正以悦党人。”在“移宫”中行事最激烈的杨涟、左光斗则是“不过欲假此以结欢王安，依为奥援，线索潜通，祸福立见。可以庇邪害正，纳贿招权，为所欲为而无不如意耳。”他还请求在纂修《神宗实录》和修改《光宗实录》的时候考虑自己前述意见，“务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开卷了然。”［书目1，卷五十八，第69册，第2687－2689页。］

在一段时间里，阉党议“三案”大体都按照霍维华的模式，无非是重述“三案”，剥东林之“奸”，阐阉党之“正”，及要求在《实录》等国史中“如实”反映这些“奸”与“正”。但后来阉党中的一些人大概感觉到仅仅把“三案”以自己的是非观记载于《实录》上还不够。因为《实录》虽是国史，能传诸千古，却是秘而不宣，要藏于金匮石室的，所以现实的宣传意义并不大。而魏忠贤政权的当务之急却是要在朝廷内外广泛地宣传东林党人在“三案”中的种种“卑劣行径”。于是在天启五年的五月和六月，由吏科给事中杨所修出面，两次请求将有关“三案”的情况和资料汇编成书，仿照《明伦大典》之例，刊行天下。（《明伦大典》是嘉靖初年对“大礼议”进行的一次总结性记叙，集中体现了嘉靖帝的意志。）

杨所修的建议代表了整个阉党集团的利益，因此立即就得到了反响。皇帝（当然只是名义上的）立刻批旨准行，并且在九月再次主动提出“将诸奸罪状及守正诸臣向来疏揭并近日屡次明旨，俱著史臣编辑成书，颁行天下，垂示将来。”［书目1，卷六十三，第69册，第2961页。］又经过了一番筹划，到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编纂“三案”汇编的事情完全定了下来。书名、编纂人员、体例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由魏忠贤政权核心集团中的几个人物协商决定的。书名最后定为《三朝要典》，因为“三案”正好分别发生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这个书名显然并不高明，三朝之要典岂止尽在“三案”？但从中却正好反映出阉党的确是想把“三案”作为翻尽一切历史旧案之纲。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也定下来了，由内阁全体成员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任总裁，以示对这部书的特别重视；由礼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施凤来等五位翰林史官为副总裁，主持实际编纂工作；又有纂修官等若干人。这样，在新年伊始的正月，编纂《三朝要典》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国务活动正式开始。

在当时，“三案”还不是很久远的历史，最早的“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到编纂《三朝要典》的时候也只过了11年。又由于当时的档案材料俱在，因而编修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至三月份已经初具规模。四月，工部侍郎崔呈秀上疏论“三案”之原始，大谈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崔呈秀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释褐后不过作些行人之类小官，对“国本”之争实在没有什么发言权，同“三案”也毫无牵连，但他在阉党中地位不一般，是核心中的核心，以他的名义进一步论“三案”正好表明在议“三案”、修《三朝要典》这个问题上，阉党上上下下是一致的，也是自觉的。为了突出崔呈秀的地位，“皇帝”还特别降旨，要《三朝要典》在正文之前按照崔呈秀疏的线索加上一段“三案原始”，述其颠末。

五月，《三朝要典》定稿，大工告成，从开馆计，先后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六月十九日，朝廷举行了进书大典，天启帝亲御皇极门内殿，顾秉谦等恭捧《三朝要典》正本进上，百官致辞称贺，大大地热闹了一番。此后正本送皇史宬收藏，副本则发礼部刊刻，赐给百官、颁行天下。

《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24卷，另有“三朝要典原始”一卷，前有“御制”序言及有关“圣谕”，后有顾秉谦等人之序。书中的内容分为三种成份：叙事、资料和按语，按照其《凡例》的说法，是“正邪备录，俱出原文”，“据事据文直书，得失自见。”［书目5，凡例，上册，第51、52页。］但由于这部书的主旨是“剥大疑”的，即要按照阉党的政治需要重新分析和解释“三案”的种种争端，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公正客观。

《三朝要典》的确选录了绝大部分议论“三案”的奏疏，虽然根据古代修史体例，对疏稿做了些“约略繁辞”的工作，但大体上还是忠实于原文件的。仅就奏议资料汇编这一部分来看（这是该书的主干部分），确实说得上客观据实。但编纂者们却运用了一些其他的技巧，以表达自己强烈的倾向性。

方法之一是在有关“三案”的陈述部分加进自己的私货。如“红丸”一案，《要典》先写明皇帝“大渐”（即病危），而后再言李可灼的进药，这就起到了为“红丸”开脱的作用。书中还反复强调是皇帝自己问起“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上命中使传宣。”“上喜，命进药。”“进药乃受，喜称忠臣者再。”［书目5，卷九，上册，第453页。］说明进红丸完全是光宗自己坚持，就衬托出东林党人所谓“逆弑”说的荒谬性。对于“移宫”案，书中更是直截了当地写道：“王安乘先帝升遐，思擅威福。而选侍侍奉先帝时，安素以不加礼为恨，与义子汪文言，科臣杨涟、周朝瑞、惠世扬，道臣左光斗等，深相结纳，时密议于直房，计倾选侍，以泄夙憾，而移宫之议生。”［书目5，卷十七，中册，第928页。］这已经完全是以捏造之辞栽赃陷害了。于每案之首先作立场极明确的叙述，可以使读者先入为主，不觉入其彀中。

方法之二是大量选录了天启五年至六年初阉党论“三案”的奏议。这一部分内容共计近四卷，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这个时期议“三案”的奏章，已经全是阉党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进行的宣传，无公允可言，无客观可言。岳骏声议“梃击”，说王之寀“先于提牢厅私审，教道语言，别具肺肠。”［书目5，卷八，上册，第401页。］一口咬定所谓“主使”之说全是王之寀阴谋制造出来的。这样不近情理的说法在天启四年之前是没有过的。其他如霍维华通论三案，刘志选论“红丸”，贾继春论“移宫”，大体都是这样。《三朝要典》的编纂者甚至把镇抚司捏造的所谓汪文言供词这类东西也编在正文中，作为东林纳贿行奸的佐证。大量入选这些材料，加强了宣传的效果。

方法之三是撰写了大量的编者按语。通书24卷中，几乎每事每疏之后都有冠之以“史臣曰”的按语。这些按语全部旗帜鲜明，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东林党人，而且每下断语必是斩钉截铁，丝毫不容人置疑。如提到“移宫”，则说“移宫一案，弃先帝之遗命，亏皇上之孝思，正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者。”［书目5，卷二十一，下册，第1197－1198页。］如果说前面两种方式还是讲究一些宣传手段和技巧的，那么这些作为《三朝要典》核心部分的按语则是不顾一切，要硬拉着被宣传者跟着编者的意图走。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三朝要典》对“三案”的分析并非没有中肯之处。但在总体上，这部书完全围绕着一个主题：东林党是一群奸佞小人，他们干尽坏事；由于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驱逐东林才挽救了帝国。

《三朝要典》中充满了对东林党人的道德上的批判。书中认为东林党人挑起“三案”之争，“特为功名一念所使耳。”也就是完全从一己的私心杂念出发的。出发点错了，自然一错百错，必然会导致“无事而欲有其功，无实而欲有其名，”甚至“捕风吠影，蔑宫闱、亏圣德，善类之驱除殆尽，风波之连蔓相寻。”［书目5，顾序，下册，第1427页。］这样的论断在书中比比皆是，目的就在于推翻东林关于争“三案”全出于一腔忠义的自我标榜。对于东林中一些重要人物的个人品质，《三朝要典》也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贬损。王之寀是“亡赖人也，两任县令，贪纵不检，夤升寺部，鬻狱不赀。每一事到手，其嗜利巧射之心，往往胆雄手辣。”［书目5，卷八，上册，第407页。］惠世扬则“赋貌狰狞，操心险恶……目不识伦常之义，口不道忠信之言。”［书目5，卷二十四，下册，第1400页。］魏大中等人“深盟固结，招权纳贿，罔上行私。”［书目5，卷二十四，下册，第1381页。］杨涟、左光斗更是“生为贪婪之贼臣，死为不忠之逆鬼。”［书目5，卷二十四，下册，第1369页。］《三朝要典》编纂者的意图就是要把东林君子们永远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把他们确定为名教之罪人。在当时道德至上论极为盛行的情况下，道德的批判可以说是根本性的批判。

《三朝要典》不仅对东林党人作出了道德方面的否定，而且断定，在争“三案”中东林诸人于国于君犯下了真正的罪行，而且罪大恶极。书中认为，争“梃击”的结果，是陷万历帝于不慈，陷光宗于不孝，几乎造成宫内失和；此外，穷追张差之案还造成了太监郑进、刘登云（即庞保、刘成）及张差的一些亲属无辜被害，就是所谓“离间宫闱，诬陷多命，罪已滔天。”［书目5，卷八，上册，第413页。］争“红丸”则是“以不令终诬先帝，以不讨贼谤皇上也，罪不容于死也。”［书目5，卷十六，中册，第902页。］即是说东林坚持“弑君”之说，把红丸当成毒药，把光宗的自然死亡说成中毒凶死，乃是对光宗的一种恶毒诬陷；同时依东林的逻辑，天启帝不惩办弑父凶手，不孝已极，这就是对天启帝的无耻诽谤。诬陷诽谤皇帝，当然罪不容诛。至于“移宫”，罪行更加昭彰。一是交接内侍（王安），搅扰宫廷；二是逼迫凌辱先帝之爱妃（李先侍），几乎造成了“投环”、“赴井”的悲剧；三是离间皇家之骨肉，使得皇帝不能为纯孝。“（杨）涟等可死之罪，莫大于交结王安，毁诬先帝，亏损圣德，逼辱康妃（李选侍）与皇八公主（李选侍之女）。”［书目5，卷二十四，下册，第1373页。］

除了“三案”本身之外，《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在其他方面结党营私、纳贿舞弊的“罪行”也是竭尽揭露之能事。因此如癸亥京察之排挤“善类”，汪文言之“招摇参与朝政”，“封疆案”中之受贿经营，等等，或是夸大其辞，或是歪曲其事，或是无中生有，罗列颇多。不论是真是假，东林党人的“罪行”既然被凿凿确载于皇帝钦定，并被称为“天之典也”的国家宣传手册上，［书目5，顾序，下册，第1441页。］要想摆脱掉就极不容易了。只有东林党人对魏忠贤与客氏的那场进攻，大概是怕引起负作用，《三朝要典》小心翼翼地一点也没有触及。

在《三朝要典》的编纂者看来，东林党人的道德败坏、罪恶滔天固然是值得神人共愤，但其对帝国危害最大的方面还在于结党营私。“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辈盘据要津，浊乱朝政，驱逐善类，引用私人，同己者进，异己者黜……”［书目5，卷十六，中册，第906页。］而这种局面的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若不是挫败了东林的种种阴谋，“将贯、高之计得行，共、兜之群难涣，爚乱世界，荧惑听闻，有不可胜言者。”［书目5，卷二十四，中册，第1406页。］明明是阉党依附内监，魏忠贤擅政专权，却偏要说如果东林阴谋得逞将会出现赵高、童贯一类大宦官乱国的危险，这就是宣传的手腕。赵高秉权乱政造成秦朝灭亡，童贯气焰薰天导致宋室南迁；如果宫中有这样的权璫为害，朝野再出现一批共工、驩兜之类的大恶人，那种情况岂不是险恶无比吗？所以才说是“有不可胜言者”。

根据这种臆造出来的危险前途，驱逐东林的活动就成了伟大的义举。所以编者说：“赵南星、高攀龙逐而群奸之气消，杨涟、左光斗逐而群奸之局解。于是氛祲开而阳和复，大小臣工咸刮磨奋厉，以应维新之运。稽之天道，参之人事，真阴阳剥复一大交会也。”［书目5，卷二十三，下册，第1316页。］至此，《三朝要典》总算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的主题。作为一部官方宣传手册，这本书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证明：魏忠贤和阉党的上台专权乃是上应天运、下合民心，不但从东林“邪贼”手中挽救了帝国，也拯救了人民不至陷于水火，因此一切士民人等对于阉党政权，都应该感激涕零、俯首贴耳。不论这种逻辑是否合理，反正这部以官修正史面目出现的宣传读物的宣传目的就是如此。

当一个政权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它的合法性多半是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时刻进行的宣传当然很难收到十全十美的效果。但阉党的执政者们毕竟是扎扎实实地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做了大量工作。《三朝要典》的出笼本身是一次巨大的宣传攻势，同时又为阉党执政的官方意识形态制定了一根基准标杆。

标准意识形态

魏忠贤集团对于《三朝要典》自始至终都是非常郑重其事的。不但在编纂之前屡发上谕，钦定书名，隆重地组织编修班子，而且在书成后安排了庄严的进奉典礼。其后，按照通常编成前朝实录的惯例，以皇帝的名义在礼部设宴招待了《三朝要典》的全体编纂人员，还颁发了赏金。编修实录是国家大典，阉党执政们把制定《三朝要典》搞得与修实录同样郑重，甚至还超过了修实录，就是要抬高《三朝要典》的地位，加强其宣传和统一意识形态的效果。书成后朝廷不但遍赐百官，还令各直省照礼部刊刻的式样大量翻刻广布，为的也是以数量的优势造成广泛传播的效果。总之，《三朝要典》既然是一部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手册，官方当然要动用各种行政力量来发挥它的宣传功能。

从理论上讲，《三朝要典》是皇帝亲自出题，亲自定名，亲自简员修纂，亲自审稿作序，一切出于圣裁，是一部完全钦定的著述。为此，史臣们把它吹得神乎其神。冯铨说：“皇上之《要典》，不特可以继《春秋》之绝笔，而并可以绎《孝经》之微言。”［书目5，冯序，下册，第1491页。］《春秋》与《孝经》都是圣贤传下来的儒家经典，如果按冯铨的说法，《三朝要典》简直就成了对圣人之学的创造性发展，成了儒家理论新的里程碑。肆无忌惮地吹牛拍马是魏忠贤专权的时代特征之一，但即使在当时，冯铨的这一伟论也够令人瞠目了。连同陆万龄称颂魏忠贤“功不在孟子下”之说，可以并称一时双绝。

因为是皇帝钦定，一切忠臣与顺民对之当然应该尊信不疑、尊行不疑，不能有丝毫的疑惑、丝毫的违背。从体例上看，《三朝要典》近似一部史书（除了有太多的按语之外）。但由于是皇帝钦定，这部书所确定的是非，所表述的理论，所采用的逻辑就都有了“金口玉言”式的法律效力。因此这部书一问世，整个帝国中一切人等的一切思想、著述，甚至行为，凡是同书中所论有关的，都需要同这部书保持一致。对这一点，当时朝中的一些肉食者执行得相当坚决。

《三朝要典》刚刚颁行，左副都御史刘廷元就上疏揭露：“近闻有不法之臣如广西副使曹学佺私撰《野史纪略》，以谄上官，以惑天下。”［书目1，卷七十五，第70册，第3657页。］按《明史》曹学佺本传：“初，梃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佺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书目3，卷二百八十八，第24册，第7400页。］则《野史纪略》一书是纪载了“梃击”一案的，而所谓“直书事本末”，肯定是同《三朝要典》相悖的。这部《野史纪略》的撰写与刊行大概都在《三朝要典》之前，但既然内容违背了《三朝要典》的规范，就是“不法”，就要严办。因此内阁拟旨，曹学佺夺职为民，其书版及已刊行的书籍责成地方全部销毁。这个小小的文字狱体现了《三朝要典》森严冷峻、不可触犯的一面。

还有一件事颇能反映《三朝要典》的力量。天启六年七月，吏部推太仆寺少卿潘云翼任保定巡抚。此时内阁正对《三朝要典》极其稔熟，就发现了问题，于是批出旨来：“潘云翼《三朝要典》疏内称‘杨涟无罪去国，忠臣扼腕。’岂是公言？著冠带闲住。”［书目1，卷七十四，第70册，第3612页。］潘云翼没当上巡抚，反倒因此去了原官。在这一事件中，《三朝要典》的作用则又等同于变天账和黑名单，凡是在书中以反面形象出现过的人，无一例外都要受到清算。

编制《三朝要典》的目的在于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为了作到这一点，阉党们在利用《三朝要典》进行宣传之外，还做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

为了实行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魏忠贤政府的重大措施之一是毁禁天下一切书院讲坛。东林以书院起家，以后立院讲学之风大盛，各地建立了许多书院、讲院，包括在京师的“首善书院”。明代有严密完善的官办学校系统，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学、州学、县学，一方面是官僚办教育，教学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制度都严格遵守一整套国家法度；一方面学生都是有功名的候补官僚，思想行动受着极大约束。洪武十五年（1382年）颁行的“卧碑文”（即官学学生守则）中明确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见书目39，第45页。］这样的学校既是统治者培养接班人的场所，也是其牢笼知识分子的工具。而东林之流的书院却是民间私办，自由主义空气浓烈，何况这类书院最喜欢评议国是、臧否人物，实在是产生危险的非正统思想的温床。因此，在阉党初掌政权的时候，就有人提议禁止首善书院。到天启五年七月，有旨再次督问此事，此后首善书院的匾额、碑记都被摧毁，屋舍改建为忠臣祠。八月，御史张讷疏称各处书院“巧借最大题目，以箝轧人口，一空善类。”得旨：“其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著拆毁，暨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催解助工。”［书目1，卷六十二，第69册，第2910－2911页。］于是天下书院俱在禁止之列了。古代信息传播渠道较少，书院讲坛实为东林党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禁绝书院后阉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统天下确实更加巩固了。

禁私学之外，又禁私刊书籍。天启五年九月有旨：“其传记小书，便著礼部行与各抚按官，严加禁止。自今以后，非有部文，不许擅刻书籍，违者著缉事衙门访获，治以妖言惑众之罪。”［书目1，卷六十三，第69册，第2961页。］一般来讲，明代的出版事业还是比较自由的，而此令一行，等于凭空增加了一项出版检查制度。非常时期才会有非常之制，严格控制出版或许能收到一时的整齐舆论之效，但在全局上，却反映出阉党政权统治的捉襟见肘。

为了防微杜渐，阉党执政对于细微处的反向舆论苗头同样相当重视。天启四年秋乡试结束后，各省照惯例刊行了《试录》。这种《试录》名义上是本科考试中优秀答卷的精选，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是由主考官们自逞笔墨，目的无非是要表明这一科选取人才之盛，同时也有为士子们作范文，供其揣摩模仿的意思。《试录》既然刊行，就是宣传品，作者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注入自己的精神。天启四年秋季正是东林党人同魏忠贤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一些省的主考官员在自拟的策论试卷中不免要带些机锋。如江西主考丁乾学所拟策论，引汪直、刘瑾之名进行抨击，所指是很清楚的。湖广、山东、福建等处也有类似情况。但等到这些《试录》刊刻出来，朝中局面已经大变，其中文字就有了违碍之嫌。本来《试录》这类东西，只在本省发行一部分，并报礼部备案而已，没有什么人重视。偏是阉党头目们特别看重宣传领域的事情，把这《试录》当作大事来抓。第二年春，江西等省八位正副主考官均因《试录》中反映出来的危险倾向而被降级调任，不久又都被削籍为民，其中丁乾学竟被东厂番役群殴致死。那些散布反政府思想的《试录》自然都被销毁严禁。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新的一期乡试即将开始，朝廷鉴于以前的教训，又特降圣谕，严辞告戒主考官员和应试生员，“有仍前诋毁朝政，吠影含沙，决裂尺幅而无顾忌者，著该部、科细加磨勘，简举参来……一并重处。还著缉事衙门密切体访拿问。”［书目1，卷八十六，第70册，第4138页。］

修《三朝要典》是正面的建设，毁书院、禁私书、控制言论是对反面的防范，为了在思想和舆论上制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清平世界，魏忠贤集团惮心竭力下了不少功夫。但在给民众的头脑中设置下固定格式的同时，统治者还想多少激发一点臣民们同自己合作的自觉性，这就需要“圣人”与“魔鬼”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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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公敌”

《东林点将录》

作为东林党对立面走上政治舞台的阉党集团，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攻击、污蔑东林党人，一方面是要通过贬损政治对手来进行自我标榜，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自己政权对国民的凝聚力。这后一方面在心理学上大有讲究。共同的灾难、共同的危险或共同的敌对势力常能使人们增加亲合感并且精诚团结起来。为此，一个不太得民心的政府常常需要同百姓共同拥有一个敌人，真实存在的也罢，人为虚拟的也罢，总之是越狰狞、越危险就越好，以便使百姓们在强敌面前同政府真诚地携起手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魏忠贤集团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他们不能仅仅把东林党人当作自己的敌人，而是需要将其描画成国家的敌人，人民的敌人。

如上一章所述，魏忠贤集团在政治上对东林党人的全面否定始自天启四年十月的特别上谕。在这道上谕中，借着至高至圣的皇帝的名义，阉党对东林的批判主要可以归结为“奸”与“党”两个方面。所谓“奸”即指欺君误国、纳贿营私等等，阉党诸人后来议“三案”，制造六君子、七君子冤案，就是在继续阐发这个“奸”字。同样地，对于东林的“党”，阉党们也是务求揭露无遗。

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朋党的存在是结构性的，不同时期的朋党之争可能平和或者激烈，隐蔽或者显著，但很少有不存在朋党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圣人说过那句君子“群而不党”的话，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党”却从来都被当作一种恶劣的政治作风受到抨击，遭到斥责。在古代，“党”这个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贬意的，历史上有无数朋党以“党”来攻击对立面，同时又被对立面以“党”来反唇相讥。所以东林党人总是把对立的官僚群体称为“邪党”、“阉党”、“齐党”、“楚党”，对自己却只称“正人”、“君子”，连“东林”二字都极少使用，“党”字更是绝口不提。反过来，阉党对于东林，就偏要大揭其“党”私，还要大肆渲染其可怕的危害性。

大约在天启四年冬季，在阉党臣僚们于奏疏中不断揭批东林人士党私误国的同时，一些政治传单式的小册子，如《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盗柄东林伙》之类，纷纷问世。这一类小册子最初并非用于宣传。由于魏忠贤和他在宫内的助手们并不熟悉朝中的政治格局，因此在排挤掉东林，任用阉党的大局初定之后，很有必要对朝中比较重要的官员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做一番认定，以利于当他们在宫中独立办公时（宫中毕竟是当时的政治核心）分清敌我，避免误漏。为此阉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如魏广微、崔呈秀、王绍徽等都曾依照自己的见解向魏忠贤暗递过两种不同性质的名单。一类罗列东林诸人以备参处；一类列其同志以备擢用。对这黑红两种性质的名单，魏忠贤是非常尊重的。《酌中志》载：“凡有字贴及《点将录》、《同志录》、《天鉴录》，俱将原本付（李）朝钦收掌，而（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亦各命照抄小楷折子，藏于袖中。每日晨，齐付逆贤直房，按名回话，今日升官本内有无折子姓名？参官本内有无札子姓名？面回简举，罔敢异同。”［书目12，卷十，第55页。］

这种黑名单样式的东林名录现在仍有传世者，如《东林朋党录》一卷，载有147人的名单，各人名下则记载着其籍贯、登第科分、座主、官职，特别是有没有受到处分。这个名录显然是侧重于实用的。据说魏广微向魏忠贤所进《缙绅便览》更为简单，只是把东林党人百余名的姓名上或加三点，或加两点、一点，以示地位轻重以及为“恶”程度的不同。后来，为了适应魏忠贤专权政治的需要，这类本来秘不示人的黑名单演化成了公开的宣传品，形式上就变得富于色彩了。下面所录是《东林点将录》公开本最前面的一部分：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

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协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

地机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郎顾大章

正先锋一员：

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锋二员：

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

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天勇星大刀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

天威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双鞭将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王绍徽《东林点将录》，台北文明书局1991年10月版《东林列传》附，下册，第917－918页。］

《东林点将录》全文用同样的格式共录有东林骨干109人，除被称为“托塔天王”的李三才外，正合36天罡、72地煞之数。很显然，这份《点将录》是根据《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梁山好汉排座次的内容精心编制的，为了使一些东林党人的性格、职位同梁山好汉的绰号、星宿对上号，编者还颇费了一番心思。这样的一份《东林点将录》看起来很有点文字游戏的味道。实际上，其编者的用心却是以富于戏剧性、通俗性的特点来扩大宣传范围，增强宣传效果。水泊梁山的传奇故事在当时几乎是妇孺皆知的，用一种妇孺皆知的形式正好达到妇孺皆知的宣传效果。那么，《点将录》希望妇孺皆知的是什么呢？

《东林点将录》中无一句对东林事业的直接批评，但极端的恶意却寓于其中。在东林诸人名字上面冠以天罡、地煞的星宿名称，强烈地暗示这些人是一批混世妖魔，因为《水浒传》第一回里就讲得明白，是洪太尉不慎放出了被天师镇锁的一百单八个魔君，才闹出一场天下大乱。给每个人安排一个绰号，其中还有不少是如“活阎罗”、“赤发鬼”、“丧门神”、“母夜叉”一类吓人的绰号，是要人们把东林党人同一伙杀人越货的强盗等同起来。而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恶魔般的强盗还是周密组织起来的，有主帅、有军师，有总兵，有先锋，有各方面专司其职的首领。尽管《点将录》带有游戏笔墨的色彩，但不论是谁，在读过之后都会对东林党人的“组织”产生深刻印象，感到东林之“党”确实党得空前。这就是宣传的效果。如果再查一查东林诸“将”的身分，人们还会发现，这批组织起来的“强盗”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仅在109人中，就有大学士4人，六部尚书和都御史12人，六部侍郎、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共22人，其他则御史、给事中、京堂、部属，乃至翰林、詹士俱全，差不多能组成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了。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匪帮当然是最危险的匪帮。

除了《东林点将录》之外，这类作品中如《盗柄东林伙》，书名用“盗柄”，用“伙”，就充满了恶意，内容则“分初、盛、中、晚四门，详列其姓名官爵，而注其罪状，词极丑诋。”［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一版，卷六十二，第560页。］风格虽然与《点将录》不同，宣传目的却仍然是一致的。

阉党们用最通俗的戏剧性方式为东林党人勾画鬼脸，用心可谓良苦。据现存资料看，这类《点将录》、《同志录》在当时流传颇广，影响颇大，只是宣传效果却似乎没有作者们所预期的那样好。民心，毕竟不是完全由宣传左右的。

在《东林点将录》这类通俗宣传之外，魏忠贤集团还策划过以郑重的官方形式张扬东林的“党私”之恶。天启五年末，御史卢承钦曾经建议“将一切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使其躲闪无地，倒翻无期。”［书目1，卷六十六，第69册，第3131页。］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也就是魏忠贤核心集团）的嘉许，得旨：“一切党人，不拘曾否处分，俱著该部院会同九卿科道，从公查确，集议奏请，将姓名罪状，并节次明旨，刊刻成书，榜示诲内，垂鉴将来。”但奇怪的是，在记载这一段历史的重要著述中，都没有再提及阉党集团的这一决定后来实施的情况。现在传世的《东林党人榜》共收309人，仅见于清代陈鼎著《东林列传》卷首，据其“凡例”云：“党人榜者，逆璫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乙亥朔矫旨颁示天下，禁锢东林君子，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或逮问追赃之文告也。”［陈鼎《东林列传》，台北文明书局1991年10月第一版，上册，第7页。］但种种迹象都表明，陈鼎所据之榜实为后人伪作。很可能是由于不久后《三朝要典》的完成在某些方面已经起到了“党人榜”的作用，而魏忠贤集团的兴趣中心又已经转移；也许还由于阉党中的一些较有见识者看到历史上“党人榜”之类的东西（如“元佑党人碑”等）从来没有得到过好评，害怕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不是东林党人而是他们自己，这个将东林党人及其罪状“刊刻成书，榜示海内”的计划并没有实行。

六君子案

东林党人一向以正人君子自我标榜，在社会上影响颇深，要彻底改变他们的公共形象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魏忠贤集团借助煌煌天语对东林进行了反复批判，通过反议“三案”对东林进行了无情揭露，但要使东林党人真正为民众所不齿，却还需要给他们安上一些更具体、更能引起人们痛恨的罪行。为此，据说是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徐大化首先发明了以“辽东赃私”坐罪东林主将的高明办法。

所谓“辽东赃私”是指东林中一些重要分子因受贿而为熊廷弼开脱的事件。熊廷弼，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市）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任辽东巡按御史，颇有作为，因而以边才称于朝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征讨后金，大败，辽东情势紧急，朝廷于危急中起用熊廷弼，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但边事败坏已久，到天启元年（1621年），辽阳、沈阳等处又相继失陷。熊廷弼已无力回天，加以巡抚王化贞与其意见不合，朝中又有人议论掣肘，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征辽西地区，攻陷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山海关外辽河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均被攻破，熊廷弼携王化贞等逃入山海关内。我国古代极重疆土得失，有守土职责的主官一旦失城陷地，一般都要受到极严厉的惩处。熊廷弼因而在这年四月就被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判处了死刑。但朝中有些人认为，熊廷弼毕竟是人才难得，况且河西之失，主要责任应在握兵十三万的巡抚王化贞，因而屡屡上疏为熊廷弼解脱。这其中也有东林党人。

熊廷弼本属与东林作对的楚党人物，同东林并无交谊。在这个问题上，东林中的一些人为熊廷弼说话应该还是出以公心的。而且杨涟、左光斗等最著名的东林骨干并没有参与其事。但对于阉党来讲，给东林主将们罗织上受贿营脱封疆要犯的罪名是非常有利的。首先就是受贿谋私的恶劣行为正好有针对性地揭穿了东林自我标榜的清廉正直。对于贪污纳贿的态度也同对待朋党的态度一样，是我们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奇特现象。贪污与受贿在古代的官场中本来极为普遍，而且国家给各级官员支付的俸薪极其菲薄，实际上是容忍官吏贪污受贿以节省国家的财政开支，所以古代官僚中真正能作到一金不取的有如凤毛麟角。但另一方面，贪污受贿又从来都被看作是极恶劣的道德败坏行为，被人攻击斥责。用贪污受贿的罪名来搞臭政敌也从来就是政客们的一种有效战术。此外，所谓的“脏私”事件又是同边防和对敌斗争这样敏感的问题纠缠起来的，很容易引发起人们的慷慨爱国之情。东林党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竟然置国家的防务，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是正好当得应受万人痛恨的人民公敌之名吗？因此镇抚司在后来所上的狱辞中会振振有辞地说东林诸人是：“利欲薰心，弁髦国法。丧师辱国，谁开使过之言？罪当情真，敢辟回生之路！”［书目5，卷二十四，第3册，第1364页。］

但问题在于，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过东林党人受熊廷弼之贿为其营救脱解的事情。要按这样的思路陷东林诸人以罪，只能靠魏忠贤的爪牙们凭空编造。好在魏忠贤集团手中掌握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汪文言，而且还牢牢控制着司法机构和秘密警察组织，要制造一个无中生有的案件并不困难。

天启四年十二月，魏忠贤集团第二次逮捕了汪文言，第二年三月将其押解至北京，由国家秘密警察组织绵衣卫的刑讯机构镇抚司关押审讯。从镇抚司前后两次所上狱辞来看，他们最初所录汪文言的口供，虽然也东拼西凑地牵扯到许多东林人士，却没有涉及什么要害问题，熊廷弼贿赂的事仅含糊地提了一下。但在此之后，阉党显然已经有了固定方略，于是在拷问汪文言时就专门追逼纳贿营脱熊廷弼的口供。“酷刑备加，文言终不屈。最后不能堪，始仰视许显纯曰：‘吾口终不肖汝心，任巧为之，吾承焉可也！’”［书目15，第80页。］可见所谓汪文言的供词完全是镇抚司根据魏忠贤等人的意旨自行捏造的。得到所需口供之后，汪文言被当堂击毙，以灭口。

根据汪文言的第二次口供，熊廷弼为谋求解脱，向杨涟、左光斗各行贿白银二万两，向顾大章行贿四万两，向周朝瑞行贿一万两，魏大中和袁化中也受了重贿，（据后来追赃的情况，魏大中三千两，袁化中六千两。）居间过付的则都是汪文言，为此也拿了一万两。这总计十多万两银子在当时是一笔极大的财富，而熊廷弼“不取一钱，不通一馈问”，［书目3，卷二百五十九，第22册，第6706页。］是比较清廉的，哪会有这么多钱用于贿赂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魏忠贤集团反过头来又要制造熊廷弼的贪污，说他在辽东“盗克军饷”，“大将偏将，咸受侵削，”而且“原领帑三十万，竟无下落，”因此积累了百万家资。［书目1，卷七十九，第70册，第3817页。］这当然纯属神话，但也聊以向公众搪塞。

在被此案牵连的六人中，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在东林党中地位极重要又与阉党结恨甚深，另外三人则情况各有不同。周朝瑞，山东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天启初年任礼科给事中，作为东林党人，参与过议论“移宫”与驱逐沈*等几次大的行动。但他被牵连入案中却主要是因为当初曾四次上疏力请令熊廷弼带罪守卫山海关。阉党既然要给东林党人安上受贿营脱要犯的罪名，总需要找到一点实迹。周朝瑞多次为熊廷弼讲话是朝中人所共知的，他的被难就是因为能替整个案件起某种装饰作用。

顾大章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他是南直常熟（今江苏常熟）人。也是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天启初为刑部员外郎，署山东司事。在法司会谳熊廷弼失疆界案时，他曾提出依“议能”、“议劳”例，免死论戍。（我国古代司法原则中有“八议”之条，即对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八种人犯罪予以减、免刑事处分，“议能”与“议劳”分别指对有大才能和重要劳绩的臣子进行特别审议。）后来熊廷弼终于被判处死刑，顾大章也就不再论争，更没有为之奔走活动。但既然是东林党人，以前的态度就正好成了纳贿营私的铁证。

袁化中，山东武定（今惠民）人，亦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官至河南道掌道御史，被阉党封为东林“马军五虎将”之一。他被窜入案中主要是因为在掌道时揭发过崔呈秀的脏私问题，深为崔呈秀所恨。在罗织这一东林大案时，崔呈秀欲报私仇，就顺手把袁化中归在案内一道处理了。

根据汪文言的第二次口供，魏忠贤立即下令逮捕杨涟等六人，押解进京。天启五年七、八、九月，六个人先后在狱中被害，后人称之为“六君子”。六君子死后，刑部等衙门在九月二十一日才向朝廷提交“爰书”，即案情记录和总结报告。报告把“移宫”与纳贿两大内容联合在一起论罪，“皇帝”对其所作批示是这样的：

杨涟、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凶恶小人，目无法纪，素与内侍王安互相交结。妄希定策，首倡移宫，夤缘作弊，扶同奏启，威逼康妃（即李选侍），亏朕孝德。又与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结成一党，紊乱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贪其重贿，共为营脱，巧言陈免，暗邀人心。赖九庙神灵，罪人斯得，诛心定法，律当情真……［书目5，卷二十四，下册，第1390页。］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六君子案”的简略的定案。至此，阉党们在为东林描画鬼脸的过程中又完成了重重的一笔。为了起到怂动人心的宣传作用，诏旨中还要求把“爰书”“宣付史馆，颁行天下。”“以服天下万世人心。”至于被当作陷害东林党人的工具的熊廷弼，下场当然也很惨。他于这年八月底被处决，而且被割下头颅，传视九边。表面上是为了警戒边防将帅，实际却是要为“六君子案”正名张本。

在六君子被害后的第二年，魏忠贤集团又制造了一个“七君子案”。所谓“七君子”包括：

高攀龙，原左都御史；

周起元，原苏州巡抚；

缪昌期，原左谕德；

周宗建，原福建道御史；

黄尊素，原山东道御史；

李应升，原福建道御史；

周顺昌，原吏部员外郎。

七人大多是东林中特别有影响，特别有作为的重要人物。

这个案件的背景更为复杂，大体上也是以赃私为口实，而且完全是无中生有地捏造的。但魏忠贤集团对此案也是摆出一副吊民讨贼的架式，宣称：“周起元……托名道学，引类呼朋，各立门户。一时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尽是东林邪党，与起元臭味亲密，干请说事，大肆贪婪，吴民恨深切齿。”［书目1，卷六十八，第69册，第3269页。］这七个人除高攀龙在被逮前投池自尽外，其余六人也先后被害于京师狱中。

阉党执政者在制造国家公敌集团形象以使民众同他们共同惊惧、共同愤怒、共同斗争方面，确实做了诸多努力。但百姓好象不太容易上这个圈套。后来的事态表明，“吴民恨深切齿”的，并非东林“邪党”，而恰恰是魏忠贤及其党羽们。这种情况也许是执政们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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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神工程

开端：宣传攻势

有人的伟大是天生的，有人的伟大是努力奋斗来的，也有人的“伟大”是靠别人硬捧出来的。在天启朝的最后两三年里，魏忠贤就是靠着阉党上下的全力吹捧，终于由一个颟顸猥琐的小人物变成了国家的救星和伟大的圣人。

神化魏忠贤，是阉党集团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整套公共舆论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真能使公众相信，这位匆匆上台的独裁者是天生的圣人，并使他们对其顶礼膜拜，那么不但阉党集团统治的合法性就再也无庸置疑，而且实施统治也将比较轻松容易。只是由于魏忠贤的本来形象同圣人的形象之间有着太大的反差，这项对魏忠贤进行强化装饰的造神工程实在令阉党党魁们煞费苦心。

工程的第一阶段是宣传准备阶段。凭空制造一个圣人的形象需要集中的宣传攻势，这种宣传攻势说来也简单，就是不遣余力地为魏忠贤大吹特吹。

大约从天启五年开始，皇帝对魏忠贤的褒奖和朝臣对魏忠贤的赞颂不断增多，越来越密集。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谕旨诏敕，接连不断地夸奖魏忠贤，说他“筹国心勤”，“劳怨不避，厥绩可嘉”；［书目1，卷六十六，第69册，第3145页。］说他“甘劳怨而如饴”。［书目15，卷三，第94页。］而且伴随着每一次嘉许赞扬，几乎都有慷慨的荫封和不太慷慨的赏赐。

得到皇帝的荫封赏赐，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实惠。明代皇帝的赏赐出自内库，要由皇帝自己掏腰包，因此很寒怆、很小气，通常不过是几十两银子、数匹绸缎而己。这点东西对于早已富甲天下的魏忠贤自然是不足挂齿的。但赏赐出于天子的那份殊荣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却是远非物质实利所能比拟。得到皇帝封赏，本身就意味着受赏者忠君为民，功劳卓著，意义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授勋。由于这种原因，封赏魏忠贤成了对他抬高吹捧的一种手段。自天启五年起，魏忠贤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受到了各式各样的荫升和奖赏。下表所列是天启五年正月至六年十月间魏忠贤所受封赏的简要情况：

【表四】

天启五年正月至六年十月魏忠贤所受封赏表

年　月　│　缘　由　│　　荫　　　　　封　　　　│　奖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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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正月★│庆陵工加恩│荫弟侄一都督同知、一锦衣卫│赏银币等★★

│　　　　　│指挥佥事 │

│ │ │

三月　│修肃宁城　│荫弟侄一都督佥事　　　　　│赐敕旌表、于本

│　　　　　│　　　　　　　　　　　　　│县建坊

│ │ │

四月　│缉获功　　│荫弟侄一都督佥事　　　　　│赐敕奖励

│ │ │

六月　│缉获功　　│加升甥杨六奇锦衣卫指挥同知│

│ │ │

九月★│门功加恩　│加恩三等，荫弟侄一都督同知│赏银币等

│　　　　　│一锦衣卫指挥佥事 │

│ │ │

十一月　│　　　　　│荫族叔魏志德右军都督佥事 │

│ │ │

十二月　│缉获功　　│荫升甥傅应星左都督 │

│缉获功　　│荫升族弟魏宗孔都指挥同知 │

│　　　　　│　　　　　　　　　　　　　│建坊旌表傅应星

│　　　　　│　　　　　　　　　　　　　│母

│ │ │

六年二月★│卤薄成加恩│荫弟侄一都督佥事　　　　　│赐敕奖励

│ │ │

三月　│缉获武常春│封魏良卿伯爵（原世职锦衣卫│赐四代诰命，赐

│　　　　　│都指挥使另补）　　　　　　│田土、府第

│缉获功　　│荫弟侄一都督同知　　　　　│赏银币等

│ │ │

四月　│缉获功　　│加升原荫一人都督同知　　　│赐敕奖励

│ │ │

五月　│缉获功　　│加升原荫一人三级　　　　　│赐敕奖励

│ │ │

六月　│缉获功　　│加升原荫一人都督同知　　　│赏银币等，赐敕

│ │ │

闰六月　│救火功　　│加升原荫一人都督同知　　　│赏银币等，赐敕

│ │ │

七月　│省宫中费用│加升原荫一人三级（以辞，　│赏银币等，赐敕

│　　　　　│免） │

│ │ │

九月　│缉获功　　│荫弟侄一锦衣卫指挥使　　　│赏银币等

│ │ │

十月　│　　　　　│晋魏良卿侯爵　　　　　　　│加禄米、赐庄田

│皇极殿成　│晋魏良卿为宁国公、加恩三等│加禄米、赐田

★│大工加恩　│加恩三等，荫弟侄一都督同知│赏银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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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次为与其他人共受封赏，其余则均为魏忠贤独受。

★★：一个比较典型的赏银币的清单可能是这样的：银八十两、

彩缎六表裹、羊二只、酒三十瓶、新钞三千贯。（《明

熹宗实录》卷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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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明熹宗实录》卷五十五至七十七。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23个月的时间里，魏忠贤受到皇帝各种形式的封赏达21次，几乎平均每月一次，这些封赏绝大多数是皇帝特地为表彰魏忠贤的功劳而单独颁行的。由于依惯例太监因功晋封，都不封本人而荫其家人，因此在这段时间里，魏忠贤的家族成员中一人封伯而后晋至公爵（超品），一人荫升左都督（正一品），七人荫封或荫升都督同知（从一品），四人荫封都督佥事（正二品），一人荫升都指挥使同知（从二品），一人荫升锦衣卫指挥使（正三品），一人荫封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二人荫封锦衣卫指挥佥事（正四品），另外还有数次加升三级不知至何职的。这种史无前例的集团式大荫封不但使得魏忠贤一族玉笏满床，而且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专制社会中，一个人反复受到君主的嘉奖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皇帝的意旨带有绝对真理的色彩，受嘉奖者当然是不容置疑的功臣和英雄。如果说在同东林党人的恶斗中阉党借皇帝之口褒扬魏忠贤还是为了进行反击，那么在斗争胜利后的这种不着边际的表彰则纯粹是为了塑造魏忠贤的光辉形象。阉党们还尽量利用其他手段来扩大影响。天启五年三月和十二月，魏忠贤的家乡肃宁县两度奉旨建造牌坊，一座是为魏忠贤本人，表彰他重修邑城，造福桑梓之德，另一座是为魏忠贤之姊傅氏，表彰她的贞节。宋、明以来，道德至上主义深入人心，一个英雄首先必须是道德上尽善尽美的楷模，而敕建牌坊从来是道德楷模的纪念碑，魏家一年而两建，真是光荣到了无以复加。魏忠贤的形象也就更接近完美无缺。

至于群臣的吹捧，影响力虽不如天子的金口玉言，但人多势众，也很能造成声势。第一个在公文中对魏忠贤进行吹捧的正是阉党集团核心中的核心人物崔呈秀。他早在天启五年三月就专疏赞颂魏忠贤重修肃宁城之功，并请求为他在县城里建坊纪功。在崔呈秀疏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还没有什么人追随他，但从这年年底开始，好象是谋划好了的，京城内外的大小臣工纷纷对魏忠贤大吹起法螺来。于是魏忠贤就成了“安内攘外，举贤任能，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独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的了不起的全局之才。［书目15，卷三，第112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级官吏们用正规的国家公文形式连篇累牍地歌颂魏忠贤的才能、功勋和德行，谀美之辞则由最初的“筹国心勤，缉奸法密，发从前之积蠹，杜后来之漏卮”；发展为“至诚结主上之知，先觉任天下之重，声溢华夷，颂腾朝野，职任擎天，功标浴日”一类骇人听闻的语言。［书目1，卷六十六，第69册，第3144页；卷八十四，第70册，第4066页。］

运用这样大量的疯狂而无耻的语言去赞颂一位人臣（不论是朝官还是宦官），在明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而这场唱赞歌运动一度也遭到过某些人的非议。崔呈秀为此还专疏辩解：“伏祈敕令部院，察朝野臣民公言，若事事得实，不但史官书之，垂于万世，见中官出类拔萃，且见臣称人之善，以坚其末路，目前千讥万骂，臣固安之！”［书目15，卷三，第85页。］好象由他发起的这场运动既代表了人心，又体现了真理，实在是理直气壮得很。以崔呈秀为中坚，吹捧魏忠贤的活动开展得相当热火朝天。后来在天启朝廷中竟然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在一切有关疏奏中都必须专门或顺便对魏忠贤歌颂一番；如果奏章中缺乏这项内容，通常就会被认为有异端思想而遭到惩戒。

皇帝的褒奖和群臣的颂扬相得益彰，造成了一种相当轰轰烈烈的表面效果。不了解情况的人一眼望去，也许真要以为上天为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造就了一位政治天才，将要挽狂澜于既倒。但细细观察起来，人们又会觉得无论皇帝的褒奖还是群臣的颂扬，都是空洞虚夸之辞太多，而具体有力的实证却太少。我们从“表四”中可以看出，魏忠贤受到嘉奖封赏的原因除了几次大工加恩的集体功外，绝大部分是所谓“辑获功”－－这毕竟是魏忠贤所负责的东厂的专责。而且所辑获之人多数又不过是些普通的蟊贼奸棍，于国家大政并没有什么关系。阉党中的执事者对这一点大概也很清楚，所以他们对于能够突出魏忠贤勋功茂绩的机会从不放过。天启六年的武长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那年年初，山海关外军情紧急，京城方面也加紧了防范，魏忠贤直接掌管的东厂更加忙碌，到处缉拿可疑人员，严防奸细入京。这期间东厂抓了一个叫武长春的人，因为他无业进京又是辽东口音，形迹十分可疑，而且还在妓院中夸口说过自己是辽东著名叛将，已经当上后金总兵官的李永芳的女婿。东厂认为此人大有油水，加紧拷问逼供。也不知是凭空捏造以邀功还是确有其事，总之最后武长春的口供中承认了自己在天启二年后拿过后金方面的银两，为其当过奸细，负责收集明朝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供词中的疑点颇多。何况，即使武长春真是后金奸细，照供词所说，也由于交通阻隔，失去联络多年，并没有为后金真正出过力。可见不论这个武长春是否真的当过汉奸，对于国事军务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此事到了阉党政治家手里，却又变作了另一番模样。内阁为此事调旨，称武长春“向来出入京师，窥探消息，谋为不轨，”顺势笔锋一转，竟说“近者奴贼入犯，彼实致之。”于是一个无名小奸细（还真假莫辨）就变成了后金入犯的祸首。武长春既然如此重要，拿获之功自然很了不起，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书目1，卷六十九，第69册，第3283页。］似乎魏忠贤的属下在京城抓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奸细，比袁崇焕在宁远拼死守城，功劳不知还要大多少倍。几天之后，兵部核功，吏部请封，圣旨批道：“魏忠贤频发不轨之深谋，大挫积年之强虏，捷音虽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同前。］这就干脆把宁远守城的功劳也算在魏忠贤的账上了。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忠贤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世袭；又赠魏忠贤之祖、父及魏良卿之父三代均为肃宁伯，并赐田土七百顷及第宅、朝房，这一项项的封赏前后闹了一个来月。

明代特重封爵，弘治以降，极少有因功封侯伯者。万历七年（1579年）李成梁封宁远伯后，更四十几年没有因功封公、侯、伯三等爵的。明代前期封爵虽稍多，但核功也极严格，兵部核魏忠贤功时，拟比天顺时封宁晋伯的刘聚，其主要功绩为：“在甘肃地方收捕都督南哥等一千七百余名口，并捕获伪祁王锁南奔等；……又杀反贼曹钦等；射杀贼首也烈忽王，生擒斩首一百余名……”［书目1，卷六十九，第69册，第3286页。］这同魏忠贤仅仅抓获一名莫名其妙的奸细相较，真有天壤之别。但不管怎么说，魏忠贤毕竟是因大功而封爵，一时俨然而成大典，造成的影响固然可观，他的真功实绩从此也算有了着落。

伯爵于五等爵中位居第三，似乎还不足以称魏忠贤的丰功伟业。因而在几个月之后，魏良卿的伯爵又晋为侯爵。天启六年十月，重建皇极殿竣工。这项工程只是整个紫禁城修建工程的一部分，其完竣应该不算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但阉党政府把它又看成一次装饰魏忠贤的机会。在魏忠贤和他的助手们共同炮制的谕旨中，为此借题发挥地再度对魏忠贤大加赞扬了一番，说他“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裳之象。”［书目1，卷七十七，第70册，第3705页。］等等、等等。既然有如此大的功勋，这样高的品格，国家当然还是要不吝封赏。于是魏忠贤的爵秩又被晋为上公，在明代已经是朱姓皇族之外的最高爵位了。

仍然按照惯例，魏忠贤的爵位由其侄魏良卿承受，所以魏良卿在由伯爵晋封为侯爵后不到一个月再晋为宁国公，世袭，所赐庄田至二千顷，禄米加到五千石，不久后还得到了可以保障子孙万代永享特权的铁券丹书。明代太监气焰虽盛，但能够封爵的极少。天顺间曹吉祥以“夺门”功封伯爵，不能完全算是侥幸冒滥；正德时期朝政最为败坏，也仅有张永、谷大用等数人封到伯爵。如果再考虑到明朝自成化十五年（1479年）进封朱永为保国公之后，将近一百五十年没有封过公爵，魏忠贤作为一个大太监以“功”封为上公这件事所造成的震撼性效果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谎言重复一千遍未必就会变为真理，但重复千遍的谎言给人们造成的印象肯定比只说一遍的谎言要深刻得多。阉党们的一番鼓噪卓见成效。此时全国上下的士农工商差不多人人都知道朝廷上有个魏太监，他们还知道，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从皇上到百官，都在异口同声地称赞，说这位太监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好人、大能人。

建祠狂潮

制造一具神需要神话。魏忠贤统治时期，标志着圣人降临的“祥瑞”屡屡出现。天启六年，河南有“灵鸟”集结；第二年，山东又生出了“麒麟”（其实不过是黄牛的一个怪胎）。朝廷为此很热闹了一番，因为获麟实在很了不起，当初孔子在世的时候才有过一次，此次再现当然意味着世上出现了能与孔夫子相媲美的伟大人物。在魏忠贤头上的光环不断增大的同时，关于他的一些荒诞传说也开始流行起来。据说在魏忠贤极其穷迫之时，有一位善于风鉴者偶遇之于肆，“熟视之，抚其背曰：‘君过五十，富贵极矣！’”从此对他周济照顾，结为死友。［书目18，卷一，第3页。］根据这种说法，魏忠贤的专权秉政显然都是因为天命所归。在魏忠贤垮台后问世的一本小说《檮杌闭评》中，还有过关于魏忠贤是蛇精下凡投胎的记载。这种说法大概也是源于魏忠贤鼎盛时期的神话，只是褒贬的意味随着政治形势的剧变而完全颠倒了一番而已。须知，在我们的神话系统中，蛇既是龙的近亲又常常作为龙的化象，与龙本来就不好区别。

这类有关魏忠贤的神话到底是出自阉党的有意捏造还是来源于无知小民的杜撰讹传，现在已无从考证，看来出自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即便是出自后者，这些神话的传播也反映了阉党造神运动在整个社会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影响。在天启六年前后，阉党们确实掀起过一场声势相当可观的运动，强行迫使全社会去接受魏忠贤是一个伟人、圣人、神人的观念。这场运动采取了一种适合于古代文化背景的方式，就是在全国上下为魏忠贤大造生祠。

我国古代，迷信甚多却无统一的大宗教，佛教、道教，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混杂不清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因此，古代中国就有了数不清的庙宇，里面供奉着从皇天后土、佛祖菩萨直至胡黄大仙、五通淫魔的各式超自然生物。各种庙宇中有一个特殊的类别，就是所谓生祠。生祠中不供奉神怪之类超自然生物，而是供奉某一位活人。一般来说，只那些因某种原因对某地方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人（主要是清官循吏），才可能被当地立生祠供奉。建祠通常还是在祠主离去之后，立祠的目的，多半在于纪念。即使如此，生祠仍然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重视盖棺论定，对于活人的评价通常都十分慎重。至于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生祠，则除了魏忠贤一例之外，从来也没有过。

最先想到建生祠的办法的，是阉党骨干，浙江巡抚潘汝祯。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上疏，说苏杭等地的机户一向为织造之差所累，痛苦不堪，幸遇魏忠贤“为国惜民”，捐免本厂茶果等费用，又加快了验收回执的回批速度，才使各地机户脱于水火，机户们因而自愿捐资为魏忠贤修建生祠，以“世世顶礼”，请求朝廷批准。［书目1，卷七十三，第70册，第3520页。］所谓救民于水火云云本来是无稽之谈，但毕竟为潘汝祯提供了一个“为民请命”的理由。阉党执政当局对这个新花样很感兴趣，立即批准建造生祠，后来又以皇帝的名义赐名为“普德”。这第一座生祠不久即建成，位于西湖之滨，关羽祠与岳飞祠之间，备极壮丽，大学士施凤来为其撰写碑记，张瑞图题写了祠额。朝廷还授杭州卫百户沈尚文等为守祠专员，世代祝禧。随着潘汝祯作俑，各地的官僚们纷纷效法，为魏忠贤建生祠立即成了一种政治时髦。

天启六年的下半年，人们对于潘汝祯建立生祠的创造性举动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追随建祠的只有南京孝陵卫的指挥同知李之才。但到了天启七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从正月至八月（天启帝于这个月死去），据不完全统计，各地请求为魏忠贤建立的生祠达92座！由于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这些生祠中许多都未完工，一些甚至还没有破土，但已经建成或在建中的生祠，规模之宏伟、气象之壮观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庙宇。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祠名“戴德”），强拆民房两千多间，整个建筑设计前后有九重宫殿（九为纯阳，是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用皇家专用的黄琉璃瓦盖顶。祠内魏忠贤的塑像一般都要用沉香木雕刻，常常是头戴帝王才有权戴的冕旒；有的还在发髻上钻有空洞，用来簪四时鲜花。还有的地方唯恐魏大太监腹空无物，甚至用金玉珠宝做了心肝五脏装在雕像体内。倡造者们也没有忘记利用生祠的楹联碑刻来为魏忠贤大唱赞歌，济南“隆禧”祠的对联就公然大书：“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书目11，卷下，第205页。］

观察一下倡建人的身分是很有趣的。下表显示出不同身分的人所倡建魏忠贤生祠的数目，数据由《明熹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先拨志始》和《明季北略》等书综合而来。

【表五】

不同身分者倡建魏忠贤生祠的数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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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 　　倡建人身分　 │倡建数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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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总督、巡抚、巡按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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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道、府、州、县官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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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在京文官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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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各省布、按两司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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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宦官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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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宗室勋戚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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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民人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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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武官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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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乡绅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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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其他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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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计）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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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上可以看出，在魏忠贤的九十余座生祠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各级官僚倡议建造的，由普通商民倡建者仅有四座（而且这种打着百姓幌子的倡议仍然十分可疑）。在官僚倡建的生祠中，身为朝官而又位任封疆的总督、巡抚、巡按等官员建造的又占据了极大的比例。这说明，建立生祠这股狂潮完全是由魏忠贤集团通过官方渠道推行煽动起来的，而在其中起骨干作用的则是一脚站在中央、一脚站在地方的督、抚、巡按们。由阉党执政们发动起来的这场对魏忠贤顶礼膜拜的运动，必须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才能收到效果，但一般地方官员由于信息不灵、联系疏远，对中央政局变化的反应常常相当迟钝。十三行省中的六个省的最高行政当局布政使、按察使两司直到天启皇帝死前不久才提出建祠申请；而数量众多的道、府、州、县官员倡议建祠的才不过十六处。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属于京官，同时作为中央特派员据有地方实权的总督、巡抚和巡按们就起了特殊作用。只有他们才既能敏锐地仰承到阉党核心集团的鼻息，又能在全国各地发挥巨大影响。因此首创建祠之议的是巡抚潘汝祯，而以个人而论建祠最多的则是蓟辽总督阎鸣泰，他先后在密云、昌平、通州、宁前、涿州等地领衔建造了七座生祠。在其他京官倡建的十二座生祠中，主持者多半也是任外差者，如工部监督两山郎中曾国桢、管三山太仆寺卿何宗圣等。

这场由阉党自编自演的建祠闹剧后来由于政局突变而嘎然收场，总算没有闹到每一县、每一乡都要给魏忠贤建立一座生祠的地步。但已有的九十座生祠的破土或竣工，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天启七年秋，天津卫城的生祠初步落成，在迎魏忠贤的偶像入祠时，总督辽饷户部尚书黄运泰、保定巡抚张凤翼等率所属文武官员恭迎于郊外，“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至祠所安置璫像讫，运泰列班丹墀，率文武大吏五拜三叩头已，至像前万福，口称：‘名某掌某事，蒙九千岁扶植，叩头谢。”［书目14，卷三，第五十四至五十五叶。］俨然就是在朝拜一位活生生的天子。象这样隆重堂皇的典礼，在每一处生祠的奠基、上梁、落成等时刻都在不断地重复着。生祠建成之后，又有不间断的祭祀活动，“其上食飨祀，一如王公。”［书目7，卷七十一，第3册，第1158页。］隆重的典礼很容易在全社会产生一种戏剧性效应，使民众在感知上一次次受到强剌激之后不自觉地接受了魏忠贤是神圣的这一观念。

通过建造生祠来神化魏忠贤，确实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手段，既通俗、醒目，又容易深入人心。此外，把魏忠贤搬入庙宇还有一种强烈的符号暗示作用。对于我国古代的一般民众来说，能进庙宇的就是神灵，是神灵就该崇拜。因而，当魏忠贤的偶像高踞于辉煌的庙堂之上，接受人们的焚香礼拜的时候，他似乎已经不言而喻的具有了某种神的或至少是半神的身分。据说有一处生祠为魏忠贤塑的木像头稍稍大了点，临到用时却戴不进帽子。匠人心中着急，就把木像的头削去了一圈。一个管祠的小宦官见到魏忠贤的头颅被割剥，深感痛心，竟至抱着木偶之头大哭起来。这位小宦官与魏忠贤地位悬殊，不见得有过一面之缘，但建祠和祝拜造成的那种神圣气氛显然在他心中真的竖立起一尊神，并引起了他由衷的崇拜。

就这样，阉党集团通过对魏忠贤无止无休的吹捧赞颂，通过制造天降圣人的舆论，通过对全社会的仪式性强迫内化，通过色彩浓重的符号暗示，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出一种气氛、一种局面，好象魏忠贤等于圣人这一命题，已经是无需证明而人人赞同的公理；而一般人需要做的，则只能是对这一皇帝的新衣式的公理鼓掌喝采、添枝加叶，以防止自己被别人当成傻瓜。在这种气氛中，整个国家，特别是官场上，逐渐陷于一片狂热中。人们争着抢着赞美那件看不见的“新衣”，那位被人制造出来的活神仙。

诱惑与压力

在积极参与造神运动的明朝官僚中，既有毫无己见，唯大势所趋的盲目从众者，也有唯恐被别人说成傻瓜的傻瓜，但对于相当一批人来说，参与造神却还是出于理智的选择。愚者与智者的不同，在政局再度变化的时候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扬州的“瞻恩”祠建造较晚，将要上梁的时候正好传来天启帝崩逝的哀诏。总漕巡抚郭尚文、巡盐御史许其孝等人就一面披麻戴孝行哭临之礼，一面又换上了吉服去庆祝生祠上梁，两下都不耽误。这几位属于全不明政治风向的蠢材，但他们对魏忠贤的颂扬与崇拜却可能包含着几分真诚。另有一个相反的例子。郧阳抚治梁应泽想在郧阳为魏忠贤建一生祠，但荆南道蔡善继却坚持不愿联名具疏。梁应泽为此上疏弹劾蔡善继。但本章刚刚发出去，就听到天启帝驾崩的消息。梁应泽立即派人追回了本章，再不提这件事。由于躲闪及时，梁应泽后来没有被牵连到“逆案”之中。象梁应泽这样的聪明人加入造神运动就不完全是为了随大流。他们或是为一些利益所诱惑，或是屈服于某种压力，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有人在述及河南生祠时说：“巡抚郭增光，大名人，于璫（魏忠贤）有梓谊。璫祠遍天下，而豫独无，大可忧也；建则清议亦可畏也。心怦怦而姑除地焉，几几乎果建矣，而帝忽崩，遂不果建。”［郑廉《豫变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版，卷二，第21页。］这种复杂的心理当是相当一部分人共同具有的。

当局者如果有意要维持一种舆论，一种运动，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某种诱惑，制造某种压力，使顺者昌、逆者亡。在魏忠贤专制下的那个政治最为污浊的时期，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在一段时间里，阉党执政集团对于积极参加造神运动的人表现得慷慨大方，对他们的表现总是以种种方式进行回报。把怪胎当作麒麟而报祥瑞的山东巡抚李精白，第二个月就因“功”而加升三品服俸。首创建造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祯，不久被提升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也有通过建祠而得到其他好外的。应天巡抚毛一鹭等请求建魏忠贤生祠于虎丘，当即得旨：“其远年逋赋，除上供急需者照旧催解，余何项应免，该抚、按还议妥具奏。”［书目1，卷八十，第70册，第3904页。］就是说可以部分免除当地积年拖欠中央的财政收入。这样的经济实惠在当时是极具诱惑力的。另外，象专门负责为宫廷提供蔬果禽肉的上林苑，一下子为魏忠贤建造了四座生祠（其下辖四署，每署一座），也在上贡数额上得到了许多减免。

简单的吹捧颂扬比建造生祠之类的事情容易得多，但也常能收到极好的效果。天启六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但因军役人等奋力扑救，火势没有漫延至草场外面。魏忠贤也带着人参加了救火。对于这场火灾，主管的户部仓场侍郎薛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位薛贞很懂得作官之道，汇报这场火灾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上，而是放在“救”上，特别突出了魏忠贤“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还就此得出结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此实作，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书目1，卷七十三，第70册，第3560页。］这样一来，一场责任事故变成了显示魏忠贤英雄事迹的特殊场所，薛贞为此非但没受任何处分，还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的升官原始于逃避火灾责任，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因而被朝野上下称作“火逼尚书”－－完全是靠一场大火逼出来的。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出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要离职守孝三年。但他贪恋权位，于是上疏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且乘机暗示自己不愿离任。朝廷居然也就因此而降旨，命朱童蒙打破常规，夺情视事，不准回家守制。这还是通过暗示要求回报，还有更公开的。有个中书舍人朱慎*（上坎下金），以俸满疏请考选，就是任职已满九年，由有关部门进行综合考察后酌情升降。考满是有定制的，有司自会照例安排，但那位朱慎*却好象生怕被遗漏，不厌其烦地专疏申请，同时就顺势大捧魏忠贤，说什么“内辅得人，师济在列，”［书目1，卷八十二，第70册，第3985页。］肉麻得很。而他竟由此以一个小小中书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在露骨的实利诱惑下，许多投机钻营者都全身心地投入到那场造神运动中，于是花样越翻越新。我们看到，当建立生祠的活动在全国普遍推广之后，一些人大概觉得建祠已不够新奇，又想方设法地搞起新的项目。天启七年五月，有浙江、南直隶等处商人翁元等人请求捐资为魏忠贤在*（莫阝）州建坊，得旨赐坊额“显德流芳”。于是在建祠之外，又有了建坊热，巡抚张翼明建坊于大同，旗手卫经历董舜臣建坊于京师，上林苑更会锦上添花，一下子就同时建造三祠三坊，坊额分别是“功高册府”、“洪恩流芳”和“一代元勋”。这种无止无休的闹剧如果不是突然由于外因而收场，简直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积极方面的诱惑对某些人还不起作用，那么消极方面的压力则可能让他们屈从。因为在造神运动的高潮中，凡是对那种种活动公然反对、表示不满，甚至仅仅是不积极参与的，都可能遭到严厉的打击迫害。

天启七年四月，国子监中以监生陆万龄为首的一伙人要在这所中央学府内建立魏忠贤生祠。国子监负责人，左谕德管国子监司业事林釬以为国学重地不宜搞什么生祠一类把戏，大概心里对其他地方的这种作法也大不以为然，所以坚决不允其请。陆万龄等人于是通过关系向魏忠贤集团打了林釬的小报告，林釬在当月就被免职，不久后生祠于国子监西侧破土动工。林釬毕竟还是因为反对建生祠才遭打击的，另有一位蓟州兵备道耿如杞就更冤枉。蓟州的“广恩”祠落成后，顺天巡抚刘诏带领属下对魏忠贤的偶像行五拜三叩头的大礼，耿如杞心存不满，不愿参拜，仅仅长揖而罢。这种在造神大合唱中的强烈不和协音立即引起了阉党执政集团的注意，耿如杞不久即被逮入就，而且被罗织罪名，竟拟成死罪！

在造神运动开展得最热闹，对魏忠贤的吹捧最肆无忌惮的时候，仅仅由于没有积极参加大唱赞歌的活动，就可能遭到不测之灾。天启六年，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受命出使朝鲜，颁发皇子诞生恩诏。姜曰广精明练达而又洁身自好，在出使过程中表现极佳，深受好评。据朝鲜史书记载：其使团归国时，“都民遮道称颂诏使清德，其数几至一万五六千。父老五十余人叩头谢曰：‘近古以来，不曾见如此之行，老爷恩德，无以为谢’云。”［书目37，上编卷五十二，第8册，第3264页。］但姜曰广尽管完成使命出色，回国后却犯了错误，他在汇报出使朝鲜的奏疏中没有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顺便吹捧魏忠贤一番。这虽然算不上明目张胆的冒犯，却已经有了反潮流的意味。姜曰广因此很快被毫无道理地革职销籍，回家为民去了。

在死刑、囚禁和革职的威胁下，怯懦者即便不十分情愿，终于还是硬着头皮加入到造神的洪流中。再加上那些数量更多的投机牟利者和盲目从众者，这股洪流真是大有不可阻挡之势。当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集团目标明确地要去树立一尊“神”的形象的时候，它的确有一些相当有效的手段可以利用。但是这些手段一旦都利用起来，造神真的发展成为运动之后，再想控制这一运动就非常困难了。在几经发展之后，造神的闹剧终于演变成了一股谁都无法控制的社会狂潮。我们把天启七年初各月建祠（申请得到批准的时间）的数目统计一下，可以看到，这年正月建祠数量是3座，二月1座，三月增至7座，四月10座，而五月则猛增到22座。

这一统计的主要依据是《明熹宗实录》，由于天启七年六月的《实录》已佚，而七月边务紧急，八月政局突变，《实录》中对于请建生祠的奏疏的登记极不完全，因此六、七、八三个月申请建祠的数目已经无法做完整的统计。但从前五个月的情况已经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各月的建祠数目不差不多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由正、二月的二三座一下子增长到五月的22座，而上一年自闰六月始建起，仅有两座生祠申请批准，平均每月为0.3座。这表明在天启七年上半年，也就是造神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对魏忠贤的狂热情绪几乎是与日俱增。

这样一种局面看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运动发起者的最初目标，因为作为执政者一般都偏爱有秩序和能够适可而止的发展。但一场由执政者全力发起的造神运动既然有那么多的推动机制（从众机制、利诱机制、压力机制），当这些机制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产生出一股极大的运动能量，而这股能量象滚雪球一样，在运动中又不断扩大膨胀。出现了这种情况，各种常规都会被打破，秩序和适可而止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造神的异化

阉党集团神化魏忠贤，本来的目的是要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巩固他们的统治。但是，造神的狂潮一旦被煽动起来，却不可避免地要按照它自己的个性尽情发展，造成的后果也就大大违背了发起者们的初衷。

为魏忠贤化妆的活动需要有一个度，油彩涂得太过分，不但容易让人怀疑其真实性，而且可能会给政治生活中带进某些危险的因素。但是，当造神运动发展成一股狂潮的时候，大批阉党派官吏和投机家们的头脑中好象已经没有了任何界限。于是，在建造的生祠中，出现了九重殿堂、琉璃瓦顶、龙衮冕旒之类僭越君主之制的现象；在碑铭奏章中，一些同人臣身分绝不相符的语词也被大量加到魏忠贤的身上，有人甚至用上了描绘古代圣君的词汇，称他为“尧天巍荡，帝德难名”，“人心归依，天心向顺”！在一个极看重仪式、称谓等外部符号形式，甚至超过了内容实质本身的社会里，这样明目张胆地把一大堆仅仅能属于皇帝的外部符号用在魏忠贤身上，与其说是在提高他的身分和地位，还不如说是在给他种下祸根。无怪后世的作者会大为震惊：“夫逆贤而‘尧天帝德’矣，将置熹庙（天启帝）于何地耶？故逆贤虽未必有不轨之心，而奸党已显著拥戴之形矣。”［书目11，卷下，第205页。］

作为君主的政治代理人，魏忠贤身上本来已经潜伏着名实不符造成的危机，而随着造神运动的发展，这种潜在危机又日益加剧。在魏忠贤被当作神一般受到礼赞和崇拜的时候，“君为臣纲”这一条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好象完全被人们（包括魏忠贤自己）遗忘了。但是，既然魏忠贤被人们看作等同于甚至高于皇帝，那么真正的君主（即使是名义上的）又应当被放在什么位置上呢？由于天启帝对于客氏以及魏忠贤的特殊眷恋和他的特别幼稚，这一极其尖锐的矛盾在天启七年八月以前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但在魏忠贤同张皇后的冲突以及其他一些事件中已经初露端倪。而在天启帝突然病逝之后，魏忠贤与崇祯帝的一场搏斗也正是这一矛盾的继续发展。在这种意义上，阉党集团对魏忠贤的肆意抬高恰恰加速了他们一党的覆灭。

阉党集团竭力把魏忠贤塑造成神的形象，本来是要让广大民众来顶礼膜拜的。但在造神工程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阉党集团的执政者们却颇为尴尬地发现，需要向魏忠贤顶礼膜拜的首先正是他们自己。造神者首先崇拜所造之神，大概是一切造神运动的基本规律。阉党执政者尽管是神化魏忠贤工程的设计者，但当这一工程全面展开之后，他们自己也不能不受到从众、利诱、压力等机制的制约，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卷进狂热的潮流中。在魏忠贤专权体制刚刚确立的时候，阉党大僚们对于魏忠贤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的独立，还能同他保持某种层次上的平等，即同朝为臣的平等。这种情况到后来完全变了样，成了我们在第一章里叙述过的那种充儿充孙、奴颜婢膝。这时候，阉党执政者们已经完全匍伏在自己制造出来的神明脚下。

在这方面有过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标志，就是在公文中对魏忠贤的称呼。我们古代以直称人名为不敬，因而把名叫作“讳”，除了表示敌视和恶意以及长辈对于晚辈外，很少直接使用。但是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因为大家都是皇帝的臣仆，在皇帝面前无所谓相互间的敬与不敬，所以讲到一切官员吏民照例都直呼其名，这个原则叫作“君前臣名”。魏忠贤虽然气焰薰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在奏疏中被直呼着姓名，一般都是与职务连称，叫作“厂臣魏忠贤”。但大约从天启六年末开始，一些人在奏疏中不再用魏忠贤之名，而只称“厂臣”。这种诚惶诚恐的态度显然表示不再当魏忠贤是一般臣子，所以才不再套用“君前臣名”的原则。后来的几个月里，在奏疏中避魏忠贤名讳就成了风气，最后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内阁代皇帝拟旨竟也常常公然避魏忠贤之讳，大讲“厂臣”（而不是魏忠贤）如何如何，甚至将天子与魏忠贤并列，称为“朕与厂臣”［这一用法最早见于天启七年二月，见书目1，卷八十一，第70册，第3942页。］当阉党执政者小心翼翼地在公文中避魏忠贤之讳的时候，本来的那种同朝为臣的平等就再也不存在了。

造神狂潮还造成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强烈地腐蚀了被装饰者－－魏忠贤本人。即使是极富于修养的人，面对劈头盖脸而来的大量阿谀吹捧也难免要飘飘然起来，魏忠贤不那么有修养，头昏得就更加厉害。实行独裁初期，魏忠贤尚能知道自己在从政方面的短处，因而对阉党骨干人物存有几分尊重，对他们的意见建议也能虚心采纳。例如对于魏广微、王绍徽等人所拟的荐举与清洗两类名单，魏忠贤就曾经很认真地执行过。但随着造神运动的发展，他身上的骄横、虚妄和自以为是越来越多，蔑视、斥责阉党大臣的事也不断发生。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发生在天启六年六月，当时阉党中重要人物吏部尚书王绍徽、刑部尚书徐兆魁等先后上疏，对时政提出了一些批评和建议。如杂征、加派的“诛求已尽于锱铢，剥削直入于骨髓”，以及刑狱的“诛罚颇多而法令无章”。［书目1，卷七十二，第70册，第3468页。］这些意见提得比较切中时弊，用语也还温和，本意当然是为了维护整个阉党政权的长治久安，结果却一律遭到魏忠贤的严旨切责。不久后王绍徽和徐兆魁又被借故免了职，再也无法在阉党政权中发挥作用。（王绍徽、徐兆魁的失势还与开罪于魏忠贤的特务系统有关，详见下章。）

魏忠贤的头脑发昏还表现在他对已经太多的虚誉空名的无厌追求上。前面曾列表显示过魏忠贤在天启五年、六年所受的荫封奖赏，作为一种宣传手段，那种密度已经够惊人了。但同后来的情况相比较，平均一月将近一次的封赏频率却又显得太低了。下表是天启七年一至七月魏忠贤所受封赏的次数：

【表六】

天启七年一至七月魏忠贤所受封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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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六月 │七月│每月平均│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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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 4 │ 5 │ 8 │ 6 │ 4 │无资料│ 8 │ 5. 8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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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熹宗实录》卷八十至八十六。

在这一年的前七个月中，魏忠贤竟然接连受到35次以上的封赏（如果按平均值加上六月份的封赏数，则为41次），每月平均受到封赏的次数达到了前一个阶段的六倍，这样的规模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封赏中包括新封的一名世袭伯爵（安平伯）。八月，魏良卿又因魏忠贤之功而连加九级，以至于加至最高级别的太师之后仍然剩余一级无可再加，只得再加禄米三百石。几日后，以三殿告成，再封魏氏一人侯爵世袭。因为魏家子弟封爵其实都是作为魏忠贤的代表，所以魏忠贤实际上是一身而兼公、侯、伯三爵。这不仅打破了明代一切朝官、宦官的封爵纪录，而且也打破了历代专权宦官的封爵纪录。这种太密太滥的发了疯般的爵赏，显然已经超出了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抬高身分的范围，给魏忠贤带来的实际好处也极其有限。它的唯一作用，就是满足了魏忠贤那扩大了还要扩大的虚荣心。

一方面是阉党高级成员的匍伏崇拜，另一方面是魏忠贤的妄自尊大，当这位大太监被妆扮成圣人模样供奉在辉煌殿堂的时候，他也就远远地脱离开了自己的党羽。这种隔绝状态对于阉党集团的统治肯定是不利的。我们看到，正是从建生祠之议初兴、造神运动正渐入佳境的天启六年六月起，在阉党中地位特别重要，经验最丰富，往往见识也较高的一些大官僚开始脱离开魏忠贤专权的政治体系。这年六月是首席大学士顾秉谦致仕，刑部尚书徐兆魁去职闲住；闰六月，大学士冯铨和吏部尚书王绍徽相继免职；第二年四月，工部尚书（管侍郎事）徐大化离职闲住；到八月，甚至霍维华（兵部尚书）也作出了准备同魏忠贤绝裂的姿态。这些人离开政坛各有自己多方面的原因，而且大多是被迫的，但这些大官僚纷纷离去还是反映了魏忠贤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与危机。而魏忠贤的高高在上和其声威的恶性膨胀，无疑是制造这些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

造神运动还制造了其他一些不利于巩固政权的副产品，其中之一就是造神形成的乐观主义气氛掩盖了实际存在的矛盾。由于圣人的降临必然要配合以盛世，因而在天启后期就有了遍地的祥瑞、全国的大好形势。各级的奏疏都在大唱魏忠贤的赞歌，其中所言自然都是卓勋茂绩、殊功伟业，至于政局中的一切阴暗方面，则都被人们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在魏忠贤专权的末期，这个国家充满了内忧外患，危机频仍，灾难深重，但从执政者的宣传来看，这个时代简直就是有史以来最值得称道的治世。最糟糕的是执政集团自己也被自己的宣传迷惑了，颇有些飘飘然起来。御史倪文焕在天启七年八月就曾大言说：“今日之天下，朝政既已肃清，疆圉渐见宁谧。”［书目1，卷八十七，第70册，第4188页。］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加上对阴暗面的有意掩饰，严重妨碍了魏忠贤政权郑重对待面临的危机。只是由于魏忠贤专权的寿命过于短暂，这些危机后来都遗留给了崇祯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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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番役横行的世界

阉党集团主要是由文官官僚组成的，但为数不多的几个武官在魏忠贤政权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与“五虎”并称的“五彪”就均为武职。“五彪”之首为田尔耕，北直任丘（今河北任丘）人，祖父曾官兵部尚书，以祖荫积官至左都督。他于魏忠贤的地位直线上升的时候投入其门下，甘为义子，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魏忠贤专权的体制初步确立，他以亲信身分接替了办事不力的骆思恭掌锦衣卫事，从此成为魏忠贤手下最忠实、最得力的爪牙之一。田尔耕狡黠阴贼，为了配合魏忠贤的政治需要，他广布侦卒，罗织平人，又“以钧钜之术，行其狼贪之性，自告讦端开，捕风捉影，苞苴既入，积玉堆山。”［书目18，卷六，第92页。］ 为此他不但财源茂盛，还大得魏忠贤欢心，因而屡屡加官受赏，最后于都督之外，加衔少师兼太子太师，几乎位极人臣了。“五彪”中的许显纯和崔应元本来官仅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和锦衣卫指挥，也是在天启四年，开始担任锦衣卫北镇抚司的正副主管。两人性情残酷，又都唯魏忠贤之命是听，魏忠贤残害政敌异己大多是假这二人之手。居于“五彪”之殿的孙云鹤和杨寰则分别为东厂的掌刑和贴刑官，也就是东厂的常务负责人。许显纯等四人也都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升为武官中职位最高的左都督。

东厂和锦衣卫是明朝中央的两大特务机构，“五彪”正好占据了两个机构中五个最关键的位置。到魏忠贤政权遭到清算的时候，田尔耕等五人全部被处以死刑（其中杨寰先死于戍所），而大批的文臣阉党骨干却保全了性命。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五彪”特务头子们对社会破坏之烈及其被人们仇恨的程度。为了巩固魏忠贤专权体制，阉党中的文臣们所想的主要是实施舆论工程一类文治的办法。而身为武职的特务头子们则更喜欢通过特务统治，通过运用暴力造成的恐怖气氛来加强魏忠贤政权。在明代的历史上，魏忠贤专权时期实为特务活动最猖獗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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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家秘密警察

锦衣卫和东厂

明代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其著名的，一般人都知道有个东厂和锦衣卫，并且常常以“厂卫”合称之。东厂之外，成化和正德年间还有过西厂和内行厂，但都是一时之设，只是明朝特务机构的临时变体。与明朝相始终的只有东厂和锦衣卫。

锦衣卫建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本属于皇帝亲军的“上十二卫”之一，其职责为“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耤、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秀春刀，侍左右。”［书目3，卷七十六，第6册，第1862页。］ 也就是皇帝的贴身卫队兼仪仗队。由于要保障皇帝的安全，锦衣卫自然有了“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的责任。皇帝要广自己的耳目，探听官僚和百姓们的隐私，用起来最直接最方便的也是长期不离身边的锦衣卫。于是锦衣卫在宿卫、仪仗之外，又有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职能，就是充当皇帝的密探和打手。

锦衣卫职能的这种发展，在它建立之后不久已经基本完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凉国公蓝玉被控谋反，牵连被杀的达两万人，侦察告发此案的就是锦衣卫。朱元璋待臣子严刻寡恩，在位期间屡兴政治大案，杀戮动辄以万计。这些大案的“罪犯”，常常不送法司而收系在锦衣卫所管辖的特别监狱中，由锦衣卫断治。这种情况到了永乐年间又有进一步发展。成祖朱棣信用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纲觇帝指，广布校卫，日摘臣民阴事。帝悉下纲治，深文诬诋。”［书目3，卷三百七，第26册，第7876页。］ 到这时候，锦衣卫已经完全演变成了独立于国家司法、警察、治安制度之外，以皇帝的名义掌握着侦缉、拘捕、刑讯、审判等一整套特殊权力的秘密警察组织。

东厂的设置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一是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这和锦衣卫的职能没有什么不同；第二却是为了“与锦衣卫均权势”。［书目3，卷九十五，第8册，第2331页。］ 东厂这个特务机构与锦衣卫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直接由太监领导。依照惯例，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或地位仅次于掌印太监的秉笔太监兼管东厂事务，其关防上的职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天启中，因避天启帝朱由校的御讳，“官校”改为“官旗”）。东厂虽然是内廷衙门，但除了兼职的总督太监以外，并没有内官专门在其中供职，其工作人员全部用锦衣卫所属。东厂的组织机构比较精干，东厂太监以下，主持常务的仅一掌刑千户，一贴刑百户，其下又有掌班、领班、司房等，一般侦讯办事人员称作“番子”或“番役”，也叫“干事”，有千余名。千户、百户本身的品位为正五品、正六品，级别相当低，比起锦衣卫指挥使“恩功寄禄无常员，恒以都督及都指挥领之”［书目9志卷之二十七，第2册，第968页。］的显赫差得远了。千余人的数目也难与锦衣卫比肩。锦衣卫下隶十七个千户所，在编的校卫被称作“缇骑”，常有数万人，还有一批编外的爪牙耳目，“仰度支者凡十五六万人”。［王世贞《锦衣志》，吴氏芬陀罗馆刊本《胜朝遗事》二编卷之五，第十九叶。］ 但锦衣卫尽管人多势众，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要受东厂的控制驱使。其原因就在于厂卫两套组织在同皇帝的关系方面，亲疏各有不同。

锦衣卫以亲军的身分，同皇帝已经是特别接近了，但锦衣卫使及其所属毕竟是外朝军人，不可能时时簇拥于皇帝左右。明朝的皇帝一代比一代更加溺于深宫，同外朝臣子的联系，其中也包括同锦衣卫的联系，就越来越少。比较起来，东厂太监的条件要优秀多了。东厂太监是宦官中数一数二的领袖人物，同时又是皇帝的高级贴身秘书。这意味着他在宫中的势力非凡，同皇帝也有非同一般的密切联系。这种地位使得他所领导的东厂，在同皇帝的信息交通方面能够捷足先登。王世贞《锦衣志》中说：“（东厂）其钩察出人帷薄间，锦衣二千户理其牍，而中贵人得持牍迳至御所，稍稍出卫上矣”，［王世贞《锦衣志》，第十叶。］把“持牍迳至御所”这种同皇帝间方便的联系当作东厂逐渐压倒锦衣卫的基本原因，是很有道理的。当然还存在着另一个方向的信息流通的问题，如果皇帝有什么不愿示人的意图要交特务机构办理，传达给东厂太监一般也要比传达给锦衣卫便当得多。

东厂初设的时候，官署在东安门外迤北，东厂之名即得于此。但东安门外的官署在皇城以外，离宫廷稍远，未能充分体现东厂与宫中的密切关系，因此在万历初年，东厂又在皇城内东华门外不远处设署，称内署，原官署则称为外署。这以后，“凡各处办事打来事件，皆到内署”。［书目13，木集，第31页。］东厂内署有一块题作“朝廷心腹”的匾额，也正好标明了东厂的特殊身分。东厂是皇帝的心腹，锦衣卫在这方面却不能不稍让一筹。作为皇家特务组织，同皇帝的密切联系是比什么都重要的，锦衣卫在这方面逊色了，别的方面自然再难与东厂争先。

联系疏远还容易造成另一个致命的后果，就是可能引起皇帝的猜疑。秘密警察权出法外，又经常参与重大政治机密，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有助于专治皇权的巩固，但也容易尾大不掉，隐隐中形成对皇权的一种威胁，至少某些皇帝会这样认为。前面提到永乐时期的锦衣卫头子纪刚，最初深得成祖信任，“亲之若肺腑”。［书目3，卷三百七，第26册，7876页。］但这个纪纲能力太强了些。他广募爪牙，组织起一个庞大而有效的特务网，又仗着皇帝的信用，到处施威，朝野上下一时都为其震慑。这种极大的成功也就导致了他的未日。永乐十四年（1416年）端阳节，成祖按照当时的风俗率武臣射柳为戏。纪纲射而不中，他的部下竟然不顾圣驾，折柳鼓噪，而皇帝左右和掌风纪的御史们竟也没有人敢出面纠察。这件小事引起了成祖的警惕，开始猜忌纪纲的权势。两个月以后，几个了解皇帝心思的宦官出头揭发纪纲图谋不轨。成祖毫不犹豫地立即命令逮捕了他，并且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迅速结案，即日对他处以磔刑。

在明代各锦衣卫指挥使中，纪纲是成就最辉煌的一位，也是下场最悲惨的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纪纲被除掉以后不久，成祖命令建立了要“与锦衣卫均权势”的东厂。这个均权势并非平均地一分为二，而是有所侧重。历代君主总是对内臣防范心理较弱，认为这些刑余家奴无论如何也是自己人。因为有这种信任，东厂从一建立起就担负着纠察监督锦衣卫的任务；而锦衣卫却从来无权监督东厂。这种明确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使得锦衣卫注定了要长期屈居于东厂之下。永乐以后，除了天顺和嘉靖中的一段时期，锦衣卫头子门达和陆炳特别受到皇帝的信赖，锦衣卫因此一度能与东厂相抗衡以外，大部分时候锦衣卫都是听命于东厂，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听命于东厂太监。这就是《明史》所说的：“及后中官愈重，……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书目3，卷九十五，第8册，第2339页。］

东厂和锦衣卫是两个组织系统。这两个系统又是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东厂的官员番役籍在锦衣卫，也可以说是锦衣卫的成员；而锦衣卫上下又全都要听命于东厂太监，很象东厂的一个外围组织。这样，在大多数时候，明代的皇家秘密警察还是相当一元化的，东厂太监是其首领，东厂是核心机构，而锦衣卫则为外围系统。

特务专政

明代专制君主豢养和信用那样一大批特务人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总起来讲，是为了捍卫他们的专制权力。具体而言又有两个方面的用途，一是为搜集情报，二是为镇压异己。

从理论上讲，皇帝需要知道的一切有关信息都可以从国家各个正式职能部门的报告（本章）中得到。但多数皇帝都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有更大的好奇心。下面是一个朱元璋时期的例子。“（宋濂）尝与客饮，帝密遣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书目3，卷一百二十八，第12册，第3786－3787页。］宋濂是最早投靠朱元璋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曾任太子的业师，一辈子作朱元璋的文学侍从，并没有真正涉入权力核心。就是这样一个老学究，朱元璋还是不放心，要派人侦视，其他的文臣武将们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皇帝对臣民的一切言行，包括私生活在内，表现出一种病态的观注，时时要监视、探察，并且想以此来考察出臣民是否忠诚。这种病态的阴暗心理，只能通过阴暗的组织，采取阴暗的手段来满足，秘密警察于是才大显神通。

东厂和锦衣卫都以缉察剌事为其基本要务。东厂番役分为十二伙，“咸持人阴事，或缙绅私札，及外官乞得青目书，或交际通候礼，一切笔迹可挟持者或某处言语可质证者，皆密白于档头。”［见书目35，卷三十九，第2册，第621页。］为了鼓励番役剌探告密，东厂当局对密报计件发给奖金，称作“买起数”。番役们剌探来的事情不论大小，都通过太监的直接渠道交皇帝过目，甚至一些张家长李家短，柴米油盐之类的俗事也不例外。一些无聊的情报与政治无关，就在宫中当作笑话流传。据当时传说，东厂甚至派人假冒仆役到重要政务人员身边卧底，有时长达十几年之久。明末至清初的许多笔记小说都谈到过一个内容大致相同的故事：一位提兵在外的大员，身边有个多年随侍的仆人，极受信任。一日，这仆人突然来辞行，因主人竭力挽留，才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分。原来他是东厂的探子，多年来一直负责监视主人的一切行动，由于主人长期以来行为端正，东厂当局认为无须再加以监视，所以召他回去另安排任务。主人得知这些情况，吓出了一身冷汗。

除了对官员百姓的人身监视外，东厂和锦衣卫还负责监督各衙门的政务，“每月旦，中贵人将各伙办事人掣签，京中大小衙门及各城门，每处差一人守定缉察，名曰‘坐记’，……事件到东华门，虽丙夜，司门者从门隙中立刻传入，顷刻到掌厂，即时达至尊矣。”［同前注］另外厂、卫又要收集社会情报，“或地方失火，或雷击何物，亦奏闻之。又每月晦日，奏报在京杂粮、米、豆、油、面之价。凡皇城禁地人命，亦皆有事件。”［书目13，木集，第31页。］通过种种方式，厂、卫把侦察的触角伸到社会各个层次，至少在京畿地区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秘密监视网络，真正起到了皇帝耳目的作用。

皇家秘密警察系统更为重要的一种职责是直接对独裁统治的异己分子实行镇压。一旦臣民中出现了某种不利于皇权统治的行为和言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会立刻作出严厉的反应。这类严厉措施有时会由王朝的其他一些职能部门执行，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厂、卫负责实施。为了镇压得更有力、更迅捷，厂、卫被赋与了一系列特殊权力，包括独立立案侦查的权力、秘密拘捕的权力、独立监禁和刑讯的权力、独立判决与秘密处决的权力。

依照传统，厂、卫经办的案件，不论大小，都不容政府衙门和司法机构插手。反过来，本来是法司承办的案件，如果案情重大涉及政治或是大逆阴谋，一般却要移交厂、卫侦察审理。厂、卫由是有了对政治大案的垄断权和对一切案件的优先权。尤其是在京畿地区，稍稍重要一些的案件差不多没有不是厂、卫独立侦察审理的。厂、卫还有一个特权，就是捕人极其方便。一般小民自不必说，番役、校尉常常是不论有事无事，突然闯进门去就抓人刑讯；即便是有职衔的官员，厂、卫也不必经过正常的法律手续，只凭着一种以皇帝名义签发的“驾贴”，就可以代表了皇帝捕人。在厂、卫特别猖獗的时期，甚至还出现过“官校拘执职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贴”的情况。［书目36，卷一百五十八，第28册，第3120页。］

为了关押刑讯的方便，厂、卫还设置了自己的特别监狱，即“北镇抚司”狱。明制，京、外各卫均设有镇抚司，掌管本卫的军纪刑名。锦衣卫原有的镇抚司本来也是只管本卫之事，但为了加强这个特务机关的镇压职能，后来于原镇抚司之外又增设一镇抚司，称北镇抚司（原来的镇抚司则称南司），负责审理一切政治要案。北镇抚司设有监狱，厂、卫所捕案犯一般都关押在里面。这些囚徒从理论上讲都是皇帝钦命逮办的“钦犯”，故北镇抚司狱又称“诏狱”。这诏狱不受正常的法律约束，只伺皇帝的好恶，其黑暗与残酷的程度，大大超过已经极其黑暗极其残酷的刑部天牢和各级地方政府监狱。“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每市一物入内，必经数处验查，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又不得自举火，虽严冬，不过啖冷炙，被冷衲而已。”［书目29，卷二十一，中册，第538页。］北镇抚司拷问犯人，所用刑具“痛楚十倍官刑”，而且名目繁多，“其最酷者，名曰‘琶’，每上，百骨尽脱，汗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书目36，卷七十三，第14册，第1485页。］在这样的酷刑下，几乎没有求不到的口供，因此诏狱也就成了冤案、假案的加工厂，可以根据特务头子的意图，提供任意样式的证词和口供。由于诏狱极其惨毒，陷于其中的人都把转入刑部监牢视为莫大的幸福，有人竟说“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瞿式耜《瞿忠宣公集》，清道光刊本，卷一，第二十三叶。］

厂、卫通过北镇抚司审理的案件通常是结案后再移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只能走一下形式，据镇抚司的成案照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厂、卫实际上已经成为拥有独立审判权的机构。而在另一些时候，厂、卫甚至不需要在形式上经过一下法司的手续，而是直接请旨定案，这就使得司法机构对于一些重要案件的结果竟然一无所知。为了铲除独裁者们特别忌恨的异己分子，厂、卫还有一套对于那些实在凑不足罪名的案犯实行密裁的办法。王振专权时期，有御史刘球因砰击阉宦当道而被逮入诏狱。锦衣卫指挥马顺受王振指使，竟乘夜持刀入狱，割断刘球颈项，而后肢解其尸，掩埋在狱后隙地里。杨涟、左光斗等十几人也都是被害于北镇抚司狱中。

东厂、锦衣卫进行的秘密侦察、秘密拘捕、秘密刑讯、甚至秘密处决等一系列秘密活动，对于一般臣民百姓确能产生极大的威慑作用。明代皇权相当巩固，而大小臣工们则无时不是战战兢兢、如履如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存在着一套颇有效率的厂、卫特务系统。也有许多官员为此提出过抗议，认为“驾驭百官，乃天子之权，而奏劾诸司责在台谏”，不应“以暗访之权归诸厂、卫。”［书目26，卷六十三，下册，第427页。］但明代君主们都把厂、卫秘密活动视为巩固独裁统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明代的特务活动自始至终都非常猖獗。

督主的威风

东厂和锦衣卫几乎不受限制的秘密警察特权使其人员可以为所欲为，这种特权也造成了厂、卫组织的极度腐败。番役、校尉们把剌探办案当成发财致富的捷径，或是收受贿赂，诬陷良善，为挟仇者报复；或是唆使案犯，攀咬富户，以便敲诈自肥；更直截了当的方式是径闯民宅索要钱物，如能满足则立即离去，若是不满足，就会把所谓“人犯”酷刑拷打一番，还要将其全家甚至邻居家掳掠一空－－这简直就如同一伙强盗了。这样的组织对于流氓恶棍当然极有吸引力，于是“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书目3，卷九十五，第8册，第2333页。］自然聚集在厂、卫的周围。他们为厂、卫探风、卧底，或出卖情报（当时称“卖事件”）获利，实在没有情报时就“诱人为奸盗而卖之”。也有些流氓冒充缇骑、番役，敲诈劫掠。上文所说锦衣卫“仰度支者凡十五六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这批靠厂、卫混饭吃的流氓地痞。也有些特别有本事的棍徒直接参加进厂、卫队伍，《锦衣志》中说“所招募畿辅、秦、晋、鲁、卫骈胁超乘迹射之士以千计”，［王世贞《锦衣志》，第十九叶。］这些人显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干事们堕落成匪徒以及流氓的簇拥和大量羼入，使得厂、卫系统实际上成了亦官亦匪的流氓－－特务合二而一的组织。有一个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明代特务组织的流氓性：在厂、卫人员内部，象许多近代黑社会组织中一样，广泛地使用着大量的黑话切口。前面已经提到的有“坐记”、“听记”、“打事件”、“买起数”；再如挡头、番役在空房、寺庙等处设堂刑讯叫作“打桩”，酷刑勒索称为“干酢酒”或是“搬罾儿”，害人性命叫“壁挺”……等等不一而足。

厂、卫的权力无边，再加上其成员素质低劣，于是一方面是番役缇骑们飞扬跋扈，擅作威福，一方面是百姓乃至官员畏之如虎，回避唯恐不及。在一些特务统治特别猖獗的时期，边远州县的老百姓只要见到有人操着京城口音，且又鲜衣怒马、意气昂扬的，就会纷纷躲避，生怕被厂、卫找了麻烦。地方官员对这类人也是尽量犒劳奉敬，却根本不敢打听其身分事由。这种时候，流氓无赖冒充番役、缇骑作恶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

在特务统治中获利最大的当然还是特务头子本人。东厂太监在宫内外常被尊为“督主”，与其类似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称“宗主”。以宫奴的身分而被朝廷上下以“主”相称，这种尊荣在整个太监群体中仅仅二人而已。刘若愚在《明宫史》里曾作过不太贴切的比拟：司礼掌印地位最高，犹如内阁首席大学士；东厂太监权力最重，犹如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第二大学士。事实上，在许多时候，控制着帝国整个特务系统的东厂太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要比监察长官左都御史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务头子甚至会成为独裁政治体系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成化时期的汪直就是一个典型。

汪直本是广西大藤峡（今广西桂平西北）的瑶家子弟，成化初年被掠入宫，碰巧服役于万贵妃的昭德宫。万贵妃是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宠妃，汪直奴以主贵，也颇得皇帝信任。成化帝昏庸懒惰，即位后几乎从不上朝。他沉溺深宫，不问政务，却又喜欢探听臣民的隐私，收集小道消息。为了这一目的，成化帝以汪直为特派员，率少数校尉为其收集情报。汪直的这种特殊身分使其势力迅速膨胀，至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月，在东厂之外又设置了一个西厂，以汪直为首领。西厂本来是为汪直特设的特殊机构，权力超出东厂，所领校尉也数倍于东厂。不久之后，东厂太监换上了汪直荐举的亲信尚铭。尚铭事事仰汪直之鼻息，东厂于是成为西厂的附属机构，锦衣卫则更不待言。汪直一旦垄断了整个特务系统，就屡兴大狱，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官校势益横，公私骚扰，道路以目，朝臣亦皆惴惴不安。”［书目30，卷九十二，第4册，第1761页。］一些不满汪直特务统治的朝臣遭到贬斥，兵部尚书项忠被革职为民，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左都御史李宾等都丢了官。汪直骤然间成了朝中最显赫的人物，出行的时候仪仗隆重，连公卿都要避道。“一有顾眄，左右皆股栗胁息，莫敢仰视。”［书目37，上编卷十一，第二册，第674页。］他因掌西厂等功劳，每岁禄米加至480石，按当时制度，太监禄米至72石就相当于文武大臣正一品的地位，480石的品级当然高行无法推算。

使汪直成为政治明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掌握着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同时又深得皇帝的信赖。因此，一旦在皇帝面前失宠并失去特务头子的地位，他的权势也就跟着眨眼间消失。数年后，汪直因公务繁忙同成化帝渐渐疏远，东厂太监尚铭乘机倒戈告了他的奸状。成化十八年（1482年），西厂被革除，汪直失去依托，于是地位每况愈下，先是回归御马监（他的本衔是御马监太监），不久外调南京御马监，再降为奉御，最后默默无闻地死在南京。

我们还可以顺使看一下那位尚铭的情况。挤掉汪直，尚铭这位东厂太监理所当然地恢复了特务头子的“督主”地位。他的才能显然远不如汪直，但有了权势，一样可以胡作非为。史书上说他“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书目3，卷三百四，第26册，第7781页。］他后来的下场还不如汪直，被谪为南京净军并被抄了家。从他家抄出的财物用车子往内府运送，整整用了好几天。

特务头子不论怎样专横跋扈，终究属于走狗一类。明代的历届特务头子对于最高统治者差不多是百分之百地忠贞不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忠于皇帝，如果帝国的大权操纵在皇帝代理人手中，特务头子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向这些代理人，自愿为其驱使。我们在第二章里介绍过张居正和冯保的情况。张居正以首席大学士代理皇帝执政，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大太监冯保。冯保不但是司礼监掌印，而且兼掌东厂，“宗主”、“督主”一身二任。当时特务组织对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可以从一个所谓“王大臣案”中反映出来。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有个流亡京师的散兵王大臣，不知为什么冒充宦官带刀混入皇宫，不久即被东厂抓获。此时张居正对他的前任高拱颇怀顾忌，觉得此案正好提供了一个打击高拱的机会，于是暗示冯保制造假案，攀扯上高拱。冯保立即组织东厂人员行动起来，对王大臣威胁利诱并用，先妄定其私自入宫是欲行剌皇帝，而后又“令诬拱家人为同谋”，［书目7，卷六十一，第3册，第940页。］把高拱的几个仆人迅速逮捕。依惯例，东厂办案向来直接向皇帝汇报，从没有经由内阁的。但有关王大臣案的全部公文东厂却都先送张居正过目，有些甚至由张居正作了修改。事实上东厂办理王大臣的案子，自始至终都是按照张居正的意图行事的。后来由于朝中反对诬陷高拱的人太多，张居正改变了主意，不再咬住高拱不放。于是王大臣案才不了了之，仅把王大臣斩首，究竟为什么进宫，何人协助指使，都完全没有弄清楚。

专治君主或他的代理人以特务组织为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对特务头子信用爱护；特务头子对独裁者则是无限忠诚，甘当鹰犬，整个明代两者的关系大致如此。突出的例外只有一次，就是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这时候，身为皇权代理人的魏忠贤同时又直接掌握着东厂，本来就是特务头子。于是独裁者和特务头子这两重身分合而为一了。作为独裁者，他更便于施行特务统治；作为特务头子，他领导下的特务活动自然会比以住任何年代都更加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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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恐怖统治

道路以目

魏忠贤于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出任提督东厂太监，比他全面掌握朝廷内外大权的时间要早，比他初步取得皇帝政治代理人身分的时间又晚，但主持东厂仍然是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由于魏忠贤的专权统治明显缺乏合法性基础，得不到广大民众和大部分官绅的认同，利用特务实行高压政策因而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厂臣”这一位置就绝非无足轻重。

作为国家秘密警察的最高领导人，魏忠贤能够直接控制和指挥特务系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系统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在魏忠贤所攫取的各项重大权力之中，也只有这指挥特务之权是真正合法的。魏忠贤自己也很看重这一点，因而十分强调特务组织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天启六年（1626年）十月，他曾借皇帝的名义对内阁发布过一道上谕：“东林邪党……其元恶大憝，虽获芟除，而协从宵壬，不无漏网……卿等可传示厂、卫、都察院、城捕缉事衙门，广布军番，严加体访，如有前项奸逆，仍蹈前衍，确有的据，即先将正身拿住具奏，细细严审，必要穷究到底，根鞫造谋主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息邪说，庶人心自此可正。”［书目1，卷七十七，第70册，第3714页。］在这里，特务活动被当作“息邪说”、“正人心”的国家基本要务，意义之大自不待言。

为了能够全面控制厂、卫特务组织，令其忠实地为我所用，魏忠贤在掌握东厂之后非常注意对厂、卫组织的清洗，以保持特务队伍的“纯洁性”。早在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主管北镇抚司的锦衣卫千户刘侨由于同东林党有些瓜葛，在处理汪文言案时不肯广为株连，被魏忠贤削籍为民，取而代之者就是魏忠贤的忠实爪牙许显纯。十月，办事较为持重的老资格锦衣卫主管骆思恭也被排挤掉，换上了魏忠贤的“大儿田尔耕”（当时民谣中语）。此后，对于厂、卫人员中办事不得力，或是被怀疑心存异念的，魏忠贤都痛快地予以清除。直到天启六年十月，本来拟升为锦衣卫堂上佥书的徐本高和沈光裕还被以“久依门户”、“素有恶名”的罪名削籍。［书目1，卷七十七，第70册，第3702页。］组织上的清理保证了国家秘密警察系统中的每一个重要位置都由魏忠贤最可靠的心腹占据，从而使得这套系统在整个魏忠贤统治时期都能作为他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由于魏忠贤的统治特别需要特务暴政来维持，魏忠贤的身分又特别利于发挥特务组织的功能，因而魏忠贤时期的特务组织势力比明代任何时期都大，行为比任何时期都暴戾乖张，给社会造成的破坏也比任何时期都剧烈。史称“东厂之祸，至忠贤而极。”“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书目3，卷九十五，第8册，第2339页；卷三百五，第26册，第7820页。］从某种意义上讲，魏忠贤的统治也正是依赖着这种残酷的特务暴政才得以维持的。

魏忠贤特务系统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以维持魏忠贤集团统治的稳定；二是通过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治异己分子，以防患于未然；三是残酷迫害以至在肉体上消灭公开的政治反对派。

明末民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

有朋友四人深夜在密室中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一些忘了检点，想起国事日非，不由得大骂起魏忠贤。另外三人虽在密室，却不敢附和，仅瞠目相视而已。那人正骂间，东厂的番役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因为有骂与未骂的区别，骂魏忠贤者被凌迟处死，而没有开口的三个人却得到了金钱奖赏。

因为是民间流传，这个故事的版本极多。饮酒的人数也许是两人，饮酒的场地也不止于密室，情节上更是各有不同。只有一个主题是一样的，都表明东厂特务们无所不窥，真正作到了明察秋毫，同时又反映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

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正是魏忠贤专权时期的社会特征之一。《明史》在形容这种状况时简明地使用了“道路以目”四个字，说人民在公开场合已绝不敢讲话，路上相遇也只能以眼色示意。其实根据上面故事的说法，稍微谨慎者即使在私下场合也不敢多言，怕惹下飞来横祸。这种万民缄口的局面正是魏忠贤和他的特务组织精心制造出来的。在魏忠贤和他的特务头目们看来，这样一种局面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为了制造这样一种局面，他们调动全部特务系统积极活动，采取了全方位监视、恐怖震慑以及保甲连坐法等一系列手段。

天启六年春，“七君子案”起，原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自苏州被逮入京。有一位苏州卫指挥朱祖文因为受过周顺昌的恩惠，敬佩周顺昌的为人，也尾随着进入都城，谋求营救。营救失败后，朱祖文将其入都途中及在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

当时的京城，“禁门森严，正阳尤甚，一出一入殊有戒心，”［书目22，第205页。］对于出入城门者常要搜查，且重以门税（这又是特务们借机发财的一种手段了）。同时，番役探子遍布京城内外，不时无礼搜查行人。朱祖文和仆人一次在城外，“行不二十里，即有番卒三人叱下骑搜检，”［书目22，第206页。］把行囊翻遍了才肯罢手。住在旅店也可能突遭搜查，朱祖文就遇到“有长髯居然闯入，四顾其行装者”的事。［书目22，第207页。］

除了厂、卫特务积极活动之外，秘密警察机构还用威胁利诱等不同手段鼓励人们告密。朱祖文初进京城，欲借宿某通家好友家中。这位好友却不敢收留他，而告之以“倘客非其人，十家连坐，君以异乡入吾门，比邻已有密为觇伺者。”［书目22，第204页。］这种保甲连坐之法古已有之，从来都是用在极端恐怖的专制时期。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给事中陈胤丛向朝廷建议“严行保甲之法，十家之内有不务四民之业及邻右不举者，悉置之法。”［书目1，卷六十，第69册，第2856页。］这个意见很快被采纳。由于连坐威胁到每一户平民的安全，邻里间不得不对稍有可疑的人和事出首告密，这就大大扩充了特务们的侦察监视网。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即使在远离政治中心的穷乡僻壤，人们仍然会感觉到被注视下的紧张不安。朱祖文北行期间曾两度到离京数百里的定兴、吴桥等县活动，仍然是“主仆二人深藏如处子，不敢一窥户外。”［书目22，第207页。］当然还有一种为谋利而告密的，即前面讲过的“卖事件”。朱祖文的旅舍遭人搜查，就是由于店主人贪利密报所致。

在畿辅以外的各省，秘密监视网虽不如京师之严密，却也同样发挥着作用。据载，“时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发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书目21，卷七，第44页。］类似的情况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用严密的罗网把全体官民置于监视之下，还只是造成了“无声社会”的一种基础。对于那些被查出胆敢犯禁的人，厂、卫特务又要无情镇压，用毒刑和屠戮使整个社会都噤若寒蝉。除了厂、卫原有的各种酷刑外，魏忠贤时代又创造了剥皮、刲舌等杀人手段，所杀不可胜数，并且“动以立枷示威，前后毙者以千计”。［书目23，卷一，第6页。］由于特务统治富于效率又极其残忍，京师内外“大非昔比，即戚里侯门，无不惴惴危惧。”［书目22，第204页。］朱祖文在京城的几位朋友家中求借一宿而不可得，其中一位友人见到他竟然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书目22，第205页。］可见当时的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是否真的就有利于魏忠贤专制的长治久安，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但仅就制造这种恐怖局面而言，魏忠贤的特务组织确实是成就非凡，在整个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恐怖统治时期能够与之“媲美”。

杀人的文字狱

文字狱可以说是专制制度的伴生物，在我国历史上，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过文人因文字触犯了统治者的某一根神经而罹祸的。专制君主们制造文字狱，本质上都是要推行文化专制，然而在具体的出发点上也常常各有不同。朱元璋硬要用江淮方言把贺表中的阿谀之辞“作则垂宪”、“仪则天下”都读成“作贼垂宪”、“仪贼天下”，几乎把撰写贺表的人杀尽，那是由于他在骨子里过分自卑，是心理变态导致的行为变态。清初的几起重大文字狱则都是为了催残汉族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反清意识。雍正皇帝制造文字狱多半是出于打击政敌方面的考虑。而乾隆时期数不清的文字狱却主要是为了体现“君威不测”和证明皇帝的高明过人。

魏忠贤专权时期的几起重大文字狱同样具有自己时代的特色。历代文字狱中违碍的大多是公开文字，或图书、或章奏、或传单式的揭贴露布。而魏忠贤时期的几起由文字而起的大案却都是只关涉私家文字。这又同那个时期特别发达的特务系统有关，如果没有一个把触角伸入到各个角落的监视网络，那些私人文字本来是不可能被发现并引起统治者注意的。关注公开文字的专制君主重视宣传效果，他们制造文字狱一般是为整齐舆论、统一人心（虽然结果常常适得其反）。魏忠贤的特务们搜查人们的信札笔记却是为了侦察民众，特别是官绅的政治倾向，从而深挖漏网的或潜在的政治异己分子，并进一步坚决消灭之，对那些文字本身反而不大介意。以下是当时发生的几个案例。

天启六年冬发生的顾同寅、孙文豸“谤诗案”影响不大，一般史籍上也少有记载。顾同寅是一名武进士，孙文豸原为生员，两人大概都作过熊廷弼的幕僚，因而对熊廷弼被处死并且传首九边颇为不平。孙文豸特为熊廷弼作诔诗二首，以寄悼怀之情；顾同寅也在一首诗中表达了对熊廷弼的追惜之意。熊廷弼虽然是国事犯，但亲友故旧悼念祭奠，依情理、依当时的习惯，都属正常的行为。何况诔诗仅在密友中传抄，本来也没有张扬出去煽惑人心的打算。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孙、顾二人的诗稿被兵马司的巡逻人员搜获，而后通过特务机构反映到魏忠贤那里。明代京师分东、西、南、北、中设五城兵马司，衙门很小，仅为正六品，却是分别直属于中央，主管京城内外的治安，相当于五所各自独立的警察局。兵马司是国家组织中正式的警察机构，本来与特务部门无涉，但在特务统治特别猖獗的时候，这种警察机构因其职能的特殊很容易沦为特务组织的附庸。魏忠贤专权时期的情况即是如此，孙、顾两人的“罪证”落入特务的附庸手中，前途自然不妙。由于熊廷弼的被杀牵连着天下第一要案－－东林六君子案，因而为熊廷弼不平就被特务机构看成是“诽谤朝政”，是心存对现实政治的极大不满。孙文豸和顾同寅由于被认为是潜在的异己分子，不问青红皂白就被判处了斩刑。

另一起同诗有关的案件却是极著名的，就是所谓刘铎“诗扇案”。此案初发于天启五年十一月，无孔不入的锦衣卫密探在民间侦察时发现什方寺僧人本福住室内壁上贴有《冬至遇雪诗》一首，其中一句是“阴霾国事非”，显系对政治实况不满之作。那诗末落款是“罗浮道民”，没有姓名，但印有名为刘铎的图章。锦衣卫因而逮捕了本福，并拷问出刘铎为何许人。这个刘铎是江西庐陵（今吉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由刑部员外郎出为扬州知府，是现职地方官吏。他显然有同情东林党人的倾向，但作为中级地方官员，同东林并没有什么密切联系。由于事涉朝廷命官诽谤时政，锦衣卫迅速将此案作为要案上报朝廷，并立即得到魏忠贤的批复：“刘铎身出正途，心怀伪党，讥切时政，哆口妄言，既有诗句图书足凭，著扭解来京，与妖僧本福对理。”［书目1，卷七十四，第70册，第3594页。］

刘铎立即被从任上逮赴京师，由镇抚司拷问。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发现问题并不象表面上那样简单。刘铎根本不承认那首“反诗”是自己写的，而且笔迹也确实对不上。本福后来又招供那首诗是他的另一个朋友，南京锦衣卫知事欧阳晖所作，而那枚刘铎的图章，则是本福根据刘铎早先赠给他的一柄诗扇上的图章仿刻的，欧阳晖也承认了诗为自己所作。推敲起来，本福的供词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他实在没有必要辛辛苦苦伪造一枚印章，而后又加盖在他人的诗稿上。但这起文字狱的正犯居然是锦衣卫自己的官员，大概令这个特务机关颇觉无趣。于是锦衣卫不再深究此案，而是将其发往刑部审理。刑部也就顺水推舟，只判欧阳晖杖一百、革职为民，从轻发落了。刘铎按道理原本无辜，但既然卷进了要案，也被判笞四十，还职。倒是本福和尚处分最重，以“诓骗人财物”的罪名判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这个判决是天启六年四月作出的。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结了。一般人因为案中涉及刘铎送给本福的一把诗扇，称此案为“诗扇案”。刘铎在扇中题的诗是什么内容，已经无从知晓，但肯定没有什么违碍之语，不然锦衣卫肯定要借题发挥。所以“诗扇案”的说法其实很不贴切，倒是应该叫“壁诗案”。但壁诗的作者欧阳晖或许有锦衣卫内的同僚护持，罢官回家后再没有被找什么麻烦，反而是并无违碍的扇诗的作者刘铎不久后又锒铛入狱。

魏忠贤的特务机构对这件始而大张旗鼓，终于草草收兵的案子肯定是很不甘心的。一方面是这样的“诽谤”大案主犯竟出自锦衣卫官员，使得特务组织很丢面子，只有深挖出其他人更怵目惊心的罪行才能有所补救；另一方面，刘铎和本福等人交结，诗文唱和，评议时政，很有点阴谋小集团的嫌疑，虽然还没有实证，却不能不预为提防。因此厂、卫头子一直没有真正对刘铎放手不管，而是加紧为他罗织罪名。到这年七月，锦衣卫果然以“代人居间行贿，明设骗局”的罪名再次逮捕刘铎。［书目14，卷三，第三十叶。］这次刘铎所犯的罪行据说是前次在狱中期间收受贿赂，充当中间人，为另外两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原任都督李承恩和原户部主事李柱明谋求宽解，而同他合伙干这件事的竟是另一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在押犯人－－东林要犯方震孺。这件事听起来太缺乏可信性。李承恩和李柱明都是魏忠贤的“钦办”要犯，本来绝无宽赦的可能性，何况刘、方二人待罪狱中，自身尚且难保，怎么会为了一点身外的利益去冒风险为他人夤缘托请呢？但厂、卫特务毕竟是捏造罪证的专家，仅在数日之内，罪名已定。刑部根据镇抚司提供的罪案迅速判下来：刘铎流放边远地区充兵卒效力。

特务机构对这样的判决却仍不能满意，于是加紧侦察，很快又为刘铎找到新的罪证。这一次他们逮捕了刘铎的幂宾曾云龙，又从曾的口中逼问出刘铎曾指使曾云龙交结方士方景阳到家中行“镇压诅咒”之法，冀图咒死魏忠贤！刘铎的这条罪名仍然十分可疑，但显然是激怒了魏忠贤。他对刑部数次宽判刘铎大加申斥，好几位官员为此被降调外用。刚刚当上刑部尚书不久的“火逼尚书”薛贞正要为魏忠贤效力，立即再审刘铎，并动用了酷刑。刘铎在刑堂上曾大叫“一时功名易尽，千秋公论难逃！”［书目1，卷七十四，第70册，第3594页。］弄得当时满堂悚然。然而在特务统治的高压下，没有人再敢为刘铎开脱，刑部立即结案，以“谋杀尊长”罪，判处刘铎斩立决，曾云龙等绞立决。几个人很快就被处决了。

刘铎“诗扇案”因最初涉及到锦衣卫官员，发展较为复杂，但其中体现的魏氏特务统治的基本宗旨还是很明确的。和尚本福喜与官绅交游，而当时的风气，士大夫们颇喜臧否人物，评说时事，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不满的情绪难免有所表露，因而才会有“阴霾国事非”的诗。在魏忠贤集团和他们的特务组织看来，这样的异己小集团实在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政治势力，所以他们会将本福的小圈子“指为东林渊薮”。［书目15，卷三，第105页。］就是说这些人虽非东林，政治方向却是与东林党人一致的。对这样的“阴谋小集团”（其实本福等人还远未结成集团，也谈不上有什么阴谋，但魏忠贤的秘密警察系统却因自己的虚弱而将其作用扩大了），厂、卫组织的方针一是坚决铲平，二是对其主要分子无情惩治，以求通过高压手段来钳制人们的口舌，潜消反侧。刘铎作为有相当级别的朝廷命官，卷入此案，首当其冲自然是难免的了。

“诗扇案”之外，又有一个吴怀贤“诽谤案”。吴怀贤是南直休宁（今安徽休宁）人，非正途出身，由监生选授内阁中书舍人。他与汪文言同事又同乡，关系很好，对东林党人也很同情，对魏忠贤和阉党的种种倒行逆施则颇怀感愤。天启五年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及此事，并提出“事极必反，反正不远”。大概正是这封信被东厂番役截获了，吴怀贤因此被捕并遭抄家，抄家时又发现了更加危险的罪证－－吴怀贤在刊有杨涟攻击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疏”的邸报上批点的评语。以吴怀贤的政治态度，评点当然“词多激烈”，其中有“宜如韩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时遣戍”的话。［书目3，卷二百四十五，第21册，第6369页。］

韩魏公即北宋名臣韩琦，英宗时任宰相。其时大宦官任守忠在宫中权高势众，“语言诞妄，交乱两宫”，［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卷四百六十八，第39册，第13657页。］离间英宗和太后的关系。韩琦为了国家安定，擅填空头敕书，矫旨将任守忠贬至蕲州，防止了一场宫廷大变乱。吴怀贤引用这一典故，无非是希望朝中能出一位敢作敢当的能臣，可以不顾皇帝意志，一举将魏忠贤剪除。这当然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用来出出心中不平之气罢了。但在阉党看来，这样的妄言却昭示了吴怀贤极其险恶的居心，于是调旨严究。镇抚司也毫不怠慢，根据魏忠贤的密令，对吴怀贤严刑拷打，终于毙其于杖下。

吴怀贤是个小人物，虽然对时局不满，却也只不过是在书信、笔记中发泄一下，对统治者其实丝毫不构成威胁，最后却难免因私人文字而丧生。在这里，魏忠贤特务组织所看重的绝不是吴怀贤不满言论所造成的社会效果，而是他的言论中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倾向。信和笔记足以证明吴怀贤心怀叵测，是个隐藏的政治异己分子，因此只有坚决消灭。这正是魏忠贤时期特务统治的法则。

诏狱惨祸

在特务机构不遗余力地深挖政治异己分子的同时，魏忠贤集团还在利用特务组织，对已经失势的政敌大肆迫害。从个人恩怨的角度讲，他们这样做是要报仇雪恨，消解多年来的积忿；而其更深刻的政治原因，则应该是为了彻底粉碎敌对的政治势力，令其再无翻案反攻的余地。历代的专制者利用手中权力迫害政敌的事例不胜枚举，魏忠贤由于直接掌握着特务组织，利用特务迫害政治对手，尤为残酷骇人听闻。上文中屡次出现的“六君子”、“七君子”就是先后于天启五年和六年被成批杀害在镇抚司狱中的，而且死状极为惨烈。

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二十七日，杨涟、左光斗被押解到京师锦衣卫北镇抚司狱中，此前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和魏大中已先后入狱。

六月二十八日，镇抚司升堂审问六君子，六人对贪污纳贿等各种罪名据理辩护。但作为魏忠贤得力鹰犬的北镇抚司堂官许显纯“袖中已有成案，第据之直书具疏以进。”［书目17，附《天人合征纪实》，第134页。］六人的“罪行”于是就成了铁案。这一天，六个人都受到“全刑”拷打，每人扛枷戴镣被责打四十棍，拶子敲一百，夹棍五十，“五毒备具，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书目3，卷九十五，第8册，第2338页。］－－然而这还只是最初的下马威。

七月初一日，宫中传下旨来：杨涟等人罪行既已坐实，其赃私“著逐日研刑追比”。［书目1，卷六十，第69册，第2861页。］此后初四、初九等日追赃比较，用刑稍轻。但六人经第一次毒刑后已受重伤，出堂时需两人挟扶才能伛偻而行，“俱色黑而颠秃，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书目17，附《天人合征纪实》，第135页。］魏忠贤却仍然觉得许显纯过于心慈手软，接连几日下旨切责，要求镇抚司不得徇情宽纵。十六日甚至给予许显纯和崔应元降一级的处分。当然这种明旨切责的作法也可以看作魏忠贤集团为残害杨涟等人所做的舆论准备。谕旨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既然皇帝嫉恶如仇，不肯放松一步，杨涟们当然是死有余辜。

十三日，追赃比较，六人各遭毒打三十棍。由于连日受刑几个人股肉都已腐败，筋骨暴露。

十五日，值杨涟五十四岁生日，诸人强起长揖而贺。杨涟却已经明白死期将至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最后二百八十言的绝笔血书，劈头就写道：“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最后则说：“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书目17，《杨涟血书》，第85页。］一腔的悲愤，一腔的惨痛，乃至临终前的某种彻悟，现诸笔端。以后几天，他清晨起来就大量饮用凉水（根据中医伤科理论，受刑后热毒攻心，最忌食生冷），但求速死。二十日，杨家在送来的饭食中搀了金屑，大约也是按照杨涟的嘱托。但金屑却被狱吏检查出来，家人怕担干系，全部逃亡，从此连送饭的人也没有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十七日比较，杨涟、左光斗各受三十棍。十九日比较，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再次受全刑，杨涟“大号而无回声”，左光斗“声呦呦如小儿啼”，魏大中则几乎叫不出声来，“两足直挺如死蛙，不能伸屈”。周朝瑞、顾大章、袁化中也分别受到毒刑。二十一日，杨、左再受全刑，魏大中等受杖数十，刑后“臀血流离，伏地若死人”。［书目17，附《天人合征纪实》，第136页。］

二十四日再次比较，杨、左、魏各受全刑，并在受刑后被发送大监，单独关押。有狱卒当时就判断：“今晚各位大老爷当有壁挺（死）者。”果然，杨涟、左光斗和魏大中都于当晚被害。三人的死状都很惨。杨涟、左光斗被铁钉自耳贯穿，又用土囊压在身上而死。死后尸体在狱中陈放数日，二十九日才被抬出装殓，用芦席裹着，蛆虫沾沾坠地，臭遍街衢。在官方公报中，魏大中死于二十六日，这显然是为了避免由于三人同日遇难而引起的舆论不平。但魏大中的家属三十日收尸的时候，他尸体腐败得比杨、左两人的尸体更厉害，颜色漆黑，而且有腐液淌出。其家人不忍睹其惨状，仅仓促地用承尸的污秽被褥卷裹着放入棺中。

杨、左、魏三人死后，对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的迫害仍然在继续。七月二十七、八月初一、初四、初七、初九等日接连比较用刑。袁化中、周朝瑞两家相当饶裕，虽然“赃银”各有六千两和一万两，还是于八月十二、十四两日先后交清了。根据惯例，纳完赃银后应该停止比较用刑，发送刑部论处。魏忠贤集团既然不想袁、周两人生还，自然要加紧残害。八月十八日，袁化中被收入大监，第二天许显纯就报其病危，其实已经被害了。周朝瑞则在十天后，二十八日的中午，公然被提至大监杀害。

自六月二十八日过堂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六君子已有五人被害，只剩下顾大章一人留下来，不过为了搪塞舆论。顾大章在诏狱中一直病得很厉害，但仍为追赃连日受刑。至九月初七日，宫中突然降旨，发顾大章往刑部狱。这显然是魏忠贤集团为了表示在处理六君子案的过程中还是依照法律程序办事的。在顾大章临出镇抚司之前，许显纯最后一次对他用刑比较，并且威胁他说，十日之后还要到这里来追赃。

九月十三日，刑部等部门会审，依照魏忠贤的意旨，将顾大章拟定斩刑－－顾大章是六君子中唯一正式被判了刑的。顾大章佞佛，对生死二字看得极轻，以为此生能活着离开镇抚司已是大幸，故于十四日晚服毒，却没有死成。第二天夜里乃自经而死。

六君子死后，刑部于九月二十一日才向朝廷提出他们的“爰书”（本意是记录口供的文书，在此则为案情报告），得旨：“杨涟（等）……虽已瘐死囹圄，还当戮尸都市，姑从轻典，以示法外之恩。其未完赃银，已有旨著抚按严提家属追比，俟其完日待以不孥。”［书目17，附《天人合征纪实》，第136页。］六君子之案至此基本完结，但“追赃”延续了很长时间。杨涟家贫，靠乡人资助交纳“赃银”，家业因追赃而破败，母亲、妻子只能住在谯楼上，两个儿子靠乞食瞻养祖、母。左光斗家的情况更惨，为追赃有十四人被地方官逮系，兄长左光霁因而死于狱中，母亲悲极而亡，整个家族为之而破产。

第二年周顺昌、缪昌期等七君子在诏狱中被害的情况大体与六君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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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压下的“稳定”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道路以目”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国语》中，用来描述公元前九世纪中叶周厉王时期的社会情况。周厉王是周朝的头号暴君，贪婪残忍，人民对其暴政极其不满，议论纷纷。周厉王大怒，任用卫巫某充当特务头子，监视诽谤者，发现一个就杀掉一个，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对此十分得意，以为自己止谤有术。大臣召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一版，卷一，第9页。］对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来说，有这样的见识是相当了不起的。厉王当然不愿接受这种观点，继续杀人止谤。仅仅三年，国人忍无可忍，暴动起事，流放厉王于彘。厉王不让人民讲话，终于自取其亡。这是公元前840年的事情。

周厉王止谤取亡，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一些专制暴君仍然在不断地步周厉王的后尘，以暴力钳制人口始，以自取灭亡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统治者的愚蠢，更主要的还是形势使之然。

专制暴君往往是在完全丧失民心的情况下才实施高压统治的。在这种时候，人民（包括统治集团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对专制统治者深恶痛绝，如果再放任人们自由言论、自由行动，则可能酿成大的民众运动，直接导致政治危机。而采取高压措施，却常能维持暂时的稳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最高统治者很少能够明致久远，往往只能先顾眼前。魏忠贤统治时期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阉党们虽然大兴舆论工程，制造崇拜偶象和社会公敌，但除了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之外，实际收效甚微。东林党人深得民众同情，在士大夫中影响更大；而阉党治国给百姓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税收增加，并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因而更使百姓怨声载道。在魏忠贤集团初掌政权的时候，大概还并不存在那种一触即发式的大规模政治危机。但内心深处的极瑞虚弱感却使他们选择了“严行保甲之法”和“广布军番”的统治方式。

实行高压统治其实隐含着一种设定，即把统治小集团以外的一切人都当成敌人。因此在高压统治之下，人民同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只会愈演愈烈，发展下去，又必然导致政治危机的总爆发，所谓“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而这一点却常常是专制暴君们所没有想到或不愿意想到的。

独裁者们总是过份迷信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迷信暴力的力量，以为靠着自己卓越的能力，通过暴力手段，就能够达到长治久安。只要操作得法，高压统治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能够有所收效。能够造成一种万马齐喑式的“稳定”局面。这种表面上的“成就”反过来又常会令统治者陶醉，使其忘却潜在的和长远的危险。经过一段时期的高压特务统治，魏忠贤政权面临的也是这样一种形势，京城内外鸦雀无声，民众诚惶诚恐，当魏忠贤的“坐板”（资深太监在宫中乘坐的一种交通工具）进出玄武门的时候，市上买卖人等都要“叩头匍匐，俟过而方起”，［书目13，木集，第32页。］四海之内也是“翕然称明”。［阉党谀颂语，见书目11，卷下，第203页。］似乎是天下归心，大有太平盛世的味道。魏忠贤和他的那些短视的谋臣们对此也很有一番欣欣然之感，却不知在四海晏然的表象下面，一股巨大的潜流正日见汹涌。

在高压下，民众的不满情绪往往以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流言四起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京城西南角的王恭厂火药仓库失火爆炸。据官方统计，共震塌房屋一万九千余间，压死五百三十余人。这起严重事故，原因始终没有查清，大概是管理不善所致。但有关王恭厂爆炸的种种流言却迅速在全国传开，而且加进了许多神秘色彩。人们传说，在爆炸时许多人身体安然无恙，而身上的衣服却从里到外被冲击波扒了个精光。大批被卷走的衣服飘了几十里，后来纷纷挂在西山的树稍上。京城以北数十里的昌平大教场里也有成千上万的服装从天而降，堆积如山。还有些非常恐怖的说法，说有周某人行于菜市口附近（地近王恭厂），正与熟人行礼，忽逢爆炸，对面的人无事，周某的人头却飞出数尺陷入墙内寸许，而眼睛却又飞出嵌进对面的墙上，尚且吃惊转动不已。另一些流言则明显带有政治色彩。有人传说，爆炸事件前夕北京各处的火神庙都出现了怪异，后宰门火神庙鼓乐齐鸣，哈达门火神庙神象飘然而动，连积年扃锢不开的张家湾火神庙当天也锁钥俱断。照这种说法，王恭厂简直就是京城内外的大小火神们合谋放的火。但火神们为什么要放这把大火呢？根据传统的天人感应学说，这必是朝政不修，所以上天用灾变来警告统治者。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弃法律，逐功臣……则火不炎上。……灾宗庙，烧宫馆，虽兴师众，弗能救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一版，第5册，第1320页。］根据这种经典解释，民间流言所包含的政治含义自然就很清楚了。

类似性质的流言在当时大为盛行，在当时文人的笔记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种蛊惑性的流言表面不涉及政治，但它造成的人心浮动却在悄悄淘空着魏忠贤统治的堤防。

有些时候，人民的不满情绪也会直接表露出来。天启六年十月，有人暗写匿榜贴在后宰门（即今地安门）附近，“屏列逆贤反状，并斥逆贤佐命七十余人。”［书目11，卷下，第198页。］一时成为特大案件，东厂特务竭力搜捕匿名作者，却终无所获。

直到魏忠贤政权崩溃以后，匿名榜的真相也没有大白于天下。这说明，其作者和参与其事者都不会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这些民间的反潮流英雄虽然没能名标青史，却表达了人民不愿忍受暴政的意志。这种意志在适当时机也会演化成公开的集体抗争。这时候，潜流已经涌出了地表，统治者们于是又加紧巩固他们的堤防。但川流不绝，堤防的加高却是不能没有止境的。

苏州民变

在魏忠贤统治时期的人民抗暴斗争中，苏州民变是声势最浩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其直接起因是人民抗议特务机构对七君子之一周顺昌的逮捕。

民众对比较清廉正直又屡遭迫害的东林党人本来寄予相当的同情，在特务暴政日益严酷的情况下，拥戴东林党人又成了民众抗议魏忠贤专制的一种曲折的表现方式。早在天启五年，六君子等人被逮捕时一些地方就出现过人民聚众请愿的事件。杨涟被逮时哭送者有数万人，“士民仗义叩官旗，欲夺之。德安城外集至数万，府道开谕不散。杨带刑叩头，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诛。然后风解。各州县为私祷生还者，至数百处。”［书目21，卷三，第19页。］左光斗在桐城被逮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由于东林忠臣们亲自劝止，这几起请愿事件都很快平息下来，没有酿成暴动。但人民积怨太深，总要寻找突破口爆发出来，一年以后就有了苏州的民变。

七君子之一的周顺昌是南直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由福建推官擢吏部主事，天启初年任文选司员外郎。他“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书目3，卷二百四十五，第21册，第6354页。］因此颇得家乡士民的好评。周顺昌虽为东林党人，但魏忠贤和阉党在朝中进行全面政变的时候，他正告假在家，所以与朝廷中激烈的政治斗争间隔稍远。只是他生性骨鲠，一向嫉恶如仇，曾多次公然表示过对魏忠贤和阉党的不满。天启五年魏大中被逮路过苏州，许多亲友都不敢前去一晤，只有周顺昌为其接风践行，同住三日，还把女儿聘给了魏大中的孙子。这种公然的挑衅触怒了魏忠贤集团，他因此才被罗织在七君子案中。周顺昌的罹罪是因其耿直无畏，而这种无畏的精神在当时却深得士民的钦敬。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锦衣卫特务携带驾贴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满城士民极为痛愤。士绅们纷纷到周顺昌家中探望，“无论识与不识，或挥泪，或怀金，或欲一望清辉而至者，踵接肩摩，声如蚊聚，形如蚁拥，无须臾之暇。”［书目22，第202页。］而市井小民们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与周顺昌地位悬隔，从无交往，此时却在街巷间“或议，或询，或切齿骂，或搏颡吁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为赎……奔走塞巷衢。”这种群情激愤的状态持续了四天，实际为后来的暴动进行了广泛的动员。而在这四天里，地方官员指望周顺昌被带走后民情自然平息，下来拿人的缇骑却在抓紧时机搜括钱财，都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十八日午时，预定在巡抚衙门宣读驾贴，正式拘捕周顺昌归案。是日苏州全城罢市，有市民颜佩韦、马杰等人敲着梆子四城喧唤，号召全城老少到巡抚衙门与官差辨理。于是苏州市民数万人拥至抚衙前，每人手中都执着一根燃香，作为抗议的标志。其时正值黄梅天气，淫雨霏霏，“百姓夹道执香，哭声干云，”［书目17，附录《人变述略》，第151页。］苏州城里遍地烟火，满城冤声。

抗议活动最初还是和平的。几位秀才恳请巡抚毛一鹭体察民情，向朝廷上疏为周顺昌申诉冤抑；市民沈扬、杨念如等人则在民众最前面，跪伏抚衙阶前，请巡抚、巡按等官员力劝朝廷收回成命。习惯于作威作福的锦衣校尉（带队的是两个千户张应龙和文之炳）对“刁民们”如此狂妄且惊且怒，大耍其威风。他们一面痛斥百姓，一面把带来的镣铐摔在衙前的石阶上，威胁闹事的人群。这样一来反而激怒了民众。周顺昌的轿夫周文元最先冲出人群，抢夺阶前的械具，被锦衣特务们打得头破血流。鲜血一现，群情再难抑制，前面的百姓愤怒地冲过去同锦衣卫特务徒手格斗，后面的人则纷纷脱下防雨的木屐，向大堂投掷。在暴怒的民众的攻击下，缇骑和各级官员们立刻现出了狼狈象，踉跄四散，被市民抓到的又遭痛打。在混乱的群殴中，一名叫李国柱的锦衣卫人员当场毙命，许多人受重伤。［据书目1，卷70，第69册，第3343、3357、3359页，这次事件中仅李国栋一人死亡。其他文献则说死者为二人或三人不等。］

民众的激愤情绪一旦演化成暴力行动，就大有不可收拾之势。一些也在人群中的缙绅先生们对这种暴力大不以为然，曾力加劝阻，结果却是“被悍民以香剌面，几饱以老拳。”人们打散了官役，尚觉意犹未尽，这时传来消息，说捉拿黄尊素的官船正泊在郊外胥关。于是市民们乘着气盛，又蜂拥着来到城外，打了官校，烧了官船。据当时奏报，旗尉失踪者有六人，他们携带的驾贴、信牌和衣服也都被抢劫一空。带队的锦衣卫百户张国栋等人狼狈逃窜，到平望桥一带又被百姓拦截殴打，几乎不能生还。可见当时的苏州，痛殴锦衣校尉已成为城乡人民的一致行动。

十八日大暴乱之后，巡抚毛一鹭“速调防御官兵，以次鳞集”，［书目1，卷七十，第69册，第3351页。］进行镇压。在这样的有组织的暴力面前，市民们的无组织暴力就显得非常脆弱了。加以东林的忠臣们也在同统治者配合行动，周顺昌因市民阻拦无法就逮，只好退居县署，至二十六日夜，悄悄随锦衣旗尉离开苏州北上，宣读驾贴的仪式只好在荒郊中草草了事。逮捕黄尊素的驾贴已失，而黄尊素本人却“囚服诣吏自投诏狱，”［书目3，卷二百四十五，第21册，第6363页。］苏州市民的抗议运动为周顺昌等人而起，目标一失，激情自泄，渐渐地终于平息下去。

魏忠贤集团对这次事件实行了恶毒的报复。许多事件的参加者遭到逮捕，一些人被判处徒刑、杖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则作为倡乱者被判处死刑，并于七月斩首。苏州人民后来将五人合葬于虎丘之侧，立石题曰“五人之墓”，表示对他们的怀念之情。

苏州民变不过是匹夫攘臂一怒，持续不过数天，高潮仅止一日，却对魏忠贤集团的统治造成极大震撼。十八日事变发生后，魏忠贤的密使接二连三向京城报警：“江南反矣，尽杀诸缇骑矣。”“已劫顺昌而竖旗城门，门尽闭矣。”“已杀都贤史，绝粮道而劫粮艘矣！”［书目11，卷下，第188页。］魏忠贤、崔呈秀等人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消息，竟至惶惶然失措手足。魏忠贤统治集团最害怕的还不仅仅是东南粮道阻断给京城造成的经济打击，而是苏州一地的人民抗暴活动会引起联锁反应，最终导致其统治的一朝倾覆。他们的这种耽心并非一点没有道理。苏州民变后几天，常州也发生了百姓抗议的事件。在“七君子案”中的另一位受害者李应升被逮捕时，“南察院前有数千人激忿如雷，言：李宦忠臣，何忍见其就逮？与姑苏不约而同，奋臂大呼，欲杀旗校。”［书目15，卷三，第100页。］苏州等处民变虽然不久就被镇压下去，而东厂和锦衣卫的“缇骑不出国门矣”，［书目3，卷二百四十五，第21册，第6354页。］再不敢远离京师迫害百姓。这反映出人民的力量对特务暴政确实产生了某种制约作用。

苏州民变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反映出民心的向背。整个事件表面上全在为清官请命，实际上却是人民对暴政极度不平的一次大爆发。常州事件发生时，一个卖甘蔗的小孩用蔗刀生割了一个官役的肉，并大叫道：“我恨极矣！”实在呼出了人民的心声。直到民变平息后，苏州人民仍然采取了对当政者不合作的态度，甚至集体抵制使用铸有天启年号的制钱，坚持了十个月之久。

即使在高压专制统治下，人心的向背依然能够影响高层政治的运行。当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巨大危机集合在一起总爆发的时候，人民可能揭竿而起，推翻专制暴政。而在一般情况下，民心所向则能给统治阶级内部公开的或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以启示和剌激，促进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演变。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人民无声抗议的潜流一旦涌出地表，高压暴政的统治大概就不会维持太久了。

神人共愤

以特务暴虐来维持统治，这种统治只能是越来越不巩固。特务统治是专制制度发展的极端，同时又会反过来排斥正常的“合法”专制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人民积怨甚深，时刻有爆发反抗的危险，就是统治者内部的许多层次也会感到压抑，感到权力被侵蚀。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也同人民的怨愤一样，是一种威胁政治稳定的巨大能量，一旦爆发，则足以造成政治上的大震荡，甚至会改变政权的面貌。

魏忠贤统治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十分激化。表现最突出的，是文官集团和皇室集团对特务专制的不满。

在我国古代政治结构中，文官官僚位高权重，既是这种结构的基础，又是其核心。猖獗的特务统治必然要侵夺文官官僚的权力，也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文官官僚对于特务的横行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在这方面，即使是阉党的文官大僚也有突出表现。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大学士魏广微和顾秉谦是阉党中较为稳健的高级文官官僚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最早透露了对特务专制的不满情绪。如第二章所述，天启五年六月，大学士魏广微和顾秉谦曾对传奉的严刑追比杨涟等人之谕，表示过不同意见，魏广微之疏尤为激烈。他说“臣闻此谕，不胜惊骇，臣自办事阁中，并未见有此旨。”先用传统来否定这种作法。而后又特别指出：“以理刑之职，遽责追赃，官守何在？”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杨涟等人的生死，而是特务拥有重权则官僚威风扫地。对于这种特务横行的现状，他的总评价是：“朝政日乱而与古之帝王大不侔矣。”［书目1，卷六十，第69册，第2862页。］上纲上线得够厉害了。难怪魏忠贤要大为恼火，矫旨对他大加批驳，以至于魏广徽不安其位，八月里就告假退休了。

顾秉谦紧跟着魏广徽也上疏反对了由镇抚司对杨涟等人的追比，但言辞平和得多，因此没有立即被驱逐出朝堂。但后来还是在事关特务统治的问题上：“周顺昌、李应升等下诏狱，秉谦请付法司，毋令死非其罪。内臣出镇，秉谦撰上谕已，复与丁绍轼请罢。”［书目3，卷三百六，第26册，第7845页。］终为魏忠贤所不喜，六年九月，还是被后进者排挤出内阁去了。

“邪党”集团的两位领袖人物王绍徽和徐兆魁在魏忠贤面前失宠也与触动了特务专制这片逆鳞有关。已经官至吏部尚书的王绍徽在天启六年六月的那份意见书中提出：“今岁春夏以来，诛罚颇多而法令无章……其困顿囹圄尚不可胜计，悲号愁怨，无所控诉。”［书目1，卷七十二，第70册，第3468页。］这样对特务高压统治直接提出公开批评的，在当时的气氛中实属绝无仅有，这大概是因为王绍徽自恃资深势众，而且对阉党事业贡献极大。但对于魏忠贤来说，特务政治的问题是绝对碰不得的，王绍徽之疏立即遭到最严厉的批驳，他本人则在第二个月就被解除了吏部尚书的职务，勒令回乡闲住。

徐兆魁是刑部尚书，公事上总要同秘密警察系统打交道，因为特务势张，又总要受其压抑。徐兆魁为了维护大臣之体，对厂、卫的骄横常有不满。反过来厂、卫特务也就一心要将其拔除，后来以刘铎诗扇案为契机，终于为他捏造了一个罪名。徐兆魁在辩疏中称：“厂疏之款谓……方震孺、刘铎托温国奇、曾白臣求宽，何异风马牛不相及也。”［书目1，卷七十三，第70册，第3573页。］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但徐兆魁也竟因此而被撤职。在阉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徐兆魁是唯一一个直接被特务机构整掉的人。

顾、魏、王、徐均为阉党中资格极深、地位极高的重要成员，一旦触犯到特务势力，都只好丢官而去，一般官僚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但在秘密警察的淫威之下，文官官僚们的不满情绪却必然会越来越强烈，并且最终形成一股破坏政治整合的离心力量。

所谓皇室集团主要包括宗室和外戚两大类皇亲国戚，是明王朝政权中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依据明制，皇室集团一般不直接参与具体政治活动，但由于他们的总代表就是皇帝本人，因此这个集团对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明代历届文官政府一般都对皇室集团采取政治赎买政策，就是给他们以尊爵厚禄，以换取他们对朝政的不干预。因此华胄贵戚们的利益长期受到保护，不受侵犯。但在魏忠贤专权时期，肆无忌惮的特务统治就破坏了这种格局。

天启五年二月，戚臣李承恩因东厂特务讦告而被捕。李承恩是世宗宁安公主的嫡子，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亲外孙、万历皇帝的表弟。也许因为是皇家的近亲，他对厂、卫特务敢于公开表示不满与蔑视，所以被特务们选中，当成了立威与泄忿的打击目标。东厂对他的控告主要是在家中擅用龙袍及龙纹漆盒瓷器。李承恩自己辩解，那些衣物都是母亲留下来的，在家中使用不能算僭越。但特务机构要陷人于罪，当然就不容你讲理。于是这案子很快就定下来，法司滥引了“盗乘舆服御物例”［书目1，卷五十七，第69册，第2569页。］拟判斩刑，但同时也提出，因为李承恩毕竟是嘉靖帝的外孙，应该援“八议”之条予以减刑。根据明代法律，象李承恩这样的贵戚除犯有“谋大逆”等不敕之罪外，一般是不应判处死刑的。魏忠贤却否决了用“八议”条款，坚持对其判处死刑。此案的这种处理办法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废止“八议”中“议亲”的条款，表明在魏忠贤的特务统治下，皇亲国戚们在司法方面的特权被褫夺了。

同后来魏忠贤对张皇后和她的家庭进行的打击相比，李承恩事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天启后张氏出身于平民家庭，并不懂得什么政治，但她性格庄重严正，对魏忠贤和客氏在宫中的飞扬跋扈，侵犯她在宫中应有的权力，却一向是非常不满的。据说一次天启帝到皇后宫中，见她正在读书，便问所读何书，回答是《赵高传》，天启帝为之默然。（按《史记》中并没有“赵高传”，其他书中似也未见，或许张皇后读的是“李斯传”中有关赵高的部分。）赵高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弄权误国的内臣，张皇后作此回答，是一种很明显的暗示。但客、魏势力已成而且仍然深得皇帝宠信，而张皇后又是堂堂国母，同天启帝感情也不错，双方都不容易向对方下手。这样，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张后同客、魏的矛盾基本上是引而不发，表面上还能和平相处。

随着魏忠贤在名誉与实力两方面的不断恶性膨胀，他越来越不把并没有什么政治基础的张皇后放在眼里，决心运用得心应手的特务组织铲除这位国母。天启六年九月，东厂逮捕了张皇后之父张国纪家的三名家人，并用严刑拷问出一套所需要的口供。供词揭露出张国纪犯有“殴毙无辜”，“强买民房，逼勒诈骗”以及“娶发出宫女为妾”等种种罪行。［书目1，卷七十六，第70册，第3693页。］如果是一般人，被东厂抓住了这样的把柄，定然是凶多吉少了。但张国纪毕竟是天启帝的岳父，这个案子不能不经皇帝亲自裁决。魏忠贤和客氏大概在天启帝跟前很做了一番努力，却没有能说服皇帝。张国纪最后仅受到一番申斥，没有受任何处分，只是那三个倒霉的家人全部被处以死刑。

紧接着，就发生了后宰门匿名揭贴的事件。有人传说匿名榜是出自张国纪之手，是张国纪对魏忠贤陷害的一种报复。根据后来的情况看，这种传说是毫无道理的，但魏忠贤在当时却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这样，魏忠贤与张皇后之间的关系更加剑拔弩张了。为了能够打动天启帝，魏忠贤这一次除了动用东厂特务机器之外，还在文臣中招募“勇士”上疏弹劾张家。于是先后有第一章中提到过的刘志选和梁梦环疏参张国纪。除了上述一般性违法乱纪行为外，刘、梁之疏都突出地提出了张国纪的两大罪状。首先就是所谓“丹山之穴，蓝田之种”，即张皇后的出身来历不明，并非张国纪的亲生女儿！

提出这样令人震惊的问题倒也并非全是阉党凭空捏造。早在天启元年（1621年），张氏刚刚册封皇后不久，京城里就有个棍徒宋八伙同宦官刘进等人在慈恩寺里造言惑众，说新立的皇后并非河南张氏所出，而是宛平县监牢里一个叫孙二的死囚的亲生女儿。这件事很快被当局查获，宋八等人都被严惩，以后也就无人再提及此事。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种事殊令人不解，不过在古代，冒认皇亲甚至假充太子、公主的事件多得不可胜数，除了少数是出于政治目的外，通常或是奸徒冒诈希图富贵，或是迷失自我的精神病患者驰骋想象，虽能造成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其实并不足为怪。而阉党团伙把这沉寂多年的旧账翻出来，用以污蔑皇后的清白，用心却是极其险恶的。

刘、梁劾疏的第二个要点是把张国纪家说成政治谣言和匿名大字报的制造基地，所谓“前之谤书，今之蜚语。”这一指控就把张国纪同政治风云联系在一起，大有可以发挥的余地。如果天启帝稍稍为此所惑，东厂特务机构大概立刻就能提供大量的“证据”。但一向缺乏主见的天启皇帝在妻子情份上却并不马虎，（足见他确实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仅批准“张国纪着革去爵禄，回籍省愆。”却不准有关方面进一步深究。让张国纪回籍，也包含着令其避祸的意思，魏忠贤只是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张皇后的地位仍然没有被根本动摇。据说魏忠贤还计划“诬后父国纪谋立信王为不轨，以兴大狱。”［书目15，卷三，第109－110页。］因为这不但关涉到皇后一家，而且还牵连着天启帝唯一的胞弟（信王，即后来的崇祯帝），案情太重，以至魏忠贤的羽翼们全都畏缩不前，并且规劝魏忠贤不可妄动，才阻止了这起特大的政治案件。

尽管如此，皇帝的老岳父毕竟被魏忠贤搬倒了。而且，信王等人几乎被牵连入案的消息，人们肯定也有所耳闻。所以信王为了韬晦，“常称疾不朝谒。”［书目15，卷四，第125页。］在魏忠贤如此的高压威慑之下，终于出现了“戚里侯门，无不惴惴危惧”的局面。“惴惴危惧”可以使贵胄们绝不乱说乱动，同时却也会使他们滋生出更加强烈的不满。

旧文人形容罪大恶极的奸佞，常喜欢用“神人共愤”这个词。如果说其中的“人”还多少带点百姓的意味，那所谓“神”却不过是最高统治阶层的代名词。当魏忠贤挟秘密警察的威势，把大棒不但横扫了平头百姓，横扫了政治对立面，而且也横扫了自己一派的文官官僚，甚至皇族贵戚的时候，他在各个阶层和社会集团中都播下了不满和仇恨的种子。这些种子生长迅速，只几年的功夫已经发展到足以威胁魏忠贤统治的程度。在表面的稳定下面，这股不满情绪的暗流悄悄涌动着，等待着，等待着某一个时机，将要一下子喷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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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专权的崩溃

尽管在两年多以前就有人说过“事极必反，反正不远”的话，但直到天启七年夏秋之际的时候，很少有人真的料到，魏忠贤的独裁政权已经死期在即。这时候，对魏忠贤的吹捧颂扬正如火如荼，各地请求为他建立生祠以纪念其功德的奏章象雪片般飞往京师，从表面看起来，这个魏氏政权实在很红火，很热闹。人民和官绅的种种不满情绪在秘密警察的高压下似乎也在归于平静，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虚假的稳定状态。就连极为引人注目的辽东前线也很为当局者争气，在此时传来了罕见的捷报。在一般人眼里，这个时候的魏忠贤政权堪称是烈火烹油、花团锦簇，正值极盛时期。

但是，就在这年八月，天启帝却突然死去。紧接着，处于鼎盛时期的魏忠贤体制象是纸糊的冥器大厦遇到了风暴，转眼间就散了架子，彻底倾覆了。

由于这种突然事变的干扰，魏忠贤的专权只维持了三年左右。而在这段时间里，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钳制舆论和制造恐怖方面，可以说完全是为统治而统治，因而对于他们所治理的那个国家，所给予的积极贡献就太少了。在魏忠贤的统治结束之后，新统治者崇祯皇帝从其前任手中继承下来的是一份相当可怕的政治遗产：国库空虚，边防破败，朋党交哄于朝，饥民揭竿于野。尽管这位颇为自信的皇帝惮心竭力地拨乱反正，却始终不能挽救颓局，又过了十几年，明朝就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庸人治国的威力又是巨大无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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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朝倾覆

老皇帝－－新皇帝

天启帝的病大概是急性肾炎。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至七八月间，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在极权政治中，最高统治者（即使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健康状况属于国家核心机密，因此对于天启帝的病，一般人并不知道。但在核心集团内部，对天启帝的病势却表现出了由衷的关切和极度的焦虑。

魏忠贤特地住进离乾清宫不远的懋勤殿，随时关照皇帝的病情。他还与崔呈秀、霍维华和王体乾等人多次密议对策，想方设法要保住皇帝的性命。太医院的御医们对于天子正在衰竭中的肾脏束手无策，魏忠贤一伙只能各自使出独特的办法。魏忠贤在“禳祝”上下功夫，给御前的近侍太监全部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一种内官制服），要用一片金红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他还不时地在宫中喧传“圣驾万安矣”，［书目12，卷三，第23页。］用的也是典型的巫师除病的手段。霍维华则寻觅到一个偏方，按他的说法叫“仙方灵露”，其实不过是蒸馏的米汤。这种“仙方灵露”虽然没有副作用，却也绝对治不了病。天启帝吃了近半个月，毫无效果，才传旨不要再进。

皇帝病危也给魏忠贤统治集团带来了一种危机感。天启帝不很迷恋女色，但并不是不近女色，众多的妃嫔为他先后生育了三男两女，但全部夭折于幼年。正宫皇后张氏也怀过一胎，但不足月即流产了。如果天启帝真的因病而死亡，那么继承皇位的按道理应该是他的弟弟信王由检。而在一位新皇帝的统治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那是很难预测的。为此，崔呈秀与魏忠贤频繁会面，谋划应付突然事变的办法。狡猾善变的霍维华反应更快，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要撤步抽身了。八月初，霍维华在大臣们集体到乾清宫向皇帝问安的时候，故意在宁锦大捷的封赏问题上表示了与魏忠贤不同的意见，而后又上疏专论此事，提出对袁崇焕的升赏太低，并请求将“滥加”给自己的一级职衔转加袁崇焕，“俾得以正卿归里”。在明代制度中，从没有将加级转让他人的先例，何况对袁崇焕的抑损本来是出于魏忠贤个人感情上的好恶，因此霍维华的这项提议就很有点反潮流的味道，也难怪要受到“圣旨”的严厉斥责：“恩典出自朝廷，霍维华何得移荫市德？好生不谙事体！”［书目1，卷八十七，第70册，第4210页。］但霍维华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就是要赶在天启帝驾崩之前给公众造成一个自己与魏忠贤意见相左的印象。他这样做当然是因为已经意识到了，当今皇帝一旦归天，魏忠贤的统治肯定要被动摇。

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天启帝的病势日渐沉重，八月二十二日终于死去。在临死之前，他召见了唯一的弟弟，嘱托他继承帝位。因为天启帝没有儿子，这种兄终弟及的安排应当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但野史中也有另外的说法。《先拨志始》卷下记载，天启帝逝后，魏忠贤等人故意密不发丧，准备让某妃假称有娠，而以魏良卿的儿子顶替，作一个孺子皇帝。这件事不可能绕过皇后，魏忠贤于是命人对其委婉劝讽。但张皇后却说：“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二祖列宗在天之灵。”［书目11，卷下，第210页。］由于张皇后的坚持，魏忠贤一伙反倒没了办法。只好召信王入承大统。

无论中间有无这种曲折，总之最终是信王进入了皇宫，并于二十四日即位于中极殿，接受了百官的朝拜，宣布明年改元“崇祯”。于是这位不过十七岁的小王爷就成了下一任的新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论排行是光宗的第五子，但光宗的七个儿子有五个早殇，长大成人的只有天启与崇祯两位皇帝。同天启帝一样，崇祯帝也是幼年失持，生母刘氏很早故去，幼年的崇祯帝自小由光宗的宠妾，在“移宫”中极其闻名的李选侍监护。“移宫”事件后，李选侍失势，小崇祯帝又被移交给另一位李选侍看护，当时只有十岁。（“移宫”中的李选侍人称“西李”，后封康妃；后来监护崇祯帝者则称“东李”，后封庄妃。）他于天启元年受封为信王。依照明朝祖制，宗室贵族绝不能干预朝政，因而这位少年亲王在天启朝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无声无嗅。不过，一旦成为皇帝，他所表现出的个性却是与其兄长截然不同的。他“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凡经书有疑难字义典故，即……自搜捡之。”［书目12，卷四，第26页。］同其兄对政事的极度厌倦相反，崇祯帝对治理国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正史上说他“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书目3，卷24，第2册，第335页。］并非溢美之辞。在心智的成熟方面，他也大大超过了乃兄。他极有主见，非常自以为是，有时也能表现出难得的机敏和干练。在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只能孤身一人面对势力雄厚的魏忠贤集团。在他同魏忠贤集团进行的迂回周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尽管还没完全成年，却已经具有相当老道的政治手腕了。

这样一位既有相当能力又极其热衷于政务的皇帝显然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治代理人，而魏忠贤政权的统治根基却正是建立在代理人政治之上的。在天启时期，实际统治者魏忠贤代不喜欢政务的名义君主天启帝掌权，是基于一种默契，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矛盾冲突。但对于不需要政治代理人的崇祯帝来说，拥有全面实际权力的魏忠贤和与代理人政治相适应的整套政治格局都意味着对天子神圣权力的剥夺。这样，新皇帝一上台，就已经无可挽回地和魏忠贤集团形成了尖锐对立。这是一种“天无二日”式的对抗性冲突，只有一方消灭了另一方，矛盾才能解决。回过头来看，立一个婴儿皇帝继续代理人制度，才真是魏忠贤体制能维持延续的唯一出路。可惜阉党中缺乏有远见又有魄力的大干才，机会白白失去了。

在崇祯帝与魏党的斗争中，魏忠贤集团的力量在于他们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内阁中枢、六部中央机关、厂卫特务组织以及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被他们控制着。这部强大的国家机器所能发挥的威力是巨大无比的。崇祯帝能利用的武器有二：一是他的皇帝名分－－这在明代是一宗了不起的法宝；二是广大民众以及官绅贵族的普遍不满情绪－－民心在任何时代都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从总体上比较，崇祯帝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他所拥有的名分、民心两大武器都属力量含蓄的一类，面对魏忠贤集团的刚猛之势，必须用太极拳般的战术，充分调动内力，才能取胜。

政治太极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崇祯帝都在同魏忠贤打政治太极拳。

最初一些日子，崇祯帝对魏忠贤以及客氏优礼有加，一如前朝。但在这种礼貌后面不可避免地也会透出一股冷淡，因为客、魏与新皇帝毕竟缺少同天启帝那样一层亲密的关系。与这种冷淡的礼貌相对应，魏忠贤的行为也大为收敛。天启时遇大朝会，内监中有地位者具朝服在乾清宫大殿内行“庆贺山呼礼”，魏忠贤当然必居首位，而且头戴公侯品级的簪缨，就是所谓“貂蝉冠”，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身分。崇祯帝登基的时候，魏忠贤却犹豫起来，“欲仍戴簪缨，照先帝时朝服行礼，惮圣主英明，未果，止本色服色磕头呼万岁也。”［书目13，水集，第74页。］这种顾忌表明了魏忠贤的心理，他更希望能得到新皇帝的理解和信任，希望能与之合作，而不是通过剑拔弩和方式解决问题。

九月初，魏忠贤为了摸清新皇帝对自己的态度，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行动。他上疏请求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但也没有按照先前的惯例大大褒奖他一番，“温旨慰留”。这样不冷不热的态度使魏忠贤还是大有摸不清头脑之感。如果崇祯帝言辞热切，魏忠贤大概可以暂时地放下心来。如果崇祯帝批准了辞呈，他也还有机会另作安排。但皇帝的反应正在两者之间，魏忠贤也只好继续摸索着前进。

在另一个问题上，崇祯帝的态度就鲜明多了，在拒绝魏忠贤辞呈的同时，他客客气气地把客氏送出了宫。作为先帝的奶母，客氏在天启时留居宫内已经大乖祖制，何况到了崇祯时期呢？对于崇祯帝这个合情合理的决定，客、魏绝无反对的余地。于是客氏把珍藏多年的天启帝幼年剃下的头发、剪下的指甲在他的灵柩前焚化了，以作为最后的诀别，而后就哭哭啼啼地离开了皇宫。从此魏忠贤在宫内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帮手。

宫内格局的变化还不仅是赶走了一个客氏。按照传统惯例，新皇帝上台，御前任用的太监必定要大换班，崇祯帝进宫，自然也要从他的信王府带过一批人来。新人进宫，旧人就得让位，魏忠贤在宫中的死党李朝钦、裴有声等人只好告假乞休，一大批宫中重要岗位于是都落入崇祯帝自己的亲信之手。更换太监也同驱逐客氏一样，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崇祯帝表面上做得一团和气，使得魏忠贤和他的同伙们很难做出否定的反应。但就这样，在不觉之中，魏忠贤在宫廷里的基础却被彻底动摇了。

外朝的情况并不比内廷好多少。新旧朝廷交替之后，各地赞颂魏忠贤，请求为他建立生祠的报告还在不断送进京城，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天启帝驾崩之前的作品，由于路上耽搁太久，才姗姗来迟。崇祯帝对于这些不合时宜的本章总是边读边笑，但既不责怪，又不首肯，根本就不发往内阁票旨。这种不阴不阳的态度反而使魏忠贤如坐针毡。后来实在忍不住，他终于上疏请辞建祠。崇祯帝的指示很有意思：“建祠祝禧，自是舆论之公，厂臣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准辞免，以成雅志。”［书目11，卷下，第211页。］表面上给魏忠贤戴高帽子，骨子里却透出强烈的讽剌意味。而且这圣旨一传，全国的建生祠之风一下子就被煞住，魏忠贤头上好不容易被描画出来的神圣光环也跟着倏然不见了。

崇祯帝的主要策略似乎有两条，一是不动声色却扎扎实实地侵蚀魏忠贤的实力，二是以暧昧不清的态度促进阉党内部的分化。到这年十月，就是最没有政治眼力的人也看出来了，新皇帝表面对魏忠贤客气礼貌，实际却是十分冷淡，魏忠贤同皇帝亲如骨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阉党集团里有的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看风使舵是用惯了的伎俩，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已经对魏忠贤体制非常不满，无怪乎最先起来造反的又是阉党内部的人士。

最先起事的是御史杨维垣，他属于阉党中为魏忠贤出力不少，但得到实惠却不大的一类牢骚派。他上疏专攻崔呈秀，但所论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如“与旧辅冯铨争权”，及“以不祥之人经理三殿工程”（指其“丁忧”而仍任职）等等，［书目8，卷八十八，第6册，第5393页。］同时又为魏忠贤撇清开来。谁都知道崔呈秀是魏忠贤的第一心腹，这样的攻崔扬魏大概又是一种策略，仍然是向崇祯帝发出的探测气球。有一种说法认为杨维垣一疏的幕后指使是徐大化，“令参呈秀以为翻身地。”［书目11，卷下，第212页。］徐大化是出了大力又得了大实惠的，两年中由部郎升至尚书。但因为与崔呈秀派系不一，意见相左，不久又被勒令闲住。如果杨维垣的劾疏确实是出自徐大化主使，那这一事件也可能是属于阉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性质。不论是派系斗争还是小人反复，杨维垣对崔呈秀的弹劾都标志着阉党内部一场大分化的开始。

在崇祯帝的立场，当然很欢迎这样的劾疏。不过他很沉得住气，在批复中仍然为崔呈秀辨护了几句，说是“不得苛求”。但以崔呈秀的特殊身分，仅仅说“不得苛求”等于是鼓励群臣再行攻击。于是几天里就出现了一股攻崔的风潮，参加者包括在阉党中颇有影响的贾继春等人，几位主事级的小臣用辞还十分激烈。至此崔呈秀只能依惯例请求罢免了。这一次崇祯帝反应快捷果断，立刻批准他回籍守制。几天以后又因“罪状明悉”将其削职为民，并追夺诰命。这是关键的一步。搬倒了崔呈秀，魏忠贤体制在外朝的基础也被动摇了。

崇祯帝在同魏忠贤党相互对峙的两个月中，很象贵州的老虎面对陌生的驴子的情况。最初他对面前的庞然大物颇有顾忌，行事小心翼翼，但渐渐发现，对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步步紧逼，对手步步退后。等到安然罢免了崔呈秀，这位新皇帝彻底放心了，紧接着就要“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粉碎魏忠贤集团。

在攻击崔呈秀的风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不同程度上附带地攻击起魏忠贤。崔呈秀罢职后，终于有了专劾魏忠贤的奏疏。其中最著名的一份出自海盐的贡生钱嘉徵，疏中说“窃见权奸肘腋，道路寒心如魏忠贤者，可一日逭四凶之诛，缓魑魅之投哉？”［书目11，卷下，第213页。］而后罗列其十大罪状,包括:并帝、蔑后、弄兵、无君、无圣、克剥藩封、滥爵、朘民、掩边攻、通关节。类似的奏章也接踵而来。此时的形势已非当年可比，尽管攻击者实力和气势都远不如当初的东林党人，魏忠贤却绝不敢掉以轻心。他再次提出辞职养病，这一回却是出自真心，希望能在交出权力之后还可以保住面子、财富和性命。皇帝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项辞呈，同时根据魏忠贤本人的请求，取消了魏家所拥有的公、侯、伯三爵，改魏良卿等仅为锦衣卫指挥使或指挥同知、佥事。为了调整魏忠贤离职后的内官班子，崇祯帝还任命王体乾改掌东厂，而以自己的亲信高时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但仅仅过了几天，王体乾又被罢免了东厂的职务。）这道旨意是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的，距离崇祯帝登极才两个月多点时间。这以后，就只有崇祯帝频施杀手了。

又过了五天，十一月初一，皇帝发表上谕，彻底改变了以前对魏忠贤的态度，指出魏忠贤“专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种种罪行，并“通同客氏，表里为奸”。“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产，籍没入官。其冒滥宗戚，俱烟瘴永戍。”［书目8，卷八十八，第6册，第5393页。］这时的魏忠贤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只好悲悲切切地启程南下，仍然希望能在凤阳的明祖陵度过残年。他毕竟作过三年帝国的独裁者，因此在南行的路上仍然跟随着许多仆从和行李，长长的车队颇为可观。这种情况再次引起了崇祯帝的警惕，十一月初四，崇祯帝再发上谕，命“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便禽拿具奏，毋得纵容遗患。”［书目14，卷五，第七叶。］魏忠贤是在十一月初六行至阜城县的时候听到上述消息的。这时候他终于意识到，新天子绝不会留下他的性命了。当天夜里，他同贴身亲随李朝钦一起吊死在阜城的客店里。他生于隆庆二年戊辰，死时岁在丁卯，一生正好经历了一个花甲子。

不论魏忠贤是怎样一个庸才，魏忠贤专权的体制毕竟要以他为核心，随着他的下台和死亡，这一体制也就立即土崩瓦解。

土崩瓦解

魏忠贤死讯传到京师后，他的死党崔呈秀立即作出了最快的反应。他召集姬妾于一堂，罗列八珍，通宵痛饮，据说是每饮一杯后就把手中价值昂贵的酒杯摔个粉碎。痛饮之后，崔呈秀也步了魏忠贤的后尘，上吊死了。他的一位爱妾叫作萧灵犀的也以身而殉。崔呈秀马马虎虎也可以算是个奸雄，死得果然有声有色。比较起来，客氏的下场就悲惨多了。早在魏忠贤被贬之前，客氏已经被从家中发往浣衣局（明宫安置年老宫女的地方），监禁起来，不久后又被抄了家。魏忠贤死后，崇祯命人到浣衣局将客氏活活笞死。她死时的年龄是虚岁四十八岁。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他的尸体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又是死地的河间府枭首示众。客氏和崔呈秀也分别被斩尸于京城和蓟州。魏、客、崔三家的主要成员也都迅速受到惩治。魏忠贤之侄魏良卿、客氏的儿子侯国兴不久后都被处死，其余魏志德、魏希圣、崔铎、崔凝秀等十余人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只有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和崔呈秀的儿子崔镗、崔钥都还只是三五岁的孩子，有旨恩准释放，以示法外之仁。

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等人由堂堂“上公”、“圣母”、“股肱之臣”，一下子变成了罪魁元凶，国家的敌人，对于这种变化，皇帝对臣僚、对国民无论如何要有一个交待。于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二十六日，崇祯帝在刑部所拟魏、客等处理意见上批旨：

逆恶魏忠贤，扫除厮役。凭藉灵宠，睥睨宫闱，荼毒良善。非开国而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盗帑弄兵，阴谋不轨。串通逆妇客氏，传送声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权阉，无君无亲，明攘威福之权，大开缙绅之祸。无将之诛，国有常刑。……［孙承泽《山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卷一，第5页。］

元凶罪名已定，接下来就是扫除与元凶关系特殊的所谓“私人”。朝中最著名的魏忠贤党羽当属“五虎”、“五彪”，于是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均被逮入狱，成了阶下囚。在宫内，魏忠贤最重要的心腹之一是李永贞。李永贞，顺天府通州（今北京通县）人，五岁阉割，曾为坤宁宫近侍。后来由于得罪了万历皇帝，曾被墩锁十八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才获释。墩锁期间他读了许多书，知识比较广博，又能为诗文，在宦官中应算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天启初年李永贞就靠上了魏忠贤这棵大树，并且很快成为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他自己的地位也迅速上升，成为司礼监秉笔兼巾帽局掌印太监。李永贞“为人有口才，矜肆骄谲”，［书目12，卷十五，第84页。］在政治方面也眼明手快。天启帝刚刚死去，他就感到前景不妙，于九月告病回了家乡。回家后他把自己住的小院用砖砌死，“闭关”不出，以示不再同世人交往，也算是韬诲自存之计。后来魏忠贤也被迫退休了，他才出墙见人，又谋贿赂崇祯帝的亲随太监徐应元等，想摆脱同魏忠贤的干系。再后魏、客都死于非命，李永贞不能自安，乃收拾行李秘密逃亡，但不久即被抓获。崇祯元年三月，李永贞以参与魏忠贤集团阴谋活动的罪名被正式逮捕，六月被判斩首，决不待时，七月就被处决，临刑前还向监斩官诉冤不止。在魏忠贤的党羽中，李永贞大概是最早被从重从快处理掉的。

其他的“私人”们遭遇各不相同，其中也有过一些有趣的情节。魏忠贤笃信佛陀，不但对京城内外的寺庙广为布施，还特别用十万金购买下一座庙宇供私家礼拜之用。这座私人寺庙的主持浴光和尚与魏忠贤的交往当然密切，直至魏忠贤失势，一般人唯恐避之不急了，浴光还特地请魏忠贤吃过斋饭，可以算得上是“私人”。最早攻击崔呈秀的御史杨维垣同浴光也很熟识，还曾请浴光为自己在魏忠贤面前引荐过。但为了表明自己同魏忠贤集团能够划清界限，杨维垣后来在疏参魏良卿的时候，捎带地提上了浴光－－因为当时浴光并不在京城，他大概以为朝廷反正也抓不到此人。谁知劾疏方才进上，浴光竟自行来京投案，这下叫杨维垣吃惊不小，生怕他会抖出自己当年卖身投靠魏忠贤的秘密。好在浴光和尚是个相当磊落的人，只承认自己与魏忠贤交往，没有攀扯别人，杨维垣才算过了这一关。这个小小的插曲颇能反映出在当时政治风云变幻的情势下，各色人等的不同心态。

如果说把原先的政治领导人打成罪魁原凶是改朝换代的基本标志，那么为前一时期的“冤狱”平反则可以算作改朝换代的必要装饰。古住今来的专制社会中，新统治者不论真是要改弦更张还是仅仅想给公众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他开出的政治菜单中都少不了“平冤狱”一项。崇祯帝显然也不例外，就在魏忠贤等人死后不久，他对吏部发出上谕：“魏忠贤、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愤稍纾；而诏狱游魂，犹然郁锢，含冤未伸。着该部院九卿科道将以前斥害诸臣，从公酌议，采择官评。……”［书目23，卷一，第7页。］在皇帝的亲自督促下，刑部将已被判处死刑的方震孺、惠世扬、李柱明、耿如杞等人全部释放，并准复原官；吏部则呈报了几年来被非法禁毙，应予赠恤的杨涟等人的名单。

平冤狱是得人心的事情，但也有人掣肘。吏部列报死事诸臣名单是拖了几个月才办好的；刑部则在开初仅改方震孺、惠世扬之死刑为戍，留了个巨大的尾巴，后来皇帝严令再拟，才算彻底平反。这也容易理解，崇祯帝发动政变后，还没来得及对国家机器作组织上的大手术，当初制造各个冤案的时候参与其事的高级官员大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这些人当然不会积极否定自己。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了，推行新政还需要新的班子，在天启七年底到崇祯元年，就有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动。

天启七年十一月，首辅黄立极和吏部尚书周应秋、刑部尚书薛贞被免职。这三个人在阉党中都是引人注目的角色，职位又极其重要，因此免除三人职务对阉党阵营的势力是极大的削弱。十二月，崇祯帝决心改组被阉党把持的内阁，命六部、都察院会推入阁人员，部院以十人进奏。按惯例应是由皇帝在会推名单中按顺序拣选若干人，但崇祯帝显然对高级官员的情况了解不多，又怕受到臣僚党私蒙蔽，因而无法作出决定，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听凭天命安排。崇祯帝在这次颇为隆重的仪式中共抽了六签，得来宗道、钱龙锡等六人－－数量偏多，显然是为日后淘汰留下了余量。第二年春，新入阁的几位大学士先后就任，魏忠贤时期的三位阁员施凤来、张瑞图和李国ＺＺ32于是都被罢免。在此前后，六部和都察院的大臣也全部被撤换，新任职者都是与阉党关系较为疏远或立场相左的。

但不久就发现，新入阁的来宗道和杨景辰同阉党瓜葛也颇深，两个人后来也被免职。再加上阁中的其他几位大学士的资历与人望都不能尽如人意，崇祯帝感到有必要用一位既同魏忠贤集团格格不入又有经验和威信的老资格政治家担任首辅。他最后选择了前任首席大学士、同情东林的老臣韩爌。韩爌，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进士，入翰林院，万历后期官至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作过东宫讲官。由于同太子有一层师生关系，韩爌在“国本”问题上很自然要站在同东林一致的立场上，但他同东林中几位特别有影响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密切的私人关系，而且在“红丸”等事件的争论中也对东林党人一些不合理的观点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看法。他于泰昌元年入阁，“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天下称其贤。”［书目3，卷二百四十，第20册，第6249页。］天启四年叶向高罢相后，韩爌继之为首辅，在阉党日盛的情况下勉强支撑残局，不久终于被排挤出内阁，五年七月，又被阉党列名为东林奸党，削籍除名，并坐赃银二千两。韩爌为完纳赃银，变卖田宅，竟至与家人居于祖墓上。由这样一位深受阉党迫害的政治家回朝主持大局，意味着阉党政治的最终完结。韩爌于四月授命，十二月到任，这以后，阉党势力只能在一片惊慌中崩溃消散。

魏忠贤和阉党们苦心经营了三年的一个政权，竟然经不起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突然死亡这样一个偶然事件的冲击，在短短的时间中被颠覆了。这固然是由于阉党执政们太无能，是由于他们的政权太脆弱，是由于他们的统治太不得人心，但最根本的原因大概还在于他们的对头崇祯帝拥有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身分。在一个习惯于接受皇权独裁统治的社会里，只要能把皇帝身分这一锐利武器运用得法，在政治斗争中几乎可以战无不胜。但是，崇祯帝虽然能在政变中大获全胜，他的皇帝身分却无法帮助他逆转历史，他能打倒魏忠贤，却不能摆脱魏忠贤的阴影。因为在三年的统治中，魏忠贤及其党羽们所造就的社会政治局面，对于他们的继承人来说是一种非接受不可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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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忠贤的政治遗产（一）

难靖的边防

阉党执政不过三年，其间除了清除政敌、钳制舆论等方面做得颇有声色，并没有干多少正经事情。较为有影响的政务大概有三项，一是因边区的动乱而采取的军事安排，二是为了排场而兴起的土木建设，三是为了前面两项活动而进行的搜括加派。

明末边疆危机四伏，当局者不得不被迫应付，其中局势最为险恶的又在辽东。明代边疆少数民族的侵扰几乎没有中断过，也出现过几次严重的危机。正统年间瓦刺部俘虏明英宗，兵临京城；嘉靖时期鞑靼部破关斩将，横行畿辅。都曾闹得天下震恐。但当时的瓦刺、鞑靼尚没有严密的国家组织，其首领也先、俺答又缺乏混同天下、策御宇内的雄心抱负，入塞之后，一番饱掠就已经心满意足，并没有威胁到明王朝的根基。在东北崛起的后金情况却大不相同。其酋长努尔哈赤不但雄心勃勃，而且具有超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不数年而统一建州女真，而后又不断扩张，并建立了一套以八旗为基础的卓有效率的政治－－军事组织。对明朝作战以后，在掳掠财货人口的同时，也极为注意攻城陷地，扩大版图。攻陷辽东地区后，后金王朝移都于沈阳，把政治中心安置在明朝的所谓“边内”地区，已经俨然有历史上辽、金那样的大国气象。

天启中，后金与明朝已完全是两个处于战争状态中的敌对政权，而且后金处于攻势，每战必有所得，明朝处于守势，每战必有所失，即使宁远两次守城的胜利，也都是局部的，从整个战役讲，明方的损失仍然大于收获。有这样的大敌当前，魏忠贤集团对辽东的军事不能不予以重视，在其专权期间，阉党执政们也费了不少精力集兵筹饷，也时时都在期待着能扫平“奴”氛，恢复辽东。但是由于他们的短视和昏庸，经过三年的努力，辽东前线的情况却每况愈下。

在魏忠贤专权的体制初步形成的时候，辽东前线的最高军事统帅是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孙承宗。孙承宗虽然是文士出身，却颇具军事才干，加以为人方正，在辽东很有威信，因而在辽东经营四年卓有成效，“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盾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书目3，卷二百五十，第21册，第6472－6473页。］孙承宗在辽东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以关东二百里外的宁远为前敌防御中心，构筑坚城，并在宁远周围屯田筑堡，建设巩固的防御基地，还准备伺机再向东发展，恢复失地。这套战略比较符合当时情势，实施得也比较成功，因而天启中期辽东前线一度相当平静。

但朝内的政治斗争却影响到边防的建设。天启四年冬，阉党正在朝中大批清洗东林党人，孙承宗是叶向高的门生，同东林关系密切，因而对朝局十分忧虑。十二月，他趁着巡视蓟州、昌平，想要入都向皇帝面奏机宜，挽回东林党人的败局。魏广微得到消息，立即奔告魏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应，公立齑粉矣！”［同前注，第6471页。］魏忠贤乃命内阁拟旨，令三道飞骑阻其入觐。孙承宗只得转回山海关，但已难安于其位。第二年十月，在阉党的连番攻击下，孙承宗终于罢官而去。

在魏忠贤集团看来，排挤掉一个手握重兵，出将入相的强大政敌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因此给关门防务造成的损失却没有什么了不起。接替孙承宗的兵部尚书、蓟辽经略高第是唯阉党之命是听的，因而大大增加了阉党的安全感。但这个高第却是个典型的庸材，上任后全盘改变过去的战略，要尽撤关外兵民，龟缩在山海关死守。对这一荒谬的指令，宁前道袁崇焕表示拒不执行：“宁前道当与宁（远）、前（屯卫）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臣孤城以当虏耳。”［周文郁《边事小记》卷一，见《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下册，第9页。］宁远之兵因而未撤，但其前方的锦州、大凌河等处兵民皆被驱入关，宁远城因而孤零零地暴露在对敌的最前沿，防御能力被大大削弱了。由于撤换孙承宗、改变防务战略而给辽东前线造成的损失（包括潜在的损失），实际上不亚于天启二年广宁等地的陷落。

努尔哈赤在天启六年正月再次大举攻明，正是由于了解到了山海关外情势的这种变化。只是由于袁崇焕坚守孤城，才没有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部分就已经叙述过的，在山海关外形势稍稍稳定之后，阉党执政者又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把袁崇焕排挤掉了。天启年间并不乏边防人才，整个明未时期最有才干的三位辽东边防统帅就是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都涌现于天启时期。但三个人或被魏忠贤集团杀害，或被排挤罢官，英才终于都被庸材取代。而摧残人才对于事业的破坏实在是根本性的。

除了在命将与战略选择方面的失误外，阉党政府对于边防中其他一些令人头痛的问题也不能妥善处理。首先是兵与饷的矛盾难以解决。为了确保关外防务，众兵纭集于前线，宁远、山海关以及辽南皮岛等处的部队及蓟镇、登莱等处的战略预备队总数达数十万，粮饷消耗极大。其中仅山海关－－宁远一线就兵逾十万，每月军饷超过二十万两白银。其时明朝政府用兵不止辽东一处，浩大的军费开支令户部难以支应。于是出现了这种现象：兵部言兵，以为兵太少；户部言饷，以为兵太多，所谓“平居患贫而寇至又患寡”。［书目1，卷六十八，第69册，第3230页。］对这样一个严重影响着边关防务的问题，魏忠贤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时而为战而增兵，时而为饷而减兵，毫无定策。有时候，甚至还要在这个问题上作政治文章，为自己的小集团谋利。代孙承宗掌关门防务的高第在后金大军进攻时，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向朝廷叫苦说山海关一带兵只有五万八千，这与额定的十一万七千正好差了一半。当时正值大敌当前，兵力如此不足应当是让人十分耽心的事情。但阉党中一部分人却以为这下子抓到了前任督师孙承宗的把柄，可以为东林立一大案，极其欢欣鼓舞。后来孙承宗差人到户部说：“高第散十一二月兵饷，且有全镇布花，五万人乎，十一万人乎？今户部发饷，止给五万人，则尚书窘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卷四十七，第2册，第1197页。］高第听说这话，已经窘了，因为如果户部真按五万人发饷，他在山海关是无法支撑的。所以他又连忙上疏引罪，说是自己检查有误，这场兵额官司才算结束。但从这个事件中还是不难看出当时边防军政的混乱情况。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军队的腐败。明末的政治腐败是结构性的，各个层次各个侧面无不充斥腐败之风。当时的各级军事将领为了升官授职，常常要举借巨资卖通兵部等衙门，人称“债帅”。这些人任职后当然就要连本带利捞回投资，于是吃空额、冒粮饷，即便是军情紧张的关外前线各镇，有额无兵的情况也所在多多。“债帅”们一心捞钱，平时既疏于训练，战时又不愿牺牲，打起仗来，逃跑者有之，降敌者有之，畏缩不前者有之,杀良冒功者有之。两次宁远守城战役之后，朝廷都严惩过一批畏缩失机的将领，军中的颓风却难以扭转。再加上粮饷不继及军官克扣造成的兵饥马疲；连年败仗的心理阴影造成的士气低落；管理混乱和不能及时更新造成的军械败弊；主客军矛盾造成的内部冲突……明朝政府搜括大批金钱供养的这支前线部队混乱无能，平时足以生事，战时却不能有效御敌。

为了解决粮饷不足和军队腐败无能的问题，魏忠贤和他的亲信们也曾煞费苦心，终于想出了一个“良策”－－恢复太监监军的制度。明代自成祖时起，由于对拥兵在外的将领统帅不能信任，就派遣太监在一些军事要冲任镇守、分守，以监视将帅。但镇守太监一出，立时弊端四起，太监们依着宫中的势力，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加以事权不一，将帅为太监掣肘，给军事行动也带来许多不便。到嘉靖十八年（1529年），世宗乃下令撤销全部镇守太监，以后近百年再没有太监出京监军的。魏忠贤以为，边关长期不靖是因为“文武不和，互为欺玩。武臣则逢迎ＺＺ31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咸偏执徇私，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饷，视为固然，妒功害成，牢不可破。”［书目1，卷六十九，第69册，第3288页。］要除此弊，只能派自己的心腹到前方进行监督。

天启六年三月，皇帝任命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刘应坤等六人为山海关镇守及分守太监，要求他们认真核查“粮饷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并将军中机要情况“据实直写密封，不时星驰来奏”。［同前注］

内阁、六部的许多高级大臣，包括一些阉党成员，对派遣镇守太监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以内官监军，边镇的欺蒙之风未必能止，只怕反而有新的弊端出现；关门一带本来就有经臣（经略）、督臣（总督）、抚臣（巡抚）、镇臣（总兵，其时山海关内外有五个总兵之多），政出多门，现在突然又加上六位镇守太监，事权更要纷乱不堪。当年革除监军之制，就因其弊多利少，事隔百年再重新恢复，实在大可不必。但是已经习惯于固执己见的魏忠贤全然不理睬这些意见，镇守太监还是硬被派了下去。

魏忠贤的亲信监军时间并不长，第二年崇祯帝继位，各处的镇守太监也就被撤了。一年多的时间里，镇守太监们在“清兵清饷，查功核罪”方面未见半点成效，辽东前线士气依然不振，腐败照常流行。

除辽东之外，西北、西南的局势在天启年间也一直相当紧张。蒙古诸部经常入塞抢掠，至使三边、大同、宣府各边镇一天也不敢松懈防范。西南的情况更糟。天启元年、二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相继起兵暴动，攻下重庆、遵义等重要城市，把川、黔、滇三省搅得天翻地覆。明朝廷多次组织大兵进剿，耗饷无算，据湖广巡抚杨楷疏称，截至天启六年春，仅湖广一省加派等项输送贵州的饷银就多达三百万两。奢、安两部却时起时伏，总也不能剿灭。四面八方军情紧急，魏忠贤一伙只能应付，保一时之平安。至于收复失地，消除隐患，重建帝国基业，则魏忠贤之类既没有这样的抱负，也没有这样的韬略。

在魏忠贤的政治遗产中，第一宗就是一套混乱、破败的边防。崇祯帝即位后一度处处反前朝之道而行之，决心拨乱反正。袁崇焕、孙承宗先后被重新起用，而镇守太监则全部撤回。但仅仅通过逆向操作的方法已经不足以弥补魏忠贤统治时期给边防造成的破坏。崇祯元年七月，接连四个月没有得到粮饷的辽东宁远驻军哗变，士卒们“缚（宁远巡抚毕）自肃及总兵官朱梅、推官苏涵、州同张世荣，置谯楼上，棰击交下。”［书目8，卷八十九，第6册，第5451页。］毕自肃因惭愤而自经死。这一事件是长期以来粮饷不足和军纪败坏造成的恶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边塞的防务。到第二年冬，皇太极率领大军竟由大安口、龙井关一带（今河北遵化以北）攻入长城，而且攻陷京东大片地区，兵临都城之下。此后明朝腐败虚弱已极的军事力量已经没有能力阻止清军进入内地。清军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又先后六次大规模入塞，每次都是蹂躏城乡，饱掠而归。到清军第八次入塞的时候，则明王朝已寿终正寝，不复存在了。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崇祯帝在军事举措方面最初全然与魏忠贤集团相反，但后来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回归到魏忠贤的路线上。孙承宗再次主持京东防务不到两年就又被排挤还乡，后来还遭到夺官的处分，遭遇还不如天启时期。袁崇焕的命运则更悲惨，只作了一年多蓟辽督师，就糊里糊涂地被崇祯帝杀掉了。而另一方面，臭名昭著的太监监军制度却在崇祯四年（1631年）再度恢复起来，而且比天启时期更加变本加利。“自虏骑入犯后，上复命太监王坤往宣府，刘文宗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又命太监张国元往蓟镇东协，王之心中协，邓希韶西协，各监军。”［书目23，卷三，第65页。］再后来则凡有军伍的地方差不多都有监视的太监了。最后，正是这些手握军权的太监们给围攻京城的李自成部打开了城门。看来，崇祯帝从政治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是破败的局面，而且还有悖谬的政策（虽然是通过了否定之否定以后。）

大工与加派

天启时期的重大国家工程主要是重建三大殿及其附属建筑，此外还有陵工和建造王府等工程，规模稍小。

明代的三大殿原称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是大内最主要的建筑，又是至高无尚的皇权在建筑上的象征，其规模形制都大体同现在保留下来的清代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一样。三殿最初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但第二年就在火灾中焚毁，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才又重建起来。嘉靖年间三殿再遭火灾，重建后改称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殿第三次被火焚毁，同时被烧毁的还包括皇极门、文昭阁、武成阁等建筑。由于万历帝疏于政务，对重建三殿的事并不关心，朝臣也就乐得省去一项劳民伤财的大工程，因而三大殿在万历中期以后一直废圮。魏忠贤秉政后，以为没有正殿缺乏气派，又因为天启帝酷爱营造技艺，于是怂恿天启帝重建三大殿。工程自天启五年二月始，直至七年八月天启帝临死才完成，差不多贯穿了整个魏忠贤专权的时期。

在古代建筑技术和设备极其原始的条件下，要建造三大殿那样伟大的工程，而且要求用最上等的材料，最精致的工艺，保证最优秀的质量，其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极为巨大的。以正值工程中期的天启六年计，除国家财政的正式拨款以外，仅为殿工进行的搜括、捐俸等项助工款项就达到白银220多万两。而同一年中央国库太仓银库收到各省、直解纳税银及马草、绢布、钱钞、子粒、辽饷、漕折等项一共才有白银398万多两。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三殿工程花费之多。

天启后期正值八方动乱，财匮计拙的时候，国家财政非常困难，正如上一小节所述，连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边防用款都不能合理解决，在这种时候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实在是给已经入不敷出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为此，吏部尚书王绍徽、兵部尚书王永光等人都提出过暂缓殿工，“皇极工程暂停工作，悉以海内之物力，并于军前之输挽。”［书目1，卷七十一，第70册，第3427页。］但这种声音在当时是非常微弱的,而且都遭到了“皇帝”的驳斥。魏忠贤和他的亲信党羽对这项工程自始至终都极为热心，因为三大殿的建设不但关系着国家的体面亦即魏忠贤的体面，而且会给当权者带来大笔的钱财收入。

凡有国家兴作，主持者无不大肆贪污中饱，这是明代的惯例。天启时三殿工程的贪污情况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据载：“天启元年春，庆陵工兴，御前所发帑银五十万，即有分侵八万矣。”［书目13，木集，第33页。］庆陵工程的规模比三殿工程要小得多，但其中仅帑银（这里指皇帝的私人财产）一项就被贪污八万，占总额的16％，可见当时情况的一斑。又天启间修建桂王府，太监黄用为了得到承包管理之职，竟然花了五万两银子用以疏通关节。本钱就有五万，加息将有几何？除了工程的直接主管者之外，上级主管和具体工作的主持人以及各类有关人员都能不同程度地分肥。因此，有了三殿等几项连绵不绝的大工程，自魏忠贤以下的内外官员们就有了连绵不断的财源。看一看三殿工程始终由崔呈秀、徐大化等魏忠贤最心腹的党羽把持，再看一看魏忠贤等人富可敌国的情况，就不难理解连续的大工程对于魏忠贤集团意味着什么了。

兴军加上大工，大大增加了帝国的财政支出，但它的财政收入却几乎是一个常数。这是因为我国古代王朝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的农业，国家岁入的基本项目主要是土地税和户口税这两项。而纳税土地和纳税户口的数额在明代又一直十分稳定。（实际的人口增长几乎对明代的纳税户口数毫无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官吏因循旧制，避免责任而造成的。）为了弥补差额，唯有加派。

加派的办法是万历末年就开始了的。其时辽东用兵，为解决军费开支问题，政府先后三次增加税收，每亩共加银9厘，总共520万两，名之为“辽饷”。这加派一出，遂为永远之制，天启间一直照样收缴。天启三年九月为增加州县之兵，再度计亩加饷，虽然没有普及天下，却已经开后来“练饷”之先河。魏忠贤时期最主要的加派项目是提解“税差羡余”。所谓“羡余”是地方政府在正项税差钱粮之外增加的部分，名义上是为了补充征收转运时造成的损失，实际则主要用于中饱各级官吏的私囊。对于整个官僚集团来讲，数额颇为可观的税差羡余是一笔非常重要的半合法收入。但天启六年，根据工部侍郎孙杰的建议，魏忠贤政府决定“税差羡余亦照正额之数，每两解一钱。”［书目1，卷七十，第69册，第3341页。］各级官吏当然不可能把历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羡余交给国库，因此所谓的提解羡余，实际上等于在全国普遍增加10％的税收。这项加派每年大约给国库增加近150万两的收入。“万历中年，户部岁入本折钱粮，总一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朱朝瑛《垒庵杂述》卷下，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一版，下册，第176页。］而天启末年的额外税收已达六七百万两，几乎为正额的50％。人民负担之重，可以想象。

为了增加收入，阉党政府还想了许多虽无加派之名而有加派之实的办法，如“带征”，如“捐助”，如“搜括”。

带征就是强行征收各地多年拖欠之税。明代地方拖欠税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总之是拖欠面广，拖欠额大，有的地方欠税可以追溯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对于这些陈年旧账，当局一般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允许地方慢慢赔补，地方官员也就一拖再拖，等着有朝一日朝廷明令捐免。但天启六年，魏忠贤的财政顾问们却决定将天启元年以来各地的拖欠全部征收完毕，这等于在当年又增加了一项重税。当时有些官员为此惊呼道：“民力止有此数，足于加派必亏于正额，况兼之带征，骨尽而髓不维矣！”［书目1，卷七十三，第70册，第3551页。］

捐助实际是对各级文武官员的一种强行摊派，自天启五年始。据天启六年正月的统计，已经收到宗藩、文武官员捐献的助工银83万多两。这时捐助的官员还主要是京官中地位较高的大臣，捐款数额也是认捐者自己酌定的。天启六年五月，皇帝再次颁旨，要求“在京尚书以下，在外州县正官以上，俱捐俸薪一年。”［书目1，卷七十一，第70册，第3442页。］这就已经不是捐助，而是明火执杖式的掠夺。再后，没有任现职的在籍乡绅也要被迫捐献了。各级官僚本身不事生产，他们捐助出来的上百万两白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百姓头上，成为人民的又一项巨大负担。

搜括是指搜括库存，也就是把中央和地方各单位历年积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的一些杂项钱粮搜出上交，以助殿工等费用。这些库存本来能给帝国僵化的财政体系增加一点弹性，起到某种调节阀的作用，但魏忠贤集团为了眼前急需，命令各处一切库存一律解京助工，并且提倡相互举报，每以风闻责令有关部门输纳库存银钱。到大工告成之日，中央和地方财政中积年的老本也几乎吃光了。这一行动给明末财政造成的无形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用加派的方法把财政危机转嫁到人民身上，不过是剜肉补疮，以长治久安来换取一时的消费。何况，搜括加派并没有真正解决魏忠贤政府财政方面的窘迫。大量的额外收入只是使得管理军需财务和国家工程的官僚和太监们花钱花顺了手，却不足以抵消国家无止无休的消费和执事者永不厌足的贪污。到崇祯帝即位的时候，魏忠贤政权不但用光了历朝积蓄下来的各级府库底子，而且造成了大笔的赤字亏空。

混乱、困窘的财政是崇祯帝继承下来的第二宗政治遗产。在这方面，新统治者甚至连表面上的拨乱反正也做不到了，而只能沿着其前辈确定的方向迅速滑向深渊。崇祯年间用兵的事情多，加派之饷也增得多，但似乎饷越加而越是不足，于是只好加而又加。崇祯三年（1630年），原额“辽饷”在每亩九厘之外又加征三厘；崇祯十年（1637年），每亩再加粮六合，天下增赋共折银280万余，称作“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年）又设“练饷”，加派730万两。这样，崇祯末年仅正项加派总额已达年1670万两以上，超出了正税之额，再加上各式各样的杂派，又不知道有多少。在这个贫困的帝国中，民力是有限的，敲骨吸髓的无限加派终于使得人民不堪于命，明朝至此也就亡了。

大饥馑

魏忠贤政权似乎很不利于天时，执政三年中各地旱潦频繁，天灾几乎没有停顿过。天启五年江南大水；山东是“飞蝗蔽天，凡有落处，秋禾一时荡尽”；［书目24，卷二，第72页。］西北地区则亢旱无雨，几乎颗粒无收。天启六年的情况更差，西北继续大旱；江南则由水灾转为旱灾；“北直、河南、山东等处苦旱又苦蝗，麦田业已失望，秋成又不知如何，民穷财尽”，“徐淮之间饥民啸聚”；［书目1，卷七十二，第70册，第3434页；卷七十三，第3457页。］五六月间京师、山东、河南、山西等多处发生地震，房倒屋塌，伤人甚众。天启七年，西北地区连续第三年大旱；江南又闹起虫灾，禾稼靡烂；华中的河南地区则是旱、蝗交加；浙江七府都遭到二百年未见的大水灾，“风雨飙至，波浪翻空，飘瓦飞砖，拔木掩栋，势若千军之沓至”，［书目24，卷四，第97页。］民众淹没漂流者计十余万；与此同时，北方各地的大地震仍然余波未尽。

这样的天灾遇上魏忠贤专权的政治浑沌时期，破坏性又有成倍的增加。中国地域辽阔，在全国范围内，差不多年年都难免遇到自然灾害。历代王朝当其政通人和之时，大多有一套救灾办法，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较为初级的方式是减免税收，以苏民困；如果灾荒特别严重，政府还会出面筹集调拨资金、粮食、物资直接赈灾（包括以工代赈的方式）。但魏忠贤政府显然根本就没把救灾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遍查天启五年至七年的《实录》，阉党臣僚在奏疏中报告各处灾情的相当少，偶有论及者，则多数只是报闻而已，当局者极少拿出积极的处理意见。无锡府五县自天启四年至七年连续四年大灾，人民已无生路，“或夫妇临田大哭，携手溺河；或哭罢归，闭门自缢；或闻邻家自尽，相与效尤。”［书目24，卷五，第105页。］在这种情况下，无锡知府入京朝觐时请求将应交漕粮改为折色，用银两暂替稻米，以缓解粮食的极度短缺。这实在是个最低限度的请求，但阉党政府的有关部门对此竟然坚决拒绝。江南各府的漕粮负担本已十分沉重，在接连数年几乎颗粒无收，米珠薪桂的时候，仍然要逼迫当地人民按本色交纳粮食，实在是不给人一点活路。可见，天灾固然可怕，但同人祸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更加暴虐百倍。

即使在没有遭灾的地区，由于官府的加派、杂派等横征暴敛，吏治的极度腐败，人民同样很难生活下去。天启七年，著名学者吴应箕路过河南真阳（今正阳），见到处处皆是荒芜的田地。当地人告诉他：“本县马户差徭苛急，每报一人，人不堪役，则先卖其牛、弃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于是相率而荒，日甚一日。”［吴应箕《楼山堂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12月第一版，卷十四，第2册，第159－160页。］这类由苛严赋役造成的大批农民撂荒逃亡的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暂时没有逃亡的由于要兼负逃亡者的赋役，实在不堪忍受也只好跟着逃亡。逃亡者越多，普通百姓的负担就越重；而负担越重，百姓就越要逃亡。这样的恶性循环在天启末年造成了大批流民，这些人再加上从灾区逃出来的难民，形成了一股给社会带来极大不安的力量。

灾区的饥民得不到赈济，不能减免沉重赋役，眼前几乎是必死之路。逃亡的流民背井离乡，无资无产，在全国性的大饥馑中求生也极其困难。再加上一些贪黩的地方官员只顾尽快捞钱，不论处于何种情况下都绝不有所收敛。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与其等死不如以死抗争一下，于是饥民和流民就演化成“暴民”、“流贼”。陕西的状况大致就是这样。当时陕西巡抚乔应甲、延绥巡抚朱童蒙都是阉党分子，又都是有名的虐民贪官，加以连年亢旱，不堪于命的百姓终于起事。“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维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始聚为盗，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盗由此而始。”［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台湾广文书局1969年7月第一版，卷一，第一册，第26页。］这又是另一个恶性循环：“盗”愈多而饥愈甚，饥愈甚则“盗”愈多。天启时这一循环尚在初级阶段，正史始纪“流贼”在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陕西流贼起，由保宁犯广元。”［书目3，卷二十二，第2册，第305页。］这还是小股，又在陕西南部，只是陕西人民大起义的一个前奏曲。第二年，澄县饥民又起事，杀死知县张斗耀。再以后，各处人民的暴动就此起彼伏，不可收拾了。陕西以外，其他各省同样是一触即发之势。天启六年间，河南灵宝有李宗善聚众四千余人，“焚劫攻县，擒杀乡兵。”［书目1，卷七十二，第70册，第3495页。］甚至京城附近的辇毂之地也出现了“强寇横劫无忌”的情况。

天启末年社会上还有另一个巨大隐患，就是所谓“逃卒”，据说是“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众抢掠，渐以蔓延。”［书目38，第27页。］这种状况完全是阉党政府在军政上的一团混乱造成的，而一旦出现“逃卒”遍天下的局面，实在已很难收拾。这些逃卒曾服务于有组织的暴力集团，啸聚起来立即形成一些准军事组织，平时尚不致酿大乱，而在民心鼎沸的大灾年却足以“倡乱”起事。事实上，崇祯初年人民起义中有许多支以逃卒为基础的队伍，起义首领中也颇多行武出身者。

连年天灾人祸造成了帝国大片土地上出现饿殍遍野的惨景，造就了数以千万计的垂垂于死亡线上的饥民、饥军，这就是魏忠贤为崇祯皇帝留下的第三宗政治遗产。崇祯帝接手政权之后，自然灾害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而在饥饿中挣扎了几年的灾民们却已经不能忍耐了，一场大风暴迫在眉睫。

我们已经看到，在魏忠贤专权时期，人民以暴力进行的反抗大体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以苏州民变为代表，暴动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魏忠贤和阉党集团。对于崇祯政权来讲，人民的这种反抗情绪是一股积极力量，是崇祯帝发动政变的重要社会基础。魏忠贤垮台后，苏州市民很激动愉快了一阵子，同阉党抗争的英雄们此时大都对崇祯帝的圣德感戴涕零。第二类反抗就是陕西“流贼”一流，是饥民、饥兵们在生存本能驱使下的抗争。这种抗争的矛头自觉不自觉地指向了整个统治集团，对王朝的旧秩序有极大的破坏性。这样的暴力行动不论对于魏忠贤还是对于崇祯帝都是一种灾难。只不过，在魏忠贤时期它还处在准备、酝酿阶段，而在崇祯时期，这灾难却全面爆发了。

崇祯初年，陕西等处的饥馑已经发展到极点。行人司行人马懋才陈奏家乡延安府灾情，说崇祯元年“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而后发展到“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死者枕籍，臭气薰天。（安塞）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书目24，卷5，第106页。］在如此凄惨的境况中，人民只有造反。

这年冬天，西安府白水县王二纠合山西逃兵暴动起事，掠蒲城之孝童镇、韩城之淄川镇；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并起，攻城池，杀官吏，旬月间，各支起事队伍已发展至数万人。后来陕北的农民义军几经起伏，终于汇成了李自成部和张献忠部两大集团，各自完成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李自成部还攻入北京，逼得崇祯帝上了吊。这后面的发展，不应再由魏忠贤政权负全部责任，但大乱的种子毕竟是魏忠贤的时代播下的。所以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在对农民军切齿痛恨的同时才总忘不了对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切齿痛恨一番。

边防破败、财政拮据、饥民遍野，魏忠贤政权留给其继承者的这个烂摊子，即便一个精诚团结又极具政治智慧的高效统治集团也难于收拾。而崇祯时期的政治实况却是：官场中的门户之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各级官僚在朋党之争中表现出大智慧，而一旦触及实务，却又相互纠缠，八方掣肘。这种耗尽崇祯政权内力的无止无休的门户之争，其实也可以算是魏忠贤的另一项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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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忠贤的政治遗产（二）

“逆案”

崇祯初年朝局中的最大事件就是钦定了一个“逆案”。

魏忠贤、崔呈秀死去并被定为“大逆”之后，要求清除其党羽的呼声甚高。早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就有人提出追究被称为“五虎”、“五彪”、“十孩儿”的魏氏死党。后得旨：“五虎李夔龙等，附权邀擢，机锋势焰，赫赫逼人；五彪田尔耕等，颐指佐威，杀人草菅，幽困累累，沉冤莫白。……虎彪俱照各官前级，着法司并行依律拟罪，以伸国法。”［书目18，卷八，第117页。］不久案成，吴淳夫、李夔龙等“五虎”发附近卫所充军终身，并各追赃银数千两；田尔耕、许显纯判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发边卫充军。不久，上疏诬陷张皇后的刘志选、梁梦环，主持过刘铎案的原刑部尚书薛贞也被人检举，先后被逮捕。但舆论对于许多魏忠贤的党羽仍然逍遥法外还是十分不平，对已经处理的也觉量刑太轻。

不知是由于同情舆论还是要利用民心，或许也是出于自己在几年的被压抑中积聚的怨恨，崇祯帝对魏氏党羽的敌忾情绪也不亚于当年受过迫害者。定立逆案，以把魏忠贤的亲信党羽全部打入网内，分别处分的设想自崇祯元年已由一些御史提出，内阁韩爌、钱龙锡等人老成厚道，不愿给朝廷树怨太广，最初仅在案中列四五十人。崇祯帝对此大不以为然，命再广为搜罗，并且确定了立案的宗旨：“惟是首开谄附，倾心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期服天下之心。”同时还规定了处分的原则：“皆当重处，在外各官，轻者至为民止。”［书目6，第219－220页。］内阁只得又补入数十人，崇祯帝却仍不能满意。在一次召对内阁成员及吏部尚书时，崇祯帝拿出一大包袱魏忠贤时期群臣上疏的原稿，都是颂扬魏忠贤或为之出谋划策的，让阁臣一一按入逆案中。韩爌等人推说“臣等职司票拟，三尺法非所习也。”吏部尚书王永光也表示“吏部止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书目8，卷九十，第6册，第5468页。］－－都是以消极方法抵制皇帝的决定。但崇祯帝极其自以为是，一下决心是绝不会回头的。内阁、吏部声称不懂刑名法律，他就命刑部等司法部门也参加制定逆案，众臣只得唯唯。直到逆案最后确定之前，崇祯帝还亲自指定在逆案中加入了包括原大学士张瑞图、来宗道在内的69人。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九日，逆案定，案中共开魏忠贤等255人，分为八大类。魏忠贤、客氏为首逆，凌迟处死。“首逆同谋”6人，除崔呈秀外，魏良卿、侯国兴是戚属，李朝钦等三人均为魏忠贤的亲随太监，斩决不待时（其中刘若愚地位较低，情况特殊，后来未被处决）。“交结近侍”19人，斩秋后处决，其中文臣11人，包括吴淳夫（前工部尚书）、田吉（前兵部尚书）、李夔龙（前左副都御史）、倪文焕（前太常寺卿）等“五虎”，（据说“五虎”中本来有前工部尚书孙杰，但有人上下其手，为其开脱，后将崔呈秀易入“五虎”之列，而孙杰仅被处理作“输赎为民”。）带头诬陷张皇后的刘志选和梁梦环，以及前刑部尚书薛贞、前兵部尚书刘诏等人；武职、勋戚7人，包括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倡议在国子监为魏忠贤建生祠的那位监生陆万龄。以上判处死刑的共27人。“交结近侍次等”11人，都被判处充军，其中文臣9人，包括前内阁大学士魏广微、前吏部尚书周应秋（十狗之首）、前兵部尚书霍维华、前加衔尚书徐大化、首建生祠的潘汝祯及杨维垣等，其余两人郭钦、李之才都是武职。第五类“逆孽军犯”28人，均为已经充军的魏、客“私人”，都是其家属和贴身太监。以上判处充军的共39人。第六类“交结近侍又次等”共129人，全部处徒刑三年，“输赎为民”，均为文臣，包括前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前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桢、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凤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范世济、张朴等人，从东林党中造反出来的阮大铖、傅ＺＺ16亦在此列。第七类“谄附拥戴”16人，全部是太监，包括王体乾及李实等，均“著革去冠带，为民当差”。第八类“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的，共计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前尚书房壮丽、董可威、李思诚、王之臣等44人。逆案定后，立即颁布天下，案中有关人员均遭处置。

纵观逆案，其特点一是涉及面广大，一案网罗二百多人，而且文臣武将、京职外任、内监宫女，无所不包；二是罹案人员位高爵显，据统计，其中文武大员官居一品的就有35人，文臣中任尚书及加尚书衔的有44人，入阁担任过大学士的有8人，至于侍郎、京卿、总督、巡抚以及位居要津的御史、给事中就更多了；三是处分较重，以一案而处死近三十人，而且其中多重臣，这种情况除了明初朱元璋实行政治恐怖的时期及“靖难”、“夺门”等非常时期外，在明代是极少见的。

在魏忠贤之后出现一个网罗极广、处分极严的逆案，实在是历史对魏忠贤集团数年倒行逆施的一个必然反动。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执政三年，干了那么多坏事，害了那么多好人，把个国家糟踏得不成样子，弄得天怒人怨，一朝垮台，当然要遭到清算。在受害者和一般官绅民众一方面，基于仇恨或是义愤，大多唯恐除恶不能尽，惩办不能严；而新统治者崇祯皇帝又正要利用官民的情绪，自然也要广罗严办。有了这样的基础，逆案办成如此模样应该是不可避免的。

逆案中遭受极刑的人大体上都是罪有应得。如所谓“五彪”，均为秘密警察头子，几年中禀承魏忠贤之旨，残害忠良，草菅人命，血债累累，确实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五虎”等人把持朝局，颠倒是非，令人痛恨切齿，情况同“五彪”也差不多。还有一些人是在个别事件上伤人太众。象被定为斩监候的许志吉，仅为六品的大理寺正，在阉党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但在天启六年，东厂和阉党官员通同敲诈徽州地方富户吴养春等人，由于扰民太甚，“民不堪命，群起鼓噪”。［书目15，卷三，第106页。］许志吉当时还是大理寺评事，受命前往徽州平息事变。他完全站在东厂的立场，残酷地镇压了闹事者，并且大肆株连，勒索无度，在江南士绅和民众中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因此在定逆案的时候，这个本来无足轻重的许志吉就得到“矫旨派赃，附逆流毒，黄山一案，重辟何辞”四句考语，定为死刑重犯。［书目6，第224页。］

其余如刘志选、倪文焕、陆万龄等人，都是人格上太恶劣，行事又太无耻，终于给自己招致一个斩首的下场，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作恶太多了，报应必然也就惨烈。

逆案定立之后，阉党只能忍气吞声，原来被压抑的东林党人则扬眉吐气。但是，明末朝廷内外的朋党之争、门户之见并没有因为时局的这种变化而消失，反而在新形势下又有了新的发展。魏忠贤统治时期阉党为朋党之争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是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无他，在反其所为而已。”［亓诗教语，书目1，卷六十五，第69册，第3088页。］自封为君子的阉党对于东林正是这样做的。在天地翻复之后，东林君子们同样以处处反其所为的精神对付一切“小人”。他们大概没有想到，在处处反“小人”所为的这条基本原则方面，他们却恰恰是同“小人”们完全一致的。

翻案与党争

总体上说，定逆案顺乎民心天意。但定这样一个逆案并不是没有副作用。首先是网罗太广，其中就难免有误伤的人。如在逆案中列入第八类的吕云鹏，原本是南京御史，只是由于同东林意见不合，告病在家，天启四年冬被阉党擢升大理寺丞，就是所谓“京卿”了。但他对魏忠贤一伙的作为不以为然，不久就乞差出京，以远避污浊的政治中心。除了在那次升转狂潮中被骤然提拔之外，此人与阉党并无其他瓜葛，被打成阉党显然是同当事者的宗派情绪有关。又如给事中虞廷陛，判语上说他“参赵南星等，荐李夔龙等，不协公论”。其实所谓参赵南星只是东林中一部分人的误会，并非事实，而且他本人后来又是被阉党执政者削夺过的，反过来又被打成阉党，真是两面不好作人了。

夏允彝在其所著《幸存录·门户杂志》中论及逆案，认为“此何等事，而草草报入，致被处者屡思翻案，持局者日费提防，纠缠不已。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则当局者之咎也。”［见上海书店《明季稗史初编》，1988年1月第一版，第304－305页。］其说是相当中肯的。崇祯政府用搞运动的方式，整批地处理前朝政治遗留问题，效果肯定不如就事论事一件一件地慎重个案处理。因为逆案一成，入于其中的无论是罪大恶极的还是情理可恕的，甚至误罹其祸的，都在昭示全国的过程中自然混杂成一个整体，再加上他们的亲朋故旧，形成一股冀图翻案的势力。既然有这样一股势力，朝中政治就不可能不受影响。“持局者日费提防”，自然要耗掉政治家们许多的精力；而持局者中不同派别集团在明争暗斗中又会把这股势力考虑为积极或消极的筹码，就“纠缠不已”。

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怕就怕存在着一个事关重大又牵涉极广的“案”。有“案”就会有坚持与翻案之争，不论是明显的还是潜在的，就会造成绵绵不尽的政治纠纷与政治混乱，还会给下一轮政治中的野心家们提供无限的契机。所有这类“案”都会成为政治阴谋的工具，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几乎没有不翻的“案”，有时还会翻来翻去，几经反复。这一点，“逆案”也不例外。

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陷落，福王朱由崧被南方的明朝大臣们拥立于南京，即弘光帝。在弘光朝被信用的恰恰是逆案中阮大铖等人。阮大铖有罪于东林，但很早就被阉党核心集团排挤出政治圈子。只因在逆案中被定为论徒三年，这位颇不甘寂寞的阮大铖当然要作积极的翻案派。他在弘光政权中出任兵部尚书，又与内阁马士英沆瀣一气，再加上弘光帝出自郑贵妃一系，在历史上同东林党本有间隙，于是逆案在弘光朝大有必翻之势。弘光元年（1645年）刘廷元、吕纯如、王绍徽、徐兆魁等一大批逆案中人被分别“予谥荫祭葬”或“复原官”，［书目25，卷三，第161页。］对万历末年以来朝中的种种是是非非也一反崇祯时期的结论进行了再评价，所谓“逆案”基本上翻过来了。只是这案翻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阮大铖们的翻案活动把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弘光王朝搅得支离破碎，只几个月功夫清兵已经长驱直入，弘光朝就崩溃了。这以后，为大明朝死节的既有东林余绪的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也有阉党中的著名人物杨维垣和张捷等，而投降仕清的同样是两党中各有人在，在生死存亡的大关节上，牢不可破的朋党畛域才终于打破了。

崇祯朝的门户之争还不止于翻案与反翻案这一条战线。魏忠贤党倒台之后，东林党人再一次议论起那永远议论不完的“三案”来，崇祯元年五月，根据东林的建议，朝廷命毁《三朝要典》之版。这一举动标志着皇帝与最高当局对历史的再评价，东林党人在争“国本”、争“三案”中的行为重新成了忠直之举。而他们在不久前同魏忠贤进行的一场恶斗，更显示出东林党人的勇敢和正义。东林人士在魏忠贤统治时期受尽迫害，一朝翻身，难免锐意进取，于功名心上过于迫切。加上多年党争的积习，一在朋党之中，常会有“非我同道，即是仇敌”这样的偏激观念，在政治局势大变动之初，东林党人颇为不可一世的时候，又难免要把同自己关系不那么密切融恰的都看作阉党漏网余孽，对其鄙薄乃至敌视。因此在崇祯初年，以东林为一方，以与东林颇有成见的一些官员为另一方，朋党之争的激烈甚至超过了万历、天启时期。

还在崇祯元年，为了推举辅臣的事，东林党人就同反对派大战起来。该年十一月，崇祯帝打算进一步补充内阁，命廷臣会推。当时已经还阳的东林党人暗中把持，廷推十一人，其中钱谦益、孙慎行、曹于汴均是东林中著名的骨干人物，而成基命、何如宠等亦曾因与杨、左诸人交好而在魏忠贤统治期间被解职。另一方面，当时很有希望入阁的温体仁、周延儒却没有被推举。温体仁在魏忠贤时期任礼部侍郎，但没有参与过阉党的政治阴谋，也没有无耻吹捧逢迎过魏忠贤等人，因而在崇祯初年晋升为礼部尚书衔，协理詹事府事。周延儒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状元，少年得志，天启末年任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同样没有什么追随阉党的劣迹，在崇祯帝即位后调升礼部右侍郎。按照惯例，温、周这样翰林出身的礼部高级官员是应该被推为内阁候选人的，但两人都非东林同道，又是在魏忠贤体制下作过高官的人，因而颇为东林所忌，才遭到了排挤。两个人不服，就由温体仁出头，利用多年前一次糊涂不清的科场案为口实，上疏攻击人称“东林浪子”的钱谦益。崇祯帝当时很看重年轻精干的周延儒，对于这次廷推未列其名也有怀疑，于是召百官讯问。双方就在皇帝面前撕破脸面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温体仁为人阴柔老辣，面对咄咄逼人的东林君子毫不屈服，一口咬定当年钱谦益主考曾通关节，如今又把持会推，结党欺君。而且还侃侃而言说是“臣孑身孤立，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臣疏既出，不惟谦益恨臣，凡谦益之党，无不恨臣，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臣叨九列之末，不想见上焦劳于上，诸臣皆不以戒慎为念，不得不参。恳乞皇上罢臣归里，以避凶锋！”［书目23，卷二，第34页。］周延儒也跟着帮了腔。东林方面虽然激烈争辩，却没能在皇帝面前挽回影响。崇祯帝当面斥责了东林诸臣会推不公，命钱谦益回籍听勘，同时对廷推的全部人员一个也没有点用。而在不久之后，周延儒、温体仁却先后入阁，后来还都当到了首辅。

东林党人在这次廷辩失败后，终于认清了当前的大敌就是温体仁和周延儒，于是组织台、省力量，对其大肆攻击，所指无非是“庇私党、排异己”，及“将翻逆案”之类。温、周居高位，自然也有人帮衬，这样朝中又成了不两立之势。如果操执权柄的皇帝糊涂一点，由着朝臣中两党相互制约，自然平衡，也许还不至于坏大事。而崇祯帝偏偏是个自大狂，以为天下再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聪明，一定要硬插到党争中去，立誓铲除朋党。谁知朋党愈铲而愈盛，聪明些的大臣如温体仁辈，不过借着铲除朋党之名而行党争之实。在新的形势下，东林党人也改变了以往只知切谏直争的迂腐作风，转而采取政客的阴谋手段。这样到了崇祯后期，党争一发不可收拾，一些军国大事、粮饷急务差不多都由崇祯帝一个人忙碌了，而朝臣们则把心思全都用在争党派意气、党派权力上，只有相互掣肘。

此外，崇祯时期的党争还从朝廷漫延到了社会。明末党争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不能不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崇祯初年，野心勃勃的太仓学阀张溥组织起一个成员遍及数省的士子社团“复社”，公开打起拥护东林的旗帜，广泛收罗东林党人的弟子遗孤。“复社”一度势力浩大，不但点评天下文章，而且把持中央和地方的科举考试，甚至还要操纵朝廷中的大政。“复社”中著名活动家吴昌时交通厂卫、内监，“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书目3，卷三百八，第26册，第7929页。］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居然搬倒了温体仁一党的首席大学士薛国观，为东林立下大功。（不久后薛国观又被崇祯帝赐死；但仅仅两年之后，吴昌时自己也死在崇祯帝的屠刀下。党争的后果，常常就是如此！）为了对抗“复社”的势力，反对派也搞结社。阮大铖就在皖中暗中主持过一个“中江文社”，“六皖知名人士皆在，府君与三伯与焉。首事潘次鲁、方圣羽也。次鲁为阉党汝祯子，圣羽则皖髯（阮大铖）门人。”［钱撝*（金采）《田间府君年谱》，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一版，第141页。］这个“中江文社”显然又是阉党“余孽”的外围组织。

朋党之争由官场扩散到学坛，参加党争的由文官官僚普及到一般士子，朝野交错，热闹非凡，而明朝的气数就在这热闹中渐渐地油尽灯枯。国事日非而党争愈烈，党争至于极则国事无可药救。后人论及，说“明季北都南都之沦没，皆由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专事内讧，无高瞻远瞩之识，无和衷共济之量，遂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故明社之亡，列于党争者皆有罪焉。”［朱希祖《跋〈幸存录〉》，见《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第一版，第363页。］此说还是有道理的。

东林党人于受尽苦难之后，意气特别风发，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一番意气之后，得到的却是国祚的绝亡，这就大大违背了东林君子们的初“忠”。唐代无名氏诗云：烈风拔大树，未拔根已露，上有寄生草，依依犹未悟。［见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5月第一版，卷六，第180页。］门户之见闹得热火朝天的东林党人和他们的反对派颇有些象那目光短浅的寄生草，太不了解自己所依大树的危险状况了。

明末的党争早在万历中期已现端倪，经“三案”之后而愈烈，并不是全由魏忠贤专制而引起的，但魏忠贤集团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制定《三朝要典》，以“三案”中的不同立场划线，明确了东林与否的畛域；又造《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等党人名册，流毒天下。这样，东林党人在被迫害当中反倒由仅有“党”之名而发展为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切实的组织成分了。这无疑为后来更加激烈的党争打下了基础。而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引发的历史反动，结党营私给朝局带来的巨大影响，都为崇祯朝党争留下了浓重的伏笔。魏忠贤政权本来就是实行的宗派主义统治，而这一阶段的统治又为后来内耗巨大的宗派主义斗争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在魏忠贤给崇祯留下的政治遗产中，这朋党的隐患也许比边患、财匮、民饥有更大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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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点余波

魏忠贤死后，当初对他那种捧到天上去了的颂扬之辞一下子都变成了恶毒的贬损和谩骂。再后一点，当一些比较严肃的历史著作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对魏忠贤做出评价的时候，其中仍然极少肯定言辞。最权威的官修正史《明史》卷三百五对他的评价是“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书目3，第26册，第7817页。］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之二十九下则说他“不识字，猜忍自用，人多以傻子目之。”［书目9，第4册，第2634页。］成书更早的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之七十一对魏忠贤个人情况的介绍稍详，说他“少黠慧无籍，好酒善谄，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目不识丁，然亦有胆力，能决断，顾猜狠自用，喜事尚谀。”［书目7，第3册，第1133页。］这段话除了说明魏忠贤是个运动型的人，又是左撇子之外，在能力上对他算是肯定较多的了。

但是，不论这位魏忠贤才能如何平庸，品行怎样低劣，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毕竟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一位明朝的遗民曾说过：“天启奄祸，实削国家三百年之元气。虽遇烈皇拨乱反正，而仁贤云亡，宗社颠隮，竟不足以回上天之眷顾。”［黄宗炎《题周茂兰血书帖黄册》，见《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14册，第197页。］以一人之力，能大伤一个老大帝国积三百年的元气，从某种角度说，也称得上“伟大”二字了。《明史》编撰者大概也考虑到把“奄祸”之恶全算在魏忠贤一个人头上很有些“抬举”他之嫌，就在他的传记末尾外特意加了一笔：“忠贤故呆无他长，其党日夜教之，客氏为内主，群凶煽虐，以是毒痡海内。”［书目3，卷三百五，第26册，第7824页。］这样似乎就可以集体负责了，但集体总要有个代表，在历史记载中和人们的心目中，乱了明朝之政的仍然是那个魏忠贤。

魏忠贤死后，这个国家经过了鼎革换代的巨变，经过了腥风血雨的灾难，人们对于这位曾显赫一时后来又臭名昭著的大太监总算印象淡漠了。后来到了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距魏忠贤之死已经过了七十多年，一位叫张瑗的巡城御史在巡视中突然发现，在西山碧云寺一侧，有魏忠贤的一座极其壮丽的坟墓，“峻宇缭墙，复压数里，郁葱绵亘，金碧辉煌。”［书目34，卷一，第1页。］墓前还有两座大碑并立，一样写着“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完吾魏公之墓”，碑后刻有孝官、孝孙六七十人的姓名，但没有书写年月。张瑗对自己的发见十分震惊，也非常奇怪。一个前朝罪恶滔天、磔尸身后的逆恶太监，怎么会保留下如此辉煌的一座坟墓呢？

其实在张瑗之前，已经有不少人为之惊骇过了。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学者谈迁为了给他的历史巨著《国榷》收集资料，来到北京，八月游西山碧云寺，在魏忠贤的坟前也是“见其墓骇之”。不过当时年代未远，谈迁从寺僧那里打听到了这墓地的缘由，是“忠贤名下苏应宣尝被掠于建州，从清人入燕，立忠贤虚冢。”［书目33，纪邮上，第74页。同书“纪文”，第251页又言：“则名下葛九思尝掠于建州，甲申从入长安，瘗魏氏衣冠也。并列虚祠。”人虽异，事则一也。］想必是鼎革之后，前朝的事情一时无可是非，于是由在新统治集团中略有地位的苏应宣等人牵头，魏忠贤的旧部及孝子贤孙们共同给他立碑设冢。这却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于“伟人”的某种特殊心态。

不过苏应宣等人为魏忠贤所立之冢，也不是从平地而起，而是本有基础的。天启四年十月，工部郎中万燝在疏中称：于三月“过香山碧云寺，亲见忠贤所营坟墓，碑石峥嵘，隧道深閟；翁仲簪朝冠而环列，羊虎接驼马以森罗。制作规模，仿佛陵寝。”［书目16，卷二十二，第五十四叶。］碧云寺侧最初由正德时司礼太监于经为自己经营坟墓，后来历代又有大璫继之，至魏忠贤已是第六座。这是当时风气，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看来到魏忠贤身败自尽之后，他的坟墓只是废圮了，却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崇祯君臣们在忙着对付朋党之争，对付内忧外患，可能腾不出精力顾及这些细节。所以清初再为魏忠贤建立虚冢的时候，只需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整，刻石立碑就行了，用不了许多人工资财。

对这一些历史的情况，清代的巡城御史张瑗始终没有调查清楚，他只是感到惊讶，感到愤怒。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他特地上疏皇帝，提到“恭闻我皇上前岁翠华南幸，命修岳飞之墓，赐题于谦之碑，诚以此二臣者，忠贯日月，义壮山河，故特表而扬之，以风示天下。”但魏忠贤呢，“在故明天启时窃操国柄，屠毒忠良，恶贯满盈……乃畿辅近地，尚留此秽恶之迹，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因此，他请求“敕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刬平其墓，俾天下后世，知凶恶之徒，不能逭宪典于身前，并不能保坟墓于身后。”张瑗的这一请求立即得到了康熙帝的批准，于是魏忠贤这座巍峨的坟墓在屹立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被彻底铲平，再没留下什么痕迹。

永远不被摧毁的坟墓，这世界上大概极少。就是在张瑗奏疏中被作为例证的岳飞和于谦的坟墓，到1966年也都被砸了个粉碎。值得魏忠贤骄傲的是他曾经拥有过，生前有过气象非凡的生祠，死后有过金碧辉煌的墓葬。

（全书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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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和书目

1、《明熹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5月影印《明实录》本。

2、《梁鸿志影印本明熹宗实录》，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5月影印《明熹宗实录》第68册。

3、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

4、陈子龙等先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一版。

5、顾秉谦等撰《三朝要典》，　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2年版。

6、《钦定逆案》，见上海书店1982年12月复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先拨志始》。

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2月第一版。

8、谈迁《国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12月第一版。

9、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一版。

10、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一版。

11、文秉《先拨志始》，上海书店1982年12月复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

12、刘若愚《酌中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12月第一版。

13、刘若愚《明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第一版。

14、吴应箕《两朝剥复录》，清同治二年江西重刻本。

15、李逊之《三朝野记》，上海书店1982年5月复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

16、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明刻本。

17、黄煜辑《碧血录》，见上海书店1982年12月复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先拨志始》。

18、朱长祚《玉镜新谭》，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一版。

19、蒋平阶《东林始末》，上海书店1982年3月复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

20、吴应箕《东林本末》，见上海书店1982年3月复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东林始末》。

21、郑仲夔《耳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年6月第一版。

22、朱祖文《北行日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第14册，1983年6月第一版。

23、《烈皇小识》，上海书店1982年10月复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

24、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一版。

25、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一版。

2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0年9月第一版。

27、孙承泽《山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

28、朱权等著《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一版。

2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2月第一版。

30、王世贞《ＺＺ09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第一版。

31、李东阳等撰《大明会典》，江苏古籍刻印社1989年8月第一版。

32、谈迁《枣林杂俎》，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第32册，1983年12月第一版。

33、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一版。

34、王士ＺＺ40《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

35、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36、傅维麟《明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12月第一版。

37、吴晗缉《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一版。

38、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4年第一版。

39、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5月第一版。

40、吴廷燮《明督抚年表》，中华书局1982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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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索引

1、天启六年初内阁成员、七卿及督抚任职表

2、阉党进士年科表

3、天启四年十一月至天启五年四月对东林的清洗与对阉党的起用情况表

4、天启五年正月至六年十月魏忠贤所受封赏表

5、不同身分者倡建魏忠贤生祠的数目表

6、天启七年一月至七月魏忠贤所受封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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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作品信息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第一章 庸人治国

一、非常时期

宁锦大捷

方震孺案

二、大太监魏忠贤

东宫里的小角色

政治暴发户

不识字的“秉笔”

三、干儿义孙们

遍布要津的阉党

核心集团

政治赌徒

第二章 九千岁----代理皇帝

一、天启皇帝

被教育遗忘的角落

东林党人

“红丸”与“移宫”

二、代理人政治

君主制的难题

两种代理人

三、亲爱者的亲爱者

乳母客氏

“菜户”大魏

太监王安

四、司礼监和批朱权

宫廷秘书班子

批朱权

王振与刘瑾

倾斜的权力三角

第三章 忠臣的悲剧

一、讨魏斗争

数次风波

二十四行大罪

二、两种忠诚

忠臣与忠仆

忠仆之忠 忠臣之忠

臣事君以忠

文死谏

三、朋党的陷阱

君子群而不党

癸亥京察

汪文言案

大清洗

第四章 “圣人”与“魔鬼”

一、合法性论证

重议“三案”

《三朝要典》

标准意识形态

二、“人民公敌”

《东林点将录》

六君子案

三、造神工程

开端：宣传攻势

建祠狂潮

诱惑与压力

造神的异化

第五章 番役横行的世界

一、皇家秘密警察

锦衣卫和东厂

特务专政

督主的威风

二、恐怖统治

道路以目

杀人的文字狱

诏狱惨祸

三、高压下的“稳定”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苏州民变

神人共愤

第六章 专权的崩溃

一、一朝倾覆

老皇帝－－新皇帝

政治太极

土崩瓦解

二、魏忠贤的政治遗产（一）

难靖的边防

大工与加派

大饥馑

三、魏忠贤的政治遗产（二）

“逆案”

翻案与党争

四、一点余波

参考文献和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