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 标题：废墟的花朵

-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 译者：胡小跃

- 责任编辑：黄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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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 | Digital Lab

献给齐娜

给玛丽

给杜格拉斯

一个多嘴的老太

一种灰色的服饰

一头驴子

看着井底的绳子

装芥末的罐子里

插着几朵百合和玫瑰

此路

通往巴黎。

——拉马丁[1]

[1]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法国19世纪浪漫派抒情诗人，主要作品有《沉思集》、《新沉思集》、《诗与宗教和谐集》等。

- 废墟的花朵

◆◆◆ ◆◆◆

11月的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在德莱佩修道院路，沿着聋哑学院的高墙前行。左边，矗立着圣雅克杜欧帕教堂的钟楼，我还记得圣雅克路的拐角有家咖啡馆，在乌尔苏拉影院看完电影后，我常去那里。

人行道上，落着一些枯叶，或者是几页烧焦的旧《加菲奥》词典[1]。这是学校区和修道院区。几个过时的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埃斯特拉帕德、壕沟外护墙、图尔纳福尔、波德费尔路……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害怕。十八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当时，我在圣女日南斐法山的一所中学读书。

我觉得那些地方仍处于60年代初我离开时的状态。它们在那个时期就被抛弃了，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以上。盖鲁萨克路——人们曾撬掉那条僻静小路上的地砖用来筑起街垒——某家旅店的门已被砖封死，大部分窗户都已没有玻璃，但招牌仍然钉在墙上：“未来旅店”。什么未来？30年代的某个大学生，他的未来已经完蛋。他在这家旅店租了一个小房间，就在高等师范学院门口的地方，星期六晚上常邀请老同学去那里玩。人们绕过一片建筑群，去乌尔苏拉影院看电影。我经过铁栅栏和装有百叶窗的白屋，电影院在一楼。大厅里灯光明亮。我可以一直走到瓦尔德格拉斯，我和雅克琳娜曾躲在那个平静的地方，不让侯爵见到她。我们住在皮埃尔—尼古拉路尽头的一家旅店里，靠雅克琳娜卖掉她的毛皮大衣得来的钱生活。星期天下午，小街阳光灿烂。塞维涅学院对面，那座小砖屋门口有几棵女贞树。旅店的阳台上爬满了常春藤，通往大门的走廊上睡着一条狗。

我回到了乌尔姆路。那条小路很荒凉。用不着说，星期天的晚上，在这个学生区，没有任何特别的故事，看起来就像在外省一样，我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巴黎。我的面前就是先贤祠的圆顶。月光下，我害怕独自一人来到这个阴森森的圣殿脚下，于是便拐进罗蒙路，在爱尔兰中学门前停下脚步。有个钟敲响了八点，也许是圣灵修会的大钟，它巨大的外墙就在我右边。又走了几步，便到了埃斯特拉帕德广场[2]。我寻找福塞—圣雅克路26号。在那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栋现代建筑，旧楼可能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拆掉了。

1933年4月24日，一对年轻夫妇神秘自杀，原因不明。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当晚发生在先贤祠附近，福塞—圣雅克路26号T先生和T夫人家中。

于尔班·T先生是个年轻的工程师，化学学校毕业，三年前娶了二十六岁的吉塞尔·S小姐，比他大一岁。T夫人是个漂亮的金发姑娘，身材高挑。而她的丈夫呢，也是个美男子，一头褐发。上一年7月，夫妻俩搬到福塞—圣雅克路26号一楼居住。他们把一个作坊改成了单身公寓。小两口很亲密，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的幸福。

星期六晚上，于尔班·T先生决定跟太太出去吃饭。两人是晚上七点左右离家的，好像半夜两点才回家，还带回两对人。他们罕见地吵吵嚷嚷，门铃声吵醒了邻居。房客们通常都蹑手蹑脚，如今这般吵闹，让人很不习惯。也许在庆贺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凌晨四时许，客人们离开了。接下去的半个小时，寂静无声，只听到两记沉闷的响声。上午九点，一个女邻居走出家门，经过T的房门前，听到有呻吟，她马上就想起来，半夜里好像听见有枪声，她很担心，立即就去敲门。门开了，吉塞尔·T出现在门口，左胸有个很明显的伤口，血慢慢地从那儿流下来。她喃喃地道：“我丈夫！我丈夫！死了。”不一会儿，警长马尼昂先生赶到。吉塞尔·T躺在沙发上呻吟。人们在隔壁房间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痉挛的手中还拿着一把手枪。他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自杀了。

在他旁边，有封被揉皱的信：“我太太自杀了。我们醉了。我也自杀。用不着……”

[1]费里克斯·加菲奥（1870—1937），法国语文学家、教授，他所编写的《加菲奥》是一本拉丁语—法语词典。

[2]原意“吊刑”，这是以前处决犯人的地方，路易十三时期被废除。

◆◆◆ ◆◆◆

据调查，于尔班和吉塞尔夫妇晚餐后好像去了蒙帕纳斯[1]的一家酒吧。另一个晚上，我从福塞—圣雅克路经过天文台黑乎乎的花园，一直走到圆顶饭店和圆亭饭店所在的十字路口。1933年的那个晚上，T夫妇跟我走的是同一条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自60年代以后我就避开的地方。蒙帕纳斯区就像乌尔苏拉修女会一样，总让我想起林中睡美人的城堡。二十岁的时候，我在德朗布尔路的一家旅店住过几个晚上，曾有同样的感觉：我那时就已经觉得蒙帕纳斯像一个死了的街区，正远离巴黎，慢慢地腐烂。下雨的时候，我觉得奥德萨路和德·帕路就像毛毛雨中的布列塔尼[2]港口，布雷斯特人或洛林人一群群地从尚未拆毁的车站里拥出来。这里的寻欢作乐早就结束了。我记得老吉米家的招牌还挂在于根斯路的墙上，缺了两三个字母，被海风刮走了。

那对年轻夫妇是第一次——据1933年的报纸说——到蒙帕纳斯过夜生活。他们是不是晚餐时酒喝得太多了？或仅仅是想在那个晚上打破生活中的平静？有个证人信誓旦旦地说，半夜两点左右，在玛丽娜咖啡馆见到过他们，那是拉斯帕伊大街243号的一家舞厅；还有一个证人说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见到过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女子。警方怕证据不可靠，还出示了他们的照片，因为有许多像于尔班那样的褐发小伙子和像吉塞尔·T那样的金发姑娘。几天来，警方试图查清T夫妇带到福塞—圣雅克路家里的那两对人是什么身份，后来调查就结束了。吉塞尔·T伤重身亡之前还能说话，但记忆已经模糊。是的，他们在蒙帕纳斯遇到了两个女人，完全不认识的两个陌生女人……这两个女人把这对夫妇带到了佩勒[3]，去了一家舞厅，两个男子在那里跟他们见面。然后，大家一起前往一栋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

那天晚上，我沿着他们的足迹来到一个阴森森的街区，蒙帕纳斯大楼给它罩上一层悲伤的面纱。整个白天，它都挡住了阳光，把影子投掷在埃德加—吉内大道和周边的小路上。我走过正被水泥外墙压垮的圆顶饭店，很难相信蒙帕纳斯以前曾有过那么热闹的夜生活……

我究竟是在什么时期住过德朗布尔路的那家旅店？1965年前后吧，认识雅克琳娜的时候，是动身去奥地利的维也纳之前。

我隔壁的房间里住着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男人，我在走廊里碰到过他，后来认识了他。他叫什么？好像是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之类的名字。

他总是衣冠楚楚，衣扣眼里戴着一枚勋章。他多次请我到旅店旁边一家叫“玫瑰花蕾”的酒吧去喝一杯，我不敢拒绝。他好像很喜欢那个地方。

“这里氛围不错……”

他说话带齿音，出身良好的小伙子的那种齿音。他告诉我，他在北非的阿拉伯山区待了三年多，他在那里获得了勋章。但阿尔及利亚战争让他感到恶心，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他经常去接替他父亲，在北部的一个大纺织厂当头。

很快，我就发现，他跟我说的并不是真话。关于那家“纺织厂”，他含糊其辞。有一天，他自相矛盾地向我保证说，他毕业于圣梅西安学校，离开学校后马上就去了阿尔及利亚。然而第二天，他又告诉我说，他只在英国念过书。有时，他的齿音不见了，代而取之的是水手的那种油腔滑调。

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必须去蒙帕纳斯走走，那样才能让这个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突然从虚无中复活过来。我想起来，有一天，我们在雷恩路相遇，他在阴暗的圣普拉西德十字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

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人们好像见过那对夫妻。这个小酒吧在“海盗”的地下一层。斯堪的纳维亚的气氛和“海盗”明亮的木装修与这个黑人酒吧兼舞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下楼梯就知道了：从一楼的鸡尾酒和挪威冷盘，很快就潜入到马提尼克[4]的舞蹈当中。T夫妇是在那里遇到那两个女人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在拉斯帕伊大街，面向当费尔—罗瑟洛的玛丽娜咖啡馆。我记得杜韦尔兹带我和雅克琳娜去过那里，就在拉斯帕伊大街的路口。那次，我也同样不敢拒绝他的邀请。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天天逼我们俩星期六晚上去他的一个女友家，坚持要把她介绍给我们。

她前来给我们开门，在半明半暗的前厅，我看不大清楚她的脸。我们走进客厅，里面的豪华陈设让我吃惊，与杜韦尔兹在德朗布尔路的小房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在那儿给我们作了介绍。我忘了她的名字：一个容貌一般的褐发女人，其中的一边脸，靠近颧骨的地方，横着一道很大的伤疤。

我和雅克琳娜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杜韦尔兹和那个女人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她应该跟杜韦尔兹的年龄差不多：三十五岁的样子。她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你不觉得他们两个都很可爱吗？”杜韦尔兹带着齿音说。

她盯着我们，然后问：“想喝点什么？”

我们之间有点放不开。她给我们端来红酒。

杜韦尔兹喝了一大口。

“你们放松点，”他说，“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她羞涩地投来一个微笑。

“我们甚至差点结婚。不过，她后来不得不嫁给另一个人……”

她没有皱眉头，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笔直，手里端着酒。

“她丈夫常常不在……我们四个可以乘机出去……你们说怎么样？”

“去哪？”雅克琳娜问。

“随你们的便……我们甚至没必要出去。”

他耸耸肩。

“我们在这里很好……不是吗？”

她一直在椅子上坐得很直。她点着一支烟，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杜韦尔兹又喝了一口红酒，然后把杯子放在矮桌上，站起来，向她走去。

“她很漂亮，是吗？”

他把食指放在她脸颊的伤疤上，然后解开她衬衣的扣子，抚摸着她的乳房。她并没有生气。

“我们曾经遭遇过非常严重的车祸。”他说。

她突然一下拨开他的手，重又朝我们笑了笑：

“你们一定饿了……”

她的声音很严肃，好像有一点点口音。

“你能帮我把晚餐端到这里来吗？”她有点不客气地对他说。

“当然。”

他们两人都站了起来。

“冷餐，”她说，“行吗？”

“很好。”雅克琳娜说。

杜韦尔兹搂着那女人的肩膀，把她拉出客厅，然后又从半开的门口伸头进来：

“你们喜欢香槟酒吗？”

他的齿音消失了。

“很喜欢。”雅克琳娜答道。

“马上就来。”

我们独自待在客厅里，几分钟。我搜肠刮肚，尽可能详细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由于炎热，朝着马路的落地窗是半开的。那是在拉斯帕伊大街19号。客厅的角落放着三角钢琴。长沙发和那两张椅子都铺着同样的黑色皮垫。镀银的金属矮桌。一个好像是叫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的人。脸颊上的伤疤。解开的衬衣。射灯或者说是手电强烈的光芒，它只照亮了一小块地方，一小段时间，其他的一切仍处于黑暗之中，因为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事件的结果，准确地说，是不知道那两个人的情况。

我们悄悄地走出了客厅，甚至连门都没有关，就下了电梯。刚才，我们乘坐了电梯，但不是吉塞尔·T说的那种红色的电梯。

[1]蒙帕纳斯，巴黎塞纳河左岸街区，奥德翁路位于该区繁华中心。

[2]布列塔尼是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濒海，寒冷，多风雨。

[3]马恩河上的佩勒是巴黎大区的一个镇，有“巴黎东部珍珠”之称，距巴黎圣母院12公里。

[4]马提尼克，位于加勒比海湾，是法国的一个海外大区。

◆◆◆ ◆◆◆

1933年4月，一家晚报的头版发表了一个侍应的证词，他在佩勒的一家饭店兼舞厅工作。文章的题目如下：

寻找

在那位年轻的化学家及其妻子公寓里过夜的

那两对人

由于夫妻俩都自杀了，瓦尔德格拉斯区警察署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司法行动，但我们还是得知，那对年轻夫妇不仅去了蒙帕纳斯，还去了马恩河边，去了佩勒；他们带回家的不止两个女人，而是两个女人和两个男人……那四个人至今还没有找到。

人们去了佩勒，希望能收集到悲剧发生前几分钟的一些重要细节。

在阿尔图瓦河堤的一家饭店兼舞厅，人们清楚地记得，那两个年轻人曾经来过。

“他们是十点左右来的，”接待他们的那个侍应说，“就他们俩，女的很漂亮，头发金黄，很细……他们坐在那儿，就在阳台下面。他们是否认识被邀请的那几个人？我没有注意。在那个季节，又是星期六晚上，人太多。我好像觉得他们当时并不是特别高兴。总之，我还记得他们是在十一点半结账的。”

很难相信这一证词，因为它说T夫妇是独自去佩勒的，是自己主动去的。而在福塞—圣雅克路那个安静的街区，凡是了解他们生活的人都倾向于认为，星期六晚上，他们是不会去马恩河边的舞厅的。不会的，那天晚上，肯定是在蒙帕纳斯遇到的那两个陌生女人把他们带到佩勒的，正如吉塞尔·T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纳闷，那个侍应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证？难道他把他们与别人搞混了吗？可能性更大的是他不想让探员对那两男两女产生怀疑，他们可能是饭店的常客，而他见到过T夫妇跟他们在一起。蒙帕纳斯的那两个陌生女人认识那两个男人。可是，文章问，吉塞尔·T所说的安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又在哪里呢？

◆◆◆ ◆◆◆

出了玛丽娜咖啡馆，T夫妇和那两个陌生女人可能上了出租车。但悲剧发生的第二天，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探员曾经送那四个客人去佩勒；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半夜两点许，曾把那几对人从佩勒拉到福塞—圣雅克路26号。

当时，从巴黎去马恩河畔的诺让和佩勒，要从巴士底火车站或东站走。从巴士底出发的火车走的是所谓的樊尚线，一直到韦讷伊—莱唐。60年代初，我对那条线还是挺熟的，之后，它被郊区快线[1]取代，巴士底车站也被拆掉盖了歌剧院。

铁路在多梅尼大街的高架桥上通过，桥拱下尽是咖啡馆、仓库和商店。我为什么老是梦到自己沿着那座高架桥往前走？这是在桥拱下、街边梧桐树的影子中看到的：

阿尔马尼特实验室

穹顶汽车修理间

佩耶尔殡葬用品店

科拉多·卡萨德汽修车间

鲁尔德修道院诊所

雷根家具厂

法国大理石

博斯科咖啡馆

钝吻鳄凯斯基耶公司

萨瓦洗车

多梅尼拉丝车间

拉巴蒂咖啡馆

光芒暖气修理

泰斯塔包铁公司

瓦拉迪埃咖啡馆—烟店

夏日的一个夜晚，在博斯科咖啡馆，就在我要去维也纳之前，桌子已经摆放在人行道上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近在咫尺的里昂车站，那里灯光明亮……

火车到了勒伊站，然后是贝莱尔站。它是从蒙当布瓦弗尔门离开巴黎的，经过布拉伊小学，在湖边的圣芒代车站停了一会儿，然后是万塞纳和建造在树林边的马恩河畔的诺让车站。

出了诺让车站，必须步行登上大马路，走到尽头才是佩勒。除非那两个男人是开车来找他们的。

我更觉得他们跟那两个陌生女人从玛丽娜咖啡馆出来之后，在离咖啡馆几米远的地方下了拉斯帕伊地铁站。

地铁直达东站。他们乘坐米卢斯线的火车。穿过圣德尼隧道离开巴黎时，可以居高临下俯看到维莱特屠宰场。火车在庞丹停下，然后沿着乌尔克运河前行，经过努瓦西勒塞克和罗斯尼苏布瓦，便来到了佩勒火车站。他们下车到了河堤，火车通过横跨马恩河的高架桥继续往前开。那两个女人把他们带到阿尔图瓦河堤路的一家饭店兼舞厅里，就在旁边。现在，连同另外两个陌生男人，他们一共是六个人。

我还记得从高架桥脚下起始的阿尔图瓦河堤路。德卢岛就在对面。1964年到1965年期间，我去过那个岛：有个叫克洛德·贝纳尔的人多次邀请我和我的女友雅克琳娜去他家。我曾卖给他一个八音盒和几本旧书。他住在一座度假木屋似的屋子里，有圆肚窗和阳台。有天下午，他在其中的一个阳台上给我们拍照，因为他想试试新相机，不一会儿，他就把彩色照片递给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宝丽莱一次成像照片。

那个克洛德·贝纳尔，四十来岁，从事旧货买卖：他有好几个货栈，在圣卢昂的跳蚤市场有摊档，甚至在克里希大街还有家旧书店，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晚饭后，他用一辆灰色的美洲豹把我和雅克琳娜送回巴黎。几年后，我就完全失去了他的行踪。他的跳蚤市场摊档和克里希大街的旧书店已经不复存在。他在德卢岛家中的电话号码也“已经停止使用”。

我想起他是因为德卢岛。报刊把那个事件称为“可悲的狂欢”，其中有篇文章暗示说，警方已查明T夫妇和那两个女人在阿尔图瓦河堤路的那家饭店兼舞厅遇到过的两个陌生男人之中的一个：那是佩勒的一个居民。对我来说，他只能住在德卢岛。鉴于侍应的证词值得怀疑，我在想，那天晚上，T夫妇和其他两对人是不是真的去了阿尔图瓦河堤路的那家饭店兼舞厅。我更相信，其中一个陌生男人把他们带到了德卢岛，因为带红色电梯的房屋确实就在那里。

今天，我试图重组当时的情形，但我当年去见克洛德·贝纳尔时，从来也不会想到有这事。克洛德·贝纳尔早就不住在那座带阳台和圆肚窗的大木屋里了，花园尽头现在盖了一个木头亭子。

以前的主人是谁？某个叫雅克·亨莱的人？亨莱的照片出现在影院的旧年鉴中，下面有行字：“讲英语，德国人，无口音”。一张英国面孔：金黄色的小胡子，眼睛非常明亮。地址也标明了：雅克·亨莱，“球拍俱乐部”，德卢岛，马恩（塞纳）河畔的诺让，特郎布雷12.00。但在电话号码簿上，那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却是E·J·多泰。岛上的其他老居民，我还发现有：

威廉·H.　　　特郎布雷 33.44

马尼昂·L.　　特郎布雷 22.65

又名亨莱的多泰和另外两个人住在岛上属于马恩河畔的诺让的地方，下面几位住在属于佩勒的地方：

赫韦尔　　　　　　特郎布雷 11.97

韦歇尔·E. L.　　“平静时光”，德卢岛（5月到10月），特郎布雷 09.25

基斯罗夫·P.　　　特郎布雷 09.25

科萨克（德·）　　特郎布雷 27.19

扬（让·E.）　　　“绿廊”，德卢岛，特郎布雷 06.69

水上运动促进协会（特郎布雷00.80）属于马恩河畔的诺让。我相信克洛德·贝纳尔住在东区，属于佩勒的地方。总之，德卢岛就像安第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划分给两个国家：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只是它没有独立罢了，因为它归诺让和佩勒管辖，穿过这个岛的高架桥就是两个地区的分界线。

河边的树丛遮住了克洛德·贝纳尔的住所。他是划着小船到阿尔图瓦码头来接我们的。废弃的花园围着白色的栅栏，一楼有个面向阳台的房间，很大，用作客厅，里面有张长沙发，两张皮椅，一张矮桌和一个砖砌的大壁炉。克洛德·贝纳尔总是独自一人住在那座房子里，好像在那里露营。他邀请我们吃饭，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他曾对我说，他不愿意住在巴黎，他需要新鲜空气，需要靠近有水的地方才能睡得着。

我想，佩勒和德卢岛不会再有乡村的痕迹。克洛德·贝纳尔的房子可能被夷为平地了，河边的树木和河堤也不见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克里希大街他的书店里，那天，我向他兜售二十册《巴尔扎克全集》——“胡西奥寡妇”版——他出价三千法郎，买了这套书。我们谈了一会儿文学。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布封[2]。

客厅的砖砌壁炉上摆放着皮面精装的布封作品集，那是他家唯一引起我注意的书籍。当然，我觉得德卢岛上的那座房子很怪，克洛德·贝纳尔的“旧货商”身份也有点让我感到奇怪，但他经常跟我谈论电影和文学，所以我对他印象不错。

我还记得墙上的木装饰非常沉重，还有些铁饰品，尤其是包着红色绒布的电梯——电梯已经坏了——克洛德·贝纳尔有一天对我们说，老房东安装这架电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上二楼的房间。

那架电梯是1933年4月T夫妇和另外两对人那天晚上来到佩勒留下的唯一痕迹。然后，夫妇俩回到了福塞—圣雅克路那风气良好的街区，但这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为时已晚，他们的命运在佩勒，在德卢岛的那座屋子里已经决定了。

当时，我并不怎么关心被报纸称为“悲剧狂欢”的意外，也没在意客厅角落克洛德·贝纳尔向我们介绍过的那台包着红绒布的电梯的作用。德卢岛及其周围地区对我们来说不过是普通的郊区。从火车站到阿尔图瓦河堤（克洛德·贝纳尔在小船上等我们）的路上，我心想，有了我卖给他《巴尔扎克全集》和旧八音盒得到的钱，我们很快就可以去旅行了。此后不久，我和雅克琳娜就远离了马恩河和佩勒，去了维也纳。那时，我快二十岁了。

[1]郊区快线是巴黎连接郊区的公共铁路系统。

[2]布封（1707—1788），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作家，他用毕生精力经营皇家花园，并用40年时间写成36卷巨册的《自然史》。

◆◆◆ ◆◆◆

我还想再啰嗦几句左岸，因为我是在圣日耳曼德普雷[1]长大的，我上的是洛蒂桥路的社区学校，也去修道院路和符腾堡广场的帕肖修道院听基督教理课。但后来我就尽量不去住过的老街区，因为那里已面目全非。今晚，我觉得蒙帕纳斯的奥德翁路口就跟毛毛雨中的布列塔尼港口一样凄凉。

关于圣日耳曼德普雷，我最后的回忆之一可以追溯到1960年1月18日星期一。那时我十四岁半，逃学，沿着维拉库布莱的机场仓库一直走到克卢瓦德·贝尔尼，然后搭车去了奥尔良门。坐地铁，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下车。我走到波拿巴路尽头，进了一家咖啡馆烟草店，叫“马拉福斯家”，至少我父亲是这样叫的。它的一边是马路，另一边就是河堤。中饭后，我们和他的朋友经常待在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

“去马拉福斯家买几支古巴雪茄。”

那天下午，柜台前站着我母亲认识的一群经常在那儿溜达的街坊。其中有个漂亮的丹麦女人，金色的短发，眼珠是青莲色的。她说着一些土话，与她甜蜜的童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往往是过时的土话。看到我进去，她便问我：

“你来做啥，小老弟？”

我向他们承认说我逃学了。他们沉默着，显得很尴尬。我差点要哭出来。突然，那个女人带着丹麦口音对我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小老弟？”

然后，她用手掌拍着柜台：

“给小老弟来杯威士忌……”

[1]圣日耳曼德普雷，巴黎塞纳河左岸街区。

◆◆◆ ◆◆◆

我仿佛又看见了在克鲁尼咖啡馆二楼打台球的那些人。1月的一个下午，星期六，举行丘吉尔葬礼的那天，我就在那儿。那是1966年，圣米歇尔广场和圣米歇尔大街的咖啡馆全都重修过了，最近几年，又有几家改成了麦当劳，比如说马伊厄咖啡馆，PMU[1]的赌徒们常常聚集在那儿，听机器发出沙沙的声响，报道赛马的结果。

直到60年代末，这个街区一直没变。在68年5月事件[2]中，那里虽然是舞台，但只留下了一些黑白的新闻照片。虽然只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已像巴黎解放时[3]拍的东西一样遥远。

[1]法国赛马公司的首字母缩写。

[2]指法国发生的学生运动。

[3]指1945年二战结束，法国从纳粹手中解放了出来。

◆◆◆ ◆◆◆

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圣米歇尔大街淹没在12月的雾气中。我又想起了某条马路的景象，拉丁区最罕见的马路之一，我相信只有它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终于认出它来了，它呈缓坡而下，通往大街，梦对现实的影响让我觉得屈亚斯路将永远沉浸在60年代初的光线中。一种温柔而澄澈的光线，常让我把它与当时的两部电影联系起来：《劳拉》和《再见菲律宾》[1]。

当时，小街的下方，在一家酒店的一楼，有个电影厅，叫“屈亚斯影院”。7月的一个下午，我无所事事，走进了这家凉爽而黑暗的放映厅，成了唯一的观众。

再往上走一点，便到了圣女日南斐法山，我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拍电影的女性朋友，新浪潮电影，人们当时是这么说的。

昨天下午，我想起了她。当时，我在卢森堡公园的铁栅门前，碰到了一个穿破羊毛套衫的男人，他褐色的头发和鹰钩鼻很像某个人。是的，我经常在一家咖啡馆遇到他，我的那个女性朋友就是在那里跟我约会的。他好像叫弗朗索瓦，绰号叫“哲学家”，也许是因为他在一家私校教哲学。

他没有认出我来，手里拿着一本书，看起来就像个老大学生。这一邂逅让我在二十五年后重新回到了那个街区。我站在这个不曾改变的男人面前，他永远都忠于60年代。我本来是可以跟他说几句话的，但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间隔得太远了，我开不了口。就像一个人被我远远地抛弃在一个荒岛的海边，而我出海了。

今天，我又见到了他，在公园的另一头，他跟一个年轻的金发姑娘在一起。他在郊区快线的出入口前跟她说了一会儿话，那地方原来是卢森堡公园的旧车站。后来，那姑娘下了车站，把他独自扔在那里。

他在圣米歇尔大街的人行道上快步向王家港方向走去，手里一直拿着他的书。我试图跟上他，眼睛盯着他的羊毛套衫，但那灰色的影子最终还是消失在德莱佩修道院的小路上。

我穿过公园。遇到了那个幽灵般的人？在我已经很久没有走过的卢森堡小径？傍晚的暮色中，岁月仿佛混淆了，时间变得透明了。有一天，我陪同那位拍电影的女性朋友，坐着她的敞篷车，从圣女日南斐法山一直开到了圣莫里斯影院。我们沿着河堤出了巴黎，梧桐树的叶子形成了一个圆拱。那是1963年或者是1964年春天的事了。

[1]《劳拉》是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的电影，雅克·德米导演，1961年出品；《再见菲律宾》，法国电影，雅克·罗齐耶导演，1962年出品。

◆◆◆ ◆◆◆

雪在人行道上变成了污泥，克鲁尼的一间间温泉浴室的铁栅栏前，悄悄地堆起一层层货物，树木掉光了叶子，留在我记忆中的这些灰和黑的色调都让我想起维奥莱特·诺齐埃尔。她经常在索邦大学附近维克多库森路的一家酒店和圣米歇尔大街的咖啡宫跟人约会。

维奥莱特是个褐发姑娘，肤色很浅，当时的报纸把她比作一种有毒的花，称她为“毒姑娘”。她在咖啡宫勾搭上两个上衣过于紧身、戴着玳瑁眼镜的伪大学生，让他们相信她在等待一笔遗产，给他们许下大愿：旅行，布加迪跑车[1]。她也许在圣米歇尔大街遇到过刚刚搬到福塞—圣雅克路那座小公寓的T夫妇。

人行道对面，在比咖啡宫地势稍低一点的地方，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西尔维安娜，正在“克鲁尼”的二楼打台球。她不像维奥莱特那样褐发浅肤，而是赤褐色的头发，皮肤的颜色可以叫做：爱尔兰色。她没有在黯淡的拉丁区待太久。人们很快就将看到她出现在蒙马特地区，出现在方塔西奥小酒馆和卡普西娜大街的台球馆，然后又出入米肖迪埃尔路的奥斯曼俱乐部，在那里遇到了她的保护人。礼物、珠宝、奢侈的生活、去诺伊骑马……德占初期，她嫁给了一个贫穷但有帝国侯爵头衔的垂死者……她在自由区，在蓝色海岸[2]住了很长时间，摩纳哥海浴协会的会长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后来回到了占领区……在一个滑稽的场合遇到了一个叫埃迪·帕尼翁的人……但在1933年的那个春天，她仍然住在母亲位于塞纳—马恩地区谢勒镇的家。她坐莫城线的火车来巴黎，在东站下车。根据探员收集到的证据，把T夫妇带到佩勒去的两个女人之一是赤褐发的，好像还不到二十岁，住在东部郊区。可她确实叫西尔维安娜吗？

[1]布加迪，法国具有特色的超级跑车厂之一，二战后消失，曾两度复兴，目前它是大众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2]指法国南部滨海地区，度假胜地。

◆◆◆ ◆◆◆

十一年以后的1944年春，人们在奥斯特里茨河堤路一家小旅店的房间里找到了她。她在那里等待埃迪·帕尼翁，后者从5月份开始走私红酒，从波尔多贩卖到巴黎。

如果要从巴黎去波尔多，他会在晚上把卡车停在旅店对面，河边的人行道上，躲进梧桐树的树荫下。他到房间里来找她。很快就要进行灯火管制。远处，地铁经过贝尔西桥发出的隆隆声打破了寂静。在通往房间的走廊里，透过窗户，还可在暮色中看到奥斯特里茨车站的铁路，但没有火车。大家不禁会问，火车是不是被废弃了。

他们在楼下的咖啡馆吃饭。由于宵禁，门帘窗帘都拉了下来。他们是唯一的客人，吃的是从黑市上弄来的东西，在柜台后面打电话的旅店老板走过来坐在他们桌边。帕尼翁就是为这个人跑运输，从波尔多到巴黎，此人在附近的“红酒市场”有个货栈，就在圣贝尔纳河堤路。吃完饭，旅店老板最后叮嘱帕尼翁几句。她一直把他送到奥斯特里茨河堤路的卡车旁。发动机响了很久，卡车最后才消失在黑暗之中。她回到旅店，躺在没有叠被子的床上。一张铜栏杆的床，墙上贴着旧墙纸，上面印着玫瑰花。一盏吊灯。她很年轻的时候就熟悉这类旅店的房间，她没有回谢勒母亲家的小屋过夜。

她在那里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他会把卡车开回“红酒市场”的货栈，卸下货物，从圣贝尔纳河堤路走到旅店。在那个破旧的房间里，她又见到了她二十岁时非常熟悉的装饰。而我则回忆起童年的往事：肥胖的吕西安·P倒在我父亲办公室的一张皮椅子上。有一天，我听他们说起了那个赤褐色头发的西尔维安娜。是胖子吕西安把她介绍我父亲的吗？或者相反？父亲曾悄悄地告诉过我，30年代初，在跟维奥莱特·诺齐埃尔和西尔维安娜同一时期、同一年龄的时候，他也常去拉丁区。他也许是在克鲁尼咖啡馆打台球时认识后者的。

奥斯特里茨河堤路朝贝尔西桥的方向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巴黎的海关没收仓库，现在还在吗？它曾是德朗西集中营[1]的附属机构。1943年冬，我父亲被关在那里。有天晚上，有人解救了他。埃迪·帕尼翁是后来被人们叫做“洛里斯通街帮”里的人吗？太多的偶然让我相信是这样：西尔维安娜，胖子吕西安……我想找到帕尼翁战前工作过的汽车修理厂。在收集到的一大堆关于他的资料中，有这么一份东西：由于在雨衣的黑市生意中作弊，1944年11月被德国人逮捕，关在精神病院里，后来被绰号为“亨利”的尚贝兰解救，跑去洛里斯通街为后者效劳，但在解放前三个月脱离了洛里斯通街那帮人，和情妇A侯爵夫人隐居在巴比松。他有匹赛马和一辆汽车。给自己找到一份卡车司机的工作，从波尔多往巴黎运酒。

在海关没收仓库门口，我在想，父亲在灯火管制期间走的是哪条路。能保住性命，他应该感到很意外。

在左岸的所有街区当中，从贝尔西桥到植物园铁栅门之间的这段路我觉得最为黑暗。深夜到达奥斯特里茨车站。夜晚，这里有股酒味和煤味。我走过车站和塞纳河边的那一大片被叫做“奥斯特里茨港仓库”的阴森森的建筑。汽车的车灯或手中的手电照亮了圣贝尔纳河堤路自己眼前几米远的地方。现在，酒味和煤味与植物园树叶的味道混淆在一起，我听到了孔雀的叫声，美洲豹和老虎的嘶吼。梧桐树和寂静的“红酒市场”。一股清凉从地窖向我袭来。有人在什么地方滚动着酒桶，阴森的声音渐渐远去。人们好像在“红酒市场”原址盖了高大的水泥建筑，可我在黑暗中徒劳地睁大眼睛，看不见它们。

[1]德朗西，法国东北郊区城镇，纳粹占领期间那里有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

◆◆◆ ◆◆◆

去南边，必须穿过几条隧道：伊索瓦墓地、格拉西埃尔、健康路，不时有个蓝色的灯泡照亮，最后来到蒙苏里阳光灿烂的大街和草场。

过了意大利门就到了这个地方的东部。克勒曼大街通往西面，直到杨树湾地下通道。左边SNECMA[1]的车间像是搁浅在街边的大货轮，尤其是在夜晚，月光倒映在玻璃窗上的时候。稍远一点的地方，左边，是沙莱蒂体育场。水泥地的缝隙里杂草丛生。

我第一次到这个街区是一个星期天，一个朋友带我去沙莱蒂体育场。尽管才十七岁，他却在一家体育报找到了一份小差使。上司让他去看一场跑步比赛，他要我帮他写报道。

看台上的人并不多。我还记得一个比赛者的名字：皮格玛尔。我们问了他几个为什么来参加比赛之类的问题，想让我们的文章内容更加充实点。五点左右，我们去坐21路公共汽车，但久等不来，于是决定步行回巴黎市中心。阳光下的大街空荡荡的。我可以清楚地记得那天的确切日子：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报摊上——不是报亭，而是星期天临时搭建的蓝布摊档——我看到了照片和大字标题，玛丽莲·梦露去世。

过了莎莱蒂，便是大学城，右边是蒙苏里公园。公园旁边的小路尽头，有座带拱形玻璃窗的房屋，飞行员让·梅莫兹就住在那里。在我的脑海里，梅莫兹的影子和SNECMA——一家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工厂，跟附近的奥利机场地区，跟维拉库布莱、布克和图苏勒诺布尔[2]的起降跑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有几家饭店，可以说是乡村饭店。梅莫兹飞行回来所住的那栋房屋的对面，是湖边度假园，平台对面就是蒙苏里公园。往下走一点，在雷耶大街的角落，有座小屋，花园里铺满了砾石。夏天，人们在那里摆上几张桌子，在葡萄藤架下面吃饭。

对我来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整个街区都慢慢地淡出了巴黎。在穆歇将军路尽头，沙莱蒂体育场那边，有两家咖啡馆，其中一家在用唱机播放意大利歌曲。老板娘是个褐发女人，长得很健壮。中午时分，克勒曼大街和约旦大街人迹稀少，沐浴在夏天的阳光下。人行道上的影子和遮挡着破烂乡村的那些赤褐色大楼，让我恍若梦中，仿佛这是在罗马郊区。我沿着蒙苏里公园往前走。树叶替我遮住了阳光。前面就是大学城地铁站。我回到了那个小车站的清凉中。火车不时地来临，似乎要把我们带往奥斯蒂亚[3]沙滩。

[1]国家飞机研究与制造公司（Société nationale d′étude et de construction de moteurs d′aviation）的缩写。

[2]这几个城市都建有机场。

[3]古罗马中部港口。

◆◆◆ ◆◆◆

雅克琳娜在克勒曼大街的那片大楼中租了间房。那是战前在巴黎旧城墙的遗址上盖的。由于有假学生证，我们可以在大学城的食堂吃饭——才五个法郎。食堂大厅的墙上镶着护壁板，大楼像是圣莫里茨或西米埃[1]的旅店。

我们经常在草地上或不同教学楼的大厅里待上几天几夜。大学城里甚至还有一个电影院和一个礼堂。

俨然一个度假胜地，或者是上海以前存在过的国际租界。巴黎旁边的这个中立区，给了它的居民外交豁免权。越过边界——凭借手中的假证件——我们就受到了庇护。

我是在大学城里认识帕切科的。几个月前，我就已经注意到他。那年的一月份，经常下雪，大学城就像个冬季运动场。我在约旦大街多次遇到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栗色大衣、黑丝绒长裤和软皮靴，大衣已经褪色，而且两只袖子过长。他的头发是棕色的，梳到后面，脸也没刮干净，走起路来战战兢兢，好像每一步都怕在雪中滑倒似的。

到了6月，他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他穿着米色的西装，天蓝色的衬衣，鹿皮皮鞋好像是崭新的，头发剪得比以前短，脸比以前刮得干净，看起来像个年轻人。我们是否在窗口朝着约旦大街的大学城咖啡馆聊过天？或者是在巴贝尔小酒店？好像是在咖啡馆，因为我总把帕切科和那种机场氛围联系在一起：塑料和金属的装饰，来往的人说着各种语言，好像在转机似的。而且，帕切科那天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他向我解释说，他在法航工作，但我却不太明白他是航线上的机组成员还是在奥利机场工作。他在“法国外省”宿舍楼有个房间。我觉得奇怪，他那个年龄，怎么能住在大学城里。他给我看了一张学生证，上面注明他是“红酒市场”的科学院的[2]。

我不敢告诉他我以前见过他。他呢，那年冬天是否已经注意到我？他预料到我会问他一些问题吗？或者，他坚信我不会把那个穿软皮靴的流浪汉与站在眼前的这个人联系起来？从他蓝色的目光中猜不到他的任何想法。

那个穿着褪色的栗色上衣、步伐迟疑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那年冬天的风雪中。没有人还记得。除了我。

[1]圣莫里茨，瑞士东南部冬季运动中心；西米埃为法国南部城市尼斯的一个住宅区。

[2]“红酒市场”拆掉后，原址盖了大学城的朱西厄校区。

◆◆◆ ◆◆◆

此后，我们经常在大学城的咖啡厅或雷耶大街的那家小饭店遇到他，那家小饭店的特色是“东方菜肴”。我们谈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对我说，由于要工作，科学院的课他无法门门都上。可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这么说吧……服务员。有时在飞机上，或者在奥利机场的办公室里……或者在荣军院的航空站……每周三天……

他不说了，我也就不再追问。他跟一些摩洛哥学生有来往，那些学生住在大学城的二楼，就在沙莱蒂体育馆后面。跟那些摩洛哥人在一起的还有几个金发的北欧女孩和两个古巴人。星期六晚上，我们跟着这群人去看电影。我们经常在一个北欧女孩的房间里聚会，她住在“德奇·德拉默尔特基金会”[1]，那个建筑群由几栋小楼组成，砖墙上爬满了藤。帕切科请我们大家在雷耶大街那家饭店的葡萄架下吃饭，吃甜点的时候给大家分发礼物——烟丝金黄的香烟、香水、他从奥利机场弄来的“免税”打火机。

有个身材高大的褐发男人经常来找我们玩，他在摩洛哥航空公司工作，几年前曾经住在大学城。帕切科跟他很亲密。也许是因为他，帕切科才认识其他人的。帕切科跟大家一起开心，一起说笑，一起在大学城的草地上晒太阳。他也参与聊天，但我总觉得他在往后缩，我想，这也许是由于他和我们之间年龄差异太大的缘故。

有个星期晚上，他独自一人在咖啡馆里，邀请我和雅克琳娜品尝苹果塔和一种夹生菜的三明治圆面包。我差点要问他那年冬天见到的那个穿褪色大衣的流浪汉的事，幸亏忍住了。我只问他，帕切科是西班牙名字还是葡萄牙名字。

“我父亲是秘鲁人。”

他轮番看着我们，好像想确定把秘密告诉我们不会有任何危险。

“我母亲是半个比利时人，半个法国人，由于她那边的血缘，我成了维克多元帅的后裔。”

我承认，我当时对那个元帅一无所知，只知道凡尔赛门那边有条维克多大街。

“维克多元帅是第一帝国的一个元帅，拿破仑封他为贝吕纳公爵。”

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轻描淡写，好像我们对“维克多”这个名字没有反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小时候，我让别人叫我菲利普·德·贝吕纳，但我无权用这个头衔。”

这么说，他的名字叫菲利普。我们已习惯叫他“帕切科”。对我们来说，“帕切科”既是姓也是名。

“为什么无权使用这个头衔？”

“最后一个贝吕纳公爵只有几个女儿，其中之一就是我的外婆，所以这个头衔就没有了。你真的对这感兴趣吗？”

“是的。”

他这是第一次跟我谈起个人的事情。在这之前，我没有任何参照点：这个人像他的目光一样不可捉摸和滑头。他的年龄本身就很不确定：三十五岁到五十来岁之间。

“‘菲利普·德·贝吕纳’这名字不错，你应该继续让别人这样叫你。”

“是吗？”

他耸耸肩，蓝色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我又回忆起那年冬天穿着褪色的栗色大衣、沿着约旦大街前行的流浪汉，那时候他可能就叫菲利普·德·贝吕纳。

“你是什么时候不让别人叫你菲利普·德·贝吕纳的？”

“你真的感兴趣？”

我们那几个摩洛哥和北欧朋友围过来，坐到我们的桌边，帕切科又谨慎起来。他参加谈话，但只泛泛而谈。我们很晚才离开咖啡馆。帕切科提着我看见过很多次的那个黑皮箱。

我们离开了法国外省大楼的大厅，帕切科就住在这栋楼里。晚上很暖和，我和雅克琳娜坐在一张长凳上，四周是一丛丛的女贞子，挡住了别人的目光。十分钟后，帕切科提着黑皮箱走出了门，也许是由于女贞子的遮挡他才没有注意到我们。我和雅克琳娜屏住呼吸，两人想到一块了：他假装住在法国外省大楼。当他确定不会遇到我们这一小群人中的任何一个时，便离开了那栋楼，前往我们不知道的目的地。

我们等他走了五十来米以后才悄悄地跟上去。到了大学城门口，他往左边，朝奥尔良门的方向走去，身影逐渐消失在夜幕中。他会去哪里呢？他真正的家在哪里？我想象着他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到凡尔赛门，最终来到那条以他的祖先命名的荒凉的大街上。他沿着大街，手里提着皮箱，慢慢地往前走，就像一个梦游者。在夜这么深的时候，他是街上唯一的行人。

[1]由法国化学家德奇·德拉默尔特捐赠给巴黎国际大学城的建筑群，除主楼外还有6栋副楼。

◆◆◆ ◆◆◆

第二天，我们又见到了他。他还是那么干净，脸刮得那么光，穿着米色的西装和鹿皮皮鞋，但没有再提箱子，而是斜挎着英国航空公司的一个海蓝色小旅行袋。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的目光仍像以前那样茫然。最后解开这个人身上谜题的，还是我自己。帕切科，菲利普·德·贝吕纳。我得借助这两个名字，找到关于他的其他详细资料。那时，为了赚点钱，我已经开始成批买卖图书和各种资料，收集成套的杂志。我试图从经手的年鉴和旧报纸上发现帕切科和德·贝吕纳这两个名字，就像一个拾荒者，用一个小钩，在垃圾堆里翻找东西。

就这样，我收集到了一些情况：最后一个德·贝吕纳公爵，母亲是勒莫斯和维卢比·达西尔维拉家族的英国—葡萄牙后裔。公爵死于1907年，无男性继承人。其小女儿嫁给一个叫费南德——马利——德西雷·韦利·德·于奥特的比利时人，但那个男人是“罗马伯爵”，他们婚生两子一女，女儿叫埃里娅娜。据《世俗年鉴》[1]，1919年，他们全都住在十六区格勒兹路4号的一座私人公馆里。同一个地址确实提到了一个叫里克罗斯·伊佩雷斯·德·帕切科的男人和婚前叫埃里娅娜·德·于奥特的夫人。这两个人无疑是我认识的帕切科的父母。从1927年起——如果年鉴是正确的，这个奇特的家族就从格勒兹路4号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1953年，多姆路4号又出现了一个于奥特——贝吕纳公爵夫人；次年，在同一地址，同一个电话号码：德·帕切科（夫人）。之后，什么都没了。

那天，我乘难得和帕切科在咖啡馆单独见面的机会，悄悄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希望他能给我提供更多关于他的情况。

“1953年，你去多姆路看过你母亲吗？”

一听这话，我发现他好像突然受到了打击，脸色变得刷白。我得乘胜追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他在自我保护。这一细节为什么会使他惊慌失措？我认为找到了一个理由：1953年，1954年……这已经跟他的祖先维克多元帅无关。我们已经危险地接近了现实，接近了一个穿着旧大衣与破皮鞋的流浪汉，去年冬天，这个人曾在约旦大街踽踽而行。我急于想看到当我提起那个人时他有什么反应。他会像那些害怕自己影子的人一样惊跳起来吗？

好几个星期过去，他没有再露面。是否他的工作让他远离了大学城？我去“法国外省”大楼打听是否有个叫帕切科的住宿生。没人知道有叫这个名字的大学生，也不知道有一个短发、穿米色西装和鹿皮皮鞋的五十来岁的男子。晚上，我问我们的那一小群人：

“有帕切科的消息吗？”

“没有。”

我们的摩洛哥和北欧朋友早就不提他了，他已经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没有了帕切科，但生活在继续。下午和晚上待在大草坪上，在蒙苏里公园散步，在雷耶大街的东方饭店的葡萄架下晚餐……我最后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非常偶然，在1946年和1948年的一捆旧报纸中，我发现了两条加边框的短文。第一篇是一份名单，寻人启事，与他们在法国被占时期的活动有关，上面有这么几行字：“菲利普·德·贝吕纳，即帕切科，去年可能死于达豪的集中营里”。但人们对他的死表示怀疑。两年后，1948年，一家报纸在版面下方刊登了另一份被告名单，这些人没有出庭，大家都在寻找他们。名单上的第三号是“菲利普·德·贝吕纳，1918年1月22日生于巴黎，住址不详”。这说明，他的死当时并没有确认。

一个因通敌而被追寻的人，人们不知道他是否活着从达豪集中营出来，他的命运让我感到困惑。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把他拖进这一矛盾的处境中的呢？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在被占期间经历了各种矛盾的事件，在我们永远分别之前几乎什么都没告诉我。这个帕切科也是，刚刚被人瞥见就溜走了，没有给我任何解释。

[1]《世俗年鉴》是一部商业年鉴，1903年起由迪多·博丹公司编撰。

◆◆◆ ◆◆◆

一个星期日晚上，他又出现在大学城的咖啡厅里。时间不早了，塑料贴面的桌子旁边已经没人。我坐在窗边，外面就是约旦大街。当我看到他穿着米色西装和鹿皮皮鞋——头发比平时略长，肤色黝黑——走出来时，心里一惊。他过来坐在我旁边，自然得好像刚离开几分钟去打电话似的。

“我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呢。”我对他说。

“法航派我去摩洛哥的一个机场……在卡萨布兰卡……我不得不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听说你在战争期间曾被关进达豪集中营。”我突然对他说。

“没有。”

他不动声色，眼睛直视，好像害怕我揭露别的秘密似的。

“战后你因通敌而被司法部门传唤，当时你叫菲利普·德·贝吕纳。”

“你弄错了。”

“他们曾一度以为你死于达豪……”

“死？”

他耸耸肩。

“战后他们为什么追捕你？”

他用刀叉把三明治切得很小块很小块。

“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我今晚很累……”

他朝我笑笑，我明白从他嘴里挖不出任何东西。几天以后，朋友们重新聚会时，我们又见面了，但没有再面对面说话。他一如既往，邀请我们到雷耶大街的那家饭店吃晚饭。那天晚上，他在摩洛哥航空公司的一个朋友也来了。根据习惯，他送了我们几盒美国香烟、香水和“免税”的钢笔以及他从卡萨布兰卡带回来的小纪念品。

我不想让他下不了台，没问他是否真的住在“法国外省”里。晚上，我们仍屡次送他到楼前，我看着他登上大台阶，但已经不想再坐在被冬青叶遮挡的长凳上，核实他是否会在几分钟后再出来。

9月的一个傍晚，我们躺在大学城的草坪上，享受最后一道阳光，帕切科指着机场大楼和卡萨布兰卡大街的照片给我们看。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可以看见他穿着制服，站在一栋白色的大楼前，那种白与蓝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阳光灿烂的背景下，一切都很清晰：颜色，白色与蓝色，阳光投到大楼脚下的阴影，空乘浅褐色的制服，帕切科的微笑，旅游飞机闪光耀眼的机身，一切都在背景中。可我却想起了一个叫菲利普·德·贝吕纳的人，他的身影早就消失在浓雾中，其命运模糊得让人以为他战后就已经死了。他甚至不用真名。那个1918年1月11日生于巴黎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童年时期应该是在格勒兹路4号他外祖父母和父母家中度过的。出于好奇，我查阅了电话号码：格勒兹路4号现在是迦勒底[1]教堂所在地。人们也许已经把一楼改成了大殿，用来举办这一东方宗教的仪式。他童年所住的房间保存完好吗？我打算去参加迦勒底宗教仪式的祈祷，然后溜出大殿，去看看那座几层楼高的私人公寓。也许能找到证人，了解一下住在格勒兹路的帕切科。在隔壁大楼，2号，1920年前后住着一个达立普·辛格公主[2]，这个名字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一个星期五晚上，我正在诺曼底海边等待父亲。从巴黎来的火车上下来许多旅客，其中有个褐发女人，身边围着一大群扎着头巾的仆人和穿马裤的英国女孩，好像是陪伴贵妇的。他们有很多箱子，都在往推车上堆。其中一人经过时推了我一下，我跌倒了，伤了膝盖。那女人马上把我扶起来，弯下腰，用手帕和一小瓶香水，动作轻柔地擦干净我膝盖上的伤口。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的脸是那么温柔、漂亮，我被惊呆了。她朝我笑了笑，抚摸着我的头发。车站前面，许多美国轿车在等着她。

“一个印度公主。”父亲对我说。

[1]迦勒底人是古代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居民，两河文明的中心大概在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

[2]全名为索菲亚·达立普·辛格（1876—1948），最后一位锡克大君之女。英国著名的妇女参政论者，曾参与“妇女抗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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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里克罗斯·伊佩雷斯·德·帕切科这孩子寄宿在哪个机构？1938年他二十岁时有哪些朋友？他准备从事什么职业？我想他应该是听天由命了。战争和被占[1]在一个性格模糊的年轻人身上制造了混乱和模糊：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份都不怎么肯定，因为那个时候，他让别人叫他菲利普·德·贝吕纳，似乎想抓住他生命中唯一的参照点，一个十分遥远的参照点：他的祖先，维克多元帅，德·贝吕纳公爵。

他也许是因为交友不慎。1946年的那篇文章明确指出对他和许多人发出了“传票”，其中包括某泽肯多夫“公爵夫人”和某科马诺尔“男爵”。这些贵族头衔和菲利普·德·贝吕纳一样，是真是假？1948年报纸刊登的名单中仍有那三个人的名字。

对通敌头目的后续诉讼：

1.&#9;勒博伯·安德烈，1917年10月6日生于巴黎14区，经纪人。华盛顿路22号。

2.&#9;谢勒·阿尔弗莱德，即“元帅”，1915年3月26日生于河内（印度支那）。家庭住址不详。

3.&#9;菲利普·德·贝吕纳，1918年1月22日生于巴黎，里克罗斯·伊佩雷斯·德·帕切科和埃里娅娜·德·于奥特的儿子，家庭住址不详。

4.&#9;布雷蒙·罗歇，1910年2月24日生于巴黎，别名布勒格诺·罗歇，家庭住址不详。

5.&#9;伊弗勒莫维奇·米奥德拉夫，别名“德拉加”，1911年3月23日生于瓦尔德乔（南斯拉夫），曾住巴黎阿里斯康（16区）广场2号，现住址不详。

6.&#9;路易斯·约塞，别名“樊尚”、“弗里阿尔特·樊尚”，1917年4月26日生于塞斯陶（西班牙）。家庭住址不详。

7.&#9;加勒朗·埃洛伊丝，珀拉兹的妻子，1914年4月24日生于卢安科（西班牙）。家庭住址不详。

8.&#9;德雷特·希尔德加尔德——让娜——卡罗琳娜，冯·泽肯多夫的妻子，1907年2月18日生于马延（德国），曾住巴黎福什路41号，现家庭住址不详。

9.&#9;莱热·伊夫，达尔达内尔人路14号，现家庭住址明确。

10.&#9;瓦什曼·约翰内斯，香榭丽舍大街76号，现家庭住址明确。

11.&#9;费克卢，拜伦爵士路1号，现家庭住址明确。

12.&#9;格勒梅·埃德蒙，别名“皮凯”，“凯玛诺尔男爵”，1905年10月31日生于布鲁塞尔。（诺伊）贝托·杜马路10号，现家庭住址明确。

以上被告1947年11月3日未出庭。

他们全都没有按照塞纳法院院长的法令，出席1948年2月25日的开庭，永远消失了。

菲利普·德·贝吕纳是否真的曾被关到达豪的集中营里？回到巴黎后，为了避开司法清算，他又躲到了哪里？我想象他在夜晚溜进多姆路的那间小公寓，于奥特·德·贝吕纳公爵夫人，即帕切科夫人——他的母亲——悄悄地收留他，因为她肯定是这么对寻找她儿子的警方说的，她儿子已经死了。

为谨慎起见，母子俩往往不在公寓里，而是在大军大街维克多·雨果广场的街区咖啡馆里见面……一天晚上，他们一起去皮埃尔—夏隆路的当铺，母亲抵押了她最后一点值钱的首饰，得来的钱与儿子分掉了。然后，两人又重新回到香榭丽舍大街。那是194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当天刚好发布了法庭的第二次寻人启事，说明司法机关仍然怀疑菲利普·德·贝吕纳的死亡……她在乔治五世地铁站与儿子分手，后者消失在交通高峰期的人流中。

二十年过去了。在一个大草坪上，帕切科给我们看了他在摩洛哥拍的照片，就像一个度假回来的旅游者。也许他以后会邀请我们去“法国外省”大楼的家看他拍摄的幻灯片。总之，是我误会了他。那天晚上，我们全都聚集在餐厅的桌子旁边，我还记得其中一个摩洛哥人和他的瑞典女朋友伴着收音机里的音乐跳起舞来。帕切科也跳，他穿着一件海蓝色的翻领运动衫，戴着太阳镜，头发剪得很短，显得青春焕发。我最后都怀疑此人的出生日期是不是1918年1月22日了。

[1]指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占领。

◆◆◆ ◆◆◆

一星期以后，我和雅克琳娜与帕切科来到沙莱蒂体育场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的旁边放着那个黑色皮箱。

“你们能帮我一个忙吗？”他问。

他知道雅克琳娜住在克勒曼大街的一个房间里。可以把手提箱在那里寄存几天吗？他又得离开巴黎去工作了，不想把这个箱子放在“法国外省”大楼的房间里，因为门没有锁：箱子里面有几件衣服还有一些个人用品，对别人没什么价值。

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克勒曼大街的那栋楼前，但没有上去。他在大院里把手提箱交给了我。

“他们又要派我去摩洛哥……不过我下星期会回来的……我会给你们寄明信片……”

他站在院子中央。我觉得他想告诉我些什么，但下不了决心。我接过手提箱，他双眼茫然地盯着我。

“你们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他递给我一个栗色的大信封。

“这是我今年在科学院报名的资料。周末之前必须送到红酒市场。”

“放心吧。”我对他说。

他握了握我们的手，又抬起头看着我，然后挥了一下手，做了一个告别的动作，突然转过身去。我看见他穿过大街，沿着SNECMA的围墙，朝蒙苏里方向走去。

几天过去，几个月过去，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没有像他允诺的那样从摩洛哥给我们寄明信片来。我们把箱子放在克勒曼大街房间的壁橱里。他交给我的“红酒市场”科学院的注册资料不过是一封申请信，要求作为自由旁听生听课。申请信是以菲利普·德·贝吕纳的名义写的。我们在大学城的朋友对他缺席并没有感到惊奇——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带着几盒美国香烟……但谈起他时，他们说话的口气越来越无所谓，好像他是在走廊上遇到过一次的数百个住宿生中的一个，大家偶然在餐厅同桌吃过一次饭。

◆◆◆ ◆◆◆

一天晚上，我决定打开箱子。我刚刚在蒙苏里公园旁边的巴贝尔咖啡馆的露台上遇到在摩洛哥航空公司工作的那个褐发高个子，便向他打听帕切科的消息。

“我想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将永远待在卡萨布兰卡。”

“您有他的地址吗？”

“没有。”

我敢肯定，他有许多事不想告诉我。

“这么说，他喜欢待在那里？”

“是的。”

回到房间后，我从壁橱里拿出那个黑皮箱。箱子是锁住的，我用刀把它撬开。

里面没什么东西：两年前，我曾在大学城附近注意到的那个流浪汉冬天所穿的褪色大衣；一条黑色绒裤。我在大衣的一个口袋里发现了一个皮制的钱包，已经很破了，我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餐桌上。

一张十年前的身份证，上面写着菲利普·德·贝吕纳的名字，1918年1月22日出生。证件上的地址是：巴黎18区，贝利亚路183号。有一份一折为四的草稿——根据上面划掉和增加的文字，我判断应该是一封信：

主任先生：

我现在在车站对面，奥斯特里茨河堤驳船上的救世军接待中心。那里有食堂、淋浴间和一个暖暖的卧室。去年秋天，我在康达格雷尔路的庇护所住了几个星期，我在那里的一个车间工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只是十五岁以后在饭店（咖啡馆、饭店等）干过活。

我从头到尾给您列出我干过的活：

侍应：1933年至1939年：佩勒，阿尔图瓦河堤路118号，拉弗罗特饭店；

1940（参军）至1942年6月：（14区）阿雷西亚路122号，雷塔马里咖啡馆；

1942年6月至1943年11月：大军路72号，波罗饭店；

1943年11月至1944年8月：（9区）罗雷特圣母院路47号，阿雷克斯饭店；

1949年至1951年，（6区）克普雷路9号，克普雷寄宿公寓守夜人。

我仍被禁止在塞纳省居住。我遗失了所有的证件。

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敬上。

隆巴尔

1954年2月15日，巴黎

除了这封信，钱包里还有一页杂志，也一折为四：文章讲述了1933年那个夜晚的事件。那天晚上，于尔班和吉塞尔夫妇曾从蒙帕纳斯来到佩勒，然后在另外两对人的陪同下回到福塞—圣雅克路。那页杂志上有许多茶色照片，其中有一张上面有佩勒的那家舞厅饭店，另一张是福塞—圣雅克路26号的正门。左边上方，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子，褐色的头发平贴在脑门上：尽管岁月已久，我一下子就认出来，这就是那个所谓的帕切科：弯弓似的眉毛，笔直的鼻子，有点肉嘟嘟的嘴，一切如故。照片旁边有行说明：“夏尔·隆巴尔，佩勒舞厅饭店雇员，那天晚上曾为那对夫妇服务”。

这么说，我交往过几个月的那个人不叫菲利普·帕切科，而是叫夏尔·隆巴尔，以前当过咖啡馆侍应，常出入救世军庇护所，尤其是停泊在奥斯特里茨岸边的驳船。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皮箱留给我？他是想教育我，告诉我现实比我想的更难以捉摸？或者，他只是想抛弃这些残余，肯定自己能在卡萨布兰卡或者其他地方脱胎换骨。

隆巴尔是在哪里又是在什么时期盗用帕切科的身份的呢？证件是1955年发的。所以，帕切科那年依然在世。证件上的照片是我在大学城认识的那个人的，其实他的真名是夏尔·隆巴尔，他巧妙地替换了帕切科的照片，因为上面有警察局的印章。那天晚上，我去了克里尼昂古门附近的贝利亚路183号，看门人告诉我，从来没有一个叫做帕切科的人住在这栋大楼里。

司法机关可能放弃寻找帕切科了。我得知，过了一段时间后，颁布了一个赦免法，赦免那些犯了“通敌”罪的人。根据所有的真实资料，帕切科就是在那个时期从死亡的影子中走出来，给自己申请身份证的。

我想象他一直生活在流浪汉的影子中。在奥斯特里茨河边的驳船上，一个叫隆巴尔的人睡在他隔壁的寝室里。那个人偷了他的证件。在奥斯特里茨那个街区，从车站下面的河堤到植物园之间，一切皆有可能：夜色很黑，夹杂着酒味、煤味和猛兽的吼叫声，有个流浪汉可能从驳船的甲板上掉进了塞纳河，淹死了，谁也没有在意。

隆巴尔偷走帕切科的证件时，是否了解他的过去？总之，他知道菲利普·德·帕切科让人叫他菲利普·德·贝吕纳，是维克多元帅的后裔。我好像仍然听见他在大学城的餐厅用沉闷的声音对我说：“小时候，我让别人叫我菲利普·德·贝吕纳，但我无权用这个头衔。”

在奥斯特里茨驳船的寝室里，帕切科向隆巴尔吐露了隐情，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可为什么他的身份证上的家庭地址是18区贝利亚路183号呢？他母亲还在世吗？在哪儿呢？很多问题的答案可能在警察局的某份档案中。那里应该也有他关在达豪集中营的原因和他犯“通敌”罪的过程。但如何得到那份资料呢？

帕切科是否继续在救世军的各个庇护处寻找庇护？丢了身份证他无所谓。对世人来说，他已经死了很久了……也许他并没有离开奥斯特里茨河边的驳船。

下午，他沿着河堤闲逛，或者去参观植物园，坐在火车站的大厅里送走白天，然后回到驳船上的餐厅吃晚饭，之后便倒在卧室的床板上睡觉。夜色笼罩着那个街区，几年前，我父亲在那里看起来也像个流浪汉。不同的是，他和几百号人被关在巴黎的海关仓库里而不是救世军的慈善会里。

在他朦胧的回忆中浮现出过去的片段：格勒兹路的私人公寓；外祖父母送给他作为圣诞礼物的狗；与一个浅栗色头发的姑娘约会；他们一起去香榭丽舍大街看电影。那时，他叫菲利普·德·贝吕纳。到了被占时期，那些人全都取着滑稽的名字，有着虚假的贵族头衔。谢勒，也叫“元帅”；德拉加，德·泽肯多夫夫人，科马诺尔男爵……

我坐在沙莱蒂体育馆正对面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拼凑起有关菲利普·德·帕切科的假设。我甚至不知道他的长相。我做着笔记。不知不觉中，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促使我写的不是责任，也不是我有特别的才能，仅仅是因为那个我根本无法找到的人太神秘，这些问题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电唱机在我背后播放着一首意大利歌曲。空气中弥漫着汽车轮胎烧焦的味道。一个女孩在约旦大街的树叶下前行。在这8月的下午，她金色的刘海，她的脸颊和绿色的裙子是唯一清新的音符。生活好好的，阳光普照。为什么非要去揭开无法揭开的谜，追逐幽灵。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 ◆◆◆

二十岁的时候，当我穿过艺术桥，从塞纳河左岸来到右岸时，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黑夜已经降临，我最后一次回头，看北极星在法兰西学院的圆顶上方闪耀。

左岸的所有街区对巴黎而言都是乡下。一来到右岸，我就觉得连空气都变轻了。

今天，我在想，我当时穿过艺术桥是要逃避什么。也许是逃避我和我弟弟都很熟悉的那个街区。没有他，那个街区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洛蒂桥路的小学，曾在那里颁奖的6区区政府，我们在花神咖啡馆门前等待63路公共汽车去布洛涅森林……很久以来，走在左岸的某些马路上，我会感到有点难受。现在，我对那个街区已经无所谓了，好像它是轰炸后一砖一石重建起来的，但已经失去了灵魂。然而，夏日的一个下午，我在一道阳光中，在卡蒂纳路的拐角，重新找到了童年时代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它就像是圣特罗佩[1]老城，只是没有游客罢了。波拿巴路从修道院广场往下，一直通往海边。

穿过艺术桥，便来到了卢浮宫的拱廊下面。这也是我早就熟悉的一个地方。拱廊下面散发着地窖的味道，来自通道左侧的尿骚味和木头腐烂的味道。那条通道，我们以前从来不敢去那儿冒险。肮脏的玻璃窗挂着布满蜘蛛网的窗帘，挡住了阳光，半明半暗中，堆着瓦砾、房梁和旧园艺工具。可以肯定，那里一定藏有老鼠。我们加快步伐，想赶快走到露天，走到卢浮宫广场。

广场的四周，杂草从石板地面的缝隙里钻出来。那儿也同样，堆着许多瓦砾、大块的石头和一条条生锈的铁丝。

卡鲁塞尔广场上，卢浮宫的侧翼又构成了两个小广场，墙下摆着石凳，长凳上空无一人，除了我们。有时会出现一个流浪汉。第一个广场中间，是拉法耶特将军高耸入云的塑像，台座高得都让人看不清雕像本身。台座四周是没有人修剪的草坪，可以钻到高高的草丛中玩耍，保安从来不会来训斥我们。

第二个广场，矮林中间，有两个紧挨着的青铜像：该隐和亚伯[2]。铁围栏还是第二帝国时期的[3]。参观者匆匆走进卢浮宫的大门，只有我们这些孩子出入这些荒弃的广场。

最神秘的区域在卡鲁塞尔广场花园的左边，卢浮宫的南翼，尽头便是花神楼。这是一条宽阔的大路，一座铁门把它与花园分开，两边有路灯。跟卢浮宫广场一样，这里的石缝里也杂草丛生，但很多石板都已经不见，裸露出泥土地面。在侧翼形成的隐蔽角落里，有座高高的钟楼。钟楼后面是曾达的囚徒[4]那样的囚室。去卡鲁塞尔花园散步的人，没有一个会到这条路上来历险。我们整个下午都在水盆、破雕像、石头和枯叶当中玩耍。大钟的指针一动不动，总是指着五点半。那些静止的指针用慰人的沉寂包裹着我们。只要待在路上就可以了，没有任何东西会发生变化。

卢浮宫广场通往里沃利路拱廊的右边，有个警察局。附近停着一辆囚车。几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半开的门前，门里透出一道黄色的灯光。拱廊下面，靠右，便是警察局的大门。对我来说，这是从左岸走向右岸的边防哨所，于是我检查了一下身份证是否确实在口袋里。

里沃利路的拱廊沿卢浮宫商廊延伸。接着是王宫广场及其地铁口。地铁口通往一条走廊，里面有许多擦鞋的小店，座位也是皮制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假首饰和纪念品。现在，要做的就是选择旅行的目的地了：去蒙马特还是去西边的街区。

[1]圣特罗佩，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古城，旅游胜地。

[2]该隐，《圣经》中的杀亲者，为亚当和夏娃所生的两个儿子之一，该隐为兄长，因为憎恶弟弟亚伯而把亚伯杀害，后受上帝惩罚。

[3]法兰西第二帝国是波拿巴家族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建立的君主制政权（1852—1870）。

[4]暗指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1863—1933）的小说《曾达的囚徒》。小说写的是一位英国绅士假扮王位继承人，挽救一个虚构王国鲁里塔尼亚的故事。

◆◆◆ ◆◆◆

在拉马克—戈兰库尔，必须坐电梯才能出地铁站。电梯像空中缆车那么大。冬天，如果巴黎下雪，你可能会觉得它将把你带到滑雪道的起点站。

上楼梯，出了地铁站，便到了戈兰库尔路。圣克里斯多巴的门开在左边那栋楼的侧面，跟第一个楼梯平台一般高。

7月的下午，天气炎热，蒙马特高地的街上空空荡荡，一片寂静，像海底洞穴一般半明半暗。彩绘玻璃窗把阳光反射在雪白的墙上和阴暗的木制品上。圣克里斯多巴……加勒比群岛中的一个海岛，在巴尔巴德那边还是牙买加那边？蒙马特也是一个岛，我已经十五六年没有回去过了。我把它远远地抛在身后，不去碰它，留在时间的蓝天里……一切都没改变：屋里新鲜的油画味，东方式的马路总让我想起西迪布赛义德[1]有坡度的马路。

中学逃学的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来圣克里斯多巴，跟着那个丹麦女人。我们坐在角落的一张长凳上，靠近玻璃窗。

“你想吃点什么，小老弟？”

吃饭的时候，我试图跟她谈论我的将来。现在，学校不要我了，我还能继续上学吗？或者，必须去找工作了？

“得过且过吧，何必考虑明天的事……来个甜点。”

她好像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个穿威尔斯王子服的金发男人走进圣克里斯多巴，径直朝我们的桌子走来。

“你好，托尼。”

“你好。”

她好像见到他很高兴，脸都放光了。金发男子在我们旁边坐下来。

“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他今晚一个人，”丹麦女人指着我说，“所以，我请他吃饭。”

“你做得对。”

金发男子朝我笑了笑：“先生是搞音乐的吗？”

“不不，”丹麦女人说，“他逃学了。”

金发男子皱起眉头：“这可不好办……他没有家长？”

“他们去旅行了。”我嘟哝道。

“托尼会打电话去学校，”那个丹麦女人说，“他会假装是你的父亲，向他们解释说你确实回家了……”

“你真以为这是个好办法吗？”托尼问。

他轻轻地在烟灰缸的边上转动着香烟头。

“你去，托尼……”

她的语气很威严，竖起食指威胁他。

“好吧……”

她亲自去打听学校的电话号码，记在一张纸头上。

“该你了，托尼……”

“既然你非要……”

他站起来，迈着漫不经心的步伐，向电话间走去。

“你看吧……托尼会搞掂的……”

不一会儿，金发男子回到了我们桌边：“是这样……他们告诉我说，我儿子被开除了，我必须在周末之前把他的东西拿走……”

他耸耸肩，一副伤心的样子。我当时一定是脸色突然发白，他一手按着我的肩膀。

“别担心……他们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我已经告诉他们，你真的回我们家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戈兰库尔路。

“我不能陪你看电影了，”丹麦女人说，“我得和托尼待一会儿……”

她本来打算带我去高蒙电影院看《莎乐美和萨巴女王》的。她摸了摸口袋，递给我一张十法郎的纸币。

“你自己去高蒙吧，像个大人一样……然后搭地铁回我家睡觉……王妃门方向，一直坐到星形广场……然后换乘纳雄方向，到特罗卡德罗下车。”

她抛给我一个微笑，金发男子则跟我握了握手。两人进了他的蓝色汽车，一拐弯就消失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去电影院。我在那个街区闲逛。登上朱诺大街时，我来到了雾堡庄园[2]前。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会住在里面。

[1]突尼斯北部一座滨海小镇，著名的旅游胜地，小镇上充满西班牙和阿拉伯风格的建筑，房屋大部分表面被涂成白色，窗户涂为蓝色，故也被称为“蓝白小镇”。

[2]著名古建筑，许多文艺名人曾在此出生和居住。

◆◆◆ ◆◆◆

五年后，我仍记得公共汽车从毕加尔到香榭丽舍大街的路线。我是去克里希大街的书店找克洛德·贝纳尔的。他想带我去看电影《劳拉》或者是《再见菲律宾》，这两部电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觉得，我二十岁时的云彩、阳光与阴影神奇地在这些电影中继续。通常，我们之间只谈书和电影，但那天晚上，我提到了我父亲和他在被占时期的历险：拉加尔河堤路的仓库[1]，帕尼翁，洛里斯通街的帮派……他朝我转过脸。

“洛里斯通街的一个老保安现在到夜总会看门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我当时没想到要问问他。

“你想去看看他吗？”

我们沿着克里希大街一直走到毕加尔广场的喷水池边。这时是晚上九点左右。

“就是他……”

他指着一个穿海蓝色衣服、站在“纳都里斯特”门口看门的男人。

午夜时分，我们重新走到香榭丽舍高处的阿尔塞纳—胡赛路。克洛德·贝纳尔把车停在那里。我们又碰到了他，他还是穿着那身海蓝色衣服，戴着太阳镜，一动不动地站在人行道上，靠近两间相邻的小酒馆，弄得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是给哪间小酒馆打工。

我很想问问他关于帕尼翁的事，但经过他面前时，我觉得很难开口。后来，我在那群人的其他成员中寻找他的名字。有两个年轻人在洛里斯通街看门：一个叫雅克·拉比西埃尔，另一个叫让——达米安·拉斯科。拉比西埃尔当时住在达弗莱城的隆斯路，拉斯科住在维尔蒙布尔那边的什么地方。他们都被判了无期徒刑。是两个当中的哪一个？我认不出来，当年判决时报纸上所登的两个人的照片都很模糊。

1970年前后，我又在阿森纳路的人行道上见到了他。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同一个地方，还是穿着同样的海蓝色西装，戴着同样的眼镜。永远的看门人。我在想，他之所以老戴着太阳镜，是因为看了那么多人进了那么多名声不好的地方，他的眼睛早在三十年前就用坏了吧……

几天后，克洛德·贝纳尔在书店角落的一个柜子里翻找了一阵，拿出这封信递给我，信是被占时期写的。我一直留着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吗？

亲爱的，我亲爱的小男人，现在是下午一点，我醒来时感到很累。事情进展得不是很顺利。我在和平咖啡馆遇到了一个德国军官，把他带到尚蒂伊酒吧，喝了两瓶酒：一百四十法郎。半夜，他累了，我告诉他说，我住得很远：所以，他给我租了一个房间。他已经给自己租了一间。我拿了酒和房间的回扣，二百六十法郎，他给了我三百法郎。我差不多赚了二十五个路易[2]。他曾约我昨晚在大酒店的大堂见面，但到了七点，约好的时间，他来了，一副伤心的样子，给我看刚收到的一份命令，要他去布雷斯特。失约之后，我心想：“去蒙帕纳斯，到玛丽娜咖啡馆看看天使马奇尼翁是否在那里。”我去了。天使不在。我准备去坐地铁。两个德国军官靠近我，要我跟他们走，但我觉得这很傻，就没理他们。我回到了和平咖啡馆。无所事事。等到和平咖啡馆关门，我便去了大酒店的大堂。什么生意都没有。我又去了克拉里奇酒吧。一群军官和他们的将军在进行礼节性聚会。还是没有生意。我步行去了皮加尔。路上，什么都没有。这时是半夜一点左右。我经过还是没有生意的罗亚尔和莫尼卡之后，来到皮加尔。在皮加尔也没有生意。下来的时候，碰到两个迷恋爵士乐的年轻人，他们把我带走了，我们在皮加尔喝了两瓶，一百四十法郎，然后又去了巴巴里纳，我又拿到一百四十法郎。那天早晨，六点半的时候，我累得要死，揣着二百八十法郎回家睡觉。在巴巴里纳，我见到了尼科尔，看看他穿成什么样……如果你在那儿，我可怜的雅诺，你会伤心死的……

雅克琳娜

这个雅克琳娜到玛丽娜咖啡馆见面的那个天使马奇尼翁会是谁呢？在同一家咖啡馆，有目击证人说认出了吉塞尔和于尔班。4月的那个晚上，他们去了蒙帕纳斯名声不好的地方。

[1]海关仓库位于拉加尔河堤路43号，1943年曾被改作特朗西集中营巴黎分部。

[2]1个路易相当于20法郎，所以25个路易就差不多是500法郎。前文提到回扣的260法郎，再加上300法郎，那就是560法郎。

◆◆◆ ◆◆◆

香榭丽舍大街……它就像某英国女小说家所说的，像一口水塘，水塘底下，层层叠叠的回响声属于那些在塘边做梦的散步者。闪闪发光的水会一直保留着这些回声，寂静的夜里，这些声音互相混淆……1942年的一天晚上，我父亲在比亚里茨电影院附近被斯韦布林和佩米里厄的警察抓了。很多年以后，我都快长大成人了，我陪他去克拉里奇的大堂赴会。我们俩在附近的中国餐厅吃饭，餐厅在二楼。他是否朝马路对面的人行道看过一眼？那辆囚车几年前就停在那里等待，后来把他送进了监狱。我还记得他的办公室，在拜伦爵士路1号一座有着大大的半圆形玻璃窗的赭色大楼里。沿着长长的走廊，可以从香榭丽舍路走出去。我想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办公室是因为它有两个出口。他总是一个人，和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发女人在一起，西蒙娜·科迪埃。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

“喂，是谁？”

然后，她朝我父亲扭过头，轻声说着来电人的名字，问：

“阿尔贝，跟他说您在？”

“不，我不在。跟谁都这么说……”

下午就这么过去。很空闲。西蒙娜·科迪埃用打字机打着信。我和父亲常去香榭丽舍看电影。他带我去看他喜欢的影片，其中一部是德国女演员蒂塔·保洛[1]演的。看完电影，我们走到大街上。他用亲密的语气对我说，这对他来说并不多见：

“西蒙娜是蒂塔·保洛的一个朋友……我是同时认识那两个人的……”

然后，他就不说了。我们一直沉默地走到协和广场，在那里，他问了我关于学习上的几个问题。

十年后，我在寻找一个能替我的处女小说打字的人。我找到了西蒙娜·科迪埃的地址，给她打了电话。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她，这让她感到很惊讶，但她还是让我去她位于贝鲁瓦的家见她。

我夹着手稿走进了那栋公寓。她首先向我打听我父亲的消息，我无法回答她，因为我没有他的消息。

“这么说，你在写小说？”

我回答说是，声音不怎么自信。她让我走进一个应该是客厅的房间，但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墙上米色的油漆有的地方已经剥落。

“我们去吧台！”她说。

她突然向我指着房间角落的白色小吧台，那动作，当时显得大方得体，让我感到很吃惊，如今我明白了，它掩藏着尴尬和恐慌。她站在吧台后面。我把手稿放在了台面上。

“来点威士忌？”她问我。

我不敢说不。我们分别站在吧台的两边，壁灯的光线有些昏暗。她也给自己倒了一点威士忌。

“像我一样，不加冰？”

“不加。”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喝威士忌了，上次还是那个丹麦女人在马拉福斯家请我喝的。

她喝了一大口。

“你要我全替你打了？”

她指着我的手稿。

“你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打了……”

她没有老。眼睛还是那么绿，这使得她的脸漂亮依旧：额头、弯弯的眉弓、挺拔的鼻子，但皮肤上有了一点粉刺。

“我得捡起来……手已经生了。”

我突然想，在这个空空的房间，打字机放在哪里。放在吧台上，站着打？

“如果麻烦您，”我对她说，“那就算了……”

“不不不……一点不麻烦……”

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我会捡起来的……我去租台打字机……”

她用手心敲着吧台。

“你给我留三页，半个月以后来取……然后再拿三页来……就这样下去……行吗？”

“行。”

“再来一杯威士忌？”

离开西蒙娜·科迪埃所住的公寓，我没有马上去布瓦西埃车站乘地铁。天黑了，我在那个街区随意瞎逛。

我给她留下了三页手稿，并不抱太大希望她能用打字机打出来。当我告诉她，我五年没有父亲的消息时，她耸耸肩。不过，那个“阿尔贝”，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吃惊，包括他的失踪。

天下雨了。空气中飘浮着汽油味和腐叶味。突然，我想起了帕切科。我想象着他走在同一条人行道上。我来到了巴尔的摩酒店门口。我知道，有一天晚上，他曾经走进这家酒店赴约。我在想，他在里面能见到谁呢？也许是天使马奇尼翁。

关于这个帕切科，我收集到的唯一证据，是在克洛德·贝纳尔位于德卢岛的家中聊天时偶然得来的。我们曾和一个比利时古董商一起吃饭，克洛德介绍说是他的一个熟人。我和那人是怎样拐弯抹角地谈到德·贝吕纳公爵，然后又谈到菲利普·德·贝吕纳，也就是那个帕切科的呢？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什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比利时的一个沙滩上，泽布吕赫[2]旁边的海斯特，认识一个叫费利普·德·帕切科[3]的人。这人住在海边一栋破旧的别墅，他外祖父的家里。他自称是秘鲁人。

费利普·德·帕切科经常光顾灯塔酒店，那儿的老板娘以前是列日歌剧院的舞蹈演员，晚上有时给客人们举办独唱音乐会。他爱上了她的女儿，一个叫丽迪娅的金发女孩，十分漂亮。他晚上经常和布鲁塞尔的朋友们喝啤酒，然后一直睡到中午。他放弃了学业，靠拆东墙补西墙度日。他的外祖父母年龄太大了，管不了他。

几年后，那个古董商在巴黎又遇到了那个小伙子，他在学戏剧，现在叫菲利普·德·贝吕纳，跟一个头发淡栗色的女孩一起去上学。贝吕纳是一个头发褐色的年轻人，眼睛上有块斑。一天，这个菲利普·德·贝吕纳说，他根据报纸上的广告，找到了一份报酬很高的工作。

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们了。既没有见到菲利普·德·贝吕纳，也没有见到那个头发淡栗色的女孩。这应该是1942年冬天的事了。

我查阅了那年冬天报纸上刊登的所有招聘广告：

需要若干年轻人，无需特别知识，有报酬，现付。写信到16区克莱贝尔路乙88号，巴尔的摩酒店，德尔巴或埃泰夫收。或在晚上七点以后直接前往上述地址。

我想起了北站附近马让达大街的比利时酒店。我父亲小时候就住那个区。我母亲第一次来巴黎也是在北站下的车。

今天，我很想回那个地方看看，但北站在我看来太遥远了，于是我便放弃了这一念头。比利时酒店……当我和母亲像流浪者一样，在7月里来到克诺克[4]海滨度假村的时候，我才十六岁。她的一些朋友好心地收留了我们。

有天晚上，我们俩在阿尔伯特海滩的大堤上散步，经过了赌场和一个沙丘区，沙丘后面就是海上的海斯特堤岸。我们是否也经过了灯塔酒店？从伊丽莎白大道回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有许多废弃的别墅，其中有座可能就属于费利普·德·帕切科的外祖父。

[1]蒂塔·保洛（1908—1971），德国女演员，代表作有《亚特兰大号》、《大幻影》。

[2]比利时西部港口城市。

[3]此处并非拼写错误。我认识的那个叫菲利普·德·帕切科（Philippe de Pacheco），而这个古董商提到的人叫费利普·德·帕切科（Felipe de Pacheco），两者的读音很接近。

[4]克诺克—海斯特是位于比利时西弗兰德尔的一座城市。

◆◆◆ ◆◆◆

昨天晚上，我把女儿送回她位于戈布兰的学校。回来的时候，出租车走的是健康路。那里有许多咖啡馆的招牌上都写着“夏蓬森林烈酒”，其中有一家亮着绿色的灯光。在阿拉戈大道，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监狱阴森森一眼望不到头的围墙。以前，断头台就设在里面。我又想起了站在拉加尔河堤路仓库门口的父亲，想起了那天晚上也许来找过他的帕尼翁。我知道帕尼翁1941年也被关在疯人院，后来才被洛里斯通街那帮人的头目“亨利”捞出来。

出租车到达当费尔—罗瑟洛，沿圣樊桑·德保尔医院、天文台和黄经局[1]的那条路往塞纳河的方向前行。我常常梦到这条路线：我走出拘留所，可能是拉加尔河堤路的仓库或是疯人院。天很黑。有人在汽车里等我。汽车很宽大，椅子是皮的。我们离开了那个布满医院、修道院、酒庄、皮庄和监狱的地区，朝塞纳河开去。穿过卡鲁塞尔桥和卢浮宫通往宫内的拱顶狭廊，到了右岸，我才松了一口气，不用再害怕什么了。我们已经远离了危险区域。我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以后，有人会责问我的。我有种罪恶感，原因很模糊：我作为同谋或证人参与了某个罪行，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希望这种不明不白能让我逃脱惩罚。这个梦与现实生活中的什么东西有关呢？我想起了父亲，被占期间，他也生活在这种模糊状态当中：他在一次大搜捕中被法国警察逮捕，却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后来才被洛里斯通街帮派中的一个成员救出来。那些家伙许多开的都是豪华汽车，都是1940年6月被主人扔掉的。“亨利”开着一辆白色宾利，原来是卡达瓦尔公爵的；帕尼翁开的那辆兰旗亚，是德国作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2]前往美国前交给博埃蒂路的一个汽车修理厂照管的。帕尼翁很可能就是开着从雷马克那里偷来的兰旗亚来接我父亲的。出了“洞穴”——我父亲是那样说的，重新坐在散发着真皮香味的汽车里，在宵禁之后慢慢地穿过整个巴黎，朝右岸开去。多么奇特的印象！但将来总有一天，必须对此作出说明。

[1]1795年法国革命时创立，负责编天体历、航海历、航空历等的机构。

[2]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1898—1970），德国作家，一战中参军受伤，战后创作了成名代表作《西线无战事》。二战前，纳粹德国查禁并焚烧了他的作品，他被迫流亡瑞士，后移民美国。1967年，联邦德国授予他大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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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梦见自己在背景模糊的状态下坐车从左岸到右岸，这种情况，我在十四岁半的时候曾经体验过。1960年1月，我开始逃学。我在克罗瓦·德·贝尼上车，到奥尔良门的罗东德咖啡馆门前下来。咖啡馆位于市郊建筑群当中一栋楼的底层。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们得在星期一上午七点在罗东德咖啡馆门前集合，坐车回学校。那是一个惩教所之类的地方，门面很气派，专门收容失足者、不争气的富家子弟、人们以前叫做“鸡”的女人所生的私生子或者是在巴黎逗留期间被当作多余的行李扔掉的弃儿：比如说我的邻床，巴西人梅洛·罗德里克，他已经一年没有家里的消息了……为了教我们遵守纪律——我们的“家庭”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树立好榜样，校方制定了像军校一样严格的规章制度：正步走，早上升旗，体罚，立正，晚上检查宿舍，每星期四下午没完没了地进行十项全能训练，跑步、跳远、铅球、跳高……

1960年1月18日的那个星期一，我走了相反的道路：我离开冬天的星期一早上如此让人忧郁的罗东德咖啡馆，经过“蒙特鲁日”和“马拉科夫”回到“洞穴”，一直坐到圣日耳曼德普雷才下地铁。在“马拉福斯家”里面，那个丹麦女人说：

“给这小老弟来一杯威士忌……”

锌面柜台后面的伙计笑了，回答说：

“小姐，未成年人不得喝酒。”

她让我在她的杯子里喝了一口。我觉得威士忌苦死了，但它给了我勇气，向他们承认说我无法回家了，因为我父母都不在家，要到下个月才回来。

“那你得回学校去。”那个戴墨镜、抽着玉米纸香烟的男人对我说。

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对学生逃学的处罚，永远是立即开除出校……他们不再要我了。

“你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没有。”

“难道就不能通知你父母吗？”

“不能。”

“你没有家里的钥匙？”

“没有。”

“我来照顾这个小老弟。”丹麦女人说。

她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向大家告别后，走出“马拉福斯家”。她的车子停在河堤，有点远，要过了美术学校：一辆海蓝色的标致203，红皮车椅。这辆车子我很熟悉，在这个区见过好多次，就在路易丝安那酒店和蒙大拿酒店门口。

我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她猛地发动了汽车。

“你得有人照顾。”她神色冷淡地说。

我们沿着河堤，从协和桥穿过塞纳河。到了右岸，我感觉好多了，仿佛塞纳河是一条边界，保护着我，不让我被充满敌意的郊区所伤。我们远离了罗东德咖啡馆、克罗瓦·德·贝尼和学校……但一想到未来，我还是忧心忡忡，因为我觉得自己犯了什么不可弥补的错误。

“你觉得这很严重吗？”我问她。

她朝我转过身：

“不，不严重，小老弟……会摆平的。”

她的丹麦口音让我放心了。我们沿着王后大道[1]往前走，我心想，我至少还有她可以依靠。

“他们会报警……”

“你怕警察？”

她朝我笑笑，淡紫色的眼睛看着我：

“别担心，小老弟……”

她温柔而沙哑的声音驱散了我的不安。我们来到拉尔玛广场，沿着斜坡一直开向特罗卡德罗。这是我和弟弟去布洛涅森林所坐的63路公共汽车所走的线路。天气好的日子，我们会待在月台上。

她没有把车开进右边63路公共汽车所走的那条林荫大道，而是把车停在保尔—杜梅尔街街口很现代的大楼前。

“我住在这里。”

我们走进一楼一条长长的走廊，头顶亮着日光灯。一个穿雨衣的人在她门口等着。一个高大的褐发男人，长着漂亮的小胡子，嘴角垂着香烟。我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马路上也遇到过他。

“我没有钥匙。”他说。

他朝我笑笑，有点吃惊的样子。

“这是我的伙伴。”她指着我说。

“幸会。”

他向我伸出手。丹麦女人对我说：

“你去散一会儿步，小老弟……一小时后回来……今晚我请你去饭店吃饭，然后去看电影……”

她打开门，两人进去，接着她又从没有关紧的门里探出头来。

“回来时别忘了房间号码，23号……”

她对我指指浅色木头上黄色金属制成的数字。

“一小时后回来……今晚，我们去蒙马特的‘圣克里斯巴尔’海吃一顿……”

她的丹麦口音因为这些过时的俚语，显得更加甜蜜和温柔。

她关上了门。我呆呆地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没有动，强忍着才没有去敲门。我迈着缓慢而均匀的步伐走出大楼，因为我内心里感到了恐慌。我想我最多只能走到特罗卡德罗广场，不会更远。我得说服自己，否则真会去附近的警察局坦白自己的罪行。不能那样，太蠢了。他们会把我带到一所真正的惩教所或是他们所谓的“管教中心”。我真的可以相信那个丹麦女人吗？我应该待在保尔—杜梅尔大街的人行道上，看看她是否真的没走。进了她家的那个穿雨衣的褐发男子可能会劝她不要管我。23号房间。我不能忘记这个号码。还要再等三刻钟。哪怕她已经不在那里，我也要悄悄地在大楼门口等，直到她回来。

我在头脑里翻来覆去想这些问题，试图安慰自己。广场的另一端，就是63路车的车站。我够时间去布洛涅森林一个来回吗？我还剩下十法郎。但我怕独自一人坐公共汽车，怕独自一人去海鸥草坪和湖边。那些地方，几年前我还和弟弟去过。我宁愿去特罗卡德罗瞭望台俯瞰巴黎。我走下公园斜斜的小路，冬天的阳光照耀着它。一个人都没有。我感觉好多了。在我的上方，是巨大的窗户和大楼的挑檐，里面的大厅和走廊好像也跟花园一样，空无一人。我宁愿在长凳上坐下。不一会儿，这种寂静又在我心中引起了新的恐慌。于是我站起来，继续沿着小路，往塞纳河方向走。

我来到水族馆，买了一张门票。我仿佛进了一个地铁站。台阶的下方很黑，但让我心里感到踏实。我走进大厅，里面只有水族箱是亮的。慢慢地，我在这种昏暗中恢复了平静。什么都不再重要了。我远离了一切，远离了父母、学校、生活的嘈杂，唯一美好的回忆，就是那个有丹麦口音的女人带沙沙声的甜蜜声音……我靠近水族箱，鱼的色彩跟我小时候玩的碰碰车一样鲜艳：玫瑰红、土耳其蓝、宝石绿……它们沿着玻璃壁游动，没有任何动静。它们张着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但水面上会不时冒起泡泡。它们永远不会责问我的。

[1]香榭丽舍大街的旧名。

◆◆◆ ◆◆◆

在那儿，在亨利—马丁大街的人行道上，我心想，冬天的星期天晚上，巴黎西边的这些街区真是凄凉，就像乌尔苏拉修女会那边还有先贤祠冷冰冰的广场。

我感到胸口有种压迫感，有朵花的花瓣不断扩大，弄得我喘不过气来[1]。我呆立在原地。幸亏，我的女儿们出现了，让我回到了现实。否则，旧日的那些星期天晚上，以及寄宿学校开学、穿过布洛涅森林、诺伊已经消失的骑马场、寝室里的长明灯等等，那些星期天会用枯叶的味道把我淹没的。大楼正面几扇被灯光照亮的窗户其实也是长明灯，在某些空荡荡的公寓里，它们已经亮了三十年。

雨水形成的水洼和大楼窗口那些无故亮着的灯光，让我突然想起了雅克琳娜。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上次见到她，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在维也纳，在西站的大厅里。我准备离开那座城市回巴黎，但她不想走。她应该还在圣夏尔教堂后面的聋哑人学校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推测她也离开了那里去进行新的历险了。

我在想，那段时期我认识的那些人现在都去哪了。我试图想象出我会在哪座城市遇到他们。我敢肯定他们已永远离开巴黎。我想起了罗马，大家最后都留在了那里，时间也像我童年时期在卡鲁塞尔花园见过的那个大钟一样停止了。

那年夏天，我们在异国的一个城市待了好几个月，在维也纳，我们甚至想永远待在那里。一天晚上，我们在格拉本大街[2]周围走进一家咖啡馆，它和一栋大楼同一扇门。前厅后面有一个大厅，铺着灰色的地板，好像是一个舞厅，或者是旅馆改变了用途的大堂，甚至像车站的自助餐厅。墙上装着日光灯，照亮这个大厅。

我是散步时偶然发现这个地方的。我们坐在摆成一行行的桌子旁边，行与行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只有三四个客人在低声谈话。

当然，那天晚上是我把雅克琳娜拖进拉伯咖啡馆的。但这个跟我完全同龄的女孩，吸引着一些幽灵。在巴黎，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那个星期天晚上，她的同伴都是些多么奇怪的人啊……现在，在拉伯咖啡馆，她还会引发什么艳遇呢？

一个男人进来。他穿着一件粗花呢上衣，瘸得很厉害，向大厅角落的柜台走去，自己拿起一个装着水的长颈瓶和一个杯子，然后动作利落地来到我们旁边的桌子前坐下。

我在想，他会不会是这家咖啡馆的老板。他听到了我们谈话的片言只语，因为他转身问我们：

“你们是法国人？”

他有一点点口音。他笑着自我介绍说：

“我叫鲁迪·希顿……”

我听到过这个名字，却没见过其人。他面容姣好，可以去当电影演员。当时，鲁迪这个名字吓了我一跳。我弟弟也叫鲁迪。它唤起了一些浪漫的景象：梅耶林[3]，瓦伦蒂诺[4]的葬礼，古时候一个受忧郁折磨的奥地利皇帝。

我们彬彬有礼地跟鲁迪·希顿说了一些话，如同彼此并不熟悉、偶然坐在餐车同一张桌前的旅客。他说，他在巴黎居住过，很长时间没有回去了，很怀念那个城市。当我们离开拉伯咖啡馆时，他点点头，很有礼貌地向我们告别。

我后来得知，他是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守门员之一。我试图找到一些关于他和他那些名字如雷贯耳的奥地利朋友的照片，他们都是奥地利国家队的成员，那份英俊潇洒迷倒了看台上的观众。鲁迪·希顿后来不得不放弃足球生涯，在巴黎的马格兰路开了一家夜总会，接着又在米肖迪埃尔路开了一家酒吧。他断了一条腿。于是回到家乡维也纳，过着流浪汉的生活。

我仿佛又看到他在拉伯咖啡馆的日光灯下瘸着腿向我们走来。我偶然读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5]某封信中的一个句子，于是想起了他：“我相信，所有靠自己的才华过日子的职业拳击手、演员、作家，都应该在自己的黄金时期请一个经纪人。那种才华为时短暂，于我们如此‘陌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隐藏在我们生命中十分隐秘的地方，似乎应该把它交给一个更可靠的人来保管，而不是拥有它的可怜者，当然，他得付钱。”

然后在拉伯咖啡馆重逢。

[1]暗指鲍里斯·维昂的小说《岁月的泡沫》中的情节。

[2]格拉本大街为维也纳的一条著名购物街。

[3]1889年1月30日，奥地利皇帝弗朗索瓦一世和伊丽莎白（即“茜茜公主”）的儿子鲁道夫被发现与其情妇在梅耶林狩猎宫中双双自杀身亡。为避免丑闻扩散，皇室和政府拼命掩盖真相。此事后来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题材。

[4]鲁道夫·瓦伦蒂诺（1895—1926），原籍意大利的美国演员，31岁因心脏手术后引起的败血症死于纽约曼哈顿街头。

[5]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作家，代表作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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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雅克琳娜是在一个星期天晚上，巴黎16区。一个滑稽的地方。克洛德·贝纳尔就是那样。我很想去查司法档案，以便更多地了解这个我在十九岁时碰到、经常在巴黎西部那个区的饭店里吃饭的人。洛里斯通街那帮人也同样。帕尼翁住在美丽叶路48号乙一个带豪华家具出租的房间里，他常去诺伊路的骑马场甚至去马镫俱乐部位于布洛涅森林的场地。一天下午，他通过“亨利”征用了那里，以便能让他的情妇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骑马，不受任何人的打搅……

我试图回忆起关于16区的事，但想不起来，只想起空空的公寓，好像刚刚被查封：西蒙娜·科迪埃的客厅就这样。

那个星期天晚上，天下着雨。那是在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克洛德·贝纳尔约我到图尔路的一家饭店吃饭。头一天晚上，我卖给他一套《巴尔扎克全集》，“胡西奥寡妇”版的。我先到，除了我没有别的客人。我在一个浅色木壁板的小客厅里等，墙上钉着几张职业赛马师和马术大师的照片，大部分都有题签。

三个人吵吵嚷嚷地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金发男子，高大、健壮，穿着猎装，围着一条围巾；一个褐发男人，比他年轻得多，个子也比他小；还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栗色头发，眼睛明亮，穿着一件毛皮大衣。饭店老板径直向他们走去，咧开嘴笑着：

“有什么新消息？”

褐发的小个子自豪地盯着他：

“维耶尔宗[1]到巴黎，一小时十五分……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平均时速一百五十公里……那两个胆小鬼……”

他指了指那个女孩和穿猎装的金发男子，后者耸耸肩。

“他以为自己开的是赛车。他忘了我二十岁的时候曾跟韦米尔[2]和索梅尔[3]飙过车……”

三个男人大笑起来。那个女孩呢，一副赌气的样子。饭店老板给他们选了一张桌子，就在我的对面。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褐发男子背对着我，另一个跟女孩挨着坐在长凳上，女孩并没有脱去毛皮大衣。电话响了。电话机就放在我右边的吧台上。

“是找您的，先生……”

老板把电话递给我。我站了起来，三个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褐发男子甚至转过身来。克洛德·贝纳尔道歉说不能来了，他“在德卢岛的家中被拖住了”，他说，“因为有人临时来访”。他问我身上的钱够不够付我自己的饭钱。幸亏我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有卖巴尔扎克的书得来的三千法郎。挂上电话时，我的目光刚好与那个女孩的目光相遇。我不敢不吃饭就离开饭店，因为我得让侍应到饭店最里面的衣帽间去取挂在那里的大衣。

我多次回到那个地方，和克洛德·贝纳尔一起或者独自一人。我那么固执要去图尔路，让克洛德·贝纳尔感到很吃惊。我想更多地了解那个不脱毛皮大衣、老是一副赌气模样的女孩。

他们每个星期天晚上九点半都去那里。四五个人，有时更多。他们大声说话，但饭店老板对他们很友好，很尊重。那女孩直挺挺地坐在他们的桌子旁，总是挨着那个穿猎装的金发男人。她一言不发，好像不存在一样。她的毛皮大衣与她年轻的脸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维耶尔宗到巴黎，一小时十五分……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遇到他们的第一个星期天听到的这句话，离现在已经太遥远了，我要竖起耳朵才听得见。岁月用嗡嗡的噪音遮盖住了它……维耶尔宗……他们从索洛涅地区回来，那个穿猎装的金发男人在那里有个城堡，还有土地。他拥有侯爵头衔，我后来得知，他的名字会让人想起法国王宫中的柳腰女人和摩根勒菲[4]，他的家族宣称就是其后裔。

但出现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宽脸大嗓门的男人。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几年后，听到猪肉代理商和押运人在巴黎郊区一家小客栈聊天时，我就有过这种感觉：他们在谈论给他们提供鹿肉和狍子肉的偷猎者，夜里偷偷屠宰，运到马肉店里。他们屠宰的地方有着奈瓦尔[5]赞美过的美丽名字：克雷皮昂瓦卢瓦、莫尔特封丹、卢瓦西、夏培尔昂塞瓦尔……

这么说，他们是从索洛涅地区回来。侯爵是某汽车拉力赛队伍的领队之一，他们在维耶尔宗的森林中“狂飙”，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这个词让我感到很吃惊。这一拉力赛叫做“索洛涅至默内乌水塘”。我想象着夕阳西下时林中小路尽头的那口水塘。猎角在远处吹响，我心潮澎湃，目不转睛地看着倒映着红光的水面，水波不惊，浮着睡莲和灯芯草。慢慢地，水面变黑了，我看见了童年时期的那个女孩，在默内乌水塘的边上……

几个星期后，饭店老板开始认识我了。我乘其他客人还没有来吃饭的时候，向他打听那个穿毛皮大衣的女孩究竟是什么人。相较于似乎永远陪伴着、并且每次都坐在他身边的侯爵，她只是“富裕家族中的穷人”，他耸耸肩对我说。

富裕家族中的穷人，那肯定是像侯爵一样，出身在一个非常古老的贵族家庭，其先人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长夜里，消失在法兰西岛和索洛涅的森林中……我敢肯定，她是在寄宿学校，在布尔日的乌尔苏拉修女家里度过童年的。家族血脉中男性后代已经凋零，也就是所谓“海外骑士”的唯一后裔，因为那些家族在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希腊或西西里之后还存在了好几百年。很多年以后，她的一个祖先回到了索洛涅，回到了故乡，想找回默内乌水塘边破败的城堡和椴树林，夏天，大蝴蝶慢悠悠地在树荫里飞舞。

有个星期天晚上，她赌气比以前赌得更厉害，还是穿着那件毛皮大衣。我从我的桌前观察着他们，侯爵试图让她高兴起来，用食指抚摸她的下巴，但她动作生硬地转过头，好像碰到了什么让人恶心的东西，表现得大吃一惊。我也跟她一样感到厌恶：侯爵的手很肥厚，发红，是那种能把人掐死的手，让我想起了一部纪录片的片名——《野兽的血》。此刻，我又想到了来往于奈瓦尔家乡的那些猪肉批发商和押运工之间的谈话。那个穿猎装的金发胖男人怎么敢用手去玷污那么漂亮的脸蛋呢？有个星期天，克洛德·贝纳尔发现我对那个女的产生了兴趣，便讨好地对我说：“她很像我喜欢的女演员琼·芳登[6]。”

我觉得这种恭维只对了一半。琼·芳登是英国人，而这个女人对我而言是理想的法国人，正符合我那个时期的梦想。

那天晚上，我注意到他们桌子旁边的人比以前多。我可以列举出一些名字：一个叫让·特拉伊的人，克洛德·贝纳尔上星期在那群人当中认出了他；一个褐发男子，他告诉我说，是弗郎索瓦一世街一家酒店的老板。然而，在我收集到的关于帕尼翁的资料中，有这么一条提示：“1943年，诈骗让·特拉伊先生交给他出售的价值三十万法郎的德国马克”。这些人所属的那个圈子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那也是我父亲的圈子。工业侯爵和骑士，财富绅士，轻罪法庭的猎物，马贩子天使。在永远被人遗忘之前，我最后一次提及它们。

如今，那些星期天的晚餐好像在时间的长河里过去了一百年，当年所有的客人都死了。我对他们产生兴趣，只因为他们就像装着雅克琳娜的一个首饰匣，里面的绒布已经腐烂……维耶尔宗到巴黎，一小时十五分……路上一个人都没有……饭店的门打开，她进来了，从外面扑来一股湿土和椴树的味道。

进餐过程中，她突然站起来。侯爵按住她的肩膀，想拉住她，但她离开了餐桌，垂头丧气地走出了饭店。侯爵没有生气，装得没事一样，勉强跟大家继续闲聊。

我还没有开吃，所以也站起来。一阵冲动让我走到了外面。我窥视她已经几个星期了，从来没有遇到过她的目光。

她在我前面十来米远的地方，在人行道上懒洋洋地走着。我很快追上去。她转过身。我呆住了，最后总算含含糊糊地说出一句话：

“您……抛弃了您的朋友们？”

“是的。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她竖起毛皮大衣的领子，紧了紧脖子，用嘲讽的目光看着我。

“我想我跟您的一个朋友打过照面……”

她继续往前走，我跟了上去，担心她会不客气地骂我，但她好像觉得我待在她身边很正常似的。我们走进一条两边都是大楼的死胡同，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罗丹路。

“这么说，您认识我的一个朋友？哪个？”

天开始下起雨来，我们躲在附近大楼的门拱下。

“金发的那位先生，”我对她说，“侯爵什么的。”

她笑了：

“您说的是那个老混蛋？”

她的声音温和下来，有点含糊，这句话，她一点都没有咬文嚼字。我马上就意识到我误会了她，想象力误导了我。这样更好。对我来说，从此以后，她就仅仅是罗丹路的雅克琳娜了。

我们等到雨停，然后步行去她的住处。沿着图尔路直走，从德莱塞路进入帕西这个逐层建设、向塞纳河倾斜而下的街区。走下一座陡峭的台阶，来到一条通往河堤的小马路。电梯坏了。两个房间连在一起，其中一间放着一张大床，床头铺着白色的绸缎软垫。

“那个老混蛋会来的。你不介意关灯吗？”

声音还是那么温柔端庄，好像这样做很自然似的。我们肩并肩坐在处于半明半暗的长沙发上。她没有脱下毛皮大衣，但把脸凑了过来。

“你呢，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到那家饭店去？”

她出其不意地一把抓住我，唇边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双腿在长沙发上伸直。我闻到了她头发的味道。我不敢动。这时，楼下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

“一定是那个老混蛋。”她对我耳语道。

她站起来，从窗口往外看。马达声停了。我也过去看。雨下得很大。一辆英国大轿车停在人行道旁。侯爵一动不动地站在大楼前，没有穿大衣，也没有穿雨衣。她离开窗户，回来坐在长沙发上。

“他在干什么？”她问我。

“什么都没干，他站在雨中。”

但不一会儿，他就向大楼门口走来。我听到楼梯上响起了他沉重的脚步声。他按了两声短门铃，然后又按了一声很长的，接着又按了两声短的。雅克琳娜没有离开长沙发。他最后敲门了，好像要破门而入，但后来又恢复了宁静，沉重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渐渐远去。

我没有离开窗口。他在大雨中横穿过马路，走到我们刚才走下来的台阶上，靠着护土墙。他站在那里，背靠着墙，抬起头，看着大楼的正面。雨水顺着台阶向他流去，他的上衣湿透了，但他丝毫没有动弹。这时，出现了一个我现在试图找到答案的现象：从上面照亮台阶的路灯为什么突然熄灭了？那个人慢慢地消失在墙上。或者说是落向他的雨水抹去了他，就像水稀释了还来不及挂在墙上的一幅油画。我把额头靠在玻璃窗上，想从深灰色的墙中把他找出来，但做不到，没有他的任何踪影。他以这种突然的方式消失了，我后来在其他人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父亲。他们让你困惑得只能去寻找蛛丝马迹，以便让自己相信，那些人真的存在过。

[1]维耶尔宗，法国中央大区谢尔省的一个镇，位于谢尔河畔。

[2]让——皮埃尔·韦米尔（1908—1949），法国赛车手。

[3]雷蒙·索梅尔（1906—1950），法国赛车手，参加了160多次比赛，22次获胜。

[4]摩根勒菲，亚瑟王传奇中登场的邪恶女巫。

[5]热拉尔·奈瓦尔（1808—1855），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代表作有《幻想集》和《奥莱丽娅》等。

[6]琼·芳登（1917—2013），好莱坞女星，奥斯卡奖获得者，出演的主要电影有《深闺疑云》等。

◆◆◆ ◆◆◆

今年，春天提前到了。1990年3月18和19日，天气很热。卢森堡公园的栗树，一天之内嫩芽就变成了叶子。公园门口的吉内梅尔路，停着几辆彩色大巴，下来一些日本游客。他们排着队，走进一条小路，来到草坪旁边的自由女神像前。那是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

我刚才就坐在这座雕像边上的一张长凳上。一个头发花白、穿着天蓝色服装的男人带着那群日本人来到雕像前，做着手势，用蹩脚的英语给他们讲解。我混进他们的队伍，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男人，仔细倾听他的声音。我觉得他就是大学城时代的那个假帕切科。他斜挎着TWA航空公司[1]的小包。他老了。真的是他吗？同样的古铜色皮肤，就像他从卡萨布兰卡回来时那样，同样的眼睛，由于是蓝色的而显得很茫然。

我走近他，很想拍一下他的肩膀，中断他的解说，向他伸出手，对他说：“我想，您就是隆巴尔先生吧？”

那些日本游客给雕像拍了几张照，沿着通往吉内梅尔路公园铁栅门的小路转了半个圈，那个头发花白、穿着天蓝色西装的男人给他们带路。他们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大巴。那个男人数着经过他面前的日本游客人数。

然后，他也上了车，坐在司机旁边，手里拿着麦克风。卢森堡公园仅仅是一个站，他们要参观整个巴黎。我想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跟着他们，在这个预示着春天到来的明媚的上午。也许我能找到一个我已经失去的城市，穿过它的大街小巷时，能产生以前的那种轻松无虑的感觉。

二十岁的时候，我和罗丹路的雅克琳娜去了维也纳。我想起了出发前的那段日子和在意大利门的那个下午。我在意大利大道的尽头看到一窝小狗。其中的一个笼子里，一头小猎犬瞪着黑色的眼睛看着我，头微微倾斜，竖着耳朵，好像想跟我说话，还会一字不漏地听我跟它说话。也许，它只是想让我把它救出牢笼：我犹豫了几分钟后真的这样做了。为什么不把这只狗带到维也纳去呢？

我跟它一起坐在咖啡馆的露台上。那是6月。环城公路的壕沟还没有开挖，弄得像要围城似。那个时候，巴黎的各个城门都处于逃逸线上，后来，城市慢慢地松开了它的怀抱，消弭于空地中。我们今天还有理由相信，奇遇就发生在街角。

[1]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的缩写。

译后记

《废墟的花朵》是一部侦探小说式样的作品，写一对生活和谐、平时规规矩矩的年轻夫妇，一天晚上餐后不尽兴，破例去蒙帕纳斯的酒吧消遣，遇到两个陌生女人，那两个女人又带他们去舞厅结识了两个陌生男人，然后这六个人一同回到他们的住处。第二天一早，邻居发现他们的屋内有呻吟声，推门一看，发现妻子倒在血泊之中，而丈夫已经身亡，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旁边有封揉皱的信，上面写着：“我太太自杀了。我们醉了，我也自杀。用不着……”不久，妻子也因伤重去世，临死前只说了一句：“带红色电梯的房子……”

警方没能找到那两个陌生女人，也找不到那两个男子，他们似乎失踪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随着妻子的死去，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最后只好停止侦查。

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五十多年后，叙述者沿着“自杀者”事发晚上可能走过的路线，寻找着蛛丝马迹，试图弄清当年的这一悬案。其实那些区域都是他所熟悉的，二十多年前，他曾在那里读书和生活，留下了青春的脚印。现在，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回忆起自己的过去，逃学、逛街、交友，认识了一个叫做克洛德的旧书商，遇到了一个身世神秘的老“大学生”帕切科。那个帕切科，他后来发现是假冒的，真帕切科是没落贵族出身，在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时期曾经通敌，解放后遭到通缉，于是隐姓埋名，失踪了。他眼前的这个帕切科，其实叫隆巴尔，在救济所寄居时，可能杀死了真帕切科，盗用了其身份。这个隆巴尔是干什么的？他自称是航空公司的职员，五十多岁了，却住在大学生公寓里，说是旁听生。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似乎在扮演着什么，掩饰着什么，一下子失踪，一下子又突然冒出来。诡异的是，叙述者发现此人与当年的悬案有关，被害者一行曾去过一家餐厅，而招呼他们的侍应，正是隆巴尔，但他却矢口否认。接着，叙述者又发现，当年警方遍寻不着的“带红色电梯的房子”，好像就是他认识的那个书商在郊外的家。这时，“叙述者”的父亲也出现了，那个行为不端的父亲，当年曾交往过的一个女子，似乎就是那两个陌生女子中的一个。

一个遥远而神秘的案子，久久没破，现在却一下子都与自己发生了某种联系。那桩悬案也许能从此真相大白？但叙述者并没有深挖下去，他的兴趣好像并不在破案，目的也不在于弄清谜团，而是借破案来回忆往事，追寻过去。他以此为由，带领读者在巴黎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一个区一个区地看。他要找的，是过去的巴黎，他青春年少时期的巴黎。那时，他喜欢和弟弟在卢浮宫广场阴暗的角落玩耍，常和朋友们看电影，泡咖啡馆，还曾受到一个带口音的丹麦女人呵护，并从一个可怕的“猎装男人”那里抢得了漂亮的金发女子，俨然又是一部“青春咖啡馆”。

莫迪亚诺作品虽多，但可以看作是同一本大书，因为他所有的作品，不管题材如何，其实都是一个主题，那就是回忆和追寻，回忆往事与青春，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亲友的秘密，尤其是父亲的身世。父亲的形象常常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他的小说中，使他的很多作品都带有一定纪实性，因为小说中的父亲可以说就是他真实的父亲的翻版。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在《废墟的花朵》中，我想从1933年发生的一个真实社会事件出发：福塞—圣雅克路一对年轻夫妇自杀。但我忍不住回到被占时期，想起我父亲。我本想写一个真实的报道，但它却一次次被我自己的故事所搅乱。”父亲的影子他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而自己的青春更难以忘怀。

废墟中的花朵，指的是波德莱尔那样的恶之花，还是维昂笔下那朵在胸中无法根除、最后要了人命的睡莲？莫迪亚诺的小说，书名大多都有讲究，所以法国有学者曾研究他的“书名艺术”。但这朵废墟中的花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是意见纷纭，争持不下。其实，这个书名跟书中的情节一样，也是无解的，它是开放性的，作者并没有给它确切的含义或定义，正如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最后都没有结果一样。对莫迪亚诺来说，寻找的本身比结果更重要。世界就像一团乱麻，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理清它的头绪，寻找彼此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这部小说中有无数的人名、地名、店名、地址、招牌名、电话号码，有的似乎毫无意义，纯粹是为了罗列而罗列；许多人物闪现了一下就消失了，没有任何交代，既没有历史，也不知其将来；许多事情开了头就没有了下文，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跟主题又有什么关系。作者笔下的巴黎是阴暗的，潮湿的，不是被大楼挡住了阳光，就是阴雨绵绵，以至于看起来像是西部海滨雾气弥漫的港口。游走于这个城市是一些身份模糊面目不清的幽灵般的人物，作者有时候都不敢肯定那些人物是真是假，他们已被时间所扭曲。于是他执着地寻找证据、细节、痕迹，以便让自己确信“那些人真的存在过”。巴黎这个缺乏阳光的城市在他看来如同废墟，如有亮点，也仅仅是那一抹关于青春的回忆，尤其是青涩的爱情。所以，二十岁的“我”要逃离巴黎，前往维也纳。将来，朋友们会面，那也绝对不会在巴黎，“我在想，那段时期我认识的那些人现在都去哪了。我试图想象出我会在哪座城市遇到他们。我敢肯定他们已永远离开巴黎。我想起了罗马……”

译者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