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轻资本：金融风暴后华尔街的八个故事 / （美）鲁斯著；陈治宇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5

书名原文：Young money: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wall street’s post-crash recruits

ISBN 978-7-5153-3158-4

Ⅰ. ①年…  Ⅱ. ①鲁… ②陈…  Ⅲ. ①金融业－概况－美国  Ⅳ. ①F8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371号

YOUNG MONEY: Inside the Hidden World of Wall Street's Post-Crash Recruits by Kevin Roose

Copyright © 2014 by Kevin Roos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Youth Book, Inc. (an imprint of China Youth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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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资本：金融风暴后华尔街的八个故事

作  者：［美］凯文·鲁斯

译  者：陈治宇

策划编辑：丁晓晓

责任编辑：肖 佳    丁晓晓

美术编辑：夏 蕊

出  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北京中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010-65511270/65516873

公司网址：www.cyb.com.cn

购书网址：www.z.cn

制  作：中青文制作中心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50千字

京权图字：01-2015-0755

书  号：ISBN 978-7-5153-3158-4

定  价：19.99元

中青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华尔街一头挨着河，

另一头挨着坟墓。

◆ ◆ ◆

在金融的世界里，

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有一些日子用来创造财富，

其他日子则用来创造历史。

作者手记

本书所述故事皆为真实故事。

书中所描述的八位年轻金融人，在我采访他们的三年多时间里，慷慨地允许我深入他们的生活。他们打破了华尔街保密的传统，知无不言地告诉了我所有一切。他们坦诚地告诉我，他们的奋斗挣扎、不足缺憾以及工作的私密信息，甚至，在有的情况下，允许我翻看他们的私人日记、照片影集和信件电邮。

他们这么做，其实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所有人都违背了雇主定下的“未经许可不得接受媒体采访”的规矩，大多数人还打破了他们的个人舒适界限[1]。如果当时与我的谈话被人发现，他们可能早就被炒鱿鱼了——这种可能，他们所有人概莫能外。

这些年轻的金融人士答应对我开诚布公，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能暴露他们的身份。因此，本书绝大多数名字都是化名，部分个人信息也已做了更改或者隐匿。为了不容易被相关人士辨识，一些事件也在时间上做了调整。同时，书中对各位人士岗位职能的描述以及书中提到的金融公司名称，都分别用相似的岗位或公司名作了替代。而知名高管，以及允许我使用真名进行报道的人，书中均使用了实名。

[1]个人舒适界限（boundaries of personal comfort），指人与人交往时，让人不感到不舒服的界限。——译者注

目录

作者手记

序    金融危机爆发，华尔街招来了整个世界的愤怒

第一章    华尔街人不再是“宇宙的主人”吗

第二章    美银收购美林，影响到了金融人什么

第三章    华尔街的招聘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第四章    分手是华尔街年轻人的必选项吗

第五章    后危机时代投行人的生活

第六章    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是来赚钱的

第七章    华尔街文化的洗礼

第八章    华尔街的女人们

第九章    电影《华尔街》天天都在上演

第十章    干劲和野心可以变成财富

第十一章    华尔街都有个“疯帽子”老板

第十二章    谁能得到私募股权公司Offer

第十三章    华尔街男人娶了时尚界女人

第十四章    分析师 or Excel奴

第十五章    西大街200号，就是阿兹卡班

第十六章    考虑健康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第十七章    冒险及逐利的华尔街文化未变

第十八章    只有在纽约才有的激动

第十九章    年终奖季，圣诞节抑或审判日

第二十章    金融业是一条不那么“性感”的道儿

第二十一章    坚信华尔街就是归宿的金融极客

第二十二章    是否要离开“高盛妈妈”温暖的怀抱

第二十三章    在迷失中找回自己

第二十四章    与硅谷科技公司的人才争夺战

第二十五章    “占领华尔街”运动带来的道德思考

第二十六章    华尔街正失去对顶级大学的影响力

第二十七章    Kappa Beta Phi精英会——华尔街最神秘的兄弟会

第二十八章    道德与金钱之间，天平砝码往哪边加

第二十九章    不要发飙，赶快走

第三十章    为什么要“强制休假”

第三十一章    华尔街商业模式的巨变

第三十二章    离开高盛到创业公司

第三十三章    金融人在艰苦工作中实现成长

第三十四章    坚持下去，不逃离

第三十五章    磨砺助我做出创业的选择

第三十六章    金融风暴后的华尔街

尾声    华尔街，世界金融业的脉搏

序    金融危机爆发，华尔街招来了整个世界的愤怒

在华尔街，年轻人充满魅力，又忍受着被虐。一方面，你比同龄人挣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你要遭受谴责和侮辱。

在华尔街，一个年轻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金融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可是有很多严格的前提条件的：你得乐观、礼貌、细心；你得有连着三天每天工作二十小时而不会精神崩溃，也不会在工作岗位上睡着的能力；你还得知道如何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如何头头是道地谈论纽约扬基队（New York Yankees）[1]，而且，最好还酒量大、文笔好，喝下三杯“深水炸弹”[2]还能给老板写出条理清晰的备忘录。

但最重要的是，你的Excel必须熟练。而且，实际上光熟练而已，你必须是Excel奇才，必须是这种XLS文件的大师。这就是为什么， 2010年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会坐在华尔街某公司狭窄的会议室里，在身材高挑的俄裔美女（名叫瓦伦蒂娜）的组织下，和其他30名新招聘的员工进行Excel操作比试的原因。

“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瓦伦蒂娜话音一落，会议室里就响起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的声音，就像机关枪扫射时的嗒嗒声。我看了一下我面前这份格式混乱的Excel测试表，简直就是一团糟：第14行和第18行该用黑体却没用；第11行和12行之间多了一个空行；第5行“年”的数值居然还带一位小数，以至于2007、 2008、 2009等都成了2007.0、 2008.0、 2009.0……总之，要把这个表格做成那种能让资深银行经理人叫好的整洁、有序的表格，大约有15个地方需要改。完成表格所有美化的最快纪录，是35秒。创下这个纪录的，是一名来自美驰集团（Moelis and Company）的年轻分析员。而我，十分钟能完成就不错了。

我抬起头看着房间里的其他学生——一群满怀热情的金融培训生，被送来参加华尔街培训公司（Training the Street）[3]组织的为期五天的新手训练营，学习初级财务、基本分析以及其他做金融工作所需的技能。他们大多数人都只有二十出头，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大学文凭上墨迹都还没有干。他们中有些人以金融为终身志向，从小就学习金融知识，而有些人则是文科专业毕业，连债券与香蕉有什么差别都分不清。几天之后，他们将被放到市场上，手持彭博新闻终端，怀抱乐观必胜的态度，去销售股票，为数十亿规模的兼并收购案建模算账，甚至为年龄足可以做他们父母的企业高管们提供商业咨询。他们只是入门级别的分析员——金融业众多层级中最低级别的雇员，然而成功受雇于这些世界最大投资公司的事实足以证明，他们前途无量。很快，他们将成为正式雇员，加入一家掌握全世界众多企业、政府以及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命运的巨型跨国营利机构。

我，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生活在纽约的年轻人，但我与这些Excel达人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大学时，我学英语，没学过任何商业或经济方面的课程，对校园中每年举行的企业招聘活动也从未在意。无论是在俄亥俄州小镇的童年，还是后来的校园时光，都未能让我对华尔街银行中所发生的一切有更多了解或共鸣。在2008年经济崩溃的那段日子里，我所读到的每一个金融崩盘的故事，在我看来都像是在描述一个动画片般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距离我的日常生活非常遥远，就像阅读科幻作家罗恩·哈伯德的科学论一样遥不可及。

但是，当2010年大学毕业搬到纽约后，我开始对金融与商业感到好奇。经济还是一团糟，全世界对于华尔街银行的愤怒之情依然猛烈。政客和学者都严厉谴责濒临破产、等待救助的银行里那些银行家们的贪婪，很多人甚至呼吁对他们进行控告甚至逮捕。 HBO脱口秀主持人比尔·马赫在节目中打趣说要将华尔街的高管们执行死刑；一个网络服装销售商设计了印有“我恨投行”的T恤，以一件18.99美元的价格进行销售；英国上市了一款“猛K银行家”的新游戏，在这款游戏里，银行家们穿的是细条纹服，玩家们手握大头槌，追打他们。（据BBC报道，这款游戏一经面市就大受欢迎，以至于木槌很快就被敲坏，需要更换。）

金融危机爆发，华尔街招来了全世界的愤怒。看着这一切，我很想知道，金融危机对年轻的金融人——跟我年龄相仿、 2009年或2010年毕业进入金融业工作的年轻人，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然，他们与金融危机毫不相干。当像贝尔斯登这样的银行大肆搞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产品，并将它们的金融杠杆推到危险的水平时，他们都还是学生。然而，因为选择了金融，所以，他们现在也正在与他们的前辈一起，共同经历金融业被人鄙视、遭人唾弃的时艰。

在华尔街，年轻人充满魅力，又忍受着被虐。一方面，你是初露头角的“宇宙的主人”，在全世界最具天赋的商业巨擘身边学习受教。你比其他行业的同龄人挣更多的钱，见证规模上亿美元的大单交易的过程，并且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奠定了一个声明显赫的起步平台。另一方面，你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又是重复性的、枯燥烦人的，工作所带来的地狱般的生活甚至能将最聪明、最有抱负的新人锐气消磨殆尽。 2008年危机发生后，华尔街的新人们还得适应这个行业遭受的谴责。很多来到华尔街，满怀期望过上香槟与鱼子酱生活的年轻人，得到的却是白眼和侮辱。

毕业后不久，一次在曼哈顿一个朋友父母家参加家庭聚会时，我第一次意识到金融行业究竟跌得有多深。吃晚餐时，我认识的一个人说，她刚刚在金融行业找到一份工作。

“在哪儿啊？”听她这么说，朋友的父母问道。

“在市中心。”这名女生回答道。

“在银行吗？”朋友的父母亲继续问。

“嗯，是的。”她说。

“是哪一家呢？”

这位年轻的女士脸唰地红了，她眼帘下垂，羞怯地从嗓子里挤出几个字：“是……高……盛。”说完后，大家很快转移了话题。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她看起来都很不自在，就像把酒洒到了主人身上或者坐坏了朋友的传家宝一样。

如果有一个银行新职员是这样的，那么，肯定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很多年来，有成千上万毕业于世界著名大学的学生进入了华尔街金融圈，而这些人中，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清楚自己究竟要干什么。 2008年，哈佛大学毕业生的28%都进了金融行业。 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46%也都进了金融行业，数量比例惊人。在我的母校布朗大学，通常8个毕业生里就有1个毕业后直接去华尔街。虽然没有其他一些学校比例大，但还是比法律和医学专业的学生，多很多。

我觉得，这些数字非常重要。毕竟，华尔街每年招到的年轻人都是这个国家学历背景最好的一部分。今后几十年，金融精英和政治精英都将从这些人里产生。他们是美国下一代的资本家，而现在则是在一个极度混乱和动荡的年代中成长。我认识到，如果我想知道华尔街的未来，我必须弄清楚这些人是谁，以及金融危机对他们初入华尔街有什么影响。

所以， 2010年，我就开始慢慢往金融界靠拢。我阅读大量投资银行业务的书籍和文章，参加入门级分析师的工作培训，混迹于金融人常待的酒吧，想方设法拿到各种聚会和社交活动的邀请函，即使拿不到，也想办法混进去。

我还想应聘银行的工作，但因为大学时为写一本书曾潜伏在一个基督教福音会大学，网络充斥着我的相关资料，我担心如果再次潜伏的话，就会被发现。所以，我就只能想其他办法，尽可能多地找一些愿意接受我采访的初级金融工作者。在酒吧，在慈善晚会现场，在酒店安静的角落以及在他们公寓的沙发上，我向他们讨教年轻金融人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秘密，请他们告诉我金融圈的内情秘闻。

在今后的三年中，我采访了几十位各类岗位的金融业职员——银行业务员、交易员、销售、风控、行政助理等等。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中，我挑出八个来重点跟踪采访。在跟这八位年轻金融人（阿让，切尔西，德里克，杰瑞米，萨姆森，理查多，朴秀珍和穆雷）相处过程中，我清楚地了解了年轻金融人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本书主要的内容，就是围绕他们的故事展开的。

除了跟踪访问华尔街的年轻金融人，我还为《纽约时报》和《纽约》杂志撰稿，报道金融业。在整个过程中，我了解到了策划和实施巨额交易的交易决策人的生活，那些大银行和更宏观的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某种股票比另一种债券或者金融衍生品更安全或更有风险的原因。我也了解到，尽管华尔街的金融圈让外人觉得难以进入，他们的术语行话让外行人觉得难以理解，但华尔街，也一直都是人干的。是人，而不是机器，在运营着整个金融系统。而且，我也看到，基本的人性，在这些年轻的金融人身上更加明显，华尔街那种冷酷绝情、技术至上的精神气质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

“在我们金融行业，也有代沟。”在我刚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名中年对冲基金经理就这样对我说，“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风险模型。他们看待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方式，跟我们完全不同。”

我想学习以他们的方式来看世界，即使这意味着我得花五天时间，在一名俄裔培训师的指导下往Excel表格里塞各种公式。

“好了，时间到！”当Excel电子表格公式调整赛的时间到时，瓦伦蒂娜喊道。没有做完的学生们，包括我，都闹哄哄地嘟囔起来。“这位是我们今天比赛的冠军，恭喜你！”她指着第二排一名从瑞信银行跳槽来的分析员说。这个分析员赢了其他所有人，比我们都快了好几分钟。“也恭喜你们其他所有人！大家这一周都干得不错，你们都将成为优秀的金融分析师！”

而对我来说，已足够接近华尔街了。

[1]纽约扬基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隶属于美国联盟东区的棒球队之一，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在39次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联赛中获得26次冠军。——编者注

[2]酒吧的一种饮酒方式，将装有高浓度酒（如Jagermeister）的小酒杯丢进大杯啤酒或红牛饮料等里面，然后一饮而尽。——编者注

[3]华尔街培训公司，华尔街各大银行惯用的培训初级分析师的公司。——编者注

第一章    华尔街人不再是“宇宙的主人”吗

只要你聪明能干，愿意吃苦，就可以成为金融界里所谓的“PHD”——贫穷（Poor），饥渴（Hungry）和发愤（Driven）的人，并最终混进金融界的核心圈。

阿让·汗拉平了领带，掸掉西服上的棉绒球（这件炭灰色的西服，是他花了179美元，从洛德泰勒买来为高中毕业典礼准备的），最后一次轻轻拍了拍他的头发，又在卫浴镜里仔细检查了他的牙齿，看看有没有食物残渣，然后轻快地迈出了房门，走进了电梯。他住的这个房子是一座高层公寓，位于繁华的闹市区。

阿让今年22岁，自信不凡。他眼睛明亮、鹰钩鼻子，微微有点小肚子。今天是他第一天到花旗集团上班，职位是企业并购分析师。他脖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心也在怦怦乱跳。虽然看上去有些紧张，但他现在感受最强烈的，是重新被激发的燧石般的坚定决心。经过了数千小时的准备，几十场面试，发了好几十封精心构思的电子邮件，再加上一个非常幸运的机会，他才最终成为这家华尔街大公司的初级员工。而这个工作，他已经追求了好几年。

9个月前，他的计划被金融危机打乱。阿让出生于纽约皇后区，他的父母年轻时作为技术人员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父亲是一名数据工程师，妈妈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一进入大四，他就收到了一份特长脸的聘用通知，发通知的是华尔街最好的银行之一——雷曼兄弟公司。

得到了雷曼兄弟公司的注意，阿让首先感到的就是幸运。他读的是福特汉姆大学，这是一所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天主教耶稣会私立大学。这所大学虽然学术上很强，但不是华尔街的目标大学。华尔街的目标大学通常包括常春藤联盟大学以及诸如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学校。这也就意味着他得更加努力，才能迈出进入金融圈的第一步：他参加了福特汉姆大学里的金融协会，到哥伦比亚商学院去听课，有空的时候还要看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学习投资人那种说话的腔调。他的策略果然奏效了。大三时他获得了在雷曼兄弟公司实习的机会，干得非常出色，在大三暑假结束时，就收到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全职录用通知，一等毕业就可以到雷曼兄弟公司上班。招聘他的人压低了嗓音，悄悄告诉他，那一年，他是唯一一个得到雷曼兄弟公司录用通知的福大学生。

在阿让实习期间，形势就开始变得不好。从那年早些时候贝尔斯登倒闭开始，金融业的观察家们就一直在推测，雷曼兄弟会是下一个倒闭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股价大跌，几千名员工被裁员。那年夏天，一名颇具威望的对冲基金经理公开称，雷曼兄弟公司未能恰当地分析清楚房地产投资情况。此言一出，整个华尔街为之震惊。但阿让仍然坚持认为，雷曼兄弟是不会有事的。

但是，他错了。 2008年9月，当阿让开始他福特汉姆大学大四生活的时候，雷曼兄弟申请了破产保护。几周后，雷曼兄弟公司的大多数业务被巴克莱资本（庞大的英国巴克莱银行集团旗下的投资银行事业部）收购。同一天，同样受到房地产崩溃接连打击的美林银行，也宣布以约500亿美元作价出售给美国银行。而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也因为受到大量信用违约互换（CDS）的拖累，濒临破产，美国政府不得不向其提供总额高达1820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虽然没有倒闭，但也向美联储提出申请，转为了银行控股公司，以便可以获得美联储的紧急贷款。国会也通过了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一揽子紧急救助计划，以拯救濒临倒闭的银行和即将崩溃的金融市场。整个美国陷入了经济大衰退。这次衰退将造成成百上千万人失业，并蔓延到经济的方方面面，以及……你能想到的一切。

在福特汉姆大学校园里，阿让密切关注着雷曼兄弟破产的报道，心里非常难受，他知道，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他的工作很可能就得泡汤。就在雷曼兄弟突然破产后的几周，有一天，正在上化学课，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号码并不熟悉，前面是纽约的区号212。阿让没有接电话，而是把来电转到了语音信箱，课后才跑到大厅去查听。

“阿让您好，我是巴克莱资本的，我叫约翰。”语音信箱的留言说道，“很显然你也能猜到，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我想告诉你很抱歉，但是明年夏天，公司确实没法聘用你了。”

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被收购后，巴克莱资本的人力资源部门曾试着为那些被踢掉的分析员们找到新的工作，给阿让找的工作，是迈阿密的一个小型私人财富管理公司，但这简直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就像是你原本是棒球名队扬基队的主力，首发阵容的一员，现在却把你裁掉，然后给你在托利多泥母鸡队找了一个位置，而且还是替补！

“我只对投行的工作感兴趣，”阿让对那名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说道，“至于在哪个城市，我并不介意。”

阿让知道，华尔街的工作有着严格的权力等级。在每个公司，都有后台工作人员，他们负责进行交易结算，维护公司电脑系统，以及其他各种技术和行政工作。后台往上则是中台，中台包括各种各样互不相同的工作，比如法务、合规、内部风险管理等等。这些工作本身不直接产生收益，但对银行的运转非常重要。中台往上就是投行业的“应许之地”[1]——前台了。前台是每个人在想到华尔街时脑中首先出现的印象——穿着细条纹西服的交易决策人（Deal Makers）和涨红了脸的交易员（Traders），他们挣着大把大把的钱，还能上《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在决定干金融的时候，阿让就下定决心，非此不干。

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随着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美林的售出，所谓美国银行的大拿，就只剩下高盛、大摩、花旗、美银美林和摩根大通五家了。而即使是这些公司，看起来也并不太平。在整个金融业，成功与失败的标志也在不断变换。那些小而精的公司，比起大型跨国金融集团，更能抵御经济危机带来的变化；前台的业务员被解雇，而后台的IT却升了职；原来好的现在不好了，而原来不好的现在却好了。

那一年，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华尔街绿洲（Wall Street Oasis，人气颇旺的金融业网站）的留言板上，贴满了对金融业充满抱负和困惑的年轻人的帖子，思考着金融业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

重新思考华尔街？

银行业能恢复吗？需要多久？

银行今年真的都不再招人了吗？

9月，一名发帖的网友终于说出了大家对于金融业发展的担心：“我认为，即便可以，华尔街重回鼎盛的局面也需要很长时间。华尔街的金融人已经完全不再是‘宇宙的主人’了。”

本来毕了业就有地方上班的，现在却没有了。大四一年剩下的时间里，阿让都在找工作。他到分类广告网站Craiglist上申请过金融类实习岗位，发了几十份简历，还托了所有金融行业的关系，但都一无所获，因为哪家银行都不招人。最后，在春季快要结束的时候，花旗联系了他。进入夏季后，花旗企业并购部的工作量会比原来预想的要大，需要一名分析员，所以才临时决定招聘一个人。花旗，跟其他银行一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重创，损失了好几百亿美元，最后不得不靠政府大量的紧急援助才得以挽救。幸运的是花旗没有倒闭，而且又重新开展业务了。阿让知道，当年的招聘季已经结束，这可能是他所能得到的唯一一份前台工作了。所以，在毕业前几周，他接受了这份工作。

大学期间，阿让从那些没有特权也没有门第优势，最后却大获成功的人身上，获得了鼓舞与启发。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西德尼·温伯格。温伯格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贫民窟的一个犹太工薪家庭， 1907年进入高盛时他只是一名清洁工助手，但最后成为高盛的高级合伙人。如果这个故事太老的话，华尔街还有更新的学习榜样。比如，阿让就听说过有这么一个黎巴嫩裔的美国高管，他上的是佩斯大学，这可不算什么出金融圈人才的学校，最终却成为贝尔斯登的副主席，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交易决策人之一。连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也是一名印度出生的“圈外人”，在进入金融业之前，他学的是电气工程。在华尔街，阿让想，不管你是拿着埃克塞特和哈佛学位的血统高贵的中上层新教白人，还是像他一样，一名来自皇后区的没有任何家族关系的印度裔孩子，都没有关系。只要你聪明能干，愿意吃苦，就可以成为金融界里所谓的“PHD”——贫穷（Poor），饥渴（Hungry）和发愤（Driven）的人，并最终混进金融界的核心圈。

但现在，当他审视金融危机后的残景时，阿让感到从未有过的不确定，不确定原有的社会规则是否还行得通。毕竟，谁又知道一年之后华尔街将发生什么呢？更多的银行将倒闭。整条整条的业务线将因为新规而被取消。新的华尔街和旧的华尔街看起来是否还会有什么相同之处，过去三百年大部分时间里在美国金融业中很重要的一些品性（诸如刻苦、忙碌、直觉）是否还会换来回报，都说不准。

当他做好准备，第一天上班时，阿让的焦虑还是被兴奋盖过。在华尔街几十年来招聘最吃紧的情况下，他最后妥妥地赢得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可来之不易，这一点，他非常自豪。他知道，他也让父母感到了自豪，因为，他在一个他们都听说过并且很认可的银行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还下定决心，要向新同事们证明，虽然他没有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文凭，也没有信托基金等着他，但每一个工作他也都能像他们那样干好。

那天早上，当他走出公寓楼，走向阳光明媚的曼哈顿大街时，阿让朝公寓大楼的前台笑了笑，挥了挥手。然后，穿过门厅敞开的大门，朝向银行的方向，昂首阔步地走去。

[1]应许之地（希伯来语：הארץ המובטחת、ha-Aretz ha-Muvtachat）是犹太教经书塔纳赫中，上帝耶和华向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又名亚伯兰）的后裔和他的儿子以撒及以撒的儿子雅各，应许赐给他的后裔中东从尼罗河至幼发拉底河的土地。——编者注

第二章    美银收购美林，影响到了金融人什么

老板给她项目所作的修改，细致到诸如把阿拉伯数字“2”改成英文单词“two”，对细节如此严格的要求简直让她发疯。

阳光暖暖地照着，切尔西·鲍尔举起她的红色Solo杯（一种一次性塑料杯子），把里面的六七盎司啤酒咕嘟咕嘟地喝掉，然后把杯子放到了桌子边，底部露出桌边一英寸，再从杯底一敲，一次就把杯子敲翻过来倒扣在了桌面上，然后对着排在她后面的下一个队友，同时正好也是她们组最年长的部门总经理，喊道：“该你了！”

切尔西是康涅狄格州人，在一个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长大，脸上长着雀斑，红头发。她对这个被称为“翻转杯”的游戏非常熟悉：大学四年期间，这个游戏她曾经玩过几十个晚上，大多数都与乔治敦大学女子足球队的队友们一起。在她的朋友圈子里，翻转杯是一种很受大家喜爱的游戏。因此，慢慢地，她就掌握了轻轻一敲，只需一两次就能把杯子稳稳地翻过来倒扣到桌上的技巧。但她从没料想到会在美银美林公共财务部年度聚会上玩这个游戏。

这个聚会在新泽西州一个豪华的乡村俱乐部举行。这样的企业户外活动，切尔西还是第一次见。这儿可以打网球，打垒球，也可以打排球，甚至还有一个巨大的拔河专用场地供大家拔河。在每个玩乐的地方，都摆着吃不完的汉堡、鸡翅、热狗、薯条，以及成桶的啤酒。

切尔西如痴如醉地感受着这一切。这是她任全职分析师后的第一周，她行事仍很谨慎，以免跟同事们产生任何不快甚至矛盾。前一年的整个暑假，她都在美林银行的结构信贷部门实习，但她对美林银行结构信贷部的事，似乎一个都没怎么搞明白。她下定决心，要把心思投入到这个新工作中去。

跟去年切尔西实习的时候相比，很多事情都变了。去年秋天，当她在乔治敦大学读大四时，美国银行收购了美林证券。当时，这个华尔街最古老、最受人尊敬的银行，濒临破产。于是，美国政府介入，投入了4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但即使是这样，美银美林的股价还是滑落到了历史低位。股东诉讼，国会听证，意外损失，一个接一个。更糟糕的是，美林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被曝光在美林奄奄一息之时，土豪般地花了整整120万美元来装修他的办公室，并购买古董器件（其中包括一块价值87783美元的地毯和一个价值35115美元的马桶）。总而言之，围绕此次并购的各种大小桥段看起来糟透了，以至于《华尔街日报》称之为“史上最烂的500亿美元交易”。

确定能来美林上班前，切尔西觉得自己肯定会失去这份工作。 9月初，她接受了美国银行的工作邀请，没过几天，就传来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证券的消息。她和其他实习生互发邮件，都很惶恐，不安地打探着，不知道在并购之后，美银之前发给他们的工作邀请是否还算数。幸运的是，美国银行和美林证券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两家公司所有2009年新招的员工都予以保留。这样，合并后的新公司录用的新入行分析师就会比实际需要的多，但幸好银行不用撤岗了。

6月，切尔西来到位于曼哈顿的皇冠假日酒店，开始参加培训。在那里，她第一次见识到新美银美林究竟是如何在草率和匆忙中搭凑起来的。分析师有好几百个，经理却少得可怜，监管也明显缺乏。合并后的新公司内部存在着文化冲突，而且十分明显。美国银行是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雇员超过20万，零售网点和ATM机遍及全美各地。而美林证券则是一家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专做大生意的专业金融公司——所谓的“上流公司”，一直以奉行精英主义路线为傲。其投资银行部门更是贵族中的贵族，员工大多招的常春藤，业务则只做最赚钱的公司咨询和证券发行，以及超级富豪的财务管理。事实上，很多美林人都把商业银行业务——吸收存款、抵押房贷和大众信贷，看成低等的业务。

切尔西很快就发现，她只要在房间里扫一眼，就能认出哪些是原来的美林人。他们戴着昂贵的领带，下巴高扬，脸含微厌。他们当初可是进的华尔街最负盛名的公司，现在却要为一个“低端”的企业工作。对他们来说，这就好比做珠宝首饰的蒂芙尼（Tiffany & Co.）并购了做仓储超市的好市多（Costco），这些昔日的“珠宝顾问”，现在只得站在冷冻分割鸡的冰柜旁来卖剔透纯净的珠宝了。

这些新分析师们在皇冠假日酒店的舞会大厅里待了四个星期的时间，学习金融入门课程。这门课程教给他们股票、固定收益、公司估值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工作所要求的其他一些技能。众人馋涎的小组里空出来的职位，多数都被美林的人给占了。而对于被原美国银行所招聘的人来说，就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按揭销售，一两个利率销售和几个公共金融部门的职位了。

在所有空缺的职位中，切尔西觉得她最喜欢按揭销售。由于之前曾在营销部门干过，她得出结论，只要搞懂了按揭贷款衍生品，按揭销售就跟销售其他东西没什么区别了。她在心愿卡上将按揭销售列为了首选，然后一直等着培训期最后一天的到来。到了这一天，一名人力资源部派来的代表把这30来名做销售员和交易员的新人们召集到会议室，分配他们的去向。

“切尔西，你去公共金融部。”人力资源部派来的女代表通知她。

切尔西强忍住了泪水。她原本希望能够进一个能证明自己价值的部门，从事自己擅长的岗位，沉下心好好做。而现在，短短几天后，她又得去做自己几乎不懂的事情。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们去了一家酒吧，一直喝到眼前一片模糊。

“他们不该雇用我，”几天后她告诉我，“我是这里最笨的人，我对这个一点也不懂，我对行业术语和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感到不知所措。”

现在，三天过去了，事情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糕了。一个微醺的公司聚会应该算不上是开始一份工作最糟糕的方式，切尔西环视乡村俱乐部，观察她所在小组的员工。这些人大多数是男人，只有零星的几个女分析师和女后勤辅助人员。她发现自己也开始想得开了。这些人看起来也还挺开心的。也许有些过度劳累，有些大白天出来玩得过于兴奋，但他们至少不是忧郁沮丧的。

从乡村俱乐部聚会回来后，切尔西就搬进了她的工作间，开始工作。她的工作间位于环球金融中心的九楼，是从一个没有窗户的大开间里隔出来的，房间照明用的是氖气灯，很难看。她很快发现，这个组比她去年夏天实习的那个组更注重细节。她的前几个项目都被退了回来，上面标满了老板所作的修改，这些修改细致到诸如把一些地方的阿拉伯数字“2”改成英文单词“two”，以及调整表格对齐方式，使所有数字都是首位对齐而非末位对齐等。而对于一向不喜欢吹毛求疵的切尔西来说，对细节如此严格的要求简直让她发疯。但是，她已经决定了要做一个好学生，早先也告诉过老板：“我会努力工作，认真学习，其他的我不在意。”果不其然，她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很少在午夜之前离开办公室。

切尔西还在与原来那个男朋友相处。那个男孩叫安东，是乔治敦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他们是去年切尔西毕业前认识的，当时切尔西大四，安东大一，年龄相差三岁。三岁的年龄差距一开始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安东是一个善良、细心又成熟的男人，对切尔西在银行工作的时间之长，似乎也不太介意。还在上学的他和切尔西之间的实际接触也不多。一般平时很晚的时候，他们才通过Skype聊聊天。而每隔三四周，到了周末，切尔西就会坐四个小时的超级大巴去一趟华盛顿。在那儿，她还得远程办公，只有偶尔空闲的时候，才能从黑莓手机中抽身出来与安东一起玩。

过完夏天进入了秋天，切尔西却感到了深深的寂寞。她的室友是一名会计师，跟切尔西一样，每天工作的时间也很长。由于作息时间的关系，她们很少能见到对方，跟其他朋友就更是见得少了。与男朋友安东的关系，正逐渐变得疏远淡漠。工作时间长，也让她很难再按计划去健身房锻炼了。开始时，公司的上班地点离她宿舍半小时车程，她每天花半个小时坐车上班。但后来，美银美林在四十二街购买了一座巨型办公大楼，并把她们组搬进了这个楼。很快，每天从四十八街她所住的高层，经过三条大街和六个街区走到她上班的大楼，下班后再走回来，就成了她每天所有的运动了。

工作辛苦切尔西倒不怕，她就是为了挣钱才来华尔街的。她知道，长时间工作和辛苦做项目是赚钱的代价。为了上大学，她已经欠下了十多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她的基本工资是6万美元，她希望可以把大部分的基本工资和所有的奖金都存下来，以便能够尽快开始分期还款。然而，她还是怀念学生时代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感，那时她可以去听各种稀奇古怪的课，读成堆成堆的各种好书，就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写长篇长篇的论文。

在日子最难过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压力和刺激，切尔西会感觉到抑郁感与沮丧感在剧增，这时她就会想起他的哥哥乔希。乔希学的是经济学， 2008年毕业于著名的塔夫斯大学，快毕业时，他就拿到了一家精品投资银行的工作邀请。正当他快要毕业准备工作时，金融危机爆发，银行收回了工作邀请。接下来的6个月，他都在重新找工作，也一直很郁闷，最后终于在一家二线公司找了一份证券研究方面的工作，但薪水远远低于预期。

切尔西想，至少，她没她哥哥那么倒霉。在一个动荡不安的行业，她有一份令人尊敬、体面且收入不菲的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并不是百分之百适合她，但是有这份工作，就让切尔西倍感安慰。在2009年的这个秋天，对于华尔街一个22岁的年轻人来说，能有一丁点儿的安稳，就已经是他们所有的期望了。

第三章    华尔街的招聘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一场类似末日大决战的金融危机，似乎也未能将华尔街逐出神坛。如果宾大学生都不能被经济危机影响，如此步调一致地走向银行，那么金融业在优秀大学生心中是不是依旧占据着重要位置？

Excel新手训练营结束后，我决定后撤一点儿，努力搞清年轻金融从业者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首先他们是怎么进入华尔街的？因此我订了机票，去了一所名牌大学（大多数金融人的诞生地），看看华尔街的招聘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我到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我到宾大的那天，天上下着倾盆大雨。雨虽大，却也无法阻挡学生们赶往休斯顿大厅的步伐。在那里，成百上千名热切的宾大学子，大二、大三、大四的都有，身上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腋下紧紧夹着真皮公文包，正排队进入摩根士丹利的招聘会现场。在这里，他们将聆听一个小时的摩根士丹利宣讲会，如果顺利的话，也许能够收获一两张名片。

当大部分座位上都坐满了人时，房间里的灯暗了下来，一位摩根士丹利的招聘人员按下播放按钮，开始播放一个宣传视频。伴随着欢快的流行摇滚乐，屏幕上打出如下标语：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有一些日子用来创造财富，其他日子则用来创造历史。

不是创造财富，就是创造历史。要么创造财富，要么创造历史。我们创造财富，我们创造历史。

新一代领袖的故事。

这个催生了Google、 UPS和JetBlue的公司为你带来了一个终生难遇的机会。

界限将不再存在。

每一个声音都将被倾听。

未来是光明的。

在选择要参观的学校时，我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是有原因的。像所有的常春藤盟校一样，宾大每年都会为金融服务行业输送大量毕业生。 2009年，进入金融服务业的宾大毕业生占该校全体毕业生的比例约为30%。然而，宾大之所以与华尔街的联系特别紧密，是因为它的沃顿商学院。这个既有本科又有研究生的学院，被认为是全美国培训年轻金融家的第一摇篮——有点华尔街西点军校的味道。每年，沃顿商学院都有600名左右的毕业生走出校门，通常，超过一半的毕业生会进入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其他各种金融服务类公司。沃顿商学院培养的著名金融家中，包括赛克资本（SAC Capital）创始人，亿万富豪史蒂文· A. 科恩（Steven A. Cohen），“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以及“地产之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沃顿校友名人辈出，加之育人理念先进，学生专业扎实，使其成为招聘者们趋之若鹜的地方。

“宾大，特别是它的沃顿商学院，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一位华尔街顶级公司的招聘经理对我说，“这是唯一一个你来到大学校园就万事俱备的地方，问题是学生们想去哪一家金融公司，而不是他们是否想做金融。”帕特丽夏·罗斯，宾大就业服务处负责人，给出了一个较为平和的论断：“宾大的学生们并没有说下定决心一定要做金融，但是这里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停下来考虑一下这个事。”

这些天，金融公司以及诸如贝恩和麦肯锡之类的顶级管理咨询公司都在极力争取宾大的毕业生，其方式，就像“礼貌地骚扰”一样。他们轮番使用信息通报会、模拟面试、奢华饭局、纽约“签约售卖”、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跟进等各种“炮火”对沃顿的学生们发起了全面攻势。在沃顿，这些公司与其说是不顾脸面的公司组织，还不如说是缺乏安全感的中学生，拼命地打探线索，想要知道他们最钟意的学生是否也会喜欢他们。

当然，就算拥有宾大学位，想要在华尔街的顶级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也绝非易事。在金融行业动荡时期，更是如此，因为申请岗位的毕业生人数差不多，而职位却少了。比如，最近某年，摩根士丹利计划招聘的1200个全职分析师岗位，就收到了90000份申请，也就是说，其录取率只有1.3%。而且，大多数银行50%到90%的全职岗位会从上一年的暑期实习生中招聘，也就是说争取最佳工作岗位的角逐通常在大三就已见分晓。

争取华尔街工作机会的竞争如此残酷，以至于还出现了一个完整的为梦想成为银行家的学生们提供助力的产业。现在，花上79.99美元，你就可以从华尔街绿洲（Wall Street Oasis）那里买到投行面试备考集锦；你也可以以99美元的价格从备考华尔街（Wall Street Prep）那里买到名为“投行面试撒手锏”的网络视频课程和PDF讲义；或者，如果你真的志在必得，不在乎花钱，你还可以花3000美元从爱姆特公司（Adkins Matchett and Toy）购买一个为期四天的“实习生核心技能”培训课程。

沃顿商学院的学生一般不需要这些辅助培训，因为在课堂上他们已经学到了先进的金融技能。然而，为了争取到在理想的金融公司工作的机会，他们也会花数月时间修饰自己的简历，练习面试技巧和电梯演讲，仔细研读《华尔街日报》“金钱与投资”版以获取足够的知识，在面试时令招聘者刮目相看。然后，每一年，招聘季到来时，他们便走向信息通报会，开始完成“交易”。

以往的招聘并没有现在这么痛苦。过去很多年，华尔街银行招人跟其他任何公司一样，没什么区别，都是从顶尖大学招一些毕业生，从低阶岗位开始干，也没有固定雇佣期限，不出问题的话可以一直干下去。但在80年代初，各银行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招聘方式。这种新的方式后来成为现代华尔街聘用程序，即大四毕业生先被聘用两年，担任分析师。在两年聘用期满后，这些分析师们将去对冲基金或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找工作，或者，在少数情况下，继续留在银行再干一年。而那些没有被留任的人则会被客气地扫地出门。

这种新的用人方式“工作满两年后离岗”，是一个妙招。它将华尔街的工作以临时雇佣而不是终身雇佣的方式向本科毕业生进行推销，使得银行能够吸引到一整批一整批完全不同的新人——头脑聪明、雄心勃勃的大四学生，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成为银行家，但可以考虑先在银行工作两年，获得一些通用的商业技能，在简历上增加一个著名公司的工作经历，为下一步做点准备。除此之外，这一用人模式还意外造就了一代金融家——那些毕业于名牌大学哲学或历史专业，对高级金融没有任何特别的兴趣或天赋，但毕业30年后仍然在大型银行任职领薪水的人。

然而，在宾大，对金融的热忱，大部分都是真热忱。

“金融是了不起的人的了不起的行业。”一名跃跃欲试的学生告诉我。

“交易员可能是你所见到的最酷的人！”另一名学生喊道。

摩根士丹利的宣讲最后也是相当没特色，全是陈词滥调（如“卓越的文化”“世界一流的培训机会”等）以及分析师任期结束时光明的前景等，对新任分析师每天的实际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描述。银行里来招聘的人中，也没有人提到毕业生们之所以会被华尔街吸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做分析师的话，第一年就可以拿到70000美元左右的起始年薪，每年年底还有奖金，而且奖金数不低于50000美元。

没有公开谈钱的事，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尽管也没有什么好吃惊的。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丰厚的薪水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华尔街吸引某些年轻人的关键。在我来宾大前的几个星期，在我主观认为大学毕业生们纷纷涌向华尔街找工作只是为了赚钱时，一名在高盛的分析师打断了我，向我解释了“钱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华尔街吸引某些年轻人的关键”这一可能。

“钱是部分原因。”他说，“但更主要的是，选择华尔街比较容易。”

他接着解释说，通过校园招聘，对学生灌输信息，同时，把岗位申请简化到只需朝盒子里投下一份简历，招聘者不厌其烦地跟进并许诺在大四秋季时，比大多数其他行业早几个月，就向应聘者反馈录用信息。华尔街的银行已经成了那些职业选择上存在困惑、不想因为上了法学院或医学院就把自己锁定在狭窄的职业轨道中并希望推迟两年再做出重大决定的名校学子们的热门选择。换句话说，银行已经变得十分擅长于考虑这些学业优异的年轻人的焦虑，并给出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们认为华尔街是风险偏高型行业，但它的招聘最能吸引那些恐慌和不安的人。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风险规避，”前面提到的那位高盛分析师告诉我， “你想想看，除了没法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还有高科技创业公司相比以外，去银行工作，你能挣到很多钱。但去对冲基金、私募和高科技公司工作的风险很大，困难也多。因此，如果在我大四那年的9月份，有一家银行过来找我，向我提供一份待遇优厚的好工作，而我不用太费劲就可以得到这份工作，那么，比起其他任何我可能想做的工作来讲，我肯定都会优先考虑这个的。”

看到那天晚上宾大学生排着队去与摩根士丹利的招聘人员见面，争取宝贵的几秒钟以便混个脸熟，我不得不说，好多事跟金融危机以前相比，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不知是因为招聘流程的有序和时间安排的巧妙，还是仅仅因为宾大重视金融的校园文化，这些工作仍然是学生们最感兴趣的。一场类似末日大决战的金融危机，似乎也未能将华尔街逐出神坛。我也在想，如果宾大学生都不能被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如此步调一致地走向大银行，那么金融业在优秀年轻大学生心中是不是依旧占据着重要位置？

第四章    分手是华尔街年轻人的必选项吗

在他看来，曼哈顿有着一种充满活力的热闹。这个城市，是一个权力形成、社会和经济资本积累、每一个普通的日子你都可以看到几十种不同人性的地方。

也许，他想，他需要一点鞭策，而分手，可能正是他所需要的。

德里克·黑文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机，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手机上，有一条一条短信：“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哪一样对你更重要，我还是这份工作，你必须做出选择。”

德里克痛苦地皱着眉头，不仅是因为星期天的后半夜他仍然在工作，更糟糕的是，与他相恋四年的女友艾莉卡发短信给他下达了最后通牒。“靠”，他用力地揉搓着额头，使劲地向后倚靠办公椅，嘴里嘟囔地骂道。

德里克在芝加哥工作和生活，是富国银行（Wells Fargo）新招的分析师。那个周末，艾莉卡来芝加哥。她现在还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大四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那里相识相恋的。每次，她都要沿着冷清而荒凉的90号州际公路开两个半小时的车，才能从麦迪逊赶到芝加哥。

起初，长途跋涉倒并没有让他们觉得有什么。他们俩有着相似的价值观，政治立场都是中左，连讽刺幽默感都那么相似。他们看起来也是那样般配，艾莉卡身材匀称，棕发，有着牙膏广告里那样闪亮的笑容，清纯得如同广告上的少女模特，正是大家觉得跟他很相配的那种女孩。德里克则是身材瘦高的高中篮球队员，长着一头蓬乱的深棕色头发，有着王者归来般的自信和魅力。他们曾非常相爱，还一直在商量着等德里克在银行工作满两年后便步入婚姻殿堂。

那个周末，德里克知道他可能得加班。他周末总是要加班的。对于第一年进投行当分析师的人来说，生活是很悲惨的。他知道，能够让刚毕业头两年担任分析师的人在工作上取得成功需要具备的品质——愿意长时间加班，专注细节，随叫随到，同样这也使他们成了糟糕的恋人。他曾听其他分析师提到过所谓的“七周之痒”，因为七个星期吃饭被打断以及临到点爽约，几乎是绝大多数银行人的另一半所能承受的了，再往后，就要提出分手了。德里克本指望自己的爱情能够持续下去。

艾莉卡和德里克周末能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是周五晚上和周六清晨，周日则视情况而定。剩下的时间，艾莉卡通常会在德里克空荡荡的公寓内做功课或看DVD。

德里克能够看得出来，艾莉卡对这种生活已经越来越不满了，所以这次艾莉卡来芝加哥时，他就提出周日晚上要一起吃晚餐，一顿不受打扰、也不用回办公室处理急事的晚餐。他说，这点他还是可以保证的。

他的计划在星期天早上，当到达办公室本以为能快速地开展工作时，就遇到了阻碍。他原计划在办公室跟一个实习生碰头，一起处理一个“买家ID”（并购活动中用于将一家公司推销给几个可能感兴趣的公司）的资料册。德里克是主动来帮忙的，但当他到达办公室时，却找不到那个实习生。最终，该实习生抱歉地给德里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自己食物中毒，没法去办公室了。德里克知道所谓的“食物中毒”只是酒喝多了宿醉的一种隐晦的说法。没办法，德里克给主管他的一名助理（年龄稍长，毕业于商学院，直接管他的一名上司）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没有那个实习生，没办法完成这个事儿。这名助理马上给他回了电话。

“听着，”他说，“对于你的进度安排我已经相当宽松了，对于这个周末你想要做的事情我也尽量灵活安排。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客户需要这份资料。很遗憾那个实习生没有来，但我不管，这事得你负责搞定。”

德里克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了，我把它搞定吧。”

然后，带着沉重的心情，他给艾莉卡打了电话：“嘿，我需要处理点事儿。一两个小时应该能弄完，爱你。”

艾莉卡之前就听到过这种调子，所以她提出要走。

“别，别，这次应该很快，”他说，“你先待会儿，我很快就能回来。”

但是，德里克承诺过了头。“买方ID”很快出现了问题。两个小时后，他再次打电话给艾莉卡，请求她再等一个小时。又过了两个小时，大约晚上10点左右，他给她打来电话，跟她说了一个她一直担心会出现的消息。

“亲爱的，”他说，“我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我今天恐怕得在这儿待到很晚了，我恐怕不能跟你一起吃晚饭了。”

艾莉卡放声大哭了起来。她知道，银行家们的工作很辛苦，她尽力接受这一点，知道在未来的两年内德里克只能部分属于她。她已经忍受了记不清多少次在看电影、周末早午餐、足球赛的过程中被打断。然而，宽限期已过。几个月来，与德里克的工作相比她只能居于次位，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每次都是这样，”她流着泪说，“真让人受不了了。”

愤怒中，她开车从芝加哥回了家，中途停车给德里克发了条短信，下达了最后通牒。接到短信后，德里克坐在办公桌旁，头痛欲裂。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在投行工作是很苦，但是它不应该危及他最在乎的东西啊。

德里克知道，在银行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他的抱怨会引发一场同情的交响乐。但是，他知道，客观地说，他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在很多他认识的人都在艰难地维生时，他能够有这么一份稳定而高薪的工作，已经是出奇的幸运了。尽管如此，他有时候还是感觉到自己像被两个不可调和的东西——他所爱的女孩和他想要建立的事业，向不同的方向拖拽一样，都快被撕裂了。

在德里克的内心，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银行人。他出生并成长于沃帕卡（Waupaca），一个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六千多人的小镇，那里最负盛名的是一年一度的草莓节。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小型食品连锁超市，他说服德里克学习经济学，希望有一天德里克能够接手自己的生意。而在大学期间，在观看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演讲时，德里克受到了启发。他一直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但他也认为，政府应该帮助那些最困难的群体。奥巴马务实的革新主义打动了德里克，因此，在他上大二时，他决定效仿奥巴马，便去了法学院读法学。

大四那年，当他应邀到富国银行芝加哥分行参加一个投行岗位的面试时，他的计划发生了变化。德里克知道些银行业初级岗位的事。第一，银行工作薪水丰厚；第二，银行的工作可以为以后进法学院和商学院学习打下很好的基础；第三，这些工作都是BBA （工商管理学学士），那些即将在威斯康星大学取得工商管理学位的学生们，十分渴望的。这些学生们中，很多人都把自己当成正儿八经的金融家，穿着廉价破旧的西服套装和黑漆皮的人造皮鞋在校园内到处奔走，手里总是拿着大叠《金融时报》，张罗着开各种投资人委员会。最后一点，如果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份工作而BBA没有，这必将会使他们“受不鸟”。想到能够得到这样一份工作并在这些人面前显摆，看着他们气恼得说不出话来，满脸涨得通红，他就感到暗自得意。

对于德里克来说，金钱一直都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他的妈妈是一名护士，他父亲所经营的超市生意时好时坏，他们家的生活也就介于中产或上中产之间。沃帕卡小镇的人们崇尚勤劳，对大城市的百万富翁嗤之以鼻。德里克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仍然梦想着成为有钱人，梦想拥有一辆跑车和一座避暑别墅，逛街买衣服时也不需要看价钱。

十五岁时，德里克看了一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愤怒的父亲》，电影讲述了一位父亲，他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致命的心脏疾病。电影中，当孩子的父亲发现他的保险无法涵盖心脏移植的费用时，他做出了疯狂的举动——挟持整个医院，想要为挽救自己病危的儿子进行最后一搏。这部电影本是要讽刺保险公司道德的沦丧，但是，它给了德里克另一种启示。在第二天晚上的饭桌上，他告诉父母自己从这部电影中学到的教训：“电影……正好说明……钱是多么重要。”

听到这句话，德里克的妈妈停止了吃饭，皱起了眉头。

“听我说，德里克，这点很重要，”她说，“金钱不是决定我们的东西，它只不过是能让某些事情变得容易些。”

妈妈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并一直，即使是大四那年，都能使他保持清醒不浮躁。大四时，他本来是一时兴起申请的富国银行，没想到进入了第二轮面试，然后又去芝加哥参加了SuperDay （一场全天性的活动，活动有好多个环节，在这些环节中，银行将对进入最后一轮面试的考生进行最后的考验），赢得了工作邀请，并签了这份工作。在应聘的过程中，德里克想明白了，赚钱不是他进入金融行业的目标。他的目标是锻炼自己的能力以便有一天能够接管并拓展他父亲的食品生意，同时也要向那些曾经怀疑他能否在一个享有盛誉但饱受压力的行业找到工作的人证明一下自己。

“我想让我爸爸感到自豪，”他告诉我，“我想让所有那些在高中时认为我笨的人好好看看。”

大学毕业一个月后，德里克搬到了芝加哥，开始在富国银行工作。目前，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了，日常作息趋于规律，尽管平淡无奇倒也相对固定。大多数时候，他会在早上7：30醒来， 8：30之前到达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16或17个小时内努力工作，然后回家，在睡觉之前喝一瓶啤酒看一集《火线》。这样的生活很孤单，但德里克喜欢这种充实感。而且他学到了实实在在的经验。他也赢得了好几个“交易玩具”——一种透明的有机玻璃块，茶碟大小，颁发给做大项目的工作组，作为对工作的肯定。他将他的“交易玩具”排列在卧室的桌子上，喜欢在睡觉前看看它们。这些玩具上面都刻着一行小字，这些小字总能让他满意地微笑：“成功交易，富国襄助”。

在富国银行各分行，工作内容很大程度上与纽约或旧金山分行没什么区别。但是周围的环境给人的感觉却不同。芝加哥分行的年轻职员们不是常春藤联盟毕业的名校骄子。他们是一帮毕业于印第安那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圣母大学的普通学生。虽然大多数也都成绩优异，但并不摆谱。他们喝国产啤酒，谈论汽车和美女，深夜在“牛棚”（他们的方形工场）玩足球。

德里克之前就曾来过纽约，那是大学期间来玩的，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爱上了这个城市。他曾在W酒店的酒吧里与漂亮的女孩调情，在炮台公园欣赏水景，在华尔街看到了巨大的公牛塑像，在下东区的一家俱乐部里跳舞。在他看来，曼哈顿有着一种充满活力的热闹，这一点芝加哥永远无法企及。这个城市，是一个权力形成、社会和经济资本积累、每一个普通的日子你都可以看到几十种不同人性的地方。在他游玩时，有一次，一个霹雳舞团来到了他所在的地铁车厢，大喊着“现在开始表演喽”，然后开始彼此翻转对方的身体。他张着嘴，惊讶地看着这些人，而他周围，厌倦的纽约人对这一切似乎视而不见。他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如此活跃、充满刺激的地方，一场近在咫尺的特级舞蹈秀都无法让你抬起专心注视着手机的双眼。

但是他知道艾莉卡是绝不会同意搬到东海岸的。她的根扎在了威斯康星州，她的家人、朋友以及抱负和追求都分布在以她家乡的小镇为中心， 50英里半径的范围内。纽约这个大城市对她来说，除了美食和购物，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诱惑。

“你为什么要去纽约呢？”在他提出去纽约的可能性时，她这样问道，“我在这里，我们的家人都在这里啊。”

那时，德里克也曾劝慰自己，与艾莉卡在一起比在纽约生活更重要。但是，他又有点不甘心。他不知道在纽约这个大城市自己会有怎样的境遇，但他还是希望亲身体验一下。

也许，他想，他需要一点鞭策，而分手，可能正是他所需要的。

第五章    后危机时代投行人的生活

现在，和金融危机之前一样，一个入行第一年的IBD分析师一周工作100个小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就相当于，他们工作日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周末两天每天还要工作10个小时。

在接下来的一年，由于花了更多时间采访华尔街年轻的职员们，我对他们的工作从之前的神秘而变得越来越了解了。

我了解到，投资银行其实集合了各种各样与金钱相关的不同功能，所有这些功能全都杂陈在一起。当然，这里面也有真正的投资银行家，他们中有男有女，全国各地到处跑，帮助大公司融资，收购小公司，并以其他各种方式担当企业精英们的财务顾问。这里也有初级分析师和银行助理，他们替那些银行家们分担枯燥繁重的基础性工作。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的工作跟投行业务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中有买卖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和其他金融产品的交易员，有与交易员们协同合作、为金融产品找到匹配的买家和卖家的销售人员，也有能够建立复杂的计算机程序以便分析市场数据并据此交易的“分析家”和“战略家”，他们是银行的数学奇才。这里还有各种研究分析员，他们针对各种话题和公司撰写详细的报告；有一级经纪人，他们为对冲基金和其他投资公司提供基础服务；有结构金融部，设计并包装复杂的衍生品；有媒体关系人员、政治说客、人力资源经理以及私人财富银行家，以及帮助其他人避免陷入麻烦的律师和合规专员。

我所跟踪采访的华尔街年轻职员们，大多数都是在大银行的投行部（又叫IBD）工作的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对银行新人来讲， IBD分析师通常被认为最有面子，工作时间也最长。现在，和金融危机之前一样，一个入行第一年的IBD分析师一周工作100个小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就相当于，他们工作日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周末两天每天还要工作10个小时。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22岁的孩子们每周都在奋力地做着100小时的工作。事实上，许多人坐在那里一整天好几个小时都没啥事，听着音乐或看着他们最喜欢的博客，等着上级给他们分配工作。（这些上级职员布置的工作可从来不好玩，但那种在晚上6：30或7：30，上级职员们离开办公室回家睡觉时布置的、足够他们加夜班忙活一晚上的工作，才是最糟糕的。）

入行第一年的IBD分析师，工作内容大部分是收集、组织和提交金融数据。如果一家银行试图说服一个客户（例如苹果）去购买另一家公司（例如微软），该银行的分析师首先就要收集一切能够搜集到的关于苹果、微软、苹果和微软的所有竞争对手以及整个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财务信息。他们需要从FactSet， Bloomberg和S&P Capital IQ等收费服务商那里获取有关收入、支出、利润、回购、分红、长期趋势、评级变化、股票大宗买家和大宗卖家等所有的以及更多的信息。这些数据获得后，会被放到一个“模型”（一个用来计算拟定交易的具体细节的大型Excel电子表格）中。对于一个“苹果—微软”这样的交易来说，这个模型可以对微软的现在和未来的价值做出合理的预估，并能表明如何最好地收购微软，收购微软的风险在哪里，收购微软对苹果公司的长期财务状况和产品线可能有什么好处。模型一旦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数据也就会填进整洁有序的各种表和图中，插入到一个模板里，变成一份“项目建议书”（一本装订专业、极有说服力的册子），通篇几百页，内容详尽地向苹果讲解，究竟为什么应该并购微软，以及究竟应该为它付多少钱。

投资银行对数据模型和项目建议书的要求很高，拼了命地确保其完美无瑕，细致到连一个逗号或者小数点都不能出错。数据模型和项目建议书统称“交付品”，因为都要交付给客户。这些工作就是分析师所要做的。每天，分析师们都在部门总经理（MD）、部门副总（VP）和助理的支配下辛勤劳作。任何一个人，任何时候，在任何交付品上，都可以要求他做出修改。也许，凌晨3点， MD想把项目建议书63页的折线图变成柱状图，那么，一个好的分析师就应该立即起床并马上开始修改。也许，在圣诞节， VP在一个Excel模型的L57格处发现一个单元格引用有问题，不能指向所引，那么，负责这个表格的分析师最好就先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再拆开礼物吧。

“在你的资历还不够老的时候，你无法控制自己的节奏，”一名华尔街高管告诉我，“你总在待命。就这方面来说，分析师跟医生的生活有很多类似之处。”

日程安排由他人说了算，是年轻分析师的生存状态。这就是说，他们晚上下班后的每个活动都有可能到最后一分钟被取消，放松的假期和个人外出旅行也不可能，工作手机变成了他们永久性的第三只手。

“让人痛苦的不是长时间加班，而是缺乏对时间的控制，”一名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告诉我，“我的生活已经不再是我的了。”

分析师们早就被教导要始终不渝地忠于职守。很多分析师大学期间准备应聘华尔街的职位时都会看一本很薄的书《金融面试入门指南》，书中针对未来的银行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是周五下午。明天早上你要赶飞机去波士顿，参加你好朋友的婚礼，并且你还是伴郎或伴娘。你很早前就告知了你们组这个事，他们也知道你周末要去波士顿参加婚礼。正当你就要出发的时候，一个客户提出想明天和小组的人见面。你会怎么做？

按照这本入门指南，正确的回答是，你理解投行工作将面临着很多困难，你先前已经做好了类似的牺牲个人利益的准备。换句话说，你的回答应该是这样：“是的，先生，尽管会议上我不用发言，也不会对任何事情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我肯定只能放弃参加好朋友的婚礼，静静地坐着听完这半个小时的会议了。”

银行通过向分析师们提供一些体制化的福利，试图降低银行工作里永不停歇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很多银行大楼的内部都配备有健身房，所有公司都会为在办公室加班超过一定时间的分析师提供晚餐补贴。很多公司还配有豪华的公车，并给分析师们发放公车使用券，在办公室加班太晚的话分析师们可以将这些豪车开回家。然而，这些福利常常是更加激励了员工工作的热情，使他们工作得更努力，加班得更晚。

克伦·何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人类学家。他曾经研究过金融文化，曾写道：“年轻的银行职员们被领入了一种不稳定且竞争激烈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他们必须快马扬鞭，从而马到功成。”而要做到这一点，其中之一就是要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从而将自己的工作与“实体”经济中朝九晚五、打卡上下班、无须加班且不必担心有紧急的项目处理的人所做的工作区分开来。这种被神圣化、合理化了的状态，克伦·何称之为“文化地理隔离”，在培训过程中被当作一种值得骄傲的东西和所有分析师必须经历的重要阶段，灌输给了分析师，而且这种做法还真的起到了效果。在华尔街对面的“牛棚”中，年轻的分析师们玩着一种叫“苦难扑克”的游戏，在游戏中，他们骄傲地（常常是夹杂着一些过分夸张的细节）向彼此抱怨自己有多么累。（“我被安排参与了三个项目，一个月以来没有在凌晨1点离开过办公室。”“哦，是吗？我被安排参与了四个项目，上周已经熬了三个通宵了。”）

当然，华尔街的年轻分析师们并不是被牺牲受迫害的，而是自愿选择这条道路，而且他们都得到了丰厚的补偿。但是，不断听到分析师们描述每天因工作而带来的挫折和苦闷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对思维正常的人来说，不管给多少钱，可能有人也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比起大多数行业来说，华尔街更让员工们感到没有存在感，很多初级的银行职员们都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干着既没有创造力又卑微低贱的工作，自己的时间也不受控制，随时可以被叫去干活儿。而银行自身也强化了这种观点——把人力当作资本，把血肉之躯的员工当成了商品。（比如，在高盛，过去的人力资源部现在都改为“人力资本部”了。）

对于入行第一年的金融人（几个月前他们还是快乐、自由的大学生）来说，变成华尔街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要素的过程是一种难以言表的钝伤。在我所采访的年轻银行职员中，我看到了比工作所带来的挫折更深刻、更本质的失望和沮丧。好多次，听着分析师们几乎是含着眼泪向我描述他们多么厌恶做Excel模型时的简单机械，或是星期天夜里11点在酒吧跟一个银行家见面，因为这是他整整一个月里唯一有空的时候，我的思绪便开始游弋。我想到了大量名校毕业生委身金融行业的数据，以及整个国家大量社会和经济资源向华尔街银行的集聚。然后，带着沉痛和愤怒的心情，我不禁想：我们真的要为金融业付出这么多吗？

在一次深夜采访中，一位分析师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向我描述了他的焦虑和倦怠。听了他的描述，我想起了最近在《金融家》（一本关于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老书）中读到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于1976年（比汤姆·沃尔夫创造“宇宙的主人”——Master of the Universe这个词还要早十年）[1]，文章在谈到投资银行家时，把他们描述得像是一种新发现的超人物种一样：

他们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昂贵的古董和原创的艺术品。他们穿着500美元一套、旧式风格的西服套装，给罗马、苏黎世或者法兰克福打个电话，就像大家给隔壁邻居打电话一样……他们策划安排的交易，都是成百上千万美元的交易，而且，尽管他们只是提供中间人服务，但服务提取的佣金，都非常丰厚，使得他们也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工薪族。他们就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是为美国大公司筹集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现金的人。

这篇文章所描述的，或许是1976年高级银行家的真实写照，但它和我听到的众多年轻分析师所描述的后危机时代的银行人的生活完全不同。今天，更精确的描述应当是这样的：

他们的办公室到处都是发了霉的外卖餐盒和沾有汗迹的内衣。上周带来的装干净衣服的袋子里，还剩下什么他们就穿什么，而他们自己，也已经两个月没见阳光了。他们为客户做着客户从来都不看的项目建议书，为Excel表格对齐不当而招来训斥。这一切，都是为了年底时能够得到一笔数量还不错、不至于让自己想跳地铁自杀的奖金。他们是华尔街年轻的投行人，他们只想睡会儿觉。

[1]Tom Wolfe （记者，小说家）在其1987年出版的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在描述一名华尔街银行家时，使用了Master of the Universe这个词。该词迅速风靡，成了华尔街银行家的代名词。——译者注

第六章    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是来赚钱的

高盛的销售和交易实习以“职位争夺”而出名，为期十周的实习竞争激烈，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兄弟会招收新成员。

“要进去的拿证件！”酒吧的保安咕哝道。

杰瑞米·米勒-里德和萨姆森·怀特，是高盛入行第一年的销售与交易分析师。他们找了找钱包，取出驾照，递给了保安。驾照上显示他们分别为二十二岁和二十一岁。保安简单看了一下，点了点头，挥手示意他们进入Frying Pan。 Frying Pan是一个浮于水面的酒吧雅座，设在一条旧船上，船停泊于曼哈顿岛西边。这个酒吧是年轻的华尔街人夏天最爱去的地方。在船上的每个角落，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的银行分析师们喝着酒，一起玩着，他们的白衬衫上还带着服装店打包时留下的折痕。

杰瑞米，来自旧金山，是一个柔弱的金发赛艇划手，戴着黑框眼镜，穿得好像一名助理教授。在上一年夏天一起在高盛实习的学生中，他与来自弗吉尼亚北部、最喜欢穿Polo衫和Sperry Top-Sider帆船鞋的萨姆森最合拍。他们都是常春藤联盟院校大四的佼佼者（杰瑞米哥伦比亚大学，萨姆森普林斯顿大学），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也让他们能够和那些经常出入诸如Frying Pan之类场所的兄弟们打成一片。但他俩都觉得自己比一般的高盛实习生更从容，而从容淡定的风度使得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现在是2010年夏天，两人都回到了纽约开始全职工作。他们在参加一个为期十周的培训，经过培训他们将从一无所知的学生变成高盛的业务能手，目前已经是培训的第二周了。

杰瑞米工作于高盛的商品交易部门，他正在了解高盛所交易的所有商品，石油、天然气、玉米、小麦、贵金属等等。萨姆森工作于高盛抵押贷款部门，他正在学习高盛打包出售给客户的与抵押贷款相关的产品及衍生品。

培训的地点，在高盛公司泽西市的一个礼堂里。课排得很多，一整天都有，上得人脑子发木，而课上讲的东西，大部分都不会在实际工作中用到。虽然如此，课还得坚持上。（比如，在培训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他们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玩一个商业主题的棋盘游戏，游戏是有关买卖游艇的。没有人能整明白这个游戏跟在高盛公司工作有什么关系。）然后，在学习了一系列其他让人厌烦的证券类话题后，他们开始为系列7考试和系列63考试做准备。系列7考试是华尔街大公司的新分析师必须参加的一种考试，而系列63是交易员、销售人员和一些资本市场工作人员参加的一种更为专业的考试。只有在通过了这两个考试后，他们才会被允许做实际的交易。

杰瑞米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华尔街工作。他曾经对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和政治很感兴趣，而且，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曾用六个月的时间，花了好几千块修草坪挣来的钱给自己的车改装涡轮增压，从那时候起，他还一度想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但是，在跟哥大赛艇队高年级的队员交流后，他决定申请去银行实习。他知道，在投行中所能学到的技能将可以用于任何其他工作。他也知道，在高盛为期十周的实习工资，大概是15000美元，这一大笔钱足够他大四一年好好花的了。

所以他积极地争取暑期实习的机会，当他得到这个机会后，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阅读了大量诸如Dealbreaker和Wall Street Oasis之类的金融博客，在梅西百货买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用父母的信用卡），浏览一些金融类的职业指南，了解取悦公司领导的技巧。

在高盛，公司的等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前，自营交易部是最赚钱最有地位的部门。自营交易部的交易员用公司的钱进行大额、杠杆式地赌注，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后来出现了一个叫作“高盛主战略”的团队专门做自营交易，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部门，包括以自营交易为核心的商品和抵押贷款交易员，以及在高盛内部被称为SSG （特殊情况处理小组）的精英投资团队。杰瑞米曾听到别人带着恭敬虔诚的语气提到这些团队，但也听说这些人已经开始变得不太吃香了。一项备受期待、旨在打击自营交易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沃克尔规则（以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的名字命名），正在推进实施，整个华尔街自营交易业务辉煌的日子似乎也已经为数不多了。

现在，杰瑞米在高盛的销售和交易部门工作。在这种部门，也有其自身权力和名望的分级。有的部门就比较“热”，比如信用交易、抵押贷款交易和商品交易，这些都是挣大钱的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只要有几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做得好的话，一个成功的交易员一年可以非常容易地挣到五六十万美元。当然，有的部门也会比较“冷”，如股票销售、机构经纪和内部风险管理等，这些部门都是为公司内部其他部门和其他业务提供支持的，他们本身并不能赚很多钱。

高盛的销售和交易实习以“职位争夺”而出名，为期十周的实习竞争激烈，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兄弟会招收新成员。在夏季实习刚开始时，所有高盛销售和交易部门的实习生，大约120人，被分配到了三个不同的岗位，然后每三个星期再轮换一次，目的是让他们能够体验不同的部门。当然，对实习生们来讲，他们则将这个轮岗看成进入热门部门的一场角逐，在这三次轮岗中都在费心尽力地讨好感兴趣的部门的经理。 8月份，最后一次轮岗结束后，经理们便聚在一起，以一种类似于专业体育选秀的投票方式，决定哪些实习生会被聘用到热门部门，哪些被聘到不太理想的部门，哪些不会被录用。对于很多即将上任的高盛分析师们来说，尽管在标准化的测试中和大学生体育竞赛中，他们总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但这次职位争夺将是他们第一次需要用尽全力才能胜出的比试。

在这场竞赛中，杰瑞米一开始在高盛的机构经纪部，一个为银行托管资金的对冲基金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这是一个比较冷的部门，工作内容几乎就是给对冲基金经理当银行出纳员，他很快就厌倦了这份工作。第二次轮岗时，他被分到了股票销售部门，这个部门比之前的部门略好些，但仍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那些活儿连一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都能做。第三次在商品交易部的轮岗则很不错，弥补了前两轮的不足。

商品部是高盛最热的两三个部门之一。这个部门在公司内部被称为杂乱无章的地方，在这里，巨大的风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肾上腺素水平几乎和奖金一样高。杰瑞米立马就知道，这就是他想要去的地方。

商品部的光荣历史可以追溯到1981年，那一年高盛收购了大型商品贸易商J. Aron。这个收购一开始非常艰难， J. Aron公司是以作风强劲、冷酷无情，一切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文化而出名，这一点和高盛低调文明的行为方式不太契合。（有好多年，在高盛总部， J. Aron都用自己单独的电梯。）但近年来， J. Aron已经开始从内部同化高盛了。 J. Aron的交易员，盖理·科恩（Gary Cohn）成了高盛的总裁；另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来做商品交易员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则被任命为了高盛的CEO。由于它的成功， J. Aron对自己的历史很骄傲，而且还认为自己是公司内部的大佬帮。在并购完成三十年后，好多高盛交易员在介绍自己时，仍自称为“J. Aron的某某”。

杰瑞米很喜欢J. Aron人那种自鸣得意的样子，在轮岗的过程中他很快就向这些人的桌边靠拢，学习他们的行话，也结识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人。其中最有趣的是格雷厄姆·坎贝尔，高盛公司能源部总经理。格雷厄姆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克萨斯人，他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向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销售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大发其财。他才华横溢，富有魅力，潇洒英俊，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一头浓密但鬓角渐已斑白的头发，看起来就像是电视里的政客一样，分析师们因此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作“参议员”。

在一个商品交易酒会上，“参议员”主动与杰瑞米握手并介绍了他自己，给杰瑞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暑假实习感觉怎么样啊？”格雷厄姆问道。

“太棒了！”杰瑞米语无伦次地说，“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而且……”

“停停停！你就别扯犊子了！”格雷厄姆打断道，“我知道，实习可一点儿都不爽。我读MBA时就干过这个，我知道这一点都不爽。”

杰瑞米笑了起来。格雷厄姆直爽的个性和他交往的真诚深深打动了杰瑞米。不是每一个年入四五百万美元的高盛合伙人都愿意花时间与一个实习生开玩笑的。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杰瑞米决定直奔主题。

“我想去商品交易部工作。”他说。

格雷厄姆呵呵一笑。杰瑞米想要进高盛做商品交易工作，还有好几道门槛要过——先得能被高盛聘用，然后还要通过系列7和系列63考试。但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他们都谈与商品交易相关的工作——工作的具体内容，有哪些风险，不同种类的产品的市场情况如何等。

“那么，”格雷厄姆最后说道，“现在你知道，你要进入的行业是什么样的了，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我们是来赚钱的。”

杰瑞米一直在点头。又谈了几分钟后，格雷厄姆对他有了最终印象，这个孩子很机智，他很喜欢。因此，在第三次轮岗结束，销售和交易部门的主管们列出他们明年想要聘用的实习生的名单时，“参议员”把杰瑞米列入了自己的单子里。

而现在，距离实习结束已经十个月了，杰瑞米正在一艘泊于哈德逊河上的船上，仰望着那些构成这个城市天际线的高耸的、闪闪发光的大楼。他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呢，然而，他不禁开始梦想着自己的未来。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学习大宗商品交易，驰骋石油交易市场，几百万美元几百万美元地砸。他希望能够入格雷厄姆（他似乎不能容忍废话和搪塞）的法眼。他还希望，最终找到一种方式，能够轻松自如地待在高盛，自在又温馨。

*  *  *

在Frying Pan酒吧，坐在杰瑞米旁，萨姆森也在思考自己究竟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的。

作为律师和编剧的儿子，萨姆森家境良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大一时就已决定同时攻读经济学和心理学双学位。那一年，他还被招进了一个饮食俱乐部——普林斯顿兄弟会式的组织。在俱乐部里，他听到了一些高年级的同学谈论金融。在他们的推荐下，萨姆森开始阅读《说谎者的扑克牌》，以便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说谎者的扑克牌》这本书由迈克尔·刘易斯所著，是一本回忆录，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事。

刘易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进入所罗门兄弟公司，做债券销售。跟刘易斯一样，萨姆森和金融界没有任何特定联系，只不过他恰好进了一所很大比例的毕业生都去华尔街的大学。但是，在读了刘易斯的回忆录后，萨姆森开始对华尔街心驰神往。在华尔街工作对他来说有些空洞，但是那种挑战和威望激发了他内心争强好胜的一面，而他正是凭着这种争强好胜才在班里名列前茅的。他知道，作为普林斯顿毕业且很会面试的学生，实现这个理想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他知道，哪怕只在投行工作两年，他也能够积累大量宝贵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对他以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就业指导中心进行高盛实习面试，对他来说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第一轮面试，高盛人向他提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如“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份工作”和“告诉我你最近一年中所读到的十个有趣的财经要闻”。第二轮面试有一点困难，包括了下面的谜题：

我刚发明了一个游戏。游戏规则是，我抛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朝上，你给我一美元，游戏结束。如果反面朝上，你就来抛一次。如果是正面朝上，你给我两美元，然后游戏结束。如果还是反面朝上，你再抛。第三次，如果正面朝上，你给我四美元，游戏结束；如果还是反面朝上，你再抛。依此类推，每多抛一次出现正面后需要支付的钱加倍，出现反面就继续抛。你觉得我需要先支付你多少钱，你才会同意玩这个游戏？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种叫作马丁格尔策略（输后加倍押注以期最后赢回）的法式投注策略。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考察应聘者对低概率、高影响力的尾部风险的理解。其思想是，虽然游戏的理论预期值是一个很小的负数（因为也许抛了几次后就会出现硬币正面朝上的情况，从而结束游戏并限制进一步的损失），但是也存在一种能够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很小的结果，就是反面一次又一次出现直到你欠下了数百万美金。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是从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作为交易员的思维；回答只需要给他一美元就可以玩这个游戏的人，可能没有仔细思考过尾部风险的情况，而回答需要给他一大笔钱才能玩的人则有点过于谨慎。尾部风险是一个后危机时代金融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在次贷泡沫膨胀时，金融机构所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忽视了整个互相联系的金融体系也会崩塌这个很小的可能性。

萨姆森对赌博略知一二，他读过一些有关算牌的书，也和朋友一起去过几次拉斯维加斯。但他从来没有想到马丁格尔策略会被当作一个金融职位的面试题目。他谈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并努力向面试官展示了自己在博弈论和概率论方面的知识。两个星期后，萨姆森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通知他，他获得了高盛固定收益、货币和商品部门的实习机会。固定收益、货币和商品部门被称为FICC，该部门负责高盛所有的债券交易、按揭贷款销售和其他类型的固定收益交易，是公司最赚钱的部门之一，其收入占整个公司年收入的50％到70％不等。进入FICC，也就意味着，在高盛这个赚钱的剧院中，他被邀请于前排就坐。

那年夏天，萨姆森表现突出。在实习生竞争激烈的按揭销售部，他做到了最好。他竭尽全力，在打印项目建议书和制作Excel模型时连极小的细节都非常重视，始终积极乐观、朝气蓬勃。因此，他受到部门MD和合伙人的喜爱，从而为自己争取到了下一年全职工作的机会。

那个夏天，萨姆森也遇到了杰瑞米。起初，杰瑞米给他的印象并不太好，脾气差又不友好，但很快两人的关系就开始升温，在参加公开会议和高盛实习生每周的咨询会上总是坐在一起。他们俩进入高盛都或多或少存在偶然性因素，他们都还没有完全被这个地方的神秘性或自负氛围所同化。一天晚上，在辛苦了一天之后，萨姆森掏出被他当作日记本的小Moleskine笔记本，写道：

通常，在个性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的环境里，我还是比较适应的。但令我感觉不安的是，如果你把120个靠辛勤工作和智力而不是个性而取得成功的人放到一起，然后说个性决定着成功，那么就会出现很多掩饰和伪装，就会有很多人试图隐瞒和改变自己的个性以达到他们所认为的“恰当”。

尽管萨姆森对这份工作不是很喜欢，他还是坚持了下去，而且得到了按揭销售部门的工作邀请。现在，九个月过去了，怀着满腔的希望，他回到了纽约，在世界最著名的投资银行里工作。

开始在新的部门工作时，萨姆森很兴奋。他所在的部门位于高盛新办公大楼的五层，这座办公大楼位于炮台公园市西大街200号，价值21亿美元，体现了高盛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新总部大楼装修上高盛毫不吝啬，楼里建了健身房、餐厅、意式咖啡吧、顶级会议中心，还摆放了数以百计的昂贵艺术品。（仅仅是大厅里的那幅长约25米，宽7米，艺术家朱莉·梅雷图所作的壁画就花费了500万美元。）

萨姆森走过交易大厅，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和布罗德大街85号高盛的老办公楼有些相似，他去年夏天就曾在那里实习。交易柜台并排而放，连接成行，排布在整个大厅内，每一个交易柜台的前方均有两台、四台、六台或八台电脑显示器。交易日里电话总是响个不停，头顶悬挂的平板电视被调到了C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从天花板上悬垂下来的数字时钟上不仅仅显示着纽约当前的时间，还显示着伦敦、东京、香港和其他全球金融中心当前的时间。交易大厅外围，玻璃墙隔开的办公室里坐着合伙人。大厅里还有一处用墙隔出的茶水间，高盛的交易员们不用走出自己的位置太远就可以享用到咖啡和点心。

尽管位于西大街200号的新办公楼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却有着一种奇怪的氛围。萨姆森不知道该怎样确切地描述这种氛围，但这个建筑确实给人一种戒备森严的感觉，就好像整个大楼在打造的时候就是为了让它更加安全，更加不友好，新大楼的设计感觉就是为了维护员工和信息的安全，同时跟外人保持远远的距离。

也许这只是他自己的看法。自他实习结束九个月来，高盛在公众的心目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个曾经不太为大众所熟知的投资银行，高盛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全球金融的祸害，连公司的名字都成了顽固不化的贪欲和邪恶的代名词。

2009年夏天，马特·泰比在《滚石》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高盛“就像一只盘踞在人类头上的吸血怪兽，时刻准备将它的触角伸向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落”。对高盛的大量批判自此开端。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关于高盛危机时代的各种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其推出的以抵押担保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上。高盛一方面将一些CDOs出售给客户，一方面却断言这些凭证会失败。 2010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起诉高盛公司和一个名叫法布里斯·图尔的抵押贷款交易员，在一个名为Abacus 2007-AC1的抵押贷款CDOs交易中欺骗了投资者。此时，高盛的问题开始爆发。高盛的抵押贷款交易部门，也是萨姆森要去工作的部门，是销售Abacus交易的部门，同时也是公司大规模看空房地产行业的部门，正是丑闻的焦点，也很快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四百来人的部门中，很多主管的电子邮件证明高盛有罪，并在SEC诉讼中被披露，包括一些顶级抵押贷款交易员将某个特定的抵押贷款CDOs称为“垃圾”并秘密谈论整个房地产行业即将崩溃的邮件。如果高盛是一个吸血鬼怪兽，抵押贷款部门就是吸血的嘴。

那年四月，当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传唤众多高盛高管来调查不良行为时，萨姆森和他的朋友们聚集在了他普林斯顿大学的宿舍里，一起观看了C-SPAN播放的听证会。那一天是美食俱乐部一年一度的春季聚会，他们正一起喝着橙色的朗姆潘趣酒。在他们喝得微微有点醉时，萨姆森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天哪！”他说道，“我还和那家伙一起吃过饭呢！”

萨姆森从来没有见过Abacus事件的中心人物，那个长着娃娃脸的法布里斯·图尔。但是他曾与迈克尔·斯文森和大卫·雷曼共事过，这两个人是结构化产品部的负责人，那天他们两个人都出席了听证会。他们脸色很不好，就像交易很差时那样。萨姆森不禁想：被迫向一群不了解情况的官员们解释自己的行为，这俩人得有多烦啊。

尽管高盛被指控犯有各种欺诈和犯罪行为，萨姆森仍然为能够在高盛抵押贷款部门工作而感到自豪。他觉得部门里的人都是正直和讲道义的，只是被错误地当作替罪羊了。在Abacus事件后的几个星期内，他都一直试着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为高盛的行为辩解，论点都照搬自公司的那帮朋友。

“妈妈，不用担心，”在母亲问他高盛抵押贷款交易员在危机爆发前是否有不道德的行为时，他告诉母亲，“很显然，有人亏了钱，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是老练的投资者，他们应当知道这些风险。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不道德的。”

4月，当他看到公司的高管们被参议员们大声斥责时，萨姆森感到一种异样的担心从内心滋长。他担心的是高盛会屈服于公众的压力，压缩或者完全关停抵押贷款部门，这样他就会失去工作。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即使公司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过错，在Abacus的事情被爆出后还会有人想从高盛购买复杂的抵押贷款产品吗？

“你铁定很快就不会再交易任何抵押贷款产品了，”在他们观看C-SPAN播放的听证会时，萨姆森的一个朋友笑着说道。

但是他这位朋友错了。在Abacus丑闻之后，确实有几个高盛交易员离开了，但5月萨姆森从普林斯顿毕业的时候，这个部门还在。而现在，当这个部门正舔舐伤口，努力东山再起时，萨姆森将以一名最新成员的身份，加入其中。

毕业工作后，萨姆森和两个大学好友搬进了特里贝克地区（曼哈顿岛上的运河街以南，百老汇以西的三角地带）的一栋公寓。他拿出了自己的西装，准备应对接下来繁重的工作。奇怪的是，过去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影响他对这份工作的热切期盼。事实上，这一系列的事情反而让他对这份工作更加期待。他告诉自己，如果抵押贷款部可以在Abucus丑闻之后存活下来，那么这个部门就能够应对任何挑战。早在实习时，他就已经变成了高盛的信徒了，而现在他已经准备好了以一名全职员工的身份去为这个公司赴汤蹈火。

这个夏天，萨姆森又坐了下来，提炼了自己的想法并记录进了日记里：

开启下一篇章——纽约。与两个最要好的大学朋友一起住进了特里贝克地区一个舒适的公寓。在最赚钱的公司，最喜欢的部门工作。这才是真正的新篇章——一群全新的朋友，应该是很令人兴奋的。真正的生活开始了，期待中……

几个星期后，他继续写道：

真正的生活已经开始一个月了，我爱这样的生活。尽管我的责任比大学时期重了，但我意识到我唯一需要负责的就是我自己，也就是说，我唯一的责任是要赚足够的钱，以便支付房租和维持我的生活，因此，工作以及工作上的成就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样很好，因为，如果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工作不开心的话，我可以有勇气辞职，找到另一种方式来履行这个责任。

尽管这样说，我还是真的希望自己能喜欢这份工作。这份工作能够很好地使用我的各项技能。另外，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建模方面的经验，以便能学到一套可以用于其他工作的通用技能。一段时间之后，我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风险管理专家——管理风险，控制风险，而这种通用技能在任何行业都是非常有用的。

关于实际工作就写到这里吧。实际工作其实尚未开始呢。我实际上比想象中更喜欢这个城市，我想是因为我找到了有趣的朋友，这些朋友最好的地方在于，与他们能够进行良好、坦率的对话，跟他们在一起让我觉得很享受，希望这种感觉能继续下去。究竟如何，要等培训结束，真正的工作开始了才知道。在那之前，享受这一切吧。

前面的那些想法是较为清醒时的想法。现在，当他缓缓走到Frying Pan酒吧的吧台，再要一瓶啤酒时，萨姆森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自他实习期开始的第一天就一直停留在他脑海中，那就是：

我只是希望我能坚持下去。

第七章    华尔街文化的洗礼

一些人开始穿昂贵西装，会在闲谈的时候使用诸如“delta”和“top-tick”等金融术语，这标志着华尔街文化已经对他们的内心产生影响了。

几个月来，通过对金融行业的专访，我开始注意到我所认识的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其中一些变化是次要的，表面的。一些人开始穿昂贵西装，会在闲谈的时候使用诸如“delta”和“top-tick”等金融术语，这标志着华尔街文化已经对他们的内心产生影响了。另一些人，不管采访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进行，都在边接受采访边喝酒。还有几个人开始用“我们”来称呼他们公司，“我们星期一做成了一笔交易”，“我们看好房地产”等。

但是，有的人，在短短几个月内，个性似乎就发生了180度的彻底转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名叫理查多·赫尔南德斯的人身上的变化。

我遇到理查多时他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不久。在大学期间他学习生物学，并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医生。理查多在圣安东尼奥市长大，是第一代墨西哥裔美国人。他勤奋、聪明，但并不自以为是、惺惺作态，也不高高在上、目中无人。不管是在公园里和一群不当班的警察一起打篮球，还是出入高档奢华的俱乐部，他都一样开心。

理查多在大三那年开始涉足华尔街，当时他刚从摩根大通暑期实习回来，两眼放光，甚至兴奋。他将自己行医的梦想放到了脑后，毕业之后就开始在摩根大通并购部工作。

在摩根大通，新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基本工资是70000美元，奖金数也大约这么多。这个收入是吸引理查多进入摩根大通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毕业后可以先做两年别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学习神经脉络和各种抗原，这一点理查多觉得很好。他自己的规划是，先在摩根大通做两年并购，然后再彻底换一份工作。

“这不是我最终和最高的目标，但是我渴望这种智力挑战。”对于投行工作他这样说道。

但是，仅仅入行五个月，金融行业的文化对他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了。由于久坐不动以及天天（含周末两天）在办公桌上吃外卖[1]，他的体重增加了近14斤。他双眼疲乏，皮肤蜡黄、黯淡，曾经淡漠、平静的他也变得跟其他金融行业的人一样，雄赳赳气昂昂的了。

“去年，一些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税后的奖金只有大约2万美元，”一天晚上，在曼哈顿肉库区的一家酒吧，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向我抱怨道，“这个数额简直太侮辱人了。一个人辛辛苦苦、累死累活地干了整整一年，结果只拿到了20000美元的奖金。这简直是耍弄人嘛！”

抱怨归抱怨，既然无法逃离华尔街，抱怨又有什么用呢？别说工作，就是生活居住，理查多也都离不开华尔街。他住的地方，叫温莎庭院。这是莫里山（Murray Hill）的一个庞大的公寓群。这个公寓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由于有很多年轻的华尔街人住在这里，这个公寓被称为银行宿舍。公寓里有一个健身房，每一层都有洗衣房，楼顶还有一个露台。夏天，在楼顶露台上，你可以看到各家银行的分析师们，在那儿抽水烟、喝百轻[2]。

从事金融行业之前的生活，理查多都很怀念——和女朋友一起吃晚饭、看电影，安静地读书，安心地打球（而不用每次休息暂停都查看自己的黑莓手机）。他喜欢自主自由，讨厌因为某个项目而被主管毁掉周末。

但是他喜欢摩根大通带来的名望，喜欢当一名分析师。他们这些分析师都是二十来岁，思想相似、爱好相近。理查多和其他一些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们，很能玩到一起，他们下班后一起出去喝酒，在公司的IMS （即时消息）系统内分享博客链接和好玩的视频，还经常互相开玩笑，互相恶搞。那年夏天，他们开始“互冰”——其中一个人将一瓶斯米诺冰纯（Smirnoff Ice）藏在办公室的某个地方，一旦谁发现了这瓶酒，这个人就必须马上单膝跪地，一饮而尽。

尽管工作本身还并不是很有意思，但有了这些新交的朋友，理查多感觉在摩根大通还是比较温馨自在的。

“是这样的，”一天晚上，他喝着酒对我说，“大多数在投行工作的人都是工作努力、勤劳善良、挺不错的人，投行也确实有一些心理变态的人，但大多数人都只是努力低头做事，力求无过的。”

在某些方面，理查多在华尔街所受到的感染，让我想起了我在写福音派基督教时所看到的各种转变。华尔街，就像宗教一样，有它自己的规则、章法和强制性的文化规范。作为一个新人，你必须尽快融入其中。

宗教皈依与大学生到银行家的转型之间，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宗教皈依，按照传统看法，是一步，而且是快速地完成的。与之不同的是，华尔街是通过一个两年期的文化洗礼来转化新员工，这种文化洗礼涵盖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

融入华尔街，第一步就要学会一种略微不同于普通语言的语言。在华尔街，分析师们很快就学会了用“equities”而不是“stocks”来指代股票，把“leverage”既当名词又当动词，并很快学会了各种业内术语，一开口就是长串长串的各种缩写词，如DCF、 CIM、 LBO、 VIX等。

新入行的分析师们需要模仿金融家们的举止行为，包括穿衣打扮。对于男人来说，标准的穿法是深蓝色西装，白色衬衫搭配深色平纹领带。对于女性来说，保守持重是要领——不要穿低胸上衣、超短裙或者太过暴露的衣服。不论男女，都要避免两个误区：穿戴得比老板还好（戴百达翡丽的手表，穿古驰的鞋子，背爱马仕包或穿戴其他彰显身份的奢侈品）和过分时髦亮丽或与众不同。一家大银行的分析师告诉我，一个男同学，在培训开始的第一天，穿着一件棕褐色棋盘格花纹外套，里面配着一件黑色高领毛衣，结果其他人侧目窃笑，丢尽了脸面。

华尔街还影响着新人们居住、吃饭以及工作之外消遣的选择。这方面的规则不是那么严格，但一般来说，像莫里山（Murry Hill）和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这样的街区被认为是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的领地， JoshuaTree （分析师们给起的绰号是“J-Tree”）和Patriot Saloon这样的酒吧被认为是他们喝酒消遣的好去处。而入行第二年的分析师则可能居住在东村（East Village）或切尔西（Chelsea），并出没诸如Brass Monkey和Penny Farthing这样稍好些的酒吧。只有在升到助理级别，并且开始每年挣到二十万美元以上时，大家才有资格居住在类似西村（West Village）或SoHo这样时髦雅致的街区，进出的酒吧也更为高档，而那些低档的，则已经不再适合了。

同时，在分析师们被华尔街影响之时，他们也正慢慢与外界隔绝。大多数大型投行的办公室里， Facebook、 Twitter、 Gmail和其他社交媒体都是被屏蔽的。也就是说，除了个人手机以外，一名分析师与非金融行业的朋友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其他便捷的联系方式了。吃饭、健身、理发、干洗，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可以在办公楼内部完成，这也更加减少了分析师们与外界接触的必要。公司福利变成了麻醉剂、毒品，其结果是，员工们用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多了，而脱离金融泡沫的欲望则更淡了。

“这两年，我基本上都没什么时间跟人交流。”一名年轻的银行职员告诉我，“每当我抽空干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感到不安或内疚。坦白地说，有些朋友，他们在别的行业赚的钱和我在银行赚的，是一样多的。因此，很多个夜晚，我都坐在办公室里努力地思考，试图弄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让自己受这个罪呢。”

最终，分析师们心理上的变化开始扎根、巩固。奇怪的术语开始变得正常；银行的那种注重身份地位、充满竞争的文化使他们在与父母、室友和朋友交流时开始变得有些尖锐、更加直接了；金钱已经从一个不经常涉及的话题变成了每天的主要谈资了；社会关系开始变得商业化；资本市场内部的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而资本市场之外的世界开始缩小，变成了只是偶尔需要分心的东西了。

高盛的一名分析师向我讲述了他走上工作岗位第一年时所发生的变化。“你似乎失去了那些不从事金融的朋友，”他说，“打个比方，也许我的朋友是‘为美国而教’项目的一名老师，受收入水平限制，一些我去玩的地方他们去不起，因此没法一起去。这感觉糟透了，因为第一次感觉到了，钱确实很重要。大学时，大家都是一个宿舍的。而现在，却分出了等级。而消费水平的差异，意味着你与这个行业之外的人之间，会慢慢疏远。”

最近，南加州大学商学院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米歇尔的教授，对年轻的银行职员们开展过一项研究。该项研究再次印证了银行职员们第一年参加工作时所发生的重要变化，甚至包括身体上的变化。米歇尔写道：

在刚开始工作的头三年，银行的职员们都把身体当成了头脑所控制的物体。他们长时间地工作，忽略了家人，放弃了兴趣爱好，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肆意驱使着自己的身体，毫不顾及身体的正常需要。他们抑制着自己需要充足睡眠的需求，只是“在晚上11点，凌晨1点， 3点， 4点小睡片刻”。当我问他们，“难道你不担心这样会影响你的健康吗？”大多数人会像某银行的这名助理一样回答道：“未来几年内，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过几年之后再考虑健康的问题吧。”当我问他们，“万一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呢？”很多人回答，“我愿意冒一下这个险。”

我采访过华尔街的很多人，工作时间较长的“老人”和新入行的“新人”都有。一次又一次地，我听到他们讲道，金融危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行业。奖金少了，工作也不那么稳定了，老华尔街的文化也已经消失了。“那些在脱衣舞娘性感的屁股下抽着可卡因的大老板们已不复存在”，一名银行人这样对我说。各家银行自身亦仍在苦苦挣扎，试图从危机所造成的动荡中恢复过来。

但是，尽管银行业在后危机时代确实变了，成为一个银行人的过程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变化。文化规范和公司积淀仍旧从老员工传递到新员工，对新入行分析师的要求和期望基本上和之前一模一样。像危机前的分析师一样，后危机时代的分析师仍然要努力工作、大量饮酒、穿得像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一种服装品牌）服装模特一样，并且要把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

在我们的采访快结束时，我问理查多·赫尔南德斯在华尔街工作几个月来有何感想，他给了我一个永恒不变的答案，这个答案在2010年仍和1987年一样常见。

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银行挺好的，但是你做过之后，就不想再做了。”

[1] 在华尔街，这叫作“无缝点餐”（Seamless Belly）。“无缝点餐”这个词来自于一家订餐网站，本来是网站名，该网站提供“公司付费，员工点餐”服务。

[2] 英文名Bud Light，是美国百威公司出品的一款啤酒（Bud=Budweiser），其原麦汁浓度低于普通百威啤酒的5%，只有4.2%，是美国销量最好的啤酒，中文译名百威轻啤或百威清啤。——译者注

第八章    华尔街的女人们

2006年《纽约时报》开展的一项分析研究发现，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中33%是女性，但是，新晋的全职助理和担任主管的人中女性就分别只有25%和14%，女性CEO就更没有了。

环顾喜来登宴会厅，朴秀珍看到了许多长裤套装。大部分的长裤套装，都是黑色和深蓝色，但偶尔也有红色。她想，这说明应该是有职位非常高的管理层在吧。在金融界，除非真的很有权势地位，并且扛得住，否则一般人是不会穿红色套装的。

朴秀珍是一名德意志银行的风险分析师，身高1.58米，穿着高跟鞋，尽管她自认为还算自信，但在这种环境下，也不免觉得有些胆怯。她正在参加的是由公司发起组织的“华尔街妇女大会”。“华尔街妇女大会”一年举办一次，旨在关注金融行业中的女性。来参加会议的女性，有两千来人，几乎纽约的每个银行都有。她们齐聚曼哈顿喜来登，可以吃美味的棒棒糖蛋糕，喝浓郁圆润的霞多丽，还可以听几个女性嘉宾们讨论演说。这些女性嘉宾不仅有私募的高管、银行的老总，还有企业的老板。但在朴秀珍看来，这些人来这里，大多数都是来互相吐槽的。

几分钟前，秀珍刚刚听完安舒·贾恩（Anshu Jain）的演讲，他不无严厉地谴责了华尔街“男性俱乐部”的传统。安舒·贾恩是德意志银行的投行业务男主管，后来升为德意志银行的联席CEO。“从民族的角度讲，我们很轻易就做到了多样化。”贾恩说道，“然而就性别多样化来说，我们行业的成就离理想还很远。”

秀珍坐在宴会厅的后面，听到这些，她会意地点着头。来华尔街之前，她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学习经济学。她原本希望毕业后能够在一家大公司做银行前台工作。但她毕业时刚好赶上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日子，投资银行只针对业务必需的少量岗位进行招聘，分析师的招聘数量则少得可怜。分析师当不了，她却被一名职业顾问推荐到了风险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在银行内被认为是中台部门，不如前台好，但好的是，毕竟有工作了。

风险管理部门的起薪仍然还不错，基本工资60000美元一年，外加大约15000美元的年终奖。而且工作时间也比前台岗位要好，一般为早上9点到下午6点。秀珍觉得，这份工作虽然没有前台岗位的薪水高，说起来也没那么有面子，但也总比没有工作强，所以，就接受了。

秀珍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进入公司之前，就已经为在男性主导的行业内工作可能要面临的挑战做好了准备。刚到德意志银行的时候，她是比较乐观的。她曾仔细研读过公司的招聘材料。这些招聘材料看起来像是文科院校的宣传册，上面满是笑容灿烂、开心幸福的各种族兄弟姐妹，处处彰显多样与和谐。对于涉世未深的秀珍来说，这个银行看起来就是一个即使不把女人们当宝，至少也不会歧视女性的地方。

但她很快就发现，她所在的风险管理部仍然是男人的世界。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一名退役的军官，他管理这个部门，就像管理一个陆军排一样，强横刚硬，令行禁止，作风强硬，纪律严明。除行政助理外，秀珍是部门内唯一的女性。很多年来，部门内所有被提拔的人都要通过“风险学院”的培训。“风险学院”是一个适应性培训项目，包括几个新兵训练营式的体能挑战。事实上，似乎整个银行的基调都是军事文化，从首席执行官（他本人也是一名老兵）到每天站在这家银行60多个华尔街办公室外的保安，他们穿着全套德军作训服，雇员们进入办公室时都向他们打招呼。秀珍和同层的其他女性职员，包括销售分析师、行政助理和经纪人，都逐渐熟络了起来。她们比较友好，但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在茶水间里日常对话所涉及的话题不过是名人八卦、曼哈顿的发型师和流行时尚。一次，一个在旁边部门当行政助理、年纪稍长的女人，就曾约过秀珍：“等你拿到奖金后，我们一起去买包吧？”

秀珍对这种一起购物的请求以及女性圈子里的应酬感到有些犹豫。她习惯了以前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时，女人们坐在餐厅里一起讨论政治和国际事务，规划着自己在权力大厦中的职业生涯。她觉得，如果被别人看到自己与行政助理们一起讨论购物，恐怕不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

华尔街女性的晋升问题原本就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2008年经济危机前几年和经济危机时，金融界最资深的女性高管（业界高管，金融行业年轻女性的榜样）中，有好几个人失去了工作，职业的晋升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了。佐伊·克鲁兹（Zoe Cruz），摩根士丹利的二号人物，于2007年底被该公司CEO约翰·马克（John Mack）解雇。艾林·卡兰（Erin Callan），雷曼兄弟首席财务官，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前不久被解雇。两个月后，萨莉·克劳切克（Sallie Krawcheck），花旗集团的高管，也被迫离职。克劳切克后来又进了美林银行（但又再次被扫地出门），她后来曾说过一番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她说，这些都不是意外，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女性的境遇比男性更糟糕。“就每一例个案而言，在确定谁被提拔的时候，他们总是选择已知的，即那个看起来和听起来都跟现任领导很相似的某个人，”在写到男性高管时克劳切克是这样描述的，“在公司和公司业务处于压力状态下时，尤其如此。”

按照《华尔街的女人们》的作者梅利莎·S. 费希尔（Melissa S. Fisher）的说法， 2000年到2010年之间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性人数下降了2.6%，而同一时期金融行业男性的数量增长了9.6%。在费希尔看来，女性群体数量减少，部分原因是经济危机。“许多人认为，他们那一代会出现一个女人打破金融行业的玻璃天花板，成为CEO，”她写道，“但是，这些女人不但没有成功地打破性别界限，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地位直线下降。”

当然，相比前一代的女性，今天的华尔街妇女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由于各大银行在人才多样化招聘方面的努力，新人培训计划，以及美国企业在性别平等方面的普遍进步，今天新分析师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在许多新任分析师中男女数量已几乎相等。现在，华尔街公司的求职者们已经不会再像美林1972年经纪人培训班的申请者那样被问到诸如“当你遇到一个女人的时候，你对什么最感兴趣”这样的问题了（那个时候，银行想要的答案是“她的美貌”）。现在，银行还会给新员工进行长时间的性骚扰知识讲座，并严格禁止那些对女性不敬的行为，例如禁止把与客户的会面安排在脱衣舞俱乐部等。

但是，金融领域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一直是名大于实。 2006年《纽约时报》开展的一项分析研究发现，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中33%是女性，但是，新晋的全职助理和担任主管的人中女性就分别只有25%和14%。华尔街那些大公司中C型雇员[1]岗位比较少，女性CEO就更没有了。在秀珍工作的德意志银行，女性占全行人数的44%，但女性高管只有高管总人数的16%。

就在“华尔街妇女大会”召开前的几周，高盛银行和花旗集团均遭到女性前雇员的起诉，起诉理由为性别歧视。高盛的前雇员们控诉说，在公司内部男性比女性“更受重视，薪水更高，更容易被提拔”。花旗集团的前雇员在起诉书中称：“在花旗集团，‘男人俱乐部’这种过时的东西仍然存在并大行其道，”并且还说，“在金融危机期间，女性更成为辞退的对象，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比例。”

秀珍曾希望通过参加华尔街妇女大会厘清一些问题，并希望听取一些在职业生涯中已经取得成功的女性讲授她们的经验。但令她失望的是，这些人在性别不平等方面并没有谈太多，大多数参与讨论的女嘉宾似乎更喜欢吹嘘自己遇到的歧视是多么地“少”。（大概是因为，她们想让人们觉得她们在工作上是如此能干以至于他们完全能够超越性别差异。）在嘉宾讨论中，一名德意志银行的女高管在回答女性在社会交往中如何与男性平起平坐、被同等对待时说道，她“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自己不能参加的‘男人俱乐部’。如果他们要出去喝酒，我也总是跟他们一起去”。

这名德意志女高管对性别不平等的漠视让秀珍感到有些不安，即使她个人没有碰到或者不惧这种差异和歧视，但在金融行业里，女性确实会遇到很多障碍。确实，她也经常和男同事们出去喝酒。她的那些男同事们从没在她面前说过任何蔑视和仇恨女性的话，也没有试图跟她上床，其他一些更为常见的困扰华尔街女性多年的问题她也没有遇到过。但是，歧视和不公还是存在的，它们以各种数不清的方式微妙、隐蔽地存在着，使她在金融行业的经历，一直不如人意。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困在了这个负责中台的小组，困在了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女性堪为榜样的部门，困在了一个在表面上重视性别平等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切实的机制来确保女性分析师被平等对待的银行。这场会议剩下的时间里，她一直很郁闷、很愤怒，觉得这个大会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几个月后，秀珍看到了更令人不安的一幕。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一场关于德国政府是否应该为德国公司董事会设立性别配额的辩论，德意志银行的时任CEO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说，他希望能在银行的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女性的数量，使其“更多彩、更漂亮”。这明明是开玩笑的话，结果在欧洲媒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引来了德国政治领导人的批评，他们指责阿克曼没有性别平等观念，对性别歧视太不敏感。（其中一位领导，消费者保护部部长伊尔丝·艾格纳（Ilse Aigner），就回应说：“想多彩想漂亮，那就应该去花园或者博物馆。”）

在读到阿克曼的评论和人们的反应之后，秀珍决定采取行动。她给几个月前曾在“华尔街妇女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自己从未因为性别而受到冷落）的那名德意志银行女高管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在邮件中，秀珍尽量客气，她先对该女士所作的演讲表示了感谢，然后说“遗憾的是，我认为你所讲的反而削弱并破坏了你正在采取的纠正德意志银行内存在的性别歧视的措施”。让秀珍没想到的是，这名高管居然回复了，并在邮件中粘贴了一份看起来应该是律师或者公关专家所写的声明。（这份声明声称阿克曼“与集团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道，都切实支持银行管理中能有更多女性”，他的声明还说，“他和德意志银行都支持按照工作能力和绩效成绩来提拔女性以及男性职员。”）

读这份声明的时候，秀珍不禁叹息。银行官方的声明，基本上依然是在说，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女性想要晋升，所要做的就是像男人一样努力工作，并像男人一样取得良好的业绩。除了她们自身的能力和野心外，银行内并不存在任何阻挡她们职务晋升的结构性障碍。

她希望事实确如所说。而且，在内心深处，她也不知道德意志银行究竟还是不是一个公开敌视女性的地方，还是说只是过去是这样。但是她觉得这名高管的回应没有说服力，还是老一套的说辞，完全忽略了华尔街几十年针对女性的有力挑战。那天晚上，想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秀珍感到非常焦虑和担心。毕竟，如果一个女性高管都不愿意为像她一样的年轻女孩儿说话，那就没有人会愿意了。

[1] 指CEO、 CFO、 CIO等高管职位，因为都是以C开头，所以叫C型雇员。——译者注

第九章    电影《华尔街》天天都在上演

他喜欢进行这种交易所需的快速思维和敏锐分析，而能够在交易大厅里站起来并大声喊叫，让他感到自己就像是在演一部华尔街的电影，而电影的背景是早些年更激动人心的华尔街。

高盛商品交易部，一个不算忙的下午，杰瑞米·米勒-里德刚刚跟部门的一位副总裁谈完话。正当他转过身往自己座位走的时候，猛地撞到了一位同事身上。

“哎呀！”他说道，“对不起啊，老兄。”

杰瑞米仔细看时，却惊讶地发现，这个正在拍打自己衣服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他当时刚好在高盛交易大厅里转悠。这可把杰瑞米吓坏了，窘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直在想自己什么时候能遇到布兰克费恩，这个大家公认的华尔街最有权势的人。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碰”到他。

幸运的是，对这次碰撞，布兰克费恩表现得很幽默。

“保安，来呀，把这小子给我拉出去！”他脸上大笑着，说道。

杰瑞米工作干得很好，很少出错，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了高盛最有前途的新任分析师。这样的冒失，对他来讲，是很少出现的。

杰瑞米在商品部的能源组，这就意味着他大部分的工作就是为石油和天然气衍生品的买家和卖家做中间人，经销这些产品。银行的客户们（通常是大型航空公司、船运公司和炼油厂）利用这些衍生品来保护自己，避免由于生产短缺、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害等造成燃料价格波动而带来损失。高盛的交易员会进行数字计算，确定衍生品的合适价格，而并肩作战的销售人员则处理实际的交易并从中收取佣金。

一开始，杰瑞米的工作是登记小组里比他级别高的其他职员的交易。但很快他就发展到自己做交易了。

像绝大多数金融行业的岗位一样，能源销售和交易也涉及大量的行话和缩写，杰瑞米很快就把大部分都弄懂了。他知道了NG （天然气）和HO （燃料油）以及Nymex （纽约商品交易所）和IPE （国际石油交易所）之间的区别，学到了有关期权、增值掉期交易、互换期权、零成本期权和所谓的“three-way”（一种听起来很变态但实际上很复杂的衍生品交易）的知识。

一天中，客户们会打好几次电话，问一些非常细的问题，而杰瑞米总能运用新学的知识。

比如说，某个大型航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可能会打电话问：“你能提供50份基于2015日历年70～110领子期权的报价吗？”（这句话实际要说的是：如果我要购买一份看跌期权执行价在70美元每桶，看涨期权执行价在110美元每桶，基于2015日历年油价水平，能够每个月为50000桶石油提供担保的领子期权——一种能够允许买家有效地针对油价上涨采取保险措施而不需要预先支付大笔费用的交易，具体操作方法是针对同一证券同时买进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请问我需要支付多少钱？）

这时，杰瑞米通常会让客户等一下，然后用高盛专有的期权定价软件确定出合适的交易价格。一旦确定好价格后，他会再次拿起电话跟客户报价。

“我可以做到4美元。”他会这样告诉客户，意思就是：这一交易的期权费为4美元每桶， 50000桶， 12个月，共计240万美元。

“好的，那就按这个价买吧。”客户会这样说。

然后，在成交之前，杰瑞米会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朝坐在若干排之外的资深交易员马格努斯喊一声，以确认4美元的价格是否仍然有效。

“喂，马格努斯!”他说，“你那边2015日历年， 70～110领子期权的报价没有变吧？”

“是的，没变！”马格努斯会大声回答道。

“好的，那我们就按刚才给您报的这个价和您要购买的数量买了啊。”杰瑞米会这样告诉客户，然后挂断电话，将交易记录下来。

做一笔这样的交易最多花费5分钟的时间。但是，它能让杰瑞米激动好几个小时。他喜欢进行这种交易所需的快速思维和敏锐分析，而能够在交易大厅里站起来并大声喊叫，让他感到自己就像是在演一部华尔街的电影，而电影的背景是早些年更激动人心的华尔街。

当然想要成为资深交易员，杰瑞米要走的路还很长。好的时候，他一天所完成的交易能给高盛带来100000美元的收益，但这与其他一些资深交易员一天所能赚来的收益相比差太远了。尽管如此，杰瑞米仍然感到非常自豪。他没有受过正式的金融教育，去年夏天之前，这些东西，大部分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但是，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已经融入了高盛这部大机器，并成为这所华尔街最牛的投资银行的一名正式员工。

跟楼上的银行职员们相比，这些在西大街200号3、 4、 5层工作的销售人员和交易员的生活是比较舒适休闲的。与有些需要全天候工作的银行职员不同的是，交易员和销售人员的工作时间通常是从早上6点半或7点到下午5点或5点半。在交易时段以外的时间，他们一般都不需要随时接听电话，而且，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用考虑周末加班的事。（除非是那些做国外市场交易的交易员，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与国外市场的区时相对应的。）

交易员对成功的定义也不同。银行业是一个客户服务行业，能够通过闲谈交流，承揽新业务是银行业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交易是一种技术活。作为交易员，重要的不是你的魅力、穿着或者你是哈佛大学毕业还是社区大学毕业。重要的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的损益表，即你的流动“利润和亏损”记录看起来怎么样。（销售人员也是主要看损益表的，但是他们外表也得稍微光鲜些，毕竟他们是要和客户打交道的。）

看重结果而不是个人魅力，这使得杰瑞米的工作变动很大，而且比起一般的银行人，他也更不能出错。这个工作的容错空间之小，在自己第一次单独做交易时，他就发现了。那时，他负责向一家大型航空公司出售一份喷气燃料期权合约，在对小数点后第四位进行处理时，他犯了一个错误，把本来应进位的数字给舍去了。虽然，这个错误处理只使每加仑的燃料少收了千分之一美分，但由于这次交易的数量巨大，每加仑千分之一美分，总计却少收了8000多美元，而这就得从本该得的总利润中扣除。只是弄错了一位数字，而且还是很小的一位数，他就给银行造成了一个劳力士表那么多钱的损失。杰瑞米心里很是局促，战战兢兢地把所发生的事情向他的上司“参议员”进行了汇报。

“嗯，这事确实弄得不好，你也太粗心了啊！”他的上司笑了笑说。

尽管最开始出过一些错，但杰瑞米慢慢喜欢上了自己的工作。老板“参议员”很严厉，但他很公正，而且总是能够在大家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帮助。杰瑞米所在小组里的人，大多数也都很好，他很喜欢他们，也很欣赏他们处理交易的方式。在前几年Abacus丑闻发生之后，他本以为会在这里发现欺诈和不法行为，但是令他感到惊喜的是，大多数时候，银行对待客户都是公平合理、体面正派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杰瑞米的工作很无聊。每天，在西大街200号五楼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在上演一部华尔街动画片。这里有来纽约参加培训的欧洲分析师，这些人在来之前，曾吹牛说要连续三十六个晚上天天去曼哈顿的高级俱乐部喝酒玩乐。这里还有一个首席石油交易员，名叫弗莱德，他曾是常春藤联盟的摔跤选手，曾跟同事打赌200美元，赌自己平板支撑可以坚持5分钟。（最后弗莱德赢了，他用赢来的钱买披萨，请了同层的所有人。）老资格的交易员和销售员们总是开分析师们的玩笑，模仿并嘲笑他们，这让分析师感到荣幸和愉快的同时也不由得担忧自己的生活。

当然这里也有着对金钱持之以恒、永不懈怠的追求。在杰瑞米工作的这个交易世界中的小小一角里，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P&L （损益）和与之相关的“总评分”（或简称为“GCs”）的数字，这个数字用来计算员工为银行所创造的收入。员工们可以用他们的P&L和GCs来计算他们年底可能获得的奖金。

早在他第一年开始工作的时候，一次与几名同事一起出去喝酒，喝醉后跟同事一起搭出租车回来，那时杰瑞米就形成了一种意识，除了钱以外的别的东西都无关紧要。在出租车里，一名入行第三年、担任助理的同事，问了他一个让他感到很尴尬的问题。

“那么，杰瑞米，你是为什么来高盛的呢？”

杰瑞米那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些自己觉得能够解释得通的理由。他告诉这个同事，他所做的工作很有经济价值（帮助各公司节约能源成本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必然功能），而高盛是华尔街上做这个工作最好的地方。这个同事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要知道，帮助世界固然是很不错的想法，但赚钱也非常重要。”

他的话是如此地坦白和直率，杰瑞米一开始只当是酒后胡言乱语。但是，第二天，当杰瑞米宿醉醒来的时候，他也忍不住想，这个同事说的也许是实话。

杰瑞米不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他知道，像高盛这样的投行，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帮股东赚钱，而任何他们工作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多只是巧合和副产品而已。但是，他总是能够在道德层面上为自己在这个银行利润机器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进行辩护。交易石油衍生品确实看起来像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而一个踩点准确的交易实际上确实可以为客户节省大量的成本，这个节省下来的成本，在他的想象中，会最终惠及消费者。杰瑞米宁愿相信银行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宁愿相信在自己应聘过程所中听到的关于成为客户“值得信赖的顾问”的说辞不仅仅是营销的花招。

但是现在，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被忽悠了。

*  *  *

就在杰瑞米接受商品交易培训的同时，萨姆森也在努力地学着抵押。

萨姆森所在的团队是抵押贷款部的子部门，旨在帮助高盛的客户将他们不想要的复杂的抵押资产出手，并找到能够接手这些资产的买家。萨姆森通常在早上7点或7点半左右到办公室，刚好赶上团队每天的全体会议。在上午的会议上，团队的各小组负责人会讨论市场情况，为当天的交易制定策略，并宣布当天的“斧子”。“斧子”是高盛内部的说法，是指高管们最想要达成的交易。挥动一把“斧子”可能是指卖出一些可能会贬值的主权债券，也可能是指买入当天晚些时候可能会飙升的石油期货。作为一名交易员，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处理“斧子”。上午的会议上，那些被宣布完成大“斧子”的交易员通常都会受到大家的祝贺，这些交易员们的年终奖通常也会因此增加。

在加入这个部门三个月后，萨姆森见识到了本季度最大的“斧子”。有一天，他们团队的一名助理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高盛与另外一家投资公司刚刚达成了一笔交易。在这笔交易中高盛同意从那家公司的账户下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按揭证券。这一大堆的按揭证券和那些令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陷入困境的证券很相似，但现在这一类证券的价格已经趋于平稳，高盛的交易员们知道，他们能够将这些证券加价转手卖给别的客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证券可能会给高盛带来超过2亿美元的纯利润。这笔交易用高盛内部的话来说就是一只“大象”——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达成这样的一笔交易就可以改变整个团队的命运。

当然，大多数日子都并没有这样令人振奋。平常的时候，萨姆森可能会在早上跟VP开会讨论银行正在推销的一项保险交易。在上午晚些时候，他可能会旁听某个监管机构开的电话会议，起草一条政策修改方案，而这将影响客户的资金需求。下午和晚上，他则可能给某个客户制备一份简报，在这份简报中，客户资产被分解为一系列的图形和表格，这些图表将向客户解释为什么他们需要跟高盛——这个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理清这一切的公司进行交易。

2010秋天，抵押信贷市场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住房市场仍然还未从危机的低谷爬出来，抵押违约的现象仍然在全美范围内发生着。凭借“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这个所谓的AIG秘密援助计划和其自身的风险管理措施，高盛走出了危机，情况也比许多竞争对手好得多。现在，高盛正通过帮助这些竞争者卖掉风险资产而赚取利润。

这是一个很棒的商业模式，萨姆森很喜欢参与其中。有些时候，这对他来说就像是在解决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难题涉及数以亿计的美元资本，触及金融行业大大小小各个领域。但投行不健康的作息和担负的巨大责任，以及那些作风强硬的老板和同事们，却让他受不了。一天晚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拿出日记本写道：

工作真TM不爽。我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不是比别人的更不爽。我认为不只是工作时间的问题，而是，人和工作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能够学到点东西，并且能够与喜欢的人一起共事，我会开心些，长时间的工作也就没什么关系。我在想我这个星期到底有没有学到点什么。有吗？

那年的夏天和秋天，高盛仍在继续努力树立公众形象，扭转盈利能力。 7月，高盛同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5.5亿美元的罚款，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其罪行，平息了Abacus诉讼案。 9月，受到“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和其他新规定的影响，高盛开始解散“高盛主战略”团队——高盛效益颇好的自营交易中心。一个月后，高盛公布了季度盈利状况，相比头一年，高盛的盈利下降了40%，并表示将削减26%年度人员薪酬支出。最令高盛受打击的是，在《名利场》杂志“最有影响力人物排名”中，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排名从2009年的第1名跌落到了2010年的第100名，一年之间，从第一名跌到了最后一名。该杂志称高盛是“华尔街上的大公司，广大民众继续仇视的对象”。

高盛试过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刊登印有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和风车图案的整版广告，以大力宣扬其绿色能源投资来挽回自身形象，但于事无补。公众已经把高盛看作危机时期不法行为背后的主要推手，这种印象已经定格，并不那么容易改变。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从高盛的赔偿到金融危机中的罪责，萨姆森和杰瑞米两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在工作之余，一起在杰瑞米宿舍的屋顶上闲聊时，他们很少谈论道德、伦理或公司在其他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谈话内容都是跟日常工作密切相关的：他们的老板、当前的交易以及他们对金融行业生活方式的厌恶等。

这并不是说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并不牵涉道德方面的问题。与那些一笔交易最终完成需要六七层责任人的银行分析师不同的是，销售和交易人员直接向客户购买和售出产品。萨姆森和杰瑞米分别负责的抵押贷款产品和能源衍生品是华尔街所销售的最复杂的证券类型，而高盛在这两个领域的信息优势非常大。每次，当一名高盛的销售人员脱手了一把“斧子”的时候，他就是在把这把“斧子”转手给一个客户，而这名客户对其中所含有的风险以及定价方式可能没有完全了解。此类的行为正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讼的核心，而且，大家怀疑整个华尔街是否都存在着这种行为。这种怀疑，正是造成公众对金融行业的不信任达到历史新高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种行为是心理上的角色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1]。杰瑞米和萨姆森知道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会让他们在道德上受到怀疑，他们也不喜欢很多同事，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工作的实际内容很具有智力挑战性。总的来讲，他们认为，高盛是个好地方。此外，他们每天所打交道的客户（富有经验的大型投资者）习惯了跟高盛做交易，对高盛咄咄逼人的商业作风并不吃惊。因此，既然他们可以将日常工作任务与在高盛工作的道德性分开来考虑，那么这两种想法在他们的头脑中就很少会有交叉的时候，因此也就不会矛盾了。

这种角色分隔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杰瑞米和萨姆森的身上，甚至不仅仅出现在高盛。我采访了几十名在金融领域工作的年轻分析师，他们对我所提出的关于道德和伦理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类似的：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

“我只是不想把事情搞砸。”

“老兄，这种事情离我很远……”

初级分析师们，似乎天天都精疲力竭，而且，处理日常任务似乎也总得那么精细，不仅得小心取悦老板，细抠每一页的项目建议书，还得小心翼翼避免惹上麻烦。这是一种认知分流，而且日常问题总是优先放到了比更长期、更大的问题更靠前的位置。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更长期的、更大的问题是依然存在的。事实上，我常常发现，与那些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的高管们相比，年轻的分析师们更容易说出自己的疑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些高管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自我支持的道德框架，使得他们在金融行业工作丝毫不会感到内疚和悔恨。

“道德的商业行为和信托责任之间存在着一些天然的冲突。”杰瑞米曾经在道德感比较清晰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作为一个在上市公司工作的员工，你的职责是帮助股东赚钱，但如果要做不好的事情呢？”

在我所遇到的华尔街分析师中，很多人在生活上都是爱思考、道德感强烈的人。但是，在工作方面，他们就好比是普通干活的人。有时候，让他们切换思维方式，考虑一下自己对整个华尔街的疑虑，就好像是试图让一名国会听差对改划选区的宪法合法性进行演说辩护一样。而一名听差所关心的，只是怎么让老板中午吃好。

当华尔街年轻的分析师们年龄稍长，工作节奏稍缓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激发他们去思考影响他们工作的更大的问题。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会为欺骗某个客户而自责地睡不着觉，他们是否认为项目建议书中的分析是诚实和坦率的，他们是否想过冒着影响自己职业前途的风险，拒绝一个不道德的工作任务。

而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不求渡人，但求自保。

[1] 角色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为心理学用语。心理学认为：当人处在“正常模式”时，会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来支配生活，然而角色的僵化性关闭了正常模式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角色分隔的自我防卫机制，允许我们在心智上接受相互冲突的信念与期待，让它们成为彼此分隔的密室，以避免争执。无论如何，角色扮演的力量均足以形成我们的看法。对某些人来说，将情感与认知分离的“心理麻木”成了常态；而另一些人则采取精神分裂式办法，过着“双重”的生活。——译者注

第十章    干劲和野心可以变成财富

尽管白天疯干、晚上苦熬肯定会让他折寿，但他确信，当他有足够多的金钱和足够高的地位，帮自己家挤进上等社会，并且有足够的余钱来维持生活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乐队演奏达到高潮，人们也跟着一边摇摆，一边唱起来。

我知道耶稣总是在听

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耶稣总是在听

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你想要什么

赞歌的声音在教会礼堂中回荡着。大多数人一边喊叫着，祈祷着，一边跟着音乐拍着手唱着歌。礼堂中有几百人，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孩子和小老太太们，都站起来大声唱着，声音是如此喧闹，以至于街上路过的人都会在门口停下，忍不住想往里看个究竟。

而在这群人的最前排，站着穆雷，宿醉未醒。

穆雷是瑞士信贷银行入行第一年的投行业务分析师。瑞士信贷银行是一个瑞士公司，总部大楼位于麦迪逊大道11号，雄伟气派。工作日时，穆雷长时间地忙于Excel模型和项目建议书。周五和周六晚上，他大多都泡在俱乐部，醉酒、与女人暧昧。到了周日，又喜欢跑到教堂，做忏悔。他所去的教堂位于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多数为黑人的贫民区，在地铁L线的尽头。在那里，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关心瑞士信贷银行是什么，或者，投资银行的职员是做什么的。穆雷发现，在这个教会不矫情，这点他觉得很新鲜。而且，他发现，到这里做礼拜，可以让自己在辛苦工作了一周之后，静下心来。在这里，在这个庇护所，他不需要做什么。让·保罗·穆雷，一个妄图成为“宇宙的主人”，日程满、事务多，还有个事业需要奋斗的人。他可以只是穆雷，一个傻笑着的黑人大男孩。

穆雷身高2.04米，母亲是海地人，肚子里怀着他的时候移民到了美国。她妈妈做行政助理的工资，再加上他继父的微薄收入，让他们一家在费城过着稳定的下层中产阶级的生活。穆雷高中时学习很努力，考上了天普大学。上学时，他没有住校，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并用自己在银行做出纳员的收入来支付学费。

穆雷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平时都按时去教堂，一辈子都没有犯过几次错。她妈妈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传教士，但是穆雷想要的更多，他一直都渴望在华尔街工作。在那里，一个人的干劲和野心可以变成真正的财富，那种不仅可以给自己买好东西，还可以为自己的子孙提供美好未来的“财富”。大三，穆雷就申请并得到了瑞士信贷银行的实习机会。那时候，金融危机还没有到来。而令穆雷感到幸运的是， 2009年，在危机造成瑞士信贷利润下降、大批裁员的情况下，他居然能够说服银行雇佣他成为全职职员。

他被安排在投行的医疗保健业务部，这个部门旨在为制药公司、医院和医疗设备制造商提供金融服务。他并不是那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毕竟是瑞士银行啊。要知道，这家公司一般都是从常春藤联盟学校招聘的，像他这样的非常春藤联盟学校毕业生，瑞士银行招的可没几个。

“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也不想搞砸了。”他告诉我。

去瑞士信贷入职的第一天，穆雷参加了在公司的大礼堂举行的入职培训。到礼堂后，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就像进入其他陌生环境一样，数了数现场黑人的数量。在新入职的约两百名员工中，黑人，他只找到了八个。他数了好几遍，不错，确实是八个。

我是这个房间里块头最大、皮肤最黑的，他想。

在天普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发现，选修商业课的大都是白人，即使有一些其他少数族裔人，黑人也只有他自己。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经常在想自己黑人的身份会不会影响他投资银行的职业生涯。

在华尔街，有人说，种族和民族在金融行业是不重要的。这个行业有个个传说，只要你能为公司创造利润，不管你是白人、黑人还是紫（purple）人，都没有关系。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而且，它掩盖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今天的金融行业，如同往日一样，仍然由白人来主导。没有任何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CEO是黑人或西班牙裔人，许多金融机构的执行委员会也全都是清一色的白人。

值得称道的是，所有华尔街的银行都承认这个问题。许多公司会去传统黑人学校招聘，而大多数公司都与一些帮助少数族裔学生的组织有合作关系，比如SEO[1]，它就是一个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职业生涯预备课程，帮助他们在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其他全球领先的公司获得工作的组织。摩根大通就有一个专门招聘和培养优秀非白人学生的实习项目“精英起航计划”，而其他大公司，也都有各种少数族裔的协会、研讨班和亲和社团。

由于这些项目的实施，华尔街初级员工种族多样化的问题，总体上得到了改善。一项由纽约城市大学理查德·阿尔巴教授和约瑟夫·佩雷拉教授完成的研究表明，在三十岁以下的华尔街“核心”员工（在证券行业公司工作的除门卫、餐饮或其他非商业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中，白人男性所占的百分比在2000～2009年从48.8%下降到了45.8%，在此期间，三十岁以下的白人女性的比例也从22.7%下降到了18.9%。

但是，初级员工中少数族裔比例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华尔街就是一个机会均等的行业。美国政府问责局（GAO） 201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金融公司中，高级经理和高管人员里少数族裔还是很少。根据GAO这份报告，截止到2008年，在华尔街的所有高级职位中，白人男性占据的比例为64%。此外，华尔街公司在人员聘用多种族化方面也并没有他们许诺的那么广泛。他们招聘的少数族裔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的几个种族上，比如南亚和东亚人，而且，仍然以背景优越的学生为主。

“我们银行是一个多样化的公司，但是这种多样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样化，”一名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告诉我，“我们银行有种族多样性，但是并没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多样性。这里有很多人，他们在亚洲国家长大，在美国读了一个著名的预科学校，然后毕业于常春藤联盟大学。”

如果这样衡量的话，穆雷在瑞士信贷算是双重意义上的少数族裔了。他既是新进的屈指可数的几名黑人分析师之一，又是公司里唯一一个连中产阶级出身都算不上的人。

从开始在银行工作以来，穆雷就和其他新入职的黑人分析师们走得比较近。虽然这些黑人分析师们看起来好像一路大步流星，但是他注意到他们在对待工作方面有着某种谨慎。穆雷知道，作为一个黑人投行职员，需要学会某些语言转换的能力，需要能够谈论他的白人经理们关心的事情，在面对让自己难堪的玩笑和评论时需要有良好的幽默感。在很多方面，作为一个黑人，他需要淡化自己黑人的身份，以便能够在一个自己仍然被认为是外人的权利结构中讨价还价。

穆雷从丹妮丝那里学到了很多。丹妮丝也是瑞士信贷银行新入行第一年的黑人分析师，她看起来非常懂得如何在攀登华尔街职业阶梯的同时保持自己的黑人身份。有一天中午，当穆雷和其他几个瑞士信贷银行的分析师聚集到她的办公桌前闲聊的时候，她挥手示意他们离开。

“这样啊，你们之中需要有一个人离开，”她说，“黑人太多了。”

笑话归笑话，但是她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银行基本上以白人为主，太多的非白人聚集在一起，即使出于无任何危害的社交目的，在白人看起来，也很危险。在来瑞士信贷工作之前，穆雷从来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居然如此敏感，还会跟种族主义沾上边。但现在，他知道，确实如此，而且处处如此。

但是，在穆雷的心中，最重要的仍然是事业的成功。比起其他一切事情，他都更想证明，自己能够在华尔街获得成功，哪怕机会再怎么渺茫。

“人们常常开玩笑地说，在华尔街就是在做梦、逐梦。但我相信，这个梦是可以实现的，”他对我说，“你看，我现在才二十二岁，而我挣的钱已经比我父母加起来挣的都要多了。几年后，我挣到的钱会比他们一辈子挣的还多，是他们的两倍、三倍、四倍。华尔街有一个权力结构，我相信我有能力冲击这个权力结构，并成为这个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工作时，不管多难，为了晋升，他都特别专注，不仅舍得花血本，还特别卖力。每当穆雷在工作了一整夜，沉浸在自怜中时，他就会戴上桌上的耳机，听一首Live Fast， Die Young。这首歌由说唱歌手Rick Ross和Kanye West演唱，它总是能帮助他清醒。

他们说，我们下半辈子不能继续这样地生活，

但是今晚我们还得继续这样地生活。

而且你知道，直到我们死，他们还会继续这样说，

所以，不如痛快地生活，快活，哪怕没几天可活。

穆雷生活得很“痛快”。尽管白天疯干、晚上苦熬肯定会让他折寿，但他确信，当他有足够多的金钱和足够高的地位，帮自己家挤进上等社会，并且有足够的余钱来维持生活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的生活并不完美，但此刻站在教堂中，身处那些没那么幸运却对上帝充满虔诚感恩的人们中间，穆雷真的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运，除此之外，别无所感。

[1]Sponsors for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中文译为“教育资助者组织”，一般简称为SEO，或SEO集团。——译者注

第十一章    华尔街都有个“疯帽子”老板

受到了责骂，她期待着她的老板能来为自己辩解。毕竟，他们都是她的领导，是负责周报向客户发送之前，最终审核检查的。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说什么。最终，她认识到，这个事儿只能自己全部承担了。

切尔西·鲍尔，那个很会玩翻转杯的美林银行分析师，重重地倒在床上，拉起米白色的被子盖住了她没有穿鞋和袜子的脚。对于我的问题“最近怎么样”，她的回应是：叹气。

“哎！哥们，还是先说说你吧。”她说，“因为我目前的生活，真的就是一坨屎。”

我们聊天的时间，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那时，切尔西在公共金融部工作已经半年了，而她的世界似乎也已经快要坍塌了。她的痛苦，约有一半跟她和安东（那个乔治敦大学大二男朋友）的关系有关。切尔西每个月都会坐大巴去找安东，这对她来说，最开始确实感觉挺好的，可以从纽约的喧嚣中短暂地分分心。但很快，这就变成了她最大的负担。她的工作让她在周末也无法完全脱身。用一台巴掌大的小笔记本电脑，在安东的宿舍远程登录公司系统处理工作，手边又没有任何平时常用的工具，确实是一件很让人感到挫败的事情。每次来安东的学校找他，切尔西都感觉自己对周围的环境很鄙视。她时常想：我都二十三岁了，每年能挣十几万，有自己独立的公寓，为什么还在吃食堂呢？

几乎每天，切尔西和安东都在争吵。经常，她也会想和他分手的事。分手肯定会让事情变得简单容易些，但是她也知道，这些日子，她也不会有时间去寻找一份新的感情。这份感情虽然平淡，距离遥远，偶尔还让人感觉很挫败，但总比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吧？

切尔西的挫败感和痛苦，另一半来自于工作。上班不久，切尔西就觉得她的工作没法干了。从参加乡村俱乐部的那天起到现在，她了解了很多公共金融方面的知识。她所在部门的工作，主要涉及市政债券，简称“munis”。她了解到，市政债券就是由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或任何非营利机构（根据501 （c） 3条款注册，可以免税，包括学区、博物馆、大学、港口和其他公共区域）发行的债券。这些机构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建设新的大楼，或维修旧的大楼，或进行其他需要花费巨资的项目。作为回报，市政债券的投资者可以获得免税利息。根据债券类型的不同，利息回报率介于3%～8%。

从大方向上讲，切尔西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她曾经连续参与过好几个不同的项目，主要为几个非营利组织安排发行市政债券。她知道，她的工作能够使这些非营利组织筹到钱来修建新的设施，翻新旧的设施，并开展其他需要大批资金的增长项目。这一切都看起来高大上，而且切尔西也很喜欢被派去别的城市出差。她甚至找到办法解决那些最开始让她觉得困难的技术难题。最近，她还熟练掌握了用于市政债券发行建模的DBC程序。这个程序很简单，输入诸如债券期限、需要筹集的债券数额和利息率等变量，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工作之余，切尔西老摆弄这个软件，研究它的功能。现在，她对软件的操作已经非常熟练，部门的其他分析师们要是有不懂的，都得问她了。

然而，尽管她取得了这么多进步，切尔西仍然感到从未有过的不开心。原因很简单，就是她的老板，拉尔夫。

拉尔夫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卷曲，一副看起来永远是意识混乱的样子。他是切尔西所遇到过的最令人不解的人之一。他是那么奇怪，那么神经质，那么挑剔，而且非常不切实际，以至于切尔西和部门的其他几名分析师开始叫他“疯帽子”。

拉尔夫是切尔西的主要领导，他对保有自己的资源，包括对切尔西的支配权，近乎病态地偏执。任何时候，只要切尔西去交易大厅别的地方，他总是会问她为什么去，是不是别的部门想要挖走她。如果银行内部另外一个部门搞了一个涉及他这个部门的交易，他就会指责他们侵犯了他的地盘。在管理分析师和助理方面，拉尔夫很容易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在他担心或者不高兴的时候，他的脸通常会变得发紫。

“哦，我的天天天天天啊。”每次，离大项目完成的最后期限前四五个小时，他总会这样抱怨，“为什么怎么还没有弄弄弄弄弄弄完？”

几周前，切尔西接到了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任务。她的另一个上司，一位名叫查德·汉密尔顿的老资格银行职员，想出了一个主意，即编辑电子周刊，以便让客户了解过去一周市政债券市场的情况。例如，如果国债收益率和路透社的市政债券市场数据指标利率（又名MMD，是综合不同市政债券数据的一种合成利率）之间的差额超过了半个百分点，银行就得将这一信息辑录在电子周刊上，供客户参考。或者，如果一组由弗吉尼亚某个大学或堪萨斯州某个城市发行的新债券将于下周定价，那么词条信息也要辑录进这个周刊，以便让其他正在考虑发行债券的机构获知。总之，切尔西所要制作的电子周刊必需包含200～300条信息，每一条都得从彭博新闻终端上键入、核查，并制作成条理清晰的PDF文件，于每周一早上发布。

切尔西用尽心力，把这份电子周刊做得尽量完美。她先在Excel里面仔细地调整数据，然后将其正确地导入到Word里面，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引言段落以防拼写和语法错误，做好以后，再发给上级领导最后审核一遍，然后发给客户。

三个星期以来，切尔西听到的都是赞誉。客户、同事，甚至拉尔夫都喜欢她做的电子周刊，并当面夸奖她。 但在第四周，她被叫进了整个金融部门的最高领导道格·梅杰斯的办公室。

“我发现，”道格说，“我们的一个内部数据在电子周刊中被泄露了出去。”

切尔西知道道格所说的那个指标，是美林银行用客户的数据编制反映市政债券表现情况的一个数据。切尔西没有想到这个数据有那么重要，不知道不能把它放到电子周刊中。但现在，道格非常生气。他说，这个数据是银行内部自己的债券交易员使用的，根本不能泄露给公司以外的任何人。

“那是机密信息！”他告诉她，“我们是绝对不能将内部数据透露给客户的。泄露这个数据，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我不知道啊。”她说，“我还以为我应该把这个数据编辑到里面的呢。”

“不，你不应该！”道格厉声说道。

受到了道格的责骂，切尔西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她期待着她的老板，不管是拉尔夫还是查德，能来为自己辩护。毕竟，他们都是她的领导，是周报向客户发送之前，负责最终审查的，而且，他们也从没提过这个数据的问题。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说什么。最终，她认识到，这个事儿只能自己扛了。

切尔西感到又尴尬，又生气。尴尬是因为自己犯了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生气是因为上司们一个都不肯为她辩护。

“这些家伙都TM怎么想的啊？好像我故意干的似的？”后来，她跟我说起了这个事情，因为愤怒声音非常大，“我有什么权力啊！我不过是别人让我干嘛我就干嘛罢了嘛！”

切尔西的抱怨，让我想起了一个去年经常听到的话题。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我曾采访过许多招聘专员和人力资源主管，他们负责把这些年轻人领进大银行，并在到岗后帮助他们适应工作环境。许多人力资源经理表示，当今很多年轻银行职员和交易员在工作上出错并被别人指出时，他们对待他人纠错的方式真的非常令人不理解。他们说，这些年轻人，当上级指出他们的错误时，常常反应非常大；当给予他们的不全是赞美时，他们也经常会变得十发情绪化。

“他们希望得到反馈，但是不是任何形式的反馈都行。”在谈到新一代的银行职员时，一位人力资源经理告诉我，“他们想要的是正面的反馈。”

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其他方面，切尔西都没有得到太多积极的反馈，再加上感情不顺，她的自信心很受打击，以至于整个人都崩溃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对工作完全不上心了。中午花很长时间吃饭和休息，上班时间出去逛很久，而且，有空的时候，也开始打开笔记本，在本子上画上想去上班的公司的LOGO。切尔西的身上一直都很有创业精神，在上大学时她就写了半打商业计划书，并且总是谈一些业余项目。她相信自己不会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干下去：老板如此不通情理、苛刻严厉，工作一点都没有创造性。

听完切尔西陈述苦痛之后，我开始思考我所见到的在金融行业干得如鱼得水的那些年轻人，那些似乎对自己的职业真正满意的人。在我看来，这些人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习惯型、火车头型和枪手型（Habituals， Locomotives and Gunners）。

一般来说，习惯型的人是那些可能在大学招生中被称为“遗产”的人。这些人都是自己选择进入金融圈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金融行业工作，也或者是因为他们熟悉的人中有人是做金融的。严格来说，大部分的习惯型是自己选择进入华尔街的，但是他们的成长背景（富裕或上层中产阶级社区）和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在私立中学和顶级大学）决定了金融业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不算是确定无疑的目标，也至少是一个熟悉的、体面有范儿的选项。对这些人来说，与金融行业相关的生活方式很重要。他们喜欢海滨别墅、新奇汽车以及其他各种高收入阶层的奢侈品，并且，他们喜欢与其他富有的精英人士交往。对于这些人来说，投资银行的工作是一个垫脚石，借助它可以通往私募股权公司或对冲基金公司等薪水更丰厚的工作，而他们的最终目标往往是进入福布斯400强公司。

“我一点也没有自我厌恶。”一个年轻的习惯型私募基金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也可以去和平队工作，但我没有，出于自然，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我要把自我效用最大限度地发挥。”

另一种类型是火车头型。这一类人出身差一些，是带着“翻身”的野心进入华尔街的。他们往往来自于工薪阶级或中产阶级家庭，靠经济资助或奖学金上学，在攀登职业阶梯的同时，背后还拖着老家的家庭（“我的家人都叫我‘饭票’。”一个火车头型的银行职员告诉我说）。“火车头”型的年轻金融职员中，很多人都是少数族裔或第一代美国移民，几乎没有人的父母或亲戚曾在金融部门工作过。对这些人来说，“赚钱”是他们来华尔街工作的最根本原因。火车头型的人知道，现在经济变动性正在下降，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在社会体系中的经济状况越来越难，华尔街是为数不多可以稳稳当当把中产阶级的娃娃们抛射到上流社会的行业之一。这一类人，一旦获得了稳定的、高收入的职业，便会一直留在这个行业。

第三种类型是枪手型，他们很适应金融界节奏，做金融如鱼得水。一个枪手型的人可能是个大学运动员，在他眼里，金融交易就是弱肉强食的竞争，也可能是一个女性主管，对她来说，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获得成功是一种对勇气和耐力的考验。对这些人来说，金钱只是一个记分牌，真正刺激的是安排恰时的交易，兼并收购的争战，或岗位职务的提升。市场增长缓慢或交易不理想时，他们确实会感到气馁，但他们对金融业的刺激与兴奋异常着迷，就如成瘾，从来就没有想过离开金融行业进入一个节奏更慢，挑战性也更小的行业，会是什么样。

切尔西既不是习惯型，也不是火车头型，或枪手型。她的成长环境不是极其富有，也不是特别贫穷。虽然她曾是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曾在球场上奋力拼搏，但她的工作并不能予进取心和坚韧性以回报。她只是在一个福利奖金削减的行业里，没有创造性和存在感的环境中，在挑剔苛刻、视己如敌的上司手下，做着大量枯燥工作而已。

这些抱怨不只是美林银行的员工才有，事实上，只要你走进纽约的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或媒体公司，你都会听到年轻职员们类似的抱怨。但由于某种原因，切尔西的工作环境令人感觉特别可怕。她的处境，无论是与华尔街文化打击自信的本质相冲突的一个代表，还是碰上了一个不好的老板，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不管怎样，都是一种灾难，影影绰绰、随时逼近。

第十二章    谁能得到私募股权公司Offer

把一个耶鲁大学成绩优异的学生安排到高盛工作，然后再让他参加私募股权招聘，你就能看到他是否足够坚强。

阿让拿起球杆，在球杆顶端擦些巧克粉，弯下腰趴到台球桌上瞄准，快速推动球杆撞击母球，母球击中了一个花球，花球朝着角落的球袋方向滚去。花球没有进，而是撞到了球桌边缘后又撞到了八号球，八号球缓缓移动着进了球袋。

“好吧，就这样了。”阿让叹息道。

这是2011年的春天，下曼哈顿区的一个酒吧。在那里，阿让，这个原本受雇于雷曼兄弟后来成为花旗集团并购分析师的小伙子，在和我们打台球的时候，向我倾诉了自己在私募股权应聘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

“我听说我们部门有个家伙收到了三份工作邀请，”他说，“我快要崩溃了。”

每年春天，通常是3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前后，新入职第一年的银行业分析师们便在纽约活动开来。他们借口说是“看牙医”或者“家中有急事”，而实际上则是在参加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面试。这些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目标是通过一种惯用的手法，逮住几个华尔街最有前途的年轻分析师。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统称为“买方”，因为他们“购买”投资银行为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对于许多华尔街员工来说，就像是超级球队俱乐部。这些企业的薪酬在金融行业最为丰厚，通常一个能干的私募股权分析师每年可以拿到250000美元的薪水，而且还能给分析师提供在著名公司参与大规模交易的机会。多年来，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投资银行和交易员们成为新的反派角色之前，私募股权巨头都是华尔街金融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在人们的印象中，私募股权巨头就像是赶尽杀绝的收购大师，他们收购公司，并尽可能多地从被收购的公司中为自己榨取利益，然后弃之不顾。但是，最近这些日子，私募股权或许是一个年轻的银行业分析师能够进入的最有威望的地方了，能够进入私募股权就如同新手能够参加全明星赛一样。

以前，私募股权公司招聘银行业分析师的时间，是在他们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但近年来，随着对顶级分析师争夺的日益升温，这些公司把招聘时间不断往前推。现在，分析师们在他们参加工作第一年的春天，也就是在银行刚刚工作了六个月后，就被这些公司盯上了。而距离他们实际开始在私募股权公司工作，还有十八个月的时间。每个大的私募股权基金（比如KKR、 TPG资本、黑石集团、凯雷集团、贝恩资本等）通常每年招聘5～15名分析师，这就意味着通常有数千名新任分析师在竞争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约一百个位置。这些银行职员们，在申请通过后，要经过几个小时的技术面试，考查私募股权业务方面的知识，还要与公司的高管们一起参加鸡尾酒会，考查他们是否“合适”，也就是讨人喜欢。

从技术上讲，银行对分析师们参加外部面试比较反感（因此分析师们才会找“看牙医”的借口），但是买方针对这些分析师的招聘流程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因此很多公司将其视为公开的秘密。那些在招聘过程中表现突出，最终顺利获得自己心仪公司工作邀请的分析师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会感到如沐春风般的轻松。而那些暂时没有拿到工作邀请的分析师们则继续重新开始寻找私募股权基金方面的工作。对每一个分析师来说，这个过程将会给他们脆弱的自我留下一个印记。

“私募股权招聘是很多成绩优异的人第一次遇到的失败经历。”一位前银行分析师这样向我解释道，“把一个耶鲁大学成绩优异的学生安排到高盛工作，然后再让他参加私募股权招聘，你就能看到他是否足够坚强。”这位前银行分析师，在经过漫长而紧张的应聘过程后最终在心仪的公司谋到了职位，在几年之后看起来还对这段经历心有余悸。“我在贝恩资本面试中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说，“这是我所遇到的最令人沮丧的事情。我当时的反应可以用不知所措来形容。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情。”

他在花旗集团并购部门的工作，看起来应该算是进入私募股权公司最理想的踏脚石之一，因为一名合格的并购分析师所具备的能力，也就是公司评估、复杂财务报表分析，以及寻找隐藏在交易中的监管和法律风险的能力，也是合格的私募股权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能力。从阿让所在部门出来的员工有进入KKR、 TPG资本，还有其他大型基金的，也就意味着，像他这种情况是有很多成功的先例的，可是他一直没有接到面试通知。阿让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私募股权面试中他没有受到青睐。

“我真的真的觉得跟学校有关系。”那天晚上在台球桌上，他这样说道，“我刚看了一下得到面试机会的名单，看起来招聘的重点好像是那些毕业于顶级院校的人。”

在花旗集团，阿让能够站住脚主要是靠自己的能力。他与那些从常春藤联盟大学毕业的分析师在一个交易团队工作，与那些父母是花旗高管或花旗的主要客户的人一起工作。没有人介意他是福特汉姆大学毕业，并在不太优越的环境下长大。他有才能，并且愿意努力，这两个因素比出身更为重要。但是现在，面对买方的冷淡反应，他开始觉得光靠能力也是不够的。

阿让感到很不开心且高度焦虑，但是他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感受。在金融世界以外的人们看来，他就好比是中了彩票。他在银行的前台工作是他渴望已久的，他目前所赚的钱在很多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看来都算是高薪，而且他还有很多机会。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没有办法进入下一个，更为卓越、报酬更高的华尔街特权阶层，他的这种失望是切切实实的。

在社会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享乐跑步机”[1]，欲望随着成就的取得而变化。虽然这种心理学现象在每一个行业都适用，但它是华尔街基本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单就他们的人生处境来说，年轻的华尔街银行家和交易员们算是相对幸运的，但是他们又总是相对不幸的，在自己身边总有人赚的钱是自己的十倍，或者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地位是自己的十倍。 2008年之后，稀缺性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元素。现在，华尔街工作者所竞争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无限大的馅饼了，他们所角逐的对象变少了，工作岗位少了，薪水变低了，机会也变少了。借用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形容纽约的话，后危机时代的银行家就好像是“很多大白鲨在争夺一个浴缸”。

“每个人都在比他们的鸟儿。”一位私募股权分析师向我解释道，“一名高盛的银行家走到一名麦肯锡的顾问面前时，心里就会想，‘我的鸟儿比你大’。但是，还会有一个黑石集团的分析师走到这名高盛的银行家面前，说‘我的鸟儿比你的更大’。之后，还会有一个绿光资本的投资组合经理走到黑石集团分析师的面前说，‘我的鸟儿比你的还大’。这种攀比没完没了。”

对于阿让来说，私募股权求职的历程让他重新经历了雷曼兄弟倒闭时的那种挫败感。他仍然信奉华尔街的精英主义。他仍然觉得，如果他继续埋头努力工作，他就能克服自己缺乏常春藤联盟教育背景和出身低微的不足，但是他的信念在动摇。

“为了成就一番事业，我经历了这一切，但还是没有结果，”那天晚上在我们打完台球走在3月寒冷的深夜里时，他向我说道，“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1] “享乐跑步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布里克曼和坎贝尔于1971年提出的概念，即无论生活的步调发生什么改变，最终还是要归于平稳，而幸福的最高境界也就到此为止。上世纪90年代末，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扩展了“享乐跑步机”理论，认为人们不停地追逐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始终处于原位，于是生活就越发像个累人的跑步机了。——编者注

第十三章    华尔街男人娶了时尚界女人

夜深了，音乐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大多数年轻些的银行职员们已经先后离去了，大多数女性和年龄稍大些的男性们留了下来。他们的行为举止散发着老华尔街独特的气质。除了扬声器传出蕾哈娜的歌声外，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1987年的所罗门兄弟公司。

在我和年轻的华尔街分析师们接触了大约一年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和他们开始成为了朋友。

必须承认，我是带着一点儿怀疑态度来调查金融行业的。毕竟，华尔街是一个邪恶而贪得无厌的地方，历来丑闻和犯罪不断。而且，我也没有忘记，不论这些年轻分析师们的工作有多么乏味无趣，他们仍然是服务于一个复杂且问题丛生的“事业”的。但是，随着我对追踪采访的八位分析师越来越了解，我发现他们都是很好相处的人。他们都很聪明、有魅力。他们对金融行业和自己在这个行业的角色有着一种自嘲式的幽默感。他们通常头脑清晰，想得很多，但也知道，虽然做一名银行职员有时候确实没意思，但是相比失业来说，还是要好很多。

当我向一个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谈及自己对年轻分析师的看法时，她皱了皱眉。

“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全部吗？”她问，“你确定你在挑选采访对象的时候没有只是挑选自己觉得可以接受的，而滤掉了那些混蛋？”

她说对了一点，我确实滤掉了那些混蛋，而且我的采访对象确实存在一种内在的选择偏好。我所选择的银行职员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银行职员，他们胆子很大或者看得很透，愿意冒着被解雇的风险接受我的采访，并且他们善良而善于思考和内省，愿意每次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接受我对他们生活的盘根问底。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金融世界的价值体系，但都认为自己是局外人。

为了弥补这种可能错过事情全貌的可能性，我决定找到年轻华尔街工作者们的黑暗面中心，从那些讨人喜欢的人转向无可救药的人。我决定去“时尚与金融相约”看看。

“时尚与金融相约”是一系列单身派对，它的道理和做法很简单，就是把几百名金融界男士和几百名时尚界女士放在一个房间内，让一切奇迹自然发生。这一单身派对系列开始于2007年，并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作为男人和女人中的精英，华尔街的男人和时尚界的女人应当结婚生子，永久保持主导地位。这是一种最纯粹、最令人讨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和做法。

“时尚界女性需要的是能够让她们在三十岁之前结婚或从时尚界隐退的男人。”一个早期的派对邀请函这样写道，“金融界的男性需要的是能够让他们的职业优势在约会时起作用的女人。”

2008年，金融行业几乎崩溃时，银行职员们在曼哈顿的社会地位下降了好几级，“时尚与金融相约”遇到了困难，停办了一段时间。但在2009年，它反而更加兴盛了。派对的组织者们自豪地宣传：

2008年是一个困惑的时期，但是我们在这里宣布，纽约交友社区生态系统又恢复了平衡。我们担心奖金缩水、银行倒闭和道琼斯指数暴跌的新闻会让这个城市的漂亮女人意识混乱……这些不确定性导致了恐慌，恐慌导致非理性决策，这个系统中会有一个两年的错乱期，在此期间会有一些漂亮的时尚女孩可能会把自己托付给医药销售员……“时尚与金融相约”已经回归了，它的回归是要告诉时尚界的女人们，经济衰退正式结束了。可能还需要一年奖金才会再开始上涨，但是会上涨的。投资未来，要对自己的命运有信心。坚持一下，再过几年，你就可以辞掉工作，做一名打着网球的富太太。

“时尚与金融相约”俱乐部公开承认和接受这种令人厌恶的交往前提，其坦诚真让我不得不佩服。（他们一个早期的广告上是这么写的：女士们，你们再也不用担心酒吧里那个可爱的家伙是在广告行业工作了！）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高客网（Gawker，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博客网站，创立于2003年1月，宣传口号为“曼哈顿媒体新闻和八卦的源泉”）就把这种聚会称为“一场曼哈顿银行和时尚圈的奴隶们的见面会，在这里他们相遇，结合，并借助遗传基因制造出一种令人讨厌的人种”。毫无疑问，如果我的目标是要找到华尔街最糟糕的东西，我当然想去巴克斯酒吧 （Bar Basque）见识一下那些出入于这种聚会的人。巴克斯酒吧，这个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奢华餐吧，就是“时尚与金融相约”的举办地点。

保安验过票之后，我从一些穿着露肩礼服和高跟鞋、美腿修长的金发女郎身边挤了过去，到了户外的露天平台上。在那里，几十个穿着精心定做的高档西服、头发修剪得一丝不苟的男人，正挤在一个某中档伏特加酒公司赞助的免费酒吧间周围。大多数女士在天台的外围松散地围成一个圈，等待着那些金融男人前来搭讪。我看了一下，那里估计有五百人。

“这种聚会意味着什么？你仔细想过吗？”门口站着的一名交易员问我。这个交易员梳着大背头，衬衫敞开到胸口，露出了大片胸毛，脚上穿的则是一双古驰（Gucci）的轻便鞋。他自问自答地说道：“这不过就是一帮想占男人便宜的拜金女，和一帮想占拜金女便宜的男人而已。”他大笑，“简直是绝配，不是吗？”

“时尚与金融相约”活动暂停了一年之久。这次重新举办的主办方在定位方面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现在，这个活动被宣称为一场慈善活动（活动的收益将捐献给一个关注非洲的非营利组织），那些令人反感的口号也已经销声匿迹了。现在，参加活动的不光是金融界和时尚界的人士，还有部分来自司法、咨询、保险等其他行业的年轻专业人士，以及少量的女性银行职员。

我遇到了“时尚与金融相约”的创始人、时尚营销人士贝丝·纳威尔。这个聚会正是她于2007年开始举办的。她说，虽然现在金融行业的社会地位和异性吸引力比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要好一些，但仍然没有达到危机前全盛时期的水平。

“在全盛时期，你可能只需要随便说一句‘我是做金融工作的’，就会有大批的女人眼前一亮——‘哇，黄金饭票’，”她说，“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事情确实是这样。我最先在“时尚与金融相约”遇到的几个男人也都说，他们的职业已经光辉不再了。

“我甚至不会向女孩子们提起自己的工作。”一位年轻的对冲基金交易员告诉我，“2008年，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很不好。人们一听说你在对冲基金工作，就觉得你就是夺走别人母亲养老金的人。”

“我跟别人说，我是开地铁的，是地铁6号线的司机。”这名对冲基金交易员的朋友，一名摩根大通的银行职员，站在交易员身旁，手中拿着一杯加冰的Marker’s Mark威士忌，摇晃着，如此说道。

他们说的，我相信是真的。而且我也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用这样的策略。在金融危机后的几个月内，如果我是一名单身的银行职员，我可能也不想提到自己的工作。这个活动，原本是为了让他们利用职业优势的。现在，他们花钱买了门票，来参加这个活动，却表现出相当不好意思和不自在。

喝了几个小时的酒，聊了几个小时的天，我见识到的奇葩也多得受不了了。我看到和听到了以下一些事情：

- 一个银行职员向一群看起来颇有兴趣的女人们炫耀着他昂贵的手表（他把自己的手表称为“我的小玩意”）。

- 一个前雷曼兄弟的银行职员跟大家讲他勾搭女人的技巧：“我用雷曼兄弟来打破僵局，这样就能获取她们的同情，你懂的。然后我告诉她们，我现在新工作的薪水是在雷曼兄弟工作时的两倍。我说的这些，她们很感冒，然后她们跟我上了床。”

- 一名私募股权的助理用“P. J. （Private Jet的简称）”来代指他们公司的私人飞机。

- 一名对冲基金交易员向他穷困潦倒的朋友传授约会经验：“女孩们确实外形长相高矮胖瘦各不相同。但是记住一点：当你手握她们的脚踝，往下看的时候，她们长得都一样！”

慢慢地，我发现，参加“时尚与金融相约”活动的人主要分两类。第一类人纯粹出于好奇，他们从朋友那里听说有这么个活动，很感兴趣，便花25美元买了门票进来。这些人一般站在或者坐在屋顶露台的边缘，在那里，他们可以观察（有时候嘲笑）其他参加派对的人。

第二类人则是活动的虔诚信徒。这些人都是做银行和混时尚圈的，他们是“时尚与金融相约”的铁杆粉丝，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活动已经开始走向了没落，一心一意要通过参加这种肤浅的单身派对来找到另一半，并对此充满信心，坚信不疑。

“我想要找货真价实的家伙！”一个女性时尚人士说道。她躺在巴克斯酒吧阳台上的白色沙发里，喝着伏特加苏打水，看着面前来来往往的男人们。“我很独立。”她说，“我不需要别人随时都能陪着我。我想让他们在高盛一周工作150个小时。”

夜深了，音乐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大多数年轻些的银行职员们已经先后离去了，大多数女性和年龄稍大些的男性们留了下来。他们的行为举止散发着老华尔街独特的气质。除了扬声器传出蕾哈娜（Rihanna，欧美乐坛著名流行歌手、演员和时尚女星）的歌声外，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1987年的所罗门兄弟公司。

我应该满足了。毕竟，我已经看到了年轻华尔街人不光彩的一面，并且很集中很真切地看到了这一切。我现在知道，在金融行业的某些角落，危机前的那种自私和空虚的文化仍然鲜活地存在着。

午夜过后，我乘电梯往下走的时候，不禁开始担心。毕竟，这些来“时尚与金融相约”的银行人，与我所采访的那些理性而有思想的分析师们一样，也是属于华尔街的一部分。和其他每一个行业一样，金融业中也有各色各样的人。而且，不难想象，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行业里，可鄙可恨之徒肯定会比孤儿院这样的慈善行业多得多。但是，如果华尔街不仅仅是吸引原本就已经是混蛋的人，而且还在不断地将正常人引入一个无法逃脱的邪恶的漩涡呢？如果我所采访的那些已经适应了金融行业的分析师们，内心已被播下旧华尔街文化的种子，再过几个月或者几年，就变成那晚我所遇到的那些人一样，怯懦肤浅了呢？

虽然我不希望这样，但我不得不承认有这种可能性。毕竟，年轻人可塑性强，华尔街文化长久以来都对年轻分析师们有着强大的影响。这些分析师们被教导着要通过模仿比自己强大的人来取得成功。只要有一个银行职员参加“时尚与金融相约”派对，就说明，华尔街丑恶的事物还没有被金融危机驱散掉。也许，只要市场继续复苏，金融行业的道德觉醒只会是昙花一现。很快，老的文化就会再度回归。

第十四章    分析师 or Excel奴

这种不合理的时间安排的逻辑是，分析师们要么在压力下退出，要么迎接挑战。如果不以这种方式，怎么才能找到华尔街真正需要的人才呢？

理查多·赫尔南德斯来到篮球场。他看上去像是酒吧斗殴后被打的样子，眼睛肿胀、充血，原本正常的步态也变得拖拖拉拉，他耷拉着肩膀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儿一样。

“伙计们，我今天要悠着点了。”他告诉球队的成员，“如果我要跑得太多，我会累死的。”

理查多的工作让他不堪重负。在摩根大通并购部工作，对新任分析师们来说是异常痛苦的。这一点，世人皆有所闻。但是，在这个部门工作实际经历的痛苦，远比传闻中还要严重。理查多所在团队的主管是一个精力超级充沛的资深银行人，名叫菲尔。他像使唤牲口一样使唤自己的下属，希望能够让这些年轻人经历他当分析员时曾经经历过的挫折。他从来都不会提前下班，对任何请假的要求都嗤之以鼻。有一次，部门的一个副总曾跟他请假，说要观看他女儿的第一次舞蹈表演。菲尔二话不说，直接就驳回了。

“我们这儿现在战斗正酣，你怎么能走得开呢？”然后，为了安慰和鼓舞他，菲尔加了一句：“你也别担心，我孩子的棒球比赛，我也从来没去过。”

2011年春天，对年轻的华尔街分析师们来说，整个并购市场的工作都特别繁重。金融危机之后，做大规模交易的大公司数量大幅下降，一时仍未恢复。银行为了赚钱，开始退而求其次转向中小型公司，决定通过增加中小型公司的交易来弥补大型公司交易的不足。那也就意味着，在实际工作中，像理查多这样的并购分析师需要处理更多的交易。而且，这些交易几乎没有任何一笔能够像以前一样，登上《华尔街日报》，给人带来自我满足感。事实上，同样的交易，华尔街的每一家银行都想做，都在抢。像理查多这样的人所做的大部分费力的工作，可能都会因为最终没有成单而白费力气。

理查多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每年，在华尔街，那些曾经被校园招聘人员追捧，被告知入职后他们将要做多么有意义、多么有创造性的工作，并且有机会向高层主管学习的新任分析师们，都要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他们就是Excel奴，他们的工作经常都是无意义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无意义，而是干完后没有人看、也没有人用。有些加班加点、不厌其烦地核对数据和细节才做出来的上百页项目建议书，客户简单看几眼就直接扔掉了。甚至有的情况下，客户根本看都不看，而这些分析师们的辛勤劳动，真的就是“垃圾”了。

为了帮助自己集中精力坚持更长时间工作，在理查多的团队中，有些分析师弄到了一些诸如阿得拉（Adderall）和莫达非尼（Modafini）之类的提神药丸。理查多从未吃过这些药，不过很多时候也很想服用。他签这份工作的时候，就知道银行的工作时间长，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那年冬天，大多数日子，他的工作时间都是上午9点，一直待到第二天凌晨5点。每次到这时，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默里山公寓，睡上三四个小时，然后继续这样。虽然挣的钱不少，但他高兴不起来。理查多曾经犯过一个错误，就是用他的工资加上保守估计的年终奖计算自己的小时工资水平。计算的结果是，每小时所挣工资是税后16美元，虽然比最低工资标准高出不少，但比起他所受的罪，仍不足以补偿。

那年春天，理查多的主要任务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做着Excel模型。银行用来评估他们向客户所推荐的兼并或收购备选公司的模型有好几种，包括“贴现现金流（DCF， Discount Cash Flows）”，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模型，它利用公司项目现金流来估算该公司在公开市场的价值。在华尔街培训课程中，我也学习了这些模型。这是一个精细的过程，涉及一长串数字的输入，须将一个单元格与另一个单元格链接在一起，并且与每个输出结果交叉相关，这样当一个数据输入更新时，整个模型的其他部分就会自动更新。如果模型中的一个单元格关联了错误的单元格，或者包含了一个无关的美元符号，又或者缺少了一组圆括号，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接破裂，需要花费数个小时来修复。制作模型是一件麻烦事儿，当天再重做一次模型，就需要习惯持续的小惊吓，有点类似在圣诞灯工厂安装串在一起的一万个灯泡，如果一个灯泡安装不好的话，其他所有灯泡都不亮。

理查多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模型的脆弱性，还与他的老板菲尔易怒的脾气有关系。几周前，菲尔曾要理查多做“spread comps”，一种用于显示公司估值相对于其他同行业公司的估值的一种电子表格。第二天，菲尔一边看着做好的表格，一边连珠炮弹似地向他发问：“你是怎么计算EBITDA （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的？你有没有基于股票补偿进行调整？你怎么计算折旧及摊销？你调整基于股票的补偿？这些是一致预期吗？”

理查多对数字有些不确定，因为大部分都是他在通宵工作时得出的。当他在回答时犹豫时间过长，菲尔就狠狠地批评他。

“你应该知道这个！”他嚷道，“你要把每个数据都弄清楚！”

比起他部门一名助理玛丽的经历，理查多的遭遇算是温和的。玛丽是一个快三十岁的女人，沃顿商学院MBA毕业，有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她通常在菲尔咆哮的时候保持着一张扑克脸。但一天晚上，当菲尔在电话里因为一个未完成的项目而责骂她的时候，她失声痛哭了起来。理查多，作为当时除玛丽以外唯一一个仍留在办公室的人，不得不承担安慰她的艰巨任务。

“我是个天性乐观、积极、快乐的人。”他后来告诉我说，“但是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消极。”

理查多的作息安排也让住在上东区、做电视制作助理的女朋友感到很不悦。这些天，她几乎见不到他。由于交易出问题的缘故，好几次周六晚上，他都临时取消了和女友共进晚餐的约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当我沉浸于金融业采访的过程中，我经常问那些年龄稍大的银行职员，金融工作者们任职第一年时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可以避免或者改变。在当今时代，技术进步已经使得在家工作变得更为可行的时候，为什么这些银行职员工作不规律且压力很大，却需要一天十二小时以上都待在办公桌前呢？难道就不能多雇佣一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给他们每个人一半的薪水，让每个人一周工作六十个小时吗？这样不是更合理吗？

我得到了好几种答案，其中大部分可以归结为“因为一直都是这样啊”。就像兄弟会成员对待预备会员如同草芥，是因为他记得当自己是预备会员的时候也是这样被对待的，华尔街许多年长的经理似乎很珍惜这个考验年轻分析师的机会。尽管一些银行高管也认识到，精疲力竭、倦怠疲惫在年轻分析师们身上十分普遍，但他们并不一定都认为这个问题能有解决办法。

“有没有办法让分析师过得轻松些呢？”一个华尔街高级招聘主管向我发问后，又自己回答道，“是啊，也许有吧。很多事情是无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尽量让经理们思考如何在分析师之间均衡地分配工作，而且真的要这么做，尽早这么做。这样的话，似乎有些效果。”

有些人坚持认为，年轻的华尔街员工这种受虐狂似的生活方式与公司的实际需要相关（主要是，他们需要向客户证明他们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初级分析师，能够在极大的压力下凌晨三点钟弄出一本项目建议书）。还有一些人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一种自我选择机制。这种不合理的时间安排的逻辑是，分析师们要么在压力下退出，要么迎接挑战。如果不以这种方式，怎么才能找到华尔街真正需要的人才呢？

我听到的最合理的回答是，新任分析师们每周要工作一百多小时，一半归因于华尔街存在了数十年的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协议很基本的一点就是，分析师们需要把自己变成公司需求的奴隶，以示高度忠诚。为了完全融入，新任分析师们不得不调整自己各项事情的轻重缓急，把银行的需求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轻银行家们所有取消的晚餐和破裂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不愉快的外部效应，它们对于分析师们的融入来说是最重要的。

理查多明白他为什么需要拼命工作，而且大部分时间他并不介意在工作上的投入。他接受两年内自己的生命属于摩根大通这个事实，他也知道，作为报酬，他会有一天得到晋升和加薪的机会。但现在，他开始怀疑那是否是真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理查多开始接到猎头公司打来的电话，向他推介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工作面试。在这些公司，工作量会稍微小些。一开始，他并没有想太多。毕竟，每一个新任分析师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而且大部分电话都是推荐二线公司的，那就意味着在声望方面，比他现在的工作低一个档次。但最近，他开始认真考虑，这些工作中是否有比目前工作更合适的。

无论如何，他难道不想在工作之外有自己的生活吗？而且，在这里工作，还要忍受菲尔的脾气以及巨大的工作压力，他还能够再坚持一年吗？

理查多想：也许，是时候开始寻找出路了。

第十五章    西大街200号，就是阿兹卡班

阿兹卡班是《哈利·波特》系列中的巫师监狱，在那里，摄魂怪看守会吸取犯人的灵魂，带走他们所有的希望和快乐。

在第二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杰瑞米·米勒-里德和萨姆森·怀特开始讨论在工作中自杀的最好方式。

“如果目标是，打个比方，造成最大的心理伤害，”杰瑞米说，“我觉得你就直接在中午的时候走向自己的桌子，一头撞得脑浆迸裂，这样应该是最好的。”

“噢，不。”萨姆森说，“你知道那样的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所有其他的分析师都会收到一封来自助理们的邮件，邮件的内容是‘你们可以把这个打扫干净吗？’然后，每个人又都回去继续工作了。”

这是2011年3月中旬，杰瑞米和萨姆森在高盛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他们两个都在练习面临大难的幽默。刚开始时，他们对于在华尔街最有名望的银行工作非常激动和兴奋。但这种激动和兴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是一种取而代之的，幻灭般的失落感。有时候，他们会以幽默的方式来表达痛苦，比如，他们将高盛在西大街200号的总部大楼称为“阿兹卡班”。阿兹卡班是《哈利·波特》系列中的巫师监狱，在那里，摄魂怪看守会吸取犯人的灵魂，带走他们所有的希望和快乐。其他时候，他们身上的痛苦，则不如这个这么轻松。不止一次，天还没亮，在步行穿越炮台公园市的大街去上班的路上，杰瑞米都想过，如果自己被车撞了能够休息多长时间，还权衡，这样受伤，甚至缺胳膊少腿，换来的休息是否值得。原来，萨姆森和一大群高盛员工一样，每天早上都要停在莫里大街和西大街交叉口等着穿过第十二大道。而现在，他是自己一个人穿十二大道了，不过不是在原来的交叉口，而是向北多走了一个街区。虽然绕道多走了五分钟，但这让他感觉自己不再那么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银行机器人，而更像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

所有的高盛新任分析师已经在几周前就拿到了第一笔奖金——30000美元的奖金预付款，这是这十二个月奖金总数的一半。那一年，这样的一笔奖金在华尔街算是很优渥的了，而且，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毕业后第一年工作的总收入会是130000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大大超过了全国一半人的收入。但是杰瑞米和萨姆森对此并不怎么在意。他们“生活艰难”“聊以度日”，这跟钱没有任何关系，不是钱的事，而是高盛已经占据了他们几乎全部的生活。

他们已经开始一起在杰瑞米的屋顶露台上抽大麻。一开始偶尔抽，后来随着人生观越来越消极，几乎每天都会抽。在抽大麻的时候，他们开始幻想出一个高盛新任分析师大逃亡的计划，大家同一天宣布离开高盛，然后上网，讲述在这个银行工作的各种恐怖的故事。他们把这个幻想称为“华尔街罢工日”，甚至还注册了名叫wallstdropday.com的域名，以便有一天这个幻想真的变成现实。

对于杰瑞米这个在高盛商品部门有着不错开端的人来说，一切改变可以归结为一个名字：佩内洛普。

佩内洛普是杰瑞米所在部门的总经理。她是个高个子浅黑肤色的女人，有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她练了十年的瑜伽，跳了十年的旋转舞，身材苗条。多年来，她都是令初级分析师们恐惧和鄙视的对象。有分析师注意到她和演员茱莉娅·罗伯茨有几分相似，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俏佳人”。而关于她发怒的故事则比比皆是。

刚到商品部的时候，杰瑞米主要是和那个外号为“参议员”的格雷厄姆·坎贝尔一起共事。但是在格雷厄姆手下工作没几个月，他便接二连三地和佩内洛普一起做一些短期项目。佩内洛普的强硬一点不比格雷厄姆少，却丝毫没有他的魅力。过去十五年，佩内洛普一直在高盛工作。这十五年来，她在公司内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在公司外部也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而她的脾气也随着她资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每天，很多时候她都在吼叫、骂人，似乎什么都让她不满、生气。信贷额度的减少、交易记录中的错误、酒店经理无法临时帮她预订房间，什么事儿她都吼、都骂。（在她打电话的时候，杰瑞米无意听到了。他听得出来，她与曼哈顿路虎公司的汽车修理工们关系特别僵。）

在与佩内洛普业务往来和接触并不多的时候，杰瑞米就已经很不喜欢她好战的性格。可是，在12月，佩内洛普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他。她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为集团的某个客户做一份二十页的备忘录，概述一项循环信贷安排，这项循环信贷安排能够让银行在今后的商品交易中享有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安排完后，她就去度假了，留下杰瑞米一个人去负责这个项目 。

一周后，佩内洛普回来，她跟杰瑞米说他做得不错，但是在最终交给客户之前还需要进行一些小的改动。在接下来的四天中，这些“小的改动”扩展至三四十个，而且很多改动前面是这样改，后面又改成那样，前后矛盾，并且有些就是把双引号改成单引号这样鸡毛蒜皮的修改。随着改动次数的增多，她的音调越来越高，脾气越来越大。

上周五，佩内洛普带着杰瑞米做的备忘录去见客户了。在向客户展示的时候，她发现在某页上本来应该有的一个图表，在备忘录里却没有，一下子火冒三丈。从客户那里回来，她便直接去了杰瑞米的位置，当着整个部门的员工开始呵斥他。

“弄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你怎么都没给我弄好！”她尖叫道。

那晚，杰瑞米外出和一些朋友在酒吧喝完酒后，回到了他公寓楼顶露台——他的老地方，点燃了一根大麻，然后就再也撑不住了。天下着大雨，泪水从杰瑞米的脸上流了下来，与从他头发上流下来的雨水交融在了一起。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他想，“谁也受不了这个。”

杰瑞米忽然想到2009年8月他与时任女朋友的对话。那时，他正在高盛进行暑期实习。在进入商品交易部门轮岗之前，他去了她家的海滨别墅看她。

那时，他给她讲了那个夏天所发生的事情。他坚持完成了两个不容易的项目，结果被商品部门的一名高管看中，第三轮轮岗时被安排到了商品部。他告诉她，如果毕业后能够被商品部聘用，他一辈子就不用愁了。

“我的意思是，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就是从这个位置上起家的，”他说，“我希望未来的工作和成就能和劳埃德·布兰克费恩齐肩。”

他的女朋友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但她感到了其中的重要性，点点头，想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她说，“如果你得到了这份工作，你的生活就将改变。”

她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杰瑞米，让他挺过了夏季实习中最后也是最困难的几周。进入高盛，他的人生就会改变。这一点，让他感到非常兴奋。他想象，凭着在高盛工作的经验，不管在哪个领域，他都可以找到一份能带来真正权力和影响的工作。

但现在，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日渐衰败的行业，周围是像佩内洛普、“参议员”这一类的人，抱负仅限于他们的GC评分。他不知道那些话究竟算是鼓励还是不好的征兆。

被佩内洛普骂了之后没几天，杰瑞米就在自己的电脑里新建了一个空白文档，将自己想要工作的地方都列了出来。他列出了诸如著名生物学家格雷格·文特尔的基因研究所，谷歌风投和可持续能源公司之类的地方。他将这份文档命名为“逃生路线”。然后，他继续开始工作。他知道自己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日子可能为数不多了。

*  *  *

萨姆森也因为一个小的过失而成为他老板发飙的对象。

那个春天，萨姆森被安排做一个浩大的项目——为一个想要投资巴西房地产市场的客户建一个汇率模型。他为之奋战了几个星期，熬了好多个通宵，喝了几十罐的“五小时能量”功能饮料，才最终完成。

当把做好的模型交上去以后，他意识到在这份文稿（共40页）的第27页上，犯了一个错误，不小心复制了前一页的公式。他想，这个错误也许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可以混过去。但第二天吃早饭时，他收到了顶头上司女助理的电子邮件。

“你好，到公司后过来找我。”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

到公司后，他步履沉重地走进了这名助理的办公室，看到的是她严肃的面孔。

“这两页有问题，你没有发现吗？”她说。

萨姆森开始装傻，企图蒙混过关：“啊！是吗？不会吧？我没有发现啊。”

“你没开玩笑吧？”她说。“这两页看起来完全一样。”

“噢。”

这名同事瞪着他。

“你说，你还想不想好好干了？”

“嗯，当然想了。”萨姆森说。

“如果你想好好干的话，那你就得认真点了。你现在工作做得还不太令人满意，有时候甚至还会犯一些很愚蠢的错误，你要是改不了的话，恐怕就待不长。你明白吗？”

“是，我明白，我一定会非常认真的。”

萨姆森感到非常挫败。自从进入高盛担任全职分析师以来，他就被分配越来越多的重要项目。他有时候确实是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总体来说，他觉得自己即使没有表现突出，至少算得上随大流，没有拖后腿吧。但现在，他意识到，自己的表现没有那么好，竟在平均水平以下。他的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他的印象中，从童年开始到普大毕业，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的啊。

那个冬天，萨姆森工作上的问题在身体上也体现了出来。他体重不断增加，酒喝得多，睡得也非常少。他渐渐陷入一种很不好的状态，他担心，恐怕是严重的抑郁症。为了使自己好起来，他开始在市中心的一个剧院学习即兴喜剧表演，与室友一起去拉斯维加斯参加整个周末的饮酒狂欢，开始在高盛的健身房健身，并煞费苦心地与大学时代的老朋友们重新取得联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从刚开始在高盛工作，萨姆森就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都会与高盛一个叫格雷的分析师一起坐电梯到高盛的空中大厅。空中大厅是高盛办公楼十一楼的称呼，很奢华，那里有公司的餐厅、咖啡厅、健身房和休息区。每次偷闲上去，萨姆森和格雷都会在那里待10～15分钟，在咖啡厅吃些点心，聊一下当天的八卦。但那个冬天，格雷注意到，在他们聊八卦的时候，萨姆森变得非常沉默了，什么话都不说。他只是那么坐着，眼神空洞，精神疲倦，经常神经紧张得忘记了吃点心。格雷试图通过讲笑话和分享有意思的小道消息把萨姆森从颓废的状态中拽出来。但，却没有用。

“我真的不想再待在这里了。”一天上午，萨姆森对格雷这样说。

那个冬天，因为共同的烦恼，杰瑞米和萨姆森走得特别近。他们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待在一起，经常待到快回家睡觉了，一起在杰瑞米的屋顶上抽完烟才走。周末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在一起，常常聊到太阳出来了，萨姆森才离开，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他们在一起熬夜的次数太多，以至于公寓楼的门卫都开始怀疑他们俩是不是在“谈恋爱”。）

3月初，萨姆森跟杰瑞米以及其他一帮朋友一起去了酒吧。他想诉苦的时候，这些朋友，甚至包括那些没有在华尔街工作的人，总是能够耐心地听他讲，并能够理解他。慢慢喝开了之后，萨姆森就会开始诉说自己的痛苦，使得每一个跟他接近的人都了解，他有多么不快乐。几天后，萨姆森的室友马克走进了他的房间，手里拿着一个形状大小与滑板相似的礼盒。

“哥们，我有一个最好的礼物要给你。”

萨姆森打开了盒子。盒子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电子钟，上面用发亮的红色字体显示着四组数字，分别标着“日、时、分、秒”。

“这是一个倒计时钟。”马克解释道，“你可以把它设置到你想离开高盛的那一天，然后开始倒计时。”

萨姆森笑了。有一个倒计时钟表是最好不过的。即使他不能现在马上辞职，有一个装置能够提醒他自己不会永远呆在高盛，也会让他感觉好得多。在马克的帮助下，萨姆森将这个钟表装在了卧室门上方的墙壁上。他把时间设置为了336天（从装倒计时钟到下一年发奖金那天共336天）。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抬头看着倒计时钟上发光的数字，他想：“还有三百三十六天。在高盛苦熬一辈子，我也许做不到，但336天我还是熬得过去的。”

第十六章    考虑健康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每天早上，他都拖着病体赶到花旗银行。尽管他还不能彻底忽视病痛，但日常工作的回归，让他不再那么恐惧和焦虑。

护照，带了。洗漱用品，带了。鞋、袜子、裤子、皮带、衬衫、雨伞、转换插头，带了、带了、带了、带了、带了、带了、带了。

阿让·汗在为他重要的意大利之旅做最后的准备。这是他加入花旗银行并购部后的第一个假期，他和两个同行的大学朋友已经对假期做出了粗略的日程安排。他们将一起参观圣彼得大教堂，领略西廷教堂，游览罗马斗兽场，逛逛鲜花广场的市场，并品尝他们能吃到的各种披萨和意大利面料理。

当天下午，正当阿让在办公桌前上网查找旅行攻略时，一个陌生区号为212的号码给他打来电话。

“阿让，我是弗里德曼医生，”电话中的声音说，“你现在方便吗？”

阿让紧张了起来。弗里德曼医生是全科医生，前几天因为一些一直烦人的身体问题，阿让找他看过病。最近连续几周，阿让都在咳嗽，体重也在下降，而且比平时更容易感到疲劳。刚开始，他将这些病症归因于支气管炎，以及因为要完成几笔大业务，长时间工作和熬夜。然而，当他的病情加重，甚至开始咳血时，他去看了医生。

他以为只需一个简单的诊断，吃上几片药，卧床休息一两天就能好。但据弗里德曼医生所说好像更严重。

“阿让，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说，“看起来似乎有些异常。”

阿让的心沉了一下，“什么异常？”

“嗯，我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希望你能来做古德帕斯丘综合征（肺出血—肾炎综合征，又称抗基膜性肾小球肾炎）的化验。”

阿让一边听弗里德曼医生解释什么是古德帕斯丘综合征，一边在便笺纸上写下这几个字，并用笔在上面一遍又一遍地画圈。弗里德曼医生说，古德帕斯丘综合征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者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肺和肾中的蛋白质，从而造成体内出血及炎症。尽管此病发生的准确病因目前还不清楚，但这种疾病能给肺部和肾脏带来永久性的伤害，而且，如果不进行治疗的话，后期将需要使用透析等重症治疗手段。在有些病例中，甚至能致人死亡。

之后的十五分钟里，在请求弗里德曼医生推荐专科医生进行进一步诊断，并与弗里德曼医生结束通话后，阿让瘫坐在了办公桌旁。窗外乌云密布，花旗银行的职员们在拥挤的走廊中往来穿梭，给不同的分析人员安排着工作。阿让不知道该做什么。应不应该给父母打个电话，还是忘掉那个电话继续工作？终于，他拿起了外套，绕着那片街区转了一圈，回来，进入洗手间，洗了把脸，最后回到了他的座位上。他被内心的痛苦与惊慌弄得不知所措，更重要的是，他感到困惑不解。他从不吸烟，不吸毒，从没干过什么激烈的诸如断了骨头之类的事。罕见疾病无论如何不应该发生在像他这样的人身上。当然，他也许是在工作日睡得太少，而在周末又喝得太多。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健康、富有生命力的24岁的年轻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个小时后，当阿让为旅行整理衣服时，他又接到了弗里德曼医生打来的电话。他给他推荐了几个转诊的专科医生，并建议他尽快找一个人看。

“但是我明天将要启程去度假，”阿让说，“我将在一周后回来，到时我再去见其中的某位医生。”

“如果我是你，” 弗里德曼医生说，“我不会推到那时候，我会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你可能得做一个切片检查。”

切片检查！这个词让阿让胸口一紧。他决定，还是不要冒险了。

“好吧，”他说，“我不去了，我去做检查。”

两天后，在原计划应该在铺满鹅卵石的街道上品尝诺玛红酱意大利面的时候，阿让却正在医院，做肾脏切片检查，而且结果发现，困扰他的疾病确实是古德帕斯丘综合征。医生说，为了防止进一步恶化，他必须马上接受治疗，包括大剂量的皮质类固醇激素注射以及为期一个月的血浆置换治疗——类似在血液回流身体前将恶性抗体滤出的透析过程。阿让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末期，但医生说，如果药物能积极有效地杀死病原体，他还是有很大概率彻底康复的。

阿让深感恐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最坏的结果。他想他的朋友们将做何反应，治疗过程会是如何痛苦，他将如何向人们解释他的病情，以及他是多么彻彻底底地相信“老了，病痛就多了”这个神话了。他为没有早点检查这些病症而捶胸顿足，脑海里闪现着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口鼻插着管子、周围一群焦急的医生围着他拼命挽救的景象。

最终，他的思绪回到了工作上。如果他抽出时间进行治疗，他的年终总结将会成什么样？谁能补上他的业务空缺？病情会不会影响他得到私募股权投资工作的可能性？或者影响他第二年的奖金？

接下来的几天里，阿让想了很多关于工作的事。他认为，从医学的角度看，他不应该是过量工作导致的免疫系统疾病。但是，他想，是不是工作加剧了他的病情，或者，是不是只顾工作因而忽视了病兆了呢？越去想那些损害他身体器官的抗体，他就越能感受到工作生活的压力，他逃了太多的健身课程，和同事在酒吧喝了太多的酒，太多次通宵熬夜为项目建议书做微不足道的修改并计算某家公司是否值税前收入的8倍或8.5倍。

“这让我更加认识到，对我来说，工作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治病的那段时间，他告诉我，“真正重要的事是，一些发生在未来六七十年里的事，问题是，我先得能活那么多年。”

两周后，在接受了第一轮治疗后，阿让决定试着回去工作。在拿到诊断证明后不久，他就被批准带薪休假接受治疗了，但他怀念办公室充满能量的氛围，他希望这种氛围能够转移他对疾病的恐惧和焦虑。因此，在之后的几周，每天早上，阿让都拖着病体赶到花旗银行。尽管他还不能彻底忽视病痛，但日常工作的回归，让他不再那么恐惧和焦虑。治疗期间，他的上司减轻了他的工作负荷，而他也收到了银行几乎一半同事送来的祝福卡和礼物。

这种感觉就像被当作婴儿宝宝，被照顾、宠爱和同情着。阿让知道这是善意爱心，但他还是担心，他将为自己的病情付出某种代价。这里毕竟是华尔街，这里的法则是，你必须意志坚强，战胜困难。他听说过有交易员头痛欲裂、近乎昏厥还坚持工作，有人高烧40度还不下“火线”，有人为了干一个项目，孩子出生也没能陪在妻子左右等等，好多“事迹”。在刚刚进入银行的时候，他就告诉过自己，绝不翘一天班，不管任何理由都不，而他，很讨厌因为什么不得已的原因打破自己的规则。

被大家所注意，是让阿让更为担心的事。他一直为自己恪守礼仪而感到骄傲。当他与银行界前辈走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让对方走在自己前面，保持对社会等级的尊重。在工作中，跟人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加上“夫人”或“先生”等称谓；在开会的时候，如果有年长和资深的同事来晚了，会议室座无虚席时，他也总是注意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给他们坐。

阿让感到了无尽的挫折，在雷曼兄弟破产案发后，他在花旗银行线性的上升通道中打拼了一年，而仅仅过了一年，他又再次跌倒。多么倒霉的人才能赶上这么多的倒霉事啊？但是，正如他妈妈经常提醒他的那样，健康才是第一位的。每当他想到工作的压力时，他都会想一句妈妈常说的话：“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这次能够扛过来，阿让对他自己说，他将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将把帮助他进入花旗的那种永不言败的态度应用到身体健康上。考虑健康并不是他最好的选择，却是他目前唯一的选择。

第十七章    冒险及逐利的华尔街文化未变

这里混杂着叫嚷声、电话铃声以及公共广播刺耳的嘈杂声。在她听来，这就像资本市场咯吱作响的齿轮一样。当面对如此刺激又赚钱的工作时，谁又想考虑灾难的可能性呢？

下班了，在德意志银行任风险管理分析师的朴秀珍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公司回到家，她瘫坐到了沙发上，踢掉高跟鞋，抓过电视遥控器开始看电视。秀珍上班很紧张，下班后，她非常需要放松，而看电视是唯一能够吸引她的消遣。她需要这样的放松。过去几周，她已经看完了《广告狂人》（Mad Men）前两季，现在正在看第三季，马上就要看完了。看完这第三季之后，她准备换《老爸老妈的浪漫史》（How I Met Your Mother）来看。

从我一年前在华尔街妇女大会上遇到她开始，秀珍已经渐渐不再那么关注德意志银行内的男女平等问题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生活等更现实的问题。她感觉，自己被卡住了，卡在了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里。

曾经，有人告诉秀珍，对每一家大型金融机构来说，风险管理对其运转都是非常关键的。他们是华尔街的护卫者。在进行每一笔利率掉期、每一笔大宗债券交易、每一次结构化信用销售前，都会召集风险分析师对银行承担亏损以及意外结果的可能性（也就是，交易亏损的可能性）进行评估。风险分析师将就这些可能性为实际交易者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和建议则是交易者采取行动前应该考虑的。

但是让秀珍沮丧的是，交易者们对于这些建议常常都不予重视。金融危机已经三年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对风险管理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所导致的，负责一线业务的银行职员和交易员对于这些资本护卫者的尊重仍跟对待修电脑的IT部员工一样。对他们而言，被告知某一交易风险太大时的感受，就像游乐场上的孩子被过分谨慎的家长叫住，不允许玩大滑梯时一样。在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风险管理经理依旧被认为是职业的扫兴专家。不仅如此，如果他们否决了一项他们认为风险过大的交易，往往也危及了自己的奖金。

“你如果是在一线部门，你就会竭尽全力去赚钱，”秀珍向我解释道，“你不会太考虑控制损失。”

对于秀珍所在的行业领域而言，过去的几个月应该是异常激动人心的时期。欧洲债务危机（一场由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端，进而引发西班牙银行和意大利银行恐慌的危机）正在肆虐。秀珍的职责之一，就是弄清德意志银行和他们的客户手中持有多少欧洲国家和欧洲公司的债券。她夜以继日地往彭博终端中填写用于识别债券账户的CUISP代码，以查询债券都来自哪些国家，并将数据填写到一个庞大的巨大数据表中。这个表格，全部门共享。再往上，高级风险管理经理可以使用这个表格，来评估银行与西班牙的银行、意大利的汽车制造商或葡萄牙的矿业集团的业务往来程度，以及万一这些企业无法清偿债务，银行将面临的损失。

秀珍一直感觉，她的工作，仅仅就是一份报告中的一页数据表，可能被人粗略一看之后，就彻底遗忘。她经常在德意志银行总部的交易大厅中转悠。大厅里，显示器侧卫的“炮塔”上，坐着一群手握重拳的男人（和少数几个女人）。她想：这里劲头好足啊！当然，噪音也很足！这里混杂着叫嚷声、电话铃声以及公共广播刺耳的嘈杂声。在她听来，这就像资本市场咯吱作响的齿轮一样。就在那些时刻，她明白了风险控制与银行其他人之间的淡漠关系。当面对如此刺激又赚钱的工作时，谁又想考虑灾难的可能性呢？

2011年，纵观整个华尔街，尽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企业的一些业务线并巩固了金融业，但冒险及逐利的基本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透明不够、监管缺乏的市场中，银行依然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交易高风险企业发行的高回报企业债券的垃圾债券市场，却在危机过后的几年中迎来了最火热的时候。尽管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案有效地关闭了华尔街银行中形式最明显的自营交易，但这种形式却在交易台的幌子下继续生存，而这与之前的自营交易部，功能是相似的。雷曼兄弟倒闭三年后，做一笔交易就几亿甚至十亿美金的操盘手，还是要比做那个站在背后，对交易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警告的人，要强得多。

从入行之初，秀珍就一直在努力寻找机会从风险管理的岗位跳槽到前台业务岗位。在一次开会时，秀珍曾向她部门的首席运营官（COO）询问过这种调整的可能性。

“如果你感觉现在的工作没有挑战性或者做着不舒服，如何才能调整到银行的其他业务部门呢？”她问道。

首席运营官闪烁其词：

“嗯，这是个好问题。不过银行并不鼓励岗位调整，因为招人的时候就是按照既定的部门招人的。”

他继续说道，就个例而言，理论上讲，银行的员工可以在部门间进行岗位调整。但是，她感觉到他只是出于客气。除非特别破例，一旦成了中台业务的员工，就将永远从事中台工作。

但银行对它的精英主义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具有后台及中台工作经验的交易员，往往对公司的技术体系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他们获得独自交易的机会，就很可能会利用这一点。 2008年1月，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一名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Jérôme Kerviel），从合规部门开始干起，因为一系列非授权交易以及所造成的60亿美元损失，他被逮捕了。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法国兴业银行声称，造成这一事件及损失的原因，是因为Kerviel对后台交易运作方式非常了解，使得他能够非常便利地故意绕开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不久之后，瑞士银行（UBS）一名具有后台工作经验的交易员奎库·阿多博利（Kweku Adoboli），因为相似的原因造成了23亿美金的损失而被捕。

秀珍知道，造成她卡在中间业务部门的理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这仍然无法让她满意。随着脱离风险管理部的路逐渐变窄，秀珍开始找其他工作。她去参加了谷歌（Google）和嘉信（Charles Schwab）的信息交流会（Informational Interview）[1]，并对金融以外其他感兴趣的行业认真地进行了思考。

那年春天，在她们毕业两周年的大学聚会上，她又联系上了几个韦尔斯利的朋友。她们中很多人在政界、教育界或者其他非营利行业工作。当她告诉她们德意志银行的工作职责时，她们点头，含糊地表示说不错，却也说不出别的什么。她们不知道风险管理分析师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它跟处理大型投资组合、关注大型损益表的前台交易员有什么不同。她们知道的仅仅是，这是一份华尔街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的收入应该远远比她们高。

但是秀珍并不满足于挣钱，也不满足于表面看起来重要。她希望能够与客户互动，做实际的有价值的工作，并以此来证明自己。她想向德意志银行表明，她并不仅仅满足于风险防范，她也想做业务。

[1]信息交流会（Informational Interview），在校生和投行校友一对一提问面谈，在校生提问，校友回答，提问质量和交流过程中的表现很重要，事实上信息交流会的表现基本决定了能否拿到正式招聘的面试机会。——译者注

第十八章    只有在纽约才有的激动

每次你走在大街上，都能看见你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和最疯狂的事，而且还常常得为究竟关注哪一个而伤一番脑筋。

纽约皇后区，拉瓜迪亚机场，一个身形瘦高、棕色头发的年轻人走下飞机，将行李包重重地扔进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打开苹果手机点开歌曲Empire State of Mind，然后对司机说去曼哈顿。这一天，是2011年6月11日，来自威斯康星州小镇的德里克·黑文斯成为纽约市最新一名市民。

几周之前，德里克辞去了富国银行芝加哥分行的工作，签了一家位于曼哈顿的私募股权公司。这家私募股权公司是一家大型投资管理公司的分公司，总部位于公园大道一个豪华的摩天大楼里。这家公司给他开出的待遇看起来非常丰厚：8万美元的基本年薪，预计约8万美元的年终奖金，以及他全部的搬家成本和个人支出。

过去一年，德里克过得非常艰难。在这一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维持与女友艾莉卡的感情。在进银行的第一年，他们经常吵架。直到后来，德里克承诺说今后在工作和感情上会更加优先考虑感情，以及她大学毕业，搬到了他芝加哥的公寓与他一起住后，他们的关系才改善。但第二年后，吵架还是时常会有。很快，艾莉卡就觉得受够了。就在第二年春天，艾莉卡甩了他，并搬出了他们一同居住的公寓。德里克严重受挫，痛苦万分。

为了缓解痛苦，德里克拼命地工作。他把阿得拉（Adderall）和红牛当成了他最喜爱的办公室营养品，靠它们整宿熬夜工作，有时甚至连续几宿地熬夜。有一周，他在富国银行办公室里从周日下午一直待到周四深夜，连续工作了110个小时，期间没有迈出过公司大楼一步。那年的一天晚上，深夜，当一名助理在凌晨2点走到他的办公桌，把一本项目建议书扔到他身上并冲他大声吆喝时，他的压力终于控制不住，爆发了。

“把这个给我搞定。”这名助理大声吆喝道，说完，他准备离开。

德里克控制不住，勃然大怒起来，他受不了别人高高在上地对待自己，尤其是一个年长自己不到五岁的公司助理。他站起来，捡起项目建议书，把它扔到了那个助理的脚下。

“天啊！”那个助理说道，“你脑子没事吧？”

德里克顶上前，直到他们的鼻子都快要碰上了，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如果你再这么对我说话的话，我就揍死你。”

等他得意扬扬地回到自己的位置后，自豪很快就被懊悔所取代了。冷静下来一想，因为一点不愉快就威胁要揍公司助理，这实在是荒唐愚蠢。他以为他是谁啊？两年的紧张工作怎么就把他变成了一个疤面煞星呢？

5月，德里克接到了这家私募股权公司的聘用通知。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让他逃离中西部，离开现在走下坡路的好机会。他在纽约一个人都不认识，对这个城市的居住环境与文化一无所知，而且搬到一个距他的家人和朋友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也让他感到紧张焦虑。但是他需要改变，需要换个工作换个环境，因此他在聘用合同上签了名。 5月底，他在富国银行办理了离职手续，回到威斯康星州看望了父母，并连续补了36小时觉。然后，他收拾行囊，坐上了飞往东部的飞机。

令德里克很欣慰的一点是，相比旧公司，新公司没有那么等级分明。这家私募股权公司只有50位雇员，德里克所在的部门包括他在内只有9个人。这样，公司的组织结构扁平，大家的关系也就亲切了。这也意味着，公司没有那么多人级别比他高，可以作为领导对他颐指气使了。

作为分析员，在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其内容与在投资银行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基本就是制作项目建议书、建模型和评估企业价值。工作内容虽然基本相同，但目的却有所不同。德里克所在的公司，用它为客户所管理的钱，购买的是整个的企业，而非某一只股票或某一只债券。典型的私募股权交易是杠杆式收购，交易中，某个公司会拆借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美金去收购一整个公司，收购完成后，私募股权公司的工作就变成了提高这家公司的效率以及盈利能力，之后再让它重新上市或者将它再次出售给另一家公司。这过程就好像是把一个相貌平平、书呆子气的高中女生挑出来，给她重新造型，换上一柜子漂亮的新衣服，然后将他介绍给大学校队的帅气运动员，最后让她评上耀眼的毕业舞会皇后。有时候这套手段能够奏效，私募基金也会狠狠大赚一笔。但其他时候，这招未必奏效，不过，私募基金公司依旧能够小有盈余，这主要因为他们从客户手中预收了资金管理费用。就商业模式而言，这真是世界上最巧妙的一种。

德里克时常怀疑，私募基金赚的那么多钱，是否是光明正大挣来的。他时常想起他妈妈多年前的一句忠告，“钱不是一切”。

“我成长在一个小镇，那里，大家工作得都非常辛苦。”他曾经对我这么说，“现在，我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我的工作影响着很多很多的人，对我来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公平。”

到纽约后的前三周，德里克花了很多时间去努力适应。他在联合广场附近一栋没有电梯的楼房里租了间公寓。这间房子位于8楼，本来是挺宽敞的一间，是他的室友，一个刚刚毕业、目前在做律师助理的大学生，把它隔成了两间。德里克住进了其中较大的一间。这间有一个大衣柜，还可以看见第十四大道。目前，房间里除了一个充气床垫，没有其他任何家具。这个充气床垫，他还得在上面睡上大半个月。

但是，尽管条件艰苦，他还是感觉很好。多年以来，他都梦想移居这个城市。现在，他成为真正的纽约人了。他迫不及待，想要感受这个城市所能提供的一切。他想在中央公园里散步，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听音乐会，在Nobu和Per Se用餐，在1Oak这样的会员制俱乐部喝酒。那个夏天，我经常能碰到德里克。每一次，他都能跟我讲述一个新的“只有在纽约才有的”激动的经历。

“我听到的关于这里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对我说，“每次你走在大街上，都能看见你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和最疯狂的事，而且还常常得为究竟关注哪一个而伤一番脑筋。”

德里克知道，对于很多人而言，在华尔街工作的道德合理性跟做毒贩差不了太多。他也知道，他没办法向他家乡的家人和朋友解释他在纽约金融业见到的一切而又不惹怒他们。每当他想到老家他爸爸的连锁杂货店，以及店里所需要的帮助，他的心都会一紧。但他安慰自己说，纽约只是他的一个过渡。在大城市，他可以学到如何运作驱动全球市场的权力与资本杠杆力。他会努力工作，学习有价值的技能并攒下钱。然后，当一切准备就绪，当他学会了贸易的技能，积攒了一笔不菲的养老金，但还未沦落成为十足的华尔街人之时，他将搬回家乡，重新开启他的余生。

在来华尔街前的一周，德里克从他芝加哥的公寓中拿了几件便宜的家具，其中大部分是从大学宿舍里留下的蒲团和椅子，然后在他房子边的空地里烧了。在当时，这看起来是无伤大雅的垃圾处理方式。因为他知道，这些家具不可能被带到东部，而沃帕卡也没人用得上它们。

但现在，德里克脑子里想的是这个明显的隐喻。现在，他就在这里，在纽约市，在世界的中心，挣着比他父母、大学同学以及老家那边他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多的钱。他年轻、健康，在一个利润丰厚、名望颇高的行业中，一家著名的公司里工作，挣着可观的收入。他想，这几乎就像是，他的过去也已经烟消云散了一样。

第十九章    年终奖季，圣诞节抑或审判日

在一个盈利状况较好的公司，奖金标准被划为“高档”的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年终奖金可能达到75000美元。获得最高档奖金的分析员通常也会稳稳当当地获得第三年的聘用邀请，而只得到最低档奖金的分析员则往往会被委婉暗示，建议另谋出路。

这一切都始于6月，华尔街朋友圈中的午餐八卦，留言板上的疯狂刷新，与街对面大楼的朋友们通过彭博新闻社的即时信息软件不断地收发消息，以及靠安非他命兴奋神经整夜熬夜的工作狂们对老板最后一刻的讨好奉承……每年6月，年轻的华尔街都会像春天一样，充满并孕育着焦虑与期待。那时，时机成熟，一切（一年一度，人力资源职业术语称为“补偿交流期”，而这里的每一个金融职员们都更愿称之为“奖金日的大震荡”）都会如期而至。

每年夏天，华尔街的年轻分析员们都会被告知他们的年度奖金数，并根据过去一年的表现，把他们的奖金标准划分为高、中、低三档。（高盛是个例外，他们是每年1月份给分析员们发奖金。）分析员们的奖金远不能与报纸上大家看到的高管们七位数的奖金比，但对于23岁的年轻人们来讲，这仍然是相当丰厚的一笔了。在一个盈利状况较好的公司，奖金标准被划为“高档”的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年终奖金可能达到75000美元。加上70000美元的基本工资，整年收入可达145000美元。但如果某公司情况不佳，而某个分析员的奖金标准又被评为“低”的话，那奖金数就可能只有10000美元了。加上同样的70000美元基本工资，一年的总收入就只有80000美元。由于奖金往往会占到分析师一年收入的一半还多，并且由于奖金的评定，也牵涉到分析师们与同仁们的比较与判定，因此，发放奖金的季节既是圣诞节，又是审判日。获得最高档奖金的分析员通常也会稳稳当当地获得第三年的聘用邀请，而只得到最低档奖金的分析员则往往会被委婉暗示，建议另谋出路。

穆雷，那位来自费城、母亲移民自海地、每周都去教堂的分析员，今年有望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从他进入瑞士信贷集团医疗事业部的那一年起，他就很快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分析员。他对建模非常熟悉和擅长，复杂的建模对他来讲，就像他的另一种本能；而他的行业知识呢，也非常深厚，以至于其他分析师，甚至助理，都经常会找他帮忙。和其他处在这个位置的人一样，穆雷每周在公司的上班、加班时间在80～100个小时。但对于其他时间，他决心绝不虚度，而是用心地过上他喜欢的说唱歌手们在歌里描述的那种他从没想象过的极度火热和刺激的生活。

“在华尔街，你可以在以下三个事情中做到两个：工作、社交和睡觉。”他向我解释道，“我选择的是前两个。”

所以，在那几个仅有的不用加班工作的晚上，他就到城里四处“嗨”去了。生日聚会、家庭派对、俱乐部、夜总会、公益募捐、商务社交、画廊开业以及其他任何酒免费、妞容易泡的活动，他都乐意前往。有时候，穆雷觉得他似乎过着年轻华尔街的两重生活——辛苦工作和纵情欢乐。他睡得比较少，与团队中的其他人一样，他也经常被迫最后时刻取消原定的计划和约会，经常深夜撰写项目计划书。但在华尔街做分析师就是这样，而穆雷则开始感觉他是很优秀的一个了。

但在奖金日那天，当穆雷被叫进总经理办公室进行他第一年的年终审核时，他吃了一惊。

总经理说：“我想跟你聊聊，这一年来，跟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以及我自己所注意到的一些你工作方面的事情。”

穆雷已经习惯了批评，但是总经理的语气听起来更像是对他堆积如山的偏见，而非建设性意见的反馈。

“这一年你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你的一些同事对你的工作颇为欣赏，但也有人注意到你不是很注重细节。他们有人称赞你善于思考而且工作勤奋，但也有人怀疑你是否投入了足够的时间以确保工作正确无误。你有一个同事是这样评价你的：‘穆雷的项目计划书有时会非常混乱，我常常还得重做整个部分。’其他人则谈到了你在做压力较大的项目时的工作态度，他们认为你太不专注了。”

听总经理这么说，穆雷惊呆了。为什么之前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些？而且，为什么他的同事们对他的看法如此两极化？为什么有些人把他看成明星，而有些人把他看成蠢货？他在银行内没有敌人，而且他认为他在和团队成员的相处上做得不错。难道他一直被蒙蔽了？

接着，重锤来了。

“根据你的考评情况，你全年的薪水是90000美元。”总经理说。

穆雷知道，瑞士信贷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看到资料说，瑞士信贷今年的利润有所下滑，因此，奖金也很有可能会下降。他听小道消息说，今年，干得最好、奖金评定为最高档的新员工年终奖大概是50000美元，绝大多数分析员心理预期是35000或40000美元。穆雷的基本工资是70000，如果全年薪水为90000，这也就是说，他的年终奖只有20000。这也就只说明了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拿的年终奖是最低的一档。

总经理继续说道：“根据这次考核的情况看，很显然，第二年期满时，我们没法再跟你续签合同了。”这一决定，无疑是对穆雷银行事业的一记重拳。但说完后，总经理向后靠在了椅背上，表情却是那么平静，似乎就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她朝着他示意了一下，问道：“你呢，有什么想法？”穆雷 知道这是在测试他的态度，看他是否积极乐观。态度积极乐观，是他测评里得分最高的项目之一，也是他可以指望得上的“资本”。但在此时，要继续无动于衷、面无表情，他确实也做不到。他唯一能想到的答复就是：“怎么说呢？我没想到是这样。”

走出总经理的办公室后，穆雷有点崩溃了，他非常生气，感觉眼睛也气模糊了。作为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海地移民的孩子，他从下层社会一路拼搏，才混到华尔街。在瑞士信贷看来，这算不得什么是吗？从他加入瑞士信贷起，他就尽其所能地宣传推广瑞士信贷，甚至主动去帮忙招募大学毕业生。这些，都不重要吗？简直是见鬼了，为了工作，而且可能还是永不见天日的工作，他错过了父母的纪念日，错过了母亲节，错过了国庆节，以及总计两个月的礼拜日。这一切，难道都毫无意义吗？穆雷知道，他很难得到普通大众的同情，对于他们来说，一个24岁的年轻人，一年能挣90000美元，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但是在封闭的一个比一个挣得多的华尔街金融世界里，他受到的待遇，太残忍了。

瑞士信贷已经表明，不会在第三年继续聘用他了。听到这个消息，穆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么快就得重新找工作，而且他也不确定找什么才最好。春天私募基金招聘时，他选择了不参加，一方面由于他觉得这样对瑞士信贷不忠诚，同时也因为，内心深处，他以为他能获得第三年的续聘。

不管在未来的365天多么努力地工作，一年以后他也要被辞掉。这一点，让他感到恐惧、困惑。那么努力才进入华尔街，他不相信，他高大上的生活就要跌落凡尘了。

第二十章    金融业是一条不那么“性感”的道儿

他知道，年轻和卑微带来的压力会慢慢减弱，他将拥有一份稳定的事业。这份事业将给他带来足够的时间和可支配的收入，让他去做真正喜欢的事情。

早上八点，里查多·赫尔南德斯和同一部门的另一名分析师被叫进了转角处的那间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的老板，摩根大通一个名叫威廉·毕瑟普的高管，正坐在那里等着他们，脸色冰冷。

“我有一个新任务要给你们俩。”他说。

两位分析员彼此看了一眼，心里想“这下完了”。为了完成一个临到最后期限才分配给他们、内容还很庞杂的项目建议书，他们昨晚刚熬了一夜，几乎就没怎么合眼。一个刚完，老板马上又要交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同样熬人的活儿，心里不免哆嗦。

然而，与他们料想的不同，毕瑟普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信封，并递给了里查多。里查多低头看了一眼，原来是两张当晚Jay Z演唱会的VIP门票！

“你们俩这周干得不错，辛苦了！”毕瑟普脸上绽出了笑容，说道，“你们今天休息一天，去放松一下吧。”

里查多哈哈大笑起来。他之前从没想过在摩根大通得到什么福利，老板这些行为虽然只是点小善意、小恩惠，但他还是有点小意外、小高兴。

自从熬过新入职的第一年后，里查多感觉一切都好多了。新入职那一年，他在一个并购部门工作。这个部门事情特别多，要靠药物支撑才能完成工作。这一年，他在这个部门干得天昏地暗、没完没了。现在，进入第二年，他已更加胜任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同时，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招了进来，承担了最枯燥最繁杂的工作。他已经不用再每个周末都加班了；即便要加班，他也不用每次都熬那么晚了。他从住了一年的被称为“银行宿舍”的温莎公寓搬了出来，和他的女朋友一起住进了一个一居的公寓里。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忙了。于是，他就开始联系之前没时间联系的朋友，打几场篮球，或者在德州人聚集的穆雷山（Murray Hill）酒吧里看马刺及牛仔的比赛。

“我觉得我又获得了新生。”他对我说。

另一件让他高兴的事是，他被调出了并购部门，加入了一个小规模的团队，处理银行拉美客户的工作。

这个团队被称为“Lat-Am”，内部等级没有并购部那么高，更适合里查多。在“Lat-Am”工作，时间更灵活，工资跟之前差不多，而且出差的机会也比以前多很多。每隔几周，他和另外一个级别比他高的员工就会飞往南部拜访一个银行客户，偶尔，他还会得到上台做讲演的机会。

里查多曾经坚持说，他会干满两年后离开摩根大通，先去商学院学习，然后跳槽去对冲基金公司，或者索性完全离开金融业。但是现在，工作比原先更有意思，却还更轻松，他又不太想离开，想在这里长久地干下去了。目前，他还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现在的工作生活虽然没有太大的意思，只是得过且过地活着而已，但却比较稳定，收入也丰厚，如果另一家公司收入不比这儿高很多的话，他还是不愿意换的。

里查多对他的工作很满意，这与我采访中遇到的其他分析员们沮丧、消极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着他取得的进步，我感到，年轻的金融从业者在金融业里，最终也还是能干得稳定、舒适的。

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我曾经与许多资深金融从业者交流过。我问过他们，随着他们的打拼与升迁，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他们中，有些人始终埋头苦干，直到三十多岁了还每周工作100多小时，为了升得更快，他们放弃了正常生活的快乐。他们会在时机适当的时候跳槽到“买方公司”[1]，或者留在原公司朝管理层发展，实现工资年复一年的快速增长。其他一些人则已放弃了这种以苦为乐的“修行”，接受他们可能永远都坐不上CEO这把交椅的现实，担当好自己的角色，尽其所能地为公司贡献更大的价值。这是金融从业路上不那么“性感”的一条道儿，但这条道儿却在金融行业遇到困难、人们都想猫着不动避免出头以减轻个人风险的情况下，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现在的华尔街，已经不再是《说谎者的扑克牌》里描述的样子了。”一个私募基金的员工对我说，“大多数华尔街的员工都工作努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而且很重视子女教育，希望努力让孩子们全程读完私立学校。”

里查多不喜欢大项目来临，整个团队被激发出旺盛的肾上腺素时的兴奋状态（事实上，这让他感到胃疼）。但他喜欢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其他东西：经济上的安全感、光彩的从业经历、智力上的刺激，以及聪明、有趣、兴趣广泛且乐于分享的年轻同事们。金钱所能带来的东西——舒适的公寓，想打车就打车而不会心有不安，当然也很好。但是，金融行业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未来。他知道，年轻和卑微带来的压力会慢慢减弱，他将拥有一份稳定的事业。这份事业将给他带来足够的时间和可支配的收入，让他去做真正喜欢的事情。

围绕华尔街的神秘感和夸张传闻往往会给事实罩上一层乌云。事实上，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人并不一味追求更多的奖金和成倍的收益。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投资银行工作不过是实现其他更无趣的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但对于这些人，当银行出现问题时，他们是难（也不应该）辞其咎的。因为干金融，是他们主观愿意的。正因为他们的意愿和参与，才造就了这样一个可以向不好方向发展的社会组织和结构。但他们几乎不参与高层战略的制定，也不会把自己当成伟大事业的奋斗者。对他们而言，金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不是什么伟大的使命和召唤。

银行之前并不是里查多的第一职业选择，现在也并不是他最想干的行业。有时，他会为放弃医药行业而感到内疚。但是每次看到他从这份工作中所得到的经济回报，以及他从中得到的锻炼和成长，他又觉得他做出的是正确的选择。

“事业这个话题很大，包含的东西很多。”有一天，当我问到他计划还要在摩根大通干多久时，他如是说道，“从理想的角度说，没人想在一份工作上干三十或四十年。但是，事实是，确确实实，我现在在这儿干得很开心。”

[1]在投行术语中，“买方公司”指的是那些购买投资服务的公司，比如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买方”工作比较稳定，易于展示自己的真实本领，而且越老越值钱，是华尔街令人喜爱的领域。——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    坚信华尔街就是归宿的金融极客

睡觉时枕头下都要垫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墙上，挂着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等大鳄的海报头像；上中学时就开始练习Excel使用技巧。

和里查多聊天，他说他对银行的工作很满意。聊完之后，我又开始担心除了他以外，其他调查对象会呈现出相反的一面。

我知道，有不少全心全意、无怨无悔投入工作中的年轻金融人。这样的人，我曾在沃顿商学院遇到过，也曾在投资会议或行业活动上遇到过。他们就是所谓的“铁杆”，一直都坚信华尔街就是他们的归宿：睡觉时枕头下都要垫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墙上，挂着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等大鳄的海报头像；上中学时就开始练习Excel使用技巧。这些年轻人从不后悔进入华尔街，即使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亦是如此；如果对方愿意听，不管是谁，他们都会跟他讲金融业的道德正义。

“黑钻”是一个由哈佛大学学生组建和运营的对冲基金，不对外。它有三十名成员，全部是哈佛大学本科生，每人投资至少1000美元（最多可达25000美元），方可有权与其他金融爱好者共同投资。这一条件限定了入会条件，自然只有掏得起至少1000美元的学生方可入会，不过这同时也意味着，用投资行话来说，这些学生“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基金盈亏都由成员共同分担，他们投入的资金（或者剩余资金）都在毕业后返还。

“黑钻”的创始人是哈佛大三的学生帕特里克·考兰格路，他邀请我出席每周日下午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将讨论全球市场情况并提出新的投资意见。

在昆西楼大咖啡厅旁的私人餐厅，我见到了帕特里克，当时他正坐在投影屏幕前的大桌旁。帕特里克来自加拿大，他是哈佛大学曲棍球队的队员，同时帮助管理哈佛大学的本科生私人证券俱乐部。他面带稚气，头发很短，前面留一个高耸的尖儿，穿白色的巴宝莉衬衫和宽松的长裤。跟他在一起，围坐在桌子旁的，还有大概二十来个人，他们大多穿着带领的衬衫，有几个穿着运动夹克，清一色的男生，没有女的。（几分钟后倒来了一个女生，她是跑来找之前落下的水杯的。当她意识到打断了一群男生们的会议时，红了下脸，急匆匆地跑开了。）

“黑钻”会议开始后，帕特里克先讨论了一些新闻消息：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议会关于预算的最新谈话，以及欧洲的动态。与会人员都积极发言，谈论这些现象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这给人一种印象：他们这个投资协会，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是正经严肃的。

对于希腊的财政赤字、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还有美联储的政策指导等，他们都发表了看法。这些见解，虽不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深刻、最精彩的，但对于这些处在这个年龄、本该称兄道弟互相打闹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做得已经不差了。

“黑钻”的成员们，年龄虽小，大多数人却都是有些投资经验的。他们中有一个人，叫布莱斯，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大二。他十三岁就完成了第一本年度报告，之后不久就开始投资，十六岁时便去总部设在加州的投资管理巨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找工作，成为该公司最年轻的应聘者。（他的雄心壮志打动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招聘人员，不过他们还是只能让他大学毕业后再来应聘。）

他们中另外一个人，叫阿拉什，大四。他去年暑假曾在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实习，现在已经被另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公司提前锁定，毕业后将去那里工作。他们中还有一个人，叫克里斯汀，今年刚上大学，还在高中时，便管理过家里几十万的钱款。

讨论完宏观经济的新闻动态后，帕特里克在屏幕上播放了一张表，问成员们：“那么，我们的股市投资比率应该是多少呢？”

成员们讨论后决定，应该挑一些表现出色的短期股，即有信心能盈利的股票。帕特里克提议卖空一个大型石油公司的股票。他在大屏幕上播放了一张图表，根据他的解读，石油价格一直都是由相对疲弱的美元支撑的，现在已经撑了很久了，早就应该下降了。但布莱斯却不同意他的观点，作为“黑钻”实际的风险管理专家，他开会时的大多数时间都是给成员们过于激进的想法泼冷水。

在这些会上不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交易。“黑钻”成员们通过专门的邮件安全保障系统传递交易想法。如果有成员想提出交易建议，他必须撰写摘要报告，介绍交易的规模、暗含的风险和他认为应该投入的资金数额。若大多数成员赞成交易，帕特里克则会将所有交易的详细信息输入到存有他们基金的资金和运行记录的网上交易账户里。帕特里克不愿意透露这一方法为“黑钻”盈了多少利，但他告诉我他们没有亏过钱。这，可是很多专业运营的对冲基金都不敢这么讲的。

在“黑钻”的会议中，成员们之间尽管会有不同意见，却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有人拍桌子。实际上，整个会议更像是一个国际关系的学术研讨会，而不是对冲基金的业务讨论会。

在帕特里克建议趁价格较低，投资金属铂时，布莱斯提到了一点：“经济复苏时，我们为何还要投钱到金属上呢？有人认为经济不是在好转的吗？”

之后的会议中，成员们与来自圣弗朗西斯科的对冲基金交易员进行了视频对话。这名交易员是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黑钻”的非正式顾问。他分享了几个危险评估的诀窍，比如说，弄清楚已经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公司的股价，以及针对该公司采取何种与市场不同的措施等。虽然他给的建议都很实用，但成员们却不想听，一直在用笔记本上网，浏览Facebook。这些建议他们以前都听过。

视频通话结束，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大家才纷纷打起精神来。他们开始讨论投资石墨烯的各种方法。石墨烯是一种新兴工业材料，由单层碳原子组成，比钢铁坚硬三百倍。在会议结束前，成员们还讨论了一些其他的投资意向，包括微软、苹果、诺基亚，以及一个清洁能源公司。

夜里稍晚些时候，我和帕特里克、布莱斯、阿拉什还有其他几个成员一起到街区南边的餐厅吃了饭。我们点了鹰嘴豆泥，还喝了点葡萄酒和威士忌。吃饭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研究股票图表，谈论宏观经济。

帕特里克回答道：“这跟办校园俱乐部可不一样，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

“黑钻”的成员们大部分都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有少数是古典文学以及历史学专业的。他们极其反感学校的其他金融俱乐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组织主要给没有基础的初学者扫盲，而不是正儿八经从事交易赚钱的。

阿拉什则说道：“学校还有一些其他的协会。去那儿待上四十分钟你可能还什么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讲得太快了。但在这儿，你和伙伴们有共通之处：大家都在研究金融，每个人都有金融学的基础，都对赚钱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投了资。”

除了钱，别的方面大家也都不关心。他们这些人里，大多数都希望毕业后马上就进私募基金或对冲基金。当我问起他们，为何要跳过先在高盛或摩根大通这样的单位工作这一步时，布莱斯回答道：“我之前读到过一篇文章，文章说，在80年代，高盛还是比较激进的公司。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投钱给小微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的公益公司了。既然是这样，那我对高盛就不感兴趣了。”

我追问道：“为什么就不感兴趣了呢？”

布莱斯回答道：“既然要去华尔街，那肯定就是为了赚大钱啊。”

阿拉什也表示赞同：“对啊，干金融可不是为了做慈善。”

所以，现在我们都清楚什么样的超级优等生会来哈佛上学并参加学生运营的对冲基金了。答案是：认为高盛太慈善，连高盛都看不起的人。

不得不承认，帕特里克和他的“黑钻”成员们，跟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那些金融人一样，都是一个胚子的。他们根本不关心金融业的社会影响，不怎么考虑让自己盈利时，交易的另一方是谁，也不关心银行从一个违了约的复杂次级债券中赚了钱，亏的是谁。

尽管如此，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确是非常热爱投资的。有一点我必须认可：就像他们的同龄人沉迷电子游戏那样，这些年轻人热衷于公司的公开财务报表，空闲时间里则研究80年代的日本金融危机，就像别的孩子一起去踢足球一样。他们喜欢金融，并不是因为他们把金融当成一种文化或社会机制。钱是他们热衷金融唯一重要的原因，因为钱能大致代表成功。在我们一起吃饭时，我问他们，若是做金融跟做律师或做会计师收入差不多，他们是否还愿意做金融。结果，他们所有人说还愿意。

布莱斯解释道：“即使一周只挣一百美元，我也还是愿意。这就是我的生活——坐在电脑前，看股票。”

克里斯汀也说：“我的好多同学，整天就知道待在宿舍上FaceBook，我觉得他们是在浪费时间。我跟他们不同，我有时间就拿手机看《巴隆周刊》。”

“黑钻”成员们对金融是真的热爱，但他们的真爱并不能抵消他们的势利，也不能抵消他们每人1000美元以上才能入会以及排斥穷人、男人俱乐部和女性的“精英主义”本质。他们这种想通过买卖股票或者其他金融产品赚钱的欲望，即使是诚实守法的，恐怕今后也难免会扭曲发展，变成一种危险的东西。

所以除了习惯型、火车头型和枪手型这三种人外，又新出现了一种很喜欢在华尔街工作的年轻群体：极客[1]。他们对全球市场中的阴谋诡计非常着迷，喜欢阅读债权财产说明，着迷于股票期权交易。如果以上所说属实，即“黑钻”成员的确对金融本身很感兴趣，那么他们在华尔街的发展道路要比大多数同学的选择（从私立学校毕业后，为了名利而进入高盛工作）率真得多。

我很喜欢他们的单纯。若是交易成功，他们便会兴奋不已，就跟作家写了一段妙文是一样的。这并不一定是因为赚到了钱，而是因为这也需要技术能力以及有创意的手段。

帕特里克轻轻笑了笑，说：“是啊，不到毕业之时，所有哈佛学生都不喜欢华尔街；快到毕业了，大家又都不讨厌它了。”

我问这些成员，他们和那些后来才搞金融的同学之间有什么区别，因为后者进入金融业工作时考虑的完全是另一套因素，往往是计划待两年之后再去其他行业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能力。他们都认为许多哈佛大学毕业生从事金融业的动机不纯。他们还说，哈佛学生向来对金融嗤之以鼻，但在毕业临近时很多毕业生最终竟完全转变想法投奔金融，实在让人觉得好笑。

[1]极客，美国俚语“Geek”音译，意指智力超群、善于钻研但不爱社交的学者或知识分子，多含贬义。但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兴起，该词用来形容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的人。——编者注

第二十二章    是否要离开“高盛妈妈”温暖的怀抱

他们的这次旅行并非像《逍遥骑士》那样消极叛逆，也没有让两人有任何慰藉。即使是在服用了迷幻剂之后的迷糊状态下，似乎也并未能逃离华尔街，也并未能摆脱华尔街的困扰。

萨姆森·怀特对赛百味的服务员说：“请给我来一个六寸的火鸡肉小麦三明治，并帮我切成两半好吗？多谢！”

萨姆森是高盛抵押贷款部的一名分析师，现在是毕业后工作的第二年，目前正在减肥。刚买的三明治，他打算先吃一半，剩下一半留着下顿再吃。萨姆森不得不节食， 6月的时候他和两个同事打过赌，看谁在劳动节前瘦身最多。他刚开始打赌时是226磅，目标是减到200磅。如果他没有达到减肥目标而其他两个人成功了，那么就得给他们俩每人买一张到世界任何地方的往返机票。为了不掏钱，萨姆森已经开始疯狂地锻炼，每天在高盛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五六公里。现在，他已经减了差不多15磅了，按照这个速度，达到目标应该没有问题。

夏天，高盛相比平时来讲让人昏昏欲睡，因为跟华尔街的其他银行一样，公司的高管们都纷纷到汉普顿的家中避暑，整个资本市场的运转也就放缓了。这对减肥，有些帮助。那年夏天，金融危机正在欧洲酝酿，欧盟似乎要分崩离析，商讨救助危机国家的谈判也总是说不拢。除了做利率交易的和欧洲业务的，其他人都没有太多事情要忙。

不锻炼的时候，萨姆森大多数时间都在考虑跳槽的事情。他对高盛还是不抱幻想，仍然没想好两年期满后是否还要再续签一年。他卧室的倒计时钟显示，距离离开高盛只有二百多天了。而他则常常在想，当钟表时间到零时，哪怕没有二手准备，他也仍然会立刻辞职走人。萨姆森的同事们，大多数他都不喜欢。他发现他们木讷、小气，相处起来让人崩溃，很早之前他就死了在高盛干一辈子的心。但由于高盛的工资高，要离开这被称为“高盛妈妈”的温暖怀抱，他还是有些心里没底。

最近，另一个和萨姆森同时进高盛、名叫柯林的分析师开始问萨姆森，问他是否愿意一起合伙创办技术公司。柯林整天无休无止地游说，经常到他办公室讨论新的商业想法。而柯林最近的那个想法真的有点让人动心。他设想的是，用一个手机软件销售演唱会、体育赛事、节日活动和其他大型活动的二手市场票。他对票务市场做了一点研究，认为如果票价卖得比StubHub等大公司便宜，并提供更好的手机购票体验的话，是有钱可赚的。

柯林提出的商业计划，大多数都遭到了萨姆森的嘲笑。但这个订票软件，他却越琢磨越觉得挺好。他经常阅读TechCrunch等手机软件推送的博客文章，对创业也很感兴趣。萨姆森很希望能为一个没有实践检验过的想法赌一把，也喜欢孤注一掷的刺激。若是能够创业，他就能全面施展金融技巧，也不用担心会触及高盛的底线。此外，他还能逃离现在的领导和同事们，毕竟他们正让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且，也许创业还能让他感到有意义、有价值，没有搞金融的负罪感呢。

*  *  *

在萨姆森思考换一种事儿来做的时候，杰瑞米则在汉普顿度假晒太阳。

杰瑞米和十几个刚进高盛一两年的分析师们一起合伙租了西汉普顿的一个房子。它位于海边豪华的住宅区，从汉普顿开车过来大约两小时。每到周五，这些年轻人们就会呼朋唤友相聚到长岛火车站或汉普顿公交车站，一同出发去海边。他们白天游泳喝酒，晚上就去酒吧狂欢，回到房子之后就横七竖八地睡在四个卧室的地上、沙发上或充气床垫上。几十个人都挤在一个这么小的房子里，对于那些在汉普顿有度假别墅的高薪老员工们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但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合租这样一个房子，整个夏天每个人才花1500美元，而且还可以邀请朋友们来自己“汉普顿的家”，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乐趣。

杰瑞米非常喜欢在西汉普顿过周末，因为他可以和他最要好的朋友们在甲板上喝着酒，俯瞰整个海湾，或者到车道上玩街头篮球。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她。她是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和高盛的朋友来汉普顿过周末。两人就在这里相遇，一见钟情。他们一起去了南汉普顿社交俱乐部，在那儿听乐队翻唱80年代的歌曲，之后一直待在一起，整个周末彼此相伴。（后来，他们就开始约会，在一起一年半时间了。）

杰瑞米非常享受从工作中逃离的闲暇时光。他对总是和自己作对的老板佩内洛普一直无法原谅。这个女人虽然长得像茱莉娅·罗伯茨那样美艳，但性格却像成吉思汗那样彪悍，使得他整个春天日子都不好过。但后来，老板给他布置了几个项目，处的时间一长，目睹她工作了以后，杰瑞米意识到：她极度缺乏安全感。这让杰瑞米也不再那么敌视她了。

确实，佩内洛普是一个很能给自己抬价的人，她手里掌握了很多大客户，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几个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有些高盛的高层领导也认为她不可或缺。但在她无坚不摧的外表下，杰瑞米看到了她内心的一些东西。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佩内洛普和杰瑞米、萨姆森以及高盛的其他所有员工一样，首先想到的就是保护自己。

那个春天，在最生气的时候，杰瑞米对付佩内洛普的方式就是拆台搞破坏：干活慢吞吞，给佩内洛普留更多的事儿；故意和佩内洛普极度保护、不愿他人沾手的客户打招呼说话。有一次，佩内洛普要杰瑞米去大厅取给小组成员们订的披萨。披萨的费用是20美元，他却给了送餐的30美元的小费，用佩内洛普的私人信用卡刷了总计50美元。但当杰瑞米意识到佩内洛普之所以如此冷酷无情是因为她自己也害怕失败时，杰瑞米对佩内洛普的厌恶和反感便不那么强烈了。

那个夏天，我和杰瑞米见过好几次。每一次，佩内洛普都是谈话的主要话题。

有一次在聊天时，杰瑞米问我：“我真的想在这里干三四年，替佩内洛普那个臭娘儿们干活吗？”

那时候，杰瑞米就已经开始考虑，等第二年1月拿到奖金后就跳槽了。他很清楚，从高盛跳槽后自己有很多选择，从高盛出来的人，永远都是不愁找工作的，但他不想随便换个工作就做。他希望能做点创业之类的事。这样，他就可以以全新的更人性化的方式，做喜欢做的销售推广、解决问题、与大公司合作等事情。

夏天快结束时，杰瑞米和萨姆森谋划了一个计划，一起弥补各自生活危机中失去的东西，并计划下一步的方案。这计划中就包括服用致幻蘑菇[1]。

杰瑞米上大学时就试过一次这种毒品，但萨姆森仅仅吸过大麻，没有碰过致幻性更强的东西。杰瑞米保证这种药劲儿不会太大后，萨姆森才同意试一试。因此，一个周六早晨，他们俩在杰瑞米的公寓碰了头，做了两个花生黄油蘑菇三明治，然后一起去了中央公园闲逛。

到了中央公园之后，他们俩有六七个小时的时间都躺在草地上，思考自己的生活以及身处的这个世界。第一次碰迷幻剂的萨姆森，整个早上都盯着地上跑来跑去的蚂蚁，思索着昆虫生活的繁杂。小虫子的世界是怎样的？它们会感到快乐和悲伤吗？它们怎么挑选领导者呢？

看完了蚂蚁，萨姆森和杰瑞米开始讨论他们更熟悉的话题——金钱和资本主义。聊着聊着他们就开始跑题，批判金钱只是记录劳动能力的单位，除了衡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之外金钱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后来他们俩跟我说，服用了迷幻剂后这些观点听上去更尖锐。）他们还讨论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强调了在忙碌的交易世界中保持清醒头脑的必要性。

杰瑞米说：“我感觉在纽约，人们并不知道如何放松、听天由命。”

萨姆森迎合道：“是啊。在纽约，人总是在忙碌，就像活着就是为了奔忙似的。”

天快黑的时候，他们仍然躺在草地上，并时不时地对头顶白云的形状发出惊叹，然后便开始讨论起工作来。

杰瑞米突然说道：“哥们儿，我们觉得除了在高盛，还有更好的事情做，我们这么想，是不是疯了？”

萨姆森笑起来，说道：“对啊，我们是疯了。不过每个人都是疯的。我们只是都隐藏着罢了。”

他们的这次旅行并非像《逍遥骑士》那样消极叛逆，也没有让两人有任何慰藉。即使是在服用了迷幻剂之后的迷糊状态下，萨姆森和杰瑞米似乎也并未能逃离华尔街，也并未能摆脱华尔街的困扰。

[1] 致幻蘑菇是一类具有致幻作用的真菌。 200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在摄入致幻蘑菇的活性成分裸盖菇素（psilocybin）之后，将会出现欣喜若狂的幻觉。——编者注

第二十三章    在迷失中找回自己

为了寻找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她就练起了拳击。在两个小时的练习中，她将所有的沮丧和失意都借着击打释放出来，并且不止一次在结束训练时泪流满面地离开。

切尔西·鲍尔，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美林银行分析师，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一个小时前，她的教练刚给她缠上绷带。她扫了一眼拳击馆黑乎乎的观众席，那里，几个朋友正在给她加油打气。她又看到了她的对手，拳击台红色角落里，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女人。切尔西感觉，头有点眩晕。

切尔西此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拳击比赛。但最近，她的工作不那么繁重了，一个同事就鼓励她来练拳击。她加入了一个业余拳击训练馆，并报名参加了第一次比赛，开始跟着这里的一个业余拳击传奇老将训练。她的教练给她起了一个昵称“落锤破碎机鲍尔”，并开始训练她参加比赛。

训练非常残酷。她必须得减掉十磅才能达到体重要求，初次比赛前，天天都穿着运动服跑步，饮食则只吃爆米花，喝白水。因此，当比赛临近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完全不知道她能否撑得住那四个（每个时长两分钟）回合。但她还是决定全力作战，只为了在她人生最黑暗的一年赢得一场小小的胜利。

3月，她和乔治敦大学相恋多年的男友安东分手了。她决定不再每个月都去看他以后，就多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也开始渴望单身。两人感情破裂起源于切尔西去爱国者酒吧的那天晚上。在那儿，她和一个穿蓝色尖领衬衫的男人打情骂俏。他请她喝酒，两人跳了一整晚的舞，而她也数月来第一次感觉到了吸引力。她和这个人最后并没有发生什么，但这种感觉足以让她明白：她和安东之间的感情已经不行了。第二天，她就给安东打了电话，提出分手。

终于结束沉重的异地恋后，切尔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政府债券的工作中。但这，同样，也是一场灾难。

切尔西的老板拉尔夫被同事们称为“疯帽子先生”，和杰瑞米的老板佩内洛普一样，也非常古怪，脾气暴躁。切尔西最近做的项目，有好几个都是由他负责核查。每一次，他都明确告知切尔西，他更在乎保全自己的饭碗和职位，能不能做出实际的结果他并不关心。他还有个恶癖就是每次都同时分配给切尔西好几个小项目，然后要求她立即同时跟进。

有一天晚上八点钟，在临出门，又分配给她一大堆任务时，切尔西曾对他说：“拉尔夫，我没法一下子同时做这三件事。我知道这么说你肯定会生气，你想骂我你可以骂，但如果你让我同时做这三件事的话，我恐怕一件都完不成。”

这是切尔西工作时说过的最顶撞人的话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在拳击馆锻炼时发泄心中的怒火，想象着自己正在捶打的不是沙袋而是拉尔夫的脑袋。

那个夏天，切尔西领到了第一份奖金。她知道数额不会太大，因为美林银行那年运营不佳（自金融危机开始每年都这样），也因为拉尔夫的审核。尽管她自认为是个很不错的分析师，但她也知道还有许多同事比她更聪明，他们做Excel模型和算兑换汇率都比她更擅长。所以当排名出来，她被排在最低档，奖金只有25000美元（这样一来，年薪就是95000美元）时，她倒并不意外。

即使在发奖金之前，切尔西也一直在思考满两年就辞职的事。她烦透了在拉尔夫手下干活，而她对所做的工作曾抱有的极高期望也在众多繁琐的项目中烟消云散。市政债券市场进展比较疲软，导致她最近见客户的次数越来越少。若不是交易另一方定期寄来的催单，她几乎都要忘记这是真人参与并会有真实结果的交易。

她并不是没有料到过奖金会很低，但这仍然让人感到恼火。她知道，拉尔夫觉得她粗心马虎，实际上自己也并不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她曾希望某个上层领导能解救她于水火。但这只是不会实现的幻想，这样的“解救”并没有到来，所以切尔西也很无奈，只得把这想法抛到脑后，继续埋头做自己的项目。

切尔西身处的困境在我曾采访过的华尔街分析师中很常见。尽管人人皆知华尔街追逐利益，但很多分析师初入金融业时，还是壮志满怀，希望改变整个世界的。他们这么想，很大程度上源于华尔街各银行在招聘时所做的宣传。银行在宣传时，往往夸大它们的慈善业务和社区服务，以减轻毕业生们对银行工作的道德顾忌。但一旦这些毕业生来到华尔街开始工作，所谓的慈善面具就慢慢被撕了下来，暴露出它们面具底下道德的缺失。

并不是说做金融就一定是干坏事。对大多数分析师来说，欺骗客户或者无耻地捏造交易的情况还是极其少有的。华尔街的问题，我一次又一次听大家评说，他们完全不关心道德问题，从不关心某个交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里关注的，只是收益。

如果在非洲推广疟疾疫苗能够盈利一百亿美元，银行一定会立刻行动。如果是传播疟疾病毒来盈利一百亿美元的话，银行至少还是会先仔细考虑再说的。

切尔西刚工作不久，美国银行组织了一批暑期实习生去当地的学校做一天的社会服务。那时起，她就已经厌倦了金融业的道德问题。实习生们要做的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像除草、种树还有整理土地等。这个工作其实并不难，但切尔西惊奇地发现，其他实习生没有一个人愿意干。

她告诉我：“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有人会这么厌恶干活。当时有大约二百多个实习生，他们都只站着，玩着黑莓手机，就像是说：‘我真的不想干这个，我想回办公室。’我当时就在想：‘你们是在逗我玩呢吧？你们是在开玩笑吗？我们来到这里，站在太阳底下，是来为社区做点好事的，而你们想的却只是回办公室坐着？’”

这些狭隘自私让切尔西对她所认识的大多数同事都感到很厌恶，同时也很不情愿推荐学弟学妹们来这里。对她而言，华尔街最大的悲剧不是它邪恶贪婪，而是这里非常烦人，到处都是无趣的企业民工，这些人除了工作没有别的生活，他们的乐趣就是收看CNBC财经频道，将伯克希尔哈撒韦每年致股东的信奉为至高经典。不是黑幕重重的各种内线交易，不是做假账瞒天过海的各个CEO，也不是自大牛气的各路富豪，正是这些无趣的人们，让切尔西想大叫着逃离金融界。

每当切尔西考虑在美林银行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她就会想到自己所在部门的副总温蒂。温蒂是众人皆知的工作狂，每周工作一百多小时是惯常的事。这样的工作法，对初来的分析师来说很常见，但是对于像温蒂这样三十多岁，已经结婚生子、孩子还没多大的人来说简直闻所未闻，而且她还是每天乘地铁从新泽西来上班。她的工作热情在她怀孕期间就成了令人担忧的事情，当时，直到第九个月快临产的时候，她仍然坚持要加班到半夜。有一次，拉尔夫也看不下去了，命令她每天晚上7点钟必须下班。温蒂非常勉强地答应了。过了几周，她生下了孩子。但三周的产假刚过，她就返工了，而且，从那以后就一直坚持正常上班，没有再休假。

切尔西非常欣赏温蒂认真的工作态度，也很钦佩她在生育之后拒绝像其他妈妈那样放缓工作步伐。但每次她一想到自己若是追随温蒂的步伐，就感到不寒而栗。一生都忙碌不停，所谓的事业就是将自己所有的世俗愿望屈从于别人（也就是身边一起工作的这些人），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切尔西想要的。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我在茉莉山丘的酒吧里见到了切尔西和她们部门的其他几个分析师。那晚是酒吧竞猜之夜，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想玩，因为大家都更想八卦彼此第三年的计划。切尔西在美林银行最好的朋友是固定收益组的，她说如果继续待到第三年，她的收入，包括奖金，会达到15万美元。另一个固定收益组的分析师也表示想试试看，看看能不能第三年继续干。但切尔西一直手托腮帮，打不起精神来。

她说道：“我不想显得自己与众不同，但我确实不想再待下去了。”

其他人都很好奇地看着她。

她继续说道：“我知道这么说挺让人讨厌的，但我真的不想再在这里待了。”

在拿到她那份低于平均标准的奖金之后，切尔西就一直都很不爽，为了寻找其他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她就开始练起了拳击。她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训练中，在两个小时的练习中将所有的沮丧和失意都借着击打释放出来，并且不止一次在结束训练时泪流满面地离开。

现在，切尔西的第一场拳击比赛即将开始，她正试图压抑工作带来的焦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与那名黑头发对手的对决上。钟声响起，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切尔西感觉自己立刻集中了精神。

在前两轮比赛中，对手表现出色。切尔西比较紧张，而且很明显，因为她在对手周围不断移动，不停躲避对手的攻击，自己也没打到对方几下。但到了第三轮第四轮，切尔西站稳了脚跟并开始放开手脚。她重重击中了对方几下，巧妙避开了对手的大力挥拳，并且在第四轮时来了一个上勾拳，差点打破了对方的鼻子。第四轮结束时，裁判宣布，切尔西大比分获胜。

人群中，切尔西的朋友们大声欢呼，激动不已。当裁判举起切尔西的手，宣布她获胜时，他们一遍一遍地齐声欢呼切尔西的昵称：“鲍尔，落锤破碎机！鲍尔，落锤破碎机！”赛后，朋友们簇拥着切尔西来到一家酒吧，为她买了好多龙舌兰酒庆祝胜利。

切尔西狠狠地饱餐了一顿，喝得大醉。第二天，睡了一大觉，彻底清醒后，她起了床，想找个地方，把她赢得的第一个拳击比赛奖杯放到那里。奖杯大约有三英尺高，她的卧室装饰简朴，如果放在卧室的话，会显得高耸突兀。但切尔西并不在意，她把奖杯抱起来，放在了床边的桌上，笑了。切尔西想着：“我还是有用的，我还是能干点啥的。”

第二十四章    与硅谷科技公司的人才争夺战

自互联网经济兴盛以来，在广大青年才俊心中，终于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能与华尔街匹敌的行业。

到了秋天，电子邮件就开始纷至沓来，涌入年轻银行分析师们的邮箱里，其内容大多如此：

您好！我叫约翰，我是帮脸谱网（Facebook）金融部招人的。我下周会过来，为愿意加入脸谱网工作的银行分析师们举行一次非正式的面谈。我住在埃斯酒店（Ace Hotel），晚7点至10点都在，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工作，欢迎您光临。来访无须预约。

2011年，当华尔街银行还在力争盈利时，他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威胁，这个威胁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悄无声息：硅谷的科技公司正在大规模地争夺他们的年轻分析师。通常，科技公司汇总了高盛、摩根士丹利及其他顶级公司分析师的名单，一次性给大量分析师群发信息，邀请他们参加酒会或推销会。事实证明，对于那些苦闷的表格制作员而言，这些推销会犹如猫薄荷[1]一样，提神、诱人。

“我只是给华尔街公司的几个人发了封电子邮件，说‘我在某某餐厅请大家吃饭，欢迎参加。’”一位技术主管告诉我，让他吃惊的是“结果来了大约五十个人”。

那段时间，正是技术产业春风得意之时。硅谷向华尔街的年轻职员们发出塞壬女妖般充满诱惑力的召唤，正逢其时。相比之下，金融业则显得时运不济。 2011年末，技术产业如日中天。脸谱网（Facebook）正在筹备来年上市，很多人推断其市值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苹果（Apple）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投机资本家们也正在到处给各种新兴技术创业公司大笔大笔地砸钱，就像1999～2000年互联网公司繁盛的时候一样。硅谷之所以如此风头十足，也是因为此前一年，由阿伦·索尔金编剧的讲述脸谱网创建历程的电影《社交网络》上映，把人们对技术产业的兴趣推向了高潮。技术产业呢，也正好乘此东风，借此高浪。

“我听有人说，《社交网络》就是这一代人的华尔街。” 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伊凡·科思这样说。

相比在银行这个不断萎缩且为人诟病的行业里没完没了地捣鼓Excel表，在受人欢迎的科技公司，却可以穿牛仔裤上班，上班期间享受免费午餐和按摩，工作日程相对宽松，而工资仍很可观。两相比较，诸多银行分析师心理的天平便开始向硅谷倾斜了。

的确，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彼时十分“骨感”。各银行都在大量裁员，工资、奖金大幅削减，校园招聘也不再参加。受经济危机影响，银行依然不受大家待见。优信咨询公司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谷歌、苹果和脸谱网排在了最受年轻专业人员喜欢的美国公司的前三位。而摩根大通，此次调查中华尔街公司里排位最高的，则排在了第四十一位。

“现在，最好的工作可不在高盛。”一位正准备跳槽到科技行业的银行分析师告诉我说。

对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而言，科技行业似乎拥有金融行业所不具备的一切优势。科技公司似乎很民主，没有等级差异，也不看重外貌着装。它们大多是实践新想法、孵化新企业的公司，而不仅仅是金融中介。在科技公司里，一个23岁才能卓越的人就可以真的做点实事，而不是机械地重复仅有的几项金融作业。而且，更重要的是，科技公司发展迅速，即使在纽约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很多逃离金融业的人，如果想进科技行业工作，甚至不必到西海岸去。根据美国劳动部的统计， 2007～2012年间，纽约市科技行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增长了10%，而证券和银行业的岗位却减少了10%。

金融员工有很多才能可为科技公司所用，比如，银行职员和交易员能提供公司极需的财务技能，而银行里的各种怪才一般都是特别优秀的技术工程师。而在苛刻的注重细节的银行文化中接受过培训也是不无益处的。

“他们缺乏安全感，厌恶风险，充满恐惧，”前述技术主管这么评价华尔街的年轻人，“但是他们愿意工作，且聪明至极。如果去除表象，他们可以是摇滚明星。如果食之尽其材，策之以其道，他们人人堪为‘千里马’。”

几个月前，我去了一趟波士顿，参观了哈佛商学院。我之所以去那儿，是因为那是历来商学院聪明、年轻的投行分析师们成功转型，从职场的卖方跳到了买方之后，下一步通常会去的地方。在所有开设MBA的学校中，哈佛是金融人的“伊甸园”。几十年来，哈佛培养了华尔街最好的精英。来哈佛读书，可以暂别工作，休整两年，并学会重返金融界、走上管理层所需要的各种技能。

我抵达哈佛商学院，预想见到后资本主义反乌托邦式小说所描述的场景：大量身着西服套装的“雄蜂”[2]，个个忙着准备黑石（Blackstone）和KKR的面试。但与我的预想相反的是，眼前的校园却是一个已被“技术小虫”侵占的校园。很多我所遇到的和聊上天的学生都极力地向我推销他们的创业项目。有的还告诉我说，每年哈佛商学院都有商业计划大赛，我应该回来看看。商业计划大赛的举办时间，是在每年春天，奖品是50000美元的创业启动资金。大赛中，学生们会拿出各种自己设计的商业计划（各种新型商业模式）竞相比试。

“在过去，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这里所有脑子最好使的人去了金融或者咨询公司。”一个曾在私募基金工作、现在在哈佛商学院读书的学生告诉我，“但现在就业方向就分散得多了。而且，大多数人更欣赏和尊重那些敢于冒险的人。”

学生们对于技术产业崛起的激情也延伸到了课堂。我听了一堂针对二年级学生开设的关于创业的课程，课程非常受欢迎，教室里不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

哈佛校园里，重心和焦点从金融转移，除了由于外界环境外，也有学校管理层指挥棒调转方向的原因。 2010年，尼廷·诺瑞亚被任命为哈佛商学院院长。他认为，哈佛商学院不应该仅仅是华尔街的人员输送通道。为此，他做了巨大的努力。他见证了“MBA誓言”的自愿宣誓行动的发展，第一年就有超过一半的哈佛商学院学生参与签名。诺瑞亚院长努力让哈佛商学院和金融行业脱钩，这从入学招生情况也有所体现。 2009年，入学的新生中20%直接来自于金融服务业，而到2011年，这个比例就下滑到了12%。

而当放眼硅谷和华尔街时，年轻的商科学生也看到了不同的景象。在硅谷，他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增长和机遇，而华尔街，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停滞与下滑。这种差异使他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诺亚·沃瑟曼教授，一位前面我所提到的创业课的授课老师，在办公室聊天时，告诉我，学生的兴趣已经大大地转移到技术和创业方面了。

“当十五年前我还只是这里的学生的时候，学校是没有创业教研单元的。现在有了，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多达35名教授的大单元。”他说，“实际上，这整栋楼都是用于创业教学和研究的。创业教研是学校仅次于金融教研的第二大单元。”

沃瑟曼教授是一个笑容可掬、容易激动的人，他留着整齐的偏分发型。他解释道，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让那些满怀雄心壮志的哈佛商学院学生明白开办一家公司并非听上去那么容易，并提醒他们创业道路上可能碰上的困难。他说，他的很多学生已经很看好创业了，但其他人，尤其是那些来自于金融领域、毕业后还可以继续从事原有工作的学生，则还需要让他们重树信心，让他们知道，金融不会垮，企业家他们也能当。

“如果他们依然想着毕业后去一个大公司工作，” 沃瑟曼说，“他们应该想想，‘我怎么才能避免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给我戴上金手铐（golden handcuffs）呢？’”

当然，进入科技行业也不是做慈善工作，而且很可能科技行业的某些方面也和华尔街一样现实和物质。大型科技公司的中层经常可以赚到十几万、几十万的年薪，而那些自主创业或者加盟新兴公司的人则可能会变得特别富有。这种可能性，哈佛商学院学生以及华尔街蠢蠢欲动、精力充沛的分析师当然不会想不到。而且，进大公司上班（比如谷歌或脸谱网），成为一个有明确企业文化的公司的一分子，大家还会深深地感受到稳定。这一点，也使得转行变得更加轻松。

但是当我认识的那些银行职员们谈及在不同行业工作的愿望时，金钱和稳定通常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表现出了很大的担忧，这个担忧正是沃瑟曼教授所谈到的。他们担心，长期从业于银行会让他们深陷其中，犹如被判无期徒刑一样终生受缚，而且，丰厚的收入会让他们欲罢不能，套牢于没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工作中。他们想做一些真正冒险的事情，而不是像大多数华尔街人拿着别人的钱打赌这样的间接冒险。

“那些干大事、扬大名的人，” 德里克·黑文斯（一个私募股票分析师，出生于威斯康星州）有一次边喝酒，边跟我说，“那些人，比如扎克伯格、史蒂夫·乔布斯，还有创建了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的那个家伙，他们都不是坐在某个公司，听某些经验丰富的人的指使（在这样的公司，不到三十五、四十，他们根本掌握不到实际的权力），而是在做自己的事。”

我常常想，当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满怀嫉妒地看待科技业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大家普遍认为硅谷科技创业公司逍遥自在的想法是多么不现实。硅谷有一条古老的真理：在所有科技创业公司中， 80%～90%都以失败告终；即使那些获得成功的公司，也需要付出大量强度高、悟性强的努力。现在，大型科技公司企业化程度已经非常高，组织结构也非常严密了。供职于谷歌或脸谱网，即便会稳定一些，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能获得通向随心所欲的门票，可以掌控自己的幸福。一个好的银行分析师所具有的品质和技能，很多都和在科技行业里取得成功所要求的技能没什么关系。

然而，技术产业的兴起和与此同时金融行业的衰落，依然让那些深陷金融工作的年轻人看到了备选的道路。这一条路上，拥有成为巨富的可能，学历傲人、聪明阳光的年轻人，还有新奇的味道和创新的氛围。自互联网经济兴盛以来，在广大青年才俊心中，终于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能与华尔街匹敌的行业。

当然，如果金融业完全复苏，第二次技术经济发展的泡沫也和第一次一样破裂，各种难以为继甚至破产倒闭的公司在硅谷尸横遍野，那么，华尔街可能会再次充满吸引力。但是，如果科技公司能够继续努力招兵买马并保持股票价格，那么华尔街的年轻人就会难抵诱惑，忍不住想离开那个明日黄花、好景不再的行业，转而加入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行业。

[1]猫薄荷， Catnip，又名catmint，中文称潞州荆芥、假荆芥、樟脑草、猫薄荷，薄荷族，味辛，为猫所喜欢，故名。——译者注

[2]雄蜂，蜂群中不工作，只与蜂王交配，然后死掉的雄性蜂。比喻懒汉，寄生虫，不务正业而依赖他人为生者。此处应为比喻义，意指很多只想进大公司，不愿进一般公司、进行直接生产与创造的人。——译者注

第二十五章    “占领华尔街”运动带来的道德思考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型投资银行第一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因此自我怀疑，但有些人的良知在看到全球性抗议运动日益高涨后受到了激发，他们对金融业的疑虑也开始浮出水面。

2011年9月，去市区吃晚饭，在路上，里查多·赫尔南德斯看到了令他吃惊的一幕：几百名抗议者集聚在公园里，反复高喊着抗议华尔街贪婪的口号。

里查多是德克萨斯州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现供职于摩根大通的拉美事业部。之前这些天，他就听说了 “占领华尔街”反银行示威的消息。就在前一天，示威者们在下曼哈顿大街上举行了一场大游行，至少八十人被逮捕。这一事件已经轰动了全国，成了全国性的大新闻。但是里查多一直忙于工作，无暇关注。他还以为这和别的那些抗议活动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是昙花一现。自从经济危机不景气以来，这样的抗议活动不时发生。疲倦不堪的嬉皮士和自由主义人士游走在华尔街上，高举写着“关闭美联储”和“我们的援助在哪里”字样的标语牌，稀稀落落地喊着口号。这样乱糟糟的场面，他见过好几次。它们每次通常持续几个小时，然后就人群四散，喧闹也就慢慢停止了。

但是，“占领华尔街”却不一样，它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比他所见过的其他示威活动，规模都大，时间都长。在公园里，里查多看到了帐篷、睡袋和一些公共用途的设施，包括标有厨房和图书馆的专门区域。在公园的北侧，一个鼓乐队敲着鼓；公园长凳上到处扔着写有“权力属于人民”“银行得救了，我们完蛋了”之类的各种标语，使得这活动看起来更像一个小型的文化展而不是抗议集会。

当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能远远超出纽约的范围，由公园集会升级为全球性的抗议活动。一个月内，祖科蒂公园的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美国的各大城市，并迅速扩散到诸如悉尼、东京、瑞士的达沃斯等国际城市。“占领华尔街”的激励性口号“我们是99%”已经成为了国际文化模因，为世界各地所效仿。连续数周，这场运动的消息充斥着各大报纸的头条，使得华尔街人非常紧张。

“我希望他们可别向我扔炸弹，”高盛的一名分析师有些紧张地告诉我，“只要动脑子想想就知道，我们是最好迁怒和攻击的。”

接下来的几周我约谈了许多年龄稍长、级别稍高的金融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根本就没注意“占领华尔街”运动，认为它目标不明、目的不清，要么认为这是一群吃错药的非主流和流浪汉无所事事之举，不值得重视。后来，“占领华尔街”运动愈演愈烈，也愈来愈引人注目，他们看在眼里，但心里还是认为这不会引发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这个活动能带来什么实质性变化呢？它连目标或者具体诉求都没有。我意识到，对于那些以逻辑思维和行动为导向的在金融界叱咤几年甚或十几年的人而言，这种没有统一领导、靠共识聚合起来的抗议活动，以反企业为使命，目标模糊、力量分散，听起来就如辛辣尖刻的官方文章一般，看着热闹，其实毫无意义。当然，对此抗议持不同观点的也有人在。比如，时任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的潘伟迪就认为抗议者的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也认为该运动的诉求有“合理合法”之处。

对年轻的华尔街人而言，“占领华尔街”运动令人尴尬。许多抗议者的年龄都在二十几岁，和很多年轻的华尔街人年纪相仿。我所采访的华尔街人中，就有好几个的亲戚朋友参加了祖科蒂公园的集会和抗议。和之前的抗议不同，“占领华尔街”运动吸引了他们的同龄人参加，这些人一两年前还是同学室友呢。登录脸谱网，这些年轻的华尔街人也可以看到朋友发布的支持“占领华尔街”的帖子。对于很多年轻的金融人而言，面对抗议活动，他们不得不选择立场。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在高盛集团总部前游行那天，杰瑞米·米勒-里德对我说：“这种感觉太怪异了！昨天我们还在同一幢楼里上班呢，今天我们似乎就成了敌对的双方了。一边是我站在玻璃窗前，俯视着他们，那一边是他们抬头看着我，手指着标语。这事儿真是太疯狂了。”

并非所有的金融人都把“占领华尔街”当回事。就在里查多第一次目睹抗议活动后几天，他告诉我说，他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传递的信息，主要表达了对政府救助银行的不满。对于这样的表达所起到的作用，他持中立态度。他对这种不满和愤怒很理解，但是他不知道，除了政府出手救助，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场金融危机。占领运动所欲何求？让银行破产，更多的人失去工作、储蓄泡汤吗？“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意见，”里查多说，“但是我怀疑他们的做法是否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人群的外围，我遇到了另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当我问他是不是因为祖科蒂公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正陷入沉思时，他笑了，说：“我是UBS的。”他说的UBS是指那个因为一个无良交易员的行为而刚刚宣布蒙受了20亿美元的损失、深陷困扰的瑞士联合银行，“我们现在的麻烦比这大。”

一些年轻的金融人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了异议，其中一个看法是：这场运动没有把那些高管人员和成千上万就职于后台、中台和前台低阶岗位的普通雇员区分开来，是那些高管们的决策导致的金融危机，普通雇员们挣得比他们少得多，也根本没有决策权限和能力。

“我们银行大约有60000名雇员，”摩根大通公司的另一名分析师对我说，“把我们所有人一概而论是不合理的。这就像是说，如果明天曲棍球联合会有人被控强奸，难道娱乐体育节目网（ESPN）就能说所有曲棍球运动员都是强奸犯吗？”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在华尔街银行供职的许多后台业务人员或者辅助岗位人员每年拿到的是40000～50000美元的工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违约掉期，也不知道如何写抵押贷款契约，确实不能把他们与那些在金融危机期间把公司整得一塌糊涂的莽夫高管混为一谈。我所跟踪采访的分析师，从收入统计上看，他们的高管同事不属于99%以内的绝大多数，但他们自己却都完全是归于99%的。（根据2010年美国全国纳税申报统计，收入前1%的人群，调整计算后的毛收入水平约为370000美元，远高于任何一个入职第一年的分析师收入所得。）这样看来，把金融危机怪罪在华尔街这些下层职员身上，就如同把伊拉克战争归咎于乔治·布什的私人厨师一样，都是不合适的。

虽然如此，因为身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抗议的金融系统，年轻分析师依然成了批评的目标。

此前，杰瑞米·米勒-里德一直很谨慎，轻易不告诉别人他供职于高盛投资公司。而现在，由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对银行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而高盛又常常首当其冲，他比以前更加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了。

“现在，每次出去我都扯谎。”他告诉我说，“我跟别人说我是咨询师、律师或者其他职业的，但从来不说我是华尔街银行的。”

当抗议进行到第三周，一次去例行就医的时候，杰瑞米的妄想症变得更厉害了。在体检时，他对护士提到说，他近来刚在公司看过常驻内科医生。

“你们办公室还有常驻内科医生呢？”这个护士问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他实事求是地回答了，然后，他看到护士的脸变得非常难看，就好像他刚刚说了什么污蔑其他民族的话一样[1]。在接下来的就诊过程中，护士的表情一直很难看，杰瑞米感到非常压抑、沮丧。如果曼哈顿市区的护士都因为他在高盛工作就这么看他，那么其他的人会怎么对他呢？

“我讨厌不能如实告诉别人我的工作。”就在看医生后的第二天，杰瑞米对我说，“我不想撒谎，这只会让我思考除了干金融，我还可以干什么。”

除了偶尔尴尬之外，“占领华尔街”运动给年轻银行分析师们所带来的生活上最大变化就是，迫使他们思考自己工作的道德问题。每天思考，而且非常全面地思考。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型投资银行第一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每次打开电视、浏览网页或者路过抗议集会的时候，华尔街的职员们也都被迫去考虑他们所选职业的社会影响。可以让他们暂时摆脱感情用事的道德思考，只需简简单单工作就行的角色分隔心理，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因此自我怀疑，但有些人的良知在看到全球性抗议运动日益高涨后受到了激发，他们对金融业的疑虑也开始浮出水面。

[1] 美国的护士很多都是非WASP的少数民族。从本文看，可能此护士也为少数民族。——译者注

第二十六章    华尔街正失去对顶级大学的影响力

虽然“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会对金融业产生什么更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微妙的转变也意味着年轻的华尔街正在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花了数周时间来采访“占领华尔街”活动，就在采访祖科蒂公园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过程中，我对这些抗议活动的目标诉求，这次运动在平民经济运动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直到我遇到玛丽娜·基根，我才明白了这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对华尔街未来的意义。

21岁的玛丽娜是耶鲁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她学习英语专业，师从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正在上作家培训课。她为不同的学生出版物写了很多诗歌、戏剧和专栏文章。大三，她参加了《纽约客》新闻杂志的暑假实习，并且得到了毕业后全职工作的邀请。但是大四的这个秋天，她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耶鲁学生文化中最严重的问题：华尔街的招聘过程。

对于目标学校而言，耶鲁虽然不是普林斯顿或沃顿，但也是华尔街最想招聘的学校之一。耶鲁大学2011届毕业生中，大约有17%的人进入了金融领域。耶鲁大学金融界的校友中，有诸如黑石集团共同创始人、亿万富翁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所有的大银行，许多大型的私募股权基金公司以及对冲基金公司等，都来学校招聘。招聘过程包括信息发布、简历接收和分组面试等一连串活动。

在玛丽娜看来， 17%的同学将去投资银行工作，是一件让人觉得悲哀的事情。那年秋天，她看到几十个认识的朋友穿着正装，带着假惺惺的笑容，奔向大型银行和咨询公司的信息发布会。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她都很伤心。除了金钱，华尔街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能让如此多不同兴趣和才能的学生趋之若鹜，放弃抱负，而走世俗的公司晋升之路？他们中好多人都是初露头角，有潜力成为艺术家、建筑师、文学评论家、电影制作人、教育改革家、科学家和计算机程序员的啊。

那年秋天，玛丽娜询问了几十个朋友、熟人和教授，了解他们对金融和咨询公司招聘过程的想法，然后她把这些调查结果写在了《耶鲁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她阐述了她的忧虑。她这样写道：

困扰我的就是应聘这两种工作的合理性问题。我们中有人（无论我们自己怎么认为）去应聘金融和咨询公司，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从事什么工作才好。而这两种工作呢，又很好申请，而且报酬丰厚，能让我们感觉成功。所以，很多人就去应聘了。但是，在我遇到的人中，还没有几个真正很想从事这两个行业的。这太令人沮丧了！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这个事情。

在耶鲁，当我听到朋友们谈起他们正在为班级做的项目、正在筹备的聚会或者正在排练的话剧时，我常常都会和他们围坐在一起，研究学习、喝酒消遣或者一起溜达。而且，老实讲，我会想：能和身边这么才华横溢的人在一起，真是太幸运了。我经常都想起，每天一起相处的这些人，他们有着多么大的激情和创造力。

或许我有点反应过火。或许这真是一种极好的获得有价值、实用技能的方式。又或许，他们每个人都会在几年之后辞掉这些工作，另谋高就。但是这让我担心。

玛丽娜的文章打动了我。我写信问她是否可以将论文改写成短文供《纽约时报》的财经新闻网DealBook发表，她同意了。然后她邀请我亲自去观察招聘现象。

去年10月下旬的一个暴风骤雨的周三，我到达了纽黑文市，见到了玛丽娜和她的一帮朋友，他们有些参与到了“占领纽黑文”运动中。窗外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八个坐在一间空教室内，谈起了华尔街招聘过程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我认为投资银行有吸引力。”玛丽娜的朋友、同为四年级学生的亚历山大·布罗德斯基说，“对于那些习惯于在一个系统内、在一连串声望良好的机构里取得成功的人，投资银行很舒服。如若这条路已经安排好了，那么金融就是这条路上的下一步。”

“就像在耶鲁再上两年学。”玛丽娜补充道，“你会在组织严密的环境里和很多聪明的孩子共事，就像你从未离开校园。”

玛丽娜的朋友们认为金融机构应该像其他招聘单位一样，在就业招聘会上搭建棚子，举行校园信息发布会，接受道德监督。

“这需要通过学校重新构造这个道德问题。”布罗德斯基说，“因为他们睿智、有激情，喜欢从事学前儿童教育或其他工作，却选择去了银行工作，而我们却不允许提醒他们，这是非常怪异的。”

“我一直对那些想从事金融的人说，‘我对你很失望’。”玛丽娜说。

在玛丽娜的论文发表两个月后，很多一流大学的学生开始对他们学校金融公司招聘占主导的现象提出了质疑。“占领华尔街”运动分支组织了多起学生抗议活动，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抗议——学生们中断了摩根大通的信息发布会。在发布会期间，学生们从座位上站起来，齐声喊道：“您的掠夺性贷款行为导致了我们经济的崩溃；政府已经向你们发放救助，保住你们高管的奖金；你们在拿走房屋贷款人所纳税款的同时，却使无力还贷的他们被驱逐出屋、无家可归。鉴于这些行为，我们抗议把华尔街不公正的交易粉饰为道貌岸然的职业道路。”

在第二天晚上高盛的信息发布会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抗议者们重复了他们的不满，并给他们的同学传递了一个信息：

“亲爱的普林斯顿的同学们，请你们做片刻思考。决定未来职业道路不容易，值得认真反思。当你满怀好奇来到普林斯顿的时候，你可能并没有到高盛工作的梦想。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幸运地在普林斯顿成才。然而，如果我们把最好的、最聪明的人送到华尔街工作，我们的才能就会被浪费。”

玛丽娜和她的一些朋友也有了抗议意识，他们组织了一群人站在摩根士丹利信息发布会外，举着写有“摩根士丹利很没意思”的标语，并高声喊道，“抓住机遇，不要进金融行业”。

在常春藤盟校，曾经被列为学校期中、期末校历一部分的平淡无奇的华尔街招聘活动，引发了学生斗争的高潮。

“我教金融市场课程，有点像在越战期间教预备役军官训练团。”那年秋天，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J. 席勒对我说，“我总觉着有些不对劲。”

在大学校园里，以前有过针对行业和特定公司的抗议活动。 1967年，哈佛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抗议陶氏化学公司的招聘工作，因为该公司生产了大量在越南战争中使用的汽油弹。 20世纪70年代早期，斯坦福大学有个叫詹姆斯·科菲尔德的三年级黑人学生对高盛公司提出诉讼，声称他们的招聘有种族歧视，使得他不能在该公司工作。随后五年，斯坦福大学禁止了高盛公司在该校的招聘。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很多顶级学校的学生纷纷抗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哈里伯顿公司及其他军火公司。

但2011年华尔街抗议活动和其他的企业招聘纷争不同，在这次抗议中，他们不但把信息传递给那些做出恶心事的公司，还给了打算去这些公司工作的学生。在哈佛大学，一位名叫大卫·文斐尔德的年轻校友写了一篇题为《抵制华尔街》的专栏文章，在文章中他敦促哈佛学生不要去“占领华尔街”，而是“只要放弃对华尔街的追求就行”。

文斐尔德写道：

哈佛学生可以为非营利组织、政府、智库工作。他们可以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教育家、环保人士、记者、艺术家以及活动家。他们可以在那些可以制造实际产品、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工作。他们可以上研究生或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成为医生、律师、教授、科学家或者政治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获得奥斯卡奖或者在全国橄榄球联盟打橄榄球。

许多这样的职业可能不如投资银行那样经济回报丰厚。但是我向你们保证，这些工作一定不会让你像你的那些暴利同行那般感到寡淡无味。

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学生专栏作家呼吁该校“为政府、企业和科研领域培养更多从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行业的学生”，而不是“成为胆大妄为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职业培训中心”。在另一个培养金融人才的学校杜克大学，学生编辑部大部分认为要声援主流意见：

如果更多聪明人追求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工作，愿意致力于探索教育或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法，社会就会进步，而按揭证券贸易将永远不会实现。我们鼓励那些有意去华尔街工作的学生抛开这条令人厌恶的道路，但也认识到制度、父母和社会的压力迫使很多人去追求金融和咨询行业的工作。尽管这些职业可以带来安全感、财富和地位，但我们相信杜克大学的学生可以做得更出色。

当被问及占领运动对他们公司招聘能力的影响时，一些金融高管就那么耸耸肩、不置可否，意味着反招聘的对抗反应也只是延伸到了学生报纸专栏文章和激进学生团体而已。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戈尔曼（James Gorman）断然否认金融行业的不受欢迎会对招录的员工产生影响。

“这不是制约，也不会成为制约。”他说，“总会有人说，‘嗯，我想成为一名投资银行人，我有过这种道德觉悟，但是我现在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这太荒唐了。”

但是我也听到一些顶级的金融业人事经理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说，“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和校园中的这些抗议者对银行的强烈抗议已经迫使他们改变对大学生的定位。

“现在，你对观众说话的方式不同了。”一位高级人事经理说，“观众不再是五年前的观众了，那时他们会这么想，‘华尔街，工作，真棒！我将获得旋转木马般的幸福了。’现在，他们听说了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说，‘我们是不是在以他们所关注的方式说话呢？’”

据统计，华尔街的银行事实上正在失去对顶级大学的影响力。在哈佛大学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中，直接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学生比例已经由2008年的28%下降到了2011年的17%。在普林斯顿大学， 2006年华尔街招聘了该校46%的毕业生，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5.9%。这些数字下降，部分因为遭受危机重创的银行减少了他们的员工数量，但是道德和信誉危机的余波也有影响。

我决定探索那些新招的华尔街员工都在想什么。于是，我来到一个满是新员工的场合——高盛在耶鲁大学的年度秋季招聘会。

我来到位于纽黑文市中心的欧姆尼酒店，看到几十个神色有点紧张的耶鲁学生在挑选不冷不热的芝麻鸡柳、奶酪松饼、牛肉串。整个房间用高盛标志性的蓝色装饰，其标语垂直立在角落，上面写着，“你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穿着皱皱巴巴的西服，我必须要看起来足够像一个紧张的准分析师，以免显得太突出。（高盛的招聘会，像其他的大银行一样，一般不对媒体开放。我指望我可以瞒天过海。）

当更多的学生鱼贯而入后，灯光变暗，开始播放一个视频。

“我们……是……高盛人。”视频开始了。

视频结束后，一群耶鲁校友的高盛人站在台上非常详细地讨论他们的工作。接下来是半小时的企业宣传鼓动，充满着老掉牙的套话和商学院的行话。

“我们通过把投资者、资本和企业、政府连接起来，对推动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员工大加赞赏。

“我们是全球性公司，手指底下就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另一位员工说。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方，初级专业人员的意见，在这里没有什么市场。”第三个补充道。

他们所说的话很多和我在摩根士丹利前一年的沃顿招聘会上所听到的一模一样。话里有对现实世界责任的承诺，有对刚入行第一年分析师巨大工作量的暗示，也有对两年期满时“退出机会”的讨论。像往常一样，对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将要赚取的钱没有提及，只是笼统地说到了“慷慨”的薪酬包裹和“捕到什么猎物就吃什么”的薪资哲学。

但是，这次也有新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道德和伦理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犹如浮云，有，却不可及。没有学生直率地问高盛的招聘人员，在华尔街工作是否是不道德的。（说这样的话可能是让你得不到工作的最快方式。）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招聘人员会提到高盛的“企业诚信”，好像在和房间里想象的抗议者打影子仗一般。通过表达对道德的关注，即便是间接的关注，高盛正透露出，它饱受了过去几个月所发生事件的折磨。

当招聘团队的动员讲话结束后，一些学生马上离开了。（瑞士信贷在街上有一个活动。）但是其他人留了下来和招聘者交谈，了解工作的细节。一个神情忧虑的大三学生，詹姆斯，正围着酒水桌乱转，同时暗暗地鼓足勇气去接近招聘者。他告诉我说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参加各个银行和金融公司举行的信息发布会了，他想确定毕业后该做什么。兼修经济学和应用数学的詹姆斯告诉我，对招聘的抵制活动和更大规模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已经给他带来了一些问题，但还是没有让他完全想避开金融业。

“我不懂。”他说，“我的意思是，我认为银行家应该为所说的废话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对他们的很多批评其实是跑偏了的，这些批评应该是针对联邦政府才是。”

他说，最近他的一个朋友问他是否要去高盛或其他大银行工作而放弃“与众不同”的机会。

“我猜想我好像正在与众不同。”他说，“你知道，这或许不是最好的不同，但是确实是不同。”

在外面的走廊上，一个叫尼古拉斯的耶鲁学生，穿着一身紧身西服、打着细格子领带。他告诉我金融业对他朋友的吸引力很大部分归因于恐惧。

“很多孩子并不知道想做什么，但是他们不想落在人后。”他说。

我没有提及，尼古拉斯就承认，过去几周的抗议活动让他思考毕业后他是该继续完成他的计划到华尔街工作，还是去做一些更有利于他人的工作。

“在理想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去拯救世界，”他说，“但是我认识到你不能刚刚毕业，就当上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到中国去或者是解决艾滋病问题。你需要在其他地方学会这些技能。”

我对去华尔街工作这个耳熟能详的理由表示怀疑。（难道绘制Excel电子表格有助于解决全球健康危机吗？）但是尼古拉斯并不这么认为。因此，他在这儿不屈不挠地试图想在高盛获得一席之地。

“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哦，这是阴暗的一面，’”他说，“但是看来也是聪明的事情。”

虽然“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会对金融业产生什么更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微妙的转变也意味着年轻的华尔街正在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当我和尼古拉斯交谈时（后来一个高盛的招聘人员发现了我，请我离开了酒店），我认识到，尽管许多大学生仍然对华尔街感兴趣，但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如今，在2011年，像尼古拉斯这样的学生把华尔街的工作认为是他们需要主动选择的事情，而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常春藤联盟的学校而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一年前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看到的无限的热情已经被谨慎和询问取代。借用直销的语言，华尔街抗议活动和广泛的对招聘企业的抗议，已经将投资银行从“选择性排除（opt-out）”变成了“选择性加入（opt-in）”运动。

第二十七章    Kappa Beta Phi精英会——华尔街最神秘的兄弟会

那天晚上，瑞吉酒店集中了太多的财富和权力。如果在瑞吉酒店的房顶上投下一枚炸弹，那么目前的整个全球金融可能都将不复存在！

“各位尊敬的来宾，兄弟会的各位老大，华尔街的各位老大，春天街分会及蒙哥马利街分会的各位老大，以及各位新入会的兄弟们，大家晚上好！”

正在发言的，是做私募股权基金的亿万富豪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此刻，他正站在瑞吉酒店（St. Regis Hotel）宴会厅的演讲台上，向200名前来参加Kappa Beta Phi精英会[1]新人入会晚宴的各位华尔街大佬们致欢迎词。晚宴，是一个极其正式的聚会，大家都穿西服打黑领带[2]，参会的都是华尔街有头有脸的人物。 Kappa Beta Phi精英会是华尔街最为神秘的兄弟会，一般人加入不了。威尔伯·罗斯则是兄弟会的会长（又叫“扛把子”），他打算邀请21名新成员（该组织称呼他们为“新来的”）加入到他们的秘密组织中来。

“这是我们的第八十次晚宴聚会。”罗斯继续说道，“但从第一位华尔街扛把子W. S. 格雷戈1929年发现的时间囊[3]显示， Kappa Beta Phi精英会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776年的12月5日，当时，威廉玛丽学院四位成绩为C+的学生设计并创办了这个协会。他们本想把这个协会命名为Kappa Beta Phi，但由于他们希腊文识读太困难，把名字记录成了Phi Beta Kappa。当第一套纪念钥匙做出来后，他们便发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他们只是学生，金钥匙太过昂贵，没法重做，于是他们便把这错误的字母排列保留了下来。这是自约瑟夫·史密斯在纽约埃尔迈拉的一个废矿里发现《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4]以来，最令人震撼的发现。”

前来参会的，有许多世界上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家。其中，包括几乎所有超级大银行、所有超级私募股权公司以及所有主流对冲基金的高管。比如，美国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本默切（Bob Benmosche）、华尔街超级大律师马蒂·利普顿（Marty Lipton）以及贝尔斯登的前任主席“王牌”艾伦·格林博格（Alan “Ace” Greenberg）等均在座。他们这些，还只是老会员而已。“新来的”也都是各路精锐，比如对冲基金老板、亿万富翁，奥巴马竞选活动主赞助商马克·拉斯里（Marc Lasry），以及瑞士信贷的高级经理人乔·里斯（Joe Reece）等。总之，那天晚上，瑞吉酒店集中了太多的财富和权力。如果在瑞吉酒店的房顶上投下一枚炸弹，那么目前的整个全球金融可能都将不复存在！

罗斯继续说道：

“但是格雷戈大佬没有把这事告知媒体，因为他害怕这会促使左翼学生来占领华尔街。相反，他用正确的名字重新创建了一个兄弟会，而且，成员们都不是假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格雷戈大佬定下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我们都严格遵守，那就是，禁止Phi Beta Kappa的成员加入Kappa Beta Phi。”

“华尔街分会也重新设计了协会纪念钥匙。 Phi Beta Kappa的纪念钥匙是一个满是褶皱的袖筒，里面是挽着的左手，这实际上是Phi Beta Kappa默认他们是同性恋，而我们的纪念钥匙上，是一只很有男子汉气概的右手，外面是萨维尔街定制西服和滕博阿瑟高级衬衣的袖子。此外， Phi Beta Kappa的钥匙只有三颗星，就如那是他们的成员最高可以数到的数一样。我们的钥匙上是五颗星，这反映出我们更高的数字天赋以及我们对轩尼诗五星级干白葡萄酒的偏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钥匙上还增加了一个香槟杯和啤酒杯，这表示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连续畅饮都非常重要。最后，讲讲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Dum vivamus edimus et biberimus， 对于那些不知道这句话意思的新人，我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活着的时候，该吃吃，该喝喝。与此不同， Phi Beta Kappa的口号则是‘热爱学习，指导生活’。”

听了罗斯的演讲，大家比之前笑得更嗨了，伴着笑声的，还有零星的掌声。

时间囊也揭示了字母Kappa、 Beta和Phi的来源。 Kappa来源于早期的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的Kapitalas， 意思是监管资本。后来，因为银行资金耗尽（那时，这个过程叫作decapitation），希腊多次违约，在某次违约中，这个词被缩减为了Kappa。 Beta则来自于BetaBauhaus Phi，指的是希腊人在即将被罗马角斗士杀死时的痛苦的喊叫。直到今天，雅典的抗议者在遭遇到防暴警察时还会拼命喊叫Phi。把这三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警告，监管资本是陷阱，可能引起突然的死亡。比如曼氏金融（MF Global）、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他们的领导者都是Kappas。实际上，每一个倒闭了的公司都有我们的成员，而且那些在未来将要倒闭的公司也有我们的成员。

演讲完后，罗斯邀请了在场的所有前任大佬们上台，给他们颁发了特制的大佬纪念钥匙。然后，他让余下的兄弟们都戴了上Kappa Beta Phi帽子，一遍一遍反复背诵协会的口号：“Dum vivamus edimus et biberimus。”

这些金融家们用雷鸣般的声音高喊着：“DUM VIVAMUS EDIMUS ET BIBERIMUS。”

唯一没有跟着罗斯大声喊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这个穿着租来的礼服、混进了仪式的卧底记者。为了降低被人察觉的风险，我进来后就坐到了大厅后面角落处一张不那么显眼的桌边。

我之前就听很多人说过有个Kappa Beta Phi。这是一个秘密的兄弟会组织，最初成立于1929年大萧条开始时期，其成员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人士，如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高盛前董事长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对冲基金亿万富翁保罗·琼斯（Paul Tudor Jones），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Dick Fuld），贝尔斯登首席执行官吉米·凯恩（Jimmy Cayne），新泽西州前州长和MF首席执行官科尔津（Jon Corzine）等。每年，该组织都会举办一次非常正式的新人入会晚宴。晚宴上，新入会的会员都必须表演滑稽小品，接受老会员的愚弄和嘲笑。他们的晚宴上，满是少儿不宜的段子和各种低俗的笑话。关于保密，他们的原则则是“不得外泄”。从成立到现在的八十年来，这个原则一直都行得通。在世的所有人中，没有哪个圈外人亲眼见识过他们的整个新人入会活动。

我决定打破这个“天荒”。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混进他们的晚宴，我就能够写出一个独家报道，并揭露华尔街最不为人知的秘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为了完成本书所需的调查。

几个月以来，我曾试图了解，在年轻的华尔街人努力工作、职位提升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公司高管们的体验，与新入职的分析师们的体验有什么不同，以及在他们职位晋升的过程中，人格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深入观察那些最资深和最成功的高管们的世界（这些高管，也是我调研的许多年轻人所羡慕和崇拜的）。在一家大银行当首席执行官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产生什么影响？管理一个3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将如何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

不幸的是，每当我采访银行的CEO和行业的巨头们这些问题时，我觉得他们给我的答案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他们是很严肃的人，他们想要讨论的是交易、利润和地缘政治，身边总是带着公关顾问或律师。每当我问他们工作对抚养孩子、维持结婚关系或生活的影响时（美国已非常仇视金融圈），他们经常惊讶地看着我，那表情，就像是我问了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黄片或AV女星一样。

我知道我需要在金融巨头们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当他们的警觉性放低了以后，来观察他们。因此，当我了解到Kappa Beta Phi年度晚餐在何时何地举行后，我知道我需要试试。这可能是最近距离地观察真实环境中的这些人的方式，而且，它还可能让我洞察到一些他们的真实人格特征。

进入宴会会场十分容易，容易得让人震惊——快步地走过签到桌，就进入了会场。会场里，大家都在喝鸡尾酒。一入会场，我就看到好多以前在报纸上出现过的男性以及女性。这其中，包括华尔街明星分析师梅瑞狄斯·惠特尼。惠特尼曾在几年前成功预测，花旗集团股息将在金融危机之前削减，一语成真，因此成名。我拿起一份晚会活动安排表，发现Kappa Beta Phi的会员中，还有许多大牛，其中包括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家得宝集团创始人、亿万富翁肯·兰戈内（Ken Langone），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总裁、重磅人物格雷格·弗莱明（Greg Fleming）以及摩根大通副主席吉米·李（Jimmy Lee）等。无论怎么衡量，这些都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企业高管。

我没想到我能进入Kappa Beta Phi的晚宴现场。而现在，过了安检，我反而不知道做什么好了。我想避免引起怀疑，我也知道我要是跟人说话的话，会很快穿帮，被赶出去。所以我就跑到了宴会厅的后面，懒洋洋地靠在最后面的墙上，拿着手机假装发邮件。

一个小时后，新人开始排队集体合影。我和大厅里大多数人都开始咯咯地笑起来。这些新人们戴着女式假发，穿着合体紧身连衣裤和金闪闪的裙子，化着浓艳的舞台妆，裙子底下，露出了他们毛茸茸的大腿。一些已经醉得快站不住了；而那些没醉的，则脸露恐怖。这都是一些习惯了平时捉弄和羞辱别人的人，今天却要在这里被捉弄和羞辱。

照完相后，大家移步舞厅准备吃饭。我一直在旁边等着，直到活动开始了，才移到后排一个空座位上坐了下来。

今天新入会的有21个人，作为入会仪式的一部分，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唱一首歌，演一个喜剧或者播放一个预先准备好的视频。同时，其他人则在底下或是嘘或是呸，或是吼或是闹，甚至还有的把浸湿了酒的餐巾纸往他们身上扔。新人们的表演，如果曝光的话，恐怕会影响他们好多人的事业。那晚表演节目的部分牛人有：

- 加拿大皇家银行美国分行高管理查德·塔沃索（Rich Tavoso）。他唱了一首歌《妈妈，不要让你的儿子当交易员》。这首歌模仿了其他歌的旋律，歌词替换成了很多与金融相关的内容，唱得也跑了调，最后被大家嘘下了台。

- 私募基金的高管保罗·奎利（Paul Queally）和泰德·威图（Ted Virtue）。他们俩表演讲笑话，嘲讽金融同行或知名政治人物。他们的笑话既有性别歧视的，比如，问：希拉里·克林顿和鲶鱼有什么区别？答：一个有胡子且很臭，另一个就是一条鱼而已，也有仇视同性恋的，比如，问：Barney Frank 和a Fenway Frank之间有什么区别？答：Barney Frank有不同大小的屁股。

- 控股公司CEO戴维·穆尔（David Moore），对冲基金经理、亿万富翁马克·拉斯利（Marc Lasry），投资人凯斯·梅斯特（Keith Meister）。他们三人模仿基督教青年会（YMCA），唱了一首跟金融相关的歌。结果，没唱几句，就被轰下了台。

- 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 Group）高级执行官比尔·莫娄（Bill Mulrow），以及Tiger Infrastructure Partners对冲基金经理埃米尔·亨利（Emil Henry）。他们表演了一个嘲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滑稽小品。莫娄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衣服，扮演抗议者；亨利扮演一个有钱人（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并不难）。他们的台词很多，就像普通人跟最顶尖的精英之间的辩论。（比如，亨利吼道：“比尔，看看你的样子！看你多惨，你这个自由主义分子！你得洗个澡去！”莫娄也大声吼道：“天啊，你这个乳臭未干，什么都不懂的共和党！你知不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应该创造就业机会！”）

- 投资银行CEO 沃伦·史蒂文斯（Warren Stephens）。他戴着一个印有南方联邦（内战时）旗子的帽子，演唱了一首曲调是Dixie （歌名）、有关金融危机的歌，“摩根和高盛都说，我们根植于华尔街。但首先，我们得先贷到款，越快越好。想贷款，就找美联储吧，朋友”。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人物和表演。在新人们表演时，老会员们一直一边啃着大羊腿，一边放声大笑。我身边坐的，是迈克尔·诺沃格拉茨（Michael Novogratz）。他曾经是一名直升机飞行员，头剃得光光的，身子很壮实。他开创了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赚了很多钱，身家几十亿。他一边大口喝酒，一边评论着每个节目，满是嘲笑和侮辱之词。

“你TM敢相信拉斯里会在这儿演这个吗？”他问我，我点了点头。他继续说道：“上个月他还带我坐过他的私人飞机呢。”

几分钟后，我们再次把头转向了舞台。新人们开始集体上台，表演最后的压轴节目——集体演唱《我相信》。这是百老汇音乐剧《摩门经》里的一首抒情歌，非常流行。他们改了一下其中的歌词：

我相信，上帝创造了华尔街。我相信，他给他唯一的儿子安排了高盛的工作。

我相信，上帝给我们都有安排。我相信，上帝给我的安排中包括几十万的年薪。

我工作于华尔街。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这些人都穿着摩门教传教士的衣服，当他们排成一队准备照相时，我掏出了智能手机，开始录像。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诺沃格拉茨以及桌上的其他人，都盯着我。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我。

“我，嗯，不好意思。”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别说不好意思。”他说，“你说，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的心极速跳动起来。我早就听说过诺沃格拉茨，他在参军之前，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摔跤手，赤手空拳，就可以把我伤得够呛。而且，我也知道，如果我表明身份，说我是记者（这是《纽约时报》记者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里要求的），那么，他肯定会收拾我。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说：“我是《纽约时报》的，是一名记者。”

诺沃格拉茨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并想赶快离开，但他抓住了我的胳膊，不让我走。

“不，你可走不了，把那个东西给我！”他指着我的手机说道，而我正试图把手机揣到外套的内衣兜里。“这里是不允许拍照的！你也是不允许进来的！”

此刻，身边开始围起了一小群人。我听到有人小声地嘀咕“《纽约时报》”，周围那些人的脸上也现出了深深的忧虑。

“把你手机给我，不然的话老子给你砸了！”诺沃格拉茨大声喊道，同时一只手往我衣服里面伸。他双眼通红，脖子上青筋暴露。舞台上，合唱停止了。几个协会里有头有脸的人也冲了过来，到我们桌前。很显然，大家都看得出来，这边出事了。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不可收拾的场面，亚历山大·雷本硕（Alexandra Lebenthal）站到了我们中间。雷本硕是做债券投资的，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之前还任过协会的大佬。罗斯也跟了进来。他们俩领着我，穿过华尔街大佬的人群（有的还气喘嘘嘘），走出宴会厅，来到了休息室。

罗斯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年老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海龟。他脚上穿的，是一双紫色天鹅绒无根软鞋，上面还带着Kappa Beta Phi的标识。走到休息室时，罗斯首先对我成功混进他们的活动现场表示了赞赏。

“能混进我们会场，说明你很机灵嘛，很不错！”他边说边笑，不过，他笑得有点紧张。

接着，他和雷本硕用了十五分钟劝我说，我刚才所见，并非真的是一群有钱有势的金融人在嘲笑同性恋者和穷人，并夸耀华尔街以普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建立起商业成就。他们说，这只是一群朋友凑到一起，互相善意地捉弄和开玩笑而已。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看的。

“这些人，可是全美国最有爱心、最热心慈善的人。”罗斯说，“把那些不好看的东西销毁，好吗？”

很显然，从他们最初的反应看，他们很担心我把他们的大胆表演写成报道发表到报纸上。但他们究竟有多担心，得到后来罗斯主动提出为我提供故事来源时，才看得出来。

罗斯说：“以后不管任何时候，不管你需要什么帮助，给我一个电话就行。”

“确实是啊，只要你需要帮忙，我们协会的人都会很热心的，只要你替他们保守隐私，别说出去，别写出来就行。”

我震惊了。不是因为这么露骨的交换（之前也有银行的人试图用消息源收买过我，尽管没有这么直白），而是因为这表明，他们不认为，从道德上讲，无论是Kappa Beta Phi，还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对。

这些人中，毕竟有些公司是2008年和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或帮凶。这其中，有高盛、花旗、美银、雷曼兄弟、贝尔斯登，以及其他一些破产了的或者要求联邦政府紧急援助的公司高管。这些公司，都是众所周知、引人注目的公司。他们的行为，确定无疑，加剧了经济危机，并导致成千上万人失业，使很多人生活被打乱、家庭被拆散，使得中产阶级家庭成百上千亿的存款化为了泡影。

然而，虽然他们失败了，并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些人（所有人仍然超级富有）却私下里对整个经济危机一笑而过，仿佛这就是一个笑话。

每年， Kappa Beta Phi的晚宴都是这样，只管自己娱乐和嘲讽，对外界的疾苦根本毫不关心。今年这个晚宴是在2012年1月举办的，几个月前，才刚刚发生过针对他们的全球性抗议活动。这个时候搞的这些，无异是向广大民众竖起了一个大大的中指。

罗斯和雷本硕又劝了我几分钟，要求我不能把看到的这些报道出去，然后，他们护送我走出了瑞吉酒店。雷本硕走在前头，带着我穿过怒气冲冲的会员人群，走进电梯，走出了酒店。参加晚宴的会员们都非常生气，想到今晚的活动可能要被曝光，他们的酒也都醒了。

在回报社办公室的路上，我想到了今晚所见对我采访的那几位年轻华尔街人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点，也是最明显的一点：金融圈的高层，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现实。任何一个自律自省和重视道德的华尔街高管，都不会同意参加这样一个组织，把金融业的缺陷当笑话，尤其是在这些缺陷对成千上万的人造成了确确实实的伤害之时。

第二点， Kappa Beta Phi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怯懦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公司高管，他们对政治、社会和同事的工作，都有自己的看法，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表达。于是只能编讽刺的段子，与一些精挑细选出来的跟自己观点相近的人分享。而当想到有记者可能要将他们的观点公之于众时，就变得勃然大怒。

我想到的第三点是，这些自以为有理的会员们，很多也是从新入行的分析师开始干起。他们中有的人肯定也上过大学，曾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迷茫，也可能同样是无意中进入的金融圈，有的还进的是我采访的这几个年轻人所在的公司。在他们进入金融圈后的二十、三十或四十年中，他们身上一些基本的东西发生了改变。他们学会了华尔街前辈大佬们的盛气凌人和冷血自私，对金钱和权势的追求使得他们脱离了社会和大众。事业虽然正旺，也只有在与少数几个金融圈内的志同道合者在一起时，才能活回自己。

也许， Kappa Beta Phi只是华尔街真实文化堕落化的反映。毕竟，我知道有些高管是拒绝参加这个组织的，或者虽然是组织的会员，但因为觉得晚宴节目太低俗而拒绝参加这个新人入会年会。事实上，有很多金融精英，他们并不想和这些嘲讽他人、对社会冷血的事情扯上边，他们是严肃的老板，对客户的资金也非常负责。而当后来我跟其他许多分析师聊起那晚的事情时，他们只是笑了笑。对他们来说，一撮与世人隔绝的富豪们聚在一起举办秘密会社的仪式，听起来非常荒谬和老套。

“这听起来就像‘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加仇视银行人而发明的一样”。

但是，当我想到，那些我所认识的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分析师，有的最后也要步其后尘，就觉得真是可笑之极。

也许，我想，最好把Kappa Beta Phi看成华尔街志向的晴雨表。如果再过二三十年， KBP依然是金融界所尊重和仰慕的组织，依然是年轻分析师们向往加入的组织，那么，说明旧华尔街文化生存了下来。如果说，它变成了一种过时、可鄙的活动，金融圈内以及圈外的人都一致厌恶鄙视，那么，也许，新华尔街就有希望了。

[1] 斐陶斐荣誉学会，是全美第一个以希腊文字为名称的学会。该学会的名称是以“philosophia biou kubernetes”这句希腊文里每个字的字首（P、 B、 K）所组成，意思是“哲学，生命的指引”。组织成员定期集会，共同写作、辩论、彼此联谊。成员们也计划要扩大组织规模。因此，他们创建了美国兄弟会（fraternities）与姊妹会（sororities）的运作与符号象征：秘密誓言、法律规范、希腊文的训言，以及复杂的入会仪式。本文Kappa Beta Phi，根据上下文看，来源于斐陶斐荣誉学会，但更多是华尔街商人的精英分会。——译者注

[2]黑领带，很正式的宴会着装要求。男士要穿晚礼服，前襟领子是黑缎面的，配白衬衫，黑领结，黑腰带（丝质或高档无logo黑色皮质腰带），裤子两侧夹缝有和领子同面料的黑缎夹条，用法式袖扣。女士要穿晚礼服，低胸露肩长裙，年轻女士可穿小礼服，搭配相应的手拿包和鞋子以及珠宝或高级手表，一定要化妆。——译者注

[3] 时间囊（time capsule）：内盛代表时代特征的物品，埋在地下，以备后人发掘的容器。——译者注

[4] 请参阅有关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以及摩门教的故事。——译者注

第二十八章    道德与金钱之间，天平砝码往哪边加

某种程度上，他想要实现专家级的平衡。他想做金融，因为华尔街光鲜、诱人；但他又想保持小镇民众的价值观念。

“妈的，这儿怎么有个贾斯汀·比伯的纸板像啊？”

我躺在床上，翻过身，极力地睁开眼睛，看见德里克·黑文斯脱得只剩短裤，四脚朝天地躺在我的沙发上。我住的是一个公寓单间，他此刻正盯着公寓的一角，那边靠墙放着一张贾斯汀·比伯真人大小的纸板像。

“噢，”他说，“看来我们昨晚玩得还挺‘嗨’啊。”

头一天晚上，我和德里克去参加了一个舞会。这个舞会特别热闹。到达舞会现场后，德里克先是一杯接一杯地喝了很多威士忌，又去跳舞，一直跳得浑身是汗，然后，结识了一个女人，到俱乐部的黑暗角落里疯狂。一直玩到凌晨三点，他才跌跌撞撞走出来。在回来的路上，他发现了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地方——二十四小时药店。在药店的小商品区，他看见了一个贾斯汀·比伯的纸板像，兴奋得尖叫了起来，然后刷了信用卡把这个纸板像买了下来，醉醺醺地把这个波纹板做成的流行明星扛到了我的公寓。到我公寓后，哇哇地吐了一厕所，然后躺在我沙发上，昏昏沉沉地睡去，这一夜才算结束。“我难受死了，感觉像要挂了一样。”他揉着眼睛，对我说道。

六个月前，德里克从富国银行芝加哥分行离职，来到曼哈顿，进了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开始适应纽约的生活。目前，他适应得非常好。现在，比起在银行的日子，他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他24岁，收入丰厚，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他将用这些时间，做所有这个城市能够让他做的事——参加派对，去高档餐馆就餐，甚至去上流俱乐部等。在这些俱乐部里，女人都非常漂亮，但只倾情富二代，他，根本没戏。

虽然在大城市生活得挺好，但在德里克看来，他的城市生活，大部分仍像是在演戏。他知道，远在沃帕卡老家的父母和朋友们，看到他每周如此花钱，肯定会嘲笑他；他的前女友艾莉卡，知道他花钱如流水，肯定也会喋喋不休。德里克的工作很好，任何一个新任职的银行分析师都会眼馋，但在很多方面，他还是像中西部来的人一样，非常老土。他对这个城市知之甚少，经常因此丢脸。比如，我曾看见，他打车，跟司机说要去“霍斯顿（Hyoo-ston）大街”，结果被司机纠了错，应该是“豪斯顿（How-ston）大街”。他的同事大部分都考入东岸的名校，自认为见多识广。因为他是威斯康星州人，口音比较平，他们便经常模仿他说话，故意把bag发成beg，把sorry发成sorey。

德里克在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日常工作和他以前在富国银行的工作一样，都是做演示文稿和Excel模型，给公司估价、给客户准备项目书。但是，为了对交易进行评估，他比以前更需要深入一线了。他经常飞往世界各地——公司准备收购的那些公司总部。这个工作在行业里被称作“尽职调查”，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他喜欢跟蓝领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人让他想起了在威斯康星州老家的朋友和家人。他喜欢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让他感觉到很接地气，不像在富国银行那样，感觉非常虚。他并不像过去那样，仅仅处理Excel的数据，在这里，他切切实实地在接触生产和流通。

同时，在“尽职调查”中，德里克又担忧于他们公司对所收购公司的那些诚实勤劳的生产工人们所做的事。通常，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为了更好地盈利，会裁掉所收购公司的部分工人，并把生产性的工作转移到海外。

德里克知道，有时候，裁员和停业是不可避免的。他曾经见过，在生意不景气的年份，他父亲裁减杂货铺的工人。尽管裁员很令人痛苦，但也是企业运转中正常的一个事情。德里克的老板经常把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外科医生相比较。如果为了救病人的命而不得不对他进行截肢，那么即使截肢，也比不加治疗、让病人死去要好得多。

德里克了解到，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外科医生的区别在于，即便它的“手术”最终未能挽救“病人”的生命，它也总是“成功”的。实现成功的手段，就是使用杠杆，以及“股息资本重组”金融工程策略。这个金融工程策略的做法，是让所收购的公司继续负债，付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投资者的钱。股息资本重组的做法几十年前就已创造，但直到新世纪初，收购盛行时才被广泛使用。德里克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让持股人收回投资的有效方式，但也经常加速被收购公司的死亡。

他们公司的高管，在谈到企业收购后的扭亏计划时，使用的都是商学院课程上所用的术语。这些术语非常学术，没有人情味。他很不喜欢那种语调。人员裁减和养老金削减常常被称作“合理精简”或“人员合理化”，而外包通常被委婉地称作“流程优化”或“业务外包”。他想，如果为了拯救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进行裁员和业务外包，这其实本没有什么不对，但至少他们应该实事求是，是什么就叫什么吧。

一天吃晚饭时，我问德里克，在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工作，感觉是否道德。（私募股权行业在2008年米特·罗姆尼[1]竞选总统期间受到了攻击，被竞选对手佩里称为“秃鹰资本主义”， 2012年罗姆尼再次竞选时，也因其私募背景形象受损。）德里克想了想，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啤酒，又把杯子放下了。

“道德也是有限度的，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吗？”他说，“打个比方，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公司，我真的很喜欢与我共事的同事，而且，我认为，在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我们切实改善企业状况，而不仅仅是挣钱。但让我觉得矛盾困惑的是，我们做事的规则，与其他人遵从的规则不一样。这是一个完全被人操纵的系统。”

我问他如何理解这句话。

“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收购这些小公司，然后安排世界上最好的律师和顾问来进行打理，而如果公司破产了，我们也毫无损失。我们加了很多让我们免责的条款，在我们和这些小公司之间有十七个缓冲公司。”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咯咯地笑了，“你怎么能让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亏钱呢？想得美！”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说，“找准正确的投资方向，找到正确的方式来打理并改造投资组合公司的财务，以及找准切合市场趋势的收购时机，这些都很不容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技巧？”

“嗯，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德里克回答道，“我爸爸也很聪明，和我的任何同事一样，但是钱不会像流向我的同事一样流向他。这是体系的原因。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员工比你们一般人聪明一点，但是差异不会那么大，不会聪明很多。但只要体系结构是这样的，这一切就不会改变。按照这个系统结构的模式，在遭受了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现在，你可以让企业负更多的债，然后再破产。”

德里克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又一脸坏笑补充道：“当然，我虽然这么说，但我也知道，就是这个混蛋的体系，让我拥有一套不必担心租金的公寓，可以随便去哪儿都打的，可以出去吃大餐，可以穿想穿的衣服而不用考虑价钱。”

德里克的话让我很惊讶。我知道，比起我所认识的其他很多分析师，他更不相信金融业的道德和良善。他的政治倾向有点偏左，我感觉，“占领华尔街”运动恐怕很能引起他的共鸣。但是，一个金融业的人，用“体系”这样的词，或者对外人说，金融并不是那么神奇、搞金融的人并不比普通人聪明多少，还是比较少见的。人们都说，金融业之所以这么牛，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金融业里汇集的这些人都是最聪明的。而这，也成了常春藤联盟学校成千上万的毕业生纷纷涌入金融业的原因之一。

尽管德里克的话很令人吃惊，但基本属实。跟踪采访这些年轻分析师，以及平时采访金融业的高管，使我了解到，总体而言，华尔街人其实是和其他任何领域成大气候的人一样聪明的。他们不断地阅读新闻，研究外交事件和国内经济趋势，而且他们对各种非金融话题也非常熟悉。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的。我遇到的人中，只有四五个让我真正感觉到是那种具有开创性思维、能改变行业的眼界或者能够开发出革命性新产品的天才。而其余的人中，很多就像自动扶梯的乘客一样，努力工作登上一个具有自动上升轨道的机器，而一旦他们到达了一定位置，剩下的事就是坚持待下来。

当然，这种结果一方面是因为银行职场单调平淡，扼杀创造性，埋没天才。但另一方面，我想，也跟银行招聘的人有关。银行所吸引的，本身就是一些茫然迷惑、缺乏安全感的学生，他们总的来说非常聪明，似乎什么都能干，却又不知道真正擅长的事情。

德里克知道，如果他想成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甚至是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他恐怕早晚得退出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但现在考虑这个还为时尚早。他刚刚到纽约，而且非常享受这种奢华的生活。目前而言，在平衡思想上的心安与物质上的舒适时，天平的砝码往哪边加，还是很好做出抉择的。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德里克约我下班后到市中心的一个酒吧喝酒。他比约定的时间来得晚，身着笔挺的西装，打着蓝色的领带，戴着一个表盘像高尔夫球那么大的手表，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苦恼心烦的私募公司助理。他点了他常喝的酒（添加利+奎宁水），然后就开始吐槽。原来，让他生气的这个事，是一次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对话。而这个对话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争相讲起了笑话。

“我的同事们都笑话‘占领华尔街’运动，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啊。”他说。

德里克坚持认为，作为一个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员工，他的立场观点绝非是完全自相矛盾的。“祖科蒂公园的人们并不是在抗议和指责我。”他说，“他们是在抗议那些年龄35、年入500万的人。”但是，过去几个月工作中道德良心的问题确实难住了他，也让他和同事之间，产生了隔阂。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酒吧，边喝酒边看本地新闻。本地新闻的画面，主要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场景，以及穿插播放的纽约喷气机橄榄球队比赛的精彩镜头。在喝完酒离开之前，德里克又从之前批评他的老板转为开始批评他自己。

“你知道有什么好的慈善机构或非营利组织我可以参加的吗？”他问道，“我的意思是，我太自我了，我常常感到歉意，也常常为我做的事及生活感到忧虑。我很想回报社会。”

德里克的良知让我很吃惊，虽然我本不该惊讶。因为，他是我认识的年轻金融人里，最超然于华尔街文化的人。他才到纽约几个月，还没有完全消化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价值体系。他的心很大程度上还在沃帕卡，还在想着他父亲的杂货铺及朴实的朋友们。他游离在两个世界，在一个世界里，人们制造有形产品，每天按点上下班，按小时计酬；而在刺激而又残酷的华尔街世界，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一年就可能赚取20万美元，却还认为自己是低于平均水平的。

如若德里克真的能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调和好在金融业工作和良心道德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了不起的事，而且也意味着他能继续他的纽约式生活。但是，在他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必然还要经历很多个不眠之夜，接受良心的谴责，思考道德的召唤。

某种程度上，德里克想要实现专家级的平衡。他想做金融，因为华尔街光鲜、诱人；但他又想保持小镇民众的价值观念。他想吸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工作的有益部分——管理经验、商业运作的深层次知识，挽救破产公司的能力，同时又不接受行业遵循的“股东价值”原则，这种原则认为只要能为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公司投资人赚钱，大量裁员、养老金削减以及避税逃税都是正当合理的。

[1] 米特·罗姆尼，也是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贝恩资本创始人。——译者注

第二十九章    不要发飙，赶快走

真正的生活是异常艰辛的。我希望将它弄明白。很可能，了解生活就是过生活，尽可能把它当作过山车。迎接它，拥抱它，别去选最容易的道路。

萨姆森·怀特几乎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说，但他在阿根廷人的即兴摇滚演奏会上玩起了小手鼓。他们唱的那些歌曲他一首都不会，周围的乐队成员说的什么他也一点都听不懂，但他一直紧紧地跟着拍子，用手掌敲打着鼓面，敲得手都肿了。整个过程中，他都一直开心地咧着嘴笑。在两首歌的间隙，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

“这儿有人问过你是干什么的，或在哪里工作吗？”

萨姆森咕哝着说：“没有啊。”

“那就对了！”朋友说道，“在这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萨姆森和他的朋友是那天早上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来度假，要在这里待九天。萨姆森在高盛抵押贷款部的第二年马上就要过半了，几个月前他就开始期待着这次旅行。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参加了当地一名音乐家的家庭聚会，他们在他家喝酒、唱歌，一直玩到凌晨。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吃了很多牛排，喝了很多葡萄酒，还参加了“酒吧自由行”的活动。这是一种在外国学生中相当流行的通宵逛酒吧的活动，每个人花120比索买一张通票，就可以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不同酒吧，一家接一家地喝鸡尾酒，喝啤酒。

萨姆森太需要一个假期了。他卧室的倒计时钟上现在只剩下九十四天了，他真的很想在第二年的奖金到手以后就辞职走人。第一年的冬天很难，但之后的日子，他也没感到比原来快乐多少。现在，每次早上起床上班，他都感到很恶心。几周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很讨厌我的工作，讨厌那些同事，讨厌那些活儿。问题已经不再是我能否熬满两年。两年当然是我能忍受的极限。现在的问题是：我能坚持那么久吗？我是不是应该早点走呢？

在这之前好几个月，萨姆森都在给他认识的已离职华尔街的人发邮件，为他的下一步打算收集建议。他还经常浏览Doostang和其他求职网站上的招聘信息，希望找一份旧金山的技术教育机构的工作。

但是他真正想做的，还是自己创业。几个月前，一个叫柯林的分析师同事就跟他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拉他一起合伙。两人创建一个公司，用手机应用软件销售大型活动和音乐会的门票。这几个月来，他也一直在很认真地考虑这个事情。

萨姆森很喜欢这个用手机软件卖票的点子，并相信它能够成功，但他不能完全克服担心，毕竟离开高盛就意味着放弃他的高薪工作和稳定生活。他担心没有医疗保险，担心万一积蓄耗尽没钱付房租，也担心怎么跟公司同事说要辞职的事情。毕竟不是去一个名声显赫的私募股权公司或对冲基金公司，而是要去创业，过着没有把握的生活。

“他们会认为你在瞎搞。”一位曾经在高盛工作的朋友告诉他。

“我知道，”萨姆森说，“我非常讨厌让他们的想法影响到我，但是它确实在影响我。”

比起丢掉高盛的薪水和奖金，更让萨姆森纠结的是，如果他干不满两年就离职的话，会被他的许多同事看作承认失败。尽管他一到银行就开始讨厌他的工作，但萨姆森对能够进入高盛还是非常自豪的；另外，一想到如果辞职，他就会被他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们认为他没能在华尔街打拼出一片天地，他就心生犹豫。

萨姆森尽力挥去脑海中萦绕的疑虑，努力把心思集中到真正重要的东西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真正的生活是异常艰辛的。我希望将它弄明白。很可能，了解生活就是过生活，尽可能把它当作过山车。迎接它，拥抱它，别去选最容易的道路，见识该见识的一切，建立并拥有美好、贴心的友谊，去跳舞，去欢笑，去学习，去领会，要丰富你的灵魂而不是你的钱包，要认识到生命的快乐稍纵即逝，那些没有尽情欢乐的时刻就是对时光的浪费。如果不快乐，成功就没有意义。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面数千英里以外，萨姆森的朋友杰瑞米同样也在为快乐而挣扎。他的暑假大部分是在汉普顿度过的。过了暑假，恢复了精力，他便又回头继续他痛苦的工作。他的老板佩内洛普，依然视他为垃圾，而且，对她的下属似乎是想发火就发火，想骂就骂。更糟的是，佩内洛普粗鲁无礼的性格好像也传染给了公司另外几个助理和部门副职。杰瑞米刚来时，他所在的团队还是亲切和谐的。现在，几乎没有一天能顺顺当当、平平安安的，不是某个分析师因为一个很小的失误被当众训斥，就是后勤部门的某个职员被上级无缘无故地骂得直掉眼泪。

除了这些，杰瑞米还感觉到，自己的性格也因为周围的环境和同事而改变，这也很令他担心。刚进入高盛时，他还是个轻声细语、理智沉稳的孩子。可还不到两年，他就变得脾气急躁，而且非常小气，一见到别人有错误，就急于指出，而且还常常很不友好。比他级别高的，他还能去巴结讨好，但对于那些他认为脑子不够使的，他则几乎没有什么耐心。

最开始，杰瑞米尖锐、苛刻的性格还不是很明显。但渐渐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了。甚至有一次中午吃饭时间，他们商讨周末计划，萨姆森也注意到了这种改变。当时，萨姆森问他，周六准备干什么。可当杰瑞米回答时，他因为有事没听清楚。

“啊？你说要干什么去？”萨姆森问道。

杰瑞米突然就怒了：“傻B，老子说话的时候你TM的好好听着。”

萨姆森皱着眉头看着杰瑞米，道了个歉，然后慢慢地踱回他的办公桌。一直以来，他和杰瑞米都是最悠闲的，并且，他们能交好，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都不是那种为一点小事就急赤白脸的人。但是，杰瑞米在萨姆森看来，好像也已经沾染上了高盛的臭毛病。

为了避免被团队纷飞的炮火击中，也为了避免发火伤及别人，杰瑞米索性就缩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每天没事就读读《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以及《纽约时报》，同时，热切期盼着不要有客户打电话来。

但是，那年秋天的石油市场依然相当火爆，杰瑞米也就不可能完全与团体的其他人不接触。因此他又心生一计，每次他感到要生气时，就告诉自己，“不要发飙！走人！”然后，他就会花几分钟给金融圈以外的朋友发封邮件，润色润色他的简历，添加一个以后“逃生”公司的名字，或者做一些其他实际的事，努力找新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够将他的怒气转化为有助于他今后完全逃离高盛公司的努力。

那年秋天，杰瑞米那句“不要发飙！走人！”成了他的座右铭。每天，当他的工作环境或同事的暴躁使他血气上涌时，他就会低下头，轻抚他的眉头，并在心里暗自念叨：不要发飙，不要发飙，不要发飙，赶快走。

第三十章    为什么要“强制休假”

“强制休假”制度，其实不是为了让那些疲惫不堪的雇员从繁重的工作中得到一个星期的解脱，而是为了找出那些不负责任或者从事不法活动的交易员。

当飞机降落在纽约时，穆雷笑了。

他刚刚从巴巴多斯岛旅游归来。这次巴巴多斯之旅的时间为一周，什么娱乐项目都有，这是他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好的一次假期。度假期间，他远离了瑞士信贷银行，远离了布鲁克林的教堂，也远离了“一生苦短、英年早逝”的口号和信仰。为了在华尔街取得成功，他将这个口号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事实上，这次旅行如此美妙，感觉就像宗教体验一样，蒙眬而又神秘。

他之所以能去旅行，是因为瑞士信贷银行有一项规定，要求所有员工每年都必须强制休一周的假。（后来，这个假期延长为了两周。）规定这样一个“强制休假”制度，其实不是为了让那些疲惫不堪的雇员从繁重的工作中得到一个星期的解脱，而是为了找出那些不负责任或者从事不法活动的交易员。让银行的所有员工每年都离开工作休假一周，从逻辑上讲，就可以让监管人员和合规官员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查看交易记录和工作电脑，以便找到从事可疑活动的证据。罗姆·凯维埃尔事件发生后，强制休假的必要性就更毋庸置疑了。罗姆·凯维埃尔因为躲避监管、非法交易，使法国兴业银行蒙受了60亿美元的损失。他事后对调查的官员说， 2007年他没有去休任何假，当时管理层就应该警觉，想想他的交易记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尽管穆雷负责银行业务，而不负责交易，他也被列入了强制休假的人员范围。他把休假的时间安排到了10月的第二周。他的一个朋友曾约他到巴巴多斯岛去享受一次全项目的旅游和疗养。这次旅行恰逢巴巴多斯美食美酒节。巴巴多斯美食美酒节在超豪华的桑迪-莱恩度假园举办，为期四天，节日期间的葡萄酒和朗姆酒品鉴，厨艺展示以及本土音乐现场演唱和演奏表演等，吸引了诸如马库斯·萨缪尔森和汤姆·科利基奥等名厨的参与。一周里，穆雷一行包船游玩、免费品酒、丽湾游泳、吸管潜水等什么都玩遍了，甚至还参加了一个私人定制的“丛林岛屿行”。一年半以来，穆雷终于可以不用考虑工作上的事情了。

在巴巴多斯的最后一天晚上，穆雷遇见了梅丽莎。梅丽莎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混血，光滑的皮肤，长长的头发，纤细的腰肢，是纽约一家医院的医生。穆雷觉得，他高攀不上梅丽莎，但当他看着她时，又无法打消“成功”的念头。在一起喝了很久的酒后，穆雷把她拉到一边。

“嗨，你想散会儿步吗？”他问道，“在那边的沙滩上，就可以看到璀璨的星星。”

梅丽莎笑了笑，她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但她愿意一试。他们一起去散了步，在星光下接了吻，然后回到了穆雷的房间，做了爱。做爱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之一，他们不停地做，一直做了3～4个小时。

在回纽约的飞机上，穆雷脑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那晚的情形。他知道，回到纽约后，工作会很辛苦，他愿意一直保留那段记忆，以及整个旅程的记忆，以便熬到来年的强制休假。尽管从热带乐园回到大雨倾盆的纽约不可避免地让人失望，穆雷还是期盼着重新开始工作。

他已经从第一年微薄奖金的失望中恢复了过来，并且安慰自己说，今年的情况很可能会好很多。 2011年，市场走向呈现出了很好的兆头，可能比不上危机前，却是他入职以来最好的年景。已经有传言说交易量已经增长，也有传言说下一个奖金周期会提拔几个入职第三年的分析师为助理。

但当他休假一周再次打开他的黑莓手机时，穆雷吓了一跳。一回来就收到的几百封邮件中，有一封是和他一起参加入职培训的分析师特雷斯·霍克的告别信。

收到离职同事的信并不罕见。这种信一般都会发给整个部门的人，一般都是老套的感激之言，同时还有在新单位（银行、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联系信息。但是，特雷斯的邮件并没有新单位的联系信息，只说了几句简短的感谢，附带一个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穆雷猜测：特雷斯是被辞退的。但是为什么要辞退他呢？特雷斯是医疗保健部的分析师，毕业于杜克大学，工作勤奋。穆雷非常了解他，他不是那种容易犯错误的人。

尽管金融业正在缓慢地从危机的低谷中复苏，对于瑞士信贷银行而言，这仍然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尚不活跃的资本市场，以及更高的资本要求，都影响了公司的盈利。跟很多银行一样，瑞士信贷也不得不辞退一些员工。但穆雷确信，他所认识的人中，不会有人被解雇。首先，他所在的部门（投资银行业务部）是整个公司盈利最好的部门。即便银行业务人员被解雇，入职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分析师也肯定会幸免。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低廉，解雇他们对公司整个薪酬开支构成不了什么大的影响，产生不了太大作用。多年来，这都是华尔街的一个潜规则：不要解雇分析师。解雇分析师就像虐待儿童一样，会被认为是最残忍的。

当天晚上，穆雷给特雷斯打了一个电话，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特雷斯证实了穆雷的猜测：他确实是被解雇了，而他自己也不确定究竟是为什么。人力资源代表告诉他的只是，银行目前处境艰难，不得不削减他所在部门的人员数量。他们没有说任何暗示他工作做得不好的话，而且根本就没有提及他工作表现的事。

听他这么说，穆雷也感到很害怕。如果特雷斯被解雇，也就意味着可能更多的分析师会被解雇。如果他们要解雇部分某个类别的分析师，那么即使他自去年年终总结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没有什么用了。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查找数据，看谁是排在最后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并不管百分之多少。然后，这些排在后面的人，就会被扫地出门。

在他休假期间，穆雷的上司们把他安排进了一些长期项目，如果一个人要解雇他的分析师，他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想到这一点，穆雷便感到有些安慰。第二周周一，他来到公司，准备开始做最大的那个关于一家中型制药公司的项目。上午约十点，一名助理来到了他办公桌前，要跟穆雷一步一步地把他建的那个模型过一遍。他们要做的那个交易，其财务状况就是建立在这个模型上的。穆雷一步一步地给那名助理讲解着，手指在键盘上灵巧地飞舞，嘴里不停地说着“是的，这几项已经办妥，是的，过渡融资也可能……”

这时，电话响了。穆雷看了一眼，来电是银行内部的，但不是哪个个人或者部门的号码。他接起了电话。

“你好！请问是哪位？”

“是让·保罗吧，我是伊丽莎白。你能到会议室来见一下我们吗？”

一听这话，穆雷的心沉了一下。伊丽莎白是他所在部门的首席运营官，也是那个解雇特雷斯的女人。现在，她就在会议室，要求穆雷马上过去。而且，她说的是见“我们”，这就是说那儿不止一个人。这，和特雷斯说的他被解雇时的情况一样。

“我……嗯……好的。”他说，“一会儿就到。”

穆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周围看了看，然后向电梯走去。他来到楼下，散了个步，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他的心怦怦乱跳，脉搏也跳得不受控制。围着办公楼走了一圈后，穆雷回到楼内，坐电梯到了十二楼。他把外套挂到椅子上，满怀恐惧地走向会议室。

进入会议室，还没坐下，他就知道一切都完了。

“我们的日子最近一直都不好过。”伊丽莎白对他说，“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很不幸，你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受到了影响？”穆雷心里想，“这是人力资源部的什么狗屁话啊？”

五分钟后，在获知了他的遣散费（三个月工资）和其他一些离职福利（一个毫不中用的新职介绍公司的服务，他知道他是永远不会用这个服务的）后，穆雷离开了会议室。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开始收拾他的私人物品，把它们装进行李袋。行李袋是公司所发，粗呢，上面还印有瑞士信贷银行的标识。他给整个部门的人写了一封道别的邮件，并把邮件设成了延迟发送，时间是下午六点，然后便走向电梯。

在电梯里，穆雷遇见了丹妮斯。丹妮斯是名入职第二年的分析师，也是穆雷在公司唯一真正的朋友。她曾给穆雷讲过很多她所知道的黑人应该如何面对公司政治的东西，教会了穆雷很多。

“你这是去哪儿啊？”丹妮斯问道。

“我走啊。”穆雷回答道。

她脸上出现了惶恐的神情：“走？走是什么意思啊？”

他示意了一下他的行李袋：“我的意思是，我走人了啊。”

听穆雷这么说，丹妮斯的眼泪涌落了出来。穆雷不希望弄得沸沸扬扬，被人注意和围观，便快速抱了她一下，约她一起晚些时候喝一杯，然后就离开了办公楼。

穆雷的道别邮件在晚上六点按计划发了出去，到六点十分的时候，他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了。他小睡了一会儿，然后约了个朋友出去喝酒，以排解他的失落之情。

穆雷本没有指望能和瑞士信贷续约第三年，但他一直很确定可以干到第二年年底。他知道在华尔街有这样一个规则——新任分析师一般都是聘满两年，对于那些没有被公司续聘的人，则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打算好下一步。但是，自危机爆发以来，好多基本的规则也都变了。而穆雷则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不过，并不只有他是这样的。在整个金融行业，那一年，各公司为了尽力削减成本、提升股价，把很多分析师都解雇了。一位已经在高盛干到了第三年、度过了裁员浪潮的分析师给我讲述了裁员对金融业年轻人的心理影响。

“你工作一直都会有恐惧感。”他说，“你来到了一家很安全的公司，公司给你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这真的是很长自信、很长面子的。然而，突然之间，你没有了选择，你拿到的薪酬也没有你期望的高了，甚至你可能就被解雇了。然后你就开始想：‘我去，我当年本科毕业时要是继续读书，学习法律专业研究生什么的，到现在都读了一半，快毕业了，结果呢，我现在却在纽约整模型、吹酒瓶。到最后，我却连这些都做不成了。’”

在被突然解聘后的几周里，穆雷去其他金融公司参加了几场面试，但是似乎没有哪家公司最后招了人。他知道他曾想过把华尔街作为他的归宿，可现在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实现了。随着他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少，他开始很认真地考虑换行业，或者重回商学院读书，暂时告别职场。

他被解雇后不久，我们俩在市中心的一家泰国餐馆一起吃了午餐。对于他的处境，他异常平静。解雇似乎促发了他大脑皮层里深层次的东西。这个曾遵从里克·罗斯的“一生苦短，英年早逝”并把它作为座右铭的人，现在也开始认真思考要放慢步伐了。

“是的，我想要一份工作，但同时，我不想让经济的兴衰影响我从事的职业。”他说，“我不期望我的一生是一个接一个、为了有工作而从事工作。”

午饭后，穆雷登上了一辆开往费城的公共汽车。他要去费城见见他的一些大学朋友，然后在家里待一待，他太需要这个了。当他走向港务局公交枢纽站的时候，我问他，重新立足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他打算怎么办？

“我会去参加很多聚会。”他说，“我还会用这些日子去思考以后想走的路。”

第三十一章    华尔街商业模式的巨变

这些都是优秀的孩子，供职于最好的银行。很久以来，他们都在追求高水平的成就，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下一步选择。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2011年冬天，在纽约的金融圈，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

问：鸽子和投资银行人有什么区别？

答：鸽子仍然可以在办公楼储蓄。

那年，当华尔街银行开始发奖金时，领奖金的人发现他们不是自我可怜，就是开黑色玩笑。几乎每家银行，利润都大幅减少，使其分红虽然比起普通标准依然丰厚，但和往年的奖励比起来，却显得极其微小。美银美林的现金奖励减少了75%，摩根士丹利的现金奖励最高也只有每人125000美元，即便那些抽雪茄的顶层高管亦是如此。在高盛，预留用来做薪酬和福利的现金总数为122.2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员工367000美元，比上一年减少了21%。（一个高盛的分析师对我说：“这简直就是大屠杀啊！”）整个行业对薪酬都很失望，加之裁人行动仍在继续，使得整个华尔街的人血压都在上升。

“船要沉啊，可不是开玩笑，哥们。”杰瑞米·米勒-里德在高盛读到一篇报道，说今年金融业的奖金都特别让人失望，读完后他写信给我说，“这些天来，我越来越觉得，等元月发了奖金后，我就得离开这儿。当然，还得是那时候这个世界还完好，还没有被摧毁。”

让年轻的华尔街人害怕的真的并不是钱。市场起起落落，收入随之也会有高有低，虽然许多金融危机后才入职的新员工从未见过这样的周期循环，他们也已经习惯了期望。在以往薪酬低迷的年头，也有抱怨连连，但想到明年肯定会更好，抱怨也可能就缓和多了。那年的冬天和春天，让人们感到烦恼的是，他们感觉到，华尔街所发生的，不再是他们熟悉的繁荣和萧条的更替，他们正在经历的，是整个金融业的根本转变。

自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每周，华尔街的商业模式都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首先是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目的是尽量阻止另一场2008年危机。《多德-弗兰克法》于2010年7月经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是自大萧条以来对整个金融行业影响最大的一部法规。除了打击自营交易，该法律设立了新的管制机构来管理系统性风险；创立了所谓的破产清算授权，赋予政府权力，有秩序地关闭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为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设立了更加严苛的信息披露标准。《多德-弗兰克法》的很多规则需要制定并执行（但也会被院外游说集团削弱缓和），但法案一出，大家立即就能看清楚：在可预见的未来，该法将会抑制华尔街的盈利。

接着，《巴塞尔协议Ⅲ》生效。这是美国2011年通过和采纳的一个国际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银行持有资金与持有资产的比例，这样可以增加缓冲，减少像2008年那样一次巨大的、意想不到的损失就可以摧毁整个公司的可能性。通过提高持有资金的比例，《巴塞尔协议Ⅲ》降低了金融行业的风险，同时也减少了公司用于盈利业务的钱。

那年冬天，摩根大通第四季度的利润，比前一年降低了23%。高盛公司2011年全年的利润比前一年减少了50%多。美国银行投行业务的净收益，包括美林在内，下降了53%，而摩根士丹利全年的收益减少了42%。现在，又多了一个《多德-弗兰克法》和一个《巴塞尔协议Ⅲ》，华尔街的春天即使能够回归，也不清楚究竟会是何时了。

“毫无疑问，新的监管框架肯定会削弱华尔街的赚钱能力。”哈佛商学院教授，威廉·A. 萨尔曼对我说，“无论华尔街过去是什么样子，它现在也只有过去一半好了。人们认为这些机构，比如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是保险的职业。这些机构历史上没有解雇过员工，是非常好的工作的地方。但自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陷入困境后，所有人都陷入了困境。”

那年我采访的几乎每一个更大年纪的华尔街人都很不喜欢《多德-弗兰克法》和《巴塞尔协议Ⅲ》，轻的只觉得这两个法规有点烦人，重的则认为它们会带来大灾难。不过，年轻一些的银行职员则通常认为，更加严格的规定，从总体而言，对社会是件好事。他们的担忧更加实际，就是他们的饭碗。

他们的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在金融危机中，年轻员工的日子尤其难捱，与年长的员工相比，他们被解雇的更多。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从2008年第三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纽约市的证券行业中，年龄在20岁到34岁之间的员工数量下降了25%，而包含所有年龄段的员工数量的总体下降率则只有17%。这种差异，加之年轻员工通常并无足够的存款以缓冲失业带来的影响，使得很多二十来岁的金融人比起其他人，对未来更加充满了担忧。

“我正参加去亚洲工作的面试。”那年冬天，一个焦虑的高盛分析师告诉我说，“虽然那儿也有各种监管规定，但他们是唯一还在招聘的公司。”

困扰很多华尔街最年轻员工的是，尽管要在金融领域出人头地总是需要努力工作和牺牲奉献，但其道路本身还总是相当清楚和明确的。年轻员工先是在银行里累死累活地干两年，再跳槽到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不停地再干两年，然后到商学院上个学，拿着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回来，就开始爬向买方市场的楼梯了。在这个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你的年收入就涨一级。也许，就是从120000涨到180000美元，再涨到400000美元。某一天，到四十岁时，一觉醒来，你就已经成了总经理，每年赚好几百万，生活相当美好。

但是，这个基本的成功公式正在发生改变。那年，我采访了几十个年轻的华尔街分析师，几乎所有人都对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成功感到迷茫。许多成功的条件似乎都不充足而且还过时了。某个分析师可能毕业于对口的学校，进了一家对口的银行，全心全意地干了两年投行业务，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好，从不抱怨加班熬夜或任务艰难，是分析师行列里闪耀的明星，但在裁员潮突然到来时，还是被一脚踢开了。在华尔街，危机已经造就了另一种现实：个人能力表现和最终结果有时候并不一定相关。

“虽然过去的美好日子，我并没有经历过。”沉思一番之后，摩根大通分析师里查多·赫尔南德斯，对我说，“但是我想我正在屈从于这个事实：2007年那样的美好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当我遇到特雷弗·纳尔逊时，我才明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现实对年轻华尔街人的理想抱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特雷弗供职于一家华尔街培训公司（就是组织Excel培训的那家公司），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年轻人准备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冲基金及投资银行的面试。他曾经是前雷曼兄弟的员工，长得有点像年轻版的克里斯汀·贝尔，脸上长着灰白色的斑点、目光炯炯有神。他提供面试培训服务，每小时收费近500美元。

特雷弗的办公室位于麦迪逊大街，我到办公室找他，准备问他一些关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招聘过程的问题。但当我和他隔着会议桌面对面坐下后，他却开始给我讲他的客户的怪诞行为。

“这些都是优秀的孩子，他们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条件。”他说，“他们上了最好的学校，成绩出类拔萃，供职于最好的银行。很久以来，他们都在追求最高水平的成就，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下一步选择。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按照特雷弗的描述，早几年，这些年轻人在大银行干满两年后，都是高高兴兴地跳到私募等其他大公司去，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但现在，他们却不一定这样做了。与之前不同，现在，他们在银行业干完后，往往都去一些小型的技术类创业公司，进一个和金融没什么关系的大公司，或者回学校继续学习。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加班，每周工作上百个小时，也不是因为他们从道义上抵制高级金融，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金融，还有很多更好的、更舒服的赚钱方式。所以，他们就跳槽、改行了。

“七年前，”特雷弗说，“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进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或对冲基金公司。那些和我一起工作、做投行业务的人都不过问实现个人价值的问题。但是，现在，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技术经济的发展，人们都说：‘我不需要牺牲二十年的光阴来实现我的目标。’”

见完特雷弗，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都在思考，我所了解的这些年轻金融人，他们的激情与梦想。我想起了杰瑞米对汽车力学和工程的热爱，想起了切尔西涂画在笔记本上的商业创意，想起了里查多从医的愿望。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梦想成为投资银行家，却又在某一时刻，被改变了信仰，放弃了最真实的愿望，进入了华尔街。

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我真的不能说什么。大学毕业时，能够完全凭借激情、不需要考虑任何金钱或安全的因素就做出工作的选择，是稀有的奢侈。这样的奢侈，主要是给那些有条件的孩子们保留的。大多数入门级的工作，不管是哪个领域，都是某种形式的苦差事。我所认识的很多在纽约从事艺术性、创造性事业的年轻人，往往也都是有殷实的安全保障的。在一个近20%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工资收入也远远比他们应得的少得多的经济环境下，金融工作成为继梦想之后的第二个选择，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我很了解杰瑞米、萨姆森、切尔西他们这样的人，我知道，金融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做金融对他们来说，就是杀鸡用牛刀——大材小用。

英国经济学家罗杰·布特尔曾撰文论述过创造性工作和分配性工作的区别。布特尔说，创造性工作能给世界带来某种新的东西，增加由所有人支配的供给总量。比如，医生治疗病人的医疗服务，或艺术家创作雕塑装饰公园等。而分配性工作，这是很多公司业务的特征，尤其是那些涉及中介功能的业务，比如银行服务和法律服务，只能打败竞争对手，在规模既定的市场中赢取更大份额。布特尔解释说，虽然现代社会许多工作是分配性工作，但人类社会内心却更喜欢创造性的东西。“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是希望别人受到损失，他们知道这一点，而且还甚得其乐。但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他写道，“他们喜欢感到有价值，而这种有价值的感觉通常来源于一种信念，一种相信他们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的信念。”

选择和偏好，每个人都不相同。所以，不是所有的年轻金融人都会摒弃分配性的工作而去成为音乐家或者画家。从现实来讲，他们也不应该这么做。不管你怎么看待华尔街的这些银行，他们的基本功能（融资并购、债券承销和股票买卖等）总是需要开展和实施的。虽说管理规章和政治压力会压缩这些银行的规模，最终使它们达到一个更合理的位置，但它们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要我们还想有这样一个经济，公司可以与公司合并，公司可以收购别的公司，企业可以融资并到全球市场去竞争，我们就需要一定数量的22岁的人，身居投行，白天黑夜地鼓捣Excel电子表格。

和特雷弗交谈后，我开始感觉有些希望了。未来，不会仅仅因为华尔街的工作是预先定好的、有利可偿的事情，那些22岁的年轻人就会叫喊着涌至华尔街。他们精力充沛，不安于既有的东西，再加上金融行业萎缩，不再像过去那样报酬可人，这就意味着一些原本可能要干一辈子投行、聪明灵活、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现在，即使收入不像银行那样高达五位数，也可能会去创业，或者进入很了不起的机构，贡献聪明才智，或者去做一些创造性工作，等等。

如果华尔街的职业道路继续土崩瓦解，倒还有可能形成更好的资源配置。这样，才华横溢、创意无限的年轻人就可以把才能用在更值得的事情上，而不是在投资银行垫底。如果这样的话，这场金融危机将激发更为积极的变化。

第三十二章    离开高盛到创业公司

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可以与一群聪明、年轻、有创造力的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尽管现在走，会让他损失半年的奖金，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进来吧，杰瑞米。”

“参议员”，准确的讲是，高盛总经理格雷厄姆·坎贝尔，示意杰瑞米·米勒-里德进来。杰瑞米走进办公室，坐了下来，两腿交叉放好。

“最近怎么样啊？”格雷厄姆问道。

杰瑞米轻声笑了笑说：“我最近还挺不错的。您呢？”

“我还行吧。”格雷厄姆说。

接着，很长时间，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场面略显尴尬。

“我直说了吧。”格雷厄姆最后说，“你是我们最好的分析师之一，干得很不错，但我们都知道你不太喜欢这份工作。”

杰瑞米笑了。有这么明显吗？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个夏天，杰瑞米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着离开工作去汉普顿度假；秋天几个月，他也只是敷衍了事地做着石油和天然气衍生品的贸易。然后，他真的就不想在高盛继续干了。他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处理了几桩大买卖，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业绩。可是，他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

杰瑞米不想再在高盛做事的最大原因，还是执行董事佩内洛普，她让他那个春天过得非常不爽快。不过，除了佩内洛普，还有其他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年期满，身边的同事们都开始谈论继续签约的事。他也很担心自己优柔寡断，不能和高盛完全撇清关系。他知道，在高盛的交易员和销售员都会迷上金钱，最终变得更看重年终奖而忽略人格的独立。从格雷厄姆身上，他就看到了这点。他一直在想，格雷厄姆要是能够更加关注奖金以外的东西，那他很可能会成为世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是一个真正的参议员。

他也开始质疑，他整天做衍生品贸易所带来的价值。他记得，大四那年他曾拜访过一个即将在麦肯锡担任管理顾问的朋友，他们两个当时就探讨了各自职业的社会价值。杰瑞米认为，顾问服务（给公司管理层提供改善公司业务的咨询）比起金融业，似乎效用会相对低一些。但是，现在，他的想法正在发生改变。

“归根到底，”他告诉我，“高盛卖的东西，就是高盛做的资产负债表。一天结束的时候，如果你兜里能揣着高盛做的资产负债表，你的工作就会相当轻松了。”

那天，在格雷厄姆办公室时，杰瑞米就试图在有礼貌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谈谈他的这些看法。他对格雷厄姆说，他被“这些人际关系的东西”压得不堪重负。所谓的“这些人际关系的东西”，他们两个都明白，指的是佩内洛普爱发脾气的管理风格。接着，在讲了和佩内洛普及其他一些经理的不愉快之后，杰瑞米把问题抛回给了格雷厄姆。

“那么，你干这个工作，动力是什么呢？”他问。

格雷厄姆把身子向椅背靠了靠。

“赚钱啊。”他说，“为自己、为公司赚尽可能多的钱。要知道，倘若在这里钱你都不关注的话，那么你最好另谋高就。”

格雷厄姆不知道的是，杰瑞米其实已经有了走人的打算。一个月前，在一家著名的硅谷科技公司举行的招聘会上，杰瑞米遇到了一个女的。她告诉他，一家成长良好的创业公司正在纽约招人。杰瑞米抓住了这个信息并继续跟进。几周后，他跑去见了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谈这份工作的事。

杰瑞米很喜欢这家创业公司。这家公司和石油、天然气或者任何他所专长的领域都毫无关系。除此之外，他还很喜欢这家创业公司所体现的内涵：打破企业稳定环境的勇气，轻松的工作氛围和一群更加关注公司的发展、不钩心斗角只图晋升的员工。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可以与一群聪明、年轻、有创造力的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尽管现在走，会让他损失半年的奖金，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如若这个创业公司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的大公司，他的股票就会很值钱，他也会变得很富有。

“或许，我会留点短胡子。”杰瑞米梦想着创业公司的新生活将给他带来的自由，对我说，“也许，我还会再买几件带帽兜的衣服上班穿。”

在那次去办公室见了格雷厄姆后，过了几周，杰瑞米就收到了那家创业公司的入职邀请。他们给他的待遇，基本工资和高盛差不多，外加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他没有犹豫，第二天早上，他就给正在德州出差的格雷厄姆打了电话。

“我就直说了吧。”他说，“我想辞职，今天完了就走。”

格雷厄姆没有说话。杰瑞米听到，电话那端，格雷厄姆在低声轻笑，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他可明白得很。

“恭喜啊。”格雷厄姆说，“你干得很不错，我非常看好你。我会怀念和你共事的日子，但你离开我也很理解。”

杰瑞米对格雷厄姆表示了感谢，挂断了电话，然后，把他刚辞职的消息告诉了几个同在一组工作的朋友。他本以为他们会无动于衷，却不料他们都为他欣喜若狂。他们知道，最近几个月他是多么不开心。看到他为自己宣告解放，大家都很兴奋。在他转身走的时候，有个人甚至开玩笑地背起了《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的独白。

接下来，杰瑞米便开始写他的告别邮件。他决定写两个版本，一个写给他工作的整个部门，另一个专门写给他的分析师同仁。

在给整个部门的邮件里，他写道：

亲爱的同事们，今天干完后，我就不在公司干了。新的联系方式随后发来。能和你们大家一起共事，深感荣幸。

在给分析师们的邮件里，他对邮件略微做了调整：

亲爱的各位同事，今天干完后，我就不在公司干了。真的非常高兴能够认识你们大家并和你们一起工作、玩耍。不幸的是，我不开心再在高盛干了，这也是我辞职的原因。我的新邮件地址如下，保持联系。

杰瑞米发了邮件后，上交了他的工卡和公司发的交通卡，然后，下了楼，走到高盛大厅的安检处。

“我没有ID卡了。”他告诉保安，“你可以给我扫描检查一下，让我出去吗？”

“那你再回来怎么进去呢？”保安问道。

杰瑞米笑了笑，回答道：“我不会再回来了。”

他离开公司的时候，是九点半。他走在曼哈顿下城的街道上，眼含泪水。他确定，这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甚至可以和大学毕业或划船比赛第一次获胜媲美了。经过了一年半的折磨之后，他的小命终于又回到了自己手中。

杰瑞米回到公寓，打开电脑登上了脸谱网，更新了他的状态，这样他所有朋友就都可以看到他所采取的重大举措了。在状态栏，他写道：“噩梦结束了。从今天起，我就离开高盛了。”

第三十三章    金融人在艰苦工作中实现成长

他的故事清晰地体现了华尔街的工作给年轻人带来的好处，包括在社会与经济上的提升，与成功人士交往的机会，以及为不平庸的人赋予的逃离平庸生活的能力。但是他依旧不满足，因为他对金融行业的基本运营机制感到不适。

德里克·黑文斯的公寓，一间没有电梯且临近第十四大道的两居室，可以说是年轻华尔街人的理想居所。这里的一切，从未经装饰的墙壁，到挥之不去的啤酒味和臭袜子味，都强烈地透露出这里的主人是年轻、超负荷工作的男性。客厅的中间是一台大屏幕电视，而冰箱里除了酒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咖啡桌上摆着几本杂志，有Maxim和《男性健康》，以及一大桶乳清蛋白粉。德里克的卧室，也是典型的极简主义风格，摆放着一张直接放在地上的双人床垫，以及歪七扭八堆叠在梳妆台上的大量衣服。

在芝加哥的富国银行工作时，德里克就已经学会了尽量简单地生活。公寓中任何一个外来的物体都可能是潜在的时间消耗品。当你在私募基金公司每周工作一百小时，你的室友是一个助理律师，也没有太多空余时间的时候，进行内部装修实在没有太多好处。

在一个很难得的按点下班的晚上，德里克邀请我到他的公寓吃泰餐外卖，喝听装的百威淡啤酒。我原以为他想跟我谈谈收购业务，但是事实上他想谈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合并。

“呃，我昨晚跟一个模特上了床。”他说。

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的微笑，他告诉我如何遇到了凯拉，一位来自纽约首席精英经济公司、曾代表某顶级时尚品牌走上T台的签约模特。她是一个金发美女，有两条细长腿，她的脸瘦削而冰冷，然而愉快时会很快露出温暖而妩媚的笑容。她们几周前在一个俱乐部相识，并在脸谱网上互加为好友。德里克原本以为他和凯拉不会有什么机会。天知道谁会有呢？但是他还是想办法吸引她。之后的一周，当她的一个朋友在一次音乐会失约后，她把多余的一张票送给了德里克。他们一起去了音乐会，喝了几杯酒，并最终享受了鱼水之欢。几个小时之后，她裹在他的床单里进入了梦乡。

“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会发生在我身上，”德里克说，“她知道我是谁吗？她知道她自己是谁吗？”

德里克与凯拉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他在私募基金公司实际工作中的注意力，而这远比枯燥的工作让人兴奋得多。

他从未相信过私募基金的道德水平有多高。他认为最好的情况莫过于，一家公司通过购买企业给企业带来了发展，扩大了就业并提高了产品质量，整个社会也因此受益。但是最近，他对此也开始产生了质疑。

他的公司最近的一笔交易是一笔财团收购，他们融集了多家私募基金公司的资本收购了一家大型企业，这笔交易一开始看起来并不复杂。被收购企业因为拥有很强的品牌，稳定的收益来源，以及不错的利润而颇具吸引力。但是巨额的债务、老化的设备，以及过去十年中与行业后起之秀在竞争上的失利和市场份额的持续下滑，也让这家企业危机四伏。简而言之，这家企业确实需要一次典型的私募基金救赎，而这种大笔现金的快速注入只有财力雄厚的华尔街投资者们才有可能提供。

随着交易的向前推进，德里克发现他从公司高层那儿所得到的各种反馈，均与他认为公司应为这家企业做出改进无关。他们的想法全部围绕着快速降低成本以实现短期利润的增加，以及在完全不对企业进行基础性提升的前提下，将企业卖出更好的价格。

“我们可以通过合理化劳动力和清算资产轻易地弄出5000万。”一位高层说道，这意味着，他认为公司可以通过裁员及销售设备为这家企业增加5000万美元价值。他的话触动了德里克心中最大的担心，那就是，他所在的这个行业表面上是在挽救和提升企业，实质上干的是一种独特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资本勾当。

在他刚刚从业时他就偶尔因此感到恐惧，但是在“占领华尔街”活动期间，当他看到抗议者对金融服务业打出同样的控诉标语时，这种恐惧感变得尤为强烈。他始终坚持着他的公司会强于大多数同类企业的信念，但是他仍然感到，他参与的是一场令有钱人疯狂的游戏。

最近，德里克回到了沃帕卡，威斯康星州的故乡，并在那儿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远离城市喧嚣的周末。他去参加了一场当地高中的橄榄球比赛，吃到了久违的妈妈做的家常菜，又重新睡在了童年的卧榻上。这一切，让他产生了独特的感觉，似乎他又一次回到了真正属于他的集体中。

“在华尔街，我会与少数人产生共鸣，但对于90%的人，我不会有此感觉。”他之后告诉我，“回到家，我能与90%的家乡人感到心意相通。”

德里克向他的父母讲述了纽约生活，之后，他的爸爸也对他说了说家族生意的情况。由于经济的疲软以及食品价格的上涨，零售百货业步履维艰。有些人建议他关掉一些店，以减少成本，等形势转好时再开张。但是一想到他将因此不得不裁掉一部分工人，他就放弃了，他不知道以后在镇子上碰到他们时该如何面对。他选择了申请一笔巨额贷款，以支付工人工资，期待着情况的好转。

德里克一直计划着有朝一日回到沃帕卡接手家族生意。尽管父母支持他搬到纽约发展金融事业，但他仍为不能在艰难时期陪伴他们感到内疚。他的爸爸已近七十，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他希望能够尽快退休，但是经济上的不充裕，让他退休的愿望至今难以实现。

德里克时常幻想着回到沃帕卡去。他想象着一幅简单的生活场景——一位美丽的妻子，玉米地中一所大房子，以及一对胖乎乎的孩子在院子中嬉笑打闹。他想接手爸爸的生意，并把它发展为拥有上千员工，在全国家喻户晓的连锁百货集团。

他希望这最终能成为现实。但对于他而言， 25岁就安定下来似乎还为时太早。他喜欢纽约的生活，喜欢收入丰厚的工作以及与模特的一夜情。大城市的生活让他兴奋，华尔街工作给了他从没有过的自信。他喜欢让妈妈在杂货店里逢人就介绍他儿子在大名鼎鼎的华尔街工作，赚着能让他的同龄人心生妒意的工资。

德里克很清楚他在很多方面不认同华尔街和私募基金的做法，但是他不能否认，金融行业对他不薄。年薪20万美元的工资，基本达到了沃帕卡成人工资的5～10倍。这样的赚钱能力以及在神话般行业内工作所带来的被尊重感，使得他很难放弃。德里克不知道他已处于危险境地，华尔街的事业所给他的地位优越感与被尊重感，已让他无力割舍，而正是这些给他带上了两副无形的金钱与地位的镣铐。

“我有两重担心，”那天晚上他在公寓里对我说，“一方面，我担心我会一直待在私募基金，等到35岁才幡然醒悟，意识到我并没有比25岁的时候长了多少智慧或者强了多少。”

“那另一个呢？”我问。

“另一个是，现在我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如果我不中途放弃，我会变得很富有。”

我们待在一起的大多数时候，我很乐于担当德里克释放焦虑的“共鸣板”。他是我在金融行业里碰到的最有思想的一个，我很高兴他对于工作的自我要求很严格。但是这一次，在他舒适的客厅里，我觉得我有必要挑战他的绝望了。毕竟，他是我访谈的年轻金融从业者中唯一也是最典型的正在经历转变的案例。他的故事清晰地体现了华尔街的工作给年轻人带来的好处，包括在社会与经济上的提升，与成功人士交往的机会，以及为不平庸的人赋予的逃离平庸生活的能力。但是他依旧不满足，这不是因为他被要求从事的是不道德或者违法的行为，也不是因为他的公司比其他私募基金公司更差，而是因为，他对金融行业的基本运营机制所感到的不适。

“我可以扮演魔鬼的代言吗？”我问他，“我最后四五次坐在你对面的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对，这似乎始终有点生存危机。如果一个火星人现在从火星来看你，他将看到一个健康、漂亮的家伙，拥有一份比同龄人挣得都多的工作，并在纽约拥有一套公寓。对于一个25岁的人，所有这一切不仅使他走到了美国人的前列，更走到了纽约市的前列。如果我是那个火星人，我会对自己说：这个家伙什么时候才能高兴呢？”

德里克想了几秒钟，吃了点儿他的晚餐，然后回答道：“你知道，这是我们的天性，人们永远都不会满足。你是对的，我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而这是无比奢侈的一件事。我不用为明天的食物而发愁。这真是一件极奢侈的事情。比如，当我还在富国银行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关于生存的事情。我想的只是睡足觉干好第二天的工作。而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不太对，我甚至为此感到焦虑。当我在威斯康星州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城市不适合我。当我在芝加哥工作，我挣的钱又不够多。之后，我搬到了这儿，全世界最棒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挣了很多钱。但是我的价值又体现了多少呢？”

他把视线移到了地板上。

“是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公平的问题：‘你曾经快乐过吗？’我想满足于现状以及未来是件很难的事。但是在某些时候，我不得不满足于我所拥有的一切，而放弃寻找更多更好的机会。”

我不能指责德里克不去寻找更新、更好的机会。毕竟，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年轻而有成就的人，无论在什么行业，都干着一样的事情。我们这代人总是在工作与工作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关系与关系之间不断地转换，永远想着在现有状态下更进一步。对于二十几岁的人而言，他们对于年轻的自己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一种天然的焦虑，而德里克所经历的正和我那些金融行业之外的朋友所经历的一样。

“这是一群很年轻时就被给予了大量金钱与责任的人，”他告诉我他对华尔街的认识，“从你毕业走出校门的那一刻起，到你三十或三十五岁的时候，你会经历一个奇特而玄妙的转变。我们的父母在他们二十或二十五岁经历了这些，但是在金融行业，紧张的日程让自我审视的时间变得很有限。”

德里克说这些话时，我想到我的调查所揭露的华尔街以及年轻人的生活。我所采访的分析员们，毕竟还不太成熟，还没成长为行业巨头，也没有对自身的价值观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还是孩子，大致跟我年龄相当，他们想要为自己创造出良好的生活，但是不清楚哪些资源是可以用的。他们终日被所谓的成功概念所轰炸，以至于，慢慢地，他们开始思考，偌大世界中他们的位置究竟在何处，他们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

之后我意识到，在调查他们的行业、分析他们的工作的同时，我也在观察，这些年轻的金融高手如何在极度疲劳、艰苦的工作中实现成长。

第三十四章    坚持下去，不逃离

除了金钱，华尔街的工作确实还有很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金融世界是一把巨大的伞，伞下聚集了上千种不同的工作，分别提供不同的职能和工作环境。

“干杯，兄弟！”

里查多·赫尔南德斯，那个摩根大通拉美业务部的分析师， 端着塑料杯，举起一大杯比尔森啤酒跟我的杯子碰了一下。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市中心的一间酒吧里，大白天的，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窗外密密麻麻的各色银行人来来往往。在我们旁边，服务员拿出了一个嵌有五个玻璃杯的木制高山滑雪板，然后让五个穿着Polo衫的小伙子对着五个杯子站成了一排。等他们站好了以后，他高高地举起了滑雪板，翻了过来，将杯子里的杰克·丹尼倒进了他们张在那儿等着的嘴里，以及衣服领子里。

“这就是滑雪板杯，是吗？”看着那几个喝酒的小伙子喝了酒，擦着衣服的时候，里查多说道，“这玩法够大胆的啊。”

里查多这次约我出来喝酒，是庆祝他刚刚升了职。他的老板曾经告诉他，等到他在摩根大通的第三年工作满时，就将任命他为拉美业务部的一名助理。助理的岗位，通常是留给拿到了MBA学位的银行职员的，与之相伴的是大幅度的提薪及更大的责任。投资银行里，分析员干苦力，建各种Excel模型，制作各种项目计划书。而作为一名助理，除了负责项目计划书等顾客交付品外，底下还有一个分析员团队帮着一起做项目，而在与客户交流时，也会被赋予更多小职权。助理的工作一点儿都没有想象中悠闲，但它不会像当分析员那样折磨人。

那年，华尔街还在利润下滑以及政府新规的影响中继续挣扎着。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部已经数次受到了裁员的威胁。裁员从高层开始，但自上而下从部门副总，到助理，一直到分析员这一级。上个月，坐在里查多旁边的那个哥们（一位和蔼可亲的部门副总，桌上摆着他两个女儿的照片）在这家银行工作了将近十年后，被硬生生地安排下岗了。里查多知道，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他也会经历同样的命运。

有时，当里查多在办公室环顾四周时，他发现现在的摩根大通与2009年他刚来的时候有多么不同。 2009年，这家银行看起来就像只是正在经历一次重感冒。金融危机给整个行业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华尔街会及时重获能量，就像过去经历过的很多次一样。

但是现在，里查多不知道情况是否能够向好的方向转变，确定的是薪资标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回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但是自危机以来，发生了更多结构性心理的转变。他所认识的金融人士行为上并不像过去的“宇宙的主人”那样骄傲自大了。他们是灾难过后的幸存者，生活在对失业及失去薪水的永久性恐惧中，谈论的都是他们的储备金与养老金账户，而非直升机和豪宅。

对于曾经梦想成为医生的里查多而言，晋升至助理级别，证明了他决定在银行业坚守到底的正确性。现在，就像一位新妈妈忘记生产过程中的疼痛一样，他也忘记了他会不会哪天被提拔到副总裁的职位呢？或者有朝一日让他运营这个部门？甚至成为CEO？

*  *  *

在花旗银行做了两年分析师的阿让·汗同样也期盼着自己的未来。自他被确诊了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古德帕斯丘综合征后，他经历了四个月的密集治疗。最近，他从医生那儿得到了暂时安全的认定。之后每隔几个月他还必须重回医院做防范复发的治疗，但是最可怕的时候已经过去，至少他已不用再担心英年早逝或者从此常年与透析机器相伴了。

当阿让得到确诊时，他找工作的努力不得不戛然而止。随着他在传统买方工作机会的减少，阿让开始在基础设施建设私募基金领域寻找机会。这一领域在金融行业鲜为人知，当政府不愿或者没有能力为公路、桥梁、水坝、机场、铁路以及其他基础性资产项目筹集公共资金时，基础建设私募基金就会参与投资。在金融危机之后，私募基金公司迅速涌入了基础设施建设业务领域，阿让认为他可以找一家正在这一领域快速成长的公司，并跳槽过去。最终，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职位，一家总部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公司，它正在扩张业务并招聘一位初级助理。他一时兴起申请了职位，随后就接到了该公司的聘用通知，几天后他决定接受聘用。

在看到这个巴西的空缺职位之前，阿让从未认真考虑过离开纽约。这座城市里有他的朋友和家人，而更关键的是，这里是华尔街的所在地。但是他越想越觉得这份新工作才是世间最好的。留在金融行业将给他带来企业环境以及薪资水平上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允许他保持在纽约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但是到圣保罗，进入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又将给他带来更宽松的时间和更明媚的天气，以及尝试各种新鲜事物的机会。

与我之前见过的一些分析员不同的是，里查多与阿让在金融行业的经历并没有让他们想要一起逃离这个行业。当然，他们都痛恨每周一百小时的工作，无穷无尽的项目建议书修订、 Excel建模，以及随时被召回公司加班的通知。但是他们都幸存了下来。现在，他们都在职位阶梯中进了一步，得到了更丰厚的薪水以及更多更重要的责任。

那年冬天，在我和里查多以及阿让交流的过程中，我渐渐理解了为什么他们试图在可见的未来中始终待在金融领域。我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分别只有二十四和二十五岁，都是移民后裔，这决定了他们对金钱和稳定的职业生涯的重视。如果在金融行业里再待几年，他们将能够确保余生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对于那些能将工作视为事业的人而言，华尔街仍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个人经济引擎。

“到我二十九岁三十岁的时候，我将不会再为金钱而担心，”一位年轻的高盛银行部门职员曾在解释留在金融行业的原因时对我说，“我将确保自己过着体面的生活，到那时，我将做出真正能有实质性影响的决定。”（当然，即便是富人也会为钱而担忧，然而他们往往身处于舒适的豪宅中。）

除了金钱，华尔街的工作确实还有很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金融世界是一把巨大的伞，伞下聚集了上千种不同的工作，分别提供不同的职能和工作环境。如果你不喜欢公司理财，你可以去做大宗经纪业务；如果你厌恶股票研究的工作，你可以试试对冲基金，它的特点或许更适合你。分析员们对于办公桌的迷恋，以及投资银行内部的等级分化，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都是高收入的工作，且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与发展机遇。即便是主流投资银行中最低级别的后勤部门经理，他们的薪水也远远超出了其他很多行业中最好的从业者。

当然，对于那些处于权力链上端的人，情况更要好很多。他们不仅有机会成为超乎想象的富人，也被赋予更重要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会给大型企业以及全世界不同市场的命运带来巨大影响。他们的能力（或者无能）可以给最大的文化、企业、政府机构带来实质性影响，而客户的公司也往往会因为他们的建议而走向兴旺（或死亡）。而只要你愿意忍受痛苦的生活方式和内部的政治斗争，并勇于冒被炒的风险，华尔街仍然可以赋予最高成就者最为实际的权利。

即便是我所交谈过的最不满的分析师也相信，无论他们最终走入哪个领域，他们在金融行业的经验将在之后被证明是有用的。

“那一点在我心里也有点矛盾，”杰瑞米在刚刚辞去高盛工作后曾对我说，“一方面，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应该在金融行业工作？我会说，不。但是同时，这一段从业经历对我又非常有价值。”

当然，一名华尔街分析师所掌握的技能的应用性远比看起来要狭窄得多，同时，相当比例的年轻人，毕业了在华尔街工作两年后，会一直在相关领域工作，直至整个职业生涯的终结。（我访问过的一位猎头曾经估算，仅有10%的年轻华尔街工作人员会在离开后选择到完全不同的行业中工作。）尽管有少数人能够一直做到CEO的职位，但更多有远大抱负的年轻金融家只能升至中层管理者的角色，或者像弹球一样在不同公司间跳来跳去，尽管每次都能平稳着陆，但从未达到过他们梦寐以求的高度。

想到里查多和阿让将终其一生担任某个金融部门副总裁，我感到很难过。他们都有自己执着热爱的领域，但很显然，尽管通过了华尔街的前两年筛选，他们在金融行业不断晋升的可能性依旧极其微小。我甚至忍不住认为，如果不做收入丰厚的投资人，他们能够贡献的会更多。

但是他们待在金融行业看起来很高兴。而我能做的全部，就是期盼他们能够在攀登职业阶梯的过程中保持谨慎与善思，并且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将无损于他们基本的高尚情怀。

第三十五章    磨砺助我做出创业的选择

我很清楚我辞职创业，生活将更加艰苦，但我正在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我很感谢那段经历，感谢从中学到的一切以及那段经历对我的考验与磨砺。

萨姆森抖了一下，醒了。黑暗中他伸出手，摸到了他的苹果手机，关掉了手机的闹钟，看了看墙上的钟，钟上显示：

0天， 0时， 0分， 0秒。

时间终于到了。在过去300来天中，他每天早上都要盯着钟看一会儿，这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所剩的希望了。现在，终于到了辞去他在高盛抵押贷款部工作的时候。那天晚上，他近乎两年来第一次快乐而没有负担地睡了一个觉。

萨姆森是在与杰瑞米以及其他几个朋友谈完后决定辞去工作的。他对杰瑞米离开高盛后重新找到的自由和活力感到由衷的嫉妒。在圣诞节前不久，他联系了朋友柯林，柯林正准备辞去工作去办他的手机售票公司。“算我一个，”萨姆森说，“我们一起做吧。”他跟柯林说，在他收到第二年奖金的那天，他就辞职，与他一道创业。

几个月以来，萨姆森一直不知道，当倒计时钟显示零的时候，他是否真的有勇气辞职。他为此感到犹豫、踯躅，有时候，他觉得非常确定要辞职，有时候，他又觉得第三年的工作（及奖金），值得他再付出365天的不开心。但最终，他还是决定自己创业。他厌恶在高盛的每一分钟，痛恨受人指使，一想到继续为那些智商让他鄙视的人耗费更多的生命，他就受不了。而创业则不同。现在，他和柯林将自己当家做主，自己去筹集资金，自己收获成果。

然而，他依旧感到紧张和不安。那年冬天，当他还在斗争是否跟柯林一起创业时，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下面的话：

我为自己是一个懒蛋而害臊。我连每天早上起床都需要酝酿半天意志。如果我都不能激励自己去完成外界分配的任务，那我怎么创业呢？我觉得，因为压力，因为恐惧，我会一点一点地放弃，并最终失去很多东西。而这，可能会毁了我的生活。与其这样，还不如奋斗，因为，即使因为奋斗而失去，也比停滞不前而失去，要好得多。

在决定了要辞去工作之后，萨姆森就开始为未来做准备。一天前，他清理了在高盛健身房的更衣柜，拿走了办公桌上的私人物品，并绕着公司大楼最后散了一次步。在要辞职的当天，他提前一个小时醒来，洗了澡，穿好衣服，拿起公文包，走到了西街200号。

正当他最后一次向着高盛大厦走近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萨姆森拿出耳机，把插头插进手机插孔，放了一首他最喜欢的歌， R. 凯利的《暴风雨已经过去》。当他熟悉的歌曲重复部分（“暴风雨已经过去/我可以看到阳光/我可以感受到天堂/来吧，来把我解放”）缓缓响起的时候，萨姆森哭了。开始时是轻轻地啜泣，之后变成了号啕痛哭。这种由衷痛哭，尽情释放的感觉，就像小时候那样，他长大后就一直没有过。他肩膀起伏着，鼻子抽泣着，任由雨滴滑落他的面庞，完全不在意哭声是否被路人听到或者路人们会怎么想他。

六点四十五分，萨姆森到了公司，他擦干眼泪，给主管他的部门总经理发了封邮件：“您来了以后我想跟您谈谈。”两个小时以后，那位总经理到达了公司。他把萨姆森叫进了一个交易大厅旁边的房间。

“总经理，我就不绕弯子，跟您直说吧。”萨姆森说，“我想辞职。”

萨姆森告诉那经理，他要去跟另一位从高盛离职的哥们儿一起创业，办一个高科技公司。萨姆森说这些时，那名经理没有说太多，只是点头，问了他一些常问的问题，比如，他打算哪天走等。

萨姆森同意工作到这周结束，处理完手头的几个项目，并帮助团队中的其他分析师接手他正在处理的几笔交易。这一周，他总体上非常轻松，主要是与公司的朋友们告别。周五，他离开了西大街200号。他给同事们写了封告别邮件，之后登录微博发了一条没有特意说给谁看的信息：

我辞职了。

那天晚上，临近午夜的时候，我去了市中心一家时髦的舞蹈俱乐部。在那里，萨姆森正在为自己办一场告别派对。在俱乐部的后部，我找到了萨姆森。他举着一瓶香槟，在一群朋友围成的人群中心，正在随着凯蒂·佩里的《烟火》跳舞。他喝得酩酊大醉，但双眼却并不空洞。

“他太开心了！”他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

“这是从高盛辞职的结果，离开高盛就会这样。”杰瑞米说道。三个月前他离职时，也开了一个party为自己庆祝。今天，他是为他最好的朋友来庆祝的。

一周后，萨姆森又一次拿出了笔记本。他写道：

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本篇日记写于飞行途中。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代表我和好朋友共同创建的公司去参加会议。一周半以前，我们都辞去了高盛的工作。现在是第一周到新公司全职上班。离开高盛，我认为，将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现在我很清楚我应该做传媒，而不是金融。我不想成为卡尔·伊卡恩（Carl Icahn）、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或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我想成为像L. A. 里德、理查德·布兰森以及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的人。我创造出来的东西，能够永远影响大家。

现实生活是艰苦的。我很清楚我辞职创业，生活将比上班更加艰苦。但我正在做的是我想做的事，而不是“大佬”说的我应该做的事。高盛是我的过去，一段我无须再回顾的记忆。它是真的吗？还是脑子里虚构的？不管是实是虚，它都结束了，而让人兴奋的还在前面。我很感谢那段经历，感谢我从中学到的一切，感谢那段经历对我的考验与磨砺。如果不是因为这段经历真的痛苦，我怀疑我是否会做出跳槽创业的选择，恐怕最后会困在原地。所以，感谢这段日子。现在，让我们进入新的篇章。

第三十六章    金融风暴后的华尔街

大学毕业生们不会再不加选择地登陆华尔街这片海岸，投资银行也不会再给漫无目的的常春藤毕业生提供两年的栖息地。这将是一个良性的转变。随着金融行业从一些顶尖学校走下神坛，许多企业一定会受益的。而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

2012年秋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五，数百名学生涌入了Dillon体育馆，参加一年一度的普林斯顿大学人才招聘会。普大的这个招聘会，每年都会有很多高科技巨头、世界500强企业和大型非营利组织参加。我走过穿着橙色T恤的职业辅导员，走过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设立的挂着长条旗、摆着免费高尔夫球的摊位，走入了密密麻麻的学生队伍中。

我所做的这个华尔街年轻人调查，采取的是走到毕业生从事金融业比例较多的顶级大学中进行实地观察和采访的方法。从一开始我就是这么做的，到普林斯顿来参观访问，就是为了以同样的方式，有始有终地完成我的调查。我想知道，过去的两年半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否改变了这些生源学校的学生们对金融行业的看法，改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他们是否像之前的学生一样，强烈渴望进入银行工作。

在《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中，迈克尔·刘易斯写到， 80年代时，当华尔街各银行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每年一度的招聘会时，校园职业发展中心就像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的售票厅一样，形形色色的学生们彻夜不眠、熬夜排队，等着买票进入。但是，在今年的招聘会上，很多最著名的银行都没有来。这里没有高盛的展位，也没有热情洋溢、散发钥匙链和飞盘玩具的摩根士丹利或者摩根大通的招聘人员。今年来参加招聘的金融企业，最大牌的就是瑞士信贷、巴克莱资本以及对冲基金公司布里奇沃特联合了。其余的，就是一些中等规模的对冲基金公司和私募基金公司。在体育馆最里面，啤酒制造商安海斯-布希公司的展位上，身着红色外套的普大校友会成员们，正在发放免费的“百威牌”太阳镜，上面印着一句标语“增加你的‘流动资产’”。这，就是今年展览规模最大的、风头盖过所有金融公司的展位了。

参加招聘会的金融企业，使用的宣传语，大都跟我多年前在沃顿听到的一样模棱两可。比如，一家银行说它“为新经济提供全球交易咨询”；另外一家银行说它“给毕业生们提供一个迈入事业轨道的机会”；一家中等规模的对冲基金公司“Jane Street资本”，在招聘广告上说，进入他们公司工作，员工将获得充满活力与挑战的环境。“成长快、升职易；注重创新、唯才是用；工作自由、氛围开放。”（哦，对了，最后还有一条：“回报丰厚”。）我在体育馆里转了一个小时，听着招聘人员用久经考验并证实有效的言辞劝诱学生：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很喜欢我做的事情。”

“没有金融背景不代表你就不会喜欢这份工作。”

“时间过得很快的。不骗你，哥们儿。而且，如果你真的不打算长期干下去的话，也只是干两年而已，干两年你就可以跳槽。”

但是多数学生并没有轻易被这些言辞打动。在我采访到的学生中，好几个都说他们对金融根本不感兴趣。一位名叫马克斯韦尔的学生对我说，他曾经考虑过银行的工作，但是现在他决定去追求他的梦想，做体育行业。

“你也知道，在金融行业，我可以拼命地干，累到皮包骨头，然后赚一大笔钱。”他说道，“我认识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很值。在金融行业，你就是在玩数字。我觉得，对我而言，这除了能挣点钱以外，不能给我任何成就感。我会变得无聊、厌烦。”

其他几个我采访到的普大学生则对我说，尽管他们对金融比较感兴趣，但他们并不想到大银行去工作。

“对我个人而言，我想找一个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行业进步的工作，”一位名叫肖恩的大三学生说，“我是说，每个人都想赚钱。但是如果我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我希望我能确定自己在做有价值的事。”

那天，在跟几十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聊了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对进入金融业那么狂热。他们中很多人都在申请类似“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或者“美国志愿队（AmeriCorps）”这样的项目，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想进高科技企业工作。我遇到的学生中，还有好多想成为会计师、管理咨询师和平面设计师。尽管也有一些人计划毕业后到银行苦干两年，但谈到自己的选择时，他们听起来似乎也很不好意思。他们中很多人发誓说，干满两年后他们就会离开华尔街，去做一些“有意义”或“有价值”、并且“更有趣”的工作。

那天，在我返回普林斯顿火车站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在试图展望华尔街十年后的景象。那时，就像我采访到的这些学生一样，他们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而金融行业也完全摆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做了三种预测。

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预测是：那时，像普林斯顿这样顶级的高校，将不会再出现2008年经济危机前那样， 46%的毕业生去华尔街工作的景象。一方面，由于新的管理规定的约束，金融行业的规模已经不可能像之前那么大，盈利能力也不会如之前那么强，金融业也再不会像以前一样能容纳任何学校46%的毕业生了。但是，招聘过程中，竞争也会更加激烈。而且，像“为美国而教”这样的非营利性组织或者像谷歌这样的企业也已经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此前被金融业霸占的就业市场。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毕业生中，每六个人里就会有一个申请去“为美国而教”工作。 2011年，在多个顶级名校中，谷歌招聘的人数都超过了高盛。这些机构清楚，他们不需要非用六位数的工资去吸引毕业生。他们只需要尽早地在学年初进行招聘，对学生进行岗位技能培训，把他们与其他聪明的年轻人组织在一起，并为他们提供有口碑、有意义，能使简历增色，且有广阔未来发展机会的岗位就可以了。

我的第二种预测是，华尔街的招聘再不会吸引到以前那样的毕业生了。金融专业的毕业生、黑钻石对冲基金成员以及沃顿毕业生会继续蜂拥至金融公司去寻找工作，但那些半道出家的（比如说，政治专业毕业、受最火爆的金融行业工作吸引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了。那些学生要么会因为考虑到华尔街工作的道德缺陷而选择不进金融业，要么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依然申请金融类的公司，但在申请后被那些真正想成为银行人的学生所打败。

我的第三种预测与华尔街金融企业本身有关。在未来的几年，绝大多数银行将取消“工作满两年后离岗”的分析员聘用制度，转向之前那样培养有志于在此行业长期发展的分析员，并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锻炼机会。银行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劳动力优势。（毕竟，每年流失最优秀的分析员给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对于银行没有一点好处。）但是，他们也同样认识到，在预算减少、竞争加剧的时代，聘用一些只想工作两年、给简历增光添彩然后转行的分析师，他们可负担不起。他们会明白，长远来看，从非一流大学聘用聪明、忠诚的顶尖学生，相比聘用毕业于耶鲁但一遇到麻烦就想着跳槽的二流学生，要好得多。

当然，华尔街还会从常春藤联盟学校招聘人才。很大程度的可能是，跟以前一样，这些职场新人将面临严酷的挑战。他们将一周工作上百个小时，疏远他们的亲友，并因为经常在办公室吃快餐、没时间运动而长出大肚子。相比现在在华尔街上班的人，下一代年轻金融人在从事业务时，不一定会更有道德，或更正直。损害纳税人利益甚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欺诈者、内幕交易者和各种定期爆发的金融新品的设计创造者，还将存在。如果没有更多、更好的管理政策，就整个金融业而言，相比现在的状态，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但是，大学毕业生们不会再不加选择地登陆华尔街这片海岸，投资银行也不会再给漫无目的的常春藤毕业生提供两年的栖息地。我认为，这将是一个良性的转变。我深入金融行业进行调查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们，即便只干了两年，往往也会被永久性地改变。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我看到了我追踪采访的八位年轻金融人身上发生的惊人变化。有些变化是积极的，他们培养了职业素养，变得更加成熟，并且学到了商业运营和分析所需的技能。但其他的转变则颇令人担忧，我看到他们中大多数人变得不如原来快乐和乐观，变得更加愤世嫉俗，更爱算计。他们变得不那么爱笑，更容易生气和批评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谈论事情时，开始变得像谈业务一样，交易式、经济化。他们的世界开始变得像一个巨大的资产负债表，冒险精神减弱，看待不熟悉的情况时，会小心翼翼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当然，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跳槽到了科技公司，但是他们都曾在收入丰厚、传统上颇具声望的行业工作过，并且没有一个人彻底地脱离过私营经济[1]。他们中的很多人，我猜想，绝不会从事艺术设计和创造，参加非营利性志愿服务，或者不计收益地做与工作无关的感兴趣的事情。

换句话说，长久以来，让那么多优秀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对于国家和社会，代价是巨大的。即使他们从事金融的时间只有两年，这些金融人也形成了一个精英群体。这个群体会成为政府、科技和文化领域高层里很有影响的人群。如果这个精英群体的人在性格形成时期都有在华尔街从事银行分析员工作的经历，接受并吸收金融行业的独特文化并付诸实践，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让华尔街的文化渗透进了国家的血脉之中。

我个人对华尔街或在华尔街工作的年轻人没有任何仇恨，但危机过后，金融行业的规模和影响力的缩减，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华尔街不过是整个宏观经济中的一部分，他不应该垄断所有的辉煌。如果多有几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来求职，每一个行业里的每一家公司都可以从中受益。而且，随着金融行业从一些顶尖学校走下神坛，我想，许多企业一定会受益的。

毫无疑问，金融公司在未来仍能将大批聪明、出众、有能力、有抱负的“宇宙的主人们”招致麾下。对于有野心的年轻人，华尔街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至少，几十年来，银行巨头将第一次开始失去对学生的强大控制力。而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

[1] 美国是一个经济比较自由、私营经济占较大比重的国家。非私营常常指政府和公益行业。——译者注

尾声    华尔街，世界金融业的脉搏

金融业的变化并没有停止……

虽然我的调查就要结束了，但金融业的变化并没有停止。而且，这个变化的方式表明， 2008年的这场经济危机，破坏性是很大的。

2012年3月，高盛的一位名叫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的副总裁，辞去了他在高盛的工作，并高调地在《纽约时报》专栏板块刊登了他的辞职信。信中，他声称高盛的文化是他所见到过的最具毒害性和破坏力的文化。在史密斯辞职后的几个月里，金融公司的职员们陆续大批离开，部分原因是，在金融公司工作，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确保拿到丰厚的回报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金融公司的高层们对离职潮感到很不解，因为很多情况表明，职员们一般都没有找好下家。

在他们的招聘活动中，华尔街的金融公司仍然可以很轻易地招到积极热情的年轻职员。高盛集团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 2013年公布说，针对公司350个暑期实习岗，他们共收到了17000份求职申请，这就是说，录取比例仅为2.1%。但常春藤联盟学校的毕业生到投资银行就业的比例，依旧十分低迷。在普林斯顿大学， 2006年毕业生中有46%去了金融行业。但到了2012年，去金融相关行业的学生比例，则只有11.5%。在哈佛，去华尔街就业的毕业生比例从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28%高位跌到了2012年的9%，之后在2013年又回升到了15%。

2008年的经济危机，极大地缩减了华尔街的规模。到2013年为止，纽约市在经济危机中减少的28000多个金融岗位中，只有30%得到了恢复。同时，快速发展的科技产业正不断抢走大量的华尔街生源。 2013年初，《华尔街日报》捕捉到了毕业生对科技行业兴趣增加、对金融行业兴趣消退这一现象，解释道，“华尔街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高薪与创新的灯塔和标志了”。 2013年，一家招聘公司进行的研究表明， 89%的金融高管招人都不太容易， 83%的金融高管都担心员工跳槽转行。

在奋力防止员工跳槽的同时，华尔街金融公司也开始调整年轻分析员招聘制度，以使岗位更具吸引力。一家规模影响较大的投资银行已经开始研究是否按照奖励老员工的方式，根据每人的绝对表现向新员工支付奖金，终止沿用了数十年的在奖金季将新员工分为高中低三档的做法。高盛宣布终止其投资银行及投资管理部门实行的“工作满两年后离岗”的分析员聘用制度。这意味着毕业生会被聘为无固定任期的常规职员，而不再像以前一样，一毕业就直接进公司工作两年，之后要么升职要么离开。

“我们认为传统的那种做法已经不再是我们银行业务和投资管理业务部门招聘和培养分析员最好的方式。”一位高盛的发言人如是说。

随着经济危机的远去及其影响的减小，虽然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员工工资增长乏力，但各公司利润开始恢复并逐渐实现快速增长。 2013年5月，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双双达到了历史高位，全国房价持续上涨。华尔街各银行，虽然因为危机的冲击，规模有所缩减，但其利润率已经回升至危机之前的水平。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各大银行在2012年共计获得了1413亿美元的净收入，达到了2006年以来的最佳水平。

年轻的金融员工们，还是一样继续与超长时间的工作、严苛的老板以及熬人的工作环境斗争着，一切跟经济危机前一样。 2013年的夏天，美国美林银行伦敦办事处的一位21岁的实习生，在离实习结束还有几天时，突然死亡。据部分媒体报道，这位实习生名叫莫里茨·埃尔哈特（Moritz Erhardt），到那天早上六点，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他的同事把他描述为一个专注的工作狂，一心想着获得银行的全职聘用。在埃尔哈特去世以后，美林银行对公司的氛围和文化进行了内部审查，安排了一个工作组“审视工作中所有方面的做法，重点是关注年轻同事”。

阿让现在是巴西圣保罗一个基础设施私募基金公司的银行助理。他已经完全从他的免疫性疾病中康复。他说，尽管他的葡萄牙语一般，他还是决定离开纽约，做出这个决定时，他非常兴奋。

切尔西在工作满两年后离开了美国美林银行。她在一家小型金融服务公司找了份工作，年收入只有5万美元，比她原来在投行的收入减少了约60%。她搬到了一个小一些、便宜些的公寓里，并且直到最近才又攒够钱重新开始上拳击课。但她感觉过得比以前快乐多了。从她离开银行那天起，她就再也没有跟以前的同事，包括她的老板拉尔夫，联系过。

德里克仍然在原来那家私募基金公司里工作。他仍为他的工作乃至整个私募基金业感到矛盾和焦虑，但他喜欢纽约的生活，还没有仔细考虑过搬回老家威斯康星的事。尽管一直在努力，但他还没能再钓到哪个时尚模特。

离开高盛后没有多久，杰瑞米的创业公司就从几家较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手中募集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这使他身价倍增。他擅长他的工作，并且爱他身边的同事们，尽管他不再有机会大声地叫出交易订单。

萨姆森创办的移动票务公司2012年从几个投资人手里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融资，目前正在为争取筹到更多的钱而努力。他和杰瑞米依然经常在一起聊天，还在金融界工作的朋友也会经常咨询他转行的时机。他对他们的建议也总是那一句：“越早越好。”

理查多当上了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助理。在拉美部，他一周只需工作70～80小时。相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时间。这时候，他就去了一个青年辅导组织参加志愿辅导，打打篮球，或者与大学同学聚会喝酒。最近，他更轻松了，在与女朋友度假时，也用不着那么频繁地看他的黑莓手机了。虽然还有可能有邮件和短信找他，但一天看几次足矣。

秀珍辞去了她在德意志银行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跳槽到了纽约的一家商业银行做一线业务员。她喜欢她的新工作。做这个，她能够与实实在在的客户沟通，并进行业务的拓展。尽管她现在工作的时间比在德意志银行还长，但她很享受引进新客户，维护老客户以及认识行业里其他人的过程。她目前正在考虑下一步去商学院进修或是到国外工作。

被瑞士信贷医疗健康事业部解雇后，穆雷找到了一份为一家大型连锁医院做企业融资的工作。他仍然期盼着有朝一日回到纽约，但就工作本身而言，他喜欢现在的工作，并且为了让自己保持忙碌，他还加入了几家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非常奇怪，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开心。”描述目前这份节奏相对缓慢的企业融资工作时，他说，“我的工作很舒服，比原来舒服不止一万倍。不过，我还是想多赚点钱。”

玛丽娜·基根，那个在“占领华尔街”之后带我去看校园招聘文化的耶鲁毕业生，在2012年5月，她大学毕业后一周，遭遇了车祸，不幸遇难。这本书，相比她读过的那么多精彩有趣、丰富生动的好书，虽然可能平淡无奇，但我还是要以此来纪念她。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手记

序    金融危机爆发，华尔街招来了整个世界的愤怒

第一章    华尔街人不再是“宇宙的主人”吗

第二章    美银收购美林，影响到了金融人什么

第三章    华尔街的招聘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第四章    分手是华尔街年轻人的必选项吗

第五章    后危机时代投行人的生活

第六章    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是来赚钱的

第七章    华尔街文化的洗礼

第八章    华尔街的女人们

第九章    电影《华尔街》天天都在上演

第十章    干劲和野心可以变成财富

第十一章    华尔街都有个“疯帽子”老板

第十二章    谁能得到私募股权公司Offer

第十三章    华尔街男人娶了时尚界女人

第十四章    分析师 or Excel奴

第十五章    西大街200号，就是阿兹卡班

第十六章    考虑健康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第十七章    冒险及逐利的华尔街文化未变

第十八章    只有在纽约才有的激动

第十九章    年终奖季，圣诞节抑或审判日

第二十章    金融业是一条不那么“性感”的道儿

第二十一章    坚信华尔街就是归宿的金融极客

第二十二章    是否要离开“高盛妈妈”温暖的怀抱

第二十三章    在迷失中找回自己

第二十四章    与硅谷科技公司的人才争夺战

第二十五章    “占领华尔街”运动带来的道德思考

第二十六章    华尔街正失去对顶级大学的影响力

第二十七章    Kappa Beta Phi精英会——华尔街最神秘的兄弟会

第二十八章    道德与金钱之间，天平砝码往哪边加

第二十九章    不要发飙，赶快走

第三十章    为什么要“强制休假”

第三十一章    华尔街商业模式的巨变

第三十二章    离开高盛到创业公司

第三十三章    金融人在艰苦工作中实现成长

第三十四章    坚持下去，不逃离

第三十五章    磨砺助我做出创业的选择

第三十六章    金融风暴后的华尔街

尾声    华尔街，世界金融业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