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希拉里传

作者:[美]卡尔·伯恩斯坦

译者:张岩，魏平，刘宁

ISBN:9787508642505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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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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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传

[美]卡尔·伯恩斯坦 著

张岩，魏平，刘宁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第1 章 严苛的童年

第2 章 独立生活

第3章 耶鲁的爱情与战争

第4章 以阿肯色为家

第5章 胜利

第6章 过渡期的女人

第7章 宣誓就职

第8章 白宫的新主人

第9章 “时刻准备着”

第10章 下坡路

第11章 处处碰壁

第12章 重塑社会价值

第13章 艰难时期

第14章 既非骗子，亦非恶棍

第15章 事实还是妄断

第16章 低调妥协

第17章 漫长的季节

第18章 掌权的女人

致谢

后记

序言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的言行不仅仅会影响到比尔和我的未来，也会影响到整个美国的未来。我的婚姻正摇摇欲坠，我不知道它的天平将要或应该向哪一边倾斜。 —希拉里·克林顿《亲历历史》

1999 年2 月12 日中午，希拉里身着款式保守的裤子、简洁的上衣，脚穿平跟鞋，面带微笑，大踏步地走进了白宫会客厅。她接下来的举动将会改变她的一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将改变美国的历史。自从1970 年她遇见克林顿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对他不离不弃，陪伴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其中包括那件让全世界一片哗然的“莱温斯基事件”。从她和全美国人民听说这个名字的那天算起，一年多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日子里，她的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华盛顿也是如此。现在，希拉里就要摆脱这一切了，不过，她不是要摆脱婚姻，不是要摆脱华盛顿，也不是要摆脱民众意志对她的约束。希拉里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她就要做出最后的决定，决定自己是否要在从未生活过的纽约州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的竞选，从而使自己从第一夫人成为一名真正的公职人员。

楼下的总统办公室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身穿宽大的法官袍服。这身法官袍服是他自己设计的，衣袖绣着金边，只有在审理总统弹劾案时他才会穿上这身衣服，这无疑使得整个场面显得更加庄严肃穆。 在每位参议员面前的桌子上都摆放着一个红色的皮制文件夹，里面有对总统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的正式书面指控，当然还有等待他们填写的选票。这次表决的结果完全在人们预料之中—必须有2/3 的人投赞成票才能宣布总统有罪，而只有共和党人才会投赞成票。第一条罪名45 票赞成，第二条罪名50 票赞成。继1868 年美国第17 届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之后，克林顿是第一个受到美国众议院弹劾的总统，而他即将被宣告无罪。

克林顿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职务，主要归功于其总统夫人采取的行动。然而，恰恰是他们夫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他此时陷入受到众议院弹劾的尴尬处境。

7 年后，比尔·克林顿开始考虑该怎样生活，而希拉里则在努力成为美国总统。由于丈夫的不忠，她这位“第一夫人”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而在参议院的一个任期届满后，她已经成了民主党内一名颇具知名度的领袖。她是一位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政治家，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参议员和名人。她几乎统御了整个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并频繁地在媒体亮相。

2006 年，她以绝对的优势再次取得参议员竞选的胜利。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她的政治观点、她敏锐的商业头脑、她的未来、她的道德观念、她的性观念、她的宗教信仰、她的外表以及她的婚姻（还在谈）。她独自一人就已经把克林顿政敌的愤怒及恐惧激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其中媒体的煽风点火是一个主要原因，而她从来都会毫不吝啬地满足媒体贪婪的胃口。有时，人们对她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在位总统的关注。2000 年，也是那个身穿金边衣袖袍服的大法官与其同僚们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乔治·布什的当选。乔治·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并未由全体选民选出，而是由司法机构确认的总统。他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在竞选时向选民们保证，他要恢复白宫以前的荣耀、恢复被克林顿夫妇亵渎的传统价值观念。

然而，就在这位继任者灾难深重的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极度崇拜名人的国度里，希拉里·克林顿已然成为这个时代与众不同的人物—达到了即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黛安娜王妃、艾森豪威尔或者埃莉诺·罗斯福也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在一片喧闹嘈杂中，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激烈地争论着希拉里的事，他们相互谴责甚或对骂。在国外，人们遇到一个美国人就会问：“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喜欢她吗？”“她会当选美国总统吗？”“她是同性恋吗？”在国内，她继续游刃有余地扮演着参议员的角色，企图以她的魅力打动两个阵营的同僚们；她为同党人士募集到了金额破纪录的基金（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竞选筹集资金）；她慰问了美驻伊部队，一边小心谨慎地对他们的任务表示支持，一边又设法撇清自己和签署派兵伊拉克的总统命令之间的关系，设法让大家忘记她曾经投过的那张促成了此行动的赞成票。

在这个过程中，比尔·克林顿成为她坚强的后盾。现在，角色出现了三百六十度的大逆转，克林顿政治联盟的重心转移到了争取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希拉里一边。在将希拉里打造成为“第一女人”的工程中，克林顿一直站在幕后添砖加瓦，做她的顾问、咨询师和战略制定者。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的那些年里，他们的朋友及同事可以清楚地看出克林顿与希拉里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希拉里具有极强的自我发展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在感情上，他只是个刚刚从牛津学成回国的毛头小伙子。”克林顿夫妇在2001 年1 月20 日搬离白宫时，一位身心俱疲的总统助手如是说。另一方面，希拉里参议员则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她那非同一般的适应能力—从为戈德华特助选的“戈德华特女孩”成长为自由派民主党人，从稚嫩的时尚牺牲品变为身着权力套装的老江湖，从曾苦苦挣扎的“第一夫人”变成一个实权在握的参议员。

在“莱温斯基事件”无情侵袭她的生活时，她成功转型，以快刀斩乱麻的果决摆脱了这个问题的纠缠，这是最能体现她应变天赋的事例。“希拉里做的这件事想一想都让人觉得荒谬。”一位曾在他们夫妇手下工作的助理说，“现任的美国第一夫人还没有离开白宫，就打算到她从未生活过的纽约去参加参议员的竞选。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政治顾问都会说：‘太荒谬了，太可笑了，简直愚不可及。她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但她的确做到了！”

事实上，尽管二十多年间新闻界一直揣测说希拉里有这样的野心，她的密友们也曾力劝她去参加竞选，但她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去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在成为第一夫人后的几年间，她一直盼望着能过上一种与学术为伍，兼顾政策倡议活动的生活，她最大的愿望也许是当上某个大学的校长或某个基金会的主席。只有那么一次，竞选公职的念头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那是1989 年，当她得知丈夫自以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的时候。她曾经考虑过与他离婚，然后在第二年（克林顿州长任期届满的时候）去竞选阿肯色州的州长。少数知情人说，她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主要是因为受了很大的伤害，感到愤慨难平。不过，虽然几经周折，希拉里和克林顿终于还是和好了。1991 年，希拉里告诉克林顿，是他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了，他将赢得1992 年的大选。

在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后，希拉里曾向她的闺中密友黛安娜·布莱尔透露，一旦入主白宫，克林顿的性冲动—多年以来她怒火和痛苦的根源，一定会因总统职位所限而有所收敛；即使他不是因总统职责的庄严而心生敬畏，也会因为被关在白宫这个“金笼子”里而动弹不得。

不可避免地，在弹劾的丑闻爆发之时，就像以往共同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危机和斗争一样，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才是家庭和国会战争中谁都没有说出口的开战理由。“莱温斯基事件”只是催化剂而已，如何应对总统的弹劾则最真切地反映出了她所做出的选择。

葆拉·琼斯控告了克林顿总统对其有性骚扰行为，此控告直接导致了莫尼卡·莱温斯基丑闻的东窗事发。克林顿在此案中的代理律师罗伯特·贝内特后来说道，琼斯事件的结果恰恰凸显了他所说的“希拉里问题”。贝内特确信，克林顿拒绝听从法律顾问明智的建议与琼斯庭外和解（琼斯声称克林顿当时不请自脱，对她意图骚扰），只是因为害怕希拉里生他的气并离他而去。而与总统有染的其他女人，已经与希拉里以及克林顿的总统职位纠缠在一起，无法理清了。

希拉里本能地意识到了琼斯案的危险所在，感觉其中隐藏的破坏性因子可能会进一步摧毁他们苦心经营的世界。琼斯案件开庭之前不久，希拉里曾和克林顿的前州长办公室主任贝齐·赖特通过电话，哽咽着请求她帮忙想办法阻止案件的进一步发展。但是，那个时候克林顿的政敌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案情的进展。案子仍在继续审理中，而克林顿夫妇的婚姻关系又一次陷入了绝境。克林顿不敢向妻子承认这件事，担心还有其他事情跟琼斯案一起浮出水面。因此，他决心赌一把，而这一次的赌注就是他的总统职位。他当初否认曾与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时，也是这样考虑的。

而那些非常了解克林顿的人都知道，这是克林顿的一贯伎俩。可以这么说，没有希拉里就没有克林顿的一切，希拉里是与克林顿的过去、现在以及他的总统职位和感情生活唯一不可分割的部分。

从他们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相识到克林顿当上阿肯色州州长，再到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的22 年期间，克林顿夫妇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整套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些共同点是他们一次次讨论、一次次完善的结果。虽然他们两个人本身具有不同的个人经历、专业知识和背景，但现在他们很清楚彼此是这条路上的唯一旅伴。尽管希拉里的智力、能力远不如克林顿卓越，政治天赋也稍显愚钝，可是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希拉里都是克林顿的政治合伙人，他总是和她一起商讨有关政策制定、战略方针、思想观念和雄心壮志等各种意义重大的事情。

1974 年夏天，希拉里应邀参加了司法部“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该调查以尼克松总统引咎辞职而告终）。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之后刚刚一周，希拉里就把自己的行李打包进一辆大众汽车，离开华盛顿到阿肯色州投奔克林顿，帮助他竞选国会议员。她又花了一年时间才下定决心嫁给他，因为她非常清楚，他从一而终的概率比他当上总统的概率还要低。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劝说过希拉里：难道她真的能够在克林顿追求仕途的时候生活在阿肯色州这个穷乡僻壤吗？难道她真的心甘情愿放弃自己成为政界新星的大好前途，把自己的命运和克林顿的未来拴在一起吗？她这样做怎么能够获得这个女权主义盛行的时代的认同呢？希拉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我爱他。”同时，她不断提醒自己，克林顿是她及她的朋友们认识的最光彩夺目的人（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

事实证明，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婚姻包含着延绵不断的爱情，还有旷日持久的思想和激情的冲撞，而激烈的争论就是一个个休止符。希拉里的忠告向来是克林顿处事技巧和政坛发展过程中的指针。不过，在当州长和总统期间，他偶尔也会不听从希拉里的建议，而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这让希拉里备感受挫。

他们常用“旅途”来描述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段旅途中既有无尽的浪漫又有勃勃野心。这条路穿越了广阔的政治原野，在那里，他们意图用自己及同时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理想目标来影响、激发并鼓舞整个国家的社会意识。从他们自己及其朋友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确信，从恋爱时期开始，他们就把彼此看作是自己宇宙里最明亮的星辰。他们能量和志向的融合从来都不只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他们两个，是为了创造无限的可能。他们会重新书写美国故事。随着克林顿夫妇的政治生涯逐渐接近巅峰，他们的对手和敌人也越来越多，受到的打击也越来越大。无论是什么样的屈辱，他们都不会屈服；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危机、陷阱或者攻击，他们都兀自岿然不动；稍微软弱一点儿的人都无法承受那样的打击。当代美国政坛中还没有谁的旅途比他们的更充满激情、更震撼人心。

在盖棺论定将克氏旅途写进历史的那一天，相信那些有史家良知的修希德狄斯一定会把1993~2000 年这一时期描述成克林顿夫妇共同执政的时期。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在1992 年新罕布什尔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自豪地提出的。不过，这种提法很快就因为在政治上不够谨慎而被收回了。当上总统之后，他就开始偷偷实施这一理念了。在接下来的8 年里，它界定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基调，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从根本上来说，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最基本同时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动力系统就是他俩之间的关系—关系紧张时就像齿轮里进了沙子，关系融洽时就像上了润滑油。这种情况是白宫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有时甚至连总统自己也不知如何处理所谓的“希拉里因素”。

姑且不论克林顿路人皆知的渔色本性，入主白宫后，尤其是在初期，克林顿所犯下的各种战略和战术上的弥天大错都跟希拉里有关。这一系列失误包括：她搞砸了的医疗制度改革，在他们执政时期一直犹如乌云罩顶的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议，还有导致共和党人在国会占据上风的种种错误和失败。另外，诸如白宫许多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称职，司法部部长连连下马而且总是找不到合适人选，希拉里所谓的商品期货交易丑闻，白宫旅行办公室资金管理丑闻，白水土地交易案调查，以及重要的参议员与众议员的离心离德—这一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咎于希拉里。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总统夫人亲手将丈夫的执政列车推出轨道。在执政两年后，克林顿夫妇的联合执政触礁了。这位第一夫人担心自己会受到指控，而且也确实面临这样的威胁。当时，总统及其夫人都经历了严重的精神抑郁。在1992 年克林顿宣誓就职的那一天，希拉里被当作偶像受万人景仰，而此后，她一直受到政敌的无情打击，时至今日，不仅极端右翼分子憎恨她，数以百万从来没有支持过共和党的选民也开始讨厌她了。在华盛顿，只有少数人爱戴她，更多的人则是怕她。克林顿以他惯常的逃避方式来寻求安慰，而希拉里则重新捧起《圣经》，温习童年时代学习的卫理公会教派教义，重新思考该教派创始人约翰·韦斯利所教诲的“服务”的教义：尽可能地做一切好事，尽可能地采取一切手段，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方式，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时间，尽可能地惠及一切人，尽可能地持之以恒。整整两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所有这些努力帮助希拉里意识到，她已别无选择，要么主动脱离白宫的权力链条，要么等着被剥夺这些权力。于是，她离开了华盛顿，到第三世界国家待了几个星期的时间，通过团结那里的女性来重新寻找迷失的目标，补救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她和他的重新崛起之路是漫长而又艰辛的，不过，纽特·金里奇的傲慢给他们帮了大忙。1995 年，金里奇带领议员抵制总统提出的财政预算，导致了预算流产，许多政府部门因此无法运作。（金里奇也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快餐性服务的始作俑者。）1996 年，克林顿在大选中成功连任，克林顿夫妇大获全胜。没有几个政治分析家能够预测到这样的结果，毕竟克林顿夫妇的开局太不利了。

1997 年1 月20 日，克林顿第二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的“旅程”似乎又回到了正轨。这是对那些曾试图纠缠、烦扰他们的人的有力回击，同时也反映了所有美国人对克林顿夫妇政策和政见的认可。

一年后，灾难再次降临。《华盛顿邮报》及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都报道说，独立检察官在别人的劝说下重整旗鼓，又开始了总统调查工作。这一次，检察官后知后觉地发现克林顿总统曾与一名白宫实习生维持暧昧关系长达16 个月之久，而总统在葆拉·琼斯案审理中否认了此事，作了伪证。由此引发的烈焰几乎吞噬了克林顿的总统宝座。但是，6 天后，希拉里出现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天》节目中，并宣称作为他的妻子，她信任他，相信他“没有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女士，发生过性关系”。正是作为妻子的希拉里对他的信任挽救了他的总统职位。在1992 年的总统竞选中她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出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 分钟》节目中，向全国人民保证，那个他所谓的情人无非想要炒作一条八卦绯闻，好骗取一本畅销书的写作合同。

尽管其他所有人都不相信，但她却真的相信他的说辞，相信这一次最具毁灭性的对克林顿不忠的指责纯粹是诬蔑。在此后7 个月里，希拉里都对此深信不疑，直到有一天，他派律师通知她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山崩地裂，因为此前他对她撒了谎—他向全美和全世界承认，他的确撒了谎。

这也许是他们两个人生活的最低谷了，而希拉里却再一次挽救了他。首先，她决定暂时维持他们的婚姻。她请来牧师和心理咨询师照顾他。然后，她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力都投到了这场战斗中，试图摆脱他被弹劾的厄运。她愤慨而又伤心地意识到，克林顿实际上已经把他们共同取得的辉煌成就全部抹杀了。作为他的妻子，一名律师，一个政治战略家，以及唯一能够拯救克林顿时代的人，她的资质是无懈可击的。她后来在书中写道：“我从水门事件调查中学到的一切都让我相信，没有任何可以拿来弹劾比尔的依据。”

根据已经发生的一切来看，希拉里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届满之后的崛起其实更值得我们关注。

1. A Thucydides，指历史学家。

第1 章 严苛的童年

小时候，我非常崇拜父亲。我会热切地在窗口张望他的身影，一看到他下班回家就立刻冲到马路上去迎接他。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学会了玩棒球、橄榄球和篮球。每次我都会努力考出好成绩以博得他的欢心。 —《亲历历史》

希拉里·罗德姆小时候住在伊利诺伊州帕克里奇的威斯纳街235号。这是一幢位于郊区的房子，前门廊搭起了遮阳篷，正对着一片坡度平缓的草坪。但是，她的童年生活并不像她的居住环境那样具有宁静质朴的田园风味。在战后充满希望、欣欣向荣的环境中，罗德姆一家像是几只不合群的鸭子，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也不跟邻居们交往，这都是因为希拉里的父亲休·罗德姆古怪的性格。休是个脾气暴躁、郁郁不得志的男人。他总是毫不留情地对孩子们冷嘲热讽、蓄意贬低他们，还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孩子们不得不经常默默忍受父亲让他们感到难堪的场面，而面对父亲对母亲的侮辱和谩骂，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

尽管休·罗德姆苛刻、易怒而且满口污言秽语，但他和妻子多萝西·豪厄尔仍然成功地培养了孩子们浓厚的家庭观念，创造出一家人团结互爱的传统。这一点对希拉里具有重大的意义。1975 年，希拉里和比尔在阿卡普尔科度蜜月时，她的父母及两个兄弟—休吉和托尼，就跟新娘和新郎住在同一家宾馆里。

去过罗德姆家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多萝西和休之间刻意的病态和压抑的紧张气氛。不过，他们夫妇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很默契，两人都是专制的家长，都想在20 世纪中叶向孩子们灌输老派价值观念和真理体系推崇的精神遗产。他们坚信，只要有纪律、勤奋，有适当的鼓励，再加上充分的家庭、学校和宗教教育，孩子们就能够实现任何梦想。他们唯一的女儿希拉里出生于1947 年10 月26 日，他们的教育理念在她身上取得了非比寻常的效果。她拥有两个弟弟都不具备的坚定信念和目标感，正是凭借着这些素质，她冲出了帕克里奇，闯入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在家里，休具有绝对权威，他的父权统治让大家都感到不快乐，不过他唯一开明的地方，就是他坚信不能因为希拉里是个女孩子就限制她把握机遇和掌握技艺的权利。

休·罗德姆的父母是威尔士移民，他性格阴郁、秉性吝啬，处处与人唱反调，总是炫耀自己的成就。拥有一辆崭新的林肯或凯迪拉克的排场对他很重要，而他往窗户外吐烟草渣时也是从来都不会犹豫的。他嗜嚼烟草块，总是毫不犹豫地投票支持共和党。他还有个可恶的毛病，就是不肯夸奖孩子们。“他比玉米棒子芯还粗野，脾气也坏得不能再坏。”一个熟人曾这么说他。抚养和夸奖孩子基本上都是他妻子的事，而他则总是耻笑妻子的智商和能力并以贬低温顺的她为乐。吃饭时，他妻子有时会气得说要离开饭桌，他则会说：“出去的时候可得小心别让门把手碰着你的屁股！”她其实从未真的离开，一些朋友和亲戚都感到很纳闷，她丈夫对她的虐待根本就是常人所无法忍受的，她怎么还能那么死心塌地地继续跟他过下去呢？

“多萝西永远都不会说‘够了’，我很了解这一点。”希拉里孩提时代最要好的朋友贝齐·埃布林说。她曾经多次在罗德姆家的餐桌上目睹过不愉快的场面。有时候，休那通关于门把手的说辞也会打破僵局，大家会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在希拉里十几岁的时候，她父亲的怪异性格发挥到了极致：在他身上看不到哪怕一点点热情或者假装的轻松，他横行霸道、恃强凌弱，情绪极端恶劣，总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事实上，抑郁症似乎一直困扰着罗德姆家的男人。休的弟弟拉塞尔原本是个内科医生，是老休·罗德姆所养育的三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的一个。1948 年，拉塞尔患上了抑郁症，父母让休回到斯克兰顿的老家帮忙。在休回到家的几个小时后，拉塞尔就试图在阁楼里上吊自杀，休不得不砍断绳子把他救下来。后来，拉塞尔搬到了芝加哥市中心一套破败的、没有电梯的公寓，靠在酒吧做招待谋生。他开始酗酒，并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抑郁之中。1962 年，一根点燃的香烟引起火灾，拉塞尔不幸葬身火海。希拉里在一本书中写道：她能够深切体会到这场悲剧给她父亲带来的巨大痛苦。

休的大哥威拉德是兄弟三个当中最外向、最开朗的一个。他在斯克兰顿公共事业部工作，从未离开过家，也没有结过婚。母亲去世后，威拉德就下定决心要给父亲养老送终。在以后的13 年里，他都全身心地履行着这项责任。1965 年，86 岁的父亲去世了，威拉德从此陷入了绝望之中。在父亲过世5 周之后，威拉德也去世了。验尸报告上说他死于冠状动脉血栓，可希拉里的弟弟托尼却说：“他是因为孤独而死的。爷爷去世之后，威拉德伯伯就迷失了自我。”

在父母兄弟相继去世之后，休·罗德姆变得心灰意冷，他停掉了自己的生意，过起了退休的生活，还不到55 岁的他变得越来越孤僻。后来，希拉里的两个弟弟在成年之后都被精神抑郁症所困扰，虽然他们的病情严重程度不同。

希拉里的母亲具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她的童年境遇十分凄惨，曾经被抛弃和虐待，而她则令人吃惊地走出了逆境。她的女儿也是如此。据一位亲戚说，多萝西坚持跟休·罗德姆约会了5 年才决定嫁给他。在这期间，多萝西是休的秘书，而她怀疑休一直和另一个女人保持着暧昧关系。婚后5 年，他们拥有了第一个孩子。（切尔西·克林顿也是在她父母婚后的第5 年才出生的。）

休对什么事情都不好奇也漠不关心，多萝西却思维活跃、思想开通。她乐于思索，而他擅长发火。多萝西在六十多岁时终于圆了自己一辈子的梦想，进入了大学，专修心理学。那是1987 年，他们夫妇搬到小石城跟女儿和外孙女共同生活之后的事了。和女儿一样，多萝西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尽管不和谐的家庭生活让她感到有些艰难，但她总是为自己充沛的精力找到出口，心满意足地生活。

罗德姆家的生活就像新兵训练，负责训练的长官目空一切又难以被取悦。二战期间，在海军陆战队的吉恩·滕尼体能训练营中，休曾经作为海军军士长去训练士兵。该训练营将冠军拳王滕尼的训练和防护手法同传统的教官训练技巧结合起来，进行严格的体能训练。休因为膝盖受伤没有被派往海外服役，而是被派到了五大湖区海军站。他在自己家里复制了兵营式的管理，经常坐在客厅里的长沙发椅上厉声发号施令（除了吃晚饭，他很少站起来），并诋毁和贬低孩子的进步，这让孩子们倍感挫折，而他则将其称之为“挫折教育”。

他要求在家中享有绝对权威，其他人稍有抵抗，他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希拉里或她的弟弟们不小心忘记拧上牙膏管的盖子，他会毫不客气地把牙膏盖子从浴室的窗口扔出去，然后命令孩子到前院的冬青树丛中把它捡回来，即使是外面下着大雪也绝不手软。不管芝加哥冬天的夜晚气温有多低，他都坚持晚上睡觉时把暖气关掉，第二天早上才能打开。吃饭时，他会粗暴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绝不容许别人发表异议，也绝少承认自己可能错了。不过，要是话题很实际而希拉里又感觉自己对了的话，她就会回敬她父亲几句。假如多萝西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一些与丈夫观点相左的论据，她丈夫就取笑她说：“你懂什么？你这些愚蠢的想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自以为是的女人！”

“我父亲总喜欢与别人过不去，他就是那个样子。”休吉·罗德姆说。数十年后，希拉里和她的弟弟们认为，父亲的做法不过是一项伟大的培养计划中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的是保证孩子们能够成为“竞争意识强、斗志旺盛的战士”，并赋予他们力量，培养他们注重实效的竞争精神。这不是在侮辱他们，而是为了激发生活方式中“现实性”的因素。不过，我们完全看不出希拉里和弟弟们当年也能够以如此感恩的态度来解释父亲的这些所谓的“鼓励”。希拉里说，通常父亲对她做出的成绩都不冷不热，总说她可以做得更好。当希拉里拿着除了一个B，其余各科成绩都是A的成绩单回家时，她父亲会说，试题出得太简单了，还会问她为什么没有拿到全A。希拉里非常努力地想从父亲那里得到明确的嘉许，但很难让父亲表达出自豪之情或者慈爱之意。

休发火的时候非常恐怖，有时候这个家看上去就像是马上要爆炸了。几个希拉里常带回家的女性朋友，比如贝齐·埃布林她们都看得出，对希拉里的母亲来说，跟休·罗德姆一起生活就是要忍受无尽的痛苦和压抑。休发脾气的时候，希拉里害怕地瑟缩在角落里，而父亲的吝啬也常常让她忍无可忍。

有时他那慷慨激昂的冗长演说会从吃饭时间一直延续到进卧室休息的时候。每当这时，希拉里就会用双手捂住耳朵。但也正是这种经历帮助她提前做好了准备，迎接她和比尔·克林顿婚姻联盟过程中种种斗智斗勇的较量，对她日后适应政界的各种斗争也有很大的帮助。

贝齐·埃布林说：“我的父母总是欣赏我所做的一切，而希拉里得到的则是另一种爱，必须努力争取才能得到。”

希拉里后来说，在她的孩提时代，父母之间常常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两个人的政治理念在她身上都有所体现。她说母亲其实是支持民主党的，不过，多萝西从来没有对丈夫或帕克里奇的任何一个人说起过这件事。

休·罗德姆自认是个死硬的塔夫脱·戈德华特派保守的共和党分子，他蔑视工会，反对大部分的政府援助项目，强烈谴责高税收。1947年，他曾尝试步入政坛，作为亲民主党的无党派人士参加了芝加哥市议员的竞选。那时他极力迎合由年轻的理查德·戴利领导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民主党机器，甚至梦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还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商业区停车场投资这件事，然而民主党正规军的候选人在竞选中把他打了个落花流水。他的一些亲戚认为，正是因为这次经历，所以他后来一直尖刻地表达着对民主党的鄙视。他会要求孩子们收看四年一度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电视转播，而每当转播民主党会议时，他就会命令他们把电视机关上。

尽管休拿到了大学文凭，可是在经济大萧条时代，休仍感到前途渺茫、心灰意冷。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和移民来美国的父亲一样进入了花边编织和装饰行业。不过，他也有一样了不起的本领，那就是跟希拉里后来要嫁的那个人一样—巧舌如簧。“父亲是世界上最棒的销售员。”托尼·罗德姆说，“没有他谈不成的生意，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终结者’。”

休很有生意头脑，企业也办得挺成功。他负责生产遮光帘和蕾丝窗帘，客户主要是宾馆、办公场所、电影院以及航空公司。他会亲自印染、裁剪和缝纫布料，而且只雇了一名黑人男子。他投资有方，赚了很多钱，并痴迷于各种生财之道，总想着如何让钱“生”钱，以及如何保住这些钱。

希拉里3 岁的时候，休在帕克里奇买了一幢房子，搬出了他和妻子自婚后一直居住的那套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居室。这所房子花了他35 000 美元，现款现付—他从来都不借钱消费。

儿子们放学回家后，休就开始对他们下达各项指令—做家务、学习、尽早熄灯睡觉，这一切是他自己小时候在斯克兰顿的“必修课”。他没有雇人定期来修缮房屋，必要的时候，他会命令托尼和休吉干些修修补补的活。这样做的后果是，因为年久失修，房子的状况不断恶化。一位女房产经纪人帮他们出售这套房子时说，其破烂程度不亚于一片“废墟”。

订单量大的时候，周末孩子们会到店里帮忙，不过，休·罗德姆从来都不付给他们工钱。他通常会开车带着孩子穿过芝加哥的贫民窟，并且提醒他们“有多幸运”。他毫不避讳地表达对黑人的歧视，用最鄙夷的言语诋毁他们。他也从来不用信用卡。他教希拉里和两个儿子看《芝加哥论坛报》上的股市行情，并教导他们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尽管表面上生活富足，孩子们也都非常爱他，但他却一直都生活得不快乐。

每一个孩子出生后，休都会开车载着全家人回到斯克兰顿法院街的卫理公会教派教堂去给孩子洗礼。1911 年他和他的兄弟们也都是在那里受洗的。每年夏天，罗德姆一家都会驾车到威诺拉湖畔那幢由休和他父亲亲手建造起来的小木屋里住上两周。小屋里面没有暖气，也没有浴室和淋浴。

罗德姆想通过这样的假期让孩子们忆苦思甜，了解和帕克里奇优越生活相去甚远的苦日子，他还想借此培养孩子们的家庭观念。有一年暑假，他坚持让全家人去附近的一家无烟煤煤矿看看。不管希拉里当时有多么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但她后来认同工人阶级价值观念、同情普通工人政治斗争的政治立场都来源于这些经历，而不是从韦尔斯利大学、耶鲁大学和20 世纪60 年代盛行的反传统文化思潮中学来的。

对于一次又一次的威诺拉湖畔假期，希拉里和母亲越来越反感。为了安抚她们，休同意让她们在返程途中找个地方尽情购物，随意添置衣物或是其他个人物品。有一年，在威诺拉湖畔度完假后，休开车带她们来到纽约第五大道，并且答应在商店5 点钟关门之前，她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当时已经是4 点35 分了，于是，母女俩脱下鞋子冲进了商店。

夏天，罗德姆家的孩子们可以靠采集蒲公英赚到一点点微薄的酬劳，而当时邻居家的孩子们都能定期从父母那里得到零花钱。罗德姆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对妻子说：“他们吃我的，住我的，我们不该再给他们钱了！”希拉里最早靠给邻居带小孩挣钱，她在日间托儿所干过，后来又在中心大街的一家商店里做过店员。

在帕克里奇，人们越来越觉得休是个怪人，而他似乎也在刻意拉大自己和邻居之间的距离。他几乎从未在社区的烧烤聚会上或家长教师联谊会上露过面，他不参加当地的乡村俱乐部，也不参加公益活动。

通常，孩子们都能区分出他们的父亲什么时候是认真的，什么时候只是故意唱反调。希拉里说：“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他偶尔会失去控制，会大声喊叫甚至会对我们采取体罚，尤其是对弟弟们。我认为他有时候这样做并不公平，或者根本就是小题大做。但即使是在他发火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对我们的爱。”她在书中写道：“他是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人。”

休一直在逼迫希拉里的弟弟们以他为榜样，也努力在生意场上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但有时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他这三个孩子里，似乎只有希拉里遗传了他高度自制的素质。

比起休吉，托尼似乎更能适应父亲不可理喻的教育哲学。休吉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尝试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就是取悦他的父亲。他越是想迎合父亲的喜好，他父亲就越是不喜欢他。

一位亲戚说：“从三岁起，他们就被当作大人一样对待，饱受折磨。”贝齐·埃布林说：“希拉里是两个顽劣的小男孩的姐姐。我第一次到他们家时，休吉7 岁，托尼4 岁。休吉把托尼从阳台上扔到了路边，托尼很快就跳起来，然后笑嘻嘻地走过来。他们整天在外头打架，而他们的父亲却很喜欢他们这样。他们很崇尚武力，在家里玩耍时，他们经常会打碎东西，可是他们的父亲也很喜欢儿子这样做。”当然，多萝西并不喜欢这样。

休吉和托尼也常常得到姐姐的庇护。在希拉里只有十几岁的时候（正如在她入住白宫的日子里那样），她就要帮助弟弟们摆平因为在街头打架惹出的麻烦。希拉里和弟弟们搞的恶作剧差不多都是希拉里设计的，而得到严厉处罚的往往是她的两个弟弟。“小希拉里是不会做坏事的。”托尼说，“她是父亲宠爱的乖乖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弟弟们称父亲为“老头”，希拉里则娇气地叫他“老爸—老爸”。父亲对希拉里的态度多少还是有些慈爱的。他教希拉里打棒球，亲自陪她练习击球，直到她能够有力地击球为止；他带她去湖边钓鱼，教她（和弟弟们）玩皮纳克尔纸牌游戏；有时他会在晚上督促希拉里做数学作业，给她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还特别照顾她，不让她干那些弟弟们要干的重活。而当他提出表扬时—尽管常常是以刻薄的方式，孩子们也总是热切地接受，因为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少见了。

休要求希拉里在学校要有出色的表现。尽管休和多萝西在如何养育孩子方面存在巨大分歧，对孩子的期待也有所不同，但他们还是达成了一条基本共识，那就是：孩子应该受教育。多年以后，休说：“孩子要为了赚钱而学习。”多萝西则说：“孩子要为了学习而学习。”

希拉里回忆说，多萝西经常问她：“你是想成为生活中的主导者，还是一个次要人物，只是去说别人认为你该说的话、做别人认为你该做的事？”而父亲主要是谈论她自身的问题，他常常问她应该如何把自己从这些问题中“挖”出来。希拉里说，这总会让她想起“铁锹”。

希拉里的母亲多萝西·豪厄尔·罗德姆8 岁时就被亲生父母抛弃了，希拉里和弟弟们对此知之甚少。直到希拉里为了写作第一本书《集全村之力》和母亲交谈时，多萝西才讲出了整件事情的始末。罗德姆家到处是秘密，家人之间都有秘密，这让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们无从窥探。这一点和比尔·克林顿家的情况一样。在罗德姆家里，他们从来不会谈论受到伤害或者感到困惑这类复杂的感情问题。

多萝西的母亲德拉·默里·豪厄尔共有9 个兄弟姐妹，多萝西在芝加哥出生时，她母亲才15 岁。多萝西的父亲埃德温·豪厄尔是一名消防员，当时才17 岁。这对年轻夫妇在多萝西8 岁、小女儿伊莎贝拉3 岁时就离婚了。两个女孩就在没有大人照管的情况下被送上了开往加州阿尔罕布拉市的火车，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多萝西告诉希拉里，在新家里，她们姐妹两个经常挨批评、遭奚落，还要受到奶奶的严厉惩罚，而爷爷则对她们完全不闻不问。奶奶曾下令要求她在不干活的时候只能待在自己房间里。那种日子持续了整整一年。

14 岁的时候，多萝西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离开了爷爷奶奶的家。雇主对她很好，他们送她去读中学，还鼓励她多读书。多萝西对希拉里说，要不是曾经在这样一个亲情关系密切的家庭中生活过，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应该如何理家，如何照顾孩子。

中学毕业后，多萝西回到了芝加哥，因为她的母亲嫁给了年长她四五岁的马克斯·罗森堡。罗森堡很富有，经营酒店生意，在芝加哥拥有几座公寓楼，在佛罗里达也有资产。据罗德姆家人讲，罗森堡说服了几乎目不识丁的德拉，让她把孩子们接到身边以弥补以前犯下的过错。希拉里在书里写道，那是10 年里德拉第一次跟多萝西联系。多萝西说：“我曾是那么强烈地渴望得到母爱，所以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找回母爱。”

在多萝西和妹妹伊莎贝拉回到芝加哥之后，罗森堡主动提出要供多萝西去读文秘学校或是职业学校，而不是像多萝西希望的那样送她去读大学。德拉却只想让多萝西在家里做女佣。多萝西拒绝和母亲及继父生活在一起，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和一处新的居所。伊莎贝拉则搬进了罗森堡的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罗森堡在希拉里和她的家庭生活里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谁也说不清楚。直到1999 年希拉里才第一次公开提到了她的（继）外公，当时她正在参加纽约州参议员竞选，非宗教性的犹太周刊《前进》向公众披露了这个人的存在。希拉里在《亲历历史》一书中，对罗森堡只有一句话介绍：他是个犹太人。

多萝西靠文秘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遇到休·罗德姆时，她18 岁，休26 岁。希拉里说，母亲被休·罗德姆那粗鲁而又率真的个性深深地吸引住了，但这听起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在生命的最后的几年里，休曾对他的儿媳妇说，第一次看到多萝西，他觉得她漂亮极了。听到父亲这么评价母亲，托尼·罗德姆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从未听到父亲这么坦率地表白对母亲的爱。在休看来，多萝西健康聪明，而他却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缺乏这些素质。

1942 年，休和多萝西举行了婚礼。1945 年，他从海军退役。此后，他们搬到了罗森堡名下的一套一居室的公寓居住。据希拉里的表弟奥斯卡·道迪和其他人说，他们住在那里可能是免租金的。伊沙贝拉夫妇也住在同一幢楼里，希拉里和奥斯卡小的时候经常一起玩耍。

多萝西·罗德姆从来都不喜欢马克斯·罗森堡，但休·罗德姆似乎很喜欢他，而且很乐意接受他提供的住处以及理财方面的建议。奥斯卡·道迪说：“他们两个都是有野心的人，惺惺相惜。而且，我觉得马克斯很欣赏休。马克斯认为休是要干大事的人，而休也愿意聆听并接受马克斯的忠告……这么多年以来，马克斯一直在财务问题上帮助休，在生意上给他提供建议，而且还借钱给他。”

也许是因为自己童年时代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所以成为能干的持家者对多萝西来说意义重大。休总是没完没了地讲述自己的在宾夕法尼亚的童年经历和家庭生活，多萝西却几乎对自己的童年生活闭口不提。贝齐·埃布林说：“我能感觉到多萝西身上的悲伤气息，我不知道用‘被打倒’这个字眼是否合适，有时她显得很孤立无援。在很大程度上，她通过孩子来实现她的人生价值。对她而言，孩子们的幸福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她并不觉得自己幸福，虽然她经常笑。”一些到过罗德姆家的人知道多萝西经常会感到恐惧，害怕家人弃她而去。

尽管时常感到不安，多萝西还是强迫自己尽量跟丈夫和睦相处（她称她的丈夫是“难搞先生”）。维持家庭的完整性要比独立追求个人梦想或逃避丈夫的凌辱更重要，虽然她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孩子们受到苛刻的对待。多萝西提到希拉里时说：“这也许就是她如此逆来顺受的原因，她必须忍受他。”

很显然，多萝西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20 世纪80 年代，多萝西最先告诉希拉里，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她不会赞成离婚。在阿肯色时，希拉里也曾考虑过是否要和作为州长的比尔·克林顿离婚。几年后，她在书中说道：“没有父亲的孩子，或是父母离异后的孩子，就像是在波涛最汹涌的海洋里漂泊不定的小船一样。”希拉里的母亲会同意这个说法的。多萝西悲惨的童年生活，再加上她自己的成长经历，促使她后来自然而然地决定投身于捍卫和维护儿童权益的事业。

考虑到希拉里的童年生活和她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希拉里和比尔之间那虽然历尽艰辛却顽强维持下来的婚姻就很容易解释了。希拉里的父亲主宰着他和妻子多萝西的婚姻。虽然他总是对人极尽羞辱之能事，也吝于付出，但希拉里却仍把他当作偶像。希拉里大学里的男友第一次去她家时，立刻就纳闷多萝西为什么不走出这段婚姻？希拉里又是怎么忍受父亲的无理取闹的？但不管怎样，希拉里总是能够找到办法熬过最困难的时期，她要么选择退让，要么就只想父亲能给什么，而不去想父亲剥夺了什么。希拉里知道父亲是爱她的，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希拉里会想尽一切办法取悦父亲，赢得他的赞许。当然，她后来也为父亲对待她的方式感到愤愤不平。她的婚姻似乎也在重复着这种模式。休和比尔·克林顿彼此欣赏，相互敬重，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如此鲜明，使得他们周围的人都“相形见绌”。就克林顿而言，他对周围人的控制就像催眠术一样让人意乱情迷，不由得任他驱使。而罗德姆对其他人，尤其是直系亲属之外的人，施加的影响则正好相反：他总是为自己树立太多的敌人，让人觉得难以亲近。为了说服自己原谅父亲并且为其所作所为找到合理化的解释，希拉里采取了一种崇高境界的态度：“憎恨罪行，却爱犯罪的人。”后来，她也是这样对待自己丈夫的。希拉里说，这种观点其实直接来自休·罗德姆：“他过去总是说，‘我会一直爱着你们，但我不会永远欣赏你们的所作所为’。”

克林顿和希拉里的一个得力助手通过对他们夫妇以及经常待在白宫的罗德姆夫妇多年的观察，得出了一个不那么有宗教色彩的结论。他说，希拉里渐渐演变得“有几分经典悍妻的样子……虽然她不会公然粗鲁地羞辱他，但她实际上根本就不尊重他……这主要是针对克林顿的，针对他的过失、他的缺点，谴责他一次又一次辜负她的行为”。

事实上，正如贝齐·埃布林所说的那样，希拉里“既可以表现出她父亲的性格，也可以表现出她母亲的性格，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表现出的特质不同而已”。奥斯卡·道迪的结论更加简明扼要：希拉里继承了母亲有条不紊的头脑，也继承了父亲急风暴雨式的脾性。

多萝西之所以想给女儿起名“希拉里”，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充满异国情调，显得与众不同，而且“希拉里”听起来很像一个姓氏，这个她也喜欢。1947 年的时候，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带，这可以被看作是惊世骇俗之举。希拉里出生在芝加哥北区的埃奇沃特医院。她出生时有8 磅多重，“一出生就很成熟”，多萝西总喜欢这样说。然而，直到当上总统夫人之后，希拉里却一直坚持非常不合逻辑的说辞，说“希拉里”这个名字取自世界上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埃德蒙·希拉里爵士的姓氏（埃德蒙·希拉里爵士1953 年才成功登顶珠峰的）。

多萝西不希望女儿重复自己童年时代遭遇的种种不幸，鼓励她大胆表达自己的意愿并追求自己的目标。希拉里4 岁时，一个专爱欺负人的大女孩总是对她呼来唤去的。多萝西知道后，对希拉里说：“这个家里没有胆小鬼的位置。”虽然希拉里当时吓坏了，但多萝西还是教她下次要大胆反击。不久，希拉里又碰到了那个横行霸道的女孩，这回，希拉里当着几个男孩子的面赏了她一记耳光。事后，她跑到母亲面前，骄傲地宣称：“现在我可以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了。”多萝西坚持说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

多萝西敦促希拉里为自己制定远大的目标，并建议她尝试成为美国第一位最高法院女法官。不过，希拉里更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宇航员，14岁时她就给美国航空航天局写信主动请缨，结果对方告知不需要女宇航员。多萝西还希望，无论在多混乱的情况下，她的孩子们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为了清楚阐明她的观点，她向希拉里演示了木工水准仪里的气泡是如何移动到正中央的。“想象自己体内安装着一个水准仪，然后努力让这个气泡停留在正中央。有时它会向上移到那个位置……”她一边说，一边倾斜水准仪，让气泡偏离原来的位置，“这时，你就得想办法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说着，她又将水准仪恢复水平。

从一开始，希拉里就很适应学校生活，在尤金－菲尔德小学读书时，她几乎每门功课的成绩都是A。她近视得很厉害，9 岁时就戴上了像酒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直到33 岁希拉里才配了第一副隐形眼镜，在此之前，框架眼镜一直是她外表的标准配置之一，镜框一般是红色或紫色的。有时她会因为虚荣心作祟，把眼镜留在家里，这时候，她非要有人“像导盲犬一样（希拉里自述语）”领着她到处走动。在多年以后的一次校友会上，希拉里总是问贝齐·埃布林，“这个人是谁？我认识吗？那个人是谁？”贝齐提点过她之后，希拉里会说：“哦，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根据希拉里自己及她同学的讲述，她读小学时是个“假小子”。虽然她的协调性不够好，但是，得益于父亲在棒球和橄榄球方面的指导以及同母亲一起进行的不懈练习，她的技术还能应付和男孩子们一起参加比赛。希拉里还是个游泳健将。她母亲常在帕克里奇的公共网球场和她一起打网球，但她的网球技术还是不太好。她的球友吉姆·伊里戈延非常喜欢她，还把自己的护身符借给她戴。

读小学时，希拉里就已经显现出能够与人建立深厚友谊的能力了，她当时尤其擅长和女孩子交朋友，后来是女人（不过，她几乎也不会被男孩子或是成年男子排斥）。读6 年级时，贝齐·埃布林转到尤金－菲尔德小学读书并跟希拉里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小学时，希拉里就是老师的宠儿，因为她总是主动取悦老师，而且学习勤奋，思维敏捷。她的同班同学阿特·柯蒂斯说：读8 年级时，他和希拉里是班上成绩最突出的尖子生。当时休的政治观点对希拉里仍有相当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她读大学之前。“我很快就被她深深吸引住了。”阿特回忆说，他喜欢她的竞争意识，大多数女孩谈论的都是化妆品和男孩子，而希拉里却在那个“谈论政治一点儿都不酷”的时候“绝对关心政治”。

希拉里就读梅因东区中学时，约翰·肯尼迪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希拉里几乎参加了梅因东区中学年鉴上特别推荐的每一项课外活动：学生会、校报、文化价值委员会、同业会、班级舞会委员会。她还是该校获得国家优秀学术奖学金的11 名学生中的一员。她想当名医生，就读韦尔斯利学院的前几个学期她都抱定这个志向。但她后来发现自己晕血，只好放弃了这个愿望。

10 年级的时候，希拉里意识到自己绝对不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要想在学业成就上位居最前列，她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即使付出了非比寻常的努力，她的平均分数在班里还是排不到前10 名。但是，那个年代很看重所谓的“全面发展”，希拉里不够理想的学习成绩也因此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在班级辩论赛中，她惊人的记忆力和充分的准备使她所向披靡，她的竞争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中学的最后一年，希拉里参加了她自己称为“领袖职位”之争的竞选。在给她的青少年牧师写的一封信中，她提到，一位竞争对手的竞选经理已经在朝她“甩烂泥”了，但是“我们没有以牙还牙，而是选择正大光明的竞争手段，宣扬母性光辉和美国精神”。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她就遭遇了惨败，她这才明白了学生政治有多残酷。在另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我同几个男生一起参加竞选并落选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但仍然感到受了伤害。特别是其中一个竞争对手对我说，要是我‘真以为一个女孩能赢得竞选胜利的话，就实在是太愚蠢了’。”希拉里心目中的英雄之一是当时的缅因州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她是第一位曾先后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的女性，也是第一位进入主要党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的女性。

由于学生数量过多，中学的最后一年，希拉里和她的同学们从纯白人中学梅因东区中学转到了多种族、多民族混合教育的梅因南部中学就读。在那之前，她们的学校生活都跟城市的现实相对脱节。

1961 年，在希拉里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贝齐·埃布林那位自称“改革派”的祖父带着她和希拉里去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金谈到了存在于南方和北方的种族隔离现象。那年希拉里14 岁，她第一次了解到，原来黑人儿童才是全美最贫穷、最苦难深重的群体。

若非要从希拉里的政治、宗教及社会观点发展过程中找出一条主线的话，那就是她必须矫正美国种族主义悲剧的信念和决心。从十几岁开始，她就形成了这种信念和决心。比尔·克林顿最初吸引希拉里的一个地方就是，她觉得这个年轻人愿意步入政坛矫正美国犯下的错误，在南方人当中，拥有他这样开明思想的人并不多见。希拉里结交的黑人好友甚至比她丈夫的还多。

高中二年级时，希拉里和贝齐·埃布林都成为了“戈德华特女孩”，并受地方竞选助理的派遣，到芝加哥少数族裔聚居区去检查有没有选民登记作弊的情况。希拉里的父亲没有反对女儿到贫民窟挨家挨户核实登记选民身份，找出有可能被戈德华特竞选班子剥夺投票权的人。作为一个生活优越的郊区少女，她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成千上万贫困黑人的生活状况，这次经历不但令她印象深刻，还改变了她的人生取向。

学校生活和越来越广阔的社会实践给希拉里带来了强烈的满足感。然而，她的家庭生活，至少是她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却日趋恶化。父亲坚决反对希拉里参加7 年级和8 年级的交际舞课程，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因为休不想让女儿和男孩子们跳舞，不想让女儿加入恋爱游戏。其实，希拉里社交圈里的大部分朋友从幼儿园起就相互认识了，他们之间曾经有人交换过信物，也萌发了许多两小无猜的恋情，而且早就开始在周末时成群结队地去看电影了。

中学时，对于希拉里和她那不同寻常的魅力，男同学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她的一个男同学说“男孩子们觉得她不够漂亮，他们喜欢有‘少女气质’的女生”，而希拉里则老气横秋，她的脚脖子很粗，还有喜欢发号施令的坏名声。虽然和贝齐或其他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时希拉里很好相处，但男生们却认为她太刻板、太冷漠，言外之意是说她性冷淡。甚至有人在梅因校报上调侃说，她将来要做修女，而且叫“弗里基代尔修女”。但是也有一些男生，特别是年龄稍大些的，则被她沉着冷静的外表所吸引。她不常出去约会，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约她。部分原因是她对其他方面的追求更感兴趣，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在异性面前对自己很没有信心。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她的穿着打扮引起的。无可争议，她不戴眼镜时的脸蛋儿还是很漂亮的，虽然上门牙多少有点儿外突。打扮起来的她看上去也别有一番韵味，显得高雅成熟。但她不常打扮自己，时髦的装扮在她身上也有点儿别扭。但希拉里的父亲在跟青春期少女希拉里有关的决定上总是会跟她母亲对着干，对此，希拉里只得认命，放弃靓丽的装扮。

贝齐·埃布林把自己在10 年级时曾经交往过的吉姆·范·斯科耶克介绍给了希拉里。吉姆一开始很排斥埃布林的安排，说希拉里的学究气太浓了。不过，他同意在毕业舞会前几周约希拉里出去进行“实习约会”。一次，他们开车出去兜风时，吉姆把车停到一段蜿蜒曲折的车道顶端，拿出他的滑板，问希拉里以前是否滑过。希拉里从没滑过滑板，但她又不想露怯，于是她说自己会滑。吉姆把滑板递给她，而她就真的站上去了。

“他把她放到滑板上，而她就这么溜下去了。”埃布林说，“她一直滑到了山脚下，竟然没有摔跤。就这样，她成了吉姆的舞伴。”

希拉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她的头发，它跟它的主人一样“意志坚定”。当时最著名的模特苏西·帕克在前额处把头发打了个卷，但无论怎么努力，希拉里的头发都做不出那个效果来，毕业舞会那天下午也不例外。希拉里从来没有关注过名牌产品（也没有钱买），不过，她有一把自己最喜欢的露华浓牌仿玳瑁梳子。当时，她气得一把从贝齐手里夺过那把梳子并把它掰断了。贝齐还从未见过她如此恼羞成怒的样子，她几乎要哭了。最后，母亲走进她的房间，把她的头发向后梳起，又别上了一只蓝色的蝴蝶结—她们三个人都觉得这样看起来棒极了。

毕业舞会危机反映出希拉里正处于发展中的完美主义，这种倾向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要是她不能把事情做好，就会感觉自己无处藏身、茫然无助。只要涉及异性，即使是隐含的批评，她都会异常敏感。她会马上面红耳赤，或者恼羞成怒，转身就走。她不喜欢被人质疑，因此一个朋友得出了一个也许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与男人打交道时，她不喜欢处于下风。”

1961 年，希拉里读10 年级，与父亲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而就在这时，一位改变她一生的人物散发着生命活力，驾驶着一辆红色的雪佛兰黑斑羚敞篷跑车闯进了她的生活。在认识比尔·克林顿之前，他是希拉里最重要的导师，他就是卫理公会教派青少年牧师唐恩·琼斯教士。那一年，他26 岁，在海军服过4 年兵役，刚刚从新泽西州德鲁大学神学院毕业。希拉里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人，对她来说，琼斯是一个介于父亲、兄长和侠客之间的人物。

在琼斯出现之前，希拉里的政治意识和她的宗教意识停留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琼斯让希拉里和帕克里奇的其他几个年轻的卫理公会教派成员去阅读T·S·艾略特和E·E·康明斯的作品，用神学和地理政治学术语来为她们赏析毕加索的画作，跟他们一起讨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大检查官杜斯妥耶夫斯基，播放鲍勃·迪伦新唱片中的《大雨将至》这首歌给他们听。在周末，他还会带领帕克里奇这群生活优越的少年新教徒们去芝加哥的黑人教堂和西班牙教堂参观，同那里的青少年进行交流。

琼斯不仅是希拉里少女时代最重要的老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是她的顾问，他的教诲始终如一地为身处逆境的她指引着方向，鼓励她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要“尽自己的努力为他人服务”，通过行善来抚慰自己不平静的灵魂。此后，在她生命中几乎每一个痛苦与耻辱的关口，她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温这些教诲。在二十多年间，希拉里一直和琼斯保持书信联系，同他探讨信仰的要素以及人类本性的迷茫。克林顿夫妇在白宫生活的那些年，琼斯夫妇也经常去做客。

琼斯在离开帕克里奇前送给希拉里一本杰罗姆·戴维·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可她不喜欢这本书。主人公霍尔登·考尔菲尔德总是会让她想起弟弟休吉。塞林格的小说反映了少年人成长为成年人的蜕变过程，它似乎激发了有关家庭和家庭特征的各种艰涩问题和复杂感情，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性格倾向。几十年来，崇拜希拉里的一些人渐渐开始质疑她是否真正地热爱她的人民。他们怀疑，她也许只是喜欢一小部分人的陪伴，之所以会拥抱大众只是出于基督教的责任感和政治承诺的需要。

琼斯离开帕克里奇之后不久，在一封信中，希拉里似乎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你能同时怀疑人类而又挚爱或者欣赏其中一些人吗？”她还问道：“我能否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愤世嫉俗者呢？”

17 岁时，希拉里离开了伊利诺伊州的帕克里奇，去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读大学。那时，她成年之后的基本性格和内在矛盾已经初现端倪：犀利的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无限拓展的能力，勃勃的野心和喷薄的怒火，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和对屈辱的忍耐，对弥赛亚的信念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对具有领袖气质的男性的迷恋和对传统女性行为规范的漠视，认真制定目标和迅速做出判断的行事风格，清教徒的敏感气质和令人诧异的脆弱情感，对个人冲突一贯的缺乏耐性和厌恶的态度，对经济独立的坚持和对公益服务的热忱，对绝对控制权的顽强追求。还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对她的抚慰、指引和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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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独立生活

1968 年对整个美国来说是个转折点，对我个人的发展和政治生涯来说也是如此。 —《亲历历史》

1965 年秋天，希拉里刚到韦尔斯利学院时，还是个戈德华特派保守分子，行李箱里装着一本已经翻看多遍的戈德华特的名作《一个保守派的良心》。这个来自中西部的乡下女孩之前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下，受到相对周全的庇护，突然间，她来到了一群令她感到自惭形秽的优越年轻女孩中间。

平生第一次独自置身这种人才济济、精英荟萃的环境，希拉里感到胆怯和孤独，感觉自己就像是身处陌生环境的局外人，身边的一切只在图片中见过。她之所以在七姐妹联盟院校中挑选韦尔斯利，主要是因为她看到了韦尔斯利校园的照片，并被它深深吸引了。很快，希拉里就认清了形势—自己考取并选择的这所学院会聚了众多行驶在人生快车道上的魅力四射、才艺出众的年轻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初次站在人生大舞台上，正跃跃欲试，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如果希拉里要和她们竞争，就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方面，希拉里大学时代的社会环境对她非常有利，因为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文化、政治及性别哲学都处在转型阶段。事实证明，这个戴着像汽水瓶底一样厚的眼镜、持有复杂政治观点的女孩没有必要非得成为一个老派的、仪态万方、行为举止无懈可击的女子学院的学生。

母亲经常教导希拉里：你可以做任何事、渴求任何事，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一个女孩子设定比弟弟们低的人生目标。事实上，在韦尔斯利学院读书期间，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性别角色上，希拉里都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以往的规范。

希拉里多少有些抑郁的倾向，这可能来自遗传，也可能是后天形成的。这种倾向使她的大学生活十分艰难，后来在白宫时这种抑郁的倾向也曾再度浮出水面。在韦尔斯利学院读书时，她会周期性地情绪低落、自暴自弃。在大一最开始的几周里，她感到心灰意冷，甚至曾打电话回家倾诉自己的失落感，说自己应付不了大学生活了。休说她可以随时回到伊利诺伊来，但是多萝西却说她不愿让女儿做个逃兵。最终母亲赢了。

下定决心留在韦尔斯利之后，希拉里重拾了部分自信，也开始结交新朋友，而这些人在她以后的生活里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是在韦尔斯利站稳脚跟之后，她的情绪仍然会有间或的起起伏伏，而且总会表现出些许忧郁。尽管希拉里经常获得“A”等成绩，和一个被认为是理想对象的哈佛高才生约会，课外参与帮助贫困孩子的公益活动，但是她有时也会睡过头，上课还会打瞌睡，所以她很担心自己会令老师感到失望。“我为什么那么害怕？”她在给中学时的朋友约翰·皮沃伊的信中这么写道，“或者我为什么不害怕？是否我根本就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将来我也会过那种老套的生活吗？难道生活真是荒诞不经的吗？”

在韦尔斯利学院读书的那几年，尽管距离遥远，唐恩·琼斯仍旧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其间他扮演着多重角色—她的人生导师、笔友、忏悔牧师、苏格拉底式问答的搭档，还有宗教精神顾问。情绪低落时，她总是会向他求助，以后的30 年里也是如此，包括她丈夫遭到弹劾的时候。唐恩·琼斯让她认真研读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的讲道词《你是被接纳的》，蒂利希在其中提到，罪孽和慈悲是同时存在的。在她以后的生活里，在每一个痛苦的时刻，她都依靠宗教与准宗教的信条来抚慰自己的心灵。

就读于韦尔斯利期间，也就是1965 年到1969 年之间，希拉里的政治发展轨迹跟同时代的数百万人具有共同的特点，跟那些从中西部保守家庭来到东部读大学的人尤其相像。在针对当时三个最重大问题—民权、越战以及妇女社会角色的斗争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正朝着自由主义前进（有时甚至是已经超越了它），其中一些人成了激进分子。

希拉里的进步如预期中一样平稳。毫无疑问，希拉里是她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人物。对政治漠不关心并非韦尔斯利的作风，它一贯坚持文明地参与。大一时，希拉里就轻轻松松地进入了韦尔斯利学院青年共和党俱乐部的领导层；第二学期末，她又当选为该俱乐部的主席。同时，她也开始质疑她所属政党的民权和越战的政策。希拉里中学毕业那年，巴里·戈德华特在总统竞选中落选。如今，她发现自己正在向党内的自由派（也是少数派）方向靠拢。通过希拉里和她父亲为数不多的几次讨论和几封信件来看，似乎可以看出父女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了。父亲明确地鄙视和反对她越来越强烈的女权主义、平等主义和反战主义倾向，而且当时希拉里已经开始阅读并援引《纽约时报周刊》的内容了，这也使她的父亲惊慌失措。

帕克里奇教堂为该地区的每一名毕业班的学生订阅了一份《动机》杂志作为毕业礼物，这份杂志是卫理公会教派学生运动组织的官方出版刊物。杂志上发表的观点与希拉里的传统信息来源大不相同。当时，韦尔斯利教授们的世界观不再像她中学时代老师们的世界观那样狭隘，无论他们的世界观是左还是右，是属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在他们的影响下，希拉里开始用一种自己还很不习惯的方式重新审视着自己的观点，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不久，她就摒弃了共和党的观点。

彼得·埃德尔曼在希拉里与他后来的妻子玛丽安·埃德尔曼相识之前就认识她了。他认为希拉里的政治观点“正是那个时代某些年轻人持有的那一种……有点儿偏向自由派”。从韦尔斯利毕业之前，“希拉里就反对越南战争，本能地对儿童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大学一年级开课的第一个周末，她就跟一位黑人学生一起进城去教堂做礼拜，当时她们全校只有10 名黑人学生，这一举动在校园里引起了小小的骚动。“我在考验自己，也在考验教会。”希拉里写信告诉唐恩·琼斯。看来，这一次她对自己的动机颇感兴趣，她平时很少对此表现出好奇。她对琼斯说，要是一年前，她看到别人带黑人同学去白人教堂，她可能会这么想：“看看吧！那个女孩居然跟一个黑人一起去教堂！她一定是想显示自己的思想有多么开放。”希拉里是一个极其专注于宗教信仰和精神观念的人，可是她却似乎并不具备自我反省的本能，每次出问题的时候，她总是习惯在别处找原因。对此，她的许多熟人都感到很惊讶。例如，成为参议员候选人之后，她才承认自己对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医疗改革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韦尔斯利，她的同学们，甚至包括那些不赞赏她的政治观点的人，都被她深深吸引住了，因为她天性友善，风趣幽默，并且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她大方和优雅的气质使得人们喜欢聚在她周围。人们发现，希拉里处理各种事务都直截了当。这是一个优点，但有时也会吓着别人。她从不掩饰自己对认可和赞赏的渴望，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性格特点。她从容不迫地经营着与出身名门的同学、具有影响力的教师还有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她成了学院里独一无二的人物：作为一个领导者，她关心社会、惹人喜爱、口才出众、工作努力、学习刻苦而且风趣幽默。但她几乎从来不对身边的人透露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在白宫及以后的日子里，有人在提到她时甚至都怀着敬畏之情。希拉里似乎很了解自己周围的神秘气氛，她干脆就把这种看法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了。

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历史上，希拉里和她那一届学生带给学校的变化比其他任何一届学生的贡献都要大。1965 年秋天他们入学的时候，除星期天外，男士们不允许进入韦尔斯利的学生宿舍，学生们不能在校园里开车、不能在就餐或进城时穿牛仔裤或休闲裤。而在l969 年希拉里被选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时，学生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政治，黑人研究被列入学校课程，而且迫于学生会的压力，学院也同意增加黑人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数量。希拉里参加了委员会的各种会议，考察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并为成功制订减少必修课数目的计划而研究了韦尔斯利学院课程设置的各个方面。

1966 年夏天结束的时候，希拉里反对越南战争的信念已经很坚决了，尽管反战运动还方兴未艾。她给自己定位为“洛克菲勒共和党”的一分子，属于共和党的极左派。希拉里的政治兴趣比美国两大党的任何一个党派通常涉足的领域都要广泛，她的兴趣也反映出她当时的理想主义倾向。那个暑假里的一天，她在岸边散步时忽然看到成百上千条的死鱼被冲上岸来，这些鱼是因为密歇根湖的湖水被污染而致死的。希拉里把这些死鱼埋在了沙子下面。那天晚上，她给她男朋友杰夫·希尔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夺走了海滨的美景和游泳的乐趣，真让人遗憾。如果我有足够的影响力，我就会把大部分的影响力用来保护人类，其余的用来保护大自然。”

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读书时，她对异性的探究和对政治的探究同样热情如火。杰夫·希尔兹是希拉里认真交往的第一个男朋友，他是在芝加哥比较富裕的郊区长大的。杰夫·希尔兹的家位于北海滨的森林湖地区，尽管距离帕克里奇只有20 分钟车程，但两地生活方式的差距却好像有数光年那么远。在读中学时，希拉里和她的朋友们经常成群结队参加社交活动，放学后一起去中心大街上的小餐馆，周末还去看电影。在这个圈子里，确定恋爱关系或是被认为正在恋爱的人非常少。据贝齐·埃布林说，即便恋爱，这些情侣一般也不会偷尝禁果。没有人认为希拉里读大学之前曾经有过热吻的经验。

常春藤名校联盟传承近一个世纪的各种传统已经成为韦尔斯利学生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赴纽黑文和曼哈顿的火车之旅，周末的橄榄球赛，音乐会和博物馆的展览，还有波士顿公园的散步。希拉里和她的同学们在周末举行的联谊会上，通过正式介绍认识了来自于新英格兰地区常春藤名校的男大学生，这是她们找到正式交往对象的主要方式。周五和周六晚上，从波士顿出发开往韦尔斯利、史密斯、蒙特荷约科女子学院的9 路车往往非常拥挤，因为这些年轻女士们要赶在凌晨1 点钟宵禁之前赶回宿舍。在韦尔斯利学院，只有星期天下午2 点钟到5 点30 分，男士们才能够在女生宿舍停留，而且门要敞开着。所谓的“两脚规定”正在实行（至少传说是如此）：在男士们造访期间，两个人的四只脚中必须有两只脚同时站在地板上。来访的客人必须在女生宿舍大厅的登记处登记，还会有铃声和通知来宣告其身份。女士被称为“来宾”，男士被称为“访客”。

大一时，希拉里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聚会中遇见了希尔兹。多年后，希尔兹说，他认为“希拉里很有吸引力，是个有趣的谈话对象，舞也跳得不错”。那时，希尔兹正计划做一名律师（他后来也真的成了一名律师）。他长得帅气，很风趣，具有极强的政治意识，是个运动健将—他曾经是马萨诸塞州大学全明星队的橄榄球明星，比希拉里还老练。通过希拉里给希尔兹在哈佛读书期间写的情书，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希拉里温柔可人，青春年少的她对未来怀着热切的憧憬，大胆地做着各种白日梦，充满浪漫气息，而且激情洋溢。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些年来针对希拉里性取向的各种捕风捉影的诽谤一直没有停下来过，有人暗示她曾经尝试玩过“蕾丝边”—谣传中进行尝试的时期通常是她就读韦尔斯利期间。在2005 年，对希拉里捕风捉影的诽谤发展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一年里，爱德华·克莱因出版了一本凭空捏造、一派胡言乱语的所谓的“传记”—《希拉里真相》，书中充斥着冗长乏味的意识形态探讨。希拉里是“蕾丝边”的说法再荒谬不过了！这根本就不符合人们所了解的那个希拉里的性格特征和个人经历。通过她跟同性朋友和异性朋友不同的相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希拉里根本不是“蕾丝边”。她骨子里是个保守的人，据我们所知，她从来没有给哪个女性写过一封像她写给杰夫·希尔兹的情书那样的信，也没有哪个女性声称曾与希拉里有过性关系。她（还有她丈夫）相信同性恋者有选择自己性取向的自由，并积极为他们争取这项权利，他们认为选择同性恋这种生活方式是合情合理的个体选择，而这些根本不能说明希拉里的性取向。据我们所知，在韦尔斯利时，她的“实验”对象是男人。直到今天，面对她喜欢的男士，她会跟他们开开玩笑，甚至会用一种很纯真的方式跟他们调情。她会与异性朋友拥抱，进行一些暧昧的肢体接触，与他们交谈时，也会直视他们的眼睛。但她与同性朋友接触时，就不太可能会这么做。

希拉里和希尔兹交往了近3 年，以后他们一直是朋友关系。他们的交往是各方面的，包括精神、社交还有性。他们会跟彼此的家人一起度假。从希拉里与希尔兹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曾经一度，她认为自己爱上希尔兹了。希拉里从来没有公开提起或承认过在比尔·克林顿之前曾经和自己有过恋爱关系或者性关系的男性，她也同样没有公开讨论过她与希尔兹的关系。而在希尔兹看来，他们的关系是健康的，各个方面都很正常。

从大一直到大三，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见面。1968 年夏天，希拉里在华盛顿遇到了活力十足的乔治敦大学学生戴维·鲁珀特，从此，她跟希尔兹的关系就开始朝着柏拉图式的方向发展了。此后的3 年里，希拉里一直和鲁珀特约会，其中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在耶鲁法学院她同时也和比尔·克林顿约会。鲁珀特曾就读于自由天主教的预科学校—锡拉丘兹的天主教兄弟学院。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他因为良心上的原因拒绝服兵役，选择在佛蒙特州政府部门就职。希拉里常在周末去看他。

“希拉里和鲁珀特的恋爱充满激情。”南希·皮特拉斐沙说。她曾和他们两个在一家周末度假屋共同住过。她认为“希拉里总是喜欢傲慢的、冷嘲热讽的、难以取悦的男人，就像她父亲那样的人”，而且她断定鲁珀特就是这样一个人。

鲁珀特和希尔兹两个人都认为希拉里性欲强盛，鲁珀特后来承认“我们总是采取避孕措施”。希拉里的青年时代，美国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性观念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口服避孕药的普及。

杰夫·希尔兹与希拉里的恋爱一开始，他就发现了她对“负责任”的性探索的渴望。一开始交往，她就在个人生活方面表现得非常保守，在颓废的20 世纪60 年代，她的这种坚持更显得难能可贵。据希尔兹所知，希拉里从来不吸食大麻，从来不酗酒，也不会乱搞男女关系。但希拉里也不是韦尔斯利学院“刻苦用功的女生”中的一员。她喜欢参加聚会，喜欢跟着猫王或者甲壳虫乐队的音乐翩翩起舞，喜欢为哈佛大学足球队呐喊助威，喜欢用飞盘或橄榄球玩抛接游戏，还喜欢在水面上划船或独木舟，然后纵身一跃，跳进水中去游泳。希拉里和希尔兹经常到科德湾和佛蒙特州进行徒步旅行。他们还经常和朋友进行持续数小时的政治话题讨论。希尔兹有一位积极参加民权运动的黑人同学，希拉里热情地接待他，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过分热情。希尔兹说，能够和一个黑人朋友面对面地谈论美国黑人的生活和斗争，“我和希拉里都因此而觉醒了”。希拉里对一个问题的看法通常会很坚决，而且在陈述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问题—可能是宿舍规定问题、女性革命问题、校园着装问题、越南战争问题、学生权力问题，也可能是种族歧视问题，她总能做到论证有力、表达清晰。对问题的争论越是尖锐和激烈，她看上去越是精神抖擞。希拉里对抽象的或哲学方面的问题不太感兴趣，她甚至对文学也不感兴趣。不过，希尔兹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讨论道德规范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问题时，“她对道德规范的基础的争论非常投入”。许多韦尔斯利的女生和常春藤大学联盟的男生都认为希拉里有些自以为是，虽然这不是她性格中的主要方面。

从希拉里写给希尔兹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她总是渴望着去进行探险—文化的、个人的、职业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她写给琼斯神父的信件则偏重哲学探讨和生活纪实。琼斯在给希拉里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埃德蒙·伯克强调的个人责任，在信中，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可以既是伯克式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怀着对自由的热忱和期待呢？”希拉里在回信中谨慎地说：“你的问题很有意思—一个人可能既有保守的头脑又有一颗自由的心吗？”

18 岁的希拉里的这种未卜先知式的描述—既有保守的头脑，又有自由的心，是对成年后的希拉里·克林顿最简洁明了而又贴切的形容。她认为一个人是能够兼顾这两点的，虽然这很困难。琼斯的问题是在民权运动的大背景下提出的，而正是琼斯首次引导她了解了民权运动。在认识比尔·克林顿之前，美国黑人的苦难和辛酸经历深深触动了希拉里的心灵。她在给琼斯的信中写道：“有些人认为你不可能既对黑人权力运动不满，同时又支持民权运动。”她支持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理论，但她也怀疑斯托克利·卡迈克尔领导的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正在偏离非暴力的道路，慢慢走向黑权主义。希拉里不愿意毫无选择地全盘接受并支持这场运动的方方面面，这并不意味着她对运动本身抱有敌意。

希尔兹遇到希拉里的时候，他发现她的意识形态干净得就像一张白纸。他把希拉里大学时代的政派转变和自己的进行了比较，在这个阶段，她渐渐从一名青年共和党人成长为一名具有独特见解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在自由派共和党人约翰·林赛当选为纽约市市长时，她大胆宣称纽约是一座“被拯救了的城市”。

早在希拉里20 岁甚至18 岁时，她就已经从“政治理念和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她感觉自己可以通过一种对当时大部分女性而言很不寻常的方式来成就一些事情”。希尔兹说，她当时经常参加“高强度的社交活动”，谈论政治理念，观看严肃题材电影并进行严肃的探讨，“在那个时候，她就已经有了强劲的前进动力”。她激励自己的方法就是为自己设定目标，无论是个人目标，还是推动一项事业的目标。

大家的认可对希拉里来说很重要，而在韦尔斯利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清晰可见的途径就是参加学生运动。她在学校积极参与的各样活动都是为竞选学生会主席做准备的，成为学生会主席是在学校里得到认可的最高形式。那时，她非凡的演说能力已经表现得极为突出了，她可以在演讲过程中滔滔不绝地用完整的句子和段落推导出合理的结论。她的这种能力在大学生中是很少见的，这也是她作为学生领袖的独特优势。

1968 年2 月，在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兴奋。多年后，即使克林顿已经当选了总统，记者们仍会报道希拉里为克林顿竞选总统而进行的无休无止的拉票活动，其实早在大学期间希拉里就已经这样拉票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竞选学生会主席时，希拉里与她的两个竞选对手之间长达一个小时的辩论并没有谈到任何确定性的内容。《韦尔斯利新闻报》是这样报道三名候选人的：“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学生在社会事务上应该拥有更大的权限，在学院各项规章的制定方面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如何具体推动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实现目标这一问题上，他们三人都表述得含糊不清。”而此后，正是这种含糊其辞的策略帮助希拉里当选为美国参议员。

当然，1968 年发生的一切强烈震撼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原本用来保护战后西方民主和美国理想主义的铜墙铁壁似乎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而此后局势就如洪水决堤。跟当时大部分美国高等院校及其学生一样，希拉里、克林顿还有韦尔斯利学院都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强烈震荡。到了1968 年，反战运动在美国各界如火如荼地展开，最开始的左翼和学生运动性质已经改变。当时，反战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并且团结了数百万处于痛苦深渊中的工人、士兵家属、学生、知识分子和政治取向千差万别的各界人士。3 月31 日，总统林登·约翰逊迫于来自政党内部前所未有的竞选挑战而宣布不再争取连任。4 月4 日，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顽固分子枪杀。一连几天，愤怒的火焰燃遍华盛顿的大片地区和其他城市。5 月，欧洲的许多城市挤满了激进的学生，他们不惜走上街头同警察发生冲突，强烈要求美国立刻结束越南战争，还坚决要求当局认可学生权力，而之前学生权力从未得到过认可。美国各所大学都陷入了狂躁不安之中。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宣布参加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这进一步激发了反战学生运动，还唤醒了传统政党结构之外的政治权力意识。同时，休伯特·汉弗莱也在以约翰逊总统忠实的副总统形象进行了竞选活动，这又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就战争问题产生的分歧。接着，在6 月5 日，几乎稳获总统提名的肯尼迪在洛杉矶被暗杀。

由于传统和阶级的原因，韦尔斯利几乎完全孤立在1968 年激进学生运动之外，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重大事件的冲击。韦尔斯利这些女大学生对外界爆发骚乱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希拉里的领导，而此时的希拉里正在和学院管理部门和同学通力合作，以制定相应的方针和策略。韦尔斯利学院外方圆100 英里的范围内会聚了上万名青年男女，他们都在高呼：“去他的猪猡！”而希拉里则选择了符合马丁·路德·金倡导的非暴力和严格自律传统的手段来表达抗议和抵制，这也反映了约翰·韦斯利坚持要遵守法律的原则。

唯一一件似乎激发了希拉里好战本能的事件就是马丁·路德·金遇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希拉里大步冲进宿舍，浑身颤抖着大喊大叫，拿起书包就往墙上砸。一位目击者说，她当时高喊：“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能接受！”从许多方面来看，路德·金已经成了美国黑人以及白人希望的化身，他可能是希拉里最敬佩的人。

在暗杀发生后的日子里，很多韦尔斯利的学生扬言，如果校方不对她们的要求做出让步，她们就要绝食。那是希拉里就读韦尔斯利期间，该校最严重的校园事件，也是唯一一次让院方几乎控制不住的事件。最后，希拉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最终避免了一场危险的冲突：她利用自己的身份，充当了学生、教工及行政管理部门三方的中间人，并帮助他们找到了折中的解决办法。院方也开始慢慢地录用和招收其他种族的教工和学生，而且，作为镇上最重要的学院，院方也给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高和改善黑人的住房条件和就业机会。希拉里的做法完全符合她的性格。她一个同班同学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希拉里插手了这件事，找到了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她通过学术探讨性的抗议行动实现了真正的抗议，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我觉得这样处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年春天，她开始在尤金·麦卡锡竞选活动中担任志愿者。在周末，她和一群韦尔斯利学院的女生一起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去做一些装信封这样的事务性工作，在该州初选竞选中帮麦卡锡拉票（在全美该州的初选进行得最早）。在3 月份的初选中，麦卡锡得了42%的选票（总统约翰逊得了49%的选票），这是导致总统放弃竞选的原因之一。当麦卡锡到竞选指挥部来感谢学生志愿者时，希拉里见到了他，她的狂热因此进一步升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之前的一年，希拉里曾作为13 名被录用的学生之一，参加了1968 年夏季韦尔斯利学院华盛顿实习项目—而且是作为共和党人士，被派去该党在国会组织机构的实习。6 月，希拉里到华盛顿的时候，对自己早先选择的这个党派的热情已消磨殆尽。华盛顿看上去凄凉、绝望，整座城市都在哀悼—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此起彼伏的大火也让它疲于应付，这次大火的规模之大是自英国人1812年放火焚烧华盛顿以来闻所未闻的。希拉里在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中实习了9 周，大部分工作是接电话和传递口信。同时她也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跟民主党的联系。尽管疑虑重重，她还是可以从容应付这些工作的，她是在会议主席梅尔文·莱尔德办公室工作的30 名实习生中的一员，当时莱尔德还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国会议员，后来又做了尼克松总统的国防部长。希拉里给莱尔德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希拉里总是能够有力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总是有她自己的看法，也总是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的想法。”同时，在这个美国历史上意见分歧最严重、局势最不稳定的时期，希拉里通过亲身体验，初步了解了华盛顿的行为方式。

对于希拉里来说，华盛顿紧张的政治气氛以及国家动荡的残酷现实带给她的糟糕心情，因为她与戴维·鲁珀特激动人心的交往而得到了缓解。那年夏天，戴维·鲁珀特在共和党党团会议部实习，他和希拉里是在美国国会为共和党的实习生举办的一次交谊会上认识的。多年以后，鲁珀特说，当时他立刻就发现她对共和党的支持非常薄弱，而他本人也越来越不支持这个党了。

在实习期临近结束的时候，希拉里作为志愿者参加了迈阿密共和党大会，她此行的目的是支持纳尔逊·洛克菲勒，并阻挠理查德·尼克松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她整个夏天都在参与共和党的政治活动，而她其实是一名追随尤金·麦卡锡的民主党人士。在读中学时，希拉里就曾经“脚踏两只船”—她既是唐恩·琼斯青年组织的成员，又是历史老师反共产主义社团的一分子。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模式。

定于8 月份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大会遇到的麻烦无疑比在迈阿密召开的共和党大会遇到的麻烦要多。由于罗伯特·肯尼迪的死，麦卡锡成为与休伯特·汉弗莱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唯一对手。休伯特·汉弗莱几乎胜券在握，然而成千上万的反战游行示威者不断冲击大会，其中包括那帮阿比·霍夫曼领导的新无政府主义追随者和其他一些自称“雅皮士”的年轻政治激进分子，他们发誓要打断大会进程。那年春天，反战的游行示威活动变得前所未有的暴力和猛烈，身穿制服的警察和士兵受到他们的憎恨和蔑视，许多学校仍处于关闭之中。在这种紧张气氛下，希拉里决定在回韦尔斯利读大四之前，先回芝加哥和家人一起待几周。

就在大会正式召开之前，游行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街头巷战，整个国家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在了芝加哥。希拉里和贝齐坚持要亲自去看看市中心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见到了让她们难以置信的一幕：芝加哥警察得到了理查德·戴利市长的授权，可以肆意攻击并逮捕游行示威者。埃布林说：“很多跟我们年纪相当的孩子脑袋被砸开了花。”对希拉里和埃布林来说，这恐怖的一幕让她们想起了在电视上看到的越南战争的情景—战场上到处是鲜血、绷带、火焰和催泪弹。在芝加哥，还有人从希尔顿饭馆往外扔马桶，而警察似乎对那些在人群中奚落他们的年轻女士们更恼火。

大会进行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这两个年轻女士再次来到激战的格兰特公园，战况也变得更加惨烈了。芝加哥的暴力事件以某种更恐怖、更逼真的方式，让她们深刻理解了那些在东南亚的战场上面临死亡的同龄人的处境。“原来我们的政府竟可以对我们的人民下这样的毒手。”埃布林说，在芝加哥如此，在东南亚也是如此。

虽然希拉里在10 月26 日已满21 岁，但在总统选举中她还没有投票权，因为伊利诺伊州的选举登记在选举前30 天就结束了。后来她说，如果当时她有投票权的话，她会投汉弗莱一票。

韦尔斯利学院的毕业典礼向来没有学生代表发言的传统。但1969年，在全美各地，学生抗议者们都要求能在毕业典礼上听到他们自己的呼声，否则他们就会联合抵制。作为学生会主席，希拉里和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同学同意敦促韦尔斯利的校长允许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而作为传统，在毕业典礼上还应该有来自学院外面的杰出领导人发言。

校长鲁思·亚当斯感觉到了学生的这种势不可当的强烈愿望，于是，她放下疑虑，同意了她们的要求，尤其是这个学生代表的人选已经很清楚了。亚当斯在介绍希拉里时说：“我能确定的是这位学生代表的人选是不会引起争议的—希拉里·罗德姆小姐。她待人真诚，有幽默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好伙伴、好朋友。”

希拉里曾就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内容征求过同学的意见。但是，在毕业典礼上，她并没有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发言，而是做了一场即兴演讲。希拉里一开始这样说：“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我很熟悉的、会自然做出反应的立场上，我们这代人处于这种状态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还没有获得权力，也没有担任领导岗位，但我们的确肩负着责无旁贷的任务：批评、建设……抗议。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很多东西，我们也极富同情心，但我们感觉到，领袖们一直把政治作为一门权术，而且他们耍这种把戏已经太长时间了！现在的任务，是需要运用政治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为可能。”接着她声称，这些任务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结束战争。

突然之间，听众们愣住了，像是突然被电流击中了，很多人都在想：希拉里·罗德姆到底要走多远？

在《生活》的编辑们看来，希拉里对执政者的大胆反驳及慷慨激昂的反战语调（这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部分）完全可以作为例证，反映那年春天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于是他们决定把希拉里在毕业典礼上的表现当作杂志的重点内容，并且登了一张希拉里当时的照片：戴着镜片厚厚的眼镜，穿着条纹喇叭裤，还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虽然杰夫·希尔兹不再是希拉里的男朋友，并且搬到了佛蒙特，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希拉里在毕业典礼上讲完话以后就给希尔兹打了电话。“她说让她改变立场、发表一场政治演说抨击一个人是很难的事。考虑这么做到底对不对，这让她兴奋也让她紧张。她意识到了所做事情的重要性，但事情过后，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她问：‘我是不是有些离谱了？’”

在很多方面，希拉里的演说中最少被人注意到的部分，其实是她家庭价值观以及帕克里奇平静、安逸的郊区生活环境的生动体现。希拉里谈到了“在许多新左派高校抗议活动中很奇怪地贯穿着保守的思维，这些抗议活动汲取了许多优良传统，以实现最初的理想”。希拉里那一代人，就像这个国家的创造者们一样，对政府和掌握重权的机构失去了信任。“在毕业典礼预演时，在被问及她们希望我在发言时为她们说什么的时候，每一个同学都走到我跟前对我说：‘谈谈信任。’这种感觉已经渗入到这一代人的全身，而那些不被信任的人也许根本不理解这种感觉。对此，你又能说什么呢？”

她的答案是回归古老的真理，回归她从小浸润的卫理公会教派的教义和父母教给她的价值观，这些话听起来就像1964 年她曾支持过的戈德华特竞选中回响的反自由言论。她推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不把人们当作百分点来看，不想着总去操纵控制别人”。

希拉里的父亲出席毕业典礼听到了她的演讲，他是坐飞机来的，然后马上就回家了。她母亲没有来。希拉里说，母亲不能来是因为她的身体不太好，医生不让她长途跋涉，还要求她服用抗凝血药物。希拉里后来在书中写道：“因为母亲不能来，我很失望。在很多方面，这个时刻对我母亲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是一样重大的。”

希拉里用同学南希·沙伊伯纳的一首小诗结束了她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诗中这样写道：

带着宁静的微笑，或空空行囊，我来到这满是是非的世上。空虚的男人们，满是怒火惆怅；慷慨的女士们，已无昔日衷肠。 所有的这一切都将尘飞灰扬。

1. 意为女同性恋。

第3章 耶鲁的爱情与战争

我即将遇到的这个人将使我的生活朝着一个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 —《亲历历史》

贝齐·赖特曾提到，希拉里和克林顿“都热切地相信自己肩负着改变这个世界的使命，而且早在相识之前，他们就各自抱定了这个信念”。令人称奇的是，为了更好地追求他们超乎寻常的远大抱负，两个性格如此迥异的人居然能够紧密配合并且相互扶持，可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连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找到一个如此理想的伴侣。一位深情的妻子，一位执着的丈夫，没错，也是彼此的助手。但是，所有在他们相识之前就认识希拉里或者克林顿的人都认为，他们两个人之间如齿轮啮合一般的无间合作是超乎他们各自想象的。自从两人开始交往，他们共同的朋友德博拉·塞尔就发现了这两人之间价值观和理想的完美契合。不过，塞尔还注意到了他们另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他们两个人都有些天真。”在熟识他俩的朋友中间，“天真”这个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1970 年，克林顿和希拉里在耶鲁大学相识。他们几乎立刻就从对方身上发现了能够影响自己、提升自我的特质，这可以让他们建立起一种拥有无限可能的政治合作关系。有件事非常说明问题—很快，希拉里就一脸诚恳、严肃认真地说出了一件克林顿从未公开宣布过的事：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他们两个很快就陷入了爱河—正如朋友们描述的那样，他们的爱真挚而又深厚。不过，这种爱情肯定不是所谓的“浮士德式交易”。塞尔知道，遇到克林顿之前，“希拉里只对自己改变整个世界的能力感兴趣”，而她之所以选择律师这一职业，是“因为她认为律师改变世界的能力最大”。

其他一些认识希拉里的人，尤其是那些自命为女权主义者的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政界能够接纳那些真正独立的女性。”韦尔斯利学院同时期的一名女校友说：“假如希拉里没有嫁给克林顿，她也许早就当上了美国总统，这就是最大的悲剧。”从韦尔斯利毕业的时候，希拉里已经踏出了在政界大放异彩的第一步。毕竟，希拉里（而不是克林顿）得到了《生活》杂志的青睐，并被描述成她那个时代及其价值观的象征。1973 年，赖特怀着推动希拉里竞选事业的目的搬到了华盛顿，她从未怀疑过希拉里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参议员或美国总统。这个问题后来被数百万的女性热烈讨论过，尤其是在希拉里随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几年，以及在她第一任参议员任期时间里。一般人会设想，要是没有比尔·克林顿，希拉里从法学院毕业后本可能成为某个儿童保护组织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负责人；30 出头的时候，希拉里可能会参加伊利诺伊州或纽约州国会议员的竞选。那个女校友又说：“事实上，很难再找到一个比希拉里更可悲的、对过去的梦想念念不忘的人了，她接近政治的方法就是嫁给一个要参加竞选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希拉里从韦尔斯利毕业时的初衷。她本打算要在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直到遇到了克林顿并爱上他，希拉里才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原来可以通过婚姻来实现。

一直以来，希拉里就渴望大有作为、造福人民。比尔·克林顿也是个想要造福人民的人，而且也是个想成大事的人，但是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世俗的实用政治方面。而希拉里则始终看到天堂和彼岸，一直对约翰·韦斯利的教诲深信不疑。希拉里给他们两个的联盟带来的是近乎以救世主自居的目标感，是凌驾于传统政治理念之上的高尚、纯洁的理想。克林顿的政治信仰一直很坚定，不过，法学院的一个朋友说：“和比尔在一起，你会感到他只是想当总统，而希拉里则极富宗教热情。”似乎从青春期起，希拉里就认定，她生活的意义就是永不停歇地探索，以确定正确的目标，并力求将其变成现实。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希拉里同时向哈佛法学院和耶鲁法学院递交了申请，并被两所法学院录取，但是她迟迟没有决定到底要去哪所法学院。希拉里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过考察，那次考察坚定了她选择耶鲁法学院的决心。当时，她被介绍给一位著名的哈佛教授，据她回忆，这位教授对她说：“好吧，首先，我们并没有什么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其次，我们这里并不需要更多的女人。”

1969 年秋天，希拉里来到了耶鲁法学院。当时法学院的235 名新生中只有27 名女生，希拉里就是其中一员。希拉里在韦尔斯利学院读书时就赢得了“勇敢的领袖”和“行动主义者”的名声，不过这些称号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我们十分敬畏她的勇气。”希拉里的新同学卡罗琳·埃利斯说，“她到学校的时候，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已经把她当作领袖了。我们之前曾在国家级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而3 个月后的今天，她就在我们班上，就在我们身边。”法学院的同学都认为希拉里肯定是要参加竞选步入政坛的，她之所以选择来读耶鲁法学院，只不过因为这是实现她远大目标的最佳途径。她在法学院的第一年似乎是专门用来帮助自己快速提高声望的，她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我怀疑的迹象。“希拉里知道自己若想在政治方面有影响力就必须有些名气，她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希拉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说。像在韦尔斯利学院那样，她的同龄人都受到她那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的吸引，认为哪里有她，哪里就是战事打响的地方。

实际上，当时在耶鲁大学纽黑文法学院爬满常春藤的围墙里，那片曾经的净土已被一种疯狂的力量占领，一种让人近乎头晕目眩的反体制伦理弥漫着整个校园。希拉里刚到学院的头几周里，学生们占据了主校区，并称之为“解放区”。不同的派系都在院内搭建了帐篷—嬉皮士、黑权主义布道者、积极的反战倡导者、激进的左翼分子，他们都宣扬自己反传统文化的精神。第二年当上法学院院长的亚伯拉罕·戈尔兹坦把耶鲁法学院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称为“黑暗时代”。学生们迫使老师采用“通过”与“不通过”的评分标准。因此，后来有人说只要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就几乎不可能被退学，这种说法的确有几分真实的成分。那时，扎染的衬衫和肮脏的牛仔裤取代了有律师派头的定制套装。

像往常一样，希拉里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极端势力中间，并安排好自己的议程。在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给她带来了名气，这种名气使她收到了来自妇女选民联盟的邀请，请她参加其青年顾问委员会。她的参与给一些同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希拉里和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他们在以后的30 年里也成了克林顿集团中的成员，其中包括弗农·乔丹、戴维·米克斯纳和彼得·埃德尔曼。弗农·乔丹当时是亚特兰大州南部地区委员会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他领导了南部地区登记黑人选民的运动。戴维·米克斯纳是当年终止越战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后来又领导了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彼得·埃德尔曼当年是罗伯特·肯尼迪纪念堂的副馆长，也是青年联盟委员会的主席。

1970 年春天，摆在数百万名大学生面前的问题不是传统的学习和功课，而是摆在整个国家面前的一件更重大也更直接的问题—年轻人要应征入伍去越南参战。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 年参加总统竞选时，曾向公众许下诺言，说他一旦当选，就会立刻结束越南战争。可是他食言了。他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光荣和平”战略激化了各种矛盾。在希拉里就读耶鲁的这4 年里，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超过2.5 万名美国士兵、几十万名越南人及柬埔寨人付出了伤亡的代价。希拉里后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政府“在和自己的国民打仗”。《宪法》赋予人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正遭到由上至下的蓄意侵犯。

加入法学院学生主办的法学期刊《法律评论》编辑部是在美国法学院中取得学生认可的传统方式，没有哪所大学的《法律评论》能比哈佛或耶鲁法学院的更有影响、更重要。而在1970 年春天，《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发行了创刊号，希拉里的名字被列在了编委中。这份期刊的名字本身就声明了它的目的，就像希拉里和她的编辑同行们介绍的那样：“《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的第一期开创了我们超越法律界传统领域的探索。这是我们突破这种狭隘做法的一个尝试，我们希望能够在此展示那些以通过务实态度解决社会问题为主旨的法律学术活动和新闻报道形式。”

“希拉里的兴趣并不在于法律学术研究，”一个法学院的同僚说，“她的兴趣在于法律行业以及应用法律为人们服务。”特别是应用法律为穷人服务—这也是创办该杂志的初衷之一。之后，该杂志的创刊号上被另外两个议题占据：战争问题和黑豹党运动问题。那年春天，在纽黑文市中心的联邦法院，黑豹党主席博比·西尔和他的7 位同志正接受审判，他们被指控谋杀了一名黑豹党党徒，据说此人是警方的线人。成千上万的人在纽黑文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这场审判，因为他们确信在尼克松总统司法部的授意下，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及联邦检察官对这些黑豹党成员实施了迫害。该案因为陪审团产生分歧而无法做出最终裁决。

《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杂志创刊号特意选择在五一劳动节出版，期间爆发了以督促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州争取撤销对黑豹党的指控为目的的大型游行示威和学生罢课行动，理由是他们认为“在白人的司法制度下”，黑人被告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第一期登了一篇叫作《大学与警察：大学校园里的武力和自由》的文章，杂志封面上刊登了该文章的插图：戴着防毒面具、佩带重型武器的警察的照片。

迫于学生们声称要举行暴力示威的威胁，耶鲁法学院院长金曼·布鲁斯特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五一”游行示威的根本理念，并对学生们的一些要求做出让步：暂停课程，允许学生餐厅为参加游行示威者提供饮食服务，允许博比·西尔的首席辩护律师查尔斯·加里在审判期间住在校园里。布鲁斯特的声明显示，由黑豹党案件审理引起的比其自身更重大的那些问题已经进入主流文化。

像往常一样，希拉里认同“五一”游行示威活动的深层次目标，但她明确地表示，游行示威应该是和平的、有目的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应该瞄准长期的目标。虽然希拉里只是研究生一年级新生，但她已经是整个法学院里颇有影响、颇受尊重的人物了。那一周，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们召开特别会议来商讨斗争策略。那次会议差点儿失控，是希拉里巧妙地安抚了争执各方，并引导讨论朝着最终平息争端的方向发展。院长戈尔兹坦说：“大家出于愤怒都说了许多过激的话。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士，希拉里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魄力。”

希拉里的处事方法是她各种气质特征的独特组合：咄咄逼人、温柔体贴、插科打诨、生硬粗暴、热情赞颂、冷嘲热讽、理性分析、热情似火或者热烈奔放。多年以后，甚至许多开始讨厌她的政治策略的同学们都满怀敬意地回忆起她在“五一”示威活动中收放自如地发挥这些气质特征的情景。

“五一”当天，15 000 名游行示威者聚集在耶鲁校园内，有人还高举着“烧掉耶鲁”的牌子。事实上，这次游行示威的气氛出奇的平和，其间还穿插着一些研讨会：《逮捕与搜查》和《种植园社会的殖民地化和种族特征》。当时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杰里·鲁宾振臂高呼“× 尼克松！× 尼克松！ × 尼克松”来调动听众的情绪，并痛斥尼克松推行的战争政策、种族主义及“警察国家战术”。在希拉里看来，大量的批评其实是言过其实的。第二天，《耶鲁每日新闻》报道说，那场示威集合了“纽黑文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与会者，包括留着长发的年轻人、电影拍摄人员和国民警卫队队员”。两天后，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国民警卫队开枪射杀了4 名参加反战游行示威的学生。希拉里写道，那张著名的照片—一名年轻女子趴在一位遇难学生尸体，让她流下了眼泪。

5 月7 日，希拉里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妇女选民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这是让她的知名度、影响力日益提高的又一体现。为了纪念肯特州立大学枪杀事件的受害者，她佩戴着黑袖章，站在了讲台前。后来她说，当讲到美国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为是“不合法、违背美国《宪法》”的行为时，她的情绪异常激动。她尝试着把发生在各大学校园里惨烈的示威行动介绍给这些年长于她的听众们。多年后她说，在耶鲁1970 年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她奋力争取的是投入，而“不是破坏或所谓‘革命’”。

35 年后，已经成为参议员的希拉里却说要等到完成更多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后，美国才能从伊拉克撤军。这样说的时候，她不再慷慨激昂，也不再那么有说服力。接着，跟在越南战争中一样，在战争问题上，希拉里和其他大多数参议员一样投了赞成票，给予了乔治·布什想要得到的授权。一年后，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获得了一席之位，成为军事准备方面的专家。希拉里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点，而她却一再拒绝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敦促美军尽快从伊拉克撤军，这使得民主党左派中很多支持她的人开始与她渐行渐远，还有一些人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她在对越战争和对伊战争中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不是表明她不再年轻幼稚，已经变得成熟稳重了呢？或者，这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为了政治前途而放弃了年轻时所坚持的价值观和原则呢？

在法学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希拉里在芝加哥参加了厄弗·库普西内特主持的在全美播出的电视访谈节目，当选为女性选民联盟中前后两代女性民权主义者的联络员，成为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希拉里很享受这些关注，享受自己的特立独行—她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更有思想的道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她将会选择的政治选举之路的猜测，而她从未公开回应过这样的猜测。其实，当时国会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战争问题的监督职责，而她不但没有把参加政治竞选当作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且也不相信选举政治的力量—选举政治对她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希拉里仍然认为公益事业应该是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服务的，包括那些最没有权力的、被边缘化的或是受歧视最严重的人。在所有应该得到帮助的人中，希拉里最想帮助的是孩子。孩子是公民中最脆弱的群体，也是最应该得到帮助的，尤其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和黑人的子女。她认为，为了孩子们的利益，法律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她可以找到相应的办法努力促成此事。

那年秋天，希拉里乘车往返于纽黑文和华盛顿之间，这是职业和学习任务之间的完美结合。她在国会大厦为女性公众人物玛丽安·埃德尔曼组织听证会，评估那些可能会影响儿童生活的法规。在纽黑文，她为自己制订了独特的课程和工作计划，广泛涉猎法律、医学和心理学。她一边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旁听，一边在耶鲁—纽黑文医院从事与儿童身心健康问题有关的工作，其中包括受虐儿童身心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被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她帮医院建立了法律程序以处置医院疑似虐待儿童的案例。整整一学年，她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在耶鲁儿童研究中心观察儿童治疗过程，以及同医生进行案例讨论。希拉里说：“我开始认真思考影响儿童的因素，包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法律管辖范围内及范围外的。”像许多法律专业的学生一样，她被派到联邦资助的隶属国家法律服务计划的地方机构工作。在那里，一个名叫佩恩·罗迪恩的年轻司法援助律师指导她为那些被忽视的受虐待儿童辩护。

和佩恩·罗迪恩一起，希拉里代表一位五十多岁的黑人寄养母亲出庭，这位女士自孩子一出生就照顾她，直到孩子两岁。寄养母亲要求收养那个混血女孩，她自己已经养育了两个成年的孩子。但是康涅狄格州社会服务部却驳回了她的收养请求，下令给这个小女孩找一个“更合适的家庭”。希拉里和罗迪恩对此进行了起诉，但是失败了。

尽管输了官司，但是为儿童争取权利的运动却从此展开。希拉里指出，受虐儿童是“儿童公民”，有权和成年人一样享有《宪法》赋予的相关权利。她在自己母亲小时候受虐待的遭遇和现在某些父母对孩子所做的可怕事情之间发现了内在的联系。她想帮助那些孩子。

希拉里为儿童争取权益而撰写的学术著作以及所做的工作，后来成了克林顿政敌攻击的目标。他们通过夸张的漫画对希拉里的作品及其煽动性进行讽刺，将其称为“左翼理论家的伪善”。到1992 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帕特里克·布坎南在共和党大会上说，希拉里持有“反家庭”的观念，她“认为12 岁的孩子应该拥有起诉父母的权利，还……将婚姻同奴役体制相提并论”。事实上，她的学术著作构思缜密，在《家庭法》领域广受赞誉，而且并未提出会引起严重争议的观点。历史学家加里·威尔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对希拉里作品的述评中说，这些作品值得一提，希拉里完全当得起“过去20 年中重要的学者活动家”这一称号。

希拉里决定在耶鲁从事儿童研究，并且参与玛丽安·埃德尔曼的华盛顿研究计划，这两件事使她感到非常安心和满足。最终，她似乎找到了自己这一生想做的事情。“我想成为美国儿童的代言人。”她说。

45 岁那年，希拉里又一次否决了同丈夫离婚的意向，而且很快就要搬入白宫，这时，有人问她，二十多岁时最令她欣喜若狂的经历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爱上比尔·克林顿。”我们有理由相信她这种说法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真实的。尽管，通常我们不会用“欣喜若狂”这个词来形容希拉里这个最训练有素、最严格自律，又最有控制欲的人，但谈到她在1971 年春天踏上的那条道路，这也许是最好的解释。

进入法学院仅仅18 个月，她就成了同龄人中最耀眼的明星。然而，突然之间，她却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颠覆了自己的生活：她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一个男人。比尔·克林顿是“她井然有序的理智世界中的不可控因素”。一个朋友这样说。她的魂儿被勾走了，而比尔·克林顿也是一样。“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怕我的人。”她说。克林顿的朋友们则对他的无畏深表怀疑。“我害怕我们俩。”他说。而朋友们认为，事实上更可能是克林顿掩饰了自己对她的恐惧。希拉里与他所有的前任女友是如此截然不同，她的品性让他着迷，而他的自信也经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她却说自己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感。

他们经常讲起的那个浪漫邂逅并相爱的故事被适当地进行了一些戏剧化的处理，这不但没有不合时宜地提起他们共同的野心，还特意制造出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不过，这个故事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1970年秋天，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开学第一天，他们就已经经人介绍互相认识了，可当时谁也没有留意对方。

比尔·克林顿作为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留学牛津大学，在还差两个学期就能拿到学位的时候来到了耶鲁法学院，因为他决意要在最聪明、最优秀的美国同龄人中证明自己的实力。他期待有朝一日能回阿肯色州参加公职竞选，最终成为国会议员并进军华盛顿。如果成功了，展现在他面前的将是一片大好的政治前程。自高中时起，朋友们就一直说他将来注定要入主白宫。但是从牛津回来之后，克林顿了解到，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就需要获得美国权威机构的支持。对他而言，1970 年的耶鲁法学院是一个可以直通目的地的完美落脚点。

那一年，尤金·麦卡锡因为传统的民主党人的抵制而泥足深陷，而罗伯特·肯尼迪也已遇刺身亡，康涅狄格的参议员竞选让他们的追随者重新燃起了希望。时年38 岁的约瑟夫·达斐曾是神学院学生、自由派组织美国民主行动的领袖、伦理学教授、民权运动和越南和平运动的坚定参与者。肯特枪击案以及总统将战事扩大到柬埔寨的行径使人们的反战热情越发高涨，反战队伍支持达斐竞选。他们认为，除非国会中的反对票足够迫使总统采取行动，否则这场战争永远也不会停止。此时的达斐陷入进退两难之境：要在民主党内部诸多竞争因素当中找到一片中间地带，同时又能够吸引独立选票；要引发根本的政治和民权改革，同时又不引起白人中产阶级选民的反感。作为改革论者和南方民主党人的克林顿，在自己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也一直面临这样的难题。

在三方较量中，达斐败下阵来。他的对手是在任参议员、独立派人士托马斯·多德和共和党议员小洛厄尔·韦克。克林顿从达斐的竞选活动中获取了非常全面的实用政治知识，赢得了大批追随自己的朋友，这些人先是帮助达斐竞选，后来又满怀热情地赶到阿肯色州去帮助克林顿参选。

11 月选举日之前，克林顿几乎一直在旷课。从黎明时分直到午夜，他不停地为达斐的选举奔忙着，然后从第三国会选区纽黑文总部返回长岛南部的住处休息。他和三个室友在海边合租了一所房子。选举日后，他的学习习惯也没有多少改变。室友们发现他会看书直至深夜，开始还以为他在看法律书，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看小说。他的睡眠不足5 个小时，忙着给数不清的前女友写长篇大论的书信。克林顿考试前会临时抱佛脚，每次突击学习几个小时就能通过考试。

刚到纽黑文几周，人们就发现他具有非凡的魅力，能够吸引大量不同背景的人。他听取他们的故事，学习他们的知识，然后以自己高深的见解和历史感来回应他们。克林顿具有非比寻常的移情能力，这令人们神魂颠倒，对他如痴如醉。南希·贝克瓦克就是一个被他的魅力所折服的人（不过她跟希拉里的关系要比她和克林顿的关系更密切）。“我从未见到过像比尔那样兴趣广泛、头脑灵活、魅力四射的人。他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效率极高。他对世人的爱像小说家的爱一般，他能记住他们身上特别的地方，他倾听他们的谈话，然后用无比巧妙的方式回应他所听到的东西。他很风趣，善于观察，对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他同样关注……他努力跟人们交谈，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他天生就适合从政。人们会问，‘好吧，你难道真以为他会成为总统吗？’当然！我认识他还不到两个小时就被他折服了。”

贝克瓦克后来成了加利福尼亚斯克瑞普学院的院长。她认为，比尔·克林顿也采用小说家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生活，他身上集合了令人惊讶的矛盾特质：既具有自我意识又能够自我否定；尽管目标明确，却又无法轻易做出决策。

然后就是他生活中的女人。

克林顿后来说：“在学业和政治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我的个人生活却是一团糟。一个年轻女孩离开我嫁给了从前的男友；接下来跟一个自己心仪已久但又不能与她确定未来的女孩痛苦地分别。于是我开始渐渐接受独自一个人，决定暂时不再同任何人谈情说爱。”

此时，希拉里上场了。 克林顿回忆说：“一天，在爱默生教授的课上，我坐在后排，突然看到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女孩……她一头浓密的深金色头发，戴着眼镜，不施粉黛，却透露出一股坚定、冷静的力量—这是我从未在其他任何人身上见到过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那时，克林顿几乎不太可能没有听说过希拉里。法学院的学生经常谈论她，她是校园里路人皆知的明星，大家都知道她在政治上志向远大、积极务实，而且原则性极强。

开学第一天，他们就经人介绍而相互认识了，但当时谁都没有太留意对方。也许是那时克林顿正和另一个女孩约会，或者是注意力都放在达斐的选举工作上了。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似乎都对那次见面没有什么印象。但接下来的那个学期里，希拉里在爱默生教授课上的表现给克林顿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不停地举手回答问题而且总是知道正确答案。

他开始在校园里有意追随她。希拉里说她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学院的休息室里，“他看起来不像一个领罗氏奖学金的学生，更像一个海盗”—长头发，乱蓬蓬的胡子，身高1.90 米，体重约110 公斤。当时他正在跟别人谈论在阿肯色州如何种出世界上最大的西瓜—他经常谈论这件事。

但是，根据他们的自传，直到1971 年春天的某个晚上他们才开始交谈。那是在耶鲁的法律图书馆里，克林顿发现了他的朋友杰弗里·格莱考，于是走过去打招呼。在交谈中，格莱考注意到“慢慢地……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了。他一直在听，但不怎么说话了，他的视线开始游移，目光掠过我的肩头，我想以一种不太显眼的方式看看他在看什么，就故意做了个要挠挠腿的动作以便稍稍转过身去，于是我看见希拉里就坐在那边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堆书本”。

格莱考“找了一个很有礼貌的借口离开了”，只留下两个主角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打扰他们。

在《亲历历史》中，希拉里说他一直朝她张望，因此她就干脆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后来，克林顿回忆说当时她的举动让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跟她打了个招呼，很快他们就分开了。

那时希拉里仍在和戴维·鲁珀特约会，他们经常和另外一对年轻人在怀俄明州本宁顿的一个被他们称为“鸡笼”的双人公寓房里过周末。她再次和克林顿说话似乎已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春季学期最后一天，他们上完政治和民权课走出教室，克林顿问希拉里去哪儿，她说去注册下一学期的课程。他们一起来到注册员办公室，注册员问克林顿：“你已经注册过了，怎么又来了？”

当克林顿承认那只是为了能跟希拉里在一起而耍的小心眼儿时，希拉里笑了。她在书中写道，他们“一起走了好长一段路，然后就有了第一次约会”。

克林顿建议他们步行去耶鲁艺术画廊看马克·罗斯科画展，到那里时却发现博物馆关门了。克林顿主动提出清理堆积如山的垃圾，这才说服看门人放他们进去了，这件事给希拉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晚，克林顿应希拉里邀请参加了她和室友在宿舍举办的期末派对。几天后，克林顿给希拉里打电话时听出她病了。希拉里说，半小时后，他出现了，并给她带来了橘子汁和鸡汤。克林顿的兴趣广泛，“从非洲政治到乡村音乐和西方音乐”，他无不怀着浓厚的兴趣，这也给希拉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他们就成了一对恋人。现在希拉里意识到“他远比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复杂得多”。

尽管克林顿表示刚刚同前女友断绝关系，不想这么快就恋爱，但室友们却清楚看到，他在不遗余力地避免失去希拉里。她头几次拜访海滩小屋的时候，为了给她留下好印象，他指导室友跟他一起演戏。他的室友（牛津时代的好友道格拉斯·埃克利、道格拉斯·波格和威廉·科尔曼三世）因为克林顿对这个新女朋友明显不同以往的态度而感到滑稽。这一对年轻人像在跳双人芭蕾舞，你来我往，推推拉拉，可是又舞步轻盈得根本不像他俩一贯的风格，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波格说：“他们在一起非常有趣，活力四射。”克林顿一不留神就会露出他从小习惯的南方人的说话风格，希拉里则会善意地取笑他：“说重点儿，行吗？比尔！”克林顿花了点儿时间才适应了她中西部的直爽风格。

早在这之前，他们就开始探讨政治话题了。她感觉到他献身公共服务的决心远远超过对政治职位的野心。他的家乡在教育发展、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州，但是“他深深关切着家乡，这太不一般了”。她写道：“他是有根的，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归属感。”

图书馆邂逅之后的几周，希拉里和比尔就手拉手地在校园中漫步了，显然沉醉其中。他们刚确立恋爱关系时，德博拉·塞尔碰巧遇到了他们。德博拉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克林顿，读大学时又认识了希拉里。她说：“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忍不住要说：好，他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总是非常迷人，非常有魅力。”

一个密友说，她“看起来像个嬉皮士”，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凉鞋，长发过肩，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经常换镜框。她像是在尽力掩饰自己吸引人的容貌。

“他们的价值观、理想抱负及对生活的热情不谋而合，这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太顺理成章了。”塞尔看得出希拉里“在许多方面是很有吸引力的”，包括她的外表，尽管眼镜片遮掩了她娇好的面容。希拉里被公认为是“善于思考的……思想深刻的人，而他则以才思敏捷而闻名”。事实上，塞尔和其他人慢慢意识到，克林顿才是那个更深沉的人。

几个同学认为克林顿追求希拉里是别有用心的，他想利用她的声望来提高自己校内外的地位。希拉里对克林顿的态度是“我不需要你”，在以前的女朋友那里，比尔从未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似乎让他觉得很不安。

又过了几周，希拉里告诉克林顿，暑期她要到加州奥克兰市的特鲁哈夫特－沃克&伯恩斯坦（Treuhaft，Walker & Burnstein）律师事务所实习。克林顿原计划到佐治亚州南部参加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争取该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当时竞选筹备工作才刚刚开始。现在克林顿告诉希拉里，他要和她一起去加州，不去佐治亚了。

希拉里追问克林顿这么做的原因，他说是因为他爱她—希拉里在《亲历历史》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后来，她说自己当时高兴极了，整个人飘飘然的。

从一开始，他就关注全局。“我只是喜欢在她身边，因为我觉得跟她在一起从来都不让人感到厌烦，所以一开始我就告诉她，我愿跟她白头偕老，而且我认为那很重要。”

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关系中的一些特点就已经初露端倪，后来在州长府邸和白宫，这些特点就更加明显了。在克林顿当总统的头几年，和他们两个一起共事的戴维·格根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我看到的那个比尔·克林顿每天都需要妻子情感上的支持。他依赖她，时时谈起她，无论做什么都把她当作是永远可以让他依靠的、坚不可摧的直布罗陀岩石……当他们取得平衡的时候，可以互为补充。他们的伙伴关系为他的领导才能提供了更多的能量。她是锚，他则是帆；她是现实主义者，他则是梦想家；她是战略家，他则是战术家。”

6 个月后，他们的朋友，实际上是所有法学院的学生，都领教到了他们之间那精心构建的平衡。那时，在耶鲁法学院著名的大律师联盟模拟庭审大奖赛上，希拉里和克林顿双双入选其中一支辩论队伍。

希拉里在《亲历历史》里写道：“他精心组织了思想和词句，使之听起来像音乐一般优美流畅，这让我大为惊讶。我喜欢他的思维模式和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在他身上我最早注意到的地方就是他的手形，他的手就像钢琴家和外科医生的手，手腕纤细，手指细长灵巧。”在这本希拉里的自传中，只有不多的几个段落表现出了“欣喜若狂”的感觉，这就是其中之一。

恋爱初期，在长岛的海滨别墅里，有一晚希拉里和克林顿谈到了毕业后的打算。克林顿说他打算回阿肯色州谋求公职，而希拉里除了决定追求儿童和民权事业之外，还没有什么具体打算。

比尔·克林顿爱上了希拉里，感觉到她有一种自己先天并不具备的从政必需的素质：强硬而不妥协。这种素质的意义和实质后来成为了克林顿夫妇的朋友、拥护者和对手们永无休止的辩论话题。没有它，克林顿不可能当上总统。这个说法是有几分正确的，毕竟，比尔·克林顿情愿调和矛盾也不愿意去战斗，因此常常需要希拉里极力把他推上拳击台。

追随他们二十多年的政治顾问迪克·莫里斯在与他们反目之前是这样评价她的：“她有一种无畏的品质，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坚定力量，而他则不具备这些素质。她具有杀手的本能。她争取什么时，都会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较量、战斗，一定要让战火烧到对方的阵营。她没有比尔的那些曲折迂回、谨小慎微的心思。”

尽管希拉里的政敌喜欢把她丑化成一个泼辣、让男人闻风丧胆又固执己见的悍妇，但是她并非那样的人。她做事总是经过深思熟虑，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般浅薄。她的思维方式带有点军事化的缜密风格：观察地形，发现障碍，识别不利情况，然后分别采取相应的行动。比尔的思维方式则不尽相同。他反应较慢，很难识别他人的恶意，他假定别人都是好人，愿意花几个月的时间赢得别人的信任。而希拉里则随时准备在危急关头先除去敌人。

1972 年在耶鲁举办的模拟庭审大奖赛上，他们的政治合伙人关系刚刚初露峥嵘。当时希拉里和克林顿被指派充当原告律师。他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起诉要点、法律依据和控辩战术。他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案子，该案被告是肯塔基州的一名警察，被指控犯了谋杀，而此人曾公开宣称痛恨那些看起来像嬉皮士的年轻人。“可是，这足以构成殴打某人致死的动机吗？”模拟法庭的宣传海报在介绍案情时这样问道。

克林顿和希拉里没能赢得大奖。不过，他们在此次合作中的准备工作和临场发挥可以说是此后25 年里两人合作模式的原型，两个人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和性格优势，同时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角色分工已初步形成。同伴们一眼就看到了他们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当他们那与众不同的分工合作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大家都为之倾倒。南希·贝克瓦克对两人之间的这种原动力进行了很好的描述：“希拉里非常犀利敏锐，具有芝加哥风格，而比尔则是幽默、怀旧、天真。”

从反战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的总统选举团队的基层人员都是些年轻人。时年35 岁的反战运动天才组织者之一加里·哈特任选举负责人。他挑选克林顿和泰勒·布兰奇担任得克萨斯州选举协调员。当时泰勒·布兰奇是南方反战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兼《华盛顿月刊》的政治记者。

克林顿曾邀请希拉里去得克萨斯助选，她在得州中南部城市圣安东尼奥负责登记投票人的工作。无论从职务还是从体格角度来看，克林顿在得州选举活动中都是很有分量的人物，当然希拉里的表现也同样抢眼。为麦戈文选举而工作的妇女们相信，希拉里必将取得非凡的政治成就。来自得州西部小村庄埃尔派、勤劳而有主见的贝齐·赖特成为了希拉里的真正追随者。她和希拉里的业余时间大都用来讨论如何让更多妇女严肃认真地参与政治活动。赖特说：“比起克林顿的政治前途，我对希拉里的政治前途更感兴趣。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凭着她的非凡智慧、宏伟抱负和自信坚定，她到底能够走多远。”按希拉里的吩咐，赖特来到华盛顿组织全美妇女政治筹备会。赖特相信，在这个位置上，她能帮助希拉里最终当选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赖特同希拉里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其他人来讲，关于希拉里聪明才智与自我克制的记忆远比关于她热情奔放的社交风格的记忆更鲜明。一些人觉得她冷淡，还有其他一些人认为她热情、重情义、易接近且好交际。无论走到哪里，这种两极分化的评论都一直伴随着希拉里，不管是在社会组织中、竞选活动中，还是在美国参议院。

1. 浮士德式交易现常用来泛指“牺牲长远利益以获得近期利益”的现象。浮士德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译者注

第4章 以阿肯色为家

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和比尔能够一直在一起……我到底要怎样解释这持续了几十年的爱情？ —《亲历历史》

在刚刚遇到比尔·克林顿的时候，希拉里就热忱地相信一个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她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莫名其妙的神秘力量，或者容忍其他人独断专行的个性，因为她已经领教过母亲为此付出的沉痛代价。她更不相信（一个人，尤其是她自己）会在扭转局面和改变其他人的天性时束手无策，因此，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她显得异常坚定。

然而，一次又一次，在同比尔·克林顿的交往和婚姻中，她终于学会正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旦牵扯到其他女人，她就控制不了他了。她曾经说过，事实上，惹恼她的并不是他不断出轨的冲动。渐渐地，她几乎认为，在涉及性理智和控制性欲的问题上，自己的丈夫和十几岁的少年差不多，而这一切都该归咎于他不正常的童年生活的病态影响。“还有比不忠诚更糟糕的事。”她在1989 年这样对一个心腹朋友说。当时，克林顿认为自己爱上了阿肯色州的一位离异女士，玛丽莲·乔·詹金斯。自从这位女士开始跟比尔交往，希拉里就认识到自己根本无力改变克林顿，他们的婚姻也一再地提醒她认清这一事实，她为此深感挫败和愤慨。希拉里相信，理性思维和逻辑的力量几乎是可以压倒一切的。然而，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克林顿却似乎完全对逻辑推理免疫，他一再出轨倒不是因为要叛逆什么。

希拉里花了两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嫁给克林顿。她不但对他拈花惹草的恶习非常担忧，还对居住在阿肯色州这件事充满疑虑，更对他追求梦想时表现出来的如火热情而惴惴不安。她想要孩子，但是却不想让孩子生活在父母关系紧张的环境里。希拉里的母亲被父母抛弃并遭丈夫虐待的遭遇，是希拉里挥之不去的噩梦。她小心翼翼地把一只脚趾探入阿肯色的水中尝试一下“水温”，然后感觉自己还能够学会在那里生活，一直犹豫不决的她这才下定了决心。在那些年里，她小心翼翼地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以便一旦婚姻或者政治生涯搁浅，还能有一个现成的应急预案。她知道，从谈恋爱开始克林顿就频频出轨，他们两个拥有稳定婚姻的概率，尤其是拥有双方都忠诚的婚姻的概率，至多跟赢得掷骰子赌博的概率差不多。

最终，为了爱情，也为了两个人都希望在华盛顿拥有美好政治前景的共同梦想，她嫁给了克林顿。但是，未来的焦点将会是他，而不是她。当一个朋友鼓动她追求更加独立的事业轨迹和自我定位的时候，她无奈地对她坦言：去阿肯色州就意味着彻底放弃在华盛顿或纽约找一份体面工作的机会，以及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放射出属于自己的灿烂光芒的可能性。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之后，她在全美范围内得到认可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在阿肯色州，她没有办法做一个掌权的女人。虽然她知道嫁人并不意味着一定不能做女强人，但是如果嫁给比尔·克林顿并且在他的地盘上生活，那么做女强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她选择居住在更加传统的社会中，并将自己的才华、心血和能量都用来为丈夫那颗星增光添彩，就像她母亲那一代人所做的那样。她会成为他的合伙人、经纪人，并随时为他提供忠告。她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希拉里就已经为克林顿做出了第一次巨大的牺牲。为了跟他在一起，她选择在耶鲁多待一年而不是跟同班同学一起毕业，以推迟独立实现自我抱负的时间。她在麦戈文的竞选团队中工作到投票当天，并且在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学习儿童发展学。1973 年，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她跟克林顿一起去了一趟英格兰，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旅行。克林顿充当向导，领着她游历了伦敦、牛津，还有自己获得罗兹学者奖学金到英国深造的那一年里曾经到过的其他地方。在被众多浪漫主义诗人热情讴歌过的英格兰恩纳代尔湖畔，他请求她做自己的妻子。

但是希拉里拒绝了他的求婚。事后，她解释说自己不想仓促做出决定。当时，她害怕“一般意义上的承诺和义务，还特别担心比尔的热情”。

许多年后，希拉里说，克林顿曾经多次向她求婚。“我从来都不怀疑我对他的爱，但是我知道他要在阿肯色州建立自己的生活。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在一个既没有家人又没有朋友的地方生活下去。”

从欧洲回国之后，希拉里于1973 年6 月第一次踏上了阿肯色州的土地，而这趟阿肯色之旅恰恰证明了当初拒绝克林顿的求婚是多么明智。克林顿请求她跟自己一起去“看看她对那里印象怎么样”，他还力劝她参加了阿肯色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起，克林顿几乎从未停止过谈论他的家乡，他想要用自己的热情感染希拉里。尽管这里风景如画，不过感染希拉里还是很困难的，而希拉里在温泉郡对克林顿母亲和弟弟的短暂拜访使这变得更困难了。

希拉里最早是在1972 年见到克林顿的母亲弗吉尼亚的。弗吉尼亚和希拉里爱着同一个男人，但是一开始，两个女人就对彼此很看不上。弗吉尼亚认为希拉里丑得恐怖，她的发型剪得一塌糊涂（为了省钱，那个学期她是自己动手剪头发的），不化妆、穿牛仔裤，举手投足都带着嬉皮士的懒散劲儿。弗吉尼亚的头发挑染着与众不同的白色条形图案，她喜欢放荡的男人和不羁的烈马，涂大红色的口红，戴假睫毛。弗吉尼亚当然没有想到克林顿会带一个像希拉里这样的姑娘回家，雪上加霜的是，她还是个“北方佬”，虽然她其实来自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

罗杰是克林顿的弟弟，之前希拉里并没有见过他。然而罗杰很快就对希拉里形成了跟母亲一样带有地方特色的评价：首先，她不够漂亮；其次，她对待比尔的态度过于飞扬跋扈。

希拉里倒是跟弗吉尼亚的第三任丈夫杰夫·德怀尔相处得比较愉快。杰夫一直对希拉里很和善，并经常给予希拉里支持和鼓励。希拉里注意到他对弗吉尼亚怀有一种崇敬的心态。杰夫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他拥有一家美容院，在20 世纪60 年代初曾经因为股票诈骗而入狱9 个月。就是他为弗吉尼亚设计了如此特别的发型，将她已经变白的头发周围的头发也染成白色。杰夫告诉希拉里，弗吉尼亚最终会接受她的，并像家人那样拥抱她。弗吉尼亚最终的确接受了希拉里，不过她态度的转变比冰川移动还要慢。

和希拉里在一起的两年时光里，克林顿已经简要地将自己知道的模糊的家族历史告诉了她。但是直到进了他的家门，她才第一次清楚了解到克林顿生长的环境，并推测这就是造成他拈花惹草的根源。

弗吉尼亚自己的家族—卡西迪家族，还有克林顿家族都有信教的传统，但是他们的信仰并没有使他们相信克制自己的性行为是虔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弗吉尼亚的母亲伊迪丝是一名护士，她经常谴责丈夫埃尔德里奇同其他女人发生婚外情，然而人们也盛传伊迪丝跟阿肯色州霍普郡的一位内科医生有暧昧关系。威廉·杰斐逊·布莱思很可能是克林顿的生父，在他28 岁去世的时候已经先后有了四五任妻子。克林顿随其继父老罗杰·克林顿的姓。老罗杰跟弗吉尼亚结婚之后并没有停止追求女性的游戏，而且在喝醉酒之后常常会因为妒火中烧对弗吉尼亚拳脚相向，导火索就是听到人们说他的妻子与别人调情的风言风语。希拉里相信，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无怪乎克林顿会对女人、调情和性征服拥有如此狂热的激情。

希拉里一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终，她还是和克林顿一起到小石城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

这时，克林顿早已开始围绕自己的政治前途规划两个人的未来了，他甚至连两人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时候填写同样的地址是否会带来负面的政治影响都评估过了。他计划在阿肯色州立大学教书，同时让自己渐渐适应家乡的政治气候，然后再竞选公职。

如果希拉里搬到阿肯色，她可以加入一家律师事务所，或者到位于费耶特维尔的法学院教书。当然，这些工作跟她的宏伟抱负根本就不相称。因此，她接受了一份令人热血沸腾的工作，地点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为玛丽安·埃德尔曼新近创办的儿童保护基金会工作。克林顿和希拉里在阿肯色短暂逗留之后，各奔前程，两人交往的前景充满变数。

根据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的记录，此后不久的7 月23 日和24日，希拉里参加了华盛顿地区的律师资格考试。在坎布里奇，她在离哈佛大学不远的地方租了房子。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一个人住，而她并不喜欢独居。

11 月3 日，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通知希拉里说她没有能够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人生中第一次，她尝到了失败的苦涩。鉴于大家对她的期待，以及她对自己更高的期许，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817 位报名者当中，有551 名通过了考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名气远不如耶鲁的法学院。在其后的30 年里，她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虽然后来有很多次机会，但她再也没有参加过律师资格考试。

据那些最了解她的人推测，当时，她肯定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深深的耻辱，而且她的自信心也因为这次经历碎了一地。如果她没有经历这次考试失败的话，她的生活，乃至这个国家的方向将会是怎样呢？对此，我们只能进行臆测了。

1973 年感恩节期间，克林顿飞到新英格兰与希拉里共度节日。他们一起徜徉于波士顿的街头，畅谈彼此的未来。那个时候，克林顿已经租下了一个“完美的住所”，据他说，这是一间美丽得无与伦比的、由小巧的木头和玻璃筑成的小屋，方圆80 英里范围都与世隔绝，不远处就是白水河。他们的朋友认为，克林顿一直都具有非凡的审美天赋，在艺术、设计和音乐方面的修养都比希拉里深厚。克林顿租下的房子是由费伊·琼斯设计的，他是这个国家20 世纪中叶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

在坎布里奇，克林顿告诉希拉里自己多么喜欢那所房子，多么享受在大学任教所带来的乐趣。他还告诉她，自己正在积极地从自己的圈子中找出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来接受约翰·保罗·汉默施密特的挑战。此人是阿肯色州唯一的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在“水门事件”丑闻发生以后，尼克松为了继续赖在总统宝座上而进行的垂死挣扎已经连累了他所在党派的成员们，所以，现在是一个击败汉默施密特的好时机。希拉里能够看出来克林顿想要亲自披挂上阵。再次跟他在一起，她的心放下来了，甚至感到很兴奋。然而，他们在坎布里奇共度的时光对于明确两个人的交往前景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她对婚姻和阿肯色所持的保留态度没有改变。

克林顿发现，对希拉里而言，嫁给他就像是“高空走钢丝”一样危险，而阿肯色也不是她理想中的居住地。克林顿已经很幸运地有机会跟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们交往，但是，他还是认为“希拉里的政治前景要远远超过那些人。她拥有聪明的头脑、善良的心灵、比我本人更出色的组织技巧以及几乎跟我一样高明的政治技巧。我只是更有经验而已”。对他而言，她的幸福快乐是最重要的，而且，如果没有自己的话，也许她会发展得更好。他们约定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假期再见，到那时，他们可以好好商量一下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

圣诞节过后不几天，克林顿接到了约翰·多尔的来电。此时，多尔刚刚被委以重任，担任议会司法委员会尼克松弹劾调查的首席法律顾问。前一年，多尔曾经应希拉里和克林顿的邀请，在耶鲁大学大律师协会模拟庭审大奖赛中担任评委，他们两人都对多尔仰慕已久。多尔此次致电克林顿是为了邀请他参与尼克松弹劾调查。多尔把克林顿当作是年轻律师中加入弹劾委员会的首选，问他是否能够暂停一年的教学工作到华盛顿来，还请他推荐几个出色的律师人选。

根据希拉里对此事的回忆，克林顿在多尔打电话之前就已经下定决心要竞选议员了，所以他拒绝了多尔的邀请，同时推荐了希拉里。不管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确信，在受到工作邀约之后，希拉里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多尔的工作邀请是解决希拉里和克林顿这对情侣两难处境的完美契机。希拉里是非常不想搬到阿肯色住的。如果尼克松受到调查之后被议会弹劾并接受参议院的审讯（有这个可能性，而且概率很高），那么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一年多。如果克林顿赢得了选举，并在11 月成为众议员，他就可以在1975 年正式走马上任，而到那时，总统弹劾案也差不多该结束了。那么，27 岁的希拉里在华盛顿政界人士当中的声望就可以一飞冲天（这正是在尼克松辞职之后发生的情况），他们两人将作为华盛顿令人瞩目的金童玉女加入这座城市。

希拉里在得克萨斯麦戈文竞选团队工作时结交的朋友萨拉·埃尔曼在华盛顿城里有房子，希拉里在华盛顿工作期间就住她家富余的房间里。首都的氛围让她兴奋—她是这项历史性事业的一部分，她将用自己的努力和思想为这个意义重大的事件贡献力量。对她个人而言，还有一项额外的收获：通过做那些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希拉里可以重建因为华盛顿州律师资格考试失利而受到重创的自信心。她在这里参与调查和分析，从那些已经声名显赫的同事身上汲取经验，用自己的创意来激发他们的灵感，而且，她还能用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来为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最有意义的公共事业服务。

弹劾案的工作反映出多尔灵活机动的工作方法，不墨守成规，只有3~4 名多尔最信任的助手能够从全局上了解弹劾调查将要如何进行，到底有哪些材料要被用来对付尼克松。在受雇律师这个层次，也就是希拉里这个层次，多尔会分配给他们一些单调、枯燥、细致而具体的工作，让他们对弹劾的相关规则和要求进行程序性的研究，甚至让他们搞清楚在进行听证会时每个人就座的位置。

在律师团所有44 名成员中，女性只有3 人。整个机构共有90 个人，其中包括律师、秘书、书记员、研究人员和打字员，他们都在多尔的领导下工作。这些人住在国会山的老议会饭店，整个饭店都被包下专供他们使用。

跟其他同事一样，希拉里每天工作12~18 个小时，黎明时分就要起床。多尔严禁员工私自记笔记或日记，或是在办公室以外同任何外人谈论调查或他们自己的工作。法律小组另外两名女律师中有一个叫作特里·柯克帕特里克，她曾经就读于阿肯色州立大学法学院。柯克帕特里克告诉希拉里，在阿肯色州没有多少女律师，因此“你必须要比任何男人都强3 倍才有可能成功。你必须谨慎交友，那里的文化与这里的非常不同。但是，一旦他们接受了你，那里的人非常亲切也可以信赖。而且，在那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容易，你可以成为小池塘中的大鱼”。

柯克帕特里克看得很清楚，希拉里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彻底、完全为比尔·克林顿而疯狂”。在克林顿北上华盛顿探望希拉里的日子里，她的“气色完全不一样了，整张脸都红润起来”。

其他人认为希拉里的脑子里想的几乎全是她跟克林顿的关系，你甚至可以根据她跟克林顿通话的频率来预测她的喜怒哀乐。汤姆·贝尔跟希拉里共用一间办公室，曾经看到她“早上到办公室的时候因为克林顿没有打电话而怒气冲天。那些日子她会很暴躁。几天后她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又会兴奋地对我说：‘汤姆·贝尔，你知道吧，比尔·克林顿总有一天会成为美国总统的。’” 伯尼·努斯鲍姆是哈佛法学院第61 届毕业生，曾担任美国助理检察官，他是希拉里的直属上司。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最后离开办公室，在路上她谈起了克林顿。努斯鲍姆认为自己可以算得上是希拉里的良师益友，因此建议说，也许那个小伙子在争取国会议席之前还需要除了法律学校之外的其他历练。

“你根本就不了解，”她反驳说，“他将成为美国总统。”努斯鲍姆记得自己当时深吸一口气，说这个想法太荒谬了。而希拉里还是不肯屈服，接着说：“你不了解他，但我了解。他会成为总统的。也许你认为这么说很愚蠢，可是这一点儿也不蠢。”之前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发火。车到家门口的时候，希拉里一言不发甩手撞上车门就走了。让努斯鲍姆不了解的是，克林顿的选举结果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会的席位，他的成功意味着希拉里能够生活在华盛顿，而不需要像戴着脚镣和手铐的囚犯一样被拴在阿肯色州。

当希拉里在国会山上的一座老建筑里努力工作的时候，克林顿也于1974 年2 月25 日宣布参加阿肯色州第三国会选区的议员选举，而宣布参选的新闻招待会分别在阿肯色的4 个主要城市进行：他的家乡温泉郡，小石城，整个第三选区选民最集中的史密斯堡，以及费耶特维尔。他的选举总部就设在费耶特维尔，离阿肯色州立大学不远。

从一开始，他的竞选团队就听克林顿滔滔不绝而又兴高采烈地谈论他那个女朋友，她目前正在华盛顿为弹劾调查组工作，而且拥有非凡的政治头脑。他没有告诉大家的是，她已经成为他最亲密的知己和顾问。虽然远在华盛顿，希拉里却成为了整个选举活动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来提出自己的建议，克林顿的助选经理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她的分量。因为曾经在麦戈文得克萨斯的竞选团队工作过，现在又在华盛顿工作，希拉里的政治经验其实比克林顿的一些助选经理们还丰富。但是，相比较而言，希拉里对阿肯色州，还有它独特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了解较少。不过，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给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指示，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详细地列成清单给他们。而当她的想法没有被付诸实施的时候，她很快就会表达自己的不满。还有几次，她会在周末的时候飞到阿肯色跟克林顿团聚，这个时候整个选举总部都能感觉到她的存在。

贝齐·赖特也会在周末从华盛顿赶来给克林顿帮忙，她对于希拉里能够在完成自己在弹劾调查组的工作的同时，还花那么多时间帮助克林顿参选感到非常惊讶。赖特相信希拉里之所以经常到费耶特维尔去还有别的原因：赶走克林顿身边的其他女人。克林顿和希拉里有时候会为此公开争执。“我很清楚他还在跟其他女人约会。”赖特说。

曾经有一次，希拉里在电话中威胁说，如果克林顿继续这样拈花惹草，她也要在华盛顿找个人上床。竞选代理保罗·弗雷说，他曾经无意间听到克林顿在电话中同希拉里的谈话，那时候，克林顿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并且恳求希拉里不要“去做一些让双方都会感到痛苦的事情”。在选区里，克林顿在小石城和其他几个城镇中都有女朋友。曾经有几个月，他一直同一个志愿在竞选总部工作的阿肯色州立大学的大学生约会，而他的雇员都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本性，所以，只要此事不影响选举，他们就对此不闻不问。

而在此后20 年间，赖特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比尔·克林顿的政治生命，并且负责为其性冲动善后，尽可能消除或者弱化这些行为对他的未来和婚姻的破坏。赖特这样描述1974 年的选举情况：“他就像摇滚歌星一样迷倒了一大批女孩子……此后的情况也一直如此。”而克林顿的态度就是假装他跟希拉里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问题。克林顿甚至说：“希拉里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她是我认识的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人。而且，有这样一个女人全心全意地爱着我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赖特从来没有就此同克林顿或是希拉里交谈过：“对此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此后20 年里也一直如此。”

这一年春天，在去费耶特维尔的时候，希拉里跟克林顿在法学院的一群同事共进晚餐，其中包括系主任，他当时就邀请希拉里到他们学院执教。之前，克林顿下了很多工夫游说他聘用希拉里。几周以后，她专门安排时间接受了教师评定委员会的正式面试。“面试那天，希拉里穿得很土，就好像前一天刚刚逛过布卢明代尔百货商店。”其中一位面试考官回忆说：“在阿肯色，这种穿着打扮看上去很奇怪。她穿着长裙，黑色丝袜，还戴着角质架的眼镜。她看起来一点儿阿肯色的味道也没有。”希拉里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面试者的青睐。然而，这个来自中西部地区、接受常春藤学院教育的北方佬适合待在这里吗？

在此后的20 年间，她的穿着品位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她从不介意穿那种根本不配套的衣服。”柯克帕特里克说。她也不喜欢购物。“但是一旦开始购物，她就会很享受这个过程。”她的购物习惯反映出她一旦对什么新东西着迷，就会有走极端的倾向，虽然这些事她未必都能做得很好。

同年夏天，希拉里的父亲和弟弟托尼来到了费耶特维尔。许多助选志愿者都认为，这是她试图监视克林顿，阻止他去追求其他女人的措施之一。希拉里曾经告诉克林顿，没有家人和朋友，住在阿肯色对她而言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当她的父亲和托尼乘坐凯迪拉克到来的时候，竞选经理罗恩·阿丁顿大吃一惊，他不记得希拉里说过他们会来。

“你们打算住多久？”他问休。“见鬼，我也不知道。希拉里说我应该来这里给你们帮帮忙。”第二天，父子俩就驾驶着这辆满载着“克林顿国会选举”标语牌的凯迪拉克踏上了阿肯色农村的偏远小路。偶尔，会有人打电话到竞选总部来谈论“开凯迪拉克的北方佬”。

自从希拉里到耶鲁读书以来，休·罗德姆改变了很多。希拉里跟克林顿开始恋爱的第一个夏天，曾经带克林顿去拜见自己的家人，而她父亲当晚就命令女儿的追求者睡到门廊里去。表面上他是因为不喜欢克林顿长长的头发和络腮胡子，事实是，当时无论是哪个小伙子，只要胆敢追求他的女儿都会受到同样的“招待”。在女儿到韦尔斯利学院读书之后，休勉强同意与希拉里和解。虽然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他一直都为女儿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而且，虽然女儿的态度也是逐渐转变的，但是很明显，她已经努力不对他那么尖刻，也越来越能够接受他偶尔的暴躁和粗鲁了，这也令他十分欣慰。而克林顿似乎天生就善于也乐于跟每一个人融洽相处，这对于他最终赢得休的认可很有帮助。

在克林顿的家庭生活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强有力的男性形象。很可能是克林顿生父的威廉·杰斐逊·布莱思在他出生之前就死于一场交通事故，他酗酒成性的继父老罗杰·克林顿也在他就读大学的时候死于癌症。直到继父罹患癌症时，他才学会了爱他、理解他。克林顿非常希望能够融入罗德姆一家，他会跟休吉畅谈世界形势到深夜，还教他玩红心游戏。关于政治以及其他所有问题的争论都成了罗德姆家餐桌上的必备菜肴，而克林顿对此非常享受，他甚至比希拉里更能容忍休那种教条主义的发音方式。克林顿能够心平气和地向休解释自由主义和民主党传统背后那些历史背景和根本理念，而希拉里总是无法做到这一点。休教克林顿玩曾经在女儿小时候教过她皮纳克尔纸牌游戏，而克林顿也很乐意告诉休自己家乡茂密松林中那些南方好汉的故事、温泉郡那些挥金如土的赌徒和魔鬼般的女子的故事，还有那些在20 世纪三四十和50 年代决定了那里生活基调的政界人士和暴徒的故事。

从一开始的时候，多萝西就被克林顿和他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她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有趣而诚恳的孩子，并且很惊讶他居然到过那么多地方。当她问他从耶鲁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时，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说自己计划回到阿肯色去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对此她印象深刻，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而，轮到女儿决定是否要跟克林顿一起回到阿肯色的时候，她却不确定女儿这样选择是不是明智。“不过，你知道，我从来都不会命令孩子们做什么，我相信希拉里自己的判断。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约翰·多尔认为希拉里是自己雇用的年轻人当中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也会让她担负比其他同僚更重要的工作。有时候，他会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征求她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当然，他的办公桌上除了便条本和铅笔之外空无一物，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出围绕着他的那种神秘气氛。

多尔曾经是个名义上的共和党人，曾因英勇无畏地帮助首席检察官罗伯特·肯尼迪在南方保护黑人，并积极为他们争取正当权益而出名。他坚持自己的雇员不能公开宣布自己所属的党派，借以表示对尼克松不存在任何偏见。然而，他本人对尼克松的看法在调查之前就已经定型了，而这种看法的基础是参议院对此案进行的听证会和在此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搜集到的更完整的记录。

刚刚到华盛顿来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希拉里就对尼克松及其罪行带有强烈的偏见，对于他应该被弹劾这一点深信不疑。不过，从多尔那里她学到了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工作的好处，也知道通过一丝不苟、精心规划的工作，不但可以达到预期目标，还能够防止外人（尤其是记者）改变正在运行的项目的内部动力机制。

在完成了研究弹劾调查程序的任务之后，多尔和努斯鲍姆给希拉里和其他同事布置了另外一项任务—确定以前那些弹劾案的确切基础或者标准。希拉里参与起草的那份报告的重点是分析“重大犯罪和过失”这个短语的意义。报告提出：“证据表明，只有在被调查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时才对他进行弹劾的做法，不符合这个短语的内涵和精神，也无法达成当初这项制度的设计者们的初衷。”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3 月，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不断将尼克松的谈话录音送到他们这里，而这对总统本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7 月初，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们听取了椭圆形办公室的谈话录音，这卷录音带清楚无疑地证明总统的确是有过失的，而且在掩盖罪行的时候起到了主导作用。在1973 年3 月22 日，尼克松对自己的高级助手们说：“我才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要你们阻止这一切发生。让他们援引《第五修正案》，设法掩盖或者干点儿别的什么……我要的就是这样。”在希拉里或者她的每一个同事看来，毫无疑问，这卷录音可以作为确凿的证据，证明总统确实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和过失，应该被弹劾。1974 年7 月19 日，多尔正式向整个司法委员会呈报了所有弹劾罪名，其中三项指控包括滥用权力、妨害司法公正和蔑视国会，该提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得到了司法委员会两党成员的批准。

此时，尼克松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众议院全体弹劾，而且参议院也会批准。所以，他选择在1974 年8 月9 日辞职。这时，希拉里没有留在华盛顿的打算，也没有准备律师资格考试，她甚至都没有等到弹劾调查的最终报告完成就接受了在阿肯色州立大学法学院执教的工作，并告诉克林顿她会去费耶特维尔。

希拉里说，如果克林顿和她真是一对儿的话，就必须有一个人做出让步。“随着我在华盛顿的工作以出色的结果而告终，我终于可以给我们的关系—还有阿肯色一个机会了。”

回顾刚到阿肯色州的那段日子，她还记得去那里之前走过的路。在希拉里就读韦尔斯利学院期间写给唐恩·琼斯牧师的信里，她声称大学阶段对她而言将是一个“尝试各种个性和生活方式”的时期。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她给当时在哈佛读书的男友杰夫·希尔兹写信说：“我想去旅行，先去非洲，然后去欧洲，最后再回到美国—花一年的时间真正地‘四处闲逛’，做一切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她希望能够在卡罗来纳的工艺中心工作，再试一试自己有没有戏剧表演的天赋，还要去南卡罗来纳或者墨西哥州，“花一个月的时间在白天做各种工作来见识形形色色的人”。

在耶鲁，希拉里遇到了克林顿，当时，她要比他成熟得多。克林顿跟女性之间的交往通常都非常短暂，只是建立在性关系基础之上，比较随便，而且缺乏互动。而希拉里在遇到克林顿之前，她已经历过真实的恋爱。在其中几段恋情里，她会同爱人在政治、哲学和学术观点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沟通，而克林顿同女人之间的交往则缺乏这样的成熟和全心全意。自从离开帕克里奇之后，她成长了许多。

当上总统之后，克林顿才通过政治家的直觉和学者的头脑来体验生活。除了童年时代在南方黑人当中生活和在牛津读书时游历欧洲的经历这两个特例之外，他所有的基本理念、价值观都是通过阅读、谈话、选举、执政以及他妻子的经验而得来的。

那些试图诋毁希拉里和以克林顿为敌的人很久以前就宣称，希拉里巨大的野心根植于对权力赤裸裸的追求，而且有着严重的“左倾”和激进自由主义的色彩。但是，希拉里在1973 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激进主义和狂热的理想主义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她倒是很乐意实验那些激进的想法，并热衷于理解它们内在的推动力、背后的历史及其实际价值。在韦尔斯利学院读4 年级的时候，她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民主是“最激进的政治信仰”。

借用希拉里大学时代一名同班同学的说法，大学时代的她“从来都没有真正‘左倾’，而是保持着不左不右的中间立场，是个标准的中立者”。她擅长利用政治实用主义来实现自己认为正确的目标，这个天赋当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最终，生活经验以及希拉里自己的是非观引导着她离开了坚定信仰理想主义的道路。她开始反对任何死板的政治教条，并选择主流法律服务作为自己的事业方向，还因为一些非传统的原因参与了公益服务事业—保护儿童权益的工作。这些情况发生在希拉里身上特别耐人寻味：首先，她的母亲多萝西·罗德姆曾经被自己的父母抛弃，又在经济上受制于自己的丈夫；其次，她即将与之结婚的那个男人的母亲曾经被克林顿嗜酒成性的继父殴打，而他的生父也不安于室，还因车祸丧命，让他的母亲成为寡妇。

在读高中的时候，希拉里和克林顿的人生道路截然不同—她的道路更具冒险性、实验性，而且她探索的道路不断拓展；而他的道路则比较稳定、常规。他热爱猫王，演奏萨克斯风，还崇拜杰克·肯尼迪。希拉里是乡村女歌手萝拉·菲比安歌迷俱乐部的主席，获得过成堆的女童子军勋章，曾在某个休闲俱乐部工作并获得游泳教练执照，还在每个周末打扫教堂的圣坛。她在巴里·戈德华特竞选团队帮忙的时候为芝加哥黑人住房计划积极游说，还照看那些父母在芝加哥以西的伊利诺伊州农田中工作的墨西哥儿童移民。克林顿和希拉里都喜欢积极地参与和投入。克林顿在政治发展进程方面则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好奇心以及海纳百川的气度。

希拉里非常相信自己经验的指引，凭着它们，她探索了韦尔斯利学院和耶鲁大学，并最终克服了自己在阿肯色州遇到的个人和政治生活上的种种挑战。希拉里习惯在最终确定方向之前测试和实验各种不同的道路，要不是因为偏离了这条道路，她在白宫的日子可能会过得更舒服。自从她下定决心竞选参议员，并真正走上这个岗位，她又一次恢复了对自己的经验及其指导作用的信心。

尽管希拉里看起来书卷气很浓，也热爱阅读，但她其实比克林顿更愿意通过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来加强学习，并视亲身实验为行动和信仰的基础。为了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她曾经亲自到芝加哥调查自己描述的那些项目，这正是她做事的风格。

定居阿肯色的时候，她丰富多彩的经历已经很惊人了。她曾经从事过体力工作（在麦金利山国家公园的小旅馆刷过盘子；在阿拉斯加干过洗鱼的工作，穿着齐膝的水靴站在充满腥臭味的水中用小勺子掏大马哈鱼的内脏）；研究过法律对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客户的影响；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在加利福尼亚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期间代理过黑人政党黑豹党和共产党的案子；还担任过共和党代表大会的夏季实习生。之后，她又在理查德·尼克松的弹劾调查中担任律师。而且，希拉里还是个橄榄球投球手。

在成为总统之前，克林顿除了政治选举之外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工作：他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在一个青年夏令营中担任过顾问；读大学的时候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当过夏季雇员；在耶鲁读书的时候为了养活自己，在一所社区大学当过讲师，给执法人员上课，还在纽黑文给一位律师当过助手。他后来执教和当律师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在竞选间隙打发时间罢了。

克林顿和希拉里结婚这些年来，希拉里的实践精神和开放性决定了她能够更进一步发展和改变自己的潜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克林顿在政治技巧和判断力上的提高也比在性格和情感方面的成长明显得多。

在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妻子帕特离开白宫之后一周，希拉里迫不及待地坐上萨拉·埃尔曼的大众牌汽车，开始了她与克林顿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历程。

在其后12 个不平静的月份里，26 岁的希拉里一直在为是否要嫁给克林顿而犹豫不决。自从在得克萨斯遇到埃尔曼的那个夏天开始，埃尔曼就一直是希拉里生命中重要的智慧源泉和推动力量，但她对于希拉里离开华盛顿决定去阿肯色的决定倍感失望。对她来讲，希拉里“聪明、才华横溢、光彩夺目”，是女性解放运动及其美好前景的完美代言人。于是，她不遗余力地劝说希拉里不要为了一个男人就到一所乡下的法学院当一名助理教授，牺牲自己在华盛顿的大好前程，就算那个人是比尔·克林顿也不值得。埃尔曼当时对她说：“你疯了！”还问她为什么会做一件与她的本性如此不符的事情。当然，希拉里是很矛盾的，根据她们一位共同的朋友的说法，当时她“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不是想要去阿肯色”，翻来覆去地考虑“这样做到底有多么艰难，这样做到底对自己的事业有什么影响”。毕竟，那时是1974 年，她不可能不受到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

埃尔曼非常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将来？”在华盛顿，民主党的行情扶摇直上，主导了大局，整个国家几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的新时代。当时的尼克松弹劾案是最有影响的调查。因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希拉里已经成为美国青年一代中最耀眼的新星之一。她可以做一名热心公益的律师，也可以在华盛顿或者纽约的任何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拥有不可限量的前途（至少埃尔曼这么认为），并成为其合伙人。埃尔曼几乎将希拉里看作是自己的女儿和“被解放了的女性的杰出代表”，不过，她也从希拉里和克林顿之间频繁的通话看出来他们的确非常相爱。

没有说服希拉里留在华盛顿，于是埃尔曼主动提出要开车送希拉里到阿肯色去，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朋友艾伦·斯通，斯通本身就是阿肯色州人。希拉里将自己的书籍、音响和衣物都装进了埃尔曼的大众汽车里，她在华盛顿很少有机会骑的自行车也被绑到了车顶上，然后她们开始向南进发。

希拉里急于赶到费耶特维尔，为即将见到克林顿而兴奋不已，但是埃尔曼却在托马斯· 杰斐逊的故乡蒙蒂塞洛耽搁了下来，继续开始努力游说希拉里，带着她四处游览历史名胜。

然而，此时的希拉里非常坚定。

“你确定吗？”萨拉不停地问。

“不确定，但是无论如何我要去看看。”

希拉里唯一确定的事情是她爱克林顿，并且愿意碰碰运气，冒一下险。“我的朋友和家人都认为我疯了。对此，我也有点儿担心。”她后来说。

费耶特维尔与华盛顿之间的距离看起来比它们之间实际1 225 英里的距离要遥远得多。当她们到达阿肯色州立大学的时候，几乎整座城的人都在为该校的橄榄球队野猪队加油助威。球迷们戴着印有野猪图案的帽子，高喊“噢……噢……猪、猪、猪”。“我简直吓坏了。”埃尔曼回忆说。第二天，当埃尔曼跟希拉里一起去一个竞选宣传点听克林顿演讲的时候，埃尔曼立刻意识到了吸引希拉里穿越千山万水而来的那股力量。她现在第一次知道了，希拉里说这个年仅28 岁、正在争取第一个政府职位的小伙子将来会成为美国的总统，这并非胡言乱语。而且，埃尔曼第一次觉察到希拉里其实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考虑，打算在他通往总统的道路上成为他的合作伙伴。

在希拉里到达费耶特维尔两天之后，杰夫·德怀尔意外死于心脏衰竭，时年48 岁，这很有可能跟他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第三次成为寡妇的弗吉尼亚和比尔·克林顿的弟弟罗杰都因为他的死而崩溃。克林顿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他对母亲的惦念和一辈子都想要取悦她的深情、他对麻烦缠身的幼弟罗杰无尽的关怀和爱护，这一切都令希拉里感动，尽管她还在为弗吉尼亚的敌意而烦恼。克林顿曾经满怀柔情地向希拉里表达了想要跟她一起建立自己从未体验过的那种家庭生活的渴望。他们两人的童年都伤痕累累，也都在彼此的身上看到了许多还没有复原的、深深的伤疤。

杰夫希望自己死后被火化，但是整个阿肯色州都没有火葬场。刚刚到达阿肯色的希拉里对于这个州的狭小和落后还是充满疑虑，这个小插曲也加深了她的担忧。为了完成杰夫的遗愿，其遗体被运到得克萨斯火化。杰夫的骨灰被运回来之后，克林顿让人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城外他最爱的垂钓码头附近的湖水中。

希拉里到法学院报到的时候已经是开学前一天了，而之前她还一直没有准备过自己将要教授的课程。除了课堂教学工作之外，她还受命主持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和囚犯援助项目。

开学刚刚一个礼拜，几乎阿肯色州立大学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希拉里是比尔·克林顿的女朋友了，还知道她之前为尼克松弹劾调查组工作。她的能力和对学生的高标准、严要求很快就凸显出来，但是比起这些，人们更加关注的还是她的个人风格、她的口音以及她的举止和着装。学校里的人都感觉她穿得像个北方来的嬉皮士。反传统文化思潮及其影响在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甚至达拉斯这样都市气息不浓郁的南部城市还不是很显著，而跟杜克大学或者得克萨斯大学的师生比起来，她所任职的阿肯色州立大学的学生和教师见过的世面更少。

费耶特维尔有一个有趣的老派小广场，广场的四周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小商店（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的表兄罗伊开的坎贝尔－贝尔百货商店），而市政邮局就坐落在中心位置。这个小城跟希拉里离开帕克里奇之后的经历，包括在华盛顿、新英格兰甚至是得克萨斯的生活，都格格不入，节奏、激情和冲突都是那样不同。自从1965 年离开家去韦尔斯利学院上学之后，希拉里事实上一直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对此她也甘之如饴。她总是渴望成为主角。费耶特维尔与帕克里奇也有些相似之处，街上的人似乎彼此都认识，见面时会相互微笑致意，而且行动节奏也慢一些。到达那里之后不久，希拉里打信息台的电话查询一位失约学生的电话号码，而接线员直接告诉她：“他不在家，出去野营了。”

让希拉里既惊讶又高兴的是，费耶特维尔住了一群出色的、见多识广的妇女，其中一些是阿肯色州本地人，另外一些则来自北方和西部的大城市，这些人是在读完大学之后跟着丈夫一起回乡才到这里来的。她们似乎都认为，费耶特维尔的生活特别的甜蜜，这里从来都不会缺乏可以参与的政治或者学术活动。“她进入了一个学术氛围浓郁的环境，”德博拉·塞尔说，“而不是搬到了密西西比河沿岸一个小种植园里。”希拉里也学会了享受这座小城所具有的南方特色的魅力：参加烤肉野餐会，在阿肯色野猪队比赛的看台上呐喊助威，甚至冲着野猪队队员们高喊“噢—噢”。她搬到了一处也是由费伊·琼斯设计的石木结构的房子里，这所房子的主人是在费耶特维尔和纽约大学法学院两校任教多年的、一位有名望的教授。

希拉里第一学期讲授《刑法》和《审讯与辩护》，第二学期讲授《刑事诉讼法》。克林顿在下定决心参选议员之后，曾经获得系主任的允诺在参选期间继续教书工作。他教的是《代理合伙法》还有《贸易法规》。许多学生都听过希拉里和克林顿的课。希拉里的风格是自信、强势、善于控制课堂，而且讲授内容的结构也比克林顿的课要清晰。“全是严肃正经的内容。”一位同事说。她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很难，要求很高。而克林顿几乎很少为难学生，通常是跟他们进行轻松的对话。他让学生们掌握课程的进程，也允许他们拖延课程进程。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她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你，但是决不会冤枉你。”多次参与克林顿竞选工作并成为克林顿夫妇朋友的伍迪·巴西特说，“她让你思考，并不断挑战你。如果她就某个案件问了你一个问题而且你也回答出来了，那么，很好，她会问你另外一个。而在比尔·克林顿的课堂上，气氛要轻松得多。”希拉里从来不会在课堂上谈起自己在弹劾调查中做的工作；而克林顿则更愿意和学生探讨政治话题，不管是尼克松的弹劾案还是他曾经下过几周工夫的罗诉韦德案。他教授《宪法学》，这门课程本身也比希拉里的课更适合讨论政治问题。他被认为是整个法学院打分最大方的老师，而希拉里的考试则是非常难的，她希望学生能够掌握一位严肃的法律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并以此作为评分标准。巴西特认为，毫无疑问，希拉里是一名更优秀的教师，拥有“吸收大量事实并对它们进行归纳总结的非凡能力”。克林顿则更有可能通过迂回的方式，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一个问题，而且有时候根本就不会得出结论。不过，通常他的课更有意思，因为他学识渊博、充满热情，还能够将法律问题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结合起来。

希拉里在费耶特维尔结识了许多很好的女性朋友，她们帮助她放松下来。其中一个是黛安娜·金凯德（后来改名为黛安娜·布莱尔），希拉里说她是自己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巨大的快乐之源，她与自己志同道合并且总是善解人意。在希拉里刚刚开始跟克林顿恋爱的时候，克林顿就去找黛安娜聊希拉里了，因为他觉得黛安娜能够帮助自己把希拉里弄到阿肯色来。

（根据黛安娜回忆）我们一起步行到学生俱乐部吃午饭，我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就突然打断我说：“你让我想起我深爱的那个女人。”我说：“跟我说说她。”于是，他开始为我描述这颗“无瑕的钻石”，告诉我她是他见过最聪明的人，拥有最了不起、最有创新精神、最能启迪人的头脑，无论讨论的话题是什么，都是如此，还有其他一大堆优点。他对她的感情根本就是迷恋。当时我就很清楚他计划在阿肯色成就自己的政治未来，并想要娶这个女人，把她带到这里。他说：“我希望我可以这样做，这正是我想要做的。可是，如果我把她带到这里来，这里将会是我的州，成就的将是我的政治生命。而她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属于自己的政治生涯。她很有希望成为一名州长或者参议员。”在此之前，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政治圈的男人、一个希望待在政治圈中的男人，能够如此自然而然地展望一位女性的政治前途。因此，我深受触动。

黛安娜比希拉里大9 岁，她也是为了自己深爱的男人从华盛顿来到阿肯色的。那是1965 年，这个男人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对她们那一代的女性，尤其是像她们这样既要事业又要家庭的女性，她跟希拉里的看法和政治观是相同的。黛安娜把自己看作是推动南方进步的女性中的一分子，能够在这场运动和事业的进程中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她感到非常高兴。不管是希拉里还是黛安娜，她们的政治观点都算不上真正激进，但是她们的理念在阿肯色已经属于激进的自由主义了。她们都信仰具有行动力的政府，希望政府能够确保所有美国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其中也包括女性权利及其生育权。

黛安娜的前一次婚姻孕育了两个孩子，目前她是整个阿肯色州最有权势（也是最富有）的政治人物吉姆·布莱尔的伴侣。吉姆·布莱尔后来成为克林顿的顾问，也对希拉里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黛安娜说：“在感到自己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些事情会让人愤愤不平，而拥有了一个我这样的朋友，希拉里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仅仅把它们看作是让人同情的怪癖。”在情感上她跟希拉里非常亲密，“因为我们曾经历过非常相似的事情”。

她们两个都因为学生对自己教学的评价而感到好笑和沮丧。“希拉里和我都听到许多关于我们穿着打扮方式的评论，我们认为这实在是太好笑了。”黛安娜说。有人告诉希拉里，套头毛衣让她看起来很胖。“我们觉得，这些学生本来能够就如何改善教学提出批评和建议，可他们却将注意力放在着装符号的意义上，这很荒谬。”

希拉里和黛安娜换着看书，一起打网球，还经常在学生俱乐部共进午餐。大学里女教师本来就不多。她们一起散步，交流对阿肯色司法机构没有通过《男女平等权修正案》的失望之情。

当希拉里打电话给黛安娜询问她初到阿肯色的经历时，黛安娜会告诉她许多自己刚到这里之后发生的趣闻逸事，这些跟希拉里的遭遇大同小异，而她们两个也会为此开怀大笑。“肯定会发生一些让人沮丧的事情，不过，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说过一次‘噢，我毁了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话，或者‘我本来可以干这个，我本来可以干那个’之类的话。”黛安娜说。

然而，希拉里不得不对阿肯色保守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让步。首先就是要继续跟克林顿分开生活，这种做法肯定会让他们耶鲁时代的朋友们瞠目结舌的。

在克林顿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恶毒的谣言和指控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些是真实的（例如他恣意妄为的性生活，总是让人难以捉摸的行事风格等），而另外一些是极度夸大的，还有许多完全是无稽之谈。

一些选民反对克林顿的理由是：他“进口”了一个来自华盛顿的男人婆（他们常常忘记希拉里的中西部出身），甚至克林顿少年时代参加乐队的历史也被渲染了色情暗示：克林顿是同性恋的谣言四起，还有人说他在和一个与他没有婚姻关系的女性姘居（尽管他和希拉里是分开住的）。全阿肯色保守的布道者们把讲道坛当作是公开抨击克林顿的平台，说他的竞选团队就是毒品和水性杨花的女人聚集的邪恶洞穴。

尽管希拉里一来到这里就在竞选总部以强势的姿态出现，但克林顿还是隔三差五地与学生志愿者发生各种暧昧。他让自己的雇员替他放风，希拉里的车一出现就把年轻女孩从后门打发走，以避免正面冲突。希拉里很快就成功地把这些学生赶出了竞选总部。希拉里明确表示，克林顿之前的那些个女人，还有那些他仍在勾搭着的女人，在智力方面，与她和克林顿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根本称不上是真正的竞争对手。整个选举季里，希拉里都一直采取这种居高临下、屈尊降贵的态度，而她对此的表达方式的恶毒程度以及说话场合的公开程度，则取决于克林顿面临的政治危机的大小和她自己的难堪程度。

在那个阶段，希拉里跟克林顿的关系总是火药味十足。她狠下决心要让自己的男人尽可能地听自己的话，同时还要确保他们的政治梦想始终朝着理想的方向顺利发展。竞选经理经常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希拉里和克林顿对彼此咆哮。他们的争执常常跟竞选策略有关，不过还有其他一些潜在的紧张因素。在这之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数百名竞选工作人员，甚至内阁成员都曾经领教过比尔·克林顿的坏脾气，希拉里当然也没有能够幸免于难。跟其他人不一样，她对克林顿的坏脾气绝对不会忍气吞声，一定会坚决予以反击，无论是气势还是用语都毫不逊色。有一次，在开车前往某个竞选点的时候，两个人的战争又爆发了，遇到红灯的时候，她怒气冲天地吼道：“让我下车！”然后，她果然下了车，甩上车门，然后开始沿着公路往前走。

“他们经常争吵，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就会深情脉脉地对彼此甜言蜜语—‘噢，我亲爱的……过来，宝贝儿……你是最可爱的……’而一转眼，又会往对方身上砸东西，然后，又恢复你侬我侬、柔情似水的状态。”一位与克林顿渐行渐远的助手怀着言过其实的蔑视说道。不过，克林顿和希拉里这种激情的互动一直延续了下去。

正如后来在1992 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发生的情况那样，随着选举日越来越近，关于他性丑闻的各种流言飞语愈演愈烈。不过，这一次，大部分的绯闻都经过了竞争对手的大肆渲染。尽管希拉里本人因此而倍感不安，但当竞选经理们提出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她还是坚决予以驳回。他们想用之前选举中民主党人使用的标语来还击：“送约翰·保罗·汉默施密特去华盛顿吧，这样被挽救的可能就是你的妻子。”但是，希拉里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克林顿选择跟希拉里保持同一阵线，在竞选的最后几周里，他多次做过这种舍竞选经理而听从希拉里的事情。在比尔·克林顿此后所有的选举战争中，包括竞选总统的时候，希拉里对他的影响都是所有因素中最显著的。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她常常拥有更敏锐的政治直觉和更深刻的认识；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克林顿不愿意冒犯她。

自从希拉里来到这里之后，在实质性问题和行事风格方面，她跟选举活动的高级经理们之间的冲突就不断发生，双方都感觉对方不可理喻。三位男性主要人物—克林顿、保罗·弗雷和罗恩·阿丁顿用他们特有的那种模仿乡下人的方言谈话，一开始的时候，她根本就听不懂。

阿丁顿说，自从希拉里来了之后，“我们的组织就完蛋了”。他感觉她的到来造成了明争暗斗和相互争执的气氛。克林顿的媒体秘书在提交给他的备忘录中抱怨说，无论希拉里的初衷有多么高尚，她还是“成功地把所有雇员都变成了她的敌人”。

随着选举日期临近，希拉里崇高的道德坚持和竞选经理们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战略又一次将克林顿推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竞选亟须资金，代表阿肯色州奶制品行业利益的一位律师提出要赞助他们15 000美元作为在锡巴斯琴郡竞选的资金。据说，那里的选票是可以买到的，而且这些票还能够公证。那位律师之所以会捐献这笔政治献金，是想让克林顿许诺在上台以后对奶制品行业的利益有所倾斜。但是，竞选前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希拉里坚决抵制这笔交易，克林顿选择保持缄默。根据弗雷的说法，希拉里坚决不肯让步，她告诉克林顿：“不行！你不能与这种事情同流合污！”

弗雷问他们到底是想赢还是想输。

“好吧！我不希望用这种方式赢。如果我们不能名正言顺地得到它，我们就不能去华盛顿。”希拉里回答说。（这是弗雷的说法。）

9 月，根据民意调查，克林顿的支持率是23%，而对手以59%遥遥领先。但在选举日，克林顿和汉默施密特之间的竞争已经呈现出势均力敌的局面了。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直到选举前三周，汉默施密特还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可以轻松获胜，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助选宣传；而克林顿已经花了8 个月的时间在选区内挨家挨户地进行了拉票活动。在选举夜，克林顿的团队非常乐观，到午夜的时候，克林顿以微弱优势领先。只有锡巴斯琴郡的选票没有计算了，而且选票报告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希拉里坐在桌子旁，平静地用计算器分析选票，而克林顿的志愿者们正在县法院大楼听取各种关于投票箱作弊的传闻。这时，锡巴斯琴郡政府所在地史密斯堡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汉默施密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优势领先。弗雷简直要疯了，他一边扔东西，一边高声骂道：“就是因为那该死的钱。”克林顿输掉了选举，只比对手少得了6 000 张选票。弗雷说，正是希拉里的伦理道德把克林顿挡在了国会外。

希拉里汲取了这次失败选举的教训。后来，她再不那样坚持要光明正大，而是更关心结果。

在克林顿的竞选经历当中，女人经常是其中引人注目的风景。每当有对手提出这个问题，或者那些女人跳出来说话时，希拉里总会制定这样的战略：将那些女人描述成想要利用她丈夫知名度的掘金女郎和谎话连篇的投机分子。在克林顿竞选总统连任的时候（还有此后10 年，她自己准备总统竞选的时候），她亲自管理着一个庞大的竞选资金筹措体系，随时准备好故意曲解竞选筹资规则，她在这方面的胆识和魄力几乎无人能敌。

克林顿竞选国会议员的事件是阿肯色政局的转折点。他以2%的微弱劣势落败，此后，他为这件事而懊悔了几天（11 月5 日，有75 个民主党新议员被选入了国会，而这是国会山划时代性转型的一部分。本来他是可以在这场变革中脱颖而出的）。不过，因为公开挑战了已经轻而易举地连任了4 届议员的汉默施密特，他一跃成为阿肯色年青一代民主党人士中的领军人物。决定他政治前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1976 年他要竞选什么职位？两年之后他要干什么？他到底能走得多快、多远？

希拉里不得不面对因克林顿的失利所带来的现实后果。现在，她似乎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犹豫，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嫁给克林顿。短期之内他们是去不了华盛顿了。他们的大好前程好像偏离了轨道，而她则被迫面对自己根本就不想面对的选择：继续跟深爱的男人在一起，还是去开创自己的一片天空。她可以选择去纽约当律师（当然，这意味着还要准备一次律师资格考试），或者回到华盛顿。当然，比起曼哈顿甚至是坎布里奇，华盛顿对咄咄逼人、能力卓著的职业女性还是持有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

她预测克林顿应该不会再次竞选国会议员的席位了，而是留在阿肯色攀登该州的竞选阶梯。因此，她想知道在“丈夫”留在阿肯色期间，自己能否建立有意义的职业生涯，并过上有政治影响力的生活。成为一个南部穷州政界人士的妻子对她而言并没有任何吸引力。不如她有才干的女性都能够在纽约和华盛顿找到极好的工作，而那里才是她施展拳脚的舞台。

克林顿竞选失败两周之后，他们法学院的同学南希·贝克瓦克到费耶特维尔去看望他们。当克林顿开始对她分析和解释这次竞选失败的原因时，南希感觉他“莫名其妙地兴奋”。克林顿说：“下一次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击溃他们了。”希拉里则没有那么乐观，对于不能跟克林顿一起到华盛顿这个人生重要的地方共同推动国家事业，她感到格外失望。听起来，克林顿打算留在阿肯色，竞选一个州内职位，而希拉里则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过她也列举了一些留下来的理由。她真的很关心自己的学生，在这个州也有很多值得参与的事情，尤其在教育方面。阿肯色的教育体系在整个国家中属于最差之列，她的许多学生缺乏法律工作者所必需的写作技能和词汇积累。阿肯色一直受到各种城市问题、妇女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农村脱贫问题的困扰，亟须得到帮助。这个州的人均国民收入和教育成就在全美排名第49 位，她可以在许多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过，她还是很诚实地告诉南希，她很担心阿肯色会压制自己实现梦想的斗志和机会。

在到达这里的第一个晚上，贝克瓦克确信，不需要等太久，窒息的感觉很快就会出现。在一次答谢竞选支持者的宴会上，克林顿迟到了。他走过去跟那些职业政客坐在一起。当致辞结束之后，贝克瓦克准备走入房间里进行严肃政治探讨的区域，希拉里却拦住了她。

“坐下，我们坐在这里。”希拉里告诉她说。她们必须在用甜点和咖啡的过程中一直和女人们坐在一起，直到整个宴会结束。男人们也在这个过程中结束了他们之间的谈论。

贝克瓦克感到很震惊，希拉里说，过一会儿她们会一起到克林顿的住处去喝一杯，当时希拉里还跟她的弟弟托尼一起住在城里。

贝克瓦克告诉希拉里，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身处现代美国。“这简直是1956 年的澳大利亚。”她说，“就好像每个人的头脑里装的都是吉露果子冻，大家的想法千篇一律。这也不能、那也不许，你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而希拉里的回答是：“好吧！我知道。但是，我爱他。”

“希拉里，你一定是爱他爱到疯狂才会这么做的。”贝克瓦克说。

“我确实这么爱他。”希拉里说。希拉里清晰而慎重的态度使贝克瓦克相信，希拉里正在努力权衡自己的选择，不管它们有多么不符合她的口味。看起来，她倾向于留下来，只不过还没有下定决心。

贝克瓦克以及希拉里的其他朋友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抉择。“因为你要这个男人，你就得接受这种生活，而这种生活同纽黑文的不同，跟以前的生活也不同。”贝克瓦克记得自己当时这样想。她被希拉里吓了一跳：“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跟她是同一类人。她聪明、风趣、热情又野心勃勃，而且，她已经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几天之后，当贝克瓦克驾驶着自己的福特轿车离开费耶特维尔的时候，她对自己说：“这简直是一场噩梦……谢天谢地，幸好这不是我。”

其实，贝克瓦克忽视了希拉里跟克林顿在一起有多般配，他们在一起有多快乐，他们多么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之间的联系多么紧密；也忽视了他们对传统公众服务概念共同的信仰，还有他们听起来很天真却很坚定的信念—只要在一起，他们就可以共同开创出一条道路，让那些生活得不如他们的人过得更好。贝克瓦克知道，分别来看，他们两个是自己见过的人当中野心最大的两个人。然而，她却感觉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野心的刀锋似乎被磨钝了，也不那么有威胁了。而另外一些人却感到，希拉里和克林顿的野心结合在一起能够产生可怕的力量。

“一大早起来，她的头顶上总是笼罩着阴云；而他起床的时候，身边却闪耀着阳光。”一位在阿肯色和华盛顿一直追随克林顿夫妇的摄影记者说道，“随着一天的展开，他会变得沮丧，这时她会帮助他重新振作起来。如果他们两个人没有遇到彼此，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而这只是他们双剑合璧的好处之一。”

克林顿贡献热情，希拉里贡献专注，当然，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不只这些。“没有了彼此，他们两个人就都不完整了。”他们的朋友德博拉·塞尔说，“他非常依赖她，而我认为她也很依赖他。他喜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想一想这一天能够收获些什么、自己能够做些什么，跟一个对生命如此热情的人一起生活是美好的。而她一睁开眼睛就会考虑今天自己要完成什么，必须要做什么，应该去见谁，以及应该做什么。”

选举失败之后，有几天克林顿在整个第三国会选区奔走，感谢那些支持过自己的选民，同样也感谢那些没有选自己的选民，因为他们也花时间考虑了他的优点。然后，他说：“在其后的6 周里我陷入了万分沮丧的境地。”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躺在希拉里住所的地板上为自己的失败哀悼。

之后，在希拉里的鼓励下，克林顿抓住她那双更坚强的手，振作了起来，重新开始行动。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们两人生活的主旋律。12 月，希拉里强迫克林顿跟上自己的舞步，这似乎鼓舞了他的士气。克林顿也知道在整个20 世纪，只有两位在职的参议员（而不是众议员）被选为总统，他们是肯尼迪和哈定。其他的总统之前都是州长。克林顿设法说服自己，如果自己赢得了议员选举并真的去了华盛顿，他可能就永远也当不上总统了。

重新恢复生机活力的克林顿摩拳擦掌准备再次赢得阿肯色州的选民，无论是什么职务。同时，他也鼓起劲儿要赢得希拉里。她后来写道，克林顿向她求了许多次婚，最后甚至说，什么时候她准备好了要嫁，就通知他一声。

她征求了吉姆·布莱尔的意见，因为他几乎了解克林顿所有错综复杂的特点和癖性。希拉里说：“是这样，比尔已经向我求了许多次婚了，而我也拒绝了他许多次。现在他又求婚了，我也打算在将来什么时候嫁给他，但不是现在。”突然，她话锋一转：“在另一方面……我又担心如果我再拒绝他，他就再也不会求婚了。”本能地，希拉里认识到自己“跟比尔在一起比生活中没有他要快乐”，她的内心也在告诉她“我选择的方向是对的”。

“噢，见鬼！希拉里，大胆地嫁给他吧。要是不合适，你们还是可以离婚的。”布莱尔说。

她也征求了安·亨利的意见。安嫁给了一位州参议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阿肯色州民主党人士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在费耶特维尔让希拉里感到亲切的几位女性之一。作为一名政界人士的妻子，尤其是在阿肯色，必须不断做出妥协和让步。安向希拉里详细解释了这种处境，她说，你不可能全力追求自己的专业和政治抱负，甚至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要不然就会使丈夫的行动计划和事业陷入危机。而希拉里对此表示异议，并且对安作为政界人士的妻子所做出的一些选择提出了强烈质疑。“我本人是否想要参加竞选或者做一份曝光率很高的重要工作等，这些根本就不是能够探讨的问题，”安试图向希拉里解释，“因为我嫁给了一个从政的人。在有些领域我不希望让公众对我有什么印象，这样会导致莫里斯（她的丈夫）的失败，而我要为此受责备。我不希望那样。”

希拉里说安的态度太逆来顺受了。“她并不是说我懦弱，她只是认为我那样做是不对的。”安回忆说，“但是，她还年轻，而且没有结过婚。那时我已婚，还有３个孩子，也已经历过多次打乱我们正常生活的竞选。”

希拉里引用了埃莉诺·罗斯福的例子来反驳安。

碰巧安刚刚读完了约瑟夫·拉希所著的埃莉诺传记，这本传记中第一次披露了原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与露西·墨瑟有过一段婚外情。安回应说：“你说的没错，但是，埃莉诺直到他们的婚姻结束之后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直到那时她才终于不在乎他们的婚姻了！”

安发现希拉里已经下定决心要嫁给克林顿，但是对于阿肯色的问题她还是疑虑重重。这里的地方文化，这里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这里的南方特色，都在困扰着她。在这里，安的故事不断重演。尽管费耶特维尔这个大学城田园味道十足且颇具亲和力，可是其他地方的环境则远没有那么舒适。当希拉里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她更加犹豫不决了。小石城在召唤，却不是在呼唤她。

1975 年春天，希拉里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做了一次心灵之旅，想要评估一下自己到底损失了什么，顺便也考察一下就业市场。她之所以会进行这次旅行，部分原因是克林顿已经决定不再竞选议员，而是要竞选阿肯色州首席检察官。“我已经不再渴望到华盛顿去了，我想要留在阿肯色。”他说。在纽约，希拉里法学院的朋友、在密西西比长大的卡罗琳·埃利斯对她说，阿肯色“又不是火星。深爱一个人，但是却因为不喜欢他居住的地点而决定不嫁给他是最愚蠢的事情”。她其他的朋友则认为，她正打算同比尔·克林顿一起跳下婚姻的深渊。

其实有时候克林顿也有疑虑。“我们一直在争执。”他对从高中时代就是朋友的卡罗琳·耶尔德尔·斯特利说。然而，他没有告诉她的是，两人之所以会发生争吵，很多时候是因为希拉里看出来他还想要跟别的女人保持暧昧关系，而他也的确如此。后来，他对贝齐·赖特说，他事实上曾经试图要“把希拉里撵走，但她就是不肯走”。他之所以要赶走希拉里，并不是因为他担心希拉里会因为自己拈花惹草的行径受到伤害，而是因为嫁给他并在阿肯色定居会限制希拉里的事业发展和政治独立性。

“希拉里真的愿意嫁给他让他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感觉希拉里原本可以得到更多。”赖特说。赖特认为克林顿之所以会这样想，部分原因是“比尔·克林顿由来已久的自卑情结……克林顿一生都在担心自己不过是白人中的垃圾，并竭尽全力去证明自己不是垃圾”。

克林顿告诉母亲：“求上帝保佑我要娶的人是希拉里，因为，我可以告诉你：要么是希拉里，要么我就谁也不娶。我不需要娶一位美丽女王或者性感女神。我这一生都会为了政治和公共服务而在艰苦的工作中度过，我需要一个真正做好准备卷起袖管为我工作的人。”他没有提到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他没有钱，如果他要一直从政，也没有什么机会累积多少财富。而作为一名律师，希拉里赚钱的前景非常好，尽管他几乎没有考虑过钱的问题。

克林顿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他的想法和心情，这份描述更加可信一些。这个朋友说，克林顿在一封信中提到，他跟希拉里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还谈到她跟自己曾经约会过的那些女子有多么不同。“这倒不是说他从来就没有结识过聪明的女子。”这个朋友说，“但是，你知道，他喜欢大咪咪，爆炸头，还有……我的意思是说，他喜欢美女。在他生活的那个州，选美是件大事。克林顿总是会被带有南方韵致的女人外表所吸引。但是，希拉里根本就不符合这些标准，跟他也没有文化上的纽带，而且她跟他的生活和经历格格不入，外国女子同他的差距也不过如此。”

当希拉里从东海岸返回阿肯色的时候，克林顿到机场去接她。在路上，他提到了他们曾看到的一所待出售的小砖房。“是这样的，我把它买下来了。”他告诉她，“所以，现在你最好还是嫁给我吧，我总不能一个人住在里面吧。”

希拉里说自己就是那个时候同意嫁给他的。

在她接受求婚之后不久，他告诉贝齐·赖特自己要跟希拉里结婚了。赖特很不高兴：“我真的一开始就说他不能这么做，他不应该那么做。他可以找任何女人来做一个政界人士的妻子，但是我们（妇女解放运动）再也找不到一个她那样的人才来竞选政治职位了。”赖特立刻打电话给希拉里，告诉她并希望她不要嫁给克林顿。希拉里笑了，说她要嫁给克林顿并在阿肯色生活。竞选办公室并非是唯一的领导方式，无论她生活在哪里，她都会发挥重要作用的。

婚礼定在1975 年10 月11 日，就在克林顿刚刚买下的那所房子的前厅里举行。他们的新居面积有1 000 平方英尺，总价为2 万美元，他先付了3 000 美元的首付，月供是174 美元。

希拉里不想要订婚戒指，不过10 月初她和克林顿在温泉郡举行了一场订婚派对。客人们还记得当时克林顿坐在一把椅子上，而希拉里坐在扶手上，两个人“手牵着手，看起来十分恩爱”。

希拉里对于筹备自己的婚礼特别不感兴趣。她欣然接受了安·亨利的帮忙，决定在她家的后院接待来宾并委托她全权处理婚礼细节。安总结说：“希拉里更关心之后的生活而不是婚礼本身。”无论是典礼还是招待会，他们都没有印制专门的请柬。希拉里所做的唯一一件符合婚礼习俗的事情就是在迪拉德百货商店定购了一套现代丹麦餐具。直到婚礼前一天，多萝西问女儿礼服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发现希拉里根本就没有买礼服，而且也没打算买。多萝西坚持马上去迪拉德百货商店—小城唯一有婚纱卖的地方去买一件。希拉里选择了自己从货架上取下的第一件礼服—由杰西卡·麦克林托克设计的维多利亚蕾丝风格的婚纱。“这件就不错。”她说。

他们按照卫理公会教派的规矩举行了婚礼。婚礼开始了，当牧师问“是谁要嫁出这个女子”时，每个人都盯着休·罗德姆，但是，他好像被冻住了一样，就是不肯放开女儿的胳膊。最后，牧师只得说：“现在你可以后退一步了，罗德姆先生。”克林顿和希拉里在大约20 名宾客面前交换了家传的戒指。罗杰·克林顿是伴郎，而从芝加哥赶来的贝齐·埃布林是希拉里的伴娘。伴郎和伴娘的选择反映出克林顿和希拉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他们都交友广泛，也不缺好朋友，但是即使是对最亲密的友谊，在某些方面他们也是有所保留并区别对待的。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真正分享秘密的朋友—一个可以无拘无束地交流内心深处秘密的亲密朋友，一个连最黑暗的秘密都能够向彼此透露的朋友。在他们的生活中，真正亲密无间的关系是为彼此特别保留的，而且以后也会一直如此。当然，他们之间总还是会有秘密。

超过200 名来自耶鲁、牛津、韦尔斯利、乔治敦、帕克里奇和温泉郡的宾客聚集到了安和莫里斯·亨利家的后院来参加婚宴。这里布置了香槟喷泉、黄色玫瑰装饰的结婚蛋糕，还有一位钢琴演奏者。克林顿的许多学生都出席了，但是希拉里的学生没有几个来的。这场派对更像是一场政治集会。安说：“像唐·泰森（阿肯色州最大的商业集团泰森食品集团的老板）这样看好克林顿未来的人，还有很多认为他会有所作为的商界人士、有钱人……还有很多来自整个选区的民主党人士都来了。”

有些人认为，因为没有戴眼镜，希拉里根本就看不清她的客人。当她宣称她不会随夫姓而是继续叫希拉里·罗德姆的时候，来自阿肯色的客人们都非常震惊。早上弗吉尼亚跟一位朋友在假日客栈咖啡厅用早餐的时候，克林顿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了。听到这个消息，弗吉尼亚哭了。已经在筹备克林顿的下一次竞选的保罗·弗雷对希拉里这个决定的政治后果深感忧虑。《阿肯色民主党公报》刊登了两人的结婚启事，并特别强调了希拉里将要保留娘家姓氏的事实。这时，弗雷告诉克林顿：“希拉里·罗德姆将会成为你的滑铁卢。”

关于希拉里改名问题的一系列传说对于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来说，是令人沮丧的，反映了阿肯色乃至这个国家大部分地方对于女性公众人物和独立女性的普遍态度。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希拉里就下定决心要保留父姓了，那时妇女解放运动还方兴未艾，也没有开始鼓励这种做法。对于希拉里来说，她的名字就是她身份的象征。她告诉安·亨利以及其他一些人，这个名字能够确保她始终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不是一个处处做出牺牲的政界人士之妻。

克林顿夫妇在两个月后学校放寒假时才去度蜜月，目的地是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他们住在一家饭店的顶楼套房里，同往的还有罗德姆一家和希拉里弟弟的女友，一行人在海边住了一周。

比起大多数新婚夫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们彼此相处的机会要少得多。1 月，克林顿在小石城建立了竞选办公室，争取阿肯色首席检察官的民主党提名。他童年时代的朋友托马斯·麦克·麦克拉蒂和文斯·福斯特帮助他在阿肯色首府的企业界寻求支持。希拉里则继续自己的教学工作。1976 年上半年，克林顿奔波在阿肯色各地，有时候希拉里的两个弟弟会陪同他，并做他的助手，他们两个都搬到了阿肯色。

克林顿在竞选中坚持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与希拉里的观点有所不同，或者说，他比她的信仰更加坚定。克林顿声称，自己的这些做法旨在“明显改善阿肯色人的生活质量”。这些问题中也包括对死刑的态度。一次电视访问当中，在克林顿猝不及防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公开承认自己支持死刑。他为了争取首席检察官职位而制定的执政纲领中包括：强制性实施最短监禁判决、建立受害者赔偿项目、改善监外作业条件，以及在同罪犯审批和检察事务相关的问题上迅速对新颁布的刑法条款做出司法解释，为执法机关提供执法便利。让希拉里更为赞赏的是，克林顿还在一些吸引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的问题上下了功夫：“更合理的公共事业收费，小额诉讼法庭保护市民作为消费者的权益，有效的反托拉斯法律，以及隐私权保护。”他的竞选口号是“性格、能力和关怀”。

5 月，克林顿以55.6%的选票击败了两个对手，获得了民主党初选的胜利。这次胜利事实上确保了他在11 月成功通过选举得到首席检察官的工作。完成了整个选举过程中最艰苦的部分后，如今的他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克林顿和希拉里7 月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提名吉米·卡特为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在社交场合还是政治场合，他们俩都是惹人注目的一对儿。尽管仍带着点儿青年人不修边幅的样子，他们还是魅力四射，自豪地充当起下一代新南方人的代表人物。曾经担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是当年的这一代新南方人中的杰出代表。当时在阿肯色，已经有人认为克林顿会跟随卡特的脚步，在其后几年之内成为阿肯色州的州长。希拉里和克林顿纽约之行计划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同卡特及其助手认真商讨他们各自在选举中的任务。克林顿被任命为阿肯色州选举委员会主席，而希拉里则被任命为印第安纳州的现场调度员。在华盛顿以外工作的贝齐·赖特建议选举官员们任命希拉里担任印第安纳州的一把手，但是“她只能当二把手，他们一般都是这样对待女性的”。

卡特的选举运动对希拉里而言是个重要的机遇，她可以借此增加自己本来已经相当可观的政治知识积累，大幅提升丈夫在民主党中的地位，为其今后的总统竞选铺平道路，还能够跻身于最有希望加入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理事会和委员会的人选之列。如果克林顿打算继续留在阿肯色，她希望自己能够在华盛顿找到立足之地。作为印第安纳州现场行动的负责人，她将负责92 个城镇的选举战略，将数百名志愿者分配到该州各个临街的竞选办公室里，并且要合理利用非常有限的竞选资金。她利用自己的政治经验和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经验智慧应对这份工作的挑战。这些经验来自在得克萨斯州为麦戈文助选的经验，来自克林顿选举的经验教训和他的指导，也来自玛丽安·埃德尔曼、约翰·多尔以及她在华盛顿的工作经验。现在的她真是如鱼得水，尽管卡特赢得印第安纳选区的希望非常渺茫。拥有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政治头脑和她自己来自临近的中西部州伊利诺伊的背景，她几乎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印第安纳州的选民，理解他们的兴趣和他们的偏见。无论是对待下属，还是对待自参议员伯奇·贝赫以下的州内民主党高层人士，她都一视同仁，采取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态度。虽然她缺乏丈夫那种滔滔不绝的闲聊天赋，但是无论是应付贝赫、依附政界人士的小人物、公司总裁还是工会的工人代表，她都游刃有余。而且，她的风格跟克林顿迂回曲折的行动风格完全不同，她果断坚决，从不进行那些造成极度不安的试探或者同助手们进行耗费精力的争论。她积极采取措施改善卡特在印第安纳州屈居下风的局面，包括通过提供法定最低工资来吸引电话银行雇员，雇用了一些退休的老人和之前在卡特竞选总部办公室营业的保释担保公司所保释的被告人。

在选举日，希拉里取得了双重胜利。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卡特没能赢得共和党传统上占据优势的印第安纳州，但是，他赢得了可观的46%的选民的支持，杰拉尔德·福特则获得了53%。在大选中，卡特以50%对48%的优势赢得了多数人的投票，以297 对240 获得了选举团人头票的多数，最终赢得了总统选举。而在阿肯色，比尔·克林顿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首席检察官的选举，赢得了75 个城镇中69 个的支持。之后，希拉里选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跟卡特竞选团队的同僚一起庆祝，克林顿同意了。

克林顿的当选意味着，希拉里必须搬到小石城去了。吉姆·布莱尔说，她“像一只下水的鸭子一样很快就适应了费耶特维尔的生活”，但是费耶特维尔并非典型的阿肯色城市。小石城是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权力和社会结构要正式得多，这一特点体现在排外的乡村俱乐部、社交界舞会，还有在首府饭店酒吧间里进行的交易上。在首府饭店的酒吧间里，这个州的官员和掌握该州巨大私人财富的霸主们会就利益分配达成各种协议。小石城是一个州的首府，但不是一座真正的大城市。根据在1979~1981 年间担任该市市长的韦布·哈贝尔的说法，这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大城镇，一个根据不成文的规则来运转的地方”。比尔·克林顿是土生土长的阿肯色人，他非常适应这个州的人民和他们的行为方式，事实也证明希拉里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但是，在克林顿一家入住白宫的那些日子里，他和希拉里未掩饰好自己对其不成文的规矩和协议的蔑视就冒冒失失冲进这座城市，从那一刻起，他们就一直被当作是外人，希拉里也从中得到了教训。在当选美国参议员之后，直到她认为自己终于等到了能够抬头挺胸的那一天，她一直保持低姿态，并尊重这个机构、这座城市及其行为方式。在那一天，相比参议院中的每一个人还有媒体，她几乎都更睿智、更机敏；而走到这一步，她只花费了很短的时间。她的存在也让人无法忽视，那些在华盛顿的旧规则中生活和呼吸的人们甚至都不知道打击自己的东西是什么。

希拉里对费耶特维尔城适应之快甚至超出了她自己的想象。她很快就交到了朋友，而且是好朋友，她还在这座小城相对排外的学术和法律界闯出了名号，甚至改掉了一些自己平板的中西部口音。短短四五个月之后，伍迪·巴西特就发现“她不但在这里过得很舒心，而且还很享受这里的生活”。跟克林顿同时获得罗兹学者奖学金的一位同学理查德·斯特恩斯来拜访他们的时候，听到她正兴致勃勃地细数来自阿肯色各地最大的西瓜，简直目瞪口呆：“她可以自豪地背诵阿肯色人创造的各种第一名的记录。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她已经成为阿肯色州立大学橄榄球校队一名狂热的球迷了。”斯特恩斯感到最有趣的就是“她差不多掌握了阿肯色的口音，她已经吸收了这种方言”。而在此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可以不断地根据需要使用或抛弃这种口音。

很显然，她从自己的教学工作中得到了满足。她很高兴有那么多学生都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所反应。刚到达费耶特维尔，她就被任命负责管理一所名存实亡的法律援助中心。她的毅力和政府工作经验很快就创造出实实在在的成效。在第一个学期末，她就得到了该城法官和律师协会的支持，并争取到了联邦资助，建立起一个新的阿肯色州立大学法律中心。在她领导的第一年中，这家中心就服务了300 名客户；在执业律师们的指导下，法律专业学生参与了50 场庭审。在黛安娜·布莱尔以及其他黛安娜介绍的女性朋友们的协助下，她倡导建立了费耶特维尔德第一家性侵害危机处理中心。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一位学生曾经告诉过她自己遭到性侵犯之后的经历。在这里，较年长的妇女和男性似乎普遍认为，年轻的受害者们或多或少应该为性侵犯的发生负责，比如她穿了紧身衣，或者夜间独自在街上行走。

作为职责之一，希拉里还要帮助监狱囚犯寻求法律代理人。她曾经协助一名已经进入死刑判决程序的犯人成功上诉，当时她对死刑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幸运的是，在克林顿竞选首席检察官过程中，没有人要求她公开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克林顿担任首席检察官和州长的那段日子里，有些时候，他不得不考虑死缓制度，之后又要否决它。在这一时期，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改变了。

她有时会怀念费耶特维尔和校园生活，阿肯色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州，她也会一直穿梭于小石城、费耶特维尔和阿肯色州西北部的政界、学术界和商界之间。她渐渐开始理解、享受和欣赏大学橄榄球赛团结当地居民的作用。在任何一个美国南方的州里，情况都是如此。她的父亲和弟弟都曾是橄榄球运动员，但是她过去从来没有把橄榄球当作社会杠杆，当作一种激发热情和能量并凌驾在几乎所有东西之上的社会仪式。

克林顿渐渐成为了小池塘中的大鱼，与此同时，希拉里也学会了一起在水流中自由自在地游泳，这泓池塘虽然温暖但也时有危险。对这个体系而言，希拉里是个外人，可她却触动了整个男性主导的法律界，人们注意到了她的成就。她不断发展的角色体现了她和丈夫之间延续的分工：她是那个脚踏实地冲锋陷阵的人，总是用务实的态度实时处理各种社会问题；而他则会出于直觉的敏锐性、贪婪的知性主义和随时妥协的态度，拿出政治技巧来应付这些问题。不管是因为偶然还是刻意的安排，在他们独一无二的政治合作中，他们渐渐走上了取长补短、分工协作的道路。

在克林顿当选首席检察官之后，希拉里面临着如何恢复律师生涯的问题。考虑到阿肯色州公务员微薄的薪水和夫妻俩想要个孩子的愿望，现在她愿意考虑自己曾经一度不屑一顾的职业：公司代理律师。克林顿试图为妻子在某家重要的律师事务所谋到一份工作，于是他将希拉里推荐给了罗斯、纳什、威廉森、卡罗尔、克莱和吉罗尔—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们。这家事务所成立于1820 年，比阿肯色成为一个独立的州还要早16 年，总共有9 名合伙人，其中一个是克林顿童年时代的好友文斯·福斯特。

作为该州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的成员，福斯特曾经在一年前见过希拉里，那时候克林顿还忙于竞选，而希拉里则在努力建立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文斯回来之后，一反常态地盛赞同自己合作的那位叫作希拉里·罗德姆的精明强干的女教授。”哈贝尔回忆说。当时，罗斯律师事务所里并没有雇用女性律师。福斯特说，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要是不抓紧时间，其他事务所会抢先一步将希拉里招入麾下的，因为她的丈夫即将成为本州的最高司法官员，而且被认为是阿肯色州最有前途的年轻政界人士。抛开利害冲突问题不谈，希拉里也的确是一位很有吸引力的人才。

在下决心当公司代理律师之前，希拉里征求了吉姆·布莱尔的意见。布莱尔明确指出，在经济收入上这个行业明显要优于公益法律工作，他还说这个行业能够很好地激励和锻炼一个人的才智。当时独自执业的小石城律师菲尔·卡普兰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法律公益服务事业，但是希拉里并不打算加入他的公司。恰恰相反，她决定回应福斯特的召唤，希望能够加入该州血统最纯正的最有价值的蓝筹公司。

罗斯律师事务所是拥有终极秩序和地位的律师事务所，代表该州最强有力的经济利益群体：泰森食品、斯蒂芬斯公司（该州最大的经纪公司）、沃尔玛、沃森银行以及阿肯色州西南部的赫斯曼传媒帝国。在这样一个小州的首府，其生意都建立在拉帮结伙和为共同利益互相利用的基础之上，而这家事务所的首要地位不容置疑。尽管“水门事件”之后的改革使华盛顿的政界人士们感受到要更加谨慎地处理利害关系问题的压力，但这样的担忧在阿肯色州的首府还没有形成气候，在这里，公共事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分界线从来就没有被明确划分过。

福斯特派韦布·哈贝尔去说服事务所里的其他合伙人，让他们相信雇用希拉里是一个好主意。后来，有些人说身材高大、举止无可挑剔、一本正经的福斯特从一开始就很迷恋希拉里，说他从在费耶特维尔见到希拉里的时候就对她很钦佩，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她那样犀利、精明又活力四射的女性。毫无疑问，后来他跟希拉里的关系变得出奇的亲密。在此后的20 年里，他们的关系让福斯特的妻子很是烦恼（不过比尔·克林顿倒是不介意），让他们在事务所和白宫的同事侧目（除了韦布·哈贝尔），也让那些同克林顿关系亲密并且不喜欢他妻子的女性大为光火。

事务所里的其他人对于雇用希拉里远没有福斯特和哈贝尔那么热情。比起福斯特，有些人似乎对于潜在的利害冲突更加敏感，毕竟，如果事务所里的一位成员是首席检察官的妻子，这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福斯特争辩说，事务所同政府代理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非常少，跟受管制的公共事业则没有任何往来。事务所也不处理刑事案件，只有在那些案件中被告人才会被首席检察官以州司法机关的名义起诉。

其实，反对希拉里加入事务所的最强有力却又没有人明说的一个理由是：她是女人。“我们该如何将她介绍给客户呢？”一位合伙人问福斯特和哈贝尔。所有罗斯律师事务所的重要客户都是男性。“要是她怀孕了该怎么办？”公司的所有合伙人都是男性白种人，其中大多数人都已经家财万贯，并且毕业于阿肯色州的两所法学院。而希拉里毕业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和耶鲁法学院，而且将法律看作是社会改革的工具。对事务所而言，雇用这样一个人，改革得也有点儿太激进了。

哈贝尔记得，希拉里面试的那一天，事务所的合伙人都很紧张。就像希拉里在此类场合中的一贯表现一样，那天，她的表现几乎完美无瑕。1977 年2 月1 日，她丈夫宣誓就职还不到1 个月，她成为了这家事务所的一员。她的起薪是25 000 美元一年，比做法学教授时的18 000 美元高出了不少。律师事务所所在的建筑过去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办公场所，希拉里、哈贝尔和福斯特的办公室位于三楼的拐角处。克林顿那时也刚刚得到加薪，年薪是26 000 美元（直到他成为总统之前，每年她的收入都会增加）。同时，他搬进了距离希拉里办公室只有一箭之地的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还在附设的卫生间里贴了一张衣着暴露的多利·巴顿的海报。罗斯律师事务所的气氛并不总是友好的，有些秘书会在希拉里背后说一些诋毁她的话。大部分关于她的闲言碎语都跟她的穿着打扮有关，反映了人们对于一个女人取得管理职位的嫉妒之情。甚至是希拉里的秘书都嘲笑她试图建立职业女性形象的努力：“首先，她不穿丝袜，事务所里的老妇女们简直吓呆了。她是女性律师的滑稽版。她的卷发很古怪，两条大眉毛横跨她的前额，看起来就像是两只大青虫，我们笑得都要哭出来了。上庭的时候，她想让自己看起来漂亮一点儿，就会佩戴上一些可怕的塑料首饰，还会穿上高跟鞋，可是她根本就不知道穿高跟鞋如何走路。在她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儿带有女人味、女性化的东西。”希拉里的体重也是一个常常被谈起的话题。如果能够瘦个几磅，她看起来会更漂亮，可她就是没有办法甩掉这几磅肉。“她总是在节食。她上班的时候会带上一大袋生菜，然后一整天都吃这些东西。”她的秘书说。

希拉里曾经代理过一家珠宝销售公司的官司，那家公司的大部分代理都是留着蜂窝头的女性。哈贝尔总是对此津津乐道：“希拉里为她们赢得了官司，于是那些留着蜂窝头的女士们把她看作自己的英雄。每个人都自告奋勇要为她彻底美化形象。甚至在当时，福斯特和我都会为此跟她开玩笑。她说她喜爱这些女士，但是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她们。”希拉里对待公司其他雇员和公司客户的态度令人感到很有威胁，并不是因为她特别咄咄逼人，而是因为她很少表现出恭顺。恭顺从来都不是她的风格，将来也不会是。“在我们的晨会上，她从来都不会保持缄默。”哈贝尔说，“她从来都不会被任何人吓倒，无论是合伙人还是客户，而这一点常常令其他人感到害怕。”一位男性新律师会以同样的标准被判断吗？很可能不会。希拉里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了小石城和罗斯律师事务所的生活。当然，她跟福斯特和哈贝尔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融洽，他们称自己为“三剑客”。

尽管有时候气氛会很紧张，希拉里还是很享受自己的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跟福斯特和哈贝尔的融洽关系。他们对她就像看待一位小妹妹，毫不留情地拿她开玩笑，也教导她关于小石城传统的点点滴滴（以及她该如何利用这些传统）。这三个人常常一起在拉斐特饭店共进午餐，有时候他们还会在那里一起欣赏内衣秀—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消遣方式，来自高级内衣店的模特们会展示睡衣和她们的身体。而希拉里会笑话两位同伴，说他们是未经开化的尼安德特人。

在体格上，福斯特和哈贝尔就像是南北极一样不同。福斯特像竹竿一样修长，总是穿着剪裁精良的套装，气质优雅，说话和风细雨，有时甚至是沉默寡言。而哈贝尔就像是一头巨鲸，曾经当过大学校队的四分卫（跟希拉里的父亲不同），他事实上打过专业队比赛，但是在事业本该突飞猛进的时候受了伤。哈贝尔将近300 磅重，因为身体很重，他的后背常常不堪重负，有时非得在工作的时候躺在地板上。有一次，当他们三个一起准备一宗官司的时候，希拉里被派去图书室整理文件，而哈贝尔就在地毯上爬来爬去地晾晒有100 年历史的案例法。

希拉里单独处理的第一宗案件跟罗斯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家罐头公司有关，原告方是个男子，宣称在一罐猪肉青豆罐头里找到了一只老鼠后腿。他说，尽管他没有吃下这块老鼠肉，但是仅仅看到它就让他感到恶心，以至于无法亲吻自己的未婚妻。他不断地对着自己的手帕吐痰，这种做法显然激起了陪审团的同情。原告获得了数量非常小的赔偿。这次经历让希拉里颤抖。尽管她的辩护比较有力，相关资料也很齐全，但是面对陪审团，她“出奇的紧张”（根据哈贝尔的说法）。事实上，她并非一名出色的诉讼律师，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还会坐立不安。在高级法庭审讯克林顿的时候，人们还是能够发现有关她这个弱点的蛛丝马迹。从此以后，罗斯律师事务所开始让她更多地负责不跟陪审团打交道的工作，而她也很少出庭了。

希拉里对于她和克林顿在美国民主党和由民主党人总统领导的华盛顿所建立的形象感到非常得意。无论是在阿肯色还是在全美范围内，大家都知道，除非克林顿选择在1978 年竞选美国参议员，否则他将成为这个州的州长。在他竞选的过程中，许多潜在的捐资人都得到忠告，要“及早搭上这班船”。

克林顿和希拉里经常受邀出席吉米·卡特的白宫晚宴，克林顿也经常到华盛顿去做简报并会见总统的亲随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卡特授予他审查总统任命和法官任免的权力，同时获得该权力的还有戴尔·邦帕斯，以及卡特的捐助人杰克逊·斯蒂芬斯。希拉里则成功地在总统亲自任命的法律服务公司董事会中得到了一个席位，这个任命依据的是她的才干，还有她在印第安纳州以及克林顿在阿肯色州对卡特竞选做出的贡献。不过，克林顿和希拉里没有能够为吉姆·布莱尔谋到联邦住房贷款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在希拉里进入法律服务公司董事会之前，该公司已经拥有5 000 名律师，每年处理上百万件案子。过了几个月，卡特任命希拉里担任该董事会的主席，经过国会批准之后，她成为第一个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卡特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1980 年，为了得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罗纳德·里根州长寻求大幅度降低加州穷人法律服务的资金投入，而希拉里则成功地说服了法律服务公司董事会反对里根的动议。但是，在继卡特而成为美国总统之后，里根又一次准备削弱法律服务项目的力量，这一次，他试图让国会在全美范围内削减法律服务项目的资金投入，并同意在法律服务公司安插一些根本就不赞同免费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这一根本理念的董事会成员。作为主席，希拉里雇用了文斯·福斯特申请限制令，禁止里根总统的提名人在参议院任命之前参加董事会。同时，她还号召民主党参议员加入抵制这次提名的运动。最终，参议院没有批准这些人的任命，并迫使总统任命了更多态度中立的董事。1982 年希拉里主席职务届满之时，法律服务公司的资金已经从9 000 万美元增加到了3 亿美元。她挽救了国家出资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理念。她之所以能够成功，福斯特的帮助必不可少。福斯特在她的授意下，在法庭上捍卫了她的职务特权。在十多年后的白宫，她又一次指示福斯特进行类似的尝试，而这一次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这一次，她指示福斯特想办法保住自己领导的国民医疗服务改革特别工作组的保密性，而有人试图让它公开与其他机构达成的各种协议。

希拉里曾经说过，对于钱，比尔·克林顿是非常不在乎的，这跟贝齐·赖特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她认识到政治是变幻莫测的，他们必须赚钱以备不时之需。在韦尔斯利学院做毕业致辞的时候，希拉里曾经谴责过“大家普遍追求的以收入为目的的公司生活”，而现在，她已经偏离那个方向很远了。尽管阿肯色州的人均收入排名全美第49，但是在这个州—不仅仅是在小石城，在温泉郡、本顿维尔、费耶特维尔和一些外州人几乎不知道的城镇，都聚集着大量的财富。小石城和阿肯色州西南部还是新一代富人聚集的地方，这些人的财富有些来自金融市场的投机收入，有些来自为本州纳税大户提供服务的收入。该州经纪人的收入通常达到月薪5 万美元，有些人的收入还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在史普林戴尔或者小石城另外一些富人区，车道上随处可见行驶的保时捷跑车、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和奔驰轿车。而在费耶特维尔，在“微软百万富翁”出现之前很久，就出现了很多因为购买沃尔玛或者泰森食品公司的股票而致富的超市收银员和加油站员工，而他们都还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工作着。

直到搬到小石城之前，希拉里看起来似乎跟她丈夫一样对金钱不感兴趣，更不用说追求巨额财富了。在玛丽安·埃德尔曼的非营利性儿童保护基金会工作的时候，她的收入十分微薄，在华盛顿弹劾调查组工作时也只是普通职员的收入，之后又在全美薪酬最低的大学赚取一份助理教授的薪水。而在克林顿竞选众议员的期间，她态度最强硬的事情就是坚持让他拒绝说客们提供的赃钱。

而后来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她需要赡养一个家庭，因此，她设法在自己的道德体系中将那些让她越来越不舒服的赚钱机会合理化（后来她近乎疯狂地掩盖这些机会，因此我们能够判断出对此她并不心安理得）。也可能这些事使她开始否定过去的自我，她只能安慰自己说“每个人”都这样做。克林顿夫妇当然拥有足够的朋友和机会去绕开那些人脉没有那么广的人必须遵守的规则和程序。

1978 年吉姆·布莱尔从变幻莫测的活牛期货市场赚到了数百万美元，希拉里也决定要紧随其后进入这个市场。不过，在此之前，她就已经雇用了出自名门的财务顾问威廉·史密斯。他是小石城的一位经纪人，来自华尔街之外全美最大的投资公司—斯蒂芬斯公司，这家公司由阿肯色州的斯蒂芬斯家族控制。尽管克林顿夫妇并没有多少钱可以投资，但是史密斯对这对儿客户还是非常重视，毕竟克林顿是阿肯色州的首席检察官。希拉里告诉史密斯她对期货市场知之甚少，但是她希望能够赢得比美国政府公债更多的回报。她建立了两个账户，一个是同克林顿一起的联合投资账户，一个是自己的独立账户，并授权史密斯全权管理这两个账户的证券买卖与投资。在跟史密斯偶尔见面查看账户运作情况的时候，希拉里会研究各种投资策略并询问史密斯各种细节性问题，而克林顿就算在场也显得对此缺乏兴趣，只会谈论政治。

休·罗德姆教过女儿如何看股市大盘，希拉里和布莱尔偶尔也会一起谈论股市。布莱尔的律师事务所在费耶特维尔城外的史普林戴尔，他一直是泰森食品公司的外聘法律顾问，不过他在金融市场上赚的钱可要比当律师赚的多得多，尽管在黛安娜、希拉里、克林顿和布莱尔成为亲密朋友的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他的律师费可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财富。这两对夫妻经常一起共进晚餐，或是在布莱尔和黛安娜位于比弗湖上的小屋中共度美好时光。在此后15 年里，两个家庭一起度过了无数个假期。希拉里在黛安娜与布莱尔结婚的时候担任了“伴郎”（还穿上了男式礼服）。他们就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和争论，话题涵盖了政治、阿肯色的生活、这个国家的方向、书籍、电影、摇滚乐和野猪橄榄球队。

布莱尔充当了比尔·克林顿兄长的角色。他将克林顿介绍给泰森家族，在克林顿的第一次政治选举运动中为克林顿筹集资金，还极大地锻炼和提高了克林顿说故事的天赋。布莱尔跟克林顿一样兴趣广泛而且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他能够同时兼顾且游刃有余的两件事情就是法律工作和投资金融市场。他18 岁从中学毕业，21 岁就从法学院毕业了。他曾经被任命为南方浸信会的牧师，但是后来他因为这个教会支持种族隔离而离开了它。在克林顿被选为州长后，布莱尔还驾驶私人飞机接希拉里和克林顿从小石城飞到费耶特维尔看橄榄球比赛或者参加政治活动。如果说在阿肯色有哪对夫妻跟克林顿夫妇关系最亲密的话，那就是布莱尔夫妇了。

1978 年夏末，布莱尔鼓动亲近的朋友和同事跟随他一起挖掘活牛期货的富矿。希拉里也在寻求比斯蒂芬斯账户更高的回报机会。自从21岁开始进入股市之后，布莱尔一直对股票很有一套。“1958 年，我赚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 000 美元，然后1959 年我通过买卖美国汽车公司的股票赚了3 万美元，而当年我从事法律工作的收入只有5 000 美元。因此，我认为自己很擅长炒股。”他说。在此后20 年里，他在金融市场的获利一直比本行的律师工作收入高。他的经纪人是瑞富公司的雷德·博恩，其专长是期货，是他将布莱尔领入了活牛期货市场。博恩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一直服务于泰森食品公司，一开始只是一名运鸡的卡车司机，慢慢成长为高级管理人员，并最终当上了副总裁。之后，他离开泰森食品公司去做经纪。

在此后的9 个月中，在布莱尔的影响下，因为雷德·博恩的操作，希拉里体验到了期货市场的高潮和低谷。然后，在赌金即将达到10 万美元的时候，她得到了救赎—在活牛期货市场崩盘之前变现，全身而退，而那些没有这样受关照的投资者则会不断被要求增加保证金，导致血本无归。

布莱尔的智慧和博恩的内幕消息联手简直所向披靡。尽管在商品期货市场上，博恩收到的消息不一定完全是准确的内幕信息，不过他的确因为迪特摩是瑞富的董事长而赚到了便宜，因为迪特摩本人碰巧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活牛拥有者之一。

1978 年10 月，希拉里通过布莱尔在瑞富花1 000 美元开设了一个交易账户。3 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6 000 美元。接下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大涨大跌。她曾经在一次交易中赔了16 000 美元，这仅仅比她当时的年薪少一点点。不过，布莱尔充当了希拉里的保护伞。布莱尔介绍给博恩的任何一位客户都将受到布莱尔本人所享受的特别照顾。因此，布莱尔和希拉里都没有支付巨额的保证金就赚到了大笔的钱，他们可以很从容地等待低潮过去。布莱尔的交易额高达数百万美元，博恩知道，如果期货市场崩盘，他也不好过。不过他们还是赚了不少。

最后，希拉里胆怯了。布莱尔准确地预测出了市场的一次骤跌，并及时清仓，一个下午就帮希拉里赚了4 万美元。她后来说自己实在受不了期货市场的瞬息万变，随即取消了自己在瑞富的账户，而赚了99 000美元的事情，她对谁也没有说。直到克林顿担任总统的第二年，她和克林顿因为法律强制规定必须公开纳税申报单的时候，这笔收入才被曝光。希拉里曾经在1979 年10 月又短暂涉足过一段时间商品期货市场，当时她全权委托威廉·史密斯为她进行交易。那时候，她已经保守多了，最初投入的5 000 美元最终翻了一番。在切尔西出生后1 个月，她把这笔钱转移到了更安全、更保险的投资领域—美国政府公债。希拉里对布莱尔说，她对期货市场很不放心。甚至是在临盆的时候，她还在担心自己跟史密斯签订的糖期货合同。

不过，对于她和克林顿1978 年起开始持有的那件保值投资品，她可是从来都不担心—买下那块土地的时间跟她开始投资活牛期货的时间差不多。那块地是克林顿和他为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工作时结识的人生导师吉姆·麦克道格一起投资的，是白水河边一块230 英亩的土地。

31 岁的比尔·克林顿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到底是竞选阿肯色州的州长，还是竞选参议员，抓住机遇并在今后6 年里把自己和希拉里送到华盛顿。希拉里更倾向于后者。如果竞选成功，他将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参议员。而在华盛顿，她将会成为卡特总统执政的政府机构中相关职位的有力竞争者。玛丽安·埃德尔曼基金会当时已经搬到了华盛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所以她还可以恢复保护少年儿童权益的工作，也可以在其他非营利性基金会工作。

通过以下的事实，我们可以了解到阿肯色对于政治（还有美国国会的资历体系）有多么重视。20 世纪下半叶，这个人口不足200 万、经济发展落后于美国同时代其他州的小州，产生了两代共计5 名举足轻重的政界人士（全是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奥瓦尔·福伯斯、威尔伯·米尔斯、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以及约翰·麦克莱伦。82 岁的时候，麦克莱伦宣布退休，而克林顿是他选定的继承人。当克林顿告诉麦克莱伦他不打算竞选参议员而是要竞选州长的时候，麦克莱伦说这是个坏主意。“州长干的所有事情就是讨人嫌。作为参议员，你可以为这个州和这个国家做很多伟大的事情。”州长职务是“通往政治坟墓的捷径”，因为任期只有两年，而且自从1876 年设立这个职位以来，只有两个人当了超过4 年的州长，其中一个就是福伯斯，他是因为坚持在学校实行种族隔离而变得特别受欢迎才能够连任的。麦克莱伦说，最糟糕的可能就是克林顿也许会输，就像他本人所遭遇的情况一样，而这是希拉里和克林顿都不愿意面对的。输过一次就够了。

1977 年秋天，克林顿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一位名不见经传、年仅30 岁的政治顾问迪克·莫里斯，此人一直在联系国内的每一名民主党参议员或者州长竞选人，希望谋到一份工作。莫里斯是个纽约人，从来没有为这个州之外的客户服务过，不过克林顿却非常赏识他。克林顿对莫里斯非比寻常的民意调查技巧非常着迷，他认识到利用这些技巧可以发现数字背后隐藏的信息。莫里斯确定他能够帮助克林顿决定他到底是该竞选州长还是参议员。他问克林顿到底更喜欢哪个职位。“我希望成为州长，我感觉在这里有许多我可以做的事情。”克林顿回答道，“但是，我真正的舞台却在华盛顿。”如果他寻求参议员职位，就有可能必须跟三个强有力的民主党人士竞争提名，其中包括当时的州长戴维·普赖尔，而此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莫里斯也知道希拉里更希望克林顿放手一搏，争取到华盛顿去。他建议由他来对克林顿在这两场选举中的胜算进行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克林顿有可能赢得参议员席位，但是并没有把握获胜，而竞选州长的胜算则要大一些。

克林顿在希拉里、母亲和弟弟的陪同下，在希拉里到达阿肯色州那天经过的州议会大厦里，向激动的媒体（当时克林顿夫妇已经是非常热门的新闻人物了）和热情的支持者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解释说，做州长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一名州长为人民所做的事比其他任何官员都多”。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除了总统之外的所有官员。”当时在场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句话。

比起此后的历次选举，应该说希拉里在克林顿1978 年选举中发挥的作用是最小的。在克林顿的第一个州长任期里，希拉里只是偶尔才会插手他的公务（而之后的20 年她都会大肆干预他的执政事务），因为那时候他们两个各有各的事业。“她做律师，他从政。”莫里斯说，而且她也很享受跟文斯·福斯特和韦布·哈贝尔共事的日子，享受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莫里斯看出来她试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罗斯律师事务所工作，她看起来跟其他候选人的妻子或者丈夫没有什么不同。”他说，“她希望比尔一切都好，也愿意尽自己所能为他提供帮助，但是不愿意给人留下在他的事业成就中寄托了个人得失的印象。”

尽管希拉里并没有出现在莫里斯主持的民意调查和竞选策略会议上，不过她还是参与了克林顿的选举运动，她会批评克林顿的演讲，并提出修改意见。她还提醒他，作为候选人时做的事情和说过的话如何能够在他当选之后顺利地转化为政策。她知道该如何保护丈夫的权益。而克林顿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的经验也在时时提醒她，要跟他的选举助手们保持距离，因为那一次智囊团的成员曾经撺掇他作弊。“比尔总是看到人们光明和鲜亮的一面，而希拉里则会看到人们的阴暗面。”克林顿1978 年第一次州长竞选的经理（以后的州长办公室主任）鲁迪·穆尔说，“她比他更擅长看出来谁跟你是一伙的、谁是反对你的，并会确保这个人不会占你的便宜。他从来想不到自己会被骗，而她常常担心被骗，所以时刻处于备战状态。”后来，她对上当受骗的预期也让她选择主动出击。

根据莫里斯的数据分析，为了进驻州长府邸，克林顿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自己一开始的领先地位。尽管在公开场合希拉里对选举运动的贡献相对有限（莫里斯说“那一年她并没有在选举活动中干太多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微笑就够了，不需要发表讲话”），她本人却第一次成为愿意支持克林顿的选民们热烈讨论的话题。那时候，罗德姆－克林顿联盟已经被选民和媒体看作是一体的伙伴，他们承诺将会一起努力改善阿肯色人的生活，这使得许多人打消了疑虑。而另外一些人看起来似乎被吓着了，或者说被激怒了。

之后20 年里情况也一直如此，许多人认为希拉里是一个会让人们对她的看法两极分化的人。第一次，她成为了被人厌恶并遭到无情谩骂的对象。克林顿的竞争对手指责他娶了一位有自己事业的女性，是个律师，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而且在婚后还没有使用自己丈夫的姓氏。整个州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议论这个问题。“人们甚至认为他的妻子是因为不够喜欢他才不用他的姓氏的。”《阿肯色民主党公报》尖酸刻薄的政治专栏作家梅雷迪斯·奥克雷这样写道，此人后来因为撰写关于克林顿夫妇的文章而成名。在竞选团队内部和支持者当中，也有很多人催促希拉里赶快改变主意。

尽管存在姓氏的问题，克林顿还是以60%的选票赢得了民主党初选，而且很有把握赢得大选。在选举日前一个月，克林顿和他的高级选举助手史蒂夫·史密斯、鲁迪·穆尔和希拉里就开始筹备克林顿州长任期内的工作议程了。希拉里的职责没有变，还是为丈夫制定政治策略和挑选幕僚（在他从总统候选人向总统迈进的过渡时期，她也承担了这项任务，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他的幕僚也越来越能够接受她的嘉许，甚至后来人们都无法分清到底是克林顿还是希拉里影响了自己。

就在克林顿和希拉里为近在咫尺的胜利感到兴奋不已的时候，选举前最后几周出现了两个不祥的事件，这两件事在之后几年里还不断困扰着他们。第一件是美国退休空军中校比利·格伦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指责克林顿曾经在越战期间逃避服兵役。格伦是个共和党人，他指控克林顿曾经在1969 年通过在阿肯色州立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登记以延迟服役，后来又到牛津大学读书一年而没有履行约定。克林顿否认自己曾经收到延迟服役命令，而且说他还没有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他的名字就被重新放入征兵名单中了。1978 年克林顿很幸运，关于服兵役历史的问题只在州长竞选过程中被吵嚷了两天。

第二件事是，一个叫弗兰克·雷迪的选民跳出来攻击希拉里。早些时候就有迹象表明右翼势力在阴谋策划这样的攻击，而雷迪此时指控她曾经利用自己做公司代理律师的职务之便，为克林顿任首席检察官的政府客户赢得好处，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的选举结果出来了，克林顿获得63%的选票，成功当选州长，成为了继1938 年哈罗德·史塔生之后美国最年轻的州长（不过，考虑到史塔生一次又一次以失败告终的总统竞选经历，这未必是个好兆头）。《纽约时报》将克林顿的胜利当作重要新闻来报道，并将他称为“阿肯色31岁的政坛天才”。这是克林顿第一次接受全国性专访，采访他的是《纽约时报》负责南方地区新闻报道的35 岁的记者豪厄尔·雷恩斯。在雷恩斯的专访中，克林顿用希拉里私下里对他表达的观点来描述了阿肯色州的人民。他说，他的胜利标志着阿肯色人民的愿望，他们希望不再“被看作尤其被自己看作是落后的。”话一出口就覆水难收，这句话让人感觉他和她对于这些人抱有居高临下和施恩于人的态度，而他刚刚被这些人选出来为他们服务。接受雷恩斯的访问是噩梦的开始。雷恩斯也是一个靠自我奋斗成功的南方人。1992 年总统选举以及克林顿入主白宫第一年期间，雷恩斯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局的主管，那时候，他派记者去采访“白水事件”的审讯，而希拉里和克林顿认为他这是在帮南方人报复。另外一些记者认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些同比尔·克林顿竞争的南方人怂恿雷恩斯这么做的。无论如何，当雷恩斯1993 年被提升为《纽约时报》社论版主编的时候，他向克林顿夫妇发起了无情的讨伐，他认为不能原谅克林顿夫妇的伦理道德观。虽然他反对弹劾克林顿，不过直到他们离开白宫，他都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抨击。

1978 年选举夜，选举结果证实了比尔·克林顿拥有绝对领先的优势。克林顿在接受成功祝福的时候非常动情，当时有数千名支持者和竞选工作人员为他欢呼，有很多人还是他在乔治敦、牛津和耶鲁时代的朋友。看着站在弗吉尼亚身边的希拉里，他说：“我为我们共同进行的这场选举运动感到自豪。”

阿肯色州的州长官邸还算宽敞，但绝对不是全美国最富丽堂皇的。它坐落在小石城市中心，建于1950 年，原址是一所盲人学校，现在还保留着几根希腊复兴时期风格的柱子和这所学校老建筑所使用过的红砖，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它都很像是一幢豪华的郊区别墅。

克林顿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眼前展开的是似锦的前程。“我们的得票数证明了我和妻子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我们希望为这个州所做的一切。”他在选举结果公布的晚上对欢呼的人群这样说道。但是，克林顿夫妇在州长官邸度过的第一个两年任期却是灾难不断，也犯下了不少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要归咎于希拉里对克林顿的放任不管，她特立独行不合传统的“第一州长夫人”形象，还有克林顿总是想要努力地去做太多事情的倾向。后来，希拉里将1978~1980 这两年形容成“我生命中最艰难、最令人喜悦、最辉煌也最伤心的两年”。这个说法也适用于她在白宫头两年的生活。

之前作为首席检察官的妻子及公司代理律师，希拉里成功地让自己躲避开了阿肯色州政治雷达的追踪。她几乎可以到这个州的每一个角落去，没有几个人能够认出她，甚至是在小石城市中心的大街上也是如此。而今作为州长的妻子，这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克林顿担任州长期间，她通过增加在华盛顿的工作刻意提高了自己的国内知名度。

希拉里没有遵循阿肯色州第一夫人必须遵循的传统，去规规矩矩地扮演州长夫人角色，而是选择跟丈夫一起从事一些实质性的工作，直到1980 年切尔西出生之前，她都没有减少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量。“希拉里总是很积极地制定公关政策，却不热衷于扮演政界人士妻子的角色。”在克林顿担任州长期间曾经为他工作过的贝芙·林赛这样说道，她嫁给了布鲁斯·林赛，是克林顿的全能总管（在克林顿离开白宫之后，她跟丈夫离婚了），“当时，希拉里认为比尔可以当他的州长，而她自己只要一边当公司代理律师，一边帮比尔制定公关政策就行了，没有必要参加贵妇人们的午餐会，不用陪比尔一起去出差，也不必随时保持缄默。”《阿肯色时报》的专栏作家约翰·布鲁梅特说，在克林顿的第一个州长任期内，希拉里不想“履行州长夫人的任何义务。她只想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拥有自己的工作，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很多人都认为她高高在上，遥不可及”。

克林顿和希拉里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行事惯例。清晨，希拉里不看报纸或是电视新闻，相反，她会听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或者古典音乐。她认为，如果有什么她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早上就会有人告诉她，要么是克林顿打电话，要么就是福斯特在办公室里告诉她。贝齐·赖特说，就算是在她刚刚成为阿肯色州第一夫人的那些日子里，“她也不愿意阅读那些可能会让自己烦恼而又无能为力的报道，她将这些看作是无谓的侵扰”。

她不愿意乘坐司机驾驶的专车，更喜欢驾驶自己的奥兹莫克林顿短剑汽车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早上7 点30 分，她就会坐在办公桌前跟福斯特和哈贝尔一起喝咖啡了。克林顿起得要晚一些，下午还要小憩一会儿。当希拉里准备好上床休息的时候，他又神采奕奕了。他通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期间会干各种事情，比如跟朋友打牌，打电话，或者翻阅报纸，而且常常可以一心几用。希拉里没有他那么充沛的精力，她的作息更有规律。她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休息，而且无论是乘车还是乘飞机的时候都可以很容易地入睡，等醒来的时候又精力充沛了。希拉里在州长官邸并没有自己专属的工作人员，相反，她指定州长办公室里的一些人来帮助她进行一些特殊的项目。官邸共有5 名员工，包括厨师、助理厨师、佣人、庭院景观维护工和官邸总管。在切尔西出生之后，总管还负责照顾婴儿，这样希拉里和克林顿就不用自己掏钱来雇用保姆了。

克林顿开始行使自己的州长权力了。此时的他满怀激情，满脑子大胆的想法，而选民们也比较乐意改变现状。他作为州长的施政纲要其实就是其竞选承诺的大胆延伸，但是他治理阿肯色的表现比起竞选时的表现要差得远，至少当时是如此。他的计划中包含有许多他已经关注多年的想法，融合了其智囊团中的学者、商人和朋友的建议，还参考了他广泛涉猎的各种书籍。但是，这些想法常常跟现实的财政预算发生冲突，也跟那些代表该州金钱利害关系的立法者优先考虑的内容相抵触。多年之后，希拉里优先考虑医疗保障改革的观点就同他的总统经济顾问制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而这个项目也因为资金预算问题、受相关利害关系约束的立法者以及她自己的傲慢而胎死腹中。

克林顿说，他制定财政支出方案时优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老旧的阿肯色带入现代化时代。在此后的两年里，克林顿发现自己如履薄冰，必须小心翼翼并且不能打破平衡，既要实行那些能够显著改善阿肯色同胞生活水平的政策，又要避免触怒那些贵族势力和掌管立法机构的南方绅士的神经。他推行的新学校政策的做法很具代表性（那时候他和希拉里还没有被叫作“政策书呆子”）：克林顿使用富余的竞选资金雇用了普赖斯·沃特豪斯帮助他制定实施该政策的预算和规划；另外一些富余的资金拨给了迪克·莫里斯进行民意调查，看看人民希望政府预算应该考虑哪些理念和项目。克林顿希望他能够根据这些想法和项目对选民的吸引力给它们排序，然后确定一个提纲挈领的主题。“最后他得到了一个令人钦佩却有点儿焦点模糊的项目集合。”莫里斯说，它根本就没有主题，而是“什么都扯一点儿的大杂烩，就好像置身于糖果店中的孩子，他什么都想要”。因为克林顿以如此巨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希拉里和他都相信，人们愿意全权委托他来展开翻天覆地的事业。

克林顿提交给州立法机关的财政预算书厚重得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不但页数多，而且充斥着未经证实却被描述为事实的信息。不过里面优先考虑的项目倒是很清晰：教育，重新划分学区，创建农村卫生保健体系，建立新的经济发展部和能源部。很多立法者对克林顿的计划嗤之以鼻，说这是一个孩子州长提出的热情有余而现实性不足的理想主义财政计划。不过，在克林顿两年的任期内，他仍取得了一些进展：老师的年薪增加了1 200 美元，教育支出增加了40%，公共交通系统得到了延伸，投币式公用电话的资费保持在10 美分（而大多数相邻的州资费都调整到了15 美分）等。

克林顿任命希拉里负责自己的卫生保健顾问委员会。在克林顿任期的头一年里，他遇到麻烦的时候就会用这一招。之前，克林顿任命了一位外州人来担任卫生委员，而此人提出要允许执业护士在阿肯色州那些缺乏内科医师的地方行使医生的职责。这在由执业医师组成的州医生协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样一来，诊金收入这块肥肉就要让一帮护士来分一杯羹了。克林顿很聪明地指派了希拉里解决这个难题，希望她既能够将卫生保健服务延伸到阿肯色州最贫困的乡村和城镇，又能确保医生的收入不会减少。这一次，希拉里还是利用了自己在华盛顿的关系争取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为阿肯色州的农村卫生保健事业买单。很快，就有4 家农村诊所开门营业，另外3 家的建设也随之开始，而助产士和执业护士的职责范围也得到了拓展。

在克林顿的第一个州长任期内，关于他跟多位女性的风流韵事的传言从未间断过。尽管他已经结婚了，但他是州长，女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涌向克林顿。他特别喜欢引人注目的感觉，他的旅途也从来都不会乏味—反正希拉里不在身边，他可以尽情地打情骂俏；就算有时候希拉里跟他一起去，他也不怎么收敛。

也许在入主白宫的那些日子里，克林顿的确是尽其所能地收敛自己。可是，莱温斯基闹剧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细节是：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其实开始于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那时克林顿正在尝试给自己的性冲动刹闸。“在第一个州长任期内，克林顿就像是一个刚拿到新玩具的孩子。”一位熟人说道，“额外的福利、官邸、整个州里最有权势的人都向你频频媚。而他一遇到佩戴着夸张的首饰、穿着超短裙、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这些女人对他搔首弄姿最有用。”另外一个跟克林顿一同旅行的助手兰迪·怀特说他从来没有发现任何能证明克林顿在第一个州长任期内跟其他女人发生暧昧关系的证据。然而，谣言难免会传到希拉里的耳朵里。此后他们的婚姻形成了这样的模式—她不再信任他，对他的行径感到愤慨，并“为此感到非常屈辱”，但是她却下定决心维持两人的婚姻。

自从切尔西出生的那一刻起，直到在白宫扮演第一家庭角色为止，他们经历了婚姻名存实亡、举步维艰的时期，以及个人和政治事件纠缠不清的日子，正是切尔西充当了维系父母婚姻的纽带。

切尔西出生之后，克林顿夫妇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孩子而维持婚姻”这样人人都能挂在嘴上的肤浅借口。希拉里和克林顿对他们唯一的孩子—切尔西的爱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虽然爱的方式非比寻常。克林顿和希拉里都是凡事亲历亲为的父母，尽管他们的社交生活需要占据大量时间，他们还是想方设法挪出来大量时间同女儿相处。在饭桌上讨论问题、开车送她上学、在足球场外加油助威、一起玩拼字游戏、一起看电影，其中还包括希拉里最爱的《白雪公主》和克林顿的最爱《正午》，然后再一起对电影品头论足。这个家庭的成员的确在享受着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

在比尔·克林顿看来，是男人就必须成功扮演值得信赖的慈父角色，他要为女儿提供自己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幸福，确保她享有一个真正完整的家庭之爱。而对希拉里来说，养育一个孩子的渴望和动力也同样强烈。“我认为若没有孩子，自己就不算是个真正的女人。”她在怀孕的时候这样对一个朋友说道。希拉里是为了爱、为了有个孩子、为了创造一个自己理想中的模范家庭而结婚的，这些都是希拉里被剥夺了的幸福，而且被剥夺了两次—一次是童年时代，一次是在自己的婚姻里。她觉得自己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取得成功，但是除非能够成为一位母亲并拥有一个爱家的丈夫来做自己孩子的父亲，否则就不算拥有成功的人生。可是，在他们结婚的头两年，她却恐慌地发现自己有可能无法生育（其实在此之前她就有过这样的担心），这对她来说太可怕了，比丈夫的风流韵事还要恐怖。

新婚伊始，希拉里和克林顿就尝试要孩子了，却没有成功，因此他们在1979 夏天决定去旧金山求助生育专家。他们预约了医生，打算在百慕大群岛短暂度假之后就去见这名医生。

希拉里患有子宫内膜异位，这种病常常会导致受精困难，也有可能造成不孕，还会造成性交过程中以及之后的极度疼痛。在搬到小石城之前，她曾经在费耶特维尔对两位女性朋友说，她害怕这种病会让她没有办法生孩子。有些医生认为子宫内膜异位会造成流产，我们也不清楚她这种情况在婚前是否就存在（不过根据她对那两位女性朋友谈及此事的时间来判断，可能性很大），也不清楚克林顿是什么时候了解这个情况的。克林顿总是带有强烈的求知欲，渴望知晓进入他视野的任何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自然会想要了解所有的相关信息。根据标准的医学论述：“30%~40%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的女性没有生育能力，这是女性不孕不育最主要的三大原因之一。”大部分女性直到出现受孕困难问题之后才发现自己患有这种疾病。

几乎毫无疑问，希拉里的体质的确很难受孕，为应对这种情况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挫败感，给他们早年的婚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就在他们1979 年7 月从百慕大度假回来，准备到旧金山去进行预约治疗之前，希拉里发现自己怀孕了。黛安娜·金凯德和吉姆·布莱尔是最早被告知这个消息的人之一。希拉里和克林顿为此兴奋不已，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们一起参加了心理助产法课程，准备进行自然分娩。在度过最初的好奇阶段之后，那些跟他们一起参加这个课程的准爸爸妈妈很快就从容地接受了州长及州长夫人和自己一起练习深呼吸的事实。他们还一起读《父母手册》，一起征求朋友们的建议，提出各种关于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的问题。有许多人主动提供了一大堆建议（比如一位前橄榄球运动员就曾建议“将孩子当成是一只橄榄球，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1 月，怀孕后期的希拉里跟阿肯色儿童医院的几位董事一起飞到纽约出差。她是这家医院的义务法律顾问，这一次，她要代表他们去见一位将要决定该医院保险信用级别的保险商。这是切尔西出生之前希拉里最后一次外出旅行。怀孕后期她出现了一些问题（无论是她还是克林顿都没有在公开场合描述过这些问题），她的医生建议她不要再做长途旅行了。医生的建议让她焦虑也让她失望，她和克林顿还计划在2 月底一起去华盛顿参加全美州长协会年会，并在白宫同总统及卡特夫人共进晚餐呢！当时，他们两个都被列入了国宴以及其他官方活动首邀客人的“扩大名单”上。不过，他们并不总是被当作一对夫妻而受到邀请，而是因为双方都符合这样或者那样的资格审核条件而受邀的。2 月的最后一周，克林顿参加了州长大会，并在卡罗琳·休伯的陪同下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闭幕晚宴。休伯辞去了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为希拉里和克林顿打理州长官邸的各项事务，他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往家里打一个电话。

克林顿在2 月27 号晚上回到了阿肯色州长官邸，当时距离希拉里的预产期还有3 个星期。然而，他到家才刚刚15 分钟，希拉里的羊水就破了，紧接着克林顿就开始极度紧张地张罗着去医院。根据当年心理助产术教室的记录：克林顿冲着开车的州警大声喊叫，让他们把车准备好，又带上一袋冰块好让希拉里在分娩的时候使用。与此同时，他把希拉里住院期间能够用到的东西都塞进了包里。在希拉里摇摇晃晃、艰难地上了车之后，一位州警提着满满一大袋的冰块冲过来，这足够一个心理助产班的产妇在分娩时使用了，这一大袋冰块都被扔进了州长坐驾的后备箱中。路上只花了几分钟，在紧急检查之后，医生告诉希拉里和克林顿，胎儿胎位不正，臀先露，这正是所有准父母都害怕的最后“惊喜”。希拉里之前还没有住过院，现在她必须通过剖宫产手术来生产，她吓坏了，竭尽全力想让自己镇定下来。通常在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父亲是不能够进产房的，但是，克林顿恳求医院的主管让自己进去，说希拉里需要他，还保证“就算他们把希拉里从头到脚打开一条缝，自己都保证不会呕吐或者晕厥”。主管同意了他的请求（要么因为他是州长，要么因为他发挥了自己擅长说服他人的本领，或者两个因素都起了作用）。

手术实施了局部麻醉。在手术的全过程中，克林顿一直紧紧握住希拉里的手。克林顿后来回忆说：有一块挡板挡住了他的视线，而他却看到了所有“切开身体和流血的场面”。晚上23 点24 分，他看到医生取出了胎儿，是个健康的女孩。克林顿后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而我的父亲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种幸福。”“我终于做爸爸了！”脐带被剪断后几分钟，他们的新生儿被清洗干净交到希拉里怀中，然后再换克林顿抱着。

和所有经历了最后一刻的危急情况之后才得到一个健康孩子的父母一样（而且希拉里还是特别难受孕的女人），女儿的出生对希拉里和克林顿来讲更是意义非凡。他们经常把切尔西称为他们的“奇迹”。

1978 年在伦敦共度圣诞假期的时候，他们就为女儿选好了名字。当时他们听到了一首由朱迪·柯林斯演唱、琼尼·米切尔创作的一首动听的歌曲《切尔西的早晨》。他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正在切尔西街头漫步，克林顿当时就对希拉里说，如果他们生个女儿，就给她起名叫切尔西。克林顿一家住在白宫时，他们会邀请朱迪·柯林斯来献艺或者作客，她总是会演唱这首《切尔西的早晨》。

女儿出生的当晚，希拉里还住在康复病房，克林顿带着女儿给弗吉尼亚、手下的幕僚还有朋友们“献宝”去了。他“跟她说话……为她唱歌”，后来他还写道：“我希望那个夜晚永远都不要结束。”希拉里也从一开始就发现，克林顿是个溺爱孩子的父亲。

希拉里说自己是克林顿家的“天定操心人”（尽管其他人更常把她称为“天定战士”）。她还说，在切尔西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她一直非常焦虑。多年之后，她在书中写道，她曾经祈祷自己可以做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做母亲的一些职责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会的，其中也包括母乳喂养。有时候希拉里会因为切尔西的到来“感到迷惑”，她发现有时候无论自己多么温柔，都没有办法安抚切尔西。为了让两个人都冷静下来，希拉里想出来一条“妈妈的咒语”：“切尔西，这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新体验……让我们互相帮助，尽可能做得最好吧。”

在提供母爱这方面，希拉里在官邸里从来都不缺乏帮手。厨师伊莱扎·阿什利从一开始就对切尔西非常宠爱，而卡罗琳·休伯则充当了切尔西姨妈的角色，对她关爱有加。多萝西和休也从帕克里奇赶来溺爱他们家的第一个外孙子。作为母亲和婴儿，没有多少人享受到了比希拉里和切尔西更优越的条件。克林顿也经常抱着切尔西，逗她玩、给她唱歌、抚爱她。后来，当切尔西开始上幼儿园之后，克林顿也尽可能亲自开车送她上学，开车的时候还让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

希拉里下定决心不让媒体接触到他们的女儿，确实，从她出生到大学毕业这段时间，她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的。州长新闻办公室直到切尔西出生一周多之后才同意为阿肯色报纸提供一张全家福。尽管后来竭尽全力，希拉里还是没有能够杜绝新闻记者对克林顿夫妇婚姻史的打探。但是，她跟克林顿都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确保切尔西的童年尽可能比较正常（对于一个几乎完全是在州长官邸和白宫长大的孩子来讲，贯彻这个理念的确不容易）。

切尔西出生之后，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请了4 个月的产假，不过还是会到州外出差、参加董事会会议或者履行其他一些职责。对于任何指责她敷衍应付母亲职责的批评，她都很敏感。

分娩6 周之后，希拉里去孟菲斯出差，把切尔西交给皮特拉斐沙照顾，她是希拉里韦尔斯利时期的朋友，她的丈夫在克林顿的办公室工作。

“尽管我自认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我还是不能认可将一个6 周大的婴儿托付给其他任何人照顾。”皮特拉斐沙说，“尤其是为了参加毫无意义的二流地区律师协会会议而这样做。她这是违背天理人伦，她认为自己可以到那里去打一场漂亮的仗，这是一个让她看起来像英雄的机会。”可见，希拉里经常面临这种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尴尬境地。

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女性雇员和合伙人们开始纷纷议论，猜测切尔西出生之后希拉里会不会辞职，尽管她1979 年时已经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哈贝尔说，希拉里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相信，合伙人对她工作的认可程度远不如对她的男性同事工作的认可（有些合伙人甚至认为她的工作根本就达不到标准）。

的确，在生完孩子之后，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桌越来越像是一个她走向外面世界的舞台，她在公司分配的案子上花的心思越来越少了，这些案子大多是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里都必须处理的枯燥乏味的事务性工作。她对于公益性的工作更感兴趣，她帮助创立了阿肯色州儿童家庭权利促进会，并为这家机构积极奔走。该机构同华盛顿的儿童保护基金会合作紧密。她还很重视在州长儿童早期教育委员会的工作。

克林顿夫妇的朋友们都意识到，她因为不能够再要一个孩子而感到非常失望。最初在白宫生活的那些年，她和克林顿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领养孩子的问题，并咨询了加利福尼亚州一些领养过孩子的朋友应该走什么样的程序。49 岁的时候，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她莫名其妙地突然谈到了这个话题。“我必须得说，我们希望再要一个孩子。”希拉里说。在克林顿夫妇的婚姻中，再要一个孩子是个不断被提及的话题。“我想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频繁了。”希拉里说，“不过，直到1996 年的大选之后我们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当时，她还没有听说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名字。

1981 年，比尔·克林顿成为州长的时候，阿肯色州的许多人还是对他充满希望和祝福的。他是全美最年轻的州长；在美国政坛爬竿取物的游戏当中，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爬得都更高更快；他的妻子也被认为是位一流的政治组织家和高度自律的弱势群体福利促进者。他是南方政治家的杰出代表，而且他的人气超越了地区界限，他（和他的妻子）拥有许多地位优越的年轻男女对他们的忠诚、热爱和尊敬—这些人多年以来一直在说，有朝一日他会成为美国总统，并不遗余力地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工作。克林顿拥有无穷无尽的学习能力和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所有这些素质使得他在处理政治事务时能够做出最明智的决策。他充满理想，拥有创意大胆、新奇却具有实实在在的改善阿肯色州和人民生活的潜力。

在比尔·克林顿两年州长任期的头18 个月里，他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成就。比如说，创办了新的经济发展部，农村卫生保健体系改革稳步、快速推进。但是，克林顿的成绩距离他或者希拉里的希望和期望值还差得很远，也谈不上什么辉煌。他遇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严重困难，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妻子没有成为他政治资产的一部分，没有成为他不可或缺的顾问。在此以前，情况是恰恰相反的。这一回，在他的鼓励下，希拉里以她自己的名义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事业了。为此，他必须付出失去政治支持的沉重代价，因为有许多阿肯色人不愿意接受一个想法如此新潮的“第一夫人”。而且，虽然他们终于得偿愿为人父母，但这却未必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可以理解，希拉里对于怀孕和照顾孩子有多么重视，而这个孩子是在他刚当上州长两个月的时候怀上的；如果不是因为孩子，他可以得到妻子更多的帮助。

希拉里相信，克林顿的头脑、处事方式、分析能力、精力和口才能够帮助他克服任何严重的困难。在家里的时间是跟女儿相处的神圣时刻，不容挪为他用。

在克林顿争取连任的关键时刻，他作为普通民众利益代表的形象却开始摇摇欲坠。有许多人努力赚钱，最后却所得甚少，于是克林顿开始失去他们的支持。他们愤愤不平，政治统治集团和垄断产业在阿肯色州已经飞扬跋扈多年，现在也没有任何失势的迹象。毕竟，克林顿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许诺会让工人阶级过上更好的生活，引领这个州走向新的发展道路，用自己的智慧和地位创造出实实在在的结果—改善学校教育、降低公共事业费、兴建新的公路、扩大医疗保障范围、增加工作福利。他还承诺会利用他同华盛顿当局的良好关系争取更多的救济资金，毕竟，他曾在民主党新当选总统的选举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帮他拉到了许多阿肯色州的选票。克林顿曾经说过，自己能够比对手、比之前的州长们做得更多，而人民却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成果。这也是两年任期制制度本身的问题之一—你还没有来得及向人们证明你值得再次当选，就要匆匆准备连任竞选了。而且，当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心理上，整个国家似乎都陷入了一种严重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迈阿密发生了种族骚乱；俄国入侵了阿富汗；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严重衰退，各个州都没有能够从华盛顿拿到预期中的财政收入份额；加油站里汽车排成了长龙；罗纳德·里根领导的保守势力正在对总统宝座发起攻击，其气势咄咄逼人，大有压垮卡特之势。

在克林顿的第一个州长任期内，彻底消除许多阿肯色人把自己当作外人的看法是他的一个重要目标。对阿肯色人而言，克林顿获得罗兹奖学金游学英国的经历、耶鲁法学院毕业生的身份、在乔治敦4 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娶一个外州女子为妻（不管她的家乡到底在哪里）的事实，比他的出生地更能代表他的身份。在迪克·莫里斯的民调数据的帮助下，克林顿在宣誓就职之前就认定修路是最好的办法，这不但符合政治需要，还是一条将这个州拽到现代化道路上的好办法。这将成为他具有代表性的功绩。阿肯色州的运输主要依赖卡车，而那里的公路状况糟糕至极，这严重限制了该州的经济发展前景。但是在筹集33 亿美元的公路修建和养护费用的过程中，他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让那些代表卡车和家禽产业的说客们控制了追加征收汽车牌照税办法的拟定工作。客车费用征收的基础被定为重量而不是价值。这样，在这个到处都是旧敞篷小货车和破车的州，为了得到汽车牌照，穷人要比那些开着更快、更新、更轻、更值钱的汽车的富人花费更多的钱。同时，卡车公司和家禽公司也轻而易举地逃避了应负的责任。

因此，他不但触怒了阿肯色的农村居民，还惹恼了蓝领阶层。全州各地，在机动车管理部排队支付更高汽车税的人们都义愤填膺。一直坚持理性主义的希拉里对此事造成的骚动很不悦，但她并没有过度忧虑。人们当然会理解，克林顿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之后，在民主党初选的时候，一个养火鸡的农民门罗·施瓦茨洛斯通过攻击克林顿在汽车牌照费征收问题上的失误而获得了31%的选票，而1978 年初选的时候，他只获得了1%的选票。选举政治中的这种混淆视听、煽动群众的行为让希拉里感到不舒服。克林顿在大选中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弗兰克·怀特也通过在这件事情上大作文章使其支持率大涨。不过，后来他将进攻克林顿的重点放在了希拉里保留“罗德姆”这个姓氏的问题上。

通常，她都这样介绍自己：希拉里—克林顿州长的妻子。不过，在州长府邸发出的正式晚宴邀请函中，署名都是“比尔·克林顿州长及希拉里·罗德姆”。然而让那些会关心这些事情的人最恼怒的则是切尔西的出生启事（当然也是对怀特最有利的），这则启事上父母亲的姓名分别是比尔·克林顿州长和希拉里·罗德姆。

希拉里说，保有自己少女时候的姓氏是为了昭示自尊和独立，她认为这样的解释应该能够缓和各种出于利害关系而做的主观臆测，这不能不说是个奇怪而愚蠢的观点。但是希拉里跟朋友的谈话表明，她认为这不过是个小象征。“这表明我还是我自己。”她说。而且正如吉姆·布莱尔所说：“她还保留着这种20 世纪60 年代出生的人的秉性。”

此时的克林顿看起来比他32 岁的年龄更加幼稚，随着他政治上的麻烦越来越大，社论版的漫画家们开始把他画成一个坐在三轮车上的孩子，还叫他“宝贝”。

对克林顿竞选致命性的一击让希拉里和克林顿感到尤其痛苦，因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次打击是由吉米·卡特发起的，而他们一直都对他忠心耿耿。在1980 年党内总统提名竞争中，卡特的对手是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民主党右翼的大部分人都支持肯尼迪，其中包括很多从麦戈文德州竞选时代起就是希拉里和克林顿朋友的人。但是，希拉里还是坚决支持卡特，并劝告他们说：“你必须看谁能够当选，以及他能够做什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她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当初她用来反对肯尼迪的理由又被许多民主党人用来反对她了。）

马里尔偷渡事件当中涌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10 万名古巴难民被卡特分别关押进了4 座军营，其中18 000 人被安排在阿肯色州西北部的查菲堡军事基地。6 月1 日，一千多名难民暴乱，冲出了他们位于查菲堡难民营的牢房。在压力之下，克林顿作为州长非常冷静，其表现可圈可点。他公正地对事件责任做出认定，指出军方人员应该为此负责，因为他们没有维持好关押地的秩序。当然，克林顿也必须在政治上为这次暴乱付出代价。弗兰克·怀特选取了只有黑人暴乱者的图片和电影镜头，这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成功地让人们一想到克林顿就想到无政府主义。然后，情况继续恶化，卡特本来对克林顿承诺不会再往查菲堡送难民了，但是他却违背了自己的许诺。他在8 月1 日通知州长办公室，当时关押在佛罗里达、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的所有马里尔的偷渡难民都将被运往查菲堡，而且会在那里建立唯一一座难民营来容纳所有偷渡者。“你这是在害我！”克林顿在电话里冲着总统的助手叫喊道。可是，已经太晚了。

希拉里比克林顿更早地看到了不祥的预兆。10 月份，她感觉预测克林顿领先的民意测验是错误的，他“实际上有可能输了”。她默默地在头脑中记下了一笔，这可以让克林顿在以后的选举运动中引以为戒：克林顿的对手不光在新闻报道中大肆宣传关于他的负面信息，还大肆渲染查菲堡发生的事实及其复杂情况。

大选日之前8 天，希拉里打电话给迪克·莫里斯，希望他可以挽救克林顿的选举。此前，莫里斯在克林顿当选之后不久就被解雇了，因为州长的幕僚中有许多人不愿意跟他一起工作，而克林顿本人对此事的态度也模棱两可。对他来讲，莫里斯身上集合了学者和毒蛇的力量。莫里斯曾经警告过克林顿在征收汽车牌照费一事中潜在的政治危机，而希拉里出于务实的直觉请他来挽救选举，这个决定是非常英明的。

希拉里打给莫里斯的电话拉开了她管理克林顿及其选举事务这一新角色的序幕。罗德姆－克林顿婚姻和政治关系的基本互动方式也在经历一次重大的转变。“她对他很有信心，但是感觉他需要有人保护，最需要的就是母亲般的爱和律师的智慧。”莫里斯说，“你知道，这个人太善良了，给他什么他都会签字，而我则要先阅读合同。就是这么回事。”

当时正在佛罗里达帮助一位共和党人竞选的莫里斯告诉希拉里，要挽回克林顿的颓势，现在很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赶到了阿肯色。希拉里经常会因为想到选举政治的不公平和不合逻辑而感到心惊胆寒。克林顿的理念和理想不但高高凌驾于弗兰克·怀特之上，还（在她的心目中）凌驾于美国所有的政界人士之上。仲夏时节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这一点彰显无疑。克林顿曾经担任卡特在议会中的组织秘书，被民主党州长们推选为代表进行黄金时段演讲。他的演讲发人深省。他说：

我们从小就相信，虽然我们的体系曾经在大萧条时期崩溃，但是罗斯福的新经济政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而且它不会再次崩溃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主动去关怀弱势群体，以及需要帮助的少数族裔、女性、老人、残疾人和儿童，并让他们也享受到美国的福利。对此我们不假思索、不加批判就全盘接受。然而，严酷的事实是，在过去漫长的10 年里，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时期，经济体系再次坍塌了。我们经历了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巨额政府赤字，并丧失了竞争优势。面对这些发展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脱离我们的体系，而这些人的数量已经庞大到危险的程度。另外一些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多到危险程度的人，则选择特殊利益或者单一利益团体政治，而这种做法很可能会放干 我们政治体系的最后一滴鲜血。

这一段推理分析成为此后10 年间比尔·克林顿标志性“新民主”运动和政治理念的基础。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和希拉里思想的综合阐释。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对于消除已经造成的形象伤害作用不大，而且还有吉米·卡特的落井下石和弗兰克·怀特在阿肯色的煽风点火。莫里斯到阿肯色之后，很快就提供给希拉里和克林顿最后的民意调查报告，报告表明，克林顿的支持率已经低于预期选票数量了。在希拉里的首肯下，克林顿竞选团队购买了广播和电视时间来发布针对怀特的最后一个负面广告。

选举当晚，希拉里和克林顿在州长官邸，而不是在几个街区之外的选举总部得到了早期的选举报告。第一个结果表明他赢得了特克萨卡纳，这让他的支持者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克林顿告诉希拉里，一切都完了，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如何解读选举结果报告。他最初的反应就是生气—生自己的气、生媒体的气、生卡特的气、生共和党人的气、生幕僚的气。在偕同希拉里到达选举总部的时候，他平静下来了，但是她还在颤抖，竭尽全力让自己显得镇静。

他以48%对52%输掉了选举。用希拉里的话说，他“被彻底打垮了”。他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在承认选举失败的时候发表得体的讲话，没有办法面对支持者和记者，于是让希拉里出来讲话。希拉里对他们表示感谢，并邀请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州长官邸来参加集会，后来她把这次集会称为“一场守灵”。

文斯·福斯特和韦布·哈贝尔是最早赶到集会现场的人之一。“比尔双眼浮肿，声音嘶哑。”哈贝尔回忆说，“希拉里的眼圈乌黑。他们两个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憔悴。”希拉里和克林顿从此再也没有犯下过同样的错误。“从那以后，”哈贝尔说，“他们都各自进行竞选运动，并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且在情势需要的时候，都能够迅速反击。”

这个下午，希拉里和克林顿跟黛安娜和吉姆·布莱尔共进午餐。黛安娜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克林顿当时失魂落魄的样子：“当餐厅的自动电唱机传出《我感觉如此糟糕，真不知道该去自杀还是去打保龄球》这首乡村歌曲的时候，比尔脸上的表情似哭又似笑，全是苦涩。”

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争取州长连任失败之后的克林顿彻底崩溃了。一切梦想都破灭了。他被伤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希拉里担心他再也恢复不过来了。“他不能见人，”德博拉·塞尔说，“这个打击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认为这就是他人生的终点。”

希拉里意识到自己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助他恢复健康的人。“事实上，她必须要照顾他，”塞尔说，“她非常坚强，她感觉自己必须找到支撑他站起来的力量，而在政治上重新站起来对他心理和情感的康复至关重要。他们必须得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在政治上还有前途，因为他的确将这当作是他人生的道路。”

如果她失败了，她跟克林顿一起选择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们夫妻同心共同成就伟大事业的目标就无从实现了，而他到底能不能够重新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获得力量还是个未知数。希拉里知道，让他重新振作的唯一途径就是两年后重新当选州长。

她在政治上起死回生的本能使她做出了通往这个结果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召回莫里斯，而且就是在克林顿失败仅仅几天之后。她希望莫里斯从现在就开始跟她一起规划下一次竞选运动。同时，她对于媒体居然容许弗兰克·怀特拿她的名字大做文章作为竞选筹码而大为光火。“人们说，噢，你知道，她甚至都没有改姓氏，这太可怕了。而事实上，这不过是借口。”塞尔说，“他们其实根本不喜欢比尔，他们不喜欢他当时的行事风格。”希拉里也对吉米·卡特做法感到愤慨，而且她绝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原谅别人的人。12 年后，当比尔·克林顿终于登顶白宫时，她严令不允许卡特的亲信在克林顿内阁中任职。不过，在1980 年11 月的小石城，希拉里是为数不多仍相信比尔·克林顿将来能够入主白宫的人之一。

虽然在对待克林顿的时候，她非常坚定、执着并不断鼓励他，可她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首先，有许多实际的事情需要考虑。安·亨利明白希拉里是如何苦苦挣扎的：“现在，他们必须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他们还有个婴儿需要照顾。住在州长官邸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有人帮忙打理，而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因此，她要继续出去工作。比尔又陷入抑郁状态。没有州警，没有佣人、没有厨师—什么都没有。”

在希拉里的要求下，选举结果出来之后10 天，克林顿打电话给当时在华盛顿的贝齐·赖特，请她到小石城来帮忙关闭他的办公室，并整理他的文件。他告诉赖特，他需要“一位导师帮助他重新走上轨道”。当贝齐·赖特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员工们都士气低落，担心自己以后要到哪里去找工作，而克林顿也还没有从沮丧和震惊中恢复过来。“这就像是在他挚爱的人刚刚辞世的时候去拜访他的家，而人们总是谈论过去的生活、过往的辉煌，以及到底是在哪里搞砸了一切。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参加一场没有终点的守灵。”

希拉里和赖特关心的文件并非是克林顿做州长时处理一般事务的常规办公记录，而是与他的政治生涯相关的办公手稿，有价值的熟人及其电话号码、地址、备忘录、日程表。至关重要的是克林顿手中掌握的备忘卡片清单，其中记录着克林顿的竞选赞助人和政治关系人。当时计算机还没有普及，但赖特还是找到了一套软件给这些卡片编目，卡片总数估计有上万张。

当克林顿还沉浸在自怨自艾的情绪中，希拉里已经忙着准备搬家了，他们从州长官邸搬到了两年前离开的希尔奎斯特社区中的一所房子里。他们的新居比两年前的住所还要小，切尔西的婴儿房是用阁楼改造的。1 月份他们搬进去的时候，切尔西11 个月大。希拉里和克林顿光顾旧货店和二手商店搜寻各种老式家具，还有一些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老古董的东西，她似乎很喜欢这些东西。迪克·莫里斯说，整个房子的布置证明希拉里缺乏持家的才干。那些装饰着红色天鹅绒的维多利亚风格家具让他们家看起来“就像是老西部电影里的饭店大堂”。克林顿也挑了几件家具—笨重的德国风格的餐具柜和椅子，还有装饰繁杂到几近俗丽的小玩意儿。“厨房感觉像是大学的餐厅，”莫里斯说，“玻璃杯和盘子像是从加油站快餐厅或是超级市场弄来的，根本就不配套，尺寸和样式也五花八门，很不协调。”

克林顿在一家叫作赖特－林赛和詹宁斯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所谓的工作，不过，那里更像是一个摆着办公桌和电话的中途加油站。他经常到处旅行，为了在选民中重建形象而奔忙。他告诉黛安娜·布莱尔在费耶特维尔教的学生：政治是“唯一一条我想要走的路”。他还说：“政治领袖通常是光明和黑暗的综合体。缺乏安全感、心情沮丧和家庭的无序状态就是他的黑暗，而伟大的领袖则会以光明征服黑暗。”

希拉里也曾经一度考虑过一份工作邀约—亨德里克斯学院的校长，这家学院隶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派。不过她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机会，专心重建她和克林顿的生活。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看她跟克林顿到底过得怎么样，他们的生活苦乐参半。跟切尔西有关的事情总是美好的，而他们也总是被尖叫、不安和克林顿拈花惹草的毛病所困扰。朋友们揣度，希拉里相信克林顿之所以选举失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专心做州长，他的注意力被那些总是纠缠着他的女人们给分散了。“当我回顾往事，”鲁迪·穆尔说，“就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比尔·克林顿在1980 年的心理状态跟以往大大不同，一定是某些个人原因造成了这些变化，也许是因为他跟希拉里的关系。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总是心不在焉。他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也反映出了这种精神状态。”后来，珍妮佛·弗劳尔斯（也就是跟克林顿有暧昧关系的夜总会女歌手）说，他们之间的交往开始于1977 年，而直到他的第一个州长任期结束。阿肯色的记者们一直在此事上刨根问底。

在新闻记者马克斯·布兰特利看来，克林顿这个时期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默哀：“克林顿没有办法放下这件事，他在此后几个月里一直抑郁不安，就是没有办法让它过去，你会看到他去杂货店。尤其是州长任期届满之后，他简直无所适从，总是无休止地纠缠于那些导致失败的因素，诘问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陷入自怨自艾而无法自拔。”“那时候的他陷入了无尽的懊悔和悲痛，让人真想拿鞭子把他抽醒。”贝齐·赖特说。

为了让他们的过渡更加平稳些，希拉里暂时请假，没有去罗斯律师事务所上班。而当她回去上班的时候，她发现没有几个人欢迎她回来。很显然，事务所的合伙人们本来希望能够借助她在政界呼风唤雨的能力，利用她和克林顿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各种政商关系。“我7 年前加入的那家不问政治的律师事务所已经不复存在了。”韦布·哈贝尔说，“不断有人对我说：‘你得跟希拉里谈谈，韦布。’而人们传递给她的信息可以归结为：要么离开……要么就开始帮公司赚钱以弥补你带来的损失。他们希望福斯特和我能够说服她离开。”而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同她谈过离开的事情。

事实上，较之以往，现在的罗斯律师事务所更像是一个避难所，同事们开始注意到她跟福斯特之间关系的细微变化。

比尔·克林顿和文斯·福斯特的大部分性格特点都截然相反，差异之大超出希拉里的想象。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讲，她和福斯特才是天作之合。“福斯特似乎一生下来就步入中年了。”一位熟人曾这样评价，而希拉里也是如此。克林顿曾经说过：“我一出生就是16 岁，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16 岁。但希拉里一生下来就40 岁了。”相对而言，福斯特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他恪守道德规范，对于生活习惯和穿着打扮讲究到吹毛求疵的地步。他研究高级红酒，精通所有礼貌规范的细枝末节，并且不会说任何人的坏话。在公司里，他被看作是睿智的典范。顺理成章的，如果希拉里想要在自己的婚姻之外找到一个知己，就要找一个具有福斯特这样风度和判断力的人。福斯特和他的妻子莉萨经常在家里举办正式的晚会，受邀的小石城各界精英都有种宾至如归之感。

希拉里发现自己在福斯特面前不需布设心防。“我不认为在那20 年里，还有谁跟希拉里的关系更加亲密。”哈贝尔说，“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的关系掺杂着性的因素。我是这样认为的：这里有两个人，具有伯仲相当的智慧以及共同的爱好，也享受彼此的陪伴并极其信任对方。我的意思是，你对朋友的爱甚至超越了对爱人的爱。”下班后，其他人都去打高尔夫球或者网球的时候，希拉里和福斯特还是会待在一起。他们可能一起散步，也可能一边品酒一边畅谈，也会一起开怀大笑。

那些最了解他们的人也怀疑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一个朋友不确定地说：“他爱希拉里。我倒希望他们之间真的有什么，我认为他们都值得拥有彼此这样一位情人—他们都拥有复杂的配偶、复杂的婚姻。我想所有的婚姻都会经历夫妻双方并不是很亲密的时期。”福斯特和希拉里“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别处没有的特别安慰”。一位非常了解希拉里、克林顿和福斯特的朋友这样说道。而“三剑客”则“什么事情都一起做，福斯特和哈贝尔总是会给她打掩护，帮她处理各种事务”。

然而，无论她的婚姻中出现了多么严重的争议，希拉里绝少（假如有过的话）怀疑自己对丈夫的爱有多么深，也不管他发起的挑衅多么令人难以忍受。1981 年3 月初，她和克林顿去了一趟洛杉矶，因为南希·贝克瓦克说服克林顿在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周一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在提问阶段，正当他谈论自己在阿肯色做州长的经历时，有人冲进来喊：“里根遇刺了！”所有的人都涌向前厅去看电视上对此事的报道。而克林顿看起来很哀痛，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环顾四周，”南希说，“却没有看到希拉里。她藏在角落里，双手交叉，两手放在肩头紧紧抱住自己。我奔上前去，叫了一声‘希拉里……’她说：‘比尔也受到了死亡恐吓。’我说：‘你在说什么呢？’她说：‘他卸任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几个死刑犯改判有期徒刑。而从那以后，他就一直会收到死亡恐吓（来自对手、犯罪受害者和死刑支持者）。’”南希在她身边坐下来，双臂紧紧拥住她，并意识到对于希拉里而言，刺杀事件关系到的不仅仅是罗纳德·里根。“这是如此紧迫、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南希说。

1981 年10 月，希拉里、赖特和迪克·莫里斯已经准备好将竞选快车重新拉入轨道了。莫里斯每个月都会赶到小石城来同克林顿夫妇和赖特会晤。他和赖特能够看出，希拉里已经做好了作战准备，也比以往更投入。她将担任首席顾问和战略制定者。通过与赖特和迪克的紧密合作，她终于说服了克林顿采取更加务实的政治立场。看来，她已经本能地看到了需要做些什么，以及克林顿应该怎么做。首先，他必须对阿肯色人民致歉，承认自己曾经犯了错。克林顿对此犹豫不决。但希拉里很坚决，莫里斯记得她说：“比尔，他们并不想把你踢到一边，只是想确定你知道他们的感觉。放下你所谓的骄傲，向他们表明，你明白他们的意思了！”莫里斯的民意调查也证实了她的阐释。

莫里斯向希拉里、克林顿还有赖特建议，他们可以买下电视广播时段来发布一个克林顿为他所犯错误致歉的声明，特别是为提高汽车牌照税致歉。这开启了一场广告运动的序幕，而这场运动的主题是“爸爸从来不需要打我第二次”。克林顿说，如果阿肯色州的选民肯给他第二次机会，他绝对会留心听取他们的声音，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2 月初这条广告就开始播出了，但是直到1982 年2 月27 日切尔西生日那天，克林顿才正式宣布参选。在新闻发布会上，希拉里送给克林顿一张镶有相框的全家福照片，相框上刻着：“切尔西的第二个生日，比尔的第二次机会。”

1982 年的州长竞选成为他们今后政治活动的模板，希拉里在其中采取了更加直接、更加亲力亲为的态度，参与了竞选政策、战略、时间表和人事方面的决策。名义上，她并不是竞选运动主席，但她却是真正的竞选运动领导。1982 年之后，在她和克林顿的竞选运动中，他们总是自己的选战主席。“她走出来站在了前台，一路追踪着选举情况，并掌握大权。无论什么事，她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确实是说每一件事—无论是人、事，还是比尔将在哪里发表演说，所有的一切。”伍迪·巴西特说。她是他们法学院的学生，曾经为每一次竞选工作。“希拉里从来都不留情面，她会直接告诉你做错了，或者她认为你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她认为某次活动参与的人不够多。比尔·克林顿从来就不会跟你说这些，就算是他也许会这么想。他扮演老好人的角色，希拉里才是那个制定规矩的人，每当他们对什么不满意的时候，也是由她来唱黑脸。”成功的选举总是需要严格的纪律来支撑的，而希拉里就是提供这种纪律的人。

然后，希拉里·罗德姆变成了希拉里·克林顿，尽管她曾经发誓永远不会这样做。改变自己的姓氏似乎向选民传递了一个信息，她打算改变自己的态度了。而对于克林顿的未来，这跟克林顿为车牌征收失误道歉一样重要。或者，借用吉姆·布莱尔的说法，改姓氏是希拉里“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自己原则的权宜之计”。希拉里曾经就改名为什么很重要跟哈贝尔聊过。“那天，我们谈了很久，此后我也更加理解她了。”他说：“她刚刚到达阿肯色的时候，还抱有保留自己身份的理念。而且作为一名律师，她也能够敏锐地感受到职场上的利害冲突。还有一些更加私人也更让她伤心的理由—人们会因此而认为她不爱自己的丈夫，这让她很受伤；人们问她切尔西要姓什么的时候她也很受伤。阿肯色州的人民从来都不试图去理解她，却要求她理解他们，这也伤害了她的感情。但是，现在姓氏的问题已经成为对方的话柄，所以她已准备好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而改掉它。”

在克林顿宣布参选的那天，希拉里穿了一身保守的套装，专门做了头发，并且说：“我其实不需要改名字，我一直是比尔·克林顿夫人。在法律界工作的时候，我保留了自己的职业姓名希拉里·罗德姆，现在我打算停下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专职帮助克林顿进行选举宣传，所以，以后我就只是比尔·克林顿夫人了。我猜人们以后听比尔·克林顿夫人讲话都会听到厌倦的。”不过，希拉里的个人牺牲却是实实在在的。“当时我热泪盈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贝齐·赖特说。因为，她理解做出这个决定有多么艰难。希拉里是自动自发做出这个决定的。克林顿从来没有要求她这样做过，他在1994 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证实了这一点。最初他是反对改名的。“她认为这一点是让选民们感觉我们跟他们有隔阂的因素之一。”他说，“一天，她主动来找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因此非常尊敬她，她说道：‘我们必须谈谈姓氏的问题。我无法忍受了—如果保留它会让你选举失败，那么我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姓氏对我的意义已经不那么重大了，如果我们改了名字，那么我们一定要努力获胜。”

希拉里的外表也常常在选举中被拿来做文章，这一点也让她很伤心。尽管小时候她很抗拒父母节俭的生活方式，但渐渐地她开始尊重甚至欣赏他们其实颇有些变化无常的审美取向。她的母亲从来都不需要凯迪拉克或者漂亮的衣服，并曾经教导她不要太关注于无关紧要的细节。希拉里曾经很严肃地说过，她从小就被教育要“看重别人的内在素质”而不是他们的穿着打扮。

用迪克·莫里斯的话说，希拉里“这回真的把他的事业握在了自己手中。开会的时候，我一般会提出非常有攻击性的战略。比尔肯定会提出异议，然后希拉里就会说：‘比尔，你必须这么做，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她经常是那个说服比尔有必要主动出击、发布攻击对手的负面广告的人。大多数时候，希拉里、赖特和我的看法都能够不谋而合，而比尔一开始总是会表现得像个单纯的大善人似的，不过他最后总是能够跟上来。她成了他的选举运动经理人—有时候这位候选人很坚强，而有时候他会很软弱，而她则是铁腕的管理者。她当时的心态是：这个家伙太善良了，根本就打理不好自己的生活，他不了解人们能够贪赃枉法到什么程度，他不够强硬，她必须插手掌管这一切。”

当然，这样的定性其实忽略了方程式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比尔·克林顿也许当时已经是美国最优秀的政治选举运动好手了。没有另一个政治人物拥有更加系统的思想理念、更懂得如何发动群众、头脑反应更加灵敏、更擅长分析眼前的政治局势，而希拉里则懂得该如何驾驭他的这些能力。

她自己也参与了选战。当现任州长在一次游行集会上发表演说抨击克林顿的时候，她出现了。“她严厉叱责我，说我所说的那些关于她丈夫和他的话都是假话。”怀特回忆说，“在阿肯色政坛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她冲进来诋毁竞争对手，你知道，当时在那种情况下你很难公然反击一个女人。”当怀特拒绝同克林顿进行辩论之后，她私下奚落道：“弗兰克·怀特很可能会竭力避免跟切尔西出现在同一间屋子里，切尔西跟他辩论都能赢。”媒体注意到了她的转变。“克林顿夫人毫无疑问是所有政治家妻子中口才最好的。”《阿肯色新闻报》报道说：“她是伊利诺伊州人，比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州长夫人更加活泼外向……她改变姓氏的做法说明她正在努力稍稍软化自己的形象……而从她后来的表现，我们越来越能够确定这一点了。她已经学会了具有阿肯色风格的握手拉票传统……而当她代表丈夫讲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她昂扬的斗志。”

同时，她也的确有这样做的强烈动机：如果克林顿此次选举失利，那么他的政治生涯，还有他们的，也就完了。

克林顿和希拉里终于赢得了这次选举，55%对45%。阿肯色州还没有其他哪个州长曾经在落选之后又再次当选。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他妻子掌控了局面，比尔·克林顿是否能够在1983 年1 月顺利当上州长。现在，在希拉里的敦促下，再次执政的他决定将教育改革作为此次任期内的首要大事。而且，他会让自己最信任的人—他的妻子，主持该州教育体制改革的工作。不过，在宣誓就职之前，他了解到，自己的这项任务特别艰巨，因为他从前任那里继承了3 000 万美元的财政资金缺口。

10 年后，同样的情形再次上演。希拉里那时是克林顿总统选举运动中的主要负责人，他也从老布什手中接下了足以毁掉他的财政资金缺口，而且他任命希拉里负责他总统任期内的标志性工作—医疗保障改革。他总统生涯的未来，正如他州长生涯的未来，也许还包括他再次当选的希望，都要取决于她的表现。

克林顿擅长于发现他所领导的州或国家因为老旧的思维和过时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并能够制定出和原政策有差别细微但收效显著的计划来应对危机。他在这方面的才干是希拉里和其他政界人士望尘莫及的。在他们一家再次将行李搬进州长府邸的时候，他感觉这个州的危机迫在眉睫。在1993 年走马上任总统之时，他发现乔治·布什的手下篡改了财政报表来掩盖巨大的财政赤字。

克林顿认识到自己治理的这个州还没有准备好进入现代化经济时代。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成就和竞争力都不再用古老的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的实力来衡量，而是取决于像信息服务、信息工程、信息技术这样依赖于教育的经济部门。跟其他各州一样，阿肯色正处于经济黑暗时代，这片黑暗因为不合时宜的教育体系显得更加浓重。因为落后的教育，这里的孩子在机遇和学习成绩方面，比起全美其他地方的孩子都要差很多。

一切能够搞到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克林顿都读过了。这个领域的很多杰出的成果都是他们的朋友和同学做出来的，其中包括任教于哈佛大学的鲍勃·赖克。克林顿还从过去的汽车牌照税事件和吉米·卡特转移古巴难民的经验中学到，只要还有像弗兰克·怀特这样的人用负面广告来抹黑你，无论你的想法有多么好都是白搭。成功的执政跟成功运作和赢得选举是不一样的，你必须先发制人，不能授人以把柄。希拉里和迪克·莫里斯相信，在你自己被严重抹黑之前，必须找到其他人来充当恶人的角色。

这种将别人妖魔化的做法后来成为克林顿执政策略的主旋律。通过采取这个策略，克林顿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来充分实现自己伟大的创意和宏伟的目标，而希拉里也得以发展自己温和的理想主义并增长经验。他们树立的反面人物一般都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这些人的观点并不总是跟克林顿夫妇的看法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冲突。并非所有的老师和健康保险经纪都是坏人，但是他们都被刻画成体制问题和疏漏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州立法机构和美国国会与克林顿夫妇“狼狈为奸”。在克林顿的第一个州长任期当中，处理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的时候，希拉里就了解了这个道理，而当地的医师协会将她告上法庭其实还帮了她的忙。

1983 年，克林顿夫妇首先选出的恶势力是公共事业公司。在选举过程中，克林顿大肆抨击他们，效果相当不错。虽然这些公司毫无疑问在牟取暴利而且确实应该削弱他们的影响力，但如果想要坐在州长的位置上处理这些公司的问题则不太好办，存在许多法律技术上的问题和限制。因此，处理公共事业服务问题被放在了第二位。

接下来，阿肯色教师协会成为希拉里和克林顿占据州长府邸期间选出的恶势力代表。虽然事实上，阿肯色教师协会跟克林顿夫妇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观点分歧。他们都认为立法机构应该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好让阿肯色州的孩子们能够跟其他州的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阿肯色教师协会还做过很多好事。在阿肯色，相对于为孩子们提供体面的教育，其立法机构对保护家禽养殖户将鸡粪撒满阿肯色州一半土地的权力更感兴趣。多亏了教师协会三请四催，老师们才能拿到那点儿可怜的薪水（阿肯色的教师工资是全美最低的），州政府才会稍稍正视学校教育和校舍条件的问题。

阿肯色千疮百孔、濒临死亡的教育体系为新任州长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这个体系将会被阿肯色最高法院以充分的理由批驳得体无完肤。某基层法庭判决说，这个州的公立学校的经费划拨体系是违宪的，因为它歧视贫穷学区的学生。在克林顿即将来临的任期内，局势已经相当明朗化了，最高法院会支持基层法庭的判决，将问题反踢给州长和立法机构来解决。克林顿最好能够取得先机，让事态的发展符合他的利益。

处理经费问题最容易的解决办法就是提高税收，而这也是一名州长（或者总统）能够做的最有风险的事情。从相对比较单纯的汽车牌照事件中，他已经有了深切的认识。另外一个选择是合并一些学区，取消一些学区，把富裕学区的一些资源转到贫穷学区，但这样做很容易导致种族和阶级冲突，同时会让人想到奥瓦尔·福伯斯当年的肮脏行径，而且这样做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根本的问题是，州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足。

所有克林顿传记作者中最有见识的一位是戴维·马拉尼斯，他曾经提到过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希拉里和莫里斯主导的策略—一切为了当选，并在执政期间贯彻这个原则。他把这叫作“永恒选战”策略。这个理念来自莫里斯。他发现，自从1974 年竞选参议员失败之后，克林顿已经学乖了，只要能够在选举中避免再次失利，他愿意接受任何安排。但是只要一上任，他还是会忽视执政的危险后果。“当你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领导的时候，你需要利用理想主义来帮助你自己走出逆境。”马拉尼斯写道。他还总结了“永恒选战”策略的根本原则：目标和手段相结合，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崇高的理想和达成目标相结合。还有一些支撑这条策略的做法：下定决心使用付费媒体，比如电视和广播广告，还有邮件来对选民发动宣传攻势，但不依靠专业的报纸和广播记者，也就是不依靠所谓的“免费媒体”来传递政治信息，并且经常性地进行民意测验来了解特定时期选民的反应，搞清楚他们能够接受什、反对什么。这样一个体系特别能够发挥希拉里在制定策略、执行纪律和鼓舞士气方面的才干，也能够弥补克林顿有时候会发作的行动迟缓和乐观主义的毛病。

在希拉里的敦促下，克林顿相信了自己的直觉，并参考莫里斯的民意测验结果，决定将教育当作自己这个任期内的标志性议题。希拉里也为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和克林顿没有让公众把注意力放在通过提高税收筹集资金的问题上，而是把它包装成一个阿肯色人民将会很自豪地支持的理想主义事业上。他们还想方设法确保所有阻碍这项事业的人都被揪出来钉在耻辱柱上。

10 年后，他们也对医疗保障改革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在两个事例中，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讨伐对象，而两场讨伐的结果却截然相反。

1983 年5 月，阿肯色高级法院宣判说，这个州的公共教育经费调拨体系是不平等的，也是违宪的。于是希拉里从罗斯律师事务所请假，担任州长教育标准委员会主席。

此前，她已经请假8 个月了。“我们坐下来讨论了这个问题。”克林顿后来告诉一位记者，“我说，‘这可能是你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事了。我应该任命谁担任标准委员会的主席呢？主席人选最关键。’我们讨论这件事是在第一天或是第二天，那期间我们讨论了很多此类事务。于是她说：‘我想我可以当主席。也许我会当。’”而他提醒她说，为了帮助他再次当选，她已经请了8 个月假了。她回答说：“是的，不过这可能是你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你必须把它做好。”希拉里对此的回忆是不同的：她在《亲历历史》一书中写道，这是他的主意，而当她反对时，他坚持要这样做。

希拉里是女性，这也是个有利因素。大部分的学校老师及教育者都是女性，那些因为希拉里之前没有改为夫姓而气恼的阿肯色人，都比较能够接受希拉里介入这个传统的女性从业人员居多的领域。

在向自己的幕僚和居民宣布，他将任命希拉里来领导自己的教育改革特别任务小组时，克林顿说：“这确保有一个特别亲近的人来监督一个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项目。”在1993 年宣布任命由希拉里领导医疗保障改革特别任务小组时，他也说了几乎完全一样的话。

希拉里对该任务的准备非常充分，对这个问题的精通程度甚至和多年从事教育行业的专家一样。（后来在华盛顿处理卫生保健问题时也是如此。）她研究了每一个阿肯色学区的课程，并参加在全州各地召开的听证会。希拉里说她总能听到这样的故事，包括一些极不称职的老师甚至不会阅读和拼写的情况。

最后，希拉里在这场教育改革政治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在她被选为参议员之前，这是她在公益事业上取得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不过，最后的实质性结果并没有达到她各项计划的预期目标。而她用来打赢这场战争的方式方法，以及她和克林顿从中得到的教益，却在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一再重演，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卫生保健事业改革的失败。

除了教师水平测试之外，希拉里和她领导的特别任务小组最终制订的计划要求所有本州学区采取统一的、由州政府制定的课程和班级规模标准，而这些标准将由她领导的教育标准委员会里的专家顾问制定。在她踏遍全州各地参加听证会兜售自己想法之前，那些关于这些标准的根本性争论都已经被解决了。1983 年6 月，希拉里在阿肯色参众两院司法委员会面前发表讲话，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她推荐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学生在升级之前参加强制性考试，1 ∶ 20 的师生比，开设更多的数学类和科学类课程，建立强制性全天候幼儿园。在这场历时90 分钟的发言结束时，众议员劳埃德·乔治感叹道：“我说！伙计们，看起来我们选克林顿当州长是错误的！”（当她第一次到国会山向国会成员推销她关于医疗保障改革事业的想法时，也收到了类似的“赞美”。）

阿肯色州教育部预计，要实施希拉里特别小组制订的计划，大概要投入2 亿美元财政资金，增加3 781 名教师、学监、护士、顾问和图书管理员，还要兴建2 000 间教室。而这笔资金将通过提高该州的销售税来获得—这还是26 年来第一次提高该项税收。

莫里斯进行了民意调查：50%的选民支持通过增加税收来为教育筹集资金，不过，要是改革计划中包括了教师测验要求的话，这个数字会增加到85%，而希拉里私下里一直在考虑这项措施。

在早期对教育问题的讨论中，希拉里就积极支持对教师进行能力测试的想法，克林顿也是。但是，她决定先不公开这个想法，甚至对她领导的任务小组的成员也没有说。在那个秋天，希拉里向州立法机构宣布该计划的时候，她说教师测验是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真正的核心”。

显然，这个州的老师们都会因此而反对她。教育界最强大的说客和工会组织—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一直以来都认为水平测试是对这个行业的公开侮辱，而阿肯色教育协会是这个组织的下属机构。

“她明确表明，这里面一定得有个坏人。”克林顿的选举主席理查德·赫格特说，“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要对某个机构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革，就一定要有好人和坏人。克林顿夫妇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好人，而这次的坏人是学校教师们。”希拉里的计划即将公之于众的前一天，克林顿告诉阿肯色教育协会的领导人，教师测验将是改革措施中的一部分。可以预见，这位官员非常愤怒。

为什么希拉里认为教师测试是进行教学改革的一条最平坦的道路，我们不得而知。前州长怀特最终被认为是这个想法的始作俑者，而事实上共和党人很早之前就在鼓吹要通过水平测试来确定教师资格，民主党人尤其是自由派民主党人通常会反对这个想法。当然，这并非一项受情势所迫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她接受这项任务之前，这些观点就已经根深蒂固了。她对此深信不疑，认为实行教师能力测试并将其作为最低标准，对学校教育有利。希拉里和克林顿都经常提到一位老师，据说他在读课文的时候把“第II 次世界大战”读成了“第11 次世界大战”。希拉里知道自己的说法也会得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保守势力的认同：“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提供娱乐或者社交的机会。纪律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它被严格制定，并被正确理解和公平执行。而且，如果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的确如此，它就能够发挥作用；而当这些条件不成立时，它就不能发挥作用。”

在向特别立法会议提交财政计划时，克林顿称强制性的教师测试是“我们为了本州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增加税收以支持教育，并使教师这个职业重新成为原本就该受尊敬的职业而付出的微小代价”。老师们则说它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他们指责克林顿夫妇这实际上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认为整个教师行业都不称职。民权组织也指责这个测试规定。

工会为此将希拉里的特别任务小组和州政府告上了法庭，官司一打就是8 年。大部分教师的怒火都瞄准了希拉里。黛安娜·布莱尔记得“跟她一起穿过一所学校里的人群时，你可以听到教师们对她发出嘘声。她会摇摇头说：‘在这个州里，我总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让我很伤心，也很难接受。但是，有朝一日他们会理解的’”。事实上，希拉里看起来根本就不太在意这些。有时她会把老师们的敌意当作是荣誉勋章，在以后差不多10 年的时间里，她都把这种将老师们妖魔化的做法当作阿肯色州竞选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来宣扬。在后来处理医疗保障改革问题的时候，新的恶人—医疗机构出现了。不过，比起这些败下阵来的老师，这次妖魔化的对象更有钱，也更有组织。

希拉里为阿肯色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实实在在的，尽管教师协会曾经多次试图废除教师测验制度。跟迪克·莫里斯所预期的一样，老师们对克林顿夫妇的怨气越高，他们在选民当中就越受欢迎。

后来，希拉里以这次教育改革为蓝本，提出了几乎动摇她自己事业根基的医疗保障改革提案。在阿肯色，她成就的重点不在于有多少具体的措施起到了效果，而在于她和克林顿让这个州第一次重视起教育事业的需求。他们的措施是全局性的，其目的是说服阿肯色人相信，只要他们愿意改善教育，并愿意采取可能引起争议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州的孩子的境况就会得到改善，而这不是任何统计数据所能够衡量的。孩子们应该得到比过去更好的教育，他们缺乏的就是机遇，而现在希拉里把机遇给了他们。

从克林顿和希拉里在阿肯色成功发起严肃的教育改革计划并为其筹集到足够资金的时候起，克林顿的政治事业一直一帆风顺，他的个人魅力和智慧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希拉里选择教育作为他们标志性成就的做法在政治上非常明智，为他争取了时间进行思考、治理，使他得以从容地在阿肯色留下自己的印记，并将自己的思想推上全国范围的舞台。只要他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足以让他在争取连任的时候所向披靡。

将教育经费筹措计划同教师测试捆绑在一起的做法为克林顿赢得了许多共和党和独立选民的选票，因此，在1984 年州长竞选的时候他拥有非常坚定的支持。1986 年阿肯色州的《宪法》进行了修订，州长任期被延长为4 年，这对他就更有利了。他渐渐摆脱了传统民主党自由主义的窠臼，建立了新民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架，并在福利改革、社区商业税收减免和其他方面提出了新的理念，而整个新民主政治框架都以他和希拉里在教育改革方面的试验为基础。

与此同时，在里根执政时期，克林顿的政治才能和形象也开始得到全国性的关注。克林顿和希拉里被认为是让垂暮的民主党重新焕发生机的中坚力量。克林顿希望在1988 年参加总统竞选，尽管希拉里对此抱有疑虑，因为她感觉里根改革的恶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副总统乔治·布什是个很难打败的对手，如果阿肯色州参议员戴尔·邦帕斯要争取民主党提名的话，克林顿当然不能不支持他，而且他们都相信邦帕斯很可能会参选。

1982 年，希拉里安排贝齐·赖特担任克林顿的州长办公室主任。她的办公室就设在克林顿的办公室之外，这等于是向大家宣布了希拉里的决心—再也不让自己的丈夫随心所欲地在工作时间浑水摸鱼，无论是去拈花惹草还是其他什么闲情逸致。而且，她相信在第一个任期内，他就经常偷懒。克林顿很容易就消化吸收了赖特用计算机为他整理的那些信息。1986 年底和1987 年初，他又开始像准备好竞选州长的时候那样，给不同的人打电话试探形势。有些电话是为了筹集创业基金的，有些则是向老朋友和政界同僚咨询意见，问他们如果邦帕斯不参选，自己当选的机会有多大。3 月底，邦帕斯宣布他不会参选，而赖特在第一时间向新罕布什尔州和艾奥瓦州派出了侦查员去打前站，考察在最早进行初选以及政党领导人进行秘密会议的这两个州建立竞选机构需要多长时间，并调查一旦克林顿宣布参选，谁可以负责那里的竞选活动。作为在民主党政坛各个阶层交友广泛的一流的政治操盘手，赖特做这些事情可谓驾轻就熟。

4 月，克林顿到新罕布什尔去，对该州的民主党人士发表演说，同时也按照老规矩进行一下“试水”。回到小石城后，他精神振奋，对大选跃跃欲试。然后，赖特就往南方各州派出人马为“超级星期二”做准备，为在各州进行的初选拉选票。她甚至已经安排好离职为克林顿尝试性的总统竞选做准备。克林顿选定了7 月15 日，并预定了怡东酒店的舞厅作为发布自己最后决定的场所。赖特确信希拉里希望他能够参选。此时多萝西和休·罗德姆已经在小石城购置了不动产，准备在大选期间克林顿和希拉里夫妻俩外出竞选的时候，搬进官邸照顾切尔西。

希拉里给自己韦尔斯利学院时代的男友杰夫·希尔兹打了电话，此人正在芝加哥当律师，并且在当地民主党人士中很有影响。她还联络了伯尼·努斯鲍姆，并亲赴纽约去见他。她在电话中恳请努斯鲍姆“在我们会谈之前不要明确对任何一位参选者的支持”。之后不久，他们就安排了见面，在曼哈顿市中心共进晚餐。他们已经14 年没有面对面进行严肃的谈话了，虽然他偶尔会委托就职于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她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们会面的3 个小时里，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介绍彼此近况。努斯鲍姆后来成为了一位能量很大的纽约律师，也是该州民主党的重要人物。他发现希拉里比他们在华盛顿供职的时候要更容易亲近了，也更有幽默感了。

希拉里谈了很多有关切尔西的话题，说女儿的出生改变了她的人生重心。她看起来更温和，也不像以前那样暴躁了。在他们快要吃完饭的时候，希拉里才将话题引到了即将进行的总统选举上。努斯鲍姆说：“希拉里，我知道你曾经告诉我他会当上总统，当时我的表现不太好。不过，现在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当时，比尔·克林顿40 岁。

希拉里继续进行类似的联络工作，有时候打电话，有时候亲自拜访，调动了罗德姆和克林顿关系网和朋友圈中一切可以作为总统选举资产的力量。

1987 年5 月7 日，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加里·哈特被迫退出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因为他的婚外情成为了媒体竞相追逐的话题。克林顿既是哈特退出的直接获益者，也是直接受害者。这并不难理解。据韦布·哈贝尔说：“关于克林顿的传言已经有数年了，人们说，他是个欲望很强的人，他总是无法抵御美丽脸孔的诱惑。”

当华盛顿的记者们问起哈特关于他跟妻子之外的女性约会的传言时，他否认了这些传言，并声称如果不相信他的话，媒体可以跟踪他。可以想见，媒体接下了他下的战帖，几天之内，《迈阿密先驱报》就刊登了哈特跟年轻的唐娜·赖斯在游艇上一夜春宵的报道，文后还附了摘自一家超市小报的哈特跟赖斯在船上的合影，文章标题是《耍猴的把戏》。

主流媒体报道哈特婚外情的做法违反了一直以来的新闻传统。过去，新闻界总是给总统和政要留下足够的隐私空间，不会在报纸和广播电视中报道他们的风流韵事。在阿肯色，还没有关于克林顿婚姻问题的报道刊出，虽然每个跑政界的记者都对一些风言风语和事实耳熟能详。然而，一条新的标准在哈特事件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人们开始相信，政治人物的性生活，尤其是混乱的性生活，会让众人质疑其判断力和稳定性，而这方面的报道也是合理合法的。华盛顿政治记者及专栏作家的领袖人物戴维·布罗德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声援了《迈阿密先驱报》刊发哈特相关报道的做法：“这里要探讨的是哈特的忠诚、自我约束力和对其他人的责任感。事实上，就是他是否愿意直面艰难的选择和严酷的现实……哈特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使我们对其根本性格产生了质疑，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如果这些问题对于评价一位总统候选人不够重要的话，我不知道还有哪些问题是重要的。”跟美国的其他一些记者一样，布罗德认识到了比尔·克林顿卓越的政治潜力和才能，也了解困扰着他的那些传言。他在《邮报》上发表的话既不能让读报的克林顿感到安慰，也不能让不读报的希拉里安心。

哈特的退出加大了克林顿参选的压力，如果决定参选，他必须得迅速将哈特的势力收归旗下。民主党人慎重考虑之下，认为哈特和克林顿意识形态的共同之处是最多的。克林顿现在向朋友和伙伴们咨询的问题的性质开始改变了。他就如何应对“不贞的问题”征询了迪克·莫里斯的意见，表达了“对选战的巨大恐惧……感觉在这样极端不友好的环境之下进入战团很不安全”。以上是莫里斯的说法。

他还问一些朋友“这会严重破坏我的婚姻”这个说法是不是足以封住新闻界的嘴。

贝齐·莱特发现了这种不符合克林顿本性的犹豫和恐惧正在慢慢吞噬他。在后哈特时代的氛围中，关于希拉里和克林顿婚姻还有克林顿性活动的传言越来越多。在人们知道他预定了怡东饭店来发表声明之后，情况更是如此了。

5 年来，赖特一次又一次冷眼见证或是听说了克林顿如何安排幽会并溜出办公室去会见各种女人的伎俩。有时候，州警们会帮忙对她打马虎眼，她确信他们中的很多人曾经帮克林顿勾搭过女人。

赖特还意识到“希拉里很久以前就学会了忍受这种模式—他不断地出轨，然后又为此补偿她。而她想从两人的婚姻中得到的东西也值得她忍受一些这样的事情……她跟我都明白，他跟那些女人都是逢场作戏。她们不是能够在智力或政治上与他产生共鸣的人，当然也不会像他那样爱切尔西，而切尔西才是他们婚姻中最重要的纽带。”

不过，加里·哈特退出竞选也吓坏了赖特。好几次她都想告诉克林顿，她认为他的处境很危险，而他却总是回避这个话题。他说，哈特引退所引起的问题不应该是关于一位候选人的性生活的，而是关于他是否能够当一名好总统的。赖特很怀疑希拉里会不会像加里的妻子李·哈特那样逆来顺受。同样的丑闻一定会毁掉克林顿的政治生命。从赖特在克林顿事业的最低谷时赶来帮助希拉里挽救克林顿的时候开始，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婚姻中就曾经出现过“巨大的裂痕”，当时“希拉里采取了非常激进的行动”（而赖特从来没有说过到底是什么事）。赖特认为，一旦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希拉里和克林顿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切尔西也将受到伤害。

距离在怡东饭店宣布决定的日子只有两天了，赖特要求在官邸同克林顿进行私人会面。她来的时候还带着另外一个人，不过她从来都没有透露过这个人的名字。“我只是认为他必须正面应对这个问题。”她后来说。她不希望克林顿以后否认曾经进行过这样一场对话，之前因为女人（包括珍妮佛·弗劳尔斯）的问题跟她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曾经这么干过。后来在很多的媒体报道中，都说赖特曾经带着一张记录了所有她知道曾经跟克林顿发生过关系的女性名单到州长官邸去，后来的很多调查者也想方设法地想从她那里拿到这张名单，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就哈特引退而引发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赖特坚持克林顿向她和那个旁证人坦白“所有他曾经交往过的女人，还有约会的频率”。很久以后她解释说：“这是一次谈话。我特别说的是，‘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女人会觉得对你有怨恨，会在竞选过程中跳出来。’当然，我吓坏了，因为我本来还以为自己知道每个人，而他却谈到了许多我根本没有听说过的人。”然后，他们又一次研究所有这些女人，评估到底哪些女人最有可能主动联系新闻界或者被记者找出来。而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她告诉克林顿，如果他宣布参选，他的婚姻和他的女儿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全美各地的朋友们都飞到小石城来聆听克林顿的宣言，其中很多人从大学时代起就一直在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而在他同赖特会面之后，他把他们中的几个人叫到一边，向他们坦陈自己越来越严重的疑虑。后来有人说，在他表示竞选总统会对切尔西造成不好的影响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在他们聊天的时候，刚好切尔西走过来问他爸爸这个夏天的度假计划。克林顿说，他有可能因为参加总统选举而没有办法去了。坎特说，切尔西当时的回答是：“那我跟妈妈就不带你去。”15 年前跟克林顿和希拉里一起参加麦戈文竞选的卡尔·瓦格纳当时也住在州长官邸。他说，当克林顿打算上楼回卧室的时候，他对克林顿说：“你上楼的时候到你女儿的卧室去看看她，好好想想参选的后果，你跟她的关系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我不知道到底它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但肯定会不一样了。”

希拉里在多年之后写道，克林顿在宣布决定之前的那个晚上还在犹豫。而第二天，在怡东饭店，克林顿宣布他不会参加1988 年的总统竞选，希拉里当时正站在他身边抹去眼角的泪水。

“如果5 年前有人告诉我，我将有一次非常有希望竞选总统的机会，而我会放弃它，我一定会说那人是疯子。”他说，“我希望我能够再有一次争取总统职位的机会，到那时，我会感觉自己参选既无愧于家庭也无愧于这个州，也会对自己选择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这天下午晚些时候，他的办公室发表了一份他署名的声明：

我需要一些时间来照顾家庭，我需要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从政之人也是人，我想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确是普通人。无论是我还是其他候选人，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能够奉献给大家的就只是我们的内涵。这才是鼓舞人们的心灵、得到他们的信任和选票的东西，无论他们住在威斯康星、蒙大拿还是纽约。而我生活中的这个部分需要更新了。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场竞选一定会给我们的女儿带来极大的冲击。别人都已经为此准备了两年了，而我才刚刚起步，我要想获胜，唯一的出路就是从现在开始直至最后一天都全天候地上路拉选票，而且希拉里也得跟我一起这样做……我曾经见过太多的孩子在这样的压力下成长，很早以前我就对自己发誓，如果我有幸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就绝不会让她在成长过程中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知道是谁。

看起来希拉里一方面感到松了一口气，一方面又非常恼火，谁也不知道克林顿还会不会再有一次有希望入主白宫的机会。不管她对于这种崭新的新闻环境有多么气愤，她还是明白克林顿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才是导致他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的罪魁祸首，现在的他可不仅仅是没有履行自己的结婚誓言！值得庆幸的是，克林顿又有了4 年的时间来扩大自己在全美范围内的支持面，而且下次竞选他也不过才45 岁，如果民主党获胜的话，他也不过49 岁。同时，他们还能借此机会改善彼此的关系。

克林顿后来谈到这个决定时说：“最后，我感觉好像整个世界的重量都从我的肩头取下了。我现在又自由了，可以做一名父亲、丈夫和州长，并且不会被眼前的得失利害束缚，可以放手做工作，并大胆地对国家事务发表见解。”

然而，大部分他的密友和伙伴都认为，他随即陷入了另一次低潮期，跟1980 年他失掉州长职位时一样严重。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此后的3 年里，克林顿夫妇的婚姻岌岌可危，因为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随心所欲、越来越荒唐，希拉里受到的伤害也越来越大。

1987 年考虑竞选总统的时候，克林顿一直在满负荷运转，做着那些他一直最擅长的工作—竞选、规划、整理思想、构建关系网、进行电话联络。但是贝齐·赖特说，在决定不参选之后，他“肾上腺素水平立刻急降，抑郁也随之而来。我是说，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完结了，他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他变得痴痴傻傻、麻木不仁。在州长办公室里，我没有办法唤起他的注意力。对于做州长，他疲惫不堪也厌倦了，这份工作已经没有让他感兴趣的地方了，他开始无所顾忌地花天酒地”。

不过，阿肯色的州务处理还是维持着相当的水准。第一夫人和她的丈夫还是在很好地完成工作，他们发表了关于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性的重要演讲，希拉里从以色列学来的学前教育体系也被建立起来。在她的推动之下，他们成功地建立了借鉴孟加拉国经验的发展银行模式，其目的是帮助小石城的困难家庭。然而，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的婚姻关系开始影响到这个州歪歪扭扭的车轮转动。

7 月，民主党人总统候选人推选大会将在亚特兰大召开，会议安排克林顿发布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提名演说，这项任务短时间地激发了克林顿的活力。在克林顿和哈特退出之后，杜卡基斯是从一群被新闻记者轻蔑地称为“7 个小矮人”的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的。事实上，这是民主党中势利比较强大的一派，其中包括了阿尔·戈尔参议员和杜卡基斯，根据民主党大会的民意调查，他们的支持率都高于布什。

从克林顿站到大会发言台的那一刻起，一切就都不对劲儿了。首先，会场的灯没有调暗下来，通常人们都会用这个办法来敦促代表们安静下来听取提名演说，而且议员席的集体示威活动还在进行，主持人就让克林顿上台演讲了。赖特冲向统筹会议进程的安妮·韦克斯勒要求她立刻关掉会场的灯，但未果。杜卡基斯的众议员支持者们还在继续带领一部分代表高喊口号，而那时克林顿的演讲已经开始很长时间了。克林顿接着滔滔不绝地说了32 分钟，当时正是黄金时段，而到场的代表，甚至包括电视网络的播音员们都开始焦躁不安。在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上，汤姆·沙勒斯将这个夜晚称为“麻木不仁和焦躁不安”的夜晚。当克林顿终于说“最后……”的时候，整个会场都沸腾了，大家都如释重负。克林顿一分钟也没有能够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于是次日晚上的深夜搞笑节目就开始拿克林顿的独白大做文章了。

希拉里在这个过程中像是被紧紧钉在椅子上一样，一动不动。电视摄像记者和摄影记者们记录下了她当时的痛苦。后来，她对助手们表示，当时她就已经在考虑公开指责杜卡基斯那帮人，并解释说，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责任全在他们，而她完全有理由对杜卡基斯那帮人感到愤慨。这篇演讲被修改了9 次，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克林顿在一份演讲稿上花费这么多精力。而之所以要一再修改，是因为提名人和他的助手们不断提出修改意见。而且，这份演讲计划用时16 分钟，比分配的20 分钟少4 分钟，而这4 分钟是预留出来给议员席的听众们鼓掌和表达热情的。在去会议厅的路上，希拉里、克林顿和赖特还专门到提名人的套房去，请他最后一次过目讲稿，克林顿担心演讲是不是太长了，里面包含的他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太多，或者是否太像是以他自己的口气来说话的。而杜卡基斯当时说：“很棒的演讲，这正是我想要的，就这么讲。”

离开会场之后，希拉里想要跟克林顿一起返回下榻的饭店。此时，克林顿才刚刚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之前他也感觉到形势不太妙。“她想要保护他，而她认为他们最好离开那里。”赖特回忆说。不过，对于克林顿的有些规律，赖特甚至比希拉里更加了解，她感觉“他必须得把这事说出来”。那天晚上，他“跟自己遇到的每一个认识的人谈话。直到凌晨两点我们才离开。希拉里跟我们待在一起，但是我们没有紧紧跟着克林顿，他穿梭于各个饭馆和酒吧”，一方面试图了解情况到底有多糟糕，一方面又希望找到安慰，证明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电视制作人哈里·托马森是克林顿夫妇的朋友，他哥哥小的时候在温泉郡的唱诗班里就站在克林顿旁边。1988 年的民主党大会召开过后，他很快从好莱坞打电话给克林顿建议他上约翰尼·卡森的《今晚》谈话节目，就拿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开涮。克林顿接受了这个建议，而托马森很快安排好了相关事宜，克林顿将在节目中同卡森你来我往，取笑自己的这次经历。当时，卡森对观众说，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的大堂里有足够的咖啡和轻便小床”，他还在介绍克林顿的时候往桌子上放了一个计时沙漏。这次节目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到亚特兰大干什么去了？卡森问。克林顿说：他打算让（从没有好口才名号的）杜卡基斯看起来还不错。“我的成功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克林顿说。他还补充说，杜卡基斯对他的演讲非常欣赏，甚至希望他能够到共和党人大会上去为乔治·布什做提名演讲。观众哄堂大笑。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希拉里和克林顿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异：他更懂得如何进行真正的讽刺，通过自嘲来扭转非常不利的局面，而自嘲绝对不是她的强项。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刻板，通常事先都要经过排练。虽然她跟最亲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够拿自己的一些缺点开玩笑，不过这些缺点通常都是关于她外表的一些最显而易见、流于表面的问题，比如说发型或者头饰之类的。

然而这场救赎的效果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玛丽莲·乔·詹金斯成为了希拉里最可怕的噩梦。她是一位魅力十足、事业有成还很富有的竞争对手。克林顿深信自己爱上了这个女人，他希望结束自己的婚姻，但希拉里拒绝了。她告诉贝齐·赖特，她将誓死捍卫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她已经为自己跟克林顿的伙伴关系投入了太多心血、智慧和灵魂，她不能放弃它。她的投资已经太大了。

当1992 年这件风流韵事浮出水面的时候，希拉里就此接受了《魅力》杂志的访问，当时她的回答无意之间向人们透露了至少一部分她在“詹金斯时期”的真实想法。

婚姻没有十全十美的，但是它的不完美并不意味着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开并放弃它。我一直对离婚及其对孩子的影响非常抵触，因此我选择在自己的婚姻中不止一次忍气吞声……而离婚引发的问题之一就是一旦离婚，这就会变成路人皆知的事，我们将闹上法庭，还要做出关于孩子监护权的痛苦决定。无论各自感受如何，每个人都脱不开干系。作为父母，我们有义务让孩子们避免经历那些痛苦。

贝齐·赖特认为，1988 年底，克林顿“陷入了严重的中年危机”。她告诉他：“克林顿，除非你疯了，否则你不该认为这间办公室的每个人都能忘记你在搞婚外情的事实。你现在的做法就像个白痴！我们都看到过你哧哧傻笑的样子，看着你把办公室门关上……你要知道，这太愚蠢了！你手下知道这件事的人实在太多了！”她说：“因为希拉里和克林顿在州长官邸大声争吵，官邸州警们也知道了此事。”而且，赖特能够看出来“他在跟我手下的一些女人玩游戏，而我过去总是能够控制局面。他们公然打情骂俏，这些女人还会在希拉里不在家的时候去州长官邸，这些事情简直要把我逼疯了。他不务正业，根本就是心不在焉，他甚至不愿意准时赴约，而且他又有了婚外恋”。赖特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或者说也不特别想要知道。

“我换掉了跟他一起上路的人，”赖特说，“以确保跟他在一起的这些人都是最不容易惹麻烦的。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她确信，克林顿开始了一系列的外遇，而且越来越饥不择食。“我最后的确因为这些事情而身心俱疲，非常沮丧，我很确定自己也快把他逼疯了。我是说，他开始恨我，恨我对他的每一次鬼混行径都了如指掌。1989 年，事情愈演愈烈，他终于疯了。他的欲火几乎烧掉他跟希拉里的关系，而他也彻底摧毁了我跟他的情谊。然后，他又决定要修补跟我们的关系，但他根本做不到。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辞职离开了州长办公室，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办法同时修复和两个人的关系。

“那个时期，我跟希拉里通过几次电话，我们都对他束手无策，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在一次谈话中，她说，‘还有比不忠更糟糕的事情’。”渐渐地传出消息说克林顿已经告诉希拉里他想要放弃这场婚姻了。希拉里从来没有具体谈过，不过她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据赖特说：“希拉里说：‘你必须记住，贝齐，他是个成年人，也是个州长，我们必须要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我说：‘希拉里，你可以退后一步，让他自己收拾残局，在这方面你一向都比我行。我经常感觉我陷入得太深了，看到他像个傻瓜一样，我感到很痛心。’但我怎么也不能停止敲他的脑袋，想把他敲醒……而她则会冷眼旁观。我经常因此崇拜她。我想她不会放弃的……但是，这个詹金斯是不一样的。”

玛丽莲·乔·詹金斯的年纪跟希拉里差不多大，是一位南方美女，有两个孩子，也是个拥有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西新英格兰大学MBA学位的商界女性。她在阿肯色州的克罗塞特长大，后来在阿克德尔菲亚的亨德森州立大学读书，并在那里遇到了她的前夫诺曼·詹金斯，此人是个军人。她的姐姐嫁入了阿肯色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布兰德家族，布兰德家族是靠汽水连锁店致富的。结婚15 年后，詹金斯于1984 年跟丈夫离婚，然后她开始在阿肯色Entergy 公司（安特吉公司，美国最大的核电公司之一）担任定制服务代理。1988 年遇到克林顿的时候，她已是那家公司的销售经理。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克林顿还曾经问过一些婚姻破裂的州长们，他们是如何应对离婚在政治上造成的影响。他很清楚地在暗示自己也会考虑采取相同的步骤。

在考虑是否要嫁给克林顿的时候，希拉里说“他会一直等到我回心转意的”，而现在，换她等克林顿回心转意了。

赖特在1989 年夏天就此事质问克林顿时，他承认自己爱上了别的女人，但是他愿意挽回他跟希拉里的婚姻。他还对赖特证实，希拉里拒绝跟他离婚。“他曾经以为自己真的爱那个女人，但是，他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情愿挽回自己同希拉里的婚姻。”

赖特告诉希拉里她准备好辞职了，并解释了她为何要离开。她有权力决定她跟克林顿之间的约定。但在很多方面，希拉里却不是，因为自从切尔西降生的那一刻起，她就不自由了。然而看起来，克林顿下定了决心要修复同希拉里之间的关系，赖特知道他无法同时修复他跟她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她决定离开。不过，尽管不再是克林顿的州长办公室主任了，赖特还是在此后的4 年里同希拉里、克林顿和迪克·莫里斯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迪克·莫里斯认为希拉里和克林顿的关系并非相互依赖的，因为“我不认为他对她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爱，我认为他只是利用她来成就自己，让她做好事也让她做坏事，但目的都是为了成就他。他从纯功利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不管是感情、交情和谈话，奖赏和惩罚，冷酷和温暖，还是赞扬、感激、谴责和斥责，都被当作他利用别人的工具，而他的目标就是让每个人做他想让他们做的事。我不认为他看待周围人的态度有多大的区别……他只是感觉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对他更重要而已，这整个是一个功利性的关系。我经常说，他们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话概括：希拉里爱克林顿，克林顿也爱克林顿，因此他们就有了共同点。”

之后，希拉里到费耶特维尔见了黛安娜和吉姆·布莱尔。黛安娜回忆说：“我们像往常一样散步。她当时很担心，她在考虑他们没有太多钱，现在又有切尔西要抚养。如果她必须一个人过怎么办？她没有房子。她担心自己会成为单身妈妈，她该怎么找到一个对切尔西最好的办法呢。”

1989 年和1990 年间，希拉里加入了十几个公司的董事会，每年进账超过20 万美元。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薪酬也增加了。而且，她还在认真跟朋友探讨自己参加选举的问题。1999 年，克林顿因为在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问题上作伪证而陷入弹劾危机的时候，她也有过类似打算。而这一次，她在考虑，如果克林顿不参选的话，她就打算竞选州长。之前，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参加竞选的可能性。

就在克林顿跟希拉里的生活一片混乱之时，克林顿也决定在1990年11 月的选举中再次争取连任。做决定之前，他没有多少考虑时间，希拉里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愿意离婚的样子。他继续偷偷摸摸地跟玛丽莲·乔·詹金斯幽会，并且对不止一个人说过，他既爱自己的妻子也爱詹金斯。他跟迪克·莫里斯探讨过离婚的可能性有多大，在莫里斯看来，当时的他“惊慌失措、情绪低落”。自从1987 年7 月宣布不参加总统竞选之后，他这个州长就一直当得心不在焉，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疏漏，他的精力都放在别的事情上了，先是跟詹金斯卿卿我我，然后就是挽救自己婚姻的前途与命运。如果他想要当上总统，不管是在1992 年还是再晚些时候，如果没有希拉里的帮助，希望都非常渺茫。再加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分居也是他所害怕的，他跟切尔西的关系也会因此发生无可挽回地改变。

第一个决定，也是影响其他所有决定的那个决定是，他到底打算如何处理他跟希拉里的婚姻。吉姆·布莱尔听说了关于克林顿同詹金斯搞婚外恋的传言，但是他确信克林顿不会放弃婚姻，就算希拉里同意也不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一来，克林顿无论如何也当不上总统了。克林顿从来都没有向布莱尔表示过要离婚，而布莱尔也从来没有问过他。“我根本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他说，“如果说克林顿想跟哪个女人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生活90 天，这我信。”另外一些朋友说，希拉里曾经要求或者建议克林顿针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心理咨询。

希拉里和克林顿最终决定共同挽救他们的婚姻，不管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而且克林顿也明白自己有义务对伴侣忠实。（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我们今天也只能猜测而已。贝齐·赖特的解释是，他们两个进行了“谈判”，在这之后，“克林顿必须像小狗一样，她说什么就干什么……我发现在莱温斯基事件爆发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她会承受这些侮辱，但是她必须要为此得到一些什么才行。因此，她竞选了参议员”。）

事实上， 直到克林顿和希拉里进入白宫之前， 克林顿和玛丽莲·乔·詹金斯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他们经常见面。克林顿在1989 年到1991 年之间给她的办公室和家里打过59 个电话，这个数字来自克林顿之后被迫接受的数次电话调查记录。

在和解之后，克林顿首先初步决定不争取州长连任，以便专注于家庭关系。如果他决定参加1992 年的总统大选，不为州长职务所累也是个很有好处的选择。如果他竞选州长又失败了，那么当选总统的希望就化为泡影了。

他和希拉里探讨了由她来参加州长竞选的可能性。莫里斯做了两次民意调查来评价她当选的机会。“我从这些民意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她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形象，还是被看作是克林顿夫人，不是希拉里。这令人难以置信，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感觉，如果她要竞选州长的话，肯定是他想要在竞选总统期间让她帮忙占着位置。而且，很不幸，在我向她做的简报中，选择了一个让她大为恼火的字眼—雷利恩·华莱士现象。人们是这样看的，而她对此很气愤，很恼火。比尔比她还要恼火，替她争辩道：‘你告诉他们她是法律服务公司的领导人了吗？你告诉他们她在教育改革中所做的工作了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诘问。但是，很显然，她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形象。”莫里斯和其他人都注意到了，在决定继续一起生活之后，克林顿对希拉里极其殷勤周到，同时也更爱她、更欣赏她，而且压力小多了。

克林顿宣布竞选连任。很快他就恢复状态，重新神采奕奕地上路了，在全州各地进行巡回演讲，讨论这个州的未来，还有他和希拉里为人们所做的一切。选举之前4 周，被阿肯色发展和财政局解雇的前雇员拉里·尼科尔斯对媒体宣布，他打算起诉克林顿，罪名是克林顿在当州长期间使用“贿赂资金”同5 位以上的女性偷情。他提到的女人中包括珍妮佛·弗劳尔斯。

这场官司很明显是要破坏克林顿在阿肯色的声誉，而且要毁掉他参选总统的政治前景。（尼科尔斯是克林顿州长竞选中的对手、政敌谢菲尔德·纳尔逊的帐下走卒。）正因为如此，希拉里意识到，这对于他们夫妇二人的长期和短期利益都是个威胁。

在贝齐·赖特和希拉里的授意之下，韦布·哈贝尔和文斯·福斯特被雇用充当那些妇女的代表律师，而雇用行为是由竞选机构直接操作或者牵线搭桥的。他们取得了那些妇女签字的声明书，宣称她们从未与比尔·克林顿发生过性关系。其中一些女性被带到询问室里直接接受福斯特、哈贝尔的提问，有时候希拉里也会参与。这5 个女人中的两个都是克林顿和希拉里众所周知的黑人朋友，而所有熟悉此案的人都深信，她们仅仅是朋友。但是，从表面上看，至少有一条界线被逾越了：希拉里或者说她的律师事务所（又或者二者）充当了那些被指控同她丈夫发生非正常性关系的女性的代理人。通过另外一位律师的斡旋，贝齐·赖特拿到了珍妮佛·弗劳尔斯签署的声明，宣称她从未与克林顿发生过性关系。

毫无疑问，在防止他的其他女人制造麻烦这个问题上，希拉里是克林顿最勇猛的捍卫者，一直如此，就好像她比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那些会威胁到他们的前程和梦想的危险。她从来都不怀疑，这些女人还有利用她们的那些敌人一旦成功，那么整座大厦将会坍塌，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婚姻。

11 月，比尔·克林顿以57%对43%赢得了州长连任。他赢得了锡巴斯琴郡，跟他1974 年因为6 000 票之差输掉议员竞选时一样，这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共和党领土。在最后一次州长竞选史密斯堡站的竞选活动中，克林顿许诺说，如果他能够赢得锡巴斯琴郡，他就会沿着该城的主街加里森大街跳舞。选举之后两天，他和希拉里还有其他数百人一起来到这里，在寒冷的雨中翩翩起舞，以示庆祝。

幸福的日子又回来了。

1. 即保持沉默，《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在刑事案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译者注

2. 1973 年案例，由于此案，通过了人流合法化的法律。—译者注

3. 南方各州都会在星期二进行初选。

4. 雷利恩·华莱士是乔治·华莱士的妻子，在1966 年参加阿拉巴马州的州长竞选并当选，当时其丈夫乔治因为该州法律的限制而不能连任。她和乔治从一开始就承认乔治将继续制定行政政策并做出决策。—译者注

第5章 胜利

如果克林顿谈到社会变革，我就会帮助他具体策划。我有自己的观点、兴趣和事业……我是个坦白直率的人。我本身就代表着我们国家女性地位的变化。 —《亲历历史》

1960 年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出现了一种特定的新闻题材来记录总统的竞选历程。这种被称为“滴答滴”的题材被西奥多·怀特在《总统的诞生》一书中发扬光大，该书也成为此类传记中的经典之作。在传记中，怀特和他的追随者记录了总统竞选中几乎所有的场景和琐事，从微观角度堆积了大量细节。但是微观角度毕竟有其局限性，因此这种题材虽然在此后的10 年中大为流行，但是对于揭示总统竞选的真正历程并没有多大帮助，特别是怀特在1972 年所写的《总统的诞生》系列中的最后一本更是如此。在该书的第一版中，怀特褒扬了理查德·尼克松在竞选过程中的出色表现。20 年后克林顿竞选时，记者和作家们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合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克林顿竞选理念、策略、进攻、防守、演讲和总体形势的影响。这次竞选是候选人和他妻子合作的结果，这对于华盛顿来说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最关键的对话都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的，很少有助手或者朋友能够了解他们单独在一起时谈话的确切内容。但是，竞选总经理的确知道，有时候她的谈话能够代表他的意见，有时候他的措辞来自于她，而且她所起的作用是无法让人视而不见的。

从学识和政治策略上来说，克林顿都相当高明，他使得老乔治·布什放松了警惕，并且打击了老布什的竞选队伍。要知道，老布什的竞选队伍中都是年轻的政治精英，他们个个骁勇善战，还有李·阿特沃特和他的门生卡尔·罗夫的指导。但是克林顿和希拉里也的确有一些切实的想法和计划来应对美国的重大问题。不仅如此，不管老布什阵营如何诬蔑他们为“自由主义者”，他们还是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克林顿竞选时，向公众传达自己的观点没有一点儿困难。对于他们来说，难的是让媒体和选民不相信关于他们夫妻两个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克林顿的性生活和逃避兵役等问题，以及公众对于希拉里野心勃勃、渴望权利的印象。他们需要找出对策，把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竞选理念上，并且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美国政坛的新生力量，而不是共和党人所说的权谋政治家或者机会分子。他们是打败老布什和他满头白发的妻子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聪明睿智且充满活力，就像当年的肯尼迪夫妇一样。

关于克林顿煽情的谣言、指控和揭发使他们成为媒体的焦点。也许由于他和希拉里的政治生活已经紧紧交错在一起，因此大家很难了解她的真实生活。不管媒体对她的态度是崇敬、敌对，还是想要真实地把她从克林顿竞选的光环中还原出来，有关希拉里的报道都非常单薄、内容重复，而且缺少必要的背景知识。要知道，她可是一名公众人物，而且是一位四次连任州长的总统候选人的妻子。在丈夫入主白宫以及离开之后，她都希望保持低调。

同时，在竞选过程中以及后来入主白宫之后，克林顿经常需要有人管理、推动、安慰、指导或者批评，这样他才能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就像是为乐器调音一样，这样的他才是最高效的。最清楚应该怎样做的就是他的妻子，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听她的话。

早在克林顿之前，希拉里就相信他能够赢得1992 年大选，甚至在老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接近90%的时候，她依然坚信不疑。“她那次的直觉是对的，当时我一点儿都没有这么确信。”几年后克林顿回忆说，“她认为1988 年美国的经济状况还相当不错，大多数选民还意识不到里根经济政策的负面效应。到了1992 年就不同了。而且她一直这样认为，从来没有改变过想法……这真是太令人惊奇了。”

1991 年，希拉里和克林顿一直在秘密讨论克林顿竞选的优势和劣势，有时候他们也会和亲密的朋友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次数并不多。美国赢得海湾战争之后，老布什在政治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以至于民主党内只有一个人—马萨诸塞州的前国会议员保罗·桑格斯挑战过他。但是克林顿和希拉里最担心的并不是老布什的地位，而是迫使克林顿放弃1988 年竞选并结束了加里·哈特竞选历程的一个问题。

希拉里说，1991 年夏天，克林顿告诉她说自己不确定是否想参加竞选。他非常清楚，如果共和党人拿他的风流史大做文章，自己将会多么不堪一击。希拉里不知道其中的一些事实是多么肮脏，但是她很明白，一旦这段历史被掀开，克林顿的竞选之路就会被彻底葬送。她和他讨论了如何抵挡共和党人即将发起的杀气腾腾的围剿。他们都意识到，竞选总统的历程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将是非常残忍的。在1986 年的州竞选结束几年之后，希拉里和克林顿回忆说，当时他们在餐桌边做过演练，由一个人扮演克林顿的反对者，说他的坏话（当然不是性生活方面的）。切尔西现在又长大了4 岁，应该能够更加理解了。

希拉里曾回忆说，1991 年8 月末，就在学校开学之前，由于卧室正在粉刷，他们住在了客房里。一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她下定了决心。几年后，她向记者提供了当时的对话。

希拉里：我觉得你必须去做。 克林顿：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希拉里：是的。 克林顿：为什么？ 希拉里：我认为你就是提出这些论点的最佳人选。

她说那个夏天他们都在讨论“这些论点”：恢复经济增长、寻求种族平等、扭转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的不良道德风气、在不放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把民主党推向政治中心。克林顿的年纪刚刚合适，美国已经做好准备迎接第一位在二战后出生的总统。

希拉里说自己认为克林顿能够获胜，而且，只有克林顿做好充分准备他才能去竞选。

在《新闻周刊》的记者所写的一本关于1992 年竞选的书中，那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是另外一个版本：

希拉里：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对吧？ 克林顿：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 希拉里：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

在接下来的整个秋天，克林顿都在就是否参加竞选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大部分朋友都认为，他和希拉里已经下定了参加竞选的决心，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更多是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许多人都是克林顿从乔治敦和牛津就认识的好朋友，或者和希拉里从韦尔斯利就相熟，他们一直都在等待克林顿登上总统宝座的那一天。

希拉里和克林顿共同拟订了一个计划，尝试用含糊或者不经意的方式承认自己的婚姻出现过问题，以此避免记者继续“严肃”调查，或者试图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回答关于他们婚姻的任何问题，这样至少就不用撒谎了。如果这一切都行不通，那么克林顿还可以在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之前退出。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打算退出，毫无疑问，希拉里和克林顿都迫切希望1992 年的胜利能属于自己。

实施他们计划的最佳时机就是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斯珀林早餐会，许多计划都是首先在那里试飞的。1991 年9 月16 日的早餐会和后续新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平和，这正中克林顿夫妇的下怀。他们已经同顾问和助手多次练习过在会上的举止，尝试用不同方式来表达同一个信息：克林顿和希拉里是一对亲密、忠诚的夫妇，他们之间的婚姻曾经出现过问题，但都已经过去了。

克林顿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愿意说这么多。在早餐会之前的一个会议上，他告诉希拉里和在座人员，他想要明确向媒体表明，拒绝回答关于婚姻或者私生活的任何问题。希拉里明白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制止。”她曾经对两位助手斯坦·格林伯格和弗兰克·格里尔说。他们两位在竞选最艰难的时期一直和她一起商议如何反击对她和克林顿的个人攻击。他们都同意希拉里的意见，认为克林顿应该承认婚姻曾经出现过问题，但是由于这是私人问题因此不方便谈论细节。他忠诚于希拉里和切尔西，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让记者停止纠缠。

令希拉里和克林顿惊讶的是，到斯珀林早餐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没有一个记者问过他们有关婚姻或私生活的问题。克林顿一直都在谈论自己最拿手的问题，事后一位助手甚至送给他“螺旋桨”的称号，说他以每分钟几千转的速度运转着：滔滔不绝地谈论新民主党政策的意义，以及为中产阶级减税、改善医疗保障体系等。最后，他自己提出到这里来要真正讨论的问题。“大家都很善意地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于是一位记者谨慎地把话题接了过去。

克林顿的回答就是他曾经练习过许多遍的答案，要知道希拉里就坐在旁边。“像几乎所有在一起生活了20 年的夫妻一样，我们的关系也并不完美，也曾出现过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感情很好，而且彼此信任、彼此忠诚。不管我是否竞选总统，我们都将共度余生。”

斯珀林早餐会的创始人戈弗雷·斯珀林后来在《基督教箴言报》上写道：

那天与会的四十多名记者都给克林顿先生打出了高分。这次考验的内容主要是观察克林顿广为流传的不忠谣言是否会成为他竞选的包袱。当他说自己和希拉里像许多已婚人士一样，婚姻曾经出现过问题，但是已经解决时，记者们都表示非常理解和同情。克林顿夫人也用力点头表示赞同。

就在这次宣言之后，曾经写过一本政治学畅销书的黛安娜·布莱尔决定写一部书来记录克林顿的1992 年竞选。她确信希拉里和克林顿能够入主白宫。作为准备工作，她请所有竞选人员都在竞选过程中做详细的笔记。选举之后，她采访了竞选团队中所有的126 名员工。这些采访记录一共装订了四大本，其中包括问卷以及对所有问题，比如团队成立准备和最重要的决策的采访记录。可惜的是，她的书没能写成。2000 年，61 岁的黛安娜因癌症去世，这些资料也被锁了起来。

这些单倍行距的资料加起来足有膝盖那么高，详细记录了希拉里逐步成长为克林顿竞选活动的总策略师和发言人的历程，并且预测了第一夫人未来的风格。黛安娜记录了希拉里的非凡才智，也记录了她推动克林顿积极行动的非凡能力。就在同一个星期，当关于逃避兵役以及与珍妮佛·弗劳尔斯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传言差点葬送了克林顿前途的时候，人们看到希拉里力挽狂澜，拯救了克林顿。

在希拉里的指示下，一个特别“护卫队”成立了，专门负责处理征兵事务处的指控，以及宣称和克林顿有性关系的女人等其他私人问题。贝齐·赖特调查包括珍妮佛·弗劳尔斯在内的克林顿的情妇，并且查找能够证明兵役的相关记录。克林顿夫妇的老朋友、丹佛律师詹姆斯·莱昂斯也被从科罗拉多请来协助她，他负责聘请律师调查这些女人的背景，并且处理关于克林顿经济状况的问题。希拉里多年的老朋友、芝加哥的凯文·奥基夫专门负责兵役问题。由于当初没有人能预料克林顿会参加总统竞选，因此许多资料和相关信息都没有保留下来。

此前黛安娜在采访每个人时都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竞选被称为美国近代历史上效率最高的总统竞选。从你的角度来看，是什么让它这么高效呢？”他们都非常信任希拉里这位最亲密的朋友，因此他们的答案值得我们回味。

“说实话，很可能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的日程秘书南希这样回答。其他许多人也都给出了同样的结论。“她能够抓住事情的核心本质，”后来成为克林顿白宫秘书的南希说，“她能够看透事情的本质，而且还能做出决策并聘请合适的人来帮忙……比尔肯听希拉里的话。很明显，他很聪明且富有创造力。”毫无疑问，当竞选陷入困境、克林顿的前途危在旦夕的时候，希拉里毅然站出来拯救了他。

希拉里曾经说，在他们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参加竞选的时候就曾得到过提醒，让他们小心外界将对克林顿进行极其恶毒的攻击。老布什政府中负责教育事务的罗杰·波特和克林顿以及其他州长合作过一个教育项目，因此打电话给克林顿。据克林顿说，开始的5 到10 分钟他们一直在讨论严肃的教育话题，没想到波特语气骤然一变，“实话告诉你吧，州长”，波特说老布什的高层非常害怕克林顿参选，因此他们必须要“毁灭”他。这些话着实让克林顿大吃一惊。

“罗杰说他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给我警告的。”克林顿在自传中提到，“如果我等到1996 年再参加竞选那肯定能胜利。如果1992 年竞选，他们会毁了我，我的政治生涯也会完蛋。”但是，报道克林顿竞选的一些记者都认为这个故事有点夸张。

竞选中狂风暴雨般的抨击依然没有停止：克林顿是个纵情逸乐之徒，逃避兵役，阿肯色州的道德沦丧者，克林顿担任州长期间曾保护阿肯色米纳机场的可卡因和武器贩子，关于希拉里的女权主义倾向、同性恋谣传，以及两人的左派倾向。有时候，在竞选的喧闹中很难分清哪些是赤裸裸的谎言、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无中生有、哪些是半真半假，特别是在《纽约邮报》这样的严肃报纸和《星报》之类的小报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CNN和八卦电视台的报道时间也越来越接近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想要弄清楚老布什的官方竞选团队和右翼分子以及狂热的克林顿反对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根本不现实，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不管对克林顿的指控多么荒诞，这些反对者都会摇旗呐喊。

到1992 年3 月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时候，希拉里的右翼阴谋论（据说保守党党员在美国有一个网络，他们试图用违法的手段来破坏民主党或者是让民主党变得不被人们所相信）更加成熟了。

根据黛安娜·布莱尔资料中的记载，希拉里已经能越来越熟练地应对攻击，而且她还敏锐地做出判断，认为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如果无法迅速有效地击退老布什阵营的攻击，为克林顿争取时间向公众宣传自己的竞选核心内容（克林顿及希拉里一直孜孜以求的以人为本的方案：医疗保障、中产阶级减税、增加工作机会等），那么老布什肯定能够连任。希拉里认为，由于媒体的混乱，导致让公众仔细倾听克林顿的发言会非常困难。早在加里·哈特事件之前，她就认为媒体已经失控，津津乐道于个人攻击和挑起论战，根本无视国家和地方的严肃问题。1977 年，她在国际慈善机构扶轮社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的问题之一就是要竭力控制由于‘水门事件’而失控的媒体。”

她担心竞选的大问题会是克林顿和自己的私生活，以及对克林顿在阿肯色州政绩的歪曲。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是：“我们的重点是经济，傻瓜。”然而，黛安娜一次又一次的采访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真正关注的重点是：将大家的注意力从我们和我们的私生活上移开，把攻击个人转为攻击我们的主张。

采访资料把希拉里描述成了竞选的危机处理主管，这一点儿都不奇怪。但对于她的这种描述还是过于简单了。她的一位助手曾经说过：

她从不把生活看作是一系列危机，而是一系列战斗。在我看来，她有英雄情结，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伊利亚特》中的人物，永不停止战斗。的确，她有时候也会做出牺牲，比如在现实过于残酷或自己出现失误的时候。但这是她最后的选择，而且她把自己看作是可敬的殉道者，类似于诺亚方舟或者宗教中的殉道者。大部分时候她宁愿做一位斗士，不管是对情敌、媒体、其他政党、其他候选人，还是在对右翼分子的斗争中都是如此。战斗是她最幸福的时刻，确定敌人并且进入战斗状态亦是如此……战斗就是她的兴奋剂。

克林顿竞选中最严峻的考验是在1 月23 日，当时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给希拉里打电话说，《星报》将刊登一则关于珍妮佛·弗劳尔斯的报道。1990 年这个女人曾在宣誓书上签字，证明自己和比尔·克林顿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但是她现在却改口声称自己和克林顿有着长达12 年的婚外情。克林顿没有承认。

两天后，希拉里在贝德福德一次聚会上的发言为整个竞选团队的回应定下了基调。“在我看来，”她说，“我们的婚姻十分牢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支持，许多共同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的，婚姻中的确出现过“小问题”，但这些都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因此“这些隐私应该得到保护……我们的婚姻对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人们来说，难道比他们是否能够维持自己家庭完整更重要吗？”结果可想而知，听众的欢呼声甚至淹没了她后面的发言。

一个星期之后，弗劳尔斯这个不怎么聪明的流行歌手又一次出现在《星报》上，这次的标题是《他们在她房间的各处做爱》。弗劳尔斯声称自己持有和州长的电话录音。希拉里现在意识到，这样一个小报故事已经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她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一场激战。媒体顾问曼迪·格伦沃尔德这下派上了用场，当初聘请她的部分原因就是希望有一位女性在这种场合下为克林顿辩护。于是，她被派往特德·科佩尔主持的美国广播公司《夜线》节目。“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无法反败为胜，那我们就完蛋了。”竞选首席顾问之一保罗·博格拉说。他和自己的生意伙伴詹姆斯·卡维尔一样，赢得了希拉里和克林顿的共同信任。

希拉里也同意这个观点。据身边工作人员介绍，一个星期之前，在接到克林顿电话后她马上说，“告诉他们真相，把我们的包袱甩掉”，毕竟他们手中有弗劳尔斯签字的宣誓书。但是现在这一策略并不可行，因为弗劳尔斯还描述了他们交往的细节，这大大加强了可信度：克林顿经常匆匆跑到她家里做爱，然后再匆匆离去；甚至有一次克林顿要求和她在男卫生间做爱，而希拉里就在同一栋大楼里。克林顿曾经说要考虑离开希拉里和她结婚，但是离婚会结束他的政治生命，因此他只能放弃。弗劳尔斯还说自己有相关录音带可以证明。

于是，哈里·托马森、保罗·博格拉、米基·坎特和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共同策划了一个应对媒体的策略来拯救克林顿的竞选：克林顿和希拉里一起在棒球超级碗杯赛后，参加美国老牌电视新闻节目《60 分钟》。“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我们，这样的露面虽然很有风险，还要牺牲隐私，而且可能会对家庭成员—特别是切尔西有潜在影响，但是仍值得一试。”希拉里说。她也相信，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举动，克林顿的竞选前途很可能就完蛋了。

在录制之前，希拉里和克林顿以及一小群助手事先做了一些准备。他们两个都坚定地认为克林顿不能说“通奸”这个词，不能谈细节，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隐私，和别人无关。大家都能看出，希拉里在担心自己会在节目上哭出来。

然后他们到了楼下的一个房间，准备拍摄。他们两人都已准备就绪：希拉里穿着绿色套装，挽着丈夫的胳膊，两人并排坐在白色沙发上。“她使自己坚强起来。”来到波士顿给予克林顿夫妇道义上支持的鲍勃·赖克评价说，“大家都知道，坚强起来后她就会进入战斗状态……她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珍妮佛·弗劳尔斯是谁？”主持人史蒂夫·克罗夫特问道。“你怎样来描述你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一般，克林顿说。）他和希拉里在节目中大谈他们多么相爱，多么关心切尔西，尽管经历了已婚人士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却依然不离不弃。

节目制片人唐·休伊特在摄像机后面再次低声督促克林顿承认通奸，但克林顿仍然没有。

几天后弗劳尔斯又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大批记者蜂拥而至。席间，弗劳尔斯被问及克林顿是否使用了安全套。她还播放了录音带，声音非常嘈杂。录音音质无法和希拉里在18 年前听到的尼克松的录音相比，但这次录音里是她丈夫的声音，正在向弗劳尔斯用下流话吹嘘如何打败了拉里·尼科尔斯。那时，拉里·尼科尔斯指控克林顿和5 位女性有过婚外情，而她们都在宣誓书上签字证明自己和克林顿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与此同时，离职后很少回来的理查德·尼克松在华盛顿，记者请他谈谈对克林顿竞选的看法。“如果妻子过于强大和聪明，”他评论说，“那丈夫就会显得没用。”尼克松认为选民往往会同意法国红衣主教卡迪纳尔·黎塞留的看法：“女人不应该太聪明。”

在《60 分钟》节目采访结束之后当晚，召集竞选团队开会的不是克林顿，而是希拉里。她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竞选团队还安排了一次电话会议。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弗劳尔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还播放了录音带，但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仍然处于领先地位。80%的美国人都认为克林顿应该继续参加竞选。

布鲁克·希勒在竞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希拉里左右，他在接受黛安娜·布莱尔的采访时说：“她就是克林顿最好的品行证明人。”她这个角色拯救了克林顿。

第二天，希拉里和老牌乡村歌手塔米·温妮特通了电话。在《60 分钟》节目中，希拉里曾经说：“大家知道，我不是塔米·温妮特那样的小女人，站在自己男人身边。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爱他、尊敬他并且为他以及我们共同的努力感到自豪。如果这些还不够，那大家就不要投他的票。”

温妮特对此有些不高兴。她公开要求希拉里道歉，理由有些含糊，不过她好像对于希拉里没有把她和自己著名的歌曲《站在你的男人一边》区分开来而感觉受到了伤害。

“我并不想伤害塔米·温妮特本人，”希拉里说，“我自己非常喜欢西部乡村音乐。如果她认为受到了伤害，那我感到很抱歉。”但是温妮特并不买账，因此第二天希拉里往塔米·温妮特位于纳什维尔的家中打电话，向她直接道歉，并且还说自己将会在当天晚上萨姆·唐纳森主持的《黄金时间直播》节目中再次澄清。电话之后，温妮特说：“她似乎是个很不错的人，而且似乎真的感到很抱歉。”但是道歉并没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无法消除的潜在影响是，人们开始认为他们的结合更多是出于政治雄心，而不是爱。”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说。

尽管如此，希拉里在《60 分钟》的露面总体来说非常成功，也许还挽救了克林顿的竞选，因为她事实上还是站在了自己男人一边。几年后，当莫妮卡·莱温斯基成为像珍妮佛·弗劳尔斯一样家喻户晓的名字之后，希拉里在NBC的《今日》节目上依然如此。最终，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票排在了第二位，考虑到他们所经历的考验，这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

竞选首席民意顾问斯坦·格林伯格非常敬佩希拉里的才能、学识，特别是她坚毅的性格。1990 年，克林顿夫妇从艰难的州初选中走出来准备未来大选时，邀请格林伯格来到小石城帮助处理接下来的竞选。克林顿这位候选人最信赖的人是：希拉里、迪克·莫里斯、格林伯格和代替贝齐·赖特出任克林顿办公室主任的格洛丽亚·金。几年后，格林伯格回忆说：“我去那里就是帮助他争取连任。”当时克林顿的政敌正在猛烈攻击他的政绩和人品。格林伯格到达后立刻讨论的最大的战略问题就是：“如何攻击对手以及在何时发动攻击。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希拉里赞成猛烈攻击。她的态度非常强硬……她是位斗士。”

格林伯格个子不高，戴副金边眼镜，看起来书卷气十足，但是在竞选过程中的态度十分强硬。谈到克林顿夫妇，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仰慕之情。事实上，格林伯格和希拉里的政见非常相似。在珍妮佛·弗劳尔斯爆料之后，希拉里第一次发表声明维护自己丈夫的时候，格林伯格就在她的身边。“她发表声明时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强硬。她的发言事先没有经过任何商议，‘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都在讨论我丈夫的这些事情。’这就是她的风格。媒体为此大为震惊。在没有任何事先计划的情况下，她为处理以后此类事件定下了基调。她的态度是无所畏惧的：这是一场政治阴谋，是由想要打垮比尔·克林顿的人策划的，他们想利用这个事件，让它通过小报传播，所以我们必须藐视这种行为。这件事情背后是有政治原因的，痛恨比尔·克林顿的人有计划地利用珍妮佛·弗劳尔斯，把她推到了台前。可以想象，比尔·克林顿完全同意希拉里的分析。”

随着竞选舞台从阿肯色扩展到整个美国，他们也把敌人一起带来了。这些不遗余力地要在新罕布什尔州打败克林顿的敌人在后来的丑闻中也继续推波助澜。

“大家知道，有时候甚至傻瓜也会有敌人。”格林伯格解释说，“我想这些敌人肯定是顽固守旧的家伙。我见过希拉里开怀大笑，因此我不认为她是一个暴躁的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怒火中烧。但是她的确认为有一股恶势力要摧毁比尔，而且我认为她把自己看作是同他们斗争的强大而且无畏的力量。”

有件事情很能证明格林伯格的判断：在珍妮佛·弗劳尔斯事件之后，希拉里曾公开宣称克林顿的对手、副总统布什也曾有过婚外情。黛安娜·布莱尔的采访记录也含蓄地证实了这一点。采访记录和竞选工作人员的其他谈话都证实，希拉里对于主流媒体和小报没有关注布什的私生活感到十分愤怒。克林顿的几位助手安慰她说，如果布什的婚外情在竞选时被披露，那么后果肯定也十分严重。

3 月8 日，《纽约时报》的封面刊登出了《克林顿夫妇参与借贷公司的欧扎克地区房地产开发》的大标题。早在一个月之前，克林顿夫妇就得知记者杰夫·葛斯一直在调查自己1978 年与苏珊和吉姆·麦克道格夫妇进行的地产交易。他们两对夫妻各出资一半，购买了阿肯色州白水河沿岸的一块土地，打算把它开发成42 个度假屋。克林顿和希拉里宣称这笔买卖不幸赔了钱，但《纽约时报》却认为，内部交易使克林顿夫妇的口袋鼓了不少。负责克林顿竞选日程的苏珊·托马西斯实际上是希拉里的政治代表和危机公关。她和其他竞选顾问在初选前一个星期找到葛斯，竭力劝说他在初选后再发表这篇报道。托马西斯告诉葛斯，有文件可以证明克林顿夫妇的清白，但是，最起码在那个时候，这些文件找不到了。这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结果，那篇报道非但没有推迟发表，而且还怀疑克林顿夫妇销毁了证据。葛斯的文章还说，希拉里供职的罗斯律师事务所在克林顿担任州长和大法官期间为麦克道格的借贷公司提供过法律服务。但是《纽约时报》没有提到的是，克林顿夫妇买下那块地的时候，麦克道格还没有在借贷公司工作。

婚外情、逃避兵役，现在又加上了腐败问题。在阿肯色州，希拉里已经习惯了被攻击—因为她的行为方式、因为她过于强硬，还因为没有沿用丈夫的姓氏。但是被《纽约时报》冠上渎职的帽子还是第一次。克林顿问保罗·博格拉在既定的新闻发布会上应该如何作答。博格拉的回答是，捍卫希拉里。

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机器也开始运转。在克林顿准备3月15 日的民主党内重要辩论时，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建议说：“只要你听到‘希拉里’这三个字，就扭断他的脖子，不要让他把话说完。”在辩论快要结束时，候选人被问到是否认为麻烦缠身的克林顿能够当选。马萨诸塞州的前国会议员保罗·桑格斯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没有。“我认为他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布朗说，“《华盛顿邮报》今天的封面故事已经说明了问题。他把州政府的钱送到了自己妻子的律师事务所。”听到这里，克林顿涨红了脸，开始猛烈反击布朗。“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杰里，”克林顿说，“我不在乎你说我什么……但是你应该对攻击我的妻子感到羞耻。你根本不配和我妻子相提并论。杰里自己腰缠万贯，却对我妻子进行不实指控。”

布朗接着问，《华盛顿邮报》难道是在撒谎吗？克林顿坚定地回答：“我从来没有让任何钱流向我妻子的律师事务所，从来没有。”

第二天早晨，希拉里和克林顿在芝加哥的“繁忙蜜蜂”咖啡馆吃早餐时进来一群记者。他们开始向克林顿询问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询问她作为一家和州政府有生意来往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与州长夫人的身份是不是存在冲突。希拉里就在他后面喝咖啡。当一位记者问克林顿是否可以直接和希拉里交谈时，克林顿说：“当然。随便问。”于是，NBC的新闻记者安德烈亚·米切尔问阿肯色州第一夫人，州长妻子在一家与州政府有生意往来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否违反道德。其实，希拉里一直都在等着这个问题。“也许我本应该待在家里，做做饼干，喝喝茶。”她总是语出惊人。后来，她的这句话多次出现在媒体上，暗示她对家庭妇女的蔑视，完全忽略了她下面的话：“但是，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一名公共事业工作者，我的部分工作目标就是要确保女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事业。根据人生阶段的不同，你可以选择做全职职业女性、全职母亲，或者兼职工作。我想人们现在还很难理解我的工作，这种观念的转变并非易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希拉里这段话的录音被压缩后出现在各大电视和电台新闻中，评论员们都把她的话看作是极端女权主义者鄙弃传统价值的证据。威廉·萨菲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说，克林顿现在出现了一个“希拉里问题”，并且把她的话称为“大臭嘴的第二次爆发”，第一次当然就是针对塔米·温妮特的评论。

于是希拉里又一次出现在电视上想要澄清自己的立场，但是已经太晚了。“饼干和茶”在未来几个月中还将给竞选不断带来麻烦。竞选活动华盛顿办公室的负责人格洛丽亚·凯布说，他们“简直要淹没在无休止的女性来电中了，有些职业妇女认为希拉里的话侮辱了她们，有些还因此决定休息几年，许多人都提到了制作饼干。当然，我们还收到了许多寄来的饼干……问题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征服这些怀疑克林顿和希拉里的传统主义者。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正在侵蚀我们最核心的支持者，我开始真正担忧起来”。

从竞选开始，希拉里就是克林顿的全职政治搭档。他曾吹嘘自己是“买一送一”，这个口号是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时第一次提出来的，强调他的妻子在教育和儿童问题上有20 年的工作经验。

关于“饼干”的言论、对自己律师工作的坚持以及竞选中对珍妮佛·弗劳尔斯的强硬反击，都把她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虽然这些并没有影响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结果，但是未来的竞选道路毕竟还很长，她的过分自信反而成了一种消极因素：她发现自己成了共和党右翼的活靶子—被冠以“阿肯色州的麦克白夫人”和“来自地狱的雅皮士妻子”的帽子。《纽约时报》的一幅漫画还把比尔·克林顿描绘成一个木偶，凶神恶煞的希拉里在后面操纵着他身上的线。

竞选团队中的策略负责人和民意测验专家都婉转地督促候选人，约束一下妻子的言行。希拉里也了解到了这一信息，但是小报报道（“比尔·克林顿性爱录音”、“珍妮佛和克林顿在公寓嬉戏”）以及对她的批评声仍然不绝于耳。“希拉里穿围裙就像1988 年民主党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坐进坦克一样，绝对是在作秀。”罗杰·艾尔斯宣称。这位老布什竞选阵营的打手不久后成为了新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负责人。

希拉里左翼分子和鼓励美国家庭解体的极端女权主义者的野蛮形象很快成为老布什竞选团队的攻击热点，而且还得到了右翼媒体的响应，甚至推波助澜。比尔·克林顿在阿肯色的行为根本和左翼分子搭不上边，但是从他上任开始，人们就经常通过他的妻子攻击他，根据他妻子所谓的思想倾向，给他戴上了“自由左倾”外围分子的帽子。

令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惊慌的是，他们从民意测验中发现许多选民开始认为希拉里在竞选中的表现“是为了自己”，“是在追求权力”。“她是比南希·里根地位更高的‘幕后主持’”，备忘录中说，“公众对于她缺少关爱，过分专注于事业和权力的形象，只会加剧一开始的问题。”备忘录中的建议包括向公众展示“她和朋友们聚会时开心大笑的形象”，而且，它还建议克林顿夫妇去迪斯尼乐园度假，竞选团队也应该制造一些“克林顿和希拉里与民同乐的机会”。

政敌对她极端女权主义的攻击越猛烈，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就越温和。受到竞选团队媒体政策的影响，各个媒体开始报道更加柔和的希拉里形象。八卦时尚名人杂志采用了大篇幅报道：希拉里的朋友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旗下的好莱坞制作公司特意派出3 名形象设计师，分别负责希拉里的头发、化妆和服装，以便帮助她树立“更加柔和、自然和性感”的形象。许多跟踪竞选的记者都提醒自己的观众或听众，希拉里不再佩戴自己的招牌式头巾，她已经“给自己的嘴上了拉链”，并且像普通妻子一样用爱慕的眼光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丈夫。还有人在媒体上讽刺说她进行了个性移植，用《时代》杂志的话说就是“用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的心脏替代了自己的”。但其实这篇报道完全忽视了后来成为希拉里好朋友的玛莎·斯图尔特的另一面：离异、独立、雄心勃勃而且坚强，靠着自己的女性魅力在男性主导的出版和通信行业达到事业的顶峰。

后来，希拉里被迫进入半流放状态。但这并不是她最空闲的时候，1994 年医疗保障改革失败后她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那时的情况更糟糕。黛安娜·布莱尔的采访记录表明，竞选团队计划避免希拉里出现在全美媒体上，并让她尽量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地方媒体上。

8 月17 日的一次共和党会议上，人们对希拉里的攻击达到了一个高潮。帕特·布坎南把希拉里描述成一个极端女权主义者。“‘买一送一’，克林顿先生这样评价他的律师妻子，”布坎南慷慨激昂地说，“那么希拉里的信仰又是什么呢？”孩子们“有权利起诉父母”，他自问自答道，而且她还把婚姻看作苦役。“为自己辩护吧，希拉里。朋友们，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极端女权主义。”（布坎南的论断源自希拉里的一篇关于儿童权利的文章《儿童的法律权利》，1974 年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希拉里在文章中提出孩子有权利起诉自己的父母，但是只适用于受到虐待或者被忽视的极端情况下。）

共和党的猛烈攻击策略反倒使希拉里成为了人们同情的对象，成为人们眼中的政治牺牲品，这一点连克林顿的竞选团队自己都没能做到。乔迪·富兰克林在黛安娜的采访中说：“人们很难把她看作同情的对象，因为她太强大、独立，有着坚定的信仰，因此人们不愿意看到她温情的一面，也无法同情她、理解她的感受。但是一旦她处在被攻击的地位，人们就会同情她。事情从此出现了转机。”这种情形是第一次，却不是最后一次。

1992 年底竞选快要结束的时候，希拉里一直在做其他总统候选人妻子通常做的事情：认真地坐在台上听丈夫的演讲、在适当的时候鼓掌并且在演讲结束后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她甚至还被记者拍到为雨中演讲的丈夫打伞。

在大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幅漫画中的克林顿对着一个大箱子的气孔说：“再多坚持几天就好了，希拉里。”

最后24 个小时，她和克林顿一起经历着大选的热浪：费城、克里夫兰、底特律、圣路易斯、帕迪尤卡、达拉斯沃斯堡、爱伯克奇、丹佛，然后回到小石城投下了自己的一票。希拉里期望能够获得胜利，但并没有认为胜利是想当然的。

几个小时之后，她和克林顿就已经在讨论内阁人选了。

第6章 过渡期的女人

我们两个都没有想好以何种关系出现在新政府中……谈到政治伴侣，我们当然不认为我们国家的首都比阿肯色州的态度更加保守。 —《亲历历史》

大选结束几天后，迪克·莫里斯和希拉里就已经开始在电话上讨论她应该在新政府中担任什么职位。和传闻不同的是，实际上莫里斯和希拉里的关系比和克林顿的关系还要亲密，因为他发现影响州长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通过他的妻子，所以他非常清楚两人在婚姻和政治上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自己的政治策略和计划遭到克林顿拒绝后，他经常通过希拉里使克林顿重新考虑。

现在莫里斯和希拉里又通了电话，这次他们商议的内容是规划希拉里在全美政治舞台的前景。在大选胜利后不久的谈话中，希拉里告诉莫里斯，《时代》杂志认为她会是一个不错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过去担任这一职位的都是经验丰富的政坛人物，比如布什家族的老朋友詹姆斯·贝克，里根总统的得力助手、来自田纳西州的前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以及尼克松时期的霍尔德曼。

莫里斯认为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不是个好主意，因为这个职务的部分职责就是替总统顶罪。总统必须能够解雇他的办公厅主任，这一点很重要。“我当时说，这就像是棒球队老板能够解雇经理一样。”莫里斯回忆说，“有些事情可能并不是经理的错，但是必须得找个人来承担责任，而克林顿永远也无法解雇她。”

据莫里斯说，希拉里似乎接受了他的这一逻辑，然后又提出凭借自己的法律背景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司法部部长，就像博比·肯尼迪在他哥哥的政府中担任的职务一样；或者凭借自己在儿童、家庭福利和教育改革方面的经验合情合理地出任教育部部长。

莫里斯用带有浓重鼻音的纽约口音回答说：“教育部部长也许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她最好承担一项具体任务，担任某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借此建立自己的声望。她说，‘然后在第二个任期中出任教育部部长？’我告诉她说，‘我想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希拉里还和其他几个人讨论过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或者克林顿的国内政策代表的问题。几乎所有人都不赞成这个想法。

最后，希拉里接受了莫里斯的建议，决定担任某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并且选择了一项对于克林顿夫妇和整个美国都至关重要的事务。她希望这项工作能够成为自罗斯福新政后最重要的国内社会政策改革，完成民主党几十年来无法企及的目标，而自己将成为这项伟大工程的总策划师。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障或类似的体系，这是美国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相比最大的不足。而且，克林顿夫妇相信大部分美国人都赞成这种全民体系，甚至会强烈渴望。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平价、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克林顿竞选中引起选民共鸣最强烈的承诺。而且民意测验显示，这也许是克林顿获胜最重要的原因，尽管老布什和第三党竞选人罗斯·佩罗特都没有看好这项计划。

希拉里和克林顿认为，医疗保障也是适合她发挥聪明才智的理想之选。尽管她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代表公司客户的律师，但是她最出色（和报酬无关）的工作还是在保护儿童权益方面。而且，她在处理家庭、儿童和医疗保障等社会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给美国最弱势群体提供她和克林顿所认为的公民基本权利—合理的医疗保障，这个想法不仅合理，而且十分有意义。

这一考虑显然还包含政治因素，就像他们入主白宫10 天后和白宫工作人员谈到的那样，兑现竞选中关于医疗保障体系的承诺会帮助比尔·克林顿在1996 年连任，这是选民们最大的要求，他们只能全力以赴。凭借克林顿夫妇的年轻活力、克林顿的魅力、希拉里的才干，再加上美国民众的支持，公众和国会怎么可能会不接受这样一项计划呢？美国怎么可能不迈向一个完善的社会政策新时代呢？

克林顿和希拉里挑选内阁人员的过渡时期，工作人员陆续聚集到小石城。他们很快发现，希拉里将会成为新总统最亲密的顾问和不可或缺的代表，这种类型的第一夫人还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她要参与过渡时期关键问题的决策，有些问题甚至连准副总统都不知情，包括面试内阁成员候选人、选择白宫工作人员、决定如何实施竞选中的重大主题。毫无疑问，她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其他过渡时期工作人员晚上都回到酒店后，她仍然和准总统在一起，早晨他们还没有到来之前也是如此。当然，克林顿相信她的判断力，而且他还曾不止一次说过，希拉里·克林顿是他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美国著名的政治记者厄尼·杜马曾经报道过州长的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博比·罗伯茨的窘境，他“经常和州长讨论，然后做出决定，接着……州长还会和希拉里讨论，然后所有事情又被推翻了”。德博拉·塞尔也说：“几乎任何事情他都要和她商量，而且他认为没有人会更认真地倾听自己的问题，也没有人比她更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决策的过程往往并非和风细雨。“做任何事情他们都会全身心投入，”贝齐·赖特曾经这样评论，“要么坚决同意，要么强烈反对。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激情的夫妇。他们充满激情地相爱、充满激情地争论、充满激情地抚养孩子、充满激情地阅读、充满激情地放松。”

内阁成员、非正式顾问团成员以及白宫主要工作人员的人选正在商讨之中，新政府的日程和重点问题也在州长官邸定了下来。

克林顿明显已经筋疲力尽，他承认自己经过13 个月马不停蹄的竞选之后已经“累到骨子里”。希拉里虽然疲惫但是依然和往常一样专注，她的注意力都在自己最关心的国内政策方面：教育、医疗保障、就业和儿童权益，这也正是克林顿竞选重点“以人为本”的内容。她和准总统在“选择一个多元化内阁”方面的意见一致。春天的时候，克林顿曾经在旧金山“5 月5 日独立节”庆典上许诺，要组建一个“像美国一样多元化的内阁”。

随着各个职位的人选陆续敲定，希拉里的正式职位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11 月的时候，受克林顿夫妇委托研究相关事宜的律师建议总统妻子出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或者国内政策顾问，或出任其他任何不需要参议院确认的职位。但是，根据尼克松总统在位时通过的《反裙带关系法》，她不能进入内阁。这项法律就是针对肯尼迪总统任命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担任司法部长的马后炮。

除选择财政部长和总统经济团队的其他重要成员外，任命医疗保障小组的负责人成了影响新政府国内事务日程的大事。阿尔·戈尔曾经向准总统提出，自己曾经在参议院积累并丰富了立法经验，因此非常愿意承担这项工作。克林顿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但是担心这项工作会占用副总统太多甚至全部时间。而希拉里的反对理由和克林顿不同，她担心如果戈尔负责医疗保障项目，那么控制整个国内事务的就不会是她，而是戈尔。克林顿还考虑过由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参议员约翰·洛克菲勒来负责这个项目。同为民主党州长的克林顿和洛克菲勒（1977~1985 年一直担任州长）是好朋友，而且洛克菲勒曾经系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乔治·米切尔建议最好不要让参议员负责行政工作。克林顿还考虑过另外一个政治色彩不怎么浓厚的人选：自己在牛津大学的同学、雄辩机智的艾拉·迈格辛纳。

克林顿的另外一位牛津同学，也是他的好朋友罗伯特·赖克负责监督新政府经济团队成员的挑选工作。在大选结束之后到宣誓就职的过渡期间，克林顿和赖克经常避开过渡团队，在州长府邸温馨的餐厅里秘密商谈。这些谈话几乎像家庭成员间的对话一样。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贝内特和妻子克莱尔（她和希拉里一样也是位律师，同样关注儿童和贫困家庭权益问题）从大学时就和克林顿夫妇认识了。

大选结束后不久，希拉里曾经询问赖克是否认为迈格辛纳是负责医疗保障项目的合适人选。赖克非常坚决地说了“不”。“如果你真的想让他负责，”赖克警告希拉里说，“就必须找个政治嗅觉敏锐的人时刻监督他，因为说到政治，他的耳根子太软。”几乎没有人想得到，至少赖克没有想到，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希拉里在这个问题上也会出现耳根子软的毛病。

快到年底的时候，就在比尔·克林顿即将就职的几个星期前，他的执政计划遭遇了一个意外的转折：据老布什政府的预算主管、快人快语的理查德·达曼披露，实际上联邦赤字比白宫在竞选时承认的要严重得多。老布什总统和他的助手公布的数字“只有”2 500 亿美元左右，而实际上则高达3 870 亿美元。克林顿和希拉里本打算到达华盛顿后就迅速实施在竞选中许诺的各项国内项目和改革，但是这一缺口给他们的乐观情绪蒙上了一层阴影。准总统（而非他的妻子）立即意识到，必须要推迟他对选民的许多承诺，从而尽量降低甚至完全消除联邦赤字。医疗保障体系将会是受到威胁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克林顿在竞选过程中对大家提出的所有医疗保障体系方案都不怎么满意。这并不是因为他缺少知识，而是不确定具体应该如何实施。“从赤字消息的震惊中恢复平静后，考虑到当前的情况，他认为自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实施医疗保障计划。”克林顿夫妇的一位好朋友回忆说。

克林顿一直认为，迈格辛纳似乎意识不到认真解决医疗保障问题会占用多少联邦预算（美国的医疗费用已经占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是世界最高的国家）。突然，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把这个问题看作是自己政府国内政策的最大机会，而是个陷阱。在这种情况下，他最终认定希拉里就是这个职位的合适人选。当然，她也想得到这个职位。

克林顿夫妇已经养成一种本能的习惯，在对方擅长的专业知识领域或者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域都会听从对方的意见，虽然他们有时也会进行激烈的争论。“经济和贸易是克林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参与的领域，（他们感觉）他十分了解这一领域—他有自己的观点、计划而且清楚自己的目标。”塞尔说。希拉里在医疗、教育、福利领域，特别是儿童和弱势家庭权益方面也是如此。但是，挑战医疗保障这一难题—4 000 万美国成年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这需要的不仅是社会政策和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这种由夫妇两个共同商议，而不是通过传统的行政官僚机构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对希拉里很有吸引力，对她的丈夫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她能够负责这项工作，那他们两人可以就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直接对话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迅速做出调整，这是任何官僚机构都做不到的。当初在阿肯色州克林顿委托希拉里解决棘手的教育改革问题时就是如此。而且，让希拉里负责医疗保障这样一项虽然有些高调但是有具体责任的工作似乎能够解决一个大问题（已经让媒体和政敌有些迫不及待了）—这样就不会让大家指责授予总统夫人一个过高职位了，而且这还能避免出现“两位总统”的局面。在竞选初期克林顿兴高采烈地提出“买一送一”的口号遭到攻击后他就被迫在公开场合尽量避免这一印象。

多年之后，许多政府主要官员回忆时说，希拉里的大多数错误（总统的高级助手语）都是在竞选胜利后的头几个星期出现的。她的许多错误判断都源于“过高估计胜利”，事实上，克林顿的得票数远远不到50%。

有时候，同事们还能感受到她有一种精英主义的优越感。一位曾经和总统及总统夫人共事多年的高官说：“她似乎认为，当被赋予责任—也许是上帝赋予的责任，引领人们通向希望之地时总要做出妥协……她认为自己应该教导‘小人物’如何生活。有些人对她非常反感就是因为他们察觉了她的这一想法。甚至在演讲时她也会流露出来这种态度，有时候她演讲就像是在对小学三年级学生讲课一样。”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任命希拉里为医疗保障项目负责人遭到了新政府中经济政策元老们的激烈反对：准财政部长—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管理和预算局准局长、国会议员利昂·帕内塔、管理和预算局准副局长主任艾丽斯·里夫林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兼威斯康星州大学校长唐娜·沙拉拉。现在距离希拉里的医疗保障计划失败已经15 年了，大家不知道的是，总统任命的高官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计划会带来麻烦，因此反对她出任这个职位。“（这些）人们认为希拉里提出的整个计划太疯狂了。”沙拉拉说。这位克林顿夫妇的好朋友还曾担任卡特政府的住宅与城市发展部助理部长。

希拉里解决医疗保障问题的思路在竞选时的“以人为本”规划中就已经得到了体现。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就是这个计划过于雄心勃勃。而且，还有人担心她会引发国会和全美民众反对克林顿的情绪。她的内部批评者认为，由于她对总统的巨大影响，因此以个人之力就可以搅乱整个美国经济。据沙拉拉说，希拉里不怎么接受甚至厌恶这些反对者的建议。接受他们的判断就意味着转变了最基本的自我评判：只要有权力和责任，她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才智、研究和努力解决一切问题。

但是，克林顿似乎因为这些内部反对意见感到烦恼。他一直推迟宣布对妻子的任命，直到自己宣誓就职5 天之后才最终宣布。

在还没有决定是否负责医疗保障计划之前，希拉里就坚持要把自己的办公室安置在权力中心白宫西翼，而不是其他“第一夫人”所在的东翼。对此，反对最激烈、最有影响力也最有先见之明的声音来自他们最亲密的华盛顿朋友弗农·乔丹，他在12 月初刚刚拒绝了克林顿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的恳求。由于乔丹和克林顿、希拉里私交都甚好，而且对华盛顿政界相当熟悉，因此克林顿夫妇无法忽略他的意见。当然，他的意见并不是出于个人考虑，也不是因为不赞成希拉里，事实上，他和妻子与希拉里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在他看来，媒体、国会中的共和党成员以及与克林顿夫妇政见相左的敌人已经做好准备，只要出现“两位总统”的迹象，他们就会立刻发动猛攻，他们只要听到希拉里进入白宫西翼的消息一定会雀跃不已。

其他的高级助手也警告说，向外界展示希拉里的重要地位—不管是进入白宫西翼还是负责医疗保障计划，肯定会转移公众对于政府实际工作的注意，再一次引发人们把希拉里看作总统幕后邪恶势力的情绪。

对此，希拉里通过自己的代言人进行了反击，这是她经常采用的一种战斗方式。在竞选过程中，善于观察的人都可以发现克林顿夫妇在个性和政治策略上的本质差异。比如，克林顿本能地倾向于通过相互妥协和迁就融合来达成目标，而希拉里则喜欢坚持原则和斗争，她在经历过大选后尤其如此。他总是先礼后兵，而她喜欢对抗。她的这种态度有时会破坏整个战斗计划，但是有时也会给敌人致命一击。他们两人的这种差异对他的执政和她在新政府中的角色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苏珊·托马西斯—这个希拉里和克林顿挑选的负责白宫人事的女人，和希拉里的准办公室主任—风格强悍的玛格丽特·威廉斯奋力反击了乔丹和其他反对者，她们认为“第一夫人”进入白宫西翼的象征意义能够表明新政府的价值观和重点发展方向。

像所有熟悉克林顿和希拉里夫妇的人预想的一样，克林顿站在了妻子一边。这位准总统后来告诉媒体，如果由他来决定，那他也许会敲掉总统办公室的墙，把妻子和自己的办公室连在一起。“我不知道有谁的办公室像我的一样牢固，”他说，“这是真的，我们的确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白宫办公室没有那么牢不可破。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但他们不让我们拆掉任何一堵墙。”

在过渡时期的小石城，其他直接参与挑选内阁成员和白宫高级官员的人还有阿尔·戈尔、戈尔的准办公室主任罗伊·尼尔、克林顿最亲密的私人助手兼幕后策划布鲁斯·林赛、克林顿从幼儿园时就认识的麦克·麦克拉蒂以及过渡委员会的两位主席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弗农·乔丹。希拉里在政策方面的知识通常比他们还丰富，因此他们这个团队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她对未来的热情显而易见，即使她的内心曾经出现过恐惧或颤抖，她也没有表现出来。她对未来执政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她提出的问题显示了对最冷僻问题的熟悉。比如，她在面试商务部部长候选人时所提问的政策就是关于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部门—美国专利局的。

圣诞前夕宣布内阁成员名单时，比尔·克林顿妻子的地位昭然若揭：20 名内阁成员中有14 名律师，尽管克林顿在竞选中承诺要成立一个“像美国一样多元化”的内阁。他信任自己的妻子，毕竟她是一位华盛顿经验比他还要丰富的律师。但是他并没有公布选择内阁成员的幕后程序：这些候选人要先与过渡团队面谈，然后再参加准总统（有时候是戈尔，如果他没有参加首轮面试的话）的面试，最后在州长官邸的餐厅与希拉里逐个交谈。克林顿为希拉里感到非常骄傲，从来都不曾贬低她的作用。“她在这些决定上给了我一些建议，而且她参与了过去20 年我所有的决策。”他说。但是，他还不想公开讨论希拉里作为“第一夫人”的工作细节，即使对自己的下属也是如此。“我还没有决定她在白宫的角色，”他说，“但是我很快就会做出决定。”他确实表达过希望她旁听内阁会议的意愿，“她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政治的了解都要多。”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十分清楚的：在许多方面都非常低调的希拉里希望能把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这并不意味着她很害羞，事实上，她从来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价值观。但是，她积极地保护自己（和家人），拒绝回答任何可能揭示自己情感生活、政治雄心或者计划的问题，特别是在自己的婚姻成为丈夫竞选过程中的一大热点之后。

克林顿团队内部反对希拉里负责医疗保障计划最为激烈的是唐娜·沙拉拉，她（和弗农·乔丹一样）和希拉里的关系要比团队中的新成员亲密得多，因此她畅所欲言地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沙拉拉警告克林顿夫妇说，不管该计划多么完美，希拉里都会成为吸引所有批评的靶子。如果该计划不能在国会通过，那么克林顿和希拉里个人都会受到谴责，到那时他将无法避免铺天盖地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而且，她还是克林顿唯一无法开除的人。沙拉拉建议，第一夫人最好在幕后策划克林顿的医疗保障计划，等实施该计划的时候再抛头露面。

沙拉拉是一位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她和希拉里相识已经有20 年了，她确信希拉里对这项工作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她感觉关于希拉里的太多传闻都已经有些脱离现实。希拉里的一些朋友、助手和根本不认识希拉里的一些女权运动领导人提出，如果希拉里不依附于比尔·克林顿而是独立追求自己的政治事业，那么到1992 年她就可能已经成为州长或者参议员了，沙拉拉对这种说法非常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政治家只要有聪明才智就够了，”沙拉拉说，“其实这远远不够，政治家还需要判断力、经验以及适当的策略。”而希拉里从来就没有管理过大型组织。沙拉拉认为，希拉里经常试图同时承担太多任务，然后随着自己个人和法律上的麻烦不断增加，她就会心烦意乱。“而且，她做事情总是缺乏深度。由于希拉里的聪明才智和良好的教育背景，人们忽视了她只是比尔的助手、搭档的事实……直到来到华盛顿，她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她也有工作，但并不是在经手大案子的纽约律师事务所。当然，她的确很聪明，也肯定能成为纽约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如果她选择这条道路的话。”

沙拉拉还提到，在克林顿夫妇1993 年去华盛顿之前，他们“从没有和旗鼓相当的人交锋过。他们一直都是自己圈子中最聪明的。这两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因此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

帕内塔、里夫林和本特森是克林顿团队中的新人，他们对任命希拉里的问题同样感到烦恼，而且必须更加小心，以免冒犯“准第一夫人”。于是他们委婉地向总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但是，克林顿明显不想在一件妻子非常看重的事情上让她失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总统任命妻子负责一项直接关系到自己政绩的重要任务是错误的。

“几乎所有人都对他这样说。但是，克林顿和希拉里已经下定了决心。”沙拉拉说，“我告诉总统，对于医疗保障计划的研究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程序。而他回答说：‘我们会有的，艾拉（迈格辛纳）会负责的。’我仍然不同意：‘这么重大的一项政策是不能在白宫之外进行的。你必须和它撇开关系，以防失败后局面不好收拾。’”

像鲍勃·赖克一样，沙拉拉也特别关心克林顿夫妇排斥华盛顿原有政客的问题，夫妇两个都不愿意吸纳他们进入新政府。赖克一直跟他们说，白宫需要更多的华盛顿老手，督促他们考虑任命这些人担任白宫高级职务，从而帮助他们顺利适应华盛顿复杂的文化。但是，希拉里在苏珊·托马西斯的支持下，坚决要把尽可能多的高级职位给予从阿肯色一直跟随他们的朋友和助手，以及竞选中的忠心者。克林顿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过多坚持。把这种高级职位授予国会议员或者其他没有帮助过自己的人，特别是和吉米·卡特关系密切的人是他们最后的选择。

在选择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一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和托马西斯意见一致，他们都不愿意挑选一位华盛顿权威，他们需要一位能和新总统及“第一夫人”亲如家人的朋友。他们最终选择的是阿克拉（Arkla）天然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托马斯·麦克·麦克拉蒂—克林顿在霍普幼儿园时就认识的好朋友。而且，麦克拉蒂与希拉里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能够保证和新“第一夫人”以及她的下属进行良好的沟通。后来，克林顿评论说：“我花了太多时间挑选内阁成员，因此基本没有时间来管白宫的人事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大部分白宫工作人员都来自竞选团队或者阿肯色，没有白宫工作经验或者应对华盛顿政治文化的经验。”

但是，克林顿夫妇打破常规的做法也是出于好意，而且也有一定道理。不管他们两个存在什么不足，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意识到华盛顿的文化不欢迎严肃的政治意见，并且开始着手改造。现在的华盛顿已经和罗斯福、肯尼迪甚至尼克松时期时大不相同，它已经变成一个金钱城市、权力城市、浮华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华盛顿根本不关心真相。”在竞选过程中，克林顿夫妇似乎看到了这一点，或者说至少选民们这样认为。因此，准总统和他的妻子曾经承诺，除了推进各项政策之外，克林顿政府还将成为历史上最清廉和最公开的政府，并将重塑政坛的诚实与坦率。在竞选演讲中，希拉里反复强调这一点，直指里根和老布什时期的道德规范。

希拉里和她在弹劾尼克松工作中的导师伯尼·努斯鲍姆从1974 年认识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

在总统宣誓就职的前两个星期，苏珊·托马西斯给在波多黎各度假的努斯鲍姆打电话，问他愿意出任总统律师还是司法部副部长。

“总统律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托马西斯告诉他将在第二天，也就是1 月8 日早晨去见克林顿夫妇。到达之后，努斯鲍姆先见到了托马西斯和哈罗德·伊基斯，得知总统律师这个职位已经是自己的了。他们又立刻向他介绍了已经被任命为总统副律师的文斯·福斯特。努斯鲍姆很清楚，副律师这个人选是自己必须接受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斯特是来监督自己的。然后，他去见了希拉里。

努斯鲍姆警告希拉里说，自“水门事件”之后，一种新的文化已经占领华盛顿：媒体和国会反对派的调查、怀疑和揭露。这个城市的文化开始变得卑鄙，而且没有人能够幸免。现在，总统的私生活和工作的所有方面都非常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即使像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这样非常受欢迎的总统生活在今天也无法幸免。任何法律问题，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必须得到迅速有效的处理，否则就会遭遇像克林顿的前任们一样的巨大灾难。

努斯鲍姆相信，总统律师必须是总统最坚决、最无畏的发言人，而且只为他个人服务。总统律师必须使用一切合法手段来控制微小问题，以免它演变成为卡特和老布什所遭遇的丑闻，把自艾森豪威尔、罗纳德·里根之后最受欢迎的总统推上被弹劾的边缘。要知道，里根卸任回到加利福尼亚的农场之后，独立律师仍然在不依不饶地对他进行调查，而且老布什在伊朗反对派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在调查之列。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避免麻烦，”克林顿对努斯鲍姆说，“任何麻烦。”总统律师是他的预警系统，是他的第一道防线。

几天之后，克林顿给韦布·哈贝尔打电话，请他帮助新政府准备接管司法部。过渡委员会主席沃伦·克里斯托弗的门生佐薇·贝尔德—希拉里和托马西斯看中的准司法部部长，需要他帮助组建司法部。克林顿说，他还不确定哈贝尔在司法部最终会得到什么职位，但哈贝尔还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团队。

希拉里、福斯特和哈贝尔—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三剑客又将在华盛顿重新聚首了。

第7章 宣誓就职

世界上没有第一夫人培训手册。 —《亲历历史》

在新政府艰难的诞生过程中，新政府以及克林顿夫妇的矛盾简直是数不胜数：完美的理想、大胆的筹资、严肃的政治、对好莱坞的沉迷、理想主义、衰竭的体力、种族问题的敏感、出人意料的天真心态、民众对新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虔诚、他们的亲民风格、第一夫人对华盛顿陈规和媒体的蔑视、她与阿尔·戈尔的敌对、她的优越感、她对丈夫的本能保护、她含糊的女权主义倾向、她时而发软的耳根子、她缺少的圆滑世故、她对选民关于医疗保障期望的错误理解、政敌的攻击，等等。人们没有看到的是，文斯·福斯特与希拉里已经出现了最初的裂痕征兆。

希拉里在宣誓周的表现和丈夫一样抢眼，她也从此开始了自己作为总统幕后策划的生涯。自从与戈尔夫妇乘坐大篷车来到华盛顿之后，希拉里和克林顿就开始了连续5 天的庆贺活动。但是，新大众主义的宗旨和复兴计划形象的真正策划人是希拉里、苏珊·托马西斯、哈里·托马森和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对于希拉里来说，喜气洋洋前往白宫的漫长旅程中的最后一段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段路程正好和1974 年理查德·尼克松辞职后，她离开华盛顿回到阿肯色的行程相反，当时比尔·克林顿只有29 岁，政治生涯刚刚开始。前往市区的公路沿线几英里的路上，站满了满怀希望和虔诚的民众。在1 月凛冽的寒风中，许多人都打出了祝福新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标语，祈祷他们平安、有成。

此后在就职前的每一次公开露面中，希拉里和克林顿始终不忘宣扬自己的偶像。这个星期的活动目的就是让人们关注一些宝贵的历史财富，克林顿夫妇把复兴美国精神并且将其带进新千年视为执政目标。这种精神包括：杰斐逊精神、林肯精神、约翰·肯尼迪精神，以及马丁·路德·金精神。

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显示克林顿夫妇的平等主义价值观，以及他们的年轻活力与里根、布什的特权时代是多么不同。希拉里比克林顿更加坚定地相信，那个由富豪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且，他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政府是多么公开透明，它将扫除白宫中的一切秘密和偏执。

一位曾经亲眼目睹过几位总统就职的记者在高处的看台上草草记下了几笔：“想起了肯尼迪总统的就职，这个雪天中的美国再次为这位年轻的第一夫人而陶醉……这次的重点不是重新装修白宫或者请大提琴家帕布鲁·卡萨尔斯到白宫东厅演出。希拉里想要和丈夫一起改变国家而不是改变发型，她将让女性的价值在美国得到体现。”

1 月20 日凌晨两点，克林顿夫妇回到了布莱尔家中，此刻离克林顿宣誓就职还有10 个小时。他的就职演说还没有最终定稿，助手们对它的内容和长度都有些担心。在一间狭小的接待室里，希拉里、切尔西和阿尔·戈尔坐在折叠椅上，克林顿则站在讲词提示机前面开始练习。希拉里和往常一样，是他最重要的听众和批评家。自从他在小石城开始写草稿起，希拉里一直都在和他讨论演讲的主题。演讲必须要为新政府定下正确的基调，肯尼迪总统—第一位在四十多岁当选的总统，激励了一代人的演讲一直就在他的脑海中。

肯尼迪当选总统的时候是43 岁，克林顿是第二年轻的总统，当选时46 岁（希拉里45 岁）。

“我们必须相互关怀。”克林顿字正腔圆地练习，突然他的目光跳过讲词提示机，直视着妻子和女儿。停顿了一下后他说：“或者我应该说，‘我们必须相互爱护？’”希拉里痛苦的表情已经表明了她的意见，一旁的切尔西模仿妈妈的表情做了个鬼脸，把大家都逗笑了。“不够强硬，”希拉里告诉他，“会让人们想起卡特的。”这次练习持续了3 个小时，演讲稿中详细阐明了新政府的执政目标：为所有美国人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这是引起共鸣最强烈的承诺，重新调整经济发展重点，恢复经济公平性为中产阶级增加机会，以及净化华盛顿政坛空气等。

他郑重承诺，克林顿政府将成为历史上最清廉、最公开的政府，并将重塑政坛的诚实与坦率。讲词提示机还显示了即将建立人道主义政府的承诺。在他最后一次练习的时候，希拉里已经相当满意，不住地用力点头。

他们在竞选中最真挚和有效的承诺之一，就是终结里根、布什时期任人唯亲、包庇下属、非法筹资、谎话连篇和故意模糊措辞的现象。这些弊病最好的例子就老乔治·布什袒护了向国会撒谎的前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以及其他卷入伊朗反对派丑闻中的5 名官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老布什和他的律师团一直拒绝把伊朗反对派事件的相关资料交给检察官。老布什赦免了丑闻中的重罪犯，致使那些资料失去了意义，因为案件已经没有了被告。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司法部的许多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官员都认为，老布什其实是在包庇自己以免受到指控，因为温伯格的罪名之一就是撒谎并否认其参与了伊朗反对派事件。

后来，因为道德问题被媒体和共和党搞得焦头烂额的克林顿夫妇痛苦地抱怨，从他们进入白宫第一天起就受到了“特别礼遇”，成了无数政敌和过分热心的媒体的牺牲品。毫无疑问，在担任总统期间，他们所受到的批评和攻击的确比20 世纪所有的总统和第一夫人都要严厉、严重得多，而且引发了无休无止的调查（特别是有关所谓“白水案”的调查就是以《纽约时报》的一些报道和《华盛顿邮报》的类似报道开始的），其中许多指控和声明都在误导、夸大，有时候甚至根本没有事实依据。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克林顿夫妇本身的言论也给自己引来了许多麻烦，比如在1992 年竞选中关于正直的激情洋溢的承诺以及宣誓词中的坚定主题—华盛顿的道德风气改革。他们的态度中似乎隐含着挑衅，甚至是鲁莽，这很像不知深浅的加里·哈特向记者们挑衅，要他们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忠实于婚姻的声明是个谎言。

在阿肯色州和竞选期间已经有足够迹象表明希拉里和克林顿的政敌们的尖酸刻薄以及反对他们的坚定决心。当然，失败的共和党团队没有任何缴械投降的打算，担心所谓“克林顿主义”的他们在右翼分子的支持下已经打算重新发动一场圣战。谁能比准第一夫人更明白，尼克松的下台已经在国会和媒体催生了一个调查的新时代，而且现在这种氛围比20 世纪70 年代更加肆无忌惮呢？ 1992 年的总统竞选清楚地表明，希拉里和克林顿已经成为众多反对者的活靶子。最初人们很难理解克林顿夫妇为什么没有预测到这些显而易见的危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华盛顿所遭遇的灾难不能完全归结于敌人的阴险和狡诈，还要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保护自己秘密的需要。

在克林顿夫妇看来，宣誓日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早晨8 点钟在华盛顿最重要的黑人圣地非洲人卫理主教派教会举行的祈祷，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和实际意义。原因之一就是电视报道将会从教堂开始，而且祈祷仪式的录像会在当天循环播放。美国黑人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他们在民意调查中也坚决地站在他这一边。从童年开始，对黑人的关切、理解和友情就是克林顿性格中最基本的元素，这一点在他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中都得到了体现。他和希拉里都致力于推动种族平等，这一点确属难能可贵，特别是在这个白人专业人士和政治家越来越难和黑人保持亲密关系的时代。

克林顿夫妇在华盛顿最亲密的顾问弗农·乔丹就是黑人。在希拉里的密友中，黑人和白人各占一半。比如她的导师玛丽安·埃德尔曼和她的准办公室主任玛吉·威廉斯都是黑人。新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都曾经和马丁·路德·金共同参与过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的民权运动。

“金是为自由和公正呐喊最雄辩的声音。”克林顿在宣誓就职前一天的哈佛大学演讲中对应邀前来的一千多名非裔美国官员说。这一举动在刚刚结束的老布什时代是不可思议的。结束演讲后，他和哥伦比亚特区长官以及希拉里一起拍手鼓掌，并带领大家共同唱响了著名的黑人励志歌曲《胜券在握》（We Shall Overcome）。

按照传统，宣誓日清晨，离任的总统和第一夫人要在白宫迎接新总统和第一夫人，然后两位总统驱车前往国会山。这个惯例给总统交接增加了不少困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哈里·杜鲁门与他所厌恶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共同乘车时的争吵。

尽管竞选中老布什夫妇与克林顿进行过无数唇枪舌剑和交锋，当天他们还是非常有风度。“欢迎来到你的新家。”这位连任失败的总统对12岁的切尔西说。“很高兴见到你。祝你好运。”布什对自己的继任者说。此外，他还在总统办公室留了一张便条表达自己的祝福。

喝过咖啡之后，即将离任的第一夫人引领希拉里来到南草坪，大批摄影师和记者正在那里等候。11 月19 日克林顿夫妇竞选胜利后来到华盛顿参观白宫时，希拉里和芭芭拉·布什就被大批记者包围。“要像躲避瘟疫一样躲开这些家伙。如果他们招惹你，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布什夫人建议说。

“没错，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种感受了。”希拉里回答。事实上，她对媒体的敌视已经不需要任何煽风点火了。就在她丈夫刚刚上任不久的时候，她的举动就招致了负责报道白宫事务的记者对新政府的怨恨。中午时分，克林顿夫妇贴着阿肯色标签的行李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东车道运进白宫，而布什夫妇的行李要比他们的多得多，他们正从西门离开。和前任总统里根夫妇一样，布什夫妇在白宫也收到了许多礼物，而且还带走了其中大部分。克林顿夫妇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却受到了广泛批评。离开阿肯色前不久，就在州长官邸的餐厅，希拉里和克林顿已经沉浸在了胜利的得意扬扬之中，她告诉当时在场的罗伯特·赖克自己的行李已经打包装好了。她有些得意地说，宣誓日早晨搬运工会把老布什夫妇的行李拉出来，布什和芭芭拉将要为他们腾出地方。克林顿也在一旁附和说，希望老布什夫妇能把那些漂亮的装饰灯留下。

按照惯例，首席大法官将主持总统的宣誓仪式，但是在新总统和他的妻子眼里，这位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对美国以及新总统将要宣誓效忠和保卫的美国宪法造成的伤害是无可估量的。1952 年，当马歇尔在布朗诉教育局案中代表黑人学生在最高法院慷慨陈词时，伦奎斯特是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书记员。希拉里和克林顿知道，他还写了一份法律备忘录要求法庭继续坚持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合法性。不过在1954 年，法庭最终判定该行为违法。而且，伦奎斯特还曾在20 世纪60 年代共和党总统竞选担任“投票安全”（曾经在“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工作过的希拉里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委婉说法，指的是积极阻挠黑人选民登记，并且阻止类似1960 年伊利诺伊州出现的投票作弊行为）的负责人。

伦奎斯特宣读总统誓词的时候，希拉里的右手稳稳地托住克林顿家族的《圣经》，让丈夫的左手放在上面，她听到丈夫用清晰、有力的声音回答说，他将“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接着，如潮水般的欢呼声在国会山的大理石大厅响起，一浪盖过一浪。这时，克林顿亲吻了希拉里的脸颊，然后又亲了亲站在自己另一侧的切尔西，并且拥抱了她们，小声说道，“我爱你们。”接着他拥抱了自己的母亲，那天她特意穿了黑白套装来搭配自己颜色鲜明的头发。然后，他又拥抱了戈尔和他的妻子蒂波以及参加典礼的女中音歌唱家玛里琳·霍恩和诗人马雅·安杰洛。

新总统在演讲词中宣布：“这个美丽的首都，像自文明开始的所有首都一样，是一个总充斥着阴谋诡计的地方。有权有势的人操纵权术，无休无止地担心地位变更，却忘记了播撒辛勤劳动和汗水把我们送到这里的人们……让我们下定决心进行改革，让权力和地位不再能够淹没人民的声音。”

当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渐渐消退之后，克林顿和希拉里陪伴布什夫妇走下国会大厦的台阶，来到总统直升机海军一号前面为他们送行。它正在外面等待把意外提早退休的老布什夫妇送到休斯敦。

希拉里和克林顿做梦也没有想到，8 年之后自己并没有因为对国家的贡献而赢得大家的致敬，却因为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另一侧拉走的行李受到了炮轰。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会再一次和布什夫妇一起站到宣誓台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宣誓并且陪伴他们走下同一个宣誓台的是他们的儿子小乔治·布什。而小布什之所以赢得竞选，就是因为承诺在克林顿下台之后组建一个更具同情心、道德水准更高的新政府。

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2001 年1 月20 日当小乔治·布什把比尔·克林顿送下宣誓台后，希拉里并没有离开，而是留在国会大厦，和99 位参议员同事在参议院餐厅共进了午餐。

自从杰奎琳·肯尼迪之后，从来没有一位准第一夫人像希拉里那样受到媒体和公众如此热烈的关注。欢庆宣誓的游行队伍对她以及她丈夫的爱慕是显而易见的。当她从总统轿车的防弹玻璃后向大家招手时，“希拉—里！”以及“我们需要希拉里”的尖叫声越来越高涨。很快，人们的口号就变成了“下车！下车”，于是希拉里、切尔西和新总统下车步行走过了最后两个半街区。“当时的希拉里似乎非常自我，按照自己的节奏大步向前走，距离自己的总统丈夫有几码远，如果克林顿想拉她的手必须得伸长胳膊才行。”《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观察说。尽管那是一个晴朗而又寒冷的下午，希拉里却像肯尼迪夫人那样把大衣留在了车上。但是，她没有摘下那顶使评论界大惊失色的灰蓝色大帽子，用一家媒体的时尚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降落在希拉里·克林顿头上的一个蓝色不明飞行物”。此外，这位评论家还表达了对“她脖子里的褐色止血带”（一件羊绒套领毛衣）的困惑。整个星期，她的金色长发都松松地绑在一起，似乎在上演一场轻松的时尚表演。她每天换三四套衣服，经常在艳丽的套装外面披上飘逸的大衣或丝巾。其中的许多衣服，包括在国会山宣誓就职典礼上穿的那一套并非出自著名设计师，而是由她在小石城的时装设计师朋友康尼·费尔斯设计的。

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录像，很容易就能发现当时这位年轻的第一夫人和2000 年以后的她相比是多么不谙世故。1993 年1 月时的希拉里是多么快人快语。在克林顿夫妇经历了那么多波折之后，人们已经很难回忆起当时对她—第一位拥有自己职业的第一夫人、第一位入主白宫的女权主义者、第一位被任命为正式官员的总统夫人的到来有多么高的期望，又是多么兴奋。尽管她和丈夫已经树敌无数，尽管许多人都不赞成她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还是被这位聪明、迷人、能言善辩的女人所吸引，许多人（放在今天的话应该是“很少人”）甚至为她倾倒。和她的偶像、对敌人同样毫不留情的埃莉诺·罗斯福一样，希拉里也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造福民众。这是她和丈夫最大的动力，对此她（以及丈夫）没有过丝毫动摇和怀疑。埃莉诺·罗斯福是位超越自己时代的女性，她的那个时代极大地限制了她的潜力和作为。希拉里则不同，她决心要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在20 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埃莉诺的那个时代，由第一夫人选择总统的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是不可思议的；第一夫人进入白宫西翼工作、参与丈夫的政策会议，或者负责他任期内最重要的计划更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在当时的20 世纪90 年代，对于第一夫人来说这仍然是种非常大胆的行为，她因此成为无数人的偶像，也因此成了无数人仇恨的目标。所有重要的民意调查都认为，希拉里进入白宫时的出发点的确是善意的。“她能代表你所看重的价值观吗？”《洛杉矶时报》在总统宣誓就职前几天在全美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50%的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25%回答说“不”，还有25%则是“不知道”。同时，58%的受调查者宣称对第一夫人印象良好，19%的人对她印象不好，还有23%回答“不知道”。尽管同一调查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希拉里在国内事务中发挥比其他第一夫人更大的作用，但他们的谨慎也表露无遗：

你认为新任第一夫人应该参加总统的内阁会议吗？ 应该：24% 不应该：68% 不知道：8%

其他主流媒体的调查也表明了类似的结果。《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调查结论是：“大部分美国人都反对克林顿夫人为自己开创史无前例的地位的计划。”在每一个调查中，医疗保障改革都是民众对克林顿政府最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期望。希拉里和总统已经决定在宣誓就职几天后宣布她的职务。

到达白宫前面的观礼台后的两个小时，克林顿夫妇站在那里观看游行队伍，不停欢笑、挥手，还向游行者竖起大拇指。这场游行有一万多人参加，既是传统盛典，也体现了克林顿夫妇想要重新发扬光大的价值观—它的主旨是体现美国的多元化文化，关注以往宣誓中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这里面有残疾人乐团、有举着大型艾滋病纪念挂被的120 人团体、有包含同性恋者在内的美国家庭主题彩车，还有猫王的模仿者。当美国同性恋乐队经过观礼台的时候，新总统和副总统都举起了三个手指—手语中的“我爱你”。阿肯色州霍普中学超级乐队也前来向自己的老乡总统致敬，希拉里的母校南缅因中学乐团也赶来为她庆贺。

6 点过后，克林顿和希拉里手拉手微笑着第一次以总统的和第一夫人的身份走进白宫，陪同他们的还有切尔西、弗吉尼亚、罗杰·克林顿以及罗德姆家族的成员。他们拾阶而上，从南门廊进入大会堂前厅，一百多名白宫的长期工作人员正站在那里迎接他们。

梦想终于成真了。

凌晨两点之后克林顿夫妇才回到白宫。克林顿和希拉里过去曾经作为客人参观过二楼的生活区，现在作为总统和第一夫人，他们又和朋友一起仔细研究了这里的房间。克林顿事后回忆说自己“兴奋得无法入睡”。他们从阿肯色带来的行李中大部分都是书和切尔西的东西。白宫的书架根本不够用，必须再定做一些。克林顿夫妇的家具并不多。高高的天花板以及舒适优雅的古典家具和他们在阿肯色州长官邸的氛围大为不同。他们的新卧室里铺满了带有图案的中国丝绸墙纸。希拉里决定把华丽的前厅作为自己的起居室。和客厅、卧室一样，起居室也是朝南，从里面可以看到楼下精心修剪的大草坪，百年榆树和广玉兰静静站立在这个宣誓之夜，再往外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椭圆广场和华盛顿纪念碑。没有什么景象比这更激动人心了。亚伯拉罕·林肯曾经在远处走廊尽头办公，盖茨堡演讲的复印件还放在办公桌上。

希拉里和克林顿休息的时候已经快到凌晨3 点了。5 点半的时候，身穿燕尾服的总统管家用银质托盘端着早餐出现在房间里，让克林顿夫妇大吃一惊。老布什夫妇习惯于早晨5 点半在卧室吃早餐，但是克林顿夫妇可没有这个习惯。据希拉里回忆说，惊愕的克林顿把这位不速之客赶出了门外。

事实上，这是克林顿夫妇第一次与白宫的长期工作人员—招待员、厨师、接线员、男仆、管家和女仆的正式接触。他们为历届政府服务，而且克林顿夫妇会懊恼地发现，他们往往更忠于离任的总统。

第8章 白宫的新主人

我关心给客人们提供的食物，也想改善医疗保障体系。 —《亲历历史》

再怎么形容克林顿上任后前100 天的混乱都不会过分。其实，这前100 天中的许多错误在竞选胜利到宣誓就职之间的过渡期里就已经埋下了祸根，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经验丰富的华盛顿政客进入团队帮助这些阿肯色人适应华盛顿的险峻环境，以及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氛围。

希拉里比克林顿更加不信任甚至是厌恶华盛顿这种政坛与文化界相互庇护的环境，部分是因为她对过去几届政府的政绩极度不满。在福特、卡特、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期间，民主党都在国会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这四届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解决贫困、医疗政策和自然能源方面都毫无建树。与此同时，新兴的强大说客集团左右着立法程序，以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立法、减税、补贴占据了大量资源，使得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无法立法或者得到足够资金。

在希拉里看来，华盛顿媒体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记者或编辑们和他们的报道对象之间经常保持着亲密、腐化的关系。媒体似乎根本不愿意报道派系斗争以外其他的严肃话题，有时候似乎对制造矛盾更感兴趣，而不是在政府的严肃问题上发表真知灼见。

在那些最初的日子里，希拉里忽视了三个基本真理。首先，就像很久以前华盛顿的一位最能言善辩的圣人对一位年轻记者说的那样：“华盛顿是一个很容易生存的地方，当然这是针对有权力的人来说的。”这本应该是克林顿夫妇的最大优势。第二条是个商业规则，但同样适用于华盛顿的习俗：兼并另外一家公司但不保留一部分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并且拒绝他们进入管理层并不是一个好主意。第三条，华盛顿有一些政治精英和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他们有足够的胆量和能力来打败现有的体系，特别是当白宫或者政府部门对他们委以重任的话。当然，媒体中也不乏此类反叛分子，而并非像克林顿夫妇想象得那么单一。

“如果让华盛顿来决定，那我不可能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非常喜欢这样说，而希拉里也总是附和。“因此要他们对华盛顿嗤之以鼻，认为媒体在敌视自己，华盛顿也在敌视自己，因此要疏远他们。”一位华盛顿内部人士说，“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愚蠢的，而且她的做法比他更过分。”这个评价一点没错。

《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华盛顿老前辈凯瑟琳·格雷厄姆曾经在1992 年12 月邀请克林顿夫妇共进晚餐，席间她和华盛顿的许多精英—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说客、记者、律师、外交官，他们都为希拉里和克林顿的魅力所倾倒。其他权贵也纷纷效仿格雷厄姆，但是克林顿夫妇再也没有如此友善过。他们似乎决心要营造“外乡人”的地位，尽管克林顿代表了民主党的主流中间派，而希拉里与华盛顿打交道的经验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丰富。

总统关于华盛顿的打趣其实也是一种惯用的政治策略。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就能代表华盛顿政坛。至于华盛顿媒体，其实在竞选中跟踪报道的绝大部分记者都倾向于克林顿当选，而且他们也被克林顿和希拉里的个性所吸引。记者们都渴望写出精彩的稿子，在大部分记者看来，最精彩的故事莫过于克林顿的当选。克林顿似乎是一位具有巨大潜力的总统，但是他的品行和隐私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就在新政府努力站稳脚跟的时候，白宫这些毫无经验的总统助手很快就遭遇了希拉里所制造的灾难。根据她的命令，过去25 年一直开放的通向白宫西翼的媒体通道被关闭，成功地把世界上最重要的媒体挡在门外。希拉里把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给了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现在的对外公关主管，让他负责向两百多名已经习惯自由进入一楼媒体秘书办公室的记者们解释这一变动。而且，斯蒂芬诺普洛斯还必须要隐瞒变动的真正原因。结果这两项任务他都没能完成。在斯蒂芬诺普洛斯看来，希拉里的这个计划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他知道，记者们受到的限制越多，攻击力就会越强。因此他尽量委婉地想请总统来放弃这个计划。在正式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克林顿（第二次）问斯蒂芬诺普洛斯为什么要关闭媒体通道。斯蒂芬诺普洛斯不安地回答说这是希拉里的主意：“她说你想要在没有记者的环境中自由活动。”克林顿没有说话。许多年之后，他承认这个计划是个糟糕的错误，但是并没有提到这是希拉里的主意。

其实，关闭媒体通道只是希拉里和苏珊·托马西斯宏伟蓝图的一部分。苏珊·托马西斯比她的主子更厌恶华盛顿的既定习俗。而且，她们毫无困难地让胆小的办公厅主任麦克拉蒂接受了这个计划。这位前公司总裁是个老好人，没有任何华盛顿经验，在从杰拉德·福特时期开始的所有的办公厅主任中，他是最不适合这个职位的一个。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毫不犹豫地执行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命令，他从不质疑克林顿或希拉里的决定或者推迟执行，也不像其他许多前任那样，等待上司冷静下来，让那些愚蠢的想法自然消失。

斯蒂芬诺普洛斯确信，如果这个针对媒体的愚蠢计划不是希拉里提出的，那么麦克拉蒂肯定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事实上，她还有更宏伟的计划。受到芭芭拉·布什一开始就要给媒体点颜色看看的鼓励，希拉里正在计划把他们尽快彻底赶出去，重新安排白宫对面老行政办公楼的媒体室，这样就会让媒体远离那些可能会多嘴多舌的总统助手。第二个好处就是白宫游泳池（原本为罗斯福总统建造，帮助他减轻脊髓灰质炎。尼克松时期设立的媒体室正好在它上面）可以再次开放，供第一夫人使用。希拉里显然忘记了刚刚搬入小石城的州长官邸后，她想用公共基金为家人建造游泳池时迪克·莫里斯给她的建议，他说想都不要想。

没有什么计划比这个更能迅速引起媒体的怀疑并且疏远那些负责报道的白宫记者了。在接下来的100 天中，克林顿受到了以往总统从未经历过的媒体攻击—通常以往这段时期正是新政府和媒体之间的蜜月期。

媒体的一些报道的确准确反映了克林顿政府的极度混乱，但也表明了一些记者的怨恨和浅薄，有些报道甚至严重失实。如果新政府最初的态度不是那么敌对，记者们也许会以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早期的一些失误，并且在报道中考虑到一项史无前例的重大经济政策正在策划之中。

克林顿夫妇的一位高级助手敏锐、直率地刻画了希拉里和克林顿对媒体，特别是记者的总体印象：“她的基本观点就是你们狗屁不是，而他的基本观点是你们狗屁不是，但是他能迷住你们。”在接下来的8 年中，他们一直是这种态度。他们对媒体的蔑视在宣誓庆祝盛典上表露无遗。几年后，希拉里在白宫时最重要的顾问哈罗德·伊基斯说：

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想要造福于民的白衣骑士和女侠，竭力想把经济拉回正轨，竭力想要消除民众的恐惧以应对经济形势。在他们看来，媒体关注的是那些“品行问题”，比如珍妮佛事件、兵役事件，以及后来的州警门（警察殴打黑人案）、葆拉·琼斯事件等。他们来到白宫时就心怀怨恨，认为媒体对他们不公平……但是，他们本应该向媒体友好地伸出手，说：“好吧，我们1992 年时遭遇了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白宫。我们要在这里工作至少4 年，你们这些家伙也要在这里工作。让我们制定一个休战协议，至少保持体面的工作关系。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伸出这个橄榄枝……媒体继续攻击，而他们继续敌视。他们以为到达白宫后这种情况会立即结束，媒体会明白竞选中的争斗已经结束，因此所谓好斗的媒体也会开始关注真正严肃的问题。但是他们感觉自己的期望根本没法实现，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去他们的，让他们从白宫中都出去。’”

在白宫的第一天早晨，希拉里从生活区走到自己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像其他总统工作人员的办公空间一样，希拉里的办公室也非常狭窄，或者说比大部分办公室更为狭窄，只能放下一张办公桌、几个文件柜和她作为首席代表的桌子。但是，它的象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她剩下的大约20 名工作人员则在西行政大道—白宫和行政办公大楼之间的小路的另一侧，这些政策顾问、公关人员、日程顾问、秘书和私人助理在这里占据了一个走廊的豪华办公区。这栋建于1871 年的办公楼曾经是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办公地点。几个星期之后，政府高官，包括希拉里自己的助手都把这里称为“希拉里乐园”，这个绰号在竞选时也曾经被用来指她那个小圈子。

当被问到第一夫人为什么在白宫西翼拥有办公室时，总统的媒体秘书迪伊·迈尔斯说：“因为总统希望她在那里工作。她将参与一系列的国内政策研究，和那里的国内政策顾问一起工作。”斯蒂芬诺普洛斯的解释更为详细—她将指导起草一项计划来改善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这是白宫第一次公开提到她可能会最终全权负责这个项目。希拉里要求在宣誓典礼为她公布的名字加上娘家的姓氏，把竞选时的“希拉里·克林顿”改成“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她的媒体秘书称这一改动将是永久性的。她的新角色成了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出现在美国的大街小巷。

希拉里从竞选魔法师到贤妻良母、总统最信赖的顾问，再到在离总统办公室几步之遥的地方拥有自己的办公室，进步可谓迅速。

1 月21 日（星期四）是克林顿夫妇正式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当天的主要日程就是向公众开放白宫，当时的场面十分混乱。开放白宫的做法来源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是他开创了在宣誓日向公众开放行政办公大楼的先例。当时四千多（比预计多了1 000）名美国各界人士来到外交接待大厅，与总统和第一夫人握手、拥抱，向他们提出建议，并赠送小礼物，还游览了玫瑰园、大草坪。

大约下午一点钟，克林顿突然离开接待大厅前往总统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几分钟后，希拉里也到达了总统办公室。

“贝尔德的事情怎么办？”克林顿问。希拉里显然是这个房间中的总顾问，她表情严肃地站在总统办公桌旁。与此同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另一端，希拉里匆匆选择并且征得克林顿同意的准财政部部长佐薇·贝尔德正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接受问询。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的共和党成员和民主党成员几乎一致表明，他们对贝尔德在明显违法的情况下仍被任命感到惊骇。

考虑到司法部部长作为国家首席司法长官的地位，贝尔德也不适合这个职位。更糟糕的是，在任命之前，她就已经告诉克林顿过渡委员会主席、自己的导师和教父沃伦·克里斯托弗，她的家中雇用了一对秘鲁非法移民，而且她还没有为他们交社会保障税。她想要证明，总统也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事实也的确如此，希拉里对此也有耳闻。最初，贝尔德是总统律师的人选，这个职位不需要参议院任命，因此也许能躲过严格的审查。但是由于过渡时期时间紧迫，而且有两个人拒绝了司法部部长这个职务，还有两个人被认定不合适（其中就包括苏珊·托马西斯），因此她成了唯一的女性候选人。40 岁的贝尔德之前曾是保险巨头美国安泰人寿保险公司的律师，克林顿和希拉里在小石城面试过她，对她印象很好，而且克里斯托弗和华盛顿大腕劳埃德·科特勒也极力推荐她。尽管曾经有女性入主内阁，但是像财政部、国务院、司法部和国防部（过去的战争部）这些最古老、重要的部门从来没有过女性部长或国务卿。希拉里，还有劳埃德·本特森、莱斯·阿斯平和克里斯托弗都坚持，司法部部长应该是一位女性。

国会和公众对于克林顿夫妇一边承诺提高华盛顿道德水准，一边选择了一个年薪50 万美元却有偷税、违反移民法行为的公司律师做司法部长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攻击，对此克林顿夫妇似乎有些震惊，甚至不理解。伟达公关公司的前任总裁霍华德·帕斯特的华盛顿经验比在场的其他人都要丰富一些。他告诉大家说，贝尔德证词的核心内容—克林顿团队在小石城时告诉她雇用非法移民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这已经注定了她的命运，并且严重伤害了刚刚就职的总统。他催促总统迅速收回对她的任命。

希拉里不想让贝尔德的问题成为新政府的问题，而且她也不想让政府从主要问题特别是医疗保障计划上分神，最好尽快解除对贝尔德的任命，事态也的确是这样发展的。第二天凌晨一点半，贝尔德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而且希拉里和克林顿都不会来救自己，于是贝尔德递上了辞呈。但是她事先发表了一个声明，表明“自己从一开始就已经坦白地说明了雇用保姆的问题”。新政府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开始了工作。

尽管如此，希拉里还是保留了挑选司法部长的权力。20 天后珍妮特·雷诺被最终任命的时候，这件事情几乎达到了滑稽的地步。希拉里和克林顿都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他们最好的朋友都是律师，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担任司法部部长。雷诺的名字是通过一张未署名便条而进入克林顿的考虑范围的，这张便条是希拉里和弟弟休吉讨论过这个问题后休吉留下的：“让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来担任联邦司法部长怎么样？”于是，急于填补这个职务空白的克林顿夫妇决定任命自己丝毫不了解的雷诺。事实上，雷诺这个循规蹈矩的检察官对政治压力的承受能力将会严重伤害到克林顿夫妇。

努斯鲍姆催促总统，在未正式任命新的司法部部长并且得到参议院同意之前，先任命韦布·哈贝尔为司法部三把手—副部长，负责除司法部刑事处之外的所有事务，而司法部刑事处则由代理部长、德高望重的菲利普·海曼负责。他感觉这样可以避免正式任命司法部部长之前司法部群龙无首的局面，而且还可以把司法部牢牢控制于白宫手中。事实上，哈贝尔已经开始在司法部工作，负责全面工作，但是副部长的任命也需要参议院通过。

文斯·福斯特却反对把哈贝尔提交参议院通过。《华尔街日报》已经宣称哈贝尔是克林顿的政治代言人，是“克林顿任人唯亲的结果”，他应该“离开司法部或者……选择其他合适的职位”。

“哈贝尔的背景或者他在罗斯律师事务所有什么污点吗？”努斯鲍姆问福斯特。

“没有。”福斯特回答说。他只是担心“人们会通过来哈贝尔攻击希拉里”。

这种可能并没有让努斯鲍姆改变主意。“如果没有污点，那他就应该被任命。为什么不呢？”他反问。

福斯特含糊地重复了自己担心这次任命会对希拉里造成伤害，他似乎知道一些努斯鲍姆不知道的东西。

结束在白宫的第一天工作之后，克林顿和希拉里，还有切尔西、弗吉尼亚以及罗德姆家族成员在三楼的阳光房共进白宫的第一顿晚餐。

那天的晚餐上没有人讨论未来4 年或者政策问题，以及佐薇·贝尔德的任命。希拉里非常严肃地称自己的丈夫为总统先生，席间欢笑不断，两人的爱慕和自豪溢于言表，这种温馨的家庭氛围使得晚宴十分轻松。抛开过去30 个小时的庆祝和辛劳，克林顿一家和罗德姆一家沉浸在最后一次庆祝中：梦想成真了！你能相信我们真的来到白宫了吗？

然而，从老布什政府继承下来的巨额财政赤字让人瞠目结舌，而且当时预计到1997 年，还会增加680 亿美元赤字。不管是否愿意，比尔·克林顿都感觉自己有责任解决历届总统—包括共和党总统和民主党总统遗留下的财政赤字。

克林顿竞选胜利的主要筹码—一系列社会计划和改革（用克林顿的话说就是“投资”，比如医疗保障和为中产阶级大幅度减税）立刻受到了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总统地位似乎岌岌可危的一百多天中，一项历史性的经济复苏正在计划之中。

当然经济复苏并不是凭克林顿政府一己之力就可以达到的。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至少在将来20 年的时间里，国防支出不会继续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包括总统自己，能预测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布什政府留任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控制利率浮动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所有现代总统中，唯有克林顿抓住了全球经济的巨大机遇，以及科技发明和新产业带给国内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当选总统后第一次接受采访时，克林顿告诉ABC的特德·科佩尔，自己将要“像激光一样关注经济”，而且他也实践了自己的承诺。在现代美国，他是第一位着力于减少赤字，甚至平衡联邦预算的总统。

克林顿经常遭遇到意外困难，而且一些财政限制是他在竞选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他和希拉里原本希望在国内政策方面立即展开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颠覆里根和老布什时期的传统。克林顿模式（像在竞选中体现的那样）需要向国内社会的改革投入更多的资金，比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的所谓的“大政府项目”需要更雄厚的各项支持。但是新的赤字数字意味着需要冻结所有的改革计划，当然医疗保障除外，但是即使如此它也受到了威胁。克林顿和希拉里多次在会议上表示了对于财政赤字限制改革计划的愤怒，但是克林顿也认为，减少赤字是必须要进行的。

“我认为它的重要性等同于阿肯色州的教育问题。”希拉里在克林顿执政的低谷时期对《纽约客》的乔·克莱因说，“他知道减少赤字非常重要，若不控制赤字就无法实现政府的承诺、无法保证政府的政绩。”

但是和希拉里这句话留给人们的印象相反，她是被迫接受丈夫的经济计划的，每一次让步都非常痛苦。她非常敏锐地觉察到，这将威胁到他们的社会计划，包括医疗保障计划这个克林顿主义的奠基石。她还担心财政改革可能会影响国会对医疗保障计划的兴趣。“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想要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减少共和党所带来的赤字上。”在克林顿出任总统的头几个月中，她经常在会议上发出类似的抱怨。大家不得不一次次说服她。

尽管希拉里最终不得不同意克林顿的预算改革，但是她在行动上并不积极，这倒也有一些好处：她可以不时提醒丈夫和白宫其他人员，不要忘记他们从大学时代一直提倡的基本信仰和原则；她还可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或放弃竞选时最重要的承诺。

克林顿的经济团队和政府中的其他机构不同，都是由华盛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华尔街精英组成的。在征得希拉里的同意后，克林顿邀请了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出任财政部长，前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国会议员利昂·帕内塔出任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曾在投资巨头高盛公司担任总裁的罗伯特·鲁宾负责克林顿刚刚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他经常指导希拉里，很显然总统对此十分感激。

鲁宾的计划相当长远：他希望在他的调教下，希拉里能够像她的丈夫一样在政治上更加灵活变通，并且最终成功地将她宏伟的医疗保障计划缩减到一个可行的规模，但是事实证明他过高估计了自己。

“鲁宾被她把国家推向悬崖的计划吓坏了，他很担心。”一位高级助手对克林顿说，“鲁宾很早就发现自己必须参与它（希拉里的医疗保障计划），而且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他都会和与自己意见类似的劳埃德·本特森共同竭力解决。”

在明白自己所继承的财政赤字的真正含义之后不久，克林顿从已经决定和自己竞争1996 年总统的民主党多数派领袖、参议员鲍勃·多尔那里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参议院的所有共和党成员都不会赞成总统所推行的预算和经济计划。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乎一年中，克林顿团队都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政治争斗上，而且在接下来的8 年中，国会和一些检察官对克林顿夫妇无休止的调查还将进一步毒化华盛顿的政治空气。

如何处理赤字问题以及希拉里的医疗保障计划问题，在克林顿团队内部引发了非常激烈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斗争。克林顿的大部分高级竞选策略顾问—詹姆斯·卡维尔、保罗·博格拉、曼迪·格伦沃尔德、吉恩·斯珀林和鲍勃·赖克都质疑经济团队中所谓“赤字鹰派”的财政理念，他们坚持继续推行中产阶级减税政策，以及竞选中“以人为本”承诺中的大部分投资。不管希拉里如何分析医疗保障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它似乎只会促使大家放弃克林顿对选民们的承诺。这种想法在她的心头一直挥之不去。

由于她是对总统最具影响力的顾问，因此她的保守态度多少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告诉助手们说，自己必须首先处理赤字问题，让经济步入正轨。只要完成这个目标，他相信政府的国内政策计划肯定能够成功实施。

但是，在政府最初的混乱状态中，不管是赤字减少还是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且，新政府的政治倾向在白宫内外都引起了争议，包括媒体的广泛关注。

1 月23 日，也就是克林顿入主白宫的第四天，这天也是罗伊诉韦德案20 周年纪念日，在该案件中，最高法院确立了女性堕胎的权利。当天，电视直播了比尔·克林顿在总统办公室举行仪式，终止了里根、布什时代严厉的堕胎、避孕和计划生育政策。高级民意调查专家斯坦·格林伯格一直在努力劝说总统把这些措施向后推迟。格林伯格认为希拉里在公布这个热点问题的时机选择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认为，把堕胎作为新政府上任的“三把火”会让人们对总统以及希拉里产生左翼分子的印象，远离竞选时的新民主党人形象，从而威胁到总统的连任。但是希拉里认为，禁止堕胎是里根时代政策的重要象征，因此这是勇敢宣布克林顿时代已经开始的大好良机。而且，这种做法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吸引力：不需要花费任何资金，也不需要通过冗长的立法程序。

在希拉里看来，罗伊诉韦德案纪念活动是一个展示新政府保护妇女权益的大好良机，而且可以向宗教右翼以及保守派表明，他们的统治期已经结束。这一次，希拉里对于大选胜利的错误理解又将引发事端，要知道60%的选民都没有投票支持克林顿。

从政治影响上看，行政命令公布的时机是很重要的。格林伯格这位深得希拉里和克林顿信任的竞选总策划师，对允许同性恋参军引起的争议以及后果已经深感不安。格林伯格准确地察觉到，国会的共和党人，特别是鲍勃·多尔这位独臂二战英雄，肯定会非常高兴地利用这些争议。多尔已经在大声叫嚷着（在克林顿和希拉里看来是无耻的叫嚣）取消总统在此类问题上的权力。

在竞选中，克林顿曾经被指控逃避兵役，这差点儿结束了他的竞选历程。现在，他正在指示国防部长制订一项计划，来实现竞选中关于允许同性恋者参军的承诺。1 月25 日，愤怒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他们的主席科林·鲍威尔的带领下与总统进行“紧急会面”，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他们丝毫不尊重自己的新任总司令，还向媒体表达了自己的“请求”。另外一位威信极高的南部民主党人、来自佐治亚州的参议员萨姆·纳恩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因为自己没有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而愤愤不平，他也打算宣布自己反对同性恋者进入军队。

入主白宫第五天的时候，克林顿夫妇并没有能够展示白宫对于经济和医疗保障计划的关注，而是陷入对于同性恋、堕胎、希拉里的幕后地位、道德问题的争议中。而且人们感觉，既然他们已经入主白宫，就肯定会回报那些曾经为克林顿竞选努力过的左翼分子和新民主党人。

没有一个在职官员像比尔·克林顿州长那样大力推进所谓新民主党人的理念和政治主张。希拉里和克林顿都把这场运动看作是从老民主党理念（特别是在国会中）独立出来的标志，他们认为，正是这些陈旧的理念使得1968 年以来白宫长期落在共和党手中。新民主党人的政治理念是克林顿和其他州长在20 世纪80 年代提出并且完善的，他们欢迎民主党自由主义的传统理念，但是也接受一些非正统（对于民主党而言）观念：包括政府和企业间更广泛的合作、严格的财政监督和控制、福利改革、减少华盛顿对于联邦资金在地方使用上的控制、接受并且鼓励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1990 年，克林顿还接受了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一职，这一委员会就是新民主党人在选举理念和原则策略方面最主要的发动机。

但是，克林顿夫妇的政治理念和策略远非“新民主党人”或者任何其他标签所能概括的，想要领会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的政治观是个真正的混合体，”1993 年初希拉里在一次采访中说，“是合金。有些人总是试图给我贴上标签，再据此推断我的言行，这真是太可笑了。没有人问过我，或者试图总结过克林顿和我们正在努力创建的思想体系。其实标签并不重要，但是政治体系和相关人员总是试图迫使我们给自己归类，这样探讨起来就会简单得多。比如，人们未经思考脑子里就会出现声名狼藉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对立、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到她努力积蓄力量准备竞选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哈罗德·伊基斯作为她的策略专家）的时候，人们更难辨别她的原则，特别是关于这个时代最沉痛的一个话题：伊拉克战争。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希拉里传统的个人价值观甚至让黛安娜·布莱尔感到十分震惊。事实上，几乎她圈子里的所有人最终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根据这一事实，布莱尔和许多人都推断她的自由主义并不比克林顿严重。但是，也有许多朋友和熟人认为她比他更倾向于共和党的自由主义。对此，布莱尔并不同意：“她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她所受的家庭教育，特别是父亲对她的影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她信仰个人责任。”

在阿肯色的时候，迪克·莫里斯把她看作一位非常实际、强硬的人：“有时候，我既感觉不到温情也感觉不到她的意识形态。后来发现她转变为自由主义者时我非常惊讶，因为20 世纪80 年代的时候她并不是这样的人。我敢肯定，相对克林顿她只能算是右翼。她会反对加税……她非常强硬。比尔·克林顿是一个真正的南方普通保守派，但希拉里并没有什么倾向，她只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过，1993 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克林顿夫妇的仕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十多年来，克林顿一直担任州长，她则一直是州长夫人。州长们（和他们的夫人们）通常比华盛顿的政治家们更理解普通市民的生活现状、需求和所面临的问题。选民们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历史上只有沃伦·哈定和约翰·肯尼迪两位总统是从国会直接进入白宫的。

1992 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克林顿夫妇一刻也没有忘记在阿肯色州的经验。阿肯色是个保守的南方州，他们知道如何吸引里根民主党人。因此，入主白宫的第一件事情似乎表明新政府正在向反对派们所标榜的“左倾自由主义”倾斜时，华盛顿的媒体内外都大吃一惊。

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正在侵蚀成立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新政府：司法部长还没有任命，而且总统和第一夫人的道德似乎因为佐薇·贝尔德丑闻而受到质疑。同时，希拉里禁止记者进入白宫西翼的决定也引发了一些媒体的怒火。老布什总统遗留的巨额赤字问题使得总统的经济团队难为无米之炊，而且有消息说，新总统可能会被迫放弃为中产阶级减税的承诺，而且甚至还在考虑（专栏作家已经在大肆渲染）一项新的能源税，这会更加加重中产阶级的负担。

整个华盛顿都开始怀疑：这个最脚踏实地的政治家和他足智多谋的团队，包括他的妻子，怎么会这么快就站不住脚跟了呢？白宫内国会和五角大楼的不和谐音符经过媒体的渲染简直到了震耳欲聋的地步，特别是萨姆·纳恩宣布反对同性恋进入军队之后。纳恩故意在弗吉尼亚诺福克的一艘潜水艇上发表声明，来表明拥挤的居住条件会迫使同性恋与其他士兵共宿一处。没有什么论战比这个更能强调比尔·克林顿对军队情况的不熟悉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成功地进入了军事委员会）。纳恩宣布的时间本身就是宣战：当天是1 月25日—克林顿正式宣布希拉里将要负责医疗保障项目，并且艾拉·迈格辛纳将会担任副手的当天。

总统在罗斯福厅召集内阁成员和白宫工作人员（包括第一夫人的下属）开会，通知对希拉里的任命。他宣布希拉里将会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待遇。当然，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在座人员像对待其他内阁成员一样对她直言批评。他还告诉大家，自己打算在100 天内向国会递交医疗保障计划，这个不现实的承诺是他和希拉里共同商议后决定的，而且他在当天下午的电视节目中再次重复了这个承诺。当记者询问这个期限是否“紧张、难以实现”时，他补充说：“即使超过一天，我也不会得心脏病。”但是，这个时间表已经列入整个日程，当时罗斯福厅的许多人都十分担心，希拉里却表示了自己按期完成的信心。

其实，希拉里感觉，过多减少赤字的官方声明和媒体报道已经掩盖了克林顿政府的整体目标，她对此愤怒不已。她把部分原因归咎于那些在执政初期就怀疑过她和迈格辛纳即将向内阁提交的宏伟医疗保障计划可行性的人们。尽管她和帕内塔、本特森和鲁宾关系都不错，她还是担心他们不理解克林顿的执政重点或者风格。其实，希拉里对于赤字鹰派态度的判断一点儿没错。

就在第一个星期，希拉里前往纽约去领一个人道主义奖项，并且参观了一所学校来展示自己对孩子的关心。除此之外，她还拜访了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这两位女性的相似点也许要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多，因此她们两个都非常欣赏对方。与她们的公众形象不同，其实她们私下都非常幽默，甚至有些调皮。（希拉里在朋友中间以模仿闻名，特别是模仿那些妄自尊大的政客。）她们两个都被成功、富有而且有地位的男人吸引。还有非常明显的一点：她们都是在丈夫入主白宫很久之前就嫁给了他们，而且她们的丈夫都风流成性。

她们过去曾经见过几面。杰奎琳和她的儿子小约翰·肯尼迪是第一批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捐资的人，当时克林顿甚至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他、希拉里和贝齐·赖特正在通过一个临时委员会筹资。1992年5 月，希拉里还没有从珍妮佛·弗劳尔斯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杰奎琳曾邀请希拉里来到自己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共进午餐。她们谈话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如何保护切尔西，让她远离媒体报道。杰奎琳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因为孩子们十几岁的时候她曾在纽约让他们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后来，杰奎琳告诉朋友们说，在第一夫人的继承者中，她最喜欢的就是希拉里。

这次去杰奎琳公寓拜访的时候，她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变成了白宫、它的历史以及第一夫人的独特之处。 希拉里曾经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和阅读历任第一夫人的生活，而且在入主白宫后几年仍然如此。

希拉里最认同的还是埃莉诺·罗斯福，在因为政治信仰和行为受到攻击的时候尤其如此。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她的处境更像帕特·尼克松。希拉里发现，帕特·尼克松是所有第一夫人中最体贴、最富同情心的一位。虽然她的丈夫是一位不怎么光彩的总统，但希拉里还是被她的事迹深深触动。作为第一夫人，帕特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就支持妇女拥有自由生育权利，她还支持女性主义者所推动的《男女平等权修正案》。而且，在结婚之前她还曾在加利福尼亚为贫穷的墨西哥孩子上课。在白宫，她重新整修了自肯尼迪时代就一直闲置的藏品办公室。帕特·尼克松憎恨作为政治家妻子的生活，但是非常疼爱个女儿，对她们的要求非常严厉。她也得到了孩子们的尊敬。事实上，她的小女儿朱莉还写了一本关于母亲的文集，因为她感觉在父亲被调查和弹劾时期，母亲的个性都被忽视或者歪曲了。这本文集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对希拉里来说，没有什么比保证切尔西尽量正常成长更重要了。希拉里的一位主要助手说，“因此，希拉里去征询杰奎琳的意见，询问她如何在‘玻璃鱼缸’中保证孩子的正常生活。”切尔西并不怎么喜欢离开小石城和自己的朋友，更不喜欢24 小时处于特勤局保护下的新生活。作为州长的女儿，她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自由行动。家里的猫咪“短袜”随他们一起来到华盛顿，但是它也不能自由行动了。因为白宫的围栏空隙太大，因此它每次出去都会被拴上皮带。克林顿全家几乎也生活在这种时刻被保护的环境中。

和在小石城时一样，希拉里和克林顿还是尽量根据切尔西的日程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尽量在家庭餐厅和女儿一起吃晚饭。希拉里依然指导女儿把注意力放在学校、教堂、芭蕾和家庭上面。

和女儿相处时希拉里毫不掩饰自己的本性，虽然她的亲密朋友们也能发现她的这一面，但是公众却很难。“和切尔西在一起的时候，她非常温和、热情，而且活泼。”总统的首席私人助理布鲁斯·林赛评论说。

希拉里童年时期父严母慈。她认为克林顿的母亲对这个大儿子太过放纵，因此决心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克林顿非常溺爱他们的独生女儿，经常和她聊天、讲故事，用自己的知识来陶冶她。因此，管教约束的责任就留给了希拉里。有一次，切尔西和几个女孩在白宫电影院看完电影之后，希拉里让她们跪下拣起掉在地毯上的每一粒爆米花。

第9章 “时刻准备着”

莫里斯对我们的帮助简直超乎想象。 —《亲历历史》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希拉里和杰奎琳·肯尼迪经常定期通电话，偶尔还共进午餐。当年杰奎琳的白宫工作人员对她的自控能力、对细节的挑剔以及注重自我形象的意识印象颇为深刻，而且这一切都是有佐证的，因为她留下了一些手写的备忘录。希拉里在白宫的8 年时间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备忘录，但是她的自我形象意识以及控制力也是有据可查的。

克林顿入主白宫的第十天是个星期六，早晨克林顿夫妇登上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一号第一次前往戴维营。虽然他们明显需要休息放松，但那个周末是一次工作度假（这个想法最初是阿尔·戈尔提出的），目的是让内阁成员、白宫工作人员和竞选顾问彼此熟悉，并且制定未来4 年的“个人”目标。但是到星期六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发现希拉里打算把这次度假变成一次战争讨论会，为“永恒选战”煽风点火，并且让克林顿的工作重点重回正轨。

“永恒选战”指的是把竞选和执政结合起来的持续策略。1992 年竞选的时候，希拉里和詹姆斯·卡维尔负责在小石城的竞选总部成立并且管理所谓的“选战办公室”，“永恒选战”态度的体现就是迅速反击一切威胁。

对于在场的许多人来说，那个周末显露了克林顿执政疯狂的个人和政治心态，令人眼花缭乱，也让人感到惶恐不安。但是，为了让氛围轻松一些，总统还特意讲了几个笑话。在一次会议中，总统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肥胖受到其他孩子取笑的童年往事，还有一次被野猪撞倒的经历。

在开会之前，克林顿召见了斯坦·格林伯格，并且传达了他和希拉里的意见—虽然没有提到希拉里的名字。克林顿说执政状况似乎表明，他们已经忘记了竞选时的原则和重点发展方向，而且外界也这样看待他们。经济班子所考虑的必要财政牺牲不能够损害总统向选民做出的承诺，因为这是执政的基础。总统希望，这个周末假期能够帮助新的经济班子和竞选元老们更好地相互了解。

1980 年到1990 年“永恒选战”的负责人都是希拉里和迪克·莫里斯，同样强硬的政治策略让他们的关系异常密切。他们都非常了解比尔·克林顿，知道他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就是帮助他消化自己思想的催化剂……或者说是他的胰岛素。”莫里斯说。克林顿有时候不能清晰地理清自己的思路并且按照事情的重要性排序，他需要有人“帮助他消化”。希拉里经常充当这个角色，莫里斯说自己也是。那个周末，希拉里在戴维营大胆展示了自己的地位，以及向敌人宣战的准备。

在中午的会议上，新政府的最高官员们目睹并且倾听了希拉里发表的关于指引克林顿政府执政方向的演讲。大家有些敬畏，有些仰慕，也感到少许不安。没有一位第一夫人如此毫不掩饰地向总统的内阁和下属发表政治演讲，或者炫耀自己在丈夫政府中的显耀地位。她将带领大家书写克林顿时期所谓的美国“故事”，以便整个国家能够理解本届政府将要带领大家达到的目标。

希拉里分析了克林顿政府第一个星期的工作情况，以及华盛顿好斗的环境所产生的危害：各大报纸上都充斥着关于经济计划所谓的内部消息，说政府将加紧收缩预算，减少赤字，缩减项目，放弃克林顿在竞选时所承诺的为中产阶级减税。但是，这些报道并没有说（当然这也是由于政府没有有效地向外界传达自己的信息）总统和他的顾问正在策划一项经济复苏计划让国家经济重回正轨；适当减少预算、减少赤字是一种合理而且必要的手段，以帮助国家经济从共和党的管理不善中摆脱出来（这种管理不善也是克林顿竞选成功的原因之一）。新政府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承诺，不会食言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希拉里还说，如果想要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建立医疗保障体系，促进福利改革并改善教育体系，那么现在的紧缩政策就是必要的前提。她说，目前需要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就是，老布什政府隐瞒了共和党所造成的经济困境。和在阿肯色州时一样，这也是一个克林顿夫妇与邪恶势力斗争的理想故事。

她还把华盛顿现在的形势比作她和克林顿1980 年竞选州长失败，并且于1992 年重新竞选成功后所面临的形势。她在指导这些高级官员如何完善克林顿政府“事迹”的时候，没有用演讲稿或者其他任何辅助工具。她告诉大家，除非选民能够像阿肯色的人们一样，最终明白克林顿正在引领他们开启一个长期的“旅程”，否则克林顿的政绩就不可能圆满。不让大家了解自己的“事迹”就等于把自己与那些支持自己的选民隔离开来，而且克林顿在州长的第一个任期想要完成的目标太多，因此连任没能成功。

第二次竞选州长成功也是由于他们关于正邪斗争的故事打动了选民。这时的“坏人”就是阿肯色教师协会，他们在此之前一直坚定支持克林顿。希拉里说，当你与朋友斗争时（她这里的意思是你把朋友变成敌人时），你应该向大家表明自己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在座的一些人听到这话都深感不安。

现在，克林顿政府的“事迹”不是那么清晰，而且都是由外部媒体和反对派所书写的，所以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这个“事迹”需要一些“坏人”和一些邪恶的“敌人”，他们肯定应该是克林顿在国会和媒体的反对者。他们和共和党那些反对医疗保障计划的肥头大耳的捐助人一样，都准备极力阻挠公众实现自己的意愿。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更加清晰地向公众传达“事迹”的正义呢？而且，希拉里说，医疗保障计划对克林顿是否能在1996 年连任至关重要。

希拉里发言结束之后，总统提出了一份新政府第一年的工作目标，他的要求显然更高：除了大家所知道的减少赤字和投资的经济计划之外，还要通过实行一项促进经济发展计划来迅速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加快福利改革，拟订竞选筹资和游说改革法案，以及要求青年人为国服务的法案。在这个基础上，他还增加了鼓励自由贸易的补充政策，保护环境、为有需要的劳动者提供阅读项目、减少流浪人口、在政府和私人领域增加实习项目等相关政策。克林顿讲完这个长长的单子之后，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提出质疑，他认为每项任务的完成都有一定难度，因此这些目标是否过于雄心勃勃呢？他建议减少其中的一些目标。

希拉里尖锐地反驳了克里斯托弗。她逐条反驳了克里斯托弗的意见。很显然，她忘记了在阿肯色州的教训，并且与半个小时前的发言自相矛盾—克林顿因为在第一个任期的目标过于宏大而连任失败。

休会之后， 希拉里立即派两位反对赤字鹰派最坚决的竞选顾问—保罗·博格拉和曼迪·格伦沃尔德赶回白宫，起草一份关于“事迹”的书面材料：有“英雄”、“敌人”和“坏人”。

阿尔·戈尔的下属本来期望这次会议是戈尔的表现机会，但是在座的各位看到的却是总统告诉大家他们正处于迷路的危险之中，然后让妻子来为大家指明方向。她对大家的下一步计划做出了明确指示，并且在周末休假时向政府的高级官员宣告，新的总统职位将是一个“合资企业”。

而且，这些高层官员还看到了战斗状态中的希拉里轻松、机智而且冷静的态度。她审时度势，发出前进指令，并且时刻准备战斗。她似乎在应对危机和进行战斗中更显英姿勃发。在入主白宫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希拉里就树立了“首位斗士”第一夫人的形象。

在克林顿入主白宫的前两年，作为希拉里政治顾问的迪克·莫里斯宣称，他每隔两个星期都会通过电话与她进行长谈。他说：“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提出建议。而且，建议经常分为两部分：给希拉里的建议和给克林顿的建议。在我谈论他的时候希拉里总是不那么平静，但是谈到她自己的时候她就非常专心。而且，我能很明显地看出她在1993 年和1994年的参与意识很强。她认为自己有任务、有目标，医疗保障计划就是她的任务。‘谈谈我的形象问题。’她会说。然后我会给她提出建议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自己说：‘白宫有西翼和东翼，它们就像走钢丝时用的平衡杠，你必须掌握好它们的平衡。如果你稍微偏向实权的西翼，就必须要同时照顾一下社交性的东翼，比如举行一次晚宴。如果你谈论医疗保障计划稍微多一点儿，就要再谈谈自己是多么喜欢准备国宴。’”

这正是希拉里进入白宫后第一次接受采访时谈论的话题，那是在她和杰奎琳在曼哈顿会面两天后。

让那些被她大大限制的白宫记者愤怒的是，希拉里和《纽约时报》的美食版编辑玛丽安·伯罗斯谈了好几个小时关于食物的话题。她的媒体秘书莉萨·卡普托事先说明了一些特别规定：不能讨论诸如医疗保障计划之类的实际工作话题，或者刚刚满一个星期的总统任期，只能讨论食物、娱乐、装饰和其他“第一夫人事务”。而且，采访内容必须在克林顿夫妇从戴维营回来当晚举行首次正式宴会招待州长的两天后发布。

希拉里、卡普托和白宫新任社会秘书安·斯托克非常认真地练习了想要向公众传达的观点和态度（一个比刚刚上任的“医疗保障计划皇后”更加温和、文雅的希拉里）。希拉里热情地向伯罗斯表达了自己多么喜欢准备州长宴会，包括从准备菜单、挑选瓷器到最后一刻改变宴会所用的鲜花和桌布的样式。

这篇报道出现在了头版，旁边还配上了新第一夫人身穿黑色露肩晚礼服（与芭芭拉·布什的风格大相径庭）的照片。希拉里对伯罗斯表达了对于公众关注自己双重身份—传统的第一夫人，白宫女主人和医疗保障改革项目负责人的不理解，她把自己比作所有要照顾家庭的职业女性：“她们早晨起来为家人准备早饭，然后上班从事另外一种工作，午饭时间跑出去给女儿买做衣服的布料或者宴会请柬，下班后接孩子放学，然后和丈夫出去吃饭。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些不同角色的组合。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如此关注我的双重生活，其实静下心来想想看，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我希望，最终这不再是一个热门话题。”

白宫的“新闻”就是，家常便饭和国宴都会更多采用美国饭菜，而不是以往政府部门所钟爱的法式饭菜。这个决定让这位在法国出生的白宫行政总厨皮埃尔愤怒不已（《时代》杂志倒没有提到这个）。

“我们正在努力成立一个厨房内阁，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邀请人们为我们提供新菜单、新想法。”希拉里说，“这样会使我们了解最新的美式饭菜。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食物，向人们征询意见，都可以增加大家的参与感，而且我们肯定会收到好的建议。”

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包括对食物）往往会让希拉里的反对者们发狂，更不要说行政总厨本人了。“我不认为自己很高兴。”皮埃尔说。在希拉里的授意下，大约三十多本强调低脂肪的美式烹调书送到了皮埃尔那里。在这位行政总厨的眼里，老布什夫妇是完美的客户，不挑剔而且见多识广，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居住过”。他的言外之意很明显：克林顿夫妇就是土老帽。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在华盛顿这个只有政治的城市里，这些小事就是社会政治界大腕、喋喋不休的评论家和白宫长期工作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那些克林顿夫妇的反对者们就已经把他们看作是丝毫不尊重传统及华盛顿惯例的乡下人。经历了几十年的公众人物生涯之后，希拉里最暴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当作挡箭牌来反击真实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批评，宣称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言行会成为大家质疑的对象。在和伯罗斯的谈话中，她说那些想要给她贴上标签“传统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的人们肯定会感到失望。她可以负责政府的重要工作，也可以同时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但是，她认为“人们只会看到我的一个方面”。

希拉里还选择在《时代》杂志的采访中宣布白宫全面禁烟的决定（“因为这里的氛围，考虑到古老的家具和建筑”）。她在小石城时也采取过同样措施。“一些人可能需要调整自己，”她说，“我们会尽力不要求过于严格。健康在我看来是头等大事，因此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反对禁烟。”在总统办公室，人们经常会看到总统叼着一支没有点着的雪茄。

在1978 年到1996 年间，除了克林顿夫妇自己之外，很少有人能够像迪克·莫里斯那样了解他们的政治构思、成长里程、思想和策略。莫里斯这位总统前三年半任期的直接目击者是个聪明、有远见、心存偏见、极度狂躁而且不忠诚的家伙，和总统一样自恋。即使没有因1996 年被小报揭露嫖妓丑闻而被迫辞职，莫里斯也会被克林顿和希拉里解雇，所以他开始仇视克林顿，而且他的证词也是带有一定偏见的。但是，他和其他仇恨克林顿的人还有所不同，因为这种仇恨不是来源于意识形态或者党派斗争。当然，在被解雇后他担任了福克斯的评论员和默多克的专栏作家，为了配合自己的这一身份，他转变成为一名右翼分子。

在1999 年秋天的一系列采访中，莫里斯首先谈到的是她的“好斗”、“与敌人战斗时”所获得的成就感，以及无法察觉自己对别人的伤害。但是，莫里斯很快说明了她的另一面：“和克林顿不一样的是，她是一个有正常情感的正常人。她有热情，而且有能力去爱、关心、同情、理解别人，这一点是他做不到的。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吸收他们的情感和能量，然后再放大反射回去。你当时可能感觉他非常真诚，但是你所感受到的是他反馈回来的你自己的情感。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感受不到多少情感。他就是一个‘情感白化病人’。”

在莫里斯看来，她的精神神秘主义是她的一个基本特点：“她感觉不到路途的坎坷，因为她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并不是听天由命，因为她会竭力争取好的结果。但是我认为她能够平静地接受任何结果……如果她把生活中所有的威胁都看得太重，那她早就垮了。我想她的这种超脱也许在精神上是很有意义的。”

“他的智慧与希拉里不同，”克林顿的一位重要助手说，“因为他更具创造性。他可以接纳整个世界，然后再把它重新组合。她有时候也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可以看出问题和危险。但是她未必能够创造出新的东西，或者提出创新方法，也没有耐心等待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如果前面有一堵墙挡住去路，她往往会用头去撞墙，而他则会想办法绕过去或者跳过去。”

也有一些人认为她太过拘泥于书本。莫里斯说：“她不够灵敏柔和，而且缺少政治策略，遇到更强的力量就会被摧毁。”这一观点也许适用于克林顿当选总统后的前几年，但是在第二个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希拉里似乎已经得到了一些重要教训。而且自从开始竞选国会议员后，她就已经显示出成熟的政治智慧。

1999 年，莫里斯说她一直“在扮演埃莉诺·罗斯福的角色。埃莉诺是白宫的实权人物，当然有些其他第一夫人也是。很明显，她在有意模仿埃莉诺。但她在激进、社会意识、社会参与性、好斗方面更像是里根。这是她一直有意追求的目标”。

莫里斯说：“毫无疑问，她的执政风格中有着冷酷和偏执的一面。她有自己的‘敌人’名单，她有亲近的朋友也有疏远的人。如果她讨厌你，就会长时间拒绝和你说话。她有一个很长的黑名单。在我参加的每一次竞选策略会议上，她总是喜欢准备战斗、打击敌人。”

“对那些宣称和克林顿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的激烈攻击”经常都是由希拉里发起的，莫里斯说。“她不仅仅是他的政策宣传者，更是他生活中的伴侣……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想他们婚姻的最失败之处就是她嫁给了一个世界上最难以捉摸、感情深藏不露的人。他用自己的冷漠而不是关爱或表扬，来促使别人（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完成自己的意愿。他对陌生人才会毫不吝啬自己的爱……一旦他认为和你已经确立了关系，那就没必要再精心经营了……他对她就是如此。”

“我认为在他们的婚姻中，她被他深深吸引，而且她崇拜他。她是比尔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但是他总是在逃避、疏远她。在他需要拯救的时候，她才会得到更多的关注、爱和关心，这正是她渴望的，而且还会因此得到更多的权力。”

莫里斯所列出的“克林顿夫妇力量变化时间表”非常醒目。莫里斯声称“在权力方面，希拉里在白宫的黄金时间是1998 年”，也就是发生莱温斯基事件的那一年；“其次就是1993 年，在珍妮佛·弗劳尔斯事件之后……我认为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相互帮助的基础上的。她喜欢拯救他所得到的回报……我想他也是爱她的，但是非常有限，就像他爱其他所有人一样。我认为有时候他会因为她的控制而憎恨她，有时候因为需要她的拯救而欢迎她，其他时候他并不怎么在乎她”。

“我认为，如果希拉里离开比尔，那对他将是个沉重的打击，这并不是因为他思念她，而是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形象：一个被希拉里抛弃的男人。但是最终他会接受这个事实，并且继续自己的生活。”莫里斯说。

第10章 下坡路

我们……必须对攻击置之不理，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上。 —《亲历历史》

克林顿夫妇宣誓后的第一天就感觉生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过去10年中他们一直住在简朴的州长官邸，家中的生活完全属于他们个人，而且家庭助手很少，只有几位保卫人员（都通过了希拉里和克林顿的审查）住在隔壁的房子里，仅在州长召唤时才会出现。早晨，希拉里开着自己的奥兹莫比尔汽车去上班，而克林顿则先开车送切尔西上学。他们的生活基本不受安全措施或者保卫人员的打扰（至少他们这样认为）。

进入白宫之后，克林顿夫妇从老布什夫妇那里“继承”了许多服务人员—女佣、男管家、女管家、电话接线员、厨师、招待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老布什夫妇“WASP”（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式的风度所倾倒。

克林顿与老布什的风格截然不同。乔治和芭芭拉·布什更加遵守礼仪，他们的活动日程相当规律：他们几乎每天都严格遵守同一个时间表，为特勤局和白宫服务人员的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克林顿夫妇没有想到，见识过里根夫妇的好莱坞皇家风范和老布什夫妇贵族气息的白宫并不欢迎自己的阿肯色风格。他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环境，习惯了在约会的时候让保卫人员留在车里或回家，自己和朋友聚会到深夜。而白宫特勤局人员必须贴身保护他们，而且按照规定他们只能回答总统或第一夫人的问题或者引路，不能和他们随意交谈。而且，和州长的保卫人员相比，这些白宫特勤局特工似乎不够友善。

相对于里根夫妇和老布什夫妇，克林顿夫妇比他们年轻得多，因此也随意得多。12 岁的切尔西是12 年来第一位生活在白宫的小孩子。但是，真正让克林顿夫妇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以及他们相当毛糙的助手（与刚刚离任的共和党比较而言）所带来的混乱氛围。

克林顿班子里的年轻人把白宫称为“校园”，在里面肆意奔跑。而且一些小伙子经常不打领带，女士就穿着家常休闲裤。这些年轻官员在白宫西翼和行政办公楼和他们的总统一样，不分昼夜地工作。公关主管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32 岁，媒体秘书迪伊·迪伊·迈尔斯只有31 岁，而白宫办公厅副主任马克·格兰也只有36 岁。

相对于克林顿，白宫的长期工作人员还是更喜欢希拉里，他们认为总统粗鲁、不够体贴，一些行为与总统的身份很不相符。比如说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边打牌、抽雪茄、玩填字游戏边讨论国事）。他还允许高级官员不经召唤就进入总统办公室。在楼上的生活区，服务员和特勤局特工只有等他休息了才能下班；只有等他睡下他们才能关灯，减少值班人员。此前老布什夫妇和里根夫妇，或者他们的秘书，总是会告诉特勤人员和服务员什么时候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事先做好安排。但是克林顿夫妇（特别是考虑到克林顿不规律的作息时间）就不怎么通知他们。早晨也是如此，克林顿经常进行慢跑来锻炼身体，但是是否在早饭前锻炼要看他前一天晚上的睡眠情况。因此每天早晨特勤局都要准备两组特工，一组穿运动装，另一组西装革履。

克林顿认为烦琐的程序，特别是特勤局的要求，简直让他感到窒息。他有一次半开玩笑说白宫就是一个高级“教养所”。虽然母亲过去很溺爱他，但他还是不习惯受到过多关注。每天早晨当他准备更衣的时候，两个侍从中的一个就会帮他拿出衣服，并且整理平整。当他准备前往楼下的总统办公室的时候，在外面走廊上守护了一夜的特勤局特工会陪同他乘坐小电梯。在经过玫瑰园前往总统办公室不到46 米的路途中，一个贴身男仆帮他拿着文件，还有四个特工陪伴在他前后。一天晚上，他和一些助手在总统办公室商讨问题时决定叫外卖比萨。就在总统拿起一块比萨往嘴里放的时候，一位特工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把比萨放下，因为它没有经过检查。作为补偿，一位随从为克林顿拿来了饼干—当然是已经经过检查的。还有一次他突然决定去参加朋友在市中心举行的读书会，遭到特勤局反对后他勃然大怒吼道：“我为什么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克林顿夫妇和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以及特工的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一位服务员汽车上一直贴着“布什连任”的标语。希拉里和克林顿至少对一部分员工的忠诚持怀疑态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希拉里曾经向文斯·福斯特抱怨说一些特工态度生硬，不怎么友善。希拉里特别注意那些走廊里的工作人员，以及二楼生活区的特工，他们都站在可以听到希拉里谈话内容的距离之内。楼下的总统办公室有4 位特工，当然总统在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就得出来，但他们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内容可能带来的危害是无法忽视的。1993 年初，哈里·托马森和他的妻子琳达有时候会住在白宫。一次与记者共同晚餐回来后，他告诉克林顿夫妇“第一家庭”的私人生活被一些特工泄露给了媒体，他催促克林顿彻底换掉白宫特勤局人员。希拉里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因此交给福斯特来解决，并且要求新特工能够友善一些，也许可以启用那些在竞选中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

希拉里最看重福斯特的就是他的冷静、谨慎、全局观和远见。他担心突然换掉整个特勤局，甚至几个特工，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如果托马斯说的是事实的话尤其如此，从而引起特勤人员和公众的激烈反对。于是福斯特去找另外一位霍普老乡、总统的管理和政府助手戴维·沃特金斯（沃特金斯、福斯特和麦克拉蒂都曾担任过霍普高中的学生会主席）以及马克·格兰商议。最终他们同意密切关注这一形势，但目前先暂时按兵不动。

2 月19 日发表在《芝加哥太阳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似乎更加验证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的脾气似乎和她丈夫不相上下。”文章还提到，希拉里曾经在生活区同丈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而且还摔了一盏灯。“也许你们感兴趣，”文章补充说，“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克林顿和希拉里不在同一间卧室睡觉。”其实这并非事实。其他主流媒体也刊登了类似的故事，一些还加以润色：希拉里朝丈夫扔了一个花瓶，有些版本说是一本《圣经》。在其中的一个版本中，人们还推测特勤人员不得不上去干涉，对希拉里说，“我们必须要保护总统，包括不受到你的伤害。”

其实对于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色的好朋友来说，希拉里的火暴脾气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她经常冲克林顿发脾气，克林顿也经常冲她发脾气，自从谈恋爱开始他们之间就争吵不断。但似乎没有一位朋友或助手把这件事情泄露给《芝加哥太阳时报》，而它却在华盛顿迅速传开，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有关他们的任何其他传闻。

希拉里对这篇报道和特勤局都火冒三丈，而且特勤局没有发表正式声明，否认自己泄密，这让希拉里更加愤怒。（后来，这篇文章的作者说文章有两个消息来源，其中一个和“白宫安全”有关。）之后当《新闻周刊》也出现了类似报道时，希拉里宣布该杂志“不受欢迎”，并且永远不接受该杂志记者的采访。

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她对福斯特的态度也非常粗暴。虽然过去她曾经对福斯特说过难听的话，但从来没有其他人听到过，包括他们的密友韦布·哈贝尔。希拉里和福斯特之间过去一直都是相互关心，而且非常了解对方外表之下的脆弱。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她对待福斯特和沃特金斯的态度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她把他们两个一起申斥了一通。对她来说，他们都是没有对自己的紧急命令及时采取行动的下属。希拉里说他们两个都“太天真、太善良，而且都是从阿肯色来”，她的这一逻辑推理的确有些奇怪。

沃特金斯似乎没有怎么把她的指责放在心上，而福斯特明显受到了伤害。从此以后，他开始把希拉里当作“客户”，不再是亲密朋友。

福斯特似乎因为《芝加哥太阳时报》的事情深深自责，好像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希拉里和总统。她是对的，他对努斯鲍姆说，自己一直不够强硬。努斯鲍姆也感觉福斯特的最初想法—换掉总统的特勤局特工会引起媒体注意，并且引发公众的激烈反应，也许是对的，但是现在福斯特和沃特金斯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这样最起码可以安慰第一夫人。

于是，福斯特和沃特金斯会见了负责总统保卫工作的特勤局官员约翰·麦高，传达了希拉里和总统对于《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报道以及特工态度的不满。

麦高为下属辩护说，特工沉默寡言并不意味着他们敌视总统和第一夫人，他们只是按照规定办事。而且，他非常确定地说，泄密绝对不是他的下属造成的。

不久之后，麦高的总统安全保卫负责人的职位就被撤销了。经过福斯特和沃特金斯的斡旋，他被“提升”为联邦烟酒及武器局局长。按照希拉里的指示，许多特勤局特工都被调离白宫，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有直接为老布什夫妇或者里根夫妇服务过的人员。总统办公室周围的特工人员人数也被减少。而在楼上，特工们已经不再被允许进入生活区，他们也不再能妨碍希拉里了。

第11章 处处碰壁

我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的工程究竟有多么宏大。 —《亲历历史》

克林顿夫妇来到华盛顿是要完成自己的宏伟目标的，其中最伟大的一项就是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为美国人提供大病保险，保证他们终身享有充足的付费医疗保障。这样一项计划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昂贵的公共项目，也是自社会保障体系有史以来最必要的项目。“如果不能完成医疗保障计划，我宁愿不当总统。”2 月份的时候克林顿对助手这样说。

克林顿夫妇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政治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来到华盛顿就遭到不断的攻击和怀疑，而且由于前任总统遗留下的财政灾难而被迫突然改变自己的航向，但这就是现实。

和在阿肯色负责教育工作时一样，希拉里在开始咨询专家之前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希拉里希望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优势来限制医疗保障的费用。政府（而非私人保险公司）将规定所有病人都可以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然后要求私人保险公司提供这些保险服务。每个州都可以通过竞标来决定保险的费用，这样州政府官员就可以为自己的市民争取到最低的保费。大部分的美国公司都必须为自己的员工交纳80%的医疗保险费。政府将给予小企业一定补贴，并且负责失业人员的保险。

希拉里的计划充分显示了她的智慧、专注以及领导组织能力。但是，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和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失误纠缠在一起。她显而易见的特权思想、只要目标高尚就可以使用非常手段的观念，以及因此对于保密的过度坚持，都给自己的任务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并且使自己的事业处于险境之中。

从一开始，希拉里和艾拉·迈格辛纳就面临着与预算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所提出的医疗保障模式比现在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制度更加高效，而且花费更少。根据他们的计算，由此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为数百万没有参加保险的人付保险费，并且可以进一步减少联邦赤字。他们感觉这简直是一个魔术计划。

不幸的是，比尔·克林顿的大部分经济顾问都认为，希拉里和迈格辛纳所提出的数字只不过是他们美好的愿望。

为了使自己的计划更具体，希拉里成立了由五百多名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专家和顾问所组成的“总统国家医疗保障改革任务组”。这些顾问来自国会、联邦机构、学术界、企业和医疗界。这500 名顾问开会的行政办公大楼里面几乎一片混乱。他们挤在临时会议室里，有的没有足够的桌椅，有的没有充足的灯光。

各个小组的总结陈述会都是在印第安条约办公室召开的，这里虽然装饰华丽但是空间狭小，曾经是海军部的图书馆和招待室。每次都有大约200 人参加，最后到的人只能坐在门外大厅里，当然高级官员除外。这些会议经常开到深夜，而且所讨论的问题通常毫无结果，希拉里、迈格辛纳和其他高级官员只能打起精神奉陪到底。

希拉里花在此类会议上的时间足有几百个小时，每个议题她都会记笔记，竭力吸收那些枯燥的细节。不管是在白宫还是乘飞机旅行，她似乎总是在研究。尽管如此，事情进展似乎并不顺利。

与此同时，白宫拒绝了媒体和相关组织对于公布顾问身份或者提供进展细节的要求，这种做法有它的实际意义。毕竟总统的行政部门公开或者秘密地起草立法草案是从未有过的，而且这一过程相当混乱。提前透露尚未成熟的草案只会引起过早的争论，使任务组无法专心完成最后的提议，从而影响整体工作。

但是，医疗保障改革是当时公众最为关心的一项政策。共和党人、政府的反对派以及即将受到影响的医疗保险机构很快抱怨说自己被拒之门外，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2 月的第一个星期，地位显赫的共和党成员小威廉·克林杰指控这一程序是违法的，并且要求审计总署调查希拉里是否有资格私自进行这些程序。他还引用了1972 年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该法案规定，除非工作组的所有成员都是联邦雇员，否则不准召开秘密会议。克林杰并没有直接批评第一夫人，但是他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这一指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响应他的不仅有希拉里潜在的敌人—坚持现有医疗保障体系的立法者和官员、特殊利益集团的说客以及共和党人，还有她原本的朋友：报道医疗保障的记者、医疗和健康保健领域的朋友、共和党人以及总统的主要经济和国内政策顾问，其中就包括本特森、鲁宾、帕内塔和沙拉拉。

克林杰的指控把希拉里塑造成了一个偏执狂，似乎她和迈格辛纳正在像控制军事机密一样控制和平时期的国内政策项目。（虽然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制定的保密系统禁止复印任何讨论的资料，甚至许多会议还禁止携带书写工具。而且房间里还配备了监视器，记录文件的交接情况。所有会议不仅不对媒体开放，也不对任何非会议成员公开。

许多人都谴责迈格辛纳的保密措施，但真正提出这些要求的是希拉里，迈格辛纳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

希拉里不打算在医疗保障改革方面做出任何妥协。她根本不考虑在现有的医疗保险系统上逐步改善，最终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其实这种做法对她丈夫的政治同盟以及他本身的政治前途都有益，但是就像斯蒂芬诺普洛斯所说的那样：“妥协不是希拉里的本性。”

同时，希拉里往往把所有批评她计划的人都看作敌人，哪怕他们提出的是建设性意见。她坚持认为：“比尔和我来到华盛顿就没打算按套路出牌。”她说自己和总统将会利用1994 年的国会选举来为自己的医疗保障计划造势，并且用公众的支持反击自己的反对者。“我们知道如何发动亲民竞选运动。”希拉里说，她又恢复了在戴维营的斗士形象。

克林顿的高级顾问们开始担心，华盛顿的环境如此险恶，而她在政治上又过于固执，策略也不够高明。希拉里说服了自己的助手和总统的几位重要国内政策官员，使他们相信即使所有共和党人都反对，医疗保障计划也能顺利通过。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解释说：“克林顿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因为共和党多年以来都忽视了医疗保障改革问题，所以公众一定会大力支持民主党提出的方案。”莫伊尼汉议员的主要助手劳伦斯·奥唐奈也总结说：“希拉里认为……由于这项计划具有显而易见的正义性，因此没有人能站起来反对它。”

这项工作开始三个月之后，希拉里才开始向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保守派征求意见。她去办公室拜访了许多国会议员，问候他们的家人，称赞他们的工作，事后再例行公事送上一封感谢信。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她只是在作秀。就像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议员戴夫·达伦伯杰所说的那样：“她的确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真正参与进去。”

当时，希拉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医疗保障计划战争办公室”，许多年轻的助手不分昼夜监视这项秘密计划所面临的威胁和攻击。她所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绝不妥协。她所期望的是国会无条件接受她的计划，而且医疗保障计划现在也已经成为“永恒选战”的一部分。

“在政府中没有比非友即敌这种态度更愚蠢的了。”奥唐奈评论说，他的意思是希拉里缺少华盛顿经验，“在竞选中，你打败对手后就把他丢在老家了，再也不需要管他了。但是在国会中不行，你永远无法打败多尔，他明天还会出现在参议院，而且下一次选举的时候他还会在那里，而那正是你极需支持的时候。”

沙拉拉和总统的其他高级经济专家对于希拉里和迈格辛纳的策略表示了适度的反对。但是一种危险的态势正在蔓延—总统的助手和顾问越来越不愿意冒犯第一夫人，即使斯蒂芬诺普洛斯和格林伯格都对希拉里保留了自己的意见。麦克拉蒂也选择了沉默，尽管他认为希拉里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本特森和鲁宾的批评则过于委婉，有时候希拉里和迈格辛纳甚至根本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沙拉拉以及管理和预算局准副局长艾丽斯的态度则要直率得多，但是他们已经无法说服希拉里修改她们所看到的计划中的问题或者她的行为方式。

比尔·克林顿的许多高级助手都认为希拉里在聆听他们的批评建议时要么不耐烦，要么带着一种纡尊降贵的态度，她似乎连本特森和鲁宾也不信任。迈格辛纳倨傲的态度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他总是会说“总统已经决定了”，或者“这件事还没有决定”。希拉里则会经常打断总统顾问的发言：“你说得没错”，“你说得不对”，或者“这样不对”。她总是会唐突地评论、插话。当得知迈格辛纳同克林顿夫妇私下会面，并且督促他们不征求顾问或者工作组的意见就做出重大决定后，总统的助手们更加愤怒。希拉里与本特森甚至她的老朋友沙拉拉的关系也在逐渐恶化。

总统似乎处在了妻子和顾问们的夹缝之中，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我们再商量一下。”事实上，克林顿夫妇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新倾向：他似乎开始倾向于安抚希拉里，做出一些违背自己理智的决定，而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克林顿正式任命希拉里为医疗保障改革项目负责人后不久，她就开始游说，试图把该项目纳入总统的整体预算计划之中。其实，克林顿提出的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投资项目的预算方案在一些人看来已经比较偏激。他的经济顾问和国会联络官员预言，即使没有医疗保障计划这个负担，国会也很难接受这个预算计划。

由于政府的其他议案必须在国会通过整体经济计划之后才能真正开展，因此克林顿的政治和经济顾问都希望国会能够尽快通过这个预算计划。但医疗保障计划不仅会减缓预算通过的进程，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政府开支大幅度增加，从而损害总统振兴经济的核心问题：减少赤字。

希拉里知道预算计划将在国会山引起极大争议，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自己医疗保障计划的关注，因此她担心如果不把医疗保障计划纳入整体预算方案，在中期选举前就无法实施。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她提出，由于医疗保障计划对于政府开支、税收和公民权利性项目的影响，它应该被纳入整体预算法案。

众议院的多数派领袖迪克·格普哈特也力劝希拉里把医疗保障计划纳入预算法案中。在华盛顿，任何议案只要在参议院获得超过50%的支持就可以通过。格普哈特确信希拉里的计划若单独提出肯定会遭到反对派的阻挠，而预算法案只要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就可以了。

希拉里非常认同格普哈特的观点，因此安排了一次会议与克林顿以及国会领袖商议此事。总统认为事关重大，他告诉希拉里和迈格辛纳征求参议院多数派领袖乔治·米切尔的意见。结果，米切尔也支持把医疗保障计划纳入预算法案。他告诉希拉里，如果医疗保障计划作为一个单独的议案提交国会，那么它通过的概率将会减小。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你将会使参议院反对派的力量大大增强”，他解释说。

但是，总统仍然没有承诺是否把该计划纳入整体预算计划。极其失望的希拉里决定先赢得克林顿的顾问们的支持。她本以为这件事情应该在自己和克林顿之间解决，没想到还需要顾问们的支持。

总统的一位重要代表曾经多次参加过希拉里的吹风会，可以看出希拉里越来越绝望，“因为预算正在妨碍他对医疗保障计划的投入”。这位官员总结说，希拉里根本不关心减少赤字的问题。“鲁宾和本特森这些人正是最反对医疗保障计划的，他们认为政府干预过多，就肯定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同。她感觉自己处在包围之中，‘那些想要使我们放弃经济计划的人又在努力迫使我们放弃医疗保障计划。’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愤怒。鲁宾非常谨慎。他当然同意设立全民医疗保障，但是他对希拉里和迈格辛纳的做法也有疑问，比如计划中的具体数字、方式考虑得都不够详细。”

总统突发灵感，在2 月17 日向国会发表演讲时，他邀请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坐在希拉里的旁边，以此显示他对总统的经济计划以及希拉里的医疗保障计划的支持。尽管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被看作是中立职位，而且格林斯潘是老乔治·布什所任命的，但是他无法拒绝总统要求他坐在第一夫人旁边的命令。而且，他本身也非常欣赏克林顿对于减少赤字所做出的努力。

尽管克林顿在演讲中没有把全民医疗保障计划列入预算之中，但是希拉里还是得到了一些安慰，因为克林顿重申了自己对该计划的决心。“如果今年—不是明年，也不是5 年之后，就是今年—我们不能在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我们振兴经济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总统说，“减少医疗费用支出可以节省几千亿美元用来进行新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它不仅能够减少我们的赤字，还可以扩大我们在本土的投资。”这句话在当晚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电视镜头还捕捉到了坐在格林斯潘旁边的希拉里微笑的镜头。这一切都在克林顿的意料之中。

但是，医疗保障改革反对者们现在也找到了攻击希拉里计划的有力武器，也许还能彻底打败它。以美国医学会为代表的医疗机构成功地阻止了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的所有医疗保障改革。2 月25 日，另外一个组织—美国医生协会以及许多为反对希拉里的计划而成立的新组织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医疗保障改革小组的秘密会议为非法，并对公众公开所有的会议，公布500 位咨询专家的名单。“这就好像是公开白宫的所有会议。”总统说。这样可能会“一事无成”。他承诺说医疗保障计划将会得到充分、公正的讨论，所以相关利益集团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是在议案提交国会之后。

希拉里非常明白目前的形势。她指责对手利用“一项模糊的法律”来破坏正在有序进行的计划，于是她让福斯特解决这个问题。

据韦布·哈贝尔所说，希拉里和福斯特的关系“已经不再平等。他是为她工作的，而以前（在罗斯律师事务所）她是为他工作的。开始的时候他为能在白宫工作而激动不已，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不再是商量，而是命令”。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希拉里把自己对于医疗保障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福斯特身上，这给了他莫大压力。这场官司的高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们输掉官司，她担心自己的计划会从此彻底失败。

“我认为福斯特的下坡路就开始于那场官司。”哈贝尔说，福斯特很快就向他求助。福斯特说自己需要司法部的全力协助，所有相关案件都需要重新研究。司法部能不能立即撤销这一起诉？起诉人是否有资格提出诉讼？而且，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快。

于是，几天之内，一百多名来自各个部门的司法部律师就开始在他们的指导下处理医疗保障计划事务。不久又增加到了150 人。希拉里也不断通过电话来咨询问题。

然而福斯特、努斯鲍姆、哈贝尔以及众多司法部律师的努力最终还是化为了泡影。3 月10 日，美国地区法官罗伊斯·兰伯斯判定希拉里做是在白宫工作的“局外人”，因此医疗保障计划在收集事实时必须进行公开会议。

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个判决对于希拉里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法官判决各个工作组依然可以私下举行会议，而且为总统提供政策建议时也可以。事实上，白宫只要起草一个工作组章程，并且在《联邦纪录通报》上发布会议记录就可以了。但是，它必须公布500 名顾问的名单，这样记者就会立刻找到他们。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判决所传递的信息。很明显，法官向第一夫人和总统发出了非难，向克林顿夫妇的反对者们授予了他们所需要的武器：舆论压力。

希拉里给了福斯特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失败了。

克林顿在国会发表演讲大概一个月之后，他还没有决定是否把医疗保障计划纳入预算方案之中，但是他可以感受到来自希拉里的巨大压力。

3 月11 日，他给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来自西弗吉尼亚的议员罗伯特·伯德打了电话，因为这位参议院资深共和党人的支持对于医疗保障改革计划至关重要。多数派领袖米切尔、西弗吉尼亚的参议员杰伊·洛克菲勒还有总统都劝说伯德放弃自己的原则，允许希拉里的医疗保障计划被纳入整体预算方案，但伯德还是拒绝了。

后来，国会中共和党的元老格普哈特和米切尔都警告希拉里说，预算和医疗保障计划在1994 年国会选举之前全部通过是不可能的。但是克林顿夫妇没有理会这两位领导人的警告，没有推迟这两个方案，结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来，克林顿承认自己犯了个错误，没有长远地规划这个问题。

希拉里匆忙会见两院议员，想要拿出一个议案提交国会。直到后来她自己当选为议员，她才意识到忽视伯德的反对是个巨大的错误。她急切地想为美国人民提供一个好的医疗体系以实现自己的承诺，这促使她鲁莽行事。当选参议员之后，她开始欣赏起伯德的态度来。

但是在当时，希拉里对于民主党高层的愤怒丝毫不亚于对共和党反对派的愤怒。“她对民主党火冒三丈，因为他们没有站起来支持她。”她的朋友萨拉·埃尔曼说。

民主党领导对于她和她的丈夫—美国总统，没有“理应的顺从”，希拉里说。

第12章 重塑社会价值

即使1992 年之前我还不相信祈祷，白宫生活也会改变我的看法。 —《亲历历史》

3 月19 日，希拉里和二十多位助手决定举行午宴，庆祝国会通过克林顿的经济促进计划。希拉里难得放松了下来。就在那时，卡罗琳·休伯低声告诉她，她父亲中风了，于是她立刻飞回小石城守在父亲床边。她在阿肯色期间，文斯·福斯特将依据医疗保障计划的判决对法庭提出上诉，唐娜·沙拉拉和蒂波·戈尔将代替她参加事先安排好的医疗保障论坛和全美巡回访问。

希拉里在医院的时候非常痛苦，这一经历也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在媒体守在医院外面等消息的时候，希拉里正在医院和病人家属以及医务人员交谈。希拉里在《亲历历史》一书中提到，当自己了解到当病人无力负担医药费时医生是多么悲伤，而且有些病人为了节省医药费不得不把用药的剂量尽可能减少。这一切使她更加坚信医疗保障改革是多么重要。

希拉里在小石城的时候，美国医学会从各个州派来几百名医生到国会山，向他们的代表请愿。他们同意建立全民保障体系，阻止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但是不愿意按照希拉里的意思冻结出诊费的上涨。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迈格辛纳告诉大约30 名国会民主党人，政府“倾向于要求”个人负担他们的雇主没有承担的医疗保险费用，个体工作者则承担自己的全部费用。同时，根据法庭要求，白宫公布了511 名参加医疗保障改革计划的联邦雇员、国会助手以及外来顾问的名单。

入主白宫的头几个月中，克林顿和希拉里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郁闷的现实：和自己的期望相反，首都并不像阿肯色那个南方小州那么好控制。在担任总统的8 年时间中，克林顿在政治上成熟了很多，学会了顶着共和党反对派的压力慢慢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就个性而言，他一点儿都没有变：雄心勃勃、魅力四射、自恋、无赖、任性。他非常能干，但是人品不佳。希拉里的宗教信仰似乎严重阻碍了她的变通能力。

从希拉里在韦尔斯利毕业典礼稍显杂乱的演讲上，人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出她的雄心壮志。10 年之后，三十多岁的希拉里在阿肯色的主日学校和教堂发表过一系列布道（虽然国家媒体从未发现），明显表明她的政治哲学深受宗教信仰的影响。

尽管希拉里经常出现在讲道坛上，但是从来没有像1993 年4 月6日在奥斯丁的得克萨斯大学运动场布道时那么锋芒毕露。当时到场的听众有14 000 多人，而她的父亲正在附近的小石城病榻上奄奄一息。父亲18 天前的中风使得他的病情岌岌可危，家人也即将面临放弃治疗的痛苦决定。她几乎每天都守在父亲床边。报纸上刊登了希拉里在头两个星期中离开医院走向汽车的照片，“显示出所有人失去所爱之人都会表现出来的痛苦”，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写道。

她的一些助手回忆说，她在奥斯丁演讲的主题其实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父亲的病危无疑使得她的感受更加深切。（“生命何时开始？”她在演讲中曾经这样问，然后放低声音说，“又在何时结束？”）这次演讲，或者说其实是布道中的大胆言论，在所有第一夫人的公开发言中是非常罕见的。它也充分反映了自韦尔斯利毕业之后，希拉里的思想和演讲技巧都有了很大提高。她已经不再需要像在毕业典礼上那样搜肠刮肚寻找合适的措辞，现在她不怎么需要思考就可以口若悬河，根据自己在飞机上的草稿出口成章、即兴发挥，并且借鉴了一些自己和白宫撰稿人共同合作的一篇关于医疗保障计划的草稿。但是没有变的是，自从韦尔斯利毕业以来，她仍然决心要解决自己思想保守、灵魂自由的问题。

她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也非常专横。她宣称，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全国性“价值和精神危机”，她进一步把它诊断为“灵魂的麻木”。她在后面提到的一个词语来自非洲圣人艾伯特·史怀哲博士—生活在中非殖民地的他发现，麻木的灵魂摧毁的不仅是肉体。

为了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她还巧妙地引用了李·阿特沃特临死之前的忏悔。这位里根和布什时期的共和党年轻攻击手“被癌症击倒……时所发表的感慨……被我记在一个记录名言和经文的小本子上，不断提醒我，给我前进的动力”。她的策略就是从共和党右翼那里收复所谓的家庭价值观失地。自吉米·卡特被罗纳德·里根打败后的12 年，民主党的元老们就尽量避免提到上帝或者传统美德和真理，到1992 年这些似乎成了共和党的专利。希拉里打算扭转这一局面。

“正统基督教徒的大部分动力，”她在发表奥斯丁演讲几天后接受采访时说，“来源于他们认为生命正在离我们而去、价值正在被丢弃、人类正在变成不道德的决策者，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最重要的价值观。我非常同情这一点。对于价值的寻觅应该超越所有宗教和意识界限，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她的证据就是李·阿特沃特。她向听众们宣称：“他曾经说过：‘在得癌症很久之前，我就感觉有种情绪在美国社会涌动。所有人，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感觉他们的生活中缺少点东西，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自己也不是十分确定它到底是什么。而癌症帮助我认清了社会所缺少的正是我自己所缺少的—情感和友爱。’

“20 世纪80 年代的时候人们都在索取—索取财富、权力和地位。我非常了解这一点。我所得到的财富、权力和地位比大多数人都要多。但是，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你还是会感觉空虚。我们能用权力来交换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吗？又有什么代价可以用来交换和朋友一起度过一个晚上的美好时光呢？致命的疾病才让我看清楚了这个事实，我们这个冷酷无情、野心勃勃、道德水平下降的国家可以在接受惨痛教训之前，先从我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我不知道谁将引导我们走过90 年代，但是他们必须应对美国社会的精神真空—这种灵魂的癌症。”

事实上，希拉里把1992 年总统竞选的胜利看作是全美人民灵魂的一次净化，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是精神的胜利。

“对我来说，这些，而非他所策划的竞选胜利，才是李·阿特沃特所留下的真正的永久财富。”希拉里说，自从李·阿特沃特提出后现代共和党主义，并且策划了威利·霍顿事件后，她是第一位民主党第一夫人。希拉里的演讲在奥斯丁赢得了伴随着“阿门”的阵阵欢呼，以及狂热的低声祈祷，似乎这是一次宗教集会，而不是政治演讲。

“关于家庭价值观的讨论毫无意义，”她说，“而且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们根本不应该讨论我们的家庭结构是否出现了问题，或者孩子是否需要稳定的家庭。我们所应该讨论的是如何确保孩子健康成长、家庭幸福美满。我们若要实事求是，就必须意识到，不管是仅有家庭价值观和影响，还是仅有政府干预，都是不够的。

“相反，我们应该知道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孩子的健康不仅会受到父母价值观的影响，也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这种理念应该超越右翼或者左翼、保守或者自由的政治界限。”

那天，希拉里似乎要宣扬自己、丈夫以及克林顿政府的仁慈哲学，它不仅赞成传统的家庭和个人责任，还认为政府应该心怀同情，设立慈善项目来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克林顿政府将会成为丑陋的政治风暴中的精神港湾。选民们选举克林顿做美国总统就已经表明了他们想要“重塑这个社会”。它现在已经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比如政府政策中精神家园的体现，以及信徒们已经拥有的前进方向。对于李·阿特沃特的问题，她回答说：

“谁来领导我们走出这个精神真空？答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重塑社会不仅仅要改变政府体制，使我们的机构更加适应现实，它还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抓住机遇，并且做出最佳选择。这就是本届政府、总统和所有抱有此类希望的人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几个星期之前，《调和》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迈克尔·勒纳到白宫造访了希拉里。这份犹太期刊（双月刊）融合了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评论、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教义和新世纪理论的思想。

在希拉里的办公室和自己的杂志上，勒纳都提到了自己的价值政治观，非常切合希拉里的政府服务理念。勒纳的潜台词就是，政府已经圆满解决了人们的基本政治权利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大家的经济需求。“然而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还有一类需求被完全忽视了：追求更高精神目标的需求。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参加过社会改革运动，比如要求经济公正的运动、民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工会运动等。”勒纳写道，“但是，我们感觉这些运动往往贬低甚至否认了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精神。”

在奥斯丁演讲中，希拉里借用了与勒纳讨论的部分内容，她断言：“在我看来，我们正处于价值危机之中。为什么在经济如此发达的美国……人们内心还有空虚感？为什么经济增长和繁荣、政治民主和自由仍然无法让我们满足？为什么我们缺少个人价值和社会集体价值—成就感、归属感和同胞情谊？”

父亲的病危显然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当她简要阐述“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平价、充分的医疗保障”的必要性时简直令人心碎。“我们必须要仔细拷问医疗保障体系的所有方面。医生为什么要做自己的工作？护士的工作为什么有一定权限？病人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状态？生命何时开始？又在何时结束？这些又是谁来决定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综合自己的道德、伦理和精神信仰，并且在上帝的指引下竭尽我们所能。

“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没有规章制度和官僚机构的体系，并且用人类的关怀、关注和爱心来代替它？这就是我们改革医疗保障体系的最大挑战。”

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希拉里似乎又恢复了韦尔斯利毕业典礼上的陈词滥调：“我们的政府机构意味着什么？受教育意味着什么？作为记者又意味着什么？当今社会中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某种职业身份又意味着什么？去年，自私和贪婪所得到的赞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现在是时候问问自己这些问题了。”

她在演讲的最后还提到了拒绝尖酸刻薄的言语攻击的必要性。要知道，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她还派自己的亲信从戴维营回到华盛顿写出了一个关于“坏人”的故事。而且在奥斯丁之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时，她还告诉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是时候“妖魔化”那些阻止医疗保障计划的人们了。她在奥斯丁说道，“想要填补李·阿特沃特所说的精神真空”，就应该要求“个人做出许许多多的改变，比如言语攻击……比如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希拉里从小石城回到华盛顿几个小时之后，她的父亲就去世了。此时，她和切尔西已经在父亲的病榻前守候两个星期了。

回来之后，希拉里发现白宫一片混乱。一直以来都是她在督促丈夫专注于工作，因此她短暂的离开所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她谴责克林顿的助手决策不力，而且计划和执行工作也没有做好。医疗保障计划陷入困境。当时的她感到十分绝望、悲伤，似乎已经筋疲力尽。

更糟糕的是，希拉里得知在自己照顾即将辞世的父亲时，克林顿却带着芭芭拉·史翠珊—她是去白宫给总统送尚未公开发售的新专辑的，参加了烤肉架俱乐部宴会。史翠珊还吹嘘自己在林肯卧室过了夜。据传闻，不久之后希拉里就下令禁止史翠珊进入白宫（因为她当时尚未结婚，和自己的未婚夫同住在总统官邸是不合适的）。第二天早晨陪总统慢跑的媒体人员注意到他的下巴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迪伊·迈尔斯向记者们解释说，这是因为总统在剃须时不小心伤到了自己。不过连迈尔斯自己也开始相信，这是希拉里因为史翠珊的来访在他脸上留下的印记。

两天之后，在希拉里和父亲以及弟弟们接受洗礼的教堂为休·罗德姆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葬礼，总统在悼词中赞扬了自己“强硬而且粗暴”的岳父。

到了月底，也就是4 月23 日到25 日的那个周末，克林顿和希拉里参加了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金斯米尔会议中心为民主党议员举行的休假活动。那次活动没有对媒体开放，希拉里在会上向大家通报了医疗保障改革计划的最新进展情况。

希拉里的箴言有时候也会视情况而发生改变。克林顿·布拉德利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两位议员特别厌恶和怀疑她的言论。然而他们两个在国会德高望重，本应该是克林顿夫妇的天然盟友。但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与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关系非常冷淡。布拉德利和莫伊尼汉后来说，希拉里当天下午的言辞和态度让他们大吃一惊，但他们两个都认为这才是她本性的流露。

布拉德利问希拉里，没有能够按照承诺在100 天内向国会提交医疗保障改革计划是否会增加该议案通过的难度，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立法目标需要完成；并且建议为了适应现实情况，也许该计划应该做出重大调整。

“不，”希拉里冷冰冰地回答说，“计划不会做出改变，因为不管是否推迟提交，白宫都会‘妖魔化’那些利用这段时间试图改变或反对该议案的国会议员和医疗机构。”

“这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给我留下的印象。”许多年后布拉德利说，“你不应该告诉议员，你要‘妖魔化’他们。这揭示了她的基本性格特征：傲慢、轻蔑、伪善，把所有提意见的人都看作敌人。”

莫伊尼汉的助手劳伦斯·奥唐奈曾经说，莫伊尼汉对这位后来接替他在国会职位的女性非常失望。“莫伊尼汉议员并不忌恨她，并没有把这些事情与私人联系在一起。”奥唐奈说，“但是‘妖魔化’的措辞影响了此后他对希拉里的看法。”

4 月份对希拉里来说尤为痛苦。承受丧父之痛的她还要忙于医疗保障改革，她把这项计划看作是丈夫和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因此她对于其他项目比自己的计划拥有优先权感到十分愤怒。

克林顿和希拉里意识到，他们没有能够按照自己的期望尽可能快地实现进展。为了缓解政府可能遭受的批评，克林顿在4 月23 日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离100 天期限还有一个星期。“在这前100 天中，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方向。”他说。对于一位不能按照承诺在100天内提交医疗保障计划的总统来说，这一言论不可谓不大胆。而且，他的基本经济促进计划—这一宏伟财政计划的开端也没有在参议院通过。

4 月30 日，所有的白宫工作人员都收到了一朵长茎粉红玫瑰和一张感谢卡。上面写着：“感谢你自就职典礼以来所做的所有工作。我们正面临一个伟大的历史机遇来实现国家的辉煌，感谢你在前100 天的参与。”每张卡片上面都有克林顿和希拉里的签名。

1. 霍顿，因谋杀而被判终生监禁的马萨诸塞州重犯，因为1988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州长所推行的周末假释政策而暂时释放。在假释期间，这名黑人抢劫并且强奸了一名白人妇女。老布什的竞选团队有效利用这一事件来攻击杜卡基斯，是非正当竞选（带有种族色彩）的典型例子。

第13章 艰难时期

若要完成整体经济目标，我们就必须要牺牲一些具体承诺。 —《亲历历史》

在希拉里看来，华盛顿本身的文化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媒体的肆无忌惮；政治和社会精英们只顾贪婪地追求个人地位，根本不把公共利益放在心上。这一切都使得希拉里对于克林顿的助手、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反对派更加火冒三丈。

1 月份到达白宫的时候，希拉里显示出来的是超级自信，毕竟从来没有一位第一夫人像她那样具有丰富的政府和政治经验。但是，这位聪明、井井有条，并且被人们认为最有逻辑性和纪律性的女性无法理解，也无法欣赏这个将政治、社会和媒体文化交融在一起的华盛顿。

但是，自从克林顿夫妇离开小石城后，他们身上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阿肯色，她总是坚定地引领着他前进的方向。而且，当他们的事业偶尔发生意外转变时，他们也总是共同应对。入主白宫的头几个月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态势，这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他们所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克林顿周围的经济团队成员都是一些陌生人：保险精算师、华尔街投资家以及华盛顿原有的经济专家，他们的直觉几乎和希拉里完全相反。劳埃德·本特森似乎向总统施加了魔咒，使得他言听计从。更加糟糕的是，在希拉里看来，他们似乎正在把克林顿引向错误的方向，丝毫无视她的指示和经验，也不顾她和克林顿的价值观和成功经验。

在阿肯色，几乎没有一个重大政策决定是违背希拉里的意愿的。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她肯定也是在决策现场的。贝齐·赖特有一条黄金法则：遇到任何重大问题，她都会召集希拉里、克林顿和迪克·莫里斯共同商议决定。自从克林顿夫妇来到华盛顿之后，希拉里一面要努力在总统的日程表中为医疗保障计划争取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还要努力保持对其他重大政策的影响力，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一形势让她极为愤怒，她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虽然以前她曾经因为丈夫的外遇遭受了莫大的耻辱，但是在政治决策方面的权威性从来就没有降低过。

克林顿现在似乎偶尔也会避免或者忽视她的建议，甚至还默许把她排除在一些对医疗保障计划具有重大影响的会议之外。“你们总是告诉我们说，必须要推迟这些（讨论医疗保障计划的）会议，因为这个计划会伤害到整体经济计划。”希拉里曾经对丈夫和他的顾问们抱怨过。她的一些代言人（因为她不方便亲自开口）暗示说，这种情况对她来说是种耻辱。克林顿让她负责克林顿政府中最重要的计划，但是他们两个在达成目标的策略方面有时候似乎会出现分歧。

“你可以感觉到她的不满。”总统的一位高级助手说。她认为政府应该把医疗保障计划作为头等大事，为其他目标和1996 年的连任扫清道路。“她的态度就是，那些想要使我们放弃经济计划的人又在努力迫使我们放弃医疗保障计划。”

她希望基本经济决策应该受到自己和丈夫更高目标的制约。但是，巨额预算赤字使所有人都大为震惊，而且彻底动摇了政府前100 天的重点发展方向和原计划的管理方式。新的经济现实使得经济顾问，特别是赤字鹰派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这是许多人（最起码是希拉里）不想看到的。

到了6 月份，她开始感觉克林顿团队所制订的日程计划几乎要推翻自己和克林顿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和计划了。在她自己还没有想好整个计划细节的时候，本特森、鲁宾、沙拉拉、帕内塔和里夫林就不断地挑剔她的医疗保障计划。

鹰派的冗长说教总是没完没了地在她耳边响起：“它不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华尔街不会接受政府的过多干预”，“我们必须减少开支”，“控制价格肯定会引起市场的负面反应”。有时候克林顿就像是在被他的经济顾问牵着鼻子走，有时候他也会猛烈反击他们。但是，最终他会被他们的强大力量所压制，而且希拉里和她的医疗保障计划小组也越来越受到他们的牵制。希拉里感觉自己在维护克林顿政府灵魂的战斗中逐渐败下阵来。

考虑到总统的经济顾问没有充分参与到医疗保障计划的研究中去，鲁宾在5 月建议两个团队就该计划的广度进行一次辩论。于是，三十多名高级顾问与希拉里和克林顿一起在罗斯福厅聆听了两种方案的辩论。第一种花费较少，但是只负责重病、大病的保障。根据现场人们的观察，总统和第一夫人更倾向于覆盖面比较广的第二种方案。但是，顾问们无法挑明的是，医疗保障改革小组并没有提供切实的数据说明该计划能够比现有体系节省多少资金。这一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克林顿的顾问们担心如果计划所许诺节省的资金无法实现，那总统就必须得大幅提高税率。在场的一些人甚至担心该计划也许会导致小企业破产，从而引发经济衰退。许多经济顾问都在私下表示了对希拉里医疗保障目标的极度震惊和担心。但是，现在顾问们已经非常注意在总统面前不直接批评第一夫人，因此他们都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指出该计划的问题。相反，他们都赞扬第二个方案，而且提出了一些假设前提：“如果数据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或者“只要它不会转移其他项目的资源”。

这个历时3 个小时的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希拉里警告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要向媒体透露会议内容。但是，几天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还是得到了消息，用大标题宣称希拉里和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出现了争论。第一夫人对此非常生气，并且向丈夫发泄了自己的情绪。“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我们政府的一员？”她质问道，“他们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的？这些家伙会让你脱离我们的既定方向的。”她还猛烈抨击说，美国人民选他做总统不是让他来减少赤字的。“大家选举你不是要你来负责华尔街的。”克林顿担心以后还会发生类似泄密事件，因此决定把参加医疗保障会议的人员控制在小范围内。

不管在就职后的前6 个月中多么紧张和失望，比尔·克林顿每天早晨起来都会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力来迎接新的一天。从少年时他就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志向。“我喜欢这项工作。”他经常会这样说。他天生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自己的眼光，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他的暴躁脾气并不会持续太久。很久以前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生气的时候他会责骂周围的人，而他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在我看来，他们性格之间的区别非常简单，”希拉里的医疗保障小组媒体和公关代表鲍勃·布尔斯廷说，“他发完脾气后就会忘记，但是她会永远记在心上。”

一位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希拉里的白宫助手观察说，“有些早晨她醒来的时候情绪不好，有些时候还可以，有时还很亢奋。她有能力唤醒大家的斗志。”不幸的是，她状态不好的时候对别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她的发泄会给对方留下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伤痕。”长期担任她的助手的卡罗琳·休伯在克林顿州长任期的最后一年就已经感受到了希拉里的脾气。

一位曾经和克林顿夫妇共同经历了1992 年竞选和执政的关键时期的白宫资深官员，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疑问：希拉里是否是一个天性快乐或者容易满足的人？这位官员认为，根据自己的观察，希拉里在大部分成年生活中肯定都不快乐。在为她工作的这些年中，她经常愤怒、不满，有时候还非常冷漠，尽管她有时可以开怀大笑，对朋友也可以很热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观点，特别是“希拉里乐园”中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许多愤怒和郁闷似乎在当选国会议员后就消失了。从此，她在结婚之后第一次开始走出丈夫的光环。这是她的转折点，也许也是她完全释放自己的开始。

这位官员认为，希拉里最主要的愤怒是针对自己丈夫的，也有可能来源于其童年时期，并且由于克林顿以及自己在婚姻中的妥协而越发严重。但是这位官员也注意到了克林顿夫妇之间的紧密联系，他们对某些价值观和理想的忠诚，对切尔西共同的关爱等，很显然他们彼此都相信对方对自己的爱（大部分时候）。

克林顿夫妇的一位亲密朋友认为，他们两个都深深憎恶自己的婚姻，但是，最终的奖赏—总统职位是如此诱人，因此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也是值得的，也许这可以弥补他们所受的伤害。这一观点虽然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但是遭到了克林顿夫妇大多数亲密朋友的否认。

这位高级官员也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只会增加对彼此的憎恨和愤怒。很显然，如果没有对方的话，他们两人永远也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但这是以某些时候的不快为代价的。

贝齐·赖特认为希拉里的愤怒绝对不是因为这些。她认为这一切都起源于1992 年，当时希拉里的品行第一次受到猛烈攻击，而且此后愈演愈烈。在赖特以及许多其他女性朋友的眼中，希拉里的愤怒是因为华盛顿和白宫的政治现实，而不是和自己丈夫的关系。而且，她的愤怒也不会持续很久。

“克林顿的外遇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赖特说，“关键在于（对）她的品行、她的法律事业、收入以及‘白水案’（的攻击），这才是她愤怒的原因。白宫工作人员认为她的暴躁只是因为她总是受到攻击……她现在依然如此暴躁吗？或者这只是她当时赖以生存下来的手段？她过去并不是这样。”

只有超人才能够忍受希拉里在白宫的遭遇，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自己所引起的。在作为第一夫人期间，希拉里不断受到评判，或者说是谴责，但并不是因为她实际上的所作所为，而是别人的误传、猜测、嫉妒、不满，甚至仇恨，至少她是这样对别人解释的。当然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希拉里所经受的考验几乎是其他所有公众人物都没有经历过的。

希拉里比她的丈夫更有条理和规律。自从宣誓就职后，她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经受了竞选的洗礼，但这一切还是出乎她的意料。1993 年1 月20 日之后，克林顿并不是唯一被关在金笼子里的人，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希拉里也发现自己失去了行动自由。自从和克林顿结婚之后，她第一次失去独立的生活、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工作，而且她根本无法逃避。除了和切尔西在一起的时间，她几乎没有什么宣泄感情的机会，也无法和哈贝尔出去散散步，或者和福斯特保持亲密的友谊。福斯特现在已经变成了她的随从和雇员，而且和她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在小石城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有雷达的监视，但她还是能够自由行动。但是在华盛顿，她几乎无处可逃，到处都有摄像机、记者和特工。从1 月开始，她的一言一行都在严密监控之中，她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隐私。在白宫走廊里说话时她也不得不压低声音，以免被特工或者服务生听到。她比以往更加陷入婚姻的牢笼中，而且即使忍无可忍她也无处可逃。

“我认为，这些弹劾、调查一结束，她的愤怒也就消失了。”贝齐·赖特说，“而且，她找到了对待克林顿的态度：我要开始自己的事业了……现在轮到我登场了。”

入主白宫的头几个月中，希拉里的情绪比总统更不稳定，她的注意力在一个个问题之间徘徊、游移不定，她似乎失去了方向感。其实，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她似乎比克林顿更早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的严重性。她还发现，一些看似毫无关系的因素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很可能会决定本届政府的成败。她知道，除了预算问题和医疗保障计划，他们的未来仍然面临着致命的危险。她很早就意识到，一些强大的势力将会利用他们的过去来攻击、威胁克林顿的总统任期。

据韦布·哈贝尔回忆，他和文斯·福斯特在早春就发现希拉里担心自己的医疗保障计划会遭遇意外打击。在她看来，共和党、政府外部说客集团的反对以及媒体的聒噪并不是针对医疗保障计划的，而是对“克林顿主义”的第一次进攻。

进入白宫5 个月后，她的思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承受着丧父之痛的她甚至根本没有时间或者空间私下哀悼。和克林顿不一样的是，她的体力已经有些不支。她没有他那么充沛的精力，体重也开始下降。一篇媒体报道说希拉里“比以往更加消瘦，尽管她说进入白宫以来，自己锻炼的时间都被中产阶级减税所占用了”。拜访国会的时候，她的助手发现她在会见中表现得非常完美，但是会见一结束她就立即开始打哈欠，回白宫的路上甚至会瘫倒在车上。而克林顿则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有时候观看大厅里的照片，有时候看书（特别是关于总统方面的书），或者打牌，一旦想到什么问题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打电话找别人商量。尽管非常劳累，希拉里下午和晚上还是要帮助切尔西调整自己，毕竟，作为总统的女儿，她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和压力。

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希拉里开始求助于祈祷。对此，周围的好朋友并不感到奇怪，这也没有引起任何媒体的关注。希拉里在华盛顿的时候每个星期都会抽时间和她的“祈祷伙伴”见面。她们许诺定期为她祈祷，而且还送给她一个手抄本，上面有从《圣经》上摘录的经文，也有个人体会和名人名言，以帮助她度过华盛顿的艰难时期。

后来当选国会议员后，希拉里被指责是因为政治目的才信仰基督教、采纳传统价值观的。其实这并非事实，因为她在白宫时从没有大肆宣传过自己与祈祷团的密切关系。

尽管迪克·莫里斯建议希拉里要平衡她在社交和政府工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1993 年，第一夫人很少设宴款待客人。希拉里最初对待社交的态度高度政治化、个人化，充分显示了她的战斗姿态，因此使得克林顿夫妇和华盛顿名流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是打算热烈欢迎新总统和第一夫人的。

没有一位新总统和第一夫人能像他们一样把和华盛顿名流的关系搞得如此糟糕，而且还使政府与华盛顿固有价值观发生了正面冲突。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是考虑到希拉里对一些事情的隐瞒，这些冲突也许是无法避免的。

希拉里认为，首都的某些机构和名流强烈反对克林顿夫妇以及他们的思想，他们更加看重华而不实的政治理念，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结果或者真诚的努力。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她）。但是，克林顿夫妇本身的态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克林顿夫妇对于华盛顿的失望，部分是因为他们看透了这里的伪善。这个城市的精英们似乎白天忙于恶毒的个人攻击和意识形态斗争，晚上却和自己最憎恨的攻击对象成了好同事，甚至会在晚宴上相互恭维。

这个城市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如何管理，是个人权力的变更以及政治斗争的细节。通过《民权法案》和《选举权利法案》之后的25 年中，这里也许只通过了两三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法案。自从两党在“水门事件”问题上达成一致，弹劾尼克松之后，他们越来越多的精力都用在了政治斗争上。

在选择一个了解华盛顿文化的社会秘书这个问题上，希拉里做出的选择似乎非常明智：纽约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公共关系部副总裁安·斯托克。在担任卡特政府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的媒体秘书期间，斯托克与华盛顿的记者们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而且从那时起一直在华盛顿和纽约两地生活。

斯托克非常了解这两个城市不同的权力结构和上流阶级：纽约云集了大批知识精英，而华盛顿盛行的依然是论资排辈，国会和说客云集的K街都是如此。而且，华盛顿的媒体也很少质疑这一规则。因此，前国会议员、内阁部长和总统助手最终都很容易从国会山和白宫转行到K街。和她的许多前任不一样，斯托克是位专业人士，不是社交名流，这一点肯定会增加希拉里对她的好感。她的当选在华盛顿名媛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希拉里逐渐喜欢上斯托克，而且开始尊敬、依赖她。但不幸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希拉里一直拒绝斯托克抚慰华盛顿名流的建议。这些名流包括一些民主党人，他们一直热切地期望在结束里根和布什的12 年统治之后能够受到重用。

就像鲍勃·鲁宾负责教授希拉里华尔街经济学一样，斯托克也尝试在同样深奥的华盛顿礼仪方面给予她指导。斯托克被她的这位老板深深迷住，特别是对她第一眼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性格非常感兴趣。“比如说，谁能想到她会参加苏珊·贝克的祈祷团呢？这位聪明、才华横溢、坚定、幽默的女性让我非常惊讶。我一下就为她倾倒了，而且我对她的印象一直都没有改变。”

斯托克非常了解应该如何应付华盛顿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她很快发现，克林顿夫妇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已经赢得了竞选，这使斯托克的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大楼都成了“永恒选战”策略的附属品，来招待那些选民、国会重要官员和一些老朋友。克林顿夫妇似乎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政府机构，没有把白宫看作是庄严堂皇的总统府邸，而是“一个竞选场所”。斯托克评论说，“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总统官邸的重要性”。毕竟，许多担任要职的官员都非常年轻，没有丝毫华盛顿方面的经验。

希拉里在克林顿宣誓就职后的第10 天曾经设宴招待全美的州长，得到了许多好评。但是，接下来的10 个月中，她没有举行一次正式国宴。相反，在此期间，白宫举行了三百多次政治茶话会和招待会，几乎每天都有一次，其中的大部分都是讨论对克林顿夫妇各种政策目标的支持或者是招待那些政治友人。与此同时，所谓的乔治敦精英，包括国会两党的领导、说客、政治顾问、媒体代表，以及克林顿夫妇所聘任的高官都被忽视了，而且通常都是故意被忽视的。比如，由克林顿和希拉里亲自聘任的政府某个部门的副部长其在位3 年期间从来就没有接到过白宫的一次邀请，唯一的一次例外还是他自己想方设法搞到了一张圣诞晚会的请柬。“他们根本不关心别人。”这位放弃高额薪水来到华盛顿的官员说。

“我认为他和她的失误就在于，一开始就低估了和华盛顿以及与国会打交道的重要性。”斯托克说，“而且，我真的感觉他们以为自己还在阿肯色，丝毫没有意识到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原来有所不同。”

克林顿夫妇的好朋友、筹资专家特里·麦考利夫对他们的态度有自己的解释。“你必须要知道，他们比大部分总统和第一夫人都要繁忙。”他说，“我的意思是，他们没有时间去参加晚宴。也许你看过他们的日程安排……他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们喜欢社交活动，但是在他们看来，社交活动与工作相比是次要的。”事实上，他们经常去当地一家饭店或者朋友家里吃晚饭。

应邀来到白宫的客人也和以往的有所不同。斯托克曾说：“他们都是和某项任务有关的人，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看他们想要完成的某项工作任务开展的。”而且，客人名单都是由公共联络办公室所拟定的，而不是礼仪或者社会办公室。

几乎一年时间中，“他们都是按照选战办公室的安排进行活动。”斯托克说的是白宫的“社交”方面。

和国家大事相比，这些诸如宴会方式的关心和尊重似乎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克林顿夫妇，特别是希拉里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些小事。不管什么样的改变都是一个痛苦而又复杂的过程，第一夫人想要实现的目标也不例外。第一夫人以自己的名义支持某些活动在华盛顿是一个传统，比如国家交响乐舞会、抗击某项疾病的活动或者兽医协会舞会等，但是希拉里拒绝这样做。其实她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要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总统和第一夫人在请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剩下的什么都不用做。”斯托克的一位下属说。）

希拉里对下属（并且以委婉的方式对媒体）说：“我不会这样做，我从来不在任何没有做过的事情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只在自己做过的事情上署名。”消息灵通的当地名媛很快知道了她的态度。“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运行的。”斯托克的一位下属说：“要让他们感觉自己与白宫很亲密……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白宫的态度。”

斯托克认为，既然克林顿夫妇的阿肯色朋友和政治支持者们可以到白宫用晚餐、看电影，那么邀请几位华盛顿社交名流也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希望第二天能够告诉别人，‘我星期六晚上在白宫电影院看了一场还没有公映的电影。’这就是游戏规则……对于总统和第一夫人的非正式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南希·里根就是此中高手，芭芭拉·布什也是。克林顿夫妇现在也非常善于此道。”这是斯托克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所做的评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年被浪费了，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为医疗保障计划和其他立法项目打好基础。”斯托克说，“如果他们在社交方面圆滑一点儿的话。上帝啊！你可以请人们去看场电影，这样说不定就可以拉拢你的反对者。你可以拉拢萨莉·奎因……”

在比尔·克林顿还没有宣誓就任总统之前，萨莉·奎因就已经给希拉里贴上了标签。她和希拉里一样，是一位在华盛顿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她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位时代精英—《华盛顿邮报》的前任编辑本杰明·布拉德利。

萨莉·奎因和希拉里之间有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她们都大大改善了取得卓越成就的男人的生活。许多人都厌恶、害怕她们，虽然他们也非常渴望同她们交往；而且她们的大部分下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更加喜欢她们的丈夫。

奎因是一位陆军将军的女儿，读的是史密斯学院，离希拉里就读的韦尔斯利学院并不远。希拉里的父亲非常严格，她和奎因一样都有种忌恨的倾向。她们两个在事业方面都经历过打击：希拉里曾经在律师资格考试中失败，奎因则在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新闻》节目主持人时遭遇了尴尬的失败。这两位女性有时候都非常尖刻、求知欲很强，但实际上她们没有外界看起来那么信心十足，她们也都可以和别人保持良好的友谊。她们都有一个孩子，而且都是非常慈爱的母亲。

她们两个都决心创立自己的事业—奎因曾为《华盛顿邮报》时尚版撰稿，她的眼光相当敏锐。她们两个对自己的评价都不够准确，不过奎因知道自己在装修房子方面比在任何工作方面都更出色，因此她不断和丈夫一起购买饰品、装饰房子。她们两个都十分活泼，只不过她们小圈子之外的人根本不了解。希拉里坚定的思想来源于自己的政治生涯和斗争，奎因则喜欢调查。

关于克林顿夫妇与华盛顿名流疏远的讨论，首先就是从奎因1992年12 月28 日《新闻周刊》上的一篇2 200 字的文章开始的，文章的标题是《留意华盛顿》。《新闻周刊》也是《华盛顿邮报》集团旗下的杂志，奎因的文章毫不客气，而且表明她非常了解华盛顿卑鄙的文化。她预言说：“希拉里·克林顿的处境会比任何其他第一夫人都要艰难，因为她涉足了全新的领域。她的顾问和朋友会警告她可能会遇到的所有问题，但是她必须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因为华盛顿在紧急时刻会非常严厉无情，形势会非常复杂。”

也许华盛顿严厉无情的最初表现就是奎因在此前6 个星期《华盛顿邮报》上的攻击，题目是《欢迎来到华盛顿，但是请按我们的规则行事》。在告诉准总统他将在未来4 年遭遇怎样的境况时，她写道：“想象一下：你的飞机紧急降落在巴西中部，你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好奇而充满敌意的部落中间。你可以不吃他们给你的猴子舌头，但是如果哪一天你从后面被带有毒药的标枪击中，请不要感到惊讶。和其他文化一样，华盛顿也有自己的图腾和禁忌，新的移民来到这里之后学会遵守规则是很重要的。”

在《新闻周刊》的文章中，奎因就希拉里如何在凶险的华盛顿行事提出了建议。“她必须了解自己的选民。”奎因宣称，“当选总统的并不是希拉里·克林顿。在最近的一次华盛顿晚宴上，有人听到了她谈论预算。她的知识的确很渊博，但是她在谈话中一直说‘我们’—‘我们第一次考虑预算问题。’那些同希拉里相熟的人们说她经常使用‘我们’这个词，而且克林顿夫妇总是一起工作。但是小石城不是华盛顿。‘我们’这个词在华盛顿是会致命的”。

“她不应该参加丈夫的会议。”奎因还写道，“在华盛顿的许多职业女性看来，希拉里在小石城参加国会领导会议是一个错误。‘我不参加我丈夫的会议，他也不参加我的会议。’一位拥有非凡权力的女性新闻工作者曾经这样说过。”

她不应该让自己成为替罪羊……如果第一夫人拥有权力，如果她参加内阁和白宫会议，如果她参与制定政策，那么就会自动产生两个权力中心：他的和她的。它们之间的摩擦、诽谤和流言飞语很可能会导致失去控制。这一切都会分散总统的精力，对他造成损失。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说，选择麦克拉蒂做白宫办公厅主任似乎是个完美的决定。他非常随和，可以让她行使办公厅主任的实际权力。但是，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计划参与政府事务的话那就不妙了。她无法找到一个缓冲器，她不能让比尔·克林顿看起来像个懦夫。华盛顿希望总统就是总统，如果大家感觉他的妻子在指导他，那只会让他看起来很软弱，这样的话他根本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华盛顿就是权力中心。如果总统没有足够的权力，那么这个城市的人们在一英里之外就能发现。象征、表象和感觉有时候比现实更重要。

在希拉里眼中，奎因成了华盛顿媒体权威的代表。这其实很可笑，因为奎因自己也被华盛顿的记者权威们所嘲笑，尽管她的文章比一些传统记者更能揭示真相。而且，奎因的确在华盛顿社交界有着一定影响力。

这些阿肯色人认为自己来到这个城市是为国家服务的，没想到却受到了孤立。因此可以理解，他们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圈子。“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更加苛刻的环境中，”韦布·哈贝尔说。“但是我们阿肯色人需要友谊，需要交流。而华盛顿则认为如果你需要这些东西，那真是来错了地方。不过我们我才不管它呢。”阿肯色之夜就这样诞生了。在阿肯色之夜，他们可以在一起庆祝胜利、回忆在阿肯色的往事，享受彼此间的友谊。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阿肯色之夜就已经成了例行聚会，时间定在每个星期的星期四。参加的人员也不仅包括阿肯色人，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但是宣称自己为荣誉阿肯色人的政府官员。“加入阿肯色之夜的唯一要求就是对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忠诚，”哈贝尔说，“而不是你来自哪里。这个群体中没有一个人会泄密，也没有一个人在背后嚼我们朋友的舌根。”后来，在白宫电影院和总统、希拉里看电影、举行舞会也成为阿肯色之夜的活动内容，切尔西也经常会参加。

在一些人看来，这一社交活动就是新政府任人唯亲的表现。希拉里、总统、哈贝尔、福斯特和其他一些人的这种所谓的狭隘让《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雀跃不已，他们在文章极尽讽刺之能事。尽管福斯特曾经警告说，自己担心哈贝尔出任司法部副部长会使阿肯色的一些往事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国会对这一任命并没有提出多少异议。《华尔街日报》就不同了。“韦布·哈贝尔是谁？”1993 年3 月2 日的《华尔街日报》社论问道。从哈贝尔被任命为司法部副部长，到1995 年1 月因为在罗斯律师事务所挪用公款而被判入狱服刑21 个月期间，《华尔街日报》一共发表了6 篇关于他的社论，都是以“……是谁”作为开头，而这只是第一篇。其实，这一“……是谁”的模式开始于1992 年3 月12 日，当时《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比尔·克林顿是谁”的批判文章。《华尔街日报》的攻击对象中最著名的还要数文斯·福斯特。

春天的时候，阿肯色之夜的许多人都开始关心文斯·福斯特。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文雅、自信的领导，这位麻烦不断、疲惫不堪的官员似乎很难适应现在的状况。

1993 年5 月中旬，白宫一位摄影师拍摄的一张照片很能说明问题，但是这张照片从来就没有公开发表过。希拉里、福斯特和比尔·克林顿的脸色十分阴沉。“旅行办公室正在逐步失控，他们似乎感觉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当时在场的一位助手回忆说，他也感觉到自己的言辞似乎有点儿夸张。“但是1993 年的时候，她的确如此。‘你们这些人就不能控制一下局面吗？我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些故事为什么还在继续？这些故事为什么会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我们为什么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为什么会彻底失败，看起来似乎……’”

希拉里的话主要就是针对在场的律师：福斯特、努斯鲍姆、林赛和努斯鲍姆的一位助手。

照片上脸色最阴沉的是希拉里，福斯特看起来憔悴、悲哀而且茫然，而克林顿似乎很想立刻离开这里。

特别检察官花了7 年多的时间来调查白宫旅行办公室7 名工作人员被解雇的内幕，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和“白水案”一样，司法部、国会和媒体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但是，“旅行办公室问题”的象征意义更加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对一些同事所描述的希拉里的“阴险谎言”。

克林顿夫妇的旅行办公室问题可以追溯到克林顿对他们的朋友哈里·托马森的任命。哈里·托马森在白宫东翼拥有办公室，负责一项模糊的任务—“白宫工程”。具体来说，就是塑造总统、第一夫人和新政府的公众形象。在两名助手的协助下，托马森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聘请好莱坞“最好、最聪明”的导演来拍摄总统和白宫短片，而且要“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除此之外，他计划设计一枚新的总统印章，来体现“新一代领导人的形象”。他还打算在白宫为米老鼠举行65 周岁生日派对。

哈里和他的妻子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一直都是克林顿夫妇最忠诚的朋友，在竞选过程中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并且帮助他们筹划了就职典礼。作为好莱坞制片人，他们非常擅长包装，他们所关注的主要就是外部形象和表现技巧：琳达负责希拉里的形象—服装、化妆和发型；哈里负责克林顿的形象，使他的形象更加符合选民的审美观。在电视节目《60 分钟》中，他就坐在克林顿的旁边。宣誓就职周期间，他们夫妻两人一直住在林肯卧室，后来琳达回到了好莱坞，而哈里留了下来继续他的白宫工程，并且私下为希拉里和克林顿提供建议。第一个怀疑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工泄密的人就是他。

2 月17 日，也就是总统向国会提交经济计划的那天，克林顿还仔细阅读了托马森的商业合伙人达内尔·马滕斯写的提议。他建议政府授予他们的TRM航空公司一份咨询合同，调查政府非军用飞机的使用情况。在竞选中，克林顿和他的助手一直租用TRM航空公司的飞机，特别是媒体称为“空中埃尔维斯”的那一架。现在克林顿已经成为总统，马滕斯建议托马森把公司名称从TRM改为哈里·托马森与合伙人公司，以此“利用‘托马森’的名气”。

“这些家伙真精明。”总统在马滕斯的建议上附了一张便条，送到了麦克拉蒂那里。“应该和帕内塔以及菲利普·拉德讨论一下。”上面写道，他们两个是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副局长。比这个提议更加重要的是托马森在相关事务上的坚持。他和白宫的其他阿肯色人都宣称，为跟随总统、第一夫人和其他白宫人员的记者们安排飞机和酒店住宿的旅行办公室掌控着大量资金，而且管理非常随意，有可能滋生腐败。

4 月末5 月初，托马森和克林顿以及希拉里分别讨论了旅行办公室的问题，希拉里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哈里就是个教唆犯。”一位白宫助手说，“这就好像是有人在山顶的巨石下用了一个杠杆，然后它就顺着山坡滚下来，下面的村庄就倒霉了。”

希拉里的一位助手回忆说，由于旅行办公室是直接为媒体服务的，因此在托马森的保证下，希拉里开始相信如果揭露媒体办公室存在的问题、解雇现有工作人员，并且由白宫高官来重新安排新的工作人员，就会得到媒体的热烈好评。而且，在宣布经济计划之后，总统曾经承诺要精简25%的白宫工作人员。重组旅行办公室，实现精简、高效，正好可以兑现这一承诺。

“要在问题出现之前消灭它。”希拉里在5 月初的时候对托马森说，她认为消除腐败会得到媒体和公众的赞扬。

托马森向沃特金斯表示，第一夫人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5 月12 日，科尼利厄斯向托马森、沃特金斯、福斯特和威廉·肯尼迪（福斯特的助手）报告，担任旅行办公室主任30 年之久的比利·戴尔和他手下的员工在账目管理上疏忽大意。的确，许多年以来旅行办公室把大量现金花在了一些媒体旅行的意外支出上，在最后收费时也没有向媒体公司提供详细账目。但是，科尼利厄斯也夸大了一些事实：她宣称大量没有相关记录的支票都用在办公室员工的“奢华生活”上，而事实上，她所知道的只是一位员工拥有一艘小船，另一位员工拥有一个度假屋而已。

为了进一步揭露旅行办公室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肯尼迪诱使和自己一起调查总统所任命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进行了正式调查。他告诉这些特工，白宫“最高层”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其实肯尼迪的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得体的，他可能忘记（也可能是故意忽略）了一项严格的规定：在“水门事件”之后，白宫官员与联邦调查局接触必须首先得到司法部部长的同意。忽视这项规定会惹出大麻烦，因为弹劾理查德·尼克松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妨碍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第二天，希拉里就这一问题再次施加了压力。“你意识到旅行办公室可能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吗？”她私下召见麦克拉蒂时问道。麦克拉蒂回答说：“是的。”

“哦，那么，很好。”希拉里说，“如果你意识到了，我知道你肯定在调查它。”

麦克拉蒂向沃特金斯和福斯特传达了希拉里的意见，警告他们重视这个问题。

当天，她还两次直接和福斯特谈到了旅行办公室的问题。“HRC（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的缩写）总是感觉决策不够及时。”福斯特在自己的笔记中草草写道。

第三天，也就是5 月14 日（星期五），福斯特请沃特金斯向希拉里汇报最新进展。沃特金斯告诉希拉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发现，旅行办公室管理非常松散，财务方面存在很大问题，特别是在小额现金管理上面。

“哈里说，他的人可以管理得更好。”希拉里这样回答道（据沃特金斯回忆）。至于解雇现有员工，“我们需要让这些人出去，然后让自己人进来。我们需要空间”。

当天晚上，沃特金斯给托马森打了电话，告诉他希拉里的意见以及审计结果。

5 月16 日（星期天）晚上，希拉里在白宫晚宴前和麦克拉蒂进行了交流。麦克拉蒂告诉她，毕马威已经发现“管理不善以及可能存在的不正当行为”，希拉里似乎一点儿都不惊讶。

“那么，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她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决定。我们再讨论一下吧。”

5 月17 日，沃特金斯告诉麦克拉蒂和福斯特，他已经决定要解雇旅行办公室的员工，并且还引用了与希拉里的电话内容。他计划聘请一个小石城公司来接管它，并且让科尼利厄斯做主管。

“昨天晚上我和总统以及克林顿夫妇共进了晚餐，这的确符合她的意思。”麦克拉蒂也同意这一做法。

5 月19 日，在没有给他们任何辩解机会的情况下，所有7 名任期满后继续留任的员工被解雇，而且被要求立即离开。白宫的一些官员（沃特金斯，也许还有福斯特）都曾经怀疑过希拉里的动作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儿。但是，他们想起，当自己打算逐步解雇白宫特工和一些永久工作人员时，希拉里是多么愤怒，因此他们不想再次被她训斥。

克林顿对于旅行办公室事件知道的并不多，他和希拉里都没有想到白宫会因此遭到媒体的狂轰滥炸。事实上，他们以为自己会因为整顿了这个挥霍纳税人钱财的部门而受到欢迎。恰恰相反，许多记者都认为这次解雇是克林顿夫妇任人唯亲的体现，特别是白宫在确认受益者将包括哈里·托马森和总统年轻的表妹之后。

就在3 个星期之前，克林顿夫妇还带着手下官员到戴维营商讨如何在媒体上宣传自己。现在，记者们发现沃特金斯越权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蒂芬诺普洛斯则要求联邦调查局一位特工修改联邦调查局的公开声明，为解雇旅行办公室员工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新的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则公开抱怨，白宫没有经过她的授权就接触联邦调查局。而且，当白宫后来宣称旅行办公室问题事实上是副总统“重塑政府”任务的一部分时，又遭到了戈尔办公室的否认。

就在总统办公室宣布解雇旅行办公室员工的当天，报纸头版和早间新闻节目就已经开始大肆报道另一条新闻：空军一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待命45 分钟，而总统则在贝弗利山享受著名发型师克里斯托弗的手艺。要知道，克里斯托弗对普通人的收费一般高达200 美元。尽管白宫媒体办公室坚决否认空军一号占据停机坪导致其他飞机延误，但是联邦航空管理局非常清楚地表示，由于飞机4 条跑道中的2 条被迫关闭1 个多小时，许多航班都被延误。（更糟糕的是，克里斯托弗施展自己手艺的时候，一架媒体飞机就等在空军一号的后面。）

后来，希拉里和克林顿疲惫地提出，从专业角度来看，旅行办公室的确管理不善，应该受到审查。但是，在宣布解雇后的几个星期里，白宫的反应（主要是律师办公室和文斯·福斯特的意见）是被迫撤销已经做出的决定，同时尽最大努力掩饰希拉里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所有有关她的参与和任人唯亲的微小细节都会令媒体兴奋不已。许多人都认为，这再次表明希拉里在操纵自己的丈夫，而且在竭力掩盖事实。

对于克林顿夫妇来说，一场战争已经开始。白宫成了他们的掩体，石墙似乎成了最安全的防御措施。在解雇旅行办公室员工后的第6 天，白宫宣布7 位员工其中的5 位将会得到新的工作。尽管如此，“旅行门”事件仍在继续，媒体仍在发泄它们的愤怒。现在，希拉里拒绝做出进一步的道歉或者让步。

5 月26 日，克林顿下令开展一项关于解雇事件的“内部调查”，由总统高级代表约翰·波德斯塔和他的助手托德·斯特恩来负责。在整个问询过程中，麦克拉蒂、托马森、福斯特和沃特金斯都极力掩饰希拉里的作用，甚至否认了她的参与。福斯特向沃特金斯施加压力，让他保护希拉里，不要泄露她关于让“自己人”管理旅行办公室的意见。

波德斯塔面临着是否要彻底调查希拉里在本次事件中的作用的两难困境。斯特恩曾经在笔记中写道：“我们需要严肃考虑搞清楚真相是否有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客气一点儿的说法就是，HRC……对此有一定兴趣。”在与波德斯塔和斯特恩开始的接触中，福斯特和沃特金斯甚至都没有提到希拉里的名字。

希拉里在旅行办公室问题中的参与程度、当时的情况、其他的参与人员都被沃特金斯在6 个月后的一个备忘录中记录在案。但是直到特别检察官发出传票要求察看之前，这个文件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上面写道：

当时旅行办公室的问题开始进入我们的视线……自从2 月向国会提交经济计划之后，我们还没有取得一次胜利或者成功的公关，因此大家感觉我们需要一次圆满的成功。白宫非常明白这一点，尤其是第一夫人，因为她的医疗保障计划正在被推迟，在5 月的最后期限前是不可能完成的。

哈里·托马森使第一夫人接受了他的计划，并且把它看作是一个不错的政绩，肯定会得到媒体和公众的好评。他激发了她的兴趣，她的热情反过来使哈里更加兴奋和专注。然后，文斯·福斯特参与了进来，福斯特经常来与我讨论，把他、哈里和第一夫人的热情传达给了我……特别是第一夫人，她已经厌倦了推迟医疗保障计划和其他事务。她希望我们立刻动手去做—我们别无选择。

5 月末的时候，在许多外人看来，克林顿政府似乎在一路滑坡，白宫内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这一趋势。旅行办公室事件究竟是一个“丑闻”、“阴谋”、“惨败”还是“总统的亲信和他妻子的共同犯罪”，似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这些评论并不怎么公平。毕竟，经济计划正在逐步推行中。但是希拉里认为白宫没有把信息传达出去，事实也的确如此。当然，她认为责任并不在自己。关于国会民主党议员和白宫之间在经济和预算方面斗争的报道仍然在分散人们对她的医疗保障计划的关注。令她恐惧的是，《芝加哥论坛报》关于她发脾气摔灯的传闻又开始在媒体和华盛顿死灰复燃，人们开始怀疑她和克林顿的情感生活。她还以为那次传闻风波已经结束了呢。

整个5 月，希拉里不断出现在一个又一个杂志的封面上，白宫这项公关工作原本的目标是要配合医疗保障计划的推出，但是它根本就没有付诸行动。《人物》杂志中刊登的《希拉里·克林顿—母亲、妻子和决策者》一文描述的是，她正在竭力平衡自己的工作以及慈爱母亲的角色。《时代》杂志的封面文章标题则是“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是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第一夫人，有人对此有异议吗？”

同一个月的另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则宣称克林顿是“退步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总统”。5 月末的时候，他的支持率下滑了20%，下降到40%以下，从来没有一位总统的支持率下降得如此迅速。执政前100 天的各种争议以及缺乏工作重点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此期间，克林顿经常不是火冒三丈就是垂头丧气。由于共和党人和媒体拒绝给他一个“蜜月期”，克林顿对他们深恶痛绝。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根据新的财政和政治现实来调整执政方针，但是批评者仍然给他扣上“加税，加大支出”的自由主义者的帽子。他的情绪如此低落，以至于他的日程秘书南希不断调整他的工作节奏，以适应他起伏不定的心情。

需要的时候，希拉里总是像一位超级总管，保护自己的丈夫，并且让他的手下各行其责。和原来一样，她现在又开始责骂丈夫的手下。在白宫的大型会议上，她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有时候，她的愤怒似乎是对丈夫的间接批评，好像手下的失误就是他自己无能的反映。在描述她在白宫的一次情绪爆发时，一位高级官员说：“她所讲的内容是关于工作人员的，但是很显然，总统才是她的目标。”

在这一时期，希拉里曾向一位民主党元老寻求建议。虽然他不是正式官员，却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对于媒体非常紧张。”他说。她告诉他，华盛顿和自己所期望的很不一样，人们都很邪恶，总是试图从背后捅你一刀。她说自己特别头疼《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新闻、社论和专栏文章。她说，他们似乎反对她有自己的意见，反对她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反对她的医疗保障计划。他们总是想把她描述成篡夺总统权力的恶人。

“我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位第一夫人担任正式的政策顾问，或者被总统授权负责某个重大政策项目。”这位华盛顿元老回忆说，“而且，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在这样的职位上取得成功。”但是，学会和媒体打交道是在华盛顿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这也许是每个总统必须要经历的。

他温和地建议说，总统或者她的团队中缺少华盛顿经验足够丰富的人。特别是在晚上总统找朋友来商谈事情的时候，除了弗农·乔丹外，其余的人都是“外来者”，总统听到的华盛顿内部人士的意见太少了。

她回答说，他们想要拥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作团队，而不是阿肯色或者华盛顿团队”。这位华盛顿元老提到，迈格辛纳和努斯鲍姆似乎遇到了特别的麻烦。他敏感地发现，希拉里在白宫的这几个月“可能是她的决策第一次不断受到批评”的时期。

希拉里意识到华盛顿的权威感觉自己怠慢了他们，因此说自己不“介意做第一夫人应该做的所有事情”。在整个谈话中，她都把克林顿称为“总统”，而且谈到政府计划时继续使用“我们”这个词。

克林顿请麦克拉蒂向华盛顿的另一位元老戴维·格根请教政府的困境问题。格根一直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写社论，给总统提出了许多建议。在最初的谈话中，格根建议麦克拉蒂聘请诸如曾经在卡特政府工作过的斯图·艾森施塔特之类经验丰富的人来帮助他们。几天之后，他们再次碰面，但是这次麦克拉蒂说，总统希望聘请他，并且邀请他去白宫共进晚餐。格根可以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他的共和党身份可以帮助克林顿显得更加中立，50 岁的年龄和经验可以为白宫团队增加一些老成的感觉，而且他对华盛顿内部文化的了解还可以帮助总统改善和媒体、政客以及社交界的关系。

克林顿请他考虑的职位是总统律师，格根将会进入希拉里、阿尔·戈尔和麦克拉蒂的小圈子。格根知道克林顿政府中最重要的规则，因此在接受这个职位之前，他想要和第一夫人谈谈。他想知道希拉里究竟是不是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是一个把丈夫拉向左翼的坚定自由主义分子。“我到白宫不是为了当花瓶，因此我必须和她谈谈。我也必须要弄清楚，她是否反对任命我。”

格根在三楼的生活区见到了希拉里，他们一起等待克林顿从费城演讲回来。希拉里其实已经接受了格根，她经常在“文艺复兴周末”活动中见到他，对他相当熟悉。她开始向格根解释，为什么自己认为他是帮助自己和克林顿的合适人选。“她的态度非常积极。”格根说：“她说‘你必须要帮助我们’，而且你知道，‘我们真的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来了解华盛顿’。”格根向希拉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她如此憎恨媒体？为什么她没有努力取得华盛顿精英的支持？希拉里避重就轻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媒体一直都很不友好，她说，但是她真的愿意改善和他们的关系。她可以重新开放媒体通道，如果他认为这样做会有所帮助的话。而且，她正在计划一些社交活动，宴请华盛顿精英，为媒体举行烧烤晚会等。格根非常在意希拉里的想法。“如果总统请我来帮忙，我不想和你发生冲突。”格根对她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必须要知道你的想法。”她回答说：“你要知道，我是很传统的。我看重传统价值观，而且我真的认为我们可以超越党派的界限。”据格根回忆：“她说自己曾经大力支持共和党保守派鼻祖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她非常圆满地向我解释了为什么我这样背景和立场的人会适合这里的环境。”

格根到达白宫后发现，那里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于白宫内平行的权力结构所造成的。“第一夫人和副总统都有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他们对第一夫人和副总统比对总统还要忠诚。”格根说。格根和自己的助手被看作是“总统的人”。“所有人都把克林顿看作我们的老板，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很快发现，白宫里还有‘希拉里的人’和‘戈尔的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老板。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超越了这个界限的。比如总统非常相信玛吉·威廉斯的政治判断力……玛吉努力使两个老板都满意，但是像她这样的人很少。”

“在华盛顿，希拉里手下的员工也许是流动最少的，也是最忠心的。”詹姆斯·卡维尔评价说。但是有些人认为，这种忠诚可能是盲目的，而且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谈话》杂志中，希拉里的办公室副主任米兰娜·威维尔宣称，员工们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希拉里。但是有人认为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从来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对自己的老板提出批评。“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对她说，‘噢，上帝，这套衣服太可笑了’，他们就是对她诚实了。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中没有一个会在她结束采访后对她说：‘你知道吗，克林顿夫人，你刚才的表现太糟糕了’，或者‘克林顿夫人，你刚才到底在想些什么啊’—这种事情就从来没有出现过。”总统的一位助手说。

但是，这种无关紧要的批评又有什么作用呢？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白宫法律团队的马克·法比亚尼十分简要地解释了政府初期所遇到的困难：“那个时期的一切证据都表明，她就是主管。在竞选中，他们找来丹佛律师吉姆·莱昂斯撰写了所谓的《莱昂斯报告》，证明自己在白水河投资的清白。她就是司令官。她说：‘大家知道，那些人正在调查我们。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异议。当《纽约时报》威胁在封面上揭露她在‘白水案’资料问题上撒了谎时，没有人会说‘她和此事无关’，因为这的确和她有关。她就是决策者。而且据我所知，从此之后情况就一直如此……

“当对旅行办公室事件进行内部调查的时候，她却被排除在调查之外。律师办公室的报告上说，‘克林顿夫人不认为……克林顿夫人没有做……克林顿夫人没有煽动……’

“这个报告的基本意思就是，她没有下令解雇那些员工，也没有参与这件事情。出现严重后果时总是如此。

“这是一个模式……我的意思是说每次都是这样。1992 年‘白水案’的时候如此，旅行办公室事件时如此，福斯特自杀时也是如此。而事实上，你知道，她总是召集大家开会，并且督促大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个事件？’”

在文斯·福斯特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希拉里只和他说过一次话。福斯特在白宫的地位非同寻常。他是总统的副律师，努斯鲍姆名义上的助手。但是，由于他和总统，更重要的是和希拉里有着亲密的长期友谊，因此他对白宫上下事务的了解比努斯鲍姆还要多。事实上，他对白宫错综复杂的工作和私人事务的了解，比白宫办公厅主任麦克拉蒂或者政府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透彻。

人们从来没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福斯特和希拉里是情人关系，但是在有些方面他们比情人还要亲密，因为他们没有情人之间的怨恨。希拉里在他面前没有丝毫戒备，而且，在进入白宫之前也是如此。

也许福斯特比克林顿更加了解希拉里工作的良好出发点，而且由于他对她如此了解，因此可以看到别人所不容易看到的心思和波动。

在华盛顿的4 个月里，福斯特已经了解了这里的严酷。不幸的是，他觉得这里毫无乐趣，包括这里的美景也是如此。政治斗争是这个城市的主题，并且影响了正常的政府工作，这是他在阿肯色的时候所没有经历过的，也是他所远远没有料到的。他对于这里赤裸裸的残忍没有丝毫准备。

这位一流的律师、睿智的法律顾问拥有一颗温柔的心，他是一下子进入华盛顿这个大熔炉中的，他的经历和逐步习惯这个地方的国会议员完全不同。而且，全美上下都在密切关注他的一言一行。

福斯特来华盛顿首先是为总统和第一夫人服务的，其次才是帮助他们为国家服务。他们所关心的事就是他所关心的。福斯特特别担心关于旅行办公室问题的内部调查。是他让克林顿·肯尼迪进行财务审查，并且联络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的，因此他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他告诉韦布·哈贝尔说，自己正在考虑聘请一位律师，但是哈贝尔不知道这是为他自己还是肯尼迪。福斯特还担心国会将举行听证会，自己也将被调查。这些压力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他的脸庞变得消瘦，而且面色也不好，似乎总是疲惫不堪。他的妻子和孩子最近已经来到华盛顿定居。“布鲁斯、福斯特和我的体重都在下降，我们一直在自我解嘲，把这称为‘压力减肥法’。”哈贝尔回忆说。

让福斯特尤其不舒服的是《华尔街日报》对于总统助手的一系列批评社论。有一天，该报请他提供一张自己的照片，福斯特有些犹豫，因为他知道这家报纸不怀好意，而且他也不想成为政治焦点。律师就应该在私下做自己的工作，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过。

福斯特最终还是送去了一张证件照。但是，6 月17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斯·福斯特是谁？》的专栏文章，原本应该放照片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社论认为，克林顿的白宫有“漠视法律”的倾向，福斯特拒绝向媒体提供照片就是一个例子。社论说，报社按照《信息自由法案》向福斯特索取照片，但是福斯特和白宫没有在法律规定的10 天内做出回应。“难怪福斯特先生和白宫把我们看成恶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写道，“难道法律对于朋友和批评者有双重标准吗？我们难道最终需要提出起诉才能得到白宫的答复吗？或者说我们的起诉会有效果吗？难道只有一天5 万美元的罚款才能引起这个家伙的注意吗？”

6 月24 日，《华尔街日报》的另一篇社论《文斯·福斯特的胜利》攻击了福斯特在医生协会起诉希拉里的医疗保障计划案的不完全胜利。“我们怀疑文斯·福斯特和臭名昭著的奥利·诺思可能很相像。”编辑们写道。

其实，除了华盛顿右翼之外不会有多少人会在意这篇文章，因为和报纸上的其他文章相比，它显然带有浓重的偏见。但是福斯特知道，阿肯色的法律界人士都读这份报纸，而且非常虔诚地信仰它的观点。他认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企图迫使一位阿肯色人离开白宫。福斯特还担心该报记者或者其他人会再次宣称他和希拉里之间有婚外情。福斯特的姐姐希拉·安东尼和白宫同事都竭力劝福斯特说，这些社论只不过是华盛顿惯有的政治攻击而已。

7 月2 日，白宫发布了对旅行办公室事件的内部调查结果。沃特金斯、肯尼迪、科尼利厄斯和白宫的媒体事务主任杰夫·埃勒受到了正式通报，哈里·托马森、迈尔斯、斯蒂芬诺普洛斯和律师办公室也受到了批评。

在报告发布之前，波德斯塔和斯特恩让玛吉·威廉斯事先过目了草稿。在最终版本中它基本没有提到希拉里的参与和对工作人员的影响。尽管如此，希拉里还是对波德斯塔把自己扯入调查中而火冒三丈。她开始忌恨波德斯塔，而且在11 月考虑让波德斯塔出任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的时候把他拖入了黑名单。

如白宫所愿，这份报告在国庆周末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是《纽约时报》还是发出了质疑：“为什么他们没有把意见反馈给总统，而是向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报告呢？”

7 月14 日，多尔在参议院发表演讲，要求司法部长雷诺任命一位特别法律顾问进行调查。这是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共和党第一次对总统夫妇以及周围工作人员提出刑事调查。希拉里压力陡增，她所选择的保护者文斯·福斯特更是如此。

福斯特认为自己在旅行办公室问题上没有保护好希拉里和总统。他和妻子谈过辞职的问题。福斯特还告诉哈贝尔，他担心自己办公室的电话被特工或者白宫的共和党亲信所窃听。福斯特的妻子建议他把问题写下来，以此发泄自己的情绪。“由于无知、缺乏经验和过于执着，我犯了错误。”他写道，“我并没有想要得到这个职位，或者成为华盛顿公众的焦点。在这里，打击、毁掉一个人被看作是一项运动、一种乐趣。”他还提到了《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编辑肆无忌惮地撒谎。”旅行办公室问题的失败是他最为焦虑的问题。他写道：“据我所知，白宫中没有一个人违反法律或者道德准则，处理旅行办公室问题时也是如此。我们没有打算让任何个人或者特殊集团因此而获益。”

“与此同时，随着福斯特和希拉里关系的不断疏远，他越来越难全身心地为希拉里的利益而斗争。”哈贝尔说。“福斯特曾经赢得过她的心，曾经。”福斯特的一位好朋友说：“最后，我认为他们两个都伤心欲绝。自从她成为第一夫人之后，他无法达到她的期望。而且她也不再把他看作真正的朋友，因为她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离开阿肯色前往华盛顿的时候，他本希望和希拉里的关系能和以前一样亲密。他从来没想到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疏远。有时候他是一个随从，有时候是个法律顾问，有时候是替她解决问题的人，但不再是她的好朋友。“他完全不知所措，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福斯特的朋友回忆说，“而且希拉里又是个急性子。”

7 月16 日，福斯特去白宫医务室量血压，然后打电话告诉姐姐自己得了抑郁症，姐姐为他推荐了三位华盛顿心理专家。

7 月19 日星期一，《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又一次把福斯特和希拉里与旅行办公室事件联系在一起。“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可不只是自信。”社论指责道，“导演了旅行办公室解雇事件的那群家伙现在又竭力想解雇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哈贝尔先生和肯尼迪先生都来自小石城的罗斯律师事务所，克林顿夫人和白宫副法律顾问文斯·福斯特也是如此，他们两个也都参与了旅行办公室事件。”

总统非常关心福斯特对这篇社论的反应，打电话邀请他当天晚上到白宫看《火线阻击》（这有些奇怪，因为电影是关于一起刺杀总统的阴谋和一位英勇的特工）。福斯特谢绝了总统的邀请，他说自己已经回到了家中，想花点儿时间陪陪妻子，答应两天之后去见总统。克林顿多年之后回忆说，自己当时竭力想要帮他忘记《华尔街日报》的批评，告诉他说除了本来就对政府有敌意的保守派之外，这些社论根本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但是福斯特还是非常不安。克林顿在自己的自传中说，福斯特感觉“所有人都读了关于他的负面报道，而且深信不疑”。

阿肯色的家庭医生已经给福斯特开了抗抑郁的药，当天晚上他第一次服用了这些药。

7 月20 日星期二下午1 点，福斯特离开了办公室。5 个小时之后，美国公园警察在弗吉尼亚南部的马西堡公园发现他饮弹自杀。子弹是从他的嘴里射进去的，一把手枪握在他的手中。

希拉里是当天晚上八九点从麦克拉蒂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她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是在小石城母亲家的厨房里接到这个电话的，那天她和切尔西正好飞回小石城看望她的母亲和一些朋友。在场的媒体秘书莉萨·卡普托看到她如此表情，还以为是总统出事了。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希拉里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她开始哭了起来。

“让我们希望、祈祷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麦克拉蒂说。然后告诉了希拉里警方发现的尸体的一些细节。“比尔呢？他知道吗？”希拉里问道。

麦克拉蒂说自己还没有告诉总统，他正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拉里·金的采访。麦克拉蒂答应若有新的消息再给希拉里打电话。

麦克拉蒂走进白宫图书馆，那里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克林顿已经答应再给他们30 分钟的时间，但是麦克拉蒂告诉制片人总统不能再逗留了，趁广告的间隙他带着总统离开了。他们走到楼上的生活区，麦克拉蒂将此事告诉了总统。

“希拉里知道吗？”总统问道，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克林顿和麦克拉蒂随后赶往福斯特家中慰问他的家人，在那里的还有韦布·哈贝尔和他的妻子苏西，以及玛莎·斯科特、戴维·格根、弗农·乔丹和其他一些朋友。

当晚希拉里一直打电话给朋友，哭泣到深夜。“我还好。”她在电话上对哈贝尔说，“你是怎么撑住的？”他们商定在哈贝尔回到阿肯色参加福斯特葬礼的时候再面谈。“照顾好莉萨和孩子们，韦布，”她说，“但是也要快点儿赶回来。”

希拉里曾经经历过自己叔叔的自杀；1971 年她和克林顿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克林顿的好朋友弗兰克·阿勒也自杀身亡。但是她说，自己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福斯特已经到了崩溃的程度。“我永远也不会想到福斯特会自杀。”她说。她问努斯鲍姆：“他怎么可能这样做？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可以帮助他的，我们本来可以知道的，我们本来应该知道的。”

福斯特自杀的第二天，总统就召集自己的手下开会，督促他们离开办公室，多花点儿时间和亲人在一起。他赞扬了福斯特“超凡的得体和忠诚，我希望当我们想到他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更迫切地与彼此交流、更迫切地关心家人”。希拉里也已经就请心理辅导师的问题咨询了曾患抑郁症的蒂波·戈尔。她告诉自己的员工给自己留出点儿时间去度假。

克林顿在玫瑰园向媒体的演讲让人听起来似乎是在无意间掩饰什么，这正是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希望听到的。“就像我想告诉大家，特别是白宫里的年轻人的那样，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克林顿说。他的意思是说自杀的动机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一些右翼团体和媒体立即推测说是总统、第一夫人或者他们的亲信下令谋杀了福斯特。这个谣言一直持续了很久。

除此之外，后来还有人质疑第一夫人和努斯鲍姆干涉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对福斯特死因的调查，以及非法处理福斯特办公室内关于克林顿夫妇个人财务状况和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资料。

就在麦克拉蒂打电话向希拉里报告了福斯特的死讯后，希拉里立即给在华盛顿的玛吉·威廉斯打电话，然后又给在加利福尼亚的哈里·托马森打了电话。后来，希拉里和当时与她通过电话的人都证明说，她打电话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悲伤。

7 月21 日星期二，努斯鲍姆拒绝公园警察搜查福斯特的办公室，并且告诉他们第二天早晨10 点再来。第二天早晨不到8 点的时候，希拉里和在华盛顿一家饭店的苏珊·托马西斯通了电话。然后，托马西斯立即给打电话努斯鲍姆。当公园警察、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司法部律师达到白宫后，努斯鲍姆再次拒绝他们亲自搜查。他让他们坐在1 米之外，然后看着他把福斯特办公室的文件整理成三部分。他说第一部分不涉及任何机密，是可以被检查的；第二部分是福斯特的个人文件，应该交给当时也在场的福斯特的律师；第三部分是属于白宫和克林顿夫妇的机密文件，将会被拿到生活区，然后送给克林顿夫妇在威廉姆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私人律师。对于第三部分文件的处理，包括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财务文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给克林顿夫妇带来了无穷麻烦。

哈贝尔到达阿肯色后，立即前往希拉里母亲的寓所。和希拉里拥抱后，他们来到了希拉里的卧室。

“韦布，你知道他的抑郁症如此严重吗？”她一边擦眼泪一边问道。哈贝尔回答说不知道。他还告诉了希拉里自己和福斯特最近的一些对话。“由于医疗保障计划和我父亲的去世，我都没有时间和他聊聊个人问题，我本来应该这样做的。”希拉里说。

哈贝尔没有告诉她，福斯特对此的确抱怨过。

希拉里问起了福斯特的家人，以及他去世当晚前去他家中慰问的朋友。她还问福斯特的脸有没有被子弹打得“一团糟”。

“我们本不应该请他来华盛顿的，韦布。”她说。

“如果你没有邀请他来华盛顿，那早就毁了他了。”哈贝尔安慰她说。他告诉希拉里，自己和福斯特当时已经达成一致，如果克林顿夫妇请他们来华盛顿，他们就一起来。他还告诉希拉里，福斯特对于能够成为政府的一员是多么骄傲和兴奋，以及他多么为希拉里感到骄傲。

然后希拉里转移了话题，请求哈贝尔帮忙应对自己听到的一个谣言：在去世之前，福斯特一直在调查为海军工作的一群刺客，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受害者伪装成自杀的样子。她说已经有记者问过总统这个问题。哈贝尔说如果那位记者再问起这件事情，自己会和他谈谈的。

在他们拥抱说再见的时候，希拉里对哈贝尔说：“我知道你现在是大家的定心石，但是不要一直这么压抑自己。”

“这个建议也同样送给你。”哈贝尔回答说。

希拉里冲着他悲哀地笑了笑，答应过几天再和他谈谈。

据哈贝尔回忆，希拉里最后一次与福斯特接触是在6 月17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斯·福斯特是谁？》的那天。大家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愤怒和受伤。

那天，哈贝尔在白宫等待鲁思·巴德·金斯伯格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福斯特帮助他缩短了审查过程。结束之后，福斯特和哈贝尔庆贺了一下，然后福斯特谈到自己多么担心旅行办公室的内部调查和其他一些事情。

“希拉里看到了我们，然后走过来。”哈贝尔回忆说，“她用胳膊挽住我们两个，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么亲密过了。”

“伙计们，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她说，“我们去吃意大利菜吧。”

那时，哈贝尔和他的妻子苏西已经把家搬到了春谷—位于华盛顿和马里兰交界处的一个高级住宅区。他说，星期六大家都应该来喝杯茶，然后再一起去附近吃意大利菜。他说的是克林顿、希拉里、福斯特和莉萨。“希拉里说这是个好主意，我和福斯特都拥抱了她。福斯特似乎真的很兴奋，和他几分钟前简直判若两人。”

星期六早晨，特工检查了哈贝尔家的房子和周围的环境，为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到来做准备。晚上，福斯特和莉萨首先到了哈贝尔家，期待总统夫妇的光临。哈贝尔领他们四处参观了一下，然后在起居室喝饮料。这时电话铃响了。白宫接线员接通了希拉里。她说《展示》杂志计划在第二天父亲节的时候爆料，克林顿还有一个自己从未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华盛顿邮报》也在追踪这个故事。竞选结束之后，贝齐·赖特把十几箱敏感资料都交给了哈贝尔，其中就有关于克林顿生父的资料。“希拉里问我，是否知道那些档案在哪里，我告诉她也许在楼下。”哈贝尔说，“我说去找找，然后再给她电话……福斯特和我到地下室，在那些盒子里查找。”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有关档案，然后打电话告诉了希拉里。哈贝尔告诉她自己会再找找，然后再给她消息。她说第二天再找也没有关系。

“韦布，你们都去饭店吧，我会尽量和你们会合的。克林顿有些伤心，我担心他去不了了。”她说。总统不得不告诉母亲，报纸将会披露自己的生父威廉·布莱思在遇到她之前至少经历过两次婚姻。于是福斯特夫妇和哈贝尔夫妇出发去了饭店。哈贝尔说，他们到饭店之后不久，希拉里就打来了电话，说自己来不了了。但是在她的文集和在调查官调查过程中，希拉里说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她说福斯特是在哈贝尔家中接的电话。

“‘哦，真遗憾。’希拉里说福斯特这样回答她，对她和克林顿不能前来感到很失望。”

“‘我也是。你知道的，我非常厌恶这些（关于他们私生活的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福斯特说话。”

在饭店里，福斯特的表现非常反常，用苏西的话来说就是“愠怒”，他当天晚上几乎就没有说话。他把自己的椅子从桌边拉开，背对其他人。“他太反常了。”苏西说。哈贝尔则说他好像是“一个父母答应带他出去玩，但因公事食言而生气的孩子”。

哈贝尔回忆说，自己第二天打电话的时候，福斯特“坦言了自己的一些烦心事”—希拉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韦布。”他说，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抱怨了。他告诉哈贝尔，希拉里总是说，“解决它，福斯特”，或者“处理它，福斯特”，他因为他们两人无法交流而闷闷不乐。对哈贝尔来说，这更像是“哀叹”，而不是愤怒。

福斯特的葬礼是在小石城的圣安德鲁天主教堂举行的。参加葬礼的除了华盛顿的成员外，还有福斯特从幼儿园和小学就认识的朋友。克林顿赞扬了福斯特的荣誉、友谊以及对国家的奉献。他还引用了利昂·拉赛尔的《给你的歌》：“我在另一个空间爱着你。我永远爱着你，我的朋友。”

希拉里在教堂里潸然泪下。她主动拥抱了自己和福斯特一位共同的朋友，她原来从没有这么热情过。这位朋友认为，也许希拉里是竭力想要留住自己和福斯特共同拥有的东西。

7 月26 日，希拉里已经回到了华盛顿，白宫的一位律师在福斯特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一些碎片，似乎是他的遗书。很显然，在搜查福斯特办公室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被忽略了。事实上，这是福斯特听从妻子的建议，用书写发泄自己的绝望时所留下的笔迹。

“我没有办法处理它。努斯鲍姆，还是你来吧。”当努斯鲍姆给希拉里看这些碎片的时候，希拉里这样回答。

当天晚些时候，当努斯鲍姆和一些助手在律师办公室拼凑这些碎片的时候，希拉里走了进来，但当她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后就立即离开了。

白宫直到30 个小时后才把这些碎片交给了警方，这一点希拉里是知道的，而且检察官认为这正是她的命令。当他们讨论是否要把这些碎片交上去的时候，希拉里坚持不让他们把这件事情告诉总统。她还把苏珊·托马西斯叫回了华盛顿。

两个星期之后，司法部和公园警察在宣布福斯特的死是自杀时，公布了这一笔记。此后的4 次调查也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福斯特的自杀‘摧毁’了希拉里。”总统对朋友和助手说，“我认为她的内心在流血。”福斯特的一位老朋友观察说：“我认为她从来就没有真正从这个打击中走出来。”“她的情绪非常低落，”戴维·格根说，“看到她的样子，你会感觉自己很想帮助她，对她说，‘没事的，你会没事的。’她的确动了真情，而且她是个容易受伤的女人。这一点毫无疑问。”

希拉里后来在书中写道，自己心头不断萦绕着“那些促使文斯·福斯特结束自己生命的旅行的事情”。

在《亲历历史》一书中，希拉里描述自己在福斯特去世后6 个月中一直恍恍惚惚，感觉到“内心”的痛苦，只有依靠“纯粹的意志力”来设法度日。

希拉里一直都用近乎极端的方式来看待人或者事物。“她经常用善良或者邪恶来衡量事物。”费耶特维尔的一位老朋友、建筑师迪克·阿特金森说。在福斯特去世之后，她“把越来越多的东西都看作是邪恶的”。阿特金森发现：“似乎有某种基本的东西增强了她的对于善良和邪恶的概念，一种怨恨。她没有理由这么早就如此愤世嫉俗，但这就是事实。”然而阿特金森也认为她正在形成“一种危险的态度，不仅是针对共和党和敌人，而且还针对如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之类的朋友—‘你究竟是赞成我们还是反对我们？’而且这使她更加确定周围的许多事物都是邪恶的。”

8 月中旬，医疗保障计划终于被提上了日程表，国会将在秋天举行听证会，尽管具体计划还没有出台。希拉里和克林顿开始了4 年中的第一次真正休假，他们在马莎葡萄园住了11 天时间。克林顿在那里读书、慢跑、打高尔夫，带切尔西一起骑马。而希拉里则利用这次大好时机来劝说克林顿接受自己的医疗保障计划，因为他的经济顾问都没有跟来。

克林顿一家还参与了一些社交活动。自从宣誓就职以来，他们越来越喜欢与上流人士交往，在马莎葡萄园度假给他们提供了许多社交机会。克林顿夫妇去卡利·西蒙和弗农·乔丹家里用了晚餐，还和杰奎琳·肯尼迪、她的朋友莫里斯·坦普尔罗、卡罗琳·肯尼迪以及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夫妇一起乘船去了附近的小岛。在坦普尔罗价值100 万美元的游艇上，希拉里又和杰奎琳继续了她们关于如何在白宫的聚光灯下抚养孩子的话题。

克林顿夫妇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反省一下：从5 月份开始，克林顿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不到50%。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克林顿的经济计划已经以微弱优势在1993 年8 月6 日通过，但是还是有48%的人反对这项法案。整个国家的情绪都非常消极。民意调查表明，70%的人都认为美国“严重脱离了正轨”。大部分人都不信任他们的政府领导，而且认为他们所交的税都被挥霍了。克林顿夫妇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国会已经批准了经济计划，但是政府的办事效率还是让他们心力交瘁。而且，文斯·福斯特自杀的阴影也还笼罩在他们心头。

现在，希拉里督促丈夫着眼大局：考虑自己总统任期的长远目标以及他希望留下的财富。她告诉他说，人们选举他是希望他能够引领大家奋力前进，而不是让他来修修补补的。

小说家威廉·斯蒂伦和他的妻子罗斯在马莎葡萄园的度假屋或许也影响了克林顿夫妇对度假地的选择（他们本来是考虑去怀俄明州的）。斯蒂伦在《看得见的黑暗：走过抑郁症的心路历程》一书中描述了自己抑郁时的自杀倾向，希拉里在文斯·福斯特自杀后读过这本书。和希拉里在树林里散步时，斯蒂伦感觉，“这本书帮助她了解了福斯特自杀前可能的心路历程”。

“我记得告诉她说，我感觉福斯特的自杀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他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人们推动他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如果他寻求治疗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

“希拉里并没有流泪……她并没有如此激动……她很不安……这件事情还笼罩在她心头……我感觉她因为整件事情感到悲伤……我只能尽量帮她剖析福斯特的心态……

“她听进了我的话。我不记得她提到了华盛顿的具体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她就开始意识到了后来被她称为右翼阴谋家的人们对他们的莫大敌视……

“他们对这些强烈的敌视感到迷惑不解……她似乎总是能感受到威胁，而这些威胁正在逐渐演变为对白宫的战争。”

第14章 既非骗子，亦非恶棍

这太过分了。比尔雄心勃勃地要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事情，难道他就应该为此而受尽痛苦和屈辱的折磨吗？ ──《亲历历史》

在近20 年的时间里，希拉里在律师、朋友和一些实力派私人侦探的帮助下，一直在全力避免克林顿的性丑闻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克林顿夫妇刚一入主白宫，便自信这件糗事算是过去了。可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当年花20 万美元投资一处房地产的失误，会导致克林顿总统因隐瞒其性行为而遭到弹劾。

克林顿夫妇从马莎葡萄园度假回来之后，他们将面对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危机，独立检察官正虎视眈眈。是否能渡过这些难关，将关系到克林顿的执政地位，也关系到希拉里是否会因此名声扫地，今后她将何去何从。有时候，他们好像已经走投无路，甚至有人声称他们的政治生命将就此结束，或者断言他们即便侥幸逃过此劫也不会东山再起。但是，他们从未想到过就此认输。

“白水案”成了克林顿两届总统任期内许多事件的代名词。首先，它主要是指克林顿夫妇结婚三年后经营的一起错综复杂的房地产交易。克林顿当选总统后还不到一年，便由一名独立检察官对他们实施了调查。调查可谓无孔不入，深入到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无疑吊起了政敌的胃口，甚至使美国三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们也相信，希拉里和克林顿确已深陷腐败丑闻。

“白水案”几乎从《纽约时报》首度披露之后便闹得沸沸扬扬。在大选期间，一系列的文章和评论就此事大肆含沙射影地对克林顿夫妇进行了有失公平的报道。对此，他们夫妇没有进行正面回击，这更加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刚开始，《纽约时报》关于“白水案”的第一篇报道还算收敛，可是在后来的8 年里，各类五花八门的报道丝毫无所顾忌。

马克·法比亚尼是由希拉里委托的1995 年到1996 年期间的总统法律顾问，他处事干练果断。他与克林顿政府内部人员一样，了解“白水案”的全部真相。他说，首次报道“白水案”的《纽约时报》记者杰夫·葛斯告诉过他，这是一个很好的“竞选故事”，但是“不值得进行这么多年的独立调查”。

克林顿在担任州长时，希拉里作为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这是一家由吉姆·麦克道格负责的借贷公司的一名代理律师，从一开始便被牵涉进利益冲突中。她本应该避嫌才是明智之举，尽管当时在小石城类似的关系交易已是司空见惯，但是仔细回想起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失误引出了如此多的麻烦。最终，克林顿夫妇和吉姆·麦克道格在这块地产（购买价格远低于其实际价值）上的合作关系上升为一起联邦案件。直到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该案件已耗时6 年之久、耗资5 200 万美元之巨。在经过参议院对总统的审讯，独立检查官被迫承认希拉里和克林顿在这起房地产交易中（或在“旅行门”及其他事件中）均没有违法事实之后，这起案件才终告结束。之后，人们对克林顿的指控又换成了他是否在其风流韵事上撒了谎。

历史掀开了空前的一页：现任总统—确切地说是现任第一夫人，深陷危机。人们全然不顾克林顿的总统地位，大肆调查他在担任州长期间的所作所为，直到进一步的调查爆出了莱温斯基的绯闻。设想一下，如果换成是林登·约翰逊或是布什父子在总统任期接受对其总统任期之前的调查，结果会怎样。这值得深思。

与其他总统（甚至是尼克松总统）不同的是，克林顿总统没能制定出一套国家发展的路子。但是，每当他力图掌握主动权时，几乎每次都是成功的，例如推出经济计划、《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福利制度改革，以及在其任期行将结束时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他使几乎每个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美国人都能实现其夙愿。他之所以能在总统任期内取得这样的成绩，都要归功于他那令人赞叹的职业素养和韧性。

但是，从文斯·福斯特自杀之后，一直到克林顿被参议院宣布无罪，他始终无力掌控局势，公众舆论大都由媒体、克林顿的死敌、共和党以及独立检察官所左右。克林顿夫妇、他们的高级助理以及众多的律师使尽了浑身解数，才将那些没完没了的调查应付了过去，并保守了那些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外人讲的秘密。一旦这些秘密泄露，事情将会变得更糟。

希拉里显示出一些她特有的过人素质，比如绝对忠诚、抢占先机等，这也是她所遵循的一贯做法。只有这样才能给丈夫铺起一条路，使他能做他最擅长的事情：按照原则进行思维和行动，尽毕生精力实现他们的理想。

希拉里认为，“白水案”又一次被揪出来完全是媒体的责任。福斯特死后，10 月31 日，《华盛顿邮报》记者苏珊·施密特以叙事的形式再一次报道了“白水案”。头版报道说，财政部直属的负责清算储贷资产的重组信托公司要求联邦检察官就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的资金是否被非法挪用，以赞助20 世纪80 年代阿肯色州的政治选举（其中一部分用于支持克林顿）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两个特殊问题：从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账户上开出的支票是否被用于克林顿的州长竞选；这部分钱是从透支账户上支取的，还是挪自用于其他目的的贷款。

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案”以及他们与苏珊和吉姆·麦克道格夫妇的关系已经人尽皆知。但是，调查组却仍煞有介事地恢复了对这起交易和他们过去在阿肯色州的关系网的调查，全然不顾他们两人已经入主白宫。《华盛顿邮报》登报后几天，新闻界再起波澜。阿肯色州一名前法官戴维·黑尔想方设法附和联邦检察官，对克林顿提起指控。他说，时任州长的克林顿曾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向一家苏珊·麦克道格办的冒牌公司借出30 万美元。但他向报纸记者抱怨说，司法部并没有重视对他的这一指控。黑尔还说，麦克道格告诉他，这笔钱可以“暗助州长参加选举”，但调查人员没有发现有关此说的证据。

克林顿和希拉里别无选择，被迫雇了一名对外律师。努斯鲍姆和他的副手威廉·肯尼迪又面试了三名候选人，从中推荐威廉姆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罗伯特·巴内特也来自于同一家事务所）的戴维·肯德尔担任代理克林顿夫妇其他个人事务的律师。克林顿对此安排感到很满意，只是希拉里有些略显谨慎。不管怎么说，这样一安排，交流和咨询渠道便畅通了。

哈罗德·伊基斯说：“克林顿夫妇从来没有认为他们做错过任何事情。这只是20 年前的一桩地产交易，与现在的事情根本扯不上，他们所表现出的只有震惊……我认为这纯粹是故弄玄虚，包括“白水案”，商业交易，对福斯特死因的恶意炒作。他们夫妇二人满怀希望要做些正事，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各尽所能，不断施展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鸡毛蒜皮吹上天的本事。他们犹如掉进了迷魂阵，这使他们对媒体也窝了一肚子火。克林顿夫妇本来就对媒体没什么好感，这更加深了他们对媒体的意见。”

克林顿与吉姆·麦克道格第一次见面并成为朋友是在1968 年。当时麦克道格协助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工作，而克林顿则在富布赖特的办公室实习。1978 年，麦克道格提议克林顿夫妇参与一个投资项目，他们便欣然接受了。1979 年，克林顿担任州长后，他们两对夫妇成立了白水开发公司，然后借了20 万美元投资白水河边的一处面积为230 英亩的地产。此项目主要是把它开发成多个度假屋，然后向居住在阿肯色州西北部即将退休的老年夫妇出售。克林顿夫妇后来解释说，克林顿曾为麦克道格的另外一个项目投资过几千美元，并且赚了一笔钱，因此他们想，这次为什么不干呢？

麦克道格曾经对克林顿夫妇说，他们将从这桩交易中赚够养老的钱。但是20 世纪70 年代后期，美国银行利息飞涨，退休的美国人不再对买房感兴趣，所以他们赔钱了。

克林顿的一些朋友一直认为，克林顿夫妇曾数次要退出这个糟糕的地产项目。赖特说：“他们曾经一度认为他们已经退出来了。我每年都要整理一些披露的信息并归档。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他们说他们退出来了，我找到当时的档案并准备做相应的修改。最后却发现，他们还是没有退出来。”

尽管克林顿夫妇在离开阿肯色州后对赖特的态度令她难过和生气，但赖特仍一心一意为他们在“白水案”中的动机和行为辩护。希拉里和克林顿投资这个项目时只有三十来岁。“一开始就搞得一团糟。就好像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不懂任何经营之道，便梦想着做地主。而克林顿夫妇却认为他们没有看错麦克道格，结果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但是他们对此却并不担心……能够迈出第一步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那时，他们还是乳臭未干的空想主义者。”

在万圣节那天《华盛顿邮报》刊出施密特的报道之后，苏珊·施密特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便开始不断要求白宫向他们提供“白水案”中的原始凭证（特别是纳税申报单）。但克林顿夫妇却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坚持认为，这些原始凭证恰恰证明他们无罪。

后来，华盛顿的人们纷纷猜测，如果克林顿夫妇同意将《华盛顿邮报》要求的材料交出，并将他们的纳税申报单和有关资料公之于众，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下去。但是，希拉里和克林顿不顾一些资深政治家的劝告，做出了拒绝交出上述材料的决定，并一再强调这是他们的私事。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独立检察官的介入，从而又引出了肯尼斯·斯塔尔，葆拉·琼斯民事诉讼案，莱温斯基性丑闻案，以及最终的弹劾案。其实，从克林顿夫妇的纳税申报单上找不出任何触犯法律的证据，只有一条令人尴尬的记录：希拉里曾投资活牛期货而获利10 万美元。

但是白宫给人的印象是在刻意回避，这便更增添了人们的怀疑。不仅媒体抓住了这一点，那些从一开始就对克林顿夫妇抱有成见的各色市民也顿时凶相毕露。11 月11 日，距离施密特的报道发表还不到两周，安德烈亚·米切尔在NBC晚间新闻节目里报道说，文斯·福斯特的死与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河项目“有牵连”：“前白宫律师文斯·福斯特死于1993年7 月，在此之前他也卷了进去，帮助克林顿夫妇出售公司的股份。他发现了税务方面的问题，还发现合伙项目收入有三年时间没有在联邦或州有关部门备案。现在，人们开始怀疑，阿肯色州愈演愈烈的调查可能与福斯特的死有关。”

这篇报道既出，白宫已经无法控制，他们对此报道带来的后果更是无能为力。据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回忆说：“一时间，无论是在克林顿夫妇周围的人，还是白宫的上上下下，都对此事议论纷纷。”他还记得，当时克林顿政府的一些行政事务，甚至包括医疗保障事业都一度受阻，克林顿本人的支持率也呈直线下降。

克林顿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这些要求。希拉里对白宫的口径做了定位，她也得到了来自努斯鲍姆、林赛和一些骨干律师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将有关资料（特别是纳税申报单）向《华盛顿邮报》或者其他任何机构公开。但是斯蒂芬诺普洛斯、格根、麦克拉蒂和努斯鲍姆的副手乔尔·克莱恩却持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事实终将水落石出，克林顿政府不妨答应他们，以免日后再招惹麻烦。希拉里对努斯鲍姆说：“我不喜欢让他们窥视我们的私人生活。”努斯鲍姆也认同这一点，他说：“你们有权保护隐私。如果你们把资料公开，每段资料都可能导致新的炒作。这样下去将会没完没了。”12 月的第一个星期，《华盛顿邮报》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格根的任务是负责应对媒体，他告诉林赛：“我们也不能表现得太木讷，那样会将他们惹急。我迫切地认为，我们应当弄清楚他们所要的东西，然后将其中一些可以公布的内容公开。”林赛和格根去征求贝齐·赖特的意见。赖特反对答应《华盛顿邮报》的要求，她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提供给他们的每条信息都加工成爆料公布……他们休想从我这里获得任何东西。”

12 月10 日，希拉里说，她和克林顿非常生气，原因是格根去了《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编辑室与编辑们见了面，并且看上去几乎已经向《华盛顿邮报》承诺提供有关资料，而克林顿夫妇从来没有授权他做出这样的承诺。第二天，克林顿做完电台讲话之后，格根和斯蒂芬诺普洛斯最后一次请求他答应交出有关资料。克林顿坐在他们两人中间，喝着咖啡，仔细地听着。听完后他说：“对我来讲，这些资料交给他们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希拉里她……”她不会允许任由记者们翻看他们的历史资料，研究他们的投资记录、纳税申报单以及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的情况。

斯蒂芬诺普洛斯回忆说：“一提到希拉里的名字，克林顿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突然睁大眼睛，道出了两年来的苦衷。尽管他有些抬高了音调，却能控制住嗓音的平和，就像一名高中学生辩手在激烈的辩论会上陈述大脑记忆中的事实论据。”克林顿似乎在演讲一篇讨伐媒体的长篇檄文：“不，你们都错了，他们不会就此罢休。在与新闻记者们的座谈会上，我回答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都多的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他们总是得寸进尺。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像我这样被媒体追问过。”

格根和斯蒂芬诺普洛斯继续劝说克林顿，最好趁着目前美国民众都在忙着庆祝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而无暇顾及其他的当口，赶紧把资料交出来。后来斯蒂芬诺普洛斯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克林顿是说了不算的，他只是一名听命于太太的丈夫。”以前，对于别人指控丈夫为“恶棍”，希拉里曾给予坚决的反驳。现在轮到克林顿去保护太太了。我和格根不知道“白水案”资料的内容，但是无论这些资料内容是什么，希拉里就是不交出去。更何况，她还有一票否决权。”

希拉里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资料，它们属于我。即便我要把它们全都扔到波多马可河里，谁也无权阻拦。”

一些白宫的官员私下里认为，希拉里之所以害怕人们对“白水案”以及他们夫妇与麦克道格夫妇的合作关系进行持续关注，可能是担心20世纪70 年代或80 年代克林顿和苏珊·麦克道格夫人的一段不寻常的关系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阿肯色州对此谣传已久。如果说水门事件是“钱闹的”，那么“白水案”则是“女人闹的”。最终，这成了大众、新闻媒体和上诉机构竞相追逐的猛料。

希拉里对“白水案”档案一事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她打消了人们还打算继续磨下去的念头。12 月10 日，林赛在给伦纳德·唐尼的一封信中写道：

大家知道，1992 年3 月，一家独立会计公司发布了克林顿竞选报告，报告称克林顿夫妇在白水开发公司的投资损失了大约至少6.89 万美元，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投资回报。克林顿夫妇并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和运作，也没有保存有关档案。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附上1992 年3 月的注册会计师报告，或者提供更多的资料。

希拉里说，一周以后，她正在白宫主持一个圣诞节晚会，突然接到戴维·肯德尔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告诉她《美国观察家》计划刊发一篇关于克林顿在担任州长时与多名女子有过艳遇的报道。报道的依据来自于阿肯色州警的证词，证词称他们曾经为这些艳遇提供过方便。肯德尔当时建议白宫对此事保持缄默，否则只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这篇报道的作者戴维·布罗克称，他花了超过30 个小时的时间采访阿肯色州警。他还说，州警告诉他，贝齐·赖特和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曾经“威胁”其他媒体，要求他们对此事保持沉默。

在备案记录中，两名分别叫作拉里·帕特森和罗杰·佩里的州警叙述了他们安排克林顿艳遇的经过。他们说，州长会要求他们开车把他送到各家酒店，与不同的女子会面。或者，当克林顿离开官邸时，他们会根据“希拉里的日程”安排克林顿与这些女子会面。有一次，克林顿命令一名州警与一名叫作葆拉的女子（她当时在小石城的恰东酒店大厅等候）接上头，并安排他们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会面。布罗克的编辑们由于疏忽，忘记了把她的名字从报道中删去。最终，葆拉·琼斯的名字以及人们谣传的她与克林顿的绯闻便大白于天下了。

《美国观察家》的报道比起以往的谣传，并没有什么新意，只不过是变成了铅字。早在总统选举期间甚至更早，贝齐·赖特和其他助理就已经能够应付类似的事情了。这次遇到的新情况是，4 名州警（包括记录在案的两名）对前州长在何时何地与何人会面又做了详细的叙述。

赖特又一次被派到了小石城救火，争取在《美国观察家》杂志之前赶到新闻第一线，但是她的努力收效甚微。她说：“本来，我满怀希望能够使那两名没被记录在案的州警公开为这件事情辟谣，可后来发现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知道，以后也是不可能的。费尽一番周折之后，我倒是从报道中提到的丹尼·弗格森那里得到了一份关于葆拉·琼斯的口供书……弗格森可能就是陪伴克林顿去酒店的那名州警。”

这份口供认为，琼斯是有目的的，这正如克林顿在希拉里及其助理面前对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评价一样。按照赖特的理解，琼斯是“有备而来，每当有州警出入州长办公室时，她便上前示好，并打探什么时间能见到州长……这已经是在恰东酒店事件以后了。琼斯的纠缠开始变本加厉，没有人知道她打算什么时候消停下来”。

赖特相信，有些警察讲了真话，有些警察撒了谎。赖特说：“他们都有些怨恨，且感到没有被当回事儿。他们曾与克林顿一起患过难，而克林顿却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阿肯色州，并煞有介事地叮嘱他的安全总监巴迪·杨对他们采取所谓的特别关照。克林顿对这些州警中的许多人提起过随他一起去哥伦比亚特区的事情，但随后便没有了下文，这让州警们越发感到窝火。有一对支持克林顿的夫妇曾经给我打电话说，如果克林顿能够放下架子与州警们搞个篝火晚会、吃吃烧烤什么的，或是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向他们表达一下他的感恩之情，也许就会摆脱目前的窘境。”

《美国观察家》报道之后，其他一些中坚媒体随后也做了零星的报道，这反映出社会各界，包括记者团、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色州的夙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极右翼联盟以及法律界等，都在使出浑身解数聚焦克林顿夫妇。由于希拉里一直对其家庭的财务情况守口如瓶，使得许多记者团频频受挫。他们越来越觉得，希拉里是一个不够坦诚的人。另外，独立检察官作为法律界的代表，也恼怒不能从希拉里那里获得或是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消息。

巴内特是克林顿夫妇入主白宫时的私人律师，他一直都是他们（特别是希拉里）最信任的朋友和顾问之一。据希拉里后来讲，巴内特当时安慰了她，劝她不要对克林顿和媒体大动肝火。希拉里说，总统是克林顿，又不是她，并坦言自己感到“非常孤独”。她几乎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泄气话，这意味着她当时正处于最低谷。而对克林顿来说，他的日子也异常艰难。

转眼间，距离克林顿的总统选举已过去快一年了。希拉里开始变得郁闷、气愤和疲惫不堪。麦克拉蒂说：“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没想到，它们又死灰复燃了。”希拉里告诉他：“他们要彻底把我们打垮。”

希拉里和克林顿的幕僚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应当考虑如何进行公开回应了。当然，他们在总统和第一夫人之间讨论这些事情显得有些难为情。第二天晚上，克林顿夫妇在白宫参加另外一个圣诞晚会时，希拉里遭到了重重一击。她的新闻秘书莉萨·卡普托把她拉到边上，告诉她州警此刻正在CNN的节目里大谈特谈。希拉里后来说：“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切尔西、我的妈妈和弗吉尼亚。她们早已经受够了。”阿肯色州警们听上去颇似有理的叙述加剧了事情的严重性。

白宫官员们心知肚明，这件事对于希拉里无异于奇耻大辱。而克林顿（用格根的话来讲）已经“深陷旋涡，像一条生气勃勃的猎犬突然累倒在客厅的地毯上，蜷起身体，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但是希拉里和克林顿却竭力表现出一种律师般的冷静。他们忍不住动怒时，也仅是针对一些他们认为是错误或讹传的说法。这使得他们看上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无暇顾及自己的私事。克林顿坚持认为，州警是为了报复，只是因为他们原想在华盛顿谋个一官半职，可他没有满足他们。希拉里清楚，他们编造这些故事的目的，是要挖空心思颠覆克林顿政权。

此时，人们所经常看到的克林顿与希拉里的婚姻僵局又一次出现了。这在入主白宫之后还是第一次。希拉里占了上风，克林顿再不敢冒险惹她动怒，也不敢在她的权限范围内对她指指点点。随着克林顿总统就职一周年日期的临近，他们两人的医疗保障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格根说：“我记得从那以后，在公共场合，克林顿总统与希拉里再也没有就医疗保障改革发生过任何正面的交锋。”在这之后，无论是对国会领导人，还是对丈夫的经济专家组，希拉里从来都没有妥协过，这成了克林顿首倡下的医疗保障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从阿肯色州警口中抖出的材料使白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要做出一个冠冕堂皇的交代。有两名州警竟然乐此不疲地把克林顿的性行为细节描绘得惟妙惟肖。同时，他们怀疑克林顿又向第三名州警丹尼·弗格森（一个名副其实的行贿者）承诺了一份联邦政府的工作以换取其保持沉默。美国联邦法律禁止政府官员向别人许愿封官以牟取不正当利益。按照阿肯色州警的说法，在这件事情上，克林顿向他们承诺了诸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地区负责人或者小石城美国法警的职位。当时已是得克萨斯州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负责人的巴迪·杨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在克林顿和州警之间传话。巴迪在担任阿肯色州警时，5 年之后年薪才达到2.56 万美元；而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他的年薪达到了9.8 万美元。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布鲁斯·林赛也与巴迪保持了频繁的联系。

12 月19 日，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白宫以林赛的名义做了声明。这一声明完全否定了一切：“他们的说法是荒谬的。在大选期间，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接受过类似的调查，并已经做出了回应。这次，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次做出回应。”声明还提到，州警从未被承诺过任何职务，总统“认为这些报道纯属对他个人的诬蔑”。

迪伊·迈尔斯和林赛被推到了应对公众媒体的前线，而总统却一直保持缄默。迈尔斯宣布，取消原定于9 月20 日和21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希拉里原计划在9 月21 日参加美国ABC、CBS和NBC的访谈节目。但当卡普托通知他们采访内容将仅限于白宫欢度圣诞节以及“克林顿夫妇将如何装点白宫和举行哪些娱乐活动”时，三家广播公司都取消了原定计划。

但是，希拉里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在表达她的愤怒时，她看上去小心谨慎，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她一番发自肺腑的话，尽管是为了应付场合，却奠定了此后6 年里她应付各种危局时保持克制的基调：

每当克林顿眼看便要实现他对美国人民许下的诺言时，他们便会跳出来兴风作浪……散播新一轮令人震怒和骇人听闻的谣言，从政治上和财政上使我们难堪。这绝非偶然。目前，我们仍身陷这种出于政治和财政目的的包围圈，这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情。特别是当大家都在翘首以盼圣诞节的来临时，他们却仍在为了自己的目的中伤我的家庭……我想大家应该想一想，作为公众人物，即使没有奋起自卫，也不能证明他们甘于受辱。

不管克林顿和州警之间发生了什么，希拉里对州警图谋不轨行为的斥责一点儿都不为过，这一点本应引起华盛顿报道克林顿执政的记者们的极大兴趣，但是直到几年之后，几大新闻媒体才有了类似的报道。

当年《美国观察家》报道的记者戴维·布罗克在2001 年公开向克林顿夫妇表示了道歉，并在他的自传《被右翼所蒙蔽》一书中回顾了他的职业生涯，重点叙述了他从右翼向左翼的转变历程。书中说，他是《美国观察家》的职员，可是他也从芝加哥金融家彼得·史密斯那里领取薪水。彼得·史密斯是众议院议员纽特·金里奇的募捐人，他在筹备1996 年的总统大选过程中，赞助了一项针对克林顿上大学时一次俄罗斯之行的调查。而且，史密斯还协助散布谣言，称克林顿在担任州长期间曾经下令州执法官员放过一个可卡因走私团伙。后来，直到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介入调查，此事才被彻底证实为子虚乌有。

匹茨堡的亿万富翁理查德·史凯是极左翼势力活动和事业的主要赞助人，他读了布罗克关于阿肯色州警的文章，深受激励和鼓舞，打算继续赞助他写作此类文章，并且把这项秘密计划命名为“阿肯色行动”。史凯菲是希拉里“反右翼计划”中的关键目标，她的副手西德尼·布鲁门多在其工作计划中写道，史凯菲投入了超过240 万美元，用于收集情报和资助反克林顿的文章。

人们期待已久的布罗克撰写的名为《希拉里的魅力》一书终于在1996 年出版了。但是令那些曾经与布罗克志同道合的同僚们大跌眼镜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对希拉里展开疾风骤雨般的恶毒进攻，甚至某些章节还令人吃惊地对希拉里表示出了同情，只是并没有看出友善而已。书中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对事实情况的挖掘以及对一些历史辩证法的阐述，重点叙述了美国国内冷战时期左翼和右翼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并且尽力把希拉里的许多举动放在了左翼激进主义的背景之下。随着布罗克本人的思想逐渐左倾，他于1997 年在《时尚先生》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我是一名保守派职业杀手》的致歉书，批评了自己过去在《美国观察家》时撰写的报道，并说明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他所写的关于希拉里和其他人的文章刻意歪曲了事实。

到了2000 年，他似乎彻底转变了过来，原因是当时他收到了克林顿的一个朋友和主要赞助人史蒂夫·宾的资助。史蒂夫·宾继承了一处房地产，并赞助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设立了一个名为“媒体事件”的网站，致力于发现并纠正右翼媒体的偏见。到了2007 年，随着总统大选的日期邻近，“媒体事件”网站已经有了超过50 名员工，并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为希拉里平反上面，撰写了许多对希拉里有利的文章。这意味着，这家网站几乎成了希拉里竞选总统的喉舌。

随后，颇有见地的华盛顿记者伊丽莎白·德鲁把12 月20 日《美国观察家》报道阿肯色州警新闻的那一天称作是“本届政府甚至是美国历届政府任期内最离奇古怪的一天”。白宫已经看到了危机四伏。那些加入到本届政府的善男信女们原指望能够接受一场醍醐灌顶的思想洗礼，却没想到自己已先卷入了一场昏天黑地的暗斗。保罗·博格拉走进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的办公室对他说：“我想我已经受够了。”当天早上，保守派的《华盛顿时报》在头版发布了一条消息，怀疑“白水案”与文斯·福斯特的死有关，其通栏标题是《助理自杀，克林顿资料浮现》。对那些早就认为福斯特死于谋杀的空想家和克林顿的死敌来讲，能够把“白水案”和福斯特的死搅到一起是最理想的结局。不过尽管如此，报道中的主要事情经过还是属实的。

报道说，福斯特死后，他的办公室被搜查了两次，有关“白水案”的资料已经被带走。第一次搜查在发现福斯特死亡之后不到三个小时，是由托马森、玛吉·威廉斯和努斯鲍姆组织的。第二次由努斯鲍姆组织。这次搜查之后，公园警察向司法部抱怨说，白宫顾问妨碍了他们的调查。在阐述这些被转移走的“白水案”资料的详细情况之前，这篇报道甚至不怀好意地指出，托马森曾就职于一家阿肯色州的投资公司，并在其中担任行政主管。这家公司是由“一个与阿肯色州有多项业务关系的人成立的，并且此人曾被指控分销可卡因，销售对象包括克林顿的弟弟罗杰”。报道称，目前还不清楚档案的确切内容，但是这些档案已经交给了福斯特的律师詹姆斯·汉密尔顿，并没有交给联邦调查人员。

此时，在华盛顿犹如温室般的环境里，其土壤已开始滋生出一个弥天大阴谋。与过去使用“土地交易”不同，人们更多地使用“掩盖真相”来对“白水案”定性。在国会山的会议上，共和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人鲍勃·多尔和纽特·金里奇径直走到麦克风前，要求将搜查到的“白水案”档案公开，并且任命独立检察官。

人们一开始提议为“白水案”任命独立检察官，希拉里和努斯鲍姆便画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希拉里在白宫发表看法说，一旦有人越过这条防线，便只能证明克林顿政府的无能。希拉里和努斯鲍姆绝不会任由事情发展下去。根据他们对“水门事件”的理解，以及鉴于“伊朗门事件”的独立检察官滥用职权进行了长达7 年的调查的事实，他们知道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由于独立检察官只负责一起案件，而且可以无休止地调查下去，因此只要他们想查，就不愁查不出事情。特别是在当前局势下，他们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允许独立检察官介入调查。

圣诞节前的两天，为了稳妥起见，白宫再次同意向司法部（而不是媒体）交出克林顿夫妇的纳税申报单和一些关于“白水案”的特别资料。肯德尔早已经说服司法部的官员秘密收下这些资料，从而使这些资料免受美国《信息自由法》的约束，媒体和国会都休想再得到它们。但是，在一份对媒体关于资料转交一事的声明中，白宫对资料已移交司法部这一情况却只字未提。类似的这种鬼花招经常会使克林顿夫妇作茧自缚。果然，几天之后，这件事情泄露，克林顿和希拉里再次陷入了困境。

克林顿意识到，他的白宫下属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没能打造出一道坚固而正义的公共防线。在这段时间里，问题明显越积越多，而且理应得到更好的遏制。但是，在以希拉里为首的一些人的坚持下，克林顿决定，即使公开资料会带来某些好处，他们也不会这样做。他们抄了一条合法的羊肠小道，那就是采取牵制政策。他们把应对外界的主要工作都交给了布鲁斯·林赛，并没有兴师动众地进行内部讨论和缜密计划。

12 月中旬，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哈罗德·伊基斯受命组建一支“白水案”特别行动组。随着事态进一步恶化，特别行动组每两天便开一次会。据当时许多有关人士讲，那时最大的障碍在于希拉里自始至终反对任命独立检察官，另一个障碍是不能及时公开发布消息。林赛的妻子贝芙（克林顿的助理）说：“是希拉里决定要死扛到底的。希拉里在行律师之实，克林顿仅在理论上还算是一个律师……我想，他们两人都认为，他们只要告诉人们没发生任何事情，人们便会相信他们。但是白宫官员们知道，这根本不起作用，于是便不断向她提出质疑，但每次都引得希拉里不快。”尽管希拉里当时得到了肯德尔和努斯鲍姆的支持，但看上去这只是增强了希拉里硬拼到底的决心。

1994 年新年开始的几天里，白宫对是否任命独立检察官进行了热烈的内部争论。希拉里的立场非常坚定，坚决不同意任命独立检察官。林赛、努斯鲍姆和肯德尔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希拉里说，如果允许独立检察官展开高姿态的调查，无疑将会把更多人的视线转过来，从而导致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她和克林顿计划进一步实施的医疗保障改革和其他几项立法。并且，一旦任命了独立检察官，将耗费大量的钱财，其调查也将永无休止。

“令人遗憾的是，新闻媒体已把‘白水案’炒得一团糟。”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罗杰·阿特曼在其1994 年1 月3 日的日记中写道，“媒体已经发狂，整个华盛顿已成为一个疯狂之都。这件事是最好的诠释。”两天之后，他又写道：“白水案”被搞成了一团乱麻，人们都认为白宫在推卸责任，其中一定有什么实情被隐瞒；任命了独立检察官，问题就大了。白宫看上去被这一切所吞噬，已经慌不择路。”

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同时接受独立检察官的调查，这件事一时间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玛吉·威廉斯告诉阿特曼：“‘白水案’把美国人权组织也麻痹了。”玛吉又补充说：“人权组织也不希望看到，一名独立检察官被派去调查20 年来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色州的公共生活。”威廉斯警告说，除非克林顿夫妇“白水案”能够“平息”下去，否则医疗保障改革将胎死腹中。

1994 年的头几天里，希拉里再次忍受了人们对克林顿性丑闻的大肆炒作。按照克林顿夫妇律师团的指示，贝齐·赖特开始查找克林顿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有关的档案。她偶然发现了从白水开发公司账户上开出的一系列被取消的支票，支票的边上是一份紧急电话留言条的复本，留言条是关于克林顿夫妇白水交易合作伙伴吉姆·麦克道格打给克林顿的一次电话，电话里请求克林顿任命贝弗莉·巴塞特·沙弗尔为阿肯色州有价证券部的专员。有价证券部是州储贷业务的监察机构。不久，沙弗尔便接到了克林顿的任命，然后掌握了对麦克道格的储贷公司是否能够存续下去的裁判权。

赖特一开始是在查找一些竞选筹款的资料，以便用于回答调查人员的问题，并且将这些资料与其他在阿肯色州存档的州长资料分开。她曾经说：“发现这些‘白水案’的档案纯属意外，我原本并不是在找这类资料。”她刚一发现麦克道格的电话留言条，便给正在白宫的希拉里打了电话。

“我告诉她说，我发现了一张麦克道格的电话留言条，是关于任命贝弗莉·巴塞特·沙弗尔为证券部专员的。希拉里说，‘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我说，‘没关系，只是副本。’”

然后，希拉里告诉她：“马上就要有人来查了，独立检察官，或者……你得找个律师。”

好多年之后，当再次谈起这件事情时，赖特解释说：“我当时说，好。但我要律师干什么，与谁去打官司呢？”

赖特相信，希拉里要她找一名律师，并不是特别针对新发现的支票和来自麦克道格的电话。希拉里似乎在告诉她，独立检察官可能真的要来了。因此，他们每个人也都需要聘请各自的私人律师。赖特可能不知道，白宫内部当时正在就是否派遣独立检察官进行激烈的争论。希拉里当然是全力反对，但是赖特从希拉里对她所讲的话里面，一定已经隐约感觉到，希拉里将输掉这场争论。

与希拉里谈话之后，赖特又把发现支票和电话留言条的事情告诉了身为律师的总统最高私人助理布鲁斯·林赛。并且，赖特在为自己聘请了律师之后，计划把有关材料转交给克林顿夫妇的私人律师戴维·肯德尔。

随后在麦克拉蒂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斯蒂芬诺普洛斯向希拉里解读了任命独立检察官的利害关系。他说，“假定我们确实没有做错什么”，那么让独立检察官来证明这一点不是更好吗？如果他们现在不要求司法部长派遣独立检察官，不可避免的是，国会将会通过“独立检察官法”，然后上诉法庭将会强行选出独立检察官。白宫的抵制态度似乎给人一种有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嫌疑。

希拉里严厉回绝了斯蒂芬诺普洛斯，并指出他对他们夫妇根本就不信任，然后忍不住哭了起来。所有人都不禁被她的这一举动惊呆了，房间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很快，希拉里恢复了平静，并大声宣布了她的希望：她要他们做好准备，打一场反击战。

“白水案”已经成了白宫的主题。随后，伊基斯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是否能够接受希拉里的反对立场。伊基斯曾一度想让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或者巴内特劝劝希拉里。但是多数人认为，没有人能劝得动希拉里，即使是克林顿。更何况，巴内特甚至可能会支持希拉里的想法。另外，在一份白宫档案（标有“机密：第二稿，关于‘白水案’的争论”）里列出了反对任命独立检察官的理由，其中一条是“这可能会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向总统的私人朋友和同事，从而对他们造成压力，并形成指控”。

1994 年1 月6 日一大早，希拉里和克林顿被电话声惊醒，打电话的是弗吉尼亚的第四任丈夫迪克·凯利。他告诉克林顿，他妈妈弗尼吉亚在他们位于温泉郡郊区的家中在睡梦中去世了。自1990 年以来，弗吉尼亚便一直与乳腺癌抗争。她于1990 年切除了右侧乳房的一个肿块，但是癌细胞扩散了。后来，她又做了乳房切除术和化疗，一直到最后癌细胞扩散到血液，不得不频繁地输血。

克林顿夫妇开始向家人和好友逐个打电话，并将切尔西叫到他们的卧室，婉转地告诉了她祖母去世的消息。切尔西在6 个月之前刚刚失去了外祖父—希拉里的父亲。

弗吉尼亚对克林顿的生活影响至深。她曾受尽挫折，但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她喜欢花上一两块钱与别人赌赛马，或是赌谁能赢得男人们的欢心。她的前三任丈夫都已经去世，其中有两任曾酗酒并虐待她。她的家里挂满了克林顿读高中时赢得的纪念品和奖章。她不断地加班挣钱，以支付克林顿在乔治敦大部分的学费。克林顿曾经说：“我的毅力是母亲给予的。”弗吉尼亚与儿子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她去世前两天的晚上。克林顿回忆说：“母亲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正在白宫。”她当时刚从拉斯韦加斯回来。拉斯韦加斯是她最喜欢的城市，她在那里过得非常快乐，并兴致勃勃地听了一场芭芭拉·史翠珊的音乐会。音乐会上，芭芭拉献给了她一首歌并向观众介绍了她。电话里，弗吉尼亚听上去健康状况不错且“情绪非常好”，“她只是回来后向我报个到，并告诉我她爱我”。克林顿知道，母亲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他“并没有做好让她走的准备”。

克林顿善于交际、风趣幽默、为人热情、风情万种、言语间夺人魂魄，这些都是继承了他母亲的禀赋。克林顿的一名儿时玩伴说：“比起我们与母亲的感情来，她们母子间要融洽许多，甚至是亲密无间，谁也离不开谁。”

希拉里深知，克林顿和弗吉尼亚都十分乐观，善于从低沉情绪和痛苦记忆中解脱出来。他清楚地记得，几十年以前，当他的继父罗杰·克林顿对弗吉尼亚施暴时，他是怎么阻止继父的。当然，对于这一点，弗吉尼亚也永远不会忘记。

第二天早上，鲍勃·多尔出现在了CBS的《今早》节目中。他抨击了克林顿在“白水案”中的所作所为，并赞成任命独立检察官。他说：“今天，我甚至都不忍心谈起这些事情。但是为了公正起见，我想说，根据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的消息，白宫似乎与司法部在转交资料一事上串通。这些纳税申报单和其他档案不是自愿交出的，他们搞了一个传唤的名堂，以保护这些档案的私密性。令人难以置信，白宫竟然和司法部有如此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是到了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司法部长雷诺应该采取行动了。大家知道，他们在12 月24 日或25 日就已经知道要发传票了。白宫消息人士（不是总统）告诉我说，这些档案是自愿交出来的。”

尽管希拉里和克林顿称，他们没能正常收看这个谈话节目，因为他们卧室里的电视机在那天早上一直出现“背景噪音”的故障。但是，据希拉里说，当克林顿最终知道了多尔讲话的内容时，他“好像挨了当头一棒”。他被人落井下石，他的个人准则遭到了亵渎。几年之后，多尔知道克林顿当时受到了打击，便写了封信，向克林顿致歉，克林顿看后很得意。

正当克林顿夫妇准备赴阿肯色州参加弗吉尼亚的葬礼时，多尔公开了一封他写给雷诺的信，信中坚决要求派遣独立检察官。多尔写道：“站在总统利益的角度，请不要拿‘独立检察官法’未被重新通过这一事实做挡箭牌了。”而之前多尔却在11 月份参议院考虑重新通过这一法案时投了反对票。

之后，白宫的幕僚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马上对多尔和其他共和党人（包括金里奇）进行了抨击，说他们选择了不恰当的时机挑起事端。格根在NBC的《今天》节目里说：“我必须警告你们……总统先生正在参加他母亲的葬礼，而你们却继续给他施加政治压力，挖空心思地向他提出各类问题。”阿肯色州参议员戴维·普莱赖尔也感到震惊，他告诉CNN ：“如果他们还有人性的话，我希望多尔和他的朋友能够让美国总统及其家人安安静静告别他的母亲。”

就在这时，多尔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阿尔·戈尔以弗吉尼亚的去世做幌子，为白宫和克林顿夫妇的劣迹开脱。

关于希拉里，格根后来写道：

很明显，在这几年里，希拉里把太多的怨恨都埋在了心底，她只是一心要更加努力，尽其所能促使他们夫妇的共同事业获得成功。可当她看到他或他的幕僚机构一再犯错时，便再也掩饰不住了。她内心的情绪开始溢于言表。同时，我还发现，她是一个敏感、脆弱的女人。在我们对《华盛顿邮报》要求提供“白水案”档案严词拒绝后的几周，我决定在NBC《今天》节目里为克林顿夫妇辩护。我尽力表现出我是他们的战友。那天早上，在我参加现场节目之前，希拉里打来了电话，说她和丈夫当天早上正准备去阿肯色州参加母亲的葬礼。对她近几个月来的遭遇，我表示了同情。谈着谈着，希拉里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她说：“你可以告诉你《华盛顿邮报》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我们满怀激情来到这里，想要做一番正义的事业，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对这个城市太缺乏了解，一路走过来是如此艰难。”我劝了劝她，最后说：“我多想到电话那头拥抱你，我会尽力使你振作起来的。”……回想起来，我真希望他们能够推倒一切，重新开始。他们初来华盛顿时，确实是一腔热血，而并不仅仅是对权力的追求。如果在最近几年里，他们夫妇之间的关系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或者如果克林顿再迟一些当选总统，那么也许事情早就已经解决，不会危及他的总统地位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联手执政，而我已经看出，实际上他们早已在行联手执政之实了。为此，他们每个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且，后面的事情将会更为棘手。

1 月8 日晚上，肯德尔准时到达小石城参加总统母亲的葬礼。赖特到小石城机场接机。赖特说：“肯德尔怎么也不肯带走我找到的一箱资料……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过了没多久，赖特通过航空快递把这些资料发给了肯德尔，与克林顿夫妇的其他资料一起，放在了威廉姆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

同时，由于派遣独立检察官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希拉里对此的反对也愈加强烈，甚至到了决不让步的程度。

按照计划，克林顿和希拉里将于1 月9 日星期天开始对中欧和前苏联地区进行访问（这是克林顿总统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这一地区）。

他们本以为这次出访将会制定出许多有利的外交政策，从而把国内民众关注的视线从他们的绯闻上面转移开。可他们错了。参议员帕特里克伊·莫伊尼汉在星期天的“与媒体有约”节目上说，雷诺将派遣独立检察官。他敦促总统尽快交出所有关于“白水案”的资料。“把资料上交吧，我不管你们的律师说些什么，快点儿上交吧。如果实在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资料，那就更应该赶紧了……作为总统，如果涉及风度问题，最好不要让人觉得他扭扭捏捏。我们的总统多好啊，他光明正大，从不隐瞒什么。”

作为民主党的要员，做出这种变节的行径，简直是没法说了。很快，又有其他8 名参议员加入到了莫伊尼汉的行列，包括克林顿·布拉德利。当时希拉里已经回到华盛顿，格根正随总统出访。格根告诉记者：“如果独立检察官果真来了，那么他一定会非常配合我们。我们与司法部已经合作得很愉快，不管他再来一个什么调查机构，我们照样能与它打成一片。”最后，白宫似乎也动摇了立场。

克林顿在基辅做了短暂停留，会见了乌克兰总统，为下周将由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美国联合签署的一份关于消除国际弹道导弹和核弹头协议做前期准备工作。在当天晚些时候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似乎对这份协议和本次访问涉及的外交事务完全不感兴趣。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要求克林顿回答关于“白水案”、莫伊尼汉和多尔的问题。克林顿告诉他们：“对你们提到的上述问题，我无可奉告。我现在是在出访。”当NBC驻五角大楼记者（随访问团采访军控事宜）在与总统进行一对一提问又问及“白水案”的事情时，克林顿从椅子上站起来，关上麦克风，怒斥道：“你的两个问题不是已经结束了？你对这次访问根本不感兴趣！”

克林顿已经受够了。1 月11 日，“白水案”行动小组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希拉里和肯德尔也参加了，而克林顿则远在布拉格通过电话扬声器讲话。几年之后，希拉里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一幅漫画里画的那样，一个人站在两道门面前，一道门上写着“做了你就完蛋”，另一道门上写着“不做你就完蛋”。当时正是中欧时间的凌晨之后、破晓之前。希拉里能听得出来，克林顿已经筋疲力尽，而且仍未从母亲去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伊基斯主持会议，他让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斯蒂芬诺普洛斯同意派遣独立检察官，而努斯鲍姆不同意。几年之后，斯蒂芬诺普洛斯回忆说，那是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开的唯一一次没有克林顿总统参加的会议。在开会之前，他收集了大量关于派遣独立检察官的历史资料。他在会上向克林顿和与会人员指出，很少有独立检察官能最终形成起诉。他举了独立检察官调查卡特总统与其兄弟关于花生仓库资产的例子。那次调查持续了6 个月，最终没能形成起诉。他对总统说：“您本来就没做错什么，就让他们来吧，6 个月后一切都结束了。不错，医疗保障改革就要开始了，就先把它放一放吧。”

斯蒂芬诺普洛斯讲完之后，努斯鲍姆说，他仍反对把资料交给新闻媒体，反对由雷诺派遣独立检察官。他说：“我已经受够了这种魔鬼般的制度。自卡特总统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伊朗门事件持续了7 年时间。他们会打着聚光灯对你的朋友和所有与你有过接触的人进行逐个审查。”当有人反对说，调查将可能仅限于阿肯色州的“白水案”时，努斯鲍姆大发雷霆：“总统先生，用不了一年，他们就将调查布鲁斯·林赛。然后，您的朋友、您的家人，将被一直纠缠下去，直到世界末日。”那一刻，人们都觉得有些夸张。可实际上，努斯鲍姆是有先见之明的。

克林顿已经焦头烂额了。他要求他们再找一个权宜之计。努斯鲍姆建议克林顿夫妇把所有资料都交给国会，并宣称他们将在国会山作证，用一个月的时间把事情交代清楚。斯蒂芬诺普洛斯说，这样做是在胡闹。努斯鲍姆反驳道：“如果来了独立检察官，这件事情便会没完没了，直到总统卸任，甚至卸任以后。”会议争论得异常激烈。克林顿的幕僚们深知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便纷纷抢着发言，各抒己见。克林顿想知道希拉里的想法。希拉里说，任命独立检察官无异于开了一个“屈辱的先例”，这分明是向媒体的疯狂屈服，而且无视法律的尊严。但她又说，最终的主意要克林顿来拿。随后，克林顿要求与希拉里和肯德尔单独会谈。他告诉他们两人，他认为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等着独立检察官前来调查了。他说，他和希拉里没有做错什么，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事业将很难再进行下去。希拉里要求再给她时间考虑一下，而克林顿却说，他已打定了主意。

第二天上午，希拉里去了努斯鲍姆的办公室，把克林顿的决定告诉了他。她拥抱了努斯鲍姆，告诉他说，克林顿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对于总统的这一决定，努斯鲍姆非常难过和失望，他说：“这简直太惨了，为什么要自己往火坑里跳呢？”

努斯鲍姆给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总统先生要他派遣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白水案”。信中的口气很明显反映出努斯鲍姆本人对这一决定的反对态度。斯蒂芬诺普洛斯去了白宫新闻室，向记者们宣布了这一决定。

雷诺本人也感到很失望。她认为，如果国会要求独立检察官介入调查，应当首先使已经失效的法令重新生效，然后由一个三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小组选定一名独立检察官—可现在却要由她自己来定人选。很快，罗伯特·菲斯克的名字进入了她的视野。菲斯克以他的正直和坚韧闻名。最主要的是，他善于理清复杂案件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他现任美国纽约市联邦法官，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颇有进取心的检察官。他当年63 岁，是美国著名的老牌律师事务所戴维斯－波克－沃德威尔的资深合伙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共和党成员。

1 月19 日，菲斯克飞抵华盛顿。他为自己起草了一份工作大纲，列出了大范围的调查权限，包括对所有活动（甚至包括看上去与“白水案”没有关系的活动）进行检查的自由。这份大纲中说，调查将涉及与克林顿夫妇“白水案”、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以及资本管理服务公司有关的“以任何方式违反联邦刑法的所有个人和单位”。这意味着，菲斯克可以被允许调查上述公司在20 世纪80 年代或总统任职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甚至包括文斯·福斯特死后从其办公室里拿走“白水案”档案的所有白宫官员的一切活动。调查现在就可以开始了。雷诺告诉菲斯克：“记住，我希望你能做到完全独立。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不希望再次向你重复这句话。”

1994 年1 月20 日，雷诺正式向新闻媒体宣布任命菲斯克为独立检察官，并把菲斯克介绍给了媒体。这一天恰好是克林顿上台一周年纪念日。

1. 1992 年3 月8 日，杰夫·葛斯在《纽约时报》上首次报道“白水案”时提出了几个明显关系到利益冲突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尽管实际上麦克道格在与克林顿夫妇合伙时还没有在麦迪逊担保公司工作，但不管怎么说，身为州长，是否可以与其业务在州政府管辖之下的人合伙进行土地交易？还有一个问题是：希拉里为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工作而得到合法报酬，这是否合适？这篇报道同时还披露，克林顿夫妇在其1984 年和1985 年的纳税申报单上以“不正当的手段”漏报了“至少3 万美元银行贷款”的大约5 000 美元的利息收入，但实际上这部分收入是从他们与麦克道格夫妇合作的白水河项目的一个业务账户上付出去的，这很可能是一个有意或者无意的会计失误。这一漏报使克林顿夫妇少缴纳了大约1 000 美元的税。但由于《纽约时报》在超过了3 年以后才报道了这件事情，“按照美国国内税务署的规定，克林顿夫妇已不需要再补缴了”。

2. 1992 年3 月8 日，杰夫·葛斯在《纽约时报》上首次报道“白水案”时提出了几个明显关系到利益冲突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尽管实际上麦克道格在与克林顿夫妇合伙时还没有在麦迪逊担保公司工作，但不管怎么说，身为州长，是否可以与其业务在州政府管辖之下的人合伙进行土地交易？还有一个问题是：希拉里为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工作而得到合法报酬，这是否合适？这篇报道同时还披露，克林顿夫妇在其1984 年和1985 年的纳税申报单上以“不正当的手段”漏报了“至少3 万美元银行贷款”的大约5 000 美元的利息收入，但实际上这部分收入是从他们与麦克道格夫妇合作的白水河项目的一个业务账户上付出去的，这很可能是一个有意或者无意的会计失误。这一漏报使克林顿夫妇少缴纳了大约1 000 美元的税。但由于《纽约时报》在超过了3 年以后才报道了这件事情，“按照美国国内税务署的规定，克林顿夫妇已不需要再补缴了”。

同时，克林顿和希拉里还做错了一件事情。在他们公开的一份独立审计报告中显示，他们最终在白水河项目上亏损了大约6.9 万美元，而他在竞选活动中的举动则使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

第15章 事实还是妄断

你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没完没了。 ──《亲历历史》

独立检察官上任之后，克林顿政府俨然有了两个白宫机构：一个在竭力保证总统的正常执政；而另一个由律师事务所和公共关系部门组成的机构则在竭力保护其主顾，并使损失降到最小。两者搅在一起，使白宫的正常行政难以为继。当克林顿1994 年3 月上旬在华盛顿会见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签署一项限制武器协议时，他遭到了记者们关于其妻子道德问题的连珠炮般的提问，却没有人问及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克林顿尽力克制住自己不在镜头前发火，他对媒体说：“我觉得美国公众可以关心一下别的事情。她对道德的理解与任何其他美国人一样充满正义感，事实将证明一切。”

与此同时，在ABC的《世界新闻今晚播报》节目中，彼得·詹宁斯在22 分钟的时间里用了18 分钟报道“白水案”，从而“彻底让克林顿和希拉里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

福斯特事件之后，伯尼·努斯鲍姆和财政部副部长罗杰·阿特曼两人成为“白水案”后的主要人物。努斯鲍姆坚决拒绝辞职，但是总统却不得不忍痛宣布：强行保护努斯鲍姆无疑会使事情更加不可收拾。阿特曼可能曾经是克林顿幕僚中最风光的角色了。而此时，国会参议员阿方索·达马托（金融委员会资深共和党党员）在极力促使召开公开听证会，由阿特曼担任听证会的主要证人。达马托对其要肃清克林顿夫妇权力集团的企图几乎丝毫不加掩饰。莉萨·卡普托和马克·格兰已经被传唤出庭，向菲斯克的大陪审团作证。

在接受《Elle》杂志（著名的时尚杂志）几个月前就预约的采访中，希拉里被问道：“面对不断的挑战，您将如何反击？”

“我不准备怎样。”希拉里回答说，“因为我知道，最终也不会有多糟糕，所有人终究都会看明白这一点。其原因是，除了最胆大妄为的偏执狂式的串谋，他们还没有鼓捣出任何花样。对这些你只当它没有发生就行了……我不会傻到将我的时间浪费在他们给我们设下的圈套里，这些圈套早晚会被孤立和淡出人们的视线，我也不会坐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不幸的是，在目前的态势下，无论何人都可以在公开场合对你品头论足，且其言论将很快见报。”

“您真的能泰然处之吗？”希拉里又被问道。

“几乎是的，我只是有些气愤罢了。我搞不清楚他们都在做些什么。我不会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便疑心别人要图谋不轨，我也不会整日盘算着整垮某某人。我会想，天哪，还有多少其他事情要做啊！大家应当别趟这摊浑水，把精力放在诸如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善福利待遇和禁止青年人持有枪支等正义事业上。”

在3 月11 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春季会议上，希拉里显然已经成为白宫的一个累赘，尽管她当年刚到白宫时心怀要成为总统最强大政治后盾的理想。“她的正直和干练正经受着考验。”时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琳·科特勒说，“他们全然不顾希拉里只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面的领导人，他们在透支着她的精力。”

伊基斯特别行动小组每天都会起草一份评议总结报告呈给第一夫人。替代努斯鲍姆担任总统顾问的劳埃德·科特勒（华盛顿立法机构的核心人物之一，由弗农·乔丹举荐）要求希拉里尽量多地交出有关档案。而她和肯德尔却计划设法使独立检察官一次只能索取一份档案，使其疲于奔忙，从而没有机会收集到一系列前后连贯的证据。

共和党人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与第一夫人过招的机会。参议员达马托计划安排了大约40 名证人出席他的金融委员会听证会。他认为，希拉里必须将其行为向美国公众做出详细交代。鲍勃·多尔说，他计划在参议院强行表决，以实现为“白水案”和其他案件召开无休止听证会的目的。多尔比金融委员会看得更远：他在计划按照当年参议院调查“水门事件”的路子走下去。

面对接踵而至的压力，希拉里决定接受三家新闻周刊杂志社的采访。她出现在了1994 年3 月13 日的三个星期天的早间谈话节目中。和此前一样，她再次对自己深受非议的窘境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她说，任命特别检察官介入调查只不过是“花数百万美元得出的一个我们投资地产失误的结论”。

命运似乎总在捉弄希拉里。就在这时，杰夫·葛斯又刚刚发现了她从事过的一系列商业交易，并认为克林顿夫妇之所以拒绝交出他们1978~1979 年度的纳税申报单，原因是这些资料将使人们发现希拉里曾投资1 000 美元赢利10 万美元的暴利交易。《纽约时报》的编辑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于1 月份召集所有参与调查的记者开会，要他们放手报道“克林顿故事”。

3 月18 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阿肯色顶级律师助希拉里·克林顿获巨额利润：70 年代商品交易爆收10 万》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希拉里的杀伤力是之前几乎所有宣称希拉里公然以身试法的文章所不能比的。白宫对此事的反应再一次（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恶化了局势。莉萨·卡普托很不幸被希拉里叫去解释事情的整个经过。希拉里问她，当时她作为一个刚加入到无情商界的新手，怎么有能力获此巨额利润（未出生奶牛牛犊的期货贸易），并且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该全身而退？卡普托争论说，希拉里以前曾经看过《华尔街日报》，并从“许多人”那里学来了这种本事。葛斯曾提到过其中一个人，吉姆·布莱尔。白宫坚持称：“这件事没什么不对的地方，《纽约时报》只看到了表面现象。”

在随后的三个星期里，希拉里的这笔商业交易横财成为各大媒体的热门新闻，也成为华盛顿各家小报的炒作爆料。就在同一个星期，韦布·哈贝尔突然从司法部辞职，这无异于对局势火上浇油。尽管他辞职的罪名是人们杜撰的，但是个中隐情谁也说不清楚。随着事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越来越感觉克林顿夫妇及其幕僚就像从南方一个污秽肮脏的地方走出来的，他们跑到国家的首都，把它搞得臭气熏天。

就在哈贝尔宣布辞职的当天晚上，在一个民主党募捐人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大发雷霆，甚至放弃了本来计划讨论的关于增加就业机会的主题。他红着脸，嗓门抬得很高。他把大兴调查之风归结为共和党人的劣根，称共和党人信奉的是“一心一意把人整垮的政治哲学”，他们宁愿一个劲儿地抨击希拉里，也不会出台一套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计划。

不久以后，克林顿在媒体黄金时段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以期稳住当前的局势。

有记者问他：“您是否从这次磨难中吸取到了什么教训，不管是对于您的执政、对于这座城市，还是其他任何方面？”

“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遭到怀疑的程度远大于过去，我有些不适应。可是我并不会抱怨，我倒是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的工作就是回答人们提出的层出不穷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为我们的国家继续做事。

“我还从中学到，相对于我过去的理解，有些标准变了，有些没有变。但我不知道变了是否就一定是好事，不变是否就一定是坏事。”

最终，这次新闻发布会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希拉里和她的顾问们决定，她也有必要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回答各方提出的问题。鉴于希拉里的“10 万美元一夜暴富”已闹得家喻户晓，克林顿同意交出他们1978~1979 年度的纳税申报单。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最新一期的《洛杉矶时报》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在1 月份以来的3 个月里从56%跌到了44%，克林顿的支持率则一直徘徊在54%。

“我认为，她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打算举行这次新闻发布会。”一名希拉里的资深助理说，“但是大家—包括西翼和东翼一致同意，才做出了这个决定。大家都认为她需要面对挑战。因此，我们齐心协力，搞了这次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在国家宴会厅召开，墙上挂着林肯总统的画像。希拉里身穿一套粉红色的制服，因此我们把它称作‘粉红色新闻发布会’……她几乎回答了从头到尾的每一个问题。”共有34 名记者向希拉里提出了问题，所有的新闻广播网都取消了常规节目，对发布会进行了实时报道。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商业交易的：“你曾在20 世纪80 年代炒过期货牛、做过土地投机贸易，那么谴责20 世纪80 年代是一个充斥着贪欲的时代的说法，是否是伪善的？”希拉里回答这一问题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她的回答不乏逢场作戏，看上去似乎早有准备，但不能说没有道理，颇有几分当年尼克松总统著名的“棋子演讲”的味道。“大家知道，我的经历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义务照顾他的家庭和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她的语气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平和，她继续说，“无论是我的丈夫，还是我自己，都未曾以任何方式怀疑过找到一个好项目进行投资并赚钱有什么不对，或者，我们也从未以任何方式破坏美国经济的精髓，那就是用冒险精神投资自己的未来。我相信，大家没有听到我们这样说起过。我们一直在强调，如果公司都债台高筑、银行坏账不断、老年人老无所养，这才是真正的过分。大家知道，20 世纪80 年代有些事情做得确实过分，我们也持反对态度。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投资也是过分的行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当然希望有足够的经济保障，把我们的儿女送入大学，为自己颐养天年，甚至还要留一些积蓄以备父母的不时之需。”

发布会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希拉里说，她要感谢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她才把一切想说的都说了出来。有记者问她是否觉得在一些问题上的保留态度会“使人们觉得她在刻意隐瞒某些事情”。

“是的，我是这样想。”她说，“这是我感到最遗憾的事情之一，也是我开这次新闻发布会的一个原因……我记得，我的父母总是不厌其烦地整日对我唠叨‘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不要被他们的意见左右’，你知道，你是为你自己在活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但是，这句话以及我对这句话的信仰，再加上我比较注意保护隐私，使得我看上去好像不太为媒体和公众考虑，不太懂得他们有知道关于我丈夫和我的私事的权利。”

又有记者问，她和克林顿是否“曾经对着镜子悔不当初”，记者指的是他们是否后悔入主白宫。

她强调说：“不，从来没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初来华盛顿经验不够造成的。”“现在，我希望当时能够看透一些事情”—包括通过回答记者提问，使人们不至于被蒙在鼓里。当被问及她度过“白水案”所要面临的困难时，她说：“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我非常自信。不管怎样，这件事情都不会纠缠太久。”

最后一个问题有些怪。3 天之前，81 岁的尼克松总统由于中风而陷入了深度昏迷，有记者问：“考虑到你们自己的经历，您是否能对尼克松总统讲几句话？”

这应该是希拉里身着粉红色制服进入国家宴会厅之后第一次动了情。电视上，人们可以看到，她眼里噙着泪，言语有些哽咽。她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为尼克松总统祈祷。对我个人来讲，大家可能知道，我的父亲于去年4 月份去世，他去世时也是81 岁。因此，此时此刻我想得最多的，是她的几个女儿。”

这可能是希拉里任第一夫人期间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了。后来，罗杰·阿特曼说：“她面对媒体的风格颇似当年的里根总统，这一风格使她在那一星期里受益匪浅。”有一次，在接受一名记者提问时，里根把一只手罩在自己耳朵上，并借故耳背拒绝作答（里根有一只耳朵聋）。

这实在是一场壮丽的演出。她一身粉红，显得尤为可亲。她的目光注视着媒体记者，任由他们发起攻势，并足足坚持了68 分钟。无疑，这使她的形象更具亲和力了。后来，戴维·肯德尔说：“‘白水案’正离人们远去。”克林顿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他早已不再谈起这件事情，并且也不允许任何人“在我的家里和办公室里再提起这件事情”。

在当天的晚宴上，罗伯特·赖克与希拉里坐在一起。“她觉得新闻发布会开得非常好，她本人也表现得相当好。所有人，包括每个民意调查者、政界人士以及我的妻子、儿子和朋友也都这么说。这次特别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希拉里感到了一丝安慰。但是，她也经受了挫折和茫然。我认为‘白水案’带给她尤其多的痛苦。‘白水案’带给她的不仅仅是麻烦，更像是一种惩戒—一种政治惩戒。她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如此仇恨她。”

同时，她对别人也有怨恨，特别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关于这一点，她在一次与萨拉·埃尔曼的谈话中说了很多。人们对她和克林顿的猛烈攻击其实是为了反对医疗制度改革和破坏克林顿的下次选举，从而将他们夫妇诋毁成社会的残渣余虐。她不能理解，民主党人为什么不采取强硬立场，与敌人对他们发起的公然的政治和人身迫害做斗争。现任总统的政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得不到来自本党党友的尊重，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一政治现实。可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特别是那些民主党要员们，似乎只知道一味死守。即便是作为参众两院领导的迪克·格普哈特，有时候也很少为总统着想，他更着重考虑的是不要与两院中的敌对分子闹得太僵。他们身为民主党人，为什么不去保护总统？为什么不去维护民主党的利益？

她对某些华盛顿当地的政治团体也没有好感。正如克林顿说过的那样，这些人奉行“把人整垮的政治哲学”，并丝毫不惮于把这一所谓的政治信仰当作下饭的谈资。

1994 年的春天和夏天，希拉里集中精力，同时也使整个国家都全力以赴投入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事业，尽管这时‘白水案’仍在“疯狂”地肆虐。时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戴维·威尔海姆谴责参议员达马托、多尔和菲尔·格兰姆（另外一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对自身的道德问题视而不见，并且说：“他们不能忍受希拉里获得成功，这就是他们挑起事端的原因。”所幸，独立检察官菲斯克说服了共和党的领导，要他们在他的使命结束之前，不要让参议院对克林顿夫妇展开大范围质询。

葆拉·琼斯诉讼一案的三年法令限制期于1994 年5 月8 日结束，也大约正是刚加入到克林顿夫妇律师团的重量级人物罗伯特·贝内特上任的时候。科特勒希望琼斯案尽快结束。尽管看上去克林顿在法庭上的“胜算”较大，但是也不能任由这段插曲继续兴风作浪下去，多线作战会毁掉克林顿。肯德尔本来要自己出马，但科特勒说服了他由贝内特负责琼斯案。在签订合同（每小时475 美元）之前，贝内特先后与希拉里和克林顿见了面。克林顿对他说：“我向上帝发誓，根本没这回事情。”按照克林顿雇用的门客们的建议，他还告诉贝内特，不要与希拉里就琼斯案讲太多。贝内特也曾从别人那里得知，希拉里根本就不希望对这起案件进行调解。如果克林顿果真与这个女人没发生任何事情，为什么要与她调解？她最希望看到的是让这起案件自行消失。

与此同时，吉姆·布莱尔、弗农·乔丹和布鲁斯·林赛一再敦促克林顿与琼斯调解。

吉姆·布莱尔回忆说：“我一再请求他与琼斯调解，但当我说服他时已经太晚了。如果一开始他便与琼斯调解，所有这些（克林顿在琼斯案的一次作证时，关于莱温斯基的事情在宣誓后撒了谎）都不会发生……可问题是希拉里不愿意这么做……我觉得克林顿当时可能认为，如果他与琼斯调解，就等于让希拉里知道了一些其实他并不想告诉她的事情。”

贝内特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个人也赞成调解，即便调解的条件使总统看上去难以接受。贝内特认为，如果事情一旦进入诉讼程序，那么它将会变得非常危险。克林顿有时候在关键时刻会显得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

琼斯案从2 月开始就不温不火地一直拖到现在。当时，琼斯出现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年会上。年会的主题看上去与政治事务关系不大，主要讨论了克林顿总统的案件。当时，戴维·布罗克还没有痛改前非，他是那一段时间的英雄人物。他被一群疯狂的追随者围住索要亲笔签名，并摆出姿势让他们拍照。在他采访了阿肯色州州警之后，更是被人们奉若圣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大街上到处都在兜售印有“控诉希拉里”字样的T恤衫，甚至有人通过篡改一些吸引眼球的照片和明信片印制了第一夫人的裸体或身着挑逗服装的图片。在美国，前任第一夫人们也曾经遭到过别人的诬蔑，甚至是敌对。可是，无论是埃莉诺·罗斯福、南希·里根还是杰奎琳·肯尼迪，都未遭这种奇耻大辱。有一百多名记者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大都被琼斯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想法所吸引。琼斯由其丈夫—克林顿的夙敌克利夫·杰克逊陪伴。

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说：“整个事情都是早有预谋。”他和西翼的其他人都认为，这又是一场闹剧，与珍妮佛·弗劳尔斯的威胁如出一辙。

实际上，希拉里从琼斯案一开始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曾经通过贝齐·赖特试图在琼斯上诉之前就把这件事情压下去。赖特说，她给我打电话，“求我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情”。赖特又说，在希拉里打电话几周之前，她已回到哥伦比亚特区，她当时问过希拉里：“您要我现在去阻止这件事情吗？”不久以后，希拉里给她回了电话，赖特便开始行动了。

贝内特接受了阻止这起案件上诉的任务，他开始与琼斯的律师团谈判。律师团称，他们不需要别的，只要克林顿承认：他与琼斯曾在一家酒店开过房间，并且琼斯并没有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贝内特同意了。但是，克林顿坚持要琼斯说，他并没有向当时只有23 岁的她提出性要求或者有其他任何不当行为。同时，贝内特从贝齐·赖特的几个熟人那里了解到，琼斯的一个前男友有几张琼斯的裸照，并且愿意证明琼斯曾经有过多名性伴侣。然后贝内特便派一个律师团去了小石城，从这名男子那里获得了一份经过公证的声明。与此同时，贝内特告诉琼斯的律师团说，他知道琼斯裸照的事情。

这些就是美国总统及其夫人的大律师们做的事情。5 月5 日，当上诉的最后期限临近时，贝内特把办公地点挪到了斯蒂芬诺普洛斯的办公室，奔忙于办公桌上的电话和隔壁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之间。总统当时正在号召国会人员为支持他关于一项禁止侵略性武器的计划而投票。

琼斯的律师告诉贝内特，如果克林顿本人能够做出琼斯要求的声明，那么事情就算过去了。克林顿当然不同意这样做。然后，琼斯的律师团便开始活动，力求达成一项所谓的收费协议，从而达到在某些条件下使限制性骚扰案上诉的法令失效的目的。白宫知道，这是随着中期选举日期的临近，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克林顿通过贝内特知道，琼斯一旦上诉，将会指控时任州长的克林顿脱掉裤子，要求琼斯为其口交，而且琼斯能够辨认他性器上“与众不同的特征”。

这些令人难以启齿的细节，无疑将成为希拉里的噩梦。因此，她要求贝齐·赖特全力打压此事，不管这一指控是真是假。实际上，了解希拉里的人都认为，希拉里是不会相信这些事情的。但是，自从听到珍妮佛·弗劳尔斯讲话录音里的某些片断以及看到《美国观察家》上的文章，希拉里要否认这起关系暧昧的艳遇，已变得越发困难了。作为克林顿的妻子，她也看不透这件事情。由此，希拉里的困惑可见一斑。但她没有被击垮，照例每日早起上班，这令她的助手们赞叹不已。

尽管遭到了美国步枪协会的强烈反对，禁止侵略性武器议案还是以微弱多票通过。这对克林顿政府来讲是一个胜利。第二天，恰好是恰东酒店事件后的第三年，葆拉·琼斯提出上诉，称其民事权利和名誉遭到侵害，并要求得到70 万美元的民事赔偿。作为回应，贝内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诉讼请求只不过是打着法律幌子的小报文章，其真实目的是要改变选举结果。”这时，事情慢慢清楚了，琼斯已经加入到了克林顿政敌队伍的行列。在这些人看来，琼斯案的意义远远不仅限于同克林顿对簿公堂，它还将带来更大的胜利。

几乎是在同时，贝内特、总统、科特勒和希拉里准备在第一时间提起动议将所有诉讼程序推迟到1996 年大选之后，从而防止琼斯与其律师团在证词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同时，按照一条《宪法》原则，他们提起动议，主张总统在其任期内将免受民事损害指控。6 月27 日，这一动议由小石城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申请。动议要求，克林顿总统的继任者宣誓就职之后，琼斯将可以自由提起诉讼。

独立检察官菲斯克于6 月12 日来到白宫，开始了对克林顿和希拉里的调查。他执意要求他们在接受调查时进行宣誓。对此，肯德尔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

不管“白水案”调查的结果怎样，这毕竟是由四个联邦政府部门—财政部重组信托公司、FBI、司法部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国会参众两院也准备举行附加听证会）联合起来打击一对已婚夫妇。

婚后20 年来，总统夫妇更清楚地认识到：不管对方有什么错误，他们总能看到对方好的一面。看到妻子被指为“骗子”和“悍妇”，克林顿深感气恼和伤害，其程度比他自己被骂成“恶棍”更甚。他认为，这都是自己和希拉里之间的事情，不关任何别人什么事。至少，他知道自己那些风流韵事是怎么回事情。希拉里的观点也一样：不管他们的婚姻发生了什么，那都是他们之间的事情，而由此便引出一系列下流的政治举动，这是十分荒谬的。数年来，她一直在竭力帮助克林顿，使他那非凡的才干、正直的心以及仁道、博爱的政治主张不受困难和挫折的影响。为了她自己，为了他们的婚姻，她从来不去过分追问丈夫性事上的细节。在阿肯色州，她在许多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而在华盛顿，她所有的才华和能力都负了她。最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所倚重的一个比克林顿更能够保护她的人—文斯·福斯特却自杀了。这便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接二连三地出事。而现在，若要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婚姻，只能倚仗戴维·肯德尔和贝内特以及一帮律师和代言人了。

在白宫，菲斯克对克林顿夫妇的质询还算恭敬，对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也比较客气。与传统的大陪审团质询不同，菲斯克首先从克林顿和希拉里处获取证词，然后向大陪审团成员们宣读，由大陪审团成员参考菲斯克的意见作为其判断依据。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程序，一旦有意说谎，便可能遭到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的起诉，至少对不是总统的希拉里来讲是这样的。

正如菲斯克向肯德尔、科特勒和克林顿夫妇解释的那样，他的目的在于质询希拉里和克林顿，内容涉及福斯特的自杀、福斯特办公室有关资料的去向以及对财政部向司法部移交案件的监控。

对问到的每一个问题，克林顿都做了回答。对于一些被再三问起的问题，他说他无法讲清楚，或者他已回忆不起有价值的东西。尽管他和希拉里都是律师出身，可肯德尔和科特勒还是为他们的宣誓作证做了正式的准备和演练，以防止他们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他们建议克林顿夫妇在回答问题时应尽量简洁、清晰和可信，避免不必要的冗词。但是，克林顿却特别擅长冗长的措辞，这也曾经让他受益匪浅，这次他还是一如既往。他回答问题时总是不紧不慢，不知所云，但是丝毫不会中伤他人。他说，他从未体会到福斯特有多么痛苦。他曾向努斯鲍姆和有关律师做过交代，要他们全力配合调查人员的工作，关于福斯特办公室里的资料，只要在他们职权范围内，他们就应当交出去。他知道的就是这些。他说，关于白宫的阿特曼和其他财政部官员监控重组信托公司移交案件的事情，他确实一无所知。克林顿给菲斯克的印象是善于交际、和蔼可亲；对于白宫所要接受的调查，他有时候会表现得茫然无措。

希拉里说，福斯特自杀之后，她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她甚至已经不能回忆起她在福斯特死后的一段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她只记得她在哭，等待哈贝尔和克林顿的到来。当时电话声此起彼伏，可她已记不起是什么时间，谁打给谁的电话，说了些什么。至于对福斯特办公室的搜查，她当时刚从小石城回来，对事情不了解。她只记得福斯特的家人从她的办公室里拿走了一些他的私人用品。菲斯克认为，希拉里风度翩翩，气定神闲，谈话中既不是滔滔不绝，也没有遮遮掩掩。她对重组信托公司一事的了解是律师团之前告诉她的。律师团说，案件已经提交到司法部，他们相信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因为希拉里没有过错。

6 月30 日，菲斯克公布了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称，文斯·福斯特死于自杀，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掩盖“白水案”的实情。关于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菲斯克在其第二份报告中称，在审查了所有证据之后，我们做出的结论是：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白宫或财政部的任何人有刻意影响重组信托公司调查的企图。

对于从福斯特办公室转移资料一事，进行了第三项调查，以确定是否有人应当为此受到阻碍司法公正的起诉。菲斯克说，这项调查尚未结束，将在10 日内完成。

白宫官员肯定了菲斯克的报告，认为它还了希拉里和克林顿一个清白。而共和党人疾风骤雨般地批评了菲斯克，并称其根本没有做到真正独立。声名显赫的共和党员、众议员吉姆·里奇说，报告结果“实际上来自于涉及范围极窄的调查”。

就在同一天，克林顿被迫重新签署生效了《独立检察官法》，从而实现了他在参加总统竞选时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和希拉里把前任们的渎职行作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批判。白宫以克林顿的名义发布了一项声明，其中把独立检察官定义为“政府和国民之间信任的基石”。“不管哪一党控制国会或行政机构，都将有一个超党派的机构确保政府官员的廉正，保证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今天，我签署这项法案，使其上升为我们的一项法律，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克林顿自己也不相信。

不管怎样，目前局势似乎还是一帆风顺。看上去，菲斯克有希望很快就要结束调查，另行公干了。也许，曙光就在前面。但是，克林顿夫妇的对手们可不会就此罢休。

克林顿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当选总统后的头18 个月会遇到这么多的事情。他认为是他的经济顾问过多限制了他的选择，甚至使他连最基本的目标都难以实现；他的部下不够干练，根本不知道如何协助他执政；面对共和党的反对，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表现得过于软弱，使他无法有效地行使总统的法律和政治权力；新闻媒体对他的态度大大打击了他做事的决心。所有这些都使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这段总统任期在当代美国总统执政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国会、新闻媒体和司法部门轮番施咒，使他几乎中了邪。他越发觉得，为了他和希拉里，更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尽快结束这一切。他认为，菲斯克的报告还算公正，菲斯克也将不再提起进一步的指控，从而结束其调查。这将是结束这场噩梦的第一步。

希拉里最担心的莫过于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及其他法官可能会赶走菲斯克，派另外一名保守派的空想家担任独立检察官。对此，白宫一些官员认为希拉里有些杞人忧天。不过，希拉里在“水门案”调查组工作时，对伦奎斯特的情况有所了解，她不相信在他升为首席大法官之后，其性格和政治观点会有多大变化。

希拉里曾经向劳埃德·科特勒表达了她对《独立检察官法》重新生效的忧虑。她告诉他，她认为“共和党人及其由首席大法官领衔的司法部门的联盟”将不可避免地会向他们发难。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劳希·费尔克洛斯已开始呼吁，新的《独立检察官法》生效后，菲斯克应被撤职并换人。

科特勒没有顾及希拉里的这一考虑。作为总统的顾问，他与他在律师界和司法界（包括最高法院）的同僚们看法一致。他和希拉里打赌，如果菲斯克被撤换，他将更名改姓，不叫科特勒。

按照克林顿总统6 月30 日签署的法律，独立检察官将由首席大法官指定的三名法官领衔的“特别法庭”选出。伦奎斯特指定由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官戴维·申德勒（北卡罗来纳州极端保守主义参议员的共和党门徒）、耶泽·赫尔姆斯和费尔克洛斯领衔“特别法庭”，其他成员包括里士满的法官约翰·D·巴茨纳和迈阿密州的彼得·费。

克林顿签署《独立检察官法》后的第二天，雷诺要求申德勒和他的两名同事按照新生效的《独立检察官法》任命菲斯克为独立检察官，使他能够将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以费尔克洛斯为代表的共和党马上发起了猛烈的反击。费尔克洛斯说，菲斯克与克林顿政府的一些官员（包括努斯鲍姆）走得太近，新组建的三人“特别法庭”将“新任命一名真正独立的检察官”。他还说：“鉴于菲斯克看上去缺乏独立性以及他与克林顿政府的关系，他不应被再次任命。如果他再次得到任命，人们将会觉得其中有诈，并一直猜忌下去。”

8 月5 日，“特别法庭”宣布，肯尼斯·斯塔尔将取代菲斯克担任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曾任美国上诉法院法官，后任布什政府副检察长。在一份长达四页的任命书中，三名法官写道：“我们的本意不是要怀疑司法部长所任命的独立检察官的正直，我们是在贯彻新生效法律的精神。”克林顿和希拉里几乎要疯了，白宫的其他官员也已忍无可忍。这很可能意味着，在今后漫长的年月里，克林顿夫妇的隐私将不断遭到调查。克林顿立刻对斯塔尔产生了怀疑，他不明白，为什么民主党人没有反对这起任命。是否有人查过他的底细？答案是：几乎没有。

克林顿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特别会议。科特勒认为，斯塔尔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一个法学家。的确，他是一个十足的保守派共和党员，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其法律公正性的尊重。当科特勒确认，斯塔尔将很可能推翻菲斯克的所有调查（包括福斯特的自杀和对其办公室文件的处置）时，希拉里绝望了。她赞成攻击斯塔尔有党派倾向和不公正的司法举动，以此激起国会中的民主党甚至是新闻媒体的愤怒，从而迫使斯塔尔拒绝出任独立检察官。克林顿虽然也同意这一做法，但他担心，正如科特勒警告的，一旦斯塔尔最终被任命为独立检察官并展开调查，那么白宫这一明火执仗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肯德尔认为，斯塔尔一旦成为独立检察官，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要阻止斯塔尔出任独立检察官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斯塔尔的科克兰德－埃利斯律师事务所曾经为琼斯写过一篇辩护状，支持琼斯关于反对总统被免予民事起诉的要求，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斯塔尔自动退出。

白宫决定，由贝内特在星期天早间电视新闻节目上发表讲话，要求撤掉菲斯克和后来的斯塔尔，但这一步棋没收到效果。科特勒说，贝内特只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总统和第一夫人。

尽管克林顿的幕僚们继续在为是否对任命斯塔尔一事展开反攻而争论，但几天之后，克林顿做出了让步。他说：“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情。无论最后选谁，我都无话可说，我只想快些结束。”希拉里问科特勒，他准备为自己换个什么新名字。

在这个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克林顿和希拉里已经看到，如果他们不能放慢独立检察官调查的进度，或者加快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民主党的选举将困难重重，甚至将是一场灾难。可是看上去，这两种可能都十分渺茫。

在克林顿任命希拉里带领特别行动小组致力于美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之前，他不仅许诺要在100 天之内向国会提交一揽子改革议案，他还发誓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将成为克林顿任职期内的一个基本目标。1993 年夏天，克林顿夫妇从马莎葡萄园度假回来后，出现了他总统任期内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克林顿站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细数医疗保障制度、经济计划和削减赤字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竞争力，我们的全部经济，我们政府的廉政作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水平，都取决于我们在不破坏医疗保障质量前提下进行的资金积累。”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用卡大小的蓝色塑料卡片。“按照希拉里的方案，每一名美国人都能拿到一张医疗保障卡，这张卡将伴随美国人的一生，保证他们享受一揽子的福利待遇。这些福利待遇以金钱计算，大约相当于《福布斯》排行榜前500 名公司创造的利润。”他许诺说。

至少在那个晚上，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将最终走上全民医疗福利的道路。然而，这项计划却以失败告终。尽管它的失败与克林顿和白宫深陷“白水案”不无干系，但是希拉里本人也难辞其咎。

同时，她还要为她的政治失败而受到谴责。前《纽约时报》的记者鲍勃·布尔斯廷（他以作家身份参加过克林顿的竞选，后来成为特别行动小组中希拉里的公共关系代言人）曾经说：“我发现，她是我见过的最自以为是的人之一。这个缺点是致命的，它毁了医疗保障改革计划。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核心问题就是她的自以为是。”

1993 年9 月，克林顿夫妇从马莎葡萄园回到华盛顿。希拉里向众参两院议员介绍了医疗制度改革的情况，从而将这项改革推向了顶点。整整一个星期，国会的立法者们都对她敬重有加。在三天的时间里，希拉里先后出现在了丹·罗斯顿科斯基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约翰·丁格尔的能源与商业委员会、泰德·肯尼迪的参议院劳动和人力资源委员会、威廉·福特的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委员会，以及莫伊尼汉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莫伊尼汉也被希拉里感动了，尽管他仍有些怀疑。在与罗斯顿科斯基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这名国会议员亲吻了她，并说：“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忘记克林顿先生是总统，只晓得他是您的丈夫。”第二天，希拉里的计划第一次从共和党人那里得到了认可。来自佛蒙特州的吉姆·杰佛兹说：“我非常荣幸地成为第一个（支持你的共和党人）。我坚信，我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是希拉里的宣福礼。在每间听证室，她都端坐在桌前，面对虎视眈眈、少有谦谦君子的国会委员们。他们围成一个半圆，坐在一个台子边上，像要把希拉里吞了一样。希拉里侃侃而谈，气定神闲。她对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说：“在这里，我作为一名母亲、妻子、女儿和姐妹，作为一名女人，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深深关注着家庭和民族的健康。”那天，她一共回答了来自国会议员的超过150 个问题，没有参考任何笔记，没有向身后的陪同人员咨询任何事情。她的准备工作像教科书般完美。她的幽默、她的沉着应变都使得人们眼前一亮。

只有一名众议员对希拉里发起了挑战，他就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迪克·阿米。他认为，希拉里的医疗保障计划“对美国善男信女的工作来讲，是一个科沃克安式的处方”。

可以说，在那一个星期，第一夫人的事业达到了高潮，希拉里创造了历史。新加入国会的加利福尼亚州女议员琳·申科描述了她母亲对希拉里的崇拜：“自从埃莉诺·罗斯福以来，她从来没有这样崇拜过一个公众女性—我妈妈可不是一个轻易动情的人。”希拉里笑了，回答说：“我多希望我妈妈能听到你的讲话。”

星期天，《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上周名震五大国会委员会，她向人们细数了医疗保障改革方案，令人印象深刻，难以释怀。人们不禁燃起了希望，困扰美国国会50 年的问题就要解决了。”《华盛顿邮报》的玛丽·麦格罗里写道：“对美国国会来讲，医疗保障改革像去蒂帕雷里那样路途漫漫。但是，克林顿夫人却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她无愧于一个超级巨星。”纽特·金里奇也一语中的：“如果换成是艾拉·迈格辛纳，恐怕早已被击垮了。”

过了没多久，在明知可能向媒体走漏风声的情况下，希拉里将她与迈格辛纳准备的议案副本发给了一个支持她们的加利福尼亚州议员，该议案声称将能降低赤字达910 亿美元。这实在有些荒谬。

国会的众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众议员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还没有发表看法，甚至连一声招呼也没有听见，便在《华盛顿邮报》上读到了希拉里的提议。华盛顿的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克德莫特说：“看到这条走漏的消息之后，我的一些同事大吃一惊，甚至感到有些匪夷所思。这无异于纸糊的房子，一捅就漏。”更为严重的是，国会中在这件事情上颇有发言权的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认为，这些数字纯粹是“幻想”出来的。面对希拉里和迈格辛纳拱手相送的机会，她们制度上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敌人又怎能轻易放过？而共和党人则乐得在一旁作壁上观，静观其变。

鲍勃·多尔在“与媒体有约”节目里说：“简直难以置信。这个议案没人见过，可能30 天之内我们也不会看到──而他们却津津有味地就此议案开起了听证会……这真是史无前例。”

劳埃德·本特森直接找到希拉里，坚决地说，对于这项即将由克林顿政府向国会提交的一揽子议案，财政部的专家应当有机会鉴定其经济上和成本上的可行性。

希拉里曾公开承诺，她将在10 月中旬之前提交最终议案。但是，她受到了财政部、公共与预算管理办公室（OMB）和其他一些内阁成员的阻拦。眼看“大限”将至，希拉里进退两难。美国国会历史上颇为离奇的一幕出现了：10 月27 日，在星期六大厅举行的一场奇特而华丽的仪式上，本应宣布将希拉里的医疗保障改革议案提交国会，然而克林顿总统站在演讲台前，紧握拳头，只是发誓要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全方位的医疗保障福利，却不见有任何议案出现。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查菲和民主党众议员吉姆·库珀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新方案，而克林顿夫妇却没有抓住这次机会在医疗保障改革方案上做出妥协性让步。查菲是一名自由共和党人，对克林顿夫妇及其政权没有丝毫敌意，他提出的计划已经得到了参议院20 名共和党人的支持。众议院共和党人也在同一天提交了一项类似的议案。当库珀与其众议院的主要合作人—艾奥瓦州共和党人弗雷德·格兰迪提出他们的议案后，获得了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46 名党员的支持。不管是查菲还是库珀的方案，都首次将大量美国人（约为希拉里和迈格辛纳方案的85%）纳入了医疗福利保障范围之内，并且很可能获得参众两院的支持和通过。

在这关键时刻，对于这两个议案，希拉里本应该从中选择一个。克林顿说，也许他当时应该从中撮合一下。最后，希拉里写道：她知道，不管她赞成哪一个议案，共和党人都会不顾一切地挫败她，因为如果她取得成功，克林顿的第二总统任期便有了保证。

在1993 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希拉里和迈格辛纳向白宫递交了一份正式议案，用以提交国会。这份议案长达1 324 页，内容拖沓冗长，以至于连希拉里最亲近的幕僚也无法说清其内容，而总统的顾问们对此将如何实行更是一头雾水。

希拉里认为，因为议案太长便批评她有失公平。她写道，其他的议案也将如此冗长，而她的议案可取代“几千页纸”的政策制度。她说得不错。

克林顿夫妇刚刚提交了议案，威廉·克里斯特尔便向参众两院的所有共和党党员发了一份便函。便函警告说，如果共和党要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取胜，任何形式的妥协都是错误的。威廉·克里斯特尔颇具前瞻性地指出，如果这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议案获得通过，“将使中产阶级依赖政府支出和调节这一做法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将使民主党这一中产阶级利益的慷慨保护者和奉行支出与调节政策的政党再度声名鹊起。同时，民主党将会借此机会大肆批判共和党通过约束政府行为来保护中产阶级的主张”。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即使是在这最后关头，白宫也没有进行一次像样的由支持者参与的维护医疗保障改革的行动。

1994 年春末，克林顿终于意识到，医疗保障改革—连同国会的多数民主党，一起陷入了困境。斯坦·格林伯格告诉克林顿，民主党人在参议院的地位很可能将岌岌可危。在一份专门写给克林顿和希拉里的便函中，格林伯格写道：“如果我们不赶紧采取措施，任由目前局势发展下去，我们的政府、国会中的民主党人甚至整个民主党都将在11 月份面临一场灾难。”

最后，直到1994 年夏天，希拉里和她的医疗保障改革小组才匆忙腾出精力，准备卷土重来。而此时，“白水案”的阴影又笼罩了过来。这位年轻的第一夫人，曾经满怀热情来到白宫，被当时的民意测验认为前途无量，而今却招来讨伐声一片，成为她丈夫的负担。

然后，希拉里决定效法20 世纪60 年代发生在美国南方的自由乘车运动。他们安排了车队游行，给国会施压，呼吁实行医疗保障改革。这次呼吁医疗保障改革的跨国汽车长途游行被称作是“医疗保障改革之旅”。但是很快，游行便在波特兰和俄勒冈州遭到了一帮仇视克林顿政府的暴民的破坏。这些人用自己报废的汽车挡住游行队伍的去路，报废汽车由拖车拉着，用醒目的红色飘带覆盖，上面写着：“这就是克林顿的医疗保障改革”。还有一架低空飞行的轻型飞机拉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当心这次骗人之旅”。

当游行车队到达西雅图时，遭到了不断的暴力威胁。整个一周的时间，美国西北和国家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恳求听众与游行车队抗争，向希拉里展示他们对她的看法。希拉里说，这一“武力号召”吸引了一大群虎视眈眈的人，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民兵队员、抗税者和反堕胎的斗士。据她估计，她在西雅图发表讲话时，4 500 名听众中有至少大约一半是反对者。她听从了别人的建议，第一次穿上了防弹背心。从前，无论什么情况，她从来没有觉得会有人身危险，而这次情况却不一样了。在她的演讲过程中，嘘声、尖叫声四起，质问声此起彼伏，几乎将她的声音淹没。当她离开讲台钻进轿车时，数以百计的反对者将轿车包围。他们愤怒不堪，狂暴不已。特勤局逮捕了几名暴徒，并扣押了两条枪和一把刀。

最终，希拉里总算回到了华盛顿。在这次旅途的每一个主要站点，他们的汽车都遭到了愤怒的游行队伍的袭击。他们大声喊叫，说希拉里和克林顿要毁掉他们的生活方式，“禁止持枪，增加堕胎权利，保护同性恋者，医疗社会化”。这些暴力活动很有计划性且用心险恶，是由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名叫“维护经济稳定公民协会”（CSE）的机构组织的。后来记者们才发现，这一组织与国会中金里奇一伙人、共和党参议员及其同党有私下里的瓜葛。维护经济稳定公民协会的活动资金来源于当时正在为“阿肯色行动”提供大额捐款的理查德·梅隆·史凯菲。

就在同一周，金里奇宣布，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对抗医疗保障改革，并希望“利用这一事件作为跳板，实现共和党对众议院的控制”。

在“医疗保障改革之旅”队伍于8 月3 日返回白宫时，600 名疲惫不堪的车队车手在玫瑰园受到了希拉里和克林顿的欢迎，医疗保障改革得到了现场支持。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个“拯救”计划，而迪克·格普哈特也在众议院遥相呼应，提交了一份议案。两份文件都是迈格辛纳和希拉里一揽子计划原文的缩写版，但是少了几分官腔和政府偏见。两周以后，在一次国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午宴上，人们对妥协问题进行了讨论。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和鲍勃·凯利对采取何种策略展开了争论，甚至出现了刺耳的话，全然不顾在克林顿夫妇面前维护民主党的形象。

1994 年9 月26 日，米切尔终止了医疗保障改革计划。

那年春天，民意调查专家格林伯格曾经告诉克林顿，民主党可能将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他还建议总统谴责共和党阻碍医疗制度改革的行为，并于1996 年之后再考虑这项改革并提出议案。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恰好有一项刑事议案需要通过，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两份议案一起通过（这对独立和中间派选民来说是个不小的砝码），那么在1996 年11 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上，民主党将会拥有一个不小的政治资本。同时，医疗保障改革便可以推迟到选民投票之后进行了。

到了秋天，几名克林顿的助手在西翼对希拉里提出了批评，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克林顿看上去有些心灰意冷。尽管他有几名心腹，可他仍感到孤立无援。他很生气，有时候像是若有所失。以前，他们从来没有看到克林顿有过这种状态。斯蒂芬诺普洛斯、迈尔斯及其他几名熟悉他性格的副手们猜测，他之所以处于目前的抑郁状态，不但是由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党派斗争，他与希拉里之间日渐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紧张关系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克林顿夫妇的副手们后来说，自从福斯特死后，克林顿行事便总是小心翼翼，不敢造次，而希拉里则恰恰相反。克林顿会千方百计使希拉里尝试着妥协，包括在医疗保障改革、“白水案”的调查及后续事件、媒体以及华盛顿政治团体等方面，甚至包括对一些很小的事情，但不是很成功。而对克林顿本人来说，除非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否则他从不会轻易妄下结论。一些幕僚们说他们夫妇两人的联合执政是“精神分裂”式的。这暗示着，克林顿稍不留神，希拉里便会摆脱他的潜意识，并跌入深渊。尽管克林顿自己不承认，但不可否认的是，充满活力和爱心的希拉里留给他们的印象只有脆弱。她曾经多么执着地追求，使他们夫妇两人形成共同的政见，并忘掉那些阿肯色州的苦难日子。

希拉里经常会使克林顿的温和派团体陷入被动；对于克林顿要求她在医疗保障改革面临两难选择时做出妥协，她也会拒绝。从另一方面来讲，她拥有自己所追求的经济方案和政策优先权，这些与克林顿的基本想法相悖。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她的医疗保障改革事业的难度，她显然很难接受这一切。

自两人相识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形成了实质性的不同看法—沿什么样的政治道路走下去。结果，他们的感情很快出现了危机，他们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业也陷入了僵局。如果他们面对的只是纷繁的事务，也许他们的婚姻不会受到伤害。但是，“白水案”却将他们拖入18 个月的梦魇。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被公然调查过去的每一处细节，并且还要忍受一名追随他们的至亲密友的自杀所带来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再牢固的婚姻关系也会受到影响。现在，一切都已很清楚，中期选举将使他们失去对国会的控制；并且，一名对他们充满敌意的检察官将会奉命上任。克林顿政府危在旦夕。

随着希拉里生命中的支柱性政治事业—医疗保障改革的失败，她看到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分崩离析了。14 年前，她面临过另一个个人和政治生命的生死存亡的时刻，她在绝望中给迪克·莫里斯打了电话。当时，要保住克林顿的州长宝座已经来不及了，但是，通过两年的努力，莫里斯和贝齐·赖特一道协助他们东山再起，拯救了他们的命运。自从启用莫里斯之后，克林顿从来没有在选举中失败过。克林顿的资深顾问曾经力劝克林顿在1992 年总统大选期间弃用莫里斯，但是在克林顿执政开始的18 个月里，希拉里仍与莫里斯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这些，希拉里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只是偶尔将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克林顿。

1994 年10 月，在彻底放弃了医疗制度改革计划之后，希拉里给莫里斯打了电话。即将于11 月份举行的国会选举扑朔迷离。希拉里告诉克林顿，莫里斯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意测验专家和杰出的战略家”，他们需要他的才干。她知道，莫里斯对当年由格林伯格取代其位置以及克林顿对他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但是，希拉里不应该忘记，从那年春天起，是格林伯格一再告诉克林顿夫妇，民主党已经陷入困境。而且，格林伯格在5 月份的一份备忘录里特别警告她，“灾难”即将到来。希拉里认为，莫里斯在设计胜局和运筹帷幄方面的能力要胜过格林伯格一筹。格林伯格的政治手段是基于突出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以此证明他本人是一个民主党人。

莫里斯重申，对他过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仍感到难过。但是，希拉里写道，他不能拒绝这一请他再次出山的要求。

莫里斯也确信，无论是在国会、州议会还是州长大厦，民主党将遭受极大的损失。他认为，降低损失并保住众议院的唯一出路，就是克林顿夫妇退出当前的是非之争。从克林顿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要为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拉票。

为了解人们对希拉里和克林顿的看法，并找出“克林顿夫妇如何更好地自卫”的办法，莫里斯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测验结果出来之后，他说：“他发现，尽管克林顿说过，他已经削减了财政赤字，并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但很少有美国人相信他的这些话。但在一些小事情上，公众还是相信他的，比如美国服务队（克林顿的志愿者计划）、《探亲假与病假法案》、堕胎合法化、《布雷迪持枪控制法案》以及《攻击性步枪禁令》等。我的民意测验显示，如果公众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克林顿的这些功绩，将会有大量的选民转而支持民主党，民主党将转败为胜。”

同时，白宫开始风传，莫里斯又要回来了。罗伯特·赖克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他打电话给希拉里说：“这个家伙太不像话了。我们赞成的事情，他都不拥护……他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与他谈过几次，他使我心惊肉跳。”

希拉里告诉他不要担心。赖克知道，莫里斯在20 世纪80 年代帮了克林顿大忙，因此他断定，这次还是希拉里邀请莫里斯来的。赖克第一次感到，比起克林顿，希拉里也许更愿意向基本信仰妥协，只要能换取胜利。

莫里斯的民意测验激怒了总统。在一次与希拉里和莫里斯的电话会议上，克林顿大发雷霆：“我削减了1/3 的财政赤字，我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我做了许多大事。”莫里斯认为，克林顿“仿佛又犯了1980 年时骄傲自大的毛病，当时他拒不承认阿肯色州牌照税的错误”。

克林顿认为，莫里斯关于退出国会竞争的建议无异于作茧自缚。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开始，国会便由民主党控制。当时，克林顿与希拉里正准备起程，开始为期四天的中东之旅，签署一项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中东和平协议。他在以色列议会的讲话，以及他和希拉里对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的拜访被美国媒体称为“后冷战时期的里程碑”，因此他的民意测验数字也有了上扬。回国之后，他希望能够腾出精力投入竞选，拯救他的政党，拯救他自己的事业。他相信自己竞选拉票的实力。如果他的主张不能得到国会的通过（像医疗保障改革一样），他至少会走出去做他最擅长的事情—直接面对选民拉票。希拉里对此表示反对，她认为莫里斯的话是对的，反对民主党的大潮很难被其个人魅力打压下去。

10 月29 日，克林顿夫妇乘坐直升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返回后，马上与莫里斯通了话。他们在其卧室边的小型办公室里聆听了莫里斯通过扬声器的报告：民主党人正在逐渐失去对国会两院的控制。

希拉里后来说，莫里斯的估计“验证”了她对一些事情的预感。但无论是她还是她的丈夫，都没有想到局势的发展会如此凶猛。克林顿告诉莫里斯，他将更为坚决地走出去为竞选拉票。克林顿夫妇的对手们已经正式发出警告：如果他们控制了国会，他们将传唤希拉里与克林顿，从而彻底将他俩抛入“白水案”的旋涡。

对民主党来说，1994 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确是一场灾难，对希拉里和克林顿本人也是一样。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8 年来首次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并且首次成为自1954 年以来的众议院多数党。民主党令人震惊地丢掉了52 个众议院席位和8 个参议院席位。

对几名民主党德高望重人士的离开，克林顿夫妇痛心不已。克林顿夫妇看到，他们已经四面临敌。不仅是华盛顿，而且整个美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时期。美国南方诸州曾经是民主党的铁板一块，而在这次中期选举中选出的共和党议员数量却首次超过了民主党。而且，这些选出的共和党议员都是极端保守派的极右翼分子，他们曾经在1980 年共和党风潮时当过权。在10 个最主要州的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9 个州的州长。对民主党最致命的是，无论是在众议院、参议院还是各州的改选中，共和党的每一名参选人都取得了胜利。

克林顿看得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也知道这次失败意味着什么—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将不仅会威胁破坏克林顿政权，还将使克林顿夫妇的敌人们（包括参众两院几大部门的新任掌门人）有权力并仗起胆子对“白水案”、福斯特之死、克林顿执政期间的每个细节以及他和希拉里的历史问题进行调查。

莫伊尼汉的副手劳伦斯·奥唐奈说：“我觉得是希拉里毁了民主党。”他的看法与莫伊尼汉很相似，莫伊尼汉认为，希拉里最大的缺点是她的自命不凡：“做人应当谦虚上进，而不是好大喜功。‘没问题’是一种鲁莽的自大，终将毁掉民主党对政府的控制。这对我来讲是不可原谅的。”

尽管在后来的十几年里，比起希拉里来，共和党的政策和态度更具有攻击性，可她的批评者们却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奥唐奈说：“如果要通过一项法案，你不能靠刺刀见红去打压反对意见。”这种“搞运动的思想”曾主宰了克林顿政府，但比起克林顿来，希拉里的这一思想尤为严重。

克林顿为医疗改革方案搁浅、错过制定医疗改革法案的机会、实行天然气税以及向享受社会保障服务的高收入者征税一一做了自我批评。他没有公开指责希拉里，可是她已经渐渐开始淡出政治舞台。

这时希拉里的精神已非常脆弱。父亲故去、福斯特自杀、“白水案”、医疗制度改革失败以及选民的责难，一系列的事情重重压过来，似乎要将她吞没。克林顿也曾经一度情绪低沉。

正当总统和第一夫人深陷低迷时，美国现代执政史上几乎最为奇特的一幕出现了：从1994 年到1996 年，莫里斯成为继总统之后掌握政府实权的头号人物。希拉里已经没有了机会，该轮到（再次轮到）莫里斯了，而且当时的局势也正适合他施展杀伐决断的本领。在这两年里，他有两大目标：一是面对由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下的肯·斯塔尔的调查，使克林顿政府涉险过关；二是在改选中获胜。对于第一个目标，莫里斯似乎不大可能有什么作为；可要推出新政策，筹备下次总统大选，却非莫里斯莫属。

在这件事情上，希拉里的直觉是正确的。格根说：“我觉得，希拉里每次遇到大麻烦，便会想到去找他。我的意思是，她认准了莫里斯。她看到他们目前的政治处境，一如看到阿肯色州那两年的困境。他已救过他们一次，有了他，就像吃了定心丸。

“莫里斯取代希拉里做了内参。尽管这一工作性质单纯，却标志着希拉里的权力转给了莫里斯。在某种程度上，总统倒觉得今后他大可不必对希拉里表现得毕恭毕敬了。他认为，医疗制度改革是失败了，但这只是希拉里的失败，不是他本人的失败……他仍需要她精神上的鼓励，尽管之前他曾不得不一度顺着她，今后他再也不用了。”

对于克林顿对其妻子的态度，莫里斯看得很清楚，两人共同执政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把她晾在了一边。我清楚地看到，整个1995 年，甚至到了1996 年，他都不太同她讲话。她从来不参加重要会议，我也从来没有见她试图去接近他。每个星期，我们两人从星期一讨论到星期四，然后他便在星期五采取行动。在这五天时间里，我几乎看不到希拉里摁过手印的文件。”（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希拉里的手印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白宫的账单记录上。）

中期选举之后，哈罗德·伊基斯说：“她看上去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几乎很难再看到她。但她有时会去其西翼的办公室，我们会在电话上谈一谈。尽管与克林顿的手下一样，我与希拉里相当熟悉，却几乎一次也见不到她。我不知道她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那段日子里她一定如坐针毡……她一直保持沉默，不参加任何活动，不与白宫的任何人说话。”

她回到了那个属于她的温馨的“希拉里地盘”。伊基斯说：“对大多数总统身边的人，她都不太信任，认为他们太年轻，太自私，早就应该被解雇了。她觉得，只有自己的人才信得过。她几乎从来没有撤换过她的部下。”

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一蹶不振的希拉里经常去找莫里斯谈话。莫里斯回忆说：“那年的11 月，有一次希拉里对我说，她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已付之东流，下一步该怎么办？尽管希拉里是一个自信的人，但当事情没有按照她的预想进展下去的时候，她便失去了耐性。她强硬和果断的领导气质后面，隐藏着脆弱。如果她的基本判断被推翻，她便会失去信心。与克林顿相比，希拉里显得过于死板。如果事情一帆风顺，她会越做越好，可一旦出现类似1994年的挫折，她便束手无策了。”

希拉里看得出来，克林顿的许多顾问都在埋怨她，他们认为是她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对待克林顿，她应当表现出更加温柔、职业以及父母般的开诚布公。但作为一个有决策能力的人，她必须选择回避。

从克林顿总统宣誓就职到中期选举的这20 个月里，不顺利的事情接二连三，对此，希拉里至今似乎仍耿耿于怀。她是如何向克林顿倾诉衷肠的，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希拉里除了向人们说过她有些失望，甚至对最亲密的朋友（如戴安娜·布莱尔、萨拉·埃尔曼和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都没有提到她当时的绝望。许多人都在祈求上帝保佑她，而这些人里面，就有一些是那些致力于推翻克林顿政敌的妻子。

不用别人说，希拉里自己便会走，她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是莫里斯鼓励她做出了这一令人吃惊的决定—离开权力中心。克林顿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对于她的离去，他很难有反对意见。希拉里在白宫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位高权重，她的离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首先，她知道莫里斯已到白宫任职。她要离开，就必须要有一个替她鞍前马后照顾克林顿，并为他出谋划策、使他从容上阵的角色。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她陆续把她所了解的克林顿的一些好恶和习惯告诉了莫里斯。显然，希拉里是要确保克林顿履行完他的总统任期。

为了弄清楚克林顿夫妇这次失败的真正原因，莫里斯在11 月和12月做了一系列的调查。新年后不久，他向克林顿做了汇报。莫里斯后来写道：“我对神情沮丧的总统说，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您不够正直，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您太软弱。”莫里斯最擅长的就是在最敏感的当口表现出近乎残忍的直率。他把总统的道德失败归纳为“逃避征兵、珍妮佛·弗劳尔斯丑闻、旅行门、‘白水案’和许多‘第一家庭’在所难免的事情”。所谓“‘第一家庭’在所难免的事情”，显然是指克林顿的父亲罗杰，克林顿和希拉里两个弟弟的丑闻。

莫里斯建议，与其让希拉里继续在幕后执掌大权，倒不如让她“走出幕后，迈向台前，继续在众人面前直言不讳、畅所欲言。选民们知道，她并没有在那里无所事事。他们越把希拉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来研究，便越不会揣摩她私下里在做什么”。

莫里斯说，一周之后，克林顿便要他“发给希拉里反映当前最新局势的备忘录，以期她能够再次出山。同时发给他一份副本”。不久之后，莫里斯说：“一年以来，她没有参加一次白宫的战略性会议，甚至连一名代表也没有派过，她已经彻底将自己与白宫隔离。自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他们夫妇步入政坛以来，她还从来没有这样不闻不问过。”

在《集全村之力》一书中，希拉里以她在中期选举后的低迷状态为背景，从她个人角度对自己做了定位，并希望得到公众的公正评价。

1994 年12 月，克林顿深陷迷茫，束手无策，他们的政治前途危在旦夕。希拉里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开始求助于“新纪元”思想者玛丽安·威廉森。“新纪元”思想借用了大量传统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特别是“于困境中深度挖掘坚强本我”的宗旨。没有人能比威廉森更好地诠释这一点。她主动建议希拉里和克林顿考虑一下，与她和那些脱离政治已久的归隐派们探讨一下克林顿执政两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共商今后两年任期的大政方针。

希拉里接受了她的建议。12 月30 日和31 日两天是周末，在她的安排之下，威廉森邀请了安东尼·罗宾斯（商业信息片业的大亨，《唤醒心中的巨人》一书的作者）和史蒂芬·柯维（《高效能人士的7 个习惯》作者）一起参加在戴维营举行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畅谈处世哲学以及克林顿夫妇在过去两年中的得失。

在周末戴维营的研讨会上，威廉森还请来了两名知名度不是很高的女性—玛丽·凯瑟琳·贝特森和乔安娜·休斯敦。威廉森认为以希拉里目前的心态，与这两名女性谈谈，将会感到安慰。

贝特森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女儿，她也是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当时正在专攻刚兴起的性别研究。希拉里曾经读过并向自己的朋友推荐过她于1989 年撰写的《谱写生命》一书。乔安娜·休斯敦是纽约波莫纳心理研究基金会的编外主任，专业研究致幻剂、催眠、性行为和“人文心理学”。

戴维营的那个周末首先证明了一点：希拉里过去强硬的执政方式是失败的。目前希拉里正在尝试着避免强硬执政。威廉森、贝特森和休斯敦（研讨会的第二天，罗宾斯返回了阿斯彭的总部）一致对金里奇一派进行了严厉批判，尽管她们一直在宣扬人间和谐。第二年，贝特森和休斯敦同希拉里结为好友。随后，她们（特别是休斯敦）经过一番周折，把第一夫人从一名“内心阴郁”的武士改造成了一名“乐观向上”的女强人。

一开始，在威廉森的引导下，休斯敦谈的是个人目标和能力的话题，希拉里几乎一言不发。而克林顿似乎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比较投入。

一次，休斯敦问克林顿他对这个国家的看法，以他的性格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克林顿回答说，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他愿意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此，他提出了经济复苏计划，并配套推出了医疗和教育制度改革，为所有美国人创造出公平的机会。但是，他受到了重挫。中期选举结果使他孤立无援，深陷被动。他被共和党人搞得狼狈不堪，而共和党人只不过更善于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的主张。现在，他的注意力好像都转移到了金里奇身上。他尊重金里奇，而对他目前正致力于培养的刚在11 月选举中获胜的年青一代的共和党人，他感到忧心忡忡。他说，金里奇才是他最大的障碍。然后他又谈到了肯·斯塔尔，但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休斯顿说，她当时告诉克林顿：“总统先生，您错了。斯塔尔要比金里奇难对付得多。”

希拉里的脆弱与迷茫使贝特森和休斯敦感到吃惊。她意志消沉，痛苦不堪，缺乏其一贯的自信，身心憔悴，只顾伸出手向别人求救，通过祈祷、旅行和写作来打发时日。当休斯敦用她问克林顿的一些问题问希拉里时，希拉里几乎答不上来。

希拉里说，她曾经自比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也曾经历过与她类似的遭遇和考验，甚至如希拉里那样遭受过谩骂。

休斯敦告诉希拉里，她现在深陷泥潭的原因与当年的埃莉诺一样，是由于她所从事的职业与男人有太多的瓜葛，不管她接受与否，这项职业总是充满着批判与反抗。休斯敦和玛丽·凯瑟琳向希拉里许诺，她们可以帮助她策划写一本书。休斯敦说：“实际上，我是一名编辑，写过很多书。我将尽我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种能将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将人类潜能转变为实际能力的事业之中。”

希拉里在《集全村之力》一书中写了许多休斯敦和贝特森的经历和观点，它与希拉里的目标能够珠联璧合。不管怎么说，与她们在一起，希拉里感到非常愉快。从中，我们又看出了希拉里和克林顿的不同：克林顿鼓励与他持异议的人挑战他自己的观点，他讨厌人们对他曲意逢迎；希拉里不喜欢别人看法与她不一致，特别是当她处于困境时。她喜欢用熟悉的人去按她的意思办事。实际上，她所倚仗的人中仅有几个能向她提出建议，其他不是对她有个人崇拜，就是在本质上与她的看法保持一致。

不管休斯敦和贝特森为《集全村之力》做出了多大贡献，她们觉得，最重要的是鼓励希拉里在今后不要表现得对别人的攻击、谩骂和诬蔑过分在意，只有这样才能使她心中的信仰不致遭到侵蚀。她们相信，希拉里对自己的能力曾产生过很大的怀疑。她的承受能力太差，对于别人的恶语相加她会久久不能释怀。对于批评者对她的责难，她本人不能信以为真，这一点十分重要。

1994 年11 月，中期选举一结束，莫里斯便对希拉里说，对于自己的经历和对自我价值的定位，不应当“使人们觉得她是在歪曲事实或混淆视听”。12 月，她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儿童抚养问题的文章，反驳了金里奇的观点。在这之前，金里奇曾宣扬用“狄更斯主义”通过建孤儿院的方式收养那些失去母亲照顾的孩子，而不是由收养家庭领养。莫里斯建议希拉里在报纸上开设专栏，阐述她的观点。

1995 年2 月，希拉里通过《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宣布，她将退居幕后。她说，她今后将主要协助丈夫工作，为其执政助一臂之力。“我认为，我的首要责任是完成我丈夫交给我的任何他认为有益的工作。这一工作有时可能会很有意义，但更多时候是一份闲差，聊聊天、打打牌或是听他自言自语。我的意思是，只要我在他身边，这就足够了。”这意味着，她已从一名总统的内参变成了打牌的陪客。

不久之后，克林顿宣布，希拉里将赴南亚五国访问，以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并改善美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这是希拉里第一次没有克林顿陪伴的海外旅行。希拉里说，她这次南亚之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在医疗制度改革和中期选举失败之后重塑自身形象，“我还没有这么聪明，实际上一年多之前国会便已邀我到南亚访问了”。希拉里也希望到别的文化里去，了解一下那里妇女的生活情况。可当时白宫纷乱如麻，这一计划便只好一拖再拖了。对希拉里来讲，她也要利用这一机会与已经15 岁的切尔西多待一会儿。她们确实需要在一起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希拉里说：“这是切尔西童年时代的最后远行了。”这些话听上去有些老生常谈，但其背后确实隐含着希拉里的真实想法。

伊斯兰堡是希拉里为期12 天南亚之旅的第一站。

希拉里和切尔西访问了几个巴基斯坦的村庄，在那里参加了几次派对和宴会。母女两人曾经向国务院咨询过当地着装的习俗，因此在访问期间也试穿了几套当地的服装。每次进入清真寺和宗教传统地区，希拉里便戴上头巾。她尊重当地的习俗，但对当地妇女受到传统和宗教的巨大束缚感到愤愤不平。希拉里母女途中身着异域服装、骑在大象背上以及游览宫殿时拍了不少照片，这成为了新闻报道不可或缺的材料。在印度特里莎嬷嬷孤儿院，切尔西把婴儿一个个包裹在襁褓里，她们都是被抛弃在大街上的女婴。希拉里说，她为那些争取人权而斗争的人们感动。一些尼泊尔的穆斯林妇女也想去一些印度教村庄聆听希拉里的讲话，同样，希拉里也想听听她们的心声。

令希拉里感到欣慰的是，媒体似乎也对她产生了好感。随行的摄影师和记者看到希拉里举止端庄，像一名母亲、女中英杰和使者。人们对她也产生了无限的尊敬和爱戴。一转眼，她变成了一名受人推崇的伟大女性，并将把她的见闻带回美国。同时，她表达了其迫切的心愿并许下了诺言，仿佛在提醒人们：这次旅行绝不是一次第一夫人的逢场作戏。

妇女、儿童和男人们都站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公路上，争相一睹希拉里的风采，聆听第一夫人的演讲—尽管希拉里也不清楚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金里奇曾用先知者的口气宣布：“等到共和党有了传唤权的那一天，华盛顿将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现在，他的话应验了。希拉里和克林顿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其后直到1996 年总统大选的两年时间里，国会各大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了接连不断的肆意调查，贪婪地攫取他们在阿肯色州的历史和白宫执政期间的资料。然后，这些调查结果被用于新任独立检察官肯·斯塔尔的质询。斯塔尔也已经把贪婪的触角伸到了白宫内部，攫取有关资料和档案。金里奇说，已有多达20 个国会委员会或特别行动小组介入了克林顿夫妇的“腐败案”。

克林顿夫妇意识到，这将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女儿切尔西。之前她还只是个孩子，关于人们对他们的婚姻、道德和风流韵事的报道，他们都能瞒住她。而聪颖过人、在一所贵族学校上学的切尔西今年已经15 岁了，身在拥有众多媒体的华盛顿，已经没有事情能瞒得住她了。

按计划，劳埃德·科特勒在经过了6 个月的过渡期之后离开了白宫。新任白宫顾问是阿伯纳·米克瓦，之前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刚辞去了美国上诉法院的职务（斯塔尔也曾任该职）。他处事稳健，且与斯塔尔认识，关系还不错。

离开白宫之前，科特勒向伊基斯推荐了简·舍伯恩做他的副手。舍伯恩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调查专家，对白宫机构和人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人明讲，但现年43 岁的黑人女性舍伯恩作为一名非白人男性法律特使，更适合与希拉里及其幕僚打交道。况且，舍伯恩以前就认识希拉里。这样，哈罗德·伊基斯将主要负责1996 年的总统大选，制定有关的选举策略，提前预见可能遇到的困难。

1997 年3 月，希拉里访问亚洲和非洲之前不久，舍伯恩在西翼办公室（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与希拉里和玛吉·威廉斯进行了会谈。在讨论中，她看到希拉里有些疲惫不堪。她们讨论的特别目的是：尽力使克林顿夫妇的案子取得公众的同情，从而能够继续抵制斯塔尔的介入和共和党诬蔑他们的用心。舍伯恩说，她要让事实说话。她希望成立一个6 人或者8 人小组分别负责各个方面的工作，包括国会的调查、斯塔尔、媒体、传唤以及质询（包括来自记者的质询）。舍伯恩希望通过与这些人确定雇佣关系，从而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肯德尔同意了这一做法，并允许由舍伯恩总体负责。行动方针里有一条是，不要刻意与斯塔尔或国会的各大委员会作对，而要尽力表现得配合。对此，希拉里仍觉得换一种方式可能会更好。

舍伯恩列出了40 项调查可能涉及的内容，其中首要的几项是：“白水案”（土地交易案）、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文斯·福斯特、葆拉·琼斯以及希拉里之前谈话中涉及的一些特别问题。希拉里说，舍伯恩希望得到大量的信息。

对于信息，舍伯恩不愿意从克林顿夫妇第一次选举危机后的消息中获取，而宁愿参阅《华盛顿邮报》戴维·马拉尼斯写的一本克林顿的传记《出人头地》（First in His Class）。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信息攻击的是私人事务，不太讨论希拉里的公众形象。

马拉尼斯的这本书在出版前，白宫便得到了一部书稿。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对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前的性格进行了具体的描写，重点叙述了他如何从一个阿肯色州的男孩成长为1992 的总统候选人。

此书最大的发现在于克林顿与赖特之间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们讨论说，如果克林顿决定参加1988 年总统竞选，将会有哪几名女子借此兴风作浪。最后，赖特说服了克林顿不参加这次竞选。从马拉尼斯的这段描写中，人们还发现，保护并开车送克林顿的阿肯色州警正是他多次幽会的目击者。

在读了这一段后，克林顿感到非常害怕，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这段与赖特的谈话告诉过希拉里。果然，当白宫讨论如何评价马拉尼斯的这本书时，这件事情被希拉里知道了。她大受打击，对赖特和克林顿火冒三丈。1992 年克林顿竞选总统之前的三年，是希拉里最糟糕的人生阶段之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婚姻关系很紧张，差点分道扬镳。而现在，马拉尼斯确认《美国观察家》刊载文章中提到的州警是可信的，这使她蒙受了更大的羞辱。并且，到现在她才弄清楚，当时的克林顿为什么不参加1988 年的总统竞选。

克林顿在阅读马拉尼斯的书稿时，在其空白处写了注。他似乎要做好准备与律师和白宫官员们对此进行讨论，因为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在公开场合发表对此书的看法。赖特回忆说：“这些手写的注解有，‘这从来没发生过’，或者‘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编’。”在其后的5 年时间里，赖特在其无数次的作证过程见过这些资料。

同时，克林顿把迪克·莫里斯叫了过去。

“你为什么要去和马拉尼斯谈？你让我怎么再相信你？我难道谁也不能信了吗？”

莫里斯一头雾水。克林顿之所以向他发火，是因为莫里斯曾经告诉过马拉尼斯，他和克林顿曾经一起搞过一次攻击吉姆·盖伊·塔克的竞选广告。“可那已经是1978 年的事情了。”莫里斯告诉总统。

克林顿勃然大怒：“可他现在已经是州长了！他还管着州警！”

对克林顿的律师团来讲，这又是个新的法律问题。他们担心，有些州警可能会作证：克林顿在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向他们许诺，如果他们不与布罗克和其他记者合作，且拒不承认他们之间的谈话，他们将可能得到一份联邦政府的工作。这样便牵扯到一个严肃的联邦法律问题。他们中有一些人现在仍为阿肯色州政府工作，他们有可能会对州长塔克唯命是从。

马拉尼斯的书稿俨然成了律师、起诉人、记者以及总统幕僚们争相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对书中关于州警以及贝齐与克林顿谈话的几段内容，他们反复推敲个不停。克林顿意识到了他同莫里斯谈到过的关于州警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不管是真是假，这些州警将可能说出克林顿向其提供联邦职务的事情，并会说出克林顿与葆拉·琼斯的艳遇，从而使琼斯的上诉变得有了法律依据。

赖特看得出来，克林顿、莫里斯以及至少一名律师（贝内特）已经达成了一致，那便是立即向马拉尼斯发起攻击。但是赖特却向他们建议说：“戴维·马拉尼斯是我所见过的最严谨的调查人之一……他可能会误解我，这很容易。但是，这绝对不可能是由于他不负责任的调查或写作而造成的。”当马拉尼斯采访她时，赖特说：“在与他谈话时，我一直处于极度悲痛的状态，我只记得当时我一直在哭，丝毫想不起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捏造事实。”

赖特说，最终，克林顿、莫里斯和贝内特说服了她不承认马拉尼斯所写的关键内容：隶属于阿肯色州政府办公室的州警为克林顿拉过皮条。但赖特又说，而事实情况是，正如马拉尼斯所写的那样，1987 年7 月，在克林顿和她的谈话中，直接谈到了州警察物色到的几位女子。

“在马拉尼斯的书中，有一件事是总统和他的律师们最不喜欢的，那就是州警察物色那几位女子的事情。比尔向我大喊，‘这会直接把葆拉·琼斯案牵扯进来，你到底要干什么？’”赖特说。克林顿要她拒绝承认这一点。在电话的那一头，她能听到莫里斯和总统“互相交谈。我听到莫里斯说，告诉她这样做，告诉她那样做”。

在通话中，赖特手边没有马拉尼斯的书，莫里斯和克林顿便找出一段念给她听。赖特说：“我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利。我不知道他们在对我说些什么，喊些什么……克林顿向我大喊：‘你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

挨了总统一顿训斥之后，她挂上电话，马上又给马拉尼斯去了个电话。她十分难过，不住地问马拉尼斯，他为什么要写那次谈话、为什么要写她讲了克林顿州警的事情？

马拉尼斯问：“他们骂你了吗？”

“是的。”她告诉他。

“比尔的律师贝内特非常关注我对你说了什么。”

“在压力之下，我最终声明说，在州警涉嫌物色女子一事上，马拉尼斯一定误解了我。”自从赖特说了这些，戴维·马拉尼斯便没有同赖特说过话。

后来，对于此事，莫里斯曾经这样说过：“我和比尔在条约厅与赖特通电话，同她商议起草一项声明，表明她将否认与马拉尼斯所说的一切，包括州警物色女子的事情。对比尔和琼斯的事情，希拉里已经痛苦不堪，切尔西也对他发了火。比尔告诉我，这还是切尔西第一次对他动怒。因此，他对赖特和马拉尼斯的事情窝着一肚子火。他说：‘我不管她知道些什么，我和她已经没什么好讲的了。’

“我说，‘我觉得您应当三思而后行，她毕竟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告诉克林顿，不要因为她对你造成了伤害就冷落她。她曾告诉过我，她手里有所有与他有染的女子的档案。当我提醒她应当把这些档案放到保险柜里妥善保存时，她却说放到库房里就可以。

“因此，在我和比尔与贝齐的电话讨论中，我劝她写一份声明，否认她所说过的事情。比尔对此十分关注，贝内特也介入了此事。比尔、赖特和贝内特在电话里讨论声明的内容，而我与赖特负责起草。就这样来来回回，先后几易其稿。赖特和比尔都已筋疲力尽。他们两个无论是谁，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995 年2 月4 日下午，迫于压力，赖特做出了如下声明：

我认为，对于州警一事，戴维·马拉尼斯可能误会了我。我的意思是，一些州警仰仗其是州政府的人而在外面为他们自己找女人，我丝毫不相信他们曾为州长找过女人。我之所以建议克林顿不参加1988 年的总统选举，是因为我看到了加里·哈特的前车之鉴，怕那些喜爱无事生非的跳梁小丑又要出来闹事。虽然从我与州长的谈话中得知，那些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可我最为担心的是，那些谣言可能会给希拉里和切尔西造成极坏的影响。

1992 年，我的担心在大选时应验了，那些跳梁小丑果然又跳出来滋事。我忠心地保护着克林顿州长，我被他捍卫自己婚姻不受侵犯的决心所感染。而当看到他公开承认其婚姻危机时，我感到特别难过。人们都说他在掩盖事实真相，其实远没有那么严重，这只不过像一名公司员工因为迟到而为自己开脱一样。

这一声明使马拉尼斯大吃一惊，他马上也写了一篇声明。声明中详细描述了事情的原委：“为了写这本书，我先后几次采访过贝齐·赖特。书中关于她与克林顿的叙述都取自于她在采访中透露的消息。在此书出版之前，我找到她，把有关她的章节念给她听，她听后说，我非常真实地再现了她讲的话。在这两年的写书过程中，我看到了贝齐·赖特和克林顿之间的恩恩怨怨，而这次的事情又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据莫里斯说，这本书也使希拉里连续几个月没有理睬他。莫里斯说：“她对我怒不可遏，因为我把她曾希望在小石城政府大厦建一座游泳池的事情告诉了马拉尼斯，从那以后她便不再与我讲话。同时，她也不再理睬克林顿，原因是贝齐·赖特把克林顿利用州警物色女子一事告诉了马拉尼斯，并且提供了克林顿1988 年选举时的一份相关女子的名单。

克林顿执政的前20 个月里，莫里斯通常都是通过希拉里与克林顿交流意见的，因为克林顿不想被人看见或听见与莫里斯谈话，他本人也不愿意与莫里斯交谈。而现在，据莫里斯讲，情况变了，是希拉里不同他讲话了。

莫里斯说：“我经常会把我要告诉希拉里的建议通过比尔转告。我还经常告诉他：‘我与你们认识已二十多年了。可我们的关系再好，您的太太不采用也不行。不能与希拉里谈一谈，我感到很不安。’比尔会说：‘我已传达了你的建议。’或者说：‘你知道，目前谁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也有自己的苦衷。为了马拉尼斯出书的事情，她对我们两个都非常恼火。’然后，又过了几个月，我又开始抱怨无法见到她，比尔说：‘啊，她已经接受了你的建议。’她确实接受了。我曾劝她在报纸上写专栏，还劝她对海湾战争综合征发表见解，她都照做了。还有，她做了胸部X线检查……她做了我建议她做的所有事情。比尔说，‘她总是听你的。’我的回答可能过于直白，‘是的，就像我们在头一天晚上放好狗食，第二天一早就会发现盘子里已经干干净净。’”

1. 杰克·科沃克安博士是提倡安乐死合法化的领军人物

2. 蒂帕雷里是爱尔兰中南部一小镇，位于都柏林西南部，歌曲《去蒂帕雷里的路很远》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远征军用作行军歌曲。—译者注

第16章 低调妥协

向大陪审团作证时，与他们动怒根本不是办法。 ──《亲历历史》

尽管希拉里搬出了西翼，不再公开参与决策，但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她几乎天天咨询并指点她的律师团，从法律上掌控着局势。

希拉里出访亚洲前不久，见过了马克·法比亚尼。法比亚尼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洛杉矶市顾问和副市长，现在伊基斯和简·舍伯恩旗下工作。希拉里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在市长汤姆·布雷德利接受个人和家庭财务状况调查时，他曾经为市长成功地提供过法律和媒体战略方面的协助。

在了解到克林顿夫妇日久年深的问题之后，法比亚尼希望在签约之前与他未来的主顾见面。他立刻意识到，伊基斯的法律小组只是为希拉里一个人服务的。伊基斯对他说：“你进来，总统和第一夫人要见你。”法比亚尼说：“可当我进去之后，只看到了希拉里，没有看到总统。这都是希拉里派哈罗德代她做的安排。”

在为希拉里辩护的两年时间里，法比亚尼曾好几次意识到：“希拉里被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深深地折磨，她宁愿付出任何代价去改变这种情况。如果有人说希拉里在提供资料和档案方面配合不够积极，她会说：‘我有理由不配合。如果配合得太好，他们便会得寸进尺。随他们怎么说去吧，我们就是不干。’”同时，希拉里还会在早上一觉醒后来说：“今天他们又要对我怎样？他们又要我做些什么？我需要做些什么？”结果，西翼里的法比亚尼、舍伯恩、伊基斯以及律师团的其他成员被人戏称为“灾难大师”。

法比亚尼说：“总统看上去对希拉里在法律上的致命弱点视而不见。他所关注的是，如果他被问起这件事情来，他该怎么说。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紧盯事态发展，团结有识之士，非关键时刻不出击，一心搞好执政。”

直到总统本人陷入莱温斯基丑闻之后，法比亚尼也只看到克林顿发过一次火。那是在对苏珊·麦克道格的调查结束后，他看到电视上的苏珊身穿橘黄色连衣裤，戴着手铐，被送入了监狱。

法比亚尼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95 年5 月上旬，参议院以96 票赞成、3 票反对的绝对优势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了“白水发展公司及有关事项特别调查委员会”，由达马托的银行委员会筹资组建。民主党在1994 年11 月的选举中刚刚元气大伤，许多民主党人已经不再相信克林顿夫妇关于白水公司无利可图的说法，但他们也别无选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由于民主党现在已成为少数党，达马托和其他一些克林顿夫妇的死敌将控制对克林顿夫妇的调查，并将此调查一直持续到1996 年的大选，从而以此为筹码一举将克林顿从第二任期上拉下马。

达马托把精力集中放在了福斯特的死因上，他要让这件事最大限度引起公众的注意力，这远比调查阿肯色州的地产和银行的细节问题更有杀伤力。调查中提出的问题将主要集中在希拉里身上，因为她是福斯特的朋友和老板，而不是总统。从一开始，达马托和一帮共和党人便极尽夸耀之能事，这意味着他们要进行残酷的党派听证会。达马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第一批传唤的内容是关于旅行门、福斯特之死、福斯特的职责以及从他办公室带走的资料。达马托相信，通过这些便可以把总统和总统夫人牵出来。

法比亚尼和舍伯恩决心要与达马托做最后的殊死搏斗，他们要求希拉里同意把特别调查委员会要求的有关资料在7 月18 日听证会计划开始之前透露给媒体。这些资料包括福斯特死后从其办公室拿走的30 份“个人档案”，其中有大约100 页是关于福斯特在白水项目中为克林顿夫妇工作的相关内容。肯德尔对此表示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些资料一旦透露出去，特别调查委员会将会找到更多的线索，从而有机会推翻克林顿夫妇之前的声明。希拉里说，媒体可能会一如从前，对这些资料进行负面报道（虽然有些资料的内容没有涉及违法行为，但会令人感到难堪）。最终，她把这件事交给了肯德尔全权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肯德尔受到了来自总统的新任顾问阿伯纳·米克瓦的坚决反对，甚至来自威廉姆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许多档案都被妥善保存在这里）的整个律师团都提了反对意见。肯德尔终于做出了让步。他们决定，在达马托对事实进行曲解之前，允许媒体公布一系列关于阿肯色州“白水案”和福斯特之死的资料。资料分发工作进行得非常小心谨慎，最大的一批资料分给了《新闻周刊》的迈克尔·伊斯科夫。人们知道，他对“白水案”和克林顿夫妇的态度在总体上是非常强硬的。随后，伊斯科夫发表了一篇题为《福斯特之死的那个夜晚》的文章，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福斯特之死与“白水案”有任何牵连，“福斯特死亡的前前后后，没有资料、备忘录、记录甚至是一张纸条能够证明福斯特、克林顿夫妇或者任何其他人在刻意掩盖事实真相”。当时，对福斯特的死，福斯特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深感震惊和悲痛，因此，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翻阅有关资料时把它们弄乱了，仅此而已。

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肯德尔保存了白宫律师团的一些重要资料，其中有一些是关于白水项目纳税问题的。达马托得到了这些资料的副本，并且得意扬扬地谴责白宫又一次掩盖了事实真相。法比亚尼和舍伯恩此次要求肯德尔提供的这些记录中显示，克林顿夫妇在1992 年大选中声称其白水项目投资损失6.89 万美元税金的说法是错误的。福斯特曾经做过计算，实际损失只有5 800 美元，美国国税局也曾对此事做过审计。更为不利的是，肯德尔隐瞒了福斯特的一份记录，记录中写道：“‘白水案’是一摊浑水，越搅越浑。”

这段话成了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并且，在晚间电视新闻节目中有人以一种奇特的语调（颇似鼻音很重的达马托式的长岛方言）大声朗读了这段话。

苏珊·托马西斯、玛吉·威廉斯和贝齐·赖特是首批接受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的证人。她们在面对特别调查委员会顾问迈克尔·切尔托夫和共和党人的盘问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不合作、健忘甚至不耐烦，尤其是托马西斯的情况特别惨—她当时得了多发性硬化症，虚弱不堪，面对达马托（称她是个骗子）大声的质询已经很难做出反应。

就在这时，希拉里告诉简·舍伯恩，她愿意作证，她要与达马托当面对质，她要打败他。希拉里的出面将显示出她是“一个好人”，并可能使“白水案”真相大白。但是人们不知道，希拉里是真愿意作证，还是她知道律师团不会同意才这么说的。果然不出所料，律师团对此一致反对。

就在那个月，希拉里在其第一个报纸个人专栏里，不再谈论家庭和孩子的话题，而是大谈她作为第一夫人的苦恼，但并没有特别提到斯塔尔的调查和达马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她说：“事实情况是，就连我自己都已经认不出从前人们熟悉的那个希拉里·克林顿了。”

后来，希拉里在文章中写道，出于法律上的考虑，她不能把他们受尽调查人员和起诉人的不公正待遇的事情告诉她的朋友们。

为准备达马托的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索要的数千项各类资料，白宫的律师团和律师辅助团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特别调查委员会是一个与众议院和斯塔尔办公室平行的机构。12 月29 日，在一堆从位于马里兰州一个偏远地区的联邦仓库里运来的资料中，简·舍伯恩的一个副手发现了戴维·沃特金斯写的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详细描写了希拉里在由哈里·托马森煽动的旅行门解雇案中所扮演的“一贯”角色。沃特金斯写道：“福斯特经常告诉我，第一夫人非常渴望采取一项行动，那就是把旅行办公室的职员全部炒鱿鱼。”

一旦达马托在镜头前读起这些毁灭性的话语，并得意扬扬地向镜头挥手，那么不管福斯特是自杀还是他杀，人们会更加相信，福斯特之死是因为他知道关于克林顿执政最见不得人的秘密。人们已经知道，福斯特曾经表达过自己对希拉里将可能对旅行门解雇事件负责的担心。人们也已经确认，福斯特确实是希拉里的内参律师，而不是总统的律师。福斯特之死使旅行门解雇事件进一步引起了整个国家的关注（在别的政府里，这件事可能只会引起几个星期的暂时紧张）。而随着这一新备忘录的发现，这一事件将有可能升级为一场政治运动。沃特金斯的备忘录长达9 页，每一页都清楚地显示出希拉里对这一事件的倾向性。更为严重的是，备忘录的许多地方可能会使达马托等人得理不饶人，因为其中写道希拉里一再否认她与旅行门有任何干系。

这份备忘录的发现使白宫的律师团又陷入了一团混乱，经过好几天的“损失控制”之后才把它交给了达马托。当时希拉里正准备于1996 年1 月16 日开始她的新书《集全村之力》的推销活动，以借此重新吸引人们的视线。出版商和希拉里都希望，通过在全美巡回宣传希拉里对世界各地贫困家庭和儿童的关爱之情，能够卖出几十万册。而沃特金斯的备忘录却使希拉里第一夫人的风范全无，就连她所宣扬的关爱家庭的情感也成了无稽之谈。

沃特金斯曾经写道：“我的这份备忘录是一次对自己心灵的荡涤，它使我第一次感到一吐真言而后快。这也是我在之前与调查人员谈话时从来没有过的—当时我总是尽力提高警惕而且含糊其辞。”

其实，沃特金斯的备忘录是一份“为他自己开脱”的文件。这份文件本来不需要白宫存档（可能是出于偶然而留下了一份副本），而是沃特金斯写给他的律师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有可能卷入刑事调查并遭到指控。1994 年，沃特金斯因为驾驶一架政府用直升机并开进一个高尔夫球场而被解雇，当时他声称要为总统选一块高尔夫远足的好地方。他这次驾驶直升机的行为造成了政府1.3 万美元的损失。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总统做事处处小心、步步为营，而沃特金斯这件事让他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沃特金斯备忘录的初衷只是为了开脱自己而叙述事情的过程，而它在几个月之后才被发现，却加大了破坏力。如果沃特金斯“不按照希拉里的愿望采取果断行动”而解雇旅行办公室的职员，那么按照希拉里的说法，他将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4 天之后的1 月3 日，这份备忘录从白宫被送到了国会各委员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威廉·克林格宣布“我们发现了掩盖事实的证据”，然后便要求各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并要求调查人员继续对此展开调查。与前任菲斯克的律师作风不同，斯塔尔对这件事公开发表了看法：“在发现这份备忘录后，白宫有义务立即递交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而不是几天之后。”达马托已经看到，“希拉里被不断出现的麻烦所困扰”。

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刊发了题为《希拉里·克林顿是谁？》的头条社论。这一题目模仿了《华尔街日报》对文斯·福斯特事件的报道。

据希拉里的助理们说，希拉里读了这篇社论。这篇社论用了1 600字的篇幅对希拉里进行诽谤，是正常篇幅的三倍。社论说，沃特金斯的备忘录证实了达马托的观点，即在第一夫人的这一案件中，总是出现恶意的拒绝和迟到的证据，且新发现的证据总能推翻她和白宫之前的声明，“白水案”就是这样。《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至于希拉里是否曾代表苏珊和吉姆·麦克道格的麦迪逊担保公司进行过不正当干预，“毫无疑问，罗斯律师事务所在麦迪逊公司账户的账单记录将澄清一切问题，但现在这些账单却已经不见了”。可是就在希拉里读这篇社论时，这些账单记录却被找到了，这无疑给了希拉里当头一棒。

事情的严重性主要还不是这份账单的内容（律师、政治家以及旁观者对此争论了几年时间），而是发现这些账单后给人们留下的欺瞒印象：这些资料在消失了18 个月之后，在来自调查人员的多方压力下，便鬼使神差般出现在了希拉里常任助手卡罗琳·哈伯的办公室里。在这些资料上，特别是关于麦迪逊担保案的几页纸上，人们发现了希拉里的指纹，还发现了福斯特用红笔在许多页纸上手写的注释。

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致命的证据。

据说，这些账单是1996 年1 月4 日早上被哈伯发现的，恰好是沃特金斯的旅行门备忘录被公开后的第二天。哈伯曾在克林顿第一任州长任期内负责州政府大厦事务，然后在希拉里任职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几年里担任这家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再后来则深居白宫，为克林顿夫妇付账、保存克林顿夫妇的私人通信资料并保管有关的财务记录。

哈伯说，她是在至少10 个月之前或者1995 年的夏天得到这些资料的。这些资料是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的，大约半英寸厚，放在“书库”里的一张小桌子上。所谓的“书库”其实就是一个储藏室，里面放满了有待整理归类的个人档案和礼物，包括出国带回来的物品。后来，为了存放巴巴拉·费恩曼用于《集全村之力》一书的资料，里面的资料和物品便不断被挪来挪去。哈伯其实并没有注意她拿到的是一份什么资料，她只是把它与其他物品一道放在一个箱子里。她说，从那以后，这些资料便放在她的办公室里无人问津，即使是在被无限期传唤，甚至是在律师命令白宫职员（包括哈伯本人）查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白宫的一些总统助理，包括希拉里的一些批评者都认为哈伯的讲法还是说得过去的。哈伯的工作有时候确实不够井井有条，而且工作效率不高，一般人都会做得比她好。

肯德尔和简·舍伯恩都说，在带他们去看这些箱子以及向他们诉说事情的经过时，哈伯的双手都在发抖。律师们意识到，尽管对那些了解哈伯的白宫工作人员来讲，哈伯的解释好像有些道理，但是要想通过国会和司法部门的审查就不那么容易了，更不用说媒体的说三道四了。

斯塔尔肯定不会放过有关账单记录的这些事情，以便利用其指控某人犯有妨碍司法公正罪。并且，他将使用传统的起诉方法，即通过逐个审讯证人的做法。实际上，在斯塔尔获得这些资料之后，他马上召集了一次会议。他的下属检察官一致认为，福斯特死后，希拉里的所有行为都有掩盖事实真相之嫌，因此可以对她实施破坏司法公正罪的起诉，这些账单记录就是最有力的切入点。斯塔尔要希拉里作证。

舍伯恩要求与总统紧急会面，以纠正希拉里的做法。克林顿没有意识到账单记录或其内容被公之于众后，希拉里及其他人将受到多大的打击。舍伯恩引用克林顿的话说：“如果我们一直在努力阻止这些资料被别人发现，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给他们看？这没有道理啊。如果事实证明这些资料能够支持我们一直所声称的观点，为什么又要一直藏着、掖着？”

达马托、切尔托夫和克林格坚持说，这些账单记录是被玛吉·威廉斯秘密同其他一些档案一起从福斯特的办公室转移走的，且在转移过程中被特勤人员奥尼尔看见过。

那天，白宫交给调查人员的账单纪录中显示，1985 年到1986 年间，希拉里有大约60 小时为麦迪逊－麦克道格工作时间的记录，共计“89项任务，包括在53 个单独工作日里与麦迪逊公司人员的33 次会议或电话”。希拉里叙述这项工作“有很大限制性”，且大部分为咨询的性质。在政府组织的两次调查中，希拉里曾矢口否认曾为麦克道格项目工作并与哈贝尔的岳父卡索·格兰德合作过，但是记录却显示，她的工作时间有一半是用在了这一项目上。账单记录被发现之后，希拉里又说她所知道的这个人不叫卡索·格兰德，而是叫IDC。

对所有这些由账单记录引出来的问题，肯德尔建议白宫保持沉默。但是，在白宫新闻秘书的一再坚持之下，在威廉姆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肯德尔做了声明。他说，上交给斯塔尔和国会的记录“证实了我们关于罗斯律师事务所和克林顿夫人受雇于麦迪逊公司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和工作量的一贯说法。随着这些记录公之于众，那些新一轮的空穴来风的指控可以偃旗息鼓了”。但是，肯德尔并没有解释这些资料从第一现场消失的原因。

可想而知，这些账单记录被发现的那一天，希拉里是多么害怕受到起诉。一旦受到起诉，未来的两年时间将不得安生。一名律师对她说：“他们可能会起诉您阻碍司法公正。这些东西在您自己手里那么长时间，您有法律义务将它们呈交……而您没这么做。沃特金斯备忘录被发现才刚刚过去一个星期，这一发现也足以构成起诉。”

希拉里的助理们发现，她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波动。她的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怀疑律师们没有全力以赴。一名律师说：“在发现这些账单记录之前，所有人似乎都觉得，我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因为达马托的审讯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因此，我们渐渐地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每个人都对事情的顺利进展沾沾自喜。可是事情突然急转直下……人们都在问，‘你们怎么搞的？’……我的意思是，没有人在我们突然需要帮助时为我们辩护，比如通过星期天谈话节目。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去找谁。因此，希拉里责问，‘你们都愣在那里做什么？我们的代言人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人为我们说话？’然后，她便关心起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只要有搜查证，白宫也不是什么禁区……还有其他很多可能性，但大都没有发生，大陪审团听证是第一件……希拉里被传唤出庭。她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可谁又能责怪她什么呢？”

《集全村之力》一书计划在1996 年1 月的第一个星期出版，随后将为希拉里安排一次11 个城市的巡回售书活动。希拉里的朋友杰伊·洛克菲勒把这本书描绘成是其退居幕后之后“宣布复出的方式之一”。她的副新闻秘书尼尔·拉提莫说：“这本书在政治上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信号，也是她本人的信仰和追求的再现，并把她对孩子的承诺做了书面定位。”其实，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向人们展示希拉里对女儿和家庭的承诺，包括她的丈夫。在这本书里，她甚至用了比描写自己更发人深省和条理清晰的语言去描写克林顿。

也许，令希拉里感到最痛心的是，在书中，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真实家庭角色与人们在电视新闻和报纸杂志上看到的希拉里截然不同。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她在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如此负面的形象，以至于人们连她作为一个普通家庭成员的真实一面也给抹杀了。

这次以巴巴拉·沃尔特斯电视专题片为起始的售书活动，主要目的是为希拉里挽回颓势。但除了去书店为无数排队等候的人们签名售书之外，希拉里每天还要抽出大量的时间用于回答关于账单记录的问题。这次活动一共赢利100 万美元，将全部用于儿童医院及其他慈善事业。这次活动的一部分资金来自华盛顿邮报公司旗下的《新闻周刊》，他们已经买下了这本书的摘录权，并计划在1 月8 日那一周发表一篇封面文章报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天封面文章报道的题目却赫然写着《圣人还是罪人？》，下面是一些针对希拉里的不怀好意的照片。尽管原书的摘录部分没有丝毫改动，而报道部分却把矛头指向了“白水案”、账单记录以及第一夫人的诚实守信问题。就在同一天，颇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一名在尼克松“水门事件”中未受牵连的白宫夙将，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称希拉里“生来就是骗子”。这一绰号一旦叫起来，希拉里将终年不得安生。总统新闻秘书迈克·麦科里把萨菲尔的行径大骂一通：如果比尔·克林顿先生不是美国总统，他将“指着萨菲尔的鼻子战斗到底”。这段话一时被广为流传。

第二天，在白宫的绿厅，希拉里和巴巴拉·沃尔特斯静静地坐在摄影灯前进行他们计划已久的访谈节目。“克林顿夫人，您的书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而您本人却再次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您的公信力是如何遭到质疑的？”沃尔特斯开始了提问。

希拉里和沃尔特斯是朋友。希拉里知道访谈免不了要涉及这一问题，因此早有准备，她说：“巴巴拉，我地在不时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它令我如此惊讶和迷惑。他们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关于过去4 年的问题，我们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们离开，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只好尽我们所能再次回答他们。”

“账单记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知道，一个月之前有人上蹿下跳，原因是他们认为账单记录的丢失可能是由于被人销毁了。而现在这些资料找到了，他们却又一次地上蹿下跳。这些资料失而复得，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恨不得在一两年之前就能找到它们，因为它们能够证实我从一开始就坚持的观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我曾在15 个月的时间里每星期为麦迪逊公司工作约一小时，工作量当然不能算大。”

1 月15 日，华盛顿一家国内一流的公用无线电台主持人戴安·雷姆问及希拉里“白水案”的事情。希拉里称，她已经源源不断地将所有“我们有的资料”通过《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公之于众了，然后便在1992 年出现了关于“白水案”的报道。

连希拉里最信任的心腹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她说了这些话。据舍伯恩、其他律师以及《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认为，这些话是不真实的。舍伯恩与苏珊·托马西斯进行了仔细核实。在听到希拉里的话之后，托马西斯说“天哪，我们可没这样做过”，然后便解释他们曾经如何经过精挑细选才确定送给《纽约时报》的资料。托马西斯曾在1992 年作为特使极力阻止过杰夫·葛斯的报道。这次，白宫不得不再次承认第一夫人“误会了”。

“为这本书所做的一切，为这次巡回活动所计划的一切，看上去都将使她继1994 年之后再度崛起。然而现在，所有的努力却突然毁于一旦。希拉里已经不再消沉，但她只能听天由命。”法比亚尼说，“这还没有结束，而且看上去也不会结束。很明显，她非常担心自己将遭到起诉，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批评家们对《集全村之力》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希拉里作为一个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儿童和家庭倡议者，应当如《纽约时报》提到的那样，写出“更为深刻、更为尖锐和更为务实的东西”，而不是“不冷不热，内容空洞”。不过，这本书卖得却相当好，曾位居《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的榜首，而且由希拉里本人诵读的有声语音版还获得了格莱美奖（美国录音界与音乐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这本书没有体现出希拉里所擅长的严肃的政治分析和政策观点，也没有明显表现出其心灵体验。希拉里在接受采访和演讲时曾经说过：“没有一种事情能像别人的孩子一样引起我的关注了。”这也成了《集全村之力》全书的主旨。从波士顿到津巴布韦，随着家庭的问题和数以百万计的儿童陷入贫困，所有的社会团体，不仅仅是政府机构，还包括广大的家庭、教堂、慈善组织、市民团体和商业机构等都要伸出援助之手。

《集全村之力》是希拉里有声言论的延续，是其参加总统竞选的先驱，给人们带去了炉边的温暖。她在书中杜撰了一些她的个人轶事，也偶然提及她和克林顿童年时期的艰苦；她向人们展示了她的家人，特别是弗吉尼亚和多萝西·罗德姆如何历尽艰辛，用一颗爱心抚养几个孩子长大成人；她还表达了对切尔西深厚的母爱以及她和克林顿共有的为人父母的天伦之乐。

在这些章节里，她列举了可能破坏村子和家庭关系的几个原因：电脑游戏、不健康电视节目、离婚、无所顾忌的全球化、低效率的医疗保障、犯罪、低水平学校、青少年性行为。但凡是正派的政治团体，都不会对这些原因提出异议。书中，她用相当多的笔墨忠实地反映出了自己的“家庭价值”：祈祷、宗教研究、信仰上帝；结婚并工作，在需要时咨询他人—因为离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给孩子造成伤害，所以对孩子来说，父母亲一个都不能少。希拉里的批评者和政敌们一直认为，希拉里在堕胎、婚姻和限制青少年性行为上的观点无一不是为其总统选举大业而量身定做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取向。《集全村之力》则反击了这一点。

她“对离婚及离婚给孩子所造成的影响有着强烈的认识”，这使她在婚姻期间曾“数次话到嘴边又咽下”，然后便一心只考虑自己该怎样“去做更好的妻子和伴侣”。她和克林顿曾经互敬互让，“努力经营我们的婚姻，使我们的感情历久弥深”。切尔西的存在“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希拉里承认，“离婚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并且列举了弗吉尼亚遭受虐待和暴力这一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无法忍受的例子。但是，她鼓励夫妻双方都反省一下，看看自己是否为自己的婚姻“尽了最大努力”，并通过更好的方式“在放弃之前”使它重新运转起来，因为离婚“做起来容易，代价却是惨痛的”。

希拉里的这些话，可以被看作是其拯救自己婚姻迷局的肺腑之言。她回忆说：“有一天晚上令我们永生难忘。”切尔西要父母给她买一个椰子，克林顿夫妇便步行来到街边的一个市场，买了一个椰子，可用尽了办法就是打不开它。最后，一家三口来到了州政府停车场，一次一次地把椰子扔在地面的斑马线上，直到椰子裂开了口。“保安人员被我们弄得莫名其妙，后来我们为这事笑了足足好几个小时。”

她还说，她曾在每个星期六送切尔西去跳芭蕾舞，经常与切尔西一起做各种小事情，以便她们母女能够多待一些时间。看上去，希拉里似乎觉得有必要证明，尽管身为第一夫人的她威仪天下，可她也有一颗为人母的平常心。

毫无疑问，《集全村之力》用的是希拉里本人的语言。这本书的大部分书稿都是希拉里在与合作者和编辑们深度挖掘之后在黄色信纸上手写的。希拉里的文风与其公开讲话的风格极为相似。她与别人甚至是与朋友谈话时，也能体现出其公开场合的演讲风格。即使是私下里的谈话，希拉里也喜欢把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几乎从来不中途停顿，也不会一时找不到词。在某些情况下，这会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有些时候又会显得做作，好像牧师传道一样。

希拉里的许多副手认为，这本书反映出的是一个朴实无华而又有英雄气概的希拉里：明事理、有爱心、有女人味儿。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一位有不满情绪的副手抱怨说：“如果把社区比做一桌饭，她什么时候给过她可怜的朋友一杯羹？”

尽管希拉里不再主持白宫工作，但是通过写书，她却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看到自己在辅助克林顿执政几年的时间里取得的进步。这本书以及它的写作过程在男女平等、民间机构、新纪元思想、人权、传统信仰、心理学和心理学术语方面做了发人深省的论述。尽管这本书的初衷有政治上的考虑，但在书中明显看不出有现实政治的目的。

在某种意义上，《集全村之力》可以被解读为希拉里政治演讲之外的逻辑延伸，书中着重突出了传统价值的重要性；而从现实意义上，《集全村之力》则反映出希拉里的新纪元思想以及她对精神元素的渴求在1995年达到了顶峰。

希拉里在接受巴巴拉·沃尔特斯的采访时，曾经背过一首她儿时读过的打油诗，以表达其遭遇“白水案”的不幸：

我独自站在街旁， 心情愉快又舒畅， 一个丑男人骑马上来， 把缰绳套我身上。

1 月15 日，在做完戴安·雷姆的电视节目之后，希拉里接到了舍伯恩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给希拉里念了一段白宫的声明。声明说，白宫已经承认，希拉里关于“白水案”档案都已在1992 年向《纽约时报》出示的说法“有误”。基于此，《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发文章，称希拉里为“骗子”。这距离萨菲尔在社论版对希拉里使用同一称呼仅相隔一个星期。随着账单记录被发现，美国深夜电视喜剧节目也对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

舍伯恩严肃地告诉希拉里，独立检察官将传唤她向大陪审团作证。希拉里清楚，斯塔尔极力要迫使自己作伪证，并起诉她因为故意推迟发现账单记录而破坏司法公正。他还将向她就旅行门事件、拒绝调查人员介入解雇事件调查以及福斯特死后几个小时及几天内她的所作所为等尖锐问题提问。突然，希拉里向舍伯恩一连串地道出了一周以来数项针对她个人的诬蔑行为，她说：“我受够了。我该怎么办？我要怎样才可以？”

四天之后，希拉里在母校韦尔斯利学院做完售书演讲后，当晚住在慰冰湖畔。第二天一大早，她沿着湖边的林荫小道散步。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做了学位授予典礼演讲。之后她便回到宿舍，换上泳衣，跃入湖中畅游。

戴维·肯德尔在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找到了希拉里，告诉她斯塔尔已经正式传唤她，并坚持要她在哥伦比亚特区法庭向大陪审团成员作证。她不能在白宫私下接受质询，并发誓不能像当初菲斯克同意的那样，为陪审员录制一盘磁带了事。斯塔尔还要求希拉里在陪审团室作证时，不得由其律师团陪同。第一夫人被传唤，亲自向大陪审团作证，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希拉里在巡回售书时由办公室副主任米兰娜·威维尔陪同。尽管威维尔看出希拉里有些局促不安，但希拉里却对与肯德尔谈话的内容只字未提。几个月来，律师团便一直在提醒希拉里：除了克林顿和律师团成员之外，不要同其他任何人谈起“白水案”的事情，因为任何听过她讲话且没有义务为其保守秘密的人都可能成为对她不利的证人。

希拉里回到白宫时已是心灰意冷。她觉得，“我所有的信誉”都将毁于一旦，并担心她目前的声名狼藉和法律上的不利地位会影响到丈夫的选举。距离大选还有11 个月的时间，她知道，斯塔尔将会千方百计在大选之前找到起诉她的理由。在《亲历历史》一书中，希拉里说克林顿曾经多次提到他希望给希拉里一些帮助；切尔西也密切关注着调查的进度，并不断安慰母亲。希拉里写道，在1 月26 日向大陪审团作证之前的一个星期里，她睡不着觉，体重下降了10 磅。她说，她要集中精力在思想上做好准备，深呼吸，祈求上帝保佑。

在她与律师团为出庭做准备的过程中，他们对困难做了充分估计。肯德尔、舍伯恩、伊基斯和法比亚尼一致认为，目前形势对斯塔尔有利，他极有可能形成对希拉里的某项指控。法比亚尼说：“希拉里受到起诉，这将是最坏的结果了。”

律师团内部就账单记录事件也不能形成一致意见，这使得形势更加严峻。卡罗琳·哈伯对自己的说法一再改口，特别是关于她把记录从“书库”搬到自己办公室的确切时间。希拉里也明确指出，她确实对这些资料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但是，很明显，她对过去为麦迪逊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工作一事不愿多说，而有关内容就在账单记录上；同时，她尽量弱化这件事与重组信托公司的联系。人们不难看出，一名经验丰富且决心已定的检察官会怎样诱使大陪审团提起刑事诉讼，即使诉讼对象是第一夫人。

伊基斯律师团的资深律师认为，希拉里目前的处境完全是其咎由自取。如果她在一开始便对“白水案”及旅行办公室事件开诚布公，这些事情便都不会发生。他们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已于事无补。早知如此，在杰夫·葛斯的报道出现之后的克林顿第一次总统选举期间，就不应对“白水案”及其余波百般扯谎、找托词和遮掩。事到如今，只得再重编一套说法去应付一下，以维持那早已经靠不住的谎言。

希拉里的一名律师说：“其实，在福斯特死后的几个小时里，希拉里便把一切都安排妥了，然后她便对这一切都拒不承认。人们可以看到她是多么投入……福斯特的办公室怎么处理，档案怎么处置，派谁去检查办公室等等。”而账单记录的发现却改变了一切。

一名律师说：“达马托的审讯针对的是政治问题。实际上这已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已经成了刑事问题。”一旦希拉里向大陪审团作证，斯塔尔及麾下一帮FBI 特工和联邦检察官将不惜花费数月的时间拆穿她的谎言，并设法找到证据，以破坏司法公正和作伪证的罪名起诉希拉里。肯德尔把这些账单资料放了一天而没有通知斯塔尔，这更加引起了斯塔尔的怀疑，也更加吊足了他的胃口。

有几名包括舍伯恩在内的白宫律师对哈伯的说法不以为然。一名律师说：“卡罗琳·哈伯拨通了肯德尔的电话。肯德尔说，‘你在哪里发现的？’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记得在官邸书库的桌子上见过它们。’后来，在FBI 和达马托委员会的一再逼问下，她才回想起来，‘那是在7 月末或8 月初，我拾起它们，扔到一个箱子里。后来新年快到了，我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现了它们。天哪！我知道它们很重要。’”这些资料在这一时间被发现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运，因为就在第二天，达马托势头减弱的调查便因为发现沃特金斯关于希拉里和旅行门的备忘录而再次强劲起来。

一些希拉里的律师认为，她恨不得让这些账单记录永远不被发现，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1992 年，她让福斯特把这些记录做了一份副本，看其究竟是什么内容，之后便拒绝把它们交给《纽约时报》。她曾经告诉重组信托公司，她从没有为麦迪逊公司做过什么。她总在强调自己的一个立场，那就是不为任何与州政府有瓜葛的人工作。但是，这些记录显示，她食言了。她曾经为麦迪逊、麦克道格夫妇以及哈贝尔的岳父塞斯·沃德工作过。

有证据表明，有些按工时向希拉里支付费用的工作是一些事务所办事员和初级律师做的，而不是希拉里本人。一名律师说：“她之所以得到工钱，只因为她是州长夫人……人们之所以能看出这点，是因为希拉里对一些她应该做的工作都一概不知。现在，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会说，她记性好，脑子里装着好多事，只是懒得去想它们。还有人认为，希拉里根本就什么都没做……我个人认为，她确实做了些事情，但并不多。”

达马托卷土重来的审讯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对现任总统进行的为期最长的国会调查（尽管大部分事情都与总统夫人有关）。美国有线频道对所有审讯过程都进行了直播。随着文斯·福斯特之死成为调查目标以及账单记录被发现，网络晚间新闻的制片人担心，它们的听众将会被这些越来越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调查细节冲淡了胃口，从而更换频道，降低收听率。

一名白宫律师说：“达马托在其听证会中犯的最大错误是，在发现账单记录时，不知出于什么愚蠢的考虑，他把注意力立即放在了她们说话的内容上面，即某某花几个小时干了这事，又花几个小时干了那事。可谁会在乎这些事情？人们在乎的是，资料是从哪里找到的？是谁一直藏着它们？可是他却在一瞬间本末倒置，问了些花几个小时干这干那的问题。这正遂了我们的愿，因为不会有人去关心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人对此却十分关心，他就是肯尼斯·斯塔尔。他认为这是一个起诉希拉里的绝好机会。

1 月26 日，希拉里走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她没有表现得毕恭毕敬，而是特意从成群的媒体记者中间穿过，从容面对数不清的摄像机和麦克风。她要在作证过程中表现出自信、毫无敌意以及令陪审团成员肃然起敬的威严。大陪审团的21 名陪审员首先进入法庭，包括10 名女性，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非洲裔美国人。随后，斯塔尔与他的8 名副检察官也跟了进来。据希拉里说，这8 名副手同斯塔尔一样，都是清一色的白种男人。

正如希拉里的律师团预计和准备的那样，质询中许多问题是关于账单记录的来龙去脉，很少涉及记录的内容。在当时的场合下，斯塔尔也许是自知很难保持自己道貌岸然的神态和语气，于是干脆让他的一名副手对希拉里发问。希拉里通过发誓证实，对于在“这么多年之后”突然发现这些资料，她自己也“搞不明白”。她说，她可能在1992 年总统大选期间这些资料刚出现时见过它们。除了肯德尔曾经告诉过她，这些资料是卡罗琳·哈伯在其办公室桌子底下的一个箱子里发现的之外，对于这些资料怎么会从福斯特的办公室搬到官邸，以及这中间又从楼上的哪里搬到了哪里，她丝毫不清楚。

在检察官一遍又一遍地变着花样重复问希拉里问题时，希拉里表现得非常沉着。她是个很好的证人，这一点也成为了之前两天在玛吉·威廉斯办公室里律师团讨论的主题（希拉里没有在场）—他们在讨论希拉里是否需要向达马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作证，以便取得先机。

希拉里的一名副手说：“有些人认为，希拉里要在大选之前尽快恢复元气，最佳捷径可能就是进入参议院。要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地作证”这一建议的代表人是贝内特，他认为这样可以一改她以往走进联邦法庭为自己进行刑事辩护的形象。反对者认为，如果希拉里过于相信达马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其发誓性的回答可能将被用作对她作伪证的指控。

下午6 点，希拉里高昂着头大踏步走出了法庭。然而，她又走进了一幕即使在华盛顿也少有的奇景：冬天的夜晚，法庭前的广场被电视台摄影师光亮的摄影灯光所笼罩，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投下探照光束，为网络和当地新闻电台发射信号。警用和特勤直升机也在天上翱翔，其轰鸣的螺旋桨奏响着一曲天音。

在一片嘈杂的声音中，希拉里的回答却响彻广场：“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想知道这些资料在数年之后是如何又现身的。我会尽力协助大陪审团的调查工作。”

克林顿和切尔西在白宫热烈拥抱了希拉里。肯德尔及其同事对希拉里的作证非常满意。然而，据一位律师说，希拉里有些“生气和焦虑”，并准备发起反击。

这名律师还说：“是希拉里一个人在应付所有的人，斯塔尔几乎已经忘了还有个克林顿。”希拉里第一次意识到，她是在为她的生命而战斗。

马克·法比亚尼说：“斯塔尔取得了媒体的支持之后，希拉里变得非常沮丧。”她要全力反击。直到斯塔尔要求希拉里出庭之前，肯德尔还在考虑与斯塔尔合作的可能性，因为他之前听说过斯塔尔的公平，当然都是基于媒体的评价。希拉里认为，媒体对斯塔尔有一种不合乎常理的尊重。现在，肯德尔对此也没有异议了。

法比亚尼被要求给出对策。他说：“斯塔尔不是一两个星期就能打败的。我曾经对希拉里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些合法渠道写一些报道：斯塔尔是否还能继续在其律师事务所工作，领取100 万美元的年薪？他难道不应当全职担任独立检察官一职吗？他是否还能在全国巡回演讲？他是否还能代表烟草公司？后来，有人开始写这些东西。但由于收效太慢，希拉里有些气急败坏……她说，如果我们也像斯塔尔一样做事情拖拖拉拉，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一段时间，希拉里每天早上都要与其律师和助理们进行电话会议，回顾昨天发生的事件并且分派任务。其中一名参与者说：“每天早上8 点或者8 点半，她都会在电话中针对早上报纸的内容大喊大叫（她或者是大声朗读，或者是总结该如何应付），并问我们应当怎么办。她很看重这一做法。如果我们做得不上心，她会不高兴。”

在希拉里向大陪审团作证之前，她只允许肯德尔一个人处理阿肯色州、“白水案”以及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事情；唯一例外的是，葆拉·琼斯案由贝内特负责。舍伯恩律师团的一名成员说：“我们剩下的人负责处理克林顿夫妇来到华盛顿之后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举例说，我们负责福斯特自杀案的资料，而肯德尔则负责‘白水案’的调查。”一次，法比亚尼的一段关于白水投资的谈话被某报纸引用了，希拉里对此大发雷霆。她说：“这事儿由肯德尔处理，你少多嘴。”同时，只要电视或者媒体报道里有什么风吹草动引起了希拉里的注意，她便会打电话垂询某个律师。

一名律师说：“希拉里非常擅长安排任务，使人们抱成团并准备战斗。她还擅长用最合适的人做最擅长的事。比如说，她会首先找到哈罗德·伊基斯，然后由伊基斯再安排别人。但当要拿主意时，她会说，现在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说？怎么办？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吃不消。”在她决定对《华盛顿邮报》展开系统性进攻时便体现出了这一点。

法比亚尼说，对《华盛顿邮报》发起攻击的计划“在我们最终成功之前曾经走上了歧途”。希拉里对她的副手们说：“我们必须找出《华盛顿邮报》所犯的每一个错误，然后记录下来并公之于众，或者找记者写文章进行报道，甚至去找《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拿着证据当面批评休·施密特。”希拉里曾召集了一组人到她的官邸开会，与会人员有肯德尔、斯蒂芬诺普洛斯、舍伯恩、法比亚尼和玛吉·威廉斯。法比亚尼说：“第一夫人指着我说：‘那就由你负责这项工作，去见一下伦纳德·唐尼（《华盛顿邮报》编辑），然后……由你们仔细检查一下就可以公布了。’我说：‘您知道，我不能确定这些内容是否能像您希望的那样引人注目。您关注的许多方面其实只是语气、标题甚至是发表在报纸上的位置，而这些是不能吸引人的。’她说：‘不，如果你仔细看看，保证能行。去做吧！’”

逐渐地，希拉里又变得活力十足和坦率直言，但不能说是乐观。她有时候会说：“好吧，去做吧，虽然我知道这根本没有用。”律师团发现，尽管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对她来讲，一切都是希望渺茫，而且要听天由命。她之所以如此消沉，主要原因是她害怕受到起诉。肯德尔曾经告诉过希拉里，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这一起诉还是很有可能的，斯塔尔不会轻言放弃。玛吉·威廉斯觉得，即使斯塔尔暂时失败了，他也会在下一个周期、下一个年度重整旗鼓，继续诬蔑希拉里，并给她定罪。福斯特之死、医疗保障改革失败、国会失陷……现在又轮到了这件事。威廉斯说：“我们曾充满了希望，但到头却是一场空。”

正当克林顿及其幕僚们正踌躇满志准备1996 年总统大选时，白宫却频繁地使用“无药可救”一词形容希拉里的政治事业甚至其他方面。因此，她尽量避免开会，而是在私下里为丈夫出谋划策。迪克·莫里斯说：“从1995 年7 月前后到1996 年8 月，我每两周就与希拉里见一次面。对于当前事态进展情况、媒体及民意风向，我不得不向她一再灌输。她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当我把待办事务计划交给希拉里时（克林顿肯定早已给过她），她却看上去像没她什么事一样，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她丈夫在全力参选总统，而她却不闻不问。

从受困白宫到全力参选，克林顿对这一变化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对于在大选前重建希拉里的形象，却没有人感兴趣。总统的一名助理说：“有人曾经做过专门研究，希拉里将在大选期间成为众矢之的。如果希拉里计划为克林顿竞选出力，那么她将属于支持克林顿的死硬派，不会受到任何克林顿绯闻的影响，也不会到任何一个缺乏真正支持者的地方活动……除非我们有极端的和冒险的手段，否则她的公信力问题很难解决。一旦她被起诉怎么办？果真如此，她也会一瘸一拐地支持克林顿竞选。她计划与一些妇女团体、民主党中坚团体和自由团体对话，并从他们那里筹得资金。她本人的支持率并不会因此而很快发生变化，可能需要时间的积累。可也只好如此。”

希拉里派的人们对第一夫人受到的挫折有些惊慌失措，而克林顿却自有主张。一名助理说：“克林顿为什么不为他的妻子讲话，为什么不给她打气，即使是做做样子？但是，他是对的。他知道，这种话说得越少越好。说得越多，人们谈论得也就越多……这是我们给他的建议，也是他自己的看法。”

克林顿1996 年大选的战术（特别是在共和党选出候选人之前），是强调他的政府已经取得了先机，美国经济已在稳定的基础上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在克林顿看来，那些流言蜚语使得选民没有注意到他执政期间克服万难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最低工资涨幅、《安全饮用水法》的修改、新征国家公园用地、反刑事犯罪议案、薪资所得税减免、反青少年吸烟提案以及教育制度改革等。在1995 年11 月份的预算之争中，共和党与政府彻底决裂。

2 月27 日，切尔西度过了16 岁生日。不久之后，总统和第一夫人与切尔西一道参加了赛威尔友谊学校的“大学之夜”活动。切尔西当时已上高一，她做事很有主见、有自制力、聪明好学且不娇生惯养。在回白宫的路上，她告诉父母，她希望将来能去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就读，这使希拉里和克林顿吃了一惊。希拉里马上说，他们身处白宫，与她相隔三个时区，岂不是一家人难以团聚。克林顿说，随便她去哪儿吧，她有这个能力。

切尔西生日后几个星期，希拉里和她一起去了已停火的波斯尼亚，慰问那里的美国维和部队。克林顿与副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推出的《代顿协议》使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之间停止了流血冲突。这一协议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实际效果上来讲，都可以说是克林顿政府做得最好的事情之一。

随着医疗保障改革的失败，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认为有必要将他在1992 年大选中“结束现有福利制度”的誓言继续进行下去。希拉里也认为，现有的福利支付制度使数以百万计靠此生存的家庭出现了生活质量下降的情况。当时，越来越多的福利制度享受者已经不可能完全依靠每个月的微薄福利享受上流社会的富贵日子，这已经越来越成为政治辩论中的一个要害问题。与很多美国人相信的恰恰相反，当时的“福利”仅适用于家中有孩子的家庭，不能遍及个人。这与那些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个人领取失业金的情况不同。

由于共和党已经在中期选举中控制了国会，保守主义者们开始尝试接手福利制度改革，他们向联邦政府提议了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即“失依儿童家庭援助”。金里奇在《与美国的合同》中提出了《个人责任法案》，旨在通过停止向未成年母亲发放津贴以及停止向多子女家庭发放额外津贴等方式，反对未婚怀孕及非婚生子。很多金里奇麾下的共和党人甚至希望彻底取消“福利”这一概念。希拉里和克林顿都认为，福利制度不能变得过于苛刻，应当包括一些工作培训和儿童保育基金，从而在福利制度接受者返回工作岗位时对他们有所帮助。

事实上，政府中所有的福利制度专家和华盛顿的“儿童宣传者”组织成员（包括玛丽安·埃德尔曼都对当年晚些时候提交给国会的一套福利制度改革议案持反对意见。1995 年11 月3 日，埃德尔曼在《华盛顿邮报》上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克林顿不能签署任何一项“像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的福利制度改革议案那样将使已经穷困不堪的儿童和家庭陷入更深泥潭”的法案。她补充说：“参众两院的福利制度改革议案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可行性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儿童问题，还会将负担都转移到缺乏联邦资源的各个州和地方，从而削弱各个州的日常运转和资金稳定性。

埃德尔曼的信其实也是写给希拉里看的。希拉里在这件事情上比克林顿更具公信力和政治资本，尽管她目前身陷肯尼斯·斯塔尔的调查。埃德尔曼（希拉里的好朋友）知道，那些报道福利制度改革的记者会利用她这封信向希拉里施加压力。

即使在国会考虑之后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埃德尔曼和希拉里却认为，一旦总统选举因此而遭到失败，克林顿将无事可做。希拉里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克林顿政府的任何一项法案或政策，但她对自己的福利制度政策（比克林顿的政策更复杂）却紧抓不放。希拉里写道，她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但是作为一名儿童宣传者，她知道福利制度常常被看作是一座解急救困的桥梁。她亲眼看到这个制度已经被榨干，尽管它曾在很多情况下给接受者带来好处。她告诉克林顿和他的副手们，她要让别人都知道，她反对这一法案，因为它不为那些福利保障系统之外的人提供医疗救助（为避免各州裁减福利基金），不提供福利食品券，并且不提供儿童保育协助。因此，克林顿否决了这项福利制度改革议案（这一议案是共和党预算中的一部分）。

1996 年1 月上旬，共和党在“稍做修改”之后提交了第二份议案，又被克林顿否决。他的这一举动并不是因为希拉里的劝说。

8 月份，随着民主党大会的临近以及在选举中关于福利制度的恶战即将打响，克林顿必须决定是否签署主要由共和党多数提出的第三份福利制度改革议案（希拉里认为这份议案缺乏很多方面的保障）。克林顿有些担心，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如果他继续否决这项议案，很可能将失去启动福利制度改革的机会。

这份最新议案简单明了地规定接受福利的人是为了工作。同时，议案还规定了5 年的福利限制期，这样将在未来6 年里为联邦政府节省540 亿美元的开支。但该议案中特别值得反对的一点是，大多数的合法移民都被取消了福利待遇。批评家们一再要求希拉里说服克林顿不要签署这项议案。彼得·埃德尔曼（“健康和人类服务”组织秘书长唐娜·沙拉拉的顾问）认为应当否决这项议案，沙拉拉也持同样的看法。希拉里、克林顿和埃德尔曼夫妇都有一个相同的顾虑，那就是这一议案把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尤其是移民儿童排斥在外。

沙拉拉的反对使希拉里左右为难。负责总统政府间事务的副助理琳·科特勒与希拉里和沙拉拉对此事做了讨论。她注意到，希拉里把福利制度改革看成是一件应该首先惠及妇女和儿童的事情。希拉里说：“为什么众多妇女要靠政府救济生活，而不是通过受教育和政府帮助找到一份工作，从而赢得自尊？”

克林顿一直倾向于通过适当妥协赢得政治斗争。但是通过医疗保障改革失败一事看得出，希拉里与他不一样。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曾接受过不知道妥协的教训。这很可能是她和克林顿多年以来一起做成一件事情的唯一机会了。这份议案不能说完美，但希拉里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它了。后来，许多评论家猜想（有些已经在报道中证实），希拉里曾经极力阻止克林顿签署这项法案，并且在他签署之后大发雷霆，但实际上，她认为签署这项法案已是大势所趋。

7 月31 日，克林顿及其内阁成员召开会议。用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的话来说，这是一次讨论总统是否应当签署福利制度改革法案的“最后决定性会议”。莫里斯坚决地说，如果克林顿不签署这项法案，他将以3 个百分点的劣势在大选中失败。斯蒂芬诺普洛斯知道，希拉里心中希望克林顿否决这项法案。可他感觉到，由于希拉里“经历了医疗保障改革的失败，‘白水案’至今阴魂不散，以及出于政治上审慎和作为妻子不要过多插手总统事务的考虑”，她正尝试着不去过多考虑这份议案的缺陷。

在8 月22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克林顿告诉记者，他将签署这项法案，并说当前是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希拉里认为，这是福利制度改革“迈出的关键的第一步”。她还告诉克林顿应当把这项法案上升为一项法律。尽管她对5 年的限制期有些不满，可她看到了重要的一点：这项法案更多的是鼓励人们自力更生，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救济。

在希拉里的自传中，她认为这项法案远不能说是完美无缺，并且承认是政治功利思想使她愿意支持这项法案。她觉得，如果这份法案成为一项法律，且由民主党的政府来实施它，那效果可能会更好。她意识到，如果克林顿第三次否决这项法案，将不仅会使共和党在11 月份的大选中有了借口，而且也会威胁到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最后，希拉里和克林顿获得了福利制度改革的成功。

克林顿夫妇的决定使一个人付出了代价—彼得·埃德尔曼，他在总统签署这项法案几周后辞职。多年以来，埃德尔曼夫妇都在刻意回避克林顿夫妇，他们之间的决裂使人感到痛心。希拉里在其回忆录里一再强调，当时，埃德尔曼夫妇的反对意见是中肯和通情达理的。但她同时说，有些时候，出于政治现实要求，只要不是“原则和价值”上的问题，做出适当妥协是必需的。她成为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之后，原来的许多支持者和敌人都看到，她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在伊拉克这一重大问题上确实是这么做的。

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大会俨然是克林顿的一场加冕典礼。正如克林顿之前所预料的，鲍勃·多尔被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那时，美国的经济状况也显示出了强劲势头：克林顿上台之后，美国已新增1 000 万劳动岗位，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综合指标为28 年来历史最低。

这次民主党大会开得很成功，但是莫里斯却表现得有些狂妄。尽管他立下了不少功劳，但这的确不太正常。斯蒂芬诺普洛斯说，在1994年克林顿受重创之后，他便负责“克林顿东山再起工程”。尽管莫里斯曾声称自己不喜欢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的照片却出现在了那一周《时代周刊》的杂志封面上。在记者们排队采访他时，他也乐于告诉他们自己做过的事情以及回答他们的问题。同时，他还擅自修改了阿尔·戈尔和希拉里精心准备的在黄金时段的讲话，并换上了自己的草率意见。哈里·托马森说：“迪克变了，应该有人去制止他。”

最终，莫里斯自己做了了断。就在他成功帮助克林顿再次当选总统的那个晚上，他宣布辞职。他早就私下里对人说他遇到了大麻烦，一份小报一直威胁他要发一篇关于他和一名妓女不正当关系的报道。后来这篇报道上说，他不仅与这名妓女在华盛顿商业区豪华的杰弗逊酒店开了一间套房，而且还允许她听他与总统的电话。莫里斯与这名妓女频繁约会，并向她炫耀如何为副总统和第一夫人撰写会议演讲稿。对莫里斯的辞职，克林顿倒也高兴，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不必再留用了。

希拉里担心莫里斯会自杀。她深感莫里斯处境艰难，因此严令总统下属不得发表任何可能加重莫里斯的负担或对他不利的评论。克林顿政府已经见证了太多的不幸：除了文斯·福斯特之外，空军参谋长也自杀了，媒体称原因是他没有获得作战荣誉勋章；与克林顿夫妇关系紧密的商务部秘书长、前民主党国家委员会主席罗恩·布朗，在4 月初死于一起在克罗地亚发生的导致35 人死亡的空难事故。

在鲍勃·多尔的提名演讲中，他企图把希拉里重新置于不利的政治情形下。他说，有些人欲使美国政府强行介入每个美国民众及其家庭生活，而希拉里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暗示说，希拉里的《集全村之力》一书是在影射美国政府。多尔说：“家庭是这个国家的基石。而在家庭遭受灾难之后，他们告诉我们，要集全村之力，甚至是以政府之力去养育孩子……而我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要养活一个孩子，不需要全村之力，只需一个家庭之力。”

希拉里给予了反击。她说：“养育女儿、养育一个愉快、健康和朝气蓬勃的孩子，需要一个家庭之力。而孩子需要上学，需要去教堂，需要吃饭穿衣，需要有一个社区领导。因此，他确实需要全村之力，甚至需要总统的努力。因为，我们的总统不仅有自己的孩子，还挂念着全社会的孩子；他不仅相信自己小家庭的实力，还相信全美国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实力。我们的总统就是比尔·克林顿。”

对总统来说，大选是令人高兴的。尽管对选举结果比较有信心，但他仍担心斯塔尔会在大选之前起诉希拉里。一旦如此，用当时的一个政治新名词来说，敌人就会在最后一分钟发起致命一击，将民主党候选人拉下马。克林顿的选举需要很多的资金，因此民主党选举的组织人员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甚至把白宫里的“林肯卧室”和“女王卧室”出租给人过夜。希拉里曾经为“林肯卧室”挑选入住人选，这为斯塔尔的质询又带来了借口。

对希拉里来讲，与斯塔尔的对峙是一场生死之战。她毫不怀疑他要置他们夫妇于死地的险恶用心。米兰娜·威维尔说：“你从来不会想象得出斯塔尔要用何种方式破坏选举，只能整日陷于惶恐不安之中。”

希拉里命令法比亚尼和其他副手，要他们敦促记者写一些关于斯塔尔的不正当交易以及起诉人无可争辩的失察行为。这使斯塔尔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在担任独立检察官期间，斯塔尔曾在联邦上诉法庭为国家烟草公司的一起由数百万美国人提起的集团诉讼案件辩护。司法部最终使国家烟草公司承担了肺癌患者的医药费。斯塔尔的律师事务所每年从烟草行业收入达100 万美元，而克林顿总统已经启动了一项针对青少年香烟广告的禁令以及其他一些限制烟草业广告的措施。出于这些利害关系，“独立”检察官怎么还有资格对总统和第一夫人实施调查？

9 月23 日，在接受PBS广播公司的“吉姆·莱勒新闻时间”采访时，克林顿首次公开发表了他对斯塔尔及其调查的看法。莱勒注意到，苏珊·麦克道格曾经拒绝作证（已因藐视法庭罪而入狱）。她说，很明显，斯塔尔“就是要整垮克林顿夫妇”。

总统直截了当地对斯塔尔的不道德行径进行了谴责，斯塔尔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他给白宫连续写了好几封信，要求撤回总统的这一说法，但都没有得到回复。那个夏天，当斯塔尔及其下属检察官到白宫对克林顿质询时，克林顿私下里说：“他们是你们所能想象到的最肮脏和令人厌恶的一帮人。完事儿后我得冲个澡！”在寻找那个丢失的箱子这一点上，他们认为这个箱子中可能还藏有与账单记录有关的其他资料，而这个箱子很可能被人从福斯特办公室转移走了。因此，他们一开始要求对白宫生活区进行全面的搜查，甚至包括切尔西的房间和希拉里卧室的抽屉。后经长时间谈判，双方才达成一致：搜查由舍伯恩在白宫首席领宾员的见证下进行，从而避免了可能由FBI 特工进行的搜查。搜查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希拉里此刻头脑非常清醒，这集中体现于她的一个决定，即在大陪审团之外与斯塔尔短兵相接，尽管这有些血腥味。她知道，斯塔尔将极尽法律之能事及个人之力起诉她，甚至实现弹劾总统的目的。但是，如果他能意识到他将受到更为仔细的审查，意识到他的过激行为在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内部激起了更大的愤怒，那么他可能将知难而退，因为在目前总统大选的非常时期，一旦他起诉希拉里，他将理所当然地以党派偏见的罪名遭到指控。斯塔尔领导下的检察官们几乎都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总有消息从他的办公室走漏出去。

然后，斯塔尔开始实施一个大阴谋，即寻找总统（更多的是希拉里）在发誓时撒谎的情况。但对于第一夫人在旅行门中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不诚实，以及一些克林顿夫妇及其助理们关于白水项目财务情况模糊的说法，斯塔尔却缺乏清晰的认识。

8 月份，希拉里访问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十几所大学，包括与切尔西一起访问韦尔斯利大学。可是，切尔西急切盼望访问斯坦福大学的愿望并没有减退。因此，母女两人于月底乘飞机来到了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康多莉扎·赖斯带领她们参观了校园。切尔西被眼前的一切迷住了：校园的建筑、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天气和学校周围的小山。更为重要的是，她可以有机会远离华盛顿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牢笼了。后来她在赛威尔学校取得了优异成绩，理所当然地考入了斯坦福大学。

在选举前最后的24 小时里，克林顿和希拉里还乘坐“空军一号”在7 个小州做了巡回演讲，以支持当地的民主党国会和州长候选人。1996 年11 月6 日是选举日，那天一大早，克林顿夫妇在一大帮朋友、下属和记者的簇拥之下来到了小石城。这么多年来，克林顿已经功成名就。一周之前，他的得票数以51 ∶ 35 领先16 个百分点。在整个选举过程中，选民们狂热得有些发疯。人们为他整夜守候在路边，翘首以盼。

在酒店房间里，希拉里和米兰娜彻夜长谈。希拉里说，等选举结束后，她和克林顿应当总结一下他们获得成功的原因。米兰娜说：“我们坚持到了这一天，最可怕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我觉得这对希拉里来讲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在一个为总统夫妇举行的有几百人参加的午宴上，参议员戴维·普莱尔说，肯尼斯·斯塔尔已经在小石城设立了办事处，继续FBI 和检察官们在两年前便开始的工作。他还说：“此刻如果有人说，‘让我们结束选举，送斯塔尔回家吧’，必将赢得最热烈的掌声。调查已经毁掉了太多人的生活，使太多人破产……现在是他们放开我们的时候了。”选民们对此一致同意。

当天晚些时候，希拉里和她的一群朋友来到多氏餐馆，围坐在一张长方形餐桌前吃大餐。他们大讲特讲市井奇闻怪事，这可是希拉里的特长。后来，希拉里说，那天她有一种“如释重负，重获自由”的感觉。吃完大餐之后，她去看望了住在西尔克雷斯特区的母亲，并说服她的特勤人员让她母亲开车。希拉里说，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开车。午夜过后，多尔大大方方宣布其选举失败。1991 年10 月3 日，克林顿就是在阿肯色州老议会大楼前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克林顿向站在草坪上的众人说：“今晚我哪里也不去。我要在这里向与我并肩作战至今、永不言败、永远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的各位，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最终，他们走上了第二任期，可以继续前行了。尽管在过去的两年里受尽屈辱，屡遭厄运，但面对困难，克林顿不仅设法渡过了难关，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绩。除了经济势头良好外，克林顿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行政命令，成功地干预了波斯尼亚局势，并使墨西哥摆脱了货币危机。这些不仅绕过了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的干扰，而且实现了他和希拉里原来计划通过立法达到的一些目标。

克林顿获得了49%的选票， 多尔和罗斯·佩罗特分别为41%和8%。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也表现不错，获得了9 个众议院席位和2 个参议院席位。很快，克林顿便开始计划对内阁和白宫成员进行人事变动了。

第二次执掌政权的希拉里比她初到华盛顿时更加信奉犬儒主义。对于第二任期，迈克·麦科里劝希拉里改掉她对媒体的偏见，在华盛顿至少应该学会一个忍字，并告诉她要坦然面对、广开门路、少树敌。希拉里对他说，她也曾试图这样做，但都失败了。

希拉里建议克林顿放弃传统做法，不要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主持总统第二任期的宣誓就职仪式，因为他“蔑视”克林顿夫妇的政治主张。克林顿派到最高法院的两名法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和史蒂芬·贝耶都比他合适。现在，她已经看出来伦奎斯特是一个党派偏见分子和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他甚至向人们夸耀自己为颠覆克林顿政权而与“极端保守主义分子”结成的战略关系。

克林顿认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最终，因为害怕再引起与伦奎斯特和共和党之间的纷争，他还是服从了传统做法。

在总统宣誓就职的前一个星期，伦奎斯特召集了法院法官决定听讯葆拉·琼斯一案。克林顿从贝内特描述的法官提出的问题判断，情况有些不妙。1 月20 日，在伦奎斯特主持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之后，对克林顿说了句“祝您好运”，然后同他握手。后来克林顿回忆说，他敢肯定，当时伦奎斯特的话里充满了敌意和讽刺。在就职仪式后的午宴上，希拉里坐在了纽特·金里奇旁边；切尔西则坐在了议会共和党党魁汤姆·狄雷和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之间，身穿一条迷你裙（在出白宫之前这条迷你裙被藏在长长的外套下面，没被希拉里发现）。

金里奇则显得闷闷不乐。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接受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的调查，因为他曾私自成立了一个免税组织为其公共演说筹款，这一行为违反了税法和国会制度。在证实上述指控之外，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道德委员会还断定，金里奇在其接受质询期间曾故意误导调查人员。总统宣誓就职之后的第二天，议会将对此案进行讨论，对其进行训诫并处以30 万美元的罚款。他的副手汤姆·狄雷抱怨说，这一惩罚过于严厉。事实上，在金里奇的指使下，有些犯下远逊于其过失的人却遭到过比他更为严厉的处罚。

希拉里认为，对金里奇的惩罚将加重其仇视和敌对情绪，从而对她和克林顿更为不利。可以看出，她的这一观点以及在总统宣誓仪式上手捧圣经注视首席大法官时看到的表情，使她有些心神不定和“恐惧”。

在大选结束后的10 个星期里，希拉里与白宫官员一道致力于拯救那些被金里奇和共和党多数确定为在新一轮国会上的打击目标的政府项目和计划，包括穷人法律援助、教育激励制度、重要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养老金保障以及工资底线的确定。她声明，政府的目的是要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全体系，保护对象主要是那些随着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加快（很多美国人因此而致富），由于无技术含量工作岗位大大减少而导致失业和贫困的市民。她还要在第二任期内致力于“协助白宫形成”（其措辞不同于1992 年）一套有深刻影响力的政策，特别是对那些处于穷困潦倒边缘的妇女、儿童和家庭。她终于又找回了她最擅长的事业，以其无与伦比的能力和经验，致力于拯救和改进每一个方案，在学习和实践中扬长避短。

1 月初，希拉里邀请了历史学家多丽斯·卡恩斯·古德温到白宫做客，希望她能给第一夫人的第二任期提些建议，包括“在未来四年里自己应当如何合理分配精力和时间”。会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希拉里的幕僚也参加了，并使古德温对西翼吃惊不小，“感到深受挑战”。“希拉里并不处于高峰期。克林顿刚刚成功连任，势头正盛，而她起的作用并不大……他们抱怨说，希拉里要出去演讲，而没有人愿意同去。希拉里说，只有她出国做演讲，才会得到详细的报道。”

“希拉里认为，独立检察官将于最近公开调查报告。尽管她觉得她不一定会被起诉，但也将受到不小的打击。但不管怎样，她将静观事态发展。”

古德温总结出了一个“跷跷板现象”：“1992 年大选时，珍妮佛·弗劳尔斯出现，希拉里把他推上舞台，她成了万众焦点，而他陷入低谷；后来，希拉里的医疗保障改革失败，而他却从此有所起色；然后，他1996 年大选获胜，风光无限，而她依然低迷；1997 年上演莱温斯基案，他一蹶不振，而她又风光再现。”

古德温说，希拉里对自己在第一夫人第二任期的目标并不清晰。“她总是谈起儿童，她计划成立一个儿童大会……她总试图把精力同时放到多件事情上。”古德温极力劝说希拉里应当在政府内多为那些“被遗忘的人”说话，并提示她埃莉诺·罗斯福曾经支持矿工罢工的典故。古德温说，既然希拉里已经被敌人认为是一名“自由左翼分子，何不把这一形象利用起来”，可希拉里并没有听取这一建议。

古德温还与希拉里谈起了埃莉诺·罗斯福应对人们批评的能力。“即使人们讽刺挖苦埃莉诺，也绝不是针对她个人的，只是因为人们不喜欢她的自由主义思想。因此，这没什么大问题。而希拉里却不一样。有时候人们会拿她本人、她的帽子甚至是发夹开心，好在希拉里也并不将这看成是对自己的人身攻击。”

古德温说，希拉里和当时埃莉诺所面对的形势有根本的不同。“由于埃莉诺的年代早希拉里很多，她在当时男人心目中更像是一名偶像，不会引起深深的恐惧，他们不用担心妻子在某天早上一觉醒来便吵着要做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反传统的人……而希拉里却早已融入了妇女运动中，且在多个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会引起许多人的不安。我觉得，鉴于她已经成为高瞻远瞩、锐意进取甚至是说一不二的女人的象征，人们当然会对她的言行说三道四。”

1997 年2 月17 日是总统日，斯塔尔在这天宣布他将辞去独立检察官，接任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市佩珀代因大学法学院院长一职。斯塔尔的这一新职务是由理查德·梅隆·史凯菲安排的。史凯菲曾是反克林顿夫妇的“阿肯色行动”和许多《美国观察家》活动的主要赞助人。这时，肯德尔和其他律师才看到，斯塔尔没能在总统宣誓之前起诉希拉里，已使其调查成了强弩之末。现在，白宫希望能够举行一个可以代替调查报告的冠冕堂皇的仪式，从而使人们无法看清自阿肯色州以来，克林顿夫妇的经历疑点重重并且令人尴尬。

截至斯塔尔宣布辞职的那一天，克林顿夫妇已经先后二十多次被要求提供数千份资料，他们已经分别各有三次宣誓作证，而且希拉里还曾被要求向大陪审团作证。克林顿的第一个执政期几乎被斯塔尔、国会和各委员会的调查所吞噬。可随着斯塔尔宣布他将撤出华盛顿，这名独立检察官发现，自己已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甚至连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都称他犯有司法逃避罪。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共和党司法委员会主席、前联邦检察员阿伦·斯佩克特说：“你的脱逃将对调查产生严重的后果。”尽管白宫高层警告人们不要因此而过分得意，克林顿的政治顾问詹姆斯·卡维尔还是说：“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他是逃兵。”另外，有几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资深官员认为，斯塔尔灰溜溜地逃走只能说明他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最终无法对希拉里和总统提起上诉。就连斯塔尔的亲信也感到沮丧和愤怒。

人们的谴责和嘲讽持续了四天，斯塔尔又突然宣布不再辞职，他对人们说：“费欧雷罗·拉瓜地亚说过：‘我能犯错误，这实属不易。’我尽力不犯错误，可我怎能不犯？”

克林顿后来说，对于斯塔尔的一去一回，他有些哭笑不得。而希拉里却有些黯然，她看到前方是一团团疑云，不知道哪一块会下雨。5 月27 日，最高法院以9 票全票通过了关于葆拉·琼斯案可以继续上诉的裁决。裁决还规定，无论从《宪法》角度还是实际生活角度，都不能阻止对现任总统的私人民事案件提起上诉。几天之后，巡回上诉法庭做出决定，允许斯塔尔向简·舍伯恩索取她与希拉里的谈话记录，但遭到了白宫的坚决反对。6 月，斯塔尔召集其下属对证据进行审查。代表斯塔尔负责在阿肯色州调查的西克曼·尤因已经起草了控告希拉里作伪证的控诉书。但令斯塔尔一帮人失望的是，舍伯恩的记录没有太大用处。

对证据的审查也使斯塔尔不得不承认，虽然偶然事件也可以拿来辩论并形成控诉，但即使对一名普通百姓，也难以最终胜诉，他们这样做无异于政治自杀。对斯塔尔在这种情况下仍提起上诉的行径，白宫进行了反击。没有一名证人有确凿证据证实希拉里的叙述有误。如果有任何含糊，要证明作伪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法律工作；而且按照联邦法律的规定，必须要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作伪证的意图。这次，希拉里工于心计的本领保护了她，尽管她的声明听上去非常模棱两可以及闪烁其词。按照法律规定，她并没有作伪证。

在斯塔尔的一再恳求下，曾任参议员“水门事件”委员会顾问的萨姆·达什同意出任独立检察官顾问。他认为目前证据不够，于是敦促斯塔尔及其下属赶紧收集关于总统的重要证据。

斯塔尔一刻也没有停止寻找可能整垮克林顿的证据，而满满的15大箱可能会对克林顿夫妇不利的资料就放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地下室里，哈贝尔也曾告诉过斯塔尔这件事。但是，斯塔尔看不到这些资料的意义；并且，由于肯德尔坚决地从法律上给予保护，斯塔尔能够向白宫索要并得到的资料非常有限。

克林顿夫妇的律师们认为，这些资料有很多是受到客户与律师间保密义务保护的，因此不能向斯塔尔提供能够反映这些资料详细内容的细目清单。斯塔尔有些无计可施了。

如果斯塔尔或者记者能够到那个地下室检查资料的详细内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似乎是可能的），那么克林顿政府可能就不会幸存下来了。

斯塔尔选择留任独立检察官后屡遭惨败。他誓死找到克林顿夫妇罪名的决心变得近乎疯狂起来。随着起诉希拉里已不再可能。在尤因的建议下，他开始对克林顿过去的性丑闻进行掘地三尺的肆意质询。其质询是基于阿肯色州警协助《美国观察家》写的那篇报道。FBI 特工和检察官让这些警察逐一与可能与克林顿有染的女子对质。最后，目光锁定在了葆拉·琼斯身上。原因是，随着最高法院做出了此案可以继续的裁决，将会有大量证人为此案出庭作证。就这样，阿肯色州的调查死灰复燃。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还把此美其名曰“州警项目”。在华盛顿，斯塔尔的副手们对这一质询感到为难，似乎很不愿意介入此事。而希拉里却也有自己的担心──克林顿，还有他的事业将很可能毁于他与这几个女人的风流孽债。

9 月中旬，希拉里和克林顿陪切尔西来到斯坦福大学参加新生培训周活动。特勤处的几名特工人员也扮作学生，住在切尔西隔壁的宿舍，尽全力暗中保护她。切尔西与另外一名女新生同住的一个宿舍非常小，以至于希拉里不得不重新对里面的家具做了调整，以节省出更大的空间。克林顿更是煞有介事地找了一把扳钳，把切尔西的床卸了又重新组装起来，以使它能够随意移动。在希拉里和克林顿返回华盛顿的那一天，他们与切尔西洒泪作别。虽然怅然若失，但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骄傲。再过一个月，希拉里就50 岁了。

切尔西离开后，希拉里和克林顿便相依为命。见过他们在一起的人都觉得他们更加亲密了。几乎可以肯定，希拉里将不会受到起诉，他们可以喘一口气了，白宫也可以喘一口气了。希拉里说，克林顿每次走进她房间时，她仍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他们仍是最铁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信任只属于他们。尽管如希拉里所说他们仍有“他们共同的问题”，可他们仍在努力使对方快乐。她坚信，这份快乐和互敬互爱终将陪伴他们走完第二任期。

第17章 漫长的季节

毫无疑问，斯塔尔希望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亲历历史》

1998 年1 月21 日星期三，《华盛顿邮报》在其头版整版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社论，题目为《克林顿被控指使手下撒谎》。克林顿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大早，他与弗农·乔丹、贝内特、林赛、肯德尔和贝蒂·柯里举行电话会议，就此进行讨论，以使其律师团保持思想一致。希拉里说，那天早上7 点她就把他推醒，然后坐在床沿上。克林顿对她说：“别相信这些。”可是互联网和广播里满是关于此事的报道，说克林顿与一名年轻的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有不正当关系，而且要她对葆拉·琼斯一案的律师对此撒谎。斯塔尔已从司法部长雷诺那里获得授权，可以继续扩大调查范围，以确定能否对克林顿实施刑事起诉。克林顿和乔丹曾设法为莱温斯基在私营部门为其找一份差事，而斯塔尔却要证明这是他们在堵莱温斯基的嘴，让其对她与克林顿的性关系一事保持缄默，尽管克林顿曾对此发誓予以否认。

许多人都说，当时克林顿向希拉里解释说，当这名实习生走到他面前征求他对找工作的建议时，他曾经鼓励并帮助过她。因此，她对此产生了误会，或者是曲解了他帮助她的意思。他们当时只谈了几分钟，没有做不体面的事情。几年之后，希拉里写道，她比较信任克林顿，因为他之前经常为这些事情遭到无端指责。在《亲历历史》一书里，她写道，那天早上她一遍又一遍地问他这件事情，克林顿一直说他没有做过任何“不光彩”的事情，尽管他认为他的行为很可能会被“误解”。

对于希拉里来讲，相信克林顿言之凿凿的解释事关他们今后的人生走向，因为他们的执政地位及婚姻关系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她很快便看到了这一点。她也知道，克林顿令人错愕不已的一时疏忽将使他们面对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糟糕的质询。

她不得不帮她的丈夫进行有效的辩护。她强调说，克林顿总是乐于帮助别人。他曾告诉她，他只是要“帮助”这名向他求助的孤立无援的实习生。

后来，令许多克林顿夫妇的朋友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开始，甚至是在其后的7 个月的时间里，希拉里一直相信克林顿的谎言。因为如果希拉里不承认克林顿的解释，她的家庭和事业便将面临崩溃。在过去的6 年中，她已经受尽了人们对他们夫妇关于琼斯案的穷追猛打以及斯塔尔无休止的调查，她相信这些只是有更加险恶用心的政治进攻。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克林顿告诉他的一个朋友，他怀疑他是否还能在总统宝座上撑过那个星期。他担心在媒体巨大压力下，民主党人将倒戈，与共和党人一起要求他下台。

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希拉里已经开始计划采取措施，保卫他们的执政地位。她知道，她将可能又一次成为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她明白，所有人都会急切地听她的看法，看她的行动，企图从她那里获得线索。

那天早上，克林顿对他的一名心腹说：“这个女孩总缠着我，三天两头来找我，但我是无辜的。我的意思是我拥抱了她……就这些。”那名心腹说：“这一说法一时还说得过去，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希望能够相信事情就是这些……希拉里也希望相信他。谁会不愿意相信他？”

后来，希拉里写道：“我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丈夫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解释“他为什么要欺骗我和其他人”。他确实欺骗了他们。在克林顿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说：“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不想让这件事情传出去。我要极力保护我的家庭，我也不想因为我的自私和愚蠢而付出代价。”

自从克林顿对琼斯的律师就他与莱温斯基的关系撒谎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宝座以及与希拉里的婚姻，他又说了不少谎话。他与其他被指为奸夫的大多数中年男人情况不同，他不能在私下里解决问题、不能寻求顾问和帮助、不能离婚，也不能通过心理辅导一步一步“改邪归正”。

自从希拉里搬出西翼之后，关于克林顿与数名女子风流的传言便愈演愈烈，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克林顿的副手们没有几个认识莱温斯基的，他们觉得她不可能轻易进入椭圆形办公室，这些事情必须由贝蒂·柯里安排。克林顿与这几名女子到底是什么关系，人们只能自己去想象了。

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人们对此做了许多学术上的评论。他们认为，如果当初克林顿总统能够吸取“水门事件”的教训，那他的日子会好过很多，因为掩盖真相比真相本身还严重。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克林顿当天或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对事实进行坦白，政界还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可能要遭到国会的责难，但斯塔尔可能会因此消停下去，这件事情可能也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但是克林顿认为，把他与莱温斯基的关系公之于众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一旦坦白，他的总统之位将无法再做下去，与希拉里的婚姻也将难以为继。“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隐瞒事实真相，其性质要远比他的严重。当时，尼克松的目的是要向调查人员隐瞒“白宫的罪恶”（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话），这对国家的选举制度和国防安全制度都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而克林顿如果公开承认其与一名仅比自己女儿大7 岁的丰满女员工发生关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水门事件”之后，从媒体和国会，特别是金里奇领导下的众议院的态度来看，坦白不会带来好结果。

迪克·莫里斯给克林顿打了电话。他对总统说：“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你的麻烦大了。”自从莫里斯辞职之后，这还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对话。

莫里斯证实，克林顿曾对他说：“我没有做他们所说的我做过的事情，但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曾竭力控制自己的……冲动，我的意思是……但是，有些时候我会忍不住。在这个女孩身上，我栽了。”当莫里斯建议克林顿向国民请求“原谅”时，克林顿却要求他对此做一项民意调查，尽管不知道他要国民原谅他什么。

1 月16 日，珍妮特·雷诺已经同意成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顾问小组，并建议斯塔尔的权限扩展到对莱温斯基案和妨碍司法公正行为的调查上。1 月17 日星期六，克林顿在白宫接受了关于葆拉·琼斯一案的口头审查，并花了好几个小时写证词。审查之前，希拉里曾祝他好运并拥抱了他，然后便在官邸等候他回来。希拉里写道，克林顿回来时，已经精疲力竭。他丝毫不掩饰他的愤恨和厌恶，并说这纯粹是一场闹剧。他们两人在家里冷冷清清吃了一顿饭。希拉里告诉一名电台记者说，第二天，他们两个都待在家里（实际上他们去了教堂），她忙着做了些家务，擦了擦橱柜。

希拉里意识到，不管事实如何，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及世界各地数以百万的其他人将再一次讨论她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以及她将如何继续面对公众。她引用埃莉诺·罗斯福的话说，政治圈里的女人，其“脸皮要像犀牛皮一样厚”。

希拉里给西德尼·布鲁门多打了电话。自从福斯特死后，布鲁门多便已成为希拉里的知己。在她打电话之前，克林顿便先把布鲁门多叫到椭圆形办公室，向他做了比向希拉里还详细的关于莱温斯基案的叙述。克林顿在办公桌后面缓缓地踱着步，看上去有些紧张。他说，莱温斯基曾“要求我与她发生性关系”。当他拒绝了这一要求时，她便开始威胁他。克林顿解释说，他当时感觉就像《中午的黑暗》里的一个人物，可他又不忍心不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布鲁门多想知道，克林顿是否与莱温斯基单独在一起待过。克林顿说，他们附近一直有人，甚至能听到他们的讲话。

布鲁门多回忆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失态。我已经习惯于看到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纵论政策、现实、主张和判断，仿佛一切尽在掌握。而现在，连他自己都说，他已任由敌人摆布，不知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那一次，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分明看到了一个不知所措的人。”

布鲁门多后来意识到，克林顿之所以要向他编这一段故事，是因为“我太了解希拉里了。对克林顿来说，无论如何都要保护他们两人的婚姻”。克林顿知道，布鲁门多和希拉里会进行对证。

布鲁门多回忆说，之后，他与希拉里进行了一次非常私密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希拉里从克林顿内心深处的苦楚对莱温斯基案做了深入分析：她相信，克林顿不幸的家庭遭遇时常影响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对别人的无限同情来自于他与母亲这样一名极为开朗和富于同情心的女性的亲密关系，还来自于他“缺乏父爱，穷困潦倒”的生活以及与其凶残且酗酒的继父打架的经历。克林顿总是乐于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他与莱温斯基的事情只能“再次说明他的这一秉性”。

布鲁门多告诉希拉里，他曾经与戴维·布罗克谈过。布鲁门多说：“我一直在告诉她布罗克的事情。他对此案的前因后果以及动机分析等澄清了许多事情。”因此，基于这位“州警门”事件始作俑者的信息，“我和希拉里便看出后来希拉里所称的‘极右翼阴谋’了”。

正当克林顿夫妇的律师团在其位于闹市区的办公室里想方设法编造一套巧言令色的托词时，布鲁门多在其位于西翼一角的一间办公室里静观事态变化。对于每天发生的法律事件、公共关系事件、克林顿幕僚们的人事变动（包括他自己）、大陪审团的人事变动，以及独立检察官的下属、FBI 特工甚至是斯塔尔本人进行的审讯等，他都做了详细记录。

布鲁门多把当前局势完全政治化的思想很符合希拉里的预想，因此被希拉里接受并完善。他们两个人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把目前敌人的图谋理了一遍，发现了一些事实的真相。克林顿可耻的自毁前程的行为已经给了斯塔尔、金里奇和其他强大右翼分子以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没有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这段绯闻，克林顿夫妇也会遭到攻击（至少按照布鲁门多和希拉里的推断是这样）。克林顿又是给莱温斯基找工作，又是买礼品，其“同情心”走得有些太远。希拉里、布鲁门多、白宫职员、律师团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又一次利用总统弱点达到政治目的的企图，并将导致修改《宪法》，使独立检察官肆意妄为。如果他们处理不好，克林顿、弗农·乔丹和贝蒂·柯里（毫无疑问还有其他人）将面临被指控作伪证，甚至是妨碍司法公正；特别是克林顿，可能将面对弹劾。

当天下午，总统分别接受了PBS、NPR以及国会山的报纸《点名》的采访，就其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谈了自己的看法。下午3 点30分，所有有线网开始现场直播吉姆·莱勒对总统的采访。在此之前，克林顿曾经与肯德尔通过电话演练过，并且发誓不会让斯塔尔把他赶下台。后来克林顿回忆说，当时他认为，如果他能挺过两周时间，一切便会“烟消云散”。那时，斯塔尔的策略便会被媒体和公众看透，从而使双方达到一种“制衡”。但两周之后，他却仍然觉得压力异常大，“肆意行为铺天盖地而来”。正当克林顿坐下开始接受访谈时，巴迪──仍是一只没长大的小狗，却不愿意跑到克林顿的椅子上。无奈之余，克林顿只好把巴迪送到演播室外面由其副手照看，现场直播因此延误了几分钟。莱勒的第一个问题便直指莱温斯基。

“没有性关系，没有不正当性关系，或是其他任何不正当的关系。”克林顿说。对于另外一个问题，他回答说：“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要他们不讲实话。没有不正当关系。”

哈里·托马森在洛杉矶CBS的办公室里观看了这个节目，他对总统这一孱弱的回答感到震惊。他看上去丝毫没有信心，犹豫不决。在广播节目里，一些记者已经指出，总统在回答问题时使用了现在时时态。同时，克林顿也及时发现了他的“现在时”问题，在接下来的两次访谈节目中，他都明确声明，“以前”从未发生过性关系。然而，在这两次访谈中，人们始终认为他看上去不可信。

凌晨1 点15 分，迪克·莫里斯给克林顿打电话，告诉了他民意测验的结果：国民并不太愿意接受总统的坦白。克林顿似乎早有预料，他告诉莫里斯：“好的，我们必须要赢。”

第二天早上，希拉里开始召集有关人员，命令他们投入战斗，总指挥由她亲自担任。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要保证总统的大部分幕僚集中精力协助总统的第二任期。经希拉里批准，决定由肯德尔和总统顾问查尔斯·拉夫负责总统的案件。查尔斯·拉夫是“水门事件”的资深调查组成员，而且是威廉姆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以及顾问办公室的骨干律师。政治助理和白宫新闻办公室将不再参加法律战略会议，他们将从律师和希拉里那里获得有关消息。

尽管希拉里受到了克林顿的欺骗，但她仅用了不到两天时间便对形势做出了正确估计。1 月24 日星期六，就在克林顿在白宫剧院排练其《国情咨文》演讲时，她与布鲁门多在其官邸的书房里交换了看法：斯塔尔和共和党将会把局势最大限度地政治化。布鲁门多回忆说：“希拉里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列了出来。”“斯塔尔将向议会写一份报告，要求弹劾总统”；共和党人将通过多数票支持弹劾总统；克林顿将在参议院受审，结果将取决于他是否能获得民主党人的支持。希拉里说，她非常遗憾，她关于尼克松弹劾案的工作记录找不到了。她问布鲁门多“是否能帮她”，而她最关注的是他是否能与她并肩作战下去。布鲁门多回答说：“我将一直坚持到底。”然后，为了获得民主党的支持，她给民主党领袖打电话，告诉他们，她百分之百地支持她的丈夫。

《国情咨文》对总统来讲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也可能将是一场灾难。在排练间歇，克林顿询问与其他大约20 名幕僚一起坐在白宫剧院台下的佩恩、哈里·托马森和布鲁门多，他是否要在星期二向国会和民众演讲时提到自己的绯闻，他们都说“不”。

现在，外界已经炸开了锅。华盛顿的媒体从来没有如此疯狂过，无论是电台、报纸还是互联网，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不管它是事实、猜测、流言还是谣传。人们议论的已不只是“性”，而是总统的“风流成性”。这对克林顿来讲将是毁灭性的，而且将永世不得翻身。星期五，ABC新闻报道说，莱温斯基曾在其衣橱里保留着一条沾有总统“体液”的蓝色裙子，现在这条裙子已经落到了独立检察官手里。厄尔斯金·鲍尔斯听说此事时正在开会，他离开会场说道：“我要吐了。”当克林顿在白宫草坪上演讲时，沃尔夫·布利泽却在CNN报道说，总统幕僚们正在考虑是否需要总统辞职。希拉里没看电视和报纸，每当托马森（经常关注电视节目）听到她的脚步声时，他便把电视关上。

托马森认为，总统必须争取时间赶紧平静下来，必须明确否认与莱温斯基有性关系，并强调自己目前只忙于国事。托马森希望克林顿能够像其对朋友和下属私下里所说的那样，斩钉截铁地当众说出自己的想法—与莱温斯基没有这种关系。对克林顿非常不利的是，他接受莱勒采访的录像一再被播放，而且片子中使用的句式结构和身体语言也遭到了评论家们的条分缕析。布鲁门多同意了托马森的观点。他返回官邸，向希拉里询问。然后他来到白宫剧院报告说，希拉里并没有一再坚持，“只是表示同意”。

晚上，克林顿与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议员吉姆·莫兰进行了单独谈话。莫兰如实地告诉媒体，他被克林顿说服了，他相信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是清白的。克林顿曾把新泽西州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拉到一边，问自己是否还能“完成总统任期”。托里切利说：“我很清楚，他可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尽管克林顿也试图说服他相信自己与莱温斯基没有发生性关系，但托里切利并没有相信。

律师团反对托马森关于总统再次就这一绯闻进行公开声明的建议。但问题在于，形势在一步一步恶化，媒体揪住不放，国会议员私下里也议论纷纷。

在ABC的“本周”节目里，乔治·威尔称，克林顿的执政地位“比当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中风之后还要奄奄一息”。萨姆·唐纳森在同一个节目中说，即使没有人逼他辞职，克林顿能否熬过下周也很难说。

那是一个美国的超级碗星期天，多数美国人都在观看丹佛野马队与绿湾包装工队的职业橄榄球比赛。而FBI 特工则对白宫职员、莱温斯基的好友阿什利·雷恩斯进行了质询，询问她听到总统在莱温斯基的电话答录机上说了什么。

第二天早上，希拉里和阿尔·戈尔按计划在罗斯福厅主持对一项儿童看护计划的审查，这项计划即将在星期二晚上由总统向国会宣布。会议厅里满满地坐了50 人，其中包括几名参议员和来自教育部的许多人。在第一夫人、副总统、家长和教师代表一个小时地照本宣科和赞美之词之后，戈尔突然说：“我很高兴地有请美国真正的教育家总统，以及美国历史上最为出色的父母和家庭的代表：比尔·克林顿总统！”

在与会人员长时间的热烈欢迎之后，总统做了大约10 分钟的讲话。他的讲话一如既往，颇有见地地谈论了教育问题以及目前政府在儿童问题上的努力。“现在，我必须要回去准备我的《国情咨文》了。昨天晚上我也准备到了很晚。”然后，他停了一下。无论是哈里·托马森还是希拉里，都不知道克林顿下面要说什么。

克林顿身子向前靠了靠，贴近话筒，提高了嗓音：“不过，我想对美国人民说一件事，希望你们能听一下。我要再次重复这句话。”他是个左撇子，可当他发自肺腑地在镜头前讲话时，却先后四次用右手食指指向讲台：“我与那名女子──莱温斯基小姐，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要他们撒谎，一次也没有，从来没有。”停了一会儿。“这些指控都是错误的。现在，我要回去为美国人民工作了。谢谢。”说完，他走下了台。

希拉里、克林顿和肯德尔的看法一致：不能妥协，不能打退堂鼓。布鲁门多收集了很多相关人物的政治、职业及私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资料。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斯塔尔的下属检察官、葆拉·琼斯帮派成员、已开始讨论弹劾总统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以及一帮被布鲁门多称为“跳梁小丑”的支持反克林顿阴谋的唯利是图的右翼小人物（包括一些臭味相投的记者）。

毫无疑问，目前只有希拉里能够力挽狂澜，她必须尽快行动。

1 月27 日星期二早上，希拉里如约来到NBC的《今天》栏目接受马特·劳尔的采访。她在几个月之前便同意了这次采访，因为他们有意把这次活动与克林顿的《国情咨文》演讲安排在同一天进行。希拉里和布鲁门多已经为此准备了将近一个星期，弗农·乔丹也在1 月22 日（《华盛顿邮报》披露莱温斯基事件的第二天）便开始为此做准备。他在一份声明中读道：“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莱温斯基女士肯定地告诉过我，她没有与总统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建议过或暗示过要她撒谎。”如果希拉里能对丈夫多一份怀疑，或者从一开始就认真考虑一下丈夫为什么会卷入莱温斯基案，那么她至少不会盲目支持总统，并会更正他在一些公共场合的用词。布鲁门多说：“希拉里只能铤而走险了，要么像个战士那样走过去，要么像个受伤的小鸟摔下万丈深渊。”

当时，布鲁门多和希拉里更多的消息来自于他们的内线戴维·布罗克。布罗克曾与阿莱克斯·阿萨尔一起吃过饭。阿萨尔曾在斯塔尔手下做律师。据称，阿萨尔曾告诉布罗克，他听说斯塔尔并没有立案，因为其诱使总统上钩的计划已经破灭。布罗克说，斯塔尔曾经要莱温斯基戴一个窃听器，从而使FBI 能录下乔丹与总统一起可能关于为她找工作、让她缄口以及两人性关系的谈话内容。现在他们认为，他们无法证明刑事犯罪，而只剩下这件绯闻了。结果是斯塔尔现在一心要制造“公众骚动”，从而迫使克林顿下台。独立检察官的这一企图早已在希拉里的预料之中。

如果希拉里和布鲁门多等人在其医疗保障改革事业方面，能像她在断定和戳穿右翼阴谋这件事上同样灵活并谨慎的话，那么历史可能就不会是这样了。

希拉里一身西装，坐在劳尔对面，发型时髦，有力地打着手势。她坚定不移地为她的丈夫辩护。在寒暄了几句之后，劳尔开始言归正传。“克林顿夫人，最近人们的心里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您的丈夫和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有没有向您详细谈过此事？”劳尔问。

“是的，我们仔细谈过。我认为，一旦事情真相大白，人们会明白一切。可现在我们身陷外界的肆意炒作。人们信口开河，谣言四起。而凭借我多年的从政经验，特别是在丈夫开始竞选总统以来，我已经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忍耐，深吸一口气，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目前，我们面对这些肆意的指控，只能选择沉默。”

劳尔希望得到关于莱温斯基和总统之间更为详细的消息。“他在其对美国公众的发言里没有谈起这段关系到底是什么……他对您说起过吗？”

“说起过，马特，”希拉里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明白一切。但我相信，目前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看到，总统已经毫不犹豫地否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对此事态发展我们将拭目以待。我想，很多人要问我，您怎么会如此平静？或者，为什么您看上去似乎并不难过？我猜这可能是我经历了太多的缘故吧。我是说，比尔和我曾被同一伙人以多种理由指控，甚至包括谋杀。因此我的理解是，这只是他们对我丈夫政治打击活动的继续。”

劳尔告诉第一夫人，之前有报道说，她已经掌握了白宫防务大权，并且是克林顿总统的“首席防御师”。

“是的，我当然要保护我丈夫，”希拉里说，“我当然要为他出谋划策，但不能因此就说我是他的首席防御师。白宫里，他手下有许多才华横溢的律师和能力出众的助手；白宫外，他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劳尔说：“詹姆斯·卡维尔曾说，这是一场总统和肯尼斯·斯塔尔之间的战争。而您也对一些好朋友说过，这是最后的决战，必定要有一方倒下。”

希拉里说：“啊，我已不记得说过这样过激的话了。但我确实认为这是一场战争。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以前都做过什么就明白了。这是一个自从我丈夫宣誓就任美国总统那天起就由右翼分子对其设下的阴谋，其情节足以使任何人去猎奇并撰文。这一点有些记者也看出来了，可美国人民仍蒙在鼓里。实际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令人啼笑皆非。”

直到节目开始前10 分钟，希拉里和布鲁门多还在演练口诛敌人的阴谋诡计。布鲁门多给希拉里部署了一套近乎完美的说辞，里面除了克林顿的性事之外，讲的大都是事实。尽管在法律上存在风险，但希拉里还是自信、成功地上演了一出搅乱时局的演说，从而打乱了斯塔尔一心要陷她丈夫于伤风败俗之恶名、使其无权再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企图。

在劳尔问及克林顿是否送过莱温斯基礼物时，希拉里说，丈夫所处的困境源自于他的慷慨和乐于助人：“我曾看见克林顿解下自己的领带送给别人。我与丈夫已相识25 年，结婚22 年。我经常拿他开玩笑说，在他眼里从没有陌生人。他待人善良、友好，对需要帮助的人乐善好施。因此，各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为了要我丈夫去挨别人的骂吗？我倒真的想知道，他们到底要用什么阴谋诡计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希拉里回到了白宫。对她的凯旋，家人和朋友们（包括哈里·托马森）欢呼雀跃。希拉里说：“我想，这是对他们最好的教训。”

也许，在和平年代，人们从来没有在哪一年像1998 年那样期待当年的《国情咨文》报告，而其原因却与总统对国家大事的看法没太大关系。人们更感兴趣的是，总统在作报告时对其绯闻会说些什么，不管是用言语还是身体语言。如果总统对此事只字未提，是否本身也意味着什么？

最终，总统在演讲中没有提到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名字。相反，他用他那平静、有力、毫不犹豫的语气宣布：“我们已新增1 400 万个工作岗位，实现了24 年以来失业率和30 年以来核心通胀率的新低；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住房自有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犯罪率创纪录地连续5 年持续下降，福利名册人数降至27 年来最低；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独一无二。女士们，先生们，美国的形势一片大好。”这显然没有提到总统执政本身和总统本人。

在接下来的15 分钟时间里，他谈到了几大计划，包括降低税率、在协助工薪家庭提高教育水平和儿童养护水平方面推出新举措。克林顿说：“如果我们明年能够平衡预算，这将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的财政会有很大的盈余。我们将如何利用这些盈余？我的答案很简单—首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今晚，我建议把财政盈余中的每一分钱都保留下来，用于构建21 世纪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一点上，克林顿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一名共和党人说：“他的讲话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他深陷重围却仍能受到拥护。”

是希拉里给了克林顿喘息的机会，她对他的演讲感到非常满意。她认为，这将向人们传达出她一直希望他和白宫能够传达的一个信号：他们没有畏缩不前；国家的事业仍在大踏步向前进；律师们仍在认真对待莱温斯基案；总统有一名贴心太太，她不但接受了他的解释，而且还利用人们对他的攻击重新塑造了他。第二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

希拉里·克林顿认为，对总统不当性行为指控的背后隐藏着要颠覆其丈夫执政地位的“右翼阴谋”，尽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反对克林顿的几个保守派人物已在其共同事业上沆瀣一气。莫妮卡·莱温斯基与克林顿的性关系一案已由两名非常活跃的保守派律师（来自纽约的乔治·T·康威和来自华盛顿的詹姆斯·W·摩迪）移交给了“白水案”独立检察官斯塔尔。

在莱温斯基一案闹得沸沸扬扬时，切尔西正在斯坦福大学读书。希拉里和克林顿不知道她是否能够经受得起他们婚姻危机的打击；他们知道，政治风云难料，一旦他们被迫离开白宫，对切尔西的影响将会很大。现在，同她母亲一样，切尔西必须学会承受这一不可避免的羞辱。

面对媒体热炒，人们不禁担心，希拉里是否会在《国情咨文》演讲之后按计划立即参加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讲话。最终，希拉里决定参加这次论坛。但她要求切尔西在1 月30 日星期五回家，然后去戴维营与克林顿和罗德姆家族成员（希拉里的母亲、弟弟托尼及弟媳）共度周末。这样克林顿可以同切尔西交谈，向她做一下解释，说明一下他们在电话中与女儿讲不清楚的情况。

显然，切尔西的那个周末过得很不愉快，她感到一种久久不能散去的个人和政治危机感。能看得出，克林顿对其造成的局面有一种负罪感。切尔西好像变了很多，出奇的安静、沉默和冷淡。整个周末，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默不作声地看影片。与此同时，希拉里在达沃斯的发言获得了好评。然后她去了阿尔卑斯山滑雪，并于2 月3 日星期四返回华盛顿。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希拉里照常与老朋友保持着联系。很多朋友打电话是为了看她将如何撑过眼下的难关。据她的朋友们说，希拉里总是转移话题，闭口不谈她自己以及他们夫妇眼下的情况，只讨论朋友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每当她遇到了麻烦，都是这么过来的，好像只有这样她才能保持平衡。不了解希拉里的人认为，她这样做是早有考虑，以便赢得媒体的好感。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在希拉里做客《今天》节目之后一周，一个《华盛顿邮报》和ABC联合组织的民意调查显示，59%的美国人相信“克林顿的政治对手正筹谋将他拉下马”，而克林顿本人的支持率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67%。

2 月6 日，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克林顿第一次提到希拉里所称的右翼阴谋。“大家知道，我与第一夫人相识已久，”克林顿说，“她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她的判断几乎从来没有错过。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我不需要再考虑更多。”

这时，《新闻周刊》正准备于2 月9 日刊发一篇题为《阴谋还是巧合？》的封面文章报道。文章写得很专业，但看上去颇似布鲁门多的作品。文章涉及23 个帮助斯塔尔调查的名声显赫的极端保守分子和组织，包括政治家、律师、出版商、智囊团、筹资人和捐款人。

最终，希拉里和布鲁门多通过媒体掀起了一轮针对斯塔尔的扭转时局的大反攻：《纽约每日新闻》的首席记者拉斯－艾瑞克·尼尔森撰文抨击华盛顿新闻界被斯塔尔的“谣言”所蛊惑；《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刊发了一系列关于“阿肯色行动”和理查德·梅隆·史凯菲的文章；美联社的报道主要剖析了独立检察官的策略；代表记者新闻业新潮流的在线杂志《沙龙》和《纽约观察家》以报道总统和白宫的力度对独立检察官做了报道。《波士顿环球报》的专栏作家帕特·奥利芬特批评说，华盛顿新闻界已经“在追求白宫性案证据的道路上走过了头”，从而鞭挞了《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达拉斯早间新闻》、ABC以及《时代周刊》践踏传统公正标准的做法。

同时，斯塔尔正在调查布鲁门多并传唤他接受大陪审团的质询，因为他涉嫌在批评独立检察官调查时阻碍司法公正。“实际上，我是由于对媒体讲话而遭到指控的。”布鲁门多说。他倒愿意自己被定以向“尽可能多的新闻工作者”揭露斯塔尔恶行的罪名。

此时，在白宫，希拉里正在为迎接布莱尔夫妇准备国宴，她决定安排纽特·金里奇坐在她左手边，布莱尔坐在她右手边。她希望能从金里奇的言谈举止里探一下斯塔尔的动向，并权衡他对弹劾一说的看法。她已经看明白，金里奇才是“关键人物”，如果他不坚持，对总统的弹劾将很难实现。

宴会上最主要的话题还是外交事务──波斯尼亚、伊拉克等。金里奇意识到，克林顿夫妇已经与布莱尔夫妇成了很好的朋友。如果不是布莱尔奉行过于自由的政策，金里奇还是非常崇拜这位英国首相的。金里奇主动搭话，对希拉里说：“这些针对您丈夫的指控实在是无聊……即便真有其事，这样做也毫无意义，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希拉里感到既吃惊，又有些高兴。也许，金里奇比人们盛传的更加让人揣摩不透。希拉里没有想到，甚至布鲁门多和布罗克也不知道，金里奇当时也正与一名比他年轻20 岁的下属打得火热，并最终因此而离婚。

以前，对于许多声称与克林顿有过暧昧关系的女子（多数都是无中生有），希拉里和贝齐·赖特都采取了保持沉默和暗中打击的做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这种方法现在行不通了，因为如果这样做，希拉里和赖特有可能陷入斯塔尔对其妨碍司法公正的调查。

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到底做了什么？从斯塔尔的办公室里和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的口中不断传出新的说法。这使得另外一些女子对克林顿的指控也变得煞有介事。其中，一名叫作凯瑟琳·威利的女子在3 月15 日的《60 分钟》节目里语惊四座，她指控总统曾经对他动手动脚。她说，克林顿在葆拉·琼斯一案中在描述他们两人会面时的证词中撒谎：“他说了很多谎话，毁了很多人。我认为一切即将大白于天下。”1993 年，身为民主党党员和志愿者的威利曾要求克林顿为她提供一份工作。她说总统在其椭圆形办公室里抚摸她，并把她的手放在他私处。克林顿说，在1 月份作证时，他回忆了这段经历，但否认与其发生了任何性接触。他说：“当她走进我的办公室时（向我诉说她的家庭困境以及要求他为其在白宫找一份工作），情绪非常低落。像多年来对我的许多其他男女员工和朋友一样，我拥抱了她，也可能吻了她的额头，但绝没有发生性接触。”

琼斯的律师团曾经支持数名女子控告总统对其性骚扰，威利就是其中的一名。现在她正在接受斯塔尔的调查。尽管希拉里不喜欢看电视和读报纸，且已经与其副手们一起设了一道针对目前侮辱性报道的防线，但威利的事情还是让希拉里知道了。不管克林顿和威利之间发生了什么，她只得再次面对丈夫的“好心”带来的后果。最终，威利的证词被斯塔尔认为没有用处，因为与克林顿一样，她曾在琼斯案中关于其私生活发过假誓，但独立检察官从没有考虑过要起诉她作伪证。

威利在电视节目上出现之后的第四天，金里奇和众议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派了一个共和党代表团到独立检察官的办公室，详细审查有关证据，并听取斯塔尔对目前进行弹劾时机是否成熟所做的判断。

这是斯塔尔一直期盼的时刻。他告诉代表团，总统破坏司法公正和作伪证的证据已经越积越多。同时，根据斯塔尔的判断，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实情一旦被揭露，其总统的执政地位便会岌岌可危，国会和美国人民也不会答应他继续执政。

弹劾的时钟已经上紧了发条。海德有时候会对能否沿弹劾的路子走下去而担忧，特别是考虑到克林顿近来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金里奇在这一点上却毫不犹豫，尽管他曾在款待布莱尔夫妇的宴会上对希拉里说过那段话，但他的思想马上又来了一个大转弯，或者根本早已把那段话抛在了脑后。尽管他也担心自己的婚姻问题可能会遭到曝光，但他随后便明确表示了两者的不同性质：比尔·克林顿发了假誓，而金里奇只是没有达到自己或是上帝要求的做人标准。

就连金里奇的部下也相信，他的真正野心在于把总统拉下马，取代他做总统。金里奇的部下中间流传着一个奇怪的说法，由记者伊丽莎白·德鲁首先做了公开报道。德鲁在一次接受《沙龙》杂志的采访时说：

发言人金里奇正在并且一直在向其追随者们灌输弹劾克林顿和戈尔的思想，即：金里奇相信，调查报告将会非常严厉，足以使克林顿受到弹劾（将被赶下台）。然后，问题在于，戈尔作为其继承人将会赦免克林顿，然后自己成为现任总统，这是共和党不愿看到的。因此，如果一旦戈尔赦免了克林顿，按照金里奇的想法，国会应当为其赦免克林顿而弹劾戈尔。一名金里奇的心腹告诉我：“要扳倒克林顿，就免不了要扳倒戈尔。”

我知道，这有些疯狂……我只是在报道众议院发言人（按照《宪法》规定，是在副总统之后接替总统的第二人选）的谈话。

金里奇的同僚们得知他正乐此不疲地抓紧机会弹劾克林顿总统，这使得其他一些共和党人也更乐于支持金里奇了。

希拉里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克林顿执政期的前5 年里，黛安娜·布莱尔每个月都要在白宫住上几天，与希拉里做伴。但在他们夫妇受莱温斯基和弹劾案困扰的1998 年里，黛安娜便很少去白宫，“是的，我是她的好朋友，可面对这一情况，我这个朋友又不知该怎么做了。”与希拉里不同的是，黛安娜早已觉得莱温斯基案事出有因：“他也可能真的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尽管如此，布莱尔却看到，“白宫仍好像若无其事一样，你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尽管对个别问题白宫也会说这说那，但是事情明显有些不对劲儿，他们的做法甚至有些愚蠢。我已经开始怀疑，希拉里是否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春天，她的若无其事才没有继续下去。布莱尔说，希拉里“在克林顿开始执政早期”便开始不看报纸。“报纸总使她生气，她认为报纸也成不了气候……我对此感到很吃惊。我来自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我知道很多的事情—我读《纽约时报》，我读《华盛顿邮报》，我读很多的东西，我在某些事情上比她知道得多。这只是因为她从不看报……我虽然知道这一点，但身为她的好朋友，我感到十分尴尬，我不想告诉她现在网上人们都在热烈讨论些什么，尽管她好像不知道。”

黛安娜说：“她如果对我敞开心扉，我也会对她多说一些。可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我有时候会泛泛地问，‘你最近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回去（阿肯色州）看看。我们一起去吧。’……我确实想这么做，但我又不想强迫她说某些事情，因为我不知道她了解多少，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想了解多少。”

在克林顿接受大陪审团质询之后，悬念终于解开—克林顿的确曾与莱温斯基有过不正当关系……足足好几天，她对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克林顿夫妇的朋友们很早就注意到，每当克林顿亟须希拉里的帮助时，他对她便充满了柔情蜜意。在他们开始于3 月22 日的为期11 天的非洲六国之行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后来，希拉里写过一段她与克林顿在博茨瓦纳乔贝河上泛舟的浪漫时光。那天，他们看到了大象、河马、雄鹰、鳄鱼以及一只母师和四只幼狮。尽管有评论家批评说，这一行程纯粹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但实际上，这是在很早之前就安排好了的。这是克林顿任期内最长的一次出访，他在年轻时就梦想着去撒哈拉南部非洲旅行。这次，他访问了加纳、乌干达、卢旺达、南非、博茨瓦纳和塞内加尔，并发表了关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民主和人权问题的讲话。历史上，从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访问过上述非洲国家。

确实，远离了华盛顿这个是非之地，他们两人都很高兴，再也不用应付那些四起的谣言，再也不用苦心孤诣地算计，再也不用深陷绯闻。尽管希拉里的下属们看到，她在出行之前似乎对事态有了些关心，但她还是可以利用这段旅行缓解一下内心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她曾经来过这些地方，而且在这些地方享有很高的声誉。

这次非洲之行，她俨然成了他的向导。一些旅游界的媒体注意到，他爱护她，他需要她，他非常喜欢她在身边。

4 月1 日，克林顿在塞内加尔接到了贝内特的电话。克林顿任命的联邦法院法官苏珊·韦伯·赖特（在之前处理琼斯案过程中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历尽挫折，终于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取缔了葆拉·琼斯的上诉。克林顿说：“这太棒了。”但是，舆论却认为他不能高兴得太早。福克斯新闻台搞了一个短片：克林顿坐在酒店窗户外面，嘴里叼着雪茄，敲打着一只非洲当地的鼓。

在那年春天克林顿出访非洲期间，由于大陪审团调查时泄密，斯塔尔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并因此转为守势。肯德尔在法院提出一项动议，并引用了广播和报纸关于“与调查密切相关”的检察官、调查人员及其他人的50 处报道。斯塔尔很少得到莱温斯基律师的帮助，而特勤局则坚持认为，对保卫总统的特工人员进行调查将使总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同时白宫称，布鲁斯·林赛和其他为克林顿辩护的律师都有与客户间的保密协议。斯塔尔恼羞成怒，决定再次用最初的“白水案”向白宫发起攻势。使希拉里吃惊不已的是，4 月25 日，她再次被要求发誓作证，时间长达近5 个小时。当检察官们向她出示有关的财务档案时，她说：“我从来就没有仔细看过有关‘白水案’的账务记录。”她还两次引证说，对于与另一方婚姻关系的问题，夫妻一方有权拒绝回答。

在五六月份，克林顿夫妇的心腹们注意到，他们两人之间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甚至体现在了公众场合。他们从来没见过克林顿夫妇之间如此冷漠。之前他们见过希拉里对克林顿生气，但这次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此之前，克林顿夫妇私下里彼此一往情深。克林顿的一名副手说：“他们会手拉手，他们会接吻。当她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便会站在那里，抱住他……每当他们在一起时，所有人都会知趣地回避，只留下他们两个。他们深爱着对方。”

直到7 月底，他们之间仍看不出有和解的迹象。这集中反映在了一次为两名殉职警官举行的纪念活动上。前一年冬天，这两名警官在阻止一名疯狂的持枪反政府抗议者进入国会山时殉职。一名副官说：“当时，我们与其他人正在一个房间里，克林顿走进了房间。而随后希拉里进来，走到了离他最远的地方。很明显，希拉里是有意的。只要克林顿往一个方向走，她便一定朝相反的方向走。她故意不让他靠近，她根本不想与他沾边。”

就在7 月底的这段时间里，希拉里从戴维·肯德尔那里得知（两人都没有透露确切的时间），斯塔尔已开始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协商，要其向大陪审团陈述案情。

斯塔尔还通知肯德尔，他计划传唤总统向大陪审团作证。肯德尔和其他律师坚决反对让总统作证，原因是刑事调查的对象不能向陪审团作证，但可以请求申请《第五修正案》的权利。希拉里告诉肯德尔和克林顿，她认为他必须作证，因为他们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已经别无选择。

律师团对这件事情看得很危险，希拉里的态度使他们大吃一惊。毫无疑问，克林顿向大陪审团作证时，斯塔尔将会向克林顿提许多刁钻的问题。斯塔尔甚至曾要过克林顿的血样。希拉里写道，肯德尔认为，斯塔尔可能只是要吓唬一下克林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那时，希拉里仍然相信，血样检查的目的是为了将克林顿的DNA与盛传已久的莱温斯基那条蓝色裙子上的污渍作对比。

肯德尔不愿意克林顿作证，原因还有一个—他认为，即使克林顿躲过了斯塔尔要弹劾他的企图，斯塔尔也会在克林顿卸任之后再次起诉他。作为律师，他们都不希望他们的主顾在法庭上面对大陪审团天南海北的提问并疲于应付。然而，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如果总统在宣布清白之后7 个月拒绝作证，那么民主党争夺国会席位的计划将受到严重影响。当然，民主党的选举大潮有可能阻碍弹劾进程。

8 月6 日，莱温斯基向大陪审团陈述案情。如果她的陈述不实，将可能被控作伪证。克林顿知道，他这次是摆脱不了了。斯塔尔已经发出了传票要他于8 月17 日作证，没有回旋余地了。他本应该告诉他的妻子以及全世界：他说了谎。他本应该向希拉里解释，他在7 个月前告诉她的他与莱温斯基的关系并没有反映出事情的真相。

8 月14 日星期五，克林顿去找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问她是否可以先与希拉里谈谈，她断然拒绝了。

希拉里回忆说，星期五晚上，贝内特以商量其他事情为由来到白宫，问她打算怎么办。那时，贝内特是克林顿夫妇的私人顾问，可以自由与他们两人见面，与律师肯德尔一起出谋划策，为总统和第一夫人处理私人和财务问题，协商出书事宜，甚至阻止记者发表不利于他们夫妇的文章。

贝内特问希拉里是否担心，一旦有她想不到的事情出现怎么办。

希拉里说，她告诉贝内特，她不相信还会有别的事情，她已经问过克林顿多次，除非克林顿对她不忠。

贝内特坚持说，她必须要考虑克林顿说谎的可能性。

希拉里说：“我丈夫可能也有不对的地方，但他从来不对我撒谎。”

8 月15 日星期六，克林顿一大早便叫醒了希拉里。希拉里写道，“这次他没有坐在床边”，而是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他告诉她，情况比他原来想象的“严重得多”，他现在只能证实自己曾与莱温斯基有过“不恰当的亲昵行为”，但只是偶尔发生过。7 个月前，他之所以没有告诉她，是因为害怕她会发火，而且自己也羞于提起。

希拉里在《亲历历史》中写道：“我几乎喘不上气来，只能大口吸气。我哭着向他咆哮：‘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为什么要骗我？’我狂怒不已，且一发而不可收。他只是站在原地一遍遍地重复：‘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怕伤了你和切尔西。’”

在这之前，她还相信，克林顿只是不应该过分关心莱温斯基，从而招致人们对他的不公平待遇。而现在，她已经“目瞪口呆，痛心不已，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相信他”。

萨拉·埃尔曼说：“她当时就应该杀了他。”后来，萨拉、黛安、多萝西·罗德姆和希拉里本人都曾谈到过，尽管当时她已“心如刀绞”，但她最终做出了决定：维护婚姻，并且竞选美国参议员。

希拉里坚持要克林顿亲自告诉切尔西“他也欺骗了她”。她写道，他们两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将很难维系下去，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她说当她执意要求他告诉切尔西时，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对白宫来讲，除了莱温斯基自曝与克林顿绯闻的那一天，恐怕再没有哪一天能比总统向大陪审团作证的那天更令人惶乱无措了。当时除了律师还知道克林顿作证时应说些什么，没有人（包括克林顿本人）知道将在公众场合怎么说。他的演讲撰稿人和其他一些副手也为他写了一篇在其作证后对国民的讲话稿，可他连看也没看一眼。

布鲁门多当时正在意大利，他给希拉里去了电话。他在尊重她隐私的前提下，提醒他们必须要考虑政治问题。她同意这一看法。她告诉他，总统必须向大陪审团作证，将“遇到麻烦”，“可他必须要面对这一点”。布鲁门多认为，他们夫妇之间发生的事情恰恰反映出他对她的在乎。尽管这说得有些过，但却切中要害：“希拉里对丈夫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痛改前非，因为之前他们的婚姻也是披荆斩棘过来的。现在，她发现事情并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她的那颗高傲的心受了打击，这使她在很多人的眼里变得更加和蔼可亲了。她在使自己坚强起来的同时，也引发了别人对她的好感。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体现出她与她那位不争气的丈夫之间的进展情况。”

考虑到自己的婚姻前途未卜，克林顿正努力考虑自己的证词，以免进一步伤害到他们的婚姻。作证地点选在了白宫位于地下的地图厅。在克林顿同意由其律师陪同作证之后，斯塔尔便撤回了传票。克林顿在法庭的整个作证过程预计将持续4 个小时，且整个过程都将被实况录像，供法庭上的陪审团观看。克林顿知道，尽管有陪审团保密协议，但最终录像带会公之于众。

也许是有些心存幻想，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克林顿看到了一丝对斯塔尔一帮人反败为胜的可能。他是一名语言大师，这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克林顿的回答总是长篇大论，而且在回答时顺带着便把他们的恶意戳穿了。当他们提到琼斯案时，他做了反击，并且指出了其背后的政治目的：“他们以为向我扔出一个大铁球，便可以看我的笑话了。”他指出，琼斯案是由“我的政敌赞助的”。

第一个提问的是斯塔尔的副手罗伯特·彼特曼：“总统先生，您是否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小姐有过身体上的亲近？”

接下来，总统的一句回答是那天的一个亮点，其耐人寻味的程度不亚于他曾说过的一句“八十又七年之前”。总统说：“这取决于‘是’这一词到底该怎么理解。”

克林顿读了一份书面声明。在声明中，他承认与莱温斯基“发生过不正当的亲密接触”，但“并没有发生性行为”（1 月份他为琼斯案作证时听到宣布的罪名记录中有发生性关系这一条）。他对大陪审团以及将来那些可能看录像的人们说，“我向大陪审团成员们打赌，他们所谓的两个人发生性关系是指他们上了床，是指他们有性交行为”—不是口交。“为了维护我所执政的政府的尊严”，他对彼特曼说，然后低头看了一下笔记，“我对这一特殊情况的特别之处的全部叙述就是这些”。

他们在法庭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争论什么是性行为，什么不是；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行为到底属于哪一种行为（克林顿一直强调他不会叙述事情的细节）；他曾告诉弗农·乔丹说“他与莱温斯基没发生过性关系，这是真的”等等。

他抓住一切机会对斯塔尔调查中所采取的手段进行分析，并提醒听众：他是美国的总统，肩负着庄严的使命。“这些事情已经纠缠了我7 个月，其细节我已无法记清楚了。莱温斯基小姐已被你们动用了四五个律师和四五个FBI特工盘问了好几个小时，好像她已经成了千古罪人，好像世界上再没有更重要的事情了一样。而事实上，世界上正发生着许多事情。”

克林顿在其独白中举了克拉伦斯·托马斯与安妮塔·希尔对簿公堂的例子，并做结论说，“我相信，他们都认为自己在讲实话”，以此来证实对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两种自认为真实的解读。检察官们只是一个劲儿地问“是否触摸、亲吻过她的胸部，或是否触摸过她的私处”。这些话出现在录像带上，有些不堪入耳和不堪入目。

斯塔尔最后一个提问。在原定6 点30 分结束的听证会的最后12 分钟时，他连续三次质疑白宫试图使用其行政特权掣肘。在被任命为独立检察官之前，斯塔尔从未审理过刑事案件，这一弱点在近两年里反映得特别明显。克林顿则一直采取拖延战术，他不想因此使他的执政受到威胁。“在过去5 年半的时间里，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然而，我却不得不为一些事情去争、去斗。从来没有一位前任总统会因为这些事情耗费时间……一路走到今天，我一直在努力，我始终牢记着美国人民赋予我的使命。”

当斯塔尔要求延长听证会时间时，遭到了肯德尔的拒绝。

就在克林顿作证的同时，希拉里正坐在“日光浴室”里。她的身边是走来走去的副手们，他们正在撰写一份声明，用于克林顿在当天晚上在电视节目里的讲话。那天早上，希拉里曾要求哈里·托马森与此刻正在巴西的詹姆斯·卡维尔取得联系。

“希拉里很希望你来，”托马森说，“这几天的日子实在难熬……如果你能在她身边，她会感觉好一些。”

卡维尔直接来到了“日光浴室”。“那气氛就像有人死了一样，”他说。通常，每当他见到希拉里，总是见她衣着艳丽、发型入时且略施粉黛。而这次见面，她却只是把头发扎成一个马尾辫，也看不出化没化妆。“她一定哭过，”卡维尔回忆说，“她要我坐在她边上……只是说了句，‘过来坐下。’”

听证会结束后，克林顿回到官邸洗了个澡，吃了点儿东西。希拉里瞥了他一眼，她看得出他刚才发过怒。他走过去与律师和正在写稿子的撰稿人谈话。卡维尔说：“我认为他并不想走进那个房间（希拉里在里面）。”

卡维尔晚上8 点离开，参加了拉里·金主持的节目。与此同时，克林顿即将向全国做出声明的草稿也已经撰写完，但是希拉里并不想看。卡维尔说：“希拉里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在克林顿的讲话中，他是否应当攻击斯塔尔或者承认与莱温斯基的不正当关系并道歉？对此，一些白宫官员们展开了讨论。切尔西也在边上听着。希拉里后来说，最后，“出于习惯也可能是好奇甚至是爱”，她还是加入了起草声明的小组（包括克林顿、白宫顾问查克·拉夫、米基·坎特、拉姆·伊曼纽尔以及托马森夫妇）。出于对希拉里的尊敬，他们再次关上了电视机。希拉里问了问事情的进展。很明显，总统尚未决定他该说什么，他正在气头上，有些惶乱无措。他已经定于晚上10 点到广播网做节目，并把这作为攻击斯塔尔及其不公平调查的一个好机会。至于他应当如何掌握火候，幕僚们却各执己见。克林顿越发感到泄气不已。希拉里突然说：“好了，比尔，这毕竟是你自己的讲话，是你自己搞到现在的地步。你自己拿主意吧。”这是那天她提出的唯一建议。

尽管克林顿的讲话必须包含道歉的内容，但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在过去几个月里有什么错误。后来，他告诉一位朋友说，在开始几天里，他是通过说谎才保住了自己的饭碗。

电视讲话中，克林顿一开始便声明，自己已向大陪审团做了如实回答，“包括针对一些我私人生活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愿意回答。但是，对于我所有的公共和个人行为，我都负全责”。

他又对之前他为葆拉·琼斯一案的证词做了解释。“大家知道，在1月份的宣誓作证时，我被问及与莱温斯基的关系。”克林顿说，“尽管从法律上讲，我的回答很准确，可我并不是自愿的。确实，我曾与莱温斯基小姐有过不恰当的关系，我也知道这不对。对我个人来讲，我对我判断上的失误以及个人的错误应负全责。我误导了别人，包括我的太太。对此我后悔不已。”

然后，克林顿便开始了对斯塔尔的声讨：“这件事已历时太久、耗资太大、伤到了太多无辜的人。现在，我和我最深爱的两个人──我的太太和女儿，已深陷其中……我决意要恢复我的家庭生活，挽回我的家庭。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与任何人无关，总统也有自己的生活。现在，是到了该停止破坏私人生活、停止钻营私人秘密，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大事上来的时候了。”

克林顿的大部分政治顾问都认为，他不应该用这样刺耳的字眼抨击斯塔尔。随后，一些媒体新闻记者、政治家甚至一些民主党人都立即对此发表了评论，对克林顿的这一讲话极力表示反对。舆论认为，克林顿根本就没什么悔过的表现。共和党人要求克林顿立即辞职或者接受众议院弹劾和参议院定罪。参议员莫伊尼汉认为，总统不是在道歉，而是在讲斯塔尔，因此他的讲话“不完整”。莫伊尼汉在奥尔巴尼的一家电台说：“我们难道只是听他唠叨独立检察官的事情吗？”

克林顿讲话结束约10 分钟后，布鲁门多酒店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是总统打来的电话，问他对讲话的看法。布鲁门多说：“不错。”当希拉里问他时，他也说“不错”。克林顿对自己的讲话也感觉不错，他说：“希拉里感到满意，这就足够了。”当布鲁门多与卡维尔和马克·佩恩在电话里交谈时，他分明听到总统和希拉里在电话的那头开玩笑。他因此认为：“他们仍是一家人，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将会很困难。”

希拉里安排办公室发表公开声明，称她将继续致力于维系他们的婚姻，继续爱着她的丈夫。“她依然相信总统，依然对他一往情深。她的私人生活被公开，为此她感到极为不安。”这可能是她的真实想法，也可能是无意间的流露，但在当时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明智之举，她必须做好准备，迎接后面的难题。

第二天早晨，希拉里、切尔西和克林顿来到马莎葡萄园岛过“暑假”。希拉里戴一副墨镜，面无表情，与家人一起穿过南草坪来到海军一号。切尔西走在父母中间，牵着两个人的手。

一名与他们同行的助手说：“我觉得，切尔西非常爱她的妈妈。”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直升机之旅和去马莎葡萄园岛的飞行之旅中，气氛有些紧张。很小的飞机（为适应马莎葡萄园岛机场的短跑道）里面塞满了人：克林顿一家的中间坐着几名特勤局特工，飞机后面还坐着几名记者。这名助手说：“这令人很尴尬。”切尔西和希拉里之间的谈话声音很小，因为坐在他们前面的克林顿正在沉思。飞机上，克林顿还随身带着一本悬疑小说，时不时看上两眼。

克林顿夫妇的朋友弗农·乔丹、卡利·西蒙、房地产开发商理查德·弗里德曼在机场等候他们。克林顿和切尔西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拥抱，而希拉里却退到了后面。一名在机场欢迎的人说，希拉里看上去有些木讷，而克林顿却“用他那双洋溢着温情的大眼睛看着我，突然哽咽着说道：‘你知道，事情简直是糟透了。’他看上去非常难过和严肃”。

克林顿后来说：“那几天，我除了祈求别人原谅，就是计划对基地组织实施打击。”希拉里睡楼上，而克林顿则睡在楼下的沙发上。即使她偶尔对克林顿讲话，也往往动辄大发雷霆。希拉里后来写道，那几天，她非常郁闷、失望和气愤。她能体会得出，她和克林顿都已经够了。他们于星期二下午5 点到达，并在星期三晚上到沃农和安·乔丹的家中为克林顿过生日。以往，克林顿的生日宴会都会有几十个朋友参加，庆祝声、乐队声不断。而这次，却只有乔丹夫妇在场。吃完甜点之后，切尔西便与她的朋友们出去了。希拉里说，她痛恨与克林顿一起被困在这个岛上。

在白天，如果克林顿不与顾问们开会，便与他的狗玩，或者自己一个人待着。通常，每当克林顿发表完重要讲话或发生了重要事件之后，他都会打电话调查人们对他的看法，这次也不例外。他在深夜给新泽西州参议员鲍勃·托里切利打了好几次电话。托里切利说：“他说他非常痛苦。我对他说，‘您知道，您是做错了，可您并没有毁掉任何人，也没有违反《宪法》，您只是严重失误。但是，不管对错，如果您把它这当作您生命的一部分时，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总统回答说：“可是，我一下子就犯了个大错。”托里切利发现克林顿的情绪太低迷，便再次劝他说：“您能权衡事情的好坏，说明您仍然不失为一名优秀的男人。”“他当时已经深深陷入了痛苦……他深爱着希拉里，全身心地呵护她、敬仰她。我听得出，他的声音里忍受着痛苦。这痛苦不是政治的，也不是法律的，而是为了希拉里所遭遇的一切。”

8 月20 日凌晨3 点，克林顿发出最终指令，将继续对本·拉登实施打击。当天晚些时候，在马莎葡萄园岛埃德加敦一所学校的体育馆里，他向记者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

随后，克林顿飞回华盛顿，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电视讲话，对他的这一决定做了解释。“我们的目标是打击恐怖主义。我们的使命非常清楚—打击由本·拉登联络和赞助的基地组织网络。本·拉登可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头号主使人和赞助者。”克林顿发表讲话之后，一些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支持他的决定，但对时机掌握持怀疑态度。对克林顿最为不利的是，美国1997 年发行的一部著名的荒诞喜剧电影《摇尾狗》获得了成功。这部电影描写了一名虚构的总统，他决定对一个邻近敌对国家发动袭击，以转移本国国内民众对他自身其他一些问题的注意力。

同时，希拉里给黛安娜·布莱尔去了电话。希拉里告诉她：“许多人认为，我应该把他的衣服从‘杜鲁门官邸阳台’上扔下去，然后把他也一脚踢出去。但你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远没有那么简单。”

克林顿在星期五又返回了葡萄园岛。希拉里仍然没有原谅他的意思，但他们开始说话了。他们一起散步，一起走在林荫小道上。在那里，他们可以防止遭到狗仔队的偷拍。克林顿注意到，他们之间只是稍微有些“解冻”，与切尔西也是一样。

克林顿·斯蒂伦说，在葡萄园岛的假期里，希拉里和克林顿看上去已经“身心憔悴”。他说，希拉里“神情沮丧”，在一次与朋友的大型晚宴上“不得不极力掩饰内心的不快而故作镇静”。当他们硬着头皮一起参加公开活动时，“所有人都看得出他们夫妻之间心存芥蒂”。在一场招待会上，克林顿遭遇了尴尬的一刻—当时，法律教授亚伦·德萧维奇自告奋勇给总统“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教育他为什么不肯从法律角度动动脑筋”。

“ 总统夫妇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 是的， 她已视他形同路人……他们在一起时完全是在逢场作戏。她故作镇静，却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这令我非常难过。”斯蒂伦说。

希拉里在葡萄园岛期间，其举止和性格给斯蒂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她显然是一名拥有非凡感受力和睿智的女性”。但最使斯蒂伦感动的，是希拉里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耐力和毅力。

“希拉里的阅历很深，她所经历的挫折是难以想象的。可她令人不可思议地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坚强地挺了过来，并维护了他们夫妻间坚实的关系。直到现在，我们仍旧能看到他们夫妻之间的恩爱。”

在华盛顿，呼吁弹劾总统和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克林顿4 分钟的讲话中并没有向国民表现出“足够的悔悟”，因此他正在逐渐失去一部分民主党人的支持。来自斯塔尔办公室泄露的消息说，独立检察官马上就要完成报告，并将尽快提交国会。民主党众议院领导人迪克·格普哈特认为，总统很可能将受到弹劾。民主党人一个接一个地拿起话筒，谴责总统的撒谎和不负责任，在关键时刻只顾抨击斯塔尔，而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上则表现得无能。看上去，如果共和党不能强迫总统辞职，便会决定实施弹劾。克林顿的政治幕僚们为了极力平息此事，不断呼吁并许诺说，总统在回来之后将会有悔悟的表现，他也已经意识到，之前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检讨得太少。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并引用了民意测验的数据：总统的支持率稳居62%，几乎达到了执政以来的最高点。

希拉里说，在葡萄园岛度假结束后，他们两人的关系有了一点起色。她后来说，尽管她当时心如刀绞，但在那独处的10 天时间里，她才再次意识到自己对克林顿的爱。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休止政治战争的新阶段”。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在“为我的丈夫和婚姻而战斗，但我决定为了我心中的总统而战斗”。

1998 年9 月9 日下午晚些时候，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式提交了弹劾报告。正式报告长达445 页，共计11 万字，并附有36 箱附件资料。

斯塔尔的报告指出，对总统实施弹劾基于11 项理由，包括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渎职。报告中先后有581 次出现了“性”一词。

在理查德·尼克松一案中，独立检察官并没有建议实施弹劾，或者在《宪法》框架内委托国会付诸任何行动，而只是提交了调查中发现的大量事实材料，不包括任何外部评论或建议。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波德斯塔担心，政府高官的不检点将会在国会以及普通民众中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9 月10 日，克林顿召集内阁成员及几名白宫官邸的工作人员，为他曾对他们和公众撒谎表示道歉。克林顿说，他将用他的余生来弥补他的过错。然后，关于敌人，他又做了长篇大论。内阁成员的反应不一：一些人支持克林顿的领导并发誓，一些人甚至想拂袖而去，还有一些人指责了总统。唐娜·沙拉拉尖锐地批评了总统，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批评则比较委婉。1 月份，这两名内阁女性成员都曾支持过总统并且相信了他的解释。

唐娜·沙拉拉说：“我本来以为，这次会议是克林顿总统面对大家并向大家明确承认错误。可是，他似乎认为，他只要走进屋，道个歉就可以了。我突然意识到……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私人的，必须与其他事情分开……我认为，公众人物必须特别注意他们的私生活，并告诉了他这一点。我希望他向我保证他能够理解，领导人在道德上也要为人表率。他的回答很奇怪，‘根据您的标准，我们应当选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了。’我觉得这一回答伤到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但他们大都一句话也没说，原因是他们不确定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正视着他的眼睛，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据肯德尔判断，斯塔尔的报告中可能有一些关于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行为的详细描写。为此，希拉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现在，不仅是斯塔尔，就连亨利·海德也拒绝肯德尔在报告公开之前先看到它。9月10 日，众议院法规委员会一致同意将这份报告公开。第二天下午，众议院全体投票，以363 票赞成、63 票反对通过了公开报告及全部附件资料的决定。仅过了一个小时，网上便贴出了有关消息。

斯塔尔说，他希望最大限度地展示调查组的调查工作，他对报告中的叙述部分也十分得意。但是，斯塔尔的几名下属对报告持有异议。斯塔尔的一名骨干副手布瑞特·卡凡诺（后来被乔治·布什任命为联邦法官）说：“报告的叙述部分使人对克林顿总统感到同情……他需要治疗，而不是卸任……我们的工作不是要把克林顿赶下台，而只是公开有关的消息。”斯塔尔的目的很明显，也得到了很多副官们的支持。一些副官甚至明目张胆地说：他们要羞辱希拉里和克林顿，并将他们赶出这座城市。他们相信有足够证据对克林顿的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行为实施弹劾。即使国会不同意弹劾并证明他有罪，仅凭斯塔尔收集的那些令人作呕的故事，也足以使国民感到厌恶不已，并要求克林顿下台。

那个下午，整个国家都惊呆了：报告的内容超出了许多人想象力的极限，包括白宫律师团、网络新闻节目主持人以及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海德和几名共和党领导人知道实情），当然还包括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包括切尔西·克林顿，她此刻正从网上阅读报告的节选。报告以耸人听闻的半色情语言再次详细描写了总统与莱温斯基的关系，并且提供了一张照片，把克林顿描绘成了一个沉湎于情色的堕落分子和色情狂，从而彻底使克林顿颜面扫地。那条蓝色的裙子只是报告的一个前奏，里面还写到了电话调情、用雪茄烟作性具、总统在卫生间手淫以及与国会领导谈话时接受口交。

克林顿告诉他的朋友特里·麦克里夫说：“这简直是不把我当人看。”詹姆斯·卡维尔说：“整个阴谋的核心原来就是几下口交，没有电话录音，也没有税收审计。口交本身说明不了什么。”报告使用大量篇幅直接引用大陪审团的证据，按照《宪法》规定，这些证据是不能在法庭上用于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

与此同时，克林顿在继续进行他的一些幕僚们所称的“忏悔之旅”或“悔悟之旅”。他们相信，他的态度是真诚的──寻求人们的谅解，投入到牧师的怀抱，坦诚其罪恶并竭力保住总统职务。

希拉里也开始采取行动了。

1998 年9 月17 日，贝齐·埃柏林和黛安娜·布莱尔来到白宫，与希拉里谈心。

贝齐·赖特说：“我们与希拉里一起待了5 天。8 月17 日之后，我只见过总统一面。就在同一个周末，众议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是否应公开总统向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及其他一些录下来的证据展开了争论，这些证据包括莫妮卡·莱温斯基与她的知己女友琳达·特里普之间的电话记录。

黛安娜说，当时，尽管总统和第一夫人“各自为战，很少敞开心扉互相交谈”，但她仍旧毫不怀疑，他们应当将婚姻关系维持下去。“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爱情，因为他们必须相依为命。他们已经走过风风雨雨的25 年了。这一点，只有有过相同婚姻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9 月18 日，弗吉尼亚州国会议员吉姆·莫兰给希拉里打电话说：“如果你是我妹妹，我会抓住他，把他带到房子后面，然后打烂他的鼻子。”

接到莫兰的电话，希拉里感到很高兴。克林顿曾经认为，莫兰是一名民主党的关键同盟人物，并在1 月份向他保证他与莱温斯基没有任何关系。莫兰相信了他的话，并一直支持他，直到9 月8 日的电视访谈节目中，莫兰说：“事实情况是，正如他在法庭上一样，他对美国人民撒了谎。这件事情足以使他接受弹劾。”他告诉希拉里，她丈夫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骗子”。正如莫兰敬佩克林顿的能力以及对公共服务的承诺一样，克林顿对希拉里（也包括支持他的所有人）的所作所为让他感到失望。

希拉里回答说，弹劾得到了那些一贯反对克林顿的右翼分子的支持。一旦他们得逞，将对整个国家十分不利。然后，他们又继续谈了15分钟。

希拉里说自己俨然已成了克林顿的防卫将军。

当天下午，众议院同意将克林顿向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带公布。为此，希拉里早有准备。一些基于录像节选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走漏消息的新闻报道表明，录像记录了克林顿向检察官们大发雷霆的过程。

9 月21 日下午，克林顿向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被公开。这是克林顿执政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媒体在转播过程中使用了30 秒延时，以便能将有关牵涉到性的内容删去。可观众看到的仍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检察官的行径使他们感觉受到了严重冒犯。至少，民意测验表明，斯塔尔和国会的言辞太过淫秽，这比克林顿的行为本身伤害了更多人。

在这之前，电视上正在转播克林顿向联合国发表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讲话，之后便切换到了这段录像。有些电视台的电视画面上做了画中画效果—一边是联合国代表起立热烈欢迎克林顿总统，另一边是总统在作证—人们听到的则是“摸胸”等不堪入耳的语言。

第二天晚上，参加完联合国大会之后，纳尔逊·曼德拉在白宫表达了他对克林顿总统的欣赏：“我们经常说，道德不允许我们抛弃我们的朋友。今晚，我们要说，无论何时，只要您有困难，我们都会想到您。”

希拉里后来写道，如果曼德拉能够原谅他，她也会去尝试原谅他的，虽然这很困难。

米兰娜·威维尔一直是希拉里最忠实的拥护者，她说：“这件事不是能掩饰过去的……每当他们在一起时，人们便能察觉到什么。可希拉里也很不容易，公务繁忙，整日不是在直升机上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这的确非常痛苦。她必须不惜一切努力学会自己处理这些事情。她必须清楚，她是个公众人物，整个美国都在看着她，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她。”

希拉里比大部分媒体更早地察觉到了华盛顿以外的动态，这已经超出了民意测验的范畴。她发现，在国会选区和几个参议院竞选激烈的州，人们都希望息事宁人，尽快体面地结束这场闹剧，而她自己在这场闹剧中被迫扮演了主角。

人们对第一夫人的看法也在改变。很多人看到，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难能可贵地坚持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也有一些人认为，她为女性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因为她本应该与克林顿结束关系并离开他。

希拉里认为，当前，自己主要应当为民主党候选人的选举做工作。她相信，如果民主党人在11 月的中期选举中有强劲表现，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共和党人的注意，从而使他们不敢贸然推行其热衷的弹劾总统以迫使其下台的计划。与此同时，总统也已在促进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和谈方面取得了进展。

唐·琼斯告诉过希拉里，保罗·田立克在一次经典的布道中说：“当我们深陷痛苦和不安时，命运就会时不时地眷顾我们。”因此，希拉里说，她每过几天便会看一看有没有好运发生。

希拉里按照自己的工作计划，做演讲、在国内外旅行、支持全国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即使是在南方诸州，她也吸引了大量的拥护者。每当她在一个州或者一个选区举行完活动，民意调查便显示出，民主党候选人为此而受益匪浅。鲍克斯的女儿、希拉里的弟媳妮可尔说：“希拉里非常努力，她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女性，是为竞选活动做出努力的最受欢迎的高官。”

希拉里先后参加了二十多个州的集会活动并发表讲话。尽管她被查出腿部有血凝块，并且做了治疗，但她仍未停止支持竞选的活动。她说：“我们必须向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发出明确的信号，美国人所真正欣赏的是踏踏实实做事。”10 月中旬，克林顿在国会通过一项预算，使美国联邦政府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收支盈余。

距离中期选举已剩下不到3 周的时间。金里奇估计，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将凭借反克林顿以及支持弹劾这两点赢得22 个席位。他发誓说：“只要我还是发言人，在以后的每次讲话中，我都要谈到这一个主题。”

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打出的一条广告中，许多母亲大声疾呼：“你对孩子们都讲了些什么？”在10 月29 日NBC/《华尔街日报》的民意调查中显示，68%的公众不满意国会对总统弹劾的方式。反对之声不只是针对共和党，国会中的民主党也没有形成一条统一战线。有些人认为，应对总统实施有计划、有步骤的处罚，从而使他免遭弹劾的厄运；还有人认为，应当确定几条弹劾的原则，从而放慢事态的进程，并且使弹劾过程能够体现出公平（共和党所采用的方式看不到这一点）。

犹他州的詹姆斯·汉森是热衷于弹劾的众议员之一，他在前一周的电台节目中说：“90%以上的共和党人赞成弹劾，他们也赞成谴责以及其他许多近乎疯狂的惩罚方式。有些人甚至赞成暗杀，这一点我不能赞成。”

众议院已在月初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授权司法委员会正式实施弹劾的决议，其中有31 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迪克·格普哈特预言：“我们将反败为胜。”白宫则希望11 月的中期选举将使弹劾一事不了了之。而且很明显，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不管总统犯了什么罪，弹劾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1 月2 日，中期选举的前一天，萨利·奎因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3 700 字的整版文章，阐明了华盛顿和整个美国对弹劾一事的不同看法。她写道：“除了个别事情，整个华盛顿的当权派都为总统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耻，并且希望总统能够正式承认其行为的严重性……不仅是为了局部和谐，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业以及总统更好地执政……然而整个国家的民众对此已经厌倦，但仍希望国家事业能够正常进行下去。自然，克林顿不是第一个撒谎的美国总统，但其撒谎的内容和场合却激怒了华盛顿的当权派……如果说华盛顿是一个部落，那么总统则是这个部落的酋长，人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对部落成员撒谎。”她还写道：“让华盛顿民众愤怒的是，他们华盛顿圈子里一开始就订立了规矩，但是现在看上去已经不再时兴和适用。”她建议克林顿“辞职”，以免华盛顿“再度蒙羞”。

克林顿的幕僚们大吃一惊，他们又一次领教了自称为这个城市统治阶级的人们的伪善。他们给克林顿复印了这篇文章，而克林顿却有些得意地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选举之夜，克林顿和下属们一起在约翰·波德斯塔的办公室一边吃比萨饼，一边通过电话和互联网了解民意测验的情况。希拉里、副顾问雪莉尔·米尔斯和玛吉·威廉斯则在白宫剧院一边等候测验结果，一边看着根据托妮·莫里森写的小说《宠儿》改编的电影。

第二天，民主党在众议院获得了5 个席位，从而将共和党的席位从223 个降低到211 个。在参议院，共和党仍保持55 个席位，领先民主党的45 个。无论是基于人们对当前总统即将卸任的判断，还是鉴于选举的特殊形势，这一结果都有些令人琢磨不透。许多新闻界的专家原来都认为，共和党将会在中期选举中大捞参众两院的席位。美国历史上，上一次的总统党在第二任期内仍获得席位的情况要追溯到1822 年。希拉里认为，如果民主党能够在反弹劾一事上更加团结和坚决，中期选举结果会更好。

选举前舆论认为将席位不保的巴巴拉·鲍尔斯获得了胜利；在纽约州，舒默击败了达马托，这令希拉里非常满意；同样令她满意的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劳希·费尔克洛斯被击败。希拉里怀疑，费尔克洛斯在任命斯塔尔为独立检察官一事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星期五，纽约州的另外一名参议员莫伊尼汉在曼哈顿接受了电视新闻记者加布·普莱斯曼的录音采访。莫伊尼汉说，今后两年之内，他不会竞选第五任期。星期五晚上，这条消息便人尽皆知了。纽约哈莱姆区国会议员、克林顿总统的热烈拥护者查尔斯·兰赫尔打电话给希拉里说，她应该考虑参加参议员的竞选，以弥补莫伊尼汉的空缺，他认为她能够获胜。早在10 个月之前，民主党纽约州女主席朱蒂斯·霍普就告诉过希拉里，她相信莫伊尼汉不会参加2000 年的参议员竞选，并且劝她尽快考虑参选一事。

希拉里后来说，她告诉兰赫尔，她并不打算参选参议员，因为她还有许多个人和政治上的事情需要解决。其后的两周时间里，《纽约时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70%，是医疗保障改革失败时期的两倍。

克林顿及白宫政治和法律官员们有理由相信，选举结果将阻止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弹劾进程。为了减少麻烦，克林顿于11 月13 日花了85 万美元（47.5 万美元来自保险公司）对葆拉·琼斯一案进行了了结。从此，关于此案将不再会有更多的纠缠。希拉里说，她事后才觉得，没有早些了结琼斯一案是个很大的错误。

11 月19 日，斯塔尔向司法委员会作证。在列举克林顿的罪证时，斯塔尔说，他的调查中没有发现旅行门事件中有可提起弹劾的疑点。对白宫员工不正当使用FBI 档案的调查也没有发现可提起弹劾的疑点。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询问斯塔尔是什么时候得出上述结论的。

“几个月之前。”

议员问为什么直到选举结束才免除了总统的罪行，“当时你们编出了很多对总统不利的东西……直到现在你们才宣布总统无罪”。

斯塔尔的回答有些吞吞吐吐，直到最后他才承认，在他看来，他的办公室只负责向国会提供对总统不利的证据，从来不收集能为总统开脱罪名的证据。

中期选举使她能够离开华盛顿和白宫，与她自己的幕僚和心腹待在一起。她不想再回去同她丈夫的幕僚们一起共事，也不想再回想起这一年前7 个月里发生的不堪回首的事情。在那7 个月里，她领导了拯救克林顿的斗争。这一段时间也是克林顿夫妇的关系非常微妙的时期。有些时候，希拉里眼看便要崩溃了—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很多人仍在揣测希拉里是否会与克林顿离婚，而那些最了解他们夫妇的人则认为，这一可能性非常小。托尼·罗德姆告诉他妻子妮可尔说：“事情就是这样，他们会永远在一起。两个人相亲相爱，他们怎会分开。”

看上去，白宫对形势的估计是：在解决弹劾问题上也可以讲道理，共和党领导人将会停止弹劾行动，特别是如果他们看了民意调查结果之后。这显然忽略了华盛顿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事实：任期终身制。众议院435 个议席中只有不到50 个是可以通过竞选竞争来的；国会不公正的划分选区可使大多数的议员成为终身制，只要他们愿意，并且不进监狱或者不被他们的选民抓住特别明显的辫子。在这点上，共和党比民主党体现得更为明显。民主党席位的增加或者克林顿的民意测验高支持率并没有影响到某些共和党人对克林顿和希拉里的看法，他们仍然鄙视克林顿夫妇。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投票赞成弹劾，便一定会成功。他们既然有获得梦寐以求的胜利的机会，为什么会偃旗息鼓？并且，如果弹劾一旦成功，几名民主党大员也可能会闻风而动，投票赞成克林顿的罪名。

奇怪的是，西翼却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布鲁门多所说的：“在白宫，我们似乎对一切都置若罔闻。”他告诉希拉里，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能够通过投票来阻止弹劾。而希拉里却说：“我从来没这样想过。”到了感恩节，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白宫无法控制的地步，与共和党达成妥协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化为了泡影。格雷格·克雷格公开宣布，只要不进行弹劾程序，白宫愿意接受公开谴责。克林顿的顾问们认为，如果他公开承认撒谎，他将可能遭到谴责投票。但是肯德尔仍然建议克林顿不能承认任何罪名，并且认为，几名律师的看法也是不无道理的，斯塔尔或其继任者可能会在其总统任期结束之后继续对他穷追猛打。现在，总统已经没有时间了。12 月11 日，司法部通过了四项弹劾条款，并全部提交众议院，其中第一项为“向大陪审团提供伪造、虚假和误导性的证词”。

第二天，希拉里和克林顿去中东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很明显，他们之间仍有隔阂。直到现在，希拉里才向她的几个好朋友谈了她的看法：克林顿的执政地位—他们两人的事业，将受到弹劾及后续动作的威胁。

12 月16 日，在他们返回华盛顿之后的第二天，总统的军事和情报小组建议要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目标仅限于联合国检查人员怀疑萨达姆囤积或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方，以及其他一些军事设施。

对伊拉克军事设施的轰炸行动使得共和党领导人推迟了众议院讨论弹劾的进程。共和党国会议员约尔·何弗雷说，轰炸“是总统为了实现其个人目的而悍然发动的不光彩军事行动”。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说法。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特兰特·洛特认为：“轰炸的时机选择和策略都值得商榷。”直到12 月18 日弹劾辩论开始，美国仍在对伊拉克进行导弹和炸弹袭击。

最后，希拉里打破了为期一周的沉默，谈了自己关于克林顿下台的看法。她在白宫发表了讲话。第二天的媒体报道说，她看上去十分疲惫和难过。“我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与我一样，对总统一直以来所从事的事业都表示认可和欣赏。我们这个国家需要一些和谐的因素，我们需要使我们的国家团结起来。”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时刻。

第二天，12 月19 日星期六，在对弹劾条款投票之前，应迪克·格普哈特的要求，希拉里与民主党决策机构举行了一次会议。她在前一天的声明中已表明了她对丈夫的支持。尽管共和党已经投票决定对克林顿总统的罪行和有失检点进行弹劾，但重要的是要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降低民主党参议员通过投票指控总统罪名并促使其卸任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在，希拉里已经“像当时痛斥莫妮卡·莱温斯基绯闻为‘右翼阴谋’一样勇敢地站了出来。”她在一次会议上说，她之所以站出来，“部分是因为作为妻子，她热爱和支持自己的丈夫”。共和党人意在“将他赶下台”，因为他们反对他的政策。她告诉他们：“你们可能对比尔心存不满，我个人也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但这一切都不能通过弹劾来解决。”她的丈夫也不会辞职。

那天上午，共和党人上演了出人意料的一幕。就在希拉里和民主党人开会的同时，金里奇众议院发言人一职的继任者，已担任22 年国会议员、现年55 岁的罗伯特·利文斯顿向共和党宣布，他曾对其妻子不忠。他说：“我有时会偏离我的婚姻，我曾寻找过新的婚姻并进行过心理咨询。”利文斯顿之所以谈起这些，完全是由于色情作品出版商、《好色客》杂志的所有人拉里·弗林特。就在莱温斯基案和总统弹劾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弗林特决定向他所看到的华盛顿政治圈里的伪善发起挑战，特别是针对（但不限于）那些一心要陷害克林顿的人。弗林特在10 月4 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做了整版广告，向那些曾经与已婚国会议员或高级政府官员有过不正当性关系的女子以最高悬赏100 万美元将有关事实曝光。这一广告起了作用。在对一名回应者的“调查”过程中，利文斯顿的妻子邦妮打电话给弗林特，恳求他不要将丈夫的绯闻刊发在杂志上。

众议院在那天早上开始了对克林顿的弹劾程序，利文斯顿第一个就即将到来的弹劾投票发表了讲话。他对克林顿说：“总统先生，您对这个国家造成了太大的损失……我认为您有能力停止继续造成损失，并弥补您以前造成的过错。总统先生，您应当辞去总统职务。”民主党人则大喊，辞职的应当是利文斯顿。利文斯顿说：“我至少还能做到不食言，就凭这一点便可以向你们发起挑战。可在目前情况下，我已经不能再担任领导。我必须做出榜样，希望总统先生能够效法。1 月6 日，我将不再代表众议院的发言人。”与会人员都被他的这番话惊呆了。他已经在同僚面前痛哭流涕并且承认了他的出轨行为，这难道就足够了吗？

白宫看到，目前情况万分危急。格普哈特离开会场，同克林顿的幕僚经过讨论，以克林顿的名义写了一份声明，敦促利文斯顿再次考虑。与金里奇不同，利文斯顿没有立即从众议院辞职。最后，在离开会场之后两个小时，格普哈特再次出现，并发表了讲话。他称利文斯顿“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尊敬的好人”。话音刚落，走廊两边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众议院拒绝了格普哈特的议会调整计划，强迫对公开谴责进行投票，结果230 票赞成、204 票反对。

在接下来的党派对垒分明的投票中，众议院通过了两项弹劾理由：阻碍司法公正和在宣誓下撒谎。克林顿并没有就此认输，他与希拉里和一些民主党人在玫瑰园开会。阿尔·戈尔在会上对克林顿总统大加赞扬，他说：“国会对一个我坚信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之一的人做出了一个伤害性极大的决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举动，有力地回击了利文斯顿劝总统辞职的建议。民主党想以此反败为胜，这的确起了一些作用。但更大的问题在于，6 年之前那个冬天里的希望和理想已经荡然无存，当年的年轻总统和第一夫人已无力再去改造美国政府的形象。在克林顿夫妇走出会场时，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旧一望而知。

比起之前的戏剧性，对总统的审判结果却显得有些平淡。在美国总统执政历史上，这是一个耻辱；而对于美国国会来讲，这更是一个奇耻大辱，因为国会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彻底抛弃了《宪法》赋予它的与政府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责任。司法系统也没有履行其应有的责任。经过5周的审讯，最终判决没有出人意料，克林顿被宣告无罪。第一项弹劾的投票结果为55 ∶ 45，没有一名民主党人加入共和党阵营并投票指控总统犯有作伪证罪；第二项关于阻碍司法公正弹劾的投票结果为50 ∶ 50（包括17 票未提出指控），同样没有一名民主党人投票指控总统有罪。首席大法官满怀仁慈地宣布，弹劾审讯于1999 年2 月12 日深夜12 时39分结束。

弹劾案一结束，希拉里便准备参选美国参议员了。正是参议院刚刚宣告了她丈夫无罪。

1. 在琼斯作证时，罗伯特·贝内特曾经向法官和琼斯的律师说，总统和莱温斯基之间“没有发生过以任何形式或方式进行的性关系”。克林顿被问道：“您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吗？”克林顿说：“这取决于‘是’这一词到底该怎么理解……如果‘是’意味着肯定，意味着从来没有，这是一方面。如果‘是’意味着没有，那这一说法就是真实的。”几分钟之后，他补充说：“我刚才并不是在故弄玄虚。”

第18章 掌权的女人

我的前半生做了两个最困难的决定：保持与比尔的婚姻关系以及参选纽约州参议员。 ──《亲历历史》

就在参议院还在投票对弹劾条款进行表决的时候，哈罗德·伊基斯在希拉里面前展开了一张纽约州地图，细述竞选参议员的情况。希拉里选择在这个时候仓促参选，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由于弹劾进程进展迅速，她推迟了许多计划。也许，如果不是弹劾使他们蒙羞，她和克林顿可能仍有机会完成他们的一些目标，并履行他们关于总统任期内的一些诺言。人们将很难把他们夫妇从记忆中抹去：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风流案，希拉里的医疗保障改革，以及他们夫妇联手为美国和全世界上演的一出家庭悲喜剧。现在，不管克林顿的支持率曾经有多高，他看上去已经一蹶不振了，希拉里还在气头上，虽然没有心灰意冷的迹象。

希拉里和伊基斯对这张地图做着仔细的研究。伊基斯一一列举了她在竞选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他一边指着地图上的城镇、村庄以及纽约市的各个区，一边与希拉里讨论。纽约州大约有接近2 000 万城市居民，面积有54 000 平方英里。参议院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必须遍及美加边境的五大湖区到火岛这一片区域。最近几年里，希拉里虽然也一直在为竞选奔忙，但从未参加过这种类型的竞选。她感到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在纽约州的政治圈里，她没有经验—对于它的种族划分、各类人迥异的性格、协会、文化、郊区、州北部的老工业经济以及纽约市的华尔街和美国实力最为强大的新闻媒体（新闻记者一英里之外便能闻风而动），她还缺乏经验。

有许多情况对希拉里不利，伊基斯将它们一一列了出来：她并非来自纽约州；她从没有在纽约州居住过；在纽约州的参议员竞选历史上，从没有一名女性候选人当选；媒体将会对此特别关注；纽约州的共和党将对其展开恶意攻击；她现在仍是第一夫人，虽没有正式公职，却也身负多项重要工作，她如何才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竞选？

希拉里从来没有对竞选公职产生过兴趣，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1990 年，她与克林顿差点儿离婚。克林顿万念俱灰，无意继续担任州长。这时，希拉里曾考虑过竞选阿肯色州州长。从那时起，直到他们入主白宫，她曾经数次告诉过黛安娜·布莱尔，她无意竞选公职。实际上，她从来就不喜欢竞选运动，直到1998 年的中期选举时，她才惊异地发现，自己得到了克林顿势力范围内的选民的拥护。马克·佩恩所做的每一项民意调查都表明，希拉里作为一名女性，其价值已经得到了选民的认可。她与克林顿一起为克林顿竞选所做的工作，与这次的参议员竞选有天壤之别，当时她只是作为克林顿的助手。实际上，“莱温斯基案”使几乎所有有关的人都销声匿迹，甚至招来了骂名，看上去只有希拉里反而借此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当她的丈夫在参议院接受弹劾时，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她得到了来自男人和女人的广泛支持，这一点令克林顿自叹不如。一方面是克林顿在竭力保住其总统职务；另一方面，希拉里在争取属于她自己的那份职务。

黛安娜·布莱尔说：“在这几年里，我们会谈到，如果不竞选公职，希拉里将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当她访问白宫时，她问希拉里：“如果现在你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你会做什么？”希拉里说：“我想加入一个智囊团，在那里我可以有一间屋子，里面装满了书，隔壁是一个图书馆。我会有时间努力思考政策问题。现在，我总觉得没有时间去真正思考一些我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希拉里没有说：“啊，我多希望成为美国参议员，我多想成为州长。”她只是说，我希望做一名研究政策的女性。直到现在（1999 年），她仍没有把竞选公职作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在这之前，希拉里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使别人感觉到她的“正统性”。但随着克林顿在其任期内一次又一次地浪费机会，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克林顿夫妇的一名心腹认为，促使她参加竞选的是“他们遭到荒废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他们受到的耻辱”。实际上，这两方面她都希望能够挽回。

与克林顿讨论希拉里是否应当参选参议员，这本身也是一种疗法（他们夫妇已经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关于婚姻方面的专家诊疗，这一点只有他们的少数几个心腹知道）。希拉里写道，渐渐地，他们之间的隔阂消失了，他们的关系也开始一步步弥合。

希拉里做出了决定。这一决定的过程是缓慢的，深思熟虑的，也进行了多方面利弊的权衡。她的决策过程不像克林顿。她的社交秘书安·斯托克注意到：“当你看到她做出这一决定时……仿佛她全身的每根骨头都在说，是的，我愿意这样做。”

莱温斯基案这段插曲不仅对克林顿夫妇的婚姻产生了关键影响，对作为政治家的希拉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她嫁给了一名当代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但不可否认的是，除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之外，克林顿也成为20 世纪美国总统中遭遇最大挫折的一个。直到弹劾那天在国会山上与民主党会面时，希拉里才意识到，克林顿遭到了国会中甚至是来自同一党派成员多么严重的鄙视。她下定决心，永远不让自己也陷入那种处境。

到了1999 年春末，她似乎已经做好了竞选准备。但是，对她来讲，目前还存在一个障碍，那就是仍然在职的参议员莫伊尼汉，他从来都没有表示过欢迎希拉里。莫伊尼汉的太太莉斯看不惯希拉里拐弯抹角的作风。曾经在莫伊尼汉手下工作的曼迪·格伦沃德成了希拉里的调解人，她尽力把希拉里的特点和弱点告诉了莫伊尼汉和莉斯。在传统的民主党政治家里面，莫伊尼汉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拉里也不是。

莫伊尼汉不是那种好结私怨的人，但是希拉里对待敌人的态度使他对她一直加着几分小心。同时，莫伊尼汉还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看得到希拉里作为候选人的魅力。在白宫的7 年时间里，希拉里也学到了很多，她不会去重复犯一个错误。克林顿尊重她的想法，他学会了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特里·麦克里夫已承诺，他将筹集2 500 万美元用于资助竞选，他认为希拉里能够获胜。马克·佩恩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了这一点。

7 月7 日，希拉里站在位于纽约州西北部乡村的莫伊尼汉900 英亩的农场上，向到场的200 名记者宣布了她的候选人地位。“我希望，我在未来几天、几周和几个月的时间里听到纽约人的心声。”希拉里说，“现在，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疑问。为什么是参议院？为什么是纽约州？为什么是我？我的回答是，我深深关注着事关这个国家的每一件事情，我一直在听取各方面的消息。”

美国的政治文化里又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对第一夫人的参选动机，人们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论。她目前的婚姻是基于爱情还是政治便利？她到底是受害者还是推波助澜者？她能够对别人宽宏大量吗？她的参选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政治视线还是她真的愿意做一名参议员？她是否想做总统？克林顿弹劾案是否在美国政界造就了一个“克林顿王朝”？

希拉里公开宣布其参选参议员的决定，使她成为一个比克林顿更受争议的角色，因为她再次激起了人们对性别政治的讨论。这一点在美国极端女权运动的前期，甚至是妇女选举权运动以来都是不曾见到的。在即将跨入21 世纪时，共和党将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两件大事：选举出一名总统，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及克林顿主义。

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参议员已被证明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并为后来的政治家们开了先例。为了消除其“政治外来客”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希拉里开始了“聆听之旅”—努力听取选民的心声。她做了一件违背其一生宗旨的事情：她没有直言不讳地宣传和主张自己一贯的见解，而是与选民们“谈心”；她力求不伤害到选民，只是顺着他们的意思讲话。在2000 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希拉里与她所力求争取的中坚选民几乎在所有关键立场上都取得了一致。但有一点是希拉里永不妥协的：女人应当有自己选择的权力。

希拉里很容易便获得了民主党人的提名。曾经计划取代莫伊尼汉参议院席位的国会女议员尼塔·洛维现在也退出了。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希拉里拉拢到的共和党敌对分子也表示出了对她的支持。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亚尼曾经积极地与希拉里竞争，但是好景不长，他自毁前程式的婚外恋被曝光；就在同一时间，他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长岛的众议员瑞克·拉齐奥成为共和党候选人。

拉齐奥在资金上得到了共和党机构以及许多克林顿夫妇夙敌的大力支持，他也曾想尽办法要把希拉里逼入绝境，但没有成功。在辩论过程中，希拉里在论点和风度上取得了领先优势；同时，她还赢得了纽约州许多选民的投票，特别是在纽约州的北部。这一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是共和党的势力范围，但是来自共和党的州长却对这一地区重视不够，其经济状况一直委靡不振。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希拉里在选举中的表现与她一贯坚持的如何做一名领导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之前，她会担心克林顿的“铁三角”（迪克·莫里斯首先使用这一词）和中坚派有些过于造作，不太讲原则；她敬重那些敢于向传统智慧挑战的领导人—戈德华特、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索尔·阿林斯基以及埃莉诺·罗斯福。但是，她感到，在纽约州使用冒险和过于明确的倡议可能会使她丧失机会。

在某种程度上，希拉里的“聆听之旅”与迪克·莫里斯指导克林顿选举的宗旨有些类似。当时，莫里斯通过调查和测验摸清了选民们的好恶。同样，作为参议员候选人，希拉里也采取了这一方法。

2000 年11 月7 日，希拉里以55 ∶ 43 的绝对多数票成功当选。

2000 年12 月16 日，查尔斯·拉夫的葬礼在国家大教堂举行。在克林顿接受参议院审讯时，拉夫曾坐在轮椅上为他进行过滔滔不绝的辩护。然而那天，参加葬礼的几千人却没有感到任何答谢的气氛，而是有几分可怕的威严。

拉夫的一生堪为楷模，他在政治气息浓厚的华盛顿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做过法官、新闻记者、律师协会成员以及两党的国会议员。甚至有许多市井小民都对他敬佩有加。但总统的挽词却有些不切题。拉夫不仅在参议院为克林顿辩护，而且作为克林顿的顾问，也陪伴他度过了几个月的艰难执政岁月。但是，对于拉夫的帮助，克林顿却没能恰当表达出他的感激之情。他只是向拉夫的遗体鞠了一躬，并感谢他在最近对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看上去，好像这个国家的危难与克林顿自己的窘境全然不相干似的。

从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座位后面，人们遗憾地看到他们两人在整个90分钟的葬礼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身体上的接触和感情上的交流。当人们开始退场时，他们把目光都投到了希拉里身上，希拉里在一瞬间成了教堂内唯一的焦点。摄像机都对准了她，而不是他。国会议员们上前与她握手并吻了脸颊；老朋友纷纷与她拥抱，并说了祝福的话；陌生人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而她的边上，总统先生则少有人顾及，他淹没在了人们对他妻子的狂热之中。他看上去有些失落。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希拉里光彩照人，她已经成为一名受到全美万众瞩目的华盛顿女性。作为一名女性，她创造了历史。

就在拉夫葬礼的同一天，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宣布，他们将出版希拉里关于她“第一夫人岁月”的回忆录。这一决定结束了贝内特主持下的为期一周的出版商之间的竞争。最终，希拉里为此预收了800 万美元，从而仅次于约翰·保罗二世教皇，成为历史上非小说类书籍预付金第二高的作者。

共和党参议员不无远见地认为，同他们夫妇在白宫的执政一样，希拉里的参议员生涯将在法律上备受煎熬。

令克林顿夫妇气恼的是，尽管副总统戈尔一直恪尽职守，积极响应他们的号召，可在2000 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却选择了疏远克林顿和希拉里。他们夫妇一直希望戈尔的选举与希拉里的选举珠联璧合，将成为对弹劾以及促成弹劾的政敌们的有利反击。像许多其他精明的政治分析家一样，他们也相信，戈尔的战术将使他成为选举的牺牲品。而戈尔则公开宣称，他看不惯克林顿的做法和他们夫妇二人的道德沦丧。

2002 年12 月12 日，最高法院以5 票赞成、4 票反对、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投赞成票驳回了戈尔关于重新计算佛罗里达州选举结果有争议的选票的要求，乔治·布什当选下一届总统。2001 年1 月3 日，戈尔作为副总统以及美国参议院的主持官，按照《宪法》规定宣誓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就任美国参议员。

希拉里开创了参议院历史上的先例。她仍旧住在白宫，仍旧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夫人。她在参议院的出现使得其他99 名参议院成员黯然失色。他们第一天便看到，她不仅是一名参议员，还是一名掌握全体选民的公众人物。一些身居参议院几十年之久的老资格参议员意识到，这件事情是独一无二的。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的时间里，只要希拉里一出现，人们便蜂拥而至，全然不顾其他的参议员。在连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国会地下通道里，人们争相要她签名。其他参议员认为，这简直是在胡闹。从希拉里进入国会山的第一天开始，她便成了在国会工作的数百名女性的楷模，她们不断寻求她的建议，争相申请成为为她工作的下属。

自从1974 年希拉里离开华盛顿来到阿肯色州投奔比尔·克林顿以来，这还是她第一次独当一面。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现在，她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掌权的女人。

2001 年1 月20 日是克林顿夫妇留在白宫的最后一天，就在他们去国会宣誓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仅仅几个小时，克林顿备受争议的“最后一分钟特赦令”使她对他再次大发雷霆。最过分的是克林顿对马克·里奇发布特赦令。马克·里奇是一名在逃的金融家，他的挥霍无度是20 世纪80 年代美国贪欲盛行的典型。克林顿的特赦令是对里奇前妻丹尼斯的恩赐，她曾为民主党捐款100 万美元，其中包括捐赠给克林顿总统图书馆的45 万美元。作为一名黑人摇滚乐歌曲作者，丹尼斯给了克林顿参加令人眼花缭乱的纽约上流社会聚会的通行证，从而使他在卸任总统之后仍可以过得风光无限。克林顿夫妇的其他几个手眼通天的朋友和副手也为里奇求情，包括前白宫副顾问杰克·奎因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司库以及希拉里的好友贝斯·多索雷茨。

里奇得到了眷顾，而韦伯·哈贝尔却没有。如果有特赦令，他本可以有机会重见天日。而他既没有亲自寻求特赦令，也没有委托别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克林顿能够颁布对他的特赦令。可克林顿没有这么做。哈贝尔及其妻儿坠入了深渊。

就在这时，人们发现，希拉里的弟弟休吉收受了别人40 万美元，用于为他的一名客户（熟人）游说获得特赦并免于坐牢。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克林顿没有同意特赦。从那时开始，罗德姆兄弟便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这一点是希拉里没有想到的。她的弟弟托尼曾向白宫官员们尖叫着，坚持要他的一个朋友免费搭乘第一夫人的飞机到佛罗里达州参加希拉里为休吉举行的助选活动，希拉里说：“我的家庭成员有些太过分了，我对此感到抱歉。”1999 年，罗德姆兄弟成立了一家公司，倒卖榛子。为此，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要求他们解散公司。一名克林顿的前副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们就像是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孩子。他们似乎感觉，‘我们虽然出自名门，可是时刻受到监督，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好处？’罗德姆夫人总是告诉希拉里，‘在你这两个弟弟身上，你做得不够。’”

希拉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连续几次得到了验证。她在国会山的第一年里便取得了成功。她工作的每一方面都与其在白宫的做法截然相反。当她被分派到国会地下室工作时，她欣然接受并耐心等待更好的机会—尽管她本可以依仗其大量的选民支持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她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谦逊，并因此得到了参议院同僚们的赏识。随着她的自传一步步接近出版，她和克林顿在英国大使馆附近的一个丛林中购买了一处价值300 万美元的房子，这所房子成为希拉里正式办公室之外连接政治活动的纽带。

在国会山，希拉里表现得毕恭毕敬。在她选择与之交谈、与之共同推进有用的立法程序、与之共同祈祷、与之共进午餐的参议员中，有许多人曾经极力反对过克林顿夫妇，甚至投票弹劾总统以证明其有罪，这些人包括：奥林·哈奇、林赛·格拉哈姆以及萨姆·布朗贝克。

希拉里决定要向他们显示出她严肃的一面。自从她当选参议员的那一刻开始，很多人便认为，希拉里将很快在参议院雷厉风行起来。然而，她却通过学习和积累，一步步小心前行在成为民主党首领的道路上，甚至连讲话都小心翼翼地掂量着说。她不希望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虽然人们都以她为焦点）。她继续保持着帮助其成为参议员时“聆听之旅”的做法。她会给她的那些男同事们泡咖啡，谁喜欢加糖或加牛奶都了然于胸。就是用这种近乎自嘲的方式，她度过了过渡期。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希拉里的幽默感又慢慢回来了。

她逐渐看准了参议院的行事之道。她看清了谁是她的敌人，谁是她丈夫的敌人，并通过努力来争取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这是她的对内政策。她的对外政策是，她向她的支持者们表示，她将永远不会令他们失望。同时，她还在做那些不支持她的人们的工作，似乎在向他们证明，她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人。她在参议院内步步为营的策略来自于她丈夫在阿肯色州时的经验：她不会忘记，要实现其更大的目标，就需要在每时每刻都依赖于她的选民。她惊喜地发现，当初他们在阿肯色州的经验完全可以借鉴，用于处理纽约州北部数以百万计选民们所关注的问题。她代表纽约州人的表现是高效、明智和果敢的。她最初的工作是关于劳工、健康教育、养老金、环境和公众事业以及预算的，这些都使得她能够为家乡事业提供直接赞助。

在民主党这边，她第一个电话毕恭毕敬地打给了西弗吉尼亚州的资深参议员罗伯特·贝尔德—一个自称维护传统的历史学家和卫士。西弗吉尼亚州到处都是贝尔德别墅、贝尔德FBI 大楼、贝尔德资助的军事基地、贝尔德联邦档案设施以及全美国由联邦政府出资维护的最好的公路系统。

希拉里经常会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当年自己在学校时，作为明星学生和老师宠儿的历史。同样，她在参议院也是出类拔萃的。尽管在几年之前，贝尔德曾拒绝帮助她的医疗保障改革计划，拒绝把这项计划列入预算法案（这直接导致了这项计划的失败），但她现在意识到，他当初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敌意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据她的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不得不顾及到参议院的传统以及预算程序的神圣。

一名民主党同僚称赞希拉里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而不仅仅是个好看的花瓶”，这一点也得到了贝尔德的认同。她仍然同以前一样设了一个智囊团，其成员包括前内阁秘书以及总统的国家安全和经济顾问。

她还加入了参议院中最独一无二和私密的祷告会，这一举动得到了包括支持她的最保守的参议员在内的许多人的认可。他们接受了她那份真挚的虔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妻子们早在希拉里还是第一夫人时便已经是女子祷告会的成员了。

对希拉里来讲，第一任期内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她在参议院中并没有做多少使她区别于其他人的引人注目的事情。实际上，除了支持伊拉克战争之外，她在很多重要的国家大事上都保持了低调。她尽量避免引起争议。她曾全身心地倾注于事关重大的问题，而现在她却似乎缩小了关注范围。

相比其他议员，“9·11”恐怖袭击事件剧烈地改变了希拉里的事业。当时，担任参议员仅9 个月时间的希拉里便与纽约州的资深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一起，积极倡议华盛顿为这座城市提供金钱与服务的支持。在9 月12 日给贝尔德的电话中，希拉里说：“我们已完全处于困境。要使这座城市彻底恢复元气，您能提供帮助吗？”

据说，当时贝尔德告诉希拉里：“请把我当作是来自纽约州的第三名参议员。”

2002 年10 月10 日， 参议院投票授权布什总统对伊拉克和萨达姆·侯赛因使用武力。当天，希拉里走向参议院发言席，发表了长篇讲话。她说：

因为这一得到了两党共同支持的决议使联合国有望取得胜利，并且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因为美国诚挚地努力（即使它失败）将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更多的盟友和合法性。经过慎重和认真地考虑，我得出了结论：对这一决议的表决将会在最大程度上保卫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驳回这一决议，或者仅有几名民主党人赞成这项决议，那么我会担心，那些自认为这一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自行消失的人将会反对联合国做出的所有关于无限制检查的决议。这一表决非常困难，这可能是我所经历过的最难做的决定──做出可能导致战争的任何决定都是困难的，但我对这一决议深信不疑。

也许，我的决定受到了我8 年白宫生涯的影响。在这8 年里，我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另一头的白宫，亲眼目睹了我的丈夫是如何应对国家面临的挑战的。首先，我希望本届总统或者将来的每一位总统都能尽最大的努力，使我们的国家在联合国或战争中处于领导地位。第二点，我们的国家团结一致地支持总统向恐怖分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战争，对此，我希望萨达姆·侯赛因不要误解。第三点，对于我们军队里的男女将士们，我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如果他们被号召参加伊拉克行动，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成为他们坚实的后盾。

当希拉里和其他支持军事行动的民主党人清楚地看到伊拉克局势正成为一场灾难时，她的语气和措辞发生了变化—尽管晚于她的许多民主党同僚。希拉里说：“如果当时我便知道现在发生的一切，那就不会有这项表决，我也就永远不会投票授权总统。”

希拉里声称，她没有想到，美国会在她表决之后马上便发动了战争。她一直认为，总统应当竭力促使联合国武器调查人员重返伊拉克，确定萨达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2006 年，希拉里说：“是的，我已经说过，他‘滥用’了授予他的职权。在当时表决时，我曾很清楚地提到过，这不是一项关于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表决；我认为，这项表决旨在通过外交努力获得胜利，因为总统和国会之间应当同心协力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恢复对伊拉克的武器调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能明显看得出，总统和副总统及其幕僚们很可能并不希望武器调查人员恢复他们在伊拉克的工作。”

当时，据前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们说，在伊拉克问题上，希拉里听取了她丈夫以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的建议。他们两人都认为，希拉里应当支持总统进行表决。不久之后，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也加入到了她的国家安全顾问团，继续协助希拉里在战争问题上发表声明和表明立场。

一名前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说：“她的想法体现了她在白宫8 年政治生活的经验。她曾经是总统的左膀右臂，她知道情报工作的严肃性。她熟悉并且非常同意总统的一句话：‘有些事情我们虽然知道，但不能说……这是一个对世界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的政府。’当时，由于怀疑这个国家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她的丈夫对其实施了轰炸。”

尽管几乎所有的其他参议员都明白，这一表决根本没有授权布什不经过联合国便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但希拉里坚持认为，她对这件事有不同的字面上的理解，布什总统将会考虑到这一点。希拉里说：“10 月7日，布什总统在辛辛那提的讲话中提到了这一点。10 月8 日，他们打电话把我叫到白宫，又一次向我说明了情况。当我回到办公室时，康多莉扎·赖斯（国家安全顾问）打电话问我是否有什么问题。我说：‘是的，有一个问题，如果总统得到了授权，他还会要求联合国派遣调查人员到伊拉克看看萨达姆究竟在做些什么吗？’赖斯说，‘是的，这就是授权的目的。’其实，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她们也对此争论过。”

按照布什政府官员和希拉里下属们的说法，希拉里和赖斯曾对这一表决的意思进行过讨论。但最终的结果是，布什的政府官员们声称赖斯没有做出此类保证，而希拉里的幕僚们却坚持说赖斯的确保证过。

克林顿的一名前助理说了句公道话：“她们两人都不够坦率。”

通过努力，在其参议员任期的第三年里，希拉里成功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这对一名第一任期内的参议员来讲已经是非常罕见了。她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礼节性拜访了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从希拉里与其顾问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希拉里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意在为其竞选总统积累威信。她有意要了解国防事业，以增添自己的刚猛之气，并使自己成为一个使人感觉高深莫测的政策、武器及战略专家。这不仅将在总统大选中打消选民们对其作为一名女性担任三军统帅的疑虑，而且她一旦当选总统，也将使她受益匪浅。她接受了克林顿的教训，决意在这方面予以加强（她得到了包括其丈夫在内的许多人的建议）。她从一开始便设想能够依靠民主党自由派，而挑战性的工作在于如何去争取共和党温和派中摇摆不定的选民。

希拉里竞选总统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由一个女人掌权，前总统丈夫幕后运筹的新的克氏政府将会如何统治这个国家。毫无疑问，克氏统治将继续延续合伙公司式的管理方式。至于她的婚姻，人们仍像从前那样一无所知，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他们的朋友也会像从前一样无法弄清楚，他们夫妇中间某一个人的观点会不会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人的。

在准备2006 年的参议员改选时，希拉里召集了一个团队为其总统选举做准备工作，并成立了一家大型筹款机构和军事基金，制定了一套策略以迅速改变目前人们对民主党候选人激烈反对的现状。这套策略预计，伊拉克战场将会是一场持久战。

一名希拉里的拥护者、前民主党参议员说：“战争将使她面对更大的考验，这一点是她始料未及的。这使她不得不回顾从前，而不是向前看；她必须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事，而不能按她富有创新性的新思想来领导她所负责的事业。在几乎其他所有的传统事务上，希拉里都做得相当不错，包括妇女权利、儿童保护、医疗制度和最低工资等。她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参议员，是最好的参议员之一。但是战争使人们看到，她也有不足的一面：她仿佛到了另一个时代，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

一名前白宫官员说：“由于她的思想一直受到克林顿的影响，我不知道她的城府到底有多深，诚信度究竟怎样……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必须透过这层关系来看待希拉里的一举一动。她完全可以不表达她的真实想法，因此，要辨别清楚她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否是其真实想法是非常困难的。”

一名长期担任克林顿夫妇助手的官员说：“希拉里在竞选总统方面还是有足够资本的。可以说，她是一名学制8 年的总统执政专业的超级毕业生，她在这一平台上取得了扎实的进步。但是，她本应当可以表现得更具有探求精神和进取精神，而不是坐吃历史的老本。”他停了一下，然后说：“此外，我不敢说，我是否希望马戏团回城。”从这句话中，希拉里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便可见一斑。

自从希拉里在阿肯色州工作以来，她便一直很难将她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这与大部分的传统政界人士没什么区别。但是，她一直希望能够不完全拘泥于传统，《亲历历史》一书便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事实情况说明，她经常会选择混淆视听、掩人耳目和曲线前行的做法。现在，人们至少可以说，她所理解的那个真实的自我并不为其他人所完全认同，《亲历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在她煞费苦心的公开讲话及苦心孤诣的书面文章里，她总是在力求诠释完美的真理。然而，似乎受到某种无形力量的约束，她几乎总是在即将接近真相时畏缩，仿佛她不相信，她的读者、听众、朋友、记者、支持者甚至是她自己会理解事情的真实含义。

希拉里尊重事情的背景，她知道要顾全大局。实际上，她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但事到临头时，她也会选择遮掩和回避。像其他人一样，她学到了她所需要的东西。

要见证历史，就要跟上所处时代的潮流，并且体验它，甚至去左右它的进程。希拉里就是这样做的。从曾经的少女到现在的成熟女性，希拉里一直在近乎狂热地使自己成为一名重大事件的激进参与者。不管是出于政治抱负还是改造世界的夙愿，她都在为之不懈奋斗，几乎从未放弃。她坚信上帝的恩赐，坚信自己的力量。但是，她并不善于自我反省。

不论在个人问题还是公共事业方面，她的前半生可谓是历尽坎坷，但她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这主要得益于她的三个支柱：虔诚的宗教信仰，坚持忠于上帝和自我尊重（包括为了正义和非正义的目的），对个人隐私的强烈保护意识。正是这最后一点，使笼罩在她头上的疑云越发积聚，人们越来越觉得她高深莫测了。

2007 年1 月20 日，在其丈夫比尔·克林顿宣誓就职美国第42 任总统的14 年后，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正式宣布了她竞选美国总统的决定。“让我们一起谈谈，一起聊聊天，交换一下彼此的看法。”她说。她选择了在互联网的个人网站上宣布这一决定。她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出现在了视频中，她说：“我来了，为胜利而来。”

希拉里既不是权利的守护神，也不是女权主义的圣人，更不是她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比起现代派，她甚至显得有些古板。她的故事里处处体现着一个女人坚强和柔弱的两面。她是一个睿智的女人，精力充沛、热情奔放、幽默风趣、雷厉风行、意志顽强、自强不息、杀伐决断、饱经沧桑、激扬文字，然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她那不懈的奋斗精神甚至是她那使人如沐春风的气质。

如果希拉里继续从她那层自制的保护壳下探出头讲话，并尽量避开人们的视线，那么，她不仅将误导实情，还将掩盖一个真实的自我。

但凡伟大的政治家，无一不始终坚持他们的信仰，以其超凡的人格魅力和自省能力领导他人。希拉里几乎总被人们看作是好的榜样。可是，她的信仰、言语和行动之间经常会不一致，这是她让人们失望的地方。陪审团仍在等候着，她仍然有时间去证明和澄清那些曾使她成为焦点人物的事情。她不应该感到害怕，更不应该去掩饰。我们都应支持她，因为，她这样做可能将改变这个世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致谢

7 年之前，从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克诺夫出版社的副总裁以及资深编辑乔纳森·西格尔便一直帮助我，给了我许多指导性的意见。他细心地一遍又一遍阅读了我的草稿，发表他的见解，使我的写作逐渐达到了预想的目标，并实现了我所追求的叙事风格。每当我写作时，他都会为我铺平一条道路，使我不被那些自认为是难点的地方所羁绊，并使我对这项工作有了更好的理解，从而可以把希拉里的故事放在当前局势和背景下辩证地看待。后来，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写书过程中，我还得到了来自四名助手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激情、勤奋、奉献精神和工作技巧，我将很难独自完成这本书。对此，我对他们深表感谢。他们是斯泰西·阿特拉斯·科茨纳、阿曼达·伊利、克里斯蒂娜·戈茨和卡门·约翰逊。

我发现，在克诺夫出版社，有一个对书籍出版具有独到认识的群体，他们致力于维护珍贵的传统价值并尊重理想和原则。我还发现，这里有些传统是家庭式的，这些传统的创始人是克诺夫的主席兼首席编辑索尼·梅塔，对他给予这一项目的支持，我深表敬意。

我要对几位克诺夫出版社的专业人士表示特别感谢，他们是：总编辑莉迪亚·布奇勒，她领衔对此书进行了仔细的编辑与校对，对这一耗时巨大的工作，她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副总裁和副法律顾问安可·施坦纳克工作热情，用其独到的法律知识给了此书以极大的支持；保罗·博加兹及其促销人员；尼娜·伯恩，我的一名老友，直到现在才有幸与她合作；基勒·麦卡锡，作为乔恩·西格尔的助理，也加入了这一项目；卡罗尔·肖可夫，担任文字录入工作，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弗雷德·蔡斯编辑，其能力与细心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罗尔·卡森，艺术指导；埃弗里·弗吕克，制作经理；弗吉尼亚·坦，此书的设计人；卡罗尔·珍葳，一名出类拔萃的国外版权负责人。

我的代理人，来自于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的欧文·拉斯特，他同样尊重传统。他最近刚退休，但他那平易近人的性格和无与伦比的职业精神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路易斯·普拉莫、道格·希尔和凯特·格里芬，以及约翰·巴瑞博士的远见卓识对我的帮助。

同样，如果没有雅多（一家给作家和艺术家提供思路并使其取得成功的优秀机构）的帮助，我也很难完成此书。我的朋友苏茜·克莱尔介绍我去了雅多，在那里，我与雅多的总裁艾莲娜·理查德森结下了珍贵的友谊。对艾莲娜的丈夫坎迪斯·维特以及查尔斯和凯西·克拉克等致力于雅多事业的人们，在此我也一并表示感谢。

35 年以来，鲍勃·伍德沃德与我一直就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进行着对话，因为这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个儿子：马克思·伯恩斯坦和雅各布·伯恩斯坦。在我写这本书的岁月里，他们已逐渐长大，逐渐有勇气提出他们对此书的一些看法，这越发使他们显得可爱，并且使我也受益匪浅。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西娅·斯通、我的姐妹玛丽·伯恩斯坦·亨特和劳拉·伯恩斯坦·伊科宁。此书完成之前，我的父母—阿尔·伯恩斯坦和希尔维娅·伯恩斯坦已双双去世，但我仍铭记他们的理想。我的母亲在克林顿执政的8 年时间里，曾经是一个退休妇女志愿工作组的成员，负责为希拉里分拣和回复日常信件。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克里斯汀·奎贝克。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每当我觉得难以为继时，便会从她那里得到灵感。克里斯汀从一个女人的视角读了我的书稿，并提出了一些使我对她刮目相看的问题和看法。在我们不断地讨论过程中，她对一些问题的独到见解也展现了她的胆量与热情，充实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后记

随着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一步步接近总统大选，人们开始对她关于政治转型所怀有的心态倍加关注了。

也许，在做出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比尔·克林顿的决定之后，这是希拉里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持续的满足、欣慰和成就感。这些感觉是她成年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其中的不同之处似乎在于，她现在确实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掌权女人了—无论是在婚姻上、工作上还是在个人价值实现上，她都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希拉里最亲密的朋友们注意到：“她现在已经能够代表自己讲话了。”德博拉·塞尔与希拉里已经相识了几十年，她说：“她不再为克林顿或她所代表的组织而感到困惑。曾几何时，她必须考虑自己第一夫人、州长夫人甚至是儿童保育基金负责人的身份。现在，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了……这就是希拉里目前真实的生活状态。”

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希拉里已不再生活在克林顿的阴影之下，不再效命于他的政治需求和目的，不再一味迎合他巨大的政治胃口，不再屈尊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奉献给他并忍受他的“摆布”。

现在，希拉里已经声名远扬。这并不是由于克林顿或白宫的错误使她蒙羞，而是由于她走出了困境，由于她在参议院的仕途一帆风顺，以及她令人赞叹不已的掌握政治游戏规则的能力。

她与克林顿的婚姻对她来说仍是一个支柱，只是他们婚姻之间的平衡关系发生了转变。多丽斯·卡恩斯·古德温在10 年前便预测，他们夫妇将上演一场跷跷板游戏。

随着总统大选日益临近，政治专栏作家戴维·布罗德说：“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她的婚姻是她生命的核心，她与克林顿是难解难分的。没有了克林顿，她将寸步难行；同样，没有了她，克林顿也成不了总统。如果她成为总统，克林顿将在她的任期内扮演核心角色，正如她在他的任期内一样。这是这个国家必须要考虑到的。”正如希拉里的一名竞选助理所说的：“傻瓜，别忘了他们是夫妇俩。”

希拉里总统竞选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情是，克林顿是否能够做到足够成熟、自律和自制，是否能够爱戴并尊重他的妻子，并且不做妨碍她的事情。由此，克林顿再次接受了来自公众的考验（正如当年他入主白宫一样），包括他的那些追随者和诽谤者。

但是，他们婚姻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希拉里很清楚，如果克林顿故态复萌并因此而妨碍到她的选举，这对他们来讲将是最大的不幸。希拉里的一个朋友认为，如果希拉里竞选失败，她将继续在参议院工作，而他们之间扭曲的婚姻将成为这一竞选之旅的墓志铭。希拉里已经完全做好了竞选失败的准备，她的这位朋友说：“她喜欢参议院，在那里她的工作很出色。如果竞选失败，她仍将回到参议院。”

同时，克林顿已经找到了他总统卸任之后的出路。他正在致力于“克林顿全球倡议”和“克林顿基金会”的工作。为此，他已经建立了一套机制，以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之上促进研究和解决世界后千年时代的疑难问题。许多与克林顿同时代或稍晚些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人道主义者都加入了他的这项工作。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的婚姻已日渐稳固，他们两人也已从中汲取了力量，并将继续达到某些新的目的—特别是，他们正力争实现第三个克氏总统任期。

一位克林顿夫妇的前女助理说：“阻止克林顿乱来的最好办法就是使他感到自己不可或缺。只要克林顿认为希拉里离不开他，他便会去协助希拉里……但是，如果公众认为希拉里离不开克林顿，这也会产生问题。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个人认为，她必将会面对许多新问题……她周围的女人们认为，事情会一帆风顺的，她们了解克林顿，她和他之间经常通电话，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只是实际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因为克林顿是一名摇滚爱好者，而希拉里正忙于竞选总统。但是，你会听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说克林顿正与一帮不务正业的男孩子厮混。”

希拉里竞选的组织人十分担心希拉里的敌人们会想方设法唤起选民们对克林顿白宫执政期间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偏见和关注，而且这种糟糕的情况会一直持续到选举日。克林顿夫妇的一名好朋友不无幽默地说：“每当查帕瓜（克林顿夫妇现在居住的地区，位于纽约市郊外）地区有人离婚时，便会有人说，这都是因为比尔。”

另外一名朋友说：“他看上去很高兴。通过设立基金会，他已经完成了许多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并且他还将继续完成更多重要的事情。目前，他希望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因此他便有了自己的使命。他是她最重要的顾问。在这一点上，任何其他人都无法与他相比。”

一名参加过克林顿夫妇婚礼的朋友说：“希拉里从他们的婚姻和克林顿身上获得了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她仍旧依赖这段婚姻。”但是，随着希拉里政治上的平步青云，她已经成了主角。她自己也已经意识到并且坦然接受了这一事实。正如希拉里过去为克林顿所做的一样，现在轮到克林顿为希拉里奔忙了。他竭力为希拉里的过去打圆场，支持她，宣扬她的智慧和能力—夸大其优势，掩饰其缺点。这俨然是当年莱温斯基案时希拉里担保他的忠诚并支持他的翻版。但是，竞选总统的决定是希拉里做出的，而不是克林顿。这一基本事实不仅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气候，而且改变了她的生活，改变了她的视野，甚至改变了她的情绪。

在参议院这一别人看上去最不可能的权力集团里，希拉里找回了自我。无论是在大学校园，还是在国会，她都把学会妥协（成为政治家的必备素质之一）作为达到目的的法宝。作为一名代表选民意志的领袖人物，她赢得了人们的爱戴，赢得了韦尔斯利学院和国会山的同僚们的信任；同时，作为一名独立的女性，她的人生历程也令人艳羡不已。

作为克林顿的战略顾问和精神后盾，她对克林顿的执政影响至深。在阿肯色州，她在维护法律服务项目法令和教育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克林顿的总统任职期间，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希拉里的经历都极为糟糕。

一位朋友说：“当希拉里和比尔初来华盛顿时，他们认为他们完全可以适应那里的文化，后来他们才意识到他们不能。”“对她来讲，学习的难度更大，她也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但我认为，她一到参议院，便给了许多人惊喜。人们对她的期望已经超出了她的实际情况。在国会山，作为一名后起之秀，她对立法环境比许多人想象的都更加了如指掌。她知道，参议院的工作远不同于身在白宫和身为第一夫人时的工作。”

在克林顿执政早期，希拉里在医疗保障改革上的失败使她存在一些复仇心理。在其担任第一夫人期间，她经常会表现出不理智的冲动。但是，为了克林顿1996 年的大选，她从执政第一线退出，这一点便能说明希拉里的变化。同样，在1996 年大选前的几个星期，她不得不接受克林顿签署福利制度改革的法案，尽管她认为这一法案存在许多缺陷。经过了惨痛的教训之后，希拉里认识到，白宫的权力可以通过妥协（而不是专制）得以巩固。

在她作为总统候选人推出医疗保障计划之后，她的政治生涯奇迹般地从一蹶不振中（1993~1994 年期间的医疗保障改革）恢复了活力。这一次，对于医疗保障计划，希拉里说：“我已经从我过去的失误中吸取了经验。”此话似乎打消了记者们的疑虑，并打动了许多曾经对希拉里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选举人。尽管这一新的方案在很多方面与之前的方案大相径庭，但它得到了来自其丈夫继任者的财政上的支持—人事和环境方面的变化至少与方案的内容本身同等重要。

2007 年，希拉里在新罕布什尔州首府康科德对听众说：“当时我们初来乍到，对如何处理一些事情并不太懂。如果我们当时便像现在一样了解情况，事情可能会完全不同。”她的这一叙述也映射出了她当时为什么支持授权乔治·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同样在2007 年，希拉里说如果早知道情况是现在这样，便不会有人去投票，她也绝不会投票给总统授权。

无论是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希拉里的敌人们都宣称，这只是希拉里的托词，也是她的优势和劣势（在白宫任职，医疗保障改革）以及违心（对“白水案”、“旅行门”的解释，募集资金滥用以及对战争的投票），尽管这些表面看上去是某种程度的谦逊、公允和自省，这在其竞选总统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许，她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她能够于困境中崛起—尽管她在“白水案”、在白宫遭遇到了挫折，但她却抓住了每一次机会，她和克林顿在1992 年和1996 年曾两次击败共和党右翼势力。

现在，克林顿夫妇一心为了希拉里的竞选而努力。尽管希拉里从来不使用“东山再起”一词，但他们的确在行“东山再起”之实。在希拉里的一些竞选活动中，克林顿总是一马当先，出现在电视节目、募捐活动以及采访现场。很明显，在布什政府的统治之下，人们经常会怀念克林顿执政时期和平、繁荣的岁月。希拉里的总统竞选再次成了克林顿夫妇共同的事业。

对于那些宣称希拉里并没有怎么改头换面的民主党对手们，希拉里说：“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民主党拥有了历史上第一次的总统连任。对克林顿总统的反对，就意味着反对2008 年大选的获胜。大家知道，20 世纪90 年代，民主党人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努力。实际上，不论是相对于布什还是切尼，民主党人都要比共和党人做得好。即使是在刑事犯罪和国家安全的表现上，民主党人也不输于共和党人。自从林登·约翰逊以来，民主党人实行了最大规模的医疗保障改革以及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因此，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取得的成绩？”

她的对手们曾极力形容“新克林顿主义”和希拉里早已过时。他们断言，她所代表的是一帮迂腐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并不能把美国领上正轨，也不能在小布什的灾难性统治之后使美国走上新的道路。这是希拉里政敌手中最强的一张牌。特别是巴拉克·奥巴马的参选也妨碍了希拉里和克林顿顺利进行民主党初选和提名的如意算盘。希拉里并没有为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总统候选人感到高兴，她反而被一名黑人（奥巴马）压住了风头。他利用这一机会对希拉里的竞选做了定性—克林顿二世的选举，以此缓解自己的选举压力。他把自己定义为带来变革的人，恰如克林顿在1992 年的表现。对希拉里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奥巴马坚决反对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在谈到自己的候选资格时，奥巴马大胆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怀疑，如果比尔·克林顿也参加这次选举，那么他也会这么做。我认为，在20世纪90 年代早期，他正确把握了这个国家的脉搏，并看到了民主党内部应当进行的一场改革。因此，2008 年，我们也不得不做与1992 年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简单效法1992 年的做法，因为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希拉里领导集团中，奥巴马发起的挑战，特别是他自称代表民主党所必须变革的方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博拉·塞尔说：“希拉里已经意识到，在发动变革方面她不及他。他是不同时代的人。克林顿的执政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同时又拖了她的后腿。她很清楚这一点，她永远无法否认。她只是一再强调她的优势，没有人会料到来自于奥巴马的反对，她意识到了他的实力强大和机智过人。同时，她最终看到，不管她有多么不情愿，她也必须要向媒体多献殷勤，尽管她几十年来对媒体一直没什么好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越来越认为，她的这位‘不速之敌’不负责任地高估了华盛顿可能接受的变革的深远程度。”

希拉里竞选总统可以最终归结为一场二人共同执政，这将促使克林顿夫妇利用他们所有的才干、经验和教训去扭转被动局面，这一局面自从他们不体面地搬出白宫的那一天便形成了。

在竞选历程中，他们两人总是一起参与，一起并肩作战，不管克林顿在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是如何单枪匹马做了许多事情。直到克林顿遭受弹劾以及希拉里当选参议员，他们的目标越发清晰，那就是希拉里继克林顿之后竞选总统，不管他们之前遭受了多少非议和诽谤。毕竟，希拉里为他们夫妇又赢得了一个走向光辉顶点的机会，他们将借此机会弥补克林顿从前由于鲁莽而失败的事业。但是，希拉里从未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过。

如果这件事情果真发生，这便如同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她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不再过于招摇，不再妄自尊大，让自己的见识和经验随着岁月的年轮增加而增长。希拉里以年届六十的年龄使其当选总统成为可能，使她的理想和梦想成为可能。

现在，随着前方道路上的障碍逐一扫清（共和党人可能已经向她使出了浑身解数），剩下的便是要使选民们相信，他们夫妇不是要故伎重演，而是要使这个国家在他们夫妇的带领下积极进取，使这个国家摆脱过去遇到的危险。他们的想法来自于他们广泛的经验以及接触过的众多优秀人物；同时，克林顿贪婪的知性主义以及希拉里坚定的乐观主义也起了重要作用。人们很少去谈论希拉里在参议院到底为纽约人做了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她所提议或者宣扬的立法，但是人们却乐于讨论希拉里带来的富有责任感的克林顿式的态度和品质，包括教育、努力工作和人性原则。作为参议员和第一夫人，她已经访问过83 个国家。

他们两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团队，而且不断向人们上演一出出好戏。他们头脑中形成于20 世纪90 年代的思想使他们总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他们有资金、实力以及足够的能力（并且永远相信民主党的原则）去对抗以小布什为代表的不可知论的共和主义；他们完全能够担得起把这个国家拯救出困境的责任，使美国恢复公平的经济原则，并使美国处理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便是她作为总统候选人所要传达的信息。人们也许会出于怀旧而选举她，因为她说：“我参加总统竞选的原因，是我认为我能够获胜，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白宫。我将充分利用20 世纪90 年代的宝贵经验，并避免去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她并没有对“我们”一词做出解释。

2007 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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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

目录

序言

第1 章 严苛的童年

第2 章 独立生活

第3章 耶鲁的爱情与战争

第4章 以阿肯色为家

第5章 胜利

第6章 过渡期的女人

第7章 宣誓就职

第8章 白宫的新主人

第9章 “时刻准备着”

第10章 下坡路

第11章 处处碰壁

第12章 重塑社会价值

第13章 艰难时期

第14章 既非骗子，亦非恶棍

第15章 事实还是妄断

第16章 低调妥协

第17章 漫长的季节

第18章 掌权的女人

致谢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