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底层笔记

张礼士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民底层笔记／张礼士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271-3

Ⅰ．①市…　Ⅱ．①张…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4374号

市民底层笔记

著　　者： 张礼士

组稿策划： 仇敬栋

责任编辑： 缪宏才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开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75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271-3/I·081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01　弄堂里的小伙伴

余庆坊·1

余庆坊·2

去大华农场·1

去大华农场·2

跟着阿桃偷东西

慧春

冰春

斯大林追悼会

阿桃变了

劳燕分飞

风水

活着就好

02　从小学到初中

“三反”运动到我家

什么事也没有

阿宁哥哥

“四兄弟”

男孩和女孩·1

男孩和女孩·2

男孩和女孩·3

升学考试

毕业之前的远足

毕业时的不愉快

了不起的中学生

“全盘苏化”的教育

03　四川北路巡礼

回家的路上·1

回家的路上·2

回家的路上·3

回家的路上·4

回家的路上·5

回家的路上·6

路上的“剃头店”

路上的饭店·1

路上的饭店·2

路上的书店·1

路上的书店·2

路上的书店·3

04　在初中的开心日子

唱京戏

说相声

出事了

05　从少年到青年

老师成了右派

团组织成了班级的核心

大辩论

来了位党员干部当班主任

吃饭不要钱

农业大跃进

大炼钢铁

从民国过来的老师们·1

从民国过来的老师们·2

人是如何异化的·1

人是如何异化的·2

升学中的阶级路线

06　难忘的大学生活

伙食·1

伙食·2

小猴

徐青华和刘存涛·1

徐青华与刘存涛·2

徐青华与刘存涛·3

徐青华与刘存涛·4

徐青华与刘存涛·5

徐青华与刘存涛·6

徐青华与刘存涛·7

徐青华与刘存涛·8

徐青华与刘存涛·9

反右倾运动的尾声·1

反右倾运动的尾声·2

下乡·1

下乡·2

下乡·3

下乡·4

下乡·5

下乡·6

下乡·7

社团活动·1

社团活动·2

社团活动·3

社团活动·4

社团活动·5

社团活动·6

饥饿年代·1

饥饿年代·2

饥饿年代·3

饥饿年代·4

饥饿年代·5

饥饿年代·6

曾校长

方书记

孙校长

张校长

下雨天

两位大右派·1

两位大右派·2

两位大右派·3

陈毅来我们学校

留级风波·1

留级风波·2

寝室铁三角·1

寝室铁三角·2

寝室铁三角·3

从同学到朋友·1

从同学到朋友·2

从同学到朋友·3

从同学到朋友·4

从同学到朋友·5

看电影·1

看电影·2

看电影·3

政治地震

桂书记作报告

京剧朋友·1

京剧朋友·2

京剧朋友·3

京剧朋友·4

京剧朋友·5

邂逅·1

邂逅·2

邂逅·3

邂逅·4

邂逅·5

邂逅·6

邂逅·7

邂逅·8

邂逅·9

邂逅·10

邂逅·11

恋爱岁月·1

恋爱岁月·2

恋爱岁月·3

恋爱岁月·4

恋爱岁月·5

恋爱岁月·6

恋爱岁月·7

恋爱岁月·8

毕业之前·1

毕业之前·2

毕业

07　山雨欲来

回到上海

沉闷的日子

雷声隆隆

相煎何急

“右派”的故事

恋爱和阶级斗争

“四清”、学“毛选”和准备打仗

干革命就得去新疆

没有娱乐的年代

鲁莽的拜访　见丰子恺先生

08　我的“文革”岁月

“海瑞罢官”挨批

暴风雨终于来了

无中生有的“杀共产党”

大火烧到了党内

毛泽东思想是宇宙最高结晶

疯狂的八月：上门打劫

疯狂的八月：毁灭一切的“破四旧”

上海人眼中的北京红卫兵

09　干校风云

邻居是京剧院

见到了童芷苓

爱唱戏竟然会判死刑

去看“外国铁梅”

“外国铁梅”姓孙

小毛剑秋的悲剧人生

老伊

周信芳在“提篮桥”呢！

猪比羊聪敏

“瘟猪肉”很香

“祸从耳入”——“一打三反”中的清查“偷听敌台”

“牛郎织女”何其多

从奉贤到南汇

丁胖

两位张兄

10　我的工厂岁月

战高温·1

战高温·2

战高温·3

战高温·4

战高温·5

拉练·1

拉练·2

拉练·3

拉练·4

拉练·5

学习班

洗澡

老广东的信念和小顾的逻辑

单相思

小张的好意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都是尼克松惹的祸

加工资

给资本家落实政策

抄家的话题

关于住房

神仙会

手艺的消亡

高温下的美女们

11　“文革”风月

温柔看守

美人之死

才子佳人的悲剧

专抓“流氓阿飞”的红卫兵

孟德挨打

孟德之死·1

孟德之死·2

12　拒绝遗忘

李书记“中枪”

江校长掌控局势

多数派和少数派

阿娘闯祸

13　坎坷的婚姻之路

序

坎坷的根源

四川北路1304号

“宾至如归”

相亲

危机

去“天山”

隐忧

峰回路转

能不能结婚

登记

黑云压城城不摧

结婚

14　忆父亲

“中产阶级”的消亡

“精神食粮”的匮乏

五味杂陈的1956年

和病魔的斗争

离去的日子

15　岁月如歌

上海点心·1

上海点心·2

上海点心·3

“四大金刚”·1

“四大金刚”·2

锡贵阿哥·1

锡贵阿哥·2

锡贵阿哥·3

锡贵阿哥·4

锡贵阿哥·5

锡贵阿哥·6

锡贵阿哥·7

锡贵阿哥·8

锡贵阿哥·9

锡贵阿哥·10

后记

01　弄堂里的小伙伴

余庆坊·1

余庆坊的1号至11号称为第1小弄，是大弄堂里的小弄堂，我小时候的玩伴都在这条小弄堂内。

阿桃比我大两岁，长得高高瘦瘦，是出了名的皮大王。他住在11号的亭子间 (1) 里，他的一次冒险经历是从11号的屋顶一直爬到1号，然后从屋顶跳到1号我们家的晒台上。其后果就是被他母亲痛打一顿，过了两天有邻居向阿桃娘投诉：他家屋顶上的一块瓦片被踩碎了。于是阿桃又挨打，眼睛都打肿了。

阿桃娘的心情不好，脸上始终乌云密布。阿桃的父亲解放前当过警察，大概还是警官什么的，所以解放不久就被抓了进去，后来就死了。阿桃说他家曾收到公安局通知：要交4000元子弹费（相当于1954年发行的新币4角），原来解放初枪毙鬼（读jū）挨的子弹费用是要枪毙鬼家属负担的。我吃不准阿桃是否在吹牛皮，我们这条弄堂内（指第1小弄）再也没有人挨枪子，所以无从查考。

有一点是吃得准的，阿桃家解放前解放后都住亭子间，并不像当时有人讲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派个个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花园洋房。阿桃爸爸肯定是反动派，否则不会挨子弹。而且据阿桃说他家过去也没吃过山珍海味，只是肉吃得多了些。看来肉吃得多不是好事！

我老是泡在书店里，在弄堂里的孩子们眼中我是个另类，弄堂内的游戏如打弹子、“逃加山”之类的我全不在行。但阿桃对我并不嫌弃，总是来叫我玩，可能是他和我都是独子的缘故。他教会了我打扑克：沙蟹、罗宋、21点，等等，赌注是香烟牌子。很自然地我和阿桃成为一帮，阿桃是“老大”。

5号的小姑娘慧春也是我们的玩伴。我们玩“人猿泰山”游戏：阿桃是泰山，慧春是珍妮，我是小泰山；有时我是泰山，阿桃是大猩猩，慧春永远是珍妮。

慧春说：“还好阿拉 (2) 爸爸不是反动派警察！”

余庆坊·2

6号的国松人长得没有阿桃高，却很会打架，他是另一群孩子帮的老大，他的一帮人多势众，所以我们和他们“开战”总是落下风。恨得阿桃打算去武当山学武艺，像“点穴”这种绝技也要把它学会，回来以后把国松这班人统统点趴下。阿桃的决定使我好几天心神不定：因为阿桃是不看书的，甚至连环画也不看！武当山点穴这些故事全是我讲给他听的，万一阿桃去了武当山，阿桃娘岂不是要来找我算账！

万幸的是阿桃因为筹不到路费，所以没能去武当山。国松一帮人和我们渐渐好了起来，尤其在和其他弄堂的“野蛮小鬼（读jū）”发生冲突，比如争夺踢小橡皮球的地盘时，第1小弄的孩子们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国松常常请我到他家去玩，我和他的家人也熟了起来，我叫他的爸妈“陈伯伯”“陈家姆妈”。陈家的子女多，陈伯伯下班会带零食回家，有一次他带了一大包“花红”——一种美丽的小果子回来，硬塞给我好多个。“花红”酸酸甜甜的，我以后在水果摊见到“花红”就会想到和善的陈伯伯。

1955年肃反，陈伯伯被抓走了，而且被发配到青海，这一去就永远没回来。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陈家姆妈笑过。

5号的慧春大了，已经不和男孩们玩了。有一回碰到我，她还是对邻居家的事议论了几句，最后她又说：“还好阿拉爸爸不是历史反革命！”

去大华农场·1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天下午，我们去大华农场。

第1小弄的小伙伴差不多全去了，除了女孩和小不点们。国松说“小跟屁虫”一律不带，包括他的弟弟。这是第1小弄两帮孩子们的联合行动，带队的自然是国松和阿桃。我们做了精心准备：有拿弹皮弓的、有带瓶瓶罐罐的（可以装小鱼和蝌蚪——“拿摩温”）、有手持自制鱼叉的（竹棒顶上装有长铁钉），据阿桃讲大华农场的水塘里游满了鱼，一叉即得。

我们从虹口公园附近越过天通庵车站往西北方向走，都市的喧闹渐渐淡去，出现了零星的菜地、杂草和矮树丛，空气里夹杂着野花的香味。不知是谁，唱起了小学生的歌：

六月花儿香，

六月好阳光，

六一儿童节，

歌儿到处唱——

大家跟着唱起来，五音不全的阿桃嗓音混在里边听上去挺滑稽，其实离六月还早着呢！

终于，我们见到了高高的“麒麟塔”，大华农场到了。大家穿过荒芜的“原野”奔上台阶，在塔周围的高台上欢呼雀跃、打闹玩耍。据说塔尖上原本是有一只麒麟的，但后来不知是坏了还是被人砸了——因为这座塔是日本人为了纪念他们一个被炸死的将军而造的。从塔上向四周望去，大华农场还是有绿油油的农田、菜地的，不过连不成片；也有灌木丛和一些草棚；小水塘不少，仿佛许多闪闪发光的碎镜子。

我们要办正事了，要去捕鱼捉虾了！下了台阶，经过一个废弃的大游泳池时，大伙又停留了一些时间，干涸的游泳池底尽是石块。有人爬下池内玩石块。后来我们找了一处池塘，开始抓鱼，但发现鱼迹难觅，阿桃的情报有误，鱼叉什么的完全没有用。但阿桃坚持有鱼：如果我们“敲浜”——像他们川沙乡下那样把水池里水抽干，池塘里肯定有点鱼！而且是大鱼！

正当大家离开这处收获很小的池塘时，有一帮大孩子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一个个破衣破裤、黑不溜秋的，有的手里拿石头，有的拿割草刀，嘴里还骂骂咧咧，说的似乎是山东话，和余庆坊过去的两个大门警卫老山东的口音相似。

去大华农场·2

这帮操“山东口音”的孩子年龄不比我们大，但十分强悍。从他们的叫骂声中我们知道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二、我们奔跑过的“原野”并不荒芜——上头有庄稼，而且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种的。他们气势汹汹地叫道要揍死我们。有一个人推了国松一下。

突然国松哭了！被吓得大哭了！国松的哭极大地震撼了我，甚至比那帮孩子要揍死我们的叫声还要令我惊心——国松是我们第1小弄孩子们公认的“第一条好汉”！那么会打架的他竟然没交手就吓哭了……

“头子活络” (3) 的阿桃喊了一声：“跑！”小伙伴们一溜烟地逃离了池塘边，逃得那个真叫狼狈呀：有的人扔掉了“鱼叉”，有的人丢掉了装满“拿摩温”的瓶子……对方并不追赶，只是朝我们的后背扔了石头，幸好没有击中任何人。

我们撤到游泳池边，继续玩的兴致没了，决定回家。因为走原来的路会遇上刚才那帮“强敌”，所以我们走另一个方向绕回去，我们绕来绕去，在一个大粪坑边遇见一个“山东”老头，他很热心地问我们是否迷路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他一帮“山东”孩子要打我们的事。他笑了起来：“这里哪有山东人！前两年淮河发大水，我们都是从安徽过来的。这样吧，俺带你们出去。”

我们跟着“安徽老伯伯”（阿桃马上这样叫他）还是从原路返回，那帮从淮河边来的孩子远远瞧着我们离开，倒是没有过来找我们的麻烦。

一连几天，国松都不到弄堂来，这回他在小伙伴眼前丢尽了面子。阿桃有点幸灾乐祸地说：“看看伊弄堂里介狠，跑到外头去介‘缩’！” (4)

跟着阿桃偷东西

阿桃告诉大家他长大了要当一个收旧货的小贩。

弄堂里经常可以见到收旧货的小贩，他们斜背着布挎包，手里拿着麻袋和一杆秤，在弄堂里穿进穿出，嘴里吆喝着一句很奇怪的词：“也——呼也！”其实收旧货就是收破烂，收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真有什么值钱的旧货卖给他们，也拿不到多少钱，肯定“三佃不值两佃” (5) 咯！那时他们收购废铜烂铁很起劲，尤其是铜——不知是否和当年正进行的朝鲜战争有关。

阿桃偷偷地把家里的旧铜钱拿出去卖给收旧货的，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在家里翻出几个解放前的“镍角子”（旧辅币）去和收旧货的换钞票。这类“非法所得”虽然很少，却让我们既害怕又开心。

有一个时期市面上砂糖紧缺，要很早去“南货店”排队（那时糖在出售南北干果火腿食品的“南货店”供应），我和阿桃受双方家长委派去嘉兴路桥附近一家南货店排队。结果不仅买来了砂糖，阿桃还趁人不备顺手牵羊拿了一只金属“撬”（很大的勺子），后来换了钱，买了“敲扁橄榄”、水果糖和我分享。

自那以后我跟着阿桃，还有其他几个孩子，在光顾小店和售货摊时，常常买200元（相当2分钱）“末事” (6) 偷500元东西，如水果（桃子、李子）、香烟牌子之类，感到十分刺激，似乎在进行重大冒险！不过我一个人时却丧失了这种大无畏精神，我在书店里从来不偷书。

我向阿桃建议不要讲“偷”，用“爹” (7) 。以后我们商议不讲今朝夜里去偷点“末事”，而是说今朝夜里去“爹眼末事”，这算是我发明的黑话暗语吧。

过了一阵子，大家（包括阿桃）对“爹末事”的兴趣减退了。新的冒险是乘电车“勿买票”——逃票。

慧春

慧春小时候挺好看的：大大的眼睛、瓜子脸、也爱笑。在“人猿泰山”的游戏里，男孩子争着做泰山，其中一个缘故是珍妮永远是慧春做，珍妮不就是泰山的“那个”吗！

渐渐地慧春淡出了弄堂小伙伴的圈子，即使遇到话也很少，有时干脆擦肩而过，只是矜持地点点头，一副“大姑娘”的派头。她母亲得意地告诉我妈妈：慧春是什么优秀少先队员大队长。此话不假，我见到慧春戴过三条杠的臂章。

陈伯伯出事后不久，我在弄堂里遇到慧春。她竟然和我议论了几句，还说：“还好阿拉爸爸不是……”，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历史反革命”这个名词，也忘不了慧春那双惊恐的大眼睛。她家5号，在6号陈家隔壁。

1957年慧春在银行工作的爸爸成了右派，1958年初被送去白茅岭劳动教养。素来沉默寡言的慧春爸爸怎么会当右派呢？据张阿姨（慧春妈妈姓张）说她“先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所谓大字报就是用毛笔把批判内容写在纸上，然后贴到墙上或者什么公众场合公布于众，因为字较大故名大字报。）“鸣放”会上没有放过一个屁！只是悔不该给当时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写了一封具上实名的信！信上讲了自己作为银行留用人员不受组织信任的痛苦和某些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完全是一封向党交心的信，结果变成了向党进攻的信。慧春爸爸不仅是右派而且是极右，被开除公职去了白茅岭。关于这封信的事张阿姨对我父母亲讲过无数遍，像祥林嫂似的“悔不该当初……”

慧春从那时起大变样了，不只是不和大家说话；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看：瓜子脸变成了猴脸，脸色由白变黄，又戴上了眼镜，她漂亮的大眼睛永远地藏在了玻璃镜片后边……

冰春

冰春是慧春的弟弟，当年属于“小跟屁虫”范畴，我们外出“探险”从不带他。

他爸爸出事之后，大概是年龄小吧，他看起来不像慧春那样受打击，在弄堂里照旧嘻嘻哈哈，和过去的小字辈在一道玩——我们这帮玩伴都大了、已经退出弄堂江湖了。

冰春的觉悟始于1960年代。张阿姨告诉我母亲：冰春在初中毕业前打了入团报告，报告中声称自己要和反动家庭彻底决裂！自此以后，他只要提到自己父亲必称徐某某，再也不说“爸爸”两个字。这让张阿姨很伤心。冰春进了中专后更加积极向上，不仅在家里经常批判自己母亲、姐姐的“错误言行”，而且会向学校组织汇报自己和家人作“斗争”的经过；每当他父亲来信他必定要看，看后就向学校汇报。张阿姨说那么多年他只给爸爸写过一封信，信里要徐某某好好改造，彻底向人民投降！

慧春大专毕业后去了外地工作，张阿姨哭得好伤心。她对我母亲说：家里没有可以讲讲话的人了。前两年她和慧春都是背着冰春说心里话的。

据说冰春在学校里表现十分出色，下厂劳动、“学雷锋”活动什么的都评上先进，尤其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在会上提到党和领袖时经常热泪盈眶！在毕业时写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到边疆去！他所在的中专是工厂办的，毕业后全部留在了上海机电一局下属各厂，所以冰春边疆没去成，但终于加入了共青团。

那时我已经回上海工作了，在弄堂里常见到冰春。他和他爸爸长得很像：矮矮的、个头很结实；他不像他姐姐有一双惊恐的大眼睛，他的眼神阴沉，甚至带点狠毒……

“文革”初期冰春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样不受信任，只有老老实实在车间里“做生活” (8) ，渐渐地他熬出头了，当上了生产组长。他在“文革”后期结了婚，娶了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同厂女工（他一定要找家庭出身好的人当老婆）。婚后老婆和张阿姨老是吵架，冰春永远站在老婆一边（这是张阿姨告诉大家的、可能是一面之词）。

1970年代末，被冰春称为徐某某的爸爸平反回家了，徐家两位老人总算幸福地度过了晚年。没想到冰春在1980年代竟然得了肝癌，40岁左右就死了，那么年轻！这是在他刚当上车间主任不久后发生的事。

斯大林追悼会

阿桃终于戴上了红领巾，这让他欣喜若狂。由于他“恶迹昭著”又留过级，一直入不了少先队。不过阿桃说留级也有好处：他的表妹惠英本来和他同一班级，是中队长，而且住在11号前厢房；就是她在老师面前“大义灭亲”检举了阿桃在弄堂里的种种“恶行”，害得阿桃入不了队！阿桃留级以后她管不着了，这才让阿桃有了参加少先队的机会。

就在阿桃入队后没几天，斯大林大元帅去世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全国降半旗，一切娱乐活动停止；学校通知，在莫斯科举行葬礼时，全国鸣汽笛响喇叭、大家要肃穆站立。这一天晚上我在阿桃家遇见惠英，她气鼓鼓地告诉我们：今天街上鸣汽笛时，不少行人仍然往前赶路，竟然不停下来；还有一些骑自行车的还要“恶劣”，竟然飞快地骑过去。她当然是严肃立正，直到鸣笛结束。

“这些人太呒没掘污 (9) ！”惠英说。她说话爱咬舌头，那时又喜欢讲一个新名词：“觉悟”，我听起来却是“掘污”，在上海话里，“污”是粪便的意思。她还告诉我们一个她听来的新闻：当我们的毛主席听说斯大林大元帅去世时，竟难过得号啕大哭！面对我们的怀疑目光她说这肯定是真的，因为她在学校里对许多人讲过，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都没有反驳和制止。那个年代反苏即反华反共！谁敢怀疑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深厚感情？

惠英提议晚上我们自己开个斯大林追悼会，阿桃马上同意。（他除了怕娘就最怕这个表妹）地点定在11号前客堂间，（前客堂间是公共地方、不住人）墙上贴好一张报上剪下来有黑框的斯大林头像，点上两根半截蜡烛，我们像模像样地开了一个追悼会。按理说“阿桃帮”的小伙伴都要参加的，但他们以学校已开过此类会为借口不肯来，所以只有我（我乃帮中老二不得不来）和10号的小毛狗来到11号“会场”，不料惠英坚持小毛狗不是少先队员没有资格参加。小毛狗只得离开前客堂，但他一直站在关上的11号大门外听。

追悼会的唯一内容是惠英致悼词，列举斯大林的种种伟大功勋，我知道她是从报上抄下来的，不过她都背下了，没有对着报纸念。她背完后，我提出异议：惠英称斯大林伯伯不好，应该称斯大林老爷爷。惠英的圆脸涨得通红，不作声辩，阿桃打圆场说好啦好啦并宣布仪式结束。

过了好些日子，我又在阿桃家碰见惠英，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莫斯科北京”这支歌有一句歌词要改一改。原来是唱：“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现在要改为：“马林科夫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惠英说因为斯大林已经不在了，现在苏联的领袖是马林科夫了。

阿桃变了

我进初中的时候阿桃仍在小学6年级，他小学毕业时又没有考上中学，直到1955年才上了初中，原本同年级的他比我低了两级。然而我交朋友从来不把什么功课学业放在心上（自己也不是好学生），所以在我眼里，阿桃仍是我的大哥。

父亲有一位同事也住在余庆坊，他的儿子天栋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父母希望我和天栋能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讲天栋的各种优点，不过效果适得其反：我却认为天栋是个永远不说真心话的好学生，“迪种人呒没劲 (10) ”！我知道长辈的心思，他们怕我常常和阿桃混在一起，近墨者黑，变成阿桃这类升不了学的问题少年，所以阿桃终于考上初中时，我比谁都高兴。

初中一年级我在班级里结识了岸年，他和我都喜欢京戏。我到他在学校对面东宝兴路和平坊的家去玩，他家里有许多旧书旧杂志：“万象”、“春秋”、张恨水的小说，还有专门评价京剧演员的“菊部丛谈”、京剧的百科全书“大戏考”……我都一一借来，真开心。他到我家来玩时，我领他去11号见了阿桃，就这样岸年也成了阿桃的朋友。阿桃进初中之前最后一次去糖果店“爹末事”，是我和岸年替他打掩护望风。

阿桃进初中之后有些变了，大概是在班里年龄较大，他被选为班长；他周围聚集了许多初一学生，和班主任老师关系也相当好。星期天我们去找他他总不在家：不是去参观什么展览会，就是组织同学开小组会集体学习，俨然一副学生干部的做派。

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一年有两艘苏联军舰访问上海，代表上海中小学生去欢迎苏联老大哥的少年儿童中竟然有阿桃！阿桃成了全上海中小学生的代表，这是多么出风头的事。

此时的阿桃彻底抛弃了“阿桃帮”，甚至和我也疏远了。如果啥人 (11) 再要对阿桃提当年“爹末事”或者逃票的事，阿桃是要板面孔的。

劳燕分飞

前不久岸年从美国回来还问起当年的小伙伴阿桃，说很想见见他。

1958年阿桃的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到安徽某地农场去了，是劳教还是她自己报名去支援农业建设大家都不清楚。阿桃也跟着她去了安徽，走得很匆忙，以至于我都来不及和他告别。阿桃家是本地川沙人，要下乡也应该去川沙农村呀？和安徽农场有什么相干？

对我们余庆坊第1小弄而言，1958年不是好年头：5号慧春爸爸去了白茅岭劳教；4号前楼搬来不久的丁家男主人（他的大儿子被称为丁包头，正好初中毕业），不知犯了何事也“进去了”，后来去了大丰农场劳改；再就是阿桃家。

国松去了江西上一个中专，经过不懈努力参了军，在广州军区当了好多年的坦克兵，复员后他为了能回到上海吃尽了千辛万苦（本来只能回江西），终于落脚到长江航运局当船员，可以经常来上海。他有时来我家聊天，告诉我，在讲究家庭出身的1960年代，当年“国松帮”的干将7号荣家兄弟，过去唯国松马首是瞻的，那时竟然见了国松爱理不理。因为荣家是第1小弄唯一的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又是里弄干部，“红五类”荣家兄弟当然要和“黑五类”国松划清界线啰。国松说他也想念阿桃，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阿桃的表妹惠英1959年考上了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工作（反正和鱼有关），也结婚生子了，应该算顺利吧？谁知道她在“文革”后期得了精神病！发疯的原因弄堂里谁也不清楚。惠英只身一人回到了11号娘家，一住就是30多年。1990年代我经过11号门口时，几次见到她孤独地坐在凳子上，两眼向前望着，眼里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只是向前望着——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当年一道玩的小伙伴中，只有惠英还住在余庆坊。

风水

我们这一代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风水”。

第一次听到风水这个词是从慧春那儿。那时慧春已经在广东结婚生子，难得回沪，所以在弄堂里见到她，很感意外。她对我这个当年的小伙伴很热情，讲了许多心里话，除了骂她那个革命弟弟外，还告诉我之所以她爸爸和我会倒霉是第1小弄风水不好！她分配到广东之后的一大收获是知道了风水，即使碰到“文革”，她那个地方的人仍然相信风水。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大门都是朝南的，余庆坊所有的房屋都是这样，唯独1号至11号的第1小弄是前门（大门）向北、后门朝南对着只有两步宽的第四医院围墙。大概当年余庆坊的建筑师在造第1小弄时觉得大门对着太近的围墙不好，就把第1小弄整幢建筑倒了一倒。

虽然那时我已被划出革命群众之外，但头脑里革命教育之影响依旧顽固，不相信风水之说的我提出异议：第1小弄也有发达之家！7号楼上荣家因为是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当里弄干部、狠得不得了。荣家大弟上清华大学，小弟上交大。他们家多少风光。就连荣家小阿妹不知何故也没去插队落户，农场去了才一年就抽上来当中学老师了。但是慧春认为这是暂时的，荣师傅不是生病了吗？7号风水也不会好的。她问我还记不记得7号楼下那个怪异之家。

1950年代7号楼下住着两个女人组成的“家庭”。一个完全是男性装束：短发、吹“飞机头”、有时穿西装戴领带有时穿中山装，在什么厂里上班；另一个是正常的妇女打扮，不工作。夏天黄昏时她们在后门口摆张小桌子放几碗小菜，男装妇女坐着喝酒抽烟，家庭妇女则替“他”夹菜，有时在“他”的杯子里抿一口酒，完全像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可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害的特殊家庭却遭到了粗暴的干涉：居委会、派出所、男装妇女的厂里老找她们的麻烦，但她们却哭着不肯分开，后来这个怪异之家从7号消失了，后来入住的是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胖子。

慧春说那个男装妇女也被送去劳动教养了，她犯的是“流氓罪”——那个年代同性恋者等同流氓。奇怪的是家庭妇女不算流氓，尽管她哭着吵着要和“丈夫”一同去劳教。“丈夫”走了后，“妻子”搬出了7号这个伤心地。

“讲来讲去阿拉这条弄堂的风水不好！”慧春最后说。

想想慧春的话好像有点道理：最发达家庭的家长荣师傅不久死了，还不到60岁。

活着就好

慧春爸爸从白茅岭劳改农场回到了余庆坊，国松妈妈很受震动。

本来嘛，5号和6号一墙之隔，5号徐家的男主人在安徽劳动了21年终于回家了，而6号陈家的男主人却在青海死了，尸骨也不知埋在何处！

那天晚上为了一件什么事我去国松家，家里只有国松妈妈。她忍不住又提起了隔壁徐家的事，说慧春妈“运道”真好：终于等到徐先生回来了！团圆了！又感慨万分地讲：我们这样的老派妇女就像王宝钏等薛平贵18年那样：等呀等呀，不会想着去改嫁的！只有辛辛苦苦把孩子拖大，唯一的梦就是孩子爸爸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国松妈妈形容枯槁的脸显得更加苍老，凌乱的花白头发显示了她这些年的艰难：陈家有4个男孩2个女孩，陈先生去青海之后，就靠当小学教师的陈家姆妈（国松妈妈）养活一家人，更不用说作为反革命家属所受到的种种歧视了。

她像是对我说、像是喃喃自语：“活着就好，只要活着就好！活着总能团圆。不像我，等到的是一张死亡通知书……”

我告辞离开陈家，耳边仿佛还响着国松妈妈的喃喃自语：

“活着就好……”

几年之后，国松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不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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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亭子间：上海等地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

(2) 阿拉：沪语，“我”。

(3) 头子活络：沪语，“头脑机灵、反应快”。

(4) 伊，介，缩：沪语，伊：“他”；介：“这么”；缩：北方话“ ”的意思。

(5) 三佃不值两佃：沪语，“三钱不值两钱”，形容不值得，划不来。

(6) “末事”：沪语，东西。

(7) “爹”：读diā。

(8) 做生活：沪语，工作、干活。

(9) 呒没掘污：沪语，没有觉悟。

(10) 迪种人呒没劲：沪语，这种人没意思。

(11) 啥人：沪语，谁。

02　从小学到初中

“三反”运动到我家

早已消失的多伦路小学是我的小学母校。弄堂里有我的同班同学，是住在我家对门52号的女生沈芝霞，她比我大两岁。

我在班里属于不用功读书的“差生”。按照级任先生（班主任老师）的说法：我既非“捣蛋鬼”、更非“皮大王”，是一个长不大的“闷皮”孩子，上课思想永远不集中。于是派沈芝霞来当我的课外“小老师”，一来是她家和我家最近，二来她是少先队小队长。

小学高年级的男女生界线划得很清楚，彼此不大搭界的。如果有男生在女生中“扎堆”，会被大家视作“娘娘腔”；反过来，喜欢和男生一道玩的女生，一定会被女生们看成“十三点”或者“痴头怪脑”。所以我对女生来帮助自己这件事是相当不高兴，而沈芝霞却十分起劲，因为这是老师给她的光荣任务。

放学之后沈芝霞就到我家来和我一道做作业（我拒绝到她家），我做不出就问她，她会大惊小怪地说：“侬哪能 (1) 算术课一眼 (2) 阿不听！阿是 (3) 思想又开小差啦？”问得我邪其呒没劲 (4) ，还担心她会向算术老师去告我的状。谢天谢地，第二天她倒没有。

这天下午和往常一样，沈芝霞到我家来一道做作业复习功课，因为明天要测验了，时间比平常长了许多，天渐渐黑了，我母亲进屋来开了灯，她已经准备好晚饭等我父亲下班回家。就在此时我家来了3个不速之客，一进来就自我介绍是人民银行“打虎队”的，声称我父亲已经承认了自己是贪污银行资产的“大老虎”，贪污所得就放在家里，要我母亲交出来！

我母亲告诉他们：这是没有的事！家里没有多余的钞票，我先生也绝不会贪污！这些话把“打虎队员”给气坏了。有一个人一拍桌子，气势汹汹地喊：“你家男人都坦白交代了，你还在帮他抵赖！”我母亲的四川嗓门比他还大，竟然和他们吵了起来。

沈芝霞吓得脸色发白，赶紧收拾书包离开我家。我母亲还不忘叮嘱她：明天再来哦，再来做功课哦。

什么事也没有

母亲和“打虎队”越吵越凶，隔壁房间的祖父祖母都过来了，祖父胆子小什么也不敢说，祖母（我们宁波人叫阿娘）倒是为自己儿子辩白了两句，却被来人推了出去。“打虎队员”学着南下干部的腔调开起了国骂（其实他们并非山东人），我妈妈也以“砍脑壳的”川骂回敬。

那3个人大概醒悟“好男不和女斗”颇有道理，悻悻地走了。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后来我父亲说他们还要去几个同事家，没有时间在我们家耗了）祖父（阿爷）胆战心惊地讲：给记凡关来 (5) ，国庆阿爸回勿来呐！但母亲和阿娘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晚上7点刚过，父亲就回家了，只比平时迟了1小时。在共进晚餐时，父亲告诉我们事情经过：今天提早下班叫大家坦白交代贪污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能就在此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打虎队”分别去各个同事家。我父亲报告领导，经过认真回忆，不论解放后还是解放前从未贪污！领导只是让他再坐一会儿，不久就批准他回家了，什么事也没有。有两位同事回忆自己解放前揩过公家油，结果被留下继续交代，因为上头认为：既然解放前揩过油解放后完全可能继续揩油甚至贪污了。

这场风波的好处是：沈芝霞不到我家来了。由于有女生来当我的小老师，我在弄堂里阿桃这帮小伙伴眼中很丢面子，也被班级里几个捣蛋鬼作为笑料。因此我并不对沈芝霞作任何澄清，她不来最好。

我们当年小学毕业升初中是要考试的，而且还挺难考的。先是考市立（公立）中学，公立学校学费便宜多了（学费至少比私立初中少一半），考不上市立中学的参加第二批考私立初中，私立初中考不上（有些私立名校也很难考）就只能进补习学校或者明年再考了。

没过多久，1953年夏天我考上了市立上海培青中学，是6取1的比例。这让级任老师大跌眼镜。帮助我的“小老师”沈芝霞却是公立私立都没考上，在弄堂里她一见到我就避开，我知道这回是我让她很丢面子。

阿宁哥哥

我父亲请他同事的儿子来辅导我功课。这位我称为黄伯伯的同事住在余庆坊127号，湖北人，他的独生子阿宁据说是虹口中学的优等生，我叫他阿宁哥哥。

黄伯伯在“三反”运动中曾经是嫌疑对象，他被关在单位里不让他睡觉，几个人“车轮大战”审问他。一个老实胆小的银行职员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他糊里糊涂承认自己拿过公家几百万元。“打虎队员”乘胜追击继续“挤牙膏”，黄伯伯把金额上升到几千万，为了让“打虎队”满意，他又加到了几亿、十几亿、几十亿，最后达到一个天文数字：他所在营业部的全部资金都到他口袋里去了，银行一点钱也没有了，可以关门歇业了。对如此荒谬的“赫赫战果”，“打虎队”竟然会心满意足地向上级汇报，黄先生就留在了单位里等待处理了。

“打虎队”到127号来追查这笔巨款的下落，黄太太跳起来了。黄太太毕业于武汉一所女子高中，在太太们中是出了名的精明强干和有文化，她义正词严地告诉“打虎队”：这是乱讲！我不和你们这些人废话，我找你们领导去。于是黄太太立刻叫了一辆三轮车到了外滩银行总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居然找到了分行领导。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一五一十地讲了黄家的经济状况和不可能贪污的事实，最后她还告诉领导：她决定写信给在北京的二哥讲这件事，她二哥是我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部，其地位之高连银行领导也是要肃然起敬的。

结果可想而知，黄伯伯平安无事地回家了。经过核实，贪污巨款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不过黄伯伯也被批评了几句，关照他今后要实事求是，要经得起考验，黄伯伯听了只有苦笑。

阿宁哥哥大概继承了他妈妈的聪敏，他不仅自己学习好，而且很会当小老师。他立刻就发现只需辅导我算术，别的学科他不必操心。当年考初中要考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和地理，阿宁只抓我算术，而且重点放在我的薄弱环节——四则运算应用题上。每当我有点进步，他会给我一点奖励：几张香烟牌子啦，几粒“三北盐炒豆”啦，他有一回拿一份1952年虹口中学入学算术试卷给我做（当年没有统一升学考试，各个学校试卷都不一样），我居然做得很令他满意，他奖励我一本连环画，是武侠故事：“大破笔架山”。

“四兄弟”

班级里同学都是三三两两形成了各个小集体。我和范延生、赵凌云、潘大德是“四兄弟”，曾经在余庆坊1号的晒台上举行过“结拜”仪式：买了点花生米、牛肉干之类的零食；一人一杯白开水以水代酒，碰杯并宣布我们义结金兰，从此就是兄弟了。既未弄香烛之类的“封建迷信”物品，也没有搞叩头这种“封建礼节”，因为我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少先队员！

范延生在我们4人中年龄最大所以是大哥，他在家里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大姐），所以颇有兄长风范。他讲话不快不慢、四平八稳，从不过激，小时候就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他住在吟桂路，家里藏书颇丰，他曾借给我《乌拉波拉故事集》、法国小说《苦儿流浪记》、意大利名著《爱的教育》等许多好书，他家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赵凌云住在永乐坊他姑妈家里，他和表妹吴蓉都是我们班里的同学。我从未见到过赵凌云的父母也没听他提过，大家猜他父母可能不在人世了。我们4人中他最“苦命”。小学毕业后他们表兄妹都没考上初中，一年后赵凌云仍未考上，直到1955年他才考上和田中学。（1955年私立中学全部变公办，又大大发展了一下，新设了许多中学，所有的小学毕业生全部升学，连弄堂里阿桃也考上了初中）所以赵凌云就不大乐意和兄弟们往来——心情不好吧？1958年他初中毕业后就去了铜官山冶金安装公司工作了。1960年他们公司在合肥有业务，我在街上遇见他，他拿出二哥的架势把我拉到他单位食堂请我美美地吃了一顿，这可是吃他省下的口粮！这可是大饥饿时期！

潘大德的绰号叫“小活狲”（小猴子）。他人长得瘦小，也异常地活泼好动，虽然在老师眼里他和“闷皮”的我都属于“差生”，我却知道“三哥”是我们4人中最聪敏的。他的语文很糟，做“造句”做得同学要笑的。但他算术特别好，由于他上课不专心（老和我讲话），算术老师老叫他到黑板上解难题，但永远难不住他，把老师郁闷得摇头无语。后来潘大德考上市立复兴中学，我考上市立培青中学，我们两个差生的表现都让级任先生 (6) 吃了一惊！

潘大德1959年复兴高中毕业后进了不知是北大还是复旦的数学系，范延生是北郊高中毕业考上了华东化工学院（即今华东理工大学）。潘大德上初中时家从四川北路搬到水电路去后，我就很少见到他，那时的水电路在我们心目中是一条遥远而冷僻的马路。

男孩和女孩·1

老师把我和潘大德调开了，我的邻座换了女生朱倩倩，潘大德则和另一个女生邹德川同桌，两个老师眼中的差生就这样分开了。

潘大德显然认为这是老师对我们的变相惩罚，他把对老师的不满都发泄到邹德川的身上：第一，课桌中央画一条“三八线”，过线“格杀勿论”——过线的笔和小橡皮之类必被大德扔到地上；第二，坚决不和她“啰嗦”，迫不得已要开口也不是好声好气的。邹德川这个大眼睛大头娃娃是个伶牙俐齿反应迅速的小姑娘，她对大德采取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方针，对大德过线的东西也是立即扔掉，如果大德的手臂过了线会被她用尺猛敲一下。（这把尺是她带来专门对付潘大德的）下课时大德和她吵架老是“吃瘪”，他就叫她“小跳蚤”作为她骂他“小活狲”、“臭活狲”的回敬。我当然要帮潘大德啦，我就说邹德川这只跳蚤非同一般，乃是美帝国主义扔在东北搞细菌战的跳蚤（当年报上登过、老师也宣传过），邹德川马上叫我“少爷兵”，美国少爷兵在朝鲜战场上强奸妇女。（这也是报上刊登的，当时报上天天宣传美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

和邹德川“开战”的后果是一些女生以后叫我“少爷兵”。本来我的绰号是“肉馒头”，因为我每天的早餐是一只肉包子，又是一张胖圆脸，所以同学这样喊我，结果现在又多出了一个令我深恶痛绝的外号。

潘大德那里是硝烟弥漫，我这里却风平浪静。朱倩倩和我之间并无“三八线”也不拌嘴。她爱吃零食，而且十分大方地请我共同分享：糖炒栗子啦、奶油话梅啦……有一次她请我吃香港带来的美国苹果干，太好吃了。我工作后在水果店买过苹果干，完全没有当年的味道。

朱倩倩的脸尖尖黄黄的，眼睛也不大，在班上绝非小美女；她有一对酒窝，笑起来很可爱，所以她爱笑。有时上课时她会两手撑着脸莫名其妙地笑，而老师并没有讲什么好笑的话，我估计她在做白日梦了，谁知道女生的白日梦是什么。我自己也是一个思想开小差常做白日梦的家伙：我的梦和武侠有关。

朱倩倩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从来不会叫我“少爷兵”。

男孩和女孩·2

一天下午潘大德和邹德川之间又爆发“战争”。大概潘大德先去惹邹德川的，火冒三丈的“小跳蚤”把大德的文具盒（上海人叫铅笔盒子）重重地摔在地上。潘大德的文具盒是他的宝贝，里边没有任何文具，而是放着“蚕宝宝”和桑叶，盒子上还有气孔——不至于让蚕闷死。摔的后果很严重：几条蚕死了。潘大德当场就哭了，差一点要动手打邹德川，不过他忍住了。班上有条不成文的原则：男生之间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但男生不能打女生，打女生是很坍台 (7) 的行为。所以潘大德要邹德川赔，而邹德川认为是大德先惹她，拒绝赔偿；几个女生都帮邹德川说话，这场纠纷不了了之。

潘大德并没有向班主任老师投诉，他知道老师们都不喜欢他，而邹德川却是班主任宠爱的好学生。他和我商量要到邹德川父母那里去告状，要她家长赔偿损失。问题是如何找到她家长呢？大德打算放学后去盯邹德川的梢，要我陪他一道去跟踪——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邹家和邹德川的父母。

为了兄弟情谊我只得陪大德去“虎穴追踪”了（范延生和赵凌云不愿意去趟这场浑水），讲心里话我有点怕“小跳蚤”——她有一张刀子嘴！放学后我们远远地跟在邹德川和另一个女生后头（该女生家可能在邹家邻近、她们总是一起回家），沿着四川路向北，经过溧阳路到了山阴路口，忽然她们没了踪影。我猜一定是机灵的“小跳蚤”发现了我们，躲起来了，我们在山阴路走了一圈，一无所获。在回来的路上，大德说等他长大了当上将军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把“小跳蚤”抓来，然后“碎尸万段”！

打那之后，潘大德和邹德川开始了漫长的“休战”，他们不吵也不好，彼此严守“三八线”，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

我的邻座朱倩倩一如既往地做“白日梦”。有一次课间休息时，她的右手支着脸出神，左手却伸过来搭在了我的手臂上。我感觉到了一只柔软、温暖的小手在我放在课桌的右臂上，尽管我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小傻瓜，却也明白这是一种善意，我并不抽回手臂，也不开口。

邹德川发现了这一切。她大声地叫朱倩倩：“侬哪能啦？侬只手！” (8)

朱倩倩仿佛梦醒了，她缩回了手，红着脸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小跳蚤”真可恶！

男孩和女孩·3

我和朱倩倩很少讲话，只是在课间休息时讲上一两句，放学之后各自沿不同的方向回家。

快毕业时，朱倩倩不理我了，也不大笑了。我浑浑噩噩地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放在心上，仍然一如既往地和潘大德、范延生、赵凌云泡在一起：男生总是和男生在一道——天经地义。

有一天放学之后朱倩倩突然叫我不要急着走，她有话对我说。于是我们装着理书包，等教室里没人了，她才开口，把我数落了一番！内容如下：

第一，我是个小气鬼！她带来的零食总是和我分享，而我呢，从来没有请过她。有一次她看见我课桌里有包花生米，她以为我会分给她，结果没有！其实这是我下午要在兄弟结拜仪式上用的，我自己也不吃——但没让我辩白，她只顾自己说下去。

第二，我不关心人！一次放学后，她肚子疼趴在课桌上哭，邹德川等几个女生都围过来问，我却背起书包走了，对她什么话也没有。（这件事我压根没有印象）

第三，她用家乡话说了我什么——她大概是广东人，这句话用今天的流行语就是花心大萝卜的意思。她说有一回上体育课时，肖学荇笑着喊我“少爷兵”，我一点也不生气，还和她有说有笑——侬不是顶讨厌人家叫侬少爷兵吗？看到肖学荇骨头就轻啦？（肖学荇是班上的小美女，有一双大眼睛和长长的眼睫毛、皮肤雪白）她说她最恨我这一点。

我想不到朱倩倩这么会讲话，会一二三归纳我的毛病。我刚想解释几句，她却拿起书包走了。

升学考试

我报考什么学校是由父亲决定的。学校当然越近越好——可以回家用午餐。最近的公办中学是复兴中学和培青中学，复兴中学名气比培青响多了，父亲担心我考不上，他就带我去东宝兴路培青中学去报了名，我们是一早去的，人不太多，父亲认为他的选择十分英明，高兴地上班去了。不料父亲下班回家脸色不大对劲，原来下午他抽空去了学校（他在武进路银行上班，离学校很近），发现报名的人增加了许许多多，总共有近千人的样子，估计不少家长和父亲抱同样心理，结果是都撞在一起了。

当年考初中只能选择一个学校，公立学校全市同一天报名，志愿无法更改，只能去碰运气了。考试那天父亲神色凝重地送我去考场，还在横浜桥附近弄堂口一家西餐摊头上陪我吃了一顿白脱（黄油）面包加一杯牛奶的“豪华”早餐，就让我去精武体育馆参加考试了。那年有那么多人报考是学校始料不及的，学校又不大，所有教室作考场也挤不下，只得借体育馆作考场。

录取名单是张榜公布的。我去了培青中学，在校门旁的红榜上见到了我的姓名，很开心地回去报告了家人，阿爷还担心我是不是看错了？父亲下班后特地去看了榜，确认我是考上了，一家人欢天喜地。

接下来要庆功了，首功之人是阿宁哥哥。父亲打算带阿宁和我上饭店去吃一顿，接着再看一场京戏（阿宁喜欢看武打京戏）。不料阿宁表示不去，原来他认为报名考培青归根到底还是对他的辅导成果缺乏信心，他早就讲过国庆 (9) 考复兴、虹口没有问题的。我父亲只得竭力对他打招呼，阿宁父母也对阿宁的倔脾气说了一通，他才答应去了。这天我们3人在“老半斋”用晚餐，然后就去“中国大戏院”看京剧：是李元春、李韵秋演的“白猿斗八仙”。

阿宁哥哥后来是江南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我总以为有点可惜：他应该去当教师的，他有教师的天赋。

毕业之前的远足

毕业之前老师带着我们去了一趟吴淞，那时不叫春游叫“远足”。坐小火车去的，大家在车厢里乐翻了天，又唱又叫。一个叫王五力（绰号“污里头” (10) ）的同学像模像样地指挥大家唱歌，唱的就是苏联儿童歌曲：快乐的小队。

当年的吴淞镇没什么楼房，即使有，也只是两层楼，是一些饭店茶馆。路也是石子路，上海人叫“弹格路”的，没啥好白相。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到吴淞口眺望注入长江的黄浦江、江上的军舰和大轮船、无数的木船和机帆船；蓝天白云下许多海鸥飞来飞去，不时传来它们欢快的叫声——这是今天你到吴淞绝对听不到的声音。

午饭是野炊。级任先生带几个年龄较大的女生到镇上买来了卤菜和洋山芋（土豆），借来了铁锅、菜刀和碗，她们把菜洗好切好，就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支起了锅；我们男生到处去收集枯树枝和干草，居然烧成了一锅卤菜洋山芋汤，每人一碗。主食是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每人两只；色拉、面包都是在市里买好带下去的。我觉得汤和面包都很好吃，统统吃光。有的女生只吃得下一只面包，但汤都是喜欢的，只有一个男生毛庭瑶汤也不喝面包也不吃，比女生还挑食。班主任俞先生横劝竖劝，他就是不肯吃，硬是饿了一顿。朱倩倩吃了一个面包就饱了，余下的一只她给了我，所以我吃了三只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肚子都胀了。

饭后我们在军营附近的空地上分成两组玩军事游戏。所谓军事游戏，即弄堂里常玩的“官兵捉强盗”也叫“逃加山”是也，大家奔啊、跳啊，不知不觉就到了该回去的时候……

后来也出游过，但是小学毕业前这回“远足”是最开心的一回。

毕业时的不愉快

毕业是件高兴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中学生了。但就是有人不让我们开开心心地毕业。

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是算术老师，姓顾，是个尚未结婚的男青年，大家称他小顾先生。他对女生和颜悦色，对男生却很凶；由他来给我们毕业班学生打品德分数，相当于后来的毕业鉴定。

那一年教育界全面学苏联，分数从过去的百分制改为5级记分制，品德分也是5分制，据说品德得2分的毕不了业，不过这不大可能——毕业那年大家都很争气，既没人闯祸，也没人不用功导致补考，级任先生多次表扬过大家，还说过我们全班都是好学生，不好的早已留级了。

那一天开班会，级任先生俞老师先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苏联7年级男生，有一天回家显得心事重重，饭也不吃，也不回答母亲的发问，甚至还流眼泪——“大家猜猜为什么？”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有猜他不及格的，有猜他被人打了，潘大德说：“阿是因为斯大林死脱了？”他立刻被参加班会的小顾先生狠狠地瞪了一眼！最后俞老师揭开谜底：这个苏联学生的品德被扣了分，只得4分，所以他很难过。俞老师又讲顾老师和她研究决定：我班同学大部分都是品德5分，但也有少数同学品德要扣分，只能打4分！接下去就让小顾先生宣布扣分学生名单，大家开始紧张起来……

小顾先生故意读得很慢。赵凌云听到自己名字时，当场哭了；只有潘大德被叫到名字时笑嘻嘻地朝我吐了吐舌头。共有八九名同学被扣分，全是男生。我是最后被叫到名字的，后来朱倩倩说我的脸变得发白了。好家伙，我们“四兄弟”有3人被扣分，而班上几个大龄男生——班上真正的“大王”刘银康、李承他们却平安无事。因为小顾先生有点怕他们。

在小学最后两天，朱倩倩对我很好，因为她知道我不大开心。她请我吃一种蜜饯新品种——“加应子”，她说这是上海新出来的蜜饯。从此一生我都喜欢“加应子”。

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朱倩倩。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俞老师，我转弯抹角问到朱倩倩的近况，俞老师说朱倩倩随她父母一道去香港了，那是1955年左右的事。

今天想起来，从小学到大学十多年中，朱倩倩是唯一的待我好的女生。真的。

了不起的中学生

就读的培青中学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1950年代初和所有教会学校一样都被政府接管变成了公办学校。学校不大，东侧的三层楼房是唯一的教学大楼，初中高中的教室全在这所楼内；顶楼是会场，能看到很粗的木梁，这幢教会建筑又高又有气派，不知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拆除，新盖了一幢丑陋无比的火柴盒楼房，叫作横浜桥小学；西侧是小食堂、室内体操房和一些办公室。校内操场不大、只能打排球，我们有时到精武体育馆去上体育课；不久学校在横浜河边弄到了一块荒地，就作为体育场，上体育课开运动会都在那里。这块地后来造了房子变成了虹口区工人俱乐部。

上课点名老师总是根据点名册的顺序喊名字：1号周耀南、2号方月英、3号张岸年，接下来4号就是我，我又和张岸年同桌，所以岸年兄和我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情就是那时开始的。这些年岸年从美国回来必定来电话约我见面请吃饭，永远是穿得山青水绿、一身名牌，连皮带也必是意大利品牌。人也是白白净净、一头黑发，看起来只有50多岁样子。我不禁想起50多年之前他的光景：身上穿的他父亲西装改的上衣，质地不错是呢绒，因为永远是这件上衣所以全是油渍污斑，靸拉着一双不合脚的旧皮鞋，一副邋遢相。这也难怪：他父亲曾是国民政府县长，早已被关入了大牢，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全靠他母亲一个人。他母亲还没有工作，真不知道他们这一大家子是怎样活过来的，后来岸年说就靠卖家里东西。

当中学生最大的好处是发了学生证，有了进图书馆的资格。我告诉父亲一件我十分得意的事，我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俄国书《雾海孤帆》。“书里的一个警察称一个中学生为中学生先生！”我父亲见到我的神情竟然笑了——1949年之后父亲的眼神老是很忧郁、很少笑的。

我和岸年去苏州河畔的河滨公园玩，那里有一些儿童游戏器材，我俩童心未泯玩起跷跷板来。来了一帮和我们个头差不多的孩子要我们让给他们，我们不免和他们争了几句，但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得下来，我对岸年说：“阿拉中学生，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对！阿拉不和小学生一般见识，让拨伊拉 (11) ！”

那帮孩子的确是小学生，他们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们这两个中学生神气活现地离开。

“全盘苏化”的教育

初中的第一天就领到了教科书，全是大开本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书，有数学、语文、俄文、植物、历史、地理等。印象中植物和世界古代史（历史）大概是苏联中学教材的中文版：植物书内都是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和冬小麦、春小麦、燕麦、苹果、马铃薯之类的俄罗斯农作物，找不到中国的稻米茶叶的介绍；连乔木、灌木的实例也是苏联的植物；世界古代史从古代四大文明到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也全是苏联史学界的理论体系。

只有语文课除了有高尔基的作品之外大多数是中国人的文章，但语文课类似政治课：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陆定一写长征的《老山界》等都是重点课文。今天想想也真难为我们的语文老师：为了上好《纪念白求恩》，老师大讲白求恩的生平历史，足足讲了一节课；为了上好《老山界》，老师大讲红军长征史，足足讲了两节课还未讲完；然后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等等。其实小学语文也是政治课，我小学学过一篇课文至今还背得出几句，是一个部队宣传队创作的快板书：

乌龟碰石头硬碰硬，

七十四师碰上解放军，

三万人马消灭得干干净！

分数全部改为苏联学校的5级记分制，3分相当于过去的60分为及格。（此乃本中学生的最爱：我只需3分）每周开一次全校大会（名曰周会），校长不大讲话，总是教导主任“训话”，讲什么早已忘记，只有一句还记得：“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学校还请过一位少年儿童文学家丘陵来校作报告，他讲苏联少先队员和苏联学校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报告结束时丘陵先生告诉大家这些内容来自他翻译的苏联小说，名字叫《中队齐步前进》，即将出版发行。

近来网络上见到一些爱国人士反对“全盘西化”，却不知我们这一代人早已受过“全盘苏化”的教育，苏俄应该也属西方，那时怎么不见你们出头反对呢？屁也不敢放一声呢？谅你们不敢！

那时反苏即反共即反革命，不必等到1957年反右，1955年肃反就要被无产阶级专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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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能：沪语，怎么会。

(2) 一眼：沪语，一点。

(3) 阿是：沪语，是不是。

(4) 邪其呒没劲：沪语，非常没劲。

(5) 给记凡关来：宁波方言，这下糟了。

(6) 级任先生：相当于今日之“班主任”。

(7) 坍台：沪语，没面子。

(8) 侬哪能啦？侬只手：沪语，你怎么啦？你的那只手！

(9) 国庆：作者小名。

(10) “污里头”：沪语，大便。

(11) 让拨伊拉：沪语，让给他们。

03　四川北路巡礼

回家的路上·1

放学回家对于我这样不用功的学生而言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进初中之前我的活动范围在余庆坊以北从长春路到山阴路这一段四川路，现在学校在东宝兴路，自然我的足迹就扩展到了余庆坊以南的四川路了。

沿着东宝兴路往东在靠近四川路拐角上有一家“弹子房”，有时我会走上台阶向里张望，总能看到一两个“老的克”在昏暗的灯光下打落袋（桌球），那时我们中学生至多会到路边摊头上花费不多打打“康乐球”，绝对不会进“弹子房”的。

当年四川路上车辆很少，只有一路有轨电车的当当声和沿街小贩的叫卖声提醒人们这是条热闹马路。东侧有许多皮鞋店绒线店之类的小店（也是我好些中学同学的家），过了横浜桥（那时桥下的河水尚未发臭），靠士庆路一家烟纸店，我瞧见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已经坐在店堂间里一边看书做功课、一边帮家人做生意。这位同学姓刘，他后来成了上海第一流名医，当过上海肿瘤医院院长。

有时我沿四川路西侧朝北走，必定经过一家广东糕饼店“皇上皇”，店里芝麻糊的香味对我极具诱惑力，还有小凤饼、蛋黄鞑——袋里没钱还是走吧；过桥走到麦拿里（也有两个同学住在里面），我肯定要过马路来到心中的福地——永安电影院：看看电影海报、张张电影剧照。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住在永乐坊的丙班同学在买电影票（同年级的同学都认识），他告诉我正在上映的苏联电影“彼得大帝”老灵咯。当年永安电影院算头轮影院，票价新币3角，结棍 (1) 。我对父亲开口要钱，他对我这个独生子还是有求必应的。初中时代我在永安看过的电影有“彼得大帝”上下集、“海军上将乌沙科夫”、“钦差大臣”、“大败拿破仑”、“梅丽小姐”、“脖子上的安娜”、“萨特阔”、捷克影片“骄傲的公主”，等等。除非学校组织，自己绝不会掏钱看国产片。

过了永安电影院往北就是建国小学和上海市实验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剧专），常常可以见到一帮染黄头发的大哥哥大姐姐从学校里嘻嘻哈哈地出来，他们是剧专的学生，正在排练话剧“钦差大臣”。后来公演时我去看过，感觉比电影差多了。

回家的路上·2

走过剧专，在拐角处有一家小酒店。那里的常客中有一个四川人，他经常会把一张奖状给店里人甚至路人看，是一份表彰起义空军的人民政府奖状。原来这个醉醺醺的家伙过去是国民党空军，内战时“起义”投奔了共产党，据他言道乃是“有功之人”，不知为何没给他安排一官半职，他只得天天来此借酒浇愁。不过我有点纳闷：他喝酒的钱哪里来的？是人民政府给的吗？

小酒店旁边是条隔断的小路口（对面是吟桂路），有一家生煎馒头摊头。这里的生煎馒头美味无比，1角4只；多年后横浜桥畔开了“萝春阁”生煎馒头店，生煎馒头的味道比这家摊头差远了。再往北走经过“闸北水电公司”和第四人民医院，就是余庆坊沿街面的一排商店：南货店、西药房、照相馆、理发店，等等。在拐进余庆坊大门前我会向大门边的广帮“天虹饭店”张望，店门旁橱窗内吊着的叉烧肉和烤鸭的阵阵香味十分诱人。这家饭店后来搬到横浜桥附近去了，饭店原址开了一家卖汤圆出了名的点心店，今天还在。

进了余庆坊我家里，喝点水吃几块苏打饼干，我对母亲说要去图书馆做功课。自然去图书馆是真的，做功课是个幌子——本中学生从来不做家庭作业。于是出余庆坊向北走，原本四川大楼的底层有两家书店，加上长春路对面的“读者书店”、山阴路口的“自由出版社”和几家文具店，四川路北端颇有点文化街的气息。现在关了两家书店和1家文具店，不知是否和那些知名文人的离开有关。亏得 (2) 在溧阳路对面丰乐里旁边新设了一所“北四川路区图书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去，亮出中学学生证借书坐在馆内看书。（还是小学生时因无学生证曾被赶出去过）我在这家图书馆借阅过《水浒全传》、《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和许多苏联小说，丘陵先生翻译的《中队齐步前进》也看了。我还读过一个英国左派作家的小说《外交家》（上下册），得出的结论是：外交家或者外交官统统是坏人。

从图书馆出来时四川路已经是华灯初上，我仍然不回家。我会到“自由出版社”（其实也是书店，后来变成新华书店直到现在）或者“读者书店”去逗留片刻。“自由出版社”和多伦路口的私立前进中学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就是“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后来1957年被打成了大右派。

回家吃晚饭时母亲问我：“功课做完了？”

“做完了。”

1955年肃反之后，小酒店里没有了“起义空军”的身影。据酒店里人说，这个四川人牢骚怪话太多，人民政府出于爱护，怕他酒喝得太多伤肝，所以把他“请”到大牢里去“戒酒”了。

回家的路上·3

这一天放学后并不急于回家，而是和丙班的张永天一起去他家玩。张永天曾经在小学和我同班1年，后来就转学了，然而一进中学他就认出了我，在叫我名字时还提醒我：“老早读小学辰光、我拨侬吃过一只咸橄榄，记得伐？”

看来为了迪只咸橄榄，我也必须和他成为朋友。

张永天住在麦拿里5号。麦拿里在四川北路这一带的里弄中是很有特色的，建筑风格既不是余庆坊的石库门、也不是永乐坊永安里那样的新式里弄，它大概属于英国风格：有壁炉有阳台也有雕花铁栏矮墙围着的庭园，尤其在里面一排弄堂，左边庭园内有浓荫遮地的大树、右边院墙边长满了深绿色的夹竹桃和其他灌木。永天家的小院里有两棵枇杷树和1棵无花果树，当年麦拿里和旁边的赫林里是北四川路少见的绿化很好的里弄。

永天请我到他家里去的目的是要听我讲故事，讲武侠故事。他们这幢房子的孩子看过一本武侠小说上集，而下集再也借不到了，所以要听我讲下集。问题是这本书的上下集我都没看过。好在我从永天嘴里已经套出了上集的主要人物名字及一些行侠仗义的事，下集就随我现编现讲。我把读过的其他武侠小说内容搬过来，只是把姓名改了改，结果大获成功。小听众中还有5号楼上的蒋任江，他也是培青同年级的同学，在乙班。

麦拿里5号底楼成了我的“书场”，我在那里讲了“十二金钱镖”等许多武侠故事。口渴了“听众”自会倒水给我，有时永天妈妈拿柿饼给我当点心。多年后永天妈妈见到我就笑着说：“小胖子又来讲故事啦？”她是广西人，而永天爸爸却操浙江口音，他是法国留学生、同济大学数学教授。蒋任江爸爸也是教授，过去做过陆军大学教授，是因为在战上海时动员他的学生（国军师长）放下武器而对解放军立有大功的人。不知什么缘故，后来功劳被一笔勾销，关了进去。

若干年后，麦拿里改作麦丰里、赫林里改作柳林里，很风雅的吟桂路变成秦关路。其中麦拿里的命运最惨，先是1958年铁栏拆掉、庭院消亡，参天大树和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失踪；后又碰到电信局造高层搬迁了里弄的大部分，只余下不多的旧建筑在回忆昔日的风光。

回家的路上·4

从学校所在的东宝兴路到四川北路往南，必定要经过“守真堂”这所沿街的基督教堂。那时四川北路一带的教堂真不少，有多伦路的鸿德堂、横浜桥南边的守真堂、四川路虬江支路口的灵粮堂、永安电影院北侧新光小学前一所我不知名的教堂，连我就读的培青中学过去也有教堂——怀恩堂。

有一次我走进守真堂，纯属好奇，因为这座红砖砌成的教堂有着非常美丽的镶嵌彩色玻璃窗，让我萌生了进去的念头。我悄悄地走进去，看见有八九个人（居然有不少青年人）安静地坐着，听一位牧师讲些什么。这位牧师也坐着，看样子不像正儿八经讲道的样子（这一天不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日子），我发现牧师就是正给我们上物理课的吴老师，原来他是这里的兼职牧师。

至今我们初中同学回忆当年的老师时，一致公认吴老师是最出色的物理老师。我在虹口上高中，岸年、永天在复兴上高中，复兴、虹口都没有比吴老师出色的物理老师。吴老师上课那真叫课堂艺术：他讲布朗运动时边讲边做动作，把“一个个分子”撞到了教室门外……他的语言、表情如此生动，加上一些演示实验，他给大家表演了一年物理课。初三物理换了一位青年教师，课上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我再也不听课。

那天下午吴老师问听众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你们看过《牛虻》这本书吗？”（《牛虻》不是反宗教的小说吗？我想）于是有人说看过有人说听见过，吴老师接下来讲了许多，他认为正是因为亚瑟（小说男主人翁）对主的信念不坚定，才造成他一生的悲剧。

我没听完便悄悄地从角落里溜了出去（未被全神贯注的吴老师发现我来过），我有重要任务呢。父亲给我钱要我到“虹光大戏院”（后来叫“群众剧场”，是今天四川北路唯一的电影院）去买戏票，是明天晚上的京戏，父母和我全家都去看。我来到戏院看明天的剧目，果然精彩，是新民京剧团的戏码：刘宫阳的“金钱豹”，迟世恭、王文军、艾世菊、马世啸、李秋森等人的全本“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

近年来听说我们的吴老师成了一位伟大的殉道者。他在上过我们课不久离开了培青中学，不知为何去了天津，在天津被送到甘肃劳改服刑，他在劳改中仍然坚持信仰。20年后平反出狱，他既不去天津也不回上海，而是在劳改农场附近搭了一个简易小屋，边过日子边向周围的老乡传教读圣经，据说感化了许多人（包括罪犯）。前不久刚去世，就死在甘肃——他的受难之地。

回家的路上·5

沿四川北路往南经过虬江路虬江支路，往左拐入武进路，再朝右弯进北海宁路，经过一座有大象和印度古神浮雕的神秘的印度建筑，就来到了“胜利电影院”。不过我并非来看电影，而是到电影院对面的旧书店去“租”武侠小说，这类书图书馆和“正宗”书店是没有的。马路边上还有旧书摊，也出租旧小说和旧连环画。这一带过去十分“闹猛” (3) ：有唱绍兴戏推销洋线团的，有“卖拳头”推销狗皮膏药的，有一回我站着听一个广东音乐小乐队演奏美妙的“彩云追月”，他们推销的商品是花生牛轧糖。

从海宁路往西到四川北路这一段是上海市苏州河以北最繁华的区域。这里集中了两家电影院：国际电影院、胜利电影院；两所剧场：解放剧场、虹口大戏院。在四川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当年是四川路“档次”最高的饭店，二楼不仅有宽敞的“火车椅”，还有舞池。

在四川路海宁路口北侧的“四行大楼”内，有一所虹口区图书馆，那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场所。这家图书馆因为在底层，光线比四川路北端那所图书馆暗多了。我在那里读了《茅盾选集》、《老舍选集》、《巴金选集》、《张天翼选集》、《鲁彦选集》、《许地山选集》、《赵树理选集》等一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选集，还读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是林汉达先生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写得真有趣。

天不早了，我急匆匆地往回走，当走到东宝兴路不到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抬头一看，是位美女姐姐，那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沈传。我们读初中时班上除了班主任管我们，还有辅导员管我们，辅导员是高中生中的共青团员，并非老师。派来的辅导员一般都长得很端正，沈辅导员绝对是美女，初三时的郑辅导员绝对是俊男。

“介晏 (4) 还在外头白相？作业做过伐？”

“做过了，做过了，我在图书馆做过了。沈辅导员再会。”

尽管沈辅导员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她还是发现不了我书包中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家庭作业和一本武侠小说。

说来也怪，1962年我们几个老同学在四川北路上走（有的是大学生，有的已经工作），迎面碰到沈传，大家都不约而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沈辅导员！”其实她大不了我们几岁。

回家的路上·6

四川北路一带的民宅多数为石库门和“新式里弄”，也有大楼公寓，花园洋房不多。住户中职员教师文化人居多，有钱人家少，所以在上海属于“中只角” (5) 。在这片“中只角”里：北端的山阴路、溧阳路；南端四川北路、西侧的塘沽路、昆山花园路、昆山路一带欧式建筑较集中，也有树木扶疏的庭院，这两处算是阿拉“中只角”里的“上只角”。

当语文课上到《一件小事》时，老师组织班级去山阴路大陆新村参观鲁迅故居，也算是“革命传统教育”。那时的山阴路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十分幽静，只听见行道树上的蝉鸣声。我们依次进入故居，参观了鲁迅先生的客厅、书房、卧室，见到了先生的生前用品、大量的书包括鲁迅著作各种版本，还有一个去世时拓下的石膏面膜，令人印象深刻。

我和张岸年参观很快，就在大陆新村门口边等“大部队”边聊起天来。我和岸年一致认为鲁迅的生活条件蛮不错的：三口之家住大陆新村这样的新式里弄独门独户一幢房子，应该说在上海算是宽敞的。不料我们的谈话被一个同学听见了，他批评我们怎么不讨论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而是讲鲁迅先生的生活条件，说得我们很是惭愧。这位“觉悟”高的同学不久之后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而我和岸年直到中年都和团组织无缘。看来“觉悟”低的人和“觉悟”高的人是不能比啊。

从四川北路山阴路交界处有一条冷僻的小路通往虹口公园，小路东侧有高墙和笔直的杉树，西侧是学校和兵营的后院，这条路有个全上海最美的名称，叫“甜爱路”。吃不准路名是否由当年去公园谈情说爱的情侣们起的？不可思议的是：路名竟然在“文革”中也未被改掉！至今还在。

路上的“剃头店”

小辰光我的住处附近有许多“剃头店”，余庆坊内就有一家，我总在弄堂里这家店“剃头”。店堂间不大却很干净，除了理发用椅之外（几十年都是这种模式、可升降），还有几只青花瓷圆凳，称作“石鼓凳”，可以坐着洗头亦可让客人休息。店虽然小，几位“剃头师傅”的“行头”一点勿“推板” (6) ：必定西装领带；必定皮鞋锃亮；个个头发乌油油亮晃晃，电影明星似的；白大褂一脱，赛过 (7) 小开 (8) 。家乡必定是扬州，学生意必定在白玫瑰、紫罗兰、南京、沪江这类“大地方”咯。

忘了在1950年代哪一年，弄堂里的“剃头店”搬到了余庆坊的街面上，叫“东亚理发店”。此时的理发师已经不穿西装了，改穿“人民装”（中山装）了，卡其的料子是起码的，有的穿呢绒中山装，依然山青水绿，白大褂一脱，马路上一走，啥人晓得伊是理发师？至少一个科长，而且是苏北老解放区来的科长！

不管哪朝哪代，老百姓饭总是要吃的、头总是要剃的，女士们的发型更是马虎不得的。上海人讲究“噱头”，就是讲究头发。不要说女士烫头发、做发型十分挑剔，就是时髦男人对发型也很“疙答” (9) ：

“李师傅，搭我吹只‘青年式’，上趟吹得太老式了。”

“闲话一句。”

随便啥个样式，哪怕理发师呒没看见过，照样弄得出。譬如某小姐不要做长波浪了，要做香港电影里某明星的发型，有本事的理发师就能做出来，让伊称心如意。有一年放过一部东德电影“柏林情话”，没多久许多女青年的头发变成了“柏林情话式”——像头上戴着“钢盔”（电影女主角发型）。难道上海的理发师们去德国考察过了？没有，理发师连电影也没看过。啥叫上海“剃头师傅”？伊拉就是有迪种本事！

那时从横浜桥朝北走，理发店有许多家。永乐坊旁边的“陪都”、余庆坊南边的“东亚”（公私合营后并掉了）、余庆坊北边的“斯为美”、四川北路溧阳路口的“绿宝”、四川北路山阴路口的“四明”（后改为“四川”），此外在溧阳路、多伦路一些小马路都有理发店。

最近我去过四川北路，没有发现任何一家理发店，北端没有、南端也没有（南端有过一家很有名的“香港”）。不禁想起现在还住在四川路的人们，“剃头”哪能办？

路上的饭店·1

小辰光我对四川路上有几家饭店是不清楚的，那时上弄堂口旁边的“四多”点心店吃碗小馄饨是天大的奢侈，即使到士庆路（今海伦西路）口的面店来碗1角的阳春面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小赤佬一介头 (10) 上饭店，从来呒没听见过。

1960年代中期我挣工资了，开始关注起饭店来。那时肉要肉票鱼要鱼票蛋要蛋票豆腐要豆制品票，鸡鸭更是只有在春节才能见到的稀罕物——而且还要分大户（人多）小户（人少），总之是有鸡无鸭有鸭无鸡；在单位食堂用餐能吃到荤腥不用交肉票鱼票（买饭票必须交粮票），这就是有工作的好处。有一回食堂供应红烧大排，我去得晚了居然没有买到。所以要改善伙食进点油荤还是得上饭店。比如，饭店的一客炒肉片，相当于一个人的肉定量（月）的一半不止，而饭店除了收粮票之外其他票证一概全免，尽管吃。

从余庆坊往北，在溧阳路口对面有一家“虹北饭店”。那里的菜肴价格不贵，什么炒肉片炒鱼片炒猪肝炒腰花炒肚片都是3角一大盆，1元以上的菜是没有的；叫一客肉丝黄豆汤1角5分，再加3两米饭一塌刮子 (11) 2角4分便可一饱。不过余庆坊的老吃客对“虹北”不屑一顾，说它是一些合作饭摊（现在称为大排档）凑合而成的饭店，并非正宗本帮，味道勿灵咯。不过我却认为“虹北”价廉物美。大概阿拉迪牌 (12) 困难时期安徽登过几年的朋友跑到上海随便哪里一家饭店，赛过“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

在“虹北”北面不远有一家清真餐馆，当然和猪有关的食品严禁入内，那里的服务人员都是回族。这家店的葱爆羊肉很不错，冬天还有火锅、涮羊肉。我母亲常去光顾，她常常看见有顾客吃到一半就吃不下去了。当年火锅尚未在上海大行其道，不少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吃不惯涮羊肉。我最爱吃那里的牛肉锅贴，再加一碗牛肉清汤，交关 (13) 实惠。

坐落在麦丰里沿马路的“西湖饭店”当时是四川北路北端上档次的饭店，属于杭帮。“西湖”的杭帮莱有“西湖醋鱼”、“炸响铃”、“莼菜汤”、“东坡肉”等等，冷盆中酱鸭不错。我和母亲去“西湖”必叫“钱江肉丝”，因为这只菜不贵：3角5分一大盆。有一回我要过一客糖醋排骨：4角5分满满一盆，结棍！一个人的猪肉定量肯定不够。有时我会去那里吃碗雪菜肉丝面，味道邪气鲜。“西湖饭店”至今还在，但住在四川路的老朋友言道远不如过去，“今非昔比”矣。

自从“天虹”从余庆坊大门边搬迁到横浜桥南侧变成“天红饭店”后（店名“革命化”了），我家再也没有去过。据余庆坊的老邻居介绍“天红”的“蚝油牛肉”和烧味还是保留了广帮特色。“文革”结束后没几年，“天红”发生了凶杀案：一个青年厨师把菜刀劈向了一个同事——情敌。这一来天勿曾红地上却见红了。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四川路传了一个遍，后果是无人光顾这家饭店了。我几个胆大包天的朋友倒是去过两次，他们对“天红”赞不绝口：清静、服务周到、饭菜又好又便宜。

路上的饭店·2

向南越过东宝兴路，在“群众剧场”对面有一家“三八饭店”。大概在1957年饭店刚开张时我陪母亲去过，同行的还有住在余庆坊的母亲的四川老乡邹阿姨。起因是“三八饭店”的一位服务员王阿姨是她们的小姐妹，过去经常在一起打麻将白相的。王阿姨并非四川人但为人“海派” (14) ，既然自己轧进“妇女解放”有了工作，非得请尚未轮到“解放”的姐妹去吃一顿，还关照把我带上（她和邹阿姨都没有孩子）。王阿姨本人不上桌（饭店有规定），她只是替我们点菜上菜。“三八饭店”算本帮，上的菜肴有“青鱼甩水”、“椒盐排骨”、“八宝辣酱”好几盆，总共1元出头，都算在她账上。为什么叫“三八饭店”？因为这家“集体所有制”饭店的服务人员清一色妇女。（大厨是否女性不清楚，没有进去张过）这在当年属于“新生事物”，凡“新生事物”必然是领导大力提倡的。

据家里长辈讲，过去上海乃至全国，饭店里的“堂倌”全是男的，包括西餐馆和正宗咖啡馆；舞厅夜总会才可能有女性服务员叫“女招待”，所以饭店有女服务员及“剃头店”有女理发师的确是“新生事物”。

继续往南，四川北路两边都有不少点心店，最为有名的称得上大饭店的当属四川路东侧海宁路口的“凯福”。当年在气派和环境上可以和南京路各大饭店“别别苗头” (15) 的店家，四川北路上可能只有“凯福”。（“新亚”大酒店是宾馆另当别论）“凯福饭店”是正宗京帮，那里的“爆三样”、“芙蓉鸡片”、“水晶肘子”等京帮菜相当不错。有一回我看菜单见到一只菜称作“木须肉”，不晓得迪只菜是啥末事，预备做趟“洋盘” (16) 喊了这只菜，端上来才明白：“木须肉”就是肉丝炒蛋加黑木耳。“凯福”的价钿比四川路其他饭店要贵一点。也有便宜的：来一碗酸辣汤只需2角，大海碗，里边有肉丝蛋花香菇木耳，迪碗汤一个人绝对吃不忒。不想吃米饭的话可以来2只银丝卷，银丝卷是凯福的名点。

四川北路曾经有过一家西餐馆“燕记”，曾经开在四川路桥北面天潼路附近的四川北路上，不久就搬到武进路不远的吴淞路，最后又搬回山阴路口的四川北路，直至关门变成一家日本“味千拉面”店。在天潼路附近“燕记”旧址出现过一家苏锡帮饭店“太湖饭店”，我尝过那里的无锡小笼（汤包），正儿八经吃饭呒末 (17) 吃过。“燕记”在吴凇路和山阴路时都去光顾过，尤其在山阴路口时，我和太太女儿去过多次。还在吴凇路时我祖父（阿爷）曾告诉我“燕记”的来历：“燕记”老板原来是西方某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厨师，1949年领事馆关掉后这个厨师拿到一些罐头黄油之类的库存食品，顺手开了一家小西餐店，公私合营后变成“燕记”。阿爷讲“燕记”的招牌菜是“白汁鲳鱼”。于是一天我特地去吴凇路“燕记”叫了这只菜，发现这就是一条浸泡在白脱油里的清蒸鲳鱼，吃过后一整天嘴里尽是奶油味和鱼腥气。山阴路口的“燕记”就没有这道菜了，无非是炸猪排、匈牙利红烩牛肉、乡下浓汤之类的“大路菜”。

那时的饭店、点心店都是公家的。虽属公家也有等级之分：“凯福”、“西湖”等属国营“全民所有制”，级别高；“虹北”、“三八”属“集体所有制”；多伦路一些点心摊级别更低，属于小“集体所有制”。“集体”也有大小之分，这三类公家餐饮业，在工资福利劳保待遇上不一样。

在四川北路饭店里就餐的人多数为四川北路一带的居民和职工，当然也有过路人，特特地地从外区慕名过来寻觅美食的人大概很少。所以四川北路上的饭店完全是本乡本土为当地百姓效劳的。

路上的书店·1

从7岁开始，我常常去书店。

当年从余庆坊往北，书店有好几家，我去得最多的是四川路东侧的“兄弟书店”和“进步书局”。这两家书店挨得很近，都在四川大楼的底层，离我余庆坊的家很近。每天下午放学后我总要去书店待一阵子，看看连环画、“开明少年”杂志或者有插画的“大人书”。书都是开架的，随便拿，我有时站着看书的时间很长，店员不会赶我走，尽管我从来只看不买。

我小学时期没有零用钱，只有早点心钱，如果要买什么就得开口向母亲要钱，相当麻烦。如果到“小书摊”租借连环画册，花费有限，没有问题；买书，要把我在书店看的书都买回来，绝无可能。除非我们家也要开书店。

书店里的连环画和“小书摊”的连环画有很大的不同，“小书摊”的连环画都是武侠故事和旧电影（我也爱看）；书店的连环画有历史故事、童话和人物传记，而且是新书。我还看过一本连环画册，是说米老鼠办了一份报纸叫《战鼓报》，唐老鸭是记者，他们专门和坏人斗争（坏人是一些凶恶的胖狗）；《大林和小林》也是一本看了记得住的连环画。此外印象深的就是丰子恺先生的著作，因为他的画很有趣，顺便也就看了他的文章，尽管文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杂志和“大人书”中许多字我不识，半看半猜，有些字的读音我自己发明，从来不去查字典，这就养成了一个很坏的习惯，受害无穷一辈子。

1949年秋天我随父母去了杭州（1950年春才回沪），临走前我还到书店去玩。兄弟书店的店员们（也有可能是老板）知道我要离开了，送给我一本连环画《陶行知传》作纪念，虽然我只是一个从来不买书只看书的小家伙。

路上的书店·2

1950年代以后书店减少了。从余庆坊往北，四川路众多书店只剩下两家：一家是在山阴路口的“自由出版社”，不久变成了“新华书店”；另一家“读者书店”开在四川路西侧，离永安里不远。“读者书店”坚持了很久，大概到1950年代末才消失。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成了新华书店的天下，一提到书店必是新华书店——官办的新华书店。

我小学毕业前总是去“读者书店”看书，进初中后有了学生证能去图书馆借书了，就去得少一些；但书店里有些书特别是新书图书馆往往没有，还得到书店去看。书店仍然开架，随便拿。拿一本翻翻觉得没啥意思，再拿一本翻翻；不错，于是看下去；今天没看完明天再来看。我看书毫无功利性，与正儿八经的上课学习无关，全是“闲书”。所以我是看书不是读书。

那时“读者书店”有许多翻译文学作品。小学生的首选是童话和儿童文学：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斯蒂文逊的“宝岛”（金银岛）、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我看过好几册俄罗斯乌拉尔山铜矿的民间故事：绮丽的孔雀石山洞、奇异的森林、漂亮有魔法的铜山娘娘、铜山娘娘的巨大神猫……这几册有插图的书我一口气看完，直到书店打烊，回家因为太晚延误了晚饭时间而被母亲骂了两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读者书店”开始看“大人书”。《狄康卡近乡夜话》这一果戈里的名作我就是站在书店里看完的，从此记住了果戈理的名字。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著作是一册一册单行本，每一册有两部或一部戏，我看了许多册。在“读者书店”看书的“壮举”是读了但丁的《神曲》。老实说我是被书中精美绝伦的插画所吸引才开始阅读这部巨作的，我很喜欢“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则看不大懂，尤其是“天堂篇”涉及许多神学问题我一点也不懂。我抬起头时曾经见到书店营业员好奇的目光：迪只小居头 (18) 看介深的书，看得懂伐？

不过他们从未加以干预，对我东翻西翻但永不买书的行为始终宽容。

路上的书店·3

沿着四川北路往南也有好几家书店，不过我并没有进去，我的目标是在海宁路北海宁路交界处胜利电影院斜对面的两家旧书店。旧书店的门面很小，里头都是1949年以前出版的旧书。书可买可租，尤其是武侠小说，只租不卖。

我已经是初中生了，有零用钱了。我常常租书回去看，租的尽是武侠小说：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郑证因的《鹰爪王》、王度庐的《剑气珠光》和《铁骑银瓶》、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等。这些书一般书店和图书馆是没有的，当年也是官方不提倡的，不像现在金庸古龙的作品可以大行其道——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了博士论文的题目，“金大侠”本人当上了大学教授、院长。宫白羽、郑证因这些人若能活到今天不知作何感想？1950年代他们的书不能出版发行以至于吃饭都困难（又不会写新书）。王度庐的作品被拍成大片“卧虎藏龙”，他九泉之下会有点开心吧。

这两家旧书店也出租外国畅销小说，如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亚森罗苹侠盗故事等，但是有一部小说永远借不到，那就是《基度山恩仇记》。后来我到黄陂北路南京路上海图书馆去，才读到了大仲马这部名作。

既然我是旧书店的租书客户，我站在书店里看一些不租只卖的旧书老板当然不会说什么。我看了不少前清、民国的小说：《野叟曝言》、《老残游记》、《文武香球》，还有张恨水先生的著作，大概张先生在1950年代初也被看成另类，所以他的书也放在这里。

大约到了1955年夏天，海宁路上的旧书店消失了。又过了一阵子吧，在四川北路海宁路附近出现了一家规模不小的旧书店。一直到前几年这家旧书店才关闭。

目前四川北路只有两家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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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棍：沪语，厉害。

(2) 亏得：沪语，所幸、幸好。

(3) 闹猛：沪语，热闹。

(4) 介晏：沪语，这么晚。

(5) 中只角：沪语中，用“上只角”“下只角”来指称高档、低档社区，“中只角”系作者自撰，指中档社区。

(6) 推板：沪语，差、简陋。

(7) 赛过：沪语，仿佛、好像。

(8) 小开：沪语，富二代。

(9) 疙答：沪语，讲究、难侍候。

(10) 小赤佬一介头：沪语，小鬼（小家伙）一个人。

(11) 一塌刮子：沪语，一共、总计。

(12) 迪牌：沪语，这种、这类。

(13) 交关：沪语，相当、非常。

(14) 海派：沪语，气派大方。

(15) 别苗头：沪语，比较、争（地位、名气、荣誉、档次……）。

(16) 洋盘：沪语，傻、上当（者）。

(17) 呒末：沪语，没有。

(18) 迪只小居头：沪语，这个小鬼。

04　在初中的开心日子

唱京戏

自1953至1956年在培青中学读初中的3年，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尚未进入我们的学校生活，至少未进入班级。标志之一是凡学生干部如班长、少先队大中小队长都是大家选举产生；标志之二是直到初三之前没有政治课；标志之三是不问学生的家庭出身，如我的好朋友张岸年，父亲因为当过旧政府的县长而被关进了大牢，但他本人未受到任何歧视，还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被免去学费拿到助学金。到高中就不对了，他老是要从家庭出身中挖阶级烙印。

班上同学除了一些只管读书的“好学生”之外，有两个圈子。一个圈子是一批爱好踢球的同学，他们常常在放学之后到横浜河边的校外操场（后来建造了区工人俱乐部）踢球，还和其他班级进行比赛，有时别的学校初中球队也会来比赛。当然我们没有赛球资格的人会自发地去观战助威，一时之间班级之中涌现出来几个“球星”：门将范义敏、中锋吕康德，等等，有一回我们这个年级联队踢败了高中一支强队，在学校引起了轰动，班级黑板报专门作了详细报道，让那些不服气的高中生觉得很没有面子。这些活动都是自发的，纯属同学们的兴趣爱好，也没有人打算当足球专业运动员，无任何功利目的，所以和学校、体育老师都毫无关系。除非是开校运动会，班主任会关心哪些人会代表班级参加，平时的各种课外活动一概放任自流。哪里像现在中学生这样苦，从早晨被管到晚上。

另一个圈子由文艺爱好者组成，核心人物是朱非凡同学。他擅长各种戏曲和滑稽曲艺，会唱京剧麒派老生的戏，我到他吟桂路（靠横浜路）的家里去玩过，他放京戏和滑稽戏唱片给我听，我才知道滑稽也能灌唱片的。不久朱非凡在班会上清唱麒派名剧“追韩信”，他主唱萧何，我唱配角刘邦，唱韩信的是不是岸年记不清了（他唱戏一定荒腔走板总是被朱“导演”批评，所以“朱导”可能换人），结果很成功。朱非凡还排了一个双簧，他说岸年做，内容是讽刺懒学生的，这个节目在全校文艺演出还得了奖。

那个年代很受苏联影响，班级要在学校演出一个俄罗斯土风舞，这个舞蹈中男领舞者要蹲下来跳，还要左右飞快地换脚，很有难度。原来的领舞周耀南完成不了这个动作，结果换了朱非凡，别看朱非凡戴眼镜，做动作却十分灵活。（演出时他把眼镜拿下，我在台下几乎认不出了）周耀南为此对朱非凡很不满，大家都说原因出在方月英身上。方月英是俄罗斯舞的女领舞者，舞中有一个戏剧性细节：女领舞者不知受到什么委曲，一个人站到台角去偷哭，男领舞者发现了，于是他跳到女领舞旁给她一块手帕安慰她，女领舞高兴了，又回到女伴中和大家完成了这支群舞。大家说周耀南暗中喜欢方月英，本来很好的一个“献殷勤”的机会被朱非凡抢去了。

初中时期远比小学注意男女之大防，男生和女生很少搭界，但又喜欢讲啥人欢喜啥人罗、啥人和啥人要好罗，男女生之间话多一点就会被人作为“证据”，因此我吃不准周耀南是否真的为了方月英而生朱非凡的气。有一天下午，我们这几个文艺爱好者记不清是为了什么聚在一起（都是男生），周国华扮起了调停人的角色。周国华喜爱马派老生，会拉京胡，不过他唱的“借东风”有浓重宁波腔。周国华说周耀南气量太小了，人家朱非凡又不是存心和侬抢角色，是大家决定的：“侬勿要勿临盆 (1) ，侬跳得的确不如朱非凡。”

周耀南不响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在朱非凡的鼓动下，我和张岸年演出过两次相声（上海话和普通话夹在一起讲，因此也类似独角戏）。多年之后一些初中老同学见到我们会说：“那两介头 (2) 唱相声格，阿拉记得格。”

说相声

同学中有一位“明星”金锡华。他父亲是京剧演员，所以金锡华从小跟他父亲上过广播电台演过“空城计”的老军。他对朱非凡搞的各种文娱活动不屑一顾，大概在他眼中我们这类“演出”太不“专业”了。当年锡华要嘛不开国语，一开国语那就是道地的北京话——一口京片子。

朱非凡不知何故对金锡华一反他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的样子，而是颇为谦恭，这点让锡华十分满意。他们俩商量排一折京剧“梁祝”的片断，金锡华演小生梁山伯，朱非凡演小丑四九（梁山伯的书童），排练场地在我家楼下的空房间。（楼下人家刚搬走、新住户尚未进来）梁山伯边唱边走，而四九要挑着担子做许多动作，尽管朱非凡十分卖力，金锡华还是很不满意，老是停下来纠正朱非凡。朱非凡累得满头大汗，在旁边的张岸年和我看得也出汗（我俩做打杂——倒水递毛巾之类），最后也没能排练成功。

朱非凡感叹：“演京戏比跳俄罗斯舞难多了。”

班级策划出一个相声：“普通话与方言”（实际上是朱非凡策划，他大概是文娱委员），在学校演出。逗哏是金锡华，捧哏是我。这个段子是侯宝林的著名段子，金锡华和我作了改编：加入了上海滑稽的元素如讲无锡话洗脸（好去死了） (3) 广东话先生（读音猩猩）等等。还特地请教了祖籍无锡的陆伟权同学，不料他对我从周柏春那里学来的无锡话连连摇头，并作了纠正。（这个段子中凡南方话由我完成）结果我们的演出大获成功，台下笑声不断。当最后金锡华学用话剧舞台腔叫三轮车一段，有许多即兴发挥，不仅台下同学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这是个失误：叫“笑场”），但金锡华始终很严肃，一副冷面滑稽的做派。

演出后第二天，在去学校的路上，一个不是我们班的同学开玩笑地叫我：“喂，相声大王。”

我虽然不作回答，但心里却很开心。

后来金锡华进了上海戏曲学校，成了专业京剧演员，工丑角。退休时已是国家一级演员，现在仍活跃在舞台上。朱非凡在上天津大学化工系时还当过天津大学曲艺队队长。你想想，在号称曲艺中心的天津市，朱非凡能当上天津大学的曲艺队长多不容易。（相声、评书、大鼓等和南方的评弹、滑稽等都属于曲艺）不过朱非凡大学毕业分配很倒霉：起初他分配到上海高桥化工厂，刚来厂里报到，厂里就通知他已把他列入支内名单，要他去甘肃兰州石油化工公司去上班，于是非凡只得去了兰州。擅长“调停”、能言善辩的周国华经过一番坎坷，终于在1980年代成了周大律师，我们老同学有什么法律问题都会找他咨询——他不收咨询费的。

出事了

1955年的肃反和反胡风运动在我们班级未能引起多少关注，但对于整个学校而言就并非如此了。听说学校被抓走了一位老师（从未教过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姓甚名谁），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教过我们班初一语文的张老师在全校大会上被校领导狠狠地批评了几句，原因是张老师和这个“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她正在和他谈恋爱。善良年轻的张老师当场就哭了——这件事是别的同学告诉我的，因为大会刚开不久我照例以上厕所为名开溜了。但是从那时起我们对这位领导就有了不满之感，原本对他还蛮崇拜，他讲话蛮风趣幽默的，校长总让他主持报告会（校长嘴拙），他就是教导主任陈思竹先生，似乎是地下党出身（大概还是党支部委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肃反时的正面人物陈先生在1957年成了反面人物，变成了右派。

我们搞的文艺节目和政治运动沾不上边，高中的哥哥姐姐们就成熟多了。他们在学校公演了一出话剧，内容是某个单位如何抓获一个暗藏在职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之类。他们演得很好，最出彩的当属演反革命分子的这位男生：他在领导前伪装进步、老实听话；他追求一位女机要秘书（为了窃密），表现温柔多情，还唱起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为了拉人下水发展势力，在一个是非不分的人面前鼓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给人的印象就是美蒋特务的精神武器便是胡风的文艺理论。

现在想来，当年我们班的这些老师对政治都不想沾边，他们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是照旧的教育传统教导我们怎样做人：为人要正派、要有同情心、不要有虚荣心贪心等等。我们这所学校前身是教会学校，所以许多老师都是基督教徒，我所知道的就有：教语文的张老师、教物理的吴老师、教地理的苏老师、教历史的张老师、班主任蒋老师等等。从初一到初三，没有一个老师告诫我们要在政治上争取进步或者听党的话。所以，我们这些人到老了良心尚未被狗吃掉，是应该感谢我们的老师的。大概也是由于这一点吧，1956年暑假之后我们这所学校就被合并掉了，不复存在了。

到了初三快毕业时，班级中有3个人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全年级的团员都不多，因此他们成立了年级团分支，我班的方月英当上了团分支副书记。团员们在班级中悄无声息，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主持集体活动的仍是班委和少先队中队委。我怎么会知道有关团分支的信息呢？是朱非凡告诉我的。他和周国华都打算提交入团申请，过去的少先队队歌不是有一句歌词吗：“准备着加入青年团……”

刘燕娥是3个团员中的一个，她长相秀气，人也文静，功课也不错，还常代表班级参加田径比赛。她不像方月英那样有许多“绯闻”。方月英常被传有啥人啥人欢喜伊，最新的新闻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高三学长郑为玉喜欢她。郑辅导员绝对是帅哥，（那时高中生中的共青团员会派往初中任辅导员，协助班主任做学生工作）据我们的中队长陆继中后来证实，郑辅导员确实追过方月英。

谁也没想到：刘燕娥出事了。

起初是刘燕娥不能上体育课了，又恶心又呕吐，后来连上课也不来了，这可是我们初中毕业考试的关键时期。听说她住院了，许多女生到医院去看她，看过她的女生回来说刘燕娥哭着告诉她们自己看来是得了不治之症：癌！于是女生们陪她一道哭。

最后的准确信息传来：刘燕娥是怀孕了！这不但让班主任感到痛心和惋惜，也让那些去看她的女生有受骗上当之感。没过多久刘燕娥就把孩子生了下来。关于刘燕娥的消息版本很多，比较可信的版本是孩子生父是个复员军人，原本是刘燕娥姐姐的男朋友（一说是姐夫），姐姐死了，于是刘母要刘燕娥嫁给这个复员军人以改善刘家的经济，刘家比较穷。

所以大家后来都讲刘母和复员军人不是个东西，刘燕娥还年轻呢，可能还不到18岁呢！

1956年夏天我们都升入了高中和中专，只有刘燕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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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勿临盆：沪语，不服气。

(2) 那两介头：沪语，你们两个人。

(3) 取自上海独角戏的著名桥段，以无锡方言“洗脸”和上海方言“死了”谐音，由此引起误会、搞笑。

05　从少年到青年

老师成了右派

1956年至1959年我在上海虹口中学读高中，这3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云诡波谲的3年：文化人受难，文化进一步成为宣传，经济也成了宣传——大跃进。对于我这样的中学生来说，我切切实实感觉到了学校里的政治。

进高中的第一年里我仍然和过去一样，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看“闲书”、玩。但是班级的多数人都在认真学习，班上过半数的同学是从虹口初中升上来的，也许是虹中的学风严谨，也可能受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影响，总之班上的读书空气很浓，这多少对我有点压力。我初中的同学都去了其他学校，在虹口中学我一个熟人都没有，于是我成天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

高一的课程最有特色的是语文。语文课变成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一门是汉语。文学课教材简直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经过《楚辞》、《乐府》、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明清小说，其中按历史顺序还穿插许多经典散文、记叙文和杂文，如选自《左传》和《史记》的文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文章直到清代桐城派。这样的顺序到1958年的语文课才被打乱。汉语课则是讲修辞和语法。这套语文教材据说是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寿命很短，总共只用过两年。

教我们文学课的是聂克雷老师，聂老师戴黑边框眼镜，穿着整洁，人较胖，讲的是扬州官话。他上课相当精彩（当然教材也精彩），有时聂老师读课文不是读而是吟诵，有时不是吟诵而是唱了。第一次觉得用扬州话朗读古诗原来也很好听——他低沉地唱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令人感伤；他若有所思地吟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让人深思；他慷慨激昂地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使人振奋。聂老师把大家带到了中国古典文学浩瀚的天地里，今天我多少记得一点唐诗宋词，多亏了聂老师。我一直记得聂老师引用古人对苏柳两位大家创作的比喻：柳永的词须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东坡的词则须关西大汉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

1957年底1958年初吧，聂老师被抓走了。有同学看见聂老师被戴上手铐上了校门外的囚车，他是在学校里被带走的。原因是聂老师成了右派分子，又有“历史问题”。

教我们班制图课的陈老师也被抓了。陈老师比聂老师年轻，有点不修边幅，讲课时的口头禅是“用高斯特标准来要求”（高斯特是什么不作说明）。他对图纸的清洁度要求颇高，我交上的图纸总有墨迹，所以永远只能得3分（及格）。就是这样一位认真严格的陈老师也遭遇了和聂老师一样的命运，也是打成了右派。

高一的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师戴洁老师和高二物理课的吴达老师也被划为右派，他们比较“幸运”，没有被抓，而是留在了学校里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当然，书是不能教了。戴老师是女老师，上课条理清楚，经常要学生填图：一会消化系统啰，一会呼吸系统啰，后来班上有几个同学去考医学院，可能受戴老师影响。吴达老师是位青年教师，那时不过20多岁吧，课也上得不错，不知何故他也成了右派。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以往的政治运动有点不同，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鸣放”，就是号召大家向党组织提意见、提建议，“帮助党整风”，称之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的人本不想讲什么的被横动员竖鼓励讲了一些，当然不乏年轻胆大如吴达老师主动“交心”的人；第二个阶段就是“反右”了，当初号召大家提意见的领导变脸了，什么“言者无罪”的话似乎从未讲过（仿佛患上了集体健忘症），于是一个一个的“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我知道的就有4位老师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他们是上过我们班课的，全校教职人员被划为右派的肯定远不止4人。有一点是肯定的：反右之后的学校完全做到了“政治挂帅”，对党对领导只有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不知道聂老师陈老师后来怎么样。

团组织成了班级的核心

反右之后，随着党支部成了学校的最高领导（过去不太明显），班级中团支部开始显山露水了。以前大家只知道曹正白是我们的班长，他学习拔尖、为人随和，是从虹口初中直升上来的，在同学中颇有人缘。然而他不是共青团员，他和他的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有同学告诉我曹正白饭前必定祷告：感谢上帝或者主耶稣。显然，在团组织眼中，曹正白继续当班长就不太适合了。于是在高二第二学期班级进行了改选，引出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在开班会之前，袁锡范告诉我们几个非团员（他也不是团员）：团支部要把曹正白换下来，让郭景德顶上去——阿德（郭景德）是团员。我们几个（吴乾龙、严庆宏等）对阿德并无成见（我和阿德因为家靠得近关系还熟得多），只是觉得团支部以是否团员作为当班干部的唯一标准不太公平。看来感到不平不光是我们几个人，班会开始后有团员提名阿德为班长候选人，立刻就有同学提名曹正白继续当班长。大家举手表决，所有团员都选阿德（大概事先开过会），但是曹正白当选，原因是班上团员毕竟少数。接下来的经过很有戏剧性，凡团支部提名一个团员任班委，必有同学提名一个非团员唱对台戏。比如团支部提郭元鳌作为文体委员候选人，则有人提张世刚，表决结果又是非团员的张世刚选上了。最后团支部又提名阿德为班委候选人，似乎是副班长还是学习委员我有点记不清了，袁锡范和王乃庆他们嘀咕了两句，回过头来轻轻地对我说：“算了，阿拉大家选阿德吧”，结果团员非团员都举了手，阿德当选，不过不是班长，班长仍然是曹正白。

平心而论，班上的团员同学绝大多数是在初中入的团，那时都是些学习努力、不调皮捣蛋的好学生才能入团的，确实没有什么人靠吹牛皮打小报告加入团组织，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完全真实的（1958年之前基本如此）。你想，他们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仍然稚气未脱，所以他们对我这类“觉悟”晚、不求上进同学的帮助是真心的，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助人为乐胸怀。

高一学年结束时我有4门课不及格：几何、物理、化学和体育，前3门课中只要有两门补考不及格就要留级了。这就是不用功整天看“闲书”的后果。我没有把要补考的坏消息告诉父母，免得挨骂。不料暑假一开始，钟经贤（团干部、校学生会委员）来我家把补考的事告诉了我父亲，还说要我父亲关心我的功课，俨然一副代理班主任老师的面孔（高中三年班主任从未家访过），弄得我好不尴尬。父亲后来一直夸钟经贤是好孩子。幸好开学前我补考都及格了，没有留级。从那之后“识相”不少，除体育课外没有再补考过。

接下来关心我的同学是住在我家附近的梁乃端，当然也是团员。阿端会约我在一起做作业，大概我不做作业他们都知道，我到永安里阿端家里去过几次。他那时还担任初中少先队的中队辅导员，挺忙的，所以帮助我进步的接力棒最后落到了阿德手上。阿德也住在永安里，我们常常在早上一起去学校，途中阿德会讲一些道理，如应该有远大理想，要靠拢团组织，等等。

此时中央已经明确指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我们中学生而言，党组织似乎很遥远，同学中没有党员，班主任也不是党员。我们班主任姜庆宜老师说话小心谨慎（可以理解——经过反右了），我记得在一次吸收新团员的团支部大会上，在经过各种程序和许多团员发言之后，姜老师发表感想，说列席团支部大会他深受教育，还大大地表扬了班级的团支部一番。由此可见班级团组织并非只是一个好学生群体（初中时代），今天已经是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核心力量、是“组织”在班级的代表了。这次团支部大会邀请所有非团员列席，等于一次班会。

到了高三，班委作了调整：阿德当班长，曹正白当学习委员。调整结果只是在班会上告诉了大家一下，无人公开提出异议。

大辩论

1958年的事真多！庆祝总路线、消灭麻雀、教育大跃进、去工厂劳动、下乡支援刚成立的人民公社、政治大辩论、大炼钢铁……改用一句老话：学校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大辩论是“上头”布置下来的，属于政治学习。先是大家写大字报，讲讲自己看法——肯定有许多错误观点啰；接下来就是正确一方和错误一方开展辩论，最后必定是正确一方胜利，大家统一认识，“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辩论题目不止一个，给我印象深的有两次辩论：一次是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是否无私援助？另一次是个人奋斗、个人主义有否积极性？

先讲讲关于苏联援助的辩论。

在1950年代，报刊上总是说中苏友谊万古长青、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前不久毛泽东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还指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当苏联造的世界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时，我们这里是一片欢呼（报上登了无数诗和画）。《人民日报》还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人民的胜利。所以此时正确的结论必然是：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是兄弟般同志间的无私援助。然而班上有许多同学贴出大字报，认为苏联的援助不是无私援助，并且举了一些实例：苏联帮助我国开发克拉玛依油田，条件是要拿走一定比例的石油；苏联给我国的贷款要收利息；苏联给我国的机器要我国农产品去换，等等。真不知道这些消息他们从哪里得来的。

我和严庆宏、吴乾龙联合写了大字报，署名“龙士庆”，内容是同意持反方意见同学的看法。平时和我要好的徐英彪、傅若炎也都写了支持反方的大字报，认为不是无私援助。（徐英彪和我因为都懂京戏而成了朋友，傅若炎也对京戏有兴趣）耐人寻味的是全体团员都认为苏联是无私援助，持反对意见的同学都不是团员。

在辩论会上（连着开几次辩论会），正方“首席发言人”余志森滔滔不绝讲了许多（他是校团委委员，后来是团委副书记），钟经贤（校学生会委员，是否校团委委员我记不清了）也发表了不少理由，不过他的逻辑性明显不如余志森，大家都知道余志森读过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简直就是个马列主义者了。接下来团支部书记李海沧、支部组织委员徐懋华、支部宣传委员王念亲、支委阿德纷纷发言，把反方打得落花流水。反方同学大都不擅辞令，“闲话”会讲，碰到要正儿八经长篇大论就不行了，不过也有例外。

反方同学中巫家梁、王乃庆、骆斌是“主力”。巫家梁读书很多、喜爱哲学（据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长于思考；王乃庆是班级中年龄最小的同学、进高中那年才13岁，文理各科门门优秀、酷爱音乐（指挥过班级大合唱），被大家视作天才少年；骆斌反应灵活，人也相当聪敏。他们对为什么认为并非无私援助作了有力说明，尤其是王乃庆说得很调皮，大家都笑了，这才为反方多少挽回了一点局势。在以后的辩论中反方发言人只剩下能言善辩的王乃庆了，当王乃庆也和其他人一样被众多团员的气势压得不说话时，正方宣告胜利，辩论结束。结论就是：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是无私的，拿利息要补偿是正常的。

有关个人主义有否积极性的辩论也是这样：正方认为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没有积极性，在今天甚至是反动的；反方认为个人主义有积极意义。正方主将仍然是余志森、钟经贤和团支委们，反方主将依旧是王乃庆、巫家梁和骆斌，我们一批非团员一如既往地支持反方，正如所有团员包括一些打算入团的同学必定站在正方一边。最后还是以正方胜利告终：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毫无积极意义，青年人必须安心做一颗社会主义大厦的螺丝钉。

骆斌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有了很大进步，他和巫家梁他们渐渐疏远。有传言说骆斌“反戈一击”向团组织反映了巫家梁一些言行，当时巫家梁被班主任方老师（党员）看作思想复杂、家庭出身反动，又是处处和团支部唱反调的另类。不过本人在此声明：这只是传言，望骆斌同学勿见怪，再说你我当年都属年幼无知。对吧？总之，高三时骆斌入了团。在方老师的努力下，班级中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团员，另一部分是争取入团的非团员，也许巫家梁除外。

来了位党员干部当班主任

高一的班主任是李光智老师，教代数。她毕业于武汉大学，人有点婆婆妈妈，绝非女强人。高二的班主任是姜庆宜老师，解放前做过记者，英语很棒，但教我们语文。姜老师大概是北京人，朗读课文（如孔尚任的《哀江南》）起来是抑扬顿挫、京味十足。教工活动中有一个保留节目：姜老师唱京戏、赵校长操琴。什么“捉放曹”啦、“武家坡”啦，姜老师的谭派老生字正腔圆、高亢激昂；赵校长的京胡烘云托月、丝丝入扣，两位绝对是专业水平。不过班上懂戏的人只有徐英彪和我，“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才如王乃庆，尽管提起莫扎特李斯等音乐大师来如数家珍，对京昆艺术却一点不懂，听阿拉吹京戏只好“闷忒” (1) ，不响。

高三学年开学，班主任换了方朝中老师。方老师刚从中共虹口区委调来任学校的党支部副书记，党员干部做我们的班主任，结棍。方老师的名字像男性，其实是位青年妇女，当时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梳短发，人很严肃，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有同学问她：“方先生（那时同学习惯称老师为先生），课程表上有几个半天没有课，阿是放掉回家？”

方老师冷冷地回答：“安排劳动。”

以前的班主任姜老师为人圆滑，很少批评学生，对团支部更是客客气气。方老师则完全不同，她在班会上经常分析学生思想动态，并点名批评。开展班级工作则紧抓团支部，所以团干部班干部围绕在她周围，形成了以方老师为核心的“战斗堡垒”，因为方老师代表了党的领导。此外方老师还上我们的政治课，我们听到了许多当时流行的新概念：什么“成绩和缺点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社会主义成绩是9个指头而缺点是1个指头，永远如此），“资产阶级右派由于立场和人民不一样，所以只看见1个指头”；什么“只是埋头学习会走上白专道路。只有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才会有为党为社会主义发奋学习的正确学习动机，才会又红又专！”等等。

戴桂兴是体操明星，差一点调到上海队当专业运动员，自然有股运动员的直率豪气。一天他对方老师大声地说：“方先生，李海沧（团支部书记）拍侬马屁，所以侬欢喜伊。”

“谁说的？他什么时候拍我马屁的？我也经常批评他的。”

戴桂兴不作声了。那时我们这些“落后同学”（包括戴桂兴）有这样的感觉：方老师只对团干部或者团员才会有点笑容，对我们却不大理睬，话很少。

方老师提倡又红又专，决不可先专后红。“红”的具体表现就是团员要争取入党，尽管中学生入党很难，但还是有团干部打了入党报告（听说）；我们这些非团员当然要争取入团，所以许多同学都纷纷提出入团申请。记得一次在厂里劳动时，我和戴桂兴正好在一起干活，我随便问了他一声：“人家才 (2) 交入团申请了，侬预备写伐？”

“勿要搞好伐？我真不会去申请呐！”戴桂兴斩钉截铁地回答。

想不到戴桂兴第二天就交了入团申请。我真弄不懂昨天他为何要那样说？我忽然感到人变得复杂了。

在一次班会上，曹正白对大家讲了自己的思想斗争（方老师认真地听着）：近来看到同学们的进步，想得很多，思想斗争很激烈，也很痛苦。自己从小信教，已成习惯。现在也认识到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也要坚决跟党走。但是多年来的习惯一时也不容易改变……曹正白越说脸色越白，边说边痛苦地搓着手。终于说完坐了下去，我们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曹正白讲到结束也没有承诺要放弃基督教信仰，所以始终没听说曹正白要争取入团。不过方老师对曹正白也没有怎么样（没有逼他再表态之类），虽然班长不当了，但还是班干部。

我和徐英彪傅若炎等许多非团员都参加了庞大的“争取入团小组”，虽称小组，人数却不比团支部少，印象之中除了曹正白、巫家梁极少几个，所有非团员全参加了。

吃饭不要钱

总路线发布时，班级参加了庆祝游行。自那时起，“干劲大不大”、“干劲很高”、“干劲不足”之类的话流行开来，打扑克中也多出一个品种：“争上游”。想想“总路线”的文句蛮有吸引力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多、又要快、也要好，最后还得省！真是面面俱到、无一遗漏。事实是总路线提出之后，各行各业似乎都打了鸡血，一道跳了起来，来了个全国大跃进：互相比谁更多谁更快，绝对不会比谁更好谁更省的。学校当然不甘落后。我记得开过一次全校跃进大会，主要是各教研组的老师表决心、“放卫星”。历史教研组要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生物教研组不但要出版生物全国优秀教材，教研组长兼教导主任的于老师还要在生物科学上有重大突破；其他教研组都一个个发言，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跃进目标。个人也有：当时的团委书记董业建（大家称他老董）说他今后要发表长篇小说，两年出版一部。老董是虹中毕业留校的青年干部，后来当语文教师。当时给大家的感觉大会是一次教师们的打擂台。

接下来就是人民公社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提倡下，人民公社迅速地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我们在政治课上学习了有关人民公社的种种优越性：什么“一大二公”啦，是“消灭城乡差别的最好途径”啦，最吸引人的优越性就是“吃饭不要钱”。报上有许多据说是农民歌颂人民公社的诗，大都是欢呼“吃饭不要钱”的：

自从盘古开天地，

哪有吃饭不要钱？

人民公社就是好，

从此吃饭不要钱！

敞开肚皮来吃饭，

鼓足干劲去生产！

人民公社是金桥，

共产主义早来到！

那时报上也好、学校大会也好，都有这样的说法：共产主义并不遥远。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消灭三大差别的最好办法——人民公社。农村大办食堂，解放妇女劳动力，上海的各个街道、里弄也办起了居民食堂，报上还有文章说城市里要取消工资制，实行各取所需的供给制，这样做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时上海的食品供应变得紧张起来，菜场里肉、蛋之类的荤菜很难买到了，点心摊的生煎馒头肉包子就此失踪。我家一位亲戚从外地来上海治病，住在医院里有个愿望，就是尝尝上海的小吃“蟹壳黄”，我父亲走遍整个上海，也未能买到。亲戚是我父亲的亲舅舅，直到病故也没有满足老人的愿望，所以父亲为此很难过。

在学习人民公社伟大意义的过程中，也叫大家写大字报。严庆宏把听到见到的情况写过一张绝非歌颂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内容是他想出来的，我赞同，吴乾龙执笔（他毛笔字好一些），所以署名还是“龙士庆”。用的是如梦令的格调（严庆宏喜欢用宋词形式写大字报），最后一段是：“知否？知否？猪比黑狗瘦！”

严庆宏见到过从农村弄来送往肉类加工厂的黑毛猪。

方老师对我们的大字报倒没有批评，因为她马上要率领班级下乡，让大家亲身体验一次农村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

农业大跃进

我们去的农村在浦东川沙，所以要坐轮渡过江，再坐小火车。那个火车站至今还记得，叫“庆宁寺”。在车上大家唱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仿佛我们去打仗似的。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辈人的苏俄情结实在太深。

那时的浦东农村是原生态的江南水乡：到处是小河池塘，到处是田埂泥路；村落民居旁必有树丛和小竹林，青砖黑瓦的平房是民居主体，也有不少草房。女生和方老师住房东家的瓦房，男生挤在两所大草房内，草房大概原本是仓库或者柴间。早晨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望着四周绿油油的田野，远处是晨雾，近处是大粪坑，呼吸着清新夹有一丝臭味的空气，这就是我第一次下乡的最初感觉。由于我年龄和个子都小，被分配的农活都是轻活：摘收棉花、拣棉花之类。当时农活的主要工具是锄头、铁搭和镰刀，没有什么先进设备；也没有化肥，全靠人畜粪便、河底淤泥和草木灰当肥料。总之，离农业机械化还十分遥远，竟然宣称快进入共产主义了。而之前的政治课一直讲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无比先进，苏维埃加电气化（列宁语）。

我记得只要鸡一叫，方老师就过来把男生们喊起，由于蚊子大家睡不好，清晨的鸡鸣也听不见。饭是在刚办不久的大队食堂吃的，到食堂得走一段路。对于下乡学生并没有“吃饭不要钱”，但收费不多。菜是茄子毛豆之类的蔬菜，饭是大灶烧出来的，特别香。严庆宏和几个同学你一句我一句编了有关食堂的打油诗：“人民公社真正好！两分毛豆吃得饱。”真的，一大碗水煮毛豆才2分人民币，食堂不错呀。不料有同学汇报上去，严庆宏受到方老师严厉批评。说他讲怪话，讽刺伟大的人民公社！我在小组会上也受到指责：规定下乡不许带零食，我却带了一点饼干。可巧我吃饼干时被一同学看见，他还向我讨了块饼干解解馋。没想到这位同学在小组会上把这件事抖了出来，对我进行了批评。诸如此类的事其他同学也有，所以会上团委副书记余志森作了总结：共产主义马上要来临了，然而许多人的思想离共产主义还很远，所以大家要赶快把思想跟上去。

此时农业大跃进正在全国各地展开，报纸上天天报道各地的“高产卫星”：这里粮食亩产8000斤，那里粮食亩产1．2万斤。后来产量打起了擂台，你1．2万是吧我1．4万！端的是热闹非凡。又有红色专家发文证明亩产万斤甚至10万斤都是有科学根据的。现在想来我们下乡的公社领导肯定压力极大，因为放不出“卫星”。整个川沙乃至全上海郊县都是亩产“偏低”。因此公社要大鼓干劲了，要从我们所在生产队抽调劳动力去什么地方“深翻”，弄高产田。当时有专家声称，高产的法宝一是深耕二是密植。深耕我们这里叫深翻，就是掘地三尺，把深处的土翻上来。队里男社员都得去，班上身子结实的男同学也去了。深翻大队离我们住处很远，他们就暂时住到别的大队，草屋内空了不少。也许有人会奇怪：农民怎么不种自己住处附近自己生产队的地而是忙别家生产队的地呢？别忘了“一大二公”！在人民公社运动头几年，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都归公社所有，生产和分配都是公社管的，公社很大，相当于过去一个乡。

我没有去深翻，继续干点轻活。还被派去“扫文盲”：去过一位社员阿姨的家教她识字，这是我下乡唯一觉得有意义的事。

有一件小事至今不忘，我到食堂打饭，总是大声嚷：

“来碗茄子！”

打饭的爷叔一次发话了：

“落苏末落苏，啥个‘格阿子’，闲话阿讲勿来。”

上海本地人是把茄子叫落苏的。

大炼钢铁

从农村回来没多久，班级和全校一样投入了全民炼钢的洪流之中。

1958年底这支歌红遍了全国，上海的大街小巷工厂学校凡有音响喇叭和有收音机的地方一天到晚放这支歌。近来各地大唱红歌，竟然把这首红歌给漏了，本人深感不平和遗憾。

为什么是1070万吨？为什么不是1069万吨或者1071万吨？理由很简单，1957年全国钢产量是535万吨，伟大领袖发出号召：1958年要翻一番。535乘2即为1070。既然要在一些主要指标上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简称超英赶美——当时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排老二），而且我国通过农业大跃进已经获得了粮食特大丰收，英国人望尘莫及不说连美国人也吓坏了；只剩下钢产量了，所以伟大领袖要把钢搞上去，今年先翻一倍。

上海分到的任务是120万吨，靠上海几家钢厂就是日夜加班也完不成的。于是炼钢就变成了全民的任务，不论机关学校工厂商店街道里弄农村都要炼钢。纺织厂也好、大饼店也好都得抽调劳动力打造炉子炼钢。不懂技术行不行？行！这叫做游泳中学会游泳、炼钢中学会炼钢（完全符合“战争中学会战争”的毛泽东思想）；炼钢炉怎么造？随便造！这叫做土法上马。反正上海老百姓会烧煤球风炉，钢铁厂是“洋”，老百姓的炉子是“土”，“土洋结合威力大”。钢是要从铁炼过来的，于是上海各处里弄大楼的铁门铁栏铁锁，凡和铁沾边的物件一概拆除，统统送去炼钢。包括钢制品也送去，据说庙里的钟也送去炼钢了。那些日子小学生在四处马路角落搜寻废铁，铁成了无比金贵的宝。到了晚上到处是红光冲天、到处是烈火熊熊、到处都在大炼钢铁。至于这种大饼师傅银行职员小学教师三轮车工友炼出来的钢能不能用？没人问也没人管。

我们班在吴淞路虹中分部（原来是别的学校，1958年划给虹中作为分部）打造了一座炼钢炉（武进路本部已挤不下了），是不是叫反射炉记不清了。升火成功之后就得分日夜班管着，不能熄火。有人管鼓风机、有人加燃料、有人用沙子做模具，铁料是放在炉火中的坩埚里，变成火红的钢水后，有一位特聘的钢厂老师傅会来到我们“虹中高三（3）班炼钢厂”，他认为合格后便用长钳子将坩埚夹出，倒入一个一个模具内，冷却后就成了一个一个钢板手。此时我们就给师傅送上盐汽水——师傅是利用下班时间来帮一会儿忙，不拿报酬（学生也付不出钱）。也不知是谁请来的，总之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一切为了1070万吨钢。至今也吃不准我们班钢厂做出来的扳手能不能用？

从民国过来的老师们·1

我们的老师都是在民国受的教育，即使青年教师如班主任方老师，1950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基本上也是在民国年代完成了受教育的过程。正如陈丹青所言：民国过来的人自有民国的“范儿”。尽管经过思想改造、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斗争、教育革命等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老师们变得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但在课堂内外，不经意间他们仍会显出民国的风范。绝大多数虹中老师是认真教书的好教师，是凭良心办事的老一代知识分子。

高三语文是莫仲介老师教的。大跃进对语文的冲击最大。语文课原来的教材不能用了，要“厚今薄古”、“政治挂帅”。所以报纸上社论、毛泽东诗词、新近发表的革命文艺作品都会拿来作为补充教材；课本中只选鲁迅作品等“进步文章”，许多课文都不讲了。这当然是上面定的，看得出莫老师的无奈。记得莫老师讲解《送瘟神》时不知怎么提到郭沫若对毛泽东这首诗的颂文。他用调侃的口吻说郭老称赞“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是毛主席精通天文学：“坐地”是地球自转，“巡天”是公转，郭老的解说大概毛主席不会领情；又说郭老论证《红楼梦》中凤姐宝玉中邪是患斑疹伤寒有点无聊；课文中鲁迅的《药》莫老师讲得很仔细，他提到关于文章最后的乌鸦叫了一声飞走这个细节许多文学评论家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测，都属牵强附会，没有任何意义。我总感到莫老师有些欲言又止的味道，道理讲了一半，还有一半让学生自己去领会了。

莫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我们以为他是学理工科的——清华不就是全国最出名的工科大学吗？面对学生的无知莫老师只是淡淡地一笑，他告诉我们他在清华学的是文科：“过去清华的文科不比北大差！”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莫老师是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这些大师们的高足，当年他从来不提他的老师，再说即使提了，我们中学生也不知道那是何方神圣——谁知道陈寅恪是谁？

对于布置下来的教改任务莫老师自有办法：安排大家多写作文。如学校开运动会，全班同学写新闻报道；平时也写有感而发的文章，也不命题，写电影评论亦可。好的作文自然由老师点评，戴行钺同学的文章常常得到莫老师的青睐，还推荐到学校办的一个不定期刊物“虹中文艺”发表，不过稿费是没有的。

有一次上课莫老师点名要我读一篇鲁迅的杂文，我读错了几个字。莫老师发话：“听人讲你看过几百本书。书读得多是好事，但是要注意基本功！不识的字要多查字典！”原来不知是谁在莫老师面前多话，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莫老师的寥寥数语真是语重心长，让我记一辈子。

毕业时语文考试有一篇作文，我不知道我能得多少分。可巧星期天在四川路上遇见了莫老师。戴金丝边眼镜的莫老师永远衣着山青水绿、风度翩翩的，那天穿的是纺绸衬衫，脚下是镂空香槟皮鞋，手里一把折扇，50岁的人看起来只有40左右。我问莫老师我作文考几分，他立即用浙江口音告诉我（莫老师是浙江平湖人，家里有一大庄园。“文革”中出身大地主家庭的莫老师没少吃苦头）：

“你文章写得不错，有进步。我给你80几分……87分吧。”

我很高兴。我知道莫老师打作文分几乎没有90分以上的。

莫老师已经故世多年，有时我想：他会给我写的博文打多少分？

从民国过来的老师们·2

黄昭六老师上数学课饱含激情：讲课可以讲到声嘶力竭，板书又快又重，一堂课下来黄老师总是大汗淋漓——哪怕是在冬天。因此大家听他的三角课思想高度集中，包括我这个不喜欢数学课的人，好像不专心太对不起如此尽职的数学老师。课后没有人会去问黄老师什么问题，都知道他太累了。

为了执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鲍婉仪老师临时编了一套从铁矿石到钢的全部化学反应的补充教材，那年化学课考试就考这个内容，大家都考得不错。这件事得到了校领导的肯定：说明大炼钢铁对教学是有促进作用的——尽管停了那么多天的课。化学课的与时俱进肯定给物理老师郁青田带来了压力，所以郁老师增加了一些实践环节，如怎样用万用表测量之类，但课还是按部就班上。郁老师给学生的感觉是位好好先生，不会弄虚的。

历史老师郭君素有点另类。他上的历史课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和结论都是铁板钉死不许越雷池半步的。郭老师当然只能照本宣科决计不唱反调，但是他会多讲一些史实，让人细细品味出些许弦外之音。比如讲太平天国，郭老师根据书上的思路先赞扬这是伟大的农民起义、是人民武装斗争，等等，但他会讲不少太平天国领袖腐化堕落、争权夺利的史实，而这恰恰是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内容。又比如讲到义和团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郭老师根据教科书加以肯定），然而他讲了许多义和团装神弄鬼、滥杀无辜的资料（书上没有）。课后同学们模仿郭老师的苏北话：

咔嚓一声，

洋头落地！（外国人被砍头）

不清楚郭老师为什么在历史课上大讲形式逻辑？他讲了逻辑学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他说写论文、编历史一定要符合逻辑。当时我真是莫名其妙，大家都莫名其妙。现在我明白了郭老师的用意，他认为当时的历史课本根本不符合逻辑，但他不能明说。

在提及战争的破坏时，郭老师加了一条对文物古迹的破坏。他忽然变得很激动，说文物破坏了就不可能复原了！消失了就永远消失了！见到我们茫然的表情，郭老师拿出一支钢笔，大声地说：好比这支自己用了多年的钢笔，丢失了，再买一支笔，但无论如何就不是原来的笔了。我们还是不懂他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就不提这个话题。我当时觉得他是借题发挥有所指的，所指是什么并不知道。多年后我才明白郭老师的心境：他一定知道1950年代许多文物古迹被破坏的事实，他很痛心，又不能讲。

郭老师的弦外之音自然学生干部也听得出。在一次老师参加的讨论教学改革的班会上，一个校学生干部当着郭老师的面提出尖锐的批评，质问郭老师在课堂上大谈文物破坏和逻辑是何用心？不料郭老师听了却哈哈大笑，也不作辩白，反而在会后称赞学生干部逻辑学得不错（同学讲了同一律、排中律的内容）。这个同学颇为尴尬。然而自那以后郭老师讲课“收敛”了不少，说话不如以前那样精彩了。

大家都知道郭老师学识渊博，要是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他能把历史课上得精彩绝伦。

人是如何异化的·1

巫家梁在大炼钢铁运动结束时受到了“帮助”。原因是在值班看守炼钢炉时打瞌睡，导致炉子差点熄火，算是一次责任事故。我当时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值夜班必须两个人，我也值过夜班，半夜里如果一个人看炉子很容易睡着。既然巫家梁打瞌睡，另一个同学呢？他在哪儿？

所谓帮助就是接受大家批判。先是巫家梁作自我批评；然后由一个校级学生干部作长篇发言，他认为这不是简单的缺乏责任心，而是反映了巫家梁对党的大炼钢铁运动的根本态度，再联系到巫家梁思想上的一贯表现，如在大辩论中总是坚持错误观点、和团组织离心离德等等，最后希望他猛醒，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接下来大家轮流发言批评巫家梁，包括以前和他亲近的同学。有的同学还提到了巫家梁应该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挖思想根源，这时我才知道巫家梁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属于“杀、关、押”被专了政的对象）。

小组会10个人左右全都发了言，就剩下我了。有人看着我——我要不要发言？我不发言岂不成了巫家梁的支持者了？所以我也开了口：“在工厂里如果出了生产事故是要吃官司的，唔、是要吃官司的——唔——”想不出什么话来只能结束。别人的批评巫家梁都记在本子上，唯有我发言他不记，可能我的话太没有水平。

明明是件小事，一个17岁的中学生经不住连日的疲劳在深夜打瞌睡，却被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明明知道情有可原，但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帮助”他，无人替他声辩；明明我也可以不开口，但我还是怕殃及自己发了言——这一切都表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教育方针已经获得巨大成功，我们的人性正在扭曲，我们的人性正在异化。

方老师人不坏，从区委到我们学校任党支部副书记的一个原因是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右派。然而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一个班主任，她执行党的方针不能不尽职。“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可分为左中右”，所以在方老师眼里巫家梁是学生中“右”的代表：大辩论是反方主将、和团组织对立、家庭出身不好。偏偏巫家梁又不识时务，老是泡在阅览室里埋头读马克思列宁著作甚至黑格尔的巨著（连老师都不看的），又不和团支部、方老师多沟通（即汇报思想）。他肯定被方老师看作是思想复杂心怀异志的另类。

巫家梁毕竟天真，临毕业时他告诉我他打算考北大，把一个冷门的图书馆系作为第一志愿。我也天真，我相信他一定考得上。想不到高考结束巫家梁什么本科大专都未被录取，甚至上海各工厂录用一大批高考落榜生也轮不到他，所以他只得在1959年冬天报名去了新疆，成了上海最早进疆的知识青年。

50多年了，一直没有巫家梁同学的音信，不知道他好吗？

人是如何异化的·2

从农村回来时，严庆宏告诉我和吴乾龙，尽管他为了“毛豆诗”受到严厉批评，但他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不仅仍然不变，反而更加坚定了：“公社没什么优越性！”

吴乾龙外号“秀才”，为人老成持重，年龄比我和严庆宏大2岁。他立即关照严庆宏“迪种闲话外头勿要瞎讲”，并吩咐我千万不要传出去，包括那些和我亲近的同学。从那时起我开始明白：真话是不能随便讲的，听真话的人是有义务“保密”的。既然真话不能“瞎讲”，假话必定大行其道。

严庆宏数学特好，刚领到的代数、立体几何教材，他没过一星期全翻过了，书上的习题也做过一半了。我和他都是横浜桥虹口区图书馆的常客，不过我俩借阅的书类别不同。正当我读《红楼梦》读得心痴神迷之时，严庆宏看数学参考书也看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抬起头来，瞧见严庆宏捧着书在发笑。难道他今天借了什么幽默故事如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我走到他身旁将他的读物一翻——《数学通报》！《数学通报》对中学生而言是一份很深的数学杂志，里头甚至有中学生没学过的高等数学内容，严庆宏竟然会看得如此开心。

严庆宏毫无疑问是个数学奇才。他和王乃庆有点不一样。王乃庆是全方位的天才少年：各门功课都好，动手能力强（是学校航模组成员，他们的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市里得过奖），体育也不错（取得了体操少年级运动员资格），有艺术才能（懂交响乐、歌唱得好，据说后来当过清华大学合唱团指挥），人也活泼开朗，所以同学们都喜欢他。虽然王乃庆在大辩论中发表“错误观点”，是反方主将，方老师和团支部把他和巫家梁区别对待，没把他怎么样。再说聪敏绝顶的王乃庆后来也很乖巧，再也不会和方老师、团组织唱对台戏。而胖胖的长着一双“水泡眼”的严庆宏心高气傲，就不像王乃庆那样有人缘，更得不到方老师赏识。他自己浑然不觉，依旧在数学天地里神游。

1950—1960年代流行一句口号“又红又专”。“红”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听话要听到迷信的程度、跟着走要跟到盲从的地步；“专”就是业务好。“只红不专”固然不好，“只专不红”更危险。因为“只专不红”是大方向错了，是“白专”，最后会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1959年初大家都要写思想小结，然后在小组会上读一遍再听听同学们的意见（自那之后，这在大学里和工作岗位上成为惯例）。严庆宏在小组会上受到了众多批评，我想这一定是方老师和团组织安排的。严庆宏的“过错”就是“走白专道路”。有人分析了“白专”的种种危害，有人“翻老账”、把严庆宏过去的“错误观点”又提出来批判一通，也有人希望严庆宏和团组织多接近、要政治上树立正确方向云云。严庆宏低头不语，也不表态感谢大家帮助。

我和严庆宏不在同一小组，小组会的情况是秀才告诉我的。会上只有秀才没有发言，反正不论大会小会秀才从不发言，大家都习惯了。

自那以后，严庆宏变得很消沉。图书馆见不到他了，人变得少言寡语，奇怪的是和我、秀才也疏远了。要知道我们可是他仅有的朋友们呀！再说我们都信守诺言，没把他的真话抖出来，没有伤害他。只有他的学习成绩依旧优秀，数学依旧第一。

毕业体检，严庆宏被查出有肺结核，这样一来他就不能考大学了。他后来在中学当数学代课教师，若干年后成为正式数学教师，听说他是位不错的数学教师。不过我们总是为他惋惜，他应该成为一位出色的数学家。1980年代末老同学聚会和他相遇，我很想问他：1970年代末有中学教师直接去考研究生的，他为何不去？我相信他一定考得上的。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此时严庆宏同学已经到了看透一切名利的境界，再提此类话题实属多余。

那次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料没过多久严庆宏同学就因脑溢血去世了，享年才50岁吧。另一位天才同学王乃庆在几年前因车祸也去世了，也未到60岁。

有句在葬礼上见到过的挽联用词“天嫉英才”，有点道理的。

升学中的阶级路线

高三（下）的一个时期我们在武昌路一家电讯器材厂劳动，工厂的产品是电话交换器，在当时算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有一位校级学生干部就此提出一个很激进的主张：将来不必考大学了。就以电讯器材厂的生产流程编成教材，大家学完了自然便成了掌握生产技术的技术工人，可以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达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要求，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在班会上大声疾呼过两次，但响应者寥寥。不久班主任方老师表示不赞同这种极端做法：“大学还是要上的！”方老师的看法当然是学校领导的看法，所以这位激进的同学不响了，后来他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

7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初期有红卫兵小将提出砸烂高考废除升大学的革命倡议，而且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准，六六届高中生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六七届、六八届也一样，连同六六、六七、六八届的初中生亦无缘高中。当时我不禁想到了这位早就有过革命主张的同学，问题是他在1959年提是太超前了，因此无人支持。

临毕业前的两个月学习气氛变得浓厚起来，劳动停止了，各门课的老师抓得很紧，学校还安排大家去参观华东师大，提前领略一下大学氛围。班级中也传阅一些高等学校发来的资料，有的资料还有照片图片，像一本画册。报考什么学校好？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1959年高考志愿分3个大类：理工类、文史类、医农类。理工类要考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外语；文史类要考历史、地理、语文、政治、外语；医农类考生物、物理、化学、语文、政治、外语。现今高考取消了医农类，而当年考医科大学、农业林业大学及各校的生物系均属医农类，要考6门课的。1950～1960年代报考理工科大学的最多，考文科的人没几个，这股潮流对我影响很大。加上我父亲要我读理工科（以便将来有个稳定的饭碗），所以我就报考了理工科，其实我的数学是很糟糕的，我喜欢历史。

类似这几年的“扩招”，在1958年新办了不少大学，有的大专升级为本科院校，有的中专戴帽变成了大专（1962年有一些学校又“下马”关闭，苦了一大批学生）。我们可以填2张志愿表，可以报考许多学校（文史类、医农类要少许多），我后来就读的安徽大学物理系是第1张表上的第13志愿。在拿到录取通知时挺纳闷：我填过安徽大学吗？不管如何我总算当上了理工科大学生！

叫人想不通的是班上有9个同学没考上大学，连大专也未被录取。而虹口中学历届的升学率很高，百分之百上大学的记录是不稀奇的，这次班上有20％的同学未考上大学。9个同学中有7个是考理工科的，他们的数理化个个都不比我差，像肖宁、吴泽宪、顾榴红等同学学习成绩比我好多了，尤其肖宁在班上是功课名列前茅的好学生，这次高考发挥得也好。竟然名落孙山，为何？

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阶级路线”。班上考不上大学的同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有的父亲被杀、有的长辈被关、有的家长是右派、有的家长是历史反革命。虽然有的同学本人“政治表现”不错，给班主任印象也好——因此毕业鉴定上品德评语不坏，但没有用。因为录取人的权力在上头在高招办（即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

这样一来班上凡是家庭出身尚可的同学全部上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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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闷忒：沪语，闭嘴。

(2) 才：沪语，都、全部。

06　难忘的大学生活

伙食·1

我们学校食堂是军事化管理：8个人一桌，一大盆菜放在桌上，饭原先是自己去拿，一碗一碗蒸好的米饭热气腾腾地在笼格内随便拿。这不是共产主义吗？可惜好景不长，过了1959年国庆以后，饭实行定量供应：每人一个搪瓷大碗，由班级的生活委员去领来，碗里的饭仍然是蒸熟的米饭。至于学校为什么不像其他学校那样实行饭菜票制，我猜可能是我校的管理人员、食堂职工都是来自一所军事学校——第三步兵学校的缘故。

早饭永远是粥加咸菜。从1959年到1960年，粥越来越稀，大家越喝越多，以至于上午第一堂课下课时，千军万马夺门而出，直奔厕所，甚至有些男同学就找了什么角落施肥了——厕所已经挤不进了。

有两个学生干部把一桶粥抬到方书记那里，请领导看看：我们同学吃这种能照镜子的稀饭，能好好学习吗？方书记的脸色很难看，但他却说：小冯我看你反而胖了嘛。

粥的问题最后这样解决：也实行定量供应，粥每个班级一大桶，每人一大瓢。这就要求盛粥的容器必须能装得下这一大瓢！所以每到早餐时间，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涌入饭厅，每人手里都拿着脸盆大小的家伙，连女生带的容器也有这般大。

后来有的青年人问我：怎么食堂早上不供应馒头之类的东西？我真的无言以对。我们当时吃饭是二干一稀，只有中午、晚上才有可能见到馒头。

这一大盆菜由每天的值日生分成8份分食，挺卫生的，除了过节有荤菜分起来责任比较重大——7双眼睛都盯着呢，平时反正是没什么油水的蔬菜，多点少点无所谓，彼此还很谦让。

从1960年到1961年，红薯（上海人叫山芋）渐渐成为饭桌上的主角，玉米粉加山芋粉做成的糕是上品；山芋粉馒头如同煤球，还算可以；最糟的是山芋干蒸得半生不熟，还带着霉味当主食。

伙食·2

粥定量以后，有一个时期不再加水了，可没让大家开心多久，粥又变稀了。这回再也没有人去向领导反映。一直到1962年，粥渐渐地又稠了起来。尽管报纸上永远形势大好，而我等喝粥的学生却是从粥桶里的厚薄来认识形势的。

学校的食堂开会时就是大礼堂，既能让几千人开会，也能容纳几千人同时用餐。不知为什么，食堂里只有桌子，大家全站着吃饭。似乎当年全国高校学生食堂都是这种模式。

有一回我们和往常一样到大食堂用餐，发现在靠舞台一侧的10来张桌子旁居然放上了坐椅，还立了指示牌：省三级干部大会就餐处。桌子上一盆一盆的鱼、肉、炒鸡蛋、豆腐之类早已在我们餐桌上失踪多日的美味赫然在目。过了一会，一些中年人陆续进来，有的穿中山装、有的披中山装、还有的人穿没有领章的军服，不多时，风卷残云，吃得一点不剩，抹着油嘴离开。

我们从报上知道省里在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为了继续鼓干劲、反右倾、誓夺今年农业大丰收。可怎么到学校来给这些干部开饭？弄得大家心理怪不平衡的。消息灵通的老曹告诉我们：干部太多！宾馆招待所人满为患，那些级别高的譬如地委一级的肯定在宾馆吃饭，县委书记一档的在招待所，而那么多公社书记之类的只能安排到各所学校去了。学校还有人出面解释：干部吃的食品是省里专门调拨下来的，不会揩学生的油。

听说来吃饭的都是公社干部，同学们投过去的目光就像匕首似的，农村不就是给这些家伙搞得一团糟吗？我们现在喝稀粥不就是拜他们所赐吗？王能静对我说：他恨不得给这些披着羊皮的狼一记耳光。

大概是仇恨的气氛让这些干部也感觉到了，最后两天他们用餐的时间与学生错开了，等我们离开食堂才摆菜用餐，大家眼不见也就心不烦了。

干部大会结束时，我们小小的沾了光：中午的菜是油炒豆腐渣，估计是磨了大量豆腐之后，豆腐渣就留给我们学生了。

那个年头，有豆腐渣吃是相当不错了。

小猴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他小猴。他个子矮小，尖下巴，脸似乎是七八条肉收缩而成，只有笑的时候才舒展开来，显得那样开心、单纯。

当年的大学每周至少两次政治学习，小猴从不主动发言，总是低着头，只有别人点名要他说话他才开口。不论什么讨论内容，他总是千篇一律批判自己出身地主家庭、打上了阶级烙印，所以要好好改造。说话的语气十分沉痛，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弄得主持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和我想象的地主后代截然不同——当然我的想象乃是党的多年宣传教育成果——小猴夏天只穿一件白短褂，连背心也没有；冬天白短褂外头套一件黑棉袄，一年到头黑白两色。每个月2元钱零用钱由学校发给，所有的农村同学都是这个待遇，当然伙食费10元也全免。那个年头农村里的学生家长是不可能拿出1毛钱来给孩子的，这一点学校很明白。小猴是农村同学中最清苦的一位。别人还能从城里的亲戚那里弄一两件衣裳，甚至从一个部队里当干部的哥哥那儿搞到一双军用皮鞋，小猴一概没有。1961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农村同学都能在假期结束返校时带回一些黄豆、花生之类，小猴也没有。因为所有的暑假、寒假他都在学校过。有人说小猴的父母可能饿死了，直到毕业没听小猴提过他的父母到底如何。

有一回省里各大剧团的主要演员来校演出，压轴的是黄梅戏皇后严凤英的“夫妻观灯”。我在寝室里大放厥词，把地方戏说得一文不值，本人只看京戏。小猴从不反驳别人，只是沉默。最后我还是和大家一块去了。学校礼堂都坐满了，我和小猴站在后边。当一位扮相秀美的青年演员唱豫剧“拷红”的红娘时，大家都被吸引住了，那真是：人又漂亮身段又好。小猴喃喃地说：“可好？可好？”我回答：不错。他笑了，缩成一团的脸舒展开来，显得那样开心。

小猴的中学同学也是他的老乡告诉我：其实小猴小时候挺活泼的，自从进了高中明白了什么是阶级路线之后才变得不爱笑了。他是独子是他父母心头肉，中学住校，父母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小猴还对他妈撒娇呢。

小猴的老乡还告诉我们匪夷所思的一段历史：小猴老家地处淮北农村，家家都穷都是一样的草房。土改时工作队非得搞一个对立面出来，小猴家人口少，他爸又能干活，所以家里吃白面馍的次数比别家多。乡亲们商量让小猴家当地主，小猴爸情面难却就答应了。就这样，既没有长工也没有佃户，住草房的小猴家成了地主，成了新中国的敌人。还算好的是：没开斗争会，没有抄家分浮财，乡亲们都明白，小猴家除了一把铜水壶，什么金银财宝也不会有的。

小猴是高分考入我们这所地方高校的，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他要不是考分特别高绝对进不了大学。我班级中还有一位出身地主的同学，据说是本省高考第1名。总之，他们如果受到公正的对待，是应该进清华、北大这类名牌高校的。后来“文革”开始时，学校领导因为收了那么多出身黑五类子女而受到批判，这也成了一条罪状，这是后话了。

到了大学二年级分专业，小猴分到电子学专业，和我不同班；后来他的专业从我们物理系独立出去，成了电子学系，所以除了上公共课偶尔在大教室里见到他就不大碰头了。有时他班上同学来我寝室串门聊天，由于小猴从不串门会友所以我只能向他打听小猴近况。同学告诉我们：小猴一如既往地用功学习，一如既往地拼命劳动——下乡劳动挑最重的担子，一如既往地抢着打扫卫生、打开水，搞得那几位同寝室的人越来越懒。

我问他：开会时还骂自己吗？

骂！怎么不骂？现在小猴把自己说成是罪该万死了。大家实在听不下去。

同学还告诉我小猴家好久不来信了，小猴连着哭了几个晚上，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肯说，反正以后小猴再也不给家里写信了。

同学又说大家都喜欢小猴，说他人好，小猴从来不打小报告。

徐青华和刘存涛·1

1959年“十年大庆”之后，学校开展了反右倾学习运动，经常停课。先是党委书记大会动员：号召大家向党交心，暴露思想，不要怕讲错话；坚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言者无罪等等。然后是系里、班级里层层动员，要大家写大字报，写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认识。起初没什么效果，没什么人讲错误认识，后来又开大型座谈会，再次号召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做党的轻骑兵，向党交真心；会上有几位被指定的学生发言，内容都很大胆：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云云，党委书记笑逐颜开，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想想也是，连彭德怀这样的老革命都认识不清，何况我们这些小屁孩呢？于是大量批评三面红旗、批评大炼钢铁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内容越来越尖锐，我也随大流写了几张大字报，有一张是用一个极限公式证明大跃进趋向于零，心里挺得意。不过我的大字报没什么内容，引不起大家注意，却不知班上的团干部已经在暗暗记录，其中就有刘存涛。

刘存涛高挑身材，是位帅哥。他负责全年级4个班的文体活动。每天天不亮，就一间间地敲门把大家叫醒早锻炼；在迎国庆的活动中，更是组织了好几台文艺节目，什么大合唱、小组唱、小歌舞之类，忙得不亦乐乎，但忙而不乱，挺有能力。

一天下午，小猴又兴奋又紧张地叫我去看一张新大字报，我去看了，内容密密麻麻，署名是徐青华，标题是：“黑暗的十年”。

徐青华是我们班上另一位帅哥，浓眉大眼、高鼻梁，看人的眼神十分犀利，仿佛一眼要把你看透。徐青华的功课很好，他同宿舍的王能静老是向他请教高等数学，青华不厌其烦地辅导，帮他做作业，王能静跟着徐青华进进出出，像个跟班，用今天的话就叫粉丝。

前不久我们学习过《人民日报》，是周恩来总理在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题目是：“光辉的十年”，而徐青华的大字报把“光辉”二字换成“黑暗”二字，岂非胆大包天！这已经不光是攻击三面红旗了，是彻底否定10年光辉路程的新中国了。他的大字报不仅惊动系党支，而且惊动到了校党委！来看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常。

大字报发表至今已经50年，很多内容我已经记不全，可以想起来的有这么些：

1．土改时徐的一位私塾老师是个好老师，待人厚道，被划为地主，活活被打死。

2．土改贫农得到了地，而占农村人口多数的中农没有改变。好景不长，合作化把分给贫下中农的田又拿了回去。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的农副产品、山货不能拿到市场去卖换现钱，卖粮更是犯法，国家供销社收购价低又不及时，农民断了现钱来源，生活水平下降。

3．成立公社后更是每况愈下：先是吃饭敞开，从这个大队吃到另一个大队，社员养的鸡鸭猪羊全杀光吃光，种的果树砍光。没多久，口粮不够了，食堂一天供应3顿稀饭，后来变成两顿稀饭。

4．农业大跃进搞深耕密植，产量反而下降。公社干部吹牛高产几千斤，结果按虚报的产量交公粮、售余粮，社员手里没有粮。

5．大炼钢铁让社员放下手里农活去搞小高炉，把家里铁锅砸了炼钢。徐的家乡南陵地处皖南，山清水秀树木稠密，为了炼钢把树砍光作燃料，炼出的钢根本不能用，浪费极大。

6．阶级路线让地富子女初中都考不上。徐亲眼见到一群地富子女从这所初中跑到那所初中，都考不上，在那里抱头痛哭。看到这些天真的小弟弟小妹妹还以为是自己成绩不好考不上，徐自己十分难过。（徐在这里声明：本人出身下中农）

7．让老人进了敬老院，老人们热切希望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好日子。结果如何？也是一天两顿稀饭，有不少老人营养不良病死了——徐青华没有用“饿死”这个词。

8．公社、大队干部好的少坏的多。随意打骂社员，甚至关押社员，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搞腐化，有的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

9．以前农民看病找郎中，没钱，给1斤鸡蛋也行、给2斤山货也行。现在郎中都进了联合诊所、公社卫生院，都得掏钱挂号、拿钱配药，农民没钱只好不看病。

10．过去农民可以进城定居，可以去大城市找工作，现在比登天还难。难道农民是圈在农村里的囚犯吗？

11．中国6亿人口有5亿多农民，农民的实际生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农民生活不如过去就不能说人民生活比旧中国好。

徐青华在大字报中还讲到工人生话也不比过去好，工人不能罢工，工人和干部有矛盾干部可以把他送去劳教；知识分子更是倒霉，他举了反右的例子。

总之，许多内容我记不清了，但徐青华的结论我不会忘记：1949—1959年是黑暗的10年！

徐青华的大字报出来以后，运动的第一阶段即鸣放交心阶段结束了，第二阶段大辩论开始。

徐青华与刘存涛·2

辩论会分班级举行，我们班的主持人是团支部书记老蔡，他是班里唯一的学生党员。辩论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人民公社好还是办早了、办糟了？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否成绩巨大？等等。

第一次辩论会，否定方绝对占了上风。不少同学举出大量例子：亩产万斤是最大的牛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如何荒唐、如何破坏生产；大炼钢铁如何浪费人力、物力，炼出的钢都是废品。

老蔡虽然党性很强但口才很差。他承认大跃进有缺点，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就好比一锅汤掉进了一颗老鼠屎，只要把老鼠屎捞出来汤还是能喝。何况这是肉汤。肉汤啊！顺便说一句：自国庆节以后，大家已经多日不知肉味。不料马上遭到人称“陈小姐”的陈敦华反驳：老鼠屎掉到汤里，汤臭了能喝吗？喝了拉肚子能喝吗？于是就这锅汤能不能喝大家争了起来，一直争到散会。

陈敦华是男生，老家在黄山。他长得眉清目秀，有女儿之态，所以被称作“陈小姐”。他也写了不少有内容的大字报。不过小姐告诉我他最佩服徐青华。连小组长老曹也说：人们不一定同意青华的观点，但不得不佩服青华的勇气。

第二次辩论会仍由老蔡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刘存涛，他做了精心的准备。

徐青华与刘存涛·3

刘存涛先是指出：“三面红旗”是伟大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是不能避免的。然后他大讲应该如何看待群众运动：什么9个指头1个指头啦，主流和支流啦，整体和个别啦，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啦——这些理论术语从他嘴里一串串地蹦出来，再伴以手势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真是叫人不能不信服。平时刘存涛说合肥话，他是肥东人，也和合肥人一样把“老母鸡”说成“老母支”的。

刘存涛抑扬顿挫了半天，忽然话锋一转，声色俱厉地说：为什么对同样的事你们和我们的看法是如此截然不同呢？是因为你们和我们的立场不一样！你们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是站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立场上，而我们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上！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刘存涛老是把目光瞟向了坐在角落里的徐青华，青华把头一抬，目光也投向了存涛。两位帅哥对视了一分钟，还是青华把头低了下去。

刘存涛又说了许多：马克思怎么讲的，列宁怎么讲的，毛主席又是怎么讲的，等等。

好不容易等存涛的长篇大论结束，满面春风的老蔡给存涛倒了一杯水。他那个得意啊，似乎刚才发言的不是刘存涛，而是他老蔡！

形势果然大变。一些在鸣放交心阶段悄不吱声的同学纷纷发言：人民公社好得很，大跃进伟大；还有几个原来持反对意见的同学纷纷表态：放弃错误观点，要站到正确立场上来，等等。

只有“小姐”坚持己见，他站起来激动地说：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好比乒乓球是圆的，你站在不同立场上就能说它是方的、三角形的？

突然，满脸怒色的老蔡跳起来，指着“小姐”喊：陈敦华你给我出去！出去！

全场鸦雀无声，“小姐”先是愣住了，后来转身向室外奔了出去。辩论会就这样莫名其妙散了场。

徐青华与刘存涛·4

散会后过了好久“小姐”还不回寝室，老曹有点担心：不会想不开吧？于是老曹和小猴、我和李景西分两路去找人。景西和我都是从上海来的，自然关系比较亲密。

已经是晚上了，校园内人很少。初冬的月光给林荫小道镀上了一层银白色，树上已经掉得差不多的叶子在夜风中发出颤抖的声音，让人感到格外寒冷。景西告诉我：那几位在大型座谈会上开头炮得到表扬的同学在他们班级中都是积极分子，都是带头批判错误认识的急先锋，原来他们是诱饵，是来引我们上钩的。

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我们只得回宿舍。想不到“小姐”已经回来上床睡了。

在以后的两次辩论会上，徐青华一言不发，而“小姐”和几个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仍然摆事实，刘存涛等人仍然是讲道理。最后，摆事实的人沉默了，道理战胜了事实。

最后一次辩论会成了自我批评会。除“小姐”之外，几乎所有同学都谈了对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意义的认识，我想发言还轮不上。

这些日子备受压力的青华也开口了。他说通过学习和大辩论，也通过不少同志和他谈心，他的认识提高了；又说自己的大字报之所以取这么一个标题其实是想出风头、哗众取宠——刘存涛打断了他的话，严厉地说：

你只是想出风头吗？不对！你的大字报是一份向党发出的挑战书！是一份向帝国主义反动派发出的投降书！是一份背叛自己出身贫下中农的声明书！

三书之言一出，举座震惊！一些怒形于色的同学争先恐后发言：有的说徐青华比右派分子还右派分子，有的说徐青华完全胡说八道。跟班王能静站起来，边卷袖子边说：恨不得要给徐青华这头披着羊皮的狼一记耳光，不过他被身手敏捷的刘存涛一把拉住了。

老曹站出来稳住了局面。他是胶东人，颇有山东汉子的豪侠之风，父亲是省政府的干部。

老曹说：他不同意存涛对青华大字报的三点结论。党委方书记在多次会上讲过欢迎大家暴露思想，多次讲过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们应该欢迎青华向党交心。而存涛和其他同学给人乱扣帽子是违背校党委指示的，是和方书记唱反调的。

徐青华与刘存涛·5

老曹的这一招很灵。方书记就是那位作反右倾动员报告的党委书记，和方书记唱反调——谁敢？刘存涛立即发言：自己对青华可能说重了，因为自己和青华同样出身贫下中农，所以特别为青华着急。

老蔡铁青着脸，看得出他对老曹恨得牙痒痒的，但绝不敢像对“小姐”那样对老曹。老曹虽然当时只不过是学习小组长，父亲也不是什么大官（但毕竟是官），老曹认识学校里不少干部，和系里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干部尤其熟。后来我们明白了：老曹比老蔡更清楚运动的底线。

最后一场辩论会总算没有开成对徐青华的斗争会，运动进入了最后的总结阶段。

所谓总结，就是以小组为单位，每个人把自己写的个人学习小结读一遍，然后听别人把你数落一通。有过错误认识的同学可能一遍还不行。我所在小组“小姐”是被重点帮助的人，刘存涛批评他十分凶，“小姐”几乎哭了出来。总算“小姐”过了关，轮到我了。这时老蔡鬼使神差地到了我们小组，这以前他一直在徐青华所在小组批判青华。他拿出一个小本子看了看：

“张礼士说大跃进等于零。难道伟大的大跃进等于零吗？”

老蔡就讲了这么两句话，立刻站起来走了。刘存涛说自己本来不打算讲了，但是还是抱着对同学负责的态度给小国庆提几点：一、要努力学习政治，二、要靠拢组织，三、要有上进心。老曹和景西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我竟然就这样过关了。奇怪的是“大跃进等于零”这句话被放过去了。

青华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的小结写了一遍又一遍，为他开的会一次又一次，据说他写的检查还被送到上面去。终于有一天开了全班大会，系总支还派人旁听，班会的唯一内容就是青华作长篇忏悔。

徐青华与刘存涛·6

徐青华先讲自己出身一个贫苦的下中农家庭，解放前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是共产党毛主席让自己全家翻身做了主人，又是党培养自己读完了小学、中学，还上了大学。

青华接着检查自己上中学以后，一直把全副精力用在功课上，对政治不大关心，没有在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方面下工夫，渐渐地走上了白专道路，忘了本！平时骄傲自大，自命清高，与党团组织的距离越来越远，终于掉到了泥坑里而不能自拔。

他找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一个远房叔公，说这个叔公经常攻击党、污蔑新社会，自己大字报上的反动内容大都是听他讲的，自己立场不对轻信了他。好在叔公去年被公安机关抓了，原来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听了很纳闷：大字报的事不是青华亲眼所见、亲身亲历的吗？

青华说经过学习和辩论会上大家的帮助，自己对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的认识有了提高，更加认识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伟大，也看清楚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开历史倒车，是走不通的。

徐青华越说越激动，最后沉痛地表示：自己的大字报是对人民犯罪！坚决要求组织上把自己送去劳改。说到这里，眼泪流了下来。

全场死一般地肃静。过了好一阵子系党总支代表站起来讲话。

他说他首先代表物理系党总支欢迎徐青华同学的检查和思想总结。徐青华是有进步的，希望他继续努力。又说了校党委在学生中开展反右倾学习运动的目的不是抓右派，而是为了教育大家，等等。

徐青华过关了，大家都高兴。在散会时我瞧见小猴偷偷地擦眼泪，我忍不住问他：

“怎么啦？”

“没事，没事，高兴的。”

徐青华与刘存涛·7

校园内恢复了平静，学生们又开始了课堂生活。王能静显然认为徐青华已经从披着羊皮的狼变回了羊，仍然和以前一样请教青华，青华也仍然和以前一样帮他完成高数作业。

不久，班级的学生干部班子有了变动：人气很高的老曹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老蔡当上了学生党支部的支部委员，刘存涛则被推荐到校学生会去，后来当上了学生会文体部长。这些都是上面安排的，和学生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第二年分专业，青华、小猴、景西分到了电子学系；我和“小姐”、老曹、王能静、老蔡留在了物理系不同的专业里。景西常常来我这儿聊天，小猴的近况就是他告诉我的，“小姐”和我还向他打听徐青华的动向。因为我们到景西那里去，总是见不到他，不知躲在哪里用功呢。景西说徐青华变成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了，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只是笑笑不搭腔。

毕业多年以后，大概是1990年代初吧，在一次老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徐青华。我们这些同学虽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工作，但很少有机会见面。也许是上海太大了。

和其他谈笑风生的老同学不同，徐青华默默地坐着。我靠过去坐在他旁边，一个电子学系的同学立刻特地过来告诉我：青华现在是某电子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大概还是所党委委员之类。我和青华寒暄了几句以后，相当不识时务地提起了30多年以前反右倾的往事，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目光仍然是那样犀利：

老蔡这个人啊，不是个东西！不过那时候我们太年轻，太幼稚。

没等聚会结束，青华有事先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掠过一丝惆怅，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位当年大家心目中的勇士，他现在想什么？

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徐青华。

徐青华与刘存涛·8

老曹和老蔡的关系很糟。按理说老蔡是党支部委员，老曹应该听他的，但老曹却是一百个瞧不起他，还常常出他的洋相。我们班级绝大多数人包括上海同学都是拥曹派，这让老蔡十分恼火。老曹常常把家里烧好的小菜带来和同学一起分享，虽然是蔬菜但油水很足。老蔡就到党支部书记老韩那儿去告状，说老曹收买人心。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竟然笨得不知道老韩是老曹的铁哥们。

刘存涛却能在他们两人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老蔡把存涛看成是一员爱将，什么中心发言、辩论少不了他；另一方面存涛和老曹很谈得来，常常赞扬老曹是系里水平最高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几个上海同学有点看不惯他，背后叫他土才子。至于为什么这么叫，我已经忘了。

不料，出了一件大事，把春风得意的刘存涛压垮了。

先是刘存涛不到食堂去了。想想看：在那个年头不吃饭！不过老蔡、老曹还是把饭给他带了回来。他也不去上课，一个人蒙头大睡。后来，他同寝室的人告诉我们：存涛的父母都死了，饿死了！

刘存涛家乡肥东是省会合肥市的郊县，离合肥很近；他的父母又是下中农，怎么就饿死了？原来饿死人是不问成分的！地主富农会饿死，贫下中农也会饿死！

老蔡和存涛谈心，系里也来人找存涛谈话，意思不外乎要刘存涛正确对待、振作起来云云。

一天中午，老蔡叫全班同学到宿舍门外站着开个临时班会。先是老蔡说了几句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之类的话，接下来硬要存涛表表态。形容憔悴的存涛全然没有了平时的风采，他的话音低沉得大家都听不清楚，大概是表示自己还是跟党走的，还是相信人民公社的。突然，声音哽住说不下去了……

一直虎着脸的老曹没等老蔡开口，大声喊了句：散会！

徐青华与刘存涛·9

刘存涛变了。在以后的大会小会上，能言善辩的刘存涛消失了，他甚至于不参加年级或班级的活动，据说是忙于校学生会的社会活动：帮戏剧队搬道具啦、替合唱队物色指挥啦，组织武术比赛啦，总之除了上课，他成天在学生会里。有一回他拿着什么东西从我身旁匆匆走过，穿着补过的球衣球裤，蓬乱的头发中有不少白发。

毕业以后很多年，一个定居巴西的老同学老屠来看我。我真是喜出望外，毕竟那么多年没见面了。一番嘘寒问暖后，老屠告诉我：他为了一点私事去了一次合肥，还见到了在合肥的许多老同学。他问我：

还记不记得被我们这几个上海人称作土才子的一个同学？

怎么不记得！刘存涛嘛。

人家现在一点也不土了！他现在是当地最大的国营股份制企业之一荣士达集团的总裁。

老屠说存涛还专门找他深谈了两次。原来荣士达集团打算在巴西办厂、开分公司，希望老屠牵线搭桥，老屠自然答应了。刘总很高兴，为此在合肥一所豪华饭店宴请老屠，还把所有在合肥的老同学及夫人一道请来，搞得十分热闹。酒宴之间，存涛谈笑风生，举止潇洒，刘总的夫人当然也是行为得体，落落大方。老屠还学了学存涛的祝酒词：

这第1杯酒，是敬在座的各位大教授、也是我的老同学的，祝你们事业有成！

这第2杯酒，是敬专门管大教授的各位夫人的，祝你们家庭幸福！

我问老屠：刘存涛有没有敬第3杯酒？老屠笑着不肯说了。

反右倾运动的尾声·1

快考试了，课也停了，我们正在复习迎考。一天上午，通知大家去礼堂开会。

那是一个化雪天，路边的残雪映着冬天的阳光，白得刺人眼睛；没有树叶的小树带来的只是冬天的肃杀之气。为了驱赶寒意，我们几乎是跑着去礼堂。

是全系大会。一个4年级的女同学站在台上哇里哇啦地讲了一通，内容是她所在班级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蛋，等等。虽说我们男生早已流行一种说法：物理系无美女，但还是觉得这位学姐实在不好看，黑不溜秋不说，还长一张马脸。我身旁的“小姐”轻轻嘀咕：物理系无美女应该改了，改成物理系多丑女。我和景西差点笑出来。

学姐大喝一声：把窦德斌带上来！于是两个人把一个瘦高个男生推了上来。当时尚未发明以后“文革”中流行的喷气式姿势，所以还算文明。窦德斌衣着寒酸，戴的一副眼镜一根架子没有了，用绳子套着，他不低头，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根据学姐陈述，我们知道了窦德斌写了一些大字报，内容都是围绕教育的，什么1958年后教育质量严重倒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扼杀教育，等等。在学校反右倾初期成千上万的大字报中，德斌写的内容并不突出，比他尖锐的说法有的是，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倒霉呢？

也是这个学姐回答了我们心里的疑问。他们毕业班的大字报全都是拥护三面红旗、拥护党中央的表态声明，只有窦德斌一个人写了一些反动大字报；他又是有前科的：在1957年反右中就有言论，是漏网右派。

一个党委办公室的干部宣布校党委的决定：给窦德斌戴右派分子帽子！接着，也是两个4年级的同学给窦德斌戴上了一顶用白纸做的高帽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给人戴高帽子，以前只是在电影里见过。

反右倾运动的尾声·2

散会以后，在回宿舍的路上大家一声不吭。不是说好了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吗？怎么还是有一个同学被戴上了？景西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侬相信伐？阿拉大字报上格眼末事会得弄到档案里去！相信伐？

这些话，小心的景西是轻轻地讲的，当时本地同学还听不懂上海话。景西长着圆圆的娃娃脸，比我大3岁，比我懂事。

档案！在我心目中这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老实讲直到今天我也没见过档案长什么模样，有时我把它想象成一个硕大无比的保险箱，里边收藏了无数人的一生；有时我又把它看作一个隐身机器人，你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你看不见它，它看得见你。

景西的预言果然灵验。若干年后，那些整我的人到我母校去弄到了我大字报的摘录。据说这些革命左派十分高兴，专案组长连连说：没有白来！没有白来！

那年寒假我回上海，特地问了我的高中老同学——那些在上海、北京、西安、杭州上大学的同学，他们都很奇怪我所在大学反右倾的做法，他们也就是听听文件，讨论讨论完事了——哪能拿学堂弄得像反右一样？——这句话要用上海话讲。

寒假结束返校，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方书记介绍了一位穿军装的人——新来的党委宣传部长顾部长。老曹告诉我们原来的姓黄的部长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黄部长也是从军队转业来的，学生都和他不熟，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为什么当机会主义分子，大家一无所知，也许党员知道。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窦德斌和黄部长都被送到一个农场去了，是劳改农场。

下乡·1

196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已经入睡的同学们被老蔡叫起，说是紧急集合。过一会广播喇叭响了，宣布省委要求我们立即下乡抢收抢种，保证夏粮丰收。于是大家匆匆准备，把被子打成包，还得带上餐具什么的。不多久全校学生加上一部分教工集合在校门旁，没有领导讲话动员之类，马上就走。有的人是卡车送，有的人步行。到了火车站，发现等待上车的黑压压一片全是各个高校的学生，可能去的是不同地方，调度要花时间，等到我们一批人上车时，天已经亮了。

我们坐的是露天的运货的车皮，亏得是夏天，不然得冻个半死。那也不叫坐车，我是站着的，有的人坐在被包上；夏风吹过我的脸，吹走了睡意，令人神清气爽。但时间稍长，脸上蒙上了从火车头飘过来的黑煤灰，刺得脸发痛，我赶紧蹲下来。小猴露出难得的笑容：

俺叫你不要站着！你看！

火车开了1个多小时后在一个小站停了，我们学校的人都下了车。食堂的大师傅给我们发了馒头，还烧好了热开水给我们喝。心里很感动：平时我们老是埋怨食堂，把气都出在大师傅们头上，真是不应该呀。

在喝水的时候，我去看了这个小站的站牌，这个小站的站名叫罗集。

按系分成几支队伍后我们出发了，走着走着在一个小土岗边又分成几支队伍朝不同的方向走，当绕过一个水池以后，我发现只剩下我们班级的人。这里地处江淮平原，没什么山，只有长满杂草的小土岗和泥土路边的灌木带来了绿色，其余的只有土黄色的凹凸不平的土地，小水坑很多，但再渴也没人敢喝里边的水。

走啊走，老是走不到头。已经没有路了，我们时而跳过水坑，时而绕过小土墩，队伍也稀稀拉拉，三三两两分散走。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我的被包又散了架，只能抱着走，这个样子可真够狼狈的。生活委员老徐老是给大家打气：快到了，快到了……

下乡·2

终于到了。我们在几所草房落脚，老徐带了几个同学找来了稻草铺在泥地上，大家把有点湿的被子放好，立刻躺了上去，从早上走到下午，实在累坏了。有同学找到灶间，打算烧点热水喝，甚至想用热水泡脚，脚疼得都起了泡，可有灶没有锅，只得作罢。后来的几天，热水成了奢侈品，始终没出现过。

还是老徐、老曹几个人到队部扛了两大桶麦粥回来，还有1桶咸菜。麦粥也可以称之为麦糊，还比较稠，喝了既填饱了肚子，又解了渴；咸菜又咸又带点酸，后来有人说咸菜里有蛆，不过我没有发现过。以后几天顿顿麦糊咸菜，老蔡说这还是学校自己搞的伙食，与当地社员食堂毫无关系，我们绝不会给当地公社增加负担。我们系指挥部就在队部，那里有厨房和医务室——都是我们学校的。

临睡之前，一直沉默的青华忽然对我和景西悄悄地说：

你们注意了没有？这一路上都没有人！！

对啊，我们从早上走到下午，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就连我们到了这所草屋，也没有见到人。这所草屋的主人呢？

农村的夜晚应该听得见狗叫，可这里没有；草屋边有池塘，可听不见蛙鸣；屋外是死一般地寂静，只有繁星满天的夜空。

早晨，老徐叫醒了大家。我们这才发现，这里没有鸡叫。我1958年高三时在上海郊区下乡，天没亮就被鸡叫吵醒。同学们在池塘边漱洗，昨天也是用池塘水洗的碗。我觉得用池塘水洗碗不卫生，决定不洗碗，用草纸擦干净就行了。

下乡·3

一个老头和老徐、老蔡捧着镰刀领着大家去了麦地。总算见到了当地的社员！说是老头也许年龄并不老，至多50来岁吧。麦地种的是小麦？还是大麦、元麦？反正我是弄不清楚的，麦子长得稀稀拉拉，绝没有歌中唱的麦浪滚滚的气势。

老曹割得最快，他是在山东农村长大的；小猴等几个淮北同学紧随其后；皖南的同学稍差一些，但后来在水田插秧中大显身手；只有我们几个上海同学农活是样样不行。我不是割麦是砍麦，后来干脆用手拔，搞得浑身大汗，手还痛。老曹过来指导我们怎么用镰刀，景西立刻有长进，只有我仍然割得最慢。

收工的时候，腰好像断了。我们一部分体弱年龄小的同学先回去，一部分同学在老曹、老徐带领下把收下来的麦子挑走。小猴一定要加入送麦行列。

第二个工作日仍然割麦。麦地东一块西一块，麦子越来越稀，只要把两根麦子拿着用刀这么一拉就行了。

听老曹他们讲，这些麦子最后是要送到公社去的。一部分是交公粮，一部分作为余粮国家收购。余粮？天知道！最后，余的麦子作为社员口粮交到队部食堂。农民自己种的麦子却不能拿回自己家。

据说收麦时，有社员一边割麦一边把麦粒往嘴里送，被队干部训斥为偷集体的粮食。农民偷自己种的粮食！

下乡·4

接下来就是插秧。前一个晚上下了雨，早上变成晴天了，我们走在田埂上，望着这一片片镜子似的水田，呼吸着带着水土味的清新空气，心情好多了。

仍然是那个老头站在田头上，把一捆捆秧苗抛到水田里。我们纷纷赤脚下田。不远处有三四个妇女弯着腰插秧，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和她们不同，同学们的情绪很高，王能静一边教我怎么插秧，一边唱：

“白米（牙子）好吃秧难栽——哪个嗨！”

我唱起了小时候的歌“快乐的小队”，受到传染的同学各自唱各自的歌。有的唱“九九艳阳天”、有的唱“老黄牛肥又大”，在我身后的朱文熙大概认为我们品位太低，哼起了“土耳其进行曲”。朱文熙是一位欧洲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也是上海同学。

女生曹奇真直起身来，惊讶地看着我们，她的潜台词很明显：“拿哪能胃口介好 (1) ？”

下乡这几天的生活可把爱干净的女同学搞惨了：没有热水、没有厕所、生蛆的咸菜。尤其是曹奇真。她来自上海一所女中，上学期还是班级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反右倾时还代表组织找青华谈话，这学期却被免职了。曹奇真是1950年代初从香港到上海来读书的，到大学以后外语成绩尤其出色——是俄语，并非英语。

差不多40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又见到了曹奇真。身为澳门立法议会主席的她领着一帮议员宣誓就职，用了国语、粤语和葡萄牙语。在佩服老同学的语言天赋之余，还想起了她在罗集农村时的满脸愁容。

老蔡高兴地喊：“大家比一比，看看哪个小组插得快！”他割麦比不过老曹，插秧比老曹快。老蔡自称出身宁国农村“三代贫农”，宁国是长江以南的一个县。

也在一道插秧的妇女社员有点被学生的“干劲”所感动，一个看起来还算年轻的农村妇女突然站起来喊：

“我们有信心！有干劲——”

她一下子又停住了，低下身子又无精打采地干了起来。

下乡·5

插秧后第二天早晨，我向老曹请病假：今天人不舒服，出不了工。老蔡满脸不高兴，要我坚持坚持，老曹却说小张是干不动了。两个人竟然为了我争执起来。正巧老韩进来听见了，老韩不住在我们班，他是来叫老蔡去开会的。他批评老蔡对小同学、女同学都关心不够，还对我说：好好休息，最好去医务室看看。

老韩的话就是最后结论。老蔡一声不吭地跟他去开会了，老曹率领大伙去出工了，我在草堆上躺了一会就到队部去了。队部离住处不算远。

到队部去要经过一些草屋，算是一个小村落吧，小村静悄悄的，没有人也没有炊烟，泥土路边草丛中没有散放的鸡或者羊。经过一处废弃的猪栏，我把头伸进去张望了一会，当然也没有猪。奇怪的是，这里飞鸟也不经过，是一个死村。

总算找到了设在队部的医务室，碰见曹奇真从里边出来，她朝我笑笑，说：“侬也生毛病啦。”

医务室里只有一个医生。我们学校所有的医生都来自部队，转业前不是上尉中尉也至少是少尉，连学校医院也按部队编制，叫卫生科。这位医生挺和气，给了我一些药片，还从暖瓶中倒了一杯热开水给我服药。热开水！平时劳动中喝的可都是凉水，幸亏现在是初夏。

进来了两个壮年男社员，这是我下乡以来唯一一次见到的比较年轻的男农民。一个瘦点的指着一个长得很壮实的小个子对医生说：“这是我们生产队长，全队的生产全靠他啦，他受了一点伤，医生你给点药擦擦。”

那位医生正眼也不看，冷冷地回答：“没有，这点药连学生都不够。”

两个人悻悻地走了，医生这才抬头冷冷地看着他们的背影，仿佛这两个人是《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穆仁智。

下乡·6

回到住处后，我坐在草堆上想今天看到的一切：没有人烟的小村、医生、生产队长……

我从这一间草屋走到另一间草屋，发现在土墙上贴着一张已经发黄的奖状，借着门外射入的阳光我看清楚了，是××人民武装部奖给××同志“模范民兵”的奖状。这里的屋子都没有窗，大白天也是黑洞洞的，所以平时走来走去看不见。

存涛、老徐几个人把麦糊抬进来，是吃饭的时候了。我把奖状指给存涛看，我们从未出现过的房东是个民兵模范。存涛在墙前站了好久好久，让人有点害怕，老徐也注意到了：

“刘存涛！吃饭了，吃饭了。”

刘存涛转过脸来，他的眼中充满了哀伤。我猜他不久前死去的父亲也是个民兵吧？

黄昏时分吃第二顿麦糊时，老蔡宣布了双抢结束、明天一早返校的大好消息，大家立即活跃起来。有的说还是学校好啊，有的说吃这个麦糊好几天拉不出屎，似乎在会上歌颂农村人民公社的豪言壮语全给忘了。

“小姐”笑着问我一个人在空屋里待一天怕不怕？我说我怕什么？又没有鬼。“小姐”说我背一段伟人诗词中的两句给你听你就会怕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这不是“送瘟神”中的两句吗？这不正是几天来大家的感受吗？

下乡·7

返校的那天早上，老徐叫上我和景西、“小姐”去食堂拿全班的伙食。因为我们没有为大家扛过麦糊，现在应该出点力。老徐说抬粥桶的事不会叫你们，你们是去拿面饼。一听这话我们步履如飞——面饼！

没到食堂门口就闻到了香味，是麦香？油香？反正我这一辈子没有闻过这样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有的班级代表已经出来了，饼子用口袋装着、脸盆盛着，一阵风似地走了。我们进了灶间，两三个学校食堂的大师傅有的在烙饼、有的和面，大师傅说饼子是用油烙的，带上了10天的油全用上了——你们这几天不是没有见到油吗？总不见得咸菜里放油吧？我们连连说对。大师傅还说找不到葱，不然放点葱花更香。有一位师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这个鬼地方——伙房里——没有老鼠！

香味引来了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根短旱烟管，他走进伙房高兴地嚷了一句：

“今天吃饼子啦！”

我们惊异地望着这位老农民，谁也不搭话。老头一下子全明白了：

“哦，是学生吃的！”

他回过身走了，边走边摇头叹气。

我们把油饼带回了住处，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饼子数量不少，出发前的早餐和返校途中的午餐都吃饼子。但在享受油饼美味的同时，我却想起了那位摇头叹气的老头。

社团活动·1

毕竟是学校，毕竟有那么多青年人在一起，校园内仍然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仍然有无忧无虑的欢笑。

每到下午3点半以后就是“社团活动”时间。学校的各运动队如排球队、篮球队集训，场地边总有不少同学“观众”；各文艺队如话剧队、舞蹈队排练，也会让人在边上看一会儿；乐队也十分热闹，民乐队的二胡、西乐队的小提琴统统被军乐队响亮的大喇叭盖住了，但依稀听得见叮叮咚咚的钢琴声音。

朱文熙告诉我，他在学生会布告栏上“各文艺团体”扩大人员的名单上见到了我的名字，是合唱队，全年级就我一个人。真是奇怪了？我没有报过名呀，参加文艺队不光要报名，还要经过面试，譬如参加话剧队就得朗诵一段诗、报名舞蹈队的就跳一段“鄂尔多斯”舞什么的，难道合唱队招人会是“乱点鸳鸯谱”？

文熙说去白相相也好，总可以提高提高你的音乐修养。在他眼中我们这些同学全是音乐门外汉。他意味深长地说：“懂音乐的人和不懂音乐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入学以后的第一个寒假，朱文熙邀请同寝室的一个皖南同学程金涛到上海来玩。文熙的父亲是华东纺织学院一位名教授，家住登云公寓，住房在当时上海算相当好的。按理说金涛吃在他家、住在他家应该心满意足了，却不料开学返校后对我们大诉其苦：

“住在他家天天陪他听交响乐，什么贝多芬、巴哈、柴什么斯基。求他领我到南京路去逛逛，他就是不肯，我一个人又不认路。最后一天总算肯了，从他家里出发，经过一段很冷落的西淮海路走到音乐学院，不肯走了！又他娘的给我上音乐课了。我到大上海不是去玩，是去上课了。”

朱文熙后来对我说过：他的梦想是能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哪怕扫地也行！”

在文熙的鼓励下，我去了合唱队，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

社团活动·2

那天下午我去教学大楼的一间大教室参加合唱队的活动，因为是第一次，我去得比较早。教室里已经有几个男生女生了，他们都是刚加入合唱队的。一位高年级男生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他是合唱队长，然后就发给每人一份歌谱，边发边问：以前参加过合唱队吗？在什么声部？没等我回答——我也回答不出，队长说你就高音部吧。

我捧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歌谱，心里有点发憷。简谱中“哆来咪”我是识的，但谱中一些弧线、直线、什么休止符、什么渐弱渐强我从来搞不清楚。想当年上音乐课的时候，乐理没考及格，亏得还有唱歌考试，我还考得挺好，音乐课总评及格。同学中也有相反的：乐理满分，唱歌却让老师笑得伴奏伴不下去。

身边一位化学系女同学正对着谱低声吟唱，长得慈眉善目的，好像也是上海人，我轻轻地请教她：

“等一歇会得有人教唱伐？或者有人示范唱唱？”

“勿会伐？等一歇大家自介唱来。”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问我：“侬不会‘视唱’？”

“啥叫‘是窗’？”

知道我确实不懂，她就示范了两遍，我总算有点会唱了，老队员们也到齐了，合唱队指挥最后一个进来，教室变得很安静。

指挥人长得白白净净，中等身材，脸上一副怀才不遇、自命不凡的神情。后来知道他是物理系1957级学生，姓端木名淳，（咱们物理系怪才就是多！）端木不仅指挥在合肥各高校出了名，他还会作曲作词，今天要排的大学生之歌就是他的作品。此外他绘画、写字样样都行。

端木指挥要新队员先不唱，坐着听。（谢天谢地）就开始排练了。

刚开个头，端木就叫停。他用放在讲台上的一根类似教鞭的东西猛敲讲台，然后开始训话。在整个排练过程中一直保持这样的模式：唱歌、敲讲台、训话，唱歌、敲讲台、训话……

社团活动·3

1960年8月我回上海过暑假。上海的食品供给也比过去糟多了，除了粮、油、肉、蛋要凭票购买以外，还发了豆制品票、鱼票等，鸡鸭之类据说只有春节才会出现。到饭店去吃饭必须趁早，比如中午11点供应午餐，客人10点之前就坐满了，因为在餐馆还能吃到不要票证的荤菜。后来，上餐馆要凭“就餐券”。

尽管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外地回沪的人而言，上海仍然是天堂。上海的食品是少与多的苦恼，我们那里是有与无的绝望。举一个例子，在上海能吃到雪糕这种美味冷饮，在当时咱们合肥想也不要想。连在北大上学的高中老同学也说：北京不要说雪糕，棒冰都做不好。

我收到一份邮寄通知，学校合唱队在上海青年宫集训，在上海的队员务必参加，集训内容是请专业声乐老师上课。

当时的青年宫在四川中路附近，过去大概是银行，有着大理石的圆柱和华丽的陈设。在一个明亮的大厅里，我见到了合唱队大部分队员、队长和专业老师。家不在上海的合唱队员只来了两个——住在上海的亲戚家。端木没有来，他不是上海同学，父母不知道是在芜湖还是南京？有同学说端木家是一个大家族，北京、上海都有亲人，而且端木就出生在上海。即使上海有亲戚，心高气傲的端木大指挥也不想麻烦人家。

专业老师是上海红霞歌舞团的，给大家上了有关歌唱技巧方面的课。（旁边一个同学在我耳边说：不是什么高档次老师）接下来他弹钢琴，要大家一个一个地发音给他听。

轮到我了，我跟着老师的琴“啊——啊——啊”，啊不上去了，旁边一个男高音声部的同学为我着急，代我啊了上去——他学过美声唱法的。老师点点头，说我音色还可以，但要好好练习发声，学会呼吸、学会运气等等。（不会呼吸？不会呼吸岂不要死人吗——没敢追问）

集训结束以后，队长把我安排到男低音声部，我在低音声部一直唱到我离开合唱队去学校京剧团。

合唱队的“首席男高音”曹抱平没有来参加集训。

社团活动·4

曹抱平长得黑黑瘦瘦，眼镜有时戴有时不戴。他是安庆人，说自己“能唱一台黄梅大戏”，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歌大概属于民族唱法。他也是物理系1957级的，班级同学叫他曹抱（草包）。曹抱通常不参加合唱队的活动，只有需要独唱领唱时他才来。端木对他无可奈何，他是全队唯一不怕端木的人。

端木创作了一部反映本校教育改革成果的组歌：有合唱、男声小组唱、女声小组唱等等，我记得有一个男声小组唱是说数学系师生成功地制造了拉普拉斯计算机。为什么叫拉普拉斯计算机？是用了拉普拉斯方程还是这个计算机能解拉普拉斯方程？歌里没有说。我们反复地唱：“拉普拉斯诞生了！拉普拉斯诞生了！”

演出以后，一个数学系的同学笑着对我们说：初听这首歌还以为合唱队为拉普拉斯——18世纪伟大的法国数学家、力学家——唱庆生歌呢，“想不到合唱队这么崇拜拉普拉斯”。

组歌中有一首歌是讲中文系学生到安徽的民歌之乡——司集乡去采风的，端木尽可能用抒情的风格：先让曹抱领唱，再由女声合唱接上。有一次彩排，当曹抱唱这段：“司集乡啊——好风光啊——”（后边几句忘了）由于曹抱唱得太动人，女声部同学听得太出神，忘记接上了。端木大发脾气：

“马上就要演出了，怎么这个样子！”

合唱队的伴奏多数用钢琴，有时也用乐队，和乐队合常常让端木火气冲天，乐队队长兼第一小提琴手为此十分苦恼。

社团活动·5

乐队有八九把小提琴，似乎没有中提琴，大提琴更没有，小提琴的演奏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端木很想用乐队伴奏，乐队的谱包括前奏的谱都是他写的，他甚至想把管乐也放进去，无奈学校管乐队至多一个三流军乐队的水准，实在“搭僵” (2) ，端木只好作罢。

乐队队长是一个跛脚，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带，和我有点“面熟陌生”。他有一次问我：“端木老是讲阿拉乐队拉得不齐，声音轻得台下听不见。侬讲讲看，你们合唱队听得见伐？”

“听得老清爽！”我安慰他。

“端木讲要拿阿拉撤了，换钢琴！阿拉排了介许多辰光——侬讲气人伐？”

学校的西乐队包括两名钢琴师，八九名小提琴手全是上海同学。这个道理很简单：本地同学家中有钢琴、小提琴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钢琴。

学校“各文艺团体”都是由团委“管”的，团委刘书记也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代表团委来审查节目的是一个复员之前在什么军区文工团跳群舞的干事（审查文艺演出的制度始终没变过），按理说他到校舞蹈队去才能得心应手地审查一通。不然！他对话剧队、合唱队都能发表一通指导性意见，对各乐队也是经常指示——跳舞不是要音乐伴奏吗？他当然也是内行啰。

干事要合唱队唱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歌曲，都是直接歌颂党、歌颂某人的，端木都以大家太熟了或者不能反映大学生特点婉拒；而端木想让合唱队唱外国歌曲，哪怕是苏联歌曲“丰收之歌”，也被跳舞干事“枪毙”。最后只好演出“教育改革成果组曲”了，原来这是双方妥协的产物。

乐队没有换下去，大家也准备好了，终于演出了。合唱总是第一个节目，我们站在台上，等待大幕拉起，却没想到跳舞干事又走上台讲了一大通：演出时精神要集中、情绪要高涨，自己虽然是舞蹈演员，不大会唱歌，但是“歌舞歌舞”可见歌与舞本是一家，自己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有许多舞台经验可以告诉大家……

怒容满脸的刘书记走了上来。

社团活动·6

刘书记训斥跳舞干事：“你怎么搞的？孙校长和贵宾等着，演出马上开始！”

我等草民都知道：只有你等领导，绝不能让领导等你。这两天有一个华东师大的代表团来学校考察访问，晚上孙校长就陪率团的华师大党委书记来看演出。孙校长就是从华东师大调过来的。

干事屁滚尿流地下了台，大幕终于拉起。合唱队和乐队在端木的指挥下，顺利地完成了“组歌”的演出。大概是因为有乐队，端木指挥用上了指挥棒，而平时他只是徒手指挥。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次排练。那是为了迎接1961年7月1日中共建党40周年准备的四部合唱，端木千挑万选找来的还算好听的曲子。一开始是女高音声部：“你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接下来女低音声部：什么青松……男高音声部：什么江河……到了男低音声部就是大海了，然后是合唱……

曹抱说：“海燕怎么就变成大海了？再变鸟也不会变成水呀？太不符合进化论了。”

端木毕业后留校搞宣传工作，不是因为他的音乐才能，而是他会画宣传画、会写大字标语。他很想当教师，系里却不让。也不让他来合唱队了——他已经不是学生。

曹抱被分配到一个小县城去当中学教师，走的时候很感伤地和大家告别。

自1961年秋天端木、曹抱离开以后，合唱队的日子变得没有劲了，我就不大去参加了。

饥饿年代·1

最艰难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早餐的粥越来越稀，以至于能在2分钟内喝完——不需要嚼，只是由于咸菜还得咬，才使早餐还需要一点时间。在上完第二节课以后，大家就盼望午餐那顿干饭。也有同学宣称：刚刚吃罢稀粥、肚子还发胀的时候就怀念午饭了。老师也是这样，上到第四节课上不动了，11点钟无论如何要下课了。在实验室上课做实验更自由，10点半不到就回宿舍准备上食堂。确实有不少如颜回一般坚毅的同学认真听课记笔记——真是贤人啊！而吾辈庸碌之徒老想着吃。

平心而论，我不用功倒不能怪饥饿。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一个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上课基本不听，作业大都不做，喜欢读闲书，在自己的想象中打发日子。现在倒找到了一个理由：因为饥饿，所以不好好学习是理所当然的。也正是饥饿，1960年暑假之前和1961年寒假之前都没有举行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到了1961年暑假之前算总账了，好些人补考甚至留级，1962年又有人被淘汰。说来惭愧，这些同学比我用功。

那时食堂加强了保卫，也经常抓到一些“偷饭”吃的学生。所谓偷饭就是有的同学没到开饭时间去把自己的饭吃了——实在饿得撑不住。小题大做的食堂保卫人员会把这些倒霉同学“押送”到班级，还要求班级批斗他们。我们班有一位品学兼优的马传喜同学就是这样被送到班上，老曹没法子，只能开班会让马传喜作检查。结果，大家都同情马传喜，都骂食堂保卫饱汉不知饿汉饥。傻子也知道，那个年头吃得饱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员。

我们寝室的大李，大哥是省军区的干部。他经常下午去省军区大哥那里“改善伙食”，走的时候总是豪气十足地说：“你们把我的一份饭分了吧！”

有哥哥在军区真好。

饥饿年代·2

有同学告诉我们：朱文熙敢吃皮虫。皮虫是树上毛毛虫的蛹还是毛毛虫的幼虫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树上干树叶裹着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个，肯定比小个子更需要能量，皮虫肯定含丰富的蛋白质，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还有人效仿，以至于第二年春天没有发生过讨厌的毛毛虫落到人身上的事。

到卫生科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结核之外，几乎人人都得了浮肿病——一种当时特有的营养缺乏引起的病：脸肿、脚肿、全身肿。有人危言耸听：如果全身浮肿了，那就意味着快了，快要和那些长眠在江淮大地的农民兄弟做伴去了。

我到卫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罗集给我药片的医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肿病！”立即给我两个盛有黄色液体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剂。我早知道这个治浮肿的“特效药”小球藻，我们班级、我们寝室都有人服过，医生还开给我3天病假单——到底是熟人。但我还是赖着不走：“医生，我听说有一种专治浮肿的药叫‘八珍散’，能不能开给我？”

“你这个小同学消息倒蛮灵通的。我告诉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开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个患病同学告诉我的。据说“八珍散”内有山药、胡桃、茯苓、芝麻8种成分，全是营养品。不肯开，没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队。

这一个时期，有大批同学退学、休学，像朱文熙就休学回家了。五八级、五九级有许多上海同学退学了，他们回上海后的路走的也很艰难：先是报户口要漫长地等待，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是没有粮、油什么的，全得靠自家亲人嘴里省下来！此外工作也只能干临时工，什么劳保医疗福利全无。

本地同学尤其农村同学休学退学的人很少——回家去饿死吗？但也有例外。

饥饿年代·3

开学以后许多天，一个农村同学才在学校露面——大家都以为他退学了。他是凤阳人，同学们平时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凤阳”。

“凤阳”在宿舍里兴高采烈地讲他的传奇：他假期回乡后第二天，就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在那里只要肯干活就让你吃饱！”“凤阳”还大讲特讲逃荒的惊险故事：如何上火车、如何弄到吃食。原来凤阳从明朝以来就有逃荒要饭的传统，那里的干部、武装民兵不像别的地方不许农民外出。而凤阳人犹如吉卜赛人，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强。想想“凤阳”和他的老乡，一无粮票二无钞票，居然大队人马开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

打那以后，“凤阳”就不安心过学生生活了，逃荒的经历唤醒了他身上祖传的野性，没过多久他又不见了。我们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说过：“新疆的瓜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没吃过，太好吃了。”

直到我毕业，“凤阳”没回学校来过。

按理说，老蔡应该管管“凤阳”的事。自从老韩不当学生调到校报当主编之后（老韩原来是蚌埠市文联的干部、来学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为学生党支部委员是年级“最高学生领导”，应该帮助“凤阳”树立革命理想，安心学习。老蔡对“凤阳”的动态应该一清二楚——自会有人向他报告，例如老徐这样经常打小报告、经常“靠拢组织”的人，老徐后来被老蔡大力帮助入了党。

蔡委员（老蔡很爱听别人这么叫他）此时不像以前那样爱训人了，毕竟他也在挨饿。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体不好休学，1962年回学校后就到比我们低一年的六零级去了。我怀疑这位家庭出身“三代贫农”的同学没有到农村去养病，因为他回校以后穿上了军用皮鞋，披上了军棉大衣。他用钱也阔绰起来，我有一回到学校小卖部去，碰上老蔡在买高级糖——那是相当昂贵的、论颗论粒卖的糖！

“小国庆，来一颗。”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里。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点出息！

饥饿年代·4

学校为了让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安排了一次报告会，由一位经历过延安艰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来讲讲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效果却适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来在中央党校，后来被贬到本省当一个理论刊物主编，最后又被贬到我们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授。李凡夫是7级干部，就是在冠盖云集的北京，他也属于高官的范畴。

李教授讲了自己如何到延安汇报工作、如何留在抗大当教员、反扫荡以后延安如何艰苦、中央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等等。当讲到延安的供给标准时，台下开始躁动起来。原来李教授说再怎么困难，一人一天1斤4两小米、2斤菜，一个月4两油、半斤肉总是有保证的，更不用说大生产运动之后的丰衣足食了。

我们当时的伙食标准比艰苦奋斗的延安低多了，一个月只有一两油，没有肉。报告会就在大家的纷纷议论中结束。

看来李凡夫是个老实人，所以官越当越小。

学校也搞大生产运动了，所有空地都开荒种菜、种南瓜、种大豆、种胡萝卜。好在学校的空地很多，把地分给各个班级，也分给各个教工家庭，学校内到处可见锄头、铁锹，还有，粪桶。

不是有一句话吗：“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全校几千人的屎尿，就是我校大农庄的天然肥源，可不能让它们被什么抽水马桶给浪费了。于是造了公共厕所，一律蹲位。积肥的同学总是不断地去淘粪，你如果上厕所方便比较慢，一回头会看见等着淘你粪的同学不耐烦的眼神。

我们班的姚明孝同学另辟蹊径，每天早上天没亮就挑着空粪桶去厕所淘粪。两个月下来，积肥成绩卓著，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饥饿年代·5

学校流传开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了！

先是《人民日报》社论，内容是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及在城市推广的可能性；接着是10个大城市市长的联名文章，说是要进行城市公社的试点，上海的曹荻秋和北京的万里都署了名。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既然人民公社能让农村走向共产主义，当然也应该让城市也走向共产主义。

合肥市算不上大城市，但安徽省委一贯紧跟毛主席，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在合肥试点。听说我们学校要和附近的一个种蔬菜的郊区人民公社和两个工厂合并成立一个城市人民公社。

学校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龚书记做报告，内容无非是成立公社的伟大意义之类。龚书记是浙江人，说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为人比较温和。他讲话快结束时，有人递了条子上去（若是方书记做报告绝对不敢），条子上问的是“家里有缝纫机怎么办？会不会充公？”

龚书记沉吟了一会回答：缝纫机是生产资料，私人不应该有生产资料，应该归公社所有。

龚书记的话估计让那些有缝纫机的家庭大起恐慌，也让那些没有买缝纫机的教工暗自庆幸。台下顿时议论开了。

一个宣传部的汉子（他的嗓门大，专门喊口号）领着大家喊口号：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早来到！人民公社一枝花！花开千朵香万家！

大会结束之后，陈登华（“小姐”）和我私下里讨论了一阵子。“小姐”认为肯定是某人觉得光让农村死人太便宜城里人了，为了公平起见也在城市搞公社，“让城里人也饿死一些”。

不知为什么，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后来不提了，报纸上也没有让10个市长声明暂时不搞试点，龚书记也没有开大会讲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似乎要搞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饥饿年代·6

有段时间，一连几天莴苣叶子当菜吃。给我们吃的莴苣叶子只是在水里煮一下、放点盐，据说还浇了一点油花，但总是吃不到莴苣（上海人叫“香乌笋”）。大食堂的人说莴苣给教工食堂了，我们只能吃叶子。类似莴苣的事还有很多，搞得我们学生对教工食堂很有意见。

学校又停课搞教育革命了（1958年大搞过一次）。对我们学生而言，所谓教育革命就是给老师贴大字报、批判老师。上过我们课的老师，不管老的、年轻的，几乎无一能免。有位英语老师上专业英语，英语中的“惯性”和“惰性”大概是同一个词（inertia），老师发挥了一通：物体有惯性，人和物体一样有惰性，自己一旦坐好了，就不想动，这是惰性的表现。结果同学给他贴大字报说他宣扬剥削阶级好逸恶劳思想——认为懒惰是人的天性。

上普通物理力学的是一位青年教师，第一次开大课自然经验不足，同学对他意见很大。他辩解普通物理力学不需要老教授来上课，“杀鸡焉用牛刀”，用切菜刀即可。被称为“切菜刀”的这位老师当然也收到不少尖锐的大字报。其实是一直教普通物理力学的老先生变右派了，不让上课。

当时张宏绪先生上电学。张先生是从北师大调过来的，一口京片子。应该说张先生的课上得相当好，但同学还是不放过他，说张先生上的内容太古老了，应该改革，上一些现代科学的内容……

总之，学生是“横不好、竖不好”。我认为和莴苣叶子很有关系，谁让你们把莴苣都给吃了，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叶子。

当然吃莴苣的还有干部，但不会贴他们的大字报，风险太大。

事实上从1950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每次运动教师都是运动对象，教师成了学校中的“弱势群体”。

也有例外，也有没被贴大字报的老师，那就是教我们线性代数的叶元生先生。

曾校长

根据惯例，先要介绍的应该是领导同志，本人不能免俗，先从校长说起。

我们学校的校长是曾希圣。曾希圣何许人也？乃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也就是本省的最高首长。实际上曾希圣是挂名校长，不可能过问学校的事，但学校的大小干部一天到晚曾校长曾校长的，弄得我们很以有这么一位校长为荣。根据“青出于蓝”的规律，校长是省委书记，几千号学生出几十个省委书记不足为奇，所以毕业后几十年我天天看报，希望能在各省省委书记中见到老同学的名字。尚未找到。

国庆十周年时，曾校长率领文武左右亲临我校。文有省长、省委各部部长，武有省军区司令，一长串小轿车开进校门，场面煞为壮观。那个年头轿车是稀罕物，只有高级干部才配坐，哪像当今屁大的村长也开个奥迪。我校管乐队在校门高奏迎宾曲，（可惜不大入调）校内锣鼓喧天，彩旗飞舞，处处表示出全校师生对校长应有的尊敬。

全校大会在大礼堂召开，聆听曾校长教诲。曾校长个子不高、人很壮实，留平顶头、戴眼镜，说话带湖南口音，他说了两点：一是要“反右倾、鼓干劲”，还说学校几千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会多的，至多一两个人吧！二是学校要“后来居上”，要超过清华、北大这些老学校！

曾校长走后，学校就以“后来居上”作为目标，还为此展开了大辩论：结论是一定能后来居上！也正因为曾希圣说过至多一两个的话，倒霉的宣传部黄部长就成了“至多一两个”中的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方书记说：曾校长就是看得准！学校里果然就有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对我而言，曾校长来学校的唯一好处是：当天晚上全省最好的剧团来学校慰问演出，我看了严凤英、王少舫的“夫妻观灯”。严凤英演得真好！

方书记

方书记实际上是校党委第一副书记，由于大会小会总是他做报告、发指示，我误以为他就是党委书记。方书记鼻孔朝天，有络腮胡子，嗓音洪亮带金属声，说话铿锵有力，如果讲话时麦克风坏了，全场仍然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方书记以前是部队正师级干部，大校军衔，学校一帮政工干部都来自军队，看到方书记都服服帖帖。

方书记有许多话我至今不忘。例如他说：“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着共产党要跟到盲从的地步！做到这样对同学们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

不管生活如何困难，我们喝的粥有多薄，在方书记眼里永远形势大好。当然报纸、广播这些媒体报道也永远是形势大好。

方书记曾经告诉我们他的家事。他自幼父母双亡，是由哥哥一手带大的。革命胜利后，哥哥到部队来找他，原来哥哥在家乡土改时被划为地主，要弟弟帮忙，但方书记还是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命令警卫员把哥哥送回了家乡。方书记说土改时有许多干部因为和自己的地主亲属划不清界线而犯错误，而他坚定地和地主哥哥划清了界线！

“当然，哥哥来了，饭还是要请他吃的，烟还是要请他抽的。”

有一次学校放映苏联电影“我们好像见过面”，里面有一些讽刺苏联现实的内容。有一个车站，站长对乘客的要求不理不睬，大家无可奈何。男主角是演员，装作首长进了办公室，站长对他点头哈腰，结果是什么要求都解决了。我们看到这里都哈哈大笑，但同为电影观众的方书记一点也不笑。放完电影后他还指示：这类电影以后不要放，不是所有的苏联电影都可以放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方书记的政治嗅觉够灵敏的。

方书记出过一次洋相（他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在大会上讲树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性，他念了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接着他就说这是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诗篇。马雅可夫斯基同志告诉世人，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爱情。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全校上千师生坐在台下安静地听，直至大会结束。没有人递条子或者起立告诉方书记：这首诗的作者不是马雅可夫斯基同志而是裴多菲。

孙校长

孙校长白脸、倒挂眉，活像一个舞台上的喜剧人物。他是徐州一带的人，说话却有点山东口音。孙校长管教学，也管后勤，算是学校的第二副校长。

方书记和孙校长有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物理系开大会，系总支雷书记公开说：方书记要政治挂帅，而孙校长反对停课太久搞运动、搞建校劳动。雷书记说自己是支持方书记的！（雷书记也是转业军人、空军上校）我猜孙校长斗不过方书记，因为我们经常停课，不是政治学习，便是劳动。

要讲资历，孙校长比方书记资格老得多了。孙校长1930年代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创始人之一。和孙校长当年一道工作的人都是中央委员了，而孙校长不知为什么官越当越小。抗战时期还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当革命建设大学校长，1950年代到上海任华东师大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反右运动中被免去党委书记，1958年从华东师大贬到我们学校当副校长。

不久以前，《新民晚报》登过一篇怀念施蛰存先生的文章，是施先生华东师大的老同事写的。其中说了一件事：施先生和老同事坐在一起听华东师大一位领导做报告，施先生悄悄地对老同事说：台上那位大白脸说的话他自己也不相信。后来这位大白脸领导就被贬到外地去了。我一看此文，就知道大白脸就是我们的孙校长。孙校长做自己并不相信的报告倒也罢了，糟糕的是被听众发现了。你说孙校长这种不善于说假话的人怎么会升官？

方书记调走以后，孙校长的权开始大了起来。1961年初冬，我们学校又被省委下令派学生去支援本省重点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没有劳动力了）。出发前，面对全体学生，孙校长给大家打招呼：说本来要好好抓抓学习的，这次实在没法子，省委三令五申要学生下去。但我可以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停课劳动，以后绝不停课！

孙校长果然说到做到！直到毕业，再也没有停过课。

有时候我们感到孙校长像个小学校长：他老是在学校内巡视。有一天上午我和一个同学到文科大楼的底层打乒乓球——此时乒乓球桌有空，那个同学乒乓球打得不错，和我对打是一点劲也没有。正当我兴致勃勃地打球时，孙校长闯了进来，大声地嚷：“上课时间打乒乓球！不好好学习！”

我们一溜烟地逃了出去，孙校长竟然还追了两步。孙校长真是蛮可爱的！

张校长

张校长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由于曾希圣是挂名校长，张校长是学校实际上的第一号人物。他身材高大，戴眼镜，走路高昂着头，目不斜视，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其实张校长是很低调的。方书记调走之前（方书记1961年春调到农学院当院长兼党委书记），所有的大小会议都是方书记主持；方书记走后，学校的大会由孙校长或者党委副书记龚书记出面。张校长很少坐在主席台上，除非有什么上级领导非得他陪同。他是能不出头尽量不出头。我猜张校长一定学过老庄哲学，他对学校采取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自己绝不弄什么花样经。

张校长自到延安以后就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来学校当校长之前是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常务副局长（局长是某大人物兼的）。他是一个京官，到安徽省来人生地不熟，什么事都由省委说了算。安徽省委对他也不敢小视（张校长认识中央所有大人物），一来就给了他省委委员的头衔，于是大家相安无事。方书记一直在本省工作，曾希圣和省委许多领导都是他多年的老上级，人又是那样强势，但对张校长却不敢怠慢。有一次，他在大会上大讲第一书记挂帅工作才搞得好的道理，就高声地说：“我们学校的第一书记就是行言同志嘛！正是行言同志挂了帅，事情才做得好嘛！”张校长叫张行言。

邓小平、彭真曾来我们学校视察，当然是省委领导陪同一起来的。邓小平一见到恭候的张校长等学校头头，就笑着对张校长说：“行言同志，你在这里当校长啊？”

张校长给我们做过一次报告。他是紧靠山西的河北人，说得很像是山西话，讲得非常诚恳，而且越说越激动，本来坐着，后来站起来把皮上衣脱了，态度很令人感动。他老是说“同志们哪——同志们哪——”但是我们听不大明白张校长到底要说什么。

据说张校长找下属谈话，非常和气，极其诚恳，从来不训斥人，人人都说张校长是好人。孙校长则不然，他经常发脾气训干部。

巫宁坤先生在《一滴泪》一书中，曾说到“文革”中张校长曾经想方设法要把巫先生从农村调到安徽大学，不让巫先生这样海外归来的学者受到永无出头之日的迫害。尽管阻力重重，但张校长是尽了力的。

张校长是个好人。

下雨天

方书记最得意的事莫过于他曾经护送过刘少奇，孙校长最自豪的事则是“一二九运动”率领学生游行，只有张校长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无人知晓他最得意的事。

有一天下午我从教学大楼出来，刚才还晴空万里的老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只得退回躲进大楼的门廊，想等雨停了再回宿舍。只见方书记和两三个系总支书记从里边出来，方书记看了看天：“下雨了！”弯下腰卷起裤脚，把皮鞋和袜子脱去，一手拎一只塞着袜子的鞋，叫了一声：“走”就冲出去了，几个总支书记也学方书记的样（紧跟领导不会错），都脱去鞋袜，赤着脚跟着方书记走了。

过了一会，几个党委部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之类）簇拥着张校长出来了。张校长还在高谈阔论，对下雨似乎毫无知觉，径直向门外走去，没有片刻停顿。几个部长副部长仍然围在张校长旁边，没有人停下，只是我从他们背后看过去，这几位部长紧挨着张校长，头都低着，仿佛高大的张校长是把伞，能替他们挡雨。

最后出来的是孙校长，身边也有教务处长、总务处长几个干部陪着。孙校长一看天也说了声：“下雨了”就不走了，几位处长也不走了，孙校长和他们天南地北聊起天来。

当雨小一点的时候，我走了，孙校长他们还在聊天。

两位大右派·1

方书记有一次给全校学生上政治课，讲：我们学校有两个大右派。一个是党内的、当过省委宣传部长的杨小椿；一个是党外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复旦大学二级教授王恒守。两位大右派我全认识，王恒守先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们“数学物理方法”；杨小椿则认识得更早，他在图书馆专门为大家干借、还书的事，同学们叫他“老杨”。王先生和“老杨”都戴眼镜。

当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中青年妇女，绝大多数是干部家属，什么科长夫人啦，处长的小姨子啦，比文盲多识几个字。这些人虽然啥也不懂（对学生的查询一问三不知），“阶级觉悟”倒很高。对在图书馆监督改造的“老杨”态度很凶：“杨小椿，去搬书！”“杨小椿，你怎么干的！这里没搞干净。”有一回两个妇女吵架，吵到最后都把气撒到“老杨”身上：

“我们吵嘴，你这个老右派高兴什么？”

“老杨”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冬天还戴呢帽，套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干部的样子。看得出他很高兴为我们学生服务，我们要借什么书，他很快就拿来，有时还和我们聊天（此时“革命妇女”往往在专心结毛线）。我三天两头去图书馆换书。一天下午，“老杨”在我借书证上一边核对书号，一边和我聊：“你是学理科的，（借书证上写明物理专业）借的都是外国小说。我介绍一本苏联现代小说你看看。”我说我苏联小说读得太多了，什么西蒙诺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都读过。“老杨”还是坚持推荐：“这本书和他们的有点不一样，你借去看看。”我拿去看了看，是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

1962年随着曾希圣下台，“老杨”被平反了。他离开了校图书馆，去化工厅当厅长。听人说那两个“革命妇女”在化工厅附近的长江路上巧遇“老杨”，两位很不好意思，“老杨”却很客气地请她们到自己办公室坐坐，把这两位高兴得逢人就说。

巫宁坤在《一滴泪》这本书中对杨小椿表达了感激之情。巫先生“文革”中被扔在农村，工资一分钱没有，作为一位学者又没有体力靠种田挣工分养活自己。他只得到处申诉，素昧平生的时任省革会副主任杨小椿收到了申诉信，硬是冒着“右倾”的风险，把巫先生调到了自己老部下当头头的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老杨”确实和“他们”有点不一样。

两位大右派·2

王恒守先生高个子，佝偻着背、戴老式金丝边眼镜，走起路来两眼朝天，步子慢吞吞的；春秋天永远套一件长风衣，冬天必定穿浅灰色呢大衣。他说的一口浙江嘉兴官话，本地同学倒也听得懂。

王先生在国内大学学的是数学，到美国哈佛研究生院攻读理论物理，1932年回国后就当上了教授，算得上中国物理学界的前辈了。“数学物理方法”这门课程是他在国内第一个开设的，时至今日，这门课仍是各大学物理系的必修课。要不是王先生在1957年倒了霉，被“踢”到我们这所地方高校，我们无缘听他的课。

有的老师讲课条理清楚，有的老师讲课逻辑严密，这些都很必要，但最要紧的是要有激情。有激情的老师才会有感染力，才能牢牢地吸引学生、抓住学生。王先生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老师。他的眼睛在金丝边眼镜上边发出光芒（眼镜落到了鼻尖），重重地说道：“贝塞尔函数……拉格朗日函数……”我仿佛觉得一个个美味的嘉兴粽子（裹着函数的外壳）飞过来，砸到我脑门上、落到我嘴里……

有时候，王先生估计我这类差生“粽子”塞得太多，会消化不良，他就讲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家的趣闻轶事：天才伽罗瓦、神童高斯、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等等，听得我们都忘记了下课。

最后一堂“数学物理方法”，临下课，王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临别赠言：

老僧领进门，

修行在自身。

且看尔等中，

得道有几人？

大教室里，全体同学都自发地站起来，用热烈的掌声向王先生致谢。

两位大右派·3

我和阿鲍、孟德商量一道去拜访王先生，因为“数学物理方法”考下来我们自我感觉都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及格？仗着我们和王先生都是从上海过来的，去给王先生说说，也许会让我们通过。

阿鲍原来高我一届，休学一年以后成了我们五九级的同学。王先生上课有两位助教任辅导老师，其中一位是刚刚毕业留校任教的五八级同学，他和阿鲍同过学，从他那里阿鲍知道了王先生的住址，所以我们跟着阿鲍径直来到了王先生的家。

王先生住在一幢奶黄色的三层楼房内。这幢楼被称为“教授楼”，只有教授和处长才能住在此地，由于我校教授少，副教授也可住。“教授楼”只有两幢。当年各高校教授都不多，不像现在教授成了“关内侯、滥羊头”，连某大学的膳食科长也有教授的头衔。据说王先生能入住“教授楼”还是靠着他夫人。因为一块从复旦调来我校的王夫人秦素美是生物系的教授，否则右派分子能有资格和学校党委各位部长大人、学校的各位处长大人同住一幢楼吗？

我们敲开了王先生家的门，王先生听我们自我介绍之后（大教室全年级加上电子学系一个年级共百把人、王先生不可能全认识），请我们进入了他家的小客厅。客厅很小，一长一短两只沙发、一张长茶几差不多占了客厅的大部分空间，茶几上放着一座很别致的玉雕香炉。当我们说明来意后，王先生原来有点戒备的神情消失了，轻松地和我们聊起天来。1949年后，学校的各种运动如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教育革命直至以后的“文革”，都是学生（左派学生）整教师，所以老教师见到学生都是敬而远之。王先生说到自己在哈佛准备考试的经验。原来哈佛历年的考卷都可以在图书馆查阅的，所以查阅考卷也是备考的必需。哈佛的考试是很难的。王先生还回忆当年的生活：比如刮胡子，刮一次刀片就扔了，不像现在，一把刀片要用交关多次——因为刀片买不大着。

说到国外生活，孟德来劲了。他请王先生给我们看看当年留学哈佛的照片，弄得王先生很尴尬，（当年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形同犯罪）聪敏的阿鲍立刻对孟德“发条头” (3) ：“你搞啥末事搞！叫人家王先生去翻箱子啊！好意思伐？”

我也问了一个敏感问题（我也属于脑子不清楚一类）。我说1957年报纸上批判孙大雨，说他住18层楼公寓，国家贴他300多元、加上工资共600元，有这回事吗？不料王先生激动了。（孙大雨先生和王先生是老同事）他告诉我们：1956年弄知识分子政策，上边分下来几套“18层楼”房子给复旦的教授，房租又贵，离复旦又远，到学校上课要调几部公交车，所以没人肯去。后来横动员、竖动员，还答应发房贴付房租（高中级干部人人有房贴），没有房贴啥人住得起！结果孙大雨去了，想不到这也成了孙大雨的一条罪名了。

看来王先生已经判断出我们3个人不是什么“左派”学生，再说他已经“摘帽”，因此说话更加随便。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复旦的党委书记杨西光是安徽人，在北京开会碰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讲安徽要办一所大学，叫杨西光支援自己的家乡，结果杨西光就把复旦各系一大批教师支援到了安徽大学，作为礼物送给了曾希圣。

王先生最后给我们交底：如果考到50分以上，可以及格；考30—40分就不行了，要补考了。当我们告辞时，他还告诉我们合肥火车站附近有家食品店的蛋糕特别好：“比上海哈尔滨食品厂的还要好！”

我们出来以后，都很开心。孟德说别人讲王恒守先生拒绝给六零级物理系同学上课，因为在1961年秋下“淠史杭”水利工程劳动时，那些六零级“左派”学生整王先生。逼年已花甲的王先生抬重物（当时王先生尚未摘帽，凡有劳动必须参加），累得王先生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所以无论系里如何劝说，王先生坚决不上。这几天那几个整王先生的人被他们同班同学骂死了。

还是阿鲍想起来：我们忘记告诉王先生我们的姓名了！他怎么关照我们？于是我们互相埋怨了一番，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宿舍。

几天后公布了考试结果：我和阿鲍及格了，孟德没有及格。

陈毅来我们学校

学校曾经有过一台回旋加速器，算是物理系大跃进的产物。当年回旋加速器作为研究基本粒子的实验平台是科技含量极高的大型设备，连北大清华都没有！所以凡是中央领导来我校视察，必定要安排他们去参观，先后去参观过的有董必武、康生、邓小平、彭真等人，当然陪同的省委领导参观加速器就不止一两次了。本来嘛，参观什么都是省委定的节目。在中央领导离开后，《安徽日报》就会在头版发布新闻，调子千篇一律：中央领导某某同志视察我省，认为我省形势很好，成绩巨大，充分肯定了省委的工作云云。这台加速器作为“成绩巨大”的组成部分，为省委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也去看过加速器（别系的同学还不让进，门口有保卫人员看着），那是一个黑黝黝的庞然大物，有本系教师煞有介事的在那里值班。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一件事：这台加速器从诞生到消失，一天也没有运转过，更不用说打出什么粒子了。它纯粹是一件摆设。反正来参观的领导没有一个是懂核物理的，很容易糊弄。

1961年11月陈毅也来了我们学校，但没有去参观加速器。此时加速器大概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在体面地撤离。似乎他哪里也没去参观，倒是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给大家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始终没有在报上公开过。

我们都安静地坐着，因为已经通知：陈毅副总理要见见大家。然而主席台上空无一人，只有在舞台的左侧化妆间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过了好一阵子，一帮子西装革履的教授、副教授从台侧走出来，个个面带喜色。我发现我们系的粟瑶生副教授——平时穿得像个烧锅炉老工人，今天居然也穿上西装，还戴上了一条红领带。

终于，陈毅在许多省委领导的前呼后拥下，来到台中央坐下。在热烈的掌声中，张校长激动地说：陈毅同志给大家讲话！这是中央的关怀，中央的关怀！

陈毅头戴法兰西帽、穿西服，不知为何还戴墨镜。他的穿着和身旁一伙穿中山装的人形成奇特的对比。陈毅首先大谈特谈瑞士的美丽风景（刚开完日内瓦会议），我们听了颇感新鲜；然后就说学校就是要管教学，一个大学生就是要学习好，要考5分，4分马马虎虎，3分就不好了。他又讲了红与专的关系：“什么红色专家白色专家！你把原子弹搞出来，你就是红色专家！我还要给你叩头！”

后来被我们称为“草包省长”的黄岩省长突然插话问陈老总：“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原子弹啊？”陈老总不予答理，继续大讲科技的重要性……

陈毅的讲话和当时报纸上宣传口径、也和平时学校政工干部讲的革命道理大相径庭，在学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陈老总只肯专门会见教授而不见政工干部（这些人大都是三野陈毅的老部下），也让他们挺沮丧。

留级风波·1

陈毅的讲话对要抓教学质量的孙校长无疑是有力的支持，学校开始动真格的了。我们年级有好几个同学两门以上主课不及格，拖了好久的补考也不及格——据说补考试卷更难一些，按规定就得留级，而以前大学里是极少留级的（多留一年国家多花一年的钱）。留级就留级吧，好比来什么运动，总有人倒霉。问题在于这回倒霉的同学大多是有点来头的。比如哥哥在省军区的大李，父亲在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属陈中灵（父亲当师长），当年青华的跟班王能静（老提他姐夫是马鞍山市委组织部长），等等，最让系总支曲书记烦心的是老王也要留级！老王是党员，而且是负责全年级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生干部。

我们那时候，大学是没有班主任的，也没有1964年以后才设立的政治辅导员。学校、系里就依靠学生干部来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学生干部除了自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外，还得仰仗那些经常“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来了解同学们的近况。根据某人的教导：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所以学生干部三日两头把大家排队分类：哪些人是组织可以依靠的，哪些人是可以团结的，哪些人是属于另类、必须加强注意的。所以我们寝室的老王一天到晚忙这些事，到系里开会，听取各班学生干部汇报。而自己年龄又偏大（是入校以前就参加工作的调干生），成绩不好是必然的事，到底学理科不是那么好混的。

有一天老王去开会，我和刘听泉斗胆把老王床头的一本工作手册拿出来，还叫其他同学来一道翻阅，里头记的都是些对同学们的评论。其中提到一个叫陶冶的同学，明明他父亲是内战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为共产党立过功，手册里却记录积极分子汇报陶冶出身反动军官家庭，所以思想必然反动。我们寝室里黄承源是位学习优秀、政治上也很要求进步（但从不靠拢组织打小报告），结果在手册内也被归入另类，说他出身地主、思想复杂云云……

留级风波·2

在老王们的眼中，黄承源这样学习努力、成绩优异但“不靠拢组织”、不打小报告的同学属于“白专”！比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的吾辈更加靠不住。陈毅在讲话中举了一个飞行员的例子：飞行员的任务就是钻研技术、开好飞机；政治上只要不开到台湾就可以。然而老王们却认为“白专”驾驶员由于技术好，能很轻松地把飞机开到台湾去；反倒是吾辈即使想把飞机开到台湾也去不成，技术不行嘛，在飞到台湾的半途中就掉入大海了。

平心而论，老王人并不坏。他是山东人，小时候在家乡当过儿童团长（家乡是八路军根据地），按曲书记的说法“早就是党的人了”，拖到现在才入党已经够委屈了，不像老蔡、老徐这些毫无背景的、完全是靠打小报告、靠整人钻进党内的人。尽管老王人还可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搞这一套排队分类的事，就必须向系总支汇报同学们的动态，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曲书记也是山东人，和老王同乡，为了老王留级的事可没少出力。但这回教务处一定不肯网开一面，不要说曲书记，就是已经升任校党委副书记的前任系总支雷书记也没有回天之力。雷书记行政级别13级（转业前为上校），是校领导中级别最低的，他敢和孙校长对着干吗？

老王还是留了级！这让曲书记很恼火，为这事还开了全年级大会。曲书记铁青着脸在会上讲话，说：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说怪话！说什么还共产党员呢，读书留级。讲到这里激动地拍桌子：“共产党员不是给别人说三道四的！不是可以让别人说怪话的！”全场鸦雀无声。

会后同寝室的广伟担心地说，是不是又要搞运动抓出说怪话的人了？我们回忆了一下，至少我们寝室没有人说老王什么，也就安心了。

结果没有搞运动，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寝室铁三角·1

老王离开以后，老胡住进了我们寝室。老胡以前是省科学院送到武汉大学代为培养的一批人的领队，1961年底这批人统统调回我校继续读书，成了我们的同学。老胡也是调干生，已经结婚，是一个有好几年党龄的资深党员，所以一来就代替老王成为年级“最高学生领导”。程金涛和我开玩笑：“你们寝室怎么搞的？老是受到党的关怀。”

在寝室内我和许广伟、黄承源同住的时间最长，也最要好。广伟是团小组长，也是当然的政治学习组长；承源算是学习小组长，似乎除了把作业收齐交给课代表之外没什么分内的事。这两位室友都很聪敏，然而聪敏的表现不一样。

广伟的长相可归入“其貌不扬”一类，最大的缺点是眼睛斜视，当他注视你的时候你会以为他在看别人。他主持的政治讨论会上只要老王或者以后的老胡不在，大家尽可以谈山海经：哪部电影好看、学校的澡堂供水不正常、谁追求谁——会后汇报，广伟会有板有眼地说小组讨论十分热烈，大家对党的方针政策一致拥护——那时候的广伟已经看透了政治，他没有入党要求，因此也不打小报告。在毕业之前，我和广伟已经到了说话毫无保留的地步。

如果说广伟已经把政治看透了，那承源就是一个永远和政治无缘的人，连背政治教条也不会。他每门专业课考试都是优秀，但政治课如政治经济学啦、中国革命史（党史）啦、马列主义哲学啦总考不好。那时的承源又黑又瘦，但走路、说话却很精神。他还有一双巧手，做实验又快又好，尤其在无线电实验中排的线路整齐美观。奇怪！来自小县城的他，家里不可能有无线电收音机，承源却能造一个出来。无怪乎黄承源若干年后会成为计量科学的权威、压力仪表的大专家了。

1962年秋天，报上登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消息，广伟、承源和我相约出去在校园散步。广伟说：饭能吃饱了，“他”又要不太平了！我们心情都不太好。

以后的岁月证实，广伟真是看透了政治。

寝室铁三角·2

早餐的粥变稠的意义除了能给上午听课专心提供物质保证之外，还使得大家对异性的兴趣与日俱增。原本不修边幅的男同学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女生穿的衣裳变漂亮了，学校里出双入对的景象处处可见，有的同学还结了婚。

我们寝室也开始议论女生了，时间往往在晚上熄灯以后，因此美其名曰“黑话”。内容无非是什么系的什么女生长得好看、哪一对很般配，等等，连已婚男士老胡也兴致勃勃地参加大伙的聊天。

许凯寿是寝室里最被大家羡慕的同学，他入校之前就有女朋友了，每周必来一封信。据凯寿兄说，他们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凯寿是长江以北的江苏人，女友是同乡，所以属于扬州美女。反正我们对江苏北部的地理都不熟悉，只要在长江以北，一律归之为扬州，扬州的姑娘必定美女。对大家如此严密的推理，凯寿高兴地完全赞同。

朱启山被我们称为朱老板、简称老板，大伙认为他对女性最有办法。朱老板在孩童时期就由他父母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对方父母大概是邻居什么的，和朱家一样都是合肥本地人。定亲后不久，双方不再是邻居了，可能往来也不多了，彼此长大了互相都不认识，但是按照本地习俗，婚约依然有效。所以，不久前，朱老板收到他久未谋面的“未婚妻”一封信，内容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婚约必须解除！还指出朱老板作为革命青年应该支持。老板这才知道“未婚妻”已经是中专生，于是老板立刻回信，说完全理解并坚决支持对方的想法，“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岂能容忍封建包办婚姻”？老板还建议双方见见面，商量一下如何反对彼此家中的封建家长，地点约在包河公园。结果两人果真见了面，发现在反封建方面观点是如此一致，所以继续交往通信。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成了自由恋爱的男女朋友，最近打算结婚了。

广伟终于对我和承源吐露了心事：他喜欢上了在图书馆借书处的一个姑娘小谢，但对自己不太有信心，希望我们能助他一臂之力。就这样，我们都投入到广伟的恋爱中去，把原本属于两个人的事变成了“铁三角”的集体行为。

寝室铁三角·3

小谢是不久前来图书馆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人长得白白净净，为大家借书、还书的态度十分好，在广伟眼里绝对属于温柔敦厚的类型。她的口音和广伟很相近，是靠近长江的含山、无为那一带的本省人。好在小谢是大家都能见到的“公众人物”，我和承源常常有机会在小谢面前吹捧广伟，不过收效甚微。

广伟采取了一种迂回包抄的战术。他一下子和小谢周围的同事都混熟了，尤其和一个中年妇女——工作中挺照应小谢的被她称为辛姐的干部家属，他经常去辛姐家，在那里常常能见到小谢。但能说会道的广伟和辛姐拉家常滔滔不绝，对小谢却说不出什么花前月下来；辛姐倒是很理解广伟，她劝广伟要有耐心，时候到了自会成功，“火到猪头烂”。

我和承源也跟着广伟去辛姐家玩，有时见到小谢在辛姐家逗辛姐的孩子。辛姐的老公在省军区当兵（官），是个少校军衔的副团级干部，东北人，很爽朗健谈，他会用饼干和一些部队新闻来招待我们。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今年（1962年）高考，李政委的女儿和张副司令的儿子都落榜了，把两位首长气坏了。原来今年只看分数（纯粹瞎搞）。两位首长可都是老红军，一个是中将、一个是少将，（少校作恭敬状，差一点就立正了）一查原因是两个小家伙在谈恋爱、没有用心复习。（倒也门当户对的）首长勃然大怒，把小家伙关了起来，逼他们好好温课、明年再考，不考上大学不许恋爱。

缺乏耐心的广伟没有听辛姐的话，又搬来一员女将救驾。女将是承源的亲戚，在合肥师院工作的滕姐。滕姐和寡言少语、性格沉稳的辛姐不同，是一个急性子、热心肠的人，她在承源、广伟的引见下，一下子就和小谢、辛姐打得火热，还请小谢到她家去玩。她在小谢面前喋喋不休地表扬广伟，结果是反而使辛姐对她的做法不以为然。后来想想也挺滑稽的：铁三角加两位中年妇女，目标是小谢一人，力量相比是5比1，竟然还是失败。

一天晚上我陪广伟到小谢的住处去，那是一间3个单身女职工居住的宿舍房。女宿舍果然称得上窗明几净，3张单人床呈品字形，床边的墙上贴着图片，床头柜上有一些小摆设；书桌上还有插着野花的花瓶。广伟和其他两位都比较熟，和她们有说有笑（一位是丈夫在外地的青年妇女，另一位是个已经摘去右派帽子的老姑娘、大学毕业生），小谢却沉默地坐着，仿佛广伟不是来看她。我没话找话，指着一张床问小谢：“小谢，这是你的床吧？”不料小谢杏眼圆睁：

“你为什么说这是我的床？是不是这张床最俗气？”

终于有一天广伟垂头丧气地告诉我：小谢明确地对他表态，她不可能成为他的女朋友。广伟总结失败原因时说，有可能小谢对承源印象好，辛姐则认为滕姐暗中在拉小谢和承源好。当承源知道了广伟的怀疑后非常生气，觉得受了天大的冤枉。我也劝广伟不要瞎猜疑，当然两人后来消除了误会，但总不像过去那么“铁三角”了。

男人们的友谊常常经不起女性掺和。

从同学到朋友·1

不久以前，我们几个大学同学作小范围的聚会。王朝诚也来了，我们聊起了朝诚兄当年拉琴、绘画的往事，他说早就放弃了。我特地问他：还会翻翻莱蒙托夫的诗作吗？他只是淡淡的一笑，摇摇头，对我们提及当年他在同学们中是最有艺术气质的话题、表现得很冷漠。朝诚这些年搞音响设备、搞大屏幕显像装置或者小区智能化等方面卓有成效，也赚了一些钱，至今退而不休，“仍在为房地产老板打工”。

我和朝诚一年级不在一个班，但已经知道他了。那时的他留一头长发，架一副当年很新潮的“秀郎架”眼镜，冬天穿皮夹克（1960年代很少见），虽然是本省的中学毕业生，说的却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本地同学中绝无仅有。有一次夜自修，朝诚和两个上海同学坐在教室的前排，（我坐在旁边“看闲书”）不知怎么他们几个议论起朝诚的祖籍来。上海同学说朝诚籍贯镇江，而镇江人在上海人眼里“和江北人 (4) 差不多”！我看见朝诚站起来，嘴角微微颤抖，突然走了。后来我和他熟了，知道他是一个很敏感、敏感到有点神经质的人。

二年级分专业以后，我和王朝诚同在一个班，自然就熟了，但让我们走得很近的真正原因是俄罗斯文学艺术。朝诚对莱蒙托夫喜欢到了入迷的程度，其次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我们热烈地讨论《当代英雄》中的皮巧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勇敢美丽的达吉雅娜。后来参加议论还有一位上海同学汪初人。我们总是一道散步、一道去看电影——主要是苏联电影等外国电影，我和他们只有一点不同：他们没忘记自己还是学物理的，我忘记了。

有一期《苏联画报》（中文版）刊登了一条招生通告：莫斯科卢蒙巴大学对亚洲、非洲地区招生，可以通过寄自传去报名，学校会根据自传酌情录取。朝诚和初人非常起劲地写起自传来，还互相交流如何写，是否要俄文简历，等等，我对此不以为然，给他们泼冷水：即使人家肯要，我们这里肯放吗？当年派出去留苏的人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接班人”，轮得上我们吗？再说此时的中苏关系虽未公开破裂，但已大不如以往。后来他们两位也停止了努力。

从同学到朋友·2

汪初人个子不高、有一头浓密的鬈发，动作灵活，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他和阿鲍都是学校棒球队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进大学以前，我根本不知棒球为何物。他和朝诚对打乒乓，用的是左推右攻，攻势凌厉；而朝诚手握横板打守球，姿势极佳，却老输球。本来是玩，但朝诚会老大的不高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初人和朝诚都读起大部头的哲学著作来，这可能和物理专业有点关系。朋友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我也读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深感自己抽象思维能力不行，如黑格尔的著作，我从头看到底的只有《美学》。倒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的著作通俗易懂，此外我还喜欢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爱尔维修及伏尔泰、卢梭的著作，比较近代的哲学家我欣赏柏格森，认为他的“直觉”说很有道理，尽管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唯心的神秘主义。

我们通过朝诚结识了一位刚毕业留校的哲学教师田振义，他是从物理系毕业的，听说是毕业前发表了一篇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文而被学校留了下来，至于朝诚如何认得他的，我始终没搞清楚。只知道朝诚称他为老田（叫田老师叫不出口、毕竟只比我们高一届）。有天晚上朝诚严肃地告诉我，他今晚要看些东西准备准备，因为明天要和老田讨论。

田振义看起来儒雅、清秀，说话老带着微笑，那时的他已经读过现代哲学的不少东西，如维根特斯坦和其他逻辑实证主义的作品。我印象中振义兄对我们在一起谈谈讲讲很重视，说维也纳学派就是这样讨论、聊天而形成的。

那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若干年后我们要为这样讨论、聊天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同学到朋友·3

同年级的上海同学都走得很近，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结：怀念上海。在我们几个比较亲密的上海同学中，屠利水无疑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哥。这不光是由于他的年龄比我们大，重要的原因是他比我们有见识。

利水兄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事物的观察力极为敏锐！他到实验室只要看一眼实验桌上放置的仪表、部件，马上就知道今天做什么实验、应该怎样做。难怪他后来到巴西最负盛名的圣保罗大学实验室大显身手，以至于到了70岁大学当局还不肯放他退休。他对人的评价总是一语中的。比如我们班的女生曹奇珍，到底哪一点不好看？我们七嘴八舌，利水只有两个字的评语：“腿短”。（希望澳门特区立法议会曹主席别生气，现在你腿很长）

学校女子篮球队的3名主力是大家景仰的“明星”，她们的雅号：“白马”、“黑马”、“野马”更是如雷贯耳。汪初人是“野马”的铁杆粉丝，凭着自己也是学校运动队（棒球）成员，一来二去和3位都熟了。一次聊天中初人问她们：你们3个是不是平时鞋彼此换着穿？三马大吃一惊，初人告诉她们这是他的同学屠利水发现的。三马一定要初人引见这位明察秋毫的“观察家”，于是3位篮球美女在棒球小伙的陪同下来到男生宿舍，同利水兄会谈了半个小时。

提到屠利水，就不能不提马廷年，马廷年总是和屠利水形影不离。廷年兄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为知名科学家，早已去世；其父的同学朋友皆为学者，所以谁是不是学部委员（即当今称为院士者）、谁是不是一级教授？尽管去问他，保证给你满意答复。廷年兄很有正义感，对几个爱整人的学生干部深恶痛绝。

当年学生中无形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为党员和学生干部（团支委以上）；第二等是团员；第三等是没入团的“老百姓”同学。在我们几个老百姓中间，屠利水是唯一的团员，然而他一直被团组织视为另类——因为他有“海外关系”，父亲在巴西。

汪初人自去“淠史杭”水利工程回来以后，情绪一直很激动，对饿死人一事到处发表感想。王朝诚担心地对我说：这小子迟早要闯祸！

从同学到朋友·4

修“淠史杭”水利工程我没有轮到，和几个同学留下来种菜。“大部队”回来以后，带回来许多不能公开的“新闻”。屠利水和马廷年住的草屋没有主人，墙上贴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他们估计这位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房主是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生命了，不过用的是饿死的方式。在工地上干活的大都是妇女，问她们男的呢？她们直言：饿死了！

当然这些话都是私下里说的，谁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讲，只有汪初人毫无顾忌。有天下午他和一个同学在寝室里公开争辩起来，声音响得隔壁房间也听得见。据说：汪初人大发“谬论”，以饿死人的事实攻击三面红旗、从而否定党的方针政策；而那个同学（也是上海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安徽一塌糊涂是事实，但不能归罪于党中央，比如上海在柯老的领导下就搞得不错，说明党的方针还是对的。两个人没争出结果，汪初人一怒之下走了，那个同学就去找老胡汇报了争辩的事。应该讲这个同学平时不是一个爱打小报告的人，对整人的学生干部也很有看法，他之所以去汇报是因为有人听见了他们的争论，也由于自己讲话有点“豁边”（对安徽的领导大不敬），所以就来了个先发制人。

如果这事发生在1959年1960年老蔡“当政”时期，立即就会召集全班大会“帮助”汪初人了，而现在是1961年底，马上就要跨入1962年；而年级的学生“最高领导”老胡初来乍到，似乎不怎么着急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因此没有动静。但是差不多全年级都知道了初人乱讲话被汇报的事。

朝诚比谁都紧张。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嘴唇经常神经质地颤抖（诗人、艺术家大都如此），他把借给初人的书要了回来，又把向初人借的书还给他，弄得像情人分手彼此交还信物一样，挺滑稽的。和朝诚一样，其他几个上海同学（包括我）都和初人拉开了距离，怕受到牵连，显得不够朋友。

只有利水兄表现出大哥风范，他反而和初人更接近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初人算是找到了主心骨，他和利水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去找学校领导，找龚书记去谈心。不是有句话吗：小鬼难缠，阎王好见。

从同学到朋友·5

在学校的东南角有几幢独立的西式小楼，在上海则被称作小洋房或者叫别墅，在四季常绿的冬青树丛的环抱中显得十分雅致，由于少有人走动，也很幽静。此地就是学校领导的住处，相当于学校的“中南海”，龚书记就住这里的某一幢小楼，一幢楼只住一家。和所有的地方一样，学校住房是根据级别、职务来分配的，你从一个人的衣着不一定能判断他的官大官小，但完全可以根据他的住房大小来确定他社会地位的高低。方书记搬走以后，按理说，新提拔的党委副书记雷书记可迁入“中南海”，可他仍旧住“教授楼”一套四居室。为何？级别不够（把雷书记气得）！后来从北京调来了韩校长（副校长），是9级干部，所以理所当然地住进了那幢空关的小楼。

后来汪初人告诉我们，他在龚书记的小楼附近徘徊了好久，还把自己要说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背了多遍。虽然初人兄自学过形式逻辑，但说话却不太有逻辑，被屠利水评为“糊里糊涂、不晓得伊讲啥末事”。因此在利水兄的敦促下，初人做了充分的准备。我猜，当他鼓足勇气走进龚书记的住处后，一定把事情的经过很有逻辑地交代清楚了，龚书记对他的来意也完全明白了。让初人料想不到的是：龚书记并没有严厉批评他，而是和颜悦色地肯定了他来找党委“交心”的举动，还说他有这种认识不奇怪，农村工作确有问题，而党是会解决这些问题的，要相信党等等。那天龚书记和汪初人谈了很长时间，当汪告辞时，龚书记还叫他以后常来。

总算雨过天晴了，初人兄从心事重重的样子变得神清气爽起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朝诚把自己的书又放到初人那儿（表示友谊依旧）。只是老胡不大高兴，他对我说（我们同一寝室）：“我们又没有把他怎么样，他倒跑到党委去告状了！”我从那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干部都恨属下越级告状或上访！到今天仍然如此！

看电影·1

在肚子吃不饱、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我们对精神食粮反而更需要。主要的精神食粮就是看电影。如果学校放映的是味同嚼蜡的国产片，我们几个人就去市中心看外国电影，散场后步行回学校。当时合肥的公交车少，而且晚上很早就停运了。从西门到学校很长一段路坑坑洼洼，又没有路灯——所以女生不敢晚上到市里去，而我们一边顶着星星和月亮走路，一边议论让人激动的电影内容，不知不觉学校就到了。上床的时候已是饥肠辘辘，只得喝一大杯水对付着睡觉。

看的电影大都是苏联电影。最让人荡气回肠的是那些根据俄罗斯古典文学名作翻拍的电影：“白痴”、“复活”、“带阁楼的房子”、“偷东西的喜鹊”、“父与子”、“黑桃皇后”、“叶甫盖尼·奥涅金”、“脖子上的安娜”、“梅丽小姐（当代英雄）”。我总觉得苏联的电影编导十分忠实原作，忠实到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程度。这一点倒很对我的胃口。

朱文熙结束休学从上海回来以后，老是来邀我一道去看电影。因为休学，他从五九级降到了电子学系六零级，没有熟人。他非常喜欢“白夜”，一连看了两遍，我和他去市区的光明影院看“白夜”的那次，他已经是第3遍了。文熙兄买了4张票子，两张是我们的，还有两张准备让给别人。他告诉我，只要有人能说出这部电影的原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把电影票白送人。快开映时，影院已告客满，果然有人来问他有否退票（那天是周日），文熙就把他白送电影票的问题亮了出来，结果很扫兴：有人答不出、悻悻而去；有人干脆骂文熙是神经病。文熙兄发扬世界优秀文化的举动以失败告终。

其他国家的好电影我们也不会放过。如英国电影差不多部部皆佳：“鬼魂西行”、“天堂里的笑声”、“一个士兵的经历”，“百万英镑”、“冰海沉船”、“孤星血泪”等进大学以前就看过。在“天堂里的笑声”中有一个小配角，是个售货小姐，没有几句话，但她的美丽、清纯、俏皮给我的印象极深！20年后才知道，她就是奥黛丽·赫本。

看电影·2

在东欧的电影中，匈牙利的电影最有特色。且不说在“废品的报复”和“马戏春秋”有出色表现的那位喜剧大师（不知其名），“十块美金”、“菲力和玛丽的故事”、“圣彼得的伞”都耐人寻味，让人开心。本来觉得东德的片子不错，像“柏林情话”、“科伦上尉”等，但1962年看到了“神童”、“古堡幽灵”，大家都认为东德片比西德片差远了。捷克的“好兵帅克”也令人难忘。

西欧的电影进来得很少，然而都是精品。西班牙的“马歇尔、欢迎你”、“影子部队”；希腊的“伪金币”；意大利的“她在黑夜中”（“警察与小偷”等新浪潮代表作在高中时代看过）；法国的“红与黑”、“三剑客”……

同学们对反映苏联现实生活的电影尤为关注，因为中苏同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报刊上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家记忆犹新，虽然1960年代再也不提这个口号。由于我们的今天糟得不能再糟，自然对“明天”寄予厚望。1956年以后的苏联电影让我们对“明天”很憧憬：“青年时代”、“劳动与爱情”、“继承人”、“百货商店的秘密”、“忠实的朋友”、“心儿在歌唱”、“不同的命运”、“茹尔宾一家”……，这些现实题材的电影把苏联的社会生活描绘得如此诗情画意，怎么能不令人神往？当然以后知道了这些影片也在粉饰生活，也有虚假，但你不得不承认：比起当时充满说教、只有好人坏人的国产片，那些歌颂友谊和爱情、追求美好生活的苏联电影就算假，也假得很真！

一个星期天下午，学校放了一部现实题材的苏联电影，看完后我们在寝室里议论，老曹走进来兴奋地对我们说：“瞧瞧人家的社会主义，多美好！再瞧瞧俺们的！像俺们这种社会主义俺是不会去搞的！”老曹是山东人，没等我们对老曹的掏心窝子话表示赞赏，同寝室的上海同学刘听泉冷冷地说：

“你不搞没关系，会有人搞的。”

老曹瞪着刘听泉好一会，嘴里迸出一句：“我操！”把门重重地一摔，走了。

老曹是团支部书记，出身贫农，父亲是“革命干部”，在系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而刘听泉连团员都不是，他为自己比老曹“觉悟高”颇得意，但是我知道他大大地得罪老曹了，当年得罪学生干部都没有好果子吃。

1963年毕业分配时，上海的名额很多，刘听泉却没能回上海。

看电影·3

一些描绘苏联内战的电影也很不错，像“风”、“不平凡的夏天”（根据费定的小说翻拍）、“两姐妹”、“苦难的历程”、“阴暗的早晨”（来源于阿·托尔斯泰的著作）、“静静的顿河”（出自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比起这些电影，什么“列宁在1918”之类的片子只能算烂片。

当年那些杰出的苏联电影明星是多么让我们着迷啊！基丽英科的美丽聪敏（“偷东西的喜鹊”）、贝特里茨卡雅的泼辣可爱（“静静的顿河”）、吉洪诺夫的英俊潇洒（“海军少尉巴宁”）、邦达尔丘克的深沉激情（“奥赛罗”、“一个人的遭遇”）……我们班的程金涛看了“青年时代”后，激动地说：这个小姑娘女扮男装，比男孩子还要像男孩子，太神了！

“红帆”的上映在朋友中掀起了波澜，王朝诚当时暗恋一个六零级电子学系的上海女生（大家叫她radio），他发现这个女生和“红帆”的女主角十分相像，于是兴奋不已。当然，在我们眼中只是有点像而已，radio怎么能和“红帆”中那位美人相提并论！为了我的真实想法，朝诚差一点和我绝交，所以以后我再也不提像不像的话题，反正“红帆”是大家都喜爱的电影。

我对“红菱艳”很偏爱，可能是我喜欢舞蹈艺术的缘故吧。穿上了舞鞋就永远脱不下来了，这大概是所有真正舞者的宿命吧。

政治地震

1961年11月陈毅来我们学校时，有一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没有出现，他是学校校长，有中央要人来学校视察他应该陪同，以往一直如此。到了1962年初，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曾希圣下台了。

曾希圣的去职当时在安徽不啻是一场政治地震！他战争年代就在安徽工作，从1949年后一直当安徽的第一号人物，1960年山东的舒同被免职以后，曾希圣还兼任了一个时期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曾校长同时当两个大省的第一把手（据说是建国后唯一一次），可谓显赫一时。

在安徽省，曾希圣那是一言九鼎。我后来工作的单位领导张格副校长是曾希圣的老部下，他告诉我曾希圣能力强、但容不得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安徽省有许多党内干部被曾希圣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不用说非党知识分子了。在各次运动中曾都是“宁左勿右”，1958年大跃进更是大放“高产卫星”，所以深受“某人”赏识。

但曾希圣和李井泉毕竟不一样，当他发现安徽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时，他十分焦急！据说他坐小车下乡，叫几个公社书记来汇报，那几个书记都吓得逃走了。后来曾希圣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整顿公社，也抓了一些“五风干部”，终于他下令在安徽农村搞了“包产到户”。立竿见影，1961年下半年农村的局面好转了，农村同学放假肯回家了，而且带回来黄豆、山芋干之类的吃食，学生食堂早餐的粥由稀开始变稠，“自由市场”开始出现。这时，曾校长反而下台了。

被曾希圣整下去的干部陆续被平反，包括贬到我们学校的李凡夫、杨小椿又调回省里当高官，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送到劳改农场的黄部长也回到了学校。然而黄部长不肯再当宣传部长了，他向党委表示想去教书。听说黄部长被戴上右倾分子走后，他老婆不管家（大概是闹离婚），结果他们上小学的女儿被一个家伙奸污了！黄部长平反回来后变得心灰意懒……

桂书记作报告

1962年初，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来我校作报告，这个报告可谓空前绝后，让人难以忘怀。

桂林栖在安徽省的地位仅次于曾希圣。1960年初也来过我们学校，那是为了听取教育革命誓师大会各系师生表决心及向省委献礼的。当时桂书记笑呵呵地坐在主席台上听各系代表上台胡吹一通，还接受了他们呈上的大红纸决心书及成果（模型什么的）。我记得我们系的代表除了吹一通加速器之外，还宣称要放火箭。后来，我们系果真在运动场上放过“火箭”，其技术含量和烟花爆竹差不多。历史系代表庄严宣告：历史对共产主义的建成作用不大，所以历史系改名为政治系！从那时开始，我校就没有历史系了，大概到1970年代末再改回历史系。最后桂书记作指示，肯定了我校广大师生反右倾运动的革命积极性。

这回桂书记和两年以前那种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样子大不一样，调子很低沉。一上来大谈人民公社60条，什么三级所有、以队为核算单位的重要性（1958年的一大二公不对），又讲了“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是谁？桂书记含含糊糊始终没讲清楚。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以至于坐在后边的同学高喊听不见（胆子够大的），桂书记听见以后，立刻放大了音量。

桂书记说成熟的农村劳动力应该为30岁至40岁，而安徽全省有数百万的缺口，等现在的农村青少年（17、18岁）长大还需10年左右，这是影响全省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至于这个缺口怎么造成的、几百万成熟劳动力在哪里蒸发了？桂书记没有明说，他很清楚听众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你不能不佩服桂书记：他始终不说人饿死了，但他告诉你几百万人没有了，有“缺口”了。

曾希圣下台不久，桂林栖也被免职，后来到唐山铁道学院当了党委书记。

京剧朋友·1

江淮大戏院是当年合肥最豪华的剧场，凡是外地来的大剧团或本省最重要的演出总在那里举行，票价也是最贵的。我去过几次，同去的有刘听泉和孙伯年，我们去看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演出，我们3个人都喜爱京剧，在京戏方面有共同语言。

当时的京昆剧团演员阵容强大，旦角有杨春霞、李炳淑、华文漪、梁谷音、王芝泉，生角有计镇华、李永德、周云敏、蔡正仁。而且演的剧目以京戏为主，很对我们胃口。我的一个初中同学金锡华是上海戏校毕业的，在剧团演小丑，我们看完戏以后就去找他聊天谈戏。在回学校的路上，大家都很开心，这种开心的日子可惜太少。

刘听泉有1米80以上的个头，上海话叫“长脚”，因此是学校篮球队二线队员（球技差一点）。他有一种奇怪的胃病：饭后会把吃到肚子里的食物反刍到嘴里，再咬嚼一番第二次吞入肚内，和牛很相似。听泉常常带着冷冷的、不屑一顾的神情，加上和人顶嘴说话很尖刻，所以人缘不太好。然而在我们同寝室的那些日子，我俩相处得不错，这是由于他认为我和他一样：懂戏！

听泉兄的父亲是个京剧票友，和言派名票李家载很熟，家学渊源的刘听泉自然很懂戏，而且引以为荣。当他得知我也喜欢京剧，不仅知道四大名旦、余言马高谭杨奚麒，还知道梅兰芳的老师陈德霖、王瑶卿，甚至前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后三鼎甲（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我都讲得出名堂，从此对我刮目相看。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喜欢评话（说大书）。他吹陆耀良的“三国”，我就吹张鸿声的“英烈”。我们都听过吴子安的“隋唐”，当我把“隋唐”中小辈13条好汉从第1条好汉李元霸一直背到第13条好汉秦琼以后，刘听泉从此对我青眼有加，把我看作是他值得结交的人。

京剧朋友·2

孙伯年原来比我高一级，休学一年后来到我们班级。他的长相很特别，眼角和眉梢都往上挑，活像戏曲舞台上的古代人物；平时总穿对襟中装，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他对人彬彬有礼，与同寝室的人都处得很好。

孙伯年虽然喜爱京剧，但不像听泉和我那样内行，谈起戏来听的多、说的少，对我们尤其是对听泉兄颇为尊重，使得很少说人好话的刘听泉对他颇有好感，老是拉他一道去教工工会俱乐部过过戏瘾。

工会俱乐部是为教工服务的，有一些老师经常在那里拉琴吊嗓子，也有人专门去听听捧捧场，总之去玩的都是教师、职员及其家属，学生不可能去。然而什么事总有例外，我们3个爱好京剧的学生去玩，居然也受到欢迎。一位拉琴的老师命令我们每人唱一段（算是入门考试），轮到我唱完几句“空城计”后，一位中年女子点头称赞：“好！有味！”并且欢迎我们经常去。就这样，我们3个人就成了学校教工京剧队的学生成员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中年妇女过去是个专业演员，工梅派青衣，不知何故改行成了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是京剧队的核心人物。

来俱乐部吊嗓子的有不少学校的高层人物，数学系系主任许义生先生、外语系系主任姚企文先生、体育教研室主任蒋浩泉先生等等。不论是教授还是助教，是处长还是办事员，统统都是票友，在京剧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很难得的。外语系的冒效鲁先生有时也来转转，不过他从来不唱。提到冒先生，“说起了此马来头大！”他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国学大师冒鹤亭之子，做过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又是北京的名票，梅兰芳的密友，还是一个古典诗词名家……

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再次来合肥演出时，我收到金锡华的信，信上叫我和孙伯年去他后台住处，有话要讲。我感到奇怪，就和伯年去了，去了才知道原来孙伯年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是要参加京昆剧团，打杂拉幕干什么都行。金锡华和李永德给孙伯年讲了一通要安心做大学生的道理，伯年点头接受表示不勉强参加了。在返校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叹气。

京剧朋友·3

学校在教师、干部的范围内传达了广州会议的内容。朱文熙混进会场听了传达并作了记录，然后得意洋洋地对我们宣讲了广州会议周恩来的讲话：文艺要让人流泪，要打动人，为海默的《布谷鸟又叫了》平反，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还有一条：肯定了传统的戏曲。

也许是受了广州会议的鼓舞，工会俱乐部的票友们正式成立京剧队，准备公演几出戏。有些喜欢吊嗓子清唱的人一听要粉墨登场，全打了退堂鼓（怕出洋相）。所以只演两出戏：一出“武家坡”，由姚企文先生和安徽省京剧团的一位旦角合演；学校的梅派青衣主演“三堂会审”。后一出戏全部由学校的票友担纲演出：王大人由政治系（前历史系）的小孙老师扮演；红袍刘大人由中文系的李老师扮演；蓝袍潘大人是次要角色，派给了刘听泉；丑角崇公道出场时间很短，派给了孙伯年；还派我演门子——王大人的跟班。公演得到了安徽省京剧团的大力支持，所有的场面（京二胡伴奏、全套锣鼓）、龙套班底、服装道具统统包掉，还派来一位老演员（资深老生）张老师来给我们排戏，当导演。

票友中女性很少，除了梅派青衣之外就只有蒋先生14岁的女儿青青了，她曾在南京市戏曲学校学过京戏，1962年初戏校停办以后就待在家里。青青长着一双水汪汪、黑灼灼的眼睛，人又活泼，大人们都喜欢她，本来想让她演一个角色，但考虑她太小、只是家属，就算了。后来张老师帮忙让她加入了安徽省京剧团学馆。

在排练中李老师和小孙老师常有争执。从北京调过来的李老师学马派老生，举手投足无不透着点马派的潇洒；小孙老师刚从复旦毕业不久，是复旦大学京剧队的台柱，学的是姜派小生，兼学叶派。两位都很自负，互不买账。有一回李老师暗示小孙不懂戏，小孙老师气得脸色发白：“我不懂戏？告诉你，我吃奶时候就听戏了！”此话倒也不假。小孙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品大员、人称“寿州相国”的孙中堂，父辈是上海的实业家，估计家里常办堂会请名角唱戏。

他们的冲突被张老师一一化解。刘听泉和我讨论一番后，一致认为他们二位的矛盾反映了京派和海派在京剧表演上的不同认识。

京剧朋友·4

公演那天，我们早早来到了学校礼堂后台化妆间，准备“扮戏”（化妆）。梅派青衣自己会“扮戏”，其他票友都得请省京剧团的人化妆。替我化妆的是一位叫马老师的京剧团专业人员，他还是这次演出的舞台监督。马老师仔细地替我上油彩、画眉毛，然后把我脸的两边往上一收，用纱头巾之类的套紧，我觉得眉毛被吊上去了、有点难受。他帮我穿上戏服、戴好戏帽，穿上厚底靴，还叫我走两步。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行了！”

我感到穿上底这么厚的戏靴走台步十分不易，很容易摔倒，艺人穿着它还要跑圆场、翻跟斗呢，唱戏真不简单。

青青跑到化妆间来和伯年、听泉说笑，看到我时突然睁大双眼打量了我一番：“哦哟，扮上戏像换了一个人！”我听了颇为得意，问她台下看戏的人多不多？她调皮地用上海话回答：“多，才来看侬额呀。”说完跳跳蹦蹦地走了。

“武家坡”先演，我们都站在台侧看姚先生出场。姚先生唱的第一句是西皮倒板：“一马离了西凉界……”，“界”字刚落，台下炸雷似地一声“好！”大家朝发声的座位望去，原来是冒先生叫的好，这声好又脆又亮又响，可见冒先生用足了丹田之气，但是这声好也抢走了姚先生的风头。

“三堂会审”要演1个多小时，我在台上呆站1个小时！台词只有1句：“请刘大人用刑！”共说两次；舞台动作除了站，至多就是接公文、呈公文；尽可安心欣赏他们的表演。正因为过分关注别人，在一次王大人“打坐向前”时，忘了替他搬椅子，以至于台上出现停顿的僵局（总不见得按院大人自己搬椅子吧）。马老师在台角轻声提醒，我才赶快补救搬座椅，小孙老师已经大光其火了。等戏一结束，我飞快脱下戏装，立刻溜走，就怕小孙老师找我算账。连脸上的油彩也是到宿舍里擦洗掉的。

孙伯年只是开场时有戏，早已回来。我们俩等刘听泉等到很晚，不见他回只好睡觉。第二天才知道，听泉散戏后又是拍照又是和参加演出的票友、省京剧团的老师一起吃夜宵（学校请客）。刘听泉说大家在礼堂里找过我们，还告诉我们：马老师张老师在吃饭时说今晚演出有两点出彩：一点是演刘大人的马派老生很有马连良的神韵；另一点就是王金龙王大人身旁站的门子扮相漂亮！听说我这个跑龙套的门子竟然成了一出戏的亮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京剧朋友·5

学校的布告栏上贴出一张处分告示！上面写着：孙伯年，家庭出身反动军官。因放松世界观改造，在上海休学期间猥亵邻居一个年仅12岁幼女，情节极其恶劣，影响极其严重。本该严惩，因尚能主动向学校交代，有悔罪表现，故给以留校察看1年处分，以观后效……

告示在我们年级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孙伯年的文质彬彬、待人谦恭都是骗人的假象，他本质上是个坏蛋。尤其是女同学，对孙伯年更是咬牙切齿，说他是色鬼、衣冠禽兽，仿佛孙伯年欺侮的是她们家小妹妹。广伟和我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走过，广伟说这样小的女孩子怎么会让孙伯年产生念头？真弄不明白。

孙伯年除了上课，成天把自己关在寝室里，足不出户，当然不可能去工会俱乐部过戏瘾了。刘听泉表示再也不会和他搭界，免得旁人以为我们和他同流合污、有相同的嗜好（当时还未产生“恋童癖”这个词）。但听泉也说俱乐部那班京剧票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3个人之中青青和孙伯年最要好，他对青青没做什么嘛！

那些日子孙伯年非常孤独，没人理他、他也不和人说话。一次下课的途中我主动和他打招呼，和他聊了好久。面对他疑惑、感激的眼神，我告诉他我不认为他是坏人！谁都有控制不住自己、一时冲动犯错的时候，我把刚刚读过、自己还一知半解的爱尔维修的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他讲了一通。我说他过去对原本正常的欲望过分压抑，“超我”太强，导致欲念突然冲破堤坝失控了。关于这点我和初人兄专门讨论过，结论一致：你不是坏人！

从那时起孙伯年和我成了知心朋友。在一次次的散步中他谈了许多过去从未提及的家事。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命运让他的嫂子在1949年怀孕，使得想含饴弄孙的父亲放弃去台湾的飞机票留在大陆，结果被作为战犯关押（他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命运让他的邻居请他辅导他们的女儿功课，结果偶然的亲密使他控制不住铸成大错（最后关头他刹住了车、否则要抓进去重判）。他叹气道，他今后的一辈子就是赎罪了，将来工作得再好也只是将功补过。“他生未卜此生休”，这就是他的命！

没过多久就要毕业了。为了能让孙伯年分配出去，学校提前结束了他的“留校察看”处分，他和许广伟等几个人被分配在江苏省无锡市。然而别人都到单位报到工作去了，他还住在人事处的招待所里，无锡市的工厂、学校看了他的档案都不要他。他一直孤零零地住在招待所里，领一点生活费，这样待了差不多1年光景。

终于我收到了广伟的信，信上说孙伯年自杀了！人们发现他死在离招待所不远的水塘里。据广伟分析，是伯年知道要搞“四清”，阶级斗争的弦要越绷越紧了，因此认为此生无望、一死百了。广伟还说，“希望孙伯年肮脏的灵魂早日安息！”我在难过之余，对广伟的说法很不以为然！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伯年的灵魂肮脏？细细地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就没有一点儿罪恶的念头和可能吗？伯年兄已经用他年轻的生命（才24岁）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代价，人们还能说什么？

伯年兄是我的朋友。我不以为耻！

邂逅·1

下了渡轮，我立刻向车站冲去。我得赶在这班船的乘客排成长蛇阵之前买到票，接连和几个挑着行李的人相撞，招来了一阵咒骂之后，我终于站到了售票处的窗前。售票员告诉我当天去蚌埠的只有棚车！我犹豫片刻，还是把钱塞了进去，棚车就棚车吧，总比在火车站熬一夜强。

“一张蚌埠。棚车？棚车也行。”

声音真好听，银铃似的，我不由得瞧了瞧声音的主人：一个苗条的长辫子姑娘。她转过身来，大大方方地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又大又亮。

候车室已经有了一支几十个人的队伍，我从头走到尾，一个同学也没有。我只得把行李放在地上，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候上车。候车室是一个很大的芦席棚，除了一些躺满了人的长椅之外，什么设备都没有。昏暗的灯光投射在那些形容枯槁、神情淡漠的旅客脸上，让我觉得自己似乎在一个破庙里和一群土偶做伴。

我发现长辫子姑娘就挨在我后面，她抱着双膝坐在旅行包上，无聊地盯着自己的白跑鞋，身上的白衬衫和米黄色长裤挺干净，不像个出远门的人。她抬起了头，默默地打量我。

本人从中学到大学，和女生很少说话，更不知道如何和女生打交道。但这一回，也许是受到了她眼神的鼓励，我竟然有了和一位陌生女孩攀谈的勇气。

“你，你是上海人吧？”我怯生生地问她。

“对。侬也是？”

“我也是上海人。我到合肥，侬呢？”

“真巧，我也到合肥。”她笑了笑，露出了一排贝齿，神情很可爱。

邂逅·2

她告诉我，她是合肥二中的高三学生，父母是前几年从上海调到合肥的，她每年寒暑假都回上海外婆家。我也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大学生活有劲吗？”

我告诉她，大学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尤其是我所在的综合性大学，更是一个科学文化中心。我们这些学物理的大学生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要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我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大概从9岁到19岁和女生说话的总量也没有那天晚上多。

她睁大了双眼，嘴微微张开，直到我停住了，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大学生可真会说。”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位漂亮姑娘的夸奖，今天我可真走运。

“你贵姓？”我表示出一种大学生的礼貌。

“我不告诉你。”

我有些窘，打听一位陌生女孩的姓名可能太冒昧了。

“你呢？你贵姓？”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

“侬名字蛮灵额，蛮文雅额。”

“名字有啥啦，都是长辈取的。”

“我的姓可难听了，我姓刁，叫刁超华。你叫我超华好了，不要叫我刁超华！”

我刚要说人的品格与姓名无关之类的话，她忽然敏捷地蹦了起来。

“车来了。快！”

邂逅·3

候车室的灯光似乎亮多了，原先那些半死不活的乘客瞬间变得生龙活虎，争先恐后地朝站台上涌去。超华走得很快，我几乎跟不上她。她建议我们上前面的车厢，那里的人少。

我们上了车，车厢里黑黝黝的，散发着刺鼻的霉味，地上横七竖八铺着一些破草席。这儿人果然不多，我们找到一个角落，拉了一张草席过来，背靠着行李坐了下来。

整个车厢只有一盏壁灯，幽暗的灯光犹如鬼火，乘客们仿佛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孤魂野鬼。我站起来伸展一下身子，我的影子又瘦又长。突然，火车猛烈震动了一下，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超华伸手把我扶住，火车开了。

“你大概不喜欢运动吧？”她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

“你怎么知道？”

她微微一笑，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短跑三级运动员，参加过省中学生运动会，得过名次。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

“打！打！打死你这个小偷！”一阵粗野的叫喊从车厢的一头传来，接着是一个人讨饶的声音，好些个影子朝那里涌去。在叫骂声中，有个女人嘟嘟囔囔地说：

“别打了，别打了，到站交给警察算了。”

那是一个穿裙子的年轻妇女，就坐在我们旁边。

超华一声不吭，也不往那里看，也许她害怕？我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她，肩碰到了她的肩，她并不让开。

喧闹终于平息下来，小偷不知道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在火车的隆隆声中，大家打起瞌睡来，有一个人的鼾声特别响，简直到了地动山摇的程度。

邂逅·4

超华竟然睡着了。她信任地靠在我身上，我闻到了她的发香，听见了她有节奏的呼吸：我的全身都感觉到了她美妙的体温和温柔的压力。一向能睡的我再也睡不了，我一点一点地挪开身子，想让她躺得舒服一些。不料她翻过身去，把头枕在行李包上，仍然睡得很香甜，我却若有所失。

穿裙子的青年妇女毫无顾忌地仰卧在草席上，裸露在外的大腿依稀可辨。两个汉子你推我我推你，开起了玩笑：

“敢不敢摸？”

“狗日的，有什么不敢！”

我有点紧张，危险要降临到青年妇女身上了，会不会波及更年轻的超华呢？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该怎么保护她呢？

毕竟在火车上，两个家伙仅仅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举动。不一会儿，他们也睡了。我放松了戒备，渐渐打起盹来。

我醒来的时候，灯已经灭了，深蓝色的天空和清晨的凉风从窗洞涌了进来。超华告诉我蚌埠要到了，赶快准备换车。

火车一到站，超华把行李扔给我，自己跑在人流的头里抢先上了去合肥的车，等我来到车厢，她已经占好了座位。我把行李从窗口递给她，然后挤上了车厢。

我俩面对面坐着，望着窗外向后退去的小树和田野，好久都不说话。这里比起棚车可算得上是窗明几净，但是昨晚那种亲昵却和黑夜一道消失了。超华似乎没有昨晚那么漂亮，脸上沾了点草屑、脑门也显得窄了些。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说过，在月光下看女人和在阳光下看女人是不一样的。

邂逅·5

超华找出一条毛巾离开了座位，过了好久才回来。她的脸被仔细地洗过，头发也梳过了，又成了个干净、俏丽的姑娘。她打开旅行包拿出一些糕饼之类的吃食，自己吃，也请我吃。我赶忙也找出上海带来的食物和她分享，我们边吃边议论合肥的用糕点票买的饼，硬的可以砸死人，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我问超华为什么不在上海读高中？安徽比上海要苦多了。她却说这两年没吃什么苦，她父母工作单位还可以，再说子女总是和父母一起过好。我忍不住又问她：你父母什么单位？可以不吃苦？

“是省军区吗？”我想起了老是到哥哥那里去“改善伙食”的大李。

“不是。”

“你父亲是省委的高干吧？”

超华咯咯地笑，摇头否认。她就是不肯说她父母的工作单位。

“我知道了，你父母是什么饭店或者食堂的大师傅。对伐？”

超华白了我一眼：“要么侬爷娘是饭店大师傅，我没有介好福气。”

关于她父母工作单位的话题就此结束。我想她可能有点不高兴，便讲了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一件真事：有一天在学校食堂贴出一张小字报，内容是坚决要求到食堂工作。小字报作者说自己家庭出身贫农，当过兵，受到过嘉奖，复员后到学校校办厂工作，工作表现良好，作风正派，现因婚后有3个子女，负担重，自己饭量大，家里粮食不够吃，所以要求到食堂工作！请领导照顾云云。

我的故事不仅让超华笑了，也让我们的邻座笑了，他们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我们还聊了她毕业的事，超华说她打算考医学院，还讲了不少要上医学院的理由。她还说她一个最要好的女同学也要考医学院，这个同学的家就在我们学校的教工住宅区，所以她会来我们学校和要好同学一道看电影。我请超华顺便到我住处来玩，她爽快地答应了。

邂逅·6

我和超华在合肥火车站分了手，我高高兴兴回到了学校。从那时起，日子变得好过了。笫一是伙食开始好转。早餐的稀粥注入了红薯粉变稠了，午饭的菜吃上了冬瓜、生瓜，再也不吃红薯叶子之类的冒牌蔬菜，后来还供应南瓜、胡萝卜这些营养丰富的菜。第二是公布了暑假之前的考试结果，许多同学不及格要补考。据说要动真格的，主课补考不及格要留级。但没我什么事，我这个最不用功的学生竟然全部通过。有时我想，从南京浦口碰到那位高中女孩开始，也许我就交上好运啦。

学校那时还没有专门放电影的场所，周末晚上只能在大礼堂看电影，还得自己带凳子。返校后第一个周末学校放什么没有劲的国产片，有几位同学拉我到市区电影院看了一场苏联片子，大概是“心儿在歌唱”吧，感觉十分美好，在回校的路上还议论得很热烈。当我走进寝室时，同宿舍的老王笑眯眯地告诉我：

“有两个姑娘来找过你了。她们借了凳子去看电影，来还的时候你人仍旧不在。你小子哪里去了？”

真糟糕，超华来过了，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约定给忘了。我对老王支吾了两句，就上床睡觉，好半天没有睡着。

同寝室的同学都知道了借凳子的事，我只得对他们说了一个大概，有的同学不发表意见，有的同学像许广伟认为我交了“桃花运”。

以后的两个周末我都老老实实待在寝室里，恭候超华的再次光临。她却不来了。

邂逅·7

周末晚上待在寝室里的还有老王，他是快要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不幸的老王有几门主课不及格，正准备补考，所以他很努力地在寝室里复习功课。但复习经常被打断，老是有学生干部来找他汇报工作，此时老蔡已经休学，老王代替老蔡负责全年级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羡慕不已的是：当他复习“热力学”和“微分方程”这类深奥、枯燥的功课时，我却在读有趣的《警世通言》和《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同寝室的刘听泉老是要调侃我：“今天晚上兔子又没有来？”

“啥意思？”

“你不是在‘守株待兔’吗？”

第3个周末，我决定不等了，超华不会来了，再说我也不想成为寝室的打趣对象。我又和几个要好同学到市里去玩了。没想到回到宿舍，许广伟告诉我：一个长辫子的女孩来过了，这回没有借凳子，只是说明天早上再来（在教工宿舍区过夜），叫你不要走开。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了，星期天早上大家睡得正香，我轻手轻脚地打开衣箱，拿了一件毛背心套在自己的旧衬衫上，又悄无声息地到洗脸间用水梳了梳头，心里懊悔昨天忘了理发，头发太长了。再拿了一本英语课本，来到了宿舍门口通往教工住宅区那条林荫路上，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煞有介事地背英语单词。

一片淡淡的晨雾笼罩着教工住宅区，随着阳光的加强，水气渐渐退去，树叶上的露珠映着金光更加晶莹可爱，红砖绿瓦的教工住宅楼掩映在绿荫中，显得格外漂亮（以前一直没发现）。

但是超华始终没有露面。

邂逅·8

食常传来了呼唤大家用早餐的音乐（用餐音乐3顿都不一样），当然早饭是不能放弃的。我快步回到宿舍拿好餐具，急匆匆赶到食堂，又端着一大碗粥三步并两步回到寝室，房间里就我一个人。后来广伟说大家存心不回寝室，为我提供方便。

我刚刚喝了第一口粥，超华和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就进来了，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两条腿仿佛成了生铁铸的，竟然站不起来。

“你来了。”我听见了自己似乎从远处飘来的声音。“我来过两次了。嗳，你星期六晚上总不在家哦。”

我觉得我应该请她们坐，再说些欢迎之类的话，但嗓子似乎被什么人掐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今天真是见鬼了！

超华拉那个女孩在我对面坐了下来，4只眼睛注视着我，等我说点什么。可我就是什么也没说，今天清晨在林荫路上精心准备的甜言蜜语全忘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至今我都记得超华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眼神的变化：从笑意变成了疑惑，又从疑惑变成了寒意。

沉默了好久，鬼使神差地，我喝了第二口粥。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我终于迸出两个字：“走了？”

她们已经走到门口，超华头也不回说了一句：

“再见！”

邂逅·9

过了片刻，我忽然清醒了：至少我得送送她们。我跳起来，追到宿舍楼的门口，她们已经走远了，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喊了一声：“再见！”也不知道她们听见没有？

一连几天我都很沮丧，同寝室的同学从我的神情中都猜出事情不妙，他们聪敏地再也不提女孩来访的话题，只有刘听泉好心地安慰我：“侬想开点。这种小姑娘十三点来西，呒啥搭头额。” (5) 刘听泉是上海同学，他不知道他的话反而让我更加沮丧。

我打算亡羊补牢，也许事情还可以挽回。我写了一封信给超华，信上我称她超华同学，叫超华怕引起反感，在那个倒霉的早晨以后可不敢表示得太亲热。接下来写了许多道歉的话，还说那天早晨我病了，所以显得很没有礼貌（并非假话，当时大脑肯定严重缺氧），在信的结尾我请她来玩：“如果你在方便的时候再次大驾光临，我将感到无比高兴！”

过了1星期，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封上娟秀的字迹：合肥二中华寄。这两个字“华寄”多么美妙！信并不长，我看了好多遍，因此都背得下来了。

礼士：（我见了这个称呼很开心）

你好！那天我应你的邀请到你宿舍来玩，我是第一次来，而且是和我最好的朋友一道来！你这样的态度，对吗？既然你生病了，也应该说一声呀。

谢谢你的邀请，但是从现在起我要大忙了，准备迎接明年的高考，没有空来。我平时总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

超华

邂逅·10

我明白超华不会再来了，要见她只有我去合肥二中。一想到要独自去女生宿舍，心里直发毛，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学校的女生宿舍。在那个年代，如果有男生有事无事老往女生宿舍跑，就会被认为是心术不正或者别有用心。

拖了好久，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出发了。二中在市中心，附近有一个公园。由于时间还早，我到公园去消磨时光。我在一个荷花池旁逗留了片刻。花早已谢了，池内尽是些残荷败藕，枯萎的荷叶上有一些水珠，像是滚动的泪水。我不喜欢这种凄凉的景象，不大吉利，就走到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下，在长椅上躺了下来，盘算着这回来看她最好有一个借口。就说是来帮助她复习物理的，对！这个理由站得住脚。

合肥二中很大，找了半天才找到女生宿舍楼，门口有一个女生坐在椅子上看书，我向她打听：“请问，高三（1）班的同学在几楼？”

她把我从头看到脚，半晌才回答：“二楼西头。”

我在房间外犹豫了一会，终于敲了门，听到“进来！”便推开了门。

屋里有3个女生，她们惊讶地看着我。糟了，超华不在！她的好朋友眼镜女孩倒在，她一见是我，立刻低下头去，作出一副专心读书的样子。

“你找谁？”

“找刁超华。”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我是……”我说不下去了。

“她有事回家了。”眼镜女孩终于开了口，“今天、明天都不在学校。”她的眼光仍然落在书上。

我急忙退出房间，一脚踏翻了门边浸着衣裳的脸盆，什么话都顾不上说，狼狈地跑到走廊上，还听到了背后女孩子们的笑声。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超华。她不来，我也没有勇气再去。信是通过两封，她始终没提过我去二中拜访她的事。日子一天天过去，邂逅也就被淡忘了。

邂逅·11

“邂逅”发生在1961年暑假结束从上海返回合肥学校的途中。当时上海到合肥没有直达车，必须中途转车。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后，可以坐马车到渡口，接着坐摆渡船过长江到对岸的浦口车站（若是乘上海到北京的火车则不必下车，由专门的火车轮渡船把车厢一节一节地送过长江），再由浦口坐向北的火车到蚌埠，再转乘向南到合肥的火车，所以十分麻烦。也就是在麻烦地转车中，我认识了刁超华。

邂逅就是邂逅，是青春的萌动！还不能称之为初恋！没有刻骨铭心，也就不能说是“恋”。我真正的初恋发生在1965年初，结束于“文革”。

恋爱岁月·1

1962年学校林荫路边的槐树花开的时间特别长，校园里弥漫着白槐花的香味；草丛中红色、蓝色、粉色的不知名的野花处处可见，让年轻的大学生感到骚动不安和心猿意马。许多同学恋爱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寝室的朱老板成功地把他的“娃娃亲”变成了未婚妻；广伟开始了对小谢锲而不舍的追求；结束休学后住到我们寝室的阿鲍老是写情书给一个在上海的女生，由于写信的频率过密想不出写什么了，我代他写了一些。他为了酬谢我，从“自由市场”买来猪肉，烧了一碗红烧肉请我吃。1962年合肥的“自由市场”相当繁荣，有豆类、花生、各种蔬菜瓜果、鸡、肉等包产到户后奇迹般地出现的食品，甚至还有粮食。1963年后，“自由市场”逐渐萎缩，又要抓阶级斗争了。

舞会最是滋生爱情的场所。我们年级的孟德在舞场中经常请校田径队的小陆跳舞，边跳边含情脉脉地说些俏皮话，芳心暗许的小陆姑娘主动给孟德写了一封信，使孟德十分得意。他把这封信到处宣读，还对我们说：“到底人家是中文系的，赤那 (6) ！信写得就是嗲。”我们暗中为小陆姑娘惋惜，花花公子腔调的孟德对她又没有什么真心，她的勇敢真不值。不过在她之前已经有一个中文系女生主动写情书给男同学，以至于得到“达吉雅娜”的称号闻名全校。看来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中文系女生的传统。

汪初人不满足只当“野马”的粉丝了，看着“野马”在篮球场上矫健的身手，他忍不住向这位篮球美女作了表白，然而“野马”告诉他自己失过恋、受过伤，所以“心灵硬得像一颗胡桃”，不能接受他的感情。校棒球队员初人兄却说自己可以用击球的大棒敲开这颗胡桃。“野马”还说自己已经不是处女了，你在乎吗？初人说他不在乎！这些表白感动了“野马”，他们成了一对。

正当大家为他俩高兴的时候，情况急转直下，“野马”原来的男朋友回心转意了，“野马”又回到了他的怀抱。她给初人写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她还是要给原来的男朋友“一个赎罪的机会”。初人受到严重打击，当天午饭不吃，宣告绝食！不过坚持到晚上又吃饭了，说想通了，就是饿死也挽不回她的心。于是，初人兄的初恋以恢复进食而告终。

恋爱岁月·2

王朝诚在去食堂的路上拦住了radio，塞给她一封信之后没说什么就跑开了。朝诚说radio面带微笑地拿了信，似乎对他并不反感，但他实在太紧张，害怕自己会语无伦次，只得一走了事，反正信里把什么都说了。

这封信很长，朝诚花了很多时间，仿佛那是一部长篇小说或者学术论文。信里引经据典，用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柳永有关爱情的词句；还写上了对时间、空间的理解（说明自己是学物理的）。信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我们都参加了进去。初人加了点哲学、我加了点古希腊神话典故，于是一篇充分展露朝诚多方面才华的情书诞生了。朝诚还制作了一个艺术信封，画上颇具匠心的花纹。总之，朝诚兄相信这绝对是一封与众不同的、能打动人的情书。

信送去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朝诚再也找不到和radio单独会面的机会，他大概又寄过一封信约她看电影（这次行动事先没告诉我），也是得不到答复：既不说不，也不说是。朝诚为此很困惑，也很苦恼。

radio是公认的美女，长得和电影“红帆”中的女主角有点像，但和那位充满浪漫气息、生活在幻想之中的女主人翁完全不同，她是一个很实际的姑娘。暗恋radio的人很多，其中就有我的朋友朱文熙。文熙休学之后降到了电子系六零级，和radio一个班，占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虽然文熙兄的强项是欧洲古典音乐，我猜他对她也谈过音乐来表现自己，可是她的音乐鉴赏力只停留在“洪湖水、浪打浪”的高度，所以文熙没有什么进展。当他得知王朝诚也是radio的崇拜者之后，不知何故认定我是帮朝诚的，就有意疏远了我，尽管王朝诚和radio八字还没一撇呢。

民乐队长和王朝诚是朋友，为了帮忙特地在舞会中间安排一个二胡独奏助兴，让朝诚拉一段“良宵”。（radio会来跳舞）结果可想而知，舞迷们听到一半就纷纷议论，希望二胡快点结束，让中断的舞会快点恢复。像这类帮王朝诚忙的事还有很多，有几位本系外系的女生都在radio面前讲过王朝诚的好话。

事态的发展让人大跌眼镜：radio最后和一个外号“小宁波”的上海同学好上了。虽然她赏脸“接见”过朝诚两次，使朝诚激动不已。小宁波貌不惊人，既没有朝诚兄俊秀的诗人气质，也无文熙兄的绅士风度，他就是肯用钞票。他不请radio看电影，而是请她上饭店；他不淡什么风花雪月，而是送她衣裳之类的礼物。用他的话讲，“我只会行动！”这是阿鲍说的，小宁波和阿鲍挺好。据阿鲍说，小宁波和radio已经“睡过多次了”。不久，有关他们俩的“绯闻”传遍了全校。

王朝诚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说他再也不相信女人了，尤其不相信漂亮的女人。他以后的人生有了重大变化，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恋爱岁月·3

校舞蹈队在礼堂的舞台上排练“弓舞”（舞剧“小刀会”的片断），我饶有兴味地在台下看。“弓舞”里有一个高难度动作，女主角要跳到男舞伴的大腿上，再单脚站立摆一个拉弓的舞姿。以前的一号女队员总是完不成这个动作，这回换上了新人。只见她轻盈地跳了上去，转身站立美妙地完成了拉弓的动作，引得在台下的舞蹈队长（兼导演）高声叫好，台上的群舞队员都鼓起掌来。队长告诉我新人是从校女子体操队请来帮忙的，这次演出，只好让她挑大梁了。

这晚躺在床上，眼前老是出现这位舞蹈新人的形象：纤细的身材、小巧的脸蛋、圆圆的眼睛、小巧而略微上翘的鼻子——她的一切都是那么可爱，看上去顶多十七八岁的样子。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

我把自己的发现对初人和朝诚说了，他们和我一样对这个女孩所知甚少，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绝对不是物理系的女生。后来请教消息灵通人士阿鲍，阿鲍弄不明白我究竟关注的是啥人，于是我们俩人到体育馆去看女子体操队训练。结果阿鲍告诉我：那位在平衡木上如履平地的小姑娘是数学系六一级的，也是上海人，高年级的上海同学叫她“小妹子”。阿鲍还称赞我“眼光不错，小妹子老讨人欢喜的”，“不过侬要有思想准备哦，欢喜小妹子的人老多额。”

过了两天，阿鲍打听到小妹子的名字叫冯妍珠。

恋爱岁月·4

小妹子的姓名知道了，在什么系什么班级也知道了，接下来的事就是要让她知道我的存在，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蛮难。

最理想的途径是请一位认识小妹子的熟人安排一个场合让我们见见面，当然要显得自然，不落痕迹，这可是我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办法。我想到了曹奇珍。曹奇珍是上海同学，又是校女排队员，女子排球队和女子体操队都是学校的运动队，她们应该认识。于是在一天下课后，我叫住了曹奇珍：“曹班长，我有事对你说。”（她是我们班的副班长）曹奇珍惊奇地扬起了眉毛，我辈“落后同学”从来不找学生干部“汇报思想”的，这一点她很清楚。我对她扯了几句天气好坏的废话之后，就问她和体操女队的人熟不熟？她摇头说不熟，谈话只好结束。在旁边听的王朝诚怪我不会讲话，应该把请她帮忙的目的讲明白。他自告奋勇地又去找曹奇珍，曹说弄不懂张礼士什么用意。朝诚讲：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讲话不干脆。他的意思是请你帮忙，让他认识体操女队一个叫冯妍珠的女孩。曹又摇头说这个忙她帮不了。

我们3个人在一起散步时，汪初人就这件请人帮忙的事作了总结：请一个女生帮男生追求另一个女生本身就是馊主意。这个女生会想：你为什么不追求她呢？她根本不会帮忙，你们对女性心理一点也不了解。此时初人兄喜欢读心理学著作，他的总结是活学活用心理学的成果。纵观初人兄几十年的经历，他一直很有女人缘，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对心理学的兴趣。

一个冬天的黄昏时分，我和汪初人在学校教工幼儿园附近散步，当时散步是我们的必修课。幼儿园是学校最美的地方：俄罗斯风格的木栅栏、红砖绿瓦尖顶童话般的建筑、小树丛、草坪。我们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人在背外语单词的冯妍珠。她穿着一件当年已经很少见到的海普绒大衣，在金色的夕阳余晖下，显得如此雍容华贵，虽然在低头背单词，身子还是如此挺拔。汪初人轻轻地说：“要讲漂亮，她未必比得上radio，但绝对比radio有气质。”我觉得初人兄的话讲到了我心里（当然在王朝诚面前不能提这个话题），从此我和初人兄的交情又深了一层。

我们的散步打扰了小妹子，她走了，留给我一个娇俏轻盈的背影。

我决定还是借助最古老的表达心意的方式——写信。

恋爱岁月·5

我写的是短信，每天发一封。由于有朝诚不成功的先例，塞满各类文学典故的长信效果很差，一个学理科的女孩会有耐心看完吗？我的致命伤是字太蹩脚，只能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描出来，自然也只能写短信。我像契诃夫那样，能用3个词说清楚的绝对不用4个；每封信的主题相同：赞美小妹子！今天赞美她优美的舞姿、明天赞美她天才的头脑（能上数学系就是证明）、后天赞美她是美丽和智慧的化身。每封的落款都一样：一个崇拜者。

第一封信是在学校的简易邮局发的，学校没有邮筒，要寄的信必须交到邮局工作人员手里。他拿着这封贴好4分钱邮票的信用奇怪的眼神瞥了我一眼：“安徽大学寄！安徽大学收？”我懒得对他说什么，立即走开。以后的信都跑到离学校最近的三孝口邮局去寄。在一个周日，我到当时的市中心四牌楼新华书店去买了一张新年贺卡——马上到1963年元旦了，此时刚刚兴起送贺卡的时尚——贺卡也在四牌楼的邮局寄出，仍旧不写真名实姓。

阿鲍、汪初人和王朝诚给我带来了不少坏消息：冯妍珠在合肥一所高中住读3年，所以待人接物相当老练。有个上海男生送她特地从香港弄来的贺卡，她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谢谢侬，不过我呒末啥末事送拔侬哦。”；数学系有两个青年教师都对她献殷勤，她左右逢源都不得罪。阿鲍说小妹子比radio厉害多了，不要看伊年纪小。

在学校最后一场舞会上我见到了冯妍珠，以后学校再也没有举办过舞会，我依旧是站在舞池的边上看，正巧她和数学系的盛老师转到我跟前。盛老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教过我们积分方程，上海人。只见盛老师低头在小妹子耳边说些什么，小妹子风情万种地回答：“盛先生侬老坏额。”完了！小妹子就是一个传说中的坏姑娘。不过就算是坏姑娘，也坏得那么可爱、那么迷人！

我一如既往地写信，在信中我把冯妍珠描绘成一位集智慧、美丽、善良于一身的女神。尽管我知道现实远非如此，我沉陷于自己的想象和创造之中，打算就这样一直写下去，成本是每天4分、一个月1元2角。

一天，阿鲍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要出事情了，你写的匿名信影响到小妹子考试了，听说她要把信交到系里去调查。你快点去向她坦白，事情还有救。

恋爱岁月·6

晚餐之前在去食堂的路上汪初人拦住了冯妍珠，对她讲了匿名信的作者想见她的事。用餐时，初人告诉我小妹子“命令”我今天夜自修之前到她宿舍去，她要“教育教育”我，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去了女生宿舍。

一年多之前我去过合肥二中的女生宿舍，那绝对是一次狼狈的经历。我走在女宿舍的楼梯上，不由得步履艰难了起来。怎么搞的？我似乎是去受审的犯人，差一点就要扭头回去了。好在小妹子已经通知了她住哪一间寝室，我走进了开着门的房间。

小妹子一见到我，就对另一个女生说了要她在阅览室占个座位之类的话，对我什么也不说，立刻离开了寝室。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她后面，来到图书馆大楼旁一个僻静的角落，她才停住脚步转身面对我。没等我开口，她用上海话数落了我一通（在寝室里她讲普通话）：不应该写乱七八糟的信啦，尤其考试期间写这种信老不好，等等，等她“教训”告一段落，我才低声下气地问：

“不晓得这十几封信影响侬考试伐？”

“当然影响啰！”

听到我的信还是起到一点作用，心里暗乐，当然嘴上作一番自我批评。我说自己是情不自禁，因为面对她“这样一位大自然完美的杰作”我情不自禁，所以会做傻事。我如此夸张的恭维倒并没有引起小妹子的反感，她的表情变得柔和了，她再也不提写信的事，而是绕到了复习迎考和我们物理系上过多少数学方面的课程这一类话题上。谈话快结束时，她提到了阿鲍：

“一个经常和侬在一道的人跟侬老要好额是伐？”

“侬讲的是啥人啦？”

“就是和侬一道来看我练体操的、看起来年龄比侬大很多的人。”

“哦，我晓得啦，是阿鲍。他原来是五八级的。”

冯妍珠忽然用命令的语气说：“侬今后跟他少搭界！他这种人不像个学生。”

她要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复习功课了，最后我问她上海的家庭地址，说寒假时去拜访她，她俏皮地笑了一笑：“弗讲拔侬听。” (7)

恋爱岁月·7

阿鲍带来的有关小妹子要把信交到系里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他也承认是编造，但声称用意是好的，要促使我去找小妹子，早点碰面，不然这种信写下去，何时有结果？对于我的埋怨，他将功补过，去打听了小妹子在上海的家，说是在泰山公寓，几号不知道。汪初人却说可以找得到，泰山公寓离他家不远。

1963年春节期间的一天中午，我第一次来到汪初人在陕西南路的家。在安大的几年，暑寒假中大学同学来往很少，都忙于和中学老同学会面，这次破例是因为初人兄要陪我去找冯妍珠。为此我特地穿上先父生前穿过的呢大衣，还套上了一双新皮鞋，自认为人模狗样很有派头了。不料初人的母亲忍不住说我的大衣太长了，应该改改短，这一下我的自信全无。

从初人家出来，沿淮海路往东走，过了国泰电影院没走多久就来到了位于淮海路中段的泰山公寓。泰山公寓由好几幢米黄色小洋楼组成，幸亏楼层不多，大概四五层样子吧，我们一幢一幢一层一层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请问这里是冯家吗？”答案都是否定的。好不容易出现一家和冯姓有关系的人家（女主人姓冯），但绝对没有一个姓冯的安大女生。

从泰山公寓出来时，不知道是不是阳光过于温暖，我已经出汗了，也不抱什么希望了。然而汪初人不泄气，他说可能不是泰山公寓而是坐落在延安路上的泰山大厦，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于是我们从淮海路走到延安路，找到了泰山大厦，那是有电梯的高层建筑。我们从底层走上去，楼梯的甬道很暗，在按了几家门铃没有结果之后，初人兄也丧失了信心，于是决定放弃，分别打道回府。

我想了好久得出结论：冯妍珠对于我而言，是美丽的奢侈品，我决计不是她的对手，我缺少和她周旋的能力，总之我和她不可能有结果。

这样“大彻大悟”以后，寒假结束回到学校听到有关小妹子的一切消息都不会让我激动。阿鲍向我打招呼：他弄错了，小妹子的家是在香山路上的香山公寓。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告诉他我去泰山公寓的经历。

恋爱岁月·8

1963年的寒假是在安大的最后一个假期，到了夏天就毕业了。我和小妹子再也没有碰过面，我不写信，也不去看她练体操或者跳舞，我想慢慢地忘记她。阿鲍奇怪我怎么打退堂鼓了，别人即使碰得头破血流还坚持到底呢。他告诫我：只要皮厚（打不知疼、骂不知羞），追女孩子一定成功。不过他的经验之谈对我却是东风过耳，不发生作用。阿鲍只能叹息：朽木不可雕也。

多少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忘记刁超华和冯妍珠，在我心里她们是永远的女孩。超华开朗、活泼、单纯，是个阳光女孩（见“邂逅”）；小妹子聪敏、俏皮、娇媚，是个魅力女孩。试想没有她们，我这4年的大学生活除了政治运动、挨饿之外还有什么美好的令人回味的内容？虽然我和她们什么事也没有，没有亲吻、没有幽会，连手也没拉过，甚至没有一道散步看电影。按照通常对恋爱的定义，我连初恋的边都挨不上。

尽管如此，比起许多同龄人我还是幸运的。我喜欢过超华，迷恋过小妹子，她们犹如两颗美丽的流星，先后掠过我情感的天空，虽然转瞬即逝，但短暂的绚丽、璀璨不光是当时让人激动，而且留下了永不消逝的记忆。

有一个网站搞了一场“寻找初恋恋人”的活动，据说有不少人参加。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至少对老人而言。设想一下，当我们见到当年眼中的公主成了鸡皮鹤发的老媪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不如让她们永远年轻，让她们永久地美丽在我们心里。

在《情人》的结尾，“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比起当年“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我这是凭记忆、大致如此）我怀疑这是玛·杜拉斯的一厢情愿，或者说这样的故事只存在文学之中。

毕业之前·1

1963年的春天和往年一样悄悄地降临了。校园里飘浮着柳絮和蒲公英，黏在人们的头发上，林荫道旁的槐树开满了白花。这一年的春天带来的不仅是生机勃勃，还夹有和春意盎然很不协调的肃杀之气：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

政治学习增加了许多，这和1962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干部们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内容千篇一律，阶级敌人很多、很猖狂。包产到户后，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收得的粮食比贫下中农多，他们“猖狂”地说：解放前我比你们日子好，包产到户后我还是比你日子好！有些地方“复辟”了，建祠堂、修家谱，地主当上了族长，而贫下中农给他叩头！有些去过农村搞整顿的干部有句口头禅：我早就发现包产到户有问题了！寝室里的广伟他们老是就这句开玩笑：我早就发现……

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省里办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地点是在合肥市中心逍遥津公园附近的李鸿章故居。里边陈列着一些淮军将领的花翎顶戴、地契之类的物品，大概是说明合肥附近的地主出身于镇压太平军的淮军军阀；也罗列了一些当今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图片资料。不过给人的感觉十分勉强，譬如有一份资料写道，有人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我老汉一担葱。当年七级八级工人的工资算是高收入了，这段顺口溜无非说明自由市场上农民可以赚钱而已，竟然也算阶级斗争。

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也展开了，对立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报纸上公开了和苏共的矛盾，开始了论战；学校的报告会上火药味更浓，直接点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当时报上还未点名，还称同志）。我和初人、朝诚以及在电子学系的朋友朱文熙都是众所周知的“亲苏派”，此时必须“火烛小心”。所以在小组会上表态，要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老胡对我的“转变”颇为满意。

也是这个时候，上面号召学习雷锋，报纸上登了照片、日记和先进事迹。我们开了几次学习雷锋的会，会上每个同学都表示感动。不过，也有同学在感动之余发表见解：雷锋绝非凡人，估计早已预料自己要牺牲，所以留下了日记和照片，好让精神发扬光大。

毕业之前·2

大概在1962年下半年1963年初，从北京来了一批干部教师，有的来自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叫社会科学院），有的来自党校。他们之中除少数几位有真才实学的能安心当教师之外（如冒怀辛先生等），大都很失落，所以很左。尤其是几个干部和政治教师（只会教马列主义政治），似乎是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中人，对熬过困难时期的学生的言论大惊小怪、横加指摘。现在更是师出有名，一律归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

一个从党校调来的女政治教师言必称“主席”，她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点革命觉悟也没有！还散布反动言论！如在宣传红军长征过草地困难得吃皮带的革命精神时，有的学生讲怪话：当时的皮带是牛皮做的，还是有营养的，现今的皮带是人造革、帆布的，你想吃也吃不了。还有的学生就一首革命歌曲开玩笑：“正月里来是新春……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八路军”……那个年代还能送猪送羊，前两年连鸡呀狗呀也没东西送啊，更有人说鼠呀蛇呀大概还有可能送。总之，这些在我们过来之人觉得挺真实的言论，在假左派口中全成了阶级斗争了。

一天晚上，伯年兄约我散步。初夏的夜空繁星满天，晚风吹走了暑气带来了阵阵清凉。此时的伯年已经从处分的阴影里走出一点了，他又大谈起偶然性对于命运的重要意义来。当我们来到文科楼的台阶上时，顶层会议厅传来了孙校长通过麦克风放大了的嗓音：这是和反右斗争一样的。我们不约而同停住了脚步，默默地听了一会儿。原来会议厅在开干部会议，会议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布置在应届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工作。知道了我们正是运动对象后，我和伯年立刻回宿舍，在回去的路上伯年说，我们听到了这样机密的消息纯属偶然，可见偶然性对命运何等重要。

那天夜里我把要抓反动学生的事分别告诉了广伟、承源和王朝诚。朝诚紧张地说：赶快去给汪初人讲！叫他千万不要乱说话！（朝诚总认为初人是闯祸坯）我说现在汪初人乖巧多了，而且三日两头往龚书记家里跑，不会有事。

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要抓反动学生的事。

毕业

抓反动学生的斗争是雷声隆隆始终不下雨，既不开大会，也不开小会，只是学生干部比往常忙了许多，他们经常被叫到系里开会。毕业工作却和过去一样展开：每个学生写毕业思想小结，小组开会作学生鉴定，最后系里找每个人去谈话，把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毕业鉴定和你见面，同意则签字。据说，这就成了档案，要跟着你到今后的工作单位去、陪伴你的一生。

小组开鉴定会时出了点小小意外。当广伟宣读小组对老胡的小组评语时，老胡表示了异议。那份总结了老胡的种种优点的评语有一句话“党性比较强”让老胡不快！他沉着脸说：强就是强，不强就是不强！“比较强”太模糊！又说自己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来。这一来会议陷入僵局。福至心灵的我作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聪敏”的发言。我说，党性强不强要看和谁比，总不见得和中央领导比吧？老胡比过去的老蔡党性不知道要强多少。（这是心里话）应该肯定老胡党性是强的！大家都表示了赞同，结果对老胡的小组鉴定有了“党性强”的评语。

小组会后没几天老胡找我谈心，他说他代表党组织肯定我政治上是有进步的，还和颜悦色地问对毕业分配去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此时已经知道了分配方案中有上海的名额，于是小心翼翼地讲了想回上海的愿望。老胡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没有问题！”

老胡周六晚上必定回家陪老婆。寝室里的同学按照当年对老王的做法翻出了老胡放在枕头下的汇报材料，目的是要了解“阶级斗争”进展状况，遗憾的是没有本班的材料，只有一班和三班的。三班的“问题人物”是左常玉。材料中说他出身地主，经常回忆旧社会地主家的“奢侈生活”，讲他家三顿吃干饭，早餐吃猪油炒饭，从不喝粥。一班陆开林的材料最多，他公开宣传人民公社是花开千朵臭万家，还散布对毛主席大不敬的言论。由于陆开林出身贫农，所以对他的结论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陆开林还仗着自己出身好，总是和一班的团支部书记、党员老徐对着干。一班还有一个马成新，当他知道自己可能被分配到六安去当教师，就声称要到六安旁边的大别山去打游击。

出乎大家意料，我们这一届没有搞出一个反动学生！学校对各系毕业生的“问题学生”也就个别谈话教育教育算了，当然有可能把这些材料放入档案里。分配方案最终宣布左常玉、陆开林他们几个人留本省几个地方当中学教师，我们系的绝大部分同学离开了本省去了北京、南京、上海、无锡、苏州、西安、武汉、长春等大中城市和部队。

我和初人、承源、朝诚都被分配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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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拿哪能胃口介好：沪语，你们怎么兴致这么高。

(2) 搭僵：沪语，水平太差。

(3) 发条头：沪语，发指示、下命令。

(4) 江北人：沪语，苏北人，带有歧视性。

(5) “十三点”：沪语，精神有问题；“呒啥搭头额”：沪语，不值得交往。

(6) 赤那：沪语，相当于“他妈的”，许多人的口头禅，并不一定有实际意思。

(7) 弗讲拔侬听：沪语，不告诉你。

07　山雨欲来

回到上海

1963年7月下旬我从安徽回到了上海。

在外地上学，竟然能分配到上海，在当年有点像今天买彩票中了大奖。不仅家人，左邻右舍都为我高兴，楼下的翁先生对我母亲说：“伍诺（你们）国庆额角头津津（真正）碰着天花板啦！上海大学生还要分配到外地啦！”（翁先生是宁波人）

第一件事就是去报到。学校开出的分配报到证指定到上海市人委人事处报到（市人委即市政府），当时的市委市人委在外滩原汇丰银行。我坐了当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到四川路桥，从车窗望着熟悉的马路、商店，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回家的感觉真不错，要是父亲能见到我回家那就更好了。

人事处一个中年干部接待了我，他立即开了一张介绍信给我，关照我不必走远，就去四川中路270号市业余工业大学报到，在开介绍信时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对新工作没什么想法吧？我当然说没有。他告诉我刚才报到的一个女同学，南京工学院毕业的，一听说要去业余工大头马上低了下去，很不高兴的样子。我拿了有关资料离开时得到一次体验：党的一些人事组织干部不只是忘了怎样笑，其他表情也忘了。那位政府官员的脸似乎戴了面具，始终什么表情也没有。

四川中路270号是业余工大的党政机关所在地，我必须先到校人事科交介绍信，所以再次体验了人事干部面无表情的接待，这回是一女同志。她简单地介绍了学校概况，还着重指出社会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我校是什么“弄堂大学”、“野鸡大学”。而我校是柯老 (1) 创办的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一所新型大学！学生都是来自全市各工厂企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党团骨干，你们这些大学生在这里当教师应该很光荣。说完她屈尊陪我去了九江路41号（就在附近、一转弯到了）即过去的花旗银行。41号的底层和4楼是学校，2楼3楼是一家工厂，虽然只有4个楼面，却很高，所以有电梯。我随着女同志出了电梯，发觉楼面很大，四周有不少房间，中间有一大厅。进入一处房间，女同志向我介绍两位中年男女：男的是基础教研室党支部刘书记，女的是基础教研室胡主任，介绍完她就走了。胡主任是位老教师，她和颜悦色地和我聊了几句，问我毕业于什么学校？住在什么地方？然后和刘书记商量了一下，就告诉我开学之后到杨浦区分校上物理课，现在是暑假期间，可以回家准备。刘书记关照教研室秘书给我发了教材、备课笔记，就让我回家了，还说过两天来领工资。此时我完全明白真正的领导是刘书记。

第二件事是报户口。经过大饥荒之后上海的户口无比金贵——因为上海城乡无人饿死，我的几个从外地回沪老同学户口老是报不进，一直拿“袋袋户口”（临时户口）。我去派出所报户口时正巧有一个外地回沪多年的上海人在搞“户口转正”的事，只听见户籍民警大声训斥他，叫他回去。民警拿过我的户口本和户籍资料时火气未消，脸仍板着，但他看了资料后屁也不放一个马上把我的姓名写上了户口本，一言不发把户口本还给我。给我的感觉是户籍警让我报进户口是出于无奈，他最乐意做的是替人把户口迁出上海。

第三件事是带着户口本和家里的购粮证、工业品购买证上粮管所。粮管所工作人员也是权力极大的官，他在两本证上增加了一人，还发给我若干粮票油票肉票豆制品票布票纺织品专用券等许多票证，并说目前形势大好——鱼票已经不需要了！

沉闷的日子

你们要拣什么人？

你们要拣什么人？

我们要拣小珍珍，

我们要拣小珍珍。

什么人来拖她去？

什么人来拖她去？

张小妹来拖她去！

张小妹来拖她去！

我的午睡就被这帮小孩的弄堂游戏弄醒了，“拣人”的歌小孩反复唱，不断地“拖”，直到我睡意全无，起身拉到。话又说回来，能睡午觉的福气不是人人有的。我们学校的教师不必天天朝八暮五地上班，只是上课或者开会才到学校去，平时可以待在家里，或者在学校的宿舍里——对非上海籍的教师而言。这点很让学校的职工干部羡慕，当然干部是有权的，所以他们规定了每周至少开两次会：一次是业务会（教研活动）；一次是政治学习会，有时开大会听政治报告。后来又规定每周1—2天下工厂劳动，这样一来教师在家里备课的日子少多了，干部们的心态也就平衡了。为什么不干脆让大家每天上班呢？原因是没有那么多办公桌（写字台），更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教研室有几十个教师但办公室只有一间，挤不下。还有一个原因：既然号称大学而据说大学教师有不坐班的传统，尽管我们上的课比如物理课只相当于中专程度。

从1963年开始，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有了很大好转：一度消失的大饼油条豆浆肉包子小笼包生煎馒头到处买得到了，当然粮票还是要的。大饼每只3分钱1两粮票，油条1根4分钱半两粮票，肉包1只5分钱1两粮票；有钱的可上饭店“打牙祭”，什么炒肉片炒猪肝炒鱼片炒鸡丁应有尽有，吃饭只需交粮票不像前两年还必定得有“就餐券”；学校食堂甚至街道办的居民食堂天天有荤菜供应，尤其我们学校总部就在外滩市总工会食堂搭伙，食堂里红烧大排是顿顿有的。

物资上的匮乏好一些了，比起大饥饿那些日子可以说好多了，但“精神食粮”的匮乏却越来越严重。不幸我是一个对文化、对“精神食粮”敏感的人。

我是一个电影迷（那时没有电视），现在拿工资了，看电影肯定“不差钱”——1张电影票才2毛人民币，然而却无电影可看，严格地讲无好片子可看。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电影不让进，我看的最后一部苏联电影是“运虎记”，是部喜剧片。好的苏联电影都成了修正主义反面教材。196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放过一些老掉牙的苏联战争片，什么“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之后只有2部苏联电影成为长映不衰的保留节目，一部是“列宁在十月”，另一部是“列宁在1918”，据称唯有这2部苏联电影是革命的。连苏联电影都看不到了，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想也不用想了，外国电影只能看朝鲜片和阿尔巴尼亚片子，没啥看头！国产片亦是每况愈下，上海市民喜欢的香港片——尽管是香港“左派”电影，也消失了。我对电影的兴趣从此消失，除了单位组织看电影，再也不去电影院。

我也是一个京剧迷，但回上海之后没有掏钱去剧场看戏。好演员还在，好戏不在了。舞台上演的全部是现代戏：“南海长城”、“审椅子”、“海港”、“智取威虎山”。有回学校发票子看北京来演出的“红灯记”，感觉是剧中英雄人物全都不食人间烟火，坏人（汉奸日本鬼子）全都愚蠢无比。常年看此类戏，大脑必定变得比戏中的坏人还要愚蠢。这个结论使我到今天还是厌恶“革命现代京剧”。

听听收音机吧，音乐节目不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雷锋山歌”，便是“红梅赞”。以前有一档外国轻音乐节目，早已停播。交响乐节目总是播“红旗颂”，偶尔有些相声滑稽播出，听了半天，一点都笑不出来，与听报告差不多。我的几个爱听欧洲古典音乐的同事，通过短波听音乐，后来在“文革”中落下一个罪名，称作“偷听敌台”。

所以回到上海的这几年，生活虽说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日子过得很沉闷，人毕竟不是动物——只要不挨饿就满足了。

只能看看书，书还没有禁掉——“文革”还未来到。

雷声隆隆

1963年下半年开始，报纸杂志广播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大批判”。对外就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布大块文章，电台天天广播。我们还得在政治学习会上读报讨论。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九评”的对苏大批判。对内也没闲着，先是把一出鬼戏“李慧娘”拿出来示众，报纸上说这是向党进攻的“有鬼无害论”。接下来一些已上映或还没公开放映的电影被点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如“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不夜城”、“桃花扇”，等等。记得工会发票子，让大家看电影“女跳水队员”，没人觉得这部歌颂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电影有啥问题，没想到不久报纸上出现批判电影“女跳水队员”的文章，宣判它是反党毒草——尽管片子里没有一处不在为共产党唱赞歌。

新闻或者文艺应该报道或者反映真实——错！这是反动的“写真实论”。作品应该表现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大错特错！这是反动的“中间人物论”。媒体对这个论那个论的代表人物口诛笔伐，虽然代表人物中有的还是党员干部，照骂不误。比如“人性论”的代表巴人（王任叔）就是一个中共高级干部，不过此时他已被宣判为“资产阶级代表”了。

在诸多杀气腾腾以“革命左派”自居的批判者中，有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最为活跃，他的文章最多，骂人也骂得最凶。甚至对自己完全外行的音乐，他也会把触角伸进去，我见到他写的批判德彪西印象派音乐文章，我的感觉是文元同志唱歌肯定五音不全。似乎也没有什么音乐权威提出异议，只有一位名叫沙叶新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文反驳姚文元，报纸居然也登了（可能作为反面教材）。多年之后沙叶新先生成了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而且以他的勇气和良心受到人们尊重。

1964年夏天，学校为首届毕业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地点在市府大礼堂。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出席了典礼，足见领导对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之重视。市委书记陈丕显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里陈丕显透露一个信息：刘少奇在推广“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听取了有关业余工大的汇报之后，“少奇同志很重视”，认为这是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要大力推广。陈丕显在讲话最后突然讲了一段与毕业典礼沾不上边的话，他提到刚刚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合二而一”的批评，陈书记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主张‘一分而二’的，而杨献珍同志是主张‘合二而一’的；我们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杨献珍同志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

散会时有一个熟悉的同事小声问我：

“刚才领导讲额姓杨的朋友啥人啊？哪里答额 (2) 大学教授啊？”

“侬只赤佬不看报格啊？杨献珍，中央委员，中央党校校长！”

“侬只瘪三包打听嘛，哪能才晓得格。”

我和这位叫阿德的同事说话一直这副腔调。难怪阿德以为倒霉的总是教授，就在这些日子，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因“鼓吹‘时代精神汇合论’”受到批判，他就是周谷城教授。

从此之后我们学校的政治地位高了起来，不过对普通教职员工不是什么好事：钱一分未加，会议多了不少。学校自身并无会场，要开大会就得借大剧场，大剧场必须得借，因为来作报告的全是大官。我记得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作报告的地方是人民大舞台，时间是1964年冬天，张春桥是当时全市管意识形态文化宣传的最高长官。

张春桥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听不出山东口音），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表情冷峻——我坐在前排，看得很清楚。他的报告涉及面很广，有学生思想教育、中苏关系、宣传工作，讲得最多的是“文化战线”。他说现在高校的思想工作薄弱：一个文科大学生读《红楼梦》，读着读着迷上林黛玉了；这也算了，又读着读着迷上薛宝钗了。而薛宝钗是应该否定的封建正统维护者。张春桥还告诫大家：你们工科大学师生尤其学员都来自工业战线的，可能不太关心文艺领域的事，但是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很尖锐，你们必须关心。目前我们批判了一些个毒草戏毒草电影，这些毒草是怎么出笼的？是有人支持的！田汉！夏衍！这两位一个是1932年入党的、一个是1927年入党的，都是有多年党龄的老同志了——怎么得了！

当时报纸上并未提到杨献珍、田汉和夏衍的名字，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相煎何急

报纸上批判“舞台姐妹”时，用大量篇幅刊登了许多越剧演员声讨这部影片的文字。这部电影是说一个越剧演员“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的故事，不料这两句话成了电影的“反动纲领”。一些著名演员说：在万恶的旧社会，艺人根本不可能“清清白白做人”，所以影片在美化旧社会。其实电影处处在批判旧中国，也表现了女主角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如何进步，等等。这些都没有用，因为没有反映武装斗争！我想要是电影改一改：让女主角不在旧上海演戏了，而是跑到江北参加新四军文工团，后来嫁给一部队首长并光荣入党，也许这部电影能逃过一劫。

当时的批判模式都差不多：一是“左派笔杆子”撰文定下“调子”，二是刊登“人民群众”来信来文表示“义愤”，三便是组织“圈内人”同行参加批判。例如在批判“女跳水队员”时，就刊登了体育界多名运动员对这部体育运动题材电影的批判文章，其中就有当时全国女子跳水冠军王人智。王人智自然写不出这类上纲上线的讨伐檄文，有人操刀，以达到女跳水队员批判“女跳水队员”的效果。王人智是我一位学校女同事的妹妹，听她讲过这个冠军的事。

老高也是我同事，他告诉我这是惯例：运动中谁倒霉，和谁接近的人诸如同事同行同学甚至身边亲人都会被“动员”出来对谁口诛笔伐，“划清界线”。他在交大读书时被划右派，批判火力最猛的便是住同一宿舍的同学，真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老高不算极右，未送去劳动教养，得以完成学业，毕业时“摘帽”分配来了我校）

学校也出现了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一位查本清老师在街上多次搭识青年妇女，然后来个“一夜风流”。有一回和人在三轮车上做爱（把车前帘子放下能遮人耳目），大概那天“三轮车夫”正巧气不顺，就把他们送到派出所去了。经过到底如何？众说纷纭，大家都不清楚，总之这名教师“豁散了”，要倒霉了。一个党员说他的问题严重：一是这些妇女中有的是坏分子家属——老公在牢里；二是他拿钞票给这些“社会渣滓”，类似嫖娼。所以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生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这天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就是批斗查本清老师。查本清不是我们教研室的教师，是机械教研室的，所以会议由机械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老杨主持，他说了一句：请查本清作检查——下面立即骚动起来，有教师“义正词严”地指出老杨右倾！怎么能说“请”？弄得老杨颇为尴尬，只得重讲一遍，去掉了“请”字。老杨是老山东，15级（正团级）干部，平时机械教研室的人见了他都是点头哈腰的，今天居然敢纠正他。可见只要表现得比领导更“左”，领导也只好“吃进”。

查本清是按生活问题这条路子作深刻检查的，他承认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那个年头任何“坏事”总是向资产阶级上靠）生活极端腐化，客观上是夫妻关系不好心情苦闷——他的检查立即被打断！有人说他是放屁，有人说他是假检查真对抗没有从阶级立场上找根源，有人说他自从不如以前受领导器重之后就对党怀恨在心，有人讲了他的历史：查本清过去在工厂搞了一些技术革新伪装积极骗取了先进工作者和工程师的称号实际上是窃取了工人师傅的劳动成果，有人指出他给“社会渣滓”钱是资助她们反对社会主义，更有人敏锐地指出查本清是以“乱搞男女关系的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不佩服这些同志的政治嗅觉）

检查当然通不过，还要开会。

老高是机械教研室的教师，他说会上发言最凶对查本清最咬牙切齿的人全是和查本清同一教研组的，平时关系都挺不错。

第二次大会上查本清就遵照“群众”要求从政治上找根源了：他检查自己家庭出身（似乎父亲职业和洋行有关）深受帝国主义剥削阶级影响，读中学喜欢打“包克心”（拳击）是小辰光 (3) 看美国电影的结果，解放前夕国民党高官叶公超来他家（大概和他父亲是同学）说过一些批评共产党的话或多或少会对自己有影响，等等。这一下不得了！立即有人站起来厉声要查本清彻底交代：叶公超要你潜伏下来派给你的任务是什么？委任你什么特务职务？脸色发白的查本清辩白自己当时只是个初一学生，不可能有什么任务。辩白没有用。又有人说他至少是三青团（查也说不是）。此时“群情激昂”，有的发言称要剥夺查本清骗取的先进工作者、工程师称号，开除出教师队伍；有的发言要求立即把查开除团籍（查早已因年龄大离团）；更有人希望马上把查本清送去判刑劳动改造……会后查本清果然不当教师去工厂劳动了，还好没关进去。

两次批斗会都在九江路41号开的，就在外滩。散会后我到黄浦江边走走散散心，黄昏下的江水又灰又暗，身后的建筑也是又灰又暗，整个外滩没有一点绿，除了蜷缩在角落边的外滩公园。

“右派”的故事

我和老高的结识颇有点戏剧性。刚到杨浦分校上课不久，同是物理教师的老沙说有个教机械的教师长得挺像我，不过他上课的日子和我不同，又不在同一个教研室，因此无法当面比较。老沙比我早来3年，又一直在杨浦上课，认识的人多。过了一阵子老沙笑着告诉我：那位机械教师在他没有课的日子特地跑来在我上课的教室门外打量我，以验证众人说我们相像是否正确，打量了一会就走了。沙老师说：“这个人蛮有趣的！”

两个长得相像的人终于见了面，发现我们并不像：老高比我高，嘴老是抿着显得紧张，背略有点佝偻但下巴永远高高扬起，年龄也比我大。老高说话很坦率，一点没有如他们经历过风雨那辈人的世故，他提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正巧这是我很熟悉的一部书，就这样，罗曼·罗兰这位法国作家让我们成了朋友。

老高住在麦丰里，离我家很近，这也是我们交往甚多的原因。我常常坐在他家朝南阳台窗下，沐浴着冬日的阳光，听他讲他的“右派”经历。

大概在1955、1956年吧，中央要把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只留一个造船系在沪并成立造船学院（西安在内陆没法造海船总算领导还明白）。号令一出，全校一片哗然，一所在上海几十年的名牌大学和平时期要西迁实在没有道理。然而领导解释正是为了安全需要，这也说明中央对交大的重视。给人印象似乎美帝国主义一旦进攻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炸平交大。经过校党委说服压服，交大陆续搬入了在西安的新造教学楼区，并打算两三年内全部搬迁完毕。不料1957年搞鸣放整风，广大师生又贴大字报又开座谈会反对交大西迁，理由是上海作为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理应有综合性工科大学，而交大在上海几十年和上海各工厂企业有深厚的鱼水之情，交大学生在上海实习或工作是很受欢迎的，交大各个专业完全是和上海工业配套的等等，而赞成西迁的人只是干部积极分子极少数（哪怕搬到西藏他们也赞成——只要是上级决定）。这样一来，学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辩论，并惊动了国务院。最终中央决定：交大一分为二，搬过去的不动了，就是现在的西安交大；没搬过去的停止西迁，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大，争论结束。

然而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反对交大西迁就变成了反党，反党就是右派。在交大抓右派实在太容易了：百分之九十的师生都是反对西迁的，随便挑挑便行了。那年老高流年不利，他在大学一年级糊里糊涂站到了反对西迁的人流中，刚升入大学二年级不久就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而批判他的人不少当时也是反对西迁的。所以老高认为那年他肯定走背运，不然为什么偏偏挑他呢？不过后来他领悟到是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总之当年才19岁的老高糊里糊涂当了右派，现在摘了帽子称摘帽右派。

类似老高的摘帽右派我们学校还真不少，他们有个共同特点：课上得好，很受学生欢迎。

有一回4楼大厅五六个青年教师在排练诗朗诵，据说准备在全校庆祝什么节日会上演出，领头并担任“导演”的是一个长得浓眉大眼的“帅哥”，他的朗诵字正腔圆铿锵有力，而且在排练时说话挺幽默，逗得围观者直发笑，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奇怪的是在全校大会的正式演出中，帅哥不见了，在诗朗诵一班人中只少了他一个。我把疑问对老高说了，老高笑着回答：

“你说的是老蒋啊，他怎么能上台？他是摘帽右派。”

老高告诉我：老蒋是复旦大学的右派学生，读的是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当过复旦学生话剧团团长，大概在高中毕业时差一点被电影厂招去当见习演员（他放弃，仍选择了考大学），所以被称为复旦的“电影皇帝”。

恋爱和阶级斗争

恋爱和阶级斗争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范畴，然而在那个年代，青年人的恋爱也会陷入阶级斗争的怪圈。

老蒋所在的电机电器教研室有不少青年女教师，应该讲风流潇洒的老蒋对她们是有吸引力的。据说老蒋在备课活动中对身旁一个姑娘开玩笑：“我突然对你产生了一种邪念！”弄得姑娘满脸通红，其他人都会心地微笑（“文革”中这个玩笑上了大字报，成为老蒋无数罪状中的一条）。但没有一个人敢和老蒋恋爱！在高唱阶级斗争的年代，“摘帽右派”随时会变为斗争对象，何必自讨苦吃。

有句古话真有道理：“天涯何处无芳草。”老蒋上课的班级里喜欢上他的女学生远不止一个。老蒋教的课程是“电工基础”，他把这门看起来枯燥无味的课上得异常活泼生动：有时即兴编一段有关教材的顺口溜；有时跳到讲台上坐着讲课；有时干脆在黑板上写一首“满江红”，再抑扬顿挫地朗诵一遍——总之是怪招迭出，一点也不循规蹈矩。据说老蒋在课间休息时常常叫学生出去替他买包烟，往往是女生飞快地跑出去。

我们这所学校是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学校，学生都是来自上海各工厂企业的党团骨干，都是企业的重点培养对象。喜欢老蒋的几个女生当然也是企业的红人，当知道了蒋老师的政治身份或在“组织”的提醒下，一个个知难而退了，只有一位女生铁了心要和老蒋好。这个女生是一家大厂的团干部（好像是新提拔的团委副书记），马上就要入党了！按某些人的说法她被老蒋“迷昏了头”！对“组织”的规劝无动于衷。为了割断她和老蒋的联系，工厂不让她继续上学，回车间干活，一切措施都没有用：团委副书记丢了、党票飞了，这位青年女工仍然不顾一切嫁给了老蒋，成了今天的蒋太太。在资产阶级（老蒋）和无产阶级（工厂和学校党组织）争夺青年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暂时占了上风。按某些人的说法，这件事说明我校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过：上帝赐给人美貌的代价是荒淫。这点既适用于女人，也适用于男人。尽管老蒋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婚后风流艳事仍然不断。“文革”中他和情人会面对口径以防被“革命群众”揪出“生活问题”——蒋太太在门口望风；直到1980年代，由于两个女孩为老蒋争风吃醋导致他又一次“曝光”——那两个女孩也是我校学生。后果是老蒋受到处分，调离了工大。蒋太太一如既往地原谅了丈夫，她对老蒋真是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1990年代我和初人兄、阿鲍在静安寺一家饭店小聚，阿鲍说老蒋目前的家就在附近的胶州路，3人一时兴起饭后就由阿鲍引路去了老蒋家，不料家里只有蒋太太在——老蒋去台湾探亲了。

蒋太太此时已经红颜老去、风韵不再。对我们几个老蒋的旧同事很热情，说起老蒋近况来滔滔不绝，充满了关爱和自豪，从她的眼神和语气中我们明白，她对老蒋一如既往地死心塌地。

时间还是拉回到1960年代。

余维和原本是数学教师，还是数学组的政治学习组长、团员，大概也属入党培养对象。突然调到物理组来当物理教师了，政治学习组长的头衔自然去掉了。我们当时只是略感奇怪，并未多想。之后才听到一些风声：这个变动和他的恋爱有关。

维和兄爱上的漂亮小姑娘是他的芳邻，自幼把维和当大哥哥看待。大哥哥毕业于复旦数学系时，小姑娘还是高中生呢。两人除了见面之外还有书信来往——麻烦由此而生。小姑娘是回族，她的父亲还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回族老汉。他坚决反对女儿和汉族人好，（毫无“56个民族是一家”的概念）在反对无效后，他在从小姑娘那里查抄的余维和“情书”中发现了问题。原来维和兄在给小姑娘的信里发表了对当时报上批判“早春二月”等电影的不满：认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猜小姑娘爱看电影，否则维和兄脑子进水了？讲报纸做甚？）小姑娘父亲竟然想到了用阶级斗争这把刀杀人。他找到学校把余维和的“反动信件”交给了党委，检举揭发余维和这个“骚扰他女儿的反革命两面派”。这一招无疑是釜底抽薪，十分厉害。

学校党组织比较“右倾”温和，没有把余维和怎么样，只是免了他的政治学习组长，但多半也不会把他作为入党培养对象了。

老汉的心愿终于落了空，她的女儿后来还是和维和兄结了婚，婚后多年依旧不吃猪肉。

“四清”、学“毛选”和准备打仗

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学校抽调了一些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党员干部下乡搞“四清”。“四清”清什么？我至今莫名其妙，只知道它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下乡有时休假回来的人说：农村“敌情”严重，不搞“四清”不得了。也听说过有关“四清”的文件：什么“前十条”、“后十条”，后来出来一个“二十三条”，我们没有下乡的人也在会上听过“二十三条”。我敏锐地注意到文件中的一句话：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心中暗喜：和我们普通百姓没啥关系。

在城市的企业也搞“四清”了。我教课的班上有一个很能干的班长，他在厂里是车间主任，四清工作队要他作检查，一次又一次地“下楼”总“下”不来。他告诉我“日脚邪气难过 (4) ”，最后终于“下楼”了，但讲起被整的这段日子他直摇头。副班长和班长都是党员，也都是厂里管生产的基层干部。但副班长的心情和班长完全不同，他介绍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通过“四清”揪出一个企图“叛国通敌”的反革命集团。是几个青年大学毕业生，企图偷一条船从黄浦江开出去到公海投敌。副班长说这证明“四清运动”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听了我就有些困惑：偷船那么容易吗？即使船能开出去恐怕没开到吴淞口就被截住了吧。不过副班长说他们是“企图”，并未“实行”。（若“实行”肯定枪毙！）然而这件事说明“四清”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一样：不会放过老百姓。

此时政治学习内容已经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人配备1套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其实毛选中许多文章大家在中学大学读书时早已耳熟能详：中学的语文课、大学中学的政治课，不但读过背过也考过。没用，必须重新来学，而且要联系工作实际来讲体会讲学习心得。上海市委树立了几个先进标兵：蔡祖泉、杨富珍、杨怀远、彭加木（除彭加木是科研人员外其余3人都是工人），还有一个“南京路上好八连”。他们的先进事迹有共同之处：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报刊上广播里除了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精神如何转化为物质之外，就是各种文艺形式的毛主席诗词；还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红歌”（那时叫革命歌曲）。

学校曾经组织大家去看电影“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我的感觉是：中国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没其他人什么事。因为影片自始至终只歌颂了毛泽东一个人。比如提八一南昌起义只是一句画外音——打响了第一枪，马上就是歌颂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歌舞画面了。

在日复一日的“教育”下，我们这一代人被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时代的烙印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思维是“毛式思维”，我们的语言也是“毛式语言”：开口闭口“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理性认识依于感性认识”或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等等；在黑板报上登点有点文学性的文章，必定用上毛主席诗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或者“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诸如此类（报纸亦如此）；甚至有谁病了，大家慰问他的话也是毛泽东给病人的：“既来之、则安之”……

1965年我们的“同志加兄弟”越南同美国打了起来，宣传媒体天天发表支持越南人民在南方的斗争新闻，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也要和美国开仗了。因为在前不久陈毅副总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老总曾激动地说：等着他们打进来，越早越好，我等得头发都白了。所以人们都说形势很紧张：可能要打仗。沿海一些工厂开始内迁，建设“大三线”。我一个初中同学天津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分配到上海高桥化工厂，此时却被工厂调往西北“三线”。他来和我告别，郁闷得话也讲不出。

为了备战，学校破天荒成立了民兵组织，人人都是民兵，并从中挑了一部分人算基干民兵，凡基干民兵必须在不长的暑假里住校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基干民兵的名单中居然有我！我可不愿意一个暑假就此泡汤，于是我找党支部书记说我暑假有事不能参加军训，他回答不行，基干民兵必须参加。我说我退出基干民兵好了，书记很吃惊地看着我，（后来有人告诉：名单上有你代表组织对你信任，有人还为了名单上没有他而去找组织谈呢——你真是头脑不清楚！）书记最后说：好吧，你不想当基干民兵就算了。

从此我在领导的眼中成了一个另类。

干革命就得去新疆

陆健去新疆了。

我是在安徽大学认识陆健的，他和我同班。其实1958年他已经考入过安大，来学校没待上几天便回上海了，不知为什么1959年他又来了安大。这次待的时间长一些——半年。1960年初他退学回了上海，临走时问了我家的地址。之后我假期回家，他会来看我，每年一次。本来在学校我和陆健交情很普通，同学而已，也无共同爱好。他这个人有点怪，到我家坐一会，话讲不上几句便沉默不语，然后告辞，每次来都如此。他从不邀请我回访，也不告诉我他家地址，只知道他来我家要乘两辆公交车。

我毕业回上海之后，陆健到我家的周期仍是每年一次，仍然话不多，坐一会就走。尽管话少，我还是知道他这几年的一些状况：他当过临时工、做过代课教师，甚至被动员去过崇明农场——老规矩，他去了半个月就逃回家了。他永远不会把户口迁出上海的，以前去安大他就不迁户口，更不用说崇明了。陆健出生在上海，他铁了心要与大上海共存亡。

1965年秋天陆健来我家时我有点奇怪，因为年初他已经来过——每年一次的规律被打乱了。他告诉我他要去新疆“闹革命”了，这回街道里弄来“动员”他这个“老社会青年”的势头很大，似乎他再留在上海就会变反革命，而要干革命就得去新疆。街道大概是把他当作了“钉子户”（赖在上海的社会青年）的典型，所以一趟又一趟地来“做思想工作”。而且明确地告诉他：“今后啥个临时工代课事体，想也不要想！”因此陆健吃勿消，只好同意去新疆“革命”了。而且这回去新疆户口必须跟过去，把陆健的“老根”也拔了！

我破例把陆健送到电车站。望着这位比我大好几岁的学长，心里有点惨然。陆健同学虽说有点特别，但绝对是一位与世无争与人无害的好人，他们何必非得把他赶到新疆去。

印象之中1965年到1966年初是上海动员青年去新疆的高潮。偶尔打开收音机，会听到“我们新疆好地方啊”之类的歌。我的同事老高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在那时去的新疆；汪初人的弟弟也是那时去的；我的邻居6号国松的弟弟禄安、11号的小戴子都是那一年当上了新疆军垦战士；现在的博友4d、阿栾、天边云、阿德勒，也都是那个年代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了“战天斗地”的“战友”。

有资料统计：“文革”前这两年，有10万左右的上海青年去了新疆。大多数是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也有在校生。据说把那么多人弄到新疆去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和农垦部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共同拍板的。对于上海市委而言，是扔掉了“社会青年”的包袱、大大减轻了就业、升学的压力；对于新疆农垦战线而言，则得到了劳动力。此乃一举两得的“好事”，只是苦了这10万上海青年。

1970年代末大批“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回城，中央有一系列落实知青政策文件出台，然而却不适用于这批“文革”前进疆的上海青年，据称他们不算知青。

老高说他到火车站为弟妹送行时，月台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光荣进疆”的青年们都穿上了军装，胸前还戴上大红花，一副喜庆节日光景！只是有一点，让送行的街道干部感到煞风景——火车开动之时，车上的人哭了，车下的亲人们也哭了。

没有娱乐的年代

“文革”前两三年，“娱乐”这个词汇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消失。

看电影看戏听书听广播（听收音机）等文娱活动统统是“受教育”，而且是受“革命”教育。“革命”教育即“阶级斗争”教育，参观“阶级斗争”展览会啦、“忆苦思甜”啦、政治学习啦……都是受教育。有一回我和同事去香烟厂劳动，同一生产线上有一位老工人，据说是本厂童工出身，有几十年工龄，是“货真价实”的产业工人。同事灵机一动请她讲讲在“旧社会”如何受老板残酷剥削的故事（今后可作为政治学习发言的“受教育”素材），想不到老工人言道：“老早老板待我伲勿错咯……”她还举了一些例子：年底有得加钞票（分红），天热嘛有得冰冻绿豆汤吃……我们听了有点“响勿落” (5) 。同事的打算落了空，而且回到单位去还不能提一个字。在当时，凡提到1949年之前必定用“在万恶的旧社会”开头。

既然没有了任何娱乐，朋友在一起聊天、上餐馆吃顿饭弄点“小老酒咪咪”便成了唯一的开心日子。大致上月初发工资上一两次饭店，月底过穷日子坐在朋友家里“清谈”：佐谈者、清茶一杯也。我和初人、阿鲍、孟德等几个大学同学都在业余工大任教，彼此在安大同学期间就很熟，现在成了同事（同在物理教研组），自然往来较多。我和初人、孟德一道去拜访丰子恺先生（实际上是打扰），应该也属打发日子的娱乐活动。

和阿鲍、孟德他们聊天是聊不深的——他们不读专业之外的书。我和初人、老高更谈得来，老高通过我和初人兄也成了朋友。有时田振义从安徽回来，我们会在一起聊聊哲学之类。在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人：王朝诚、汪初人和我是以老田为中心形成一个爱好自然辩证法圈子，所以和老田聊天便有点形而上的味道。我多次对朋友讲：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现在是被颠倒了，现在是过分强调了精神的反作用。这个观点朋友都很赞同。不料老田听了却认为我的话还是跳不出物质精神此类“矛盾论”定下的框架，应该跳出去。振义兄早已读过维特根斯坦等近代现代哲学家的著作，眼界当然宽多了。

大家很怀念1962年。虽然还在安徽，生活艰苦，但文化生活丰富：能看到许多外国电影、能听轻音乐、能观赏老京剧——我在上海看过童祥苓演的“乌盆计”（这可是1950年代就被禁演的鬼戏）。而现在报刊上在大肆批判1962年“出笼”的一切：戏剧、电影、音乐、文学作品——包括巴金和丰子恺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不光是1962年，甚至1964年宣传党的阶级斗争理念的一部电影、长影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受到批判。因为这部电影里有一个青年妇女（秦怡的妹妹秦文演的）传授一个姑娘“恋爱经”，这是犯忌的。从此革命电影中不许有恋爱出现，只能出现阶级敌人。印象里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众多声音中，有一篇奇文特地指出：电影里有一个女儿坐在父亲腿上的镜头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令人作呕。我想这位作者大概认为无产阶级的父亲永远不抱自己的孩子。

只有孩子还有娱乐：打弹子、“造房子”、跳橡皮筋。但有人在报刊上讲：无产阶级要占领儿歌领域（否则会被资产阶级占领），所以“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之类的革命童谣放到小学低年级课本里，而在中小学教育中则天天教导学生“阶级斗争”，要学生仇恨美帝苏修、仇恨阶级敌人；学习被阶级敌人害死的刘文学，学习雷锋对敌人“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这类“仇恨教育”的结果就是不久之后出现的红卫兵。

没有娱乐的日子异常沉闷。我们这些学过哲学的物理专业毕业生深信“物极必反”的道理，忘了我们中谁先讲的：“弦绷得太紧，总有一天要断掉！”总之大家都赞成。

鲁莽的拜访　见丰子恺先生

1966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去住在长乐村的初人兄家聊天，正巧孟德也在他家。我们3人既是安大的老同学又是业余工大的同事，所以说话毫不拘束，十分热络。不知怎么初人又提到他这条弄堂里住着一位名人丰子恺，孟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建议我们去拜访丰子恺先生。

其实我早就听初人兄多次讲过丰子恺住在长乐村，但我们从未有过去看他的念头——他又不认得阿拉“迪牌小八拉子”。然而孟德兄从来不是一个妄自菲薄的人（当年读大学时曾有中文系女生主动写信给他），他认为我们去看看丰先生没啥关系，绝不会吃闭门羹，一些名演员对崇拜他的观众不是也很欢迎吗？

于是初人带路，我们来到了丰先生的家门口。这天下午真是风和日丽，和长乐村其他房屋一样：丰先生雅致的小楼门前有一个小小的庭园；小楼是米黄色的、顶着红瓦，也弄不清这是西班牙式建筑还是法国风格的房子（过去长乐村叫凡尔赛花园），周围很安静，从紧闭的门里传出动听的钢琴声音，初人说这大概是丰子恺的女儿在弹琴。

我们按了门铃，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妇给我们开了门。初人没等她开口就自我介绍：我们是住在39弄的（陕西南路39弄即长乐村），是你们的邻居，特地来看丰子恺先生。少妇很客气地让我们进去，我们站在客厅里等候她上楼去通报，少妇上去后初人告诉我们她是丰子恺的女儿。

不一会丰子恺先生下楼来了，鹤发童颜、五绺长髯的老先生略带一丝紧张地向我们这3个不速之客发问：“你们、你们有什么事吗？”讲的是嘉兴一带的浙江官话。

我们七嘴八舌地告诉他：我们是他的读者，来这里只是想看看丰先生（孟德还误讲了我们是您的观众——真把丰先生当作电影明星了）。丰先生看来安心不少，他一面请我们坐，一面踱到一个茶几那边找出一张纸一支笔，要我们写下名字和工作（学习）单位，我们遵嘱写下了姓名、职务和任教的学校。丰先生仔细地看了片刻，终于彻底安心了，知道我们是教师而不是那种愣头青大学生。

他微笑着坐下，还恭维我们了一句：

“这样说，你们都是教育家了！”

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大家都看过丰先生的画，于是先聊画：我们都讲小辰光看丰先生的画，特别喜欢。孟德还知道丰先生是上海画院院长，于是提到自己去看过画院的画展。（已经是去年的老皇历了——是画院办的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国画展）丰先生淡淡地回答：开幕时他们叫我去我没有去，我好长时间不去画院了，年纪老了。

丰先生问我们是教什么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教物理的。他平和的脸上露出笑容，连连说：教物理好！教物理好！学科学的人喜欢画喜欢美术——不错的！不错的！

春天的阳光射入了这间丝毫不沾富贵气的小客厅，照在了老先生侧面的墙上。丰先生慈祥平和的笑容，让客厅里更加春意盎然。

孟德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和美术界有缘，就说这几天早晨在复兴公园一直见到张乐平先生。丰先生也是淡淡地讲了一句：哦，张乐平，他年纪还青。

忽然丰先生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不太明白的话：

“我其实不是画画的，我是写文章的。”

丰先生当年是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画院院长，他为什么说自己“不是画画的”，是“写文章的”？

我绞尽脑汁回忆丰先生的文章，但文章题目全想不起来，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文句（而且也拿不准是否对）——灵光乍现：我想到了丰先生翻译的格林童话。于是我讲了小时候读格林童话的感受：很喜欢甚至感动；也喜爱丰先生的插图，我还把格林童话的许多故事讲给小伙伴听。

丰先生显得很高兴，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听我讲，注视我的眼光中含着笑意。

谁也没想到，沉默不语的初人突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马克思说格林童话是反动的！”

客厅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春天仿佛立刻溜走了！现在是什么气候？是1966年初春，姚文元早已对“海瑞罢官”发难；全国早已对夏衍、田汉、杨献珍、周谷城许多党内党外的大人物开展了大批判，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初人会得“神经搭错”迸出这样一句话。

其实初人兄非党非团，从学校到工作单位一直属于出身资产阶级的“落后分子”、属于被人整的对象。不过他喜爱哲学，自然也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常常在众多人的场合独自沉思，以至于会莫名其妙冒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来。现在初人冒出这句话，后果十分严重：丰先生沉默不语了、眼里的笑意消失了。

为了打破僵局，我声色俱厉地反驳初人：“马克思的话又不是句句是真理！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这就是不对的。列宁的十月革命成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有了列宁主义！”我的脸转向丰先生：“马克思的话并不是全部对的。”

初人晓得自己乱说话闯了祸，连忙点头表示同意，气氛有所缓和，丰先生的目光中又有了笑意。但是刚才那种温暖融洽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丰先生再也不多说什么。我们只得立起身来告辞，丰先生与我们一一握手，还送到了门口。

一离开丰子恺家，孟德熬不牢了，把初人骂了一通：赤佬侬哪能乱讲八讲。老头子为求太平上班也不去上，侬听伊讲伐？交关辰光弗去画院了。侬倒好，跑到伊屋里厢讲伊格末事反动。伊勿要吓煞啊——登勒屋里也不太平！ (6)

我也责怪初人乱讲话，他垂头丧气地听我们数落，仿佛倾盆大雨下的落汤鸡。

大家沮丧地分手了。不过我在沮丧之余有点沾沾自喜：告别时丰先生和大家握手时似乎和我握手的时间稍长一些，还向我微微一笑——不知道我是否神经过敏。

40多年过去了，丰子恺先生早已仙去，孟德也已不在人世，然而那次对丰先生的拜访我永远难忘！相信初人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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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柯老：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2) 哪里答额：沪语，哪里的。

(3) 小辰光：沪语，小时候。

(4) 日脚邪气难过：沪语，日子非常难过。

(5) 响勿落：沪语，无话可说。

(6) 此段沪语大意：你这个鬼东西怎么可以乱讲话。老先生为求太平连班也不上了，你听他讲了吗？很长时间不去画院了。你倒好，跑到人家家里讲人家的东西反动。他不要被吓死呀——待在家里也不太平！

08　我的“文革”岁月

“海瑞罢官”挨批

当《文汇报》登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长文时，没人当作一回事，单位每周两次政治学习也未把这篇文章作为学习内容。因为这几年报上隔三差五总是有批判文章，不是批某部电影某出戏，便是批某位名人，大家早已麻木。反正批来批去都是“上面”的事，与我等草民无关。

事态的发展比我预想的长。以往报上热闹一阵子，当事人写个检查痛骂自己一通，然后降职罢官，事情就告一段落。而这回拖得很久，对吴晗始终拖住不放，似乎吴晗发表了自我批评文章亦不管用。期间还登过几篇为吴晗辩护的短文，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有“引蛇出洞”之嫌，这几位和姚文元唱反调的人恐怕要倒霉。有一次在科学会堂听形势报告，休息期间有个党员同事突然和我聊起了“海瑞罢官”，我出自本能的警觉讲了几句“海瑞罢官”反动透顶、姚文元批判的还太客气之类的“极左”言论，弄得这位同事大为扫兴。想来“钓”我这条鱼吗？做梦！我自知自从“退出”基干民兵之后在领导眼里已成另类，所以在政治学习及其他公共场合要么不开口，开口必定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当时我们的政治学习组长叶庆，发言“左”得一塌糊涂，不料我发言比他还“左”。（唱高调又不难）所以党团积极分子对我很无奈，听说他们背后议论我乃一典型的“口头革命派”。只有在汪初人、老高或者屠利水、田振义这些朋友跟前我才会讲真心话。我说吴晗自己讲写剧本是“破门而出”（跨行越界的意思，他不是剧作家），没想到一出门就挨了一棍子。朋友们都认为姚文元是个专门打棍子的“坏料”。

《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在某次会上的发言。郭老说对当前的“文化革命”自己并非隔岸观火，又说要放一把火把过去写的东西统统烧掉，还说他要到越南前线去扔几个手榴弹、消灭几个美国鬼子——时间大约1966年初。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文化革命”这句话，对“隔岸观火”也有深切的感受。郭老身在高层，当然无法隔岸观火；而对于吾辈小民，乐得隔岸观火！（当时谁也没想到火越烧越大，最后烧到广大百姓身上）而且这篇讲话使我对郭老此人感到既可悲又可鄙。

忽然各报都加大了火力，批判起“三家村”来了。开门见山就点了邓拓、廖沫沙的名包括早已见报的吴晗，有的文章还含沙射影地指出“三家村”还有更高的后台。大概上面有布置，政治学习增加了批判“三家村”的内容，无非读读报骂骂邓拓而已，学校并未停课所以我们照常教书上课。顺便说一下：我班上的工人学员，虽说在企业都属党团骨干，然而他们对报刊上批吴晗批“三家村”此类“大事”却漠不关心。倒是我们这些同事会议论几句，有消息灵通人士说大概北京市委“出事体了”，记得有个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同事声称他相信彭真“不会出事体的”，因为彭真“反修”很坚决。这些议论领导肯定有所风闻，但他们不制止也不说明。只是通知要开一次批判声讨“三家村”的全校大会，有人（党员教师）要准备发言。

彭真会出事？我印象之中彭真是很“左”的。以前传达过彭真在1964年北京高校毕业生会议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等到大学毕业连我们这些人也不放在眼里了”；还指示从现在开始分配到各单位的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统统下去劳动，不许坐办公室。这位彭真同志跟毛泽东不是跟得很紧的吗？他会倒霉？

暴风雨终于来了

暴风雨来临之前天气往往异常沉闷，空气仿佛凝固了，令人窒息——那些日子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也有开心事，我的高中老同学英彪结婚了。他是我朋友圈子中第一个结婚的，婚房是在虬江路一间租来的私房（单位没有分配房子给他）。那天，我、妙涛和重庆探亲回沪的若炎一道去英彪新居祝贺。新娘子上班不在家，新郎亲手炒菜做饭给我们吃，手艺真不错，尤其是清炒鳝丝堪比饭店水平。我们从上午吃到下午（当然喝了点酒），感慨命运真奇怪：我们4个老同学当年3个在外地读大学——妙涛在西安交大、英彪在杭州浙大、我在合肥安大，只有若炎在上海交大，而到了毕业分配工作，我们3人都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原本在上海的若炎倒去了重庆。在聊到当前的政治气候时，英彪兄提醒大家：在单位里讲话要当心点。

全校教工大会是在晚上6点开始的（事前通知不得请假）。发言者一个个慷慨激昂，有些出身好的人大讲自己或家人如何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接着话锋一转声称“三家村”及其黑后台的罪恶用心就是企图使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让他及他的家人“重吃二遍苦”。几乎每个发言者都这么说。

我没看过《燕山夜话》，但我相信邓拓、吴晗不可能在报上号召“回到旧社会”，“革命左派”是根据一种莫名其妙的逻辑推断出来的。在以后的10年里这种逻辑大行其道，无论批判谁，批到最后必然是“企图回到旧社会沦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让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至多再加上一句：“其心何其毒也！”奇怪的是：这种在过去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广为流行的流氓逻辑在今天仍被某些人奉为圭臬，只要你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就说你是“汉奸”、“卖国贼”，等等。

晚上的声讨大会开到8点钟，主持大会的领导宣布会议暂停，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新闻。于是喇叭里传来了中央批发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内容，还有一则新闻是改组北京市委的中央决定。听完广播后会也开不下去了，大会在口号声中结束。

表面上看起来广播的重要新闻和上海和我们学校并无多大关系，（倒是《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预示了未来的走向）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切切实实地表明：暴风雨终于来了！

无中生有的“杀共产党”

回顾往事，我认为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了极坏的影响。社论号召要“横扫一切”，而且指明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三家村”，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文化革命不光是揪彭真邓拓吴晗这些头面人物，还要抓无数老百姓“陪绑”。社论还第一次提出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这就为今后摧毁中国一切民族文化传统的行为开了绿灯。

学校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每周来校两天读读报写写大字报，但我们学校学生都是企业职工，许多人对写教师大字报兴趣不大，有的人宁可在厂里上班不来学校，所以在“文革”初期我们学校和普通学校很不同：他们那里主要是学生斗老师，我们这里是教工之间“窝里斗”。

“文革”开始的几个月，运动完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上自上海市委，下至教研室党支部。我所在基础课教研室位于九江路41号总校，所以我们的“运动场”必须在总校。同在总校一道“革命”的还有学校行政一摊和人数众多的机械教研室一摊。此时的总校布满了吊大字报的铅丝，铅丝上墙上全是大字报。大字报的毛笔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工整大方、有颜体、有柳体——想不到学校内有这么多书法行家啊。（后来了解，毛笔字好的人专门为别人代书）大字报批判对象几乎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或职员：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是“摘帽右派”，或在过去运动中受过处分。同是物理教师的老袁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一看就晓得这是“上头在抛档案，存心整这些人”。老袁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从工农速中保送进华东师大物理系的，是个背驼身矮的残疾人，为人极其刚正不阿（在领导眼里是桀骜不驯）。后来老袁成了我此生最尊重的好友。

基础教研室的“斗争重点”是一位数学教师徐新。徐新年纪不老，30岁出头吧，父母都在海外，自己一个人住衡山路一套高级公寓，衣着光鲜，出手阔绰（工资之外每月有外汇进来），常常会请同事吃饭，也喜欢向漂亮女同事献殷勤，但没有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因为要出国，打过多次出国申请报告均未批准。徐老师的性格外向，喜欢和同事“瞎吹”。有一回我在杨浦分校办公室听到他对同事们吹《基度山恩仇记》，还热心地把这部小说借给他们。徐新把学校的女同事搞了一份美女排名：第1号美女是王人丽，只排到第6名。美女排名表广为流传，我猜基础教研室女同事肯定对徐老师恨之入骨，因为我们教研室那么多女数学老师女物理老师女化学老师，竟然没有一个排入美女6甲。

在教研室“革命群众”的大字报中，请客吃饭成了“腐蚀拉拢群众”；瞎吹牛成了“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借书给同事成了“引诱群众向往腐朽没落的西方世界”；最严重是申请出国探亲，变成了“企图叛国投敌”。徐新就这样变成了教研室第1个“牛鬼蛇神”。

我和初人兄、阿鲍、孟德几个人既是同事又是安徽大学的老同学，正因为是老同学，平时往来较多，这点实际上是隐患。

孟德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内容很短，只是写道，汪初人在安大读书时曾公开说：“要杀共产党！”

这张大字报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巨大冲击波，大字报铺天盖地向汪初人扑过来（不少是其他部门的），许多大字报直呼汪初人是反革命分子，有的大字报宣称对汪要严惩。那时候不成文的规定是不能为自己申辩也不能说明事实的，若声辩和说明便是对抗群众运动。

其实稍加分析就明白汪初人不可能公开讲这种话，要讲了他还能从安徽大学毕业吗？安徽大学不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大学吗？

我在物理组的会上说了事实经过（见前文“从同学到朋友4”），但丝毫不起作用，还被认定是“保皇派”企图包庇汪初人，为此也被贴了大字报。倒霉的初人兄成了教研室第2个“牛鬼蛇神”！

大火烧到了党内

阿鲍也贴出了大字报，“揭发”了“反革命分子”汪初人一些“资产阶级”言行，我顿时怒不可遏。因为阿鲍和孟德不同，不论过去在安大作为同学，还是现在在工大作为同事，我们3人都是很亲密的朋友，他的举动让我有一种背后被人捅一刀的感觉。于是我立刻写了一份揭露阿鲍“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大字报还引来了其他同事对阿鲍的攻击大字报，阿鲍一下子蔫了。

有次周围无人，老袁批评我不应该写反击阿鲍的大字报：“你们这样自己咬来咬去，正好上了‘上头’的当”。此时老袁本人也正被大字报“围剿”。大字报说他“喜好游山玩水的‘隐士’背后居心险恶”，又说他“自恃出身好一贯目无党组织”，等等，大字报全是党员积极分子写的，一看就知道是党支部的授意。老袁每逢暑寒假必定到外地游山玩水，他还爱好摄影，在那个年头，几乎没人会去旅游，所以老袁的兴趣爱好显得有点怪；最主要的是老袁对领导一直犟头倔脑，又爱打抱不平“管闲事”，所以领导想借此“运动”整治一下老袁。不过老袁的反应很让领导失望：他对这些大字报似乎视而不见，既不辩解也不写任何大字报，仿佛什么事没有。这点让我很钦佩，所以我对他的批评口服心服。

运动初期的大字报斗争会，有的是党委党支部组织的，这是主流；也有是群众之间的“混战”。例如同住一间集体宿舍的两个同事，平时有点小疙瘩，此刻就在大字报中“刀光剑影”了。先是老何贴出大字报说老谢不讲个人卫生：不理发不洗澡、袜子不换，换了也不洗，屋里一股臭袜子味，老何“上线上纲”成老谢有“颓废没落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于是老谢不顾不得打击报复的禁令，马上写大字报讲老何常常勾搭青年女性、居心不良，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何谢二人当时均为光棍）。之后这两位变成“冤家”，互不理睬。

上头明白，光是批判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这些教授学者或者巴金、赵丹那些文艺界名人是不行的——中央不是揪出了彭罗陆杨一大批党内大佬了吗。所以此时消息传来了：同济大学的党委书记王涛落马了，高教局局长、原复旦大学的第二号人物陈传纲被揪出来了。总之大火开始烧到了党内。我们学校当然紧跟市委，党委也必须抛出一些党员干部。落实到我们基础教研室，便是教研室主任、党支部委员黄林。

黄林是1940年代就加入地下党的老党员，那时还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也许是书生气太足，解放之后黄林官越当越小：1949年当过某区副区长，不久调往杨浦区任区委办公室主任，后来被派到控江中学当校长，1960年创建业余工大时来任杨浦区分校负责人，几年后总算当上了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可是没当多久，就贬到教研室当主任（名义上还是副主任，正主任是一位老教师，党外人士，实际上不管事）。显然黄主任属于那种非主流、吃不开的党员干部。

一时之间，针对黄林的大字报蜂拥而至：有的揭发他“一贯右倾”；有的说他热中于“推广教学法”、实际上是热中搞资产阶级教育那一套；还有大字报揭露黄林在一次会后发牢骚，说1959年反右倾过后，“党内还有谁敢讲话！”大字报给黄林戴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于是黄林成为教研室第3个牛鬼蛇神！

毛泽东思想是宇宙最高结晶

“文革”十年中，上海“革命群众”时常在市中心人民广场集会，会后顺便游行，第一次参加的广场聚会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为什么集会我记不清了，可能是为了欢呼“5．16通知”公开见报也可能是庆祝“十六条”发表（当年“欢呼”、“庆祝”在人民广场，批斗大会在文化广场），总之是市委组织的。学校教工和部分学生也是由校党委安排参加的，大会参加者主要是各高校师生。

广场上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歇斯底里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红歌。奇怪的是没有人唱国歌，即便在大会正式开始时也不奏国歌。在今后“文革”期间，每逢大会开始必奏“东方红”，大会结束必唱“国际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似乎已被逐出红歌行列。

主席台上的领导有中共华东局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等，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曹荻秋、马天水等，他们没说什么话，魏文伯宣布“请郭沫若副委员长讲话”。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这位大名人讲话，真乃“三生有幸”。大家都很兴奋，还议论郭老怎么不在北京？

郭老热情洋溢地歌颂毛主席、歌颂文化革命，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赞扬“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全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宇宙物质和精神的最高结晶！人民用毛泽东思想不仅能改造世界，而且能改造宇宙！”于是大家声嘶力竭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今日脑残们也有不少吹捧毛的文字，水准实在太低，真得好好向郭沫若学学。

疯狂的八月：上门打劫

8月初的一次教研室全体教师会议上，党支部书记老刘提到有学生自发组织去抄“牛鬼蛇神”和工商业者（前资本家）的家时，特地关照：不提倡。说运动必须在中央、市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没过多久，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大会上林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革命小将”抄家的行为，还用“吸血鬼”来形容工商业者，说把他们的“变天账”抄出来“好得很”。老刘立即传达市委紧急通知：改变过去指示精神，支持抄家之类的“革命行动”。

学校各部门都组织党团骨干“革命左派”去抄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和一些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同事的家。据说还算“讲政策”，没有乱打人，对于抄去的财物也开了清单。当时在学校还腾出一间屋子安放抄来物资，我们去“参观”过。记得有个财务科职员老秦是某工商业巨头的女婿，所以他的东西最多。什么皮货呢绒、外国工艺品、古玩字画，甚至一只美国冰箱，只是没见到金银珠宝——据说金银珠宝都上交到市里专设部门（大概是银行）去了。初人兄也被抄了，不过他家没啥值钱东西，他告诉我最心痛的是一本外国画册作为“四旧”被拿走。

上海和全国一样，凡是之前的资本家私方人员无一幸免被洗劫一空。抄家之风越演越烈，无数教授学者名演员名医生甚至中小学教师职员小业主都被抄了家。据说如果是单位组织抄家，会开一份财物清单；如果碰到红卫兵中学生抄家，不仅是见什么拿什么，还要砸东西打人，走时一张字据清单都不会留下。那时上海大大小小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都留下了抄家的痕迹：庭园被掘地三尺，屋顶被掀开了，墙上“勒令某某人”之类的大字报随风飘荡。

北京开过抄家物资展览会，上海也开过。我“有幸”去参观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打劫成果展览。什么金条银元高级相机珠宝都见到了，印象最深的是一枚白金大钻戒，钻石至少在七八克拉以上。实际上是上门打劫的抄家运动当时完全是作为“文革”胜利成果大加赞扬的。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代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度赞扬红卫兵抄家成果巨大：抄出了120万两黄金、80多万两白银，还说有红卫兵不识美钞拿来烧了，可惜，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大意）其实抄去的财物远不止这些，他没有提到那些钻石珠宝和民间收藏的古董文物古字画，有的可是价值连城的。

不少财物并没有落到“国家”手里而是被“革命小将”顺手牵羊了。有消息传出来：在接见红卫兵大会结束后，清洁工人扫地时扫出了不少金条，估计是红卫兵口袋里掉出来的。近年来电视上有什么鉴定文物节目，有人拿出据说是“祖传”古董来要求专家估价。我以“小人之心”很怀疑这些古董文物的来历——如果此人是三代贫农家庭出身的话。

有位先父的老同事家被抄了，因为解放前他当过银行高级职员，他感伤地对我讲了一些话。

疯狂的八月：毁灭一切的“破四旧”

现在的年轻人永远无法理解：当年我们会“自觉”地毁坏、扔掉家里的书籍、唱片、文物和一切和文化历史有关的东西。是不是当时的人都疯了？

正如越人博友所说：那个年代，人人自危！

红卫兵在大街上和一切公众场合“破四旧”：砸老店的招牌、给电影院和剧场改名、烧书，还拿着剪刀，剪人们的裤子（“小裤脚管”）和妇女的长发（长波浪之类）。曾有两个中学生追着一个女同事冲进我们学校，为的是她穿的是一双“尖头皮鞋”，非得当“四旧”破掉。所有的教堂、寺院、清真寺都被洗劫一空，牧师、神甫、和尚、阿訇统统成了“牛鬼蛇神”，一切宗教活动被勒令停止。有次我经过市工商联和民主党派的办公楼，见到红卫兵“查封”的大字报，大字报称此处是“牛鬼蛇神”反动大本营，地上到处是被损坏的物品。有人看见红卫兵用石子砸一位老尼姑，旁观者都不敢吱声。

许多人家在烧老照片、信件和珍藏的家庭纪念物，一位邻居把他收藏多年的老邮票付之一炬，只保留“解放”之后的新中国邮票。我家也清理了一些与民国有关的东西，如先父任职过的农民银行同人录和抗战画册（有“委员长”照片）等。弄堂里有人家把一些饭碗也砸了扔掉，因为碗上有龙凤图案，属于“四旧”。除了民国算“四旧”，一切“封、资、修”都是“破四旧”的对象。

“封”是封建：凡是古代中国（从商周至明清）一切历史文化；

“资”是西方：凡是外国的一切历史文化包括生活用品（奇怪的是抽水马桶不算）；

“修”是苏联东欧：包括其音乐文学戏剧电影报纸杂志，等等，所以邻居烧掉的邮票中也有他1950年代收集的苏联邮票和东德邮票。

我们学校就是根据这个标准来清理书籍的，清理之后的文史类书籍只剩下毛选、马列主义著作和鲁迅的作品，专业书籍保存得多一些。有大量的书后来当作废纸处理掉了。图书馆的人说专业书没法清理：数学物理机械化工这些书大都是外国人写的中国人译的，怎么办？只得暂不出借——反正那时无人会借书，大家都在忙革命呢。比起一些文艺院校和中学我们学校还算太平，音乐学院砸贝多芬的雕像烧乐谱，戏剧学院烧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有美术课的学校把用作素描的石膏像统统砸烂、中学里把一些祖国古代科学家如张衡、祖冲之、李时珍等人的画像当作“牛鬼蛇神”全部撕毁……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烫发也成了“四旧”。我知道的一个女工，尽管本人是工人阶级，走在路上也提心吊胆，怕红卫兵来找她麻烦，她并没有烫发，只是生来头发鬈曲。

工人阶级家庭也人人自危，虽然他们知道不可能被抄家。我岳父是老工人，上代也是无产阶级，他在那时也处理过“四旧”：将一把年代久远的铜锁（锁身上大概有他认为是“四旧”的花纹）用报纸包好，在晚上悄悄扔了。

消息传来：农村破“四旧”不光是毁寺庙砸神像，他们掘墓挖坟抢棺材板了。几乎一夜之间上海近郊各公墓都被毁，先父所在的宝山杨行宝安公墓也遭此噩运。据说社员“红卫兵”专拿厚木棺材及陪葬物品，在伤心之余我和母亲自我安慰：先父是1960年代下葬的，那时只有薄皮棺材，也无东西陪葬，多半还是太太平平长眠地下，只是今后找不到祭扫的地方了。

上海人眼中的北京红卫兵

仲夏刚过，北京红卫兵便来到了上海。

首批北京红卫兵是101中学的中学生，他们一到上海就去了市委，上百人聚在大门口要见市委领导。接待人员尽管对革命小将十分客气——没用！红卫兵干脆坐在门外小广场上又唱歌又读毛主席语录，人越聚越多。要在过去早就派警察或者军队驱散甚至抓人了——不敢！北京红卫兵当时可是毛主席的人呢，何况这帮小家伙绝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弟。最后终于满足了红卫兵的要求：市委几个书记曹荻秋马天水等都出来会见了红卫兵，表明了一定会把上海的“文革”进行到底的态度。

我们总校地处九江路外滩，有几个女红卫兵逛外滩就逛到了总校，她们被教研室请到了我们物理组天天开会搞运动的实验室内，大家围着她们坐着听她们说，仿佛她们是什么首都来的大人物——其实就是几个小姑娘，有一个尤其小大概十四五岁吧。教研室党支部副书记老蔡是从北京调过来的女干部，对北京很熟，甚至还知道北京101中学的校长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遗孀。于是老蔡和她们拉家常听她们介绍了在北京如何斗校长斗黑帮、在前天如何冲上海市委的“光荣战绩”。当我听到小姑娘满不在乎地承认她们打过“黑帮老师”时不由得凝神向她们张望：这几个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的，最小的女孩可以称得上是个美女，很难想象她们打人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老蔡向她们宣传了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旧市委：上海市委是好的，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是上海市委支持发表的诸如此类，她们似懂非懂地听着。

自那之后来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多起来了，到处流传他们蛮横无理，喜欢解下系裤子的军用皮带打人的事。有次我经过南京路，见到了人民公园附近北京红卫兵摆下的辩论擂台，辩论内容是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称之为鬼见愁。我站在人群边看了一会热闹，听了一个红卫兵的长篇大论，他批评上海的资产阶级习惯势力还很严重。依据是到上海任何一家饭店用餐，饭菜还是服务员端上来；而在北京上饭店早已是顾客自己去排队拿，因此他们非常看不惯。我很纳闷红卫兵哪来的钱上饭店？他们不正是学生吗？不过我不敢把我的疑问提出来，这些红卫兵个个都像打手，周围没有人上去辩论对联。据说有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和他们辩论，话没说几句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终于有个戴眼镜的上海青年上去了，他不赞同这副对联。

“你什么出身？”

“我是工人，出身也是劳动人民家庭。”

辩论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红卫兵慷慨激昂地口沫横飞了一通之后，上海青年陈述自己观点时却老是被红卫兵打断，后来干脆大声唱歌弄得大家听不清上海青年在说什么。当我离开时听见上海人大声喊道：“你们让我讲嘛！你们让我讲嘛！”而红卫兵则在齐声高歌：你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你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滚你妈的蛋！滚！滚！滚……

09　干校风云

邻居是京剧院

1970年春天我们被赶到奉贤海边，过起了“五七干校”的日子。

其实去干校之前大家已经在上海近郊虹桥人民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天天忙于种菜送菜。虽说这个公社主要任务是供应市区蔬菜，但也种点油菜水稻麦子，所以农活很多。我们待了半年多，忽然上头命令所有机关高校科研单位必须去“五七干校”战天斗地干革命，所以我们学校也被统一安排到奉贤县星火农场一块地方，建立了自己的“五七干校”。

所谓五七干校也是干农活，开荒种地，种点稻子、种点自己吃的蔬菜。和在农村不一样，没有了农民的指导，海边的土地又是盐碱地，种出来的东西肯定一塌糊涂，好在学校的工宣队并不在乎，因为知识分子下干校是为了“改造世界观”，经常是半天劳动半天学毛选搞运动，总之是革命第一。

紧挨在我们干校旁是文化系统干校，以一条小河为界。起初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不久就清楚了：邻居是上海京剧院“五七干校”。天天见到的那帮灰头土脸穿得破破烂烂的男男女女原本都是京剧院艺人，好家伙，过去可是得花钱买票才见得到的角儿。

听京剧院的人讲，同是京剧院的演职人员，处境“政治待遇”有天壤之别：被首长看中的进“样板团”，演“样板戏”，如“智取威虎山”剧组、“海港”剧组；而首长看不中的京剧院多数人统统下干校，劳动学习“改造世界观”。首长是谁？大家心知肚明。

见到了童芷苓

我和初人兄被派去养猪，就此和猪打了半年多交道。

猪舍是我们全排“五七战士”合力打造的，（全校教职员工编成几个连，连下头有排、班）地面用上了水泥，有人说猪圈比我们宿舍讲究，我们住的大草房是泥地。猪舍建成后，就到供销社去买小猪，养大后还必须卖给供销社，不能自己随便杀了吃，因为猪乃国家统购物资。既然为国家养猪，供销社就批给我们猪饲料：米糠豆饼甚至偶尔有豆腐渣，不过饲料钱得干校出。

我们养的猪是白毛洋种猪，据我们请来的技术指导小黎说是“约克夏”品种。小黎是附近农场连队的饲养员，1966届初中毕业生，那时星火农场各连队职工绝大多数是知青。小黎很热心，后来就成了我们的朋友。

我意外地发现：猪很聪敏，那种“笨猪”的称号完全是对猪的污蔑。有一回一头小猪趁我们不备飞快地逃出了猪舍，我们追它追不上。许多人来帮忙抓，它左躲右闪出奇的灵活，最后跳入河中竟然游出很远，让大家都傻了眼。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把跑累了的小猪捉回了猪圈。猪不仅聪敏而且爱干净，它们不会在拉屎的角落躺着，一定找个干净的地方睡觉。

为了给“约克夏”们改善伙食，我每天挑着两个铅桶到食堂收集泔脚，人们倒掉的剩菜鱼肉骨头和厨房的下脚料是猪的美食。不只是我们干校食堂，京剧院干校食堂我也每天去（他们不养猪）。有一天黄昏我正在倒京剧院食堂的泔水，忽然听见一个京味十足的女高音：

“倒这个干吗？”

抬头一看，是个穿着破花布衫的北方大娘——这不是鼎鼎大名的上海京剧院花旦童芷苓吗！我看过电影“红楼二尤”和“四进士”，虽然她变得又老又土，还是认得出她：她的眼神依然是如此亮，带着一丝妩媚。

我告诉她是给猪吃，童芷苓饶有兴味地问我养几头猪，我们聊了几句后她便走开了。

后来知道这时的童芷苓尚未“解放”，仍在“审查”中，所以她不和同行说话。

爱唱戏竟然会判死刑

讨论案例也是“学习”的内容之一。此时正是“一打三反”的高峰期，上海公检法军管会隔三差五把要判决的案子用文件的形式发到各单位，单位发动群众讨论，然后把讨论结果反馈回军管会，美其名曰：走群众路线。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占大多数，也有刑事案件。实际上文件中框框已经定下了，有案子结束语是“实属罪大恶极”的，肯定要枪毙了；还有的干脆用上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按语，大家讨论必定是死刑，只有一些看来不至于杀头的案例，大家才会有不同结论，有的人说关10年，有的人说关15年。

“一打三反”抓了许多人，都是平民百姓，没有“走资派”。发下来让群众讨论的只是案件中的一小部分，属“典型案例”。讨论结果上报不久，判决结果公布了（贴在干校的公告栏上），杀的杀、关的关，和群众讨论的结论相差不大。

有一个案件和大家讨论的结果大相径庭，我终生难忘。

当年“小分队”流行全国，工厂企业公社农场机关学校都有“小分队”。“小分队”的全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文艺小分队”，顾名思义就是以文艺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于是一些会唱唱跳跳会乐器的“文艺青年”就汇集到了“小分队”。“小分队”的演出节目通常有小合唱、独唱、朗诵快板“三句半”、“忠字舞”或者“洗衣歌”之类的少数民族舞蹈，内容百分之百是歌颂毛泽东歌颂文化革命的，偶尔也有唱样板戏的节目，不过并不多，会唱歌的人远远多于会唱戏的人。

案件之一是有关“小分队”的。一个沪剧爱好者（姓名忘了）领导的一个文艺“小分队”专门演样板戏，“红灯记”啦、“沙家浜”啦，这个“小分队”不知属于什么单位，成员（包括乐队）都是沪剧票友，所以是用沪剧唱样板戏，看来也蛮受沪上观众欢迎（当时叫作蒙蔽了部分人），结果是“沪剧小分队”被解散审查，“小分队”头头被逮捕，作为典型案件让革命群众讨论。他的罪名是“破坏革命样板戏！”，通过这个案例的讨论大家终于明白两点：第一，样板戏必须用京戏唱；第二，样板戏唱词一个字也不能改。（倒霉的沪剧爱好者用了沪剧“芦荡火种”的唱词唱腔，没有用“沙家浜”的！）

因为文件中没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字样，所以大家讨论是判10年！连领导案例讨论的工宣队师傅也认为关10年差不多了。

谁也想不到，公布的判决结果是：这位爱唱沪剧的“小分队”头头被判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让大家都惊呆了，也让工宣队领导大吃一惊。

以后谁也不敢瞎唱样板戏了，怕唱不准确，“歪曲”了。

去看“外国铁梅”

样板戏不能瞎唱，不能不唱，因为样板戏是文化革命的成果。

之前干校“五七战士”以班为单位搞过样板戏合唱，我们班指挥是杨琛，他对合唱效果不满意（像唱歌）。众目睽睽之下他忽然来问我有何高招（我正巧在旁边站着）？弄得我好不尴尬，要知道我是没有唱样板戏资格的人。不过杨琛知道我懂京剧，他此举实属无奈。

干校领导决定请京剧院来教唱样板戏，京剧院干校是我们的近邻嘛。

在会议室（也是泥地草房）大家见到了第一位来教唱样板戏的京剧演员，他首先对领导的介绍作了更正：决不能说教唱样板戏——只有样板团演样板戏的同志才能“教唱”样板戏，比如童祥苓同志才可以说“教唱”杨子荣的唱段、沈金波同志才可以说“教唱”少剑波的唱段，而他呢只是和大家“共同学唱样板戏”。

一连的李绍宏是京剧戏迷，看过上海京剧院不少戏，他轻声对我言道：来人是京剧院二路老生演员李刚毅，虽然没啥名气，但会的戏很多。

李刚毅请大家上来唱唱：“唱不好没关系，我也唱不好！”财务科的老戴自告奋勇唱了一段“智取威虎山”，李绍宏被一连的人硬推出来也唱了一段“沙家浜”。李刚毅都表扬了一番，并一一点评，边唱边解说，俨然是一位称职的京剧老师。我想起来：该给猪喂食了，我悄悄地离开了。对我而言，猪比样板戏重要。

后来李刚毅老师来“共同学唱”的几次我都未去，只知道自从他来我们干校后，哼样板戏的人多了。

不久听说京剧院要帮助我们干校排“红灯记”，不是清唱合唱的那种，是要登台演出的，有伴奏有服装有表演的正式演出。

一天黄昏，我挑着猪食担子从小河那边回来，见到许多人朝干校食堂涌过去，心里纳闷：晚饭早已用过了，这些人到食堂去做啥？

我们排的女青年小许兴冲冲地叫住我：“快点，去看外国铁梅。”

“啥个‘外国铁梅’？哪能庄事体 (1) ？”

小许告许我：干校要演“红灯记”中“说家史”一段戏，京剧院派来指导演铁梅的一个青年演员“漂亮是漂亮得来——呒没介漂亮格！眼睛凹下去，皮肤雪白，头发有点黄，像外国人！伊拉喊伊‘外国铁梅’！”

“外国铁梅”姓孙

演李奶奶的是老丁，她嗓子好又有舞台经验，1940年代就是三野文工团歌舞队员，山东人，平时喜欢哼哼沂蒙山小调什么的，退伍之后在我们学校当干部。老丁对军宣队领导是一百个看不起。据她讲她在部队时什么首长没见过？什么兵团司令军长师长都知道她小丁。现在的军宣队，哼，是否参加过“解放战争”都打问号！但军宣队领导对老丁却很尊重，一定要请老丁“出山”演“红灯记”，因为这次演出是代表学校到教卫系统去汇报的，意义非同小可，由老丁这样一位老革命来演李奶奶是最合适不过了。

小蒋演铁梅。她1965年毕业于同济，在同济大学时就享有盛名，是同济第2号女高音。第1号女高音便是大名鼎鼎的朱逢博，当时在样板戏“白毛女”芭蕾舞中担任独唱。军宣队看来经过调查研究，挑选的人十分合适。

问题在于：唱民歌的老丁和唱美声的小蒋嗓子虽好，都只会唱歌不会唱戏，而唱歌和唱戏是两码事。

这就忙坏了来辅导“说家史”的“外国铁梅”了：她一句一句地教、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一个身段一个表情地示范，累得满头大汗。大家都目不转睛瞧着美人的示范，有人嘀咕：“外国铁梅”比样板戏中的“铁梅”刘长瑜演得好。（其实是比刘长瑜漂亮）印象之中京剧院还有人来辅导李奶奶的，不过大家都不注意，只专注“外国铁梅”。

老丁和小蒋在排练中产生了矛盾：老丁毕竟在文工团演过“兄妹开荒”之类的小歌剧，对身段、舞台站位什么的一教就会；小蒋只会独唱领唱，“身上一点没有”（老丁语）。“外国铁梅”只得一遍又一遍教，显得小蒋很笨。小蒋为此当众哭了，还对陪在旁边的未婚夫阿宽大发脾气（阿宽也是同事、数学教师）。此时“外国铁梅”乖巧地一声不响，而老丁却要求“继续排练”。在上琴师伴唱时，小蒋要琴师拉最高的音调（低了小蒋不习惯），老丁也只得定那么高。后来老丁诉苦：“她要唱这样高的音，我老婆子只得拼老命奉陪啊，我这是拼老命呀。”（老丁那时40多岁，已经自认为“老婆子”了）

老丁和小蒋都是自视甚高的人，演出结束后她们非但没成为朋友，见了面甚至互不理睬。

打那以后，“外国铁梅”成了一个衡量美女的标准。比如说有人见到谁的女朋友，会形容“差不多有‘外国铁梅’介漂亮”；也有见到的人会有异议：“好看是蛮好看格，不过嘛，还呒没‘外国铁梅’好看。”多年之后，路上碰到小许，她问我：“人家讲侬新结婚的老婆蛮漂亮格，是伐？有得‘外国铁梅’介漂亮伐？”

谁都不知道“外国铁梅”叫什么名字。有回初人兄和我去京剧院干校办什么事，碰到一个魁梧的光头大汉，我认出他是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我问他：“您是汪志奎吧？”

“喝！好眼力！”他显得很高兴。我说我看过“四进士”他演的顾大人，就在我们聊了几句之后，初人兄不失时机地向汪志奎打听：那位来我们干校指导演铁梅的青年演员尊姓大名？汪志奎的眼里掠过一丝笑意，他只回答了一句：“她姓孙。”

所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外国铁梅”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姓孙。

干校的岁月是灰色的，还带着苦涩。然而“外国铁梅”、河面上的月光、路边草丛里的野花、风中沙沙作响的防护林树叶、海滩边的芦苇……都是抹之不去和干校有关的美好记忆，永远留在心里。

小毛剑秋的悲剧人生

天天去京剧院干校收集泔脚的结果是交了两位朋友：一位是烧开水的老伊，小丑演员；另一位是演武行的，就是一辈子在台上翻跟斗打出手永远无名无姓的老武行（如军士甲番兵乙之类），鉴于他不肯告诉我姓名，年纪又有50开外，我称他大叔（必须用京白，大叔不讲上海话）。大叔在食堂帮厨，总是主动帮我倒泔水。

老伊是京剧院唯一的胖子，他告诉我由于他比别人胖，“文革”开始时有人贴他大字报：“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艰苦奋斗都瘦，为什么唯独你伊某人胖？”老伊说我胖也成了罪行！类似逗人笑的事老伊讲了不少，我很喜欢听他聊；大叔会讲一些京剧院往事包括新民京剧团这些早已消亡的老剧团往事。

大概是国庆节吧，京剧院干校搞了个样板戏清唱会演。我们干校和邻近农场去了不少人，大家站在会场内看京剧院演出。最后演唱的是久不登台的小毛剑秋。1950年代我在先施游乐场看过她的戏，那时的小毛剑秋是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年纪十六七岁、嗓子好、扮相俊美，被称为“色艺双绝”。从那时到1960年代初，真称得上是大红大紫。但从样板戏时代开始，小毛剑秋就消失了，想不到在干校的“舞台”上见到了她。小毛剑秋比我少年时代见到的身影憔悴多了、老多了（已经30岁了吧），但还是很秀气。

凭良心讲，我并不喜欢样板戏（那年头只能唱样板戏），然而小毛剑秋唱的“海港”唱得真好，居然有程派韵味。一曲唱罢，全场掌声雷动（包括京剧院同行），在全场的热烈要求下，小毛剑秋又唱了一段“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又是梅派的风范！尽管依旧有如雷鸣般掌声，她再也不肯加唱了。

第二天我去京剧院干校和大叔谈到小毛剑秋，他叹了一口气，轻声说小毛剑秋可惜了。原来“江青同志”到上海来搞革命样板戏时，原本是挺欣赏小毛剑秋的，把她调到“海港”剧组，要让她演主角。哪知道小毛剑秋“年青不懂事”，一来二去得罪了“江青同志”，就被踢出了剧组。这一下糟了，“文革”刚开始，小毛剑秋被京剧院革命派安上了“反对江青同志”的罪名斗得死去活来，结果精神失常了，最近精神病才好了些。

多年之后很多“文革”时期遭殃的京剧演员都复出了，小毛剑秋仍然默默无闻，有消息说她最近病故，也有消息说她和她丈夫武生演员筱高雪樵晚景并不好。

老伊

老伊对小毛剑秋的遭遇有自己见解：他认为原因是小毛剑秋书读得太少，“没上过什么学校”。

我觉得老伊的理由很奇特，便提出异议。老伊说小毛剑秋自幼跟家里人学戏、跑码头，别人上学时她已经登台唱戏了，所以她除了演戏什么也不懂；不像刘长瑜、杨春霞她们是戏校毕业的，戏校有党团组织有政治课，她们懂政治。戏校出来的人不是党员就是团员，见到“首长”，个个“笑得像花似的”；小毛剑秋只会唱戏，“她这样的傻姑娘不倒霉才怪呢”！

老伊个头不高，胖胖的，长相却是“豹头环眼”，大眼睛炯炯有神，年龄也有50多岁了，然而行动十分轻捷。他起初不说自己是丑角演员，只承认“反面人物演得多些”：如现代戏“审椅子”中的地主、戏曲电影“红楼二尤”里的薛蟠。还是大叔告诉我老伊叫伊鸣铎，在京剧院丑行中，排名在艾世菊、刘斌昆、孙正阳后边，其实他“身上玩意儿好着呢，文丑武丑都行”。

日子处久了，老伊的话就多了，他讲了不少京剧院“文革”的事。京剧院运动开始时起来“革命造反”的是哪些人呢？学馆（京剧院自办的京剧学校）的青年学员、一直演配角台上不开口跑龙套的青年演员、再加上什么管衣箱道具烧开水的工人，因为他们受“文艺黑线”的“压制”最厉害，“他们挣的钱少”。

据老伊讲并非所有的青年人都是革命派，小毛剑秋也是青年演员，却“享受”了和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这班老演员一样的“革命待遇”！（挨斗剃“阴阳头”之类）“不听首长的话”是面上的理由，实质上还是她过去太出名。一样20来岁的人，“为啥咱们只拿五六十元工资，你小毛剑秋拿一百元出头，凭什么！”这才是他们的心里话，不过大字报不敢写上去。而大叔他们就不会这么想，尽管大叔的工资低，也只有五六十元，还是老演员。因为大叔和老伊、李刚毅都是旧戏班出来的，心里很明白：观众掏钱买票来看谁？看的是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看的是小毛剑秋，旧戏班是靠观众养活的，他们（指斗小毛剑秋的那帮人）来演，有谁肯掏钱买票？

说到这里，老伊大概觉得话有点“豁边”了，赶紧补充一句：我并不是说批斗周信芳他们斗得不对啊，批是应该批的，只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京剧院干校有一个“五七战士”很喜欢和我们学校的人套近乎，常常在大田出工时靠过来和我们排的人聊几句，年纪不老，是个30岁左右的汉子。我们排都知道了他是体育学院毕业的（京剧院里很少见），居然也是京剧演员。有人问他演过什么戏时，他突然大光其火，把京剧院上上下下骂了一个遍。意思是他是有文化的人在京剧院受排挤，还是对我们学校一类文化人有好感。

我对老伊提到了这个体育学院到京剧院的人，老伊不屑地答了一句：“哦，那个大学生啊。”

老伊告诉我：“大学生”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进京剧院的，据说也是从小喜欢京剧。领导起初打算培养他让他演些配角，可他实在不行，就放在一边了。“文革”开始时，“大学生”第一个起来革命，斗人斗得真是凶，还动手打人，也当上了小头头。他做梦都想进样板戏剧组，可惜他再革命再拥护“首长”，“首长”就是看不上他。工宣队进来后，“大学生”头头也当不成了，和大家一道下了干校。老伊还说：“上头”搞样板戏还是要会演戏的人，当然要童芷苓要沈金波要李丽芳要艾世菊，不会要你“大学生”。样板戏要是都让“大学生”这样的“革命派”来演，肯定早就演砸了。

周信芳在“提篮桥”呢！

“五七干校”一定办在农村和农场，毛泽东认定干农活是“改造”的最佳途径。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干农活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在高中就下过乡，大学时期也去过农村，1969年夏天随学校去奉贤庄行农村参加“三夏”，这一年秋天又到上海县虹桥公社种了半年蔬菜（据说和“林副主席一号通令”有关，下乡是为了“准备打仗”），许多同事还下乡搞过“四清”，所以我们干校的农作物种得还算马马虎虎。

说我们还过得去是相对旁边的京剧院干校说的，他们多数人年龄偏大，体力弱，又不会种地，用老伊的话说：都是打小学戏，干别的都不行。因此我们的稻田和京剧院稻田相邻，我们的稻田还像稻田，他们的田完全看不出种什么。话虽如此，如果要靠我们种的粮食养活自己，统统得饿死。这一点我们干校和京剧院干校都一样。

这天我们班到食堂帮厨，食堂弄到了大量的鱼，大家忙着刮鳞挖肚肠。来了一个京剧院“五七战士”，是个白净的中年男子，他开口要求食堂给他两三条小鱼，是类似猫鱼最小的那种，京剧院食堂有野猫，他是可怜那只猫来讨点猫食。食堂负责人说鱼是人吃的，拒绝了他的要求。我赶紧向食堂负责人介绍：这个人叫黄正勤，过去是京剧院的头牌小生，“老有名的”！食堂负责人周玲弟其实是个直爽的热心人（否则我不会多嘴），她回答：“只要伊开口拨阿拉唱一段，鱼就拨伊！”黄正勤听了很高兴，说我的行当现在不兴了（样板戏没有小生），“这样吧，我来个跟斗！”说罢便在泥地上翻了一个“空心跟斗”，大家齐声喝彩。

黄正勤把小鱼和鱼肚肠放进他带来的大碗里，笑着说：“我叫他们都过来表演——有鱼。”

最近京剧院活跃起来。每到下午4点，传来了锣鼓和琴声，还有人唱、“吊嗓子”。据老伊透露：“首长”有指示，干校要安排一个小时“练功”。有的武生演员还要“压腿”、练练开打。万一“样板团”有人生病或者伤了腰什么的，就能从干校中抽人上去顶替，老伊估计可能还要排新的样板戏。事实证明老伊有远见：1972年推出了新样板戏“龙江颂”，那是我离开干校一年后的事了。

每天都听纪玉良清唱，唱的总是“红灯记”的那一段。纪玉良是京剧院著名老生演员，有1950年代很红。可能每天总唱“红灯记”，他自己也唱厌了。老伊边听边摇头：“越唱越糟！”是啊，那个年头，只能唱样板戏，只能听样板戏（电台天天播），只能看样板戏（电影），谁不厌烦。

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成一片金色，防护林的树叶呀、河面呀，连老伊的开水房顶上稻草呀……都跳动着金点。老伊今天兴致很高，有一个收工的人来打水烫脚，老伊和他开玩笑：“我的开水只能烫猪去毛，不能烫脚丫子。”

见老伊情绪不错，我问了一个“敏感问题”：“你们的院长周信芳不在干校吧？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他啊，来干校倒好啦——关在‘提篮桥’呢！ (2) ”

猪比羊聪敏

我们干校养猪，也养羊。

“羊倌”是姚阿姨，原来是教材科的职员，苏州人。她每天把几只羊放到河边草坡上让它们吃草，手里拿着一根树枝赶羊。一天我看见姚阿姨用树枝敲一只羊的头，嘴里还骂：“打煞奈迪只下作坯 (3) ！打煞奈……”

姚阿姨受过“审查”，当过“牛鬼蛇神”，所以我和她讲话比较随便：“做啥打伊啦？姚阿姨。”

“奈看奈看，迪只公羊老是骑到小雌羊身上厢，小雌羊吃不消格。”

原来姚阿姨在维持羊群的婚姻伦理底线。我差点笑出了声。

干校突然决定羊不养了，在河边大开杀戒，把羊统统宰光。我和初人见到一场“奇景”（我们大概是奉命帮忙的），当一头羊被牵来挨刀时，其他几头羊仍然安详地嚼草，哪怕被宰的羊发出悲鸣、空气里散发出血腥味，它们仍无动于衷、依旧慢条斯理地嚼草，更不会逃。直到一头一头地牵过来，全部宰完。

初人兄得出结论：羊是世上最笨的动物。

我们养的猪就完全不同了。那天邻近农场连队杀猪（杀猪要请当地专业杀猪人，不是随便什么有气力的人能杀的），传来了一阵阵猪的惨叫声，我们猪栏里几头猪变得异常紧张：两眼通红、焦躁不安地跑来跑去，还想拱开猪圈门，甚至猪食也不吃了。原来猪有“物伤其类”的情怀，会担心自己落得个和同类一样的下场。

猪比羊聪敏多了。

当时我忽发奇想：吾辈国人像猪多一点还是像羊多一点？恐怕像羊多一点！

宰羊后那天晚餐大伙痛快地大嚼红烧羊肉，唯有姚阿姨不吃。

“瘟猪肉”很香

一头猪病了。

猪一旦没了胃口，就是病了。我们千方百计让这头猪吃东西：给它单独“开小灶”，弄来豆腐渣让它“独享”，在泔脚里挑它爱吃的下脚料等等，所有的努力都不奏效，我们只得请邻近农场连队的小黎来帮忙。

小黎不是兽医，是饲养员，只是养猪比我们有经验。他“出诊”的结论是：这头猪得了猪瘟，必须打针，另外两头也要打针“防患于未然”。虽然小黎不过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的知青，在我们眼里他却是一位猪的救星，一位养猪权威。

给猪注射的针筒大，针头也粗得吓人。小黎要我们打，我们试着给猪打针，却抖抖索索下不了手，他看不过便夺过去，一下两下便打完了，还说：“赫啥啦 (4) ？又不是拨（给）人打针。”

病猪还是不好，小黎也没有办法了。他下了结论：是猪瘟，不会好了。

干校连排领导都来看过，他们决定等瘟猪死了，就地掩埋。小黎听了很吃惊：“埋死猪！”猪肉是多么稀罕的美味，他说等我们埋了他们立刻挖出来弄到他们食堂吃掉。我们排长得知小黎的打算后毅然决定：既然农场的知青能吃，我们为啥不能吃。于是他说服干校领导，推翻了原本科学卫生的决定，把这头奄奄一息的“瘟猪”宰了，由食堂精心烹烧让大家分享。

据说宰这头“瘟猪”十分省力，血也放不大出。我们两个猪倌不愿去看，只是埋头照料另两头猪。

但是“瘟猪”肉我们也吃了，出乎意料的是红烧猪肉竟然很香很好吃，而且大家吃了后都没事，没有任何人食物中毒。

直到最近，初人兄依旧记得多年以前美味的“瘟猪肉”，说现在的猪肉远不如我们吃过的“瘟猪肉”。

“祸从耳入”——“一打三反”中的清查“偷听敌台”

干校继续“一打三反”：我们连揪出了一位在1962年大学读书时散布过“反动言论”的人，因为是过去的老问题，从轻发落为“严重政治错误”；老同学阿鲍的一点风流韵事也被批斗了，尽管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但毕竟属于“生活问题”，也不了了之。似乎“一打三反”差不多了，可以收兵了。

工宣队并不打算罢手，在会上宣称：敌情还很严重，有不少人“偷听敌台”至今没有坦白交代。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67年学校两派斗得昏天黑地之时，许多同事不愿卷入革命，而是过上了“逍遥派”生活。有些人为了打发时光迷上了自己动手装半导体收音机，他们经常跑虬江路五金交电旧货市场，买来半导体零件，用一把电烙铁装了四管、六管甚至八管机，当然有人也装上了两波段的，能听短波。在集体宿舍里调试自己安装的机子，据说很有成就感。

麻烦来了。短波中除了我国对外广播之外，境外的华语广播统统是“敌台”。按工宣队领导的讲法：听敌台就是犯罪，必须坦白交代向大家作检查，如不坦白则要“抗拒从严”。

所有自己装半导体的人都作了交代，有人作了深刻检查。学校里爱动手的人真不少，到底是工科大学的教师。

我们排为两位装收音机的同事开过几次批判会。一个是张庆方，原化工教研室分析化学教师，他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他装收音机的目的是为了收听外国电台的贝多芬作品，外国电台说的是英语还是法语他弄不清楚，反正他听的不是被称作黄色音乐的外国轻音乐，而是“重音乐”，也就是交响曲，所以决非犯罪，华语广播他不听的。工宣队师傅认为他态度不好：爱好音乐为什么不听“东方红”和“国际歌”呢？张庆方说贝多芬的音乐马克思和列宁也是肯定的，大家认为他狡辩。工宣队师傅“语重心长”地说：文化革命已经好几年了，看来像张庆方这样的知识分子心里还是没有毛主席。经过大家的“帮助”（批判），张庆方终于承认了错误，作了检查，并保证今后永远不听外国音乐。

另一位“批判对象”是张伯文，物理教师，和我很熟。伯文是装收音机高手，不仅自己装也替别人装。他住在集体宿舍里，调试短波时声音很响，全宿舍的人都听见。“清查”开始时，他仗着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以为不会把他怎么样。不料工宣队找他谈话了，他起初不承认，后来听说很多人都证明他听过“敌台”，他就说自己“听白相听听”！（上海话听白相就是听着玩的意思）

“听白相”听出事来了。班里开会排里开会批判张伯文的“听白相”。人们说批张伯文批着批着要忍住笑，问他东他答西，他会自己承认听过美国之音、苏修对华广播和台湾电台，又会漏出来：听过BBC。人们厉声问他：

“张伯文！你相信这种反动宣传吗？”

“相信、相信。”

“什么！你相信！”

“昏了昏了，我讲错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斗张伯文斗了几次。领导考虑伯文出身好，又无前科，就作为宽大典型让伯文作了检查算了。他的检查也很滑稽：第一句开场白是：同志们！我原形毕露了。

在一次假期回上海的途中，正巧我等车时遇见也在车站等车的张伯文，周围无熟人。伯文兄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们是“祸从口出”，我呢是“祸从耳入”。

“牛郎织女”何其多

“瘟猪”事件发生后，连排领导可能觉得把养猪大业交给两个“牛鬼蛇神”太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于是派老龚来猪棚担任负责人。老龚也是教师，在“文革”中没受过冲击，属革命群众。

老龚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在堆放饲料的小间内贴上一张语录：最高指示——要大养其猪！语录是老龚自己写的，字很大，在墙上很醒目；又找来一张破桌两条长凳，弄得小间像个“办公室”。老龚向前来“视察”的工宣队师傅说明搞来桌椅是为了学习，工宣队师傅对贴养猪语录很满意，认为是突出了政治。

老龚的“新政”到此为止，其他一切照旧。我们“学习”还是和班排一道，并未增多，小房间成了休息室，打理完猪圈之后可以坐坐聊天喝水，感觉颇好。老龚对我们挺和善，也和我们一起干活。自从下乡来干校之后，“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他们批斗过我们，平时也划清界线对我们不加理睬，现在大家都在一道劳动，过干校生活，我们要改造世界观他们也要改造世界观，都是臭知识分子都得接受再教育。即使并非教师而是干部职工也一样，同属修正主义教育阵营中人物，同样得接受再教育。只有工宣队是来教育大家的。所以被教育的芸芸众生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我们这些另类处境有了改善。

在聊天中得知老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在青岛由外婆照看，老龚的青岛妻子却在长春工作，老龚说他三口之家分布三地，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两个星期，去探了老婆就见不到女儿，所以十分郁闷。老龚还告诫我：千万不要找外地女朋友，将来夫妻分居两地成“牛郎织女”有得苦。

当时夫妻分居两地相当普遍，我们学校很多，光在我们基础教研室就有好些。数学教师老谢，老婆在新疆，有人和他开玩笑：古有孟姜女万里寻夫，今有谢老师万里访妻；外语教师杨明馨，老公在湖北二汽工地；物理教师老楼，妻子在宁波算近了；小胡也是物理教师，老婆在安徽农村老家，小胡说要让老婆到上海团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他最后调回了老家安徽一个小县城。那个年头调进上海比登天还难。几个老家在福建的教师“文革”后期为了和老婆团聚都回了福建。还有一位女英语教师程燕，丈夫在北京，正巧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北外同学老公在我们学校，于是她们两人对调，程燕去了北京，北外同学调到了我们学校，由于她们都是学英语的、专业相同，北京上海又都是大城市，对调才得以实现。即便如此也折腾了好几年才成功。

大官（过去叫高级干部）决无此类烦恼，他们到哪儿都能带家属。“文革”期间南京军区一位军级干部转业到上海，后来当交大党委书记，他的一家老小都从南京到了上海。

夫妻分居两地带来的种种问题之一便是“生活上犯错误”。干校批斗过两个人，均是老婆不在上海却和别的女性“有事情”的男士。据说因同样原因“红杏出墙”的女士也有，为顾及她们颜面没有公开批判。他们在“检查”中都有一句话：“由于夫妻分居两地……”

从奉贤到南汇

干校要搬家了。大会上领导宣布：我们将动迁到南汇华东局干校去，这里让给文化系统干校。

我们养的猪也大了，有一百四五十斤，所以就用板车拉到了供销社。收购猪的供销社职工喜形于色，连声称赞我们的猪好，比公社农场送来的猪肥。送走这两头猪心里有些舍不得，但想到如果被我们干校宰了，可能心中更难过。明明知道两头可爱的约克夏必定走向屠宰场，只要我们猪倌亲眼见不到也就罢了，不去多想。

华东局干校全名叫中共中央华东局五七干校，位于南汇五四农场，规模很大，有许多空草房宿舍，因此搬过去的除我们学校外，还有教育学院和外语职校，都属高教局系统干校。就此在同一场所出现两个系统，然而在日常事务上要听从老土地华东局干校的安排。

这里不养猪，我不再当猪倌而是和大家一道参加大田劳动，每天下午学习（运动）。奇怪的是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之类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了——以前只读毛选。据说学习经典是为了识别打着马列旗号的骗子，后来知道了骗子是陈伯达，“上头”在搞“批陈整风”呢。至于咱们老百姓对陈伯达为何成了骗子毫不关心，连一点好奇心也没有。自“文革”开始，隔三差五就有大人物被揪出来，大家早已习以为常。

到底是中央机关的干校。这里的食堂大会场也大，难能可贵的是还有图书馆阅览室，晚上开放。我每天晚上去阅览室看书，看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凡鲁迅的作品包括译作都能借阅（阅览室除马恩列斯毛鲁之外只有《汉书》之类的历史书籍），《苦闷的象征》是厨川白村的美术评论，另外又重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也是鲁迅译的。那年头能在公开场合看到这样的书，够幸福了。

干校里有不少大官，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就在干校。我和管理阅览室的老头聊过天，他也是一个高级干部，原本要从华东局调往一个大学当校长的，“文革”开始了就没去，老头爱读史书，总戴着老花眼镜看《后汉书》，从未见过他读马列著作或毛选。

有次开大会，内容是一个华东局干部作“斗私批修”提高认识的报告。此人说自己在延安抗大亲耳听过主席报告受过主席教诲，进城之后渐渐放松学习，思想渐渐变修了，工作中犯了错误，是文化革命挽救了他云云。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到他被“解放”当了普通人之后闹的种种笑话：一是上公交车不买票，（他不知道要买票）被卖票员当场拿下；二是到商店买东西不带钱，他从未有过带钱习惯，所以以后出门必须有子女陪着。此人名叫罗毅，以前当过团中央常务书记，“文革”前是华东局候补书记，7级干部。

当时我就在想：像罗书记这样的大官，出门便是轿车，自然不知道乘公交车要买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人送来，当然不会上商店。“文革”让他们下来了，又换了一批人上去，但可以不花钱的特权依旧存在。

丁胖

我们是1971年初春搬到南汇的，当年夏天我就被派往市区的玻璃厂“战高温”了，在南汇华东局干校没待多少日子。

不知何故，一到南汇我和汪初人两个前猪倌被编入了其他班排，从原来由物理教研室组成的一排调到了由化工教研室组成的三排，因此和不少化工教师成了相识。（说朋友有高攀之嫌所以讲成了相识）

第一位是丁胖。因为胖大家都叫他丁胖，之前就和他熟。在奉贤养猪那段岁月里他曾经建议我们对饲料作“精加工”，即在米糠里混入尿液再发酵，可以把粗糠变成精饲料。天知道丁胖的点子从哪里来的。他带头把尿撒入饲料桶里，我们纷纷效仿，然后他和我一起搅拌，再把桶抬到阳光下晒热以便发酵。不过猪对这种“精饲料”并不爱吃，后来就不再“加工”，但可以看出丁胖是个热心人。

丁胖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他却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平时常常背一两段宋词，（当时亦属犯忌）还讲讲成语典故，他说自己差一点去读中文系或历史系。丁胖这点文史造诣在追求他老婆时派上了大用场，他给上海第二医学院一位比他小10岁的女生写了几十封情书，信里的风花雪月打动了她，成了他太太。丁胖在干校时，他太太在虹口区中心医院当医生，育有一子一女，大家都说丁胖有福。

坐落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在丁胖嘴里仿佛是一处小巧精致的苏州园林，令人憧憬。丁胖讲过去大学师生之间也蛮有劲的。教他们有机化学课的是程小青先生，每次上课上到一半时，同学便起哄要先生结束正课讲霍桑大侦探。（程小青是小说《霍桑探案》的作者）所以一学期有机化学上下来，霍桑办案的故事全部听完——“侬讲有劲伐？”然而丁胖正言相告：自院系调整东吴大学变成江苏师院之后，“现在勿灵哉”！

丁胖的去世很富于戏剧性，但是场悲剧。1980年代丁胖的儿子女儿先后都去了美国深造，后来事业都有成。可就在此时丁胖中风了，瘫痪在床不能动弹，丁太太已是虹口中心医院的内科主任，忙得一塌糊涂，于是照顾丁胖全靠保姆。保姆钟点工换了不知多少，一个比一个糟，丁太太只得退休自己来照应丈夫，身心疲惫的她竟然患上了忧郁症。子女又不在身边，终于在1990年代快结束的某天晚上，丁太太扭开了煤气开关，把她和丁胖都送入了天堂。据说丁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可能表示过反对，可他不能动，只得由他爱妻做主一道离开了。

两位张兄

两位比我年长，理应称之为兄。

一位是张庆方。因为“偷听电台”受过批判，他在检查中声称他听外国电台是要听“重音乐”，即外国古典交响乐，工宣队师傅曾“教育”他应该热爱革命音乐。看来工宣队师傅白费了一番苦心，虽然张庆方不听收音机了，至少在干校，可他在劳动或洗澡时还是会情不自禁哼上一段古典乐曲，爱好依旧。工间休息时庆方兄会和我聊聊贝多芬和莫扎特，前提是旁边没有“革命左派”或爱打小报告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并非乐盲，我问他听过瓦格纳的作品没有？（我对瓦格纳只是从书上得知，其实并不了解）不料庆方兄表示也听过，只是听得不多。

有一回很意外地听见他哼了一段京戏“失街亭”，“你也喜欢京戏？”

张庆方笑了：“我们天津人个个都会来两段京戏。”

他说真弄不懂你们上海人为什么那样喜欢杨宝森，杨宝森在天津唱不过厉慧良，杨宝森演戏从不客满，而厉慧良演出必定满座。（杨是天津京剧团的老生名伶，厉是天津京剧团的名武生）我讲我就是喜欢杨宝森。

“文革”结束后张庆方调到了华东化工学院，失去了联系。

另一位是张用，说起他可以讲在全干校是无人不知。虽然他和我们住一个宿舍，他却在工具修理间干活，不和我们一道去大田劳动。张用除了修理工具之外，兼做木工电工，是公认的能工巧匠。张用兄是复旦化学系毕业的，当年和老蒋同为复旦的名人，同为学生大右派。老蒋是复旦话剧团团长，张用是复旦合唱团指挥。他告诉我他进复旦第一天，校学生会就来找他要他去合唱团当指挥，因为张用在高中时就是上海中学生合唱团指挥，早已名声在外了。

老蒋有时会到我们宿舍串门，他和张用见了面总要舌枪唇剑互相调侃挖苦一番。然后，老蒋拿出一张纸，上头写着几个难认的字来考张用，但张用每次都读得出来让老蒋败兴而归，我们见了都佩服这两位复旦才子的杂学博硕。多年后张用曾告诉我，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恪字不读“克”应该念“确”，这是客家读法。

张用不像张庆方，从来不提音乐。他听见庆方兄和我讲京剧，没人时他忽然唱了一段“让徐州”，端的是字正腔圆。唱罢后关照我莫对别人提及他懂京戏，张用兄好谨慎。

也有不谨慎的时候。不知怎么提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张用回忆起在“上海之春”舞台上俞丽拿首演的情景：俞丽拿那身衣裙、那种清纯美丽，“让全上海的男大学生为之而倾倒”！说此话时张用兄的眼睛发光。

“文革”结束后，张用改行去了电子工程系，退休前后又改行培训营销人员，前不久在电视上见到“张用教授”，主持人介绍他是营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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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能庄事体：沪语，怎么回事。

(2) 上海人都知道“提篮桥”是监狱所在地，泛指进监狱了。

(3) 打煞奈迪只下作坯：苏州方言：打死你这个流氓。

(4) 赫啥啦：沪语，怕什么呢。

10　我的工厂岁月

战高温·1

这几天酷暑难熬，想起了当年去工厂“战高温”的日子。

1971年夏天，我正在南汇海边的“五七干校”劳动。当时教育文化科技新闻出版系统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享受同等待遇：去干校干农活“改造世界观”。干校实际上就是农场，除了农业劳动之外还要学毛选、搞运动。中小学教师似乎没轮到，因为中小学还在办。此时“上头”又要从干校中抽一批人到工厂去，美其名曰“战高温”，其实是把一些不适合“上层建筑领域”的人踢到工厂去，所以我所在学校中凡是运动中挨过整或者有历史问题的教师统统列入“战高温”队伍，只留下几个供阶级斗争用，“坏人”都走了没有斗争活靶子也不行。

我就这样来到了位于恒业路上的上海玻璃四厂，当了两年的玻璃工人，做的是为药厂装药的玻璃瓶。那是名副其实的高温作业：火红的玻璃熔流从上面落入滚烫的模具中，我戴着双层手套用钳子把已经压好的瓶子从模具中取出放在传送带上。所有这一切必须瞬时完成：打开模具、取瓶、放传送带、关上模具让它转动过去，打开模具，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车间室内温度至少在40度50度左右吧。所以我们当班20分钟就出来休息10分钟，尽管露天温度也有30来度，但走出车间到厂门口一路上感到无比凉爽，喝上一口厂里特供的盐汽水，真是享受。

到厂里“做生活”的第二天，我和厂门口传达室的一位女师傅坐在一条长凳上。一个胖子老师傅从里面出来，女师傅嘀咕了一句：“迪只猪猡。”

胖子耳朵蛮尖咯，立刻叫了起来：“侬破坏规定是伐！侬又骂人呐。”

“我骂人啊？我又呒没骂侬。”

胖子不肯罢休，他走过来一下把女的抱起来：“侬再骂伐？”

女的一边挣扎一边骂，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厂门口的人都笑着看这出戏，没人开口。

胖子终于把人放下来，头也不回走了。

女师傅仿佛对大家又仿佛是对自己说：“打朋 (1) 归打朋，勿作兴动手动脚。”

十分钟过去了，我又要进车间战高温了。

战高温·2

车间的大炉是24小时运作的，做瓶子必须分3个班昼夜开工，每个班有1个大组长负责当班8小时的一切工作。3个大组长相当于3个车间主任，直属厂部领导，所以大组长的权很大。

我所在班头的大组长夏师傅40岁出头、板刷头、人很结实，脸上常显深沉表情，刚从当工宣队长的小学回来不久，因此不怎么痛快。夏师傅领导过上百名小学教师、数千名小学生及其家长，只怪工宣队有个轮换制度，让夏师傅回厂屈就大组长一职。这还亏得他是个党员，有的在“上层建筑”发号施令的工宣队员回厂之后“一点呒啥啥”，仍旧当工人。

刚到班组时，夏师傅对我很热情，除了教我如何干活之外还专门找我谈话，向我介绍班组“阶级斗争形势”：某人历史反革命分子、某人漏网地主、某人小流氓……我一听就明白夏师傅对我的底细一无所知，把我当作革命知识分子。果然过了一天夏师傅见到我时脸色不对了，有种受骗上当的样子，命令我干活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这样的局面过了几个月才渐渐缓和，夏师傅终于适应了大组长的岗位，工宣队长的光环终于暗淡了，成了历史。

战高温·3

在班组中，傅师傅和我一直关系不错。

傅师傅是从别的玻璃厂调过来的，和夏师傅是苏北一个县的同乡，所以和夏师傅话比较多，有时在夏师傅跟前讲讲我的好话。为什么呢？据他说他看我顺眼，不为别的。

他后来知道我在“文革”中倒过霉，只是觉得我傻：“国家大事关侬啥事体？饿死人关侬啥事体？侬爷娘又没得饿死。人嘛，过得实惠点。”

傅师傅是个矮个子，人很精神，讲一口苏北上海话，和人吵架就全用苏北话。有一回他和一个一道从老厂过来的同事吵，那人揭他的老底：说他是个专搞腐化的色鬼。傅师傅义正辞严地用苏北话反驳：吾搞腐化吾又没得搞你老婆，你跳什涅 (2) 跳。

我们高温作业做20分钟要休息10分钟，在这10分钟里，傅师傅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许多风流艳事。他青年时候人“清清爽爽”的，蛮讨女人欢喜。进口手表也白相过，结婚以后穷了：老婆乡下上来没得工作，又生了好几个小把戏 (3) ，所以手表卖掉、毛货衣裳也卖掉。一些同乡同事的老婆被他搭上，都是“小大娘”，很年青的，有的要和男人离婚跟他，被他劝住了。老傅（他要我不必称他傅师傅，就叫他老傅）最得意的是回乡探亲回沪途中认得了一个江南造船厂技校的女学生，他对这个小姑娘“花七花八”，小姑娘对他动心了。（吾又不会告诉她吾结过婚）两个人在长途汽车站叫了一辆三轮车一道乘，把门帘放下。老傅讲，看她的神态他就抱住她“撞腔”了。说到这里老傅一本正经“教育”我：

“迪个辰光侬不撞腔伊要恨侬咯！懂吧？”

老傅有点同情我——30岁的人了还没有讨老婆，连女朋友也没有。

战高温·4

小顾30岁出头、1米70几、长一副马脸，走路大步流星，和我一样也是个大龄未婚青年。他平时总说普通话，偶尔讲两句上海话。他不是外地人，上海话讲得很好的，这使他在厂里显得有点另类；工厂里上百号人，讲苏北话宁波话本地话常熟话山东话什么地方话都有，唯独像小顾那样说一口普通话的人没有。有一个“老北京”说的是北京话，和小顾这种南方官腔的普通话不同。

小顾虽说比我大不了两岁，1950年代就进工厂了，算是“老工人阶级”了。他对我们这些“战高温”的干部教师颇有点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应该文化比一般人要高一点吧，怎么个个字都写得这么糟啊？”原来他平时是练练毛笔字的，他的话令我惭愧。小顾还告诉我：他过去在长宁区一家大的药厂工作，因为离家太远就在“文革”前调到了这家玻璃厂。原来的厂档次高多了：大合唱啦、美术展啦、到工人文化宫去表演啦。真后悔到玻璃厂来，尽是些“低档人”、“下只角 (4) 人”（这句话用上海话讲）。我暗想你老兄不是也住在“下只角”吗？怕他生气没敢开口。

有人告诉我小顾的事：他调进玻璃厂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了，由于小顾年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出身问题，又在斗当权派时一马当先，所以当上了造反队长。还“夺权”把厂党支部书记赶到车间里劳动，自己坐到办公室里天天练毛笔字。不料在成立革委会时有几个也参加造反队的党员发动“政变”，贴大字报说小顾“专门包庇重用坏人”，一下子小顾被赶下台仍回车间做生活，支部书记重新回办公室当厂革委会委员（第一把手不能做了）。因此小顾心里一直不舒服，总觉得工厂是资本主义复辟了。

战高温·5

被胖子抱起来的女门卫姓高，住在四川北路。因此下班总是和我同路回家，高师傅嘴闲不住，厂里许多事都是她告诉我的。

据高师傅说：曾被小顾“造反”反下去的厂党支部书记老郑是个“坏料”。原来是工人，靠“五反”反老板爬上去的，整老百姓整得可凶来。厂里搞“四清”，他和四清工作组整厂长老宋。老宋是厂领导班子中唯一的有干部身份的18级干部，其他领导都是工人提上来的。（听得出高师傅是拥宋派）“文革”开始后老郑和一帮人（老郑的虾兵蟹将不少）先是整厂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后来就搞老宋了，把老宋搞成“走资派”。不晓得没过多少辰光，小顾带人造反把老郑搞成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也变“走资派”了。不过小顾迪个人没有脑子的：造反队顾问“老北京”过去是军队干部，不晓得犯啥错误拔拉 (5) 上头开除党籍的。这记“叉头” (6) 拨拉后来参加造反队的党员张阿毛几个人“板牢” (7) ，写大字报把小顾轰下来。张阿毛是老郑的人呀，小顾啊，弄伊拉不过咯。

高温季节过去了，我依旧在厂里“战高温”。一天夏师傅关照我：下班回家准备准备，明天去“拉练”。

拉练·1

拉练就是把队伍拉到野外去训练，对我们而言就是背着用被子打成的军用背包到郊外去走10来天，相当于今天的徒步旅行。

出发前在一个大厂的空地上开动员大会。从各企业来的职工近千人排成队伍听一个穿军服的人讲话，据介绍他是区人民武装部的某同志。某同志慷慨激昂地讲了坚决执行最高指示“要准备打仗”的重要性：苏修自珍宝岛战斗失败后，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准备从北边进攻我国；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有可能从东面海上打过来；台湾蒋匪帮将会从东南方向反攻大陆；而印度反动派也要在西南边境入侵西藏——所以我们要“全民皆兵”，把敌人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根据我军的光荣传统，打运动战必须要练就一双铁脚板，因此大家要认真拉练。动员讲话结束后，某同志带领大家喊口号：

练好铁脚板！

消灭帝修反！

要准备打仗！

备战备荒为人民！

近来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好战愤青或个别梦想打仗的军界人物的言论，不禁会想到那位预言马上要打仗的某同志，想起他青筋突出、口沫横飞的样子。

我身边的邱师傅说：给个（这个）武装部同志是个小角色，如果是武装部长、政委刚才就会介绍给个是某部长某政委。邱师傅是宁波人，和我编在同一个班。

拉练·2

拉练是以连为基本队伍进行的，我们连由3个厂的职工组成，连长是开林造漆厂的头头，指导员是我们厂的党支部委员张阿毛。

我、邱师傅、徐生浩常常在一起走。生浩是1970年来厂里战高温的海运局机关干部，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据他说在船上一直不适应所以只得待在局机关里，不料去年就被派来战高温；原来以为过了高温季节会回去的，现在看来要永远留在玻璃厂了。他对我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

无论在路上还是吃饭时候，邱师傅总是笑话不断。他人也长得滑稽：头很大，头发乱糟糟、络腮胡子；胳膊很粗腿却很细，一口“什骨铁硬”的宁波话。在乘渡轮过黄浦江时，他特地找到张阿毛大声建议：给柴啦（怎么回事）？我诺不是游过去啊？指导员五诺（你）应该带领大家游过江去，拉练嘛不好坐车当然也不好乘船。

“邱师傅，你又来瞎搞！我问侬：侬会游泳伐？”

“我诺从来不会游泳。”

“侬不会游泳还搞啥搞，不会游的人淹死哪能办？”

“淹死嘛推过（拉倒）。动员大会不是话过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别看指导员平时神气活现，碰着邱师傅是一点神气不起来。邱师傅是机修车间的技术高手，工龄几十年的老工人，上上下下都称他“邱师傅”。他蛮喜欢和我们两个“大学生”轧道，跟我们闲话交关多。生浩对邱师傅言道：我们的排长老杨人长相不错，听口音听不出他是哪里人（他说的上海话）？邱师傅告诉他：“其诺（他）是苏州人。”

“哦，是苏州人。”

“苏州北门外六百里。”

原来老杨和张阿毛一样，也是苏北人。

一天晚上临睡前，邱师傅和往常一样高谈阔论：自古英雄爱美人，明朝大英雄常遇春“日战十番将夜战十美人”，女人漂亮男人必喜欢。江青当年交关漂亮，所以毛主席喜欢“讨其做老闰”（娶她当老婆）。不料他的话有人汇报给连部了。

指导员找到邱师傅批评他讲话意识形态有问题，什么女人漂亮、美人，而且提到敬爱的江青同志。邱师傅一听跳了起来：

“给柴啦！我诺讲江青同志漂亮讲错了舍！阿毛伍诺听好：我诺工人阶级就是认为江青同志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顶顶漂亮的女同志！啥人认为其不漂亮，伍诺晓得伐？蒋介石！伊认为宋美龄顶漂亮。”

指导员看这架势自己快要和蒋介石差不多了，就溜走了。

拉练·3

虽然走长路累，但走在乡间小路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钻进鼻子里的是泥土和青草的气味，疲劳被赶走了不少。尤其当初秋的凉风吹过来时，甚至于会滋生心旷神怡的感觉。想想前两天我们在玻璃厂里又闷又热、耳边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鸟不落草不长的环境。

排长老杨来劲了，他要我们排好队齐步前进，还叫起了口令：

“一、二、一，一、二、一，……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胜利！

一、二、一，一二三四……”

家住“苏州北门外六百里”的老杨绝对是个美男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身材又高又魁梧，邱师傅说老杨的眼睛“交关花啦！是桃花眼！”邱师傅还告诉我和生浩：上头要老杨参加拉练，老杨提条件：他必须当拉练干部，否则不去。（老杨在厂里是管大炉的、至多算个小组长）结果张阿毛保证让他当排长他才来的。“给个 (8) 赤佬真真想做官啦，哪怕做10天阿好啦。”

杨排长对那些体弱走不动路的女青年十分关心，除了给她们加油打气之外，还会替她们扛背包，所以很受她们爱戴。但是过了两天情况有变，老杨渐渐只对针织厂的一个漂亮姑娘特别照应了：只要那个小姑娘嗲声嗲气喊一声：杨排！老杨就主动地把她的背包拿过来，一路上还和她有说有笑。这样就引起了全体女青年特别是本厂姑娘们的严重不满。

老杨对我和徐生浩蛮不错的，除了女青年就数和我们话最多了。他走在我们边上讲了许多自己的事：他在20多岁时当过工厂的团支部书记，有什么大事或者重要文件党支部晓得了，接下来他这个团支部书记也晓得了，而一般的党员还不晓得呢。（老杨到现在仍不是党员）他还告诉我们他的一件很“海威” (9) 的事：1950年代大世界大新游乐场里有些青年女招待卖茶的、穿白裙子大口袋里放一包一包茶叶的、被叫作“玻璃杯”。侬出1角她就把一包茶叶放在杯子里。他一高兴（看这个“玻璃杯”邪其嗲）把她的茶叶包全部买下来，旁边的人“才呆忒了” (10) ！

徐生浩伸出拇指：“老杨，英雄呵！”

我也跟上：“杨排，英雄呵！”

顺便说一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英雄姓杨，也是排长。

拉练·4

拉练到一个什么公社时，连队休整，请一位老贫农社员来作“忆苦思甜”报告。那个年头“忆苦思甜”是阶级教育的主要“法宝”，三日两头听，拉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忆苦思甜”当然必不可少。

老贫农讲的是自己在地主家当长工的受苦经历：起早摸黑干活、吃得很差，早上吃的粥盛在铅皮碗里，有辰光是馊粥。他还唱了一支自编的山歌“长工苦”，唱得我们的连长（开林造漆厂的头头）直掉眼泪。据说连长解放前也当过长工。但是到了“思甜”阶段（这是必定程序：先控诉旧社会后歌颂新社会），老贫农的讲话却走了火，他大讲工厂里是多么好而社员（农民）是多么苦：厂里厢工人天稍微一热就有冷饮水吃、还有酸梅汤喝，“拿 (11) 吃格弗是酸梅汤，是幸福汤，尼 (12) 社员三夏生活，多少热的太阳下头，嘴巴干只能喝滚烫的白开水；拿（你们）生病了有劳保可以到大医院，尼（我们）只能看赤脚医生……”

不对了，老贫农在控诉新社会、控诉工农差别了！等他话音刚落，“头子活络”的指导员立即带领大家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宣布报告会结束，会后分班讨论。

由于“忆苦思甜”的活动搞过许多次，班会上没什么人发言。班长老绍兴只好一个人讲。（老绍兴和邱师傅同在机修车间、两人素来不和，邱师傅怀疑自己关于美人江青的话是老绍兴去汇报的）他介绍：自己家里穷、年龄很小就从绍兴乡下出来到宁波学生意（当艺徒），师傅也是老板，宁波老板特别坏。每次吃饭总讲：下饭呒高（菜不多），饭吃饱。实际上饭从来就没让我们吃饱。邱师傅突然开腔打断了老绍兴的话——

邱师傅说老绍兴的话不对：什么“宁波老板特别坏”，这句话没有阶级性！天下乌鸦“何种”（一样）黑！凡老板“何种”黑良心！其绍兴老板就不坏啦？绍兴人啦娃（坏）种交关多，绍兴人专门出绍兴师爷晓得伐？

于是老绍兴跳起来和邱师傅大吵：

“宁波人就是坏，蒋光头就是宁波人！”

“嗯诺给人呒知呒识啦 (13) ，蒋介石不是宁波人，其是奉化人。”

于是讨论会就在“宁绍之争”中草草收场。

拉练·5

在拉练途中，老杨对我和徐生浩发表了对老贫农忆苦思甜的看法：老贫农说地主给他们吃馊粥是编出来的——“地主不会介笨的呀。长工吃了馊粥要拉肚子，还做得动生活啦？长工不做生活地主不是反倒损失吗？”杨排长的话也让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入不了党的道理。

拉练结束前一天黄昏，我们来到了近郊一个工厂，其他连队也集中到厂区来了，上头通知要开全团大会。（此时才知道有一个拉练团部的存在）于是晚饭后各连整队进入会场，台上坐着几个团部领导，一个个表情严肃、如丧考妣。开会前没有放“东方红”，（散会时也没放“国际歌”）一个穿黄军装的团部领导站起来宣读中央文件：林彪及叶群、林立果在9月13日从山海关机场仓皇出逃，强行登机，结果三叉戟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文件很短，像一个新闻公报。至于林彪为何要出逃、如何摔死、什么时候林彪不称林副主席林彪同志了？文件都没提。

这当然是个爆炸性新闻！文件读完后台下一片寂静，台上一个领导突然带头鼓掌，台下群众也跟着鼓起掌来。有人喊口号：毛主席万岁！大家跟着高呼毛主席万岁。（千错万错喊毛主席万岁不会错）此时尚未有人喊打倒林彪的口号，几天前若喊这样的口号就会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进去。自“文革”以来林彪就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神，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这个神话没有一点预兆突然破灭，（对老百姓而言没有预兆）的确让人莫名其妙。

杨排长和颜悦色地通知我：晚上的讨论会不必参加了，这是指导员关照的。侬去外头兜兜白相相好了。我一听就明白我等“非革命群众”不得参加讨论学习。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老杨那与人为善的态度和友好的眼神。那个年代，不容易的。

学习班

因为是高温作业，我上班是“全副武装”：工作服工作裤全是厚的劳动布衣料制作的，头顶长鸭舌帽，脚穿厚底帆布鞋，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手上必须套两副纱手套，以至于一个夏天下来手背上长满了痱子。当20分钟操作时间过去10分钟的休息来临，可以脱掉手套了，我会感到无比惬意，甚至有幸福感。

拉练结束回厂后不久，厂里开始学习批判林彪的文件了：早班、晚班下班后1个小时，中班上班前1个小时。起初我和厂里的“牛鬼蛇神”们因没有学习文件的资格就不加班，可惜好景不长，领导认为太便宜我们所以就命令不参加学习的人去清理一块空地，准备建造新车间。自然，这批人需要一个革命群众监督管理，这个任务派给了老傅。

老傅把我们领到空地上，先是分配任务，分给我的总是最轻的差使，如拣拣石子之类；然后就找一个地方蹲着抽烟，算是管理。有时他叫我过去陪他抽烟聊天，也算劳动。他说：“吾外厂调来的，跟伊拉都不认得。吾跟侬是兄弟，两样咯。”于是别人干活，我继续听老傅吹他当年的风流史。

又过了一阵子，厂领导召集我们这批没有学习资格的人开会。工厂第一把手党支部书记老蒋讲话，说是根据中央精神和市委指示，允许我们这些人参加批判林彪集团的学习了。接着就要大家谈谈。别人都没说什么，有两位“资产阶级分子”（公私合营前的老板）先后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感谢领导让自己参加批判云云。就这样我也加班批判林彪了。

洗澡

在玻璃厂的两年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洗澡。大炉是24小时运转的，它的供热是24小时不中断的，浴室是24小时开着的。上班前冲冲凉换上工作服，下班后在浴室的大池泡上一阵子，把一天的劳累和肮脏让热水化去，然后再到“莲篷头”下冲一冲，干干净净地穿好衣裳回家。“巴结” (14) 点的人则在洗完澡的同时把衣裳也洗好，晾在大炉旁边，不一会就烘干了。

那个年月洗澡是件难事，尤其在冬天。我家附近只有一所公共浴室，那就是在四川北路丰乐里的“温泉浴室”。在春节之前的半个月人气达到顶峰：大池里挤满了人且不说，“莲篷头”下至少四五个人轮流冲洗，就连洗手水盆前也是人满为患，此时去洗澡等于找罪受。所以有的人家为了能在家里“淴浴”，会在放洗澡盆的房间内放一煤球炉取暖，至于浴罩、红外取暖器之类是1970年代末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

到了春节，厂领导为了表示关心群众，让浴室对外开放，允许本厂职工带家属来洗澡。于是那几天厂门口客流量猛增，老老小小、川流不息，甚至有附近居民混入洗澡。所以到了下一年春节厂部改变办法，给每个职工发两张家属浴票，凭票入浴。这又引起了家里子女多的职工的不满。

班组内一个六六届初中生小姑娘说：阿拉派 (15) 在上海厂里算运道好的噢，汰浴有得汰。阿拉妹妹东北插队冷天呒没办法汰浴，前两日回到屋里厢 (16) ，喏，全身才是老白虱 (17) 。作孽呵，阿拉姆妈抱牢伊穷哭了。

老广东的信念和小顾的逻辑

自批判林彪的运动开展以来，夜班结束以后必须加班学习，这对于我是件苦事。一夜未睡的我到了早上八九点钟，眼皮会不可抗拒地闭上，忽然想到目前正在开班组会，心里一惊眼睛奋力睁开，会已经快结束了。有一次开大会，开着开着坐在下面的我做起了梦。突然有人推我：“你打鼾了！”我一惊，瞧见了小顾不满的眼神，小顾作为下台造反队长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并认为大家包括我这样的人也应同他一样。

小顾的关注不无道理，台上坐着的几个领导个个脸色严峻，支部书记老蒋刚刚讲完话（讲什么我一个字没听见），并宣布由张阿毛读关于“571工程纪要”的文件。张阿毛说“571”语言无比恶毒：看了眼睛会受到污染、听了耳朵会弄脏。接下来阿毛中气十足地读起来，台下少有的安静。什么“B52是当代秦始皇”啦，什么中国目前是“国富民穷”啦，什么“冷酷无情、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连亲儿子也被逼疯”啦，什么“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啦。我惊得目瞪口呆，真有醍醐灌顶之感！睡意全无。

接下来几周都是大会小会批判“571”，批判林彪集团。在一次小组会上，老职工老广东和主持讨论会的厂部头头老郑发生了争执：老广东认为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洞察一切，料事如神（老广东颇为得意会得用用成语），老早就发现林彪是反革命了。是故意让他当副主席的，存心让他管军队的，这样林彪就跳出来了、暴露了。老郑熬不住反驳他：党章写上当接班人也是存心的？（老广东说：对！）不会吧？应该是林彪当时还未被识破！老广东站起来大声道：“不可能！什么事什么人骗得过毛主席？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他在井冈山就知道林彪不是好人，用了几十年辰光来让林彪跳出来，目的就是要不放过一个坏人！”

厂里开了批判大会，安排了几个人发言，小顾也在其中。小顾大概好久没有抛头露面了，所以作了精心准备，果然他的批判非同凡响。他是批判“变相失业变相劳改”论的，除了讲一通流行语之外，他还指出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乎逻辑的！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会后小顾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如果说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这还合乎逻辑！

单相思

厂里原来青年人不多，“文革”期间来了一批青年，有六六届、六七届的初中生、高中生、技校生，还有两个化工专科学校毕业的大专生，这样一来青年的队伍壮大不少，故事也多了不少。

小顾也算大龄青年吧，又未婚，他对这批青年人中的姑娘们倍加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小顾在厂里很“另类”：他说普通话，而且不像厂里职工那样对异性言行都很随便（工厂里男女之间打打闹闹吃吃豆腐司空见惯），他只和老阿姨一档女职工讲讲话（那年头女性到了40岁就算老阿姨了），见了女孩子却闷声不响。倒也不是因为他做过造反队长坐过厂部办公室，据高师傅说自他调来本厂一直如此：“一副干部腔调！”

有一回10分钟休息期间，坐在我旁边的小顾叫我看他的下巴是否异样？我端详一会发现他左下巴显得肿大。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20多岁时学过小提琴，每天下班后练几个小时琴，夹琴夹得下巴都肿了。后来厂里一个六六届男生小陆子声称要跟他学琴，小顾颇为高兴表示先教他识五线谱。想不到小陆子是和他说着玩的。小陆子对别人说：“我嫖嫖伊 (18) 额呀，伊当真额呐。”原来在小青年眼中，小顾是个笑柄。

差不多全厂的人都知道了小顾喜欢上了小严（我们厂很小）。小严是六七届高中生，戴眼镜、人白白净净的，大概是为了表示和那几个“痴头怪脑”的初中生小姑娘有别，表现得有点矜持。（其实高中生初中生待遇一样、满师后都是每月36元）平时小顾的目光总是往小严那里溜，可小严头转过来他却把目光挪开，从来不敢和她对视，更不用说找机会和她搭话了。

到后来小顾逢人便说小严不错：身材特别好。不知怎么话传来传去变成了小顾夸小严下身特别好。有的老阿姨背后骂小顾是“下作坯”。

老傅急煞了，多次对小顾说：“侬好撞腔 (19) ！”我也建议小顾去对小严表白表白，或者写封情书。小顾只是笑着摇头，真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直到我离开玻璃厂，事情仍无进展。不久小严就结婚了，当然新郎并非小顾。

小张的好意

“文革”期间上海流行语中出现过两个专用名词：“拉三”、“木壳子”。“拉三”亦称“山头”，专指问题少女；“木壳子”即小流氓，专指捣蛋男生。我所在班组的小张就是虹镇老街颇有名气的“木壳子”，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很会打架，大组长夏师傅讲的小流氓就是指他。似乎“木壳子”一语流行时间短，而“拉三”流行了许多年。

小张进厂时不知天高地厚，上班吊儿郎当且不说还动不动就和人吵嘴打架，一道进厂的男青年都被他打过。于是一个老职工潘师傅在休息时笑着叫他一道来“练练白相”。小张当然不甘示弱，没想到只两下就被潘师傅摔倒在地；爬起来再打，又让潘师傅给踢翻；这才服帖。后来小张告诉我：本厂“狠人”有许多：潘师傅精通武术、当过保镖；50多岁的陆师傅当年在大世界表演过斗牛，是大力士；宝雄师傅过去是拳师、差点打死过人。总之小张在厂里老实了。我来厂时，他已经太太平平“做生活”了，不过据说在厂外并不太平。

时间一长小张和我也混熟了，下班后常一道走。他长有一副“三角身坯”——据他介绍是适合打架的身坯；美中不足的是眼睛里有一双白点——天生的。小张很同意老傅的观点：我关心国家大事是自讨苦吃，活该倒霉。他也和老傅一样很同情我直到今天仍无女朋友，不像他：年纪比我小许多但“身边妹妹多得一塌糊涂”。

小张是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所以他说他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有一个小姑娘人长得十分漂亮：“番司又嗲峰又挺” (20) ，不过是有名的“拉三”，曾经被“老派” (21) 弄进去差点“敲三记”（关三年）。见我面有难色，他开导我：侬有介严重的政治问题，一般女的吓额，只有“拉三”喏不在乎的，侬不要怕呀，嫁拔侬嘛就不会“拉”勒呀。

我还是谢绝了小张的好意。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安分守己地在厂里干活，从不迟到早退，也不偷懒。见了厂领导则避避开，希望他们把我遗忘。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天真，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呢。

一天上班我觉得气氛有点异样：小顾和小张在休息时轮流被叫到厂部办公室去，小顾还被叫去两次。班组内的小青年窃窃私语，见到我却不说了；小顾从厂部回来后一整天拉长了脸不理我，我感到有什么与我有关的事发生了。果不其然，那天下班在回去的路上，小张追上了我，他告诉我厂领导张阿毛、老郑找他了解情况：“不晓得哪一只瘪三去瞎讲，讲阿拉听侬吹封资修的话题，我对伊拉讲：不可能的，阿拉从来勿讲的。头头们还叫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回答伊拉我斗争观念强来西额，我学堂里是红卫兵头头，拿（你们）又不是不晓得。”

过了一天小顾对我开口说话了，他说老郑一帮老当权派实际上是想整他！是以我为借口对他进行“阶级报复”，所以他得小心点，这几天我们少接近。

我很纳闷他们怎么不找老傅呢？老傅平时和我话最多了。谜底还是老傅揭开的：老傅说厂部领导见到他都避避开的。他每个月至少两次去找厂领导，不是要求补助就是向厂里借钱。因为老傅子女多、老婆又没有工作，是厂里头号困难户。老傅笑着告诉我和小张：“伊拉会得寻吾啊？伊拉看到吾逃也来不及。”

小张和小顾都没有对我落井下石，所以我仍然太太平平上下班。

都是尼克松惹的祸

美国总统首次访华，对高层当然是大事，和老百姓有何相干？对我等玻璃厂职工而言，绝对没有早餐时肉包子肉的多少或者高师傅掉了一只牙齿这类事重要，但领导们为了尼克松来华却忙得不亦乐乎。尽管他们和大家一样，都不具有见尼克松的资格——官太小。

先是开大会，由老蒋宣布尼克松即将来华的消息，还特地强调必定访问上海。所以要作准备（上级指示）：一是我们对尼克松的态度必须“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二是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敌人破坏。按老蒋的说法（上级指示），尼克松是打着投降的白旗来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看来我厂没有去机场迎送任务，不必练习如何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了；因此只有防止破坏的准备了。接下来厂里连着开两次批斗会，批斗对象是“大头”和“摆勿平”。

“大头”是绰号，全厂都这样喊他。他自幼爱赌，进厂后仍旧爱赌。什么事他都可以拿来赌，譬如“文革”这样的运动他都敢和人赌：“我跟侬横 (22) 伐？陈丕显（时任市委第一书记）板定揪出来，横一元洋钿”。最近大头和一帮赌友通宵赌扑克牌被“老派”抓了进去。目前正是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于是厂里为他开批斗会，会上“大头”作检查，有人发言批判，最后领导规定：“大头”在尼克松来上海期间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除了上班），尤其不许赌博。

“摆勿平”之所以有此雅号是他永远“坐没有坐相、立没有立相”，走路也摇摇摆摆，一副“贼头狗脑”腔调。他进厂以前是以“爆炒米花”为生的，走街串巷时也顺手牵羊拿点东西。进厂以后积习难改，老是偷厂里的废铜烂铁，有时也在更衣室里拿别人遗忘的衣物之类，已被“教育”过多次。这次又在风头上拿了许多玻璃瓶出厂（据说打算送人），于是开批斗会斗了他足足两个小时（发言骂他的人很多——均为受害者）。鉴于“摆勿平”基本上是文盲，检查自己反而会引来全场笑声，因此领导打断了他的检查，也对他宣布纪律：尼克松访沪期间，下班后不许回家，更不许上街，必须睡在厂里。

好在“摆勿平”没有老婆孩子，不许回家他倒无所谓；但不许上街使他十分痛苦，他是一个最爱热闹的人。这都是尼克松弄出来的事，从此他和尼克松总统结下了仇。

加工资

1972年在十年“文革”中是相对宽松的一年。厂里广播喇叭传出的样板戏音乐少了一些，“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劲歌消失了，一些比较轻快的旋律冒出来了，如“阿瓦人民唱新歌”、“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虽然也是颂歌，味道却有点不一样。

厂里传遍了要加工资的特大喜讯，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大喜讯。那年头毛主席发布最新指示或者毛主席送芒果给首都工宣队这种事都称为特大喜讯，还必须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加工资的事却是悄悄进行的，报纸上一字不提。

等到厂里开大会大家才明白：加工资此等好事并非人人有份，只有那些在1958年以后进厂、工资拿40多元的职工才是幸运儿，工资在60元以上的人就算高工资了，不属于加钱对象；而“文革”期间进厂的“老三届”及其他人目前每月只拿36元，应该是低工资了，但因工龄短也不具备加工资的资格。老蒋在大会上还“教育”他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比比你们那些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同学，你们钞票“好好交”多来。

加工资的幅度并不一样，有3元、5元、6元三等，对属于范围的人既要看工龄又要看工作表现、政治表现。所以接下来一个月厂部忙得焦头烂额，找老蒋谈问题的人川流不息，老蒋上食堂吃饭有人陪着、老蒋上厕所也有人跟着，群众明白只有找第一把手才管用，而老蒋是厂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本厂第一把手。

结果终于公布了：属于调资范围的职工绝大多数加5元，没有加6元的（谁都知道多加1元的人会成为全民公敌），“大头”和“摆勿平”加3元。紧张的小顾松了一口气，前几天他扬言：要是少加他工资他就要写信给王洪文，向洪文同志反映本厂当权派打击报复老造反派的事实，现在就算了。“大头”到老蒋那里据理力争：说某某人轧姘头、某某人出工作事故，为啥他们可以加5元？“摆勿平”站在厂门口大叫：“少加吾钞票，吾厂休时只好再去爆炒米花，是领导存心要我再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咯！”

后来才知道：尽管上海只是在工厂企业加了一部分人的工资，却在全国尤其是邻近的苏浙两省引来了强烈不满。因为据说全国只有上海一地在“文革”期间加过工资。那时传说过上海某企业有一人去苏州出差和人打架的故事，两个苏州人边打边骂： 上海人阿是钞票加好哉、骨头轻哉？其实迪个上海人又没有加着工资。

给资本家落实政策

说1972年比较宽松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这一年“归还”了抄家物资，还给“文革”中只发生活费的资本家恢复了原来的工资。

工厂为此开了大会，老蒋作了长篇讲话：从尼克松访华讲到我国恢复联合国五大国的地位、又有多少多少国家和我国建交，总而言之形势一片大好！话题忽然转到“上级领导”的指示，对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仍要坚决斗争（仍你死我活）之外，对他们个人要给出路：一、“文革”前的工资照旧；二、抄家财物归还。接下来张阿毛谈学习体会，他“气贯长虹”地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心胸最大，不在乎资产阶级这几张臭钞票。

我厂有三四个“资产阶级”。为什么是三四个？因为有一个是“资方代理人”即老板亲戚，他始终不以为自己是资产阶级。其中有一位诸老板——老蒋在大会上特地提到过，他是上海玻璃行业享有盛名的人物：十几岁时赤着脚拿一把破伞从江北乡下来上海，到外国人开的玻璃店学吹玻璃，后来成为上海最好的吹玻璃技工，于是自己开作坊开厂，公私合营前诸老板的玻璃厂已经颇具规模。我们车间工资最高的赵师傅是1960年市里发证书的技师又是8级技工，他就是1940年代初诸老板的徒弟。当然1960年代初赵师傅和其他徒弟早就与他们的老板师傅划清了界线。诸老板60多岁了，恢复了工资他终于可以退休了。

和我熟的是王老板，因为他与我同一个班组，我们都叫他老王。老王50多岁，很有“派头”，毕业于震旦大学，精通英文法文。1949年之前在一所洋行任职，1950年失业之后为了混饭吃和朋友一道开了一家小玻璃厂。他告诉我其实他对玻璃制造一窍不通，只是听说当时做玻璃能赚钱就去开厂了。他后来十分懊悔：“我是解放后硬经 (23) 自家弄顶资产阶级帽子给自家戴上去！”讲讲是资产阶级，但待遇比小业主好不了多少，因为他开的厂很小：只有十几个工人，没开几年就被公私合营了。所以老王按企业资产拿到的定息很少，工资也定得比诸老板低多了。老王还说：“资产阶级的福没有啥享着过，资产阶级的苦全部吃到。”“文革”开始不久，厂党支部派人来老王家抄家，带队的就是张阿毛，所有值钱之物全部抄走。“顶气人的还写好一张清单叫我签字，又不让我核对。走的辰光在屋外还留下了大字报。”就是这些公布于众的大字报让邻近的中学红卫兵知道这里住着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来抄家，把剩下的不值钱物品甚至生活用品也拿走（当然不可能有清单）。老王还被红卫兵小将打过。

我问老王：这次都还你了吗？老王叹了一口气（叹气前看了看周围）告诉我：金银珠宝是不可能还的，折算钞票还了些（例如黄金算90元一两，珠宝是象征性给点钱）。老王家有一件古董——明清时期犀牛角雕，厂部说找不到了（厂里集中到局仓库），就折算10元打发老王了事。

抄家的话题

聊抄家的旧事似乎有些不太“和谐”，可能有点败各位的兴。鉴于目前仍有不少强拆强迁这类“不和谐”的事，讲讲当年抄家的“旧闻”并非没有意义。

在各次运动中被打入“贱民”行列中的人大都难逃被抄家的噩运，不过来抄的人不是“组织”，便是公安局，好像还有点“依据”；但“文革”一来，抄家遍地开花、无序爆发。只要有一帮戴上红袖章的革命左派，就有了抄家的权力。被抄家的除了资本家，还有旧职员、教授、老教师、老医生及各类审查对象，也有老干部。有的人家被抄多次，有的全家被赶出原来住的房屋，这叫作“扫地出门”。

我们厂的诸老板是被“扫地出门”的。他原来住一幢独门独户的房子，在闸北区的一条什么路上。据去抄过他家的夏师傅讲：那幢房子外观并不起眼，砖墙外涂了灰泥，也没装落地钢窗；但房内却“乖乖龙地冬” (24) ，都是红木家具。夏师傅这批人是厂党支部派去的，戴的是红卫兵的袖章（长胡子的红卫兵），他们抄家的水平相当高，把诸老板的所有存单现钞金条首饰全部抄到，还给红木家具贴上封条——表示再也和诸家无关。既然代表组织，自然有抄家清单，不过清单由抄家队伍带回厂里。诸老板全家被勒令住到一间不放红木家具的杂物房里，老老小小一律睡地铺。

厂里老职工讲诸老板一辈子是“做人家（节省）做得一塌糊涂”，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他家里的饭即使馊了也不倒掉（当年诸老板舍不得买冰箱此类美国奢侈品——费电！），而是放油炒一炒加点葱花自己吃掉（他的家人都不肯吃），早上吃大饼油条是难得的奢侈，从来不去饭店。过去由于通货膨胀他只相信黄金和红木，因此抄家队伍收获很大。没过多久诸老板的家被闸北区什么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看中（大约是区红三司），那间杂物房也不能住了——资产阶级能住在司令部里吗？于是“扫地出门”。厂里头头想想让诸老板全家睡马路不太好，就安排他们住到厂里一间仓库房内，冬凉夏暖——据说对“改造”剥削阶级颇有益处。

老王的运气比诸老板好一些，未被“扫地出门”。虽说也被抄过家，也被红卫兵小将打过，他只是居住面积缩小了一些，让出了一处大房间给厂里一位职工，又因为本来就是租赁房，现在面积小了，但房租也付得少了。老王经常有此类聊以自慰的阿Q心态。

小顾颇为得意地告诉我：“‘文革’开始时老郑派人抄别人的家——他是党支部书记嘛，第一把手嘛。到了冲资反路线了，我带人抄他的家！走资派嘛！所以啊，老郑对我有刻骨仇恨。老实说他要阶级报复我也不怕。”

关于住房

1972年这次给资本家落实政策并不包括住房，大概也不包括大资本家的巨额存款，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要到1980年代，所以诸老板还是住在厂里仓库里。但是仓库内这间房厂里要派用场了，厂革委会就和闸北区房管局协调，要他们同意让诸老板一家住回他原来的老房子。

老房子原本是诸老板的产权房，为何住回去要得到房管部门批准？须知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产权”早就被革命革掉了。自红三司司令部消失后，几家革命群众抢占了这幢房屋，过了一年不交房租的“幸福日子”。可惜好景不长，房管局革委会代表国家接收了诸老板的房屋，经过审查确认这几家乃原来住棚户区的劳动人民，就承认了他们的抢房行为让他们合法地住下去，但必须付房租给房管部门。这一来皆大欢喜。

房管部门十分宽大为怀，把老房子一间公共杂物间“分配”给了诸老板一家，这是除卫生间厨房之外唯一空置的房间，当然诸老板和其他住户一样必须交房租，因为这幢房屋属于国家财产了。

住房面积缩小的老王更不会做恢复原状的白日梦。他本来住的就是要向国家付房租的租赁房，何况现在住进来的是本厂职工——工人阶级。因此他无论在厂里在家里都小心翼翼，“夹紧尾巴做人”。

不过老王和诸老板不同。在厂里开的资本家座谈会上，诸老板和其他被落实政策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发言表示对毛主席对工人阶级对领导无限感激，诸老板还落了泪——感激涕零了一番，老王一言不发。后来老王对我说：（周围无人）“碰着强盗抢掉侬100元，突然他还侬30元！还要侬对他千恩万谢——世界上有这种道理伐？”他还激动地讲了一串英语，不过我没听懂。

老王最得意的是“文革”前，大约1963年吧，他被化工局借调到局里外语培训部去教英语的事。学员都是全市化工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前是学俄语的，所以从ABC教起。老王的教学深受培训部教学负责人，一位从复旦大学英语系请来的副教授的赏识。这位副教授是中年女性，在圈内很有名，是英国文学名作《名利场》的译者。她很为老王惋惜：王老师，你不去开厂而是到学校去教书该有多好。

老王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

神仙会

厂部通知：来工厂“战高温”的干部每月一次脱产学习半天，而且要人人订阅内部报刊《参考消息》。据老蒋在第一次学习会上说这是“上级指示”，表示这些人并非普通工人，仍是将来可能会起用的干部。1970年第一批“战高温”的人的确是上海市各局的机关干部，而1971年到工厂的人来自文化教育系统，有教师、演员、科研人员，真正的干部倒不多，现在统统叫干部，一律属于学习对象。

第一次学习会我没有参加，大概领导吃不准我有否参加的“资格”就不通知我。但没过几天老蒋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必须多学习，所以应该参加干部学习会。厂里人都知道老蒋喜欢“做好人”，凡是加工资、落实政策之类的会议他总是很起劲地当主持人，而批斗会、训斥“落后职工”一类恶人总是让其他领导冲在前面。所以到了打倒“四人帮”、三中全会之后，上海大大小小的头头大多下台了降职了受牵连了，老蒋依旧当厂党支部书记，甚至于还升官到了公司里。估计他对上头那些“文革”中倒霉的老干部也是客客气气，永远“老好人”一个。

学习会厂部领导再也不来了，由一位来自机电二局当过科长的老刘主持，他是学习组长。开会的程序是：老刘用一口天津话读一遍《人民日报》社论或者什么中央文件，然后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天，聊天内容和社论文件基本无关，譬如徐生浩讲讲远洋航行的见闻（他是海运局的），一位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武生谈谈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诞生经过（他目前在二车间烧大炉）。我们坐在厂部会议室里喝茶抽烟、不用干活、远离高温，享受每月半天的“干部待遇”，所以来自城建局的小陈笑称：我们这是开“神仙会”。组长老刘立即关照他不要胡说，要注意“影响”。

这几天大组长夏师傅看我的眼神有点迷茫。他弄不懂了：我这样的政治上倒过霉、到工厂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人倒有资格订阅《参考消息》，而他这样的共产党员、正宗工人阶级倒不可以订阅《参考消息》。这是什么鬼规定？

手艺的消亡

永不休息的大炉终于休息了，车间变得十分安静。我们的工作是把这座二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拆掉，然后打造新的大炉，所以接下来的“生活”（工作）都是体力活：用大铁锤砸、用小车子运——和目前大行其道的拆房很相似，不一样的是我们摆弄的是冒着热气的耐火砖，千万要小心。

厂里这回花大力气搞技术改造，一是新大炉不烧煤而是烧油，理由是大庆油田的石油多得用不完；二是把原先的制瓶机械工艺改为液压自动化，据说是当年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经过几个月的折腾，车间又恢复了雷鸣般的噪声天地，自动化制瓶开始了。尽管有上级技术研究单位派大批人来厂把关，流水线出来的产品质量还是过不了关，液压装置三日两头出毛病，上上下下忙得一塌糊涂。

由于自动化，机器旁的人手精简许多，我就被调到包装间去了，包装间的工作就是把经过退火从流水线末端出来的玻璃瓶排好，再用草绳扎成一捆一捆堆好，最后有人搬到车上运走。因为自动化毛病不断，我们包装间的人经常闲着。

赵师傅陆师傅从车间里来到包装间抽烟，他们看着大筐里无数质量没过关的瓶子直摇头，还讲起他们当年的手艺来。原来过去的玻璃产品都是嘴吹出来的。赵师傅一天吹上千只玻璃瓶，只只大小一样、厚薄一样、容积一样；至于各类器皿更是不在话下，所以赵师傅被定为技师。陆师傅也是技术高手，他讲了一通吹玻璃就是用气功的道理。不过近年玻璃工艺机械化了，他们这些老师傅没有了用武之地。这几天自动化了，老师傅更是倍感失落。包装间的人劝老师傅好好带徒弟，让他们的绝活传下去。赵师傅脸上的长寿眉跳了两下（他的眉毛特别长），叹了一口气：“徒弟学会了有啥用？算了，没两年退休了。死了，这点手艺陪我进棺材。”

高温下的美女们

眼下只要还算平头正脸的青年女性，一律被冠以“美女”称号，所以当年我们高温车间的姑娘们个个都是美女。

姑娘和小伙是1968年分配来厂的“老三届”，进厂时都不到20岁，是厂里最年轻的一批职工。我到玻璃厂“战高温”时，他们刚刚结束了学徒生涯，“满师”后的工资都是36元，男女都一样。既然拿的钞票一样，工作当然也一样，姑娘们和男职工都一样在高温车间内做瓶子。做20分钟、休息10分钟；烘烤的时间不比男人少，休息的时间不比男人多。

天晓得小顾怎么会发现小严有副好身材的。小严和其他姑娘一样，都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和肥大的裤子、头戴鸭舌帽、脚蹬厚底鞋——我们高温车间的统一打扮，只能见到小严架着眼镜的脸蛋，只能发现她清秀的脸上有点黑灰（那时大炉烧煤）。阿四、四妹和小施年龄比小严还小，她们是六六、六七届的初中生，不知为何她们的称呼都和4有关，很容易记。阿四是全厂最漂亮的姑娘：大眼睛、挺拔的鼻子、樱桃嘴，就是人特别瘦，工作服套在身上显得尤其肥大，令人担心会被大炉边鼓风机吹出的强风吹倒。阿四是厂里小伙子心里的梦中情人。有一个青工小刘扬言：只要阿四肯做他老婆，他愿意“一生一世”做牛做马服侍伊。不过阿四不为所动，所以小刘痛苦万分，以至于成天晚上失眠，患上了神经衰弱症。

四妹的下巴尖尖的，长一张狐狸脸，人很老实。她进厂时分在食堂，卖早餐肉包子有男职工吃她的豆腐：“四妹，两只肉馒头。”

“给侬。”

“迪格勿要，我要‘侬的’两只肉馒头。”

四妹哭了一场后，就要求到高温车间去了。

小施的父亲是船长，她在女孩中家庭经济条件最好，有着一双丹凤眼，长得很甜，做人也乖巧，她身体不好时要请病假总是被夏师傅拒绝，她也不吵。

当姑娘们从高温车间出来休息时，脸蛋都是红红的，衣裳浸透了汗水，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见到她们这样，就会想到在烈日暴晒下日见枯萎的花朵。

老王是个有女儿的人，他见到她们这种光景总会感叹：

“真作孽，让小姑娘做迪牌（这种）生活（工作），老肉麻（心疼）伊拉额（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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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朋：沪语，开玩笑。

(2) 什涅：苏北方言，什么。

(3) 小把戏：苏北方言，小孩。

(4) 下只角：沪语，低档生活社区。

(5) 拔拉：沪语，被。

(6) 叉头：沪语，破绽、弱点、问题。

(7) 板牢：沪语，牢牢抓住。

(8) 给个：宁波方言，这个。

(9) 海威：沪语，有面子、有派头。

(10) 才呆忒了：沪语，都愣住了、全被惊呆了。

(11) 拿：沪语，你们。

(12) 尼：沪语，我们。

(13) 嗯诺给人呒知呒识啦：宁波方言，你这个人没知识。

(14) 巴结：沪语，节俭、做人家。

(15) 派：沪语，分配。

(16) 回到屋里厢：沪语，回到家里。

(17) 才是老白虱：都是虱子。

(18) 嫖嫖伊：沪语，捉弄他，开他的玩笑。

(19) 撞腔：沪语，动真格的。

(20) 番司又嗲峰又挺：沪语，面相漂亮、胸脯高耸。

(21) 老派：沪语，公安派出所、警察。

(22) 横：沪语，赌。

(23) 硬经：沪语，硬是。

(24) 乖乖龙地冬：苏北方言，用来表示令人惊讶、震撼，相当于“了不得”。

11　“文革”风月

温柔看守

我是在1968年夏天被学校革委会“抓”去“隔离审查”的，理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出言不逊。

所谓隔离审查，就是在教室内用三夹板拦成若干小间，一个人关一间，可“享用”一张草席、一个课桌和一只凳子。白天坐在凳子上伏桌写交代，晚上把卷起的草席打开睡觉，小间也就草席大小。看守人员常常在教室巡视，主要是防止我们讲话。因为虽说“隔离”，只有一板之隔的我们仍可以交谈，但只要一听到声音，看守便厉声训斥，甚至会打人，所以教室白天安静得像坟地。

其实，所谓看守都是学校同事，有教师有职工，有几个还是熟人。不过他们此时表现出和我素不相识的样子，一个个革命义愤溢于言表。管理看守的领导是工人学员，他们平时在办公室，没有大事见不到。

我的右邻是老梅，他很自觉，即使看守不在也不吭一声；左邻是老陈，他和我经常轻轻嘀咕，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有回老陈妻子来送衣物，当然是不能见老陈的，衣物就由看守交给了老陈。然而老陈认为他仿佛听见了老婆的声音，伤感了半天之后从板缝里塞了一张字条给我，字条上是一首他写的词“摸鱼儿”，对妻子的思念和愧疚尽在词中——老陈婚后几年和老婆没少吵架拌嘴。我告诉老陈，想不到他作为一个机械工程教师有如此高明的古典诗词造诣。于是我们的悄悄话愈加多了。

老陈对看守们一一评价。

最坏是和老陈同一教研室的高佑德。此人地主家庭出身，表现极其革命，他对革委会破格派他当看守此举感激涕零，因此特别卖力、特别凶！有次为了一点小事打了难友老高一记耳光，出手之重致使老高一只耳朵聋了。平时有机会就骂我们，但他不要说对领导哪怕对其他看守都很恭敬——别人出身都比他好。另一个看守小马特点是“阴”。他常常悄无声息地溜进教室，突然把反锁的小间门打开，看你在干什么。倘若你不在写交代或是没在读毛选，必定被他训斥。其他看守还算马马虎虎，奉命行事而已。老陈说看守中最好的是小胡，他对小胡的评语4个字：“温柔敦厚”，我完全赞同。

小胡是青年教师，“文革”之前大概被派去搞“四清”了，所以大家都不认识他。人长得秀气，说话声音轻轻的，举止文雅。他对我们十分温和，对我们的要求（比如上厕所或者出小间找水喝之类）从无二话，即使听见我们违规交谈也不干涉，至多提醒我们声音小点，所以大家都盼着他值班的时光。小胡从来不训人。

这天和往常一样，寂静，死气沉沉，几个看守在我的小间外聊天（高佑德和小马不在）。聊的是老电影，有个人在讲苏联电影“白夜”，只听见小胡说：“白夜”呒啥大意思，还是“白痴”好看。看守们说话对我们一点也不避讳啊！过了一会，小胡开门给我送晚饭（我等隔离审查对象的“牢饭”由看守送来），我瞥见小胡的眼里有笑意。

转眼间到了1970年，我已经在奉贤“五七干校”了。学校开始搞“一打三反”，由于本人早已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倒过霉，对新运动而言自然是死老虎，只须当观众而已。不久，在众多揪出来的人之中，听到了小胡的名字。据说小胡犯的是流氓罪——同性恋！虽说小胡结婚一年了，他妻子也怀孕生女，但小胡对妻女漠不关心，只是在妻子坐月子时买过一只鸡送去。此前此后却和一个交大的教师“同居”，像老婆一样替人做饭洗衣裳。大概交大把他们一道逮住了，小胡就发落到学校当上了“一打三反”对象。

过了一阵子，干校开“宽严大会”（全名是一打三反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大会），小胡作为从宽对象在大会上作检查。具体内容一点没有（据说属于“防扩散”），只是空洞地批判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放松改造，不好好“斗私批修”，所以犯了流氓错误。还举了一个我当时觉得滑稽的例子：小胡说自己青少年时代特别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尼亚的恋爱情节，中毒很深。

小胡没事了，人们说小胡的“老公”就没那样幸运了，可能要进大牢。

不过我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一点：同性恋群体中坏人很少（不敢说绝对没有），他们对群体外的芸芸众生没有敌意。

美人之死

当年第1个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徐新老师曾经给全校美女教师排过名（前文有述），随着每年有女大学毕业生进校排名会变化，但高居榜首的始终是王人丽，一位机械教研室的力学教师。

1973年夏天，我从“战高温”的玻璃厂回到了学校教材组，从事油印教材讲义工作。教材组设在陕西北路总校新址，地方比原来九江路外滩两层楼面大多了。有两幢洋房和花园，还有零星建筑。比如我们油印部门就在两间大平房里，这两间平房过去是花园旧主人（外国人）养马的场所。想不到总校的勤杂清洁工竟然是王人丽。

总校门房间（传达室）边角落里有时会见到王人丽在休息，她低头安静地坐在那里，宛如一座雕像。奇怪！王人丽的劳动服装总是干干净净的，她扫过的地面当然也干干净净的。

油印部门大多数人是从市郊农场上调的知青。有一次我和他们走出平房，迎面碰上正在打扫落叶的王人丽，她委婉地“命令”他们不要乱扔废纸和其他垃圾。小陶他们笑嘻嘻地向她保证：今后一定注意！小陶还把刚才扔掉的烟头捡起来。我不禁感慨：美人尽管落了难，美人的魅力依旧！

我从教材组的女知青那里知道了不少王人丽的事。她们对她颇为同情，会主动和她聊聊，而过去的旧同事（指女同事）见了王人丽自然是唯恐避之不及，因为王人丽属监督劳动的管制对象，再说王人丽没出事之前就招女同事们恨，谁让她这么漂亮呢？听说王人丽和自己2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她上班必须把儿子反锁在家里，免得孩子闯祸，中午赶回去把食堂的饭菜给小孩吃，再匆匆赶回学校继续劳动，晚上下班也得赶紧回家，儿子还锁在房里呢。王人丽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加上她算“管制分子”，孩子上不了托儿所。娘家人又不肯帮忙，只能苦了她母子俩。不过王人丽说她儿子非常乖，一点也不费手脚。

孩子的父亲徐妙新此时也在南市分校监督劳动，也是“管制分子”。上头规定：“管制”期间两人不许见面，若私自会面罪加一等，徐妙新就住在南市分校。

我到教材组（“文革”前称教材科）不久就听说王徐两人的管制期快满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快熬出头了，解除管制后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过三口之家的小日子了。我见到王人丽的脸上有了笑容。

天有不测风云！王人丽的孩子得了急病，有人说是坏血症。你想嘛：小孩成天关在小房间里晒不到太阳，怎么能不生病？病来得又凶又急，医院抢救无效，死了。

据说孩子刚发病时，六神无主的王人丽曾打公用电话到南市分校找徐妙新商量，徐妙新考虑到没有多少日子就熬出头了，现在两人碰头便前功尽弃，所以就没有去看孩子。这也是王人丽绝望的原因之一。此说法一直未向妙新兄证实——不敢触人伤心之处。

王人丽脸色惨白，但平静地对死去的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不要怕，妈妈不会让你孤孤单单一个人的！”她从医院回到家里，就服毒自尽了。

据学校去参加火化仪式的人说（不是追悼会，只是在火化前让王人丽的亲属见一见），大家都哭——“太作孽了！一个大人一个小人睡在一道！”

徐妙新仍然不能去参加最后的告别，虽然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情人。

才子佳人的悲剧

徐妙新聪敏绝顶，毕业于北大数学力学系，应该算才子；王人丽在同济大学就读时即为众多男生的梦中情人，称佳人更是实至名归。妙新兄从力学研究所调到了我校机械教研室力学组，王人丽是力学教师，才子佳人会了面。不过只能是相见恨晚：佳人早已“名花有主”，才子也已“使君有妇”。他们的爱情从开始就注定了是悲剧。

王人丽一进大学就被一个姓卓的同班男生追上了手，说明“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古话颇有道理（据说王人丽中学读的是女中，否则也轮不到卓同学了）。于是她糊里糊涂地怀了孕结了婚，大学毕业时已是青年母亲，所以就被分配在我们学校。同济对王人丽还是很不错的，照理怀孕生子要留级，破例让她换一个4年制的本科专业（原来的专业5年）和老公同时毕业。不知道是否美女的丈夫易招人嫉恨，卓同学却被同济分配在外地。这不明摆着要让他们夫妻分离吗？所以卓同学坚决不去，留在上海陪老婆孩子。

老高和王人丽同在力学教研组，而王人丽婆家在四川北路永乐坊，离我家和老高家很近，有几回3人在电车上相遇，她会和老高聊聊自己孩子的事，有次还提到她的妹妹就是全国跳水冠军王人智：“练跳水老苦格！阿拉妹妹眼睛也跳伤了！”

老高告诉我：他们力学组的男同事们曾去拜访过王人丽，为了什么工作上的事吧。王人丽的老公摆出一副相当不欢迎的样子，气量太小！不过老高表示可以理解：“如果我有这样漂亮的老婆，肯定也不放心。”他对卓先生有点同情，那个年代不服从分配便意味着不可能有工作，连当临时工也难。

大概没有文化革命，王人丽就这样安分守己过一生了，即使碰到徐妙新，也不会有什么事。我们学校不实行坐班制，哪怕同一个教研组的人每周也只见到两次（开两次会），彼此很难发展感情。再说当时谁敢“婚外恋”？连“婚外恋”的名词都未发明呢。叫什么？叫“搞腐化”，即腐化堕落道德败坏阿飞流氓剥削阶级行为，绝对是“大逆不道”。不过，后来我到玻璃厂“战高温”两年，发现此类事不少，“劳动人民”并不当回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天天开会写大字报搞干革命，同一班组的同事天天碰头，后来又下厂下乡下干校，才子佳人朝夕相处，徐王两位就日久生情了。当然前提是他们的婚姻已经亮了红灯。工宣队进驻学校后，自然把徐王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腐化堕落的典型来抓，也不会批准他们各自的离婚请求（可能他们的配偶也不肯离），只是会上“帮助”、会后谈话；还把他们调到不同班组。毕竟是“生活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们“回头是岸”就算了。

徐王两人是铁了心要在一起。此时我们已经在奉贤海滨“五七干校”战天斗地了，干校每月有3天休假可以回上海市区，王人丽却回娘家从来不去四川北路永乐坊（她父母反对也无可奈何）；徐妙新也不回家探望老婆而是住在别处。在休假期间他们天天幽会。初人兄曾在市区见到才子和佳人在雨天漫步，徐妙新替王人丽打着伞，自己却淋着雨，十分绅士。汪初人悄悄告诉了我，当然我们不会声张。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汪初人、老高、老袁和“革命群众”不同，对徐王两位颇为同情。

干校出了大事！徐王两人“私奔”了。那个年代干校是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场所，休假结束晚半天回干校都得写检查，他们两个居然从干校跑了，这就和犯人越狱一样。学校工宣队领导大发雷霆，派人派车到处寻找，终于在长途汽车站把他们抓了回来。于是对他们开了批斗会，“革命群众”个个怒不可遏对他们进行“声讨”，不料这两位拒不认罪，尤其徐妙新“气焰十分嚣张”（其实就是表示非要和王人丽在一起），加上传出了爆炸性新闻：王人丽怀孕了，孩子是徐妙新的。所以领导认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矛盾的性质转化了！”

学校把徐妙新送进了拘留所，王人丽因怀孕得以幸免，然而公安局认为定流氓罪定坏分子还够不上，所以关了半个月只得放了。工宣队领导当然不可能放过他们，就代表徐王双方配偶把两人以“破坏婚姻法”的罪名告上法庭，公检法军管会判下来，徐王被“管制”2年，留在学校监督劳动。宣判之后，双方的配偶终于同意和他们离婚。

他们本来可以在一起的，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发生不幸的话。然而造化弄人，有情人终究成不了眷属。

据和徐妙新同住南市分校的老袁讲，当得知噩耗之后，妙新兄就此再也不说话了，终日沉默，仿佛成了哑子。

专抓“流氓阿飞”的红卫兵

我们业余工大的学生是企业职工，成年人。“文革”时期大学中学都有红卫兵，所以我校学员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起初是红革会，后来发生了上海市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事件，为了和“犯错误”的红革会划清界线，学校红革会更名为“新工大红卫兵师”。“师长”是个络腮胡子，某电器厂工人。听他在大会上讲话大家忍不住要笑：“我们红卫兵小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卫兵小将？一脸胡子啊。

1967年春天，多数学员都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了，一来是学校早已停课，二来学校“走资派”也打倒了，权也夺了，待在学校无事可干。但还是有少数学员留在学校继续革命，“誓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在离人民广场不远的南市区分校搞了一个“红卫兵师治安组”，专门抓“流氓阿飞”。

所谓流氓阿飞就是晚上在街上游荡的青年男女。男青年会跟在姑娘后头走一些路，接下来上前搭话“马路求爱”，如果姑娘看他顺眼或者他说话俏皮（行话叫“会得翻肮桃”），两人则会搭上，到一个路灯照不到的角落去卿卿我我搂搂抱抱了。于是黄雀在后的治安组红卫兵突然出现，个个凶神恶煞似的，把两个“犯罪分子”押回“治安组”本部进行“教育”。按惯例，“教育”的第一阶段是把男的打一顿“练练拳脚”，然后命令他滚蛋；第二阶段命令女的彻底交代：和几个人发生过关系？发生关系的细节，等等，交待彻底后教育几句也放人。治安组成员都是男性，怜香惜玉之心还是有的，所以不打女人。

此时我还是革命群众，又有一个学生在治安组，因此从他嘴里知道不少治安组的“辉煌战绩”。他承认有出错行为。一次抓了一对真正谈恋爱的小青年：在同一单位工作（都有工作证），又叫得出对方姓名，显然并非街上搭上的。但打也打过了骂也骂过了，怎么办？道歉、认错？“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得“教育”，“晚上出来轧啥闹猛（凑什么热闹）！现在什么形势？正是文化革命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不好好在家学习毛选或者两个人共同学学社论，在马路上学资产阶级一套。小姑娘不要哭了，和你男朋友一道走吧。”

还有一件事，属“家丑不可外扬”之类。治安组有一个成员看上了抓来的“坏姑娘”（不久以后这类女孩被称作“拉三”），他单独约定姑娘必须每周来南市分校报到一次——时间很晚且他一个人值班之际。结果当然是搞在一起了，而且很快就被发现。大胡子“师长”大发雷霆，一帮人把这个治安组红卫兵痛打一顿。他灰溜溜地回了厂。

据治安组这个学生说，他们还是比较讲政策的，“比‘上体司’好多了！”

“上体司”是以体育学院红卫兵为主体加上一些青年运动员造反派的组织，他们在全市范围内抓“流氓阿飞”和一切生活上“腐化堕落分子”。我有一个朋友和恋人分手了，他们是有过事的，但朋友还是坚持分手。那些日子朋友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前恋人到“上体司”去告他“玩弄女性”。朋友讲，“上体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一有借口就会来抄家打人，还可能把人抓进“上体司”关起来天天拷打。结果还算好，朋友的前恋人没去“上体司”投诉，朋友太平无事。

孟德挨打

孟德绝对称得上帅哥。近1米80的个头，五官端正，身材匀称。当年我们还是大学同学时，他就对自己的长相充满信心。有个中文系的女生主动写信给他表示爱意，这件事颇为轰动，我们这些男生好不羡慕哦。自然总有酸葡萄心理的人不以为然，说什么男生普遍认为是笨蛋的人往往会被女生看作才子。言下之意便是认为孟德不聪敏。聪敏也好，不聪敏也罢，总之孟德讨女孩子喜欢。这一点无可争议。

我在舞池边见过孟德和女生跳舞的光景。音乐一开始，他大步流星走到一位小姑娘面前，用一个坚定的手势请她共舞，小姑娘是一年级新生，刚从上海戏剧学院附中考入安大生物系，因为在1962级迎新晚会上表演了节目而备受注目。那天舞会上她只和孟德一个人跳，孟德一直深情地凝视着她，嘴里俏皮话不断，逗得小姑娘格格地笑。

1963年夏天，我们几个人都分配在上海市业余工大，从同学变成了同事。“文革”之前我们之间比一般同事要亲密，毕竟一道在安徽待过4年嘛。譬如那次拜访丰子恺先生，便是孟德、初人和我3人同去的。

有一次孟德详细告诉我他的最新恋爱动态。一个上海舞蹈学校女生成了他女朋友，身材之好不用说——跳芭蕾舞的，脸蛋也漂亮。孟德举一例说明女孩对他的眷恋。当孟德“展望未来”说自己喜欢孩子很想当爸爸时，芭蕾舞女孩幽幽地插话：“我也不至于没有生育能力。”

和芭蕾舞女孩的故事没有了下文，孟德再也不提了。后来有流言，说是我们业余工大第1号美女王人丽和孟德关系极其亲密，由于孟德母亲反对才使他们没有进一步发展。对这个传闻我始终怀疑。王人丽再漂亮，毕竟是个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年龄又比孟德大，孟德不会这样糊涂吧？不过我没问过他，因为我俩的交情此时已降至冰点。

交情破裂的原因前文交代过。“文革”开始时，孟德贴大字报“揭发”初人在安大说过“要杀共产党”的反革命言论。此举不仅把初人兄打成了牛鬼蛇神，还使我陷入处境困难的局面。我在小组会上质问孟德为何要胡编乱造？结果被人制止，从此我和孟德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推心置腹了。

1973年初秋，我从“战高温”的玻璃厂回到学校，听到了孟德“吃生活”（挨打）的消息。学校根据“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在去年开始招生开班了，孟德在一个分校任教。奇怪的是他仍然未婚。他看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是什么厂里的青年女工，大概蛮漂亮（这一点我确信无疑）。然而女同学对孟德并不欣赏，于是孟德写了几封情书给她，不料女同学把这些信上交给了学校。学校领导现在都是工人干部，对孟德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腐蚀拉拢无产阶级接班人”极其气愤！加上情书里一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二不歌颂文化大革命，全是些风花雪月“黄色”内容，领导决定开会批判他。据说孟德在会上“态度”不好，“拒不认罪”，一些男学员出自“革命义愤”冲上去打了孟德，还有打耳光的。（这些学员都是六六届六七届分在工厂里的，当年均为红卫兵，打老师是光荣传统）批判会后，孟德被调离分校，去校办工厂劳动。

孟德挨过打后，人完全变了，精神上从此走了下坡路。一直到60岁去世他始终单身未婚。

孟德之死·1

1970年代末，教学恢复正常，我们都回到了物理教研组，在各个分校上物理课，又和孟德成了同事。

从表面上看，孟德风采依旧，仍然爱说话。有次小组会上他大谈小吃油墩子：“油墩子是萝卜丝加面粉放在模子里放入热油里滚一滚，吃得多了总是这个味道，不想吃了。这几天做油墩子的摊主出新花头，在油墩子上头加一只虾！变油爆虾墩子，看了胃口立刻吊起来，马上掏钞票买2只尝尝。侬讲这帮摆摊头的人聪敏伐？”他这么一带头，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炸油墩子的油其实掺了水；有的讲她那里的油墩子比别的地方便宜。会议主持人哭笑不得，没人回到讨论主题上来了。

不光是开会跑题，孟德上课也跑题。他上一堂课有半堂课评论交通天气或者早餐，有时宣布提前下课，理由是街上汽车喇叭声音太吵，影响了他上课情绪。这样一来学生有意见了。接到投诉，教研组长去听课了，对孟德也提出了整改建议，但孟德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搞得学生告到校长那里，教研组不得不把孟德换了下来，调别的教师去上课。本来要让孟德去实验室带物理实验课，遭拒绝后只得让他好好备课，之后再安排讲课。谁也没想到孟德这课一备就是几年，再也没有上过讲台。

起初两年，孟德天天来学校“上班”。上午坐在办公室里看看书看看报纸杂志，在学校食堂吃午饭，饭后在办公室打过盹，然后回家。也参加学校的大小会议和教研活动，会上仍然积极发言（多数发言和主题无关）。此时我发现他爱和人争论，常常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和人辩论有一个特点，他只顾自己长篇大论地说，从来不听对方的论点。久而久之人们不愿意和他争辩，说和他讨论问题是和聋子对话。

教研组来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有男有女。有个女青年教师总是到办公室里备课，而孟德总要凝视她很长时间，但不开口搭话，过了几天女青年告诉我们她感到害怕——孟德老师是否精神不正常？会不会动手打人？（有句话她不好意思说：会不会对她非礼？）我们向她保证：孟德没有精神病，对人尤其对女性很有礼貌，看人时间长是因为他是个不戴眼镜的近视眼，这才让她安心下来。其实孟德只有对女青年才会凝视良久，对男青年倒是有说有笑，表现绝对正常，所以几个男青年和孟德关系挺融洽，还一道去饭店聚餐。

日子一天天过去，孟德永远在备课，教研组永远不安排他上课，他安之若素，也不要求上课或做其他工作。记不清从哪一天起，他不来学校了，只是有时会去图书馆翻翻报纸杂志。教研组长说孟德已不归物理组管，他直属学校人事处了。尽管孟德什么事不做，工资照拿、一分不少！据领导解释：虽然孟德在“文革”中没有受过处分，没有什么书面结论，“无反可平”，但他毕竟挨过打、“受过迫害”，所以学校对他要照顾一些。另一个理由领导不说我们却很清楚：孟德有7个姐姐（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不知哪一个姐夫是市教卫办领导，正是学校头头的顶头上司，后来还官居市委常委。你说校领导会让顶头上司唯一的小舅子受委屈吗？

孟德之死·2

孟德的“宅男”生涯维持了20年，始终是光棍一条。

如果时光倒退30年，有人预言孟德一辈子娶不到老婆，没人会信！孟德不仅人长得帅，身体结实，而且其他方面都远比我们优越。在住房紧缺的1960年代，他在永嘉路一套新式里弄房中有自己的单间（姐姐们挤在另一间内）；7个姐姐统统出嫁后，孟德拥有2间，他老母亲住一间；1980年代母亲去世，孟德有了一套房子，当时在上海依旧属条件好的。大学毕业后孟德工资一直一个人花，从来不知道经济拮据的滋味，穿的用的正如某同事语“都很高级”。记得“文革”前上海市面上刚刚出现电动剃须刀时，他就买了。而且竭力向我推荐，说最大的好处是在赴紧急约会前用一用，十分省时。我一打听，价格不菲，只得谢绝他的好意。孟德还有一个长处：他见了漂亮女孩绝对不可能怯场，相反更能侃侃而谈，妙语连珠，逗得姑娘们喜笑颜开。他这样的人会打光棍？！

阿鲍也是孟德的老同学老同事，比我们年长几岁，阅历比我们丰富。他认为孟德父母和姐姐把他宠坏了，所以孟德一辈子不懂如何宠别人。而孟德看得上眼的女孩都是要男人宠男人疼的美女，结果必然是没有结果。加上在那个讲究政治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孟德又是出身较好的，姐夫中革命干部共产党员不少。他住的新式里弄里，“文革”时期多数被抄家，他家安然无恙，因此孟德更不懂“夹紧尾巴做人”的滋味。他看上的女学员竟然会看不上他！还把信交上去让他吃了苦头。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研究过心理学的初人兄说这是孟德受到的一次严重心理挫折！比挨打的心理伤害更大。

有消息传来：孟德和邻居的关系变得很糟。他怀疑邻居要害他，因此他把居住多年的永嘉路住宅换了南京西路附近的公寓房，仍一个人住一套。但他和新邻居仍然处不好。起因是孟德为了减肥在家里练举重，而且是晚上。当他把铁哑铃扔到地板上时震动很大，引起了楼下住户不满，和他吵架了。后来又不知道为什么和同一楼层的邻居也有了纠纷，还打过“110”报警。最后，孟德和所有邻居都成了冤家。

学校定期派人去探望（因为孟德邻居来学校投诉，要求我们单位送孟德去精神病院），孟德只是在门口会见学校来人，若是来送工资则把钱收下，从来不叫人进屋，和人说话不超过两分钟。后来工资入银行卡了，学校就不派人去了。人事处认定孟德是有些古怪，但还不是精神病人。

1990年代初，我在大光明电影院旁巧遇孟德，我们聊了一会。他说他一切还可以，讲话思路也很清楚，他还奇怪学校怎么还有政治学习？老早该取消了！我说过几天我们大学老同学聚会，问他去不去？他笑笑回答：不去！没什么意思。

之后初人在人民公园也遇到过孟德，发现他人瘦了很多，他告诉初人他近来心脏不好。

2002年，终于听到噩耗：孟德病故！经过是这样的。邻居们注意到孟德家信箱塞满水电煤账单和物业通知，估计孟德很久不开信箱，又想起很久没见到他了（楼下邻居也反映很久没听到乒乒乓乓响声），都知道孟德从不旅游，所以就报告了派出所。居委会、派出所、物业联合撞开了门，发现孟德已成了干尸。已经死了好些日子了。

参加追悼会的人除了孟德的亲属之外只有我们几个老同学：初人、阿鲍、轻舟、长河和我，还有人事处代表和前物理教研室主任。从孟德姐姐们的哭诉中得知：孟德生前最后几年变得很怪，和姐姐们都不来往。她们深悔对他不够关心。

在回家途中，孟德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浮现。40年前在安大最后一次舞会上，我看着他在舞池里和漂亮女生翩翩起舞大出风头，当一曲终了时他走到我身边神秘兮兮地说：侬放心！我随便请啥人跳舞就是不会得请小妹子跳！君子不夺人所爱，迪格阿拉懂额。

12　拒绝遗忘

李书记“中枪”

“文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日子，“牛鬼蛇神”也揪出了不少，运动却毫无结束的迹象。这个局面学校党委意想不到，连市委也弄不清楚。

大字报上给人扣的帽子多到难以想象，除传统的地富反坏右和“文革”专有的走资派反动权威之外，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特务、汉奸、托派分子、漏网地主漏网富农漏网右派、反动天主教分子（龚品梅分子）、三青团分子、三开分子、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反革命分子臭老婆、国民党反动工会分子……好家伙！学校里有这么多“牛鬼蛇神”。问问别的单位，也和我们差不多。这里解释一下那么多“分子”的来历：比如“三开分子”指的是某会计，日本人占领时期在企业算账，1945年之后仍算账，1949年之后继续算账当学校会计，便被称作三个时代都吃得开，叫“三开分子”，属“牛鬼蛇神”。

学校出现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庄格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署名是两位校领导：李书记和明校长。“庄格同志”也是校领导——庄校长。此前写大字报的都是“革命群众”，领导只在幕后指挥，从不署名。据说领导一署名等于给人定性，因此不能过早表态。没想到校领导竟然出手了，而且矛头直指庄校长。所以这张大字报引来了全校的关注。大字报说庄校长在负责人事工作中不突出政治、乱招人；管财务突击花钱，把市里拨下的预算用光；当受到党委批评时竟甩手不干了，等等。当时学校领导有4位：江校长是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文革”初仍在农村领导四清工作，即将回校（有人讲已经回校但不露面）；李书记是党委副书记，目前领导学校的运动；庄校长是主管行政的副校长；明校长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校长是市总工会主席市委常委张祺，属挂名校长，一年见不到一回。

当时的“革命左派”、“积极分子”完全是“党指向哪里，我们打到那里”，而且很会揣摩领导意图，尽管过去见到不苟言笑神情严厉的庄校长都会点头哈腰（庄校长是1929年入党、来自大别山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现在纷纷写大字报“声讨”庄格。更有一份长篇大字报，是姓蒋的科员的大作。他认为我校有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黑线头子庄格，下面有陈鑫（校长办公室主任、庄校长的助手）、黄林（基础教研室主任、已“揪出”），并把学校一切“牛鬼蛇神”统统归入这条黑线，包括初人兄。印象之中庄格始终在指挥学校全体“牛鬼蛇神”如何复辟资本主义。看了这份大字报不得不佩服蒋某丰富的想象力。同事老袁说蒋唯镜运动结束后有望升科长了。

学校“文革”本来在党委的掌控之下按部就班地进行，谁也没料到一张校外来的大字报把局势搅乱了，乱得一塌糊涂！

搅局大字报是李书记前妻贴在校门旁的。大字报上都是夫妻间才会讲的私房话，譬如李书记说：宁可做鸡头不想当牛尾巴——前妻“上线上纲”为“有野心”；大字报“揭发”李书记热衷于读《资治通鉴》，从来不学《毛选》，心里没有毛主席……诸如此类的话和事不少。

李书记前妻的大字报犹如一个重磅炸弹，在学校展开了一阵阵冲击波。有些“革命群众”包括学员写大字报声援李书记前妻，责问李书记；原先的“革命左派”、党团员积极分子如蒋科员等却保持沉默。在倒李保李上出现了两派，造反派保皇派之分初见端倪。

江校长掌控局势

一天中午，我在楼梯拐角遇见李书记，他笑容满面地问我：吃过饭没有？

我颇为意外，因为李书记平时总板着脸，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别人的问候至多微微点下头，绝对不会对他叫不出姓名的普通教师主动打招呼。记得一次我们教研室开会，李书记披着呢大衣出现在会议室门口，黄主任立即站起来让出座位，他正眼也不瞧黄林，径直踱进来坐在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老刘旁边，弄得黄林主任好不尴尬。那时的李书记身穿一套哔叽料子中山装，除了夏天、身上永远披着呢大衣（很少穿上），头上和脚下总是乌光锃亮。端的是一位高官架势。

“吃过了、吃过了。”我和颜悦色地回答他，当时我对这些打过仗、年长的大干部还是蛮尊敬的。

我注意到李书记穿得相当朴素，脚上换了一双布鞋。因为有大字报批判李士吉（大字报不称李书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穿着“三包一尖”。何谓“三包”？我到今天仍不明白，只知道吹过风的头发就有被称作“大包头”的风险。李书记穿的皮鞋，头是尖的（老式男皮鞋均为尖头），算“一尖”。这几天街上中学生“革命小将”们拿剪刀正到处找“三包一尖”呢。

虹口长宁徐汇3个分校的学员敲锣打鼓来到总校，为的是要对李士吉采取“革命行动”，要给李书记戴一顶纸糊并写有“腐化堕落分子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李书记得到通报早已溜之大吉，学员们找不着他，气得差点要砸东西。偏偏有一政工干部姜正鸿，仗着自己也是毕业留校的工人学员，“大家都是工人阶级”，居然对学员做起了“思想工作”，要他们不能偏听偏信李书记前妻揭发的“腐化堕落”内容：夫妻相骂无好话，更何况离婚夫妻；要有真凭实据等等。（姜的话不错，可惜他只局限于李书记，对广大“牛鬼蛇神”为何不要求“真凭实据”？）火头上的工人学员不买他的账，双方吵了起来，还有了肢体动作，人多势众的学员把老姜捆了起来，把那顶高帽子上的字改成“保皇派”，给他戴上。

第二天另一个政工干部把老姜受辱的经过写了大字报贴出来，为老姜鸣不平。党团员积极分子纷纷响应，也有不少工人学员表示不赞成3个分校学员的过激行动。有个姓过的人事干部讲杀了她的头她也不相信李书记会有问题，之后被人称为“过铁头”。无论如何，党委副书记李士吉不大适合领导学校运动了。于是，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竞帆不得不从幕后转到了台前。江校长是实际上的我校第一号人物。

江校长的做派和李书记截然不同。平时见到我们这些普通人总是如沐春风地点头招呼：你好！有位同事下班回家，正巧碰上江校长的小轿车出门，江校长竟然会喊他上车搭一段路，车上江校长问他是哪个教研室的？姓甚名谁？上什么课？这个同事受宠若惊了好一阵子。总之，江校长给大家的印象在4个校领导中最好！早就听讲江校长1950年代就是市委委员和杨浦区委第一书记，后来不知什么事被柯庆施罢了官，贬到彭浦机器厂当厂长；1960年代初派到我们学校当党委书记，算是相当委屈了。江校长是10级干部，相当于部队的副军级。

学校开了全校师生学习“十六条”大会，江校长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要把学校的“文革”进行到底！党委成员尤其他本人要在烈火中烧一烧！在万吨水压机压一压！考验一下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

党团员积极分子组成的左派在江校长为首的党委和各级党支部领导下，把火力集中到了庄校长身上。大家心里清楚：根据“文革”“十六条”精神，必须弄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小还不行，必须是校领导这样的大官；李书记是江校长的亲密助手，而庄校长是和江校长有矛盾的，所以庄校长必须是走资派！江校长在各种场合都表示，那张说庄格是我校黑线头子的大字报十分敏锐，是份革命的大字报。

多数派和少数派

这一天我们去江湾体育场开大会。没进入会场就下起雨来。场地聚集了几万人，全上海高校师生都来了。有部分学生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显得很威风，他们是第一批红卫兵，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的才能参加。（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一般干部还轮不上；第一批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他们最革命！只有他们敢把老师活活打死。）

主席台突然灯光大亮，扩音器响起了“东方红”，雨中的人们傻瓜似地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也伸长脖子向主席台张望：出现在主席台上的仍然是曹荻秋、马天水等一些上海市委的领导，大家很失望——毛主席没来！之后凡开重要大会，开场必放“东方红”，江湾体育场是第一次，所以人们会有上当的感觉。

曹荻秋市长在讲话中除“文革”套话外，还提到了在各个学校中都出现了少数派的现象，说对少数派应该保护一下，但少数派同学也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你们是少数？曹市长明显支持多数派。当时的多数派是拥护校党委拥护市委的，矛头始终对着“牛鬼蛇神”或党委抛出来的“当权派”；而少数派属不听话的一些人，会把矛头对准党委甚至市委。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多数派）放出狠话：目前相当于反右斗争“引蛇出洞”阶段，让这些反党分子跳出来，以后算总账！老红卫兵是多数派的核心。

我们学校有点特殊，教职员工大多数是紧跟校党委的，和其他学校的多数派一样。学员则不然。我校学员来自上海各工厂，尽管他们在自己单位里属培养对象因此不会去找单位领导麻烦，但在学校里大多数人不买校党委的账，成了誓把业余工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力军。

此时各个学校涌现了许多“战斗组”、“战斗队”甚至“战斗兵团”。这的确是“新生事物”。过去大字报上都具真名；几个人合写便以单位具名，如：总务科部分革命群众；后来用笔名代表这几个人，如：“千钧棒”；最后便成了“千钧棒战斗队”。

我所在的物理教研组有部分教师成立了“红旗战斗组”，这些教师都是党团员，一贯的革命左派。“红旗战斗组”的头是教研室党支部副书记老蔡，一位干练的中年妇女。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红旗战斗组”联合学校其他左派组织了一次批斗庄校长的大会，他们称之为“首斗庄格”。大会上多人发言批判，从批判发言中我们知道了庄校长曲折的过去：他生长在大别山下的湖北英山县，1929年参加革命，许多高官如南京军区副司令林维先当年还是他部下。1930年代初，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时他生病留下了，后来找不到党组织便辗转去了安徽（批判者说他开小差当逃兵），抗日战争开始后庄格才和新四军接上头，但党龄从1938年开始，红军时代的党龄不算了——据称庄格对此相当不满。1950年代，庄校长在安徽省委当办公厅主任时和他的顶头上司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闹翻了，又把他纳入“刘秀山反党集团”开除了党籍，直到1962年才平反到我们学校当副校长。批斗大会上，庄格对他受到的指摘全部否认，态度异常强硬。几个充满“革命义愤”的人冲上台去打算“教训”他一番，不料庄校长脱去外衣叫大家看他身上战争留下的伤疤！这一手镇住了打算动手的左派，台下很多学员闹了起来，表示声援庄格，批斗会开不下去了。

接着几个学员找庄格了解校党委内部状况，并把庄格谈话内容写成大字报。庄校长只对江校长一个人进行了反击！他“揭发”江竞帆历史上犯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错误，对市委派他到业余工大来当党委书记更是心怀不满，说这是把他“放到仓库里”。诸如此类，披露了许多。于是学员们把火力从李书记扩大到江校长身上。江校长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庄校长不是省油的灯！

阿娘闯祸

宁波人把祖父祖母称作阿爷阿娘。阿爷阿娘住在前厢房，母亲和我住后厢房，父亲去世后阿爷阿娘和我们仍住在一起。

1966年8月上门打劫的大抄家开始之时，阿娘的小兄弟我称之为小舅公的，神色紧张地来我家，告诉我们要有被抄家的思想准备。他听说银行的革命派奉党委指示要对解放前当过旧银行高管的人家统一采取“革命行动”。阿爷先是颇为害怕，后来却对小舅公说大概不会有事。一来自己当中央银行高管如九江办事处主任桂林支行经理是1930年代的往事了，后来脱离中央银行回沪，抗战胜利后再进中央银行只是清闲差使，又在解放初退职了，恐怕银行不会想到他；国庆他爸当过农行襄理不假，但人死了好几年，不至于再来算旧账吧？

阿爷在惶惶不安中等了一些日子，什么事没有。他放心了，一如既往地读起了宋词和《阅微草堂笔记》。

谁也想不到，阿娘会引来了抄家。

阿娘一辈子当家庭妇女，小脚老太，略识几个字、永远不懂政治，偏偏是她闯了祸！

阿爷在宁波农村洪塘有一处祖屋，阿娘每年去住一两个月（阿爷基本上不去），回上海时阿娘会带一点宁波土产给阿爷，解解乡愁。据阿娘讲她要是不回老家，家里东西早就被人偷光了。祸就闯在这里。

那天从学校回到家里，阿爷坐在沙发上紧皱双眉一言不发，母亲告诉我宁波乡下来了两个“贫下中农红卫兵”（两个中年人），声称阿爷老家被人翻得一塌糊涂！阿娘一听急煞了，立刻收拾衣物就跟他们走了，去宁波了。阿爷终于开口说话：他觉得蹊跷。这两个人是本家晚辈，为啥见到他老人家伯伯叔叔也不叫一声？恐怕来者不善。

果不其然，阿爷话音刚落，邻居敲门进来说楼下后门对面有一张批判阿娘的大字报。阿爷和我立刻下楼去看，大字报上阿娘的姓名赫然在目，还打上了叉叉。大字报称阿娘是反动派四大家族成员，是宋美龄结拜姐妹，常在一起吃酒，在乡下一贯反动，专和贫下中农作对。辱骂贫下中农是“抢犯”、是“贼骨头”等等。署名是宁波洪塘公社贫下中农红卫兵，但大字报是居委会受他们委托贴上的。

我扶阿爷回到家。脸色惨白的阿爷连声讲：老太婆闯祸了、老太婆闯祸了！对其讲莫瞎讲莫瞎讲，其就是不听。东西被人拿了就拿了，又不值几个钱。硬是和别人吵。原来1930年代阿爷当中央银行九江办事处主任时还兼庐山办事处主任，每年夏天待在山上。因为南京政府各大员夏天都上庐山办公，中央银行等于政府金库，作为金库的头阿爷几乎天天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打交道，当然也和中央银行的顶头上司宋子文有往来。孔祥熙举行酒会，阿爷带阿娘一道参加，自然见到宋霭龄甚至宋美龄蒋介石和许多要员。这段日子阿娘自认为很风光，因此我从小就听阿娘常常把孔夫人蒋夫人孔部长宋部长委员长挂在嘴里。经过大家劝说，委员长孔部长不提了，看来不提蒋夫人孔夫人阿娘很难做到，阿娘总说这两位夫人对她“交关客气”。

当天深夜，一帮人来敲门抄家了。他们一来就声明他们是金星笔厂工人阶级革命派，受居委会之托代宁波贫下中农抄家。抄家也有代的，真是匪夷所思。接着就叫阿爷站着接受批斗，称阿爷是“吸血鬼”，要他把手枪和“变天账”交出来。吓坏了的阿爷讲，手枪他这一生一世不曾碰过。几个人翻箱倒柜找金银首饰和“四旧”。我问他们：我们并非地主资本家，为什么要抄我们家？革命工人说我态度不好，命令我也站着陪斗，有人骂我是“狗崽子”。我高声说，我是业余工大的教师，你们厂的李金梅还是我的学生呢。（李是党员团干部）这一招果然有效，他们对我的态度变得和善了，让我进了自己房间坐下，还扯了几句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的套话。这支抄家队伍是党委领导下的左派，不是之后的造反派，所以吃党员团干部这一套。有个家伙眼尖，看见我书桌上放着一本《大戏考》，立刻严肃地说：

“你是个人民教师，怎么还保存‘四旧’？我们代你扫了！”

我被拿走了《大戏考》，放到今天是一份珍贵的京剧资料。大概他们看在我是业余工大教师的份上，没有抄我房间的家（只是看了一下），但是阿爷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还开了一份清单叫阿爷签字，清单却没留给阿爷。第二天阿爷发现一件上衣口袋里有阿娘不知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几百美元，他认为是抄家队伍故意留下考验他是否老实？！吓破胆的阿爷去交给了居委会换了一张收据。为此阿爷懊悔了好几年。

叔叔姑姑来我家劝慰阿爷、埋怨阿娘，不免也为去了宁波的阿娘担心，然而无人敢去宁波。不久有亲戚从乡下来告诉了我们阿娘的遭遇，让人啼笑皆非。原来，乡下“贫下中农”开会批斗阿娘，不料阿娘和批斗她的人对骂，坚持拿她东西的人是贼。气愤的“群众”给她戴上高帽子游街，她是小脚走得很慢，人们只得陪着走。到了一家点心店，阿娘宣布她肚子饿了要吃点心，“杀头还要让人吃饱再杀呢”，人们只得让她进店，阿娘戴着高帽子慢条斯理地吃了两碗汤圆。再走时贫下中农们没有斗志了，游街结束。没人敢打阿娘。据说因为阿娘毕竟是长辈，又有其他本家说她不是地主富农本不该挨斗，再说70岁的老人万一打出人性命来怎么办？所以后来不了了之。

你们算了。阿娘却不肯算了！阿娘到拿她家里东西的人家，一家挨一家地去讨回，你不还她坐在你家不走，还在你家烧夜饭吃。据阿娘讲，他们绕她不过只得还她，不然阿娘“贼坯”、“抢犯”骂到天亮。阿娘永远不懂什么叫贫下中农革命社员。

半年之后，阿娘大包小包从宁波凯旋而归，还捎来咸带鱼黄鱼鲞龙头烤臭冬瓜之类的宁波土产。两个贫下中农送她上了轮船，东西太多了。

13　坎坷的婚姻之路

序

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

我孤身一人，

眼前的天空阴暗、寒冷，

两旁是沼泽和陷阱。

一阵温暖的南风

伴随着青翠山谷的清新；

你带着鲜花和绿叶

轻轻地走进了我的生命。

绕开了苦难的沼泽，

跳过了危险的陷阱，

每一个脚印啊

都是一洼艰辛。

路渐渐地变得平坦，

我们却不再年青；

瑰丽的晚霞和你的白发

交相辉映。

你陪着我

走过了大半的路程；

你的心还是和我

如此靠近。

我们更要互相搀扶，

现在是下山的光景；

你会继续伴着我，

走完这人生的旅程。

这是1995年12月为吾妻四九华诞（虚岁50）而作。

坎坷的根源

我原本是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的物理教师，在“文革”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被“清理”出来，“隔离审查”了10个月——也就是关了10个月。“罪状”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污蔑三面红旗（造谣说安徽农村饿死过人）；另有一条罪状是认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能反修防修，“反而会加速修正主义的到来”。这条罪状被认为是我们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反革命纲领”。

“小集团”成员大都是安大的老同学，牵连面很广，最后倒霉的人却不多。在安徽工作的田振义兄作为“小集团”的头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和初人兄被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定为“反革命性质、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俗称“敌性内处”；工大的一位同事老高，是交大毕业的“摘帽右派”，不幸却因和我们走得很近而重新被戴上了帽子。

定案之后，我就随学校大部队去了市郊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半年后又随学校大部队去了奉贤和南汇海边的农场“五七干校”务农。这样矛盾就来了：学校广大教师是臭知识分子，是要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但他们毕竟算革命群众啊。我等没有群众身份的人也混在群众里一道干活，岂非不太公平？于是学校工宣队找到了一个以示区别的机会，把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送去“战高温”，算是清除出学校——上层建筑——了。

我到了玻璃厂我母亲很高兴。她认为我人在上海市区了，能找到女朋友了，于是到处托人替我介绍对象。我远不如母亲乐观。这年头姑娘找对象要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寻女朋友都会遇到阻力，何况我本人还倒过霉呢。

倒也碰到过一位不计较我政治问题的姑娘。她是一个会计，不过我实在对她没有感觉，接触两次就算了。介绍人是母亲的老朋友邹阿姨，她为此很生气，对母亲发了牢骚：“国庆这个样子了，还要挑三拣四，要不得！”

邹阿姨和我母亲都是四川人。

四川北路1304号

“敌性内处”的经典解释是：帽子拎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我头上悬着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处处小心，“夹紧尾巴做人”，以防从准贱民到贱民这种灾难发生。

我和老同学老朋友都不来往了，一来是免得连累他们，二来是担心这些老的人际关系已在“组织”的掌控之中。然而鄙人决非“安分守己”之人。我的生活里出现了许多新朋友，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但仍然和我走得很近，他们就是查理、海豹和他的女朋友多多猫、海豹的新疆老同学（学长）4d、阿栾。正是他们，使我在严酷的岁月里心智得以健全，没有丧失思维的活跃和沟通能力。

说是“新朋友”，其实有的朋友很早就认识。海豹的妈妈和我母亲同属四川路上的“四川帮”，都是四川老乡。所以，1950年代当海豹兄妹还是小不点时我就熟知他们；查理则是1967年在海豹家中结识的。所以，尽管母亲大人托人替我介绍女朋友均未成功，在我结婚前夕她仍很得意地提醒我：

“没有我你朗格认得我同乡的儿子海豹？朗格认得盖（介）绍人？朗格认得你老婆？”

“晓得的，没有妈我国庆人都没得！好了吧？”

母亲大人的话一点不错，我第一次到四川北路1304号是跟海豹、查理去的。从北往南过了武进路，经过几家店铺，突然拐进了一道裂缝——这里头有住家？老实说，从武进路到海宁路这段四川路我走过无数次，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条夹弄。天空一下子变得无比狭窄，又一下子无比黑暗，我糊里糊涂跟着他们进了类似门的什么空间（是门应该有锁、应该敲门，却一概全免），上了吱嘎作响的楼梯，楼梯尽头豁然开朗、大放光明。我见到了多多猫（从崇明农场回来度假。那时她和海豹去崇明不久）、洞察人间一切世事的胡伯母、笑容可掬的雨中行（她那天休息没有上班）。

如果能未卜先知，我应该大拍雨中行的马屁。她就是未来改变我命运的人。因为她的牵线搭桥，我结识了我的太太。

“宾至如归”

外人到1304号很有点到家的感觉，那里的气氛轻松、自在，完全是主随客便。不是像到有些人家去拜访：主人十分客气，上茶冲麦乳精（上咖啡是1980年代以后才流行开的），于是客人规规矩矩坐好、小心翼翼聊天；有时主人留你用餐，特地多加两只菜，弄得你边吃边懊恼——忘了买点水果之类的礼物来，失礼了。在1304号绝无这般虚套，你去了不一定给你倒茶（尤其人多之时），但口渴了你可以自己去找个杯子倒水，在1304号吃饭一点不拘束，主人吃啥你吃啥。

1971年夏天，我从干校农场回到市区“战高温”之后，我常去1304号，也无需别人陪同。如果雨中行去上班，家里只有胡伯母（小辈统统在外地），就听听老太太开讲旧上海二三十年代的奇闻轶事。这才了解老太太是位风趣、健谈的人，知道的事真多，对京剧也相当懂，绝对内行。

雨中行大姐虽然一直未婚（不知是否恋爱过——不便打听），对朋友们的终身大事却很关心。当时我就知道：囡囡和青云、查理和芬芬还有谁都是雨中行很自然地促成的。尤其是查理如何结识他的太太我更是记忆犹新。当芬芬姐妹俩第一次来1304号时，大家在雨中行的带领下向芬芬“隆重推出”一位杰出男士查理（该杰出男士因远在宝山某校任教未能出席），我煞有介事地告诉芬芬：由于查理音乐上造诣太高，人称“宝山音乐之父”。

1972年春天一个晚上，我去1304号。雨中行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她们要安排一次会面，让我和一位姑娘相识。“她们”包括胡伯母，大概人是雨中行先想到的，胡伯母十分赞成。（陪老太太聊天是有回报的——未婚男性注意了）雨中行讲了点姑娘的情况，胡伯母作了长时间的补充，听得出她是很喜欢这位姑娘的。

相亲

相亲是对我而言。我完全清楚今天晚上要和一位可能成为我终身伴侣的姑娘会面。她的来历我也完全清楚，她是胡伯母贵阳儿媳的妹妹，在百货公司工作，这些都是胡伯母原原本本告诉我的。雨中行特别强调，她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大姐永远是把人的文化素养摆在第一位。

然而雨中行并没有告诉姑娘今夜的主题。她不知是写信还是打公用电话要姑娘来1304号白相，“姆妈想侬来”。雨中行一直认为男女初次会晤必须很自然，她不喜欢一本正经替人做媒。

当我从四川路拐入“一线天”时，不经意地望了望狭窄的夜空，竟然见到了一颗闪烁发光的星星。大概是幻觉吧。我进了1304号，和雨中行、胡伯母交谈了几句，就在桌子里侧的椅子坐下，脸对西窗，等待姑娘的到来。

等的时间不长，人就到了。姑娘对老太太、雨中行亲热地嘘寒问暖，又提到贵阳姐姐什么事，一阵欢声笑语过后，雨中行替我们介绍：

“南山，迪位是阿拉的老朋友国庆。”（升级变老朋友哉）

“迪位是阿拉一个亲眷，南山。”

姑娘在桌子外侧坐定，脸也对着西窗，她已经猜到今夜的主题了，所以显得拘谨，略带一点矜持。我转过脸看了她一会儿，见到了一个秀美的侧面：长长的眼线、端正的鼻梁、微微上翘的嘴唇和天然微卷的秀发；当胡伯母端上一杯茶时，（难得的待遇）她有礼貌地站起来，身材又高又苗条。鄙人才1米70，对我来说，她是高了点。

危机

雨中行坐在我们对面，背对西窗，聊天在我们3个人之间进行，老太太退出了谈话圈子，不知隐身在哪个角落里。

雄鸟为了吸引雌鸟会展示自己的歌喉和羽毛，尤其雄孔雀见了自己中意的异性会开出绚丽夺目的彩屏，所以聊天就应该是我“开屏”的过程。此时的我已非当年吴下阿蒙（见前文“邂逅”、“恋爱岁月”），在漂亮姑娘跟前再不会怯场，照样谈笑风生。

在谈天说地中，我“不经意地”透露鄙人是学物理的大学毕业生，大凡女生见到物理课都有点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亮出的第一根羽毛：“聪敏”，太笨的人物理专业毕不了业。当然不能吹麦克斯韦方程、测不准原理之类的专业内容，否则，不仅听众会昏昏欲睡，弄不好还被人认为是一个“书蠧头”。所以接下来我聊的全是工厂里的好笑见闻，不仅雨中行被逗笑了，南山也笑了，正好我转过身去，见到了她的笑容：好一口雪白崭齐的贝齿。我还注意到她穿的是深藏青色两用衫、里头是一件红白格子衬衫（后来知道这叫作朝阳格，当时是很时尚的），又雅致又得体。

第二根羽毛“风趣”展示完毕，我打算进入文学话题，这是本人自认为的强项。所以将要亮出的羽毛就叫“博学多才”。此时谈话已被我完全主导，不愧为当年查理所封的“沙龙骑士”。我刚刚把欧·亨利短篇小说的话匣子打开，才起了个头，忽然南山起立告辞，边对大姐告别边走出去，于是雨中行也跟了出去。我听到后边老太太的声音：“走啦？再白相一歇好来？”

“辰光不早了。我路远呀。姆妈再会噢。”

由于她走得突然，我没有思想准备，又是一个行动远远落后于思维的人，所以她走时我没有站起来，我站起来时她已经在过道边走边和胡伯母道别（她坐在桌子外侧，一步就到后间），雨中行送她下楼梯出去了，没人提醒我应该送送她。

雨中行回来了，一脸心事重重，她对我和胡伯母说：

“我问过南山了，她对国庆侬的印象不大好。”

去“天山”

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十分沮丧。春天早已来临，黑夜中的四川路却闻不到一丝春天的气息，路旁所有店铺都黑灯瞎火、打烊了，本来就很少的行道树在昏暗的路灯下见不到一点绿色，暗处的树叶变成了褐色的噩梦。

我在横浜桥边站了一会，吹过来一阵夹有臭味的夜风（当年横浜河正在变向臭水沟），却让我明白了今晚的症结所在。“相亲”的全过程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觉得谈话还是成功的，她不是还笑了吗？毛病出在她起身告辞时，我没有站起来，像个老爷似的坐着不动；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赶紧下楼送她，所以留下一个印象不佳的评语完全是咎由自取。10年之前我就犯过类似错误。把“邂逅”化为回忆。但那时我是个毛头小伙，可以原谅，如今到了而立之年，还如此愚不可及，真正朽木不可雕也。不过事情还能补救。明天我上中班（下午3点到厂），上午有空；而南山说过明天她在店里，她是天山百货商店营业员。

第二天一早我换乘2部公交车来到了长宁区的天山路，也找到了这家天山路上最大的商店。不过天山百货店尚未开门，我只得在天山路一带瞎逛，马路两边都是新造楼房，当年被称作“天山一条街”，新栽的梧桐树已长成一片绿荫，总算有点春意。终于，开门营业了。我走进商店，找到了南山所在的柜台。

她见到了我，愣了一下，我立即机敏地上去和她打招呼，说自己今天要去中山公园看一个亲戚，“顺路”来看看她。（这是一眼就看穿的谎言，中山公园一部21路就到了）于是她恢复了常态，我们聊了几句天气好坏之类后，我请她替我挑两块绢头（手帕），说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买手帕四川路那么多店不去，跨越虹口、黄浦、静安、长宁4个区跑到天山）南山就拣了两条手帕给我，我付了钱后，再说了一会话，见她开始忙了就告辞。此时，她对我的态度已经蛮不错了。

危机消除了，我们开始了交往。

雨中行经常说的“缘分”是存在的。如果那天我不是上中班，我上午就不能去天山，我如果下午去的话，就见不到南山。她下午不在商店而是到公司去了，当年她经常去上级公司开会。

隐忧

和那时所有“谈恋爱”的青年一样，我们的约会内容是荡马路、逛公园和看电影；不见面时就是通信，那个年代不可能“电话诉衷情”，那时只有公用电话或者工作单位电话。

当年的电影实在糟糕。样板戏都是号召斗争的、里面的人物永远不恋爱的。这种电影当然不看。至于阿尔巴尼亚电影和朝鲜电影这类“进口大片”，比国产片稍好一点，因数量不多，只看过一两部。所以大都是看记录片、科教片，有一部介绍火山爆发的外国科教片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给南山寄了许多信。据她说见到我信上的字吓了一跳：“哪能迪个大学生字介蹩脚！” (1) 以前她也收到过不少男性“粉丝”的信，个个字都比我好。不过她承认这些粉丝的信内容没有一个比我精彩。可见关键时刻内容比形式重要。

有时从公园里出来，或者马路荡得久了，我总要请她上饭店或者点心店去坐坐，她总是谢绝；甚至建议到她提及比较爱去的南京路“喜临门”去品尝蛋糕咖啡，也不行。这一来钱是省了，但也有点担心——还和我保持距离嘛。尽管胡伯母叫我放心，说：南山就是这种脾气、勿欢喜让人用铜钿咯 (2) 、伊是热水瓶外头冷里厢是热额。那些日子我常到1304号去向老太太汇报，老太太已正式替代雨中行成为我俩的月老，毕竟她有无比丰富的人生阅历。

有一件真正的烦心事。南山是“组织”的“培养对象”！虽说她是营业员，却不大站柜台，经常被调到公司去搞“运动”。什么“清队”、“一打三反”她都参加专案组；近来老是在公司政宣组帮忙，什么时候她入了党，就要“以工代干”脱产当干部了。而我是一个“准贱民”，她能接受我吗？

隐瞒真相是不可能长久的，也不符合我的做人原则，是告诉她一切的时候了。

峰回路转

这天晚上我从南山家里出来，没有忘记和她的老爸道别，他对我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已经视我为“毛脚女婿”了。南山送我去乘21路公交车，当我们走到愚园路车站时，我请她再陪我走一段，说有重要事要告诉她。

暮夏的愚园路人迹稀少，显得十分幽静；高大的法国梧桐沉默无语，和南山一道倾听我的心声。我从安大的饥饿经历一直讲到“文革”中我为何被批斗，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审查结论和当前处境都告诉了她。她一言不发，只是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北京西路泰兴路了，我终于讲完了。灯光下我看到她的脸发白，但眼里却充满了怜惜和同情。

车子来了，她轻轻地提醒我：

“侬好上车了。”

一连3天我都在紧张、不安和期待中度过，在家里还哼起了一段京戏：“一天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突然，我接到了传呼电话，叫我到1304号去。刚好这天是厂休有空，我立即赶到1304号，见到了满脸春风的胡伯母。老太太一见我就开了一句英文，是好消息的意思。她告诉我，南山来过了。南山那天夜里哭了一场，但她还是决定和侬国庆好下去。

“伊还讲伊会得管牢侬，不让侬再闯祸！”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从那时起南山的命运就和我紧紧连在一起了。

能不能结婚

1972年秋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花前月下”的秋天。和所有热恋中的青年一样，相见时感觉时间怎么那样快！不在一起时日子怎么如此漫长？

我记得南山第一次来我家的情景。那天是我生日，我母亲做了好多菜等她来和我们一道吃晚饭。在这之前母亲逢人就讲今晚儿子女朋友要上门，所以南山来时，我家的左邻右舍都出来“恭候”，甚至我们用餐时也会有人借故进来张望。母亲很喜欢我女朋友，她希望我快点结婚，越快越好。

秋天很快地过去了，冬天是谈婚论嫁的季节，我们俩开始筹划结婚的事。登记结婚必须先要到工作单位去开证明材料，对南山这当然不是问题，而对我恐怕就是麻烦事。我虽然在玻璃厂已经待了一年半，但人事关系还在学校里，本来听说早就要转到工厂了，不知什么缘故拖到现在迟迟不动，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他们会开给我吗？

一个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登场了。

这天厂休，我请来的一位朋友正在替我油漆旧家具，准备结婚派用场。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不认识的留平顶头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绍是学校工宣队的，找我谈点事。

没等我开口请坐，他径直找了一张旧沙发坐下。对我奉上待客的茶水视而不见，自己摸出一支烟点上，然后讲了来意。他讲，根据中央精神，大学还是要办的；不仅在干校的教工要回来，你们这批在工厂战高温的人也要回来，包括你这样（他停顿了一刻，显然在斟酌字句）——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也要回校，以发挥你们的专长。

这是好消息。在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姓李，是不久前来学校的工宣队员，目前是学校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于是我不失时机地提了一个问题：

“李师傅，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结婚？”

他又摸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还想了一会，然后开口：

“既然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嘛，可以结婚。”

我高高兴兴地送李师傅下楼，到门口时他叫我不要送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

“你要结婚开介绍信，来组织组找我好了。”

（“文革”期间学校人事处和组织部合并，称“组织组”）

登记

我和南山商量好，在同一天去单位开结婚证明，然后马上去登记。

南山是到天山百货商店的上级单位区百货公司去开证明的，她和公司所有干部都很熟，一个人事干部什么也不问就把证明开给了她，还笑着说：你到公司来发喜糖别忘了要多发一包给我啊。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培养对象”会选一个有问题的人。

我碰到一点麻烦。当我步入学校组织组办公室时，李师傅正在和人谈话，那人也是去“战高温”的教师，自然不便打扰，我去了里边一间，但我知道李师傅已经看见了我。里间办公桌旁坐着老赵，“文革”前他就是人事干部；这种1950年代靠历次运动入党的人多数心眼很坏。没法子啊，他是做具体工作的，开介绍信、开证明是他的专职，只能找他。

当我说明了找他的原因时，他惊讶地抬起了头：

“你要开结婚证明？”

没等他把刁难我的理由说出口，我立刻说已向李师傅汇报过了。老赵一溜小跑到外间，我也跟到门口，看见老赵弯着腰向李师傅请示（李师傅坐着）。李师傅说了一句什么，老赵依旧点头哈腰说了一些，李师傅不耐烦地大声命令：

“开给他！”

老赵一声不吭地回到办公桌边，铁青着脸但很爽快地把证明开给了我。只是在给我开证明时厉声说道：“你的情况告诉了对方没有？不讲你自己要负责啊！”

我回答我已经告诉对方了，立刻走出里间；当我经过外间出门时，李师傅仍在专心致志和人严肃地谈话，我为了不打扰他，就走了。

1973年我回到学校时，李师傅已经调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工厂派来的。李师傅，我欠你一句：“谢谢！”对于你，也许只是举手之劳，正是你的举手之劳改善了我的命运。你是我命里的“贵人”！

当天下午我们就去街道办理结婚登记。说来奇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了一切法律（包括宪法），婚姻法却岿然不动。所以从1972年12月22日我们拿到结婚证之后，我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了。

一式两份的结婚证上，右页盖有“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左页的语录赫然在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预示了：南山的大麻烦要来了。

黑云压城城不摧

那年头结婚证还兼买家具证明的功能。新婚夫妇凭新开出的结婚证可以到家具店购得木床、大橱或五斗橱（二者只能选一）及木椅之类（一年之前的结婚证明还不管用，必须近期的）。要想多置家具，只有自己想办法弄木材请人打造，所以当年业余木工、油漆工大行其道。我们购置了一张床和五斗橱、两把椅子，商量好在1973年2月5日春节年初二举行婚礼。

1973年元旦刚过，公司领导找南山谈话，开给南山证明的人事干部也哭丧着脸坐在旁边，显然挨过批评了。领导一上来就告诉她：你上当了！你知不知道对方的政治背景？他是一个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组织上已经去他单位查过档案。你办了登记手续没有？当南山回答已经登记过了时，领导几乎跳脚。（反革命分子狡猾狡猾的！）他又批评南山：这几年组织培养你不容易；你也参加过专案组、审查过坏人，怎么阶级斗争观念这样差。我们正考虑把你正式调到公司来，你这个样子我们多被动。

第二天公司开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上仍有南山。她坐在台下不上去，大会主持人在麦克风前喊：南山同志呢？南山同志请上主席台就座。南山却溜出了会场。

公司领导继续找南山谈话，“苦口婆心”地对她进行“教育”。要她“回头是岸”，撤消婚约！至于如何取消，组织上会有办法的，只要她同意。又表示，组织还是信任她的，对外会保密的。南山的回答是不撤消婚姻，还说了一句让领导大失所望的话：“我觉得伊是好人！”

南山单位怎么会“事后诸葛亮”地去我学校调查？后来听说是在开证明好几天后，学校有人给长宁区百货公司打电话通报情况。老赵在给我出具证明时问过我对方单位，这是必需的例行公事，要写在证明上。打电话的人十有八九是老赵。

过了几天南山接到通知，要她到区委区革委会去，区有关领导要找她。

接见南山的是一位戴眼镜操北方口音大约40多岁的女领导，和颜悦色中透着点威严，一看就知道是老干部。她说了许多道理：她说我们党是主张自由恋爱的，但一定要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一定要讲阶级、讲阶级斗争！你的成分是好的（南山父亲是工人），过去的表现也是好的，为什么要和一个政治上没有前途的人结婚？当然你们单位也有责任，对青年阶级斗争教育没有抓紧，你的问题讲到底就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我们如果不管，就是路线问题！

南山一直沉默不语。女领导忽然想起什么，把声音放轻：“你是不是和那个男的有事了吧？这里没人你说好了。”

南山红着脸回答没有。女领导很满意，她说看来你这个小同志还是比较严肃的。

你考虑过没有？要是你和他有了孩子那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领导上为你考虑希望你做到两点：一、解除婚姻。男方不同意没用！我们会出面解决。二、断绝和男方来往。你看行不行？

沉默的南山终于开口：“不行！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谈话不欢而散。

结婚

不听“组织”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南山从此天天在天山百货商店站柜台，“以工代干”的门永远对她关上，她再也去不了公司，永远是一个普通营业员。但是我们的婚姻保住了，尽管发给我们结婚证的江苏路街道属于长宁区管辖，长宁区委和区革委会不能追回结婚证或者判定我们的婚姻无效，毕竟还有婚姻法。

5年以后，学校给我平了反。此时南山已经调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一家百货店。应她的要求，学校不仅把平反通知书寄到她现在的单位，还发给了她老单位长宁区百货公司。她说，就是要让老单位那些人知道：她嫁的人是好人！而他们的判断是错的！虹口百货公司的领导找南山谈话，大大地赞扬她一番，夸她有眼力，找了个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知识分子。（平反书上认定我“‘文革’中因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不过南山满足于相夫教女，对自己的“仕途”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了。

1973年2月5日晚，在我家摆了两桌酒席，算是婚宴，参加的是亲戚长辈还有“月老”胡伯母；同时在南山家有五六桌婚宴（连吃3天），岳父大人嫁宝贝女儿大力地操办了一通。2月6日晚，我们请朋友来家随意地吃了一顿晚餐，来的人有“红娘”雨中行，还有查理和芬芬姐妹、多多猫和海豹、小丁和一对画家夫妇。

虽然南山在长宁区百货公司熟人如云，她却不发喜糖。有许多同事知道她结婚却不敢向她讨糖（怕领导不高兴），只有那些特别要好的大胆同事向她祝贺时，她才悄悄发糖给她们。我所在的玻璃厂就不同了，熟的不熟的人都来向我道喜讨糖，不仅是老王、傅师傅、徐生浩、小张、小顾、邱师傅、老杨、各位高温美女、高师傅，甚至大组长夏师傅和其他师傅我都发了糖。那几天车间里真是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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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能迪个大学生字介蹩脚：沪语，这个大学生写的字怎么这么差。

(2) 用铜钿：沪语，花钱。

14　忆父亲

“中产阶级”的消亡

小时候，总觉得父亲的眼神是忧郁的，笑容难得一见。原因也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养家糊口的工资在减少，似乎在隔三差五地减少；家里的住房也少了，原本的“客堂间”住进了别的人家；原来用“娘姨”（保姆）的，现在用不起了……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2期“漫谈中产阶级”一文中提到了父亲所在银行的工资改革：“如何改革？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薪金改为工资，脑力劳动归入体力劳动，取消‘脑体’差别。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困化！”

1949年之前，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那个时代银行职员和教授医生工程师海关邮局职员一样都属于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1949年之后父亲降为一般职员，收入少了一半多，据他后来讲也能接受。过去是襄理（副行长），现在解放了，银行的行长副行长由共产党的南下干部地下党员来当天经地义，什么叫改朝换代呢？至于领导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这也无关大局，反正具体工作都是父亲这帮“老银行”干的，领导只管开会政治学习搞运动就行了。

银行的“工资改革”对父亲的打击是致命的。以前每月300多元的收入变成了月工资65元，家里吃饭的人只少了一个保姆，阿爷、阿娘、母亲和我吃饭还得靠父亲。不过阿娘常常到姑姑家去管外孫，阿爷有点积蓄，零用钱之类是不会麻烦儿子的。银行的减工资运动波及我们整个家族。我叔叔有3个子女，婶婶当时也不工作，因为也是银行职员，收入从3位数变成2位数，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姑父过去也在银行任职，此时离开金融系统去了五金交电公司，收入当然一样减少。姑姑家也是子女多，姑姑没有职业，过去的银行职员夫人都是全职太太。

我们这个家族可以算银行世家了。阿爷是民国第一代老银行，北洋政府时期在北京英国汇丰银行，南京政府时期在中央银行，后来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一解放就被动员退职回家，拿了几个月工资作退职金。因为上海作为过去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银行太多了，银行职员也太多了，“上头”深感头痛。于是退职的退职，改行的改行，实在赶不走的，减工资。

所以银行职员这一典型的中产阶级从1950年代初就跌入了低谷。

“精神食粮”的匮乏

父亲在银行界是个另类，他喜爱文学艺术。刚进银行的几年，还给报刊投过稿。1961年父亲病故后，我整理他遗物，发现了几张剪报，是父亲在1937年以“戈人”笔名发表的剧评和杂文。有一篇是关于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文学评论。当时我都不知道纪德是何许人也，说起来我还算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我知道父亲在银行同事中有一个聊文学的小圈子。一位是陈伯伯，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另一位是吴伯伯，和吴祖光先生是本家近亲。不过从1950年代开始，他们就很少走动，以免遭到“小集团”的可怕下场。

我很爱看电影。什么“鸡毛信”、“夏伯阳”、“带枪的人”、“难忘的1919”、“上甘岭”之类的，反正当时小朋友喜欢看的电影我都看，看后还一五一十告诉父母亲。父亲却说这些算不上电影，他从来不看。母亲说父亲过去很爱看电影，不过他看的是美国电影。很多年之后当我看了那些经典大片：“乱世佳人”、“战地钟声”、“北非谍影”、“碧血黄沙”、“出水芙蓉”，等等1949年之前就在上海放过的电影，方才明白：父亲那一辈电影观众在1950年代是多么失落。记得父亲和祖父议论过卓别林和劳莱、哈台谁更惹人发笑，我听了像听神话似的。不过也有例外。那是几年之后了，父亲去看了一场苏联电影“第十二夜”，回家后显得少有的兴奋和开心，他向全家详细地讲了电影故事的全部。讲得太长了，以至于祖父祖母甚至母亲都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听众。父亲有一套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我知道“第十二夜”。

我对京剧的爱好完全是父亲带出来的。1950年代初，父亲领我去看徐碧云的“虞小翠”，黄桂秋的“别宫”、“祭江”，还有他最欣赏的程砚秋的戏“荒山泪”。然而小学生的我听这类大段唱腔的青衣戏必定打瞌睡，于是父亲带我去“大世界”、“大新游乐场”看京剧武打戏，这一下我来劲了。当我真正爱上京戏时，父亲没钱了——减工资的后果。所以我只能在收音机旁过过戏瘾。1956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来上海演出，父亲买了一张2元钱的票（最贵的戏票），让我一个人去看。这件事在银行引起轰动。看戏的同事很多，（银行职员中京剧票友很多）都说父亲：“太宝贝迪个独养伲子 ！”

父亲也是话剧迷，青年时代写的剧评都是对话剧的观后感。然而他不看那些歌颂革命的话剧，包括“龙须沟”、“方珍珠”之类的名剧，他说这些是活报剧。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从外头回到家，发现父亲正全神贯注地听收音机，是一场话剧的实况播出。过了一阵子，父亲告诉我播的是萧伯纳的戏，“英雄与美人”，主演的是丹尼和乔奇。

“戏好！演得也好！”父亲说。

五味杂陈的1956年

银行的大幅度减工资行为负面影响太大，据说党外民主人士向中央作了反映，也惊动了高层。所以在一年后的1956年，银行职工人人加了一级工资，父亲的月收入从65元变为74元，定行政20级；具体负责减工资运动的上海市银行领导（行长兼党组书记）被免职，降为一个肉类加工厂厂长。然而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至于有些老银行希望“有错必纠”，把工资从2位数还原为3位数（哪怕是部分还原，有100多元也行）无异白日做梦。在1957年就是有一些不识时务的老银行提到减工资的错误应该纠正而被打成了右派，连2位数也拿不到了。

到1956年，银行的职工人数总算稳定下来，大部分人去了不同的地方：1．支援外地建设，不一定是银行；2．本市教育系统（算好的去向）；3．本市财贸系统，少数有去工厂的。我所知道的有这么几位：邻居汪先生因为毕业于浙大生物系，因此从银行调到闸北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生物；曾经在我家楼下住过的沈先生，解放前当过银行会计主任（相当于现今的总会计师），此时派往小菜场任会计，不久加上了菜场经理头衔，所以经常在菜场的摊位上卖菜；父亲的老同事刘先生去了余庆坊弄堂边“四多”点心店当财务，有时也收银，他把帽舌压得很低，还戴口罩，见了熟人绝不打招呼。父亲说这些老同事都是人才。沈先生当过会计主任不用说了，汪先生是农村信贷的专家，刘先生更是国际金融业务的行家。现在银行把大量人才都丢失了，银行还能做什么？不过是一个印钞票、放钞票的机关而已。

上海的外滩是传统的金融区，从外滩向西直到河南路一带曾经集中了上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很多巍峨、坚实的大楼是专门为银行设计建造的，银行建筑必须给人有财富、恒久和安全的感觉，人们才会对银行产生信任感，放心地把钱交给银行打理。所以外滩一带的银行建筑造价极高，其结实牢固在国内是无可比拟的。经过几年的折腾，银行关的关、并的并，银行职工也赶走得差不多了。但人去楼不空，那些银行大楼变成了机关、工厂、设计院和饭店，对大楼内部任意破坏，尤其是用作工厂的银行建筑，里面一塌糊涂。1960年代我去过上海钟厂，过去是大陆银行。原本金碧辉煌的营业大厅隔成了两个车间，四周和顶部都是发黑的油垢，谁能想象，黑垢下精美的大理石浮雕？银行内最牢不可破的部分是金库，左右上下全是炮弹打不穿的钢骨水泥（据说还夹有钢板），金库唯一与外界的出入口有一道厚度达半米的钢门。现在这道门永远开着，金库变成放劳动保护用品的仓库，用了原有的一道铁栅门。大炼钢铁时有人动过这扇钢门的念头，后因钢门太重又拆不下来而作罢。想想金库派这种用场，多么浪费。

1956年父亲加了工资，心情好了许多。毕竟这是解放后父亲首次加工资，以前都是减工资。对于父亲这样一位艺术爱好者而言，1956年是一个让他高兴的年头。一是过去禁演的京剧可以上演了，如“四郎探母”、“游龙戏凤”等；二是又能看到久违了的西方电影，如英国电影“孤星血泪”、法国电影“勇士的奇遇”，还包括一些国产老电影“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老电影重新上映时我们全家3人都去看，他在看“勇士的奇遇”时开怀大笑，称赞男主角演得出色、女主角很美，连替钱拉·菲力浦配音的韩非，他也评价配得好，换了为“王子复仇记”配音的孙道临那就糟了。父亲一点也不欣赏孙道临，他最推崇的男电影演员是石挥。上海人艺演出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也是在1956年，他听了收音机实况转播全部，并说乔奇演得不错，不过要是让石挥演，可能更好。

也正是在1956年夏末，我家大祸临头：母亲被诊断出得了癌。她从医院回来号啕大哭，1950年代患癌症等于判死刑。父亲强作镇静安慰她，并保证，她一定会治好。我妈妈没什么文化，还是很好骗的，所以那天晚上母亲倒是睡着了，父亲却一夜未睡。我半夜醒来时发现他一个人坐在窗边抽烟。

和病魔的斗争

1950年代上海治疗癌症最著名的医院是上海肿瘤医院，旧名镭锭医院。父亲陪母亲多次去看病，医院床位紧张住不进去，心急如焚的父亲又领着母亲到处去看中医，也找过民间偏方如“四脚蛇”（壁虎）粉什么的来治母亲的病。那些日子我觉得父亲忙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好不容易母亲轮到了住院，进行了放射线治疗，父亲天天去医院。我家和父亲上班地点离医院还是很远的，所以我是每个星期天去。印象中母亲住院了1个多月，放疗结束后还服用肿瘤医院专职中医庞冸池的中药方子，结果母亲病愈出院。出院后定期去医院复查，继续服中药，1年后中药也停了，和她一道住院的病友一个个都复发去世，唯有母亲再也没有和癌症发生任何关系。

母亲战胜癌症的重要因素是她有一个乐观健康的心态，用她的话来说，她“不想心事”。而父亲就两样了，他总是心事重重，结果是母亲的病好了，他倒有病了，患上了高血压症。

1956年底父亲因血压太高第一次住医院。家里人发现父亲很愿意住院，这样可以不必见到他头疼的领导和只会拍马溜须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出院后上了没多久的班，他又病假在家。我现在才知道过去的降压药十分伤肾，父亲由高血压引发了慢性肾炎，以后的几年里每年至少住一次院，成了医院的常客。1957年春天，父亲正在家养病，有“积极分子”上门说领导请他去参加单位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父亲去了。会上气氛很热烈，许多老同事争先恐后地发言，领导态度异常诚恳，对大家的批评全盘接受，还点名要一言不发的父亲讲讲，不料父亲不痛不痒地讲了几句便完了。会议结束时主持人拿来会议记录请各位发言者核对并签名，父亲看了一下自己的发言记录（别人都是兴冲冲地立即签名），觉得没有什么才签上自己的名字。

不出父亲所料，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那些发言热烈的老同事都变成了右派分子。不过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上门请父亲去开会的“积极分子”也当上了右派。他可是一贯紧跟党组织的：“三反运动”当过“打虎队员”、“肃反运动”中查抄过审查对象的信件，马上就要入党了。父亲估计，他可能是在“整风”中积极过了头。庆幸的是父亲逃过一劫。因为病假他可以不去参加批斗右派老同事的大小会议，老同事毕竟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父亲为他们心里难受。

后来父亲讲并非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上过当的人不大会再上当。1949年解放前夕，作为国家银行之一农民银行的襄理，父亲已经接到了上峰命令，要他撤退飞往台湾（可带妻、子兩名家属）。然而此时中共地下党频频和他接触，不是约见会谈便是发信，要父亲留下来领导保护银行资产迎接解放，并保证将来要重用父亲，组织上知道父亲是个金融人才，等等。父亲相信了。而且考虑到去台湾会和他的老父老母天各一方，所以毅然决定不走，留在上海。刚解放时对银行实行军管的军代表对父亲还蛮客气，因为清点移交财物父亲非常配合。日子一久军代表就变脸了，什么继续发挥作用的话好像从来没有讲过似的，父亲再卖力也是白搭。所以一气之下父亲就离开银行，辞职！这一来正中下怀，不必再为安排父亲什么挂名无实权的职务费心。父亲和一个朋友到杭州开了一家麻袋厂，从事实业，半年后麻袋厂倒闭。实际上是上了这个朋友的当。父亲只得又回上海，由于他在银行界颇有声望，又破例重回银行。经过这次遭遇，父亲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看透了。

离去的日子

从1957年之后，父亲不再上班了，或是住院或是在家养病。肾炎渐渐地改变了他的容颜，头发日见稀疏，脸色日见灰暗。过去父亲是个美男子，人长得高大、帅气，比成年的我至少高半个头。小时候，一些第一次见到我的太太们总是对母亲说：你儿子长得不错，不过没有他爸爸漂亮。印象中父亲的红粉知己不少，对此，母亲在不高兴之余还有点得意。困难时期香港有位女士给我家寄来了食品，母亲告诉我那是寄给父亲的：“她去香港之前喜欢过你爸爸。”

父亲开始拿病假工资了，收入减少了许多。我家从此开始变卖黄金首饰一类值钱的东西，记得有一次父母带我去南京东路一家珠宝店卖掉一只翡翠戒，换得100多元。挺奇怪的，这些珠宝店实际上是珠宝收购部，只收进不卖出。当时人民政府鼓励百姓把珠宝黄金卖给国家，让国家换外汇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话都是收购部的人讲的，至今不忘。不过他们不收金条之类的非工艺品，黄金由银行收购，当然也是只进不出。黄金珠宝只允许卖给国家，私下里买卖属于非法行为。所以，我去了一趟倒也受到“教育”，知道了黄金珠宝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性。1966年席卷全国的大抄家运动让国家收进无数黄金珠宝，其数字至今未见公布。

1959年我高中毕业时，在报考什么专业方向上父亲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要我选理工科。其实我的数理化并不好，我想选历史专业或者图书馆专业，父亲不赞成，理由是读文科容易“犯政治错误”。父命难违，我选了理工科，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当了物理教师。父亲不会知道，我不学文科也要“犯政治错误”，命中注定了“犯政治错误”，逃也逃不掉。

第一年寒假和接下来的暑假我都回了上海。眼见父亲日趋衰弱，心里难过。曾经和父亲商量干脆退学回家找工作，可以减轻父亲负担，遭到父亲斥责，他要我坚持到毕业。后知道了安徽在挨饿，尽管上海食物也短缺，他想方设法给我寄吃的。

1961年初我收到家人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从火车站回到家才知道父亲已经病故！我在太平间见了父亲最后一面，望着他又黑又瘦的脸，我又是悲伤又是无名地愤怒。父亲走得太早了，他才44岁。

虽然父亲病故时我才19岁，然而一生中他对我的影响最大。

15　岁月如歌

上海点心·1

大概不少外地来沪的新上海人不知道“蟹壳黄”是什么。蟹壳黄是一种“迷你型”小烧饼：外有芝麻内有油酥；甜的加糖咸的加盐加葱末；因其薄薄一层外壳呈黄色而得名。刚出炉的蟹壳黄又松又脆又香又酥，堪称名符其实的上海小吃。

过去蟹壳黄总是和生煎馒头一道卖的，如浙江中路上的“萝春阁”和四川中路上的“大壶春”。萝春阁的生煎馒头曾被1957年的《新民晚报》评为上海的名店名点，它的肉馅配方很讲究：放多少肉皮丁在肉糜内、肉糜内肥瘦比例等还是按照老店传统（曾有人在鸣放时写文章批评上海老点心店、老饭店公私合营后抛弃传统，质量下降），此外煎的时候掌握火候也很到位。1950年代初我随父亲去过萝春阁，印象中这家店门面小得和它的名声极不相称，楼上是茶馆，当年食客就人满为患。而大壶春的生煎馒头却别具一格：它的生煎不像萝春阁生煎有许多汤汁，而是湿漉漉的，十分鲜美，咬下去不必担心汁水会溅出来。这两家店的生煎和蟹壳黄可以称得上无与伦比。

1958年我的一位舅公从浙江来上海治病，他患肝癌在第一人民医院病房住到去世。他曾在上海待过多年，临终前半个月想煞了吃蟹壳黄。我父亲走遍全上海各家点心店都没有买到！到头来也未能满足他舅舅的心愿。此时正是大跃进时期，估计点心店职工都去大炼钢铁了。

上海点心·2

一提到小笼馒头（也叫小笼包子），现在的上海人只会想到老城隍庙“南翔小笼”，却不知过去许多点心店卖出来的小笼馒头并不比南翔小笼差。1957年以前，到任何一家点心店吃小笼馒头，必定送上蛋皮汤和一小碟生姜丝，不另外收费。汤是骨头熬成的高汤，点心店供应的大小馄饨汤水和蛋皮汤水来源相同。小笼包子里的汤汁尽管“肥而不腻”，但毕竟有肉，哪怕吃一客，也有至少6只，所以只有沾着泡有姜丝的醋吃小笼包，再呷一口蛋皮汤，嚼点姜丝，把油腻全消化掉，侬才能真正品尝到小笼包子的美味。

小笼包子和汤包都是皮薄汤鲜，都是肉馅（也有加蟹肉变成蟹粉小笼和蟹粉汤包），但汤包的汤汁要多许多，所以汤包只能趴着，“立”不起来。吃汤包要特别小心。我曾见到一个北方汉子把筷子用力一夹，破了、汤全部漏光、放到嘴里只是有一丁点肉的包子皮了，所以这位吃惯“狗不理”包子的老弟很是郁闷，直到服务员给他拿来一根吸管才算完事。

对于久居北方的朋友我要解释一下：生煎馒头也好，小笼包子也好，相对于“狗不理”包子而言都属袖珍版的。在收粮票的年代，1个大包收1两粮票；4个生煎馒头收1两粮票，而8个或6个小笼包子也只需1两粮票。

上海点心·3

上海的点心是海纳百川的产物，主要受江苏浙江的影响，尤其是江苏。苏州是千年古城，它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江南又是富庶之地，苏州的小吃必然精致；而扬州一带自明清以来便是富可敌国的盐商集中地，他们对吃的讲究必定对周边环境有重大影响。当代文人中有美食家之称的，一位是久居苏州的陆文夫先生，一位是家乡在扬州以北运河边的汪曾祺先生，便是明证。

浙江点心在上海名气最大的当推宁波汤团和嘉兴粽子。陕西路上的“美心”专卖宁波汤团，宁波汤团个头小巧，里面的“黑洋酥”馅（芝麻粉加糖加生猪油即板油）占足了香甜二字，汤团是用水磨米粉做的，又软又滑又糯，不黏牙，所以上海本地圆子只能甘拜下风。我诺是宁波人，阿娘（祖母）每年春节都磨粉夯芝麻，自制汤团，滋味不比“美心”推板 (1) ，比当前超市里卖的宁波汤团绝对要好。我母亲是四川人，也学会了做，传统一直保留到我老婆，亦做得很好。自制宁波汤团当年从宁波人传到各家各户，不是宁波人家的，也都借石磨做水磨粉，成了春节一景。

“乔家栅”的点心现在是每况愈下，当年的粽子是有嘉兴风味的，现在只能买出自嘉兴五芳斋的粽子。而且冒牌货太多。当年我印象深的好点心有：南京路“沈大成”的小笼和烧卖，南京西路“王家沙”的两面黄炒面，永嘉路“乔家栅”的煨面，延安路“红榴村”的虾肉馄饨及小笼，福建中路“德兴馆”的焖肉面，南京西路“镇江”的扬州汤包……

广东点心在上海很有人气。福州路“杏花楼”的广东云吞、虾饺，南京路“新雅”的叉烧包、鸡肉大包，就是四川北路“新亚”外卖部的广东点心都是相当出色。

光顾最多的当然是家门口的“四多”（后改“四海”），那里的汤圆个头比宁波汤团大很多，一般人吃4只就够了。特别是鲜肉汤圆，汤鲜肉多，皮子糯软，很受青睐。这家店还外卖糕团，什么条头糕、黄松糕、方糕、赤豆糕、蜜糕、茯苓糕、双釀团、粢毛团、金团……

“四大金刚”·1

当年多数上海人的早餐是泡饭。泡饭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把昨晚的剩饭用开水泡一泡、立刻就吃；另一种是剩饭加水放在火上煮一阵子，变成名符其实的“饭泡粥”。用来“下饭”的一般是昨日的剩菜，也可以是酱菜、乳腐之类，讲究的人家还有用皮蛋、咸蛋、肉松、油氽豆板这类佐粥食品来过泡饭的。但是多数人家会去买大饼、油条。大饼、油条佐以泡饭，就是上海普通家庭的常见早餐。

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称作“四大金刚”，是上海人除了泡饭之外的主要早食。一副大饼油条加一碗豆浆，是过去上班族的首选。大饼有咸甜两种：咸大饼有芝麻葱花、甜大饼有糖和芝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芝麻真香！当时的大饼3分钱一只、粮票1两——别忘了带粮票。1970年代我在玻璃厂劳动时，曾在工厂附近的青云路大饼店买到边上嵌豆沙的大饼，大饼的边做成夹花，仍是3分钱。以后大饼摊推出新品种：油酥大饼，价格为5分钱、属“高级大饼”，咬在嘴里一股酥香，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上海的大饼制作工艺可能出自苏北的烧饼，在全国大城市中堪称第一。我去过北方，那里的烧饼不能和上海比。（指1980年代之前）尤其是北京的大饼（那里叫火烧），硬如石头，足能砸痛你的脑袋。信不信？

买油条必定排队。油条和大饼豆浆粢饭是一个摊位联合经營的，但只有油条排长队。有一回为了下泡饭我去多伦路油条摊买油条，快轮到我时，前头一个“赤佬模子” (2) 拿出半斤粮票4张1角头人民币、大喊一声：“来10根！”拿么好 (3) ！等到10根油条1根1根炸好，“赤佬”1根1根拿到伊带来的“淘米箩”里得意洋洋地走了。我呒没买到，只得耐心等油条师傅把经过发酵的面团拉开，再用刀切成一段一段，然后放入油锅。我本来打算拿2根的，花了那么多时间只买2根？于是我对油条师傅也喊了一声：“4根！”

豆浆可以在摊头上“堂吃”，也可用搪瓷大杯或热水瓶买回家。淡浆3分钱半两粮票一大碗，“堂吃”的人往往喝咸浆外加一副大饼油条。一碗热气腾腾的咸浆鲜美无比，豆浆里有虾皮、榨菜末、碎油条、酱油和辣油，价格比淡浆贵2分；甜浆是豆浆加砂糖，价钿和咸浆一样。不过那时“吃豆腐浆”必须趁早，过了7点钟就卖完了。

南方人习惯吃米饭，所以粢饭也是上海人喜爱的早餐。2两饭团里包1根油条，再加一点糖（1950年代是加一点绵白糖），就成了一道美味早点。有的顾客要求包一根“老油条”，这种二次回锅的油条比较脆；也有人不要加糖而是要加一点榨菜末——反正加什么都不另外加钱，总共2两半粮票8分钱。食量大的人要3两粢饭加油条，也不过1角钱。

“四大金刚”·2

“四大金刚”现在仍是上海普通百姓早餐内容，但制作者早已换成了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当年的“集体所有制”摊头早已消失，都变成了个体经营。“新上海人”的手艺固然比不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师傅，至少从形式上而言，“四大金刚”还存在。大家担心的无非是炸油条的油是不是地沟油？做大饼的面粉是否加了增白剂？

有几样早点在形式上也不复存在了，那就是葱油饼和羌饼。“新上海人”也做，但他们不知道做法。过去的葱油饼在生面坯里就放油，形成油面，再捏入油酥，做成一个一个圆形，加一两粒生猪油（板油），撒些葱花，再在炉上特制的铁板上烙熟，最后还必须在炉边竖起来烘烤几分钟才算完成。花5分钱1两粮票就能购得一只，“吃口”是呒没闲话讲！喷喷香。现在也有人卖葱油饼，制作极其马虎，不放油酥和板油粒，最后一道烘烤程序根本没有。

目前上海类似羌饼的饼类不少，如东北千层饼，等等，然而味道大相径庭。过去的羌饼又厚又香又软，现在再也吃不到了。

至于我小辰光吃过的梅花糕、海裳糕之类的特色早点，1960年代就已绝迹。只有粢饭糕和米饭饼保留至今。

我这里是否在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唱颂歌呢？非也。那个年代的点心都是民国时代传下来的，都具有民国的范儿。把传统丢弃后，现今粗制滥造的东西倒是破旧立新的产物。

锡贵阿哥·1

告诉我广式春卷哪能弄法 (4) 的老朋友是锡贵阿哥，他对老上海的衣食住行无所不知，一开口就是：“早年我在卡德路一家饭店……”。听口气你会以为他至少有八九十岁了，他嘴里尽是1930年代上海各处的老地名，其实他也不过74岁，是1955年的高中毕业生。

锡贵一生未婚，据说也从未恋爱过。然而他一点没有老光棍惯常的不修边幅邋遢样子，出门总是衣着整洁、皮鞋发亮、头发仿佛吹过风似的服服帖帖，（每天梳头时用湿毛巾压头发）若是应邀做客，则更是西装笔挺，手里吊一根司的克，派头十足。1980年代我和他一道去商店购物，营业员无不以为他是港商华侨（那时的势利鬼眼皮子浅），对他十二万分的客气，我跟着沾光不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锡贵阿哥挺括的鼻子显酒糟色，那是他多年喝酒之故。想想也是，无妻无后的锡贵若不喝酒，如何打发晚上的时光？自打50多岁从厂里退休以后，每天老酒从黄昏吃到深夜，然后一觉睡到中午。

那年我女儿出嫁，锡贵来出席婚礼。他的衣着举止很引人注目，有的亲友说一看就知道这位老先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这位亲友说得一点不错，虽然锡贵阿哥一生坎坷，最后作为普通工人退休，但他的确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锡贵的祖上是当官的。祖父是清军的统领，父亲也是清末的武官，年轻时就是蓝顶花翎，十分风光。他父亲驻防在太湖一带，专门清剿太湖水盗。当年太湖流域河网密布，既是全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土匪水盗纵横之场所，这些盗匪依靠太湖发财而被称作湖匪，很难对付，打湖匪就成了锡贵父亲一生的专业。锡父（以后就这样称呼他）从清末一直到1949年都是以清剿湖匪专业户而被各朝倚重：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他带兵驻守太湖；南京政府时期他也以江苏省水上警察厅的名义驻防太湖；抗战以后他撤退未果，就在苏、沪、杭三地“瞎混”，一面接受南京汪精卫伪政府的委任当上一个没有兵的空头军长，一面和重庆方面暗中来往，抗战胜利后当上了挂名的陆军中将参议；1949年解放军华东军区又来找他，要他协助太湖剿匪，这是锡父这位太湖剿匪专业户最后一次参加的军事行动，不久就只身一人去了香港，总算在境外得以善终。

锡贵的生母是锡父的五太太。锡父有名分的太太有五六位，没有名分的妻子多得只有锡父才清楚，一律称小姐。锡贵出生时，他那几个大他30岁左右的哥姐已经结婚独立门户，年幼的他倒是和父亲及几个太太生活在一起。此时锡父已无实权，没什么进账，但排场仍很大，客厅里等候接见的人每天不断，来的人不是求职便是告帮，锡父总是拿点钱打发，不让他们空手回去。

锡贵经常讲，他父亲所作所为对小辈并不避讳，不像有的家长在外头花天酒地，在家里却对儿女宣扬“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道理。锡父有时会带小锡贵去他几个外室家去白相，锡贵印象最深的是两家。一家在跑马厅附近的新式里弄内，这位小姐是出身中医世家的大家闺秀，人很文静，一手娟秀的毛笔字，对锡贵非常好，俨然一副继母身份（锡贵讲，伊哪亨会得跟我尼老太爷咯 (5) ？真弄不懂。）；另一家在西爱咸思路 (6) 一小洋房里，这是锡父多所藏娇金屋中最好的一所，女主人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京剧花旦演员。锡父在沪、苏、杭的金屋，开销惊人：每一处必须配备娘姨佣人，每一处吃饭的除了女主人还有她娘家人。渐渐地锡贵家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锡父为人很开放（锡贵原话），他会和儿子讲心里话：“我迪格人呵，就是欢喜女人。改变是改变不了，老了再变就是老扁细（变死）哉。”

抗战时期长三堂子生意清淡，会得打电话给锡父，要将军大人这位当年风月场中的盟主去捧场。锡父立刻答应摆两桌花酒，把妻儿老小开到堂子里去吃酒（妓院里从来不曾碰到过，嫖客带全家老小来吃酒捧场的），所以锡贵小时候在妓院里多次吃过饭。

锡贵阿哥·2

锡父一走，他的众多妻子自然是“飞鸟各投林”，锡贵和他母亲及一位没有子女的三太太住到了余庆坊。此前锡贵在上海南京西路安登别墅住过，在美琪电影院附近的大华新村也住过，余庆坊是石库门住宅，算是锡贵住过的最差的房子，但却是他一生待得最久的地方，足足待了61年。看来仍将待下去。

此时锡贵家的生活跌入谷底，吃饭的人不少：锡贵母子加上锡贵母亲的妹妹，三太太和三太太的老母亲。但没有收入，就靠变卖金银细软红木家具为生。应该说苏州的那所花园豪宅是值点钱的，可又充公了，成了苏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因此日子过得越来越紧，比如平时吃饭荤菜就是螺丝当家，鱼肉不大进门了。锡贵在余庆坊的6年完成了学业，先在前进中学后在华华中学，锡贵阿哥讲都是些“缩货学堂” (7) 。后来前进中学、华华中学、江淮中学3所学校合并叫作“三缩并一缩”，最后成了第五十三中学。于是以“缩”自居的锡贵1955年高中毕业就去淮南煤矿工作了。

锡贵在淮南矿区的一所子弟学校当数学教师，所挣微薄工资中的大部分都寄回上海养家，自己只留点活命钱。不久躬逢“反右”，由于他一心养家糊口，对国家大事、学校小事一概沉默，所以逃过一劫。但他看到不少热心同事落入万丈深渊，从此深知祸从口出的古训，尤其自己这类出身不好的人更要火烛小心。

尽管锡贵小心翼翼做人，仍然逃脱不了“干部下放”的命运。1958年大跃进一来他就作为干部下放到矿井去挖煤了。虽然锡贵想不通，真正的干部（领导）只是偶尔下矿转几分钟，而他这种只不过编制算干部的底层教师却要和矿工一样天天下井。后来一个政工干部一句话让他茅塞顿开：你们这种知识分子就是要多劳动，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原来教师算知识分子哉，原先锡贵以为自己只是高中毕业生，算不上知识分子。

1959年下半年开始，淮南和安徽省其他地方一样，食品供应日趋困难，即使矿区个人定粮比一般老百姓高，但矿工仍然挨饿。没有油荤、没有瓜菜光吃饭，而且号称干饭的成了稀饭，使得劳动强度很大的矿工一个个都干不动了。锡贵和许多人一样得了浮肿。屋漏偏逢下雨！在井下干活时一块矿石掉下来砸在他背上，没几天背疼得直不起来。总算领导开恩，批准锡贵回上海探亲治病，就此告别了淮南煤矿。

锡贵讲，1960年他回上海时亲人见到他都吓一跳。原本的帅小伙变成了弯腰曲背的小老头，人从脚肿到肚子上。锡贵母亲焦急万分，一面想尽法子给儿子弄吃的，一面陪儿子到处看病，在吃了中医伤科多帖药之后锡贵的病渐渐好转。假期早过，淮南方面来信催他回去。于是，回去还是留在上海，这个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回淮南肯定苦，但有正式工作；留上海和亲人在一起，但工资没有了，户口也没有了。难以决断的锡贵母子就去找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算命先生姚文周（此时可不敢公开算命），想不到姚先生一算就斩钉截铁地对锡贵言道：今年是庚子年，对你而言是大凶之年！最好在家养病，若去外地有杀身之祸！锡贵母亲听了坚决不让锡贵回淮南，锡贵就留在上海待业了。

姚先生的命算得太准！就在1960年锡贵决定不回淮南后一个月，他天天干活的矿井瓦斯爆炸，下井之人无一幸免。

锡贵阿哥·3

户口制度是天下最严厉最奇怪的人口管理办法。奇怪之处在于当年锡贵去淮南要办户口迁出上海，派出所只花了不到10分钟统统办完，效率之高态度之好着实让人感动。现在锡贵拿着户籍资料要迁回上海则比登天还难。派出所还是当年的派出所，办户口的民警依旧是当年的民警，这些都没变，但“面孔”变了：当年侬去外地是参加革命建设，革命光荣；现在侬回来是“自动离职”（淮南的户籍材料如此写），实际上就是当逃兵。逃兵可耻！想报户口吗？呒没介便当！等着吧！

这一等就是两三年，这期间锡贵是“袋袋户口”。问题是那年头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一切！工作当然想也不要想，然而饭总要吃吧？当时什么都要票证：糖要糖票、肉要肉票、油要油票……这些倒也罢了，最人命关天的是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供应。靠亲人支援是杯水车薪，“三年困难时期”谁家有余粮？总算出台一个政策：对原本上海出去的“袋袋户口”适当发一点粮票。于是锡贵每隔半个月拿好家里购粮证去粮管所排队领救济粮票。据锡贵讲发多发少没有标准，要以粮管所老爷的心情而定，高兴了给你10斤粮票，不开心了（昨晚和老婆吵架）就给你3斤粮票。

1960年代在上海有一批人被称为社会青年。凡是种种原因没能上高中、上大学的失学学生以及从外地、本地高校退学在家的学生，甚至像锡贵那样已经在外地工作过又回来的人，年龄从十四五岁到30岁不等，统统归入这个群体。因为这批数量庞大的青年既不属于学校也不属于任何单位，既无学上也无工作，因此为他们想出一个名词：社会青年。不是失业青年、不是失学青年（新社会没有失业和失学），而是社会青年。若干年后又发明了知识青年这一名词。

社会青年归街道里弄管。和这些小阿弟小阿妹一道开会劳动，有时一道去造纸厂捡废纸一天得3毛钱，锡贵阿哥心里总感到不是个滋味。“上头”为解决“社会青年”问题可谓煞费苦心：先是动员大家去崇明开垦，可惜崇明能容纳的人有限；后来“上头”欣喜若狂地找到了新疆这块大地方，于是乎红旗满天、歌声飞扬（“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大会报告、上门动员，讲来讲去无非是到新疆去是青年最正确的选择，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去了社会青年从此变成革命青年了云云。锡贵就这么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小阿弟小阿妹被送上了西去的列车，他心里难过的是自己不能也不敢对他们说些什么。

街道也有人尝试劝锡贵去新疆革命，锡贵阿哥恭顺地表示：自己曾在矿上革命过，目前想在上海革命。想来上海和新疆一样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待在上海不至于都会不革命反革命的，侬讲阿对？

锡贵阿哥·4

1964年锡贵终于报上了户口。不久，街道发善心介绍他去做临时工，到了1965年锡贵得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去杨浦区一所业余中学代课，教代数几何。这期间锡贵会在领工资时带母亲和小妹妹去饭店吃一顿，有时也会到老大昌一个人喝咖啡，过过“老早的日子”。尽管平时过的是萝卜干过泡饭的生活。

这个小妹妹生于1950年代初，是锡贵母亲一段露水姻缘的结果。原来锡父1949年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音信全无，作为五太太的锡母心情苦闷之余去接了一些手工活来做，从而结识了发收活计的小老板“老宁波”，一来二去两人好上了。老宁波还信誓旦旦要娶锡母为妻，等到锡母怀孕几个月后，老宁波却溜之大吉。锡贵小阿姨一调查，原来老宁波是有老婆的，还有一大群儿女。小阿姨代表锡母把老宁波告上法院，判下来老宁波每月出8元钱给锡母抚养这个非婚生女儿。然而没过几年老宁波吃官司了，8元钱也没人出了，实际上小妹妹还是母亲和锡贵养大的。红颜薄命的小阿姨去世后（以后专门讲一讲这位对锡贵影响一生的美人），在一段相当长的岁月中，锡贵和母亲、妹妹3人相依为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浦区的这所业余中学停课搞阶级斗争了，代课教师全部辞退，锡贵又一次丢了饭碗。

天无绝人之路，有家玻璃厂需要临时工，街道把锡贵以及几个从外地回沪和锡贵相同命运的难兄难弟都派了进去。工作很辛苦，属于高温工种。不过对锡贵这样当过“煤黑子”的人来说还真不算苦。他干活又卖力又仔细，尤其在服从调配这一点上既肯吃亏又无怨言，给车间领导和同事们的印象极佳。过了几个月，厂里称不需要临时工了，难兄难弟全部回家，只留下了锡贵。厂部的理由是锡贵正巧出了点工伤。有政策：临时工出工伤期间不能辞退。没过几天锡贵伤好了，厂里从此不提辞退的事，锡贵就在这家玻璃厂一直“临时”下去，总算捏牢了饭碗。难兄难弟们都说锡贵是因祸得福。

文化大革命也来到了玻璃厂，什么大字报、批判会、战斗队热闹非常。锡贵和以往一样，对运动只带耳朵和眼睛不带嘴巴，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队”，要是有革命群众问起他为何不“关心国家大事”？（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他就回答自己是临时工，尚未有“关心”的资格，再说对厂里情况也不了解。

由于锡贵家穷得叮当响是全弄堂出名的，实在没有一点油水，所以在大抄家的浪潮中竟然没有一个红卫兵队伍或者革命群众组织来抄锡贵家，所以“文革”初期他家还算太平。

上山下乡运动来了。锡贵的妹妹是六八届初中，赶上了“一片红”，而锡贵母子居然支持她不去上山下乡。这一下，暴风雨终于来了。

锡贵阿哥·5

起初是锡贵妹妹（简称锡妹吧）在学校里参加“学习班”，接受同学老师的帮助，锡妹索性不去学校了，横竖去不去学校都一样不发毕业文凭，文凭被“文革”取消啦。于是学校工宣队、革委会、红卫兵轮流登门做动员工作，要锡妹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顺便也做锡贵母子的工作，要他们坚决支持。

锡妹从小就知道：出去容易回来难，阿哥回来报户口报了近4年，吃了多少苦头。上海户口多珍贵，绝对不能放弃！所以锡妹的态度空前“顽固”，坚持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去。而锡贵则表示完全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但妹子身体不好这两年不好去。

锡贵家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绊脚石、钉子户。这还了得！学校把动员锡妹上山下乡的光荣任务移交到街道里弄。于是从某一天开始，每天上午9点钟有十来个人敲锣打鼓来到锡贵家，先是喊口号：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好！

然后一帮人拥到锡贵家这所亭子间，挤不进的人就在楼梯过道上站满（有时来近30个人）。在齐声恭读了毛主席语录之后，有的人大讲特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有的人拍桌子：你们什么家庭出身？反动军人反动官僚！去插队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去就是要做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做殉葬品；有的人和颜悦色地劝锡妹：侬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全靠侬阿哥，侬应该下乡去，好减轻阿哥负担，《人民日报》文章看过伐？“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总之硬的也来、软的也来，但仍旧没用。锡贵家真是“顽固透顶”。

依旧是敲锣打鼓，依旧是喊口号，但口号的内容变了：

谁破坏上山下乡就砸烂他的狗头！

对抗上山下乡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不听毛主席话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依旧恭读毛主席语录：“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接下来等于开批斗会，要锡母锡妹站着接受革命群众的“帮助”。（锡贵去厂里上班了）有人对她们发狠话：再对抗不去，把你们全家3人统统赶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来锡母害怕了。

锡贵下班回来知道了锡母的想法就安慰她：侬放心！还没有这样全家插队的政策。一面关照锡妹抽空（革命队伍下午不来动员）去医院体检——身体不好要给人一个说法。

革命群众心明眼亮，知道锡贵是全家的主心骨，于是街道派人到锡贵厂里去。厂部一个专抓革命的领导命令锡贵回家，等动员好阿妹下乡再来上班，锡贵只得回家和家人一道挨斗。可回去没两天，一个抓生产的领导特地来锡贵家命令他回厂上班。厂里许多人都去当工宣队搞大批判了，厂里缺人“促生产”，所以锡贵得以回厂保住了饭碗。

有好心人告诉锡贵：明天要对你家采取行动了，要来抄家抄户口簿，然后把户口簿送到派出所迁出上海迁到淮北，侬妹妹不去也只好去。

锡贵阿哥·6

这个星期锡贵是中班，白天在家（厂里做中班是下午3点上班）。因此动员队伍来抄家时锡贵全家都在恭候，一帮人冲进来翻箱倒柜毫无所获，既无“变天账”、反动日记也无来往信件，连一张有文字的纸张也没有。顶顶要紧的户口本——不见了！革命群众厉声责问锡母：户口簿呢？交出来！锡母吃惊地回答：不是在抽屉里吗？还挤过去在拉出来的抽斗里翻了个遍——没有。

革命群众怒不可遏地高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破坏上山下乡决没有好下场！……带队领导制止了个别出自革命义愤要打人的群众，显示了掌握政策的高水平。要打人的群众心情可以理解：家里两个子女全部插队。免于被打的锡贵全家被带队头头命令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文，学完后向人民投降，把户口本交出来。然而学来学去仍然交不出户口本。锡母锡妹的确不知道户口本去哪里了，唯一知道下落的锡贵却是眼观鼻鼻观心地坐着一声不吭。僵了大半天，一帮人终于悻悻地走了。

多年以后，锡贵笑着告诉我：他是在深夜等家人都睡着后悄悄把户口簿藏到了墙上挂着的毛泽东画像画框背面。人们是不会也不敢查毛主席像框的，你再革命，如果在翻弄毛主席像框时不小心跌坏了玻璃框，立刻就会成反革命。伊拉呒拔介大胆子 (8) ！

锡妹的医院诊断结果和化验单来了：肝炎，GPT高（当时对肝炎所知甚少）。锡贵家把这些都给街道里弄看了，他们还特地去医院调查：医生是否锡贵家熟人？是否反动学术权威？最后承认了医院的结论。锡贵家的暴风雨总算停了。

几年过后，锡贵从临时工变成了正式工；锡妹被安排进了街道生产组；锡母帮人家带孩子贴补一点家用。1977年初春我女儿满月后，因大人上班女儿就托锡母照看，我太太上班前把孩子送到锡贵家，下班后再去抱回来。所以我们家和锡贵家成了朋友。直到今天我女儿对“锡贵老伯伯”还是很亲的，有什么好酒好茶会要我带给老伯伯。锡母（我女儿称作阿婆的）则已去世多年了。

1980年代初，民革中央发来通知，称早已在海外病故的锡父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秘密加入民革，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乃一民主人士并非反动军人云云。锡贵对此持无所谓态度。据说锡贵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们很高兴，有的侄子辈十分起劲地要求“落实政策”。毕竟苏州的花园豪宅值几个钱的。锡贵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譬如，原来晓得自己是父亲第4个儿子，忽然又冒出个四阿哥叫锡驹，是老太爷一位没有名分的情人生的，自己变老五了。如果能落实政策了不知还要冒出多少个兄弟姐妹来。

锡贵对落实政策一点都不起劲，引来了母亲、妹妹大大的不满，她们希望锡贵去苏州活动活动，总能“搞落两钿”。锡贵却认为毫无必要。去要求归还房产等于去从老虎嘴里夺块肉出来，苏州市政府会得为阿拉搬场？即使发点钞票，介许多兄弟姐妹侄子外甥也摆不平。算了，只要有饭吃过得去就算了。

不出锡贵所料，即使不久以前苏州市政府乔迁新址，花园豪宅也不归还而变成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一帮亲人的努力无非是让一个侄子当上了民革干部和市政协委员。

锡贵阿哥·7

1980年代初锡妹要结婚了，男方没有房子。恰好街道把1950年代占用的锡贵家底楼客堂间（办生产组）还给了他们，锡贵做主把这间面积大的房间让给妹妹结婚，自己和母亲仍住亭子间。当知道这件事时大家都有疑问：锡贵自己怎么办？难道真的一辈子不结婚了？他那时还没到50岁呢。

面对大家的关心锡贵总是笑呵呵地说明道理：自己是和尚命。出生时脐带绕在头颈正好一圈，当年就有高人言道他是和尚投胎。但这个和尚是个酒肉和尚，别的都戒了只有荤酒未戒。再说自己一生坎坷，年近不惑才当上了正式工人，算了。

曾几何时，追忆老上海成为时尚，经历过旧上海奢华的“老克勒” (9) 开始“吃香”了。锡贵的老同事、老朋友的子女中有做生意发财，也有当官当高级白领的，他们会请锡贵参加各种喜宴生日派对饭局什么的。在这种场合锡贵阿哥十分“扎台型”，也会让主人很有面子。

一次宴会中上了一道价格不菲的菜：鱼翅。经不住大家一定要锡贵品评品评，他只好讲了几句：首先肯定这只菜味道不错，蛮入味咯——这道鱼翅是碎翅，容易入味；上档次的鱼翅是排翅，不易入味（鱼翅全靠鸡之类的东西吊味道）；我早年倒不欢喜排翅，因为吃一口马上要喝汤，否则牙齿黏牢。好在现在连大饭店也拿不出排翅哉，所以吃鱼翅没有黏牙齿的麻烦哉。

又有一回在饭局中一个年纪比锡贵大的老克勒大吹过去如何吃大菜（西餐），红房子如何如何、德大又如何如何。锡贵熬不牢 (10) 开口：1940年代红房子不能算法国大菜最好的饭店，法式西餐最好最贵的饭店叫“菲耶克”，在霞飞路（淮海路）上，亚尔路（陕西南路）过去、拉都路（襄阳路）不到，我小辰光吃过几次。另外一家开在亚尔培路上的西餐馆叫“碧萝”也不错的。至于德大饭店早年也不是顶好的德式西餐店，开在平安电影院附近的“来喜”饭店德式大菜最好。因为当年这家饭店的厨师是一个德国老太。那位老克勒就此闷声不响，为此锡贵挺过意不去，后来连连和他打招呼。

锡贵阿哥·8

锡贵是个孝子，经常陪锡母听书看京戏。有一次，领母亲去陕西路美心酒家吃广帮菜蚝油牛肉算午饭，然后沿淮海路荡过去到襄阳公园坐坐。听说新利查西菜社又在广元路重新营业，于是又跑到广元路新利查吃夜饭，主菜是葡国鸡。朋友们讲伊胃口着实不错。

锡母后来得重病在家躺了1年多，全靠锡贵服侍。陪看病按时给锡母服药、煎中药、揩洗端尿。锡妹忙于自己的女儿及小家庭。锡母去世后锡贵就在亭子间独自一人住到今天。对旁人劝他考虑结婚找个老伴的话，他只是一笑置之。他常说“少年夫妻老来伴”的关键是：少年必须是夫妻老了才能做伴！既然我少年时代无缘婚姻，老了根本寻不到伴，只会寻到烦恼。

锡贵退休那年，退休金还不到400元。过了一个月，厂里打招呼说：算错了，应为400元出头，工龄淮南那几年不能算但临时工的几年是要算的。锡贵都无所谓。他最小的弟弟在一个区的房管局当头，就介绍他去达安广场当保安。（这是一家外资物业，保安工资高）不料锡贵穿上制服显得特别神气，成了达安广场一道风景线。以貌取人的台湾老板立刻委以重任，要他当保安班长。当了班长后麻烦事来了：从来被人管的锡贵阿哥不会管人，做了一阵子吃力不讨好的小头头后，锡贵辞职不干了。仍旧回家吃老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我太太常说锡贵阿哥原本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的。他对人细心、体贴又大度；说是老光棍吧脾气一点都不怪，家里老是高朋满座；锡贵擅长烹饪，他经常下厨烧菜给大家吃；他对孩子很慈爱，对女士很尊重，极有绅士派头。这种派头大概与生俱来，学也学不像的。

也许是酒吃得多了，锡贵阿哥有点“背”。讲话重复多，近年来的事记不清楚而很久之前的人和事却“杀拉司清”。他很喜欢和我谈京戏，免不了总要提到小阿姨，此时的锡贵眼神变得无比柔和。我明白：小阿姨是他心中永远的女性偶像，不知道锡贵一辈子不谈恋爱是否与此有关？

小阿姨是锡母的小妹，年纪比锡贵大不了多少。锡母家穷，所以锡母做了锡父的五太太；而比锡母更漂亮的小阿姨走的是另一条路。她很小就去学戏了，进了上海一所科班学京剧（民国科班也改良称戏校），由于色艺俱佳，就成了戏校高材生。有一天校长老师众星捧月似的陪着一位老人来看学生彩排，每个学生都要上场表演一小段，老人始终不为所动一声不吭，等到小阿姨上场表演以后老人才有了笑容，演完后老人大声对众人说：这个孩子不错！老人走后，校长高兴地告诉小阿姨：你知道夸你的人是谁？他是梨园界号称“通天教主”的旦角祖师爷王瑶卿，梅兰芳等四大名旦的老师，凡全国各地走红的青衣花旦刀马旦无一不是他的学生。他夸你了，你今后会红了！从此小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拜在王老爷子的门下，成为一个京剧名伶。

抗战后期戏校维持不下去，关了，小阿姨没出科（毕业）就很难找到好的剧团唱戏。锡母叫小阿姨过来一道住，小阿姨不肯，硬要参加南京一个京剧团到处跑码头演出。在小阿姨的粉丝中有钱有势者不少，肯花钱捧场的人更多。但由于小阿姨不喜应酬，对那些不怀好意的捧场者更是冷若冰霜，因此没能马上走红。在辗转各地的演出中因为太劳累病倒吐血，患上了肺病。锡母把小阿姨接回上海养病，当时肺病药雷米风要从国外进口，十分昂贵，一贯怜香惜玉的锡父用金条买来给小阿姨治病。自那时起小阿姨就和锡贵家一道过日子。曾有有钱有势者想纳她为妾，遭到拒绝：小阿姨坚决不走她姐姐走过的路！在身体好一些时，会找机会过戏瘾，譬如一次救灾义演，小阿姨去唱了全本“六月雪”，是压轴大戏。让她高兴了几天。

1949年后锡贵家每况愈下，小阿姨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当然，登台唱戏的可能性也越加渺茫。终于，在30岁的年龄郁郁而终。据说临终时还念念不忘王瑶卿先生对她的夸奖：这个孩子不错。

锡贵阿哥·9

我的老朋友锡贵在工厂干了几十年，连小组长之类的职务都未担任过，是一个标准的普通工人。他退休已有10多年，每天黄昏的必修课是饮酒：或边喝酒边看电视；或边喝酒边读“苏州杂志”；或边喝酒边和来访者聊天说古。

话说这天晚上，正当锡贵酒过三巡、醺醺然到了饮酒的最佳状态时，忽然来一长途电话，是他一位在外地的老同学打来的。先是问他去看过世博会没有？锡贵如实奉告因怕排队怕“轧闹猛”不曾去过，老同学说明天要飞来上海看世博会，一定要锡贵同去。还让锡贵放宽心，大概不必排队。

这位老同学比锡贵小两岁，本来是大学教授，近年官星高照，当上了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一做就是两届，今年刚刚退下。每次来沪必请锡贵吃饭叙旧，同学情谊60年不变。其他在沪、在外地、在国外，无论发财没发财、当官没当官的老同学，都和锡贵极好，锡贵的人缘真是没得说。

第二天下午锡贵走出余庆坊，果然有辆小车等着。（这条马路竟然可以停车！）他入车和老同学及夫人寒暄了几句，小车畅通无阻来到世博会入口，一无排队二无安检，长驱直入园内贵宾停车区，早有接待官员在此恭候。官员和老同学握手，表示对某主任（官场上称呼必去“副”字，列位切记）和夫人热烈欢迎，还不忘请某主任介绍锡贵：

“这位领导同志是……”

“徐老，我们陪他来的。”（老同学句句实话）

官员眼睛一亮：结棍！副省级干部陪来的老人，可能是某退休大员吧？加上锡贵与生俱来的派头风度，1980年代总被人以为是华侨港商。他立即满面春风地和徐老握手，并搀扶徐老上了世博贵宾小车，其他接待人员也热情而恭敬地提醒徐老：徐老当心、徐老走好……

贵宾车在园区当然畅通无阻，一连去了几个馆都根本不用排队，走的还不是绿色通道而是贵宾通道。比如在中国馆，要看“清明上河图”的人人山人海，锡贵一行乘贵宾专用电梯立刻就去了陈列厅看了。馆内接待人员无需全程陪同的接待官员打招呼，一上来就明白“徐老”是主要贵宾，所以边扶着他参观边解说，还时不时关照：领导当心、领导走好……

晚餐是在世博园内不对外的餐厅用的，是豪华自助餐。“徐老”不必“自助”，接待人员问清徐老口味后都给他端来，还说了招待不周之类的客气话。

老同学的车（车是上海某机构的专车）把锡贵送回四川路后就走了。虽然都是以车代步，也不排队，锡贵还是因为多走了几个馆而感到吃力，过后竟病了几天，睡了一个礼拜才好。锡贵阿哥讲：不当官的平民百姓享受了高官待遇，是要“折福”的，今后再有这种“好事”不能去。

锡贵阿哥·10

锡贵阿哥的故事差不多了。前两天我去看他，有一些问题问他，他打开话匣子讲了许多。

抗战时期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十分繁华，原因是汪伪政府的高官多住在从愚园路静安寺到静安寺路一带。拿跳舞厅来说吧：有百乐门（静安寺附近）、新仙林、大都会（戈登路即今天的江宁路），再朝东有仙乐司、高士满、大沪，到虞洽卿路（西藏路）有米高美、维也纳。咖啡馆也多：沿静安寺路由西向东，有飞达咖啡馆（珠江饭店前身）、凯司令（也吃西餐）、皇家咖啡馆、康逊咖啡馆、沙利文咖啡厅（亦供应西餐），第第斯（DDS）在霞飞路（淮海路）有一家、在静安寺路也有一家，不同之处在于霞飞路一家除了吃咖啡还可以跳舞。

锡贵阿哥讲，来喜饭店最有名的菜是“咸猪脚”，实际上是一只小蹄髈，德国烧法。碧萝西餐馆在凡尔赛花园，和美新不搭界，碧萝有一道芦笋鲍鱼汤味道不错，食材全是进口罐头。上海西餐最昂贵最有气派当推华懋饭店（和平饭店），侬西装穿得“推板”一点根本不敢跑进去。

锡贵感慨道：过去饭店好菜的味道再也吃不到了！譬如“梅龙镇”老早一只名菜贵妃鸡，又香又嫩，现在没有厨师烧得出。又比如一只很普通的菜宫保鸡丁，过去是不放花生米的，相当好吃。别的不谈，就拿小笼馒头这种大众化点心来讲吧，随便哪家店凡小笼端出来，必送蛋皮汤（还蛮鲜咯），醋碟子还放好生姜丝。

锡贵阿哥的故事告一段落。各位啥辰光想听听锡贵讲讲老上海的事情，我陪奈 (11) 到四川北路余庆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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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板：宁波话，差劲。

(2) 赤佬模子：沪语，相当于“家伙”，略带贬义。

(3) 拿么好：沪语，这下完了。

(4) 哪能弄法：沪语，怎样做法。

(5) 伊哪亨会得跟我尼老太爷咯？：沪语，她怎么会跟上我们家老太爷的？

(6) 西爱咸思路：上海旧地名，即今日永嘉路。

(7) 缩货学堂：“缩货”：沪语，指没有担当，遇事退缩的人；“缩货学堂”指条件差、没有前途的学校。

(8) 伊拉呒拔介大胆子：沪语，他们没有这么大胆子。

(9) 老克勒：沪语，有地位、有风度、有文化的极品老年男子。

(10) 熬不牢：沪语，憋不住。

(11) 奈：苏州方言，你。

后记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从写第1篇短文至今，已有3年多了。

我的短文都是回忆。对于我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头，剩下的只有回忆。深埋在心里的人和事及多年之前的感受会一一浮现，甚至自以为早已忘却的人亦会在眼前跳出来，令我把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原在文字里。

大时代的变迁是历史，小人物的往事也是历史。每个人如果能把自己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再有人把大家的记录汇集起来，那就能呈现一部现代史巨作，我们的后辈就能了解我们走过多少弯路，就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

我不记日记，完全凭记忆写真人真事，只是对大多数人的姓名作了变动，请他们谅解。

张礼士

（新浪博名：老国庆）

2013.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