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玛莎·斯托特博士，任职于哈佛大学医学院，为美国知名临床精神病学专家，也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科的临床讲师。其他著作还包括《精神健全的奥秘》。目前，定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

内容简介

有些人是天生的演员，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角色，谋取自己的私利。

在他们身上有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特质。

当你几乎被他们的外表迷惑，几乎被他们的谎言操纵时，请千万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群可怕的——毫无良知的人，也就是“反社会人格者”。

无良者并不会带着一副罪犯的狰狞面目，让人能轻易辨识、加以提防；相反，这些人自小开始隐藏内心深处想控制他人和不认输的真实性格，并且对外展现出迷人的个人形象，因此，一般大众往往臣服在这些人热情、复杂和性感的魅力之下，最后却被弄得遍体鳞伤。

哈佛大学知名临床精神病学专家玛莎·斯托特博士凭借25年的临床经验，为你剖析这些反社会性格者的真实面貌，厘清诸多冷血社会新闻的根源，并且提出了对付生活中的反社会人格者的13条规则，教你如何辨识反社会人格者，击败他们，保护自己！

作者的话

本书人物均为虚构。心理治疗的核心原则就是保密，

依照惯例，为了保护所有真实人物的隐私，我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防护措施。本书所提到的案例里，所有的人名都是虚构的，而且其他能够辨识当事人身份的特征也都作过修改。书里提到的一些人愿意让我在不公开他们真实姓名的情况下公布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个案也不涉及任何可能暴露他们真实身份的信息。

“土拨鼠日”那一章的故事纯属虚构。除此之外，本书提到的人物、事件和对话都取材于我25年来的心理医生执业生涯。然而，为了遵守保密承诺，本书里所描绘的人物和情境都是综合而成的，即每个案例都代表了很多人。我会在概念上采纳这些人的特征和经历，但会仔细修改他们的具体事实，再综合成一个能够作为例证的人物。如果经过这样处理过的人物竟然跟真实人物有雷同之处，纯属巧合。

前言： 请想象一下

人心的差异比外貌的差异还要大。

——伏尔泰

请你想象你没有良心这种东西，一点儿都没有。不管干了什么事情，你都毫无罪恶感，也不受良心的谴责，对陌生人、朋友甚至家人的福祉漠不关心；不管你做了何等自私、怠惰、有害或是失德的举动，你的内心都不会因为羞愧而挣扎。假设你对“责任”这个概念一无所知，认为它只是个让他人毫不怀疑就照单全收的沉重包袱（你觉得这些人都是容易受骗上当的大傻瓜）。此外，请你再想象自己拥有向别人隐瞒“自己的心理结构和他们截然不同”这一事实的能力。所有人都认为良心是人类普遍共有的，因此要隐瞒你并没有良心的真相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你没有罪恶感或羞耻心，所以不用抑制自己的任何欲望，而别人也永远想不到你竟然是个冷血动物。流动在你血管里的是冰水，且冰冷程度远超乎其他人的想象，所以他们甚至不会有丝毫怀疑。

换句话说，你完全没有内在约束，而且你这种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不会被良心折磨的状态，外人是完全看不到的。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但其他人不会发现你拥有这个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的奇特优势——没有良心——因为他们全都受到良心的约束。

如果是这样，你准备怎样度过这一生？你要用这巨大而又隐秘的优势以及其他人会因为太有良心而吃亏的劣势干些什么事情？这个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欲望是什么，因为人并不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算是最没道德的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不管他们有没有良心，喜欢生活安稳；有些人满脑子都是梦想和雄心壮志；有些人才华横溢、出类拔萃；有些人愚笨鲁钝——而大多数人，不管有没有良心，都介于这二者之间。有些人很暴力，有些人则是非暴力的；有些人嗜血成性，有些人则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你或许热衷于追求金钱和权力，虽然毫无良心，但你却聪明绝顶。你有积极进取的天性和聪明过人的才智来争取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而且你绝对不会因为良心不安就有所动摇，但其他人却会受到良心的约束——良心会阻止他们为了出人头地而不择手段。不管你是经商、从政，还是从事法律、金融、国际事务或是其他有权力的职业，你都会以冷酷的激情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不会忍受任何常见的道德或法律束缚。只要对你有好处，你就会篡改账目或是用碎纸机销毁证据，会在背地里伤害你的员工或是客户（甚至是选民），会为了钱而步入婚姻殿堂，会对信任你的人撒可能会害死他们的弥天大谎，会想办法毁掉很受重用或是表现优异的同人，会欺压没有发言权的弱势群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拘束，十分自由；而你之所以如此自由，是因为你没有良心。

你会变得很成功，超乎想象的成功，无懈可击的成功，甚至是横扫全球的成功。有何不可？你的聪明才智异于常人，又没有良心管束你的阴谋诡计，所以你无所不能。

但或许你依然不能成功——姑且说你不是那块料吧。没错，你是野心勃勃，为了出人头地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那些事情是有良心的人想破头也想不到的），但你并没有超群的智力和横溢的才华。你的智力可能在一般人之上，而且大家都觉得你很聪明，甚至是非常聪明，但你心里清楚，自己的才智或是创造力还不足以让你取得梦寐以求、能够呼风唤雨的权力，因此你怨恨这个世界，而且嫉妒你周遭的人。

如果你是这种人，你就会选择一个或是一系列能够控制几个人的职务，这样才能稍微满足你对权力的渴望，虽然你会因为无法满足更多的渴望而逐渐不满。你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才华来实现那种你想要的终极成功而烦恼不已；有时候，你会因为没人能理解的挫败而火冒三丈，甚至暴跳如雷。

但你很喜欢能够控制少数几个人或是几个小团体的工作，如果这些人或团体都相当无助，或都很容易受到伤害就再好不过了。或许你是老师、心理医生、专打离婚官司的律师、高中辅导员，或是某个领域的专业顾问、股票经纪人、画廊老板、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抑或这份工作是没有薪水的，你是大楼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医院义工或是父母——不管你做什么，只要在不被炒鱿鱼或是不用负责的情况下，你就会经常并且毫无节制地操纵或是欺负那些被你控制的人。你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你想这么做而已，除了能让你感到兴奋，你甚至不需要其他任何理由。把别人吓得胆战心惊就表示你手握权力——反正你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欺负别人能够急剧增加你的肾上腺素，让你感到很兴奋、很刺激。这么做很好玩。

你或许当不了跨国企业的CEO，但你还是可以让一些人感到害怕，或是让他们一看见你就吓得赶紧逃走；你还可以从他们身上偷东西，或是——这可能是最好玩的一种——设法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差劲，这就是权力。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于打压比你更聪明、更有成就、更有地位、更有魅力、更受欢迎、更有道德或在某方面优于你的人。这不仅仅是好玩而已，还能为自己出一口怨气。如果你没有良心的话，做这种事情简直易如反掌。你可以不动声色地跟你的老板或是你老板的老板撒谎，假惺惺地抹几滴眼泪，暗中把你同事的企划案搞砸，随便作出承诺让人上当，或是放出别人怎么查也查不到你身上的错误消息。

或者我们直接假设你是一个有暴力倾向或是喜欢看到暴力发生的人。你可以轻易地谋杀同事，或是谋杀你的老板、你的前任配偶、你那有钱情人的配偶或是任何惹到你的人。你会小心翼翼，因为稍有差错，你就可能会被抓起来，并且受到社会体制的惩罚。但你永远都不用面对你的良心，因为你没有。如果你决定杀人，你只会碰到外在的困难——你的内在没有任何声音会提出抗议。

假如没有人强行阻止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生逢其时，继承了家里的一些财富，并且天生就很会激起其他人的敌意或是让他们有被剥夺的感觉，你就可以谋杀大批毫无戒心的人。如果有花不完的钞票，你甚至可以在千里之外做这些事，而且还能安全舒适地靠在椅背上，心满意足地欣赏自己的杰作。事实上，恐怖分子（从远方实施恐怖活动的）就是既嗜血又没有良心的人的最佳职业，因为如果你干得够好，或许能够把一个国家都搞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如果这不算是权力，那什么才是权力？

或者，我们假设完全相反的极端情况：你属于那种没有太多欲望的人，对权力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你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辛苦过日子。你不想跟其他人一样辛勤地工作。如果你没有良心，你可以打打盹儿、搞自己的爱好、看电视或是整天鬼混。只要将就着点儿，再加上亲朋好友的接济，这种日子就可以无限期地过下去。大家或许会交头接耳地说你没出息，或者说你实在太消沉了，是个可怜虫；如果他们受不了，或许会抱怨你是个懒鬼；等到他们更了解你之后，他们会大发雷霆，骂你是个废物、寄生虫——但他们绝对想不到你其实没有良心，你的心智跟他们的心智是截然不同的。

你从来都不会因为做了亏心事而内疚恐慌，这种感受从来都不曾压迫你的内心，或是让你在夜深人静时惊醒过来。尽管你过着没有良心的生活，但你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很不负责任或有什么好丢脸的，虽然有时候你会表面上假装感到很丢脸。如果你还很会观察他人以及他们的反应，你甚至会面无愧色地跟他们说你对过这样的生活感到很羞愧，觉得自己很糟糕。而你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这样大家就会认为你不过是意志消沉，就不会老是冲着你叫骂，或是逼你去找工作。

你会注意到，有良心的人在对他们认为“意志消沉”或是“生活混乱”的人说教的时候，会很有罪恶感。事实上，他们通常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照顾这种人，这就给了你可乘之机。哪怕你穷得要死，只要你能够跟某个人建立某种性关系，那么这个人——毫不怀疑你的真面目——就会觉得自己对你有责任，必须好好照顾你。而既然你的心愿只是不用工作，那么你的靠山就不用特别有钱，他只要受到良心的约束就可以了。

我想你应该无法想象自己是这种人，你会觉得他们都是疯子，都很危险。但这种人确实存在，而且还有专门的名称。精神卫生方面的专业人士把这种没有多少良心或是完全没有良心的状况称为“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1] ，这是一种无法矫正的性格缺陷。目前的研究认为，大约有4％的人属于这种情况，也就是说，25个人当中就有1个。这种“缺乏良心”的状况还被普遍称为“反社会人格”（sociopathy），或是大家更常听到的“精神病态”（psychopathy）。“无罪感”（guiltlessness）其实是精神病学确认的第一种人格障碍，过去100年来，其使用过的名称还包括“病态人格性低劣”（psychopathic inferiority）、“悖德症”（moral insanity）和“道德低能”（moral imbecility）。

根据当前精神病学的权威机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IV），如果一个人拥有下面7个特征里的3个或3个以上特征，那么这个人在临床上就足以被诊断为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1. 无法遵守社会规范

2. 惯于欺骗和操纵他人

3. 易冲动，无法事先计划

4. 易怒，对他人具有攻击性

5. 毫无顾及自己或他人的安危

6. 总是不负责任

7. 在伤害、虐待他人或是偷他人的东西之后不会感到悔恨

许多其他研究人员和临床医师认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说法更像是对“犯罪”（criminality）的定义，而不是对“精神病态”或“反社会人格”的定义。他们指出，反社会人格还有其他特征，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这种人很会花言巧语，也很会做表面文章，从而能够把别人迷得团团转。他们的这种个人光辉和魅力让他们看起来比周遭那些正常人更加迷人。他们比其他人更随性、更热情、更“复杂”、更性感，或是更有趣。有时候，具有这种“反社会人格魅力”的人会一直吹嘘自己有多好——“有一天这个世界将会了解我有多特别”或是“你要知道，没有人会比我对你更好”——一开始大家可能会信以为真，但相处久了就会觉得他们这么吹嘘实在很奇怪，甚至很好笑。

同时，反社会人格者对刺激的需求比正常人更大，这导致他们经常在社交、身体、经济或是法律方面冒险。他们能够诱使别人和他们一起去冒险，这是反社会人格者的特征之一。而且他们还以擅长撒谎、骗人以及利用“朋友”著称。不管这些人受了多少教育或是社会地位有多高，他们在未成年时期可能都有过行为问题，有时候还包括滥用药物或是青少年犯罪，而且他们永远都不认为他们必须对自己惹出来的麻烦负责。

此外，反社会人格者也以情感淡薄[2]著称，他们或许会说自己很有感情，但其实却麻木不仁。他们毫无同情心，也没有兴趣跟配偶谈情说爱。一旦去掉表面的光环，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婚姻是一相情愿的，完全没有爱情基础，而且几乎都草草结束。就算反社会人格者认为配偶有价值，那也是因为他们把配偶当做个人财产，一旦失去了这一财产，他们会很愤怒，但却从来不会感到难过，也从来都不认为他们必须对配偶负责。

所有这些特征，加上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列出的“症状”，就是某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心理状态——缺乏我们最重要的第七感（良心）——的行为表现。

这个世界上大约有4％的人很疯狂，很吓人，而且都真实存在。

这4％对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些统计数据吧：厌食症的患病率估计为3.43％，就已经快要被视为一种流行病了；而精神分裂的发生率只有大约1％，仅为反社会人格的发生率的1/4。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公布，美国结肠癌的发生率是每10万人当中大约有40人，这个数字已经被认为“高得惊人”了，但反社会人格的发生率却是这个数字的100倍。简而言之，我们当中的反社会人格者比厌食症患者更多，其人数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4倍、结肠癌患者的100倍。

身为心理医生，我专门治疗受过心理创伤的幸存者。过去25年来，我治疗过数百名成年人，他们由于幼儿时受到虐待或是以前遭受过其他可怕的经历，每天都过得痛苦不堪。我已经在《精神健全的奥秘》（The Myth of Sanity）一书里详细探讨过这些病例，那些有心理创伤的病人都饱受痛苦的折磨，包括长期焦虑、忧郁症、精神分裂，还有的人甚至无法忍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在自杀未遂之后来找我的。有些人的创伤是地震、战争等自然或人为灾难造成的，但大多数都是因为受到了坏人（通常是反社会人格者，有时候是有反社会人格的陌生人，但更典型的是有反社会人格的双亲、长辈或是兄弟姐妹）的控制或是心理摧残。我在协助病人及其家人面对他们这一生所受到的伤害，以及研究他们的病史的过程中发现，我们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其伤害程度通常深远而持久，而且非常致命。我治疗了几百名幸存者，这让我确信，公开且直接地面对反社会人格的相关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的当务之急。

25个人里面大概就有1个反社会人格者，即所谓的没有良心的人。这种人并不是无法理解好坏之间的分别，而是就算理解，也无法限制自己的行为。是非对错在理性上的差别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感性上的波动，也不会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敬畏上帝。2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完全没有罪恶感或是悔意，而这种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反社会人格在人类社会中的高发生率，对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正常人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就算对临床上并没有受过创伤的人来说也不例外。那4％的人会把我们的人际关系、银行账户、成就、自尊和我们的太平日子毁个一干二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还是有很多人对这种疾患一无所知，或者就算有所认识，也只会想到“暴力型精神病态”（杀人凶手、连环杀手、大规模杀戮狂）——这种人一再犯法，他们如果被抓到就会被关起来，或许还会按照法律制度被处死。但一般人意识不到，也分辨不出我们身边的非暴力型反社会人格者——这类人为数更多，但通常不会公然犯法，从而法律也拿这些人没办法。

比方说，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想到“策划发起一场种族清洗运动”和“毫无罪恶感地跟老板讲一个同事的坏话”之间有任何对应关系。但实际上，二者不仅存在某种心理对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令人不寒而栗。这种简单而深远的对应关系就是，这二者都欠缺一种我们都有的内在机制：当我们作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不道德、很没伦理或很自私的决定时，这个机制就会惩罚我们。如果我们把厨房里最后一块蛋糕吃掉了，我们多少都会有点内疚感，而如果我们故意或有预谋地去伤害另一个人，就更不用说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了。没有良心的人都属于同一类人，不管他们是爱杀人的暴君还是冷酷无情的扒手。

有或没有良心是一个很根本的划分，这种划分比智力、种族甚至性别的划分更为重要。靠他人劳动过活的反社会人格者和偶尔抢便利商店的人或是当代“强盗贵族”（robber baron）[3]之间的区别，或者有反社会人格的杀人犯和普通恶霸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社会地位、欲望、智力、嗜血或机会方面，而更在于心理方面——反社会人格者的心里有个空洞，他们没有良心。

对96％的人来说，良心实在太根本了，根本到我们很少想到它。大多数情况下，良心的作用好比一个反射物。除非受到极大的诱惑（感谢老天，这种诱惑在日常生活里很少发生），否则我们绝对不会认真考虑每一个道德问题。我们不会很认真地问自己，今天该不该给小孩午餐钱？该不该偷同事的公文包？该不该抛下配偶一走了之？良心一直默默地、自动地为我们决定这些事情，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就算发挥最大的想象力）没有良心的话，我们要怎么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如果有人作了一个很没良心的决定，我们很自然就会替他们想出完全不正确的解释：她忘记给小孩午餐钱了；他同事应该是把公文包放错地方了；她肯定没办法跟老公过下去了。或者我们会想出很多标签来解释别人的反社会行为：他“很古怪”、“很有艺术家的气质”、“很爱跟人竞争”、“很懒惰”、“很愚蠢”或是“老是很坏”。

除了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精神病态怪物（这些人的行为实在令人发指，以至于我们无法为他们辩解）以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没有良心的人。我们会对自己和别人的智力很感兴趣，会因种族问题开战，但对于可能是划分人类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有没有良心——却总是不以为意。

几乎没有人——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教育程度有多高——知道“反社会人格”这个词的意思，而且多半不知道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一小撮他们认识的人。就算知道了这个词的意思，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想象缺乏良心是什么感觉。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体验。我们能够想象完全看不见，能够想象自己得了忧郁症，能够想象自己的认知功能严重受损，能够想象中了彩票，或是其他成千上万的极端体验。我们都曾迷失在黑暗里，都曾多少有点儿忧郁，也都曾觉得自己很蠢，至少有那么一两回。大多数人早就想好了如果获得一笔意外之财的话要怎么花。而在睡梦中，我们的思想和梦境会一片混乱。

但如果我们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朋友、家人、小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看待我们自己？不管是醒着是睡着，我们身上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指引我们。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接近的经历就是生理上受到极大的痛苦，以至于我们的思考能力或行为能力都暂时瘫痪。但就算受到很大的痛苦，罪恶感依然存在。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绝对的无罪感是什么样的。

良心是个无所不知的严师，它为我们的行动定下规则，如果我们违反规则，良心就会施以情感惩罚。我们从来都没有要求谁给我们良心——良心自然地存在着，就像皮肤或是心脏一样，无时无刻地存在着。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甚至无法把良心算在自己头上，而且我们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良心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无罪感是一个很多人都搞不懂的医学概念。与癌症、厌食症、精神分裂症、忧郁症，甚至其他的“人格障碍”（像是自恋）完全不同，反社会人格似乎有个道德层面的含义。大家总是认为反社会人格者很坏或是很残忍，就连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也这么认为。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海尔（Robert Hare）开发出一个称为“精神病态检测表”（Psychopathy Checklist）的工具。目前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或是临床医师都将这个检测表作为标准诊断工具。海尔是位冷静的科学家，关于他的研究对象，他表示：“每一个人，包括专家在内，都会被这些人欺骗、操纵或是迷惑。演技高超的精神病态者能够征服所有的人……最佳防御之道就是好好弄清楚这些掠食者的本性。”而赫维·克列莱（Hervey Cleckley）在其1941年出版的经典教科书《精神健全的面具》（The Mask of Sanity）中，对精神病态作出了如下指控：“对精神病态者来说，美、丑（除了外表那种）、善、恶、爱、恐怖与幽默都没有实质意义，也无法打动他。”

或许有人会说，“社会病态”、“反社会人格障碍”或 “精神病态”都是错误的名称，这些名称所反映的不过是一些混乱的概念，而且把缺乏良心当做精神疾病并不是很说得过去。在这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所有的精神疾病（包括自恋在内）都会让患者产生某种程度的痛苦或哀伤，但反社会人格这种“疾病”却不会，它不会让患者在主观上感到不适。反社会人格者通常对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活很满意，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从不会为了让病情好转而积极寻求“治疗”而通常只有在劝诱下或是作为病人有好处可捞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治疗。因此，我们不禁要问，缺少良心究竟是精神障碍还是法律名称——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反社会人格很怪异，就连经验丰富的专家也感到茫然。反社会人格的概念与灵魂以及善恶的概念非常接近，这让我们很难好好地思考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无可避免地就会变成“他们VS.我们”的问题，因此会引发科学、道德和政治上的争议，让我们头痛不已。我们要如何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一个某种程度上讲与道德有关的现象？谁应该得到我们的专业协助，是那些“病人”还是必须忍受他们的人？既然我们用心理学研究来“诊断”反社会人格，那么我们应该“测试”谁？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我们应该把所有人都抓来测试吗？而如果有人真的被测出是反社会人格者，社会能够拿这个信息怎么办？没有其他疾病会引发这类政治不正确或专业不正确的问题，而反社会人格（我们都知道反社会人格与殴打配偶、强暴、连环杀人、好战等行为有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心理学最后一块——也是最令人畏惧的处女地。

然而，我们最害怕提起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确定地说反社会人格不会在有反社会人格的人身上发生效用？反社会人格究竟是一种疾患，还是一种官能症？而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同样很不确定，让人头疼不已，那就是：良心一定会在有良心的人身上发生效用吗？还是说良心不过是用来封锁社会大众的心理栅栏？不管我们有没有明说，我们多少都会有过这种怀疑，因为千百年来，就算时至今日，许多举世闻名的人都是那种没有道德的人。在我们当今的文化里，利用别人已经变成一种潮流，而不讲良心的商业行径显然能够赚得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在个人层面上，大多数人也都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当中看到许多例子，不讲道德的人就能成功，而有良心的人经常看起来像傻瓜一样。

到底是恶人有恶报，还是好人没好报？那些没有良心的少数人最后会统治这个世界吗？

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在2001年“9·11”事件过后，我就想到了这个主题。“9·11”事件让所有有良心的人都深陷于痛苦之中，有些人甚至感到绝望。我平常是个乐观的人，但当时，我跟很多心理学家以及研究人性的学生一样，都害怕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会卷进充满仇恨的冲突与旷日持久的复仇战争。每当我想要休息或是睡觉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冒出一首30年前的老歌的歌词：“撒旦大笑，张开翅膀。”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看见撒旦张开了翅膀，讽刺地笑着，而从残骸里飞出来的并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操纵人类的恶魔——他们利用恐怖分子干的好事点燃了全世界的仇恨。

有一次，在和一位同事的电话谈话中，我开始对“反社会人格VS.良心”这个题目产生兴趣。我这个同事是个好人，平常很乐观，很会鼓舞人，但他当时也跟世人一样震惊和沮丧。我们讨论起一个我们共同的病人，他的自杀症状变得更加严重，显然是因为美国出了这样一场大灾难（但从那以后，他的病情又有显著的好转，真是谢天谢地）。同事说他充满了罪恶感，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撕裂了，所以能够给病人的情绪能量或许没有以往那么多了。我这个同事是个很关心病人、很有责任感的心理医生，但他现在被这个事件击垮了，就跟其他人一样，他觉得很无力。他自我批判到一半时突然停了下来，叹了一口气，然后用一种很疲惫的声音（完全不像他平时的声音）对我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纳闷人为什么要有良心？良心只会让你吃亏。”

他的问题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他平常是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愤世嫉俗实在不像他的作风。过了一会儿，我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他。我说：“好吧，伯尼，那你告诉我，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像你现在这样有良心，还是会选择当个什么事情都……呃，做得出来的反社会人格者？”

他考虑了一下说：“你是对的。我会选择有良心。”

“为什么？”我强迫他想。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嗯……”。最后，他说道：“你知道吗，玛莎，我不知道原因。我只知道我会选择有良心。”

或许是我一厢情愿，不过我觉得伯尼说完这些话之后，他的声音就有了些许变化，听起来不再那么有挫败感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某个心理专业组织为纽约和华盛顿的居民提供帮助的计划。

那次谈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一直在思考同事提出来的问题——“为什么要有良心？”以及他的选择——宁可受良心约束，也不愿没有良心。而且，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道德家或神学家或许能够给出答案，“因为这是对的”或是“因为我想当个好人”，可是我这位心理医生朋友竟然没办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给出答案。

我强烈地感到我们需要知道心理学方面的理由，特别是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已经快要毁于全球性的商业骗局、恐怖主义以及仇恨之战的世界，我们需要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为什么当个有良心的人比当个没有罪恶感或悔意的人更好。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本书就是我身为一名心理医生对“为什么要有良心？”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讨论了没有良心的人，也就是反社会人格者，探讨他们的行为举止及其感受，从而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研究良心的价值，发现良心的意义，因为其他96％的人都拥有会惹恼他们、会让他们感到痛苦、会约束他们行为（这一点是真的）的良心。接下来，我还会赞扬那个微小的声音以及拥有良心的大多数人，他们都无法想象任何其他的生存方式。这本书正是为他们所写的。

我也打算用这本书来提醒好人，“反社会人格者就在你身边”，并且帮助他们找到应对之道。身为心理医生，我已经看过太多生命差点儿毁于少数一些没有良心的人的决定和行动。这些人不仅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辨认。就算他们并没有使用身体上的暴力——尤其是当他们跟我们很熟或是很亲近的时候——他们也拥有足够的能力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有能力让整个人类社会变成危险之地。在我看来，没有良心的人支配其他有良心的人，就是著名小说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其小说《夜色温柔》中所说的“弱者的暴政”的一个恐怖例子。我认为所有有良心的人都应该多去了解这些没有良心的人的日常行为，这样才能够辨识，从而好好对付这些没有道德而又残酷无情的人。

说到良心，我们似乎很容易走极端。只要打开电视，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会让人觉得很疑惑的二分世界：有人趴在地上从排水管里救出一只受困的小狗，而接下来的报道却是有人大肆屠杀妇孺，尸体堆积如山。而在日常生活里，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寻常，一点儿都不戏剧化，但这样的对比还是随处可见：清晨，有个朝气蓬勃的人特地把一张我们掉在地上的10元钞票交还给我们，而到了下午，又有人一脸奸笑地故意超我们的车。

考虑到我们每天都在见证这种彻底的对立，我们更需要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两种极端的性格与行为。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我们需要了解经常违反社会公益但却不会产生罪恶感的人。唯有先弄清楚这类人的本性，才能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唯有先辨识出黑暗，才能真正肯定光明的价值。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减少反社会人格者对我们生活的毁灭性冲击。有良心的人可以从本书学到如何辨识自己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也可以学到如何对付他们。最起码，本书能让你保护自己还有自己所爱的人不至于受到反社会人格者的伤害。

[1]：指患者的性格太过僵化、无法变通，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从而造成自己或他人的痛苦。——译者注

[2]：公认的措辞是“情感淡薄”，但就反社会人格来说，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缺乏感情”。

[3]：原指中世纪抢劫路过自己领地旅客的贵族，现指巧取豪夺的资本家或企业家。——译者注

第一章 良心是什么玩意儿

良心会驱使我们作出似乎很不合理，甚至是会毁了自己的决定，从琐碎小事到英雄事迹，从错过8点的会谈到为了自己深爱的国家就算经受严刑拷打也依然守口如瓶。良心之所以可以让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它的能量来源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我们最强烈的情感。

美德并不是指不做恶事或回避道德危险；它就像疼痛或是一种特殊的气味一样，真实具体而又独立存在。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

今天上午，30岁的律师乔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不管他到没到，这个会都将在8点钟准时开始。他必须给事务所的资深成员留个好印象，而所谓的资深成员几乎等于所有人；他也想第一个过去跟那些有钱客户打招呼，因为他们关系到乔刚刚起步的“资产规划”业务。他觉得这个会议至关重要，因此已经花好几天的时间作准备，而且他非常非常希望这个会议开始的时候，自己已经坐在会议室里了。

不幸的是，乔住的房子的暖气炉在半夜突然停止供暖。他差点儿没冻死，只能在室内来回踱步，并且一晚上都担心暖气管会爆掉。今天早晨，他得等燃气公司的紧急维修工来了之后才能去上班。维修工到了以后，乔就豁出去了——他把维修工丢在家里修暖气炉，自己跑去开会。他只能在心里祈祷这家伙是个好人，不会搬空他的家。乔快步跑到他的奥迪车里，发动引擎，直奔公司。他只剩25分钟，但车程却有30分钟。他决定稍微违反一下交通规则，反正不管怎样都要赶到。

现在，乔正开足马力沿着上班路线疾驶而去。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并在心里暗暗咒骂那些慢行的司机，其实也就等于是在咒骂路上所有的司机。他闯了几个红灯，闯过一条拥塞的道路，心里死抓着一个念头不放——一定要赶在8点以前到达公司。当一连碰上三个绿灯时，他心想搞不好自己能顺利抵达。他左手操纵着方向盘，右手摸了摸放在副驾座位上的旅行袋，确定带上了旅行袋。除了这个会议以外，他今天上午还得赶10点15分的飞机去纽约出趟差，而在开完会之后，他当然没时间再跑回家拿东西。他的手摸了摸旅行袋上的皮革——旅行袋就在这里，而且已经打包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乔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他忘了喂锐步。锐步是乔养的一只三岁大的金黄色拉布拉多犬。之所以命名为锐步，是因为乔以前工作还没这么忙的时候，习惯清早带他这只热情洋溢的新宠物去慢跑。而随着工作越来越忙，他每天早晨的例行公事也取消了，于是他在自己的小后院围起了篱笆，又在地下室弄了一个狗可以进出的门，这样一来锐步就可以自个儿到外头去了。如今，他们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会一起到公园跑步。但不管有没有运动，锐步每个星期都要吃好几磅“希尔思”狗食，加上大量的剩菜剩饭以及至少满满一盒的大骨头。这只狗的食量相当惊人，而它光是得到那两样乐趣——跟乔相处和吃它的食物——日子就过得相当幸福了。

乔从锐步出生不久就开始养它了，因为乔小时候很想养宠物，但他爸爸不准养，所以他对自己发誓等长大成人而且功成名就之后，就要养一条狗，一条大狗。起初，锐步和他那辆奥迪车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它们都是他买来犒赏自己的礼物。但不久之后，乔就爱锐步爱到不能自拔。他怎么有办法不爱锐步？锐步爱乔爱得要死，而且锐步的爱是无条件的，从它小时候起，只要乔人在屋子里，乔走到哪它就跟到哪，乔就像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等锐步从小狗长成大狗以后，乔就了解到这个生物跟人类一样拥有鲜明独特的性格，它那双水汪汪的棕色大眼睛盛满了跟人类一样多的灵魂。如今，不管乔什么时候望向它的大眼睛，锐步都会蹙起它米黄色的额头，皱出层层叠叠的皱纹，回望着他。锐步很可爱，傻乎乎的，可是它这么做的时候看起来却好像是在深思熟虑，仿佛它能读懂乔的心思，而且真的很关心乔。

乔有时候会像今天这样，要出差离家一两天，甚至更长时间。每当他出差回到家的时候，锐步总会立刻原谅他的远行，兴高采烈地跑到门口迎接他。乔在出差之前总会留下好几碗满满的狗食和水，这样他不在的时候锐步就不会饿肚子了。锐步总是全都吃得千千净净。但这一次因为暖气出了问题，加上他因8点要开会而紧张，所以竟然忘了留食物给锐步，也就是说，在他明天晚上出差回来之前，锐步什么东西都没得吃，甚至可能连水也没有。

或许我可以打电话叫谁帮个忙，乔绝望地想。但他现在刚好处在感情空窗期，所以没有人有他家的钥匙。

他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棘手，根本就没办法解决，他把方向盘握得更紧了。他绝对得赶上这个会议，而他继续开的话，他可以准时到达。可是锐步怎么办？乔知道锐步饿个一两天是不会死的，但会很可怜，而且还没水喝。动物多久不喝水会渴死啊？乔实在不晓得。他一边将车开得飞快，一边考虑他现有的选项：他可以开完会再回家喂狗，但这样就会错过10点15分的飞机，而他这趟出差甚至比上午的会议更重要；他可以去开会，然后中途开溜——不行，这样会引起大家的反感；他可以设法搭晚一点儿的飞机，但这样他在纽约的那个商务约会就会迟到太多，可能还会错过那个约会，如果错过的话，事务所搞不好会叫他卷铺盖走人；他可以先不管他的狗，等到明天再说；他可以现在就掉头回去，错过8点的会议，把狗安顿好，这样他还能赶到机场去搭10点15分的飞机。

乔痛苦万分，他大声呻吟着，猛地仰靠在车座上。离他公司只剩几条街了，但他还是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打手机到公司，请秘书通知上午开会的人说他不能参加了。接着他掉转车头，回家喂锐步。

奇妙的良心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叫做“乔”的人竟然决定缺席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而去喂一条狗。这可是个有好多有钱客户参加的重要会议，关乎他的个人权益，他已经准备好几天了。起初，他尽一切努力想要赶上这个会，甚至不惜冒险把他房子里的所有家当都留给一个素昧平生的维修工，而且还开快车、违反交通规则，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但接下来，都到最后关头了，他竟然掉头回去喂一条狗，一个傻乎乎、不会说话的生物，它甚至不会指责乔把它丢下不管。乔牺牲了自己“高风险、高回报”的欲求，反而去做一件不会有人知道的事情（或许只有维修工能知道），这个决定对他一点儿好处也没有，他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么一个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律师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看到乔掉头回去的时候，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会心一笑，对他赶回家喂狗感到很欣慰。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欣慰？乔的行为是出于良心吗？这就是我们在赞扬一个人的行为时所说的“他的良心阻止了他”吗？

不管怎么说，我们身上这个叫做“良心”的东西，这个看不到、躲不掉而又无法收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问题很复杂，就算是在乔和锐步这个很简单的例子里也同样如此，因为有很多跟良心无关的动机，不管是个别的还是合在一起，都可能让乔（或是我们任何人）作出这么一个表面上看来牺牲小我的选择。比方说，或许乔只是受不了“从纽约出差回来后发现他的拉布拉多犬渴死在厨房的地板上”这个念头。他不晓得狗在没水喝的情况下到底能活多久，他不愿意冒这个险，但他厌恶这个骇人的景象并不能算是有良心——这更像是嫌恶或是恐惧。

又或许乔之所以跑回去，是因为他不知道如果他的邻居听到锐步因饥饿而哀号，或者更糟糕的，因为乔出差而被关在家里，最后孤零零地死去，邻居会作何感想。他要怎么对他的朋友或是熟人解释？当然，乔这种忧虑也不能算是有良心，而只是因为他预料到日后将会抬不起头来做人，或是在社会上被人排斥。如果这就是乔赶回家喂狗的原因，那么他并不是第一个基于“害怕别人会怎么看他”——而不是“即使在确定没人知道他这些行径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而作出决定的人。别人的看法就能让我们乖乖守规矩，这比其他任何标准都管用。

又或许这件事情跟乔怎么看他自己有关。可能乔并不希望（在内心深处）自己是会虐待动物的卑鄙小人，他希望自己是个好人，这个自我形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牺牲这场重要的会议来维护他的形象。用这个说法来解释乔的行为完全说得过去。对某些声名狼籍的人来说，“维护自我形象”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因素。在文学以及有关人类行为的历史描述中，为个人尊严抛头颅洒热血被认为是很“光荣”的事情。为了个人的“荣誉”，即使牺牲生命、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早从古代开始，人们就非常重视“荣誉”。而在当代心理学的领域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被翻译成一个更新颖的概念——自尊，这或许是心理学上人们研究最多的问题了。

或许乔是自愿放弃今日工作上的一些要务，这样他明日照镜子的时候，才会觉得更好过一些，他在自己眼里才依然“值得尊敬”。这很值得嘉勉，也非常有人情味——但这并不算是很有良心。

这件事情的真相很有趣：很多看似很有良心的事情，背后的驱动力其实是其他一些因素——恐惧、社会压力、自尊甚至仅仅是习惯。而就乔这个例子来说，读者应该会更倾向于跟良心无关的解释吧，因为他的某些行径早就很惹人非议了：他经常把那只还很小的狗独自丢在家里好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达两天之久。而就在这个早晨，虽然他放弃开会回家喂狗，但他还是打算搭10点15分的飞机去纽约，一直要到第二天晚上才会回到家。锐步还是得自个儿待着，没有人陪它，而且除了那个用篱笆围起来的小后院外，哪里都去不了。让狗处于这样的境地里实在很不好——这至少反映出乔对动物的社交需求缺乏一定的同理心。

尽管如此，老实说，对宠物好也不见得一定就有良心。任何一个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能在短期内表现得像圣人般善良。而真的有良心的人通常都不太善良，不管是出于愚昧无知还是缺乏同理心（乔的例子或许就是如此），或只是一般心理学所讲的“否认”作用（denial）[2]。

不管是好心的行为、审慎的行动，还是对别人会如何看待我们的考虑，或是为了个人尊严而做的高尚举动，都跟良心一样，至少大多数时候都会对世界产生正面的效应，而且或许也会得出应该回家喂狗的结论，但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的良心。这是因为良心说到底并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所想或是深思熟虑的事情。良心是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换句话说，良心既不是行为也不是认知，而是主要存在于“感情”（affect）——更为人所知的说法是“情感”（emotion）——的领域里。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区别，我们再来看看乔的例子。他对他的狗并不总是很好，但他有良心吗？在乔放弃开会跑回家拯救锐步的时侯，必须有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让心理学家断定他的行为是出于良心，而不是因为别人会怎么看他，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或是出于金钱上的考虑（他在三年前花l,200美元买了一只保证不会得髋关节发育不全症或心脏病的纯种拉布拉多幼犬）？

身为心理学家，我最信服的是这个故事里一个我们直到现在才拿出来谈的特征，即乔对锐步有感情这个事实。他在情感上依附他的狗。锐步会跟着乔满屋子跑，而乔很喜欢锐步总是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乔会凝视锐步的眼睛。锐步把乔从原本只是把宠物当犒赏自己奖品的主人改造成如今这个把宠物当心肝宝贝的主人。因为有这层情感依附，我相信乔取消他上午的计划赶回家照顾狗，很有可能是出于良心。如果我们能够给乔吃一种药让他说实话，然后问他在决定掉头回去的那一刻他内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的话，他或许会说：“我只是无法忍受‘锐步在这段时间里要一直又渴又饿’的想法。”如果乔这样说，我就会相信他在这个例子中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到良心的驱使。

我会从“良心心理学”（psychology of conscience）的角度来评价乔。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良心是一种建立在对另一个生物（通常是人类，但不见得都是人类），有时甚至是对全人类的情感依附上的义务感。如果跟某人或是某物没有情感联系的话，良心就不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良心与我们称为“爱”的那种情感密切相关。这种关联性使得良心对有良心的人来说具有适应性和权威性，有时可能还会让他们感到困惑或沮丧。

良心会驱使我们作出似乎很不合理，甚至是会毁了自己的决定，从琐碎小事到英雄事迹，从错过8点的会议到为了自己深爱的国家就算经受严刑拷打依然守口如瓶。良心之所以可以让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它的能量来源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我们最强烈的情感。看到或听说有人出于良心做出的举动，就算是跟喂狗一样普通的事情，都会让我们感到很高兴，因为任何出于良心而作的选择都会让我们联想到我们与其他人或物之间的亲密联系。一个关于良心的故事就是关于生物之间联系的故事，我们下意识就能辨认出来，所以我们会对这个故事报以微笑。我们了解乔在跟他的良心对抗时心里有多苦恼，而我们也会对乔和锐步报以微笑，因为看到别人相亲相爱总是让我们感到很美好。

第七感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心，即建立在对其他人情感依附上的责任感。有些人从来都不会因为让别人失望，或是伤害了别人、剥削了别人甚至是杀害了别人而感到强烈的不安。如果前五感（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属于生理范畴，而“第六感”是所谓的直觉，那么良心至多只能算是第七感。这种感觉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得比较晚，而且到目前为止，好像也还谈不上人人皆有。

更糟糕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通常都没有办法分辨有良心和没有良心的人。年轻有为、野心勃勃的律师有可能有这个第七感吗？当然有可能。儿女成群的母亲有可能有这个第七感吗？当然有可能。负责整个教区教徒精神福祉的神甫可能受良心的约束吗？我们希望他有。领导一国人民、有权有势的政治领袖有可能有良心吗？当然有可能。

我们也可以换个问法——上述这些人有可能完全没有良心吗？答案是：当然有可能（这可真是令人胆战心惊啊）。

“恶”从来都是不记名的，也从来都无法与某一特定的社会角色、种族或是体型固定不变地联系在一起，这让神学家和近代科学家伤神不已。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区分出“善”与“恶”，也才找到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身上似乎只有恶”的方法。公元4世纪，基督教学者圣杰罗姆（ Saint Jerome）用synderesis（良知）这个希腊字来描述人类与生俱来的感受善恶之间差异的能力。他重新诠释了以西结（Ezekiel）[3]在《圣经》中所说的从一朵“包括闪烁火、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的大云中显出来的四个生灵。每个生灵都有人的形象，各有四张脸面——前面是人脸，右面是狮脸，左面是牛脸，后面是鹰脸。圣杰罗姆这样解读以西结的梦境：人脸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性面，狮脸代表的是人类的情感面，牛脸象征的是人类的欲望，而翱翔的老鹰是“良心的火花，就算在该隐（Cain）[4]的心里也没有熄灭……而在我们被邪恶的欲望或是不受约束的心灵打倒的时候，良心也使我们感到罪孽深重……然而，在我们看到的一些人身上，这个良心却被打倒并移除了；他们毫无罪恶感，对他们的罪行也不觉羞耻”。

关于良心的本质，和圣杰罗姆同一时代的杰出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5]跟圣杰罗姆看法一致。奥古斯丁让他的信徒相信“人类看到写在光之书（book of light）里的被称为‘真理’的道德规范，而所有的律法都是真理的摹本”。 但还是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没有解决：既然真理——关于善恶的绝对知识——在西方人看来是上帝赐给全人类的，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善”呢？为什么一些人身上的“良心被打倒并移除了”？几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神学在良心方面讨论的核心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很棘手，但他们也不可能提出“只有一些人有良心”，因为这就表示是上帝不赐予他几个仆人真理，从而在世界上创造了恶，并看似随机地把恶散布到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身上。

13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基纳（Thomas Aquinas）提出，synderesis（即圣杰罗姆提出的，绝对正确的、由上帝赐予的关于是非的知识）和conscientia[6]（即很容易犯错的人类理性，它艰难地决定如何行动）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区别，从而似乎解决了神学上良心两难的问题。为了让我们选择“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上帝提供了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但理性本身却相当微弱。在这个体系里，人类之所以作出错误的决定和行动是因为人类容易作出错误的决定，而不是因为缺乏良心。相较之下，托马斯·阿基纳认为，“synderesis不能犯错；它提供固定不变的原理，就像掌管物质世界的固定不变的规律一样”。

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的例子：乔想起他的狗没东西吃也没水喝的时候，他与生俱来的、上帝赐予的synderesis（良心）立刻告诉他，绝对正确的行动是赶快回家把狗安顿好，而conscientia这个关于人类应该如何作为的“精神争论”则对这个真理进行仔细权衡。乔并没有马上就掉转车头，而是花了几分钟的时间仔细考虑，这正是人类理性（其本质很“弱”）作用的结果。根据托马斯·阿基纳的理论，乔最后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这表示乔的道德德行在更“强”的理性的作用下，正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假如乔最后的决定是让他的狗饿肚子、没水喝，那么用神学的术语来说，他的理性变得更弱了，而他这个变弱的理性就会指引他的道德德行走向地狱。

我们先来看看神学的基本要点。根据早期教父[7]的说法：

1．道德规范是绝对的。

2．人类天生就知道这个绝对真理。

3．不良的行为是不完善的思考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缺乏synderesis或是良心；既然我们全都有良心，那么只要人类的理性能够臻于完善，就不会有不良的行为。

近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持有这三个关于良心的信条，它们影响了我们看待自己与其他人的方式，这种影响乃至今日都不可估量。我们更是对第三个信条深信不疑。在托马斯·阿基纳作出关于synderesis的论断将近一千年的岁月里， 一旦有人不断做出我们认为很荒谬的行为，我们就会诉诸更新版“弱的理性”范式，就会推测这个做错事的人一定是丧失了理智，或是心智失常，要不然就是他早期的成长背景使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很不愿意作出更直截了当的解释：要么是上帝，要么是造化，忘了给他良心。

几百年来，关于良心的讨论都集中在人类的理性和上帝所赐予的道德知识之间的关系上。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些逻辑推论方面的争论，最近的是关于“相称论”（proportionalism）的争论，即为了得到“善”的结果，理性会要求我们做“恶”的事情，比方说“正义的战争”。

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导致“良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弗洛伊德认为，幼儿的心智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内化的权威形象，称为“超我”（superego），“超我”会逐渐取代现实里的外在权威——这里指的并不是上帝，而是孩子的父母。“超我”概念的提出等于是把良心从上帝的手里抢走，放入了家庭的魔掌里，而良心的变动也使我们不得不改变那个已经沿用了好几百年的世界观。我们的道德指引突然出现了致命的缺陷，而绝对真理从此以后就必须让位给不确定的“文化相对论”（culturalrelativism）[8]了。

弗洛伊德提出的心智结构模式并不是按照人、狮子、牛和鹰来分类的。相反，他的心智结构模式分成三个部分：“超我”、“自我”（ego）和“本我”（id）。“本我”包含了所有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和欲望，以及基本的生物需求，因此，“本我”通常都会与文明社会的要求发生冲突。而“自我”就是心智的理性、有意识的一面，能够合乎逻辑地思考、制订计划并且记忆，而且因为“自我”具备这些能力，所以“自我”可以直接跟社会互动，并且帮比较原始的“本我”把事情做好。“超我”是儿童在吸收父母或是社会要求他遵守的外部规则的过程中，在“自我”的基础上形成的。“超我”最终会变成心智发展中的一股独立力量，会单方面地批判或是引导儿童的行为和想法。“超我”是会指使人、会让人有罪恶感的内在声音，这个声音甚至会在你身边根本没有人的时候，对你说“不行”。

“超我”的基本概念对我们来说相当合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儿童内化父母让他们遵守的规则，他们甚至会强迫自己接受这些规则。例如妈妈皱着眉头对4岁大的女儿说“不准在车里吵闹”，过了几分钟，这个4岁大的小女孩会凶巴巴地对正在吵闹不休的2岁大的妹妹叫道，“不准在车里吵闹！”

而大多数人在成年之后都曾经听过“超我”对他们说话。事实上，有些人会经常听到。我们脑海里的声音会对我们说：“你这个白痴！你干吗做那件事情？”或是“今天晚上不完成报告的话，你会觉得很过意不去”，或是“你最好去查查你的胆固醇”。而在乔和锐步的故事里，很有可能是乔的超我帮他决定放弃开会的。为了说明起见，假定乔的父亲曾经在乔4岁时对他说：“乔，不行，我们不能养狗。养狗的责任太重大了。如果你养狗的话，你永远都得中断你手头上的事情去照顾它。”乔成年以后所作的掉头回去的决定就很可能是他的“超我”在起作用，“超我”坚持让他遵守他父亲讲的话。

而弗洛伊德或许会质疑，乔整个上午的状况可能都是乔的“超我”故意造成的（当然是出于无意识）：因为太匆忙了，所以忘了给狗弄吃的喝的，这样一来，他父亲讲的话就能够得到印证，而乔也因为养了一只宠物而“受到惩罚”。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超我”不只是一个声音，而是一个执行者，一个微妙而复杂的操纵者，一个道理的证明者。“超我”会对我们进行指控、审判，会给我们判刑，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超我”有助于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但它也有可能变成一个人的性格里最具压倒性的，甚至是最具毁灭性的部分。根据精神分析学家的说法，特别严苛的“超我”——老是在一个人的脑海里唠叨个不停——可能会害得一个人终生都郁郁寡欢，甚至还会逼这个可怜的受害者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此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非宗教性的概念：有些人的良心可能需要修补，而通过精神分析，或许就能把良心修补好。

此外，更令人震惊的是，弗洛伊德及其拥护者还用“超我”理论来解释儿童是如何解决“恋母情结”的。“恋母情结”——发生在女孩身上的时候就称为“恋父情结”——是在幼儿开始（差不多在3—5岁的时候）了解到他（或她）永远都无法完全拥有自己的母亲（或父亲）时所形成的。简单来讲，男孩必须接受没办法娶他们母亲的事实，而女孩必须接受她们没办法嫁给父亲的事实。弗洛伊德认为，“恋母情结”以及由此引发的男孩想和父亲、女孩想和母亲一较高下，害怕或是憎恨他们的感受，对儿童与家人之间关系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也非常危险，因此必须彻底“抑制”这些情绪和感受，避免儿童形成这种意识，而这种“抑制”是通过大幅强化儿童的“超我”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万一男孩对母亲、女孩对父亲产生了任何性方面的感受，或是男孩对父亲、女孩对母亲产生了敌对感，通过重新强化“超我”——马上就产生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罪恶感——就能把这些感受抑制住。如此一来，“超我”就在儿童的内心里占据了绝对优势。在我们心里，超我是一位严厉的监督员，让我们能够始终是团体的一分子。

不管别人对这套理论怎么看，我们还是应该肯定弗洛伊德的成就，因为他认识到道德感并不是一个一体适用的神秘法典，而是动态变化的，并且与家庭、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发表了很多关于“超我”的著述，他让逐渐觉醒的科学界了解到，我们惯常对律法与秩序的尊重并不仅仅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我们之所以遵守规范、尊重美德，主要动力来自于我们从婴儿和幼儿时期开始形成的内在需求，即我们渴望家庭与人类社会能够保护我们、接纳我们。

良心 VS．超我

不管是否相信“超我”是内心的谋划者，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是“恋母情结的继承者”，我们都应该把“超我”理解为一个丰富而实用的概念。超我是我们通过童年时期与他人之间的重要关系所形成的内在声音，它会批评我们的缺点，指责我们的错误，是一种大多数人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的主观经验。“不要做那件事情”、“你不应该那样想”、“小心！你会伤到你自己的”、“对你妹妹好一点”、“把你的垃圾清理干净”、“那个东西你买不起”、“呃，那样做很不聪明”、“你得去处理那件事情”、“别再浪费时间了”——超我每天都在我们的心里喋喋不休。有些人的“超我”甚至更不客气、更无礼。

尽管如此，超我跟良心并不是一回事。从主观来看，超我似乎很像良心，也可能是良心的一小部分，但它实际上并不是良心。这是因为弗洛伊德在把“超我”概念化的时候，不分精华糟粕全盘否定——把婴儿与洗澡水都一起倒掉了。他把“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9]排除在心理学之外，同时也将其他东西一起赶了出去。事实上，弗洛伊德把“爱”以及所有跟“爱”有关的情感都排除在外。虽然他常说儿童对他们的父母除了害怕之外也有爱，但他所描述的“超我”全都建立在害怕上。在他看来，就像我们小时候很怕父母的严厉批评一样，我们长大以后也很怕“超我”痛斥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恐惧。弗洛伊德的“超我”里并没有爱、同情、温柔或是任何正面情感的存在空间，但这些情感都跟建立良心有很大的关系。

就像我们在乔和锐步的例子里所看到的，良心是一种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建立在我们对其他人的情感依附上，包括情感依附的所有方面，尤其包括了爱、同情与温柔。事实上，第七感（只存在于某些人身上）主要建立在爱和同情上。几百年来，我们对良心的理解不断飞跃：从相信有一个由上帝所指引的synderesis，到相信有一个会惩罚人的、像父母般的“超我”，再到了解良心跟我们关心别人的能力息息相关。其中，第二次飞跃——从脑海里的审判到内心的命令——让我们对人性不再那么悲观，而且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同时还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承担更多责任，有时候还得承担更多痛苦。

为了说明起见，我们来想象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有天晚上你的感官暂时打烊了，所以你偷偷溜进一个长得特别可爱的邻居家里，无缘无故就把她的猫杀了。然而拂晓前，你那些感官又恢复了运作，你发现了自己干的好事，这时你会作何感想？你的罪恶感会怎么反应？你躲在客厅窗帘后面，看着你的邻居走到前面的阶梯，发现了她的猫。她蹲在地上，把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宠物抱在怀里哭了很久。

你首先会想到什么？你的脑海里有个声音在尖叫：“你不可以杀人！你会为此坐牢的！”于是这让你开始思考你将要面对的后果吗？或者，你马上就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你杀了一只动物，害你的邻居哭得很伤心？你看着悲痛不已的邻居，最初那几分钟，你最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反应？从这个问题能够辨别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答案决定了你接下来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且也能够判断你是只被“超我”左右，还是也受到了良心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拿同样的问题来问乔。他之所以决定放弃开会是因为他下意识的恐惧（这些恐惧是小时候他爸爸灌输给他的），还是因为当他想到锐步的处境时他就痛苦得受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导他作出选择的，是“超我”还是已经成形的良心？如果是良心的话，那么乔决定缺席工作上早就安排好的会议多少说明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良心并不总是守规矩。良心把人（有时候也包括动物）看得比行为规范和惯常预期更重要。良心掺杂了浓烈的情感，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联系得比我们所以为的更紧密。良心比律法更重视人道主义理想，如果事态严重的话，良心甚至愿意去坐牢——而超我决不会这么做。

超我会指责我们“你怎么这么调皮”或是“你没资格养宠物”，良心则会坚持说，“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你都得照顾它”。

超我建立在恐惧上，它躲在黑色帷幔后面指责我们的不是，双手绞扭得紧紧的；而良心建立在情感依附上，它会让我们去关心别人，让妈妈放弃她最爱的指甲油，把钱拿去给婴儿买小罐豌豆泥。良心会保护亲密关系，会让朋友信守承诺，会阻止愤怒的配偶恶言相向；良心会让筋疲力尽的医生凌晨3点还起床接听病人打来的电话；当有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良心会挺身而出揭发机构的恶行，会号召人民上街反战，会让人权拥护者甘冒生命危险。如果不仅有良心而且还有非凡的道德勇气的话，那就成了特里莎修女、甘地、曼德拉或是昂山素姬（AungSan Suu Kyi）[10]。

良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改变着这个世界。它根植于情感联系，倡导和平，反对仇恨，拯救儿童；它维系着我们的婚姻，让我们清理河流，善待宠物，它让人过得更好、更有尊严。良心是真实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我们欺负邻居的话，良心就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不对劲儿。

诚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当前的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良心。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4%的人没有良心。我们现在就来探讨这样一种人（没有良心的人），看看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

[1]：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新闻工作者，以系列侦探小说《布朗神父》而闻名。——译者注

[2]：心理学名词，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个体通过潜意识否认现实来逃避那些会产生痛苦或焦虑的现实。

[3]：古代以色列的先知和祭司。《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主要人物，也是该书的作者之一。——译者注

[4]：亚当的长子，杀害其弟亚伯（Abcl）。——译者注

[5]：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北非希坡主教。——译者注

[6]：在拉丁文里意为“良知”，也就是英文里良心（conscience）的字源．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经常把conscientia这个词用于较低层次的。决疑论”（casuistry）中，即用于处理具体情况，在个别场合中辨别善恶是非的“良知”。至于更高的普遍意义的“良知”，他们用的是synderesis这个希腊词，synderesis才是不会犯错、明白无误的，它是上帝赋予的，先天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无须经过学习和训练就能获得；而具体个别的conscientia则可能出错，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训练和培养，才能使之趋于健全和正确。（引自何怀宏的《良心论》）——译者注

[7]：教父是古代基督教著述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的影响，被尊为教会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基督教史和神学思想史的重要依据。

[8]：人类学的一个学派。该学派认为，任何一种行为（如信仰或风格）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

[9]：该主义认为存在判定道德问题的绝对标准，主张某些行为是绝对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不论当时的情境如何。

[10]：缅甸反对派领袖，是为缅甸独立而献身的民族英雄昂山与缅甸杰出的外交家金姬的女儿。她长期被军政府软禁，是缅甸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领袖，曾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第二章 冰人：反社会人格者

没有良心的人通常认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优于我们。他们经常说别人怎么都那么天真，怎么都会良心不安。或者，他们会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不愿意操纵别人，哪怕为了实现他们最重要的野心。

良心是我们的灵魂之窗，邪恶则是窗帘。

——英国著名诗人、作家、批评家，

道格·荷顿（Doug Horton）

斯基普从8岁起，一直到去马萨诸塞州上高中为止，每年夏天都要和家人一起到弗吉尼亚州山上的一个小湖边度假。他很喜欢去那里玩。在那里其实没太多事情可做，但他发明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游戏，所以就算其他时候都很无聊也无所谓。事实上，他冬天去上学的时候，如果哪个笨蛋老师一直在那里喋喋不休，他就会开始神游，回想自己在弗吉尼亚州湖边玩游戏的情景，然后就会开心得笑出声来。

斯基普从小就资质聪颖，俊俏可人，他的父母、父母的朋友甚至他的老师都一再提到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成绩如此平庸，以及为什么他长大以后似乎对跟女孩子约会没什么兴趣。但他们并不知道，斯基普从11岁起就和很多女孩约会了，但并不是他的父母或是老师所以为的那种方式。总是有人，通常都是比他年长的女孩，会为他的甜言蜜语与迷人笑容所倾倒。女孩通常都会偷偷把他带进房间，但有时候他们只会到游乐园里找个隐秘的角落，或是躲在垒球场的露天看台底下。至于他的成绩，他确实天资聪颖（可以每一科都拿Ａ＋），轻轻松松就可以每一科都拿Ｃ，而他也的确每一科都拿Ｃ。他时不时还可以拿个Ｂ，这让他很高兴，因为他从来都不读书的。老师都很喜欢他，他们似乎跟女孩一样都无法抗拒他的笑容和恭维，而每个人都认为小斯基普最后会上一所好高中，接着再上一所好大学，虽然他的成绩很一般。

他的父母很有钱，用其他小孩的话来说，他们家“有钱得要命”。他大概12岁时就好几次坐在他卧室里父母给他买的古式翻盖书桌前，对着自己从爸爸的书房里偷来的几张财务记录，计算等他爸妈死后他能分到多少钱。那些财务记录看起来像天书一样，而且也不完整，但就算他无法算出准确金额，他也很清楚有朝一日他将变得非常有钱。

尽管如此，斯基普还是有个小烦恼——他大多数时间都无聊得要命。就算是跟女孩子玩、捉弄老师，或是想着他的钱来消磨时间，也没办法让他兴奋超过半小时——算家里有多少财富确实是很好的消遣，但这些钱还不是他的，因为他还只是个小孩——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摆脱无聊，那就是他在弗吉尼亚州才能享受到的乐趣。在弗吉尼亚州的假期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他第一次到那是在他8岁那年的夏天，那回他用剪刀把青蛙戳死，并且还希望能够想出别的法子来杀青蛙。他发现他可以用在钓鱼小屋里找到的渔网来捕青蛙，只要把渔网撒在泥泞的湖岸上，一下子就捕到青蛙了。他会抓住青蛙让它们翻过身，然后把它们圆滚滚的大肚子戳破，再把它们翻过来欣赏它们果冻般呆滞的眼睛。随着血慢慢流光，它们的眼睛就不动了。然后他会使尽吃奶的力气把青蛙尸体扔进湖里，扔得越远越好。他一边扔还一边对着死掉的青蛙大喊：“真是太可怜了，你这只恶心的小青蛙！”

湖里的青蛙实在太多了，他每次都要杀上好几个小时，但看起来还是有成千上万只青蛙等着他明天再来杀。但等到第一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斯基普已经厌倦了用戳的方式把青蛙弄死，他觉得可以找到更好玩的方法——如果把这些肥嘟嘟的家伙炸掉一定很酷！为此，他制订了一个完美的计划。那年回家以后，他结识了好几个年纪比他大的男孩，有个叫蒂姆的男孩跟他特别熟。蒂姆每年4月放春假的时候都会和全家人去南卡罗来纳州玩。斯基普听说南卡罗来纳州有卖鞭炮的，而且很容易就能买到。他只要稍微给蒂姆一点儿甜头，就能让蒂姆帮他买一些鞭炮，然后藏在行李箱底部偷偷带回来。蒂姆一定不敢干这种事，但只要斯基普敲敲边鼓，再给他一些钱，他就会铤而走险的。第二年夏天，斯基普再杀青蛙就不需要用剪刀，而可以用鞭炮了！

在屋子里找钱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个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第二年4月，他已经弄到了300美元，其中200美元用来买一盒叫做“星条旗”的鞭炮，他曾经在一本枪支杂志上看过介绍，另外100美元是用来打点蒂姆的。斯基普最后终于得手，他觉得这些鞭炮真是太棒了。他之所以决定买“星条旗”是因为里头有最多小得几乎能够塞进青蛙嘴里的小炮。这个鞭炮盒里有许多“罗马焰火”、“淑女手指”——一种细细的红色小炮，以及一串1英寸大小、叫做“巫师”的炸药包，还有他的最爱——几个2英寸长的小炸药包，放在一个贴着“致命毁灭”标签的盒子里，上面还画着一个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的图案。

第二年夏天，他把这些鞭炮一个一个塞进捉来的青蛙嘴里，把鞭炮点燃，再把青蛙扔到湖面的上空；有时候也他丢在地上，然后赶紧跑到远处欣赏青蛙爆炸的景象。演出实在太壮观了：血淋淋、黏糊糊的，火光四射，有时候还伴有巨大的声响和色彩缤纷的烟花。实在太精彩了，他很快就想找观众来欣赏自己的杰作。一天下午，他怂恿6岁的妹妹克莱尔跟他去湖边，叫她帮忙捉一只青蛙，接着就在她的眼前表演了一出空中爆炸秀。克莱尔像疯了一样尖叫，使尽吃奶的力气飞奔回家。

他们家那栋豪华的度假别墅离湖边只有半英里远，所以斯基普的爸妈听得见爆炸声，他们猜想斯基普一定是在湖边放鞭炮。他们过了很久以后才明白，他并不是那种好控制的小孩，而且他们跟他相处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他们并没有处理鞭炮的事，即使克莱尔跑回家告诉她妈妈斯基普是在炸青蛙，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斯基普的妈妈把图书室里的录音机开到最大声，而克莱尔则设法把她的猫艾米丽藏好。

超级斯基普

斯基普就是反社会人格者。他没有良心，没有建立在对他人的情感依附上的责任感。我们可以拿他日后的人生（等一下就会谈到）当做范例，以此了解没有良心的聪明人是什么样子。

就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我们没有良心的话会有什么感觉一样，我们也很难用想象力来构建这类人的精确图像。这种人没有道德，也不关心别人，最后的下场会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吗？还是说他一直都在威胁别人，怒骂别人，都在胡说八道？我们通常都会说斯基普长大以后一定会变成杀人凶手——他最后或许会为了钱把父母都杀了，或许会把自己弄死，或许会被关进一间高度戒备的监狱。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很有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却都没发生——斯基普依然活得好好的，他从来都没有把谁杀掉，至少没有直接动手，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哪座监狱里见过他。相反，他还没继承父母的钱，就已经飞黄腾达、富甲一方了。如果你现在在餐厅里遇见他，或是在街头上跟他擦肩而过的话，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西装革履、整洁体面的中年男子。

怎么会这样呢？他痊愈了吗？他改过向善了吗？都没有。实际上，他变得更坏了。他已经变成超级斯基普了。

斯基普靠着他还可以的成绩、非凡的魅力以及家里的影响力，真的进了马萨诸塞州一所寄宿高中。他的家人都如释重负，一方面是因为那所学校要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就要远离他们的生活了。他的老师仍然觉得他很有魅力，但他的母亲和妹妹都已经知道他很爱操纵人，都很怕他。克莱尔有时候会说“斯基普的眼神很奇怪”，但她的母亲只会恶狠狠地瞪她一眼，仿佛是在说“我不想谈这件事情”。不过，其他人看见的只是一张年轻英俊的面孔。

斯基普申请大学的时候，他父亲的母校（也是他祖父的母校）接受了他的申请。入学以后，他就成了派对明星和少女杀手，也因此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他大学也是以平均Ｃ的成绩毕业，然后到了一家没什么名气的学校念MBA——之所以决定念MBA，是因为他发现他在商业界可以如鱼得水，而且还能用他与生俱来的本事来娱乐自己。他的成绩并没有提高，但他向人施展魅力让他们做他希望他们做的事情的能力却长进不少。

他26岁的时候进了Arika公司，这家公司制造开采金属矿产所需的爆破岩石、凿岩、载运等设备。他在所有关键时刻都会刻意展现他那蓝得令人心醉的双眸以及令人目眩神迷的笑容，他的老板认为他在激励业务代表、跟重要人士接触等方面似乎拥有非比寻常的天分。至于斯基普，他已经发现操纵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并不比他小时候劝说蒂姆去南卡罗来纳州度假时帮他买鞭炮难多少，而撒谎（他的谎撒得越来越天衣无缝）当然也变得跟家常便饭一样简单。更棒的是，斯基普长久以来都觉得人生很无聊，但他现在非常享受快进快出的冒险所带来的刺激，而且他比一般人更乐于冒没人敢冒的大风险。进这家公司还没满三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过智利找铜矿，也去过南非找金矿了，他的作为最后让Arika成为全球第三大矿井与露天矿坑采矿设备供货商。Arika公司的创始人非常赏识斯基普（但斯基普私底下却认为他是个笨蛋），所以送了斯基普一辆全新的法拉利跑车作为他“为公司卖命的礼物”。

他在30岁的时候与朱丽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朱丽叶年仅23岁，是一个甜美可爱、说话温柔的女孩，她的父亲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靠探勘石油致富的亿万富翁，视朱丽叶为掌上明珠。斯基普很确定朱丽叶的父亲把他看做他这辈子最想要的那种儿子，出类拔萃而且野心勃勃；而斯基普则把他身家亿万的岳父看做一张在世界上畅行无阻的通行证。至于他那即将过门的妻子，则是一位甜美可爱而又循规蹈矩的淑女（他的看法相当正确），她会全然接受她将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妻子兼他的公关秘书，而且她也会假装不知道斯基普还是跟以前一样——不仅不负责任，而且还会到处拈花惹草。她在他的保护之下会很引人注目，受人敬重，而且她会把嘴巴闭得紧紧的。

结婚前一个星期，斯基普的母亲——她现在跟朱丽叶已经比跟她儿子还亲了——质问她的儿子：“你们的婚姻……你真的要毁了她的人生吗？”斯基普一开始跟以前一样，并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但接着他好像突然发觉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于是咧嘴大笑，对母亲答道：“我们俩都很清楚她是永远都不会发现的。”斯基普的母亲有好一会儿搞不清楚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但随后就被自己儿子的无情吓得浑身发抖。

他已经结婚了，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席之地，而且每年还给Arika带来近8,000万美元的业绩，所以斯基普在36岁生日之前就当上了该公司国际部门的总裁，而且也进入了董事会。此时，他和朱丽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他所伪装的顾家好男人的公众形象就此完成。在他为公司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同时，公司也不得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员工有时候会抱怨他“乱骂人”或是“很严厉”。有个女秘书声称斯基普逼她坐在他的腿上，而在她反抗的时候，斯基普竟把她的手折断了，她为此控告Arika。这件官司后来是庭外和解的，Arika以5万美元为交换条件让她闭嘴。坦白说，5万美元对他们公司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他可是“超级斯基普”啊，他的老板很明白他值得他们花这笔钱。

对于这件事情，斯基普后来私底下是这么说的：“这个娘们儿简直疯了，是她自己把手弄断的。想跟我斗，这个没大脑的婊子。她凭什么告我啊？”

在那名女秘书之后，斯基普又被控告了几次性侵害，但他对Arika实在太有价值了，所以每回一有状况发生，公司就开支票息事宁人。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开始戏称他是公司的“首席女高音”[1]。许多年以后，他得到了超过100万股的股份，变成了公司第二大个人股东，仅次于该公司的创始人。2001年，51岁的斯基普登上了Arika CEO的宝座。

他最近惹出来的一些麻烦有点儿不好办，但狂妄自大的斯基普还是相信他可以全身而退——但他或许对自己太有信心了。2003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他犯了欺诈罪。他当然否认这项指控。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对此案作出判决。

游戏玩家

斯基普没有躲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也没有胡说八道，当然也（还）没有进监牢。事实上，他的钱多得花不完，而且在很多圈子里都很受人敬重——或者至少是很令人畏惧，但畏惧其实跟尊敬很像。因此，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我们应该问：最糟糕的问题是什么？虽然斯基普很成功，但他的人生是一场悲剧，而且他也害得很多人的人生变成了悲剧。他最主要的缺陷是什么？答案就是：斯基普对其他人没有情感依附，他对谁都没有。他像冰一样冷。

他的母亲老是被他当空气，有时候还被他耍着玩；他的妹妹老是被他欺负；而其他女人都只是他发泄性欲的对象而已。他从小等着他父亲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早点儿死掉，赶快把财产分给他。他的员工跟他的朋友一样，都被他利用，被他操纵。他的妻子还有孩子都是用来给世人交代的，他们是他的保护伞。斯基普绝顶聪明，精通做生意的旁门左道。但到目前为止，他最厉害的本事就是能够不让大家发现他其实很冷血——而且还能够命令少数几个知道真相的人保持沉默。

大多数人没来由地就会被外表迷惑，而斯基普看起来永远都很体面。他懂得如何微笑，如何让自己显得很迷人。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得出，当他老板送他一辆法拉利的时候，他表面上对老板阿谀奉承，但心里则在笑老板是个大傻瓜，而且他骨子里根本就不会感激任何人。他很爱撒谎，他的谎撒得天衣无缝，而且在撒谎的时候，他的肢体语言和脸部表情绝对不会泄漏一丝罪恶感，所以他的谎话从来不会被拆穿。他很会利用自己的美色来操纵别人。在扮演众多受人尊敬的角色时——公司里的红人、女婿、丈夫、父亲——他会把他冷酷无情的一面隐藏起来，所以几乎没有人会发现他其实是在演戏。

如果他的魅力、美色和扮演的角色都失灵的话，那么他就会使出必胜的撒手锏——恐吓。他的冷血让人打心底害怕。罗伯特·海尔在其著作《良知丧失》（Without Conscience）中写道：“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很难应付反社会人格者的凝视。反社会人格者的眼神很强烈而且不带感情，也就是所谓的‘掠食性动物’般的凝视。”对斯基普周遭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来说，斯基普湛蓝如水的双眸（在他妹妹看来，他的眼神很“奇怪”）像是不带感情的猎人正在盯着他的猎物。果真如此，那么被他凝视的结果应该就是乖乖闭嘴了。

即使你认识他，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并且你就是被他一贯的伎俩给制住了，那你能够把他指认出来吗？你会怎么说？“他是个骗子”？“他疯了”？“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强暴我”？“他的眼神令人毛骨悚然”？“他曾经杀过青蛙”？但他可是一位穿着阿玛尼西装的企业领导人啊！他可是朱丽叶心爱的丈夫，也是两个小孩的父亲啊！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这个男人可是Arika公司的CEO啊！而你竟然指控他这些事情，你有什么证据呢？到底是谁有毛病，是位高权重的CEO斯基普，还是指控他的人？而且很多人（包括有钱有势的人在内）都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而必须把斯基普留在他们身边，他们会在乎你说的话吗？

我们没办法攻击他，从这一点来看，或是从其他很多方面来看，斯基普都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者。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话来说，他“对刺激的需求比正常人多”，所以他经常冒很大的风险，而且也会施展魅力引诱别人去冒很大的风险；他童年时期即出现“行为问题”，但并没有相关的就医记录；他很爱骗人，也很爱操纵人；他和手臂被他折断的女员工，或是和其他惨遭他折磨的女人在一起时，可能会突然“不顾其他人的安危”，变得很暴力。或许斯基普唯一没有展现出来的典型“症状”是滥用药物——他最接近这一点的事情只是在晚餐后喝太多苏格兰威士忌——要不然，整个问题就完整了。他对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一直不负责任，而且没有悔意。

那么，所有这些事情在他内心里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变成今天这样的？斯基普到底要什么？

对大多数人来说，往往是他人激励着我们，让我们心怀梦想——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人、离我们很遥远的人、已经过世的亲人，以及赶都赶不走的讨厌鬼。我们对这些人，包括我们的宠物，都很有感情，他们占据了我们的心田和脑海。就连我们当中最不爱交际的人也是由他的人际关系所决定的，也会被他对其他人的反应和感受所影响。我们绝对是由关系所构成的生物，早从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开始就是如此。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说她在坦桑尼亚的冈贝观察到的黑猩猩“有一整套用来维持或是重塑社会和谐的行为……分别之后它们会以拥抱、亲吻、轻拍手和握手来迎接归来的一方……它们会聚在一起花很多时间悠闲地帮彼此理毛，这种行为具有社交性质。它们有食物就分着吃，会关心病者和伤者”。所以如果我们跟其他人之间没有原始的依附关系，那么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显然我们会变成游戏玩家，会变成下棋的人，而我们的同胞就是我们的棋子，因为这就是反社会人格者行为与欲望的本质。斯基普唯一想要的东西，也是唯一剩下的东西，就是赢。

斯基普不会花时间去找个人来爱——他无法爱人；他不会担心生病或有难的朋友或家人，因为他无法担心别人；他对别人的事情漠不关心，因此他在向父母、妻子讲述他在商界闯荡的众多英雄事迹时，并不会特别开心；他想跟谁共进晚餐就能跟谁共进晚餐，但他却无法跟任何人分享那一刻。小孩出生以后，他既不会感到惶恐不安，也不会觉得兴奋莫名。他跟儿女在一起或是看着他们成长的时候，心里不会有丝毫喜悦之情。

但有一件事情是斯基普会做的，而且他做得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好：他很会赢。他能够操纵别人，能够让别人屈服于他的意志之下。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决定青蛙应该死，青蛙就得死；他希望他妹妹尖叫，他妹妹就得尖叫——而现在，他玩的游戏规模更大而且也更好玩了。在一个人人辛苦赚钱、糊口度日的世界里，斯基普在30岁以前就已经利用别人赚到大钱了。他可以把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还有身家亿万的岳父耍得团团转。他可以把那些其实很老于世故的人吓得心惊肉跳，然后站在他们背后看笑话。他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左右企业的重大财务决策，可以把大多数协议导向对他个人有利的局面，而且不会有人出来抗议。或者，如果有人胆敢站出来投诉的话，他只消说一两句话就可以把那个人整得很难看。他敢吓唬人，敢攻击人，敢把人家的手折断，敢毁了人家的事业，而那些有钱的同伙会竭尽全力，确保他永远都不会跟一般人一样恶有恶报。他相信自己能够得到任何想要得到的女人，而且能够操纵他所碰到的任何人，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所有成员。

他就是超级斯基普。就他所知，能够让他感到刺激的东西就只有策略和利润，而他这辈子都在想尽办法把游戏玩得更出神入化。对斯基普来说，游戏就是一切，他觉得其他人都很天真很愚蠢，因为他们没办法用他的方式来玩。但他很聪明，他是不会说破这一点的。而这正是没有情感依附，也没有良心的人心里所想的事情。生命在他眼里只是一场竞赛，其他人似乎都只是他的棋子，被他移来移去，用来当挡箭牌，或是用完就弃之不顾。

当然，很少有人的智商或外表及得上斯基普的水平。按照定义来说，大多数人（包括反社会人格者在内）的智商和长相都很一般，而一般的反社会人格者玩不起斯基普那种大型跨国游戏。很多当代的心理学家（包括我在内）都还记得我们的第一堂反社会人格课——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讲反社会人格的影片。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看的。记得影片里的个案好像叫“邮票男”，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实施一个匪夷所思的计划——偷美国邮局的邮票。他对集邮没有兴趣，也没兴趣拿它们去卖钱。他一心就想在晚上的时候闯进邮局里偷邮票，然后找一个离邮局不远的地方，待在那里等着观赏第二天一早第一个来上班的员工惊慌失措的样子以及警察紧急抵达的场面。这个人瘦巴巴的，脸色苍白，长得像只老鼠，他在影片里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胆怯。他的智商顶多一般水平，而且他永远都玩不起斯基普那种大型游戏——斯基普的游戏对手都是亿万富翁，而且个个老谋深算。但邮票男可以玩他自己的游戏，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偷邮票的游戏虽然很简单，但其实跟斯基普玩的大财团游戏非常相似。

跟斯基普不一样的是，邮票男的计划很粗糙，而且也很容易被人识破。他总是会被发现，也总是会被逮到。他上法庭和吃牢饭的次数多得数不清，而且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抢劫、观赏、入狱、出狱然后再抢劫。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因为他的阴谋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与他无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玩游戏，然后等在旁边看，每回起码得花一个小时左右，这么做只是要证明他——邮票男——能够把人们吓得心惊肉跳。在邮票男看来，能够把人们吓得心惊肉跳就表示他赢了。虽然他与斯基普的方式不一样，但二者都可以说明反社会人格者渴望的东西——他们渴望控制别人，也就是赢，这件事情比其他任何事情（或是其他任何人）都更令人着迷。

或许控制别人的终极形式就是夺走那个人的性命，当我们想到反社会人格障碍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反社会的杀人凶手或是冷血的连环杀人狂。除了有反社会人格的国家领袖（他们会把全国民众带向集体屠杀和非必要的战争）之外，有反社会人格的杀人狂确实是“缺乏良心”最骇人听闻的范例——最骇人听闻，但却不是最常见的。他们都臭名昭著。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他们的消息、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新闻、去看描述他们故事的电影时，被吓得半死：反社会怪物就躲在我们中间，他们杀人不眨眼，而且一点儿悔意也没有。但跟一般人的观念相反的是，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都不是杀人凶手，至少不是直接杀人犯。这一点从统计数字就可以得到印证——大约25个人当中就有1个是反社会人格者，但谢天谢地，除了在监狱、帮派里面或是在贫困、受战火蹂躏的地方，其他出现杀人凶手的概率可谓微乎其微。

如果一个人同时兼具反社会和嗜血的特质，后果就会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是一个比实际情况夸大很多的恐怖情形。但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都不是杀人魔或是连环杀人狂；相反，他们大多只是普通人，就跟我们一样，可以经过很长的时间都不会被人认出来。大多数没有良心的人都比较像是斯基普或是邮票男，或是把儿女当成工具的妈妈；或是故意伤害脆弱无助的病人，害得他们病情加重的心理医生；或是很会玩勾引和操纵游戏的情人；或是把银行账户提取一空，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公司合伙人；或是很会利用别人，但又坚称自己没有利用人的迷人“朋友”。反社会人格者会想办法来控制别人，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赢”。他们想到的办法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只有少数几个非用暴力不可。毕竟，暴力太明显，而且除非是用在毫无招架之力的儿童或是动物身上，要不然是很容易被逮到的。

凶残的杀人魔一旦出现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没有良心”最可能的结果并不是杀人魔。更确切地说，真正重要的事情是玩游戏。赢的奖赏从统治世界到一顿免费的午餐不等，但他们玩的永远都是同样一种游戏——控制别人、让别人心惊胆战、“赢”。很明显，如果没有情感依附或良心的话，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输赢”一种而已。一旦人际关系被贬得一文不值，我们就得用杀人来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但通常情况下，只要杀杀青蛙，或是对女人性侵犯，或是引诱和利用朋友，或是到智利开采铜矿，或是偷几张邮票然后躲在一旁看人家乱成一团，就足以达到其目的了。

反社会人格者知道自己是反社会的吗？

反社会人格者知道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他们能够洞悉自己的本性吗？或者，他们有可能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但还是无法发现原来这本书就是在讲他们自己吗？我执业的时候经常被问及这类问题，尤其是那些因为跟反社会人格者起冲突，生活被搞得不得安宁的人（他们都是等到为时已晚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人是反社会人格者）。我们觉得如果一个人这辈子都没有良心这玩意儿的话，那么至少他得认识到这个事实才行——或许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们并不真的清楚为什么“反社会人格者对自身本性的了解”有这么重要。我们通常认为，如果某人很坏，他就应该知道自己很坏，就应该承认这个沉重的事实。如果一个人都坏到脚底流脓了（就我们的评价来说），但他依然觉得自己挺好挺善良的，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天理。

然而，这正是实际上发生的情形。大多数情况下，被我们评价为坏人的人好像并不认为他们的生存方式有什么不对。反社会人格者臭名昭著，因为他们拒绝为他们所作的决策或是决策的后果负责任。事实上，一个人拒绝认清他的恶行将会带来的后果，就像那些后果都跟他无关似的，这种情形——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术语来说就是“一贯的不负责任”（consistent irresponsibility）——就是反社会人格诊断的依据所在。斯基普的性格就有这一面，他辩称手臂被他折断的员工其实是自己弄断的，谁叫她不赶快屈服于他的要求。没有良心的人都经常说“我没做错什么事情啊”这种让人惊愕不已的瞎话。这类例子罄竹难书，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芝加哥禁酒时期凶残成性的黑社会老大艾尔·卡彭（Al Capone）说的一段话：“为了让芝加哥的有钱市民尽情品尝美酒佳酿，我明天就要启程去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我已经厌倦这份工作了，这是一份没人感激，而且还充满危险和不幸的工作。我把这一生最黄金的岁月都花在为民众谋福利上。”其他的反社会人格者不会费脑筋作这么迂回的推论，要不然就是他们不够分量，所以没有人会相信如此无耻的逻辑。相反，他们面对谁都知道是他们闯出来的祸时，只会轻描淡写地说，“我绝对没有干那件事情”，而从他们的外表来看，他们好像也真的相信自己说的是实话。反社会人格者的这个特征使得他们根本就没办法进行自我反省，而且到最后，他们跟别人都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交情——他只跟自己有交情，不过他跟自己的关系也非常淡薄。

没有良心的人通常认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优于我们。他们经常说别人怎么都那么天真，怎么都会良心不安。或者，他们会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不愿意操纵别人，哪怕是为了实现他们最重要的野心。或者，他们会建立一套理论：天下乌鸦一般黑（都跟他们一样寡廉鲜耻），但有些人就是会假装他们有一种虚假的叫做“良心”的东西。用后面这个论点来看，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坦率诚实的就只有他们而已。他们是出淤泥而不染。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在他们意识之外的某处，有个微弱的内在声音会对他们说：有个东西不见了，有个别人都有的东西不见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听反社会人格者说过他们觉得“很空虚”甚至是“很空洞”，同时也是因为反社会人格者所嫉妒的，或许也是他们想破坏的，通常是有良心的人性格结构里的东西，而且鲜明的个性通常也是反社会人格者最容易锁定的目标。此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目标是人类，而不是地球或是物质界里的东西。反社会人格者希望别人和他们一起玩游戏。他们没兴趣挑战无生命的东西，就连摧毁纽约世贸双子大楼也主要是为了大楼里的人，以及会看到或是听到这场灾难的人。这个简单但却重要的观察暗示着，反社会人格者跟其他人、跟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存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联系的。然而，这种联系很淡薄，很容易让反社会人格者产生嫉妒别人的心理，而且这样一种关系相较于大多数人对彼此或是对同胞都会生出的情感反应（这类情感反应都很复杂而且也很丰富）来说，实在是太单维、太贫乏了。

如果你对别人的感受唯有“赢”这种冷血愿望的话，你要如何了解爱、友谊和关心别人的意义呢？你是不会了解的。你只会继续控制人，继续否认，继续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或许你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儿空虚，有某种说不清的不满足感，但也仅此而已。而且如果你全盘否认你对别人所造成的影响，那么你要如何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再说一次，你是不会了解的。就像超级斯基普一样，他的镜子只会跟他说谎，而不会映照出他冰冷的灵魂。斯基普从小就在弗吉尼亚州宁静的湖边杀青蛙，到他最后进棺材的时候，他都不会了解他这一生其实可以过得相当有意义、相当温暖。

[1]：这个词有时候有贬义，指任性自负的大牌明星。

第三章 当良心沉睡时

有很大一部分人会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事，不管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且他们也不会受到良心的约束，只要他们认为这个命令是来自一个合法的权威。……不幸的是，这个心理机制也被自私的、恶意的或是反社会的“权威”利用了无数次。

自由的代价是恒久的警戒。

——托马斯·杰斐逊

良心是意义的创造者，是根植于我们彼此之间情感联系的一种约束感。良心阻止人生堕落为一场悠长而又无聊的游戏，一场试图控制我们同胞的游戏。它把各式各样的限制加诸我们身上，正是这些限制，让我们觉得我们跟别的人或物有关系——良心是我们跟别的人或物之间的桥梁。考虑到还有一种冷血如斯基普那样的人，我们都衷心期盼我们能有良心这种东西。所以问题就来了：96%的人都不是反社会人格者，这些人的良心曾经发生过变化吗？他们的良心曾经动摇过或是减弱过——甚至是停止过吗？

真相是：就连正常人的良心也不是每时每刻都保持同一状态的。良心变幻无常，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在于良心居住在我们的体内，而这个居住环境是靠不住的，是受欲望驱使的。当我们精疲力竭，或是生病、受伤的时候，我们全部的情感功能，包括良心在内，都有可能会暂时停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乔（也就是锐步的主人）开车回家的时候正在发高烧，烧到大约39摄氏度。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他正在违背常识，因为他虽然生病了，还是想赶去公司开会。但他的道德感又会怎么样呢？无情的病毒占领了他的身体，当想到还没给他最爱的锐步留下食物的时候，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呢？在这个版本里，乔的力气或许都不够他把早就安排好的事情做完，更不用说要像他在前面那个没生病的版本里那样迅速思考、重新按优先级安排事情，然后引导自己去实施了。他发着高烧，而且很想吐，所以他现在就得好好比较一下锐步的痛苦跟他自己的痛苦了。或许他的良心依然会占上风，但也可能乔因为生病的关系变得很虚弱，所以不再完全相信他的信念。依循“阻力最小路径”（最省力的途径）原则，他可能就会继续往前开，设法把他原来排定的计划完成，至于锐步呢，虽然乔并没有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也得先狠下心把它搁到一边了。

我们并不希望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乔，或是看待我们自己，但这种看法很有意思，而且也很正确：崇高的良心，也就是能够给我们提供情感联系和意义的东西，有时候会受到某种与是非对错或是我们的道德感完全无关的因素——像是感冒、失眠、车祸或是牙痛——的显著影响。正常人的良心永远都不会消失，但他们身体虚弱的时候，良心会沉睡，让他们无法集中心力。

有两件事情能够让良心变得很英勇：一件是身体出事，另一件是恐惧。如果一个人病得很重或伤得很重，或是处于恐惧的状态下，但依然忠于他情感依附的对象，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勇气可嘉。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前线上的士兵，他们虽然受伤了，但还是会奋不顾身地把同胞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营救出来。我们之所以坚持用“勇气”这个概念来描述这样一种行为，是因为我们全都对下面这件事情心照不宣：良心的声音一般只有在身体受苦或是恐惧的情况下才会喊得震天响。如果乔发烧到39度但还是决定开车回家照顾锐步，我们就会觉得他的行为难能可贵。除了会很感动、会对他报以微笑之外，我们或许还会做点别的表示。我们或许还会拍拍他的背以示鼓励。

奇怪的是，另一个会对良心产生影响的身体因素是荷尔蒙。根据美国领养信息研究中心（National Adoption Information Clearinghouse）所提供的数据，美国近期出生的宝宝中，有15%—18%是妈妈在怀孕时就“不想要的”。当然，有些是因为疏忽或是意外所造成的怀孕，但有成千上万的新生儿，仅仅是因为他们父母的良心被生理欲望入侵了短短几分钟，现在就只好以“父母并不想要的小孩”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谈到性压力的时候，我们都承认要跟生物天性对抗实在很困难，因此就会称赞那些能够战胜生物天性的人很有美德，坐怀不乱。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个定义来说，我们40岁的时候通常要比20岁的时候更能“坐怀不乱”，这个“坐怀不乱的美德”只要上了年纪就能拥有。

良心也会受到生物性因素的破坏，包括各式各样的精神分裂症，这类病症有时候会导致个人行动受到妄想症的摆布。如果人类的大脑受到这样的损害，那么“是那些声音叫我去做的”就不是笑话，而是恐怖的事实。而对病情时好时坏的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有可能突然从疯狂中“清醒过来”，然后发现自己受到妄念的摆布，做出了违背自己良心和意志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身体施加给良心的压力相当有限。在伤得很重的时候还得作艰难的道德选择，这种情况除了战时以外是不会每天发生的，甚至一年也发生不了一次。对大多数人来说，被性欲冲昏头的情况也不常发生，而不受控制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a）更是相当罕见。就算把对道德的生物性限制全都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导致我们随时都能在报纸上或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令人费解的恶行——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可能是很有组织的恐怖分子。牙痛并不会导致“仇恨犯罪”（hate crime）[1] ；做爱时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也并不会引发战争。

那么，这些恶行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道德排他

每年的7月4日美国国庆节，我居住的新英格兰滨海小镇都会在海滩上点起三层楼高的篝火，以示庆祝。一片片的干木板用钉子钉在一起，一层叠着一层，叠成高塔的形状，在国庆节前几天就矗立在海滩上，构成了小镇一道奇特的风景。篝火塔盖得很仔细，放了充足的木板，木板中间也留了充分的空间好让空气流通，以便火可以很快升起来。夜幕一降临，篝火就会升起，消防义工在一旁待命，以防万一出了什么状况，可以马上拉起水管把火浇灭。乐队会演奏爱国歌曲，还有热狗摊、思乐冰摊和烟火秀，气氛相当热闹。篝火全都熄灭以后，小孩子就会回到海滩上，而消防队员也会很配合地拿水管往他们身上喷水。

这已经是小镇60年来的传统了。我对巨大的篝火并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只在2002年的时候，在朋友的怂恿下去看过一次。我到达时很惊讶，竟然有那么多人来到这个大西洋海岸线的偏僻角落，其中一些人是从离这里50英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的。海滩上人山人海，我也跟大家一起设法往前挤到适当的位置——既看得见篝火，又不至于烧到眉毛。有人警告我，一旦火势变大，就会比我所能想象得更热，而当时的气温已经有32摄氏度。太阳刚开始西下，就有人鼓噪叫喊，叫他们赶快把篝火塔点起来。木头终于点着之后，大伙儿同时倒抽了一口气。火势形成一股挡不住的力量，一下子把木塔吞噬，从沙地到夜空瞬间发出熊熊火光。接着温度超高的热气从火里蹿出来，感觉几近固体，像一堵令人难以忍受的墙，强度一波比一波大，令人畏惧。大家很惊讶，全体一致往后退。每当我觉得已经退得够远了，就还得再退个50码，接着再退50码，接着再退50码。我的脸烫得都痛了。我从没料到篝火会产生这么惊人的热气，这座篝火才三层楼高而已。

一旦大家退到一定的距离之外，快乐兴奋的心情就回来了。当这座篝火塔上装饰华丽的塔顶也被火吞噬时，大家都鼓起掌来。篝火塔顶的装饰像是一栋小房子，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座小型炼狱。这个景象让人有种说不清的危险感，而且热气不知怎么地让我心神烦躁，我无法跟别人一样因为国庆来临而感到欢天喜地。相反，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想起发生在16、17世纪的烧死女巫事件——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虽然此时很热，但我还是打了个冷战。这种大到能把人烧死的熊熊烈火，在书里读到是一回事，和一群兴奋鼓噪的人一同站在它面前又是另一回事。原来这段不幸的历史并没有离我远去，而且此刻正顽强地缠绕着我，让我高兴不起来。

我很纳闷，烧死女巫事件是怎么发生的？这么可怕的噩梦是怎么发生的？即使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环顾着周遭的人群，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显然这些人并不像17世纪初期惊慌失措的巴斯克（Basque）移民那样，疯了似的烧死那些信仰魔鬼的人。我们这群新千年的群众是爱和平、明事理的公民，我们的心里并没有留下艰苦和盲目迷信的伤疤。我们这群人不嗜血，良心也没有受到抑制。这里只有笑声、和睦，其乐融融。我们吃着热狗，喝着思乐冰，庆祝美国独立日的到来。我们不是冷血动物，也不是毫无道德的暴民，我们绝不会聚在一起看别人杀人，更不用说看别人严刑折磨人犯。如果现实突然扭曲变形，突然出现一个人在这个巨大的火堆里痛得直打滚，我们当中大概只有少数几个反社会人格者会无动于衷，甚至会觉得很好玩吧。至于其他人，有些好人会目瞪口呆，一脸不信的样子；有些特别勇敢的人会设法阻止这件事情．而大多数的群众则会如惊弓之鸟一般一哄而散。而一度让人觉得很欢乐的篝火就会变成烙印在所有人脑海里的创伤影像，这辈子都忘不掉。

但如果被火烧的人是拉登呢？如果2002年的美国人民突然面对这个人（美国人都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卑劣的坏蛋）被公开处决，那么他们会有何反应？这些正常的、受良心摆布、会上教堂、不使用暴力的人民会站在一旁，默许这件事情在他们眼前发生吗？他们是会大声叫好或是默许呢，还是会因为看到有人痛苦地死去而感到作呕、毛骨悚然？

我站在那群好人里面，突然明白他们的反应或许并不会是毛骨悚然，这是因为在我们眼里，拉登根本就不是人。他是拉登，就他这个人而论，借用欧文·斯托布（Ervin Staub）在《恶的本源》（The Roots of Evil）一书里形容的，“他已经完全被排除在我们的道德世界之外”，因此基于良心而做出的干预行为不再适用于他身上。他不是人。他是畜生。而不幸的是，把他从人贬为畜生也使他更令人闻风丧胆了。

有时候，被我们用道德排除掉的人是罪有应得，比如恐怖分子，再比如战犯、诱拐儿童者和连环杀人狂。这些例子每一个都可以让我们得出（也已经得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先不管这个论点是对是错），即我们无须怜悯这些人。但在大多数的例子里，我们很容易就会在不经考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把人贬为畜生，而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把人贬为非人的倾向常常到最后演变为敌视其实很无辜的人。这份非我族类（也就是曾经被贬为不是人的人类）的名单非常长，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名单所提到的族类几乎把所有人都一网打尽：黑人、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同性恋、美洲原住民、犹太人、外国人、“女巫”、女人、穆斯林、基督徒、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穷人、富人、爱尔兰人、英国人、美国人、僧伽罗人、泰米尔人、阿尔巴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胡图人、图西人以及伊拉克人，不胜枚举。

而一旦别的种族被我们贬为畜生，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胡作非为。尤其又有某个权威下令要我们这么做时，就再也没必要对他们有良心，因为我们的良心是用在人类身上的，而不是用在畜生身上的。我的良心依然存在，甚至还很严格，但我的良心只适用于我的同胞、朋友还有小孩身上，不适用在你身上。你被排除在我的道德世界之外。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从你家里赶出来、射杀你的家人或是把你活活烧死，但我却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会得到我族人的赞扬。

应该提一下，2002年的国庆节篝火会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就我所知，这些恐怖的念头只发生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的火烧掉的只有木头，就和事先计划的一样。儿童待在自己的家乡，安全舒适，他们在沙滩上嬉闹玩耍，开怀大笑，被消防队员喷得浑身湿淋淋的。任何人都希望人类能够永远如此太平。

良心 VS．权威

当良心沉睡的时候，当良心因为酷刑、战争或是种族屠杀的缘故而沉睡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会逐渐想起我们的第七感，还是会继续做没有道德的噩梦？这时，政治领袖和其他重要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领导人如果能够务实地处理棘手问题和种族冲突，而不是找其他种族来当替罪羔羊，那么他们的态度和计策就能够让我们重新用比较实际的眼光来看待“他人”。道德领袖能够发挥稳定局面的作用。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良心的领袖能够让整个民族的良心继续沉睡，让灾难变得更加不可收拾。这类领袖会大肆宣扬恐惧，夸大某种毁灭性的意识形态，使得社会上人心惶惶，于是民众会认为“这群畜生”就是害他们，甚至是害全人类都无法过上好日子的罪魁祸首，从而就会把他们和“畜生”之间的冲突看做是善恶之间的宏大战争。一旦这些看法散播开来，用没有同情或怜悯的方式和令人战栗的轻松态度来镇压“这群畜生”，就会变成明白无疑的命令。

第二种类型的领袖在历史上一再出现，引发了一长串令人惊慌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要像没头脑的、反复讲相同的话的呆子一样，一再忍受悲剧的发生？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容忍只顾自己私利或是受过心理创伤的领袖，把悲痛和政治危机煽动成武装冲突和战争？为什么我们要让像是会杀青蛙、会折断人家手臂的斯基普来操纵或是主宰别人的生活？我们的良心到底怎么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维护自己的感受？

其中一种解释就是我们的心智仿佛着了魔，因此我们相信那些垂死的人只是“畜生”。当然还有恐惧，总是会有恐惧，通常还伴随着无助感。环顾周遭的人潮，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在心里盘算，“我的意见有太多人不赞成了”或是“没有人出来抗议这件事情”，或是听天由命，觉得“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或是“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些感受和看法都能让我们的道德感乖乖闭上嘴巴。可是就“权威能够使良心失去作用”而言，有件事情比把“他人”客体化更有效、更厉害，比无助感更让人倒胃口、更让人觉得悲惨，而且这件事情很明显比恐惧更难克服——很简单，我们被设定成必须服从甚至会违反我们自己良心的权威。

1961～1962年，耶鲁大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设计了一项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心理实验，他还把这个实验拍成了影片。米尔格拉姆设计了一套方法，证明了人类倾向于服从甚至能够对抗个人良心的权威。关于他的研究方法，他写道：“在所有的道德原则里面，几乎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是下面这条原则：个人不应该把痛苦强加给那些既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无助的人。我们应该把这条原则作为抵抗盲目服从的武器。”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程序很简单，他这项研究的影片版在40年来激怒了不少人道主义者以及毫无戒备的大学生。在这个实验里，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来到一间心理学实验室参加实验。传单上说，这是一项跟记忆和学习有关的实验，参加的人会得到4美元当做奖励，还有50美分的车马费。在实验室里，主持该实验是研究“学习过程中惩罚的作用”的。其中一个男人被指定为“学习者”，然后被护送到另一个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们全程看到学习者的手臂被人用皮带绑在椅子上，“防止他动得太厉害”，然后在他的手腕上贴上一个电极。主持实验的人告诉他必须学习一整排的双字词，像是blue box（蓝色盒子）、nice day（美好的一天）、wild duck（野鸭）等。每当他犯错的时候，他就得接受一次电击。而每犯一次错，电击的强度就会增大。

主持实验的人告诉另外一个人，他在这个学习实验里被指定为“老师”。这名老师观看完学习者被绑在椅子上并且被贴上电极的全过程后，就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主持实验的人要求他坐在一部叫做“电流发送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型机器前面。这部电流发送机有30个横着排列的开关，上头有“伏特”的标签，从15伏一直到450伏，以15伏为单位递增。除了这些数字之外，开关上还贴着说明，范围从“微量电击”到令人恐怖的“危险——剧烈电击”。主持实验的人交给“老师”一整排双字词，然后跟他说他的任务就是考另一个房间里的学习者。如果学习者答对的话——比方说，老师念出"blue”（蓝色），而学习者就回答“box”（盒子）——那么老师就可以接着考下一题；可是如果学习者答错的话，老师就必须按下一个开关，给他施以一次电击。主持实验的人指导老师从最低的电流开始电击，每答错一题，就要增加一个单位的电流强度。

坐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学习者其实是主持实验者训练出来的“同谋”，他只负责演戏，而根本不会受到电击。可是扮演老师的人当然不晓得这一点，其实老师才是真正的实验对象。

老师开始念出这项“学习测验”前面几个题目，随后麻烦就开始了，因为学习者（米尔格拉姆的同谋，在老师看不到的另一个房间）开始发出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声音。学习者开始答错，于是老师就施以电击，75伏的时候，学习者只哼了几声；到了120伏的时候，学习者冲着主持人大喊电击太痛了；而到了150伏的时候，看不见的学习者已经开始求主持人放了他，他不要玩了。随着电击越来越强，学习者的抗议听起来也越来越绝望，而到了285伏的时候，他发出了十分痛苦的呻吟。老师坐在这部电流发送机的旁边，而主持实验的人（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耶鲁大学教授）就站在老师的后头，冷静地给他下一连串照稿子念的指示，诸如“请继续下去”、“这项实验需要你继续下去”、“不管学习者喜不喜欢，你必须进行下去直到他学会所有的双字词，所以请继续下去”。

米尔格拉姆对40名不同的实验对象重复了这个过程40次，他找的实验对象都是“在日常生活里很有责任感而且很正派”的人，包括高中老师、邮局办事员、推销员、体力劳动者以及工程师等。这40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各不相同，从高中没毕业的人到拥有博士学位、其他专业头衔的人都有。这项实验的目的是研究实验对象（在这项实验里就是老师）要过多久才会因为明确的道德命令而违背米尔格拉姆的权威。他们会给哀求哭喊的陌生人施以多大的电击——仅仅是因为权威人物叫他们这样做？

当我在一个坐满心理学系学生的演讲厅里播放米尔格拉姆的这部影片时，我都会要求学生预测这些问题的答案。学生永远都觉得良心一定会赢。许多人预测，多数的实验对象一发现需要用到电击的时候，马上就会离开实验室，而大多数学生则很确定那些留下来的实验对象（人数不多），至少在另一个房间里的人要求放了他的时候（到了150伏的时候），几乎都会挺身反抗主持实验的人，或许还会叫他去死。当然，学生也预测有少数几个真的很变态、有虐待狂的人会继续按开关，他们会一直按到450伏，即上面写着“危险——剧烈电击”的开关为止。

然而，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是：米尔格拉姆最初的40个实验对象里，有34个——在他们相信学习者被绑在椅子上的情况下——就算是在学习者开口要求把他放了之后，还是会继续电击他们。事实上，这34个实验对象里，有25个（即62.5%）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主持实验的人，尽管另一个房间里的男人哀求他们或是发出哀号，但他们还是会继续按那些开关直到最后一个开关（450伏）为止。老师会冷汗直流，会抱怨连连，会痛苦地抱头，但他们还是会一直按下去。影片放完之后，我会看看时钟。在坐满学生的演讲厅里（这些学生生平第一次观看这项实验），总是会出现至少一分钟的静默——他们都吓呆了。

在最初的实验之后，米尔格拉姆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他所设计的实验进行了变形。举例来说，在一个变形版本里，米尔格拉姆并不是命令实验对象按电击开关，而只要他念出测验的双字词，开关则由另外一个人来按。在这个版本的实验里，40个人里有37个人（即92.5%）继续参与到施以最强的电击为止。截至这个时候，这项研究里的老师角色都只由男人担任过。米尔格拉姆又设法找到40个女人来进行该项实验，他推测女人可能比较容易心软。但除了服从命令的女人说，她们承受的压力比服从命令的男人更大之外，她们的表现和男人完全一样。其他几个大学采用米尔格拉姆的模式重复这些实验，很快，男女就各累积超过1,000个实验对象，而且也涵盖了三教九流——但结果还是一样。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复制出那么多相同的结果，这让他得出一个非常著名的结论：“有很大一部分人会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事，不管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且他们也不会受到良心的约束，只要他们认为这个命令是来自一个合法的权威。”米尔格拉姆认为，权威之所以能够让一个人的良心沉睡，主要是因为服从权威的人都进行了“想法调整”（adjustment of thought），即认为自己“不用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在服从权威的人心里，他不再是一个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起道德责任的人，而是某个外部权威的代理人，他把所有的责任和主动权都推给这个外部权威。这个“想法调整”的过程能够让心怀善意的领导更容易下命令或是施以控制，但不幸的是，这个心理机制也被自私的、恶意的或是反社会的“权威”利用了无数次。

当良心划清界限

权威让良心变迟钝的程度受到“你对该权威合法性的认识”的影响。如果下指令的人被视为是比较低下的，或者就算是平等的，那么这个“想法调整”的过程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生。在米尔格拉姆最初的实验中，少数几个人最后拒绝继续进行实验，其中有一位32岁的工程师，他显然认为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科学家跟他在智力上是平起平坐的。这个实验对象把椅子推开，用很愤怒的声音对米尔格拉姆说：“我是一个电力工程师，我被电击过……我想我已经做得太过分了。”在后来进行的一次访谈里，米尔格拉姆问他谁该为电击另一个房间里的人负责时，他并没有把责任推到主持实验的人身上。相反，他答道：“我会把责任都揽到我自己身上。”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而我们必须承认教育是决定良心是否保持警觉的因素之一（但我们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学识就一定能够增进人类的良心）。教育有时候能够夷平权威人物的合法性，如此一来，一个人就不会不加质疑地服从权威。一个人如果受过教育或是拥有知识的话，或许会认为“他自己就是合法的权威”。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另一个变形版本里，他用“普通人”而不是科学家来作为命令实验对象执行电击的人。在“普通人”主持实验的时候，跟穿实验室白大褂的人主持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实验对象服从他命令的比率从62.5%降到20%。包装和认知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切，但显然几乎是最重要的一切。有些人或许会反抗一个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的人，但大多数人都会服从一个看起来像权威的人。在领袖和专家都能通过神奇的电视来到我们身边的时代，这个发现特别受到关注，几乎所有人在电视里都能够表现得位高权重，威风凛凛，比本人更强大。

除了“比本人更强大”这一点之外，电视上的影像还显得跟我们很亲近，就像在自家的客厅里一样。而“权威能否压制个人良心”的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下命令的人离自己的远近。在米尔格拉姆更改实验条件的时候，如果他不在房间里，服从的比例就下降了2/3，降到跟“普通人”主持实验时差不多的水平。当权威不在旁边的时候，实验对象通常会采取只按机器上电流不太强的开关来“欺骗”他。

“跟权威靠近与否”与战争时所需服从的关系尤其紧密。一旦开战，个人的良心就会坚决跟杀人划清界限——这让那些认为“人类天生就爱制造战争”的人非常吃惊。良心的这一特征实在太顽强了，所以军事心理学家必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军事专家现在已经知道，如果要叫士兵杀人的话，一定要由权威亲自来到军队下命令，要不然，战场上的人对要他们杀人的命令通常会虚与委蛇。他们会故意瞄不准或干脆不射击，以免违背他们自己良心强人的禁令。

马歇尔准将（Brig. Gen.S．L．A．Marshall）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战史家，后来成为欧洲战区的官方史学家。他写了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事情，当领导人现身下命令的时候，几乎所有士兵都会服从命令并且开枪射击，但当领导人离开以后，射击率立刻就掉到l5%—20%之间。马歇尔认为，如果士兵不是直接被人下令射击的话，他们就会如释重负，“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已经比较安全了，而是因为他们了解到他们暂时不用被逼着取人性命了”。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和伞兵戴夫·格罗斯曼中校（ Lt. C01. Dave Grossman）在他的著作《论杀人：在战争与社会里学习杀入所需付出的心理成本》（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里，回顾了马歇尔的观察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20世纪50～60年代执法人员没有射击率的研究，以及诸多战争（包括美国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马岛战争）的观察报告。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战士，在他们能够杀敌或是也应该杀敌的关键时刻，就会发现他们自己是‘良心反对者’。”格罗斯曼在考察了大量有关“一线士兵通常会反抗，或是故意破坏杀人机会”的历史证据之后，得出“关于人性的结论，这个结论很新颖，也很令人欣慰：尽管有暴力和战争这个一直打不破的传统，但人类的天性并不爱杀人”。为了破坏士兵的良心底线，让士兵能够刺下刺刀或是扣动扳机，去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军方必须花很多心思来教导士兵，在心理上制约他们，而在战场上也必须找权威来给他们下命令。

而且，不断提醒士兵他们的敌军仅仅是“一群畜生”、死德国佬、死东方人或是小日本鬼子，都有助于助长“道德排他”。诚如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他的著作《心里的战争：心理学在军事上的应用与滥用》（War on the Mind: The Military Uses and A buses of Psychology）里所写的，“他们嘲笑当地的习俗很愚蠢”，并且“把当地有头有脸的人抹黑成大恶人”。

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战场下，对正在服役的军人或是已经解甲归田的人来说，他们参与的战争一定会被描述为一场善恶之间的具有决定性，甚至是很神圣的斗争，而这正是历史上每一场重要战争期间，冲突各方的当局试图传达的信息。比方说，虽然我们现在除了越南战争后期爆发出来的道德恶行之外，已经很难想起关于越南战争的其他事情了，但在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美国人都一再向自己保证，他们——而且唯有他们——能够拯救南越的民众干水深火热之中。国家领袖在战时所发表的演说——在当代是通过电视或广播传送到我们的客厅里的——总是竭尽所能地强调“这是一个绝对必要的任务”，以此为杀人这件事情辩护。矛盾的是，由于良心很重视这种召唤以及强烈的种族意识，因此权威就更容易达到目的。换句话说，良心是会被骗的，在非得杀陌生人的情况下，通常就需要欺骗良心了。

心理学能够提供军方让不想杀人者杀人的法宝，而军方确实也在利用这些法宝，这实在很让人泄气。但在这些坏消息的背后还是有微弱的希望之光在跳跃，就像一颗钻石在无垠的黑暗之海里闪烁。我们开始了解人类并不像我们有时候以为的那样是“天生的杀人机器”。哪怕处在令人绝望的战争压力之下，我们通常也不会射击，要不然就会故意射偏，因为即使是权威也不能完全抑制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人类情感联结”（human connectedness）总是会发出强烈的抗议——良心总是会发声——提醒我们不得杀人。

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杀人，所以战争就是良心和权威之间的终极竞赛。我们的第七感要求我们不可夺人性命，但当权威支配了良心的时候，战场上的士兵就会被诱使去杀人，而他也很有可能马上就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lcstress disorder），而且下半辈子都会为这种病所苦，加上伴随创伤记忆而来的忧郁症、离婚、上瘾、溃疡以及心脏病等。相较之下，关于越南战争退役军人的研究[2] 已经证明，没有被逼着杀人的军人跟服役期间没有上战场的人一样，都不大可能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开始，我们的道德感和权威人物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就几乎没有停止过。过去5,000年来，君主、贵族或是一国的领袖都可以命令没有权力的人上战场或是杀人。这显然是良心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算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或是下下一代也没办法解决。

米尔格拉姆指出，10个人里面至少有6个人通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服从出现在面前的官方权威，而这也表示其他不服从权威的人，心理上也会感到很痛苦。通常，不服从命令的人会觉得自己跟社会秩序格格不入，或许还觉得他对应该效忠的某人或是某事不忠。服从是被动的，只有不服从的人必须承担——用米尔格拉姆的话来说——“他行动的沉重责任”。如果勇敢就是根据一个人的良心来行动的话（尽管当事人很痛苦或是很恐惧），那么力量就是能够让一个人的良心保持清醒并且发挥作用的能力（尽管权威要求他做不一样的事情）。

力量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捍卫良心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为了说明起见，设想一个只有100个成年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4个人是反社会人格者——他们没有良心，而在剩下的96个正派居民里（这些人全都有良心），有62.5%（即60人）会毫无疑问地服从权威，而这个权威很有可能就是那4个比较爱攻击人或是比较爱控制人的反社会人格者当中的一个。然后还剩下36个有良心而又有能力承担他们行动的沉重责任的人，这些人占了这个群体1/3多一点。虽然不能说是众寡悬殊，但这些人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但对那些受良心约束的人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都是无法辨识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两难困境，以及多琳·利特菲尔德这个很值得关注的病例。

[1]：由于犯罪人对种族、宗教，残疾，种族、国籍或性别的偏见而导致的一种针对个人或财产的刑事侵犯行为。

[2]：这项研究随机选取了6 8 1 0名退伍军人，考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和参与杀人过程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 世上最“好心”的人

有些人认为生活骗了他，觉得生活对其他人都很慷慨大方，对他却很小气，因此他一定得通过掠夺别人，或是暗中对别人搞破坏来平衡现存的不公平。他认为自己受到造化、环境和命运不公平的对待，因此伤害其他人就成了让他觉得自己很有权力的唯一手段。

我看到一名狼人正在伟克商人餐厅（Trader Vic’s）里喝椰林风光（pina colada）[1]。他的毛发真是太完美了。

——美国摇滚歌手，沃伦·泽文（Warren Zevon）

多琳看了一眼后视镜后，在心里面第一百万次想着，要是自己是个美人坯子，日子就好过得多了。今天早上后视镜里的她看起来这么漂亮，全拜化妆所赐。她很清楚，如果她不精通化妆或是很疲惫的话，那么看起来只是姿色平平，平凡得像个农家女孩，仿佛她就该挤牛奶，而不是坐在这辆黑色宝马的驾驶座里。她才34岁，皮肤看起来很光滑，还没有皱纹，可能略显苍白；她的鼻子有点尖。那一头淡黄色的头发让她很伤脑筋，不管怎么弄，总是显得干枯蓬乱。幸好她的身材很好，甚至比脸蛋更好。她的视线从后视镜移到自己浅灰色的套装上，她的套装很保守，但很合身。她知道怎么活动才能突出她的优点。就一个长相平凡的女人来说，她实在很有女人味。她走过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所有男人都会回过头来看她。想起这一点，她微微一笑，发动了车子。

她驶离公寓差不多1英里后，突然发现自己忘了喂那只该死的玛尔济斯。哦，这只笨狗在她今晚下班前会想办法活下来的，她想。这只狗已经买一个月了，她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买这只狗，或许只是一时冲动。当初她想自己出门遛狗的时候看起来一定很优雅，但后来遛狗变得很无聊。等她有空的时候，她一定要把它安乐死，或者把它转卖掉，毕竟这只狗很贵。

她把车停在精神专科医院的停车场里，并特意停在了珍娜那辆生锈的福特Escort房车旁边，以营造出某种视觉对比，而这应该可以提醒珍娜，她们俩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有天壤之别。她又对着后视镜看了一眼，然后提起了塞得满满的公文包。看到她的公文包，大家就知道她工作有多卖力。她上楼来到病房上面的办公区。穿过候诊室的时候，她对艾薇露出“我们是好姐妹”的笑容。艾薇是这一区的秘书兼接待人员，穿着很邋遢，她看到多琳后立刻笑逐颜开。

“早安，利特菲尔德医生。哦，我的天啊，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实在太正点了。”

“是吗？谢谢你，艾薇。我就知道你永远都会带给我好心情。”多琳又报以一个灿烂的笑容，“病人到了就按蜂音器通知我好吗？”

多琳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艾薇摇摇头，对着空荡荡的候诊室大声说道：“她真是世上最好心的人。”

现在时间还早，还不到早上8点，多琳走到窗边看着同事陆续抵达。她看到有一双修长美腿的杰姬·鲁宾斯坦朝着这栋大楼款款走来。杰姬是洛杉矶人，脾气很好，很风趣，她的肌肤是很漂亮的橄榄色，让她永远看起来仿佛刚度完很棒的假期。杰姬很优秀，比多琳聪明多了，而这也表示她甚至比其他人都聪明。多琳私底下很瞧不起她。事实上，她实在很痛恨杰姬，如果她能够不受法律制裁的话，她一定会杀了杰姬，但她知道自己终究会被抓到的。多琳和杰姬8年前一起在这家医院作博士后研究，那时她们就结为好友了，至少在杰姬看来是这样。但现在多琳听说杰姬或许会得到“年度最佳导师奖”（Mentor of the Year Award）。她们俩同年，杰姬怎么可能在34岁的年纪就因为当“导师”而得奖呢？

杰姬走到草坪上，她抬头往上看，注意到多琳就站在办公室的窗边。她朝多琳挥了挥手。多琳羞涩地对她笑了笑，也朝她挥挥手。

就在这时候，艾薇按蜂音器通知多琳今天第一个病人到了。这个病人名叫丹尼斯，是个年轻男子，英俊得令人叹为观止，他肩膀宽阔，但看起来非常害怕。用医院的行话来说，丹尼斯是VIP[2]，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全国性政治人物的侄子。在这间一流的教学医院里，有很多像丹尼斯这样的VIP、名流、有钱人，或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家族的一员。丹尼斯并不是多琳的病人。更确切地说，多琳是他的行政负责人，即她一星期得见他两次，询问他目前治疗的情况，确定文件等东西都处理好了，等他好得差不多就放他出院。多琳已经从职员那里听说丹尼斯今天想要讨论出院事宜，他觉得他已经好多了，应该可以回家了。

把行政工作跟心理治疗方面的工作分开是医院的规定。每个病人都有一个行政负责人和一个心理医生。丹尼斯的心理医生，也是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正是才华横溢的杰姬·鲁宾斯坦医生。昨天，杰姬告诉多琳她的病人丹尼斯的病情有极大的改善，她计划安排他出院转做门诊病人。

现在，丹尼斯就坐在多琳·利特菲尔德办公室里的一张椅子上，努力抬起头来看她——他知道如果自己打算表现出已经好到能够出院回家的话，就应该这么做。但他试了很久，还是没办法正视多琳，他依旧看向别的地方。她的灰色套装还有眼神让他感到害怕。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还是很喜欢她的。她总是对他和颜悦色，而且其他人都跟他说，在所有医生里面，利特菲尔德医生是最关心病人的医生之一。不管怎么说，她是专家。

多琳坐在办公桌后头，望着26岁的丹尼斯，再一次对他完美的脸部线条以及充满男子气概的年轻身体感到惊讶不已。她很好奇他最后能够继承多少钱。但接着她想起了她的任务，于是用母性的笑容锁住他紧张不安的注视。

“丹尼斯，我听说你觉得你这星期好多了。”

“是的，利特菲尔德医生。我这星期觉得好多了。真的，整个人都好多了。我心里的念头少多了。这些念头现在不会像我刚来那时候那样整天都来烦我了。”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丹尼斯？为什么你认为这些念头再也不会来烦你了呢？”

“呃，你知道吗，我真的很认真地练习鲁宾斯坦医生教我的认知治疗技巧，这些办法很不错。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办法很有帮助。而且……嗯，情况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回家了，或者很快就能回家了。鲁宾斯坦医生说我可以当她的门诊病人，这样她就可以继续跟踪我的病情了。”

丹尼斯的“念头”，现在不会烦他烦得那么厉害的念头，就是不时会出现的、害他无法过正常生活的被害妄想。丹尼斯曾经是个成绩优秀、充满朝气的青年，而且也是高中曲棍球队的主力，但他在大一的时候一度精神崩溃，然后就被送到医院来了。从那之后的7年里，他的妄想症时好时坏，但从来都没有真正痊愈过，因此他也就进进出出精神病院好几次。那些可怕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他会认为大家都想要杀他，而且为了不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还会撒谎骗他。美国中情局（CIA）利用街灯来监控他的念头，而每一辆经过的汽车都坐着一名情报员，他们被派来绑架他去审问他根本就想不起来的罪行。他的现实感已经支离破碎，而且还饱受猜疑的折磨，就算他的妄想症已经减轻很多，他现在还是经常会疑神疑鬼，这害他越来越难跟其他人相处，连跟心理医生也是这样。杰姬·鲁宾斯坦跟这个不信任任何人的孤独男孩建立起了治疗关系，可谓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你说鲁宾斯坦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然后她会把你转成门诊病人？”

“对，她是这么建议的。我的意思是说，她认为我好得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回家了。”

“真的吗？”多琳困惑地望着丹尼斯，仿佛期待他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她可不是这么告诉我的。”

两人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沉默，在这期间丹尼斯一直在颤抖。最后，他问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多琳发出一声充满同情的叹息。她从办公桌后面起身走过来坐在丹尼斯旁边，想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但他把身子往旁边挪了挪，仿佛害怕她会打他似的。丹尼斯望着窗外，然后重复了一遍问题：“你说她不是这么告诉你的是什么意思？”

多琳很了解被害妄想是怎么一回事，她知道丹尼斯已经开始怀疑鲁宾斯坦医生背叛他——他原本认为鲁宾斯坦医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

“鲁宾斯坦医生告诉我，她很确定你现在比刚进来的时候严重多了。至于把你转成门诊病人来治疗，她很明确地跟我说，她从来都没有同意要让你出院。她说你这个人太危险了。”

连多琳都看得出来丹尼斯心里面有些东西已经飞出了窗外，而且最近一阵子都不会再飞回来了。她问道：“丹尼斯？丹尼斯？你还好吧？”

丹尼斯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她再度开口：“我真的很抱歉我得跟你讲这件事情。丹尼斯？我想这应该是一场误会。你知道鲁宾斯坦医生从来都不会骗你的。”

但丹尼斯沉默不语。他这一生中分分秒秒都得应付被人背叛的恐惧，但这次竟然是他最崇拜的鲁宾斯坦医生背叛他。这次的背叛实在太严重、太出乎他的意料了，攻击到了他最没有防备的部分，害他变得像尊雕像般一动也不动。

当多琳意识到他没打算回答的时候，她走过去打电话叫助理进来。两名魁梧的工作人员旋即出现在她办公室的门口。他们长得人高马大，但她是权威，所以他们肯定会服从她的命令——想到这一点她就乐不可支，但她脸上的表情依然很严肃。她签署了把丹尼斯关起来的命令。“寄宿”——这种说法很委婉，听起来就像医院把人送到旅店去住一样——意指把病人从不用上锁的病房（像是丹尼斯原本住的病房）移到上锁而且加强安全防卫的病房。如果病人变得很暴力，或是旧病复发而且发作得很严重（就像丹尼斯这样），就会被关起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还会被监禁，重新用药治疗。

多琳很有把握丹尼斯不会跟任何人讲她刚刚告诉他的话。丹尼斯不会跟别人讲他的秘密，因为他的被害妄想实在太严重了。就算他跟别人讲这件事情，也没有人会相信他。没有人会不相信医生反而相信病人。而且从她刚刚目睹的一切来看，他得过很久以后才能走出这件事情的阴影，而且他什么事情都不会讲出去。多琳感到心满意足，她知道杰姬·鲁宾斯坦刚刚失去了一个很不错的VIP。他现在对杰姬已经产生相当偏执的被害妄想了，而最棒的是杰姬将会责怪自己，会认为她在治疗他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出了错，或是不小心说了什么伤害他的话。杰姬对这种事情没有什么招架之力。她会受到别人的责难，而且会把这名病人交给其他的心理医生，然后医院里的人就会开始议论鲁宾斯坦医生的医术问题。

骗人不眨眼

多琳·利特菲尔德就是人格理论学家西奥多·米隆（Theodore Millon）称为“垂涎型精神病态”（covetous psychopath）的那种人。此处的“精神病态”指的也就是“反社会人格”，或是没有良心，而“垂涎”通常指的是对别人拥有的东西产生毫无节制的欲望。[3]并不是所有的反社会人格者都有“垂涎他人”的天性，但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没有良心”和“垂涎他人”这两个特质，那么这个人就很可怕。一个人不可能偷走或是拥有另一个人最宝贵的“所有东西”，比如美貌、智力、成功、鲜明的性格，因此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就会糟蹋或是摧毁别人身上那些自己嫉妒的特质，如此一来，那些人就不再拥有他所嫉妒的特质，或者起码无法像以前一样尽情享受那些特质所带来的好处了。诚如米隆说的，“乐趣在于夺取，而非拥有”。

“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认为生活骗了他，觉得生活对其他人都很慷慨大方，对他却很小气，因此他一定得通过掠夺别人，或是暗中对别人搞破坏来平衡现存的不公平。他认为自己受到造化、环境和命运不公平的对待，因此伤害其他人就成了让他觉得自己很有权力的唯一手段。惩罚——通常是惩罚那些不晓得自己已经成为别人目标的人——是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生活里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们最优先要做的事情。

暗中施展权术的游戏是他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此他们会把所有骗人的花招、忍耐的功夫都用在这上头。为了玩这个游戏，他们或许还会想出阴谋诡计，做出不仅残忍，而且令大多数人都忍无可忍，甚至有可能同时毁了他们自己的行为。而当这种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在我们周遭，甚至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时，我们对他们的行为通常不以为意。我们并不希望看到一个人对一个几乎没有伤害过他或是冒犯过他的人进行危险邪恶的报复。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因此就算已经发生在某个我们认识的人身上，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会视而不见。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通常都很怪异、很卑鄙，以至于我们拒绝相信他们是故意的，我们甚至会认为只是倒霉碰上罢了。因此，大家就会看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本性。他们能轻易藏身于我们的眼皮底下，就像多琳一样，能够在一群很聪明、很专业的人里面混了将近10年。

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而在多琳的例子里，她的伪装格外精巧。多琳是个心理学家，不管怎么说，这家医院里的所有人都相信她是个心理学家，而这正是多琳·利特菲尔德的目的所在。但真相是（万一真的有人发现的话）：她并没有心理医生的执照，也没有博士学位。她22岁的时候的确在老家的州立大学拿到了心理学方面的学士学位，但她也就只有这张文凭而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这家医院以博士后的名义聘用她时，他们确实核对过她的推荐函，但她那两封推荐函全都是她用美色勾引有头有脸的人帮她写的，他们实在应该打听得清楚一点。但聘任委员会并没有核对她所列出来的文凭，因为她有那么大名气的人的推荐，所以他们都假设她一定有博士学位——毕竟，有谁会撒这种谎啊？而且她就是有办法表现得像个心理学家，把专家和病人唬得团团转。多琳永远都认为——而且显然她就是这个看法的实证——通过阅读，一个人可以学会很多事情。

为了惩罚一个无辜的同事，多琳把渐渐好转的丹尼斯又重新打回严重妄想的状态，害得他重新用药治疗，还被关在上锁的病房里。她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返回她的办公室的话，我们会看到她又继续看后面的病人，打了几通电话，处理一些行政事务，然后又去开3个内部会议。我们或许看不到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她的行为大多看起来很正常，或是几乎正常得我们不会去注意。或许她不会让她病人的病情有很大的进展，但她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明显的伤害，除了今天早晨这样的情况以外。她之所以操纵病人，目的是为了伤害她锁定的一个同事。

为什么她要用她的技能来伤害住院的精神病患者呢？他们没有她要的东西啊。他们被世人剥夺了公民权利，但光是跟他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让她觉得自己法力无边。不过也有例外，偶尔会来个太过漂亮——更惨的是——太过聪明的女病人，那么多琳或许就会让病情变得更严重一点。因为她的角色是心理医生，所以她发现要把病人的病情搞得更严重简直易如反掌。他们的诊疗永远都是一对一的，而病人永远都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事情把自己害成这样的，因此也就无法向诊疗室外面的人求救。

不过，那些不会激起多琳夺取“他们拥有的东西，或是他们身上拥有的特质”欲望的人，就不会成为她的目标。相反，如果她认为找些贩夫走卒（她是这么看待他们的）围绕在她身边，对维持她那披着羊皮的伪装（包括假装自己是很善良、很关心别人、很认真负责而又工作过度的可怜虫）有帮助的话，那么她就会表现得格外迷人，或是对他们格外客气。比方说，多琳今天已经暗中把杰姬·鲁宾斯坦和丹尼斯毁了，她现在准备下班了，她很确定她会在艾薇的办公桌前停下来跟她聊一会儿。她每天傍晚回家前都会跟艾薇聊一聊。

多琳走出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接待室的一张椅子上，然后说道：“哦，艾薇！我真高兴今天结束了！”

艾薇比多琳大了20岁。她的体重超重，戴着塑料制的廉价大耳环。多琳认为她很可悲。

艾薇用温和的语调回答她：“我知道，你这个可怜的小宝贝。还有可怜的丹尼斯！我不是医生，但你知道我看过很多病人，我还以为他有希望……我想我弄错了。”

“没有，你没有错。你的观察很入微。他有一阵子似乎好多了。这份工作有时候就是会让你觉得难过。”

当然，今天早晨艾薇可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个不苟言笑的助理把丹尼斯架走的。她现在一脸担忧地望着多琳。

“你知道吗，利特菲尔德医生，我很担心你。”

就在艾薇说话的时候，她注意到多琳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然后她压低嗓子继续说道：“哦，我的天啊，今天一定很可怕吧，亲爱的？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太爱管你的私事，但你真的太多愁善感了，你实在不适合做这份工作。”

“不，不是的，艾薇。我只是太累了，当然我对丹尼斯的事情很难过。别跟任何人讲，但他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你知道吗？我希望我能够赶快回家，晚上好好睡上一觉。”

“嗯，这正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亲爱的。”

“我希望我可以这么做，但我还没有把那些行政工作弄完，我想我得熬到半夜才能把工作赶完。”

艾薇看了一眼多琳塞得满满的公文包，然后说道：“你这个可怜的小宝贝。或许，我们来想些好玩的事情来散散心吧……嗯，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你那只新养的玛尔济斯小狗还好吗？”

多琳用手背遮住眼睛，笑了笑说：“哦，它太棒了，艾薇。事实上，有时候它可爱得我都想一口把它吃下去。”

艾薇咯咯直笑。“嗯，那么我敢打赌，它正在等你回家呢。你何不现在就回家，给它一个大大的拥抱呢？”

“不能抱得太用力，我会把它挤扁的。它太娇小了。”

说完后，两个女人一起放声大笑，接着多琳说道：“艾薇，艾薇，你知道吗，我认为你应该来当心理医生才对，你总是知道如何让我的心情变好。明天早上见。”

“明天见。”艾薇向她保证，笑得很开心。多琳提起公文包走出去，身体稍微偏往提公文包的那一侧。

多琳走到停车的地方，在那里碰到了珍娜，也就是那辆快要报废的福特Escort房车的主人。珍娜是医院里新来的实习医生，和艾薇不同，她年轻漂亮，充满活力。她有一头又长又直的赤褐色秀发，多琳已经把她当做目标。

“嗨，珍娜。回家吗？”

珍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么明显的问题。她觉得多琳或许是在批评她，因为大家都期待实习医生做牛做马，超时工作，但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对，没错，我是要回家。你呢，也是回家吗？”

多琳一脸关心地望着她：“不是要在查特文厅开紧急会议吗？”

查特文厅那边的病房是由严厉且令人望之生畏的托马斯·拉尔森医生负责的，多琳知道拉尔森医生即将成为珍娜的直属总管。当然，那边并没有开会——这是多琳当场捏造出来的。

珍娜马上脸色惨白。“现在有个紧急会议？没有人告诉我啊。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开？你知道吗？”

多琳装出女教师的派头，看看手表后说：“大概10分钟前吧，我想。你难道没有听你电话的语音留言吗？”

“听了，我当然听了啊，但真的没有关于开会的留言啊。在拉尔森医生的办公室吗？”

“我猜是吧。”

“哦，不要啊。我的天啊。我得……我应该……呃，我想我得尽快赶过去。”

“好主意。”

珍娜实在太惊慌了，以至于她丝毫没有怀疑为什么利特菲尔德医生知道有这么一个紧急会议但她却没去参加。这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冲出停车场，拔腿跑过医院的草坪，那片草坪大约有1英亩那么大，而且都被雨水浇湿了，她脚上穿的还是皮鞋。多琳站在停车场里，目送她远去，直到她跑进大楼看不见踪影为止。多琳坐进她的宝马里，从后视镜里检查她的妆有没有掉，然后开车回家。明天，或是后天，她就会再度碰到珍娜，珍娜将会质问她那个其实并不存在的会议。而多琳就只会耸耸肩，一直盯着珍娜，然后珍娜自己就会先退却的。

反社会人格 VS. 犯罪

多琳·利特菲尔德永远都不会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被起诉，包括无照行医在内。丹尼斯那个很有影响力的叔叔也永远不会发现她的真面目，她的其他病人或是病人的家属也都不会。医院里的专业人士永远也不会追究她欺骗他们（这是犯法的）的法律责任。她永远都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受到惩罚，不会受到她无数次攻击病人心理应得的惩罚。她的例子很适合用来说明反社会人格和犯罪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很简单——她不会被抓到。

成年人很少因为做了没有良心的事情而被捕。因为全人类中有4％是反社会人格者，所以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想法很合理）我们的监狱里应该已经满是反社会人格者，以至于其他类型的犯人都没地方关了。但情况并不是如此。罗伯特·海尔和其他调查囚犯的研究人员发现，美国关在监狱里的囚犯大约只有20%是反社会人格者。他们指出，这20%的监狱人口得为50%以上的“最严重的罪行”（勒索、持械抢劫、绑架、谋杀）以及反国家罪行（叛国、间谍、恐怖主义）负责，但关在监狱里的囚犯里（包括男女在内），10个人里面大概只有2个是反社会人格者。

换言之，大多数被发现的罪犯都不是反社会人格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人格比较正常的人，他们的罪行都是负面的社会力量造成的，诸如毒品文化、儿时受虐、家庭暴力以及跨世代贫困等。这个统计数字也意味着只有少数几件反社会人格犯罪案件会受到司法体系的关注，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几个反社会人格者真是服刑的罪犯。反社会人格者最常见的特质就是不断骗人、不断伪装（像多琳那样），而对比较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来说，他们比较难隐瞒的就只有那种最明目张胆的罪行（像是绑架、谋杀等）。有些（但绝对不是所有的）反社会人格者进行持械抢劫和绑架会被抓住，但多琳·利特菲尔德这种人很少会被抓住，而且就算被抓住了（也就是被发现了），也很少会被起诉。而结果是大多数反社会人格者都没有被关进监狱——他们就跟你我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下一章将讨论有良心的人这么难“看清”而且也无力对付没有良心的人的众多理由，包括“怕反社会人格者会使出什么阴谋诡计”以及“我们错位的罪恶感”等。可是首先，先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医院里，看看杰姬·鲁宾斯坦医生的奇迹——事实上是两次奇迹。

现在距丹尼斯被关在上锁的病房里已经过了4天。今天是星期天，医院里空荡荡的，有辆小车开过狭窄的车道来到关丹尼斯的那栋楼。鲁宾斯坦医生下了车，然后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巨大的就像中世纪的学院院长用的那种钥匙，这把钥匙能够让她进出这栋三层楼的石造建筑物。即使到现在她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8年了，在她进入单位而且听到门在她身后锁上以后，她还是会把这把沉重的钥匙抓在手上，而不是放回外套的口袋里。她这次来是想再试一次，设法让已经吓坏的丹尼斯跟她交谈。她走进病房的时候——另一个金属门在她身后关上并且锁住了——看见丹尼斯坐在一张绿色的塑料皮沙发上，眼睛凝视着一台没有开的电视机。他抬起头，他们的眼神交会了一会儿。出乎她的意料，而且也着实让她松了一口气，丹尼斯打手势叫她过来坐下。

接着，第一个奇迹发生了：丹尼斯开口说话了。他一直说一直说，一五一十地把多琳·利特菲尔德讲的话复述给杰姬·鲁宾斯坦；而第二个奇迹就是杰姬相信了他说的话。

杰姬当天晚上就从家里打电话给多琳，跟她对质。多琳坚决否认，而且还傲慢地指控她竟然相信病人的妄想。在杰姬拒绝放过这件事情的时候，多琳警告她如果她胆敢跟医院其他人讲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的话，她就会毁了她的事业。杰姬跟多琳讲完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她一个住在洛杉矶的好朋友寻求支持。她半开玩笑地告诉朋友，她觉得自己或许就要丧失心智了。

杰姬并不知道多琳是冒牌货，因此从杰姬的角度来看，她和多琳是医院里的同事。基于这个理由，杰姬知道如果她想让医院里更资深的人员接受她的观点，那么她将有一场硬仗要打。他们会假设这件事情只是她跟多琳之间的不和。最坏的情况就跟多琳说的一样，他们或许会认为杰姬把病人的问题变成了她自己的。但是，第二天一早，她还是走进了主任的办公室，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主任那留着灰色胡子的脸涨红了，杰姬觉得有点儿蹊跷，因为他好像并不怎么生气，不管对她还是对多琳。她怀疑——她以前就多少怀疑过了——他跟多琳有不正当关系。

主任听完杰姬的话之后，并没有像多琳在电话里那样表现得很轻蔑，而只是客气地提醒杰姬，聪明的被害妄想症患者的幻觉有时候很容易令人信以为真。他说他很怀疑丹尼斯告诉她的事情是真的，然后说他希望她和多琳不要无限期地闹意见不和，她们之间的不和对医院有很不好的影响。因此，和往常一样，多琳做了这种事情之后还是躲过了一劫。好消息是杰姬对丹尼斯的治疗并没有中断太久，而且丹尼斯很快就出院了。

多琳·利特菲尔德的结局终于来了——这种结局对垂涎型反社会人格者来说实在太常见了。她的结局并不是平地一声惊雷，而是静悄悄地由这个体系之外的人引爆。告发者是一个为消费者伸张权益的人，他一个月上两次当地一个叫“买家当心”（Buyer Beware）的电视节目。多琳攻击丹尼斯事件过了6年以后，这个当地名人的妻子因为罹患忧郁症住院治疗，而且纯粹出于偶然，多琳被指派为她的心理医生。这件事情之所以曝光，是因为他认为妻子的心理治疗把他们的婚姻搞得一团糟，因此他就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调查利特菲尔德医生的底细，结果发现了她的真面目。他马上联络该医院的行政主任，跟他说如果马上把多琳踢出医院，为他的妻子找新的心理医生，并且把医疗费用一笔勾销，那么他就不会在电视上把多琳和这家医院的丑闻抖出来。他讲得有道理，对医院来说，把医疗费用一笔勾销比付出大把钞票划算多了，而且搞不好他还会在电视上将这件事情抖出来，那样事情就更严重了。

主任看到他拿出来的文件，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那天刚好是多琳40岁的生日，艾薇为她搞了一个小型办公室派对。就在大家吃蛋糕的时候，多琳突然被叫到行政大楼。在行政主任的办公室里，行政主任、医疗部主任以及护理部主任（她希望能够在场，因为她实在太痛恨多琳）通知多琳，警卫会押着她去开她的车，然后亲眼看着她离开医院。多琳跟他们说他们犯了大错，那个为消费者伸张权益的人在撒谎，因为他不喜欢她，而且她要控告他们。

她开车离去。虽然她在那里待了14年，但那家医院没有哪个人后来再听说过她的消息。这家医院的管理层没有打算追究这件事情，也没有追究医疗责任，理由很明显，就是不想事件曝光后感到难堪。而她消失以后，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护理部主任和杰姬·鲁宾斯坦私底下谈到她的时候，都推测多琳一定跑到别的州去了，但一定还在当心理医生。

医院里绝大多数人都很有良心，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在发现多琳的真面目之后，竟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就这样让她离开了？而且那可是一家精神专科医院，为什么连他们也无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多琳的真面目？一般而言，我们怎么能够生活在一群很会害人的骗子里面，但却没办法对抗他们，甚至没办法发现他们的存在？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有答案，而且我们也都有办法来改变我们对反社会人格者的反应方式。

[1]：用菠萝汁、椰子汁和朗姆酒调配而成的“菠萝奶霜酒”，是最受女性喜爱的几种鸡尾酒之一。——译者洼

[2]：VIP的原意是very important person，即“贵宾”，而在这里则把person换成了patient，因此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病人”。——译者注

[3]：很多人设法辨识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病态。最有意思的一种分类是米伦提出来的，他辨识出精神病态的10种子类型：垂涎型，无原则型、不诚实型、冒险型、懦弱型、暴躁型、恼人型、有恶意型、暴虐型和邪恶型。

第五章 没有良心的人都有哪些花招

没有良心的人是天生的演员，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社会和专业角色这些现成的绝佳面具．而我们都不喜欢探究面具背后的真面目。……如果看到可疑的行为，我们或许到最后还是会质疑某个叫多琳·利特菲尔德的“人”，而不太可能去质疑某个叫多琳·剩特菲尔德的“医生”。

动摇一个人对自己的信心很容易，简直易如反掌。而利用这一点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是魔鬼做的事情。

——萧伯纳

如果多琳·利特菲尔德能够想出逃过法律制裁的办法，那么她一定会开自己那辆宝马去撞杰姬·鲁宾斯坦，而不只是破坏她的工作。而且，由于她没有第七感，所以就算她真的开车去撞杰姬，或是杀害了杰姬或其他任何人，她也不会有罪恶感，或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的结果感到心烦意乱或悔恨。对大多数人来说，就算杀掉的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杀人这件事也会让我们震惊万分，还会感到极度痛苦，感到生命就此天翻地覆。然而对多琳来说，她会把这样一种行动——假如她从来都没有被抓住的话——视为胜利。正常的情感和反社会人格之间的差异，对我们这些受良心约束的人来说实在难以想象，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拒绝相信有这种情感空洞的状态。而且不幸的是，我们很难看清楚这之间的差异有多大，而这一点会令我们置身于险境之中。

即使多琳没有用她那双手来谋杀任何人，她还是给她身边的人造成了数不尽的伤害。事实上，伤害其他人的生命就是她的主要目标。由于她会运用自己的权威来陷害主治医生，或许有一天病人就会被她逼得自杀（这是她报复行动所带来的副作用）。而这14年来，一大批好人（也就是这家精神专科医院上上下下的员工）都把全部精力放在努力阻止病人自杀上，因此他们也就无暇发现她的真面目。而当他们发现她的骗局之后，他们并没有设法阻止她，而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开车走人。

为什么受良心约束的人盲目至此？为什么他们在捍卫他们自己、理想以及所关心的人不受没有良心的人伤害时会犹豫不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面对反社会人格者时内心发生的情感和思考过程有关。我们很害怕，我们的现实感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会认为这些事情全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或是被我们夸大，或是多少也得对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负责。可是在详细讨论我们对这种无耻行径的心理反应之前，应该先描述一下我们在对抗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行径，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形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心理反应。我们先来看看没有良心的人用来让我们乖乖听话的厉害招数吧。

狼的羊皮

第一招——魅力。魅力是一种社会力，我们不该低估这种力量。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多琳能够施展出最有魅力的一面，而我们的老朋友斯基普使出了无穷的魅力来影响他的生意伙伴，并且一路平步青云，取得了支配企业的权力。没错，魅力就是反社会人格的一个主要特征，虽然这之间的联系看起来似乎违反直觉。没有良心的人都很有魅力，他们都有某种无法解释的“领导魅力”，无以计数的受害者以及设法对反社会人格的诊断迹象作分类的研究人员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很有力的特征。我在执业过程里认识的大多数受害者都曾表示，他们一开始之所以跟反社会人格者建立交情都是因为他或她实在太有魅力了，而且就算他或她后来让他们受到伤害，他们还是会与其维持交情。我经常看着人们摇摇头，然后发出诸如“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认识她一辈子了”、“他的身上有一种其他人身上找不到的力量”之类的感叹。

反社会人格者的魅力很像其他掠食性动物的领导魅力。例如，我们看着大型猫科动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为它们的动作、独立性和力量所着迷。但万一我们在错误的时间站在错误的地点，直接跟美洲豹面对面通常会让我们吓得手脚抽搐，而且也逃不掉，因此，掠食者令人目眩神迷的魅力通常就是猎物最后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我这里说的例子是高贵的美洲豹，但我听过许多受到严重伤害或是义偾填膺的受害者是用爬虫类来比喻他们的。）

此外，我们天生都喜欢冒险，而这也为反社会人格者增添了不少魅力。传统观点认为危险之人很有魅力，而当我们被反社会人格者迷住的时候，就证明了这个陈词滥调讲得确实有道理。反社会人格者在很多方面都很危险，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偏爱危险的情境和选择，而且他们能够说服别人跟他们一起冒险。正常人偶尔——仅仅是偶尔——喜欢尝试一点儿危险和刺激。我们会掏钱坐无法想象我们是否能够存活下来的大型云霄飞车，也会掏钱买票进电影院看会让我们晚上做噩梦的恐怖电影。我们的天性喜欢偶尔尝试一下刺激的事情，而我们这个天性使爱冒险的反社会人格者看起来——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更加迷人。被邀请参加一个冒险计划，跟随一个会作出超出正常界限的选择的人，实在很令人兴奋。

“今晚就刷你的信用卡飞到巴黎吧”，“我们就用你的积蓄来做一桩听起来蠢得不行但有可能会一飞冲天的生意吧”，“我们到海滩上观赏飓风吧”，“我们甩掉你那些无聊的朋友跑掉吧”，“我们就在电梯里做爱吧”，“我们把你的钱都赌在我刚刚获悉的内幕消息上吧”，“我们就嘲笑那些规定吧”，“我们就穿着T恤和牛仔裤走进那家高级餐厅吧”，“我们就来看看你的车能开多快吧”，“让我们活出真正的自己吧”——这些都是反社会人格者常用的花招。

反社会人格者很“即兴”（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很爱冒险而且很有魅力，上面这些事情就是他们这些特质的表现。虽然读到这里，你或许会因为反社会人格者的花招实在太老套而笑出声来，但他们那些招数经常都能够成功。不受良心束缚的人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觉得自己人生太乏味、太中规中矩、太没有生气，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因为他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更令人振奋。从夏娃和蛇开始，西方的史书和文学名著就充斥了爱冒险的人和做坏事的人用花言巧语和个人魅力控制一个人甚至毁灭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多少都跟这种人打过交道，而跟他们打交道总是让我们不寒而栗。而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跟这种人只有小冲突的话，还算我们运气好，万一运气不好的话，如果被没有良心的人的魅力所迷惑，受到极大的伤害，就得一辈子活在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里。

此外，毫无良心的人对我们的认识比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更清楚。我们很难发现一个人有没有良心，但没有良心的人立刻就能辨别出一个人是不是很正派、很容易相信别人。斯基普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可以叫谁帮他买鞭炮了。而等他成年以后，他马上就发现朱丽叶可以跟他过几十年，但永远都不会怀疑他多彩多姿的生活是不是有可疑之处。多琳·利特菲尔德早就看穿艾薇是个很好骗的人，而且也很清楚杰姬·鲁宾斯坦是一个很关心别人、很可靠的人，而且会主动承担她不该承担的责任。

当反社会人格者把一个人视为一枚棋子的时候，就会着手研究这个人。他会努力研究怎么操纵这个人、利用这个人，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应该怎么给这个人灌迷魂汤，把这个人迷得团团转。此外，他也知道如何用“宣称他和受害者在某方面很相像”这一招来拉近他们的关系。受害者就算从反社会人格者那里脱身了，通常都还记得反社会人格者打动他们的话，诸如“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和你很像”、“我很清楚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等。他们后来回想的时候，会觉得这些话简直是侮辱人。尽管这些话压根儿就不正确，但还是经常萦绕在他们的耳边。

而且，没有良心的人有一种神奇的本领，能够探测到谁无法抵抗性挑逗，因此反社会人格者很常用的另一个招数就是色诱。对大多数人来说，性关系不免会牵涉到感情，就算只是露水姻缘。冷酷无情而又没有良心的人就会利用这样一种情感联系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忠诚、金钱、信息、“赢”的感觉，或是用短暂的感情联系来维持正常人的伪装。这是一个很容易就能辨识出来的故事，我们能够在文学和历史里一再地看到，但我们很难判断这一招到底给了反社会人格者多少力量来主宰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或是一个机构。只要有一两个正常人拜倒在迷人却危险的反社会人格者的脚下，那么反社会人格者就能够在组织里躲一辈子也不会被人发现。比方说，多琳色诱两个人换来推荐信，这样一来她就能够冒充心理学家。而当杰姬试图把多琳的反社会真相抖出来的时候，第三个人，也就是该单位的主任，或许是因为也跟多琳有性关系，就把这件事情压了下来，而这个很会使美人计的利特菲尔德“医生”就在这家医院里多待了6年。

但性诱惑只是这场游戏的一个方面，我们也会被反社会人格者的演技骗得团团转，因为没有良心的人，其人生的主要部分就是欺骗与假象。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通常很会演戏，甚至很会玩专业演员常玩的花招。但很矛盾的是，反社会人格者的第二天性竟然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公开表达情感——表面上对另一个人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是表现得很热心、很爱国、很有正义感，或是因为谦虚而脸红，因为难过而哭红了眼。能够随心所欲地流下虚情假意的眼泪就是反社会人格者的注册商标。多琳很有把握艾薇会看到她滴下的眼泪，而且会被打动，所以多琳就为丹尼斯滴了几滴假慈悲的眼泪，而且毫无疑问，当她养的小狗罹患某种可怕而且痛苦的疾病“逼”得她不得不让小狗安乐死时，她又会在艾薇面前哭得声泪俱下。

当受良心约束的人快要发现反社会人格者的真面目时，后者就更有可能流出眼泪。一个就要被逼到绝境的反社会人格者会一下子变得泪眼汪汪、可怜兮兮，没有哪个有良心的人能够狠得下心继续施压。或是变得刚好相反：有时候，被逼到绝境的反社会人格者会故意装出“出于正义感的义愤或是愤怒”来吓退指控他们的人，就像医院终于要把多琳赶出去的时候，多琳对医院领导所做的那样。

没有良心的人是天生的演员，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社会和专业角色这些现成的绝佳面具，而我们都不喜欢探究面具背后的真面目。角色对我们极为重要，它有助于我们组织这个复杂的社会。如果看到可疑的行为，我们或许到最后还是会质疑某个叫多琳·利特菲尔德的“人”，而不太可能去质疑某个叫多琳·利特菲尔德的“医生”，不管她的行为有多异常。我们认同医生这个头衔，这个头衔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很清楚而且也很正面，因此我们对某个说她自己是医生的人就不会想太多。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拥有（不管是合法拥有还是非法拥有）领导阶层、商业界、有组织的宗教、教育界或是亲属等角色和头衔的人。在教会职员、市政委员、高中校长或是如斯基普之流的商界奇才周围的人很少会怀疑这类无良者的行为。我们会相信这类人所作的承诺，因为我们认定这类人拥有这个角色所应有的正直。同样的道理，我们几乎从来都不会质疑邻居作为父母的行为，就算我们有时候会担心他们的小孩受到了家庭暴力，但我们的逻辑通常只会认“他是孩子的父亲”这一点。

此外，当一个人表现得很仁慈、很有创造力或是很有洞察力时，我们就不会去关注这个人的实际作为了。比方说，我们不会对宣称自己很喜欢动物的人起疑心，会对那些自称艺术家或是知识分子的人格外宽容，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总会把超出常规的行为当做我们这些普通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怪癖。一般而言，我们对这类人的看法都很正面，但也因为如此，反社会人格者就更爱模仿这些人。

更糟糕的是，我们对表面上看起来很会鼓舞人心或是很亲民爱民的领导人的尊敬很有可能会被滥用——而且已经被滥用很多次了——进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就领导人来说，尤其是一个自称肩负神圣使命的领导人，我们通常会把这个角色的诸多特质投射在这个人身上——就像我们对医生、牧师或是父母所做的那样——于是我们就会追随这个人。《国际群体紧张状态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Tensionse）创办人兼总编本杰明·沃尔曼（Benjamin Wolman）曾经写道：“当侵略型反社会人格者取得能够近乎催眠般控制一大群人的权力时，人类的恶行常常就会增加。历史上充斥了酋长、先知、救星、独裁者以及其他的反社会人格自大狂，他们设法得到支持……并且煽动民众起来暴动。”当这个“救星”想要诱使一大群正常人来达到他的目的时，通常会先把他们这群人说成有志于拯救全人类于水火之中的大好人，接着他会坚决主张他们只要遵照他个人设定的侵略计划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很令人困惑而且也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良心可能会被蒙蔽，因为没有良心的人会利用很多凝聚社会所需的、相当积极正面的工具来对付我们，这些工具包括移情、性联系、社会和专业角色、我们对值得同情和有创造力的人的看法、我们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欲望等。而会做出骇人听闻的事情的人，看起来都不像会做出这些事情的人。这个世界并不存在“邪恶的面孔”。如果我们把萨达姆·侯赛因脸上的恐怖含义全都去除掉的话，其实他的相貌看起来相当慈祥，而且有很多记载显示他的笑容相当灿烂、相当亲切。希特勒要不是已经因为他所造成的暴行而变成邪恶象征的话，大家或许会认为他的脸相当滑稽，他那傻乎乎的表情看起来很像卓别林。莉齐·博登（Lizzy Borden）[1]看起来就像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Fall River）地区那些用带子把腰束得紧紧的维多利亚时期淑女；帕梅拉·斯马特（Pamela Smart）[2]长得很漂亮；特德·邦迪（Ted Bundy）[3]长得十分英俊，他被关在死囚行刑前的监房里的时候，还有女人向他求婚呢。而对每一个像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4]那样拥有迷人眼神的杀人狂来说，他永远都能够找到像约翰·李·马尔沃（John Lee Malvo）[5]这般天真的追随者。

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常会用长相来判断一个人性格的好坏，但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这种“以貌取人”的方法都没有用。在现实生活里，坏人长得都不像坏人，他们看起来都不像狼人或是汉尼欧·莱克特（Hannibal Lecter）[6]或是坐在摇椅上瞪着尸体的安东尼·珀金斯（Anthony Perkins）[7]。相反，他们长得就跟你我一样。

煤气灯下

被反社会人格者当做目标是很恐怖的事情，即使这名反社会人格者并不是暴力型的。1944年，乔治·丘克（George Cukor）执导了一部名为“煤气灯下”（Gaslight）的电影，由英格丽·伯格曼（Ingrid Bergman）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婚妻子，她遭人设计让她以为自己就要发疯了，就要精神错乱、丧失心智了，对此她感到万分恐惧。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饰演的她邪恶但迷人的新婚丈夫依照计划一步步设计好的。博耶和伯格曼住在一间大得让人觉得害怕的房子里，伯格曼的姑妈多年前在这栋房子里被人神秘地谋杀了。博耶除了动了其他许多见不得人的手脚之外，还让伯格曼在他外出不在的时候听见阁楼上有声响，而煤气灯则会变得忽明忽暗。当然，没有人相信伯格曼说的话，没有人相信阁楼上有声响或是煤气灯有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怪事，而她后来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毛病。这就是“被置于煤气灯下”（to be gaslighted）这个英文典故的来由。博耶并没有使用暴力，他从来都没有打过伯格曼，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更邪恶——他让她对自己的认知失去了信心。

只要起了疑心，只要设法跟别人解释自己被某个反社会人格者当做目标，那么他就会“被置于煤气灯下”。杰姬·鲁宾斯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她跟多琳·利特菲尔德就多琳对丹尼斯所犯下的恶行对质完之后，就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寻求支持，因为她觉得自己将要丧失心智了。而当她设法把她对多琳的发现讲给单位的主管听时，对方客气但清楚地呼应了多琳的暗示：杰姬因为跟她那个有妄想症的病人一起，已经变得有点儿不正常了。

在杰姬指控多琳对一个毫无招架之力的病人使出如此恶毒的手段时，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多琳这样的人要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这是一个所有人都会问的问题（不管是公然地还是暗示性地问），一个令人相当疑惑却又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像《煤气灯下》里面那个天真的新娘，她或许也会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信心，甚至是完全失去信心。毫无疑问，她将来肯定会犹豫该不该再跟别人讲这件事，因为试着把反社会人格者的恶行抖出来，只会让别人怀疑她个人的可信度，或许还会怀疑她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这些怀疑，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怀疑还是别人的怀疑，都令我们很痛苦，而且也都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乖乖把嘴巴闭上。多年来，我遇到过好几百个被反社会人格者当做目标的病人，我发现在某个组织或是某个群体里的反社会人格者最终原形毕露之前，早已经有不少人怀疑过这个人。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他们每个人都保持沉默，都觉得自己“被置于煤气灯下”，因此就把自己那听起来很疯狂的秘密埋藏在心底。

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要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呢？我们时常自问。至于“像他这样的人”，我们指的是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人、表面上跟我们没两样的人、有其专业角色的人、很爱动物的人、为人父为人母或是为人夫为人妻的人，或是某个曾经和我们共进美好晚餐的迷人家伙。而至于“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我们指的是难以理解、稀奇古怪的恶行，因为我们——基于我们个人的情感和正常的动机——无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人会想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一个像斯基普这样既聪明又英俊、家世又好的男孩会屠杀小动物？而到了他成年以后，为什么明明已经飞黄腾达、娶了亿万富翁的掌上明珠，还会冒着名声扫地的风险把一个员工的手臂折断？为什么利特菲尔德医生这个心理学家、这个世上最好心的人会突然发动残酷的心理攻势来攻击一个就快痊愈的病人，而且还是一个VIP病人？为什么她这样一位已经很有成就的专业人士，在明知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的情况下，还要凭空捏造一个毫无意义的谎言来吓唬年轻的实习医生？

这些是我们发现反社会人格者的恶行以后会问的问题，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我们就算想破头也想不出“理由何在”。没有哪个答案听起来可信，因此我们觉得其中必有误会，或者是我们的观察过于夸大了。我们会这么想是因为，受良心约束跟不受良心约束的心智在性质上有天壤之别，而反社会人格者想要的东西、激励反社会人格者的东西，完全超乎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在受到对方严重威胁，或是被强烈情绪（例如狂怒）所驾驭的情况下，才可能去伤害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像多琳所做的那样），或是折断一个人的手臂（像斯基普所做的那样）。正常人是没有办法光是为了好玩就冷静地犯下这种恶行的。

反社会人格者，也就是没有“建立在我们对其他人的情感依附上的责任感”的人，通常会把他们的一生花在人际游戏上，花在“赢”上，花在为控制而控制上。而我们其他人，我们这些有良心的人，或许在概念上能够理解这类诡计，但当在现实生活里亲眼见识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对这些事情实在太陌生了，所以我们通常都无法“看清”这些事情的全貌。许多没有良心的人之所以会做出毁灭自己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好玩：邮票男为了享受欣赏几名邮政人员与警官急忙赶来处理失窃案所带来的快感（每隔几年），就把下半辈子全都葬送在牢里；多琳只是为了稍稍陷害她的同事，甚至愿意赔上她的事业。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他们这些人的行为，甚至无法相信有人会做出这种行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怀疑我们自己的现实感是不是出了问题。

而且我们通常都很会自我怀疑。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名叫芭芭拉·格雷厄姆（Barbara Graham）的职业罪犯，大众对她的议论甚至到她死后30年都还没有平息。1955年，32岁的格雷厄姆因为参与一起特别残酷的谋杀案——谋杀一位名叫梅布尔·莫纳汉（Mabel Monahan）的年老寡妇——而被送到圣昆丁监狱（San Quentin）处死。莫纳汉太太就跟《煤气灯下》里面英格丽·伯格曼被杀死的姑妈一样，外面都谣传她在房子里藏了很多珠宝。格雷厄姆和三名同伙闯进她的房子，四处寻找珠宝但一无所获，因此格雷厄姆（媒体给她取了一个“血腥宝贝”的绰号）一气之下就用手枪柄暴打这名年老的寡妇，打得她脸部血肉模糊，接着他们又拿枕头把她活活闷死。

根据她行刑前的记录，血腥宝贝的遗言是“好人总是很确定他们一定是对的”。她平静地说出这句话，甚至带着几分对世人的同情和怜悯。这句话讲得很好，这就是一种“把人置于煤气灯下”的有效技巧。她的遗言让很多人开始怀疑他们对于格雷厄姆其人的现实感，大众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在她是生养了三个孩子、长得很迷人的妈妈上，而不是聚焦在她的恶行上。她死后变成了大家争论的主题，时至今日，即使铁证如山，还是有人坚信她是无辜的。社会大众对芭芭拉·格雷厄姆事件的自我怀疑孕育出两部影片，片名都叫“我要活下去”（I Want to Live）。前一部片子由苏珊·海沃德（Susan Hayward）主演，她在这部电影里的精彩表现为她赢得了一座奥斯卡小金人，而1983年重拍的电视版由林赛·瓦格纳（Lindsay Wagner）主演。在这两个版本里，格雷厄姆这个残酷成性的谋杀犯都被描绘成一个遭人陷害、有很多冤屈的女人。

芭芭拉·格雷厄姆的遗言——“好人总是很确定他们一定是对的”——有一种“煤气灯下”的效果，这是因为真相正好是相反的。事实上，好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几乎从来都无法完全确定他们自己是不是正确。好人会一直质问自己、反思自己，而且他们的决定和行动都会受到“根源于他们对其他人情感依附的责任感”的严格监督。会一直自我怀疑的良心很少会承认有“绝对确定”的事情，就算承认，我们也会觉得“确定”很靠不住，仿佛“确定”会哄骗我们不义地惩罚某个人，或是做出没有良心的行为。就算“确定”是合法的，但我们宁可说“超越合理的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8]，而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最后，芭芭拉·格雷厄姆对我们的认识比我们对她的认识更透彻，而她的遗言在那些受良心约束的人心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因为他们都很怕他们所作的决定是建立在太多的“确定”上。

更让我们不安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清楚善恶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之间有太多灰色地带。我们都很清楚没有人是百分之百的好人，因此我们就假设没有人是百分之百的坏人。或许，从哲学上来说——当然还有从神学上来说——这一点是正确的。毕竟，在犹太-基督教（Judeo-Cristian）的传统里，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或许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然而，用心理学的话来说，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具备“建立在情感依附上的约束感”的人，但也肯定有不具备这种约束感的人。而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让有良心的人，以及世上所有的梅布尔·莫纳汉处于危险之中。

如何不让良心被蒙蔽？

我女儿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班级组织实地教学，去看一出叫做“通往自由的列车”（Freedom Train）的戏剧，我是其中的一个随行伴护。这出戏讲的是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9]和“地下铁道”（Underground Railroad）的故事。我们乘巴士回学校的途中，巴士里闹哄哄的，有个男孩一直在找另一个男孩的麻烦，不停打他，还扯他的头发。有人跟我说被打的那个男孩发育迟缓，没有朋友，也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而就在大人准备介入之前，有个坐在这两个男孩后面的小女孩拍了拍正在欺负人的男孩的肩膀说：“你这样做太可恶了，给我住手！”

这个认出反社会行为，而且公然反对此行为的人是个10岁大的孩子，身高只有4英尺。那个被她斥责的男孩对她吐了吐舌头，然后换了座位，跑去跟他一个朋友坐。她看着他走掉，接着平静地跟旁边的女孩继续玩刚刚在玩的猜拳游戏。

我们在成长阶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成年人不再跟恃强凌弱的恶霸说“给我住手”？这些长大成人的恶霸力量更强大了，但我们也是啊。这名健全的小女孩到了30岁而且也长高了的时候，还会表现出这样一种尊严和自信吗？她会变成另一个“哈丽雅特·塔布曼”吗？不幸的是，考虑到我们现在抚养小孩的方式，这种可能性很渺茫。

我们在抚养小孩（特别是女孩）的时候，会教他们不要理会自己的自发性反应（spontaneous reactions）——不要找社会的麻烦，免得被大家讨厌。如果小孩子的自发性反应是用拳头或是话语去攻击别人，或是在商店里偷取他们很喜欢的物品，或是在超市里侮辱素不相识的人，那么教他们不要找社会的麻烦是正确而且必要的。但还有一种自发性反应（同样也会被我们这个渴望避免冲突的社会压抑下来）就是喊“住手”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天生的，是道德上的义愤。到了她30岁的时候，这个勇敢的小女孩再面对其他人的恶劣行径时，或许就不会再作出自发性反应，大喊“住手”了，甚至心里想都不会这么想了。

在性别心理学家德博拉·考克斯（Deborah Cox）、萨莉·斯泰伯（Sally Stabb）和卡琳·布鲁克纳（Karin Bruckner）合著的《女人的愤怒：临床与发展论》（Women's Anger: Clin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里，列出了女孩和女人认知这个社会对她们发怒的种种反应方式。作者写道：“她们（女孩和女人）所描述的互动大多包含了排斥她们的愤怒，或是排斥她们，或是连她们和她们的愤怒都一起排斥。这里说的排斥指的是用批评或是防卫性反应直接攻击她们，或是消极地排斥她们，像是不关心她们或是不在乎她们的感受。”而教育学家琳恩·迈克尔·布朗（ Lyn Mikel Brown）基于她对青春期少女所作的研究，认为我们崇尚的理想女性特质鼓励女性“保持沉默，而非直言不讳”的情况很危险。

为了摘掉蒙蔽我们第七感的眼罩，我们必须从教育孩子做起。一部分健全的良心就能够对抗完全没有良心。如果教导自己的女儿，不管她是明确地反抗还是消极地拒绝，都要求她必须忽视自己的愤怒，必须对别人很亲切，或是不要挺身保护自己或是其他人，不管为了什么理由都不能找别人的麻烦，那么这并不是在增强——而是在破坏她的利社会感，因为她首先就不会保护她自己。考克斯、斯泰伯和布鲁克纳强调，“我们规定女人必须压抑对其他人的愤怒，实际上是剥夺了女人发展成独立自主个体的机会”。相反，诚如琳恩·迈克尔·布朗所言，我们必须告诉她们，“不管面临多大的压力，你都可以拒绝，可以反抗”。

不要把她置于煤气灯下，当她发现一个真的很可恶的人正在做很可恶的事情时，就要跟她说她是对的，把这件事情大声说出来没有关系。杰姬·鲁宾斯坦选择相信她的病人丹尼斯，而不是相信她危险的同事多琳·利特菲尔德。这是一个好选择，也是一个出于道德的选择。她大声说：“你这样做太可恶了，给我住手！”虽然她大声说出来之后，会被身边没那么敏锐的人视为麻烦制造者。

至于男孩子，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丹·金德伦（Dan Kindlon）和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 Thompson）在二人合著的《该隐的封印：揭开男孩世界的残忍文化》中，表达了他们对“脆弱的父亲经常会采取由来已久的防御反应来维持‘父亲什么都懂’的假象”这一问题的关切。父母（尤其是父亲）通常会教他们的儿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服从权威，但因为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可能出问题，因此父母如此教导可能会让子女断送性命。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父母想要教导子女尊重合法的权威，而且我们也知道尊重合法的权威对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性，但训练小孩不问任何问题、盲目服从权威，简直就是白花力气。服从权威对大多数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很自然的条件反射，而如果我们再加强儿女的这种条件反射的话，那么他们长大以后或许对有侵略企图或是有反社会人格的“权威”就一点儿抵抗力也没有了。

服从和更高的价值（诸如爱国主义和职责）有可能会不知不觉变成伤害一个人的动机。在一个人还没机会思考自己是不是主宰自己或是自己国家的最佳权威，还没来得及问诸如“我和我的同胞真的想为这个外在‘权威’的个人利益抛头颅洒热血吗”这样的问题之前，可能就已经被条件反射性服从害死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几千年来教育子女的方式应该变一变了。过去，为了生存，人类需要教导子女不要破坏好不容易想出来的计划，不要质疑既定的事情，不要违反规定。生活很辛苦，而且充满危险，所以挑战权威的小孩很容易就会死掉。因此，一直到近几百年来，我们都还是教小孩要压抑正义感和义愤，要服从权威，如果他们质疑权威，他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我们把小孩教养成这样的人，一代又一代，然后就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任凭反社会权威的宰割。但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较发达的世界里，生存不再是问题，我们可以住手了，可以让我们的小孩质疑事情了。这样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怀疑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就敢瞪着也已经长大成人的恶霸说：“你这样做太可恶了，给我住手！”

但我们这些已经长大成人，已经花了好几十年来压抑自己本能的人呢？我们如何能够避免“被置于煤气灯下”，又如何辨识我们周围的人有没有良心呢？这正是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趣，而答案则出乎我们的意料。

[1]：189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地区发生一宗十分著名的杀人悬案，富有的英藉商人安德鲁·博登（Andrew Borden）和他的第二任太太阿比，德菲（Abby Durfee Borden）死于寓所内。他们被人用斧头残忍地杀害。波顿先生的女儿莉齐是最大的嫌疑人，但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她有罪。审讯结束后不久，莉齐得到一份遗产，价值2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500万美元。她利用这笔金钱买了间大房子，从此低调地生活，直到1927年去世。但至今人们并没有停止谈论她，针对她的言论也从未休止过。——译者注

[2]：美国一个著名的女杀人犯，她诱使年轻的男友谋杀她的丈夫。——译者注

[3]：美国著名的连续杀人魔，被控犯下五十几起谋杀案。——译者注

[4]：美国著名的杀人狂，他指使一群年轻人犯下数十起谋杀案，还让他们信仰他创立的“邪教”。——译者注

[5]：17岁的杀人犯，他与一名退伍老兵约翰·艾伦·穆罕默德（John Allen Muhammad）联手在马里兰州、弗占尼亚州和华盛顿等地一连击毙了十余人。——译者注

[6]：著名电影、小说《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里的男主角，一名食人魔医生。——译者注、

[7]：希区柯克著名恐怖电影《惊魂记》男主角诺曼·贝茨（Norman Bates）（一个变态杀人狂）的扮演者。——译者注

[8]：这是美国刑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证标准，意思是说检控方要竭力消除陪审团的合理怀疑，使他们确信被告是有罪的。——译者注

[9]：她是马里兰州的一个逃跑奴隶，后来被誉为“奴隶的摩西”。她冒着极大的风险，在短短10年内，帮助数以百计的奴隶通过“地下铁道”计划奔向自由。所谓的地下铁道是由那些散布各处的安全居所构成的秘密网状系统，逃亡的奴隶可在前往北方的旅程中，在这些居所内暂作停留。后来，她更成为废奴运动的领导人，并于内战时傲南卡罗来纳州内联邦军队的间谍和护士。——译者注

第六章 如何辨识没有良心的人？

在判断什么人可以信任的时候，请牢牢记住，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伤害他人或是做出过分的行为，却又经常装可怜博取你的同情，那么你就要小心，他极有可能就是没有良心的人。

在沙漠里，一个老僧侣曾告诫一名旅人：上帝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几乎没办法分辨。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教育家、作家，

劳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

我在执业生涯里，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如何才能分辨什么人可以信任？”我的病人多半遭受过心理创伤，绝大多数都曾经被其他人狠狠伤害过，所以他们会这样问也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问题对大多数人，包括那些不曾遭受过严重心理创伤的人来说，都非常紧迫，我们也都在想办法评估别人有没有良心或是有多少良心。我们特别关心跟自己很亲近的人到底有多少良心；在刚认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朋友时，我们通常也会花很多心思来猜测他、评估他，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值得信任的人不会穿着特别的衬衫，额头上也没有做记号。而我们总是不得不根据猜测作出很多跟别人有关的决定，这又迫使我们经常采取许多很不理性的办法，这些办法很有可能会变成我们一辈子都深信不疑的迷信——“不要相信年过30岁的人”、“千万不要相信男人”、“千万不要相信女人”、“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等，都是最常见的例子。我们需要一条清楚的规则，甚至是一条放诸四海皆准的规则，因为“知道什么人得提防”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但上述这些办法涵盖范围太过广泛，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更糟糕的是，这些办法很容易让我们感到焦虑和痛苦。

除了“日久见人心”这个办法之外，还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决策规则或立竿见影的检验办法来辨识一个人能不能信任，而接受这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个事实或许会让人感到害怕不安。这种不确定性是我们生存环境的一部分，除了那些极其幸运的人之外，我从来就不知道有哪个人能够躲过这件事情。

谈到信任别人，我们全都会犯错，有时甚至会犯严重的错误。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有人会问我信任方面的问题，而我的回答是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真的有人完全没有良心，而且这些人一点儿都不能信任。但100个人当中平均来说只有4个人没有良心，这个坏消息也就坏到这个地步而已。而好消息是——这个消息真的很好——100个人当中有96个人都受良心约束，我们可以信任这些人，因为他们都会依据许许多多的规矩和责任来行事。我个人认为，第二个事实比第一个更重要。这意味着按照一定的行为标准来说，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概有96％都是安全的，这一点实在令人吃惊。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如此不安全？我们如何解释我们在晚间新闻里看到的新闻，甚至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恐怖经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能够说只有4％的人需要为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以及我们身上的所有人为灾难负责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这个问题来检验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众多假设。因此，我得再说一遍，良心是很强的，是持久不懈的，是有利社会的。除非是处在精神错乱、极端愤怒、受到剥削欺负、吸毒或是服从毁灭性权威的情况下，否则一个受良心约束的人是不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无法）残忍地谋杀、强暴、折磨别人，或是窃取别人一辈子的积蓄，欺骗别人的感情，或是任意地抛弃自己的亲生子女的。

你能吗？

当我们看到有人做出这类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在电视上还是在生活里，我们都不禁要问：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时候，他们是精神错乱，或是处于某种强烈情绪的压力之下，但这种情况很罕见。有时候，他们是权益被剥夺的弱势群体，或是滥用毒品的人，或是追随邪恶领袖的人。但通常情况下，这些人都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更确切地说，最常见的情况是，这些人就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是反社会人格者。

当然，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或许被大家默认为“人性”的令人难以想象的行为——虽然这些行为令我们这些正常人感到很震惊——其实一点儿也无法反映正常的人性，如果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这就反映了人类的天性，那么我们就是在侮辱自己，就是认为我们自己是道德败坏的。人性虽然称不上完美，但却是受“人际关系”支配的，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恐怖行径，或是我们有时候得在生活里忍受的行为，反映的并不是典型的人性。相反，这些行为是由跟我们的天性完全不同的东西造成的，是由冷酷无情和毫无良心造成的。

我想，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这一点。我们难以接受有些人天生就是没有羞耻心，但其他人却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个我称为人性的“阴影理论”（shadow theory）。这个概念很简单，而且或许也很正确，它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阴暗面”，而从我们平常的行为里未必看得出来。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虽然我们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死亡集中营的魔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心地善良的好人通常最愿意支持这个理论，他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在某种异乎寻常的情况下他们也有可能变成杀人狂。认为每个人都有阴暗面，比认为有些人这辈子都没有良心，感觉更让人容易接受（也让人不那么惊慌恐惧）。承认有些人的确没有良心，跟承认有些人很邪恶，从技术上来说并不完全相同，但也很接近了。而好人都不愿意相信有人会是邪恶的化身。

当然，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当上集中营的魔头，但很多人（就算不是大多数人）都有可能会漠视这种人所做的恶行，原因在于心理否认、道德排他以及盲目服从权威。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居住的世界很不安全，他答道：“这个世界之所以危险，并不是因为有人行恶，反倒是因为有人对恶行视若无睹、漠然以对。”

装可怜的人往往很危险

要制止没有良心的人，就得先把他们辨认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要如何在差不多25个人当中辨识出一个没有良心、有可能会危害我们财产和福祉的人呢？我们通常得认识一个人很久以后才有办法确定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而如果要辨识一个人是不是反社会人格者，就得花更久的时间，因为反社会人格者的额头上并没有做记号。这个两难困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部分。“我如何分辨什么人可以信任”，或者更精确地说，“我如何分辨什么人不能够信任”，这个并不陌生的问题还是迫不急待地摆在人们面前。

我听病人诉说反社会人格者如何侵犯、毁掉他们生活的故事已经听了快25年了，而当他们问我“要如何分辨什么人可以信任”时，我的答案经常会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很自然会期待我跟他们描述这些人邪恶的行为细节、肢体语言或是言辞恫吓。但我跟他们说这些特征都不可靠，最可靠的特征是他们“装可怜”的戏码。与我们想象的相反，没有道德的人最普遍的行为并不是让我们感到恐惧，而是要博得我们的同情。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一点是我还在念心理学硕士的时候，那时我有个机会去采访一个已经被精神病院认定为“精神病态”的病人。这个人并不暴力，而是比较喜欢用精心设计的投资骗局来诈骗别人的钱。我对这个人以及他的犯罪动机很好奇（我那时太少不更事了，所以以为他是很厉害的人），所以问他：“这辈子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最想要什么？”我以为他会回答“钱”或是“出狱”，这是他花最多时间在做的事情。但相反，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哦，很简单。我最希望别人觉得对不起我。我最想要的就是别人的同情。”

我大吃一惊，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想如果他说的是“出狱”或是“钱”，我会更欣赏他的。此外，我很疑惑：为什么这个人——或者说有人——喜欢被人同情，更不用说在所有的事情里面最喜欢被人同情？我无法想象。但现在，在我听受害者的故事听了25年以后，我了解到反社会人格者之所以喜欢装可怜有一个绝佳的理由。这个理由就像我们自己的五官一样显而易见，但又和五官一样难以得见——如果不借助镜子的话。这个理由就是好人会放可怜虫一马，因此反社会人格者如果想要继续玩他们的游戏的话，就应该一再装可怜。

好人的同情就等于无条件投降。产生同情的时候（至少在那一刻），我们是毫无防备的，而没有良心的人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们，就像利用其他工具一样。大多数人都同意，不应赦免一个没有罪恶感的人，可是当一个人装可怜的时候，我们通常还是会放他一马。

如果我们同情或是怜悯的确值得同情、遭遇不幸的人，那么我们的怜悯和同情都是善的力量。但如果我们把同情和怜悯浪费在不值得我们同情的人身上，浪费在经常做出反社会行为的人身上，就会觉得很不对劲儿——这个危险信号很管用，但我们却经常忽略。我可以举个例子：一个每天打老婆、有反社会人格的丈夫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双手抱住头，一边哭一边对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的妻子说，他没办法控制自己，而且虽然他动手打了人，但其实他很可怜，她一定得原谅他云云。这或许是最容易辨识的例子了。这类例子五花八门，罄竹难书，有些例子甚至比这个有暴力倾向的丈夫的例子更令人发指。而对我们这些有良心的人来说，这样的情况不管有多无耻，还是会激发我们的同情。

回想过去，我们会发现反社会人格者装可怜很可笑，但也很令人害怕。斯基普认为因为他折断了某人的手臂，所以他很值得人家同情；多琳·利特菲尔德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工作过度的可怜虫，而且很容易因为病人受苦而感到痛苦；可爱甜美的芭芭拉·格雷厄姆在牢里向记者表示这个社会不让她好好照顾她的子女。至于像我前面提到过的纳粹集中营魔头那样的人，1945年“纽伦堡战犯法庭”开庭之前曾经对集中营里的卫兵进行了审问，他们在证词里描述了负责焚尸场有多可怕，因为气味非常难闻。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采访过好几位集中营的卫兵，他特别强调他们都抱怨说他们在值勤时连三明治都咽不下。

反社会人格者根本不在乎什么社会契约，但他们的确知道如何利用社会契约来满足他们的利益。而且总的来说，我很确定如果撒旦真的存在的话，他也会希望我们能够觉得他很可怜、很值得同情。

在判断什么人可以信任的时候，请牢牢记住，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伤害他人或是做出过分的行为，却又经常装可怜博取你的同情，那么你就要小心，他极有可能就是没有良心的人。拥有这两个特征的人不见得就是杀人狂，或是生性凶残，但你不应该把他们当好朋友，跟他们合伙做生意，不应该请他们帮忙照顾小孩，或是嫁给他们。

可怜的路克

我们说过，反社会人格者根本不在乎社会契约，那么，社会契约最珍贵的一个构成要素——爱情呢？以下是一个女人的悲惨遭遇，但这个故事永远都不会出现在晚间新闻里。

我有一个叫西妮的病人，她已经45岁了，长得并不好看，留着一头看起来脏脏的、颜色变灰的金发，身材是中老年妇女那种圆滚滚的身材，从来没有苗条曼妙过。但她很聪明，在学术和专业上成就斐然。她在家乡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大学教书，不到30岁就被擢升为流行病学的助理教授。她在婚前就游历了马来西亚、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从佛罗里达州搬到马萨诸塞州以后，她成了剑桥一个民族药物学集团的顾问。我最喜欢的是她温文有礼的举止，以及面对人生时深刻思考、深切反省的态度。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共15次的简短治疗里，她的声音总是吴侬软语般轻柔温暖。

西妮跟一个名叫路克的男人离婚了，这害她花光了一生的积蓄，还负债累累，因为她必须确保自己能够取得儿子乔纳森的监护权。我认识西妮的时候，乔纳森已经8岁，父母离婚时他只有5岁。路克之所以花那么多钱打官司，并不是因为他有多爱乔纳森，而是因为他很生气西妮将他赶出她的房子。那栋房子位于佛罗里达州南部，里头有一个游泳池。路克很喜欢那个游泳池。

“刚认识路克的时候，他住在一间很破的小公寓里，”西妮告诉我，“这一点就应该让我有所警惕，一个在纽约大学念完研究生（事实上他主修城市规划）的35岁男子竟然住在那样的地方，但我没理会这个信号。他说很喜欢那个小区的游泳池，所以当他看到我拥有自己的游泳池时，他真是欣喜若狂。我能怎么说？我的前夫是为了我的游泳池才娶我的？嗯，虽然不完全正确，但现在回想起来，这确实是他娶我的原因之一。”

西妮没去注意路克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对她的吸引力，因为她觉得她找到了希世奇珍：一个聪明绝顶而又很有魅力的35岁男人，没有老婆也没有前妻，跟她爱好相似，而且对她很好。

“我必须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对我真的很好。他带我出去玩，还总是送花给我，我还记得那些放在长盒子里的天堂鸟花以及橙花，得买很高大的花瓶才能放得下。他说话轻声细语的，而且长得相当迷人——我们聊得很愉快，有说不完的话。我想，他跟我一样大概也是学者型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做一个规划项目，这个工作是他大学里的一个朋友介绍的。他总是穿得西装笔挺。事实上，我就是在大学里认识他的。那是一个认识对象的好地方，对吧？他跟我说他觉得我们有很多地方很像，而我就信以为真了。”

过了几个星期以后，西妮得悉路克大约从20岁起，就开始跟一个又一个女人同居，他总是住在那些女人的家里，很少自己住。但她并没有去注意这个信息，因为她已经坠入情网了。而她觉得路克也爱上她了，因为他就是这么告诉她的。

“我是个枯燥乏味的学者，从来都没有人对我这么浪漫过。那段时光很美好——我或许应该坦承这一点。但那段时光太短暂，真是太可惜了。无论如何……我那时是一个35岁的老学究，毫无情趣，一心只想着事业，但突然间，我也开始幻想白色的婚礼，该有的仪式都想要，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的意思是说，我总是认为那是大人用来骗小女孩的愚蠢童话，那并不是我这辈子能够拥有或是能够渴望的事情，而我那时不仅开始幻想，甚至还在计划那些事情。

“至于他吃那些女人软饭——你相信吗？我其实很替他感到难过。我认为他只是在寻觅对的人和事，而她们经常在利用了他一阵子之后就把他赶出去。我现在知道原因出在哪里，但我那时候当然不知道。我觉得他很寂寞、很可怜。他说其中一个女人实际上死于车祸。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我觉得他实在太可怜了。”

他们认识6个星期之后，路克就搬进了西妮的房子；又过了8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那是一场在教堂里举办的盛大婚礼，接下来还有一场同样盛大的婚宴，婚礼和婚宴的费用都是由她家支付的。

“婚礼的费用通常不都是由女方负担的吗？”她自嘲地问我。

婚后两个月，西妮发现自己怀孕了。长久以来她都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但她也一直认为自己永远都嫁不出去。如今，她为人母的心愿就要实现了，她大喜过望。

“一切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奇迹，尤其是肚子里的小孩开始动的时候。我不断地跟自己说，肚子里面这个人是全新的，过去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而我将用下半辈子来爱这个人。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路克明显没有我这么兴奋，但他还是说他也想要这个小孩，他说他只是紧张，还觉得我怀孕以后就变丑了。但我那时候以为他只是比大多数男人更直言不讳罢了。很讽刺吧？

“我对怀孕实在太高兴了，所以我不去面对早已得知的真相，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得过去。我想我在怀孕期间就知道这段婚姻走不下去了。医生跟我说头三个月最有可能流产，但过了三个月基本上就没事了，而我当然把他的话当圣旨。到了四个月的时候，我出去买了张小婴儿床。我记得小婴儿床送来那天，路克回家跟我说他把工作辞了。就是那样。好像他知道他现在已经吃定我了。我就要有小孩了，所以我肯定会把所有的事情打理得好好的。我会在经济上资助他，因为我已经别无选择。他搞错了，但我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肯定认为我会尽一切努力维持家庭的假象。”

当然，路克不会这么跟西妮、西妮的朋友或家人讲。他告诉他们他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所以没办法上班，而只要有旁人在的时候，他就不讲话，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他在演戏，装作得了忧郁症。而且有很多人告诉西妮，初为人父的确很容易出现忧郁的症状，这更让西妮无所适从。

“但我从来都不认为他得了忧郁症，”西妮告诉我，“就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偶尔会有点忧郁，但我觉得他的情况并不像得了忧郁症。首先，只要有什么他真的很想做的事情，他马上就会变得精力充沛。还有一件事情，虽然似乎只是件小事，但这件事情实在让我很不开心——他不肯就医。我跟他说，我们可以花点儿钱找心理医生，或是让他接受某种药物治疗。但他对这个主意避之唯恐不及，像是在躲瘟疫。”

乔纳森出生以后，西妮开始休两个月的产假，而这也意味着这个家庭的三个成员都一起待在家里——因为路克没有工作。但路克很少看他新生儿子一眼，他更爱在游泳池边看杂志，或是跟朋友出去混。新生儿本来就很爱哭闹，而乔纳森哭闹的时候，路克就会大为光火，有时候甚至会大发雷霆，而且还会要求西妮赶快想法子搞定乔纳森。

“他表现得就像是‘假装自我牺牲以博取同情的人’，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他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会捂住耳朵，然后装出深受折磨的表情，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仿佛孩子这么哭只是为了给他制造麻烦。我想我该觉得很对不起他，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真是太恐怖了。我是剖腹产的，我一开始确实很需要帮助，但到最后我只盼望其他人都不要来烦我和乔纳森。”

而当初说“初为人父很容易出现忧郁症状”的人现在告诉西妮：“新手爸爸有时候会对新生儿感到很不习惯，因此有阵子会离新生儿远远的。”他们坚称路克需要同情，也需要用耐心来对待。

“可是路克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离新生儿远远的’状态——他根本就是漠不关心。对他来说，乔纳森或许就像一包破布，一包很烦人的破布。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要相信这些人的话。我很想相信如果我够努力、够有耐心、够理解他的话，一切总是会好转，我们终究能够拥有一个真正的家庭。我实在太渴望相信了。”

休完产假以后，西妮回去上班，而路克继续待在游泳池边。西妮找了一个白天帮她照顾小孩的保姆，因为路克摆明不会照顾乔纳森。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年轻的保姆跟西妮说，她觉得在爸爸总是在家，却从来都不理小孩的情况下照顾小孩实在很“奇怪”。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甚至从来都不看他的儿子一眼。他没毛病吧，夫人？”

保姆的话让西妮觉得面子很挂不住，所以她把路克的借口稍微变化一下告诉保姆：“他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个困难时期。你可以假装他不在家，这样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西妮讲到，那名年轻的保姆从朝着游泳池的玻璃门望出去，看到晒了一身棕色肌肤、轻松无比的路克在佛罗里达州的午后坐在游泳池边，想必觉得这件事情匪夷所思。保姆把头侧向一边，轻轻地说了句，“可怜的男人”。

西妮告诉我：“我永远都记得这件事情，‘可怜的男人’。可怜的路克。我有时候也觉得他很可怜，尽管我自己才可怜。”

但真相是西妮嫁的人并不是“可怜的路克”，他并不是因为第一次当爸爸所以得了忧郁症，也不是正在经历人生的困难时期。确切地说，他是反社会人格者。路克对别人没有责任感，他的行为（虽然没有出现肢体暴力）反映出了这个危险的事实。对路克来说，社会规范和人际期望（interpersonal expectation）都是用来满足个人利益的。他告诉西妮他爱她，后来还娶了她，但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吃软饭，为了享用西妮辛苦赚来的钱和舒适的生活。他利用他妻子最宝贵，也最私密的梦想操纵她，虽然儿子搞得他很烦，但他还是得忍受，因为她得看在孩子的分上容忍他。要不然，他才不会理睬他的亲生儿子呢。

没多久，他也不理睬西妮了。

“他就像个借宿者，一个你并不是很喜欢而且也不付房租的人。他就是赖在那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一边是我和乔纳森，我们母子总是在一起，另一边是路克。我真的不知道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做什么，有时候他会离家一两天，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我已经不在乎这件事情了。或者有时候，他会有朋友来喝几杯，总是没有说一声就跑来，有时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且他的电话费高得吓死人。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坐在游泳池边。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会进屋看电视，或是玩计算机游戏。你知道的，就是十多岁男孩子会玩的那些计算机游戏。

“哦，我差点儿忘了，他还有好几个月在收藏石版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石版画感兴趣，但他有一阵子真的很着迷。他会买新的画——我可以告诉你，这些画真的很贵——然后像个孩子似的，兴冲冲地带来给我看，仿佛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不对劲儿的地方，而他很想让我看看艺术收藏的最新战利品。他肯定收藏了30幅左右的画作——但他从来都不给这些画装上画框——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对石版画失去兴趣了，不再做这件事。结束了。”

反社会人格者有时候会表现出短暂但强烈的热忱——嗜好、计划、跟人打交道——但他们不会作任何承诺，也不会有后续的发展。他们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是找不到任何理由的。

“我有了老公和儿子，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但却也是我这辈子最悲惨的时候。我下班回家都已经累垮了，保姆会跟我说路克一整天连看都没看乔纳森；而不久之后，我的老公也开始厌恶我，厌恶到我甚至不能睡在我们的卧室里。我实在没脸跟你讲这件事情，但我在自己家的客房里睡了整整一年。”

总之，西妮说当她告诉我自己的遭遇时，最困难的地方是她觉得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害她颜面扫地。如她所说的，“你无法想象坦承这些事情有多难堪，就算只是向自己坦承嫁错了人。但我结婚那年也不是三岁小孩了，那时已经35岁了，更不用说我都已经环游世界好几遍了。我对这些事情应该更清楚，但我就是没发觉。我一点儿都没发觉，而且我敢说那时我周围也没有一个人发觉。这段日子以来，大家都跟我说，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路克最后竟然会变成这样，而对‘路克到底是怎么了？’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让我这么丢脸，这状况还挺好玩的。我的朋友众说纷纭，从精神分裂症到注意力缺陷障碍（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都有人说。你能想象吗？”

但没人猜到路克就是没有良心。而不出所料，这就是他之所以对妻儿不理不睬的原因。路克模式并不符合大家对反社会人格者的印象，甚至也不符合非暴力型反社会人格者的印象，因为路克（虽然他的智商很高）是一个很消极的人。他不会为了取得权力或财富就割断别人的喉咙。他不是贪得无厌的企业恶霸，也不是很会花言巧语而又野心勃勃的斯基普。他连当骗子都嫌费事，而且也没有勇气去抢银行或是邮局。他不是积极奋发的人。事实上，他是个得过且过的人，梦想就是混日子，不用工作，有人养，有人给他提供舒服的生活，而他就把力气花在实现这个很普通的目标上。

而西妮最后又是怎么知道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的呢？她发现他其实是在装可怜。

“就算在经历过实在很丢脸的离婚官司之后，他还是死赖在这里不走，几乎每天都来。他又找了一间很破烂的小公寓，总是睡在他的公寓里。可是白天的时候，他就会跑到我家来。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让他来，可是却觉得很对不起他，而当然，他也对乔纳森付出了一点点关心。乔纳森从幼儿园回家的时候，路克有时候会去接他，陪他走路回家，教他游游泳或是做点别的事情。我对这个男人已经毫无感觉。我真的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但我也没有跟别人出去约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我觉得如果乔纳森能够多认识他爸爸，能够得到来自他爸爸少许的关心，或许会是件好事。我当时以为如果我的小孩能够拥有至少一小部分的父爱，那么就算付出被他骚扰的代价也值得了。

“嗯，但我错了。是我姐姐一针见血地说出来的。她说，‘路克对乔纳森根本就没有感情。他只对你的房子有感情。’而天啊，她说得对极了。但那时候我没办法摆脱他。情况变得很不堪、很复杂、很……恐怖。真的很恐怖。”

她打了一个冷战，然后她做了一个深呼吸继续说下去。

“乔纳森上一年级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得把路克永远赶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平静，一点儿也不……呃，快乐。当某个人对你漠不关心到那种程度，而这个人还老是赖在你身边不走时，就一定会把你的生活搞得很不平静、很不快乐。他就是阴魂不散。他会跑进来，或是跑到游泳池那里，把自己弄得很舒服，好像他还住在这里，然后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很不好，会变得很紧张。我会待在屋子里，把窗帘都放下来，以为这样就看不见他。但这样做实在太疯狂了。接着我发现乔纳森的心情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也不希望路克出现在他身边。

“因此，我要求他离开。如果我到别人家里，而别人要求我离开的话，我就会离开——如果是你，你也会离开吧？哪怕只是为了个人的尊严。但路克就不会。他表现得像是没有听到我讲的话，这种情况真的很可怕，要不然他就会离开一阵子，然后再若无其事地回来。所以我变得很抓狂，我不再客气地要求他离开，相反，我叫他马上给我滚出去，或是威胁说要叫警察来。你知道他后来怎么做吗？”

“他利用乔纳森。”我说道。

“没错。你是怎么猜到的？他利用乔纳森。比方说，我们在游泳池边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在的时候，路克就会开始哭。这个男人的眼里真的流出了眼泪。我记得接下来的情形是，他拿起用来打捞游泳池水面污物的网子，开始捞那些脏东西，好像他是正在受苦受难的殉道者，他只是想帮我们的忙而已。乔纳森也开始泪流满面，然后他说——我这辈子都会记得这一幕——乔纳森说，‘哦，不要这样对他。可怜的爸爸。我们一定要把他赶走吗？’

“接着路克就望着我，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就好像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似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眼神是我所见过最可怕的眼神，好像堆满了冰——这实在很难解释。然后我突然明白了，对路克来说，这只是某种控制游戏。这是某种游戏，而我输得很惨。我实在太震惊了。”

游泳池旁的那一幕过了差不多一年，西妮辞掉了大学里的职务离开佛罗里达，跟乔纳森一起搬到了波士顿，跟她姐姐住得近一点儿，而且也跟路克隔了1,500英里。过了几个月，她开始接受我的治疗。她需要摆脱这段婚姻给她带来的一些后遗症，尤其是她会不断责备自己为什么要嫁给路克。她是一个恢复得非常快的人，我可以打包票说她现在已经过得好多了。她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就她和路克的问题来说，“地理治疗”（geographic cure）确实很有效，虽然她心里清楚她得花更多时间才能原谅她自己，而且这件事情还更复杂、更棘手。

西妮现在已经相当清楚她的前夫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这个新观点对她很有帮助。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她8岁大的儿子乔纳森的情感会受到伤害。我上一次看到西妮的时候，她告诉我现在乔纳森还是会泪眼婆娑地和她讨论佛罗里达州的事情，还有他有多对不起自己的爸爸。

第七章 如何对付没有良心的人？

阴谋诡计是反社会人格者的一个工具。你得抵抗想在智力上胜过他们的诱惑，别跟有魅力的反社会人格者竞争，你得抵抗想给他们进行精神分析的诱惑，你甚至得抵抗跟他们开玩笑的诱惑。否则，那样做除了会降低你的水平之外，还会让你忽略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护你自己。

我们就像傀儡，线控制在社会手里的傀儡。但至少我们还认识得到、觉察得到我们是傀儡——而或许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就是通往自由的第一步。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我想找人谈谈，我爸爸入狱了。”汉纳是一个很漂亮、嘴唇很薄的女孩，今年22岁，是我的新病人，她用只有蚊子听得见的声音朝着右手边一个书架说道。过了一会儿，她直视着我，看起来很害羞，然后又重复了一遍：“我需要找人谈谈，我爸爸入狱了。”

她稍微倒抽了一口气，仿佛说出这几句话就已经耗尽了她肺里所有的空气，然后又默不作声了。

所谓的治疗就是要懂得如何理解坐在面前的人所说的话，而且不能以批判或是要人领情的态度看待，尤其是在对方很害怕的时候。我稍微倾身向前，双手放在膝盖上，设法跟汉纳眼神接触。她正注视着搁在我们椅子中间的一块地毯，那是一块铁锈色的东方风格的地毯。

我轻轻地说：“你爸爸入狱了？”

“对。”她边回答边抬起头来看我。她对我的反应感到很惊讶，觉得我好像早就通过心电感应得知了这个消息。“我是说，他杀了一个人。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杀了一个人。”

“所以他现在被关起来了？”

“对，他被关起来了。”

她因为羞愧而脸红，眼里盈满了泪水。

我总是对聆听所产生的效果感到不可思议。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几乎从来都不认真聆听别人说的话。我是心理医生，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提醒我，我们有多不善于听别人讲话，或是我们的行为有多不被人理解。从我这个“专业聆听”的角度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多方面，我们每个人对其他人都是一无所知的。

“你爸爸入狱多久了？”我问道。

“大概41天了。审判期真的很漫长。他们在审判的时候并没有把他关在牢里。”

“因此你觉得需要找人谈谈？”

“对。我不能……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我觉得我都快得忧郁症了。而我还得上医学院呢。”

“医学院？你是说你9月就要进医学院了吗？”

访谈时是7月。

“对。我希望我可以不用去。”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无息地掉了下来。她没有发出啜泣声，仿佛其余部分的她并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在哭泣。她泪如雨下，眼泪落到她白色丝质的衬衫上，形成半透明的水渍。除了这一点之外，她的举止保持原样，非常克制。她并没有把头低下去。

我总是容易被很克制的人感动。汉纳很克制，我被她迷住了。

她伸手把乌黑亮丽的长发拨到耳后，她的秀发实在闪闪动人。她望向我的身后，望着窗外，然后问道：“你知道父亲被关起来是什么感觉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道，“或许你可以告诉我。”

因此汉纳开始对我讲她的故事，或是讲她所知道的那部分。

可爱的爸爸

汉纳的父亲在一个中产阶级的郊区公立中学担任校长。那个地方在另一州，波士顿以西1,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汉纳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根据汉纳的说法，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天生就很引人注目——汉纳形容他是天生的“明星”——而且很受学生、老师以及中学附近所有居民的爱戴。他总是在忙拉拉队表演和橄榄球比赛的事情，他们家乡的队有没有赢对他来说是头等大事。

汉纳说她的父亲在美国中西部乡下出生，而且也在那里长大，他的价值观“相当保守”。他很爱国，很希望国家能够富强，他认为教育和自身的进修是最重要的事情。汉纳是他的独生女，从她记事以来，他就告诉她虽然她不是男孩，但她能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女孩能做任何她们想做的事情。女孩能当医生，汉纳能当医生。

汉纳很爱她的父亲。“他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有道德的人。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她告诉我，“你应该看看那些来看我爸爸接受审判的人。他们只能坐在那里为他哭泣，一直哭一直哭。他们都为他感到难过，但却无能为力。你知道吗？他们都无能为力。”

这起凶杀案发生在3月的一个晚上，她那时候是大二的学生，刚好放春假回家。那时大概是凌晨一两点钟，她被房子外头的巨大声响吵醒了。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枪声。”她告诉我。

她睡眼惺忪地起床，四处查看，然后看到母亲站在前门边，双手绞得紧紧的，而且在哭泣。3月的空气从门外流进屋内。

“你知道吗，这件事情真的太奇怪了。我现在闭起眼睛，依然能够看到她站在那里，风把她的睡袍吹得飞了起来，而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懂了——就在那一刻，在我什么都还不知道之前，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就都知道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道我爸爸会被逮捕，我全都知道了。呃，就像是噩梦里的场景，整件事情就像一场噩梦。你无法相信这种事竟会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然后你一直想赶快醒来。我有时候还是会想我应该快要醒过来了，这一切就像一个恐怖的梦。但我怎么会在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之前，就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了？我看见妈妈站在那里，就像……就像这一切过去已经发生过，就像既视感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很诡异。或者，可能不是这样，可能这只是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整件事情看起来的样子，但我不确定。”

汉纳的母亲一看到她就把她抓住，仿佛要把她的女儿从一辆即将开走的火车上拉下来，对她大喊：“别出去！别出去！”汉纳就没出去，但她也没叫母亲跟她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只是站在那里，被已经吓坏的母亲抱在怀里。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她那样，尽管如此，就像我一直说的，这真的很像我早就经历过的事情。我知道自己最好待在房子里面。”汉纳说道。

不久以后——汉纳不确定到底过了多久——她父亲从打开的前门走了进来，走到她和她母亲面前。她和她母亲还紧紧地抱着彼此。

“他的手上没有枪，他把枪丢在院子里了。”

她的父亲只穿着睡裤，就这么站在他那个小家庭面前。

“他看起来还好，只是有点气喘吁吁，但我的意思是说他看起来不像吓坏了或是别的情况。而有那么一秒，大概半秒吧，我觉得或许我们会没事。”

汉纳讲到这里的时候，眼泪又掉了下来。

“但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我没有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妈妈放开我，去打电话叫警察来。我记得她问我爸爸，‘他有没有受伤？’而爸爸说，‘我想应该受伤了吧，我想他伤得很重。’然后她就走进厨房给警察打电话。你应该也会这么做的，对吧？”

“对。”我说道。这并不是不需要回答的反问句。

汉纳一点一滴拼凑出那天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可怕的晚上，汉纳的母亲（她总是睡得很浅）先是听到客厅里有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玻璃碎了，于是她叫醒熟睡的丈夫。然后又出现别的声响。汉纳的爸爸现在确信有人闯进来了，他得应付这个人，因此就下床作准备。根据她母亲后来的说法，他就着床头灯黯淡的光线，小心翼翼地拿出卧室衣柜里的枪盒，打开枪盒，拿出枪，装上子弹。他的妻子求他，只要打电话报警就行，但他根本没有回答，只用气音命令她：“待在这里！”此时屋子里依旧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他就去客厅了。

闯入者一看到他——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听到他——就从前门逃了出去。汉纳的爸爸追出去，朝他开枪，而就像后来他的律师所形容的，“不知道是走什么狗屎运”，他打中了闯入者的头部，那个人当场就毙命了。那个闯入者被她爸爸击中后，就倒在草坪和马路之间的人行道上。而这也意味着，从技术上来说，汉纳的爸爸在街上枪杀了一名手无寸铁的人。

很奇怪而且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半个邻居从屋里出来看个究竟。

“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很安静，非常非常安静。”汉纳在诊疗室里对我说道。

在汉纳的母亲打电话报警后，警察很快就来了，然后又来了一些人和一辆没有鸣警笛的救护车。最后，她的爸妈就被带到警察局去了。

“我母亲打电话叫她姐姐和我叔叔那天晚上过来陪我，就好像我突然又变回小女孩了。但他们根本没帮上忙，他们歇斯底里。我想我那时大概是吓呆了。”

第二天，还有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件事情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极大关注。枪击案发生在一个相当安宁的中产阶级郊区，开枪的人一个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男人，过去从来没有使用暴力的历史，他没有喝醉，也没有吸毒；而死掉的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重罪犯，一个有毒瘾的人，而就在他被枪杀之前，他才刚从窗户闯进一户人家。没有人（除了检察官以外）怀疑他是强盗，或是怀疑汉纳的爸爸因为他闯入自己家里所以才追出去枪杀了他。

这是有关被害人权利的案件，有关枪支管制的案件，有关“对犯罪采取强硬手段”（get-tough-on-crime）的案件。这个案件明确指出民间自卫组织“自警团”（vigilante）的危险性，或许也明确指出房屋所有者应该拥有更多权利。美国民权联盟（ACLU）很气愤，而全美步枪协会（NRA）甚至更加气愤。

诚如汉纳所言，这是一场漫长的审判，然后是上诉和另一轮漫长的审判。最后，汉纳的爸爸被判犯了蓄意谋杀罪，判处最高徒刑10年。律师说应该“只”会坐两三年牢才对。

中学校长因为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枪击闯入的强盗而被判10年徒刑，这条新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抗议从四面八方飞来：判决违反宪法。判决违反常识和自然法（Natural Law）。这个被判有罪的男人是危险的自大狂，也是违反人权的人，他是美国英雄，也是誓死保卫家园的人，他是凶暴的疯子；他是装可怜博取同情的人。

这场风波平息了以后，汉纳继续上学。她每一科都拿A，还申请了医学院，这是她爸爸坚持要她做的事情。

“他只是不希望我的人生被这些‘蠢事’毁了。他是这么说的。”

尽管汉纳的父亲出了这种事情，但汉纳申请的每一家医学院还是几乎都录取了她。她告诉我：“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进去的，他就是我能进去的原因。”

汉纳叙述完之后，伸手从皮包里找出一张面纸来擦脸颊，吸衬衫上的水渍。而在她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她左手旁边的小桌子上就有一盒面巾纸，但她竟然没有发现，反而在皮包里找。“所以你知道我并不真的需要‘治疗’了吧，但我真的很想跟人谈谈。我就要上医学院了，我真的不想这时候得抑郁症。我不知道。你觉得我来咨询你对吗？”

我对汉纳的故事很好奇，也很喜欢她的举止。我很同情她，并坦白跟她说了。我不知道她能从我这边得到多少帮助，她之所以来找我这个专治心理创伤的心理医生，是因为她曾经在报纸上看过我的名字。我们约好那一阵子一星期见一次面，如此一来汉纳就能跟人谈谈。她最后决定上的医学院在波士顿，而且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她中学毕业后马上搬到了东部，这样她在开学之前就能够“安顿下来”，而且还能远离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她母亲觉得她丈夫的事情对女儿“有很负面的影响”。我很少听到这么奇怪的说法，但我跟汉纳保证，她来找我是对的。

她走了以后，我在诊疗室里踱了一两分钟。我从窗户往外看，外头是波士顿的巴克湾（Back Bay），然后我走到凌乱的桌子前翻了翻报纸，而后又回到了窗前。当我跟病人谈完，病人跟我说了很多事情，但并没有尽情倾诉的时候，我通常就会这么做。我在踱步的时候并不是很关心“什么人”、“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以及“什么地方”等问题——我更关心“为什么”这个心理学最常问的问题。

汉纳没有问原因，像是“我父亲为什么要开枪？他为什么不放过那个人？”。我想了很久，从情感上来说，她没办法问这个问题，因为答案或许会让人难以承受。她和父亲的关系岌岌可危，或许这就是她需要我的原因，她需要我协助她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她父亲一时失去理智，不小心开了枪，而“不知道是走什么狗屎运”——就像律师说的——就射中了闯入者的头，让他丧命，或许她的父亲真的相信家人有危险，而他的保护本能主导了一切；或许汉纳的父亲，这个一家之主，这位中学校长，这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天生是个杀人凶手。

在接下来的治疗里——我们的治疗从夏天持续到秋天（那时汉纳都已经开学了）——她跟我讲了更多她父亲的事情。我从事的这个职业，通常会让我听到病人讲他们这辈子的许多行为和事情，这些行为或事情对于病人来说都司空见惯了，可是对我来说却都很不正常，而且大有问题。我很快就发现汉纳的情况也是如此。她描述她父亲时，虽然她觉得自己描述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却让我拼凑出一个冷酷无情者的图像，他很恶毒，而且很爱控制人，这让我不寒而栗。此外，我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为什么我这个绝顶聪明的病人会看不清父亲的真面目。

我发现汉纳的父亲把他漂亮的老婆、出众的女儿当成战利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当她们生病或是因为其他原因而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就会完全不管她们。她爸爸对她很冷酷无情，但汉纳并不这么看她爸爸。

“他真的很以我为荣，”她说道，“我总是这样认为，因此他无法忍受我犯错。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有一次写了一张条子送到我家，说我没有做功课。我爸爸看到那张条子之后，整整两个星期没跟我讲话。我之所以知道有两个星期，是因为我有一本小日历——这本日历应该还在，但现在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我把他不跟我讲话的日子都做上了记号。这就好像对他而言，我突然就不存在了似的，这种情况很恐怖。哦，还有一个近期的例子，这个例子很适合拿来讲：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就是上他当校长的那所中学，你应该猜到了吧？我的脸颊受了伤，留下一块又大又丑的伤疤。”她指了指她肌肤上的一处地方，但上面什么痕迹都没有。“他有整整三天一个字都没有跟我说，甚至都没正眼看我。他真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想他只是很爱拿我去跟别人炫耀，因此当我有什么地方出错的时候，他就无法忍受。这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差劲，但我想我多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汉纳描述在她小时候，有一次她的母亲病得很重，在医院里住了快三个星期。汉纳认为她母亲得了肺炎，但她说：“我那时候太小了，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印象。”汉纳的姨妈在她母亲生病期间带汉纳去看过她，但她的父亲却一次也没去过。而当她母亲出院回家后，他就大发雷霆、坐立难安，因为他担心他这个苍白虚弱的老婆——“或许无法恢复原有的美貌了”——用汉纳的话来说。

至于汉纳的漂亮妈妈，“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汉纳告诉我，“她温柔文静，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尤其是在我小时候。她喜欢莳花弄草，而且热心公益，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她真的是一位善良甜美的大家闺秀。对了，她高中的时候还是‘返校日女王’（homecoming queen）[1]呢，爸爸很喜欢告诉人家这一点。”

我问汉纳，她妈妈对她爸爸不理睬她有何反应，她说道：“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老实说，如果我是我妈的话，有很多事情都会让我很生气，但她从来都不说出来。她就只是过她自己的口子。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她是那种温柔文静的大家闺秀——如果你问认识她的人的话，我想他们或许也会这么告诉你——而且我觉得她从来都不是很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她当然从来都没有违抗过我爸爸。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她敢违抗的话，我想我就会昏死过去吧。她是那种十全十美的淑女。她唯一的小缺点——如果这可以称为缺点的话——就是虚荣。她真的美如天仙，我想她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她花了不少时间来弄头发、保持身材。我想她应该认为美貌是她此生唯一的武器吧，这么说应该挺合理的。”

汉纳疑惑地望着我。我点点头表示我理解她的意思。

“但我也得替我爸爸说句公道话，他真的对我妈妈很不错。他不在的时候就会送花给她，他总是会跟她说她有多美。我想这类事情对她肯定很重要吧。”

“他不在的时候就会送花给她？”我问道，“他去哪里了？”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去哪里了？”——汉纳原有的镇静有一点儿动摇了。她在椅子上挪了挪，有好一阵子都没讲话。最后她答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我的话听起来一定很站不住脚，但我真的不知道。有时候他晚上会很晚回来，或是消失一整个周末，然后妈妈就会收到花——我是说，她真的都是在这种时候收到花的。这种情况实在太奇怪了，因此我试着假装没有这件事情。”

“他的消失很奇怪吗？”

“对，嗯……我是这么觉得。我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想的。”

“你猜过他去哪里了吗？”我进一步追问，或许我有点太急躁了，但这似乎是问题的关键。

“没有，我总是想要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她重复了一遍，然后又开始盯着我的书架不动。

接下来那个星期，我问了汉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她爸爸有没有对她或她母亲施以身体上的暴力？他打过她们吗？

她露出喜色，很热切地答道：“哦，没有，他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我无法想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事实上，如果有人敢伤害我或妈妈的话，我想他会杀了那个人的。”

我等了一会儿，等着看她自己说出U的话会不会对她产生什么冲击，但她看起来好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她又挪了挪椅子，仿佛为了强调她刚刚所讲的答案，接着又说：“没有，他从来都没有打过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她对自己的答案感到很满意。不知怎么地，我倾向于相信她说的话，我倾向于相信她爸爸没有对家人施以身体上的暴力。但我治疗受过心理创伤的幸存者超过25年了，我早就知道，被打其实是被施暴的人比较能够忍受的一种方式。

我试着换种方法问她。我说：“我知道你很爱你爸爸，而且你现在需要牢牢抓住这份爱，但所有的关系都有问题。如果你有办法的话，难道他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改变的吗？”

“对，你说得完全正确，我确实需要抓紧他，而且大家真的应该同情他，特别是此时此刻……”

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伸过脖子去看她身后的门。接着她又回过头来，注视了我很久，仿佛在猜测我的动机，然后终于开口说：“可是既然你想知道我想改变他什么事情，我想我确实有希望他改变的事情。”

她干笑了几声，然后整个脸刷地红了。

“什么事情？”我尽可能就事论事地问道。

“这件事情很可笑，真的。这实在，呃……有时候他会调戏我的朋友，这让我觉得很困扰。事实上，现在我可以大声说出来了，这件事情实在太荒谬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如此困扰我才对，但这件事情确实让我很困扰。”

“他调戏你朋友？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从我初中以后，他多多少少……我有一些朋友长得真的很漂亮，当中有一个特别漂亮，她的名字叫乔治娅……嗯，反正他会调戏她们。他会对她们抛媚眼，对她们动手动脚。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我觉得是在挑逗的话，像是他会说，‘乔治娅，你今天没戴胸罩啊？’但我想我应该是误会了。哦，天啊，我现在竟然说出来了，你不觉得这就像有苦说不出吗？这件事情或许不应该困扰我的。”

我说道：“如果我站在你的立场的话，我想这件事情也会困扰我的，会让我很困扰。”

“你也会困扰？”她有那么一会儿看起来深受鼓舞，然后又垂头丧气，“你知道吗？我爸爸管理的那所中学，也就是我上的那所中学，真的有家长出面指控他对他们的孩子‘不规矩’。我想，总共有三次吧，或者至少我听过的就有三次。我记得有一回，学生的家长火冒三丈，还替小孩办了转学。在小孩转走之后，其他人都出来支持他，他们认为现在真是世风日下，这么一个大好人只是因为给学生一个拥抱之类的事情，竟然就被指控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承认这件事应该会让我下十八层地狱，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吧，但真相是我不知道，我想，这是因为我看过他做过太多容易让人误会的事情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校长，走在走廊上，就走在一个16岁的小辣妹后面，然后你上前搂住她的腰，你应该想象得到当这个小孩的父母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多火大吧。我就是搞不懂他怎么会不明白这种事情。”

这一回，汉纳没有要求我对她的看法发表意见。她又望着书架，一言不发。

最后，她连珠炮似的说：“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就看不起我。有一次有个和我同校，但不是很熟的女孩，跑到图书馆，在我临座坐下，然后开始写纸条。她对着我微笑，然后写道：‘你知道你父亲跟我说这所高中是什么吗？’写完后就把纸条传给我。我写道：‘不知道。是什么？’她写道：‘他跟我说，这所高中就像一家性爱自助餐厅。’她还给‘性爱自助餐厅’这个词加了引号。我实在太生气了，差点儿哭出来，但我就只是离开那里，接着我不知道该拿那张纸条怎么办，所以就把它撕得粉碎，放在口袋里，等回家以后，我就把那些碎纸片扔进水槽，点火烧了。”

她一口气说完，然后就低头看铁锈色的地毯。

“汉纳，我真替你感到难过。你真的不应该碰到这种事情，你那时一定觉得很丢脸吧，而且心里一定很痛苦。但为什么你会觉得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就会看不起你呢？”

她用一种比她22岁的年纪更年轻的声音答道：“我应该保守这个秘密的。我背叛了我爸爸。”

我和汉纳继续进行治疗。有很多次我们见面时，她一开始都会先告诉我，她母亲回家后又听到许多奇怪的电话留言。

“她告诉过你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吗？”我问道。

“说了一点儿。她心烦意乱，所以在电话里要弄清楚她在讲什么有点儿困难，但我想她大概的意思是，他们指控爸爸有卖毒品之类的事情。这实在太荒谬了，可是妈妈真的很担心。她说他们想要放在家里的某种‘信息’，如果不给的话，他们就要伤害他。我想他们不断说什么‘信息’，还有伤害他的事情。但家里什么都没有啊，我是说，爸爸不在家啊，他在牢里啊。”

“你母亲跟警察通报过这些留言吗？”

“没有，她怕会让爸爸惹上麻烦。”

有好一会儿，我想不出应该讲什么话来回答她。而就在我没出声的时候，汉纳又开口了：“我知道，我知道。但这很不合逻辑啊。”

汉纳医科念完第一年的时候，她的母亲大概接到了十几条这种不知所云但又令人胆战心惊的留言，但不管是妈妈还是女儿，都没有向警察通报这些留言。

5月份的时候，汉纳决定飞去跟她关在牢里的父亲会面。我们讨论过她跟她爸爸会面的话，会带给她多大的痛苦，但她还是决定要去一趟。我们对她即将到来的旅行谈过许多次，我设法为她作好心理准备，包括各种她可能碰到的、需要应付的情况，以及她在牢里见到她爸爸时，将会产生的复杂情绪。但不管是我还是汉纳，对后来真正发生的事情都无法事先作好准备。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认为她爸爸那时候的心态应该是，很希望有观众欣赏他于出来的好事。他的想法跟斯基普很像，斯基普就曾经把妹妹骗到湖边欣赏他的杰作。除了这个理由以外，我实在想不到别的理由解释汉纳的父亲为什么会突然对他的女儿一一交代。至于汉纳，她并没有告诉我她是要去跟她爸爸摊牌的。或许她自己事前也没有想到。

她回到波士顿以后跟我说了他们见面时说的话。我想他们应该还说了更多的事情，但下面这些事情是她愿意跟我说的。她一开始的时候泪流满面，描述入狱探视囚犯的过程有多折磨人、多没尊严。接着她把眼泪打住，用知识分子般超然客观的态度，冷静地告诉我后来发生的事情。

她说：“我怕他会一副可怜兮兮、被人打得很惨的样子，但他看起来根本就不是那样。他看起来挺好的。他看起来……我不知道，我觉得是精力充沛。他的眼睛闪闪发亮。我以前看过他这样，但我真的没料到会在牢里看到他这副模样。我去看他，他好像很高兴，他问我成绩好不好。我以为他会问我妈妈好不好，但他没问。因此我想就不用浪费时间了，所以我就直接问他了。”

她的语气仿佛很确定我应该知道她在说什么，但我并不知道，所以我就问：“你问他什么问题？”

“我问他：‘爸，那个人是来家里找什么的？’他说：‘什么人？’但我很确定他知道我在说什么。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觉得羞愧或是丢脸。我说：‘你枪杀的那个人。’他甚至没有眨眼睛，只是说：‘哦，那个人啊。他只是来找几个名字，但他没有找到。你放心好了。”

汉纳讲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看我。但她现在抬起头来看我，然后说：“斯托特医生，他的表情……他看起来就好像我们在谈的是什么很好玩的事情。我那时候很想一走了之，但我没走。”

“我不知道你是去问他这个的，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真是太可怕了，”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称赞，继续说道，“所以我说，‘这么说你认识他啰。’然后他说，‘我当然认识他。我为什么要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然后他就开始笑。斯托特医生，他就捧腹大笑。”

她说话的时候依然正视着我，她是用很淡定的态度在谈论这个话题。她继续说道：“接着我就说，‘你卷入了海洛因之类的事情吗？’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跟我说我很聪明。你能相信吗？他说我很聪明。”

她摇摇头，然后沉默了好一会儿。

最后，我催促她讲话。我问她：“汉纳，你问他别的问题了吗？”

“问了，我的确问了他别的问题。我问道，‘你杀过别的人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然后她又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之后，我答道：“不，我不知道。他怎么回答？”

“他说，‘这是第五个。’”

汉纳一直到这时候才又哭起来，这一次没有任何克制。她的悲伤是突如其来的，是为了那个她过去以为存在的父亲而哭的，这让我想起了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一段话：失去一个人有很多方式，而死亡则是其中最慈悲的一种。

她哭了很久，但我反而放心了，因为我知道等她哭完以后，她就能够把心思拉回到自己的安全问题上。她拿了好几张面巾纸把脸擦干净，接着望着我，用平静的声音说：“律师快把他弄出来了。我该怎么办？”

我听到我用一种不同于平时的暴躁语调答道：“你得保护你自己，汉纳。”

保护自己的13条法则

反社会人格者并不是少之又少，相反，他们占了人口一定的比例。虽然汉纳的经历不具有普遍性，但对西方世界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反社会人格者的。

没有良心的人经历情感的方式跟你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丝毫感受不到爱，也丝毫感受不到跟其他人之间的正面情感联系。由于他们感受不到这些情感——这一点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因此他们的人生就简化成一场试图控制他人的游戏，一场无止境的游戏。有时候，反社会人格者会使用身体暴力，但通常他们更喜欢通过经商、从政或是从事专门职业来“胜”过别人，或是靠吃软饭剥削一个人，就像西妮的前夫路克所做的那样。

目前，反社会人格还是“无药可医”，而且反社会人格者根本就不希望被人“医治”。事实上，某些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还会积极鼓励反社会行为，包括暴力、谋杀和发动战争等。

大多数人都很难接受这些事实。他们会很反感，很害怕，会觉得很不公平。可是“了解并且接受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些人”是“对付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反社会人格者的13条法则”的第一条。我会告诉包括汉纳在内的所有想要保护自己以及他们所爱的人的人这几条法则。

这13条法则就是：

1.最高法则——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人就是没有良心。

这些人通常长得都不像查尔斯·曼森或是佛瑞吉族（Ferengi）[2]酒吧服务生。他们长得就跟我们一样。

2.在自己的直觉和扮演某个角色（教师、医生、领袖、爱动物的人、人道主义者、家长等）的人之间，选择听从你的直觉。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一直在观察人类的行为，而那些没有经过筛选的印象——虽然好像都很大惊小怪——都是你的好帮手。不用人家告诉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直觉就很清楚谁有良心、谁没有良心。

3.事不过三。考虑跟一个人建立新关系的时候，拿“事不过三”原则检验这个人的主张、承诺和他所负的责任。

一个谎言、一个没履行的承诺，或是一个没有尽到的责任，或许是我们误会；但两个谎言、两个没履行的承诺，或是两个没有尽到的责任，就是很严重的错误。而如果是三个，就表示你碰到了骗子，欺骗是没有良心最主要的一个行为。赶快止损，赶快脱身，赶快离开。虽然很难，但现在离开总比日后离开来得容易，而且付出的代价也小得多。

千万不要把你的钱、你的饭碗、你的秘密或是你的感情送给一个“事会过三”的人。你那些珍贵的礼物会白白浪费掉的。

4.质疑权威。

再说一次，请相信自己的直觉和焦虑，尤其是在有人宣称控制别人、施加暴力、发动战争或是其他违背你良心的行为是解决某些问题的最佳办法的时候。即使你身边的人都不再质疑权威（特别是在这种时候），你也要质疑权威。你就朗诵一遍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教我们的事情：10个人里头至少有6个人会盲目服从权威。

好消息是社会支持让人更敢挑战权威，所以也请你鼓励你身边的人质疑权威。

5.提防拍马屁。

人人都爱听赞美的话，尤其是出于他人真心的赞美。相较之下，谄媚就是在欺骗我们。谄媚很假，而且总是跟操纵脱不了干系。用谄媚来操纵人有时候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但却会造成严重的灾难。你得经常反省，看看有没有人在拍你马屁，也请小心提防人家拍你马屁。

这条“提防拍马屁”法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群体乃至整个国家。从古至今，很多战争都是源于有人奉承说，靠我们个人的力量就能够赢得胜利，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就能够赢得这场道德战争，这场正义的战争。有史以来，人类最重要的几场战争都是因为这类原因而发生的，冲突各方形容战争时最常用的形容词就是“神圣”，都说这是一场“圣战”。我们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各国人民最后都能够识破这个大马屁，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一个人如果被想要操纵他的人吹捧得轻飘飘的，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做出愚蠢的事情；同样，如果我们的爱国心被谄媚搞得过分膨胀的话，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6.如果有必要，请重新定义你对尊敬的看法。

我们常常把害怕误认为是尊敬：我们越怕某个人，就越觉得他值得我们尊敬。

我养了一只有斑纹的孟加拉猫，叫“肌肉男”，这个名字是我女儿还在学步时帮它取的，因为这只猫还是只幼猫的时候，看起来就像职业摔跤选手。它现在已经长大了，长得比普通猫大多了。它的爪子令人畏惧，不过它的性情却很温和，很爱好和平。我的邻居家来了一只小花猫，它的领导魅力很强大，而且经常用邪恶的眼神瞪着其他的猫。只要它来到离肌肉男50英尺左右的地方——肌肉男有15磅而这只小花猫只有7磅——肌肉男就会吓得蜷缩起来，对它毕恭毕敬。

肌肉男是一只很漂亮的猫，它温柔贴心，惹人怜爱，但是我很想相信它的一些反应比我更原始。我希望自己没有把害怕跟尊敬搞错，因为搞错的话，就表示我也是受害者。让我们善用自己的大脑，克服我们会屈服于掠食者的动物天性吧，这样我们就能分清什么是焦虑，什么是敬畏了。在完美的世界里，人类的尊敬将会是一种自发性的反应，而我们只会尊敬那些坚强、仁慈而又有道德勇气的人。用恫吓我们为手段以获取好处的人不可能得到我们的尊敬。

把尊敬和恐惧划分开来对群体和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经常拿可能会发生犯罪、暴力事件或是恐怖主义这种事情来提醒我们、威胁我们，然后利用我们被放大的恐惧，以取得支持的政治人物（不管是小政客还是地位崇高的大政客），都不太可能是正当的领导人，而有可能是只会用花言巧语来骗人的大骗子。从人类历史来看，这个事实千真万确。

7.不要跟他们纠缠不清。

阴谋诡计是反社会人格者的一个工具。你得抵抗想在智力上胜过他们的诱惑，别跟有魅力的反社会人格者竞争；你得抵抗想给他们进行精神分析的诱惑，你甚至得抵抗跟他们开玩笑的诱惑。否则，那样做不仅会降低你的水平，而且还会让你忽略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护你自己。

8.保护自己不受伤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反社会人格者，拒绝跟他们接触或是沟通。

心理学家并不常建议人们回避什么，但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允许有例外。如果你已经辨识出谁是反社会人格者，那么要对付这个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许他进入你的生活。反社会人格者根本不遵守社会契约，因此跟他们建立某种关系或社交网络是很危险的。你得赶紧把他们赶出你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生活。你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情感。虽然这么说很奇怪，反社会人格者可能会假装他们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类情感，因此伤害也就无从谈起。

你或许永远都没办法让你的家人或朋友了解你为什么要避开某个人。辨识谁是反社会人格者很难，就算辨识出来了，跟别人解释这件事情甚至更难。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得避开这种人。

如果你没办法完全躲开他们，那就要制订计划设法完全躲开他们。

9.质疑自己的妇人之仁。

我们应该尊重仁慈而又有道德勇气的人。同情是一个极为珍贵的情感反应，我们应该同情无辜或是那些遭遇不幸、真的在受苦的人。然而，如果你发现你经常同情一直伤害你或是伤害其他人的人，而且这个人又很会博取你的同情，那么这个人是反社会人格者的概率就接近百分之百。

有件事情跟这一点有关，我建议你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在所有情况下都得表现得“彬彬有礼”的欲求。对我们这个文化里的正常成年人来说，表现出所谓的“文明行为”就像条件反射作用，我们通常会发现，就算是在有人激怒我们、一再地欺骗我们或是暗中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习惯性地表现出客气有礼的态度。反社会人格者就是利用了我们的这一点而获益良多。

不要害怕对人不客气。

10.不要尝试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事情。

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第四次机会、第五次机会）要留给有良心的人。如果你应付的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你得知道怎么使劲咽下这口气，认赔杀出。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教训，那就是不管我们的本意有多善良，我们都不能控制其他人的行为，更不用说他们的性格了。我们得学着不去控制人，而且也要避免被没有良心的人控制。

如果你不想控制人，而是想帮助人，那就只要帮那些真的希望得到别人帮助的人。我想你会发现没有良心的人并不包括在里面。

反社会人格者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你的错，并不是你造成的，因此替他们赎罪或是矫正他们不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是过好自己的日子。

11.千万不要出于同情或是其他理由，而同意帮反社会人格者隐瞒他的真实性格。

“请不要说出去。”这是窃贼、虐待儿童的人以及反社会人格者最爱用的一招，说的人通常不是咬牙切齿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别被这些话迷惑。你应该警告其他人，而不是替反社会人格者保密。

如果有个没有良心的人坚称你“欠”他的，你就想想你现在读到的这一段话：千百年来，“这是你欠我的”一直是反社会人格者的标准说词，就算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汉纳的爸爸在他们谈完之后也是这么跟汉纳说的。

我们通常会认为“这是你欠我的”这句话很有说服力，但这句话是错的。不要理会这句话。此外，也不要理会他们所说的“你就跟我一样”。你跟他不一样。

12.保护你的灵魂。

别让某个没有良心的人或是一群没有良心的人说服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道存在。大多数人都有良心，大多数人都能够去爱别人。

13.好好活着就是对反社会人格者最好的报复。

后来，我偶尔还会跟汉纳见面。

她父亲已经假释了，但过去6年来她都没有去看过他，甚至没跟他说过一句话。这件事情让她很伤心。

她母亲已经跟她父亲离婚了，并不是因为他那些暴力犯罪活动——汉纳的母亲和社会上其他人依然拒绝承认她爸爸干过那些事情——而是因为她抓到他跟以前的学生上床，那个学生才19岁。

为了证明她有这个聪明才智和实力，她以优异的成绩念完了医科。但她很快就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当医生是爸爸对她的期望，而并不是她自己的愿望，因为她爸爸认为当医生能够享有崇高的名望。

尽管有很大困难，但汉纳还是设法保有跟值得她爱、值得她信任的人亲近的能力，她也设法保有她那一本正经的幽默感。比方说，当她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她告诉我说她发现她父亲的作为根本就不符合“医师誓言”[3]——“首先，不伤害病人”。

她申请了好几家法学院，而且也都被录取了。最后，她决定进一家专精于辩护和人权的法学院。

[1]：美国学校有个习俗叫“返校日”（Homecoming Day），在那天同学的家长都会来学校一起聚会促进彼此的感情，在那天晚上学校通常都会安排一场派对，在派对最后会选出一位“返校日女王”，就是大家公认的漂亮、人缘又好的女孩。

[2]：出自《星际迷航》（Star Trek）系列电影（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科幻电影，拍过许多版本），他们是一群贪婪、猥琐的太空商人。——译者注

[3]：这里指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是传统以来西医教育体制中每个医学院毕业生进入临床工作前必须宣读的一段誓词。——译者注

第八章 反社会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反社会人格到底是先天造成的，还是后天造成的？是天生就有的，还是环境所致？对大多数复杂的心理特征来说，答案很可能是二者皆是。

自从进入青春期以来，我就很纳闷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以羞辱别人为乐。但显而易见，还是有人会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也证明了想要伤害别人的毁灭性冲动不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艾丽斯·米勒（Alice Miller）

路克、多琳和斯基普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路克喜欢安逸，喜欢混日子，设法让某个有责任感的“朋友”或家人来打理其他的一切；多琳爱嫉妒别人，而且长久以来都不满现状，她会花很多精力来打压别人，这样就能够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厉害；而斯基普渴望统治世界，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好玩。但这三个动机各自不同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他们能做出任何事情，却不会产生一丁点儿罪恶感。他们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但他们获取想要的东西的方式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用没有良心的方式取得的。斯基普违犯法律，而且毁掉别人的前途和生活，但他觉得无所谓；多琳的人生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为了让同事难看，为了获得刺激感，她会折磨无助的病人，而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得丢脸或是该负责任；为了找人照顾他，为了不用付房租的房子和游泳池，路克就会跟一个他并不爱，但渴望拥有家庭的善良女人结婚，然后为了继续吃软饭，还会牺牲自己儿子的童年——他在作这些决定的时候根本没有三思而后行，更别说会为罪恶感所扰了。

上述这些人都没有建立在情感联系上的第七感（责任感）。而且，可悲的是，他们身上的这个共同点不会让他们变得极为罕见，但却会将他们跟其他那些有良心的人完全划分开来。上述这三个人都属于同一类人，这类人的显著特征就是缺乏良心，从个体如何认知他们的环境以及如何过他们的生活来看，这个特征比其他所有的人格特征更突出。多琳不像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女人，她跟路克和斯基普比较像，而懒散的路克和积极的斯基普比较像，他们不像任何一个受良心约束的人。

划分人类的这条看不见的线是怎么画出来的？为什么有些人没有良心？反社会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就跟人类其他众多特征一样（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首要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先天造成的，还是后天造成的？这个特征是天生就有的，还是环境所致？对大多数复杂的心理特征来说，答案很可能是二者皆是。换句话说，某个特征的倾向在胚胎期就已经形成了，但环境会影响这个特征的表现方式。我们所认为的正面或负面的特征都是如此。例如，智力似乎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但也有部分受到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像是父母的照顾、早期刺激、营养甚至是出生顺序。反社会人格——这个更负面的特征——也不例外。研究指出，先天和后天因素对反社会人格都有影响。

遗传因素

心理学家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人类性格的许多层面，像是个性外向或是神经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从“比较同卵或异卵双胞胎”的研究中，就可以得到很多这方面的科学证据。这类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同卵双胞胎的环境和所有的基因都一样，而异卵双胞胎则是环境一样，但基因只有一半一样。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科学家假设，如果同卵双胞胎的相关性（相似性）比异卵双胞胎的相关性更显著，则说明遗传对这个特征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研究人员用一个数字——就是把同卵双胞胎相关性与异卵双胞胎相关性之间的差额乘以2-来表示应由遗传因素负责的变异量。这个数字可以说是这个特征的“遗传率”（heritability），而对双胞胎的研究显示，通过问卷调查所确定的性格特征（如个性外向、神经质、独断专行、有同理心等）的遗传率在35%—50%之间。换句话说，对双胞胎的研究指出，我们性格当中最可测量的部分，有3 5‰50%是与生俱来的，

遗传率的研究包含了反社会人格的重要信息。有许多这类研究都使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 The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简称MMPI）的“精神病态量表”（Psychopathic Deviate scale），该量表包含了许多复选题，利用统计公式的计算，就能够从人群里挑出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的人。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包含了好几个维度量表，像是“谎言量表”（Lie Scale），可以知道受测者有没有诚实作答。总体来说，在这些研究里面，同卵双胞胎使用精神病态量表得到相同分数的概率是异卵双胞胎的两倍以上，从而说明遗传在“精神病态”模式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1995年，一项长期的重要研究发表了研究成果，这项研究调查了3,226对越南战争期间在美军服役的男性双胞胎。研究人员也使用了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的精神病态量表，发现有8个反社会病态的征兆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按照理论上遗传率的高低排列，这些症状包括：“不遵守社会规范”、“有攻击倾向”、“鲁莽”、“冲动”、“不偿还债务”、“经常换工作”、“从来都不遵守一夫一妻制”和“缺乏悔意”。其他研究也发现反社会人格者“很不友善”、“没有责任心”，“不会避免伤害”，而“友善”、“有责任心”和“避免伤害”这些性格全都跟遗传有关。

“德州收养计划”（the Texas Adoption Project）这个受到高度重视而且为期较长（已超过30年）的研究，以500多名被收养儿童为调查对象，通过“比较已经长大成人的被收养儿童以及他们的亲生父母、养父母”，研究被收养儿童的智力和包括“精神病态”模式在内的各种性格特征。“德州收养计划”报告指出，从被收养儿童的精神病态量表分数来看，被收养儿童跟从未谋面的亲生父母很像，相较于抚养他们长大的养父母，他们更像亲生父母。这个研究得出的遗传率大约54%，有趣的是，这个研究得出的“精神病态”遗传率跟我们从其他更中性的性格特征（性格外向、有同理心等）研究得出的遗传率（35%～50%）相符。

遗传率的研究重复得出一个统计结果：一个人是否拥有反社会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最多达到50%左右。举例来说，这项研究表明，就在这些人出生之前，就在受孕那一刻，像是多琳、路克和斯基普等人就已经有爱骗人、鲁莽、不忠和缺乏悔意的倾向了。如果说的是遗传对运动神经、个性内向，甚至躁郁症或是精神分裂症的影响，那么还不会让我们这么震惊，但讲到遗传对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有影响，就令人觉得格外恐怖，但其实这些研究用的都是同一种统计方法。

我们得指出，这么极端、复杂的特征不太可能由单一基因所决定，而是由许多基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这一点很重要。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基因如何形成脑部机能，以及如何形成脑部机能所引起的行为。一个人的DNA如何导致这个人形成诸如“不偿还债务”这类多层次行为概念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综合了生化、神经以及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令人望而却步，难以研究。

但我们仍可以从研究中找到一些线索。从“一个人的DNA”到“多层次的行为概念”这条长链的其中一环是“神经生物学——行为”，而这一环里面有个重要发现：反社会人格者大脑皮质的机能运作跟常人不同。通过“人类如何处理语言”的研究，我们得到了一些关于反社会人格者皮质功能的有趣信息。研究结果指出，在脑电活动（electrical activity）的层面上，正常人对情绪性字眼儿（如爱、恨、舒适、痛苦、快乐、母亲等）的反应比对与情绪无关的字眼儿（如桌子、椅子、15岁、后来等）的反应更快、更强烈。也就是说，如果让我辨识情绪性和非情绪性的字眼儿的话，比起“制表者”这个词，我会快个几毫秒认出“恐怖”；但如果拿“窗户”和“码头”这两个词给我认，我的反应速度就相差无几。我因为辨识出“恐怖”这个情绪性字眼儿而产生的反应，可以在我的大脑皮质测到微弱的脑电反应，称为“诱发电位”（evoked potential）。这类研究指出，相对于与情感无关的字眼儿来说，正常人的脑部更容易注意、记忆或是辨识跟情感经历有关的字眼儿。例如，比起“看”，我们会更快认出“爱”这个字，而且会在我们脑部测到更大的“诱发电位”，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爱”比“看”这个字更重要、更有意义。

但对有反社会人格的实验对象作“处理语言”测验时，就没有得到这样的结果。根据反应速度和大脑皮质的诱发电位来看，有反社会人格的实验对象在测验时，对情绪性字眼儿与非情绪性字眼儿的反应相差无几，对“啜泣”或“亲吻”等字眼儿的诱发电位并没有大于“坐下”或“目录”等字眼儿的诱发电位。所以对他们来说，相较于其他任何字眼儿，情绪性字眼儿并没有更多的意义，也没有深深地刻录在他们的大脑里。在使用脑部显影技术——“单光子计算机断层成像”（single-photonenussion-computedtomography）的相关研究里，有反社会人格的实验对象作“包含情绪性字眼儿”的认字测验时，比其他实验对象有更多血流流向颞叶。当我们遇到一道稍有难度的益智问题时，为了集中精神，我们脑部的血流就可能会增加。换句话说，反社会人格者在努力完成“含有情绪性字眼儿的认字测验”时——对正常人来说这个测验几乎瞬间就能完成——他的生理反应就跟做代数习题时的生理反应差不多。

综上所述，这类研究指出，反社会人格者的大脑皮质在处理情感刺激时和正常人不一样。尽管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会和我们的不一样，但这很有可能是神经发展的差异造成的，而且是会遗传的，而抚养方式、文化因素可能会稍微缩小或严重扩大这种差异。神经发展差异跟反社会人格者与他人的心理差异脱不了干系，而这个心理差异到现在仍然难以测量。反社会人格者不只是缺乏良心（光是这一点就已经相当可怕），他们还没办法处理情感经历（包括爱和关怀），除非这类经历像益智问题一样能够计算。

良心并不只是有罪恶感或悔意，还包括能够体验到感情和情感依附，因此，反社会人格者也不只是欠缺罪恶感或悔意而已。他们没办法拥有和感受真实（即无法计算的）的情感，因而也无法跟其他人建立真实的关系。简单说，没有道德感的情况更复杂，因为如果没有爱的能力，就不可能有良心，而反社会人格者基本上就是没有爱的人。

反社会人格者就是“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人，像是“从来都不遵守一夫一妻制”、“不偿还债务”，因为任何一种责任感都是一个人对其他生命或是对一群生命的感受，也就是说对这些生命有感情。但反社会人格者对我们是没有感情的。

反社会人格者在本质上是冷酷无情的，他们在毫无感情地下一盘棋。因为他们是这种人，所以他们的行为跟一般人撒谎、自恋甚至暴力相向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一般人的那些行为都充满着感情。如果有需要，大多数人会选择撒谎来保住自己家人的性命。而一般人也都认为黑社会成员（相对于有反社会人格的老大）或许对帮派里的兄弟都很忠诚、很讲义气，而且对双亲或兄弟姐妹也都很照顾，这都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但斯基普就算在小时候，对其他人也都漠不关心，多琳，利特菲尔德医生没办法关心她的病人，而路克甚至没办法爱他的妻子和亲生儿子。在这些人的心里，其他人——就连“朋友”或是家人——都只是他们手中的棋子罢了。

反社会人格者能够真正感受到的好像只有一种情感，就是所谓“原始的”情感反应（affective reactions），这种反应是由立即的生理痛苦或愉悦，或是短期的挫折或成功引起的。挫折可能会让反社会人格者感到很生气或很抓狂，而成功地掠夺别人，在猫捉老鼠的游戏里获胜（比方说，多琳成功地让詹娜像傻瓜一样跑过泥泞不堪的医院草坪），通常会让反社会人格者获得一阵阵愉悦的感受。这些情感反应不会持续很久，而且在神经学上被定义为“原始的”，因为就跟其他所有情感一样，这些情感反应源自脑部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1]。不过和“更高的”情感不同，这些情感反应并没有受到大脑皮质机能的调整。

与反社会人格比起来，自恋这种情况格外有趣，它拥有一半的反社会人格。即使在临床上被认定为自恋的人也都能够感受到绝大多数的情感，从罪恶感到悲伤，从绝望的爱到激情，他们感受到的情感就跟其他人一样强烈。而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一半（也就是跟反社会人格者一样的那一半），就是没有了解他人感受的重要能力。自恋的问题不是没有良心，而是没有同理心，而同理心就是感知别人的情感，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从情感上来说，可怜的自恋者看不到自己以外的人和事，也对外在的人和事完全不关心。跟反社会人格者不一样的是，自恋者心里通常都很痛苦，有时候还得接受心理治疗。自恋者寻求治疗时，通常需要别人协助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因为缺乏对别人的同理心，所以跟别人的关系都很疏离，这让他觉得很困惑、被抛弃、很孤独。他想念所爱的人，却不知道该怎么把他们找回来。相较之下，反社会人格者并不在乎别人，因此就算他和别人的关系很疏离或是老死不相往来，他也不会想念他们，或许只会后悔失去了一个有用的工具而已。

反社会人格者有时会为了个人目的而结婚，但从来都不会为了爱而结婚。他们无法爱人，无法爱他们的配偶、子女或是宠物。临床医师和研究人员曾经谈到，对于更高的情感，反社会人格者“知道这些词汇的意思，但却感受不到其中的美妙”。他们必须学习如何流露情感，就像学习第二语言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通过观察、模仿和练习来学习如何表达情感。就像我们经过练习或许就能把其他语言说得很流利一样，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也能把“日常的情感表达”练得很拿手。事实上，这件事情并不难，比美国人学法文或中文容易多了。只要是能观察（就算是表面上）人类反应的人，能读小说或是看电影的人，就能学会如何表现得很浪漫、很风趣、很善良。实际上，谁都能学会说“我爱你”，或是表现得很兴奋然后说：“哦，我的天啊！这只小狗好可爱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到这类行为背后隐含的情感。反社会人格者就永远体验不到。

抚养方式

尽管如此，从其他众多有关人类性格的研究里得知，一个人的命运不全都是由遗传因素和神经生物差异所决定的。生命的遗传因素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决定了，但在我们呱呱坠地以后，这个世界就拿起了雕刻刀，开始在我们身上雕琢。遗传率的研究显示，特别是对反社会人格者来说，生物学的影响最多只占一半。除了遗传因子，环境因素也能够影响反社会人格的形成，虽然——诚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目前我们对这些影响还不是很了解。

在思考有哪些社会因素能够影响反社会人格的形成时，我们凭直觉马上会想到的就是童年受虐。或许有些反社会人格遗传和神经方面倾向的人最后会变成反社会人格者，但其他有这种倾向的人却不会，可能是因为前者小时候受到了虐待，从而让他们的心理状态，甚至是早就岌岌可危的神经机能进一步恶化。毕竟，我们已经知道童年受虐会造成很多负面结果，包括普通的（与反社会人格无关的）少年犯罪和暴力、成年后罹患忧郁症、自杀、解离（dissociation）[2]、厌食症、慢性焦虑以及药物滥用等。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显示，童年受虐对人类心理有很严重的毒害，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把反社会人格归咎于早年受虐的问题在于，不像与此无关的少年犯罪或普通的暴力行为，目前为止，仍没有很多让人信服的研究结果能够证明反社会人格者的核心特征——没有良心——跟童年受虐有关。而且，反社会人格者并没有受到童年受虐引起的其他悲剧性后果的折磨，像是忧郁症和焦虑，而我们从长篇累牍的研究证据里可以预见，早期受虐的幸存者，不管他们后来有没有犯法，日后都会受到这些负面结果的折磨。

事实上，有些证据显示，早年经历对反社会人格者的影响小于对正常人的影响。比方说，罗伯特·黑尔研究了美国监狱里的囚犯。他用自己提出的“精神病态检测表”来诊断囚犯有没有精神病态，并进行了统计分析。对那些诊断出有精神病态的囚犯来说，童年时期家庭生活的质量对他们的犯罪时机并没有影响。不管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否稳定，被诊断为精神病态的囚犯第一次上法庭的平均年纪是14岁。相较之下，没有被诊断为精神病态的囚犯（也就是基本人格结构相当正常的囚犯）初次犯罪的年纪跟家庭背景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过去生活比较稳定的囚犯第一次上法庭的平均年纪是24岁，而家庭背景困难、混乱的囚犯第一次上法庭的平均年纪是15岁左右。换句话说，正如我们所料，贫困的家境会孕育出普通的犯罪行为，而且也会提早犯下普通犯罪行为的年纪。但毫无良心的反社会人格者的犯罪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而且犯罪时间也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我们目前还在研究环境对反社会人格发展的影响，但很多研究人员都转向研究“依附障碍”（attachment disorder），而不是童年受虐。正常的情感依附是与生俱来的，是脑部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让婴儿自然就会亲近父母或是照顾他们的人，由此建立生平第一个人际关系。生平第一个人际关系很重要，它让婴儿不仅能存活下来，而且让其尚未成熟的边缘系统“使用”大人脑部的成熟机能，自行发展自己这个有机体。父母充满感情地对婴儿作出反应的时候，能够鼓励婴儿正面情感（像是满足和高兴）的发展，也能够抑制婴儿可能会有的负面情感（像是挫折和恐惧）。正如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在其著作《依附与失落》（Attachment and Loss）中所说的，这种做法能让婴儿产生一种秩序感和安全感，最后就会深深印在婴儿的记忆里，带给婴儿一种“安全基础”（secure base）。

我们从研究里知道，婴儿期获得适度的情感依附会带来许多令人满意的结果，包括情感自我调节（emotionalself-regulation）的健全发展、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 memory）以及建立在个人经历和行动上的反思能力等。或许最重要的是，婴儿期的情感依附能够发展出日后与他人的情感联系。最早的情感依附在婴儿7个月大的时候形成，而大多数婴儿都能够顺利地依附第一个照顾他们的人，因此都能顺利发展出这些重要的能力。

但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期的时候，因为父母不称职（像是父母有严重的情感障碍[emotional disorder]）或是因为婴儿总是独处（像是在过去的孤儿院里），情感依附被破坏了，他就会罹患依附障碍，这种情况很悲惨。有严重依附障碍的儿童和成人（他们在7个月大之前没有建立情感依附）没办法跟别人建立情感联系，因此变得生不如死。在极端的例子里，就像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在美国那些超级讲卫生的孤儿院里所发现的，完全没有跟人接触过的婴儿——为了达到完全无菌的完美状态——更容易夭折。那些婴儿全都离奇地死于一个称为“消瘦症”（marasmus）[3]，如今称为“非器质性发育不良”（nonorgranicfailure to thrive）的疾病。这些孤儿院里没有跟人接触过的婴儿几乎全部死亡。近几百年里，发展心理学家和小儿科医生已经知道，拥抱婴儿、抚摸婴儿、跟婴儿说话和亲吻婴儿都非常重要，而没有这么做的结果则令人心碎。

在西欧和美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是世界上最不喜欢跟人碰触的社会），20世纪90年代早期收养罗马尼亚孤儿的许多家庭都经历了依附障碍所带来的悲伤和失落。1989年，罗马尼亚政权垮台，数以百计的孤儿院的照片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从照片看来，这些孤儿院的情况很可怕。当时，罗马尼亚一贫如洗，而政府还禁止堕胎和生育控制，结果产生了数十万的饥饿儿童，而国营的孤儿院里也收容了将近十万名孤儿。在这些孤儿院里，总的来说，孤儿和员工的比例是40:1。孤儿院里的生活条件很可怕、很不卫生，除了给这些婴儿和儿童吃的，好让他们活下去之外，就不管他们了。

最仁慈的解决之道似乎是让富裕的外国人尽可能地收养这些孤儿。西欧和北美的善心人士把罗马尼亚孤儿带回家，想尽办法把他们养得健健康康的。后来，法国巴黎有对夫妇发现，他们那个10个月大的罗马尼亚女儿，一个很可爱的女婴，无法接受家人的安慰，当他们试着抱她的时候，她只会放声尖叫。加拿大温哥华有对夫妇走进他们3岁大的儿子的房间里，发现他刚刚把出生不久的小猫用力丢出窗外。美国得克萨斯州有对父母到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没办法治好收养的5岁男童，他整天盯着墙角，而且有时候会在三更半夜趁大家都睡着的时候，恶意攻击其他的孩子。西欧和北美遭遇了依附障碍噩梦。这些被人收养的孤儿因为在婴儿期完全被剥夺了情感依附，所以很多人都失去了爱的能力。

2001年6月，罗马尼亚的新政府下了一道禁令，禁止外国人收养本国孤儿。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人道关怀，而是出于政治和财政考虑。欧盟在此之前刚刚宣称，由于大量输出孤儿，一贫如洗的罗马尼亚已经变成了“贩卖儿童的市场”。除非他们能够终止这个政治不正确的外国人收养本国孤儿的局面，不然罗马尼亚不可能加入已经有15个成员国的欧盟，不能加入欧盟也就意味着经济无法繁荣。罗马尼亚希望能在2007年加入欧盟。但据称有超过4万名儿童（相当于一座小城的人口）仍旧住在罗马尼亚的孤儿院里。

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孤儿危机爆发以后，心理学家开始怀疑依附障碍是否有可能是反社会人格的环境根源。二者的相似处很多，而且也很明显。有依附障碍的儿童性格冲动，而且冷酷无情，有时候还会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玩伴和宠物暴力相向；他们有偷东西、任意破坏和纵火的倾向；他们在少年阶段通常都待在拘留所里，到了成年以后就被关在牢里，就跟反社会人格者一样。而有严重依附障碍的儿童，就跟有反社会人格的儿童一样，都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

世界各地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北欧的儿童精神病学家指出有一种称为“早期情感受挫”（early emotional frustration）的病症，他们认为这是母子之间缺乏相互联系所造成的；而在北欧，这个名词（早期情感受挫）被应用于成年以后更容易发展出反社会性格障碍的儿童。从统计数字来看，早期情感受挫和可能会让亲子更难建立情感依附的因素有关，像是早产、出生时体重过轻以及母亲在怀孕期间滥用药物等。

这类研究有些设计上的小问题。比方说，某些因子（像是母亲在怀孕期间滥用药物）可能容易让人联想到母亲是不是有反社会人格，因此这件事情就又回到了遗传上。尽管科学家很想证明依附障碍跟反社会人格有相似之处，但“依附障碍等于反社会人格”这件事情很值得商榷，主要问题在于无可否认，反社会人格有些明显的特征是依附障碍没有的。有依附障碍的人跟反社会人格者很不一样的是，这些儿童和成人很少是有魅力的，或是很会处理人际关系的。相反，这些不幸的人通常都有点讨人厌，而且他们也不会花心思“装”正常人。很多有依附障碍的人都不跟别人打交道，情感表现都很冷淡，有时候甚至会直接表现出敌意。他们的这些特质都没办法让他们拥有反社会人格者变色龙般的灵活手腕、骗人技巧、迷人笑容以及能够消除别人敌意的领导魅力，也没办法跟很有交际手腕的反社会人格者一样成功。

很多临床医生和父母都表示，有反社会人格的儿童拒绝跟家人建立融洽和谐的关系，在情感上或生理上都有逃避的倾向。因此，这些小孩当然就罹患了依附障碍。但他们的情况跟有依附障碍的不幸儿童不同，跟家人不亲更像是有反社会人格的儿童所得到的“果”，而不像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因”。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大概知道反社会人格者在神经生物方面有什么样的缺陷。对反社会人格者的研究显示，他们大脑皮质处理情感信息的能力有显著的异常。从遗传率的研究中可以推断出，反社会人格者的核心性格特征最多有50%来自遗传，而剩下来50%的原因就模糊多了。童年受虐和依附障碍都无法充分说明环境对反社会人格（心理学家对反社会人格的定义是无法爱人、喜欢控制人以及毫无罪恶感）的影响。遗传以外的因素肯定对反社会人格的发育有影响，但到底是如何影响的，这个问题依旧非常棘手。下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答：如果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神经出了一点儿小问题，那么决定这个小孩会不会表现出反社会人格征兆的环境因素究竟有哪些？目前，我们对此还是一知半解。

文化影响

事实上，研究人员到现在都认为，影响反社会人格的环境因素跟各式各样的文化特征有较大关系，跟抚养方式等特定因素的关系则较小。反社会人格或许不是童年受虐或依附障碍的产物，而是跟“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神经脉络”和“一个人一辈子都得生活在其中的广大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关。

这个假设肯定会让人大失所望，因为如果反社会人格形成的原因是出在怀孕、生产或是抚养小孩的条件上，我们还可以设法矫正；而如果需要改变的是整个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旷日废时。而我们终究会发现，诚如英国神学家威廉·拉尔夫·英奇（William Ralph Inge）在20世纪初所说的，“对小孩性格造成影响的年代差不多可追溯到他出生的100年前”。

根据观察记载，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各种类型的社会里以及历史的各个时期发现反社会人格者（叫法五花八门）的足迹。我可以举例来说明，精神病人类学家简·墨菲（Jane M. Murphy）描述因纽特人（Inuit，爱斯基摩人的一支）有一个叫kunlangeta的概念，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一个‘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但却不去做’的人”。墨菲写道：“在阿拉斯加州西北部，kunlangeta或许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比方说，一再地撒谎、骗人，一再地偷别人东西，不去打猎，而当其他男人离开村子的时候，就勾引他们的女人上床。”因纽特人认为kunlangeta是无药可医的。因此，根据墨菲的说法，因纽特人对付这类人的传统做法是逼他去打猎，然后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把这人推到海里。

虽然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年代都有反社会人格者，但有可靠的证据显示，某些文化里的反社会人格者比其他文化里的数量要少。有趣的是，在几个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中国）里，反社会人格者相当稀少。在中国台湾的农村和城市所作的研究显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发生率相当低，大概从0.03%—0.14%不等，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平均值4%。而令人烦恼的是，美国反社会人格的发生率却在节节上升。由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赞助的“流行病集结地区”（ EpidemiologicCatchment Area）研究于1991年提出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进行研究之前的15年里，美国年轻人中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发生率增加了将近一倍。我们很难，也可说是不可能用遗传学或神经生物学的理论来解释这样一个发生率急剧增加的现象。显然，文化对任何群体里反社会人格的流行与否有很重要的影响。

多数人会同意下面这个看法：从过去的西部拓荒到当前的企业竞争，美国社会似乎容许而且也鼓励“以我为先”（me-first）的态度。罗伯特·黑尔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开始容许某些列在‘精神病态检测表’上的特质（像是冲动、不负责任、缺乏良心等），也开始强化这些特质，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这个社会甚至开始把这些特质当做宝。”他的态度就跟部分理论家一样，认为北美文化（也就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很容易孕育出反社会行为，而且也很容易掩饰这类行为。换句话说，在美国，毫无罪恶感地控制其他人跟社会期望“混杂”在一起，而这使得美国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发生率远远高于中国或其他讲求合群的社会。

我相信这件事情有比较光明的一面。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文化似乎能够鼓励“利社会”的行为？为什么有些社会对刚生下来的反社会人格者能够给予很好的熏陶？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某些文化拥有压倒性的信念体系，其信念体系能够让已经生下来的、情感方面有缺陷的反社会人格者在认知上得到弥补。相较于西方极端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控制的文化，有些文化（多数都在东亚）的神学观认为宇宙万物是互相依存的。有趣的是，这个价值也是良心的基础，因为责任感根植于与他人的联系感。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联系感，或是没有这方面的神经——他没有办法在情感上感受到自己跟别人有关联——或许“把这种联系感当做信念”的文化能够让他充分理解人际间的责任感。

尽管“在理智上理解一个人对其他人有责任”的特质跟良心的强制性情感并不一样，但这或许足以让某些人表现出“利社会”的行为．而如果这些人是生活在强调个人主义，而不是强调人人都有关联的社会里，他们就会表现出反社会的行为。虽然这些人缺乏会让他们跟其他人有密切关系的内在机制，但强调人人都有关联的文化会不断告诉他们，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这一点跟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不一样。西方的文化会不断跟他们说，可以为了个人的利益做出毫无良心的行为，有这样的能力是天大的福分。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家庭无法挽救已经生下来的反社会人格者，因为西方社会里有太多其他的声音在跟反社会人格者说他的行为是正确的。

我们之前提到的美国人斯基普，如果他是出生在一个具有虔诚的佛教信仰的国家里，或是日本神道信仰的国家里，那么他还会杀那些青蛙吗？或许会，也或许不会。他的脑袋还是原来那样，但他身边的人都很尊重生命。如果斯基普生活中的所有人（包括有钱的父母、老师、玩伴，或许还有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名流）心态还是原来那样，那么斯基普还是斯基普——他就会觉得青蛙微不足道，杀青蛙没有什么好愧疚的，从而一点儿也不会觉得痛苦；但如果他的文化教过他餐桌礼仪以及如何跟别人相处的话（他那么聪明肯定很精通），那么他或许就会戒掉杀青蛙的习惯。反社会人格者一点儿也不在乎他们的社交生活，但他们的确希望，而且也的确需要，打进让他成功的社交圈子。

没错，我的意思就是说现有的西方文化会给像斯基普这类小孩很不好的示范，会让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残害小动物而且不会被人发现。遗憾的是，我觉得这一点的确反映出了我们当前的困境。

冷血战士

从整体人类社会和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欠缺爱心，甚至是没有良心有没有可能产生某种正面的作用呢？从某种角度来看，如果真的有欠缺爱心和没良心的人，那倒真的有一种好处。不管受害者是青蛙还是人，反社会人格者都可以杀掉他们，而且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痛苦，如此一来，没有良心的人就能够成为不受矛盾情绪影响的优秀战士。而几乎所有的社会——佛教的、日本神道的、基督教的或是资本主义的——都发动过战争。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反社会人格者都是社会塑造出来的，也是社会小心翼翼呵护的，因为国家通常都需要冷血杀手，从默默无闻的步兵到创造（持续创造）人类历史的征服者。反社会人格者是大无畏的优秀战士、狙击手、刺客、情报员、民团团员或是打肉搏战的特种兵，因为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或是在下令杀人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害怕，而且在完事以后也一点儿都没有罪恶感。显然大多数人——大多数军人——没办法那么冷酷无情，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大多数正常人充其量就只是个蹩脚的杀手。一个人可以注视着另一个人，然后冷静地开枪把他杀死，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但在战时这种人珍贵无比。

奇怪的是，有些行动实在太冷酷无情，所以需要由没有良心的人来做，就像研究天体物理学需要智力、搞艺术需要才华一样。戴夫·格罗斯曼中校在他的著作《论杀人》里写道：“那些没有良心、能够肆无忌惮地杀人的战士，不管他们是被人称为反社会人格者、守护者、战士还是英雄，他们就是存在，他们就是关键少数，而当国家处在生死存亡之秋，就不得不铤而走险征召这些人入伍。”

国家给战场上冷血无情的杀人狂至高的荣耀，但同时也要为此付出不为人知的代价。我们其他人，这些永远都不会上战场的人，虽然觉得杀了人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很奇怪，却一路看着这样的人得到这一切的荣耀。从《第一滴血》中的兰博（Rambo）到巴格达战争，美国的主流文化一直在颂扬杀戮——杀戮是最违背正常人良心的事情，却成了美国主流文化的特色，而这或许也是所有的环境因素中最恶劣的一种，对那些有反社会人格的人影响很大。他们不见得会杀人，但诚如我们在上一章汉纳的爸爸身上看到的，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我们不见得都能察觉。

[1]：哺乳动物前脑中由低等脊椎动物古皮层和旧皮层演化而来的部位，以及>与这些部位具有密切联系的组织结构．——译者注

[2]：一种心理机制，这种机制会使一些心理观念由意识中分开或孤立出来，并且独立或自动地运作。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某些心理或人格上的分裂，例如失忆症或多重人格等。——译者注

[3]：marasmus为希腊语，意指“消瘦”，由热量与蛋白质的摄取不足引起，主要见于年龄很小的儿童，特征为生长发育迟缓（主要是体重而不是身高）．——译者注

第九章 良心是怎样形成的？

情感依附是大多数人身上的一部分，就存在于我们的分子里，而这些分子又构成了我们的身体和头脑，有对候我们会突然深刻地感觉到它。从我们的基因开始，情感依附不断往外发散到我们的文化、信念和宗教。而不管其起源是什么，这都是良心的本质。

为什么动物，不管是哪一种动物，都会选择牺牲自己来救助其他同伴的生命？

——美国医师，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

虽然我们都很清楚，就像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所说的，大自然是“腥牙血爪”，但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不是汉纳爸爸那样的杀人凶手？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根据第七感来行事，而我们的第七感都会叫我们不要杀人，就算我们能够因为杀人而得到好处也不行？还有一个不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偷东西、撒谎或是伤害别人的时候，通常都会觉得很有罪恶感？

我们已经讨论过反社会人格的成因，所以还得讨论另一个像是双胞胎般的问题才公平，这个问题就是：良心是怎样形成的？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反社会人格成因这个问题的双胞胎，它实际上是个更重要、更棘手的问题。自从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以来，绝大多数的科学理论都认为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根据物竞天择的法则进化而来的。根据这条法则——大家通常称之为“丛林法则”——任何能够促进生物生存或繁衍的特征（这样自己的遗传因素就能够传承下去）都比较容易在群体中保留下来。如果某个生理特征或是行为倾向能够让个体更容易生存，让这群生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栖息地里，都能一直繁衍下去、生生不息，那么这个生理特征或是行为倾向就会嵌入这个物种的标准基因蓝图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根据物竞天择法则，老虎就有爪子，变色龙就会变色，老鼠就会避开空地，袋貂就会装死，黑猩猩就有颗大脑袋，而正因为这样，它们才能活得更久，也才能养育更多后代。而且，与那些没那么走运（也就是没有遗传到天然的武器、变色的技巧、有益生存的警觉、演戏的能力或是优越的智力）的同伴比起来，他们的后代更容易存活下来，也能够繁衍更多后代。

但根据这条几乎毫无道德可言的丛林法则——这条法则适用于掠食性动物，而人类从技术上来说就属于掠食性动物——道德感算是阻碍或限制吗？例如，我们想象一下，一条很有良心的大白鲨到底能活多久？那么，人类的良心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化？

我们用另一个方式来陈述这个奇怪的问题。假设有群人落到一座资源有限的偏僻小岛上。从长远来看，哪种性格的人更有可能存活下来？是正直、有良心的人呢，还是像斯基普那样残忍无情的人？是亲切而有同情心的杰姬·鲁宾斯坦呢，还是好嫉妒人、欺骗人的多琳·利特菲尔德？是西妮，还是总是只想到自己的路克？是汉纳，还是汉纳的爸爸？如果这座岛上还有其他人存在，幸存者就可以跟他们生儿育女，而由于反社会人格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遗传决定的，如此一来，经过好几代的繁衍之后，这座岛上的人口会不会主要都是没有良心的人？接着，这些反社会人格者会不会不经思考，就决定要把这座岛的资源全部用光，然后将大家全部置于死地？相反，如果这座岛上还找得到有良心的人——在那座岛上，生命很脆弱，而残忍无情就能得到最多的好处——在如此严酷的自然界里，他们到底要如何培养道德感？

长久以来都在研究人类及其他动物身上无私这一特质的起源的进化论学者、自然主义者、社会生物学家、比较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似乎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难题。不管我们何时仔细观察所谓的高等动物的行为，都会看到自私的“生存至上主义”（survivalism）和“社会利益”之间泾渭分明，而且无法调和。而当然，没有别的物种会比人类在这方面的二分更极端。我们会争得你死我活，会教孩子跟别人一争高下，我们出钱打仗，出钱制造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而我们也成立慈善基金会，制订社会福利计划，创办流浪者收容所，还想办法教孩子（我们也教他们去跟别人一争高下）当个心地善良的人。

我们这个物种产生了拿破仑，但也产生了特里莎修女。但根据原教旨主义进化论，特里莎修女根本就不可能会出生，因为仁爱之心和明辨善恶似乎跟丛林法则相去甚远。所以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像戴维·帕皮诺（David Papineau）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针对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著作《美德的起源》（The Origins of Virtue）所写的评论里所说的：“当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到处搜刮食物的时候，如果好人老是殿后的话，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身上还有道德这种东西呢？”

而且无私的动物不只人类一种。汤姆森瞪羚（Thomson's gazelles）看到食肉动物的时候，会跳上跳下地吸引同伴的注意，提高同伴逃跑的机会，但如此一来却会降低自己生存的机会。黑猩猩会把肉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有时候连最心爱的水果也会拿出来分享。根据生物心理学家法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观察，渡鸦发现尸体的时候（这件事情很重要），就会大声叫喊通知同伴，但这样也会把狼群引来。

谈到生存的时候，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显然存在冲突。有人认为，关于这个进化心理学家称为“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s）的起源，通常集中在进化的“天择单位”（unit of selection）上。所谓的物竞天择“择”的只有个体吗，还是有可能扩大到群体？如果是群体的话，是否意味着有些群体就比其他群体更容易生存下来？

如果“适者生存”仅适用于个体这个天择单位的话，那么“无私”这种品质的演化就很难说得通。从个体来说，如果是在荒岛上的话，残酷无情的斯基普、多琳、路克和汉纳的父亲一定比其他人活得更久，这两件事情背后的道理是一样的。但如果天择的单位是群体的话，那么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利他行为就说得通了。很简单，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而这个群体里的个体会彼此合作、互相照应，因此比起一群一盘散沙、只会彼此竞争的个体来说，他们就更容易生存下来。从生存的观点来看，能够生存下来的群体中，大家多少都会团结合作，而不是每个人都在争老大，或是设法干掉其他人。

“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以及这所暗示的我们的本性就是会团结合作的学说，在进化界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早期的群体选择理论假设，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许多由利他的个体组成的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会做出示警动作的哺乳类动物、会发信号通知同伴有食物的鸟类、慷慨大方的灵长类动物等），所以从那时候起，群体选择就开始了。这个假设凭空出现了一火群利他的个体，很说不通，因此惹恼了很多学者，他们给这个假设贴上了“弱科学”（weak science）的标签。

1966年，芝加哥大学的乔治·威廉斯（George C．Williams）出版了一本现在已经成为经典教科书的《适应与天择》（Adaptationand Natural Selection），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观点：虽然群体选择在理论上可行，但在自然界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威廉斯写道，群体或个体都不是天择的基本单位，因为天择真正的单位是基因。因为生物都是通过生殖而来的（并不是通过复制技术造出来的），而且基因确实可以自我复制，因此基因可以说是天择的唯一单位。子女并不是跟他们父母一模一样的翻版，但他们的基因确实是他们父母基因的复制品。因此，威廉斯坚称，基因绝对是天择最好用的一个单位。换句话说，“适者生存”指的是最适合的基因（或是更确切地说，是录在这些基因上头的信息）能够生存下来。威廉斯认为，个体和群体都只是基因信息的临时环境罢了。

10年后，也就是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在他一本如今依然畅销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里延伸了威廉斯的基因中心论以及生物学家汉弥尔顿（W.D．Hamilton）的“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概念，后面这个概念是从个体层面——通过唤起基因的“自私”——来解释无私行为的演化的。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都很陌生，所以我先来解释一下。

亲属选择指的是，如果个体不仅保卫自己生存和繁衍的机会，也保卫其他共享某些基因构造的个体生存和繁衍的机会，那么他基因蓝图的片段就更有发展机会（也就是说，这个个体的基因就更有机会“永垂不朽”）。因为他和他的亲属有许多共同的基因，所以如果他对自己的亲属很慷慨，也很会保护他们，那么他们生存和繁衍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从而也就能够增加他自己的基因传给后代的数目。

当然，“自私的基因”这个措辞并不表示DNA是一个能够思考、能够感受、有自己欲望的东西。道金斯这么说只是一个比喻，意思是物种的特征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基因能够让个体所想的、所感受的和所做的都尽可能多地把这些基因留在基因池里，不管那些思维、感受和行为会对个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方说，如果我的大脑能够让我建立情感依附的关系，而我觉得我跟我的堂（表）兄弟姐妹很亲，所以我就把我的水果跟他们分享。虽然这么一来我个人的寿命会缩短，但平均来说，我的基因继续留在群体里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因为我和我的堂（表）兄弟姐妹有部分基因是相同的。而我通过延长他们的寿命而投进基因池里的基因，很有可能就包括了能够让我建立情感依附关系的基因。

换句话说，跟情感依附有关的基因是“自私的”，这些基因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们自己的繁衍，而为了促进它们自己的繁衍，它们是不会考虑个体的福祉甚至是个体的生存的。诚如英国诗人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名言：“鸡蛋要制造另一个蛋，所以它要先变成一只母鸡。”

根据许多进化学家的说法，因为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共有最多的基因组，因此亲属选择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比起远亲或陌生人来说，我们更容易对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表现出无私的行为”。此外，亲属选择也可以用来解释“尽管养育子女、保护子女会消耗我们的精力，降低我们的生存机会，但我们还是会尽心养育他们、保护他们”。亲属选择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从这个理论来看，良心就是通过基因而设定的机制，这个机制确保我们不会忽略其他和我们拥有相同基因的人。

至于我们对远亲和陌生人所表现出的良心（通过基因而设定的），持基因中心论的进化学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天择版本。他们认为天择偏爱能够产生“互惠利他行为”或是“非零和行为”的基因，这些行为包括了分工、交友、合作、避免冲突等。这些行为的媒介是诸如感激、同情和良心之类的情感，因此就通过基因而产生的天择而言，诸如此类的情感就有它的优势。

但是，群体选择的学说再度流行起来，有些进化论学家（包括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和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内）从生物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来思考进化问题，他们认为进化或许并不只发生在基因这个层面上，而是发生在更多层面上。自然学家古尔德重新审视了古生物学方面的证据，他主张天择的运作是多层面的，从基因到个体到群体，甚至——特别是——到物种。此外，他认为，有些力量（包括全球性或几近全球性的灾难在内的事件）对演化的进程有重大的影响，而且有可能会再度影响。

天择有各式各样的层面，因此各个层面彼此之间很有可能是互相冲突的，特别是跟利他行为有关或是跟诸如良心这样的情感有关的层面。在基因还有群体的层面上，良心是适合生存的，所以天择就让良心生存下来；但在个体的层面上，“缺乏”良心有时候更适合生存。因此，自然就会持续在大多数人身上培育良心这种东西，而在另外的层面上，培育一小撮没有情感依附和良心的个体。

诚如进化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所言：“因为对群体组织作出贡献而延续下去的行为，和因为破坏群体组织而延续下去的行为，这两种行为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就是我们平日常讲的‘自私’和‘无私’、‘道德’和‘不道德’。”威尔逊指的同样是上述那个会把人搞糊涂但又让人觉得很熟悉的二分：多数人都希望息事宁人，情况需要的时候就会彼此分享，而且会和他们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而少数人就喜欢惹是生非，他们的人生就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而不断地跟人竞争。

因此，我们发现，就算是在最简化的生物层面上，善恶之间的斗争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这种斗争最终的解决之道取决于我们如何面对人类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艰巨挑战，这些挑战就包括反社会人格的问题。我们现在才开始了解，天择会给人类留下某种程度的利他特质，而且也会给人类留下爱的能力还有良心。起码96%的人是这样的，但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剩下那4%的人所惹出来的生存问题。

海因茨的两难

我们现在从进化心理学转向发展心理学，先来看看“儿童是如何发展出良心”这个有趣的问题。良心是跟其他心智能力一样，天生就存在于儿童的心里，还是儿童在生活里，靠家庭、社会或文化的教导才能获得的？

良心这种情感不是通过学习而来的，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良心的智慧好伙伴——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学到很多事情。道德推理是一个伴随着良心，且帮良心作决定的思考过程。如果我们努力的话，我们就能够用言辞、概念和原理来表达我们的道德推理。

当乔开着奥迪车，良心备受折磨的时候，他正在进行道德推理，正在设法搞清楚他是应该去开那个很重要的会呢，还是应该回家去喂锐步。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良心就是建立在乔对锐步的情感依附上的责任感。道德推理是一个过程，他用这个过程来决定他有哪些责任以及该怎样尽他的责任。（这只狗会饿到什么地步？它会渴死吗？哪一样更重要，开会还是锐步？他做哪件事情才是正确的？）

这个几乎人人都有的能力，这个会问自己各式各样道德或伦理问题（从是不是该回家喂狗到是不是该发射原子弹）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道德推理的系统化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研究的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皮亚杰在他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儿童的道德判断》（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里分析了儿童对权威、撒谎、偷窃以及正义概念的看法。他从观察儿童开始，详细记录了不同年龄的儿童如何构想规范、如何玩游戏、如何诠释道德两难。皮亚杰的方法论是“结构式的”（structural），即他相信人类在心理和哲学方面的发展是渐进式的，每一个认知发展阶段都建立在前一个认知发展阶段的基础之上，而所有的儿童都是依循相同的顺序经历这个过程的。

皮亚杰描述了道德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律道德阶段”或是“道德现实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儿童之所以遵守规范是因为他们以为规范是不能变更的。在这个非黑即白的道德推理阶段，幼儿认为一个特定行为不是绝对正确就是绝对错误，如果做错事情被人发现了就一定会受到惩罚，皮亚杰把儿童这种预期称为“立时罚处”。第二个阶段是“自律道德阶段”或是“道德主观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认为规范是相对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变更的，而他们的正义概念也会对别人的意图加以思考。大一点儿的儿童能够把他们的观点“去中心化”（decenter），即变得不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能够理解道德规范的存在不仅是为了避免对个人造成伤害，而且还对社会的运作很重要。

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继承了皮亚杰学派的传统，但也受到了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著作的影响。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哈佛大学道德教育中心进行道德判断方面的研究，试图弄清楚道德发展是不是真的有放诸四海皆准的阶段。

科尔伯格的理论建立在他对6—16岁男孩的访谈上，他们来自美国、中国台湾、墨西哥、士耳其和尤卡坦半岛。他在对男孩进行访谈的时候，会给男孩讲10个故事，每个故事都跟道德两难有关，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在差不多40年前创作出来的故事，它会让我们联想到当前制药业和处方药成本方面的争议。这个故事叫做“海因茨的两难”（Heinz's dilemma）：

海因茨的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癌症，已到了死亡边缘。根据医生的说法，有一种药可以救她，这种药是一种镭化合物，海因茨住的那个镇上有个药剂师最近发明出来了。做这种药的原料很昂贵，药剂师把这种药以10倍于成本的价格卖给客人。药剂师买镭花了200美元，然后就以每剂2 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客人小小的一剂。海因茨跑去跟所有他能想到的人借钱，尽管如此，最后也只借到了差不多1,000美元。海因茨跟药剂师解释他的妻子如果没有这种药的话就会一命呜呼，他希望药剂师能够便宜一点儿卖给他，或是让他过一阵子再把剩下的钱补齐。但药剂师答道：“不行，这种药是我发明出来的，我当然要好好捞一笔。”海因茨在情急之下决定铤而走险。他闯进药房把药偷走，拿去医治他的妻子。

海因茨应该铤而走险吗？

科尔伯格感兴趣的并不是儿童对“海因茨应该铤而走险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他们答案背后的推理过程，他把他们的推理记录下来。在诸多访谈的基础上，他提出，儿童的道德发展普遍依循一个从利己的行为到守规矩的行为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称为道德发展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所需用到的思考模式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抽象，而随着儿童的认知能力逐渐成熟，前面一个层次就会被后面一个层次所取代。

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7—10岁的儿童处在“道德成规前期”层次（preconventionallevel）。在这个层次里，儿童会顺从成人的权威，遵守规范，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基于他们对赏罚的预期。科尔伯格认为幼童在“道德成规前期”的推理是很“前道德的”。对海因茨两难这个问题最典型的“前道德”答案是：“不应该，海因茨不应该闯进去偷药，因为他会被处罚的。”

而从大概10岁开始，儿童就进入了道德推理的“道德成规期”层次（ conventionallevel），他们的行为受到别人的意见和服从意愿的引导。在这个层次里，服从权威变成一种价值，跟将会发生的赏罚或更高的原则无关。科尔伯格认为，儿童在13岁之前都是用“道德成规期”层次的推理来回答大多数的道德问题。用“道德成规期”的推理对海因茨做贼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答案是：“不应该，海因茨不应该偷药。大家都知道偷东西是犯法的。”

根据科尔伯格的说法，大概从青春期以后，有些人就会从“道德成规期”层次发展到第三个而且也是最高的层次，科尔伯格把这个层次称为“道德成规后期”层次（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到了第三个层次，一个人必须建立抽象的道德原则并且遵循这些道德原则来行事，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良心，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在这个层次里，道德推理优于社会的具体规范，无论如何，人们已经知道具体规范彼此之间经常会起冲突。他的推理已经注入了许多抽象的概念，像是自由、尊严、正义和对生命的尊重。就拿海因茨两难来说，处在“道德成规后期”层次的人经过道德推理后或许会坚称人命关天，人命比钱宝贵多了，“生命神圣”是道德律法，这条律法优于社会对偷窃的规范。因此，这个层次的答案是：“应该，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我可以理解海因茨为什么要偷这种药，因为这种药可以救他妻子一命，况且药剂师只是为了钱而不卖给他。”

科尔伯格认为大多数人，就算是在成年以后，也从来没有完全进到“道德成规后期”的道德推理层次，因为他在对年纪较大的男孩和年轻人进行访谈以后，发现能够清晰说出第三层次答案的人不到10%。在这里补充一下，我认为如果科尔伯格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他的看法或许有助于解释一个大家会觉得很奇怪的事实：讲到上面提到的有钱药剂师的时候，大众好像都不怎么义愤填膺。或许大多数人，尤其是美国人，更容易接受药剂师对药有专利的主张——“这种药是我发明出来的，我当然要好好捞一笔”。重视所有权高于其他一切是“道德成规期”道德推理的一部分——或者起码对北美地区的人来说是这样的。

性别与文化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体系——就算是在最高的层次——遗漏了什么样的因素？答案是：海因茨和他妻子之间的感情。跟已经演化到极致、放诸四海皆准的“生命神圣”原则相比，这个因素显然是更私人的，而且或许也是更令人信服的。

而科尔伯格整个研究设计最主要的缺陷是什么？他的研究最主要的缺陷在于他一开始问这些道德问题的时候，只问了男孩子。虽然科尔伯格是一个很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但他不知为什么，竟然对另外一半人口视而不见。

这个疏失是1982年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她的一本划时代巨著《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女性的发展》（In a Different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里提出来的。吉利根是科尔伯格的学生，她对研究“道德发展的普遍阶段理论”也有很浓厚的兴趣，但她完全不同意科尔伯格所提出的道德层次理论，认为该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她表示，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推理模式建立在“正义伦理”（ethic ofjustice）上，也就是很重视“规范”，不管这些规范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吉利根认为，科尔伯格之所以只衍生出“正义伦理”，是因为他只采访了男性，而如果他也采访女性的话，那么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理想体系。她访谈了多位正在作人生重大决定的女性，发现这些女性考虑的是她们所关心的事情，而不是“规范”。吉利根认为，女性是根据“关怀伦理”（ethic of care）——而不是根据男性所用的“正义伦理”——来进行道德推理的。她提出，女性之所以是用“关怀伦理”来进行道德推理，是因为女孩认同的是她们的母亲，而且女孩更容易获得注重人际反应的家庭经历。

吉利根认为，“关怀伦理”和“正义伦理”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二者不过是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罢了。男性谈的是对社会规范或个人规范的依附，而女性谈的是对人的依附。吉利根说，女性的道德发展不仅建立在认知能力的变化上，也建立在她们感知自己和社会环境的能力的变化上。

处在“道德成规后期”层次的女性在判断海因茨两难这个问题时，会说海因茨跟他妻子之间的感情很重要，她们或许也会说药剂师的说法是很不道德的，因为他在有能力救一个人的时候，竟然可以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死掉。吉利根相信，处于“道德成规后期”的女性在进行道德推理的时候，关注的是“不要对自己或别人造成伤害”这个价值。比起普遍的“生命神圣”原则来说，这个价值更具体，跟人的关系更密切，而且更苛刻。

幸好有卡罗尔·吉利根，如今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已经知道道德推理不仅仅是单维的，而且人类在道德方面的发展也比我们原先所以为的更复杂、更五花八门。最近20年来许多更新的研究显示，女性和男性在进行道德推理的时候，或许伺时用到了“正义伦理”和“关怀伦理”。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在用复杂的和声说话，而性别差异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或许道德发展并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阶段，光是不同性别就有很大的差异了。就算是在道德领域，也有文化相对论。而如果道德推理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正义的，一个关怀的——那么为什么不会有三个维度，或是上百个维度，甚至是更多维度呢？如果人类有那么多不同的处境、不同的价值、不同的抚养小孩的方式，那么为什么不会有同样多的维度呢？

在作道德判断的时候，背景和文化是很重要的，耶鲁大学的琼·米勒（Joan Miller）和戴维·伯索夫（David Bersoff）所作的研究正说明了这一点。米勒和伯索夫研究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美国儿童和成人，拿他们跟住在南印度迈索尔城（Mysore City）信印度教的儿童和成人作比较。他们指出，美国文化鼓励高度的个人主义，对男孩和女孩同样都鼓励独立自主、追求个人成就，而信仰印度教的印度文化教导的则是互相依存的观念，对男女都一样，他们宣扬个人永远都跟别人有联结，而且个人野心永远都没有群体目标重要。

米勒和伯索夫在他们所作的有关道德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很容易把人际责任当做社会加诸他们身上的道德义务，这一点跟美国人的看法完全相反——美国人把这样一个重大责任当做个人可以决定要不要接受的问题。比方说，父母没办法再照顾有唐氏综合征的姐姐了，这时候该不该接手照顾呢？美国人会认为尽管这个决定有道德含义，但这还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但同样一种状况在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看来，就是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道德律令，也就是达摩（dharma）[1]，而这也是大家都预期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整个家族都会逼他履行这个职责。再者，印度人认为，人际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负起这个责任，这一点跟美国人的看法完全相反；美国人认为，社会期望和个人愿望几乎永远都是对立的，而一个人必须设法在这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美国人和印度人在信仰和早期教育方面大相径庭，因此在道德推理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米勒和伯索夫在报告里说，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不论男女，都是根据“职责观点”来发展自身道德的，而这个道德判断的维度就跟“正义伦理”和“关怀伦理”截然不同。他们表示：“我们是这么解读我们所得到的研究结果的。我们认为，这些研究结果暗示了美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人际道德规范方面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讲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而这反映出这两种文化对‘自我’所强调的维度是大相径庭的。”

道德判断的过程很多，而且五花八门，而这全都是因为有各式各样的人类文化所造成的。但尽管如此，最后分析起来，还是有个东西更深刻、更接近事情的核心，而且也更不易变。这个固定不变的心理元素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善恶这两股道德力量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能达成和解的。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人生就是有善有恶，而善恶之间是二元对立的，这一点似乎放诸四海皆准，这实在很令人诧异（至少社会科学家就都很诧异）。善和恶之间的斗争是永恒的，不受文化影响，而且不管是哪个文化里的人，不管男女，早就认识到这个近乎普遍的道德斗争了。我会预期南印度的女人对这件事情有基本的认识，而她也会预期我对这件事情已经有基本的认识了。例如，就拿一贫如洗、最后铤而走险的海因茨来说吧，我们除了会对他应该如何解决他的道德两难（他到底应不应该铤而走险？）作出道德判断以外，不管哪个文化的人都会同意，海因茨愿意为他所爱的人付出一切，所以海因茨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有道德的人，而那个自私自利的药剂师做的事情很伤天害理。

道德推理的理性过程——我们如何权衡道德两难并且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但我们对善恶之间的道德斗争是不是存在某种一致的情感反应，也就是几近普遍的、能够超越我们所有的差异和界限的第七感？

如果有的话，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正要动笔写这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正好是2003年9月11日的早晨。我在工作的时候通常需要安静的环境，但那天早晨，我打开了隔壁房间里的电视，这样我就能够听见儿童在世贸大楼遗址前念人名的声音，那些儿童正在一个一个地念死在那里的人的名字。那天更早的时候，我送女儿去上学。两年前的9月11日我也送女儿去上学，差别只在于两年前的那一天，就在我送她去上学到她放学回家的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发现情感实在太容易汹涌袭来了，虽然离悲剧的发生已经过了两年。

一个人在灾难期间会产生很多意料之外的反应，在这些反应当中最让我感到诧异的是，我突然觉得，而且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跟我这辈子认识的所有人都是有关联的，这些人对我都很重要，哪怕我们当初的接触只有那么一小会儿。我对他们都很有感情。从2001年9月11日以后，我想起了多年，甚至是几十年没见或是连想都没想过的人。我可以在脑海里看见这些人的脸庞，看得非常清楚。我已经不知道他们当中好多人的下落了，他们跟我的生命有交集是在很久以前了，但我很无助，很想打电话给他们所有人。我想问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在北卡罗来纳州上高中时的作文老师、我大学时的室友、我在费城住时常去的杂货店的好心老板（这个老板会把食物送给买不起的人，而且还会要求其他客人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他们现在都好吗？我给那些我还找得到电话号码的人都打了电话。我突然打电话过去竟然没有一个人觉得奇怪。我们只是要确认彼此是否安好。

道德推理，也就是我们对道德两难的思考，根本就不是前后一致的，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德推理会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性别的不同而不同，还会随着所处的文化、居住的地区甚至是所在家庭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我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以及我们应该对恐怖主义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许和邻居的看法稍有不同，当然也和跟我隔了好几个大洋或大陆的人的信念有很大的不同。但因为某个奇迹的缘故，有一件事情几乎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那就是我们对其他人都有很深刻的情感依附。情感依附是大多数人身上的一部分，就存在于我们的分子里，而这些分子又构成了我们的身体和头脑，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深刻地感觉到它。从我们的基因开始，情感依附不断往外发散到我们的文化、信念和宗教。而不管其起源是什么，这都是良心的本质。

[1]：也就是“法”，印度教名词，意思是责任义务、无形的力量规范、人世间的规范。——译者注

第十章 没有良心会更幸福吗？

当你环顾这个世界，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胜出”的时候，不要希望自己的良心能够少一点，要希望自己的良心能够多一点。

幸福就是思想言行和谐一致。

——甘地

如果你能够完全摆脱良心，而不会有道德上的顾虑，也不会有罪恶感，你想你会做什么事情？

我经常问人这个问题，典型的答案是：“哦，哇”或是“我的天啊”，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在沉默中，他们因为想得太用力而把脸皱成一团，仿佛有人是在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问他们问题。然后，大多数人都会笑一笑，看起来就好像因为良心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觉得很难为情的样子。接着他们会说：“我不大清楚我会做什么，但肯定不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有个格外有想象力的人在“哇”和短暂的沉默之后，咯咯地笑着说：“或许我会做个小国的独裁者吧。”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好像这个野心比他实际上正在追求的、颇受社会认可的专业生涯更厉害，也更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我们没有良心的话，就会变得更厉害吗？如果我们没有良心的话，就会变得更幸福吗？我们知道那群人（那群只顾自己的反社会人格者）最后都会出问题，但在现实里，在个人层面上，如果我们能够摆脱良心的束缚的话，我们就会变得更幸福或是过得更好吗？当然有时候情况确实如此。就在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老老实实地还车贷的时候，不诚实的人掌握了权力，而强盗贵族、企业恶霸在买私人飞机和游艇。但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反社会人格者真的过得比我们好吗？或者，有良心反而让我们过得更不好吗？

从一开始，我们就经过了天择（用某种很具讽刺意味、很功利的方式），被设定成会与人分享的群居动物，我们的脑部被设定成对彼此都有情感联系，而且也都有良心这种东西。或者应该说，除了少数一些人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有情感联系、有良心的人。少数一些人是经过不同的天择过程演化而来的，他们对同胞漠不关心，与他人没有情感联系，他们是自私自利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良心的人和没有良心的人，到底哪一种人过得更好？

赢的输面

完全不受良心约束的人有时候能够取得权力和财富，起码在一段时间内能做到。这个观察结果实在很难推翻。史书有太多章节——从头几行一直到最近几章——都在讲侵略者、征服者、强盗贵族和帝国创建者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这类人不是英年早逝，就是位高权重，因此没有人会去质疑他们的性格是不是有问题。但从他们广为人知而且也有很多证据能够证明的行为来看，就算我们不知道他们精神病态量表的分数，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建立在对别人情感依附上的责任感的。换句话说，他们有些人是反社会人格者。

而更糟糕的是，残忍无情的征服者和帝国创建者通常都会让当时的人感到很敬畏，而他们在世期间，通常都会被本族的人视为楷模。然而，多数实施过大规模屠杀或强暴的坏人最后的下场不是自杀就是他杀，通常都是被愤怒的部下干掉的，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罗马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被他的近卫军暗杀；希特勒被人拿枪塞进嘴里射杀，而据说他的尸体被人用柴油烧掉；墨索里尼被枪杀，尸体被倒吊在广场上。

举世闻名的反社会人格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而一般默默无闻的反社会人格者也一样。不管反社会人格者在精神病态量表上的分数为何，他们显然都是输家。比方说，汉纳的父亲在50岁的时候失去了最宝贵的一切——饭碗、地位、漂亮的老婆和心爱的女儿，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玩贩卖海洛因这个小游戏所造成的；而到了最后，他很有可能会被某个不成气候的罪犯拿枪轰掉脑袋。至于路克，我的病人西妮那个游手好闲的前夫，也失去了最宝贵的一切——妻子、儿子甚至游泳池。至于超级斯基普，虽然他信心满满，自认为无懈可击、聪明绝顶，所以绝对不会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给打垮，但等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终于着手调查他的时候，或许就能够证明他既不是无懈可击，也不是聪明绝顶。至于多琳·利特菲尔德“医生”，虽然她的头脑好得能够拿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但她还是不愿老老实实地拿一个学位，反而四处迁徙，到一个又一个偏僻的地方招摇撞骗，一再地欺骗她嫉妒的正派好人，直到最后没有地方可去为止。到她50岁的时候，四处迁徙和“无法克制自己不垂涎他人”这两点会让她变得一贫如洗，也会让她看起来像个70岁的无聊老太婆。

这张没有好下场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跟一般的看法正好相反，残忍无情到最后并不会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好。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个办法可以判断某个我们觉得很有问题的人是不是反社会人格者，就是等到他的人生差不多走到尽头的时候，看看他有没有把自己毁掉，不管是部分毁掉还是全部毁掉。他有你渴望拥有的东西吗？还是说他反而孤独无依、精疲力竭而且很讨人厌？我们一定会很惊讶，他们竟然就毁掉了。

从我们开始记载战争、占领和大规模屠杀以来，历史学家通常都会提到，某一类会造成重大灾难、毫无道德的恶棍好像会一再地出生。一旦我们摆脱了一个，另一个又在地球上的某处冒了出来。从种族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件怪事或许蕴涵了某种道理。而且，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心理结构跟我们的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通常都辨认不出他们，也没办法阻止他们，只能靠他们把自己毁掉。但就像甘地所说的：“他们终究难逃失败。认真想想，永远都是这样！”

就算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情况也是如此。没有良心的普通人会给他们的家人或群体里的人带来很大的痛苦，但到最后，他们的下场通常都是自我毁灭。流落到孤岛上的反社会人格者或许能够控制几个人，或许还能够散播他们的一些基因，但到最后，他们的下场很有可能就是被倒吊死在树上。

他们终究难逃失败，理由相当明显，尤其是在暴君（就像墨索里尼）的例子里，他们都是被愤怒的前部下杀掉或是致残的。如果你压迫了够多的人，劫掠了够多的人，强暴了够多的人，那么到最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你，替他们自己报仇。我们也可以从多琳·利特菲尔德那个平常人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她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但到最后她都会刚好惹到不该惹的人。但还有别的理由，这些理由没那么明显，跟其他人的愤怒也没有关系，而是跟反社会人格者的心理有关的。

第一个理由是无聊，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他们并不是战无不胜？

虽然我们全都知道无聊是怎么一回事，但大多数的正常成年人并不会经常体验到无聊得要死的感觉。我们会感到压力很大，会很忙，会很焦虑，但我们很少会感到无聊得要死，这有部分是因为我们实在压力太大、太忙、太焦虑了。我们没事做的时候通常会觉得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因此并不会感到枯燥无聊。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无聊得要死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只能回忆我们的童年时光。儿童和青少年常常觉得无聊，而且无聊得难以忍受。他们需要持续的刺激，这是一种正常的发展需求，是为了探索与学习的目的而存在的，这种需求通常在长途旅行的途中、雨天的午后或是自习的时候就得不到满足。在我们小时候，无聊可以说是酷刑，就像是慢性头痛，或是渴得要死却没水喝。无聊能够造成重大伤害，被无聊折磨的町怜孩子会想要大吼大叫，或是朝墙上丢东西。有人认为，无聊到极点是很痛苦的事情。

很幸运的是，成年人就没有这样一种需要持续刺激的需求。尽管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我们还是会把我们的刺激量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反社会人格者除外。反社会人格者一直都很渴望能够有更多的刺激。有些人是用“上瘾”这个词来形容的，他们对刺激上瘾，对冒险上瘾。他们之所以会上瘾是因为治疗“刺激过少”的最佳（或许也是唯一）办法就是我们的感情生活，因此在很多心理学专著里，“唤起”（arousal）[1]和“情感反应”（emotional response）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我们跟其他人的情感联系、协调磨合以及跟其他人在一起时那些快乐和痛苦的时刻，都能给我们刺激。但反社会人格者却没有这样一种感情生活。他们感受不到伴随我们对其他人的情感依附而来的刺激，这类刺激有时会令人很痛苦，有时会令人很兴奋，但却一直都是存在的。

用电击和巨大声响来作的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s）发现，反社会人格者很少会有正常人在焦虑或恐惧时会有的生理反应（流汗、心跳加速等）。他们只有从控制别人的游戏中才能获得足够的刺激，但这些游戏总是越玩越无聊，一下子就没有新意了。就跟吸毒一样，这些游戏也得一玩再玩，而且得越玩越大、越玩越好才行，但这要取决于这个反社会人格者有多少真材实料——并不是每个反社会人格者都有真材实料。因此，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都得承受无聊所带来的痛苦。

反社会人格者这种想要暂时打发无聊的倾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很容易就会染上酒瘾或药瘾。1990年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关于并发症的重要研究估计，多达75%的反社会人格者对酒精都很依赖，而50%的反社会人格者还滥用其他药物。因此，反社会人格者除了会对冒险上瘾以外，通常也会对一般意义上的东西上瘾。吸毒能够得到“高峰体验”，而且也有其危险性，因此很受没有良心的人的欢迎。

还有一项于1993年发表在《美国精神医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被诊断出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静脉毒瘾患者当中，有18%的人，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呈阳性反应，而没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静脉毒瘾患者中，只有8%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呈阳性反应。反社会人格者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机会更高，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更爱冒险所导致的。

这些统计数字把我们又带回了我在第一章提出的一个问题：缺乏良心是适应条件（adaptive condition），还是精神障碍？精神障碍的一个操作性定义是任何会导致实质“生命毁灭”的心理条件，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运作能力以及整体健康和智力水平都受到严重而异常的限制。常识告诉我们，只要罹患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重度忧郁、慢性焦虑、偏执狂等——就很有可能会把生命毁了。但如果缺乏某种我们通常认为仅仅是道德品质的东西，那又如何呢？如果缺乏良心的话，那又如何呢？我们知道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都不会去求医，但他们依然会为“生命毁灭”所苦吗？

处理这个问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思考对反社会人格者的人生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赢和控制），然后再来思考下面这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反社会人格者都能够掌握呼风唤雨的权力？因为他们的目标都很集中，而且由于他们没有良心，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因此他们应该全都能够当上令人畏惧的国家领袖或是跨国企业的CEO，或至少是高层次的专业人士或是小国的独裁者。为什么他们并不是战无不胜？

他们就是无法战无不胜。反之，他们大多都默默无闻，而且顶多只能控制他们的小孩，或是有抑郁症的配偶，或是几个员工和同事。他们像汉纳的父亲那样锒铛入狱的不算少，生活或事业出问题的也不算少，但像斯基普那么有钱的很少，有名的则更少。他们大多数都不曾出人头地、功成名就；他们生活每况愈下，而且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就会变得了无生气。没错，他们是可以折磨我们、欺负我们一阵子，但实际上，他们的人生很失败。

在心理学家看来，就算是很有地位的人或是很有名气的人，他们的人生也很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幸福是因为爱人而来的，是通过根据更高价值来为人处世而来的（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对自己感到满意而来的。反社会人格者无法爱人，而且他们显然也没有更高的价值，而且他们几乎永远都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很不自在。他们没有爱，没有道德，他们长久以来都感到很无聊，就算他们当中有少数一些人很有钱或是很有权势。

他们之所以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很不自在，原因比无聊的原因还多。反社会人格者对自己都很关注，因此就产生了一种“个人意识”，这种意识让他们对身上的小病小痛、脑袋或胸部的每一个奇怪的感觉都极其敏感，而且他们对广播或电视上的相关报道极为关注，从臭虫到蓖麻毒都不会放过。因为他们把关心和注意力都只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有时候会为疑病症（hypochondriasis）[2]所苦，这种病会让神经质的焦虑都显得很合理——被纸割到手是很严重的事情，而嘴上长了疱疹简直就像天要塌下来了一样。

反社会人格者对自己的身体都很紧张，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希特勒。希特勒一辈子都有疑病症，一直害怕自己会罹患癌症。为了远离癌症，也为了治疗一大堆他幻想出来的疾病，他长期服用由他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 Morell）特别为他调配的“药物”，而这些药片中，有很多都含有迷幻性。因此，希特勒慢慢中毒了，后来就真的生病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右手开始抖个不停（这次是真的），而且抖得很明显，因此到了1944年的时候，他就不准别人给他拍照了。

反社会人格者有时候会把他们的疑病症当做偷懒的借口。平常他们都好端端的，但到了付账单或是找工作或是帮朋友搬家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胸痛或是跛脚。而且想象自己体弱多病通常会得到别人的特殊待遇，像是在坐得满满的房间里，大家通常会礼貌地将最后一张空椅子让给你。

通常来说，反社会人格者都很厌恶辛苦，厌恶做那种被规定好的工作，他们就喜欢偷懒、轻松过日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里出人头地。反社会人格者几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那种每天定点上下班、上班时间很长的工作。他们很不喜欢长期的目标或计划，而只喜欢轻松的工作、只用干一票的生意或是偶尔耍一下小聪明就好。就算有反社会人格者做到了很高的职务，但他们实际上到底做了多少工作（或是没做多少工作）也没人知道，而且那些工作很有可能都是他们指使别人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聪明的反社会人格者只要偶尔表现得好一点儿或是跟人家聊聊天、施展一下魅力或是吓唬吓唬人，就能够让事情顺利进行。他会假装自己是“很会授权的主管”，或是“能够呼风唤雨的高手”，或是“神经兮兮的天才”。他需要经常去度假或是休息。但永续成功的关键是持续地工作，勇于承担责任，要能埋头苦干、忍受单调无聊的工作，对细节一丝不苟。

不幸的是，就算是天资出众、才华横溢的反社会人格者也会有这样一种缺点。他们通常都不可能发展出艺术、音乐或是其他跟创造力有关的才华，因为要发展这样的才华需要破釜沉舟、下定决心，而且需要每天反复练习。如果只要随便付出一点儿努力，成功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的话，那么反社会人格者或许能够成功；但如果是需要长时间耕耘和付出才能有所收获的话，那么他们是没办法成功的。最后，没有良心的人对待他们天赋的态度就跟对待别人的态度一样一他们压根儿不在乎。

而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永远都是单打独斗——单打独斗或许短期来说管用，但长期来说通常是行不通的。理由很明显，因为没有良心的人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通常无法跟别人合作，只想要独来独往。他们在跟其他人或是其他一群人打交道的时候，通常都会欺骗、奉承或是吓唬别人。这些做法还是管用的，不过比起真诚的相处、领导和关心或是比起大家团结合作达成共同的目标来说，效果就弱多了，也短暂多了。不管是声名狼藉的暴君，还是默默无闻的雇主、同事或配偶，反社会人格者通常都是采取这类做法，但最后都会招致失败。

当反社会人格者沉浸在操纵别人的兴奋感里时，所有其他的目标都变得黯然失色，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去追求其他的目标，而他们的人生也就毁了（虽然毁灭的方式不一样），因此这样一种缺陷跟重度抑郁、慢性焦虑或是其他精神疾病一样严重。反社会人格者是没有感情的，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被剥夺了情商，而情商这种能力是生活在人类世界里不可或缺的指引。像多琳，她就真的相信她可以通过打击别人来增加她个人的权力；像斯基普，他就认为他可以永远都不用受到社会和社会规范的限制，像战败的独裁者，他就搞不懂为什么他的人民对他都充满仇恨。没有良心的人，就算是很聪明的那种，通常都目光短浅，天真幼稚，而他们最后也都会死于无聊、穷困或是他杀。

良心有没有可能“太多”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更渴望拥有良心，而不是没有良心。我们之所以更渴望拥有良心，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并不是反社会人格会导致一连串毁灭性的损害。拥有道德感最大的好处是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深刻而美妙的礼物，而且这份礼物就只存在于我们的内心里，那就是良心。“爱的能力”来自良心，就像我们的灵魂来自我们的身体一样。良心就是爱的化身，充满我们的体内。良心就住在大脑会作出情感反应的那部分里面，当我们所爱的人需要我们关心或是帮忙甚至是牺牲的时候，良心就会要我们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反应。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没有爱的话，那么他也就不会有良心，因为良心就是建立在我们对其他人情感依附上的责任感。这条心理等式倒过来看也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良心的话，那么他就永远都无法爱人。如果把责任感从爱当中去掉的话，剩下的就是一种很薄弱的东西，就是渴望拥有什么东西的欲望，但这种欲望并不是爱。

就在2001年9月11日人类历史极其黑暗也极富侵略性的一章掀开序幕之后，我有一个叫伯尼的同事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他会选择良心而不是没有良心，但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我相信，伯尼是凭直觉作出的这个选择，而这个选择源自于良心和爱的能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让伯尼在权力、名誉、财富和他的子女之间作选择的话，我想伯尼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的子女。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伯尼是个好人。此外，这也是因为伯尼是个好的心理学家，他很清楚什么东西才能让一个人得到真正的幸福。

人类有占有什么或控制什么的欲望，但也有爱的能力。不管伯尼能不能把他之所以选择良心的理由讲清楚，他其实就是选择了爱，我不觉得这一点有什么好惊讶的。控制能够带给一个人短暂的刺激，但并不能让一个人得到幸福。而爱却可以。

但有没有可能良心“过剩”了？有良心不见得就能得到幸福，有良心的人也可能会被他们的良心欺凌，患上重度的抑郁症。

答案是：的确有可能存在良心“过剩”，也的确有心理学家这样说过。弗洛伊德观察到，一个人过于活跃的“超我”会欺负这个人，让这个人得抑郁症，甚至会导致自杀。但超我并不是良心，它是从我们的早期经验内化而来的，是一种总是威胁说要惩罚的声音。良心也不是心理学家所称的“不健康的羞耻心”（unhealthy shame），不健康的羞耻心并不是真正的羞耻心，而是我们做了坏事情以后会产生的某种反应，很像是非理性的信念，是在童年时期由负面信息慢慢灌输而成的。这种不健康的羞耻心会让一个人认为他是很坏的、很讨人厌的、很没用的。就算只有少许不健康的羞耻心也会让人受不了，但它不是正常的良心——正常的良心是一种责任感，而不是一种觉得自己很没用或是很悲惨的强烈感受。当代的心理学家说太多的良心是有害的——这样说法实在很草率。他们说的其实并不是良心，而是“不健康的羞耻心”，也就是超时工作、总是吵个不停的“超我”。

良心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现象。良心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责任感。因此问题还是：良心太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为了了解良心太多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观察良心特别强烈的人到底过得幸不幸福。我们每一个人心日中的道德英雄都不相同，可能是历史人物，可能是公众人物，也可能是我们平常认识的特别有道德的人。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亨利莫里研究中心（Radcliffe's Henry Murray Research Center）的安妮·科尔比（Anne Colby）和布朗大学教育系（Brown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对这类道德英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选出23个他们认为是“道德楷模”的人（11位男性和12位女性），这些人在很多领域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包括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消除贫穷和饥饿、宗教自由、环境保护以及和平等领域。这23个人分属不同人种，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五花八门，个人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良心都异常强大，都具有以同胞的福祉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从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他们在情感和心智方面跟我们先前所讨论的反社会人格者恰恰相反。

科尔比和戴蒙所选出的“道德楷模”包括了弗吉尼娅·福斯特·杜尔（Virginia Foster Durr），她从美国南方佳丽摇身变成了民权活跃分子，黑人民权运动之母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从牢里放出来后，她是第一个上去拥抱她的人；苏西·瓦勒德斯（Suzie Valadez），她在墨西哥的华雷斯市（Ciudad Juárez）为成千上万的墨西哥穷人提供食物、衣物和医疗救助；杰克·科尔曼（Jack Coleman），他是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前任校长，在休假的时候会去体验挖水沟工人、清洁队员或是流浪者的生活；卡贝尔·布兰德（Cabell Brand），他是一名商人，在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市（Roanoke）发起了“全面反贫穷”（Total Action Against Poverty）活动；还有查尔斯瑟塔·瓦德尔斯（Charleszetta Waddles），“终身任务”活动（PerpetualMission）的创办人，她把自己献给了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老人、穷人、未婚妈妈、妓女和受虐儿童。

研究人员研究了每一位“道德楷模”的自传和口述历史，同时也对这些人及其同事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科尔比和戴蒙将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书——《有些人真的在乎：当代道德承诺》（Some Do Care: Contemporary Lives of Moral Commitment）。他们在书里说，那些拥有太多良心的人有三个很惹人注目的共同点，即：

1．明确

2．积极

3．自我和道德目标合一

“明确”指的是道德楷模清楚他们所秉持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且也清楚遵循这些信念行事是他们无可回避的责任。“积极”指的是道德楷模奋发进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乐在其中，而且尽管他们的工作通常都很辛苦甚至很危险，但他们还是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而“自我和道德目标合一”指的是道德楷模的道德立场和他们的个人认同是合二为一的，而且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道德目标和个人目标是一致的。

“合一”（unity）的意思指的是，对这类人来说，良心不仅仅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他们本身就是良心的化身。他们所研究的一个道德楷模卡贝尔·布兰德在接受采访时解释道：“我这个人就等于我能够做的事情和我的感受——每一天、每一刻……我很难把我这个人跟我想做和正在做的事情分开。”

科尔比和戴蒙认为第三个特征——“自我和道德目标合一”——是他们最重要的研究发现，这一点对了解良心和良心的作用非常重要。当良心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显然它就可以用某种特殊而且对人类有益的方式来统一人的心理，而不是把他们的人生给毁了。更多的良心会让我们对人生更满意。科尔比和戴蒙写道：“我们的道德楷模是不怕困苦的，因为他们所认定的个人成功就是不断追求他们的道德使命”。他们研究的那些道德楷模“是用道德术语来定义他们个人的福祉和利益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些人都过得相当幸福美满”。良心根本就不会让他们受苦受难，也不会让他们受骗上当，相反，良心会让他们幸福美满。

良心，也就是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和别人共同生活。良心有助于创造生命的意义，而且会阻止我们跟别人进行毫无意义的竞争。富有良心能够把我们的道德意向、个人欲望和个人认同整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正确的行动就会变成我们身上的一部分。而也因为这个理由，最大限度的良心就成了人类获得幸福的关键。

所以，我的最佳建议就是：当你环顾这个世界，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胜出”的时候，不要希望自己的良心能够少一点儿。要希望自己的良心能够多一点儿。

要觉得庆幸。

如果有良心的话，或许你永远都不能为所欲为，永远都不能做那些为了早日成功或是为了过上优越生活而必须做的事情，也永远都无法很有钱或是很有权势。或许你也永远都无法让大家尊敬你或是害怕你。相反，你或许会因为良心而痛苦不已，因为良心会迫使你无法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或许你一辈子都得辛勤工作，或许你得放弃依赖别人的念头，或许你会常常落入反社会人格者设的圈套里，而且因为你会感到良心不安，所以你或许永远都无法尽情报复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还有，没错，你永远都无法当上小国的独裁者。

但你能够看着睡在床上的儿女，内心感到无比的敬畏和感激。当你所爱的人过世以后，他们仍旧活在你的心里。你会有真正的朋友。不像那些没有第七感的人（那些人都很空虚、很爱冒险），你这一辈子都能够充分感受到其他人的存在，不管你所感受到的是痛苦、愤怒、困惑，还是愉悦、温暖、欣慰。而且因为你有良心，你就能够去冒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险一这个险就是“爱”。

良心其实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礼物。从漫长的历史来看，良心的价值显而易见，而且诚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就算平常在跟朋友或邻居相处的时候，良心也是很宝贵的。蒂莉是一个有反社会人格的不幸女性，我们就跟蒂莉的邻居一起跟她共度一天吧。从蒂莉的例子里，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她自己永远都不会发现），良心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

[1]：人脑皮质囚受刺激而转入全面觉醒或注意的现象。——译者注

[2]：一种精神官能症，表现为过分关注自己的健康，井常依据一些无关紧要的征兆企图证实个人有病。——译者注

第十一章 土拨鼠日

那只土拨鼠从它挖的第二个洞里钻出来，它那双短短的后腿支撑着站起来，尽可能站得高高的。它的黑眼睛在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它盯着一块位于第一个洞口附近的白色大石头，然后又抬头望了望蒂莉那栋空荡荡的房子。

对蜂群没用的东西对蜜蜂也没用。

——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蒂莉就是人格理论学家西奥多·米伦称为“恼人型精神病态”（ abrasive Psychopath）的人。她是一名反社会人格者，但很可惜的是，她缺乏反社会人格者经常拥有的魅力和手腕。相反，用米伦的话来说，“她喜欢争吵，动辄跟人吵架，而且不管什么人、什么事，都能成为她责备和攻击的对象”。蒂莉最大的本事就是小事化大。她很会无端地引起敌意和不满，尤其会激起原本很温和、很爱好和平的人的敌意和不满。

在蒂莉的世界里，她永远是对的。她很自以为是，总是以反对和折磨她的敌人为乐，在她看来，她的敌人好像无处不在，而且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她这一生的使命就是矫正这个世界。但她觉得其他人都不感激她所做的一切，而这更让她认为她的行为是有必要的，是正确的。

这天早晨，蒂莉在从日光室里往外看的时候，发现她的后院有一只土拨鼠。那只土拨鼠就坐在草地上，一双小眼睛很机灵地注意着四面八方的动静，仿佛在调查蒂莉家有多少土地。就在蒂莉打开拉门看个仔细的时候，这只小动物僵在那里好一会儿，接着就摇摇晃晃地从草坪的一角钻进地里，钻进了蒂莉的院子和她隔壁邻居凯瑟琳和弗雷德的院子的交界处。

蒂莉把那个洞的位置记在脑海里，然后走出去，站在露台上。蒂莉已经70岁了，满头白发，她穿着蓝色格子花纹的家居服，看起来就像那种典型的深谙人生智慧的老妇人。当她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草坪的时候，任何看到这一幕的人，或许都会认为她的举止风度和下半身比较重的身材跟土拨鼠没有多大区别。

格蕾塔和杰里就住在蒂莉家对面，他们住的地方比较高。这时他们正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吃早餐，刚好看到站在自家露台上的蒂莉。但他们隔得太远了，所以没有看到土拨鼠。他们只看到70岁的蒂莉穿着蓝白相间的衣服，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

格蕾塔35岁，是当地一家百货公司的经理，她的丈夫杰里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格蕾塔对丈夫说：“真是该死，我真希望那个可恶的老太婆能够搬走，她搬到这里多久了？”

“一年零三个月。”杰里答道。

格蕾塔笑了，但她的笑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高兴。“你还真的算过啊！我知道我不应该盼望什么人离开，但她实在太过分了，而且太爱控制人了。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能够忍受她自己。”

杰里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或许我们可以用钱把她打发走。”

格蕾塔差点儿笑出声来，但她转念一想，觉得杰里并不是在开玩笑。她突然发现，原来她那个性格平和稳重的丈夫跟她一样讨厌蒂莉。她觉得有点儿冷，还有点儿罪恶感，于是她走进厨房去倒点儿热咖啡。

她从厨房回来后，看到杰里还在看那个站在露台上的老太婆。他说：“不行，我们打发不了她，我们没那么多钱。或许她会搬走吧。如果是你，所有的邻居都恨你恨得牙痒痒，你应该就会自动搬走吧？”

格蕾塔说道：“嗯，可是我敢打赌，她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引起这种反应。”

“嗯，或许吧。她以前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格蕾塔答道。杰里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跟她一致，这让格蕾塔很高兴，于是她说：“你相信吗？我想应该是上个星期吧，她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壁炉里生火，因为她对‘烧木头产生的烟过敏’。”

“什么？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这件事情！太过分了！”杰里握紧拳头，接着他改变了口气，“不对，这不算过分。这是胡扯！我们今晚就要在壁炉里生火。我是认真的，我在上班前会多弄一点儿木头进来。”

“可是今天天气相当暖和啊。”

“谁在乎啊！”

这一次，格蕾塔真的笑了出来：“你说我们这样看起来傻不傻啊？”

杰里呆呆地望着妻子，接着嘴角向上扬了扬。他松开拳头，松了松手指头，消除手上的紧张。

有个叫珊妮的老寡妇就住在格蕾塔和杰里对街。在那一刻，她虽然不像格蕾塔夫妇那样，能够看到站在自家露台上的蒂莉，但她心里也在想蒂莉有多可恶。蒂莉昨天打电话给警察，因为珊妮把车停在她家门口前面的街道上。从她丈夫10年前过世以后，珊妮一向就把车停在她家和马路之间的空地上，因为她不敢从她家的车道倒车出去。来了一个挺年轻的警察，请她把车停在她家的车道上。他道歉了好几次，但他依然说蒂莉是对的，她把车停在那里就是不行。珊妮还没吃早餐，她今天得去杂货店采购，但她已经开始担心了，因为她得自己一个人把车倒出去。她很想哭，因为她车子停的地方根本就不靠近蒂莉家！

就在珊妮难过的时候，还站在自家露台上的蒂莉终于意识到土拨鼠现在是不会再出现了，于是走回了屋里。她走进去之后，正在吃早餐的格蕾塔和杰里就看不见她了。就在格蕾塔和杰里把剩下的咖啡喝掉，并且设法谈点别的事情的时候，蒂莉已经走到厨房，拿起电话打给住在隔壁的凯瑟琳，告诉她他们现在共有一只土拨鼠。

凯瑟琳是名教师，教六年级。她从22岁就开始在学校教书，而现在她就快要过60大寿了。她觉得她应该退休了，但想到这一点她就觉得很难过。教书生涯、学生就是她的整个世界，而且她实在不愿意放弃工作。她的丈夫弗雷德大凯瑟琳7岁，已经退休了，他理解凯瑟琳的感受，所以一直对她很宽容。

“看你什么时候方便，”他一向说，“反正我喜欢在家里到处走走，修修东西。”然后他俩就一起开怀大笑。弗雷德只会换灯泡。他在一年前很不情愿地交棒了，在退休之前他是当地报纸的总编辑。他温文有礼，手不释卷，也很热爱他的工作，而且他现在还在写一个叫“你应该认识的人”的专栏。

电话响起的时候，弗雷德正在客厅看书，而凯瑟琳则在厨房里，正准备去上班。电话竟然在这时候响起，吓了她一大跳。她马上就接了起来。

“喂？”

“凯瑟琳。”蒂莉唐突地说道。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好像很生气似的。

“对，我是凯瑟琳。你是蒂莉吗？蒂莉，我的天啊，现在是早晨7点啊。你没事吧？”

“对，我没事。我刚刚在院子里看到一只土拨鼠，我想你应该会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一只什么？土拨鼠？”

“对，在后院里，就在我们两家中间。”

“呃，这很……有趣。那只土拨鼠想必很可爱，对吧？”

“我想是吧。无论如何，我知道你很忙。我只是认为你应该知道有这么一只动物。我们可以晚一点再来谈这件事情。再见。”

“呃，好。晚一点再谈。嗯，再见，蒂莉。”

凯瑟琳挂上电话，觉得很疑惑。弗雷德问她：“谁打来的？”

她走进客厅，然后答说：“蒂莉。”弗雷德正坐在客厅里看书。

“哦，”弗雷德他翻了翻白眼说道，一她想干吗？”

“她想跟我们说她在后院看到了一只土拨鼠。”

“她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凯瑟琳缓缓地摇摇头，然后说道：“我不晓得。”

“啊，蒂莉！”弗雷德高声说道，然后举起右手敬了个礼。

凯瑟琳忙完了日常所做的事后，还是觉得很疑惑，也有点不安，她知道蒂莉总是在密谋什么事情，而且最后经常都是以控制和惹恼别人来收场。她都活到这把年纪了，但还是想不出来到底什么事情会跟土拨鼠有关。蒂莉想把这只土拨鼠赶走吗？蒂莉是在委婉地征求她的同意吗？此外，凯瑟琳和弗雷德在这个地方住了30年了，他们从来就没有在院子里看见过土拨鼠。真是太奇怪了。

就在她要出门去学校的时候，电话又晌了。她想应该又是蒂莉打来的，不过这次是另一个邻居——温柔善良、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珊妮打来的，她哭得很伤心。珊妮跟凯瑟琳说蒂莉逼她把车停在她的车道上，而现在她被困住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帮帮她，不知道凯瑟琳或弗雷德今天能不能载她上杂货店。凯瑟琳在得知蒂莉新干的好事之后，气得火冒三丈，但她还是用很镇定的声音跟珊妮保证弗雷德一定会载她去的。中午的时候去好吗？此外，弗雷德跟警察局局长也很熟，或许他们能想办法解决珊妮的停车问题。

凯瑟琳一整天都在教她那班六年级的学生，把蒂莉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但等她4点半左右回到家以后，她想起了早上那通电话，于是又开始不安起来。她打算在准备晚餐前小睡一下，但刚上床，她的不安突然变得更强烈了。她下床跑到窗边。卧室位于二楼，凯瑟琳从这里可以把他们家的后院还有蒂莉家的后院看得一清二楚。今天的天气很暖和，不像这个季节该有的天气。弗雷德在他们家后院一角种了几株连翘，连翘长得很好，就快开花了。他们的后院是一大片草坪，而就在那排连翘后面，是一片树叶都已经掉光的保护林，街道这一头每户人家的后院都跟这片保护林接壤。

奇怪的是，蒂莉也在后院里，就站在她自家后院的中央。她还是穿着那件蓝白相间的格子纹家居服，但戴上了一顶宽边草帽，仿佛打算学贵妇人莳花弄草。

但蒂莉从来不搞花花草草的。

就在凯瑟琳从她卧室窗户往下看的时候，蒂莉在整个院子四处巡视了一番，好像在侦察什么东西。接着她吃力地弯下腰，从地上搬起一块物体，凯瑟琳觉得那个东西看起来很像一块白色的大石头。这块石头的形状和大小就像一个小西瓜，靠蒂莉一己之力实在很难搬起来。但蒂莉用双手抱起这块石头，石头很重，害得她弯腰驼背的，让人看了很不忍心。她抱着石头蹒跚地往弗雷德种的连翘的方向走过去。

今天早晨蒂莉在电话中讲的一句话回荡在凯瑟琳的脑海里——“在后院里，就在我们两家中间。”——而在这一刻，凯瑟琳明白蒂莉想干什么了。土拨鼠躲藏的洞穴！蒂莉打算用石头把土拨鼠躲藏的洞穴堵住。

凯瑟琳惊呆了。她觉得头昏眼花而且很不舒服，仿佛她正在目睹一起谋杀案。她得设法拯救那只土拨鼠，但现在出去正面对抗蒂莉就像跟发狂的狼獾争执一样，根本于事无补。事实上，虽然凯瑟琳自己不愿意承认，但她真的挺怕蒂莉的，不过到底是因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为什么一个无足轻重的70岁老妇人会让她这么害怕？

蒂莉知道有人正在屋子里看她吗？她知道吗？

凯瑟琳开始在卧室里踱步，她从窗边走到橡木制的带镜子的衣柜那边然后又走回窗边。她看到蒂莉笨手笨脚地把石头放在连翘再过去一点儿的地方，树林子一角两棵小柳树的中间。她把那个地点记在脑海里，然后又踱回衣柜那里，凝视镜子里的自己。就在蒂莉把她前面衣服上的尘土掸掉，走过草坪回到她的露台上的时候，凯瑟琳还在凝视镜子里的自己。那只土拨鼠真可怜，她一直在心里想。万一它被困住的话，那该怎么办？

最后，凯瑟琳搞清楚她想做什么了。她一定要告诉弗雷德，他帮得上忙。

弗雷德去报社探望几个老朋友了。他回到家以后，凯瑟琳告诉他蒂莉干的好事。他说：“嗯，我想这回蒂莉真是一石二鸟啊。”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和那只土拨鼠啊，你们俩。”

“哦，没错，真的是一石二鸟。”凯瑟琳闷闷不乐地说道。

“显然是这样。你确定你真的不要我去找她跟她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吗？”

“不要，她会再干一次的。我想帮那只土拨鼠，想把它救出来。你要来帮我吗？”

“我有别的选择吗？”

凯瑟琳笑了，抱了他一下。

他们像往常一样一起准备晚餐，然后等到9点钟，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弗雷德提议拿手电筒，但凯瑟琳认为蒂莉会发现的。

“她会知道我们是去救它的，这样她明天就会再把它堵起来。”

“我们还是得拿一只手电筒，这样才找得到那个洞。”

“对，没错。好吧，或许拿一只小手电筒，等我们到院子里以后再打开。”

他们慢慢地走过院子，免得因为伸手不见五指而跌倒。弗雷德打先锋，凯瑟琳跟在后面，为了保持平衡，她的手像梦游者那样伸得直直的。他们走到草坪最远那边，接着继续沿着那排连翘走，一直走到过了连翘为止。然后，凯瑟琳突然像个孩子似的一个箭步走进前方的黑暗之中，希望能够用手摸到柳树。

她摸到一根树枝，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小声说道：“到了，弗雷德。打开手电筒。”

弗雷德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靠近地面打开。过了一会儿，他们找到了那块西瓜大小的石头，比他们原先预期的容易，因为这块石头是白色的，而且很平滑，但附近的地面却是黑色的。凯瑟琳吐出一口气，把一缕落到前面的头发拨到左耳后方。她跟弗雷德弯下腰，一起把石头抬起来，地上出现了一个小洞，看来躲在这个洞里的是一只肥嘟嘟的小土拨鼠。

凯瑟琳有个冲动想用手电筒照照这个小洞，看看里头的土拨鼠，但她旋即意识到她是什么都看不到的，而且这么做还有可能会吓着那只小动物。

她和弗雷德臂挽着臂跌跌撞撞地走回家，一边小声说话一边笑。

蒂莉没有发现他们。就在他们完成任务往屋里走的时候，她正跟往常一样边喝酒边生闷气——她已经喝了好几个小时了。她坐在客厅的一张沙发上，喝了好几杯格兰利威纯麦威士忌，试着用酒淹没她那单调乏味的生活和得不断应付的白痴。这个夜晚跟其他夜晚不一样的地方就只在于她四周堆满了打好包的箱子。

她已经喝糊涂了，不过她还是很庆幸自己这回没有摆出“售屋”的牌子。她想，我一定要让那些笨蛋大吃一惊，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的。

那个没用的房地产中介一直跟她说不挂上“售屋”的牌子对她没好处，而且他也觉得她应该再等等看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钱。买她房子的人出的价钱低于她原定的卖价，但蒂莉等不及了，她从来都不喜欢等待。她的重要时刻就要到来了，就在明天早晨，而这附近每一个邻居都会很惊讶她竟然要搬走了，她对这一点很有把握。中介不懂她为什么卖个房子要搞得这么神秘，但他是个笨蛋，所以她干吗听他的啊？她在尽快搬家之前就已经蒙受损失了。这全都是游戏，她在心里想。全都是游戏。你没办法待在一个大家都不听你说话的地方，况且给他们来场告别震撼演出可是极其要紧的事情。

蒂莉已经升天的父亲留给她一笔信托基金，差不多够照顾她的生活。这些年以来，她都跟人家说她已经“退休”了，可是她从来就没有工作过。她年轻的时候画过一些水彩画，但一幅也没卖出去。她很想买几座豪宅，但她那个讨厌的母亲一直不死，因此她就无法动用其他的钱。她的母亲都快100岁了，但还没去世。蒂莉被困在这个可怕的中产阶级社区里，但她心里清楚她理应过更富裕的生活。她定期去看她母亲，因为她可不想没被她母亲写进遗嘱里，而她那个久病的母亲总是让她联想到被关在笼子里嘎嘎乱叫、毛都掉了一半的鹦鹉。

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好玩的。让土拨鼠闷死有那么几分钟是挺好玩的——她希望凯瑟琳在一边全看到了，凯瑟琳应该会吓得中风——但这件事情已经做完了，没别的事情好做了。她实在无法理解她周遭那些人为什么都那么愚蠢，他们的脑部发育肯定有问题。

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一饮而尽。有一幅她在二十几岁时画的画还没被她装箱，这幅画就放在她从来没用过的壁炉上，画褪色得很厉害，所以在客厅昏暗的灯光下，实在看不清楚到底画了什么。蒂莉蜷缩在沙发上，抬起头来欣赏这幅画，隐约想起自己几十年前站在海滩上所看到的景色。接下来她的眼前出现了点点的星光，她这辈子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等待这些星光出现，然后就能够眼前一黑昏睡过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气比前一天稍微冷一点儿，但晴空万里。

街对面下坡的一栋房子里，珊妮把她前面窗户的蕾丝窗帘上。弗雷德昨天吃过午饭以后就去找警察局长谈这件事情，帮她把这件事情搞定了。“我自由了。”她对自己说道。她想报答弗雷德和凯瑟琳。或许她可以烤个蛋糕给他们，她想他们应该会很喜欢的，而这让她更振奋了。

而在上坡的一栋房子里，格蕾塔和杰里周末放假，所以他们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然后就到日光室喝咖啡。他们注意到蒂莉的车道上停放了一辆大型的搬家卡车。

“我看到的是真的吗？”杰里注视着卡车问道，“还是说我们其实都还躺在床上做梦？”

“我们应该是在做梦，”格蕾塔说道，她也注视着卡车，“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售屋的牌子。你看到过吗？”

“没有。”

就在此时，两个穿着帆布工作服的男人抬着一张沙发从蒂莉的房子走出来。格蕾塔和杰里彼此相望，然后开始大笑。杰里笑得太厉害，把咖啡都泼出来了。

格蕾塔问他：“你想她为什么要对搬家这件事情保密啊？”

“她为什么要保密啊？但这再也不重要了，对吧？真是难以置信。”

格蕾塔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猜她多大年纪了？”

“不知道，反正不年轻。”

“我怀疑她没有小孩。哦，哇。你能想象当她的小孩有多惨吗？”

“一定很惨吧，你能想象当她那样的人吗？”

“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为她感到难过吗？”格蕾塔问道。

杰里咧开了嘴笑了笑，朝远处搬家具的景象挥了挥手。“嗯，我不确定，亲爱的。但如果我们要为她难过的话，也等我们把早餐吃完再说好吗？你还记得松饼吧？”

“记得！”格蕾塔说道。她咂了咂嘴，把两个咖啡杯都端了起来，接着他们走出日光室，到厨房吃松饼去了。

凯瑟琳和弗雷德也注意到了搬家工人，而且也很纳闷为什么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售屋”的牌子，或是听过蒂莉说她要搬家。弗雷德翻了翻白眼，而凯瑟琳则摇了摇头。但接着他们就把心思转移到电话上头，他们的女儿女婿打电话来说他们两个星期后会带着4岁大的凯蒂坐飞机回来看他们。凯瑟琳欣喜若狂，因此就把蒂莉今天搬家（还在搬）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两个小时后，卡车驶离蒂莉家，但没有人出来看。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在凯瑟琳和弗雷德的后院里，就在那排连翘的一端再过去一点儿的地方，那只土拨鼠从它挖的第二个洞里钻出来，用它那双短短的后腿支撑着站起来，尽可能站得高高的。它的黑眼睛在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它盯着一块位于第一个洞口——就在那排黄色连翘的另一端——附近的白色大石头，然后又抬头望了望蒂莉那栋空荡荡的房子。最后，它的注意力停在面前的土地上，那里长了一片蒲公英。又有一只土拨鼠，一只稍微小一点儿的土拨鼠，从洞里钻了出来。它们悠闲地坐下来，开始享用面前这美味的蒲公英大餐。

后记：请再想象一下

只顾自己吃饱，却让邻居挨饿的人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穆罕默德

人就算得到了全世界，却丧失了灵魂，又能获得什么益处呢？

——耶稣

一个知道如何分裂原子，而内心却没有爱的人，实际上变成了一只恐怖的怪物。

——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良心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我们这些拥有爱的能力也拥有良心的人真是非常幸运，就算我们只是每日重复日常的生活。

而且良心很普通，是一种自发的反应。良心不会炫耀，也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凯瑟琳和弗雷德在解救土拨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什么高尚的原则，虽然事后证明他们是很高尚的人。他们并不是多么虔诚、多么勇敢的人，也不是特别有能耐，当然也不是多明事理。他们只是觉得，设法拯救动物是对的事情，而且也会让他们觉得很高兴。用一句大家都懂的老话来说，把那块石头移开“对灵魂有益”。

就良心而言，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已经从相信对错是神赐的、永远不变的知识，演变到相信弗洛伊德的“会惩罚人的超我”概念，再演变到相信良心是建立在我们彼此正常且正面的关系上。良心是建立在我们情感依附上的责任感，已经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纯粹的心理构造。不过，良心不仅是哲学和神学的源头，也是心理学和灵性的交会点，得到心理学、主要宗教和灵性传统的一致认同。行为科学、进化心理学以及所有传统的神学——甚至激进的唯物主义或强调心灵的神秘主义——都同意，不管是对一群人还是对一个人来说，拥有强烈的良心是很有好处的，而没有良心通常都会酿成大祸。

心理学家会说，当我们为别人的福祉负起某种责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行动很自然（也就是“自我协调的”），而我们的生活满意度也会提高。《圣经》说得好，“施比受更幸福”。身为心理学家，我可以告诉你欠缺这种建立在情感依附上的责任感会让一个人只想要控制，然后他的人生就毁了，到最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佛陀说：“意主意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兽足。若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是则乐随彼，如影不离形。”[1]

科尔比和戴蒙通过他们对道德楷模所作的心理研究得出：“‘积极’包括乐观、爱和喜乐……因此‘积极’跟道德息息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道德楷模的人生里得到印证。”佛陀也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为了安全地走出人生的迷宫，一个人需要智慧的光照和德行的指引”。

还有一条“黄金律”（Golden Rule）[2]谈的是互惠，这是人类最古老的伦理标准，或许也是有史以来最简明、最容易操作的道德哲学。孔子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流传已久的成语。而耶稣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是参考由来已久的犹太谚语——“你们不喜欢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不要怎样待人。只有这条律则，其余都只是注释而已”。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告诉印度教的信徒：“达摩就是会对你们造成伤害的事情，就不要拿去待人。”很多原住民传统也有这类说法。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The Yoruba）说：“想要拿削尖的棍子去刺雏鸟的人，应该先在自己身上试试有多痛。”而北美的拉科塔人（Lakota）的宗教长老黑麋鹿（Balck Elk）也说：“万物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怎样待万物，我们就怎样待我们自己。万物都是合一的。”

那些没有恪遵道德互惠的宗教本质上都很冷血，都只能存在于一时，而因为有这类宗教的存在，就使古老的“黄金律”显得更吸引人。为了说明，我可以举一个例子——“造物运动”（Creativity Movement）。这是一个名叫“造物主世界教会”（World Church of the Creator）的反犹太人、反基督教的团体，他们热爱“白种人”，并且憎恨其他所有人种。照他们的教义，不是“白人”的人就被定义为“泥种人”（mud races）。“造物运动”的主要道德戒律可以表述如下：对白种人有益的都是最高的德行，对白种人有害的都是终极的罪恶。毫不奇怪，它的长期目标就是让“白种人”统治这个世界。

但相较之下，大多数的宗教和灵性传统都遵守“黄金律”，也都信奉黑麋鹿 “万物合一”的理念。有些宗教把这个一体性（oneness）当做基本教义。比方说，“犹太-基督教”要他们的信徒去爱他们的邻人，而东方的神秘主义认为，个体性或是自我首先是虚幻的，我们跟神没有区别，我们彼此也没有区别，因此，从灵性层面来说，我们就是我们的邻人。越南的佛教上师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在他的著作《步步安乐行》（Peace Is Every Step）里设法用“我们都是‘相互依存’（inter-are）的”这样的说法向西方人解释这个东方思维。我们跟宇宙万物息息相关，而且就因为我们相互依存，所以我们不应该只顾着追求我们个人的成就和权力。

一体性的信念在“犹太-基督教”中虽然不像其他宗教那么明显，但也构成其重要的一部分。1939年，欧洲又发生了一场意欲主宰世界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动荡不安，犹太教的神学家、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特拉维夫举办的“巴勒斯坦全国教师会议”上致辞说：“当今世界充满了骇人听闻的问题。能够飞越这一深渊，以及所有时代的所有深渊的是：能够振翅高飞的灵性与创造性的道。教师能够帮助一个人，让他感受到他与万物合一，而这种感觉就能够让他再度与上帝面对面。”

宗教和神经心理学有许多交集，佛教对反社会人格的看法就特别强调其中一个很有趣的交集。佛教认为，反社会人格或许就是人生的一门课程，这门课并不是由生理优势或是劣势来教的，而是由“情感无能”来教的。换句话说，有些人必须体验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貌，或是没有双腿，或是当个乞丐或其他身份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而没有良心的人就必须体验当个无法关心别人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但这个说法很奇怪，因为我们会觉得这都是业（karma）[3]造成的，从而可能就会同情反社会人格者，就像我们同情盲人孤儿一样，不管我们是否相信业力轮回。

虽然心理学承认同情与一体感的价值，但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无法直接证明这些价值的存在。心理学家认为这些价值能够增加生活满意度，因此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建议，让正常儿童接受更多的道德教育，或是让成年人多付出、多当义工。但心理学家传统上还是对“强化人际界限”或是“自我肯定训练”这样的课题更感兴趣。说到这里，和灵性有关的心理学让我想起了印度一则叫做“智慧女人的宝石”的古老寓言。这则寓言的作者已经不可考了，但我们可以在一本1994年出版的、由阿瑟·雷纳汉（Arthur Lenehan）所编纂的故事集里找到这则寓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是由经济出版社( Economics Press)出版的：

有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在山中旅行时，在溪里发现了一块宝石。第二天，她碰到一个饥肠辘辘的旅人，这个很有智慧的女人打开自己的包袱，拿出食物分给那个旅人吃。那个饥肠辘辘的旅人看到了那块宝石，于是就开口跟这个女人讨宝石。她毫不犹豫就送给了他。

那个旅人离开了，因为突如其来的好运而欣喜若狂。他知道这块宝石很值钱，能够让他一辈子衣食无忧。但过了几天后，他又把那块宝石送了回来。

“我在想，”他说道，“我知道这块宝石很值钱，但我还是把这块宝石送回来，因为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更宝贵的东西——我希望你能够给我的是你身上那个‘让你能够毫不犹豫就把宝石送给我’的东西。”

佛教徒都很有智慧，也都很快乐。这些人让我们联想到科尔比和戴蒙所说的那种拥有最大限度良心的道德楷模，像是苏西·瓦勒德斯，她在墨西哥为穷人提供食物，还有杰克·科尔曼这位前任校长，他通过当挖水沟工人、清洁队员以及流浪者来培养他的相互依存感。佛教和尚和道德楷模都指出，通过最大限度的良心而觉察到我们跟其他人相互依存，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让我们变得幸福快乐。事实上，科尔比和戴蒙表示，他们研究的道德楷模大多很实际，很了解人类的真实处境，而且也都很清楚他们的能力有限，所以不见得能改变这些状况。不仅如此，更多良心不仅能让他们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自己的认知，还能让他们拥有强烈而且持久不变的感受，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大我的一部分。

事实上，良心似乎是心理学与灵性的核心，心理学家现在已经知道良心就是建立在情感联系上的道德感，而且也已经知道良心能够带来相当多的好处。在宗教和灵性里，这种体验称为“一体性”、“合一”、“相互依存”等；在心理学里，这个东西称为“良心”或是“道德感”。不管怎么称呼，它都能够把人类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整合在一起。良心遍布我们的基因、我们的大脑，或许还有我们的灵魂，千百年来都对着我们那些最优秀的传统和最值得钦佩的成员说话。良心的声音很微小，从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设法告诉我们，我们在进化层面上、情感层面上和灵性层面上都是合一的，而我们如果想要寻找平和与快乐的话，就得用这种方式来为人处世。

良心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良心会强迫我们离开自己的身体，进入别人的体内，或甚至是与“绝对真理”接触。良心建立在我们跟他人的情感联系上，其最纯粹的形式就是爱。而且更奇妙的是，神秘心理学家与进化心理学家都同意（他们很少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人的天性是善的，而不是恶的。这个结论跟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完全相反，我们通常对自己的本性都很悲观。

神学家和科学家都同意人性本善，但人类会犯两个违反人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控制别人或是控制世界的欲望。这个欲望源自人的一种错觉，即认为控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这种错觉牢牢印在反社会人格者的脑海里。而第二个错误就是道德排他。我们知道把“他者”——另一个性别的人、别的种族、外国人、“敌人”甚至是反社会人格者——贴上“畜生”的标签是后患无穷的，而这也是“我们应该如何应付违反道德的人”这个问题在神学和心理学上都很难回答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没有良心的人可能会带来重大灾难的挑战？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对这个问题依然一筹莫展，但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了。毕竟，魔鬼也在不断进化。

至于“谁运气比较好”这个问题，是残忍无情的人，还是受良心约束的你？我要请你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没有第七感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这一次，在你想象你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财富的时候，想象你永远都很悠闲自在、永远都不会有罪恶感的时候，也请你想象一下良心（而且只有良心）能够给一个人的生命带来的好处，或是良心已经给你的生命带来的好处。请你想象以下这些人的脸庞：你最爱的人、你愿意为他放弃所有财产的人、如果情况需要你会跑进着火的房子去救他的人——父母、兄弟、姐妹、好朋友、终身伴侣、子女。请设法想象一下这个人的脸庞（父母的、儿女的）正哭得很伤心，或是笑得很开心。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你看着这个人的脸庞，但却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你不爱这个人，也没有救他的欲望，你甚至还会笑得很开心。

但不要想得太久，当然如果你是没有良心、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罪恶感的人的话，那么你一辈子情感都会如此空虚。请你变回原来那个有感情的你。请你想象你正在看着你心爱的人，抚摸他的脸颊，聆听他愉快的笑声。

良心用这种方式赐福给我们，每天都赋予我们这种意义。如果没有良心的话，我们的情感就会变得空虚无聊，我们就会把光阴都浪费在无益的事情上。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大多数时候，良心都太普通、太自发了，所以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可是良心比我们强大得多。身为心理学家以及公民，我会把票投给有良心的人，投给能够爱人、能够作出承诺的人，投给慷慨和善的人。那些认为伤害别人是错的而仁慈是对的人，那些日常举动都受到道德指引的人，我会被他们打动。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有的年长，有的年轻；有的已经过世几百年了，有的即将出生。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他们是最睿智、最专注的一群人。他们是——永远都是——人类的希望。

[1]：引自《法句经》，《法句经》是从佛说中录出的偈颂集。——译者注

[2]：指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提出的箴言，即。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译者注

[3]：古印度语称为竭摩。业有三种含义：一为造作，二为行动，三为做事。在佛陀未出世之前的古印度，人们对业的解释为“做事情”。佛教用语中的“业”特别有“造作”之意。——译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作者的话

前言： 请想象一下

第一章 良心是什么玩意儿

奇妙的良心

第七感

良心 VS．超我

第二章 冰人：反社会人格者

超级斯基普

游戏玩家

反社会人格者知道自己是反社会的吗？

第三章 当良心沉睡时

道德排他

良心 VS．权威

当良心划清界限

第四章 世上最“好心”的人

骗人不眨眼

反社会人格 VS. 犯罪

第五章 没有良心的人都有哪些花招

狼的羊皮

煤气灯下

如何不让良心被蒙蔽？

第六章 如何辨识没有良心的人？

装可怜的人往往很危险

可怜的路克

第七章 如何对付没有良心的人？

可爱的爸爸

保护自己的13条法则

第八章 反社会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遗传因素

抚养方式

文化影响

冷血战士

第九章 良心是怎样形成的？

海因茨的两难

性别与文化

四海之内皆兄弟

第十章 没有良心会更幸福吗？

赢的输面

为什么他们并不是战无不胜？

良心有没有可能“太多”了？

第十一章 土拨鼠日

后记：请再想象一下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