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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小妹妹

- 作者：〔美〕雷蒙德·钱德勒

- 译者：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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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上刻着几个斑驳的黑字：“菲利普·马洛……侦探事务所。”这扇略显寒酸的门位于一条略显寒酸的走廊尽头，所处的大楼在那个铺着瓷砖的厕所成为文明基础的年头还算是全新的。这扇门上了锁，隔壁的另一扇门上也挂着相同的标识，却没上锁。推门而入——屋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只巨大的青蝇。可你要是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来的，那就别进来。

初春时节，我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清晨抵达了加利福尼亚，此时高山的浓雾还未弥漫。雨已经停了。群山仍旧是一片翠绿，好莱坞山中的峡谷里，你还能看见高山上的积雪。皮草商店正在卖力吆喝他们的年度清仓货。以提供十六岁处女为特色的妓院生意兴隆。比弗利山庄内的蓝花楹开始抽出嫩芽。

我跟着那只青蝇足足转悠了五分钟，等待它降落。可它就是不想降落。它只想在空中翻腾，嗡嗡地唱着《丑角》的序曲。我的苍蝇拍举在半空中，一动不动，随时准备拍过去。明亮的阳光照在桌子的一角，留下了一块光斑。我知道，它迟早是会停落在那儿的。可当它真的停落时，我起初甚至都没瞧见。嗡嗡声终止了，它就落在了那里。接着，电话响了。

我伸出左手，小心翼翼地去够电话机。我缓缓地举起听筒，柔声说道：“劳驾请稍等。”

我将听筒轻轻地放在棕色的便条簿上。它还在那儿，亮晶晶地泛着蓝绿色，浑身充满了罪恶。我深吸了一口气，猛地一挥拍。它的残骸飘落到了房间的另一边，落在了地毯上。我走上前去，捏着它尚且完好的翅膀捡了起来，扔进了废纸篓中。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我对着电话说。

“是侦探马洛先生吗？”电话里传来一个微弱的、相当慌张的小女孩似的声音。我回答说我就是侦探马洛。“你的调查怎么收费，马洛先生？”

“你想要我做什么？”

声音更尖锐了。“电话上我说不清。这——这是非常机密的。特地来你办公室之前，我得大概了解——”[1]

“一天四十块，其他费用另算。除非是那种一次性收费就能完成的活儿。”

“太贵了，”细小的声音响起，“那么，大概要花几百美元了，可我的工资少得可怜——”

“你现在在哪儿？”

“嗯，我在一家药店，就在你的办公楼旁边。”

“你可以省下一毛钱了。电梯是免费的。”

“再说一遍好吗？”

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上来吧，让我见见你，”我又加了一句。“要是你陷入与我一样的窘境，我会给你出个好主意——”

“我得了解一下你的情况，”细小的声音语气无比坚定。“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而且非常私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要是那么微妙的话，”我说，“也许你需要一位女侦探。”

“天哪，我不知道哪里有，”停顿片刻，“可我觉得一个女侦探不会管用。你看，奥林住在一个乱糟糟的社区，马洛先生。至少我觉着是挺乱的。旅社经理是个非常讨人厌的家伙，满身酒气。你喝酒吗，马洛先生？”

“好吧，既然你提到了——”

“我可不会愿意雇用一个喝酒的侦探，哪怕一滴也不成。我甚至都不赞成抽烟。”

“请问我剥只橘子可以吗？”

我听见电话那头猛地抽了口气。“你也许讲话可以更绅士一点，”她说。

“那你最好去大学俱乐部试试，”我告诉她，“我听说那儿还剩下几个绅士，可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任你摆布。”说着我就挂断了电话。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虽然还走得不够远。我本应该锁上门，把自己藏在办公桌底下。

[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莱翁卡瓦洛的代表作。

2

五分钟后，我用作接待室的那半个办公室门外响起了门铃。我又听见了门关上的声音。接着，便是一片寂静。那扇门半掩着。我仔细倾听，觉得有人刚才向另一间办公室里探头张望，没进门就离开了。紧接着木板上又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而后，出于同样的目的，又发出了那种咳嗽声。我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向外望去。她就在那里。她无需张口，我就能知道她的身份。她看上去比任何人都像麦克白夫人。她是一个小巧玲珑、打扮得干干净净，又显娇气的女孩，一头精心梳理过的棕色秀发，还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她身上的衣服很合身，肩上背着那种看起来很别扭的方形包包，让人想起慈光会的修女带着急救箱奔赴伤员。柔顺的棕色秀发上的帽子仿佛是过早从她母亲头上摘下来的。她素面朝天，既没涂唇膏，也没有珠宝装饰。无框眼镜让她看起来像是个图书管理员。

“电话上是没办法交谈的，”她犀利地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只是太自负了，不善表达，”我说，“进来吧。”我为她开着门，随后搬了把椅子给她。

她坐在了椅子边缘两英寸处，说：“要是我跟扎格史密斯医生的一个病人这么说话，就别想保住饭碗了。他非常挑剔我跟病人说话的方式——哪怕是最难缠的病人。”

“那老小子怎么样了？自从上次我从车库顶上摔下来后就没见过他了。”

她看起来很惊讶，一脸严肃地说：“当然，你肯定认识扎格史密斯医生。”她的舌头无精打采，舌尖从双唇间探出，徒劳地搜索着什么东西，结果一无所获。

“我认识一位乔治·扎格史密斯医生，”我说，“在圣罗莎。”

“哦，不。这位是阿尔弗雷德·扎格史密斯医生，在曼哈顿。堪萨斯的曼哈顿，你知道的，不是纽约的曼哈顿。”

“那肯定是另外一个扎格史密斯医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确定我愿意告诉你。”

“那你只是在浏览橱窗吗，嗯？”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要是我必须向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倾诉我的家庭事务，至少我也得有权决定他是不是我可以信任的人。”

“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个可爱的小妖精吗？”

无框眼镜后的双眸不停地闪烁。“我希望没有。”

我伸手抓来一只烟斗，填上烟草。“‘希望’这个词并不准确，”我说，“摘掉帽子，给自己找一副那种彩色边框的时髦眼镜。你知道，就是那种斜框的，颇具东方色彩的——”

“扎格史密斯医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她快速插话道。接着她又问：“你真的这么觉得吗？”面色微微泛红。

我划着一根火柴凑近烟斗，向着对面喷出一口烟。她不由得向后一缩。

“要是你雇我，”我说，“我就是你雇用的人。是我，就是我。假如你想在这件事上找些门外汉，那你就是疯了。我挂了你的电话，可你还是跑来了。所以，你需要帮助。你叫什么名字？出了什么事？”

她只是瞪着我。

“看，”我说，“你来自堪萨斯的曼哈顿。上次我背诵《世界年鉴》时，那里还是个离托皮卡[1]不远的小城。人口大约一万两千。你在阿尔弗雷德·扎格史密斯医生手下干活，正在寻找一个叫奥林的人。曼哈顿是个小城。没错。堪萨斯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那样。关于你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能够挖掘你整个家族的历史了。”

“可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呢？”她一脸困惑地问。

“我？”我说，“我不想。我烦透了别人告诉我历史。我就坐在这儿，因为我没地方可去。我不想工作。我不想要任何东西。”

“你的话太多了。”

“没错，”我说，“我的话太多了。孤独的人总是话很多。他们要么喋喋不休，要么压根不说话。我们可以开始谈正事了吗？你看起来不像那种会去找私家侦探的人，尤其是你不认识的私家侦探。”

“我知道，”她低声说，“奥林绝对会怒气冲冲，母亲也会暴跳如雷的。我就是从电话簿中找到你的名字——”

“出于什么原则？”我问，“眼睛闭着还是睁开的？”

她盯着我看了片刻，仿佛我是某个怪胎。“七和十三，”她低声答道。

“怎么讲？”

“马洛有七个字母，”她说，“菲利普·马洛有十三个字母。[2]七和十三——”

“你叫什么名字？”我几乎咆哮道。

“奥法梅·奎斯特。”她眯了眯眼睛，好似要哭一般。她告诉我“奥法梅”如何拼，没有空格。“我和母亲住在一起，”她继续说着，声音越来越急促，仿佛她要为我的时间而付费。“我的父亲四年前去世了。他是个医生。我的哥哥奥林本来也要做一个外科医生，可后来他读了两年医科转向工程学了。一年前，奥林来到海湾城[3]的加州西部飞机公司工作。其实他不必去的。他在威奇托[4]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猜，他或许是想出来到加利福尼亚去闯闯。大部分人都这样。”

“几乎人人都想，”我说，“假如你要戴无框眼镜，你至少要配得上。”

她咯咯一笑，手指在桌面上划出一条线，低着头说：“你是说，那种斜框的眼镜让人看起来像东方人？”

“嗯哼，现在来聊聊奥林吧。我们已经知道他到了加利福尼亚，知道他来到了海湾城。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她思索了片刻，眉头紧蹙。接着她打量着我的脸庞，仿佛正在下定决心似的。随后，她的话就如连珠炮一般：“奥林总是会定期给我们写信。可是最近半年来，他只给母亲写了两封信，给我写了三封。最后一封信还是几个月以前的。母亲和我非常担心。于是我趁休假过来探望他。他以前从没离开过堪萨斯。”说到这儿，她顿了顿，问：“你不打算做些笔记吗？”

我哼了一声。

“我以为侦探都会把事情写在小笔记本上的。”

“我负责讲笑话，”我说，“你负责讲故事。你趁休假出来了，然后呢？”

“我给奥林写过信，说我要过来，可他没回信。于是，我从盐湖城发了一封电报，可他还是没回音。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前往他的住处。可真是千里迢迢啊。我搭了一辆公交车，来到了海湾城，找到爱达荷街449号。”

她再次停了下来，重复了地址，我仍然没有记下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她：她的眼镜，柔顺的棕发，傻乎乎的小帽子，未染豆蔻的十指，不抹口红的小嘴，还有那小小的舌尖在苍白的双唇间忽进忽出。

“也许你不知道海湾城，马洛先生。”

“哈，”我说，“关于海湾城我唯一知道的是，每次去那儿我都要买一顶新的头盔。你想让我把你的故事讲完吗？”

“什——么？”她双目圆睁，透过眼镜就像在深海鱼缸里看到的一对眼睛。

“他搬家了，”我说，“你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你担心他此刻正住在豪华酒店的顶楼，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身穿一件貂皮大衣，浑身散发着有趣的香水味。”

“我的老天！”

“还是我太粗俗了吗？”我问道。

“求你了，马洛先生，”她最终说，“我觉得奥林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要是奥林听到你这么说，你会觉得很遗憾。他抠门得要命。可我知道出事了。那只是一栋便宜的出租公寓，我压根不喜欢那个经理。是那种让人讨厌的男人。他说，奥林好几周以前就搬走了，他不知道奥林搬去了哪儿，他也不关心。他唯一想要的就是一点儿杜松子酒。我都不知道奥林为什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刚才说一丁点杜松子酒吗？”我问。

她一下脸红了。“那经理是这么说的。我只是转述给你听。”

“好吧，”我说，“继续说下去。”

“嗯，我打电话给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加州西部飞机公司，你知道的。他们说，他跟不少人一样，已经被解雇了，他们只知道这些。于是，我又去了邮局，询问奥林是否变更了地址。他们称无法提供我任何信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把情况告诉他们，那个人说，好吧，如果我是他妹妹，他就去查查看。随后，他进去查看了一下，回来说没有。奥林没有变更过地址。于是，我开始有点儿害怕了。他可能遭遇了车祸或别的不测。”

“你想过去警察局询问一下吗？”

“我不敢去问警察。奥林不会原谅我的。他最顺利的时候也够苦的了。我们家——”她犹豫了再三，那双眼睛背后隐藏了她所不希望的东西。她屏住呼吸继续说道，“我们家不是那种普通家庭——”

“你看，”我疲倦地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个顺手牵羊的小贼，而是一个遭遇车祸撞击后失忆或是严重受伤而无法说话的家伙吗？”

她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眼神似乎不太友善。“要真是这种情况，我们会知道的，”她说，“每个人口袋里都能找到证明身份的东西。”

“有时候，口袋里空空如也。”

“你打算吓唬我吗，马洛先生？”

“要想吓唬你，我肯定束手无策。你觉得他可能遇到了什么事？”

她伸出纤细的食指放在唇边，用舌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指尖。“我觉得，要是我知道这点就不会来找你了。寻找他，你会怎么收费？”

我沉默了很久没有回答，接着，我说：“你是说单干，不泄露给别人吗？”

“是的，我就是指单干，不泄露给别人知道。”

“嗯哼。那就要看情况了。我告诉你我的价码。”

她双手合拢放在桌子边缘，用力绞着双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没有意义的手上动作。“我觉得你是个侦探，你能够马上找到他，”她说。“我可能最多只负担得起二十美元。我还得付这里的一日三餐、住宿费用和回程的火车票，你知道，旅馆贵得离谱，还有火车上的食物——”

“你住在哪家旅馆？”

“我——我不想告诉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说。我非常害怕奥林发脾气。不过，我可以经常打电话给你，对吗？”

“嗯哼。只是奎斯特小姐，除了奥林会发脾气之外，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我看着烟斗熄灭，又划了一根火柴，举到烟斗的凹处，望着对面的她。

“吸烟斗是种很邋遢的习惯吗？”她问。

“或许吧，”我说，“不过，要我放下它二十美元可是不够的。而且，不要试图回避我的问题。”

“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她勃然大怒道，“吸烟斗就是一种邋遢的习惯。我母亲从不让我父亲在家里抽烟，哪怕在他中风后的最后两年里也是。他有时会拿着空烟斗干坐着。但她的确不喜欢他这么做。我们欠了一大笔债，她说，她可没闲钱给他买没用的东西，比如烟草。教堂可比他更需要烟草。”

“我有点明白了，”我缓缓地说，“在你们家这样的家庭里，其中某个成员成了害群之马。”

她霍地站起身，一把抓过她的急救包。“我不喜欢你，”她说，“我想我不打算雇你。如果你暗示奥林犯了错，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家的害群之马不是奥林。”

我眼皮都没动一下。她一转身，冲向门口，刚握住门把手，又再次转过身冲了回来，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对此情此景的反应，好比一条吃饱了的鱼放弃鱼饵。她掏出自己的小手帕，拭了拭眼角。

“现在我推测你会打电话报警了，”她哽咽道，“曼哈顿报纸会打听所有消息，刊登我们家的丑闻。”

“你不必有此猜测。别再折磨我的感情了。让我看看他的照片。”

她匆匆忙忙抛下手帕，从包里摸索出了其他东西。她把东西递给办公桌对面的我。一个信封。薄薄的，里面可能有几张快照。我没有打开看。

“从你的角度来描述一下他。”我说。

她凝神思考了片刻，这让她有机会动了动她的眉毛。“去年三月，他当时二十八岁，有一头浅色的棕发，颜色比我的还要淡一些，留着一个大背头，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他很高，超过六英尺。不过体重大约只有一百四十磅。他有点瘦骨嶙峋的感觉，以前留着一点金色的胡须，不过母亲让他刮掉了。她说——”

“不用告诉我。牧师需要用它来填充一个靠垫。”

“你不能这么说我母亲，”她大嚷道，脸色因为怒气而惨白。

“哦，别犯傻了。你身上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不过，你现在可以别再装成一朵复活节百合了。奥林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标志吗，比如胎记或是伤疤，抑或是胸口上文有《诗篇》第二十三篇的文身？别不好意思。”

“咳，你不必对着我大吼大叫。你干吗不看看照片？”

“他大概穿着衣服。毕竟，你是他妹妹。你应该知道。”

“不，他没有，”她紧张地说。“他的左手有一个小伤疤，原来那里有个脂肪瘤。”

“他有什么习惯？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和姑娘约会之外，平时还靠什么来消遣？”

“为什么——你怎么会知道？”

“你母亲告诉我的。”

她微微一笑。我开始纳闷，她自己是否有爱好。她拥有一口雪白的贝齿，却没有刻意张大嘴巴。这点不容易。“你真傻啊，”她说，“他博览群书，拥有一台价格不菲的照相机，他喜欢用它来偷拍别人。有时，别人会很生气。可奥林说，人们应该看看他们自己真正的模样。”

“希望这永远不要发生在他身上，”我说，“是哪种照相机？”

“那种镜头非常精密的微型相机。几乎在任何光线下都能拍照。一台徕卡。”

我打开信封，取出几张小照片，图像非常清晰。“这些是那台相机拍的吗？”我说。

“哦，不。这是菲利普拍的，菲利普·安德森，是我之前交往过一阵的男孩。”她顿了顿，叹口气说：“我想，这才是我来这儿的真正原因，马洛先生。只是因为你也叫菲利普。”

我“嗯”了一声，不过隐约感觉有点儿感动。“后来菲利普·安德森怎么样了？”

“可我们在说奥林——”

“我知道，”我打断她，“菲利普·安德森怎么样了？”

“他还在曼哈顿。”她一扭脸，目光投向一侧。“母亲非常讨厌他。我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没错，”我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要是想哭的话就哭吧。我不会责备你的。我只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盯着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正低头看，没多大用。另外一张相当清楚，上面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长着一对细小的眼睛，嘴唇偏薄，下巴尖尖的。要是你忘了擦掉鞋上泥土，这样的男孩会提醒你。我把照片放在一边，望着奥法梅·奎斯特，试图在她脸上发现些什么，哪怕在这样遥远的距离。可我做不到。没有丝毫的血缘共性，当然，这绝对说明不了什么。永远说明不了什么。

“好吧，”我说，“我会前往调查一下。可你应该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他身处一座奇怪的城市。他的收入不错。也许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赚得都多。他遇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一类人。那绝不是堪萨斯的曼哈顿这样的城市——相信我，绝不是，我了解海湾城。于是他放弃了培训，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他会摆平一切的。”

她只是默默地望了我片刻，接着摇摇头说：“不。奥林不是会这样做的那种人，马洛先生。”

“任何人都会，”我说，“尤其是像奥林这样的家伙。那种小城里貌似虔诚的家伙，一辈子生活在母亲的管束、牧师的劝导之下。来到这里他很孤独。他赚到了钱。他想花钱买些甜蜜温馨和五光十色，并不是那种从教堂的东窗照射出来的光线。我倒不是反对这些。我的意思是，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切，对吗？”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于是，他开始了游戏，”我继续说，“可他并不知道怎么玩。那也需要经验。他的生活里充满了荡妇和酒精，他的所作所为对他来说就像是偷了主教的内裤。说到底，这家伙都二十九了，要是他想学坏，那是他的事儿。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把错误归咎于别人。”

“我不想相信你，马洛先生，”她缓缓地说。“我不希望母亲——”

“刚才你说过二十美元，”我打断她的话。

她一脸震惊。“我现在就得付钱吗？”

“在堪萨斯的曼哈顿是什么规矩呢？”

“曼哈顿可没有私家侦探。只有常规的警力。其实，是我觉得我们那儿没有。”

她的手再次伸进工具包中摸索，扯出一个红色的零钱包，从中取出一些纸币，钱都分别整齐地折叠起来。三张五美元和五张一美元。钱包里似乎所剩无几了。她半举着钱包，所以我看清了里面是空的。接着，她在桌子上摊开几张纸币，一张一张叠好，推到我面前。动作缓慢而悲伤，仿佛她正在溺死一只最宠爱的猫咪。

“我给你开张收据，”我说。

“我不需要收据，马洛先生。”

“我需要。你不肯给我你的名字和地址，因此我需要留一张有你名字的单据。”

“派什么用？”

“用来证明我是你的代理人。”我拿来收据簿，开了收据，举起本子让她在副本上签字。可她不愿意。过了一会儿，她不情不愿地拿起铅笔，在副本上用工整的秘书字体写下了“奥法梅·奎斯特”。

“还是不留地址？”我问。

“我不想留。”

“那就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家里的电话也在电话簿上。布里斯托公寓，428号房。”

“我不太可能来拜访你，”她冷冷地说。

“我还没邀请你呢，”我说，“要是你愿意的话，四点钟打给我。我可能会有所发现，也可能没有。”

她站起身，“我希望母亲不会认为我做错了，”她边说，边用苍白的指甲点了点嘴唇。“我是指到这儿来。”

“只求你别再告诉我任何你母亲讨厌的事了，”我说，“只要略过这部分。”

“哎呀，真是的！”

“别再说‘哎呀，真是的’。”

“我觉得你是个非常粗鲁的人，”她说。

“不，你不是这么认为的。你认为我很可爱。而我认为你是个迷人的小骗子。你觉得我不会为了什么二十美元接下这个案子，对吗？”

她镇定地瞥了我一眼，突然冷酷地瞪着我。“那又是为什么？”还没等我回答，她又说：“因为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味道？”

我仍旧未回答。她的脸微微泛红。接着她咯咯一笑。

我不忍心告诉她，我只是因为太无聊、无所事事才接了她的案子。也许也是因为春天到了。她眼眸中所蕴含的某些东西却比堪萨斯的曼哈顿更沧桑。

“我觉得你非常善良——真的，”她温柔地说。随后她迅速转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办公室。她的脚步沿着外面的走廊发出轻微、尖利的“嗒嗒”声，就仿佛父亲试图享用第二块馅饼时，母亲敲打餐桌边缘所发出的声音。而他身无分文，一无所有，就坐在堪萨斯的曼哈顿门廊里的一张摇椅中，嘴里叼着他的空烟斗。在门廊上的摇椅中摇来摇去，又慢又轻，因为那时你已经中风，只能摇得又慢又轻。嘴里叼着烟斗。没有烟草。除了等待，无所事事。

我把奥法梅·奎斯特来之不易的二十美元装进了一个信封，写上她的名字后扔进了抽屉。我可不喜欢身怀“巨款”到处乱跑。

[1]堪萨斯州的首府。

[2]菲利普·马洛的英文名是Philip Marlowe，共十三个字母。

[3]此处指的是旧金山昵称。

[4]堪萨斯州中南部城市。

3

你可能很久以前就知道海湾城，却不知道爱达荷街。你可能知道许多爱达荷街，却不知道爱达荷街449号。前方街区的地面高低不平，几乎成了泥地。歪歪扭扭的栅栏隔开了街道对面崎岖不平的人行道，里面是一座木材厂。再往前半个街区，一道废弃的支线铁轨一直延伸进两扇用铁链紧锁的高大木门，门似乎已经有二十年都不曾开启了。小男孩们用粉笔在木门和栅栏上画满了涂鸦。

449号的门廊不深，也未上过漆，上面凌乱地放着五把用铁丝和木头、藤条缠成的摇椅，周围散发着海滩的湿气。矮窗上的绿色百叶窗只放下了三分之二，而且破烂不堪。前门边上有一个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印有“客满”的字样。那牌子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上面已经褪色，还沾着斑斑驳驳的污点。大门通向一条长廊，往里走到三分之一处有一段楼梯。右侧有一个窄架，旁边用锁链挂着一支不褪色铅笔。窄架上面还有一个按钮和一个黄黑色告示牌，上面写着：“经理”，由三枚完全各异的图钉钉着。对面的墙上还装着一部付费电话。

我按了门铃。附近某处传来了声音，不过没人来应门。我又按了一次。还是没有动静。我摸索着走进一扇门，上面挂着一块黑白色金属告示牌，写着“经理”。我敲了敲门，又踢了一脚。不过似乎没人在意我踢它。

我走出了屋子，绕到一侧，那里有一条狭窄的水泥路，通向边门。此处看上去好像就是经理室。屋里其他地方都是房间了。小门廊上有一个脏兮兮的垃圾桶，还有一个装满了酒瓶的木盒子。纱窗后面，屋子的后门大敞着。里面黑漆漆的。我把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瞧。透过里间边门门廊处敞开的大门，我看见一把直背椅上搭着一件外套，椅子上坐着一个头戴帽子、身穿衬衫的男人。他是个小个子。我看不清他在干什么，不过他似乎正坐在一张嵌入式早餐桌的一头，那是一个早餐角。

我狠狠敲打着纱窗。那个人没有理会。我敲得更重了。这回他的椅子向后一歪，向我露出一张苍白的面孔，嘴里叼着一支烟。“干啥？”他咆哮道。

“找经理。”

“不在，朋友。”

“你是谁？”

“关你什么事？”

“我要一间房。”

“客满了，朋友。你大字不识吗？”

“我恰好不这么觉得，”我说。

“哦？”他那张干瘪丑陋的嘴继续叼着烟，他用指甲弹去了烟灰。“去你妈的。”

他向前歪了歪椅子，继续做自己的事儿。

我走下门廊时故意发出了声响，然后又悄悄返回去。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摸索着纱门，它上了钩子。我用一把折叠刀的刀刃抬起了钩子，缓缓把它拉出了钩眼。这个过程只发出了轻微的嘀嗒声，可是后面厨房里却传出了更大的叮叮当当的声响。

我走进了屋子，穿过边门门廊，进入了厨房。小个子男人手忙脚乱，还没注意到我。厨房里有一个三眼灶煤气炉，几个架子上堆满了油腻腻的碗碟，残缺不全的冰箱，还有一个早餐角。早餐角的桌子上摆满了钱币。大部分是纸币，不过也有硬币，各种面值。小个子男人正在点钱，将它们码堆，然后记账。他不时地舔舔铅笔，却没有放下叼在嘴里的香烟。

那张桌子上肯定有好几百美元。

“收租日？”我和善地问。

小个子男人猛地转过身。一时间，他脸上露出微笑，一言不发。露出这种微笑的男人心里可不会笑。他从嘴里拿开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他从衬衫里又取出一支烟，塞在脸上的同一个地方，开始摸索火柴。

“你干得漂亮，不声不响地进来了，”他愉快地说。

没有找到火柴，他在椅子上随意地转过身，伸手去摸外套口袋。某件重物撞到了椅子上。还没等重物掏出口袋，我便抓住了他的手腕。他身子用力向后倾，外套口袋向我露了出来。我一把抽掉了他身下的椅子。

他重重地坐在了地板上，脑袋撞上了早餐桌的边上。可他还不死心，试图踢我的下阴。我拽着他的外套向后退去，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他刚才在玩弄的点三八口径手枪。

“别坐在地上发愣，”我说。

他缓缓地站起来，假装头晕眼花的模样。一只手在衣领后摸索，突然银光一闪，他的手臂冲我袭来。他可真是只好斗的小公鸡！

我用他的枪从一侧击打他的下巴，他再次坐在了地上。我一脚踩在他拿刀的手上。他的脸庞因痛苦而扭曲，可还是一声不吭。于是，我把小刀踢到角落。这是一把又长又薄的刀，看起来锋利异常。

“你真不害臊，”我说，“对一个只是来找个住处的人动刀动枪。哪怕在这年头，也是犯规了。”

他将受伤的手臂搁在两膝之间，用力挤压，口中吹着口哨。下巴那一击似乎没有伤着他。“好吧，”他说，“好吧，我还不够厉害。拿着钱滚吧。不过可别指望我们会放过你。”

我看着桌上那些收集的小额、中额纸币和那些硬币。“看你身上带这么多家伙，肯定是生意遇到不少阻力，”我对他说。我穿过了里间的门，推了推。门没有锁。我转过身。

“我会把枪放在信箱里，”我说，“下次记得看看谁按门铃。”

他还在温柔地吹口哨，举着他的手。他眯着眼睛，若有所思地望了我一眼，接着把钱都扫进了一只寒酸的公文包里，搭上搭扣。他脱下帽子，整了整，又得意地戴回后脑勺，冲我温和爽快地一笑。

“别管那把枪了，”他说。“城里到处是旧铸铁厂。不过刀子你可以留给克劳森。我是花了好一番工夫才磨成那样的。”

“也用它干了不少活儿？”我说。

“可能吧。”他随意地向我弹了一手指。“也许我们很快会再见的。那时我会有个伙伴。”

“到时叫他穿一件干净衬衫。”我说，“也借你一件吧。”

“天哪，天哪，”他的嘴里骂骂咧咧。“别蹬鼻子上脸。”

他低调地走过我身边，从后门廊走下木头台阶。他的脚步在大街上嗒嗒作响，直到渐渐消失。这声音与奥法梅的高跟鞋在我办公室走廊上响起的咔哒声非常相似。不知怎么的，我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好像算错了王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和那个小个子身上冷酷的特质有关。没有啜泣，没有威吓，只是微笑，吹着口哨，低低的声音，还有那难以忘怀的双眼。

我走上前捡起那把刀。刀刃狭长而圆薄，就像一把平整圆滑的圆锉刀。刀柄是用质地轻盈的塑料制成，和刀刃连成一体。我握着刀柄，啪地投向餐桌。刀刃插入木头中，轻轻地颤抖着。

我深吸了口气，再次滑下一端的刀柄，用力从木头里起出刀刃。一把古怪的刀，其中的设计和用途都让人不悦。

我打开厨房另一端的门，一手拿着枪和刀，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有壁床的客厅，壁床平放着，床上凌乱不堪。有一张软坐垫椅，扶手上烧了个洞。一张高大的橡木书桌靠墙摆放在前窗边上，斜拉的桌门仿佛老式的地窖门。旁边摆着一张长沙发，上面躺着一个人。他的双脚荡在沙发末端，脚上穿着疙疙瘩瘩的灰色短袜。他的脑袋偏离枕头有两英尺远。枕套的颜色惹人注意。他的上半身套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和一件破破烂烂的灰色毛线衫。他张着嘴，脸上的汗水亮晶晶的，呼吸时就像一台老式的、气缸漏气的福特车。他一边的桌子上搁着满满一盘的烟蒂，其中有些像是手工烟卷。地板上有一瓶几乎没动过的杜松子酒，还有一个杯子貌似盛着咖啡，但肯定是有些日子了。房间里到处是杜松子酒的气味，空气混浊，可也有一种大麻烟的熟悉味道。

我打开一扇窗，为了让肺吸收一些新鲜空气，我把前额抵着纱窗，向外张望。两个孩子正沿着木材厂的栅栏骑自行车，时不时地停下来研究一下边界周围的厕所涂鸦艺术。小区里一片寂静，连条狗都没有。街角处旋起一阵灰尘，好像一辆车刚刚驶过。

我走向写字桌，里面有一本入住登记簿，我细细浏览，直到发现了“奥林·P·奎斯特”的名字，那笔迹锋利而又一丝不苟，名字边上有人用铅笔加上了数字214。我继续翻阅登记簿直到最后一页，不过再没有发现有人入住214房了。有一个名叫G·W·希格斯的家伙入住了215房。我合上桌上的登记簿，走向沙发。那个男人止住了鼾声，右臂甩到身前，仿佛以为自己在演讲一般。我俯下身去，用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他的鼻子，将毛线衫塞进他的嘴巴。他停下了打呼，猛地睁大眼睛。呆滞的双眼中布满了血丝。他奋力挣脱我的手。当我确定他已完全清醒时，我松开了手，捡起那满满一瓶的杜松子酒，取来酒瓶边上的玻璃杯倒了一些。我把酒杯递给那个男人。

他迫不及待地要抢过酒杯，急切之情犹如一个母亲抢过分别已久的孩子。

我突然拿开酒杯，问：“你是经理吗？”

他那黏糊糊的舌头舔了舔嘴唇，说：“杯——杯——”

他试图抢夺酒杯。我把杯子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双手小心翼翼地握住酒杯，浇了一脸的黄汤。接着他开怀大笑，把酒杯朝我扔来。我接了个正着，把杯子又倒扣在桌上。那个男人仔细地打量我，不过并不认真。

“你想怎么样？”他沙哑的嗓音里透出怒气。

“是经理吗？”

他点点头，几乎晕倒在了沙发上。“我一定是喝醉了，”他说，“只有那么一丁点儿醉了。”

“还不赖，”我说。“你还有呼吸。”

他双腿垂到地上，勉强坐起身。他突然咯咯乐了起来，东倒西歪地走了三步，又蹲下趴在地上，爬了几步，试图去啃一条椅腿。

我把他拉起来，迫使他再度直起身子，将他放在那张扶手烧焦了的软坐垫椅上，又为他倒了一杯“良药”。他喝了之后，浑身瑟瑟发抖，不过双眼似乎立刻恢复了理智和精明。他这种酒鬼都会有片刻平衡的真实感。你永远猜不到他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或是会持续多久。

“你他妈的是谁？”他咆哮道。

“我在找一个名叫奥林·P·奎斯特的人。”

“嗯？”

我又重复了一遍。他双手搓了搓脸，简明扼要地回答说：“搬走了。”

“什么时候搬走的？”

他挥了挥手，几乎从椅子里跌倒，又朝另外一个方向挥了挥手，好保持平衡。“让我喝一杯，”他说。

我又倒了一杯杜松子酒，举到他难以够着的地方。

“给我，”他迫切地说。“我不高兴了。”

“我唯一想要的是奥林·P·奎斯特现在的地址。”

“让我想想，”他狡猾地说，故意绕开我举着的酒杯。

我将酒杯放在地上，掏出一张名片给他。“这也许会帮你集中精神，”我对他说。

他眯起眼睛仔细瞧了瞧，嗤之以鼻，将名片一折再折，托在手掌上，朝它啐了一口，向身后抛去。

我将杜松子酒递给他。他说了声“祝你健康”便一饮而尽，严肃地点点头，然后将杯子也向身后抛去。杯子沿着地板上滚了一会儿，嘭的一声撞上了踢脚板。那个男人突然轻而易举地站了起来，向天花板伸出大拇指，握紧拳头，用舌头和牙齿发出了尖锐的声音。

“滚蛋，”他说，“我也是有朋友的。”他盯着墙上的电话，然后又狡猾地望着我。“我会叫十几个人来招呼你的，”他冷笑着说。我一言不发。“不信吗，嗯？”他大吼一声，勃然大怒。我摇了摇头。

他走向电话机，从钩子上一把摘下听筒，拨了五位数字。我望着他。1-3-5-7-2。

那一系列动作让他暂时筋疲力尽。他垂下听筒，重重地靠在墙上，坐在了一边的地板上。他将听筒靠近耳边，对着墙壁怒吼：“我要跟医生讲话。”我静静地听着。“文斯！医生！”他气呼呼地大嚷道。他甩了甩听筒，扔到了一边。他双手撑着地，开始绕着圈儿爬。他看到我时，不由得又惊又怒。他再次颤颤巍巍地爬起来，伸出手来，说：“让我喝一杯。”

我取来掉在地上的玻璃杯，从杜松子酒瓶中倒了一些。他接过酒杯那派头就像一位醉醺醺的公爵遗孀，然后挥洒自如地喝了个精光，镇定自若地走向沙发，一头躺倒，还把酒杯垫在脑袋下当枕头。眨眼之间便睡着了。

我把电话听筒放回了挂钩，再次扫视了一眼厨房，摸了摸沙发上的男人身上，从他口袋里摸出了几把钥匙。其中有一把万能钥匙。通向走廊的门装了一把弹簧锁，我固定了锁头，以便能返回，接着就登上了楼梯。我走到半路停下来，在一个信封上写下了“医生——文斯，13572”。也许这是一条线索。

我沿着楼梯向上走，房子里一片寂静。

4

经理这把经过多次打磨的万能钥匙悄无声息地打开了214房的门。我推开门，房里有人。一个身形魁梧健壮的男人正俯身对着床上的手提箱，背对着门口。衬衫、袜子和内裤都摊在床罩上，他正在悠然自得地打包行李，用单调低沉的声音吹着口哨。

房门铰链吱吱作响时，他顿时僵住了。他飞速向床上的枕头下伸手。

“对不起，”我说。“经理说这间房没人住。”

他的脑袋光秃秃的，像一颗葡萄。他身上穿着深灰色法兰绒长裤，蓝衬衫上是透明的塑料背带。他的双手从枕头下抽了出来，摸了摸脑袋，然后又放下来。他转过身来，原来他不是秃子。

头发看起来很自然，光滑的棕发，没有分头路。他从下往上瞪着我。

“你倒是敲敲门呢，”他说。

他的嗓音浑厚，宽阔谨慎的脸庞显得很圆润。

“我干吗要敲门呢？如果经理说房间是空的？”

他心满意足地点点头。眼中的怒气消失了。

虽然没有邀请，我还是向房间里走。一本打开的黄色杂志面朝下放在手提箱边上。一支雪茄在绿色的烟灰缸里冒着烟。房间打理得井井有条，相对于整栋房子来说，这里还算干净。

“他肯定以为你已经搬走了，”我说，试图表现自己的善意和了解真相的天赋。

“刚入住半个小时，”那个男人说。

“好吧，不介意我四下看看吧？”

他干巴巴地笑了笑。“刚进城没多久，是吗？”

“怎么了？”

“刚来这儿，是吗？”

“怎么了？”

“喜欢这房子和小区吗？”

“不喜欢，”我说，“房间看起来还不赖。”

他咧嘴一笑，露出了一颗烤瓷牙，明显比他的其他牙齿要白得多。“你在这儿看了多久了？”

“刚开始看，”我说，“哪来这么多问题？”

“你逗我发笑，”男人嘴上这么说，却没有笑。“在这个城里你不用找房子。大家都是看也不看直接抢的。这个小地方挤得要命，只要我现在告诉别人这儿有个空房间，马上就能得到十块钱。”

“太糟了，”我说，“一个名叫奥林·P·奎斯特的人告诉我这间房是空的。那么，你就剩下一张十元钞票了。”

“是吗？”他的眼睛眨也不眨。肌肉纹丝不动。我仿佛一直是在对一头海龟讲话。

“别跟我耍横，”男人说，“我可不是好惹的。”

他从绿色玻璃烟灰缸中捏起一支雪茄，吐了一口烟。透过烟雾，我看见了一对冰冷灰色的双眼。我抽出一支香烟，用下巴颏蹭了蹭。

“惹你的人会有什么下场？”我问他。“让他抓住你的假发？”

“你敢取笑我的假发，”他凶巴巴地说。

“真对不起，”我说。

“房子外面有‘客满’的牌子，”男人说，“那你为什么还来这里找空房间呢？”

“你没听清楚这个名字，”我说。“奥林·P·奎斯特。”我将名字拼给他听。即便如此，他看起来仍然很不高兴。一阵死一般的寂静。

他猛地一转身，将一叠手帕塞进行李箱内。我向他凑近了些。待他转过身时，脸上似乎露出了警惕。不过他的脸打一开始就是这样。

“是你的朋友吗？”他随便一问。

“我们是发小，”我说。

“很沉默的家伙，”男人轻松地说，“我过去常和他在一块儿。在加州西部飞机公司上班，是吗？”

“不错，”我回答。

“哦，他辞职了？”

“被炒了。”

我们继续望着对方，但仍然没有什么结果。我们俩这辈子为了看到奇迹都干了不少事儿。

他将雪茄放回面前的烟灰缸，坐在了床沿上，旁边是他打开的行李箱。我向里面瞧了一眼，发现一把自动手枪的方形枪柄从一堆乱七八糟的短裤里露了出来。

“这个奎斯特已经离开十天了，”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所以，他仍然以为房间是空的，啊哈？”

“根据登记簿，它确实是空的，”我说。

他鄙夷地哼了一声。“楼下那个醉鬼大概一个月都没看过登记簿了。那么——等等。”他的目光一凛，一只手在行李箱周围随意摸索，随手拍了拍手枪附近的衣物。当那只手挪开时，手枪便不见了。

“我一早上都晕晕乎乎的，否则我早该知道了，”他说。“你是个侦探。”

“好吧，就算我是。”

“找我干吗？”

“没事，只是好奇你为什么住这间房。”

“我是从走廊对面的215房搬过来的。这间房比较好。就这么简单。满意了？”

“非常满意，”我一边说，一边盯着那只随时可能接近手枪的手。

“是哪一类侦探？城里的？让我看看证件。”

我没有答话。

“我觉得你拿不出证件。”

“即便我向你出示，你也会说那是假的，你就是那种人。那么，你就是希格斯。”

他一脸惊讶。

“乔治·W·希格斯，”我说，“在登记簿上有，215号房。你方才告诉我，你是从215号房搬过来的。”我四下打量着房间。“要是这里有块黑板，我可以写给你看。”

“严格来说，我们没必要斗嘴，”他说，“当然，我就是希格斯。很高兴认识你。你叫什么？”

他伸出了手。我与他握了握手，不过似乎并非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刻。

“我叫马洛，”我说，“菲利普·马洛。”

“你知道吗，”希格斯彬彬有礼地说，“你是个他妈的大骗子。”

我哈哈大笑。

“我可不吃你嬉皮笑脸这一套，老弟。你有何贵干？”

我掏出钱包，递给他一张我的工作名片。他仔细看过后，用名片边缘敲了敲他那颗烤瓷牙。

他沉吟道：“他大概去了哪儿。没跟我讲。”

我说：“你的语法跟你的假发一样松松垮垮。”

“你要是知道好歹的话，就别打趣我的假发。”他咆哮道。

“我不会吃了它，”我说，“我还没饿到那分上。”

他向我走近一步，右肩一沉。脸上怒火中烧，嘴角向下耷拉着。

“别揍我。我有保险，”我对他说。

“哦，见鬼。又一个疯子。”他耸耸肩，嘴角又恢复了正常。“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要找这个奥林·P·奎斯特。”我说。

“为什么？”

我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吧。我本人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所以我才搬出来了。”

“也许你不喜欢大麻烟。”

“这个，”他空洞地说，“还有其他事。这就是为什么奎斯特走了的原因。让人尊敬，就像我一样。我想，有几个粗鲁的男孩威胁了他。”

“我明白了，”我说。“所以他没有留下转递地址。他们为什么威胁他？”

“你刚才提到了大麻烟，不是吗？他会不会去总部了？”

“在海湾城吗？”我问道，“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好吧，谢了，希格斯先生。走了很久吗？”

“不久，”他说。“不，不是很久。只是有段日子了。”

“你做什么营生的？”我问他。

“营生？”他看起来很受伤。

“是啊，你靠什么来圈钱？你怎样谋生？”

“你误会了，老兄。我是一个退休的验光师。”

“所以你有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吗？”我一指行李箱。

“别跟我耍嘴皮子，”他板着脸说。“这是家里传下来的。”他再次低头看了看名片。“你是私家侦探吗？”他若有所思地说。“你平时都接些什么活儿？”

“所有算得上正当的活儿，”我回答道。

他点点头。“‘算得上’是个灵活的词儿。‘正当’也是。”

我恶毒地瞥了他一眼。“你说得很对，”我赞同道。“我们找个安静的午后来讨论一下它们的定义吧。”我一伸手倏地抽走了他指间的名片，塞进了我的口袋。“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我说。

我走出门，关上了门，站在门口侧耳倾听。我不知道想听见什么。可无论是什么，我都一无所获。我有种感觉，他正站在我刚刚离开的地方，盯着我离开的门口。我经过走廊时发出了些声响，最后站在了楼梯口。

一辆汽车从房子前方开走了。某一扇门关上了。我悄悄折回215房，用万能钥匙开了门。我悄无声息地关上门，上了锁，就在里面静静地等待。

5

过了还不到两分钟，乔治·W·希格斯先生走出了门。他悄悄地走出来，要不是我一直在倾听着这个动作，我也会错过的。我听见门把手转动时发出的轻微的咔嗒声。接着传来缓慢的脚步声。随后门轻轻地被关上了。脚步声消失了。远处隐约传来楼梯吱吱嘎嘎的声响。没有动静。我打开215的房门，沿着走廊再次来到了楼梯口。下面有人正在小心翼翼地推门。我低头看见希格斯走进了经理室。他关上了房门。我等待里面传出说话声，却是一片寂静。

我耸了耸肩，返回了215房。

房间里到处是有人住过的痕迹。床头柜上有一个小收音机。床上一片凌乱，下面放着一双鞋，还有一件旧浴袍挂在那破破烂烂的、垂下的绿色百叶窗上，以防外面有人偷窥。

我看着这一切，仿佛其中饱含深意，然后，退回到了走廊，锁上了房门。接着，我又来到了214房朝圣。此刻房门未上锁。我小心翼翼、耐心仔细地搜索了整个房间，却没有发现任何能与奥林·P·奎斯特扯上关系的东西。我原本也不指望有所发现。确实没有理由。不过你照例还是得搜查看看。

我下了楼，在经理室门外倾听，没有动静，于是我走进去将钥匙放在桌子上。莱斯特·B·克劳森在沙发上侧躺着，脸朝墙壁，睡得不省人事。我检查了桌子，发现一本旧账簿，似乎与租金收入和支出有关，没有其他发现。我再次看了看登记簿。上面没有更新，不过沙发上那家伙大概可以说明一切。奥林·P·奎斯特已经搬走了。有人接着住进了他的房间。有人替希格斯登记了。那个在厨房里数钱的小个子男人在社区里混得不错。他身上带着手枪和匕首，是咄咄怪事，不过在爱达荷街绝不会招来非议。

我伸手取来桌子边听筒上的海湾城黄页。我觉得要筛选出名字里恰好有“医生”或“文斯”，而且电话号码是13572的家伙并不会很费事。首先，我翻阅了一遍登记簿。我打一开始就该这么做。奥林·奎斯特登记的那页被人撕掉了。乔治·W·希格斯，真是个小心翼翼的男人。非常谨慎。

我合上登记簿，再次望着对面的莱斯特·B·克劳森，腐臭的空气里混着甜得发腻的杜松子酒味，还有其他什么气味，不由令人皱起鼻子。我刚到这儿时，脑海中第一次闪过了某个念头。像克劳森这样的醉鬼不应该鼾声如雷吗？他应该打呼声震天，气息抑扬顿挫。可他压根没发出任何声响。一条棕色的军毯搭在他的肩膀上，还盖住了半个脑袋。他看上去非常惬意平和。我站在他对面，低头看去。毯子和他的颈后有个不太自然的突起部分。我动了动毯子。一把方形的黄色木柄插在了莱斯特·B·克劳森的颈后。木柄上的一侧上印有“克鲁姆森五金公司谨赠”的字样。木柄的位置恰好位于枕骨突起处的下方。

这是一把冰锥的木柄……

我以每小时三十五英里的速度悄然离开了社区。到了城市边上，一只青蛙跳了出来。我进了一个室外电话亭，打电话报了警。

“海湾城警察局，我是穆特，”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说道。

我说：“爱达荷街449号，在经理室，那个人名叫克劳森。”

“嗯？”那个声音说。“我们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答道。“我有一点糊涂。不过那个人名叫莱斯特·B·克劳森。明白了吗？”

“那又怎么样？”怒气冲冲的声音断然说道。

“验尸官会知道的，”说完，我挂了电话。

6

我开车回到了好莱坞，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专心研究那本海湾城黄页。我花了一刻钟就找到了那个电话是13572、名叫文森特·拉加迪医生的人，他自称是一名神经科专家，家和办公室都在怀俄明大街。根据我地图上的显示，那里算不上最好的住宅区，但也不算差。我把黄页锁进了写字桌里，下楼去街角的杂货店买了三明治和咖啡，在电话亭里给文森特·拉加迪医生打了个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我费了番工夫才找到了拉加迪医生本人。他接起电话时，声音很不耐烦。他说他非常忙，此刻正在为病人做检查。凡我知道的医生哪个不是呢。我问他认识莱斯特·B·克劳森吗？他说从没听说过他。我这么问目的何在？

“今天早上克劳森先生试图打电话给你，”我说。“那时他醉得厉害，话都说不清。”

“可我不认识什么克劳森先生，”医生用冷酷的声音回答道。他现在似乎倒没那么匆匆忙忙了。

“好吧，没关系，”我说。“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有人用冰锥扎进了他的颈后。”

一阵沉默后。拉加迪医生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客气。“有人报警了吗？”

“这个自然，”我说。“不过这与你无关——除非那就是你的冰锥。”

他突然发问：“你是哪位？”语气温和。

“希格斯，”我说。“乔治·W·希格斯。我刚从那里搬出来。我可不想掺和进这种事里。我只是估摸着克劳森试图打电话给你——这是他死之前的事，你知道——你可能会有兴趣。”

“很遗憾，希格斯先生。”拉加迪医生说，“可我不认识克劳森先生。我从没听说过克劳森先生或是跟他有任何联系。我对人名的记性特别好。”

“嗯，好吧，”我说。“你现在也见不着他了。不过也许有人会想知道他打电话给你的原因——除非我忘记透露了这条信息。”

又是一阵死一般的沉默。拉加迪医生说：“对此我实在无话可说。”

我说：“我也是。我也许会再打给你。请别误会我，拉加迪医生。这可不是恐吓。我只是个需要朋友、困惑不解的小人物。我觉得医生——就像是一个牧师——”

“我会随时为你服务，”拉加迪医生说。“需要咨询我的话，请不要客气。”

我挂断电话。如果文森特·拉加迪医生诚实可靠的话，他现在就会打电话给海湾城警察局，报告他们这件事。如果他没有报警的话，说明他有问题。查清这点也许有用，也许没用。

7

四点，我写字桌上的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

“你找到奥林了吗，马洛先生？”

“还没有。你在哪里？”

“怎么了，我在药店里，就在——”

“上来吧，别装玛塔·哈里[1]了，”我说。

“你就不会对人礼貌些吗？”她厉声说道。

我挂断电话，灌了一杯老浮尔士德威士忌，振奋起精神迎接来访者。正当我在大口饮酒时，我听见了走廊传来了她的脚步声。我起身向前，打开了门。

“这边请，别让人瞧见了。”我说。

她故作端庄地坐下，静静等待着。

“我所能发现的，”我告诉她说，“就是爱达荷街上的破旅馆里有人兜售大麻。是那种大麻烟。”

“哦，真恶心，”她说。

“人生在世，总会有好有坏，”我说。“奥林肯定很机灵，威胁说要报警。”

“你的意思是，”她用那种小女孩的语气说，“他们为了这个可能伤害他？”

“嗯，很有可能他们最初只是恐吓他。”

“哦，他们吓不倒奥林，马洛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要是有人逼他，他只会更难缠。”

“不错，”我说。“不过我们说的情况不一样。只要方法得当，你能够吓唬住任何人。”

她顽固地噘着嘴说：“不，马洛先生。他们吓不倒奥林的。”

“好吧，”我说。“那么他们没有恐吓他。比如说他们卸下了他的腿，然后用它们来敲打他的脑袋。他会怎么做——写信给商业促进会[2]？”

“你在取笑我，”她温文尔雅地说道。她的声音冷冰冰的，犹如寄宿公寓的肥皂。“这些就是你一整天干的活儿吗？只是发现了奥林已经搬走、那块儿是个糟糕的社区吗？这些我已经调查过了，马洛先生。我以为你是一个侦探，还有——”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剩下的话消失在了空气中。

“我做的要比这些多一点，”我说，“我给了房东一点儿杜松子酒，翻阅了登记簿，还跟一个名叫希格斯的男人交谈过。乔治·W·希格斯。他头上戴着假发。我估计你大概还没见过他。他住在，或者是曾经住在奥林的房间。因此，我觉得也许——”这回轮到我的声音越来越弱。

她瞪着那双玻璃镜片后的淡蓝色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她的嘴巴小巧、结实又紧绷，双手绞着放在桌子上，前面是她那只巨大的方形包，她全身僵硬，坐得笔挺，一脸端庄不可侵犯的样子。

“我付了你二十美元，马洛先生，”她冷冷地说。“我明白，那是一天工作的报酬。可对于我来说，你似乎并没有完成一天的工作量。”

“的确没有，”我说。“不错，但是一天还没结束。别为那二十块钱唠叨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收回去。我碰都没碰过。”

我打开抽屉，取出了她的钱，推到了桌子对面。她看着钱，不过没动。她的视线慢慢抬起，与我四目相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在尽力，马洛先生。”

“仅凭我所了解的情况。”

“可是我所知道的已经和盘托出了。”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

“好吧，我确定我无法改变你的想法，”她刻薄地说，“毕竟，要是我已经掌握了我所希望得知的信息，我就不会来请你调查了，不是吗？”

“我没有说你已经知道了你想知道的一切，”我回答她，“关键是，为了替你工作，我还没有掌握我所想知道的一切。而你告诉我的并不合理。”

“哪里不合理？我已经告诉了你真相。我是奥林的妹妹。我想我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加州西部飞机公司工作了多久？”

“我跟你说过，他大约是一年前离开家乡来到加利福尼亚的。他很快找到了工作，因为他离开家乡前就是干这行的。”

“他隔多久会写信回家？在他停止寄信之前。”

“每周。有时会隔得更久一些。他会轮流写信给母亲和我。当然，这些信都是给我们两个的。”

“信上说些什么？”

“你是指他写了什么？”

“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呢？”

“好吧，你别凶我。他会写写他的工作、工厂和那边的人，偶尔会写写他看过的演出。或是关于加利福尼亚。他还写过教堂的事。”

“没提到过女孩们吗？”

“我觉得奥林不怎么喜欢女孩子。”

“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吗？”

她点点头，一脸疑惑。

“他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写信了？”

这个问题令她思考了片刻。她双唇紧闭，指尖在下嘴唇中间按了按。最后她终于开口道：“大约三四个月以前。”

“他最后一封信是几月几号？”

“恐怕——我说不上具体日期了。不过就像我说的，三四——”

我朝她挥挥手。“信上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吗？说了什么古怪的事或是隐瞒了什么古怪的事？”

“哦，不。与其他家书没有两样。”

“在这个地方你们有什么朋友或亲戚吗？”

她奇怪地瞪了我一眼，刚想要说什么，却猛地摇了摇头说：“没有。”

“好吧。现在我来告诉你哪里有问题。我会跳过你对我隐瞒你的住处这一点，因为你也许是担心我会手臂下夹着一夸脱的烈酒冲过来调戏你。”

“这么说话可不是非常有礼貌，”她说。

“我说不来礼貌的话，我不是个好人。按照你的标准，任何一个没有至少三本祈祷书的人都不会是好人。可我的好奇心重。眼下最奇怪的是你居然不害怕。无论是就你个人而言，抑或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害怕得要死才对。”

她纤细紧绷的手指死死地将包包抓在胸前。“你是说他出事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化作了一种悲伤的低语，像是殡葬业主在向死者家属要定金一般。

“我不知道有没有出事。不过我要是你的话，清楚奥林的为人，知道他写信来，之后突然中断，我才不会坐等到夏天休假才跑来问一堆问题。我可不会绕过警察，他们可是有专门找人的机构，反而去找一个你闻所未闻的独行侠，请求他为你大海捞针。我也不明白你亲爱的老母亲怎么能定定心心地坐在堪萨斯的曼哈顿家中，一周一周地为牧师缝补内裤。没有收到奥林的信。没有消息。她唯一做的就是深深地吸口气，然后接着缝补另外一条内裤。”

她一下子蹦了起来。“你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她气愤地说。“我觉得你很邪恶。你竟敢说我母亲和我毫不担心。你怎么敢这样说。”

我将二十元的纸币向桌子的另一侧又推了推。“你担心的是二十美元的价值，亲爱的，”我说。“并非是向我隐瞒的事。我觉得我真不想知道。把这一大张折叠的纸币放回你的工具包里，忘记见过我的事。明天你也许还想借给另外一个侦探呢。”

她气急败坏地合上包，压在钱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粗鲁，”她咬牙切齿地说，“这世界上还没人这么跟我说话过。”

我站起身，从桌子的一头溜达过来，“别想太多了。你也许会喜欢我的方式。”

我突然向前伸手，摘掉了她的眼镜。她向后退了半步，几乎要跌倒，我下意识地一手抱住了她。她双目圆睁，双手抵住我的胸膛，用力推开我。我仿佛是在被一只猫咪用力推搡。

“要是没有眼镜的话，这双眼睛可真漂亮，”我一本正经地说。

她松弛了下来，头向后一仰，双唇微微张开。“我猜你对所有的委托人都来这一套，”她温柔地说。此时，她的双手垂至身体两侧。她的包重重地敲在了我的腿上。她全身的重量都倚在了我的手臂上。要是她希望我松手的话，她给我的暗示则完全相反。

“我只是不想让你失去平衡，”我说。

“我知道你是细心的人。”她的身体愈加放松了。她的头回了过来，上眼皮耷了下来，不时颤抖几下，双唇张得更开了。嘴上浮现出一抹挑衅似的微笑，似乎与生俱来。“我估计你以为我是故意这么做的，”她说。

“故意怎么做？”

“摔倒，差一点。”

“好吧——”

她的一只手臂忽然搂住我的脖子，使劲将我拽向她。于是，我吻了她。抑或是啃了她一口。她狠狠地用嘴唇压了我好一会儿，接着温柔而舒缓地在我怀里扭动挣扎。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要是在堪萨斯的曼哈顿，你这样会被逮捕的，”她说。

“要是这也算正义的话，我光在那儿就会被逮捕。”我说。

她咯咯一笑，用指尖戳了戳我的鼻尖。“我以为你喜欢随便的女孩儿，”她抬起头斜视着我。“至少你不必去抹掉口红印了。也许下回我会涂些口红。”

“也许我们最好坐在地上，”我说，“我的手臂酸了。”

她又咯咯笑了起来，优雅地挣脱了我。“我猜你会认为我有许多接吻经验，”她说。

“哪个女孩不是呢？”

她点点头，垂着头瞥了我一眼，只见睫毛遮住了她大半个眼睛。“哪怕在教堂聚会上也会有接吻游戏的，”她说。

“或者是根本没有教堂聚会。”我说。

我们俩都面无表情地互望着对方。

“好吧——”最后她开口道。我将眼镜还给她。她戴上眼镜，打开包，照着一面小镜子，然后又在包里摸索着，手上捏着什么东西。

“我很抱歉，我很小气，”她说，将什么东西压在我桌上的便条簿下面。她又露出了一个浅浅的、虚弱的微笑，然后大步走向门口，打开了门。

“我会给你打电话，”她亲昵地说。出门后，走廊上传来了哒哒哒的声音。

我走上前，移开便条簿，将压在下面那张皱巴巴的纸币摊开铺平。这算不上一个吻，不过似乎我有机会再挣到二十块钱了。

我还没来得及开始担心莱斯特·B·克劳森先生，电话铃响了。我心神不宁地去接电话。我听见一个生硬的嗓音，低沉而浑厚，仿佛有人在用窗帘或是某人长白的胡须勒住他。

“你是马洛吗？”电话那头说。

“请讲。”

“你有保险箱吗，马洛？”

我受够了一整个下午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别问了，有屁快放。”我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马洛。”

“我不回答，”我说。“就像这样。”我伸手去按电话机的挂机按钮，同时另一只手去摸索一支香烟。我知道他立马就会打回来。这种傲慢自负的家伙总是这样。他们还没用上退场白。当电话铃再次响起时，我便开门见山。

“如果要谈生意就直说。还没付佣金之前，要称呼我先生。”

“别那么火冒三丈，朋友。我遇上了麻烦，我需要帮助。我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一件东西。只要几天，不会很久。你可以赚笔外快。”

“有多少？”我问。“有多快？”

“一百块钱。你就等在那儿。我正帮你捏着呢，热乎乎的。”

“我听见它在喵喵地叫，”我说。“在哪儿等着？”那个声音我听了两遍，一遍传入我的耳中，还有一遍在我的脑海中回响。

“凡努斯旅馆332房。敲门声两长两短。别敲得太响。就像拍电影一样。你最快——”

“你想让我保管什么？”

“等你到了再说。我说了，我很着急。”

“你叫什么名字？”

“找332房就行了。”

“谢谢你打来电话，”我说。“再见。”

“嘿，等等，笨蛋。不是你想象的赃物，不是毒品，不是翡翠坠子。对我来说恰好值一大笔钱——对别人来说一文不值。”

“旅馆里有保险箱。”

“你就想穷死吗，马洛？”

“为什么不？洛克菲勒也是穷死的。再次再见。”

电话里的声音突然变了。卸下了伪装，声音变得刺耳，语速飞快：“海湾城的那些小事怎么样了？”

我没吱声。只是静静等待。电话那头传来模糊的嘲笑声。“想想，这可能是你感兴趣的，马洛。在332房。迈开步子，快快行动起来。”

电话“咔哒”一声，我挂断了。不知怎么，一支铅笔滚落下了写字桌，掉在一条桌腿上的玻璃玩意儿上，折断了笔尖。我捡起铅笔，把它放进固定在窗框边上的波士顿卷笔刀里，慢慢仔细地转动着，将铅笔削得光滑均匀。我将铅笔放在桌子上的文具盒里，掸掉手上的笔屑。我是世界上最有空的人。我望向窗外，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什么。

随后，我更是毫无缘由地看见了奥法梅·奎斯特那张除去眼镜的脸庞，光滑整洁，精心修饰，金发高高地盘在前额上，一条发辫盘在中央。还有一对性感的眼睛。她们都有性感的眼睛。我尝试想象着一个特写镜头下，某个来自完全开放的罗曼诺夫酒吧、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正在狂吻着这张脸。

我花了二十九分钟来到了凡努斯旅馆。

[1]荷兰舞女，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间谍之一。

[2]成立于1912年，一些私人特许经销商组成的公司，由商业促进委员会统一领导，目的是促进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以便买卖双方建立互信。

8

很久以前，这里有一度必定是富丽堂皇的。可现在辉煌不再了。雪茄的味道还残留在大厅里，就像天花板上的镀金漆一样显得污迹斑斑，长皮椅里的弹簧绵软无力。随着岁月的侵袭，大理石桌面已经泛黄。不过地毯倒是新的，看上去硬邦邦的，就像客房服务员的臭脸。我从他身边经过，悠闲地踱步来到角落的香烟柜台，放下两毛五，买了一包骆驼牌香烟。柜台后的女孩一头稻草色的秀发，脖子修长，眼神倦怠。她把香烟放在我面前，又加了一包火柴，然后把我的找零扔进了标有“社区募捐感谢你”字样的投币盒里。

“你会希望我这么做的，对吗？”她耐心地微笑着说。“你会希望我把这些零钱捐给那些贫困可怜、缺胳膊少腿的孩子，对吗？”

“假如我不想呢，”我说。

“我抠出七分钱来，”女孩说，“倒也不麻烦。”她拖着低低的嗓音说道，就像一条湿浴巾一般湿润地抚摸着你。我又往里面塞了两毛五。于是她向我粲然一笑，嘴巴都合不拢了。

“你真好，”她说。“我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很多人到这里来就为了调戏姑娘。想想看，只要花七分钱，就可以调戏。”

“现在这里谁值班？”我问她，没搭她的话。

“有两个人。”她缓慢而优雅地拨弄着后面的头发，露出了鲜红鲜红的指甲。“哈迪先生值夜班，弗莱克先生值日班。现在是白天，所以是弗莱克先生在当班。”

“我在哪里能找到他？”

她探过身子，我闻到了她秀发的香味，那长着半英寸指甲的手向电梯一指。“沿着那条走廊，就在门房间边上。你会看到门房间，因为那半截门上有镀金的‘门房’二字。只是那半截门有点向里折，所以我估计你也许会找不到。”

“我会找到的，”我说。“哪怕我得在脖子上装一个铰链。弗莱克长什么样？”

“嗯，”她说，“他有点儿矮胖，留着八字胡。很结实的那种，只是个头不太高。”她的手指慵懒地划过柜台，放在了我不费力就能碰到的地方。“他可不是很有趣，”她说。“干吗找他？”

“公事，”说着我便走开了，趁她还没掐住我的脖子之前。

我走到电梯时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在我身后注视着我，脸上的表情她可能称之为若有所思。

门房间位于通向温泉街那条走廊的半当中。里面的门是半敞开着的。我四下打量了下门口，接着进了门。

一个男人坐在一张布满灰尘的小桌子前，桌上摆放着一个巨大无比的烟灰缸和其他一些小玩意。他个子不高，却粗壮结实。鼻子下方长着约一英寸长的黑色胡碴。我坐在了他的对面，将一张名片放在桌上。

他波澜不惊地拿起名片，看了一眼，又翻过名片看了一下背面，同样也毫无兴趣的样子。名片背面没有字。他从烟灰缸里捏起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点火时几乎烧到了他的鼻子。

“有什么麻烦？”他向我咆哮道。

“没有麻烦。你是弗莱克吗？”

他不愿回答，目光坚定地望了我一眼，这也许隐藏、也许暴露了他的想法，这取决于他是否有东西要隐藏。

“想要了解一位客人的情况，”我说。

“叫什么？”弗莱克不动声色地问。

“我不知道他在这里登记的名字。他住332房。”

“他来这里之前叫什么名字？”弗莱克问。

“我也不知道。”

“好吧，他长什么样？”弗莱克此刻起了疑心。

他重新看了我的名片，不过并没有增加他的信息。

“据我所知，我从没见过他。”

弗莱克说：“我肯定是累坏了，我没明白。”

“他打了个电话给我，”我说，“他想要见我。”

“我也没阻止你啊？”

“瞧，弗莱克。干我这行经常会跟人结怨。你应该明白这点。这家伙想要干什么事，叫我立马过来，还没告诉我他的名字，就挂断电话了。我认为在我去他那儿之前，我得做点小小的调查。”

弗莱克将叼在嘴里的雪茄取出，耐心地说：“我现在心情很糟糕。我还是没明白。对我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我从桌子上探过身去，缓慢而清晰地对他说：“整件事极有可能会演变成将我骗进一家旅馆的房间，然后把我干掉，再悄悄地退房。你不会希望在你的旅馆里发生这样的事件吧，对吗，弗莱克？”

“就算我在意，”他说，“你以为你就有那么重要吗？”

“你吸那玩意儿是因为你喜欢还是因为你觉得吸它很有派头？”

“一星期赚四十五块，”弗莱克说，“我还抽得起更贵的吗？”他死死地瞪了我一眼。

“没要你报销，”我说，“没有交易。”

他悲愤地咕哝了一声，疲惫不堪地站起身，走出了房间。我点了根自己的烟，静静等待着。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在桌子上放下一叠登记卡片。“G·W·汉布尔顿医生，加利福尼亚的艾尔森特罗”这些字是用钢笔写的，字迹稳重圆实。服务员在上面还登记了其他内容，包括房间号和日期。弗莱克伸出手指点了点卡片，他的指甲急需修剪，或是洗刷。

“下午2点47分到的，”他说。“就是今天。账单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天的房费。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这是你要找的人吗？”

“他长什么样？”我问。

“我没见过。你以为我会站在前台的边上，在他们登记时给他们都拍个照？”

“谢了，”我说，“G·W·汉布尔顿医生，艾尔森特罗。非常感谢。”我把登记卡片递还给了他。

“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我出门时弗莱克说，“别忘了我在哪儿谋生。如果你称之为谋生的话。”

我点点头，走出了门。总是有这样的时候，你遇见的每个人都是笨蛋。你开始照照镜子，暗自纳闷。

9

332房位于大楼的后面，靠近消防通道。走廊里混合着一股旧地毯、家具护理油，还有那些默默无闻、单调乏味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味道。位于消防软管下方的沙桶里积了好些天的烟蒂和雪茄蒂。一台收音机通过敞开的气窗迸发出刺耳的音乐。通过另一个气窗，人们正在为了什么事捧腹大笑。来到走廊尽头的332房，这里安静许多。

我根据指示，敲门时两长两短。里面没有动静。我感到疲惫不堪，仿佛自己一辈子都在廉价旅馆里敲门，却没人搭理。我又试了试。随后我转动门把手，走进了房门。只见一把挂着红色纤维牌的钥匙插在里面的钥匙孔中。

右侧是一段短小的过道和浴室。过道尽头可以看见一张床的上半部分，一个男人身穿衬衫和裤子，躺在床上。

我开口道：“汉布尔顿医生吗？”

那个人没有答话。我走过浴室门口，来到他面前。一阵香水味扑面而来，我随即转身，不过还是慢了一步。浴室里有一个女人站在那儿，手上拿着条毛巾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深色的太阳眼镜。她戴着一顶有点灰蒙蒙的翠雀蓝色宽檐草帽。帽檐下一头蓬松的浅色金发。蓝色的耳钉潜藏于后面的阴影中。那副太阳眼镜是那种白色镜框、侧边扁平的款式。她的裙子与帽子搭配得相得益彰。裙子外面的刺绣或人造丝外套敞开着。她戴了一副长手套，右手上握着一把手枪。白骨手柄，看上去像是把点三二口径的手枪。

“转过身去，双手放在身后。”她透过毛巾说。隔着毛巾，她的声音含糊不清，就像那副深色眼镜一般，我对她完全没有印象。这不是那个在电话上同我交谈的声音。我没挪动。

“别以为我在闹着玩，”她说。“我只给你三秒，照我说的做。”

“你就不能拖到一分钟吗？我喜欢看着你。”

她用那把小手枪比划了一个威胁我的动作。“转过身去，”她厉声喝道，“要快。”

“我也喜欢你的声音。”

“好吧，”她的语气紧绷而危险，“如果你想要这种方式的话，我就成全你。”

“别忘了你是一位淑女，”我说着转过身，双手抱头，枪口对准了我的后颈。几乎连呼吸都喷到了我的皮肤上。香水的味道很优雅，不是很浓烈、很强硬的那种。手枪突然移开了，一片白色的火焰一下子在我眼前炸开了。我咕哝一声，身体向前倒下，突然迅速向后一抓。我的手碰到了一条穿尼龙丝袜的长腿，可又脱手了，真可惜。感觉这像是一条美腿。击打在脑袋上的另一拳马上驱散了这份喜悦，我发出了一个绝望男人会发出的那种嘶哑的吼声。我瘫倒在了地上。门开了，钥匙咔哒作响，然后门关上了。钥匙转动后，一片寂静。

我挣扎着爬起来，走进浴室。我从架子上取下一条毛巾，浸在冷水里，擦洗自己的脑袋。这感觉就像是被一只鞋跟打中了。那肯定不是枪托。只出了一点儿血。我洗干净了毛巾，站在原地轻拍伤口，纳闷自己为什么没有尖叫着去追她。不过我看到了洗手盆上方打开的药柜。一罐爽身粉被撬开了，撒得架子上到处都是。一管牙膏被切开了。有人在找什么东西。

我回到了短小的过道，试了试房门。房门被人从外面上锁了。我弯下腰，透过钥匙孔仔细查看。不过那是一把安全锁，外面和里面的钥匙孔高度不相同。那个戴白框深色太阳镜的女孩不太了解旅馆。我扭动里面的弹簧锁，便开了外面的锁，打开门后，我望着空空如也的走廊，再次关上了门。

接着，我走向躺在床上的那个男人。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动弹过，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走过那短小的过道，房间豁然开阔了，透过几扇窗，夕阳的光线倾斜地射入房内，几乎照到了床上，停在了那个男人的脖子下方。阻碍光线的是个蓝白相间、闪闪发亮的圆形东西。他相当舒适地半侧着脸躺在那儿，双手垂在身体两侧，鞋子掉在了地上。他的一侧脸枕在枕头上，似乎非常放松。他戴着一顶假发。上一次我同他交谈时，他的名字是乔治·W·希格斯。现在他成了G·W·汉布尔顿医生。首字母相同。这倒也没什么要紧。我不会再跟他交谈了。周围没有血迹。一丁点血迹都没有，这是一次极罕见、漂亮、专业的冰锥刺杀。

我摸了摸他的脖子。尚有余温。正在此时，太阳光从冰锥柄移向了他的左耳。我转过身，仔细检查了房间。电话盒被人打开了。基甸版《圣经》扔在一边的角落里。有人搜过了写字桌。我走近一个衣柜，向里面查看。里面有些衣服，还有一个我曾经见过的行李箱。我没有找到任何貌似重要的线索。我从地上捡起一顶软檐呢帽，放在写字桌上，然后走进了浴室。现在的关键点在于用冰锥刺杀了汉布尔顿医生的人是否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

我小心翼翼地搜查了浴室。我移开了马桶水箱的盖子，放干了水。里面没有东西。我向下窥视了溢流管，没有发现任何另一头绑着小物件的垂线。我又搜查了梳妆台，除了一个旧信封，别无他物。我松开纱窗的钩子，摸了摸外面的窗台底下。我捡起地上的基甸版《圣经》，又翻了一遍。我检查了三幅画的背面，研究了地毯的边缘。地毯是被牢牢地钉在墙根的，大头钉的凹陷处聚集了一点灰尘。我趴在地上，检查了床底。同样一无所获。我站在一把椅子上，查看了灯罩。里面积了许多灰和死蛾子。我仔细查看了床铺。床是由专业人员铺的，铺完之后就没动过。我摸了摸死者脑袋下的枕头，然后又从柜子里拿出了另外一个枕头，检查其边缘。还是一无所获。

汉布尔顿医生的外套挂在一把椅子的椅背上。我把外套里外摸了个遍，心里明白这是最不可能有所发现的地方。有人用刀划开了内衬和垫肩。外套里有火柴，几支雪茄，一副深色太阳镜，一条未使用的廉价手帕，海湾城电影院票根，一把小梳子，一包没拆封的香烟。我在灯光下瞧了瞧，没有被人拆开过的痕迹。我拆开了包装，撕掉盒盖，将里面全部掏空，除了香烟，没有其他东西。

现在只剩下汉布尔顿医生自己了。我将他轻轻扳正，手伸进他的裤子口袋。里面有些零钱，另一条手帕，一小卷牙线，火柴，一串钥匙，以及折成豆腐块的公交车时刻表。一个猪皮钱包里放着一些邮票、第二把梳子（这家伙可真爱惜他的假发）、三小包白色粉末以及七张名片，上面印着“G·W·汉布尔顿医生，加利福尼亚州艾尔森特罗，塔斯廷大楼，门诊时间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四点，需预约。电话：艾尔森特罗50406”。除此之外，没有驾照、社保卡、保险卡，没有一点能证明其真实身份的东西。钱包里有一百六十四美元。我把钱包放回原处。

我从桌上拿起汉布尔顿医生的帽子，检查了防汗带和缎带。缎带结已经被人用刀尖挑断，带子垂着。缎带结里没藏东西，也看不出有拆掉再缝上的痕迹。

关键就在这儿。如果杀手知道他们要找的是什么，那东西肯定是能够藏在书、电话盒子、牙膏或是帽子的缎带里的。我返回浴室，再次看了看自己的头部。伤口仍然在渗出滴滴的血迹。我再用冷水冲洗，用卫生纸擦干，然后将纸扔进马桶冲掉。我回到房间，站在那里，对着汉布尔顿医生低头看了一会儿，心想他究竟有什么过失。他似乎是个精明的家伙。此刻，阳光移到了房间的远端，远离床铺，缩到了一个满是灰尘的悲哀角落。

突然，我咧嘴一笑，迅速俯下身子，嘴角依旧挂着那不合时宜的笑容，扯下了汉布尔顿医生的假发，将它由里向外一翻。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一张橘黄色的纸片用透明胶粘在了假发的衬里上，外面用一块方形的玻璃纸保护着。我扯下了纸片，翻过来一看，这是一张写了号码的提货单，属于海湾城照相馆。我把它塞进我的钱包，小心翼翼地把假发放回死者光秃秃的脑袋上。

我离开房间时没有锁门，因为我没有办法上锁。

走廊上的气窗仍然传出收音机刺耳的声音，夹杂着那夸张而醉醺醺的笑声回荡在整个走廊上。

10

在电话里，海湾城照相馆的人说：“是的，希格斯先生，你的照片已经洗好了。六张放大的光面照片。”

“你们几点关门？”我问。

“哦，大概还有五分钟就要关门了。我们早上九点开门。”

“那我早上再来取照片。谢了。”

我挂断电话，手下意识地伸到出币口，找到了别人的硬币。我步行来到一个快餐店，用那些硬币给自己买了杯咖啡，坐在那里独自享用，听着外面大街上汽车喇叭乱鸣。是时候回家了。喇叭声响起，汽车呼啸而过。老式的刹车发出刺耳的声响，人行道上传来单调沉闷的脚步声。五点半刚过。我喝完咖啡，填了一管烟斗，悠闲地走过了半个街区来到凡努斯旅馆。在旅馆的写字间，我将那张橘黄色的提货单折好，塞进一个旅馆专用信封，上面写上自己的地址。我贴上了特快专递的邮票，然后丢进了电梯间旁边的邮筒。接着，我又来到了弗莱克的办公室。

我再次关上了他的门，坐在了他对面。弗莱克似乎没有挪动过一丝一毫。他仍然在愁眉苦脸地叼着雪茄，眼神依然一片空洞。我拿起桌子边上的火柴，重新点燃了我的烟斗。他愁眉紧锁。

“汉布尔顿医生没有应门，”我说。

“嗯？”弗莱克茫然地望着我。

“332房那个家伙？记得吗？他没有开门。”

“我该怎么做——要为难我？”弗莱克问。

“我敲了好几次门，”我说，“没有回应，我以为他在洗澡或是有别的事，尽管我没有听到里面有任何动静。我离开了一会儿后，再次回来敲门。还是没有反应。”

弗莱克瞅了一眼从马甲里掏出来的怀表，“我七点下班，”他说。“天哪，还有整整一小时，还不止。孩子，我饿了。”

“照你的方式来处理吧，”我说，“没问题。你得保持体力。我让你对332房的客人产生兴趣了吗？”

“你说他不在里面，”弗莱克恼火地说。“那又怎么样？他不在而已。”

“我可没说他不在。我是说，他没有来应门。”

弗莱克身子向前探来。他非常小心地将雪茄灰移开，放到烟灰缸中。“说下去。我开始有兴趣了，”他不急不慢地说。

“也许你想上楼去看看，”我说。“也许你不曾见过一流的冰锥刺杀。”

弗莱克双手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使劲绞着坚硬的木头。“老天，”他痛不欲生地叫道，“老天。”他站起身来，打开桌子抽屉，取出一把黑色大手枪。只见他咔哒一声打开枪膛，看了看子弹，斜着眼瞄了瞄枪管，又将弹筒复位。他解开马甲的纽扣，把手枪塞在里面的腰带里。遇到危急情况，不到一分钟，他就能全副武装。他果断戴上帽子，大拇指向门口一戳。

我们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三楼，穿过走廊。一切都如原样，周围没有什么异样的声响。弗莱克匆匆跑到了332房门口，出于习惯，用力敲了敲门。接着他又试了试门把手。他回头望着我，嘴角有些抽搐。

“你说房门没有锁，”他抱怨道。

“我可没这么说。虽然刚才是没锁的。”

“可现在是锁上的，”弗莱克说着，从一长串钥匙中拆下一把。他开了锁，上下打量着过道。他旋转门把手时动作很轻，没有发出声响，将门开了几英寸。他侧耳倾听着。里面没有任何动静。弗莱克退后几步，掏出腰间的黑色手枪。他从门锁上拔出钥匙，一脚把门踢开，又稳又狠地举起手枪，活像警匪片里的强盗。“走，”他嘴角迸出一个字。

越过他的肩膀，我看见了汉布尔顿医生躺在原处，不过在门口看不见冰锥的柄。弗莱克探身向前，小心翼翼地逼进房间。他走到浴室门口时，从门缝处向里张望，然后猛地推开门，直到它撞到了浴缸。他走进浴室，随后又出来，一步步走进了房间，他是一个不会冒险、高度警惕的男人。

他试了试拉开柜门，端起枪，猛地一拉。柜子里没有嫌犯。

“看看床底下，”我说。

弗莱克迅速弯腰，看了看床底。

“地毯下面，”我说。

“你耍我吗？”弗莱克凶巴巴地说。

“我只是喜欢看你工作。”

他弯下腰看着死者，仔细研究那把冰锥。

“有人锁了门，”他冷笑一声，“除非是你撒谎说它没锁。”

我没有回答。

“我猜大概是警察，”他缓缓地说。“这回瞒不住了。”

“这不是你的错，”我说。“高级旅馆也会发生这种事。”

11

那个一头红发的实习生填写了到院前死亡证明，将他的铁笔[1]夹在白夹克的口袋里。他啪地合上本子，脸上隐隐露出笑容。

“依我之见，是枕骨突起处正下方的脊髓被刺穿，”他谨慎地说，“一个非常脆弱的部位，只要找得准的话。我想你是知道的。”

克里斯蒂·弗伦奇警探大吼道，“你以为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事吗？”

“不，我想不是，”实习生回答说。他最后迅速地瞟了一眼死者，转身走出了房间。“我会打电话给验尸官，”他扭头说道，随后关上了门。

“僵硬程度对于那些菜鸟来说，就好比一盘加热过的卷心菜，”向着关上的门，克里斯蒂·弗伦奇刻薄地说。他的搭档是一个名叫弗雷德·贝福斯的警察，此刻正单膝跪在电话盒旁。他已经用毛刷掸去上面的散粉，寻找指纹，此时正透过一枚小小的放大镜查看一块污迹。他摇了摇头，然后从连接电话盒的螺丝上捡起了什么东西。

“灰色棉质的殡仪员手套，”他一脸厌恶地说。“批发价大约四分钱一副。上面有很多指纹。他们肯定是在电话盒里找东西，是吗？”

“显然是可能藏在这里的某件东西，”弗伦奇说。“我不指望指纹了。这种冰锥刺杀是专业活儿。我们过一会儿会找来专家。现在就迅速浏览一遍。”

他掏了掏死者的口袋，把里面的东西都一一放在床上——放在那具安静、苍白的尸体旁边。弗莱克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愁眉苦脸地望着窗外。副经理来了，忧心忡忡的模样，一言不发就走开了。我倚靠在浴室的墙上，拨弄着手指。

弗莱克突然开口说：“我看冰锥杀人多半是娘儿们的把戏。冰锥随处都能买到，十分钱一把。要是图省事，你可以把它藏在吊袜带里，就这么吊着。”

克里斯蒂·弗伦奇扫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好奇。贝福斯说：“你都跟哪种娘儿们混啊，宝贝？现在的丝袜可贵了，娘儿们宁愿在丝袜里塞一把锯子。”

“我没想到这点，”弗莱克说。

贝福斯说：“让我们来思考吧，甜心。这需要训练有素。”

“没必要这么损吧。”弗莱克说。

贝福斯摘下他的帽子，鞠了一躬道：“你不能剥夺我们的小小乐趣，弗莱克先生。”

克里斯蒂·弗伦奇说：“另外，女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刺。她甚至都不知道该刺几下。很多雏儿都不知道。这次无论是谁干的，他都是个高手。他一下就刺中了脊髓。还有一样——你得不知不觉地下手。那就意味着现场不止一个人，除非他被下了药，或者杀手是他的朋友。”

我说：“我不明白他怎么会被下药的，如果他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

弗伦奇和贝福斯齐刷刷地望向我，都挂着一脸的无奈和厌烦。“如果，”弗伦奇说，“你既然不认识这个家伙——据你所说——就有一丝可能你无法识别他的声音。还是我过于抠细节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可没读过你的粉丝来信。”

弗伦奇咧嘴一笑。

“别跟他瞎耗了，”贝福斯对弗伦奇说。“留着到‘星期五早晨俱乐部’[2]演讲用吧。她们那些鼻子发光的老女人会特别欣赏高明的谋杀分析。”

弗伦奇卷了支烟，在椅背上擦着一根粗头火柴点着了烟。他叹了口气。

“这种技巧最早出现在布鲁克林，”他解释道，“桑尼·莫·斯坦的手下特别精通这种手法，可他们做得过火了，就没有一块他们不曾染指的干净空地。于是他们到了这儿，干了这些。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也许是因为我们这里空地比较多，”贝福斯说。

“不过说也奇怪，”弗伦奇说，仿佛说梦话一般。“去年二月，威皮·莫耶找人在富兰克林大道上干掉斯坦时，杀手用的是手枪。莫肯定够受。”

“我打赌，所以他们把他脸上的血冲掉后，看见他脸上失望的表情。”贝福斯评论道。

“威皮·莫耶是谁？”弗莱克问。

“他是组织里仅次于莫的二号人物，”弗伦奇说。“那很可能是他主使的。倒不一定是他亲自动的手。”

“为什么不是？”弗莱克恶狠狠地问。

“你们这些家伙从不读报纸吗？莫耶现在可是绅士呢。他结识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他都取了另外一个名字。至于桑尼·莫·斯坦遇害时，莫耶正因为赌博抽老千被我们拘捕，不过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反而给了他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不管怎样，正如我所说，他现在是一位绅士，绅士可不会拿着冰锥到处扎人。他们会雇人动手。”

“你们有没有捉到莫耶的什么把柄？”我问。

弗伦奇眼神犀利地望着我。“怎么？”

“我只是有个想法。不过还不够成熟，”我说。

弗伦奇缓缓地打量我。“就当是我们关起门来的悄悄话吧，”他说，“我们甚至都没法证明抓到的人是不是莫耶。不过别对外泄露消息。知道这消息的应该只有他本人、他的律师、地方检察官、警方、市政府以及其他两三百人吧。”

他将死者的空钱包在大腿上拍了一下，然后坐在床上。他随意地靠在尸体的腿上，点燃一支烟，随手一指。

“好了，杂耍的时间到此为止了。弗雷德，我们有以下这些发现。首先，这位客人不太聪明。他以G·W·汉布尔顿医生的名字登记，名片上印着艾尔森特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只要花两分钟就能证实是否有这样一个地址或电话号码。聪明人不会这么门户大开。其次，这个家伙肯定不是很富。他一共有叠得整整齐齐的十四美元，还有大约两块钱的零钱。钥匙圈上没有汽车钥匙、保险箱钥匙或房门钥匙。他只有一把行李箱的钥匙，还有七把耶尔万能钥匙，而且是最近才打造的。我估计，他是在打旅馆的主意。你觉得这些钥匙会在你们这破地方用得上吗，弗莱克？”

弗莱克走上前来，瞪着这些钥匙。“有两把大小一样，”他说，“光看形状我还说不准。如果我想要一把万能钥匙，我得从办公室里拿。我身上只有普通的钥匙。如果客人不在，我就用它开门。”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一条长链子上的钥匙，仔细比较。他摇摇头，说：“不加工的话用不上，得锉掉不少。”

弗伦奇把烟灰弹到手掌上，一口气吹掉了。弗莱克又坐回到了他窗边的椅子上。

“其次，”克里斯蒂·弗伦奇宣称，“他没有驾照或任何身份证明。他的外衣都不是在艾尔森特罗买的。他有点像个骗子，不过看他的打扮不像是会开空头支票。”

“你没见过他平时什么样，”贝福斯插嘴道。

“这家旅馆破破烂烂，也不适合行骗，”弗伦奇继续说道，“这里已经臭名远扬了。”

“等等！”弗莱克大叫道。

弗伦奇做了个手势打断他，“这个城区的每一家旅馆我都了解，弗莱克。我就是吃这口饭的。只要五十块钱，我就能随时在这家旅馆的任何一间房里办一场脱衣舞会，配上法国装饰。你当我傻吗？你赚你的钱，我过我的日子。别耍我。好吧。这位客人有件害怕保管的东西。这意味着他知道有人在追杀他，正在逼近。所以他想出一百块钱让马洛替他保管。可他身上没有这么多钱。于是，他肯定是在筹划让马洛跟他赌一局。看来那东西不是偷来的珠宝，估计是个半合法的东西。对吗，马洛？”

“你可以去掉这个‘半’字，”我说。

弗伦奇微微一笑。“那么他拥有的东西可能是可以平摊或是卷起来——放在电话盒、帽子缎带、《圣经》或一罐爽身粉里。我们不清楚东西是否已经被发现。但我们的确知道当时时间很紧迫。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如果的确是汉布尔顿医生打电话的话，”我说。“你得自己来证明。”

“倘若是有其他可能性的话就说不通了。杀手不会急着让别人找到它，他们怎么会叫别人到他的房间来？”他转身朝向弗莱克。“能查出他的访客身份吗？”

弗莱克沮丧地摇了摇头。“你甚至都不必经过前台就能到达电梯。”

贝福斯说：“也许这就是他来这儿住的原因之一，另外就是这里有家的感觉。”

“不错，”弗伦奇说。“干掉他的人可能进进出出都没有人盘问过。他唯一要知道的就是他的房间号。以上就是我们了解的所有情况了。是吗，弗雷德？”

贝福斯点点头。

我说：“还不是全部。这是一顶漂亮的假发，不过终究只是顶假发。”

弗伦奇和贝福斯都猛地转过身来。弗伦奇走上前，小心翼翼地移开了死者的头发，然后吹了声口哨。“我刚才还在纳闷那个该死的实习生在傻笑什么呢，”他说，“那个混蛋提都没提。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弗雷德？”

“我只看见一个没头发的家伙，”贝福斯回答说。

“也许你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他是麦尔威·马斯顿。以前是给艾斯·德沃尔跑腿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贝福斯咯咯直笑。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拍了拍死者的秃头。“你最近怎么样，麦尔威？我都快忘了有多久没见你了。可你认识我，伙计。一天是笨蛋，一辈子都是。”

躺在床上摘下假发的男人，看上去衰老、僵硬又缩成一团。黄色的死亡面具渐渐在他的脸上浮现出坚硬的线条。

弗伦奇冷静地说：“好吧，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从此不用再为这小子没日没夜地奔波了，见他的鬼去吧。”他把假发盖在死者的一只眼睛上，然后从床上站起来。“这儿没你们的事了，”他对弗莱克和我说。

弗莱克站起身。

“感谢这件谋杀案，亲爱的，”贝福斯告诉他，“以后还有的话，别忘了叫我们。虽然服务不够好，但动作够麻利。”

弗莱克走过短过道，猛地拉开了门。我跟着他出去了。在走向电梯的路上，我们俩没有说话。电梯下去时也没人开口。我跟他一起走到他那间小办公室，跟着他进了门，然后把门关上。他似乎很惊讶。

他在写字桌前坐下，伸手去拿电话。“我得向副经理汇报一下，”他说。“你有事吗？”

我把一支烟在手指间卷了卷，划了根火柴点燃它，缓缓地向桌对面吐了口烟。“一百五十美元，”我说。

弗莱克那迷你、专注的眼睛瞬间变得滴溜滚圆，一脸空洞的表情。“别在这儿开涮，”他说。

“已经有楼上那两个喜剧演员的表演在前，我的笑话又算什么。不过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我的手指“咚咚”地敲打桌子边缘，耐心等待着。

弗莱克小胡子上的嘴唇上沁出了细小的汗珠。“我还有事要做，”他说，这回他的声音更为嘶哑。“继续敲下去吧。”

“小个子挺厉害的，”我说，“我搜查汉布尔顿医生身上时，他的钱包里有一百六十四块现金。他答应给我一百作为定金，记得吗？而现在，还是那个钱包，里面只有十四块钱了。我的确是没有锁上他的房门。给房门上锁的另有其人。弗莱克，是你锁的门。”

弗莱克抓住椅子的扶手，狠狠地挤压。他的声音仿佛来自井底：“你没有一丁点证据。”

“要我试试吗？”

他从腰带上拔出枪，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他低头注视着枪，后者并没有向他传达任何信息。他再次抬头望着我，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五十—五十—是吗？”

我们之间沉默了片刻。他掏出自己那只破旧的钱包，摸索了一会儿。他取出了一把钞票，将纸币摊在桌上，分成两叠，将一叠推向我这边。

他弓着背坐在椅子上，盯着桌子的一角。过了很久，他叹了口气。他将两叠钞票归拢，推向了我这一边。

“这钱对他没用了，”弗莱克说。“拿走钱跑路吧。我会记得你，伙计。你们这些家伙让我恶心到家了。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拿走他的五百块呢？”

“我会全部拿走的。杀手也会。为什么要留下十四美元呢？”

“那么我为什么要留下十四美元呢？”弗莱克问，声音疲惫，手指沿着桌子边缘缓缓地移动。我拿起钱，数了数，又扔回给他。

“因为干你这行的一眼就看穿他了。你知道他至少带了房租，还有几块零钱。警察也会这样想。拿去，我不要这钱。我要点别的。”

他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把钱收好，”我说。

他伸手去取钱，塞进钱包里。“你想要什么？”他的眼睛虽小，却若有所思。他的舌头把下唇顶得突出来了。“我觉得你似乎也没什么资格谈条件。”

“你可能有点弄错了。如果我会返回楼上向克里斯蒂·弗伦奇和贝福斯告密的话，说我先前在那里搜过死者的身，的确我是会被训斥一顿，不过他会知道我不是心里有鬼，有所隐瞒。他会明白在幕后的暗处，我有一个试图要保护的委托人。我会面对他们的强硬姿态和虚张声势，可你要领教的就不止如此了。”说完这些，我静静地观察着他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正闪着微光。他狠狠地咽下了口水，眼神呆滞。

“我们别绕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他说。突然，他残忍地一笑。“你是晚到一会儿来掩护她的，是吗？”那肆意的轻蔑表情又再次回到了他的脸上，虽然相当缓慢，却非常愉悦。

我掐灭了香烟，又抽出了第二支，缓慢地完成所有这徒劳的、挽回面子的点烟动作，扔掉火柴，将烟吹向了另一侧，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这个又小又破的办公室是一座高耸的山峰，俯瞰着波涛起伏的大洋——这是我这行那老掉牙的表演。

“好吧，”我说。“我承认，那是个女人。我也承认，他死的时候，她肯定在楼上，如果你听了满意的话。我猜，她只是过于惊慌才逃走的。”

“哦，那当然，”弗莱克阴险地说。那肆意的轻蔑表情始终都挂在脸上。“或者也有可能她已经有一个月没用冰锥杀人了。感觉有点生疏了。”

“可她怎么会有他的钥匙？”我自言自语道。“又为什么要把钥匙放在桌上？为什么不干脆一走了之，什么都不动呢？假如她真的觉得必须要锁门呢？为什么不把钥匙放在一个沙瓶里，然后找地方埋了呢？或者带走钥匙，找地方扔了。为什么要这么处理钥匙，让人将她和这个房间联系在一起？”我低下了眼睛，恶狠狠地瞪了弗莱克一眼。“当然，除非有人看见她离开了房间——手上拿着那把钥匙——并跟着她出了旅馆。”

“那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弗莱克问。

“因为目击她的人可以立即进入房间。他有一把钥匙。”

弗莱克抬头朝我眨巴眨巴眼睛，又迅速垂了下去。

“他一定会跟着她，”我说，“他肯定看见她将钥匙扔在桌上，溜达出了旅馆。他肯定跟了她有一段路。”

弗莱克讥讽道：“你还有什么王牌？”

我俯下身子，将电话拉向我这边，说：“我最好还是叫克里斯蒂过来处理，我越想越害怕。也许她的确杀了人。我可不能包庇杀人犯。”

我拿起听筒。弗莱克那只潮乎乎的爪子猛地按在我的手上。电话在桌子上弹了一下。“别打，”他的声音几乎是在抽泣。“我跟踪她到了停在街上的一辆车前。记下了车牌。老天爷啊，伙计，让我喘口气吧。”他的手指在口袋里一阵摸索。“知道我干这份工作赚多少钱吗？除去香烟雪茄钱，就不剩仨瓜俩枣的。稍等一下。我记得——”他低下头，在几个旧信封里来回找了几次，终于选了一个扔给我。“车牌号，”他疲倦地说，“希望你会满意，我甚至都记不得这是什么东西了。”

我低头看着信封。上面用潦草的笔迹记录了一个车牌号。字体难看，字迹模糊不清，一看就是马路上有人手上拿着纸笔匆忙间写下的。6N333，加州1947。

“满意了吗？”弗莱克的声音响起。或者说声音是从他的嘴里发出的。我撕下车牌号，将信封扔还给他。

“4P327，”我看着他的眼睛说，那里头没有闪光。没有嘲讽或隐瞒的迹象。“可我怎么知道这不是别人的汽车车牌？”

“你只能相信我了。”

“描述一下那辆车，”我说。

“凯迪拉克敞篷，不是很新，车篷翻起，大概是1942年的车型。有点灰蓝色。”

“那个女人什么样？”

“你那些钞票想买不少情报，是吗，大侦探？”

“是汉布尔顿医生的钞票。”

他一龇牙，“好吧，是个金发美女。白色外套上有些彩色的针脚。蓝色的宽檐草帽。深色太阳镜。身高大约五英尺二英寸。身材就像康诺弗[3]公司旗下的模特。”

“要是没戴太阳镜，再见面时你能认出她吗？”我谨慎地问。

他佯装思考。随即摇了摇头，说不能。

“那个车牌是什么来着，弗莱基[4]？”我冷不防地冒出一句。

“哪个车牌？”他说。

我探过身躯，将香烟灰落在他的枪上。我继续盯着他的眼睛。可我知道，他输了。他似乎也知道这点。他伸手去拿他的枪，吹掉烟灰，将它放回抽屉里。

“去呀，滚出去，”他咬着牙说。“告诉警察我搜过了尸体。那又怎么样？最多就是丢了饭碗。也许还会蹲班房。那又怎么样？出来了又是一条好汉。小弗莱基不用再担心咖啡和油煎饼了。别以为戴个太阳镜就能骗过小弗莱基。我看过很多电影，才不会认不出那只性感小猫呢。要是问我那个宝贝儿这一阵是否还会露面我只能说，她是个生人——谁知道呢——”他趾高气扬地斜视着我——“这段日子她需要个保镖，在她身边照顾周到，保护她避免遇到麻烦。有人熟门熟路，而且价格合理……怎么了？”

我的脑袋歪向一侧，身子向前倾，正在倾听。“我想我听见了教堂的钟声，”我说。

“这儿附近没有教堂，”他不屑地说。“是你的聪明脑瓜裂了缝吧。”

“只有一声，”我说。“非常缓慢，我想是丧钟。”

弗莱克听着我的话，“我什么都没听见。”他犀利地说。

“哦，你不会听见的，”我说。“全世界只有你一个听不见。”

他坐在那儿，用那双邪恶的、半睁半合的小眼睛瞪着我，他那脏兮兮的胡子闪闪发光。他的一只手在桌子上毫无意义地扭动着。

我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苦想，他的那些想法可能和他本人一样渺小、丑陋、令人恐惧。

[1]刻写誊印蜡纸用的笔。

[2]洛杉矶的一幢历史建筑，建于1923年，也是同名的女性俱乐部地址所在。

[3]美国早期的模特经纪公司之一。

[4]弗兰克的昵称。

12

那套公寓位于多黑尼大道上，从日落大道沿着山坡往下就是。它实际上是两幢楼，前后排列，由一个铺着地板的露台连接，露台上面有一个喷泉，拱门上还建了一个房间。仿大理石门厅前有几个信箱和门铃。十六个信箱上有三个没写姓名。写着姓名的看过后没有任何印象。这个活儿还需要多辛苦一点。我试了试前门，发现上锁了，看来还需要更辛苦一点。

门外停着两辆凯迪拉克、一辆林肯大陆和一辆帕卡德。两辆凯迪拉克的颜色和车牌都不相符。马路对面，有个穿着马裤的家伙正四仰八叉地躺在一辆蓝旗亚中，双脚靠在车门上。他正抽着烟，抬头望着苍白的、要与好莱坞保持距离的繁星。我走上陡峭的山坡来到大道，向东走过一个街区，走进一个像烤箱一样令人窒息的电话亭，拨了一个叫皮奥瑞亚·史密斯的号码，别人这么叫他是因为他结巴——这是另一个我还没时间解开的小谜团。

“梅维斯·韦尔德，”我说。“电话号码。我是马洛。”

“当-当-当然，”他说。“梅-梅-梅维斯·梅维斯·韦尔德吗？你要她的电话号码？”

“多少钱？”

“要-要-要十块-块-块钱，”他说。

“算我没说，”我说。

“等-等-等等！我是不应该泄露她们这些宝-宝-宝贝的电话号码的。我只是个管道具的，这可是有风险的。”

我等待片刻，把自己呼出的气又吸回去。

“地址自然也有，”皮奥瑞亚抱怨道，都忘了结巴。

“五块钱，”我说。“我已经有地址了。别讨价还价了。如果你以为自己是这行里唯一兜售未登记号码的小混混的话——”

“稍等，”他疲惫地说着，去拿他的小红本了。他是个特殊的结巴，只有心平气和的时候才会口吃。他回来后，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当然是克雷斯特维尤[1]的号码。如果在好莱坞你没有一个克雷斯特维尤的电话号码，你就一文不值。

再次拨号时，我打开了这个钢和玻璃构成的小笼子，放进来一些新鲜空气。电话响了两下，一个慵懒性感的声音传了出来。我又把门关上了。

“你好呀，”那个声音很柔和。

“我找韦尔德小姐。”

“方便的话请告诉我是哪位找韦尔德小姐。”

“我有几张剧照，怀蒂让我今晚送来。”

“怀蒂？怀蒂是谁，阿米哥[2]？”

“他是摄影棚里的首席剧照摄影师，”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请告诉我是哪间公寓，我自己上去。我离你们那儿就几个街区。”

“韦尔德小姐正在洗澡。”她哈哈大笑说。我猜从她那儿听起来就像是银铃般的笑声。我这边听起来就像有人在收拾平底锅。“当然要请你带上剧照。我肯定，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剧照。公寓房间号是十四号。”

“你也会在那儿吗？”

“当然，还用说吗？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挂了电话，蹒跚着走出电话亭，投入新鲜空气之中。我下了山。那个穿马裤的家伙还在蓝旗亚车附近转悠，其中一辆凯迪拉克开走了，两辆别克敞篷停在了前头。我按了十四号的门铃，穿过露台，聚光灯照着鲜红的金银花。另一盏灯俯射在一个巨大的装饰水池上，里面到处是肥肥的金鱼和静静的荷叶，这样的晚上，荷叶层层叠叠。另外还有几张石椅和一架秋千。这地方看起来并不是价格不菲，只不过那年头，到处都贵。公寓在二楼，宽敞的楼梯口对面有两扇门，十四号便是其中之一。

门铃响起，一个高个子、黑皮肤、身穿短马裤的女孩过来开门。“性感”不足以赞美她。马裤的颜色就像她的秀发，乌黑的。她穿着一件白色丝质衬衫，一条猩红色丝巾松垮垮地围着脖子。丝巾的颜色比不上她鲜艳欲滴的双唇。她用一把金色的小镊子夹着一支细长的棕色香烟。捏着镊子的手指珠光宝气。她的黑发从中间分开，头皮上雪白的中分线一直延伸到头顶后。两条乌亮的粗辫子分别垂在她那修长的棕色脖子两侧。每根辫子上都扎着一只猩红色的小蝴蝶结。不过她早就不是个小女孩了。

她目光犀利，低头看着我那空空如也的双手。剧照一般是不会小到可以放在口袋里的。

我说：“韦尔德小姐在吗？”

“你可以把剧照给我。”对方的声音冷冰冰的，慵懒而又居高临下，可是眼睛却不住地打量别处。要对付她看来跟理发一样不容易。

“只能当面交给韦尔德小姐。抱歉。”

“我说过了，她正在洗澡。”

“我可以等。”

“你确定你有剧照吗，阿米哥？”

“当然确定，怎么了？”

“你是——？”她的声音停在了第二个字上，仿佛一阵气流突然刮起了一根羽毛。随即，又轻轻地飘起、旋转、升腾，她的嘴角缓缓浮现出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那是无声的邀请，好像一个孩子试图捡起一片雪花。

“你新拍的电影棒极了，冈萨雷斯小姐。”

她的微笑如闪电般一闪而过，换了一副面孔。出于喜悦，整个人挺得笔直，生机勃勃。“哦，不过很糟糕，”她容光焕发，“真是相当的讨厌，你这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你明明知道那部片子糟糕透顶。”

“对我来说，有你在的电影一点都不差劲，冈萨雷斯小姐。”

她站在离门不远的地方，招手叫我进去。“我们来喝一杯吧，”她说。“好好喝一杯。我喜欢听奉承话，无论多么虚假。”

我走进了门。要是有人用枪抵在我的腰上，我也不会惊讶。她站在那儿，我得推开她的胸脯才能穿过那道门。她身上的味道就像月光下的泰姬陵一样柔美。她关上门，一路扭动着走向一个移动小吧台。

“苏格兰威士忌？还是来一杯鸡尾酒？我会调一种非常难喝的马蒂尼，”她说。

“威士忌就好，谢谢。”

她把酒倒在两只可以插进小雨伞的玻璃杯里。我坐在一把印花棉布的椅子上，环顾四周。这是个老式的房间。房间里有个假壁炉，里面通着圆木状煤气炉，装饰着大理石壁炉架，墙上的粉刷有几处剥落了，还挂着几幅色彩鲜艳、不值一钱的涂鸦之作。还有一架老式的黑色斯坦威钢琴，上头总算没有恶俗地摆上一条西班牙方巾。许多封面鲜亮、看上去很新的书散落各处。角落里还放着一把枪托雕工精美的双筒猎枪，枪筒上绑了一只白色丝绸蝴蝶结。好莱坞式的幽默。

这位穿马裤的黑美人递给我一杯酒，轻巧地坐在我的椅子扶手上。“你愿意的话，可以叫我德洛丽丝，”她说着，豪饮了一大口酒。

“谢谢。”

“那我该怎么称呼你？”

我咧嘴一笑。

“当然，”她说，“我非常清楚，你是一个该死的骗子，你的口袋里根本没有剧照。我倒并非想要打探你的隐私。”

“是吗？”我小口啜饮着威士忌。“只是韦尔德小姐是在洗什么澡？老式的肥皂浴，还是加阿拉伯香料的那种？”

她晃了晃金色小镊子上吸剩的香烟。“也许你想帮她洗。浴室就在那边——穿过拱门，右转。门很可能没上锁。”

“这么容易得手就算了，”我说。

“哦，”她再次对我报以灿烂的微笑。“你在生活中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那我一定要表现得不那么平易近人，对吗？”她优雅地从椅子扶手上挪开，丢掉香烟，腰弯得幅度之大，我能看清她的臀线。

“别麻烦了，冈萨雷斯小姐。我是来办公事的，可没有想过要强奸任何人。”

“没有吗？”她的笑容越来越柔和、慵懒，而且——没有更好的词来形容的话——充满挑逗性。

“不过，我他妈的正在为此努力。”

“你真是个有趣的混蛋，”她说着耸了耸肩，穿过拱门，拿来了半夸脱苏格兰威士忌和水。我听见一阵温柔的敲门声传来，还有一个声音：“亲爱的，来了个男的，说有一些摄影棚的剧照要给你。人不错，也挺帅的，还有下面的宝贝儿。”[3]

接着，一个我曾经听过的声音尖锐地响起：“闭嘴，你这个小婊子。我马上就出来。”

冈萨雷斯嘴里哼哼唧唧地穿过拱门回来了。她的酒杯空了，再次走到吧台。“你没喝酒，”她大叫道，眼睛看着我的酒杯。

“我吃过饭了。我的胃只有两夸脱的容量。我听得懂一点西班牙语。”

她一甩头。“吓到你了吗？”她的眼珠直打转，肩膀像是在跳扇子舞一般动了动。

“我可不容易被吓到。”

“可你听见我的话了？圣母啊。我非常抱歉。”

“我确信。”我说。

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没错，我很抱歉，”她叹了口气。“我确实这么觉得。有时我不确定。有时我又根本不在乎。把人搞糊涂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告诉我，我过于直白了。我真的吓到你了，是吗？”她再次坐在了椅子扶手上。

“没有，不过我知道什么会吓到我，如果我希望受惊吓的话。”她懒洋洋地去拿身后的杯子，俯身向我凑近。

“可我不住这儿，”她说。“我住在贝尔西别墅。”

“一个人吗？”

她的手轻轻扫过我的鼻尖。接下来，我发现她坐在了我的大腿上，还试图咬下我的一块舌头。“你真是个会逗人开心的混蛋，”她说。她的嘴巴火辣辣的，无与伦比。双唇就像干冰一样灼人。她的舌头在我的牙齿间游走，双眸又大又黑，露出周围的眼白。

“我累极了，”她在我的耳边呢喃。“我筋疲力尽，疲倦极了。”

我感觉她的手伸进了我的前胸口袋。我用力推开她，可她拿走了我的钱包。她哈哈大笑，闪到一边，甩开钱包，那犹如小蛇般灵敏的手指翻遍了里面的东西。

“很高兴你们俩已经认识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从另一边响起。梅维斯·韦尔德站在拱门处。

她的头发随意地披散着，蓬松凌乱，脸上也未施粉黛。她只穿了一件睡袍，双腿裸露，趿着一双银绿色小拖鞋。她的眼神空洞，嘴唇露出鄙夷之情。无论戴不戴太阳镜，她与旅馆里的女孩就是同一个人。

冈萨雷斯飞快地扫了她一眼，合上我的钱包，扔给了我。我接住钱包，放在一边。她悠闲地走到桌边，拿起一个有长肩带的黑包，挂在肩上，向门口走去。

梅维斯·韦尔德没动，也不看她。她只是望着我。不过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冈萨雷斯打开门，看看外面，掩上门又转过身来。

“名字叫菲利普·马洛，”她对梅维斯·韦尔德说，“你不觉得人还不错吗？”

“我觉得你不必费事去问人家名字，”梅维斯·韦尔德说。“你跟人家不是刚认识吗？”

“我知道了，”冈萨雷斯温柔地回答。她一转身，向我微微一笑。“如此优雅地骂一个女孩是妓女，你不这样认为吗？”

梅维斯·韦尔德不搭话，她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

“至少，”冈萨雷斯再次拉开门，心平气和地说：“我最近还没有跟任何带枪的男人上过床。”

“你确定没记错吗？”梅维斯·韦尔德的语气没有丝毫变化。“打开门，宝贝。今天是我们该倒垃圾的日子。”

冈萨雷斯慢慢地回头望着她，视线相齐，目光中仿佛有把刀子。随后，她的唇齿间轻轻地哼了一声，猛地拉开门，“砰”的一声摔门而去。这噪音甚至没让梅维斯·韦尔德的眼睛眨一下，她深蓝色的眼珠继续盯着我。

“现在，请你也这么做——就是声音轻点儿，”她说。

我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脸上的口红印。这颜色看起来就像血，鲜血的颜色。“任何人可能都会碰上这事，”我说。“我没招惹她，是她招惹的我。”

她迈步走到门口，用力打开门，“走吧，宝贝，挪动双腿。”

“我来这儿是有公事，韦尔德小姐。”

“是的，我可以想象。出去。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想认识你。如果真的要认识，也不是此时此刻。”

“时间、地点和爱侣从来凑不齐，”我说。

“什么意思？”她翘起下巴试图把我赶出门，不过即使她是个演员，动作也没演到家。

“勃朗宁，那位诗人，可不是自动手枪[4]。不过我感觉你更喜欢自动手枪。”

“听着，小个子，要我打电话给经理来把你像只篮球一样踢下楼去吗？”

我走上前，将门关上。她还不肯放弃，虽然没有真的踢我，但确实是在努力克制自己。我试图不动声色地让她从门边移开，不过她丝毫不动。她站在原地，一手抓着门把手，蓝黑色的双眼充满了怒火。

“如果你要跟我站得这么近，”我说，“也许你最好穿上些衣服。”

她缩回手，用力一甩。这个耳光的声音跟冈萨雷斯小姐摔门的声音很相似，不过让人有刺痛感。而且还让我想起了脑后的一个痛处。

“我弄疼你了吗？”她温柔地说。

我点点头。

“那很好。”她身子向后一退，又抽了我一个耳光，只会比刚才更疼。“我觉得你最好亲我，”她吸了口气。她的双眸清澈、澄明又楚楚动人。我随意地低头一看，她的右手捏成了非常专业的拳头，用来揍人也不嫌小。

“相信我，”我说。“我不能亲你只有一个原因，否则哪怕你手上有那把黑色的小手枪，或是你床头柜上的铜手铐都挡不住我。”

她彬彬有礼地微笑着。

“我也许恰巧是在为你工作，”我说。“而且我也不是每次看到一双美腿就会魂不守舍的。”我低头看着她的腿，连尽头的内裤也一览无遗。她拢了拢睡袍，转身走向了小吧台，甩甩头发。

“我无拘无束，皮肤白皙，芳龄二十一，”她说。“什么招数我没见过，我想我都见过。要是我没有吓到你，那么舔你，还是勾引你，我他妈的怎么做才能收买你？”

“嗯——”

“别说，”她突然打断我的话，手上拿着一只玻璃杯，转过身。她一饮而尽，甩了甩蓬松的头发，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当然是，钱。我怎么这么笨，早没想到呢。”

“钱会管用，”我说。

她厌恶地撇了撇嘴，声音却依然充满热情。“多少钱？”

“哦，一百块钱可以开工。”

“你可真便宜啊。一个廉价的小混蛋，是吗？一百块，一百块在你的圈子里算得上钱吗？”

“那就两百。我靠这笔钱就能退休了。”

“还是太便宜了。当然是每个礼拜两百吧。装在一个干净漂亮的信封里？”

“你可以不用信封。我喜欢直接拿现钱。”

“只是花这笔钱我能得到什么，我迷人的小侦探？我非常确定你是什么人，不是吗？”

“你会得到一张发票。谁告诉你我是个侦探？”

她飞快地瞪了我一眼，再次开始了她的表演。“一定是这股气味。”她啜饮了一口酒，凝视着我，脸上带着鄙夷的淡淡微笑。

“我开始觉得你在自说自话了，”我说。“我一直纳闷，究竟是怎么了。”

我一闪身。几滴液体溅到了身上。玻璃杯在我身后的墙上碎了。碎片无声无息地落在了地上。

“用上这招，”她十分镇定地说，“我相信我肯定用尽了我全部的女性魅力。”

我走上前，捡起了我的帽子。“我从没认为是你杀了他，”我说。“可是要我不说出你在场，总得有个原因吧。要是有足够的佣金让我站稳脚跟就更好了。另外再透露足够的信息，让我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笔佣金。”

她从盒子里拿起一支烟，抛到空中，轻而易举地用嘴接住，然后不知从哪里变出了火柴，点燃了香烟。

“我的天，难道我杀了人吗？”她问。我还拿着那顶帽子，这样子看起来很傻。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

“我相信你买得起回家的车票，”充满鄙夷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向前走。当我正准备开门时，她说：“我也相信，冈萨雷斯小姐给了你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你应该可以从她那里套到任何东西——包括你跟我说的——钱。”

我松开门把手，快步穿过房间。她还站在原地，嘴角挂着的微笑没有丝毫变化。

“看，”我说。“你会觉得很难相信。不过，我到这里来，脑中有个古怪的念头：你也许是个需要帮助的女孩——而且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我估计，你去旅馆房间是为了付勒索金之类的。事实是，你只身前去，冒着被人认出的危险——你也确实被一个私家侦探认出来了，而那家伙的职业操守可能比一张又破又旧的蜘蛛网还不靠谱——根据这种种情形判断，你大概是陷入了你们好莱坞那些要命的丑闻之中了。不过你没有陷入任何麻烦，你刚刚上场，在小型聚光灯下，表演着每一个无聊业余的动作，就像你在最无聊的B级片[5]里的表演一样——如果那称得上是表演的话——”

“闭嘴，”她咬牙切齿道，“闭嘴，你这个贼眉鼠眼、敲诈成性的偷窥狂。”

“你不需要我，”我说。“你不需要任何人。你他妈的这么聪明，这张能说会道的嘴可以把你从保险箱里救出来。好吧。去吧，将自己救出来。我不会阻止你，就是别想说给我听。我会忍不住大哭，想不到像你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居然会有这么多心眼。你伤害了我，亲爱的。就像玛格丽特·奥布莱恩[6]。”

我走向门边时，她既没有移动，也没有喘气，当我打开门时，她也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为什么。情况不大妙。

我走下楼梯，穿过庭院，出了前门，差点撞上一个瘦弱、黑眼珠的男人，他站在那儿点烟。

“对不起，”他轻声说，“恐怕我挡了你的道。”

我绕开他走，接着我注意到他举起的右手上拿着把钥匙。我毫无来由地伸手一把抢来钥匙，看到上面的号码牌，是十四号，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我顺手把钥匙扔进了灌木丛后。

“你不需要这个，”我说。“那儿的门没锁。”

“当然，”他说，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我真傻。”

“是的，”我说。“我们都是傻瓜。跟那个荡妇搅在一起的都是傻瓜。”

“我可不会这么说，”他轻轻地回答，那双悲伤的小眼睛注视着我，面无表情。

“你不必，”我说。“我就是替你说的。抱歉，我会帮你找到钥匙的。”说着我走到灌木丛后，捡起钥匙递给了他。

“非常感谢，”他说。“顺便问一句——”他顿了顿，我也顿住了。“我希望没有打断一场有趣的争吵，”他说。“我不想这么做。不是吗？”他微微一笑。“嗯，韦尔德小姐是我的普通朋友，我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我叫斯蒂尔格雷夫。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吗？”

“不，没有见过，斯蒂尔格雷夫先生，”我说。“我叫马洛，菲利普·马洛。我们根本不可能见过面。而奇怪的是，我从未听说过你，斯蒂尔格雷夫先生。不过我也根本不在乎，哪怕你的名字叫威皮·莫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这名字会脱口而出的唯一原因是我曾听人提起过。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神情。他那静默的黑眼珠奇怪地瞪着我。他从嘴里取出香烟，看着烟头，轻轻地掸掉了烟灰，虽然也没多少烟灰掉下来，低着头说：“威皮·莫耶？奇怪的名字。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我应该认识他吗？”

“除非你酷爱冰锥，”我说着离开了他。我走下台阶，来到我的车前，上车前回头看了看。他还站在那儿，低头看着我，香烟还叼在嘴边。我看不清他的脸上是何表情。我回头看着他时，他没挪动，也没有任何动作。他甚至都没转身，只是站在原地。我上了车，驾车而去。

[1]佛罗里达州一城市，以高档住宅区闻名。

[2]西班牙语，意为“朋友”。

[3]原文为西班牙语。

[4]马洛说的勃朗宁，是指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有一款自动手枪也以勃朗宁命名。

[5]指低预算拍出来的影片，普遍布景简陋、道具粗糙，影片常缺乏质感，剧情趋于公式化，没有良好的品质。

[6]玛格丽特·奥布莱恩（1937—），美国著名女演员，童年时就曾出演多部电影。

13

我沿着日落大道向东驶去，不过并没有回家。到了拉布雷亚，我向北驶去，然后折向高地，出了恰赫恩戈山口，向下驶上万特乐大道，经过斯蒂迪奥城、休曼橡林市和恩西诺市。这趟旅途一点不寂寞，路上一直很热闹。开快车的男孩们驾驶着精简版的福特车在车流中穿梭，几乎就要撞上前车的挡泥板，不过终究没撞上。疲惫不堪的人们驾驶着小轿车紧紧握住方向盘，左闪右躲，艰难地驶向西部和北部，赶回家吃饭，晚上读读报纸体育版，收听喋喋不休的广播，还有被宠坏了的孩子们和哭个不停、唠叨个没完的愚蠢妻子。我经过一片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后面是经过装饰的门面，肮脏的汉堡包店在霓虹灯下看起来金碧辉煌。

圆形的汽车餐厅如同马戏团一般热闹，活跃挑剔的服务生，漂亮的收银员，油腻腻的厨房简直可以毒死一只癞蛤蟆。巨大的两用货车一路颠簸着从威明顿和圣佩德罗而来，开上塞普尔维达大道，驶向山脊路，然后在红绿灯处以低挡爬坡，发出的轰鸣声仿佛动物园里狮子的嘶吼。

恩西诺市的背后有一两处灯光透过崇山密林闪闪发亮。那是电影明星的住宅。电影明星，呸！都是情场老手。稳住，马洛，今晚你有些不通人情。

空气渐渐转凉。高速路越开越窄。此时路上车辆稀少，连车灯都觉得刺眼。斜坡沿着粉壁墙逐渐升高，坡顶上，从海洋吹来的绵绵不断的微风在夜色中肆意起舞。

我在千橡市附近一家餐馆吃了晚饭。味道差，但便捷。吃完就滚，生意实在太好了。先生，我们可等不及你再续一杯咖啡。你在浪费我们赚钱的空间。看见那些绳子后面排队的人了吗？他们要吃饭。不管怎么样，他们是非吃不可。上帝才知道他们为什么想在这儿吃。他们在家里做的罐头食品都比这儿好吃。他们只是焦躁不安，就像你一样。他们要开着车，找个地方去转转。只好让那些开黑店的混混来喂饱他们了。你又来了，马洛，今晚你可不通人情啊。

我付了账，把车停在一家酒吧门口，点了一客纽约牛排，上面浇了一杯白兰地。为什么叫纽约牛排呢，我想。底特律才是他们制造切割工具的地方。我踏入夜晚的空气之中，大家都不知道该在这夜色中做什么。不过好些人大概在尝试，他们在一个劲儿地转悠。

接着我驶上了奥克斯纳德捷径，沿着大海往回开。那些大型的八轮卡车和十六轮卡车正向北行驶，一切都笼罩在橘黄色的灯光中。道路右侧宽广浩瀚的太平洋的波涛拍打着海岸，就像一个下了班的清洁女工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没有月亮，一片寂静，连海浪声都没有。没有味道，也没有大海那粗犷伟岸的味道。加利福尼亚的海洋。加利福尼亚，到处是百货商店。应有尽有，又一无所有。又来了。你今晚真不通人情，马洛。

好吧。我为什么要有人情味呢？我原本坐在那间办公室里，玩弄着一只死苍蝇，突然冒出个从堪萨斯的曼哈顿来的小家伙，用皱巴巴的二十块钱骗我去找她哥哥。她哥哥听起来像个无赖，不过她想要找到他。于是，紧紧抓着这笔巨款，我屁颠屁颠地来到了海湾城，一路上疲惫不堪，以至于站着就打瞌睡。我遇见了不少好人，有的脖子上插着冰锥，有的没插。我离开了，自己也完全摸不着头脑。接着，她过来要回了那二十块钱，吻了我一下，又把钱还给我，因为我还没干完一天的活儿。

后来我去见了汉布尔顿医生，艾尔森特罗来的退休（怎么会）验光师，结果又遇上了那种新型的颈部装饰。我没有告诉警察实情，我搜查了客人的假发，在警察面前装模作样。为什么？这回我是为谁冒这掉脑袋的危险？有一双性感眼睛和许多门钥匙的金发美女？一个来自堪萨斯的曼哈顿的女孩？我所知道的是，有些事并不能只看表面，那迟钝衰退却一向可靠的直觉告诉我，如果大家继续照现在手上的牌玩下去，有人会输得血本无归了。可这关我什么事？好吧，我该怎么办？我知道吗？我何曾知道过？我们别钻牛角尖。你今晚真不通人情，马洛。也许我永远或是从来不曾通过人情。也许我是灵媒唤来的阴质，拥有私家执照，在阳间开业。也许我们在这寒冷的、或明或暗的世界里都会变成这样，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永远是错的。

马里布。那里有更多的电影明星。更多的粉色和蓝色浴缸。更多毛茸茸的床。更多香奈儿5号。更多林肯大陆和凯迪拉克。更多迎风飘拂的秀发和太阳镜，更多的装腔作势和精心变过的声音，以及更多堕落的道德。现在，请稍等。很多善良的人在电影行业工作。你的态度不正确，马洛。你今晚真不通人情。

我还没到洛杉矶就闻到了它的味道。它闻起来有股腐臭味，仿佛一间住人的房间关闭了太长时间。可五颜六色的灯光戏弄了你。那些灯光令人目眩神迷。真应该为发明霓虹灯的人竖一座纪念碑。十五层楼高，坚硬的大理石。这家伙还真是会无中生有。

于是我去看了一场电影，里面当然少不了梅维斯·韦尔德的出演。在这些光影合同中，每个人都笑得太多，说得太多，而且也心知肚明。女人们总是爬上一段长长的回旋楼梯去换衣服。男人们则必定从昂贵的盒子里取出刻着姓氏首字母的香烟，啪地打开昂贵的打火机，互相点烟。服务生驼着背，托着放满了饮料的托盘，穿过阳台来到一个跟休伦湖[1]一样大，但要清澈得多的游泳池边。

男主角是个一脸和气的三流演员，魅力四射，只是有些过时了。女明星是个脾气暴躁、深色皮肤的女人，目中无人，有几个糟糕的特写看得出，她在拼命把自己从四十五岁往回拉。梅维斯·韦尔德演的是女二号，头戴围巾。她的演技不错，但她还可以好上十倍。不过，她要是真的比现在好上十倍，为了保护女主角，她的一半镜头就会被剪掉。这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走钢丝。好吧，不过从现在开始，她要走的不会是钢丝了。她要走的是琴弦，而且很高，下面也不会有任何保护网。

[1]北美五大湖中的第二大湖。

14

我回办公室是有原因的，一封装有橘黄色提货单的快件应该已经送到了。大楼里大部分的窗户都是黑漆漆的，但偶尔也有一两扇窗户是亮着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行业的人在熬夜加班。电梯员从喉咙深处冒出句“您好”，接着把我载上了楼。走廊的灯照亮着敞开的大门，保洁女工还在清扫虚度一天的残余垃圾。我在一个拐角处转弯，经过一台哼哼唧唧的吸尘器，走进自己黑暗的办公室后，我打开了窗。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桌前，连思考都停止了。没有快件。整个大楼的噪声，除了那台吸尘器，仿佛都流向了外面的街道，消失在数不胜数的车轮之中。外面过道某一处有个男人开始优雅娴熟地吹着口哨——是《莉莉·马莲》[1]的曲子。我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个检查办公室门是否上锁的值夜人。我扭亮了桌上的台灯，他经过时并没有敲我的门。他的脚步声离远了，接着传来一个不同的声音，类似一种沙沙声。另外一间上了锁的办公室蜂鸣器直响。那肯定是快递。我走出门外去取件，结果却不是。

一个身穿天蓝色裤子的胖子正在关门，那种笃定的派头只有胖子身上才有。他不是一个人，不过我首先看到的是他。他是个大块头，腰圆膀阔。年纪不轻，长得一般，却很耐看。他下身穿着天蓝色华达呢宽松长裤，上身配一件双色的休闲夹克，那颜色放在一头斑马身上都嫌咋呼。淡黄色衬衫的领子敞得很开，仿佛他的脖子就快伸出来了。他的长相并不令人讨厌，硕大的脑袋上点缀着一定数量的淡淡的橙红色头发。他的鼻梁断过，不过接得还不错，虽然也不是什么高档货色。

跟着他的是个骨瘦如柴的家伙，眼睛通红，还抽着鼻子。年纪约莫二十岁，五英尺九英寸高，瘦得跟把笤帚似的。他的鼻子、嘴巴和双手都在抽搐，看起来很不快的样子。

大个子男人友好地笑笑，说：“马洛先生，没错吧？”

我说：“还能是谁？”

“现在来谈生意，有点太晚了，”大个子说着，张开双手，几乎遮住了半个办公室。“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该不会你的生意排满了吧？”

“别开玩笑了。我的神经可受不了，”我说。“这个瘾君子是谁？”

“进来，阿尔弗雷德，”大个子对他的同伴说。“别这么扭扭捏捏的。”

“他娘的。”阿尔弗雷德说。

大个子转过身平静地对我说：“这帮流氓怎么整天说这些？这不好笑，不幽默，没有任何意义。真是个大麻烦，这个阿尔弗雷德。我刚帮他戒了毒，你知道，至少是暂时的。向马洛先生问好，阿尔弗雷德。”

“去他的，”阿尔弗雷德说。

大个子叹了口气，“我叫托德，”他说。“约瑟夫·P·托德[2]。”

我没吭声。

“没事，笑吧，”大个子说。“我已经习惯了，一辈子都用这个名字。”他向我走来，伸出手。我握了握他的手。大个子看着我的眼睛高兴地笑了。“来吧，阿尔弗雷德，”他头也不回地说。

阿尔弗雷德做了一个貌似很不起眼的动作，结果一把沉甸甸的手枪对准了我。

“小心点，阿尔弗雷德，”大个子说着一把握紧我的手，力气之大简直可以弄弯一根横梁。“还不到时候。”

“他娘的，”阿尔弗雷德说。手枪指着我的胸口。他的手指紧紧扣在扳机上。我注意到他的手指越来越紧了。我心里非常清楚他在哪一刻会扣动扳机，释放击锤。这是曾发生在某一部拙劣的大烂片中的情景，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自动手枪的击锤发出干巴巴的咔哒声，什么事都没发生。阿尔弗雷德气呼呼地咕哝一声，垂下了手枪，放回原处。他再次开始抽搐。他拿枪的动作一点也不紧张。我纳闷他到底戒的是哪门子毒。

大个子放开了我的手，亲切的笑容仍然挂在他那张健康的大脸盘上。

他拍了拍口袋。“弹匣在我这儿，”他说。“阿尔弗雷德最近不太靠谱。这个小杂种可能会向你开枪。”

阿尔弗雷德坐在一张椅子上，靠着墙翘起椅子，张大嘴巴在喘气。

我悬着的心总算又放下了。

“我打赌他吓着你了，”约瑟夫·P·托德说。

我感觉舌尖上咸咸的。

“你也不是这么狠嘛，”托德说着，用一根肥肥的手指戳我的肚子。

我人一退，避开那根手指，看着他的眼睛。

“开个价？”他几乎是彬彬有礼地问。

“到我的会客室来，”我说。

我转过身背对着他，穿过门走进了另一间办公室。这真是不容易，可我做到了。一路上我都在出汗。我绕到桌子后面，平静地站在原地等待托德先生跟进来。那个瘾君子一边抽搐一边跟在他身后。

“你这儿有没有连环画？”托德问。“给他看，让他消停会儿。”

“坐下，”我说，“我来找找。”

他的手伸向椅子扶手。我猛地拉开抽屉，手伸进去摸到了卢格手枪的枪托。我缓缓地拿出枪，看着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都没瞧我一眼。他正在研究天花板的角落，尽量不看自己的嘴。

“这就是我逗笑的办法，”我说。

“你用不上这把枪，”大个子真心实意地说。

“那好吧，”我说，声音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的，远远地从一堵墙后传来。我好不容易才听清自己的话。“如果用得着的话，我手上就有，而且这把是上了膛的。要我证明给你看吗？”

大个子看起来很紧张。“我很遗憾你这么说，”他说。“我已经习惯了阿尔弗雷德，有时候都忘了他的存在。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应该管管他。”

“没错，”我说。“今天下午来这儿之前你就该管管他了。现在已经太晚了。”

“等等，马洛先生。”他伸出手来。我拿卢格枪狠狠砸在他的手上。他速度很快，不过还不够块。我用手枪上的瞄准器砸伤了他的手背。他捂着手吮吸伤口，大叫：“嘿，别这样！阿尔弗雷德是我的外甥。我妹妹的孩子。我得照看他。他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不骗你。”

“下次你来的时候，我会准备一只苍蝇不让他伤害的，”我说。

“何必这样呢，先生，请别这样。我有一个不错的小提议——”

“闭嘴，”我说。我缓缓地坐下，脸上烧得通红。我连话都说不清了，感觉有点醉醺醺的。我缓慢而沉重地说：“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个家伙就是像这样糊弄他的。他就像我一样坐在桌前。他有一把枪，也跟我一样。有两个男人在桌子的另外一侧，就像你和阿尔弗雷德这样。在我这边的这个男人开始发火，控制不住自己。他开始颤抖，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手上有一把枪。于是，二话不说，在桌子底下开了两枪，就打在了你的肚子上。”

大个子吓得脸都绿了，想要起身，不过又改了主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鲜艳的手帕，抹抹脸。“你是在电影里看到的，”他说。

“的确，”我说。“不过拍电影的那个人告诉我他是打哪儿来的灵感。那可不是在电影里。”我把卢格枪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用一种更加自然的语气说：“你得小心点用武器，托德先生。拿把军用点四五口径的手枪指着别人的脸，天知道会让人多紧张——尤其是他又不知道枪是不是上了膛。我刚才可足足紧张了有一分钟。吃过午饭后我还没打过吗啡呢。”

托德用他那双细小的眼睛打量着我。那个瘾君子站起身，走向另一把椅子，把它踢翻，坐下后，用他那油腻腻的脑袋抵着墙。但他的鼻子和双手一直抽搐个不停。

“我听说你是条硬汉，”托德缓缓地说，眼神冷酷而警惕。

“你听错了。我是个非常敏感的家伙。有个风吹草动，我就会崩溃。”

“是的，我明白。”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不说话。“也许是我们搞错了。不介意我把手放在口袋里吧？我没带枪。”

“好吧，”我说。“要是看到你试图拔枪，我可能会欣喜若狂的。”

他皱了皱眉，接着缓缓掏出一个扁扁的猪皮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簇新的一百元纸币。他把纸币放在玻璃台面的边缘，随后又抽出一张一百元，接着一张接一张地抽出了三张。他小心翼翼地将纸币沿着桌子整齐地连成了一排。阿尔弗雷德将椅子放平，嘴巴颤抖地盯着钱看。

“五张百元大钞，”大个子说。他叠好钱包，放在一边。我仔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不多管闲事。明白吗？”

我只是望着他。

“你不要去找任何人，”大个子说。“你什么人也找不到。你没时间为任何人干活。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你什么事都不用沾，五张百元大钞就是你的了，可以吗？”

办公室里除了阿尔弗雷德抽鼻子的声音，一片安静。大个子半转过脑袋，对他说：“安静点，阿尔弗雷德。我们离开后我会给你打一针。安分点。”他再次吮吸了手背的伤口。

“有你当榜样应该不难，”我说。

“你娘。”

“词汇有限，”大个子对我说。“非常有限。同意吗，嗯？”他指了指钱。我拨弄着卢格枪的枪托。他的身体向前凑近。“放松点，行吗。这很简单。这是定金。你收下它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需要你做。如果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插手，事后你还会得到一笔数目相同的钱。就这么简单，不是吗？”

“我这是为了谁不插手？”我问。

“为了我。约瑟夫·P·托德。”

“你是干哪行的？”

“你可以称我业务代表。”

“除了这个我自己也能想出来的抬头，我还能怎么称呼你？”

“我愿意帮一个不想给别人惹麻烦的人，我就是这么个人。”

“那我该怎么称呼那个可爱的角色？”我问。

约瑟夫·P·托德把那五张百元大钞叠在一起，边角小心地对齐，然后推向桌子另一侧。“你可以称他是一个破财消灾的人，”他说。“不过，如果情势所迫，他也不介意见点血。”

“他的冰锥活儿怎么样？”我问。“我看得出，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玩得很差。”

大个子嚼着下唇，然后用粗糙的食指和拇指扯出下唇，轻轻地咬着内侧，就像一头奶牛在咀嚼着它反刍的食物。“我们的话题不是冰锥，”他最终开口了。“我们谈论的是你也许正泥足深陷，害了自己。可是，如果你安分守己，你只要坐在家中，钱就会送上门来。”

“那个金发女郎是谁？”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也许你已经陷得太深了，”他叹了口气。“也许现在谈生意为时已晚了。”

过了片刻，他俯身向前，温柔地说：“好吧。我会回去和我的老板确认，看看他想怎么样。也许我们还是有生意可谈的。在得到我的回音之前，请不要轻举妄动。行吗？”

我默许了。他把手按在桌子上，缓缓地站起身，注视着我刚才压在记事簿上的手枪。

“你可以留下这些钞票，”他说。“走吧，阿尔弗雷德。”他转过身，步伐坚定地走出了办公室。

阿尔弗雷德斜睨着他，突然扑向桌上的钱。那把自动大手枪也神奇地出现在了他干柴般的右手上。他像条鳗鱼一般哧溜一下来到了桌边。他用枪指着我，左手去拿钱，然后塞进了他的口袋里。他向我咧嘴一笑，笑容平静冷酷而又空洞洞的，接着他点点头走开了，显然他一刻也没注意到我的手上也拿着一把枪。

“走吧，阿尔弗雷德，”大个子从门外扯着嗓子喊道。阿尔弗雷德溜出门，消失了。

外间的门打开又关上。脚步声在走廊外响起。接着一片寂静。我坐在那儿细细回味，试图理清思绪，弄清楚这究竟是纯粹的闹剧还是一种威胁的新方式。

五分钟后电话响了。

一个厚重而欢快的声音响起：“哦顺便说一句，马洛先生，我猜你认识谢里·巴卢，对吗？”

“不认识。”

“就是谢里顿·巴卢，有限公司。那个大经纪人？你有空该去查查他。”

我拿着电话沉默了片刻，接着说：“他是她的经纪人吗？”

“也许是，”约瑟夫·P·托德说，顿了顿，又道，“我估计你知道，我们只是几个小角色，马洛先生。就是这样。只是几个小角色。有人想要调查一些关于你的事。这似乎是最简单的方法。可现在，我不那么确定了。”

我没答话。他挂了电话。几乎同时，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一个充满诱惑的声音说：“看来你不是很喜欢我呀，阿米哥？”

“我当然喜欢。只是别老是咬我。”

“我在贝尔西别墅的家里，我很寂寞。”

“打电话给应召公司吧。”

“别这样，这可怎么聊。这可是一桩极端重要的生意。”

“我想是的。不过这不是我参与的生意。”

“那个荡妇——她怎么说我的？”她不屑地说。

“没什么。哦，她叫你‘穿马裤的提哇纳[3]妓女’，你不会介意吧？”

这话逗乐了她。银铃般的笑声持续了好一会儿。“你总是妙语连珠，是这样吗？不过你看，当时我还不知道你是个侦探。这可大不一样呢。”

我本来可以告诉她这是大错特错。我只是说：“冈萨雷斯小姐，你说到了生意，是哪种生意，如果你不是在耍我的话？”

“你想发一笔财吗？很大一笔？”

“你的意思是不用挨枪子儿吗？”我问。

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了吸气声。“是的，[4]”她若有所思地说。“这一点也需要考虑。不过你是这么勇敢，这么强壮，这么——”

“早上九点我会在办公室等着，冈萨雷斯小姐。我会更勇敢一点。现在可否请你允许我——”

“你有约会？她漂亮吗？比我漂亮？”

“老天啊，”我说。“你整天就在想这一件事吗？”

“见你的鬼去吧，亲爱的，”她说完便重重地挂断了电话。

我关上了灯，离开了办公室。走在走廊的半道上，我遇见一个正在查看门牌号的男人。他的手上有封快递。于是，我只能返回办公室，将快递锁进保险箱。正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我没管电话，这一天已经受够了。我不在乎了。这个电话可能是穿着——或是没穿——透明睡衣的“示巴女王”[5]打来的，我太累了，实在顾不上，脑袋就像一桶湿漉漉的沙子。

我走向门口时，电话仍然在响。没用的。我得回去。直觉战胜了疲倦。我拿起了听筒。

奥法梅·奎斯特叽叽喳喳的尖细声音响起：“哦，马洛先生，我可找了你好久。我吓坏了。我——”

“早上再说，”我说，“现在办公室关门了。”

“求你了，马洛先生——就因为我之前发了点脾气——”

“早上再说。”

“可我告诉你，我必须见你。”声音还没到吼的程度。“这非常重要。”

“嗯哼。”

她抽了抽鼻子。“你——你吻了我。”

“我后来还吻了别人呢，技术更好，”我说。见她的鬼去吧。所有的女人都见鬼去吧。

“我有奥林的消息了，”她说。

我一时愣住了，接着哈哈大笑。“你这个狡猾的小骗子，”我说。“再见。”

“可我真的收到了。他打电话给我的，就在我现在待的地方。”

“很好，”我说。“那么你根本不需要请侦探。而哪怕你的确请了，你自己家里就有个比我更出色的侦探。我甚至都找不到你的住处。”

短暂的沉默后，她还想继续与我交谈。她不让我挂断电话。我只能继续说：

“我写信告诉过他我会住在哪里。”最后她说。

“嗯哼。只是他没收到那封信，因为他搬走了，没有留下转递地址。还记得吗？等我不这么累的时候，你再继续编吧。晚安，奎斯特小姐。你也不用告诉我你的住处了，因为我现在不替你工作了。”

“很好，马洛先生。我现在打算报警。可我觉得你不会希望我这么做的。我觉得一定不希望。”

“为什么？”

“因为这其中有件谋杀案，马洛先生。谋杀是个非常危险的字眼儿——你不觉得吗？”

“去报警吧，”我说。“我会等着。”

我挂了电话，抄起一瓶老浮尔士德威士忌走出了门。我把酒灌下喉咙的速度绝对不能用慢来形容。

[1]二战时期前线士兵中最流行的歌曲，最初是在德军中流行。

[2]“托德”原文为Toad，也是“癞蛤蟆”的意思。

[3]提哇纳，墨西哥最西北的城市，临美国边境，位于圣地亚哥市以南。

[4]原文为西班牙语。

[5]《圣经》人物，因仰慕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才华与智慧，不惜纡尊降贵，前往以色列向所罗门王提亲。

15

这回她兴冲冲地来到办公室。动作幅度很小，可是速度很快，而且态度坚决。脸上挂着那种浅浅的、灿烂的微笑。她沉稳地放下包，端坐在客户椅上，保持着笑容。

“你愿意等我真好，”她说。“我打赌你还没吃晚餐吧。”

“错，”我说。“我吃过晚餐了。我现在正在喝威士忌。你不赞成喝威士忌，是吧？”

“我当然不赞成。”

“那太好了，”我说。“我希望你没有改变主意。”我把酒瓶放在桌上，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我啜了一小口，越过杯口得意地瞟了她一眼。

“如果你继续喝下去，我要说的话你根本没法听。”她厉声道。

“关于你提到的谋杀，”我说。“是我认识的人吗？我看得出，你没有遇害——现在还没有。”

“请你不要这么吓唬人好吗？这不是我的错。在电话上你怀疑我，所以我必须说服你。奥林确实给我打电话了。可他不愿告诉我他人在哪里、在干什么。我不知道原因。”

“他想要你自己去调查，”我说。“他在锻炼你的性格。”

“这一点都不好笑，甚至都算不上俏皮。”

“不过你得承认，这很危险，”我说，“谁被杀了？难道这也是个秘密？”

她拨弄了一会儿她的包，这还不能克服她的尴尬，因为她没有觉得尴尬。不过这足以引得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

“旅馆里那个可怕的男人被杀了。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的名字。”

“让我们都忘了吧，”我说。“就让我们合作一次吧。”我把威士忌酒瓶放进桌子抽屉里，站起身来。“你瞧，奥法梅，我没有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还有奥林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或者他是真的知道吗。你已经找到了他。这正是你要我做的事，或者说是他找到了你，反正都一样。”

“这不是一回事，”她大叫道。“我还没有真正地找到他。他不告诉我他的落脚之处。”

“好吧，如果这是他最后的去处，倒也不用责怪他。”

她的嘴唇紧绷，露出了厌恶之色。“实际上他什么都不会告诉我。”

“只告诉了你谋杀，”我说。“之类的琐事。”

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这么说是为了吓吓你。我的意思不是有人被杀了，马洛先生。你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冷漠疏远。我以为你不会再帮我了。还有——好吧，可是我成功了。”

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缓缓地舒展手指，接着站起身，一言不发。

“你在生我的气吗？”她羞涩地问，一边用指尖在桌子上画圈。

“我应该抽你耳光，”我说。“别再装天真了，否则我要抽的就不只是你的脸了。”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你敢！”

“这句台词你用过，”我说。“你用得太多了。闭上嘴，然后他妈的滚出去。你觉得我很享受担惊受怕吗？哦——还有这个。”我猛地拉开抽屉，取出她的二十美元，扔在她面前。“把这钱拿走。捐给医院或是研究所。放在这里弄得我寝食难安。”

她的手不自觉地伸向了钱。眼镜后面的眼睛惊讶得瞪得滚圆。“天哪，”说着她优雅地开始收拾皮包。“我还真不知道你会这么容易被吓住，我以为你很坚强。”

“那只是装的，”我咆哮着绕到桌子那侧。她在椅子上向后靠，尽量离我远些。“我只有对你这样指甲留得不太长的小女孩才很凶。其实我骨子里就是一个草包。”我抓住她的手臂，将她从椅子上拎了起来。她的头向后仰，嘴唇张开。我这一天可真是艳福不浅。

“可你会为我找到奥林的，是吗？”她喃喃低语。“这就是个谎言。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谎言。他没有打过电话。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香水，”我边说边嗅。“怎么了，你这个小可爱。你在耳垂后抹了香水——都是为了我！”

她略微点了点那娇小的下巴，眼神迷离。“摘了我的眼镜，”她呢喃道，“菲利普。我不介意你偶尔喝一点威士忌。真的，我不在乎。”

我们的脸只相距六英寸。我不敢将她的眼镜摘掉。也许我会对着她的鼻子猛揍一拳。

“是的，”我说话的声音就像满嘴薄脆饼干的奥逊·威尔斯[1]一般。“我会为你找到他的，甜心，要是他还活着的话。而且是免费的。不用花一毛钱。我只向你要一件东西。”

“是什么，菲利普？”她温柔地问道，双唇微微张得更开了。

“你们家的害群之马到底是谁？”

她猛地挣脱我，犹如一只受惊的小鹿，面无表情地瞪着我。

“你说过奥林不是你们家的害群之马，记得吗？特别强调了一下。你提到你的姐姐利拉时，几乎是一闪而过，好像这个话题恶心人似的。”

“我——我不记得说过这些，”她缓缓地说。

“所以我只是纳闷，”我说。“你的姐姐利拉在拍戏时用什么艺名？”

“戏？”她的声音很含糊。“你是指电影吗？怎么，我从没说过她拍电影。我从没这样说过她。”

我咧嘴投给她一个诚挚的微笑。她突然大发雷霆。

“我姐姐利拉的事儿你少管，”她向我啐了一口。“你别用那恶心的话玷污利拉。”

“什么恶心的话？”我问。“或者我应该试着猜猜看吗？”

“你满脑子都是女人和酒，”她尖叫道。“我恨你！”她冲到门口，用力拉开门，走了出去。她几乎是奔跑着穿过走廊。

我又绕回桌边，瘫坐在椅子上。真是个非常奇怪的小女孩。真的非常奇怪。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个不停，意料之中的事。响到第四下时，我一手撑着脑袋，一手去摸索电话，胡乱抓住听筒凑到耳边。

“麦金利殡仪馆。”我说。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什—么—么？”接着爆发出一阵尖笑声。这是1921年时警察吸烟室里的一个笑话。太刻薄了，像蜂鸟的喙一样。我熄了灯回家去了。

[1]奥逊·威尔斯（1915—1985），美国著名导演、制片人，电影天才。

16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我把车停在了距离海湾城照相馆几个门面的地方。我吃完了早餐，心情平和，鼻梁上架了一副太阳眼镜在浏览本地报纸。我已经翻遍了洛杉矶的报纸，其中并没有刊登关于凡努斯旅馆或其他旅馆的冰锥案。甚至都没出现“市区旅馆神秘死亡案”的标题，更别提具体的姓名或凶器了。《海湾城日报》还不至于忙到没时间报道谋杀案。他们把这条新闻放在头版，就在肉价的旁边。

本地男子被刺于爱达荷街出租公寓

昨天晚些时候，警方接到一通匿名电话后火速赶往爱达荷街某处，该地址位于西曼斯-兰辛公司的木材厂对面。警方发现出租公寓的经理，四十五岁的莱斯特·B·克劳森死于公寓的沙发上，警方进入公寓时房门未锁。克劳森的颈部被人刺入一把冰锥，经过初步检查，法医弗兰克·L·克劳迪宣称，克劳森饮酒过量，死前可能已经失去知觉。警方称，现场没有打斗痕迹。

警探摩西·马格拉尚接手该案后，立即讯问了出租公寓中的几位下班回来的租客，不过至今尚未发现任何线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法医克劳迪说，克劳森有可能是自杀，不过伤口的位置已经排除了这一可能。对出租公寓的登记簿进行检查后证明其中一页在最近被人撕去。马格拉尚警探在讯问了租客之后表示，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褐发男子曾几次出现在出租公寓的走廊上，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或职业。在仔细检查过所有房间后，马格拉尚进一步表示，其中一个房客近期刚搬走，而且非常仓促。然而，由于住宿登记簿的缺损、此住宅区的臭名昭著，再加上无人能准确描述这名失踪男子的外貌，追踪此人的工作变得非常棘手。

“目前我还不知道克劳森遇害的原因，”马格拉尚昨夜晚些时候宣布。“不过我之前已经密切观察过他一段时间。我知道他许多的同伴。这是个复杂的案子，但我们会侦破它的。”

这是一篇精彩的报道，马格拉尚的名字只不过提到了十二次，还有两次是在照片说明中。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张他的照片，他正握着一把冰锥，一边若有所思地盯着它看，一边皱紧眉头。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张爱达荷街449号的照片——比实际景象美化了不少，以及一张盖着床单、躺在沙发上的尸体的照片，照片上马格拉尚警探严肃地指着它。还有一张市长坐在办公桌后的特写，十足的官僚表情，配上一篇他就战后的犯罪问题接受的采访报道。他说的话正是一个典型市长会说的——和缓地引用了J·埃德加·胡佛[1]的评论，只是其中多了些语法错误。

八点五十七分，海湾城照相馆开门了，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开始打扫人行道，将垃圾扫进水沟里。上午九点，一个衣冠楚楚、戴了副眼镜的年轻人打开门上的锁，我带着G·W·汉布尔顿医生粘在假发内侧的橘黄色的提货单走进了照相馆。

我将提货单和一些钱交给那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时，他打量了我一眼，随后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小卷底片和六张由底片放大了八倍的光面照片。他虽然没说话，但他看我的眼神表明他记得我不是那个来冲底片的人。

我走出了照相馆，坐到车里，仔细检查着战利品。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和一个金发美女坐在一家餐厅的圆形卡座中，面前摆放着食物。他们都抬起头，仿佛当时注意力突然被什么所吸引，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照相机的快门已经按下了。从光效来看，当时显然没有使用闪光灯。

这个女孩就是梅维斯·韦尔德。那男人是个小个子，皮肤黝黑，面无表情。我不认识他。我没道理认识他。厚厚的皮椅上印着小小的舞者图案，所以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舞者”。这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没有得到餐厅经理的允许，任何试图在那里拍照的狗仔队都会被狠狠揍一顿，一路滚回好莱坞大道和葡萄藤大道去。我估计，这肯定是偷拍伎俩，就像他们拍摄露丝·斯奈德[2]在电椅上的照片一样。他可能将迷你相机绑在领口下，镜头正好从敞开的外套衣领里露出来，另外在口袋里放个快门遥控钮。不难猜出拍摄照片的人是谁。奥林·P·奎斯特先生的动作肯定又快又稳，还能若无其事地离开现场。

我将照片放在马夹的口袋里，手指碰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我掏了出来，上面写着：“文森特·拉加迪医生，海湾城怀俄明大街965号。”那是同我在电话上通话的文斯，就是莱斯特·B·克劳森可能试图联系的人。

一个上了年纪的警察正沿着停车线踱步，用黄色粉笔画出轮胎位置。他告诉我怀俄明大街在哪儿，于是我开车过去。这是一条贯穿全城的街道，远离商业区，与两条以数字为名称的街道平行。965号是一栋灰白色的木板房，位于街角。大门上一块铜牌上写着：文森特·拉加迪，医学博士，营业时间：上午十点至十二点，下午两点半至四点。

这栋房子显得安静而气派。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倔强的小男孩正走上台阶。她看了眼门牌，又望了眼别在翻领上的怀表，嘴里犹豫不决地默念着。小男孩谨慎地四下环顾，接着在她的脚踝上踢了一下。她缩了一下，但声音仍然很有耐心：“乖，约翰尼，你可不能踢费恩阿姨，”她的语气很柔和。

她打开门，拽着这只小猴子进去。十字路口的斜对角是一幢巨大的白色殖民地时代的房子，柱廊上有顶棚，但小得和房子不成比例。前院的草坪上安装了探照灯反射镜。门前的过道两旁盛开着娇艳的玫瑰。柱廊上方挂着一块巨大的黑底银字的牌子：花环安乐屋。我纳闷，从前窗望出去看见对面的殡仪馆时，拉加迪医生到底作何感想。也许这使他行医更谨慎。

我拐过十字路，开车返回了洛杉矶，上楼到办公室查看我的信件，同时将我从海湾城照相馆得来的战利品锁进了坑坑洼洼的绿色保险箱——除了一张照片。我坐在桌子前，透过放大镜仔细研究着照片。照片经过放大，加上放大镜，细节部分倒还清楚。坐在梅维斯·韦尔德身边那个又黑又瘦、面无表情的男子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晚报：《新闻纪事报》。我能看清上面的新闻标题：“轻重量级拳击选手比赛中受伤身亡。”只有午报或晚些时候的体育版才会使用这样一个标题。我将电话拉向自己，手刚挨着电话听筒，铃声便响了起来。

“马洛吗？我是城里警察局的克里斯蒂·弗伦奇。今天上午有什么消息吗？”

“除非你的电传打字机出故障了。我已经看过一份海湾城的报纸了。”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他随口说道，“听起来好像是同一个家伙干的吧，是吗？同样的首字母、同样的描述、同样的作案手法，而且时间似乎也对得上。我真他妈希望这不是意味着桑尼·莫·斯坦那帮人又重操旧业了。”

“如果是他们，他们可换了门技术，”我说。“我昨天翻阅了他们的资料。斯坦那帮人过去都是把受害者捅得满身窟窿。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有一百多处刺伤。”

“他们可能有长进了，”弗伦奇有些避重就轻地说，好像他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我打电话来是因为弗莱克。昨天下午起见过他的影子吗？”

“没有。”

“他溜了，没去上班。旅馆打电话给他的女房东，对方说他昨晚就打包走人了。不知去向何方了。”

“我没见过他，也没他的消息，”我说。

“我们那具尸体身上只有十四块钱，你不觉得蹊跷吗？”

“是有点，不过你自己说过原因。”

“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我自己也不信了。弗莱克要么是吓破了胆，要么就是得了一笔钱。或者是他看见了什么不能说的事，有人花钱堵住了他的嘴，否则就是他动了客人的钱包，留下十四块钱放着好看。”

我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有可能两种情况同时成立。不管是谁，如此彻底地搜查房间，绝不是为了钱财。”

“为什么不是？”

“因为这位汉布尔顿医生打电话给我求助时，我曾向他建议过旅馆的保险箱。可他不感兴趣。”

“这种人是不可能会雇你来帮他保管钱的，”弗伦奇说。“他不可能会雇你为他保管任何东西。他想要你保护他或是他想找个同伴——也许只是个送信人。”

“抱歉，”我说。“我刚才说的，正是他的原话。”

“可你赶到那里时，看见他已经死了，”弗伦奇拖长了语气随意说道，“你还没来得及给他一张名片。”

我紧紧地握着听筒，快速回想在爱达荷街的寄宿公寓里与希格斯的对话。我看见他两指夹着我的名片，低头看着，然后我看到自己一把从他的手里夺过名片——趁他还未抓牢以前。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徐徐吐出。

“还没，”我说。“别再装神弄鬼地吓唬人了。”

“他有一张，老兄。折了两折塞在他裤子的表袋里。我们起初遗漏了它。”

“我给过弗莱克一张名片，”我嘴硬道。

一阵沉默。我能听见周围的说话声以及打字机的噼啪作响。最后弗伦奇干巴巴地说：“好极了，再见。”他突然挂断了电话。

我缓缓地将电话放回筒架，活动活动我抽筋的手指。我低头注视着面前桌上的照片。它所告诉我的一切就是：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在“舞者”餐厅吃午饭。照片里桌子上的报纸告诉了我日期，或者会告诉我日期。

我打电话给《新闻纪事报》，请求转到体育版。四分钟后，我在记事簿上写道：“里奇·贝洛，当红的年轻轻重量级拳击手，2月19日半夜于姐妹医院去世，死因是前一晚在好莱坞军团体育馆打拳击擂台时受伤所致。《新闻纪事报》的午间体育版在2月20日报道了这条新闻。”

我再次拨了同一个号码，请求转到市区版的肯尼·海斯特。他以前是个犯罪报道记者，我认识他很多年了。我们东拉西扯聊了一分钟，随后我说：

“桑尼·莫·斯坦被杀，是谁为你跑的新闻？”

“托德·巴洛。他现在去了《快邮报》。怎么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知道细节。”

他说他会去资料室取来文档，再打电话给我，结果十分钟后他回电了。“他的头部中了两枪，在他的车里，在富兰克林大道离贝尔西别墅约两个街区。时间，大约晚上11点15分。”

“日期呢，2月20日，”我说，“是吗？”

“对，正是。没有目击者，没有逮捕任何嫌犯，只是询问了警方按例会查的赌徒、失业的拳击手和其他一些惯犯。有什么不对吗？”

“那个时候他是不是有个同伙也在城里？”

“这里没有提到。叫什么名字？”

“威皮·莫耶。我的一个警察朋友说起一个好莱坞的阔佬当时涉嫌在押，后来由于缺少证据被释放了。”

肯尼说：“稍等。我想起来了——是的。有个叫斯蒂尔格雷夫的家伙，是‘舞者’餐厅的老板，应该是个赌徒之流。人不错，我见过他。那是一出闹剧。”

“怎么说，闹剧？”

“有个耍小聪明的家伙向警方告密，说他就是威皮·莫耶，于是他们拘押了他十天，等待克利夫兰的回音。克利夫兰警局置之不理。斯坦被杀肯定跟他没关系。斯蒂尔格雷夫那一整周都被关着。完全没有联系。你的警察朋友肯定是三流杂志看多了。”

“他们都是这样，”我说。“所以他们只会耍嘴皮子。多谢，肯尼。”

我们道别后挂了电话，我靠着椅背坐在那儿，看着我的照片。过了一会儿，我拿出剪刀，剪下了有报纸头条标题的那部分。我把两部分照片分别放进两个信封，连同记事簿上那张纸一起放进我的口袋里。

我拨了梅维斯·韦尔德的高级住宅的电话。铃声响了几下后，一个女人接起了电话。这是一个我以前可能听过，也可能没听过的疏远、正式的声音。那声音说：“你好？”

“我是菲利普·马洛。韦尔德小姐在吗？”

“韦尔德小姐要到晚上很晚才回来。你不介意留个口信吧？”

“事关重大。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她？”

“我很抱歉。我并不知道。”

“她的经纪人知道吗？”

“有可能。”

“你能肯定你不是韦尔德小姐本人吗？”

“韦尔德小姐不在。”她挂断了电话。

我坐在那里，倾听着声音。起初我以为是她，后来我觉得不是。我思考得越久就越糊涂。我下楼来到停车场，开车离开了。

[1]约翰·埃德加·胡佛（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由调查局改制之后的第一任局长，任职长达三十七年。

[2]露丝·斯奈德（1895—1928），美国人，被指控谋杀丈夫而被判处死刑。在执行死刑时，摄影师汤姆·霍华德将徕卡相机绑在脚腕上，秘密拍下了照片。

17

在“舞者”餐厅的露台上，几只早起的鸟儿正准备喝它们的午餐饮料。二楼临街的一面是透明玻璃，前面撑出了遮阳篷。我向前驾驶，开过了驶向日落大道的弯道，在一幢四方形两层楼建筑的街对面停下了车，这幢玫红色的砖房有几扇小小的白色铅制的凸窗，前门处还有一座希腊式门廊，从街对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古色古香的锡制门把手。门的上方是扇形窗户，上面一本正经地嵌着“谢里顿·巴卢公司”几个黑色的木头字母。我锁好车，穿过街道来到前门。这扇漆成白色的门又高又宽，锁眼大得足以穿过只老鼠。这个锁眼里面是一把真正的锁。我伸手去摸门环，可这家人似乎也预料到了这点。门环跟门是连成一体的，只是个装饰。

于是，我拍了拍廊上一根有细长凹槽的白色柱子，打开门，径直走入占了建筑物整个前部的接待室。里面摆着深色的仿古家具，还有许多椅子和靠垫包了类似印花棉布的长椅。窗边挂着蕾丝窗帘，旁边的印花棉布盒子与风格相似的家具相得益彰。地上铺了一块花地毯，有一群要见谢里顿·巴卢先生的人正巴巴地等候着。

其中有些人欢欣鼓舞，充满了希望。有些人似乎已经待了好多天。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女孩在角落里拿着手帕抽泣。没人注意到她。我从好几个不错的角度欣赏了她的侧影之后，这伙人才认定我不是来采购也不是在这里工作的人。

一个外表冷酷的红发女郎慵懒地坐在一张亚当式写字台[1]前，正在对着一部纯白色电话机讲话。我走上前去，她用那双蓝眼珠冷冷地白了我几眼，随后就盯着屋顶的飞檐。

“不，”她对电话那头说。“不，很抱歉。我恐怕这不管用。实在、实在太忙了。”她挂了电话，在一张单子勾掉了什么，接着又冷酷地打量起我来。

“早上好。我想见巴卢先生，”我说。我将自己的名片放在桌上。她捏着名片的一角，乐出声来。

“今天？”她和蔼可亲地询问道。“还是本周？”

“一般需要等多久？”

“有人已经等了六个月，”她小心翼翼地说。“能找别人帮忙吗？”

“不行。”

“很抱歉。这不可能。下次再来拜访，好吗？感恩节前后。”她穿着一件白色毛料裙，紫红色的丝绸衬衫上罩了件短袖黑色天鹅绒外衣。她的头发如同炽热的夕阳，她戴着黄宝石手镯、黄宝石耳环，以及盾形的黄宝石宴会戒指。她的指甲颜色与衬衫颜色完全一致。她看上去仿佛花了好几个礼拜才打扮妥当。

“我必须要见他，”我说。

她再次看了我的名片，粲然一笑。“大家都是这样，”她说。“嗯——那个——马洛先生。看看这些可爱的人吧。他们每个人都是打两个小时前办公室一开门就来到这儿等候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

“毫无疑问。如果我可以问一下的话，是关于哪方面的？”

“我想兜售一点小道消息。”

她从一只水晶盒子里抽出一支烟，然后用水晶打火机点燃。“兜售？你的意思是换钱——在好莱坞？”

“也许吧。”

“哪一类小道消息？别担心会吓到我。”

“有点下流，那个——怎么称呼——小姐，”我扭过脖子去看她桌上的铭牌。

“海伦·格雷迪，”她说。“好吧，一点含蓄的色情没什么坏处，不是吗？”

“我可没说是含蓄的。”

“简而言之就是敲诈。”她叹了口气。“你他妈的为什么不从这里滚出去呢，伙计？在我派一群肥头大耳的警察追捕你之前？”

我坐在她桌上的一角，抓了几把她喷出的烟，再吹进她的头发。她愤怒地往边上一躲。“滚开，蠢货。”她的声音尖锐得几乎可以刮掉油漆。

“哦，哦。你那典型的布尔茅尔学院[2]口音哪儿去了？”

她头也没回，尖声尖气地叫道：“范恩小姐。”

一个身材高挑、举止优雅、皮肤黝黑的女孩抬头望来，眼神傲慢无礼。她刚从一扇装饰成彩绘玻璃窗的暗门中走出来。黑皮肤女孩走到近前，格雷迪小姐把我的名片递给她：“斯平克。”

范恩小姐带着名片返回了彩绘玻璃窗。

“坐下歇歇吧，大个子，”格雷迪小姐对我说。“你可能得等上一整个礼拜。”

我在一张包着印花棉布的翼式靠背椅上坐了下来，椅背比我的头足足高出八英寸。坐在里面让我觉得缩头缩脑的。格雷迪再次对我微笑，是那种边缘磨得锋利的笑容，然后再次俯身去听电话。

我四下环顾。角落里的小女孩停止了哭泣，正在一脸漠然地化妆。一个相貌出众、个头很高的家伙挥起一只优雅的手臂，盯着他的腕表，然后不急不慢地站起身。他将一顶浅灰色霍姆堡毡帽[3]吊儿郎当地戴在脑袋一侧，检查了一下他的黄色麂皮手套和银质包头手杖，然后慢悠悠地踱向一头红发的接待小姐。

“巴卢先生已经让我等了两个小时，”他语气冰冷，声音却甜蜜富有磁性，显然是经过许多训练。“我不习惯为了见谁等两个小时。”

“很抱歉，福蒂斯丘先生。巴卢先生今天早上实在太忙了。”

“我很抱歉没法开张支票给他，”优雅的高个男人语气不屑，略带疲惫。“可能这是他唯一会感兴趣的事。由于无法——”

“请稍等，亲爱的。”红发女郎拿起电话，说：“喂？……除了戈尔德温还有谁这么说？你就不能找个正常点的家伙吗？……好吧，再试试。”她啪地放下电话。高个子男人一动不动。

“由于无法会面——”他接着刚才的话头，仿佛从未被打断，“我想留个简短的口信给他。”

“请说，”格雷迪告诉他，“我会想办法为你传达的。”

“代我向他致意，就说，他就是只不要脸的艾鼬。”

“换成臭鼬吧，亲爱的，”她说。“他不懂英国词汇。”

“那就换成臭鼬，双倍的臭鼬，”福蒂斯丘告诉她。“另外再加一点硫黄味，还有最廉价的妓院香水味。”他整了整帽子，在镜子前瞟了眼自己的侧影。“我祝你日安，去他妈的谢里顿·巴卢公司。”

这个高个演员昂首阔步、风度翩翩地走出门，用他的手杖开了门。

“他怎么了？”我问。

她满脸同情地望着我。“比利·福蒂斯丘？他没事。他没有得到任何角色，于是就每天来，照例表演一遍。他估计也许会有人看见他，喜欢他的演技。”

我慢慢地合上嘴。就算你在好莱坞住了很久，也不一定能亲眼见到电影里的演员。

范恩小姐穿过那扇暗门，出现在面前，朝我努努嘴。我经过她身边向里走去。“这边，右手第二间。”她注视着我穿过走廊，来到了第二扇门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一个胖墩墩的白发犹太人坐在书桌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你好，”他说。“我是莫斯·斯平克。有何贵干，老兄？放松一下，来支烟？”他打开一个貌似行李箱的东西，呈给我一根足有一英尺长的香烟，套在一根私人用的玻璃管里。

“不，谢谢。”我说。“我抽普通的烟。”

他叹了口气。“好吧。理解。我们瞧，你叫马洛，对吗？马洛。马洛。我听说过有个叫马洛的人吗？”

“大概没有，”我说。“我从没听说过一个叫斯平克的家伙。我要求见一个叫巴卢的人。这个名字读起来很像斯平克吗？我不是在找斯平克。而且，悄悄说一句，让这个叫斯平克的人见鬼去吧。”

“反犹太吗？”斯平克说。他大手一挥，手上的淡黄色钻戒仿佛黄色交通灯一般。“别这样，”他说。“坐下来，冷静一下。你不认识我。你也不想认识我。好吧，我没有生气。在这样一个圈子里，你得做到不惹人生气。”

“巴卢，”我说。

“现在清醒点，伙计。谢里·巴卢是个大忙人。他一天工作二十小时，哪怕这样，他还总是有很多事做不完。坐下来，跟小斯平克聊聊。”

“你在这里管什么？”我问他。

“我负责他的安全，伙计。我要保护他。谢里这样的人物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我为他甄选对象。我和他是一回事——在某种程度上，你懂的。”

“可能我超出了你所指的程度，”我说。

“有可能，”斯平克欣然赞同。他剥掉了一个铝制私人雪茄盒外面厚厚的胶带，轻轻地抽出了雪茄，仔细查看它的生产标志。“我不会否认。为什么不展示一下？让我们了解一些。到现在为止，你都是在虚张声势。我们这儿这种人太多了，已经行不通了。”

我看着他剪掉雪茄头，点燃那支貌似价格不菲的雪茄，“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卖他？”我狡猾地问。

斯平克的细小眼睛眨了眨，我吃不准，不过里面含着眼泪。“我出卖谢里·巴卢？”他压低了嗓门，断断续续地说，就像在主持一个六百美元包办的葬礼。“我？我宁可出卖自己的母亲。”

“这招对我也行不通，”我说。“我从没见过你母亲。”

斯平克将他的雪茄搁在边上形状如同鸟池的烟灰缸上。他挥了挥双臂。悲伤正在吞噬他。“哦，伙计。该怎么说呢，”他悲痛地说。“我对谢里·巴卢的爱好比对我的父亲一般。甚至更胜于此。我的父亲——好吧，不谈了。来吧，伙计。有点人情味。给点旧时的信任和友谊吧。跟小斯平克讲讲吧，如何？”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信封，扔到他面前的书桌上。他从里面抽出唯一一张照片，严肃地凝视着它。他把照片放在桌上，抬头望着我，又低头看看照片，再次抬头望我。“好吧，”他呆呆地说，声音里突然没了他刚才提到的旧时信任和友谊。“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要我告诉你这个女孩是谁吗？”

“这男的是谁？”斯平克打断我。

我沉默不语。

“我问你这男的是谁？”斯平克几乎是在向我咆哮。“快说吧，混蛋，快说。”

我还是不吭声。斯平克缓缓地去拿电话，那双坚定冷酷的眼睛还盯着我的脸。

“继续，打电话，”我说。“打给城里，找凶案组的警探克里斯蒂·弗伦奇。那又是一个很难说服的年轻人。”

斯平克的手从电话机上挪开。他缓缓起身，拿着照片走出门外。我等待着。外面日落大道上车辆在远处来往穿梭，千篇一律。时间一分一秒安静地坠入井中。斯平克刚点燃的雪茄冒出的烟在空气中缭绕，而后便被吸进了空调的通风口。我望着墙上数不清的签名照片，都是签给谢里·巴卢的，致以对方永恒的爱意。我估计，既然他们出现在斯平克的办公室，想来都是些过气的明星。

[1]由罗伯特·亚当和詹姆士·亚当开创的家具与建筑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2]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著名的女校，七所“女校常春藤”中的一员。

[3]男用软毡帽，帽边狭窄呈卷形，帽顶有纵向凹坑。

18

过了一会儿，斯平克走回来，向我打了个手势。我跟随他沿着走廊穿过双开门，来到了一间接待室，里面有两个秘书。经过她们身边，又穿过了一扇扇装有黑色厚玻璃、镂刻着银色孔雀的双开门。每当我们走近一扇门时，它都会自动打开。

我们走下三级铺着地毯的台阶来到一个办公室，里面除了游泳池之外，应有尽有。房间有两层楼高，周围是一个放满书架的平台。角落里摆放着一架斯坦威演奏钢琴，许多玻璃和漂白木家具，还有一张有羽毛球场那么大的桌子、椅子、沙发等。一个男人躺在一张沙发上，没穿外套，衬衫敞开着，围了一条夏尔凡围巾，黑暗中你凭着咕噜声就能发现他。他的眼睛和额头上盖了一块白毛巾，一个机灵的金发女郎正在他身边桌上的一银盆冰水里绞着另一块毛巾。

这个男人身材挺拔匀称，一头黑色的卷发，白色毛巾下覆盖着一张坚毅的棕色脸庞。一条手臂垂在地毯上，指间夹着一支烟，飘出一缕缕白烟。

金发女郎敏捷地换了块毛巾。沙发上的男人咕哝了一声。斯平克说：“就是这小子，谢里。名字叫马洛。”

沙发上的男人抱怨道：“他想怎么样？”

斯平克说：“嘴严得很。”

沙发上的男人说：“那你带他来干什么？我累了。”

斯平克说：“嗯，你知道的，谢里。有时候不得不这么做。”

沙发上的男人说：“你刚才说他那个好听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斯平克转向我：“你现在可以说说你的目的了。爽快点，马洛。”

我一言不发。

过了片刻，沙发上的男人缓缓地抬起夹着香烟的手。他疲惫地把香烟塞到嘴里吸着，那股无限慵懒的劲头如同破败城堡里的没落腐朽的贵族一般。

“我在跟你说话呢，伙计。”斯平克粗暴地说。那个金发女郎又换了一块毛巾，眼神呆滞。房间里的寂静如同烟味一般刺鼻。“好吧，蠢货，快说吧。”

我掏出了自己的骆驼牌香烟，点燃后，拿了一张椅子坐下。我伸出双手，注视着它们。大拇指时不时地上下抽搐。

斯平克的声音突然变得无比暴怒：“谢里可没时间陪你一整天。”

“那他剩下的半天怎么过？”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坐在一张白色丝绸沙发上，让人给他涂脚指甲油？”

那个金发女郎猛地转过身来瞪着我。斯平克张大了嘴巴，直眨巴眼睛。沙发上的男人慢慢举起手伸向眼睛上的毛巾一角。他扯开大半毛巾，露出了深褐色的眼睛盯着我。然后毛巾又轻轻地盖回了原处。

“这里可容不得你撒野，”斯平克语气强硬。

我站起身，说：“我忘了把我的祈祷书带来。我这是第一次知道上帝是按佣金收费的。”

一时间没人说话。金发女郎又换了一块毛巾。

沙发上盖着毛巾的男人从容说道：“亲爱的，都他妈的从这儿滚出去。除了这位新朋友。”

斯平克眯着眼睛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金发女郎默默地离开了。

毛巾下疲惫不堪的声音说道：“我的好奇心已经持续得够久了，再下去我就对这事儿没兴趣了。快滚吧。”

“好的，老板，”斯平克说。他不情不愿地退下去了。他在门边停了停，又向我发出了一次无声的怒吼，接着便消失了。

沙发上的男人听到关门的声音后，便说：“多少钱？”

“你又不想买。”

他把毛巾从额头推开，扔到一边，缓缓地坐起身。他穿上搁在地毯上的定制碎石纹镂花皮鞋，一只手探到前额。他虽然看起来疲倦不堪，倒也不是耽于酒色的样子。他从什么地方摸索出另一支烟，点燃后，透过烟雾愁眉苦脸地望着地板。

“说下去，”他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我身上花这些工夫，”我说。“但我相信你足够聪明，知道你自己买不到任何东西，而且你也清楚还会有人来买的。”

巴卢拿起刚才斯平克放在他旁边一张狭长矮桌上的照片。他懒洋洋地伸出一只手。“毫无疑问，剪掉的那部分才是精华所在。”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将剪掉的那一角递给他，瞅着他将两部分拼在一起。

“用一枚放大镜就能看清楚报纸上的头条，”我说。

“我桌子上就有一枚。请帮我拿来。”

我走过去，从他桌上拿了放大镜。“你习惯了各种服务，不是吗，巴卢先生？”

“我都会付钱的。”他透过放大镜仔细端详着照片。“我似乎看过那场拳击比赛。他们应该好好照顾这些男孩。”

“就像你对你的客户所做的，”我说。

他放下放大镜，向后一靠，冷静从容地盯着我。

“这就是那个‘舞者’餐厅的老板，名叫斯蒂尔格雷夫。当然，这女孩是我的一个客户。”他做了个模糊的手势，向我示意坐在一张椅子上。“马洛先生，你想要多少？”

“交换什么？”

“所有的照片和底片。你的工作。”

“一万，”我边说边看着他的嘴巴，只见他的嘴角微微一笑，相当愉快。

“这还需要多一点解释，不是吗？我只看见两个人在公共场所就餐。对我的客户的名誉来说几乎构不成威胁。我估计你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吧。”

我咧嘴一笑。“你买不到任何东西，巴卢先生。我可以用底片再印一张照片，用照片再做一张底片。如果这张快照是某个物证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毁掉了它。”

“对于一个敲诈者来说，这倒也不是什么花言巧语，”他脸上仍然保持着微笑。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人们会满足敲诈者的要求。他们买不到任何东西。哪怕他们真的支付了敲诈金，也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敲诈。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

“眼前的恐惧，”他说，“总是凌驾于未来的恐惧。那种戏剧化感情的基本要素是，局部总是超过整体。如果你在银幕上看见一个魅力四射的大明星处于危险状态，出于你心理的一部分，感情的那部分因素，你会为她担心。尽管如此，你的理智明白，她是电影明星，不会遇到危险。如果悬念和恐吓没有战胜理智，那戏剧化效果就会微乎其微了。”

我说：“说得非常对，我想。”然后，我对着骆驼牌香烟的烟雾吹了口气。

他的眼睛眯起来一点。“至于能否真正地买到什么，如果我向你付了一大笔钱，却没有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派人好好照顾你的。把你揍成肉泥。等你出院的时候，如果你到时还有雄心壮志的话，可以试试报警抓我。”

“我遇到过这种事，”我说。“我是个私家侦探。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对我说这些干吗？”

他哈哈大笑，发出一阵深沉舒畅的笑声。“我是个经纪人，伙计。我的经验告诉我，卖家手上总有张王牌。可我们不谈什么一万。她没这么多钱。她现在每周只能赚一千，虽然我承认，她离这一大笔钱很近了。”

“这可会让她的事业停滞不前啊，”我说着，指了指照片。“没有高收入，没有带水下灯的游泳池，没有上等的貂皮大衣，没有霓虹灯广告牌上的名字，一切都化为乌有了。”

他鄙夷地大笑起来。

“好吧，要是我把这个拿给城里的警察看呢？”我说。

他止住了笑声，眼睛眯起来，压低嗓门问：

“他们为什么会感兴趣？”

我站起身来。“我觉得我们谈不成生意，巴卢先生。你是个大忙人，我会自己出去的。”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舒展四肢，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左右。他是个非常强壮的男人，走上前来，站得离我很近。他的深褐色眼睛里闪着些许金光。“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是谁，伙计。”

他伸出手来，我把打开的钱包放在上面。他看了看我的执照复印件，从钱包里掏出了几样东西，扫了一眼，然后把钱包还给了我。

“如果你真的把你的小照片给警察看，会怎么样？”

“我首先会把这个与他们正在侦查的——昨天下午发生在凡努斯旅馆的案件——联系起来。我会通过那个女孩——她不肯跟我谈——联系案件，这就是我来跟你谈的原因。”

“她昨晚告诉我了。”他叹了口气。

“告诉了你多少？”我问。

“她说一个名叫马洛的私家侦探试图强迫她雇用他，理由是，有人在市区的一家旅馆看见了她，而那家旅馆不巧距离一起凶杀案的发生地很近。”

“多近？”我问。

“她没说。”

“呸，她当然不会说。”

他从我身边走开，来到角落里一个高大的圆柱形容器边。他从里面许多细短的马六甲手杖中抽出一根。他开始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手杖敏捷地在他的右脚边挥动。

我再次坐下，掐灭了香烟，深深地吸了口气。“这只会发生在好莱坞，”我嘟囔了一句。

他灵敏地向后一转，扫视了我一眼。“你说什么？”

“明明正常的人偏要拿着根耍猴棍在屋子里漫步，以为在皮卡迪利街上呢。”

他点点头。“我是从米高梅一个制片人身上学来的毛病。一个迷人的家伙，有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停下了步子，用手杖指着我。“你他妈的把我逗乐了，马洛。真的是这样。你太直率了。你正在把我当成一把铁锹，把你从麻烦里挖出来。”

“这话有几分道理。不过，我深陷的麻烦与你客户即将面临的麻烦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倘若我没有多次让自己深陷泥潭。”

他纹丝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接着，他将手杖一扔，走向酒柜，旋开了两个半瓶的酒瓶。他向两只白兰地酒杯里倒了些酒，端起其中一只递给我。接着他又走回去，取了自己那杯。他拿着酒杯坐在了沙发上。

“阿马尼亚克酒[1]，”他说。“如果你了解我，你会欣赏这种奖励。这玩意儿可稀罕着呢。德国佬把大部分都洗劫一空了。我们的高级军官得到了剩下的这些。这是给你的。”

他举起酒杯，嗅了嗅，浅浅地啜了一口。我把自己那杯一口气灌进了嘴里。味道类似于上等的法国白兰地。

巴卢看起来一脸震惊。“我的上帝，你得小口小口品，可不是这么一大口地吞下去。”

“我就习惯一口吞，”我说。“抱歉。她也告诉过你，如果有人不守口如瓶的话，她就会遇到很多麻烦。”

他点点头。

“她提议过怎么让我守口如瓶吗？”

“我感觉，她倾向于借助某种不客气的手段。于是我尝试用一种介乎威胁和贿赂之间的方法。我们街上有专门保护电影明星的全班人马。显然他们没能吓唬住你，贿赂得也不够。”

“他们吓唬得我够呛，”我说。“我他妈的差点拿卢格枪向他们开枪了。那个拿着点四五口径手枪的瘾君子真会演戏。至于钱够不够，完全取决于如何给我。”

他又啜了一口阿马尼亚克酒。他一指面前两张拼接在一起的照片。

“我们谈到你要把这个交给警察。然后呢？”

“我想我们还没谈到这么远。我们谈到了为什么她向你透露了这些事而没有向她的男朋友透露。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到了。他有自己的钥匙。”

“显然她就是没说。”他眉头紧皱，低头望着他的阿马尼亚克酒。

“很好，”我说。“要是那家伙没有钥匙，我会觉得更好。”

他非常忧伤地抬起头看着我。“我也是。我们都这么觉得。不过娱乐行业总是这样——任何一种娱乐行业。如果这些人过的不是紧张、相对混乱的生活，如果他们的感情不是如此失控——好吧，那么他们就无法捕获这稍纵即逝的情绪，并把它们刻在几英尺长的胶片上或展示在舞台上。”

“我讲的不是她的恋爱生活，”我说。“她没必要同一个通缉犯混在一起。”

我指了指照片。“拍照片的人现在失踪了，到处找不到他。他有可能死了。另外两个住在同一个地址的人也死了。其中一个死前不久还想兜售这些照片。她亲自去了他所在的旅馆拿货。凶手也来了。她没拿到货，凶手也没拿到。他们不知道照片在哪儿。”

“而你知道？”

“我很幸运。我见过他没戴假发的样子。也许这些都不是我所说的证据。你都可以反驳。何必费事呢？有两个人遇害了，也许是三个。她冒了很大的风险。为什么？她想得到那张照片。拿到它值得冒风险。还是要问为什么？这只不过就是某一天两个人在共进午餐而已。那一天莫·斯坦在富兰克林大道上被人开枪打死了。还是那一天一个名叫斯蒂尔格雷夫的演员关在监狱中，因为警方收到消息，说他是克利夫兰一个名叫威皮·莫耶的通缉犯。警方的记录上是这么写的。可照片证明，他不在监狱里。这张照片还指明了他的身份。她清楚这点，而且他还有她家的钥匙。”

我顿了顿，我们目光坚定地对视了一会儿。我说：

“你真的不希望警察拿到照片，对吗？输赢或平手，他们都会严厉抨击她。当一切结束时，无论斯蒂尔格雷夫是否是威皮·莫耶、莫耶是否杀死了斯坦，或他是杀了人还是凶案发生那天他碰巧在监狱外，这些都不重要了。如果他能逃过这一劫，人们肯定会认为其中有猫腻。她则无法幸免于难。在公众眼里，她就是一个匪徒的女友。就你的生意来说，她算是彻彻底底地完蛋了。”

巴卢一时间沉默不语，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我。“你来这儿目的是什么？”他温和地问。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巴卢先生。”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此时，他的嗓音变得尖细刻薄。

“就是我向她要而无法得到的东西。让我有貌似合理的权利来代表她的利益、为她服务，直到我认为我难以推进为止。”

“通过隐瞒证据吗？”他咄咄逼人地问。

“如果这的确是证据的话。警方除非诬陷韦尔德小姐，否则是不会有任何进展的。也许我能。他们不会费力去尝试的；他们才无所谓。可我会。”

“为什么？”

“可以这么说，这是我赖以谋生的方式。我也许会有其他动机，但这一点就足够了。”

“你的价码是多少？”

“你昨晚已经给我了。我当时没接受，现在我会接受了。附带一封签字雇用我调查试图敲诈勒索你客户的委托书。”

我拿着空酒杯站起身，走上前将它放在了桌子上。我俯身时，听见一阵轻微的嘶嘶声。我绕到桌子后面，猛地拉开一个抽屉。一台钢丝录音机从里头的架子上滑了出来。马达还在运转，钢丝正稳稳地从磁带轴一端转向另一端。我望着对面的巴卢。

“你可以关掉机器，带走录音机，”他说。“出此下策，你也不能怪我。”

我移动开关倒带，钢丝倒回去，速度很快，根本看不清。机器发出一阵刺耳的噪音，就像两个娘娘腔在为一块丝绸争吵不休。钢丝渐渐松开了，机器停止转动。我取下磁带轴，扔进了我的口袋里。

“另一个留给你，”我说。“我只能冒一次险了。”

“对自己相当自信，不是吗，马洛？”

“但愿如此。”

“按下桌子末端的按钮，好吗？”

我照做了。黑色的玻璃门打开，一个皮肤黝黑的女孩拿着一个速记本走了进来。

巴卢看也没看她一眼，自顾自地开始口述。“写给菲利普·马洛先生的信，写上地址。亲爱的马洛先生：本经纪公司在此雇用您调查一起试图敲诈我公司一名客户的案件，其中细节已经口头向您转述。费用为每天一百美元，定金五百美元，请于本信函副本上签收认可。等等等等。好了，艾琳。请速速去办。”

我给了女孩我的地址，她便离开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磁带轴，放回抽屉。

巴卢跷起二郎腿，盯着闪闪发亮、上下抖个不停的鞋尖。他伸手去撸撸那深色的卷发。

“如今啊，”他说，“我就要犯错了，这是我们这行人最害怕犯的错。我即将同一个我信任的人做生意，可我太他妈的精明了，无法信任他。你最好留着这个。”他递给我剪成两半的照片。

五分钟后，我离开了。我距离它三英尺时，玻璃门自动打开了。我经过两个秘书，沿着走廊，穿过斯平克办公室敞开的门。里面悄然无声，可我能闻出他的雪茄烟味。在接待室里，似乎还是原来那些人坐在印花棉布的椅子上。海伦·格雷迪向我报以她妩媚的笑容。范恩小姐对我也是满脸堆笑。

我和老板一起待了四十分钟。这让我变得如同按摩师墙上的脊椎解剖图一般花里胡哨了。

[1]一种干白兰地酒。

19

坐在半圆形玻璃办公桌后面的值班警卫放下电话，在便条本上草草记了几笔。他撕下这张便条，从那不到一英寸宽的细缝里塞出来，玻璃没有碰到桌子的顶部。他的声音通过安装在玻璃板上、有一个金属圈的对讲装置传了出来。

“笔直走到走廊尽头，”他说，“你会看到庭院中间有一个饮水龙头。乔治·威尔逊会在那里接你。”

我说：“多谢。这是防弹玻璃吗？”

“当然啦。怎么了？”

“我只是好奇，”我说。“我还从没听说过有人一路横扫，闯进电影圈的呢。”

有人在我身后窃笑。我一转身看见一个穿着休闲裤，耳后别了一朵康乃馨的女孩。她正痴痴地发笑。

“哦，哥们儿，如果只需要一把枪的话。”

我走向一扇橄榄绿的门，上面没有门把手。随着一阵嗡嗡声，我按照指示推开了门。里面是一条橄榄绿的走廊，空荡荡的墙壁，最远端有一扇门。一个捕鼠器。如果你走进去，不怀好意，他们还能够制伏你。远处的门发出相同的嗡嗡声，然后“咔嗒”一声打开了。我纳闷警卫是怎么知道我已经来到门口了。于是，我抬头一看，发现他的眼睛正从一面歪歪扭扭的镜子里瞪着我。我碰到门时，镜子里的影像就自动消失了。他们考虑得很周详。

正值炎热的午后，外面小庭院里的向日葵欣欣向荣，还有一条铺了瓷砖的过道，中间有个池子和大理石的座椅。饮水龙头在大理石座椅的边上。一个上了年纪、衣着不俗的男人正倚靠在大理石座椅上，三只深褐色的拳师犬正在鼓捣一些茶香玫瑰海棠。他神色紧张，却透着安逸的满足感。我走近时，他没有瞧我。其中一只最大的狗，在他裤腿旁的大理石座椅上撒了泡尿。他俯身拍了拍它长着坚硬短毛的脑袋。

“你是威尔逊先生吗？”我问。

他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那只中号的拳师犬一路小跑过来，凑近嗅了嗅，然后也跟着第一只撒尿了。

“威尔逊吗？”他慵懒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无精打采。“哦，不。我不叫威尔逊。难道我应该叫这个名字？”

“对不起。”我走向饮水龙头，按出一道水流拍打脸。当我用手帕擦拭脸庞时，最小的那只拳师犬来到大理石座椅旁完成了它的任务。

那个不叫威尔逊的男人动情地说：“总是按照一模一样的次序做。真让我着迷。”

“做什么？”我问。

“撒尿，”他说。“这似乎是资历的问题。秩序井然。首先是梅西。她是母亲。接着是麦克，比约克宝宝年长。总是一样的次序。甚至在我的办公室也是。”

“在你的办公室？”我说，这话让我感觉愚蠢至极。

他对我皱了皱苍白的眉毛，从嘴里取出一支纯棕色雪茄，咬掉一端，吐到池子里。

“这样对鱼儿可不好，”我说。

他上下打量着我。“我养的是拳师犬。去他妈的鱼。”

我估计，这就是好莱坞。我点燃一支烟，坐在长凳上。“在你的办公室，”我说。“好吧，每天都有新主意，是吗？”

“在桌子的角落里。总是在那儿撒尿。快把我的秘书逼疯了。她们说，渗到地毯里去了。现在的女人都怎么回事？我从不担心。喜欢得很。你要是喜欢狗，连它们撒尿的样子都爱看。”

其中一只狗把一株成熟的海棠丢在他脚边的瓷砖过道中央。他捡起来，扔进了池子。

“我猜，园丁会头疼，”他再次坐下时评论说。“哦，好吧，要是他们不满意，他们总能——”他突然停下，望着一个身材苗条、穿着黄色裤子的送信女孩，为了经过庭院她故意绕道而行。她飞快地斜视了他一眼，很有节奏感地扭着臀部离开了。

“你知道这行出了什么问题吗？”他问我。

“没人知道，”我说。

“性泛滥，”他说。“时间、地点合适的话倒还行。可我们现在整得车载斗量，难以前行，都没过了脖子。都快变成捕蝇纸了，黏糊糊的。”他站起身道：“我们的苍蝇也太多了。很高兴认识你，你叫——”

“马洛，”我说。“恐怕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任何人，”他说。“记忆退化了。见过太多人。我叫奥本海默。”

“朱利斯·奥本海默？”

他点点头。“不错。来支雪茄。”他递给我一支。我把自己的烟给他看。他顺手把雪茄扔进了池子里，皱着眉。“记忆退化了，”他悲伤地说。“浪费了五十美分。真不该这样。”

“这个工作室是你的吗？”我说。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蛮好省下一支雪茄的。省了五十美分等于省下了多少？”

“五毛，”我边说边纳闷，他在他妈的讲什么呀。

“这一行不是这样的。在这行里，省下五毛，你账面上的资产就有五美元。”他顿了顿，对三只拳师犬做了个动作。它们停下了正在鼓捣的东西，全都望着他。“只顾赚钱，”他说。“这很容易。来吧，孩子们，回妓院去。”他叹了口气。“一千五百家电影院，”他补充了一句。

我的脸上肯定又现出了愚蠢的表情。他向庭院一挥手。“一千五百家电影院就是你需要的一切。他妈的有远见可比饲养纯种的拳师犬简单多了。全世界只有拍电影这一行可以犯尽错误而照样赚钱。”

“肯定世界上也只有在这一行，你能养三只狗对着你的办公室桌子撒尿。”我说。

“可你必须有一千五百家电影院。”

“这样一来，入行的门槛就有点高，”我说。

他看起来很高兴。“不错，这就是困难的地方。”他的眼神越过修剪齐整的绿色草坪，停留在开阔广场一侧的一栋四层楼建筑。“那边所有的办公室，”他说。“我从来不去。总是在重新装修。一看到他们在套房里布置的东西，我就恶心。世界上最贵的人才。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要多少钱就给多少。为什么？根本没有理由。只是习惯。一点都不影响他妈的他们做什么或他们怎么做。只要能给我一千五百家电影院。”

“你不会希望别人引用你的这些话吧，奥本海默先生？”

“你是报纸记者？”

“不是。”

“那太糟了。只是我真希望见到有人能把这个生活中简单基本的事实登上报纸。”他顿了顿，不屑地哼了声。“没人登，没人敢。来吧，孩子们！”

那只叫梅西的大狗，跑过来站在他身边。中号的那只停止了对海棠的蹂躏，一路小跑至梅西边上。那只小不点约克，依次排在边上，然后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灵感，向奥本海默的裤腿边抬起一条后腿。梅西不经意地挡住了它。

“瞧见了吗？”奥本海默眉开眼笑。“约克试图插队。梅西不会允许的。”他弯下腰，拍拍梅西的脑袋。它温顺地抬头望着他。

“自家狗的眼睛，”奥本海默沉吟道。“是世界上最难忘的东西。”

他踱步沿着铺瓷砖的小道走向行政楼，三只狗在他身边镇静地小跑同行。

“马洛先生？”

我一转身，这才发现一个黄棕色头发的高个子已经悄悄来到我身后，他的鼻子活像拉着吊环的胳膊肘。

“我是乔治·威尔逊。很高兴认识你。我想你认识奥本海默先生吧。”

“刚才一直在跟他说话。他告诉我如何经营电影生意。似乎一切的关键在于一千五百家影院。”

“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还从没和他说过话呢。”

“因为还没有合适的小狗向你撒尿。”

“也许你是对的。那么，我能为你做什么，马洛先生？”

“我想见梅维斯·韦尔德。”

“她在片场，正在拍一部电影。”

“我能在片场见她一会儿吗？”

他面露犹疑。“他们给了你哪种通行证？”

“我想，只是普通的通行证。”我递给他看。他仔细看了看。

“巴卢派你来的。他是她的经纪人。我想我们可以安排。在12号摄影棚。现在就要去吗？”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是公关人员，就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们沿着铺瓷砖的过道走向两幢大楼的角落。两幢楼之间的一条水泥车道通向后院和片场。

“你刚才在巴卢办公室吗？”威尔逊问。

“刚打那儿来。”

“我听说，那可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机构。我曾想过自己干这行，可实在太苦了。”

我们经过好几个穿制服的警卫，接着拐进两个片场之间的一条狭窄的小巷。巷子中间一个红色的信号灯正在旋转，一扇标着“12”的门上亮着一盏红灯，红灯上面的铃发出有规律的声响。威尔逊在门边上停下了。另一个靠着椅背的警卫向他点点头，上下打量我，脸上渐渐露出死气沉沉的灰暗表情，仿佛水箱中的浮垢。

那铃声和信号灯停止了，红灯暗了下去。威尔逊拉开一扇沉重的大门，我从他身边走进去。里面还有一扇门，其中似乎是日落之后的漆黑一片。随后，我看见远处角落里集中的灯光。除此之外，巨大的摄影棚显得空旷无比。

我们向着灯光处走去。我们渐渐靠近时，地板上好像铺满了粗粗的黑色电缆。还有好几排折叠椅，密密匝匝的移动化妆间，门上写着姓名。我们不是从正门进摄影棚的，现在只能看见木头背景，两边各有一个大银幕。两台背投投影仪在一边嘶嘶作响。

一个声音大吼道：“开拍。”顿时铃声大作。两台银幕上出现翻滚的波浪。另一个冷静点的声音说：“请注意自己的位置，我们得结束这段小插曲的拍摄。一切就绪，开拍。”

威尔逊死死站住，碰了碰我的手臂。演员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既不大声，也不清晰，一阵无关紧要、毫无意义的低语。

其中一个银幕突然一片空白，响起了一个温柔、波澜不惊的声音：“停。”铃声又响起，可以听见一阵移动的声音。威尔逊和我继续向前走。他在我的耳边悄悄说：“要是内德·甘蒙午饭前拍不好这场戏的话，他准会揍托兰斯的鼻子。”

“哦，托兰斯在这儿？”迪克·托兰斯当时是个二流明星，是好莱坞里半红不紫的一类男演员，没人想用他，可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到头来很多人还是不得不选他。

“迪克，喜欢在片场来回跑吗？”那个冷静的声音问，此时我们来到了片场的拐角处，看清了场景——一艘游艇靠近船尾的甲板处。现场有二女三男。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穿着运动衫，倚靠在躺椅上。还有一个穿着白衣服，一头红发，看起来像是游艇的船长。第三个是个业余的游艇驾驶员，戴着顶漂亮的帽子，身穿蓝色夹克、配有金色纽扣，底下穿着白皮鞋、白裤子，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这就是托兰斯。年纪小一点的女孩是个黑美人；苏珊·克劳利。另外一个就是梅维斯·韦尔德。她穿着一件湿漉漉的白色鲨鱼皮游泳衣，显然是刚刚上船。一个化妆师正在往她脸上、手臂以及金发发梢上喷水。

托兰斯没有答话。他突然转身，瞪着摄影机。“你以为我不知道自己的台词吗？”

一个穿着灰衣服的白发男子从阴暗的背景中走上前，来到灯光下。他拥有一对热情似火的黑眼睛，不过他的声音里却没有一丝温度。

“除非是你故意改台词，”他说，目光坚定地盯着托兰斯。

“这也是可能的，因为我不习惯在背投屏幕前表演，那玩意儿总是在一幕还没拍完的时候就没了底片。”

“你这抱怨也有道理，”内德·甘蒙说。“问题是，他只有两百十二英尺的胶片，这是我的错。要是你能这一场戏拍得快一点儿——”

托兰斯哼了一声。“要是我能拍得快一点儿。也许有人能说服韦尔德小姐爬上船的速度快一点，只要比建造这艘该死的游艇速度稍快一点就行。”

梅维斯·韦尔德鄙夷地扫了他一眼。

“韦尔德的时间算得正好，”甘蒙说。“她的表演也恰到好处。”

苏珊·克劳利优雅地耸耸肩。“我感觉她可以再稍快一点，内德。已经不错了，不过还能更好。”

“要是能做得更好，亲爱的，”梅维斯·韦尔德心平气和地告诉她，“有人也许会称之为表演。你不会希望自己的电影里发生这种事，对吗？”

托兰斯哈哈大笑。苏珊·克劳利转过身，怒气冲冲地瞪着他。“有什么好笑的，十三号先生？”

托兰斯的脸顿时冷若冰霜。“再叫一遍？”他几乎是从牙缝里吐出这几个字。

“老天啊，难道你不知道吗，”苏珊·克劳利惊讶地说。“他们叫你十三号先生，因为只要是你接下个角色，就意味着前面有十二个人已经拒绝了它。”

“我明白了，”托兰斯冷冷地说，接着再次爆发出一阵大笑。他转身面向内德·甘蒙。“好吧，内德。现在每个人都发泄完了，也许我们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内德·甘蒙点点头。“没有一点装腔作势也不能消除误会。好了，一切就绪，我们开始。”

他返回摄影机边上。助手喊道：“开拍。”片场按部就班地进行拍摄。

“卡，”甘蒙说。“洗出毛片。大家休息吃午餐吧。”

演员们走下一段粗糙的木头台阶，向威尔逊点头示意。梅维斯·韦尔德最后才走出来，停下来穿上毛巾布浴袍和一双沙滩鞋。她看见我时，突然站在了原地。威尔逊向前一步。

“你好，乔治，”韦尔德小姐说着，直勾勾地盯着我。“要我帮忙吗？”

“马洛先生想跟你说几句，可以吗？”

“马洛先生？”

威尔逊犀利地扫了我一眼。“来自巴卢办公室。我以为你认识他。”

“我也许见过他。”她仍然盯着我。“什么事？”

我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她说：“多谢，乔治。最好去我的化妆室，马洛先生。”

她一转身，走去了片场的远端。靠着墙有一个绿白相间的化妆室。门上的姓名写着“梅维斯·韦尔德”。到门口时，她转过身，小心翼翼地四下环视。接着，她那对迷人的蓝眼睛盯着我的脸。

“现在，马洛先生？”

“你的确记得我吗？”

“我相信如此。”

“我们是继续上次中断的话题——还是重新开始呢？”

“有人让你进来的。是谁？为什么这么做？你需要解释清楚。”

“我在为你工作。巴卢已经付了定金，还拿了收据。”

“多么周到啊！假设我不想要你为我工作呢？无论你是干什么的。”

“好吧，随便你，”我说。我从口袋里掏出“舞者”餐厅的照片，递给她。她定定地看了我好久，垂下眼睛。然后她看着自己和斯蒂尔格雷夫在卡座的快照，表情严肃，一动不动。接着，她非常缓慢地伸出手，摸了摸脸颊一侧湿漉漉的卷发。她微微地颤抖了。她伸出手，拿起照片。她凝视照片，眼睛再次缓缓地垂下了。

“然后呢？”她问。

“我有底片和其他几张照片。你会拿到它们的，如果你有更多时间，也知道去哪里找的话。或者他还活着能把照片卖给你的话。”

“我有点冷，”她说。“我得吃点午餐。”她将照片递给我。

“你有点冷，你得吃点午餐，”我说。

我感觉她脖子上的脉搏在跳动。不过光线不是太好。她淡淡一笑。无聊贵族的范儿。

“我看不出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说。

“你在游艇上待的时间太长了。你的意思是，我认识你，也认识斯蒂尔格雷夫，这照片上有什么玄机，足以让人送我一个钻石项圈？”

“好吧，”她说。“是什么玄机？”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如果查出这点会让你甩掉这副公爵夫人德性的话，我一定会查出来。同时，你还觉得冷，还是得吃点午餐。”

“你等的时间太长了，”她安静地说。“你没什么要出售的。大概除了你的命以外。”

“我会贱卖的。因为我爱上了一副深色太阳镜、一顶翠雀蓝色草帽，还有脑袋上一个被高跟鞋砸出来的伤口。”

她的嘴巴抽搐着，仿佛要开口大笑。不过她的眼睛里却不含笑意。

“更别提那三个耳光了，”她说。“再见，马洛先生。你来得太晚了。实在太晚了。”

“是对我——还是对你来说？”她转过身，去打开化妆室的门。

“我想是对我们俩来说。”她快步走入房间，没关门。

“进来后关上门，”她的声音从化妆室里传出。

我走进化妆室，关上了门。这不是一间华丽定制的明星化妆室。严格来说只是个杂物室。一张破破烂烂的沙发，一把安乐椅，一张小梳妆台上有一面镜子和两个灯，梳妆台前放着一把直背椅，一个托盘上放着咖啡。

梅维斯·韦尔德俯身把一台圆形取暖器插上电源。接着她抓过一条毛巾，使劲搓她湿漉漉的头发。我坐在沙发上等着。

“给我一支烟。”她把毛巾扔在一边。我为她点烟时，她的眼睛紧紧注视着我的脸。“你觉得我们在游艇上的即兴表演怎么样？”

“恶毒。”

“我们都很恶毒。比其他人多一些笑容，就是这样。演艺圈嘛，非常廉价，向来如此。曾几何时，演员们从后门进场。大部分人还是如此。压力大、时间紧，勾心斗角，随时会爆发令人讨厌的小场景。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张牙舞爪地说话。”我说。

她直起身子，指尖划过我的脸颊一侧，就像烧红的烙铁一般灼人。“马洛，你能赚多少钱？”

“每天四十美元，额外费用另算。这是要价。我收取二十五美元，我已经收得很少了。”我想起了奥法梅那皱巴巴的二十美元。

她用手指再次划过我的脸颊，我只是没有干预。她从我身边走开，坐在椅子上，将浴袍拉拉紧。取暖器使得小房间暖和起来了。

“二十五美元一天，”她惊讶地问。

“寂寞的小钱。”

“它们寂寞吗？”

“像一座灯塔一样寂寞。”

她跷起腿，灯光下，她苍白皮肤泛出的冷光充满了整个房间。

“那么问我问题吧，”她说，并不想去遮住她的大腿。

“斯蒂尔格雷夫是谁？”

“一个我认识多年的男人。我也喜欢他。他家资丰厚，拥有一两家餐厅。他从哪里来——我倒是不知道。”

“不过你跟他很熟。”

“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是否跟他睡过？”

“我不问那种问题。”

她哈哈大笑，弹掉烟灰。“冈萨雷斯小姐会乐于告诉你的。”

“去他的冈萨雷斯小姐。”

“她皮肤黝黑，美貌多情。而且非常、非常善良。”

“就跟一个邮箱一样，独一无二，”我说。“见她的鬼去。关于斯蒂尔格雷夫——他曾经陷入过麻烦吗？”

“谁不曾陷入过呢？”

“与警方有关。”

她的眼睛略天真地睁大了一点。她的笑声似银铃一般，有点过于夸张。“别开玩笑了。这个人的身价有几百万呢。”

“他是怎么赚到的？”

“我怎么会知道？”

“好吧。你不知道。香烟快烧到你的手指了。”我身体向前探去，将烟蒂从她手中取过。她的手便摊开放在赤条条的腿上。我用指尖戳了戳她的手掌。她把手从我这里移开，握成了拳头。

“别这样，”她激动地说。

“怎么了？我小时候，常常对女孩子这么做。”

“我知道。”她的呼吸有点急促。“这让我觉得非常年幼无知、有点淘气。而我现在已经不再年幼无知了。”

“那么，你真的不知道斯蒂尔格雷夫的事。”

“我希望你能下定决心，到底是要对我逼供还是向我求爱。”

“我心里没有想过这些，”我说。

沉默片刻之后，她说：“我真的得吃点东西了，马洛。我还要工作一下午。你不会希望我在片场晕倒吧，对吗？”

“只有明星才来这一套。”我站起身，“好吧，我就走。别忘了我在为你工作。要是我觉得你杀了人，我就不会为你工作了。可你当时在现场。你冒了很大的风险。那里有你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

她从一处地方抽出照片，咬着嘴唇，盯着看。她头也不抬，目光向上移去。

“不太可能是这个。”

“这是他藏得死死的一件东西，以至于没人找到。可它到底有什么用？你和一个名叫斯蒂尔格雷夫的男人在‘舞者’餐厅的卡座里，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

“所以，这肯定与斯蒂尔格雷夫有关——或是与日期有关。”

她的眼睛倏地一下再次回到照片上。“没有什么能证明日期，”她飞快地说。“即使这意味着什么。除非是在那剪掉的一半——”

“给你。”我将剪掉的一半递给她。“不过你需要一个放大镜。给斯蒂尔格雷夫看看。问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或者问问巴卢。”

我走向化妆室的出口。“你别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期可以做手脚，”我扭头说道。“斯蒂尔格雷夫可不会这样认为。”

“马洛，你的证据是不切实际的。”

“真的吗？”我回头望着她，没有笑。“你真的这么认为？哦，不，你不是的。你去了现场。那个人被谋杀了。你有一把枪。他是个有名的骗子。我的发现会让警方希望将我保护起来的。因为这其中充满了动机，好比海洋里充满了盐一样。只要警方找不到，我的执照就还保得住。只要别人找不到，我就不会遭人用冰锥暗算。你现在还会说我这一行酬劳过高吗？”

她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我，一只手搁在膝盖骨上，使劲挤压。另外一只手正局促不安地搁在椅子扶手上，每根手指都在移动。

我要做的就是转开门把手，走出门外。我不明白这么做为什么如此困难。

20

我办公室门外的走廊上人来人往，一如往常，我打开门，走入小会客室那一片沉闷的寂静中，依然感觉自己被投入了一口已经干涸了二十年之久的枯井之中，没人愿意再回到那里。空气中悬浮的发霉灰尘的气味，仿佛一篇足球比赛的采访，枯燥乏味。

我打开里间的门，里面是同一股沉闷的空气，家具镶板上也积着相同的灰尘，还有那已经破碎的对安逸生活的期许。我打开窗户，旋开收音机。起初声音太响了，我将它调至正常音量时，电话响了起来，那声音仿佛已经持续了好一会儿。我摘了帽子，拿起听筒。

也差不多是她再次跟我联系的时候了。她冷酷紧凑的声音说：“这回我的确是认真的。”

“说下去。”

“我之前撒谎了。可我现在没撒谎。我的确是与奥林联系过。”

“继续。”

“你不相信我。我从你声音里听得出来。”

“你从我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东西。我是个侦探。你怎样跟他联系的？”

“从海湾城打电话来的。”

“稍等。”我把听筒搁在沾有棕色污迹的便条簿上，点燃我的烟斗。不慌不忙。谎言总是需要耐心的。我再次拿起听筒。

“我们已经玩过这一套了，”我说。“你这种年纪不该这么健忘。我认为扎格史密斯医生不会高兴的。”

“请别打趣我。这事很严肃。他收到了我的信。他去了邮局，取回了自己的信件。他知道我打算待在哪儿，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到的。所以，他打电话过来了。他和一个在那里认识的医生住在一起，为他干些活儿。我告诉过你，他读过两年医科。”

“医生有名字吗？”

“是的，一个很有趣的名字，文森特·拉加迪医生。”

“稍等。有人在敲门。”

我小心翼翼地放下电话，仿佛它很脆弱，是玻璃丝做的。我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掌，握电话的那只。我站起身，走到嵌入式衣橱前，在满是裂纹的镜子里照照脸。是我没错。我的表情紧巴巴的，生活节奏太快了。

文森特·拉加迪医生，怀俄明大街965号。“花环安乐屋”的斜对面。街角的木板房。静谧、漂亮的社区。是已故的克劳森的朋友。也许。他不承认，但还是有可能。

我返回电话机旁，故作镇静，“怎么拼？”我问。

她拼给我听——轻松而准确。“那就没事了，不是吗？”我说。“各归各位——堪萨斯的曼哈顿怎么说来着。”

“别再嘲笑我了。奥林遇上了很多麻烦。有些——”她的声音有点颤抖，呼吸略微有点急促，“有匪徒在追杀他。”

“别傻了，奥法梅。海湾城里可没有匪徒。他们都是电影里演的。拉加迪医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她把号码报给了我。号码没错。我不敢说线索已经越来越多、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可至少这些线索看起来都像是同一幅拼图的碎片，都是我所寻找或得到的。

“请你到那儿看看他，帮助他。他害怕，不敢离开那个房子。毕竟，我确实付给过你钱。”

“我还给你了。”

“嗯，可我又给你了。”

“你所提供的东西，似乎不是我想要的。”

一阵沉默。

“好吧，”我说。“好吧。如果我能这么久都有空的话。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为什么？”

“光说谎，不说实话。麻烦总会找上门。我可不像某人那么走运。”

“可我没有撒谎，菲利普。我没有撒谎。我要发狂了。”

“深呼吸，然后发狂，这样我就能听见了。”

“他们会杀了他，”她平静地说。

“文森特·拉加迪医生这段时间在做什么？”

“他当然不知道。求你了，请你立刻赶过去。我这里有地址。稍等片刻。”

然后那个小铃铛响了，走廊尽头的那个小铃铛响了，声音不大，不过你最好还是听得见。不管外面还有什么噪音，你最好听得见。

“黄页里能找到，”我说。“凑巧的是，我正好有本海湾城的黄页。四点钟的时候再打给我。或者五点。最好还是五点打。”

我迅速挂断电话，站起身，关闭收音机，里面播报的内容一句也没听。我再次关上窗户，然后拉开抽屉，取出卢格枪，佩在身上。我把帽子扣在头上。出门时，我又向镜子里照了照自己的脸。

我的样子就仿佛下定决心要去开车跳崖一般。

21

“花环安乐屋”里刚刚举办完一场葬礼。一辆巨大的灰色灵车正等候在边门。许多汽车堵在街道两侧，文森特医生的诊所一边并排停着三辆黑色的轿车。人们从葬礼教堂从容不迫地走下台阶，来到街角，进入他们的汽车里。我在距离三分之一街区的地方等着。汽车没有开动。接着，三个男人和一个蒙着严严实实的面纱、一身黑衣的女人走了出来。他们半拖着她进了一辆大型商务车。殡仪馆老板走来走去，优雅地打着手势、扭动着身子，犹如肖邦音乐的尾声一般优美流畅。他镇定的灰色脸庞，长得足以在脖子上绕两圈。

临时请来的抬棺人将棺材抬至边门外，专业人员则在那里搭把手，减轻重量，然后将棺材“哧溜”一下滑入灵车的后备厢，分量轻得就像一平底锅的黄油卷。鲜花开始堆得像个小土丘。玻璃门关闭了，这个路段的汽车纷纷发动引擎。

过了不久，所有车都离开了，只剩下马路对面的一辆轿车，殡仪馆老板在回去数钱的路上嗅了嗅一棵蔷薇。随着脸上一抹灿烂的笑容，他逐渐消失在了他那幢整洁的、殖民地风格建筑的门廊里，世界再次陷入了一片静谧和空旷。那辆剩下的轿车还没开动。我沿路行驶，然后掉头转弯，停在了那辆车的后面。司机身穿蓝色哔叽料上衣，一顶软帽的帽尖闪闪发亮。他正在早报上做填字游戏。我往鼻梁上架了一副半透明太阳镜，慢悠悠地经过他身边，向拉加迪医生的诊所走去。他没有抬头。距离诊所几码时，我摘下太阳镜，佯装用手帕擦拭镜面。我用其中一个镜片照见了他，他还是没有抬头。只是一个做填字游戏的家伙。我又将太阳镜戴上鼻梁，来到了拉加迪医生诊所的前门。

门上的标牌写着：“进门请按铃。”我按了门铃，不过门没开。我原地等待着。又按了一次铃。继续等待。里面一片寂静。这时，门非常缓慢地开了一条缝，一个身穿白色制服、面无表情的瘦个子向外望着我。

“很抱歉，医生今天不接诊。”她向我的太阳镜眨眨眼。她不喜欢太阳镜。她的舌头在嘴巴里不安地搅动着。

“我是来找一位奎斯特先生，奥林·P·奎斯特。”

“谁？”她双眼中露出了一阵隐隐约约的震惊。

“奎斯特（Quest）。Q是Quintessential的Q，U是Uninhibited的U，E是Extrasensory的E，S是Subliminal的S，T是Toots的T。五个字母拼在一起，就是‘寻找’。”[1]

她瞪着我，仿佛我刚从海底回来，胳肢窝下夹着一条溺死的美人鱼。

“对不起。拉加迪医生不——”

话音未落，一双隐形的手将她推到一边，一个皮肤黝黑、神情焦虑的瘦子站在了半开着的门口。

“我是拉加迪医生。请问，有何贵干？”

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看了看，又望着我。他脸色苍白，表情痛苦扭曲，就像是在等待世界末日降临。

“我们通过电话，”我说。“关于一个名叫克劳森的男人。”

“请进，”他飞快地说。“我不记得了，先进来再说。”

我进入了室内，房间里一片黑暗，百叶窗是拉上的，窗户紧闭。里面黑漆漆、冷飕飕。

那个护士退后，坐在一张小桌子后。这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客厅，原先曾是深色的家具如今被漆成了浅色，这一点从这栋房子大概的房龄可以看出来。一道方形拱门将客厅和餐厅一分为二。还有几把安乐椅和一张摆着几本杂志的桌子。这似乎是——一个在私人住所行医医生的接待室。

护士面前的电话响了。她吓了一跳，伸手去接时又停住了。她盯着那部电话机，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声停止了。

“你提到的那个名字是？”拉加迪医生客气地问我。

“奥林·奎斯特。他的妹妹告诉我，他正在为你干些活儿，医生。我已经找了他好些天。昨晚，他给她打电话了。她说，就是从这儿打的电话。”

“这里没人叫这个名字，”拉加迪医生彬彬有礼地回答。“以前也没有。”

“你一点不认识他？”

“从没听说过。”

“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告诉他妹妹。”

护士悄悄地用手按了按双眼。桌上的电话再次嗡嗡作响，令她不由蹦了起来。“别接，”拉加迪医生头也不回地说。

我们默默等待。电话铃响时，大家都习惯等着。过了一会儿，铃声止住。

“你还不回家吗，沃森小姐？这里没你的事了。”

“谢谢，医生。”她坐在原地没动，低头看着桌子。她揉了揉眼睛，闭上后，眨了眨又睁开。她绝望地摇了摇头。

拉加迪医生转向我说：“去我的办公室好吗？”

我们穿过另一扇通向走廊的门。我简直如履薄冰。房子里充满了不祥的预兆。他打开一扇门，领我进入一间曾是卧室的房间，不过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是间卧室。这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型诊疗室。透过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部分检验室。角落里一台消毒器正在使用，里面煮着一大堆针头。

“有许多针头，”我总会突发奇想。

“请坐，马洛先生。”

他走到桌子后坐下，拿起一把又长又窄的裁纸刀。

他那忧伤的眼睛平视着我。“不，我不认识什么奥林·奎斯特，马洛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个叫奥林·奎斯特的人说他待在我这里。”

“躲人。”我说。

他抬了抬眉毛。“躲谁？”

“躲避某些可能想在他脖子后面插上一把冰锥的家伙。由于他的徕卡相机有点太快了。在别人想要保持隐私时拍到了他们的照片。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事，比如兜售大麻，他学聪明了。我没有兜圈子吧？”

“是你把警察招来的，”他冷冷地说。

我没有吭声。

“是你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认识克劳森的。我说了我不认识。”

“可这不是实话。”

“我没有义务向你透露信息，马洛先生。”

我点点头，抽出一支烟，点燃了。拉加迪医生瞥了一眼手表。他转动椅子，关闭了消毒器。我望着这些针头。许多针头。以前我在海湾城跟一个煮针头的家伙有过节。

“地点在哪里？”我问他。“游艇码头吗？”

他拿起一把面目邪恶的裁纸刀，银色刀柄形似一个裸女，他用刀戳了戳大拇指鼓出的部分，手指上渗出一滴深红色的鲜血。他将手指凑近嘴，舔了舔。“我喜欢鲜血的味道，”他温和地说。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开门关门的声音。我们俩都在侧耳倾听。房子前台阶上传来了离开的脚步声。我们在细细地听。

“沃森小姐回家了，”拉加迪医生说。“房子里只剩咱们俩。”他沉思片刻，再度舔了舔拇指。他小心翼翼地把裁纸刀搁在桌上的便条簿上。“哦，关于游船码头的问题。”他补充道。“毫无疑问，你想到了墨西哥附近。那个和大麻有关的案件——”

“我想的已经不是大麻了。”我再次盯着那些针头。他顺着我的视线望去，耸了耸肩。

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针头？”

“关你的事吗？”

“不关我的事。”

“不过你似乎希望有人回答你的问题。”

“我只是随便一说，”我说。“静观其变。这栋房子里要出事。有东西在角落里斜着眼看我。”

拉加迪医生舔去大拇指上的又一滴血。

我狠狠地盯着他。这并不能让我看穿他的灵魂。他很安静、忧郁、封闭，双眼中充满了生活的不幸。可他还是十分温文尔雅。

“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关于针头的故事，”我说。

“请吧，”他再次拿起了那把又长又窄的裁纸刀。

“别这样，”我尖声说。“这让我直起鸡皮疙瘩，就像在抚摸蛇一样。”

他轻轻地放下刀，微微一笑。“我们似乎总是在兜圈子，”他说。

“马上说到重点了。关于针头。好多年以前，我接过一个案子，来到这里调查，认识了一个名叫阿拉莫的医生，家住牵牛星街。他的行医习惯很古怪。晚上带着一大箱皮下注射器针头出诊——一切准备就绪。装得满满的一箱子。他的疗法很奇特。酒鬼、有钱的瘾君子、过于激动的人群——这种人可比正常人想象的多多了——常常把自己逼得难以放松。失眠症——还有其他所有无法冷静的神经衰弱患者，不得不服用小药片，在手臂上注射，以此渡过危机。可过了一阵，危机又卷土重来了。这对医生来说真是门好生意。阿拉莫就是为他们解决危机的医生。现在可以说出来了，他大约一年前去世了。死于他自己的药物。”

“你觉得，我可能继承了他的衣钵？”

“某人会这么觉得。只要有病人，医生就不会失业。”

他看起来比之前更加疲惫不堪。“我觉得你是个混蛋，我的朋友。我不认识阿拉莫医生。我也没有干过他那种勾当。至于针头——这点小事得说说清楚——在今天的医疗专业中是频繁使用的，经常用于这种无害的药剂，比如维他命注射。针头会钝，一钝就会刺痛病人。因此，在一天之中，有人可能会使用十几个针头。不过没有一针是注射毒品的。”

他慢慢地抬起头注视着我，眼神专注，充满了鄙夷之色。

“我可能弄错了，”我说。“昨天我在克劳森那里闻到了大麻烟味儿，又看到他拨你的号码——直呼你的名字——这一切大概让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我治疗过毒品上瘾的病人，”他说。“哪个医生没治疗过呢？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他们有时会自行治愈。”

“他们可能拿不到毒品了。在极度痛苦之后，最终他们可以摆脱毒瘾。那不是治愈他们，我的朋友。这样做并没有消除造成他们染上毒瘾的神经或情感上的缺陷。这样只是让他们变成迟钝消极的人，坐在太阳底下、交互绕动拇指，最终无聊空洞地死去。”

“那真是相当草率的结论啊，医生。”

“你先提起这个话题的。我已经说完了。我要换一个话题。你可能注意到了这栋房子里有某种压抑的气氛。哪怕你戴着那副可笑的太阳镜，现在大可以摘去了。戴着太阳镜，你看着也丝毫不像加里·格兰特[2]。”

我摘了太阳镜。自己完全忘了这码事。

“警察来过这儿，马洛先生。一个正在调查克劳森案件、名叫马格拉尚的警探。他会很高兴见到你的。我要给他打电话吗？我肯定，他会回来的。”

“去吧，打电话给他，”我说。“我只是在去自杀的路上顺便经过这里。”

他的手伸向电话，不过却鬼使神差般地被裁纸刀拽回了一边。他又拿起刀，似乎就是放不下它。

“你可以用它杀人，”我说。

“轻而易举，”他微微一笑。

“在脖子后一英寸半就够了，正中央，枕骨突起处。”

“用冰锥会更好，”他说。“尤其是一把短冰锥，一端磨得很锋利，不会折断。要是错过了脊髓，就不会致命。”

“那么需要一点医学知识吗？”我掏出一包寒酸的骆驼牌香烟，从玻璃纸中剥开一根烟。

他继续微笑，非常淡然、悲伤的笑。这种笑容不属于一个满心恐惧的男人。“那会管用的，”他温柔地说。“任何一个相对机灵的人都能在十分钟里掌握这个技术。”

“奥林·奎斯特学过好些年的医，”我说。

“我说了，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是的，我知道你说了。我不太相信你。”

他耸耸肩。可他的眼睛总是瞟向裁纸刀的刀柄。

“我们真是一对极品，”我说。“就坐在这儿，正大光明地聊天，仿佛我们对世事毫不关心。因为我俩在日落前就要锒铛入狱了。”

他再次抬起了眉毛，我继续道：

“对你来说，因为克劳森知道你的名字，你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个跟他说过话的人。对我而言，因为一直在做一个私家侦探永远不会侥幸成功的事。隐藏证据，隐藏线索，发现尸体却不去向海湾城那些可爱、廉洁的警察报告。哦，我完蛋了。彻底完蛋了。可我似乎不在乎。或者是我恋爱了。我似乎就是不在乎。”

“你肯定喝多了，”他缓缓地说。

“只不过是香奈儿5号，还有香吻，泛着白光的修长双腿，蓝色眼睛中略带嘲笑的邀请。就是这些天真无邪的东西。”

他的神色比刚才更悲伤了。“女人会狠狠地削弱男人，不是吗？”他说。

“克劳森。”

“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你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停地喝啊喝，也不吃饭。日积月累，维他命缺失造成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件事要做。”他转过身，盯着消毒器。“针头，更多的针头。他们让我觉得肮脏不堪。我是索邦大学[3]毕业的。可我却在一个脏乱的小镇上为一群腌臜的小人行医。”

“为什么？”

“因为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在另一个城市。别打听太多，马洛先生。”

“他用了你的名字。”

“这是某一个阶层人们的习惯。有一度演员尤其如此。骗子也是。”

“哦，”我说。“那么一切就只是如此吗？”

“只是如此。”

“那么，警察来这儿没有因为克劳森的事纠缠你。你只是害怕很久以前在别处发生的某件事。或许那甚至是爱情。”

“爱情？”他口中缓缓吐出两个字，暗自品尝其中滋味，直到最后，脸上浮现出一抹苦涩的笑容，仿佛开枪之后空气中飘浮的火药味。他耸耸肩，从公文格后面拽过一个烟盒推向桌子另一侧的我。

“那么不是爱情，”我说。“我正试图解读你的心事。一个索邦大学的高材生，在一个脏乱的小镇上为一群腌臜的小人行医。我很了解。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对克劳森这样的人干什么？这是为了什么，医生？毒品、堕胎，还是你碰巧是某个炎热的东部城市里为一群黑帮工作的医生？”

“比如说？”他淡淡一笑。

“比如说克利夫兰。”

“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我的朋友。”现在他的声音冷若冰霜。

“真他妈大胆，”我说。“不过像我这种智力有限的人倾向于把已知的事实归类。虽然经常出错，但只是我的职业病。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可以说说。”

“我在听呢，”他再次拿起裁纸刀，轻轻地戳着桌子上的便条簿。

“你认识克劳森。有人用一把冰锥非常娴熟地杀了克劳森，他遇害时我在房子里，正在楼上和一个名叫希格斯的骗子说话。希格斯很快离开了，还带走了登记簿上、记录奥林·奎斯特姓名的一页纸。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希格斯在洛杉矶被人用冰锥杀害了。有人搜过了他的房间。当时有个赶来跟他做交易的女人在现场。她没拿到东西。我有更充裕的时间搜索。我得手了。假设一：克劳森和希格斯是被同一人所杀，不一定是出于相同理由。希格斯被害是因为他硬要分一杯羹，还把别人挤了出去。而克劳森被害是因为他是个满嘴胡言乱语的醉汉，可能知道了谁有可能要杀希格斯。到这里还行吧？”

“我一丁点也不感兴趣，”拉加迪医生说。

“可你在听。我猜，纯粹是出于礼貌。好吧。现在我发现了什么呢？一张电影王后和一个前克利夫兰黑帮大佬的照片，后者应该拘押在县监狱中，也是同一天，这个前克利夫兰黑帮大佬曾经的哥们在洛杉矶的富兰克林大道上遭人枪杀。他怎么会拘押在狱呢？有人告发了他的真实身份，不管你多么讨厌洛杉矶警察，可他们的确是拼命想要把东部来的黑帮大佬赶出城外。是谁告的密？是这个被捕的家伙自己泄的密，因为他的前搭档很麻烦，一定要除掉，而事发之时待在监狱里可是个绝佳的不在场证明。”

“一派胡言，”拉加迪医生疲惫地笑了。“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然。事情出纰漏了。警方不能证实他是前黑帮头目。而克利夫兰的警方不感兴趣。洛杉矶警方释放了他。可如果他们见过这张照片，他们就不会放人了。因此照片成了最好的敲诈工具，首先可以敲诈前克利夫兰的黑帮头目，如果的确是他的话；其次，可以敲诈电影明星，因为她在公共场所和他在一起。这照片可以让一个好人大发横财。希格斯不算好人。下一段。假设二：我一直在找的那个男孩，奥林·奎斯特，拍了这张照片，用康泰时或徕卡相机，没用闪光灯，被拍对象也毫无察觉。奎斯特有一台徕卡相机，喜欢这么折腾。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动机更商业化。问题是，他怎么会有机会拍照？答案是，这个电影明星是他的妹妹。她会允许他过来跟她说话。他失业了，急需用钱。很有可能她给了他一些钱，提出条件让他远离自己。她不想跟自己的家庭有瓜葛。这还是一派胡言吗，医生？”

他闷闷不乐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他慢慢开口道。“开始有点可能性了。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相当危险的故事告诉我呢？”

他从烟盒里拿过一支香烟，随手扔给我。我接住烟，仔细看了看。埃及烟，椭圆形、胖鼓鼓的，对我的血液来说味道过于重了。我没点燃，只是用两指夹着，注视着他那双深色忧郁的双眼。他点燃了自己那支，紧张不安地吐了一口烟。

“我现在就说说你与其中的关联，”我说。“你认识克劳森。你说是职业上的原因。我告诉他我是侦探，他立马就试图打电话给你：他醉得厉害，没法说话。我记下了号码，后来告诉你他死了。为什么？要是你没有私心，你就会报警。可你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认识克劳森，你可能还认识他的某个房客。两者都无法证实。下一段。假设三：你认识希格斯或奥林·奎斯特，或者两者都认识。洛杉矶警察无法确认前克利夫兰黑帮大佬的身份——我们给他取个新名字吧，就管他叫斯蒂尔格雷夫。可是有人肯定能确定——要是那张照片值得为此杀人的话。医生，你曾经在克利夫兰行过医吗？”

“当然没有。”他的声音似乎是从远方传来的。他的眼神也同样缥缈。他的嘴唇微微张启，恰好叼住他的烟。他纹丝不动。

我说：“电话局有一整房间的电话簿，包括全国各地的。我去查过你。”

“在克利夫兰市中心一幢办公楼里有一套公寓，”我说。“如今——却在一个海滨小镇上偷偷摸摸地行医。你可能想要改名——可你不能，还要保住你的执照。有人策划了整起事件，医生。克劳森是无赖，希格斯是笨蛋，奥林·奎斯特是个一肚子坏水的流氓。但可以利用他们。你不能直接对付斯蒂尔格雷夫，否则你都活不到再次刷牙的时候。你可以操纵这些走卒——可以牺牲的走卒。好吧——我们开始谈到点子上了吗？”

他淡淡地一笑，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假设四呢，马洛先生？”他几乎是在喃喃低语。“你这个十足的傻瓜。”

我咧嘴一笑，伸手去掏火柴点燃他的这支胖鼓鼓的埃及烟。

“另外，”我说，“奥林的妹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在你这儿。我承认，我的很多观点分开看都很牵强。可它们合起来似乎的确是有点针对你。”我悠闲地吞云吐雾。

他望着我，他的脸庞似乎开始上下浮动，逐渐模糊，消失，又复原。我感到胸口一紧，大脑似乎运转缓慢，如同乌龟赛跑。

“这是怎么了？”我听见自己含糊的声音。

我双手撑在椅子扶手上，使劲站起来。“很傻，是吗？”我说着，香烟还在嘴中，继续吸。“很傻”不能形容，得发明一个新词。

我跌下了椅子，两条腿似乎灌满了水泥。我张嘴说话时，声音似乎从一团棉花里传出。

我松开了椅子扶手，伸手去抓香烟。我几次没抓着，然后勉强碰到。它摸起来不像香烟，倒像是大象的后腿，锋利的指甲刺入了我的手掌。我甩开自己的手，大象抽走了它的后腿。

这时，一个模糊、高大的身影转过身站在了我面前，仿佛一头骡子在我胸口踢了一脚。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一点氰化钾，”一个声音通过越洋电话说。“不会致命，甚至没什么危险。只会让人放松……”

我试图从地板上站起来。你有时候也应该试试。不过得先找人把地板钉住才行。我脚下的地板不断地转圈。过了一会儿似乎稳定了些。我勉强从四十五度起身，支撑身体，试图迈步。水平面上仿佛有个类似于拿破仑之墓的玩意。那是个相当好的目标。我向那边走去。我的心怦怦直跳，几乎难以呼吸了，就像踢完足球后气喘吁吁的样子。你觉得自己的呼吸永远无法恢复正常了。永远，永远，永远如此。

可那玩意儿不再是拿破仑之墓了。那是海面上的木筏，上面坐着一个人。我曾经在哪里见过他。一个好人。我们关系不错。我向他走去，可肩膀撞到了墙壁，令我天旋地转。我试图抓住什么东西，可除了地毯一无所有。我怎么会在那儿倒下？问也白问。这是秘密。每次你提问，他们只会把你的脸按在地板上。好吧，我开始在地毯上爬行。我只是用我原来的双手和膝盖趴在地上。根本没有感觉。我向一堵黑色的木墙爬去。或者那可能是黑色的大理石。还是拿破仑之墓。我对拿破仑做过什么吗？他为什么老是把我挤向他的墓呢？

“需要一杯水，”我说。

我听见了回声。不是回声。没人说话。也许我没说过话。也许这只是我仔细思考的一个主意。氰化钾。那是你在爬行穿过隧道时要担心的几个较长的词。他说，不会致命。好吧，很有趣。你可能会称之为半致命。菲利普·马洛，三十八岁，一个声名狼藉、拥有执照的私家侦探，昨晚背负一架大钢琴、爬过巴隆纳排水管时遭到警方逮捕。在大学城警局接受讯问时，马洛声称，他正要把这架钢琴送给某个傻乎乎的印度王公。被问到为什么他的靴子上有马刺时，马洛称，客户的机密神圣不可侵犯。于是马洛遭到拘押调查。某警探称，警方尚不便透露任何信息。被问到钢琴是否走音时，某警探宣称，他在三十五秒之内弹了一首华尔兹舞曲，就他所知，钢琴里没有琴弦。他暗示说，里面另有他物。某警探出其不意地说，十二小时之内将会向媒体发布一份完整声明。据猜测，马洛试图掩盖一具尸体。

黑暗中，一张脸庞向我飘来。我改变方向，走向那张脸。可那时已经是傍晚了。太阳下山了。夜幕很快降临。脸庞消失了。没有墙壁，没有桌子。接着地板也没有了，最后一切都没有了。

连我也消失了。

[1]奎斯特的英文是Quest，意为“寻找”，而后面这五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分别是“典型的”、“不受限制的”、“超感觉的”、“潜意识的”、“年轻姑娘”。

[2]加里·格兰特（1904—1986），美国著名影星，出演过的经典电影有《美人计》、《捉贼记》、《西北偏北》等，是著名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的御用男主角之一。

[3]索邦大学（La Sorbonne）为巴黎大学前身，在巴黎大学成立后，变成巴黎大学的一个学院，“索邦”亦成为巴黎大学的代名词。

22

一只巨大的黑猩猩将它那大黑爪放在我的脸上，试图把爪子推到我的脖子后。我将它的爪子推了回去。在相持中，我总是输家。接着我意识到，它是想阻止我睁眼。

我还是决定要睁开眼睛。其他人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呢？我使尽全身力气，缓缓地直起背，活动活动大腿和膝盖，把手臂当绳子一样甩了甩，然后睁开我那巨沉无比的眼皮。

我望着天花板，平躺在地板上，我的职业时不时地会将我置于这样的姿势。我转了转脑袋，肺部僵硬，嘴里发干。这房间正是拉加迪医生的接诊室。同样的椅子，同样的桌子，同样的墙壁和窗户。周围悬浮着一种紧闭式的寂静。

我半蹲着站起来，手撑在地上，甩了甩脑袋。我的头进入水平螺旋状态，大约螺旋下降了五千英尺后，我放慢速度，慢慢停了下来。我眨了眨眼。同样的椅子，同样的桌子，同样的墙壁。只是不见了拉加迪医生。

我舔湿了嘴唇，发出不会吸引人注意的含糊声音。我站了起来，如同一个托钵僧一般晕头转向，又像一台破旧的洗衣机一样虚弱无力，缩着身子，仿佛一只獾，又像山雀一般腼腆，跟一个装着条义肢的芭蕾舞舞者一样成功无望。

我摸索着来到桌子后面，一屁股陷进拉加迪的椅子里，双手在他的器皿中颤颤巍巍地寻找一瓶貌似解药的东西。没有结果。我又站起身。我就像一头死去的大象，难以站稳。我跌跌撞撞地在药柜中翻找，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白色搪瓷杯，里面装着别人迫切需要的东西。最终，感觉似乎是在一个筑路工队里混了四年时间一样，我的小手抓了大约六盎司的酒精。我拧开瓶盖，闻了闻。是酒精，正如标签上所写的。我现在只需要一个玻璃杯和一点水。一个好人应该能够找到这些。我穿过门，来到检查室。空气中仍然飘着熟透了的桃子的香味。我撞开门口的双层门，穿过其中，停下来仔细看看眼前的一切。

当时，我很清楚，那台阶是通向下方走廊的。我精疲力竭地靠在墙上，侧耳倾听。

一阵缓慢、拖沓的脚步声，每一步之间都有一阵停顿。起初，脚步声还偷偷摸摸的。接着，它们似乎非常疲劳。这是一个正试图走向他最后一把扶椅的老人。我们俩都是如此。于是，我莫名地想到了远在堪萨斯曼哈顿的门廊上的奥法梅父亲，他手里拿着冷冰冰的烟斗，静静走向他的安乐椅，然后坐下，视线越过门前的草坪，节约地吸上一口烟斗——无需火柴和烟草，也不会弄脏客厅的地毯。我为他摆好椅子。在门廊尽头的阴影中，九重葛开得正盛，我扶他坐下。他抬起头，未瘫痪的半边脸对着我，向我致谢。他向后靠去时，指甲刮过椅子的扶手。

指甲刮蹭着，可却不是刮在任何一把椅子的扶手上。这是真实的声音。近在咫尺，在一扇紧闭的门外——从检查室通向走廊的门。一阵微弱稀薄的刮蹭，可能是一只幼猫想要进门。好吧，马洛，你是个年迈的动物爱护者。走过去把小猫放进来。我起身，扶着整洁的检查床一端的金属环和上面干净漂亮的毛巾。刮蹭声停下了。门外可怜的小猫咪，正迫不及待想进来。我眼眶中蓄着的泪水，从布满皱纹的脸颊滚落。我的手离开了检查床，顺利地走了四码来到门口。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肺部仍然有那种感觉，仿佛已经储存了多年。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握住门把手，开了门。直到最后一刻，我才想到应该去拿枪。可惜我只是想到，却没来得及拿。我是那种喜欢灵光一现的家伙，于是再仔细地查看了一下。我本应该松开门把手。这似乎像是一个很大的行动。可我反而转动了把手，打开了门。

他用四根白蜡似的弯钩状手指撑在门框上，他的眼睛凹得很深，淡淡的灰蓝色，睁得很大。它们望着我，却没有看我。我们脸与脸之间仅仅相距数英寸，双方的呼吸在空中相遇。我的呼吸急促，他的呼吸仿佛远方的低语，尚未开始颤动。鲜血从他嘴里涌出，流过他的下巴。我不知怎么低头看去。鲜血从他的裤腿缓缓流出，沾湿了鞋子，又从鞋上不急不慢地淌到地板上。这里已然成了一个小池塘。

我看不出他哪里中枪了。他的牙齿咯咯作响，我觉得他想要说话，或试图要说话。不过那是他唯一发出的声音。他停止了呼吸。他的下巴松弛了。接着那颤动声开始了。当然，那根本不是颤动声，绝不是。

橡胶底鞋在门槛和地毯之间的油毡上发出吱吱的刺耳声。苍白的手指从门框上滑落。男人的身体开始扭动，双腿难以支撑它的重量，两腿分开。他的身躯在空中倒下，就像大浪中的游泳者，向我扑来。

与此同时，他刚才被遮住的另一条手臂伸向前来，触电似的一扫，似乎完全不受人力控制。我上前接住他时，那条手臂搭在了我的左肩。仿佛一只蜜蜂叮在了我的肩胛骨之间。除了刚才我一直拿着的酒精瓶外，似乎还有什么东西砰地掉在了地上，撞到了墙角。

我咬紧牙关，双脚分立，托住他的腋下。他的分量简直有五个人那么重。我向后退了一步，试图将他撑起来。感觉像是要支起倒下的树。我跟他一起倒下了，他的头撞到了地板。我无能为力。我的一部分身体根本使不上力。我把他的身体扳直一点，从他身边离开。我双膝着地爬起来，弯下腰仔细听。颤动声停止了。一阵沉寂。接着是一声压抑的叹息，静悄悄、懒洋洋，从容不迫。又一阵沉寂。接着还是一声慢悠悠的叹息，疲倦而安详，仿佛夏日微风拂过频频摇曳的玫瑰。

他的面容以及面容之下都出现了变化，那种难以名状总是发生在令人困惑、难以捉摸的时刻，层层舒展，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纯真年代。此刻这张脸隐约有种内在的滑稽感，嘴角几乎向上翘起了。这一切都很愚蠢，因为我他妈的很清楚——如果我还有意识的话，奥林·P·奎斯特不是那种坏小子。

远处传来警笛的呼啸声。我还跪在地上，仔细倾听。呼啸声渐渐远去。我站起身，走向前，从边窗向外望去。“花环安乐屋”前又在举行一场葬礼。街上再次停满了车。人们缓缓地向高处走去，经过一丛丛树玫瑰。步速非常缓慢，男士们手里拿着帽子，过了很久才来到这个小小的殖民风格的门廊。

我放下窗帘，走回来，拿起酒精瓶，用我的手帕拧开盖子，搁在边上。我已经不嗜酒了。我再次弯下腰，肩胛骨之间如蜜蜂蜇刺的疼痛提醒我，还有别的东西需要捡起。一个白色圆形的手柄紧靠在护壁板边上。是一把不到三英寸长、一端锉尖的冰锥。我拿起它对着光仔细看，注视着那针一般锐利的锥尖。上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我的一丝淡淡的血迹。我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搁在锥尖边上。没有血。锥尖非常锋利。

我用手帕擦了很多东西，接着弯腰，将冰锥放在他的右手手掌上，在地毯暗淡的绒毛映衬下，冰锥发出白色的光泽。这看起来太过刻意了。我摇了摇他的手臂，使得冰锥从他的手上滚落到地上。这时，我想起搜查一下他的口袋，可另一只比我更冷酷的手已经要这么做了。

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下，我翻找了自己的口袋。什么也没少。甚至连卢格枪也还在我的手臂下。我拔出枪，闻了闻。枪没有打过，不用看我也能知道。要是挨了卢格枪的子弹，你不可能走这么远。

我跨过门口暗红色的血池，朝走廊里看看。房子里仍然静悄悄的，仿佛在默默等待。我沿着血迹往回走，来到了一间装修得仿佛密室的房间。里面有一张两用沙发和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些书和医学期刊，烟灰缸里有五个椭圆形的烟蒂。沙发腿边上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物竟是一枚弹壳——点三二口径自动手枪。我在桌子底下又找到一枚。我将它们放进口袋里。

我走出门外，上了楼梯。上面有两间卧室，都有人住。其中一间已经被收拾得一件衣服也不剩。一个烟灰缸里发现了更多拉加迪医生的椭圆形烟蒂。另一个房间里放着奥林·奎斯特寒酸的衣橱，他备用的西装和外套整齐地挂在衣橱里，衬衫、袜子和内裤也同样整齐地放在其中一个抽屉里。在后面衬衫的下面，我发现了一台光圈2.0的徕卡相机。

我原封不动地离开了房间，回到楼下，那个死者无知无觉地躺在那里。我又顽固地擦了几个门把手，在前面房间的电话前，我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没有动它，离开了。我仍然能走动，这一点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善良的拉加迪医生还没有杀人。

人们还在慢吞吞地沿着人行道向着街对面殡仪馆那个古怪而迷你的殖民地风格的门廊走去。屋内一架管风琴正发出哀鸣。

我来到房子的转角，钻进自己的车里，开车离开了。我行驶缓慢，用尽力气深深地吸气，可似乎还是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海湾城的边界在距离大洋四公里处戛然而止。我把车停在了最后一家药店门口。又是时候轮到我打匿名电话了。快来处理尸体，伙计们。我是谁？只是个总能撞见尸体的幸运男孩。还很谦虚。别指望我会说出名字来。

我望着药店，然后透过厚玻璃板向里张望。一个歪戴着眼镜的女孩正在读杂志。她长得很像奥法梅·奎斯特。我的喉咙一下紧了起来。

我踩下离合器，开走了车。首先她有权利了解，合法还是非法。而我早已超越法律的界限之外了。

23

我手拿钥匙站在办公室的门口。接着我悄无声息地来到另一扇门前，那扇总是锁着的门，站在那里，侧耳倾听。她也许已经等在那儿了，在那歪戴着的眼镜后，她的眼睛闪闪发亮，那张湿漉漉的樱桃小嘴随时等待着有人亲吻它。我不得不将告诉她一件远比她想象得困难的事，片刻之后，她便会离开，我将永远见不到她。

我没听见任何声音，我返回正门，开了锁，捡起邮件，带进办公室，随手扔在办公桌上。里面没有什么会令我感到更困难了。我离开那儿，来到另一扇门前，拉开门闩，过了好久，我才打开门，向外望去。一片寂静和空虚。我的脚边有一张对折的纸。一定是从门外塞进去的。我捡起来，打开一看。

“请打我公寓的电话。十万火急。我务必要见你。”签名是D。

我拨通了贝尔西别墅的电话，找冈萨雷斯小姐接电话。请问是哪位？请稍等片刻，马洛先生。嘟，嘟。嘟，嘟。

“哈啰。”

“今天下午口音有点重了。”

“啊，你是，阿米哥。我在你那个有趣的小办公室里等了老半天。你能过来一趟跟我谈谈吗？”

“不可能。我在等一个电话。”

“好吧，那我过去可以吗？”

“关于什么事呢？”

“在电话上我无可奉告，阿米哥。”

“来吧。”

我坐在那儿，等待电话响起。可它没动静。我望向窗外。大街上人声鼎沸，隔壁咖啡店厨房里的通风管道中洋溢着蓝碟特餐的香味。时间流逝，我身子前倾，一手托着下巴，凝视着那山墙的芥末黄色的石膏，上面仿佛有一个将死男人的模糊影子，手上拿着一把短冰锥，感觉自己肩胛骨之间被刺的地方隐隐作痛。好莱坞改变无名小卒的本事实在了得。它可以让本该为卡车司机熨衬衫的邋遢村妇成为一个艳光四射的皇后；让原本要带着饭盒上班的某个发育过度的孩子成为笑容灿烂、洋溢着男性魅力的英雄；让你从一个大字不识一筐的汽车外卖员变成国际知名的交际花，嫁了六个百万富翁，人生最后堕落乏味到觉得唯一的刺激是去勾引一个穿着一条汗淋淋内裤的家具搬运工。

通过远程遥控，他们甚至能操纵一个小城市的老实人，比如奥林·奎斯特，只要几个月时间，就能让他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冰锥杀人犯，把他原本简单的缺点变成连环杀手必备的虐待狂气质。

她只花了十多分钟就赶到了。我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我来到接待室，她果然在那儿，典型的美国栀子花。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眼睛黑暗深沉，不带一丝笑意。

她一身黑衣，就像前天晚上穿的，只是这回是一套量身定做的套装，一顶宽大的黑色草帽潇洒地斜戴着，白色丝绸衬衫的领子外翻，叠在了夹克的领子之上。她棕色的喉部柔软灵活，双唇鲜红，仿佛一辆崭新的消防车。

“我等了好久，”她说。“我还没吃午饭。”

“我已经吃了，”我说。“吃的是氰化物。非常可口。我的脸色看起来不那么发青了。”

“整个上午我都没心情说笑，阿米哥。”

“你不必跟我说笑，”我说。“我是在自娱自乐。我刚演了一场令人捧腹大笑的好戏。我们进去谈吧。”

我们进了那间闭门思考的内室，坐了下来。

“你总是穿黑衣服吗？”我问。

“的确是。不过我脱掉衣服时，会更加刺激的。”

“你一定要像个妓女一样说话吗？”

“你不了解妓女，阿米哥。她们是最可钦可佩的人。当然，除了那些非常低贱的妓女。”

“不错，”我说。“谢谢你告诉我。我们要讨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跟你上床并不是当务之急。随便哪一天都行。”

“你的心情很糟糕。”

“是的。我的心情很糟糕。”

她从包里取出一支细长的棕色香烟，小心翼翼地用那把金色的镊子夹好，等着我为她点燃。我没有这么做，于是她用一个金色的打火机自己点了烟。

她戴着黑色的长手套，拿着这个小玩意，幽黑深邃的双眼凝视着我，眼里不含一丝笑意。

“你想跟我上床吗？”

“大部分人都想。可我们暂时先把性爱抛在脑后吧。”

“在我眼里，生意和性爱可没有严格的区分，”她平静地说。“你不能羞辱我。性爱是一张我用来抓住傻瓜的网。有些傻瓜十分有用，而且慷慨大方。偶尔有一个是危险的。”

她若有所思地顿了顿。

我说：“如果你是在等着我透露，我知道某人的身份——好吧，我是知道。”

“你能证明吗？”

“也许不能。警察也不能。”

“警察，”她鄙夷地说，“永远不会说出他们知道的一切。他们总是不能证明他们可以证明的一切。我猜你知道，去年二月他在监狱里关了十天。”

“是的。”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他没有申请保释吗？”

“我不知道他们指控他的罪名是什么。如果有重要人证的话——”

“难道你不认为他可以将罪名改成可保释的吗——如果他真的想这么做的话？”

“我没想这么多，”我撒谎道。“我不认识这个男人。”

“你从没跟他说过话吗？”她不经意地问，有点太过于随意了。

我没答话。

她立刻哈哈大笑。“昨天晚上，阿米哥。就在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外。我就坐在马路对面的一辆车里。”

“我可能意外撞见了他。就是那个家伙吗？”

“你根本瞒不了我。”

“好吧。韦尔德小姐对我相当粗鲁。我伤心地离开了。接着我就遇到了这个手上拿着钥匙的意大利佬。我把钥匙从他手上夺过来，扔进了后面的灌木丛。后来我向他道歉，为他捡回了钥匙。他似乎也是个不错的小家伙。”

“非——常不错。”她拖长了声音说。“他也是我的男朋友。”

我嘟哝了一声。

“尽管这似乎很奇怪，不过我对你的爱情生活真他妈的一点没兴趣，冈萨雷斯小姐。我估计你的男朋友横跨各个领域——从斯坦到斯蒂尔格雷夫。”

“斯坦？”她柔声问。“斯坦是谁？”

“克利夫兰的黑帮头目，去年二月在你的公寓楼前遭人枪击。他在那里有一套公寓。我想，你也许遇见过他。”

她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清脆笑声。“阿米哥，总还有我不认识的男人。哪怕是在贝尔西别墅。”

“报道说，他在两个街区以外遭枪击，”我说。“我更喜欢就发生在公寓楼前的说法。你当时探出窗外，正好目击了经过。你瞧见了凶手逃跑，恰好在一个街灯下，他转过了身，灯光捕捉到了他的脸，要不是老头子斯蒂尔格雷夫，就见鬼去吧。你看见他的小丑鼻子，认出了他，事实上，他头上还顶着停有几只鸽子的高礼帽。”

她没有笑。

“你会更喜欢那种情况，”她幽幽地说。

“那样我们会赚更多钱。”

“可斯蒂尔格雷夫还在牢里，”她微笑着说。“即使他不在牢里——即使，比方说，我碰巧跟某个叫查莫斯的医生很熟，他当时是县监狱的医生，他告诉我，在一个秘密时刻，他允许斯蒂尔格雷夫去看牙医——当然是在狱警的陪同下，不过那狱警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就在斯坦遭枪击的那天——即使这一切碰巧都是真的，难道使用这些信息敲诈斯蒂尔格雷夫，不是一种很糟糕的方式吗？”

“我讨厌说大话，”我说，“可我不怕斯蒂尔格雷夫——或者像他这样的来一打也没关系。”

“可我害怕，阿米哥。在这个国家，目击一起黑帮行凶案件是很危险的。不，我们不会敲诈斯蒂尔格雷夫。对于斯坦先生的事，我们只字不提，此人我可能认识，可能不认识。梅维斯·韦尔德是一个知名黑帮分子的密友，有人在公共场合看见他们在一起，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我们要证明他是一个知名黑帮分子，”我说。

“我们做不到吗？”

“怎么做？”

她嘴一噘，表示失望。“可我敢肯定，你过去这些天一直在这么做。”

“为什么？”

“我有自己的理由。”

“你保密的话，它们对我就毫无意义了。”

她将棕色的雪茄烟蒂丢进我的烟灰缸。我俯过身，用铅笔头挤灭了烟蒂。她用戴着长手套的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手。她的笑容令我瞬间清醒了。她身子向后靠，跷着腿。她的双眸中开始闪现点点亮光。真是很久没调情了——对她而言。

“爱情是一个如此乏味的词，”她沉吟道。“我很惊讶，爱情诗歌中英语语言如此丰富，却还能接受这样一个苍白无力的词。它没有生命力，没有余韵。它使我想起夏天穿着百褶裙的小姑娘，脸上挂着粉色的微笑，害羞的声音，可能还有最不合适的内裤。”

我一声不吭。她毫不费力地变换语速，再次变得一本正经。

“从现在起，梅维斯每部电影可以进账七万五千美元，最终能加到十五万美元。她已经开始走红了，势不可挡。除非是爆出一桩丑闻。”

“那么有人应该告诉她斯蒂尔格雷夫的身份，”我说。“你为什么不说？顺便问一句，假如我们真的有了这些证据，我们敲诈韦尔德时，斯蒂尔格雷夫会袖手旁观吗？”

“他一定会知道吗？我认为她不会告诉他。实际上，我认为她都不会跟他再扯上什么关系了。不过这与我们无关——只要我们找到证据。只要她知道我们有证据。”

她戴着黑色长手套的手伸向她黑色的包，突然停住了，轻轻敲打着桌子的边缘，然后手缩回来放在大腿上。她没有看着包，我也没有。

我站起身。“我也许碰巧要向韦尔德小姐负点责。想到过这点吗？”

她只是微微一笑。

“如果真是这样，”我说，“你难道不觉得你他妈的是时候滚出我的办公室了吗？”

她双手搁在椅子扶手上，开始起身，依然笑脸盈盈。她还没来得及转身，我抢先拿了她的包。她瞪着我，满眼怒火，朝我“呸”了一声。

我打开包翻了个遍，找到一个看着有点眼熟的白色信封。我从信封里甩出了“舞者”餐厅拍的照片——那两部分照片现在粘贴在另外一张纸上。

我合上包，扔给对面的她。

此刻她已经站起来了，咬牙切齿，异常沉默。

“有趣，”我说着在光面照片上折了四分之三英寸。“如果这不是伪造的，他是斯蒂尔格雷夫吗？”

银铃般的笑声再度蹦了出来。“你真是个滑稽的人物，阿米哥。你真的是。我不知道还有你这样的人呢。”

“战前的存货，”我说。“我们这样的人日益稀缺。你从哪儿弄到的照片？”

“在梅维斯·韦尔德化妆间中她的手袋里拿来的。当时她在片场。”

“她知道吗？”

“她不知道。”

“我纳闷她是从哪里弄到的。”

“从你那里。”

“胡说八道。”我的眉毛略抬高了几英寸。“我会从哪里弄来呢？”

她那戴着长手套的手伸向桌子对面。她的声音冷冰冰的。“请还给我。”

“我会还给梅维斯·韦尔德。我不愿这么说，冈萨雷斯小姐，可我到哪儿都不会是个敲诈者。我就是缺乏这种迷人的性格。”

“还给我！”她厉声说。“要是你不——”

她突然停下了。我正瞪着她说完那句话。她光滑的脸庞浮现出一种鄙夷的神情。

“非常好，”她说。“算我看错人了。我以为你很聪明，可现在看得出你只不过又是一个愚蠢的私家侦探。这间破烂的小办公室，”她向四周挥了挥手，“还有你这里过的寒酸的日子——这一切都应该告诉我，你是哪种大傻瓜。”

“的确是，”我说。

她缓缓地转过身，走向门口。我绕过写字台，她让我为她开门。

她缓步走出门外。她走路的方式可不是在读商业学校时学到的。

她沿着走廊，头也不回地走了。她走路的姿态很美。

门砰的一声撞上了气动闭门器，只听“咔嗒”一声门轻轻地关上了。似乎过了很久门才关上。我伫立看着它，仿佛以前从未见过门关上一般。于是，我转身走回我的写字桌，电话铃响了。

我拿起电话，应声回答。是克里斯蒂·弗伦奇。“马洛吗？我们想在总部见你。”

“立刻吗？”

“越快越好，”他说着挂了电话。

我从便条簿下抽出那张粘在一起的照片，将它与其他几张一起放在保险箱里。我戴上帽子，关上窗。不用再耽搁了。我看着手表上秒针的绿色针尖。离五点还有好一会儿。秒针绕着表盘一圈一圈地转，就像一个挨家挨户敲门的推销员。指针指在四点十分。你认为她这会儿就该打电话来了。我脱下外套，解下肩带枪套，将它和卢格枪锁在桌子抽屉里。警察可不喜欢你在他们的地盘上带枪。即使你有权利带一把。他们希望你去的时候态度谦卑，手上拿着帽子，声音低沉而彬彬有礼，眼神空洞。

我再次看着手表，静静聆听。今天下午这栋大楼似乎很安静。过了一会儿，周围将会一片寂静，之后灰拖把女士拖沓的脚步声将会在走廊中响起，她会挨个转转门把手。

我又将外套穿上，锁了里间的门，关掉电铃，出门来到走廊上。而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冲进门时几乎撞断了门上的铰链。不错，正是她的声音，不过那语调我从未听过。一种冷酷和谐的语调，不是平淡、空洞或是死气沉沉的，甚至也不是孩子气。只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的声音，可我的确认识。她还没说三个字，我就明白这熟悉的声音意味着什么。

“你叫我打电话我才打来的，”她说。“不过你不必告诉我任何事。我去了那儿。”

我双手握着电话。

“你去了那儿，”我说。“是的，我在听。然后呢？”

“我——借了一辆车，”她说。“我把车停在街对面。那里停了很多车，你不会注意到我的。那里有一家殡仪馆。我没有跟踪你。你出来的时候，我试图跟在你后面，可我压根不认识那边的路。我跟丢了。于是我回来了。”

“你为什么回来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你从那房子里出来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可笑。或许只是我的感觉而已。他是我哥哥，就是如此。于是我折返回去，按了门铃。没人来应门。我觉得这也很可笑。也许我有心灵感应或是其他类似的能力。突然之间，我似乎一定要进入那栋房子。我不知该怎么进去，可我必须要进去。”

“我就是这样，”我说道，这是我的声音，可有人一直在打磨我的舌头。

“我报了警，告诉他们我听见有枪声，”她说。“警察来了，其中一个通过窗户进去了。接着他让另外一个警察进来。过了一会儿，他们让我进去。后来他们不放我走了。我只得告诉他们一切，告诉他们他是谁，还有我撒谎说听见了枪声，但我很害怕奥林出了事。我也只能把你供出来了。”

“没关系，”我说。“要是有机会跟你说的话，原本我也是想亲自报告警方的。”

“对你来说有点棘手，是吗？”

“是的。”

“他们会逮捕你吗？”

“可能会。”

“你就让他躺在地板上。断气了。我猜，你是迫不得已。”

“我自有道理，”我说。“虽然听起来不怎么令人信服。这对他来说没有区别。”

“哦，你总是有自己的理由，”她说。“你非常聪明。什么事你都有理。好吧，我猜，你也会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你的理由。”

“不见得。”

“哦，是的，你会的，”那个声音说，声音里透着一股我无法解释的喜悦之情。“你当然会。他们会让你打的。”

“我们别为此争论了，”我说。“我这行里，有人竭尽所能去保护客户。有时会做得有点儿过分。而我就是这样。我已经将自己置于他们的威胁之中。但并非完全是为了你。”

“你就让他躺在地上，断气了，”她说。“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对付你。如果他们把你送进监狱，我认为我会希望他们这么做的。我深信你会非常勇敢地面对。”

“当然，”我说。“一如既往的愉悦笑容。你瞧见他手里的东西了吗？”

“他手里什么都没有。”

“好吧，就在他手边上。”

“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任何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

“很好，”我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些。好吧，再见。现在我要去城里的警局总部了。他们想要见我。祝你好运，要是再也见不到你的话。”

“最好还是留着自己的好运吧，”她说。“你也许用得上。而我不会想要的。”

“我已经为你尽力了，”我说。“也许如果你一开始就多给我一些信息的话——”

我话还未说完，她便挂断了电话。

我轻轻地将电话放回“摇篮”[1]，俨然把它当成一个婴儿。我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手掌。我走到洗脸盆前，洗了洗双手和脸庞。我将冷水泼到脸上，用毛巾狠狠地擦干，盯着镜子。

“你可是冲下了悬崖，”我对着镜中的脸说。

[1]原文为cradle，既指“听筒架”，也是“摇篮”的意思。

24

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黄色的橡木长桌。桌子边缘坑坑洼洼布满了香烟烫出的痕迹。桌子后面是一扇窗，斑斑驳驳的玻璃上罩着铁丝网。坐在桌子后面的还有警探弗雷德·贝福斯，他的面前杂乱无章地摊着一堆文件。桌子尽头是一个结实的大块头，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向后仰靠，翘起两条椅腿，他的脸我隐约有些熟悉，好像以前在报纸上见过。他的下巴长得像一条公园里的长凳，两排牙齿间夹着支木匠铅笔的笔头。他似乎醒着，在喘气，不过除此之外，他只是坐着而已。

桌子的另外一侧有两张卷盖式书桌和另一扇窗。其中一张书桌靠在窗边。一个橘色头发的女人正在书桌旁的打字机上输入一份报告。另一张书桌正对着窗户，克里斯蒂·弗伦奇坐在一张往后倾斜的转椅上，两只脚搁在书桌的一角。他正向敞开的窗外望去，那里视野辽阔，能够看见警察局停车场和广告牌的背面。

“坐那儿吧，”贝福斯手一指说。

我坐在一把没有扶手的直背橡木椅上，正对着他。这把椅子很旧了，哪怕是新的也很丑。

“这位是海湾城警局的摩西·马格拉尚警探，”贝福斯说。“他同我们一样不喜欢你。”

摩西·马格拉尚警探从嘴里拿出铅笔，望着圆鼓鼓的八角形铅笔头上的牙齿印。随后，他又注视着我。他的眼睛缓缓地打量我，审视我，记录我。他一言不发，将铅笔又塞回了嘴里。

贝福斯说：“也许我是个同性恋，可对于我来说，你的魅力还不如一只海龟。”他半转身体面向角落里一个正在打字的女人。“米莉。”

她抛下打字机，取来一本速记本。“姓名是菲利普·马洛，”贝福斯说。“要是你够细心的话，马洛的洛结尾有个e。[1]驾照号码是多少？”

他回头看着我。我告诉了他。那个橘色女王头也不抬地奋笔疾书。要说她那张脸简直能让时间停止，那对她可能是种侮辱。可绝对会让一匹脱缰的野马停下。

“现在，如果你心情还不错的话，”贝福斯说，“可以从头说起，把昨天你隐瞒的所有信息都交代一下。可不要有所保留。只要如实道来。我们掌握了足够的材料来核实你提供的信息。”

“你希望我做一份陈述？”

“非常完整的陈述，”贝福斯说。“嗯哼？”

“这份陈述是要出于自愿，而非强制？”

“是的。都是如此。”贝福斯咧嘴一笑。

马格拉尚目光坚定地盯着我看了片刻。橘色女王回过身去继续打字。这会儿还不需要她。三十年的操练已经让她能够完美地掌握时机。

马格拉尚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磨损严重的猪皮手套，戴在右手上，活动活动手指。

“这是干什么？”贝福斯问他。

“我经常咬指甲，”马格拉尚说。“很有趣，只咬我的右手指甲。”他抬起迟缓的目光凝视着我。“有些家伙比其他人更为自愿，”他懒洋洋地说。“他们告诉我，这跟性格有关系。我认识些性格上不那么自愿的人，他们在变得自愿之后，连续几周每隔十五分钟就要去上厕所，似乎憋不住尿。”

“难以想象，”贝福斯惊讶地说。

“还有些家伙说话只能嘶哑着嗓子小声说，”马格拉尚继续说道。“就像用脖子过度缓解攻击而晕晕乎乎的拳击手。”

马格拉尚看着我，似乎该轮到我了。

“还有一类人根本上不了厕所，”我说。“他们努力尝试。一连三十小时坐在像这样的一把椅子上，然后一头跌倒在地，脾脏或是膀胱破裂。他们过于配合了。日出之后，水箱放空，你会发现他们死在黑暗的角落里。也许他们本来应该去找大夫的，但你永远没法算计一切，是吧，警探？”

“我们在海湾城差不多可以算到一切，”他说。“如果我们有可以算计的线索。”他的下巴颏上有一块块坚硬的肌肉。双眼泛红，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可以跟你谈一笔不赖的生意，”他注视着我。“很不赖。”

“我确信你可以，警探。我在海湾城过得很开心——在我清醒的时候。”

“我会让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清醒的，宝贝。我说到做到，我会特别关注的。”

克里斯蒂·弗伦奇慢慢地转过头来，打了个哈欠。“你们海湾城的警察为什么都这么强硬？”他问。“难道是泡在盐水里长大的还是怎么着？”

贝福斯吐出舌头，露出舌尖，舔了舔嘴唇四周。

“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强硬，”马格拉尚说，眼睛都不看着他。“我们喜欢强硬。尤其是看到这种性格的丑角，我们更来劲。”他转过身背对我。“那么你就是那个打电话报告克劳森死讯的大善人了吧。你当时手边正好有一部公用电话，对吗，甜心？”

我没吭声。

“我在跟你说话呢，甜心，”马格拉尚说。“我问了你一个问题，甜心。我提问时要得到回答。明白吗，甜心？”

“继续问，你会自己回答的，”克里斯蒂·弗伦奇说。“也许你不喜欢那个答案，也许你会他妈的如此强硬，必须用那只手套把你自己砸晕。试试看吧。”

马格拉尚挺直了身子。他双颊上的红晕如同五角硬币那么大，隐隐泛着光。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求合作，”他慢吞吞地告诉弗伦奇。“要嘲笑的话，我可以回家找。从我老婆那儿找。我可不希望有人在我身上耍花招。”

“你会得到合作的，”弗伦奇说。“只是别再用那三十年代的对白来出风头。”他将椅子转过来，看着我。“让我们开门见山吧，就当调查刚刚开始。我知道你所有的观点，我不做评判。关键是，你是想坦白交代，还是作为一名重要证人[2]被警方登记在案呢？”

“问你的问题吧，”我说。“如果你们不喜欢我的答案，你们可以将我登记在案。要是将我登记在案，我就要去打个电话。”

“很对，”弗伦奇说，“如果我们把你登记在案的话。可我们不必这样做。我们可以对你做巡回审判[3]，这可很费时间。”

“还能吃到罐装咸牛肉大杂烩，”贝福斯幸灾乐祸地插嘴道。

“严格来讲，这是不合法的，”弗伦奇说。“可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也许就像你做的一些不该做的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说自己是合法的吗？”

“不会。”

马格拉尚发出了低沉的怒吼声，“哈！”

我看着对面又重新关注速记本的橘色女王，她沉默安静，一脸漠然。

“你要保护委托人，”弗伦奇说。

“也许吧。”

“你的意思是，你的确有一位委托人。她出卖了你。”

我默然。

“名字是奥法梅·奎斯特，”弗伦奇一边说一边注视着我。

“问你的问题吧，”我说。

“爱达荷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去那里寻找她的哥哥。他搬走了，她说，她离家来到这里为了看他。她很担心。那个经理，克劳森，醉得不省人事，胡言乱语。我查看了登记簿，发现另一个男人搬进了奎斯特的房间。我跟这个男人谈了谈。他对我说的毫无用处。”

弗伦奇伸出手，从桌上抓起一支铅笔，轻轻地敲击自己的牙齿。“后来又见过这个人吗？”

“是的。我告诉他我的身份。我返回楼下时，克劳森已经死了。有人从登记簿中撕下了一页纸，正是有奎斯特名字的那页。接着我就报了警。”

“但你没在周围逗留？”

“我对克劳森的死一无所知。”

“但你没在周围逗留，”弗伦奇重复了一句。马格拉尚的喉咙里发出了粗野的吼声，一下将铅笔扔到了房间对面。我看见它从墙壁弹开，滚落到地板上，慢慢停下。

“没有错，”我说。

“在海湾城，”马格拉尚说，“单这条我们就可以要了你的命。”

“在海湾城，你们可以因为我戴了一条蓝领带就要了我的命，”我说。

他慢慢站起身来。贝福斯斜眼望着他，说道：“让克里斯蒂来接手吧。总要换换人。”

“我们可以为此吊销你的执照，”弗伦奇的语调毫无变化。

“就当我已经被吊销了执照吧，”我说。“我一向不喜欢这门生意。”

“于是你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呢？”

“我向客户报告。接着一个家伙打电话叫我去一趟凡努斯旅馆。他正是我在爱达荷街上与之说话的那个人，可是名字不同。”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们这些的，不是吗？”

“要是我说了，我就不得不对你们和盘托出。这将会违反我的雇用协议。”

弗伦奇点点头，敲了敲他的铅笔。他缓缓说道：“一起谋杀案可以消除这样的协议。两起谋杀案则应该成倍消除。而两起手段相同的谋杀案，更应该三倍地消除。你看起来状态不妙，马洛。你看上去很糟。”

“在我的客户看来，我都不太妙，”我说，“尤其是经过了今天的事之后。”

“今天出了什么事？”

“她告诉我，她的哥哥从这位医生的住所给她打了电话。拉加迪医生。她的哥哥身处险境。我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帮助他。拉加迪医生和他的护士关了办公室的门。他们表现得仿佛惊弓之鸟。警察去过那儿。”我盯着马格拉尚。

“又是你打的电话，”马格拉尚咆哮道。

“这次不是我，”我说。

“好吧，继续说，”弗伦奇顿了顿说。

“拉加迪医生说他不认识什么奥林·奎斯特。他把护士打发回家。他塞给我一支掺了麻药的香烟，我晕过去了一会儿。我醒来后发现自己独自在屋子里。其实那时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奥林·奎斯特，或者说是奄奄一息的他，正在抓门。我一开门，他便跌倒在地，死了。凭着最后一丝力气，他试图用一把冰锥扎我。”我动了动肩膀，脖子有些僵硬酸疼，仅此而已。

弗伦奇狠狠盯着马格拉尚。他摇了摇头，可弗伦奇继续盯着他。贝福斯轻轻地吹着口哨。起初我听不出是什么曲子，后来我听出来了，是“老人摩西之死”[4]。

弗伦奇转过头来，缓缓说道：“尸体周围没有发现冰锥。”

“我把它留在了原地，”我说。

马格拉尚说：“看样子我应该再把手套戴上。”他用手指用力扯着手套。“有人是个该死的骗子，而那人不是我。”

“好吧，”弗伦奇说。“好吧。我们别这么夸张。假如那孩子手上的确有一把冰锥，那也不能证明那就是他的。”

“磨短了，”我说。“很短。从手柄到尖部三英寸长。这不是从五金店里买来的那种。”

“他为什么想要扎你？”贝福斯脸上浮出轻蔑的笑容问道。“你是他的朋友。你赶到那儿是因为答应了他妹妹保护他的安全。”

“我只是挡在他和光线之间的某个东西，”我说。“有东西移动了一下，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伤害他的那个人。他奄奄一息地站着。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如果他见过我，那也许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那可能是一段美好的友谊，”贝福斯叹了口气说。“当然，除了那把冰锥。”

“他手上握着冰锥，试图扎我，这其中可能隐含深意。”

“比如说？”

“他这种情况下会有本能的反应。他不会发明新技术。他刺中了我的肩胛骨一下，是一个垂死之人的最后一击。要是他身体正常的话，没准儿他会刺在别处、刺得更深。”

马格拉尚说：“我们还要跟这只猴子闹腾多久？你用人类的方式与他对话。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说吧。”

“警监不喜欢这样，”弗伦奇随口说。

“去他的警监。”

“警监不喜欢乡下警察说去他的，”弗伦奇说。

马格拉尚咬牙切齿，下巴的线条都泛白了。他眯起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用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

“感谢合作，”他说着站起身。“我要走了。”他绕过桌角，在我身边停了下来。他伸出左手，再次拧着我的下巴。

“会再见的，甜心。在我的地盘。”

他用手套的套口在我的脸上甩了两次。纽扣刺得我脸生疼。我抬起手，揉了揉下嘴唇。

弗伦奇说：“看在老天的分上，马格拉尚，坐下，让这家伙把话说完。把你的手拿开。”

马格拉尚回头看着他说：“你觉得你能命令我吗？”

弗伦奇只是耸耸肩。过了片刻，马格拉尚用那只大手搓了搓他的嘴，踱步回到了自己的位子，弗伦奇说：

“让我们听听你对这一切的看法，马洛。”

“此外，克劳森大概在抽大麻，”我说。“我在他的住处闻到了大麻烟的味道。我到那儿时，一个结实的小个子正在厨房数钱。他有一把枪和一把锋利的细圆锉刀，两样东西他都试图用来对付我。我从他身上拿走了它们，接着他就离开了。他可能是送信的。不过，克劳森醉得很厉害，你都不会再相信他的话。那个送信的以为我是个侦探。那些人不想克劳森被捕。从他身上套出话很容易。他们一察觉到屋子周围有侦探的味道，克劳森就得消失。”

弗伦奇看着马格拉尚。“你明白吗？”

“有可能是那样，”马格拉尚勉强说。

弗伦奇说：“假设情况是如此，这与那位奥林·奎斯特有什么关系呢？”

“谁都可能会抽大麻，”我说。“如果你觉得寂寞无聊，郁郁寡欢，又没有工作，大麻是很诱人的。可一旦你抽上了瘾，你就会产生偏见，变得麻木不仁。大麻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对有些人来说，它会让人粗暴，而对另一些人，它会让人无所顾忌。假设，奎斯特试图要勒索某人，并威胁报警。很有可能这三起谋杀都与大麻集团有关。”

“可这与奎斯特有一把一端挫尖的冰锥无关啊，”贝福斯说。

我说：“根据这位警探所说的，他身上并没有一把冰锥。所以，肯定是我想象出来的。不管怎么样，他可能是捡起来的。也许是拉加迪医生诊所里的标准设备。他身上有什么线索吗？”

他摇了摇头。“迄今为止还没有。”

“他没有杀了我，可能他没有杀任何人，”我说。“奎斯特告诉他妹妹——根据她所说——他为拉加迪医生工作，可是一些黑帮分子在追杀他。”

“这位拉加迪，”弗伦奇说着，用一支钢笔的笔尖戳戳他的便条簿，“你怎么看他？”

“他以前在克利夫兰行医。在市中心，规模很大。他躲藏在海湾城肯定有他的原因。”

“克利夫兰，嗯？”弗伦奇拖长声音，望着天花板一角。贝福斯低头看着他的报纸。马格拉尚说：

“也许是个人流医生。我已经盯着他有一阵子了。”

“哪只眼盯的？”贝福斯婉转地问他。

马格拉尚脸一红。

弗伦奇说：“大概是那只没盯着爱达荷街的眼睛。”

马格拉尚猛地直起身子。“你们这些臭小子别自以为聪明，我们只是小城镇的警力，人手不足，有时还得兼个差。不过我喜欢大麻那条线。这可能会减轻我不少工作量。我现在就去调查。”

他大步迈向门口，然后离开了。弗伦奇目送着他。贝福斯亦是如此。门关上后，他们俩面面相觑。

“我打赌他们今晚会再次进行搜捕的，”贝福斯说。

弗伦奇点点头。

贝福斯说：“在一家洗衣房楼上的公寓里。他们会来到海滩上，抓三四个流浪汉，把他们藏在公寓里，接着，搜捕之后，他们会挨个出现在记者面前。”

弗伦奇说：“你的话太多了，弗雷德。”

贝福斯咧嘴一笑，沉默了。弗伦奇对我说：“你猜想他们在凡努斯旅馆里要找的是什么东西？”

“满满一箱子大麻烟的提货单。”

“不赖，”弗伦奇说。“那再想想，那东西藏在了哪儿？”

“我想过，我和希格斯在海湾城谈话时，他没有戴假发。在自己住的地方不用戴。不过，他躺在凡努斯旅馆的床上时却戴着假发。也许不是他自己戴的。”

弗伦奇说：“然后呢？”

我说：“藏一张提货单倒是个不错的地方。”

弗伦奇说：“可以用一段透明胶带粘在里面。真是好主意！”

一阵沉默。那位橘色女王又专注于打字了。我盯着自己的指甲。它们可能不怎么干净。停顿片刻后，弗伦奇缓缓地说：

“我从来不认为你是清白的，马洛。继续想想，拉加迪医生怎么会向你提起克利夫兰的？”

“我费了点心调查过他。医生要是想继续行医，就不会更名改姓。冰锥让你想到了威皮·莫耶，而威皮·莫耶在克利夫兰出没，桑尼·莫·斯坦也在克利夫兰出没。冰锥杀人很独特，这的确不假，但这总是把冰锥没错。你自己说过，那些家伙可能已经学乖了。这些团伙总会有个医生背景的人帮忙。”

“非常大胆，”弗伦奇说。“几乎没有联系。”

“要是我能缩小这之间的联系，有什么好处吗？”

“你能吗？”

“我能试试。”

弗伦奇叹了口气。“奎斯特小姑娘没问题，”他说。“我在堪萨斯和她母亲谈过。她真的是到这儿寻找她哥哥的。她也的确是雇你来做这事儿。她告诉了你详细的信息，就某种程度而言。她怀疑哥哥卷入了违法的事。你在这笔生意上赚了点钱吗？”

“不多，”我说。“我把费用还给她了。她没什么钱。”

“那样的话，你不必付所得税了，”贝福斯说。

弗伦奇说：“让我们做个了结吧，下一步交给地方检察官。我了解恩迪科特，要等到下周二，由他决定怎么处理。”他向门口做了个手势。

我站起身，问道：“我可以待在城里不走吗？”

他们懒得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是站在原地望着他们。两肩之间的冰锥伤口在刺疼，周围的肌肉很僵硬。脸上和嘴边被马格拉尚那猪皮手套擦碰到的地方疼得很。我仿佛在深水中。一片黑暗、混沌，嘴里充满了咸味。

他们仍旧坐着，回望着我。橘色女王正敲击着她的打字机。警察之间的谈话对她来说吸引力还不如舞蹈编导看见白花花的长腿。他们拥有从容淡定、饱经风霜的脸庞，那是属于在恶劣条件下的健康之人才有的。他们的眼神一如既往，阴沉、灰暗，如同结了冰的水一般。抿得紧紧的嘴，眼角处坚毅的细纹，冷酷空洞的目光，虽然谈不上残忍，但也绝非善类。呆板的制服，穿起来毫无格调，却带着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这些男人生活清贫却又自傲于手中的权力，时时刻刻要让人们感觉到这种权力，强加于你，狞笑着看着你局促不安，眼神冷酷却不带恶意，无情却也偶发慈悲。你期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文明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眼中的文明就是失败、污泥、残渣、偏差以及令人恶心的一切。

“你为什么还站在那儿？”贝福斯尖刻地问。“想要我们给你一个深情的湿吻吗？没有俏皮话回嘴了吗？太糟糕了。”他的声音渐渐拖成了一种单调的嗡嗡声。他皱了皱眉，伸手从桌上拿来一支铅笔。只见他手指敏捷地一用力，铅笔啪的一声断成了两截，他伸出手掌托着两截铅笔。

“我们能给你的时间[5]就这么多了，”他冷淡地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滚出去，把事情了结清楚。你他妈的以为我们为什么会放你走？马格拉尚给了你个台阶下，好好利用吧。”

我举起了手，揉了揉嘴唇。我的嘴里牙齿太多了。

贝福斯低头看着桌子，拿起一份报纸，开始读了起来。克里斯蒂·弗伦奇把椅子转回去，双脚搁在桌子上，双眼凝视着窗外的停车场。橘色女王停止了打字。整个房间里突然陷入了一阵厚重的沉默之中，仿佛一个塌陷的蛋糕。

我走出了门，离开这沉默，犹如在水中艰难前行。

[1]马洛的原文Marlowe，结尾是e。

[2]重要证人的英文是Material Witness，它是指掌握了重要证据的人，也就是，对定案有决定性影响的证人。

[3]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法律术语，出现在地广人稀的美国西部。当时的法官每周或每月会在各个城镇开庭，如今，巡回法官已经很少见了，不过“巡回法庭”这个词却保留了下来。

[4]美国传奇爵士乐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创作的歌曲。

[5]此处原文break既有“休息时间”也有“折断”的意思。

25

办公室又空空荡荡了。没有长腿黑发的女子，没有戴着斜框眼镜的小姑娘，没有目露凶光、衣着整齐的黑人。

我在桌边坐下，注视着光线渐渐变暗。回家的喧嚣逐渐消失。外面的霓虹灯广告牌隔着大道相互炫耀。还有些事尚未完成，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无论是什么事，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整理了桌子，倾听着一只木桶摩擦走廊地面瓷砖的声音。我把文件放入抽屉中，立起笔座，取出一块抹布，擦净玻璃后又擦了擦电话。昏暗的灯光下，电话机黑漆漆的，油光可鉴。今晚它不会再响了。没有人会再给我打电话。不会在此时此刻。也许以后也不会了。

我将沾了灰尘的抹布叠好，向后仰靠在椅子上，静静地坐着，没有抽烟，甚至没在思考。我是个一片空白的男人。我没有表情，没有意义，没有个性，连名字都没有。我不想吃东西。我连酒都不想喝。我就是被揉得皱皱巴巴扔在废纸篓里的昨天的日历页。

于是，我将电话机拉向自己面前，拨了梅维斯·韦尔德的号码。电话响了又响。一共响了九声。真是铃声大作，马洛。我猜没人在家。没人为了你在家。我挂了电话。你现在想打给谁？难道你哪里有个朋友会想听见你的声音？不。没有人。

让电话响吧，求你了。让我有个人可以打电话吧，让我再次回归人类吧。哪怕是个警察打来的。哪怕是马格拉尚。没有人喜欢我。我只是想离开这颗冰冻的星球。

电话响了。

“阿米哥，”对方说。“有麻烦了。大麻烦。她想见你。她喜欢你。她觉得你是个老实人。”

“在哪儿？”我问。这算不上一个问题，只是我发出的声响。我叼着一个冰冷的烟斗，把头撑在手上，对着电话机沉思。好歹有个能说话的声音了。

“你会来吗？”

“要我和一只病鹦鹉[1]坐一块儿我也来。上哪儿去？”

“我来接你。十五分钟后我会到你楼下。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不好走。”

“回来怎么办？”我问，“还是说我们不用操心？”

可她已经挂断了电话。

来到楼下的杂货店午餐柜台，我还有时间灌了两杯咖啡和一个夹了两片人造培根和融化乳酪的三明治，那味道就像是干涸的水池底部淤泥中的死鱼。

我疯了。可我很喜欢。

[1]“病鹦鹉”从as sick as a parrot引申而来，即“很伤心”、“很失望”的意思。

26

来的是一辆黑色敞篷的水星汽车，轻巧的顶篷收上去了。当我向车门探过身时，德洛丽丝·冈萨雷斯从皮座椅上哧溜一下滑了出来。

“你来开车吧，阿米哥。我真的不喜欢开车。”

杂货店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庞。她又换了一身衣服，不过仍旧是一身黑，除了那件火红色的衬衫。休闲裤，配着一件宽松的外套，像男式的休闲夹克。

我靠在车门上。“她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她不能。她没有你的号码，而且她没时间。”

“为什么？”

“似乎因为某人正好离开了办公室一会儿。”

“她是从哪里打的电话？”

“我不知道那条街的名字。不过我能找到她的房子。这就是我来的原因。请上车，我们要快一点了。”

“也许吧，”我说。“也许我还是不该上车。年纪大了，又患有关节炎，凡事得多加小心。”

“还是那么爱耍嘴皮子，”她说。“真是个奇怪的男人。”

“能耍的时候就耍，”我说，“我就是个顶着一个脑袋瓜的普通人——时常绞尽脑汁。通常就像现在这样。”

“你今晚会向我求爱吗？”她柔声问道。

“这又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大概不会。”

“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的。我不是那种合成的美女，皮肤粗糙得可以在上面划火柴。那些以前在洗衣房工作的女人，一双瘦骨嶙峋的大手，尖锐的膝盖，还有那毫无魅力的乳房。”

“只要半个小时，”我说，“我们先把性爱放一边。那玩意儿虽然很棒，就像巧克力圣代。不过，总有一刻，你宁愿抹脖子也不愿要那玩意儿。我想，也许我最好抹脖子。”

我绕到汽车另一侧，钻进驾驶座里，发动了引擎。

“我们向西走，”她说，“穿过比弗利山后再开一段路。”

我挂上挡，绕过街角，向南驶向日落大道。德洛丽丝抽出一支细长的棕色香烟。

“你带枪了吗？”她问。

“没有。我要带枪干吗？”说话时，我的左臂紧紧压着安全带里侧的卢格枪。

“也许没带更好吧。”她把香烟夹在金色的小镊子上，用一个金色打火机点燃了烟。印照着她脸庞的火光似乎被她那深邃黝黑的眼睛所吞没。

我向西驶上了日落大道，将自己陷入三条赛车道，司机们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向前行驶着。

“韦尔德小姐陷入哪种麻烦了？”

“我不知道。她只说是有麻烦，她非常害怕，她需要你。”

她开始从座位上向我靠近。

“待在你的座位上，”我说。“我得驾驶这辆老爷车。”

“你不想我靠在你肩上吗？”

“别在这辆车上。”

我在费尔福克斯停下车，绿灯亮起让一辆车左转。后面的车猛按一阵喇叭。我再次启动汽车后，刚才在后面的那辆车超了上来，与我们平行，一个穿着运动衫的胖子大吼道：

“哇，滚回去弄张吊床睡觉吧。”

说完他便猛地一超车，害得我只能刹住车。

“我以前很喜欢这个城镇，”我说，只是为了说些什么，省得自己胡思乱想。“很久以前。威尔希尔大道两旁绿树成荫。比弗利山是一座乡村小镇。韦斯特伍德都是光秃秃的山，土地出让金只要一千一百美元，还没人愿意接手。那时好莱坞就是城市边际的一片木屋。洛杉矶只是一个又干又晒的大城市，里面到处是丑陋的、毫无风格的建筑，可是这里的人却心地善良、与世无争。气候棒极了，现在的人只有眼馋的份。人们过去常睡在外面的门廊上。一小撮自以为知识分子的人过去称这里为美国的雅典。当时还谈不上这么好，可也绝不是现在这样一个闪耀着霓虹灯的贫民窟。”

我们驶过了拉谢内加，来到了日落大道的弯道处。“舞者”餐厅里灯火通明。露台上挤满了人。停车场就像一团密密麻麻的蚂蚁趴在一块熟透了的水果上。

“现在我们有了餐厅老板斯蒂尔格雷夫这样的人物，也有像刚才把我挤出去的胖子那样的家伙。我们有大把的钞票，有神枪手，有抽佣金的人，有花钱如流水的阔少，还有来自纽约、芝加哥、底特律——还有克利夫兰——的流氓。这里有他们经营的豪华餐厅和夜店，他们开的酒店和公寓楼，以及一帮住在里面的骗子流氓和女劫匪。奢侈品交易，男同性恋装潢设计师，女同性恋服装设计师，一个冷酷大城市的一帮乌合之众，毫无个性可言，就像一个一次性纸杯。在景色如画的郊区，亲爱的老爹正在一扇落地窗前阅读着体育版新闻，脚上没穿鞋，自认为是上层社会的人，因为他拥有一个三车位的车库。妈妈则在她的公主衣柜前，试图给一只手提箱上漆。孩子夹着电话打给一串高中女孩，操着一口不纯正的英语，说要在化妆包中带上避孕套。”

“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这样，阿米哥。”

“真正的城市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淤泥底下总有某种独特的骨架。洛杉矶拥有好莱坞——同时也憎恨它。它应该觉着自己真他妈的走运。如果没有好莱坞，洛杉矶就是个邮购城市。目录里的一切商品都可以在别处找到更好的。”

“你今晚太刻薄了，阿米哥。”

“我遇到了些麻烦。我坐在你身边驾驶着这辆车的唯一原因就是，我遇到了很多麻烦，而再添一点小麻烦就像添些糖霜一样。”

“你做错事了吗？”她一边问，一边探过身子向我凑近。

“嗯，只是找到了几具尸体，”我说。“就看是从什么角度看了。警察不喜欢由我们这些外行来处理工作。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

“他们会怎么对付你？”

“他们有可能会把我赶出城，可我才不在乎。别这么挤我。我需要这只手来换挡。”

她气呼呼地挪开了身子。“我觉得你这人真难相处，”她说。“在洛斯特峡谷路右转。”

过了一会儿，我们经过了大学。此刻，城市里的灯光都亮起，一望无际的灯光顺着斜坡向南延伸，遥远得似乎没有边际。头顶上一架飞机正低空飞行，发出嗡嗡的低鸣，它的两个信号灯忽明忽灭。到了洛斯特峡谷路，我向右沿着通向贝尔艾尔的大门行驶。道路开始崎岖向上。那里车很多；车灯沿着蜿蜒的白色水泥墙，发出刺眼的光线。一阵微风拂过小路。那是野生鼠尾草的味道，间杂着刺鼻的桉树香气，还有静谧的尘土的气息。窗户在山坡上隐隐泛光。我们经过了一幢巨大的两层楼白色房屋，价值不下七万美元，房前亮着灯的广告牌上写着：“凯安梗”。

“下个路口右转，”德洛丽丝说。

我转了弯，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陡峭。墙后有几幢房子，还有茂密的灌木丛，什么都瞧不见。接着我们来到了一条岔路，一辆亮着红色车灯的警车停在那里，岔路的右侧有两辆以直角停着的汽车。一个手电筒在上下晃动。我减慢车速，与警车并排停下。两个警察正在车里抽烟。他们没有动。

“出什么事了？”

“阿米哥，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声音里有种掩盖退缩的感觉。也许她有点害怕，可我不知道她在怕什么。

一个拿着手电筒的高个子男人绕到汽车一侧，将光线对着我，接着放下了手电筒。

“今晚此路不通，”他说。“要去什么地方吗？”

我踩下刹车，伸手去取德洛丽丝从手套箱里拿出来的手电筒。我啪地打开手电，照向这个高个子。他穿着貌似昂贵的休闲裤，运动衫的口袋上有几个大写字母，一条波点围巾围在脖子上。他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一头油光光的波浪黑发，看起来就跟他妈的好莱坞一模一样。

我回答说：“有什么说法吗——或者说你是执法者？”

“法律就在那儿，要是你想跟他们谈谈的话。”他的音调里透出一种轻蔑。“我们只是老百姓，就住在这儿。这是一个住宅区。我们想要沿着这条路继续开。”

一个手拿猎枪的男人从暗处走来，站在高个子旁边。他用左臂的臂弯夹着猎枪，枪口向下。可他看起来并不像是拿着枪唬人的样子。

“行个方便吧，”我说。“我没什么图谋不轨的计划，只是想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高个子冷冷地问。

我转向德洛丽丝问：“什么地方？”

“是山上的一栋白房子，山上很高的地方。”她说。

“你们上那儿打算干什么？”高个子问。

“住在那儿的人是我的朋友，”她没好气地回答。

他用手电照在她脸上看了一会儿。“你看上去很时髦，”他说。“不过我不喜欢你的朋友。我们不喜欢在这种住宅区里开赌场的家伙。”

“我不知道什么赌场，”德洛丽丝尖刻地说。

“警察也不知道，”高个子说。“他们甚至都不想查。你的朋友叫什么，亲爱的？”

“这不关你的事。”德洛丽丝厉声说道。

“快回家织袜子去，亲爱的，”高个子说。他又朝向我。

“今晚此路不通，”他说。“你现在知道原因了。”

“你以为你说了算吗？”我问道。

“要改变计划光靠你可不行。你应该看看我们的评税额。当我们要求执法时，那些在巡逻车里的猴崽子——市政厅里还有更多——只会袖手旁观。”

我松开车门，并把车门推开。他向后退去，让我下车。我走向巡逻车。车上的两个警察正懒洋洋地往后靠坐着。他们的扩音器声音已经调得很低，只能隐约听见低沉的声音。其中一个家伙正在有节奏地嚼着口香糖。

“撤去路障让市民通过这条路怎么样？”我问他。

“没有上头的命令，伙计。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维护治安。要是有人想闹事，我们会插手。”

“他们说，从那边上去有家赌场。”

“他们说，”那个警察说。

“你不相信他们？”

“我根本没这种尝试的念头，伙计，”他说着，向我身后吐了口痰。

“假设我有急事要上去呢？”

他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一边打了个哈欠。

“多谢了，伙计，”我说。

我返回水星车，掏出皮夹，递给那个大高个一张名片。他用手电筒一照，说：“怎样？”

他啪地灭了手电筒，一声不吭。他的脸色在黑暗中渐渐显出苍白的轮廓。

“我在处理公事。对我而言是重要的公事。让我进去，也许你们明天就用不着路障了。”

“你就吹吧，朋友。”

“你看我是那种会有钱去光顾一家私人赌场的人吗？”

“她也许是，”他瞟了德洛丽丝一眼。“她也许是带你来当保镖的。”

他转身对着那个带枪的男人。“你看呢？”

“就冒一次险吧。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都没醉。”

高个子再次打开了手电筒，向一边来回横扫了几下。一辆汽车启动了引擎。路障中的一辆车倒车退到了路肩上。我钻进了车里，启动水星引擎，从中间的缝隙穿过去，从后视镜中看到，那辆车又再次回到了原位，关闭了远光灯。

“这是唯一一条进出的路吗？”

“他们觉得是，阿米哥。其实还有一条私家小路，只是要穿过别人的庄园，得绕过山谷。”

“我们差点通不过，”我告诉她。“不过还不算最糟糕。”

“我知道你会有办法的，阿米哥。”

“有股臭味，”我不怀好意地说。“不是野紫丁香。”

“真是个多疑的男人。你都不想吻我吗？”

“你本应该在路障那儿用用这一套。那个高个子家伙看起来很寂寞。你可以把他引到灌木丛那里去。”

她用手背抽了我一个嘴巴。“你这个狗娘养的，”她随口说道。“不介意的话，下个路口左转。”

我们向上爬了个坡，道路忽然驶到了尽头，前面是一个围了一圈石灰石的黑色宽圆环。正前方是铁丝网，里面有一扇大门，门上的标牌写着：私家道路，不得擅入。大门开着，门柱上的一条铁链一端挂着一把挂锁。我开车绕过一片夹竹桃，来到一个停车场，前面是一幢狭长低矮的白色房屋，屋顶贴砖，角落里有一个四车位的车库，上面是个有围墙的阳台。车库的两扇宽门都紧闭着。房子里没有亮光。一轮明月高悬，映照的泥灰墙上隐隐显出蓝光。几扇低窗都放下了百叶窗。四个满满当当的垃圾箱在台阶底下排成一排。有个大垃圾桶倒立着，里头空无一物。还有两只钢桶，里面塞了些报纸。

房子里悄无声息，没有生命迹象。我停下水星汽车，关闭车灯，熄了引擎，静静地坐着。德洛丽丝挪到了汽车一角。座椅似乎在颤抖。我伸过手去，碰了碰她。她浑身发抖。

“怎么了？”

“出——出去，求你了，”她的牙齿似乎在打颤。

“你还好吗？”

她打开了她那侧的车门，跳出车外。我从我这侧下车，门也来不及关，钥匙还在锁眼中。她绕到了车尾处，当她靠近我还未碰到我时，我就几乎能感到她在颤抖。接着她突然向我扑来，紧紧贴着我的身体，她的手臂勾住了我的脖子。

“我真傻，”她温柔地说。“他会为此杀了我——就像杀了斯坦那样。吻我。”

我吻了她。她的双唇又干又烫。“他在里面吗？”

“是的。”

“还有谁在？”

“没有人了——除了梅维斯。他也会杀了她的。”

“听着——”

“再吻我一次。我的日子不多了，阿米哥。出卖这样一个男人，离死也不远了。”

我把她推开，动作很温柔。

她倒退了几步，迅速举起了右手。此刻，她的手上多了一把手枪。

我盯着那把枪。高悬的明月下，手枪闪耀着一种暗亚的光芒。她平举着手枪，手不再颤抖了。

“要是我扣下扳机，我会获得他的信赖，”她说。

“他们在下面会听见枪声的。”

她摇摇头，说：“不会，中间还隔着一座小山。我认为他们听不见，阿米哥。”

我以为她扣动扳机时，手枪会震一下。如果我恰好在那个时刻倒地的话——

我没有把握。我没有吭声。舌头在嘴巴里肿胀。

她继续以一种柔和、慵懒的声音说道：“斯坦的死无所谓。我本来会亲手杀了他，痛痛快快地。那个烂货。死亡没什么了不起，杀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引诱别人去死——”她顿了顿，好像是哽咽了。“阿米哥，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很喜欢你。我不应该胡言乱语。梅维斯把他从我身边抢走，可我不想让他杀了她。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有钱的阔佬。”

“他似乎像是个善良的小家伙，”我说，同时仍然注视着那只举枪的手。此刻，它没有一丝震颤。

她不屑地大笑道：“他当然是，这就是为何他这么厉害。你以为你够狠了，阿米哥。与斯蒂尔格雷夫一比，你就是只软柿子。”她放低了手枪，此时我该一跃而起。我还是没有把握。

“他曾杀过十几个人，”她说。“每次都脸带微笑。我认识他很久了，在克利夫兰就认识他了。”

“用冰锥吗？”我问。

“要是我把枪给你，你会替我杀了他吗？”

“要是我答应，你会相信吗？”

“会。”山下某个地方传来了汽车声，但似乎还远隔千里，毫无意义，就像巴西丛林中猴子的怪叫声一样，与我没有关系。

“如果不得不这么做的话，我会杀了他，”我说着舔了舔嘴唇。

我向后靠了靠，膝盖微曲，再次准备一跃而起。

“晚安，阿米哥。我穿黑色衣服，因为我美丽而邪恶——而且我输了。”

她把枪递给我。我接了过来，拿着枪站在原地。又沉默了片刻，我们俩谁都没动。她微笑着，一甩脑袋，跳进了车里。她发动引擎，砰地关上了车门。她任由引擎轰鸣，坐在车里望着我。此刻她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刚才我的演技不错吧？”她柔声说。

汽车猛地倒退，轮胎在沥青路面上滑过，发出刺耳的声音。车灯闪起。汽车绕了个弯，经过夹竹桃丛后消失了。车灯向左转弯，车开上了一条私家小路。车灯消失于树林中，车声在树蛙拖长了的“呱呱”声中渐渐淡去。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有一阵子万籁俱寂。周围没有任何光线，除了那轮古老而疲倦的月亮。

我退出枪里的弹匣。里面有七发子弹。后膛里还有一发。少了两发。我闻了闻枪口。有人开过枪，因为它被清理过了。也许，开了两枪。

我又推回弹匣，将枪平放在手掌上。这是一把白色骨质枪柄、点三二口径的枪。

奥林·奎斯特中了两枪。我在房间地板上捡到的两枚弹壳正是点三二口径的。

昨天下午，在凡努斯旅馆332号房间里，一个脸上遮着条毛巾的金发美女正是用一把白色骨柄的点三二口径手枪指着我的。

对于这些巧合你可能会想得太多，你也可能想得不够。

27

我踩着橡胶鞋底穿过停车场，来到车库，试图打开那两扇宽门中的一扇。那门没有把手，因此一定是有一个开关可以操控。我摆弄着一支迷你手电筒，照在四周，却没有发现任何开关。

我离开车库，向垃圾桶方向摸去。木头台阶向上通向一个侧门。我不觉得那扇门出于为我着想会不上锁。门廊下还有另外一扇门。这扇门未上锁，里面一片漆黑，还透出成捆的桉树木气味。我进屋后关上了门，再次打开那支小手电筒。角落里有另一段楼梯，旁边有一台类似小型升降机的东西。这玩意儿还不足以笨到让我使用[1]。我开始走上楼梯。

远处有什么东西发出嗡嗡声。我停下了脚步。嗡嗡声也停止了。当我再次移动时，那声音没有再出现。我上楼来到一扇没有把手的门前，与门平行。又是个小机关。

不过，我找到了这扇门的开关。那是一块镶在门框上的长方形活动板。有许多脏兮兮的手都碰过它。我用力按了一下，只听门“咔嗒”一声从门闩上滑开了。我轻轻地推开门，动作轻柔得仿佛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在为他的第一个宝宝接生一般。

里面是一条走廊。透过放下百叶窗的窗户，月光照到了炉子的白色一角以及炉子上镀铬的烤盘。这个厨房大得足以容纳一个舞蹈班。一道敞开的拱门贴了瓷砖冲着天花板，里面通向管家餐具室。一个水斗，一台靠墙摆放的冰箱，还有不少制作饮料的电器，没人用过。你选好毒药，按下按钮，四天后，你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重新装修过的客厅中的按摩台上。

管家的餐具室尽头，是一扇双开门。进门后，是一个黑漆漆的饭厅，还有一个敞开式的透明休息室，月光如同洪水穿过闸口般一泻千里。

一条铺着地毯的过道不知通向何方。另一道扁平的拱门上，一段楼梯的飞拱扶摇直上，陷入黑暗之中，它的上方可能是玻璃砖和不锈钢材料，闪烁着微光。

最后，我来到了应该是卧室的地方。房间里拉着窗帘，一片黑暗，不过让人感觉很大。室内的黑暗相当厚重，我的鼻子有点抽搐，闻到了一股迟迟不散的味道——不久前有人来过这里。我屏住了呼吸，侧耳倾听。大老虎可能正在黑暗中窥视我。或是那些手持冲锋枪、脚板扁平的家伙，正张大嘴巴轻轻地呼吸着。也有可能既没有人在，也没有事会发生，我只是在错误的地点产生了过多的想象。

我缓缓摸到了墙边，寻找电灯开关。那里总会有一个电灯开关。每家每户都有。通常在你走进房间的右侧。走进一间黑暗的房间，你需要灯光。好吧，在一个适合的高度、适合的位置，你会找到一个电灯开关。可这间房间没有。这是一幢与众不同的房子。房子里门的把手和灯的位置都很古怪。这次的小机关也许是什么异想天开，比如从A调唱到高音C调，或是踏在地毯下面一个扁平的按钮上，也许你只要开口说“要有光”，然后捡起一个麦克风，将声音振动转化成低功率电脉冲，变压器会将其增强至足够电压，形成一个安静的水印开关。

那个晚上我产生了心灵感应。我是一个在黑暗中需要伙伴并会为此不惜代价的人。腋下的卢格枪和手中的点三二口径手枪让我无比坚强。双枪马洛，来自西奈德峡谷[2]的小子。

我放松绷紧的嘴唇，大声说道：

“你好，这里有人需要侦探吗？”

没有反应，甚至连类似回声的声音都没有。我的声音渐渐隐没，就像一颗疲惫的脑袋砸在了天鹅绒枕头上。

这时，琥珀色的灯光在飞檐后渐渐升起，环绕着这个巨大的房间。灯光缓缓地变亮，仿佛是由剧场里的控制台在操控一般。厚重的杏黄色窗帘遮住了窗户。

墙壁也是杏黄色。远端一个吧台偏向一侧，略微延伸到餐具室的斜对面。还有一个凹室，里面放了几张小桌子和带衬垫的椅子。周围有落地灯、几把软椅和双人沙发，还有些卧室里的一般装备。地板中央还摆着几张用布包裹的长桌。

毕竟路障那里的家伙们不是吃素的。不过，赌场早就关闭了。房间里了无生气，空空如也。不过，并非彻底没人。

一个身穿浅咖啡色皮大衣的金发女子正倚靠在一张古董椅边上。她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头发蓬松地披着，脸色不是那么惨白，因为灯光不是白色的。

“你自己好吗，”她的声音死气沉沉。“我仍然觉得你迟到了。”

“为什么事要早到呢？”

我向她走去，行动总是令人愉悦。即便在此时，在这样一个过于安静的房子里。

“你有点可爱，”她说。“我原来不觉得你可爱。你找到了入口。你——”她的声音顿了顿，喉咙里的话噎住了。

“我要喝一杯，”停了一会儿，她说。“否则我也许会晕倒。”

“真是一件漂亮的大衣，”我说，此时我站在了她面前。我伸出手去摸了摸大衣。她没动，嘴唇一张一翕，不住地颤抖。

“石貂皮，”她喃喃自语道。“四万美元租的。为了拍电影。”

“这也是电影的一部分吗？”我指了指这个房间。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将终结所有电影。我——我需要喝一杯。要是我试图走——”那清晰的声音渐渐低沉、消失了。她的眼皮上下抖动。

“继续，晕倒吧，”我说。“我会第一时间接住你的。”

她挣扎着露出微笑，紧闭双唇，硬撑着保持站立。

“为什么我迟到了？”我问。“为什么事要早到呢？”

“挨枪子迟到了。”

“哼，我一整晚都在期待这个。冈萨雷斯小姐带我来的。”

“我知道。”

我伸出手，又摸了摸貂皮。四万美元的货手感不错，哪怕是租来的。

“德洛丽丝会失望透顶的，”她说，嘴唇四周有些泛白。

“不会。”

“她把你陷入了困境——正如她对付斯坦一样。”

“她刚开始也许打算这么做。可她改变了主意。”

她哈哈大笑。这是一种声嘶力竭的、愚蠢的大笑，仿佛一个孩子在茶会的游戏室里盛气凌人一样。

“你对付女孩子还真有一套，”她低声说。“你他妈的怎么做到的，棒极了？用下了药的香烟？绝不可能是因为你的衣服、金钱或是魅力。你身上一点都没有。你不年轻，也不英俊。你已经过了巅峰状态——”

她的语速越来越快，就像引擎上的调节器坏了一样。到最后，她就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当她终于住口时，一声精疲力竭的叹息飘浮在寂静之中，她双膝一软，笔直向前倒在我的怀里。

假如这是一场戏，那简直是天衣无缝。也许我的九个口袋里都有枪，可它们对我的用处就好比生日蛋糕上的九根粉色的小蜡烛一般可笑。

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狠角色手上拿着自动手枪在暗处窥视我。没有斯蒂尔格雷夫对我微笑，那种淡淡的、冷漠的杀手式的微笑。没有身后鬼鬼祟祟的脚步声。

她靠在我的怀里，软弱无力，就像一条湿答答的茶巾，倒是没有奥林·奎斯特那么重，也没那么死气沉沉，不过重得足以令我的膝关节疼痛不已。我将她的头从我胸口移开时，她的眼睛合上了。她的呼吸难以察觉，微启的双唇有点发青。

我的右手伸至她的膝下，把她抱到一张金色的沙发上，将人放平。我站起身子，走到吧台边。吧台角落里有一部电话，但我找不到入口进去拿酒瓶。于是，我从上方翻过吧台，找到一瓶貌似酒的瓶子，上面有银蓝色的商标和五颗星。酒塞已经松了。我把深色刺鼻的白兰地倒入一只不匹配的玻璃杯中，然后翻过吧台走回去，还带上了酒瓶。

她躺在沙发上，一如我离开时的模样，只是眼睛睁开了。

“拿得动杯子吗？”

她可以，只需一点帮助。她喝了白兰地，将杯壁紧紧地贴在嘴唇上，仿佛她想要稳稳拿住玻璃杯。我见她向杯中呼气，杯子里罩上了一层水汽。她的嘴角缓缓绽放出笑容。

“今晚很冷，”她说。

她把双腿垂在沙发边上，双脚置于地板上。

“再来点，”说着她伸出了酒杯。我往里倒了些。“你的酒呢？”

“没喝。没有酒精，我的情绪都大起大伏了。”

喝完第二杯，她的身体开始颤抖。不过，嘴唇发青的症状已经消失，不再像红灯一样显眼了，眼角细小而深刻的皱纹也舒展了。

“你的情绪怎么起伏了？”

“哦，好多女人都要用手臂勾着我的脖子，在我怀里晕倒，要我亲吻，诸如此类的。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穷困潦倒又没有游艇的侦探，这两天真是艳福不浅。”

“没有游艇，”她说。“我恨这些，我从小就生活在富贵之中。”

“不错，”我说。“你是含着凯迪拉克长大的。我都能猜到你的出生地。”

她眯起了眼睛。“你猜得到吗？”

“你知道这是个公开的秘密，不是吗？”

“我——我——”她突然顿住了，做了一个无助的手势。“今晚我对不出任何台词。”

“这是彩色电影的对白，”我说。“你怯场了。”

“我们难道不像一对疯子在说话吗？”

“我们可以恢复理智。斯蒂尔格雷夫在哪儿？”

她定定地看着我。她伸出空酒杯，我接了过来，直接往杯子里或是往别的地方倒酒，双眼仍然不错神地望着她。她也没有挪开视线。这之间，仿佛过了非常非常漫长的一分钟。

“他来过这儿，”她最后开口了，语速之慢，仿佛她必须逐字逐字地发明新词。“我可以抽支烟吗？”

“香烟摊上的不介意吧，”我说。我抽出两支烟，塞在嘴里点燃了。我俯下身子，把一支烟塞在她那深红色的双唇中间。

“没有什么比这更粗野了，”她说。“也许除了蝴蝶之吻[3]吧。”

“性爱是个好东西，”我说。“尤其是当你不想回答问题的时候。”

她断断续续地吹着气，眨眨眼，然后抬起手调整一下香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永远无法把一支香烟塞到一个女孩嘴中所希望的位置。

她的头一甩，柔顺蓬松的头发披落在脸颊上，看着我心中有多么震撼。此刻所有的苍白都消退了。她的双颊有点儿泛红。不过她双眸之后有什么东西在凝视等待着。

“你非常善良，”她说，此时我不想做任何刺激性的举动。“以你们这种人的标准来看。”

我也不吃这一套。

“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哪种人，不是吗？”她突然大笑起来，不知怎么流下一滴泪，泪滴滑过她的脸颊。“我所知道的是，你也许会善待任何一种人。”她漫不经心地取出香烟，把手凑近嘴边，咬了一口。“我这是怎么了？我喝醉了吗？”

“你在拖时间，”我说。“但我还没确定，你究竟是在拖时间让某人赶来——还是拖时间让某人逃走。不过也有可能只是受惊过度后灌了白兰地的原因。你是个小女孩，想要躲进你母亲的围裙里哭泣。”

“不是在我母亲怀里，”她说。“我宁愿对着一只集雨桶哭泣。”

“这暂且不提。那么，斯蒂尔格雷夫在哪儿？”

“无论他在哪儿，你都应该庆幸。他必须杀了你，或者说他认为必须杀了你。”

“你要我来这儿的，不是吗？你这么喜欢他吗？”

她将烟灰从手背上吹走。一片烟灰吹进了我的眼睛里，我眨了眨眼。

“我是喜欢他，”她说，“曾经。”她将手垂下放在膝盖上，伸出手指，仔细琢磨起指甲来。她的目光缓缓向上看去，头一丝不动。“那似乎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我遇见了一个善良安静的小家伙，他知道在公众场合该有怎样的行为举止，也不会在镇里的每家酒馆流连。不错，我喜欢他。我很喜欢他。”

她抬起手凑近嘴边，咬了一下指节。接着，她将这只手塞进皮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白柄的自动手枪，与我的那把一模一样。

“最终，我用它来喜欢他，”她说。

我走上前，从她手里拿过手枪。我闻了闻枪口。没错。两把枪都开过火。

“难道你不拿块手帕把它包起来吗？就像电影里他们的做法。”

我把枪放进我另外一个口袋，里面能找到一些有趣的烟草末和一些只能生长在比弗利山市政厅东南坡的种子。这也许会让警方的化验师乐上好一会儿了。

[1]小型升降机的英文是dumb waiter，英语中dumb有“愚笨”的意思。

[2]Cyanide Gulch，爱达荷州一峡谷名。

[3]指两人脸部亲昵地靠在一起时，其中一人的眼睫毛，随着眼睛的眨动，轻轻地刷拂在另外一人的脸颊上，或者是两个人额头面对面地凑在一起，双方的睫毛互相刷拂。

28

我咬住唇角看了她一分钟。她也注视着我。我在她脸上看不出表情变化。于是，我扫视着房间。我掀起一张长桌上的防尘罩。下面陈列着一个轮盘赌具，不过缺少轮盘。桌子底下则空无一物。

“试试那把上面有木兰花图案的椅子，”她说。

她没有转过头来示意，我只能自己去找。令人惊讶的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是一把高背安乐椅，被印花棉布套覆盖着，这种椅子以前是用来隔开点燃烛煤时产生的气流而设计的，尤其当你蜷缩在椅子里时。

椅子的背面对着我。我轻轻地、缓慢地走向它。它几乎是对着墙壁。即便如此，这似乎也很可笑，因为我从吧台返回的时候也没有瞥见他。他靠在椅子的一角，头向后仰。他戴的康乃馨红白相间，看上去很新鲜，仿佛是卖花姑娘刚刚别在他的翻领上似的。他的眼睛半睁半合，就如同通常情况下尸体的眼睛一样。它们瞪着天花板角落里的一点。子弹穿透了他那件双排扣夹克的外侧袋。这一枪是某个了解心脏位置的人所开。

我摸了摸他的脸颊，尚有余温。我抬起他的手，任由其垂下。绵软无力，就像某人的手背一般。我伸手摸了摸他脖子上的主动脉。他的身体里已经没有血液流动了，夹克上沾了少量血迹。我在自己的手帕上擦了擦双手，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那张安静的小脸，看了好一会儿。我所做的或未做的一切，正确和错误的一切——都白费了。

我走回去，坐在她身边，握了握膝盖骨。

“你期待我怎么做？”她问。“他杀了我的哥哥。”

“你哥哥不是好人。”

“他不必杀了他。”

“有人得这么做——而且要快。”

她的眼睛突然睁得很大。

我说：“你难道从没怀疑过，为什么斯蒂尔格雷夫没有追杀过我，为什么昨天他让你去凡努斯旅馆而他却不去？你也从没怀疑过，一个像他这样一个神通广大、久经沙场的人从没有试图夺回那些照片，无论他用什么手段？”

她没有回答。

“你知道这些照片存在有多久了？”我问。

“好几周了，大概有两个月。就在——在那次我们共进午餐的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信。”

“在斯坦遇害之后。”

“不错，正是如此。”

“你想过是斯蒂尔格雷夫杀了斯坦吗？”

“没有，我为什么要这么想？直到今晚，我才想到了。”

“你拿到照片后发生了什么？”

“我哥哥奥林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丢了工作，身无分文了。他想要钱。他没提照片的事。他不必提。只有一次照片可能拿走。”

“他怎么知道你的号码的？”

“电话号码？你是怎么知道的？”

“花钱买的。”

“好吧——”她含糊地摆了摆手。“为什么不报警，一了百了。”

“稍等片刻，接下来又怎么样了？还有更多的照片呢？”

“每周寄来一张。我把照片给他看了。”她向那把印花布套椅做了个手势。“他很不高兴。我没告诉他奥林的事。”

“他肯定早就知道了。他善于查清底细。”

“我想是的。”

“不过却没查到奥林的藏身之处，”我说。“否则他不会等这么长时间。你什么时候告诉斯蒂尔格雷夫的？”

她把视线从我身上挪开。手指揉搓着她的手臂。“今天，”她用一种疏远的声音说道。

“为什么是今天？”

她的气息哽住了，“求你了，”她说。“别问我这么多徒劳的问题。别折磨我。你什么都做不了。我想就是在——在我打电话给德洛丽丝的时候。不是现在。”

我说：“好吧。似乎有一些你不明白的事。斯蒂尔格雷夫知道拍照片勒索钱的幕后黑手是谁——是一大笔钱。他迟早知道，那个勒索者终会现身。那正是斯蒂尔格雷夫所等待的。他毫不关心照片本身，除非因为你的缘故。”

“他当然证明了这一点，”她疲倦地说。

“以他自己的方式，”我说。

她的声音在我听来带着冷若冰霜的镇定从容。“他杀了我哥哥。他自己告诉我的。这个匪徒终于现出原形了。你在好莱坞遇见的都是可笑的人，不是吗——包括我在内。”

“你曾经很爱他，”我残忍地说。

她的脸颊上现出红晕。

“我不爱任何人，”她说。“我要是爱上别人就彻底完蛋了。”她飞快地扫了一眼那张高背椅。“昨晚开始我不再爱他。他向我问到你的事，你的身份等等。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他，我得承认，那个男人死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在凡努斯旅馆。”

“你打算向警察报告吗？”

“我打算告诉朱利斯·奥本海默，他知道该如何处理。”

“即使他不知道，他的手下也会知道怎么处理，”我说。

她没有笑，我也没有。

“要是奥本海默没法处理，我在电影界就算完了，”她平淡地补充道。“现在我在哪一行都完了。”

我掏出一支烟，点燃了。我给她一支，她没接。我没有慌乱。时间似乎已经失去了对我的掌控。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对我没有影响了。我精疲力竭了。

“对我来说，你跳跃得太快了，”片刻后我开口道。“你去凡努斯旅馆时还不知道斯蒂尔格雷夫就是威皮·莫耶。”

“不知道。”

“那你去那儿是为了什么？”

“去把那些照片买回来。”

“这说不通。当时那些照片对你没有意义。上面只是你和他共进午餐。”

她凝视着我，紧紧地眯起眼，而后又双目圆睁。“我不会哭的，”她说。“我说了，我不知道。可当时他在牢里，我必须掌握一些关于他的事——一些他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我猜他曾经敲诈勒索，但不至于杀人害命。”

我“嗯哼”了一声，起身再次绕到高背椅边上。她的目光缓缓移动，注视着我。对着死去的斯蒂尔格雷夫，我俯下身子，摸了摸他左侧腋下。腋下的枪套里有一把枪。我没碰它。我走回来，再次坐在她对面。

“要搞定这一切得花不少钱，”我说。

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那是一个浅浅的微笑，但毕竟是笑了。“我没有很多钱，”她说。“所以这没门。”

“奥本海默有钱。对他来说你现在可是价值连城。”

“他不会冒险的。如今有太多人在找电影界的麻烦，他会承担损失，然后在六个月里忘得一干二净。”

“你说你会去找他的。”

“我是说，如果我遇上了麻烦，而实际上我是冤枉的，那我会去找他。可我现在不是冤枉的。”

“巴卢呢？你在他眼里也是价值不菲的。”

“我对任何人都一文不值，别想了，马洛。你是好意，可我了解这些人。”

“那就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所以你派人来找我。”

“好极了，”她说。“你来解决，亲爱的，还得免费。”她的声音再次变得冷漠而空洞。

我过去坐在她身边的长沙发上。我抓住她的手臂，将她的手从皮衣的口袋里抽出来，紧紧握住。尽管穿着皮衣，她的手却几乎是冰冷的。

她的头转过来，直直地盯着我。她微微摇了摇头。“相信我，亲爱的，我根本不值——哪怕是上床。”

我把她的手翻过来，扳开手指。它们僵硬而又抗拒。我逐一扳开她的手指，抚摸她的手掌。

“告诉我你为什么带着枪。”

“枪？”

“不要想，直接回答我。你是打算杀了他吗？”

“为什么不呢，亲爱的？我以为我对他很重要。我有点儿虚荣。他愚弄了我。斯蒂尔格雷夫这种人把谁都不当回事。所以，梅维斯·韦尔德这种人再也不把任何人当回事了。”

她将手抽走，淡淡地一笑。“我本来不应该将那把枪给你。要是我杀了你，我也许已经脱身了。”

我掏出枪，递给她。她接过枪，迅速站起身。那把枪指着我，那浅浅的、疲倦的微笑再次浮现在她嘴角。她的手指紧紧抵住扳机。

“瞄得高一点，”我说。“我穿着防弹衣。”

她放下枪，垂向身侧。一时间，她只是站在原地瞪着我。接着，她把枪抛到长沙发上。

“我想我不喜欢这个剧本，”她说。“我不喜欢这台词。这不是我的风格，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

她哈哈大笑，低头看着地。她的鞋尖在地毯上来回蹭。“我们聊得很愉快，亲爱的。电话就在吧台尽头。”

“多谢，你记得德洛丽丝的电话号码吗？”

“为什么打给德洛丽丝？”

我还没回答，她就告诉了我号码。我沿着房间走到吧台尽头的电话上拨号。又是老一套。晚安，贝尔西别墅，请问哪位找冈萨雷斯小姐。请稍等片刻，嗡，嗡，接着出现了一个迷人的声音：“你好？”

“我是马洛。你是真的打算让我陷入困境吗？”

“阿米哥，可我很高兴听见你的声音，”她说。“我真是高兴极了。”

“是吗？或者不是？”

“我——我不知道。有可能吧，我很难过我会这么想。我非常喜欢你。”

“我这里有点小麻烦。”

“他——”停顿了良久。公寓电话。小心点。“他在那儿吗？”

“嗯——某种程度上看是的。他在，可他又不在。”

我这次的确真真切切听见了她的呼吸。一阵倒吸的叹气，几乎是一声口哨。

“还有谁在那儿？”

“没人。只有我和我的家庭作业。我想问你要点东西。这至关重要。告诉我真相。今晚你给我的那玩意是从哪儿来的？”

“怎么了，是他的。他给我的。”

“什么时候。”

“傍晚的时候。怎么了？”

“具体点？”

“大约六点，我想。”

“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个？”

“他要我来保管。他总是带着一把。”

“为什么要你来保管？”

“他没说，阿米哥。这个男人的办事风格向来如此。他自己不经常做解释。”

“注意到什么反常的事吗？尤其是关于他给你的东西。”

“怎么——不，我没注意到。”

“是的，你注意到了。你注意到，有人开过枪了，里面有燃烧的火药味。”

“可我没——”

“是的，你注意到了。就像那样。你感到纳闷。你不想留着它，你也没留着它。你把它还给了他。不管怎样你就是不喜欢它。”

一阵沉默。她最终开口说：“当然。可他为什么想要我来持有？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的给了我一把枪。”

“他没告诉你原因。他只是试图扔给你一把枪，而你没有拿。记住了吗？”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事？”

“不错。[1]”

“我这么做安全吗？”

“你什么时候顾虑过安全了？”

她柔声大笑道：“阿米哥，你真是太了解我了。”

“晚安，”我说。

“稍等，你还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甚至不曾给你打过电话。”

我挂了电话，转过身。

梅维斯·韦尔德正站在房间中央注视着我。

“你的车在这儿吗？”我问。

“是的。”

“走吧。”

“去干吗？”

“回家，就这么简单。”

“你不能就这么逃走，”她温柔地说。

“你是我的客户。”

“我不让你这么做，是我杀了他。你为什么要被卷进来？”

“别磨蹭了。你离开的时候走后门，别走德洛丽丝带我来的那条路。”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以一种紧张的声音重复道：“可是我杀了他。”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见。”

她的牙齿紧紧咬住了下嘴唇，残忍地咬着不松。她似乎呼吸困难。她牢牢地站在那里。我走近她，用一根手指的指尖碰了碰她的脸颊。然后我用力压了压，观察那白点渐渐变红。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动机，”我说，“这与你无关。我欠了警方的。在这局牌中，我出老千了。他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只是给他们一次机会重整旗鼓。”

“好像有人必须要给他们这个机会似的，”她说着，霍然转身走开了。我望着她走向拱门，期待她回过头来。她径直走了出去，头也没回。过了好久，我听见一阵呼呼的嘈杂声。接着只听得重重的砰一声——车库门打开了。一辆汽车驶出了一段距离。汽车的引擎在空转，顿了顿之后，呼呼杂声又响起。

四周安静之后，汽车的引擎声越来越远，渐渐消失。此刻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房子中的寂静围绕在我身边，层层叠叠，犹如罩在梅维斯·韦尔德肩上的皮外套上的松褶一般。

我把那瓶白兰地拿到吧台，翻身进去。我在一个小水斗中冲洗了玻璃杯，将酒瓶放回架子上。这回我找到了暗藏的开关，在电话机对面一侧打开了门。我回到了斯蒂尔格雷夫的尸体处。

我掏出德洛丽丝给我的枪，擦拭干净，让他绵软的小手握住枪柄，握紧后任其松手。那把枪砰的一声掉在地毯上。位置看起来很自然。我没考虑指纹。他很久以前就知道不要在任何一把枪上留下指纹。

此刻剩下了三把枪。我掏出他枪套里的那把枪，走到吧台处，将它放在吧台下的架子上，用一块毛巾裹着。卢格枪我没动过。另外一把白柄自动手枪在我手上。我试图判断之前开枪的距离。应该超过烧焦皮肤的距离，但可能只是超过一点点。我站在离他三英尺之外的地方，开了两枪，子弹擦过他身边，平和地嵌入墙壁里。我把椅子拖出来，面向房间。我把小手枪放在轮盘赌桌的防尘罩上。我摸了摸他脖子一侧的大块肌肉，那里通常是最先僵硬的地方。我无法辨别那里是否开始变硬。不过他的皮肤比刚才要凉。

现在可没有他妈的充裕的时间来胡闹了。

我走向电话机，拨通了洛杉矶警局的号码。我请警局接线员接通克里斯蒂·弗伦奇。重案组传来一个声音说他已经回家了，有什么事。我说这是他期待的一个私人电话。他们好不情愿地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号码，倒不是因为他们在乎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无论何时都讨厌提供任何东西给别人。

我拨了号码，是一个女人接听的，她尖叫着他的名字。而他的声音却从容淡定。

“我是马洛。你在干什么呢？”

“在给孩子念笑话。他该睡觉了。什么事？”

“记得昨天在凡努斯旅馆里你说，任何人要是能提供给你威皮·莫耶的线索，就能交到你这个朋友。”

“没错。”

“我需要一个朋友。”

他听起来并不感兴趣。“你有什么关于他的线索？”

“我猜测，这两人是同一个人，斯蒂尔格雷夫。”

“太多猜测了，小子。我们就是这么想才把他关进了牢里。这没有什么价值。”

“有人向你们密报。其实这是他自己爆的料。所以斯坦被人干掉的那晚，他才会出现在你们知道的地方。”

“这只是你的假设——还是有证据？”他的声音里有一丝松弛。

“要是有人从监狱医生那里得到许可外出，你能查到吗？”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我听见一个孩子咕哝的抱怨声和一个女人的说话声。

“这种事发生过，”弗伦奇沉重地说。“我不敢肯定。那是一道很严格的手续。他们会派警卫看住他。他连警卫也买通了？”

“那只是我的假设。”

“暂且搁置一旁吧。还有其他的吗？”

“我在斯蒂尔伍德高地。在一幢他们建来做赌场的大房子里，当地居民不喜欢这里。”

“我看到过。斯蒂尔格雷夫在那儿？”

“他在这里，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

又是一阵沉默。小孩大吵大闹，我想我听见了一记耳光的声音，孩子哭得更凶了。弗伦奇在对什么人大吼。

“让他听电话，”最后弗伦奇说。

“今晚你反应有点慢，克里斯蒂。我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你呢？”

“不错，”他说。“我真蠢。那儿的地址是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是在斯蒂尔伍德高地、塔路的尽头，电话号码哈尔戴尔9-5033。我会等你。”

他重复了一遍号码，缓缓说：“这回你可别溜，嗯？”

“总得有这么一次。”

电话咔哒一声，我也挂了电话。

我穿过房子折回去打开灯时，发现了它们——出现在楼梯顶端的后门。停车场上有个探照灯。我打开了这个灯，走下台阶，经过了夹竹桃丛。那扇私家的大门如之前一般敞开。我关上了门，用锁链勾住，咔哒一下上了锁。我原路返回，走得很慢，抬头望向月亮，呼吸着夜晚的空气，倾听树蛙和蟋蟀的叫声。我走进房子里，找到了前门，打开了上面的灯。前面有一大片停车场地，还有一块种着玫瑰的圆形草坪。但你必须沿着房子溜到后面逃走。

这地方是个死胡同，除了一条穿过邻近土地的车道。我好奇是谁住在那儿。在一条穿过树林的道路尽头，我可以看见一栋宅邸的灯光。某个好莱坞的大腕，或许是，某个湿润的香吻的魔力，还有香艳场景的渐渐模糊。

我走进屋里，摸摸我刚才开过的那把枪。已经冷却了。斯蒂尔格雷夫已经开始出现决意不再醒来的死相。

没有警笛声。但最终可以听到有车开上山来，我出门相迎，我和我美丽的梦。

[1]原文为西班牙语。

29

他们果然到了，眨巴着他们那坚毅平和的大眼睛，目光中流露出警觉和怀疑。

“好地方，”弗伦奇说。“客人在哪儿？”

“在那儿，”贝福斯不待我回答就接口道。

他们一刻不耽误地进入了房间，来到他面前，低头望着他，神情严肃。

“死了，你说是不？”贝福斯评论说，开始表演了。

弗伦奇弯下腰，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扳机环捡起了地板上的那把枪。他的视线撇向一侧，然后用力扳过他的下颚。贝福斯则用一支铅笔滑入枪管一端，捡起了另外一把白柄手枪。

“我希望，指纹都在该在的地方，”贝福斯说。他嗅了嗅，说：“哦，是的，这个宝贝已经用过了，你那把怎么样，克里斯蒂？”

“开过枪，”弗伦奇说。他又闻了闻，“不过有一段时间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手电筒，向黑枪的枪管里照了照。“是几个小时以前。”

“在海湾城，怀俄明大街上的一栋房子里，”我说。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我。

“猜测吗？”弗伦奇慢悠悠地问。

“是的。”

他走向罩着防尘罩的桌子，将手枪搁在上面，离另一把有些距离。“最好立刻做好标记，弗雷德。它们是两把一模一样的枪。我们两个都要签字。”

贝福斯点点头，在口袋里摸索一番，然后拿出几张绑线标签。这玩意儿警察都随身带。

弗伦奇回到我身边。“我们不要再猜测了，直接说说你知道的部分。”

“今晚一个我认识的女孩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一个客户在山上有危险——来自他的危险。”我向椅子上的尸体努了努嘴。“那个女孩开车把我送上来的。我们通过了路障。很多人看见了我们俩。她把我放在了房子的后面，然后回家了。”

“叫什么名字？”弗伦奇问。

“德洛丽丝·冈萨雷斯，家住贝尔西别墅公寓，位于富兰克林大道。她是拍电影的演员。”

“哦哦，”贝福斯说着，翻了翻眼睛。

“你的客户叫什么？是同一个人吗？”弗伦奇问。

“不是，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有名字吗？”

“还没有。”

他们一脸严肃苍白的表情瞪着我。弗伦奇的下巴几乎抽搐了一下。肌肉疙瘩出现在他的颌骨两侧。

“新规矩吗，哼？”他轻声说。

我说，“对外公布总要有个协议。地方检察官想必会同意这一点的。”

贝福斯说，“你太不了解地方检察官了，马洛。对外公布对他来说算什么，就像我嚼吧嚼吧几颗嫩豌豆。”

弗伦奇说：“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给你任何保证。”

“她没有名字，”我说。

“我们总有办法能查到的，小子，”贝福斯说。“干吗要走这常规的一套，给我们大家都添麻烦呢？”

“不要对外公布，”我说。“除非正式起诉。”

“你不可能侥幸逃脱的，马洛。”

“他妈的，”我骂道，“这家伙杀了奥林·奎斯特。你把那支枪带回市区，检查一下击中奎斯特的子弹。在你们把我逼上绝路之前，至少能通融我这么一点吧。”

“我不会冤枉你的，”弗伦奇说。

我没吭声。他盯着我，双眼充满冷酷的恨意。他的嘴唇慢慢张开，声音很厚重：“他中枪时你在这儿？”

“不在。”

“那谁在这儿？”

“他在，”我望着死去的斯蒂尔格雷夫那头。

“还有谁？”

“我不想对你撒谎，”我说。“我不想告诉你任何我不想说的事——除非是答应我的条件。我不知道他中枪时有谁在这儿。”

“你抵达时有谁在场？”

我没有回答。他慢慢地转过头去，对贝福斯说：“把他铐上，反手。”

贝福斯犹豫了一下。接着他从左边屁股口袋里拿出一副钢手铐，向我走来。“把手放在背后，”他以一种机械的声音说。

我照做了。他“咔哒”一声把我上了铐。弗伦奇缓缓走近，站在我面前。他的眼睛半开半闭，眼圈周围的皮肤因疲倦而显得灰暗。

“我打算发表一段小演讲，”他说。“你不会喜欢听的。”

我沉默不语。

弗伦奇说：“宝贝，我们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警察，大家都恨我们恨得牙痒痒，仿佛我们没有很多麻烦，我们还得应付你。我们似乎被人欺负得还不够，被那些坐在要人办公室里的、市政厅的家伙、白天的老板、晚上的老板、商会，还有坐在饰有镶板的办公室里的市长阁下，他的办公室比整个重案组的三间寒酸的办公室加起来还要大四倍。我们似乎去年不必在这三间连椅子都不够的办公室里处理一百十四起凶杀案。我们把生命浪费在翻捡肮脏的内衣、辨别腐烂的牙齿。我们爬上黑漆漆的楼梯去抓一个吸了一肚子鸦片的持枪小流氓，我们也不总能抓住他们，我们的妻子整夜整夜地等我们回来吃晚饭，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太他妈的累了，吃不香、睡不好，甚至都读不动报纸上关于我们的谣言。于是，我们住在一条廉价街道的廉价房子里，在黑夜里失眠，听着街区里酒鬼打闹取乐。就在我们要躺下时，电话响了，我们得起来，一切从头来过。我们做的总是错的，一向如此。一次都没对过。如果我们要人招供，就把他揍个半死，他们和一些奸诈的律师在法庭上会叫我们盖世太保，我们弄错语法时，他们就嘲笑我们。要是我们犯了错，他们就会把我们扔到贫民窟，我们在美好凉爽的夏夜，将酒鬼们从阴沟里带走，被妓女们大吼大叫，还要从穿着佐特套装[1]的混蛋手里夺下匕首。不过这一切都不会让我们真正开心。我们还得对付你。”

他停下了，深深地吸了口气。脸上似乎因为汗水而有点发亮。他的上半身向前倾。

“我们还得对付你，”他重复道。“我们还有带私家执照的骗子，隐瞒信息，藏在角落里故意掀起灰尘让我们碰一鼻子灰。我们还有你，隐藏证据、设下连傻子都骗不过的陷阱。你不会介意我称你为他妈的廉价钥匙孔偷窥狂，对吧，宝贝？”

“你希望我介意？”我问他。

他挺直了腰板。“我希望，”他说。“毫无疑问，是的。”

“你说的有些话是事实，”我说。“可不是全部。任何一个私家侦探都想和警察合作。有时要弄清楚是谁在制定游戏规则很难。有时候他们不信任警方，有一定理由。有时候他无意中陷入困境，不得不过早地放弃。他通常宁愿做一笔新买卖。他想要混口饭吃。”

“你的执照被吊销了，”弗伦奇说。“从现在起。那个问题就不会再困扰你了。”

“是不是吊销了，得等委员会通知我，而不是在那之前。”

贝福斯幽幽地说：“我们继续吧，克里斯蒂，这个暂且不谈。”

“我是准备继续下去，”弗伦奇说，“用我的方式。这家伙脑子还没开窍。我在等他开窍。这个巧舌如簧的家伙。别告诉我你的小聪明用光了，马洛。”

“你希望我说的是什么呢？”我问他。

“猜猜，”他说。

“今晚你简直要吃人了，”我说。“你想把我一劈二。但你需要个借口。你想让我给你这个借口？”

“也许管用，”他从牙缝里蹦出了几个字。

“站在我的立场，你会怎么做？”我问他。

“我无法想象自己如此下贱。”

他舔了舔上嘴唇的唇点，右手自然垂在身侧。他的手指在下意识地捏紧、松开。

“放松，克里斯蒂，”贝福斯说。“歇一歇。”

弗伦奇没有动。贝福斯过来，横在我们之间。弗伦奇说：“让开，弗雷德。”

“不。”

弗伦奇一拳狠狠地打在他的下巴颏上。贝福斯踉跄着向后倒退，将我也撞倒在地。他的膝盖颤抖，弯着腰，不住咳嗽。他保持那个姿势，慢慢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他咕哝一声站了起来。他转过头，盯着我，咧嘴一笑。

“这是种新的三级伤残了，”他说。“警察之间掐架，嫌犯在一边观察，痛苦得精神分裂。”

他抬起手，摸了摸下巴的角度。已经有些肿了。他咧着嘴，不过眼睛仍然有点儿模糊。弗伦奇站在原地不动，保持沉默。

贝福斯拿出一包香烟，晃了晃抽出一支，然后把这包烟递给弗伦奇。弗伦奇看了看香烟，又望向贝福斯。

“都十七年了，”他说。“连我的妻子都恨我。”

他举起那只空着的手，轻轻拍了拍贝福斯的脸颊。贝福斯不住地笑。

弗伦奇说：“我揍的是你吗，弗雷德？”

贝福斯说：“没有人揍我，克里斯蒂。我不记得有人揍我。”

弗伦奇说：“松开他的手铐，把他带上车。他被捕了。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把他铐在栏杆上。”

“没问题，”贝福斯走到我身后。手铐松开了。“来吧，宝贝。”

我死死盯着弗伦奇。他看着我，仿佛我是张墙纸。他的眼睛似乎根本没有在看我。

我穿过拱门，离开了这栋房子。

[1]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的男装，裤管宽大、上衣长而宽松、肩宽。

30

我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对于一个警察而言，他的身量过于矮小单薄，不过他的确是个警察，一半是因为他人在那儿，一半是因为他从桌子一侧探过身体去取牌时，我能看见他腋下的皮枪套以及一支警用点三八口径手枪的枪托。

他的话不多，不过每当他开口，就会发出迷人的声音，一个湿润柔软的声音。他的微笑温暖了整个房间。

“好牌，”我看着扑克牌对面的他。

我们正在玩双人坎菲尔德牌[1]，或者说是他在玩。我只是在那儿看着他，看着那小巧洁净的手伸过桌子，摸了张牌，然后轻巧地移开，放在边上。他摸牌时，稍稍噘起双唇，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声音低沉而柔和，就像是一台对自己能力还未有十足把握的新引擎。

他微微一笑，将一张红九放在一张黑十上。

“你业余时间做些什么？”我问他。

“我经常弹弹钢琴，”他说。“我有一架七英尺的斯坦威钢琴。弹的最多的是莫扎特和巴赫的曲子。我有一点老派。大部分人觉得那些曲子很沉闷。可我不觉得。”

“绝好的牌，”我说着，将一张牌放在旁边。

“你会惊讶，莫扎特的一些曲子有多难，”他说。“当你听人出色地弹奏时，会以为很简单。”

“谁能出色地弹奏？”我问。

“施纳贝尔[2]。”

“鲁宾斯坦[3]？”

他摇摇头。“太沉重。太情绪化。莫扎特只是音乐。不需要演奏家的诠释。”

“我打赌，很多跟你谈过的人一定会认罪，”我说。“喜欢这份工作吗？”

他移开另一张牌，略微弯曲一下手指。他的指甲发亮，但很短。你看得出他是一个喜欢活动双手，用双手做些细微动作的人——这些小动作没有任何特殊含义，犹如天鹅绒一般顺滑轻盈。它们令他有一种能优雅处理微妙关系的感觉，但绝非软弱。莫扎特，好吧。我看得出来。

此时大约是五点三十分，纱窗外的天空露出了曙光。角落里的卷盖式书桌关上了盖子。这还是我前一天下午来过的房间。桌子的尽头摆着方方正正的木匠铅笔——海湾城的马格拉尚警探把它丢向墙壁后有人捡起来放回了原处。克里斯蒂·弗伦奇坐过的扁平桌子现在已经积满了烟灰。一个抽过的雪茄蒂附着在一个玻璃烟灰缸的边缘。一只飞蛾围绕着头顶那盏有垂绳开关的电灯直转——灯上覆着的白绿色玻璃罩现在还可以在乡间旅馆里看见。

“累了吗？”他问。

“累趴下了。”

“你犯不着把自己卷进这些精心策划的阴谋中。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没必要向一个男人开枪吗？”

他的脸上泛起了那温暖的微笑。“你从没向人开过枪。”

“你凭什么这么说？”

“常识——加上很多在这里坐陪的经验。”

“我猜你的确喜欢这份工作，”我说。

“这是夜班。白天我可以练琴。我已经干了十二年了，见过许多有趣的人进进出出。”

恰在此时，他又抽出一张A。我们几乎又成了死牌。

“很多人招供吗？”

“我不记录口供，”他说。“我只是负责营造气氛。”

“为什么放弃？”

他向后一靠，用牌边轻轻敲打着桌子的边缘，再次浮现出那个笑容。“我没有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很久以前就锁定你了。”

“那么他们抓我是为了什么？”

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他转头看看墙上的钟。“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吃点东西了。”他站起身，走向门口，半开了门，向外面的人轻声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又折回，再次坐下，看着我们刚才打了一半的牌。

“没有用，”他说。“还剩三张牌，我们就是死局。重新来过怎么样？”

“要是从没开始打过就好了，我不玩牌。我下棋。”

他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干吗不早说？我也更偏爱下棋。”

“我偏爱喝些热的黑咖啡，苦得发涩。”

“随时可以，不过我不能保证咖啡跟你以往喝的一样。”

“见鬼，我在哪儿都喝……好吧，如果我没有射杀他，那么是谁干的？”

“估计这正是令他们恼火的地方。”

“他们应该庆幸有人把他射杀了。”

“可能他们是庆幸，”他说。“不过他们不喜欢这种处理方式。”

“个人认为，这是你看到过的最干净利落的活儿。”

他默默地看着我。两手将牌拢成一堆，他把牌铺平，全部翻向正面，迅速发成两叠。纸牌像一道水流从他的手中倾泻而出，快得令人眼晕。

“如果你出枪也这么快的话，”我开口道。

牌流中断了。没有看到明显的动作，一把手枪就取代了纸牌。他用右手轻轻地举着枪，指向房间里远处的角落。突然，它消失了，纸牌再次开始倾泻。

“你在这里真是大材小用了，”我说。“你应该去拉斯维加斯。”

他拿起其中一堆牌，飞快地洗牌、切牌，然后发给我一副老K最大的黑桃同花[4]。

“弹斯坦威比较安全，”他说。

门开了，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了。

我们吃了罐装的碎牛肉粒，喝了些热咖啡，不过味道很淡。此时已经是天光大亮了。

八点一刻时，克里斯蒂·弗伦奇进来了，帽子搭在后脑勺上，眼睛下的黑眼圈乌黑。

我的视线离开他，转向了桌子对面的小个子男人。可他不在那儿了。扑克牌也不在了，只剩下一把整齐放在桌子前的椅子和我们刚才吃过的碟子堆放在托盘上。一时之间，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此时，克里斯蒂·弗伦奇绕过桌子，猛地抽出椅子坐下，一手托着下巴。他脱了帽子，揉揉头发。他用那坚毅郁闷的眼神盯着我。我再次回到了警察国度。

[1]一种纸牌游戏。

[2]亚瑟•施纳贝尔（1882—1951），美籍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

[3]安东•鲁宾斯坦（1887—1982），俄罗斯犹太人，作曲家、钢琴家。

[4]即五张牌同一花色，其中最大的是老K。

31

“地方检察官九点想见你，”他说。“在那之后，我估计你就可以回家了。就是说，如果他不拘留你的话。我很抱歉你得一整夜坐在那把椅子上。”

“好吧，”我说。“我需要锻炼。”

“不错，再回到最佳状态，”他说。他闷闷不乐地盯着托盘里的碟子。

“抓到拉加迪了？”我问他。

“没有。他到底只是个医生。”他的眼睛瞟向我。“他在克利夫兰行医。”

我说：“我不喜欢这么顺利。”

“你什么意思？”

“小奎斯特向斯蒂尔格雷夫敲竹杠，于是，出于纯粹的偶然，他在海湾城遇到了一个能够证明斯蒂尔格雷夫真实身份的人。那真是太顺利了。”

“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我累得都快忘了自己的名字。忘了什么？”

“我也是，”弗伦奇说。“得有人告诉他斯蒂尔格雷夫是谁。拍下照片时，莫·斯坦还没被人干掉。因此，如果不知道斯蒂尔格雷夫的身份，这照片又有什么用？”

“我估计韦尔德小姐知道，”我说。“奎斯特是她的哥哥。”

“你这是胡扯，朋友。”他露出了一个疲倦的笑容。“她也会帮着她的哥哥去敲诈男朋友和她自己吗？”

“我投降。也许那照片只是个意外。他另外一个妹妹——正是我的客户——他喜欢采风，越自然的照片越好。要是他活得够长，一定会因为轻微过失而遭起诉。”

“因为谋杀而遭起诉，”弗伦奇冷漠地说。

“哦？”

“马格拉尚还是找到了那把冰锥。他只是不想承认你是对的。”

“应该远远不止如此。”

“是的，不过也不必提了。克劳森和麦尔威·马斯顿都有前科。那个孩子死了。他有一个令人尊敬的家庭。他身上有点坏毛病，又交上了狐朋狗友。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警方能够破案而去毁了他家的名声。”

“你真是体贴人心啊。那斯蒂尔格雷夫呢？”

“那不归我管。”他开始起身。“一个匪徒死于非命，通常后续调查会持续多久？”

“就跟头版新闻的热度一样，”我说。“不过，这里涉及一个身份的问题。”

“不用。”

我瞪着他。“你什么意思，不用？”

“就是不用。我们十分肯定。”他现在站了起来。他用手指梳梳头发，整整领带和帽子。从他的嘴角发出一个低沉的声音：“私下里说——我们总是十分肯定，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多谢，”我说。“我自己心里有数。那几把枪怎么样了？”

他突然不动了，低头看着桌子。他的视线慢慢地与我相交。“它们都属于斯蒂尔格雷夫，而且他有持枪证。从另一个县的县警办公室证实。别问我原因。它们之中——”他顿了顿，抬头看着我头顶上的墙面——“有一把杀了奎斯特……与杀死斯坦的是同一把枪。”

“哪一把？”

他无力地笑笑。“弹道组的人要是把两把搞混了而我们又不知道，那就够呛了。”他说。

他等待着我接话。我却无话可说。他打了个手势。

“那么，再见了。你知道，这无关私人恩怨，但我真希望地方检察官剥了你的皮——细细长长地一条条剥下。”

他转身走出了门外。

我也可以离开，不过我只是坐在那里，凝视着桌子对面的墙壁，仿佛已经忘了如何站起来。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那个橘色女王进来了。她打开卷盖式书桌，从她那不可思议的头发上摘下帽子，那面光秃秃的墙上有个光秃秃的钩子，她把外套挂在上面。她打开身边的一扇窗，掀开打字机，将纸卷入。然后，她看着对面的我。

“在等人吗？”

“我住这儿，”我说。“待了一整晚。”

她定定地望了我一会儿。“你昨天下午也来过，我记得。”

她转向她的打字机，十指飞快地开始敲击键盘。她身后那扇敞开的窗户传来的猫叫，充斥着停车场。天空一片白亮，烟雾不多，会是艳阳高照的一天。

橘色女王桌上的电话响了。她讲话的声音模糊不清，接着挂断了电话。她再次望着对面的我。

“恩迪科特先生在办公室等你，”她说。“认识路吗？”

“我曾经在那儿工作过，尽管不是为他工作。我被炒了。”

她看着我，脸上一副典型的市政厅官员的表情。一个声音似乎从哪里传来，但绝不是从她口中发出的：

“戴上一只湿手套去揍他的脸。”

我从她身边经过，低头看着那头橘色的头发。发根处有不少白发。

“刚才是谁说的？”

“是墙壁，”她说。“墙壁会说话。是路过这儿下地狱的死人发出的声音。”

我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关上挨着墙壁的门，尽量不发出噪音。

32

你穿过双开门，门里面是一台专用交换分机系统和服务台，边上坐着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世界各地的市政办公楼里都能看见她们。她们永远不曾年轻，也永远不会老去。她们相貌平平、没有魅力、毫无风格。她们不必取悦他人。她们很安全。她们很文明，但缺乏教养和智慧，有见识，却从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当人类用生命换取生存、用雄心换取安稳时，就会变成她们这样的人。

越过服务台可以看见玻璃隔开的小房间一字排开。另外一侧是候客室，一排坚硬的座椅统一面向一方，对着小隔间。

大约一半的椅子上都坐着等候的人，他们脸上是已经苦候多时的表情，而且预计还得久等一阵。大部分人衣着寒酸。有一个是从牢里放出来的，穿着劳动布工作服，旁边有个看守。还有一个白脸的小孩，体型像个轱辘，一双病恹恹的眼睛空洞无神。

那一排小单间的后面，有一扇门上写着“塞威尔·恩迪科特地方检察官”。我敲敲门，进入了一个通风的要人大办公室。一个很漂亮的房间，有老式的、带衬垫的黑色皮革椅，墙上挂着前任地方检察官和州长的照片。微风徐徐抖动着四扇窗户上的网眼窗帘。高架子上立着一台风扇，呜呜作响，无精打采地缓缓旋转着。

塞威尔·恩迪科特坐在一张深色的扁平桌子后面，瞧着我走进来。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椅子。我坐下来。他是个又高又瘦的人，一头蓬松的黑发，手指纤长。

“你是马洛？”他的声音里有一丝南方人的软糯味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并不需要一个回答。我只是静静等待。

“你的处境不妙，马洛。前途暗淡哪。你隐瞒谋杀案的证据，这是妨碍司法公正。你会为此坐牢的。”

“隐瞒了什么证据？”我问。

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照片，皱紧眉头。我望着对面的另外两个人。他们并排坐在一起。一个是梅维斯·韦尔德，她戴着那副有白色宽蝴蝶结的深色太阳镜。我看不见她的脸，可我觉得她正盯着我看。她的脸上没有笑容，非常安静地坐在那儿。

坐在她边上的男人穿着一套具有天使气息的淡灰色法兰绒西装，翻领上别着一朵康乃馨，大得跟一朵大丽花似的。他在抽一根印有字母图案的香烟，将烟灰掸落在地上，完全忽略手边的烟灰缸架。我认识他，以前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李·法瑞尔，全国最炙手可热的金牌律师。他一头白发，可是双目炯炯有神。他那棕褐色的皮肤是室外暴晒的结果。看样子，与他握个手都得价值一千美元。

恩迪科特向后一靠，用他那修长的手指敲打着椅子扶手。他彬彬有礼地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你和斯蒂尔格雷夫的交情如何，韦尔德小姐？”

“很熟。他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魅力。我真不敢相信——”她难过得说不下去，只能耸耸肩。

“你愿意出庭作证，证明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吗？”他翻过照片给她看。

这时法瑞尔冷漠地说：“请稍等。这就是马洛先生被认为隐瞒的证据吗？”

“是我在提问，”恩迪科特尖锐地说。

法瑞尔笑笑说：“好吧，万一答案是肯定的话啊，这照片就不能当作证据。”

恩迪科特轻声说：“你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韦尔德小姐？”

她从容不迫地回答：“不愿意，恩迪科特先生，我没法证明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拍摄的。我都不知道有人拍了这张照片。”

“你只需要看一下照片就可以知道，”恩迪科特暗示道。

“我只知道，我从照片上看到了什么，”她告诉他。

我咧嘴笑笑。法瑞尔眨巴着眼看看我。恩迪科特从他的眼角瞄到了我的笑。“你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他厉声对我说。

“我整晚没睡，脸皮好像一直在往下耷拉，”我说。

他严厉地看了我一眼，再次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你能解释一下吗，韦尔德小姐？”

“恩迪科特先生，有很多人拍过我的照片。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在一起的照片。我曾和斯蒂尔格雷夫还有其他人。在‘舞者’餐厅共进午餐、晚餐。我不明白你要我说什么。”

法瑞尔心平气和地插了一句：“要是我理解得不错，你想要韦尔德小姐做你的证人，用这张照片把事件的前后联系上。那要以何种诉讼进行呢？”

“那不关你的事，”恩迪科特不客气地说。“昨晚有人枪杀了斯蒂尔格雷夫。凶手可能是个女人。韦尔德小姐有嫌疑。我很抱歉这么说，但似乎是有这种可能性。”

梅维斯·韦尔德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手指绞着一只白手套。

“好吧，我们假设一场诉讼，”法瑞尔说。“在诉讼中，这张照片是你的物证——如果你能证明的话。可你办不到。韦尔德小姐也不会为你们证明。她只知道照片上能看到什么，其他人也能看到。你们必须找一个能够证明照片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和拍摄方式的证人，将案件串联。否则，我会提出抗议——假如我碰巧是辩方律师。我甚至可以请来专家，证明这张照片是伪造的。”

“我肯定你办得到，”恩迪科特干巴巴地说。

“唯一能帮你们作证的人就是拍照的那个人，”法瑞尔不急不慢地继续说道。“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怀疑那就是他遇害的原因。”

恩迪科特说：“这张照片就是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个时间、地点，斯蒂尔格雷夫不在牢里，因此他就失去了杀害斯坦的不在场证明。”

法瑞尔说：“只有当它被引入法庭作为证据时，它才算是证据，恩迪科特。看在老天的分上，我可不是要教你法律。你懂法。忘了那张照片吧。它什么都证明不了。没有报纸敢刊登的。没有法官会承认它是证据，因为没有合适的证人能够证明。如果这就是马洛隐瞒的证据，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他根本不算隐瞒证据。”

“我没有打算因谋杀而审判斯蒂尔格雷夫，”恩迪科特干巴巴地说。“可我确实有点感兴趣是谁杀了他。神奇的是，警察局也对此感兴趣。我希望我们的兴趣没有冒犯你。”

法瑞尔说：“没什么会冒犯我。这也是我为什么有今时今日的地位。你确定斯蒂尔格雷夫是遭人杀害的吗？”

恩迪科特只是盯着他。法瑞尔轻松地说：“我知道现场找到了两把枪，都属于斯蒂尔格雷夫。”

“谁告诉你的？”恩迪科特犀利地问。他皱着眉，身体前倾。

法瑞尔将香烟扔进烟灰缸架，耸了耸肩。“见鬼，这些消息迟早要透出去的。其中一把枪杀了奎斯特和斯坦。另外一把杀了斯蒂尔格雷夫。也是近距离射击。我承认，这些人通常不会选择轻生。但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恩迪科特郑重地说：“毫无疑问。感谢你的建议。那碰巧是错的。”

法瑞尔微微一笑，沉默了。恩迪科特缓缓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韦尔德小姐，这间办公室——或者说它的现任至少——不倾向于以某种曝光他人的代价来寻求出人头地，尤其是这种曝光可能是致命的。我的职责是，决定是否有人应该因这些谋杀案而受到审判、起诉，如果证据充分的话。我的职责并非是要通过挖掘隐私毁了你的职业生涯——你不巧正好是某个人的朋友，而此人尽管从未定罪或是因为任何罪行而遭到起诉，却无疑曾是个犯罪组织的匪徒。我认为，关于这张照片，你对我还不够坦白，但我现在不会深究。我询问你是否射杀了斯蒂尔格雷夫，这没有多大意义。但我得问你，你是否知道任何可能杀死他的凶手的信息？”

法瑞尔立刻接过话头说：“信息，韦尔德小姐——不仅仅是怀疑。”

她直视恩迪科特说：“不知道。”

他站起身，鞠了个躬。“今天就到这儿吧。感谢你们前来。”

法瑞尔和梅维斯·韦尔德站起身，而我却没动。法瑞尔说：“你要召开一次记者发布会吗？”

“我想这事交给你吧，法瑞尔先生。应付记者媒体，你总是很有一套。”

法瑞尔点点头，走去开门。他们便出了门。她出门时似乎没有看我，不过有东西轻轻地拂到了我的颈后。可能是无心的。她的手套。

恩迪科特注视着门关上。他看着桌子对面的我。“法瑞尔是你的代理律师吗？我忘了问他。”

“我雇不起他。所以我只能任人宰割。”

他淡淡地一笑。“我让他们占尽了上风，然后通过折磨你挽回我的尊严，嗯？”

“我阻止不了你。”

“你对你的做事方式不至于很自豪吧，马洛？”

“我开头就错了，之后就只能自作自受了。”

“难道你不认为你对法律有一定的义务吗？”

“是的——如果法律跟你一样的话。”

他苍白修长的手指插进蓬乱的黑发里。

“这种答案我有很多，”他说。“它们听起来都千篇一律。公民就是法律。在这个国家，我们至今没有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把法律当成敌人。我们是个憎恨警察的国度。”

“要改变这点还有很多要做，”我说。“双方都是。”

他探过身子，按下蜂鸣器。“不错，”他轻声说。“会的。看来有人得跨出第一步。谢谢你过来。”

我出门后，一个秘书从另一扇门进去了，手上抱着厚厚一叠文件。

33

刮完胡子，吃了第二顿早餐后，我感觉好多了，不像憋在铺满刨花的小猫窝里这么难受了。我上楼走进办公室，开了门锁，嗅了嗅这第二次吸入的空气以及灰尘的味道。我打开一扇窗，吸了一口隔壁咖啡店飘来的煎炸味儿。我在书桌前坐下，用指尖感触着桌上的细沙。我填了一管烟斗，点燃，向后靠在椅子上，四下环顾。

“你好，”我说。

我只是对着办公室的设备讲话，三个绿色的文件盒、破旧的地毯、我对面的客户专用椅、天花板上的那盏灯以及里面至少死了六个月的三只飞蛾。我是在对鹅卵石玻璃门、脏兮兮的木制品、桌子上的钢笔和那台心力交瘁的电话机讲话。我是在对鳄鱼身上的鳞片讲话，那条名叫马洛的鳄鱼，我们这个繁荣小社区的私家侦探。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家伙，但却是最廉价的。他发家时廉价，完蛋时会更廉价。

我伸手往下摸索，拿出一瓶老浮尔士德威士忌放在桌上。瓶里只剩三分之一的酒了。老浮尔士德。这是谁给你的，伙计？这是绿牌[1]货，你的身份可配不上。一定是某个客户的。我曾经有一个客户。

这令我想到了她，也许潜意识里对她的思念更强。电话铃响了，那个有趣严谨的细小声音正如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时一样。

“我在那个电话亭里，”她说。“要是你现在一个人，我就过来。”

“嗯哼。”

“我估计你在生我的气，”她说。

“我不生任何人的气。只是累了。”

“哦，是的。你累了，”她那紧张细小的声音说。“但我还是要过来。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生气。”

她挂了电话。我拔出酒瓶的木塞，凑近闻了闻。我不由打了个激灵，舒服多了。任何时候，我一闻威士忌就会打颤，无可救药了。

我把酒瓶放在一边，起身去打开隔间的门。我听见她的脚步声沿着走廊传来。在哪儿我都能听出这些急促轻快的脚步声。我打开门，她走近我，害羞地望着我。

全消失了。斜框眼镜、新发型、那顶小巧时髦的帽子、香水和精致的妆容。假珠宝、口红，还有一切的一切，都不见了。她又回到了第一天早晨出现时的模样了。同样的棕色定制服装、同样的方形皮包、同样的无框眼镜、同样拘谨而小家子气的微笑。

“是我，”她说。“我要回家了。”

她跟着我进入了私人会客室，一本正经地坐下，我还是以老样子坐在那儿，注视着她。

“回曼哈顿，”我说。“想不到他们竟然放你走。”

“我也许还要回来的。”

“你负担得起？”

她略带尴尬地笑了笑，随即说：“不会花我一分钱的。”她抬手扶了扶那副无框眼镜。“这副感觉很糟，”她说。“我喜欢另一副。不过扎格史密斯医生绝不会喜欢。”她把包放在桌子上，用指尖沿着桌上划了一条线。这同第一次见面时也是一样。

“我记不清是不是把二十美元还给你了，”我说。“我们推来让去好几次，到最后我都忘了。”

“哦，你还给我了，”她说。“谢谢你。”

“确定吗？”

“钱的事我从来不会搞错。你还好吗？他们伤了你吗？”

“警察？没有。对付我可不是他们想象的这么轻松。”

她一脸惊讶，天真得很。接着她的眼神一亮。“你肯定勇敢极了，”她说。

“纯粹运气，”我说。我拾起一支铅笔，摸了摸笔尖。笔尖坚硬而锐利，如果有人要写字的话再适合不过。我不需要。我伸手探过去，将铅笔穿进包的肩带，然后把包扯向自己。

“别碰我的包，”她马上说，伸手去抓包。

我咧嘴一笑，将包拽到自己手上。“好吧。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包，真像你。”

她身子向后一靠，双眼中流露出隐约的忧虑，她莞尔一笑。“你觉得我可爱——菲利普？我太平凡了。”

“我不这么看。”

“是吗？”

“见鬼，真不是。我觉得你是我遇见过的最与众不同的女孩之一。”我抓着肩带晃了晃包，将它放在桌子的一角。她的视线牢牢盯着它，她舔舔嘴唇，继续对我微笑。

“我打赌你认识的女孩数不胜数，”她说。“为什么——”她低头，再次用指尖在桌子上划了什么——“为什么你没有结婚？”

我想到了所有可能的答案。我想到了所有我喜欢到足以谈婚论嫁的女人。不，不是全部，只是其中一些。

“我想我知道答案，”我说。“但听起来很老套。那些我可能想要娶的人——嗯，我没有她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你又没必要娶。你只要勾引她们——如果她们还没有先下手的话。”

她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朵根。

“你这么说简直太可怕了。”

“对有些漂亮的姑娘也是这样，”我说。“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拿你来说，也不会很难钓到。”

“求你别这么说！”

“好吧，是不是呢？”

她低头看着桌子。“我希望你告诉我答案，”她缓缓说道，“奥林出什么事了，我完全糊涂了。”

“我告诉过你，他可能学坏了。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记得吗？”

她慢慢点了点头，仍然红着脸。

“异常的家庭生活，”我说。“性格非常内向的家伙，高度的以自我为中心。从你给我的照片上看，他仿佛就像要从上面呼之欲出，死死地瞪着你。我不想跟你玩心理学，但我推测，他是那种会彻底失控的类型——一旦他失控的话。接下来，就是你们家庭中那种对金钱的渴望——除了一个人是例外。”

她现在对我微笑着。如果她觉得我指的是她，那就是扯淡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说。“你父亲以前结过婚吗？”

她点点头，承认了。

“那就对了。利拉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这样就说得通了。多告诉我一些情况。毕竟我为你做了不少事，几乎是义务劳动。”

“你拿过报酬了，”她尖锐地说。“很多钱。利拉给的。别指望我叫她梅维斯·韦尔德。我不会叫的。”

“你不知道我会得到报酬。”

“好吧——”一阵停顿，她的目光又转向了她的包——“可你的确得到报酬了。”

“好吧，跳过这个话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谁？”

“我觉得耻辱。母亲和我都感到耻辱。”

“奥林不这么觉得。他很享受。”

“奥林吗？”她再次望着她的包时，出现了一小段时间的沉默。我开始对那只包感到好奇了。“但他离开很久了，我估计他已经适应了。”

“当然了，拍电影没那么糟。”

“但不止是那样，”她的语速很快，下嘴唇一翻，牙齿都暴露无遗，双眼之中似乎燃起了火花，可渐渐地熄灭了。我又划了根火柴凑近烟斗。我太累了，没有流露任何情绪，哪怕我有些情绪。

“我知道。不管怎样，我多少能猜到。奥林是怎样发现斯蒂尔格雷夫的线索的？——连警察都没有查到。”

“我——我不知道，”她缓缓地说，似乎在字斟句酌，仿佛一只行走在篱笆上的猫。“可能跟那个医生有关吗？”

“哦当然，”我说着露出一个温暖的微笑。“他和奥林不知什么时候交上了朋友。也许是两人都对利器感兴趣。”

她向后靠在椅背上。她的小脸很痩，此刻看来棱角分明。她的眼神中有一丝警觉。

“你现在真恶心，”她说。“你时不时地就要这样。”

“真可惜，”我说。“我一个人的时候，性格和蔼可亲，漂亮的包包。”我伸手去拉包，把它拽到我面前，啪地打开包。

她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扑向我。

“放下我的包！”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那副无框眼镜。“你想回到堪萨斯的曼哈顿的家，对吗？今天？你买好了票，打包好了行李？”

她嗫嚅着嘴唇，再次缓缓地坐下。

“好吧，”我说。“我不是要阻止你。我只是好奇，你从这笔生意里赚了多少钱？”

她开始哭了。我打开包，翻查里面的东西。里面一无所有，直到我摸到了背面的拉链袋，我拉开拉链，手伸进去摸索。那里有一沓簇新的纸币。我把钱掏出来，一张一张点。一千美元。全都是簇新的钞票。真不错。不多不少一千美元。不错的旅费。

我向后靠在椅背上，敲打着桌上的这沓钞票。此时她默默坐着，双眼含泪，注视着我。我从她的包里拿出一块手帕，抛给对面的她。过了一会儿，她的喉咙里发出一种轻柔迷人的抽噎声。

“利拉给我的钱，”她温柔地说。

“你用的凿子[2]有多大？”

她只是张大了嘴巴，一滴眼泪淌过脸颊，流进了嘴里。

“算了，”我说。我把钱放回到她的包里，合上包盖，推向桌子另一边给她。“我猜，你和奥林都属于那种人，能够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所做之事都是正确的。他能敲诈他的姐姐，然后一帮小混混识破了他的花招，把东西从他身边抢走，于是他只能偷袭他们，用一把冰锥刺入对方的颈后，干掉他们。可能那晚他都没醒过。你也会做同样的事。利拉没有给你那些钱。是斯蒂尔格雷夫给的，为了什么？”

“你真肮脏，”她说。“你太邪恶了。你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

“是谁向警方告密说拉加迪医生认识克劳森？拉加迪以为是我干的。其实是你。为什么？为了把那个不带你玩的哥哥逼出来——因为那时他已经走投无路，躲在了外面。我想看看他写回家的信。我打赌，那些信的内容肯定耐人寻味。我猜得出其中的苦心钻营。监视着他的姐姐，试图用他的徕卡相机把她的一举一动全部拍下来，而那个善良的拉加迪医生则躲在幕后等待着分成。你雇我是为了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平静地说。她又擦了擦眼睛，将手帕放在包里，振作精神，准备离开。“奥林从未提到过我的名字。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丢了照片。但我知道，他拍了照片，它们价值不菲。我开始有些明白了。”

“明白什么？”

“奥林没有亏待我。他有时候抠门极了。他可能会自己吞了所有钱。”

“他为什么前天晚上给你打电话？”

“他害怕，拉加迪医生对他不满意了。照片不在他手上，落到了其他人手里。奥林不知道是谁拿走了照片。但他很害怕。”

“在我手上。现在还在，”我说。“在保险箱里。”

她的头慢慢转过去，望着保险箱。她试探着用指尖抹了抹嘴唇，然后回过头来。

“我不相信你，”她说，她看着我的眼神就像猫看着老鼠洞。

“跟我平分了那一千块怎么样，照片给你。”

她想了想。“我不能把钱给你用来换取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她微笑着说。“请把照片给我。求你了，菲利普。利拉应该拿回它们。”

“用多少钱来换？”

她皱紧眉头，看起来很受伤。

“她现在是我的客户，”我说。“不过背叛她也不算件很糟的买卖——只要价格合适。”

“我不信在你手上。”

“好吧。”我起身，走向保险箱。一转眼，我就拿着个信封回来了。我把照片和底片倒在桌子上——我这侧的桌子。她低头看着它们，伸手去拿。

我抢先抓起了照片，合拢在一起，抽出一张照片以便她能看到。她伸手来抢，我往后一退。

“这么远我看不清，”她抱怨道。

“凑近点得花钱。”

“我从没觉得你是个无赖，”她一脸正经地说。

我没吭声，重新点燃了我的烟斗。

“我可以让你交给警察，”她说。

“你试试。”

突然她语速飞快地说：“我不能把这钱给你，真的，我不能。我们——好吧，母亲和我欠了不少债，因为父亲的缘故，而且房子还欠着贷款。”

“你卖给了斯蒂尔格雷夫什么换来这一千美元？”

她的嘴巴张得很大，形容丑陋。她抿了抿嘴唇，紧紧地闭上嘴。这张紧张坚毅的小脸，我曾经见过。

“你有一件东西能卖，”我说。“你知道奥林的下落。对于斯蒂尔格雷夫来说，这个消息值得上一千美元。很好猜。这只是一个把证据串联的问题。你不会明白。斯蒂尔格雷夫去了那儿，杀了他。他为了这个地址付给你钱。”

“利拉告诉他的，”她的声音仿佛从远处传来。

“利拉说，是她告诉他的，”我说。“如果有必要，她会告诉全世界，是她告诉他的。正如她会告诉全世界，是她杀了斯蒂尔格雷夫——如果只有那一条出路的话。利拉是那种随性而至的好莱坞宝贝儿，没有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不过一旦要追究真相时，她有自己的原则。她不是那种会用冰锥杀人的人。她也不是那种会赚取昧心钱的人。我希望你心里开心。”

她从椅子边上站开，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咯咯大笑。

“谁能证明？”她近乎尖叫着说。“活着的人还有谁能证明这点？你吗？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廉价的骗子，无名小卒。”她的声音渐渐变成了一阵刺耳的大笑声。“为什么二十美元就能买通你。”

我的手上还捏着那张大照片。我划了根火柴，把底片扔进烟灰缸，瞬间烧成了灰烬。

她呆呆地僵立在那儿，感到一阵恐惧袭来。我开始把照片撕成碎片，对着她咧嘴一笑。

“一个廉价的骗子，”我说。“好吧，你指望什么。我可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可以出卖。所以我出卖我的客户。”

她站在原地不动，眼中充满怒火。我撕完了照片，将碎纸片在烟缸中点燃。

“我后悔一件事，”我说。“没能看见你回到堪萨斯的曼哈顿与亲爱的老母亲重逢。没能看见你们为了分这一千美元打得头破血流。我打赌那一定是场好戏。”

我拿一支铅笔戳了戳碎纸，让它继续燃烧。她缓缓地，一步一步，走向桌子，眼睛盯着那堆在冒烟的碎照片。

“我会报警，”她喃喃低语。“我会告诉他们很多事。他们会相信我的。”

“我会告诉他们是谁射杀了斯蒂尔格雷夫，”我说。“因为我认识那个没杀他的人。他们也许会相信我。”

那个小脑袋猛地一抬，镜片一闪，一双眼睛隐没在了白光后。

“不必担心，”我说。“我不会这么做的。这对我没什么损失，别人却会损失惨重。”

电话响了，她一下蹦了起来。我转过身，去拿听筒，脸对着听筒说：“你好。”

“阿米哥，你还好吗？”

电话那头的背景里有个声音。我回头一看，只见门咔嗒一下关上了。房间里只剩我一个人了。

“你还好吗，阿米哥？”

“我很累，我一整晚没睡。除了——”

“那个小家伙打电话给你了吗？”

“小妹妹？她刚才还在这儿。她带着赃物在回曼哈顿的路上。”

“赃物？”

“她从斯蒂尔格雷夫那里得到的零用钱，告发她哥哥的酬劳。”

一阵沉默，接着她郑重地说：“你怎么会知道，阿米哥。”

“就像我知道自己正靠着桌子坐，手里拿着这个电话一样。就像我知道我听见了你的声音。虽然不这么确定，但就像我知道谁射杀了斯蒂尔格雷夫一样确定。”

“你对我说这些有点傻，阿米哥。我也并非毫无缺点。你不该这么信任我。”

“我犯过错，但这次不是。我已经烧了所有的照片。我试图卖给奥法梅。她出价不够高。”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阿米哥。”

“是吗，跟谁开玩笑？”

她银铃般的笑声从电话线里传了过来。“你想带我去吃午饭吗？”

“也许吧。你在家？”

“是的。[3]”

“我过一会儿就来。”

“我非常高兴。”

我挂了电话。

演出结束了。我坐在空荡荡的剧院里。帷幕落下，我能隐约看到投影于舞台上的情节。不过有些演员已经模糊、虚幻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小妹妹。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忘记她的长相。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如此虚幻，我想到了她返回堪萨斯的曼哈顿，回到她亲爱的老母亲身边，带着放在她皮包里那一小沓厚厚的、簇新的一千美元。由于好几个人遇害，她得到了这笔钱，不过我觉得这不会困扰她很久。我想到早晨她前往办公室——那个男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哦，是的。扎格史密斯医生——在他到来以前掸尽灰尘，整理候客室里的杂志。她戴着无框眼镜，穿着一条普通的裙子，素面朝天，举止娴静优雅。

“扎格史密斯医生现在要见你，嗖嗖夫人[4]。”

她会面带微笑拉开门，嗖嗖夫人从她身边经过走进去，扎格史密斯医生则会坐在他的办公桌后，穿着一件白大褂，听诊器挂在脖子上，专业至极。他面前有一个文件格，便签簿和处方簿干净整齐地放在一边。扎格史密斯医生无所不知。你没法糊弄他。他了若指掌。他看着一位病人时，心里知道，即将要问的问题答案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

当他看着他的接待小姐，奥法梅·奎斯特，他眼里出现的是一位年轻恬静的小姐，穿着合体，符合一个医生诊所的着装要求，没有红指甲，没有夸张的妆容，一切会冒犯老派顾客的特征都没有。一位理想的接待小姐，奎斯特小姐。

扎格史密斯医生，如果他会想到她的话，一定是洋洋自得。他将她打造成现在的样子。她完全符合医生的要求。

很有可能他还没有同她调过情。也许在那些小镇上人们不会这样做。哈，哈！我也长在一个小镇上。

我换了个位置，看一眼手表，终究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了那瓶老浮尔士德威士忌。我闻了闻，酒味很浓郁。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纯威士忌，举起酒杯对着灯光。

“好吧，扎格史密斯医生，”我大声说道，仿佛他就坐在桌子的另外一侧、手里拿着酒杯一般。“我跟你不太熟，你根本不认识我。我通常不相信给陌生人忠告这种事，但我曾在短时间里频繁地接触过奥法梅·奎斯特小姐，所以我不得不打破原则了。倘若那个小女孩想从你身上得到任何东西，立刻给她。千万别磨磨蹭蹭或是抱怨自己的所得税和你的各项支出。只要记得满脸堆笑，痛痛快快付钱就好。千万别陷入任何有关所属问题的讨论。让那个小女孩开心，这就是最主要的事。祝你好运，医生。诊所里千万别放鱼叉。”

我一口气喝了半杯酒，等待着酒精温暖我的身体。当身体暖和了，我喝完了剩下的酒，把酒瓶放在一边。

我敲打着烟斗，把冰冷的烟灰倒出来，从一个皮制的保湿烟盒里取出烟丝，重新装填。这个烟盒是我的一个仰慕者送的圣诞礼物，那个仰慕者正好与我同名，简直巧得诡异。

我填完烟斗后，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点燃，然后出门，沿着走廊走，心情愉悦，就像一个猎虎归来、颇有收获的英国人。

[1]威士忌中的精品，精选十五年以上的大麦芽威士忌调制而成。

[2]原文为chisel，本意为“凿子”，俚语中也有“诈骗”的意思。

[3]原文为西班牙语。

[4]Mrs. Whoosis，发音与whoosh（“嗖嗖”）相似。

34

贝尔西别墅虽然陈旧，却经过翻修。它的大堂应该配上漂亮的印度橡胶树，可实际装饰的却是玻璃砖、飞檐灯、三角玻璃桌，给人的总体感觉，就像是由一个疯人院里逃出来的疯子重新装修的一样。整体的配色是由胆汁绿、亚麻籽膏药的棕色、人行道的灰色和猴子屁股的蓝色组成。这就像开裂的嘴唇一样令人不安。

小小的前台空空荡荡，后面的镜子有可能是透明的，所以我没有打算偷偷摸摸地爬上楼。我按了铃，一个松松垮垮的大胖子从墙后冒了出来，对我笑了笑，露出湿润柔软的嘴唇和蓝白色的牙齿，眼睛亮得古怪。

“我找冈萨雷斯小姐，”我说。“我叫马洛。她在等我。”

“嘿，是的，当然，”他说着摆了摆手。“是的，当然。我现在就打电话上去。”他的声音也在摆动。

他拿起电话机，往里面咕噜了几句，然后又放下了。

“是的，马洛先生。冈萨雷斯小姐说直接上楼就行。412房。”他咯咯一笑。“可我估计你早知道了。”

“我现在才知道，”我说。“顺便问一句，去年二月你在这儿了吗？”

“去年二月？去年二月？哦，是的。去年二月我在这儿。”他的发音准确无误。

笑容从他这张胖乎乎的脸上瞬间消失了。“你是个警察？”他的声音此刻变得又细又尖。

“不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的裤子拉链开了。”

他惊慌失措地低头，用那双几乎颤抖的双手拉上了拉链。

“嘿，多谢，”他的身体探过低矮的前台。“不是发生在前面，”他说。“不是，差不多快到下一个转角处。”

“当时他住这儿，是吗？”

“我还是不谈这个为好，不谈为好。”他的小手指滑过下嘴唇。“你问这个干吗？”

“只是为了让你说话。你要更小心点，伙计。我从你的呼吸里闻到了。”

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如果你是在暗示我一直喝——”

“只是茶而已，”我说。“不过不是从杯子里。”

我转过身去，他沉默不语。我到达电梯时，回头一看。他站在原地，双手平放在桌子上，伸长脖子望着我。即使从远处看，他似乎还在颤抖。

电梯是自助式的。四楼漆成冷酷的灰色，地毯很厚。412房的边上有个门铃，里面传来了轻柔的铃声。房门一下子打开了。那双美丽深沉的黑眼睛看着我，鲜红的嘴唇对着我笑。黑色休闲裤搭配火红色衬衫，就跟昨晚一样。

“阿米哥，”她柔声说。她伸出手臂，我抓住她的手腕，向内合拢，双掌相抵。我同她玩了一会儿拍手游戏。她的眼神中同时充满了慵懒与热情。

我放开她的手腕，用手肘顶上了门，溜过了她身边，就像第一次相遇时一样。

“你应该为它们买保险，”说着我摸了其中一个。它是真的。乳头坚挺得像枚红宝石。

她放声大笑，心花怒放。我继续走进去，四下环顾。房间里漆成了浅灰色和灰蓝色。虽然不是她的风格，但很漂亮。假壁炉里有个壁炉芯，周围有足够的桌椅和台灯，不过也不多。角落里有个精致的小酒柜。

“你喜欢我的小公寓吗，阿米哥？”

“别说什么小公寓。那听起来像妓女的住处。”

我没有看她。我不想看她。我坐在一张沙发床上，一只手搓了搓额头。

“只睡了四个小时，喝了几杯酒，”我说。“我又会对你胡说八道了。此刻，我也没有力气说正事了。可我必须要说。”

她过来坐在我边上。我摇摇头。“坐那儿。我确实得说正事。”

她坐到了对面去，用那对严肃的黑眸望着我。“那好吧，阿米哥，你想怎样都行。我是你的女人——至少我会很高兴做你的女人。”

“当初在克利夫兰的时候你住哪儿？”

“克利夫兰？”她的声音非常柔和，几乎像是低语。“我说过我曾经住在克利夫兰吗？”

“你说你在那里认识了他。”

她回忆起来了，然后点点头。“那时我结婚了，阿米哥。怎么了？”

“你当时的确住在克利夫兰吗？”

“是的，”她温柔地说。

“你是怎么认识斯蒂尔格雷夫的？”

“那些年，认识一个黑帮人物是很有面子的事。我觉得，这算是另一种颠倒的势利眼吧。只要经常去那些他们据说会去的地方，要是够幸运，也许某个晚上——”

“你让他钓上你了。”

她爽快地点点头。“让我们这样说，是我钓上了他。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个子男人。真的，很不错。”

“那位丈夫怎么样？你的丈夫。或是你都不记得了？”

她微微一笑。“这个世界的大街小巷上挤满了被抛弃的丈夫，”她说。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你满大街都能发现这些人，哪怕在海湾城也不例外。”

这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她礼节性地耸耸肩。“我对此毫不怀疑。”

“甚至有可能是索邦大学的毕业生。甚至可能在一个无名小镇上行医，蹉跎岁月。满怀着希望而等待。这是我想收回的一个巧合。其中有一丝诗意。”

礼貌的微笑持久地挂在她那张可爱的脸上。

“我们扯得太远了，”我说。“从未这么远过。我们应该缩小一点范围。”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我的脑袋隐隐作痛。我甚至还没发挥四成水准。她递给我一个水晶烟盒，我取了一支烟。她用金镊子为自己夹了一支烟，从另外一个烟盒里拿的。

“我想试试你那种，”我说。

“可大部分人觉得墨西哥烟草太凶了。”

“只要它是烟草就行，”我边说边望着她。我打定主意。“算了，你说得对。我不会喜欢的。”

“这段附加表演，”她小心地问，“是什么意思？”

“前台接待是个吸大麻的瘾君子。”

她缓缓点头。“我警告过他，”她说。“好几次了。”

“阿米哥，”我说。

“怎么？”

“你不太说西班牙语，是吗？也许你不怎么懂西班牙语。一句‘阿米哥’都用烂了。”

“我希望，我们不要像昨天下午那样，”她缓缓地说。

“我们没有。你身上唯一跟墨西哥有关系的就是那个把单词以及某种小心翼翼的说话方式，却给人一种印象，某人在说一种他（她）不得不学的语言。比如他们说‘do not’，而不说‘don’t’，诸如此类的细节。”

她没有回答。她轻轻吐了口烟，微微一笑。

“我在城里遇到大麻烦了，”我继续说。“显然韦尔德小姐理智地报告了她的老板——朱利斯·奥本海默——他摆平了。为她找来了李·法瑞尔。我觉得他们并不认为是她射杀了斯蒂尔格雷夫。但他们认为我知道凶手是谁，他们不再喜欢我了。”

“那你知道吗，阿米哥？”

“在电话上告诉你了，我知道。”

她定睛瞧了我很长时间。“我当时在场。”她唯一一次发出了干涩凝重的声音。

“真是非常奇怪，真的。小妹妹想要看看赌场。她从没见过那样的东西，曾经在报纸上——”

“她住在这儿——和你一起？”

“不在我的公寓，阿米哥。在这儿一间我为她找的房间里。”

“难怪她不肯告诉我了，”我说。“但我猜你还没来得及教她做生意。”

她微微一蹙眉，拿着棕色的香烟凭空晃了晃。我看见烟雾在平静的空气中写下了难以辨认的字符。

“求你了。她想要去那栋房子，于是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来吧。我们到那儿时，他喝醉了。我以前从没见他喝醉过。他哈哈大笑，一条手臂勾着小奥法梅，告诉她，她已经妥妥地挣到了她的钱。他说他有东西给她，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皮夹，外面用一块什么布裹着，然后递给她。她打开后，发现皮夹中间有个洞，上面沾着血迹。”

“这可不太妙，”我说。“我甚至不会称之为个性。”

“你太不了解他了。”

“确实，继续说。”

“小奥法梅拿着钱夹，盯着它，然后瞪着他，她惨白的小脸十分平静。接着她谢过了他，打开皮包将钱夹放进去，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

“一声尖叫，”我说。“我会晕倒在地的。”

“——不过她却从包里掏出一把枪。这是那把他给梅维斯的枪，我觉得。很像那把——”

“我很清楚那把枪是什么样的，”我说。“我把玩过。”

“她转过身，一枪将他打死。非常戏剧化。”

她将棕色的香烟塞回嘴里，对着我微微一笑。一个古怪而又相当疏远的微笑，仿佛她正在思考某件遥远的事。

“你让她对梅维斯·韦尔德坦白了，”我说。

她点点头。

“梅维斯本来不会相信你，我猜。”

“我不愿冒险。”

“不是你给了奥法梅一千美元吧，对吗，亲爱的？为了让她坦白？那个小姑娘为了一千美元什么都肯干。”

“我不想回答，”她一本正经地说。

“不，因此，昨晚你匆匆忙忙带我赶来时，已经知道他死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拿枪的那出戏也只是装模作样。”

“我不喜欢以上帝自居，”她柔声说。“出了状况，不管怎么样，我知道你会救出梅维斯。没有其他人能办到。梅维斯打定主意要一力承担。”

“我最好喝一杯，”我说。“我要晕过去了。”

她一下子跳起来，走向那个小酒柜。她回来时手上拿了几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和水。她递给我一杯，我尝了一口，她的视线越过酒杯盯着我。味道很棒。我多喝了一些。她再次陷入椅子里，伸手去拿她的金镊子。

“我把她赶走了，”我最终说道。“我是说梅维斯。她告诉我她射杀了他。她拿着那把枪。跟你给我的那把一模一样。你可能没留意，你的那把枪开过火。”

“我对枪支懂得不多，”她温柔地说。

“当然。我数了数里面的弹壳，假设原先里面是装满子弹的，发射了两发。奎斯特是被一把点三二口径的自动手枪射中两次。相同的口径。我在那间密室中捡起了空弹壳。”

“在哪儿，阿米哥？”

开始有些刺耳了。太多的“阿米哥”了，多得受不了。

“当然了，我不可能知道这是同一把枪，不过这值得一试。反正只会混淆一下视听，让梅维斯有喘息的机会。所以，我把他身上那把枪调了包，将他那把放在吧台后面。他的枪是一把黑色的点三八口径手枪，更像他会携带的，如果他的确带枪的话。即便是格子纹路的枪柄，你也可能会留下指纹，不过如果是一把象牙枪柄的话，你更容易在左侧留下大量指印。斯蒂尔格雷夫不会携带这种枪。”

她的双眼圆睁，眼神空洞而迷惑。“我恐怕我还没有听得很明白。”

“如果他要杀一个人，他一定会下手干净利落，让他彻底死去，确定无疑。可是那个家伙站了起来，还走了几步。”

她的眼中一瞬间闪过了什么东西，立刻消失了。

“我还想说他甚至还说了几句，”我继续说。“不过他没有。他的肺部都是血，他在我的脚边死了。就在那儿。”

“可那是哪儿？你还没告诉我是在哪里——”

“我必须说吗？”

她从酒杯里啜饮了一口，微微一笑，放下酒杯。我说：

“小奥法梅告诉他地址时你也在场。”

“哦，是的，当然我在。”复原得漂亮。干净利落。不过她的笑容看起来更疲惫了。

“只是他没有去，”我说。

她的香烟在半空中定住了。这就是一切真相。别无其他。香烟慢慢地向她的嘴边移去。她优雅地吐了口烟。

“这就是从始至终的问题，”我说。“我就是不愿正视这个最简单的事实。斯蒂尔格雷夫就是威皮·莫耶，这是确凿无疑的，不是吗？”

“可能性极高。这点可以证明。”

“斯蒂尔格雷夫改邪归正后，表现不错。然后，这个斯坦跑来骚扰他了，想分点油水。我只是猜测，但这就是事情的起因。好吧，斯坦必须得去。斯蒂尔格雷夫不想杀害任何人——他从未因杀人罪而受到起诉。克利夫兰的警察部门出来逮捕他。没有悬而未决的指控。没有谜案——除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犯罪集团有关联。但他不得不摆脱斯坦。于是他故意让自己入狱。后来，他通过贿赂监狱医生离开了监狱，他杀了斯坦后，马上又返回了狱中。杀人事件曝光后，那个让他离开监狱的人就要逃之夭夭，湮灭所有可能证明他曾经出狱的记录。因为警方很快会前来询问。”

“合情合理，阿米哥。”

我审视着她，企图找到破绽，可惜没有丝毫破绽。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我们必须要为这个家伙的聪明才智而鼓掌。他为什么让警方将他在狱中关了十天？答案一，让他自己有一个不在场证明。答案二，因为他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迟早要曝光，那么为什么不给警方时间去接受呢？那样一来，这一带任何一个黑帮小子完蛋，警方就不会一直揪住斯蒂尔格雷夫不放、在他的头上乱加罪名。”

“你喜欢这个想法，阿米哥？”

“是的。不妨这样想，为什么就在他出狱干掉斯坦的那天、他会在一个公共场所吃午餐？如果真是他干的，为什么小奎斯特会恰巧在周围按下快门，拍下那张照片？斯坦要是没有被杀，这张照片就构不成任何证据。我喜欢人们走运，可这实在是太过走运了。另外，即便斯蒂尔格雷夫不知道有人拍下了他的照片，他也知道奎斯特的身份。一定知道。奎斯特自从丢了工作后，也许在那之前，就一直向他的姐姐要钱。斯蒂尔格雷夫有她公寓的钥匙。他肯定了解一些她弟弟的事。结论就是，斯蒂尔格雷夫要杀斯坦哪天晚上都行，就是不会选在那个晚上——就算他原本有这种打算。”

“现在轮到我来问你是谁杀的，”她彬彬有礼地问。

“某个认识斯坦、能够接近他的人。某个已经知道照片被拍下、知道斯蒂尔格雷夫身份、知道梅维斯·韦尔德马上要大红大紫、知道她与斯蒂尔格雷夫的关系将是丑闻，可是如果斯蒂尔格雷夫能被栽赃为杀害斯坦的凶手，那么这段关系将是危险一千倍的人。认识奎斯特，因为他曾去过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在那里见过他，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就是那种毫无招架之力的小伙子。此人知道那两把骨柄、点三二口径的枪登记在斯蒂尔格雷夫名下，虽然他只是买来送给几个女孩子的，如果他自己身上带枪，那肯定不会是登记过、会追踪到他的一把枪。此人还知道——”

“够了！”她的声音似一把刀子般刺进我的耳膜，但这既不是惊吓也不是愤怒。“请你不要说了！我一分钟都忍受不了了。你现在就走！”

我站起身。她向后倚靠，喉咙上的脉搏跳了一下。她容貌精致，皮肤黝黑，死气沉沉。没有东西会碰她，连法律也不会。

“你为什么杀了奎斯特？”我问她。

她霍地站起身，走近我，再次微笑。“两个原因，阿米哥。他非常疯狂，最终他可能会杀了我。另外一个原因，绝不是——绝对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爱。”

我正准备当着她的面哈哈大笑。可我没有。她一脸严肃。简直不可思议。

“无论一个女人有多少情人，”她柔声说，“总有一个是她无法承受拱手让人的。斯蒂尔格雷夫就是这样一个情人。”

我只是凝视着她那双迷人的黑眼睛。“我相信你，”我最后开口道。

“亲亲我，阿米哥。”

“老天啊！”

“我离不开男人，阿米哥。可我爱的那个男人死了。是我杀了他。那个我不愿与人分享的男人。”

“你等了很久。”

“我会有足够耐心——只要有希望。”

“哦，疯子。”

她露出了一个随意、美丽而又十分自然的笑容。“对此你无能为力，亲爱的，除非你想彻底毁了梅维斯·韦尔德。”

“昨晚她证明了她想要毁掉自己。”

“如果她不是在演戏的话。”她眼神犀利地看着我，笑道：“心痛了，是吗？你爱上了她。”

我缓缓地说：“这有点傻。我可以在黑暗中与她坐在一起，握着她的手，可能持续多久呢？过不了一会儿，她就会飘进一个纸醉金迷、云香鬓影的世界。她就不再是个真实存在的人了。只是从音轨中传出的一个声音，银幕上浮现的一张脸孔。我想要的不止于此。”

我向门口移去，不过没有背对着她。我可不想挨上一枪。我觉得她更喜欢这样对我——而且拿我毫无办法。

我开门时回头看了一眼。窈窕、黝黑、迷人、笑脸盈盈。散发着性感。完全超越了我能想象的任何世界上的道德法则。

她天生就是个尤物。我悄悄地走出门外。就在我关门时，她的声音非常柔和地传来。

“亲爱的[1]——我很喜欢你。真可惜。”

我关上了门。

[1]原文为西班牙语。

35

大堂的电梯门打开时，一个男人正站在那里等电梯。他又高又瘦，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他的眼睛。天气暖和，可他却穿了一件薄大衣，领子竖起。他的下巴垂得很低。

“拉加迪医生，”我轻声叫道。

他扫了我一眼，露出一副陌生的样子。他走进电梯，电梯上升。

我穿过前台，按了铃。那个松松垮垮的大胖子出来了，肥厚的嘴上挂着痛苦的笑容。他的眼睛不这么明亮。

“把电话给我。”

他从下面取来电话，放在桌子上。我拨打了麦迪逊7911。声音传来：“这里是警察局。”这是紧急小组。

“贝尔西别墅，好莱坞富兰克林和吉拉德大道交叉口。有一个正在被重案组的弗伦奇和贝福斯警探通缉、名叫文森特·拉加迪医生的人刚刚上了412房。我是菲利普·马洛，一名私家侦探。”

“富兰克林和吉拉德大道，请在原地等待。你有枪吗？”

“是的。”

“如果他试图逃跑就抓住他。”

我挂了电话，擦了擦嘴。那个胖子倚靠在柜台上，眼圈发白。

他们来得很快——但还不够快。也许我本来应该截住他的。也许我的直觉已经知道了他会干什么，故意放任他去干的。有时当我情绪低落时，我会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过这实在太复杂了。这他妈的整起案子就是这样。每次我要采取显然应该采取的行动时，我都不得不停下来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才能不影响某个我有所亏欠的人。

他们破门而入时，他坐在沙发上，把她抱在胸前。他的目光浑浊，嘴唇上有血泡。他咬了舌。

她的左胸下方火红色衬衫上紧紧地插着一把我曾经见过的、银色手柄的刀。刀柄的形状酷似一个裸女。德洛丽丝·冈萨雷斯小姐的眼睛半睁着，嘴唇上隐隐挂着一抹幽灵般的挑逗的微笑。

“希波克拉底的微笑[1]，”救护车上的实习医生说，叹了口气。“在她脸上看上去挺美的。”

他瞥了一眼对面的拉加迪医生，如果还能从他的脸部来判断的话，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了。

“我猜有人的梦碎了，”实习医生说。他弯下腰，合上了她的眼睛。

[1]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此处“希波克拉底的微笑”也指“痉笑”，即一个人的笑容由于脸部肌肉受伤而呈现的痉挛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