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简介

复仇的困惑

序幕

第一部 特工的诞生

第一章 阿弗纳

第二章 安德雷斯

第二部 改变犹太人的历史

第三章 戈尔达·梅尔

第四章 伊弗里姆

第三部 任务

第五章 威尔·兹威特

第六章 “集团”

第七章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

第八章 阿巴德·阿尔—契尔

第九章 巴希尔·阿尔—库拜斯

第十章 贝鲁特与雅典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布迪亚

第十二章 “赎罪日之战”

第十三章 阿里·哈桑·萨拉米

第十四章 伦敦

第十五章 胡恩

第十六章 塔里法

第十七章 法兰克福

第四部 摆脱孤立

第十八章 美国

简介

1972年8月26日，第二十届奥运会在慕尼黑召开。9月5日凌晨4时许，一伙恐怖分子闯入奥运村，打死两名以色列运动员，挟持其余九名作为人质，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两百余名囚犯。在解救人质的过程中，警方将一场武装解救行动变成了血腥的枪战。九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愤怒的以色列总理梅尔命令以色列情报组织“穆萨德”对恐怖分子以牙还牙。

一场血腥杀戮刚刚结束，另一场暗杀行动即将开始。一支训练有素的以色列特工队手持黑名单，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要人以及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恐怖分子周围。于是，街头的突袭、冲天的火光、伤者的哀嚎、死者的惨状、美人的诱惑、层层的政治谜团……便一幕幕上演了。

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工们开始感到困惑、恐惧，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他们在无奈和挣扎之中经历着人性的莫大洗礼。是听从上级的命令、国家的召唤，继续这不归的杀戮之路，还是为了家庭的幸福，痛下决心，完成自我的人性救赎……

复仇的困惑

——评乔治·乔纳斯的《天谴行动》

加拿大记者、诗人、编剧兼专栏作家乔治·乔纳斯的《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据说是根据一位以色列前特工“阿弗纳”的叙述写成的。小说出版后,以色列政府断然否认小说的真实性,称阿弗纳并非突击队队长,说这本书实际上是根据某组织成员的异想天开编撰而成的。不过,乔纳斯说,1981年夏天,他的出版商要他去见一个人,说那个人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要告诉他。经过一系列精心安排,他们在北美的一个城市见面了。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他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向他讲述了以色列反恐战争中一次重大而有趣的事件,那就是1972年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被杀之后以色列迅速组建的一支反恐突击队的活动。

在随后的几年中,乔纳斯亲临欧洲和中东考察,并在当时被称为“铁幕”下的两个城市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跟那个人频频在世界各地见面,并在后者的指引下,先后采访了六个人。同时他还采访了很多专家、官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经过对暗杀现场的实地考察和一系列采访之后,乔纳斯认为那个人的故事大体是真实的。至于那个人为什么愿意把这段经历讲出来,乔纳斯猜测,一半是为了钱,一半是为了重温往日的兴奋与刺激。

在2005年版的《天谴行动》中有那个人,即“阿弗纳”写的一个前言。前言中没有刻意去证明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好像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倒是目前越来越猖獗的恐怖活动,让他十分忧虑。他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己执行的那次任务。他说:恐怖分子溜进奥运村离现在已经有三十三年多了。他们在那里制造了慕尼黑惨案,杀死了十一名参加1972年奥运会的无辜的以色列运动员。他还说,在惨案之后的几十年中,他经常反思以色列当时让他和另外四个人去欧洲寻找并暗杀据说策划了这次惨案的十一个恐怖分子的做法是否正确。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就像那次任务一样,非常难以回答。

无论“阿弗纳”的故事真实与否,都不影响它成为一个精彩的复仇故事。尤其是故事中展示的复仇者们的困惑,更是值得人们深思。在人类历史的悠悠长卷上,复仇曾普遍并且长期存在。尽管在当今社会复仇已经受到国家法律的禁止,但以复仇为主题的故事仍一如既往地让今日的人们深深感动,如古希腊的《安提格涅》、《赫库帕》,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近代的《基督山伯爵》等等。在中国,复仇甚至是受传统道德伦理认同的。有仇不报非君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血债要用血来还,诸如此类的成语、谚语不仅记录在我们的词典中,也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里。无论在西方文化中还是在东方文化中,复仇者曾经都是与英雄画等号的。而在《天谴行动》中,复仇的目的和意义却遭到了复仇者们的质疑,他们在杀死一个又一个恐怖分子之后,不仅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更没有为国效力的神圣感,而是莫名的恐惧以及久久挥之不去的困惑。正是这种困惑,使复仇者们不是走向了毁灭,就是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故事由两条线索组成:一条是突击队的复仇行动。1972年9月5日,八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潜入慕尼黑奥运村,杀害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并抓获另外九名作为人质。在随后的解救行动中,九名人质全部被恐怖分子杀害。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戈尔达·梅尔随即命令特工组织“穆萨德”实施报复。于是,一支由五名特工组成的突击队成立了。一场血腥事件刚刚结束,另一场杀戮就要开始。以色列政府要向巴勒斯坦人实施报复。突击队的任务就是暗杀以色列政府确定的与慕尼黑惨案有关的十一名恐怖分子。任务结束时,突击队干掉了名单上的五个恐怖头子,与其他突击队联手干掉了另外三个。剩下的三个人,一个自然死亡,两个被暗杀。被暗杀的两个人,是否为“穆萨德”所为不得而知。

另一条线索是特工们在复仇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上的变化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他们在从一个追杀恐怖分子的刺客到变成一个被恐怖分子追杀的目标的过程中,从光荣领命到徘徊迷惘直至走向毁灭的心理变化过程。小说除了入木三分地描写了复仇者们杀人时的残酷、冷漠和精确之外,还真实地、细致入微地记录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倒下去之后在他们心理上的反应。尤其是主人公阿弗纳的心理活动,犹如一条在巨浪中颠簸的小船,此起彼伏,贯穿故事始终:恐怖主义固然可恨,但以暴易暴(所谓的“反恐”)、“以牙还牙”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以生命换取生命是消弭了失去所带来的伤痛,还是只能加深业已存在的裂痕?生存的权利,是否因为种族的分野就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不再重要?犹太人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是否可以被当作犹太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道德资源?阿弗纳是奉命追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刺客,到头来却变成了被恐怖分子追杀的目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质疑。但国家的召唤又不能弃之不顾,国家的使命也不能不服从。他为此感到困惑。《天谴行动》想要表达的,或者说,要引起人们思索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困惑。

关于巴以冲突这一世纪难题的起因,我们从各种报道中已经熟知。他们之间“以牙还牙”的事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比如,就在前不久,以色列南部海滨城市埃拉特发生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四人死亡。但关于这些暴力事件参与者的心理活动,却很少有人涉及。《天谴行动》无疑给了我们一次走进他们内心世界的机会。

毫无疑问,阿弗纳是怀着复仇的正义感和对国家的使命感接受这次不寻常的任务的。他从部队服役归来后,希望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一份工作。即使做不了飞行员,当一名空勤人员也行。因为这样他就能四处旅行。说不定还能碰上已成为飞行员的战友呢,说不定碰上之后,战友还会载着自己在机场上空转一圈呢!他太喜欢旅行了。正在等待航空公司的答复时,他收到了以色列特工组织“穆萨德”的一封信。尽管当过特工、对特工的艰苦生活和特工组织滥用年轻特工爱国热情的黑暗现象深有体会的父亲一再阻挠,阿弗纳还是加入了特工组织。梦想终于变成现实。阿弗纳当上了一名空中警官,负责保护飞机乘客的安全。虽然未能做一个飞行员,但总算能飞了。飞机不只是在机场上空转圈,而是飞到了世界各地。仅仅几个月之内,阿弗纳就飞遍了全世界,而且自己没花一分钱。他甚至有幸给以色列总理当过一两次保镖。阿弗纳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也非常满意。他刚刚结婚。妻子是个漂亮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关于他的工作,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妻子理解他、支持他。

自从后来见到梅尔总理之后,阿弗纳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穆萨德”令他率领一支突击队,干掉他们确定的十一名恐怖分子,为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死去的以色列运动员报仇。这是一项,用梅尔总理的话来说,“改变犹太人历史”的重任。他经过二十四小时的考虑之后,终于答应退出“穆萨德”,并承诺自己今后的所作所为跟“穆萨德”无关,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为了国仇家恨,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远离亲人、无法告人、无法诉说、孤独寂寞的不归之路。旅行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次次惊心动魄、心惊肉跳的追杀。

复仇者们出师大捷,并为此深受鼓舞。他们在门廊里把一个手无寸铁的目标干掉之后,又接二连三地用电话炸弹、汽车炸弹、在床垫下放炸弹和街头突袭的方法残忍地干掉了另外四个恐怖分子。

随着恐怖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复仇者们开始感到惶恐不安。用阿弗纳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感觉很奇特,以前从来没有过。在部队里没有、在“六日战争”期间没有、训练的时候没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时候也没有,甚至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初也没有。它是一种“悄然存在、让人萎靡、几天都挥之不去的焦虑”。他起初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所致,但他很快发现,这种感觉是恐惧。他意识到,要杀掉一个人太容易了。只要有几个人,有一点点钱,一点点决心,就可以找到一个人把他杀了。难怪恐怖分子那么容易得逞的!既然他们能这样毫不费力地把恐怖分子干掉,那恐怖分子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干掉。他们能买到恐怖分子的情报,为什么同样有钱、顾及更少的恐怖分子买不到他们的情报?他们随时可能在街道的拐角处看见一支枪,正对着自己。晚上熄灯以后,他们的床也可能被炸到天花板上去。复仇者们惶恐了,不安了。当搜查毒品的德国警察将他们团团围住时,他们几乎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当一个黑人小孩不慎把球扔进他们的窗户里时,他们“立即趴在地上,双臂抱头,等着那颗手榴弹爆炸”。当邮递员来检查丢失的邮件时,他们赶紧在卧室门后做好埋伏,以防不测。阿弗纳在床上再也睡不着觉,只有搬到壁橱里才能睡着,因为他时刻担心有人在床底下放炸弹。

他跟妻子的团聚也不全是欢乐。考虑到任务结束后,自己再也不可能回以色列生活,他动员妻子到美国生活。妻子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过。她孑然一身地住在美国,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不知道阿弗纳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第一次回美国时,看到妻子孤独脆弱的身影,心里痛苦极了。他不知道这种频频更换姓名与身份、跟哪怕是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诉说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而在他妻子的眼里呢,他在过去的七个月中好像老了十岁。虽然实际只有二十六岁,而看起来却像三十四五岁的人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你愚弄得了你的脑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体。”

仿佛阴魂一般不散的惶恐与不安让阿弗纳开始对这次任务的正义性感到困惑,对这样的报复行动能否消灭恐怖活动提出了质疑。事实证明,他们的困惑和质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阿弗纳在伦敦大街上被恐怖分子跟踪了。紧接着,三个特工一个接一个地被恐怖分子杀害了。第一个特工死在恐怖分子雇来的女人设下的温柔陷阱里。第二个特工在研制新式弹药时被神秘地炸死。第三个特工在冰天雪地的深夜里散步时遭人暗算。阿弗纳虽然感到震惊、愤怒,但在强大的、无形的恐怖势力面前,却又无可奈何。连是谁杀害了自己的同伴都不得而知,更别提报复了。阿弗纳更加困惑了,既对同伴们神秘的死亡感到困惑,也对这种循环往复、无休无止的复仇怪圈感到困惑。正是这种困惑,坚定了他后来离开特工组织和选择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决心,从而完成了人性的自我救赎。

表面上,三个特工是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但实际上,杀害他们的恰恰是这种困惑。随着暗杀行动的连连得手,特工们变得神情恍惚,举止古怪,神秘莫测。看着一个个生命倒下去,他们变得越来越沉默、惶恐与不安。他们心灰意冷,疑心越来越重。他们随身带着枪,充满了杀气。这种困惑无法与外人言说,不能向家人倾诉,害怕与同伴沟通。孤独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把他们紧紧笼罩。他们变得孤僻、厌世、迷惘,甚至绝望,于是企图从女人身上、从工作当中、从全神贯注的思索之中得到一丝慰藉,结果却为恐怖分子所害。小说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三个特工到底是谁杀死的,不仅没有交代,还大肆渲染,故布疑阵。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特工们正是死于这种困惑呢?困惑久悬不决必成困境。特工们走不出困境,只有走向毁灭。

拜伦说: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之后再来吃。复仇也许是一盘菜,但得有失去人性和灵魂的冷血杀手才行。否则,即使冷下来的菜也吃不下去。《复仇》中的特工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热血男儿,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家人。于是,死亡似乎是他们的惟一选择。

没有走向毁灭但已心如死灰的阿弗纳最终离开以色列去了纽约。他不能找工作,因为他不是美国的正式移民。他跟那些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一样,成了美国庞大的地下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从事低级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一员。但他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心存感激。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也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刷房子的时候,他慢慢意识到,这些是他可以干一辈子的活。

每次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地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的时候,阿弗纳就庆幸自己终于走出了复仇的怪圈。这种觉醒来自于他对复仇行动的作用和意义有了比较透彻的了悟,来自于他对人生不可摆脱的荒谬的认识。他认识到,复仇根本不能最终消灭恐怖分子,也无法消灭世界上的恐怖活动。一个恐怖分子倒下去了,另一个恐怖分子又会像指甲那样很快长出来。当笼罩在神圣的国家使命上的面纱被撕下来以后,现实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用暴力来遏止暴力是完全不现实的,它除了能引发新一轮的更加猖狂的恐怖活动之外,还把复仇者摆到了与恐怖分子同样残忍的位置上,跟恐怖分子变成一丘之貉。随着现实本来面目的逐渐显露,复仇者内心的动力渐渐消弭了。

《天谴行动》无疑是一场悲剧。正如其他悲剧一样,它解决不了现实的生存困境,只能暴露残酷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它是悲剧创作者情感的表达,同时也以“同情”的方式引发接受者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是情绪的宣泄与净化,也是对处于悲剧困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生命力量的哲学思考。在这场“有价值的东西被撕毁”的悲剧中,毁灭的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应唤起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和尊严的重新审视,对生命以及生存之本质的理性思考。

序幕

慕尼黑

与大多数以线条流畅、设计巧妙为特点的现代自动步枪比起来，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看起来敦实坚固。这种被正式命名为AK47的攻击步枪，据说是由一位西伯利亚农民发明的。至少围绕着这种世界上最流行的武器的传说是这样。它简单粗糙，长三十四点二英寸，枪托和握把是木制的，深黄色，中部和前部是金属的，暗灰色，中间也是金属的，是后膛和扳机。弹夹向下，呈弧形，可装三十发七点六二毫米的子弹。短导程子弹可穿透钢板。若设置于自动开火状态，卡拉什尼可夫可在一分钟内射出一百发子弹，初始速度为每秒两千三百三十英尺，或者每小时一千六百英里。许多国家都生产过这种枪。近距离使用时，它可以将一个人一分为二。

1972年9月5日，几支卡拉什尼可夫步枪被从油脂纸中拿出来，递给八位代号为“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他们要去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的住所。

虽然没有人认出他们是敢死队员(恐怖分子经常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自己)，但有人看见他们在凌晨四点攀上库索兹因斯基达穆六英尺高的电网。他们就从这个距离以色列运动员住处大约五十码的地方进入奥运村。五十码的距离，一群人再慢再小心也能在一两分钟之内走完。然而，直到四点二十五分，恐怖分子才把密匙插进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第一号公寓前厅门上的锁孔里。在这期间，他们是否得到过奥运村的帮助不得而知。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人是个体重二百七十五磅的巨人、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虽然他不能马上断定这个声音是不是他的室友、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的，因为后者要很晚才回来，身上也有钥匙——但门后阿拉伯人的声音使他很快断定：情况危险。实际上，正是他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危险！”——才把他的室友惊醒。他一边喊一边用巨大的身躯顶住缓缓打开的房门。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八个阿拉伯人企图把古特弗洛德顶住的门推开。双方的力量足以把门框两侧的直木和金属铰链彻底扭曲变形。这为古特弗洛德的队友、举重教练土娃·索科罗夫斯基赢得了足够的时间，让他得以破窗而逃。

一号公寓的其他四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田径教练阿米卒·沙皮拉，剑术教练安德雷·斯皮泽，步枪教练科哈·朔尔和举重裁判雅科夫·斯普林格已被置于枪口之下。阿拉伯人对他们非常粗暴，恐吓他们，让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还说谁敲开了以色列运动员的门让敢死队进去了，谁就自由了。但他们没有给古特弗洛德这个机会。他们像《圣经》中自己的先人腓力士捆绑被俘的参孙一样把他捆了起来。

恐怖分子没有得到以色列人的任何帮助，于是决定搜查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乌拉圭和中国香港的奥运队员也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抓到住在二号、四号和五号公寓的八个以色列队员，但却抓到了住在三号公寓的六个运动员。他们是摔跤运动员埃里泽·哈尔凡、马克·斯拉凡和戛德·佐巴雷，举重运动员大卫·马克·伯格、泽福·福德曼和约瑟夫·罗曼诺。不过，恐怖分子在进入三号公寓之前，必须先对付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那天他在外面待得很晚，这时正好从康诺利大街漫步而来。

温伯格的块头大概跟古特弗洛德差不多，对付起来也不容易。他把一个恐怖分子撂倒在地，另一个恐怖分子朝他脸上开了一枪，暂时把他征服了。他虽然受了重伤，但仍然没有放弃。三号公寓的人被俘之后，恐怖分子像赶牲口一样把他们从康诺利大街赶向一号公寓。轻量级摔跤队员戛德·佐巴雷决定向前猛冲。虽然敢死队在他后面开了几枪，但这个小摔跤队员蜿蜒前行，越过围墙内高低不平的地面，及时脱离了险境。温伯格利用这个机会，又抓住一个恐怖分子的下巴并捏碎，又把他打昏了过去。另一个恐怖分子立即朝他的胸部开了几枪，温伯格倒下了。

现在轮到约瑟夫·罗曼诺了。在恐怖分子把他绑起来之前，他试图和他的队友大卫·马克·伯格一起从一号公寓的窗户里逃走，但没成功。罗曼诺从案台上拿起一把刀，刺进了一个恐怖分子的前额。那个阿拉伯人伤得很重，撤了下去。另外一个人从他的后面用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向他近距离射击。这位举重运动员倒下了。第二天救援人员试图搬动他的身体时，据说他从腰部断成了两截。

温伯格仍然没有停止战斗。这位摔跤运动员苏醒后没有爬离一号公寓，而是在公寓里摸索着前行，寻找恐怖分子。敢死队被一个血肉模糊的跌跌撞撞的庞然大物吓了一跳，但他们没有立即开枪。温伯格抓住时机，向一个人撞去，又抓起一把菜刀，砍伤了一个人的手臂。最后他被射中头部身亡。

这时大约是凌晨五点，行动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黑色九月”杀死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绑架九人，两名运动员逃生。恐怖分子没有找到公寓里的另外八个以色列人。

在二十五分钟的激战中，奥运村的安全部门只收到了一些诸如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出了点小麻烦”之类的模糊不清的报告。这也不奇怪，这个时候大多数运动员和官员都在熟睡之中。战斗零零星星的，喊声和枪声之后是一段时间的沉寂。被吵醒的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们听了一会什么也没听见，就又睡着了。少数几个人从床上爬起来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却什么也没看见。在奥运村，经常有焰火和欢笑声，没有任何庆祝活动的晚上很少。对许多睡在以色列队员附近困倦的人来说，恐怖活动的声音听起来跟庆祝活动差不多。

四点五十五分或者稍晚一点，一位赤手空拳的保安只身来调查了。他用手指拨弄着对讲机，用德语对站在康诺利大街三十一号几个戴着头巾的恐怖分子咕哝道：“这是怎么回事？”被问者没有回答，在门后消失了。

与此同时，两位逃走的以色列人拉响了警报器——一个在南韩队员的公寓里，另一个在意大利人住的地方。半小时以后，当局收到了几份恐怖分子用英语打印的条件。

敢死队还把温伯格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这些条件是：释放“以色列军方”扣押的二百三十四名犯人。他们的名字都打印在纸上，还有几个被西德联邦政府拘捕的人，其中有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头目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他们是在同年六月被德国警方逮捕的。敢死队还提出，他们的这些条件满足以后，还要三架飞机把他们送到“安全的目的地”。到那里之后，他们才会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公报要求当局上午九点满足这些要求，九点以后他们就会“一次性地或者一个一个地”处决人质。

接下来照例是谈判。西德高层官员提出用他们自己交换人质——作为个人来讲，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这些人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长和巴伐利亚州的一个部长、奥林匹克村所在市的市长、一个前市长和慕尼黑市警察局局长。但是，敢死队不接受交换人质。最后期限延长到中午。据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和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尔通了十分钟的电话，直接进行了磋商。结果是预料之中的。以色列在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交易，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交易。

德国人并不想给以色列人施压，但很显然，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不够灵活，认为没必要那样做，那样做很危险。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释放，比如说，十几个被捕的敢死队员？为什么不给恐怖分子一些面子，让他们释放人质，从而撤出慕尼黑？德国方面愿意把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交给他们，从谈判一开始他们就强调这一点。

谈判在继续。到九点的时候，期限一步一步地延迟。恐怖分子把他们的条件降低到只要一架飞机，把他们和人质送到开罗。他们说，如果以色列政府不把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还给他们，他们就处决这些运动员。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让步。因为这些恐怖分子原来威胁说，如果他们从慕尼黑起飞前，他们的同伴还没有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杀死这些以色列运动员。

早上八点，给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去了一些食物。勃兰特总理在电视上对这起事件表示悲痛，表达了圆满解决这起事件的愿望——他同时建议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要取消。取消本次运动会是以色列政府的要求，以纪念两位被杀的运动员。在勃兰特总理看来，这样做就等于恐怖分子胜利了。这当然是一种看法——象征着手足情谊与和平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继续进行，仿佛那些运动员被杀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也同样容易被看作是恐怖主义的胜利。不管怎么样，所有参赛国的旗帜必须下半旗，一直到下午为止。后来，十个阿拉伯国家派代表抗议，德国人才被迫把他们的国旗升到旗杆顶上。

大约晚上十点二十分，两架直升机在奥林匹克村附近一块草地上起飞，飞往慕尼黑的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九名人质和八名敢死队员乘坐“大众”牌公共汽车到达直升机场。虽然西德当局全力配合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不让恐怖分子和人质一起飞往开罗，但在敢死队向直升机转移的时候没遭遇任何埋伏。事后回忆起来——虽然事后总是容易看得明白一些——这也许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距离慕尼黑市中心十五英里，行动很快展开。十五分钟以后，也就是大约晚上十点三十五分，两架直升机落地了。一架上面有四名以色列人质，另一架上面有五名。直升机降落在距离那架727喷气式飞机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这架727飞机很显然是准备把这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质送往开罗。四个敢死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去检查那架飞机。五分钟以后——在光线不好距离又远的情况下——五个神枪手向他们开火了。

有几个恐怖分子被打倒，还有几个立即开枪还击。两架直升机上的四个德国机组人员准备逃走。两个成功逃脱，另外两个在交火中被捕，伤势严重。以色列人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坐在跑道上的直升机里，被绑得紧紧的，眼睛也被蒙了起来。

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敢死队没有立即把他们杀掉。也许他们觉得这是最后一张牌，也许他们正忙着还击神枪手，也许他们正忙着躲避神枪手的子弹，也许他们不想杀死九个手无寸铁的人：最疯狂的亡命之徒在无助的人面前也有一种基本的怜悯之心。敢死队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投降的提议，即使他们知道这时候投降仍然能保住性命。

双方交火持续了大约七十五分钟。大约午夜时分，由于无法赶走躲在直升机下面的恐怖分子——有人质在场，他们使用的火力有限——德国人决定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发起攻击。几乎就在发起攻击的同时，一个恐怖分子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那架上面有五个以色列人的直升机上。直升机成了一团火球。几秒钟以后，另外两个恐怖分子开枪杀死了第二架飞机上的其余四名人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装甲车的攻击晚几分钟的话，泽福·福德曼、雅科夫·斯普林格、埃里泽·哈尔凡和巨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也许还能活下来。四个以色列队员正设法把绳子弄松——因为人们后来发现把他们绑在椅子上的粗绳结上有齿印——他们也许很快就解开了。这让直升机外的两个恐怖分子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以色列人试图夺过敢死队的武器来解放自己。至于第一架飞机上的阿米卒·沙皮拉、大卫·马克·伯格、安德雷’斯皮泽、马克·斯拉凡和科哈·朔尔，就不可能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了。他们的尸体烧得无法辨认。

两个活着的恐怖分子还在负隅顽抗。警察和边防部队在十五分钟后杀死了其中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埃萨法第或者“埃萨”，朝第一架直升机上扔手榴弹的就是他。大约就在同时，德国人俘虏了一个伤势严重的恐怖分子，名叫巴德朗。另外两个，埃尔一德纳维和“萨米尔”塔拉菲克也被俘了。他们没有受伤却假装死了。

最后一个恐怖分子是一个瘦长结实的老烟枪，名叫托尼。他喜欢把自己当作阿根廷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他也许缺乏很多做人的品质，但不乏勇猛。托尼与德国人打一会，躲一会，耗了一个小时，一个边防士兵的脖子上还挨了他一枪。最后他被逼至一隅，在凌晨一点三十分被击毙。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奥林匹克运动会继续进行。那届奥运会，苏联获得五十枚金牌。美国位居第二，获三十三枚金牌。

第一部 特工的诞生

第一章 阿弗纳

阿弗纳在打开那个棕色的信封之前，就知道了那封信的大致内容。至少，他知道是谁写的，为什么写这封信。在这样的事情上，他的第六感觉总是很准。

这也有道理，因为他的前五种感觉都一般。他的判断力应付日常生活没问题，但要从事他梦寐以求的真正光辉的职业：战斗机飞行员和双向飞碟射击冠军就有些勉强了。他的听力不出众，触觉也无法使他成为一名机械大师。但是他的第六感觉则完全不同。

那些棕色的信封——现在他手里就拿着一个，绝对与以色列政府有关。但是政府的信，甚至军队的信，信封上都会有某种标志——比如说某某部——而这封信上面什么也没有。

信的内容只有五行，是用一台老式希伯来语打字机打出来的，这台打字机似乎在回避“M”这个字母，总是把它打成了“E”。信中问阿弗纳对一个活有没有兴趣。“你也许想跟我见一面，那就在特拉维夫的弗雷希曼街和笛宗高夫街的拐角处吧。”信中写了见面的时间和咖啡馆的名字，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万一他对这个活不感兴趣，或者这个时间不方便，他可以给他打电话。落款是“您诚挚的莫舍·约哈南”，一个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名字。

这是1969年5月初。这年阿弗纳二十二岁，身体健康。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刚刚从精锐部队服役归来。他跟其他人一样，参加过“六日战争”，在预备队中任上尉——在特种部队里服役过的人都是上尉。

“好极了。”他一边上楼洗澡，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两样东西——在大中午洗澡，用英语说“好极了99——代表了阿弗纳的本质。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两样更接近他的本质了。部队里有几个人会用一只橘黄色板条箱、几根绳子和一只破水桶做一个移动的澡堂？又有几个人会在其他人的狂笑声中把它用带子捆在坦克上，在沙漠里演习时随时带在身旁？除了澡堂之外，还有一只板条箱，中间切开一个方方正正的洞，这就是内盖夫沙漠上的一个自制的临时厕所。对阿弗纳来说，他不愿意像个猴子一样，蜷缩在沙漠里，让屎壳郎在背上爬来爬去。

并不是这种整洁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碰巧是个爱整洁的人，他并不以此为耻。如果在整个以色列军队中，他是惟一一位在复员时把餐具像四年前发给他的时候那样一尘不染地交回去的，那又怎么样？

毫无疑问，这有点夸张。但即使是夸张，也代表了阿弗纳的本质。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截止到现在为止，阿弗纳还没去过美国。但他的母亲总是说他小时候开口说的第一个字——那是1947年，以色列建国的前一年——不是“妈妈”或者“爸爸”，而是“美国”。这或许有些杜撰的性质，但听起来合情合理，当然听起来也像“阿弗纳”的发音，“阿弗纳”的发音跟“美国”这个词的发音相似。他长大以后，沿着雷霍沃特空旷干裂的大街，赶着看下午场的电影时，美国就成了他全部的精神生活，成为他的梦想。什么拉娜．特纳，什么约翰·韦恩，什么丽塔·黑沃斯，都是他梦想中的人物。

正是从这些电影中，阿弗纳学会了第一批英语单词——或者更确切地说，美语——像许多以色列人一样，这是一种他自己的语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一直使用的语言，尽管并不十分精确。电影中的美语跟学校里学的英语不一样，是你可以品尝和触摸的东西。你可以将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好了，先生，这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阿弗纳现在再也不可能过多地考虑这些事情了，一个年轻人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时，谁会浪费时间去操心孩提时代的梦想呢？现在他离开了部队。当时他们请他留下来，求他留下来，哄他留下来。但是他不留。四年已经够了。但是，现在呢？是要这个活还是要玛丽·肖莎娜还是去上大学？

阿弗纳洗完澡出来，身上凉爽干净，皮肤黝黑，他朝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用毛巾把自己裹起来。他长得像他父亲——虽然并不是一模一样。父亲的块头比他的大，头发颜色也比他的深，尽管父亲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而且使他变得难以置信的衰老。现在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肌肉也变成了脂肪，他的精神——唉，也时好时坏。父亲一定与浴室凳子上的那个棕色信封有关，虽然不是直接关系。阿弗纳相信这一点，父亲绝不会跟他们谈这个的。相反，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阻止他们。“我的儿子，”他会对他们说，“不能重蹈我的覆辙。”

然而，阿弗纳甚至不会把那封信的事告诉他。他自己会对他们说不的，正如一两个月前他不得不对阿曼的那些人说不一样。“如果你不愿意在部队里做一名现役军人，那好吧。”他们对他说，“那军情局怎么样？”“不去。不去，谢谢。”

他会对莫舍或者棕色信封里的任何人说不。不过，他会去见那个人。星期一总是要去特拉维夫的，因为要接肖莎娜。为什么不去见见他们，听听他们怎么说？听一听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两个月来，阿弗纳一直在向以色列航空公司求职。所有的人都说进不去。但是他通过他的一个姑妈把资料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航空公司总部工作。当然，做飞行员是没指望的。他的各项科学测验都没有通过。而且，飞行员都是空军。但是，为以色列航空公司干活也是在为一家航空公司干活。即使做一名乘务员或者在办公室工作也行。也许还有机会旅行，或者短时间离开以色列，去看一眼远方奇妙的世界呢。或者，谁知道呢？也许能遇到一两个训练时认识的、后来当了空军的老朋友呢！他们也许已经当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了，也许有一天还会让阿弗纳试一下着陆，或者至少试一下起飞呢。

阿弗纳坐在马桶盖上，做了一个波音707顺利着陆的姿势。这是加油器。喷气机的巨轮像两片羽毛飘浮在跑道上。这也难怪，自从十岁开始，他就一直在浴室里练习飞机着陆。阿弗纳把波音飞机滑进棚里之后，开始刷牙、穿衣。母亲出去看什么人了。肖莎娜在特拉维夫。父亲——嗯，阿弗纳想，他可以乘公共汽车从雷霍沃特到他父亲家里，到父亲家里之后也许还能借一下他那辆破旧的“雪铁龙”呢。他身上有足够的钱坐公共汽车。在星期六的以色列，钱没有多大用处。就娱乐而言，这个国家封锁得比鼓还要紧，除非你想去餐馆里吃冰冷的三明治。

但在星期一，有“雪铁龙”还是不错的，尽管它在中东是一种最老式的车子。用车去接肖莎娜可以让他们不用搭乘别人的便车，虽然她并不是特别在意。肖莎娜身材苗条，面庞白皙，头发呈蜜黄色，拥有一副埃及人石刻般瘦削的贵族式的容貌，看起来像王族。而骨子里，她却是个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她意志坚强，也没什么因溺爱养成的坏习惯。阿弗纳第一次去她父母家时，用错了一个词，那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在他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家认识，他没有记住她的名字。她的小表弟给他开了门。

“你是？”

“呃，呃……公主在家吗？”

除了她的外貌之外，用这个词来描述肖莎娜并不合适。公主？那个小孩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差点把门砰地关上了。幸运的是，肖莎娜这时正好从楼上下来，阿弗纳才没有碰一鼻子灰。

她盼着他会带她去看一场电影呢，但他却不得不在当天晚上回到部队里。他刚刚入伍，不想一开始就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管她公主不公主呢。

“你今晚必须回去吗？”她问他。“其他的人星期天才回去。”

“在我的部队里，今晚就得回去。”

“那好吧，我们散散步吧。”

就这样，他们去散步。那时她还不满十八岁，但是她已经非常清楚，别再问他什么问题了。在以色列，谈到部队里的事情时，人们不再往下问。肖莎娜当然也不问。以后也一次没问。

从他们第一次约会开始，只要他有一两天假期，他们就这样，平均每个月散一次步，看一场电影。假定一年十次，四年就是四十次。二十次散步，二十场电影。星期五搭便车回到雷霍沃特的母亲家中时，一般是在晚上十一点或者午夜。“喂，妈，我回来了。”把乌兹冲锋枪朝墙边一靠，把衣服一挂，倒头就睡。

但是，现在差不多三年过去了，要考虑未来了。有一条路比较简单，而且在他的大多数朋友看来，这条路似乎比较自然。这条路正好在阿弗纳现在站立的这个酷热难当、尘土飞扬的拐角处。他在这个拐角处等那趟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肖莎娜的叔叔准备给他们借些钱，在这里的一块空地上建一栋房子。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阿弗纳和肖莎娜的友谊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或者说，二十次散步和二十场电影的考验。她很快就可以拿到教师资格证书。至于他嘛，他至少有在部队服役的背景。许多幸福的婚姻都是建立在不那么光明的前途之上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背上“法兰克福”这个负担。法兰克福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

法兰克福是阿弗纳一个人的负担。肖莎娜是个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四代都是以色列人。虽然她也有欧洲的背景，但是这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二十一年来，她从来没有闻到过神秘、幽暗、仙境般的森林在两天雨水的浇灌之后散发出来的浓烈的香味。对她来说，雪只是个单词而已。也许只有少数几个幸运的孩子才能在特别寒冷的冬天在耶路撒冷的山上见到那么几个小时。但是她从来没有见到过，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座超过二十年历史的城镇。当然，这座城镇实际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她跟阿弗纳不一样。

1959年，也就是阿弗纳刚刚十二岁时发生的事情，让他既高兴又不安。这种感觉难以用言语来描述。它非常真实，比电影巨星约翰·韦恩给他的感觉还要强烈。不能把这种感觉当作一个纯粹的幻想。这种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也许他的父母决定带着他和他的弟弟贝尔去看望住在法兰克福的外公时，也没有料到这一点。

阿弗纳来自欧洲又怎么样呢？他是个以色列人，一个中东的孩子，第一批从地球的四个角落聚集在这里的流浪汉的宝贵成果。为什么他不能待在巴勒斯坦的家里？尽管他的父母还怀有一点点乡愁，对中东的情趣和口味还有一些不适应，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还有一些稍纵即逝的记忆，但为什么阿弗纳也会有这些感觉呢？确实，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这些感觉。然而，事实证明，阿弗纳与众不同。

这次度假跟其他假期没什么区别。它是专门为阿弗纳安排的，虽然开始的时候他是最没兴趣的。美国是一回事，可是德国根本唤不起他的任何想象。恰恰相反，德国是一个纳粹分子老是屠杀犹太人的地方，难道不是吗？可是现在，为什么阿弗纳连见都没有见过的外公要他们去那里？

然而，让他感到吃惊的是，1959年的夏天，阿弗纳发现生活中他喜爱的一切——包括他从没见过的不知道自己会喜欢的那些东西——仿佛由一个魔术师汇集在了一个城市，展现在他面前，让他吃惊不已。后来，他回到以色列以后，想把法兰克福描述给他的一些朋友听，可是描述不出来。它是一个梦，一个奇迹，不可言传。

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就想象一座比特拉维夫大得多的城市吧。在这座城市里，一切整洁有序，大街上没有摩肩接踵的人群。而且一切都高高大大，忙忙碌碌，街上有最亮的霓虹灯和无数的汽车。阿弗纳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汽车，跟美国差不多。没有半途而废的楼房，没有成堆的砖块，没有一堆堆的泥巴，没有上面搁着木板的排水沟。

他们刚在法兰克福待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外公给了阿弗纳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并不是阿弗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他记得自己曾在一本美国杂志上见过它的照片，而是外公把这个东西递给他时就像递个苹果一样。这给他一种全新的感受。在以色列，只有总理本·古里安才能收到这样的礼物！

然而，法兰克福奇迹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空气”。

多少年后阿弗纳仍然用这个词来描述它。不是“气候”，而是“空气”。阿弗纳喜欢的气候还是以色列的——阳光、蓝天。即使他在部队里才学会游泳，他也喜欢地中海阿什杜德的海滩。他的确喜欢温暖的气候，而不喜欢寒冷的气候。所以不是“气候”，而是“空气”。

对阿弗纳来说，法兰克福的空气里存在着某些东西，如活泼、干净、舒缓和健康。或者说缺乏某些东西，如沉重、潮湿、压抑和险恶。他后来才知道，不仅仅是法兰克福，北欧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空气都是这样。伦敦和美国的空气也是这样。

“我们来这里你高不高兴？”在法兰克福待了大约一个星期以后，他的父亲这样问他。“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我喜欢。”

父亲只是笑，但母亲听见他的回答之后，心情有些复杂。

“记住，”有一次，她对阿弗纳非常突兀地说，口气也比平时严厉得多。“你见到的大街上的那些人曾经想把你父亲的家人和我的家人斩尽杀绝。”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父亲说。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他。”

阿弗纳不需要别人提醒。在雷霍沃特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一节课不讲“纳粹大屠杀”之类的。但是，阿弗纳仍然喜欢法兰克福——正如他喜欢其他欧洲城市一样。

在他们计划飞回以色列的那天，命运发生了转折。它向阿弗纳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大事件是如何取决于小事件的。如果不是浴室里的水垢的话，阿弗纳是不会在法兰克福再待十个月的。他不会在那里上学，不会像一个本地人那样说德语，也不会与一个富家子弟安德雷斯做朋友。他的命运将会发生截然不同的转变。

当时他们听到呼的一声，然后就看见外公坐在地上，摇着头，像蛇那样发出痛苦惊讶的嘶嘶声。他在水垢上滑倒了。虽然只是脚踝扭断了——但他们不能去机场而撇下老人不管。阿弗纳的父母决定留下来。孩子们这一年可以在法兰克福上学，他们则留下来照看外公，直到他康复。

奇怪的是，虽然外公是母亲的父亲，但难以做出这个决定的却是母亲。留在法兰克福，父亲似乎非常高兴。阿弗纳呢——当然，他简直欣喜若狂了，他有他想留下来的理由——父亲不介意永远留在法兰克福。

“我们就这样待下去吧。”一天，阿弗纳偶然听见父亲对母亲这样说。那时他们已经在外公房子外的拐角处租了一套公寓，阿弗纳也已经上了一个多月的学了。

“你一定是疯了。”

“为什么？”父亲诧异地问道。“我是无论如何要到处走走的，你和孩子……”

“我不跟你讨论这个。”

她过去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也没有，今后也不会。对母亲来说，即使离开以色列去度假都是一种堕落，一种罪过。让她在以色列以外安家，抚养孩子——在德国，在其他任何地方—一都是不可思议的。在其他方面她是一个无忧无虑、风趣幽默的女人——甚至喜欢恶作剧。阿弗纳继承了这一点——母亲的爱国主义是认真的。只要话题一转到以色列，她生动活泼的脸上就变成僵硬的平静，冰冷得毋庸置疑。以色列是一种启示，一种超越对与错的知识，一种超越好与恶的信任。

为此，阿弗纳仰慕她。

问题是，阿弗纳也仰慕他的父亲。在这方面，父亲不像母亲。谁知道他爱不爱国？他只是耸耸肩，开开玩笑。很多年以后，阿弗纳才知道他的父亲愿意为他的国家做到哪一步。

阿弗纳不知道他的父亲靠什么谋生。他可能是在做进出口业务，不管这个进出口业务意味着什么，但他的上班时间总是没有规律。他总是要在外面奔波，在阿弗纳的记忆中，最长的一次是九个月。

待在法兰克福，还有一件事很好，父亲不用外出奔波了。他当然必须工作，与餐馆和咖啡厅里的人见面，有时也在街口的拐角处与他们见面。曾经有一阵，他甚至让阿弗纳跟他一起去见他们。他们悠闲地开着车，从埃斯舍氏姆这个宁静的郊区，一直开到闹市区，然后绕过皇帝大街或者歌德广场，直到父亲看见他要见的那个人。他把车停下来，让阿弗纳在一旁等着，然后走上前去和他交谈几句。有时候父亲会把一个信封递给那个人。阿弗纳注意到，那个人总是要紧张兮兮地环顾四周，然后才紧张地把信封放进衣袋里。第三次之后，阿弗纳渐渐希望看到那紧张的一瞥了。尽管人不同，但那一瞥却是一模一样的，很好玩。

有一天，他决定问问父亲。

“爸爸，那个人是谁？”

“别管，做生意的。才三点钟，你想去看电影吗？”

他们就去看一场希区柯克的悬疑片，有时候也看西部片，总之是美国的片子。它也是爸爸的最爱。简直太好了！惟一的遗憾是他并不常去。

有一件事，阿弗纳感到很好奇，爸爸作为一个生意人，却并不富裕。商人一定是富人，不是吗？要是．回到雷霍沃特，就没有这么明显了，那里的人都不富裕——至少阿弗纳认识的那些人不富裕。比如，他们没车，别人也没车。而在法兰克福，他们有车，很多小孩子的父母也有车。有一些，比如他的好朋友安德雷斯的父母，有三部车。阿弗纳只在法兰克福才听到他父母谈钱，或者迫不得已时才谈钱，声音里有些愠怒。每次都是阿弗纳指着橱窗里的玩具的时候。

“对不起，傻儿子，我买不起。也许只能靠你自己将来挣钱买了。”

然而，这些仅仅是一些小问题，并不影响他的心情。尽管他母亲不赞成，阿弗纳还是很快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法兰克福的生活之中。现在正值冬天，放学后他要去旬德朗·霍亨布利克坐雪橇，或者坐电车沿着埃斯申舍梅兰德大街到阿第克萨尔拐角处的美军专用商店。这是法兰克福另一件特殊的东西：北约总部使这里看起来像美国一样。美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葫格尔街的另一边，名为“金黑姆”的郊区。汽车、俱乐部、电台节目、餐馆和电影全是美国的。还有热狗和炸薯条！许多孩子跟阿弗纳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这就是为什么他甚至找了一个美国女朋友的缘故。女朋友名叫多瑞丝，头发金黄，深得大家的喜爱，年纪较大——差不多十四岁了，而阿弗纳才十二岁。他的朋友安德雷斯曾说她绝不会跟他约会，但他忘了阿弗纳的毅力，或者说顽强——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否定答案，即使那时都是如此。他会用一种不变的、坚定的、悄无声息的姿态，锲而不舍，坚持不懈。这对有些女孩子来说，效果奇好。当然，阿弗纳英俊潇洒，身手敏捷，举止成熟，英语说得比大多数德国男孩子都好。所以美国金发女郎多瑞丝最终坐在了他身后的雪橇上。他们滑下路德威格一铁科斯街底端的陡坡时，他能感觉到她的胸脯轻轻地压在他的背上。不巧的是，他们冲进了灌木丛。多瑞丝被划伤了，伤得很厉害，再也不愿跟他出去了。他确实抓住了机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条好的经验。如果你有机会却没有抓住，别人绝不会对你留下什么印象。

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尖叫着哐哐啷啷地停下来时，车后扬起一大片热气腾腾的云一样的灰尘。阿弗纳上了车。天啊，法兰克福的那个冬天去哪里了？那个金发碧眼的多瑞丝怎么样了？安德雷斯呢？他是阿弗纳当时最好的朋友，家境殷实、人高马大、五官端正、彬彬有礼，阿弗纳羡慕不已。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一直没有联系，只写了一两封信，寄了几张贺卡，别无其他。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与别人保持通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61年，他们回到以色列。回来后他们常常见不到父亲。他确实跟他们一起回来了，甚至还跟他们在雷霍沃特待过几个月。后来他因为进出口业务，又离开了。这次不像以前，以前一般只离开一两个月，这次却去了很久。

当时阿弗纳还不知道父亲要离开他们那么久，甚至父亲和母亲都不知道。但他们知道时间会很长。“我也没办法。”父亲说。“这是做生意。我必须离开，噢，也许要一两年才能回来。”

“去哪里？”阿弗纳问道。

“别问了，到处。做生意。”

“但是，”母亲突然问道。“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父亲和我找了一些人，也跟一些人谈了。离这里不远有个集体农场，他们愿意接收你。”

“什么？”阿弗纳问道，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愿意接收你。他们让你去那里上学。下个月就去。”

“如果你想的话，”父亲看着母亲说。“我的意思是你想去上学的话。”

“噢，你怎么能这样说？”阿弗纳还没来得及说话，母亲就说。“他当然想去，那是集体农场啊。对男孩子来说，集体农场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再说，我也照顾不过来两个孩子。”

“怎么样？”父亲问道。

阿弗纳感到非常震惊。他不相信父母亲是当真的。倒不是集体农场，而是他们要把他送走这个想法。尽管他喜欢待在法兰克福，但他也不愿意一个人待在那里。但是现在，必须回到与世隔绝的雷霍沃特似乎还不是太糟，可是现在他们又要把他送走。为什么？难道他的母亲这么恨他？

此时此刻，他不愿意把自己对她的愤恨表现出来，从而让她感到满足。

“当然，”他看着地板说。“我不介意。”

“那好，”母亲满意地说。“那，就这么定了。”

这是阿弗纳和他母亲之间一辈子都无法弥合的伤口。阿弗纳在震惊之余很快意识到他母亲把他送走并不是害他，而是相信集体农场对他有好处。他的第六感觉记录下了她的热情和真诚。他感觉到了她送他去集体农场这个主意背后的热忱。但她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也许应该由阿弗纳来证明他的母亲错了。如果他对此持顺从态度——不，不仅仅是顺从，而是真的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比其他所有的男孩子——那些真正的集体农场的农民更努力，工作时间更长的话就好了！这就是答案。他们看到他这样工作，就会给他的母亲写信，跟她说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男孩。然后她就会来道歉，让他回雷霍沃特。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在乘坐热烘烘、脏乎乎的公共汽车去格德拉的半路上，这个办法就差不多没用了。那个寸草不生的小镇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要到集体农场还要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汽车沿着小山、棉花地和橘子园里未经铺砌的蜿蜒曲折的道路，朝着闪烁的地平线驶去，地平线上点缀着满是灰尘的尤加利树。空气中似乎看得见九十度的热度，牧场中的牛看起来骨瘦如柴，这些动物是奶牛吗？可他在学校里的图画书上看到的奶牛是一种肥肥的友好的动物。在德国整整齐齐、郁郁葱葱的乡下也是这样。

更为糟糕的是，在某种程度上集体农场不错。阿弗纳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人们友好地握手，餐厅很大，食物推车里装满了鸡蛋和新鲜蔬菜，男孩子和女孩子混住在一起，洁白无瑕的宿舍里一间房睡三四个孩子，这些都没什么不好。一切都很好，对喜欢这里的人和以这里为家的人来说，这里会给他们更大的力量。然而阿弗纳知道，他不属于这里，他看这里就像集体农场的那些农民看他母亲在法兰克福给他买的那双鹿皮鞋一样。其他所有的男孩子都穿工靴。他母亲应该知道这一点。

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但又不得不待在这个他觉得没有归属感的地方，那么这个人有三种态度：把自己封闭起来；设法报复；夸大自己的孤独感，表现出一副不法之徒的模样。阿弗纳常常在一天之内同时具备这三种态度。

把自己封闭起来是最容易的。但并不是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别人仍然能看见他。更多的是内心的麻木和迷惑。在这里，最丰富的想象往往根植于现实薄薄的表层土壤中。早晨六点，这位“约翰·韦恩”跟其他人一样，听到那台老式英国炮舰从旗杆里高声鸣响的时候就起床。他很快洗完澡，把38口径的柯特自动手枪插进枪套，然后去那个巨大的餐厅喝一点水果汁。在早餐前的两节课上，他总是把和蔼的目光透过窗户，投向远处田野里工作的人们。他们是安全的。为了防止约旦人从东边进攻，这位“韦恩”中校有一个应付意外的计划。他命令坦克从牛棚后面的地下室进攻，而不是像约旦人预料的那样从前面进攻，他们要从侧翼挺进棉花地。一按按钮，灌木丛就会分开，一条临时的钢网通道就会显露出来。沿着这条通道，一排长出了战斗轰炸机翅膀的巨型坦克，就会威严地轰轰隆隆地开到光天化日之下。

两点钟，这位英雄以及人民的保护者、中东最快的枪手走进罐装厂剪鸡指甲。四点钟他就成了阿弗纳土匪。这个土匪是个非常坏的孩子，毫不掩饰自己对压迫者的法律和制度的态度。他和他的土匪帮——伊齐希、约坎那和也门人土娃——竭尽破坏之能事。看看莫舍那个乡巴佬怎样把新灯泡放进院子里头顶上的插槽里吧。他怎么够得着呢？这些俄国移民非常聪明。看他怎么搞吧。他不管梯子是不是太矮，而是猛地拉住四轮马车上的那匹老阉马，然后把梯子放在马背上。要是马……不，那个老阉货绝不会动的。你把一根金属丝加热，粘在它的尾巴上，它可能会动一下！

令人称奇的是，四年中阿弗纳和那帮人没有杀一个人，甚至没有让一个人受重伤。当阿弗纳“错误地”将一个活跃的蜂巢带进教室，展示如何养蜂时，也没有伤人。他们把从集体农场借来的公牛牵进餐厅时也没有，甚至把莫舍在冷冻房里锁了半天也没有伤到他。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没有被抓住过。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只要土匪阿弗纳一把自己想象成第三个人，惩罚就来了：阿弗纳是集体农场的模范农民，是个好同志。他把名字写在餐厅的告示板上，自告奋勇地在星期六干活——比如，帮邻近的集体农场收割庄稼——但别人总是当着其他男孩子的面拒绝。算了吧，麂皮鞋先生，你能在那里干什么呢，用大镰刀砍自己的手指？我们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声誉。如果你那么喜欢干活，那就多剪点鸡指甲吧。

也许这位“约翰·韦恩”打败过约旦人，但土匪阿弗纳却从来没有被抓住过，原因就是作为集体农场农民的阿弗纳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对象。他只是不是个高级农民。实际上他既不软弱也不迟钝，即使这些孩子——在偏远的灌溉渠边长大的孩子，他既羡慕又鄙视的孩子——比他更为结实，动作更为敏捷。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比他们聪明。他会说几种语言，德语和英语。他见过世面，跟美国人有过亲密接触，而且足迹遍及半个地球。对那些不喜欢他的集体农场的农民来说，坐着驴车到布内瑞恩去一趟就算一次了不起的远行了。

阿弗纳应该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前他总是能轻而易举地给其他男孩子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在德国也是这样，给女孩子的印象也很深——但是，不知怎么地，在集体农场却不是这样。他随身带着那台晶体管收音机。起初，孩子们还凑在一起听一听。但是办公室里的人立即给阿弗纳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让她来一趟。因为这里是集体农场，其他孩子没有的东西他也不能有。一周之后她来了，把外公给他的收音机拿走了。

那些不喜欢阿弗纳的孩子叫他“野客”。他是个“野客”。这是阿弗纳在集体农场学到的另一个新东西，虽然不管怎么样，他迟早要学会的。小时候在雷霍沃特，阿弗纳以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如此而已。也许像他这样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和像他父母亲那样的在独立之前的以色列人，以及最近才移居过来的连希伯来语都不会说的以色列人之间会有小小的区别。是的，也有一些以色列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不过在雷霍沃特几乎没有，即使他们几代人都生活在以色列。可他们的举止行为看起来更像在外散居的犹太人，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他们身穿土耳其式长衫，头戴宽边帽，耳朵上挂着耳锁。但是“野客”——属于某个亚族，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阿弗纳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

然而，在集体农场，阿弗纳学会了把以色列人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选择。农场里的其他男孩子，绝大部分人是加里西亚人。在阿弗纳看来，这些人变成了粗俗、鲁莽、无知的东欧犹太人。而他呢，虽然是一个“野客”，却是一个有教养、开化、具有西欧血统的地道的犹太人。

那两个词——至少按照阿弗纳的理解是这样——描述了因地理位置不同形成的品质，也描述了因精神状况不同形成的品质。加里西亚位于古老的奥匈帝国最东部的波兰省，繁衍了排外、腐败、自作聪明、狡诈、低贱的犹太人。不可否认的是，加里西亚人也聪明、足智多谋、坚决果敢。这一点，阿弗纳不否认。他们也有很强的幽默感。就个人而言，他们勇猛无畏，对以色列也全身心投入。但是，他们总是诡计多端，对好的东西一无所知。他们欺骗，撒谎，现实，缺乏信念。他们像胶水那样黏着对方。他们常常使用的词汇是“照顾好自己”或者“面团布丁要均分”之类。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全都来自加里西亚。但是，如果他们有这些特性，他们就是加里西亚人。

“野客”主要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方国家。阿弗纳的父母就是这样。但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他们被其他犹太人同化了。他们没有居住在犹太人居住区。他们几乎没有被猎取的动物那种求生的本能，那种加里西亚犹太人为了生存养成的惟利是图的天性。“野客”彬彬有礼、守时有序、干净整洁。他们家有藏书，他们听古典音乐。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些加里西亚人也读书，也听音乐——“野客”对欧洲文明的看法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们希望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斯堪的纳维亚，有许多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曲子，有许多艺术馆展示伦勃朗的艺术作品。

“野客”对公民道德也有不同的看法。在紧缺时代，他们希望什么东西都定额供应，然后井然有序地排队去获得。他们随时准备接受命令，或者发布命令，而不是让别人来组织安排，投机取巧。他们也许有点自负，但守时有序。在“野客”居住的伟大的那海瑞亚市，他们建造的一排排楼房，整洁有序，毫不杂乱。在很多方面，他们比德国人更像德国人。

阿弗纳知道加里西亚人的宗族意识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他们只顾自己——这个非常实际的词汇“自己”意指东欧的犹太人，主要指波兰人，也许还有俄国人。他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圈子。最好的工作，最好的机会都被他们得到了。集体农场的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似乎永远在他们手里。在应该送谁的孩子上医学院这样的问题上，当然分数和年龄都没关系。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当然非常民主：集体农场开大会投票决定，但是，最后得到这个机会的人肯定是加里西亚人。

不管是否准确，这种看法——或者如阿弗纳所说的觉悟——在农场时渐渐形成，而且越来越强烈。入伍以后，他一直持这种看法。在以色列，掌权的都是加里西亚人，其他犹太人——德国人、荷兰人或者美国人——掌权的很少。如果加里西亚人想得出办法的话，东方犹太人几乎沾不上边。

阿弗纳持这种看法并不是说他感到沮丧、生气或者委屈。相反，他要跟他们竞争。他要在加里西亚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他要成为一个无可匹敌、鹤立鸡群、战无不胜的人，最终成为众人之首。也就是说，战胜加里西亚人，战胜集体农场的农民。无论他们有多么聪明、多么伟大、多么坚决、多么厚颜无耻，他都要打败他们。

也许要步父亲的后尘了。

对一个没有希望取胜的人来说，要被以色列接纳，只有一个办法。即使对一个在内心里觉得只有在法兰克福才更像在家里的“野客”来说，也是这样。这个办法就是成为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身处险境的哈兹翁，一个力挽狂澜的荷兰小男孩。

直到1964年，也就是阿弗纳在集体农场的最后一年，他才发现父亲是个秘密间谍。实际上没人告诉他。如果有人告诉他，那个词也不是“间谍”。他母亲也许说过，你爸爸在为政府工作。别人说的时候，很可能会不自觉地把声音降下来：噢，你知道他在给谁做事吗，给“穆萨德”。如果翻译过来，这个希伯来词汇的意思是“学院”，可以是生化研究院，也可以是交通安全学院。但是如果单独使用，“穆萨德”这个词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指那个相对较小、严密警戒、受到高度尊重和非常秘密的组织”。它被看作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绝对生死攸关的一个组织。

阿弗纳有好几个室友的父母干的都不是一般的工作。有两三个人的父母是部队里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只有一个男孩的父亲在为“穆萨德”“做事”。

一天，阿弗纳正好跟这个男孩一起站在大门口。那个男孩的父亲把车停在他们面前，他是来看他的孩子的。阿弗纳也希望有朝一日他的父亲能来看他。那个人从车上下来，跟他的孩子打招呼，扶着他孩子的肩膀摇了几下，又用拳头在他的背上捶了几下。然后目光落在了阿弗纳身上。

“这是阿弗纳。”他的儿子说。

“很高兴认识你。”那个人说，几乎要把阿弗纳的手捏碎。“你是新来的？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阿弗纳告诉了他。

“那么，”那个人饶有兴趣地看着阿弗纳说，“你是他的儿子，好！见到他，请代我向他问好。”

“你认识我爸爸？”阿弗纳有点吃惊地问。

“你问我我认不认识他？”那个人说完，带着他的儿子穿过了大门。

就这些，别的什么也没说。阿弗纳的脑子里飞快转动起来。一个人说他在为“穆萨16

德”做事而且可能认识他爸爸，这跟说他父亲是间谍相差太远了，但那个人看他的情形，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似乎认识他的神情，以及仿佛在说“我们中的一员”的那一瞥都意味深长。再结合“进出口”业务、不停地四处奔波、法兰克福街道拐角处的那些人及其紧张的眼神一想，阿弗纳的第六感觉就让他坚信不疑了。但这仅仅是猜测。

为了再核实一次，阿弗纳只需要等下次和母亲单独相处时，漫不经心地问一句就行了。

“妈妈，爸爸是间谍吗？”

“你发疯了吗？”母亲边说边飞快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告诉我吧，妈妈，别这样回答我。你以为我是五岁的小孩吗？集体农场里有人认识父亲。你想让我到处去打听吗？”

阿弗纳很清楚，这可能是最失礼的行为了。

“听着，这不是在电影里，”母亲说。“这里没有间谍，你爸爸是在做进出口业务，有时他也为政府干活，你明白吗？”

“当然，妈妈。”

“明白就好。”母亲呆滞地说。

那么，是真的了，阿弗纳非常激动，他听见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他之所以这么激动，并不仅仅因为他现在可以原谅父亲同意母亲把自己送走。这个原因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原因。而是从这一刻起，阿弗纳觉得自己可以跟集体农场那个块头最大的农民平起平坐了，甚至还比他优越了。一个剪鸡指甲的“野客”跟最有权势的加里西亚人平起平坐了！

但，阿弗纳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讲。

如果他父亲来看他的话，他可能会跟父亲讲。可是在入伍之前，待在集体农场的四年中，阿弗纳只见过他两次，两次都是他放假回到雷霍沃特的时候。当时父亲也在那里。每次都是一两天，然后他就不得不飞到国外做生意。那时阿弗纳还不愿意跟他单独待在一起，母亲周围总是有人，弟弟那时只有六岁，也让他讨厌不已，总是到处跑。

但如果父亲来集体农场的话，他们就可以待在一起了，阿弗纳也许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遗憾的是，父亲从没来过。

1969年，他随时都可以见到父亲了，但父亲的身体垮了。阿弗纳现在已经二十二岁，是后备军中的一名上尉，在这之前，他在一个精锐部队中服役过四年。现在没关系了，他可以见到他了。

但还有关系。

在雷霍沃特坐了一趟公共汽车，热得难受，他渴望再洗一个澡。阿弗纳猛地推开门，父亲正好在那里，躺在花园里的一把躺椅上睡着了。他旁边有一个装着橙汁的玻璃杯，杯沿有一两只苍蝇。天气酷热难耐。父亲又长胖了一些，睡着以后呼吸很重。

“喂，爸爸。”

“嗯？”他的父亲一只、又一只地睁开眼睛。这是他过去养成的习惯，阿弗纳从来没见过第二个人这样。

“你感觉怎么样？”

“嗯。”

“你周末要用‘雪铁龙’吗？我可以用一下吗？”

“不用。你用吧，用吧。”他父亲咳嗽起来，然后清了清嗓子，把身子坐直。“几点了？”

阿弗纳看了看手表。“差不多三点了。”他说。

“威尔玛在这里吗？”父亲说。

“我不知道。我刚到这里，没看见她。”

威尔玛是父亲后来的妻子，是他跟母亲离婚后在国外娶的。阿弗纳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定是他生意的一部分，“进出口”业务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是，父亲娶了她之后她就给他干活了，但反过来也一样容易理解：她给他干活了所以他才娶了她。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把他抓了起来，投进了监狱。

他最后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半以前吧，也就是“六日战争”之后不久，父亲带着她回到了以色列。阿弗纳相当喜欢和钦佩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却不是犹太人。

“你妈妈怎么样？”父亲说。

“她很好。”

阿弗纳把那个棕色信封拿出来，递给父亲。不管他说什么，阿弗纳都主意已定。

父亲戴上眼镜，读着那封信。信只有四行，他一定至少读了两遍。因为他足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甚至连沉重的呼吸声都停止了。花园里惟一的声音是那几只围在橙汁周围的苍蝇的嗡嗡声。

父亲把信折起来，还给他。

“你连信都不要回。”他对阿弗纳说。

听见父亲用这样的语调说话，阿弗纳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他说。“我不能置之不理。”

“别傻了。”父亲说。“你逼我给他们打电话吗？我宁死也不让你去。”

阿弗纳几乎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料到父亲会说这句话。那就这样吧。

“如果你给他们打电话，”他对父亲说。“我今后永远也不跟你说话了。让我来处理吧。”

“你要说不。”

“我当然会说不。”阿弗纳说。“我只想给你看看。就这样。”

“这不是开玩笑。”他父亲说。“你也许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但它不是，看着我。”

阿弗纳看着他父亲。“好了，爸爸。”他把手臂放在老人的肩膀上。“别担心，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

阿弗纳永远记得那次谈话，每个细节都记得。当时的酷热、躺椅、父亲脸上的表情以及向橙汁俯冲而来的苍蝇。他也记得后来开着“雪铁龙”去接肖莎娜，然后接吻、手牵手去看电影的情景，但他什么也没跟她说。他还记得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十点整，他去弗雷希曼和笛宗高夫街拐角处的咖啡馆的情景。

莫舍·约哈南个头不高，大约五十岁，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他正在看报。他一看见阿弗纳就高高兴兴地示意他坐。他们使劲握了握手，阿弗纳要了两勺柠檬香草冰淇淋。

莫舍·约哈南直奔主题。“听着，”他说。“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否合适——我们得查一查。如果你合适，你的国家就需要你。”

第二章 安德雷斯

如果阿弗纳的姑妈的朋友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随便给他找个活干的话，他绝不会按响二楼五号公寓的门铃。五号公寓在波罗晓夫大街上的一栋无任何特征的大楼里。他会对莫舍·约哈南说：“算了吧，我回家了。无论是干什么，听起来跟部队太相像了。”

开门的那个女孩即使没穿制服，看起来也像部队的。她干净利落、本分踏实、不苟言笑的作风太像了。她递给阿弗纳一沓纸，让他在一张木桌上填好。房间里除了一两把木椅之外，没有其他的家具。

她在一扇无任何标记的门后消失了，阿弗纳目不转睛地盯着问卷上打印出来的长长的问题。第三十六个问题是：“你在苏联有活着的亲戚吗？”现在站起来离开当然还不晚。并不是这一长串问题，尽管有些问题太私密了，跟他喜欢自由的本能不一致，让他感到不愉快——有些问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而是因为麻烦。特别是将来可能存在的麻烦。什么表格，什么勤务簿，什么命令和作息时间表，还有什么指挥部，在未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取消一切假期。还有什么六点之前回来报到。难道过去四年里还没受够吗？

阿弗纳不喜欢军队绝不是因为一些平常的原因。比如说，他并不介意背着五十磅的装备在夜里行军，横跨几乎整个以色列。如果跟他一起角逐突击队员徽章的候选人有一半晕倒了必须叫医院派车来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阿弗纳没有晕倒过，即使他的个头不是最大的，身体也不是最壮的。他能一直站着，而且潜水是第一，虽然他到了部队才开始学游泳。他最终成了突击队员。一百人中选拔十五个，他是其中之一。在以色列军队中，他戴着第二枚最杰出人物徽章，仅次于战斗机飞行员。

他也不讨厌“六日战争”期间在真正的战场上背着磁性水雷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下。他当然害怕。只有傻瓜才不害怕，而傻瓜是不能担任突击队员的。

阿弗纳不喜欢的是凑合着洗澡，这样你永远也洗不干净。不管怎么凑合他都不喜欢。还有吃的东西——每个星期六承蒙犹太传教士惠允的食物，冰冷的，他不喜欢吃。他不喜欢官僚作风。天底下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安全或作战效能无关。假期没有任何理由就取消了——取消的理由，至少阿弗纳看不出来。任务的分派并不是基于这个部队最擅长什么，而是基于利益、奖赏或惩罚。

他讨厌搭过路车回家，他想在十二个小时里跑一个来回。浪费宝贵的时间站在高速公路边等别人捎上你，也许这就是士兵的命运，甚至是英雄的命运，世界上哪都一样。阿弗纳不想争论，只想不要成为其中一员，至少不要永远是其中一员。他可以随时为国捐躯，但搭便车，决不。

阿弗纳填表时之所以犹豫不决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在花园里对父亲说过——“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东西而已，虚张声势的成分较多，心里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阿弗纳不知道“他们”会对他做什么。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他们对他父亲做过什么。

他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他和他后来的妻子回到以色列以后，从来未对阿弗纳做过任何解释。就像他跟阿弗纳开玩笑时说的那样，虽然又娶了一个妻子，但他并没犯重婚罪，因为过去娶他母亲的那个人跟在国外娶威尔玛的那个人并非同一个人。其中一位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的，他是因为给以色列当间谍坐过牢。至少，指控是这样。事实真相？呃，你以为呢？

阿弗纳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仍然是友好的。他父亲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回到雷霍沃特的那栋旧房子里来，跟母亲在厨房里说好几个小时的话。阿弗纳有一次对他母亲说：“你这些天看见他的时候比你们过去住在一起的时候都多。”她只是耸耸肩。

“你以为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吗？”她回答道。“我告诉你，不是。”

阿弗纳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他母亲来说，她之所以认了这桩破裂的婚姻，而且无怨无悔，是因为这也是一种爱国。当其他人都在为以色列牺牲生命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她永远不会说哪怕是一句父亲的坏话，甚至威尔玛的坏话，尽管她总是避免谈及她。偶尔谈及时，威尔玛干脆变成了一个“你可怜的父亲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就像他被捕和坐牢一样。对于这种态度，阿弗纳表示理解。但在他心里，却控制不住地对她有些轻蔑。在某种程度上，他宁愿她大喊大叫一通。

父亲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不掩饰自己的痛苦，虽然他没明确提及痛苦的原因，“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他说。“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什么都好。你是一个重要人物。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唾弃你。”

他接着说：“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还可’以待在附近，让他们向你吐唾沫。”

阿弗纳也许会问：“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谁？”

但是父亲不答，沉默了一会之后重复道：“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一只橘子，把你榨干之后就扔掉。”

虽然父亲没补充任何细节，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位老人——实际上并不老，才五十五岁而已——回到以色列之后就垮掉了。使他垮掉的不仅仅是对他的讯问和监禁。“从一个角度看，坐两三年牢是一件坏事，”一次他对阿弗纳这样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值一提。我非常轻松地就过来了。”使他垮掉的也不仅仅是他多病的身体，虽然他总是在看医生。也不是担心没钱，虽然他非常拮据。他没有工作，只有一小笔养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也试着做过一两笔生意，但都亏了。

真正的问题是深层次的。

“他们让你把红宝石捡起来，”一天他对阿弗纳说。“让你拿在手里玩一玩。他们说如果你干这个干那个，所有这些红宝石都是你的。于是，你干了这个又干那个。”

“接着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来收缴你的红宝石了。他们说，对不起，什么红宝石？你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阿弗纳记得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但他的父亲只是摇头。

阿弗纳相信父亲说的都是实情，但也许只对他来说是实情，对别人不一定是实情。如果对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实情的话，那留给这位荷兰小男孩的会是什么呢？一个还没有买卖头脑、不知化学和数学为何物的男孩？他必须永远待在这个魔圈之外吗？一辈子剪鸡指甲吗？永远也看不到法兰克福了？每周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车去阿什杜德海边？等他姑妈给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个工作？在农场待过那么多年，在部队里有着那么好的记录，难道还要继续做一个“野客”？仅仅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什么也不干了，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也许不是“他们”的错，或不全是他们的错。也许，是父亲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错了。

阿弗纳在木凳上填完问卷调查表，递给那个女孩。过了几分钟，她带着他穿过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简易木桌后面。房间里有一个装档案的铁柜子，一把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面垫着海狸皮。那个人看着阿弗纳的眼睛，使劲握了握手之后，示意他坐下。

“你好吗？”

“很好。”阿弗纳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你父亲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好，好。”那个人说。“呃……”他提到了阿弗纳所在部队的那个中校。精锐部队中的军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纳，并不是公开的。阿弗纳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到他——也许是想跟他套近乎，也许是想再次确认阿弗纳的身份，也许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不管是什么，他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很好。”

“让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个人漫不经心地问道，把桌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三月。”阿弗纳回答道。他声音中既没有恼火的成分，也没有对什么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实上这二者他此时都有一点。使他恼火的是这个游戏，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的仔细。在面试他之前他们一定再三查过他，然而他们仍然非常谨慎。

那个人递给他一支烟，他谢绝了。他注意到那个人自己也没抽。不抽烟的人通常是不给别人烟抽的。所以这个举动一定是在看阿弗纳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一个抽烟的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把烟接过来。噢，真是精明！这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就是土匪阿弗纳——他想假装改变主意去要一支烟，看看那个人会如何反应。但是没有。

相反，那个人说话时，他仔细地听着。那个人说如果阿弗纳被接纳的话，这个活还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甚至不能说他们欢迎阿弗纳参加录用考试。如果通过的话，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大约一半的人会被淘汰，他也许是其中一员。但如果他顺利过关的话，这个活还是极具诱惑力的。

这个活很诱人，而且对国家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他有了安全保障和一笔养老金，也意味着有了保险和医疗福利，甚至还有一套牙齿护理计划。也许还要去海外进行许多次激动人心的旅行。那个人说，他会发现这个组织就像一个金字塔，很多人都在底层，顶上的人非常非常少。他到底能走多远，要看他，也只能看他。

“就拿我来说，”他兴奋地说。“我开始时在底层，吃了很多苦头之后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噢，你今天到了什么地步？阿弗纳暗自思忖道，一个五十岁的笨蛋，坐在一把木椅上面试新人，房间里闷热难当。很让人激动嘛！

那又怎么样？这套位于波罗晓夫大街上的破旧不堪的公寓很显然是在最底层的。这个组织里最让人激动的也许还是在顶层。这位“约翰·韦恩”向往的顶层也许完全不同。

然而这次面试之后，迷人的牙齿护理计划却没有随之而来。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但阿弗纳也永未下定决心。顺其自然最适合他此时的心情。这是1969年夏天。

“你还没有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那个家伙的消息吗？”在一个周末，肖莎娜这样问他。

“没有。”阿弗纳摇摇头。

“他是不是不着急？”

恰恰是肖莎娜自己不着急，这个问题等于白问。这个夏天，她就拿到教师资格证书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谈特谈婚姻。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爱着对方。阿弗纳在部队的四年中，肖莎娜没有跟别人幽会过。如果他们结婚的话，她父母会资助他们的。毕竟，他们不可能老是用一辆借来的破车约会。

“不仅仅是以色列航空公司，”阿弗纳对她说，“我还有一个活。”

“是吗？什么活？”

“噢，政府的活。如果得到的话会非常好。我正在等。”

关于这个活，他跟她就说了这些。肖莎娜也没问。她有一头蜜黄色金发，像公主一般窄窄的五官和像瓷器一样深蓝的眼睛。除此之外，阿弗纳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不多问。但即便如此，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永远无法言表。

一个多月后，他母亲收到了一封电报。

阿弗纳这时差不多把这事都忘了。如果他还惦记着什么的话，他更急切地想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来信。哪怕做一个乘务员，或者事务长，或者任何空勤人员，都行，只要能旅行。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些人，谁知道是些什么人？

这一次，电报上让他去的地方不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虽然这个地方跟那套公寓一样破旧。不同的是那个让他在外面等着的女孩不同了。她不苟言笑，领着他穿过的那扇门也不同，但也没有任何标记。里面也不同，虽然木桌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坐在木桌后面的人却不同。

“我们一直在跟你谈的那个活，”那个人说，“你还有兴趣吗？”

“有兴趣。”

“好。”那个人拿过他面前的日历，在一个日期上画了一个圈，把它递给阿弗纳。然后从桌子对面滑过来一张纸。

“在这天去这个地址报到。记住这个地址后把它还给我好吗？不要别人送，自己搭公共汽车去。你在那里要参加一个短期课程。上课期间会有一些测试，课程结束后会有一个考试。其余的就由我们来定了。”

阿弗纳有些犹豫不决。

“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被雇用了吗？”阿弗纳说。“我有工资吗？”

“你被接受参加训练了，”那个人说：“当然，我们会给付你工资的。你将成为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临时雇员，但我还不知道是哪一家。他们每周会寄给你一张支票。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没有了。”阿弗纳站起来。“谢谢。”

“祝你好运。”那个人向他伸出手，但并没起身。那个不苟言笑的女孩已经把门打开。没过多久，这位“穆萨德”新特工已经站在了大街上。

那天晚些时候，他和肖莎娜坐在“雪铁龙”汽车里，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冲动之下，阿弗纳问她愿不愿意考虑移民。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向她提这个问题。

肖莎娜不解地看着他。

“移到哪里？”她问道。

“我不知道。德国，哪里都行。也许美国。”

“你的意思是永远吗？”

“当然是永远。‘移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

肖莎娜大笑起来，心里也许有点不安。

“说说可以，你不能当真。”她说。“我这个夏天就当老师了。我父母……这是……我们的家。”她看着阿弗纳，补充道：“别担心。你迟早会找到工作的。”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没有告诉肖莎娜他已经有工作了，也许还是个不错的工作呢。尽管他不知道“超时空效应”这个词的意思，他却有一种曾经经历过这个时刻的感觉，他被这种感觉牢牢地控制着。这种感觉很奇特，根本说不清。那天晚上睡觉之前，那个时刻又漂进他记忆里来。当然，这个时刻就是他父亲问他母亲是否愿意待在法兰克福而她的回答是“你一定是疯了”的时候。

虽然离上课的时间还有两个星期，但阿弗纳还是在第二天忍不住把“雪铁龙”借来，开着出去了——当然是一个人——朝着特拉维夫区的海克亚方向。然后取道海法路北行。

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他很熟悉这个地方，但他记不清哪栋是“穆萨德”培训中心。他沿着那条路开了一两个来回，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是三五成群地在有很多孔的水泥台阶上散步，就是一堆一堆地坐在那里。街道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周围是由铁链连接起来的栅栏。在这片开阔地的中央，从地下升起来一个蘑菇形的圆屋顶，看起来就像一个发电厂，也许是一个防空棚。阿弗纳想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测试。很显然，他不能这时候才想起来问问题，他也几乎无法回到坐在木桌后面的那个人面前，告诉他自己找不到那个地方。事实上，也许根本就没人会回去。因为无论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还是另一套公寓，看起来都像是临时租用的。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掉转车头，把车开到这条街与一条大道的交叉口，然后把车停进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等着。此时车不多，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有几辆车出现了，随后又消失了。阿弗纳看着他们，让他们过去了。他正在等他的第六感觉给他发信号，发出某个让他可以进行推理的信号。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等的车才来。这辆车和其他车没什么区别，车里的两个人可能是大学里年轻的教授或教师。但是阿弗纳知道他们不是。他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知道的，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政府的车就是政府的车，即使在以色列也是这样。

当阿弗纳开着那辆破旧的“雪铁龙”跟着政府的车，沿着蜿蜒曲折的背街而下时，他始终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示礼貌。他们向那片开阔地尽头的铁链栅栏驶去。快到栅栏时，车头猛地向右一转，径直沿一栋大楼的边缘奔去。车没有撞在水泥墙上，而是沿着大楼和栅栏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车道继续向前驶去。阿弗纳这时才看清这条路。在这条车道的尽头是一扇滑动的电门，它正慢慢打开，让车进入。在门那边，路面陡地沉了下去。政府的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弗纳没有跟进去。两周以后他来这里报到培训。除他之外，还有十二个人，都是男的，大多数人的年龄跟阿弗纳相仿，只有两三个人年纪相当大了，有一个人看上去已经四十多了。阿弗纳一个都不认识，在年纪较小的那些人中，有两三个人以前好像见过，也许是在以前部队里联合演习的时候见过。从自己以前的部队里来的，除他之外，再没其他人。

一周以后，他收到了通过邮局寄来的第一张支付薪金的支票。是特拉维夫自来水厂寄到雷霍沃特他母亲家里的。一百二十以色列镑。钱不多，一个人要是靠这点钱来成家的话，那就得三思而行。但是暂时，没关系。阿弗纳从来不担心钱。即使在那些比现在还缺钱的日子里，他都没有担心过。他所关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让他兴奋、四处旅行、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同时还能让他超群出众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教官都很年轻，也许只比他大四五岁。只有一个名叫戴夫的轻武器教官例外。他的脸看上去有六十岁了，而身材却精瘦结实，就像一个二十五岁的运动员。阿弗纳很少见到体形这么好的人。

戴夫是个美国人，以前当过海军，从来没有学过希伯来语。阿弗纳和另外几位都很乐意跟他说英语，但是戴夫却坚持说希伯来语。“你们学他妈的枪法，我学他妈的语言。”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话的腔调就像美国卡通片中的人物大力水手，缓慢悠长。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妙的威严。“我们彼此都好好学，好吗？”

“我没问题。”阿弗纳回答道。

“你们部队，呃？”这个有些年纪的人问道，“你们部队教过你射击吗？”

“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些枪。”阿弗纳谨慎地答道。

“你帮我一个大忙，”戴夫严肃地说，“你也帮你自己一个大忙。把你以前见过枪这回事忘掉吧。你第一次看见枪是在这里。”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虽然他在部队里学过很多关于如何使用随身武器的知识——他所在的部队毕竟是突击队——但阿弗纳从来没见过像这个老大力水手那样射击。首先，他对身体状况的要求很高。不是指体力，而是指协调性。“你觉得举重运动员射得好吗？”戴夫问道。“举重运动员射得他妈的一点都不好。如果你想向敌人扔石头，你就举重吧。如果你想向敌人开枪，你就跳绳，像个小女孩那样。”

全组的人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在地下健身房跳绳。十几个未来的秘密特工就像一群十二岁的女孩那样跳着。戴夫似乎相信跳绳和使用好手枪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相信程度简直不可思议。他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你不会跳绳，你就不会射击。”阿弗纳从来不怀疑他说的话。戴夫可以用任何一只手在二十五英尺开外将墙上的一枚钉子打进去。

但这还没有抓到问题的要害。正如戴夫所说：“如果你想学习目标射击，你就去参加奥运会俱乐部。我教你的是他妈的格斗射击。”

在戴夫看来，学习格斗射击，就意味着要学习一些对手使用的武器的知识。“你以为他像他妈的目标，会在原地等着你吗？”他这样问阿弗纳。“他也许射得比你还好。如果你学会了射击，而且走运，你会活得很长。但如果你学会了迅速缩头躲避，你就会活得更长。”

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躲避子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在教室里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从彩色图和幻灯片上学习识别武器。识别敌人可能使用的枪支的类型。正如戴夫所解释的那样，每一种枪都有一定的特点，所以知道是什么枪也许可以救你的命。“子弹不是他妈的牛虻，不会绕着你转，子弹走的是直线。”如果你知道别人使用的武器的特性，你通常就能在瞬间决定子弹很可能飞行的方向，并快速地避开它。“你看见他使用的也许是左轮手枪，如果你聪明一点的话，知道所有的左轮手枪都会向右偏一点，即使他妈的世界冠军也是这样。于是你朝你的右边躲。如果你不那么聪明，向左躲，那你就被逮住了。正好打在这里。中了。”

讲到这里，戴夫总是伸出扁扁的食指，戳在阿弗纳的两眼之间。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然就是了解你自己的武器了。那位曾经当过海军的老人最终允许他们把一支真枪拿在手里的那天，阿弗纳惊奇地发现，戴夫给他们的枪是22口径的半自动贝雷塔。也许这些枪仅仅是用来训练目标射击的。

“不，这就是你们的枪，你们用这种枪干活。一直用这种枪。”

戴夫解释说，在特工这一特殊的工作当中，与精确性、枪声的大小和隐蔽性比较起来，手枪的射程和穿透力就不那么重要了。很显然，这个理念，尤其是引进22口径的贝雷塔，是戴夫对“穆萨德”特工组织的武器装备的独创性的贡献。在这之前，以色列特工用的是部队里和警察用的手枪，口径比它大得多，如32、38，甚至45口径的手枪。“他们问我：这个22口径的枪是什么枪？你需要更大口径的枪！”戴夫说：“我告诉他们：相信我，你不需要大口径的。”

戴夫甚至坚持减负，即减少弹膛里的炸药。炸药一减少，与普通22口径的手枪比起来，子弹的初始速度就更慢，射程就更短。而且，枪声很小，并且是间歇性的。开火的时候——只是噗的一声。这种枪不需要消音器，在密封的机舱内射击时，穿透铝制舱壁和产生爆炸减压反应的危险性很小。这样飞机就不会在空中爆炸。而在现代喷气式飞机上使用其他枪支绝对是非常危险的。

“你担心枪太小了？”戴夫问道。“你想用大一点的枪？你的敌人是大象还是坦克？如果你的敌人是坦克，就没有那么大的枪，要火箭筒才行。但如果你的敌人是人，像这么小的枪就够了。”

戴夫也不同意22口径的枪没有射程的观点。几个受过部队训练的人似乎都有这种担心。但是一线特工干的活与他们截然不同，在戴夫看来，对一个特工来说，受过部队训练比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更糟。部队训练人成为一个神枪手，坐在一棵树上就能把一里之外的敌人放倒。部队训练士兵每次扣动扳机时射出几发子弹。“嘿，你这个伦敦的大特务，”戴夫不无讽刺地说。“也许你想要一支黑克勒一科赫冲锋枪。真是好枪，一秒一颗子弹。别人只要跟你对视一眼，你就把地铁里的人杀光。”

部队——在这点上警察也是一样——教人把子弹压进后膛，拉上保险销，然后把枪拿在手里向前挺进。戴夫说，忘了那个保险销吧，绝对保险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无法防止你的枪走火——比如，不慎掉在地上——但它却会妨碍你需要的那天扣动扳机。相反，不要在后膛里装子弹。枪也不要拿在手上，除非你想开火。要学会用两只手，学会在拔枪的同时把枪管顶部的滑套拉回去。无数次地练习这个动作，直至你睡觉的时候都能轻而易举地、流畅地完成这个动作。一旦拿在手上，就要开火。不开火的时候就不要拿枪，这就是枪的作用。

“你不是他妈的警察。”戴夫说。“你是特工，秘密特工。你拿着枪，对任何人都没好处，而且他妈的把你自己暴露了。永远不要用枪来警告别人。请永远不要，先生们。做个好孩子。不要。你拿枪，就开火。一开火，就命中。”

这是重要的一课，他反复强调。为了开火才拿枪，拿枪就杀人。如果一个强盗要你的钱包，给他钱包；要你的鞋子，给他鞋子；要你的衬衫，给他衬衫。你让他揍你、侮辱你。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你不能把他要的东西给他——那就杀了他。千万不要把枪拿出来威胁他，不要打他的腿，你不是警察，你是特工。你要避免被查出来，最最重要的是，这是你的工作。

如果你扣动了扳机，那就扣两次。戴夫对这点坚信不疑，它跟跳绳用的绳子一样重要。它是用任何枪，特别是22口径的枪进行格斗射击的基础。这位前海军解释道，如果开了一枪就停下来，你的手不可能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上。不管你练习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是谁，都会不由自主地甚至是下意识地移动一点点。你第一次对准了目标，但如果停了一下，那么再次射击的时候，你就会打偏。

但如果你扣动扳机两次，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你的目标是对的，都会有两颗子弹同时命中目标。如果没有打中也没关系，两颗子弹没打中跟一颗子弹没打中是一回事。如果你没打中又还来得及，你可以再瞄一次，把两颗子弹打出去。但两颗就够了，只打两颗。你每次扣动扳机时，扣两次。

“记住这一点，”戴夫说。“睡觉的时候也要记住，总是噗—噗。绝对不要他妈的噗—次就完了，这样不好，而是噗—噗，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也这样。”

阿弗纳完成基础训练多年后的一天，他在特拉维夫市的加伯汀斯基大街碰到了戴夫。“是你啊？”那个美国老人高兴地说。“你怎么样？还记得噗—噗吗？注意别忘了！”

阿弗纳从来没忘记过。

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射手，但是凭着“野客”良好、谨慎的作风，他一遍一遍地练习，直到最终达到要求。他不是这个组里最好的——成为最好的还需要判断力和节奏感。而阿弗纳不具备这些——但他下决心凭借自己的毅力尽可能地学好。他做到了。在格斗实践中，他尝试拔枪的时候不要离目标太远——“你以为你在发射洲际导弹吗？也许。”戴夫会这样说——但他也努力克服自己觉得距离太远会打偏的担心。“当然，你用枪管顶着他就不会打偏，但是那样的话，敌人就会狠狠地揍你，这样你就失败了。”这就是戴夫关于那个错误要对阿弗纳说的话，除非他没有机会说。至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其他的课程也是一样，摄影课、通信课、爆破课——阿弗纳以前在部队里学过这些课程，不需要其他人那么多训练。突击队员必须了解一些爆破的基本知识，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不过阿弗纳不是装炸弹或拆炸弹的专家——也许装拆一个简单的还可以。在战场上，一个普通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放置、打开炸弹的保险，启动爆炸装置。在这个层面上，事情就简单了。一切都是事先预备好的——雷管、发射机，以及可塑炸药。这样的炸药只需要一小撮就可以把一个保险箱的门炸开。但你不必那么小心。你可以把它扔在地上，用锤子锤它，甚至用它来捻熄香烟。它的性能十分稳定，你要学习的就是把它做成什么形状——可以做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状，甚至还可以给它上色——然后把它放在起爆管里，把导线连上。红色线与红色线相连，蓝色线与蓝色线相接，很简单。

证件课程就更有趣了。这是阿弗纳最擅长的课程，也许是因为它与第六感觉有关。不是伪造假证件——因为这是专家的事，别指望一线特工会了解那么多——而是使用和侦查。这是一门微妙的科学，需要一个人具有推理能力。教官是一个名叫奥特加的阿根廷犹太人。正如他所说，与其说它是一门别的学问，还不如说它是心理学。你必须对身份证件有一些了解、对人有深入的了解才行。

奥特加认为，一线特工应该首先学会怎样识别假证件，然后再学习怎样搞到和使用假证件。在以色列，“穆萨德”这个组织的实际工作不是从事反间谍活动——另有一个名叫“辛贝特”的国内安全机构负责这个——但在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反间谍也是特工的工作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了解别人在使用假证件时所犯的错误可以避免他们重蹈覆辙。

比如，奥特加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护照，让他们随便在哪一页做些改变，比如用刀片刮掉一个符号，写上另一个符号。“你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页码上这样做。”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护照还给我的时候，不要告诉我是哪一页。”

他们这样做了，奥特加让他们把护照打开，放在他摊开的手掌里。他能立即说出他们窜改过的地方。护照在这些所谓的伪造者们绞尽脑汁地干了一个小时的那一页打开了。护照的装订之处总是会弯曲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我让护照打开的时候，”奥特加说，“我不看护照，我看你。”

任何一本护照，即使没有窜改过，都会在某一页打开。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持护照的人的目光没有闪烁不定的话。闪烁不定的目光是你最希望看到的东西，特工是不可能当场崩溃甚至哭起来的。但闪烁的目光也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跟你关心的事情没有关系。也许那个家伙在走私香烟呢。这时你的第六感觉就要介入了。如果你没有第六感觉，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特工，无论你是查假证还是用假证都是这样。

就阿弗纳来说，这是他作为一个特工的优势所在。他才华横溢，特工所需要的那些本领他都有。确实，在诸如数学和科学这些令人惧怕的课程上的能力，有时候也是需要的。有些设备特别是那些通讯设备，复杂得难以置信，有扰频器，还有反扰频器。发射机发射一次就能发出一个小时的信息。阿弗纳觉得加密和解密的原理非常难学。一次性缓冲器对他来说总像个谜一样，还有计算机。他最缺乏的是记忆技巧，身体的协调能力也只是中等。他的驾驶技术也是技巧不足，勇气有余，就像他说英语和德语一样，敢说，但说得不好。他虽然能很快抓住一个事件的全局，但在细节上却没有耐心。

然而——关键就在这里——在“穆萨德”特工组织里，没有专业才能的人也有施展本领的机会。有许多无线电信号天才或化学奇才只能待在实验室里生产隐形墨水。他们也需要掌握全局的人。像阿弗纳这样的人，也许没有任何专长，却善于推理。

阿弗纳擅长根据事实推理。在他心里好像时常有一个声音在低声对他说：不要在乎那个，注意这个就行了。不管是证件还是人，他总能几乎是下意识地记住那些最小的标记。就拿他们练习时用的比利时护照来说，他虽然不能立即说出毛病出在哪里：签证好像是真的；揉搓的时候，颜色也没有粘在手指上——对着光看纸张也不是那么薄——但他头脑中有一个警钟，他必须在三十秒内作出决定，就像真的在机场一样，要么把乘客扣留下来，要么向他挥手告别。他又看看护照，当然——是看护照上的照片，夹照片的金属回形针完全生锈了。锈迹斑斑的回形针应该在证件上夹了两年了，而且好像一直是装在满是汗渍的口袋里的，但是反面却与之不符，锈迹很少。后来换上去的照片上没有什么锈迹：锈迹是无法放回到跟原来的照片一模一样的位置上的。

阿弗纳也擅长“扫描”艺术，即密切留意周围不寻常的事情。“扫描”艺术不是一门独立的课程，永远保持警惕被看作是对每个特工的要求。“扫描”，简单地说，就是用你的眼球频繁地扫视你周围的环境，就像雷达的信标一样。决不要让全部注意力在一件物体上停留几秒钟以上。为了使“扫描”成为一个绝对的、二十四小时都具备的习惯，教官们常常在出乎受训人员意料的时间和地点为他们设置一些意想不到的陷阱，他们下班后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也不例外。教官们教他们如何把一切反射面——橱窗、车门——当作镜子，随时了解周围的一切，同时又让别人对他们的行为没有觉察。

“扫描”确实成了大多数特工一辈子的习惯。但阿弗纳很快注意到了另外一点：“扫描器”的身份也会暴露。比如，特工们很少笑。事实上，大多数特工面无表情，一方面要不停地用眼睛扫描，另一方面又要让面部的表情丰富多变是很难的。这是另一种知识，阿弗纳把它储存在下意识里，以备将来之需。

作为一名侦察员，不仅仅是事情会立刻影响你，还有信息也会影响你，这是特工培训中主要的一点。在阿弗纳待在蘑菇形的圆屋顶下的六个月中，这一点比其他什么都重要，一再强调。他们经常出去侦察。搭汽车去海法，在酒店的大堂里坐到下午四点，然后回来一点不漏地告诉教官他们看到了什么。不要剪辑，不要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把你记得的东西全部说出来——每件事都要记得。

当然，要做到这点需要记性和耐心——这不是阿弗纳的强项——这项训练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入的了解。通常，在第一个受训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会有另外一个组的一个受训人员坐在海法一家酒店的大堂里。如果他们的汇报大相径庭，教官就会对他们说：“听着，伙计，为什么不到隔壁给我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通常，答案很简单。一个受训人员在观察时感到无聊了，或者饿了，就会去找咖啡或者三明治。特工也是人——烟抽完了，要洗澡了——这个因素常常在另一个特工的分析中被省略掉，有些受训人员想像力非常丰富，喜欢夸大甚至虚构。这些训练不仅仅是训练或测试他们的观察力，而且还可以搞清楚他们的某些品性。他们会不会捏造，或者会不会添油加醋？他们能不能把观察和想象分开？碰上自相矛盾之处，他们是据实承认还是顽抗到底？

这对于另一个领域的培训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领域中，阿弗纳是最好的。这就是策划。设计一个模拟的军事行动，选人，把需要的辅助工具列出来。在一组学员中选谁担任什么任务——根据他们各自的强项、特长和个性——可能是成功的关键。

教官很快注意到，阿弗纳能根据这些同伴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性格，让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他能大大地超越这些表象。比如：假定一次虚构的任务是秘密进入设在罗马的阿拉伯人的大使馆，摧毁它的通讯室。阿弗纳就会要住在当地的罗马特工向他详细汇报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大使馆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日程安排。在行动前的三天时间里，他会指派最不活泼但最可靠的特工画一张周围街道的交通图。假定这个虚拟的大使馆里有一个套间，阿弗纳就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租住这个套间的西德商人，从而搞到所有楼层的布局。他会用尽可能少的人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他决不亲自向自己的特工通报情况，而是让各个部门最聪明、最细心的人来做这件事。

最后，他会在这份方案上签上他的大名，笔迹粗大醒目。他为这份计划感到自豪，也知道为自己的计划感到自豪的重要性。有一次，教官来回看着那几份计划，举起那些潦草难读的字迹，讽刺地说：“瞧，这是一个大英雄的签名。”

在阿弗纳看来，教官说得没错，一个人的签名越不清楚，他对自己的计划越是缺乏自信。在实战中，阿弗纳总是要看送给他的方案上的签名。如果他能毫不费力地读出这些名字，这个人很可能就能活着回来。

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各个领域的训练当中，那些阿弗纳认为的信息背后的心理活动给他的印象最深。那些信息他也许不会记得太久，但他总是记得当时的心理活动。至于那些技术上的细节嘛，他可以问别人或者查阅资料。重要的是心理活动，它可以帮助他获得新的信息。

比如，阿弗纳永远不会忘记教官谈到证件时说的一番话——虽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他却一直记得。

从证件的性质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假证件。从特工也许会使用的永久居留证到一小时证件——比如，从机场厕所偷来的游客的护照——在紧急情况下，特工也许可以用它来过境。但是奥特加说，与证件的性质比起来，你对证件的信心更为重要。证件永远不会独自发挥作用，只有跟你联系在一起时才发挥作用。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证件，或者不相信给你证件的人，你会把一个永久性的身份证件降级为一个一小时护照。反过来，即使你拿着偷来的驾驶证，只要你相信它，你也能走得很远。

在一线特工执行的每项任务中都有某些心理活动的成分。如果在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设置监控点，一对年轻夫妇引起的注意要比，比如说，一个穿着雨衣、孤零零地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报的人少。但是在西西里岛或者科西嘉岛，把任务交给一个孤身一人的男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考虑。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安全屋最理想的主人是年纪稍大的夫妇。而在索尔邦大学，一对男女学生最不显眼。阿弗纳第一次跟踪开车的教官时，他以为教官会玩各种飞车技巧，完全没想到他跟踪的这个人在特拉维夫慢得像一个老太太，每次转弯的时候都要打信号灯。最后在黄灯的时候，教官甚至停了下来，就在信号灯变成红色的一瞬间，他倏地穿过了繁忙的路口。阿弗纳跟不上他了，要是跟下去的话，就要出交通事故了。这次经历虽然简单，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受训人员希望学到固定的规则，确切的程序。固定的规则虽然有，但对特工来说，一成不变地照搬书本是最致命的错误。它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活——这也是为什么阿弗纳觉得这个活儿那么适合他的原因。秘密就在于掌握规则但又不受规则的束缚，能够即兴发挥且总能应付突发事件的人将会脱颖而出。不像部队，说到底，它属于官僚机构。而这项工作，却是为那些不驯服的人量身定做的。至少阿弗纳是这么认为的。

六个月之后，训练移师野外。对有些人来说，进入这个阶段之前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考试。但实际上，每天的训练任务都是一次考试。通过这些考试，教官对这些未来特工们的表现进行评估。阿弗纳不知道在他们这组人中哪些人“考过了”或“没考过”。这方面的信息他们从来不告诉其他人。一个受训人员再也见不着了，也许就意味着他有了别的任务或者分流到某个特殊领域去了。但也可能意味着中途辍学了。关于这些，受训人员总是在私下议论，从来没有问过，也没得到过任何正式答复。

在移师野外训练之前，阿弗纳接到指令，让他参加几个特别情况介绍会，是关于工作程序和汇报程序的，还包含一些有趣的技术信息，但无甚令人惊异的东西。有一个通报会比较特别。阿弗纳不知道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件没有价值的东西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很滑稽——还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不祥的征兆。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它像父亲提及的那类阴暗的问题。阿弗纳虽然感到有些不安，但还是决定一笑了之。

介绍情况的那个人，容貌并没有什么超凡的魅力，但头发边缘有一些像本·古里安总理那样的白发。他那张侏儒一样的脸上透露出恶毒与奸诈。他的身材也像个侏儒，也许不到五英尺。他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双脚几乎够不着地面，面前的桌子上乱七八糟。

他的手指被烟草熏得黄黄的，那双贼亮的眼睛从不安分的眉毛下面嘲弄地凝视着阿弗纳。一边的眉毛高高耸立于额头之上，仿佛一个永恒的问号。原本白色的衬衣上污渍斑斑。

阿弗纳断定，他不仅仅是一个加里西亚人，而是所有加里西亚人的祖宗。

“你们要出去看世界了。”这个加里西亚人开口说道。“很好。现在坐下听我说，我有几件事要告诉你。

首先，不要因为我的话而感到不愉快。这不是私事。我从来没见过你。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我跟其他人也说过。

你想知道我桌上的这些书是干什么用的吗？是会计书。你知道我用这些会计书干什么吗？我想知道你们花了多少钱，为什么花这些钱，所以我坐在这里看会计书。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们有些人觉得这一趟应该要花很多钱，这些钱是由以色列国家派发给你们为个人谋福利的。现在我在这里提醒你，不是。我只提醒你一次，每个人我都只提醒一次，我不会再告诉你这些。我要发票。

我要你执行公务时花的每一分钱的发票。如果你要搭出租车，可以，你给我发票。如果你要租船，可以，你给我发票。如果没有，就要从你工资中扣除。

如果你搭出租车，最好是出于工作需要。我会问你为什么要搭出租车。能坐地铁就坐地铁，能坐公共汽车就跟其他人一样，坐公共汽车，走路也行。你花了不该花的钱，我就从你的工资中扣。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工作需要，那就花吧。你的工作特殊，而不是你特殊。在我这里不管你做什么，你不是英雄。你把希特勒绑到这里来，我要说，发票在哪里？长途电话是不是打给私人的，是不是打给你女朋友的？如果是，自己掏钱。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你们有些人觉得你们在为富有的银行家巴隆·罗斯柴尔德干活。你们别指望会得到很多钱。我怎么跟你说呢？你不是在为银行家巴隆·罗斯柴尔德干活，你是在为以色列干活。谈到钱的话，你是为我干活。”

那个加里西亚人停下来抬起头，望着阿弗纳的脸。“请明确告诉我，”他说，“我有没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阿弗纳站起来。

“你说清楚了。”他回答道。他心里想的是：你想怎么样？人总是按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切。你这个加里西亚老贼也许是个顺手牵羊的高手，自然会以为别人也是这样。

就阿弗纳来说，他被冤枉了。不仅阿弗纳被冤枉了，其他很多人也被冤枉了。那些热衷于偷窃的人——别说偷窃了，就是赚钱的人——也不会加入到这些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月薪只有六百五十以色列镑的人的行列里来。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们被送往野外训练之前惟一正规的考试是心理考试。很显然，上层人物们对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感到好奇，尽管大家总是开玩笑——你这样做一定是发疯了，诸如此类——但很显然大多数受训人员都认为自己是非常正常的人。阿弗纳当然也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其他人——嗯，也许有点古怪。但是心理考试的结果似乎不同。阿弗纳总是有一种直觉，要证明自己是合适人选，有些测试必须做点调整。

压力并不是来自考试，考试很简单。在阿弗纳看来，这些考试很有意义，而且搞清楚他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之后还能不能解决一个数学难题也非常有意思——虽然他的数学从来没有好过。答案很迷人，也让人满足。他不仅能够，而且愿意回答得更快一点，更准确一点。

其他几门考试都是通过耳朵来完成的。阿弗纳必须了解他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答案，然后设法给他什么答案。不管这些答案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穆萨德”似乎对特工的某些品质并不满意。但没有这些品质他就不可能、也不会被招来做特工。听起来就让人发疯。

比如，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穆萨德”根本不喜欢约翰·韦恩这个角色，甚至那个荷兰男孩的角色。说得更准确一点，他们只希望约翰·韦恩独自跟全城的烂仔较量，而不希望他首先动手。他们痛恨英雄。如果“痛恨”这个词太重的话，至少是他们不喜欢或不相信英雄。阿弗纳觉得他们不希望特工在工作中获得的享受超过一定的程度，他们甚至不希望他们对敌人怀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比如，一个受训人员，他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相当痛恨——这不奇怪，因为他们在1949年杀死了他们全家。阿弗纳从教官的眼神中看得出来，这位亚历山大人在组织里的前景并不光明。

按照“穆萨德”的观点，一个理想的特工应该精确、可靠、镇定，犹如一台精心制造的机器。在一个层面上，他对于工作的热情应跟电脑芯片或磁极罗盘差不多。虽然他不应该愚蠢无知，或者麻木迟钝，但他的表现也不应该依靠他对任务的“感觉”。还有，他也不能创新，也不能忠于职守。他应该是充满激情的爱国者——但不应有丝毫的盲目。他应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应脑袋空空，没有任何想法。他应该是一个蛮勇之夫和一个执业会计师的混合体。总之，他应该集那些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的品质于一身。

就阿弗纳来说，这是一个白日梦。他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在他看来，他认识的其他受训人员也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嗯，坦白地说，都各不相同，就像特拉维夫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样。他们都爱国。但在以色列，特别是1969年，谁不爱国？如果那样的人是“穆萨德”心理学家想要的，那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感觉到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样的。任何心理测试都不会同时考虑到他，也考虑到生活向他提出的挑战。

另外，阿弗纳也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约翰·韦恩，他们绝不会后悔选择了他。他将成为他妈的自他们招募特工以来最好的特工。他将拯救以色列一千次却无人知晓。当他工作多年成为他人的榜样以后，以色列总理写来了感谢信时，他也许会把这封信拿给他的母亲。“你做了些什么？”她这样惊叫起来。他只是说：“喔，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也没干。”

当然，阿弗纳无法最终知晓他是不是愚弄了“穆萨德”心理学家。也许他们从他身上没有看出来那个荷兰小男孩。也许看出来了，但适合他们。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让他飞起来了。确实是这样。他的第一次野外培训任务去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如果他姑妈的朋友及时给他找到一个工作的话，他也许早就在这家航空公司工作了。他当了一名空中警官，负责保护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其他人也许认为这是最底层。但对阿弗纳来说，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虽然不是飞机驾驶员，但总算能飞了。即使飞机起飞只在机场上空转一圈，他都觉得很棒了。但飞机不只是在机场上空转圈，它飞到了世界各地。仅仅几个月之内，阿弗纳就飞过了欧洲许多大城市，全部是公费。

虽然他训练时是情报特工，但起初分配给他的工作并不是收集情报。当然人们也不把这种秘密情报跟间谍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那个时候，真正从事情报工作的间谍相对来说比较少。毫无疑问，也有几个特殊的特工混进政府担任要职，也有几个特工去拍摄军事机密。像埃利·科亨这样具有传奇经历的间谍很少。大多数特工干的跟阿弗纳训练的内容一模一样。

阿弗纳要做的事——除了在以色列航空公司保护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之外——就是暗中监视公共场所。他自然要把观察到的东西作详细汇报。比如他就在巴黎奥利机场待了整整一天，对机场进行研究，记下出口和入口、能够进入飞机跑道的各类交通工具，还有监控器的位置。无论这些监控器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都记下来了。他假装给几个空姐摄像，摄下了几个海关和护照检查处换岗的情形。

在罗马、伦敦和雅典，他在指定的阿拉伯和俄罗斯大使馆外要么待一个上午，要么待一个下午，不能太显眼。至于怎样做到不显眼，这是他自己的事。在旅游城市就是坐在咖啡馆里也有意义——阿弗纳的第六感觉总在提醒他，要避免刻意的伪装——在伦敦，在大使馆对面的公园里遛狗也是很自然的。有一次在罗马，他租了一辆卡车，在上面放一个“绕行”的标志，在利比亚大使馆外辅道的下水道里忙了开来。

有时候他只需要汇报进出大使馆的车辆，把来这里或停在附近的车子的车牌号记下来。然而更多的时候，他要把照片上的一个人的面部特征记下来，然后报告他是否看到过这个人进出大使馆。阿弗纳不用跟踪他，只需尽量靠近他，并予以确认。

有时候，他跟一个办事员差不多，干的活跟训练的内容不相干，跑差、给递送情报的人酬劳，或者——正如他后来所说——与一个女孩在伦敦租安全屋。安全屋必须靠近至少两条主要高速公路，还要储存一些食品。他们扮成夫妇去租房。房子的周围全部住着中产阶级。那个女孩是伦敦的永久居民，她住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步骤，安全屋的钥匙就保存在那里。

阿弗纳以极大的热情和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执行各项任务。坦白地讲，他从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当他听说——他总是不时地听说——另一个受训人员在进修通讯、摄影或语言方面的高级课程，明显在为向高层渗透、获得长期居留权或者收集更多复杂的情报做准备时，他甚至一点都不嫉妒。当一个人每周都能去一个不同的大城市时，谁会想去学习伪造证件或制造炸弹的高级课程呢？如果他们命令他去学习高级课程的话，他也会尽力去学的。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一个人待着，坐在罗马的一家咖啡馆里，或者在巴黎递送包裹。阿弗纳估算了一下，要是用他的工资的话，至少要积攒一年才够他旅行一次的费用。而这样的旅行他每周都有好几次。

到现在，发票的事简直可以说让他发疯了。他会发疯的——他毕竟是个“野客”，“野客”都非常细心——他在“穆萨德”老巢遭遇这位加里西亚人的祖宗，使他在花政府的每一分钱时都要再三核实。并不是因为那个老加里西亚人吓唬了他，而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个老家伙得逞，抓住他的把柄或者对他的花销提出疑问。阿弗纳宁愿花自己的钱办公事。有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在巴黎，他在买一杯菠萝汁时，意外地把现金收支票据搞掉了，只好回到阿拉伯大使馆对面的咖啡馆，在拥挤的游客的脚下寻找，“像个十足的笨蛋，”他心想，“如果敌人知道加里西亚人怎样管理‘穆萨德’的话，他们只需要找到那些趴在地上寻找五法郎发票的人，就找到了以色列特工。”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个集体农场。他这个“野客”又置身于加里西亚人之中了。但他并不烦恼。事实上，在“穆萨德”这个组织中，一个“野客”也许还是一笔财产呢。在集体农场，那些加里西亚人并不真正需要他：他们靠自己就能把每件事办得好上加好。但是在这里，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一线特工中，有个古怪的“野客”并没什么害处。像加里西亚人这样聪明、勇敢的人，他们是不会消失在幕后的。由于他们特有的举止言行和生活态度，同化不是他们的强项。这样，语言的问题就来了。从总体上来说，以色列是个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父母或祖父母为东欧人的年轻以色列人很少有外语说得好的人。也许是因为“野客”身上有比较多的德国人或法国人的血统，所以他们常常被误认为这些国家的人。他们不喜欢身上穿着西服，脚下穿着跑鞋。

阿弗纳总是在欧洲才有家的感觉——比在以色列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欧洲人购物、过马路、订餐、叫的士的方式更适合他。人们的穿着或打招呼的方式，女士们回望男人的眼神，都与他心目中人们应有的举止行为一致。虽然他几乎没有学过巴黎或罗马的艺术、建筑和历史，但他确实知道哪里旅馆干净、便宜，什么东西在哪里卖以及哪条路去机场最便捷。他也知道哪里有咖啡馆和夜总会。他是火车时刻表、邮局作息时间表和便宦纪念品方面的专家。他喜欢的很多东西都在喧闹、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里。他喜欢这里的氛围。

除此之外——跟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是——阿弗纳在欧洲有私人关系。他在法兰克福上学时最亲密的朋友安德雷斯就在那里。

坦白地说，他第一次去法兰克福时，还没有想起安德雷斯。这不奇怪：在这之间的十一年间发生了那么多事——集体农场、“六日战争”和“穆萨德”组织——但他记得外公。阿弗纳一直想着法兰克福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但在飞回特拉维夫的途中，他想起了安德雷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在电话簿中找他的电话号码。

他没有找到安德雷斯的号码，但找到了他父母的。他们好像不知道——或者说不想告诉阿弗纳——他在哪里。他们让他去找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年轻女人。她在电话里非常冷淡，声称不知道安德雷斯的任何消息。

阿弗纳凭他的第六感觉回答道：“噢，也许我搞错了。我住在假日酒店411号房间。我还要在法兰克福待一天。”

安德雷斯给他打电话时大约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惊：他们谈起话来好像没有分开过几天。他们约好第二天在歌德广场的户外咖啡馆见面。阿弗纳提前十分钟到了。提前赴约已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他得以防万一，即使跟一个儿时的朋友见面也是这样。早点到，以防意外。但他遇见了一件让他非常意外的事。

阿弗纳坐在那里，安德雷斯从拐角一出现他就认出来了，也许只有三十码的距离。不过，他已不像他儿时的朋友了。他认出他是照片上的一个人，要他牢牢记住的一个人。一个不太重要的德国恐怖分子。他以前是个学生，现在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一个成员。不是一个大人物，只是一个走卒而已。

阿弗纳看着安德雷斯停下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始朝咖啡馆露台上的那些人望去。他又让他看了几秒钟，好让自己收回思绪。

这时安德雷斯的视线停在他身上。他离他越来越近。

“你是阿弗纳吗？”他轻轻地问道。

阿弗纳打定了主意。他站起来，大笑起来，然后像以前一样，用拳头在他朋友的背上捶着。真是运气好啊，只有傻瓜才不觉得他们的重逢不是因为运气好。

安德雷斯只知道他儿时的名字，这个名字阿弗纳在部队里改了，他部队里的人都把名字改了。他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告诉安德雷斯，甚至连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空中警官都没有告诉他。什么也不说最简单。让安德雷斯说。谁说得清他有朝一日会通过他跟什么人联系？

这种考虑具有预见性，阿弗纳没法知道自己的预见有多准。没法知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的一生会彻底改变。

但是那天下午在歌德广场路边的咖啡馆里，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回忆往事。除了追忆往事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提。安德雷斯几乎没有透露自己的任何消息——他说他从大学里辍学之后一直想当作家——阿弗纳对自己的工作同样说得含糊不清。他说他在为以色列一家皮革公司干活，经常跑欧洲。他们的谈话没有涉及政治。分手之前，安德雷斯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阿弗纳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跟他联系，或者留言。

从那时开始，阿弗纳只要一去欧洲，就去找安德雷斯。有时候他们见面喝一杯啤酒就完了。有时候他们只在电话里说说话。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像他们已人到中年，而不是二十三岁的年轻人。阿弗纳觉得安德雷斯在重续他们往日的情谊时显得非常谨慎。阿弗纳也不逼他，顺其自然。有一次，他告诉安德雷斯他要去苏黎世，安德雷斯请他从瑞士寄一封信。

“是给一个女孩的。”他向阿弗纳解释道。“我告诉她我要出去一趟。”

阿弗纳替他寄了这封信，没有问他信里的内容或者调查这封信的地址。这是他帮他的一个忙，也是安德雷斯的一份信用证，他有朝一日会收回来的。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打定主意——虽然他也犹豫过——不把他们接触的情况告诉“穆萨德”。这不是一个忠诚不忠诚的问题，而是一个他父亲说起过的问题。

阿弗纳刚刚开始训练时，他的父亲就知道了他的新职业。他没有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他父亲在“穆萨德”组织里的老关系告诉他的，也许是他自己推理出来的。“自来水厂怎么样？”有一天他问阿弗纳。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回答，他又接着说：“你真蠢。但生活是你自己的。”

“这是你最好的建议吗？”阿弗纳问道。他父亲摇了摇头。

“你不愿意接受我最好的建议，”他回答道。“所以再给你也没有用。但我要给你第二个好的建议。一旦进去，就要努力工作。按程序办事。做个人人喜欢的人。但别把自己的底牌都亮出来，袖中总要有一张牌。”

于是，阿弗纳决定只字不提安德雷斯。这样会更加安全。如果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认出了安德雷斯——他只不过是一个儿时的伙伴而已，阿弗纳没有把“穆萨德”给他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跟他联系起来，没想到他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恐怖分子。疏忽了，仅此而已。他是他口袋里一张可以降低风险的王牌。

接下来的两年，时光飞逝，平静无事。阿弗纳继续享受着工作带给他的乐趣。上司似乎对他的表现也很满意。作为一名特工，他的级别仍然很低，没有从事过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但分配给他的任务在逐渐升级。偶尔还会让他持公务护照飞往欧洲的首府城市——雅典或伦敦——到那里之后，当地“穆萨德”的头头会给他提供另外一个护照，让他换一种身份，比如说，一位西德商人。他拿着这个护照飞往另一个城市，比如苏黎世或者法兰克福。到了那里他就去见一个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以色列特工——一般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向他通报或汇报情况。按惯例，扮成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特工是不带回以色列做例行汇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登机时被阿拉伯特工发现的风险。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欧洲，都是这样。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操作的，他们的四分之三的秘密情报都是在游客众多的首府城市交换的。

关于这个，阿弗纳发展了一套有些挖苦意味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要论秘密接头的话，伯明翰跟伦敦一样好，法国东北部城市南锡跟巴黎一样棒。但是——间谍也是人，如果可以在巴黎待一个星期的话谁愿意在南锡待着？阿弗纳当然不反对这种做法。这是对工作的一种额外补贴。

那个时期，阿弗纳的很多任务就是直接或间接地防止恐怖活动的发生。1969年夏天，阿弗纳加入“穆萨德”组织。在这之前不久，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浪潮迅速蔓延到很多国家。

1972年秋天以前，恐怖分子袭击的主要是以色列以及西方国家的空中运输及设施。1970年2月21日，他们炸毁了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喷气式客机，导致四十七人死亡。同一天，一架运送邮件的奥地利飞机在前往特拉维夫途中被炸毁。在这一系列恐怖袭击发生的前几天，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在慕尼黑机场把手榴弹扔进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汽车里，造成一死十一伤，包括不得不做截肢手术的以色列著名演员汉纳·玛隆。同年9月6日至9日，五架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只有一架飞机——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707——侥幸逃脱——空中警官开枪打死一名劫机者，活捉其同伙、女恐怖分子雷拉·卡尔德。另一架飞机被劫持到开罗，并将其摧毁。另外三架飞机被劫持在约旦的道森军用简易机场，扣押了三百名人质。这三百名人质最终被释放。条件是交换先前在瑞士、英国等地被抓的恐怖分子。

尽管这次袭击大获成功，但恐怖分子很快就后悔了。数周之内，约旦国王侯赛因把所有的恐怖组织驱逐出境，在驱逐的过程中还杀了很多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黑色九月”组织的形成。

几十年来人们忽视了政治恐怖这个武器。新的一代只不过重新发现了这个武器，许多值得尊敬的国家或运动都曾一度使用过这个武器。

1971年，“法塔赫”首次进行恐怖袭击，目标是鹿特丹的油库，然后——为报复侯赛因国王杀害自己的同胞——袭击约旦的航空公司和位于开罗、巴黎和罗马的政府机构。“法塔赫”首次袭击的成功使他们的胆子更大了。那年年底，袭击行动开始升级。11月，几名持枪歹徒在开罗喜来登酒店前的台阶上暗杀了约旦首相。两个多星期以后，他们在伦敦向约旦大使扎伊德·雷法伊开枪，使其受伤。

而“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在以色列的首轮袭击却没有那么成功。1972年5月，他们劫持了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比利时喷气式客机，想以此交换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三百一十七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可是，以色列伞兵突然冲进飞机，逮捕了两名“黑色九月”劫机者，从而使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上升到三百一十九人。

阿弗纳的部分任务就是在欧洲的机场里闲逛，在恐怖分子登上飞往以色列的飞机之前把他们识别出来。这项工作虽然靠推测，但也不全靠推测。有时候有人会向“穆萨德”报告，近期有一次恐怖袭击。可是他们对诸如恐怖分子在哪里登机，登上哪一架飞机，有多少人，他们的身份又是什么等细节却不甚清楚。恐怖分子通常是年轻的阿拉伯人，但从理论上讲，恐怖分子可能是任何年龄的人，也可能是任何国家的人，或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也可能男女都有。有些同伙还可能不知情。

并不是所有的恐怖活动都是蓄意破坏或劫持飞机，有些恐怖分子带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在以色列境内活动。还有一些则在被占领土上招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事间谍活动或破坏活动。

“穆萨德”曾对可疑分子作过某种描述。他们确实存在某些共同特征，但每个细节都符合的人很少。比如说，通过审问被捕的恐怖分子，“穆萨德”对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恐怖袭击前四十八小时的活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纵情作乐。住在最好的酒店里，身上的钱通常只够买一张去以色列的机票。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要在他们声称要去的这个国家订房，也说不出要去拜访的朋友或亲戚的名字。绕道去以色列也是他们通常的做法。因此，一个自称学生的年轻人却住在日内瓦最昂贵的酒店里，身上揣着一张从巴黎、罗马或者雅典到特拉维夫的单程票，却没有打算待在以色列任何地方的人，被看作是可疑人员。

跟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一样，恐怖分子的行为还可通过其他方式来断定。他们旅行时，行李通常很少，要么是一个粗呢包，要么是一个小手提箱，而且喜欢紧紧抓在手上，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而不是放在空座上或候机大厅的地上。他们会抽很多烟，而且频繁上洗手间。他们不能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通常会哗哗哗地翻着。对他们来说，全神贯注似乎很难。如果准备劫机的话，他们会有三四个人在一起。候机的时候，他们从不坐在一起，但是会频频地交换眼神。(一名“穆萨德”特工曾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波尔机场，通过与照片对照认出了一名恐怖分子，并通过这名恐怖分子紧张的眼神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另外两名恐怖分子。)从行动的位置来看，靠走廊的位置应该更方便一些，但恐怖分子们似乎更喜欢靠窗的位置。

“穆萨德”心理学家把以上这些叫做“投影描述”，但并不一定很准。事实上，它不具备什么科学性，有些是常识。但如果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或者没有特别的推理能力的话，仅仅依靠这些描述是很难的。阿弗纳执行过几十次这样的任务，可警钟只敲响过两次。有一次，所有的特征都具备——可在审问那对年轻夫妇时，除了发现了大量的麻醉品之外，其他什么致命的东西都没有发现。而另一次被他抓了个正着：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那个人是在西岸招募恐怖分子的重要成员。他身上揣着一张双程票，但他不抽烟，不上洗手间，在候机厅没有跟任何人交流眼神。阿弗纳搞不清是什么促使他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并建议等那个人一到就扣下来审问的。他的确是个阿拉伯人——但其他许多乘客也是。

不过，也不能说阿弗纳已成为反恐专家。这期间他承担的都是一些较为低级的任务。这适合他。因为，首先，他不认为这些任务低级。其次，这些工作一般都在国外。在国外就意味着旅行。到1971年末他甚至连纽约都去了：这是最远的一次旅行。梦想最终成为现实。

尽管阿弗纳不再是空中警官，但他仍然不时地承担一些安全任务。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行动，就是把一个叛逃者——从来没人告诉他这人是谁——从西柏林偷偷弄回来。这个任务很复杂。后来阿弗纳开着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运送食品的卡车穿过机场周围栅栏上的一个缺口，径直向停在那里的一架波音707开去。他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个人。另外一次是作为戈尔达·梅尔的贴身保镖去巴黎。这次旅行平安无事。

阿弗纳和肖莎娜再也没有理由不结婚了。他们终于在1971年结婚了。当时阿弗纳在野外训练。肖莎娜大学毕业还没有结婚，很可能会被拉去服兵役。但这不是他们决定结婚的主要理由，虽然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跟其他男人一样，阿弗纳觉得两个人没有正式绑在一块很舒服。

阿弗纳在旅行时没有做过对不起肖莎娜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漂亮女人，也不是因为这种事有违“穆萨德”的规定，而是因为他很多时候都太忙，手头上事情太多。而且，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抗拒。也许与父亲有关。我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我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阿弗纳能抵抗住诱惑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让女人感动的地方。她们需要被感动，是不是？如果他们知道阿弗纳是靠什么来谋生的话，她们会被感动的。但是他不可能告诉她们这些。有些男孩也许会用其他话题来感动女人，但阿弗纳从来不会。如果他碰到一个美女，只会像个傻子一样地站在那里。这确实让人失望——手里捏着王牌，却不能打出去。

为了替自己辩驳，阿弗纳对女人产生了某种酸葡萄心理，只要机组里其他小伙子迷上了某个令人倾倒的金发女郎，阿弗纳——虽然他的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却只耸耸肩。“哦，”他说。“在外面时，也可以将就将就。”

肖莎娜不同。她也美——那种恬静的美，也许不能让人倾倒。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需要被感动。阿弗纳什么都不用说，她理解他。虽然她从没向他提过问题，但毫无疑问她心里大致清楚他频繁旅行是为什么。只要有人问她，她总是很满足地回答：“噢，阿弗纳在为政府干活。”在以色列，这样就够好的了。

结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照片上，阿弗纳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他的脸庞呈深棕色，身穿耀眼的白色上衣。肖莎娜身着白色长裙，看起来严肃端庄、神秘莫测。当时前来参加婚礼的有邻居、朋友，甚至还有三四个阿弗纳从前的战友。长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制作精巧的蛋糕和以色列蜜黄色甜酒。母亲当然来了，父亲也来了。周围有人时，父亲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他是和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起来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母亲、父亲和威尔玛甚至一起照过一些照片——肖莎娜的父母亲也在上面——不过，母亲和威尔玛总是望着不同的方向。

第二部 改变犹太人的历史

第三章 戈尔达·梅尔

慕尼黑惨案发生时阿弗纳正在巴黎——跟当时的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也守候在电视机前。他飞回以色列时，正值受害人下葬。虽然这是一次隆重的国葬，但总理戈尔达·梅尔却没有来。她的姐姐刚刚去逝。她为什么没来，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由于悲痛过度。而有些以色列人却怀疑，她是怕人家在葬礼上向她吐唾沫或者扔石头。把这场悲剧归咎于她几乎没有什么道理，但国人的悲痛和愤怒史无前例。

阿弗纳几乎还没有在以色列待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派到了纽约，执行一次不太重要的送信任务。通常，他对这样的旅行是心怀期待的，但是这一次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在纽约感到很不安，周围全是漠不关心的美国人。星期五那天，也就是恐怖分子袭击奥林匹克运动员两周后，阿弗纳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感到很高兴。

跟往常一样，他带回来很多廉价的纪念品——给肖莎娜买的T恤衫、给母亲和肖莎娜的家人买的钥匙扣和盐瓶。就连那只牧羊犬查理，他也给它从纽约带回了一盒供它咀嚼的牛奶制成的骨头。肖莎娜和阿弗纳非常喜欢查理。查理是他们结婚时阿弗纳以前的一个战友送给他们的礼物。这个战友记得他曾经谈起过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宠物波比。波比也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飞机着陆时天色已晚。阿弗纳一直想着带肖莎娜出去吃晚饭。但在以色列，星期五太阳落山之后你是买不到什么热东西吃的。所以当他看见部门的头在机场迎接他时，他不太高兴。

“这趟还行吧？”部门的头问道。

“还行。”阿弗纳说。上司来机场接他并不常见，除非他们正好在那里有其他事要办。“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当然可以。”这位上司说。“我来只是告诉你，明天别作其他安排。九点钟有人会去你家接你。”

“有什么事吗？”

“我不太清楚。”对方回答道。“九点钟准备好就是了。”

阿弗纳不高兴了。“噢，”他说。“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我飞了十二小时，想好好睡一觉。”

“那就去睡一觉。”他的上司说。“谁让你不睡觉了？”就说了这么几句。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差不多把这场对话忘了，已经把游泳裤放在一个包里了——在特拉维夫，星期六大家都会去海滩——他突然想起来了。“算了吧。”他对肖莎娜说。“我不能去了。他妈的，现在快九点了。再过两分钟有人要来接我。”

跟往常一样，肖莎娜什么也没问，她甚至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着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纳既想喝咖啡，又想系鞋带。

九点过一分，楼下的门铃响了。阿弗纳一边扣衬衣扣子，一边咔哒咔哒地走了两段楼梯，从二楼上下来。在门口，他停了一下，认出了门廊里的那个人。他们有过点头之交。那个人跟他一样，是个负责安全的特工。只是，他的任务长期不变，他是“穆萨德”的头头、老板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司机。

阿弗纳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错了。

“你按我的门铃了？”他边问边摸索着衬衣的最后一颗扣子。那个司机点点头，替阿弗纳一直把门开着。然后他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打开停在围栏边的汽车的门。坐在后座上的是扎米尔。

阿弗纳迟疑不决。

“进来吧，进来吧。”将军一边说，一边向他不耐烦地挥手。

阿弗纳钻进车里，在“穆萨德”组织的头头旁边坐下来，思绪一片混乱。他以前见过扎米尔两次。一次是训练的时候别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轻特工介绍给他。另一次是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当时扎米尔是乘客，阿弗纳是空中警官。这次他们甚至还说了几句话。

现在扎米尔就坐在汽车里，他的旁边！就像上次一样。

以色列是个平等、不拘礼节的小国。尽管阿弗纳感到吃惊，但他还不至于像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低级特工发现自己坐在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旁边那样惊讶。在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职业距离比其他多数国家都小。他们都是犹太人，一起划着同一条船，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汽车沿着哈玛斯革街行驶着。驶过德瑞克基布兹后，掉头向东，向高速公路驶去。“我们去耶路撒冷。”扎米尔说。

阿弗纳点点头。此时问什么问题都没用了。他很快就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他也许犯了什么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一定很严重，因为扎米尔都亲自出面了。阿弗纳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并不紧张。

那个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旷无人。9月末的阳光仍然灼热难当。他们从特拉维夫出发，半个小时后，汽车驶入耶路撒冷周围的丘陵时，天气明显变冷了。阿弗纳喜欢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树林，被风雨侵蚀的岩石。柔和、干燥的空气使他想起欧洲那些活泼、轻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点缀着“三明治”残骸——它们是由国产盔甲保护起来的卡车。在独立战争期间，这些卡车保证着耶路撒冷与全国其他地方之间的供给线的畅通。当年卡车穿过阿拉伯人广阔的疆城时常常受到游击队员的袭击。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遗物。大多数以色列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不会多看一眼，然而对阿弗纳的影响却很大。

扎米尔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车上，他除了问了问他父亲的情况之外没有说很多话。阿弗纳对此已经习惯了。父亲被捕审判后成了名人，几乎跟埃利·科亨一样出名。有人曾撰文论述他对以色列的功绩，甚至还出过一本书。当然，写这些东西的人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也没有提到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他众所周知的那个名字并不是他在雷霍沃特生活时用的那个名字。不管怎么说，阿弗纳在部队时也把名字改了。

“他还好。”他回答道。“身体还过得去。”

那位将军点点头。

“告诉他我问起过他，”他对阿弗纳说。“告诉他这几天我要顺道去看看他。”

“他会很高兴的。”阿弗纳礼貌地说。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高兴。他怀疑兹弗·扎米尔也许就是父亲一谈起来就非常不高兴的神秘的“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也就是以色列最窄部分的距离，紧赶慢赶也要大约一个小时。而那个星期六他们不到一小时就走完了。阿弗纳记得，他们把车停在城市近郊的一栋楼前时，还不到十点。

阿弗纳认为他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不过，他几乎无法相信。首先无法相信的是扎米尔将军，其次无法相信的就是这一点。他疑惑地瞥了一眼老板，但他已经下车，示意他跟着他。大门外面站着一个警察，他们走近时，他把门开得大大的。

他跟在将军后面，有些茫然。那套公寓虽然不算豪华，但古朴，看上去非常不错，阿弗纳看到墙上的照片时已经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在哪里了，但他不愿意承认。那是她的照片，有剪彩的照片，向印度总理尼赫鲁鞠躬的照片，还有站在本·古里安旁边的照片。

戈尔达·梅尔走进客厅。她打开门时，阿弗纳看见她是从厨房来的。她的背有些驼了，身上穿一件便服，走路时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她向阿弗纳伸出手。

“你好吗？”以色列总理说。“你父亲还好吗？”

阿弗纳不知道自己咕哝了一句什么。

“很好，很好。”戈尔达·梅尔说。“听见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弗纳这时才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贴身保镖和扎米尔将军之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穿着制服，肩上戴着以色列徽章——一条细细的麦梗穿过一个工程师的量杆。阿弗纳从在部队里时就知道这个人，他是阿里埃勒·沙龙大将军。他是他崇拜的英雄。他们握了握手。

“你是喝茶？”戈尔达·梅尔问道。“还是喝咖啡？还是来点水果？”

沙龙将军和老板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阿弗纳犹豫了一下，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来戈尔达·梅尔的客厅里干什么，即使他的第六感觉也无法告诉他。他惊诧不已地看着她走进厨房，又看见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然后在桌上摆放茶碟和茶杯。贴身保镖这时消失不见了。扎米尔将军和沙龙将军没有帮她，在轻声交谈。阿弗纳站起来，随后又坐下，因为梅尔夫人朝他摆了摆手。他入迷地看着她无拘无束的灰发，她短粗有力的手指以及手腕上那只男式旧表——虽然他以前见过她一次，她乘机去巴黎时他做过她的安全特工，但他从没真正地端详过她。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奶奶——阿弗纳想，戈尔达·梅尔让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奶奶。她开始削苹果，并从扎米尔将军开始，把苹果一片一片地递给他们，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

接着，总理开始说话了。

起初，阿弗纳弄不清她在跟谁说话。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在跟他说话，但她又没有看着他。不过，他发现她也没有看着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扎米尔将军。她的目光仿佛越过他们的头顶，固定在墙上的某一点上，好像她在跟房间外面某个看不见的听众说话。也许她在跟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说话，在跟整个国家的人说话，虽然她从没提高过嗓门。也许她只是在自言自语。

阿弗纳听着戈尔达·梅尔的话语，心里渐生疑窦。并不是因为她正在讲的内容，她讲得简洁、动情、有力，每一个字阿弗纳都赞同。她讲起了历史，讲起了犹太人仅仅因为想要一个家怎样在世界各地受到袭击和杀戮。她讲起了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怎样在雅典、苏黎世和洛德被杀。就像在三十年前一样，犹太人被德国人绑起来蒙上眼睛杀掉。而其他人却忙着打排球，用黄铜乐器奏着乐曲，举着奥运火炬，而犹太人却扛着棺材回家。犹太人总是孤立无援，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而其他人最多发出一些伪善的噪音。没有人保护他们，只有靠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以色列国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戈尔达·梅尔说，从敌人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一个避难之所，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即使打仗，以色列也总是有区分的。她不会把自己降低到敌人那个层次。即使在保卫自己的孩子时她也极力奉行克制原则，去设法拯救他们时总是让两只手保持干净，遵从每条文明行为准则，避免不必要的野蛮行为，避免伤及哪怕是一个旁观者的生命。以色列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即使对恐怖分子、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和间谍也是如此。戈尔达·梅尔说，在她看来，谁要让以色列偏离这条道路，她就反对谁。任何违反道德准则的计划，哪怕其中只有一条违反了，她都会否决。

总理第一次正视阿弗纳。

“我想让你知道，”她说。“我作出了一个决定，责任全部由我承担。”

她从桌旁站起来。

“这是我的决定。”她重复道。“你们可以聊一聊。”

戈尔达·梅尔离开了房间。

阿弗纳呆住了。对他而言，梅尔夫人所说的关于以色列及其历史的每个事件绝对都是真的。但是她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呢？或者为什么要跟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兹弗·扎米尔将军说这些呢？为什么“穆萨德”组织的头头要在安息日这天把阿弗纳带到耶路撒冷，难道只是为了听总理亲口讲这些事情？他和以色列的大多数人都对此确信不疑啊。说到决定，什么决定？他们对她说的话有什么好聊的？

沙龙将军打破了沉默。

“你也许已经猜到这里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他看看阿弗纳冷冰冰地说。“我不必告诉你。你知道吗，如果不重要的话，你不会坐在这里。”

阿弗纳点点头，很显然这是预料之中的。

“问题是，”沙龙继续说。“你愿意承担一项任务吗？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不必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会完全扰乱你的生活。你必须离开祖国，不能回来——谁知道呢？也许好些年不能回来。”

阿弗纳一言不发。

沙龙瞟了一眼扎米尔，继续说。“当然，你跟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件事。”他说。“我们会安排你偶尔跟你妻子在国外见面的。但你不能告诉她你在干什么。”

阿弗纳沉默了，沉默了好几分钟。其他两个人也沉默着。后来沙龙将军又说话了。

“我希望，”他平静地说。“他们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阿弗纳不再头晕目眩。虽然他的大脑里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但思绪开始连贯成形了。一项任务——当然，必须是一项任务。他应该早就猜到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把一个处于底层的特工带到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来？重要嘛——当然必须重要。但为什么是他？怎么可能是他？

他必须说点什么，这时他想起一个问题，就问道：“是我一个人干吗？”老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不是，”他说。“但这个问题与现在无关，你的答案呢？愿意吗？”

“我要……”阿弗纳说。“……我要想一想。我一周后告诉你们怎么样？”

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这样犹豫不决。也许是他的第六感觉，当然，不是危险。阿弗纳不在乎危险，二十五岁时就不在乎，在部队里待了四年，参加过“六日战争”，在国外执行过任务之后就更不在乎了。那他为什么犹豫呢？因为肖莎娜——事实上，肖莎娜已有身孕，阿弗纳几个月前就知道了。她是那样纤弱，五个月了几乎还看不出来。但不是因为肖莎娜。在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穆萨德”的头目让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他犹豫了！

扎米尔将军摇了摇头。

“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他说。“谁要是无法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的话，那他就永远做不成这件事情。”

沙龙将军伸出手来。

“你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对阿弗纳说。

“那……就让我祝你好运。”他盯着阿弗纳的眼睛。“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都祝你好运。”

要是他能问他们一些问题就好了！但他知道不能。是不是像埃利·科亨的那项任务呢？像他父亲的吗？是不是要变成一个“鼹鼠”那样的长期潜伏的间谍？

戈尔达·梅尔回到房间。阿弗纳的脑袋里又变成了空白。

“怎么样？”她问道。“都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扎米尔简短地回答道。接着又补充道：“明天才知道，但……已经定下来了。”

尽管阿弗纳脑子里一片混乱，但他还是注意到了老板和总理两个人匆匆的一瞥，他还注意到总理轻轻摇了摇头，好像在说：“我告诉过你们，没有那么容易。”将军的那一瞥好像在说：“不要担心，这个不成就换一个，我们会安排好的！”但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

戈尔达·梅尔——这不是他的想象——走近他并用手臂揽住他，和他并肩走出房间。他们一边沿着走廊走着一边说着话。“代我向你父亲问好。”戈尔达说。“也向你妻子问好一她叫什么来着？——向肖莎娜问好……我真的祝你好运。”她在门口跟他握手时又补充道：“记住这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在改变犹太人的历史。记住，因为你是其中一员。”

阿弗纳没想作答。他感到迷惑、恐惧，同时也深深地感动。他想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他希望自己脸上那种一成不变的笑嘻嘻的表情不会显得太愚蠢。他在一旁看看戈尔达·梅尔和老板、沙龙将军一一握手之后，消失在门背后。

扎米尔将军冷漠的声音让他回到现实中来。“你当然知道，”他说。“不要跟你父亲提这次会见的事情，也不要跟你妻子提，不要跟任何人提。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里发生的一切只与总理和我们三个人有关。”他停下来。“好了，到车里去等我。”他说。“我还有一两件事要谈。”

阿弗纳在车里等着。他仍然不太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在现代社会，特工们可不希望直接得到国家元首的邀请，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在过去，如果事关重大，统治者们也许会直接下达任务。而在今天这样复杂、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有组织的社会当中，这样的直接接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很可能——虽然这也是猜测，阿弗纳当时无法知晓这一点——戈尔达·梅尔选择，或者接受别人的建议选择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是为了强调这个要求是多么不寻常。她自己也许已经感到——当然也成功地使阿弗纳感到——以前从来没有让以色列士兵做过要他做的这件事情。

原因之一也许就是，以色列人对于暗地里的暴力行为总是有一种矛盾心理。确实，在洛德和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前很久，以色列在反恐、反欺诈和反颠覆方面一直是孤军奋战。比如1956年，埃及授意敢死队首次入侵以色列之后，他们用包裹炸弹炸死了陆军上校哈费和穆斯塔法，以及埃及两个负责敢死队恐怖活动的情报官员。在以色列，这样的行为比在其他大国更具争议。那些大国——不仅是苏联、美国和英国——为了国家的利益总能接受使用某种武力：这是以色列从来不敢苟同的。持证杀人的特工还没有被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接受。

戈尔达·梅尔在场的第二个原因——阿弗纳当时也不知道这一点——也许是由于“穆萨德”的内部政治斗争。1972年夏天，扎米尔将军因为不能阻止像洛德和慕尼黑那样的恐怖袭击，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军事情报专家阿哈龙·亚瑞弗将军被任命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据说拿走了老板对“穆萨德”的部分控制权。亚瑞弗是戈尔达·梅尔最喜欢的人，她这次出面也许就是他建议的——或者扎米尔将军自己坚持要他出面的，以此来向总理表明，作为“穆萨德”的头头他在反恐方面所作的努力。1972年夏天，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最大的威胁，正在逐渐侵蚀民心。

透过车窗，阿弗纳仍然可以看见沙龙和扎米尔站在大门外，尽管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却能看见他们的手势姿态。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数数似乎是最好的放松办法。慢慢地，他什么也不想了。

数到八十七时，扎米尔将军上车了，沙龙将军不见了。“我要在耶路撒冷待一天。”老板说。“司机把我放下之后，送你回特拉维夫。明天，”他看了一眼手表——“明天中午，到我办公室汇报。”

阿弗纳看看手表。正好是中午十二点。扎米尔将军给他的时间刚好二十四小时。

他真的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他已经知道要说什么了。

他们在特拉维夫的路边停下来，阿弗纳情不自禁地想，不知道那些过路人是否注意到是他打开的这辆车的车门。如果他们注意到了，那他们认出了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公务车上下来的是他吗？这个想法对一个即将参与改变犹太人历史这一重大事件的人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他确实有这个想法。在那一瞬间，阿弗纳脑袋里只有这个想法。

第四章 伊弗里姆

大约十天以后，即1972年9月25日下午，阿弗纳坐在日内瓦一家宾馆的床上，房间内的装饰朴实无华。米迪酒店体面端庄，正面为粉红色与白色。酒店俯瞰位于购物中心的优美的舍弗鲁广场。透过窗户，阿弗纳可以看见罗讷河对岸商业区阴森的楼房。罗讷河细细的河流在这里变宽，汇入壮观的日内瓦湖，一直向东延伸数百码。

瑞士的城市就像一个玻璃屋，居住在里面的人要谨慎小心，决不能扔石头。界外球规则很少有人违反，日内瓦已成为一个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在这里进行密谋、重组和修整的好地方。这一点已成为人们不成文、心照不宣的协定。

阿弗纳把目光移到房间里，落在四个人身上。那四个人正回过头来看着他，神情轻松，信心十足。他们正等着他说话。

仅仅在一个星期前，阿弗纳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现在他们成了他的伙伴——他的队员。他是他们的头。他——虽然他难以相信——负责给他们安排任务。

待到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这四个陌生人可能就成了他最亲密的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比母亲或父亲还亲密的人，比肖莎娜还亲密的人，比他最亲密的朋友还亲密的人，甚至比他部队里的战友还亲密的人。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信任他们，他们也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信赖他。

在这十天里，发生在阿弗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他有生以来的所有事件都多。他的生活每个瞬间都在发生变化，虽然并非都是自然的。正是从他在部队里当突击队员开始所做的每一次选择，最终使他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道路。还有，自戈尔达·梅尔祝他好运那一刻开始，阿弗纳就感到完全失控了。他害怕的并不是这个。他只是注意到，在经过一番客观、冷静的分析之后，他最终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已经下水了，浪潮把他带向大海。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无能为力了。逆流而行很显然没用了。

在戈尔达·梅尔公寓里开会之后的第二天中午，他到特拉维夫向扎米尔将军汇报。将军态度冷淡，几乎是漠不关心。“怎么样？”他问阿弗纳，从桌子后面抬起头来。

“我愿意。”阿弗纳说。

将军点了点头。他点头时，态度冷漠、淡然，好像他听到的答案只能是这个。阿弗纳并不吃惊——在以色列，一个人自告奋勇去完成一件非同寻常或者艰巨的任务时，别人是不会高兴得跳起来的——他有些泄气。

“在外面等一下。”将军说。“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大约半个小时后，阿弗纳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个子高高的，有点学者的派头。虽然才到中年，头发却过早的灰白了，背也驼了。唇边有一抹沮丧的神情，不过，黑色的眼睛却充满了活力。他显得生机勃勃。而且，从他们握手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一种本领就表现出来了。他跟阿弗纳说话时就好像他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但阿弗纳觉得并不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很显然，他也是加里西亚人——但是阿弗纳喜欢他。

“就叫我伊弗里姆吧，”他对阿弗纳说。“我以后就是你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了。听着，我们都还在摸索之中。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而我呢，也许不一定都有答案。你要有耐心。嗯……你吃饭了吗？我们为什么不先吃个午饭？”

他们吃完午饭，沿着海滩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主要是伊弗里姆在说话。

阿弗纳后来想，即使伊弗里姆在开始谈话后的五分钟之内就告诉他这次任务是什么，他再花两天时间也无法真正理解。他企图用一种感觉来理解它，用一种更深、更基本的感觉来理解它，但还是理解不了。

伊弗里姆说：“我们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来摧毁欧洲的恐怖分子。”阿弗纳点头，完全同意。是时候了，他甚至有点安慰。事实证明，他自告奋勇去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孤军出击的侦察任务，像他父亲那样，有无穷无尽的语言和密码学方面的工作要准备。一支突击队——很好。跟他以前的部队非常像。欧洲——很好。至于“摧毁”这个词——希伯来语是“勒哈希米德”——用起来也很自然。这是部队里一个正儿八经的用词，在简报中无数次使用过。它可以是一个雷达，一支强有力的侦察队，摧毁一座雷达设施、一座军需库、一个通讯中心。它是一个突击队员的词汇，可以是一次突然袭击，抓获几名俘虏。一个曾经在特种部队里待过的人是不会对这个词感到震惊或意外的。

“我们在谈这个之前，”伊弗里姆告诉他，“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程序吧。”

这个程序包括：阿弗纳向肖莎娜解释他会有几天不在家，然后到特拉维夫闹市区的一个地方汇报，在楼下这套公寓里——楼上是一家制衣公司——与伊弗里姆独处四十八小时。有时候伊弗里姆要离开一两个小时，另外一个人会和他待在一起——正如伊弗里姆所说，“陪他”。不过，那个人并不是陪他。他从不说一句话：很显然是来监视他的，看他得到情报后会不会离开或者打电话。

阿弗纳为“穆萨德”执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退出“穆萨德”。伊弗里姆让他签的第一份“合同”并不是明确合同双方要做的事情，而是列举合同双方不要做的事情。“穆萨德”不会再聘用他，不会给他提供福利、养老金或者法律援助，不会以任何方式承认他在为它工作，不会给他提供领事馆援助，也不会给他提供医疗服务。而阿弗纳，永远不要声称与另一方有关系，不要寻求它的帮助或者让它为他的行为或者行为的后果负责，不要泄露自己是受雇于它——或者泄露自己已与对方签署不能泄露这一点的合同。

“你明白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吗？”伊弗里姆每次把一张纸从他鼻子底下推给阿弗纳时，总这样问他。“读一读，我不希望你在没有读过的东西上面签字。”

阿弗纳点点头，把字签了。与父亲的建议相反，他袖中没有牌。这个想法一再在他的脑海里掠过。但他应该怎么做，去请个律师？戈尔达·梅尔用手臂揽住他对他说他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之后去请个律师？

还有，无论人们在背后怎么谈论加里西亚人，但加里西亚人是不会在同伴危难时置之不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弗纳完全相信他的同胞——尽管他不愿意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只替自己打算。但他必须相信他们。不管他们分饺子有多忙，如果一个同志身陷困境，他们是会竭尽全力去营救的。他们会采用欺骗、撒谎、奉承、威胁，直至杀人或牺牲自己的手段也不愿让一个同志落在敌人手里。无论是否签合同，看看埃利·科亨就知道，当其他国家跟大多数国家一样，一旦特工的身份暴露以后都不承认他与自己的关系时，以色列是怎样来拯救他的。以色列让几位突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把科亨的尸体从叙利亚运回来。这件事阿弗纳觉得不必担心。

他把这些话跟伊弗里姆说了，伊弗里姆面带嘲讽。

“不。还是让我们暂时先担心你这个活人吧。”他对阿弗纳说。“把这个签了。你就要跟你的牙齿护理计划说再见了。”

“再见。”阿弗纳说，把字签了。

该签的文件签完之后，伊弗里姆递给他一张支票，两千以色列镑不到。这是他受雇三年来对政府养老金计划所作贡献的偿还额。“恭喜，”伊弗里姆说。“你是个自由人了。我说的是真的。”他补充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你不想干了，可以。你离开这里之前，可以随便改变主意。”

“我离开这里之后呢？”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他，大笑起来。“你有幽默感，我很高兴。”他说。

正如伊弗里姆所解释的那样，这次任务背后的想法，就是要从源头上切断恐怖主义。不像军队，它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延伸部分，而恐怖主义活动似乎无处不在，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几个，且都是可以辨别清楚的。他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参与的人员相对较少，而且完全依靠少数几个人的组织和领导。他们在地下，在后方的流动基地操控。隐秘和难以觉察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弱点。不像常规部队，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的武器，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钱、武器、证件、藏匿之所、培训以及招募新兵都必须通过几个秘密渠道供应。只要一条生命线被切断，整个网络就会萎缩。

“恐怖主义是个魔鬼，”伊弗里姆说。“幸运的是，只有十来个头目。我们也许可以干掉他们，一个一个地。”

“难道不能长出新的来吗？”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自己的手指甲，笑了。“我相信会的。”他说。“但是要这样看，长出来需要时间。恐怖分子一般都很狂热，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是有技能、聪明的狂热分子。多数人都不是狂热分子。多数狂热分子既没有技能也不聪明。如果你除掉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也许要过一两年时间才能再冒出一个类似的，而且过去那个网络已经土崩瓦解，这个后起的家伙也许要花一年时间才能重建这个网络。这样他就会露出马脚。我们就可以趁他还没有造成更多的伤害之前，识别并且除掉他。

“同时，你挽救了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难道不值得吗？而且最好的恐怖分子就像火柴。在他发出一声巨响之前需要一小桶火药。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小桶火药，我敢肯定。这要一两年，谁知道呢？”

伊弗里姆停住不说了。他把目光从指甲上抬起来，把手伸给阿弗纳看。

“瞧，”他说。“看看我的指甲。也许该剪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为什么自找麻烦，不是还会长出来吗？”

“你说得对。”阿弗纳说。

“无论怎么样，”伊弗里姆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们不是为这个来这里的。我们来这里是要行动。我不是说，不要问我任何问题。如果你有问题，问吧。但是现在，我们先谈几分钟行动的事情。”

他们谈了行动的事。“穆萨德”对这件事做过很多考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组建一支小型的、自给自足的突击队。这个突击队能够不依赖以色列的任何支持，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欧洲生活几个月或者几年。突击队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武器专家、爆破专家、后方勤务专家和证件制作专家——因此不必依赖“穆萨德”的资源。它不仅是为了让他们随用随取——虽然伊弗里姆也直率地承认这是一个因素——但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特工通常就是在他们不得不“与基地接触”以获得指令、武器和证件时被侦查出来的。所以，要组建一支突击队，这个突击队能够自己做证件，自己找武器，建立自己的线人网络。突击队的队员不必靠近大使馆，不必靠近常住于此的特工和为完成“穆萨德”的其他任务而在此工作的联络人，甚至不必靠近情报秘密约定存取的地方。这个突击队绝不会通过任何通讯渠通发出信号或急件。这样的突击队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它就像一支恐怖分子组成的队伍，但其力量却比后者大得多。它甚至能利用恐怖分子的网络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供给。理想地说，是能做到这样的。为什么不能？一箭双雕嘛。恐怖组织有很多，互相并不认识，都需要安全屋、护照和炸药。成为他们其中一员是最理想的掩护。

“我们没必要联系，”伊弗里姆说。“那我怎么知道恐怖分子炸飞机了？我第二天从《世界报》或者《晚快报》上得知。如果飞机上有美国人的话，我可以从《纽约时报》上得知。所以，现在，当我打开《世界报》时，我看见一个恐怖分子被干掉了。我还需要知道别的什么？”

伊弗里姆说得越多，阿弗纳兴趣越浓，情绪越高涨。这很重要。确实是这么回事。他可以把一切安排好。通过这样一项任务，他要向他们表明他的大无畏气概。但是在伊弗里姆面前，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热情表现出来。他一脸严肃。别忘了这可能是心理测试。他们可不喜欢一个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家伙，举止行为像个英雄一样。最好看起来若有所思，甚至郁闷绝望。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直到这时，阿弗纳仍然不明白这项任务到底是什么。他明白——但又不明白。开始明白这件事时是在午饭以后，伊弗里姆告诉他可以提问了。

“这个突击队，”阿弗纳说，“由我来组建吗？”

“不，我们挑选好人选了。”

“我什么时候跟他们见面？”

伊弗里姆笑了。“耐心一点。”他用阿拉伯语说。“耐心一点。任何事情都要等待时机。他们……他们还不在国内。”

由于某种原因，阿弗纳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伊弗里姆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说实话，但似乎也没关系。“好吧，他们是哪些方面的专家？其中一位是爆破专家吗？”

“对。”伊弗里姆说。

“另一位是证件制作专家？”

“是。”

“还有一两个干这个活的人。”阿弗纳继续说，注意到伊弗里姆迷惑地皱起了眉头。“嗯——我的意思是，杀人的人。按按钮。”

“按按钮，什么意思？”

现在轮到阿弗纳感到迷惑了。“我的意思是指一个专家——你知道，一个扣动扳机的专家。一个受过训练的——杀人的人。”

伊弗里姆看着阿弗纳，看起来吃惊不已。

“一个扣动扳机的专家？”他慢条斯理的问道，“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怎样扣动扳机？在部队里待了四年，你从来没学会怎么扣动扳机？”

阿弗纳沉默不语。

“训练杀人？”伊弗里姆继续说道。“谁训练那个？你知道以色列有训练这种人的地方吗？我是头一次听说。你到底怎么训练他们杀人？难道首先在狗身上练习，对他们说，看见那个横穿迪森果夫街的老家伙了吗？现在你动手吧，用枪打死他？”

阿弗纳无言以对。

“我们训练人们如何使用枪。”伊弗里姆停了一下，说道。“我们训练士兵如何完成一次突袭，如何埋炸弹，如何使用刀等等。跟训练你们的方法一样。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训练杀人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阿弗纳清了清嗓子。“我明白了。”说完停了下来。“我这样问是因为……”他欲言又止。伊弗里姆向后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无论他是不是假装的，他似乎跟阿弗纳一样迷惑不解。

阿弗纳终于鼓足了勇气。他不管自己是不是很天真，也不管这是不是他所期望的。事实是，他没想到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这就是他们选择他的原因？他要坚决搞个水落石出。

“让我直说吧。”他冷冷地说。“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你什么？”伊弗里姆有点不耐烦地说。

“为什么你们选择我？”

“嘿，你怎么了？”

“我没什么，”阿弗纳说，“我了解欧洲。我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我……我认为我一旦开始就能圆满完成。但为什么是我？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

“谁做过？”伊弗里姆身体前倾。他的声音柔和了一些。“别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你不想干，说出来。没人逼你……但我们应该选择谁呢？我们挑选的都是你这样的人，年轻、训练有素、身体好、有不错的记录，语言……如果你想知道，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也许没有人选择你。也许是电脑选择了你。我们输入一些问题，它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名字。

“所以，你希望我们问电脑什么问题？难道让它给我们提供的全是抢银行的人、疯子、骗子，或者有精神病的杀人犯？难道我们要犯罪分子来拯救以色列，因为我们所有的棒小伙先生们都太容易受惊吓了？”

用电脑选人，可能真有其事。也有道理。你要是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但……

“听着，”伊弗里姆说，“我知道不容易。一点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好好谈谈吧，免得日后再谈。

“你知道他们在慕尼黑杀害的那个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吗？我认识他，他的两个女儿在耶路撒冷开了一家小商店。他在西奈半岛上挽救了十多个行将渴死的埃及士兵的生命……不说这个了。他们就像捆一只鸡那样把他捆起来，从头到脚，绳子几乎勒进了他的肉里，最后他们朝他连开四枪。知道吧？”

“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命令他们杀害约瑟夫的人，给他们枪的这个人，给他们指令的这个人。你看见了他，我不知道在哪，也许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咖啡馆。是他杀了约瑟夫。在特拉维夫，有一个女孩，一个漂亮的女孩，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的。他们在洛德机场几乎把她的腿炸飞了。……就是这个家伙让他们干的。他正坐在那里喝咖啡，盘算着下一步炸死谁。”

“你站在那里，手里有枪。你可以告诉我你不管，你不能扣动扳机。我理解，我不责怪你。我说话算数，我真的不会责怪你。我们握手，再见。我不会因此而看轻你。向一个人开枪非常难。”

别跟我说训练的事，别跟我说专家的事。如果你不能干，就别干。我不能花一百年的时间来训练你。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想方设法来说服你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没用。

“但如果你能干，那就相信我——你能干好。你接受过各种各样的训练。凡是需要的你都训练过。”

“我不知道，”阿弗纳说，“也许我可以干好。”他似乎沉默了很久之后才开口说话。“你说得对。”他说，“我能干好。”

“我知道你能。”伊弗里姆说。“你要心里有数，我不担心这个。如果你干不好，你不会来这里。”

阿弗纳心想，很好，伊弗里姆不担心这个，但他自己担心。非常担心。在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担心过。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的心一直怦怦直跳，伊弗里姆居然听不见，真是奇迹。他似乎没听见。他将话题转到后方勤务上。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9月20日，阿弗纳第一次去日内瓦。他在米迪酒店订了一个房间，然后开着租来的车，驶过勃朗峰桥，沿着“吉桑将军”河堤驶去。他在城市商业区的商业街附近找到一个车库，把车停进去之后，步行至瑞士联合银行。银行的大楼有些古旧。他开了两个账户，租了一个保险箱。他在一个账户里面放了一点钱，在另一个账户里存了一张二十五万元的信用证，并立即取了五万元现金，放进保险箱里。

第一个账户里放的是他的工资和生活补贴，会时不时地存进去的。每个月加起来有差不多三千元——也许不多，但却是他以前工资的三倍多。而且，不会想着去碰它。但每次去日内瓦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正如伊弗里姆所说，看着它不断增多——因为他的餐费、酒店的账单以及平时的生活费都是从业务费中支出的。这是他在外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执行公务所期望得到的一种额外的补贴。“这就意味着每一笔开销，”伊弗里姆告诉他，“都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会给妓女或者钻石项链付钱。但若你需要一件衬衣、一双鞋子、一件雨衣——买吧。只是一定要把发票保留好。”

业务费是没有限制的。必须这样才行，没有人能够预见一个线人、一趟旅行、一个证件、一辆交通工具或者炸药要花多少钱。业务费是不能指望进行严格计算的——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没有人去找线人或者黑市上从事武器交易的人索要发票。这根本不奇怪。阿弗纳感到更为好奇的是，一个值得依赖、没有任何怀疑、有几十万元业务费用的特工会在点一碗意大利肉酱面时，要一张两块钱的发票。

业务费的账户上总是有二十五万元。钱快用完时会定期从其他银行转过来。阿弗纳不用操心这个，会有特工定期来处理的。这些特工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这个账号上总是要有那么多钱。

租保险箱有几个目的：首先，突击队可以保存一部分现金形式的业务费。在必须用现金支付或一经通知就须支付的场合，从保险箱里取钱总比从账户里取钱要简单一些。在某些情况下，要把钱转到其他城市的银行时，现金也要比银行汇票好一些。而且这样会使资金的来源难查得多。

最后，租保险箱是为了沟通的需要。这个保险箱一共有两把钥匙，伊弗里姆手里拿着一把，他可以在箱子里给他们留言，他们也可以给他留言。尽管在执行任务期间这种情况不可能经常发生，但这是与总部保持联系的惟一的方法。

阿弗纳在银行办完事后，把车停在车库里，然后穿过玛希那桥回到酒店里。这不是严格规定的程序，他只是不想被别人跟踪。银行很显然是一个容易被人监视的地方。以前执行任务时他就经常光顾银行，这里是认出其他特工的最好的地方。阿弗纳经常步行一段再开一段路程的车，来回变换。如果时间充裕，他会从一栋大楼的这扇门里进去，从那扇门里出来。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无法预测。只要有可能，就要出其不意，直到让它成为一个习惯。比如说，对在车里等他的人来说就困难了。玛希那桥是一座步行桥。对阿弗纳的目的地感兴趣的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把车从桥上开过去，也不可能把车扔在繁忙拥挤的大街上步行跟踪他。

伊弗里姆一点一点地把信息“施舍”给他。只要他还没准备好回答一个问题，他就说：耐心一点。突击队里还有谁呀？耐心一点，你从日内瓦回来以后就会见到他们的。如果我们搭配不当，无法共事怎么办？放松，我们怎么挑选你，也怎么挑选他们，你们会配合得很好的。如果我们无法做证件，无法买到武器怎么办？我以前从来没买过武器。别担心，跟你一起的那些人知道怎么买。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这方面的。好的，那他们要我干什么？“他们要你，”伊弗里姆说，“他们需要你领导这支突击队。”

第二天回到特拉维夫，他将见到了其他人。还有那未知的因素怎么办？很显然他们的出击不是为了几个卒子，几个小人物，从难民营出来的年轻敢死队员，几个左翼学生或几个精神错乱的女孩。这些女孩因不堪重压或被迫杀人从而将自己的性命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导致精神错乱。但目标到底是谁？有多少？一两个肯定是有的。他问过伊弗里姆这些人是谁，但这位主管这次任务的人只是耸耸肩，向他摆手。

“耐心点，”他回答道。“一切都要等待时机。我们给你两样东西，钱和名单。钱你已经有了，去把它存起来。存好后回来。别担心，你再走的时候，名单就有了。”

别担心，说起来容易。要是选错了人怎么办？

“别这样说。”伊弗里姆总是这样回答。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给自己订了一间二十五号的房间后，结账离开米迪酒店。他闲逛到“大使宾馆”，又订了两问同一天的房间，然后到河对岸的车库里去取前一天放在那里的车子。他穿过勃朗峰大桥，确信没有被人跟踪之后，把车开回城里的租车办公室，搭辆的士去了机场。大约四个小时后，他在特拉维夫着陆了。

他和伊弗里姆在下午五点开车去的那栋楼位于市郊。给他们开门的那个年轻、不苟言笑的女孩让阿弗纳想起三年前去波罗晓夫大街第一次面试时见到的那个女孩。她把他们领到一个房间后，把门在他们身后关上。

他们进去时，房间里的四个人抬起头来。一个人放下手中正在看的书。第二个人把交叉的双腿放下来，身体前倾，但没站起来。第三人正在一个铁制烟缸上磕烟斗，这时也停了下来。第四个人是站着的，这时向前走了一步。

四个人和阿弗纳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好了。”伊弗里姆说。他停下来清了清嗓子。“伙计们，我想让你们见见阿弗纳……阿弗纳，这是卡尔……这是罗伯特……汉斯……当然还有斯蒂夫……”

他们握手，坚定有力，完全是部队里的风格。阿弗纳不知道那四个人在想什么，自己反正是大吃一惊，可以说是震惊。这些人年纪太大了，最年轻的那一个——斯蒂夫——看起来也比阿弗纳大十岁。卡尔年纪最大，一定有四十多了。

并不是说他们年纪太大不能胜任这项工作——阿弗纳对此没有任何意见——而是他要当他们的领导。他们一定都比他经验丰富，一定都参加过西奈战役。卡尔的年纪看起来一定参加过独立战争。阿弗纳能领导这么一支队伍吗，他们中有些人可以做他的父亲了？

他们接受他的领导吗？

“好了，我们时间有限，”伊弗里姆说，“让我们坐下来，仔细检查一下细节吧。我们就开这一次会议。你们下次相见的时候就已经在执行任务了，在日内瓦。”

阿弗纳因为紧张而坐立不安。他看见卡尔又把烟斗装满，第一次希望自己也是个烟民。汉斯、罗伯特、斯蒂夫——他们看起来都很放松。卡尔轻轻地拍着衣袋，想找一根火柴。阿弗纳深吸了一口气。

还行。没有波动。

“日程安排如下，”伊弗里姆说。“除卡尔和阿弗纳之外，其他人再复习两天功课，这样的话，就到了24日。24日休息一天。我希望大家都把个人的事在这天处理好。25日你们带上公务护照去日内瓦。怎么去，什么时候走都由自己定，但天黑之前要到那里。阿弗纳已经在那里给你们订了房间。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你们的。你们办完人住手续，把护照拿回来，然后存在保险箱里。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不要用护照了。

“你们复习功课的时候，”伊弗里姆继续说，“阿弗纳和卡尔看一看我们给你们准备的突袭目标名单。等你们在日内瓦会合时，他们对情况的了解就跟我们一样熟悉了，会在那里把情况告诉你们的。

“好。我会按照重要程度给你们一张恐怖头子的名单。所谓重要程度，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至于处理时谁先谁后，由你们自己定。只要能找到他们，干掉他们就行。先找到谁就先干掉谁。

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25日以后你们就要靠自己了。如果你们干得不错，我看报纸就会知道。如果你们干得不行——但你们会干得不错，我对你们非常有信心。”

一直站着的伊弗里姆这时拉过一把凳子弯下身子坐下来，动作虽然灵活，却有点不雅。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餐巾纸，好像要擤鼻涕，却只是若有所思地盯着它，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放了回去。除卡尔之外，其他人都沉默不语。卡尔的烟斗似乎出了一些问题，弄出的噪音大得像一只水牛弄出来的。他抬起头来，歉意地笑笑。

阿弗纳对其他人没有感觉，但对卡尔有。他敢肯定他可以跟卡尔相处得很好，即使按他的年纪他可以做自己的父亲。

伊弗里姆又说话了。“有两个原则，”他说，“我们还没讲，或者说讲得不够。两个原则都很重要。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首先，你们知道恐怖分子的座右铭是：杀一儆百。那么，你怎样做恐怖分子？如果他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A处到B处，你把他杀了，这是不够的。其他人也许会说：‘阿莫德把脖子伸出来时被他们杀了，我要小心一点。’你杀了一个，其余的人照常：他们不怕。

“但如果在这个恐怖头子的周围都有他自己的人，他感到真正安全的时候干掉他，那就不同了。如果你设计精巧、出其不意，我……我举不出例子，但是如果你们在最不可能的时间或地点，或以某种最不可能的方式，那么……那么其他人就会被吓倒，他们会说：“‘噢，该死的犹太人真聪明，犹太人的手真长。他们能在那种情况下干掉阿莫德，他们也能这样干掉我。’”

阿弗纳注意到伊弗里姆在讲这些的时候，卡尔一直在看着罗伯特。而罗伯特没有看着他，他两眼紧闭，一手托着下巴，好像在深思。阿弗纳的脑袋里快速地、下意识地推理着。他还不了解他的突击队——但罗伯特也许是个武器专家，也许是爆破专家。他和卡尔以前一定合作过。好。

“第二个原则，”伊弗里姆继续说，“就是阿弗纳早先提到的，如果找错了人怎么办？或者找对了人，但伤及了无辜怎么办？

“我想说得更清楚一些。答案是，你不会。就这么简单。你不会。

“既然有风险，你就要把风险降到最低。零风险：这是你工作的组成部分。你们不是恐怖分子，不会把手榴弹朝车里扔，也不会在剧院大厅用机关枪扫射，你们也不是常规空军部队，把一个目标炸掉——那样就太糟了，如果有一两个市民在场的话。

“你们的行动是最干净的：只干掉一个人，一个杀人犯，不会干掉其他人。如果你不能百分之百地确认是他——那就放走他。就这样。你要熟悉他就像熟悉你自己的兄弟一样。你让他自己确认自己。如果你不能绝对肯定，那就什么也不要干。让他走。”

伊弗里姆站起来。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是你们在执行任务时会犯的一个错误。名单上有十一个人，如果你们只干掉了三个，我们会感到失望，但你们不要搞错人。

“当然，如果你们只干掉了一个，整个任务就失败了，我们会很不高兴。但你们不能犯错。另一方面，如果你们全部都干掉了，但伤了一个无辜，还是犯了错。记住这一点。”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这次行动中，这就是你们优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他和他女朋友在一起——让他走。如果有出租车司机站在旁边——让他走。我不管你跟踪了几个月，也不管你今天是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你可以明天再去干。如果你不能干，就别干的，可以干下一个。放松一点，你的工作不是计件的，而是有薪水的。给你们授权去执行这次任务是有条件的。我们不想另一个卡纳法尼事件出现。”

神风突击队袭击洛德机场五个星期以后，卡纳法尼的汽车在贝鲁特爆炸了。据阿弗纳当时听到的传闻，他以前部队里的人跟“穆萨德”一起参与了这次爆炸行动。

与其说卡纳法尼真正参与了洛德惨案，还不如说他只是一个恐怖组织的辩护者。是否如此，还有疑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侄女，一个叫拉密斯的女孩在爆炸中跟卡纳法尼一起被炸死了。自惨案发生以来，阿弗纳这是第一次听人说起这件事。人们不想谈论这件事。很清楚，伊弗里姆也不想谈这件事。

“关于理论上卡纳法尼之类的事能不能够避免，这样的探讨我不想听。”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之前他就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对任何人关于对与错的观点都不感兴趣。我只是为这项特殊任务提一些基本原则。”

卡尔吹了一个大大的烟圈，然后看着阿弗纳。其余的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阿弗纳感到不安，但他们是对的。对于伊弗里姆的这番话，有个问题不得不问。由于阿弗纳是领导，应该由他来问这个问题。

“自卫怎么办？”他说，“如果一个旁观者拔出枪来怎么办？或者想抓我们怎么办？”

伊弗里姆做了一个鬼脸。

“如果，如果，”他盯着他们说。“如果你计划周密，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如果发生，嗯……我能说什么呢？如果一个旁观者开枪，那他就不是旁观者了，是不是？”

他又在凳子上坐下来，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揉得皱巴巴的餐巾纸。“听着，”他轻轻地说，“在这次……这次任务中，谁能计划得那么周全？谁希望卷进这样的事情里去？我只是把最先要考虑的事情提出来，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你们。其余的嘛——”伊弗里姆摊开双手。“我不怀疑你们会尽你们的所能。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要求。”

这个注解是正确的。即使阿弗纳觉得他非常清楚伊弗里姆在干什么——运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既做好人，也做坏人——但他佩服他。他是好样的，是他学习的榜样。看看那些人有多么放松，所有的紧张感都减轻了，都急于达到伊弗里姆对他们的期望。

阿弗纳觉得，这是一种谋略，他最好学着一点。

“好了，”伊弗里姆说，“现在说说我们这个突击队是如何组成的——我们以前讨论过——只要需要，一个人应该什么事都做。完全是灵活的。一个人不能只擅长一件事。而且，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特长。我们都把自己的特长快速给阿弗纳说一遍吧，我相信他会感兴趣的。”

“我先开始吧。”阿弗纳立刻说。这是以色列的传统。领导应该首先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背景。“我是当兵出身——做过突击队员。我在以色列出生，去德国上过一段时间学，已婚，但还没孩子。”

伊弗里姆赞许地点点头。“汉斯。”他说。

在这群人中年纪看起来第二大的那个人清了清嗓子。他是惟一一位打着领带的人。他身材细长，长发乌黑但稀少，手指细瘦如柴。如果把他比喻成一个什么物体的话，他像一支铅笔。阿弗纳听到他的专业是什么时一点也不吃惊。

汉斯负责证件工作。他出生在德国，战前来以色列时还是个孩子，在加入“穆萨德”之前，一直是个商人。他的妻子是以色列人。他以前在法国执行任务时，妻子也住在那里。他们还没有孩子。

“我需要一些钱买材料。”汉斯说。“最好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这样我可以保管证件。当然，修描东西比较容易一些，但我或许可以从原材料制造出来。

“我需要每个人的一些详细资料，我想这个可以稍后解决。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这点很重要。名字和另外一两个细节比较容易记住。但是特工通常选择一套基本的数据来满足他们不同身份的需要，这不仅仅是记住一个乔装之人的年龄、地址或职业的问题，还要记住他来自什么背景。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去过西班牙的毕尔包，也不会说西班牙语或者巴斯克语，而给他做的证件上却写着他来自毕尔包，这样就是愚蠢的。根据他们的记忆能力、使用语言的技巧和老练程度，大多数经验丰富的特工都能自如地运用三至六种身份——有一些人能使用十五种身份。当然，在紧急出境时，只要性别是对的，照片跟持证人大体相像，一本“二十四小时”护照就可以了。

“我说德语和英语。”阿弗纳对汉斯说。“你呢？”

“德语和法语。”

“好。”伊弗里姆指着下一个说，“罗伯特。”

罗伯特也是个细高个子，但没汉斯那么瘦。他也许快四十了，两只灰色平静的眼睛分得很开，一头硬硬的浅棕色头发。他说希伯来语时没有明显的英语口音，这让阿弗纳感到吃惊。至于罗伯特的特别才能嘛，他猜对了。罗伯特的专业是爆破，来自英国一个玩具制造商家庭。他在加入“穆萨德”之前就一直喜欢摆弄一些奇特、设计精巧的器械。他的妻子是个犹太裔法国人。他们育有几个儿女。

“如果你们想炸掉什么东西的话，我想我可以帮你们解决，”罗伯特说。“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搞到我需要的东西。但要看是什么东西。我们也许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当然，还有钱的问题。”

“你会什么语言？”阿弗纳问道。

“恐怕只会说英语。”罗伯特微笑道。“如果你硬要我说的话，还有希伯来语。”

阿弗纳笑了，大家都笑了。实际上，罗伯特的英语很流畅。“你什么时候来以色列的？”阿弗纳问他。

“四年前才来。”罗伯特答道。“在你们都玩够了以后才来。”

阿弗纳拿不准自己会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六日战争”，但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伊弗里姆转向最年轻的那个人。“斯蒂夫呢？”

“汽车，伙计。”斯蒂夫说。“开汽车。我能快速地让一辆汽车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斯蒂夫也有一点外国口音，但阿弗纳能听懂。他看起来像个飞行员，个子不高，但英俊潇洒，肌肉结实，而且傲慢。他至少三十五岁了，比阿弗纳大十岁。但是跟他相比，阿弗纳觉得自己比他大。这是一种感觉，他并不介意。

“我猜你会说英语？”他问他。

“对。”斯蒂夫说。“还有德语，也说一点南非荷兰语，不过我想并没多大用处。我来自南非。”

“就剩下我了。”卡尔瞟了一眼伊弗里姆说。他站起来，在手掌里敲着他的空烟斗。“我恐怕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但是——我干这一行很长时间了。我有办法让自己对你们有用。我提议我做个打杂的。”

“善后？”阿弗纳彬彬有礼地问道。这也许是最危险的——当然也是最容易暴露的——善后的人往往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他要给其他人准备逃离现场的出路，而自己直到查看完现场之后才能逃走，搞清楚随后调查的动向，收集一切潜在的不利证据。它需要一个人特别冷静，反应敏捷，经验丰富。

这并不奇怪，卡尔是这群人中级别最高的特工，这位“穆萨德”老兵跟汉斯一样，出生在德国，孩提时代来到以色列，其妻是个犹太裔捷克斯拉夫人。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儿，住在罗马。在执行这项任务之前，他一直驻守罗马，“我说德语和意大利语。”卡尔说。“德语是我的母语。我会尽力捡起每块碎片的。”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阿弗纳说。“弄出一些碎片来让你来捡的。很高兴你是我们其中一员。”

这就要开始工作了，就像在部队一样。他们都是很棒的人，比他想象中的好得多——但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为什么选他当领导这个问题。

“穆萨德”非常明智地挑选了欧洲人。老天爷作证，全是“野客”，没有一个加里西亚人，当然全是以色列公民，而在他们中间——似乎只有阿弗纳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绝非惟一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只是一个极为有利的优势而已。它是一种象征，在各个阶层都是如此。对于犹太人来说，它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在世界各地做了几千年外国人的犹太人，终于可以像其他国家的人那样吹嘘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了。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是宝贵的。

“还要说一句关于指挥系统的问题，”伊弗里姆似乎看见了阿弗纳飘浮的思绪。“在这次行动中，大家相互依赖，一起讨论——这是不言而喻的。领导排在第一，但和其他人是平等的。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就是阿弗纳。排在第二位的是卡尔。”伊弗里姆终于把餐巾拿出来用了一下，他擤了擤鼻子。“好了，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人提问题，当其他人走出房间时，卡尔瞟了一眼阿弗纳，然后转向伊弗里姆。其他人已经离开了，房间里就剩下他们几个人。“有一个问题我感到好奇，”卡尔说。“你明天就要给我们那十一个人的名单了。这个数字公平。那派去干掉他们的突击队只有我们一个吗？”

稍稍停顿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伊弗里姆说，“我不知道答案。”

第二天，阿弗纳和卡尔收到了一份名单、一些生平和情报数据。这些书面材料不能随身带到日内瓦，他们只好花了一整天时间把它们记下来。不过，他们可以把搞来的照片拿给其他人看，然后销毁掉。“我希望你的记性比我的好。”有一次阿弗纳对卡尔说。卡尔耸耸肩，咧开嘴笑了一下。

这十一个目标的身份并无惊人之处。他们不是将军，却是对以色列实施恐怖袭击的高级官员。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阿里·哈桑·萨拉米，巴勒斯坦人，长相英俊，三十出头，被普遍看作是慕尼黑惨案的主要策划者。第二个人是阿布·达乌德。他是“黑色九月”组织的爆破专家。第三位是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他是个知识分子、外交官，当时都不知道他也是恐怖头子。威尔·兹威特也是一样。他是个诗人，在名单上位列第四。第五位是法学教授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博士，是给哈巴希博士的人民阵线购买武器的人。第六位是卡玛尔·纳塞尔。他也是个知识分子，不像汉姆沙里、兹威特和阿尔一库拜斯，纳塞尔毫不掩饰自己跟恐怖组织的关系。科玛尔·阿德宛也是这样，他是第七个目标，负责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搞破坏活动。第八位是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郁苏夫”，负责联络工作。第九位是阿尔及利亚人穆罕默德·布迪亚，演员、戏剧导演，追求时尚，在巴黎非常有名气。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个艺术家，喜欢在女人堆里厮混，而不知道他在国际恐怖活动中也是一个重要人物。第十位是胡赛因·阿巴德·阿尔一契尔。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是瓦地·哈达德博士。他被公认为是恐怖分子的幕后策划者，其重要性仅次于他的朋友乔治·哈巴希博士。

名单上的人除了两三个之外，“穆萨德”特工——以及以色列的许多普通人——都相当熟悉。

第二天，阿弗纳与肖莎娜在一起。

生活是艰难的。那天下午他们躺在床上——怀孕使肖莎娜的身材更加丰满，胸脯更加坚实。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出来她怀孕了。阿弗纳以为她会哭。但肖莎娜就是肖莎娜，她不会逼他。她用手指抚摸着自己的胸脯，用青瓷一样蓝的眼睛看着他。

“也许只有几个月。”阿弗纳对她说。“也许是一年，我无法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没问你。”肖莎娜回答道。

“我尽量多给你写信。”阿弗纳继续说。“你不用担心没钱。”

“我不担心。”

她越不反对，阿弗纳越是觉得要替自己辩护。他变得狂躁不已。“我告诉过你可能会这样，”他说，“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

“我知道。”

“那，你知道的话，”阿弗纳说，对她勃然大怒相当没有道理。“你还要我干什么？我无能为力。”

肖莎娜笑了起来，她用双手托住脑袋。蜜黄色的头发从前面垂下来，她将它们从脸上吹开。“你的问题，”她说，“就是你真的不理解。”她吻了吻他。“孩子出生时你会争取回来，是不是？”

“我发誓回来。”阿弗纳热情地说。“我保证回来。”

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第二天早晨，他洗了一个澡，打好包，然后踮着脚走进卧室。肖莎娜还在熟睡，或者好像还在熟睡之中。阿弗纳弯下腰吻了吻她。她总是不去机场送他。

现在是9月25日下午较晚的时候了，阿弗纳从米迪酒店正面粉红与白色的墙壁上的窗户中望出去，他看见罗讷河对岸、“吉桑将军”河堤的灯光亮了起来。河面上灯光粼粼。日内瓦这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玻璃屋。

阿弗纳移动视线，首先落在卡尔身上，然后是汉斯、罗伯特和斯蒂夫身上。他们都回头看着他，神情轻松、自信，充满了期待。

看着他们坐在那里，阿弗纳突然有一种感觉，尽管他才第二次见到他们，但他最了解的是这四个人，最亲近的也是这四个人。他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带给他的身体上的震颤，他能猜到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的真情实感。

他们在等他开口说话。

阿弗纳说话了。他说得轻松，漫不经心。他偶尔看一眼卡尔，卡尔正抽着烟斗，用点头对阿弗纳说的话表示肯定，或者用一句话或一个手势来纠正他说的话。汉斯在一张纸上胡乱涂画着，罗伯特靠在椅子上，双眼闭着，手插在衣袋里。斯蒂夫时不时地吹一声刺耳的口哨，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

不过，阿弗纳开始滔滔不绝地念那十一个目标的名字时，他安静了下来。汉斯暂时停止了手中的涂画，连罗伯特也睁开了眼睛。阿弗纳停下来之后又恢复了沉寂。

“呃，”汉斯终于开口了，手里又开始涂画起来。“我们对他们似乎了解不多。背景知识有点不足。”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了，”阿弗纳说。“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知道他们有谁喜欢打牌。”

“我明白你的意思。”汉斯点点头。“伊弗里姆所说的无辜的旁观者，似乎不包括爆炸的时候。”

罗伯特抬起头来。“你错了，”他说。“不一定不包括。他要求我们多动脑筋，就这样。”

“明天，”阿弗纳说。“今晚我们就搬进去吧。”他的话起作用了。他们是他的队员，是他的同志。

阿弗纳在“大使宾馆”给卡尔、汉斯和罗伯特订了房间。而斯蒂夫住在米迪酒店里。会议结束后，阿弗纳和斯蒂夫去散步。街上车子川流不息，晚饭后的人们拥挤在舍弗鲁广场，看起来兴高采烈，举止优雅。几乎是本能地，阿弗纳和斯蒂夫将脚步向河边迈去。

玛希那桥走到一半时，斯蒂夫停下来，靠在用金刚石装饰的栏杆上。此时桥上人迹稀少。城市的灯光，就像弗雷斯大转轮上的反光，在波浪上扭曲着，旋转着，让人沉沉欲睡。“伙计，我有一种感觉，”斯蒂夫说。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好像在提一个巨物似的。“我有一种感觉，并不是我们都能活下来。”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

“不过，别担心。”斯蒂夫说。他停下来，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咧开嘴笑了。“我也碰巧有一种感觉，你和我可以活下来。”

第三部 任务

第五章 威尔·兹威特

里奥纳多达芬奇酒店位于罗马梵蒂冈城的费得格拉池，是个价格适中的假日酒店风格的酒店，非常对阿弗纳的胃口。

酒店顶层的房间可以远眺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得广场，也能看见圣天使堡。更重要的是，在阿弗纳看来，酒店干净、现代，浴室里有三星级的淋浴器。而且隔壁就有一家“格拉池小酒馆”，窗户里有一只巨型猪头，阿弗纳每次看见它时总觉得很滑稽。

阿弗纳和卡尔住进里奥纳多达芬奇酒店是10月15日，星期天——这天离他们第一次离开以色列前往日内瓦的那天差不多三个星期了。自从10月10日以来，斯蒂夫和卡尔一直住在费米齐诺机场附近的“假日酒店”。而他们的总部设在汉斯、罗伯特和阿弗纳下榻的奥斯提亚的一家酒店里。奥斯提亚是地中海的一个度假胜地，距罗马几英里。同一天——就在他们办理退房手续搬到罗马之前——罗伯特在面向海滩的一个停车场遇到了他的一个联系人。联系人递给他一个结结实实的购物袋，里面装了五支22口径的贝雷塔手枪，每支手枪配了两夹满满的子弹。

第二天，10月13日星期一，早上8点30分左右，一个意大利年轻人开着车，在离酒店一两个街区的地方接上阿弗纳和罗伯特。这里是费得格拉池的边界，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广场，名叫自由广场。车开得悠哉游哉——按照罗马人的标准——汽车穿过台伯河上的马格瑞塔桥，绕过坡坡罗广场，沿着壮观的波各赛别墅公园边沿，顺着意大利大道一直向前就到了诺门塔那大道。汽车左转两次——第二次是违章的——之后来到迪里雅斯特街。从这里开始，汽车进入居民区安静曲折的林荫道，朝着北边的安尼巴利亚诺广场驶去。

虽然从喧嚣的旅游中心威尼托区出来不到十分钟，但安尼巴利亚诺广场完全是一番不同的景象。它是罗马众多不起眼的广场之一，因而不能像其他著名广场那样，夸耀自己有古寺、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喷泉，也不能夸耀有历史上著名的宫殿。实际上，除了一个极小的公园之外，安尼巴利亚诺广场上什么也没有。公园里有十几棵未经修剪的树木，从柏油环绕的土里长出来。那天晚上许多小型“菲亚特”汽车、“雷诺”汽车、“大众”汽车和“兰布雷塔”脚踏车都朝这个并没有停车场的地方拥挤。能挤多少挤多少，这是罗马的风格。

六条街道随意地向广场汇聚。两条向北的街道几乎是平行的，分别是玛萨茨乌科利街和伊瑞特雷街。后者的延伸段叫利巴街。这两条街道形成一个楔形，其南端的尖端就是安尼巴利亚诺广场。在这个楔形中，有一座不规则的七层公寓楼群，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租住在这里的是中等收入的罗马人，楼群的两边和楔形的尖端都有入口。面对安尼巴利亚诺广场的是C入口。一楼是小商小贩做生意维持生计的地方。C入口的左边是一家理发店。附近有一家餐馆，叫迪里雅斯特酒吧，在右边。

汽车到达布雷萨诺那街的转角处，阿弗纳碰了一下司机的肩膀。那个意大利人把车停下来，让阿弗纳和罗伯特下车。车子绕过安尼巴利亚诺广场，沿着来路快速离去。他的任务完成了。这时是晚上9点过几分。

阿弗纳和罗伯特逛到广场另一边，看到汉斯已经坐在一辆车子的乘客位上。车子停在C入口和迪里雅斯特酒吧之间。汉斯也注意到了他们，但没有任何表示。不仅没有任何表示，反而跟坐在驾驶座上的那个意大利女孩说起话来。阿弗纳和罗伯特看着她从汽车上下来，慢吞吞地走到迪里雅斯特酒吧拐角处，转身，又朝汽车走回来。

这个意大利女孩不知道这个信号的意思。这个信号的意思是，住在C入口上面公寓里的被阿弗纳和他的突击队看作“目标”的人在家，但现在出去了。如果他还在楼上公寓里的话，那个女孩会一直待在车里。如果这时候汉斯注意到出了问题，任务要流产了，他就会让那个女孩开车离开。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走到广场的另一边，也许是二十五码以外。斯蒂夫正在一辆租来的挂着米兰车牌的绿色“菲亚特125”车上等着。斯蒂夫车上也有一个意大利女孩，但她坐在乘客位上。如果汉斯发出了“流产”的信号，阿弗纳和罗伯特就会上斯蒂夫的车离开。

但这时，任务似乎在继续。阿弗纳和罗伯特在看得见斯蒂夫和汉斯的地方继续在广场上走着，轻声地互相交谈着。他们知道这时卡尔已经办好了他和阿弗纳在里奥纳多达芬奇酒店的退房手续——其他人早些时候已经办理了退房手续——而且把那套新护照、驾驶证和一些现金放在罗马预先安排好的地方，以防他们分开不得不独自突围出城。此时，卡尔也许还坐在附近一家上班族的酒吧里的窗户边，一边安安静静地喝着一杯康帕利汽水，一边观察着在广场上交叉的几条主要街道的情形。他的主要工作要晚些时候才开始。

这时——也就是9点30分左右——大街小巷仍然相当繁忙，不过，车辆比白天少多了。白天，罗马的大部分地方都是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但到了晚上，郊区的住宅区远没有那么忙。在罗马的大街上，除了数不尽的猫之外，主要就是青年男女们的“伟士帕”摩托车沿街而过的呼啸声。但漫步在街角，或站在街角互相交谈的人什么年龄的都有，所以罗伯特和阿弗纳也没有引起路人的注意。罗马根本不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城市。

又过了三十分钟，阿弗纳看见汉斯从停在C入口的汽车里面走出来。汉斯看了看表，走到司机旁，靠在门上与坐在驾驶座上的女孩闲聊了一会，然后挥手跟她再见。他看也没有看一眼罗伯特和阿弗纳，就穿过广场，向伊瑞特雷街的方向走去。那个女孩把车开走了。斯蒂夫仍然跟另外一个女孩坐在几十码以外的绿色“菲亚特”上。

很显然，应该各就各位了。目标的习惯似乎有些规律。如果这个特殊的晚上也不例外的话，几分钟以后他就应该从几个街区以外的女朋友家回来。在转入C入口之前，他仍可能在迪里雅斯特酒吧停下来打一两个电话。他公寓里也有电话，但突击队得到情报，由于欠费，电话被切断了。

汉斯把他的车支走意味着他看到了从广场那边漫步而来的一对意大利年轻夫妇。他们不是目标。那个女的双手挽着那个男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目标”回家的时候，在前面离他大约一分钟路程的地方走着。这对年轻夫妇知道，他们出现在安尼巴利亚诺广场上，就表示过去三天来他们一直监视和跟踪的那个人正在向他们靠近，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发给谁的，又为什么发这个信号。

看到这对夫妇以后，汉斯就要到第二辆用以逃离的车旁。这是一辆租来的货车，停在离广场几百码的地方，一个有些年纪的意大利司机耐心地坐在驾驶座上。阿弗纳和罗伯特悠闲地穿过广场，向公寓楼的C入口走去，同时留意绿色“菲亚特”中斯蒂夫的动静。在门廊徘徊得太久是不明智的。直到，或除非坐在斯蒂夫旁边的那个女孩下车，阿弗纳和罗伯特才能进入大楼的门廊。

如果她下车以后走开了，阿弗纳和罗伯特绝对不能进去。它是这次任务流产的最后一个信号，可能是“目标”旁边还有一个人，也可能是他完全改变了方向。那个人要从街角那边过来，阿弗纳和罗伯特两个人都看不见。他们能看见的只有斯蒂夫的“菲亚特”中的那个女孩——而且还只能看见她浅色的后脑勺。

阿弗纳感到他腹部的肌肉绷紧了。

他偷偷瞟了一眼罗伯特，只见他同伴的脸上一点紧张的神色都没有。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嘴角边的肌肉是松弛的，灰色眼睛上方的眼睑低垂着。这些是无聊乏味的表示。

那个金发女孩应该有所动作了。

她动了。她从汽车上下来，但没有走开，而是跑起来了，跑动的姿势非常笨拙，跟其他穿着高跟鞋的女孩一模一样。她跑到刚刚转过拐角的那对夫妇面前，向他们大声喊道：“你好！”双手去挽那个男人的另一只胳膊，然后三个人笑着说着，互相紧贴着，一起走过了迪里雅斯特酒吧。

大概只离“目标”一分钟的距离。

阿弗纳好像今生只为做这一件事似的，迅速地毅然决然地走进了C入口的门廊，他没有用语言或动作示意罗伯特跟着他，但他确信罗伯特就在他身后。他无论如何也是要进入门廊的，命令他人采取行动不是以色列军队的传统。领导们希望其他人到哪里，他们自己会先到哪里。在战场上，一个向前冲的人发现自己是在孤军奋战，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门廊里面空气阴冷，潮湿。大厅里漆黑一片。在欧洲，在廉价的公寓大楼里都是这样，大厅、楼梯井或者门廊里的灯光打开之后，过一两分钟就会自动熄灭。否则的话就会浪费电。

阿弗纳和罗伯特前一天来过这个大厅，对这里的布局、楼梯和老式电梯的铁栅栏有个大致印象之后就走了。要塞一枚硬币电梯门才能打开。在一面墙上，有一块像镜子一样的反光玻璃——吓了阿弗纳一跳。他应该记得这里有一面镜子的。等眼睛适应黑暗之后他瞥见了镜中的自己，这时他的心跳几乎停止了。那一瞬间他以为有个人在大厅里等着。原来是自己的影子。幸好罗伯特没有注意到。

他们回头看看入口处，有人经过。在狭窄的入口处，一瞬间出现了很多人的轮廓。有一个妇女，有一对老年夫妇，还有一只狗。它停下来，朝后看着，摇着尾巴，跳着跑开了。

接下来，千真万确，他们等着要杀的那个人出现了。

他路过入口处的时间不到一秒钟——一个提着食品袋的轮廓——但阿弗纳和罗伯特知道一定是他。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他向隔壁的迪里雅斯特酒吧走去。这时他们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斯蒂夫在绿色的“菲亚特”里向他们示意——但这已经没必要了。他们已经知道了。

那个人一定正在打电话。四分钟，五分钟，如果有人在用电话的话也许要六分钟，或十分钟。或者只要两分钟。确切的时间无法预计，但这并不重要。他终于从C入口进来了，是独自一人回家。

当然，在同一时刻，也可能有其他人从C入口进来，或者从楼上下来出去。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不能动手。这一天的行动就流产了。如果目标有机会看清他们的脸，也许就前功尽弃。

如果他们已经开始，用突击队的话来说，“行动”的话，有人进来怎么办呢？阿弗纳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所谓的零风险，只能是接近零风险，并不是绝对的“零”。即使伊弗里姆也承认，在这样的行动中，不可能计划得面面俱到。真正的零风险是待在家里看电视，但即使那样，屋顶也会掉下来。

目标从门外进来了。

除他之外——阿弗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后面还有一男一女。他们是一两个无辜的旁观者。罗伯特也看到他们了。他们正要进门，只离那个提着食品袋的人几步之遥。他一边走，一边从衣袋里摸索着什么，也许是一枚硬币，好打开电梯门。

这时，罗伯特猛地动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走在那个人之后的那对夫妇。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动那么一下。也许是觉得这次任务要流产了，他开始向楼外走去。不管怎样，他这一动——目标后面的那对夫妇也许意识到了他的动作，看见黑暗的大厅里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模糊的人影，也许是他们干脆改变了进入公寓大楼的想法。他们停住了脚步。

接着，那个男的似乎抓住了那个女人的手，他们双双走开了。

在他们前面，那个提着食品袋的人毫无觉察。他继续朝电梯走去，脚步坚定，无拘无束，不畏黑暗。他空着的那只手还在上衣口袋里摸索着。他身材瘦小，对危险毫无觉察。阿弗纳看见他的脖子好像是从他袋子里伸出来的一只酒瓶子。

罗伯特伸手把灯打开。灯突然亮了起来，虽然并不明亮，却吓了他一跳。他抬起头看了看，没有放慢脚步，也没有停下来。他没被吓住，甚至并不感到吃惊，也许有一点迷惑。他正要与阿弗纳和罗伯特擦肩而过。他的态度似乎表明，无论这两个陌生人在黑乎乎的大厅里做什么，都跟他无关。

罗伯特在离他一两步远的地方用英语对他说：

“你是威尔·兹威特吗？”

这个问题只是操作程序而已。灯再次亮起来的时候，两个特工都认出这个瘦长的诗人。他们详细研究过他的照片。他们对官方公布的他的生平烂熟于心：年龄，近四十，出生于约旦河西岸的彻门。他是个文人，在左翼知识分子界很受欢迎，但很贫穷，不断地换工作换住处，而换的无论是工作还是住处都很一般。现在在罗马的利比亚大使馆担任翻译，为人低调。他的女朋友是个年纪比他大的女人，有点胖。但她穿戴很讲究，似乎特别喜欢去苏联度假。当然，这没什么错。他有一个弟弟，在慕尼黑惨案之后被德国驱逐出境，这也没什么错。跟兹威特一样，他在文章中表达爱国情感，甚至推荐其他阿拉伯爱国作家的作品都没什么大错。这些是西方新左翼，或者老一点的左翼知识分子表达的普通的情感。就这一点而言，较老的右翼知识分子也这样表达过。

兹威特的名字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四位还有别的原因。“穆萨德”有理由相信，威尔·兹威特是欧洲恐怖活动的主要策划人和协调人之一。在“穆萨德”看来，1968年，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的飞机，拉开了十年恐怖活动的序幕。他是这次事件的负责人。兹威特不仅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从“穆萨德”掌握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而且还在1972年策划了企图让一名英国妇女将一个磁带录音机炸弹作为礼物带到国外、以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另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恐怖活动，机长成功飞回并在罗马安全着陆以后，两名恐怖分子被捕。而下一架飞机的机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你是威尔·兹威特吗？”

罗伯特的声音漫不经心，甚至彬彬有礼。在那一刹那，兹威特似乎没有怀疑。罗伯特和阿弗纳手里没有枪，“拔枪就要开枪”，但还不能开枪，身份还没有确定。伊弗里姆曾经说过，“让他自己确认，要认准他，就像认你的亲兄弟一样准。”

兹威特开始确认自己了。为回答罗伯特的问题，他的眼睛，头部开始画表示肯定的弧线，但某种东西——某种预感，某种征兆——使他停了下来。他没有完成点头的动作。后来阿弗纳常常想，在那一刹那间，是什么使他意识到致命危险来临的呢。

“不是！”

阿弗纳和罗伯特一起动手了。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弯曲进入战斗的屈膝姿势。右手紧贴身体，将上衣向后扫开，手指呈弧形去抓枪柄。扣上扳机，定住。把第一发子弹从弹夹推至后膛。

完成这些动作没有用到一秒钟时间。阿弗纳曾为那个老大力水手练习过一百万次。

给敌人一秒钟时间，让他先开火。比如，如果他手里有枪，藏在食品袋里，一发子弹已经上膛。“穆萨德”的一秒钟是给双方一半对一半的机会。也是为了实现零风险，绝对不要把枪拿在手上，绝对不要把子弹从弹夹推到开火状态，除非你想用枪了。想用枪的时候，就不再警告，不再等待。你拿枪就开火，就像那个经验丰富的前海军说的那样。

“开枪就要命中。”

威尔·兹威特没有任何准备。如果关于他背景的情报是准确的话，他甚至连枪都没有。没有贴身保镖，没有武器。为了安全，兹威特只有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这时的他已成为一个身无分文的诗人，一个对别人不会有任何伤害的知识分子，一个无职无位的人，一个无家可归的、从国外移民的翻译，也许对人民的事业还有一些极其自然的同情，一个连电话费都付不起的人，一个把晚餐装在纸袋里提回家的人。

如果他仅仅是这样一个人会怎么样呢？

一个赤手空拳的人一边喊“不！”一边紧紧抓住一只食品袋和一瓶酒。他此时的神情跟其他人在这个时刻完全一样，因为惊恐而变得僵硬，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正好回家搞错了怎么办？

很难说得清在接下来的那一瞬间这些想法没有从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也不知道罗伯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们后来从没谈过。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又一秒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

第一秒钟——拔枪之前确认——这是规定。但他们把贝雷塔拿在手里之后就要毫不迟延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一瞬间的寂静无声是为了对即将打破的戒律表示尊敬。“你怎样训练人进行突袭？”伊弗里姆曾这样问道。

后来阿弗纳想，就是希望另一个人先开枪。

兹威特开始动了。他准备离开。

阿弗纳和罗伯特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两枪，跟往常一样，瞄准最大的目标，他的身体。他们弯下膝盖，左手伸出去寻找平衡，就像击剑的人那样，虽然他们的贝雷塔几乎没有任何后座力。又是两枪，两枪，接着又是两枪。随着兹威特的倒下，他们的目标也跟着移动。阿弗纳搞不清食品袋里的瓶子有没有破，但他后来想起面包卷散落到了地上。

他们的节奏并不是非常一致。罗伯特射得快一些，阿弗纳是一个人打出最后两枪的。稍稍停了一会，罗伯特又开火了，又是两枪。

兹威特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了。

如果他们都没打偏的话——在四五英尺范围内他们不可能打偏——他的尸体上应该有十四颗子弹。贝雷塔弹夹的设计容量是八颗子弹，但是阿弗纳和罗伯特总是额外地多塞进两颗。这是相当安全的，尤其是你希望将弹簧连续多日地压住的时候——阿弗纳打了六枪，所以应该还剩四颗子弹。罗伯特的弹夹里还剩下两颗。

阿弗纳看见罗伯特不知什么原因弯下了腰，原因无法说清。他起初以为他的伙伴想看一看兹威特的尸体，而实际上他是去捡弹壳。这样做是没必要的，罗伯特应该知道。虽然他紧张得几乎麻木了，但看见罗伯特好像神志迷乱了，阿弗纳倒平静了下来。“算了吧。”他一边把枪往腰带里插，一边厉声说，并开始快步向入口处走去。他回过头来时，看见罗伯特直起腰跟了上来。罗伯特有些眩晕。他想把枪放起来，可最后只是把它揣在了夹克里。

他们走出C入口，来到广场上。后面，大厅的灯光仍然亮着。自兹威特进入大楼一定过了三分钟都不到——也许不到两分钟。

他们朝绿色的“菲亚特”走去，步子越走越快。阿弗纳眼睛盯着停在二十多码外的汽车上，连在人行道上碰到了人都没有注意到。“菲亚特”车头背着他们，朝着车道那一边，但阿弗纳肯定斯蒂夫正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他们离汽车越近走得就越快。最后几步时阿弗纳感觉到自己跑了起来。他不是有意跑的。他忙拉开车子的后门，让罗伯特在他前面一头钻进了后座。

斯蒂夫转过身来。

“怎么了？”阿弗纳一关上车门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你们为什么没动手？”

真是令人吃惊。大厅里两支贝雷塔发出的声响那么大，阿弗纳相信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听见了。他非常担心，不理解为什么装上了消音器的22口径手枪听起来就像所有的地狱都炸裂了一样。而只离几码远的凝神静听的斯蒂夫竟什么也没听见。

“干掉了。”阿弗纳答道，“我们走吧。”

“菲亚特”子弹一般射了出去。它汇入安尼巴利亚诺广场周围的车流时，迫使另一辆车刹住了。由于刹得太猛，车子偏得很厉害，差点打了一个转。车距难以置信地近。阿弗纳已经听到了金属发出的嘎嘎声，他感到吃惊的是竟然没有撞上。车子接下来在迪里雅斯特街上跑的几百码里，车上一直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声音。

相比之下，汉斯看起来很冷静。他等着他们把车开到货车后面几码远的地方之后，向那个意大利司机示意让他朝前挪一挪，给斯蒂夫留出一些位置。然后给他们打开货车的侧门，同时在斯蒂夫停车时留意从安尼巴利亚诺广场方向来的车辆。没有迹象表明有人在追他们。

“东西都捡到了？”阿弗纳爬进货车时问罗伯特。罗伯特点点头，但表情有点暖昧。他把贝雷塔放起来后不停地拍着衣袋，好像在找什么东西。阿弗纳决定不闻不问。不管罗伯特掉了什么东西，卡尔——也许现在正在向袭击现场走去——可以随后找回来。这是他的工作。

此后再也没有人说话。那个有些年纪的意大利人驾驶着货车，中速行驶着。他像其他意大利人一样，不知道在给谁开车，为什么开车。在货车的后面，有一些园艺工具在丁当作响。在仪表盘上有一张小小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阿弗纳、斯蒂夫和罗伯特跳进货车时，他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货车开进了罗马南部一个像是石匠的院子里。货车停下来时阿弗纳又感到紧张了。他和罗伯特在绿色“菲亚特”上就把新弹夹装上去了。汉斯和斯蒂夫也武装起来了。他们这时是这次任务中最易受到攻击的时候。命运完全掌握在那些人手里。除了知道那些人不是自己的同胞之外，其他的他们都一无所知。

货车放下他们之后就开走了，他们站在一片松软的沙地上，前面是一些低矮的棚子，里面全是还未完工的墓碑。不远处是一片开阔地，两部小型“菲亚特”停在那里，互成直角。第二辆车里的司机正在抽烟。黑暗中阿弗纳能看见他香烟上的红光。

他们向那两部汽车走去时，本能地呈扇形散开。阿弗纳走得很慢，大约离汉斯十英尺的距离。此时在他大脑里一闪而过的是，“零风险”的概念真的是一个拙劣的笑话。这个概念当然也适合此时此刻的他们。

另一方面，他们的第一个活已经大功告成。

小小的“菲亚特”发动起来。斯蒂夫和罗伯特已经上了第一辆。第二辆车上的司机掐灭烟头，给阿弗纳和汉斯打开车门。无论要发生什么，都不会在这里，或者在这个时候。

出城之后，两部车子向南面那不勒斯的方向开去。阿弗纳看见他们没有走高速干线——索尔高速公路——而是走了一条较小较不重要的公路。他看了一眼路标。他们在一百四十八号公路上，正向拉提那小镇开去。

无论是汉斯还是阿弗纳都没有说话。阿弗纳在忙着从后视镜里看后面的灯光，确信另一辆“菲亚特”跟在后面。后来，汉斯打破了沉默。

“呃——这是第一个，”他用希伯来语说。“你们想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阿弗纳突然觉得，汉斯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像一支铅笔。

“大约，”汉斯说。“三十五万。”

第六章 “集团”

拉提那郊外静悄悄的农舍是一个可以坐下来沉思几天的好地方。10月末的天空几乎没有一丝云彩。走在后院里矮矮的杏树之间，阿弗纳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如果他多走几步的话，还可以看到大海。但为了安全，还是不要离开屋子。拉提那不是罗马。在小地方，陌生人也许会招来令人讨厌的关注。

汉斯在车上提到的那个数字他并不感到吃惊。事实证明，杀人是一桩昂贵的生意。阿弗纳试图记住这些钱去了哪里。这是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到过去三周以来的活动上的练习。

第一个五万很容易想起来，给了安德雷斯。很大的一笔钱，没有交换到什么实质的东西。

在日内瓦的最初几天里，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没有想过怎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伊弗里姆说他们完全是独立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们都同意他们应该独立，自己给自己确定任务，而不是靠特拉维夫的一些人拍脑袋，让他们白费劲。他们不应该被繁文缛节所累，被互相矛盾的指令所累。理论上，这很不错。

在实践中，在最初的两天里，他们在日内瓦的一家咖啡馆里阴沉地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一边往有坚硬外壳的瑞士卷饼上涂黄油，一边看着雨水从人字形的屋顶上快速落下来。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而其他人却在等着他发话，因为他是领导。

最后，他从那份目标名单人手。实际上，伊弗里姆的那十一个恶人头子他们到底了解多少呢？这份名单是“穆萨德”按照从重要到不太重要的次序排列的。所以当阿弗纳和卡尔发现瓦地·哈达德博士在名单上处于最不重要的位置时，阿弗纳和卡尔都感到惊讶。他是最为声名狼藉的。当然，他们也不会按照名单上的顺序去寻找目标。浪费几个月时间去追寻一个恐怖分子而错过鼻子底下的三四个，这样做没有意义。

名单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方法来分类。一号、二号、六号、七号、八号、十号和十一号，用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更喜欢使用的准军事化的说法，就是“硬”目标。萨拉米、阿布·达乌德、纳塞尔、阿德宛、纳杰尔、阿尔一契尔和哈达德博士是公开的，承认自己是武装革命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只是不知道他们目前的下落。他们即使微服旅行也随身带着武器，受到贴身保镖的保护。他们处处小心，避免被查出来或者落入别人的圈套。他们不仅要提防以色列敌人，而且还要提防“武装斗争”中不同派系的革命者。他们非常警惕，随时改变行程。有些人如果在同一间房里过两夜就绝对睡不看觉。

三号、四号、五号和九号是软目标。像罗马的威尔·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库拜斯，甚至布迪亚也许主要或只有依靠自己掩护自己。他们公开地生活在西欧的一些城市里。在别人眼里，他们只参与跟他们的政治信念相符的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如果他们于过偷偷摸摸的勾当，那也只是前半生的事。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只有事后才知道，有些警察曾经是恐怖分子、枪支走私者或弹药走私者——要是把他们赶出国门多好——在西方国家，写文章支持一项事业或建立一个支持一项事业的信息中心都不是犯罪。

正如伊弗里姆曾对阿弗纳所说，“你不会因为一个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就去袭击他。该死，我也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你袭击他是因为他炸死了孩子或者奥林匹克运动员。”

因此，软目标的安全警惕性就差一些。事实上，有一个目标现在在巴黎的地址里也包含着他全部的生平资料。这并不是说突击队未经任何准备就能暗杀他们。确实，无论计划干掉的那个人有多“软”，正是准备工作，特别是逃离的时候是最难的。后勤方面的工作也很多。

而且，干掉软目标要容易一些。至少容易找到，一旦找到，也不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能干掉他。

“软”目标被认错的可能性也小一些。跟“硬”目标不一样，长期掩盖得很好的恐怖分子没有理由自找麻烦地去伪装或换身份。他们让人拍照，甚至让别人把自己的名牌挂在门上，如果别人要问的话，他们还会介绍自己。对于这些人不可能搞错。除非“穆萨德”总部搞错，说他们千真万确是自己描述的那些人。

首先选中软目标还有一个原因。慕尼黑惨案是9月初发生的。硬目标也许藏着几个月不会出来。几个月之后等全世界把对奥林匹克队员的杀戮忘了，他们才会出来。如果那时他们干掉了其中一个恐怖分子，找到另一个也许又要几个月时间。到那时，公众的舆论，甚至恐怖头子们自己在情感上都不能把那次杀戮和自己被杀联系起来了。暗杀别人会让人觉得毫无理由。拜伦勋爵的“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下来再吃”的论断阿弗纳并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他也不敢苟同。

“真该死。”第二天又是个雨天。那天中午，阿弗纳对他们说：“我们忘掉日内瓦吧，太安静了。这里连联络人都没有。把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吧。我们首先散开，去银行开账户，收集新闻，各自去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斯蒂夫，你去阿姆斯特丹。卡尔，你明天去罗马。汉斯去巴黎，罗伯特去布鲁塞尔。五天后我在法兰克福跟你们会合。”

“让我们两周之内干掉第一个恐怖头子。”

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冲动，但却有道理。很显然，在欧洲的主要城市里，他们需要有银行账户、联络人、加锁的抽屉和安全屋。目标今天可能在这里，明天可能在那里，万一有行动，他们要有逃跑的路线和藏身之所。理想地说，在欧洲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护照和不同的身份等着他们。当然还要有钱，让他们能够维持一两个星期。绝对不能在一个国家突袭之后用入境时的同一身份离开这个国家。绝对不能带着自己的武器跨越国境。至少，如果他们作了充分准备的话，他们不必这样做。他们甚至不必同时携带两套不同的身份证件。

卡尔过去常常以罗马为家，汉斯以巴黎为家，斯蒂夫以阿姆斯特丹为家。他们以前的线人——跟普通警察工作一样，五分之四的情报来自心存不满或者贪婪的线人——也许听说过一个目标或其他目标的传闻。至于罗伯特的目的地布鲁塞尔，那里仍然是世界上走私弹药和武器的主要中心之一。阿弗纳对专业术语知之不多——这是罗伯特的专业——但这也是常识，只要你人用得当，钱用得当，你就能从一个比利时商贩那里搞到相当数量的军火，而且可以把它发往西欧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

他的伙伴们离开之后，阿弗纳从日内瓦咖啡吧外面的公用电话亭，花了五万块给安德雷斯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他的第六感觉促使他打的。伊弗里姆说的话已经根植于阿弗纳的脑海之中，就是要打人恐怖组织的网络之中。一箭双雕。毕竟，阿弗纳和他的突击队现在只是一个极小的严密的组织，就像许多地下国际恐怖组织一样。他们跟任何政府都没有官方的联系。他们不受任何提供秘密服务的程序与规则上的约束。他们是独立的。他们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又不是。

伴随着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毒品—文化—反击—越南—战争—环保主义—女权主义一新左翼运动，大批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涌现出来。在这方面，他们与那些一伙一伙的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并没什么两样。这些恐怖分子也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是1972年，很少有人作这样的联想。

为什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多数自由评论家和政治家才去这样联想，原因很多。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恐怖分子拥护的许多事业和观念给予了巨大的、并不是不应当的同情。尽管绝大多数西方人并不同情恐怖分子采用的方法或“策略”——蓄意谋杀、抢劫、劫机和绑架——许多人容易把狂热的暴力分子看作是把当代优秀思潮不幸推向极端的一些不太稳定、不太成熟的个体。

第二，某国总是在其政府公告中谴责或者至少是不欢迎多数形式的恐怖主义。该国外交部长在一次大会上说，“某些恐怖行为导致了慕尼黑悲剧的发生，这是不能原谅的。”从事该国政策研究的专家们基于某些理由指出，一直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与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后者把前者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客观上”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有阻碍作用。事实上，一些恐怖集团有时候也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对“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反对——尽管在情感上，他们总是非常小心地不让语言付诸行动。

第三，西欧、美洲、第三世界和中东如春笋般崛起的恐怖集团的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混乱不堪、自相矛盾的人生哲学，很难被看作是单个的政策或想法。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

当然，世界上的罪恶和紧张不安并不是某一个国家发明的。他们只是认识并且利用了它们。他们不会留下没有拆线的伤疤。如果可以使伤口更加溃烂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伤口愈合。如果爆发了一场冲突，他们会把这场冲突演变成一场战争。如果出现了一件事——不管合法与否——他们会等待一个狂热分子出来把它推向极端，然后给他提供武器。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事，他们就会挑起这么一件事。他们精确地估计到，如果给恐怖分子提供补给和训练的话，不用它明确指示或指导，恐怖分子都会四处活动。接下来肯定就要惨祸连连了。

然而，在1972年，这一点还不为人普遍知晓。那些掌握情报的人疑虑重重了，并开始收集证据。但有时候他们会因为太快说出来而失去别人的信赖。其他人如阿弗纳，尽管掌握的分类信息很少，但具备一些经验和很多常识，他对此也开始怀疑了。尽管阿弗纳不知道“谁受益”这个拉丁词语的意思，但他很快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从中受益？把周围那些可爱的水搅浑了，一定会有人前来钓鱼。

如果这样，阿弗纳自己也许就要来钓一钓鱼了。就在这潭浑水里。

在法兰克福，安德雷斯的女朋友伊冯接了电话。几年前阿弗纳第一次给安德雷斯打电话时，跟他说话的可能就是她。自那以后很长时间以来，伊冯不再怀疑他了。她甚至为阿弗纳做过一顿晚饭。她是个浅黑肤色的女人，非常引人注目——实际上，因为她阿弗纳有点嫉妒安德雷斯——还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比他们两个人都高一两英寸。

阿弗纳决定随机应变。

“听着，伊冯，”他说。“我在瑞士。安德雷斯在吗？我……碰到麻烦了。”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会。

“等一等，”伊冯说。“别走开，我去给你找他。”

一分钟后，安德雷斯来接电话了。听起来有点气喘吁吁。“对不起，”他说，“我正要出去，有事吗？”

“我碰到麻烦了。”阿弗纳说完这句话就等着他开口。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自己说得越少越好。

“你想来我这里吗？”

“就是这个意思。”阿弗纳说。“去你那里就是去另一个国家。”他喘了一口气好像还有话要说，正等朋友打断他。

他打断了他。

“好吧。你不要在电话里说了，”安德雷斯说，“你有钱吗？”

“有。”阿弗纳说，“我有的是钱。我有很多钱。”

“你在苏黎世吗？”安德雷斯问道，“不要紧。不管你在哪里，现在去苏黎世吧。去找一个名叫连兹林格的人。”他把这个名字拼了一遍，又给了阿弗纳一个号码。“告诉他是我要你打的电话。他会帮助你的。”安德雷斯停下来，然后问道：“你说你有很多钱，你的意思是你有很多钱？”

“很多。”阿弗纳说。“别担心，谢谢。我会跟你联系的。”安德雷斯还想问更多问题．可阿弗纳已经把电话挂了。

当天下午，阿弗纳按照安德雷斯给他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坐火车去苏黎世。一个穿着制服的司机正等着他。二十分钟后，阿弗纳穿过了一座漂亮别墅的大门。别墅位于一片静谧、奢华的郊外住宅区里。别墅周围是一堵矮矮的石墙，石墙中间是一扇锻铁大门，两棵巨大的垂柳的枝条垂悬在大门的上方。

连兹林格家养了一只美洲豹猫。阿弗纳之所以知道它是一只美洲豹猫是因为他问过他。他问他的时候，他刚刚从惊愕当中恢复过来。刚见它时，它正从书房的地毯上抬起头来，他以为是一只小美洲豹。

“她不伤人。”连兹林格微笑着回答道。他个头矮小。手小，眼睛也小。他的书房由木板镶嵌而成，显得昏暗阴沉。在书房的一面墙上，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全是非洲面具和武器。阿弗纳心想，他的美洲豹猫也许不伤人，但连兹林格不会不伤人。阿弗纳想买几支有三个弹夹的22口径的贝雷塔手枪，一千块钱一支，几本两天之内就可送达的护照，两三千块钱一本，价格根据签证国的不同而不同。在1972年，即使在黑市上，这也是很大一笔钱。阿弗纳给了他，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

他并不需要这七支枪和五本护照，但把他们锁在日内瓦的抽屉里也没什么害处。关键是他有了第一次接触。他打了第一个电话之后，几个小时之内证件和武器就买好了，跟上超市买几只鸡蛋一样容易。这些东西是从恐怖分子那里买的。

他买这些东西的时候，用现金付了一半的订金。四十八小时以后他交给日内瓦克利柏格广场附近一家专售糕点的商店寄了出去。之所以在四十八小时以后，是因为他希望连兹林格把这一切告诉安德雷斯。真正要进入这个网络，仅仅通过联络人、友谊或者花言巧语的故事是不够的。实实在在地做生意才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其他的会随之而来。

阿弗纳决定不提前解释什么。三天后，他在法兰克福机场给安德雷斯打了个电话。他总是行动敏捷。连兹林格这时应该已经把他的朋友需要的东西以及轻而易举地给两万元现金的事告诉安德雷斯了。毫无疑问，这会促使安德雷斯在心里猜想阿弗纳是干什么的。如果他的猜想对他有利，阿弗纳决定顺水推舟。

“连兹林格告诉我，”安德雷斯说，用手指弹着咖啡杯。“你想组建一支小部队。”

阿弗纳笑了。伊冯又给他们做了一顿晚餐——如她所说，没时间准备，只能随便吃一点了——此时正在收拾盘子。她长得像一尊雕像似的，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但她似乎与这套简单朴素、只有一间卧室和几件斯堪的纳维亚家具的公寓格格不入。门边有两只小手提箱，阿弗纳刚进来的时候想用脚把它移开。很显然里面是满的。包已经打好了，准备随时逃走。这个地方不仅与伊冯形成鲜明的对比，伊冯似乎更应该住在连兹林格那样的别墅里，而且也与安德雷斯小时候的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家阿弗纳记得很清楚。

“不，不是一支部队。”他对安德雷斯说。安德雷斯虽然也在笑，却一直在观察着阿弗纳。后来安德雷斯给了伊冯一个眼神，表示他希望和他的老朋友独处一会。

“你好像给了那个信使一笔可观的小费。”安德雷斯继续说。

阿弗纳点点头。好消息传得快嘛。连兹林格让一个年轻人给他送手提箱，他确实在日内瓦给了那个年轻人五千一百块。他不知道应该给他多少钱，但他知道完成这个差使要冒很大的风险。

“如果你自己有印刷机的话，”安德雷斯说。“我想借几个小时。”

“如果我有的话。”阿弗纳回答道。“我给你借一整天。”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告诉我，老朋友，”安德雷斯说。“警方在追你吗？”

“差不多吧。”阿弗纳回答道。

“你是不是抢银行了？”安德雷斯问道，这次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阿弗纳的回答也一本正经。“没有。”

“你盗用了公款？”安德雷斯显然有自己的想法，阿弗纳要引鱼上钩，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呃，有些人和我，”他回答道。“我们都……离开了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弄假证件……生意做得很大。”

“别跟我说，”安德雷斯说着，眼睛亮了起来，“王八蛋。你是里奇汀斯坦。”

阿弗纳相当率直地叹了一口长气。这就是安德雷斯的想法。当时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里奇汀斯坦公国的一家主要金融机构参与了可疑的交易。整个法国的银行面临倒闭的危险。据说一些以色列人也卷了进去。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阿弗纳立即承认自己有罪。现在事情很明显了，阿弗纳甚至不必借用他的第六感觉就知道，安德雷斯需要钱。

“听着，老朋友。”安德雷斯说，他给自己卷了一支细细的大麻烟。“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见过几面，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地交流过。你做你的事，我呢……呃，伊冯和我也做我们的事。你也许猜到了，也许没有猜到，我不知道……但你给我打电话了。你一定有个理由，对不对？”

“我需要帮助，”阿弗纳说。“别以为我不知好歹。”

“别在意这个，我很乐意帮你。”安德雷斯把他的大麻烟点燃，深吸了一口，“也许你也能帮我……你有我需要的东西。如果我错了请你纠正。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还是朋友，我仍然会设法帮助你的……但我想，你很有钱，我需要一些钱。”

阿弗纳假装若有所思。

“要多少？”他问道。

“你的意思是，现在吗？”安德雷斯猛抽了一口大麻烟，“我需要五万到十万。”

“我给你十万。”阿弗纳盯着他朋友的眼睛迅速地回答道，让他后悔没有多要一点，也让他相信他今后还可以要，如果他还有用处的话。“我现在可以给五万。”

他知道阿弗纳除了只喝一两杯啤酒之外，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但当安德雷斯拍着他的背，心不在焉地让他抽一口大麻烟时，他被逗乐了。安德雷斯兴奋起来了，这并不奇怪。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人，跟大多数恐怖集团一样，总是缺钱。如果连兹林格开出的价钱是某种暗示的话，那么他们的开销是巨大的。即使他们以那种方式生活就要花很多钱。保安费用也很贵。还有旅行费用、保留安全屋的费用、线人的酬金、通讯设备的购买以及交通工具的购买或租用——所有这一切都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些就是阿弗纳大致知道的恐怖集团在运作时的事项。这也是他作为特工接受训练的一部分。谈到他的朋友安德雷斯，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了他更多的东西。

他是一个敢于冒险、受到溺爱而且相当敏感的孩子，他被拉进了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安德雷斯长相英俊，身材也好。但与此同时有点太认真，太容易激动。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用一块白色的上等细麻布手绢擦拭他的金框眼镜。阿弗纳还记得那些手绢。安德雷斯上高中时，他母亲一定给他买过十几条这样的手绢。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红色军团不会自动接受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进去的代价无疑是钱，或者用钱买的东西。

不久，安德雷斯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也许用的是自己的零用钱，也许是侵吞了留给他的托管基金，或者是从他父母或亲戚那里勒索或借来的钱。然而，安德雷斯的钱快用完时，他开始害怕组织把他拒之门外。

或者，不仅仅是拒绝，还有更糟的事情。

他给安德雷斯钱。作为交换，他请他帮忙、提供联络人，或者提供情报。这背后的原因，如果阿弗纳估计得没错的话，安德雷斯是绝不会问得很细的。即使他怀疑阿弗纳也许不只是一个在逃犯、一个走私者、一个盗用公款者；即使他觉得阿弗纳这个以色列人跟自己干的是同样的勾当，只是立场不同而已，他也会对自己的怀疑熟视无睹的。如果阿弗纳是对的，他就成了救生筏，安德雷斯可以骑着它在革命的激流中走得更远一些。他不会坏了这桩好事的。

“我的几个朋友几天后要来。”他对安德雷斯说。“我需要三套公寓——就像你这样的。你认为伊冯可以找几套让我去看看吗？我不想让她租，给我地址就行了。要非常非常安静——你知道的。”

“当然知道。”安德雷斯说。

“那就明天吧。”阿弗纳站起来说。“我们见面吃完午饭后，把钱给你。”

到第二天晚上，伊冯已经找了七处安全屋供阿弗纳选择。他只需要三套，一套给斯蒂夫和罗伯特，另一套给卡尔和他自己，第三套给汉斯一个人住。把五个人这样分开出于几个原因——有些是工作上的，有些是私人的。

从见到斯蒂夫特别是罗伯特的那个时候起，阿弗纳就知道，他决不能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同居一室。否则，他在一天里就会发疯。斯蒂夫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烟灰缸和袜子，连冰箱里都是。而罗伯特的习惯就更令他惊惶失措。他一拿起那些机械玩意就是几个小时。不过，罗伯特叫“玩”。对他来说，玩具和那些新颖小巧的东西都是正经事。他家在伯明翰开了一家玩具厂，他去以色列之前，那些最复杂、最精巧的产品都是他设计的。玩具仍然是他最大的爱好，他总是收集、研究个没完。

卡尔恰恰相反，他安静、整洁、有序。这些习惯跟阿弗纳一样。虽然他不停地抽烟，但他周围从来没有烟灰，甚至连空气中似乎都没有久久不散的烟味。卡尔总是开着窗户，总是把枕头对称地摆放着。而且，卡尔和阿弗纳同居一室也有道理，他们可以一起制定计划，解决物资方面的问题。

出于安全考虑，汉斯必须一个人住着，他那里是惟一一个可能连累其他人的地方。而且他制作证件时也喜欢一个人待着，安静。

阿弗纳的同伴再过两天就到法兰克福了。他跟伊冯一起去看了几处房子。她的工作显然干得不错，这些房子都非常合适，都在高尚住宅区，靠近交通干道。第二天下午阿弗纳独自去租了三间——不过，他告诉伊冯他只租了一间，给他朋友和他自己租的。其他的朋友改变了主意，不来法兰克福了。他不想把所有房子的地址都泄露出去。他给卡尔和自己选的一套在胡葛尔街的一栋中等大小的公寓楼里，从他小时候跟父母一起住过的那个地方转个弯就到了。要搞清楚阿弗纳选择这样一个地方的理由，并不需要多少心理上的领悟力。

他给汉斯、罗伯特和斯蒂夫挑选的地方靠近一条名叫罗德伯格威格的地方，从胡葛尔街坐汽车大约二十分钟，周边的情况跟阿弗纳和卡尔住的地方差不多，两套公寓都靠近一个具有日尔曼风格、修剪整齐的城市大公园。斯蒂夫特别注意身体锻炼，每天要跑五英里。而汉斯——就跟他自己声明的那样，要他跑步除非有人拿着屠刀追他——他喜欢一个人走路。在目前这个时候，阿弗纳还不知道在执行任务期间他们要在“总部”待多久。也许很短。但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口味和习惯的地方。

他的伙伴们到达法兰克福的前一天晚上，阿弗纳让安德雷斯带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安德雷斯似乎急于得到阿弗纳承诺给他的那些钱，同时还急于表示他的善意与友好。

那间狭窄的、烟雾缭绕的公寓似乎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支持者们的密室兼俱乐部。从他和安德雷斯受到的接待情况来看，阿弗纳能感觉到他的朋友在那里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阿弗纳看来，这使得其他人以及那个晚上本身都十分无趣。虽然房间里那五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都是他的同龄人，但阿弗纳觉得跟他们比起来，他已经六十岁了。在那些无休无止的关于政治的讨论中，他的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他们是西欧令人敬畏的恐怖分子——至少还在可以让人接受的阶段。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听起来，阿弗纳都觉得他们像是讨论书本知识的本科生。阿弗纳觉得这些观点最没意思。那么谁是他们的领袖？弗朗兹·法农和赫伯特·尔库塞，对，他对这两个人略知一二，但到底谁是保罗·古德曼和雷吉斯·德布雷？这些口齿伶俐的男男女女有谁打过一次枪，装过一次炸弹？这时阿弗纳猛然想起安装一颗炸弹是多么容易的事。红色线与红色线相连，蓝色线与蓝色线相接。

那天晚上的讨论与任何恐怖活动无关，无论是过去的恐怖活动还是现在的恐怖活动，无论是现实的问题，还是理论上的问题，都没有涉及。其他人设法拉他参与讨论时，他只是面带微笑地点点头。他设法把每张脸储存在自己的记忆之中。

“我想还有一些人也许要出现了。”在回家的路上，安德雷斯歉意地说。“这些偏激的家伙说得多，你知道的。”他补充道。“你别管他们的胡说八道，他们只会把公文包从这里拿到那里，租个车，给别人借个屋。但这并不重要。等胜利之后，还有大量的时间除掉那些喋喋不休的人。”

阿弗纳点点头。没必要对谁胜利后谁除掉谁发表意见。

第二天他们见面后，无论是卡尔、罗伯特、斯蒂夫还是汉斯都没报告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他们都像阿弗纳一样，做好了准备工作——包括保险箱、钱、证件以及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罗马等地的安全屋。罗伯特只要打个电话，无论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都能在四十八小时以内送给他们，不管他们在欧洲的什么地方。“但大炮不行。”正如罗伯特对阿弗纳所说，“你不需要大炮，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时候，”阿弗纳回答道。“弹弓都不需要。你们没什么消息吗？”

他们都摇头。他们平常用的那些线人不仅不知道“硬”目标的下落，甚至连那些组织者——列在电话本上的“软”目标——是不是还住在城里都不知道。阿弗纳的同伴们连名单上那些人的作息时间或习惯都没有搞清楚。“现在看来，伙计们。”斯蒂夫说。“我们都整装待发，却无处可去。”

这句话正是对他们1972年10月2日下午的处境的总结。

第二天阿弗纳和安德雷斯一块散步。

“我告诉过你我会给你十万。”他说。“过几天，我再给你另一半。但我也需要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都行。”安德雷斯回答道。“你想找一个像连兹林格那样的人吗？我可以……”

阿弗纳摇摇头。这个时刻极其危险——是对他是否“读懂”了安德雷斯的考验。

“不是，”他轻轻地说，“我想找一个跟他们有联系的人，一个认识并了解他们的人。你明白吗？”

安德雷斯在阿弗纳旁边默默地走着。“我不知道我是否那么需要另外五万。”他终于说道。

“不止是这些。”阿弗纳说。“你让我跟这个人联系上之后，无论他是谁，我不把钱给他，而把钱给你。无论他要什么，你给他。”

安德雷斯轻轻地笑了，阿弗纳注意到，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发挥的是一个中间人的作用，这样他就有机会从其他线人索要的费用中刮去一些。同时他的隐秘性也增强了。他就成了一个掌握资金来源的人——跟其他领域的情形一样，在恐怖世界中，让它运转起来的也是资金。

“你的看法是对的。”阿弗纳接着说，语速更快了一些。“你正好可以把自己的钱拿回来一些了。他们不是收了你一些培训费和武器费吗？你付了很多钱，而你为之奋斗的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却收你的钱。现在他们要还给你一些了。你留着这些钱并不是为你自己。伊冯并不需要什么毛皮外套。”

提到伊冯是很绝的一招。她跟安德雷斯在一起当然不是为了物质原因。任何男人都不能用珠宝或毛皮制品打动她。但必须用一个男人的什么东西才能打动她——在阿弗纳看来，所有的女人都要被打动才行——伊冯也许被革命理想和浪漫的城市游击队员打动了。不过，她知不知道像安德雷斯这样的人必须给多少钱才能得到这样一个位置？一旦没钱了，他的前途在哪里？

安德雷斯知道。他不再笑了。

“你不是个自由职业者，老朋友。”他说。“你不是做里奇汀斯坦皮革生意的。”

“我是个自由职业者。”阿弗纳回答道。“有时候，我做情报生意。情报就是金钱。你因情报而得到酬金。我呢，转售之后得到更高的价钱，就这么回事。”

听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听着，”阿弗纳接着说，“记住，我们是老朋友，就像你一直说的那样，我绝不会做伤害你的事情。但我已经搞到一些情报了。”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是威胁。

“相信我，即使我想干，”安德雷斯说。“在法兰克福也没有人……我什么人都不认识。”他开始擦自己的金框眼镜。“你需要一个像托尼那样的人，可他在罗马。”

“你说他在罗马？”阿弗纳问道。十拿九稳了。从安德雷斯擦眼镜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十拿九稳了。“帮我找找他。”

10月3日早上，他们两个人搭乘德国汉莎的航班去了罗马。飞机落地之后他们租了一辆车，但安德雷斯只开到了距机场几英里的费米齐诺村。他们坐在离莫洛·莱万特不远的一家饮食店里，透过窗户，阿弗纳看见一群叽叽喳喳的海鸥在空中打着转，然后猛地向海里的垃圾俯冲下去。

一个矮小的年轻人来到他们的桌旁时，他们刚刚喝完第一杯啤酒。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浅色套装，系着领带，肩膀上搭拉着一件雨衣。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但皮肤却非常白，跟苍白差不多。据猜测，他可能是鞋厂办公室的经理，三十岁左右，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

“你好，托尼。”安德雷斯用英语说。

托尼面带微笑，点点头，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他飞快地瞟了阿弗纳一眼，非常中性的一眼，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友好。但即使他没开口，阿弗纳也能感觉得到托尼是他登梯的第一步。无论他有用与否，托尼毕竟是另一个同盟。“你们点菜了吗？”他问道。他的英语带着很重的意大利口音，但很流利。“我饿死了。”他扫了一遍菜谱，把要的菜告诉了服务员，要酒的时候非常谨慎。阿弗纳看见他已经有了一点肚子。他的眼里充满了智慧与嘲讽。托尼没有扮演什么角色或任何伪装的成分。

“阿弗纳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谈过的那个朋友。”等服务员把他们的午餐端上来之后，安德雷斯说。“我们，当然……就是他有问题要问你。”“好。”托尼说。他不慌不忙地吃起来，显然很满意他的午餐。“现在在阿拉伯人的圈子里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招募之类的活动。特别是有一个人的活动。”

阿弗纳感到毛发直竖。托尼抬起头来看了他一下，又轻轻地向上抬了抬，好像在问：“难道这就是你想了解的吗？”

是的。没必要转弯抹角。“那个人叫什么名字？”阿弗纳问道。

托尼揩了揩嘴巴，又拭了拭嘴角，然后把餐巾放下。“你这就谈生意了。”他说。

一时间他们都不说话了。安德雷斯看着阿弗纳，然后转向托尼。“喂，我保证给钱。”他说。“你不必担心这个。但你知道的，阿弗纳必须知道你提供的东西他是不是感兴趣。这公平吗？”

安德雷斯说这番话的时候托尼一直看着阿弗纳。然后他点了点头。“兹威特。”他毫不迟疑地对阿弗纳说道。“那个人的名字是兹威特。”他说得很快，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很难听清楚。

“威尔·兹威特。”阿弗纳立即说。他说得很快，就像说一个密码一样，为的是不让安德雷斯听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个密码。他是个软目标，就在这里，罗马。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是四号。毫无疑问，托尼指的就是那个人。

托尼也一定在这样想，因为他啜了一口酒之后，问道：“好了——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

阿弗纳想了想。“五天之内，”他说。“你能搞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日常安排吗？他住在哪里？他去哪里，什么时候去？去见谁？我们对这些感兴趣。”

询问这些信息并没有泄露什么。出于很多原因都可以这样问。安德雷斯介绍阿弗纳时说“我们中的一员”，就是说，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中的一员。不同集团的人会经常互相留意彼此的活动。恐怖分子也许希望清楚地知道在一次联合行动之前另一个组织不会渗透进来，或者怀疑像兹威特这样的主要组织者也许会靠近他们，做一个双重身份的特工。在地下活动中，监视别人的活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好。”托尼回答道。“五天可以。你出的价是五万。”

阿弗纳站起来。“五天后，”他说，“安德雷斯会在这里把钱给你。”

在飞回法兰克福的途中，安德雷斯热情有加。“你认为托尼怎么样？”他不停地这样问。“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非常激进的一个人，来自米兰。但他从不谈政治。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很多年了。”

当天晚上，在跟同伴们见面的时候，阿弗纳提出了一个渐进的行动计划。无论是在那份名单上还是在时间上，他们都把兹威特提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0月8日，除斯蒂夫外，全体队员移师罗马。他要飞往西柏林核实与主要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来自卡尔以前的一个阿拉伯线人，他是“穆萨德”雇用的几个固定的联络人之一。)如果线索证明可靠，他们就会暂时放弃兹威特。如果不可靠，斯蒂夫就来罗马跟他们会合。

阿弗纳与托尼的第二次见面是第二步。他要带着安德雷斯一同前往。但没理由让安德雷斯见其他的人。如果托尼的情报带来了第三步，阿弗纳就甩掉安德雷斯，只告诉他，自己需要的东西暂时都搞清楚了，以后会和他联系。

第三步就是让托尼的负责监视的人带着他们进行模拟突袭，至少两次，但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就是说，托尼的人开车带着阿弗纳的人(卡尔除外)去突袭现场，再从现场回来，全程使用预先安排好的一套暗号，好像监视是这个演习的全部目的。(在监视一个经验丰富的可疑对象时，参与的人多达十几个是正常的，把被监视对象从一个监视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就像接力赛一样。)在行动开始前，把托尼安排的袭击前的监视人员撤走，只留下袭击后帮助逃离的人。即使如此，他们离现场最近的人也在几个街区以外。在实际突袭时不能有外人在场，他们要等看到或者听到新闻之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们知道有这么回事之后，因为自己与这件事有牵连，所以不会跟别人讲。即使讲，也讲不出什么东西。

第一辆帮助他们逃离的车子必须由阿弗纳的人安排。这辆车子要把突袭的人，无论是谁，带到等着的第二辆车上。然后，卡尔独自来“清扫”现场，以后再和其余人员会合。

如果他们能走到第四步，那第四步就是突袭。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他们的计划制定得非常周密，根本不必做任何改动。托尼的汇报非常仔细，阿弗纳指示安德雷斯把五万五千块的一半用崭新的百元美钞付给他。然后让安德雷斯飞回法兰克福，再安排他跟托尼单独见面一次。

这个意大利人没有提什么问题，同意继续监视兹威特。这时阿弗纳的人也参加进来。他也同意在罗马附近给他们安排一套安全屋。托尼提出做这件事要增加十万。这似乎合情合理。这样，在斯蒂夫跟他们会合之前他们就“彩排”了一次。

斯蒂夫关于萨拉米的消息证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汉斯称它是一个“谣言”。这个词汇是阿弗纳满怀热情地从法国报纸上学来的，意思是虚假的流言——于是突击队又进行了一次暗杀兹威特的演习。这一次，斯蒂夫也参加了。每次彩排，托尼安排的司机都不同，但监视员不变。兹威特是个非常合作的目标。他的日常安排，即使在每个细节方面，都从来没有改变。这是被害人对害他的人给予的最大的帮助。

在突袭之前的这段时间，他们的食宿由他们自己安排。卡尔坚持这样做，因为这样安全。托尼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他的人只是到预先安排好的大街上的某个地方去接阿弗纳和他的同伴，彩排完之后把他们放在另一个地方。(后来阿弗纳渐渐相信，尽管他们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托尼还是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在罗马找到他们。整个城市似乎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托尼和他的人暂时见不到的惟一一个人就是卡尔。他总是躲在隐蔽的地方，看有谁跟在托尼的监视员后面监视他的监视员。他还要准备备用逃离路线、安全屋和证件。他是突袭队的安全网。如果哪里出错了，只有他才有机会看出来，并向其他的人发出警告。

突袭之后，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卡尔第一个到达现场。他要处理任何跟他们有牵连的东西，甚至提供假线索。他要把第一辆帮助逃离的车子停到另一个停车场。他要搞清楚官方在现场的所思所想，或者初步调查和追击的方向。

所有这一切都使卡尔成了一个大忙人，也成了最容易暴露的人。

到10月13日，只剩下那辆帮助逃离现场的车子悬而未决了。他们其中一人，也许是斯蒂夫，开一小段路之后，要把车丢在现场附近。很显然，这样的一辆车不能是托尼的人登记的。可以是偷来的，但似乎不用冒这样的危险。而租车又会浪费一套证件，而且在租赁处还要把托尼的一个人或者阿弗纳的一个人的资料登记下来。

“我们还需要一辆车。”阿弗纳对托尼说。“一辆也许要扔掉的车。”

就像他以前接受他们所有的要求一样。他们坐在那佛纳广场附近的一家路边咖啡馆里，继续用勺子舀着冰淇淋。“可以安排，”他回答道，然后说了一家美国汽车租赁公司的名字及其一个分部的地址。“他们会给你租一辆外地车牌的车子，不必担心证件的事。如果警察去租赁公司调查，他或者她会告诉他们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得克萨斯人拿着一张‘晚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在米兰租的。不过，你要出一万块。”

他感到吃惊。

“但你不是欠我的。”托尼继续说。“我给你一个巴黎的号码，你下次到那之后，打这个号码，找路易斯。告诉他，我告诉过你你欠他的东西，付给他就行了。不用着急，一个月之内就行。”

这很有趣。难道托尼也有老板？或者有个合作伙伴向他收取在罗马活动的特许费？或者仅仅因为他欠“路易斯”一万块而让阿弗纳给他带去，省去了自己亲自飞往巴黎的麻烦？

或者，就像卡尔听说过这件事之后若有所思地说的那样，难道是个陷阱？但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的第六感觉没有向他发出警告。

在国际间谍、国际走私、国际犯罪和国际恐怖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武器交易商、线人和其他私掠者。有时候，他们形成比较松散的组织——一个互相联络的网络，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体系——如果他们提供不了顾客需要的服务，就把顾客转给其他人。只有少数人有政治动机，其余的则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钱。只为一方服务——尤其是那些地下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总是在快速地变换同盟者——一般来说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不过，交易商们会在某项活动或某件商品上划一个界限——有些人也许从来不碰毒品或弹药，有些人也许专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有些人并不是为一个特定的国家工作——他们通常会给所有愿意出好价钱的顾客提供信息和服务。然而，至少从短期来看，私人侦探或其他合法商人不会把顾客卖给另一个人，他们也不会。“无论托尼怎么想，或无论他怀疑什么，”阿弗纳对卡尔说。“他都知道我们付给他的钱是干净的。”

还剩下一个问题，用行话来说就是“谁和什么”的问题。这只与四个人有关，因为卡尔的工作总是一样的。斯蒂夫无疑是最好的司机，所以那辆逃离现场的车子由他来开。按照以色列军队的传统，作为领导，阿弗纳不让自己当枪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第一次行动中。事实上，其他队员都认为这理所当然。但另一个枪手是罗伯特还是汉斯呢？

“我不是推销自己。”他们一开始讨论如何分工时罗伯特就说道。尽管他说的是希伯来语，听起来却像英语。“但我熟悉武器，我……”

汉斯笑了。没有人怀疑他在弹药方面的卓越才能，但他们都熟悉小手枪。“别客气，”那个年长的人一边说，一边拿起杂志，戴上眼镜。“如果你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替我。只是结束后安慰安慰我就行了。”

这是从反面胜人一筹的本事，跟阿弗纳以前所在的部队非常相似：声明你一直以来都不想上火线，但你说话的语调让别人觉得你说的并不是真心话。不过，在这次任务中，谁说得清？也许汉斯是真的乐意不去干这个活呢。也许他们都乐意。

尽管如此，两天之后，活干完了。兹威特死了。

现在，在拉提那郊外一座农舍的后院里，阿弗纳漫步在矮小的杏树之间。他闻着海水的味道，沐浴着10月末的阳光，感觉——呃，并不快乐，但很显然，也并不悲伤。感觉——几乎没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关于这点，没必要撒谎。事实证明，尽管他们是从零开始的，但他们能干好，到今天为止也就三个星期。就靠五个“野客”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阿弗纳搞不清罗伯特在想些什么，或者其他同伴在想些什么。他当然不喜欢在门廊里向一个手里提着装有面包卷纸袋的人开枪。如果他不用于的话，他就不会再干了。但是——这件事没有他以前想象的那么糟。他的食欲没有减退，也没有失眠，也没有做噩梦。那天早餐时他吃得饱饱的。但是吃得香吗？如果是个正常人，没有谁吃得香。

无论如何，在队员之间这件事不是一个谈论的话题。在突袭前后不是，在任务完成后也不是。确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是“人生哲学”，绝对不谈这种感觉。他们必须无时无刻地谈突袭，很少谈别的，但不用这样的字眼。那种没有说出口的感觉是，干这样的事情已经很难了，谈论只会使它变得更难。

也许，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内疚了，表现在，他们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特别有礼貌，特别肯帮助他们。他们对酒店餐馆的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和银行的出纳员使用的语言全是“请”和“谢谢”。老太太无法过马路，斯蒂夫停下车，跳下车去帮她。一个陌生人拿不下东西，汉斯弯下腰，把它提了起来，像个常备的童子军。阿弗纳和卡尔跟那些出差在外充满爱心的丈夫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去买纪念品寄回家。在罗马，在突袭的前几天，阿弗纳看见罗伯特把一个崭新的机械玩具送给大街上的一个流浪儿。这个流浪儿当时来到他们的桌旁，呆呆地看着他们。当然，罗伯特温厚、和蔼，但阿弗纳觉得他有点画蛇添足。

10月7日下午早些时候，卡尔乘坐托尼的汽车到达拉提那。这是事先商量好的，只有突袭之后卡尔才跟托尼接触。然后托尼亲自驾车送卡尔到安全屋。当时的安排是，如果一切顺利，卡尔就交付最后一笔费用。托尼似乎也满意这种安排。

在拉提那，托尼从汽车里出来时，一定不仅知道了他的人一直在监视的那个人怎么样了，而且还一定知道了阿弗纳和他的朋友与此有关。然而，托尼什么也没说，根本没有讨论这个话题。那个意大利人报了数目之后，把钱收下，是现金。离开之前，他提醒阿弗纳，把那一万块租车费尽早给巴黎的路易斯。

阿弗纳就是这样与路易斯认识的。路易斯是“爸爸”的长子，是“集团”中的二号或三号人物——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阿弗纳对“爸爸”和他的孩子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对他们的了解是个渐进的过程。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见面。突击队又在拉提那待了几天，卡尔把所有的武器、证件，甚至他们的衣服都收起来处理了，同时把新的证件和衣服发给他们。他报告说，在突袭后的几分钟之内意大利警察就到现场了，也许这时突击队刚刚从绿色的“菲亚特”中转到几个街区以外的货车里。卡尔说，他在警察发现“菲亚特”之前朝里面看了一眼，没发现有什么会牵连到他们的东西要捡起来(罗伯特认为他在换手枪弹夹时掉了一个东西)。卡尔偷听到几个证人在跟警察谈话——意大利的调查，至少在最初阶段，是不难偷听到的——但在卡尔看来未能提供出什么让突击队面临危险的情况来。

他们离开拉提那的时候，卡尔还要去罗马把他们留在各个藏匿之处的武器、钱和证件收起来。但是，只有在得知其余队员在法兰克福平安无事时，他才能着手办这件事。

罗伯特和斯蒂夫飞往苏黎世，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法兰克福。阿弗纳和汉斯晚一天离开，直接从罗马飞往法兰克福。过境的时候海关人员连他们的证件都没有看。第一次报复行动——包括最困难的部分，撤离——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他们没有等到名单上的任何恐怖分子的消息。其中一些人可能一直在欧洲，但一直躲在中东也同样有可能——阿弗纳的突击队不能在中东采取行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出来。还有一些也许躲在东欧或古巴，也在他们能采取行动的区域以外。

那么，只剩下软目标了——伊弗里姆名单上的三号、五号和九号。实际上只剩下三号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了，五号法学教授阿尔一库拜斯和九号戏剧导演布迪亚仍然下落不明。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在巴黎。

他们讨论一番之后，一致同意，最聪明的一招就是让阿弗纳去巴黎。虽然汉斯对法国首都和语言是最为熟悉的——而阿弗纳几乎不会说法语——但汉斯最好在法兰克福的安全屋里他自己搭起来的小小“实验室”里制作证件。阿弗纳确实也比较熟悉巴黎。不管路易斯是谁，是给他付钱的时候了。不完成托尼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下下策。在一桩债务不能通过法律来执行的生意中，他们就倾向于通过法律之外的一种强硬的方式来解决。不管怎样，就像罗马的托尼一样，巴黎的路易斯也许对他们有用。

虽然他并不认为和路易斯的见面就是一个陷阱，但阿弗纳还是决定跟安德雷斯和伊冯一起去。他同意卡尔——他们称他为“谨慎的卡尔”——的观点，即让安德雷斯先跟他接触会安全一些。在与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生意往来中，安德雷斯似乎跟路易斯打过一两次交道。他向阿弗纳描述道：“有点像托尼。”也就是说，也是一个激进的年轻人，“过了”谈论政治的“阶段”。就安德雷斯来说，他不介意再帮一次老朋友——他已经带着欠托尼的钱去过罗马了——因为去法兰克福“红色军团”巢穴的佣金很多。事实上，正如汉斯抱怨的那样，“我们正在让欧洲半数恐怖分子泡在牛奶和蜂蜜里面。他们不久就会放弃俄罗斯，来给我们干活了。”

阿弗纳当然明白汉斯的意思。这是一句反语：以色列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匪帮提供了资金，而他们经常帮助敢死队来恐吓以色列。这是一个愚蠢的恶性循环。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到恐怖组织头子。“打入恐怖分子网络。”伊弗里姆曾经说。他一定知道，给恐怖分子钱是惟一的途径。

其他人也同意阿弗纳的观点。“我们的任务不是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伙计们。”斯蒂夫说。“我们把这个留给那些重要人物。而且，”他补充道。“这种事情两边都说得通。看看安德雷斯那个家伙。他现在一定知道了他在帮我们消灭他的朋友。”

阿弗纳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安德雷斯在突袭开始之前很久就离开了罗马。他从来不知道阿弗纳要托尼监视的那个人的名字。在意大利，兹威特的死没有刊登在头版。在德国，几乎没有报道这件事。安德雷斯也许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即使听说过，也没有这样去联想。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经常互相残杀。

即使安德雷斯这样去联想了，他还有可能会接受阿弗纳的解释，他只是一个佣工，收集恐怖分子的信息是为了再卖出去。他会以为阿弗纳把它卖给了竞争对手，而不会想到他儿时的朋友会去突袭谁——托尼也不可能告诉他。他不是傻瓜。

但汉斯是对的。这件事情有时候确实很荒谬。也许聪明一点的做法就是不要想得太多。他们只是特工。如果他们得知老板甚至伊弗里姆秘密参与其中的话，那这一切就会非常明显了。也许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这一切更有意义了。

在巴黎，阿弗纳让安德雷斯拨了路易斯的电话。电话号码是托尼给他的。很明显，这是左岸一个小酒馆的电话。安德雷斯以自己的名义给路易斯留了言，告诉他在哪几个时间可以给他宾馆回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刚过，路易斯回电话了。当时阿弗纳和安德雷斯正在安德雷斯的房间里，他拿起分机。

“你好，路易斯。”安德雷斯用法语问道。考虑到阿弗纳，他立即改成了英语。“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在巴黎，他给你捎来了托尼的一个口信。”

“我正等着呢。”路易斯回答道。他的声音很轻，但充满了阳刚之气，跟电视主播的差不多。他的英语有一点口音。“如果他方便的话，告诉他今晚九点在这里见我。”

安德雷斯瞥了一眼阿弗纳。“我想九点没问题。”他说。“但我想他更喜欢在皇家蒙梭饭店前面见你。你肯定知道，在欧奇大道。”

“我当然知道。”路易斯回答道，听起来有点挖苦的味道。皇家蒙梭饭店是巴黎有名的酒店之一，决不便宜。“他住在那里吗？”

阿弗纳对安德雷斯摇摇头。

“不，我想不是。”安德雷斯回答道。“但他想在那里见你。”

“好吧，”路易斯简短地回答道。“告诉他我九点到那里。我会停在……前面，哦，是一辆黑色‘雪铁龙’。菲菲跟我一起。”

“菲菲是一只狗。”路易斯挂断电话后，安德雷斯解释道。“会客时他经常带着它。呃，至少你去找他时不会那么麻烦。”

阿弗纳对这样的习惯表示理解。他也不介意随身带着查理，甚至在执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中都不介意。他实际上就住在皇家蒙梭饭店，但暂时还不必让路易斯知道。甚至安德雷斯都不知道。阿弗纳告诉他，他会住在朋友们的家里。这个时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虽然“安全”这个词只是一个玩笑而已。零风险！他们航行在未知的水域，但没必要让那些扛着卡拉什尼可夫步枪的人轻易地抓住他们。

九点钟，那个人敏捷地打开一辆黑色“雪铁龙”的乘客位旁边的车门。他三十出头，穿得很体面，是那种漫不经心的体面。他长得很好看，有点胖，像托尼。但五官轮廓要分明得多。“住嘴，菲菲。”他对后座上汪汪直叫的阿尔萨斯牧羊犬说。“这位先生不会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东西。相反会给我们东西。”他补充道。然后转向站在人行道旁的阿弗纳。

“我希望你的狗懂英语。”阿弗纳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厚厚的信封，一边回答道。

路易斯大笑着伸手去取信封。他朝信封里看了看，那一叠一叠的百元大钞连点都没有点一下就放进了公文包里。“谢谢！”他说。“你是只想把这个给我，还是想一起去喝一杯？”

“如果只是随便吃点什么，”阿弗纳说。“那就这么定了。”

“好。”这个法国人答道。“在巴黎有非常喜欢的去处吗？”

听起来还不错。如果路易斯想设埋伏的话，他就会提议去一个地方——他很显然知道阿弗纳知道这一点。“这条街上有一家小餐馆。”他对路易斯说。“我觉得不错。”

路易斯顺着阿弗纳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点点头。“我二十分钟后到那里找你。”他说着，猛地关上车门，开走了。阿弗纳希望他不要走——但他能理解路易斯，他无非是不希望坐在餐桌旁，手里抓着一个装有一万元现金的公文包。

这家小餐厅叫欧奇烟店，离戴高乐广场只有一两个街区。坐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可以看见凯旋门，这与阿弗纳通过名信片了解的大城市相符。然而，在这个11月份的夜晚，他选择了餐馆里面的一张桌子。二十分钟后，路易斯来了，没带公文包，也没带那只阿尔萨斯牧羊犬。他很高，当然不瘦，看起来比在车里高多了。他的脸跟法国老牌影星伊夫·蒙当很像——非常精致，有点厌世，但非常惹人喜爱。阿弗纳立刻喜欢上了他。出于某种原因，他感觉路易斯跟他是同一类人——比托尼更像同一路人，比安德雷斯更更像同一路人。

路易斯似乎也喜欢阿弗纳。他们第一次谈话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谈了几个小时。吃完晚饭，他们闲逛到凯旋门，然后一直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到协和广场，又走回来。大多数时候都是路易斯在讲。

很久以后，阿弗纳想起这次谈话时才明白那个法国人讲的是什么。他当时有些走神，没听懂多少东西。路易斯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时候提到的一些事件、作家或观点阿弗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说的主要意思似乎是，这个世界是个相当可怕的地方，充满了战争、痛苦和苦难。许多人似乎认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个世界变得很糟了。只有人们成为宗教信仰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还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解放阿尔及利亚、妇女跟男人平等，或者加拿大人停止屠杀小海豹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按照路易斯的观点，这个世界不可能治理好，除非所有现存的机构被抹去——如他所说，变成“一张白板”——人们又可以白手起家。因此，他说，对明白这个的一群人来说，其他人是否在为这个事业或那个事业奋斗并不重要，是否在为未来的什么主义还是在为教堂的荣誉而摧毁一个地方并不重要。路易斯解释道，只要人们把它摧毁了，他们就帮了人类社会的忙。理解这一点的一个小组织——一个名为“集团”的非常小的组织，它更像一个家庭——会帮助这样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赞同他的事业。路易斯说，更确切地说，这个“集团”赞同每个事业。如果你停下来考虑考虑这一点，那么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没有不正义的事业。

当然，“集团”并不是为被摧残的地方和人而欢欣——只有疯子才会感到高兴——但是他们明白，人们把一切摧毁得越迅速、越彻底，摧毁掉这些事物的速度就越快。就这么简单。

阿弗纳并没有因为路易斯说的任何话而有丝毫动摇。如果他越夸大其词，或者说得越热烈，阿弗纳就越会把它看成是胡说八道，比法兰克福安德雷斯的那些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本科生的空谈还要荒谬得多。但路易斯的说话风格是冷漠、自我贬低和幽默，或者是一种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的斩钉截铁的风格。他就像一个非常沉着地站着表演的喜剧演员，总是让阿弗纳开怀大笑。即使他严肃的时候，也不是认真的。“看看那些所谓的强国，”他说。“看看中央情报局，常常被自己的尾巴绊倒，或者看看穿着邋遢裤子的克格勃，他们都是野蛮之徒。再看看巴黎，看看周围：一千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上？

“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我们永远比他们要聪明。我们甚至在女人的体验方面都要比他们稍强一些。”

又过了一年之后，阿弗纳才完全明白路易斯在他们第一次在巴黎散步时说的话——或者他为什么说那样的话。阿弗纳的第六感觉亮起了绿灯，但是真正明白他的话是在又进行了两次突袭、花了几千块钱，直到他见到了“爸爸”本人——路易斯的父亲——之后。“爸爸”曾是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他头发灰白，脸色红润，看起来有点像阿弗纳的父亲。不同的是，他穿着老式的黑色衣服，怀表上粗粗的金链子从他的胸前垂下来。“爸爸”这位爱国的法国人，曾经在法国被占时期炸毁过许多德国卡车和火车——他眨着眼睛解释说他曾经爱上过这一行。“爸爸”这个精明理智的法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愚蠢的农民——在战后意识到，可以从世人无可救药的激情中赚到很多钱。“爸爸”曾经把路易斯和他的两个弟弟送到索尔邦大学，并不是让他们在这座著名学府吸收必学的书本知识——书本知识，狗屎！——而是让他们留意其他热情大胆的青年男女，这些人也许将来对“集团”有这样或那样的帮助。

阿弗纳也许永远理解不了“爸爸”和他的家人——包括路易斯在内的三个儿子，一个年纪稍大的叔叔和两三个堂兄弟——他们在欧洲经营着这样一家了不起的支持恐怖分子的组织。比如，他一点也不理解“爸爸”的政治策略。实际上，它们似乎与他们第一次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时路易斯模模糊糊解释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没有多大关系。表面上，“爸爸”藐视所有政府，包括法国政府，还说，他决不给政府干活，也决不允许“集团”中的任何人给他们干活。一谈到美国、苏联或者英国情报部门，他总是耸肩做鬼脸，甚至朝地上啐唾沫。哦，狗屎！“穆萨德”，狗屎！

他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似乎特别厌恶，他认为他们有一个反对欧洲大陆人民的巨大的阴谋。虽然他也不喜欢俄国人，但似乎俄国人还没那么招他烦，他对德国人的憎恨甚至都没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那样强烈。实际上，他之所以谴责英国人，似乎是因为德国人、俄国人、两次世界大战，动荡不安的非洲和中东的关系。是因为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帝国，从法国人那里夺走了一个帝国，还是因为战后又这么急匆匆地将它拆散，“爸爸”才这么谴责他们不得而知。作为一个热爱欧洲大陆的人，一个天主教徒，甚至一个农民，一个普通人，一个把自己看作光荣的法国革命的继承人，“爸爸”似乎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比目前世界上的任何一场冲突的历史都悠久得多。这场战争的起源消失在欧洲历史的迷雾中，也消失在他自己的脑海里。这场战争是反对傲慢的英国女王和奸诈的英国贵族。这些贵族在海伦娜岛把砒霜放在波那巴·拿破仑的汤里。

但是如果“爸爸”看见森林有困难——至少对阿弗纳而言——那他看见树木却没任何困难。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他的儿子们熟悉地下活动这个稠密森林中的每一棵树木。在法国当然是这样，在欧洲也许也是这样，或许在全世界都是这样。说“集团”了解每个参与无政府主义革命这个巨大的极其复杂的网络的恐怖分子、招募员、组织者或间谍的信息，那是夸张，但说他们了解相当一部分人的信息，并且会把这些信息卖给愿意而且能够出资购买的人，则一点都不夸张。正如路易斯和“爸爸”在他们对阿弗纳有了足够的信任之后，自豪地向阿弗纳指出的那样，他们决不——至少决不有意识地——卖给任何政府。与政府打交道有违他们的原则，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觉得太危险。政府和情报机构太不可靠，太不讲道德，而且效率低下，充满谜一样的办公室政治。他们甚至不知道“荣誉法典”的含义，那是盗贼们的法典。

除了出售信息之外，“爸爸”也出售服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抗德的那些年里，首先学到的东西就是需要给游击队员提供安全屋、交通、食品、衣服、武器和证件，还需要人在任务完成后对所有事务，有时候也包括尸体，进行处置。这样的工作——还有监视工作——秘密行动在哪个国家进行，就由哪个国家的普通男女来承担，这样会更好、更容易一些——这些人在他们从事合法职业的过程中也许就能成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只是一个钱的问题而已。“你对锁了解多少？”他们稍微熟悉一些之后“爸爸”这样问阿弗纳。“我——我给你派个锁匠来。你要挖墓穴？那我就给你派个挖墓穴的人来。费用不高，不是吗？”

作为农民的“爸爸”，他最伟大的发现是，有些人为了一点小钱什么事都愿意干。许多人愿意做很多事情，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做一些事情。比如，任何人都不会只满足于一点糊口的钱。一个司机开车，一个制造枪炮的人制造武器，或修理武器。为了让他们得到这些“小”费，要他们额外做的事情不要告诉他们的管理部门。这个——在不可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以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干。这确实意味着要在许多国家支付许多人的工资，但“集团”的经费充足，可以支付这些费用。

“爸爸”的另一个伟大的发现是：跟所有其他的外国人一样，特工进入或离开一个国家时常常是乘坐预定的航班、火车或轮船，有时候也乘坐私家车。很少有特工会在和平时期自找麻烦地翻山越岭，从无人防守的边境过境，或者乘坐私人飞机从隐蔽的飞机场起飞。他们一旦进入一个国家之后，就特别喜欢某些城市，喜欢这些城市的某些酒店、银行、租赁机构和餐馆。因此在那些地方和关键路口安排一些人，这些人惟一的工作就是当一个已知的——或者不知但可疑的——外国人一到便立即报告。这样就能将相当一部分恐怖分子和特工纳入“爸爸”的监控范围之内。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是相当一部分，足以把生意继续做下去。

然而，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以后才发现的。凌晨一点阿弗纳在凯旋门对路易斯说“再见”、“保持联系”时还根本没有提到“爸爸”。“我的车从这里走，”路易斯指着维克多雨果大道说。“如果你不需要我陪你走回酒店的话。”

阿弗纳笑了。“我不住在我们见面的那个酒店，”他说。“我搭的士就行。”

路易斯也笑了。“我多愚蠢啊，”他说。“你当然不住在皇家蒙梭饭店317号房间。我忘了。”

阿弗纳扬了扬眉毛，点点头。好。路易斯非常善良，暂时也非常安全。如果他打算伤害他的话，就不会让阿弗纳知道他知道他的房间了。

“很高兴见到你。”路易斯继续说。“托尼告诉我跟你做生意很愉快。记住，如果你需要什么，请让我知道——无论什么。我不能向你保证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有——但可能有。记住。”

“我会记住的。”阿弗纳回答道。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路易斯开始离开时，阿弗纳说：“噢，路易斯，还有一件事。”

路易斯转过身来。

“你知不知道，”阿弗纳问道，“一个叫汉姆沙里的人？”

路易斯朝阿弗纳走了一步。

“我知道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他说。“他住在巴黎，但我觉得他现在不在城里。”

“我过几天打你给我的那个电话。”阿弗纳说。“如果汉姆沙里回来了，你愿意让我知道吗？”

路易斯点点头。“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号码，”他对阿弗纳说。“我可能不在那里，但如果你在巴黎时间下午六点十五分打过来，你不用留下你的姓名，我就知道是你。给我留个号码就行了，我好给你打回来。”

阿弗纳记住了那个号码，希望在把这个号码给汉斯之前不要忘了。记数字不是他的强项，虽然跟记名字比起来他更擅长记数字。用新身份登记入住酒店时简直是一场噩梦——他记不住自己应该是谁。据传，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一个年轻的“穆萨德”受训人员身上发生过。阿弗纳常常嫉妒汉斯或卡尔那样的人，无论什么，他们都能记住。

但是，他与路易斯的见面让他很兴奋。事实上，他是那样的兴奋，以至于当他走过皇家蒙梭饭店空无一人的门厅时，他被一种恶作剧心理控制着。他想做些事情，做些恶作剧，完全是由于精力过剩。阿弗纳一直喜欢恶作剧。这一点一定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但最后他恢复了镇定，什么也没做。为了一个恶作剧而让整个任务面临危险是绝顶的精神错乱。

一件关于突击队的奇妙的事情是，他们实际上都是顽皮的人，对恶作剧有瘾。他们常常不得不有意识地抵制它。比如，斯蒂夫做了一个硬币，两面都是“正面”——因为知道罗伯特常常选择“反面”——他就用抛这枚硬币来决定谁去购物或做饭。爱好机械的罗伯特几个月后才识破诡计，而且还是因为其他人突然笑起来才发现的。阿弗纳最惨，他在毫无防备的时候告诉其他人，他小时候别人常常叫他“顽童”，很快斯蒂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顽童妈妈”——把他喜欢恶作剧和总是喜欢操心队里其他人的整洁和吃相问题结合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办了退房手续，给安德雷斯和伊冯打了一个电话。安德雷斯和伊冯在巴黎有他们的安排。然后他就飞回了法兰克福。同一天晚上，阿弗纳向他的同伴们汇报了跟路易斯见面的情况。

“怎么样？”汉斯看着卡尔问道。

卡尔点燃烟斗。“听起来跟托尼一样好。”他说。罗伯特和斯蒂夫点点头。

阿弗纳喜欢突击队这一点。也许他们跟他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不小题大做。没有没完没了的“如果”和“但是”，没有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精心策划是对的，但也不要患得患失，那是没用的，人的大脑多丰富啊，能想到多少东西啊。太谨慎就与胆小无异了。他们不是这样的人，都不是。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悬殊，如果他们觉得正确——就立即行动！也许那些在外散居和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对“犹太人”这个词的态度不是这样，但是没有这种态度，以色列永远不会出现。至少对阿弗纳来说是如此。

下一个是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伊弗里姆名单上的第三个目标。

第七章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阿尔及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人们有时候称他“汉姆沙里博士”。他在“阿拉伯联盟”办公室占有一席之地，出版了一份时事通讯“信息快报”，并与位于法国首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各位阿拉伯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跟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他有教养，举止得体，其穿着与行为像个外交官。在某种程度上，马哈茂德·汉姆沙里比法国人还法国人，过着保守——真正资产阶级——的生活。他在一套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中产阶级的日子，左邻右舍也都是中产阶级。他跟法国妻子玛丽·克劳德和年纪尚小的女儿阿米娜生活在一起。

他是一个软目标。

熟悉马哈茂德·汉姆沙里的人不知道的是——至少在“穆萨德”看来是这样——他是欧洲恐怖主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是一个外交官。但在这个身份的背后，据说他协调过在哥本哈根袭击本·古里总理的恐怖活动，还协调过在半途炸毁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恐怖活动。

在慕尼黑杀戮奥林匹克运动员也是他协调的。

按照突击队获得的情报，汉姆沙里博士还没打算收手。相反，他与名单上的另外两名软目标一起，正在组织一个包括许多法国人和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内的恐怖网络。汉姆沙里据说是“黑色九月”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塔赫”公开的立场是反对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开展游击活动。然而，私底下，“黑色九月”组织却成为“法塔赫”的“爪牙”。极端分子的暴行遍布中东和欧洲。这种分工由来已久，这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运动的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俄国19世纪的“伊舒廷尼茨”运动。它由一个外圈和一个内圈组成。外圈由高尚正派的理论家、活动家和辩论家组成，称为“组织”。内圈由刺客组成，明确地称为“地狱”。

“从淋浴器里伸出一只手来杀死他怎么样？”阿弗纳问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伊舒廷及其追随者，但他对沐浴却是全神贯注。

其他人耸耸肩，但没有笑。阿弗纳不是开玩笑的。他们一致认为，汉姆沙里跟兹威特不一样，杀死他的方式要引人注目。速度不要像第一次那么快。汉姆沙里回到巴黎也许还有几个星期，到那时他们应该已经做好计划，不会错过杀死他的机会。他的死不应该仅仅是复仇，而应成为一个对其他恐怖分子的警告，这个警告就是“犹太人的手很长”——如伊弗里姆所说——任何掩护，任何表面的高尚都不能确保其人身安全。

同时，不要对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造成伤害，也不能给其家里、汽车里或办公室里的任何人带来伤害。即使事实证明这些受伤者是他的同伙或支持者，也无法减轻突击队员犯错误的责任。就更不用说把一个真正无辜的旁观者伤了。除了伊弗里姆名单上的那十一个人之外，不应伤及其他人。

从阿弗纳个人来讲，他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确保这一点。试一试当然是可以的，但这就意味着，很可能不能再用“爆炸”的方法了。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老这样说。”罗伯特有些生气地说。“炸弹是可以精确控制的。他们可以像子弹那样集中，影响范围可以像子弹那样有限。如果动脑筋设计的话，他们不会扩散到直接目标以外。”

“好吧。”阿弗纳回答道。“别生气，我们愿闻其详。”

“我还没有想好。”罗伯特说。“我只是不希望你们一开始就把我排除在外。”

“噢，我们绝不会把你排除在外。伙计。”斯蒂夫辩解道。“在他厕所里装个炸弹怎么样？他拉屎的时候大概只有一个人吧。”

“请不要恶心了。”汉斯做个鬼脸。很显然他感到不愉快了。

11月20日左右，路易斯向阿弗纳报告，据他所知，汉姆沙里回巴黎了。而他们的计划却没有任何进展。路易斯接着说，“集团”还有一些情报阿弗纳也许会感兴趣。路易斯了解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三个参与巴勒斯坦运动的人会在日内瓦开会。阿弗纳对这些人感兴趣吗？

“是的，感兴趣。”阿弗纳回答道。

路易斯小心翼翼地咳了一下。“我可以认为，”他说，“我们是在谈生意吗？”

“当然。”阿弗纳回答道。等着路易斯说出一个数字。然而他没有。很清楚，他对阿弗纳对他的理解感到满意，他准备以后再提出这个数字。这跟律师、医生或其他职业非常相像。“你说过一个叫法科瑞·阿尔一乌玛尔的人吗？”

“嗯。”阿弗纳说，不置可否。事实上，他不认识。

“我认为，他要跟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见面。”路易斯说。

阿弗纳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他们是硬目标，名单上的头号和二号人物。慕尼黑惨案幕后的人物，尤其是萨拉米，他是伊弗里姆所说的恶人之首。

“在日内瓦吗？”他问路易斯，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

“我的理解是这样。”路易斯说。

“我们对日内瓦感兴趣。”阿弗纳说。他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我们也对巴黎感兴趣。你能不能两个地方都严密注视。我们当然会给你钱的。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打回来。”

“我会的。”路易斯回答道。

第二天，阿弗纳、卡尔以及斯蒂夫飞往日内瓦。汉斯和罗伯特两天后去那里跟他们会合。他们决定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他们在洛美勒斯路上的一个酒店里订了房，这里离万国宫不远。日内瓦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秘密活动的地方，对“穆萨德”来说尤其如此。不仅安全屋难租，酒店也特别不适合作特工基地。瑞士的情报部门，说得委婉些，是不合作。只要外国人在谈判、购物、跟银行往来以及滞留期间规规矩矩，而且尽快离开，他们就欢迎。瑞士不反对粗野的商人，只反对粗野的生意。

但是，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还是值得去冒险的。如果突击队谁也没干掉，就干掉这两个，他们就算成功了。他们五个人从一开始就一致认为，一旦有萨拉米的线索，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人去追捕他。在“穆萨德”看来，萨拉米是杀害十一位以色列运动员的罪魁祸首。

但事实证明，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在日内瓦会面的消息不实。实际上路易斯在两天后跟阿弗纳通电话时用了一句英语。“如果我让你们白费了半天劲的话，”他说。“我感到抱歉。”

另一方面，汉姆沙里一直待在巴黎。11月25日，阿弗纳在日内瓦跟路易斯联系时，他几乎能像托尼报告威尔·兹威特的行踪那样报告汉姆沙里的行踪了。就像在罗马一样，不讨论监视的理由。虽然路易斯从一开始就猜到了阿弗纳的意图，讨论的话就等于严重违反了规则，甚至会让路易斯完全从这次行动中退出。这是假设——但事实也是这么回事。阿弗纳相信，如果他让路易斯给他弄一支枪，挖一个墓穴，在一个小时内准备好，他会照做。但如果要路易斯帮他去杀人，他就会说不。路易斯只提供情报和服务。怎样使用这些情报不再是“集团”的事。

汉斯说，汉姆沙里的所作所为跟本丢彼拉多差不多。

他们在讨论这次或其他暗杀行动时，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总是使用纯粹的技术术语。这次罗伯特想出了一个精心构思的方案，既满足了炫耀的要求，也满足了安全的要求。这个方案是在讨论汉姆沙里如何招募恐怖分子和如何策划恐怖活动时想出来的。

“他不是一直在使用电话吗？”罗伯特问道。“他家里的电话一定像个总机，打遍了整个欧洲和中东。那好！就让他死在电话上吧。”

第二天，阿弗纳、卡尔和斯蒂夫离开日内瓦，前往巴黎。汉斯坐火车回到法兰克福的实验室，制作证件。罗伯特飞往布鲁塞尔。

由于某种原因，在19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蓬勃的军事工业在相对平静的小国比利时发展起来。在列日的东北部地区、黑弗尔高地尤其如此。那段时间，不仅工厂里生产手枪、自动武器和炸药，而且周围的村庄和私人农场的小作坊里也经常生产。手工制造武器和饵雷的技术常常一辈一辈地传承下来，使比利时人——跟西班牙工匠一起(在西班牙，情况与此类似)——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制造隐蔽杀人工具的大师。说来奇怪的是，结束比利时和西班牙这种作坊式工业的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佛朗哥的胜利之师自然要坚持将所有武器的制造权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二战结束时，比利时的小型武器工厂消失殆尽。而西班牙的最高统帅佛朗哥只允许三家工厂制造手枪，其中一家生产左轮连发手枪。

在比利时，只有少数人在封闭的农舍里做传统工艺。但是，他们仍然为欧洲非法的武器市场提供了不少的武器。有些还是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罗伯特知道他可以依靠他们。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作为巴黎的代表，与新闻单位经常有接触。所以，在1972年1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在阿雷莎大街的一百七十五号公寓里接到一个要采访他的意大利记者的电话就不足为奇了。使他感到奇怪的也许是第二天他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见到那个记者的时候。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位记者似乎对巴勒斯坦的事一无所知。他一直对他的烟斗大惊小怪的。最后他向汉姆沙里说，他读一下他带来的资料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之后再来采访他。他们说好那个意大利人两三天之后再给他打电话。

卡尔觉得他扮演意大利记者的表现即使不是完美无瑕，至少也是相当好了，没有引起目标的怀疑。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熟悉汉姆沙里声音的机会。与此同时，阿弗纳和斯蒂夫非常仔细地勘察了巴黎喧嚣拥挤、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体面人士的十四区。汉姆沙里就住在这个区。他们开着路易斯给他们的“雷诺”汽车，花了两天时间练习接近的方法和逃离的路线。从维克多·巴什广场的皮埃尔·蒙鲁日教堂开始，这里大致是阿雷莎大街的中间点，离一百七十五号大约四个街区。他们随着早晨的车流从卢森堡花园一直到圣约瑟医院，再从蒙巴纳斯车站到科山医院踩点，决定袭击之后最好的逃离路线是沿着维钦托利街到勒菲弗尔大道，经过球馆，过加里利亚诺桥，然后沿着埃格泽尔芒大道，到达右岸他们的安全屋。若走这条路线，他们不需要把车丢掉。

与此同时，路易斯的监视人员报告了汉姆沙里的日常安排，相当有规律。他很多时间都跟阿拉伯人待在一起。其中一些很可能就是从事“武装斗争”的人员。跟以前的报告不同的是，他没有保镖。尤其是每天早晨的那段时间，几乎是同一个模式。八点刚过，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离开公寓。汉姆沙里夫人把阿米娜放在幼儿园之后，其余的时间通常去做自己的事情，晚上早些时候接上阿米娜之后，才回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

汉姆沙里会独自在公寓里待到上午九点。这时他会接到一个名叫纳内特的女人的电话，也许是他的情妇。她在右岸更为高尚的十七区有一套公寓，离涅尔大道不远——离一位突击队员在巴黎的安全屋也不远。纳内特会在离一百七十五号几个街区以外的一个邮局给汉姆沙里打一个电话。邮局位于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拐角处。也许她是想看一看汉姆沙里是否在家或者他的妻子和女儿是否已经离开公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她会回到“雷诺”汽车里，去接汉姆沙里。汉姆沙里这时已经在街上等着她了。在阿雷莎大街附近的消防站和几个被布篷覆盖的摊位旁找一个停车位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弗纳认为，最好的突袭时间是八点至九点之间。这时，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已经离开公寓，而纳内特又还没来。他这时不仅是一个人，而且还由于正在等纳内特的电话，不会让电话一直响着，肯定会拿起来的。突袭的时间取决于罗伯特要多久才能把炸弹设计生产出来，并走私到法国放在汉姆沙里的电话机里。

做炸弹相对来说简单。安全和选择性都不是问题。炸药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物质，通常在外面可以买到，比如黄色炸药或可塑炸药。然后在炸药里面放一枚小雷管——就是少量的非常不稳定的炸药，通常是氮或硫酸类物质——雷管可由击发或非常少的弱电流引爆。比如闹钟或沙漏计时器，或者任何无线电信号或干脆就是一个电视遥控器来机械引爆。

机械引爆有一个问题——比如，点火开关或汽车的变速杆——它会对任何人的操作做出反应，而且，如果目标正好和其他人在一起，无法使它不爆炸。如果有定时器的话，问题更大。不管是目标还是其他人，只要一靠近，都会引爆炸弹。炸弹分不清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阿弗纳的突击队把使用自动引爆器的可能性排除了。

由特工操作引爆器，可以看见炸弹炸死目标，只有目标才会被炸死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在城市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从炸弹处牵一根线到埋伏处，这样做也是危险的。无线电信号町以克服这个问题，但是义会引发新的问题，若有人在附近使用同样的频率，可能会随时引爆炸弹。

随着步话机、民用无线电和其他遥控设施的大量运用，意外爆炸的危险性很大，像罗伯特这样细心的爆破专家都无法安装这样一个接收器。为了避免炸弹在他们手里爆炸，除非有一个分开的开关让炸弹不爆炸。实际上，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这样一个分开的开关，它会打开炸弹的保险，通常是由被害人无意识地操作的。这时，也只有这时，使用无线电信号的观察员才能引爆炸弹。

罗伯特解释道，炸弹将装在汉姆沙里电话机的底部。听筒一从机座上拿起来，就打开了雷管的保险，这时就可以发送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了。

阿弗纳认为，如果真像所描述的那样，那这套装置几乎就没有什么意外了。是几乎没有什么意外。但是，由于炸弹必须在袭击前至少半天内装好，如果汉姆沙里夫人那天晚上决定坐下来跟她的一个朋友长谈一番怎么办？如果附近的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决定按同样频率传送，而与此同时，装有炸弹的听筒也拿了起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罗伯特耸耸肩，很清楚会发生什么情况。没有绝对的零风险。他发明的这套装置会尽量把风险降到零。如果这样阿弗纳还觉得风险太大，他们就只好另想他法了。电话机底部没有地方装两个接受器，每个频率不同，一个打开炸弹的保险，另外一个引爆它。

“好吧。”阿弗纳犹豫片刻之后说。“一定不要做得太大，好像我们要把他妈的整栋楼里的人炸死似的。”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罗伯特说。“我得尽量塞满炸药，确保站在电话旁边的恐怖头子被炸死。而电话机里的地方有限。”

12月6日星期三，炸弹从比利时走私到法国。阿弗纳拿在手里又小又轻。要不是阿弗纳记得他曾经见过信封里一盎司半的可塑炸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他认为几乎伤不了人——信件炸弹是恐怖分子最喜欢的武器。两个多月以前，慕尼黑惨案发生后没几天，“黑色九月”的一封信件炸弹在伦敦炸死了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希望它管用。”阿弗纳把盒子交给罗伯特时说。

同一天，突击队分成两组住进了路易斯提供的新的安全屋。他们以前一直住的安全屋也是路易斯安排的。

12月7日星期四，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按照计划，他们要等汉姆沙里夫人和阿米娜离开，纳内特驾驶“雷诺”接上汉姆沙里。这时九点刚过，罗伯特和汉斯要打扮成电话维修人员，身穿路易斯提供的制服，进入公寓，安装炸弹。罗伯特估计，这项工作也许要花二三十分钟，只会比这少不会多。阿弗纳、斯蒂夫和卡尔在大楼外等着——至于扮过意大利记者的卡尔，他不出现——提醒罗伯特和汉斯有没有汉姆沙里的家人回来。为了以防万一，路易斯安排了一对法国年轻夫妇。他们的任务就是缠着汉姆沙里谈话，直到阿弗纳或斯蒂夫向他们示意，另外两个人已从公寓里出来。

但是，纳内特那个星期四没有出现，连汉姆沙里夫人不久以后也回到了公寓。汉姆沙里本人根本就没有离开。

阿弗纳、卡尔、汉斯和罗伯特很快就离开了。他们已经知道，汉姆沙里的日程安排由于某种原因改变了，再在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前等几个小时也没有用。这样做甚至可能有危险。只有斯蒂夫和路易斯安排的那对夫妇仍然逗留在附近。晚上六点刚过，斯蒂夫就打电话说，汉姆沙里步行出门了，他准备跟踪他。

同伴们立即驾车回到十四区。汉姆沙里离开了，汉姆沙里夫人很可能也会离开去幼儿园接孩子——如果汉姆沙里不是去接孩子的话。罗伯特和汉斯仍然穿着制服，开着货车，到了一百七十五号对面最近的停车场。阿弗纳在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拐角处的邮局——纳内特总是在这里等汉姆沙里——等着。卡尔不出现。

阿弗纳几乎一到位斯蒂夫就打来了电话。汉姆沙里好像是去了奥斯曼大道上的“一个阿拉伯联盟之类的大楼”(斯蒂夫的法语比阿弗纳好不了多少，说不清是哪栋楼)。如果汉姆沙里夫人不久也离开的话，那么在他们两个人回来之前，突击队至少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阿弗纳从邮局走了三个街区，来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对面罗伯特的货车前时，看见汉姆沙里的妻子从公寓楼灯火通明的大门里出来。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去幼儿园接阿米娜。机会来了。这个时间修电话有点晚了，但是邮电部门总是会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而且，阿弗纳相信，在大城市里，人们在具备优雅举止的同时也具有惊人的冷漠。即使在巴黎，门警也不再有警觉性，邻居也几乎连问都不问。不管怎么样，突击队别无选择了。炸弹不会自己跑到电话机里去。

罗伯特和汉斯带着工具箱，消失在入口处的拱门之下。

阿弗纳一个人在阿雷莎大街的货车旁站了大约十五分钟。他希望有些口香糖。他以为自己看见卡尔在一个街区外过马路，但黑暗之中他又不能确定。阿弗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及时看见汉姆沙里或他妻子，从而给罗伯特和汉斯发出警告，如果同伴们在结束之前，他们就回来的话。

然而，几乎连撬锁的时间都还不够，罗伯特和汉斯就从街道那边溜达回来了。

“你们在开玩笑吧。”阿弗纳说。“都搞好了？”

“呃，我不知道。”罗伯特回答道。“我想明天早上就清楚了。”

12月8日星期五，八点还不到，他们就在汉姆沙里公寓大楼街道对面各就各位了。罗伯特、阿弗纳和卡尔待在大约两百码以外的货车里。斯蒂夫和汉斯待在离入口处较近的小车里。后者起着卫兵的作用，同时保证汉姆沙里夫人或者孩子在不该回来的时候回来。那天上午，路易斯的人不在场。

大约8点30分，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从大楼里出来。他们朝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由于纳内特随时都可能打电话，所以必须迅速行动。

卡尔从货车里出来，走到五十码以外的一家小酒馆旁的公用电话亭。他转了几圈，看看透过窗户他和阿弗纳能否清楚地看见对方。然后他拿起话筒开始拨号。

货车上，阿弗纳扫了一眼坐在身旁的罗伯特。罗伯特此时也望着卡尔的方向。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一根手指轻轻地放在索环开关上。

卡尔站在电话旁，把听筒凑到耳边。他的嘴唇似乎在动，但是距离太远，无法听见他说的话，甚至无法确知他是否在说话。即使现在他把烟斗衔在嘴里都无济于事。然而，阿弗纳看的不是卡尔的嘴巴，而是他的右手。卡尔慢慢地、从容地、有点造作地把右手举了起来，举到了头顶。他的手指稍稍动了一下。这是一个信号。

阿弗纳感到他身旁的罗伯特紧张了。他也一定看见了卡尔发出的信号——但是只有阿弗纳下令之后他才能动作。“开始！”阿弗纳猛喝一声。眼睛本能地向一百七十五号外面望去。

他没有听见身旁索环开关的咔嗒声，也没有听见任何爆炸声。但他看见了空中沿着前面的墙边突然出现了一道微光，整个大楼仿佛颤抖了一下。他看见由于强大的冲击力，一扇窗户的玻璃呈十字形裂开了。

几个过路人驻足观望。

有人打开二楼阳台上的落地窗，朝楼下的街上看了看，然后伸长脖子想朝上面的窗户看。

卡尔果断地向货车走来。

他们成功了。

他们又成功了。

晚上，他们搞不清情况如何。他们坐在安全屋里看电视，查阅最新的报纸。汉姆沙里还活着。毫无疑问，伤得很重。但从报道来看，无法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他被送到了法布圣雅克街的科山医院——虽然另一家医院圣约瑟医院近一点，但当时救护车的车头也许正朝着相反的方向——他也许已经告诉了警察，在爆炸前有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过电话。

电话里卡尔告诉其他人，汉姆沙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有些沙哑，好像刚刚醒米。卡尔搞不清是不是他的声音，他告诉他，他是那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电话是想采访他，然后问他是不是汉姆沙里博士。听到电话那头回答——是，我就是——时，卡尔挠了挠头顶。

罗伯特似乎特别不安，甚至替自己辩护。他说他应该使炸药的威力更大一些。但是，他们都说不能伤及其他人，所以他得设法确保炸弹的影响只限于这间屋子。按照早些时候的新闻报道，当局仍然不知道爆炸的原因，认为“蓄意破坏”的可能性极小。阿弗纳不太担心。即使汉姆沙里能活下去，他在很长时间里也失去了活动能力，也许永远失去了活动能力。至于他会告诉警察关于“意大利记者”的事，这似乎也无所谓。他们也许最终会把记者和爆炸联系起来——他们最后也许会发现是一颗电话炸弹，尽管炸弹的威力很大——但是到那个时候，卡尔已经走了很久，突击队再也不会用这种办法了。

他们在巴黎的安全屋里又住了两个晚上，把货车、小汽车和一些手枪还给了路易斯。他们把欠的钱付了——总共二十万，在以前几周他们已付给路易斯十五万——然后，他们各自乘坐飞机，用跟入境时不同的护照，于12月10日飞回了法兰克福。这天是星期天，警察蜂拥至巴黎各机场，但没有人怀疑他们。从这一点他们就知道，汉姆沙里还活着。

阿弗纳没有飞往法兰克福，而是去了纽约。

他这一趟的公开理由是因为一个传闻——这次不是路易斯告诉他的，而是汉斯以前在巴黎的一个线人——阿里·哈桑·萨拉米或一些高层恐怖分子要到那里去，协调有关在肯尼迪机场跟黑豹党人一起袭击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的事宜。虽然是个传闻，但也值得核实一下，尽管他并不真的相信。萨拉米是一个具有相当贵族气质的恐怖分子，个性鲜明，与黑豹党人不可能有很多共同利益。

阿弗纳去纽约也有私人原因，他想给肖莎娜找一套公寓。

他在心里列举了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想她了。实际上比他想象的更想她。在执行任务期间，有的任务可能要持续好几年，他也许无法回以色列看她，他也根本不应该回去。某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除外——这之后，还让不让他出来继续执行任务还值得怀疑。其他人——除没有结婚的斯蒂夫之外——都把家人弄出了以色列，而且已经去看过他们一两次了。

第二，他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种来自第六感觉的警告，即使在任务完成以后，他也不能回到以色列生活了。他不能回去——也许有一个理由——也许是这次行动上的，也许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去纽约？毕竟，阿弗纳一直想在美国生活(想做个美国人，用他母亲的话来说)，他去过纽约几次，他的想法仍然没有改变。至于肖莎娜，如果她到了纽约——作为执行任务期间的一种临时安排，他们偶尔可以见见面——也许会喜欢上纽约的，也许她不会坚持回以色列生活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阿弗纳需要肖莎娜。他才二十五岁。自9月以来他没跟女人上过床，他当然会盯着女人看，但他从不做任何事情。也许他想忠于妻子，也许仅仅因为压力太大了。据阿弗纳所知，除斯蒂夫之外，其他人也完全没有性爱。当然，他们有时可以见到妻子，或者他们并不需要——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话题。但是阿弗纳需要，非常需要。他在纽约西南部的布鲁克林租了一套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这栋楼里允许养宠物，所以肖莎娜也可以把查理带来。4月份的首期款已经付了，到那时他们的孩子应该有3个月大了。

12月20日——阿弗纳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当时他已回到法兰克福，他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简直难以置信。她在电话里给他说了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从她嘴里说出来，没有想到会从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口中说出来，也没想到会从一个丈夫正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妻子的口中说出来。“预产期是25号，”肖莎娜说。“我希望你在身边。”

一时间，阿弗纳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来他说：“我会过来的。”

“不，你不能。”肖莎娜说。很显然，跟阿弗纳的回答比起来，她刚才提出的要求更让她感到震惊。“别愚蠢了。我不是当真的。我这里都安排好了，25号就去医院，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是开玩笑的，你不必担心。”

“我会来的。”阿弗纳重复道。接着他补充道：“别对任何人说。”

两天后，阿弗纳携带一本德国护照，跟同伴们一句话都没说，在完全违反行动指令的情况下，潜回了特拉维夫。他知道他的做法是不能原谅的。如果他被自己人看到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想结局就是彻底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如果被对方的人看见了，他就会使这项任务、自己的性命以及同伴们的性命面临危险。他在非法过境时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因为它事关重大，同时还因为阿弗纳跟大多数同胞一样，以色列的安全观念有点太强烈了。这个想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以色列的反情报水平世界一流——但跟许多人一样，阿弗纳相信其反情报水平比这还要好。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阿弗纳相信以色列的反情报部门绝对不会出错，所以他只好冒险拼命一搏了。他成功了。

阿弗纳在特拉维夫待了四天，除了他母亲和肖莎娜之外，谁也没见。他甚至不敢去见他父亲——或者跟肖莎娜一起去医院。但是，在婴儿出生之后的一天深夜，他假装孩子的叔叔，让值夜班的护士让他看了一眼。护士告诉他，是个女孩，她是阿弗纳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

肖莎娜让阿弗纳吃了一惊。他以为有一场争执的，但她似乎也想去美国。“我不在意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她说。“我不在意一年是否只能见你两次，我不希望女儿是由爷爷、奶奶帮我们带大的。”

他们决定4月去纽约见面。

第八章 阿巴德·阿尔—契尔

恐怖活动的组织者胡赛因·阿巴德·阿尔—契尔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马士革度过。大马士革不在他们的行动范围之内。这就是阿弗纳和卡尔称他为硬目标的主要原因。另外，大家都知道，阿尔—契尔没有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卫兵。他的本行是教师，专业是东方语言。在“武装斗争”中，他是某组织与塞浦路斯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十。

阿弗纳注意到阿尔—契尔，是源于他和路易斯在巴黎的一次谈话。“集团”在尼科西亚的人听说有人正在策划一个空袭行动：恐怖分子打算登上希腊的一艘船。按照计划，这艘船将在尼科西亚附近塞浦路斯的凯里尼亚港停靠，然后继续开往以色列的海法港。在凯里尼亚港，一些自动武器，可能还有炸药会偷运到船上。一到海法，恐怖分子将占领这艘船，并实施报复，把船毁掉，就像袭击洛德机场一样。

“顺便说一句。”路易斯说。“这条消息免费。”

“我给你钱，”阿弗纳说。“你能告诉我更多的消息吗？”

“我可以再去搞一些。”路易斯说。“我还听说那些人使用的是阿富汗护照。塞浦路斯的协调人很显然就是阿尔—契尔。”

这件事发生在袭击汉姆沙里几天前。阿弗纳就这件事与其他人进行了讨论。如果路易斯的情报可靠，阿尔—契尔不久就一定会在尼科西亚露面。塞浦路斯可不在突击队的行动范围之外。

在去以色列之前，阿弗纳把路易斯的电话号码给了卡尔(直到这时阿弗纳是惟一一位跟路易斯保持密切联系的人，虽然其他人也跟路易斯的人见过面)。现在阿弗纳已经跟路易斯说好，卡尔以后每天给他打个电话。如果塞浦路斯的阿尔一契尔有进展，卡尔就在12月27日以后打阿弗纳在雅典的电话。

12月27日那天，他告别肖莎娜，从特拉维夫飞往希腊首都。

阿弗纳对雅典很熟，虽然他对这个西方文明摇篮的记忆一点也不愉快。作为“穆萨德”的一个受训员，正是在雅典他第一次遇上了父亲曾经抱怨的这项工作阴暗神秘的一面。也正是在雅典，他意识到了那些荷兰小男孩也是在官僚机构中工作的公务员。这个机构跟其他官僚机构一样，充满了家族式的网络、不和、阴谋和办公室政治。

这件事本身很简单。不值一提，真的。当时“穆萨德”驻雅典站的站长有一天晚上喝醉了。他在公共场合，一家餐馆喝醉了，当时在场的有比他小很多的妻子、阿弗纳和一位年轻的“穆萨德”特工。不用说，别人不知道站长是个以色列特工。他的身份是雅典商人。这样，他在餐馆里喝醉就不一定太违反安全规定了。但是，不巧的是，他是个丑陋的令人反感的醉鬼。在他酩酊大醉之时，甚至爬到桌子上拉开裤子的拉链。如果不是阿弗纳和那个年轻特工阻止的话，他会把尿撒到其他客人身上。他的妻子很显然已对丈夫这种粗俗的好斗行为习以为常，她站起来就走了，留下那个年轻特工应付这个嗜酒的老板。

如果到此为止也就没什么了，可阿弗纳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震惊。他是个没有经验的受训员，还有某些幻想，而且刚到雅典。他想当然地认为，站长应该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而且，犹太人也许跟其他种族一样，有很多恶习，但喝醉酒，目无法纪的情况是很少的。阿弗纳想不起以前见过这样的事情——而这个人还是“穆萨德”的一个站长。这是不能饶恕的。

他跟另外一名年轻特工讨论之后，决定写一份报告。那个年轻特工也说要在他的报告中反映这件事情。毕竟，这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老板也许需要精神方面的治疗。阿弗纳甚至还想过，整个事件也许就是一个试探，看看他这个受训员会不会出于对那个老人某种错误的忠诚而缄默其口。他才不会上他们的当呢！

然而，使阿弗纳十分吃惊的是，他大约一个月后回到特拉维夫时，一个相当于人事部门的“穆萨德”让他去汇报。三个人正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他，看起来都不高兴。在阿弗纳看来，他们是典型的加里西亚人。

“你这张纸上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不实之词。”第一个人把阿弗纳的雅典报告从桌子对面推给他，说。“我们建议你撤回去。”

阿弗纳目瞪口呆了。“你们在说什么？”

他问道。“事实就是这样。看看跟我一起的那个人的报告就知道。”

“我们看了。”那个加里西亚人自鸣得意地说。“他报告里对这起所谓的事件只字没提。也许这是你的想象。”

“即使不是你的想象，”第二个人说。“这件事也可以这样看，你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时，你写报告反映情况的这个人已经为以色列做了很多贡献。现在他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像这样的事情，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你也不是完人。我可以把他写的关于你的报告给你看一下。”

“但是，”第三个加里西亚人说。“也许没这个必要了。也许这只是个性格冲突的问题，把他的报告和你的报告都忘掉吧。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阿弗纳一听口气就不对，他想起他在集体农场认识的那些人，加里西亚人都自私自利。他站起来。“你们有了我的报告，”他说。“我不管你们还有谁的报告。你们忘掉什么，记得什么，那是你们的事。还有别的事吗？”

加里西亚人没有回答，阿弗纳走出了办公室。他情绪激动。虽然再也没有人跟他提过这件事，但他总觉得非常不是滋味。他再次前往雅典执行任务时，是八个月以后，希腊的“穆萨德”换了一个站长。

有趣的是，现在，两年以后，他到达雅典时对站长有了更多的理解。而在这两年中他回特拉维夫极其没有规律。今天，他也许不会打报告了。

无论如何，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阿弗纳一到雅典，卡尔就打来了电话。而且，这个电话不是从法兰克福，而是从尼科西亚打来的。他和汉斯已经在那里监视阿尔一契尔一天了。

阿弗纳一出发去以色列，路易斯就报告阿尔一契尔在塞浦路斯出现了。由于阿弗纳不在，卡尔决定跟汉斯一起加入路易斯的人的行列，让罗伯特去比利时和他设计炸弹的朋友见面。(斯蒂夫在西班牙核实另一条线索。)罗伯特去比利时也是想检讨一下，他好像对自己在炸电话时的表现不满意。

几个小时以后，阿弗纳就和尼科西亚的伙伴们在一起了。他们在路易斯安排的一间安全屋里监视阿尔一契尔。他们高兴地报告，他和那个长期住在塞浦路斯的众人皆知的克格勃见面了。他们为阿弗纳接风，让路易斯在尼科西亚的人监视这个恐怖活动的组织者。遗憾的是，等他们吃完午饭回来，阿尔一契尔已经办理了退房手续，不知坐飞机去了哪里。

除了回法兰克福外别无选择，待在塞浦路斯什么也干不了。阿尔一契尔最终会回到地中海的这个小岛上的。俄国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它撼动地球的一个支点。这个岛屿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一个燃起中东战火的极好的地方——希腊和土耳其之间长期的冲突就不用说了。阿弗纳在塞浦路斯总觉得不舒服。这个地方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的特征。这里不仅气候不好，而且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他不适应。就让路易斯的人在尼科西亚盯着阿尔一契尔吧。

与此同时，斯蒂夫在西班牙的线索也没有了。于是他也回到了法兰克福。罗伯特也回到了法兰克福。“喂，”罗伯特一见到阿弗纳就说。“如果我们在塞浦路斯突袭的话，让我再试一试。我朋友和我弄出了一套新的系统。”

“我知道。”斯蒂夫对他的室友出言不逊。“藏一颗炸弹让他得上肝病，让他的寿命缩短十年……我们为什么不用枪打死那个杂种？”

“他不让你玩他的塑料鸭子，”卡尔对斯蒂夫说。“你恨他了。”

他们都笑了起来，斯蒂夫也笑了。不仅仅是浴缸里的橡皮鸭子，他们两个人同住的那间屋子里到处都是令人好奇的玩具，他也不会让斯蒂夫碰一下。这是他们之间产生一些小摩擦的原因。每次罗伯特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时，总发现斯蒂夫正在玩他的遥控汽车。他为此感到恼火。斯蒂夫就报复他，用一个做了手脚的硬币让他输，输了就在他的耳朵上穿洞，让他扮成一个嬉皮士潜到一个安全屋里跟一个阿拉伯线人接触。在这件事情上，罗伯特决不会原谅他。

“喂，静静吧。”阿弗纳说。“我们怎么做，很显然要取决于位置和目标的日常安排。迄今为止，他一直住在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酒店。假定下次他还住在那里，”——阿弗纳转向罗伯特——“你怎么做？”

“还放六颗小炸弹。”罗伯特立刻回答道。“在他的床底下。”

“为什么放六颗？”

“确保把他干掉。”罗伯特说。“而又不会伤及其他人。”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阿弗纳认为罗伯特和他那个比利时的朋友在技术上没什么问题——电话炸弹是设计巧妙——但事实是电话炸弹杀不死目标，至少是不能立刻杀死目标。上次阿弗纳跟路易斯通电话的时候，这个法国人巧妙地给他推荐了一个爆破专家，如果阿弗纳需要的话，他可以给他报个价。阿弗纳向其他人说起这件事时，罗伯特连听都不愿听，不是他自己制造的东西他碰都不会碰的。

“如果你那么喜欢路易斯，”罗伯特说。“我告诉你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帮我们把炸弹从比利时弄到塞浦路斯。”

这话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行动最危险的部分是私带物品——如武器或炸药——跨越国境。许多恐怖分子都是通过阿拉伯或东方国家的外交快件解决这个问题的，至少可以解决比较小的包裹问题。这些公务上的邮件在普通海关是免检的。阿弗纳的突击队不能这样做，但很显然“集团”走私的本领要比他们高。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没有阿尔一契尔或其他目标的消息。汉斯利用这段时间致力于一项最得意的工程——在法兰克福开了一家古董家具经销点。汉斯喜欢古董，关于古董的知识懂得也很多。他也非常具有经营头脑。这跟阿弗纳或斯蒂夫不一样。实际上他喜欢做生意。

卡尔——谨慎的卡尔——完全赞同这个想法。古董生意至少可以给整个突击队一些起码的掩护。他们总是旅行，生活也没有规律。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以运送大宗物品过境。阿弗纳也欣赏这个想法，但他给自己想到的掩护方式只有玩德国彩票和英国足球弹子游戏。开始时他什么也不会，还要别人教。这是个记住联络代码的绝妙的办法，让人无法觉察。在此之前，阿弗纳把这些代码写在各种各样的纸片上，但老是学不会，也记不住。

阿弗纳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飞往日内瓦，第一次用事先安排好的保险箱给伊弗里姆留了两条信息。第一条信息是海法可能被人袭击。第二条是一条私人信息，请他敦促肖莎娜4月去纽约。伊弗里姆在阿弗纳执行任务期间会安排他和他的妻子见面，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有言在先。阿弗纳觉得没必要把肖莎娜以后可能不会回以色列的事告诉他。

既然已经在日内瓦银行了，阿弗纳还做了一件事。他看了一下自己的账户。在他执行任务期间每个月的工资会存进这个账户。虽然仍然不多，但在不断地增加，他对此比较满意。他愉快地想，如今自己在瑞士银行里的钱比他以前积攒的钱都多。

路易斯给他打电话是1月22日星期一，阿巴德·阿尔一契尔一两天之内就会到塞浦路斯。但不知道他要在那里待多久。

那天晚上，突击队员都飞到了尼科西亚。

阿弗纳去了安全屋，卡尔、汉斯和斯蒂夫住进了奥林匹克酒店。这个主意是卡尔想到的：应该有几个人住进目标可能人住的酒店，一则，有助于他们了解大楼的楼层分布。二则，阿尔一契尔一住进来他们就办理退房手续，以后再在酒店里出现不会引起酒店服务员或保卫人员的怀疑。工作人员以前见过他们，知道他们是这里的客人。

星期二，路易斯的人把一个从比利时寄来的包裹送给罗伯特。

当天晚些时候，阿巴德·阿尔一契尔住进了奥林匹克酒店。

斯蒂夫和卡尔报告——前者有些打趣的意思，后者的神情带着关切——说目标的隔壁好像住着一对从以色列来的新婚夫妇——那个女孩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来塞浦路斯结婚。这十分普遍，以色列宗教机构不愿意为那些与异族通婚的人举行仪式。

“噢，”斯蒂夫冲着忧心忡忡的汉斯说。“两个房间好像都很刺激。”

“按我的理解，他们绝不会受到伤害，是吗？”阿弗纳问罗伯特。

“绝不会。”罗伯特坚定地说。接着，他的语气软了一些，补充道，“当然，我不能写书面保证。如果你要书面保证的话，那就别干了。”

“要不，警告一下他们？”汉斯问道。接着摇了摇头，否定了这种做法。在这种行动中，不可能警告别人。突击队要么冒这个险，要么不冒这个险。要不要冒这个险取决于阿弗纳。

“我们要冒这个险。”阿弗纳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让他们冒这个险。”汉斯突然说。“罗伯特的六颗小炸弹爆炸的时候你愿意待在隔壁吗？”阿弗纳说完之后一个突击队员突然这样说有些令人惊讶。但是汉斯的担忧确实存在，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一阵沉默之后罗伯特说，“看在上天的分上，我给你们写个保证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一次罗伯特的饵雷实质上是一颗增压弹，由与一个双层框相连的六小包炸药组成。两个框子由四个强有力的弹簧分开。每个弹簧里有一颗铁钉。放在汽车座位或床垫下时，弹簧会阻止上面这个框子上的铁钉接触到下面这个框子上的四个触点。但是，人的重量可以压缩弹簧，使其与触点相接。如果是一个简易的增压弹，炸弹这时就会爆炸。

但是，对罗伯特的这个装置而言，重量只起一个把炸弹的保险打开的作用。保险一旦打开，特工就可以使用无线电信号使其爆炸。如果没有发送信号，炸弹仍然不会爆炸。同样，如果目标没有坐在或躺在盖着炸弹的物体上，发送信号也不会使其爆炸。安全上的这个特征就意味着，只有当突击队确信是阿尔一契尔本人上床之后，这张动过手脚的床才会爆炸。

1月24日星期三上午，伊弗里姆的十号目标八点左右离开了酒店。当地的那个克格勃和另外一个人开车来把他接走了。另外那个人看起来也像俄罗斯人，至少不像阿拉伯人或塞浦路斯人。路易斯的监视员在几辆车里尾随其后——一共有六个监视员——如果那些俄国人准备把阿尔一契尔送回酒店，他们会立即给卡尔打电话。事实上，整整一天，这个恐怖活动的组织者都待在俄国人租下的那间屋子里。尼科西亚的这间屋子由俄国人租下了，这一点众所周知。

中午刚过不久，酒店服务人员打扫完房间，罗伯特和汉斯就在路易斯的人的帮助下进了阿尔一契尔的房间。他们把弹簧上的炸弹放在床垫下，并以网覆盖。他们还把房间里的主灯断开，只让床头灯是好的。晚上只要灯熄了，几乎就可以肯定，阿尔一契尔上床了。

晚上十点刚过，俄国人就开车送阿尔一契尔回奥林匹克酒店。他们陪他走到大门口。他正要进门的时候，其中一个人递给他一只信封。路易斯的一个人跟他一起上电梯，确认没有别人进入阿尔一契尔的房间。路易斯的那个人并不知道后者已时日不多。

没有别人进去。二十分钟后，他窗户里的灯光熄了(隔壁以色列新婚夫妇窗户里的灯光已经熄了一段时间了)。外面，阿弗纳和罗伯特坐在一辆车里，汉斯和斯蒂夫坐在另一辆车里。卡尔跟往常一样，一个人在一辆车里。

为防止阿尔一契尔上床之前就把灯关了，阿弗纳等他的灯熄了大约两分钟之后才给罗伯特下令。事实上，阿弗纳还是太早了。罗伯特按了一下遥控盒里的按钮，什么动静也没有。阿尔一契尔也许还坐在床沿上脱袜子，没有躺上去压紧弹簧呢。

罗伯特数了十下之后，又按了一下按钮。他咬紧牙关，用力按下去，几乎要把手里这个易碎的电木盒压碎。用这么大劲完全没必要。如果阿尔一契尔还没有上床，用这么大劲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上床了。

爆炸触目惊心。一条火舌连同玻璃碎片和泥石向大街倾泻而来。罗伯特无疑把没有当场炸死汉姆沙里的损失补了回来。阿弗纳看见这样的爆炸之后，对阿尔一契尔的命运几乎不用置疑了。

他们驾车离去时，酒店所有窗户里的灯以及沿街大楼里的灯都亮了起来。在这个倒霉的岛上，希腊人一定在想，土耳其人在袭击他们呢，而土耳其人也会这样怀疑希腊人。

第九章 巴希尔·阿尔—库拜斯

1973年3月17日，卡尔和阿弗纳坐在日内瓦米迪酒店阿弗纳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坐在他们对面的扶手椅里，两条长腿搁在床上。

这个人是伊弗里姆。他突然造访是情报机构特有的办公室里权力斗争的结果。

干掉阿尔—契尔之后，五个人再次在法兰克福会合。他们一个一个地取道不同的地方离开塞浦路斯。阿弗纳去了纽约，为肖莎娜作生活上最后的安排。卡尔最后一个离开。

爆炸之后他去了酒店一趟，确认暗杀取得成功，又没有伤及其他人。使他感到非常宽慰的是，他发现，除了目标之外，没有伤到酒店里其他人一根汗毛——包括那对以色列夫妇。而在这堵墙的那一边，阿尔一契尔的尸体和床都炸成了碎片。

回到法兰克福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突击队没有任何线索。但在2月25日，路易斯给阿弗纳留言，说他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阿弗纳可以去见他。

见面的时候，路易斯又给了他四个目标的准确情报。(干掉兹威特和汉姆沙里之后，阿弗纳觉得继续编造他原来跟托尼的那套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故事没有什么必要了。他告诉路易斯，即使在暗杀阿尔—契尔之前，他还在希望买到恐怖分子头目的情报。他没有具体说出这些人的名字——他的职责是收集情报，而不是把情报泄露出去——他与“穆萨德”的关系也只字未提。那个法国人一如既往地接受了阿弗纳的请求，没有提任何问题。)

路易斯告诉他，一个恐怖分子头目将于3月初到达巴黎。另外三个现在住在贝鲁特一栋公寓楼里。

巴黎的那个人是个软目标，就是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九。贝鲁特的那几个是硬目标，都是著名的恐怖分子头目。他们在欧洲活动时，从来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是卡玛尔·纳塞尔、在“法塔赫”里负责“黑色九月”的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也叫“阿布·郁苏夫”，以及负责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恐怖活动的科玛尔·阿德宛。在突击队的名单上，他们分别是第六、第七和第八号人物。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阿弗纳无法知道“穆萨德”是不是觉察到了他们住在贝鲁特。他觉得他有责任让伊弗里姆知道——同时请求允许突击队进入黎巴嫩暗杀这些目标。未经批准，他们不许在任何“敌对国家”，即以色列的邻国活动。

使阿弗纳有些吃惊的是，卡尔强烈反对让伊弗里姆知道贝鲁特这条线索。谨慎的卡尔有在“特工组织”工作多年的经历，他觉得“穆萨德”里有些人会立即把这个活抢去。卡尔说，突击队是独立的，无论如何都没有义务给特拉维夫传递情报。按照当时谈好的条件，他们不再为“穆萨德”“干活”。卡尔说，至于“穆萨德”嘛，它绝不会允许他们把行动延伸到贝鲁特，而只会利用突击队得到的这些情报，安排一次“穆萨德”式的常规行动，抢走所有的荣誉。要走在别人前头，情报共享不是办法。

也没必要。突击队干得正好。如果他们在欧洲干掉的一线人员越多，贝鲁特总部的那些人最终就会被迫浮出水面。恐怖活动不会自行组织起来。随着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契尔，也许还有一两个人被干掉之后，阿德宛、纳杰尔和纳塞尔迟早会被迫来欧洲。

阿弗纳大吃了一惊。他没有跟卡尔真正谈论过，但他确实跟这位比自己年长的人说过，他怀疑特拉维夫会拿这些情报去玩政治，抢夺荣誉。卡尔现在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想法一模一样。谁在乎“荣誉”？谁在乎“走在前面”？他们不是沿着官僚政治的阶梯攀援而上的公务员，而是生死斗争中的战士。他们怎么能对以色列隐瞒这些情报？

卡尔耸耸肩。自己袖中有几张牌总是好的，特别是在对付特拉维夫那些平均分配饺子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说到这里，阿弗纳似乎有些羞愧，也许是因为卡尔正好说了父亲说过的那句话：袖中总要有一张牌。也许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阿弗纳是谁？给卡尔讲爱国主义？他这个荷兰小男孩怎么能板起脸说他不在乎这些荣誉？

无论如何，事实证明卡尔是对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对的。

阿弗纳飞到日内瓦留言，大约十天之后又去保险箱里取伊弗里姆的答复。伊弗里姆的答复是：什么也别干，按兵不动。他3月17日来日内瓦跟阿弗纳和卡尔见面。

现在，他们坐在米迪酒店里，寒暄了几分钟，接着这位负责此次任务的官员向他们表示祝贺。在阿弗纳看来，他并不是真正表扬他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伊弗里姆说，都很好，就是时间长了点，不是吗？当然也多花了一点钱。无可否认，它极大地鼓舞了以色列人民的士气。消息都传开了，恐怖分子再也不能满世界地杀戮游客、儿童和运动员而不受惩罚了，他们如今也不得不小心提防了。非常好。但是——它能否减少恐怖活动就很难估计了。从最近的几个案件来看，情况也许恰恰相反。

“无论怎么样，”伊弗里姆继续说。“这不是你们关心的事。我们仍然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行动，但是我们遇上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们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谜。不仅对敌人是个谜——对他们也许永远是个谜——而且对我们的人也是个谜。那些真正了解你们的人可不多啊。”

“现在开始有许多压力了。你们知道的，来自内部的压力。人们开始说了，情况怎么样了？整个欧洲的恐怖分子都被干掉了，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穆萨德’的官员们在星期四的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吗？难道他们不再相信我们了！”

“噢，行了，”卡尔尖刻地说。“我相信你能应付的。”

“我们暂时能应付，你们不必担心。”伊弗里姆回答道。“但是我们要想在前头。我说过，有一些压力。在怎样反恐这个问题上，别人有别人的想法，他们的想法也许并不坏。我们不能总是对他们说‘再拖一拖吧’。我们不能说‘我们欧洲神秘的大明星还需要时间’。”

“呃，”阿弗纳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是这样。”伊弗里姆说。“就是你们关于贝鲁特的情报，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而且已经做好了方案。不仅我们的人做好了方案，而且部队等方面也做好了方案。很可能决定大规模地开进去。不仅仅是‘穆萨德’，而是一个联合行动。你们明白吗？所以你们把这三个名字从名单上划掉吧。不需要你们找他们了。”

阿弗纳看看卡尔，卡尔看看他。他们都耸了耸肩。然后，阿弗纳说：“很好。你们不需要我们了——你们不需要我们了。”

伊弗里姆说：“所以，给我全面汇报一下吧。不光是地址，地址我们已经知道了。还有你们掌握的所有情报，整个计划。”

“噢，行了，行了。”阿弗纳说。他开始烦躁起来。他又看看卡尔，这位比自己年长的人笑着摆了摆手，好像在说，这正是我警告你的，现在你自己处理吧。阿弗纳转向伊弗里姆。“你说整个计划，什么意思？我们利用我们的消息来源，搞清楚了他们的动向，他们的行踪，一切的一切，而不去干这个活了？”

“我们去干这个活，难道你不明白吗？”伊弗里姆说。“难道你们这些家伙不是在给我们干活吗？不记得了吗？”

“说得好。但我们不是给你们干活，”阿弗纳说。“这是你说的。那你们就自己去搞情报吧。”

他听见自己这样说深感诧异，伊弗里姆似乎也有些吃惊，但是他却笑了起来。“这算什么？”他说。“幼儿园吗？我简直难以置信！不管你在给谁干活，但你们是后备军人，你们是以色列的公民：我要你们提供一些情报。你们忘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吗？”

像这样的争执总是会让阿弗纳更加固执。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才使他不顾身边纷纷倒下去的年轻力壮的战友，背着五十磅的装备横跨整个以色列。“我们没有忘记，”他说。“也许你忘记了，刚才那番关于压力的话，以及别人有别人的想法的话。难道你们那些人无事可干吗？需要把这项工作拆开来做？如果你们需要我们的情报，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干？”

“听着，也许这件事让你们厌烦了，”伊弗里姆故作轻松地说。“也许你们需要休息。为什么你们不能干这个活？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决定的。你想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把所有的决定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告诉我们合理不合理吗？”他继续说。“这情报是怎么回事？你们以为这些线人爱上你们了？你们之所以有这些情报，是因为你们有很多钱。也许你们要我告诉你们这些钱是谁的？”

伊弗里姆是有目的的。但这仍然是正面攻击。像这样的攻击只会使阿弗纳更加坚持己见。

“请原谅，我忘了。”他说。“是你的钱。银行里还有很多。你为什么不去拿走？看看你能买到多少情报。”

这时卡尔插话了。很显然阿弗纳和伊弗里姆都希望他这时插话。“喂，你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生意当中很多东西都是依赖个人关系。”

“我们的线人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也许他们不想知道——部分是因为钱，部分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以他们没问。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你现在去给‘穆萨德’干活，到黎巴嫩跟伞兵联合起来，他们很可能不会干。多少钱都不会。”

“而且，”阿弗纳补充道。“他们也许会再三考虑，还不一定同意。我不想碰这个运气。”

他还想说：“也许我要建议他们不要跟你们合作，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你们。”但他一转念，没有说出口。

伊弗里姆无语。过了片刻，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罗讷河对岸昏暗的楼房。良久，他才坐回到扶手椅里。“你们就待在日内瓦，”他说。“我过一两天跟你们联系，我们还要谈一谈。”

卡尔和阿弗纳没有待在日内瓦等伊弗里姆回来。他们坐飞机去了巴黎，罗伯特、汉斯和斯蒂夫在为监视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作准备。在贝鲁特这个问题上，他们五个人很快达成了一致。不管伊弗里姆带来什么样的建议，他们都不会把“集团”交给“穆萨德”。后来阿弗纳自己也承认，做出这样的决定，部分原因是因为幼稚。没意思。因为被排斥在外，所以生气了。但主要还是因为安全，他们自己的安全以及路易斯在贝鲁特的安全。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不能保证不会说漏嘴，不能保证没有别人渗透进来，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亲自参与的活动中没有双重间谍。这个危险实在是太大了。

3月23日伊弗里姆回到日内瓦。他妥协了。突击队可以进入贝鲁特利用他们自己的联系人和应对策略，做好突袭的准备工作。他们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的指导和监督。待一切准备就绪时，特别突击队将接过去实施暗杀行动。“穆萨德”和以色列军队联合行动。其活动范围将大大超过杀死三个恐怖组织头子。

伊弗里姆在简要介绍这个方案的细节时，就连阿弗纳和卡尔都不得不承认，仅靠他们五个人和法国私掠船船长的支援人员是不行的。这是一次大行动。

它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

伊弗里姆会尽快告诉他们突袭的日期。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敢死队的头头们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里要待多久。行动很可能在4月中旬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展开，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许在时间上，它与在巴黎袭击阿尔一库拜斯的计划相冲突。

阿弗纳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一知道突袭的日期，”他说。“卡尔和斯蒂夫就去贝鲁特，罗伯特、汉斯和我在巴黎对付库拜斯。我们一完事，就来贝鲁特。所以，4月份有一两个星期我们会很忙。”

到底有多忙，阿弗纳不清楚。

4月1日，伊弗里姆捎来了消息。贝鲁特的突袭日期是4月9日。卡尔和斯蒂夫立即准备在黎巴嫩首都和“集团”的几个成员见面。

同一天，路易斯给阿弗纳带来了一些新的情报。“黑色九月”中顶替已故的阿尔一契尔、继续跟克格勃联系的那个人，很可能在4月11日左右来雅典开会。这位继任者是巴勒斯坦人，名叫扎伊德·穆扎斯，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扎伊德”。突击队除了知道他是个恐怖活动的组织者、直到最近才来利比亚工作之外，其他情况了解很少。卡尔认为“阿布·扎伊德”可能在1972年10月的黎波里信件炸弹事件中受过伤。如果这个穆扎斯跟他是同一个人，很显然他已经康复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穆扎斯是敢死队与俄方之间新的联系人。前段时间，“集团”通过监视以前与阿尔—契尔联系的那个克格勃，结果发现了他。

当然，穆扎斯不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

在卡尔看来，事情非常简单。“既然他不在名单上，我们就不去碰他。”他说。“谈论他是谁，是干什么的，都没有实际意义。除了库拜斯和贝鲁特，别的你还想干什么？难道我们还不够忙吗？”

而阿弗纳的看法完全不同。

“他不在名单上，没错。”他对卡尔说。“相信我，即使我们无事可做，我也是最不愿意去惹他的，很愚蠢。”

“而且也是错误的。”汉斯说。

“我同意你的说法。”阿弗纳说。“但是想一想：为什么阿尔—契尔在名单上？难道是因为伊弗里姆不喜欢他眼睛的颜色？

他之所以在名单上，是因为一点。只有这一点。他是俄方中间集结待运区域的联系人，即塞浦路斯的联系人。对不对？现在这个新的联系人是穆扎斯。所以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如果阿尔—契尔组织了一次对海法的大规模袭击活动，我们就阻止他，但如果穆扎斯干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不理不睬？阿尔—契尔不能干，难道就欢迎穆扎斯于？

“名单只不过是一张纸。那些名字之所以在上面是有理由的。我们是跟着纸走还是跟着自己的判断走呢？好好想想吧。”

阿弗纳的观点不是抽象的，而是以色列的传统。无论在哪里——在集体农场和部队也好，在“穆萨德”也好——强调的都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循规蹈矩，要发挥创新精神，要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置上级的命令于不顾，或者把规定骂得一钱不值。而是说：规定不是一切。注意规定后面的理由，如果文字与一项规定的精神相抵触——如果你确信有抵触的话——那就跟着精神走。你是人，不是机器。

但在操作中，没有这么简单。

“在作出决定之前，”卡尔说。“你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你把穆扎斯干掉了，行，你是个英雄；如果你不管他，你还是个英雄；如果你动了他，又没有干掉他，你就是笨蛋一个。”

“那就是二比一的几率。”汉斯补充道。“什么也不干，还是英雄。”

这番话足以把斯蒂夫也煽动起来站到阿弗纳的一边。“你们这些人说的话，”他对汉斯和卡尔说。“让我非常恶心。你们都是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所有的想法就是给自己遮羞。”

卡尔和汉斯被说服了。事实上，他们宁愿被说服。但卡尔还是建议先跟伊弗里姆核实一下——即使有充足的理由。毕竟这已超出名单的范围，是一个大的改变——但很显然没时间这样做了。要去日内瓦的保险箱两趟，中间还要等五六天。

“我们这样，”阿弗纳作出了决定。“卡尔和斯蒂夫明天出发前往贝鲁特。汉斯、罗伯特和我确保六号之前干掉库拜斯。然后我立即和卡尔、斯蒂夫会合，罗伯特和汉斯去雅典为突袭穆扎斯做准备。这件事不需要很长时间，也许一天就行了，然后来贝鲁特跟我们会合。

“贝鲁特结束时是9号，然后我们去雅典，全力以赴做这件事。”

后来，阿弗纳回忆1973年发生的这些事件时，承认之所以在几天之内同时在几个城市推动三次大行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伊弗里姆在日内瓦对突击队此前所做事情的反应让他非常担心。虽然伊弗里姆没有说：你们怎么搞了这么久？虽然他没有说：你们以为自己在豪华旅游呢？但他们的行动似乎没有给伊弗里姆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热情也不够。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主管领导应该像对待英雄一样地对待阿弗纳和卡尔——以色列人不会希望仅仅因为完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而受到英雄一样的对待。在这个国家，一半的人都在做危险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身为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伊弗里姆的态度那么模糊，那么低调，阿弗纳担心这是特拉维夫即将改变这次任务的信号。在家里的那些官僚机构中，在“穆萨德”，在内阁中，谁知道在哪里，有人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让五个人满世界地跑了六个月，花去几百万？难道就为了除掉三个恐怖分子？愚蠢之极！

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弗纳就永远不能变成那个荷兰小男孩了。相反他的名字就永远会和一项被取消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是愚蠢的。“噢，”人们也许会说，“你说的就是那个白费了半天劲的人吗？我们让他半途而废的那个家伙吗？别的突击队员在贝鲁特比他们干得更好，只花了五个小时，开销只有他们的一半，而且也没有那么小题大做！”

也许伊弗里姆在日内瓦没有明确说出来，但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赶快，干得更漂亮一点。如果你们不能干得更漂亮一些，我们也许就只好忘记这件事了。

卡尔一定猜到阿弗纳的想法了。因为决定三次行动同时进行以后，他私下里对他说：“喂，你是对的，也许应该干，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记住，如果你闯了祸，他们绝不会承认给你施加了压力。他们会说：‘什么，我们？我们从来没跟他说一个字。”’

路易斯指定的监视阿尔一库拜斯的支援队的协调人是一个年轻女人，年纪跟阿弗纳差不多。这是阿弗纳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不做监视员，不做家庭主妇，不做诱骗者，而干比这些更重要的协调人这个活。他当然知道，在每个收集情报的指挥层都有许多女人参与。而恐怖分子有时候也把女人当作卒子来使用。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或者特瑞斯·哈尔希这些人，都成了恶名昭著的人物。但是事有凑巧，阿弗纳以前从来没有跟一个职位较高的女人合作过。

凯瑟对她的工作很在行。她身材苗条，黑眼睛，黑短发。如果凯瑟不是刻意让自己看起来那么邋遢的话，她实际上是很漂亮的。很显然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法语和英语说得跟本国人无异——阿弗纳觉得她出生在魁北克，而对于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魁北克人来说，会说法语和英语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跟许多法裔加拿大学生一样，凯瑟很可能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的魁解阵线——魁北克解放阵线——刚开始也许仅仅是个同情者。她从那里一毕业，就跟托尼或路易斯一样，“过了”空谈政治的“阶段”。让阿弗纳好奇的是，他不知道凯瑟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或者她还有没有政治观点，还有没有别的女人想做凯瑟正在做的事情？对于男人阿弗纳就想不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男人有谋生的义务，有干一番事业的义务，所以最奇怪的职业都有人去干(阿弗纳总觉得自己“掉进”特工这一行也是这样的)。但如果一个女人所从事的工作非同寻常，那很可能是她自己特意选择的。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为什么凯瑟选择这一行呢？

然而，她无法让阿弗纳洞见这一切。她反应敏捷，值得信赖，彬彬有礼，笑声从容，对从事秘密工作的人经常表现出老式的同志般的热情。握手的时候，她有一个站直身体略欠身子的习惯，就像过去学校里的普鲁士军官。凯瑟对英国人的态度也很悲观，跟“爸爸”一样。她的这种态度表现在窃窃私语和偶尔的谈话之中。比如，当话题转到英国驻乌拉圭大使曾在杜派马鲁分子的“人民监狱”里待了八个月时，她的脸上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出笑容。

凯瑟对普遍意义上的“爱国”有某种偏爱。对她来说，为了国家进行肉搏战的人，即使碰巧互相打起来了，就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那样，也是爱国的。阿弗纳能够了解到的她的感情方面的东西就这些。对于其他的人，她似乎只有轻蔑。她习惯叫他们“傻瓜”。

“他不难跟踪，”说到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时她对阿弗纳说。“因为十点左右他总在那条洛亚尔街上走，那时候周围没有多少傻瓜。”

确实，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并不难跟踪。他是伊拉克法学教授，曾经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里做过讲师。(按照“穆萨德”获得的情报)到1973年春天，他一直负责为解放阵线提供物资和武器，是个高效的组织者。“集团”轻而易举地就搞清楚了这些。3月9日，他第一次抵达巴黎时，在机场跟一个漂亮的地面女服务员有过一次谈话。“你知道，我不是个富有的阿拉伯人。”阿尔一库拜斯明确无误地告诉那个女孩。“我只是个旅游者，一个简简单单的旅游者。我要的是一家便宜的旅馆。”那个地面女服务员因为也在“爸爸”支付工资的名单上，因而每月不多的收入有所增加。她给他推荐了市中心的几家便宜的旅馆，然后(因为她不知道库拜斯是谁)例行公事地把这个插曲报告给了“集团”中的联系人。从这里人手，凯瑟的监视员只查了她提到的三四家旅馆就发现了阿尔—库拜斯。

阿尔—库拜斯的旅馆位于八区的一条狭窄的拉卡德街上。拉卡德街位于玛勒舍伯斯大道和奥斯曼大道之间。从巴黎最壮观的玛德莱娜教堂所在的洛亚尔街的顶头走过去不用一分钟。这里正好是一个“Y”字形的中心。洛亚尔街是“Y”的颈部，通向协和广场，“Y”左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勒舍伯斯，通向差不多同样壮观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右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德莱娜大街，通向巴黎剧院。

阿尔—库拜斯白天要么在小饭馆度过，要么在左右岸的路边小咖啡馆里度过，二者各占一半时间。早上他经常在圣杰曼大道附近与联系人见面，而在晚上喜欢把约会地点定在蒙马特郊区街或者香榭丽舍大街上。如果晚上在蒙马特约会之后，他会沿着意大利大道和卡皮欣大道，经过巴黎剧院溜达回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走的这段路，几乎经过汉斯、罗伯特和阿弗纳的安全屋的前门。)如果约会地点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阿尔—库拜斯要么从玛丽尼大道，经爱丽舍宫，在圣宝莱郊区街右转，或者沿着加百利大道，经过美国大使馆和优美的气隆酒店，到达协和广场。两条路最终都会让他走到洛亚尔街——到达洛亚尔街时，要么在世界知名的马克西姆饭店的下面，要么正好在它的上面——从那里再走五分钟，经过玛德莱娜大教堂，就平安到家了。

4月6日晚上，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选择了后面那条路线。

阿尔—库拜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也许他已感到了危险——时不时地转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然而，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是不可能注意到巴黎的车流中两辆截然不同的车子在他身边来回经过的。在加百利大道上，凯瑟的监视员不再跟踪他。没必要惊动一个行踪业已掌握的目标。

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正在他们的安全屋里等电话——安全屋离卡皮欣大道不远，靠近“Y”字形右分支的顶端——告诉他们目标已靠近洛亚尔街。他们要在“Y”字形的中心靠近玛德莱娜的地方，盯上阿尔—库拜斯，然后跟着他，沿着“Y”字形左分支朝他的旅店走。

十点刚过，电话来了。

这时阿尔一库拜斯正走在安静的加百利街，除了保卫美国大使馆的巴黎警察之外，没有人监视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库拜斯才选择了这条空无一人的街道：在装备精良的警察总队队员的注视之下，没有人会袭击他。在这之前或之后，他觉得路上有那么密集的行人，足以对他起到保护作用。只是在从洛亚尔街的顶端到他旅馆的一小段路，他才是一个人。

凯瑟的第一辆监视车绕过协和广场上方尖形的纪念碑之后，发现阿尔一库拜斯已经上了洛亚尔街。车子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开到宽阔优美的商业街之后，转右上了玛德莱娜大道。这时车灯闪了一下，是给正朝相反方向快速行驶的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发出的警报。

第二辆车——凯瑟坐在司机旁边——以较慢的速度跟在阿尔一库拜斯后面。当他差不多走到洛亚尔街的顶端时，车子超过了他，但没有转右，而是绕过教堂，停在远处玛德莱娜街与一条很小的名叫沙佛拉加尔德街的拐角处。车子靠路边停在一家大型室内“巴黎停车与维修厂”前面。把车灯关掉，让引擎空转着。

当阿尔一库拜斯穿过玛勒舍伯斯大道时，阿弗纳和汉斯也横过洛亚尔街的顶端——从“Y”字形的右分支到左分支——大约在他后面一百码的位置，而罗伯特又在他们后面五十步的位置。由于那个阿拉伯人步履轻快，要在一两个街区赶上他而又不暴露想追上他的意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要是离得远就会太迟，因为他们在第三和第四个街区之间时，阿尔一库拜斯就已经到旅馆了。

宽阔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连车子都很少。从阿尔一库拜斯到达对面后朝回看的情形来看，他好像是个容易受惊吓的人。阿弗纳想，如果他决定突然跑起来，他们也许就根本追不上他了。再走短短的一个街区，他就到了拉卡德街。他在那里转右之后，走过一个更短的街区就到了玛德莱娜街，从那里只有一个街区多一点了。一旦阿尔—库拜斯在沙佛·拉加尔德街过了红绿灯路口，他们很可能就追不上他了。

阿弗纳和汉斯企图加快步伐而表面上看起来步伐又没有加快，这不容易做到。如果他们把距离缩短了一半，而他又还没有开始跑，那他就来得及了，解放阵线的这位军需官显然没有忘记被跟踪的事情。他这时也加快了步伐，开始回头看阿弗纳和汉斯，但他还没有跑。阿弗纳这时希望他的目标是个勇敢、镇定的人。

不幸的是，阿尔—库拜斯确实很勇敢。他上了拉卡德街还没开始跑，经过花店、优雅的“莲花”香烟店和玛德莱娜街转角处的“佩福尔”小旅店时，他还没有跑。他只是越走越快，又吲头看了一眼，阿弗纳和汉斯彻底放弃了闲逛的伪装，这时离他只有不到三十码了。罗伯特在这条狭窄街道的另一边，以更慢的速度跟在他们后面。阿弗纳和汉斯知道罗伯特会确保他们身后的安全，因此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目标。

即使阿尔—库拜斯不跑，如果他决定在沙佛·拉加尔德街拐角处红灯亮的时候不停的话，阿弗纳和汉斯还是无法及时追上他。然而，对一个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人来说，这个行为太奇怪了。在街上没有一辆车的情况下，阿尔—库拜斯却在路边停了下来，他看着自动交通信号，在“玛德莱娜药店”前面犹豫不决。

阿弗纳和汉斯分别从他两边走过去，跨过路边的镶边石站在街道上。他们这样做，是希望能够面对他，确保没有跟错人，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讨厌从后面开枪。

几秒钟之前，阿弗纳向上看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在从窗户里看。让他感到满意的是，他们头顶上有几个凉篷，正好挡住了视线。只剩下拉卡德街对面的窗户。但他们被看见的可能性一半已经不存在了。零风险无论如何是不存在的，但也好过什么遮挡都没有。在大街上向一个人开枪，任何风险都不存在的办法没有。

“准备。”汉斯用希伯来语说。刹那间他们两个人同时转身，面对阿尔一库拜斯，左手抬起来画了一道弧线，准备拉回贝雷塔枪上的滑套。阿尔—库拜斯盯着他们，双眼圆睁，说：“不！不！不！”接着又用英语重复这个阿拉伯词语：“不！不！”阿弗纳和汉斯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阿尔—库拜斯也一定离开了路边。这时他设法向后退却，他的脚后跟踩在人行道边缘，开始向后倒去，手臂在空中使劲挥舞着。由于某种原因，一个念头闪过阿弗纳脑际，如果他们没有打中他，子弹就会打碎“玛德莱娜药店”又大又厚的玻璃窗。他不想损坏窗户，于是微微调整了一下手枪的角度，乘阿尔一库拜斯倒下而又没有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压出了两发子弹。他又扣了两次扳机，接着又是两次。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身旁汉斯的手枪以同样的节奏发出的“砰砰”声，但他从眼角的余光里瞥了一眼街道另一边的罗伯特。他在一辆车后面等着。

阿尔—库拜斯的身体躺在人行道上，头部几乎碰到了交通灯的柱子，双脚垂悬在镶边石上。除了肩膀在扭动之外，没有任何声响。接着，他就像一个挣扎着要站起来的人那样，抬起膝盖，侧起身。阿弗纳正要开枪，阿尔—库拜斯发出了一连串短促、尖锐、刺耳的声音，好像在清嗓子一样，紧接着，阿弗纳看见他的身体放松下来。第二天，巴黎新闻界称乔治·哈巴希博士的流浪大使死了。

阿弗纳抬起头来，首先看见的是黑暗之中一个闪着火光的烟头。在街道对面的一个门廊处，好像站着一个人，也许是两个，还有一个女孩，他们也许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阿弗纳没有说一句话，开始沿着沙佛拉加尔德街朝玛德莱娜广场方向走。这时罗伯特也转身，阿弗纳知道他要沿着他们来时的路去玛德莱娜广场，这条路不经过阿尔一库拜斯尸体躺着的地方。汉斯跟在阿弗纳后面，他们都希望那几个人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一切。

凯瑟在出售熏制品和腌制品的商店前的玛德莱娜广场上把他们三个人接到了车上。他们回到了安全屋之后直接去了机场。第二天，汉斯和罗伯特就到了雅典。

阿弗纳去了贝鲁特。

当时这些事件发展的速度容不得阿弗纳思考，后来回过头来想时他觉得，如果他有一点点考虑的时间的话，1973年4月1日至15日他所干的很多事情他都不会干，或者，至少会用不同的方式干，也会小心得多。首先，他不会把袭击安排在巴黎市中心的一条街道的中间，而且只有三个人，外加一两部停在一个街区以外的逃跑用的车子。他当然也不会让他的队员当晚就乘飞机离开巴黎，在挤满警察的机场里铤而走险。

也许，如果他不更小心一点的话，他们就全被抓住了。

也许，奥妙就是：只管干吧，不要想得太多。如果那样干有效，那它就是专业的、英明的。

第十章 贝鲁特与雅典

贝鲁特的袭击当然称得上是专业的、英明的——至少事后想来是如此。但在8号星期天那天还没这么有把握。

阿弗纳到的时候，卡尔和斯蒂夫已经在贝鲁特待了两天了。卡尔住在亚特兰大酒店，他这次旅行使用的是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叫安德鲁·马希。幸运的是，阿弗纳毫不费力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如果记不住的话，他就只好在桑兹酒店的大堂里坐半天，等斯蒂夫来。阿弗纳完全不知道斯蒂夫这次旅行用的是什么名字，尽管汉斯肯定会让他的名字听起来富有节奏：基尔伯特·瑞姆伯特，比利时人。之所以让他这次扮成比利时人，是因为斯蒂夫能够用他的南非荷兰语冒充法兰德斯语，至少在黎巴嫩可以。

阿弗纳也毫不费力地记住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名德国商人，名叫赫尔姆斯·德斯特雷科。他没有住酒店，而是直接去了路易斯安排的安全屋。

罗伯特和汉斯一天后从雅典——经罗马——来了。罗伯特的身份也是个比利时人，名叫查尔斯·布萨特。汉斯旅行时喜欢用德国名字迪特·阿特诺德尔。他们与斯蒂夫在桑德斯酒店会合。

1973年的贝鲁特还没有因为劫掠、焚烧和争斗变成一座废城。两年后，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黎巴嫩内战。1973年4月的贝鲁特仍然高楼林立，游乐场、夜总会、优雅的购物区应有尽有，还有穿着时髦的漂亮女人。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它是惟一一座适合阿弗纳口味的城市。那狭长精美的比基尼海滩，贝鲁特西部的阿顿摇滚俱乐部都成为他愉快的回忆。在这个摇滚俱乐部里，一张“美国运通”卡可让任何人进入一个价格适中的娱乐世界，自得其乐——之所以说价格适中，是因为阿弗纳既不喝酒，也不赌博。他喜欢躺在沙滩的躺椅上，沐浴着阳光，看着女孩，时不时地从装着碎冰和可乐的高杯中啜一口。

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用信用卡租了几辆车子——三辆白色的“别克”，一辆“普利茅斯”小型客车，一辆“勇敢”和一辆“雷诺16”。有“集团”在当地的人给他们当司机，他们用星期天和星期一的部分时间勘察了六个地方。两个在贝鲁特，三个在市郊，一个在贝鲁特以南大约三十英里、靠近海滨小镇西顿的地方。最后这个地方和贝鲁特以外的三个地方是游击队员的营地和补给库，武器、交通工具、船只、资料档案和证件都放在这里。在贝鲁特市区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巴解组织总部。

另一个地方是一栋四十层大楼，卡玛尔·纳塞尔、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和科玛尔·阿德宛都住在这栋楼里。

由于当地的“穆萨德”特工已经做了一些计划、准备和监视工作，阿弗纳的突击队只要做一些当地特工不能做的工作就行了。这次行动之后，他们要继续留在贝鲁特，所以他们的身份不能暴露。阿弗纳的突击队要做的工作有租借交通工具，这些工具在袭击之后要扔掉，还要带领参与突袭的人熟悉突袭地点。“集团”在当地的一些人也要参与。对路易斯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是昂贵的——让步，他几乎不会同意。但是，由于阿弗纳向他保证，他的人不会遇到“穆萨德”特工和军队中的突袭队员，他们的任务只是在突击队经过某些地方时用几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护送一下。路易斯答应了。在这些条件下，他的组织面临的危险才降到了最低。

午夜刚过，八辆汽车就停在了雷姆勒特—厄尔—贝达附近的海滩上。虽然这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几辆美国汽车也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当地的贝鲁特人跟中东的大多数人一样，早早就睡觉了，对游客们熬得很晚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海洋也是黑色的。凌晨一点，斯蒂夫看见黑暗中有个小小的亮点，他用自己的车灯闪了一两次，那个亮点消失了。几分钟之后，在黑色的波涛之上出现了一片黑色，一群人静悄悄地向岸边涉水而来。他们携带的防水袋里装着武器和便服。

四十个突击队员挤进八辆车里——斯蒂夫后来说，这是整个任务中最为棘手的技术难题——分成两组，向贝鲁特进发。卡尔和罗伯特把突击队员带到目的地。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带领他们去恐怖组织头子们所在的公寓。对其他四个地方的袭击从不同的集结地开始。

车子—到厄尔—科哈特欧姆街上的那栋公寓前，三个全副武装但无任何防备的巴勒斯坦士兵就被干掉了。为了不让公寓里的居民警觉，以色列人使用的是手枪和刀子。突击队员们冲上楼时，阿弗纳、汉斯和斯蒂夫待在汽车旁边，此时用不着他们了。事实上，他们也许还会碍手碍脚。

卡玛尔·纳塞尔，巴勒斯坦人，四十四岁，未婚，信仰基督教，住在三楼，知识分子，从贝鲁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1969年，开始为“法塔赫”负责公共关系事务。当突击队员们冲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饭桌旁的打字机边。磷弹穿过他的身体时，他身后的沙发立刻升起了火焰。

二楼的科玛尔·阿德宛也坐在桌旁写东西。跟手无寸铁的纳塞尔不同的是，他有一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随手就可拿到。阿德宛是个工程师，“法塔赫”在科威特分部的奠基人之一。他是1973年以色列被占领土上所有蓄意破坏活动的头子。他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他成功组织的几次活动也许是这次贝鲁特袭击的主要原因。他已结婚，有两个孩子。突击队员在砍倒他之前，他企图用自动步枪向他们开枪。

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郁苏夫”，在“法塔赫”中负责“黑色九月”的事务。他跟妻子和儿子住在四楼。事后突击队员告诉阿弗纳，没有伤害纳杰尔的儿子——不过，按照另外一些报道，他在射击中也死了。关于纳杰尔的妻子，没有任何疑问，她企图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丈夫，结果在一阵弹雨中与他同归于尽了。

住在隔壁的一个女人这时不幸把门打开，也被打死了。这个女人好像确实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以任何形式参与过恐怖活动。

恐怖分子和突击队员进行了短暂的交锋。虽然对方人多，但以色列方面是突然袭击，而且比他们训练有素得多。只要不是在持久战中，一般来说，这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四个地方的交火，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据报道，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一百多名恐怖分子死了。以色列死一人，伤两三人。伤者最终都由直升机运走。黎巴嫩当局对此次战斗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以色列人立即在几个公用电话亭里告诉他们，说好像是恐怖分子自己跟自己在贝鲁特的几个地方打起来了。黎巴嫩警察听到这些，谨慎地避开了。这正是以色列人所希望的。

大约凌晨3点30分，一切都结束了。租来的汽车——根据斯蒂夫的说法，一个凹痕都没有——又整齐地停在沙滩上。突击队员从海上撤走了。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也从海上撤走了。他们没有像他们那样上登陆艇。一条小船把他们和路易斯的两个人送到停泊在二十五英里以外的一条渔船上。由“集团”租下的这条渔船，天未破晓前就抵达了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并不平静。巧的是，恐怖分子计划在同一天，即4月9日袭击以色列大使的住所、在尼科西亚袭击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恐怖分子的突袭完全没有成功。在大使的家里，三名恐怖分子只伤到了一个塞浦路斯警察。而在机场，六名袭击者被一名空中警官杀死了一个——他们都是从阿布·奈达尔的“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中分离出来的——还有两个受伤。这些恐怖分子企图驾驶一辆“陆虎”和一辆日本小型货车，冲到跑道上，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对乘客或飞机造成任何伤害。

此次失败，正如卡尔所说，并不是因为不努力。

以色列大使拉哈闵·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恐怖分子袭击他们之前几分钟刚刚离开住所。恐怖分子把那个塞浦路斯警察放倒之后，在房子的一楼放了很多炸药，把尼科西亚市中心弗洛尼斯街半英里以外的窗户都震碎了。如果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二楼的话，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爆炸中丧生。巴勒斯坦人对塞浦路斯的袭击，更加坚定了阿弗纳促使队员们计划在雅典暗杀扎伊德·穆扎斯的决心，无论他在不在名单上。

那次行动，他们几乎彻底失败。

事后回忆起来，阿弗纳觉得，第一个错误也许并不是把队员们分开，就像在巴黎一样。他们三个人毫不费力地就把阿尔一库拜斯干掉了，在雅典再重复一次似乎不是草率之举。就像以前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就可以干这个活了。在这同时，斯蒂夫可以去寻找新线索，特别是与一号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线索，看有无深入的可能。至于卡尔嘛，最适合他的工作是照管各处的安全屋和账目。这样，如果剩下的目标在欧洲露面的话，突击队就可以快速行动。按照目前这种速度，他们也许能把名单上的十一个恐怖分子都干掉。“那不算个什么事！”阿弗纳说，其他人表示同意。

“集团”的人的表现很完美也是一个事实。在罗马、尼科西亚、贝鲁特，两次在巴黎，他们都干得很出色，只有日内瓦的那次例外。路易斯的情报常常证明是非常精确的，这种“穆萨德”通常使用的那些线人都没有这么好的工作经历。他的监视员具有专业水平，就像他的安全屋一样。汉斯倾向于不用路易斯制作的证件，但到目前为止突击队的武器和炸药有两次是靠他的人送来的。袭击之后的手枪有两次也是靠他们处理的，没有一次闪失。有这样一流的支援团队，欧洲各种恐怖组织三四年来干得那么出色就不在话下了。如果要说的话，这些恐怖组织没有干得更出色让人感到吃惊。

在雅典，突击队对路易斯的依赖不得不比过去稍多一点点。罗伯特没有时间去比利时，无法通过平常的渠道准备炸药。在雅典，路易斯的人给什么他们就只好用什么。这是在冒险——正如罗伯特所说，恐怖分子之所以会把自己炸死，是因为他们的方法枯燥，且一成不变——但这个冒险并不是没有理由，恐怖分子也常常用炸弹把他们想炸死的目标炸死。路易斯说，他在雅典的人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城市游击队员提供过几枚炸弹。

跟过去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也打算使用路易斯的安全屋和监视员。

4月11日，他们到达雅典——那是一个星期三——找到安全屋时，屋里全是阿拉伯恐怖分子，他们与恐怖分子度过了第一个晚上。那些阿拉伯人以为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是德国秘密组织“红色军团”的人，所以在他们面前说话毫无顾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道德观念上一样，而且还因为他们以为德国人听不懂阿拉伯语。他们的话题是以色列最近在贝鲁特的突袭。阿拉伯人似乎感到害怕了，他们说他们暂时只好躲藏在开罗或巴格达，这使阿弗纳感到很高兴。虽然阿弗纳毫不怀疑反恐活动所起的作用，但这些阿拉伯人的谈话还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的突击队干的是对的。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那些恐怖头子不得不躲起来。

第二天，他们搬到了另一间安全屋。这问安全屋的主人是一个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的希腊女孩，她给阿弗纳和汉斯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罗伯特当时在和别人谈炸药的事，所以不在场——六点刚过，他们还坐在饭桌上呢，路易斯埋伏在位于索科拉特欧斯街的阿瑞斯泰兹酒店的监视员就打来了电话，很显然是扎伊德·穆扎斯刚刚离开酒店。他被那个克格勃用自己的黑色“梅赛德斯”接走了。

他们计划用那个希腊女孩的车去接罗伯特，把炸药也一起捎上。路易斯的另一个联络人这时给他们带来了手枪——是指定的22口径的贝雷塔——阿弗纳和汉斯每人迅速挑选了一支，也给罗伯特选了一支。然后他们挤进女主人的绿色“雪佛莱因帕拉”汽车，向约会地点进发。

他们从伊米特欧的安全屋出发，走了很久，几乎到小镇的另一头了——在特里乌斯·瑟普特恩布里欧和奥米尼亚拐角处——他们接上了罗伯特和他的旅行包。(他们的第二处安全屋靠近一个墓地。汉斯说：“好啊，至少我们不用走很远了。”)在奥米尼亚，那个一直开车的希腊女孩离开他们，坐地铁回家了。阿弗纳开着车，努力应付着奥米尼亚广场上的车流——雅典的皮卡迪利广场——可以和罗马媲美。“集团”里那个开车载着罗伯特的中年希腊人，这时跟汉斯换了一个位子，坐到了阿弗纳旁边。于是希腊人和阿弗纳坐一辆车，汉斯和罗伯特坐在后面的第二辆车上，几分钟后就到了索科拉特欧斯街。

晚上八点刚过，他们就到了穆扎斯所住宾馆的前面。路易斯的那个希腊人陪着罗伯特和汉斯走进大厅。阿弗纳在外面等着。刚才车上只有罗伯特和汉斯时，罗伯特把他旅行包里的东西转移到了小提箱里。他不能当着希腊人的面这样做，决不能事先向援助队的任何人透露行动的性质，这是一条严格的纪律。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援助人员。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他们可以免受谋杀指控的牵连。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雅典提供炸药的那个人。其余的人，无论是哪里的——最初——都确实会相信他们只是帮助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监视一下，或者有时候在酒店的房间里或公寓里装一个窃听器。

在阿瑞斯泰兹酒店，路易斯的希腊人给了一个杂务工一点钱，请他用酒店里的小推车把一个小手提箱送到五楼，然后用万能钥匙让两个外国人——汉斯和罗伯特——进入某个客人的房间。他们在那里干些什么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帮凶们是不会问他们任何问题的。

罗伯特和汉斯要在穆扎斯的房间里放入颗燃烧弹，这些炸弹里面是一种易燃的镁一样的物质，爆炸时没有强烈的爆发力。起爆时有点像鞭炮，它们会“哗哗哗”地快速移动，立即吸干室内的氧气。虽然无疑会杀死室内所有的人，但不会让房间里起火。它们就相当于一道闪光，一两秒钟之后就会自动熄灭。按照原来的设计，这种炸弹是用来投掷的，就像手榴弹，而他们能弄到的炸弹只有这个。

这种炸弹没有安全保证，如果有人碰巧用那个频率发出了一个信号，炸弹就会爆炸，但罗伯特主要关心的还是燃烧材料本身，他觉得太陈旧了，性能不稳定，安全没保障。他担心它会自己爆炸——或者根本就不爆炸。他从那个希腊供应商那里买了十二颗炸弹，但他只用了八颗自认为状态最好的，装上了无线电接收器，还有四颗仍在旅行包里。如果炸弹有用的话，八颗就够了。

罗伯特和汉斯离开酒店时，9点刚过。跟巴黎和塞浦路斯复杂得多的饵雷不一样，这些“自制的”燃烧弹非常难以放置和藏匿。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时间，因为克格勃喜欢工作到很晚。根据监视员的报告，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以前从来没有在午夜之前送穆扎斯回酒店。

所以，时间没有多大关系，突击队的车停在那里，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雅典是一座不夜城，有些餐馆——尤其是普拉卡商业区，可以跟伦敦的“苏活区”媲美——十点以后才开始营业。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穆扎斯还没有回来。凌晨三点左右，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在街上走了一会，商议了一下。再过一两个小时天就亮了，酒店里路易斯的那个人——那个让他们进入穆扎斯房间里的人——肯定已经下班了。他们需要他跟穆扎斯一起乘电梯上楼，然后下来向他们示意，穆扎斯独自进了他的房间(酒店里还住着其他阿拉伯人，这个时候穆扎斯不可能到他们的房间去，也不可能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来，但阿弗纳还是不想冒险)。他们很快就得决定是否让这次行动流产。

如果他们决定让行动流产，那穆扎斯房间里的那些炸弹怎么办？

留在房间里是不可能的。

回去把炸弹拆下来又非常危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正在拆的时候穆扎斯会回来，而且还因为炸弹会自行爆炸。

那就只剩下一种选择，把炸弹在空房间里引爆。

阿弗纳讨厌这样做，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失败了——袭击不在名单上的那个目标失败了，袭击这个未经授权的目标成功了是一回事，而失败了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有他们的人才干这样的事：因为没计划好，炸了一个空房间。把它当作对穆扎斯的一个警告也有道理，但实际上，恐怖分子——或者克格勃——“警告”是不会让他们善罢甘休的；只有逼迫才能让他们住手。只有迫使他们看到缔造和平比发动战争的结果更好，他们才会去缔造和平。这正是以色列人思想和经验的精髓。在他们弯腰时打几枪警告他们，一点用处都没有。相反，穆扎斯和他的主人们会把这件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让犹太人受挫只会给他们壮胆。

汉斯和罗伯特同意这个看法。他们愿意再等一个小时，之后就要采取行动了。

凌晨四点——一小时后——他们决定再等半个小时——绝对只能等半个小时了。如果穆扎斯4点30分还不回来，他们就要做点事情了。

4点25分，黑色“梅赛德斯”出现在索科拉特欧斯街。

但没有在大门口停。车速慢下来之后，它停在了大约三十码以外的路边。阿弗纳听不见引擎到底熄火没有，但车灯是关了。

大约一分钟后，“梅赛德斯”车里出现了一个人。由于光线太暗，看不出车里那个人是谁，甚至是两个人还是有更多人都看不出来。车门最终打开时，车内的灯光亮了一两秒钟。千真万确，从车里出来的那个人是扎伊德·穆扎斯。另外一个人仍然坐在后面，第三个人坐在驾驶座上，戴着司机帽。穆扎斯把门关上时，车里的灯熄了，但外面的灯没有打开。穆扎斯通过大门走进酒店大堂时，车灯仍然没有打开。

很显然，那些俄国人在等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穆扎斯回来？

有可能。

穆扎斯也许要上楼去取什么东西给他的克格勃联络人。他也许要上楼打点行当，办理退房手续，那些俄国人也许正等着送他到一处安全屋或机场搭乘早班机。

几秒钟之后，路易斯酒店里的那个人出来示意他们，穆扎斯已经独自进了他的房间。那个信号也是要罗伯特引爆炸弹。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知道罗伯特不用再等他另外发信号了。如果阿弗纳希望这次任务流产，他就会在那个希腊人从酒店里出来之前让罗伯特知道。

阿弗纳把手放在门把手上，他要阻止罗伯特吗？俄国人近在咫尺，这是个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但这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他现在阻止罗伯特的话，那穆扎斯房间里的那些炸弹怎么办？很显然，不能弄走，但如果留在房间里的话，也许会伤及无辜。如果炸弹没有爆炸，被发现了，当局就很有可能查到它的来源。各种可能性都存在。那个卖炸弹的见过罗伯特，他就有可能被捕……

阿弗纳别无选择。酒店里雇来的那个希腊人走出大门，伸伸懒腰，打着哈欠，脱下帽子，挠了几下脑袋，然后转身走进酒店。

阿弗纳的视线本能地投向五楼墙上那排窗户。穆扎斯跟许多阿拉伯人一样，喜欢住在五楼，因为——吉利。阿弗纳搞不清到底是哪扇窗户。罗伯特这次装炸弹时不像在塞浦路斯装六颗小炸弹那么精确，但立即就能看见火光冲天了。即使他没有正好看着那扇窗户，但他能看见火光。

他什么也没看见。

那个希腊人回到酒店里一定有一分钟了，可什么也没发生。

还是什么也没发生。

阿弗纳想看看罗伯特和汉斯在车里干什么，但不可能了。难道罗伯特误解他的意思了？难道他在等待阿弗纳的信号，也不可能。

俄国人的那辆“梅赛德斯”一动不动。那个不吉利的黑色物静静地停在五十码以外的路边。

突然，罗伯特的车门开了，罗伯特——不，是汉斯！提着罗伯特装炸药的旅行包从车子里出来。使阿弗纳感到震惊的是，汉斯向大门走去了，手里提着那个袋子，径直走进酒店，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汉斯看起来好像疯了，从他走路的样子就能看出来。通常，他走路的姿态有点僵硬、谨慎，很像一个老人。而现在他却迈着大步，步伐坚定、流畅，下巴翘得高高的。阿弗纳感到如此震惊，以至于迟疑了好几秒钟。汉斯走进酒店时，连朝他这个方向看都没看。很清楚，他的意思并不是要阿弗纳采取行动，而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不能只是待在车里。

“把车子发动起来，”他对希腊人说。希腊人一直局促不安地看着他。“明白吗？什么也别干，把车子发动起来就行了。”

接着，他从“因帕拉”里跳出来，大步流星地穿过大街。

酒店大堂里静悄悄的。前台没有人，也不见汉斯和他的那个希腊联络人。阿弗纳看看电梯，指示灯正指向五楼。他环顾空无一人的大堂，努力回想酒店的布局。有一扇门，是员工通道，还有一扇门，通向楼梯井，是安全出口。如果电梯停在五楼，汉斯一定上了五楼。如果他上了五楼，这个时候让电梯下到一楼就危险了。阿弗纳向楼梯井走去。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爆炸声。虽然声音不大，但确实是爆炸的声音。声音低沉而模糊，没有一点回音。是一种低频率的震动，他感觉是从脚底下发出来的。阿弗纳看见电梯门上的指示灯不停地变化。他泄气地靠在墙上，手向臀部摸去。

电梯门打开了。汉斯出来了，脸色苍白。那个希腊人跟在后面，精神错乱一般，向汉斯挥舞着拳头，嘴里说着含糊不清的希腊语，手里提着那个旅行包。

“他妈的罗伯特，他妈的遥控器，”汉斯一看见阿弗纳就说。“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快点，”阿弗纳指着员工通道门回答道。“走这里。”

他抓住希腊人的肩膀，把他推到汉斯后面。

他们穿过一间半地下室，再下半段楼梯，走过一段昏暗的楼道就到了大街上。汉斯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希腊人跟在后面，手舞足蹈，唠叨不停。阿弗纳走在最后。还有几个台阶就到出口了。汉斯打开门，阿弗纳位置较低，但也能看见外面的人行道。他还看见了别的东西。

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正好停在他们前面。他们恰好从俄国人等的地方出来了。阿弗纳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他们完全可以跟进来的时候一样，从大门出去，但是他们没有。他必须聪明行事，绝对不要原路返回，要把敌人弄糊涂。这样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这一次却弄巧成拙了。

汉斯看见俄国人的车，停了下来。后座上的那个克格勃已经把车门打开一半，正准备从车里出来。他一定听到了爆炸声，也一定看见了那道火光。他很可能是要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而就在这时，爆炸声刚过，几个人就从他面前的侧门里冲出来。俄国人肯定以为是他们干的。

确实是这样的。虽然他仍然站在半开的车门后面，但他的右手开始向左腋下伸去。克格勃准备拔枪了。

阿弗纳后来想，他也许误解了他的意思。也许那个俄国人——毕竟也是个特工，要考虑掩护自己——并不是去拔枪。他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要干涉？无论那个俄国人如何精明，他都不可能肯定酒店里发生的一切会跟自己有关。他没有理由阻止这三个陌生人从他面前经过。拔枪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未经任何思索。那个俄国人跟汉斯和阿弗纳一样，训练有素，能够作出一触即发的反应。跟没有任何疑虑的目击者和无辜的路人不一样，他在车里等的时候精神是紧张的。这也许是职业训练的一个缺陷，让人警惕得过头了，使人条件反射似的迅速作出反应。他的反应时间太短了，一触即发。一个正常的人会感到吃惊、冷漠、犹豫不决或不知所措，而这些能力他们都失去了。也许正是那片刻的延误和稍稍的迟缓——说来非常奇怪——给每天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安全感。

如果说阿弗纳误以为俄国人拔枪的话，那么汉斯也是这么想的。他看见克格勃的手移动时也是这么想的。

汉斯首先开枪了，就像以前训练时那样，连开了两枪。

那个俄国人左手抓着车门框，右手还在摸索手枪皮套时，阿弗纳也开了两枪。阿弗纳是站在台阶的最底端开的枪，有一个角度，他想通过打开的车窗击中目标，他知道低速子弹打不穿“梅赛德斯”钢制的车门。实际上，他看见汉斯的子弹打中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子弹打中没有。他希望自己没有打中。不管打没打中，那个俄国人已经朝后倒在座位上。坐在驾驶座上的同伴伸出手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朝里面拖了拖。那个司机一定非常有力，他用一只手就把那个受伤的人拖进了车里，然后砰地把门关上。克格勃的“梅赛德斯”摇摆着车尾疾驰而去时，车轮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阿弗纳一边把枪收起来，一边用空着的那只手抓着那个希腊人的衣领。此举是多余的，酒店里那个希腊服务员已经吓昏过去了。远处的大街上，罗伯特的汽车咆哮着发动起来。车子转过一个“U”形弯道，眨眼之间来到他们面前。阿弗纳把希腊人紧紧抓在手上的旅行包夺过来，推着他在汉斯后面上了罗伯特的车。然后他向停在马路对面的那辆绿色“因帕拉”跑去。车里的那个希腊人把车门打开。“开车，”他边上车边对他说。“不要太快，明白吗？”

那个希腊人点点头。他跟他那位同胞不一样，非常镇定。阿弗纳这时想，即使他看见了刚才的枪战，一定没看见就在他眼前爆炸的燃烧弹。

他们回到安全屋，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大家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首先，他们得安慰酒店里那个只会说希腊语的服务员。他彻底吓傻了，不是坐在那里发呆，嘴里“嘣嘣嘣”地咕哝着，就是站起来，对汉斯晃动着手指头，用希腊语大骂他。阿弗纳把他带到一边，让他和那个年长的希腊人待在一起，而且给他手里塞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就像水能浇灭火一样，这张钞票发挥了作用。给了他五六张钞票之后，火终于熄灭了。后来，阿弗纳也给了那个年纪较大的希腊人五六张钞票。希腊人走后，罗伯特说：“喂，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的感受。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我检查过发射器，是好的。我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卖给我们的这个破玩意一点都不好。”

罗伯特应该保持沉默的。这个话题使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这是他们一起执行任务以来第一次争吵。汉斯坚持认为，如果罗伯特真的怀疑炸药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建议推迟行动。如果他们不听他的，那就不能怪罪于他。而实际上，该怪罪的就是他。他只是自言自语似的咕哝“我觉得这个玩意不好”——汉斯说，罗伯特每次都是这样——不明确建议取消。

尽管汉斯有汉斯的想法，但阿弗纳还是跟他大吵了一架。毕竟有一套指挥系统——按常识，汉斯应该在采取一套新方案之前与其他人商量的。他抓起装有四颗炸弹的旅行包，连炸弹的保险都没有拆掉，就向穆扎斯的房间冲去。很显然，是汉斯让那个毫无防备的希腊人跟他进的电梯，并让他叫穆扎斯开的门。然后——那个阿拉伯人摸索着开门时，他示意那个希腊人站到一边——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颗炸弹。穆扎斯打开门时，汉斯朝门上踢了一脚，像扔手榴弹一样，把燃烧弹扔了进去。但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罗伯特，也没有告诉阿弗纳。

“如果我告诉你们的话，”汉斯阴沉地说。“你们会不同意。但我相信你们会同意，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浪费更多宝贵的时间。所以我走了捷径。”

“为什么是惟一的解决办法？”罗伯特说。“你让那个希腊人把他叫出来，用枪打死他。”

“用枪打死他？”汉斯愤怒地说，然后转向阿弗纳。“你看，他简直不动脑子！”

阿弗纳只得同意汉斯的说法。用枪打死穆扎斯不能解决房间里的炸弹问题。一旦罗伯特的遥控器失灵了怎么办，惟一的办法就是汉斯那个办法——但他不能擅自行动，他至少应该告知他们。

“如果你在爆炸中受了伤怎么办？”阿弗纳问他。“如果我们扔下你，或者因为留在那里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被抓住怎么办？你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还有，你为什么要向那个俄国人开枪？”

“因为他准备拔枪。”汉斯义愤填膺地说。“难道我要等他先向我开枪吗？你为什么向他开枪？你向他开枪的理由跟我是一样的。”

“我向他开枪是因为我看见你向他开枪了。”阿弗纳回答道。但没有说服力。这场争吵变得有些孩子气了。“不管怎么说，”阿弗纳补充道，“也许我误解他的意思了。”他当然希望自己是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最不喜欢因为杀了一个特工而跟克格勃纠缠——或者与伊弗里姆以及其他的加里西亚人纠缠。然而，如果那个俄国人真的拔枪的话，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他对汉斯的行为感到吃惊。这个戴着老花镜的汉斯，这个看起来像一支铅笔的汉斯，这个镇定、有办法、与世无争的汉斯。如果斯蒂夫，或者罗伯特，甚至阿弗纳，突然扛起一包炸药冲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是汉斯？冲动之下冲了出去，踢开房门，而且后来向俄国人开枪？你真的永远也搞不懂人是怎么回事。

对于汉斯看似疯狂的行为，爱抚仍然让他感到不安。这也许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汉斯有勇气去面对。如果那些炸弹没有爆炸，或者没有拆除，除了等那个恐怖分子在房间里时向他扔去一颗炸弹之外，还能做什么？汉斯没有错，如果他们停下来讨论的话，那可能就太迟了。

“好吧，”阿弗纳最后说。“我们别说这个了。这个活是我们大家共同承担的，我们回到法兰克福以后，让卡尔来评判吧。”

其他人都同意这样做。虽然阿弗纳是领导，但卡尔从一开始就是——部分是因为他的年龄和经历，但主要是因为他的个性——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犹太学者和突击队中裁定是非的人。尽管卡尔没有参与，他也会非常公正和客观。如果还有别的办法他们可以采用，卡尔也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又在雅典待了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接一个地飞走了。根据报纸上的报道，酒店的爆炸一定像7月4日那天一样。它确实引发了一场大火，但只烧死了穆扎斯。有些报道提到一个德国游客受了点轻伤。媒体上只字未提枪击俄国人的事情。

在法兰克福，他们把这件事跟卡尔讲了。他只是抽着烟斗，抬起眉毛，对着天花板翻白眼。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斯蒂夫的反应恰恰相反。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非常不安。“怎么样，”斯蒂夫对阿弗纳说。“我们把他干掉了。他妈的俄国佬，我们也把他干掉了。怎么了，伙计们，你们害怕了？”

“喂，安静，斯蒂夫，”卡尔终于说话了。“我不在那里，没法评判。关键是，你们都回到了这里，好好的。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很显然，只能这样。但阿弗纳仍然忧心忡忡，说不清什么原因。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为了给十一个以色列运动员报仇，他们已经干掉了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契尔、阿尔一库拜斯以及贝鲁特的纳杰尔、纳塞尔和阿德宛。还干掉了穆扎斯和那个克格勃。关键是，没有费什么力气。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费什么力气，阿弗纳胸口才有一种痛苦的压迫感。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布迪亚

自从9月末他们离开日内瓦的米迪酒店以来，阿弗纳第一次，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了。他记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在部队里没有、在“六日战争”期间没有、训练的时候没有、做一名普通特工的时候也没有，甚至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初也没有。到4月中旬他才有这种感觉。当然，他知道紧张、吃惊，甚至害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4月份的感觉与这些截然不同。它不是一闪即逝的肾上腺素的奔突，不是稍纵即逝的心跳到嗓子眼的感觉，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剧痛，而是一种悄然存在、让人萎靡、几天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无论干什么，这种感觉都始终笼罩着他。无论是在餐馆里吃羊排，还是看自己喜爱的演员路易斯·德·凡那斯主演的电影——阿弗纳一定把这位法国喜剧演员的所有电影都看完了——这种感觉始终存在。有时候像钝痛，有时候像有个肿块。他感到恐惧了。

起初，阿弗纳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的缘故。

他很快发现，这种感觉是恐惧。他感到愤懑和羞愧。一想到其他人，卡尔、斯蒂夫、汉斯或者罗伯特会知道他害怕时，他就羞愧难当。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了。为了克服这种情绪，他故意经常这样说：“伙计们，我害怕。”“伙计们，我很担心。”交替这样说。当然，这是部队里一种自夸的风格，是惟一许可的形式，通过强烈反对其反面来表明自己的勇气。但他一定做得太过分了。有一天，只剩下他和卡尔时，卡尔非常平静地对他说：

“我知道，我也非常担心。”

他说话的语气使阿弗纳再也不敢说自己害怕了。

“妈的，”他说，“你也害怕？我想知道为什么？”

但卡尔摇了摇头。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没过多久，阿弗纳就知道了答案。当时他在纽约跟肖莎娜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回来。也许跟他发现的时候有关，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

他们的团聚并不全是欢乐。肖莎娜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搬进了阿弗纳在布鲁克林给她找的公寓里。她和女儿葛拉、小狗查理搬进去时，阿弗纳正在贝鲁特。她感到很孤独。她以前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过，她也不知道阿弗纳在哪里，还要多久才能来美国。三个星期以后他来了。肖莎娜紧紧箍住他的脖子，箍得他有点疼了。如果阿弗纳觉得他们被迫过的这种日子肖莎娜以前觉得无所谓的话，那她这次拥抱就让他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们在床上度过了头两天。第三天早晨，他从梦中醒来。在梦里，有人正看着他。他睁开眼睛，看见肖莎娜正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

“怎么了？”阿弗纳睡眼惺忪地问道。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语气非常严肃。“我的意思是，你的头发没有白，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看起来老了十岁。”

他闻听此言，两天来几乎消失的恐惧又像拳头一样击打在他的胸口上。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刮胡子的时候，他不停地端详镜中的自己。肖莎娜是对的。他在过去七个月中老了好几岁，看起来像个三十四五岁的人了，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六岁。

“喂，”他对镜子中的自己大声说。他从来不这样的。“看来你愚弄得了你的脑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体。”

“你说什么？”肖莎娜在卫生间外面问道。

“没什么。”

在那个星期剩下来的时间里，他开着租来的车，带着肖莎娜在纽约逛了一下，让她看看这座城市，别让她太陌生。他来纽约之前，她最远只走到了拐角处的杂货店。肖莎娜谁都不认识，交朋友不容易。他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两个熟人。她跟往常一样，从无怨言。一天下午，她在这套光线不好、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给孩子喂奶，他看见了，发现她是那样的孤独和脆弱。这使阿弗纳非常愧疚。“不会太久的。”他对她说。“我向你保证。”

她看着他笑了笑。这使他感觉更加不好。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她似乎从葛拉身上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但在阿弗纳看来，葛拉仍然很丑，但随着慢慢长大，她变得比以前好看一点了。

后来，他飞回欧洲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自己恐瞑的原因。他、卡尔，以及其他人也许都想到了。为什么是七个月他们成功实施了五次暗杀行动(不包括贝鲁特那次)之后才感到恐瞑。原因非常合乎情理，非常简单。

他们开始意识到，组织一次袭击几乎不用费什么气力。有几个人，有一点钱，下一点点决心，就可以找到一个人，把他杀了，多容易啊！没有任何损失。难怪那些恐怖分子总能得逞的。不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需要很长时间——只需要一小会。只要够干掉四五个人的时间就行。

对他们轻而易举，对别人同样轻而易举。他们能这样毫不费力地把别人干掉，别人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干掉。他们能买到恐怖分子的情报，为什么同样有钱的恐怖分子——他们的顾忌更少——搞不到他们的情报？为了干活，双方都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双方都要跟一些人接触，这些人就是线人。只要一个线人就够。阿弗纳的突击队员随时都可能在街道的拐角处看见一支枪正对着自己。晚上关灯以后，他们的床也可能炸到天花板上去。毋庸置疑，也许有人在外面伺机除掉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呢。他们的害怕是有道理的。

这时发生了三件事情，尽管都是小事，但每发生一件事情都使他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一点。一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他们五个人一起去餐馆吃饭。(在法兰克福，他们不是在这套公寓里就是在那套公寓里吃饭，轮流买菜、做饭。)回来的路上，阿弗纳开车，五个人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走的是一条近路，要经过一个工地。突然，几盏强力照明灯照得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手提式扩音器里传来让他们停下来的命令。刹那之间，他们就被法兰克福警察团团围住——突击搜查毒品。很显然，一些毒品贩子准备把毒品放在工地上，阿弗纳的突击队中了他们的埋伏。几分钟后他们被释放了，警察一再道歉——他们的证件没问题，他们也没喝醉，车里也没有什么东西连累他们——即便如此，他们站在枪口前、伸开双手趴在阿弗纳的“欧普”车顶的那几秒钟里，都觉得自己的末日来了。他们都以为自己被德国安全机关逮住了。实际上，这是在执行这次任务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西方当局遭遇。

另外两件事只发生在阿弗纳和卡尔身上，分别发生在两个星期天，地点是法兰克福的安全屋。两次都是上午十点左右。当时他们刚吃完早餐，还没来得及收拾桌子。第一件是这样的：门上响起敲门声时——这有点异常，因为来人应该在门厅按门铃——阿弗纳踮着脚，从窥视孔里看见走廊里站着两个穿戴整齐的陌生人。阿弗纳让卡尔在卧室门口埋伏好之后，就用钥匙去开门，同时用脚顶着门下面。

陌生人是邮件检查员，来检查邮件的被盗情况的，很显然是守门人让他们进来挨家挨户地询问是否丢失过邮件的。“多危险的工作啊。”卡尔把贝雷塔放起来，讽刺道。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发生的事情更为突然，更加充满了暴力。阿弗纳和卡尔正在看报，他们二楼的窗户突然一声巨响，一个物体飞进了房间。他们立即趴在地上，双臂抱头，等着那颗手榴弹爆炸。几秒钟以后，他们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地上满是玻璃，但没看见从窗户里飞进来的飞弹。

阿弗纳爬到墙外面，背贴着墙站起来，让自己能够慢慢地透过破碎的玻璃看看外面的情形。他看见一个黑人小孩。毫无疑问，这个小孩来自对面的美国人聚居区。此时他正仰着头看着他们的窗户，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对不起，先生。”他看见阿弗纳后用英语大声说。“这是意外，请把球给我好吗？”

这之后一连两个晚上，阿弗纳都很难入睡。

同时他又是这样一种性格。那些可能会吓住别人的东西——诸如恐惧、对抗、困难和非难——只会鞭策他继续前行。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对它进行分析，他是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愈挫愈勇的人。他身上有些怪癖，就好像他脑子的线路接反了。如果有人恶作剧，把车子的油门和刹车调换一个位置，那他就是这样一部车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惧也许是一个最不能阻止他继续前进的东西。

他跟同伴们也许在很多方面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很显然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

也许“穆萨德”的心理学家们确实了解这个行当。他们挑选的五个人都本能地试图通过进攻而不是退缩来摆脱那些让他们害怕的东西。大多数人都自然地逃离或躲避危险，而这几个人却背道而驰。

到5月份时，十一个恐怖分子当中只剩下四个了。关于阿里·哈桑·萨拉米的下落，他们一点线索都没有。名单上的二号人物阿布·达乌德，暂时囚禁在约旦监狱。十一号瓦地·哈达德博士似乎非常谨慎，从来不在中东和东欧国家露面。这些地方，突击队员是不让去的。

只剩下九号。九号是个经历丰富、非常有吸引力的阿尔及利亚人，名字叫穆罕默德·布迪亚。法国当局对他非常熟悉。1959年，他为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去蓄意破坏汽油库而被监禁。在某种意义上，布迪亚是个软目标。他没有公开自己与恐怖分子的关系。1973年，只有“穆萨德”和一两家情报组织怀疑他的组织“东方巴黎人”是“解放阵线”的掩护。作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国家剧院的一位导演，他在戏剧圈子里和当时巴黎时髦的左翼社团中非常活跃。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巴黎西部剧院上演的戏剧都有政治寓意。有的戏剧还非常成功。在巴黎那些认识他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参与过恐怖活动，跟他一起参与过恐怖活动的人就更少了。其中有几个女人非常喜欢这位英俊的阿尔及利亚人。

与此同时，跟他的前辈——有消息说是他的下级——汉姆沙里不一样的是，布迪业并不仅仅靠掩护来保护自己。众所周知，他的日程安排从不固定，从来不在同一个时间里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两次。他喜欢在几个女友的公寓里打发晚上的时光——不过，斯蒂夫说，最后这个爱好也许跟安全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公共场合露面时，贴身保镖时常陪伴在侧。

因为他总在旅行，什么时候在巴黎，到了巴黎要待多久都很难确定。另外有消息说，1973年1月“穆萨德”巴鲁克·科亨死的那天，他在马德里。至少有一个人，人们怀疑他为了搞清楚布迪亚和他的组织——这个人是叙利亚记者汉尼·库达，他是不是在替“穆萨德”干活不得而知——是死于暴力的。

整个5月份，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都在追踪那个难以捉摸的恐怖头子，但一无所获。“集团”在巴黎也没有得到任何情报，阿弗纳决定再找找罗马的托尼。(布迪亚的活动之一就是破坏意大利的里迪雅斯特湾的跨阿尔卑斯山脉的输油管。这次行动造成十八人受伤，几百万元的损失。据说这次行动布迪亚亲自出马了，跟他一起的还有两个异性朋友，一个法国女人和一个罗得西亚女孩。按照路易斯的说法，给布迪亚卖炸药的那个希腊人和提供炸药在雅典炸死穆扎斯的是同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因为布迪亚跟意大利有联系，阿弗纳认为，托尼作为“集团”的一个分部，认识的人也许比路易斯在巴黎的那些人更多。

但是托尼什么忙也帮不上。阿弗纳在罗马待了几天之后，决定给路易斯打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他问道，渐渐把那个法国人当作朋友了。

“没有。”路易斯回答道。“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一下，有个人想见你？”

“最快什么时候？”阿弗纳问道。

“周末，”路易斯回答道。“你方便的话。”

现在才星期三。阿弗纳决定租一辆车开到巴黎。他喜欢坐飞机，也喜欢开车。让自己的安排每天都不同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而且，开一两天车还可以让脑子休息休息。意大利和法国里维埃拉海岸地区，沿途风景优美，尤其是5月。如果经过瑞士的话，他可以到日内瓦的银行去一下。他可以看看个人的存折上这段时间又增加了多少。他并不看重这些钱，但最近几个月以来，阿弗纳开始考虑用这些钱来买些什么东西，尤其是给肖莎娜买些什么东西。他开始整天做白日梦——自古以来愧疚的丈夫都这样——想着给她买什么东西。比如，他在巴黎欧奇大道附近“丹麦店”的橱窗前，盯着一套厨具模型看了几个小时。那台高高的带制冰机的冰箱和那个自洁式烤箱确实不错。如果肖莎娜有这么一套厨具，即使在美国也不会丢人。

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开车的时候，他尽量不去想任务的事。相反，他沉浸在对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及最近几年到过的国家的回忆之中。只要比较一下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就能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很多东西。法国人绕山建起了一张漂亮的蜿蜒曲折的环山公路网，而意大利却硬是把这些山挖通，形成一个令人难受的隧道网。在热那亚至法国边境的高速公路上，大约有五十条隧道。

阿弗纳认为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各个民族融入自己的城市、环境和建筑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法国人看起来属于巴黎，而意大利却看不出来属于罗马。并不是阿弗纳反感意大利人——恰恰相反——而是那些富丽堂皇的楼宇与大街上人们的举止言行之间的反差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讲的是印度某个地方，由于早期的文明，丛林中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城市，如今这座城市已成为废墟，废墟里住的全是猴子。只是在那本书里猴子们不骑电动踏板车。

那犹太人呢？嗯，也有问题。当然，这只是阿弗纳的个人意见——这与他对以色列的热爱或者爱国情感无关——但自从孩提时代起，他在中东这个环境中就从来没有过哪怕是装出来的舒适之感。在阿弗纳看来，无论是“野客”，还是加里西亚人似乎都不适合这个环境。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惟一适应这个地方的人来自阿拉伯国家，比如摩洛哥或也门。至少阿弗纳是这样认为的。这与悠久的历史或欧洲的以色列人建造了什么、在以色列有什么成就无关，尽管这些都是了不起的。阿拉伯人也无权把他们推入大海，谁要把犹太人推来推去，除非先把他杀死。但他仍然要说，很奇怪，他们不适合这个环境。这是他的看法，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有权这样说。

一旦哥萨克人、纳粹党和其他一些人把犹太人赶出欧洲，他们最终死在了哪里大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欧洲也许适合他们，但他们住在那里就要遭到杀戮，每个世纪有一两次，最后一次差不多斩尽杀绝了。所以，如果欧洲人现在对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把他们的大城市当作战场感到不满意，那就太遗憾了。他们应该早点担心这个问题的。

阿弗纳这样想着的时候，已经到边境了。他看着那个倒霉的查验护照的官员，眼中充满了挑衅。

阿弗纳到了巴黎之后，给路易斯打了个电话。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那个法国人说。“穿得体面一些，我们要去见‘爸爸’。”

阿弗纳很兴奋，但并不特别吃惊。就过去六个月来他们花的钱而言，那个“老人”完全有理由感到好奇。那些左翼和右翼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秘密组织以前都可能是他的顾客，这些人一点都不穷——比如，在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戴高乐的反对派中，就有一些人非常有钱。尽管如此，或许没有一个组织在几个月之内花在“爸爸”身上的钱有阿弗纳的突击队花的多。很显然，这位曾经的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如今的私掠船船长想看一看究竟。

对阿弗纳来说，他当然也非常感兴趣。

那栋房子位于巴黎南部的乡下。也许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他们花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到。黑色“雪铁龙”一上高速，路易斯就把一副盲人眼镜给他，说：“你不介意戴上这个，是不是？”黑色的眼镜完全挡住了阿弗纳的视线。也许谨慎的卡尔会拒绝，但阿弗纳觉得，一旦上了路易斯的车，他怎么样都能把他带进埋伏圈。阿弗纳绝对相信的第六感觉告诉他没有危险。

轻盈的“雪铁龙”转向二级公路，路易斯才让阿弗纳摘掉眼镜。法国的乡下，平静安宁，薄雾缭绕，四周青山环绕。在通向那座巨大的不规则房屋的车道上没有人把守。他们从车里出来时，一只毛发蓬松的牧羊犬非常友好地跳起来，流着口水在路易斯脸上舔着，然后又在阿弗纳脸上舔着。

“爸爸”在门口迎候他们。他脚穿拖鞋，无领的衬衣上套着一件深绿色的羊毛衫。(后来有一次在巴黎，阿弗纳看见他穿过一套老式的三件套西服。)“爸爸”六十出头，铁灰色的头发，鼻子很大。那双长满老人斑的大手十分有力。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使阿弗纳想起自己的父亲，还使他想起戴夫，那个当过海军的美国手枪教练，虽然他们的长相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阿弗纳想，也许是因为他们都非常相信灵巧与力量。

也很可能是因为“爸爸”说话的方式。他的英语跟戴夫的希伯来语一样，说得支离破碎。阿弗纳对自己不能说法语感到抱歉，提议说德语，但老人拒绝了。

“不，先生，不，我说英语。为什么不说英语？我正在练习英语。整个世界都会说英语，是不是？”

阿弗纳心想，“爸爸”倒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烦恼。

但是，“爸爸”不喜欢英国人仅仅是表层原因，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阿弗纳从来没有搞清楚——后来，阿弗纳又拜访过他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爸爸”似乎不讨厌作为个体的人，但政客也许要除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话题一转到特定的人，“爸爸”就会赞许地点点头，说：“我认识，他人很好。”但谈到群体或政府时，算了吧。在“爸爸”看来，他们都是屎。

他把阿弗纳介绍给他的妻子。她大概是路易斯的母亲。但阿弗纳看不出来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感情。虽然她实际上要比“爸爸”小几岁，但她看起来要比“爸爸”老。她一声不吭地进进出出，给他们上点心。她从不参加他们的谈话，也从不跟他们坐在一起。跟阿弗纳和“爸爸”待在房间里的人，除了路易斯之外，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伯父。他言语很少，而且只说法语。不过，阿弗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惊人之处。很显然，“爸爸”和路易斯是把他当作活电脑来使用的。无论什么时候问他，他都能面无表情、语调单调地把那些日期和数字说出来。阿弗纳决定试试他，就问路易斯自己还欠那个希腊人多少钱。那个希腊人替他干过监视别人的活。路易斯转向伯父，把这个问题翻译成法语。

那位老人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阿弗纳心里的那个数字。

这当然是一种比做记录更为稳妥的办法。阿弗纳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不过，他也想，要是这位年逾古稀的伯父过世之后，“集团”该怎么办。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爸爸”只直截了当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是在给以色列干活，对不对？”

阿弗纳把曾经对路易斯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他说他们是在收集恐怖分子的情报。“我以前给‘穆萨德’干活，”他补充道。“但现在不干了。”严格说来，这是事实。“我的伙伴们和我现在给美国的一家私人犹太组织干活。”

这是一句谎话，但不是没有道理，它正好与“爸爸”的世界观一致。据阿弗纳推测，这位法国老人的观点似乎是这样，即所有的国际破坏活动或情报收集活动的背后都存在着个人利益。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爸爸”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点与他们在魁北克出生的组织者凯瑟非常相似——但这也许是个以己之腹度他人之心的问题。

阿弗纳对此不敢苟同。毫无疑问，确实有一些独裁者、石油酋长、富有的新纳粹分子或者古怪的浪漫革命的花花公子，到处给恐怖集团或恐怖活动提供资金，组建恐怖集团，组织恐怖活动。意大利那个有钱的出版商詹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就是一个例子。一年前，即1972年春天，他穿着一件卡斯特罗式的夹克衫，企图破坏米兰附近的一些工业设施，结果把自己炸死了。但阿弗纳说，在国际恐怖活动或反恐怖活动中，这些人都只占很小一部分，跟偶尔出现的独自去暗杀国家领导人的狂人一样少。也许这里或那里有一些学生革命者或民族主义者自发的组织，但他们没有任何支持。在阿弗纳看来，那些较大的组织都是由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资助的。即使像菲尔特里内利这样的人，最终都是由他们资助的。要么资助金钱，要么给他们提供培训、证件或武器。

但这显然不是“爸爸”的观点。阿弗纳感到好奇的是，作为一个了解民间疾苦的法国人，一个对欧洲间谍活动的基本特征如此了解的人，得出的结论跟那些完全不了解间谍活动的写卡通片、好莱坞电影和流行小说作家一样。为什么“爸爸”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某些神秘人物——商人或旧式贵族之类的人——在瑞士的城堡里密谋接管这个世界而干的？如果“爸爸”相信什么的话，他似乎就相信这个。他那圆滑世故的微笑跟凯瑟最喜欢的一句话异曲同工。“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是骗傻瓜的。”

阿弗纳想，无论怎么样，他和他同伴们都是傻瓜。但如果“爸爸”喜欢美国的私人犹太组织的话，阿弗纳就打算不跟他争吵了。归根结底，到底谁说得清？阿弗纳当然说不清。尽管阿弗纳对“爸爸”关于世界的看法没有什么印象，但对别的方面却又印象深刻。这位法国抗德游击队员很显然对自己的生意很熟悉。他对于所有现实问题的评论都是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他似乎都经历过。阿弗纳不想跟他作对。这次见面之后，他觉得只要“爸爸”站在他这边，他就是安全的。

这位老人陪他们向汽车走去时，他的动作强化了这一点。阿弗纳伸手去拿仪表板上的墨镜时，“爸爸”从他手里夺了过去。“哦，屎！”他说，把墨镜递给他的儿子。儿子笑着放进了衣袋里。

回去的路上，他对阿弗纳说：“看来老人很喜欢你。”

阿弗纳微笑着咕哝了几句“很高兴”之类的话。他想说“很好，那我也许就能活得长一点了。”但他不想知道“集团”有没有幽默感。

事实是，自从与“集团”打交道之后，阿弗纳总感到不安，总觉得他和同伴们骑虎难下了。在以后的任务中，他跟“爸爸”及其儿子们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爱与恨的关系，还不如说是一种信任与恐惧的关系。“集团”是受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的驱使还是仅仅靠出售情报和提供支援来赚几个钱——这次与“爸爸”会面时，阿弗纳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也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猜测。巴解组织是不是他们的顾客也难说。虽然阿弗纳并不怀疑他们的顾客之中肯定有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红色军团”，否则的话，安德雷斯不会认识路易斯。他们的大多数顾客很可能都是在政治上反对戴高乐的人和其他“黑色”恐怖——即右翼——的拥护者。这样，为什么“爸爸”相信隐藏在国际阴谋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强大的私人利益和旧式贵族家庭就很好理解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喜欢英国人。虽然没用一兵一卒英国人就放弃了自己的帝国，旧的世界秩序因而被打破，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制度和精神却通过那些粗鲁、富裕、完全不可预测的美国人传承下来。如果“爸爸”的某些政治观点跟那些反对戴高乐的顾客们一样的话，那他肯定也是这样看的。

但是，像“集团”这样的私掠船船长忠诚的通常并不是观念上的东西，而是金钱，常常是个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恐怖分子卖给一个反恐人员，或者把一个巴勒斯坦人卖给一个以色列人。但反过来，也同样轻而易举。如果某个人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或者这个人他们喜欢，无论他在哪个阵营，他们都可以保护他。阿弗纳的第六感觉表明，只要“爸爸”喜欢他，信任他——或者喜欢或信任他们这种生意上的关系——他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集团”提供的情报和服务，还是物有所值的——正如汉斯所说，“爸爸”和路易斯应该收那么多。他们很老练，比他们经常使用的“穆萨德”的联络员和阿拉伯线人要老练得多，可靠得多。但，是不是没有他们阿弗纳的突击队就找不到这些恐怖头子呢？事实是，一直到1973年夏天他们都没有找到。除了贝鲁特的纳塞尔、阿德宛和纳杰尔之外，“穆萨德”只有汉姆沙里的地址——在任务开始时伊弗里姆提供的材料里——和可以在罗马的某个地方找到兹威特这个情报。其余的情报全部来自“集团”。

卡尔甚至给路易斯取了个绰号，叫“解围之神”，阿弗纳一直记不住这个法语词汇，于是把它改成了“摩西机器”。他每次要给路易斯打电话时，总是说：“我要给摩西机器打个电话。”

一个星期以后，路易斯报告说，穆罕默德·布迪亚在巴黎。当天晚上罗伯特就飞到了布鲁塞尔。刚过了一个星期，大约上午10点25分，斯蒂夫就把“爸爸”的一辆货车停在了一家名叫“金星”的小咖啡馆前的马路对面。这家咖啡馆位于左岸祖斯街和弗斯·圣一伯拉德街的拐角处。这天是6月28日星期六。

布迪亚这人很难盯。他跟以前的目标不一样，每天晚上待的地方都不一样，白天在什么地方出现、什么时候出现都无法预测。惟一的办法是一直对他实施监控。他们一旦发现他是独自一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时间、地点以及其他条件合适，就干掉他。

有一个前提是，那个机警小心、经验丰富的阿尔及利亚人没有发现自己被跟踪，没有乘他们不备溜掉。

为了降低风险，阿弗纳让路易斯对他实施大规模的监控，能找到多少人监视他就找多少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确保目标发现不了自己被跟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同一个人或者同一辆车在他周围出现两次。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个钱的问题。在巴黎，可供“集团”支配的训练有素的特工有十几个甚至更多。

布迪亚经常开车，阿弗纳和卡尔就让罗伯特准备一颗汽车炸弹，当然也不排除使用其他办法。在暗杀行动中，枪击总是一个可用的方法——准备工作最少——但难的是从现场脱身，也毫不具备伊弗里姆说的“机智灵敏”。坦率地说，也没那么恐怖。因为队员们情感上对枪击有负担，所以阿弗纳也不喜欢。虽然一直没有说出来，但它确实是一个原因。说明白一点，在远处按按钮比在两英尺外朝一个人连续射出几发子弹要容易一些。

罗伯特和他的比利时联络人准备的炸弹跟他们用来暗杀阿尔一契尔的炸弹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但要小一点，简单一点。这次不是六颗小炸弹，而是一颗炸弹，里面分为不同的区域。爆炸的方法是一样的，把炸弹放在座位底下，通过压力打开雷管的保险，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仅仅靠压力是不安全的，这样可能会伤害到过路人，或者跟布迪亚一起坐进汽车的人。而只靠无线电控制又可能会在运输或者安装的过程中被一个偶然的信号引爆。

在安排时，斯蒂夫突然说：“你知道吗，我们都疯了。这是战争，是不是？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对逃跑路线冥思苦想？罗伯特为什么要对无线电乱摆弄一气？你们知道，如果这个布迪亚要杀我们的话，他会怎么做？我告诉你们，晚上八点，他或者他的女朋友会把一颗炸弹用电线绑在我们车子的点火装置上。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会坐在阿尔及尔喝茶。他才不关心我们发动他妈的车子时谁会跟我们一起炸死呢。他会说这就是他妈的战争。

“而我们在干什么？设法搞清楚怎样停车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确保他被炸死的时候，我们在不超过一百英尺的范围以内，我们都是傻子。这就是他们最终会赢的原因。”

“你说完了吗？”停了一下，卡尔问道。“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那请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布迪亚现在最喜欢的那个女人是个速记员，住在十八区的波伊诺街。虽然在27号星期三晚上，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开的“雷诺16”一直停在他女朋友的住处外面，但阿弗纳担心第二天早上他会捎上他的女朋友，所以不敢冒险把炸弹放进车里。事实上，布迪亚是清晨六点钟离开的，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以后，那个女孩才独自离开。

有趣的是，布迪亚开着“雷诺”去的那个街区也是他的女朋友稍后要去工作的地方，就是左岸的第五区。从波伊诺街到圣杰曼大道底端的弗斯·圣一伯拉德街很远，即使布迪亚在早上的高峰期来临之前就出发了，他还是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他把车倒进巴黎大学现代的“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楼”外面一个与街面成斜面的车位时，差不多六点四十五分了。

布迪亚从车里出来，把车锁上。“集团”的一个监视员走着跟在他后面，另一个人开着车，他们刚才跟着布迪亚的“雷诺”一直跟到了最近的电话亭。很显然，布迪亚要去另外一个女朋友家，大约一个街区的距离。

半个小时不到，斯蒂夫和罗伯特就把一辆货车停在了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的车前。他们穿着修理工的服装。尽管弗斯·圣—伯拉德街道对面有几家商店，早上这时候也有行人，但由于货车挡在小车的前面，他们什么也看不见。虽然说不准布迪亚什么时候回来，但“爸爸”的人会在他前面回来的。“爸爸”的人一直跟着他，好让斯蒂夫和罗伯特有足够的时间撤离。

他们这次使用的炸弹几乎不用多久就可以放在司机的座位下面。这是一颗自制的炸弹，像个小包裹，不需要调节定时器，也不需要连接电线。三十秒之内斯蒂夫就可以打开“雷诺”车门。罗伯特放好炸弹不用一分钟，斯蒂夫再把车门锁好也只需要几秒钟时间。

放好炸弹，还不到八点。斯蒂夫和罗伯特回到货车上，把车开到祖斯街和弗斯·圣—伯拉德街的拐角处。阿弗纳和汉斯在拐角处用一辆车霸占了两个车位。这时他们朝前开了一点，让货车从容地停在他们旁边。

卡尔一个人待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十点四十五分，差不多三个小时过去了，没见“爸爸”的人或者布迪亚的踪影。后来，一辆大型卡车停在斯蒂夫和罗伯特的小型货车刚刚停过的地方，正好在那辆装上炸弹的“雷诺”前面，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对此，他们一筹莫展——不过，阿弗纳也考虑过走过去找个借口让卡车司机朝前面挪十码。因为，如果布迪亚这时正好回到车上的话，那他从停车位开出来之后他们才能看见他。这时再跟着他的车在另外一个地方引爆炸弹就非常危险了。如果卡车移一下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

几分钟之后，卡车走了。

但几乎就在同时，一男一女——从他们拿着书这点来判断是两个大学生——准备在“雷诺”旁停下来谈话。那个女孩甚至靠在了后挡泥板上。当然，如果布迪亚回到车上时，他们会走开，但是也许不会走很远。刚才阿弗纳还希望布迪亚快一点出现，但现在他希望等那两个学生说完话之后他才出现。“快点，宝贝。”他希望他跟那个女孩之间有心灵感应。“无论那个男孩想要什么，你都说行。只是，把你的屁股移一下吧。”真的起作用了，因为那两个学生开始移步走开了。

十一点。

“爸爸”的人沿街漫步而来。

阿弗纳朝货车上斯蒂夫旁边的罗伯特看去，看他是否也看到了这个人。罗伯特点点头。阿弗纳把引擎发动起来，他知道斯蒂夫也会这样做。

布迪亚打开车门，上车，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他几乎连发动引擎的时间都没有。阿弗纳甚至觉得他连把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的时间都没有，但他应该有这个时问，因为车子开始移动了。

“雷诺”的门被炸开。车顶也扭曲变形。在影响范围较小、又要致人于死地这个意义上说，这颗炸弹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罗伯特做得最好的。既没有伤害离车只有十英尺的人，也没有让车里的人有生还的可能。

爆炸的声音很大。几秒钟之间，街上就挤满了人。据说，在附近办公室工作的布迪亚的女朋友也听到了爆炸声，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位四十一岁的阿尔及利亚人眨眼之间就一命呜呼了。

知道他的背景之后——在靠近爆炸地点的“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楼”里，有左翼学生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第二天的巴黎报纸猜测，在爆炸中丧生的布迪亚可能是个无辜的受害者。由于车里看不出来连接电线的痕迹，所有这种说法也是警察最初的论断。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待到7月的第一个星期才离开。他们跟往常一样，是一个一个离开的。虽然阿弗纳心里的压力没有缓解，但他感到很满足。即使“谨慎的卡尔”都觉得这次的任务进展顺利。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九个恐怖组织头子身上复了仇。现在名单上只剩下三个了。如果他们再干掉两个，就跟在慕尼黑被杀害的以色列人相当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卡尔——包括对这次行动感到非常自豪的罗伯特——都没有想到，他们暗杀穆罕默德·布迪亚，实际上是为欧洲的恐怖分子高层腾出了一个空间。他们为一个高级位置扫清了道路，为那个声名狼藉的恐怖分子打开了十年恐怖活动的大门。数周之内，另一个人就代替了这个被杀的阿尔及利亚人，将“东方巴黎人布迪亚突击队”重新命名。这个人是个短粗的委内瑞拉人，受洗礼时的名字是里奇·拉米雷·桑切斯。

他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的“豺狼卡洛斯”。

第十二章 “赎罪日之战”

1973年10月6日下午，阿弗纳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从特拉维夫时间当天下午两点开始，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再次展开了枪战。

在阿弗纳和他的队员们设法寻找并且暗杀欧洲十一个恐怖头子的十二个月里，中东外交和军事上发生的变化使他们这次的任务，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意义。在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个重大节日的当天下午，阿拉伯人准备兵分两路，对以色列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部是埃及的第二军和第三军，一共五个师，跨过苏伊士运河，对被占的西奈发起攻击。在北部，叙利亚军队的五个师，对所谓的“紫线”发起了进攻——“六日战争结束时的停火线”——从霍蒙山一直延伸到约旦边界汝库阿德河与雅姆克河的汇合处。阿拉伯人两路军队的进攻又使北约在欧洲的常备军对犹太部队的防御行动展开了反击。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赎罪日之战”是以阿拉伯人的胜利告终的话，那几乎就意味着以色列国家的灭亡——除非几个大国迅速干预——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在规模上将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觉得继续待在法兰克福或者日内瓦已没有多大意义，想把跟踪萨拉米或者哈达德博士的线索捡起来，但又发现在情感上无法这样去做了。因为，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对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任何防备——是几乎，并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从1973年春天他们就从线人那里得到传闻，说埃及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关于这个，他们5月初甚至还在日内瓦给伊弗里姆留了一条信息。阿弗纳和卡尔都觉得应该这样做，尽管严格说来，这不是他们的任务。但是，正如“赎罪日之战”后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阿拉伯人备战的这一年里，一些比阿弗纳的突击队重要得多的消息来源定期将情报数据送往耶路撒冷。

到10月6日下午，一切已成定局。他们已没有时间在日内瓦等待指令。形势迫使他们做出决定。阿弗纳被迫这么做了。“我回部队去。”他说。“我希望卡尔和汉斯留在欧洲守着这个摊子。斯蒂夫和罗伯特去哪里由你们自己定。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想象得到，惟一有问题的人是汉斯。他觉得卡尔一个人就可以照料这里的一切了，但阿弗纳坚持不让他一个人留下来。他觉得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相当于流产了。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阿弗纳的说法最终让汉斯心悦诚服，所以他不必要对他下命令了。为安全起见，斯蒂夫和罗伯特决定取道南非回以色列，阿弗纳取道纽约。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和伙伴们寻找其余两个恐怖头子的事也许就要中断了，尽管他们一直在紧追慢赶。自从6月份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阿里·哈桑·萨拉米的消息，而所有的消息都是关于瓦地·哈达德的，说他一直躲在也门南部的亚丁。可情报并不可靠。

6月以后，阿弗纳——在他看来，卡尔也是这样——开始重新思考他们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是这次任务本身，而是这次任务背后的整个理念。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阿弗纳总是禁不住去想它。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其他一些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除了斯蒂夫之外，也许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考虑这样的问题只会动摇他们的意志。阿弗纳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凡是有疑虑的人是绝不会去执行这项任务的。

然而，要想没有疑虑越来越难。它已不是一个同情的问题——至少，不是“同情”这个词通常的意义。阿弗纳不同情恐怖头子，他相信卡尔和其他人也是一样。拿他自己来说，尽管他不喜欢杀人，但是，要是让他把这些恐怖分子一个一个地再杀一遍，他愿意。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徒劳无益的感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这些敢死队的头头们本来纯粹是为了报仇。一颗炸弹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报仇，另一颗炸弹为莫什·温伯格报仇，一打子弹为汉纳·玛隆失去的一条腿报仇。正如戈尔达·梅尔在议会里说的那样，虽然政府不能向以色列人民保证将恐怖活动全部消灭，但他们保证，要剁掉伤害过他们的人的一只手。他们要让那些杀害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和犹太孩子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一千多年来首次提出的。阿弗纳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把剁掉敌人的手的利剑而自豪。

但是，除了报仇之外，他们这次的任务对世界上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会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并不是完全阻止——那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使其放缓。砍掉伊弗里姆说的那些恶人的脑袋，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应该会对恶人们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伊弗里姆正确的话。

但伊弗里姆正确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恶人头上又长出了新的脑袋，好像砍掉这些脑袋会刺激新脑袋的生长似的。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恐怖头子在马德里杀害了巴鲁克·科亨，还发出了一系列书信炸弹，有些击中了目标。书信炸弹充斥于曼谷的以色列大使馆。3月，他们在塞浦路斯杀害了一名以色列商人。4月，他们在罗马杀害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名意大利雇员。贝鲁特突袭的当天，恐怖分子在几分钟之内杀害了以色列驻塞浦路斯大使及其家人。他们还企图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幸好被一名空中警官及时阻止。布迪亚死亡三天后，他们在华盛顿特区枪杀了——据“巴勒斯坦之声”电台声称，这是为布迪亚报仇——以色列军事专员约瑟夫·阿龙。大约三个星期以后，“人民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的一些人联合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波音747飞机。途中，他们的女头领企图用手榴弹自杀。飞机被迫在中东绕了四天之后，在班加西被炸毁。不过，乘客事先被放出来了。8月5日，“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的两名杀手在雅典袭击了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这架飞机从特拉维夫起飞，一落地就遭到袭击。这次袭击造成五名乘客死亡，五十五名乘客受伤。一个月以后，五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企图在罗马用两颗苏联“地对空7”热追踪导弹，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式客机打下来。就在一个星期前，9月28日，两名来自赛夸的敢死队员和叙利亚支持的恐怖分子，在奥地利劫持了一列火车，车上全是俄裔犹太难民，以此作为人质，来逼迫奥地利布鲁诺·克莱斯基总理答应关闭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提供的薰瑙城堡临时营地。阿弗纳认为，这个行动是叙利亚转移以色列政府注意力的一部分，让以色列政府注意不到阿拉伯人即将发起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了。

克莱斯基总理的软弱激怒了戈尔达·梅尔。在战争爆发前夕，她不听部分内阁成员的建议，飞往维也纳，企图让奥地利领导人改变主意，结果无功而返。恐怖分子非常狡猾，把行动地点定在这里，是因为克莱斯基是个社会主义者，碰巧又是个犹太人。从历史上看，在所有的欧洲领导人中，他是在威胁面前最有可能屈服的。

这些只是这一年中影响较大的恐怖活动，还有一些较小的或者不太成功的恐怖活动。仔细想一下，很难说突击队的行动对恐怖主义威胁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阿弗纳也得承认，如果那九个恐怖头子没有被干掉的话，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也很难说。假定那些阿拉伯人还没有对他们的工作彻底失望的话——对于阿德宛、纳杰尔、布迪亚和汉姆沙里这样的人，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他们很可能还会组织一些恐怖活动，如果他们还没有失去行为能力的话，还会同样的残酷无情。

伊弗里姆的恶人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新脑袋一个一个地长出来。有些甚至比被替代者更加穷凶极恶，卡洛斯就是一个例子。

阿弗纳的理想破灭还有一个原因。1973年夏天发生的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直有这样的怀疑——事实上，他们第一次通报情况后卡尔就问过伊弗里姆——但一直到6月他们才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他们不是惟一的突击队。

1973年6月，罗马的一颗汽车炸弹炸死了两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弗纳和其他人碰巧接到了托尼的一个问题，让他们非常迷惑，这样他们才知道这件事。托尼想知道阿弗纳是不是觉得他的服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次没有找他们。似乎连托尼——尽管他消息非常灵通——都认为这次暗杀行动是阿弗纳的突击队干的。而他们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阿拉伯人是被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即他们的竞争对手干掉的，但阿弗纳和卡尔都对此表示怀疑。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面面相觑。阿弗纳耸起肩膀，卡尔皱起眉头。

7月21日，一个可怕的消息打消了他们所有的怀疑。那天，在挪威的旅游胜地利勒哈默尔小镇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以为这个阿拉伯人是阿里·哈桑·萨拉米。突击队的几个成员随即被挪威警方逮捕了。这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再加上被干掉的人并不是萨拉米。这个人是个摩洛哥服务生，名叫阿莫德·布赤基。他在和已有身孕的挪威妻子平静地散步时，被枪杀了。这个阿拉伯人跟恐怖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个无辜的旁观者。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原因有三个：首先，杀错了人，而且被捕了。他们的同事在挪威同时犯了两个最不该犯的错误。不管按什么标准，这两个错误都是灾难性的。阿弗纳及其队员对这两点尤其忌讳。在训练中，这两个错误高于一切，绝对不能犯。

使他们感到震惊的第二个原因，是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要把一件事搞砸是多么容易。他们读着报纸上的报道，感觉就跟赛车新手第一次撞车一样。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毫无疑问，那些人跟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一样，也是训练有素和经过认真选拔的——那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不是一个在挪威的监狱里待几年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不算什么——而是，用卡尔的话来说，是在十分钟之内从英雄变成狗熊的问题。这太可怕了。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还有别的突击队。乍看起来，抱怨不该有别的突击队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对这些恐怖头子没有独占权。也没有人向他们承诺，只有他们才有暗杀这些人的权利。伊弗里姆显然没有这样说。卡尔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战争，不是游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客人都有权利把分配给自己的恶人放进自己的包里。如果阿弗纳还在部队的话，他一定会和其他部队并肩作战，不会反对毗邻的部队向同一个目标开火。不仅不反对，相反还会心存感激。

但这次行动不一样，有些特殊。一想到还有别的突击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非常担心。谁知道为什么？这种担心无法用语言描述。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听了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以后，阿弗纳就情不自禁地想，还有多少人被带进过戈尔达·梅尔的公寓？总理还搂着多少人，要他们记住这个时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已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还有多少“野客”心里装着她的声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呢？而实际上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卒子而已。跟戈兰高地上那些在坦克里挥汗如雨的笨蛋一样。

但他们是士兵。士兵操心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丢人吗？沉默片刻之后，汉斯说话了。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得了吧，伙计们。记住，我们不是电影明星。”

虽然不是电影明星，但……

为什么那些加西里亚人要把同样的目标给挪威的突击队？难道恐怖分子不够？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杀萨拉米？也许他们给每个突击队的名单都是一样的！在特拉维夫，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哪个恐怖头子是哪个突击队干掉的——这个想法在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一阵剧痛——有没有这种可能？伊弗里姆曾经说过：“我看报纸就会知道。”罗马、巴黎和尼科西亚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别人的功劳，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不可能。毕竟在贝鲁特袭击之前，他们在日内瓦见过伊弗里姆。当时他们把截止到那时所做的工作都告诉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对他也许没有关系。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跟伊弗里姆有关系呢？这不是阿弗纳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吗？

当他想做个好士兵时，难道这些忧虑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时成为他感到“理想破灭”的借口吗？事实不就这么简单吗？他头脑中那些关于徒劳无益的想法，关于没有什么意义的想法，关于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想法，关于一定要分享荣誉的想法，都是为了掩盖他胸口上的压力。他之所以找这些理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这里：懦夫总在为自己的怯懦找借口。难道不是吗？

正是这个想法让阿弗纳感到震惊。然而却是事实。不管怎么样，上战场是最好的选择。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事情就简单多了。跟其他人一样，做个士兵，现在国家最需要的就是普通士兵。在公开的战场上，用枪面对面地射击。第一个登上一座小山，第一个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碉堡里。战斗。只有参加战斗，才能表明他不害怕。只有参加战斗，才能治愈他胸口上的一切毛病。

在纽约，人们骚乱不安。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战争非常残酷，实际上，成千上万的人——以色列的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以及与犹太人无关的美国人——都准备乘飞机到特拉维夫助一臂之力。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些人在战争中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愿望是好的——还会占据那些真正能帮得上忙的人的位置。尽管机场的官员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应付混乱的秩序，但仍然很难。人们还得到消息，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建立了桥头堡，在几个地方还成功地渗透进“莱克希肯”——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一条沿着运河的南北主干道——形势非常危急。

阿弗纳决定不玩游戏了，这次他用的是以色列精锐部队后备役军官的护照。这样可以保证他在下一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个座位，同时，如果以后有什么影响，也便于处理。实际上，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跟葛拉出生时回特拉维夫不一样，这次很显然是紧急情况，不会因为没有得到明确指示就回以色列而受到责备。自己的国家是那么小，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胜利与失败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小，所以，不言而喻，每个以色列人在战争时代都应该这样做。即使以后因为回去而受到谴责，阿弗纳也指望会因为这一点而得到原谅。

他甚至连机场都没有出，只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来机场见他。她带着十个月大的葛拉来到机场。葛拉看起来不仅像个人，而且像个小女孩了。阿弗纳第一次对她有了一点感觉，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这是他的女儿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并让她给特拉维夫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以色列的电话几乎打不通——让他开车去机场接他。他所在部队的总部就在海法的南边，离他要降落的洛德机场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跟许多以色列人一样，阿弗纳打算开着私家车奔赴战场。

巧的是，正是开车上战场这个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烦。飞机飞行顺利，在洛德机场降落时，他的朋友正带着车等他。阿弗纳和朋友相互拥抱之后，接过钥匙，把手提箱朝后座上一掼，几分钟以后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还没开到一英里，一个穿着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挥舞着旗子把他拦了下来。

“怎么了？”阿弗纳迷惑不解地问道。他没有超速啊。

“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那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问道。

阿弗纳一时搞不清她在说什么。他终于想起来了。当然！急着给阿弗纳送车，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于以色列汽油紧张，结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费解的做法。贴着某个标签的汽车只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个星期天，阿弗纳那辆车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战争时期的以色列，这是严重犯罪。申辩也没有用。那个女警察立即把他带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后面、满身散发着光辉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加里西亚人，白色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阿弗纳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他一直在国外，是个预备役军官，正朝自己的部队赶，去参加战斗。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抱歉，因为一直在国外，没有想起来等等。请现在就放他走，行吗？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队去吧。”他说。“但有个条件，交了罚款才能走。”他确定了一个数目：两百以色列镑，不多。但阿弗纳身上根本就没有以色列币。

“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再交？”他问道。

那个加里西亚人看着他。

“过一段时间？”他问道。“你一定是疯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谁给你交罚款？”

阿弗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哦，他想，回家真好。

对阿拉伯世界的爱国者们来说，以色列的灾难日就是他们的欢庆日。以色列建国二十五年来，阿拉伯人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更别说战争了。1973年10月7日，埃及军队成功跨过苏伊士运河，他们欢庆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还是失去的荣耀，甚至大丈夫气概的回归。不仅仅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比喻，而且是一种深深的真实的情感。比如，在“赎罪日之战”结束一年以后发表的一首诗中，叙利亚游唱诗人尼扎尔·卡巴尼描写了得知阿拉伯勇士们跨越运河后做爱的情景：

你注意到了吗

我是怎样溢满了我所有的河岸

我是怎样像河水一样将你覆盖

你注意到了吗我是怎样纵情于你

仿佛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一样。

你注意到了吗我们是怎样融合在一起

我们怎样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我们怎样变成灰烬而后苏醒

仿佛我们是第一次做爱。

诗歌，作为一种表达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手段和指南，在20世纪阿拉伯文化中的地位要比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重要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对蔓延在阿拉伯世界的好战的民族主义起着惊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尼扎尔·卡巴尼新近找到的这股力量是短命的——到10月14日以色列军队就截住了，到16日他们在西奈开始对埃及军队发起反攻——但他的诗歌中所蕴涵的情感并没有因为阿里埃勒·沙龙少将那个师再次跨过苏伊士运河而受到影响。以色列的利剑将连接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那张软软的薄纸斩断，从而也就把进攻的力量分成了两半，但阿拉伯人奋力抵抗的精神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种屡败屡战、愈战愈勇的精神在以色列得到广泛认同。比如，在“赎罪日之战”开始几天的灾难性的日子里，人们曾普遍猜测，美国人不会给他们施加停火的压力。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阿拉伯人需要在军事上赢得一场彻底的胜利，让他们恢复自尊，这样他们才能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情回到谈判桌上来。

阿拉伯人的这种感受很奇特，是一种巨人歌利亚被弱者大卫打败的特别屈辱的感觉。弱者在强者手中遭受的苦难人们写得很多，而一个强者一再被一个弱者打败之后给其心理上带来的伤害，人们则很少注意到，虽然人们知道他们也会勃然大怒。这当然能让他们成为爱国者，用尼扎尔·卡巴尼的话来说，就是：

从一个充满爱与向往的诗人

变成一个用匕首来写作的诗人。

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呼吁武装斗争到参与到武装斗争中去，托非奇·扎亚德并不在乎启蒙和人权国家当作他的例子。

我的朋友们啊在富饶的甘蔗地

我的朋友们啊在自豪的古巴炼油厂

从我的村庄我珍爱的家里

我向你们送去我的问候：

我的朋友们啊，是你们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斗争的

芳香

继续给帝国主义者们施压吧

施压——雄鹰的翅膀就会

比飓风更强壮

帝国主义者们不理解

谦逊与眼泪的语言

他们只理解

人们向战场上冲去

这样的诗句清楚地表明，许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末，决意要完成自己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也许是由于真正的信念。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谓的解放自己。对大多数敢死队员们来说，1968年他们与恶魔签订的一个协定，并不像是一个他们付不起的代价。

在这个意义上，“与恶魔的协定”包含的不仅仅是与苏联利益的联盟。在他们从全民抵抗走向国际恐怖的过程中，有些巴勒斯坦人——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包括像伊尔贡这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渐渐相信，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认为对建立一个国家有利，任何不加区别的对待非战斗人员和平民的野蛮行为都不会遭到人们道义上的异议。正因为如此，敢死队越过了为自由而战和恐怖主义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所以，动摇他们脚下的道德根基的，并不是他们的事业或者他们最终的目标，而是他们使用的方法——无论他们为自己的斗争做了多少宣传。

“赎罪日之战”的结局使这场斗争更为复杂。虽然以色列最终又一次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它也第一次表明，犹太人的这个国家并不是难以征服的。对此，以色列人的敌人比他们自己更为吃惊。不管怎么样，它使业已存在的主张“武装斗争”的两大派别之间的分歧加深。一派为“法塔赫”，另一派以乔治·哈巴希的“人民阵线”为代表。

虽然两派都认为以色列国的消灭是斗争的最终目标——同时，在整个中东实行某种形式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在诸如重点、策略和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上，两派从来都没有一致过。哈巴希博士首先是一个好战分子，其次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巴勒斯坦的斗争只是一场更大的泛阿拉伯的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法塔赫”的第一要务是“解放巴勒斯坦”，然后是“人的解放”，意思是实行某种形式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两个人都信奉暴力，甚至信奉恐怖分子的暴力，但是阿拉法特偏向于将游击行动“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的敢死队只在以色列和以色列被占领土上进行武力袭击——而哈巴希博士支持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袭击，这种袭击通常与其他恐怖组织联合。正因为如此，“法塔赫”中一小撮玩弄“肮脏伎俩”的国际恐怖分子，即“黑色九月”组织，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承认——虽然它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一个秘密。

在某种程度上，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正面形象的问题。“赎罪日之战”以后，在日内瓦的会议桌上，谈判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了。因为以色列不可能把自己谈得不存在。如果巴解组织希望参加谈判的话，它的立场就必须温和。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话，巴解组织应该克制自己，不应要求它无条件灭亡。

哈巴希博士及其“人民阵线”反对这个提议。对他们而言，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权利存在。因此，在一些抵制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南也门和利比亚的支持下，“反对阵线”诞生了。巴解组织内部的许多小派别自己选择，是站在“法塔赫”一边还是“反对阵线”一边。

就以色列来说，它对阿拉法特的看法很矛盾。从官方来说，巴解组织不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也不承认巴解组织，即使它穿着温和的外衣。但有些以色列人相信，有阿拉法特这样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也许有可能协商解决。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法塔赫”的领袖跟最直言不讳的恐怖组织头子一样不“温和”。虽然阿弗纳及其同伴们很少谈论政治，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斯蒂夫、罗伯特和汉斯不看好阿拉法特，但是卡尔没有这么悲观。阿弗纳呢，处于两者之间。但他相信一点，“黑色九月”组织的战略家萨拉米必须被杀掉。

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以“阿布·哈桑”闻名的萨拉米非常有钱，上过索尔邦大学。人们是这样描述他的：风流倜傥，女人们无法抗拒。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上流人物，其父舍克·萨拉米在以色列诞生之前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一名活跃的斗士。在阿里·哈桑出生之前，萨拉米是袭击巴勒斯坦境内犹太定居点的指挥者，最后于1948年被犹太自卫队哈迦纳的一颗炸弹炸死。

有其父必有其子，萨拉米自然也参加了“武装斗争”。但是由于他的社会背景，在巴勒斯坦运动中，他跟其他恐怖组织头子有不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愿意跟其他人合作来进一步推动巴勒斯坦的事业。萨拉米电与极右的人合作，比如瑞士新纳粹党的创始人弗朗西斯·阿诺德，据说后者为欧洲的巴勒斯坦人掌管财务，就像他在战争期间为纳粹分子掌管财务一样。

由于某些原因，“搞掉”萨拉米的想法一直困扰着阿弗纳及其同伴们，它比暗杀任何一个恐怖头子都使他们感到困扰。不仅因为他是名单上的第一号，还因为他普遍被以色列人看作是在慕尼黑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负责人。虽然没有人确知在奥运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主意是萨拉米出的，但“穆萨德”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策划人和协调人。正因为如此，他就成了恐怖组织头子的象征或代号。反恐斗争跟恐怖活动一样，跟干掉一个目标的象征意义比起来，军事上的意义常常居于第二位。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萨拉米就相当于缴获敌人的旗帜。

正是因为这种困扰，“穆萨德”在利勒哈默尔失败了。这次行动看起来非常外行，参与的特工异常之多。这些特工突然出现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这个小镇也是一个旅游胜地。在那里，陌生人非常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里既没有地方躲，也没有地方跑，只有两条长长的高速公路，而且还容易控制。即使在袭击目标时没有出错，但事后也容易被抓住。而且，这次行动中后来让局外人瞠目结舌的某些方面——比如为了节约一天的租金，两个特工在奥斯陆归还一辆租来的汽车时被捕——还不那么使阿弗纳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熟悉所有加里西亚人的祖先是怎样审计“穆萨德”内部的费用的)。使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行动未经提出来讨论就不顾一切后果地实施。这只能解释为——如果不说辩解的话——“穆萨德”一直被那个一心想除掉这个人的想法困扰着。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已经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化身。

尽管阿弗纳也被这个想法困扰着，但他下决心决不要让他和他的同伴们这样不顾一切。他们不能犯类似的错误。

事实证明，他们几乎没有闪失。

第十三章 阿里·哈桑·萨拉米

直到10月22日，“穆萨德”——很显然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才发现阿弗纳、斯蒂夫和罗伯特未经同意就回到了以色列。跟从国外回到以色列的其他军官们一样，他们一到就加入到自己的部队里。他们的指挥官也搞不清他们离开部队之后一直在干什么，在战争期间，也不可能去调查。在阿弗纳的部队里，当他抵达基地的时候，连厨师都被派到战场上去了。部队立即给他分配了任务，先后在北线抗击叙利亚人和在西奈抗击埃及人的“第三军”。他又一次毫发未伤，幸运逃生，斯蒂夫和罗伯特也毫发未损。

直到战斗快结束时，电脑才捕捉到他们的行踪。在北方，霍蒙山已经失而复得，在南方，沙龙将军率领的那个师已经把埃及人团团围住。在南部苏伊士运河的西岸，坐在吉普车里的一位军官抓住阿弗纳，把他推进一架直升机里，命令他到特拉维夫“穆萨德”总部汇报。

在去总部的路上，阿弗纳心想斯蒂夫和罗伯特是否已经在那里等他们了，结果没有。等待他的是伊弗里姆。

“你们这些家伙都疯了吗？”当阿弗纳被带进他的办公室时，他这样说。“你们以为自己是英雄，没有你们我们就打不赢吗？我应该把你们所有人都送上军事法庭！”尽管伊弗里姆嘴上这样说，阿弗纳还是能从他的语调中听得出来，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影响。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希望你们今天就离开以色列。”伊弗里姆继续说。“回欧洲去，做完你们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需要你们回来，我们会给你们打电话的。除非有命令，我希望你们谁都不要再在以色列出现。我说清楚了吗？”

虽然阿弗纳觉得伊弗里姆完全有权利用这种语调跟他说话，但他声音中的某些东西还是让他觉得受了委屈。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国家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一样。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违反军事程序。违反程序也是事实。但是见鬼！自己每次为了以色列连命都不顾时，每次尽职尽责做点事情时，总是会有一些加里西亚人让他有一种受挫之感，发脾气骂他，或者罚他的款，就像他到达特拉维夫的当晚那个地方法官那样。还有完没完？

有一件事阿弗纳不能做，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有这种感觉，他就保持缄默。

“我告诉你，”他对伊弗里姆说。“我不是在给你们这些家伙干活。记得吗？别命令我做什么！”

他的爆发使伊弗里姆笑了起来。“噢，在我还没有向你扔东西之前，”他说。“从这里滚出去。滚……哦，等一等。你提醒我了，我想让你把这个签了。”

阿弗纳拿起那张长长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这是什么？”他问道。

“读一下。”伊弗里姆说。“你会认字，是不是？”

阿弗纳看着那张纸，一时还不想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伊弗里姆桌上拿起一支笔，签了。也许又是一份牙科保健计划之类的东西。

在特拉维夫，阿弗纳在去机场之前去看了一下他的父母，首先是他的母亲，然后是父亲。两次感觉都非常不好。

跟往常一样，他的母亲敷衍了一两句关心的话——感谢上帝，你还好好的——之后，话题立即转向了以色列和这个世界的背信弃义，竟然允许战争发生。阿弗纳又一次感到，自己的命运跟以色列的命运比起来，母亲对后者的担忧要多得多。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和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比起来，后者对她的影响也深得多。她忧虑的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那个——她也总是不断地表达这个愿望，即再过一两年等阿弗纳的小弟弟贝尔到参军的年龄时，国家就和平了。

阿弗纳想，也许这个想法不当，母亲总是操心贝尔是否平安，似乎不在乎他也许会在战场上牺牲。无论是阿弗纳的什么事情，她似乎都不感兴趣。他也不能把自己在欧洲干的事情告诉她——她心里一定在猜测，他在“为政府做什么事情”——但她却问都没问，他有些痛心。甚至连泛泛的询问都没有，没有问过葛拉，也没问过肖莎娜，只关心贝尔和以色列。在阿弗纳看来，自从母亲把他送到集体农场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

去看父亲的时候，感觉也很糟糕，只是原因不同而已。

父亲变得更老了，更加多病了，更加脆弱了。而同时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是那么相似——不是外表上的相似，而是他们思想和情感上的相似——阿弗纳看着他的父亲，就像看着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能看见自己二三十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不可思议的。父亲一定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一再重复：“等着吧，再过几年，你也许也会坐在这里，等他们给你打电话。他们要把你榨干。很久之前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而你还在等着。但你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明白。你别信我的话，你自己看吧。”问题是，阿弗纳开始相信他父亲的话了。

他迫不及待地到了机场，连斯蒂夫和罗伯特追上他的机会都没给，就飞回了欧洲。

11月份过去了，12月份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虽然什么也没发生，但这段时间的活动却不少。实际上，正如卡尔所说，他们从来没有这么事倍功半的。几乎每天他们都会得到关于一两个目标的新的传闻。尤其是萨拉米，总是在报告说他首先会在巴黎出现，然后会在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出现。

关于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的传闻也很多。他是惟一一个从那年1月到9月完全消失的目标。阿布·达乌德因绑架侯赛因国王的内阁成员未遂，在约旦监狱里关了七个月。他是2月13日在约旦被捕的，被捕之后在电视上首次公开承认“法塔赫”和“黑色九月”之间的关系(没有“穆萨德”的特别消息)。两天后，他跟“黑色九月”的共犯们一起被判处死刑。但是，侯赛因国王给他们减了刑。1973年9月，在赎罪日入侵西奈和戈兰高地之前不到三个星期，阿布·达乌德(跟几年来国王的军队抓获的差不多一千名敢死队员一起)从约旦监禁中释放出来。自那时开始，如果线人的消息可靠的话，他在欧洲国家的每个首都都出现过。

没有得到萨拉米的准确线索，突击队员们开始不安了。阿弗纳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仍然好好的，行动仍然迅速高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有些力不从心了。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已经一年有余，也付出了应付的代价。阿弗纳跟自己的部队一起战斗是个安慰，这也正是阿弗纳一直希望的。但是现在，胸口上的紧张感又回来了。

比以前更加紧张。

至于其他人，不管他们承认与否，阿弗纳都不怀疑他们的压力。汉斯花在古董家具生意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斯蒂夫有一次说得相当尖刻，这也许是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留在法兰克福的主要原因。他甚至开始获利了。罗伯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精心制作一个玩具。几个星期以来，他只要一有空，就把时间花在这个玩具上。阿弗纳曾看过一眼，好像全部是用牙签做的一个弗雷斯大转轮。

在这些人当中，卡尔看起来是最为怪异的。他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只是坐在床上看书，嘴里叼着空烟斗。他习惯这样。但是近来他时不时地抬起头来，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有一次他转向阿弗纳，说：

“你相信灵魂轮回吗？”

“什么？”阿弗纳诧异地回答道。

卡尔没有重复这个问题。他摇了摇头，又埋头读书。阿弗纳之所以记得这一次，主要是因为正好轮到卡尔做晚饭了——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这是一件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的损伤性事件。虽然卡尔多才多艺，但烹饪术并不在他的才艺之列。由于阿弗纳扮演着“顽童母亲”的角色，总是操心每个人吃饱没有，吃的东西是不是卫生，所以常常在其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地替别人做饭。但是突击队中的这位哲学家不让他做。“轮到我了，就该我做。”他说。“我的砂锅炖鸡肉不好吃吗？”

这位全神贯注于灵魂轮回的卡尔这次出了问题。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连炉子都没有打开，就把砂锅炖鸡肉端上了桌。

1974年1月7日，突击队终于得到可靠情报。情报来自“爸爸”，是关于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的。据说，他们两个人要在靠近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瑞士小镇萨甘斯见面。在一座天主教堂里。

“他妈的，”卡尔看着地图说。“一个小镇，只有阿尔卑斯山上的三条山路，又是冬天。利勒哈默尔的一幕又要重演了，可能更糟。”

“不一定，”阿弗纳说。“由于这是一座边境小镇，所以突袭之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会进入列支敦士登，然后直接进入奥地利。他们在菲尔德可能还有一个接待委员会。但是我们可以开车回到苏黎世。而且，我们可以在车上放些滑雪橇，直接滑到圣莫里兹，或者达沃斯。达沃斯更近。和那些滑雪的人混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在达沃斯给五个德国商人订了房间。”

“还是只有三条路。”卡尔摇着头回答道。

事实上，还没有三条路。第二天，阿弗纳和卡尔开着车在萨甘斯转了一圈——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仍然记得利勒哈默尔的教训，不希望那么多人同时出现在那座瑞士小镇上——路易斯又送来了情报。稍微有点变化。两个恐怖头子将在瑞士小镇旁的一座教堂里见面，但不是萨甘斯。他们将在阿尔卑斯山瓦伦湖另一边的一座小镇附近见面，与萨甘斯比起来，这里离苏黎世近几英里。从人口上来说，这座小镇要比萨甘斯稍大一点，但更为偏僻。这座小镇名叫格拉如斯，只有一条高速公路——A17号高速公路——从这里经过。向北，通向苏黎世，向南，向西，经过阿尔特多夫，绕过雄伟的琉森湖，到达卢塞恩市。

格拉如斯位于瑞士中部，北纬四十七度，东经九度。这里既有落叶阔叶树，也有针叶常绿树。年降水量四十至六十英寸。这就意味着1月份多雪。

据说萨拉米和达乌德1月12号星期六要在教堂里见面。11号星期五那天，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开着两部车，侦察了这座小镇。罗伯特和卡尔留在苏黎世的安全屋里。

偏巧这个时候，罗伯特病倒了，腹泻不止，无论吃什么东西在肚子里都留不住。他病得很厉害。如果到星期六还没有好转的话，阿弗纳就考虑让他留下来。不过，罗伯特不同意。最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以前都是斯蒂夫开车，这次由罗伯特来开逃离现场的车子。斯蒂夫和汉斯跟阿弗纳一起实施袭击。这种安排并不理想，斯蒂夫的车开得比罗伯特好，而且这个地方的路特别凶险。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似乎是惟一的选择。

星期五那天，天气虽晴朗，却非常寒冷。教堂位于小镇的边缘，正门前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有一个小喷泉。教堂后面是一块墓地。从广场上只走几步就到了那扇宽大的双层门前，在一扇门翼上有一个小门。这个小门跟大门不一样，好像从来都不锁。在教堂里面，狭长的中殿一直通向圣坛。阿弗纳对教堂——包括对犹太教会堂——无论它是作为一个建筑物，还是作为一个敬神的地方，都一无所知。这是他第一次涉足一座教堂。从彩色玻璃画窗上折射进来的光亮使他很好奇。

入口的右边有一扇门，进门经过中殿之后，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好像是个综合图书馆和接待场所。房间中间有一张大木桌，木桌上全是书籍和宗教宣传小册子。墙边排列着更多的书籍。在后面的那面墙上有一扇门。门里面是一个楼梯。向上，通向楼座和管风琴所在的地方，向下，通向教堂地下室的各个房间。

汉斯认为，这里是他们惟一可以见面的地方。教堂后面的圣器收藏室不适合见面，牧师们的住宅似乎也不与主楼相连，只是一些小屋。神父们不是住在附近的房子里，就是住在地下室的房间里。由于这个原因，汉斯认为去楼梯底端的所有房间里查看是不安全的。他们第二天用几秒钟就可以冲进去。进去、出来都没问题。一个突然袭击，恐怖头子就落网了。只要一个人守在楼梯顶端，他们就无处可逃。

事后回想起来，这个方案也许还设计得不够细。但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出乎恐怖分子意料。而且，时间也紧迫。他们追了萨拉米一年多——谁知道下一次机会还要等多久？

晚上在小镇上过夜是不可能的。这里虽然有几家旅社式的酒店，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头天晚上订五个人的房间、杀人之后当天就离开是最容易招徕别人的注意的。也许还订不到五个房间。这里离苏黎世只有四十五英里，离卢塞恩的距离是离苏黎世的两倍，从卢塞恩到苏黎世有四十英里。但是阿弗纳还是决定走一走这条路线，作为他们在教堂里完事之后逃跑的一种选择。突袭之后，他们也许有必要兵分两路，一辆车开往卢塞恩，另一辆车开往苏黎世。晚上，阿弗纳给路易斯打了一个电话，要他在卢塞恩再订一间安全屋，以防万一。

第二天是12号星期六，天气温和了一点，天空阴沉，偶尔有小雪。通向苏黎世的高速公路上光光的，而通向格拉如斯的公路上却有成片成片的积雪。

阿弗纳、斯蒂夫、罗伯特和汉斯开着一辆车，卡尔开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把贝雷塔。这些贝雷塔手枪是阿弗纳从安德雷斯的那个瑞士商人连兹林格那里买来的第一批武器。当时，阿弗纳把这些武器和护照一起留在了瑞士。汉斯建议，现在最好使用这些武器。

阿弗纳和斯蒂夫还决定每个人带一颗烟幕弹。小小的滤毒罐——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正好放进短大衣的口袋里，虽然并不是很舒服。但是，正如卡尔和阿弗纳所认为的那样，在地下室里搞袭击对他们最有利。恐怖分子不可能跳窗而逃，而如果他们选择待在房间里，那在三十秒之内他们又无法防御。不过，他们也许不会待在里面，而会从门里鱼贯而出。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目标。从楼梯上仓促撤退时，烟幕弹是最好的掩护，比其他什么东西都好。它跟手榴弹不一样，不会发出声音，不会惊动任何人。被别人发现时，突击队已经在去卢塞恩的半路上了。

也许吧。“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也绝不能保证这一点。”这是罗伯特听了这个突袭方案之后的评价。

阿弗纳也在犹豫，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卡尔都想不出比在教堂里突袭更好的方案。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不会带着一个军的人到一座瑞士小镇来进行秘密约会。至多，他们会带两三个贴身保镖。在一栋楼里错抓四五个人是一回事，而在路上伏击他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要在路上伏击的话，那阿弗纳和他的四个人必须兵分两路，形成两个路障，堵住从格拉如斯来的两条路的出口。这样的话，只需一半的力量就够了，而另一半则没用了。在路上实施暗杀行动之后，他们必须开着到那时已是伤痕累累的汽车逃离。如果这样，不到十分钟就被侦察出来了。通往格拉如斯的路上车一点都不少。而且，如果萨拉米决定在镇上过夜，那他们怎么办？在高速公路上等着，直到冻成冰块？

不，还是教堂的那个方案好。

在教堂里搞袭击，无论成功与否——很可能，虽然不一定靠得住——都没有人会向瑞士当局举报。多少年来，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者都一直在谋求牧师们的支持，给他们提供住宿，支持他们“良心上的斗争”。但这些都是在教堂高层人员不知情、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高层人员有时候也参与其中，但这种支持很多时候来自于个别牧师。这些牧师在思想上和良心上受到某些恐怖分子事业的影响。由于某种模糊的心理原因，少数神职人员非常容易受到民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的影响。如果萨拉米利用这样一个变节的牧师的教堂，那么这个牧师就会有种种理由隐瞒教堂里发生的一切。如果袭击不成功，恐怖组织头子们自己也不希望瑞士警方知道，至少在他们安全撤出瑞士之前不会让他们知道。

他们把车开到教堂前面，把车停在广场的两边时，天已经黑了。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从车里出来，罗伯特麻利地坐到驾驶座上。他没有熄火，离他一百码远的卡尔的车子也没有熄火。

汉斯只身进入教堂。阿弗纳和斯蒂夫留在外面，像个普通游客似的，趁着最后一点光线照几张快照。按照挂在大门上的仪式安排，最后一批做礼拜的人很快就要出来了。

不过，那个小门是不会锁的。到那时，教堂里除了恐怖分子之外就没其他人了。

大概是这样吧。

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时间掌握得很精确。不到二十分钟，做礼拜的人和游客们——总共不到三十个人——混在一起出来了。汉斯走在最后面。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堂的。他向那个正在锁大门的服务员愉快地点点头，然后缓缓地向阿弗纳和斯蒂夫走去。

“看见两个阿拉伯人，”他简洁地说。“都很年轻，穿着黑色的羊毛衫，也许是贴身保镖。我没看见他们带武器。他们走过走廊，进了右边那间屋子。其中一个人拿着一个盘子，盘子上盖着一块白布。”

“你肯定他们是阿拉伯人？”虽然在这样的问题上汉斯不可能出错，但阿弗纳还是问了一句。

汉斯耸耸肩。“他们说阿拉伯语，”他说。“声音很大，好像这个地方是他们的。”

“我们走吧。”阿弗纳把相机从车窗里递给罗伯特。

他脚步轻快地走了几步，来到教堂门前。斯蒂夫紧跟其后。汉斯悠闲地跟在后面。按照计划，袭击由阿弗纳和斯蒂夫实施，汉斯守在大门里面不让别人进来，并掩护撤离。除非万不得已，他不能使用贝雷塔。

教堂里几乎全黑了。要想不声不响地走在有回声的石地板上非常困难。阿弗纳甚至没想过要不声不响地走。离右边中厅的那扇门只有十步之遥了。阿弗纳和斯蒂夫四秒钟不到就走完了这段距离，两个人都把枪拔了出来，把滑套向后拉开。等阿弗纳踢开那扇门时，他们的枪已处于开火状态了。

屋里的阿拉伯人抬起头来。

屋里有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他们正坐在那张大桌子旁吃东西。汉斯看到的那个盘子也在桌子上。桌子上还有几杯牛奶、奶酪、硬面包和水果。

那些书籍和宗教宣传小册子被推到了一边。桌子上还有一件东西，一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

在离门最近的那个阿拉伯人面前的桌子上，一支手枪的枪托从白色的桌布下面伸出来。这是一支托加列夫手枪，千真万确。在弹仓的末端有一个像纸夹那样的小钩子。也许是一支九毫米的托加机普特。这种枪在阿拉伯国家很流行。由于阿弗纳的目光一直在那支枪上，接下来他看见一只手向那支枪伸去。那个年轻的阿拉伯人要去拿枪。

斯蒂夫也一定看到了，因为他已经开火了。两枪，接着又是两枪。阿弗纳的枪一直对着桌子对面的另外一个年轻人，随即也开火了。他搞不清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那个人在干什么，他的注意力一直在斯蒂夫那个要去拿枪的目标上。但是这种对抗发展下去，他不可能不开火。第二个阿拉伯人在他右边一点。如果他也去拿武器的话，等阿弗纳转过头来时就晚了。这样风险就太大了。这种反应是本能的。阿弗纳打了两枪之后，第二个阿拉伯人耷拉下来，从桌椅之间滑了下去。

如果时间稍微充裕一点的话，第三个阿拉伯人也许就不必杀了。

这个年轻人的位置离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最近，阿弗纳破门而入的那一瞬间，他就跳了起来。但接着他就把双手举过了头顶。阿弗纳和斯蒂夫都看见了他这个动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两个人的原因。

但是，当第三个阿拉伯人看见他的同伴被杀时，他一定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也是死路一条。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他感到困惑了。第三种可能性是他被激怒了。他甚至可能会想，阿弗纳和斯蒂夫速射之后没有子弹了。不管什么原因，他突然把手放下来，向那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扑去。

阿弗纳和斯蒂夫两个人都朝他开火了。连续打了两枪。他一直是站着的，可是四颗子弹集中打在他的腹部。他弯了下去，在地板上蠕动着。另外两个人已经悄无声息了。此时离阿弗纳和斯蒂夫进入这间屋子也许只有几秒钟。

他们杀死了或者说重创了不在名单上的三个人。

虽然这个想法确实在他脑海里闪现过，但是现在没时间考虑了。他砰地给贝雷塔上了一个新弹夹，示意斯蒂夫掩护他，试着推了一下那扇通向楼梯的门。门是开的。他向楼座的方向看了一眼，没有人。他沿着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向下跑。斯蒂夫仍然在楼梯的顶端掩护阿弗纳，也时不时地瞟一眼屋子里那三具阿拉伯人的尸体。虽然他们每个人至少吃了两枪，但还是无法断定他们是不是永远失去了行动能力。

阿弗纳踢了一脚楼梯底端的那扇门。他以为锁了，结果没有。甚至连关都没有关好。随着门的突然打开，他做好了看见萨拉米的脸，也许还有阿布·达乌德的脸的准备。这两张脸他已经记得很牢了。里面也许是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继续沿着过道向前跑。过道上还有两扇门。然而他不希望看到的人却被他看到了。

三个牧师。

三个普通的牧师坐在桌子旁，戴着狗脖套。牧师们看着阿弗纳破门而入，手里拿着枪，都惊骇不已。这些牧师不是萨拉米或阿布·达乌德乔装打扮的。他们是三个真正的瑞士牧师，两个较为年轻，一个年纪较大。年纪较大的这一位，脸色红润，满头白发。他们都盯着他，以为他是个疯子。

阿弗纳确信，三个受惊的牧师一定听到了头顶的枪声和人体倒下来的声音。

当然，恐怖头子们可能在走廊上的另外两问屋子里。有这个可能。但他在搜查另外两间屋子之前，必须先把这三个人处理掉。

开枪杀死他们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应该叫斯蒂夫下来看着他们吗？不行。那就意味着牧师们也会看见他。阿弗纳被他们看见已经够糟糕的了。同时这样做也意味着又要把百分之五十的攻击力量分出去。后来，阿弗纳想起来他当时那一瞬间的想法恰好就是这些军事术语。必须做出一个决定。阿弗纳不能只身追击两个恐怖头子了。因为斯蒂夫守着三个战俘，失去了行动能力，汉斯站在教堂门口，毫无助益。如果牧师们决定把他推开，从门里往外走，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一个人阻止不了他们。斯蒂夫不用枪就阻止不了他们。然而枪是无论如何不能用的。“以色列特工在教堂里把牧师杀了”——这件事在一分钟之内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比恐怖头子们在五年之内造成的伤害还要多。

阿弗纳一边开始向后撤，一边用枪管威胁地画着圈。

他只好命令中止这次任务。

他看见牧师们吓得呆若木鸡，在原地站了几秒钟，也许更长，一动也不敢动。这给了他和其他人足够的时间撤离。

他从房间里退出来，左手砰地把门关上。他向楼梯跑去——同时呼叫斯蒂夫，这样他就不会错误地开火——跑上楼梯之后，示意他的同伴跟着他。斯蒂夫盯着他，什么也没问。三个阿拉伯人躺在血泊和牛奶里。有一个人在呻吟，明显还活着。另外两个人阿弗纳就不知道了。汉斯蹲在前厅的一根柱子后面，手里拿着枪。

“怎么了？”

“没什么。”阿弗纳把枪收起来，回答道。“那里没有人，只有三个牧师。”尽管阿弗纳几乎不说意第绪语，但出于某种原因，“牧师”这个词他还是使用了意第绪语。“我们都离开这里。”

一两秒不到他们就上了车。外面天还没有黑透。他们在教堂里只花了七八分钟时间。“卢塞恩。”阿弗纳指着西方对罗伯特说。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不要回苏黎世。他为汉斯和斯蒂夫打开车门，然后等卡尔开着第二辆车跟上来。

他们中速行驶在白雪覆盖、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阿弗纳想让他们把随身携带的枪支和烟幕弹扔掉，但后来改变了想法。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内遇到了麻烦，那只能意味着牧师们报了警。他就会被他们认出来。聪明的办法是他一个人开一辆车，带着所有的武器，让卡尔和其他几个人开一辆车。这样他的同伴就不会受到教堂里枪击事件的牵连了。让所有的人都抓住就不好了。

为转移枪支弹药，他们在路边停了几秒钟。罗伯特说：“我们重蹈了利勒哈默尔的覆辙，是不是？”

“重蹈利勒哈默尔的覆辙，你什么意思？”斯蒂夫愤怒地说。“我们没有向任何侍者开枪。我们杀的是三个拿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的人！你以为那些家伙去瑞士教堂是为了吃饭？”

“好了，以后再说吧。”卡尔说。“我们现在只管开车。”

阿弗纳已经决定了，如果他被拦下来的话，他就说他从科莫湖来，刚过意大利边境。他对那个地方很熟，知道怎么描述这个地方。他所持的德国护照过境的时候不一定盖戳。如果他们不搜他的车，不发现这些枪，临时编造的“科莫湖”也许就成功了。

然而，在通往卢塞恩的路上没有障碍。

在卢塞恩，他们住进了安全屋。阿弗纳在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拨了一个当地的电话，让一个人来把武器拿走。然后他给“爸爸”在苏黎世的联络人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不在那里。”他对接电话的那个人说。

“在，他们在。”那个人回答道。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别的任何话都没说。谁说得清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在不在格拉如斯？但说得清的是，教堂里发生这一切之后，他们再也不会在那里待很久了。有一点斯蒂夫说得对，毋庸置疑：三个身穿黑色羊毛衫的阿拉伯武装分子，之所以在那里不仅仅是为了吃午餐。

“这次跟利勒哈默尔不一样还有一个原因。”阿弗纳对回到安全屋的罗伯特说。

“什么原因？”

“我们他妈的没被抓住。”阿弗纳说。“对不对？”

第十四章 伦敦

1974年5月，阿弗纳、卡尔和汉斯到了伦敦。

这是阿弗纳第二次来英国首都。特工野外训练期间，他在那里待过几个月。他的线人主要在德国——当然，除了“爸爸”之外——就好像汉斯的线人在巴黎、卡尔的线人在罗马一样。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是罗伯特和斯蒂夫经常去的地方。但伙伴们在见线人这一点上是灵活的。只要有什么传闻，谁在他们就派谁去查，毕竟他们只有五个人。虽然线人——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所有的线人都是这样——总觉得与自己固定的联络人打交道更舒服一些，但如果他们觉得安全，他们一般也会把情报卖给其他人。

现在，伦敦又来消息了。但罗伯特正在比利时忙，斯蒂夫很少请假，这次碰巧请了三天，此时正和他父母在南非度假呢。所以，只剩下阿弗纳、卡尔和汉斯来核实阿里·哈桑·萨拉米5月底要来伦敦看眼科医生的传闻了。众所周知，萨拉米有眼疾。

5月9号是个星期四，他们到达伦敦。汉斯去了一个安全屋。阿弗纳和卡尔住进了公爵街与格罗夫纳广场转角处的欧罗巴酒店。这个时候他们还不准备袭击。他们只想和线人谈一谈，对现场做些初步的研究工作。萨拉米会住在哪里？眼科医生的办公室在哪里？有传闻说，萨拉米要在某个器械商店跟一些联络人见面。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因为阿弗纳仍然对格拉如斯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所以他想搞得准确一些。

格拉如斯也许不是利勒哈默尔的翻版，但终归是失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彻底失败。不仅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逃跑了——如果他们在那里的话——而且阿弗纳和斯蒂夫朝另外三个人开枪了，也许他们已经死了。也许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虽然以色列突击队员朝手里有托加列夫手枪和卡拉什尼可夫步枪的阿拉伯人开了火，但他们很少有良心上的不安——尽管他们不在名单上。这是个错误。这是个过失。毋庸争辩，这是个大错。这样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永远不会做了。

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退一步说格拉如斯发生的事情，指出了许多人对反恐行动所持保留态度的正确性。事实证明，那些持决不要出现一个错误的提法是愚蠢的。持这种观点的以色列人是绝对正确的。戈尔达·梅尔的立场就是这样。“你怎么能保证，”据说一谈到这个话题她就反驳，“不伤及无辜？”答案是你完全不能。

然而，这也是事实——也许正是这个论点最终让总理动摇了——那就是，在一切使用武力的手段中，只有反恐行动宣称伤害的无辜者是最少的。

“他妈的，我们干掉了九个头子，”只要一谈到格拉如斯这个话题，斯蒂夫就会说。“要是空军干掉九个恐怖分子，得伤害多少市民？”

说得太对了。

但是，这个说法没有考虑到在反恐斗争和恐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心理一政治因素。虽然格拉如斯事件没有成为新闻——它一定被隐瞒起来了——但如果在一个西方国家的城市里，近距离射击一个无辜旁观者对以色列的伤害，比在中东冲突中用十颗地对空导弹炸伤几十人带来的伤害更大。

“轰炸机驾驶员可以乱炸一气，”卡尔说道。“炮兵们可以乱轰一气。他们甚至可以犯错误，而我们不能。”

这句话的用意阿弗纳和汉斯明白，可斯蒂夫和罗伯特却被激怒了。“天哪，”罗伯特说，“当满汽车的犹太孩子被炸死时，恐怖分子们感到幸灾乐祸。当一些犹太孕妇被机关枪扫射时，他们为之自豪。他们并不是因为失误，而是故意冲妇女和孩子们去的。天哪，他们是故意的！我们都在吵些什么？”

这也是事实。就在12月17日，突击队在格拉如斯突袭前几个星期，一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罗马炸毁了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三十二名乘客被烧死，还有四十名乘客受伤。4月11日，在以色列北部城镇基利亚特什姆纳，敢死队袭击了一栋民居，致使十八人死亡，十六人受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1974年5月，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马洛镇，被“人民民主阵线”的恐怖分子挟持的二十二名儿童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对恐怖分子们来说，杀害非战斗人员并不是错。他们大部分行动的目标正是这些人。

“那又怎么样？”对于这样的论点，卡尔总是这样回敬道。“区别就在这里。我们和恐怖头子们有别，你觉得很烦吗？我不烦。”

跟其他人比起来，格拉如斯的失误似乎对他的影响更深。他虽然不会坐在那里闷闷不乐，但他总是沉湎于思虑之中，在对一个新方案发表评论之前，总是衔着烟斗，思考的时间比平时更长。瑞士事件之后，谨慎的卡尔比以前加倍地小心了。阿弗纳呢，跟他是一样的。他对抽象的议论几乎没有耐心，但他觉得卡尔是对的。“伙计们，别再空谈理论了，行不行？”讨论结束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如果我们只懂理论的话，那就在耶路撒冷的大学里教书了，在那里挣的钱是现在的两倍。让我们只谈行动吧。那才是我们的工作。”

但是，在伦敦没有时间谈。阿弗纳希望尽量在三四天内完成任务，然后飞回法兰克福去见罗伯特和斯蒂夫。如果他们查明，萨拉米5月末到，这时可以用炸弹袭击的话，罗伯特必须立即回比利时做准备。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们被安排在公园大道格罗夫纳酒店的大堂里与线人接头。由于没有规定接头的时间，他们三个人轮流在大堂里坐一两个小时。如果线人来了，无论谁在大堂里，都会用眼神跟他交流，然后给其他人打电话，再悠闲地朝海德公园的布鲁克大门走去。在那里，他将与独自走到那里的线人见面。另外两个人给他们打掩护，不靠近他们，只是确保线人没有被跟踪，没有埋伏。这是正常的程序。按照阿弗纳当时知道的情况来看，“穆萨德”特工巴鲁克·科亨之所以死在马德里，就是因为他跟线人见面时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依程序办事。

接头时间安排在9号、10号或者11号的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这样松散的安排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但让他们讨厌到了极点。首先开始闲坐的是阿弗纳。他“目测”到，这个活可能会越来越枯燥。起初，他喜欢这个活，觉得浪漫、刺激，但是现在则变成了一件麻烦事。也许他只是太紧张或者年纪大了。

第一天，线人没有出现。

第二天是个星期五，阿弗纳被汉斯换下来之后朝自己的酒店走去。他突然有一种感觉，有人跟踪他。他从格罗夫纳酒店的后门里出来，一直沿着雷芙·缪斯街走着，然后转左，上了奥德利街。他慢跑了几步，到了美国大使馆。当他发现另一个人在跟踪他时，他准备对角穿过格罗夫纳广场。在伦敦，这几乎没有什么不寻常，但是阿弗纳觉得这个人的眼睛正好盯在他的脖子上。这是一种针刺般的实实在在的感觉。起初他想用手指拂掉，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感觉老是挥之不去。

阿弗纳总是非常严肃地对待他的第六感觉。通常，它没有给他发过错误的警报。一旦警告，就有危险。有一次，他给线人送钱去，当时他还是个普通特工。他莫名其妙地在半夜离开了慕尼黑的安全屋。他刚进去准备上床时，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立即打点行李出门。他出门，刚刚走过拐角，就看见德国警车在他房子前面停下来。他们突然袭击了这个地方。

阿弗纳从来不觉得他的第六感觉有什么神秘之处。他只是觉得自己对一些微小的信号异乎寻常地敏感而别人可能觉察不出来罢了。他能几乎是下意识地觉察出来，然后用某种方式在大脑里解码。比如，在慕尼黑，这个信号也许是他进屋时安全屋的老板娘看他的眼神。如果她一直在期待这次袭击，那么她眼神中就可能会有某种东西。几秒钟之后，这种东西就会触发阿弗纳头脑里的警报，虽然他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现在他没有转身。他没有穿过公园——再走不到五分钟就到了欧罗巴酒店——他继续沿着奥德利北街走着。他相信后面仍然有人跟着。他想从商店的橱窗和从身边经过的车子上的挡风玻璃里看一看跟踪他的那个人，可看不见。他认为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攻击，不会在奥德利北街和牛津街受到攻击。但也说不准。阿弗纳希望自己身上有武器，也希望跟踪他的人这么认为。

除非跟踪他的人是英国反情报局的。有这种可能。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们的线人那天不出现的话，那他们第二天上午离开英国是比较明智的。罗伯特从比利时回来后总是能找到他们的。

阿弗纳转右，上了牛津街，开始向牛津街的交叉口走去。如果走到邦德街的地铁口还有人跟踪他，他就一头扎进地铁里，坐地铁到芬斯伯里公园。他们在蹲尾区有一间安全屋。不管是谁跟踪他，他迟早会把他甩掉的。

但是，还没有走到公爵街时，针刺般的感觉消失了。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而且，为谨慎起见，他没有回欧罗巴酒店，而是进了一家窗户边有座位的餐馆。他点了一杯茶，继续注视着牛津街上那些购物的人。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什么也没有了。他判断，什么也没有了。

奇怪。他什么也没做，那个跟踪他的人就放弃了。不过，他也许搞错了，根本就没有人跟踪他。但阿弗纳不这么认为。

不管是哪种情况，肯定出问题了。

线人还是没有出现，那天下午，阿弗纳、汉斯和卡尔的晚饭吃得很早。地点是卡尔在马里波恩路找的一个小咖喱饭馆。阿弗纳不喜欢咖喱，可是卡尔最近非常喜欢印度和巴勒斯坦食物。也许这与灵魂轮回有关。

虽然他们吃饭的时候没有谈起这个特别的话题，但谈到了与这个话题类似的一个神秘话题。卡尔的情绪似乎很古怪。这种情绪甚至影响了汉斯。比如，当阿弗纳告诉他们，他觉得下午早些时候有人跟踪他时，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对“感觉”的讨论上。这几乎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汉斯，特别是卡尔不想过多考虑阿弗纳被跟踪这件事的实际意义，他们担心的事情更大，阿弗纳被跟踪只是其中一部分。那天晚上，他们一直心事重重。他们的担心是某种超验的东西。

“感觉可能是非常有威力的。”卡尔说。“就拿悬浮这点来说，如果我真的全神贯注于意念的话，你们相信我会浮起来吗？”

“我不知道，卡尔。”阿弗纳有点不耐烦地回答道。“你应该试一试，也许很有趣。任务结束后怎么样？”

卡尔大笑起来。汉斯说：“今天下午也许是卡洛斯在跟踪你呢。也许他来伦敦看他的母亲呢。”这个说法并不是完全荒谬可笑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叫桑彻夫人的女人在附近的一条高档购物街开了一家古玩店。虽然卡洛斯这个时候很不可能去看她，但就在四个月多一点之前，他亲自来伦敦搞了两次恐怖活动。12月，他企图袭击玛莎百货公司主席、英国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爱德华·希耶芙爵士。1月，他用炸弹袭击伦敦以色列工人银行，一名妇女受伤。

“喂，”阿弗纳说。“不管是不是卡洛斯，我不喜欢这里。我们已经在酒店闲逛了两天了。不仅一个线人都没有出现，而且我们还可能被别人盯上。我建议明天上午离开这里。过几天我们让罗伯特和斯蒂夫再来。”

阿弗纳是对的。如果他们已经被盯上的话，再待下去就是愚蠢的。而且还会使线人处于危险之中。最好的办法是过几天让另外几个人来接触。卡尔和汉斯不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汉斯说：“喂，我待在安全屋里，知道不会有人跟踪。我们应该在9号、10号和11号见那个人，只剩下明天了。你和卡尔明天上午离开，我待到下午怎么样？”

“你一个人见他？”阿弗纳摇了摇头。“太危险了。”

“放心吧。”汉斯说。“我会小心的。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阿弗纳勉强同意了。

卡尔和阿弗纳住在欧罗巴酒店的一套精致套房里：两个独立的房间共用一个小客厅。走道通向小客厅的门是一扇双合门。阿弗纳住在正对双合门的那间。卡尔住在左边的那问。两间房的相连之处只有客厅。

1974年，欧罗巴酒店还没有经过外部装修，“伊特鲁里亚酒吧”还没改造过。休息室的长沙发椅和扶手椅还是黑色的人造革。墙上挂着巨幅油画《欧罗巴之劫》。卡尔酒量虽小，却喜欢在晚上静静地在酒吧里喝一杯啤酒。有时候会在那里坐上十五到二十分钟才去睡觉。

那天晚饭后，阿弗纳先从餐馆里出来，他想去给肖莎娜买些纪念品。卡尔和汉斯留在后面。大约十点钟后，他回到酒店。上房间之前，他去“伊特鲁里亚酒吧”看了一眼，看看卡尔在不在那里。实际上，吃了咖喱之后，阿弗纳也很想喝一杯啤酒。

卡尔不在酒吧里，但在一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两边各有一些空凳子。这个年轻女人——大概三十多一点——有一头齐肩的直发和一双镇定的蓝眼睛。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是阿弗纳喜欢的那类。

阿弗纳在她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要了一杯啤酒。

第一件给他留下印象的事是，阿弗纳还没有开始跟她说话呢，她就把自己的手提包放到了吧台的另一边。他在她旁边坐下来。她趁从包里拿烟的时候，身体朝包那边侧了一点点。这根本不是个什么可疑的动作，只是碰巧被阿弗纳记下了。

第二件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的味道，一种奇特的麝香味。虽然讨人喜欢，但相当非同寻常。

跟任何酒吧里陌生人之间的谈话一样，他们的交谈也是泛泛的。阿弗纳首先说话，他评论了几句酒吧里盛啤酒的杯子。那位金发女郎轻轻地笑着，含含糊糊地、不失幽默地回应着。她说英语时带一点点口音，可能是德国口音，也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口音。她递给阿弗纳一支烟，他谢绝了。她完全不属于进攻型，但似乎急于跟他交谈。他们谈了几分钟女人的时尚。阿弗纳本来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不是很大，但他不久前发现，这是一种与大多数女人把谈话进行下去的较为容易的方式。

他想把谈话进行下去。她皮肤白净，只在鼻子周围有些微雀斑。她穿着宽松的绿色丝质上衣，最上面的两颗扣子没有扣上。即便如此，乳沟也没有露出来。她在凳子上轻轻转动时，她那小小的胸脯的曲线似乎坚挺、匀称。真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不能不承认这一点。阿弗纳很乐意跟她上床。肖莎娜在很远的地方，在那一刻他甚至能说服自己，他很孤独。

如果她不首先提议的话，他也许会请她上自己房间的。

“跟你谈话很有趣，”她说。“为什么不去你房间喝一杯？”

阿弗纳相信她不是一个应召女郎。他能从一百码之外认出一个女人是不是妓女，即使是那类高级妓女他也能认出来。他对妓女从来不感兴趣。他之所以开口跟这个女孩说话，就是因为他看出她不是妓女。当然，她可能是那种时髦、坦率的斯堪的纳维亚女孩。这种女孩阿弗纳听说的多，见到的少。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其他可能。阿弗纳怀疑下午有人跟踪他，他还有一点神经质。

“这个主意很好！”他对她说。“但我不行。我明天很早就要起来。是真的，我比你还感到抱歉。”

他确实感到抱歉。他像个傻子似的站起来，在吧台上放了一些钱。那个金发女郎没有企图说服他改变想法，只是耸耸肩，笑笑而已。阿弗纳一直走到电梯里还能感觉到她的香水的味道。

他正要按电梯按钮时，电梯门开了，卡尔走了出来。“就上楼了？”他问阿弗纳。“我正要去酒吧喝点东西。”

“那就待会见，”阿弗纳按着电梯门不让它关上，说。“我要写一两张明信片。”他走了进去，电梯门关上了。

阿弗纳在房间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给肖莎娜写了一张明信片。出于习惯，他把包也打好了，这样就不用明天早晨那么麻烦了。他打开电视，看了几分钟，但总觉得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于是决定下楼把给肖莎娜的明信片寄了。实际上，寄明信片不用这么慌慌忙忙的，也许他想通过寄明信片来赎回自己的罪过，因为他一直在想酒吧里的那个女孩。再说，明天早晨他们就要离开酒店了，他可能把这事忘了。他喜欢每到一个城市，就给肖莎娜寄一张明信片。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件让阿弗纳自豪的事情，说明他到过很多城市：一个在犹大荒原上的集体农场剪鸡脚指甲的农民从世界上所有伟大的首都城市寄明信片出去。

阿弗纳不喜欢把邮件交给前台的服务员。他记得在哪里见过一个邮箱，于是穿过马路朝那里走去。这是一个宜人的夜晚。他把明信片从投信口丢进去之后，在拐角处站了几秒钟，看着广场上朦胧模糊的树木，深吸了几口气。然后，他穿过街道回到酒店。穿过大堂时，他一时心血来潮，小跑几步，来到“伊特鲁里亚酒吧”。卡尔也许还在那里呢。

然而他不在酒吧。既不在常坐的那个位子，也不在其他地方。

那个金发女孩也不在那里。

阿弗纳走到电梯口。一走进电梯，他就闻到了那个金发女孩的麝香味道。哦，她也许上楼回自己的房间了。她可以轻而易举地登记入住酒店。阿弗纳想，事实上，她也许跟他们住在同一层楼，因为他走在通往自己房间的通道里时，仍然能闻到她的香味。

他打开过道通往小客厅的门时，一股强烈的麝香味向他袭来，比电梯里更为强烈。千真万确。

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卡尔把这个女孩带到他房间里来了。一定是这样。很可能就在几分钟前，阿弗纳在寄明信片的时候。

阿弗纳在小客厅里驻足静听，但除了自己电视机的声音之外，什么也听不见。他出门的时候没有把电视机关掉。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听到了卡尔房间里有女人的笑声，但他不能确定。不过，都一样。如果卡尔邀请了那个金发女郎，那就邀请了。在阿弗纳看来，他完全有这个权利，当然不干他的事。

阿弗纳打开自己的房门，走了进去。

想想看！卡尔邀请了那个金发女孩。那个谨慎的卡尔。那个完美的丈夫。那个给妻子和小女儿买的纪念品比阿弗纳给肖莎娜买的纪念品还多的卡尔。那个年过四十、似乎从来不看女孩一眼的卡尔。那个在闲暇时间一心只读书和抽烟斗的卡尔。如果是斯蒂夫，或罗伯特，或他自己，都没什么好奇怪的。对有些男人来说，没有女人等于受刑。

可是卡尔呢？

那个金发女郎怎么样呢，那个让阿弗纳浮想联翩的女孩？那个女孩不是妓女，却要跟阿弗纳喝一杯。而一个小时不到，她就跟卡尔——这个整整一天情绪都很古怪脆弱的人——上楼了。确实，卡尔的第六感觉跟阿弗纳一样敏锐，可是今天晚上他的警惕性也许放松了。阿弗纳想，他也许应该干涉，因为他是领导。

拿起床边的电话，拨通卡尔房间的电话，就这么容易。“喂，是卡尔吗？出来。我们明天很早就要离开。对不起，这是命令。”就这样。

只是，阿弗纳没有这样做。

他不能那样做。卡尔会服从他的命令，但也许会非常狼狈。他也许会认为阿弗纳是在嫉妒他，或者他紧张了。在女人和性上，从来都没有任何严格的规定。显而易见，建议是不要干，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建议并不一定要遵循。人都有某些需求。有些人甚至说，一概压抑特工的需求是非常危险的，只会让他们变得无能。

再说，有什么坏处呢？

阿弗纳脱掉衣服，看了一会电视。从相连的那面墙上，他听不见隔壁房间里的任何动静。他关掉电视机，还是什么也听不见。后来他关掉灯，睡觉了。他跟往常一样，睡得很香。

他睁开眼睛时，大概是早上七点三十分。他洗了个澡，穿好衣服。他的包已经打好了，只需要把牙刷和剃须用具塞进去就行了。他喜欢去餐厅里吃早餐，而不喜欢把早餐送到房间里来。走之前，他在卡尔的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卡尔有可能想跟他一起去。没有反应。小客厅里，阿弗纳还能隐隐约约地闻到那个金发女孩的麝香味道。

吃完早餐，他又回到楼上。刚才他喝咖啡时，故意拖了一会，希望卡尔下来，可是没有。已经很晚了。不管那个女孩还在不在他房间里，卡尔都应该有所动作了。阿弗纳在门上重重地敲着。

仍然没有反应。

阿弗纳尽量保持镇定。很显然，出了什么问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卡尔都不是个起得很晚的人。他从来没有因为睡过头而耽误航班。他们没有误过航班。阿弗纳深吸了一口气，把走道和小客厅之间的双合门关上。他弯下腰，把一张信用卡插进卡尔的门框和锁舌之间。如果门从里面锁了的话，就打不开。

门没有锁。

阿弗纳走了进去。卡尔仰面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毛毯。他双眼紧闭。阿弗纳一拉掉他身上的毯子，就看见那颗近距离射击后子弹留下的小小的星形痕迹。血迹已干，伤口周围有一圈黑色的东西，是被火药烧的。

卡尔被射中胸部，已经死了。

第十五章 胡恩

阿弗纳盯着他同伴的尸体，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毯子重新盖好。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完全是机械的。他很快在房间里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他又看了看百叶窗和窗帘是否都放下来。他把钥匙从梳妆台上取下来，把写着“请勿打扰”的牌子从门把手上取下来。他从房间里出来，把门从外面反锁之后，把小客厅通往走道的双合门关上，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外面。这时才上午九点钟。这块牌子至少可以把清理房间的女服务员挡在外面一两个小时。

他没有从酒店的前门出去，而是从行李室出去的。他在最近的电话亭里拨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汉斯的安全屋里的。“对不起，汉斯，”他的伙伴一拿起电话他就说。“今晚的电影取消了。我回头再跟你谈。”立即把电话挂掉了。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表示“非常危险”的暗号。阿弗纳知道，汉斯一接到这个暗号后就会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回到法兰克福。

第二个电话拨的是巴黎的路易斯的。

幸运的是，那个法国人在家。“我的零钱只够打三分钟了。”阿弗纳说。“所以我想你能不能给我打回来。我的一个同伴死了。”他把这个电话亭的号码给了他，然后就等着。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响了。

是“爸爸”的声音。

“你回去等着，”阿弗纳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之后，那个老人说。“你把东西打好包。你的包，他的包，都打好。你等着。我的人会来，他会敲三下。你什么也别干，明白吗？”

“明白。”阿弗纳说。“谢谢。”

他回到酒店，又从侧门里溜了进去。他回到房间里，让那块“请勿打扰”的牌子仍然挂在门把手上。他环顾四周，确信他出去的这会没有人进来。然后，一边给卡尔打包，一边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把一切杂念从脑海里清除出去。他把打好的包搬到他的房间里，跟他的手提箱放在一起。

他回到卡尔的房间，从里面把门锁好，坐在床边看着他的朋友。冲动之下，他又把毯子拉了下来，强迫自己扫了一眼卡尔的裸体。真是个漂亮的家伙。虽然已经四十，却仍然苗条、匀称，没有一点多余的肉。他以前有点驼背，但现在看不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被杀的时候，已经跟她干过了吗(在这种情况下，用“做爱”这个词不合适)？他无法非常仔细地检查卡尔，而且，检查了能不能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把握。他确实检查过他的手和指甲。虽然卡尔没有带武器，但如果他意识到有人要袭击他，他很可能要挣扎一番。他受过徒手格斗的专门训练，身手敏捷。

如果是乘他不注意或者睡着时动手的，那所有这些就派不上用场了。他的手上没有伤痕。也没有自卫留下的伤口或者抓痕。指甲里也没有毛发或者纤维。

为什么要杀他？是不是那个金发女孩杀的？阿弗纳相信她那时在卡尔的房间里，他仍然能闻到她的麝香味道。但卡尔也有可能是在她走之后被别人杀的。

她去他的房间是为了杀他，还是为别人杀他设置圈套？还是只是想一醉方休？但是卡尔谨慎、敏感——难道他看见了她身上不想别人看见的东西？比如，她在浴室的时候他翻了她的包——而恰好被她看见了？如果卡尔看到了可疑的东西——枪或者以前的护照——他也许会对她只字不提。他也许会装做什么也没看见。她也会同样乖巧地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看到了——可是后来，当他熄灯后躺在床上的时候，砰的一声！一瞬间就摆平了。

这纯属猜测。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阿弗纳把那个金发女孩带到了他的房间，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像卡尔那样，胸部有一个弹孔，此时正躺在床上？

很有可能。

但是为什么卡尔——如果所有的人都会干这样的事，只有卡尔不会干这样的事——会干这样的事？谨慎的卡尔——斯蒂夫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雷达”卡尔，他总是把头从书中抬起来，说：“伙计们，有人要按门铃了。”一分钟后肯定就有人按门铃。卡尔有一条绝对原则，执行任务时绝对不带人到安全屋或者酒店的房间里来。有一次，罗伯特在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把他带到了法兰克福的公寓里来，卡尔听说这件事后暴跳如雷，一个星期没跟罗伯特说话。当时，阿弗纳替罗伯特辩护，因为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罗伯特不叫他从前的好朋友来他公寓的话，会更加让人怀疑。但是卡尔在这个原则上绝不让步。他很可能是对的。

但是，卡尔掉进了一个温柔陷阱——一个最老套、最低劣的诡计之中。

也许他认识那个金发女孩？卡尔交际很广，比其他人认识的人都多，因为他在外面待的时间最长。难道那个金发女孩是他认识并且信得过的人？

他到底知道卡尔些什么？阿弗纳看着自己伙伴的脸庞，开始纳闷起来。这张脸他曾经是那么熟悉，现在却死气沉沉，两眼紧闭，面容紧绷，嘴唇紧锁。他对他的了解可能比其他人都多，他们住在一个房间，跟他共同承担制订方案和领导的重任。但即便如此，阿弗纳对他的了解也不多。阿弗纳记得，卡尔出生在汉堡，20世纪30年代末他六七岁时被父母送到了以色列，在那海瑞亚跟姑父和姑妈生活。上了个农业学校之后就去了部队。被“穆萨德”选中之前一直担任指导员。会拉小提琴。读了很多书。阿弗纳还记得卡尔告诉过他，他离过一次婚，前妻是个基督徒，德国人。她由于痛恨纳粹党，战后移居以色列，结果因神经衰弱不得不住进医院。后来他娶了个已有一女的捷克女人。阿弗纳知道卡尔非常喜欢这个女儿。只要有时间，他就给她写很长很长的童话故事，还配了又细又长的插图。她和母亲住在罗马，他每个月至少给她寄一个童话故事。

阿弗纳知道的就这些。除此之外，他还知道，现在卡尔死了，躺在伦敦一家酒店房间的床上。

有那么一瞬间，阿弗纳对他非常生气，拳头不由自主地攥了起来。他想使劲摇他，大声对他喊叫，用拳头揍他的脸。这个可怜的该死的诚实的谨慎的勇敢的卡尔。这个“雷达”卡尔。这个轻信的卡尔。这个想知道自己会不会飘浮在空中的卡尔。

突袭兹威特之后，在拉提那的安全屋里，当其他人都在庆贺的时候，卡尔却对他们说：“伙计们，我不会高兴得跳起来。我们还只干掉一个，没什么好庆祝的。”

除了卡尔，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除了卡尔，别人这样说他们也不会听。他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卡尔有权利说任何话。

现在，卡尔死了。然而任务还要继续。谁杀了卡尔，谁就要付出代价。

“爸爸”的人——“爸爸”的三个人——半个小时后来了。他们在门上敲了三次，阿弗纳让他们进来。他们跟阿弗纳说的是英语，而自己人之间说的是意大利语。他们带了一辆很大的行李车和一个黑色的装尸体的塑料袋子。

“你现在可以走了。”他们的头对阿弗纳说。“把两个房间的钥匙都给我，你的和他的。不要办理退房手续，不要担心你的行李。”他把伦敦的一个地址给阿弗纳。“在那个地方等我们。我们会帮你退房，今晚会把手提箱送给你的。”

那个年纪最大的意大利人穿着一套黑衣服，说话的语调跟殡仪员一样阴森。也许这就是他的职业。阿弗纳记得他有一次跟“爸爸”见面时“爸爸”说的话：“如果你要挖一个墓穴，我就给你派一个挖墓的人来。费用不高，好不好？”谁知道卡尔的尸体会送到哪里？但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不能让英国当局知道：否则的话就意味着这次任务走到了尽头。更糟糕的是，它也许要以一种最为尴尬的方式连累以色列。

“也许哪个地方有个弹壳。”阿弗纳说。“因为床单上有血迹。”

“别担心。”“爸爸”的人回答道。“一切我们都会处理好的。”

阿弗纳不怀疑他们会处理好这一切。要么通过收买的方式，要么通过行窃的方式，要么结合这两种方式。伦敦也是一样，金钱是万能的。酒店里的一些服务人员肯定会被说服，不会声张。到明天，那个小客厅就会污渍全无，准备迎接下一批客人。

三天后，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在法兰克福见面了。他觉得他们肯定会把卡尔的死归咎于他。他当然应该受到责备。毕竟，他注意到了卡尔那几天很脆弱。他已经怀疑那个女孩了。否则的话，他会带她去自己的房间的。难道他没有义务警告卡尔吗？管卡尔怎么想呢，这不是人气指数竞赛。作为这项任务的领导，就意味着要有勇气做出也许别人不喜欢的决定。虽然这种勇气与面对炮火时的勇气不同，但都需要勇气。阿弗纳没有这种勇气，所以卡尔的死就是他的错。

但他的伙伴们似乎不这样想。

尽管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他们都感到震惊、悲哀和气愤。汉斯咕哝了一句“拿剑的人死于剑下”，但是遭到了斯蒂夫愤怒的驳斥：

“我就不想听这种假装神圣的废话。”他大叫起来。“奇亚特的孩子们拿了什么剑啊？被恐怖组织头子们杀害的人中，多数人手里从来就没有过枪。这一点你跟我一样清楚。”他语气平静了一些，接着说，“可怜的卡尔干女人的机会应该多一些的，那样他就不会栽在他妈的第一个勾引他的荡妇手里了。”

“你肯定，”罗伯特问阿弗纳，“是她亲手杀的，还是她只设了圈套？”

“我想是她亲手杀的。”阿弗纳回答道。“不，我不能肯定。但我一搞清楚她是谁，以什么为生，我就能肯定了。”

“任务怎么办？”汉斯问道。“暂停吗？”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弗纳认真地考虑着。

“我觉得，”最后他说。“我们当然要汇报。如果他们想让我们停下来，他们会告诉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问都不要问。除非我们接到他们的指令，否则，我们是不会继续干的。但与此同时，我要搞清楚那个女孩是谁。大家同意吗？”

尽管阿弗纳没有把“‘搞清楚那个女孩是谁’这件事不向特拉维夫汇报”这句话说出来，但他们都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第二天，他们四个人飞到日内瓦。阿弗纳在保险箱里给伊弗里姆留了一条信息，第一次使用了个人的账户，取了一万元现金。其他人也从自己的账户上取了一万元。尽管他们不会去碰卡尔的账户，但伊弗里姆会保证他的遗孀收到账户上应有的钱的。同时他们想把自己的四万块和卡尔的遗物交给她。当天晚上，汉斯和斯蒂夫飞到罗马去见她。阿弗纳也想过，作为领导，他应该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他还是决定算了。处理这些问题，汉斯比他更在行。

阿弗纳飞到了巴黎。

他见到路易斯，把伦敦的费用结了，之后向他描述了那个金发女人的情况。不到一个星期，路易斯就跟他联系了，说有四张照片让他看一看。都是黑白的，有一张是在被拍人知道的情况下拍的，其余三张像是监视员用长镜头拍的。阿弗纳立即把监视员拍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边：很显然不是这个女人。他仔细地看着其余三张照片。

照片中的三个女人都大致符合他给路易斯的描述。照片是黑白的没有关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头发的颜色，甚至因为隐形眼镜的使用，眼睛的颜色是最容易改变的。阿弗纳希望能闻到照片上的味道：他知道他可以闻出那种香水的味道。事实上，他只花了几分钟就挑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从巴黎的一家药店走出来。

“这张，”他对路易斯说。“这个女孩是谁？”

“你把她挑出来了，我感到很高兴。”这个法国人没有直接回答阿弗纳的问题。

“为什么？”

“其中一个人过去六个月来一直在瑞士监狱里。”路易斯说。“第三张中的那个人死了。药店里的这个人叫珍妮特，荷兰人。”

“她是谁？干什么的？”

“如果你给她的钱够多的话，”路易斯回答道。“她替你杀人。”

他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吃惊。虽然在国际恐怖活动中用枪来杀人的是男性，但其中也有几十个女性。而且，很多参与恐怖活动——或者一般暴力犯罪——的女性都只起一个辅助作用。有些女性恐怖分子臭名昭著，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特瑞斯·哈尔希、德国的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葛布雷尔·克罗舍·提德蔓，或者美国的伯拉丁·多恩和凯瑟·布鼎。她们不仅仅负责管理安全屋，做监视员，或者开车把一个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有几个女人还装炸弹，持枪械，劫持飞机，或者在国际恐怖活动中担任指挥者。有些人顺其自然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有些人企图证明女人跟男人一样“棒”——恰恰就忘了她们的行为只能证明她们的行为跟男人一样轻率和残酷。

当然，阿弗纳在接受训练时就知道，不能低估女性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在卡尔身上了。“穆萨德”一直认为，女人在组织能力、设置圈套和对事业的投入方面不仅跟男人一样强，而且比男人更强。她们比男人稍微逊色的地方，也许就是在使用机械的效率和受到攻击时的预见性方面更容易出错，用自己的手榴弹把自己炸死，或者陷入绝境时投降——不过，最后这点表明，跟男人比起来，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强。在某些情况下，女人的这个特点只能使她们更加危险。

“谁雇的她？”阿弗纳问道。

路易斯耸耸肩。

“我想只要谁能满足她的要价，”他说。“我知道南美有很多人雇她。”

“她现在在哪里？你能找到她吗？”

“失业了，还没有新工作。她住在荷兰的一个海滨小镇上。”路易斯说。“这个地方叫胡恩，离阿姆斯特丹大约三十公里。”

阿弗纳点点头。他知道胡恩在哪。“她是住在一座房子里，还是住在一套公寓里？”他问道。

“信不信由你，她住在游艇上，”路易斯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性恋，还是既是异性恋也是同性恋。她跟一个女孩住在那里。至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不在那里。”

“你能搞清楚她什么时候在那里吗？”阿弗纳说。“当然，这是一笔交易。”

“我试一试吧。”路易斯回答道。“如果我搞清楚了，我就告诉你。除了业务费用之外，其他免费。”

“非常感谢。”阿弗纳说。“你听到什么就跟我联系。”

随后，他飞到了法兰克福，其他人已经到那里了。把卡尔的消息告诉他的遗孀对汉斯和斯蒂夫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让人受伤的经历。阿弗纳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耸耸肩。“她怎么说？”汉斯重复了一遍阿弗纳的问题。“她是不是难以接受？你希望她怎么接受？”

“更重要的是，”斯蒂夫说。“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找到那个杀死他的王八蛋？”

“很容易，”阿弗纳说。“我们刚才还在谈这件事，别着急。”

他把路易斯告诉他的情况重复了一遍，说：“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没有认错照片上的那个人……”

“你认错了吗？”汉斯打断他的话。

“没有，我没有认错。”阿弗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但你们谁都无法肯定这一点。好了，让我们假定她就是进入卡尔房间的那个人，路易斯的情报是准确的，她是契约杀手，我们在伦敦格罗夫纳酒店闲逛的时候他们就盯上我们了，然后派她来干掉我们当中的一个。她做到了。好了，我们发现她在胡恩。我们怎么办？”

“杀了她。”斯蒂夫迅速地说。“还怀疑什么？”

“我明白阿弗纳的意思，”罗伯特说。“我们有两件无法预测的事情。第一，如果阿弗纳错了怎么办？第二，如果路易斯错了怎么办？她跟恐怖组织头子不一样。关于她，我们没有别的资料来核实。如果……哦，我不知道，如果她是个妓女，卡尔不愿意给她钱才杀死他怎么办？”

“胡说，”斯蒂夫说。“你说的是卡尔吗？你以为他会跟一个妓女吵架而让这次任务面临危险？为了赶走她，他愿意付三倍的钱，甚至不惜一切。你的话站不住脚。”

在这点上，斯蒂夫非常正确。但是，“没有吵架怎么办？”汉斯问道。“她是个妓女，仅仅为了把他的钱包搞到手，开枪把他杀了。”

“对，但是什么都没有丢失，”阿弗纳说。“他的钱包恰恰还在他的夹克口袋里。钱包里有一百多镑现金。”

“你明白吗？”斯蒂夫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她是因为要搞到他的钱包才杀的他，我们就把她放掉吗？”

“有区别，”罗伯特说。“我们在执行任务。我们不要去追像‘开膛手杰克’那样的妓女而停止手头的工作。关键是，她不是妓女。如果她杀卡尔是因为钱，那么阿弗纳说得对，她应该抢才对。”

“但如果她是个设陷阱的女人怎么办？她设下陷阱之后就走了，另外一个人来把卡尔打死了。如果是这样怎么办？”

“卡尔是被另外一个人杀死的？”阿弗纳问道。“当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卡尔睡觉时从来不裸体。我跟他在一起住过。我知道。

而且，难道不是太巧合了吗？卡尔把一个路易斯认为是雇来的枪手干了之后被另外一个人杀了？那个首先盯上我的枪手？当我在伦敦的大街上被跟踪之后？对不起，我不敢苟同。

“如果不是她杀的，也至少是她设好陷阱让别人来杀的。”

“对，”罗伯特说，“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上。如果路易斯是对的，我认为就没有多少怀疑了。是她杀了卡尔——是一个人，还是跟其他人一起，关系不大，如果他是对的话。当然，如果阿弗纳也是对的话，即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跟那个女孩是同一个人。”

汉斯转向阿弗纳。“呃，”他说，“你敢肯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吗？”

“敢。”阿弗纳说。

“你相信路易斯的话吗？”

“我正准备相信，”阿弗纳回答道。“你呢？”

他们面面相觑。到目前为止，路易斯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错误的情报。即使在格拉如斯，无论萨拉米还是阿布·达乌德参加那个会议没有，教堂里确实有三个阿拉伯武装分子。

跟伊弗里姆核实也毫无意义。“穆萨德”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荷兰杀人，不管这个人是否杀了他们的同伴。跟他核实只能使他们陷入一种违抗命令的境地。斯蒂夫站起来。“伙计们，伙计们，”他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事实证明，他们在等路易斯告诉他们那个金发女人回荷兰了。这个情报到得很慢——但他们在等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执行任务。那个夏天有几个假警报——既有关于那个女孩和萨拉米的，也有关于阿布·达乌德的——直到8月中旬左右，路易斯才传来肯定的情报。那个女孩珍妮特七八天之内会到胡恩。

当天晚上，罗伯特又动身去了比利时。

这一次他不是去设计新型炸弹，在胡恩使用炸弹有几个不利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把炸弹放在金发女人的游艇上不足以让他们产生满足感。他们想亲眼看见她死。

事实是，他们都特别恨她。但跟恨其他目标，包括阿里·哈桑·萨拉米还有点不一样，后者与个人无关。虽然直到很久以后阿弗纳才把这种区别说出来，但这种感觉可以毫不费力地感觉出来。杀恐怖组织头子是为了复仇——纯粹是复仇，为慕尼黑的十一个以色列人复仇——完全不存在个人之间的仇恨。他们了解名单上那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甚至尊敬他们，就像猎人尊敬一个狡猾、坚决的猎物一样。但对那个金发女人不一样。

她杀了他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个并肩战斗的同志——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屠杀自己同胞的“敌人”。但还不止这一点。阿弗纳想，如果卡尔是在街上被一个普通的恐怖分子开枪打死的，他们不会那样恨他。问题是，那个金发女人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杀死他的，剥夺了卡尔死在一个劲敌手里的尊严。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性别当作武器，利用男人一时的脆弱——孤独——剥夺了他的生命。她把庇护所变成了陷阱。在他们心里，一切习惯性的男人伤害女人后感到愧疚的心理彻底逆转了。相反，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杀死她比杀死一个男人的压力更小。他们做好了撕碎她的准备。

罗伯特计划用一截自行车架上的管子，做一个可发射一颗22口径子弹的单发手枪。此时正值夏天——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炎热的夏天——在这座荷兰沿海小镇上，到处都是骑自行车的男女。他们用自行车来制造武器，就不用越境走私枪支了。罗伯特的比利时朋友制造一批简单的玩具小手枪，只需花从“爸爸”的荷兰联络人那里买四支贝雷塔手枪的一小部分钱。他们穿着短裤和T恤衫，骑自行车到游艇上不会引起丝毫怀疑。袭击之后，他们可以把管子迅速放回原来的位置，骑车到停在大约半英里以外的货车旁。谁身上都没有武器。也绝不会有人来检查他们的自行车架。这个计划十分安全。

“这些玩意精确吗？”阿弗纳问道。

“从四五英尺的地方吗？”罗伯特说。“我保证精确。”

“谁在乎呢？”斯蒂夫补充道。“让我到离她四英尺以内的地方，我要扭断她的脖子。我们只管动手得了。”

8月21号星期三，天气炎热。木板铺成的步行道上，全是骑着自行车和悠闲溜达的度假的学生。珍妮特到达之前，突击队已经对游艇监视了两天。当她乘坐的出租车在离游艇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来时，阿弗纳立即认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他对斯蒂夫说。“她要上船，让我们等一等，看看再说。”

她穿一件浅色的裙子和宽松的上衣，提一个短途旅行用的小箱子上船了。看起来非常迷人。

问题是她的女朋友——大约二十岁，白皙的皮肤，棕色的短发，两天来他们看见她一直进进出出的，总是穿着蓝色的牛仔裤，肩上挎着一个红色的背包——也在船上。她也许只有到城里去办事时才会离开。否则的话，她也许会一直待在船上。因为现在才下午三点，所以他们决定等一等。

将近晚上九点，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才离开。虽然天还没黑，但太阳正在落山。阿弗纳决定最好立即采取行动。他们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在外面待二十分钟，还是待一晚上。虽然两天来他们没有发现她的生活规律，但她骑自行车走了，所以很可能至少会给他们二十分钟。他们也只需要二十分钟。

罗伯特在货车上等着，货车停在离游艇不到半英里的地方。“集团”的两个荷兰联络人在另一辆货车上，这辆货车停在离游艇大约五十码的地方。他们的工作是善后。如果能够避免的话，阿弗纳还是希望那个女人的尸体不要被别人发现。如果她消失了，但由于她生活没有规律，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才有人觉察。到那个时候，如果幸运的话，他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因为“穆萨德”的关系，伙伴们都赞成这个办法。如果伊弗里姆听到他们在没有结束任务之前就私下在胡恩复仇的风声的话，他的反应可能有好几种，但没有一种是让他们感到愉快的。他甚至会觉得突击队失去了控制，进而把一切取消。

阿弗纳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万一伊弗里姆知道了这次行动的话。“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会说，“她在伦敦看见我和卡尔在一起。她也许还看见了汉斯。她能认出我们。”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

现在，阿弗纳手持一截短小的装有一个粗糙扳机的金属管，踏上了通往游艇的木板。这时是九点过几分。斯蒂夫手里拿着同样的武器，紧跟其后。汉斯仍然留在桥上，靠在栏杆上。他们说好了，除非阿弗纳和斯蒂夫需要帮助，否则他不要上船。

那个女人在船上养了一只小小的宠物猫。它一看见阿弗纳靠近船舱就开始抗议了，声音大得惊人。尽管斯蒂夫竭力让它安静下来，但它仍然坐在游艇的栏杆上，嗖嗖地摇着尾巴，喵喵地叫着。空气仍然非常热，非常潮湿。船舱的门半开着，那个金发女人背对着门，坐在一张小写字桌前，身穿一件蓝色的便服。阿弗纳相信猫的哀号声会很快让那个金发女人警觉起来。但她一定是习以为常了。直到阿弗纳把门推开，她才把头抬起来。

她身上带着同样的香味。船舱里的味道也绝对是一样的。如果说阿弗纳对她的身份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么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无踪了。她就是卡尔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她转过身来，看着阿弗纳，眼里毫无惧色。他站在门口，身后正好是一轮红色落日。她也许无法看清他，但阿弗纳却能看见她的右手向桌子的抽屉伸去。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他走近了一点，用英语对她说。

斯蒂夫走进船舱，后面跟着那只猫。猫跳到桌子上，仍然声嘶力竭地喵喵叫着。叫声很可怕，让他们感到非常紧张，尽管他们竭力不去注意它。

“你们是谁？”那个女人的目光从阿弗纳身上移到斯蒂夫身上，说。阿弗纳看见她的右手继续向抽屉伸去，越来越近。左手放到胸前，把蓝色的罩衣掀开了一点，露出了乳沟。这个动作是有意的，还是不由自主的，很难说。但不管怎么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防卫是错误的。阿弗纳和斯蒂夫注意到这个动作之后，更加漠然和愤怒。

“小心，她有武器。”斯蒂夫用希伯来语说。阿弗纳点点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右手。

“我知道，”他回答道。接着用英语对她说：“你记得伦敦吗？”

阿弗纳看见她的眼睛转向了他手里的自行车管子。她显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以为他们会用这个东西给她当头一棒呢。她的嘴唇卷起来，挑衅地、轻蔑地笑了一下。随即，她抛开所有的伪装，猛地拉开了抽屉。

阿弗纳扣动了扳机。几乎与此同时，斯蒂夫也扣动了扳机。

那只猫跳到了空中。

那个金发女人还坐在椅子上，身体慢慢向前弯下。她有些呼吸困难了。她再次把头抬起来，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玩具枪是单发武器。阿弗纳把手伸进衣袋，去取子弹。

他还没有装好子弹，那个女人就瘫软在地板上了。在他们身后，门被猛地推开了，汉斯大步走了进来。阿弗纳看见他此时的神态就像他在雅典朝穆扎斯房间里扔燃烧弹一样。“让我来结果这个婊子。”汉斯把他们两个人推到一边说。他弯下腰，用玩具枪向她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这之前，她可能已经死了。

“来吧，汉斯。”阿弗纳示意斯蒂夫帮他把这个伙伴从那个女人的尸体边拖走。汉斯好像准备用手把尸体撕开。他跟着阿弗纳和斯蒂夫回到岸上，还在咬牙切齿地诅咒她。

外面，天几乎完全黑了。阿弗纳示意“爸爸”的人把货车开过来，把尸体从船上运走。还有足够的时间。阿弗纳看了一眼手表，发现他们只在里面待了三分三十秒。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再过十五分钟才可能回来。

他们把金属管子插回原处，骑上自行车，回到罗伯特等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婊子干掉了。”他们把自行车朝货车上放的时候，汉斯告诉他。

阿弗纳理解汉斯的行为。这不仅仅是一件为卡尔报仇的事。截止到那时，阿弗纳只近距离打死过两个人，就是威尔·兹威特、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他发现向他们开枪要比向这个女人开枪难得多。两个恐怖组织头子在看见阿弗纳和被打死这之间很短的时间内，他们都恳求他饶他们一命。他们不停地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说：“不，不。”阿弗纳还是向他们开枪了，不过，在那一刻，他们无法让他把他们看作敌人。他们的表现属于一个处于生命尽头、脆弱时刻的正常人的表现。

这个女人不一样。她没有哀求。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里充满了冷漠与仇恨，脸上充满了挑衅与轻蔑。如果她故意这样，不思悔改，那阿弗纳就更要杀她了。

第十六章 塔里法

9月14日，即那个荷兰女人死后大约三个星期，罗伯特死在了比利时小镇巴提斯附近一个农民的地里。

罗伯特总是说，恐怖分子的生活太有规律了，令人乏味。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被自己的一颗炸弹炸死了。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胡恩突袭之后，罗伯特开着货车去比利时还自行车。他打算留在那里帮他的朋友制造一些他们正在设计的新式武器。阿弗纳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武器，当时并不是特别热心。罗伯特给斯蒂夫解释——跟阿弗纳比起来，斯蒂夫对致命的机械小玩意更感兴趣——说是一种新型的化学武器，他希望实验一下。很显然，这种武器太好了。

罗伯特每天都要给法兰克福打电话报到。阿弗纳无法跟比利时的他联系，所以说好罗伯特六至七点之间给他打电话——如果没人接的话，十至十一点再打——看看自己要不要回来。其余的突击队员在马不停蹄地沿着每一条可能的线索追寻名单上剩下的三个恐怖分子。胡恩突袭之后，他们都觉得应该尽快结束这次任务。

他们把卡尔死去的消息报上去之后，没有收到特拉维夫新的指令。惟一的指令放在日内瓦保险柜里，很简短：“信息收到”。而且，阿弗纳及其伙伴们相信，如果到年底他们仍然没有更多的成果的话，“穆萨德”就会终止这次任务。自从1973年6月28日暗杀穆罕默德·布迪亚以来——一年多过去了——以色列没有成功的反恐行动。只有利勒哈默尔这样的灾难，格拉如斯那样的惨败，以及卡尔这样惨重的损失。除非他们追捕到了阿里·哈桑·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者哈达德博士，否则，很有可能不会让他们继续干下去了。

然而，还没有完成任务就召回——即使没有人责备他们——也意味着失败。他们一致认为：谈都不要谈。被迫放弃这个活，特别是没有干掉萨拉米就回去，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相当于失败。这不是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只能选择牺牲，或者违抗撤退的命令——如果“穆萨德”冻结这次任务的账户，违抗命令会非常困难。(他们确实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汉斯曾建议，如果他们的行动基金被切断的话，可以使用他们瑞士账户上的钱。)后来，阿弗纳承认，至少在这点上，他们跟恐怖组织头子一样，非常不理智。

罗伯特之所以想实验他的新式化学武器，这种紧迫感是原因之一。当时阿弗纳坚守在法兰克福，其他两个人在欧洲其他地方与线人接触。9月13日，阿弗纳和罗伯特在约好的时间通了电话。“我还有两三天就搞完了。”他当时说。

“好的，这里没有什么新情况。”挂电话之前，阿弗纳回答道。

第二天，六点至七点之间，电话没有响，阿弗纳还不是特别担心。两个报到的时间让他们两个人都比较灵活。确实是这样，十点过五分，阿弗纳的法兰克福安全屋里的电话铃响了。

是路易斯。

“对不起，”那个法国人说。“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是罗伯特吗？”阿弗纳问道。这不是预感。他知道，“集团”了解罗伯特跟比利时有联系。自从在塞浦路斯突袭阿尔一契尔开始，他们就用“爸爸”的人为他们从比利时走私炸药。

“是个事故，”路易斯说。“不是谁的错，你也无能为力。”

阿弗纳的喉咙发干。

“我明白了。”他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负责处理一切。你知道的，就像在伦敦一样。这大概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好。”阿弗纳有些说不出话来。“好。最简单的办法。干吧。好……谢谢你给我打电话。”

“听着，”路易斯回答道。“这些事已经发生了。”

“哦，是的。”阿弗纳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已经发生了，是不是？”

沉默了一会。

“喂，”路易斯最后说。“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的话，给我打电话。”

阿弗纳没话说了，把话筒放回去之后，盯着看了几秒钟，然后开车去了罗伯特和斯蒂夫合住的安全屋。阿弗纳用备用钥匙进屋之后，开始把他知道的属于罗伯特的东西放进手提箱里。尽管屋里很乱——斯蒂夫非常不爱整洁，罗伯特从来不在意——但阿弗纳能毫不费力地把地板上和沙发后面罗伯特的东西和斯蒂夫的东西区别开来。虽然他记名字和数字不行，但对有形物体的每个细节他都能记住。罗伯特的领带和袜子跟斯蒂夫的完全不一样，书和玩具是谁的也能区分开。他收拾完罗伯特的东西，手提箱还没有满。罗伯特一定随身带了很多衣服去比利时。

在一个信封里有几封信，是罗伯特的妻子写给他的，上面的地址是英国的。还有几张照片。阿弗纳把信封塞在衣服下面之后，把手提箱合上。他想，在罗伯特一生中，他的手提箱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整洁过。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惟一一件东西是那个用牙签做成的摩天轮玩具。它是罗伯特最后完成的一个玩具，拼了几个月才拼好，放在罗伯特房间里那张笨重的桌子正中，大约三英尺宽，精致但易碎。阿弗纳试着用食指摸了摸那个轮子，轮子立即转动起来，带着六个小吊篮，围着那个精巧的中轴，不停地旋转起来。阿弗纳未经思索，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转动轮子，直到各个部件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整体。最后，阿弗纳觉得轮子只能转这么快了，才把手松开。他转过身，背对着旋转的摩天轮，再次环顾房间四周，看看是否落下了什么东西，但什么也没看见。枕头皱巴巴的，床也没有整理，罗伯特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时一定就是这样的。这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就像一只小鸟从房间里飞过时翅膀发出的嗖嗖声。他转过身来。

摩天轮消失了。只有一大堆牙签，从桌上一直散落到地上。

阿弗纳提起手提箱，把它拿到下面的车上，然后开车去汽车站，把它存在一个上锁的存物柜里。

一天后，汉斯和斯蒂夫回到法兰克福。

三个人围着那个很大的城市公园走着，这个公园在汉斯一个人住的安全屋附近。他们在那里溜达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想对下一步怎么做做个决断。阿弗纳注意到他过去胸口上的疼痛感现在完全消失了。注意到这点时，他很超然，很冷静。他现在的感觉是一种漠然的愤怒，还有绝对要完成这次任务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至少，得干掉萨拉米。否则的话，卡尔和罗伯特的死就太不值得了。

汉斯和斯蒂夫看法一致。

“我们要去日内瓦，留一条关于罗伯特的信息。”阿弗纳说。“但我们不要等答复。我们只管接着干就行了。”

“要有个人告诉罗伯特的妻子，”汉斯说。“这次我不要做雪夫拉卡迪沙的人了。”

雪夫拉卡迪沙是以色列的一家国有殡仪公司。汉斯和斯蒂夫去罗马看卡尔的妻子时，说自己是雪夫拉卡迪沙的人。虽然卡尔的妻子当时没有失态，但汉斯还是觉得这次经历给他的精神带来了相当大的伤害。这次可能会更糟：罗伯特的妻子是个非常漂亮的法裔犹太人，昵称叫“佩佩”。阿弗纳以前见过她一次，知道她是个有点喜怒无常的女人。事实上，她还有点像公主。跟其他在家里等着丈夫跟自己联系的妻子不一样，罗伯特的妻子不仅要他把英国的地址告诉她，以便她给他写信(并让他定时去这个地方取信)，而且还要他把电话号码和她可以给他打电话的时间告诉他。虽然罗伯特很高兴收到她的来信，但也意味着他必须调整自己的时间以满足她的要求。在执行任务时做到这点很难。虽然佩佩绝对是一个忠诚、仁慈的女人，但作为一个特工的妻子，这样的性格仅仅勉强够格。事实上，她对罗伯特有一点影响，分散他的注意力，因此，也有点分散突击队的注意力。

他们有两个孩子。任务开始的时候，罗伯特把他的家人从以色列带出来，首先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他知道他会经常去比利时，所以让佩佩和孩子们住在那里似乎就有道理了。他每次出差从布鲁塞尔经过时都至少能跟他们待上几个小时。但这种短时间的相聚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罗伯特和佩佩更加心神不宁、魂不守舍。所以最后，罗伯特把一家人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准备在执行任务期间一直让他们住在那里。佩佩最喜欢的一个叔叔住在那里——他是欧洲某国大使馆的一个外交官——他非常愿意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他的家里。

阿弗纳理解汉斯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了。

“我们先去日内瓦，”阿弗纳说。“然后，我自己飞往华盛顿。如果斯蒂夫愿意跟我一起去，也行。我们回来后，再继续。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把恐怖头子们干掉。不搞大的策划，也不用炸弹，什么也不搞。只剩下我们三个了，但是没问题，因为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汉斯，我们不在期间，与路易斯保持联系，让他搞到那三个恐怖头子的情报。”

“好样的，伙计。”斯蒂夫说。

还有一个突袭的办法。这种办法要比他们之前使用的办法危险得多。以前使用的办法经过仔细的策划和精心的设计。而这种办法让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跑，即使不是一种自取灭亡的办法，也是一种相当铤而走险的办法。但它是可行的办法。

正面攻击，依靠奇袭和火力。

这种办法不是跟踪一个目标，直到搞清楚他的日程安排和生活习惯，不是精心策划逃跑路线，不是使用炸弹让自己从暗杀现场脱身，而是只根据两个情报，即时间和地点就进行突袭。只要搞清楚目标的位置和时间。别的什么也不管。

比如，如果他们能搞清楚萨拉米在一个特定时间里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他们三个人就会毅然决然地拿起冲锋枪把他干掉。不管他所在的位置有什么特点，他周围有多少警力，突击队后来有没有机会逃跑，甚至不顾旁观者的生命，暗杀活动是不是会被发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杀手们较少考虑，或者不考虑后果，见人就杀，这种办法有可能可行。但他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必须在六七十码以内。

只有三个人的突击队在考虑实施突袭时，被迫采用了这样一种近乎莽撞、不顾一切后果的方式。

“当然，我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第一选择，”阿弗纳补充道。“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但我们有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我们也许能侥幸成功。当然，我们要继续寻找更为明智的办法。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我们要努力寻找好的办法作为我们最后的办法。不要坚持零风险。

“你们同意吗？”

“我同意。”斯蒂夫立即回答道。接着转向汉斯。

“嗯，”汉斯说。“坦白地说，这不是一个指挥决策。严格地说，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阿弗纳的提议正在改变这次任务的目标，或者至少颠倒了主次。这种事情我们应该交给总部去决定。”

“但是，”汉斯停了一下之后继续说。“事实上，我同意。我只希望我们要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心中有数。”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他们正在舍本逐末。而且，跟阿弗纳和斯蒂夫一样，汉斯也难以放弃。他在雅典对付穆扎斯的行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跟其他人一样，放弃的想法汉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也许是这类任务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这项任务的人，也许会因为太投入而在理智或有利的政治界限前停不下来。他们也会互相施加心理压力：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继续到底。正如阿弗纳后来对斯蒂夫所说：“我不担心汉斯。如果我们说继续，他没法不同意。”

但是，汉斯还提出了一点。

“你谈到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也要考虑一些别的东西。自从伦敦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除了我们五个人，谁知道我们要去伦敦？只有路易斯。谁知道罗伯特在比利时？还是路易斯。”

“现在卡尔死了，罗伯特也死了。如果我们是被‘爸爸’出卖的怎么办？他把恐怖组织头子们卖给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也卖给恐怖组织头子？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实际上，阿弗纳考虑过这个问题，考虑过很长时间，苦苦地考虑过，整个夏天都在考虑。一方面，他认为像“爸爸”、路易斯和托尼——安德雷斯就不用说了——这样的人背叛他们也有道理。如果路易斯所说的“集团”的理念是真的，那么各路人马互相残杀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在那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建立起来之前，无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对路易斯来说，他越早开始自己清白的历史越好。从经济上来讲也有道理。毕竟，“爸爸”可以从恐怖分子那里得到陷害卡尔的钱，然后又从阿弗纳那里得到处理尸体的钱。然后又从寻找那个荷兰女人和处理她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然后还可以通过设置陷阱让阿拉伯人害死罗伯特而得到钱——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还可以通过处理阿弗纳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等等。

很有可能，很聪明的伎俩。“爸爸”这样做甚至还会让方方面面的人把他当作朋友呢。每个人都大大方方地给他提供情报，他拿着这些情报又会卖给他们的对手。这是一个安全、永不枯竭的收入来源。

最后，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原因是他不相信他会这样做。

“‘爸爸’要是出卖我们的话，早就出卖了。”他说。“当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在塞浦路斯卖掉？”

“也许那时没有人买，”汉斯说。“也许他还不想把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杀掉。”

“你相信是这么回事吗？”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相信什么，”汉斯回答道。“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相信他的人了。毕竟他们是一伙惟利是图的人。没有他们这样的人，或者说没有他们这样的组织，恐怖分子们寸步难行。他们不仅仅只替我们干活，还替欧洲一半的‘红色军团’干活。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们也替黑手党干活。”

这是事实，阿弗纳只好耸了耸肩。

“甚至还有可能，”汉斯继续说，“这些组织是俄国人设立并资助的。你想到过这一点吗？克格勃可以设立一个私人组织来支持恐怖分子。这样想并不愚蠢，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背后是谁，也许只有‘爸爸’知道。如果是那样怎么办？”

汉斯说得太离谱了。事实上，阿弗纳觉得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有点像“爸爸”了。突然，他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特工的妄想症发作了。这是由于在地下待得太久的结果。在地下待得太久会让已经疲惫不堪的一线特工经常怀疑自己的同伙。虽然这种妄想症不像临床上的妄想症那样完全脱离现实，但是它把恐惧和怀疑无限夸大，或者把它们附着在另外的对象上。“爸爸”自己也许就是这样的。

“是的，‘爸爸’有可能泄密，或者通过他组织里的人泄密，”阿弗纳对汉斯说，“我们自己的线人也有可能泄密。我们每隔一个城市就有一个阿莫德或者亚瑟尔，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在哪里找到我们。他们当中肯定有人知道卡尔被杀的时候我们在伦敦。是的，可能是‘爸爸’，他为了挣更多的钱，为了成为所有人的朋友，为了逃脱罪责。谁知道呢？但关键是，‘爸爸’也在给我们提供恐怖分子。他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找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也许这就是代价。他给我们，也给其他人。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话，你就不让他们寻找恐怖分子了？我说不。不管他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收下。只要时刻警惕就行了。比以前更加小心。如果他想出卖我们，那他必须先给我们才行。对，这有点冒险。难道不值得吗？”

汉斯想了想。“该死的冒险，”他终于说。“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不是，”阿弗纳坚定地回答道。“我不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我疯了，但我相信‘爸爸’，相信路易斯和托尼。但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对的。怀疑也是明智的。但我们何去何从？因为怀疑而断绝跟他们来往就意味着我们丢掉了最好的来源。信息的来源，支持的来源，一切来源。没有他们，我们可以干掉多少恐怖分子？

“为什么不可以假定他们把我们出卖了。当然可以。那我们在利用他们时，就要加倍小心。稍微误导他们一下，在最后关头改变线路。难道这不是一种最明智的办法吗？”

汉斯开始笑起来。“你疯了，你知道，”他对阿弗纳说。“我是说，我们都疯了，但你是我们当中最疯的一个。”

“不过，他是对的，”斯蒂夫说。“只有这个办法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阿弗纳心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确实相信“集团”。如果他不是真的相信他们，那不管他对汉斯说过什么，他都可能跟他们断绝联系。他还不是那么疯狂。他只是相信他的第六感觉。

也许错了。

事实证明，华盛顿的事比阿弗纳预想的更艰难。佩佩有些歇斯底里。不知什么原因，她把矛头集中在斯蒂夫身上，用拳头捶打他的胸脯，对他大喊大叫，说是他杀了罗伯特。斯蒂夫只是一个劲地朝后退，眼睛盯着地上，阿弗纳从佩佩后面抓住她，握住她的胳膊。后来她哭了。她的叔叔知道会这样，在斯蒂夫和阿弗纳到达之前，就把孩子们带到了外面。

他们从自己账户上取了些钱，带给佩佩，就像他们对卡尔的遗孀那样。不过，这次他们每个人只给了五千元，加起来总共一万五千元。他们都为自己会被别人看作不大度而有些羞愧——虽然他们并没有说出来——但很显然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家人着想了。如果他们被一个一个地干掉，而每干掉一个都要给遗孀四万块的话，那么，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就几乎没有钱留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了。虽然家人们会得到一笔固定的抚恤金，但毕竟不多。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一两天之后才飞回欧洲。肖莎娜在纽约住了一年半，逐渐习惯了。阿弗纳觉得，她比以前更精神了，对自己能够——完全独立地——征服这座陌生、让人恐惧、与自己熟悉的以色列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大都市感到非常自豪。葛拉呢，也从一个奇丑无比的婴儿，长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蹒跚学步的孩子。还有查理，一看见阿弗纳就非常兴奋，竟跳起来去咬主人的鼻子。然后又非常害羞，在沙发后面躲了几个小时，哄都哄不出来。

阿弗纳想，抛开一切，忘记任务、忘记欧洲、忘记恐怖组织头子甚至以色列的感觉真好。写一封辞职信，丢进邮箱里，然后跟肖莎娜、孩子和那只狗一起在布鲁克林住下来，享受非常平静、繁荣的美国生活。为什么不呢？他参加过两次战役，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与他人一起，干掉了九个恐怖组织头子。一个国家还希望一个人做什么？也许他的母亲都会同意，他已经为以色列尽了义务。

然而第二天，他就在肯尼迪机场搭上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跟往常一样，他不让肖莎娜去机场送他。“虽然我不能保证，”临走的时候他对她说。“但下一次我也许会永远留下来。”

此时已是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离他们1972年开始这项任务的那天快两年了。阿弗纳觉得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一个二十五岁的男孩变成了一个二十七岁的中年男人。如果他们不立刻完成这次任务的话，他想他会不会变成一个二十八岁的老人。众所周知，特工就是这样的，但直到现在阿弗纳才相信。

阿弗纳发现，自从卡尔被害以来，他在床上睡不着了。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总是睡不着，尤其是独自住在法兰克福的安全屋里或者旅行期间住在酒店里时更是这样。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不久，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睡在壁橱里。他把枕头和毛毯铺在壁橱里，从里面把门锁上睡觉。从安全角度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床上有可能藏炸弹，夜间闯进来的人也会首先到床上找他——他是个容易惊醒的人，等别人到床上找他时他很可能就醒了，开始对付他们了。虽然他可以为自己睡在壁橱里找到理由，但主要还是因为紧张。不管理由多么充足，他的伙伴们会这样看这件事。结果，只要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就睡在壁橱里，但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阿弗纳和斯蒂夫回到法兰克福时，汉斯已经查了日内瓦的保险箱。里面有伊弗里姆的一条信息：突击队关于罗伯特死亡的消息已收到。接下来是一条指令，单独一行：

立即停止。

但是，业务费用账户上的钱没有冻结或者收回。汉斯一看见伊弗里姆留的信息就查了这个账户，所以他知道。这不奇怪。伊弗里姆希望他们慢慢地、谨慎地放松下来，把欠线人的钱支付给他们等等。虽然很可能不会再往账户上存钱了——除非他们说明理由，要求追加资金——但还有一个过渡期，还有二十五万多元供他们使用。为安全起见，汉斯立即把大部分钱转到了任务开始时卡尔在欧洲几个首都城市开设的账户上。

“伊弗里姆的信息你是怎么处理的？”阿弗纳问汉斯。

“我留在保险箱里了。”汉斯回答道。

这是一个小小的保护。只要这条信息还在保险箱里，“穆萨德”就会断定突击队还没有看到。总部没有规定他们过多久要到日内瓦去查看信息，也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他们。但如果伊弗里姆真要查的话，他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看过保险箱，他们每次开箱时必须在有日期的记录表上签字。把信息留在那里可以给他们赢得一点时间。

这点时间很重要，因为阿弗纳及其伙伴决定不服从“穆萨德”终止这次任务的命令。至少，不愿意立即终止。要终止也要等钱用完之后才终止，等他们有机会把名单上剩下的几个恐怖分子干掉之后才终止。

他们认为，不服从命令并不是因为虚荣心、倔强或者不理智。他们为自己找的理由叫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1973年末，他们发现，九个恐怖组织头目被消灭之后给恐怖势力造成了混乱。正是由于他们很难从经常联系的阿拉伯人那里得到情报这个原因，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恐怖分子们所遭受的损失迫使剩下的几个恐怖组织头子从中东或者东欧的藏匿处出来，到欧洲重组他们的网络。迟早，多则几个月，少则几个星期，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哈达德博士会亲自来欧洲的。因为突击队在战场上，所以比特拉维夫总部里的任何人都看得更加清楚。以色列有这样一个传统，如果战场上的指挥官发现敌人快要溃不成军时，他可以继续追击，或放弃追击。如果他确实发现总部的命令是在不了解当地条件的情况下发出来的，那么他就不能盲从总部的命令。

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至于这次任务是不是这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阿弗纳及其同伴们都相信是这样。

“假定，”阿弗纳说，“我们今晚有一次很好的行动机会。难道因为伊弗里姆给我们留了条子就放弃吗？”

这个观点很好，问题是这时没有机会。好的或者不好的，都没有。哪天晚上都没有。

整个10月份，他们都在从当地的线人那里寻找线索。关于阿里·哈桑·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者两个人一起将于近期参加高层会议的谣言不断传来。有两次——一次在米兰，一次在西柏林——汉斯作后援，阿弗纳和斯蒂夫在恐怖组织头子应该会来的公寓周围布下了监视哨。两次他们都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放了冲锋枪，准备一看到目标就对他们进行正面袭击。他们确实看见阿拉伯人在公寓里进进出出。但他们——仍然记得格拉如斯那一幕——没有行动。没有真正看到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者哈达德博士，或者没有确认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不会行动的。

在米兰或者西柏林，他们也不能行动。

11月初，从路易斯那里传来消息，阿里·哈桑·萨拉米据说会到西班牙塔里法小镇。这个小镇位于大西洋边、直布罗陀与葡萄牙的交界处。

据说从阿尔及尔来。

11月8日，三个人飞到马德里。他们检查了“爸爸”的联络人给他们准备的武器：三支22口径的贝雷塔，三支乌兹冲锋枪(欧式，经以色列许可后生产的，弹仓和枪管都比原来的稍大)，然后开着租来的汽车，向南开到海岸边。为谨慎起见，他们没有随身携带这些武器，而是让“爸爸”的联络人搭便车送到塔里法。

塔里法在安大路西亚的最南端，从摩洛哥跨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只有八英里，在地理位置上仍然属于欧洲。但是看起来却跟北非任何一座阿拉伯人的小镇无异，其建筑仍然完全是摩尔人的风格，某些地方还带有罗马早期圆形剧场和沟渠的层理特点。

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住进了小镇外的一家酒店，等待“爸爸”的人来。他们不仅需要他带枪来，还需要他来指出阿拉伯恐怖分子们开会的那座别墅。这是一栋很大而且相当偏僻的房子，位于海滩边上的绝壁之上。岩壁并不高。房子属于一个殷实的西班牙家族，几乎从来没有人在这里住过。在这个家族里有一个女儿，在法国一所大学里学政治。很显然是她把房子借给恐怖分子的。

阿弗纳计划悄无声息地突袭进去。房子可能有人把守，但也许并不严密。无论如何，侦察员可以搞清楚这一点，也可以搞清楚恐怖分子是否在里面。只有突击队亲眼看见他们在里面，他们才能进攻。如果房子把守得太严，三个人无法突袭成功，阿弗纳不排除通过紧急渠道与“穆萨德”联系，请求支援或指导。他觉得行动就要十拿九稳。即使萨拉米或者阿布·达乌德在里面，也不要鲁莽行事。除非有相当的胜算，否则，突击队断然不会采取行动。

11月10号，“爸爸”的人到达塔里法，他把武器送给他们之后，开车带着突击队员离开沿海高速公路，上了一条碎石路。碎石路大约一英里，汽车沿着悬崖边蜿蜒而上。这里有三栋房子，虽然这条路不是私人的，但周围大块地盘都是私人的。“爸爸”的人说：最后面那栋房子就是。它位于路的尽头，前面有一扇很大的带格栅的铁门。不会错。

第二天晚上十点，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开着车，沿这条路走了一半。11月11号那天晚上，天气潮湿，风很大。从东南部直布罗陀海峡吹来的风把地上的枯叶卷起来，在空中打着转。在这样的晚上不容易听到脚步声。刚刚爬上山头的月亮完全被乌云遮住了。道路两边的树木和灌木丛浓密、幽暗、扭曲、不成形。这个地形最理想，这样的晚上也最适合侦察。

斯蒂夫在快到最后一个弯道时把车停下来，这里离大门约四分之一英里。他猛地转了个弯，让车头对着来的方向，在路肩上停下来。这里跟一个浅沟差不多，弯道和路边的灌木丛把它半遮半掩起来。为谨慎起见，他把刹车灯断开了。如果有人追他们的话，司机踩刹车时就不会把自己暴露。他跟着阿弗纳走进了靠海这边的灌木丛。汉斯带着一把乌兹冲锋枪，留在车上。

阿弗纳和斯蒂夫把他们的冲锋枪留在后备箱里。他们现在的目的是侦察，不是突袭。如果他们看见萨拉米或阿布·达乌德的话——如果他们决定三个人也可以进行突袭的话——会有足够的时间回来取乌兹枪的。现在，他们只带了一支小小的贝雷塔。他们计划避开大门，从灌木丛中穿过去，从后面靠近房子。由于这座别墅背对着大海，所以沿着悬崖边就能到达后花园。

虽然灌木丛很密，但并不是不能从中间走。阿弗纳和斯蒂夫穿着黑衣黑裤，小心谨慎地走着，时不时地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这段路花了大约二十分钟。房子及其周围的情形很容易看清，差不多每扇窗户里都有灯光。他们没有发现花园里有卫兵巡逻。尽管阿弗纳和斯蒂夫对恐怖分子略有所知，但他们还是怀疑卫兵们可能驻扎在离房子较远的地方。阿拉伯人大体上跟非洲人差不多，不习惯夜间作战，总是避开晚上。所以如果有卫兵的话，他们会尽可能地靠近明亮的窗户。但也要看这些阿拉伯游击队员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训练，如果接受的是俄国人或者其他某国的训练，那他们在黑暗中的战斗力不亚于其他人。

阿弗纳和斯蒂夫来到房子的转角处，听到有几个人在说阿拉伯语。说话声好像不是从房子里传出来的，倒像是从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子里传出来的。院子位于一扇通向游泳池的落地长窗外面。游泳池里除了落叶和深水区几指深的令人恶心的污水之外，别无其他。阿弗纳和斯蒂夫紧贴着墙壁，转过墙角之后，他们仍然看不见是谁在说话，但他们的说话声更清晰了。

“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还需要钱？”一个人说。“你不敢说吗？”

“我们需要一些水果，就这些。”另一个声音回答道。

毫无疑问了。不管房子里有没有恐怖分子，院子里的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爸爸”的情报至少部分是正确的。

接下来他们听到玻璃门关上的声音，说话声再也听不见了。阿弗纳非常谨慎地在拐角处偷看了一眼。

没错。院子是空的。

他没管斯蒂夫是不是跟在后面，就踮着脚朝那扇落地长窗走去。他相信里面的人看不见他站在黑乎乎的院子里，而他却能毫不费力地看清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的每个人。七八个阿拉伯人站在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旁谈笑风生。桌子上摆满了水果。两个阿拉伯人穿着方格衣服。

“恐怖组织头子。”阿弗纳听见斯蒂夫在他旁边低声说。他点点头。虽然他没有看见武器，但他们很可能是恐怖分子。但是方格衣服不只是敢死队员才穿。至少从理论上来讲，这些阿拉伯人来西班牙完全是合法的。可能是游客、学生，也可能是商人。只有认出他们其中一个人才能确定他们是恐怖分子，萨拉米，或者阿布·达乌德，或者哈达德博士，或者乔治·哈巴希或者阿莫德·基利尔，或者其中任何一个人。

然而，房子里的人阿弗纳和斯蒂夫一个也不认识。

当然，别墅里还有许多别的房间，容纳十几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再说，按照“爸爸”的人的说法，这些阿拉伯人不是一下子都到齐的，也许还有很多人以后几天才到。如果这里真的有会议，那也许还没开始，房间里的那些阿拉伯人只不过是先头部队而已。

阿弗纳和斯蒂夫还站在院子里，从落地长窗里朝里面看。这时，他们清清楚楚地听见身后灌木丛摆动的声音。有人从灌木丛里过来了。从那个人弄出的声音来看，他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正沿着他们身后那条小道走来。

他们转过身来。由于他们身后有灯光，他们知道，任何一个从花园里走过来的人都只能看见他们黑色的轮廓，而不能立刻看清他们的脸。但是他们随即就意识到，不该来这里。两个以色列特工，在一个偏僻的西班牙人的花园里，周围全是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不能冒险。他们转身的时候，膝盖就弯了下来，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右手拔出了贝雷塔，左手去拉滑套时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

他们看着那个人从灌木丛里出来。他是个阿拉伯人，很年轻，穿着方格子衣服。他站在离他们大约十步远的地方，不解地看着他们手中的枪。即使他在他们听到他弄出的响声之前就看见他们了，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敌人。他很可能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一个阿拉伯年轻人。他的右手放在裤子拉链的遮布前面，好像刚刚拉上拉链。左手握着一把卡拉什尼可夫步枪。

他开始把枪端起来。

阿弗纳和斯蒂夫同时开火了。两发子弹射了出去，又是两发子弹射了出去。11月的风把干枯的树叶卷起来，吞噬了枪声。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他们朝他走近时，那个阿拉伯男孩还想让身体保持平衡。后来他急速地倒了下去，侧卧着，蠕动着，呼吸困难。倒地时，他一直用左胳膊紧紧抱着那把卡拉什尼可夫步枪。他看着阿弗纳和斯蒂夫，把枪紧紧抱在怀里。

屋子里似乎没有人听见动静，也没有人注意到外面有动静。人们仍然站在长条形的桌子旁边，吃着，谈论着，打着手势。阿弗纳甚至能听见他们的笑声。他拿着枪，转身朝花园外面走去。不是朝他们来的那条路，而是抄近路，朝大门走去。斯蒂夫尾随着他。他们脚步飞快，偶尔转过身来。后面没有人。到大门外面时，他们突然跑了起来。他们向山下跑去，身后拂过11月潮湿的风，落叶追赶着他们。他们跑得越来越快。

跑啊跑。阿弗纳一直记得那一幕。他们就像两个做了无法收拾的事情正设法逃脱惩罚的学生那样，沿着西班牙一条蜿蜒曲折、用砾石铺成的公路向山下跑着。他们就这样结束了那次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第十七章 法兰克福

跟许多其他安达卢西亚的城市一样，塔里法有一次暴力的记录。不过，阿弗纳并不知道。在离那个阿拉伯年轻游击队员躺的地方几百码之处，据说历史上有一个叫“好人古兹曼”的人，宁愿牺牲自己九岁的孩子，也不愿向围攻者投降，放弃一座摩尔人的城堡。其废墟仍然是一个小小的景点。在涅布拉，沿阳光海岸西北一百一十五英里，阿拉伯科学家们第一次把黑色的火药引进欧洲战争中。这是13世纪发生的事情。从这时到阿弗纳所处的时代之间，人类冲突的性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当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朝汉斯等着的那个地方跑去时，阿弗纳，或者斯蒂夫脑海里只有历史上相似的一幕。斯蒂夫没有开灯，发狂地开着车，直到阿弗纳大叫着让他停下来。没有人追他们。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把一条沿海大道变成一条跑道。斯蒂夫平静了一点之后，把刹车灯接起来。汉斯把他的冲锋枪放回后备箱里。他们要平安回到酒店以后才能放下贝雷塔。

他们坐在阿弗纳的房间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分析一下形势。暂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一般的阿拉伯游客或者商人不太可能扛着卡拉什尼可夫步枪到处逛，别墅里的阿拉伯人无疑是恐怖分子。既然如此，他们当然就不会叫警察，也不会挨家挨户地在附近去搜他们连看都没有看到的攻击他们的人。惟一能够向他们描述一番的就是那个带着攻击步枪的男孩。很可能已经死了。即使阿拉伯人报了警，也没什么能把阿弗纳及其伙伴们和这次袭击联系起来。他们是西德商人，跟成千上万的游客一样，也有护照。护照找不出一点毛病。除了枪以外，惟一能把他们和这次袭击联系起来的可能就是砾石路上的车辙印了。

上午，阿弗纳打电话让“爸爸”的人来给他们换了一辆车，同时把枪收走了。他想，这样在酒店里过夜就非常安全了。第二天回马德里，车不同了，也没有武器，就不用担心搜查和关卡了。

他们确实不用担心了。回马德里的路程很远，他们坐在车里，话都不多。阿弗纳偶尔接替斯蒂夫开一开车。阿弗纳知道，即使他们在谈别的，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他们搞错了吗？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失去理智了吗？他们不向那个阿拉伯男孩开枪就撤下来吗？他们向他开枪真的是为了自卫吗？

他们把他打死了吗？到目前为止他是第四个被他们打死的不明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吗？这四个人，虽然不是利勒哈默尔的侍者那样的无辜的旁观者，但也不在他们的名单上。如果把雅典的穆扎斯包括在内的话就是五个人。如果把那个克格勃特工包括在内就是六个。如果把胡恩的那个金发女孩包括在内就是七个。

还没有干掉萨拉米、阿布·达乌德和哈达德博士。

难道这就是这样的任务不可避免的结局？难道他们有些地方做错了？难道这个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难道他们慌张了？

归根结底，他们是不是失败了？

自从差不多一年半以前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目标。然而他们却杀死了四个阿拉伯走卒和一个荷兰女人——其间失去了卡尔和罗伯特。在反恐战争中，两个高级特工没有换来任何军事上的收获。这是失败。被别人打败了。怎么看这个问题都是这样。

更糟糕的是，他们现在的行动是在无视命令下进行的。没有人授权他们这么干。绕着一座西班牙花园去杀阿拉伯人，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一样。

干法也跟恐怖分子们一样。

这番话是汉斯刚要从马德里郊区的北四路上下来时说的。“你知道，”他说，“我们的干法就跟恐怖组织头子一样。”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斯蒂夫都没有反驳他。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陆续离开马德里，回到法兰克福。就像格拉如斯的枪杀事件一样，塔里法发生的事情任何报纸上都没有报道。他们也可能没看到西班牙和瑞士的新闻报道。但这起枪杀事件很可能被隐瞒起来了。如果能够避免的话，这些恐怖分子当然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此，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害怕被发现。几天之后——从他们离开西班牙的那一刻算起——阿弗纳及其伙伴们就根本不担心这个了。

他们担心的是别的。很难言传。“失败”或者“丢面子”还不足以表达其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愧疚”，甚至不是一种无聊的感觉。

他们感觉受了命运的捉弄。跟所有当兵的人一样，他们也心存某种迷信。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屈辱之感，以前对他们有利的一些东西现在都背叛了他们：成功，女人，获胜的运气以及战争中的运气。这些东西带给他们伤痛和羞辱，让他们突然对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信念产生了怀疑。

卡尔死后，阿弗纳就有过这种感觉，塔里法事件后这种感觉更甚。斯蒂夫多少也有过这种感觉。然而现在，这种感觉强烈地冲击着汉斯。

他变得爱反省了，也从来不多话了，几天根本不说一句话。虽然他跟以前一样，仍然有条不紊地干自己的活，但却变得非常孤僻、超然，明显地疑虑重重，阿弗纳非常替他担心。同时他也不同意半途而废。他们没有真正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一致同意把钱用完之后就不干了——但有一次阿弗纳问他感觉如何时，汉斯咬牙切齿地回答：

“现在停不下来了，还是别谈了吧，只管干就行了。没什么好谈的了。”

于是，他们不谈了，只管干。他们又努力干了七个星期。

没有丝毫效果。没有一条线索值得他们把越来越少的钱花在上面。汉斯坚持要精打细算地用钱，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好的行动机会来临的话，他们就不会捉襟见肘了。他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们找到了萨拉米而在最后一刻却没有钱来追捕他，那就是个莫大的讽刺了。但一直没有到那一步。

主要是找不到联络人。不仅通过他们经常联络的线人找不到，而且通过路易斯和托尼也找不到。通过“爸爸”也找不到。如果他们找的是其他的恐怖分子，还有可能成功：1974年是欧洲恐怖分子们非常活跃的一年，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青年解放巴勒斯坦”组织。原来的领导人是阿莫德·阿尔—葛哈夫尔，后来是阿布·奈达尔。“黑色九月”组织和“解放阵线”组织不像原先那样激进和好战时，恐怖分子们加入了这个组织(后来，阿尔—葛哈夫尔被“黑色九月”组织头目阿布·伊亚德抓住，很可能被处决了)。1974年“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袭击三架飞机得逞。10月8日，他们在爱琴海上空炸毁了一架飞机——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特拉维夫飞往雅典的飞机——八十八人丧生。三个星期前，9月15日，恐怖分子把一颗手榴弹扔进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药店”里，一死十二伤。这是“解放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联手干的，头目是卡洛斯那只豺狼。

突击队特别要为卡洛斯的上台负责。正是因为他们干掉了布迪亚，才给他在高层腾出了一个位置。但也是一回事，他不在名单上，阿布·奈达尔也不在名单上。在原来的任务已经取消的情况下，他们又几乎不能跟伊弗里姆联系，要求改变任务。再也不能有单方面行动。他们也找不到自己行动的理由。他们只能去抓名单上的恐怖分子，尤其是阿里·哈桑·萨拉米。

抓到了萨拉米就大不相同了。

但据他们所知，萨拉米没有到欧洲来。

他们在法兰克福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而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却没有节日的心情。实际上，汉斯心情复杂，矛盾重重。他心灰意冷，喜好自省，但同时疑心越来越重，充满了杀气。他开始随身带着一支枪。以前他们出去溜达时他从来不带枪，除非有行动。但是汉斯的疑心似乎有传染性。现在连阿弗纳和斯蒂夫都随身带着枪，以防他们的同伴觉得有人跟踪的怀疑成为现实——也许“爸爸”的组织会把他们的行踪泄露出去呢。汉斯相信塔里法是个陷阱，而阿弗纳认为他误解他了。如果是个陷阱的话，他们会遇到强大的火力，而不是一个正在扣裤子的恐怖分子。但是，卡尔和罗伯特神秘地死去之后，这些怀疑总是挥之不去。也许事先有人给塔里法的恐怖分子通风报信了，他们没想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事实上，阿弗纳告诉过“爸爸”的人，他们要在塔里法等几个朋友，然后才会采取行动。

不管怎么样，尽管风险增加了，他们在法兰克福还是随身带着武器。阿弗纳注意到安全屋的门底部有一些明显磨损的黑色印子。很显然，如果他开门的时候都是用脚顶着门的。这一点，所有的特工都受过训练。在被突袭的情况下，它恰恰事关生死。然而过去一直没有这个习惯，也不经常这样。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依靠改变自己的身份来掩护自己，跟他们的软目标一样。

与此同时，汉斯常常一个人在深夜去安全屋附近的公园长时间散步。他一直非常喜欢散步，但过去散步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是天气较好的时候。而现在，他会在12月份凛冽的寒风中，在雪地里，沿着欧斯特公园空无一人的小路，法兰克福东部火车站的北部，走上几个小时。他甚至会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人造池塘旁的僻静处的长凳上坐上一两个小时。池塘里夏天全是野鸭，而现在全都结上了冰。

“鸭子都比你有意义得多。”有一次，斯蒂夫要去鸭池旁取情报时，这样对汉斯说。

“我不能禁锢在家里。”汉斯回答道。

阿弗纳明白，到了任务的这个阶段，他也不希望一个人住着。罗伯特死后，他让斯蒂夫住进了他以前和卡尔住的安全屋。忍受斯蒂夫混乱的单身汉的习惯要比一个人住着好。然而，当他向汉斯提议他们应该找一套大家可以住在一起的安全屋时，汉斯拒绝了。“别担心我，”他说。“我很好。”

事实并非如此。

1975年1月6日晚上，汉斯九点钟以后离开安全屋。应该是九点以后，阿弗纳在那个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他们谈了几秒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讨论——就把电话挂了，都知道晚些时候还要再互相核查一下的。这是例行公事。汉斯半夜没有给他打电话，阿弗纳就打了过去。没有人接。凌晨一点的时候也没有人接电话。

这是不寻常的。汉斯喜欢在半夜长时间散步，但从来没有在外面待到午夜过后。线人捎信给他，出乎意料地让他去见个面，这是常常发生的事，今晚也有这种可能。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互相提醒一下，这是规矩。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如果汉斯是去见面，他应该打个电话。他知道阿弗纳和斯蒂夫都在安全屋里。阿弗纳担心起来。

“我想开车去看一看，”他对斯蒂夫说。“我不喜欢他这么晚了还在外面。”

斯蒂夫耸耸肩。“他很可能在他妈的鸭池旁的长凳上。”他说。“我们走吧。”

他们开着车从安全屋所在的埃斯舍氏姆区的葫葛尔街附近来到汉斯住的罗德伯格威格附近，只花了二十分钟不到。汉斯不在安全屋里。阿弗纳用备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但一切井然有序。很显然，汉斯因为什么原因出去了，只是还没回来而已。

那天晚上真是冷得刺骨，那时快凌晨两点了。即使按汉斯现在这样的心情，他也不可能在公园里溜达或者闲坐到这个时候。然而这是惟一可靠的解释。别的解释都只能说明出了问题。

“如果他在鸭池旁边，”斯蒂夫说。“不能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的话，我就拧掉他的鼻子。”

他们知道汉斯经常在公园里走的那条路线。他会沿着罗德伯格威格走一小段，再沿着风景如画的阶梯利黎一朔那曼一斯特埃戈(根据诗人歌德儿时的一个朋友命名)而下，来到峡谷底部有四条车道的公路上。一穿过欧斯特公园街，就到了欧斯特公园。过街以后，他通常沿着一条标识清楚的小道再向东北走几百码。走过一段曲曲折折的小路之后，就到了鸭池边。

阿弗纳和斯蒂夫指望能碰上汉斯正朝回走呢，然而却没有。他们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公园里黑黢黢的，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然而，当他们走近那座人造池塘时，从冰上折射过来的光让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影坐在那条长凳上，是汉斯。

但是斯蒂夫没有拧掉他的鼻子。汉斯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他死了。

阿弗纳看见汉斯死在了公园里，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谋杀，而是自杀。

池塘边的矮树丛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凉亭。湖岸高出池塘里的冰面几英尺，在湖岸和冰面之间，有一道矮石墙和一个木质栏杆。汉斯的身体呈半坐姿势，懒散地趴在栏杆上，脑袋慵懒地侧向一边。面无表情，眼睛睁得大大的。汉斯的上衣解开了。刚开始的时候，阿弗纳在他的头部和身体上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伤痕。

天很黑。他们没带手电筒，也没有带火柴。“当心。”阿弗纳低声对斯蒂夫说。尽管天气异常寒冷，但汉斯的尸体还没有僵硬。他很可能死了一个多小时了，也许更短。谋杀他的人也许还在附近。

由于是谋杀，阿弗纳首先检查了汉斯的手枪。手枪仍然插在他屁股上的皮带上，也没有开过火。所以不是自杀。也不是自然死亡。虽然阿弗纳看不见任何伤痕，但他伸手去取汉斯的枪时，摸到了一种黏乎乎的东西，就像快干的油漆。一定是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这个伤口不是自己造成的。

“是他杀。”阿弗纳把枪递给斯蒂夫，说。

有几分钟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他们惊呆了，也吓怕了。公园那么大，那么安静，四周全是结冰的矮树丛和黝黑的树木。没有风。他们听见远处城市单调的嗡嗡声，偶尔传来几声铁道调轨时金属碰撞发出的哐哐声。斯蒂夫咔的一声让汉斯的枪栓回到原位。“你看看他的钱包，”他对阿弗纳说，“我给你放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可能遇到行凶抢劫了。法兰克福不是个犯罪案件特别多的城市，但却是个工业大城市，聚集着从南欧各地来的工人。城市里也有以各种丑恶现象和贪污受贿而臭名昭著的街区，也有皮条客、夜贼、吸毒者、妓女，跟其他任何大城市一样。虽然欧斯特公园靠近不太受干扰的中产阶级人士居住的地方，但没有一个空无一人的公园在深更半夜是绝对安全的。在法兰克福，每年可能有十几起抢劫谋杀案，可能更多。汉斯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难下手。一个中年人独自坐在长凳上就像故意让人家抢似的。那人还以为他是个醉鬼呢。汉斯很可能不会为那几个德国马克而不要自己的命，他会把钱包递过去，甚至把手表递过去。但一个神经质的强盗也许还是会杀他。这是一种可能。

然而，汉斯的手表仍然在他的手腕上，钱包也在他的口袋里，原封未动。

汉斯是不是被线人出卖了？他不可能在那个特别的地方跟任何人见面。不仅仅是因为深更半夜的公园里什么人都没有，也不仅仅是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与线人见面，而且还因为它是汉斯的一个非常私人的地方，一个用来休息和沉思的秘密的藏身之处，一个独处的地方。

顺带说一句，在这里，跟踪而又不被发现，很难。如果有人跟踪，汉斯就不会半夜去鸭池边。当然，开车经过欧斯特公园街的人可能会看到他进了公园。如果他们熟悉他的习惯，也许会猜到他去哪里。但是只有阿弗纳和斯蒂夫知道这个人造池塘。公园很大，汉斯哪里都可能去，要找到他非常困难。恐怖分子还没有在隐蔽的小塘边找到他之前，可能早就冻僵了。

然而，如果不是抢劫，除了恐怖分子之外，还会有谁要杀他呢？

阿弗纳取出汉斯的钱包，里面有一本德国驾照和一张社保证。他随身携带的就这些。阿弗纳仔细一看，发现大部分凝固的血迹都在汉斯的胸部。他还发现胸部的羊毛衫上撕开了一个长条形的口子。看起来像个刀伤，但不能肯定。这使汉斯的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怎么可能有人靠他这么近，用刀子捅他，而他不会拔出枪来？他一定是真的一点防备都没有——或者还一定有个人用枪对着他。但即使这样，汉斯会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捅吗，真是不可思议。即使作为一种条件反射，他也会举起手来挡住刀子。然而，阿弗纳没有发现他手套和衣袖上有被刀砍的痕迹。如果他是被捅的话，好像也是睡着的时候进行的。

这也不可思议。

这时，阿弗纳突然想起，他对汉斯的性爱习惯一无所知。虽然他已婚，但又怎么样。虽然汉斯绝对没有什么让阿弗纳觉得他有同性恋倾向——这样想都有点滑稽——但阿弗纳对此完全不知也是千真万确的。他怀疑1月份的欧斯特公园是不是同性恋人幽会的地方，但他又拿不准。如果汉斯向一个并不欢迎他的同性示爱，他的死就可以解释了。

阿弗纳觉得这个想法太牵强了，就没有跟斯蒂夫提。那时没提，以后也没提。斯蒂夫可能甚至向他挥臂暗示时，他都没有提。

“我要去打个电话，”阿弗纳对斯蒂夫说。“你在公园的入口处等我。”

欧斯特公园街离他们最近的电话亭只需要走十分钟。阿弗纳给巴黎的路易斯打了电话。“伦敦的一幕又发生了，”他对他说。“我告诉你我在哪里吧。”

阿弗纳向他仔细解释他和斯蒂夫在哪里等“爸爸”的人时，路易斯默默地听着。那个法国人没有问其他细节，阿弗纳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结束电话之前，路易斯问道：“还有别的什么要我做吗？”

“暂时没有了，谢谢。”阿弗纳回答道。

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阿弗纳再也不想跟路易斯说话了。

他和斯蒂夫在公园的大门口等人来搬汉斯的尸体。他们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后来阿弗纳惊奇地发现他们居然没有觉得冷。他们几乎一言不发地守在那里。事实上，他们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斯蒂夫说：

“你给‘爸爸’打电话，你觉得他们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阿弗纳回答道。

这是事实。但即使阿弗纳错了，他也觉得到了这一步也只能这样了。如果汉斯的尸体被发现了，德国警方就会来调查。他们不想冒这个险。如果是“集团”杀了汉斯，让他们来处理他的尸体好了。反正他们再也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伤害了。

第二次，斯蒂夫说：“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们很聪明。但也许我们只是幸运罢了。

“也许我们的好运已经结束了。”

阿弗纳不知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斯蒂夫那天晚上的话也许是对整个任务最好的总结。

快到四点的时候，“爸爸”的人开着一辆公共工程卡车来了。阿弗纳和斯蒂夫带着他们来到鸭池边，等着他们把汉斯的尸体用帆布袋装起来，放进卡车后面。那两个人都是德国人，也许是法兰克福的救护人员，或者承办丧事的人。整个过程只用了七八分钟。然后他们沿着公园里狭窄、曲折的小道把车倒了出来。

阿弗纳看着卡车的前灯在冬天漆黑一片的树林间若隐若现。几分钟之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汉斯走了，跟卡尔和罗伯特一样，走了，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阿弗纳和斯蒂夫一直在想该怎么办。更确切地说，一直在让自己忙于日常事务而推迟做出决定。他们关闭了汉斯的安全屋，把自己的安全屋换了一个地方。他们用汉斯早些时候给阿弗纳的委托书，卖掉了他的古董家具店。他们飞到巴黎，把欠“集团”的钱给了凯瑟——路易斯出城了——然后开车去了汉斯的妻子居住的那座法国小镇。

她是个以色列人，跟罗伯特的妻子截然不同。“汉斯和你在一起吗？”他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这样问道。

“呃——没有。”

“我明白了。”停留片刻之后，她回答道。她显然明白了，不用再对她说什么了。

他们来到她家，她接过装着汉斯遗物的箱子，把他们请到客厅里。她给他们倒好茶，寒暄了几分钟，她让他们不要在意，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她。他们能告诉她的情况非常少。她想知道汉斯埋在哪里。

阿弗纳看着斯蒂夫。“对不起，”他后来说。“我无法告诉你，我……没有人知道。”

“我明白了。”她回答道，仍然非常沉着冷静。“请原谅，我要离开几分钟。”

她走进另一个房间，在里面待了大约十五分钟。回来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干了，不过眼睛有点红。“请原谅。”汉斯的妻子说。“我知道我应该振作起来。你们再来一杯茶吗？”

阿弗纳把那个装着钱的信封给她，可她拒绝了。他们又坐了几分钟就离开了。他们不仅感到悲惨——他们希望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一点惭愧和心虚。他们觉得好像一切都是他们的错。更恶劣的是，好像他们在不顾一切地玩着一个东西，结果把它弄成了碎片。这个东西对别的人来说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也许正是看见汉斯的遗孀，他们最终作出了决定。他们并没有真正谈论过，没有用很多的语言，但是每个人都本能地认为，对方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把阿姆斯特丹、苏黎世和巴黎的账户一个接一个地销掉，结束了本次任务。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无法继续了。

最后他们飞到了日内瓦，从保险箱里拿走了伊弗里姆留的信息——“立即停止”——它是罗伯特死后汉斯留在那里的。这时又有了一条新的信息：“尽快确认收悉。”

阿弗纳把答复编成密码，放了回去：“信息收到。汉斯牺牲。”他想不起来还要加什么。

阿弗纳和斯蒂夫离开银行，走过玛希那桥。1972年9月他们在日内瓦开完第一次会后就曾在这里说过话。“你有一件事情是对的。”阿弗纳对斯蒂夫说。“我们两个人还活着。”

任务结束了。

第四部 摆脱孤立

第十八章 美国

1月份，汉斯牺牲。阿弗纳和斯蒂夫处理完日内瓦的事务回到米迪酒店时，是1975年3月21日，那年春天的第一个下午。他们还有几件事要处理：关闭安全屋，打发次要一点的线人。阿弗纳和斯蒂夫两个人在日内瓦银行里的个人账户都没有动。他们两个人都发现，尽管给了伙伴们的遗孀一笔钱，但他们差不多还剩下十万块。在这份满足里掺和着一些痛苦。他们无奈地耸了耸肩，也许还有如针刺一样的愧疚。尽管如此，他们会没事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虽然阿弗纳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习惯了大把大把地花钱，但是，十万块，在自己的账户上，对他来说，似乎仍然是个天文数字。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富裕。他可以从容地到欧奇大街的商店里，去给肖莎娜买下那套上好的斯堪的纳维亚炊具了。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给她买两套。

决定放弃这次任务之后，他们既感到沮丧，也感到宽慰。虽然“黑色九月”组织似乎不再活跃了，由卡洛斯领导的“人民阵线布迪亚突击队”，在巴黎大胆地(虽然没有得逞过)用火箭袭击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胆子同样大，但更为成功。他们在德国绑架了几个实业家之后，挟持他们来敲诈温顺的政府。阿弗纳和斯蒂夫读着报纸，心想，不知道卡尔、罗伯特和汉斯为之付出生命的这次任务是否对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一点点影响。伊弗里姆的这个多头妖怪不会放慢步伐的。现在，一些恐怖分子有可能把联合国和日内瓦的会议桌作为把犹太人推下大海的集结地。

这也没有关系。对阿弗纳和斯蒂夫来说，必须以牙还牙，以色列不允许别人杀戮她的儿女而不受惩罚。1975年春天，他们在日内瓦，心情前所未有的郁闷。即使在这个时候，阿弗纳和斯蒂夫都毫不含糊地为这次任务辩护。

他们把扫尾工作分了一下工，然后尴尬地、有点羞愧地互相拥抱之后，分道扬镳了。

4月10日，阿弗纳到达纽约，前途未卜。事实上，他觉得太累了，不想去考虑以后的事。从法律上来讲，自从1972年以来，他就不是“穆萨德”的雇员了，而现在任务取消了，他觉得当前对谁都没有什么义务了。虽然阿弗纳有时候觉得必须回特拉维夫汇报，但他对谁都不愿谈这次任务。他想做的事情就是跟肖莎娜在一起待一两个星期。

他在纽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就像度假一样。阿弗纳像一个逃学的孩子似的，心里充满了心虚和快乐。他也许没有理由这样，但他确实有这种感觉。他每天要跟肖莎娜做两三次爱，和她长时间散步，带她去餐馆，看电影。和葛拉一起玩，教查理去门边把报纸拿来。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肖莎娜问了一个问题。“你这次走后，”她问道，“要多久才能回来？”

“我没有说要走。”阿弗纳回答道。

“是没有，但是你会走的。”肖莎娜语气平静地说。“你每天都有可能告诉我你要走。我想知道的是，你要很久才能回来吗？”

“你已经知道了，”阿弗纳说。“也许这次只离开一两个星期。我回来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租一辆车，一直开——我不知道，一直横穿美国。你喜欢这样吗？”

肖莎娜大笑起来。“我们从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她问道。

“我以前没告诉你，”阿弗纳说。“我们现在有一点钱了。有一点奖金。别担心，去旅行一趟还是没问题的。”

“真的吗？”肖莎娜问道。“你说话算数？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度过假。”

“我保证，”阿弗纳说，“你等着瞧。我们去度一次假——就你、葛拉和我。当然还有查理。”

这次谈话之后又过了几天，阿弗纳接到了纽约一个“穆萨德”特工的电话。“呃，呃，”那个人听出是阿弗纳的声音之后，说。“我猜想大家都在找你，而你却坐在那里，无忧无虑似的。”

“我还有什么应该操心吗？”阿弗纳问道。

“我怎么知道？”那个人回答道。“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有人在等着你回家。既然我把你找到了，我就告诉他们你明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回去。他们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的。”

“你想怎么告诉他们就怎么告诉他们吧。”阿弗纳说完就把电话放下了。

第二天，他提着一个小行李箱，到了肯尼迪机场。虽然他仍然觉得很累，但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过去两年半以来发生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完完整整地讲一遍。拖着没有任何意义。迟早得汇报，这是例行公事。使他真正担心的是一些别的事情。

汇报是作出决定的前奏。他必须作出决定，再也不能拖了。

两个小时以后，他踏上了洛德机场的跑道。地中海上的一轮红日正在西沉，很快就滑进海里去了。厚重的空气让阿弗纳觉得非常压抑，仿佛湿润的棉花。这种感觉是那么熟悉，他差点笑了起来。就像他小时候从法兰克福回到以色列一样。

伊弗里姆正在玻璃等候室里等他，跟他—起的还有两个人，阿弗纳不认识。“好，好，”伊弗里姆用手臂揽住他，说。“真的很高兴见到你。瞧，小伙子们，这就是阿弗纳。我无法告诉你，我们是多么为你自豪。”

“欢迎，欢迎回家。”

5月的那个星期里，阿弗纳成了英雄。

他在一套秘密公寓里汇报了三天，虽然很紧张，但气氛很好。伊弗里姆在房里踱来踱去，时而把双臂抱在胸前，时而放下来，懒散的四肢就像一个超大号的线控木偶那样难以控制。另外两个以色列人一副恭敬，甚至顺从的样子。这两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据说从来没有恭顺过。让阿弗纳感到吃惊的是，这次任务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此时的气氛跟贝鲁特突袭之前伊弗里姆与阿弗纳和卡尔在日内瓦见面时完全不同，跟一年半以前，也就是“赎罪日之战”战争以后他们在以色列的那次见面也不同。那个时候，伊弗里姆仿佛一个驯狮师似的，坐在他前面，一边说话，一边啪啪地挥舞着鞭子。而现在，一切都很好。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阿弗纳认为，这次任务的实际成就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73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个时候他们值得嘉奖，如果要嘉奖他们的话。也正是那个时候，他期望从伊弗里姆那里得到一句“干得好”的评价，而不是埋怨他们时间花得太长，钱花得太多，更不是他们回去参战后对他们所有的人严厉训斥。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突击队开始走下坡路，损失连连，险情不断，灾祸接踵而至。首先是卡尔，其次是罗伯特，最后是汉斯。还有瑞士的三个巴勒斯坦走卒，西班牙的一个走卒。然而现在，伊弗里姆却赞扬他们干得出色。．

阿弗纳不明白。也许大家都感到宽慰，任务终于结束了。也许他们还期待着更糟糕的事情，另一个利勒哈默尔再现。也许伊弗里姆——毕竟跟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官僚——接到过更高级别的人赞许的暗示。而这样的暗示他以前没有接到过。在一个官僚机构中——每一个情报机构都是一个官僚机构——大人物的赞许能最终决定一切。如果这样的赞许传到了伊弗里姆那里，他的态度自然就改变了，开始讨好了。

他现在正在讨好阿弗纳，以及其他集体农场的农民。所以，在“穆萨德”那套公寓里的三天中，阿弗纳不仅变成了那个荷兰小男孩，而且还变成了美国骑兵队里的中校约翰·韦恩。他变成了一个连集体农场里最野蛮的农民都敬重的人，实现了他儿时的一切梦想。他在集体农场里的所有梦想都成为现实。他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表明了他能做什么。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英雄。这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

阿弗纳向伊弗里姆做了一个认真、详细的汇报，竭尽所能地不遗漏任何一件事情。伊弗里姆做了笔记。也许他们还录了音，只是阿弗纳不知道而已，他也没问。他们似乎在为成功而欢呼，而把失败的影响减少到最小。萨拉米——哦，是个遗憾，但是你们尽了力。穆扎斯——即使他不在名单上，但它是战场上作出的决定。那个克格勃——我们什么也没听说。也许你们误解了他的意思，可是即使你们不误解，又能怎么样呢？苏联人对此事缄默其口是有他们的道理的。瑞士和西班牙的那几个年轻恐怖分子——我们无法评判。但他们是恐怖分子。你们做了你们认为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至于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嘛，是一场悲剧，但你们想怎么样呢？打仗，就会有损失。是的，你们接到命令之后就应该停下来的，可是我们理解你们为什么没有停下来。我们别再谈这些了。

伊弗里姆不赞成的惟一件事情就是在胡恩杀了那个女人。“这就不对，”他说。“你们违背了命令。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无论她杀没杀卡尔——我也怀疑是她杀的——但朝她开枪就是谋杀。我们决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你跟这件事没关系，”阿弗纳说。“都是我们自己干的。就当那个时候我们在休假吧。”

“别傻了。”伊弗里姆高声回答道。“也许电影里是这样。”这是他惟一一次用责难的口吻，但这种口吻没有坚持多久。“不管怎么样，既然做了就算了。”他说。“我们现在别无选择了。但是记住，我们不要以未经批准的行动为笑柄。一般来说，这是要免职的。”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想，免什么职？我又不是在给你们干活。但是，还是保持沉默比较简单。

他没有向伊弗里姆详细汇报的惟一一个方面就是“集团”。关于路易斯和“爸爸”，他只字未提。他经常用的一句话是，“恐怖网络中的一个联络人”或他发明的一个对伊弗里姆有益的代号。他这样说：“后来我们给保罗打了一个电话，”或者“后来我们给哈勒德打了一个电话。”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不仅仅是因为他父亲提醒过他，袖中总要有一张牌，而且还因为阿弗纳一直觉得，把他们的情况告诉“穆萨德”就等同于对“爸爸”不守信用。“爸爸”从来没有对他失过信——也许仅仅是他的希望而已——他是这样看的。尽管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阿弗纳对伊弗里姆也说不出他们多少东西来。他所知道的就是几个电话号码。他曾用这几个号码跟“集团”联系，并用这几个号码给他们留言。也许还能在法国乡下的某个地方找到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可能是“爸爸”的总部，也可能不是。

伊弗里姆没有逼他。所有的特工都喜欢保守自己线人的秘密。部分原因是因为安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联络人就意味着有几分地位。这样可以保证一个特工不能被电脑代替。

七十二小时之后，伊弗里姆再次与阿弗纳拥抱，然后让他离开了公寓。

阿弗纳见过其他一些被看作英雄的特工，也见过一些享有很高声誉的特工，还见过一些大家都很敬畏的英雄，尽管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干过什么。现在，很显然，他自己也成了这样一个英雄。他可以从那次汇报之后每次到总部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事务时，人们在他的背上拍打的情形看出来。他到各个办公室递交这次任务中使用过的支票簿、证件、保险箱的钥匙和随身用具时，那些他几乎不认识的人都不停地使劲跟他握手。阿弗纳把几个账号和身上剩下的几千块业务费交给那个加里西亚人的祖宗时，他咕咕哝哝地赞扬了他一通。在一次汇报会上，就连那个新上任的老板，伊兹查科·霍菲都跟他握了手，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然而，正如阿弗纳后来对他父亲所说，这一次没有人提议开车载他去见总理。

退休的父亲一定听到了风声，虽然他对细节并不清楚。“我听说你干得很漂亮。”当阿弗纳走进花园时他说。“我听见他们认为你是个宠儿。”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他父亲突然抬起头来。“你不这样认为吗？”他问道。

阿弗纳摇摇头。“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没关系。”他父亲停了一会，说。“别担心你怎么想，别担心你的所作所为。今天你成功了，那就享受他们给你的荣誉。立刻享受。今天他们是愿意给你的。

“明天，就忘了吧。明天你什么也不是。”

“我不想要他们给我的东西，”阿弗纳回答道。“他们什么也给不了我。”

他父亲在椅子上坐直身体，“听我说，”他说。“你以前没听我的，但现在请听我的。虽然情况比较糟糕，但你很走运。今天你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但这是你惟一一次机会。只在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明天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他们甚至不会来向你打一声招呼。你坐在这里等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永远不会来。”

“但如果我不想要他们的红宝石呢？”阿弗纳问道。“如果我对他们的电话不感兴趣呢？”

他的父亲看着他，长叹了一口气，似乎突然兴趣索然。“你不明白，”他说，与其说是对阿弗纳，还不如说是对他自己。“你要像别人一样，必须亲身经历之后才能明白。但那时就太迟了。”

虽然他的父亲没再说什么，但阿弗纳认为他能想象得出他一直痛苦不堪的原因。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年前去世了。她是在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去世的。据阿弗纳父亲说，在他当间谍被关进大牢时，她就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了。但是，她不是以色列人——她甚至不是犹太人——所以没资格享受医疗保险，接受免费治疗。他的父亲不得不为她支付医疗费。很显然，医疗费非常昂贵，花去了他的报酬的绝大部分。这笔报酬是他完成了那次著名的任务后得到的。尽管父亲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仍然不愿意拿出一分钱。

阿弗纳不是从他父亲那里得知这些的。跟往常一样，除了那些含含糊糊、痛苦辛酸和一般性的评论之外，他什么也没告诉阿弗纳。是阿弗纳见到他的母亲后，母亲告诉他的。她去参加了威尔玛的葬礼。除了父亲和一些集体农场的农民之外，她是威尔玛下葬时惟一在场的人。阿弗纳想，这不仅仅是个讽刺，而且还很古怪。

母亲理解父亲对“他们”的怨气，但想法跟他不同。在这个四周被围的小国里，每个人都在冒险。许多家庭在战争中也失去了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如果你必须对每个做出牺牲的人给予特别认可的话，那么你对其他男人和女人也必须这样。“普通”工作和“特别”工作的区别是什么？开坦克跟当特工同样容易牺牲，甚至更为容易。如果每个人都例外，那这个国家就要崩溃了。“你是以色列人，你尽你的义务。”阿弗纳的母亲说。“你别指望回报。犹太人有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对你的回报。”

“威尔玛不是以色列人。”阿弗纳说。

“她做了她必须做的事情。”母亲冷淡地说。“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你以为很容易吗？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听着，我也没要什么回报。”

“母亲，你是个圣人。”阿弗纳同情地说。

“你什么意思，圣人？你说的什么话？仅仅因为我跟你父亲意见不一致就是圣人？”

“父亲当然不是圣人。”阿弗纳说。“他惟一的毛病就在这里。而你是圣人，你惟一的毛病也在这里。”

然而，对他母亲无礼也无济于事。事实是，在他的思想里，阿弗纳仍然认为，他的母亲是对的。她的标准是正确的。阿弗纳——或者他的父亲——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不是母亲的错。

或者，推而广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错。

5月末，阿弗纳回到纽约。那时他在思想上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在上次简短的会议上，他什么也没对伊弗里姆说。那次会议离阿弗纳的航班起飞只有几个小时。“离开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里姆对他说。“你回来后我们再谈下一次任务。”

“好吧，”阿弗纳含含糊糊地回答。“我们谈一谈。”

实际上，他想谈话的那个人不是伊弗里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纽约的第一个晚上确实跟她谈过。“你在美国住了两年了，”阿弗纳对她说。“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肖莎娜说。“我喜欢这里。”

“你想家吗？”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吗？”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纳说。“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们——也许可以住在美国。你觉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远住在这里？”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种罪恶感向他袭来，肖莎娜一定也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们移民，跟瑞典人或者意大利人移民还不一样。换一个国家，放弃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决定就更为重大。它不仅仅是向另外一面国旗致敬，说另外一种语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纳税。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回到了散居状态，意味着抛弃了犹太人的家园，背弃了成千上万死去的犹太人的信念。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每天仍然面临着死亡。这就意味着在敌人面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1975年5月末，阿弗纳已下定决心移民。

这时只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变主意。

“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问。

“不是，”阿弗纳摇摇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战争之类的，我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耸耸肩。“我知道，”她说。“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谈的是别的东西。”

她是对的。阿弗纳知道她是对的。如果爆发战争，很多人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还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移民确实还意味着别的东西，跟紧急情况下一个人会不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无关。

“我知道，”他对她说。“我就是不想回那里居住。我说不清原因。它与国家或者……理念之类的没关系。”

肖莎娜看着他。“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她问道。

“也许。”

“我不是要问你一些问题，”肖莎娜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决定的话，我们现在就决定吧。”她看着在摇篮里熟睡的女儿。“在葛拉上幼儿园之前就决定好。我不希望她在两个地方长大。至少应该让她要么住在这里，要么回去。”

正是肖莎娜这句话让阿弗纳意识到，让她作出这个决定有多难。

“我们不一定住在这里，”他对她说。“我说的是真话。如果你希望我们回去的话，我们就回去。”

“不，”肖莎娜说。“我觉得留在这里比较好。”

真正作出决定的时候是阿弗纳从特拉维夫回来的那天晚上，尽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阿弗纳还没有把不想干的想法告诉官方。至少没有去移民局，或者给伊弗里姆写辞职信。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好辞的了，两年半以前就辞了。

然而，他准备在布鲁克林租一套更大的公寓，两个月的定金都交了。为了给肖莎娜一个惊喜，他还买了一些非常时髦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具。他知道她一直非常想在客厅里放上这么一套家具。买下这套家具，他的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们怎么买得起这个东西？”阿弗纳带着她去商店里看他挑选的咖啡桌和沙发时，她这样问道，眼睛因为兴奋而睁得大大的。

“别担心，”阿弗纳回答道。“我们买得起。”

阿弗纳还没来得及搬进那套大公寓里，新家具还没有送来，伊弗里姆的电话就来了。“假期怎么样？”伊弗里姆用希伯来语问道。阿弗纳立即听出了他的声音。

“你在哪里给我打电话的？”他问道。

“我在纽约，”伊弗里姆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当然可以。”阿弗纳回答道。“你为什么不来我这里？”

“不，不，”伊弗里姆说。“我不想去你府上打扰你。你为什么不来酒店？”

他们说好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大堂见面，这样阿弗纳就不用问伊弗里姆他这次用的是什么名字了。虽然肖莎娜的电话不可能被录音，伊弗里姆毫无疑问是从公用电话亭里打的，时刻警惕已成为他的习惯。

“很高兴见到你，”第二天，他们坐在酒店里那间狭小褪色的房间里，伊弗里姆这样说。“你看起来休息好了。哦——还有一个活我们想让你去干。”

他并不感到吃惊。阿弗纳头一天想了一个晚上，最后得出结论，伊弗里姆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想跟他在纽约谈一谈的。

怎么回答，他也预先打好了主意。他还没有做好立即就干的准备。事实上，他在找借口。

“这是个什么活？”他问道。“跟以前那个一样吗？”

“不一样，”伊弗里姆说。“跟那个完全不同。”他那个让人发疯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阿弗纳从第一次见他起就记住了这个习惯。他把一张餐巾纸举到脸上，阿弗纳以为他要擤鼻子，结果却什么也没干。“完全不同。首先，在不同的大陆。南美。”

阿弗纳一言不发。

“惟一相同的是，”伊弗里姆继续说，“你不能带家属。就这个。但我们会安排你，呃，两三个星期回一次家，或者每七个月回一次家，或者一年回一次家。”

“不行。”阿弗纳说。他说“不行”的口气非常平淡。

伊弗里姆抬起头来，显然很吃惊。他甚至半心半意地笑了起来。“那好，”他说。“也许你想考虑一下。”

“没什么好考虑的。我不想干。”

伊弗里姆沉默了几秒钟。他把手放在阿弗纳的肩膀上。“瞧瞧，我们是朋友，”他说。“你怎么了？”

阿弗纳没想到自己的口气那么严厉，也许因为他有些为自己感到耻辱。他在干什么？怪不得伊弗里姆那么吃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员拒绝执行任务，这是不寻常的。“好吧，因为我们是朋友，”他回答道。“所以我才告诉你。我们的家庭关系无法再忍受那样一次旅行，而且……呃，我对它再也没有兴趣了。”

伊弗里姆把手臂放下来，走到窗前。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几秒钟之后，他转过身来，面对阿弗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他说，“我真的很遗憾听到答案是否定的……”他停下来，换了一副口气。“喂，也许是我的错。我太快给你打电话了。你还需要一些时间考虑。”

“我不需要时间。”阿弗纳回答道。“我很高兴你给我打电话，这样我才能告诉你我不想干了。好吗？对不起。”

伊弗里姆又坐下来。“我明白，”他轻轻地说。“也许你以为我不明白，但我明白。相信我。”他用真正同情的口吻说。这就更糟了。阿弗纳以为这种口吻的意思是：我明白你经历了这场战斗之后感到很累。我明白你很紧张。我明白你缺乏长期进行下去的能力。这不是讽刺，也不是质疑，但这种说话的方式就像医生跟病人说话一样，一个晚期病人。虽然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医生也无能为力。这一刻是阿弗纳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就如同卡尔所说，在十秒钟之内就从英雄变成了狗熊。

伊弗里姆接下来说的一件事更为糟糕，尤其是以虚情假意的口吻说出来的时候。

“听着，别担心，”他说。“别这么郁闷。没事的。我们要让你和你的家人回到以色列。在以色列，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这些工作同样重要。”

“我不想回以色列。”阿弗纳说。

伊弗里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我想在纽约待一段时间。”阿弗纳慢悠悠地重复道。

“你是什么意思？”伊弗里姆问道，“你不能这样。”

“我不能这样是什么意思？”阿弗纳说，抬起目光，看着他的顶头上司。“我想待在纽约。”

“但你没法待在纽约，”伊弗里姆说，一副对小孩子说话的口吻。“你没有证件，没有工作，什么也没有。你在这里能干什么？”他展开双手，在空中挥舞着餐巾纸。“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说留在这里。”阿弗纳通情达理地说。“虽然我还不知道在这里能干什么，但我并不担心。我想跟家人待在一起，就这么回事。别的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伊弗里姆耸耸肩，表情痛苦。“那好吧，”他说。“也许我来的不是时候。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至少，我希望不明白你说了些什么。你是在告诉我你打算做个移民？你要我回去给你的母亲和父亲说一声？你在以色列出生，打算离开祖国？”

阿弗纳想说“是的”，然而却没有。他深吸了一口气，那个字还是没有说出来。他胆子非常小，就是不能当着伊弗里姆的面把它说出来。那时说不出来。

尽管他已经想好了，尽管他跟肖莎娜讨论过了，但他还没有真正作出决定。也许他永远作不出这个决定。也许他永远没有勇气看着伊弗里姆这样的人的眼睛，把他的决定说出来。

或者把决定告诉他母亲这样的人。

“我不是离开祖国。”他移开视线，说。“我会，啊，我也许会回来的。但是现在……我只想待在外面。仅此而已。”

“那好，”伊弗里姆立即说，“如果你告诉我你想在这里待几个月，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但现在就不谈了。我要去华盛顿几天。回以色列之前，再跟你谈谈。同时，也跟你的妻子谈谈。我相信你的妻子是不想待在美国的。”伊弗里姆又笑了起来，好像这个想法诉诸文字就滑稽可笑了，然后补充道：“我没想跟你说得那么尖刻。请原谅，我误解了你，我以为你说你要永远待在这里。”

他把手向阿弗纳伸过去。

阿弗纳握了握他的手，但仍然不敢正视伊弗里姆的目光。“虽然我没有说‘永远’，但我的意思是几年。在这里，或澳大利亚，或者别的地方，我还没想好。我的意思是这样。”

“再谈吧，再谈吧。”伊弗里姆快速地说。“以后再谈。”他开始收拾证件，放进自己的手提箱里，再也没有看阿弗纳一眼。阿弗纳简直无法离开酒店的房间。他非常生气，也非常愧疚。

“你……你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他问伊弗里姆，对自己越来越生气。伊弗里姆停止在手提箱里摸索，看着他。“不来，”他冷漠地说。“谢谢。我还有人要见。”

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阿弗纳没有直接回家。他去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一直从东边走到哈得逊河，对曼哈顿拥挤的人群和车流视而不见，一连走过了一百个红灯口，连看都没有朝周围看一眼。他在冥思苦想。他不那样说，应该怎么跟伊弗里姆说呢？他连给自己都解释不清楚，又怎么能给他解释清楚呢？为什么他不愿意回以色列？

他一直希望在美国生活，难道是因为他虽然爱国却从来没有把中东当作自己的家园？还是因为那里沉重、压抑，有时候很冷但永远都不新鲜洁净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无论是潮湿还是干燥，是恶臭还是芳香，都不祥地笼罩着他，烧烤着他，让他麻木，把沙子吹进他的眼睛里。而不像欧洲的空气，从容、柔和、平凡、雅致，让他留恋。

不，不仅仅是空气。难道是因为他失败了？至少在他的眼里失败了？因为这个一心想当英雄的荷兰小男孩终于被骗成了一个英雄？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嘲讽？因为每次有人拍他的背或者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都不得不想为什么？他们把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忘了吗？负责这项任务的头回来了，而部下却没有回来——他还是英雄吗？甚至连部下的尸首都没有。按以色列的传统，伤者或者牺牲的同志的尸体是从来不会丢下不管的，即使冒着十几个人的生命危险也要把他弄回家。大部分部下都牺牲了而主要目标都没有干掉，还是英雄？恐怖组织头子们还在欧洲到处跑，还是英雄？

也许他应该向伊弗里姆这样解释。也许这也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别的原因。但即使他明白了，他仍然不能说出来。他试着跟肖莎娜说了一下，然而却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他不能自圆其说。然而到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了，他知道他永远无法让别人明白了。

只要他在以色列，他就必须成为一个荷兰小男孩。他只想做个跟别人平等的人。也许对其他以色列人来说不是这样的，但对他来说是这样。谁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他不是加里西亚人。也许因为他跟他的母亲不一样。也许因为他觉得在法兰克福才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也许因为他不像集体农场的那些农民那样吃苦耐劳。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荷兰小男孩，那他就谁也不是。根本谁也不是。

但是，没有这么多要求的国家难道没有吗？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为自己而活，没有二等公民或者心虚的感觉？这些国家不希望一个公民成为英雄？成为一个集体农场的农民英雄，一个开拓的英雄，一个士兵英雄？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不愿意去执行一项任务时，不必感到自卑？

当然，这不是以色列的错。阿弗纳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是他的错。以色列的标准很高，原因就在这里。有些人能够很自然地达到这些标准——比如母亲——许多人可能不在意。还有许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还有什么标准——伟大高尚、英勇无畏、勇于牺牲——要他们去达到。他们记不住什么标准。他们工作，选举，互相大吼大叫，每年去部队里服役，在以色列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他们不必成为英雄。

阿弗纳必须成为英雄，只要他是以色列人。这是他的错，而不是别人的错。他不能成为英雄也不是别人的错。因为事实是，他不是一个英雄，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他讨厌胡说八道，讨厌把自己装扮成别人。而在以色列，必须这样。成为英雄，或者假装是另外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突击队员，去炸碉堡，挖地雷，搜恐怖分子，但要成为母亲那样的人。靠一点退休金度日，为家庭做出牺牲，沦落为一个集体农场的农民，不要回报，说什么：犹太人有了一个家，这就是回报，等着别人找上门来。

还眼巴巴地看着加里西亚人分布丁。

不。

他再也不愿意这样。他不愿意成为来自那海瑞亚的那个小“野客”。如果再有人把犹太人推下海的话，他就会回去投入战斗：这一点毋庸置疑。哪怕七十岁了，他也要回去。但与此同时，他要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在美国。

几天后，伊弗里姆在华盛顿给他打来电话。“你在考虑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考虑一下。”

“什么事？”阿弗纳问道。

“你仍然在合同期内。”

起初阿弗纳以为他听错了。他在公用电话亭里，拨了华盛顿伊弗里姆那个电话亭的号码，女王大街上的交通很繁忙。“你说合同吗？”他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有你签字的那份文件，”伊弗里姆说。“在我办公室，记得吗？你10月份回来的时候，读完之后签的。”

阿弗纳记得很清楚。他记得“赎罪日之战”以后在伊弗里姆的办公室里签过一份文件。但他没有那么麻烦地还要去读。

“你的意思是，”他问伊弗里姆，“你让我签过一份我永远为你们这些家伙干活的文件？”

伊弗里姆大笑起来。“还没有那么糟，”他回答道。“只是一份三年的合同，每年要续签的。你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已经重签了。”

“等一等，”阿弗纳有些头昏脑涨地说。

“不管我签的是什么，但我不在的时候，没有我的同意，你们怎么能续签呢？”

“你什么意思，你的同意？”伊弗里姆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同意。我们想这样做就行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通知你。”

“但你们没有，我在国外。”

“我们放在你的档案里了，”伊弗里姆回答道。“这是完全合法的，相信我，按我说的去做。你在考虑今后的打算时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你放了我的什么？”阿弗纳慢条斯理地说。即使伊弗里姆花一辈子的时间来想，他都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激怒阿弗纳的办法来。他妈的加里西亚人，放在我的档案里了，他以为他现在逮住我了？他这辈子都别想！“告诉你，”阿弗纳对伊弗里姆说。“既然你已经放在我的档案里了，那你就把我的文件随便寄到哪里吧，寄到南美吧，我在纽约。”

“不要那么大的火气嘛，”伊弗里姆说。“我只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没有别的意思。我以为你想知道呢。”

“好吧，你已经告诉我了，”阿弗纳回答道。“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哪里也不去，我也不会回家。”

“那你就违反了合同。”伊弗里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阿弗纳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飞到了日内瓦。

由于他使用的是另外一本护照，所以没有住在米迪酒店。但他联系了回到欧洲执行常规任务的斯蒂夫，到达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在以前最喜欢的莫凡彼餐馆跟他见了面。“你状态不佳啊，伙计。”斯蒂夫对阿弗纳说。

“为什么？”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斯蒂夫摇了摇头，说。“你有麻烦了。”

“你在说什么？”

“我在伊弗里姆回家的路上见到他了，”斯蒂夫说。“他告诉我他在纽约跟你谈过。他说他过去对你期望很高，还说你一点都不讲道理。”

“我不想干了。”

“我知道，”斯蒂夫说。“他告诉我了。你打算去干什么？”

“我还不知道干什么。我想把我的钱拿了就走。很久以前我们就谈过这个的，还记得吗？卡尔也这样说了，我们说，一结束我们就走，我们都这样说过。”

“说过，我记得。”斯蒂夫点点头。“我想我们说过。”

阿弗纳看着他。“那你呢？”他问道。

斯蒂夫耸耸肩，移开视线。“我比你大一点，伙计。”他最后说。他把视线收回来，看着阿弗纳。“即使我不……”他留下半截话不说了，然后继续说：“总之，这是你的事。如果你想退出。我想最好还是趁你年轻的时候，孩子还没上学的时候。我同意，但你知道的，他们会给你找很多麻烦的。”

“你在说什么？”阿弗纳问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找我的麻烦？”他注意到他用“他们”这个词时，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我对他们什么也没干。”

“别对我大喊大叫的，”斯蒂夫说。“我所知道的是以前伊弗里姆把你当作朋友，而现在他对你很恼火。就这些。”

“去他妈的伊弗里姆，”阿弗纳说。“我要去银行了。”

他们一起去了银行。阿弗纳还有一个保险箱，只有他有这个保险箱的钥匙。里面有一些上次任务遗留下来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其中有一两本护照。现在他收拾起来，准备拿回家，就像士兵从战场上带回纪念品一样。然后他跟一个银行职员说他想销户。

几秒钟之后，那个职员拿着几份文件和一个小信封回来了。阿弗纳看着里面的钱，只剩下三块钱不到了。

“不可能，”他瞟了一眼斯蒂夫，说。“你相信是这个账户吗？”

那个职员又核实了一遍。“是的，先生，”他说。“就是这个账户。”

“你肯定搞错了。”阿弗纳漫不经心地说，因为他确实不相信。“那个账户里应该有差不多十万块。”

那个职员谨慎地咳了一下。“先生，你知道还有人也有权使用这个账户吗？他们好像取了一些……先生想让我查一下吗？”

“请查一下好吗？”阿弗纳平静地说。

在职员离开柜台去查的几秒钟里，斯蒂夫和阿弗纳什么都没有说。

一个年纪较大的官员跟那个职员一起回来了。那个官员身穿深色西服，眉头紧蹙，有些焦急。他请阿弗纳和斯蒂夫来到一问办公室，让他们坐下。“你们当然知道，”他看着一个账本说，“这个账户上的钱是一个法国公司存进去的。”

“是的，”阿弗纳小心翼翼地说。这是原来的“幌子”。

那个官员耸耸肩。“当然，该公司和这位先生都有权从里面取钱。四天前，他们几乎把钱取光了。瞧。”

阿弗纳看了看。

“我认为这是符合程序的。”那个官员说。“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件事给斯蒂夫带来的震动比阿弗纳更厉害。阿弗纳正要走出银行的时候，斯蒂夫说：“等一等。”然后向另外一个职员冲过去，他要看看自己的账户。跟阿弗纳一样，任务结束时他也把积攒的钱留在了日内瓦的账户里。他在柜台前等待职员回来的时候，深吸了几口气，然后像一头公牛似的把气体从鼻子里呼出来。

然而，斯蒂夫的账户里分毫未动。他的将近十万块端端正正地写在“存款”一栏内。

“瞧，”他对阿弗纳说，几乎是责难的口吻，也许是他太宽慰了。“在里面！都在里面。”

阿弗纳点点头，走出了银行。他一直走着，斯蒂夫跟在后面。他在码头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罗讷河起伏的波浪。斯蒂夫不停地说：“别紧张”、“别担心”。但是阿弗纳一言不发，只是点着头。他几乎要窒息了。他胸口一阵剧痛，好像有人用薄薄的刀片从上面划过一般。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好像不属于自己了：颤抖不止。他的嘴唇也在颤抖。有那么几秒钟，他感到自己的全身都在颤抖。他想哭。

“你相信吗？”他振作起来对斯蒂夫说。

“也许这是误解，”斯蒂夫说。“他们取出来也许是因为……如果你放弃不干的话，他们想给你一张支票。也许……”他停住不说了，就连他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愚蠢。

“我想知道是谁把这些钱取走了，”阿弗纳说。“我告诉你，我要把他们每个人都干掉。”

“别激动。”斯蒂夫说。

阿弗纳盯着他。“别激动？”他问道。“那些钱不是他们的！”

“等一等。别这样。”斯蒂夫摇着他的肩膀。“好了，让我们想一想。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打个电话？最好是立刻坐飞机回去跟他们谈一谈。”

阿弗纳开始镇定下来。对。当然要谈。回以色列。这正中他们下怀。整个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这个。“你觉不觉得，”他对斯蒂夫说，“我们还欠他们的兵役？我们是预备军官。你的义务兵役多长？我部队里是一年两个月。”

“你不觉得——99斯蒂夫刚开口，阿弗纳就把他打断了。

“他们可以把我保留一年多。这是法律上允许的。直到我做完他们希望我做的事情为止。在这段时间里，肖莎娜和孩子在纽约怎么办？没有钱？”

“我支持你，”斯蒂夫说，“我要和他们谈一谈。”

斯蒂夫这样想，阿弗纳并不吃惊。他们是伙伴。“不，”他对他说。“谢谢你。你不要卷进来。你们有你们的关系，我们有我们的关系。谢谢。”他重复了一遍。“我会搞清楚的。”

“你要去哪里？”斯蒂夫问道。

“回纽约。”阿弗纳说。最近一趟飞机是瑞士航空公司的。他在肯尼迪机场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他要她去接他，他没有钱搭出租车了。

他们只剩下肖莎娜账户上的一点钱了。大约两百块。

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对肖莎娜说了。他必须告诉她：这件事关系到两个人，也关系到葛拉。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肖莎娜问道。“这是不对的。”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阿弗纳回答道。“但是他们做了。听着，也许他们还没有。我的同伴说他们也许把钱寄到这里来了。”阿弗纳这样告诉肖莎娜时连自己都不相信，只是暂时希望事情没那么惨。而肖莎娜不接受这种说法。

“你认为他们把钱取出来是为了给你吗？”她问他。“我不这样认为。”

“现在心烦也没有用，”阿弗纳说。“不管怎么样，我总有机会对伊弗里姆说的：你赢了。新任务在哪呢？”

阿弗纳这样说的时候，他们还在车上。肖莎娜开着车。她突然改变方向把车停在路边。车子刹得太突然了，阿弗纳的鼻子差点撞在挡风玻璃上。“如果你这样对伊弗里姆说，”肖莎娜眼睛忽闪忽闪地说。“我首先就会用车把你的腿压到墙上去，让你动弹不得，看你半身瘫痪了还对他有多大的用处。”

阿弗纳看得出来，她的每句话都是认真的。

“这很容易，”他说。她刚才的那道闪电给他印象太深刻了，让他措手不及。“我们得靠什么东西活着。没有钱，没有证件，没有工作，不行。而且，我们是以色列人，还在打仗。也许他们需要我。”

“不是这么回事。”肖莎娜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绝对不会说。我甚至不会问你任何问题。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以为是怎么回事呢？跟孩子一起等着你？我什么也不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我嫁了一个士兵。这就是我经常对自己说的话。

“但不是这么回事。我宁愿去扫地。他们没有强迫你去什么地方。”

“好吧，看看再说吧，”阿弗纳说，“开车吧。”

肖莎娜看着他。“我是认真的，”她说。“你还不了解我。”把车从路边开走了。

大约十天过去了，阿弗纳没有收到任何人的任何消息。他自己也没有去问。除了回以色列之外，他甚至不知道跟谁联系，从哪里问起。过去，他总是会有一条指定的信息沟通渠道：一个电话号码，一个保险箱，某个站的站长。而现在只有特拉维夫的伊弗里姆。给伊弗里姆打电话也没有用，除了说自己屈服了之外没别的可说。他不想给他打电话。

第一个月的房租已经付了，他们搬进了那套新公寓。他们在以前的那栋房子前贴了搬迁通知。新地方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他们用的还是以前的电话号码。

他们搬家之后过了一两天，电话铃响了。是纽约以色列领事馆的保安打来的。

“这里有你一封信，”那个人说。“你要来这里看一下。”

“难道你寄一下不行吗？”阿弗纳问道。

“不行。信必须留在这里。你来这里看一下就行了。”

也许斯蒂夫是对的，也许是一张支票。第二天早上，阿弗纳乘地铁去曼哈顿。

不是支票。是一份一页纸的文件，很显然是装在外交文件袋中跟其他邮件一起寄来的。文件上说，虽然给阿弗纳规定了回以色列的日期(阿弗纳立即对那个保安说，这是他妈的撒谎)，但阿弗纳没有回来。文件继续写道，鉴于此，他们断定，阿弗纳系自动辞职(文件上没有说辞去什么)，这样辞职实际上违反了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再把钱给阿弗纳，但是他们祝他好运，然后盖章，签名。签名的人是人事处的，认不出来是谁。

阿弗纳把纸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

那个保安伸出手，从阿弗纳手中接过文件，把一个登记本推给他。“在这里签字，”他说。“你已经看过了。”

“你什么意思？”阿弗纳问道。“我需要一份复印件。”

“没有复印件。”那个人说。“你已经看过了，在这里签字，我也要签字确认。”

“我没有看。”阿弗纳气愤地说。

“快点，”那个保安说，“别让我得心脏病，这是我的工作。在这条线上签字。”

“休想我签。”阿弗纳说。那个保安没有动。“无论如何，我要谢谢你。”阿弗纳说完，走出了领事馆。

他朝家里走去。那些钱永远没有了。奇怪的是，他感到踏实了。他并不关心这十万块。他做这一切就是为那十万块？如果是为了钱的话，一百万他也不会干。他们没有给他出这个价——或者出任何价。他是自愿的。他之所以愿意干，是因为总理和老板让他完成这项历史性的任务。当时，他早年崇拜的英雄沙龙大将军也在场，他对阿弗纳说：我希望他们让我去。所以他说了“愿意”。他从来没有向他们要过十万块。他什么也没向他们要。

是伊弗里姆告诉他这个买卖是怎么样的。他也告诉过卡尔、罗伯特、汉斯和斯蒂夫。他对他们说：“不管你在瑞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看看你的账户，你会看见它在不断增加。”伊弗里姆就是这样说的。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去问他。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即使到了这一步，也不是钱的问题。是的，让肖莎娜拥有那套新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具是蛮好的，把那套丹麦厨具和制冰机送给她时，看着她的脸他会非常快乐。是的，他在欧奇大道上盯着橱窗看了几个小时。是的，他曾经还梦见过一次。但是，没关系。他要这些钱的目的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留在美国，去澳大利亚或欧洲，不必做琐碎的工作来养活肖莎娜和孩子，不必在南美或者别的地方追逐恐怖分子。这就是十万块钱要做的事情，不是别的。既然他打算放弃不干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容易还是艰难，他和肖莎娜都主意已定，有没有那些钱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钱，现在也没有钱。没问题。否则的话，它会让伊弗里姆这样的加里西亚人认为，他可以用钱这根线来把阿弗纳像一个木偶似的拉来拉去。

只是有一个问题。

证件的问题。

这么久以来，阿弗纳到处跑用的都是假证件——不是“穆萨德”提供的，就是用“穆萨德”的钱买的，再不就是在执行任务期间汉斯做的——他一想到要用合法的证件，历经无穷无尽、冗长麻烦的官僚程序，就觉得不是滋味。没有外交公务护照的庇护，在限额、工作许可和绿卡的现实世界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阿弗纳以前到处跑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气氛非常凄凉。

因为阿弗纳不是美国的正式移民，他就不能找工作。然而肖莎娜银行存折上的两百块钱，即使在1975年的夏天也维持不了多久。他必须挣点钱。阿弗纳跟那些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一样，别无选择。他成了美国庞大的地下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从事最低等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一员。

他从来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对一个机会心存感激。如果他想得到的东西是他无权正式得到的——为了能住在美国——在条件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暂时也会去做。这非常公平。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他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的时候，他才慢慢意识到，这样的活他可以干一辈子。

在经历了巴黎、伦敦和罗马的一连串事件之后，经历了一个虚构的乘坐喷气客机到处旅游的富豪的生活方式之后，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生命中最令人鼓舞、最激动人心和最有趣的部分结束了，连谈都不能谈。在这个年龄，其他人可能在憧憬着新的体验，新的挑战，而他却开始慢慢地湮没无闻了。他将来还能做什么跟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一样激动人心？

没关系。阿弗纳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但他也总是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苍蝇停在他旁边装着温热橙汁的杯沿。他坐在那里，打着盹，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

阿弗纳的临时工作是他前几次到纽约时认识的两三个人给他介绍的——昆斯区的一个犹太商人，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员工，其表兄在新泽西——他们都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正是通过这些人阿弗纳才与他的移民律师见面——一个精明熟练的老人，但不是犹太人——律师认为，应该先让肖莎娜移民。她获得正式移民身份的可能性较大。首先，她的工作经历中没有什么疑点，她来纽约的时候，“穆萨德”给她安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业作为掩护。一旦肖莎娜获得绿卡，她的丈夫获得正式移民身份就比较容易了。

同时，即使被移民局查出来，被遣送回去的可能性也很小，但也不能漠然视之。虽然这个想法令人毛骨悚然，却比较有趣：在欧洲领导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的以色列前特工，企图非法闯进曼哈顿而被捕。如果这样，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阿弗纳性格固执，他和肖莎娜都不承认失败，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持到底，宁愿挨饿也不愿爬着回到那些阿弗纳认为的欺骗和背叛他的人那里去。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承认，在接下来的最困难的七个月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几乎要重操旧业了。如果伊弗里姆再给他打电话，说……无论说什么。这是误解。再干一个活，你就能拿到你的钱了。回到以色列来吧，我们给你钱。如果伊弗里姆伸出一根胡萝卜的话，也许就管用了。这是软弱的表现。阿弗纳不愿意承认，却是事实。

然而，伊弗里姆没有伸出胡萝卜，而是伸出了一根棍子。

那是11月份的一天晚上，凌晨一点钟以后，阿弗纳还没有入睡，但已经躺在肖莎娜的旁边了，灯也熄了。他听见一辆汽车在他的房子外面停下来，但他没有多想。几秒钟以后，门铃响了。

肖莎娜醒了。

阿弗纳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她就什么也没说。但她几乎本能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葛拉睡觉的摇篮边。阿弗纳一声不响地走到窗户旁。他没有碰窗帘，也没有开灯。他从窗帘和窗框之间狭窄的缝隙向大街窥视着。查理也醒了。它非常聪明地从它沉默的主人们那里得到了信号，它没有叫，而是把爪子放在阿弗纳旁边的窗沿上，也想从那个缝隙里朝外面看。

门铃再也没有响。阿弗纳看见一个人——很显然是按门铃的那个人——回到了一辆很小的车子的驾驶座上。车子开着灯，停在那栋二联式楼房前面。是一辆日本车。那个人看起来就像——很难说清。什么人都可能是。不过，不是阿拉伯人，不是黑人，也不是东方人，是个高加索人。

阿弗纳肯定自己不认识他，肯定自己认识的人中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按他的门铃。移民局不会派一个人坐着外国车来，移民官肯定不止按一次门铃。一定有蹊跷。

那辆日本车开走了。阿弗纳想，不管那个人想干什么，他对自己的业务都不够熟练。他在按门铃之前没有侦察一下这条街道。如果侦察了的话，他首先会把车掉个头。这栋二联式楼房位于这条街的尽头，也就是车头的方向。现在他要离开的话，必须掉头沿着来路回去。阿弗纳要拦住他很容易，至少可以把车牌号码记下来。

他掩上窗帘。

那辆日本车关掉灯，呼啸着开走了。好像是意识到要掉头，并且从房子前再经过一次，开车的那个人才机智地把车牌上的灯关掉。阿弗纳未能看清车牌号。那辆车好像是新型的丰田汽车。

五分钟后，电话响了。

“你门上有一封信。”阿弗纳拿起电话，听见一个男声说。那个人立即把电话挂了。虽然他说的是流利的英语，但阿弗纳觉得能从中辨别出一种口音，一种熟悉的口音。如果那个人的母语是希伯来语的话，他不会感到吃惊。

阿弗纳决定还是不要冒险。虽然他认为那封“信”不会爆炸，但为什么要冒险呢？在黑暗中在门前摸来摸去，正好成为伏兵的目标。不管这个伏兵是无线电控制的炸弹也好，还是一支枪也好。为什么要冒险？不管那个人在门口留的是什么，他都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再来看。

“没什么，”他对肖莎娜说。“回去睡觉吧。”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多少觉。

天亮之后，大街上开始有人活动了。阿弗纳穿好衣服，从后门出来。他围着街区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然后回到前门。他一眼就能看见门框和门之间塞着一个小小的信封。看起来不会有什么伤害。很小，很薄，不可能是一颗信笺炸弹。尽管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没事：纸张不软，没有渗出水珠，也没有杏仁蛋白软糖的味道。

阿弗纳小心地把它打开。里面除了女儿的一张快照之外，什么也没有。阿弗纳认出这张照片是他夏天照的。这张照片洗出来的就这么一张。虽然他们留着底片，但为了省钱，他们只洗出来了一套，寄给了以色列肖莎娜的父母。信封里的那张快照一定就是这套里面的。别的地方没有。

照片上是阿弗纳女儿的特写镜头，脑袋向一边斜着，表情古怪地看着照相机。两根手指头紧紧含在嘴里。

不知是谁在她的额头上画了四个同心圆圈，中心有一个墨点。是个最佳靶子。

他的女儿。

阿弗纳竭力保持镇定。

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如果他们找到了他的话，是不会警告他的。没有什么好警告的。他们会想方设法把他杀了，甚至他的妻儿，不会把快照送给他，在上面画上靶子。

他们甚至搞不到这张照片。没人搞得到。没人搞得到，除了……

这是一张他们寄到以色列的照片。寄到以色列的！

他别无选择：他只好把它拿给肖莎娜看。“就是这张，”他对她说。“我要回去。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行，”她说。“我不让你走。我们可以躲起来。我不在乎。你不要去。我要揭露他们的丑事。我要给《纽约时报》打电话。”

“这很容易，”阿弗纳说。“让我想一想，你知道，我都没想到是他们。我的意思是，没想到是我的顶头上司。也许那里有些卑鄙的家伙想当英雄。如果我回去告诉他们……”

“不行，”肖莎娜说。“我不关心是谁。你一旦回去了，就回去了，你的顶头上司，算个屁！也许他会说，‘对不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既然你回来了，我们有些事还没干完。’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我比你还了解他们。”

阿弗纳吃惊地看着他的妻子。她当然是正确的，绝对是正确的。他确实会这样说，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不管这个想法是他的，还是别人的。

“我们得让她上幼儿园，”他说。“我们不可能白天黑夜地盯着她。我们两个人都得工作。虽然我觉得他们不会怎么样，但他们也许会怎么样。虽然不会伤害她，但是……如果他们把她带回去，我们就没办法了。让我想一想。

“我要给我的弟弟打电话。我要贝尔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你怎么付得起他的机票？”肖莎娜问道。

“别担心，”阿弗纳说。“我会搞到钱的。”

他所谓的搞到钱就是从他的朋友，他开的出租车的业主那里去借，并答应每周偿还一部分。母亲最喜欢的小弟弟现在已经二十一岁了，刚刚服完兵役。在阿弗纳看来，他一直是个头发蓬乱、骨瘦如柴的小孩。当年他一边在部队里服兵役，一边照顾他。如果他回来休两天假，母亲就会说：“帮我一个忙，今天下午带一下你弟弟，让我去买点东西。只要几个小时就行。”

贝尔按计划到达。他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阿弗纳想，他希望自己也是这副长相：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比德国人还像德国人。只是不太高。父亲年轻的时候比现在高。但是小弟弟身材非常好：肩宽腰细，二者相差七英寸。嘴唇很薄，咧嘴一笑时显得很傲慢。这个男孩喜欢纽约，似乎仍然非常崇拜阿弗纳，对照看葛拉也不介意。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虽然不是脸色苍白，但也是相当震惊的。他回家的时候紧紧地抓住葛拉，并且给阿弗纳讲述了下面这段经历。

他在离幼儿园的大门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等侄女出来。这时，一辆外国车突然停下来，两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当葛拉和其他孩子出来向他跑来的时候，那两个年轻人动手了。其中一个人挡在他面前，另外一个人去抓小女孩。

“后来呢？”阿弗纳问道。他克制着自己不让声音颤抖。

“这时在我身后正好来了一两个警察。”贝尔说。“他们刚刚转过街角，我没有看见他们。那个挡在我面前的人对另外一个人喊‘警察！’而且两个人都上了车时，我才知道警察来了。”

“他喊‘警察！’？”

“可笑就可笑在这里，”他的弟弟回答道。“那个家伙用希伯来语喊‘警察！’。”

不管是阿弗纳还是肖莎娜都没有把阿弗纳跟“穆萨德”的芥蒂告诉贝尔。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这次经历不可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样的危险确实存在，这点大家都知道。阿弗纳之所以警告他，要他密切注视他的女儿，就是因为纽约的大街上有很多犯罪活动，包括绑架和调戏儿童。

也不是提醒他之后他才讲出两个年轻人用希伯来语喊“警察！”这段经历的。

在阿弗纳看来，确有其事。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只有一种反应。

阿弗纳开始工作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他也在工作，每件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次行动必须由他一个人干。他对谁都没有说，连肖莎娜都没有说。他干得很慢，很仔细，有条不紊。他的于法跟“他们”教给他的方法一模一样，不留痕迹，不让别人猜疑，洞察一切而又不让别人注意到自己。他从来没有这次干得这么漂亮。一个星期以后一切准备就绪。

1976年1月的一个星期二，上午十点钟，他走进了以色列领事馆。

“你胆敢，”那个保安说。阿弗纳进去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秘书，正在向他抗议。“你胆敢这样走进来。你是想回来签名的吧？”

阿弗纳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请让我说，”他对那个人说。“我说完了，你再说。你想说什么都行。但我还没有说完之前，你不要开口。

“你们这些家伙想绑架我的女儿。这个事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纽约，所以跟你有关系。也许你不知道，但我不管。我只认识你，我就要你负责。”

阿弗纳打开信封，拿出六张照片，摊在保安面前。照片上的孩子从四个到七个不等，其中两个是男孩，四个是女孩。都是黑白的动态照片，从远处拍摄的。有的是在操场上拍的，有的是在校园里拍的，有的是在大街上拍的。“你认识他们吗？”阿弗纳问那个人。“你应该认识，因为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女儿。”

那个人一言不发，只是盯着照片。

“你们这些人有工作，”阿弗纳说，“有漂亮房子住，孩子有好学校上。你知道吧，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我也知道你们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我自己无所谓，”阿弗纳继续说，“但请务必保证我女儿的安全。如果你们聪明的话，就会派警卫。你们务必保证她的安全，连意外都不要发生在她身上。你明白吗？甚至保证她别从操场上的秋千上掉下来，因为我要你负责。如果我的女儿发生什么，你们所有人的孩子我都不会放过。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绝对认真的。”

那个保安的声音在颤抖。

“你女儿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说着，摊开双手。“相信我。”

“你相信我，”阿弗纳回答道。“你知道，或者不知道，我都不关心。但有人知道，所以你帮你自己一个忙，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把这些照片传看一下，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阿弗纳站起来，那个保安也跟他一起站起来。“喂，你疯了。”那个人说。“你应该去看医生，我明确告诉你，你那都是猜测。”他跟在阿弗纳后面走到了门口，嘴里一直说个不停。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打开门时才转过身来。

“你还年轻，”他对那个保安说。“什么都不了解，甚至对我也不太了解。请把这件事跟别人讲一讲，别一个人处理这件事。”

阿弗纳离开了领事馆，他没想搬家或者改变家人的作息规律。大约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一个电话，也没有收到一封信。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后来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保安的熟人的电话。他们以前在一起当过空中警官，那似乎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好像有一百年了。

“他们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人说。“你星期五能来曼哈顿的酒店吗？房间跟以前一样，十点钟行吗？有人想见你。”

一定是伊弗里姆。

“好，”阿弗纳回答道。“告诉他我去。”

星期五那天，伊弗里姆打开酒店的门时没有跟他握手。他站在一旁让阿弗纳进去，然后背对着他走到窗户旁。“我之所以想见你只有一个原因。”他对阿弗纳说，没有转过身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以为我们要屈服到什么程度？”

阿弗纳没有答话。伊弗里姆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以为我们绑架小女孩？”他问道。“你说的是恐怖分子还是你的祖国？”

阿弗纳觉得，他的表现太棒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的钱在哪里？”他问伊弗里姆。

“你的钱！”伊弗里姆朝阿弗纳走近了一点。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似的看着他，十分惊愕。“你想跟我谈的就是钱吗？你怎么了？”

“也许我年纪大了一点，”阿弗纳说。“变得聪明了一点。”

“我简直不相信是在跟你说话，”伊弗里姆说。“不相信是在跟一个以色列人说话，更不相信是在跟一个受过你这种训练、有你这种背景、来自你这种家庭和有你这样的父母亲的人说话。如果你母亲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她会怎么说？”

阿弗纳生气了。“我母亲会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对伊弗里姆说。“因为她对情况不了解，而你了解。”

“对不起，”伊弗里姆说，“也许我很天真，头脑简单，因为我不太了解情况。也许我应该来美国向你学习。也许每个人坐进战车之前都应该要一笔钱。也许每个伞兵在跳下去之前我们应该给他们发一些股票。这个主意不错，我会提出来。我应该表扬你，而且会告诉他们是你想到的这个主意。

“你以为只有你在从事危险的事业吗？”伊弗里姆开始踱来踱去，为下面要说的话做准备。“你以为你干的活很特殊吗？你记得你祖国的历史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比你艰苦得多的条件下承担着危险得多的任务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失去了四肢，又有多少人牺牲吗？”

“你以为以色列的钱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吗？让你享受愉快的退休生活的吗？而你的伙伴却不这样想，他还在工作。如果你没有勇气，没有人要你成为一个英雄。回来像其他人一样尽你自己的本分，也许我们还可以谈一谈钱。”

伊弗里姆停下来等阿弗纳说，但阿弗纳什么也不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伊弗里姆终于开口了：“啊——我们可以称它为辞职吗？”

“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阿弗纳说，“三年前，你们为什么选择我？”

伊弗里姆鼻子里哼了一下说：“问得很好，”他嘲笑道。“虽然我也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还是告诉你我们的想法吧。我们觉得——你部队里的人是这样说的——你永不言弃。也许你不够强壮，跑得也不够快，但你始终在跑。那些块头比你大，跑得也比你快的人已经躺下了，你还在跑。

“这是你的司令官说的。你很顽强，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顽强的小伙子。”

“如果你们认为我顽强，”阿弗纳说，“那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会不再要钱？为什么认为我会让你们用谎言来欺骗我，让你们威胁我的家人？如果我顽强的话。”

“跟你没法谈了，”伊弗里姆生气地说。“你又回到钱上了，看来不管你干什么都是为了钱。”

“你这样说应该坦然无愧，”阿弗纳说，“你知道我当初什么都没有要。我们都没有要。是你向我们承诺的，所以现在你欠我的，就这么回事。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承诺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承诺，也许因为你对谁都没有信心，对谁都不信任——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你承诺了。”

“你承诺了，你承诺了，”伊弗里姆说，“你就像个五岁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人。你说你干这个不是为了钱，那么你现在有什么问题？既然你干这个不是为了钱，而没有得到钱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阿弗纳盯着伊弗里姆看了几秒钟，开始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是情不自禁的。伊弗里姆刚才说的那些，就如同许多年前自己还小的时候父亲给他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老掉牙的笑话。那时他们还住在雷霍沃特。他至今还记得。

一个加里西亚人和一个“野客”在分一盘蛋糕，只剩下两块了，一块大的和一块小的。“你来选，”“野客”说。加里西亚人毫不犹豫地选了那块大的。

“那很正常。”“野客”说。

“哇，你怎么办？”加里西亚人嘴里满满的，问道。

“我当然就拿那块小的。”“野客”说。

“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加里西亚人问道。“这是你自己选的。”

虽然这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但却是事实。在阿弗纳看来，这个笑话说明加里西亚人控制着以色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继续看着伊弗里姆，由于想忍着不笑出来，他的肩膀不停地抖着。“你在傻笑些什么？”伊弗里姆朝后退了一步，问道。阿弗纳只是摇了摇头。

“我想，把大任务交给小人物去干就是这样的结果。”伊弗里姆说。他的声音听起来真的生气了。

“不，你错了。”阿弗纳边向门口走去边回答道。“而是你们欺骗了小人物才是这样的结果。你们需要的是那些对你们的欺骗行为视而不见的真正的大人物，就像我父亲一样。小人物是没那么高尚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伊弗里姆说，“我不留你了。让我们忘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吧。你不必担心你的女儿和妻子了。无论你是在美国，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都祝你好运。我们感谢你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祝你平安。”

“再见。”阿弗纳回答道，把门关上。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平安，平安，但会平安吗？

他希望自己能了解将来的意义。

尾声

阿弗纳和他以前的上司在1976年早春的这次谈话不是他们最后一次接触。但就跟主题有关的事件的叙述而言，这次谈话却是一个很好的结束。阿弗纳从所有的特务活动中退出，把名字改了，把家也搬了。据我所知，他现在和家人住在北美的某个地方。

关于他那位幸存下来的伙伴“斯蒂夫”，我只知道，直到今天他还在安全机关工作，继续为国效劳。

在执行任务期间，阿弗纳的突击队没有找到的那三个恐怖分子——阿里·哈桑·萨拉米、阿布·达乌德和瓦地·哈达德博士——仍然活跃在恐怖网络之中，时间长短不一。1975年，哈达德博士从乔治·哈巴希的组织中分裂出来也许是事实，也许不是。他一直是一些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策划者。1978年初，他住进医院，几个月后死在那里。据报道说是自然死亡。作为一位组织者，在恐怖分子猖獗的十年中无人能与他匹敌。从战斗精神来讲，他很可能超过了以前的伙伴哈巴希博士。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他们1975年的分道扬镳。这一点当时曾大肆宣扬。他与哈巴希博士的关系转入地下也同样有可能。哈达德博士死在医院，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癌症。没有证据否认这一点。

1981年8月1日，阿布·达乌德(穆罕默德·达乌德·欧德)在波兰一家酒店的大堂里遭人枪击，不过并不致命。报道说，企图行刺达乌德的那个人——这个人事后逃跑了——是个以色列特工。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疑问：以色列特务机关是否大胆地把它的行动——不仅仅是收集情报——延伸到了对立阵营国家。在阿弗纳的突击队存在的那些年，这些地方是严禁进入的，所以它们就成了恐怖分子们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反恐人员在某些国家从事反恐活动很难。在这些国家，即使最普通的活动，如租房、人住酒店和结账离开以及租车都要经过非常仔细的检查和严格的限制。而且，特工一旦被捕，别指望得到法律和人道限制原则的保护。按照“人道限制原则”，在西方国家，即使被怀疑为间谍或恐怖分子的人也可以得到保护。这样的行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许都非常严重。但在同样的条件下，另一些国家对那些策划恶意渗透的国家的报复要比西方国家厉害得多。

鉴于此，那份未经证实的报告就有了某种意义。按照这份报告，枪击阿布·达乌德事件确实是以色列特工干的，但是是一个在酒店里发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在一时冲动之下干的，而不是这个特工在波兰的任务就是暗杀他。虽然有人会说，一个精心挑选、训练有素的特工，其行动不可能超出任务规定的范围。但是由于此类事件太多，促使以色列在对立阵营内部采取行动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虽然报道的恰好相反，但暗杀阿布·达乌德的行动也可能是巴勒斯坦运动争斗的结果——以色列人指的是阿布·奈达尔的“黑色六月”组织——或者是克格勃设下的陷阱。)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阿布·达乌德是在波兰遭到枪击而受伤的。

所有的报道都肯定阿里·哈桑·萨拉米于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被暗杀。据报道，整个70年代期间，一直有人想要他的命。理查德·迪肯在他的《以色列特务机关》一书中，描述了两次早期的暗杀行动，一次在1975年，一次在1976年10月7日。第一次——一名以色列狙击兵用一支伸缩式步枪从窗户里朝他开枪——结果把一颗子弹打进了酷似他的人的身体里。按迪肯书中的说法，1976年的那次重创了萨拉米。但有消息来源，如大卫·B．汀宁报道说，只伤了他的一个朋友。

1979年1月22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当萨拉米乘坐的“雪佛兰”客货两用车经过一辆停在贝鲁特弗尔顿街和居里夫人街转角处的“大众”牌汽车时，萨拉米及其贴身保镖被炸飞了。很显然，有这种可能，因为萨拉米一直是个老谋深算的目标，但他在1978年娶了前环球小姐(1971年)、黎巴嫩美人乔治娜·瑞兹克之后，生活变得有规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萨拉米没有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样他就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那里以及弗尔顿街乔治娜的公寓里来回奔波。行踪有了一定的规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据说他的行踪已被一个以色列特工盯上。这个特工化装成一个古怪的、非常喜欢猫的英国老处女。其化名为埃瑞克·玛丽·“彭妮洛佩”·钱伯斯。她在离弗尔顿街乔治·萨拉米住处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几个特工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在车上装上炸弹，停在萨拉米每天去乔治娜公寓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消息来源认为，“彭妮洛佩”在萨拉米的客货两用车上装了一个小小的无线电发射机，(而另外一个来源则认为)当她看见萨拉米的汽车经过停在她窗户下的街道时，她按下了装在自己汽车上的无线电发射机按钮。不管是哪种来源，结果都是“大众”汽车爆炸了，炸毁了萨拉米的汽车和紧跟在后面的贴身保镖的“陆虎”，也炸死炸伤了几个路人。

萨拉米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后，以色列电视新闻也适时地进行了报道。在葬礼上，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站在那里，揽住萨拉米非常英俊的十三岁的儿子哈桑。这张照片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广泛传播。“我们失去了一头雄狮。”媒体援引这位领导人的话说。斯图尔特·史蒂文在其1980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务头子》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萨拉米被杀的经过。1983年，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出版了一本《寻找红色巨头》，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讲述了这段历史。

人们对围绕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炸毁萨拉米的“雪佛兰”汽车的一些事实似乎没有异议。但有一个传闻，说萨拉米没有被炸死。原因很简单，汽车爆炸的时候他不在车上。(爆炸时尸体都撕成了碎片，无法辨认，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有这种可能。)

这个传闻很可能是萨拉米传奇的延续，表达了人们对传奇人物的良好愿望。尤其是对一个活着时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曾经多次死里逃生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同时，如果萨拉米那天不在客货两用车里(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称他已经死了，那就有原因了。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办法比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萨拉米杀死了更让他安全。而对“穆萨德”来说，他们也许想让巴勒斯坦人相信，你们让以色列误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这样的话，如果萨拉米还活着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但实际上这只是假象。

众所周知，在两个对立的情报部门中这种欺骗的伎俩一直存在——不过，这也是事实，即，不管现实多么错综复杂，传闻比现实更为复杂。惟一知道的事实是，萨拉米的汽车确实爆炸了，车里的几个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开的立场都是，这位恐怖组织头子是其中之一。

在叙述那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秘密进行的活动时——后来提供给记者的那些资料也许只是为了糊弄人——一个人说自己收集的资料比别人收集的资料更为精确是轻率的。

当逻辑和常识不能用来检验被报道事件的真实性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即使最不符合逻辑和最没意义的报道都可能是事实。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尤其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认真负责的法国新闻记者赛吉·格鲁萨德认为马哈茂德·汉姆沙里要为“处决”威尔·兹威特负责，因为那是“黑色九月”组织其中一次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的消息来源通常是可靠的。而这条消息恰恰不实——假若汉姆沙里和兹威特是并肩战斗的同志，那显而易见就不可能是这样——但在1973年格鲁萨德第一次报道的时候，以为恐怖分子们喜欢因为派系斗争而互相残杀，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为谨慎起见——不是要提出跟其他报道相反的说法，而是出于兴趣——我觉得还必须指出几点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声称给慕尼黑惨案以后进行的这次反恐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叫“上帝的愤怒”——这次行动几乎全部是由西方记者报道的，他们是克莱尔·斯特宁、埃德加·欧巴蓝斯、理查德·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罗纳德·佩恩和大卫·B．汀宁等等——我认为这个代号也许是事后发明的，不是西方记者发明的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以色列人发明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当时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还没有使用这个代号。(有趣的是，两位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提及这个代号。)

“迈克”、“塔玛尔”、“乔纳森·茵葛彼”这些代号——有几个作家在描写暗杀兹威特和布迪亚的行动以及利勒哈默尔事件时都用到了其中一个或几个代号——我不这样认为。在利勒哈默尔时，也许有一个特工使用了“茵葛彼”这个假身份，但是没有人使用这样的假护照，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巴黎都没有。“塔玛尔”——大概是突击队长的漂亮的金发女友。根据描述，她也参加了袭击兹威特的行动，在利勒哈默尔还亲自开枪了——纯粹是胡编乱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编乱造，而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的胡编乱造。)我认为，说袭击兹威特和布迪亚的时候兹弗·扎米尔也在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利勒哈默尔现场也是不可能的。“穆萨德”的头头跟金发女突击队员“塔玛尔”一起，几次亲临欧洲现场，带有彻头彻尾编造的味道。但是，这种大胆的虚构行为尤其应该得到“穆萨德”“公共关系”部门的鼓励。

公平地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面临的困难也是相当大的，甚至出现过起初不认可的信息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就拿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我原来得到的威尔·兹威特在罗马的一个澳大利亚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冯·布劳恩”。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不真实，是别人凭记忆提供给我的。我决定，除非我能核实，否则就不把它放人我的叙述之中。由于在报纸上也找不到这个名字，我决定将其删除。这本书已经写完了，我才发现没有核实冯·布劳恩这个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虽然这些细节并不是非常重要，但它们却是所有作家面临的难题。因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不能通过打个电话就能核实。正因为这样，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笔。根据我得到的资料，没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断汉姆沙里的电话线，也没有人假装电话维修人员在汉姆沙里或者他贴身保镖的眼皮底下，把炸弹装在电话底座上。

还有几点比较重要，虽然在整本书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对阿弗纳这个人的评价隐藏起来，但是现在谈谈我对他的印象也许有点意思。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绪的人：沉着冷静，冷静得几乎让你犯困——而几乎不用提醒——又会像蜥蜴一般动作敏捷地突然行动起来。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的手势很少。无论是说话还是倾听，他都很放松，几乎是一动不动。但只要一动，就非常迅速、专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个爬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么思考就开始行动——如果他走在前头，不会转身来看别人是否跟在后面。(“你们怎么进入那栋大楼的？”有一次在欧洲我指着一个限制区问他。“像这样。”他回答道。可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他就从门里走了进来。)他非常注意自己每个细小的习惯，极度重视整洁和闪亮的仪容，喜欢沉思，与人打交道时慷慨大方。

虽然他声称对自己有妻有儿的平静的生活感到满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这个词语我是从深谙辩论术的精神病学家安德鲁·I．马尔科姆那里借用来的)。而这一点，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几乎是无法实现的。虽然现在从事秘密活动跟他的愿望和考虑相抵触，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满紧张刺激的体验。因此，我不相信他的声明，说什么他之所以参加反恐斗争，只是因为集体农场、部队、自己家里甚至整个以色列的同龄人都很重视爱国精神。但我不怀疑这是一个因素。

我确实觉得他参加反恐的动机不是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也不是因为可以对其他人动武而得到任何病态的满足。他乐意参加反恐斗争是因为另外一些需求。他与生俱来的喜欢冒险的个性需要一个充满危险的环境，这样才能保持基本的平衡(这种性格的人通常见于尽量延缓张伞的跳伞运动员和摩托车赛手等等)。他也有一种高度的竞争性，而这种竞争性通过其他的爱好和能力找不到发泄途径。

这种性格特点不会因为训练而消失。一个希望出类拔萃的人，一个寻求刺激或危险只是为了保持稳定的人，即使环境改变了，判断能力提高了，原来的条件不具备了，他们的这些需求也不会消失，甚至失去了必要的勇气和意志时也不会消失。比如，如果这类问题过早出现，如职业运动员，情况就会更糟。就阿弗纳而言，我觉得他讲述这些经历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通过讲述，他能够再一次体验这些经历。

阿弗纳现在对那次任务的看法是，虽然欠考虑，但也不感到遗憾。虽然他声称从个人情感来说对自己干掉或协助干掉的那些人没有敌意，但却一直把消灭他们的肉体看作是必要的、光荣的。他完全支持让他和他的伙伴们去执行这项任务的决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疑虑。

虽然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这次任务是正确的，但他不再对其有效性发表任何意见了。他承认这种办法绝对不能消除世界上的恐怖活动，减少仇恨与紧张。但总体上他是这样认为的，即：如果20世纪70年代他的突击队和其他突击队没有干掉几个高层恐怖分子的话，以色列和西欧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成为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他认为在瑞士和西班牙杀死那几个年轻的敢死队走卒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在荷兰杀了那个女杀手，但并不后悔。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如果她那个时候没死，即使到了今天他一个人也会对她穷追不舍的，直到把她抓住为止。

虽然阿弗纳对同伴们的牺牲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他在讲述当时的情形时感动得流泪了——但他认为他们的牺牲自己没有责任。惟一例外的是“卡尔”。在这个事件中，虽然他认为避免跟自己尊敬、年纪比自己大的人发生冲突的想法蒙蔽了他作为一个领导应有的判断，但他立即指出，无论是他的同伴还是他的顶头上司都没有责备或责难他。作为一些高级特工名义上的领导，他不希望去管他们的私事。他虽然排在第一，但他们是平等的。鉴于这次任务的性质，指挥这次行动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任何人都不能拿着他一个人的命令就去冒险，部队里也许可以，但在这里要冒险的话只有通过大家的集体决定才行。

虽然他觉得委屈，对以色列“加里西亚”权力精英们的诚信完全发生了动摇——他们要求别人绝对忠诚，不要任何回报，把信赖他人和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当作爪牙而无视他们的情感和幸福——但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爱国心仍然没有减少。当他想起每次冲突时，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他都毫不含糊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在以色列和她的敌人之间，他也是坚定地跟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的。他甚至承认，那些权力精英们同样具有爱国冲动，也有爱国精神作指导，但他认为以色列的真正的利益再也不能按他们那种种族排外的、不留情面的、只顾自己的方式来实现。他承认，也许一切从事情报活动的政府部门的本质就是这样，愤世嫉俗，不留情面——对自己的雇员是这样，对外人也是这样——他还指望别的很可能就是愚蠢的。

他做噩梦的时候——这样的时候非常少——梦见的主要是在集体农场度过的孩提时代。他几乎没有做过关于部队或“六日战争”的很紧张的梦，关于那次任务的梦完全没有。

尽管很多人都习惯了有关现代情报机构如克格勃、中情局，特别是“穆萨德”而建立起来的神话，但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会派这样一位普通的年轻人去领导这样一次特殊的行动？除此之外，对超级特工杜撰式的描述又加强了这种感觉——比如：詹姆士·邦德和斯密勒——他们有非常高的造诣，性格丰富多彩，已成为我们文化期待的一部分。在一个层面上，我们知道这个虚构的特工只是想象的产物，把马基雅弗利的俗气和亚瑟王的骑士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个层面上，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声称自己是詹姆士·邦德，却明显达不到他那样的成就，我们就觉得受了欺骗。

除非他是个变态。这是另外一种类型，我们也能接受。我们习惯那种高深莫测的冷面杀手，也就是黑手党式的职业杀手、暴徒。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野蛮的暴徒和非常老练动机高尚的高级特工也许都存在，但毕竟很少(尤其是后者)。尽管都是虚构的，都是神话，我还是相当系统地阅读了当时的记录。我认为，情报机构的大多数雇员——包括“穆萨德”，尽管是传奇——都是非常普通的人。这一点常常被事实所证明，只要秘密行动一曝光，就可看出来了——无论是利勒哈默尔还是1950年那次著名的“苏珊娜行动”都是普通人。在“苏珊娜行动”中，以色列特工企图破坏西方国家在埃及设立永久性军事基地的企图，并希望归咎于埃及民族主义者。

鉴于此，“穆萨德”的一个著名的“复仇者”突击队的领导是一个趣味、见解、动机和成就都相当普通的人就不足为奇了。跟克格勃不一样，“穆萨德”通常似乎连“谋杀”或“肮脏的把戏”都不会依靠犯有罪行的变态者去做。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需要控制和提供支持。把五个拿着瑞士银行存折的暴徒派去搜捕恐怖分子是非常不现实的。因为每次转折的时候，他们都得制订计划，提供指导。与此同时，初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也完不成这个活。杰出的人物通常选择别的方式为社会做贡献——或者如果他们选择情报工作作为职业(这种情形很少)的话，他们就会以别的能力来为社会做贡献。而开枪杀人的事只有留给普通人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们必须忠诚勇敢的同时，还有一个选择标准，即缺乏某些突出的品质，这一点和他们具备某些品质差不多同等重要。很显然，对他们来说，想像力太丰富、盲目或者莽撞都是不可取的。想像力太丰富会多疑；太盲目会不稳定；太莽撞会粗心。一个反恐突击队要减少风险，似乎得找到两个问题的答案：怎样找到目标以及突袭后怎样脱身。(第三个问题——怎样突袭——通常是由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来自线人，这是一成不变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脱身——占了整个难度的百分之九十，是最需要准备和组织才能的。

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要归功于这个现代都市社会时刻处于动态之中。在当代社会中，彼此陌生、流动性强和拥挤不堪——甚至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以外——使旁观者，甚至权力机构变得漠不关心。几乎谁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再加上突然袭击的环境和不愿意干涉别人所谓私事的想法，就使得在突袭之前进行监视和突袭之后脱身成为可能。政治刺客——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顽固不化的神风队队员或者单独行动的亡命之徒之外——很少有被当场抓住的。跟他们的受害者一样，刺客们撤到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安全之所以后，再受到袭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除非他们的同伙叛变。如果没有人叛变，他们被当局搜出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认为，“穆萨德”的本事——其他特工组织也是一样——就在于他们对用什么简单的办法完成任务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穆萨德”的这种认识也许来自于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最主要的武器一直是大胆、自信，依靠奇袭和速度，只在行动之前或之后暴露一分钟——或者只离现场一个街区的距离——这些都使他们能够融入到一个彼此不认识的、现代的、充满自由和流动的社会之中。“穆萨德”发现，正是这些因素才使得恐怖分子们非常容易地受到运用同样策略的反恐人员的攻击，同时也使得防止恐怖活动变得更加困难。

“穆萨德”很可能派出了几个反恐突击队对不同的渗透方法进行实验，“穆萨德”在组织方面表现出来的第二个本事就是让一个突击队——阿弗纳的突击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除了一份名单和一笔资金之外，什么都不给他们，让他们像那些小型恐怖组织一样，在欧洲秘密活动。

这种方法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实验并旗开得胜，从而让一些研究者以为它是复杂庞大的组织，在这个组织背后有一些品质非凡的特工。然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用了几个普通的前突击队员和特工，给他们一些资金让他们自由支配，让他们在形式上基本独立。正是这种大胆创新才保证了这次行动的成功。

谈到“穆萨德”对待自己特工的问题，对和错的界限非常模糊。假定确有那些事的话，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说，特工是被骗了。但是，有没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即一个特工应该意识到，他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放弃”特工工作的？有没有要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忠于这份事业？有没有一个虽然没签但已达成默契的服从合同，或者有没有一个在不愿意继续冒险时再枯燥也要耐着性子干下去的协议？如果一个特工拒绝的话，能不能说他违反了合同？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答案，但——作为一个人，我对特工的失望充满了同情——我觉得这是“穆萨德”心胸宽广的最好表现——首先可以容许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克格勃的特工是别指望这样跟他的上司对立的——编造了虚假的故事还能活下来也是别指望的。

除了对与错这个问题以外，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可能就是反恐有没有用了。阿弗纳的任务最终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人们常常认为，反恐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没有使潜在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反而使它恶化了；它没有使恐怖事件减少，反而使它增加了等等。这些说法都是事实。在慕尼黑惨案之后的大约十年中，以及从1980年8月至1981年11月之间，至少有二十次恐怖行动都是由“法塔赫”、阿布·奈达尔的“黑色六月”，赛夸和乔治·哈巴希的“人民阵线”，以及最近的“解放巴勒斯坦五月十五日运动”干的，致使巴黎、贝鲁特、内罗毕、开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斯坦布尔、维也纳、雅典、安特卫普和罗马的三十六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在我看来，反恐有没有用，不能用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或者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来决定。武力冲突从来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有一场像滑铁卢那样的决定性的军事战斗。即便来一场“滑铁卢”，最终解决还要一两代人。

世界地图是用鲜血绘就的。这是个悲惨的事实。如果和平不是通过外来更强大的武力强加给战争双方的话，那么边界则完全是由胜利或者筋疲力尽来确定的。只要战斗精神尚存，国家除了每天必须战斗之外别无选择，不管一天的战斗是否能“解决”什么问题。否则的话，就只能是投降和失败。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是伪善的，他们的祖先用鲜血在地球上画下了自己的版图，却让历史较短的国家克制——不是在道德上克制就是在一些具体事情上克制——如果他们过去也这样克制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出现，也不会生存下来。

这样说可能会误以为我在暗示不要克制战争，但这完全不是一回事。从道德判断方面来说，人们能够把战争行为和战争犯罪区分开来，同样也能把反恐活动和恐怖活动区分开来。标准就是：恐怖主义站在错误的一边，反恐不是。我们可以说，巴勒斯坦的事业是光荣的，以色列的事业也是光荣的。但我们不能说：反恐活动是光荣的，恐怖活动也是光荣的。反恐是否道德，是否有效，要看不反恐是否不道德，是否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