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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所终 : 晚清皇朝的崩溃 / 金满楼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214-16201-4

Ι．①天…   Ⅱ．①金…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Ⅳ．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0955号

书           名天命所终 : 晚清皇朝的崩溃

著    者金满楼

责任编辑朱    超

装帧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张文艺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7

字           数272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  第1版     2015年10月  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4-16201-4

定           价39.00元

目录

前言 锋芒褪尽说八旗

壹 宫荒 王朝的气数已尽

1 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

2 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

3 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

贰 新贵 权在手来把令行

1 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

2 隆裕：皇后终于熬成了太后

3 摄政王：载沣上任一把火

4 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

5 靠边站的学问：亲贵见用贤才弃

6 授人以柄：“皇族内阁”大败笔

叁 旗人 革命政治下的牺牲品

1 历史负资产：九世之仇终不忘

2 举火者:“扬州十日”的真伪之辨

3 旗人很穷：“铁杆庄稼”叮当响

4 满汉畛域：长痛，还是短痛

5 动员令：驱除鞑虏的作用与反作用

肆 风暴 乱世谁顾小民哀

1 喋血的革命：这一切看起来并不美

2 抵抗与反攻：革命碰到硬骨头

3 和平之路：越激烈的反而越宽容

伍 风暴 过后，一地鸡毛

1 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瞬间

2 注定没落：共和下的皇族们

3 逊帝溥仪：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

4 各顾各命：旗人的乱世飘零

余论 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悖论与常理

附录 清末民初旗人大事记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锋芒褪尽说八旗

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以事实论，灭亡明王朝的并非满洲八旗而是天灾及由此蜂起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之际，很可能又是一场瘟疫让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说，“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势而为的机巧之举。

当然，满人的胜利虽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关时不过20万兵力，这说明八旗铁骑确有可畏之处。所谓“八旗”，指的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八旗，其首创于清太祖努尔哈赤。但最初并非“八旗”，而只有四旗，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创建的“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14年后（1615年），因兵力扩张，努尔哈赤在原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所用旗帜在前四旗军旗上加镶边），合为一般意义上的“八旗”。

“八旗制”很难说是一种创新，因为“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一向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如蒙古人的“百夫长、万夫长”、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等。如果说创新，努尔哈赤主要在中间层做得更扎实，那就是以女真人的牛录制为基础，每300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从兵力配置上说，一旗即相当于一军，而作为最基本作战单位的牛录相当于一个骑兵营，一个旗由25个牛录组成，中间由甲喇作为连接。

最初的八旗，主要靠兼并其他满洲部落而来，其中也加入了少量归附的蒙古人及汉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随着其领土的日益扩张，被征服而归顺的人口越来越多，至清太宗天聪九年（即明崇祯八年，1635年）正式建立蒙古八旗，后来又将俘获或归顺的汉人依例建立汉军八旗。由此，八旗实际上是由满、蒙、汉三个民族组成，而所谓“八旗”，实际上应为“二十四旗”。

八旗中，满、蒙、汉的数量比例并不相等，以入关后的京师八旗为例：满洲八旗占53%，汉军八旗占32%，蒙古八旗占15%。如果算上京师之外的八旗，满洲八旗则占到60%以上。由此也清楚地证明，保证满洲八旗的优势地位是历代清朝统治者的既定国策之一。蒙古八旗中，以科尔沁部（孝庄太后即出于此）、察哈尔部加入最早也最为重要，后来又有额鲁特部、巴尔虎部等相继加入。相比汉军旗，蒙古八旗因归顺较早，加上外蒙古与清廷的战略结盟关系，蒙古八旗与清廷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清朝前期的皇后及王爷福晋大多出自蒙古部落，满蒙通婚既是惯例，也是一种统治手段。

汉军八旗最初是由辽东被虏获的汉人组成。清军入关后，在征战过程中俘获或投降的汉人军队（包括后来“三藩之乱”中的汉兵）也被编为汉军八旗。这些汉人军队，实质上是跟着满人打天下的“从龙之师”，他们在编为汉军八旗后，又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满人的汉化过程。不过，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汉军同时也受到八旗制度及满人习惯的影响，他们在经历了一个“满化”的过程后与普通汉人已有明显差别。在一般汉人看来，他们更像是“旗人”而不是汉人。

除满人、汉人、蒙古人之外，八旗中还有其他民族，如朝鲜人及东北的“新满洲人”。“新满洲人”指的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两侧（东至西伯利亚，西至蒙古大草原一带）的通古斯语族，如赫哲人、库雅喇人，还有混合了蒙古与通古斯语的部落，如索伦、锡伯、鄂伦春、达斡尔人。这些游牧或渔猎部落在归顺清廷后也相继被“满化”，如乾隆年间被调派到新疆戍守的锡伯族人。他们是目前唯一使用满语作为日常语言的少数民族（关于锡伯族人的这段历史，可参考傅查新昌先生所著的小说《秦尼巴克》）。除此之外，八旗中还有俄罗斯人（雅克萨之战后）、回人（平回乱后），清中期时一度还有藏人归入。从脉络上看，八旗的扩张主要与征战相关，但在清廷建立稳固统治之后，八旗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因而满、蒙、汉才可以称得上是八旗的主体成员。

八旗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所谓的“包衣”。在满语中，“包衣”的意思为“奴仆”，这部分人主要由历次战争中的俘虏及因犯罪受惩罚的旗人组成，他们在旗籍上被列入另册，且为世袭群体。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上一代是“包衣”，通常情况下，他们及后代也将一直是“包衣”身份。“包衣”不是八旗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是属于其主人所在的旗。如皇帝的“包衣”属于“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归内务府管理，主要担任皇宫中的各种勤务，而其他王公贵族的“包衣”属于“下五旗”。据《清史稿》的统计，“包衣”佐领共115人，即有115个牛录。

需要指出的是，“包衣”虽然名义难听且其从事的都是琐碎的后勤厮役工作，但他们在一些事务上往往起到重要的“中间人”作用。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些人往往比普通旗人更容易获得上升或发财致富的机会。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即正白旗“包衣”出身，但他是康熙皇帝的亲信，长期掌管内务府下属的“肥差”——江宁织造。而且，“包衣”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当官。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当上了大学士、总督之类的高官，如康熙朝正白旗下的“包衣”李士桢，后官至广东巡抚；再如同治朝的湖广总督官文和光绪朝的兵部尚书立山，他们都出身于内务府下的“包衣”。不过有一点，无论这些人当上了多大的官，他们与原来的主人之间仍是主仆关系，而且要听候主人的传差。

除“包衣”外，旗人社会中还有一类边缘群体，即“户下人”。户下人通常指八旗宗室或官员的家中奴婢、庄田的庄丁或差丁，他们不属于旗籍而附属于主人名下。这类群体的来源，有些是入关前被掳掠而来的汉人，有些是买卖而来的人口，另一部分是入关后因土地被圈占而投充而来的庄丁等。

从管理上说，每一旗下设立一名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从一品），两名副都统，正副参领（满语称“甲喇额真”）各5人。都统衙门设在京师，满蒙汉八旗共设24处。各省的驻防八旗，凡兵员2 000名以上的设立将军衙门，共13处，以满洲王公或亲信大臣兼任（从一品）。八旗中的中级将官为参领（正三品，驻防八旗中则称协领），位在副都统之下，佐领之上，每旗下设5名。驻防八旗除设协领之外，另设独立的城守尉（正三品），其兵员大多在数百人，以负责重要府州防卫（全国共16处）。

参领以下的佐领（正四品），满语称之为“牛录额真”或“牛录章京”，这是八旗中最重要的基层官员。旗人的一切事务包括出征、粮饷、户口、田宅、兵籍、诉讼乃至选秀等均由佐领办理。其战时为领兵官，平时为行政官，有点类似于“大家长”的角色。佐领在各旗中的人数不等，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九十多人，其职位多世袭。佐领以下，还设有领催、骁骑校等职，以协助佐领管理旗内事务。

作为军事单位，八旗的主体成员为兵丁，其中包括马甲（即骑兵，又称骁骑）、步甲（步兵）及养育兵等。需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男性旗人都能披甲当兵，要想吃上这碗饭，尚需长期训练并经过严格的考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清末八旗兵丁约占成年男丁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换言之，旗兵比例只有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因兵额基本不变，其比例随着旗内人口的增加而不断下降）。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旗人的全部，除了军官和兵丁之外，众多的家属、匠役及行政机构也是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坐稳江山后，八旗主要分为两类，一为京师八旗，一为驻防八旗。京戏《梅陇镇》中，风流天子正德皇帝有句台词，“北京是大圈圈套着小圈圈，小圈圈套着黄圈圈”，等到清军进入京城后，原住在内城的汉民均被强令迁至南边的外城，腾出来的房屋分给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清初至中期，京师八旗兵力约10万，按驻守范围分别为：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一带，镶黄旗驻安定门内一带，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一带，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一带，镶白旗驻朝阳门内一带，镶红旗驻阜成门内一带，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一带，镶蓝旗驻宣武门内一带。大体而言，两黄旗驻扎内城北部，两蓝旗驻扎内城南部，两白旗、两红旗则位于东、西两厢。各旗的驻防区内，满洲八旗驻地靠近皇城，蒙古八旗中间，汉军旗居于外侧。在这样一个布局下，北京内城实际变成了一座层层设防的大兵营。

从兵种上说，京师八旗设有前锋、护军、亲军、步军、火器五营，康熙、乾隆年间又增设了健锐营、相扑营、虎枪营等特种兵部队。就基本职能而言，前锋营担任出征任务；护军营担任扈从护卫任务；亲军营是皇帝亲率，由领侍卫内大臣总管；步军营负责京师防守与治安；火器营是配备有鸟枪等火器的特殊军队。从人数上说，90%的驻京八旗均在内城，只有外三营（即圆明园护军营、外火器营和健锐营）在颐和园及园寝等处。据统计，清末驻京八旗人数约在13万人左右，如果把“包衣”也算进去，大概有15万人。

驻防八旗通常在10万人左右，其主要为满洲八旗及蒙古八旗组成（只有东三省和广州、福州有汉军八旗），其中盛京、西安、荆州三地八旗人数超过5 000人，分别为7 000、6 500、5 700人。根据其驻地的重要性，驻防八旗又分为畿辅、东北、西北和其他地区。按《大清会典》，畿辅八旗主要驻扎在京师周围的直隶地区，有25支驻防部队，编为54佐领，共14 238人，其中最大的一支为察哈尔都统管辖的蒙古八旗（120佐领，共10 800人），其次为驻密云（2 100人）及驻木兰围场（1 000人，由热河都统统辖）的满洲八旗。另外，两处皇陵（东陵、西陵）由1 460人的旗兵护卫。

东北有44支驻防部队，共338佐领，35 361人，其中“新满人”如达斡尔、索伦、鄂伦春及巴尔虎的游牧旗兵尚未计入；西北有8支驻防部队，119佐领，共15 642人，最大的一支为伊犁将军管辖，共40佐领，其中包括了调防的索伦、达斡尔、锡伯族旗营；其他地区主要是汉人区，共306佐领，39 879人。在分布上，华北平原设在青州、德州和开封；西北地区为西安、太原和绥远（呼和浩特），江南、华南一带则设在江宁（南京）、镇江、杭州、乍浦（近宁波）、荆州、成都、福州与广州。这些省份中，湖南、江西、安徽、贵州、广西无八旗驻防。根据清末的统计数字，91支地方驻防部队总计兵力11万，加上京师八旗则所有的八旗兵力约26万人，按旗兵占旗人比例的二十分之一计算，这与清末旗人的数量500万大致吻合（占全国人数的1%）。

根据区域的战略地位，驻防八旗分为将军级、副都统级、城守尉级和防守尉级四等。其中将军级的驻防兵额大，驻防地也多设在省会或边境重镇。副都统一级的驻防地则大多设在重要城镇和战略要地。这些军队与60余万绿旗兵（由汉人组成）共同担负了内地的军事戍守任务（满洲不设绿营）。但两者有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八旗集中而绿营分散；在待遇上，绿营也要低于八旗。

八旗作为清朝的特殊群体，清廷给予了八旗非同一般的优待。早在顺治元年，清廷即下令，“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换句话说，他们除世代相袭的兵役之外，其他义务一概全免；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赈济八旗的条例，从各方面对旗人给予优待。清军入关后的数十年中，曾按关外模式在京畿五百里内跑马圈地，然后以“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给八旗官兵，即所谓“旗地”。每个旗丁分地30亩，不纳粮但也不准买卖，以期他们保持昔日“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传统。但京师八旗主要驻扎在内城，他们既不擅长农耕，实际上也做不到“兵农两顾”，因而这些旗地大多是交给“包衣”佐领们管理而由当地汉民耕种交租。

有限的租税不足以养活旗人家小，清廷随后又确立兵饷之制，其规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朝廷发给一定数量的饷银与饷米，同时也发给口粮赡养家属，“七岁以上即食全体，六岁以下为半口，减半给粮”。由此，八旗官兵上至都统下至士兵，都可以按时领取规定数额的俸禄。按八旗制度，俸银每月发放，禄米每季发放一次，举例而言：都统每月俸银为180两，禄米每年90石；参领每月俸银130两，禄米每年65石；佐领俸银每月105两，禄米每年52石5斗；步军校俸银每月80两，禄米每年40石；骁骑校、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每月俸银60两，禄米每年30石；步军、护军、前锋、亲军营兵丁每月俸银为4两，禄米每年4石8斗；马甲每月俸银为3两，禄米每年4石8斗；步甲每月俸银为2两，禄米每年4石8斗。除此之外，八旗官兵还享有其他经济优待，如婚礼和丧葬时可以领取一定津贴；如受伤或因病退役，其余生可每月领取1两的抚恤金，在本人去世后，其遗孀仍可领取一半的抚恤金，遗孤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助。

在《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一文中，学者迟云飞总结了满、汉在社会职务方面的四大区别：一是官分满汉，满人可任汉缺，但汉人不能任满缺（如都统、将军等），同一职务如尚书、侍郎，满人的权力大于汉人，高级别的职务也是满人多于汉人；二是满汉不婚；三是满人只能为职业军人，不准从事其他生产，其生活全靠清廷财政供应；四是适用法律不同，满人犯罪，审判机构也是单独的。

为扩大旗人的做官途径，一般旗人除通过科考入仕外，还有其他各种机会做官，如康熙十年曾规定，“八旗满洲监生识满汉字者，考试翻译；只识满字，考试缮写。优者授为正八品，以部院笔帖式补用”；雍正元年，鉴于满洲进士、举人出身的翰林无升转之途，又制定了“推升”之令；乾隆二年，“满洲进士依甲等名次选用知县”，等等。

当然，为笼络汉人士子，旗人在科举上不点状元（榜眼与探花亦极慎重），终清一朝，唯一的例外是同治年间出身于蒙古正蓝旗的崇绮曾中过状元。科举上虽略有限制，但旗人可以考翻译、挑侍卫，加上其人口基数小，官途上要比汉人宽广许多。据统计，清朝268年中的满汉总督比例为满57%，汉43%；巡抚为满48%，汉52%；布政使为满28%，汉72%；知府为满21%，汉79%；知县中满人较少，只有6%。由此可见，越到高层，旗人所占的比例就越高，中下层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则以汉人为主。中央六部中，清廷实行满汉尚书制，即每部各设一位满尚书和一位汉尚书，侍郎也是如此。这种状况，直到太平军起义后才有所改变，满总督降为35%，巡抚降为22%，但中央各部则变化不大。

在获得优待的同时，清廷也给八旗设立了很多限制，如旗人不准经商务农，除当兵当差外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职业（即便闲散旗人也不准），也不准随意离开驻防地（无迁居权力）。为保持八旗的战斗力并防止旗人被汉化，清廷制定了一系列“旗民分治”的措施，如“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等。在其僵硬的制度下，旗人在户籍、住址、田产、营生、诉讼等方面都与一般汉人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不过在旗人内部，则无论满洲、蒙古还是汉军，都可以相互通婚，相互交产，一视同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廷是用八旗制度打造了一个“铁杆”的支持力量，而作为“复合民族”的八旗群体，实质上是以满洲人为核心但又包括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民族的利益共同体。

“旗民”之间不仅在权利上有差别，而且有一道实实在在的障碍，即所谓“满城”。旗人当中，除很少一部分人出去做官当差外，绝大多数的普通旗人都被圈在城内的兵营之中。按清朝规定，凡驻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设“满城”驻扎，而不得与当地人混住。大体上说，满城可分为两种，一种在原有城池中划出一片供八旗官兵居住，如西安、南京、福州、广州、杭州等，区域划定后，原汉人居民全部迁出，再修建一道新的城墙以分隔满汉；另一种则是在原有旧城之外选择一片空地另建新城，如青州、绥远、银川等，以使旗兵与当地百姓互不相扰。

中国古代兵役制度，有募兵、征兵、世兵等不同类别。通常来说，北方游牧民族多为族兵制，如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及满人；明朝先是世兵制，即军户制，后改为募兵制；清朝后，八旗实际上是一种族兵制，绿营开始是募兵制，后因长时间驻扎一地，便演化成某种程度上的世兵制。与绿营一样，八旗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世兵制或者说世袭的军户，这种拥有朝廷固定薪俸的职业，一般为特殊人群所垄断，圈外人很难染指。

当然，“旗民分治”也不尽是坏处。一度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的书法家汪东曾说:“昔者八旗特设制度示与齐民异，不事生产，唯待供给于汉族，虽为民病，犹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无用耳，未尝与民争利。”“旗民分治”的缘由，一则是兵制，二来也是为了防止“与民争利”，以免重蹈当年金朝“猛安谋克”制下军功集团强夺人民土地财产的弊病。就这点而言，汪东曾的话尚属公道。

八旗入关时本为强悍之师，清廷的种种措施也是希望旗人聚合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以长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让清廷统治更久。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对八旗的“包养”政策最终令旗人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八旗即丧失锐气，他们不再是帝国的军队主力，而仅仅是作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庆在一道上谕中对此深感忧虑：“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6年后，嘉庆再次训诫：“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及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时人昭梿更是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守卫宫门的侍卫们平时并不携带武器，“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明园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

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曾这样描述京城八旗：“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旗兵如此，王公贵族也是如此。光绪朝的怡亲王溥静当时就闹了个笑话，他老人家为免去佩刀的累赘而发明了一招，刀鞘里无刀而只有刀把儿，这样一来，重量是大为减轻，尚武精神可就荡然无存了。作为昔日的军功阶层与清王朝的支柱，这些八旗后裔在清朝两百多年后早已堕落为无用的鸡肋，其“睹旌旗而色变，闻鼙鼓而心惊”，非但无任何军功可言，也实在无事可做。

19世纪中叶，清廷支出的军费高达3 000万两白银，八旗与绿营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绿营并没有作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出现，而是作为“军费”享用者的角色出现。太平之役后，作为“立国之本”的他们实质上成了清廷的负担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战争时期，包括防军、练军、地方勇营的前线军队约36万人，而数量大体相当的八旗、绿营却只能在一旁观战。

当然，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现也可以称得上英勇，但结局大体都败得很惨。如鸦片战争中乍浦的旗兵曾奋勇抵抗，战败后城内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大约有3万旗人被屠杀，后来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约1万人被杀死或自殉。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张格尔之乱及同光年间的阿古柏之乱中，前往平叛的东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损失颇大。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的长期安定，八旗军队在承平岁月中悠闲度日，久而久之，刀枪入库，任其锈迹斑斑，格斗、射箭等技艺也日益荒废。近代以后，随着热兵器的迅猛发展，这些古老的技艺更是成了无用之技。加之职业和驻地的限制，大多数旗人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在吃喝玩乐、养鸟唱戏等方面或有建树，但娴长骑射、勇猛善战的民族特性却日渐丧失，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与其说他们是“军队”，倒不如说他们是“市井游民”来得更恰如其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廷对满人的优待是一种“甜蜜的桎梏”，发展到最后，所谓“旗人”，即闲人也。旗人社会的空心化还不是最要命的，就王朝的命运而言，作为金字塔顶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后当政的近半个世纪中，皇宫里再也没有听到婴儿出生的哭声。这种史无前例的宫荒，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而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气数已尽”吧。

壹 1908年7月的一个傍晚，窗外突然有大光亮，同时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飞鸟。只见天上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如巨雷，尾长数十丈，光芒耀眼，速度很慢，在哔哔啵啵的爆裂声中，最后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目睹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坠落，要出大事……

壹 宫荒 王朝的气数已尽

1 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

光绪五年（1879年）的早春三月，正当西北的漫漫风沙袭往京城之时，一位名叫吴可读的六品主事突然在惠陵附近的荒僻小庙中服毒自尽。消息传出后，州官驰报，京城哄动，众人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疑问：吴可读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玄机与隐情？

自古以来，官员自杀原本并不稀奇。官场上也难免制造一些失意者。这些人或畏罪自尽，或因亏空催逼而自寻绝路。极少部分人甚至因为升迁无望、有志难申而轻率地了却残生。这官场上的死亡事件千奇百怪，自杀还真不能算个稀罕事。

但这一次，这位道光朝老进士的死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他选择的自杀地点与时间似乎出于精心选择，甚至是有意而为之：就在同治皇帝惠陵的毗邻，而且正是同治皇帝与皇后梓宫（即灵柩）移陵大典结束的当晚。

非常时期的非常死亡，难免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位六品老官员按例并无参加移陵的义务。而据其官长事后的追述，吴可读随同吏部参加祭礼原属主动要求，因其对先帝至忠至哀方获允准。如果事实如此，读者心里或许会心存疑惑：既然吴老进士“至忠至哀”，那他为何要在此敏感时期，选择在同治的陵墓附近做出此等不敬，乃至于惊世骇俗的举动呢？

70老翁何所求。按官场惯例，已近七旬的吴可读完全可以告老还乡，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但他最终选择了曝尸荒野，不得善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吴可读的自殉绝不是无由头的自寻短见，其非常之举事前即有计划。这就是历史上最惨烈的谏议方式：“尸谏”。

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吴可读留下的遗疏上。在这道生前即已拟就的折子里，吴可读公开指责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皇帝立嗣，以至皇位承续的头等大事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酿成“纲纪不振、礼法大坏”的巨患。有鉴于此，他决定“以死相谏”，以求慈禧太后明降谕旨，确保新皇帝光绪在将来生子后以同治之子的名义承继大统，以防止因同治无后而紊乱皇位世系。

遗疏中，吴可读称自己“曾一时激愤，妄言圣主，罪当囚禁斩首，但大行皇帝（即同治）却免我之罪。臣三次获死罪而未受罚，毫无希望却获重生，罪臣这些年得以苟延残喘乃大行皇帝所赐”。然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噩耗传来，天崩地裂，上苍动容。当日，两宫太后联合下谕：‘大行皇帝龙驭宾天，未留子嗣，不得已，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文宗显皇帝（即咸丰）子嗣，承继大统，待其以后生子，再行过继于大行皇帝同治。’微臣跪拜，含泪诵读谕旨，泣不成声。思虑之后，臣以为太后为咸丰皇帝立嗣，而未给大行皇帝立嗣实为不妥。如今新帝为咸丰皇帝子嗣，继续大统，并非大行皇帝遗愿，而是受太后指命。照此推理，即便朝廷没有明言，将来皇位肯定有光绪后人继承。无视既存法度是为错，没有法度更是大错。要想改变一误再误的状况，为今之计只能请太后再下谕旨，明确规定将来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顺，此后不至于引起争端。也唯有如此，大清皇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流传”。

“转眼间四年过去，朝中大臣却无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将永埋山陵，臣恐人们会将以往之事渐渐淡忘。时间紧迫，罪臣不能再无所作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驾龙宾天，无限怅惘；近看山水依旧，不禁追思先帝。微臣将先帝恩赐的余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后之怒，谨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罪臣曾为御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实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万民同悲之际，哀号痛哭，上言陈情，以明罪臣恳请朝廷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

据野史传说，慈禧太后接到吴可读的遗疏后勃然大怒，其当场掷折于地，并拍桌大骂：“不要让此獠走掉！”身旁大臣从容上奏，说此人早已将身后之事安排妥当，现已从容赴死。慈禧太后听后大为震惊，其捡起折子拜读再三后，最终被吴可读的忠诚感染，并勾起了对亲生儿子同治早逝的伤心往事。

时间拉回到4年前。在1875年那个酷热的夏天，紫禁城内哀声四起，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在患天花之症一个多月后不治身亡。同治原名载淳，生于1856年，他既是慈禧太后的唯一所出，也是咸丰皇帝的唯一继承人。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后，年仅5岁的载淳被推上皇位，是为同治。

同治继位不久，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一举推翻咸丰死前所定的“八大臣”辅政制度，并在清朝历史上首开“太后垂帘”之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本意，或许是因为“八大臣”危及了皇权，而她垂帘听政的最初，也只是为了代儿子看管江山，日后仍要大政奉还。但令人失望的是，同治皇帝自幼天性顽劣，不好读书，待到亲政之时，读折仍不能成句，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要命的是，同治生前并未留下任何子嗣，这给皇位继承出了个大难题。同治驾崩当晚，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二十多人讨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会场上，丧子之余的慈禧虽说悲痛却也不乏冷静——既然同治驾崩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当下之计也只能是尽快确定皇位大统。对于传统的专制社会而言，此事不决，势必天下不安乃至天下大乱。

在前任皇帝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皇位继承变得极为棘手。首先是名分问题，中国自古讲求“名正言顺”，如果名分不对，势必引发极大的混乱。对此，与会的亲贵、重臣们私下里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究竟谁才能够名正言顺地继承同治留下的帝位呢？

按通常做法，如前任皇帝没有子嗣，那就应该为他立嗣，这样皇位就可以继续传袭，帝王世系也不会乱。从辈分上说，同治当时是“载”字辈，他的下一辈是“溥”字辈，按理就应该从“溥”字辈里挑选一个候选人，来充当同治嗣子并继承他的皇位。

但是，众人将“溥”字辈人选在心中再三捋了几遍后，却发现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因为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一人，即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孙子溥伦，溥伦当时未及周岁，年龄偏小，能否养活尚是问题（清朝皇子夭亡率很高，溥伦前面的三个兄长均夭折）。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问题出在血缘上。由于溥伦的父亲贝勒载治，他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养子。因此，从血缘上来说，溥伦不应算是近支宗室。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由溥伦承继帝位时，很快遭到恭亲王奕訢等人的反对，而慈禧也不同意。据揣测，慈禧反对溥伦继位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承继帝位的话，慈禧势必成为太皇太后，无法继续垂帘听政；而垂帘听政的将是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而这又是慈禧太后所厌恶的人。

据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的记载，两宫太后在同治驾崩一个时辰后即召诸臣入，问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人主张“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太后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

事实上，慈禧太后早有人选，她也早已料定各王公大臣不敢有所主张，于是斩钉截铁地宣布：“溥字辈既无可立，就不必勉强。醇亲王奕譞的长子已四岁，又是至亲，由他继位最合适。”

听了这话，醇亲王奕譞大惊失声，当场倒地晕厥（真晕还是假晕无从得知）。对于慈禧的决定，与会诸人面面相觑，但反驳也说不出所以然。同时也无更好的合适人选，众人只好陷入了集体沉默。恭亲王奕訢见七弟奕譞晕倒，便命太监将之扶出。主要的当事人奕譞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缺席后，其他人再无异议。于是奕譞长子载湉就这样被推上了皇位，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奕譞的昏厥并没有影响慈禧的下一步计划，宫中随后派出一队人马，抬着八抬大轿前往醇王府接人。据记载，当晚“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当时还不满4岁的载湉尚在睡梦之中，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接到了皇宫。

传位既定，年号也随后拟好，是谓“光绪”，其含义是“缵道光之绪”，也就是说，载湉是继承道光一系传下来的皇位。对此安排，朝中重臣私下里虽颇有微词，但慑于慈禧太后的威势，当时也无人敢公开表示反对。

立载湉为新皇帝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载湉和载淳是同一辈分（堂兄弟关系），这样做等于由传统的“父死子继”变成了“兄终弟及”，这在继位制度上与礼法不合，势必引发皇帝世系的紊乱。从明朝历史来看，因礼法问题而发生激烈冲突的案例屡有发生，其结局大多以悲剧而告终。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往大里说，合乎礼法的皇位承续乃数百年立国之本；往小里说，这也是朝政正常交接运转的根本保证。

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的七弟，但这并非慈禧太后选择其子载湉为皇位继承人的主要原因。奕譞的好运气主要来自于他的福晋，因为她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如果单纯的从皇族血缘之亲近来说的话，载湉在当时未必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宗法制度如何解决？

慈禧太后所提出的折中方案，其要点有两条：一是宣布载湉承续的是咸丰皇帝的皇位，她仍以皇太后的名义承担将小皇帝抚养成人的责任；二是光绪将来生子之后，其子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以此将继位名分及皇帝世系的问题加以纠正抹平。

就实用主义而言，慈禧太后的方法尚称切实可行，但以往并无先例且有违祖制，因而言官们在背后不免议论纷纷。光绪继位第一年，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其在对光绪未来的皇子承继同治的安排表示颂扬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要求，即请求慈禧太后立下铁券，昭告天下，以免此事在将来旁生枝节。

“铁券”典故出于宋朝初年。据说，昭宪太后临终前告诫宋太祖赵匡胤，宋之所以得天下，“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太后之意，赵匡胤的儿子太小，其“百岁之后”当传位于其弟，以避后周覆亡之前鉴。赵匡胤表示遵从后，昭宪太后又命宰相赵普制立誓书，“藏之金匮”，以保证之后再传位于太祖长子赵德昭。但是，这种“兄终弟及”之后再“还政归本”的皇位继承方式显然是昭宪太后与赵匡胤的一厢情愿，因为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即违背诺言，并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恒，嫡长子继承制再次成为主流。

慈禧太后未必充分知晓前朝故事的利害关系，但她心里也清楚，这次的皇位安排虽有不得已之苦衷，但毕竟经不起儒家宗法制度的严格推敲。倘若将此事公开讨论的话，势必让问题更加复杂化，稍有不慎，即有无穷之后患。因此，慈禧太后的态度从一开始便十分坚决，她在下发的谕旨中将广安疾言厉色地申斥了一顿，并称其为“冒昧渎陈，大胆妄为”，硬是将一场潜在的政治风波给强行打压了下去。

4年后，正当慈禧太后以为人们已经遗忘此事时，“吴可读自殉事件”在同治移陵大葬的敏感时期发生了。中国士大夫饱受孔孟之道的浸染，对于不合祖制的安排往往会采取极端行为。譬如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狱”一案，一些大臣宁可被廷杖打死，也绝不让皇帝违反儒家礼法。即便是吴可读的“尸谏”之举，道光年间也曾有过先例。当时军机大臣王鼎弹劾朝中第一权臣穆彰阿“奸诈害国”后，仿“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而亡，朝野为之震惊。由此，当时的清流党们对吴可读的义举大为赞叹，并称其为“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义之勇”。在这些人眼中，吴可读是一个真正崇高赤诚的殉道者，其非常之举，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事已如此，慈禧太后只得颁下谕旨再次申明，光绪生子后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事无更改；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命廷议加恩按五品官例议恤。天语褒奖后，清流们随即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内为吴可读设奠开吊。那天的场面可谓规模空前，盛极一时。上至大学士各部堂官，下至各衙门一般司员，馆外素车白马，前来吊唁者人流如织。就连一向自视甚高，持名清贵耿介的翰林御史们，也都自发地代丧家接待吊客，场面极尽一时哀荣。

众多的挽联中，翰林院编修黄贻楫所撰最为传诵一时：“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此联颇有些说法，这年3月下旬的某日午后，京城忽然飘起“太阳雪”（白日飘雪），时间虽短，但亲眼目睹，亲手触碰的大有人在。异事发生后，京中人议论纷纷，以为近日必有奇冤（如家喻户晓的《窦娥冤》之故事）。直到“吴可读尸谏”一事发生，士林遂将之比附为“奇节”而不是“奇冤”。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吴可读死后，其生前所做的这首徇道诗在光绪年间为士大夫们广为传诵。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吴可读的死所换来的慈禧太后的政治承诺，这个看似圆满的安排，在后来却又再次遭遇了变数，而这次的问题出在光绪身上。

2 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

光绪亲政后，随着醇亲王奕譞及福晋的先后去世，慈禧太后与光绪的“母子失和”现象日益严重，戊戌变法那一年更是演化到极端。关于当年的那场政变，触发点则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策划的“围园之计”。

关于那次的政变，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场景：光绪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次日，慈禧太后突然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亲王及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人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随后，慈禧太后疾声厉色地呵斥光绪，并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并厉声追问：“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威吓之下，光绪吓得魂飞齿震，不知所对，好半晌才挤出两个字：“知道。”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恽毓鼎也在后来的《崇陵传信录》中称，慈禧太后曾当面怒骂光绪：“我养育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在处死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清廷曾发布了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其中称：“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但由于清廷的倒行逆施，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多不采信或干脆忽略处理。康梁等维新党人也从未承认有过围园密谋。民国后参与修撰《清史稿》的金梁曾当面问康有为，是否真有“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变色道：“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

康有为说的“荣、袁”，即荣禄与袁世凯，正因为其告密而引发了一场流血的政变，清廷上谕极可能是以此为根据。近代史家描写戊戌变法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底稿，其中对“围园密谋”只字未提，而多称颂变法志士的非凡事迹。但入民国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却又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不过，在康有为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却透出了一丝非同寻常的信息：在戊戌年八月初三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后决定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勤王。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之密谋，但有要袁世凯“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之语。当天晚上，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人前来探慰，康有为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记载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的描述有明显不同，即康有为所记明确为在北京搞政变，而梁启超却称要趁光绪皇帝9月份去天津阅兵之时发动政变。

之后，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又称，在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的当晚，梁启超在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也于凌晨进城，与梁启超一起等候消息。后“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由此或可看出，梁启超之说有故意转移视线之嫌，如果是等到9月份在天津发动政变，何以等候消息的心情如此之急切？

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墙上题写绝命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中说的张俭与杜根，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的大丈夫，据《后汉书·党锢列传》，东汉末期张俭任山阳东部督邮时，曾严劾宦官侯览及其为非作歹的家人，为民间所敬仰，后因党锢之祸而被迫逃亡。“望门投止”说的是张俭在逃亡时，人们敬重他的人品而冒着破家灭族的危险接待他，甚至“郡县为之残破”。杜根是东汉安帝时期的郎中，性格耿直。当时安帝年幼，由邓太后摄政，外戚专权。安帝成年后，杜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邓太后大怒之下令人将他装在麻袋里摔死。执行的官员怜惜杜根是忠臣，于是有意手下留情，将他打晕之后扔出城外。事后，邓太后还不放心，又派人去查看。杜根装死三日，目中生蛆，这才侥幸逃脱。15年后，邓太后死，杜根这才复出，并官拜侍御史。

谭嗣同的绝命诗用典准确，读起来雄浑悲壮，豪迈激扬。但可惜的是，原文其实是这样：“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两个版本的前两句大意相同，但后两句透出一个明显的细节差异是，原诗是“手掷欧刀仰天笑”，改作之后却成了“我自横刀向天笑”，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性质完全两样。

据台湾历史学者黄彰健的考证，这改诗的不是别人，正是谭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启超。所幸的是，谭嗣同的绝命诗为当时狱吏所录，后来交给了参与此狱的刑部主事唐恒（戊戌六君子之一、御史杨深秀的同年）之手，原诗才得以保存下来。不过，原诗的流传范围及其影响力当然远远比不上梁启超所改之诗，否则也无须学者考证了。

那么，梁启超篡改谭诗的目的，是否如同他所撰的《戊戌政变记》一样，为了掩盖一些见不得人的历史真相呢？有意思的是，光绪与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后，康有为在《上摄政王书》中把“围园杀后”传闻指为守旧派及袁世凯等人对维新派的诬蔑，其在文中称：“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大下。其时慈官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唯此之故。”

20世纪80年代，杨天石先生在日本发现参与戊戌年事的维新党人毕永年所撰的《诡谋直纪》后，立刻在史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其中不乏汤学均、房德邻、孔祥吉等名家的参与。在《诡谋直纪》中，作为谭嗣同的好友兼同乡的毕永年自称受命为“围园”的执行人。事前康有为曾告诉他准备以袁世凯兵力为后盾，并让他带领百名壮士“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而后又有人告诉他，康有为的真实用意是“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

作为另一个辅证，当时的新政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留华四十五年记》中称：“（慈禧）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借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后来溥仪的洋帝师庄士敦也曾说，1901年斯坦利·史密斯出版的《中国内幕》中也曾提及“围园杀后”一说，不过庄士敦本人对此却将信将疑。

再说毕永年，其在得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失败的消息后，知事机已泄，随即远遁避祸。在流亡日本期间，毕永年与康、梁等人发生矛盾，由此才有了这本揭露性的《诡谋直纪》。尽管各史家对这份史料所述内容的真实性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但因为它与袁世凯在民国后公布的《戊戌日记》有颇多相印证之处，因而这本《诡谋直纪》虽然有不少失实之处，但也不能完全认定为“伪作”。

如果说清廷的上谕是“欲加之罪”，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可以因人废言的话，结合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及诸多时人笔记，似乎可以推定，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年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认为，戊戌政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后，慈禧太后只是限制了光绪的权力，过程相对和缓；但在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政变立刻走向流血化。这似乎也是目前近代史家界的共识。

如果“密谋说”与“阶段说”成立的话，历史学界外的两种大众观点或有必要更正：一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政变非因告密引起，但告密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后果），二是慈禧太后发动流血政变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保守，而是因为她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假如回到历史的现场，在一个号称“以仁孝治天下”的时代（即康有为所称的“我朝以孝治天下”），如果维新变法由此而遭受失败，康梁等人的急切与毛糙或许也有可罪之处。

康、梁等人逃亡海外后，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当事人——光绪皇帝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苏继武与恽毓鼎对政变过程的描述有不一致的地方，即：苏继武称光绪知道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计”，而恽毓鼎称光绪并无谋害慈禧太后之意。从记述人身份的角度看，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所说似乎更可信一点（茅海建先生也认为光绪并不认可“围园劫后”之说，甚至毫不知情）。

以光绪之性格，如果说他敢于对慈禧太后下手，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事实上，作为一个年幼即脱离亲生父母而被强行抱入深宫的孩子，光绪虽然贵为皇帝，但其成长史却颇多辛酸之处。据说，光绪刚进宫时因身边没有亲人而日夜啼哭。慈禧太后无奈之下，只得赏与光绪的乳母四品官服并将之召进宫中（当时规定入宫须四品以上），小皇帝这才破涕为笑。但第二天早上，小皇帝又放声大哭。慈禧太后不知所措，问光绪的乳母才知道，原来小皇帝在醇王府时常与府中某马夫的儿子一块嬉戏。慈禧太后听后只好再次破例，赏给马夫的儿子四品官服，并立刻接到宫中，承担陪小皇帝玩耍的重大政治任务。小马夫来后，小皇帝这才嬉戏如常，慈禧太后也乐得轻松。

以上是野史，当不得真。不过话说回来，慈禧太后对光绪的态度也未必是外间人所传的那样恶毒与刻薄。事实上，光绪进宫时年仅四岁，当时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监护人慈禧太后须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在教育孩子这方面，虽然慈禧太后很想做好，但由于其性格及耐性方面的缺陷，加上政务缠身，她的表现实在不能算合格，其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应该说，慈禧太后对光绪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她为小皇帝精心挑选了师傅，其中就包括书法及学问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等人。但由于慈禧至高无上的威权，其对光绪的教育方法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慈禧太后对光绪过分严厉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当年对同治过于的纵容。但她忽视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同治毕竟是她的亲生骨肉，即使遭到呵斥和惩罚，也不会感到过分害怕。光绪就两样了，他在宫中非常的无助与孤独。对于慈禧太后，他感到的不是亲情而更多的是恐惧。

当时宫中服役的太监寇连材在《宫中日记》中说，慈禧对光绪一贯疾声厉色。在光绪小时，她每天总是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光绪长跪。长此以往，光绪见了慈禧太后如同老鼠见了猫，战战兢兢，胆为之破。孤身入宫的光绪本就胆小，在慈禧的威严强压之下，以至于长大之后都害怕听锣鼓吆喝之声，听到天上打雷也会吓得腿直哆嗦。

寇连材还说，光绪每次吃饭时，虽然有十几种菜肴馔品，罗列满案，但离光绪坐的地方稍远的菜大多已经臭腐，原因是菜几天都没有换过，而离得近的菜虽不臭腐，然大多久熟乾冷，一点都不可口。光绪每次都吃不饱，但又不敢说，有时想让御膳房换一馔品，御膳房就必须奏明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往往要光绪从小培养勤俭之德，光绪也就不敢再提。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也说：“光绪在十岁左右时，由于经常吃不饱，他每至太监房中，必先翻吃食，拿起就跑。等到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已经将馍馍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在被父母讥笑或虐待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光绪每次到慈禧那里去请安，只要慈禧不命他起来，光绪就只能跪在那里，动也不敢动一下。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懦弱怕事。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性格在青少年时往往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其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她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绪进宫后，小皇帝与醇王府的关系完全被切断。即使是他的亲生父母醇亲王夫妇，也不许有任何的联系。由此，身处深宫，远离父母的光绪从小就缺乏母爱。他成天生活在恐惧当中，这对其成长是极其不利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他第一次见到光绪时，发现小皇帝性情敏感，体弱多病，学习时经常哭闹不止或静坐不理，令他感到极为头疼。不过，在翁同龢的谆谆教导下，从小缺乏母爱和父爱的光绪却突然找到了久违的人间情感。他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个对他关心备至的师傅，并渐渐爱上了学习。

对师傅翁同龢的依恋是光绪发奋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光绪的帝师，翁同龢不仅在学习上耐心教导，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了小皇帝无微不至的照顾。时间久了，在从小就缺乏父爱的小皇帝心中，翁同龢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光绪7岁时，翁同龢因回籍办事，小皇帝得知后整整一天都情绪低落，彷徨不已。在翁同龢离开的两个月里，光绪无心学习，后来连读书声也没有了。等翁同龢回京后，小皇帝拉着师傅的手，高兴得眼泪直流。这一天，小皇帝精神振奋，朗朗读书声连太监们都被吸引了过来。后来，书房里的太监偷偷地告诉翁同龢：“自从师傅走后，皇上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读过书！”翁同龢听后老泪横流——小皇帝在宫中真的是太孤单、太可怜了！

对于光绪的成长，太监寇连材在《宫中日记》中总结说：“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基，登极基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即光绪的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唯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寇连材虽然是个太监，但人情的认识颇为深刻。与之相比，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情商就未免太低了。光绪亲政后不久，原本可在中间起到缓和作用的调解人，即醇亲王奕譞及福晋分别于1891年和1896年去世。这使得慈禧太后与光绪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特别在甲午战败后，光绪急于复仇的急躁情绪更是让慈禧太后有些放心不下。

戊戌年中，光绪的“忤逆不孝”令慈禧太后一度萌生废黜皇帝的念头，但最终因兹事体大及中外阻力而不得不自行放弃。但在次年（1899年），慈禧太后宣布“乙亥建储”，即选中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储并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曰“大阿哥”。

这事细说起来颇有些吊诡。因为光绪时年不过28岁，为何不待他生下子嗣，而急于为同治立嗣，其中必有隐情。从恶意的角度来说，慈禧太后是为了报复光绪而出此下策。但从善意的角度来说，也可有另种解释。同治与光绪都是小皇帝出身，这对于朝政来说隐患颇多，因为慈禧太后再精明，她也只是一个深宫中的女人，其学识和视野无法应对19世纪末的危机年代，而当时的朝廷上下，“国赖长君”（国家的昌盛需要有年长有经验的君主进行管理）似乎也是一种共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光绪皇帝似乎没有生育能力。从目前公布的医案及光绪自述的“病原”来看，其自幼即体弱多病，而且患有长期的遗精病史。对于光绪的身体状况，慈禧太后未必不是心知肚明。因为隆裕皇后并非他人，而系她的亲侄女。而且，光绪皇帝一生只有一后两妃，之后便再也没有册封过其他嫔妃。这在清朝皇帝中绝无仅有。因为通常而言，清朝皇帝的后妃至少在10人以上（如康熙甚至多达40人）。即便是19岁即去世的同治皇帝也有5名后妃。光绪只有一后二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最合理的解释是，光绪皇帝很可能因为长期的肾炎等疾病而导致无生育能力（甚至性能力），因此没有了继续册封后妃的必要。如果这种推测符合事实的话，这不仅是光绪个人的残酷命运，也可以说是清王朝的一种难言之隐，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在1856年同治出生之后，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皇宫中就再没有新生儿的啼哭之声。这对于清朝的国运来说，意味着什么？

宫荒50年，天要亡大清！

慈禧太后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因为皇帝是一个至为高级而尖端的职位，任何有作为的继任者在之前都必须接受长期而专业的教育，一而再、再而三的小皇帝登基，无疑会引发越来越多的危机。眼看光绪确实生不出儿子，慈禧太后也只能另想办法，早做打算。她最终在在皇亲近支中选择了端郡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即“皇储”。

接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系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后，十五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由同治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由此，在端郡王载漪周围便聚集了一些保守顽固、盲目排外的亲贵，如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和载澜、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等人。这些颟顸宵小之徒在庚子年胡搞一气，结果引发了更大的一场灾难。这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庚子国变”。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慈禧太后等人逃到西安。一时间“国将不国”，清廷险些倾覆。

吃了这样一场大苦头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的关系有所改善。而端郡王载漪被认为是“拳乱祸首”，由此连累“大阿哥”溥儁被废出宫。皇宫虽然恢复了昔日的平静，但帝、后之间的矛盾仍旧长期存在。在光绪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煎熬中，如此又过了8年。

3 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这年7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一位名叫赵士敬的士人与朋友吃完饭后在一起谈天说地，突然窗外有大光亮，同时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飞鸟。这时，院子外的仆人突然大叫：“呀，这么大的一颗流星啊！”赵士敬等人听后急忙出屋观看，只见天上真的有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如巨雷，尾长数十丈，光芒耀眼，速度很慢，在哔哔啵啵的爆裂声中，最后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目睹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堕落，要出大事……

流星之事，记于时人笔记《十叶野乘》。果不其然，当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傍晚，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黯然离开人世。据说，那天早晨御医周景焘入内看脉，当时看见“光绪仰卧在床上，瞪目指口，大概是想吃东西，而那时身边一个太监都没有。就连寝宫里的器皿，也都被太监们盗窃殆尽，只剩下一个玉鼎”。颇为凄惨的是，光绪的去世悄没声息，临终前甚至没有一名亲属或大臣在身旁，等到被人发现时，早已死去多时了。

据《清光绪外传》中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身体虚弱的光绪前去贺寿。进慈禧太后寝宫前，有值班太监窥见光绪扶着近侍的肩膀做疏松筋骨的动作，大概担心给慈禧太后跪拜时爬不起来。但正要进去时，太监忽传太后的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取消贺拜仪式。”

原来慈禧太后当时患有痢疾，拉肚子已有一两个月。她毕竟年事已高，经这么一折腾，也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快不行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光绪便返回自己寝宫，心情似乎还不错。光绪的脸上表情被监视的太监看到，随后跑去密告慈禧太后说，皇上听说太后病重，脸有喜色。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我不能死在你前头！”

随后的几天里，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病情都无任何好转的迹象。太监和宫女们一个个脸色阴沉，整个皇宫一片悚然。七月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普陀峪的陵区视察寿宫，也不知道是慈禧估计自己不行了，还是觉得光绪不行了，或者觉得两个人都不行了。

七月十九日，皇宫禁门开始增加卫兵，凡是出入宫的人都要检查。当时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人随时可能崩逝，宫中气氛非常紧张。二十一日，隆裕皇后去瀛台涵元殿时，光绪早已死去多时，当时竟然无人知道。隆裕皇后心里害怕，大哭而出，奔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知光绪已死。慈禧太后听后，也只是长叹一声——这次她又比光绪稍胜一筹。

随后，光绪的遗体被早已准备好的吉祥轿抬到乾清宫。由于光绪死前没人在身边，当时也没有换寿衣。正当隆裕皇后指挥那些太监七手八脚地安顿光绪遗体时，一位太监急匆匆地赶来报告，说慈禧太后也已经不行了。隆裕皇后惊慌之下，又丢下光绪的遗体，带着太监们急急忙忙往慈禧太后那里赶。当时太监李莲英看见光绪的遗体放在殿中无人看管，心有不忍，便对身边的小太监说：“我们先把皇上弄弄好吧。”最后在李莲英的指挥下，光绪的遗体这才被草草料理好放进梓宫。

就在隆裕皇后为光绪遗体穿衣时，慈禧太后也撒手人寰，死在了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74岁。慈禧的死亡时间是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两者相差不到一天。

《清光绪外传》是清宫野史，不可全信，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相。另一位重要的当事人，后来的摄政王载沣则在日记里记载：

十九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由府携溥仪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仪交在隆裕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癸酉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往西苑军机处。

从时间上看，两段记载有相互补充与重合之处，但宫中密闱，非外人所能探知，其中是否有隐情，只能说是千古之谜。作为历史事实，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两个大清帝国的权力象征者和实际掌握者在戊戌政变后一直是矛盾重重。虽然他们在血缘上为伯母侄子及娘姨外甥的血亲，但在政治上，他们又是竞争对手。在这场皇宫的权力斗争中，光绪从小就处于劣势，在最后的10年中更是郁郁寡欢，饱受打击。到最后，两人的竞争变成了身体和生命存续的竞争，体弱多病的光绪和年迈衰败的慈禧展开了一场时间上的持久战。

1908年，两人都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但都盼着对方先死。十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在西苑勤政殿召见大臣（也是最后一次）。据那天被召见的新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说：“太后神态疲惫，据说几个月的痢疾腹泻不止。而皇上脸色晦暗，说话声音无力，靠座位中间垫了几个靠枕，才勉强支持。”看来两人在这场马拉松式的争夺中都已是筋疲力尽，其中的一个随时都有可能会倒下。

很可惜，先倒下的却是光绪。无可否认，光绪的一生是不幸的，正如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的：“缅怀先帝御宇不唯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人生苦短，血色残阳，也许只有死去，光绪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光绪终日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而死亡之日又恰在慈禧咽气的前一天。对此，朝野人士议论纷纷，猜测里面可能的隐情。据清宫太监的回忆录《清宫琐谈》中说：光绪在弥留之际，当时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两人饿死，剩下几人食不果腹，“因饿失血者又凡三人”。光绪在死前曾在床上召唤医生周某，周某见光绪两眼瞪大，四次用手指口，知道光绪是饿急了，但环顾周围，实在是没有吃的。后来，光绪帝便渐无声息了。

启功也曾谈及其曾祖溥良的一件往事：当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传出“快不行了”的消息后，时任礼部尚书的溥良和其他相当级别的官员也都昼夜守候在慈禧太后的寝宫之外，以防不测。大臣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就举哀发丧。当时由于慈禧太后得的是痢疾，从病危到弥留之际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守候的大臣们时间长了，都有些体力不支，便也顾不得大臣的礼仪，或坐台阶上，或依靠在廊柱边。大家一副疲困不堪的狼狈相。就在宣布慈禧太后“驾崩”前，溥良见一位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寝宫中出来。他便上前问这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说：“这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满语“酸奶”的意思）。”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而这边屋里的那位还挨了一段时间才算完，也不知道里面是真死了，还是密不发丧，非要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

曾在宫中担任女官的德龄女士在《清宫二年记》《瀛台泣血记》等书中，说是李莲英下毒害死了光绪。鉴于德龄走的是畅销书模式，其作品往往拿清宫秘事哗众取宠，似不可信。况且，光绪从小就受李莲英看护，一直叫他“谙达”（师傅），并曾夸他“忠心事主”。光绪被囚瀛台后，其他太监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不敢对光绪多有接近，唯有李莲英多方照顾，还经常到瀛台与光绪帝拆装钟表消遣。再有一事可以佐证，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一行人在回京途中，曾在保定驻跸。李莲英侍候慈禧太后睡下后，随后去光绪住处探望，只见光绪在灯前孤坐，无一太监值班。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光绪的房间竟然没有铺盖，因而无法入睡。李莲英见后抱着光绪的腿痛哭道：“奴才们罪该万死！”然后赶紧把自己的被褥抱过来给光绪。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的苦楚时也曾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由此看来，说李莲英害死光绪似不可信。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则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帝决不会轻饶了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帝毒死。这种说法虽貌似事出有因，但以袁世凯当时的势力毕竟难以接近宫廷，因而也没有什么可信度。

《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说光绪并非善终，但其怀疑的对象却指向了隆裕皇后和其宠信的太监小德张，而幕后的指使人可能暗指慈禧太后。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侄女，作为当时后宫中的主要人物，隆裕皇后要搞点阴谋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但要说隆裕皇后能像她的那个姑妈那样心狠手辣，也不可信。

据目前公布的医案看，光绪在临终前半年的病势的确十分严重。如江苏名医曹元恒在三月初九的医案中写道：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两损，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已处于无药可对症的病状。无奈之下，曹元恒也只能开了一些“鳖心甲”“新会皮”之类的“平安药”，能拖就拖。五月初十，从上海赶来的名医陈秉钧也在医案中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一语。

对自己病情的不断恶化，光绪本人也极度焦虑。他对那些所谓的“名医”极其失望。五月二十六日，光绪斥责御医们：“病势迁延，服药总觉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又说：“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八月初七日，光绪更是大骂：“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能如此草率！”光绪的焦躁和绝望，可见一斑。

为了给光绪治病，宫廷打破先例，起用西医。当时天津知名的西医屈桂庭便为光绪进行过诊治。他认为光绪的病征主要有：常患遗泄，头痛，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痨症；面色苍白无血色，脉搏弱，心房亦弱。

屈桂庭的判断是，光绪的体质本不强壮，容易神经过敏，或因早年房事过度，腰病之生，由来已久。其身体禁不住刺激，神经稍受震动，或听到锣鼓响声，或受衣裤摩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遗精，还不能经常吃补药，越吃遗精就越频繁。由此看来，光绪的病情是综合征，兼有肾炎、高血压、胃炎、肺痨等症，诸病齐发，极难救治。

江苏名医杜仲骏在《德宗请脉记》中说，他在七月十六日的第一次入诊后便对户部尚书陆润痒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进入十月中旬后，光绪除原有病症外又增加了咳嗽气逆发喘等症，并出现肺部炎症及心肺衰竭，已出于病危状态。杜仲骏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作为当时入宫的六大名医之一，杜仲骏在《德宗请脉记》中详细记载了光绪的病情、诊治经过和光绪临终前的各种病状。据其看法，光绪应是正常死亡。其他如《德宗实录》《清史稿》等官修史籍也都认为光绪是正常病死。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在《暮色紫禁城》一书中也说：“我手上有一份英国著名医生的报告，是宫廷御医留下的证据。上面说明了光绪皇帝的身体情况和他的病情，并证实了光绪帝是自然死亡。”不过，庄士敦并未说明这位医生是谁，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份报告的。

2008年5月，《近代史研究》刊登了一篇《光绪死亡原因探析》的文章，其中宣称通过最新的检验数据分析得出了“光绪死于急性砒霜中毒”的结论。该文作者包振远系北京市公安局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调研员。其在文中称，在2003年到2006年期间，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会同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运用中子活化实验并结合从河北易县光绪崇陵提取的光绪头发、衣物等重要检材，对光绪死因进行了反复的检验和缜密的分析。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对“光绪头发含砷量中子活化分析”等数据，光绪枕部、颈后部和发梢出现砷含量高倍超过致死量的情况，作者指出这是由于“死后呕吐”所造成的。所谓“死亡呕吐”，在刑侦学中是指“由于腐败气体使腹腔内压增高、胃肠受压迫而使胃内食物溢出口腔之外，或者进入喉头、气管之内”，尸体腐败过程中均会出现类似情况。作者认为，光绪头发出现砷含量高峰段位证实了“光绪头发中所含致命砷（砒霜）是由于光绪尸体腐败时‘死后呕吐’而形成的”。文章的结论认为，综合中子活化分析实验、法医病理毒化检测结果及运用侦查方式进行的分析判断，“光绪明显符合急性中毒死亡的特征”。

据西医屈桂庭的回忆，他在给光绪正常治病有一个月后，某天光绪突然连呼腹疼，汗如雨下，捂着肚子在床上乱滚，连喊：“肚子痛得了不得！”当时正是非常之时，慈禧太后也已经病危，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光绪这里无人管事，也没有御医，只有屈桂庭一位西医在床前。屈桂庭当时对光绪病状的判断是：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但最奇怪的则频呼肚痛，这和前期的病症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屈桂庭当时也觉得心里打鼓，感觉里面有问题，但也不敢多言惹祸上身。当时他能做的，就是让光绪躺在床上，以毛巾施行热敷而已。等到光绪疼痛稍缓，屈桂庭便匆匆辞去。这也是屈桂庭进宫最后一次为光绪看病，此后宫内情形和光绪病状，屈桂庭自称毫无所知。只听说庆亲王奕劻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的问题。没过多久，便听说光绪已在瀛台涵元殿驾崩了。后来屈桂庭自己也说，光绪之死是个难解之谜。以至斧声烛影，人言人殊，至于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他说的这些东西，也只能为研究者提供佐证而已。

结合启功之前所称的“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屈桂庭观察到的“忽然肚痛”及最新发现的“死亡呕吐”后的高倍砒霜含量，似乎也不能排除光绪被人下毒的可能性。不过，在该文发表后，也有专家提出质疑并指出文中存在大量错误。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的遗体完整，体长1.64米，无刃器伤痕。当时的刑侦学界也介入了光绪之死的调查，后来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并没有发现中毒现象。2003年，有关部门再次取样检测，依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砒霜中毒在历史上极为常见，古代也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经验，应该说不难检验分析，何至于前几次都不能定论，而这次却言之凿凿。再者，光绪皇帝的崇陵曾于1938年被盗，后来又经清理，其现场是否紊乱，遗体是否被人为污染等也是个问题。换句话说，也不能完全排除光绪正常死亡的可能。

从目前留下的医案来看，慈禧太后与光绪当时均身患重病，两人都可能挺不过这一个月。但对于光绪为什么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的问题，诸多解释看似都有道理，但又无法定论。笔者认为，对这种历史的巧合或疑案，在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及合理的推断之前，最好还是持存疑的态度，而不必迷信权威，毕竟现代科学未必能解释历史的所有事务。

当然，光绪被慈禧太后谋害的可能性非但不能排除，而且概率很大——如果真是这样，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慈禧太后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仅仅以两人矛盾来解释，未免失于简单草率。因为慈禧太后想要谋害光绪的话，在之前10年中随时可以实行，大可不必在两人都已危在旦夕之时才进行。反过来说，如果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不足以制造谋杀事件的话，笔者大胆地推测，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用砒霜加速光绪的死亡，很可能是为了安排继位的方便（慈禧太后甚至有可能先死而秘不发丧）。

正如前面所说，慈禧太后对光绪没有生育能力心知肚明，而设立皇储又遭到国内外一致反对，并引发“庚子国变”，由此也就无所作为。鉴于光绪即将不久于人世，而慈禧太后先行一步的话，如不对皇位问题早做安排，清廷朝政很可能陷入到崩塌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必须在自己死前做出皇位继承的重大安排，以便于朝政的正常过度，而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一个垂死而丧失了行政能力的皇帝反成为这一过程中的重大障碍。为了让新皇帝名正言顺地接替皇位及小皇帝的父亲载沣能够顺利接管朝政，慈禧太后与光绪，这两个即将走向死亡的人，其同赴地府反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是人终究是要死的，作为近半个世纪的当政者，慈禧太后也意识到自己百年之后找好替手的重要性，而当时唯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光绪的弟弟载沣。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后人或许会恍然大悟。在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的那场无声无息的朝政更替中，看似谜团的死亡事件，其实一切都早在计划中。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皇宫中也不例外。人情的本质，在于血缘关系的亲疏紧密，并由此带来利益分配中的差别有序。由于世代久远，有些亲王的爵位虽尊，但未必能进入权力的中心，而与皇室血缘接近的极少数亲贵，反而能一步登天，进入决策的最高层。

贰 新贵 权在手来把令行

1 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

慈禧太后钦定溥仪继位的消息传到醇王府后，众人反应各不相同：有惊喜交加的，也有惊诧不安的，更多的是奔走相告。整个醇王府就像炸了锅一样，乱作一团。最有意思的是，载沣的母亲刘佳氏，也就是溥仪的祖母，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场就晕了过去。

不过，别以为她是高兴得晕过去的。老太太一醒过来，她不是庆贺自己孙子要做皇上了，而是大不敬地对慈禧太后破口大骂：“先杀了人家的儿子，又来抢人家的孙子！当个皇帝的虚名，还不是终身监禁！”

有人或许会问，老太太这是怎么了，孙子当了皇上，还不是天大的喜事嘛，怎么还骂上了？奇了怪了。

这事说来话长。老醇亲王奕譞与福晋去世后，载沣母亲刘佳氏开始掌管王府大小事务。或许因为出身的缘故，刘佳氏对政治了无兴趣，但宫中的那个“老佛爷”偏屡屡干涉王府家事。譬如两次强迫出继自己的亲生子（载洵与载涛），刘佳氏因此略染疯疾。后来，载沣的婚事也是一波三折。最开始载沣与某满洲贵族之女订婚，不料庚子之变中遭遇不测。刘佳氏之后又给载沣另定了一门亲事，不料慈禧太后横插一刀，非要将荣禄之女指配给载沣。之前亲事，只能告吹。刘佳氏脸面尽失。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刘佳氏虽然在背后千百遍地咒骂皇宫里的那个老妖婆，但也只能让儿子按照她的意旨完婚。

刘佳氏不是光绪的亲生母亲，但她很清楚光绪在宫中的不幸遭遇，而这次又轮到了自己的孙子——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到底算是命运的眷顾，还是命运的捉弄？至少在刘佳氏看来，溥仪进深宫未必有什么好处，弄不好和光绪一样，那就太凄惨了。

老太太这边刚消停，“小皇帝”那边又闹起来了。溥仪当时三岁不到，根本就不懂事。宫里派来的太监来抱他，他是连哭带打，死活不肯。随行大臣和太监们都拿眼看载沣。载沣抱又不是，不抱又不是，急得只知道点头。这时，乳母王妈看小孩子哭得可怜，便拿出奶来喂他，溥仪这才止住哭叫。没办法，最后只能由乳母哄着，等到溥仪困了睡了，这才在载沣的陪同下，乳母抱着半睡半醒的“小皇帝”进了宫。

溥仪进宫第二天，光绪撒手西去，慈禧太后也于次日紧随而去。整个皇宫弥漫在一种肃穆不安的气氛当中。光绪病逝后，灵柩停在乾清宫，慈禧的灵柩则停在皇极殿，两丧并祭。在大人的摆弄下，三岁“小皇帝”一会儿到光绪灵前磕头，一会儿又到慈禧灵前哭祭。作为一个刚刚离开自己家庭的小孩子，在这种哀声丧气的空气里，溥仪也是被吓得日夜啼哭，惊恐万分。

半个多月后，紫禁城内为小皇帝准备了庄严的登基大典。只可惜溥仪不像康熙小时候那么英武，好好的一个庆典被这个大哭大闹的小朋友弄得十分尴尬，大煞风景。

原来皇帝登基必须要经过一道道繁琐的程序，先要在中和殿接受内务府大臣及侍卫们的叩拜，紧接着要到太和殿去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小孩子的注意力有限，他经不起这样来回的折腾。还没等接受正式朝拜，溥仪早已是鼻涕眼泪直流，哭着嚷着要回家（回自己的家——醇王府）。

《澄斋日记》里记载了溥仪登基的这样一出滑稽戏：在中和殿时，内务府大臣们刚开始行三跪九叩礼，溥仪已经放声啼哭，声音还特别高，特别尖。空荡荡的大殿本就有扩音的效果，弄得那些大臣们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哭笑不得，最后只能匆匆行礼完毕，再由太监们强行抱到了太和殿。

太和殿里，文武百官济济一堂，场面庄严肃穆。小皇帝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吓得哭着直往外跑。这时，摄政王载沣赶了过来。他在大臣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抱着溥仪哄了半天，才算把小皇帝哄到了那高大的宝座之上。为防意外，载沣侧身半跪在小皇帝的旁边，以防止他从宝座上溜下来。待到溥仪坐定后，载沣连声叮嘱，别乱动，一会就好了。

偏偏小皇帝不听，哭着嚷着喊：“我不在这儿，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大臣们不知所措，不知道是拜好，还是不拜好。载沣在一边也是急得满头大汗，连忙命太监上来按住小皇帝，然后招呼大臣们赶紧行三跪九叩礼。

正到大臣们开始拜时，小皇帝因为身体被按住，动弹不得，更是放声大哭。堂堂太和殿内，充斥的全是小皇帝的哭叫声。载沣也觉得这样实在不成体统，只好低声劝慰儿子说：“不要哭了啊，一会就完了，快完了啊！”载沣连说了好几遍，小皇帝这才被哄住收声不哭，登基大典也就这样草草收场。

事后，大臣们私下里议论，说摄政王载沣怎么能在皇帝登基时说什么“快完了”这样的话——未免也太不吉利了！

从历史上看，清朝入关后的10位皇帝中，有半数为小皇帝登基（如顺治6岁登基、康熙8岁登基），而近代以来的最后三位，均为幼年践临帝位（同治5岁登基、光绪4岁登基、宣统3岁登基）。小皇帝的背后，是清朝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太后，即孝庄太后与慈禧太后，两个女人一前一后，扶持了清朝近一百年的历史。不同的是，孝庄太后开创了康雍乾盛世的辉煌，而慈禧太后面对的却是一个风雨如磐的晦暗年代。她的运气与能力也远不能与孝庄太后相比。

“国无长君，妇人执政；国运已堕，事不过三”。在慈禧太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三次传位，三次危机，三次都是小皇帝。如果说同治的继位是理所当然，光绪的继位系权变之计，那溥仪的继位，恐怕就只剩下无可奈何了。

据说，慈禧太后临终前头脑仍旧很清醒。她在与诸军机大臣商议帝位承续之事时，有人提出与其让载沣摄政，不如径立载沣为帝，以免再次发生“国无长君”的局面。慈禧太后听后沉吟再三，但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意见。她的理由是：同治、光绪二朝都是兄弟相继，假如再立载沣的话，则三代皆为兄弟相承，可谓是史无前例，大不相宜。最后她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立溥仪为帝，摄政王载沣为监国。

曾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慈禧太后之所以不立长君，原因是她认为自己不会早死，而载沣生性懦弱，顺从听话，这样她就可以在背后继续操纵朝政。但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天她就发现自己大限将至，结果埋下了三年后清朝覆亡的苦果……

以最坏的动机揣测历史的替罪羊，固然道貌岸然，然而与历史的事实毕竟相去甚远。如果放宽历史的视角，我们或许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清末帝位的承续问题上，慈禧太后并没有跳出固有的圈子。那就是：她始终围绕着自己的丈夫即咸丰的近支家族做文章，而从未越雷池一步。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道光和他的儿子们。道光皇帝的子嗣不济，长子、次子、三子均在他生前或去世或夭折。直到他中年以后，才生下第四子奕詝。值得宽慰的是，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道光陆续有了第五子奕誴、第六子奕訢、第七子奕譞、第八子奕詥、第九子奕譓。在这六个儿子中，第四子奕詝被立为皇帝（即咸丰），而其他五子分别被封为亲王或郡王（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钟郡王奕詥、孚郡王奕譓）。

咸丰的运气很不好，在位时正好遇上太平军起义及英法联军侵华。他31岁驾崩时，只留下一个子嗣，即同治皇帝载淳。载淳19岁驾崩时没有子嗣按儒家宗法制度，慈禧太后只能在近支中为同治选择嗣子。咸丰的长兄隐志郡王奕纬21岁去世时无子嗣，后由乾隆十一子永瑆的孙子载治入嗣。其与咸丰这支已经相去甚远，因而载治之子溥伦被排除在外。咸丰的八弟钟郡王奕詥及九弟孚郡王奕譓均无子嗣。五弟惇亲王奕誴在咸丰即位前已入嗣嘉庆第三子绵恺为嗣，也失去了承续资格。

恭亲王奕訢当时倒是有两个儿子，长子载澄16岁，次子载滢13岁。但是，慈禧太后虽然依靠奕訢主持朝政，但又对这个精明能干的小叔子多有猜忌，因而，也不愿意考虑。醇亲王奕譞就不一样了，其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而且其子载湉不满4岁，正好可以收入宫中抚养。二十多年后，慈禧太后又认为光绪“忤逆”并无子嗣，于是在庚子前一年以载漪之子14岁的溥儁为“大阿哥”（即“已亥建储”）。

载漪为惇亲王奕誴的次子，后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时被封“瑞郡王”，诏书错写成了“端郡王”，后来就因错就错，改称“端郡王”。之所以选载漪之子为“大阿哥”，据说是因为他的福晋系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之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但这次的“立储”，最终也因为庚子之乱而废储出宫。

有人或许会说，既然都是亲兄弟，醇亲王、惇亲王两家都获得了一次承袭帝位的机会，那这一次该轮到恭亲王家了吧？不，这次还是醇亲王家。

摄政王载沣在当天日记中记载：“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光绪）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

穆宗毅皇帝即同治，大行皇帝则是刚去世的光绪。慈禧太后在谕旨中说得很清楚，溥仪承袭的是同治之嗣而兼承光绪之祧，亲疏之别是明显的。不过，这都是虚的，关键还是醇亲王府落了好处。

也有人说，慈禧太后对醇亲王府同样是心存忌讳，《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甲午年后，帝后失和，内务府大臣英年乘间献媚于慈禧太后，说醇王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高十余丈，树阴数亩，形如翠盖，罩在墓上，风水上看有帝陵之象；而且，白果的“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明就是个“皇”字，这于大宗不利，应请旨速伐此树云云。慈禧太后听后大怒，说：“我就命你等伐之，不必告他。”慈禧太后说的“他”，指的就是光绪皇帝。内务府诸臣领了懿旨，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奏闻皇帝。光绪听后不允，并下严谕：“尔等谁敢伐此树，请先砍我头！”僵持月余后，光绪皇帝听太监说，太后已于黎明亲自带内务府的人前往妙峰山醇王园寝。光绪得信后急忙命驾出城，还没到就遥见亭亭如盖的白果树失了踪影，不禁号啕大哭。到园后，太后已去，只见树身倒卧，数百人正围着砍树根，周围还挖了十余丈的深池，用千余袋石灰加入水灌其根，以防止复生芽蘖。目睹了这一幕后，光绪默然无语，顿足拭泪而归。

《方家园杂咏纪事》的作者王照系戊戌变法时的礼部主事，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他把这事说得绘声绘色。据说他还去现场做了调查。有村民说挖树时还从地底下钻出了数百上千条大小蛇，大的有一尺多粗，数丈长。还有人说，庚子年闹义和团，就是这些蛇精转世报仇，始作俑者英年也因拳乱而被斩杀。

故事听起来很邪乎，帝后先后出城也像是无稽之谈，但锯树一事也不完全是信口胡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初七，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了这么一条：“园寝有银杏一株，金元时物，似前月廿三事，懿旨锯去。”这条记载并没有说明“懿旨锯去”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似乎又说明伐树一事并非是空穴来风。

人称“七王坟”的醇亲王奕譞园寝位于北京西郊的妙高峰下（今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这里视野开阔，风景优美。据说曾是唐代法云寺的遗址，而金章宗时“西山八院”之一的香水院也位于此。园寝当中，确有一棵高十数丈的白果树（即银杏），树身八九人都抱不过来。据说是金元时期种下的古树。

1891年，醇亲王奕譞去世后，得谥号“贤”。从谥号上看，慈禧太后似乎与他没有太大矛盾，但为何要跟他园寝里的一颗白果树过不去，这个中缘由，恐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历史上看，奕譞为人本分，谨小慎微，论才能，实不及六哥恭亲王奕訢远甚。不过，奕譞有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懂得谦恭自抑，不像奕訢那样张扬，因而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在儿子载湉被立为皇帝后，奕譞即退居王府，不再问政。为表示自己的谦抑，奕譞有意将王府的厅堂命名为“退省斋”“九思堂”“恩波亭”等，以示自己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所谓“退省”，大意是“闲可养心，退思补过”，这句话还被他刻在了书房常用的象牙镇纸上，以表明自己绝无干涉朝政之想法。“九思堂”则来自于《论语》：“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归根结底，不脱“忠义”二字。

奕譞还亲自为醇王府撰写了家训，以警示后人：“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儿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自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儿孙祸也小，些许财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作为清末最尊贵的王府，奕譞的家训是否故作姿态呢？也不完全如此。原户部官员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曾这样描述：“醇王旧邸，即德宗诞生之地，例名为潜邸。醇王薨，以其邸改为醇贤王庙，犹世宗潜邸，今改为雍和宫也。余时派往查估工程，见其房屋两廊自晒煤丸，铺满于地，俭德殊不可及。后来亲贵非常骄奢，不数年便覆败。可见祖宗世业，守之难而失之易也。”

堂堂一个醇亲王府，居然节俭到要“自晒煤丸”的地步，由此也可见奕譞做事之小心。不过话说回来，奕譞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正如荣禄所说：“皇上（光绪）性暴，内实忠厚；太后心狠，令人不测。”在奕譞看来，慈禧太后的性格与手段非一般人所能窥知，一旦对自己起了疑心，其结果不但会危及王府，而且会威胁到光绪的安全。因此，对慈禧太后特赐给他的杏黄轿，奕譞的做法是把它供起来，一次也不曾用过。原因就是怕别人说他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招摇过市。

奕譞后半世有意的窝窝囊囊并非没有回报，慈禧太后在临终前再次选择醇王府的人接班就是明证。事实上，载沣在1901年访德回来后即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他曾先后担任过宫廷行走、阅兵大臣、随扈大臣等差使，而这与他的年龄及阅历是不相当的。对于载沣地位的上升，外国的观察家们似乎早有所知。在溥仪出生之前，在京居住多年的英国作家白克浩斯就曾对另一名知名的外国驻京记者莫理循说过：“如果醇亲王意外有了儿子，肯定会承续大统。”

事实果真如此。溥仪出生后（1906年），其在朝廷中的地位提升更是突飞猛进，次年他就被任命为正红旗满洲都统，成为一品大员。1907年6月，时年不过24岁的载沣受命入军机处“学习行走”，从此进入了清廷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接受锻炼。次年，载沣成为军机大臣，接班迹象已经十分明显。

皇储是传统皇权专制系统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清末在皇位更替问题上出现的种种麻烦与波折，均与皇帝没有子嗣有关。作为一个最合适的候选对象，载沣对此想必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年轻的他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呢？

2 隆裕：皇后终于熬成了太后

光绪驾崩后，慈禧太后最初只肯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立嗣，光绪被排除在外。如果真是如此，隆裕皇后就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为新立的小皇帝与她没有关系。那她到底是皇后还是太后，在名分上完全说不过去。如此非常时期，隆裕的命运也在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作为前车之鉴，当年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因为慈禧太后没有为夫君立嗣，结果阿鲁特氏在同治死后没有顺理成章地变成皇太后，而光绪长大后又要有新的皇后，那她被夹在中间没有任何名分。据说，阿鲁特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曾写了一纸条向父亲崇绮求助。这位清朝历史上唯一的旗人状元在接到纸条后，忍痛批了一个“死”字。阿鲁特氏接到答复后，万念俱灰，便在同治死后次年吞金自杀，结局相当凄惨。

《异辞录》中说，庆亲王奕劻认为只给同治立嗣而不给光绪立嗣的做法不妥，于是再三请求行“兼祧”之制（即溥仪同时为同治及光绪的嗣子）。慈禧太后开始不肯答应，直到立储诏颁布时，文末才加了“兼承大行皇帝（即光绪）之祧”这样一句，总算是解决了这一问题。据说，隆裕皇后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半是伤心半是感激地大哭道：“老佛爷总算给我留了个位置！”

不可否认，隆裕皇后的一生都很悲剧。确切地说，这场悲剧，从她进入皇宫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在野史里，“光绪选妃”一事被渲染得沸沸扬扬。如《郎潜纪闻初笔》中说，慈禧太后在为光绪挑选皇后与妃子时，开始假意让光绪自主，但光绪准备把玉如意交给他所中意的德馨之女时，慈禧太后却突然喊停，并向自己的内侄女努嘴示意。光绪不得已之下，只好将如意交给了桂祥之女（即后来的隆裕皇后），由此引发“帝、后”终身不和，抱恨终天。

隆裕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光绪是慈禧太后妹妹的儿子。论起血缘，隆裕还是光绪的表姐（比光绪大3岁）。这段“姐弟”婚姻，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利：大婚前的一天深夜，太和门突然失火，将这座六丈五尺（约七层楼高）的宏伟建筑烧为灰烬。最吊诡的是，这场火灾发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数九寒冬之夜，尽管九城水龙奋力扑救，但最终无济于事。当晚，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了一笔：“此灾奇也，惊心动魄，奈何奈何！”

太和门位于午门之后，是通往“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朝门”，极具威仪与堂皇。按大清祖制，皇帝大婚时，皇后应由正门即午门抬入，经太和门向北入内宫。火灾之日距大婚之期不足20天，若要重修太和门，势必无法办到。但更改皇帝的婚期，更是大大的不吉利。斟酌再三后，慈禧太后命内务府按太和门的原样搭建彩棚，工匠们接到任务后日夜赶工，竟在大婚前做出了一个足以乱真的“太和门”。

皇帝的婚礼举办得很成功很隆重。慈禧太后也很满意自己的侄女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地从大清门经午门、太和门被抬入皇宫。这也是她当年未能完成的心愿。但是，在经过看似威严、华贵、庄严的“太和门”之时，明白的人都知道，里面其实是些朽木、烂纸，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既是这段婚姻的不祥之兆，也是国运的不祥之兆。

光绪的另外两个妃子，瑾妃与珍妃（最初为嫔），是从神武门被迎入后宫的。神武门不是正门，但正如婚姻不等于爱情，光绪在这里获得了些许的慰藉。瑾妃、珍妃姐妹比隆裕年轻，特别是珍妃，更是以其青春、娇艳及活力赢得了光绪的青睐。隆裕皇后的备受冷落，令慈禧太后对光绪的厚此薄彼甚为不悦。她屡次三番地提醒皇帝要照顾皇后的情绪，并让他经常和隆裕皇后呆在一起。可这两人相对无言，又是何等的尴尬局面。

从目前留下的相片看，隆裕皇后的长相确实称不上美丽。据入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德龄公主说，隆裕皇后是一个优雅、有知识的女子。她在宫中并不如意。除了与光绪皇帝不和之外，她还得时刻紧跟在慈禧太后的身后，并没有一丝的自由。庚子年后，慈禧太后屡次邀请在京的外国使节夫人们入宫参观。据她们的回忆，隆裕皇后脸色苍白，身材瘦削，但看起来“非常有教养”“温雅有礼”。

1888年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赫德兰，其夫人曾做过皇家福晋与格格的家庭医生。据后者的描述，隆裕皇后“长得一点儿都不好看”，但“她十分和善，毫无傲慢之举。我们觐见时向她问候致意，她总是以礼相待，却从不多说一句话。……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时，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每到夏天，我们有时候会看见皇后在侍女的陪伴下在宫中漫无目的地散步。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她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曾入宫为慈禧太后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则描述说：“皇后和太后一样腰板挺直，脚步轻盈敏捷。她身材小巧，身高不满5英尺，手和脚是纯出于高贵血统的那种静雅优美。她长脸，细高鼻，眼睛比起太后、皇帝来更接近于汉人。她的下巴是长长的，一般认为有力的那种。她的嘴巴大大的，极其敏感。她的目光是那样的和善，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和蔼可亲，令人根本不忍心加以批评。她似乎算得上是美貌的了。”

凯瑟琳·卡尔是画家出身，她的观察当然比较精准。不过从最后一句来看，隆裕皇后的颜值可能确实不怎么高。不过，卡尔对隆裕的和蔼亲善还是颇有好感（后者曾教过她几句汉语）。其认为隆裕“举止可爱，态度可亲，性格讨人喜欢，但她的眼睛有时流露出一种听天由命的耐心，几乎有些可怜。她的实际办事能力大到如何不能由我来说，不过待人接物很是老练。而且据说太后还政期间，由她充当宫廷的第一夫人时，她是显示过处理事务繁忙的大才干的”。

大部分时间里，隆裕皇后掌管着整个后宫的大小事务，其中以慈禧太后的日常起居最为重要。不过她的职责或者说兴趣也仅限于此。慈禧太后很满意于隆裕的温顺，但这种“和善而与世无争”的气质却并不招她的喜欢。因为在潜意识里，慈禧太后或许更希望叶赫那拉家族的女性具备专断的魄力。

慈禧太后的娘家原本并不显贵。她出生的地方，芳嘉园（即方家园）一带在明代曾以出官妓而闻名。八旗入关占了皇城后，周围的一些胡同仍旧保留了原来的一些名称，如大方家胡同西对面的胡同原名“勾栏胡同”（现内务部街），“勾栏”即妓院的代名词。芳嘉园的西南边原有个管理官妓的衙门即“教坊司”，如今还沿用“本司胡同”的旧名。芳嘉园的北边，有一个叫“演乐胡同”的地方，那是粉头们（即官妓）学习歌舞彩排的地方。

从住处上看，慈禧太后的娘家绝不是什么显宦，这也许是她当年仅以“贵人”身份入宫的原因。慈禧太后发达以后，她的娘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显赫起来。据《宫女谈往录》中说，两代承恩公（即慈禧太后的父亲与兄弟）的府第并不阔绰，里面没有亭台楼阁，没有花园，只有几层带廊的房子。而廊子也不宽敞，实在的说，非常局促，远不能和其他王府的门第相媲美。这里虽然离朝阳门城根很近，但不是通衢大道。慈禧太后回家省亲，车骑从大方家胡同西口进来，车抹不过弯来，只能进芳嘉园胡同往北走，作个大回旋。而府门口外头也不敞亮，过不了高车驷马。承恩公的邻居们，也都是些普通的旗人，既没有高官贵人，也没有文人雅士，但就这样一个四处都冒穷气的地方，却一下飞出了两只“凤凰”。

《宫女谈往录》中的老宫女对慈禧太后的弟弟、隆裕皇后的父亲桂祥很是鄙夷，说他是个“文不文、武不武的大烟鬼，不但肚子里没墨水，甚至说不出一句整齐话来。用老太后的话说，‘只知道云土(云南出的大烟土)、广土(广东出的大烟土)，什么西口土(娘子关进来的大烟土)、北口土(古北口进来的大烟土)，整天跟底下人看什么珍珠泡、栗子包、老牛眼’。……听太监告诉我们，桂公爷是整年拖拉着鞋的，永远不提鞋后跟。吸鸦片要用两个榻，在左边吸完，又要换右边吸，叫换边。这是鸦片瘾深的缘故。吃早饭要在太阳傍落时，是个真正的鸦片鬼，拿白天当黑夜，拿黑夜当白天。这样的一位宝贝，让老太后如何提拔他？也只能让他尽兴地吸鸦片了！可以说，老太后不是不照顾娘家人，只怪娘家人不争气。扶都扶不直的人，提拔他干什么呀！假如她的娘家人有能当总督入军机的材料，她又何尝不提拔呢！对待这样的娘家，只能是勤赏赐，不提拔罢了”。

隆裕的母亲、桂公夫人却不是好惹的。她有三个女儿，大女儿被指婚许配给了“老五太爷”绵愉的长孙、辅国公载泽，次女即隆裕嫁给了光绪皇帝，最末一个也嫁给了孚郡王的嗣子载澍，但后来就因为这个三妞而惹出了一场大风波。载澍娶了三妞后，夫妻不和，时常拌嘴，后来感情破裂，矛盾越来越深，最终不可挽回。眼见二女儿的婚姻是场悲剧，小女儿又受人欺负，桂公夫人气不打一处来。她认为“这帮龙子龙孙瞧不起芳嘉园，故意给芳嘉园的姑娘气受，让芳嘉园的脸面难堪”，于是揎拳捋袖，对载澍兴师问罪了。

桂公夫人先是跑到宫中，把载澍“不满芳嘉园，不满老太后指婚”的闺房话添油加醋地禀奏了慈禧太后。慈禧听后当然很不高兴，“为了给芳嘉园圆面子，为了给自己树威信，为了敲山镇虎，给光绪点颜色看”，于是郑重其事地请出宗正（族长）和王爷们，将载澍褫职夺府，杖责一百，永远发往宗人府圈禁。据说，在杖责时，桂公夫人还亲自派人监视，把载澍打得血肉横飞，最后在宗人府的高墙里圈禁了十多年才被放回来。

在传统社会里，女人并没有什么地位，但在慈禧太后主政时期，谁又敢说芳嘉园的女人对朝政毫无影响呢？惠端亲王绵愉第六子、咸丰堂兄弟奕谟曾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光绪与隆裕的婚姻：“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其大意是，光绪因厌恶隆裕皇后而与慈禧太后龃龉，由此导致帝后不和，载漪等人因而乘机密谋“废立”，进而引发了庚子国难。

隆裕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上的记载并不多，《清史稿》也只有寥寥数语：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

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隆裕往往被描述成一个嫉妒成性、愚蠢昏庸而又热衷于权力的女人，说她“因失宠而生妒忌，又因妒忌而生怨恨。她利用自己统摄六宫的地位与慈禧姑侄的身份，‘频频短之于慈禧’，向姑母、慈禧太后告珍妃的状”。譬如电影《清宫怨》中，隆裕就被刻画成一个监视光绪并盲目反对维新变法的反面角色。这种形象，实则是一种被“慈禧太后化”的结果。

但是，隆裕皇后真的能与慈禧太后相提并论吗？答案是否定的。慈禧太后是隆裕的亲姑母不假，但在宫中，隆裕远不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人。据宫女所说，慈禧太后最喜欢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公主，一个是四格格。大公主是恭亲王奕訢的大女儿，比同治大3岁。当时因咸丰成婚多年而未见子嗣，于是将弟弟奕訢的女儿接到宫中，希望能带来好运。大公主自幼养在宫中。在目前留下的一些清宫画中，可以看到大公主与同治儿时的嬉戏图。慈禧太后也特别喜欢大公主，后来大公主还被封为“固伦公主”（皇帝之女方可受封）。成年后，大公主被慈禧太后指嫁给额驸景寿（咸丰的姐夫）的儿子。但婚后不久，大公主的丈夫便因病去世。大公主年轻守寡又无儿无女，慈禧太后便时常接她到宫中，以解两人之寂寞（同为寡妇的慈禧太后或许是同病相怜）。

隆裕皇后长得与大公主有点像，也是细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儿，但她绝不敢在慈禧太后面前亲近。在颐和园游湖时，只有大公主才有资格陪着慈禧太后同船陪着说话。因为是寡妇，大公主着装端庄朴素，从不穿华丽的衣服，脸也是成天板着，一点儿笑容也没有。但她在慈禧太后面前却从来是直来直去，决无担心受怕、委曲求宠的姿态。可越是这样，慈禧太后就越喜欢她，几十年恩眷不衰，比对娘家侄女隆裕皇后好太多了。

慈禧太后喜欢的另一个人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四格格。巧的是，她也是慈禧太后指婚，而且也是刚结婚就守寡。慈禧也许是心里过意不去，因而也常接她到宫中或园子里来住。相比大公主，这位四格格就聪明伶俐多了。她嘴甜手巧，既会哄老太后喜欢，在隆裕皇后甚至宫女面前也是八面玲珑，很有人缘。在颐和园里，除大公主能陪慈禧太后同坐一条船外，剩下的就是她了。

四格格还有个优势，那就是她的父亲庆亲王奕劻有权有势，钱多，出手也阔绰（奕劻也可通过女儿来搞好宫中关系），在园子里花钱如流水。譬如过年过节，大公主的赏银包是200两。四格格不能高于大公主，少赏20两。但她每次回府或来园子里都会发一次赏包或带进一些发卡、首饰等小玩意，宫女们见者有份。所以里里外外的人都愿意奉承她，有什么消息也都告诉她。这就不能不说奕劻的手段高明了。

和四格格相比，隆裕皇后就窘困多了。老太监信修明在其回忆录中说：“宫内为了节约用度，几乎所有人的钱都不够花，皇后更是因为大事小情的需要用钱。但她从来不开口向别人要，或者在太后或皇上面前说自己的事情。钱不够花时，皇后就让我拿她自己的东西，到典当行去当。这么过了好几年。……每年过年、过节时，皇后也都身先士卒，从来不吝啬自己的钱，所以钱根本是不够花的。日常开销就要一大笔，还有经常跟各个王府的王妃、命妇交往，也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如果不赏赐，就显得皇后太吝啬。可一旦赏赐，钱是不能少的，否则会有怨言。……按照司房的统计，对于太后、皇上须月有月积、年有年总，按时奏报上去。皇上见奏无所谓，太后见奏一定有说辞，会责怪皇后用度太费。于是一般到了报奏时，明明不足，还要虚报盈余，月积年累，皇后的账上反倒假存了巨万的银两。皇后为此常忧虑太后查账。不过庆幸的是庚子变乱，皇后的一笔糊涂账随时代勾销了。”

在待人严苛的慈禧太后面前，虽为姑侄的隆裕皇后还是有老鼠见猫的感觉，慈禧太后也很少给她好脸色。只有在大年初一时，皇帝与皇后要给慈禧太后上吉祥菜并唱“万寿无疆，吉祥如意”，两个人的配合才算默契。光绪皇帝布一道菜，隆裕皇后就念一道菜名，像念喜歌一样。光绪与隆裕平时不说话，一年到头也只有在这种特殊的仪式上才彼此合作。这样的话，慈禧太后看着高兴，彼此也能相安无事。

作为后宫的掌管者，隆裕皇后既要以慈禧太后为中心，又要兼顾光绪及其他后妃，管理众多的宫女太监、生活庶务等等。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年的操劳和压力，令隆裕皇后神情郁郁，气色很差。光绪皇帝对她也是了无兴趣。两人关系长期冷淡，几乎谈不上什么感情，而更多的是猜疑与折磨。据说，在婚礼当天，慈禧派宫里的四个嬷嬷到光绪和隆裕的房外听声，结果其他的声响没有，只听见隆裕皇后唉声叹气地说：“这也是你们家的德行!”从此，隆裕皇后便失欢于光绪。

光绪与隆裕表面是夫妻，但两人近20年的关系几同离异，而其间慈禧太后的干涉与偏袒更是令事态火上浇油。据《悔逸斋笔乘》中说，隆裕有一次与光绪争吵后跑到慈禧太后面前哭诉。慈禧太后听后大怒，咆哮说：“他这个皇帝是我立的，隆裕是我的亲侄女，辱骂她就是对我不敬，实在是忘恩负义！”

太监信修明在其回忆录中说，光绪的性格反差极大，从小害怕打雷下雨，岁数大了也是如此。可又不能躲避，他只好用手把耳朵堵上，把门窗全部关闭，让所有的太监都站在他旁边，给他壮胆。同时，他又喜欢听暴雨后宫里下水道泻水的声音，常常顶着雨来到御花园东北角的一个亭子里。雨水喷泻出来落在深池子里，像瀑布一样。这个时候的他是非常满足的。除此之外，光绪的性情非常暴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拍桌子，骂混账，吓得太监们都心惊胆战。他既胆小，又任性，并且逆反心理尤其严重。

据老太监所说，有一次皇后进见完毕，皇帝吩咐她“请跪安吧”，那就是请她退下。皇帝的寝宫，不愿意谁在一旁，是完全有权力让谁退下的。光绪连说两次，皇后装作没听见，她大概是领命而来有所仗恃。于是光绪暴怒了，奋起身来，用手一抻皇后的发髻，让她出去，把一只玉簪子都摔在地下了。这些事，伺候过光绪的老太监都能说上一两件的。

隆裕这段婚姻毫无幸福可言，但光绪的脾气原本也可以不是这样的。与隆裕一起进宫的瑾妃、珍妃姐妹，她们虽然只是嫔妃，但以女人独有的本性与智慧抓住了这个同样年轻的皇帝。光绪最偏爱珍妃。在大多数时间里，光绪都宁可让珍妃陪着。在那段时间里，一向幽暗深沉的皇宫里出现了难得的欢笑，皇帝收获了他的爱情。

至于隆裕，她只能默默地看着光绪将所有的柔情都给了那个名叫珍妃的女人。而她，只能默默地转身，独饮自己的孤寂与落寞。这是皇帝的权力。皇宫中只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名义上是她的丈夫，但只有表面上礼仪的配合，而不存在实质上的亲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痛苦，又有谁会去了解呢？

珍妃是个有活力但又任性的小女人，光绪对她的宠爱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据说，她曾经男扮女装，躲进光绪的上书房，甚至为光绪批答奏折。慈禧太后对此也略有所闻，但一直隐忍未发。直到甲午战争惨败期间，珍妃为人请托卖官之事东窗事发，瑾妃、珍妃同时被降为贵人（清宫后妃制度，分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七个级别），她们的兄弟志锐也被打发到乌里雅苏台去做参赞大臣，由此被远远地赶出了京城。

珍妃被贬后仍旧心高气傲，拒不认错，最终被打入冷宫。终于，在庚子年的非常之变中，慈禧太后在离开皇宫前下令将珍妃沉于井中。据说，珍妃在此前要求光绪皇帝留在北京与洋人议和，这大大触怒了慈禧太后。珍妃落难之际，光绪还不知道这幕悲剧的发生。他只是木讷无助地跟随着慈禧太后逃到了西安。次年回京后，光绪常对着珍妃留下的帘帐长久发呆。此后，其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脾气也一日坏似一日。

光绪的一生，也是一个杯具接着一个杯具，一直到死。不过，光绪的死对隆裕皇后或许是个解脱。因为她从皇后变成了太后。接着，慈禧太后也死了。长期压迫她的两座大山都去了，原本消瘦的隆裕反而气色好了很多。这段时间她的心情可能不错。

在甲午年那次惩戒珍妃的宫廷冲突中，原本应主持后宫事务的隆裕皇后一度被吓得晕倒。这让慈禧太后极其不满，由此对自己的侄女也一直不看好。不过，慈禧太后死前还是给自己的侄女留下了一点儿权力。那就是遗诏中说的：“摄政王载沣奉太皇太后懿旨监国。军国机务，中外章奏，悉取摄政王处分，称诏行之，大事并请皇太后懿旨。”换句话说，一般国家事务，摄政王载沣可以“监国”的名义自行处理，但遇到国家大事，还得请隆裕太后商量。当然，这是“监国”体制而非慈禧太后时期的“太后垂帘”制度了。

据入宫伺候过慈禧太后的德龄公主说，隆裕皇后喜欢读书，知道“不同国家的历史”，在宫中算是有见识的人。有一次在宫中闲聊时，四格格问德龄：“你真的是在欧洲长大并受教育的吗？我听人说，谁要是到了那个国家并喝了那里的水，就会把本国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你到底是通过学习才会讲他们的语言，还是因为喝了他们给你的水呢？”德龄听后啼笑皆非，无从回答，只好岔开话题，说在巴黎时曾碰到她的哥哥载振贝勒。当时他正途经巴黎去伦敦参加爱德华国王的加冕典礼……还没等德龄说完，四格格又插嘴说：“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以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呢。”听完她们的对话后，隆裕皇后说：“你们怎么那样无知，我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而有些国家是共和政体，像美国就是，美国对我们很友好。不过遗憾的是现在到美国去的都是些平民。没准人家美国人以为我们中国都是这样的人。我倒真希望能够有几个满洲贵族去，好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德龄所说的这段，却不知道是真是假。

隆裕的模样比不上珍妃，但才华并不比珍妃差。可惜的是，中国女子从小便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导，早年的慈禧太后尚且如此，隆裕当然也不例外。隆裕的资质远不能与慈禧太后相比。当时她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深宫抚育幼帝而已。有人说，载沣摄政之后，“隆裕初无他志，唯得时行乐而已”。但也有人说，隆裕也想仿效慈禧“垂帘听政”，由此常与载沣发生龃龉。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加可靠呢？

隆裕太后干政的说法，多起因于人称“小德张”的太监张兰德。张兰德原名张云亭，天津静海县人，年少时家贫无计，后又受富家子弟欺辱的刺激，于是用刀自净其身，改行做了太监。入宫后，因为他容貌端正，身体健硕，于是被选入南府升平署（宫内戏班）学习京剧。张兰德人很聪明且有毅力，勤学苦练后被酷好京剧的慈禧太后赏识，随侍太后左右。达赖喇嘛来京期间，慈禧太后曾亲自点名让他唱全套《雁门关》（饰杨八郎），而他之前并没有演过此戏。当时排戏背台词的时间只有两天一夜，但他演出的效果却出人意料的好。慈禧高兴之余，还专门赏了他一件蟒袍。庚子年后，张兰德被升为御膳房总管，开始跟随隆裕皇后。慈禧太后死后，一朝天子一朝臣，张兰德也随着隆裕太后水涨船高而被升为长春宫四司八处大总管，成为宫中权势最显赫的大太监。得势后的张兰德，自命为“李莲英第二”，不但隆裕太后对他言听计从，就连外面的亲贵大员，也纷纷屈身相交，引为内助。

身为太监的小德张，他虽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而只知一味聚敛钱财，但在他的煽风点火下，隆裕太后也会时不时派人把小叔子载沣给召来训斥一顿，因而难免有“干政”之讥。对此，载沣又将如何应对呢？

3 摄政王：载沣上任一把火

以载沣的性格，他或许不该生在王府，或者说他的不幸在于生在乱世。如果是天下太平，载沣做个“太平王爷”当然会做得很好。但正如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一样，慈禧太后或者说历史的神秘之手选择了他。他原本平平淡淡的富贵一生，也就此偏出了原有轨道。命运这东西似乎没有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该是他的就是他的，躲也躲不掉，因为这本就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

对一般人来说，皇帝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是圣君也可能是阎王。对皇帝本人而言，他也许会成为最幸福的人，但也可能成为最悲哀的人。对于载沣来说，“皇帝”或许只代表了堆积如山、繁琐沉重的政务，对一个没有太多政治兴趣的人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烦恼与煎熬。

载沣被慈禧太后选为百年后的权力接替者，绝不是因为他才能出众或是其他，而仅仅是因为宗法制度下实在无人可选。对此非常际遇，载沣的惶恐可想而知。而这种惶恐并没有因为慈禧太后对他进行了8年的刻意培养而有所减弱。

《异辞录》在“议立宣统”一节中称，慈禧太后病危之时召见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在问及光绪皇帝病况后，庆亲王奕劻回奏“疾大渐”（意思是快要死了），请速立皇子。慈禧太后沉吟半晌后，说：“先令载沣之子入宫读书。”一旁侍立的载沣赶紧推辞：“臣之子幼，载涛之子长，愿太后善为计。”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当下捶床怒斥：“你可真是糊涂！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无用话耶！现在立你的儿子为穆宗毅皇帝（同治）的嗣子，你为摄政王。你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择有才能者为佐，好歹把这江山坐住！”

《异辞录》虽系野史，但作者刘体智出身名门（同光年间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娶大学士孙家鼐之女），又曾任户部郎中、大清银行安徽总办等职，以其对朝政的亲身经历及对前朝掌故的熟悉程度，此传闻也不完全是凭空构撰。

载沣生于1883年，系醇亲王奕譞第五子，但他并不是福晋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的妹妹）的亲生子。叶赫那拉氏曾生养过四个孩子，但不幸的是，只有次子载湉（即光绪）长大成人。据溥仪所说，醇王府中盛行“饥饿疗法”，孩子一生病，往往以“净饿为主”。光绪几个夭折的兄弟，大多与营养不良有关。

奕譞的侧福晋，即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她的出身很低微，但她一口气为醇亲王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载洵与载涛先后过继给瑞郡王奕志（道光第八子）及钟郡王奕詥（道光第九子）为嗣，而同父异母的哥哥载湉已是皇帝，因而载沣成为醇亲王府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1891年，刚满50岁的老醇亲王奕譞去世后，未满8岁的小朋友载沣便成为第二代醇亲王。

奕譞在世时，对载沣的教育尤其重视。当时来王府中任教的老师都是博学通儒，而载沣的性格与兄长光绪皇帝颇为相似，都是好静不好动，其学习固然认真刻苦，但对外界事物缺乏热情。当然，在普遍不学无术的皇族子弟里，载沣总算是好学有知的。

也许是受了家庭的影响，载沣的性格从小就谦逊温和，生活中知足常乐，和父亲十分相似。但可惜的是，奕譞去世太早，载沣没有机会获得父亲那样丰富的政治阅历，因而也远不如奕譞那般的精明。“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这首白居易的诗，载沣把它录在团扇上，颇为自得。在其书房，也悬挂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载沣的性格天生软弱，口才不佳，平时几乎无话，只对读书有兴趣，对政治则避之唯恐不及。

倘若是山野人士，读书固然可以避祸，但载沣出身于当时最显赫的家庭，想要超脱政治，又谈何容易。事实上，慈禧太后对载沣的培养早有安排而绝非是一二日之计。特别是在慈溪与光绪闹翻之后，载沣更是直接进入了慈禧太后的夹袋。

由于年龄太小的缘故，载沣虽然贵为亲王，但在大多数时间都不为人所关注。他在世人面前的首次亮相，是庚子年后那次出使德国。1900年庚子之役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辛丑条约》中约定清廷须派遣亲王前往德国谢罪。如此，身兼亲王与“御弟”的载沣是这场“尴尬”出使的最佳人选，后于1901年前往德国。是年，载沣年方18，“皇室成员不得出洋”的规定也由此被打破。

载沣的欧洲之行并不顺利，当时德方挟战胜之威，向载沣提出了带有侮辱性的觐见礼仪：醇亲王向端坐的德皇行三鞠躬礼，两参赞则向德皇行跪拜叩首礼，以示谢罪。载沣听后，大受刺激，随后便暂停邻国托病不行，称：“宁蹈西海而死，也不甘向德皇跪拜。”

关于礼仪之事，说来真有些前后恍若隔世的感觉。当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使团来华，因不肯向乾隆皇帝行跪拜礼而怏怏以归，后来的阿美士德使团更是演出了一场强迫下跪的闹剧。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后，列强虽然获得了在京城设立使馆的权利，但因不肯向中国皇帝行跪拜礼，总理衙门便以“皇帝年幼”的名义拒绝各国大使向清帝亲递国书。这事一直拖到1873年同治亲政，各国使节才第一次见到中国皇帝，而清廷也最终允准了西方的鞠躬觐见礼。就因为礼仪问题，中西方的正常外交活动被阻碍了近一百年。

历史跟中国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一次则反过来了，德国的做法实际上有羞辱中国使团的意味，而这也是载沣坚决不能答应的。几经交锋后，载沣向德方提出，在觐见之时，德皇离座相迎，他鞠躬致谢，两参赞则随其后行鞠躬礼，这才符合西方外交的惯例。争执至10日后，德方迫于舆论的压力，这才答应觐见时行鞠躬礼。

1901年的德国之行给载沣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退位3年后，载沣偶然从旧书摊上购得一本小书，名为《醇亲王使德始末恭纪》，书中详细记述了他当年这段并不算愉快的经历。阅后，载沣感慨万千。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予于光绪辛丑年，使出洋已成陈迹也。兹于越十四载。……世事沧桑，时虞变化，而今回忆十四年前，竟如一梦焉!”之后数十年中，载沣多次阅读此书并分别写下批注，如1922年写道：“越二十一稔岁，逢壬戌，余已行年四十。再检出是册翻阅之，余弥增感谓，其世态沧桑，时生变化，自辛丑至今局势大改而特改，中外皆然，吁可叹甚矣!”

从德国回来后，载沣奉旨成婚，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之女瓜尔佳氏。载沣的婚礼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其规格远高于一般亲王的标准而接近皇太子的水准。这里面究竟隐含了怎样的政治含义，恐怕只有慈禧太后心里最清楚。

1908年，26岁的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从此登上了权力的最巅峰。不管载沣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只要他坐上了这个位置，就算不为天下黎民苍生，那也得看在王朝、家族、儿子或是自身的份上，竭心尽力，不容退缩。可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他何德何能，又能做什么呢？

对于古代的皇帝来说，26岁也不算太年轻。因为皇帝一般在16岁亲政，如康熙14岁即亲政，而未必那么合格的皇帝如同治、光绪都是在18岁亲政。如果放在现在，18岁的小孩子能做什么？身任一国之君，权理天下大事，未免荒唐！

直白地说，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人，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机构，而且是传统社会下皇权专制体系中最核心的一个部件。毋庸讳言，皇帝的成长是千锤百炼的，历史上的一些皇帝之所以年纪很轻便可以接管朝政而维持不坠，一则是他做太子时便接受了相当正规而长期的针对性教育，二则是官僚体系的完整可以令朝政按部就班地持续运行。但据已有的材料来看，载沣显然缺乏“监国”的系统性教育——他在王府之时，岂敢有做天子的非分之想？

过于年轻，缺少政治经验，这些都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历练加以弥补，但一个人的性格却是无法改变的。“性格决定命运”，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未尝不能解释很多问题。载涛就曾这样评价他的那位老兄：“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但是，载沣真的“无用”否？

曾有人说，光绪临终前，载沣曾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甚至还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还有人说光绪临死前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像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确干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告密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致书载沣，说：“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看来，在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传闻中的光绪和载沣这场兄弟会并没有发生。因为载沣当时正忙着接懿旨，然后赶紧把溥仪送进宫，这事已经够他忙了。再退一步来说，即使载沣和光绪见了面，恐怕也只能行个问安的常礼。因为光绪被囚禁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监视并向慈禧太后报告。何况载沣当时恐怕也没有想到光绪会这么快去世。

不管有没有这场“杀袁”的兄弟会，反正载沣上台之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1901年清末新政以来，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得很，也办了不少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军队、官制改革、立宪，他样样都来，而且朝中有人，门生故吏遍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唯他老袁的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清朝本是马上打天下的，但经过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太平军一起，满人竟然已不能打仗，绿营也是遇战即溃，这才给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势力兴起的机会。由此，地方督抚多为汉人掌握，而清廷政权日渐软化。乱世当中，偏偏那些满人亲贵还不争气，能做实事的找不出几个，却在朝廷中尸位素餐，这朝政当然搞不好。更为危险的是，南方督抚们在庚子年中拒不执行朝廷命令而宣布“东南互保”，清廷隐然已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其年富力强而又党羽甚众。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载沣甫一上台，肃亲王善耆与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如果不对袁世凯速作处置的话，“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恭亲王溥伟，他也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亲自手刃了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载涛曾不无客观地说：“载沣虽无统驭办事之才，但并不能说他糊涂。他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感到，即使没有光绪帝的往日仇恨，自己这个监国摄政亦必致大权旁落，徒拥虚名。”

1906年前后，袁世凯身兼八大臣职位：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手里还控制着近10万人的新军，其势力足以令整个清廷为之心惧。慈禧太后还活着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对袁世凯有所控制。如相继收回北洋四镇的兵权及军事学堂的管理权，1907年又将袁世凯上调为军机大臣，令其脱离地方等。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动摇袁世凯的势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思虑再三后，载沣与隆裕太后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另一位军机重臣张之洞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上奏说：“当今伏莽未靖，人心未安，冲帝登位，正赖老臣协力同心，辅弼幼君，以安人心。安人心即安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今摄政王即位，第一道上谕即诛及老臣，臣以为不祥之兆，且与国家攸关，非国家之福，期期以为不可。”

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他的话其实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他，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他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与世续。

在这几位军机大臣中，奕劻、那桐、世续均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至于袁世凯多年的部属如唐绍仪、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更是遍布各省各地各个紧要位置。如果贸然行之，恐怕后患无穷。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身为军机重臣，杀他固然不明智，但驱袁还是可以办到的。说来有趣，在皇权体制下，位高权重、根深蒂固者如袁世凯其实也不能如何，最后还不是屁滚尿流地留折谢恩，连夜出京，岂敢有一丝一毫地抵抗。对此，当时在京为官的曹汝霖评价道：“摄政王此举，真是不知大势，显其低能，不察国家利害，只知为先兄皇帝复仇，何其小也。摄政王对我关心，不能不感他知遇，然以他罢斥项城，起用亲贵，仍觉有‘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之感，不足与言国事也。”

民国以后，袁世凯声名狼藉。有人便慨叹载沣当年为何不对袁世凯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但笔者却以为，幸好载沣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若是当时杀袁世凯，没了这个可以缓冲各方矛盾的中间力量，爱新觉罗家在辛亥年非但要亡国，弄不好就会亡族。

驱逐袁世凯的那道上谕也写得很有意思：“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谕旨下发第三天，袁世凯即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地离开了京城。

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张之洞不久即告去世，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杨士骧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派与当权派的权力之争。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身边的满族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一言而蔽之，载沣集团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及他们的人马。

载沣集团与庆袁集团之争，并不是简单的满汉之争。事实上，庆袁集团的首领与后台正是载沣的皇叔庆亲王奕劻，而满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这个集团的关系也极为紧密。奕劻与袁世凯的结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凯贿买了奕劻，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事实上，奕劻何尝不是要靠袁世凯来保住他的地位。简而言之，奕劻、袁世凯集团实际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联合。正如溥仪后来说的，“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溥仪的明白话不多，这句算是一语中的。

经过近两年的争夺，以载沣为首的亲贵派在朝廷中优势很大，但实际效果却要打个问号。毕竟载沣不是那种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政治强人，其为人软弱，朝中敷衍拖沓之风比慈禧太后时期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再者，清朝已是260年的老旧破船，多年固结的贪污腐败之体制积习，即使载沣有心整顿，恐怕也没有这个本事和精力。

更要命的是，载沣虽然在朝廷中貌似大获全胜，但在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这也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载沣任用亲贵的做法也令很多汉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如美国学者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指出的：“载沣几乎毫不具备做摄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质。他无力节制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显贵，他被迫授予他们政府高位，而不考虑他们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官员的支持，否则，这些汉族官员在1911年的革命爆发时本会站在他的这一边。”

载沣或许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在其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清廷“软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为严峻。但是，对当时的载沣来说，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4 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

戊戌变法期间，有维新派官员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出访国外，以增见识，但奏章上去后被廷议批驳，险些丢了性命。老祖宗立下的规矩，皇族不能出国，不能去那些无君无父的“蛮夷之邦”，载沣虽然去了一趟德国，但那完全是出于无奈。

不过，载沣的这次“德国之行”，应该说是收获远大于折辱。在德期间，德皇威廉二世命胞弟亨利亲王亲自招待载沣一行，并抓住适当的机会推广德国经验。在德方高规格的接待下，载沣一行人参观了德国陆军、海军、各级军校及禁卫军。亨利王子还特别对载沣面授机宜：德国皇室制度，无论皇子皇弟，均须入读军事学校并投入军伍，由士兵到将军，逐级而上，确保军队掌握于皇室之手。正因为皇室对军队的极大重视，德国军队才最大可能地吸引了国内的优秀人才，并将最优质的资源优先分配给军事及军工企业。这也是德国在统一后得以迅速崛起的奥妙。

不可否认，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到最后都是要失败的，但在弱肉强食的19世纪，在这个尊奉丛林法则的时期，国家强大即为军事强大，强大了就可以兼弱攻昧，譬如德国、日本、沙俄，无一不是靠军国主义起家，而反观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在一个毫无远见的妇人统治下，得过且过，断无此等念想。

庚子年后，湖南才子杨度在日本留学时提出“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从定义上来看，杨度的“金铁主义”较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更进一步，因为杨度不但要提倡军国主义，还要搞“经济霸权主义”。这种称王称霸的策略，放在当时内忧外困、积弱涣散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剂猛药。

载沣比杨度要更早地接触到德式的“军国主义”。这也是他在德国印象最深刻的。回国后，载沣向慈禧太后奏请设立贵胄学堂。但慑于慈禧太后的威势，加上胞兄光绪皇帝被禁，载沣此时尚不敢对设立皇族武装有过分的要求。直到1905年，亨利亲王来华访问，载沣才借机提议模仿德国军制设立皇家禁卫军。但此事在慈禧太后归西前也未能实施。

载沣接班后，随即下令建立“禁卫军”。这支新军队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直接从北洋第一镇（主要由旗人组成）抽调，另一部分则从闲散旗人与宗室中的青壮年中选拔。与北洋第一镇不同的是，禁卫军直接由载沣掌管，而不是隶属于陆军部，其目的主要用以保卫皇帝与皇宫。按载沣的计划，禁卫军原本是一支纯旗人的队伍，但后来出于平息满汉之争的考虑，第四标最终招募的是汉人士兵，而另设有一个蒙古骑兵营。1911年初，禁卫军编练完成。据美国军事专家的描述，这支军队的步兵、炮兵装备精良，唯一不足的是骑兵。禁卫军的训练大臣最初是载涛、毓朗和铁良，但整个编练过程中，主要负责人为载涛，而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良弼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09年7月，载沣以宣统的名义下诏，任命自己在皇帝亲政前担任“大清帝国陆海军大元帅”。载沣的“上任”一度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批评。譬如张之洞在去世前就曾上书批评其集中军权的贸然之举。而当时的《东方杂志》编辑，后来的清史专家孟森也撰文讥讽载沣为明朝那位沉湎军事玩乐的正德皇帝。

甲午战争后，北洋舰队被清廷裁撤，中国海防已是名存实亡。载沣上台后，决心重建海军。他先下令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设置独立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由二弟载洵和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1910年12月，海军部成立，载洵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在此期间，载沣将现存的军舰整编成了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当时巡洋舰队有4艘巡洋舰，即海圻、海容、海琛、海珠舰，其中海圻舰排水量为4 300吨，后三舰均为2 950吨（原本是五艘，但海天舰在1907年不幸触礁沉没）。长江舰队则多为内河航行的炮舰，不承担海防任务。

十多年前，中国军队之所以在甲午战争惨败，除武器、训练、将帅、后勤等落于人后之外，缺乏专业的参谋部门也是原因之一。由此，载沣抓军权的另一个举措是将隶属于陆军部的军咨处改为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军咨府，三弟载涛被任命为军咨大臣。所谓“军咨府”，实质上是仿照德国、日本的“参谋本部”制度，行使军队建设与调度、军事教育与军官任免、战略与情报分析等职责。如此一来，陆、海军都被抓到了载沣三兄弟的手中。

看得出来，载沣抓军权非常坚决，行动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起了地方督抚们的抵制，就连皇族内部的将军都统们背地里也是怨气冲天。道理很简单，原来的地方总督、巡抚、将军等都有一定的调兵权，现在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请示军咨府，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张之洞死前，曾提醒载沣注意他身边的满人派系问题，而在北京的外交界更是流传一个“内军机处”（主要成员为载沣、载涛、载洵、载泽等）的说法。

从载沣的这个布局来看，不能说他毫无见识，假以时日，这三兄弟掌握全国兵符也未为可知。或许因为如此，载沣对这些批评并未予以重视。在他看来，只要抓住了军队，海陆军的权力都抓在自己人手中，便是万事大吉，皇位永固。但可惜的是，载沣的这个战略在施展过程中“所用非人”，历史也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但这并不是最致命的。载沣的问题，不在于他对大局的认识，而在于其执行力的严重缺乏。一个好的战略，不能得到坚决有效地执行，那结果仍等于零。

譬如，载沣奏请设立的贵胄学堂，这本是为皇族培养军事人才的，但那些宗室子弟却大多不成器。正如清末《竹枝词》里嘲讽的：“而今贵胄列专科，功课平均嫖赌多；最有惊人可传事，也能唱得几军歌。”从名单上看，载沣三兄弟也都是贵胄学堂的学员，但他们除在开学仪式上露个脸外，又何尝真的会去学堂上课？载沣尚且虚应故事，其他人可想而知。

《清宫遗闻》里记录了这样一出滑稽戏，说贵胃学堂的学生多半为王公贝勒或宗室子弟，所以校内用餐都做得极其丰厚精美，每人一席，一天就要花掉七八两银子，要是稍微不顺他们的口味，这些人就当席飞盆掷碗，大加呵斥。就连学堂的总办、教习，这些人也被视同奴役，任由阿哥学生呼往喝来，唯命是听。更荒唐的是，学生每日到堂，还得由教习派人去请，有时竟然要请上四五次才勉强到场，而来时又正好挨到午饭时间，于是这些人便叫上饭，吃完后嘴巴一抹，扬长而去。也有偶然来一次讲堂的，有时候兴致来了，便在课堂里高唱京调一曲。此等形状，不胜枚举。

一日，《北京日报》登出一条消息，说“贵胄学堂学员，享用豪侈，饮食奢华”。学员们看后很不满，随即去函改正，称学堂“饮食只期充饥，不求其腴膏”云云。事实上，这些公子哥儿在学堂的饮食确实比任何学校都要好。他们吃饭采用分餐制，每人一份，两菜一汤，有鱼有肉不说，不喜欢还可以另做。有一次，一位名叫毓逖的宗室嫌菜做得不好，非要厨司给他单炒一个鸡蛋。厨司不允，他骂了起来。末了还是庖丁认赔，给他炒一盘鸡蛋。谁知他接过菜来，顿时连盘带菜摔在地上，也不吃就走了。

载沣建立贵胄学堂的目的在于皇族抓兵权，光靠在学堂里摔盘子是不管用的。正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载沣的夹袋里并没有太多人物。他能想到的，也就是身边的年少亲贵们。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情社会，皇宫中也不能免俗，而人情的本质，在于血缘关系的亲疏紧密，并由此带来利益分配中的差别有序。由于世代久远，有些亲王的爵位虽尊，但未必能进入权力的中心，而与皇室血缘接近的极少数亲贵，反而能一步登天，进入决策的最高层。最典型的，莫过于“载沣三兄弟”现象。这几个百年前的“八零后”，执掌大权时不过二十来岁，他们能拿得起来吗？

载沣的二弟、贝勒载洵，其生于1886年，宣统元年(1909年)受命筹办海军大臣，次年授海军部大臣，时年不过24岁。有兄长为之撑腰，年轻志盛的载洵上任后即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海军规划，计划在7年内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艘、各种兵轮10艘，以编成北洋舰队、南洋舰队、闽省等各洋舰队及鱼雷艇三队；在此之外，还预备成立各洋军港及船坞，设立海军大学等等。其志向不可不谓之远大。然李鸿章当年打造北洋舰队历时十数年，殚精竭虑而最终仍功亏一篑。以清末财政之困窘，偌大的计划——费用何出？

载洵受命筹建海军后，载沣令度支部及各省分筹开办费1 800万两。1909年9月，载洵与副大臣萨镇冰等乘船赴欧洲考察海军，先后访问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等国，并向意大利订购炮舰1艘，向奥地利订购驱逐舰1艘，向德国订购驱逐舰3艘、江防炮舰2艘，向英国订购巡洋舰2艘。1910年，载洵与萨镇冰再度访问美国与日本，并向美国订购巡洋舰1艘，向日本订购炮舰2艘（其中一艘为“永丰舰”，即后来知名的“中山舰”）。这些舰艇，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只有部分交货。

从小即长于王府的载洵，脸宽体肥，二十来岁就大腹便便，实则才华空空。《睇向斋秘录》中说，载洵访问美国时，在某次参观结束后，美方人员礼节性地询问他：“贵大使有何意见发表否？”载洵只说二字：“很好。”载洵的回答如此言短意骇。这下可苦了翻译周自齐。他无从下嘴，只好为之翻译道：“贵国海军精良，足资敝国模范，毋任钦佩！”旁边的人听后，都不免掩鼻而笑。

老醇亲王奕譞在时，就曾看出载洵的没出息。有一次，王府举行堂会。演到《铡美案》一出时，戏班为了突出演出效果，特意用秫秸秆做了个假人，然后用一泡猪血绑在假人上，待到包公下令开铡，猪血就喷涌而出。正当大家为铡了“陈世美”而拍手叫好时，只听一个小孩哇哇大哭了起来。奕譞循声看去，正是自己的儿子载洵。原来他看到猪血乱喷，以为是杀真人，当时就给吓着了。奕譞本来挺高兴，但看到儿子这么不争气，于是把他叫过去教训了一顿：“想我21岁那年，单手持刀，一脚踢破肃顺大门将之擒获，汝如此胆量，将来怎堪大用！”

载涛比载洵小两岁，不过看起来似乎更成器一点。年轻时候的载涛活泼好动，兴趣广泛。他嗜好骑马，马术也很高明（建国后曾被聘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同时，他又喜欢京剧，在票友中颇有名气，可算是半个行家。不过，载涛的荒唐事也没少干。据说，有一次老福晋患病。载沣回家看望。载涛听说后，跑来找老兄，说：“黄鹤楼缺一角色，二哥可为周公瑾乎？”老福晋听后气得大骂：“我病如此，尔尚酣歌恒舞以取乐耶？真全无心肝矣!”

载洵出国晃了一圈后，当上军谘府大臣的载涛也依葫芦画瓢，以考察军事的名义周游了世界一圈。载涛这次出访的表现倒还算体面。他参观过美国西点军校，在德国还亲自乘坐飞艇。各方对他的印象及评价都不错，假以时日，也未必不能成才。但是，一个摄政王，两个小贝勒，这三兄弟的年龄加起来也没有超过80岁，既无阅历，也无从政或练兵的经验，军国大事，轻于一掷，这其中的隐忧，当然不容小视。

如果仅仅是少不更事倒也罢了，要命的是“洵贝勒”与“涛贝勒”还有其他毛病。时任外务部官员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亲贵贪污，首推载洵，他在海军大臣任内，卖官鬻缺，贪得无厌，后到英国定购战舰，议价未成，先讲回佣，声名狼藉，贻笑中外。其弟载涛，尚知自爱，唯年少气盛，傲慢性成，人皆以为薰莸同器，其实以乃兄之污名而弟同受其累，亦是事实。但以毫无军事经验之幼弟，付以陆军之重任，其举措亦属荒谬。张南皮相国力争不可，未蒙容纳，遂自请休致，不久薨于京邸。老臣到此，亦只付之一叹矣。”

清末以降，世风日下，满朝亲贵，贿赂公行。载涛或许没有受贿，但并不代表没人向他送礼。《春明梦录》中说：“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如果此事属实，或许从侧面说明载涛的官场经验远远不足，他要是明白“千佛名经”乃“千两银票”的含义，也就不会闹出这等笑话了。

驱逐袁世凯之后，载沣兄弟开始攘夺兵权，并在军界中“大换血”，同时又往北洋系中“掺沙子”，其具体举措包括：1909年上谕皇帝亲任海陆军大元帅（载沣代理）；将军咨府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并提升其权力，以执行参谋本部的职能；用士官系替代北洋系将领，“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均被任命为高级将领；良弼提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陆军部尚书荫昌兼近畿陆军六镇训练大臣，等等。

一系列的组合拳后，天下兵权悉归载沣兄弟所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知道，北洋系自袁世凯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其势力经十几年的精心培植，早已是盘根错节，深入各个部门，抓出几个重要头目并不等于彻底拔除了袁世凯的势力。而如果真要将袁派势力赶尽杀绝，那整个大清帝国也就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了。

末代状元、清末立宪派领袖张謇曾在日记中说：“假如袁世凯一旦死亡，北洋的新军，据我所知，只有铁良尚能运用。铁良在旗人中，是比较干练而有计划的人。他对于陆军，亦曾埋头研究。他在军事上的知识，并不低于袁世凯。不料载沣听先入之言，罢斥铁良而不用，不啻自坏长城也。”铁良是满洲镶白旗人，原系载沣老丈人荣禄的老部下，早年做过兵部侍郎、练兵大臣和陆军部尚书，本是清末仅次于袁世凯的军事专家。他当时也只有四十来岁，年富力强。但这样一个老资格旗人却在载沣的军事结构调整中屡遭排挤，最后从陆军部尚书的位置上被赶了下去，后来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宁将军。

铁良的被弃用，一方面是因为庆亲王奕劻的缘故。因为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人，但更重要的是，载沣要为弟弟载洵、载涛掌握军权而扫清道路。只要是对他们兄弟抓权有所妨碍，不管是满人也好，亲贵也罢，都要一脚踢开。而后来继任陆军大臣的荫昌，也只有唯载涛之命是听了。

像铁良这样的例子，还有良弼。良弼家族世代忠良，对大清可谓忠心耿耿。其祖父伊里布曾做过总督、巡抚之类的一二品大员。但家道中贫，良弼从小刻苦勤奋，做事果敢，后来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满人中难得的军事人才，但也只被载沣任命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似有大材小用之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清末亲贵的圈子本就不大，但这个小圈子内部也是彼此倾轧不已。京官胡思敬在《国乘备闻》即有“政出多门，八党之说”：“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当时朝士议论，皆言庆党贪鄙，肃党龌龊，两贝勒党浮薄。”

载沣的福晋是荣禄之女，自小就十分骄悍，也是个惹不起的厉害角色。据说，有一年载涛过生日，太福晋与诸王公都去他府中看戏祝寿。载沣的福晋以身上有孕为借口不去，但众人走后却微服上街看戏喝酒。有人看见报告了载沣，后者大怒之余而回家厉声斥责。但福晋也不甘示弱，其大吵大闹，太福晋也管不了。次日，载沣怒气未息，大臣们的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据说，载沣三兄弟小时候吃烧饼，载洵尽吃芝麻的，载涛好吃麻酱的，剩下的才归载沣，可见其宽容。对于载沣的消极软弱性格，《国乘备闻》也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说载沣性格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时不敢自专，躁进之徒向他献策，也一概欣然受之。他“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有一次载涛气极，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载涛访问国外回来后，主张借国债建设海陆军，并主张剪辫，廷议大哗。载涛仍呶呶不休。载沣被逼得没办法，最后“避居三所，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在召见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瑞澂时，载沣只说几句家常，别无他话。“瑞澂欲有所陈，监国曰：‘汝痰病尚未愈乎？’盖厌其烦聒也”。驻日公使汪大燮回国密陈日本阴谋，载沣听后不发一言，待汪一说完，即指着大钟说：“已十钟矣”，意在逐客。

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本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三更灯火，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时间既短，师傅又不无客气。大概有清以骑射得天下，本重武轻文。即如满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雇一教读，其雇价月不过数金，少则只二金而已。无他，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耳。”

乾隆年间，学者赵翼曾这样描述皇子们读书的：“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当时的皇子们在皇帝的严厉督导下，不分寒暑雨晴，几乎天天都是如此。赵翼亲眼见后，不免慨叹道：“我们这些靠读书做官的，都不能天天早起，天子之家的金玉之体尚且能日日如是，真是三代以上，亦所不及。”正因为对皇子教育的重视，清朝前期如康熙、雍正、乾隆乃至嘉庆、道光年间，也就不再有前朝那样屡出昏君的案例，但在百年之后，这些贵胄子弟早已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传统丢到爪哇国去了。

如此当国，怎不堪忧？

5 靠边站的学问：亲贵见用贤才弃

清末官场有句话流传颇广，叫“贪赃枉法庆亲王，里勾外连袁世凯”，这说的就是庆、袁集团。袁世凯虽然被赶回老家了，但袁派势力却一时无法根除，这其中就是因为有袁世凯的坚定同盟者、庆亲王奕劻在其中牵绊。

奕劻系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孙、辅国公绵性之子，其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原本是远支宗室，初袭爵位不过是末流的辅国将军。但奕劻这个人做事勤勉，多思寡言。因为他父亲曾为了袭爵而行贿，因行贿而遭遣戍，所以其为人相当低调，不事张扬。奕劻的性格外圆内敛，他既善于揣摩圣意，同时又言辞谨慎。这使得他的上升之路颇为顺利：咸丰二年封贝子，十年封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衔，光绪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封庆郡王，二十年封亲王。

在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人在时，奕劻还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名望，只不过在总理衙门中长期任职。但在奕訢、李鸿章等人死后，特别在庚子年后，宗室中无人可用，智识平平的奕劻因多年积累的资历而一跃成为外务部大臣（六部之首），1903年后又进入军机处，并成为首席军机，一时间权势煊赫，无出右者。

据说，奕劻年轻时因为家庭遭受变故，生活颇为窘迫，身上的官服都经常拿到当铺去典当换钱，以解燃眉之急。但等他官越做越大后，其对钱财的贪欲也就越来越强，如《十叶野闻》中所说：“庆王弈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其卖官鬻爵之夥，至于不可胜数。人以其门如市也，戏称之曰‘老庆记公司’。上海各新闻纸之牍尾，无不以此为滑稽好题目。盖前此之亲王、贝勒入军机当国者，未尝有赃污贪墨如此之甚者也。初，庆王以辛丑和议成，大受慈眷，然实李文忠未竟之功，而王文韶为之助成，庆王可谓贪天之功矣。顾荣禄未死以前，庆王实绝无议政权；及荣禄死，太后环顾满人中，资格无出庆右者，遂命领袖军机，实则太后亦稔知庆之昏庸，远不及荣禄也。”

奕劻在官场中一向以贪劣不法而著称。1904年御史蒋式曾弹劾奕劻，称其将私产120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弹章既出，清廷不得不装模做样地派大学士鹿传霖前往查办，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慈禧太后精明一世，她对奕劻的贪欲当然不会毫无所知。《国乘备闻》中说：“庚子之乱，仪鸾殿毁于火。太后归自西安，念及旧时居处，凄然不乐。从李莲英言，出宫帑五百万金付奕劻重建，奕劻与莲英朋侵其半。太后尝语人曰：‘奕劻藉朝廷势，网取金钱，是诚负我。今我夺奕劻位以畀他人，他人遂足信哉？’”

镇国公载泽与载沣关系很好。他与奕劻的矛盾很大，常对载沣说：“你要不听大哥的话，老庆（奕劻）就要把大清江山断送了！”但话虽如此，奕劻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早已是百炼成精。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载沣之所以没有听载泽的建议去扳倒奕劻，主要是担心北洋派难以控制。而奕劻主管外务部，他又怕外国人干涉。以奕劻的老资格，很多事情要是他不出面就办不成。正如当时流传的一句笑话：“老庆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

更重要的是，奕劻有隆裕太后护着，载沣奈何不了他。隆裕太后护着奕劻，据说是这么回事：慈禧太后立嗣时，奕劻请在诏书中加兼祧（光绪）皇帝一语。慈禧开始不答应，她只想让溥仪给自己的儿子同治嗣位，在奕劻的再三跪请之下，慈禧这才勉强应承。由此，隆裕才保住了自己的太后位置，否则的话，她就要落得像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一样的悲惨命运了。事后，隆裕太后深感奕劻的大恩大德，当然不会让载沣去扳倒奕劻（也有说兼祧之议是张之洞提出的）。

1905年，镇国公载泽曾作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人颇具才干，但为人刚愎自用，为同僚、各省督抚所不容。载沣上台后，载泽力持“杀袁去庆”之策，可惜载沣不听而意颇怏怏。后来，载泽做上炙手可热的度支部大臣，掌管朝廷财政大权，“每论政，独断即行”，屡因侵夺地方利权而招至物议。据说，盛宣怀在清末的复起就是走了载泽的门路，靠行贿60万两才被启用为邮传部尚书。而载泽取历年积蓄合为百万，盛暗地为载泽留出汉冶萍公司的股票，取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辛亥革命后，载泽亦不敢去要，最后付诸落花流水。

在亲贵中别树一帜的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是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清初肃武亲王豪格的后代，历任镶红旗汉军都统、步军统领等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善耆被授为民政部尚书，掌管京师警务，也是一位实权在握的显贵。据《梅楞章京笔记》所记，善耆是个新派人物，能力也很强。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崇文门监督（收取商业税）。之前崇文门每年的税收不过17万两，但他掌管之后很快增为64万两，而原定的税率并没有变化。

1907年，时任安徽巡警学堂总办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据《皖变始末记》中称：“军机处会议后曰：‘宜处徐党以严刑，夷其九族，以戒后之为逆者’，肃邸闻之，独不谓然，曰：‘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何若将该逆正法外，其亲眷戚属，均勿连累。’军机不允，肃邸即告醇邸，并询贝子以此意，得其赞成。三人联袂赴军机处，再言夷灭九族之非计，庆邸、麟中堂等闻言，始允其议，乃电饬江督从宽惩办。”

或许是因为要收集情报的缘故，肃亲王善耆与各种反对派团体都保持了秘密的联系，其中既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在外的维新派，也包括四处搞暗杀及起义活动的革命党人。据说革命党人程家柽就是他的私人代表。不过，善耆并不赞同同盟会的主张。他认为三民主义太狭隘。在审判汪精卫一案时，善耆就建议革命党人把三民主义的主张改成“五族大同”。而这也是当时的满人报刊《大同报》的主张。

对知名革命党人汪精卫的审判可谓是清末最戏剧性的一幕。汪精卫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相当于向皇帝行刺）。这在当时可谓“天朝第一号大案”，但犯下“弥天大罪”的汪精卫居然未遭凌迟大辟，株连九族，而只是判处终身监禁，苟全于人世。这实在是清末暗杀事件中最皆大欢喜的一例，也称得上是两千多年专制史上破天荒的头一遭。据说，孙中山鉴于善耆的“贤名”，也一度写信给他，称：“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

善耆在清末有“贤王”之名，相比其他亲贵，他的政治态度要开明得多，而且支持立宪。据说，1909年各省咨议局代表前来北京请愿要求提前实行立宪时，因载沣的反对，京中各大员都不与请愿代表接触，唯独善耆在民政部大堂盛情接待了各省代表。谈话至紧要处时，善耆“忽然掷冠于地,喝了一声‘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而结束了他的回答”。善耆的这句戏词中的“先帝”，指的是临终仍以立宪为念的光绪皇帝，大意是光绪要是在世的话，立宪早就实现了，可惜他死了，载沣却不愿实现立宪。为此，革命元老章炳麟曾给善耆写信，并劝说他加入同盟会，以效仿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亲王领导即将到来的革命。章炳麟甚至声称，只要满人还政于汉人，他们就可以返回满洲，到那里维持一个独立而纯为满人的帝国（当然，他们必须依附于中央政权）。

亲贵中也有受冷落打击的，譬如溥伦、溥伟。在同治皇帝突然暴崩时，溥伦原本是最有希望继位的。因为他是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长孙，也是“溥”字辈中年纪最大的。可惜的是，慈禧太后打破宗法制度的常规，用同治的堂兄弟光绪（都是“载”字辈）继承了皇位。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载沣对溥伦颇有猜忌，溥伦的官途也就不咸不淡，最后不过获得资政院总裁一职。由于清末预备立宪的逐次铺开，资政院具备了国会的部分功能，溥伦也借助议员们的势力自成一党，不过这一党并无实权，仅是对各衙门及大臣起掣肘的作用而已。一直到1911年，溥伦才混到农工商部的尚书，可也没几天官做了。

另一位备受打击的是恭亲王溥伟。溥伟是恭亲王奕訢次子载滢的长子。他生于光绪六年（1880年），虽然比载沣要小一辈，但年龄上却要大上3岁。溥伟原本是没有机会承继王位的。只是因为恭亲王的长子载澄天性顽劣，后于28岁去世且无子嗣，于是溥伟过继为载澄嗣子，由此承袭了恭亲王的王爵。

溥伟其人风度翩翩，擅长辞令。论性格，论才质，溥伟均较载沣为胜。论血缘，溥伟与溥仪同为道光皇帝之嫡孙，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溥伟对帝位颇有觊觎之心。据传，在慈禧太后“夜半定策”的那个晚上，溥伟利用宫廷行走一职的便利在宫中苦等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听到一些对他利好的消息。《异辞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枢臣每人至，辄问曰：‘谁欤？’对曰：‘某。’乃开一罅内之入，旋闭之。又一人至，亦如之。毕入，恭邸尾于后。卫士曰：‘未召王’，将之拒之于外。”

正当溥伟感到极度失落之时，他后来又听说慈禧太后在宣布载沣为摄政王时，载沣叩头力辞，慈禧太后愤然道：“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溥伟得知后再度兴奋起来，但在张之洞拟定的懿旨公布后，只有载沣任摄政王而没有任何提到他的片言只语。愤然之下，溥伟对张之洞怒目相讥，责问他为何在诏旨中没有皇太后要溥伟助政之语，并遍骂各军机大臣，要求重新拟旨。沉浮宦海数十年的张之洞岂是吃素的。他年纪虽然大了点，但脑子很清楚。他只是淡淡地说：“摄政王以下，吾等臣子均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尽写入懿旨？”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溥伟顶到了墙角里。

心有不甘的溥伟，后来又在丧日之内大闹内务府，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溥伟就是再不甘心也难以掀起大的波澜。没过两天，载沣和奕劻便联合采取强硬措施，并以宣统名义颁布上谕警告：“钦奉大行太皇太后懿旨，军国政事，均由监国摄政王裁定，……嗣后王公百官，倘有观望玩违暨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这种有针对的申斥，已经明显露出杀机，自知无望的溥伟也只得知趣地退出这场权力的角逐。

溥仪继位后，溥伟为此愤愤不已，日久生疾，只好不时地求医问药。某宗室显贵听说后，私下嘲笑他：“这是患的心病啊，恐非石膏一斤、知母八两不可。”另一位则补充道：“哪里哪里，只须‘皇帝一个，江山一座’足矣！”在场者听后无不捧腹大笑。在皇族内，溥伟的不满尽人皆知。所以宣统一朝，他受到载沣一系的疑忌，再有能力，也只能在禁烟大臣这样的闲差上打发时间（实事求是的说，清末禁烟做得不错，国际上也颇为认可）。

载沣兄弟的主政，非但排斥部分亲贵，一些有能力的清末重臣也大多斥革。譬如与袁世凯齐名的原两广总督岑春煊（当时号称“南岑北袁”），在1907年“丁未政潮”中被赶下台后，载沣也未能加以擢用。

岑春煊是原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曾中举人。他年轻时放荡不羁，号为“京城四少”之一。庚子年中，岑春煊保驾有功，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因而在清末飞黄腾达，连连升迁。不过，岑春煊在清末官场上名声尚佳。《国闻备乘》中就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矣。”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他在任内劾罢不法污吏及渎职者上千人。手下的大小官员们谈“岑”色变，一时有“官屠”“猛虎”之称。

岑春煊出身豪门，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并无贪恋之心。这一点与庆亲王奕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岑春煊上任两广总督时，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帖中夹带了一张大额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新任总督将要对他们不利。但出人意料的是，没有收礼的新总督岑春煊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更加爱护商民，以至于离任时，商民们都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可惜的是，岑春煊虽然有胆有识，但又失之过粗，这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与岑春煊同时下台的军机大臣林绍年等人，也都未再度启用，而后者均以为官清廉刚正而著称。载沣之失人，可见一斑。

在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原本可以替代其位置的“出洋五大臣”之一、直隶总督端方也遭到厄运。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其曾祖父为郑亲王九门提督乌尔棍布。“辛酉政变”中被慈禧太后镇压的端华、肃顺亦为其家族中人。尽管出生于这样一个显贵家庭，但端方本人是科举正途出身。他在21岁那年中举，这在满人中算是聪敏好学的。

戊戌变法中，端方一度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对当时“志大心切”的端方来说，这既是一个重大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厄运的开始。变法期间，端方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筹办的部门当中。他曾一天连上三折，其工作热情与效率，人人叹服。但是，戊戌变法很快被慈禧太后推翻。除京师大学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农工商总局一律撤销，端方本人也被革职。

失官后的端方处境险恶，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纪》中说，端方靠向大学士刚毅行贿，并诉称自己参与新政是为了探听康有为等乱党的消息（原来是无间道？），这才获得慈禧太后的宽免。在蒙获召见时，慈禧太后问端方：“外面情况如何？”端方忙奏道：“自太后训政以来，人心大定！”慈禧太后听后面有喜色，掉头斥责光绪：“你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端方见慈禧太后高兴，便急忙将早缮写好的《劝善歌》献上。慈禧看后大悦，命各地张贴，广为宣传。后来，端方的这个《劝善歌》也就被人笑为《升官保命歌》。

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等人逃到西安，而端方当时正好护理陕西巡抚，护驾有功，由此仕途大进。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抚，随即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其子也赴美国留学）；3年后，端方调任江苏巡抚，办起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半年内便建有小学堂八十多所。据说，端方在调任江苏巡抚时，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

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曾作为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端方也官升一级，出任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袁世凯被逐后，端方不久即接任为直隶总督（原直隶总督杨士骧突然暴卒），一举登上了个人仕途的最高峰。以袁世凯的才干，其在清末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是他人难以替代的，但如果载沣打算让端方来取代袁世凯地位的话，倒也不失为次优的选择。可惜的是，载沣并不是一个识才善用的主政者，其罢黜袁世凯不到一年，当时声望仅次于袁的端方也被赶下台。而其下台之原因，比袁世凯的案例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1909年10月，曾多次承办过皇室婚丧庆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筹办慈禧太后梓宫移陵及相关事宜。按说，这种事情对端方来说本该是驾轻就熟，但这次移陵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而这个“小意外”却是致命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端方安排了两名摄影师对慈禧太后的下葬过程进行拍摄，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但葬礼一结束，此事便被某御史参劾，称“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另外，陵区内肆意架设电线，破坏风水，实为“有悖人臣之道”云云。

令人咋舌的是，该“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的御史，竟然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平心而论，即便是李鸿章在世，恐怕也未必会如此不开明，而作为摄影爱好者的端方，也是深知慈禧太后生前颇喜欢照相，所谓“亵渎”之罪，实属有人借机生事。至于陵区内架设电线（电话线），主要是为了通讯方便考虑，“大不敬”的帽子，恐怕也太大了点。

当然，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此，因为这次弹劾的目的，本质上是守旧派对改革派的一次政治斗争。而李国杰的出马，很大程度上又是挟夹私怨，因为他曾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官未能如愿。如果仅仅是李国杰等人兴风作浪的话，问题恐怕还不至于那般严重。但摄政王载沣对此“很以为然”，结果正值年富力强的端方便从直隶总督的位置上滚了下去。

载沣固然年少不更事，但未必会顽固守旧到这种地步。端方之所以不招摄政王的待见，恐怕是因为他刚上任直隶总督便屡屡上折，为中枢出谋划策，而这种“过分的积极”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指手画脚”“摆老资格”，因此，罢黜了袁世凯之后，再罢免一个端方，杀猴给鸡看，恐怕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这不过是载沣所出的昏招之一罢了。

《异辞录》中说：“帝自西狩（指庚子之变）以来，渐与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惩国家多难，宗社安危唯帝是赖，途中调护备极恩勤，帝亦眼事唯谨，欣欣然有祥和之气象。回銮之后，长白荣文忠公辅政，未几卒，庆邸代之。项城、西林，南北重镇，协力维新，天下称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此话固然是溢美之词，但随着新政的逐次展开，尽管其中有各种问题与不足，但总体来说，清末最后10年的发展与进步还是足以称道的。

1909年载沣执政后，政局、政风再次为之一变。《国乘备闻》中说：“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夤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在前直隶总督袁世凯及后任端方去职后，继任的直隶总督陈夔龙与总理大臣奕劻等人都是一些善做官而不善做事的巧宦，而那些年少亲贵就更不足论了。

朝廷末世，政局纷乱，正如何刚德在《春明梦录》序言中所说：“京师为首善之区，钟鼎所在，观听肃焉。时值承平，纪纲未弛，大臣老成持重，尽有正色立朝之风；百僚庶司，不失同寅协恭之雅。即朋簪投洽，亦每以道义相规；文酒过从，依然风流儒雅。人言朋友之乐无如京师，盖于饮食酬酢外独得真趣也。余于丁丑观政铨曹，躬逢其盛，固不以长安为不易居也”，但在戊戌政变、庚子拳乱之后，“世事已大异昔时矣，回首春明，重温旧梦，不禁百端交集矣”！

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死在沙滩上。载沣这些后浪亲贵，他们对权力的欲望明显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既然得到如此轻松，失去也必将容易。等待他们的，必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6 授人以柄：“皇族内阁”大败笔

载沣当政，亲贵揽权，其中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1911年的“皇族内阁”，而这事说来却也话长。早在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慈禧太后派出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主要模仿对象是日本。

次年五大臣归国后，清廷发布“仿行立宪”的诏旨，其中就提到，预备立宪的基础要从改革官制做起。这其实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刻意模仿，因为日本在实施宪法前，曾经对官制进行了两次大改革。端方和戴鸿慈在请求立宪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这一点。

在《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摺》中，端方与戴鸿慈提出了官制改革的八条建议，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撤销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两位考察大臣的主张是：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以及各部尚书组成内阁，阁议决定政事之后奏请皇帝颁布谕旨；而上谕颁布时也需要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和相关部尚书的副署。这个方案的来源，就是德国和日本实行的内阁制（二元立宪君主制的一个特征）。

这个方案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因为中国的皇帝一向自称天子，乃上天的代表，神圣而不可侵犯。从理论上说，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的限制，他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是永远正确而不可违抗的。但是，国家太大，事情太多，皇帝也不可能凡事躬身亲为，因此他需要助手，这就是宰辅。宰辅的出现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皇帝精力不济或怠于朝政，作为皇帝主要助手的宰辅重臣往往会颠覆王权甚至取而代之。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特别是汉唐时期。

有鉴于此，明朝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而用内阁取而代之，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但是，内阁大学士也需要一个带头人，这就是常说的内阁首辅，而这又等于变相恢复了相权。清朝代明后，基本继承了前朝包括内阁的基本制度。但在雍正朝时，因为要打仗，因而雍正皇帝在南书房外的小屋子里设立了军机处，以便他处理一些紧急的军国大事。战事结束后，雍正并没有撤销军机处，于是朝廷的重要政令都出自军机处而不再是内阁。

军机处的设立，实际上皇权的进一步专制化、独裁化。从理论上来说，军机处不能算政府机构。因为它没有正式编制，不过是从内阁大臣里挑选几个能干的，来军机处帮皇帝办事。而且，军机大臣并不是政府的正式行政首长，而是皇帝临时调用的。这有点像明朝的中后期，皇帝不出宫办事，只是在里面找几个信任的人来商量，只不过清朝皇帝不找太监而是从外面调大臣。

军机处是皇帝亲管，所以它的地位在清朝政治中非同小可。但是，皇帝亲管军机处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弊端，这就是皇帝做错了事情不用负责。有宰相时，宰相做错了要负责；有内阁时，首辅做错了也要负责。正因为有下台甚至杀头的风险，办事的人才会有责任心。但是，宰相废了，皇帝兼任了宰相的职责，设立了军机处又把内阁架空了，这导致皇帝对所有的事情负责，但皇帝做错了，他又是可以不负责的——谁吃了豹子胆，胆敢去指责皇上呢？

端方、戴鸿慈提出的责任内阁制，他的厉害之处不仅仅是要取消军机处，更重要的是它要在制度上限制皇权，而与责任内阁制紧密联系的另一个变革是整理官制，改设九部。中国传统王朝一般实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英法联军入侵后，清朝在六部之上增加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执行外交功能。庚子年后，总理衙门被改为外务部并提为六部之首。而在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廷又相继设立了商部、巡警部、学部和政务处、练兵处和财政处等中央直属机构。这些新旧机构职能重叠，旧的六部还实行满汉尚书，显然已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后，奕劻将核定的方案上报，其具体内容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设立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以各部长官为内阁政务大臣；中央设十一部，即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陆军部和理藩部，外加五院一府，即集贤院、资政院、大理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和军咨府。

为了让慈禧太后更好地理解这份方案，奕劻还特意附上一份说明：根据立宪国的通例，中央政府即以各部行政长官会合而成，分之则为各部，合之则为内阁；出则各部长官，入则内阁政务大臣。此现拟内阁官制之由来也。内阁既总集群卿协商要政，而万几所出一秉圣裁，不可无承宣之人为之枢纽，故设总理大臣一人以资表率。如果担心内阁总理大臣权力太大，则有集贤院以备咨询，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督察院以任弹劾，有审计院以查滥费，有行政裁判院以待控诉。凡此五院，直隶朝廷，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足以监内阁，皆所以巩固大权，预防流弊。

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一些官员的激烈反对。如御史赵炳麟指责奕劻等人的方案是“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暗移神器”，实行新的官制必然“大臣陵君，郡县专横”，其结果是“大臣专制”取代“君主专制”。军机大臣瞿鸿禨则更为的狡诡。他在讨论时不动声色，却暗中去见慈禧太后，并乘机放了一把野火，说：“根据这个官制，老佛爷从此就不必为军国大事而过度操心了。”他见慈禧太后不太明白，便解释说，内阁制与军机处的性质不同，军机处所讨论的问题，事前必须请旨定夺，内阁则由会议决定后上奏。在赵炳麟和瞿鸿禨的怂恿下，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悟。

1906年11月6日，清廷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责任内阁制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各部院设置和长官如下：

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会办大臣那桐，瞿鸿禨为会办大臣兼尚书；

吏部尚书鹿传麟；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度支部尚书溥頲；礼部尚书溥良；

学部尚书荣庆；陆军部尚书铁良；法部尚书戴鸿慈；农工商部尚书戴振；

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都察院督御史陆宝忠；大理院正卿沈家本。

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但13个部院的长官中，满人7名，汉人7名，蒙古族1名，看似平分秋色，但认真推敲起来，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由此可以看出，满族亲贵专制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实在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当时《东方杂志》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要之归于改革派之失败，守旧派之胜利，可谓之龙头蛇尾之改革也。”

经过近两年的准备，清廷在立宪派的鼓噪声中，终于1908年8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后称《筹备事宜清单》），由此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大幕。

《钦定宪法大纲》大多是模仿日本宪法，其中具备了三权分立的雏形，对国民权利的规定已接近现代法律。若说它没有任何进步，完全是欺骗，也失之公道。如果说诚意，《筹备事宜清单》还是能说明点问题的。这份预备立宪路线路上，宪政的设计者们将预备立宪期限定为9年，并详细开列了这9年的筹办大事和时间表：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颁布国家税制章程等；第六年（1913年）实行户籍法，试办全国预算，各级审判厅一律成立等；第七年（1914年）试办全国决算，各级地方自治一律成立等；第八年（1915年）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等；第九年（1916年）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并举行选举，确定全国预决算等。

从规划和时间表来看，要办的这些事情基本都是大事情，对于一个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旧中国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客观的说，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措施在辛亥革命前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也说明清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沿袭千年的“祖制”（不仅是清朝，而是从秦汉以来的传统专制制度），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现代国家推进。特别到了预备立宪，更是深刻地触动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保守、最核心的成分——专制皇权。在这个结构性变化即将来临时，任何的鲁莽和冒进都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但是，正如1909年日本首相桂太郎冷眼旁观的，“立宪和国会等制度是好的，但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中国现在走得太快，一定会出问题的”。结果其不幸而言中。

但是，这个已经是快得不能再快的规划还是让各省的立宪派们不满意。他们认为9年预备立宪期太长，有的甚至要求立刻召开国会，直接立宪。为此，立宪派士绅在1909年后发起了三次规模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试图让清廷缩短立宪期，以尽快召开国会，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经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12月中旬陆续抵达上海。1910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团向都察院呈递了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的“速开国会”请愿书：“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

令代表们失望的是，清廷虽然对代表们的爱国热忱“深表嘉悦”，但以“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邃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为由拒绝了代表们的要求。对此，请愿代表并不吃惊。当年6月，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这一次，请愿代表增加为150人，而且还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规模大大超过第一次。

第二次请愿再次失败，但代表们仍未气馁。经讨论，他们决定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正式请愿时各府、厅、州、县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100人以上，远省至少50人以上；二是分发签名册，并约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三是交叉请愿，代表团、各省咨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请愿，各省咨议局及各团体再向各省督抚请愿。

这一次，连一向闭塞落后的甘肃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参与请愿。更有甚者，山西代表到达北京时，在京的山西籍官员全体前往正阳门车站迎接，一时轰动京师。10月7日，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整队出发时，奉天在京学生牛广生、赵振清等17人突然来到。他们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国家瓜分在即，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随即牛广生和赵振清两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迹”。经过请愿代表苦劝，两人趁人不备，各从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块，涂抹于请愿书上，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随后，两人忍痛踉跄而去。代表们亦泪流满面，为之感动。

资政院于10月3日开院。在10月22日的首次会议上，湖南籍议员罗杰提出：“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此言一出，会场上顿时“声浪大作，议场骚然”，众议员纷纷要求搁置其他议案，首议“速开国会”案。议案表决时，议员们全体起立。据当时入场旁听的《民立报》记者报道：“此次资政院表决此案时，自王公以及民选议员全体赞成，三呼万岁，外人脱帽起敬，电告本国。”议案通过后，会场上“应声矗立，掌声如雷”。个别情绪激动的议员甚至跳起而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

在危机的日益加重下，民间立宪派认为只有速开国会，才能挽救这个国家与民族。正如日本情报人员远腾久吉在《远腾报告》中说的：“立宪派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就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立宪派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在三次要求立宪进程提速的请愿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民众的请愿热潮下，各省督抚也受其感染。10月25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等18位督抚及将军都统联名上奏（明确持反对意见的仅有两江总督张人骏一人），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1910年11月4日，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摄政王载沣宣布将原定为9年的期限提前3年，改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

对清廷来说，国会请愿运动是把双刃剑，处理好了能够凝聚人心，处理不好则可能引发群体分裂。总的说来，载沣的处理还算是积极，但数月后的“皇族内阁”则彻底埋葬了这一成果，令立宪派士绅为之寒心。

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宣统初元，邮传部陈璧以罪免，载洵欲代之而未得，几哄于王前。载涛、溥伦、毓朗辈亦逐逐思逞。或为之谋曰：‘今汉尚书四人，尽去之，无以服人，曷若图诸满缺？’未几，农工商部尚书溥頲、礼部尚书溥良，次第外简。三年，内阁成立，设大臣十人：外务梁敦彦、度支载泽、陆军荫昌、海军载洵、民政善耆、司法绍昌、学务唐景崇、农工商溥伦、邮传盛宣怀、理藩寿耆，王公四人，宗室一人，觉罗一人，满一人，汉三人，而蒙古汉军尚不与焉。光绪之末，京师谚云：‘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至是益信。”

《异辞录》中说的三年（1911年）之事，即为历史上所称的“皇族内阁”事件。当年5月，清廷裁撤旧内阁与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人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举国都为之哗然。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载沣等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巨大错误。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种愚蠢之举，等于是在给革命党人加分。对此，在海外为立宪斗争的梁启超愤懑至极，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当然，这次的改革如果去掉“皇族”二字，倒也不是一无是处。首先，以责任内阁替代之前的军机处和内阁模式，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进步。因为它构架了一个符合现代社会的中央政府模式，民国后的内阁制和这次采取的制度在结构上是同质的，即便是现在的国务院制，也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其次，新设立的各部院制确定了现代社会各部委的基本名称和职能设置，较之传统的六部制，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第三，在责任内阁的框架搭好之后，皇族成员可以随时撤换，但结构本身却是不可更改的。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改组内阁，皇族成员全部剔除即为证明。换句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内阁成员可以换，但制度的进步却是不能倒退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亲贵攘夺权力主要体现在中央这一层面，地方上自太平军被剿灭之后，督抚大员即以汉人为主，而州县一级的汉人官员更是占据绝对优势。作为最大善意的揣测，这次组成内阁的成员仍旧为之前的主要中央官员，这或许是清廷出于稳定的考虑而未大规模的更换新成员。事实上，《时报》早在6个月前就已预测了这个结果。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首次组建新内阁势必为全国士绅所瞩目。清廷不经意间犯下的致命错误无形中被放大数倍。载沣所导演的“皇族内阁”这一杰作，最终令温和的立宪派士绅们大失所望并引发极大的怨恨。由此，革命党人所高唱入云的“驱除鞑虏”号召也就愈加响亮了起来。

“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

叁 旗人 革命政治下的牺牲品

1 历史负资产：九世之仇终不忘

王学泰先生在《采菊东篱下》中讲了这么个故事：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特设“阳城马周”科以考选敢于直言的御史（马周为唐朝监察御史，以敢于直谏而闻名）。此举原本是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为博“善于纳谏”的美名，不曾想一向以“戆直”闻名的江南名士杭世骏在答卷上提出：“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界。”“满洲才俊虽多，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无一人焉，何内满而外汉乎？”

杭世骏说“满洲才俊较之汉人仅什之三四”，这话已属客气，实际情况恐怕要更低。在驳无可驳的情况下，乾隆气得“抵其卷于地者再”，并恼羞成怒地令刑部治杭世骏的罪。得旨后，刑部初拟死罪。但乾隆征询廷臣意见时，满朝文武，无论满汉，都为杭世骏说情，说皇上既然下诏求言，如今怎能出尔反尔，引蛇出洞，若是杀了杭世骏，今后谁还敢说真话？乾隆听后自觉理亏，只好将之免官，放归乡里。

杭世骏曾在博学鸿辞考试中名列一等，京中官宦争相延纳。但此次他被贬斥出京时，只有老诗人沈德潜一人前来相送。临行前，他送了杭世骏一首诗，其中两句叫：“邻翁既雨谈墙筑，新妇初婚议灶炊”，其大意是，宋国有个富人家的院墙被雨冲坏，儿子说得赶紧修好，不然会遭盗贼。邻家老翁也这么告诫他。后来富人家果然被盗。这个富人在夸耀自己儿子有先见之明的同时，却把怀疑对象放在了邻家老翁的身上（典出《韩非子》）。后一句则是说刚过门的新媳妇，初来乍到还没摸清婆家的深浅呢，却一入门就妄议婆家饭菜水平的高低。沈德潜的意思是，这种犯忌的“满汉”话题，皇上自己说说倒也罢了，你一个新官，又是个汉人，不明就里，妄自评议，岂不像个新嫁娘，未免有些天真了！

故事到这还没完。却说杭世骏回到杭州后，以教学及经商为生。22年后，乾隆南巡到杭州，曾为京官的杭世骏也去接驾。众人当中，乾隆一眼就认出了杭世骏，于是问他现在何以为生？杭说，我现在靠卖卖废铜烂铁谋生。乾隆听后，很是为他的失意感到开心，随后便写了“买卖废铜烂铁”六个大字赐给了他。后一次南巡中，乾隆又见到杭世骏，问他：“你脾气改了吗？”杭说：“臣老矣，不能改也。”乾隆听后很不舒服，其冷笑一声：“何以老而不死？”杭世骏梗着脖子说：“臣尚要歌咏太平。”这回乾隆笑不出来了，因为他明知杭世骏在故意冷讽他，但他又抓不住杭的任何把柄。

乾隆这个人，外表宽和，实则忮刻。当年也只有杭世骏这种“不求官、不求利、不怕死”的过气老名士敢于倚老卖老，在装痴卖傻中向皇权挑战，最后还弄得乾隆灰头土脸，无计可施。对于此事，龚自珍在《杭大宗逸事状》中另有一说：“癸巳，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反舍，是夕卒。”杭世骏字“大宗”，龚自珍的记载或许辅证了乾隆确实说过“老而不死”的诅咒话语。但说杭世骏当晚就死则是误记，因为杭世骏虽死于癸巳年（1773年），这一年乾隆并未南巡（其前一次南巡是1765年，后一次南巡是1780年）。

自命为“十全武功”，据传还是汉人血脉的乾隆一向把“满汉一体”挂在嘴边。但在清朝皇帝中，他对满汉界限的守卫最严。有两例为证：一是“胡中藻案”。文字狱中，名臣鄂尔泰的侄子、广西巡抚鄂昌在书信往来中与胡中藻称“年兄、年弟”，此称谓原本正常。因为鄂昌与胡中藻系同年进士。但乾隆看到书信证物后十分恼火，其厉声斥责鄂昌，说你是旗人，是皇帝的世仆，居然和汉人称兄道弟，真是不知羞耻。另一例是满洲钮钴禄氏家族有人因喜好汉人文化而改用“郎姓”。钮钴禄氏在满文中为“狼”的意思，“郎”姓即取其谐音。乾隆得知后，狠狠地奚落他们一番，说他们忘了根本，不配为满洲人。

《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乾隆对满汉之界的警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人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而引发的一种焦虑。但反过来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这样一个异质民族的统治，何尝不是怨气满腹，甚至愤恨有加。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革命元老冯自由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革命的动力”不在其他而在“种族思潮”，其中又以太平天国为“种族革命”之先声。太平天国距清末不过一个甲子的时间，但更早如康乾时期，天地会等会党即高举“反清复明”之旗帜，其中未尝不带有种族革命的色彩。

历史的轮回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早期革命党很自然地接过了天地会及洪秀全等老前辈的旗帜。清末“反满排满”的口号漫天遍地，正是这种情绪宣泄的写照。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激愤地抨击满人“数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工，不能为商”，完全是一群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梁启超认为，在列强的威胁下，无能腐败、保守颟顸的满人统治者既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也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不断沦丧中，清廷已日渐丧失了其合法性。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相比于“人类生来平等，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这些法国大革命中的信条及“民主、民权、自由、宪政”等高大上的口号，“反满”二字简单而充满激情，民众听得懂，记得住，有感知。这种感性的口号最能起到宣传的效果。毕竟，当时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并不高，即使认识几个字，也理解不了那些艰深的革命纲领与论著。要想让他们拥护革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他们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说简单粗暴，但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却是大行其道。

1907年，立宪党人杨度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将“排满革命”直指为“操术”：“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杨度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排满主义之所以在清末沸沸扬扬，直冲云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这种“无理由的宗教”。革命者简单而决绝的态度，更是这种宣传的最佳效果。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从逻辑上说，革命党只要把近代所受的种种屈辱与罪恶全推到满人的头上，这样既缩小了打击面，又减少了汉人的罪责感；既团结了自己，又打击了对手，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

排满主义的宣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对清王朝的合法性不予承认。在革命党看来，中国是汉人的中国，八旗入关之时即为中国亡国之日，满人入主中原是鸠占鹊巢，排满革命就是要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去。1904年，孙中山曾撰文列举了清廷“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八条罪行，并控诉清朝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如此逻辑下，章太炎搞起了“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邹容则公然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为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革命党人把黄帝推了出来，主张“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陈天华则在《猛回头》《警世钟》中热情洋溢地歌颂黄帝为“始祖公公”，希望借此唤醒汉人的历史认同。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汉之不能容满，亦犹夫满之不能资汉”。邹容在《革命军》中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之蒙古族的支脉。对于满人入关前的文化落后性，革命党人的攻击更是不遗余力，诸如“满奴”“建虏”“夷虏”“贱胡”“犬羊贱种”“通古斯人”等辱骂性称谓张口即来，以尽可能贬低并将之刻画为反动、落后、丑恶的形象。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对清朝入关之初的民族压迫与杀戮大肆渲染，力揭深挖。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等。八旗入关后，曾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其中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悲剧性的屠戮事件，这对汉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另外，清初推行“薙发、易服、圈地、投充”等歧视性、侵夺性的政策，也引起了汉人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其中尤以征服性质的“薙发”政策为甚。

1645年6月，清廷向全国发布“薙发令”：“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薙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惜发巧辞争辩者，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在一些州郡的檄文中，“薙发”政策更被归纳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留长发是汉人的传统习俗，哪怕是结成辫子那也仅仅是发式的变化（之前都是将长发拢起扎成髻或藏在帽子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大髻与之有点相似），但汉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是“薙发”（而不是留长辫）。

所谓“薙发”，即按满人习俗将前额头发全部剃去（成了半个光头，据说是为了骑马时不至于头发扎眼）。这与儒家圣人所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构成了严重冲突（同时也带来了经常剃发的成本）。清廷这种带有侮辱性的政策引发了各地汉人的反薙发斗争，其中以嘉定、江阴的斗争最为激烈。这些反抗虽然都被清军残酷镇压，但仇恨的种子却在民众及其后人心中生根发芽。

排满主义的第四个要点是清廷对汉人实行歧视政策，其中又表现在几个方面，如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样是尚书、侍郎，满人官员的权力却大于汉族官员；满人在人数上远低于汉人，但官员比例却远高于汉人，特别在高级别的官职中更是占有绝对优势；在社会关系与法律上，满汉不婚，满汉不同法，满人犯罪所受的惩罚较汉人为轻；清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满人世代为兵，各地的驻防八旗对汉人进行军事监视，等等。

从历史上看，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理性的，但在一个动荡而不满的社会时期，理性的诉求往往敌不过感性的宣泄，这想来也不奇怪。由此，任凭梁启超、杨度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绝对敌不过那几本充满激情的小册子。举例而言，即便僻居山西的老举人刘大鹏也对此排满之风有所耳闻，其在1906年日记中即有记载：“省城学堂林立，其中学生服色以洋式为重，凡为古貌者辄屏逐之，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时政得失，此犹小焉者。竟敢言‘排满’二字，叛逆情形业已呈露矣！数年来学堂中培植之学生，此类固多，闻之寒心。”

从本质上来说，反满主义是一种“二分本能”（the binary distinct）的哲学，任何事物，只要分出好坏、美丑、敌我，就有了相互对立的一面。而作为革命的斗争哲学，最有力的武器莫过于“我们—他们”的区分（us-versus-them distinctions），策略就是把多数人拉到身边，集中丑化打击小部分人（统治阶层）。这种思维，并非革命党人所独有。早在戊戌变法时，满人大学士刚毅就曾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满人之害也。”这些守旧派无端地指责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并臆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人肥”的谰言。由此可见，“满汉成见”也同样深植于满族亲贵的头脑之中。

美国学者小拉什·多兹尔在《仇恨的本质》中说，仇恨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求生本能，这种本能引发强烈的反感、生气与成见，从而形成一种破坏性极大的力量。正如孙中山说的，“清廷窳败，难期振作，非推翻专制，彻底革命，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正因为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国内又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由此形成的革命逻辑就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首先推翻这个腐朽的卖国专制政府——何况它还是一个异族政权。

凡事都要讲求效果，革命也不例外。“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仇恨教育，公道点说，历朝历代的造反运动都离不开它，所以辛亥革命党捡起这个武器也不能说太过分。干革命，就必须要有敌人，就算没有敌人，也要制造一个“敌人”出来。就从这点而言，革命党人很懂政治。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比仇恨更能激发人的战斗力了。

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引用的“和事人”来函一则，其中称：“排满”一义，实由救国而来，“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排满于是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由此，“排满”成为主义，成为革命学说，并由社会思潮进而成为动员各阶层的一种有效手段。

把“仇满”溶入革命，始见于兴中会1894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十四字政纲。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又将之整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古典式的民族口号直接效仿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这也是当时最具宣传力，也最容易取得实效的口号。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曾置身革命的陈独秀对此不无揶揄地说：“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其言外之意，当时的加盟者大多为排满而来，三民主义也就成了“一民主义”。颇具讽刺的是，辛亥革命实际上就是靠“一民主义”打败了清廷，以至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革命成功，国家兴旺，万事大吉，这是后话。

因愤于清廷而排满者并不限于革命党人，就连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发表过类似的激烈言论。戊戌年后，亡命于日本的梁启超为《新民丛报》写过大量指斥清廷顽固昏庸的文章，其中也夹杂了不少排满议论。在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梁启超曾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保守而更为老谋深沉的康有为对此不以为然，他的主张是“君民同治”“满汉不分”，理由是中国的传统必须要有皇帝，且当时的民众不具有单独治理国家的能力，至于满洲问题，以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是一个更适宜的选择。

在清末流传极广的小册子《革命军》中，尚未成年的小革命家邹容中大声疾呼，“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等等。邹容的这种论调，不免与极端民族主义甚至反人类主义同流。其对满人“被毛戴角”的形象丑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无视现实的想当然。因为就文化而言，当时的旗人和汉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旗人的平均文化水平似在汉人之上）。中国传统经书上认为，蛮夷与否，主要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种族为标准，任何接受中华文化都可以被视为文明人。事实上，在经过两百多年的汉化后，传统士绅们已经认可了满人的文化定位。

另一位著名的反满宣传家章太炎，其在1906年用白话写就的《逐满歌》中历数了清朝的残暴统治：“可怜我等汉家人，却被羊猪进屠门。扬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广州都杀毕。……驻防鞑子更无赖，不用耕田和种菜。菜来伸手饭张口，南粮甲米归他有。汉人有时欺满人，斩绞流徙任意行。满人若把汉人欺，三次杀人方论抵。……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雔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

章太炎曾为邹容的《革命军》润色并作序，在后来与保皇派的辩论中，他更是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其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时名震中外。鲁迅曾回顾说：“我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革命军》序”；而一度力主保皇的钱玄同后来也说：“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清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一定非革命不可！”于是，“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革命党人汪东对章太炎的反满记忆犹新，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时，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蛊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写于1903年，而《国民报》在1901年即停刊，作者记忆或有误，或为《苏报》。）

同盟会成立不久，浙籍官费留日学生沈祖燕在致清廷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告密函中称：“查革命党之阴谋，至为险毒，专以排满为主义，其中有虚无党专主暗杀。……近两月来，其党羽由日本入京者甚多，其注意在谋逆，并与政府为难，不可不严加戒备。平时出入，固宜多设拥护，晚间尤须加意巡缉。……更有甚者，该党平时蓄意与政府为仇，而尤切齿于汉大臣，以其辅政为不宜也。至其中有湘人，则更有大反对我函丈者，何则？若辈以曾、左、胡、彭削平大难，为残杀同种，斥为罪魁，今于吾师之辅政，实同此意。今此兆已萌，危机时伏，实有确知，并非耸听。”

清末革命的风潮起于留日学生，其中又可分为革命派与立宪改良派，这些年轻人经常在一起发生争吵甚至争斗。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开会，轮我演说，我即登台演说。我说诸君知道，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先说个譬喻，设有一巨宅，栋梁倾斜，濒于圯倒，非拆造不可，但基础尚坚固可用，如将巨宅拆改，即在基础上重建，既省料又省工，何乐不为。……现在政府腐败，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虚位，留一点元气，免得人民流血，即譬如利用原来的基础，可省工又省料了。我们中国，向称五族，但汉族占了十之九，无论选举也罢，投票公决也罢，总是汉族居第一位，决不会他族胜过汉族的。所谓五族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将来立了宪法，开了国会，规定大权属于政府，则虽有君主，亦不过为国家代表，对外称元首而已。故虽仍以君位让满人，愚意看来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一个偶像而已。……满族亦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算他是外国。况满人入主中国已近三百年，若论政事，还比明朝好些呢，如废廷杖，禁宦官干政，永不加田税等等。至于开国时不痛快的事，这是一时的变态，何代蔑有？故我主张虚君位立宪，是合宜于今日的事势，若必要排满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伤元气，一切都破坏。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革命，虽然推倒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牺牲了多少人命，流了多少的血，闹了几十年，尚没有太平。……说句公道话，现在政府之腐败，自然应归咎于满人，但我们汉大臣之无能，亦不能辞其咎也。此我个人之见，还请诸君见教。”

曹汝霖自己说，他演讲完毕后，满场拍手。孰料外号“莽张飞”的革命党人张继跳上台说：“曹君的话，我不赞成。他说满人亦是五族之一，亦算是中国人，我们黄帝子孙，怎能与鞑虏为伍？他说革命流血，人民痛苦，不错。然目下之情形，人民不是也受苦吗？他说立了宪，中国即好了，立宪君主国家，不安定的多着呢!他说不要忘了法国革命历史，我请他看看元朝历史吧！”声音越说越高，随后竟下台谩骂起来，将一只皮鞋向曹掷过来。曹也不客气，回敬他一只皮鞋，几至挥拳，旁人都来劝解。

立宪改良还是暴力革命，这是清末年轻知识分子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彼此辩争乃至公开打斗的事件时有发生，曹汝霖与张继相互扔皮鞋还算是文明的。吴玉章曾在回忆录中说，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正酣时，四川留学生中大多数人赞成革命，唯独一位叫周先登的“可勒哇先生”（因为他说话常用日语“这个”“这个”的语病）拥护立宪，彼此争论起来，拥护革命的就直接动手，把“可勒哇先生”打得抱头鼠窜。

“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及引发的社会不满，革命党或许更加“愉快”，因为它在事实上坐实了他们的反满言论。从理智上说，革命党绝不希望清廷立宪成功，或者说他们在刻意回避这种可能性。章太炎曾在《中国立宪问题》中直截了当地说，“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换句话说，清廷“非我族类”，一票否决，至于它在现实中是好是坏，进步与否，根本就不予考虑。类似的观点，汪精卫就说得更加露骨而清楚了：“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汪精卫的话，逻辑简单到近乎赤裸，而其语气之蛮横霸道，更近乎一种专制。

血缘上的排他性使得革命党人不仅怀疑清廷立宪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更是抱有某种恶意，如1905年试图谋刺考察宪政大臣而自炸身亡的义士吴樾，其在生前就说过：“满人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还算理性的宋教仁也说：“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

即便没有种族之见，革命党对清末新政与立宪也不能认同，因为立宪与革命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关系。诚如刺死安徽巡抚恩铭而遭凌迟处死的徐锡麟所说：“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

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际，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而应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但随着庚子年后国家与民族危难的加深，特别在留日学潮的助力下，反满的革命思潮如水银泻地般迅速攻占了年轻人的头脑，诚可谓日异月殊，一日而胜过三秋矣。

2 举火者:“扬州十日”的真伪之辨

晚清名士赵烈文曾在同治六年（1867年）日记中记载了一段与曾国藩的谈话：“初鼓后，涤师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曰：‘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预测清朝最多只有50年的寿命，原因是：满人在得国之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这句评语，对革命党人应颇有启发意义。事实上，革命党人反满宣传最成功的，莫过于揭发清初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册子对激发汉人的怒火帮助极大，以至于很多参与其事的革命者在回忆辛亥革命时，其最初的革命动因均与这两本小册子有莫大的关系。

从当时的各种回忆录来看，类似于《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小册子在革命党或者倾向于革命的年轻人中间传播极广。有的革命党甚至在授算术课时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习题，问屠一次屠多少人，杀一日杀多少人，三屠与十日，得数若干等。从实效上来说，“三民主义”固然是革命纲领，但远不如《扬州十日记》这样的小册子来得更给力。

就宣传效果而言，受众越是年轻，就越容易受到影响。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坦然直承：“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读未尽，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1907年安庆起义的领导者熊成基出身官宦家庭，原为纨绔子弟，读《扬州十日记》后流泪不止，遂与革命党人柏文蔚订交而后致力于革命。16岁的安徽少年张汇滔，性本倜傥，不喜词章之学，偶读《扬州十日记》后感愤泣下，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安庆起义的另一位领导者范传甲时常在安庆新军中宣传满人残暴误国，年轻的士兵们无不愤激涕零，同呼效死。革命党人王允中，世代读书人之家，16岁考入本邑高等小学后，因为读及《五洲民报》《浙江潮》《革命军》等书，“一时热血愤发，抱定种族主义”。类似记载，比比皆是。

民国名记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忆：“我们那时候，大家对于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

革命小册子在湖北新军中流传尤广，革命党人朱恃三在1903年日记中记载：“冬日初三日。今日下午，无聊甚，与袁君至东门郑宅，借回新书十余种，皆革命杂志也。如《新广东》《浙江潮》各两册，又《扬州十日记》一册，《嘉定屠城记》一册。”他看完后，“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杀戮汉人如此之酷，反清革命，心不能忘”。

据朱恃三的回忆，革命党人进入军营后，“暗以种种方法，循诱新军，以粗浅的小说文字，如唱词之《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使其愤怒报仇之心，而坚其反清革命之念。由浅到深，循序渐进。在五路小学以及文武普通、湖堂，都是用这个办法。几个高等学堂中的学生，将粗浅的小册子阅后，即转送别人（小学或私塾学生）。当时虽说禁革命书报，尚不甚严，各县学堂也无向官厅告密的”。

湖北新军中的另一位革命党人江炳灵也回忆说：“当时革命刊物很多，但为免麻烦，多由口头宣传。宣传内容，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太平天国檄文中‘忍令上国衣冠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之句，也时常引用。……刘成禺、蓝天蔚、程明超等在日本刊行《湖北学生界》杂志，输入内地，湖北军、学各界，大受其影响。《孔孟心肝》《扬州十日记》等，为军中正课外经常读物。”

南方新军中流传《扬州十日记》等小册子时，北洋军中也在暗中传播。时为北洋兵士的冯玉祥在回忆录里清楚地记载：“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时，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他很郑重地和我说：‘没人时，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据冯玉祥自述，他在看完这两本小册子后震动极大，“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道一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时，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道的。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扬州十日记》给年轻的革命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印象。武昌起义前夕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在临刑前索笔书供：“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华裔，皮骨仅存。”与彭楚藩等人一同被捕的革命党人牟鸿勋（两湖书院学生）在审讯时大呼：“我所读的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与清初文字狱中遭杀身灭祖的吕留良、戴名世的著作。清廷虐待汉族，对读书人杀得尤惨，兴汉灭清，是我的素志！”

在这种激愤的情绪下，就连保皇派骨干、大才子梁启超也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承认：“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

《扬州十日记》只是一本八千余字的小册子，但它对辛亥革命的鼓动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这本“功勋著作”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究竟是谁创作了这本书，书中描写是否属实，它又是怎样被发现及传播的，这一切都存在着不小的争议。

据陈天华在《狮子吼》中的说法：“当时有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鲁迅也在《坟·杂忆》一文中说：“另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收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都翻印了。……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鲁迅之说影响甚大，后人遂多以为《扬州十日记》在中土禁绝已久，二百余年后乃复见之东瀛。但离奇的是，这本清初即写就的小册子在之后两百多年中籍籍无名，难道它真的一直静静地躺在日本图书馆中等待着清末留日学生的无意发现，然后革命党“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不仅如此，更有人怀疑这本小册子与日本人有潜在的关系，甚至就是出于日本人的阴谋或是伪造——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陈，1897年他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时，曾向学生宣扬民权思想，抨击科举失政，并“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结果学生们在年关放假回家后，“把课堂讲义出示给亲友们看，整个湖南瞬间哗然”。湖南士绅一向守旧，在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纠劾下，梁启超等人被迫离开湖南北上。但北京的变法也很快宣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化装进入日本使馆避难。营救梁启超的并非他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1884年即来到中国，此人精通汉语，通晓中国文化，在甲午战争中对母国贡献颇大。《扬州十日记》的重出江湖并大行其道是否与之有所瓜葛，尚不得而知。

晚清以降，梁启超并不是最早接触《扬州十日记》的，革命元老冯自由即在《革命逸史》中的《革命初期之宣传品》一文中称：“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他对后者不甚了了，但前者“则作小说读之，篇末之多尔衮、史可法二书，更能背诵不遗一字”。冯自由还在自序中特别说明，《扬州十日记》这些禁书“均由余店代为印刷”，时间为兴中会成立初期。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曾以文告等形式挑拨满汉关系，以利于其军事行动。而兴中会则成立于甲午战争期间（1894年美国檀香山），横滨分会成立于次年。由此可以推论，冯自由在横滨印刷《扬州十日记》当为甲午之后而在戊戌变法之前。那梁启超“窃印”的《扬州十日记》及后来留日学生在日本图书馆中发现的是否就是横滨版本呢？这个却又未必。

据晚清名士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的记载：“是日借得《荆驼逸史》二十八本，所收共五十种，皆纪明末丧乱事由。唯《东林本末》《平蜀纪事》《榆林城守纪略》《扬州十日记》《东塘日札》《江阴城守记》六种，曾见过。……又复《扬州十日记》一过，悚然增沟壑性命之感”；数月之后，他又在读书笔记上添了一笔，“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极诋史道邻”。

李慈铭为咸丰同治年间的清流名士，其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曾于光绪六年中进士。他书中说的“史道邻”，即明末守卫扬州的史可法。他此篇读书笔记写于咸丰乙卯年（1855年），其中三次提及《扬州十日记》，足见印象之深刻。

《荆驼逸史》是道光年一位名叫“陈湖逸士”的人所编纂的野史集。据《清稗类钞》中称：“今世所传《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记，皆见之于《荆驼逸史》。此书自《三朝野纪》至《平台纪略》，凡五十种，四十八册，编辑者称陈湖进士，盖当日书禁例严，故深自隐匿其名姓。”

《荆驼逸史》的序中记载了一个颇为怪诞的故事，说这套书发现于荒废的无梦园，“庭阴有枯松一株，虽枝干蜿蜒，而萧然无复生意，命人劚而去之。不数尺，下有石板，叩之铿然有声，启视之，得铜柜一具，不敢轻亵，疑其中有异物藏焉。再拜稽首而开之，无他，乃残书一束耳。字迹潦草，复多漫漶。读书之暇，挑镫细阅，俱系故国遗闻，约有数十种。不忍散弃，爰录而存之，用昭劝惩，以备正史所未逮，可与《天宝遗事》并垂不朽。裒帙既成，命之曰《荆驼逸史》，藏之巾箱，以俟世之鸿博君子采择，庶不负予之一片苦心尔”。

“陈湖逸士”不知何许人也，“无梦园”也未必真有所指，但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荆驼逸史》编印于道光年间，而且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同样激烈反满的太平军却未曾利用此书，说明《荆驼逸史》传播并不广）。关于这套丛书，2005年和2007年分别举行过两次拍卖，版本分别注明为“清道光间木活字印本竹纸线装”及“清道光古槐山房木活字印本”，这也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据台湾方面披露，《扬州十日记》有日本天保五年即道光十四年自修馆刊本，即1834年，是否此版本，不得而知）。

如果继续追踪的话，拍品只能说明目前《扬州十日记》的实物版本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但这显然不是最初版本。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向民间征寻各类典籍，其中对一部分所谓的“违碍书籍”下令禁毁，查《四库禁毁丛刊目录》，《扬州十日记》赫然在内，而姚觐元于光绪八年（1882）所刻的《禁书总目》中也曾记述，乾隆时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列有《扬州十日录》一书。由此可以说明，《扬州十日记》早在道光年前即已问世，其时间可能在乾隆年间甚至更早面世。

从《扬州十日记》的版本路径来看，至少能说明它并不是有些人说的“伪书”，但书的内容是否被人窜改，今日流传之版本是否就是道光年或乾隆年之版本，则需要进一步的考证。据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韦明铧所说，在所有清代禁书目录中，《扬州十日记》总是榜上有名，但它的书名或有《扬州十日》及《扬州十日录》的写法，作者则被写成“无名氏”或不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该书内容犯忌，因而民间流传时对书名、作者有所保留，而在这一过程中，内容也不免有所出入。

事实上，作者“王秀楚”的署名在这些版本推演中有一个过程，据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朱宗宙先生称，其所见《荆驼逸史》中的《扬州十日记》署名为“无名氏”。而姚觐元的《禁书总目》中所载的乾隆时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所列《扬州十日录》为“不知何人所撰”。孙殿起在1887年《清代禁书知见录》中则明确署名“明王秀楚撰”。有意思的是，明清史学者谢国桢在1957年出版的《南明史略》注释中标明《扬州十日记》作者系“佚名”，而1981年出版的《增订晚明史籍考》一书中，《扬州十日记》条目却注明“明王秀楚撰”，并有按语：“秀楚为史可法幕僚，记可法率领义师在扬州抗敌城守之事。作者目睹清兵破扬杀戮之惨，及人民英勇抗敌之壮烈。”但可惜的是，谢先生并未说明王秀楚是史可法幕僚的依据是什么。

史可法的幕僚不止一人，其中一些人在扬州城破后留有著述，但吊诡的是，并无一人提及王秀楚。《青磷屑》的作者应建吉系史可法的幕僚之一。颇令人不解的是，他在书中非但未提及王秀楚，而且也未提及城破后的大肆杀戮；另一位明朝遗民、浙江海宁人谈迁的《国榷》中也没有提及“扬州屠杀”，而这本书尚且是原始的手抄本。

王秀楚究竟是何许人也？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似乎无法证明他的身份。但从各种迹象来看，他至少不是史可法的亲信幕僚。颇令人玩味的是，《扬州十日记》的开头一句为“巳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但据应延吉《青磷屑》的记载，史可法到白洋河为前一年的十一月初七日，中间相差近半年。更不可解的是，《扬州十日记》所记载守城一方的历史人物中，除史可法外竟没有第二个可考的人物。

《扬州十日记》的末尾，作者称扬州城破屠戮事“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对此，扬州学者朱志泊曾在一篇颇具争议的文章中提出质疑：王秀楚自称是扬州人而且是扬州大屠杀的目击者，但他对扬州城中的地名记载错漏百出，因而“感觉他非但不是扬州人，而且没有到过扬州，甚至对扬州的间接了解也很少”。这场争论，后来很快被有关部门平息了下去，但作者王秀楚在文中的记述漏洞却是不容回避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语言问题。《扬州十日记》中记载的清军多为满洲兵而非汉军，其中多处明确写明是满人，如“领此者三满卒也”；“突遇众骑至，中一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等等。但离奇的是，身为汉人的王秀楚居然能听懂满语，文章中多次记述“满兵”的讲话，甚至他与“满兵”对答如流的情节，如其中一段摘抄如下：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诸如此类的谈话，还有多处，如：“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卒固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等等。

关于屠杀的人数也颇成问题。按《扬州十日记》所说，“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王秀楚所说的“焚尸簿”，系屠杀停止后交由僧人收尸焚烧所录，但以幸存僧人的这点人数与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何能收集统计“八十万的尸体”，又上哪里找到如此多的草木燃料呢？

“八十万”的数字还不是最多的，明末清初的泰州诗人吴嘉纪在《李家娘》一诗中称：“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旧城内几人活？”这里140万的数字，比王秀楚说得还要吓人。

中国古代经常夸大数字而少有精确的概念，如三国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实则不过十七八万；东晋淝水之战前，前秦苻坚声称率百万大军南下，投鞭即可断流，其实也是虚张声势。更有离奇者，清人笔记中有称张献忠屠杀四川“六万万有奇”(6亿人)，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

扬州地处长江要道，既是拱卫南京的屏障，又是商业繁华之中心，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由此也屡遭兵焚。据历史所载，元右丞相阿杰曾于宋朝末年兵围扬州，日久无功，城中食尽，死者枕籍满道。元明鼎革之际，明太祖麾下大将缪大亨在扬州一带大战，战后城内止余民十八家，可见战祸杀戮之惨。

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八十万”这一数目有可能夸大，因为当时扬州城内未必有这么多居民。吴子辉在《扬州建置笔谈》中对历代扬州府县人口做了一统计表，其中万历六年（1578年）扬州府的总人口为81万，但当时扬州辖州县10座，并非单指扬州城的人口。明朝时扬州府与江都县同在一城，府县为一，按《万历江都新志·食货志》的记载，洪武九年（1376年）江都县人口约6万余，至万历九年（1581年）为11万余，这个数字与当时的扬州城内人口可能比较接近。

学者萧一山曾引用史可法被俘后所说的一段话：“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即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由此其认为焚尸簿上记载的80万数字大体可信。但是，“百万生灵”很可能是虚指，或有可能是指扬州府全部人口，如果指的是全扬州的人口，尚能勉强搭边。据戴名世《扬州城守纪略》中说，“初，高杰兵之至扬州也，士民皆迁湖潴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这说明当时发生了城外百姓进城避难的事情。不过，《明史·史可法传》又做了相反的记载，说战争前夕扬州城内民众恐慌不已，他们冲开守城军士的拦阻倾城逃亡，有选择陆路的，也有选择水路的，逃命的百姓甚至把运河上的船只租用一空。

从常理上说，民众逃避战乱往往会尽量避开交通要道，躲往人迹罕至的山野或乡村，而作为兵家必至的城池，其风险性可想而知。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说在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中，一些城池因城墙高大而得以保全，所以也会有一些乡民入城寻求庇护，这种可能性当然也不能排除。不过，张德芳先生在“《扬州十日记》辨误”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质疑，那就是清军进军扬州的时间很短，如果扬州外县乡民选择入城避难的话，从时间上说是来不及的。

对“扬州府城池图”的考证是近年来一个重大突破。有学者结合《扬州府志》上记载的数据进行换算，扬州府城区面积约2 144 760平方米，新城区面积约1 651 255平方米，由此，整个扬州府城的面积约为3 795 985平方米。在这些面积中，民房、官廨、寺庙、学校、厅堂楼阁、园院场桥等建筑物及河渠等占地约60％，如果王秀楚说的“八十万”属实，即使不把幸存者及清军算进去，这“八十万”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足1.9平方米。换句话说，这些人在城破前必然以“摩肩擦背”的状态存在，而死后必须要像柴火一样码起来才能够安放得下。这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可想象。必须说明的是，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中记述的是扬州城内的大屠杀，而不是扬州府全境的大屠杀。

一般情况下，进攻方在攻城时遭到守军顽强抵抗而导致己方重大伤亡时，往往会诱发报复性的屠杀（蒙古军队的“逢抵抗即屠城”，则更多是一种威慑战略和心理战术）。但从攻打扬州的进程来看，清军只用一天即破城而入，伤亡情况显然不会太大。当然，一些军纪败坏的军队也会在破城后大肆抢掠屠戮，这也是战乱年代不可避免的。《扬州十日记》对此也做了详细的记载。但从清军数量上看，豫亲王多铎攻打扬州时所率兵力只有2万余人。在一个冷兵器时代，在10天内屠戮80万人（屠杀时间也有称5日或7日的），似乎难以想象。因为在热兵器时代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也仅为30万人左右。由此，学者金宝森认为，《扬州十日记》作为孤记，在严肃史学中引其资料应当慎重；另一位扬州学者韦明铧也认为，清兵屠杀80万人不太现实，8万或许是有可能的。

就事论事，《扬州十日记》中说的屠杀应该是存在的，只是“八十万”的数字可能大为夸大。然而，屠杀8个人对于受害者而言是一场悲剧，但屠杀8万人对历史来说可能仅仅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对革命党人而言，排满重在攻击，考据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宣传家、行动者。“扬州十日”中的死难者究竟是8万还是80万，这都不是他们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为数字越大，就越有煽动力。这种痛史在一说再说，一传再传之后，历史事实与政治宣传往往混为一谈，历史的事实和数字反而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

事实上，“八十万”的说法也不是《扬州十日记》最有煽动力的地方。在英译本《扬州十日记》的序言中，美国学者贝德博士对该书的文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叙事生动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其故事之倏忽、鲜明与真切，前后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剧，读者感其事，激于情，莫不惊心咋舌焉。而此种紧张情绪，逐步开展，洵可与一部好剧本相媲美。”

贝德博士说得很对，《扬州十日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清军奸淫掳掠、刀砍火烧的种种暴行给予了深刻而逼真的揭露。如这段：“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这是描写清兵的残暴与受害者的软弱与悲惨的。

再如这段：“入门，已有一卒拘数美妇在内简检筐篚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后厅，留诸妇女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邹容读完此段后大为愤激，称：“可知当日好淫之至极！”

看了令人血脉贲张乃至于冷血的段落还有：“三卒随令诸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易衣毕，乃拥之饮酒，哗笑不已；一卒忽横刀跃起向后疾呼曰：‘蛮子来，蛮子来！’……是时男子被执者共五十余人，提刀一呼，魂魄已飞，无一人不至前者；……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后，……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嬉笑自若；后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野合，余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两少妇恬不为耻，数十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于此，惊骇之下，不胜叹息。”

但蹊跷的是，《扬州十日记》中又记载了清兵“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及某穿红衣的清将领知道他全家五日未食后，亲自将他带到一宅院，命人给他烧鱼做饭，吃完饭后还允许他把饭带走喂他受伤家人的事情，前后反差很大，亦不知何谓。说句实话，这本小册子关于虐杀、虐奸的写法与明清笔记大不相类，即便闻名遐迩的禁书《金瓶梅》，在它面前恐怕也要甘拜下风。这种写法，和日本的AV文化倒有几分脉络可循；而且，文中说的“高丽”，这正是日本人当时对朝鲜的叫法，难怪会有人认为此书存在日本人从中窜改的嫌疑。

不管怎么说，《扬州十日记》大大激怒了清末的年青志士，反满怒火的高涨似也在情理当中。此后，原本发黄发脆的《扬州十日记》进入了最为炫目的时期并成为革命党人最强有力的宣传武器。从传播途径而言，《扬州十日记》《革命军》等反满小册子大多在日本大量印刷后偷运回国，类似的记载在很多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说，1905年他在南洋公学就读时，“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时，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那时候，上海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到奇芳去吃茶，同时参加热烈的讨论。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每日在那里兜售新书。他那副样子，去过奇芳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的。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帽。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叫《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吴稚晖先生说，他知道他是谁，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却忘记了。我们也不晓得他住在什么地方。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这些书，因租界当局应中国政府之请，在名义上是禁止贩卖的。”

“野鸡大王”是谁，又贩卖了哪些革命书刊呢？幸好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做了专门记载：“在清光绪末年，凡住上海稍久者，莫不知有‘野鸡大王’其人。‘大王’徐姓，号敬吾，广东香山县人，上海《苏报》案前后最摇旗呐喊之革命宣传家也。尝手撰《野鸡花榜》揭载小报，时人遂以‘野鸡大王’称之。‘大王’专以出售革命书报为业，是时各种革命书报虽受社会欢迎，但各书局制于官力，咸有戒心，不敢直接出售，有志购读者，多无从问津。‘大王’恒挈其女公子宝妣出入于福州路青莲阁等茶馆，叫卖各著名犯禁之书报，如《革命军》《黄帝魂》《驳康有为政见书》《孙逸仙》《沈荩》《自由血》《女界钟》《俄罗斯大风潮》《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孔孟心肝》《〈苏报〉案纪事》《三十三年落花梦》《廿世纪大舞台》等书，不下百数十种，行人趋之若鹜，至为畅销。又每于星期日假味莼园演说革命，听者如堵，海上耳目，为之震骇。其女公子亦议论风生，批评时政，淋漓痛快，大王之得力助手也。章太炎尝戏以《水浒传》人物作《上海志士梁山泊点将录》，号敬吾为‘鼓上蚤时迁’。”

据冯自由所说，在《苏报》案发生后，徐敬吾依旧到处演说，后为清吏密探盯上，“乃设法诱致南京，欲借以罗织党狱。有某吏谓其人名不雅驯，必非真正革党，遂责其立功自赎。纵之回沪，诸志士闻之，颇怀戒心。然敬吾自是韬光养晦，不复如前此之狂热，亦不屑为清吏所用，后竟不知所终”。

1906年前后，武昌革命党人吕大森、朱和中等人曾组织一家活版印刷公司，专门翻印《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一类革命宣传书籍。对此，革命党人朱恃三记载最为详细：“二月初九日夕，牟鸿勋送来一本《文字狱》，为日本印刷本，云东京寄来的。其著名者，戴名世《南山集》案与吕留良改《四书》案、胡宗藻为试官出题案。此三事为汉奸向清帝献媚，检出原本原证，杀戮甚惨，戴案株连二百余人。阅竣令人发指。有一次，我叫人背着一包袱革命书籍和传单，同我一路到乡村里分送。随时演说清统治者如何专制，如何残暴，也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讲给人们听，为的是要激起众人的爱国心，从事于革命工作。

“《猛回头》是由日本印寄内地的小册子，后来国内翻印，字纸均劣。兵营中几乎各部都有此书，由代表们相机分别给新招来的学兵传观。文字动人听闻，便于唱口。……十一日是星期日，东京又寄来《天讨》一册。拆看之，是精印的厚本，有图片多种。……

“午后回堂，收到日本寄来的《扬州十日记》，印刷精良，较我癸卯冬所看者为佳。晚间阅已大半。父亲说：‘现在各省对学生均特别注意，做党人更危险。汝前年存在楼上的书报，赶快清出烧毁，免得将来受累。’我上楼检出东京郑君一九零三年寄给我的一本《革命军》与一本《嘉定屠城记》。……”

据革命党人梁钟汉回忆，其曾在授算术课时，“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习题。……鸠译书舍乃印刷万余部，由同志黄楚玉、张佩绅、吴安吉等，用竹箱先后挑运来省，散发军学界，广事宣传。后来又有李在良，在英山亦翻印万余部，运往两广散发。西路南路高小学生黄桐生、熊礼方等，常集资购买三十部或五十部分赠同学，明新公学学生，购阅最为踊跃。我于本年春，赴日留学，暑假回国，与黄州吴寿昌、刘昊公等，翻印《猛回头》《警世钟》《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各书，分途散发。策动革命进展，斯时湖北各乡村之有此类书籍流播，皆由此次散发”。

持论保守中允的《东方杂志》曾批评革命党人，“彼党所借口者，亦唯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其持论之根据焉尔”。以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两千多年来的朝代兴替及开国之初大多伴有过度杀戮的现象，如女真、蒙古军队的南征，黄巢、张献忠等流军的荼毒地方，其残暴性远甚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记》同一时期的《蜀碧》，其中记载了张献忠流军入川后更为残暴恐怖的屠戮，但革命党人却采取了选择性的视而不见。同样是黎民百姓的血色之痛，满人征服江南中的种种暴行则以种族之仇的名义被反复痛诉，其人性之恶在革命党人的口诛笔伐中被无限放大渲染，历史的真相反而无人去追究了。

不可否认，《扬州十日记》在清末发挥了革命助产士的独特作用。正如有人说的，《扬州十日记》“描写当时实况，故其后革命发轫时，所以采取激烈手段以推翻满清统治者，盖此书之力也”。尔后，一些有影响的书籍如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科普通俗读物《简明中外历史辞典》《上下五千年》等都予引用。

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即使无法彻底地揭露真相，至少也要离真相更近一点，历史的精神是容不得丝毫虚假的。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而难免有过激情绪，仅凭传闻就可大加宣传。但如今已非革命年代，似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一些不必要的传闻进行证讹清理，以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毕竟，这种经不住历史考证及逻辑推敲的小册子似不宜提倡，由此引发的激进思维更不可取。

3 旗人很穷：“铁杆庄稼”叮当响

蒋梦麟在《西潮》中说，杭州城墙之内有一个满洲人住的小城，里面驻扎着监视汉人的“旗兵”。在两百多年前，政府特地划出这个城中之城作为驻扎“旗兵”的营房。这些旗兵的子子孙孙（名义上仍旧是军人）一直就住在这里，但太平军围城时，这些人全部被杀。之后，原驻扎湖北荆州的一部分旗兵移驻杭州填补空缺。这些人说的湖北话。虽然他们多数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女仍旧住在那里，而且说他们父辈所说的方言。但是从第三代开始，他们就说杭州的本地方言了。

杭州是八旗的驻防地之一。杭州的满城则是在原城内划定一片区域成为“城中之城”。从清初就奉命驻防于此的旗兵和家属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尽管与汉人区域隔着一道矮矮的城墙，但多年以后，这些原为游牧民族的旗人们也“泯然汉人”矣。他们忘记了自己祖先的语言，而都改用汉语，甚至说的是本地方言。太平天国期间，杭州被太平军攻破后，满城全部屠杀殆尽。但正如马尔萨斯说的，战乱也会带来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人口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旗人的生计问题。

清朝是中国人口急剧上升的一个阶段，旗人也不例外。据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的推算，皇太极入关时期的旗人人口约八十万，经过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后，旗人人口增至二百六七十万，道光初年进而增至三四百万，二百余年间增加了三四倍，这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

按清廷祖制，旗人除当兵派差外不允许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但国家的兵额与官缺终究有限，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原来的一份旗产要养数倍之人，一个人的兵额俸禄要养一家甚至数家之人，旗人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经济窘困之中。

八旗是清廷的主要支持力量，历朝统治者对此都不能掉以轻心。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雍正皇帝在1724年就曾下谕旨说：“承平既久，满洲户口滋盛，……因护军、马甲皆有定额，其不得披甲之闲散满洲，以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朕每思及此，恻然动念，……朕若不给与钱粮，俾为养赡，何以聊生？既不能养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令将旗下满洲、蒙古、汉军内共挑四千八百人为教养兵，训练艺业，所挑人等，只给三两钱粮。”

雍正所说的“教养兵”，后来一般称之为“养育兵”，其名义上虽然有“预备役”的意思，但真正的目的是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到乾隆年间，随着旗人人口的不断增加，养育兵的数额也逐年扩增，后来甚至“不论年岁”，从十岁以下的幼童到“犯轻罪黜革之人”及“无钱粮可支者”，都给予一份养育兵的钱粮，只是俸银从原来的二两减少为一两半。据统计，养育兵的数额一度达到26 208名，接近于八旗总兵额的五分之一。

乾隆朝是清朝相对富足的时段，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尚有余力。但朝廷的兵额俸禄终究有限，八旗人口却不断增长。当“一甲之粮不足以赡此数十百倍之人”时，旗人在整体上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断衰弱与贫苦的进程。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八旗兵丁靠着朝廷的俸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货币的贬值而物价的高涨，钱粮配给标准却始终没有大的变化，以“数十万”人的兵食去养活“数百万”的家口，旗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

而另一方面，在嘉庆道光年后，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旗人的俸禄竟占到朝廷财政支出的半壁江山。长此以往，清廷自然是不堪重负。更要命的是，承平岁月在乾隆朝后已近结束，原本富足的国库被蜂起的白莲教起义等乱事消耗大半。特别在太平军起义之后，随着巨额军费开支的不断膨胀，陷入经济窘境的清廷实际上已无力全额支付旗人的俸禄。

为缓解极度紧张的财政压力，清廷在咸丰年后决定，旗兵俸银减为八成发放，禄米减为五成发放，减少的禄米按每石折银五钱发给旗人。咸丰三年，各省因战乱而不能按时解送钱粮至京，清廷在焦头烂额之下“滥发大钱”。但这种只能解一时之困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而那些完全靠俸禄维生的旗人们，生活也就每况愈下。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这其中也包括了各地驻防的旗人。人口的减少一度缓解了日趋紧迫的八旗生计，但二三十年过去后，老问题又开始严重起来。庚子年间，京城八旗在抵御八国联军侵华时伤亡惨重。据事后的统计，旗人中鳏寡孤独者竟占到总户数的30%。但是，《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和清末新政的次第铺开，清廷再次将俸银改为七成发放，禄米改为二成发放，并且停发折米钱。在一番七折八扣后，一个普通的旗丁每月大概只能领到一两多银子。

清朝末年，北京郊外的旗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骑白马，挎腰刀；腰刀快，剁白菜；白菜老，剁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毛贼。光着脚丫儿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看你着急不着急？”据说，这首歌谣描述的是键锐营八旗兵丁的穷困情形。庚子年后因排外而被杀的原山西巡抚毓贤，他在做江宁将军时也曾上奏称:“察看各兵丁及其家口，多属褴褛异常，情形窘苦”，有如“乞丐”。在穷困与窘迫的逼促下，旗人们原本令人羡慕的“铁杆庄稼”也就此失去了原有的光鲜与坚挺。

据杨绍权在《“清代广州驻防汉军旗的历史”一文的补充》中说，广州旗兵既是军队，又兼警察的职责，在下班休息时一段时间里，多数在附近的茶居饮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们只能长时间的在茶居“叹茶”，这里只有一些价廉糕点，如咸糕、油条、肠粉之类，不像本地街的茶楼那样大肆铺张。旗下满人不能兼营商业，所以家庭妇女只能做些“女红”来弥补家用。旗下妇女精于刺绣（她们称之为“做繃”），一直传授下来，成为她们的专长。有些旗兵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把领到的官盐、禄米出卖，以换些更廉价的替代品来维持生活。更有甚者，旗兵们就在城门卡堆担任守卫时，因为穿的官衣肥大，容易隐藏货物，他们竟公然做起小买卖来。

事实上，广州的旗人们在生计逼迫下也只能或明或暗的违反“不得从事他业”的禁令，他们中稍有头脑的都在私下里学习做鞋或雕刻等营生，而妇女则刺绣或做纸花等。据《驻粤八旗志》中记载，“羊城灯市以旗人所制为最多，且又最工。人物禽鱼花卉器皿，无一不备，多绫绢或通草为之。五色鲜妍，璀璨夺目。盖封印后，兵有余闲，借此稍获赢余，弥补家计”。

各省驻防八旗如此，人身限制最严、生计问题也最困难的京旗也无例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就屡有类似的记载：原居健锐营的屠世良，其同治年间的曾祖以教书为生，其祖、父为裱糊匠；居南营房的吕德来，从祖父开始，三辈均以贩陶器为生；新街口的傅茂其，其曾祖同治年间便在果子铺当工人；汉军镶蓝旗人田洪泰，一家三代卖菜90多年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899年出生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出身正红旗下，其父阵亡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家境极为艰难。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老舍身临其境地记叙了清末旗人为生活而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的细节，如大舅家的二哥一面当差吃钱粮，一面做油漆匠；郊外三舅家的几个哥哥很早就种地、学手艺；辛酸中不免有一丝滑稽的是，这些昔日的“武士”阶层还放不下架子，“出外做工，早晨上工、晚上回家，仍然穿长袍，在半路上换上或脱下劳动的服装。当邻里中熟人问他时，只说上茶馆，从不说外出做工”。

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回中，作者吴趼人对某穷困而又好面子的旗人做了生动而又尖刻的描述：某日，一旗人自己带着茶叶到茶馆泡茶，他打开纸包后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堂上的人道：“茶叶怕少了罢？”那旗人哼了一声道：“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小说的主人公高升听了奇怪，便走过去看看，只见他那茶碗中间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泠泠的开水。高升心里直发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子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是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子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地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呢？原来他吃烧饼时，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它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里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讽刺小说，其中不免有文学的夸张之处，而这个在小说中出尽了洋相的旗人，虽然他家里早已一贫如洗，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但他口里还不服软：“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个份儿呢！？”可是，现实毕竟是现实，皇上家也没余粮，即使想赈济他们，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相比而言，东北的旗人境遇要好得多，因为他们还可以耕种田地或狩猎捕鱼来改善生活。那些为主人耕种旗田的“包衣”们也比普通旗人强。至于城里那些既不会耕田也不会种地的旗兵们，他们靠每月3两的饷银和只能糊口的老米养家实在过于的微薄。但每月3两，积少成多，于朝廷则成为极为沉重的负担。最令人不堪的是，这些银子仅仅为了养活他们，而非其他。

普通旗人贫苦不堪，宗室也好不到哪里去。御史英震曾在光绪初年专折诉说宗室的穷迫之状:“宗室文武仕途，设立员缺无几，且多系京职。以前人数尚少，似觉道路甚宽，今则人数日盛，有志上进者每因入仕艰难，不能不退而思转。其闲散宗室养赡钱粮,年至十岁始食二两，年至二十岁始食三两。后复改为十五岁始食二两。当初食饷者有限，各府之甲亦足分赡宗族；今则红名不下数千余人，钱粮按现放章程，食二、三两者仅得一两有余，虽养一身不足，何能仰事俯畜。况谁无父母，谁无妻子，更何所赖。足以宗室案件层出不穷。”

清朝爵位制度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以上为入八分，即准许使用“朱轮、紫缰、背壶、紫垫、宝石、双眼、皮条、太监”这八种待遇）、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12级，受封者在下一代承继时降一级，即亲王降为郡王，郡王降为贝勒，以此类推，且只限于一人承继。例外的只有所谓的“铁帽子王”，即清初所封的八大“铁帽子王”（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郑亲王、庄亲王、肃亲王、顺承郡王与克勤郡王，基本为努尔哈赤的近支子孙并在打江山时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的爵位为世袭罔替，世代均为亲王，并不降袭（但只限一人）。后来，雍正朝的怡亲王（十三阿哥允祥）及慈禧太后时期的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也加入了世袭罔替的行列，即12家“铁帽子王”。

自顺治七年(1650年)起，清廷实行王公贵族食俸制度，历经演化，宗室俸给共分21等，最高者亲王岁支俸银1万两，最低者奉恩将军岁支俸银110两，每俸银1两，兼支俸米1斛。在《清代皇族的家族结构与财产分配》一文中，作者赖惠敏通过对玉牒上的统计，大体勾勒了清朝皇族的大概情形：从1640年到1910年，清皇族的男子数为36 946人，其中有爵位的为2 065人，承爵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1840年到1859年间，皇族男子4 595人，有爵位者214人；1860年1879年间，皇族男子3 766人，有爵位者173人；1880年到1899年间，前者为4 773人，后者147人；1900年到1910年间，前为2 057人，后为44人；1890年前，有爵位的比例为略高于4%，1890年后，只有2%左右，这与同治、光绪连续两个皇帝无子嗣有关，也与庚子之乱有关。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明室财政，自英宗后即失绌。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内府。明自孝宗以后，内府供奉渐广。……至嘉隆间，光禄岁用逾四十万，厨役多至四千一百余名。……王室之骄奢，与内官之跋扈相为因果，牵引至于无极”；“二曰宗藩。唐宋宗亲，或通名仕版，或散处民间，明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阎崇年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指出，万历朝财政枯竭的原因有三，一是军费浩大；二是加派赋饷，竭泽而渔；三是宗禄沉重。明朝宗室全部由国家供养，开始时人数还少，但经两百多年的繁衍后，朱家子孙越来越多，宗禄就成为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宗禄情况之严峻：天下每年供给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而各藩禄米为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林润沉重地警告说：“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不可不为寒心。”

清朝皇族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宗室，即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另一类是觉罗，即努尔哈赤的叔伯及兄弟的后代，这些人统归宗人府管辖。至清末时，前者在两万九千人左右，后者有两万人上下。比较而言，清朝内廷开支及享受爵位待遇的人数较明朝为低，但沿袭既久，供奉日薄，昔日的天潢贵胄也难免陷于困顿，甚至有闲散王公替人挑水，府中贵妇为人陪酒之咄咄怪事。对此，时人多有记载。如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所述，“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

何刚德举了这样一个实例：庄顺皇贵妃（醇亲王奕譞之生母）的内侄惠某（即醇亲王的表弟）在兵部做笔帖式，人极恭顺。有一次，何问他：“你也算是皇亲国戚，怎么才做个笔帖式？”惠某说：“我与醇王是至亲，与悼（郡）王亦有亲。但醇王穷，悼王尤穷，哪比恭王为军机，有些进款。我房子月租12两，悼王替我出5两，醇王出7两，余外伙食随意津贴。二王均无权，我不就只能做个笔帖式？”后来何碰到部郎恩灏，问他：“惠某为醇王表弟，其贫如此；你是慈安太后的内侄，何以也不阔绰？”恩灏说：“不要说了。我家每年宫中本有2 000两的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尚给一二年。后因法国打仗，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此项津贴遂完了。去年我娶亲，给我200两，此外毫无沾光。至于年节，我们却有送礼，鞋子针线，花钱不多，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但太监往来，每次须4两应酬。”

清末财政困难，宫中也未必奢侈。据何刚德所说，他有一次勘估宫中工程，“见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院，每院中必排百数十个饽饽，未见有特别厨房。……乾清宫后进即交泰殿，俗传皇上大婚住处，……其两廊所排列者仍是饽饽，盖宫人食料，固以是为常品也。宫人之不得意者，多自制荷包，令太监售之于外，每套得银四两，其针黹极精致。宫女与人家婢女无异，一律穿红布衫，以月白缎镶边，余随扈东陵时，曾亲见之。可见宫禁之中，崇尚节俭，不似人间富贵家也”。另有一次，何刚德在东陵当差时，“惇亲王（奕誴）至，隔店而住。以亲王之贵，旅行不带厨传，乃呼豆腐干以侑酒。后查之，亲贵不当权，所食不过如此，特五王爷尤穷耳。”

摄政王载沣当政后，亲贵擅权愈演愈烈，但这毕竟是皇族中极少的一部分人，其他血缘已远的皇族到清末已无可避免地陷入没落。与之有几分相似的，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1789年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这个地方的贵族相当和善，但非常贫穷，他们既骄傲又贫困。同他们过去的境遇相比，他们受到莫大的侮辱。使贵族处于这种贫困状态，迫使他们服务，向我们求援，这并非坏政策。……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宗亲为贵族的人。这个团体未得到许可证，只不过被容忍而已，它每年一次，在总督莅临下，召集会议。他们一起用餐和做弥撒后，各自回家，一些人骑着驽马，另一些人徒步。你会看到这种集会多么滑稽。”

皇族的逐渐贫困化使得他们不得不放下“高贵”的身份，一些闲散宗室也做起了小生意，甚至偷偷拉起了洋车。更有甚者，清末京城中有空房出租时，有的就在帖子上都用小字写着“贵教免问，贵宗室免问”，意思是不租回教徒，因其习惯不同，怕麻烦；不租宗室，则是怕他们交不起房钱。胡思敬在《国乘备闻》中乃至于有宗室贵妇陪酒的记载：“旧制，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防范极严。……生齿既众，贫富不均，专恃公禄赡养，坐食无所事事，窘甚，多不能自给。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座宾，即侑酒者也。”

乾隆曾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唯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按理，家计困难原本应精打细算，但可悲的是，一些旗人仍沿袭了先前遗留的奢侈攀比风气。正如嘉庆在一道上谕中说的：“我满洲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旗人们“往往耽于口腹，饷银一经人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赀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来买。”

富足的乾隆年间，旗人们吃点、喝点、玩点或许没有什么，但在朝廷俸禄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些人仍旧“寅吃卯粮”，一些旗人家庭上半个月大吃大喝，下半个月却只能靠告贷或典当来维持生计，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如老舍在《正红旗下》里的描述，很多旗人的旗田实际上早已卖掉，平时花费全靠赊账，等钱粮发下之后，第一件事是先还旧债，然后再向米铺、油盐店借新债。

混到这份上，一些旗人也不忘摆谱充大。据时人描述，有旗人到饽饽铺买饽饽，伙计用纸包好，他却要留出两块当场尝尝。只见这位爷右手把点心举起来，左手提起饽饽包，脖子伸长，头歪着，张嘴咬饽饽。饽饽是酥皮糖馅，一咬碎皮纷纷落地，这位爷却满不在乎，伸手向伙计要茶喝。伙计递上一杯，他喝上一口后，含在嘴里咕噜了一阵子，然后背过手去，连眼皮也不抬的把水杯递给伙计，再把口中含着的水喷在台阶下，随后右手托起点心包，左手握着鼻烟壶，两个膀子悬空，一摇一晃地走了。

小说《那五》曾这样描述旗人在饮食上的穷讲究：那五是八旗贵族的后代，家道中落后，他是“倒驴不倒架，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做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

吃喝还是小事，一些旗人整天无所事事，成了梨园的常客、职业的玩主，甚至沾染鸦片、赌博等恶习。当时有首竹枝词这样讽刺他们：“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里原无事，早饭完了便出城”——出城做什么呢？遛鸟、玩鹰、放鸽子、斗蟋蟀，有些人为此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而不顾。这些在《正红旗下》里都有极生动的描绘。

穷苦没落，不思振作，乃至于自甘堕落，一些旗人的表现让旗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据《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咸丰年间的权臣肃顺在主政期间对旗下官员极为粗暴，视同奴隶般喝来唤去，但对汉员却很谦恭。他的口头禅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们那枝笔厉害得很。”据说，他受贿也只收满人而不收汉人的。“辛酉政变”后，肃顺被擒下狱，在押赴刑场的途中，旗人们拍手称快，他们一边大骂“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还拿泥巴往肃顺的囚车上扔。足见此公的群众基础之差。

与张之洞、张佩纶等人齐名的清流党盛昱（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二年进士）喜与汉人名士交往。他曾这样菲薄本族人：“‘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而被称为“旗门三才子”之一的清末名宦端方，也常在私下里“偏诋满人为不肖”。更有甚者，据说光绪皇帝在王士珍补授副都统后对他大发感慨：“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

旗人的自贬自贱，本族人看不起本族人，在清末可谓是屡见不鲜。由此，昔日的八旗铁骑与曾经的荣光，还有两百年前的豪迈之气，也就日复一日被消磨在穷困窘迫的叮当败落之中了。

4 满汉畛域：长痛，还是短痛

戊戌变法时，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新进官员张元济上书建言“融满汉之见”，其中提出了六条改革建议：一是关内旗人（满蒙汉）全部划归为民，归地方官管辖，结束满汉之间的行政隔离（皇族除外）；二、结束满汉在社会与职业方面的隔离，废除“满汉不婚”及“旗民不交产”的规定，满人可以自由择业、自由迁徙；三、结束满汉共治，满汉官员适用同样的选官标准；四、逐步废除旗兵的固定津贴，出缺后不再续补；五、在京师和驻防地设立劝学工坊，培训旗人就业技能，以备将来自谋生计；六、改革限于关内，东北、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可暂时保留原制度。

光绪皇帝收到上奏后很以为是，随后破格召见详询（张元济于1892年中进士，当时官职未及四品）并下诏调查办理，但由于变法很快失败，此次建言也就不了了之。事后，张元济因为这次的上书而遭到革职处分。心灰意冷之下，张元济绝意仕途，后在上海创建商务印书馆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由此，中国近代史上少了一个改革派官员，而多了一位声名卓著的出版家。

至于旗人们，他们听说要变革旗制后都大为惊恐。老舍先生在小说《正红旗下》中对他们的心态做了极为生动的描绘：在他们看来，一变法，就是“旗人必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那他们可真就着急了，所以旗人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在老舍的另一部作品，话剧《茶馆》的第一场里，故事背景则放到了戊戌政变之后，几位旗人茶客是这样对话的：

茶客甲：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这两三个月了，有些做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一份钱粮倒给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自己去谋生计，非死不可！

但是，旗人们的高兴劲并没有维持多久。庚子年后，清廷在沉重的赔款压力下不得不将八旗兵丁的钱粮再次减额发放，旗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所谓“穷则思变”，八旗制度的改革也就在清末提上了日程。

1901年，在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了十二项改革措施，其中第九条，即“筹八旗生计”。折中建议，旗人可自由迁徙、自谋生路并逐步停发钱粮，同时多设八旗学堂，鼓励旗人学习士农工商兵各业。数年后，入京觐见的张之洞在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辞行时，“力请两宫化去满汉畛域”，其中建议满人中的官职如将军都统等也兼用汉人、旗人犯罪适用同等法律，慈禧太后对此表示认可。而与此之前，山东巡抚周馥也提出“官职对满汉同等开放，司法同等对待”等的“平满汉”建议。

在张之洞等人的触动下，慈禧太后于1902年2月下令准许满汉通婚，旨称：“旧例满汉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此后，少数满汉官员带头联姻，如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娶端方之女陶雍，庆亲王奕劻与后任山东巡抚的孙宝琦结为亲家，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与大学士那桐之女结婚等。毫无疑问，这些满汉大臣间的亲事多属政治联姻的范畴，但在当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至于一般旗人，满汉通婚虽说是禁止的，但旗人娶汉女通常都在默许之中。只是此类婚姻极少，因为旗人本来就人口太多，他们并不愿意外人再来分这二三两银子。直到清朝覆亡后，旗人被彻底地推上了社会，“满汉不婚”的藩篱才最终成为历史。

对于舆论颇为诟病的满人专任官缺问题，清廷也打破原有惯例，并任命了几名汉人官员担任八旗内官职，如之前提到的王士珍，还有如冯国璋出任正黄旗副都统、李国杰任广州汉军副都统等。另外，在柳条边关禁放开后，山东等地的汉人掀起“闯关东”的热潮。原为将军管辖的东三省随后改为省治，当时任命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汉人，如第一任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等。

清末新政时期，满汉习俗上的同化有加速之势，比如旗人中流行改汉姓，如端方的托活洛氏改成陶姓（其自称先祖是迁徙到东北的浙江汉人，后汉姓改成满姓，如今算是又改回来），瓜尔佳氏改为关姓，赫舍里氏改为贺姓等。另外，在官场称谓上，原旗人对皇上称“奴才”（满语为“阿哈”，在旗人看来，称“阿哈”似乎更加显示是自己人），汉人称“臣”，在清末新政后改为满汉均称“臣”，旗人不必自称“奴才”，以示文明进步。

1907年，湖南举人李蔚然在上书中提出废除满文，称其“久为具文，无关宏旨，徒于国人耳目中，悬一满汉分界之迹”。李蔚然的建议固然大胆，但其所说也是事实。在历经两个多世纪后，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固然以“满汉不婚”隔绝了血缘的融合，但时间如同潮水，满人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本身的文化（作为游牧民族的他们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文化）乃至语言与文字。如《异辞录》中说的，“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唯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时至光绪后，“皇帝典学，尚知国语（满文），余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

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国母”慈禧太后尚不通满语，旗下其他兵民就更不足论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的满人官员奏折中，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清初时的奏折只写满文，中期满汉文并用，到清末就不再有满文而只用汉文了。即使远离汉人区的黑龙江呼兰，他们所保存的档案也反映了同样的规律。在清末时，呼兰只有1%的旗人认识满文，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会讲满语。事实上，清末旗人官员唯一需要使用满语的场合，只是在给皇帝奏折的最后须加上一句满文的“祝皇上万岁”。至于各级衙门里，早已是全部使用汉语，有的旗人宗谱也已改用汉文书写。就连旗人中独有的萨满（即萨满教巫师，跳神之人），她们也只能用汉文音来诵唱满文巫语。仅有的例外，是偏远地区的驻防部队，如新疆的锡伯族八旗，他们一直使用满文（至今）。

另外还有辫子问题。为方便起见，清末新政时期改穿紧身新军服的士兵及警察被允许将辫子剪短三分之二（但不是剪除），由此引发了一场“辫子”问题的大讨论。1909年，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奏折中直接提出了“剪辫易服”的主张，而一年后，回国述职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也上奏请求剪除辫子。伍廷芳声称，居住在美国的七万华人因为脑后长鞭而被外人歧视，而且他们在操作机器时容易引发危险（据说国内有位大员在视察工场时因辫子被机器卷入而险些酿发惨案）。因此，华人们在他归国前向其请愿，请求朝廷允许他们剪辫易服并在回国时不被治罪。伍廷芳的个人意见是：同意剪除辫子但不赞成改西式服装，因为中国的衣料便宜而且适合四季穿着；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保留了本国服饰而只是在正式场合才穿着西式服装。

或许是鉴于“国辫”的象征意义，清廷对于汤寿潜与伍廷芳的意见并未做出正式回应。但真实的现状是，“剪辫”在清末最后几年中几成风潮。譬如陆军部尚书荫昌在上任后即剪除辫子，这使得很多武备学堂及其他学校的年轻学生纷纷效仿。当官长怪罪下来时，他们就以荫昌的事例为自己做辩护。至于那些从日本及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中大多已是“牛山濯濯”（即已剪辫之意，不过很多人在回国后又在帽子后戴了一条假辫子以遮人耳目）。后来出任过民国总理的颜惠庆在其回忆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滑稽戏：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举行第二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考生们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后面则连缀着一条假辫子。监试的蒙古亲王那彦图见天气酷热，于是允许考生们将帽子摘下。结果在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情形极为可笑……但清廷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同年，载沣之弟、从美国访问回国的载涛也公开表示认同剪辫，一时引发了京城的讨论热潮。1910年12月，资政院议员开会时明确提出议案：官员、士兵、警察、学生四类人剪辫，民众可自由选择；清廷应对国内外服饰进行考察，如果将来易服，只限于官员，且新服饰的衣料均采用国内产品；请摄政王和皇帝率先垂范，模仿赵武灵王和明治天皇，接受外国礼仪惯例。

在此情况下，摄政王载沣不得不作出回应。但他最终采用模糊政策，声称“前经农工商部具奏，已降旨宣示中外矣，著仍遵照前旨办理，此奏即毋庸议”。载沣对资政院的请求模棱两可，他既不公开反对，又不明确允许。结果引发了一场“头发上的大混乱”，剪与不剪，大家不知所以，所以各行其是。1911年1月，伍廷芳在上海张园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典礼，30个理发师为数百上千人剪除了辫子。结果引发了上海剪辫的热潮。一些擅长短发的日本理发师还趁机发了一笔小财。事后，剪发浪潮的蜂起使得学部大臣不得不发布命令，要求各校停止剪辫行动，这才使得这场混乱稍微平息。但是，在各大城市中，一些脑后无辫的年轻人公然行走在大街上，已被人视以为常，见多不怪了。

1905年考察宪政五大臣出访回国后，也向清廷提出“平满汉”的举措。其中，皇族载泽提出不能以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代价来顾及满人的狭隘利益，中国需要团结而不是分裂。他在上奏中要求结束满汉共治和族群隔离（庆亲王之子、后来因“妓贿”而去职的商务部尚书载振也曾提出，以能力而不是族群背景来任命官员才是唯一的正确之途）。

另一位出使大臣端方则提出，满汉关系类似于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他们的争斗分裂了哈布斯堡王朝。尽管目前满人汉人的语言、信仰和风俗已经大为接近，但满汉之间仍保留了一定的族群差异，革命党人正是利用这一差异误导了大批听众。然而，镇压不是解决办法，在那些君主与民众对立的国家，君主或许能赢得首次胜利，但最终的胜利还是属于民众的。因此，要想平息革命党的反满言论，最好的补救就是实行立宪来燃起被疏远的年轻人的希望。身为旗人的端方对本族人的生计问题关注多年。早在新政之初，他就提议“民旗杂居，耕作与共，婚嫁相连，可融满汉畛域之见”，这次更是请求明降诏旨，“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端方特别强调，“平满汉畛域”为消弭革命的必要措施，其中又以“官员任免不分满汉”及“撤各省驻防旗丁编入民籍”为最要（但端方没有提及京师八旗，或许是因为其阻力太大的原因）。

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件引起了慈禧太后对“满汉畛域”问题的高度重视。徐锡麟出身官宦世家，乡试中名列副榜（未中举人，但两次副榜可参加一次会试）。他曾于1903年留学日本，后在表叔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抚，恩铭为其门生）的推荐下出任安徽警察处总办、巡警学堂监督等职。被杀的安徽巡抚恩铭系荆州八旗人，举人出身。他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不遗余力，口碑甚佳，对徐锡麟也颇为倚重。他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莫名其妙地丧命这个徐锡麟的枪下。

徐锡麟被擒后，他在供词中承认恩铭对汉人并无特别的敌意，自己对恩铭也无个人私怨，但他的仇恨却是针对全体满人的：“满人虏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做官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意，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在审问中，徐锡麟扬言蓄志排满已有十余年，计划在刺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报仇。事后，徐锡麟被凌迟处死（据说此系其家族害怕株连而主动提出，也有说是恩铭亲兵为报复而执行私刑的）。

在徐锡麟无理由的仇恨情绪面前，慈禧太后也颇感委屈。她对外务部尚书吕海寰说，“悍匪徐锡麟声称满汉之间存在歧视，但我们选任各省大员时并不存在什么偏见”。然而，这一事件对慈禧太后触动很大。清廷在随后一个月内连下两诏，允许各级官员及普通士人通过都察院就满汉问题各抒己见。

在这次“改善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畛域”的大讨论中，两江总督端方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四条有针对性的建议:一是旗人编入旗籍，与汉人一律归地方官管理；二是旗丁分年裁撤，发给十年钱粮，使自谋生计；三是移驻京旗屯垦东三省旷地；四为旗籍臣僚一律报效廉俸，补助移屯经费。曾任巡警部右侍郎的赵秉钧则提出三个步骤以逐步取消八旗制度，首先是彻底核定旗人数目，确定领俸之人；其次是向有功的旗人家庭授予特殊荣誉（但非金钱）；再次是招募年富力强的旗人担任新军士兵、警察和宫廷杂役，年老和孱弱的旗人可以支付薪水直至他们死亡。旗中的年轻人应被送到学校和工厂学习技艺，那些无薪而懒惰之人，将被送到东北去耕种旗地。

有清末“理财专家”之称的熊希龄则引用日本明治维新时遣散武士的经验。他指出，解决八旗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撤销驻防八旗和京师八旗，这事关数十万满、蒙、汉军之身家性命，不可不慎。但是，如果不撤销八旗，一方面汉人会不信任满人，而满人也会因为经济窘困而憎恨汉人，结果构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据熊希龄的粗略估算，如果付给每名旗兵十年的遣散费，每年的费用即在一千万两，十年就是一亿。而作为对比的是，1876年日本废除武士阶层时，明治政府花费了两亿日元。在清廷无法承担这笔费用的情况下，熊希龄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像日本那样，为旗兵提供带息债券。熊希龄建议，将旗人安置在边疆荒地。但他也认识到这显然不现实，于是他提出的建议是将旗人的遣散费一半存入银行，以获得带息债券，另一半遣散费用于投资兴建东北蒙古的铁路，以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使旗人的移民更加便利。

也有一些汉人官员，如继恩铭之后任安徽巡抚的冯煦及御史江春霖对这次的讨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满汉不平等的言论没有根据，因为旗人包括很多皇族成员在经济上比汉人还窘困，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公开公正、不分满汉的选拔优秀官员，只要做到政清人和，满汉争议自然会平息下去。

1907年9月，清廷颁布《裁停旗饷》诏书，要求各省驻防八旗在十年之内解散，旗人准备自谋生路，诏曰：“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亟应另筹生计，俾各自食其力。著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不敷安插者，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授给领种，逐渐推广，世世执业，严禁典售。即以所授田亩之数，为裁撤口粮之准。……该旗丁归农以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一个月后，清廷再次下发谕旨，要求消除满汉在习俗与法律上的差异，实行满汉平等。

诏书发布后，引起了旗人们的极大不安和骚动。据《盛京时报》报道：“闻各处驻防旗丁，自奉上月二十日裁粮授田明谕，皆大形恐慌，纷纷集议。近接西安及广州两处来函，该处各旗丁以生计骤失，或议遣代表员赴京叩阍，或环请将军代奏，恳请收回成命。”1908年1月，驻防成都的八旗流传一个谣言，说是朝廷将立刻停发军饷，所有旗兵将自谋出路。谣言传开后，很快引起了一场骚乱。数百名旗兵及其他们的家属将绰哈布将军的衙门围了了个水泄不通。愤怒的人群将正堂的边门打坏，并抓住值班的旗兵佐领一顿痛殴。混乱的局面直到出身汉军八旗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赶到后才有所缓解。在得知这纯粹是个谣言后，旗兵和他们的家属们这才散去。类似的事件，在浙江等地也曾发生过。由于阻力太大，清廷只好于次年谕慰旗人，称目前“所有钱粮、兵饷仍均照常，毋使八旗人等妄生疑虑”。

插句题外话，旗人社会与所谓的国营单位其实有似曾相识之感。旗人实则有点类似于“单位人”，单位的待遇可能未必优厚，但基本生活还能得到保障，有公费医疗、有养老金等等。但久而久之，“单位人”往往失去了在社会中独立谋生的能力。一旦单位办不下去了，干部解聘，工人下岗，猛然间把他们推上社会，其中的惊恐可想而知，由此带来的阻力也可想而知。对于旗人们来说，改革就等于是砸他们的饭碗，而历朝历代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一向都是难题。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所引发的阵痛即为明证。当然，“铁杆庄稼老米树，当兵岂有不吃粮”，八旗作为军事组织是应领取饷银，但近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八旗在军事上已无存在的必要，徒然耗费粮饷而已。因此，清廷逐步抛弃他们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为推行“裁停旗饷”计划，清廷设立“变通旗制处”以具体规划实施。但话虽如此，一旦涉及到数百万“自己人”的棘手问题，变通旗制处的大臣们也是一筹莫展，万分为难。他们担心旗兵会因此哗溃生事，因而几次讨论下来都毫无结果。《申报》对此有极其生动的报道：“泽公载泽、伦贝子溥伦、宝侍郎宝熙、达侍郎达寿、熙侍郎熙彦及恩、吴两提调，齐至变通旗制处会议变通旗制办法。唯那相那桐未到。闻各堂到齐后，皆守缄默。虽恩、吴两提调对于变通旗制办法，本来极有主张，及见各堂对于此事均在有意无意之间，亦遂嚓口无言，不敢独作朝阳鸣凤。是日略谈他事，日暮而散。论者曰此役也，会而不议。”

不过话说回来，很多所谓消除“满汉畛域”的新政举措往往不切实际，但其中最主要的难题在于清廷缺乏资金来推动。譬如将旗兵安置到附近的农场或者购买附近的土地，但清末除了东三省有空闲土地，其他八旗驻防地均无空余的土地可以安置，而要是购买土地的话，而朝廷又无钱承担这笔巨额的费用。再者，将他们安置到边远地区，早已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旗人们又不愿意（哪怕回东北老家也是不愿意的，毕竟离开一两百年了）。至于其他办法，如办教育、办工坊，培训劳动技能等，这些都要看长期效应而无法解决短期的困难，何况当时社会上的就业机会本就很少。不可否认，清廷也想出很多办法，如通过第一镇、禁卫军与新设置的警察机构多招收旗人、出卖关外的皇室土地以弥补费用缺额等，但这些措施仍不足以根本解决问题。

重重困难下，除1909年新修订的《现行刑律》中规定满汉民刑事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旗民分治”的成规被废弃外，其他工作大多了无进展。上头问起来，各地就以仍在“调查户口及荒地”相搪塞。对此，《申报》评论说，“变通旗制处设立三年矣，其于旗人之生计，初未尝一为之谋”。而事实上，直到清朝覆亡，也没有任何一省的驻防被取消（东三省除外），而旗饷仍旧照发，旗人也没有被编入民籍。

慈禧太后在世时，对消除“满汉畛域”的举措相对坚定。但性格软弱的载沣上台后却不免有所退缩。特别在遭到旗人们的强烈抵制后，载沣不得不称设立变通旗制处并不是要限制旗人的津贴，而是要寻找供养旗兵、帮助旗人自强自立的方法。更要命的是，载沣在执政期间过多的任用亲贵，使清廷越来越像是一个满人的朝廷。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特别是涉及到改革者本身利益时。对于旗人来说，“铁杆庄稼”是特权，但同时也是牢笼，这一群体日益贫困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至于满人亲贵，值得同情又不值得同情。或许他们也想把国家搞好，但末日王朝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而这些人仍旧昧于大势，而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这与历代亡国者可谓皆同一理，但历史并不是没有给过他们时间与机会。

5 动员令：驱除鞑虏的作用与反作用

革命翰林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说：“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彼所谓满洲人者，虽往昔有不与汉族通婚姻之制，然吾所闻见，彼族以汉人为妻而生子甚多，彼族妇女及业妓而事汉人者尤多。……彼之语言文字、起居行习，早失其从前扑鸷之气而为北方裨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风习消灭之证明也。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

以文化论的角度，蔡元培的观点大有可取之处，但在下一段落，蔡氏却话锋一转：“然而满洲人之名词，则赫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耳”，而其指责的“满人特权”，“唯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实食之特权耳”。从这个意义上说，仇满不是种族复仇，而是反对特权，特别是反对亲贵擅权。

晚清知名传教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在1907年写就的《中国觉醒》一书中说：“我曾不止一次地要求驱逐满人和瓜分中国。凡是了解1900年所发生故事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即满人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清末新政后，丁韪良却又声称：“我之所以公开放弃这一说法，是因为看到清政府倡导改革精神这一富有希望的变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领导下，中国人要比迎来一个新王朝或在波兰的分裂政策下更容易获得和平的进步。”对于清末愈演愈烈的“满汉之争”风潮，丁韪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清廷必须做到以下三件事，废除汉人削发蓄辫的做法，放弃满人在科举考试和谋取官职上的所有特权，以及铲除在满汉通婚一事上所设置的障碍。”

钱穆在《清代政治浅析》中说：“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

钱穆对元清两朝部族政权之私心的指斥固然公允，但他忽略了两者的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蒙古人的统治始终漠视汉人传统而未能归化，而清朝自开国之初即归奉儒学，清朝的帝王同普天下的读书人一样，自幼即接受儒学的教育，这种文化与精神上的认同感和同一性，或许是汉人士绅默认满人政权并与之合作达两百余年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华传统文化对满人的覆盖同质及“以夏变夷”的文化战胜，如果这不算胜利的话，至少也是一种难得的安慰。

从血缘的角度来说，八旗并不是种族的概念而是军功集团的概念，因为八旗中不仅有满人，也有蒙古人、汉人（汉军旗）及其他民族（如锡伯族等），由此，清末的民族矛盾与其说是“满汉之争”，倒不如说还是“旗民之别”。在满城隔离的制度下，旗人与汉人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的大抵上也只有官场，革命党人虽说成天把“反满”放在嘴上，但在辛亥前，他们真正与满人（旗人）打过交道的恐怕为数甚少。譬如吴樾就承认说，在接触革命宣传之前，对满汉之分毫无感觉。

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有这样一段观察：“满人在京，可分为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逐，若遇有汉人在座，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鉴于绝大多数汉人（包括革命党在内）一辈子也不曾见过一个旗人（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出外做官的旗人在人数上毕竟是极少数），“驱除鞑虏”这种和现实生活脱节甚远的概念何以在短时间内风起云涌，随而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并致使清王朝倾覆，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到革命者与改革者的不同斗争特点时说：改革者必须时时注意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把握好斗争的时机与策略；而“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因此他试图把政治问题简化、戏剧化，并加以合并，从而使‘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阵线分明”，“革命者意图加深裂痕”，其“在动员新的政治伙伴时很少有顾忌”，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动员以往受到排斥的集团参与政治，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清末革命党也是如此，为最大限度地鼓起民众的反清热情，他们往往忽略并有意曲解某些宣传的细节与可观性，甚至不惜造假，人为炮制出一些事件来。

“《苏报》案”主角也是该报主笔章士钊后来回忆说，当时《苏报》之所以要捏造一份清廷严拿留学生的“密谕”，目的就是要让更多民众“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者，都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不可否认的是，从清朝建立伊始，汉人的反抗一直也没有间断过。即使起义被镇压下去，“反清复明”的思想在民间仍旧大有市场。如洪秀全在发起太平军起义时直斥清帝“玷污中国女子，挟制中国男子”，已足以激起数亿汉人的万丈怒火。时隔半个世纪后，清末立宪再次在族群问题上遇到麻烦。因为从心眼里说，汉人并不愿意接受一个万世不易的满人皇帝，如果皇帝换成了汉人，阻力或许会小很多。但这也不能排除革命党另寻其他宣传口径的可能。

喧嚣尘上的满汉之争中，清廷最大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把自己当成全体中国人的象征，而仍旧暧昧的代表满洲人。从实际效果来看，虽说赋予普通旗人的“铁杆庄稼”特权对清廷并无丝毫的帮助，但汉人对这种特权的憎恨，加上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及现实中的政治腐败，势必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与复仇主义情绪。

尽管革命党的高层并不认为排满应触及普通的旗人，但能理解到这个层次的革命青年毕竟是少数。他们更多的是“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的戾气与横暴。即便是软性的“驱除鞑虏”纲领，其大义也仅仅是一种政治动员而不能真正的付诸实施。但年轻的革命党和会党分子对此未能深刻理解，其结果是在风潮涌动的辛亥年中令成千上万的无辜旗人丧命于革命大旗之下。这就比通常的革命更多了一层种族屠杀的血腥。由此，“一民主义”也就成为了一剂最要不得的“民族主义毒药”。

小拉什·多兹尔在《仇恨的本质》一书中说，“仇恨是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但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仇恨是人头脑中的病毒，这种病毒在毒化本体的同时又毒化与其他人的关系。如果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种病毒，这无疑是一场社会性瘟疫，并将带来严重的仇杀后果。譬如当今的恐怖主义，其动机无外乎仇恨。而清末革命党的暗杀，战争中的屠杀乃至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等等，其动机都是仇恨。一言而蔽之，无仇恨则无革命。但是，仇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引发极端方式和血腥的暴力？小拉什·多兹尔提出的答案是区分敌我与感情动员。但是，敌人往往也是芸芸众生，也有多种形象。这种多样性并不能被刻板的两分法和简单区分“自己人和他人”即可以掩盖的。

“驱除鞑虏”本身没有太多的血腥与戾气，因为其目的大抵是“你不行，我来”，但“我来”之后，是否真的会比前任更加出色，这当然只是一个假设。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天义报》第3期有一篇《保满与排满》的文章，其中不无辛辣地说：“若夫彼之排满者，非尽恶政府也，特恶满洲耳。其昌言革命者，特希冀代满人握统治之权耳。故革命尚未实行，已私立总统之名，或利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夫以汉人视满，则满人为异族；以苗民视汉人，则汉人又为异族，使实行民族主义，在彼满人，固当驱逐，即我汉人，亦当返居帕米尔西境，以返中国于苗民，岂得谓中土统治权，当为汉人所独握。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

对于留日学生中盛行的排满风潮，满人学生也曾愤而以绝食相抗议，并要求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取消某排满学生进入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军事的资格。1903年，马君武在留日学生团拜大会上演说中公然反满，鼓掌者甚多，引起良弼等满人学生的强烈反弹，其后即飞书朝中亲贵，要求禁止派汉人学生学习军事与警政。

学者马勇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一书中说，“驱除鞑虏”的革命纲领使本以现代化的追求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改革运动，不幸演化成一种民族解放运动，致使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不得不陷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误区。侯宜杰则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道：“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退化和倒退。在全球性的竞争社会，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分裂主义。”

半个世纪前，湘中名士王闿运在太平军即将被剿灭之际曾做客两江总督府。在与曾国藩纵论天下大势时，王认为敉平太平军后，曾大帅应立刻挥师北上推翻清廷，以负天下重望。曾国藩听后一言不发，径直端茶送客。后来，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曾国藩指蘸茶水，桌上写满了“妄人”二字。后有人问辜鸿铭：“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辜说：“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

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给“民族”下了一个“斯芬克斯”（sphinx）式的定义：“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而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种想象，往往又是在社会压力下的一种自然反应（如古代游牧民族如女真人、蒙古人对中原的南侵，如近代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客观的说，19世纪~20世纪的民族主义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历史巨浪，在国家未能强盛以前都是必要的（强盛以后多为包容的世界主义如唐朝盛时），它的力量来自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具备人种、历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等要素，而这也是想象的基础所在，如同本尼迪克特所下的“民族”定义。除这些要素之外，“认同”也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地域认同、语言认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乃至外观体貌等。在和平时期，这些民族属性往往被忽略或默认。只有在危机状态下，这种归属感很容易会被强化。如女真人入侵后的一些符号性事件（如北宋二帝被掳），甲午战后中国人感到的屈辱等等。然而，尽管“民族”可能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尽管内部还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和剥削，但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胞之爱”，并驱使人们为之甘愿从容赴死牺牲。很不幸的是，清末的民族主义最终流为种族主义（至少是部分的），这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及功利性的目标在作祟。

单一的民族国家不存在民族问题，但作为主体的被统治民族与作为人数劣势的统治民族发生“非同质”问题时，被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抗拒心理与统治者的自卫心理势必发生抵牾，由此产生的“夷夏之防”使得双方难以产生真正的互信。革命党人选择“驱除鞑虏”作为策略之后，其在获得大量年轻人追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族群之间的分裂。这也为清朝覆亡后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扶植傀儡政权提供了绝佳的借口，20世纪30年代的“伪满洲国”即为明证。

民族主义是近代的舶来品，而在中国传统的统治者眼里，世界只有天下，没有国家；中国就是天下，刻意的塑造一个中国形象实则是自我降级。近代史上，清廷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问题就出在这种“中国之外皆蛮夷”的观念上。但民族主义就不同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旦建立就要想象自我，特别在“夷强我弱”的巨大反差下，更容易产生一种贬低自我而无原则的崇拜并渴望成为强者的冲动。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9世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全球的时代，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更是饱受其摧残。在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不得不面对来自国际列强们“力的秩序”的挑战与侵侮，“适者生存”实则成为了强者无原则的战胜，天道与伦理、公正与平等统统匍匐于强权与实力之下。这种生存原则的简单化、残酷化深深地刺痛了中国的年轻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说：“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不幸的是，近代中国所接受的达尔文主义，实质上就是一个斯宾塞化的强权至上的“达尔文主义”。

革命党人反对清廷，表面上看是因为满人是蛮夷鞑虏，但实质上他们痛恨的是满人特权阶层的昏庸无能。在他们看来，这些颟顸之辈必须为近代中国的衰败负责，而这才是革命党人要推翻清廷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革命党人认可日本，是因为东邻战胜了代表欧洲文明的沙俄，而他们心目中的大事业，就是尽快赶走这些无用之辈并由他们取而代之，并最终让中国强大起来。由此可见，革命党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强国主义或者说潜意识的帝国主义。

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党人高唱的“驱除鞑虏”本质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其底子仍为民族不平等，这与同盟会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不相符合，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固然，满汉矛盾有历史的旧伤，也确实存在亲贵擅权的事实，但要上升到满汉两个族群的对立层面，这不免有脱离事实的过分夸大与虚构成分。毕竟，清末不是明清易代之际，历经九代人的光阴，历史的陈年老账实际已无从谈起（更不可能以此相报复），如果按此逻辑无限追究，谁又敢保证自己的祖上没有沾染过鲜血呢。

实事求是地说，在26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满汉关系的主流是以融合为主，即使仍有矛盾，其趋势也不是加剧，而是在缓和。严复曾说，满汉两族“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盛昱也在其诗文中提倡“大破旗汉界”，以“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是不是“炎黄之后”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为一国的国民，同为中华儿女，如何携起手来，奋发图强，保国保种，强国强民，并最终摆脱在西方列强及强邻日本的欺凌与压迫。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兴事物出现的近代报刊大多掌握在年轻激进的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在有意多刊登揭发满汉矛盾，倡言反满革命的文章。特别是在清末最后几年，这种充满激情的鼓动几乎占据了各种传播渠道。对那些不知所以或者一知半解的受众而言，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获得这样一个印象：满汉矛盾是当时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反满也似乎成了民众的共识。但客观地说，这些过分宣传渲染的论断不仅失之于武断，而且给民众提供了一种失真的假象。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颇具讽刺的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在民国成立后立即销声匿迹，并改而提倡“五族共和”。由此可见，这一策略性手段更近乎一种政治动员（乃至于政治欺骗）而不是一个政治目标（当然，欺骗总归比真正实施要好）。等到清帝退位后，一度风起云涌的反满宣传突然像雨过天开一样戛然而止。这大概就是一种历史的嘲弄与讽喻罢。

以梁启超为例，其在排满之风暴涨后却一改昔日的主张而提倡“大民族主义”。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交恶之时，梁启超曾撰文称：“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国外之诸族是也。”在他看来，与其提倡狭隘的对满“复仇主义”，倒不如提倡融合的“建国主义”。梁启超的观点是，满人政权固然无能可恨，推翻“恶政府”也属必要，但在外患日深的前提下，将满人排除在国民资格之外的“小民族主义”则无异于兄弟阋墙，进而会导致国家分裂。

对此，部分革命党人也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为防止“排满”宣传被人误解为狭隘狂热的种族复仇主义，章太炎曾在《民报》（1908年6月第21期）发表《排满平议》一文，其中对“排满”做了一些限定性解释，说“排满”乃是“排其皇帝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而不是要杀害一般的旗人平民，“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今之政府，为满洲之窃据”。孙中山也曾说，“我们并不恨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我们要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但是，这种理性的声音在革命党人中间极为微弱，即便是提出者，也未必有意多加提倡。

颇具喜剧色彩的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发命令，追赠20岁即瘐死狱中的邹容为“大将军”。清末革命浪潮的发起过程中，常与《扬州十日记》同时传播的《革命军》以其浅显的文字及充沛的激情为革命的鼓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革命家吴玉章曾题诗赞曰：“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这无疑是对邹容及其《革命军》所做贡献的中肯评价。

与邹容齐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同样鼓吹民族主义，但他同时也保留了必要的理性与警觉，其主张是“先反帝，后反满”，反满主义实际上是反帝主义的衍生品，正如其最激烈的篇章中所说：“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倘若满洲政府从此励精求治，维新变法，破除满汉的意见，一切奸臣，尽行革去，一切忠贤，尽行登用，决意和各国舍死一战，我也很愿把从前的意见丢了，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同政府抗那各国。”可惜的是，在后来日本“取消留学生规则”的风潮中，日本报刊讥讽中国留学生的“不团结、无意志”，陈天华愤而投水自尽，以此警示国人，年仅30岁。

出身名门之后却列位于革命党之中的李石曾（同光年间的清流党领袖、军机大臣李鸿藻第三子）也说:“夫排满，则私矣，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革命逸史》中，资深革命党人冯自由称满族留学生长福在马君武的一次演讲时跳出来反对，系“反动满人”，实则不然。长福出身于宗室，1901年与25名满族学生到日本留学，但本人可称得上是一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曾与其他三位满族学生一起参加了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另外，被孙中山及临时政府公开追悼的革命党人张榕出身盛京汉军镶黄旗人。他在1905年考察宪政五大臣启程之日曾参与谋炸行动，事败后逃亡日本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张榕返回东北策划武装起义，可惜在清帝退位前夕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及五路统领张作霖诱杀，很不走运地倒在了共和国的门槛上。

张榕并不是个例，事实上，一些满族知识分子在清末即接受了革命党人“颠覆清廷、实现共和”的宗旨，并加入了宣传革命的行列。据满族老人关济武回忆：“我在北京城内八旗学堂高等学校里，秘密地看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他反满小册子，多数同学（满族）都表示拥护革命。”在西安，一个叫行舍的满族青年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办了一所测量学校，并在学校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

既然满人不全是该杀之辈，那反过来说，“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年轻的革命党人刘道一曾在《汉帜》上发表一篇奇文曰：“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其中称：“预备立宪之满诏下，此我汉家子孙举吊旗服丧之日也。乃庆祝立宪会，倡之于学界，应之于政界、商界，创办于京师、上海,遍及于各省各郡各埠,龙旗耀日，演说如雷”，刘道一对此痛心疾首并称之为“举国若狂，不可思议”，由此喊出了“杀汉奸必杀立宪党”之号召。当然，刘道一并没有机会去杀立宪党，年仅22岁的他死在了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中，由此也成为留日学生中因革命而被杀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同盟会中牺牲的第一人。

旧士绅乐于参加立宪党，正如那些汉人督抚们愿意同清廷合作，原因在于他们之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建造一个新世界固然可敬可佩，前景可观，但打破一个旧世界难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不是体制内的官僚及与体制关系紧密的士绅们所能轻易接受的。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驱满杀满的流血冲突不是可行之径，更不是必经之路。相比之下，官方宣传的“满汉一体”似乎更值得期待，如果预备立宪的路线图真的能够得到实施，满人皇帝被改造成开明君主，甚至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虚君”，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清末旗民的“憔悴可哀”，原本不应该催激满汉之间的种族之恨。从这个角度来说，“驱除鞑虏”大体上是一种感性的、神秘主义的思维。事实上，普通旗民与皇族亲贵的利益有重合但更多的是分歧。这种只看上层不顾下层的“政治化思维”不可取，把满族亲贵与贫穷潦倒的旗人混为一谈并一概视之为“鞑虏”的做法更是显失公平，甚至有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令无辜旗民充当替罪羊的不公不正。

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对于专制年代的普通百姓而言，其实所有的权贵都是“异族”。“驱除鞑虏”立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并不能证明或保证在所谓的“鞑虏”们被驱除之后，中国就一定能比“鞑虏”们执政时更好，因为所有的推论都必须接受这一事实的拷问：驱除满人之后，新成立的汉人政权是否就会比满人之政权在压迫上有所减轻，而老百姓的生活是否会得到真正的改善？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就算满人亲贵是异族人，难道同族人对同族人的压迫就一定会比异族人的压迫更轻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尽管旗兵们在武昌起义中没有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肆 风暴 乱世谁顾小民哀

1 喋血的革命：这一切看起来并不美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反应还算迅速，原定数日后举行的永平秋操被立即喊停，之后，陆军大臣荫昌受命督率北洋军南下镇压。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等职。庚子年后，荫昌曾陪同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谢罪，任务完成后担任出使德国大臣，并娶了一位德国女子为妻。直至1910年，荫昌才回到国内，并出任陆军部大臣。

从效果上看，让荫昌率兵南下多少有些所用非人。荫昌娴于军事固然不假，但他本人是一位学院派将领，既没有经历过任何战阵，也没有编练过自己的部队。他的专长，在于军事行政管理而非前线指挥作战。南下途中，北洋军也是一片乱相。如曹汝霖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及至开发，又各自为政，争先恐后，毫无秩序。兵车沿途拥挤，到了刘家店，不能前进，经京汉局长率领军务人员，前往指挥调度，方始前进。及到汉口附近，检点军装，有携炮没带炮弹者，有带了炮弹与炮膛不合者，转展配换装运，费时一月有余，正让武昌方面，从容布置，通电各省，呼吁响应”。

由于各种原因，南下的清军主力在20日之前仍未能到达武汉前线，而这十天里，汉口、汉阳相继陷落，武汉三镇及周边地区都落入了革命军的手中。毋庸讳言，革命总是伴随着血腥、杀戮与混乱，即便是号称“和平的、代价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并不是那么值得颂扬的东西。

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来的革命，而民族主义在特定的氛围中又极容易发展成种族的仇杀主义。这种倾向，在武昌起义的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据革命士兵吕中秋回忆，起事之前，最先发难的工程营即公议“禁令十条”，其中包括“勾结满人者斩”“私藏旗人者斩”两条。起义爆发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

第三十标革命士兵鲁祖轸也回忆说，当时他们所在标（标相当于团）的各棚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刘秉钧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紧跟在双璧的后面，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次第铺开，一些旗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北当局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流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据估计，湖北新军十名士兵中有一名是旗兵），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约150人），合计约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旗人。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多名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共进会员郭寄生说：“我以曾在街上亲见便衣数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杀旗籍妇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权，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此则暴徒行为，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

民国知名将领、时为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学生的陶峙岳也曾回忆说：“在旗人居住区，则有些旗人被杀，陈尸街头，其状甚惨。”不过，陶氏认为：“碰到这样天翻地覆的大风暴，死几个人也是难免的。想到清兵下江南时，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就不算什么了。”陶峙岳的这种想法，似乎也代表了当时很多年轻革命党人及革命士兵的共同看法。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在如此的非常情势下，说“旗兵四处窜扰”或“趁火打劫”更接近于一种杀戮的托辞。如起义后，湖北省咨议局遭到不明射击，革命士兵迅速查抄了附近的宝瑛公馆（宝瑛为荆州驻防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做过湖北新军标统，后调任陆军小学总办），当时公馆中只有宝瑛妹妹一人，后被杀死并拖到阅马场陈尸示众，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回忆中记载甚详，实则宝瑛及其妹何尝反抗过革命。

咨议局的被袭引发了对武昌幸存旗人的大清洗。革命军在大街上任意拦下行人并盘查他们是否满人。据革命党人李廉方的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读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们读niu而不是读liu，那么他们就会被杀头。”

据革命士兵万业才所说：“在当时，革命党人并不懂得‘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策，在捉到旗兵后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出入城门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后方能出进。‘六百六十六’湖北语音为“loubelousilou”,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得一模一样的。”以发音判断是否旗人的方法未必是最科学的，因为它会使得那些发音并不是那么标准的人（特别是在京师、直隶一带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人）遭受莫名的危险；再者，荆州旗兵不懂满语也不讲京话，他们说的乃是荆州土话，但凡来自荆州一带的人，其危险程度就越高。

万业才亲身参与了起义当晚搜索旗兵的行动，“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我们大声喝叫：‘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做什么的？为什么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来。从语音上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中的满族内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二人送到军政府处决了”。

万业才为他们的行动辩护说，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长期欺压汉兵，“例如，汉满士兵二人相向走来，汉兵不能正视旗兵。否则，旗兵马上质问你：‘你看什么？鬼日娘的！’‘你吃谁的饭？’如果你不回答是‘吃皇上的饭’，马上就大祸临头，轻则禁闭，重则杀头。正是因为旗兵平日骑在汉兵头上作威作福，飞扬跋扈，蛮不讲理。所以，革命党人早已恨之入骨，准备造反”。不过，从常识上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旗兵无缘无故挑衅汉兵的回忆颇有点不可理喻，而且湖北新军中的旗兵来自荆州而不是东北，万业才对他们显然并不熟悉。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曾回忆说，10月12日的反满暴力达到了顶峰。那天的杀戮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当地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但军政府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拒绝了。直到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出面干涉后，军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这种杀戮。尽管他们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或者说出于对列强的畏惧，军政府听从了各国领事的建议。因为后者在这场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10月14日，一名路透社的记者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如果旗兵被杀是因为他们具有潜在危险的话，那么杀害妇孺似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美国学者路康乐在《满与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地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在这场风暴中，旗人妇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为她们的头发、服饰和汉人女子有较大的差别。更要命的是，即使这些可以改扮，但她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缠足。她们原本引以为自豪的天足，这时却成了危险的来源。

有革命士兵回忆，“发现藩库有匪人截取银两，当将银两夺回，因念行劫者系见财起意，故未予严办，就放走了”。非常时期下，革命党人可以宽容盗贼匪人却不能宽容旗人妇孺，这种逻辑本身就很奇怪。更离奇的，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就连强盗拦路作业时也动辄以被劫者为“满人”或“汉奸”为名加以抢劫。革命党人殷子衡就曾回忆说，革命时有一些犯人被放出去后重操旧业，“是处有以保安杜为名的强盗多人，拦路抢劫，到夜深闯进我的睡房，说我是满人，是汉奸。有的说‘抓出去用枪打了他’，有的说‘用刀砍掉’，有的说‘把他捆起来送到都督府去’。我因病了，懒得说话，也不愿意同他们辩论。群盗挨近我的身旁，任意搜洗。身上几十块钱的路费，都被他们拿去了。后来有一盗瞪着眼睛望着我，说：‘你不是殷先生吗？’我答应他说：‘是的。’我也把眼睛望着他说：‘我在哪一处会过你的呢？’他说：‘在模范监狱里。’我说：‘是的，是的。’此盗就向他的伙伴说：‘我们出去罢，殷先生我认得他，他曾为革命遇过难呢。’众强盗听了这几句话，就一个一个的退出去了，并且把抢去的钱还我十八元，以作船费。”这段听起来极具喜感而滑稽的故事，似乎证明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那就是“盗亦有道”，看来并非虚言。

相比而言，武昌起义中被杀的旗人并不算多，最严重的是陕西西安。西安的旗人大概在2万人，城墙很高，防御坚固。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到陕西游历访问时，他对当时的满城和旗人武装颇不以为然:“如今西安的八旗子弟居住区，城墙东倒西歪，空气沉闷，到处是杂乱和腐烂的景象。在一个军事演习的大场地，清朝高级军事官员正在一旁检阅边奔跑边打靶的骑兵。那些懒洋洋的享有特权的八旗子弟虽然曾在军队里受过所谓的训练，但毕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战斗力，行军二十英里他们就会垮下来。”

最致命的是，西安的旗兵在武昌起义爆发前正好需要更换武器，当时已使用了15年的3 000支快枪被卖出去了（可能是卖给军事程度相对较低的巡防营或警察），但新的武器还没有到，结果旗兵只能用旧式前膛枪和过时的后膛枪进行抵抗。在革命军攻打了一天一夜后，西安满城终于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从南面和西面涌入，并将城内的所有居民视为敌人加以攻击（或者说杀戮）。据一位名叫J.C.凯特的英国传教士事后的调查：“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属。’”

西安满城的杀戮极其残酷而且彻底。据凯特的记录：“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地杀死了。”

三天后，革命军下令停止屠杀。据凯特的估计，旗人死亡的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的旗人被杀。整个满城也被抢劫一空，而存活下来的人，有钱人被敲诈，小女孩被绑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轻的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驱除出西安。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事后的回忆中，陕西革命士兵党自新也不无隐晦地承认，攻破西安满城后，各战斗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在城内逐巷逐院的进行搜索战。在此期间，一些士兵和领队军官杀死了一些不必要杀死的旗兵和家属（这段话可与前面凯特所说的相呼应）。

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引用英国外交文件称，西安为革命党所占据，男女老少约有一二万人的驻防旗营（满蒙八旗）实际上被全部消灭，8名外国侨民也在混乱中被杀（这些文件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根据当地传教士的报告后发给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李约翰是知名传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馆之围中年龄最小的外国避难者。当年中外间的血腥杀戮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革命时期西安旗人被杀戮的情况，上海《申报》也有过两次记载，一次是当年12月10日以“译电”专版记载说：“北京接西安府十月初六日来函，谓旗人八千被杀”；两年后也就是1913年12月27日，《申报》再次记载：“当革命发难西安，旗人被戮者约有三千余户”。两则报道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滞后的新闻在真实性方面略具优势。只是当时西安究竟有多少受难者，各方说法不一，加上中国人一向对数字马虎，目前恐怕只能有个大概的印象了。

与其他各省革命不同的是，陕西革命因为会党色彩浓厚，他们不但攻击旗人，而且还攻击洋人。1911年10月23日晚，当地哥老会攻击并烧毁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会学校，2名外国传教士和6名外国学生被杀，史称“南关教案”。受此影响，其他教会也遭到攻击，一些传教士被打伤，教会学堂被烧毁。

因为这个意外的因素，各国公使加强了对西安事件的关注，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收集了一些传教士的报告并转发给了外相格雷爵士，其中包括这样几封电报：“传教士肖乐克先生11月11日的来信，该信说，……西安府的满洲人几乎已被歼灭净尽”；“至于西安府的情况，曼勒斯先生证实了我们已经收到的关于在头两三天内屠杀满洲人的报道。他估计普通的满洲居民有两万人，并确证了肖乐克先生所说的大约一万人被杀一事”；“盖士利主教来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说：西安的……满城遭到攻击，所有的满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陆军部队服役者外，几乎统统被屠杀。”

革命中的滥杀，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事的江湖会党所造成的。当时的西安，革命党十有八九都是哥老会成员，仇满情绪极为激烈。与事的同盟会员，这些人因为受过一定的教育，他们认为不应对驻防旗人进行过于残酷的屠杀。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会党势力占据上风，西安满城由此变成了残酷的兵燹场。

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回忆说，革命后的西安完全被哥老会所控制，就算是革命党出城也须经会党首领同意。领导陕西革命的分别为会首张云山及同盟会张风翙。张云山混迹兵营多年，后在陕西新军中开香堂，吸收上千名新军士兵，势力很大。但是，会党是一群骚动不安而极其凶险的乌合之众，由其充当主力（哪怕是会党士兵）的革命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杀戮。对此，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也不无遗憾地表示：“对于人道，殊近残酷。”

民国时做上江苏监察使的渭南革命党人严庄，他当时也在西安闹革命，后在街上碰见个旗人小孩，砍了四五刀，血流了一地，小孩仍未死。严心软了，回来放下刀，再也不去了。事后，一些革命党人却嘲笑他无用。无用的还不止严庄一人，前面提到的革命党张奚若也在事后承认：“我当时不在陕西，若是在的话，不知要怎样才能杀得了人呢！”

革命中的西安无疑发生了一场大悲剧。这是一场类似于太平天国期间发生在南京和杭州的悲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带有种族屠杀性质的屠城行为。一周后，与陕西毗邻的山西太原也发生了类似的悲剧。不过太原满城的规模比西安要小很多，那里只有644名旗兵及数千名旗人。在10月29日的革命中，太原满城遭到了革命军的大炮轰击，旗兵并没有组织抵抗，但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当乱起之时，该满城地居城之东北隅，并未得有消息。迨闻炮声，始知事变，遂始逃奔。迨奔至营门，已被围住。是时炮弹如雨，营内房舍尽毁，全城无一逃生者。”当然，“无一逃生”的说法略显夸张，但满人伤亡严重，满城被焚毁却是事实。

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说，“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化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哲学家利用理性逻辑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会员，激发人们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个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并导致最恶劣的放纵”。

当反满从“主义”变成鲜血淋漓的生死场后，那些亲历了惊魂荡魄的杀戮场面的人无疑陷入了迷乱与沉思，反满主义的动机、目的及实践方式，无一不被重新反思、质疑甚至放弃，就像革命党人严庄最终弃刀而去一样。很显然，之前似是而非的反满主义已无法直面残杀，继续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因为各种原因，辛亥年旗人殉难的具体数目已无从可考，《辛亥殉难录》中所记的有姓有名者，西安驻防2 248人，江宁驻防706人，荆州驻防403人，京口驻防320人，福州驻防98人，不过这些仅仅是驻防兵丁而远非所有受难的旗人。

为证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对旗人的杀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有意隐去。但历史终究是历史，革命也具有多样性，它不可能像处女一样的清白。辛亥年，凡是有满城的地方，都出现过滥杀的情况，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异。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辛亥年悲剧发生时还是有很多汉人设法去保护那些无辜旗人。如武昌的士绅要求军政府禁止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旗人。一些西安幸存的旗人也在事后回忆称为汉人老百姓所救。在鲜血与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终究要高于那些莫名的革命冲动与无逻辑的理念。

客观的说，非理性的“驱除鞑虏”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些不必要的杀戮负责，特别是起义酝酿期的“排满”宣传与动员，其负面效应极大。武昌起义后，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就直截了当地指明:“须知今日满贼，并非我汉家儿”；“藏匿满奴者斩”；“能搜献满人及接济军械、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者，均有赏。”陕西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张钫也在《辛亥西安东征举义日记》中说：“西安革命党人起义后，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枪数百响，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

激变时期的民众心态与和平时期不同，在革命者的潜意识里，杀满是为了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汉人复仇，这种一而贯之的宣传使得革命者在屠杀中丧失了罪恶感。相反，他们在从事杀戮时心中充满了神圣感甚至正义感。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以效果论，没有什么比仇恨更能激发士兵的战斗力了。据武昌起义中的革命者回忆说，测绘班制图科科长王肇鋐的儿子王继祖，这个年纪很小的学生也要参与行动，后来大家劝令他不必参加；王不肯，彼此争执至于泪下；到汉口，革命队伍经过一个名叫喻义的同学家门口时，他向家里关照一声说：“我来汉口和满人打仗呀！”他的叔叔听了跑出来双手搂抱不让他上火线，喻同学把他猛力推开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与灭绝性的宣传不仅令旗人惊恐万状，其他民族和汉人士绅也为此感到大为不安。曾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古者督军元戎而举仁义之师，大兵到处无不以民命为重，谅仁者之师，必能开恩赦宥于无辜。钢刀虽利而不杀投降之卒，为何有不容满军投诚之令命？”

武昌起义后，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避居上海的江亢虎在目睹了至为激烈的排满风潮后，不胜“疮痍满目，不忍见闻”之感而发表了一封致武昌革命军的公开信，信中就“兴汉灭满”的种族革命提出了十二点“大不可”，其大意是：种族革命，有悖于人道，易失民心，并且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精神相牴牾；以复仇为义，冤冤相报，本为大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导致瓜分惨祸。两年后，此信收入《洪水集》，江亢虎还特别附记：当时人心狂热，舆论沸扬，大有暴民专制之势，而上海各报纸，无敢稍持异议，除《天铎报》匿其姓氏刊录，没有哪家报馆敢登出此函。信件发表后，江氏立即收到了革命军驻沪事务所的来函痛斥，并且还有多封匿名警告信，谓其“倡邪说以媚满奴，疑乱军心，当膺显戮”，“汉奸”“满奴”的称号一齐掷来，甚至有人宣称要用炸弹对付他。革命还是不革命，理性还是非理性，在这则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纪律约束的会党分子造成革命中的滥杀，但悲哀的是，在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被杀戮的对象。譬如在四川，引发革命大潮的“保路同志军”多为“袍哥部队”。据时人所见，他们或拥一城或踞一寨，称都督、号大王，拥众自雄，莫能相下，“他们的装束打扮都很奇特而复杂，有的头缠白帕，有的打着英雄结，有的戴瓜皮小帽、斗笠、草帽、藏袍、短褂，或将长衫剪去一截，有带红绸结花的腰刀或腰插短枪匕首，有穿麻耳草鞋，上结红花或穿元口平鞋、滥衣破裳，真是五光十色，甚至戏装，几乎应有尽有”。各哥老会进城后，什么“公口”“茶哨”“办事处”的灯笼都挂了出来，并勒令商民富户缴纳饷需，而各派之间又意见不和，互相仇杀，几无宁日。

广州光复也是如此，进驻省城的各路革命军五光十色，俯拾皆是。据估计，当时革命军约有十万之数，而其成员又以会党、绿林及贫苦农民为主。在这些革命军统领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最为凶恶。此人原是打石匠，后兼营头发生意，曾用头发包运军械接济革命党人，有些许功劳。石与新军标统秦觉有嫌怨。革命后，秦畏惧石的凶焰躲进咨议局第一师司令部（第一师师长钟鼎基与秦为日本士官第六期同学），谁料一出局门，便被石的党羽劫持，当场将秦生剖（警察郑家森在革命后也被生剖，因其捉拿了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革命烈士温生财）。除石锦泉外，还有一个叫“百二友”的民团（或称会党）也在街上横行无忌，导致广州秩序异常紊乱，商民叫苦不迭。

孙中山回国后，胡汉民陪同走往南京，继任都督陈炯明对民团们痛下杀手，先是石锦泉与其参谋长自寻死路，其手携土制炸弹冲进都督府索要饷项，结果被卫队官兵捆起，当天下午即执行枪毙，石字营被强行解散；接着，王和顺、杨万夫、关仁甫的司令部被新军用炮轰毁。强压之下，其他民团缴枪的缴枪，解散的解散，广州这才得以安靖。至于那些“百二友”，也被广州警察厅长陈景华消灭得八八九九。陈的命令，凡是穿白鞋、绿袜、吊带和头上前留一小撮头发的，都是“百二友”，一经捕获，即绑去东校场枪决。据时人所述，东校场分作四个杀人区域：一个是陆司令的，一个是海军司的，一个是广阳绥靖处的，一个是广州警察厅的，各区域都竖有几根黑旗，押到囚犯，各就黑旗旁边枪决，以绥靖处和警察厅两个区域杀人最多。

革命与反革命，时有反复，但杀戮是相同的。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沈从文就曾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10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

一个甲子以前，太平军时曾国藩以杀止暴，革命本以暴力为最后仲裁，而能止暴者者，唯有更具组织之暴力。清亡后，武夫秉国，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2 抵抗与反攻：革命碰到硬骨头

武昌、西安等地的消息传出后，恐慌情绪迅速弥漫到其他各省的驻防八旗。在本能的疑惧心理及各种夸大失真的传闻渲染下，旗人们往往产生“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毋宁抵抗而死”“不战亦死，战或得生”的想法。譬如荆州，当湖北革命军前来讲和时，荆州旗人并不相信都督黎元洪的承诺。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武昌旗兵和旗人的遭遇，而这些受害者又绝大多数来自于荆州。

荆州位于长江上游，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控滇黔巴蜀往来之通道，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在荆州设立驻防，由满蒙八旗组成，最初为4 000兵额，后增至5 000名，最多时，加上养育兵等共计7 200名（为内地最多）。荆州八旗设将军一名，副都统二名，在各地非省会驻防中，只有荆州的规格相当于省会城市。

设立八旗驻防后，荆州古城被一分为二，东城为满城，西城为汉城，两城用城墙相互隔绝。荆州八旗的人口最初约15 000人，但随着人口的逐年递增，光绪年间已近23 000人，其中还不包括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损失及之后迁到杭州的那部分人。

武昌起义时，荆州将军为连魁，左翼副都统桓龄，右翼副都统松鹤，旗兵2 000余名。由于长期派员至湖北新军中轮训，加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荆州旗兵的军事素质相对较高，其中至少有一个标的旗兵可称得上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副都统恒龄据说“于军事学颇有研究，其部下之指挥官亦多系学堂出身”，营中枪弹十分充足，“开花弹亦多”，这一标的旗兵实际上是按新军的标准编练而成。

至于荆州将军连魁，则性格怯懦，在革命军攻下宜昌后，其立刻通过驻沙市的日本领事转告宜昌革命军政府，请求划界而治，两不相犯，但遭到革命军首领唐牺支的拒绝。革命军攻打荆州之前，曾发布檄文：“我军之所谓革命云者，不过欲改造共和，并非制尔人民之死命；排满云者，不过推翻政府，并非歼灭旗人。诸君试细玩本部此言，当亦憬然大悟矣。今与诸君约：三日之内，倘能自知痛悔，先缴枪械，率众来归，尚可转危为安，转祸为福，若竟甘心从逆，则城破之日，玉石俱焚。”

接到革命军要求其“缴械投降”的檄文后，荆州旗兵针锋相对，他们将荆州城中的另一半汉人扣为人质，并将战线主动推至城外十里，摆出一副坚决抵抗的架势。11月19日，革命军开始攻打荆州外围，双方相持近半个月，但随着季雨霖、王正雅等其他革命军的来临，荆州八旗的兵员与弹药消耗大半，最后退守荆州，闭城待援。

在清廷顾此失彼、焦头烂额的情况下，等待援兵显然是不现实的。进入12月后，各路革命军开始围困荆州城，双方一度展开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后来，在一个法国传教士的调解下，关在城内的汉人被释放，但革命军很快便“背信弃义”地向城内开炮轰击，结果造成了大量旗人的伤亡。在“内无粮晌、外无援兵”的局面下，荆州将军连魁请求法国传教士马德修从中转圜，以不杀满人为条件，愿开城纳降，但副都统恒龄仍坚持己见，不肯投降。在此情况下，死伤旗兵家属齐集恒龄府邸哭骂，恒龄在羞愤绝望中自杀身亡，为荆州归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恒龄死后，本无斗志的荆州将军连魁、副都统松鹤即请日本领事及法国主教及税务司司马铎出面讲和，荆州八旗正式缴械投降。革命军进入荆州城后，遵照承诺未加报复，并给旗人发放了一定的救济金和粮米，但由于满汉对立的情绪与阴影俱在，大多数的旗人在随后的一两年中相继离开荆州城，另谋生路。

在杭州，蒋梦麟曾在《西潮》中回忆说：“革命波及杭州时不曾流半滴血，新军的将领会商之后黑夜中在杭州街头布下几尊轻型火炮，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就逼得抚台投降。新军放了把火焚毁抚台衙门，算是革命的象征，火光照得全城通红。旗下营则据守他们的小城作势抵抗，后来经过谈判，革命军承诺不伤害旗下营的任何人，清兵终于投降。”同样来自浙江的鲁迅也在《谣言世家》一文中说：“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

不过，蒋梦麟又补充了一段，说：“旗人领袖桂翰香代表旗下营接受条件，但桂本人却被他的私人仇敌借口他阴谋叛乱抓去枪毙了。新当选的都督汤寿潜是位有名的文人，对于这件卑鄙的事非常气愤，闹着要辞职。”蒋所说的“桂翰香”即清末有一定知名度的杭州八旗协领贵林。早在11月3日，浙江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即出面劝服巡抚增韫拆去满城营墙，旗人尽编汉籍，并宣告浙江独立，以免发生满汉惨杀事件，但身为旗人的增韫未能下定决心。次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女革命党尹锐志一马当先，手提炸弹冲入抚台衙门，巡抚卫队在目瞪口呆之下竟然忘记了抵抗，急得往马厩里藏身的巡抚增韫被生擒，后被关在了福建会馆。

增巡抚在浙江士绅中还算有些口碑，对立宪也知之颇深，杀他无甚必要，但浙江虽然变色，但杭州旗营并不包括在内。新成立的浙江军政府命增韫两次致函杭州将军德济，令其速速投降，但德济“毫无表示，似有抗拒模样”。在此情况下，革命军炮轰满城，旗兵也开炮还击，双方各有伤亡，不过人数不多，大概在二十余人。攻打到下午，旗营力渐不支，闭门坚守，但革命军大体上也只是手提自制炸弹的“临时队伍”，并无即刻破城的能力。于是革命党派出代表进入旗营谈判，后由旗人中的开明人士贵林出而至省咨议局洽谈停战事宜。当晚七时，双方宣布停火，杭州全城光复，德济、增韫等人被礼送处境，立宪派首领汤寿潜被推为浙江都督。

总体而言，杭州虽有对抗攻守，但程度较轻，受损亦小，只是在事后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即蒋梦麟说的“贵林被戕”一事。当时贵林不仅在旗人中颇具声望，在全国士绅中也算个名人。事情的缘由，还要从一个名叫惠兴的旗人女子说起。1904年，孀居的旗人妇女惠兴创办杭州贞文女校，以帮助旗人女子提高文化水平，但一年后，贞文女校因为资金困难而面临关闭，惠兴向杭州的八旗官员求助，但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绝望之下，惠兴为抗议同胞的冷漠而自杀身亡。

惠兴的死在旗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北京女报》（旗人所办）对此作了连续的报道，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这时，两位同样来自杭州的旗人金梁与贵林在激愤之下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惠兴的戏剧，并在京城巡演的同时组织了大型的募捐活动，筹集的钱用以重新开办贞文女校。后来，为纪念这位为女子教育而献身的惠兴，学校被更名为惠兴女学堂，而贵林则出任了学堂监督，直到他在辛亥年被杀。

多年后，沈钧儒曾这样表述此事：“浙江光复的头几个月里，一切都闹哄哄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过来。贵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营里，想乘机叛变。经人告发，浙军司令部立派部队驰赴旗营，起出私藏枪支两千余枝，子弹无数，还有好多箱炸药。……判决贵林父子死刑，就在咨议局的广场上执行枪决。”

大势如此，贵林是否真有反对革命之举动呢？这事颇为可疑，似不可听信革命党人的一面之词。作为另一种说法，同样参加了浙江革命的马叙伦则认为，贵林“无意为他的主子效忠，他在满籍官员里面还算是比较开明的”。据他所说，贵林在旗营中素有“孝子”之称，他曾师事浙江名士宋恕，在后者的引介下，又结识了浙中名士陈黻宸。武昌起义后，贵林向陈黻宸请教，陈劝他不可拘执于君臣之义而应看在老百姓的分上，清朝统治太腐败了，已经没有希望了。后来，贵林又请陈黻宸去见他的母亲，陈向其母恳切地劝导了一番后说：“将来如果有事，只要你们不抵抗，总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的。”其母听后，即对贵林说：“陈先生是至诚君子，你得听他的话。”如此，旗营被围后，贵林出来议降，即在陈黻宸的陪同之下。

很大程度上，贵林的被杀与新任浙江都督汤寿潜有很大关系，因为贵林是汤寿潜的至交好友，而后者原本是江浙立宪派领袖，并无一兵一卒，但因省咨议局坚持公推而得此任，这与同样争夺这一位置的革命党人存在较大矛盾。由此，浙军总司令周承炎趁汤寿潜去上海之际以“私藏武器”为名捕杀贵林父子，并在浙江咨议局广场公开行刑，其“敲山震虎”的含义极其明显。事后，汤寿潜愤而辞职，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之前协议中担保“不杀一个旗人”，更主要的是，在革命党的枪杆子面前，他作为文人和立宪派人士，完全控制不了局势。颇值称道的是，贵林的女儿在辛亥年后继续坚持办学，并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在南京（时称江宁），关于满汉仇杀的谣言传播相当厉害。据某电报员回忆，当时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人天天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一样，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店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改名换姓，充作汉人。

南京是八旗的驻防城市，但坚决抵抗革命的不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而是江南提督、江防营统领张勋。庚子年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时曾由张勋统带所部北洋新军随京陛护。皇恩浩荡下，张勋由此感恩戴德，最为“大清忠臣”而一生不悔。在张勋看来，无辫之人即为革命党，他手下的辫子军在第九镇统领徐绍祯举事失败后大肆搜捕革命党，凡是没有辫子的一律就地处死。据说至少有400名嫌疑犯被杀，也有说上千人的。

之后，3万革命军（江浙联军）卷土重来，张勋的2万名江防营部队和铁良的2千旗兵抵挡不住，结果在张勋撤退之后，南京的旗人成为被报复的对象。其中一位名叫苏良弼的民军将领，其手下军队对满城进行了随心所欲地焚烧、杀戮与抢劫。据一名到访的法国学者费尔南多·法杰勒记录：“革命军放火焚烧（满城），团团围住着火的房子，开枪射死了每一个试图从火中抢出自己财产的鞑靼人。那些空手逃出来的人侥幸保住了性命。”在革命军的攻击下，一些旗人点燃了军火库，试图同归于尽。这场杀戮性的混乱整整持续了一天，之后革命军发布命令，宣布保护旗人的安全。苏良弼被逮捕，他的虎狼之师被解散，但此时的满城却早已成了一片焦土。

数月后，费尔南多·法杰勒又记载说：“鞑靼城连一块直立着的石头都没有留下。我们在残垣断壁中进行搜寻，除了焦土和瓦砾，什么也没有看见。每一间房子都被完全夷为平地。”据《辛亥殉难记》中记载，南京旗营官佐死亡38人，其中被杀10人，阵亡4人，不名死因者6人，自杀者则高达到18人。毫无疑问，南京的满城再次遭受了一次类似于太平天国式的劫难，虽然这次的规模可能要小得多。

对此，当时正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职的鲁迅也颇为委婉地说：“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当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那么，城破之时，汉人大大地发挥了复仇手段了么？并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诉我：战争时候自然有些损坏；革命军一进城，旗人中间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难，在明的冷宫的遗址的屋子里使火药炸裂，以炸杀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几个适从近旁经过的骑兵。革命军以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烧了一回，可是燹余的房子还不少。此后是他们自己动手，拆屋材出卖，先拆自己的，次拆较多的别人的，待到屋无尺材寸椽，这才大家流散，还给我们一片瓦砾场。”最后，鲁迅加了一句：“但这是我耳闻的，保不定可是真话。”

江苏境内的镇江也是八旗驻防城市，这里驻扎有1 692名旗兵。早在南京之前，镇江旗营副都统、皇族穆载即同意投降并交出武器，以换取旗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镇江的革命最初是和平的，双方达成了协议，但在南京举事的革命军遭到失败后，他们退到镇江重组时将一腔怒火发泄到镇江的旗人身上，结果导致很多旗人被杀。而穆载则因为受到欺骗愤而自杀。剩下的旗人们被赶出满城。

在陆军第四中学读书的旗人通甫回忆说，南京革命时他已经剪除了辫子，因为害怕张勋捕杀无辫之人而赶忙逃出南京，经上海中转后乘船赶回福州老家。当时船上共有二十几位同学（满汉各半），他们还一度担心福州也会杀害无辫之人。一行人回到福州后，因为他们结队而行，脚上又穿着铁掌皮鞋，走在石板路上叮当有声，结果城门口有人赶紧去通风报信，说是革命党要进城，吓得城内十里长街的商铺全部打烊。

福州旗营的历史很久，在最鼎盛时有8 000旗兵（可能与收复台湾之役有关），但到庚子年后，兵额只剩2 000人，且旗兵多为老弱病残，有战斗力的只有600余人，不成队伍。通甫等人回营后，福州将军朴寿命他们训练旗丁，但前来受训的却大都是一些五十多岁的人。当时福州还驻有另一位满人高官，那就是闽浙总督松寿。与朴寿不同的是，松寿认为大势所趋，准备妥协。但朴寿却认为福建的新军第十镇可靠。因为其统制孙道仁为忠良之后（其父孙开华为福建陆路提督，曾在1883年中法之战中渡台作战），断不会与朝廷作对。那些革命党只是胡闹，不足以成大事。

不过，朴寿心里也清楚，把希望全寄托在孙道仁身上也不现实。因为底下的士兵一旦被煽动，上层未必能控制局势。因此，他又命令给旗营中13岁以上的男子发枪并带300发子弹，妇女则每人发一把剑。据说，朴寿还组织了一个500人的“杀汉团”，并在满城口外安置大炮并埋设了地雷，准备在受攻击时与汉人居住区一起同归于尽。

在紧张的局势之下，福建咨议局的士绅们忙作一团。他们四处奔走，试图劝说松寿让出政权，争取和平解决。但松寿为朴寿所困，提议被拒绝了。在下层士兵的支持下，由许崇智、彭寿松等人率领的革命军开始攻击满城，旗兵们则用复仇性的大火攻击了邻近的汉人居民区，引起了一片火海。由于革命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在山上向满城开炮，加上福州旗兵本来就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因而攻击只用了一天时间，满城即挂出白旗，上面写着“请求停火，全部缴械乞降”。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朴寿一面组织抵抗，一面将旗人集结到八旗中学，准备集体自焚。在此过程中，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另有数百名旗兵和家属自殉，他们投井或跳入了闽江。镶黄旗协领定煊自缢。捷胜营队官郎乐额兄弟三人及十几名家属浇上煤油烧死了自己。据事后革命军的统计，旗兵死亡280余人，而革命军一方只死亡了13人。至于福州将军朴寿，其在旗营投降后被生擒，愤怒的革命军士兵将他的尸首剁成了四块。

3天后，据某殷姓目击者回忆，当时的福州满城，“都统署尚存两进，余皆为瓦砾之所场。妇女成群，露宿乞食。至御河桥下，犹有大小尸体数具未及掩埋。哭声惨状，不忍闻睹，然本地人士寂然莫动于中（衷）”。据他的解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之前旗人过于骄横，以至于汉人切齿痛恨所致。

战事结束后，除朴寿因其愚顽不灵而被杀，福州旗营并没有发生屠杀抢掠的报复性行为。相反，革命军对战败的旗人颇为宽容，被推为都督的孙道仁甚至为自杀身亡的原总督松寿举行了追悼会，“杀汉团”指挥文楷也被释放。不过，革命军政府拒绝了咨议局所提出的“继续向旗兵提供俸禄”的请求。据通甫的回忆，旗兵们被就地解散，每人发一元（没辫子的发三元），旗人们则发一两银子和一些大米，让他们自谋职业。

福州革命后，省内局势依旧紧张。据革命党人傅柏翠回忆，他和一些同伴加入同盟会后返回县城，“某次，几个人一起走到江边，看到江中正驶着一艘船，我们怕它夹带旗人逃走，就招手呼喊:‘船上是些什么人？’船上人见呼喊的人是没留辫子的‘革命党’，十分惶恐，急忙回答‘船上并无满洲子’，边说还便打躬作揖。”这一案例，似乎也说明当时的革命风潮并未过去，满汉关系依旧极其敏感。

在各地纷纷响应革命的大潮中，也有“反革命”得势的案例，譬如宁夏哥老会的起事失败。宁夏并无新军队伍，当地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跃鲤在听得陕西革命成功后，也带着一些人马，拿着十几枚爆竹突入镇署，居然起义成功，夺得不少库储军械。次日，刘跃鲤自任宁夏镇，刘华堂任宁夏道，随即攻打满城。哥老会们没想到的是，宁夏满城虽小却颇为坚固，而且城中藏有原罢职提督董福祥报效朝廷的快枪1 200支，结果革命军1 000余人对阵旗兵1 000余名，双方交战两小时，革命军大败而归，刘跃鲤、刘华堂等各自逃走。宁夏起义，竟告失败，为辛亥年中独有之案例。在西北伊犁，在革命军起事时（主要为左宗棠征西时留下的湘军及当地哥老会），锡伯族旗兵顽强抵抗，后在前任伊犁将军广福的调解下才交出武器，和平解决。但伊犁将军志锐被处死，少数旗人也在战斗中被杀死。

更有拼死抵抗并占据上风的，这就是因反对立宪而被革职的原陕甘总督升允。西安革命爆发时，升允碰巧去城外草滩办事，侥幸躲过一劫。得知事变后，升允只身急赴甘肃平凉，后在陕甘总督长庚的举荐下，清廷命升允署理陕西巡抚，督办军务，以镇压陕西反清革命。在长庚的协助下，升允组织了马安良、张行志等部共40余营兵力，分南北两路攻入陕西并连克长武、彬县，后在西安近郊的乾州(今乾县)一带与陕西革命军展开激战。升允所部，志在复仇，其俘虏的革命军士兵一律处死，一路上堪称杀人如麻。

升允坚决反对南北和议，他曾致电资政院，指责北方谈判唐绍仪等人勾结革命党，其与南方革命政府签订停战约是“长寇志，慢军心”，并要求清廷严查唐绍仪等人的“庇匪之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升允在清帝退位后仍指挥所部继续进攻，陕西革命军兵马都督张云山派行营执事官雷恒焱为代表赴乾州十八里铺面见升允，告知南北和议成功，要求双方停战。孰料升允非但不听，反而下令将雷恒焱割耳削鼻，弃尸于荒野土窖之中。退守咸阳的陕西革命军标统丘彦彪派曾任过升允卫士的先锋总队长朱长春前往礼泉，劝其罢兵和谈。升允竟下令把朱长春钉死在礼泉东城门上示众，并将俘虏的革命军全部处死。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革命与反革命的烈度与凶残，原本即在伯仲之间。

升允的暴行激起了革命人士的强烈愤慨，孙中山特致电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直斥升允为“民国公敌”，要求袁派北洋军入陕援救革命军并驱逐升允。曾被升允通缉的陕西革命党于右任也致电袁世凯，称：“升允涂炭西北之人民，扰乱五族之平和，及今不除，后患滋大。”在各方压力下，袁世凯担心升允破坏和议大局，随后调派河南毅军赵倜部赴陕增援。

陈忠实先生的名著《白鹿原》，其前篇即以升允史事为历史背景，陕西军政府曾派与升允交谊深厚的乡贤名士牛兆濂、张晓山前往礼泉与升允谈判议和。升允终被劝服并痛骂袁世凯误国，其声称：“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唯有一死以报圣恩。”但撤军后的升允仍不死心，他一面封锁清帝退位消息，一面企图迎溥仪到西北建立小朝廷。回到平凉后，升允又致电袁世凯，要求由他取代张凤翙出任陕西都督，但袁对此未予理睬。直到1912年3月下旬，在清帝退位的消息已经遍及营中，军心已乱的情况下，升允这才在无奈地交出军权，后带着家眷走往西宁。至此，辛亥革命的战事才算是真正结束。

3 和平之路：越激烈的反而越宽容

民国作家李劼人在小说《死水微澜》中对成都满城有这样一段描述：“满城里最清静，最凉爽，……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绿荫当中，长伸着一条很宽的土道，两畔全是矮矮的黄土墙，墙内全是花树，掩映着矮矮几间屋；并且坡塘很多，而塘里多种有荷花。人真少！比如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那条街，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里更是肩臂相摩了；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遇见的人，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谁不是急急忙忙的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肩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靸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竿，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

四川一向被誉为“天府之国”，人口稠密，但成都的满城却是一个例外，这里因为人口密度小，所以与外面的世界判若分明，外面到处是人，拥挤而忙碌；满城里却是风景优美，轻松悠闲。不过，保路风潮兴起后，悠闲的日子就一去而不复返了。

四川的保路风潮被誉为武昌起义之先声，但在各省独立次序中却排名倒数第二，直到11月下旬，四川才宣布独立并成立“大汉军政府”。话虽如此，制造“成都血案”的原总督赵尔丰仍旧躲在背后，新都督蒲殿俊不过是个傀儡。12月8日，巡防军索饷哗变，蒲殿俊去职，原四川陆军小学总办尹昌衡施计诱杀赵尔丰，随后自任四川都督。

兵变之时，成都将军玉昆命营中旗兵闭城自守，军政府则以重兵包围满城，战斗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或许是鉴于之前的悲剧和其他城市和平解决的先例，四川士绅们四下奔走，以避免战火重燃，而成都将军玉昆也在犹豫不决中命令旗兵不得妄动，不得施放火器，以静观事态发展，暂时保持可能的一点和平希望。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四川军政府派“耆宿负人望，旗籍诸生多出其门”的徐炯前往旗营劝降，玉昆随后派出与汉人士绅关系良好的赵惠民等前去谈判。会议十余次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旗兵缴械后，革命军承诺予以保护，决不妄杀，成都旗营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这在辛亥年中实属难得。

广东一向为革命的策源地，革命党人活动频繁，但出人意料的是，广州旗营最终也是以和平方式解决而未发生流血事件。广州驻防八旗最初是康熙年间平定三藩后设立的3 000名汉军旗（原尚可喜部），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原汉军旗中拨出一半削籍为民，让出的名额由京城八旗补充，兵额仍为3 000名，清末也大体上是这个数额。

辛亥年的广州一直不太平。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在看完归国华侨冯如的飞行表演后被42岁的南洋华侨温生才当街刺死，接着革命党人集同盟会之精华举行了惨烈的“黄花岗起义”；之后，镇压起义的水师提督李准屡遭暗杀；10月25日，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刚一入城，即被革命党人李沛基投弹炸死。

武昌起义后，广州城内气氛一度十分紧张。广州旗兵在旗民交界处设立铁栅栏，城门紧闭，只留大南门半掩虚开。在革命党人的排满风潮下，广州的“八旗子弟因思不战亦死，战或得生，表示坚决死里挣扎，少壮者防守城垛及旗民交界处，老弱者梭巡内街，昼夜提高警惕，已陷入战时状态，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紧张局势下，当地士绅名流邓华熙、梁鼎芬、江孔殷召集各大团体商议和平解决之道。会上众人主张“无论满人、汉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在我广东者，皆可享受共和平等之福”。两广总督张鸣岐对此表示认同，之后又传集八旗协领征求意见。旗人代表自知清廷大势已去，遂明确表示：“连日八旗会议皆如此主张，各团体提出维持公安问题，无不赞成，甚望能达此目的，使广东同享幸福。”

达成和平共识后，旗营中推出傅祥康、张世杰、黄谦、门安朝等八位代表与省城各团体共商解决之道，广州的形势也一度走向缓和。但是，由于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公开反对独立，局势再次变得紧张了起来。一时间谣言四播，城内“人心惶惧，居旗满界者搬迁已尽，城厢内外铺户居民亦纷纷搬迁。……街上行人稀少，满目荒凉，真令人不忍目睹”。

为缓解广州的紧张局势，当地士绅们多次联络八旗代表以示亲善，各方最终达成协议：满汉民团独立，旗兵缴回枪炮，接受保护地位。会后，各大团体发出满汉融合公函：“佥以本省满汉八旗官绅，既与各团体迭次会议，共维公安，彼此并无意见，现经同仁公决，极力保护满汉八旗生命财产，即将来新政府军队来粤，亦必代为要求，与汉人一律看待。查湖北军政府已宣示宗旨，所持系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所有满人，均一视同。”

关键时刻，屡遭暗杀而未死的实力派、水师提督李准态度突然发生转变，他一方面表示赞同广州独立，另一方面又劝说两广总督张鸣岐及广东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顺应历史潮流，不要做无谓抗争。与此同时，手握重兵的李准还献出虎门要塞，以示自己的诚意。

在李准的促使下，张鸣岐也只好同意广州独立的主张。11月9日，省咨议局召开全体会议，到会的满汉代表作出十项决议，其中即包括“所有旗满人，一律看待”。会后，广州正式宣告独立，原两广总督张鸣岐被推为都督。但是，张鸣岐、李准等人自知与革命党怨仇甚大，随后便潜逃香港寻求避难。

昔日的军政大员们相继出走后，广州城内群龙无首，局势又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为防止局势恶化，省咨议局的士绅们再次集会。当他们得知胡汉民此时正在香港后，于是派人将之请回，由胡汉民来充当广东都督。胡汉民之所以被推举为都督，原因有二：一是胡本人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二是胡曾中过举人，在士绅们眼里，他无论如何都应该归入名流的行列。

胡汉民到广州后，随即按之前协议将八旗新军（按西式兵法操练的一部分旗兵）改编为警卫军，其余旗兵改为粤城军，照旧发饷。三个月后，陈炯明、胡汉民等军政府要员召开秘密会议，之后以检阅为名，下令粤城军旗兵一律携带枪支前往到东校场集合。检阅过程中，主持人一声令下，全体缴枪，不得违抗，于是每名旗兵各发两个月饷银（另说是每缴枪一支发十元遣散费），就地解散。由此，广州的旗营也就成为了历史。

在各地纷纷独立，辛亥年即将结束之时，也有不甚和谐的事件，这就是原直隶总督端方及其三弟端锦被杀事件。在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时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端方受命带兵入川，但行至资州时，被所带的湖北新军士兵割下头颅，连带那个曾在日本学习铁路的弟弟端锦也做了无头之鬼。

从名义上说，端方还是当时的署理四川总督，但实际上他一天也没有真正上任过。入川后，端方为平息民愤而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发布告示：“蒲罗九人释放，王周四人参办；尔等哀命请求，天恩各如尔愿；良民各自回家，匪徒从速解散；非持枪刀抗拒，官军绝不剿办。”最初，端方的和平姿态颇具效果，但在前往成都的途中，形势因武昌起义爆发而迅即变化。在各省独立消息相继传来后，成都被“保路同志军”包围，而后方重庆也已被革命党占据，端方一行人进退失据，四顾茫然，最后彷徨于资州十余日，欲静观其变而不可得。

据某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而极力笼络部下，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弟弟至军营问候；士兵不幸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来劳军时，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更有甚者，个别士兵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

但在“种族革命”的风潮下，悲剧还是发生了。端方被杀的原因及具体情形有多个版本，但大体上说实为军中“排满”所致。据各版本的归纳，端方被杀的当天，所带新军拒绝站岗，军中的高级军官在无力约束士兵的情况下，与旗兵、幕僚等纷纷逃亡，行馆中最后只剩下端方兄弟。11月28日下午，一小队士兵在革命党的率领下向端方寻杀。端方称：“我待你们不薄，何以如此？”革命党回答：“待我等不薄纯属私情，今日排满乃是公谊，不杀你便不是炎黄子孙。”端方自辩说：“我本是汉人，投旗才四代，现回归汉姓如何？”革命党说:“晚了！”于是端方兄弟被乱刀砍死，首级也被割了下来。最后，端方兄弟的头颅被浸在煤油桶里，一路传示后送到了武昌。

历史教授张海林在《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中认为，除了排满风潮外，端方被杀还可能与士兵索饷未就相关。另外，军中的革命党与湖北籍士兵担心回去后无法洗脱入川镇压的干系，于是在“争做反正英雄”及“自明心迹”的心态下聚合起来，最终以小队突袭的方式杀死端方兄弟，而其将受害者首领送往武昌的做法，正是向新政府“邀功求官”及“亟求自明”的心理外露。

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中，杀死两个满人高官自然是值得喝彩的“英勇之举”。但揭开革命暴力的华丽外衣，此等残杀事件背后的动机却很难经得起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拷问。譬如《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即在写给报社的报告中称：“被叛兵杀害的端方和他兄弟的首级装在煤油桶中已送到宜昌示众，革命党负责的领袖们并不同情这种残酷的暴行。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的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当然，辛亥革命中被杀的高官远不止端方一人。据统计，革命中被杀或自杀的督抚共4人，其中包括：闽浙总督松寿（满族，自杀）、四川总督赵尔丰（汉军，被杀）、江西巡抚冯汝骙（汉族，自杀）、山西巡抚陆钟琦（汉族，被杀）；被杀或自杀的将军4人，即西安将军文瑞、伊犁将军志锐、广州将军凤山、福州将军朴寿；其他被杀或自杀的高级武将共计11人，其中包括黄忠浩（汉族，提督）、良弼（满族，都统）、载穆（满族，都统）、谢宝胜（汉族，总兵）、王有宏（汉族，总兵）、何师程（汉族，总兵）、张嘉钰（汉族，总兵）、谭振德（汉族，协都统）、恒龄（满族，副都统）、锺麟同（汉族，统制）、刘锡祺（汉族，协都统）；除此之外，还有一名提法使（张毅，汉族）自杀，一名布政使（祖世增，汉军）被杀；另外，至少有31名实任知县或知州在这场风暴中被杀或自杀。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满城与外界的隔绝，很多旗人妇女儿童在恐惧与绝望下主动选择了自杀，譬如南京、荆州等地，“城内旗营多有以火焚其室，举家而殉者”；在西安，“妇孺投井自尽者甚众”；在福州，“旗兵及妇女投河死者数百人”，甚至有一家十几口自尽的。满城中发生这样的事件并不是偶然，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乍浦、太平天国时期的南京与杭州、庚子年的北京，都曾发生过多次。

值得一提的是，清廷在革命大潮中的克制尚有可圈可点之处。譬如西安屠城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旗人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城内一度风传满人要屠杀京中的汉人作为报复，然后退回盛京。在此情势下，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于10月31日致电各省督抚及将军都统，称“现外间纷传荆州驻防有排汉之举，虽属毫无影响，然此事颇与大局有关，诚恐各省以讹传讹，多滋误会。应即责成各该督抚、将军、都统严查所属驻防旗营，不得误信谣传，妄思暴动。如有不服缔禁，即以军法从事，以此观之，政府绝无听凭满人排汉之意。”

不久，清廷又谕令主要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朝廷对于此次乱事，绝无种族观念，无论满汉，一体同视。尔军士人等务宜仰体朝廷意旨，毋得激生事端，以致大局决裂，招外人干涉之祸，倘有诬造谣诼，是即违背朝廷，即按军法严惩。”据时任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长的叶恭绰回忆，当时“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此处的“尚书某”，指的是代民政部大臣桂春。为辟除京城旗人将大杀汉人的谣言，清廷还有意将其革职而重新启用原巡警部尚书赵秉钧，以安人心。应该说，清廷的这些举措对防止满汉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摄政王载沣在消除“满汉畛域”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一再拖延，也是各地驻防旗人辛亥年遭到重创的原因。正因为旗人们被长期圈禁在满城之中，这不仅为革命党的宣传造就了口实，也在地理因素上造就了革命中旗人大量伤亡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载沣在执政的三年中按既定计划将旗人削籍为民，剪除长辫，并促使旗人迁出满城，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在满汉民众间了解加深的基础上，这些悲剧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革命暴力对旗人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其实要比直接的屠杀要深重得多。如武昌起义后，南京出现针对宁、杭旗兵的宣传单，其中不无严厉地警告：“尔若梗顽不化，开炮乱击，但有伤吾汉人一房者，城破之后，必将尔等少壮老幼尽数全戮。尔等试举目以观，今日大势，全在汉人之手，区区两城，尚能抗拒大命乎？”

在江西，原在省城候补的满人官员纷纷扯下标有衔籍公馆的名条，改穿汉装，以避燃眉之祸。不仅如此，贡院附近的八旗会馆及百花洲八旗奉直公馆名牌也都纷纷卸下，内中物品搬运一空，以免遭不测。在杭州，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在制定安置旗人办法中规定旗人可领取一笔生活费用；但在恐慌情绪下，大多数旗人此时都已逃跑，就算知道的，也害怕由此暴露旗人身份而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

局势的混乱加上信息的不对称，辛亥年的各种谣言在旗人中四处流传。譬如称某些地方满人已经被整城杀尽，“无一逃生”，甚至大量“裸体悬诸城墙，以大铁锤钉其四肢，作射击之标的”，等等。另外一些传言，譬如革命军只对旗人进行简单的辨别，如让旗人说“999”、“666”（因旗人读“九”或“六”的发音不同），或通过摸他们的后脑勺（旗人因幼年多睡摇车而后脑勺较平），一旦露出马脚，便格杀勿论。当然，其中有一些也不完全是谣言。

旗人“被屠”的消息传开后，成都旗营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打入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在此谣言下，地处偏远的成都旗人以为大祸临头，每个人都觉得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于是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大祸临头时自杀或殉义。这种“末日情绪”在当时的旗人中间并不罕见。光复前的广州，在新任将军凤山被炸后，满人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在北京，一些满人女子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旗人也在不断增加。

由虚幻的主义到具体的行动，“排满”带来的酷烈暴力在辛亥年成了可怕的现实。对于各地的驻防旗人来说，辛亥年或恐怖或痛苦的经历给他们的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如杭州驻防旗人、油画大师常书鸿，辛亥年尚年幼的他，多年后对革命军攻打旗营时的惶恐仍记忆犹新：“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学者关纪新记载了这样一则往事：1983年，他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先生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此后，关先生因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唐先生复信，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

老舍夫人胡契青曾说，辛亥时西安出现了对旗人几乎全都杀尽的事情，老舍有一门亲戚是西安的驻防旗人，全家遇难。他们听说此事后，心里非常恐惧与难受。荆州驻防旗人、京剧名家关肃霜也曾谈到，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时，父亲特别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

由于他省杀害无辜满人事件多有发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宣告独立时特在六言告示中宣布“旗满视为一体，大家共享太平”。时在都督府任职的黄炎培在其回忆录《八十年来》中对此特别说明，足见其记忆犹新。

革命后，章太炎曾发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对旗人群体表示安抚，他说：“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

在清末鼓动“反满”的浪潮中，章太炎所起的作用不能算小。但作为饱学之士的他，事实上也很清楚当时的满汉矛盾已经很弱，绝大多数的旗人们并不属于特权阶层。但作为一种策略，革命党刻意地唤醒并刻意刺激加强这种意识，但求目的，不问手段，一己之私，最终遗祸成千上万的无辜旗民。章大师的解释与安抚，是不是来得有点迟呢？

勒庞说，“人民参加革命仅仅是因为革命领袖鼓动他们这么做，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理解革命领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以自己的理解完成了革命的意图，而这种方式却决不会是革命真正发动者们所向往的”；当革命领袖“向人们保证说他们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时，这种转换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他们开始抢劫、纵火、杀戮，并且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革命原则的巨大力量就在于他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此之前，这些本能一直受到环境、传统以及法律的约束”。

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内可以毁掉或者分裂国家，对外甚至可以毁灭整个世界，譬如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事实上，民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产物，只抓住其中的一点而加以特别强调并赋予仇恨，这不但是一种非理性，而且具有明显的危害性。譬如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人认为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不会说法语的都是可疑分子，由此导致很多无辜民众的被杀；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有人指控阿尔萨斯某些与普鲁士说同样语言（德语）的乡民有叛国嫌疑，而这实际上为都德的《最后一课》埋下伏笔——可主人公小弗朗士他们原本说的可能是普鲁士语而不是法语！

湖北革命中，军政府曾发布了这样一道檄文：“悲哉汉奸！痛哉汉奸！汉人既皆排满，公等何独不然。忘羞事仇，唯利是视，助纣为虐，同样相残。禽兽尤知爱其种类，吾独不解公等何心肝。在公等或居末职，或系大员；或任幕僚，或充军官；或为内应，或作侦探；或腰着五斗米，或脚踏两边船——无非欲谋个人之私利，无非欲博无耻之头衔。不知满奴已亡在旦夕，公等必同归于尽，虽得万乘卿相、邓氏铜山，亦不过邯郸一梦，顷刻化作云烟。”在革命党人看来，汉人官吏不投降革命，即为汉奸，这种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绝对思维，在诸多革命中并非罕见。

辛亥年中崛起的山西都督阎锡山，他在多年后追论当时死于新军枪下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时，也承认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个别的，人格是共同的”。但是，革命是无理由的，因而陆钟琦的被杀是不便解释也不能够解释的。革命只是一时，但历史要追问的是，杀死满城里那些没有抵抗能力或者说根本就是无辜受害的旗人（特别是老人妇孺），革命党人——不管是做宣传的还是亲自动手的——他们事后会不会在心里感到有一丝不安的呢？

后人们或许要思考的是，历史上的杀戮，各种各样的杀戮，各族之间的杀戮，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新的杀戮的理由？如果是这样，历史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让人明智，还是让人愚蠢，甚至是凶残？如果是后者，那历史本身也应该是“有罪”的——只知道教给人们仇恨的历史，当然是有毒的历史——但更多的情况是，历史往往被政治所利用，最终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偏激甚至有意误导下的历史观指导下，如何能培养民众的理性思维并进而营造一个理性社会呢？

武昌起事后，毫无危机管理经验的载沣穷于应付，身心俱疲，可谓是狼狈不堪。在接到隆裕太后的懿旨后，载沣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从这些令人头皮发麻的政事中解脱出来，可以回家“去抱孩子了”。

伍 风暴 过后，一地鸡毛

1 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瞬间

在各省纷纷宣告独立的危急形势下，当年被载沣一脚踢走的袁世凯成了收拾残局的不二人选。但就在袁世凯被授为钦差大臣并驰往前线督师之时，清廷后院又爆发了“滦州兵谏”——10月29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倾向革命的青年将领在滦州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要求——滦州新军朝发夕至，祸起肘腋，清廷焉得不慌？

10月30日，载沣以宣统的名义下罪己诏，称“朕继承大统，于今三载，兢兢业业，期与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无方，施政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人，……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同时，赦免党人，开放党禁，“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赦宥从前一切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等及此次革命党人，准其改组政党，收作国家之用”。另外，宣布取消“皇族内阁”，称“我朝定制，不令亲贵干预朝政，祖训著有明文，实深合立宪国家精义。同治以来，国难未纾，始设议政王以资夹辅，相沿至今。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

在滦州新军的压力下，清廷在下“罪己诏”的同时以人类立宪史上最快的速度颁布《十九信条》（宪法草案）。可悲的是，数百万人一年前还为之苦争不获的君主立宪制，如今五日即成，可谓贱卖至极。正如《泰晤士报》评论的，“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的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曹汝霖也颇为讽刺地说：“回想当年（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请愿，驱逐出京，今者统帅兵谏，立即照准宣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由此政府威信坠地，政治等于儿戏！”

如果抛开厌恶的情绪来看看《十九信条》的话，倒也不乏可观之处：其中第三、四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实则是英国式的“虚君”制；第八条，“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这条排除了皇族亲贵干政的可能性；后面的条文，则确认了国会立法权及至高无上的地位，责任内阁与司法机关的产生，都取决于国会。

东西是不错，可惜没买家，《十九信条》救不了清廷。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说，“一个人总应该高瞻远瞩，在迫不得已之前就做出让步”，正所谓形势不饶人，清廷在兵锋下的让步——迟了！据曹汝霖的回忆：“当兵谏电到之日，亲贵大员眷属，纷纷逃往天津，京津火车拥挤到无立足之地，人心之乱，于此可见。”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称：“清廷大臣，不是宿命论者，就是失败主义者，早已是外强中干，色厉而内荏。烽火未起，官员们已经准备投降了，更何况既不了解各省实情，又未经历战事。因此，他们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

当时的京师一片恐慌，官员们如同惊弓之鸟，神经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颜惠庆举了个例子，有一次外务部的高级官员在讨论严峻的局势，部内主管电报的司员面如土色地冲进来报告，说无法收到天津总署衙门的回电（当时盛传革命党要攻打天津）。与会官员惊恐万状，纷纷喝令套车回家。几分钟后，那位司员又来报告，说与天津的电报联络已经恢复，刚才无人作答，只是因为那边的电报员如厕去了。

11月1日，皇族内阁总辞职，袁世凯被提名为内阁总理大臣。12日后，袁世凯从武昌前线回到阔别三年之久的北京。据颜惠庆回忆：“袁世凯抵达北京后，满朝文武，人心顿行安定，仿佛又恢复了元气。这充分显示出主政有方，处事决断的袁世凯在朝中所享有的不一般的威望。”3天后，新一届内阁成立，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王士珍、严修等分掌民政部、陆军部、度支部等重要部门，朝中局势稍稍安定。

袁世凯内阁既已成立，摄政王载沣也就按罪己诏中的承诺交出印信，退回藩邸。在退政书中，载沣自承：“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尚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等，隆裕太后当天就批准了载沣的申请：“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求治綦殷，而济变乏术，以至受人蒙蔽，贻害群生。自应俯如所请，准退监国摄政王之位。”

武昌起事后，毫无危机管理经验的载沣穷于应付，身心俱疲，可谓是狼狈不堪。在接到隆裕太后的懿旨后，载沣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从这些令人头皮发麻的政事中解脱出来，可以回家“去抱孩子了”。倒是载沣那位个性刚强的福晋为此大哭了一场，但她又何尝知道载沣的难处？勇于承担责任固然值得钦赏，但更重要的是，载沣清醒地认识到，以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根本无法驾驭当时的变乱局面，此时全身而退，倒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令人无语的是，在清廷面临覆亡之际，不少满族亲贵更关心的却是一己私利，如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会议时，“群臣列坐，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袁世凯“以军饷无出为辞”，隆裕太后“不能空言慰留，又无它法筹措，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之金条尽数交出，共有三十余箱，合银六百万两之谱”，但这六百万两很快就用完。内帑告磬的情况下，隆裕太后只好请亲贵们毁家纾难，认捐爱国公债，但结果是应者寥寥，个个哭穷。在海军部任上收获颇丰的载洵还故作为难：“余于此项公债非不勉力输捐，实因身在任海军大臣以来不过两年，而亏空已不知凡几，每月所得尚不能敷衍，目前安有余资可以报效国家？”

前事不远，后事之师，明末崇祯皇帝要皇室大臣捐100万两银子去打农民军，这些亲贵们都说没钱。等李自成进京后向他们追银子，严刑拷打后竟然弄出来7 000万两。据不完全调查，当时仅庆亲王、恭亲王、礼亲王、肃亲王及载洵、载涛、那桐等十余亲贵的外国存款即有3 700万元之多，但“爱国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他们最多也只是敷衍认捐极少一部分装装样子而已。这还不算，掌权的庆亲王奕劻还想发“国难财”。据《光宣小记》中说，武昌起义后，原四川总督锡良曾自告奋勇率兵督陕，而向以卖官拢财的奕劻竟仍向其索贿八万两，锡良为之大怒：“生平不以一钱买官，况此时乎？”

清末财政一向寅吃卯粮，清廷没有钱，刚掌权的南方革命党更没有钱。既然如此，妥协也就成为彼此可以接受的选择。在革命党看来，如果袁世凯能倒向共和，那就可以早日实现推翻清朝的目标而避免过多的流血牺牲。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多次表示愿虚位以待，希望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在经济窘迫，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不得不认真考虑革命党的提议与许诺。考虑再三后，袁世凯也认为，要想挽救当前的危局，也只能以清帝退位换取优待条件作为代价，成立共和政府，这样才能避免陷入长期内战与国家分裂的危险。与徐世昌、奕劻商议后，袁世凯于1月16日向隆裕太后奏陈，目前局势不可决裂，否则战事再起，清军也无把握，“度支如何？军机如何？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势皎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说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看似伤心欲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小皇帝哪里知道，这个矮胖老头正是袁世凯。在他的哽咽声中，说的竟全是逼其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什么“环球各国，民主好比尧舜禅让，是顺民心之所归，非历代亡国之可比”；“读法兰西革命史，要是那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于被杀无遗”；“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所以请太后务必“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亲贵们听说袁世凯转了风向，一个个大为愤慨，有几个忠心耿耿又不怕死的亲贵还组织了什么“宗社党”，非要抗拒共和，保大清不亡。恭亲王溥伟当时就是其中的铁杆之一，他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情景：在隆裕太后召集亲贵讨论国体问题时，溥伟力言：“乱党实不足惧，如今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隆裕太后沉吟半晌，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溥伟恨恨地道：“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见隆裕太后不吭声，溥伟又奏道：“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

隆裕太后说：“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肃亲王善耆奏道：“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溥伟又奏道：“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隆裕太后问载涛：“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脸一红，忙磕头答道：“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隆裕太后听后默然。

眼见“清帝退位换取优待条件”的计划遇阻，袁世凯使出了杀手锏，那就是私下里唆使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于1月26日联名电奏：“共和国体，原已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京津两地，暗杀制动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时至今日，皇上欲求之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清廷耗费巨资，养成的却是一群虎狼之师，这下彻底完了。电报中的最后一句，更是杀气腾腾——这北洋军要是回师北京，这清廷上下哪里还有活路？而就在当晚，原禁卫军统领、“宗社党”里表现最积极也最懂军事的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这下把那些亲贵们吓得不轻。据报道，当时京奉快车的头等车厢内，“亲贵夫人占其大半”，他们忙不迭地奔到天津租界，先保自己的平安再说。就连之前信誓旦旦的溥伟，也在老福晋的严令之下避至西山，江山社稷，暂时免谈。

隆裕太后听说良弼被炸死，也是吓得几天都睡不着觉。而此时袁世凯又买通了奕劻、那桐等人不断在隆裕太后面前危言耸听，借以恫吓。群情惶惶之下，就连隆裕太后身边的总管太监小德张也收了这些人的钱。他不时地在隆裕太后耳边敲边鼓：“主子，你也别太着急上火，照奴才看，不管这君主也罢，共和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也不过就用用宝；闹共和了，太后还是太后。不过，可得先答应了南边的条件。要不然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可就全完了！”王闿运在《祺祥纪事》中所嘲讽的，“天下唯论财货，禅让亦以贿成”，说的就是奕劻、那桐买通小德张欺骗威吓隆裕太后退位一事。

不过，据叶恭绰的说法，隆裕太后顺应共和的决心颇大，在谈判优待条件时，其“字斟句酌，意旨甚多”；在宗室亲贵阻挠宣布共和时，隆裕太后“或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单独请起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廿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以上日期为阴历。）

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认可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其主要内容为：清帝保留皇帝尊号，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供给皇室四百万元的费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宗庙陵寝等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等。此外，还规定了皇族与八旗的权利，如王公世爵照旧保留，免当兵之义务；王公、八旗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等等。

“腊七腊八，冷死寒鸦”，北京的冬天一进腊月就冷到非常，就连送水的独轮车也都挂满了冰锥，冰糖葫芦更是被冻成了冰果。在这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如果守着个红炭火炉子，喝上一碗全果儿的腊八粥，那实在是无上的享受。但在宣统三年的腊月二十五，也就是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的皇宫里，可没有这个好心情。

空空荡荡、冰冷刺骨的养心殿里，正举行清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当时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清帝退位诏的文笔驯雅，措辞也相当得体，特别是结尾“岂不懿欤”四字更是画龙点睛，颇值玩赏。现录全文如下：“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清帝退位诏只有短短的三百来字，但不可不谓之为大手笔。关于此文，一说是出于江浙立宪派首领、前清状元公张謇的手笔，另说是其幕僚杨廷栋所捉刀，张謇审核润色。可以推测的是，不论是谁先动的笔，张謇必在其中起了大作用。叶恭绰事后曾写了一段关于“逊位诏”的轶闻。据他所说，当时张锡銮已令人拟了一稿，后交由他修正。他以为时尚早，遂密藏衣袋中，“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从皇权制度上看，晚清连续出了三朝小皇帝，如果这不是近代中国衰败的主要原因，那至少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说溥仪登基时，古城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呼啦啦两年半过去了，大清朝还真就说倒就倒，一点都不含糊。清朝268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以小皇帝始，以小皇帝终；冥冥之中，岂非天数所致。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盛衰荣辱，大势使然。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其间不过126天，正如民国遗老恽毓鼎所浩叹的，“自古亡国，无如是之速者”，相比于明末的惨烈，辛亥年的鼎革未免显得有些“无声无色，如土如尘”了。在这场看起来并不必然的朝代更替中，革命的突如其来正如它的戛然而止，在这平静而浑噩的观望延宕之间，清王朝已经覆亡了。正如当时的一句戏言，“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忠诚信义未必需要壮烈的举动，但辛亥遗民的尴尬在于——谁又真正为它做了什么呢？

千秋万代终是梦，俱往矣，换了人间。客观地说，仅凭革命党的实力在辛亥之役中实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但在这场多方角力的军事、政治乃至外交的博弈中，结果却是“清室完败，民党虚赢，地方军头们坐收全功”，历史在选择袁世凯的同时，也选择了武力与军阀的坐大。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是一场合理化运动，但未必能导致一个更完美的结果。以后来的事实论，新生的民国除换了一块“共和”的招牌外，究竟比清末新政与立宪增加了多少新东西呢？这恐怕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回首百年，抚今追昔，岂不让人慨叹一再而三。

2 注定没落：共和下的皇族们

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他们治国或许无方，但从人品上说都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谈判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这也使得国家免于分裂对立，人民免于兵燹浩劫。这种姿态与举动，无疑是识大体的，不应抹杀，更不应贬低。如放宽历史的视角，清帝退位不到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进行中或结束后，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的皇帝们都陆续步清帝之后尘而走下皇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或许是一种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而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场国内革命。事实上，相比于沙皇或德皇的遭遇，清帝的退位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出悲剧。

1913年2月22日，在清廷覆亡一年零十天之后，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去世（张勋在自传中称隆裕太后系袁世凯逼迫移宫所致）。就在一周前，她刚好度过了自己的46岁生日。弥留之际，这位背负了大清灭亡责任的女人对年仅7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她又对旁边侍立的内务府大臣、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待亡之人，语意凄惨悲凉，令人不堪卒读。

隆裕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太后，鉴于中国的王朝史在这位才智平庸的女人手中终结，她的去世无疑具有强烈的历史象征意义。隆裕太后死后，民国政府给予了极为隆重的礼遇。大总统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全体国务员亲往致祭。

不仅如此，袁大总统本人还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以示对旧主的哀悼。随后，袁世凯政府又安排在太和殿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亲自主祭。开祭之日，就连当时已退隐青岛的前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内阁中第二把手）遗老徐世昌，也拖着条小辫子赶来祭奠。

隆裕太后赞襄共和之举，于民有利，于国有功，加上其夫光绪皇帝为人所同情，她在丧后有如此待遇，倒也还算说得过去。当年冬天，在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奉安之际（即将两人遗体合葬入崇陵），遗老们还在梁各庄的灵棚里演出了这样一出活剧：活剧的两位主角，一个是前清进士、原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广东宣慰使梁鼎芬（后成为溥仪的师傅），另一位则是自命“孤臣”的前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这两人正在倾情哀号时，突然看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带领国务员前来致祭。赵秉钧等人还算识礼节，他们来后即脱下民国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大礼。

梁鼎芬见后十分兴奋，也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他突然跑到一个没有穿清朝袍褂而仍旧着西装大礼服的国务员面前，指着其鼻子大骂：“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被梁鼎芬骂的是谁呢？原来是前山东巡抚、现民国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之父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名臣。孙本人与梁鼎芬也不算陌生。他当时被这个老朋友骂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梁鼎芬却气得满脸通红。他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大骂道：“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来见先帝先后，行这样的礼，你、你还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正当周围人一片愕然之时，正在哀嚎的劳乃宣也赶来帮腔：“骂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梁鼎芬和劳乃宣的一唱一和，把更多的人招来，孙宝琦尴尬之余，只好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民国后，妄图复辟的遗老遗少们虽然已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但死抱着过去君主制理念的铁杆拥趸的还是有这么几位。譬如在清帝退位后仍试图顽抗的前陕甘总督升允，他在交出军权走往西宁后仍旧“贼心不死”，随之又辗转经西伯利亚及东北后流亡日本，随后仍旧积极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

1913年春，升允潜回库伦(即乌兰巴托)纠集旧部，并勾结沙俄及蒙古王公阴谋起兵复辟，但计划仓促而未能得逞。同年12月，升允又潜入青岛继续复辟活动。1914年日军借口对德国宣战而侵占青岛后，升允曾向日本守备军司令官大谷寻求支持未果。张勋复辟前夕，升允与前清遗老郑孝胥等人书信往来频繁。他还曾致函率兵入京的辫帅张勋，要他抓住大好机会，完成“复辟大业”。

1917年7月，张勋拥逊帝溥仪二度登基，实行复辟。长期以来“忠心耿耿”的升允被封为大学士。但正当这位“大学士”兴致勃勃地准备赴京上任时，短命的复辟在十余天后即宣告失败。大失所望之余，升允从此一蹶不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升允病死于天津租界。尽管当时溥仪已被赶出紫禁城，但“小朝廷”仍旧给升允赐谥号“文忠”，算是对其长期支持的一个回报。

再说那位“力保大清不亡”的恭亲王溥伟。按说，溥伟继承了恭亲王府的庞大家业，不说安享荣华富贵，至少也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但这位30出头的小王爷对“亡国”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无日不思如何恢复祖先基业，由此走火入魔，一发而不可收拾。

溥伟年轻时运气好，18岁即承袭了恭亲王的爵位，但出身贵胄的他年纪既轻，又缺乏社会阅历，平时喜欢说大话，放大炮，可谓是志大才疏，少不更事。这德性，就连当时的其他宗室亲贵们也不待见他。据说，溥伟袭爵后自以为得意，每次遇见重臣李鸿章时总是大呼“少荃、少荃”，还以为是亲贵对大臣的亲热。李鸿章被这么叫了几次，有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板着脸把溥伟叫住：“令祖老恭王在日，承他老人家爱护，总称呼我‘老中堂’，小王爷大概不知道！”

清帝退位后，溥伟避居青岛并试图与德国人搭上线。但德国领事知道他的来意后，只允他在租界居住而对他前往德国考察的要求拒之千里。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此时正是如日中天，而他这个前朝王爷如今早已过气，如何会把宝压到他的身上。对此，溥伟也是无可奈何。

随着清廷的垮台，曾经的巨额俸禄与赏赐已成泡影，但溥伟仍不忘摆出王爷的派头，家中的仆役依旧成群，外出也还像以前那样前呼后拥，风采不减当年。更有甚者，其家中的一切吃喝日用，仍全部从北京采买，就连鸡鸭鱼肉、咸菜点心，也都只要从前的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不一而足。过惯了好日子的溥伟，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依旧挥霍无度，全然不知坐吃山空的危险，其家中每月开支三五千元，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恭王府也卖给了辅仁大学，但这买卖却惹起一场官司（堂兄弟溥心畲、溥僡认为恭王府也有他们的一份）。

家庭开销还是小事，溥伟更迷恋于复辟大业，为此白白花了许多冤枉钱。在沙俄革命后，一些逃到中国的白俄将领主动找上门大表忠心，称愿在复辟时充当先锋。溥伟听后大乐，于是厚加赏赐，企图收为己用；失势的蒙古王爷听说后，也纷纷上门求见，大肆吹嘘说蒙古铁旗已经蓄势待发，只待王爷一声令下……对此厚意，溥伟不免又要犒赏三军，这一来二去，家财散尽，最终却是一事无成。

自命天潢贵胄的溥伟不仅志大才疏，更多的则是智慧不足，荒唐有余，其空有复辟的野心而昧于历史潮流，每每逆势而动，当然不会有好结果。德国人被赶出青岛后，溥伟又迁到大连企图投靠日本人。期间他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拉上关系。内田也对他颇为看好。据说他曾向日本内阁建议，扶持溥伟在沈阳登基，建立“明光帝国”。

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溥伟在日本警察与宪兵的保护下，身着亲王朝服前往沈阳祭陵，这一举动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很多人认为溥伟将取代溥仪成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但是，日本军部对满铁的动议不以为然，其认为溥仪的“皇帝”头衔比溥伟来得更有价值，更加名正言顺，而且年纪更轻的溥仪也比溥伟更好操控。于是乎，溥伟的帝王美梦就此破裂。倒是溥仪，他在被日本人扶上台后对堂兄的野心颇为警惕，自以为忠心耿耿的溥伟始终未曾得到任何实差，就连零花钱也不曾接济。1936年1月，56岁的溥伟在贫困交加中死在长春新华旅社，结局颇为凄惨。

宗社党中，还有一个颇具人望与能力的人物，那就是肃亲王善耆。善耆在清末王爷中可谓“新潮人物”，最早安装电灯的王府是他家，最先接上自来水的也是他家，还有坐沙发，睡席梦思，善耆都是皇族中“吃螃蟹”的第一人。更牛的是，善耆特别能生孩子，他共有21个儿子、17个女儿（其前辈康熙老爷子共35子、20女）。这38个孩子中，有36个留洋（其中24个留日，其他留学英国、德国、比利时）。和其他旗人一样，善耆也喜欢听戏唱戏。虽然他的嗓子不行，但他善演武戏，并曾得名角盖叫天的悉心教导。在王府的堂会上，善耆演的郑成功和多尔衮轰动一时。盖叫天也曾说：“我死后，得我真传的唯肃王爷一人也。”

唱戏若能唱成职业，唱成名角，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惜的，善耆对复辟的兴趣更大。1912年2月2日，善耆在日本陆军大佐高山公通的护送下从北京出走。为此，日本人特地在山海关将火车阻断，随后又出动军舰将其诱到旅顺，并赠给他一处别墅。出关前，善耆吟出了一首意味深长的五言绝句：“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民国后，善耆成为满蒙独立及建立“满洲国”的先走分子，其与日本人的关系越走越近。就连他最喜欢的一个女儿也送给了日本浪人、老牌的“中国通”川岛浪速作为养女。这就是后来知名的女谍川岛芳子。

但可惜的是，日本人最终没有把宝压到他的身上，善耆的一片“痴心”换来的全是迷梦。1922年，困居旅顺的善耆在抑郁中一病不起，年57岁。次年，善耆的灵柩由火车托运回京安葬。离奇的是，在善耆的灵柩被抬下火车后，从前门火车站到劲松祖坟所在地的一路，其家人都命人用纸钱覆盖，最终以“走阴路不走阳路”的方式圆了这位前清王爷生前所发的那个誓：“无论生死，不履民国寸土。”

前清皇室的显赫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摄政王载沣。在解除王职之后，载沣黯然退居醇王府。不过，就载沣本人来说，也或许称得上是一件幸事。对于安于现状，生性淡泊的载沣而言，执政的三年才是他一生中最难过、最不幸的三年。至于“清帝退位”一节，载沣事后说了这样一句不无清醒的话：“退位减少了杀戮，对国家有利。”

民国以后，载沣的生活平静低调，他不曾参与任何复辟活动而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保持现状，不温不火则足矣。1912年8月，孙中山来到北京时曾拜访过他，并送了一张留有亲笔签名的照片。载沣一直将之留在身边，作何用途，不得而知（载沣死后，照片由其第四子溥任上交政府，现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很没有兴趣，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幕只有12天的复辟闹剧。退政后的载沣，读书藏书是其主要嗜好，并自号“书癖”。他每天除了给老福晋请安和吃饭，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大书房“宝翰堂”度过。载沣的书法不错，也喜欢写字，写得最多是四字条幅：“端正和平”。王府的事务，载沣一般都不插手。老福晋刘佳氏在时，都由她处理；刘佳氏死后，则是自己的侧福晋邓佳氏处理。下面的人有事向他请示，他的回答通常都是“照老例办”，就连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看什么病吃什么药，载沣也是一律“照例”。

在皇族中，载沣对新事物算是比较开明的。譬如他是最早剪去辫子的，安电灯、装电话，穿西服、买汽车，他也是比较早的（溥仪在回忆录中就曾抱怨，王府可以有的东西，皇宫却不准有）。载沣的开明，或许与他曾出使德国见过世面有关，但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就在私下里很是不满，特别是剪辫，甚至有人骂他“忘本”。

载沣的性格为人宽厚，待人和蔼，但讷于言词，不善应酬。即便是在亲友面前，他也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这位曾经的最高权力者，在日常生活中却最讨厌应酬与交际。据说，醇王府的访客，无论呆多久，载沣都不轻易留饭，其态度通常是淡漠而敷衍。即便出席一些不得不去的场合，他也只是露个面，寒暄几句，随后就起身告辞回家。

日常生活中，载沣的趣事倒不少。有一段时间，载沣对天文特别着迷。他不仅自己观测星象，而且还让孩子们参与。有一次碰上看日食，载沣亲自给玻璃片熏煤烟，然后带领孩子们一起观看。和溥仪一样，载沣也喜欢养狗。他曾养了一条名叫“花花”的小狗。虽然这条狗并不是名贵犬种，但载沣非常喜欢，每天都亲自喂它。他家里人养了另一条名贵犬名叫“香香”，载沣却一点也看不上。由于“花花”吃的食物比“香香”好，每次“香香”前来抢食时，载沣都要将“香香”赶走，说：“你有你的饭！”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溥仪被逼出宫，载沣平静了十多年的生活一下被打乱了。他显然意识到，过去在北洋大佬们庇护下的生活即将结束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庄士敦也回忆说：“在我说话时，他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皇帝惊慌。”

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并不奇怪。早在1901年底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路过保定时，时为袁世凯新军士兵的他就曾作为仪仗兵亲眼见过慈禧太后而心中充满恨意。清末时期，冯玉祥受革命思潮影响而参与过滦州起义，但起义不幸失败，组织者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人被害，冯本人也被开除军籍，递解回籍。所幸的是，在押解途中，冯玉祥在北京偶遇之前长官陆建章。陆对冯比较欣赏，而当时他受袁世凯之命组建五路备补军，手里正急缺中下级军官，于是命令押解人（也是他之前的部下）将冯玉祥留下效命。冯由此咸鱼翻身，并在袁世凯时期由营长递升到十六混成旅旅长。

1917年7月，在段祺瑞的命令下，冯玉祥率十六混成旅驱逐张勋的辫子军。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老段的阻止，他原本是要带兵冲进紫禁城的。1924年政变后，成为北京“新主人”的冯玉祥当然不会对前清逊帝客气。

作为前清皇族，载沣也明显感觉到了冯玉祥的敌意。在之后一段时期里，载沣在西什库教堂租下一些房子，全家都住了进去，企图得到外国教会的保护。一年多后，段祺瑞、张作霖入主北京，载沣这才重新搬回了王府。但随后几年的局势变化极快，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原北洋大佬们被国民党新势力扫荡一空，载沣在新的当权者中已经见不到之前的熟人。为安全考虑，载沣又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租界居住。

在这段时期里，对载沣及整个皇族刺激最大的是“孙殿英盗陵事件”。孙殿英是一位集盗贼、土匪、兵匪、教匪于一身的乱世枭雄。他在军阀混战期间投靠了民国时期的另一位“混世魔王”张宗昌，尔后做上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在之后的北伐战争中，孙殿英又弃张宗昌而投降蒋介石。1928年夏，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所部正好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这也是清东陵的所在。

清帝退位时，民国政府承诺按南北谈判时的和议保护前清宗庙陵寝，但民国后的政局一直混乱不堪，这一规定也就成为一纸空文。前清时期，清东陵、清西陵原本都有护陵机构，而且有旗兵、包衣驻陵守护。但随着世事的变迁和“小朝廷”的势微，东陵也就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护陵机构，名存实亡。

1928年春，孙殿英以追剿奉军余部马福田匪军为借口，进入清东陵，随后又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而将全部守陵人员驱逐并封锁关隘。之后，孙殿英所部“匪性大发”，随即进行了极为野蛮而有计划地盗墓行动。皇室的陵墓一般都修得十分坚固，匪兵们盗墓并不专业，于是使用各种野蛮手段，用炸药炸，到处乱挖乱刨，最终将乾隆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挖开，随即开始了疯狂的抢劫和破坏，连死者的棺中尸骨也被拽了出来，扔在泥水之中。

事后，孙殿英等用二十多辆大车满载珠宝而归。直到事发一个多月后，事情才被公开曝光，一时轰动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挖人家的祖坟终究是极不道德之事。何况前清陵墓已不单纯的是清室所有，更大程度上说，它是中国历史的见证，具有宝贵的历史与文物价值。孙殿英匪兵的所为，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文化破坏。

对东陵被挖事件反应最大也是最痛心的当然是原皇族成员。之后，清室及前清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及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还有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赔修陵墓。得知此事后，蒋介石最初的反应还算积极，阎锡山也抓获了盗墓重犯、孙手下的师长谭温江，但清室此时已是泄气的皮球，事件在各方利益交换中不了了之，孙殿英继续高升，被抓的师长也被释放。

最离奇的是，孙殿英事后还曾振振有词地狡辩：“吾发其冢，利者有三：其一，昔彼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若吕留良，戴名世之辈，皆遭开馆戮尸之祸，吾虽不才，亦信佛，佛经八部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此诚一大功德也；其二，彼治汉土垂三百年矣，搜刮剽掠之财帛不知凡几，更穿地藏资于鹿鼎山、清东陵各处，致使吾民日匮，无以为继，今吾发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其三，民间向有谣曰，清帝弘历者，本海宁陈家子，清室亦苦于不能自清，今吾发其棺，代其验之，还彼清白，彼不言谢，反以诬我，是何道理？廷辩良久，月上中天，月光皎皎，星汉迢迢。殿英自褪其甲，袒左臂，现刺青，上刻‘赤心许国’四字。旁人观之，血痕斑然，众人赞之。”

颇为可笑的是，孙殿英辩词第一条把自己等同于喜好“开馆戮尸”之流，这尚可以理解；第二条说盗墓是为了“丰藏国库”，但据说他曾送了一颗慈禧太后的夜明珠给宋美龄之外，其他宝物又何尝献公？即便宋美龄之所得，恐怕也不能称之为“公物”；第三条就更令人发噱了，如乾隆是汉人之后，驱除鞑虏何为？革命岂非失去了合法性。至于什么“赤心许国”，自比岳武穆，更是不知所云。

应该说，国民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当，对溥仪后来的叛国有一定影响。自被逐出宫后，溥仪在醇王府住了一段时间，后秘密迁往天津租界，并与日本人来往频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被秘密送到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最终成为可耻的叛国者。对于溥仪的政治冒险，遗老遗少们兴高采烈，唯独载沣认为其“凶多吉少”而坚持反对态度。当上“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曾多次要父亲及全家搬到长春居住，但载沣除1934年去长春住了一个多月外，从此再未去过。从心眼里说，载沣并不认为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能搞出什么结果。因而，他在回天津时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全部带回，并一直留在身边不放。

1939年，天津突发大水，载沣的公馆被淹，很多名贵的字画被泡在水里，损失很大。之后，载沣重新回到北平，再未离开。抗战结束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算起来是他的侄孙女婿。但王府正宅仍旧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当时载沣已经卧病在床，也是无可奈何。北平和平解放时，载沣将2万册殿本书全部捐给了北京大学，由汤用彤先生负责接收。解放后，经彭真首肯，醇亲王府卖了一亿元（折合新币一万元），之后全家搬入西扬威胡同的一所普通四合院内居住。1951年2月3日，这位历经了几十年乱世风云的前摄政王在平静中去世，享年68岁，后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

载沣的两个兄弟，贝勒载洵与载涛，他俩在清帝退位后也未参与过政治，一直是低调做人。载洵的独子溥侊是个花花公子，无论是玩乐还是婚姻，他一直都是小报上的热点人物。后来，溥侊为娶一青衣伶人而休了原配，改信清真教，轰动一时。十余年后，载洵家道败落，西单背阴胡同的贝勒府也被卖给了军阀万福麟，后来万将贝勒府的南边开成了西单商场，此后之繁华，即从此开始。载洵死于1949年，其子溥洸在20世纪60年代初去世，父子均在默默无闻中死去。

相比而言，多才多艺的载涛则比两位兄长要活得精彩得多。据庄士敦所说，载涛“不仅马骑得好，还喜欢开车，特别喜欢德国车。他是一个聪明而活跃的人，还出过国，见过世面，气质优雅。……这些都值得赞扬，但引人注意的是，他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务，而且亲自经营”。不仅是自己家的事务，在民国后的皇族内部事务中，载涛经常充当仲裁或见证人。而在当时的梨园界，载涛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就算是红透半边天的名角，也得卖“涛贝勒”一个面子。事实上，载涛在戏曲界也算是准专家了。

解放后，由于载涛的骑术闻名一时，后被委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在养马、驯马事务上发挥专长，而这也是他在溥仪退位后的第一次任职。之后，载涛作为前清皇族及旗人的代表，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82岁的载涛因中风而去世。

至于其他的皇族，大多随着“树倒猢狲散”的不可逆转而相继走向了败落。按说，这些皇族应该有不菲的财产，但因为管理不善，坐吃山空等原因，这些家产最终难以为继。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清室王公富有庄田，其地租归直隶州县代征者不少。……但王公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消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矣。忆在部时，八旗地租，州县因催征不力议处者，不少官样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无由诘也。溥倬云尝对余言：‘我王府庄田有名无实，若照原额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一些皇族仍旧讲排场，不忘旧日习气。如睿亲王多尔衮的后代、民国报界文人金寄水在《王府生活实录》中说的，从辛亥革命后到“小朝廷”结束（指1911至1924年）的这十几年间，虽然“鼎已革而‘小朝廷’犹在，诸王府亦未完全解体，一切力图率由旧章，实属史无前例。由于清王朝已丧失了对我国的统治权，事实上已不可能再同往昔一样，无非苟延残喘而已。但对当事者来说，却毫无‘舆图换稿’之感，依旧昏昏然地醉生梦死，踵事增华”。民国后，金寄水因天潢贵胄的身份而常遭奚落戏弄，为此他大发感慨：“无故人前遭白眼，姓铜也比姓金强（民国后前清宗室姓‘爱新觉罗’多改姓‘金’）。”

晚清的王爷们，除恭亲王奕訢还算精明，其他大多昏庸无能，如礼亲王世铎，世居高位，而一向“混日子、和稀泥”著称。睿亲王魁斌听说革命党的新闻后闹了个笑话，说：“革命是不是白莲教改名？难道他们不怕王法吗？”这也真够朴实的。清末显赫的庆亲王奕劻民国后避居天津，1917年死时溥仪还为谥号的问题跟他别扭，非要给他“谬”“丑”“幽”“厉”等恶谥，在陈宝琛等师傅和载沣的一再劝说下，最后才定谥号为“密”，意为“追补前过”。奕劻的儿子，清末做过商务部尚书的载振，在色情贿赂案“杨翠喜”事件后退职，后再未出仕，最后坐吃山空，死于1948年。

隆裕太后在宣布退位前将各王公的府邸、旗田、园寝等公产赐为私产，所有者可以自行处分。到民国后，这些前清王爷们倒是经常上报纸，不过大多是出卖王府的新闻，如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在将王府卖给了总理熊希龄后，接着又卖祖坟、卖陵木，连陵墓中最为气派的御赐驮龙碑（其先人福彭之碑）也卖给了张学良，后来这块碑被辗转运到东北，树在了张作霖的墓前。卖王府、卖东西还不算最惨，更有几位被称为“车王”。1931年北平报刊出现“铁帽子王拉洋车”的新闻，这说的不是别人，正是晏森本人。

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次年又没收王府旗产旗地，更是引发了一场出卖王府、宅邸的热潮（因为怕没收）。事后，昔日的王府依旧气派，但大都换了主人，如庄王府卖了20万银元，豫王府卖了12万，顺承郡王府卖给张作霖，报价15万，结果给打了对折，而且除细软外家具摆设一律留下，没得商量。好在老福晋精明，除了给老张家留下空荡荡的王府外，一个物件也没留下。原怡亲王的后人溥斌，从清末就卖东西上瘾，一卖就是40年。

正所谓，“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昔日的这些“王谢堂前燕”，几十年后也就化入了“寻常百姓家”。历史就是这样，它像一条大河，无声无息但舒展有力，所有的人与物，最终都被卷入了它的波涛浪潮当中，最后东流入海，万物同归……

3 逊帝溥仪：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

溥仪下岗以后，由于隆裕太后于一年后去世，紫禁城的常务之责便落在了端康太妃（即光绪皇帝之瑾妃）身上，并主要由她来监护溥仪的成长。端康太妃被慈禧和隆裕欺压了多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她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前面两位的专擅作风。溥仪十三四岁时，有几个太监为讨溥仪的欢心而从宫外买了一套民国将领的大礼服，有带羽毛的帽子，亮闪闪的军刀，还有精致的皮带，像一般的少年一样，溥仪得意洋洋地穿戴了起来。端康太妃见后大为震怒，其严厉训斥道：“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像话吗！？”溥仪被训后，只得换下礼服，脱下洋袜子，重新穿起了麻里麻烦的龙袍。

事后，端康太妃也学了慈禧太后对付光绪的那一套，把溥仪身边的太监全部调走，而改派了自己的太监来监视。对于端康太妃的专擅，溥仪的几位师傅也颇有微辞。陈宝琛即为此愤愤不平，不免发了一顿“嫡、庶之分”的议论。溥仪听后，心里也是十分窝火。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两人的矛盾最终大爆发，这就是御医范一梅的被辞退。陈宝琛在溥仪身边不满地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溥仪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也煽风点火：“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吗了？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奴才也看不过去……”年少的溥仪听了这些撮弄后，气得腾腾腾地跑到端康太妃那里大喊大叫：“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

不曾料到的是，溥仪的反抗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间接导致了他生母的死亡。原来端康太妃被溥仪抢白之后，气得脸色发白，随后便将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及福晋（溥仪生母系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之女）还有老福晋（溥仪的祖母）一块召来，并怒气冲冲地训斥了一番。谁知溥仪的生母个性很强，她从小到大，从没有被人这样申斥过，于是从宫中回去后便吞了鸦片，自杀了。

悲剧发生后，端康太妃自知理亏，也就不再对溥仪过分的管制了。不过，由于溥仪从小被抱进皇宫，他对生母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据其回忆，直到他11岁时，他的生母和祖母才获准入宫探望，“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了几分惧怕”。

当时与祖母一起进宫探视的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大妹，宫中难得有小孩子，于是溥仪便带着弟弟、妹妹到养心殿去玩捉迷藏。玩了一会后，溥杰不小心把明黄的袖里给溥仪看见了，还被皇帝哥哥给好一顿批：“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对于溥仪来说，和同龄人玩耍的机会总是极少的。更多的时候，溥仪只能蹲在毓庆宫东跨院的那棵桧柏树下看蚂蚁搬家，看着看着，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孤独的皇帝，一个人住着偌大的皇宫，他无法像他的同龄人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这是幸运或者悲哀，实在是说不清楚。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不曾想也没有能力去做摄政王。但对于这父子俩来说，生于帝王家，这就是命。

“每当夕阳西下，禁城进入了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部走净了的时候，静悄悄的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了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行……’随着后尾的余音，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的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声。”

冷雨残梦，落叶空阶，每次在这种回声之后，年少的溥仪都不敢走出屋子，似乎太监们给他讲的鬼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全跑到他的窗户外面来了。对于太监们来说，这个胆小的主子也不好伺候：他不高兴时，太监们要遭殃；高兴的时候，太监们也可能要倒霉。年少孤僻的皇帝喜欢恶作剧，甚至有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在宫中唯独能阻止他的，只有乳母王焦氏，也就是当年陪同他一起进宫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女子。

王焦氏从来不和人争吵，脸上总是带着些微笑。她虽然一字不识，但为人心地善良。有一次溥仪把铁沙子放进蛋糕，要赏给太监吃。王焦氏看到了，惊叫道：“老爷子，那里头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啊？”溥仪说：“我就是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王焦氏说：“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啊！”可惜的是，王焦氏后来被送出宫外，任凭溥仪如何哭闹，内务府也没有把她找回来。从此，溥仪身边再没有“通人性”的人了。溥仪直到结婚后，才派人把她找到；在伪满时期，溥仪又把她接到了东北供养。

长大了，要读书了，但溥仪并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清朝对皇子的教育是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溥仪虽为废帝，但教育仍沿用了之前的惯例。洋师傅庄士敦在《暮色紫禁城》中说：“每天清晨，陈宝琛第一个进宫，夏季是在五点半，冬季是六点。……正式的觐见都在破晓时进行，……大概在八点半时，皇上由他的满族老师伊克坦教读满文；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朱益藩取代伊克坦；一点半时，就轮到我了，我的课通常要持续两个小时。”

清人赵翼曾这样描述当年康熙的皇子们读书：“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因为清廷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规矩也就没那么多了。如按康熙朝的规定，皇子们除元旦一天和除夕前的一天半是放假时间，其他时间都是照常学习。而溥仪至少在夏季有一个月的放假时间，这比他的那些先辈们可是舒服了。但是，对溥仪来说，读书是件苦差事。就算在平时，他也是时不时地找借口或称病逃课，即便是拿面包去喂蚂蚁，也比读书有趣多了啊。

张勋复辟时，京城流传过这样一个趣闻：复辟的前几天，张勋秘密进宫觐见溥仪，并奏明整个计划。溥仪听后摇头不同意，张勋问为什么，溥仪说：“陈师傅每天都要让我没完没了地念十三经，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么多事呢？”张勋说：“只要皇上登基了，就可以去管军国大事，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书了”。溥仪听后大喜：“你此话当真？我登基后就可以不用去做功课了吗？”张勋点头道：“历史上只有马上打天下的皇帝，没有听说过什么读书皇帝。”溥仪高兴极了：“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张勋复辟那年，溥仪13岁，其实他并没有主动参与复辟。因为他当时还太小。不过他的几个师傅倒是很热心，事情全部由他们跟张勋商量好了，师傅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罢了。在赶走张勋的“辫子军”后，重新上台的段祺瑞也称“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奈何”，一句话就把溥仪的责任全开脱了。

就是溥仪的师傅，也没事。只可惜这个弟子实在不成器，读书一团糟，满文学了好几年，就学会了一句：“伊立！”那还是满族大臣向他请安时，溥仪得说：“起来！”念书的时候，小皇帝经常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师傅跟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他也听不懂，只想着去院子里看蚂蚁。直到后来，溥杰、毓崇（贝子溥伦的儿子）进宫给他当伴读来了，小皇帝这才好了点，至少能在书房里坐得住了。伴读一个月有80两银子的待遇，但也不好当。有一次，溥仪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陈师傅却对着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再后来，溥仪又有了个洋师傅，这就是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庄士敦。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老夫子，曾在香港总督府里做过秘书，在威海卫租界做过行政长官。据他自己所说，在来中国的二十多年里，他遍访名山大川，走遍了内地各省；他通晓中国历史，还能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唐诗。但庄士敦终究是个外国人，他的出现，给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些洋化的气息，溥仪的身上也多了一些新鲜玩意：怀表、别针、纽扣、领带，等等。

陈师傅这下头疼了，他得听溥仪半文半白、中英交杂地对话：“威廉姆（溥杰的洋名），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上！”……“阿瑟（另一位伴读溥佳的洋名），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溥仪的三妹）他们来，hear（听）外国军乐！”

每当这个时候，陈师傅都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一样。本来呢，陈师傅是溥仪的唯一灵魂，但庄士敦来后，灵魂又多了一个。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自作主张将辫子剪了去，这对于紫禁城的辫子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为此，太妃们还痛哭了几场，几个师傅更是脸色阴沉了好一段时间。一个月后，紫禁城只剩下三条辫子，而之前至少是1 500条。三条辫子的所有人是溥仪的三位师傅，其中还有一位很快去世了。溥仪剪掉辫子的时候，他的两个伴读，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将辫子剪了去。第二天，陈师傅一抬头便看见三个光头弟子，在愣了好大一会后，才对毓崇冷笑一声，说：“好啊，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随着年龄的增大，溥仪也变得越来越叛逆，时不时的就要反抗一下旧制度、旧礼仪。譬如，他不愿乘皇轿而要坐汽车，他为了骑自行车而将门槛锯掉，他要穿洋装、打领带、戴猎帽，等等。但最令端康太妃震惊的是，溥仪居然提出要戴眼镜！天哪，太可怕，皇帝竟然要戴眼镜！这是万万不能的。

最早发现溥仪眼睛近视的是庄士敦，因为每次上课快结束时，溥仪总是回头看那个座高近两米的大钟而不是更近的小钟。于是他提出请医生给溥仪检查视力并配戴眼镜。但这个提议遭到了端康太妃、内务府和醇亲王载沣的坚决反对，直到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保守派们才最终同意。溥仪戴上眼镜后，显得斯文了很多。他其实是喜欢戴眼镜的，特别是金边眼镜。他后来照的相片，大都是戴着眼镜而照。

说溥仪孤独，其实也不全是。至少他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信件。信件大多是匿名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投诉的、有谋官的、有告密的，甚至还有请求皇上入教的。最有意思的是，有几位外国女孩来信主动提出，愿意“侧身于皇帝的嫔妃行列”。当然，这些英文信都被庄士敦给直接处理掉了。其实溥仪也往外面写信并给报社投稿的，他曾以“邓炯麟”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诗，后来还被庄士敦翻译成英文并收入了《暮色紫禁城》那本书。

当时紫禁城能直接与外界联系的，是一部电话。为装这部电话，溥仪也是经过多次斗争才获得的。醇亲王载沣开始不准皇宫安装，但后来溥仪一句话把父亲噎住了：“王爷府上不是早就安了电话吗？”溥仪对父亲很不满：辫子剪得比我早，电话装得比我早，汽车也买得比我早；但醇亲王认为，皇帝啊，皇帝，随便和别人接触，皇威何在？成何体统？！

电话安好后，溥仪兴致勃勃地按照电话本随意给人打电话：“来者可是……杨小楼？”京剧著名演员杨小楼接到电话后一愣：“嗯？您是谁啊，哈哈……”溥仪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把电话给挂了。只有一次，他给刚回国的胡适博士打电话，两人说上了：“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呵！”“宣…宣…统？……是、是……是皇上？”“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几天后，胡适真的来皇宫拜见皇上了。守城的护军们一头雾水，他们之前没有听说有这个安排。在费了不少口舌后，护军报到溥仪那里，他才想起了这事，胡适也就进了宫，两人坐着谈了20分钟的话。由于胡适当时是个有名的新派人物，在与皇帝见面的事情传出去后，王公大臣们大为恼怒。而新派人物也攻击胡适有“膝盖发软”的毛病，并说他拜倒在皇帝面前。不过下跪却是不真实的。后来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并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军阀当道的时代，胡适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而更需要“勇气”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紫禁城的世界呢？孤独，沉闷，陈旧，保守，就像是一所大监狱。溥仪的身边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一群遗老，一些太监，几个太妃，还有成群的年老色衰的宫女们。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1923年2月，在庄士敦和两个伴读溥杰、溥佳的帮助下，溥仪精心策划了一个出逃的计划。可惜就在计划实施前的一小时，不知道是哪个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溥仪还没来得及走出养心殿，醇亲王一声令下，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出逃计划彻底流产。醇亲王担心的是：如果皇帝逃出宫城，那民国的优待计划岂不要废止？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岂不泡汤？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但是，紫禁城的日子终究要走到尽头。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没几天，其部下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地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扭头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地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与鹿传麟同宗是真，嗣子有误；不过，李石曾倒确实是清末内阁大学士、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公子。）

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地上前跟他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至此，中国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

其实在1912年后，溥仪就已经不是什么皇帝了，帝制虽然没有被完全消灭，但真正的皇帝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是啊，紫禁城里的溥仪究竟算什么呢，前清的关门皇帝还是民国的特殊公民？谁也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时代的怪胎。但不管怎么说，溥仪应该变成正常的国民，正常的人。他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以失去他的威严为代价，去赢得属于他的责任与荣誉。

可叹的是，在那个翻云覆雨、风雨大作的幻变年代，溥仪在出宫之后却走上了一条本不该有的不归路，最终沦为日本侵略的傀儡，成为战犯，并最终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一切的一切，真的像是一场梦一样。

4 各顾各命：旗人的乱世飘零

清帝退位前，南北议和所签订的《优待条件》包括三部分，即“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其中，与旗人相关的有以下几条：在“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在“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中，第八款也涉及到旗人，即“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话虽如此，由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加上前清时期财政已濒临崩溃，到民国后自不可能立刻扭转，八旗生计问题也由此成为北洋政府颇为头疼的问题。民国元年，内务部呈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查筹办八旗生计为今日当务之急，请特设筹办八旗生计处，委任专员办理。”袁世凯批示：“所请特设筹办八旗生计处，自应照准。著派宝熙、三多、治格、陆建章、蔡金台、祝瀛元办理。”

辛亥年后，逊清内务府曾多次登报向民国政府要求支付费用，而后者自始至终都不曾如数付给。白纸黑字、有约在先的“小朝廷”尚且如此，一般旗人就更加可想而知。如旗兵改编后，虽说“饷额如旧”，但实际上并没有履行过。颇具讽刺的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在清廷覆亡后被迅速“选择性遗忘”，而受到同等待遇的也包括那些“鞑虏”们（旗人们）。旗人之前主要靠俸饷、钱粮为生计之源，在辛亥鼎革、沧桑巨变之后，俸银俸米全部停发，“铁杆庄稼”绝收，他们将何以为生呢？

首先生活不下去的是京旗营房中的寡妇们，原本她们有清廷发给的抚恤金，现在忽然不发了，于是很快陷入了断炊挨饿的惨境。后来实在没办法，京旗和驻防八旗的寡妇及家属们来联合起来去中南海总统府请愿，男女老少一大群，请愿队伍一边喊着：“饿！饿！我饿呀！”一边把沿街的烧饼铺、馒头铺一扫而空，边吃边进。当时总统府外的卫兵，很多也是之前旗人新军改编的。他们对此完全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不去阻拦。总统府管门卫的人着了慌，赶紧报告里面。后来出来一名科长，他站在凳子上对大家喊：“八旗弟兄们，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跑了这么远的路。饷，一定照发！你们先回去，容几天筹措的工夫。现在民国财政实在困难，大家也知道。我姓*名*，绝不能诳大家！大家先回去，绝不食言！”请愿的人回去后，发了两个月，又不发了。

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事实，旗人请愿他们没有办法，但他们也没钱！

清末时，旗人已经贫困不堪，革命之后，更是每况愈下。以荆州驻防旗营为例，在革命军攻下荆州城后，“查荆属满民众多，向无职业，贫困异常”。据一份“调查各旗极贫官员数目单”的记载：京师八旗中共有极贫官员六百八十三员，其中满二百七十四员、蒙一百二十员、汉一百九十九员，键锐营、内火器营、外火器营和护军管理处共有极贫官员七十六员。八旗中的官员尚且陷入贫困化，其他普通旗人更是可想而知。

在人数最多的京旗，据统计，仅上三旗旗人中，无衣御寒、无米下锅的贫困户就占了十之七八，约有十余万户。一些人家在吃光当尽后流离失所，或流浪街头，或辗转沟壑，冻馁而死的不在少数。

俸禄停发后，大部分旗人因为之前制度原因而缺乏工作技能，由此导致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而倒毙的现象并非罕见。当时的报纸上就刊有很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民国参议院议员、旗人讷谟图曾在报上“征求关于筹划八旗生计启事”中说：“我旗同胞痛苦流离，饿殍载道者有之；悬梁投井，或卖儿鬻女者有之。种种惨情，言者痛心，闻者落泪。”这说的基本都是实情。

仅1912年，《申报》就报道了数起旗人因无法生活而自杀的事件：1月28日，杭州某马甲将一子两女缢毙后，夫妻悬梁自尽。不料隔日洪福桥某家又有一门七口举室自杀。初九日晨刻，某旗妇往乞施粥，因人多被挤打碎钵，伤及头部，归而愤泣，竟将十岁、七岁两女砍毙，复将怀中幼子掷入河中，己亦雉经而亡；2月20日报道，革命之后，陕西旗人“一般无家之辈孤寡独奔街市，几终日不得一饱，极一时之惨状”；8月13日报道，镇江某柏姓旗民，“一家数口，自……光复后，日用衣食一无所出，难以度日。柏妇某氏，年三十余，……因贫吞针自尽”,“又旗人朝朴臣亦因衣食无法接济，于十一月上午奔至城外，跳入荷花塘中，冀藏鱼腹”，所幸被人发现，这才被救下。

民国初年，广州的一些旗民“困苦流离，因而自尽以毙者，不可胜计，惨状难言，人道丧尽，不料桀纣虐民之惨，复见与民国共和年代”。1914年11月，山西巡按使金永呈文总统府政事堂，其中详述了太原旗民的困苦状况：“晋防旗民共一千四百数十丁口，食饷者仅六百余名。……数口之家若求日饱一餐无不可得，故卖妻鬻子女之惨状，时有所闻。”

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部分旗人为了自救而不得不去卖唱，甚至为盗为娼。据报道，光复后的“荆州满人男女老幼不下两万余人，自共和宣布月饷无着，本其少年弟子素工京调，只得三五成群，手执板鼓丝弦，与西城一带沿街卖唱”。在北京，以娱乐而闻名的天桥一带，活跃在此的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多为旗人。

靠卖艺维生还算好的，有些男性旗人因生活所迫而沦为盗匪的，也屡屡见诸报端。另外，就像李玉茹在小说《小女人》中所写的，一些旗人妇女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而不得不沦入娼门，“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妇，其中大部分是满人。人们也知道，满人家里的姑娘和妇女们化装或者蒙上头在夜里拉洋车”。

1921年6月10日，北京《晨报》报道了一则京旗女子拉洋车的故事：话说前天午后九时许，有一张某由德胜桥坐车到后鼓楼院，走至三座桥时，车夫喘吁吁地蹒跚而行。张某因有要事，催其速行。车夫说：“要快呀，您另雇一辆车罢。”说着，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张某一听好像是女子的声音，仔细一看，果然是一个半老妇人，头上用旧布包着。张某见了这种情形，着实惊讶，忙问她的来历。妇人答道：“我姓阿，我在旗，家在旧鼓楼大街，今年四十五岁，我丈夫正月病故，我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寿全，在外当兵，一年多没有给家来信，还不定这贼小子是塞了炮眼，或遭了枪排呀，哼！先生，一头里我只靠着我二儿海全拉车，挣几个大（即铜板），吃点窝窝头杂活面。谁知现时什么都贵了，饷钱又领不到手，又赶上我二儿病了半个多月，还下不得炕，您瞧这活该不活该呢。我没有法子，只好拿命去拼吧，白天没做点活，晚上凭车来拿，挣一个大、两个大，买点吃食，富余的给我儿子买药。唉！这都是我没法子才来现眼，让先生笑话啊。”张某听了这番伤心话，十分难过，觉得在车上坐着不安，连忙跳下车来，给了铜元五十枚，妇人含泪收下，深深道谢而去。

《药窗诗话》中也说了这么个事：民国初年，嘉兴有个在北京做小官的人，他有一天坐辆人力车，嫌车夫拉得不快，在车夫的叹苦经中，才知道他是原嘉兴知府宗培的少爷。这个小官僚，他在考秀才时经过府考，按说算是这位知府的门生。于是他赶忙将此遭遇告诉与他同样关系际遇的嘉善人、曾代理过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后来他们到宗培家一看，果真是家徒四壁，穷得一塌糊涂，宗培本人已经老得不能动弹。好在当时尊师的风气尚在，这些官场上混得还不错的人物一号召，给筹集了上千银元送去，总算是尽了点门生的义务。这样的旗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事实上，民国初年很多拉人力车的都是旗人。

1925年8月，曾任民国总理的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在一份要求改善旗民生活状况的呈文中提到：“自民国成立以来，天灾人祸，相逼不绝，老弱死亡不可统计，据警署调查北京城乡内外，极贫之户约十余万人，即以希龄近数年来隐居香山，目睹西郊各营村之旗民困苦之状，尤为可悯。民五以来，旗饷久不发给，旗民既无生计，冻饿难堪，有将衣服典尽而以报纸围其下体者，有父母自杀而仅留弱小、全家投河而子女自尽者，有将所居官房拆卖而数家归并一室、人满致疫者，死亡日多、户口减少、迄今尚有孑遗者，即恃每年春、夏、秋三季之游客和冬季官绅所设立粥厂，贫民得以资生。”

熊希龄所说的香山一带原系密云旗营驻防。民国以后，这里的旗人大量逃亡，留下来的不足2 000人（约为原来四分之一）。建国后的调查中，一些老人回忆说，这些人大多肩不能抗、手不能提，年轻力壮能扛上长工的已是幸运。其他人大多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有三分之一沦为乞丐，这里被人称为“花子村、花子店”。光在民国六年（1917年）和民国十年（1922年）这两年，这里就死亡600余人，一天最多的死30余口，其中“有冯大纯父子三人，冬天抱着火盆过夜，全家人都活活冻死在火盆边。不少妇女在卖掉子女后精神失常，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金启孮先生在《北京的满族》一书中说，民国后因为旗饷断绝，窘困的旗人拆毁官房，但官房是属于北洋陆军部的公家财产，其外祖父当时是八旗中的翼长，后来就因为拿获犯事的旗人而遭到报复致死。更离奇的是，旗人被停饷后迁怒于关帝，引发了很多“拆关帝庙”的事件。关帝原本是汉人尊崇的战神，但旗人尚武，同时清廷也为了拉拢汉人，因而关帝也成了清朝的护国神，营房中多有供奉。饷银停发后，蓝旗营的关帝庙首先被拆。据说在拆像时，某旗人指着关帝像斥责道：“你是我们的护国神，我们祭祀你两百多年，到头来你不保护我们了。现在国亡家破，我连饭也没得吃了。你不管我们，我也不能让你坐在这里受香火。”说完，他抽出刀把关帝、关平和周仓的三个神像的头全部砍了下来，后来此人被判了徒刑。

据说，下层的旗兵与军官在南北谈判期间是有抗拒情绪的。他们不仅反对让位，而且说出犯上的话：“大清是祖宗的江山，不是太后的嫁妆！”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也意识到这种风险，后来将在武昌前线立功的冯国璋调回充任禁卫军统领，这才将局势压了下去。冯国璋曾当过贵胄学堂的总办，后来还做过八旗副都统。他与八旗军官相对熟悉，其本人也对清廷颇有感情，而不甚赞成共和。在指挥北洋军攻下汉口后，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据说他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在向禁卫军宣布清帝退位时，旗兵们一度骚动不安。冯国璋亲口向他们保证：“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他怕旗兵们还不肯相信，于是命令旗兵们推选两个代表，每人发一把手枪，从此后跟随他的左右，并声称：“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此后，冯国璋的身边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冯国璋的陪同下对禁卫军及八旗官兵讲话。据旗人所说，孙中山讲的话他们既听不懂（或因粤语的缘故），也不感兴趣。因为孙中山说的无非是建国大略之类不接地气的东西，而他们当时最关心的是切身问题，谁有兴趣去听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冯国璋上台讲话的效果就不一样了，他就说了这样几句：“听说革命成功了，你们有点害怕。怕什么，有我就有你们。我的亲兵都是你们的子弟，我不信任他们信任谁。你们要安心听我的，有我就有你们。”

清帝退位后，冯国璋直到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辫子，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民国后，禁卫军被改编成陆军第16师，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做上了代理大总统，第16师被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这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何，第16师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这时，他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急性肺炎，于当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失去了冯国璋的庇护，原“禁卫军”的旗兵们在连绵的军阀内战中也就不知所终了。

历史它该来的，终究要到来。1924年，冯玉祥逼宫驱逐溥仪，随后宣布清理没收旗产，这给旗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数年后，北伐成功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把民国元年的“优待条件”全部推翻，旗人社会和残存的八旗制度就此彻底消亡。就事论事，旗人中虽有极少数人投身辛亥革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一脉相承的同盟会及国民党心存抵触。当年的“驱除鞑虏”让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受惨祸，民国后更是一度把他们逼到了生存的绝境。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具体的生活中，这种从所谓的“人上人”跌落到“人下人”的遭遇令他们无法跳出自身的痛苦而采取“正确”态度去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与变革。

从积极的角度而言，原本就生计惨淡的旗人们获得了人身、迁徙、择业等自由，但在最初的一段时期里，缺乏求生技能的他们因俸禄的停发而迅即跌落到了吃穿无着而又招人无端歧视侮弄的梦魇之中，这种多重的生活困苦与精神痛苦在无形中被放大了数倍。在话剧《茶馆》中，老舍先生用这样一段道出了众多旗人们在民国的心中悲情：民国初年有人问松二爷：“能写会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松二爷回答说：“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革命过去后，尽管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修正了以“排满”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观，并大力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之前激进思潮的影响仍旧下意识的存在。1912年4月，北京有家名叫《中华报》的社会性小报，报社总理丁瑜臣在谈到旗人时说了这样几句话：“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正报》的主笔志仲悌是旗人，他看后气愤不过，随即著论申斥批驳，并讥笑丁氏出身微贱，实乃是报界败类。丁瑜臣被讥讽后，竟然率众将《正报》社打毁并将志仲悌打伤。第二天，《正报》社通过《新民公报》社代发传单，禁卫军的士兵看到传单后就把丁瑜臣抓起来一顿辱打，一直到内务部出面才放人，《中华报》也就此停刊。

《正报》社与《中华报》事件只是民国后“驱除鞑虏”情绪下满汉民族关系对立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这种情绪并没有因为清廷的和平易政而有所收敛，恰恰相反，在社会上、舆论上，这种论调仍旧持续风行。民国初年，京城里有个取笑旗人且流播极广的段子，说有个在新政府里当差的衙役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大怒：“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举起鞭子就抽：“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

民国伊始，革命光荣，接受了一点新思维的年轻学生也常常无端辱骂旗人们“满清、鞑虏、胡儿”，这些言辞颇刺痛他们的心。正如一位旗人老太太进城对亲戚哭诉的：“给我们起了许多外号，我们都不懂得！还说我们是胡家的儿子，——可我们不姓胡啊！”

失势后的旗人，被辱骂为“臭旗人”“破旗人”，被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乃至于“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在当时的各类读物、报刊乃至教科书上屡有所闻，旗人形象一再二、再而三的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成为“腐朽堕落、游手好闲、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一个群体。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时，旗人也常被歧视，甚至于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过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案例。

旗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写到：“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在这些莫名的歧视下，民国年后的一般旗人都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不仅如此，由于在上学、就业或经商中经常受到歧视与欺侮，一些旗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民族成分隐瞒起来，甚至更名改姓，当时家人出外工作可以改几个姓，……族人之间不敢联系，唯恐被人发现”。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后来竟成了普遍现象。为了生存下去，旗人们纷纷改名换姓，如爱新觉罗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他他拉氏改姓“唐”，钮祜禄氏改姓“郎”，那些汉军旗人则恢复祖姓，如寿山之子袁庆恩就是一例。还有的人则刻意模仿当地口音，甚至冒称汉人。

民国后旗人遭遇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旗人登记人数的锐减。按《北京市志稿·民政志》记载，1910年民政部调查京师户口时，京城二十四旗共有正户118 783户，其中八旗蒙古共22 129户，八旗汉军为25 908户，其余为八旗满洲共70 746户。除此之外，内务府三旗共4 571户，京营四郊19处旗人56 536户。换句话说，仅满洲八旗户数即超过10万户。但1919年甘博调查北京人的民族构成时，满族（后文说的满族指原满洲八旗的后裔而不再计入蒙古八旗、汉军旗的后裔，即满族人的概念与旗人的概念分开）仅占全市人口的20%~25%，蒙古族仅占全市人口的2%；1949年解放时，全市登记的满族人只有3.1万人；再据1957年北京市的人口统计，当时满族人口仅为80 411人，而这8万人还包括了1949年后移居京城的满族人。

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的这30余年间，北京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京师也从未发生过旗人大规模迁回关外东北之事（伪满洲政权建立后，也只有爱新觉罗家族中的极少数人去了东北），但就在这短短三十余年间，旗人莫名其妙地消失无遗——他们哪里去了呢？

很显然，绝大部分的京旗后裔并未离开北京，他们仍是建国后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唯一可以说得通的解释是，他们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改名换姓，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

《满族简志》（初稿）中的记载，据1957年统计，全国共有满族240余万人，其中东三省共计210余万人，约占总数的81％左右（辽宁省110万；黑龙江省63万；吉林省37万）；此外，河北省20万人左右，北京8万人左右，其余约15万余人则星散于全国各地。辛亥革命中，各地驻防旗人遭遇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旗人大都在民国后离开满城，或隐名更姓，或远走他乡。

鲁迅在《谣言世家》一文中说，清末革命后，杭州旗人的“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旗人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唯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

对旗人而言，“被造谣”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这也令其境遇变得更加糟糕。对此，蒋梦麟也在回忆录《西潮》中说，民国后，杭州“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已经建了五百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旗人已经与汉人熔于一炉而离开了他们的安置区。几年之后，全体旗人都失去踪迹，一度养尊处优的统治者已经与过去的被统治者汇为一流了。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民间传说”。不过数年，杭州旗人便无影无踪，他们或许已经搬出了杭州城，或许已与汉人汇为一流，分不清彼此了。

辛亥革命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譬如八旗人家多有没出嫁的老姑娘，而其成因又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清末虽然提倡满汉通婚，但因日常生活隔阂太多（这不仅仅是语言同化了就能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满城的隔绝导致两个族群的生活隔阂），结果结亲后出现别扭，很多旗人宁愿在本族人中寻找婚配，但又因为鼎革之际的旗兵人数有所下降而未能如愿。另外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旗人认为本族不行了，希望与汉人结亲提高安全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利用这种心态而实行骗婚，结果引发了很多悲剧（譬如《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

民国后八旗社会的瓦解给其中的两大主体成员蒙古八旗和汉军旗带来了不小的困惑。首先是蒙古八旗，他们因为长期驻留关内而早已不通蒙古语，结果并不被关外的蒙古所承认，无奈之下只能向原先的旗人团体靠拢；而汉军旗则因为在清朝时的地位优于汉人，辛亥后却欲求汉人而不可得，因为汉军旗在风俗习惯、言行举止、衣着打扮上已经被八旗化，他们的一招一式都与普通汉人有明显的差别，即使想冒充也难（但总的来说，汉军旗在民国后融入汉人社会要相对容易一点）。

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旗人们在民国后成立了一个名叫“八旗联谊会”的组织，其中仍以满洲、蒙古、汉军旗人为主，他们大多在旗饷不发时聚集开会，商讨办法。金启孮先生在《北京的满族》中说，开会时也有驻防八旗人参加，发言多激烈。有一次一位湖北驻防旗人用很重的湖北口音发表长篇言论，从辛亥年的遭遇讲到现在的对策，讲到激昂处，竟泪流满面拍案而起。京旗的老年人多劝他冷静，不要太激动。这下把这个湖北旗人激怒了，他高声指责道：“什么不要激烈，人家对我们就激烈！”说罢甩袖退场，五六个人都拉他不住，会议不欢而散。如果了解当年的那段历史，想必会理解这位湖北旗人的心情，因为辛亥年的遭遇是京旗人没有遭遇过，也就没法理解的。

最令人感叹的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仍有少数旗人不想方设法自力更生，反而将希望寄托在逊位的皇帝身上。当年有个名叫桂顺的皇族，他因家境贫困而从北京前往天津谋生。刚走到杨村就病倒在旅店里，他在那里给末代皇帝溥仪写了一封告急禀文：“叩禀我主宣统大皇帝：奴才镶黄旗满洲头甲爱新觉罗氏。奴才桂顺因贫穷下天津谋衣谋食，行至杨村镇，住在回回马家小店，病在店中，现下当卖皆无，又无衣无食，奴才无法，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赐钱财，奴才好养病度日，别不多禀，奴才桂顺叩求。”这封信寄出去有什么用呢？当时皇族成员陷入困境的比比皆是，就算溥仪有心救济，他也救济不过来，更何况“小朝廷”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小说《月牙儿》中，老舍先生用一种异常凄苦的笔调调侃了旗人们在革命后获得的“自由”——自由固然是好东西，可这种东西跟冻饿饥寒联系在一起时，“自由”也就显得更加的可憎可恶——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在《宫女谈往录》中，昔日的老宫女有这样一段话：“我极不愿意谈我们年轻时欢快的事，想起在一起苦熬岁月的姐妹们，全都七零八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小娟子难产死了。春苓子嫁给个护军，男的吃喝嫖赌，她又窝囊，挨打受气，自己的一点积蓄全给偷光了，小命也跟着完了。小翠起初还好些，一到民国年间，男的当巡警，当时北京巡警很多是旗下人。他又好脸面，摆阔气，弄得吃上顿没下顿，穷得揭不开锅盖，不几年也穷死了。想想她们，比比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心肠说那些欢乐的事呢。当时越是欢天喜地的事，现在越让人伤心落泪！我下狠心把当年高兴的事埋在肚子里，永世也不再对外人提了。当年别人都瞪眼瞧着我们，说我们吃香的喝辣的，跟太后、皇上沾光，他们哪里知道伺候人的苦处。”

20世纪30年代后，金启孮先生亲耳听到了这样一个酸楚的故事，说一个旗人小孩因为姥爷病了，想吃白面，家里没钱买。他就拿着口袋去抢油盐店，结果被人抓住。他还不认错，说：“白面是人吃的，我姥爷要死了，就得让他吃一顿。”事后，他姥姥抽抽噎噎地对金启孮先生说：“这孩子多糊涂！白面是阔人吃的，咱们只配吃窝窝头，怎么能说白面是人吃的呢？”这段读来颇令人心酸，小孩后来被送进了教养所。但这样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金启孮先生在后来的书中不无沉痛地说：“前人造下的罪孽，遗累了后人，可怜这一群无辜的孩子。”

话剧《茶馆》里，一生耿介倔强的常四爷因在戊戌年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这样沉痛的心里话而被探子抓去坐牢。但他的真实意思却是：“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13年后，清廷覆亡了，他却说：“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民国后，不向命运低头的常四爷靠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不管是担筐贩菜还挎篮卖花生米，图的就是活出个人样，活得腰板挺直。可是，民国后的社会苦难与黑暗一日甚于一日，就算常四爷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临到剧终，七十多岁仍旧是一贫如洗的常四爷说出最后一段酸楚无比的对白：“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

这样一段话，出自这位行将惨死的老旗人之口，字字句句，血泪斑斑，而这也是旧社会旗人凄苦无助的告白。类似的作品，还有《骆驼祥子》《正红旗下》，张恨水的《欢喜冤家》、李玉茹的《小女人》等等。1979年，冰心读罢老舍遗著《正红旗下》后，感慨系之，她坦言：“我自己小时，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

辛亥年后，旗人们失去了微薄的粮饷而又缺乏谋生手段，其遭遇当然是困苦而悲惨的，但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在同一时期,几十年的国内混战及外敌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旗人们的痛苦虽然有别于其他族群的痛苦，但并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通过自救才能生存。

为解决广大旗人的生计问题，民国初年成立了一些社会团体，或多方筹款救济贫苦旗人，或开办教养工厂，组织互帮互救，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毕竟，救济只能救一时，而职业技能的培养亦非一朝一夕之事，何况社会能否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尚且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旗人大批地涌入了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或者拉洋车、摆小摊，或者做茶房、裱糊匠等。旗人妇女也大多做“补花活”。相对好一点的，做巡警，学艺当艺人。而冻饿而死，甚至沦落风尘成为妓女的也不乏其人。

在社会环境的长期熏陶下，旗人一向喜好戏曲书画，其中也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家，比如京剧界的汪笑侬、言菊朋、奚啸伯、尚小云、程砚秋、言慧珠、荣碟仙、金秀山、金少山等，曲艺评书有连阔如、侯宝林等，书画界有溥心畲、启功等，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

1946年，满族出身的革命领导人关向应在病危弥留之际对前来看望的毛泽东说：“我是满族。以后，满族有什么事情，希望主席讲一讲。”毛泽东事后也曾感慨地说，关向应同志那么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民族感情，还是很深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一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闻讯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从第二届起，全国政协更正了这一失误。

新中国之初，满族的民族性质未获承认，直到1952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才在相关文件中首次回答了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大、中城市(多是北方)中有满人居住。由于他们长期地和汉人杂居，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特点已逐步消失；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更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民族特点。有许多人已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他们的民族情感，则仍然相当强烈地存在着。”

满族民众不欢迎国民党而欢迎共产党，这是真心真意的，因为具有“反鞑虏”传统的国民党对他们确有不公之处，历史的怨结一时很难解开。以老舍先生为例，他在新中国创建伊始时仍远在美国，在受到周恩来等人的邀请后返回北京。在离开美国前，老舍先生曾表示归国后会采取政治上的低调姿态，但回国后不久他却迅速转变了态度。这段时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创作高峰期，如《龙须沟》《茶馆》等著名作品都是在这段时期所创作。老舍先生对新中国的认同，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旧社会中凄苦无助的满族民众在新社会中所获得的翻身解放及其他们由衷的喜悦。

余论 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悖论与常理

清末时期，革命党人提出的“驱除鞑虏”口号谈不上很大的创新，但从权术上说，它的确是个很高明而且很有魔力的策略。之所以说它“高明而有魔力”，原因有三：一是它清楚界定了“敌、友”，明确了打击对象和团结对象；二是它成功地丑化了打击对象，并将之固定化、最小化，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革命阻力；三是它明确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驱除”两字，简单明了，既容易懂又便于操作。由此，受众趋之如鹜，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摸对了时代的主题，革命也就成功了一半”。就事论事，清末革命党揭示的大旗虽说是“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是否真的深入人心，目前尚不能妄下定论。举例而言，策动武昌起义的主要团体之一“共进会”即将十六字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可谓一字之改而致千里之失。“民族、民权、民生”虽为三大主义，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只有“一民主义”，即“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这才是辛亥革命中最原始而又最强劲的驱动力。

在以“革命史观”为中心的整体框架下，历史的叙述往往围绕着革命家们的丰功伟绩及历史意义加以展开，而历史的另一半，也就是他们的敌人们，却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即使无法忽略，也要尽可能地丑化之、抹黑之——可想而知，在这种目标单一的书写方式下，历史的事实势必变得残缺而偏离真相。

以辛亥革命为例，革命党人要驱除的那些“鞑虏们”——他们到底是谁？真实情况又如何？目前的主流历史叙述，显然无法提供能说得过去的答案。

清末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通常被称为“反满主义”，但“反满”这个词本身并不科学，因为有清一朝，准确地说应是“旗民分治”而非“满汉之争”，所谓“满人”，在清朝通常指的是“旗人”，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八旗”。“八旗”主要是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组成，除此之外，又包括了如朝鲜族人及东北的“新满洲人”（指生活在大兴安岭两侧的通古斯语族，如赫哲人、库雅喇人、索伦、锡伯、鄂伦春、达斡尔人等游猎民族），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还包括俄罗斯人、回人乃至藏人。

旗人并不是种族概念而是政治概念，是清朝制度下的特有的身份与产物，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但都以军功起家的特殊人群，他们除世代相袭的兵役外，其他义务一概全免；而在获得优待的同时，清廷也给这一群体设立了种种限制，如旗人不准经商务农，除当兵当差外不准从事其他任何职业（即便是闲散旗人也不准），也不准随意离开驻防地（世代居住在满城中而无迁居权）。清朝268年，旗、民之间有一道实实在在的障碍，即所谓“满城”，除极少数人出去做官当差外，绝大多数的普通旗人都被圈在城内而不得与当地民人混住交往。

为防止旗人被汉化，清廷制定了一系列“旗民分治”的措施，如“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等，在这些特殊规定下，旗人在户籍、住址、田产、营生、诉讼等方面都与平民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但在旗人内部，则无论满洲、蒙古还是汉军，都可以相互通婚，相互交产，一视同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廷是用八旗制度打造了一个“铁杆”的支持力量，而作为“复合民族”的八旗群体，实质上是以满洲人为核心，但又包括汉、蒙、朝、锡伯等民族的利益共同体，而这正是革命语境下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

八旗可以说是一种族兵制，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世兵制或者说世袭的军户。清初入关时，八旗兵力约20万人左右，但其兵额在之后两百多年中并没有太大的增长。据清末的统计，91支地方驻防部队总计兵力11万，加上京师八旗15万人，所有的八旗兵力合计26万人，按旗兵占旗人比例的二十分之一计算，这与清末旗人的总数500万大致吻合（旗人人口占当时全国人数的1%稍强）。

八旗人口不断滋长，而清廷给予的兵额俸禄相对固定有限，当“一甲之粮不足以赡此数十百倍之人”时，原为“特权阶层”的旗人群体在整体上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断衰弱与贫苦的进程之中。在封闭安稳的农业社会里，八旗兵丁靠着朝廷发给的俸禄，生活还算过得下去。但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货币的不断贬值而物价的持续高涨，清廷所能给予的钱粮配给标准却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如此一来，以“数十万”人的兵食去养活“数百万”的家口，旗人的生活由此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些原本令人羡慕的“铁杆庄稼”们，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荣耀与光鲜。

八旗入关时原本是一支强悍之师，清廷的种种规定与措施也是希望旗人聚合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以长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让清廷维系更长的统治时间。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对八旗的“包养”政策最终令旗人成了“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人群。在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养尊处优的八旗便丧失了锐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再是帝国的军队主力，而仅仅是作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特别在近代历次战争中，八旗更像是作为朝廷的俸禄负担存在，而不是作为国防力量存在。

近代以来，昔日的劲旅已成鸡肋，旗人的生活难以为继，外加革命党“排满”之风劲吹，这三个因素导致“平满汉畛域”“旗人削籍为民”等问题成为清末争论的焦点。1902年2月，在张之洞等大臣的提议下，慈禧太后采纳了“准许满汉通婚，启用汉人出任满人官”等措施，由此拉开了清末“平满汉畛域”改革的序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被圈养的旗人严重缺乏谋生技能，而之前制度所带来的惰性也让这一群体产生了得过且过的心态。他们不愿“被改革”，不愿“被推上社会”，这与历代改革所遭受的阻力有着惊人的相似。

1907年，清廷颁布《裁停旗饷》诏书，要求各省驻防八旗在10年内解散，旗人准备自谋生路；一个月后，清廷再次要求消除满汉在习俗与法律上的差异，实行满汉平等。但1908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崩逝后，为人软弱的摄政王载沣对此政策的执行既不坚决也缺乏力度，在其执政三年中，除在修律等方面有所推进外，“平满汉畛域”问题几无进展。

问题摆在面前，一旦涉及到数百万“自己人”的棘手问题，不但摄政王载沣一筹莫展，“变通旗制处”的大臣们同样是万分为难，除了扯皮，还是扯皮，推诿成为能事。事实上，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并无一处驻防八旗被裁撤，也无旗人走出满城。这一现状，既构成了革命党人加以猛烈攻击的口实，也在辛亥年中造成了一些旗人不必要的死亡。

理性地说，“驱除鞑虏”本没有太多的血腥味，因为其目的大抵是“你不行，我来”。革命党反对满人并非真的因为他们是“蛮夷”。因为中国传统经书上认为，是否“蛮夷”主要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种族为标准，任何接受中华文化都可以被视为归化者。经过两百多年的汉化后，传统士绅们事实上已经认可了满人的文化定位。但是，革命党人关注的并不是文化界定问题。在他们眼里，满人是一个特权阶层，在内外交逼的忧患年代中，他们必须为中国的衰败负责。这才是他们要推翻清廷的根本原因。

辛亥年后，胡汉民将革命成功的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二是“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这两条，可谓深得辛亥年事变的精髓。从以往的中外历史来看，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理性的，但在一个动荡而不满的社会时期，理性的诉求往往敌不过感性的宣泄，这原本不是什么稀奇事。由此，任凭改良派梁启超、杨度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绝对敌不过《扬州十日记》《革命军》那几本充满煽动力的小册子。

做事都要讲求效果，革命也不例外。用现在的话说，“排满”是一种“政治正确”，在“复仇”和“血债”的义愤当中，理智反而显得多余甚至“有害”。由此，在清末风起云涌的“排满”浪潮中，冷眼旁观的保守主义者严复也忍不住哀叹：众人皆作“汹汹”之论，“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换言之，革命不能讲理性、不能讲理智、不能讲道理，革命就是要靠激动、靠冲动、靠盲动，这几乎是革命的第一定律，也是革命成功的第一保证。

说白了，“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仇恨教育。但公道点说，历朝历代的造反运动都离不开它。所以，辛亥革命党捡起这个武器，也不能说太过分。只是八旗并不是种族概念而是军功特权集团的概念，这种只看上层不顾下层，刻意政治化的“历史观”并不可取，把满族亲贵和贫穷潦倒的旗人混为一谈并一概视之为“鞑虏”更是显失公平，甚至有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令无辜旗民充当替罪羊的不妥切之处。

种族之恨与复仇之图能快一时之意，却必将贻祸于后世子孙。严复的忧虑，还有辛亥年许多旁观者看不懂的激情，同样构成了后世讨论辛亥革命所无法回避的悖论。由种族主义而衍生的激烈革命，在此后“共和”“民主”“自由”的民国年代，即便是胜利者，又如何看待与评价之前的这段非理性历史呢？

当然，对于革命党人关于满汉关系论述的前后矛盾与时代局限性，虽有指出分析的必要，但过分苛责也无意义。因为悲剧已经发生，无可挽回，后人要做的，只能是让历史更加接近真相，民众的历史观更趋理性为佳。

如回到历史的现场，一百多年前的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在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有清一朝的“满汉共治”体制，海外学者也常称之为“华夷联合政府”，这种满人亲贵与汉族士绅的联合，既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和短命的元朝相比，清廷能维持长达268年的统治，应与这种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满汉共治”并不等于“满汉平等”，事实上，这个联合政权从一开始就是由满人所主导的，在摄政王载沣执政的最后三年中，清廷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满人的朝廷”，特别是在臭名昭彰的“皇族内阁”出台后，更是如此。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载沣的夹袋中本无太多的人才储备，他当时能想到的，也主要是身边的亲贵。于是乎，载洵当上海军部尚书，载涛执掌军咨府（相当于参谋本部），载泽主掌度支部，不一而足。

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引发了汉人精英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特别在1905年科举废除后，在这一“旧制已破、新制未出”的微妙时期，有才华的年轻人失去了原有的上升渠道，而亲贵擅权、任人唯亲、黑箱政治、买官卖官等社会丑恶现象更加重他们对清政权的恶感并引发必须“去之而后快”的冲动。作为历史的对比，皇族亲贵的干政在康雍乾等朝通常被刻意控制并力争回避，但这种政治恶习却在清末愈演愈烈，这无论如何都是摄政王载沣的严重失策。

不可否认，革命党人的“排满”主义也同样存在重大缺陷，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助长了大汉族主义并在民国后引发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如外蒙的独立即为明证；二是“排满”的功利主义导致革命目标的偏移，使得原本为反专制主义的革命到民族革命阶段即戛然而止。事实上，在当时很多革命党人的眼里，“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推翻了清廷，挂上了共和的招牌，革命就算成功。至于之后怎么办，却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革命党人也对民主与共和制度知之甚少，更何况是一般的民众呢？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一文中，历史学者章开沅先生说：“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即以‘排满’口号而言，它固然曾经有效地启动了辛亥革命，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其他民族分裂分子衍变为‘排汉’，以遂其破坏祖国统一之私。民族情绪与省籍情绪一样，都需要引向更为广阔的国家认同、区域协作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的简单手段而反复加以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并且更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其道理正在于此。”

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邦也认为：“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清帝退位后，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在在民族观问题上殊途同归，之前喧嚣甚上的“驱除鞑虏”口号乍现骤收，很快即被“五族共和”的新提法所取代。由此，之前“他们—我们”的满汉对立也迅速转变为“我们—我们”的国民视角，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民众都是中国国民的一分子。而之前被圈禁在满城中的广大旗人，他们在脱离了清廷微薄的供给后，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一定的磨难，但由此也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和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至于当年的皇族亲贵们，这些昔日的“王谢堂前燕”，几十年后也都化入了“寻常百姓家”。此情此景，正如历史的洪流滔滔，无色、无味、无形，又无可阻挡，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附录 清末民初旗人大事记

1898年

9月，张元济上书建言“融满汉之见”。

1900年

8月，八国联军之役中，京师旗人死伤甚惨。

1901年

1月，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宣布推行新政。

8月，清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乡试及会试等均试策论，废八股。

1902年

1月，慈禧太后携光绪回到北京；袁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

2月，清廷下令准许满汉通婚。

5月，清廷任命沈家本与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开始修律活动。

1903年

6月，《苏报》被查封，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被逮捕，史称“苏报案”。

12月，清廷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

1904年

1月，清廷制定“癸卯学制”，确定近代教育体系。

2月，日俄战争爆发。

1905年

5月，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六镇成军。

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9月，沿袭千年的科举被废除；考察宪政五大臣出行遇炸。

1906年

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

11月，清廷发布新官制，内阁和军机处不变，下设11个部院。

1907年

7月，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

8月，清廷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

9月，清廷颁布《裁停旗饷》诏书，要求各省驻防八旗在10年之内解散。

10月，清廷下发谕旨，要求消除满汉在习俗与法律上的差异，实行满汉平等。

1908年

1月，驻防成都八旗因“停发饷银”谣言而引发骚乱。

6月，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

8月，清廷批准《宪法大纲》，定9年预备立宪期。

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熊成基在安庆发动起义。

12月，溥仪即位，定次年为宣统元年。

12月，清廷设立“变通旗制处”，以具体规划实施“裁停旗饷”政策。

1909年

1月，袁世凯被开缺回籍。

7月，载沣自任“大清帝国陆海军大元帅”。

1910年

4月，汪精卫等人刺杀载沣未遂被捕。

5月，《大清现行刑律》公布，满汉民刑事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结束“旗民分治”。

7月，清政府公布人口调查数字，全国人口为4.2亿。

11月，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廷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缩短3年。

12月，海军部成立，载洵被任命为海军大臣。

1911年

1月，首届资政院大会闭幕。

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被刺杀。

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

5月8日，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即“皇族内阁”）。

5月9日，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

9月2日，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率2 000湖北新军入川弹压。

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各路同志军随后围攻成都。

10月10日，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于凌晨被杀与督署辕门。

10月10日，武昌起义于当晚爆发。

10月11日，黎元洪被推为鄂军政府都督。

10月22日，陕西宣告独立，革命中对满城屠戮甚惨。

10月25日，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被刺杀。

10月27日，袁世凯被授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

10月29日，山西宣布独立，阎锡山被推为都督。同日，张绍曾、蓝天蔚等“滦州兵谏”。

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诏，赦免戊戌年后一切国事犯，命资政院起草宪法。

11月1日，皇族内阁总辞职。袁世凯被提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至孝感誓师。

11月3日，清廷颁布《十九信条》。同日，黎元洪为黄兴登坛拜将。

11月5日，浙江宣布独立，汤寿潜为都督。同日，江苏宣布独立，原巡抚程德全为都督。

11月9日，胡汉民被推为广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广州旗营以和平方式解决。

同日，福建宣布独立，孙道仁被推为都督。是役中，闽浙总督松寿自尽，福州将军朴寿被杀。

11月12日，东三省国民保安会成立。

11月13日，袁世凯入京。

11月15日，独立各省代表集于沪上。

11月16日，袁世凯组阁。同日，摄政王载沣退位。

11月26日，端方被杀于资州。

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

11月28日，北洋军攻下汉阳。

11月30日，江浙联军攻下南京。

12月1日，武昌前线南北停战。

12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12月8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议和代表。

12月9日，伍廷芳被推为南方议和代表。

12月12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

12月17日，南北议和代表上海首次会议。

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25日抵达上海。

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12月31日，临时参议院决议改行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

1912年

1月1日，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同日，北洋军将领通电反对共和。

1月2日，袁总理电准唐代表辞职，否认伍唐草约。同日，滦州新军起事，旋败。

1月2日，黎元洪被推为南京政府临时副总统。

1月12日，王公反对退位，肃亲王善耆、恭齐王溥伟、良弼、铁良等组织宗社党。

1月26日，北洋军将领通电赞成共和。同日，彭家珍刺杀良弼。

1月31日，参议院决议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月3日，袁世凯被授权与南方商议退位条件。

2月10日，参议院通过“优待清室条件”等。

2月12日，清帝下诏辞位，清朝覆亡。

1913年

2月，隆裕太后去世。

1917年

7月，张勋复辟。

1924年

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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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体例原因，部分参考书籍未能在书中直接标注，特在此表示敬意与感谢！）

后记

严复论翻译，曰“信、达、雅”三字，写历史亦同。唯有先“信”，方可求“达”；“辞达而已”后，如能得“雅”，方为上品。就史论史，清末难称美好时期，各种批评、指责也在情理当中，但与乱世纷纭的后几十年相比，写史者又难免会有抚今追昔之叹。

时代越走越快，被人忽略的史实也越来越多。历史的写作，就是将过去的悲剧再演出一次给人们看。但比照之后德皇与沙皇的命运，清帝退位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出悲剧，若对此感到惋惜，实无必要。事实上，即便载沣学习德国经验成功，其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让中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最后与日本或俄国决一死战，如果可能的话，或许与欧美也难免一战。如果真是这样，皇族能不能在之后的战争中幸存下来，这恐怕就是个未知数了。

一战失败后，德皇威廉二世被迫流亡，老死荷兰他乡；俄国革命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枪杀。与之相比，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的退位决定堪称英明，至少在之后几十年时间里，爱新觉罗皇族过上了安逸和平的生活，即便是小皇帝溥仪，在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之后（伪满洲国），仍旧得到了新中国的宽恕并得以善终，这不能不说是当年和平退位的一种回报。当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旗人在清末及民国后的遭遇令人同情，这同样是历史的事实。

大体上说，清末“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仍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思维模式，革命党对清廷的痛恨无非是因为其列强的欺凌下无能为力甚至于丧权辱国，革命的心态也无非是“你不行，我来”。但基层的革命党人及会党分子未必理解这种思维。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些如“八月十五杀鞑子”之类的简单粗暴的思维，由此也在辛亥风暴中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悲剧。更糟糕的是，在之后的北洋乃至国民党执政时期，“你不行，我来”的革命正当性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在列强的欺凌特别是日本的全面入侵下，新的统治者并没有表现得比清廷更加出色，中国的老百姓也由此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

历史的发展说白了就是岁月的结果，一味地指责古人，于历史不免偏激片面，对现实来说也是于事无补。毕竟，是人就会犯错误，不带一点个人私欲的人，过去不存在，现在乃至将来都不存在。既然后人也做不到，又何必苛责于古人呢。在100年前那种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也未必比前人做得更好。所以，笔者认为，写历史、读历史，多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多用恕道，才能理解并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在这一思辨的过程中，民众如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社会也将变得更加的理性。

最后，笔者希望借此机会说明一下本人笔名的来历。很多读者或网友常以为“金满楼”一定是满族（一则有个“满”字，二则民国后爱新觉罗氏多改为“金”姓），实则不然。本人原姓“金”，据家谱所载系源于汉武帝时期的匈奴人金日磾，年代久远也无从考证，姑妄听之；不过，明朝永乐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系我族先祖，倒是真实可考。总之与爱新觉罗之“金”姓乃风牛马不相及。至于“满楼”二字，取自“山雨欲来风满楼”，与满人、满族毫无瓜葛，只因本书主要围绕清末旗人写作，特此说明，幸勿误会。

金满楼

定稿于2015年3月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锋芒褪尽说八旗

壹 宫荒 王朝的气数已尽

1 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

2 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

3 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

贰 新贵 权在手来把令行

1 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

2 隆裕：皇后终于熬成了太后

3 摄政王：载沣上任一把火

4 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

5 靠边站的学问：亲贵见用贤才弃

6 授人以柄：“皇族内阁”大败笔

叁 旗人 革命政治下的牺牲品

1 历史负资产：九世之仇终不忘

2 举火者:“扬州十日”的真伪之辨

3 旗人很穷：“铁杆庄稼”叮当响

4 满汉畛域：长痛，还是短痛

5 动员令：驱除鞑虏的作用与反作用

肆 风暴 乱世谁顾小民哀

1 喋血的革命：这一切看起来并不美

2 抵抗与反攻：革命碰到硬骨头

3 和平之路：越激烈的反而越宽容

伍 风暴 过后，一地鸡毛

1 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瞬间

2 注定没落：共和下的皇族们

3 逊帝溥仪：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

4 各顾各命：旗人的乱世飘零

余论 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悖论与常理

附录 清末民初旗人大事记

参考文献

后记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锋芒褪尽说八旗

壹 宫荒 王朝的气数已尽

1 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

2 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

3 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

贰 新贵 权在手来把令行

1 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

2 隆裕：皇后终于熬成了太后

3 摄政王：载沣上任一把火

4 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

5 靠边站的学问：亲贵见用贤才弃

6 授人以柄：“皇族内阁”大败笔

叁 旗人 革命政治下的牺牲品

1 历史负资产：九世之仇终不忘

2 举火者:“扬州十日”的真伪之辨

3 旗人很穷：“铁杆庄稼”叮当响

4 满汉畛域：长痛，还是短痛

5 动员令：驱除鞑虏的作用与反作用

肆 风暴 乱世谁顾小民哀

1 喋血的革命：这一切看起来并不美

2 抵抗与反攻：革命碰到硬骨头

3 和平之路：越激烈的反而越宽容

伍 风暴 过后，一地鸡毛

1 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瞬间

2 注定没落：共和下的皇族们

3 逊帝溥仪：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

4 各顾各命：旗人的乱世飘零

余论 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悖论与常理

附录 清末民初旗人大事记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