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人物篇

第二章 事物篇

第三章 真相篇

第四章 趣谈篇

附 录

序    言

在河之北要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大清的角落》，嘱我为序。听到这个消息，惊喜之余，作为挚友，我从内心里为他感到高兴。这本书来之不易，既是他多年沉醉文学事业的一个结晶，也应该预示着他在文学之路上不断向纵深挺进的一个崭新的起点。

在河之北真实的名字叫王伟，他从小在东北大兴安岭的山林里长大，身上天然地带着关东人的那股子血性刚性，性格素以热情豪爽著称，后来举家迁居正定这个古老的小城，源于自幼对文学的挚爱与迷恋，他很快融入到正定吟诗作赋、舞文弄墨的文学艺术圈子中，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欣然自如。在大家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主。他爱玩，也会玩，玩的雅俗共赏，玩的花样繁多。扑克麻将，他都精通；打球下棋，样样在行；做新闻，写散文，搞演讲，也是信手拈来，不仅出手快，而且有模有样，有款有型，作品常见诸报端。有一年，他请古城书法名家李冀良先生教习女儿学习书法，学了几个月，女儿的笔墨工夫进步不大，他却一下子找到了感觉，跟着先生临习了没多久，就开始挥毫泼墨，参加展览。特别是一笔流丽秀雅的小楷，颇得李先生神韵，很快就在圈内博得了一个“小楷王”的雅号。

两年前，他在新浪开了博客，取博名在河之北，寓意人在河北。开博后拉拉杂杂地写了一些散文随笔，后来写出了一组颇有见地的关于清史的边边角角的系列文章，大家读了感觉耳目一新，到去年9月，他以“大清的角落”为主题创作的系列文章已初具规模，内容再丰富厚实一点就可以结集出版。但他很难有哪一种爱好能够执著地坚定地长期坚持下来，缺乏韧性的缺点又一次暴露出来，有近半年时间没更新博客，原因是忙于生计，以及忙着玩去了。去年底，县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他作为协会秘书长汇报了自己关于“大清的角落”系列文章的写作，谈及自己因为沉湎于麻将牌而不能自拔，以至于无暇码字，也无心码字，致使写作戛然而止，面上隐隐有愧色。这个原因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座中一位颇有几分侠气的作协副主席小房忍不住了，她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对他痛斥道：“别看我不打牌，亦不排斥爱打牌的人，但对你这种原本有创作才华，能为繁荣古城文化事业做贡献的人，却因沉迷牌桌半途而废的行为真是难以容忍。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的话，我真的很鄙视你，发自内心地鄙视你！”此话一出，会场顿然静默下来。

在河之北表面上很平静，但他犹如醍醐灌顶一般，内心深处激荡着风雷，久久难以平静，一再表示，改正改正。之后不久，他的博客重新开始更新，很短的时间就已经更新了几十篇。再后来，他的《大清的角落》被北京一家慧眼识珠的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审核通过，即将付梓。得知这一消息，他第一个告诉了那位在会上劈头盖脸痛斥他的小房主席，并诚恳地一再表示感谢，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是她骂出来的，她可谓居功至伟。

后来朋友们一起吃饭时，在河之北说，只有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才会对我这样说话。小房也即席向他表达了一下敬佩之情：“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到做到。人要不想自度，没人能度得了你。在河之北是自度，我的功劳就在于，我是推他下水的那个人。呵呵。”

清朝，是一个群雄并起、风云激荡的朝代。在近三百年的风雨岁月里，苍茫的山河之间缠绕着几许挥之不去的疑云和梦魇，泛黄的历史册页交织着血泪情仇的奋争和苦难，历史的波涛里更是飘荡着难以言说的激情梦想和家国离乱。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历史的壮阔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壮怀激烈、荡气回肠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回味。

本书通过一段段妙趣横生的故事，分门别类地堆积起那个封建王朝的逸闻秘史，以轻松的文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清朝庙堂与江湖之间角角落落的风景。局部文本貌似戏说，却有史实为依据。一个逝去时代的缤纷史实，清晰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的视野中。深刻而不失生活况味，轻松又携带着史料的真实面具。既讲述故事，也分析道理，于是，阅读在对冷漠森严的历史书卷想象中徐徐展开，跟随着文字进行一番畅快淋漓的极尽享受的故事体验！

《清朝为何建有两处皇室陵寝》《与乾隆争风雅而丢命的糊涂虫》《言官赵开心的宦海浮沉》《年羹尧是如何残暴嚣张自取灭亡的》《林则徐在虎门是如何“销烟”的》《空前绝后的清帝国宣战书》《谁是点燃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曾国藩家族长盛不衰的“治家宝典”》《 为大清亡国掘墓的人》……翻开《大清的角落》一书，一幅幅风云画卷惊心动魄，一幕幕历史活剧令人浩叹深思。作者独辟蹊径，驻足于新世纪的制高点，回望清朝的数百年历史，通过那些掌控国运民生的风云人物，以及他们的人生走向与心路历程，透视朝代更替的深层玄机，剖析大国兴衰的关键节点，以历史的幽微烛光来照亮现实和未来的道路，为今天的中华复兴之路寻找宝贵的历史镜鉴。作者的笔触，拨开笼罩在历史之上的层层迷雾，通过对一个个人物、一桩桩事件的重新审视与条分缕析，带领我们在历史长河之上经历冰山激流，越过沉船暗礁，穿越滚滚烟尘，去体味那种清夜闻钟、游园惊梦的恍然顿悟之感。对于读者来讲，这无疑是一趟新奇有趣的、充满发现的历史旅程。

从细微处看大节，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作者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情境里，将清代的帝王将相还原为一个个多维复杂的人物形象，以一双洞幽察微的眼睛，以一把精确的手术刀，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剖析，让我们看见了隐藏在大清角落里的风云对决与勾心斗角，一个王朝的兴旺衰落与载浮载沉。

当前的史学界与文学界，对于历史的兴趣方兴未艾，而每一个朝代的历史资料都浩如烟海，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无论哪一个作家选择这个领域写作都需要些必要的勇气以及充实的知识储备才能够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本书中的历史掌故和正史互为佐证，诗笔和史笔熔于一炉，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深层探讨，还是对制度传统的把握梳理，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位年轻的思想者对民族道路的冷静反思，和对国家历史与未来的真诚求索，在貌似轻松的娓娓叙说中深含着作家的思想深度和真挚情怀。

历史的空间广阔浩茫，本来就是个可以令思想肆意奔驰的宽广领域。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更加清醒深邃，我们对于历史文化的更高层次的认知把握也必将在社会进步浩荡洪流中显示出更加深远的意义。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妄自尊大，不会妄自菲薄，我们才能更加富有智慧，更加坚定有力。因此看来，对于历史的观照必将是一项长期的值得反复探索的事情。穿透岁月层层叠叠的烟云迷雾，历史还将源源不断地告诉我们更多的启迪与思悟。

刘瘦云

二○一○年六月于古城正定

第一章 人物篇

努尔哈赤“虎”毒也食子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翻开历史长卷看到，后金（清朝）开国奠基者努尔哈赤，他把自己的儿子推到最高权力位置，又让他从这一位置栽了下来，还下令结果了他的性命。努尔哈赤真是一只狠毒食子的老虎。

褚英，努尔哈赤的长子，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他从小在血雨腥风中长大，在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中，成长成一位勇猛无敌的战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八岁的褚英第一次率领一千人出征其他部落就获得大胜，凯旋而归。努尔哈赤对他的首战出色表现很是满意，赐予他“洪巴图鲁”（满语，旺盛的勇士）称号，并晋封他为贝勒爵位。在与乌拉部落战役中，褚英奋勇当先建立功勋，努尔哈赤授予他“阿尔哈图土们”（满语，广略之意）称号。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褚英又一次单独领五千人马出征，杀敌三千，缴获大量盔甲等战利品。

在以骑射为第一生存手段的部落里，在以弓马夺天下的年代，褚英的骁勇善战令努尔哈赤十分欣喜，他为自己长子优异的表现而兴奋，他认为褚英可堪大任。

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十三岁的努尔哈赤决定选立一位继承人，这个人选自然落在褚英身上。褚英成了建州女真部落的二号人物，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褚英成为继承人之后，就立即想建立与自己新身份相匹配的个人权威。他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贝勒”宣誓效忠于他。但“四贝勒”不能接受在父亲之外再有人对他们发号施令，更不能接受褚英向他们索要马匹以及财物的行为，他们纷纷进行了抵制。早年跟随努尔哈赤打江山的费英东、额亦都、扈而汉、何和里、安费扬古“五大臣”，都建立了各自的功勋，他们也都看不惯褚英指手画脚狂妄自大的做法，因而“五大臣”对褚英的号令也是不冷不热。

褚英在有了继承人的身份后，他就被彻底的孤立了。原本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的“四贝勒”为了一个共同目的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他们将要面对的新君褚英。“五大臣”为了保全眼前的既得利益和将来不被褚英诛杀，也都纷纷表示了各自对褚英的不满，他们也都想扳倒褚英。

褚英是在刀尖上成长起来的，从小接受的都是用武力说话，他的政治谋略和玩弄权术几近白痴。他认为要让“四贝勒”和“五大臣”俯首称臣，最好的办法就是武力解决。为此，他毫不掩饰地公然叫嚣：“我继位后，会将与我作对的的弟弟和大臣通通杀掉。”

褚英这样不知韬光养晦，锋芒毕露，杀机四射的心态；紧逼不舍，杀气腾腾的言语，让“四贝勒”“五大臣”都感到自危。共同的安危、利益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经过暗中一番策划，他们决定联手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他们告褚英三大罪状：一是致使“四贝勒”“五大臣”彼此不团结；二是索要各位弟弟的马匹和财物；三是声称他继位后，“将诛杀与我为恶的诸弟、诸大臣”。

当努尔哈赤把控告褚英的文书拿给褚英看时，褚英毫不隐晦地承认自己是曾说过这样的话。立褚英当继承人引起这样大的矛盾，这是努尔哈赤没有料到的。是维护褚英的继承人地位，还是站在众人的一面，予以撤销？这让努尔哈赤很棘手，也感到十分痛苦。褚英勇猛有余，智谋不足，自己打下的江山交在他的手上，真是无法放心。另一方面，“四贝勒”各自都是旗主贝勒，都拥有很大势力，都是努尔哈赤不可或缺的基石。“五大臣”曾与他一起出生入死几十年，为他赴汤蹈火开辟疆土，是他的股肱心腹，没有他们就没有建州部落的生存和发展。还有一点，那就是褚英对权力表现的虎视眈眈，急不可耐，很可能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夺取他的地位。

“两害相权取其轻。”权衡利弊之后，为了女真的基业，努尔哈赤决定站在人心所向的一边。他毅然收回了给褚英多于其他人的财物，给众人进行了平分，严重削弱了褚英的势力。努尔哈赤对褚英开始有意疏远，几次征战都没有让褚英随行，并且连守卫建州之责也没有交给他。这等于向世人宣布，褚英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继位人的地位。

对父亲这样的抉择，褚英恼羞成怒，一次在努尔哈赤率兵出征时，他对自己的亲信说：“父王把原属于我的部众与诸弟均分，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宁愿死掉。这次建州兵出征失败才好呢。如果他们败退回来，我不让他们进城。”

此时的褚英已是众叛亲离，他的这番话被一名亲信向努尔哈赤进行了告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将褚英囚入高墙幽禁起来。

据《旧满洲档案》记载：此时的努尔哈赤正在筹划建立政权，他考虑到若是保全褚英，让他继续存在，则会导致大局不稳甚至众叛亲离。于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痛苦地做出了除掉褚英的决定。这位三十六岁的继承人就这样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金政权或者可以说清王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的指定继承人以失败终结。第一位继承人不仅从最高位置上栽了下来，而且还丢了身家性命。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改元天命元年，国号大金。这时据褚英被处死仅仅不到半年时间。

褚英的悲剧告诉人们，在政治权力的逐利场上，政治成熟很重要。什么坑蒙欺骗，撒谎抵赖，死不认账，无中生有，栽赃陷害，颠倒黑白，这些都是政客经常用来保护自己、中伤他人的必备手段。政治上天真坦率岂不是在出卖自己？这样的“智慧”如何能趟得了政治权力的浑水？

明崇祯皇帝在刺杀自己女儿长平公主时，道出亡国之君最大的人伦之痛：“汝何故生我家！”不管努尔哈赤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历史总有着惊人的相似。

从奴隶到元勋的清朝第一汉人

说清朝这点儿事，不能不说一个厉害的人物。这个人不是满族人，而是汉人。清军入关后，顺治将开国元勋的画像挂于紫光阁，这个人位列第一，被尊为满清第一功臣。两百多年来，这个人为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一直处在风口浪尖饱受争议，有的说他是第一汉奸；有的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十大谋士之一。

这个人叫范文程，关于他的出山也有不同的说法。

《清史稿?范文程传》说：“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采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采、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鏓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这里表明范文程是自愿投奔后金政权的。

《清宫秘史》第十回，“明朝万历四十六年，满洲天命三年正月，太祖率领后金兵浩浩荡荡杀奔抚顺关来，拟遣将攻城，忽有一书生求见，太祖便令侍卫将他宣进来。太祖见他生得粉白的面皮，相貌清秀，便问道：‘你是满人是汉人？来俺这里做甚？’那书生道：‘下臣姓范，名文程，字宪斗，沈阳人氏，原是宋朝范文正公仲淹之后，……因屡次上书明皇，明皇不用，落拓一生，无凭无藉。今因陛下崛起满洲，故不避斧钺，效毛遂自荐来见陛下，陛下如爱惜人才，下臣当尽毕生之力，上辅明主。’太祖听了这番言语，语语中入心坎。便说道：‘贤士远来，朕之幸也；朕处正少一汉文先生，劳你任了此职，并拜为军师，参赞军机。’文程叩首谢恩。太祖称他为范先生。”这里对范文程投身清廷进行了这样的演绎。

22岁的范文程就这样轻松地“仗剑遏军门”，从而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的吗？这样的一段演绎，实在不能让人信服。因为在当时历史情况下，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就是屠杀和掠为奴，“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他对明朝儒生尤为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有史料这样记载：努尔哈赤攻占抚顺后，“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文程当时就在其列，由于他身材伟岸，故引起努尔哈赤的注意，一番问答使得金主满意，生侧隐之心将其赐给镶红旗下为奴。这样看来他显然不是主动降清的。

《清史稿?范文程传》为了维护清朝王家形象和尊严，对范文程这段受辱的经历进行了隐去。那么范文程又是如何出山、书写了他那不同凡俗的人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皇太极继位后，要缓和满汉族之间的矛盾，他需要汉族学子来辅助，在这种背景下，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设立了“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功之得失”为主旨的文馆。文馆设立后，皇太极上谕，从各旗的生员中选拔人才。所谓“生员”就是各旗旗主的家奴，范文程就属于这样的“生员”。范文程在这次选拔中脱颖而出，被选入文馆成为骨干，得出头之日，也从此走上皇太极的亲信谋臣之路。皇太极称帝后“召直左右”。他参与了伐明策略的制定、争取汉官归降以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特别重要的是，范文程解决了皇太极进攻明朝师出无名的重大难题，“上如虑师无名，当显谕其民，言察哈尔汗远遁……”提出了从雁门关进兵的重大举措，避免了清军进攻山海关容易形成半途而废的无益之举。范文程还用计谋离间了明朝朝廷内外臣工与将吏之间的看法，造成了百姓的视听混乱。范文程建议清军采取所到之处免赋数年，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弊制，此举大大笼络了民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满汉之间的矛盾。清朝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使其统治范围内的汉民逐渐改变了敌视态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范文程在文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皇太极任命他为内秘书院大学土，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意为参领）。满清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旗主）”。而皇太极不让其离开文馆，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清史稿?范文程传》说，“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每逢议军政大事，皇大极常问：“范章京知否？”，“何不与范章京商议？”当大臣说“范亦云尔。”皇太极才会批准照此办理。范文程为清朝开国在招揽人才、发展经济、改革体制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奏请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他把满洲一贯掠夺性战争转为统一全国治权的战争，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要关头提出这一策略，对清夺取中原开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范文程知道自己是汉人，对满清而言总是一奴才。为此他坚守“明哲保身”的原则，他从不居功自傲，不参与权力之争，处处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但他也不是无原则地一味退让，在对“剃发令”的态度上，范文程与多尔衮意见相左。随着剃发令的强制实施，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清统治者露出了其奴隶主野蛮残酷本性，血腥镇压汉民。目睹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付之东流，范文程痛心疾首，心存不满。对多尔衮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进行消极对抗，因而被多尔衮冷漠。

顺治三年，多尔衮以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名，削弱了范文程的一些权力。顺治五年，多尔衮命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删改《清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政局有变，恐有杀头之祸。于是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事情正如范文程所料，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即有臣参奏范文程等人妄改《太祖实录》之罪。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结果刚林、祁充格以妄改《清太宗实录》罪被杀，范文程因没有成为多尔衮私党，闭门避祸，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不久得到复官，顺治九年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

顺治十年（1653年），范文程促使了清庭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在举荐人才方面对满汉官僚做到了一视同仁，使汉族官员在举荐人才这一重大事项中与满族官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从而克服了汉官受歧视的自卑感，更加勤于为朝廷效命，洪承畴就是例证。后来清政府进一步规定：不必分别满、汉，谁的官街在前，就由谁管印。至于奏事，也要求满、汉官员“公同来奏”，不许“只有满臣，不见汉臣。”

顺治十一年，顺治皇帝特加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再进为太傅兼太子太师，对他“礼遇甚厚”。《清史稿?范文程传》记：“文程疾，尝亲调药饵以赐；遣画工就第图其像，藏之内府；赉御用服物，多不胜纪；又以文程形貌颀伟，命特制衣冠，求其称体。”但是，范文程却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他上疏称谢的同时，以体弱多病为由请求退休。顺治皇帝温谕慰勉，不让退休，只同意“暂令解任”。

顺治十八年，康熙登位，特命范文程赴盛京（沈阳）告祭太宗皇太极陵墓。范文程在皇太极陵前伏地痛哭，久不能起。

范文程（1597—1666年）字宪斗，号辉岳，辽东沈阳卫（今沈阳）人，出身于明朝官宦之家，《清史稿》有“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也”，为宋朝名臣范仲淹的十七世孙。他的六世祖范岳，明朝初期在湖北云梦县任县丞，因获罪全家被发配到辽东都司沈阳卫戍边，范氏自此在沈阳得以生息繁衍，以后又迁到抚顺居住。他是清朝开国宰辅、元勋、文臣领袖，是顺治和康熙两个皇帝的老师。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初二日，这位为大清建国奠基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一代谋臣范文程去世，卒年七十，谥“文肃”。他自称“大明骨大清肉”，这句话反映了他内心深处一种难言的痛楚。康熙皇帝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谕祭，赐葬于北京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绩。康熙五十二年，为其祠横额又亲书“元辅    高风”。

康熙年间内阁学士朝炎说：“范文程佐命兴朝，首倡入关，廓开大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厥后皆如公策，而我国大业以成，万世之丕基以定。”清史专家戴逸著《范文程大传》，称其为“满清开国功臣”。可以说，范文程是满清的第一汉人，没有他，便不可能有后来满清二百九十多年的基业。

纵观范文程所处的年代，他原是汉族名人后代，却为满人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以致人们对他的“汉奸”“叛逆”行径长期责难，使其背负着诸多历史骂名。但他是从被掳为奴做到开国元勋的，这与主动降清为主卖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范文程一直被清朝尊为功勋，而洪承筹被打入贰臣的原因。

其实，在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面前，任何人也休想挡的住。范文程所能做到的，以一己之力竭力提倡民族合作，安定百姓，轻徭薄赋，让百姓尽快从战乱中走出，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不能忧国，那就忧民”，对范文程来说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言官赵开心的宦海浮沉

赵开心，明崇祯七年进士，在崇祯末官至兵部员外郎。清定鼎北京后，授赵开心陕西道监察御史。御史，在封建社会被称为谏官、言官。这种官，就是要“风闻奏事”，言官之言，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赵开心作为一名言官，他勇于进谏，笃求治理，在顺治二年（1645年）就以“论事爽 ”“直声懔然”名闻朝野。当时，就连多尔衮也赞他敢言，说他“言事十件，未必尽是，然可听者居多。”但在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环境里，他直言无隐的性格，又经常触到当权者的痛楚，因而屡遭贬黜，他的宦海生涯一直在如履薄冰中度过。

顺治二年（1665年），赵开心看着许多无辜百姓因一些案件牵连而被投入牢房，有好多很长时间不予审理，加上狱卒敲诈勒索，产生许多冤假错案，冤苦太多。他认为，国家初建，应该尽量减少冤狱，这样百姓才能“郁气舒而和气洽”，也有利于矛盾的缓和，社会的安定。为此，他上疏朝廷，请求一般案子应在十日内结案，从快发落，重大案件应该仔细审理，除死罪外，其他可适度予以宽限。清廷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

赵开心巡视城郭时，时值京城闹天花，朝廷害怕传染，下令凡民间出痘者立即逐出城外四十里。执令者却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只要见到发烧的，或者长疥疮的，一律强行驱逐。诸多健康贫民百姓被赶出城去，无家可归，无衣无食，抛妻抛子，家破人亡。赵开心见此情景，立即上疏奏请：朝廷应为天下百姓性命着想，驱赶出城的百姓必须是真正的出痘者。朝廷应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指定一个村子来接纳这些出痘者，以免这些人露宿，饱受流离之苦。他的建议得到朝廷的认可。

赵开心最受多尔衮赏识的是他上疏解决了清王朝如何对待顺治和多尔衮的礼仪上这一大难题。顺治二年，睿亲王多尔衮“代天摄政”，因此一切仪制“亦应加礼”，按照礼仪，诸王大臣在上朝、围猎、出师、节庆等国家庆典时对多尔衮行跪迎、跪送之礼。多尔衮上朝时，满朝大臣纷纷按照礼仪下跪，多尔衮见此说：“你等想要行礼，应该在其他的地方，在朝堂上，我哪有接受之理。”赵开心见到这一情形上疏说：“睿亲王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之尊，原与诸王有异。即令如此，众臣在谒见时，亦当限以礼数，应与朝见皇上之礼不同。庶诸臣不失尊王之意，亦全王所以尊皇上之心。”他建议礼部专门制定仪制。赵开心还讲到，大臣们称多尔衮为“摄政叔父王”不妥，应该称“皇叔父”，这一提案使得多尔衮异常满意，赵开心被擢升为左佥都御史。

在多尔衮欲在江南颁发剃发令的时候，赵开心提出反对意见。多尔衮诘问他：“将欲使通国官民不遵清制，而终为明朝人物乎？”赵开心无法回答多尔衮的诘难。于是剃发令在全国颁布，终于引发了清初的一场灾难。这之后，冯诠等阿谀奉承之徒找机会对赵开心进行陷害，赵开心被革职被赶出了朝廷。

顺治八年，多尔衮死后的第二年，顺治罢黜了冯诠等人重新启用了赵开心，擢升他为督察院左都御史。但因其为自己的儿子上疏请求会试，其子曾是南明隆武举人，已经被参革。顺治下喻，“不言国家大事，乃庇子渎奏”，免了他的职。顺治十年，这位皇帝想起了“素有直名”的言官赵开心，认为“一事差谬，遂永弃不用”的处罚有些过重，便下令招其回京听用。赵开心刚回到京城，还没有得到授职，“先天下之忧而忧”，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言官职责，他针砭时弊，上本劾奏一些官员的渎职无能。同年六月，赵开心官复原职。

顺治十一年，赵开心上疏陈时政，疏中有恳请顺治“屏斥畋游，常见诸臣”的语句，这句话惹恼了皇上。上谕曰：“讲武习兵，乃祖宗立国大法，何谓畋游？开心常谈浅见，沽名塞责，殊负委任。”至于未能接见诸臣是因为身体欠佳。当陈名夏获罪时，顺治责备言官不事先参劾，因而对言官都给予降罚，给予赵开心的处罚最重，降职三级为补太仆寺卿。

顺治十二年，又提升他为户部右侍郎。当时，旱涝、风雹、蝗灾数灾并发，哀鸿遍野，百姓到处流浪。京城的官员因为畏惧“逃人法”，不敢收留灾民。为此，赵开心上疏言：“畿甸流民载道，有司恐误留逃人，听其转徙。请暂宽隐匿逃人之罪，以免株连，俾流民得邀抚辑。”请求暂宽逃人之禁。这又让福临不高兴了，谕曰：“逃人之多，因有隐匿者，故立法不得不严，何谓株连？沽誉世恩，舒失大臣之谊”。因此责备赵开心沽名钓誉，降五级调用，为太仆寺寺丞。

这以后，赵开心的宦海生涯愈发起伏浮沉，郁郁不能得志。他因上疏请宽逃人之禁，遭到贬谪，而顺治却偏偏让他去兵部协理督捕逃人。顺治十三年，皇上以其负责的抓捕逃人不利，又将他降补鸿胪寺少卿，使他又受到贬辱。十六年，迁太仆寺少卿。

“人之将终，其言也善”，顺治皇帝在临终时想到对赵开心的一些不公正处罚有所悔悟，喟然叹道：“没有对赵某重用，是一件可惜的交情。”

康熙朝当权者还了顺治的夙愿，康熙二年（1663年），擢其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衔。但这一切来的太晚了一些，饱受蹂躏打击的赵开心已是身心俱疲，没有多久就病死了。

赵开心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平日居官清正，他死的时候家中没有任何积蓄，以至于家人都无法安葬他。朝中那些故知纷纷解囊相助，他才得以入土长眠。

金圣叹：“你砍我的头，我逗你玩”

“怪侠”金圣叹幽默了一辈子，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改英雄本色。刑场上，泰然自若，向监斩官索酒畅饮，大笑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酒罢，对刽子手说，“有要事相告。”人家以为这位“怪侠”会透露出什么传世之宝或什么惊天秘密，赶紧拿来笔墨伺候。但这位“怪侠”给了他一句哭笑不得的“秘密”：“花生米与豆干同嚼，有火腿的滋味。此技能传下去，死而无憾也！”这是金大侠留于后世的最后一句话。

更令刽子手哭笑不得的是，刀起头落，从“怪侠”两边耳朵里分别滚出两个纸团，打开一看：一个是“好”字，另一个是“疼”字。这是这位大侠在人生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

这位“怪侠”谈笑间慷慨赴死的故事还有呢。临刑游街示众，他高声吟了绝命诗：“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带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唁，家家户户泪长流。”

刑场上，他的两个儿子梨儿、莲子悲恸万分。金圣叹说：“哭是没有用的。来，我出个上联‘莲(怜)子心中苦’你俩对对。”跪在地上的儿子肝胆欲裂，如何成对。金圣叹息一下说：“我替你俩对，下联‘梨(离)儿腹内酸’。”直让看家唏嘘。儿子对金圣叹说：“这都怪你读书过多，才招致惨遭杀身之祸。”金圣叹摇头道：“非也，非也！儿今后书可读，官不可做也。”

金圣叹遭砍头是因为清顺治十八年四月（1661年），因吴县县令任维初刑讯催逼钱粮，造成人命。吴县士子偕千余民众，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粮遭镇压。金圣叹与十八名秀才在江宁被处斩，这就是震惊江南的“哭庙案”。

金圣叹(1608—1661年)，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清初吴县人。他能文善诗，以读书著述为乐。尝自言“稗官野史，无所不窥”，独不喜“四书五经”的枯燥乏味；自谓“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其放诞不羁，溢于言表。因恃才傲物，讥讽考官，游戏科场，而多次被逐出考场。

金圣叹博览群籍，评点古书甚多。称《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他本打算逐一批注，但仅完成后两种。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神游千古，思如泉涌，议论政事，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

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除词句外，有的还作全局性删削。他称《三国演义》为“天下第一才子书”。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评点《水浒》，他干脆利落地将不顺眼的七十回以后章节删去，不让招安。而是虚构了让诸多好汉或死或擒，总之都没有好下场，史称“腰斩水浒”。鼓吹造反要彻底，这就自然难为当权者所容。

这位“怪侠”让后世津津乐道的还有许多“绝对”。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题佛经。

“真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今多。” ——感题时势。

“千古绝吟太白诗；大江东去学士词。” ——题书斋。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今夜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题时令年节。

“大小子，上下街，走南到北买东西；少老头，坐躺椅，由冬至夏读春秋。” ——应对老者。

“雨入花心，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现方圆。”

——自题。

还留有痛快淋漓的三十三个“不亦快哉”。

“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童则啼笑宛然也。”《清刻才子必读书序言》这样记载这位大侠特立独行、至情至性的百般才华。

“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廖燕《金圣叹先生传》。

金圣叹思想解放、言谈怪诞，常发骇世之言；个性张扬、离经叛道，时为狂妄举止。他的个人情怀虽“惊才绝艳”，但却与时代水火难容；他的“面目异类”，自然成为封建社会的眼中钉，这也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子三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句话用在金大侠身上最合适。遗憾的是，十多个三十年过去了，像他那样对历史对生命有着独特把握的人却是越来越少。

孝庄皇后有个“洋义父”

孝庄皇太后无疑是彪炳清史的第一位政治女强人，这位为大清朝站稳脚跟立下不世功勋的“清代国母”，竟然称一个西洋人为义父，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个西洋人叫汤若望。他治好了孝庄侄女的病，即后来顺治皇帝的皇后（也有资料说医治的是顺治本人）。孝庄让顺治称汤若望为“玛法”，在满语中，“玛法”为爷爷，“阿玛”为父亲。这样，论辈分汤若望跟努尔哈赤同辈，比孝庄高一辈分。也有另一个说法，孝庄对汤若望所传播的西洋教义很感兴趣，成为他的信徒，拜他为教父（另一说义父）。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多尔衮率清军打进北京城，汤若望上书请求保护。多尔衮早就耳闻这个洋人是位天文学家，还精通火炮的制作。于是多尔衮对其予以特别的重视和优礼，他的教堂、三千卷书籍以及为明祟祯皇帝修订的《崇祯历书》刻版得到妥善安置。其后，汤若望几次入宫讲解历法，还献上了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

改朝换代，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日历。多尔衮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他多次召见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因为汤若望曾帮助明朝制造红衣大炮对付清军，所以这期间不断有满族亲贵大臣进行阻挠。多尔衮不为所动，让坚持用大统历和回回历的钦天监官员，与汤若望共同对同年八月日食时间进行测定，并派大学士冯铨监督。统历和回回历都出现偏差，只有“西洋新法”的测算历法结果丝毫不差。于是，汤若望制作的新历得以颁行施行，清廷将新历书命名时宪历。不久任汤若望接任钦天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多尔衮十分尊重他的意见，特别优待他不必每日朝见，并由内廷准备三餐。清廷制造红衣大炮，汤若望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顺治四年（1647年），汤若望官升至四品。顺治六年，特赐北京宜武门内建立建西洋教堂并赐银一千两以供建设所需。汤开始在北京城走红。

汤若望1591-1666年），德国人，受葡萄牙耶酥会的派遣，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到中国传教，明清之际著名传教士。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到北京，进入历局成为徐光启的助手。这个洋人不仅是天文学家，在火炮制造方面也十分在行。他帮助明朝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袁崇焕用其把努尔哈赤炸成重伤，不治而亡。明、清双方都视他为香饽饽。

顺治皇帝接触汤若望后，为他的博学所折服，对他极其崇拜。屡屡召他进宫讲解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两人之间建立起超越寻常的君臣关系，先后赐其“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多种封号。官级升至正一品，称他为 “玛法”。到后来下诏允许他“随意出入朝中，凡有启奏，俱准迳入内庭，不循常例”，得到了最高地位和行动自由。顺治皇帝临终之际，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徘徊不定，汤若望提出选择生过天花具有免疫力的皇三子（即康熙）为帝，帮助他下定了最后决心，也为“康乾盛世”立下首功。汤若望获得清朝统治者极大尊崇，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如此礼遇的传教士独此一人。

顺治十一年（1654年），顺治皇帝按他的请求把靠近利玛窦墓地西部的一块地产赐予其作墓地。

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皇帝御笔亲书“通微佳境”，制成匾额悬挂于宣武门的天主教堂。汤若望还把顺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竖立在教堂前面。这一举动等于默认了汤若望有自由传教的权力。由于汤若望的声望，中国境内的传教士都得到了保护，入教的群众达上万人。

顺治十七年（1660年），汤在赐地上修建了一座圣母堂，堂前树碑，以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这个殊荣。汤的名望在中国达到了古往今来所有传教士的顶峰。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后，汤若望的地位每况愈下。文人杨光先作《摘谬论》和《辟邪论》，分别攻击西洋新法和基督教。杨光先在《摘谬论》中认为汤若望别有用心用西洋历法替代中国本土历法，是蔑视大清的恶毒之举。《辟邪论》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为参照系全面批驳基督教义，激化了各方面矛盾。这时，汤若望中风病倒，由南怀仁代其履行公务。杨光先代表着儒士、回教徒等反西方传教士的一批人。这些人支持杨光先，使这一案件越发复杂。朝廷公开审理此案，汤若望和钦天监七位官员被判处死刑。孝庄太后直接干预此案，汤若望才被释放，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五名中国官员被处死。九十六刻的新历法被废除，依旧采取一百刻的大统历。

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由于当年顺治皇帝赐下的墓地被没收，传教士们只好把他葬在别处。其他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消灭鳌拜亲政三个月后，恢复了汤若望的尊号，肯定了他的贡献，他的墓地被归还，遗体也被重新安葬，康熙派遣官员前往凭吊。康熙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一起率领朝中所有大臣，亲临墓地按照中国礼俗悼祭汤若望。汤若望在去世三年后终于得到了他一生所做贡献相应的回报。他的所有名誉都得到恢复（“通玄教师”这一称号因讳被改为“通微教师”）。当时被处死的五位钦天监官员也同时得到了平反。

康熙九年（1670年），九十六刻历（沿用至今的农历）重新开始推行。

但康熙中后期以后，清政府对传教活动控制越来越紧，最终进入全面禁教阶段。

汤若望依靠科学行事，而非主观臆断或顾及政治因素。他这一率直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以及那些潜规则，得罪了包括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一党、明大统历的拥护者杨光先等一些守旧势力。在宗教上，由于基督教比较得宠，又受到了回教、佛教、儒教的嫉妒和打击。在政治上，他又是坚定的保皇派，所以又遭到了保守派和野心家多方打击。这个洋人曲高和寡中领教了国人的“厉害”。

康熙皇帝亲自举荐的一位清官

美国演艺界巨星施瓦辛格在竞选加州州长时，有句竞选口号很是得人心，“我的钱花不完。你们选我当州长，我不会贪污你们的钱。”这句话体现一种做人的真诚，一直很是欣赏。读《清史稿?张伯行传》看到了先人早在两百多年前就说过这样话，张伯行说：“我为官，誓不敢取民一钱。”

这位张伯行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河南仪封人（现兰考县），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又改号敬庵。康熙二十四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当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著称，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位名闻朝野的清官。他卒于雍正三年（1725年），年七十五岁，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康熙称他为“天下清官第一”。光绪初年，准祭于孔子庙。

张伯行属大器晚成型，但他在任官期间始终忠于职守，克勤克俭，因而声名闻于天下，不但康熙皇帝对他多次表彰、擢升，百姓也称赞他是“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授任山东济宁道，赴任时正值灾荒，他让人从老家运来粮食救济灾民，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饥寒，又捐出几船钱帛分发给百姓。到任后立即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赈济汉上、阳谷两县。

康熙四十五年，张伯行升任江苏按察使，新任官员给巡抚、总督等上司送礼以示请求关照，这是一种“潜规则”。张伯行秉性耿直，藐视这个旧俗。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康熙南巡到江苏时谕令巡抚和总督举荐贤能官员，张伯行当时任江苏按察使，因廉政得罪人过多，因而没有官员举荐他。康熙在举荐的名单中没有看到张伯行，十分气愤：“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栋梁之才，你们却不举荐。”他转向张伯行：“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政绩来，天下人就会知道朕是明君，善识英才；如果贪赃枉法，天下人便会笑朕不识善恶。”康熙当场破格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张伯行“布泽安流”匾额。

做官为民是张伯行始终坚持的原则，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民做了很多好事。最主要的就是买粮抚民。福建地方人多地少，每年的粮食要从他省购买，奸商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牟取暴利，百姓则叫苦不迭深受其害。张伯行经过调查，当即决定由政府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这一方面使百姓免受奸商盘剥，另一方面也可以赚些钱用在下一年买粮济民上。为此，他被指控擅动仓谷，应革职问罪。张伯行认为“仓谷为轻，民命为重”，据理力争，最终免遭处分。在他任职期间，百姓没有因灾荒和饥饿而背井离乡。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塑像，改祠堂为义学，祭祀朱熹。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时，整个路费仅花一两银子。他临走时福建的百姓痛哭相送，如丧考妣。张伯行赴任后，即发布檄文《禁止馈送檄》，严禁下属馈送钱物，整顿当时日益盛行的贪腐之风。檄文中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这篇檄文在《郎潜纪闻》、《清稗类钞》和《清朝野史大观》中均可见到。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关心百姓疾苦的清官，跃然于纸上。

江南一带官场上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现象非常严重，浮华奢靡之风盛行，所谓“各行省积弊最深者莫如江南。”张伯行走马上任后不负圣望，他见巡抚衙门连帷幕也是富丽堂皇陈设豪华，让人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换成布做的。《禁止馈送檄》，就是他这时拟就的。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当地风气为之一变。

江苏六合县县令将一幅山水画送到张伯行府上，请他指教。张伯行回家后见到画幅，拿起竟从画轴里抖出一根金条来。他找来这位王知县，说：“你的画不错，我收下了。礼尚往来，我也送你一幅字。”王县令很高兴，惊喜地接过字幅回去了。回到家后，从里面倒出根金条，物归原主。再看张伯行写的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张伯行“一字诗”自此不胫而走。

历代清官总是受贪官打压诬陷，清廉的张张伯行也没能逃脱这个魔咒。

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的副考官赵晋接受贿赂交接考生，公然买卖举人名额。发榜后，诸多考生齐聚闯入学宫抗议官员营私舞弊。张伯行上疏奏明这件事。康熙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查处，张伯行与噶礼会审。后得到举人吴泌、程光奎暗中贿赂的情况，供词中牵连噶礼，张伯行请求解除噶礼的职务。噶礼反而捏造张伯行“七条罪状”上奏。康熙将二人都进行解职。张鹏翮等不久奏报：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行贿受贿事均属实，应按刑律治罪；噶礼暗中受贿事属诬告，张伯行应撤职。康熙责备张鹏翮等为噶礼掩饰，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结果仍旧与前次张鹏翮等人的结论如出一辙。康熙说：“伯行任官清正，这是天下所了解的。噶礼才干虽有余，但喜好无事生非，并没有清正的名声，这个意见是非颠倒。”于是，命九卿、詹事、科道官再议。康熙说：“伯行居官清正廉洁，噶礼的操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那么江南必然受到他的盘剥，大概要达到一半地区。这次二人互相参奏的案子，起初派官去审理，被噶礼阻挠，以致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实情况；再派官去审理，与前面的意见没有区别。你们应能体会我保全清官的心意，要使正直的人没有什么疑虑和恐惧，那么天下将会出现安定的局面。”终将贪官噶礼革职问罪，张伯行官复复职。为此，当地百姓“焚香结采，拜龙亭呼万岁者，至数十万人”。康熙乘兴亲书“天下清官第一”六字予以褒奖。

张伯行在二十多年宦海生涯中，始终以居官清正闻名朝野。“止饮江南一杯水”是贯彻他一生的不二准绳。张伯行最初任官时曾说：“圣人们的学问，概括为一个‘敬’字，所以学习没有比掌握敬更重要的。”因此他自号为“敬庵”。张伯行生长在富裕地主家庭，在他当官期间，粮食、衣物等一切花销都是由老家提供的。家境富有本身还不构成张伯行成为清官的绝对条件，成为一代清官与他崇信理学、洁己自律分不开。他曾说“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这才是张伯行的人生信条。

康熙六十一年，张伯行奉旨赴千叟宴，康熙皇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伯行也很敬重。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升张伯行为礼部尚书，两年后，一代清官张伯行病逝，享年七十五岁。皇帝赐谥号“清恪”，意为官清廉，恪勤职守，精确地概括了张伯行的一生。

张伯行一生勤政、清廉，受到当时朝廷的最高嘉奖，准其从祀文庙。据史料记载，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仅张伯行、汤斌、陆陇其三人。一位封建官吏能有此高德懿行，实在令人感慨。

影响康熙一生的女人

一直对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身边的那个神秘侍女苏麻喇姑十分欣赏，在某种程度上，她对康熙皇帝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已经完全超过了孝庄太皇太后，她是康熙皇帝身边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她影响了康熙的一生，乃至影响了整个清王朝的基业，她对大清王朝所做的贡献更是超越寻常。

苏麻喇姑，又名索玛勒，也称苏茉儿或苏墨尔（蒙语音译，毛制的长口袋），蒙古族。约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出生于科尔沁草原科左中旗的一个贫苦牧民家庭。她作为孝庄文皇后的随身侍女，被带到后金宫中，康熙年间改称满名苏麻喇（半大口袋），宫中上下都尊称她为苏麻喇姑，她在紫禁城里终老一生。

苏麻喇姑天生聪慧美丽，十岁左右被科尔沁贝勒寨桑选做其二女儿本布泰(又称布木布泰)的贴身侍女，这位本布泰就是后来被誉为“大清国母”的孝庄文皇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十三岁的本布泰在其兄长护送下，与后金汗努尔哈赤第八子三十四岁的皇太极成婚。苏麻作为本布泰的贴身侍女，随主人陪嫁到了盛京。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苏麻跟随已被尊为皇太后的本布泰到北京，住进了紫禁城。

清太宗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驾崩。孝庄文皇后经过精心谋划，使其六岁的儿子福临（顺治）当上了皇帝，但当时朝中大权实际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按清廷规矩，孝庄与福临母子每月只能见面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孝庄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秘密联络，由苏麻喇姑担负完成。

苏麻喇姑在清宫与孝庄文皇后一样经历了四个朝代。刚入宫时，苏麻喇姑不懂满语，但她生性聪颖，通过学习很快就出色地掌握了满语，并能书写漂亮的满文。苏麻喇姑又精通服装设计，据《清史稿》和《啸亭杂录》记载，清崇德元年（1636年），她曾参与设计制做清朝开国冠服。

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一月，清宫传染天花，童时的玄烨也被传染。孝庄皇太后与顺治皇帝把他送到福佑寺，听天由命。苏麻喇姑一直照顾玄烨，从死神手里挽救了他的生命。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苏麻喇姑，也就没有后来的康熙皇帝，也就没有大清三百年基业。玄烨身体好了以后，孝庄让苏麻做玄烨的启蒙老师，把教育玄烨的重任托付给了她。据嘉庆年间昭梿《啸亭杂录?苏麻喇姑》记载，“仁皇帝幼时，赖其（指苏麻）训迪，手教国书”。苏麻喇姑对玄烨精心教诲，使幼年玄烨掌握了很多蒙学知识。

苏麻喇姑与孝庄文皇后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厮守达六十余年，两人之间实际上早已超出了一般的主仆关系。苏麻虽然是一个侍女，但孝庄把她当成姐妹一样，称她为格格。格格是清朝八旗王公贵胄女儿的称号；康熙皇帝称她为额涅（满语母亲），皇子、格格称她为妈妈（满语奶奶），足见她在皇宫中的地位远不是一般侍女所能比的。皇太极驾崩后，孝庄刚刚三十一岁，正值青春旺盛时，孤苦孀居生活使她很需要有一位知音相伴。与她年龄相近、一直独身的侍女苏麻，自然是她的最佳人选。她是孝庄最贴心的侍女，最得力的助手，最知心的密友，最可信赖的知己。

尽管受到皇家的最高礼遇，苏麻喇姑却始终做到自持，她一生始终谦恭谨慎。她不仅小心侍奉孝庄，而且把小自己四十多岁的康熙皇帝奉若神明，在皇帝面前始终自称奴才。经过漫长的八十多年，她从一个地位卑微的侍女成为倍受皇帝及其家族拥戴的尊者。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文皇后病逝，这给七十多岁的苏麻喇姑以巨大的精神打击，她陷入悲伤孤独之中。康熙皇帝看在眼里，决定把庶妃万琉哈氏(定妃)所生皇十二子，只有三岁的皇胤祹交苏麻抚养。按清宫惯制，只有嫔以上内庭主位才有资格抚养皇子。让苏麻抚养皇子，表明康熙帝对苏麻喇姑的重视程度。苏麻喇姑用自己最后十几年的时间，对胤祹言传身教。

康熙晚年，诸皇子围绕继位进行明争暗斗，唯胤祹没有参与。雍正即位后，对他放心，封为郡王以示好。乾隆朝，晋封胤祹为和硕履亲王，授为议政大臣。乾隆二十八年，胤祹以七十九岁高龄寿终正寝。在康熙三十五个皇子中，胤祹最高寿。这与苏麻喇姑的精心教诲有直接关系。胤祹对苏麻喇姑感情十分深厚，他像对待自己的祖母一样尊敬爱戴她。苏麻喇姑晚年患病，康熙当时在外巡边，他指示胤祹好生照料苏麻，胤祹和她的妻子日夜守在苏麻喇姑的身边。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苏麻喇姑病倒在床，腹内剧痛便血，不思饮食。两天后，病情加剧，康熙皇帝生命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守护者，心脏停止了跳动，结束了她那传奇、奉献的一生，终年九十二岁。这时康熙皇帝正在塞外巡视，康熙指示皇子：祖母事出，留七日再净身入殓。他要亲眼看看他最牵挂的额娘，向遗体告别。因路程遥远，不能按时返回，他又再次降谕，让皇子们将苏麻喇姑遗体再留七天，等他回宫后再定。为了回报苏麻喇姑对大清所做出的贡献，报答她对自己“手教国书，赖其训迪”和抚养皇子的恩情，康熙皇帝决定为苏麻喇姑举行隆重的葬礼，表达康熙帝对苏麻喇姑的眷眷深情。在孝庄太后病故之前，苏麻喇姑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也许不是第一位的，但孝庄太后病故以后，对于康熙皇帝来说，苏麻喇姑的位置升到绝对的第一。

出殡时，除留皇五子皇十子照顾皇太后，皇十四子留在紫禁城外，深为悲痛的康熙率其余成年皇子参加了出殡。苏麻喇姑灵柩停入殡宫后，皇十二子胤祹要求说：“姑妈自幼将我养育，我并未能报答即如此矣，我愿住守数日，百日内供饭，三七诵经。”按惯例，仆人身份的人办丧事，没有皇子供饭、三七诵经的先例。康熙帝批道：“十二阿哥之言甚是，著依其所请。”胤祹住在殡宫，为苏麻喇姑守灵、供饭、诵经。当时，孝庄的梓宫停放在遵化昌瑞山下的暂安奉殿内，康熙皇帝决定将苏麻喇姑的灵柩也停放于此。这对主仆二人相别已经18个年头了，康熙安排她们冥间重逢。

康熙生前未能解决祖母孝庄文皇后的陵寝问题，所以孝庄和苏麻喇姑的灵柩一直停放在暂安奉殿内。雍正皇帝即位后，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孝庄文皇后正式入葬昭西陵地宫。苏麻喇姑既不是皇室成员、爱新觉罗后代，也不是皇帝的嫔御，名份所限，不能与主人同葬昭西陵。雍正决定将其葬在昭西陵附近，最终将苏麻喇姑园寝选定在距昭西陵以东只有1.5公里的新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座园寝被拆毁，如今仅遗存苏麻喇姑园寝的宝顶。

苏麻喇姑生活在皇宫内终生未嫁，她把一颗忠贞之心献给了清朝皇室，帮助孝庄文皇后培养了一代杰出君王康熙大帝，培养了一位无欲则刚的亲王胤祹。

晚年的苏麻喇姑念佛诵经是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她曾发自内心地表示：“蒙主子厚恩，每日只是在佛像前尽力为主子祈祷，祝愿主子万万岁。”她还说，“愿意多活几年，为主子叩头祈祷，以尽奴才的一点心意。”

苏麻喇姑是康熙皇帝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启蒙老师，康熙皇帝之所以成功，苏麻喇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苏麻喇姑，一个超越平凡的侍女，她用自己毕生心血与忠贞赢得了至上荣耀，她做到了这个境界，绝对是古今第一人。

死后葬不起的“三汤”清官

康熙朝有位清官辞世时家中仅遗八两银子，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靠他人资助的二十两才能成殡。清廉至此，让人唏嘘。百姓称这位清官谓“三汤”，意豆腐汤、黄连汤、人参汤。豆腐汤清，黄连汤苦，人参汤既清又苦。这是对这位清官个人生活清苦、为官清廉如水的高度概括。

汤斌（1627-1687年），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河南睢州（今睢县）人。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清正，生活清苦，每餐有一味豆腐足矣，因此人们称之为“豆腐汤”。后来又加上黄连、人参有了“三汤”官的雅号。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十位清官之一，著名的廉吏，清官的典范。

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顺治帝裁定汤斌等十八名“品行清端，才猷瞻裕”者官升一级，汤斌则补授陕西潼关道副使。赴任时，他用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另一头驮着两套旧被褥，一个书箱，像个赶考的穷书生。进关时汤斌言明身份，潼关守卫见他主仆二人落魄模样，摇头说：“把你放到锅里煮，也煮不出个官味来。”就是这个“煮不出官味来”的四品道员，在其“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善政招引下，流民纷纷来归，昔日的荒田成为粮仓，潼关各州县的土豪恶霸纷纷收敛自己为非作歹的行径，百姓始能安居乐业，仅三年时间，潼关成“天下第一堡垒户”，“汤青天”不胫而走。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升汤斌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出任江宁巡抚，丰腴的江宁赋税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百姓苦不堪言。他担任江宁巡抚的前一年，淮安、扬州二府遭受水灾，当时余国柱为江宁巡抚，他上疏说：“水退之后，田还可以耕种，明年应当照例征收赋税。”汤斌接任后派人重新查勘，发现水并没有退，即使有水退的地方也无法耕种。他上疏奏请废掉前任余国柱的意见，又请求免征苏州、松江等七府、州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没完成征收的银米。

水灾导致成千上万的灾民涌进苏州城，造成城内秩序混乱。这时康熙南巡将要到苏州。两江总督见灾民沿街搭设房屋，影响交通，便下令拆除民居以拓宽御道，汤斌当即予以劝阻。康熙车驾进入苏州城，发现街道狭窄，人群拥挤，叫来汤斌问话，汤斌奏说：“天子是最体贴民间疾苦的，所以才要南巡。如果仅为了一时通行而扩充街道，令民众没有住处，这可不是皇上的本意啊。我领会皇上爱民之心、体民之情，所以没拆民居。”这一番话让康熙帝听了甚是喜洋洋。

汤斌出任江宁巡抚的第二年，扬州大旱，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汤斌下令各县打开官仓赈灾，仍不能解危。他从国库拨出存银五万两，到外地采购大米。一些官员劝阻汤斌：“要动用国库应该给皇上上书，如果私自动用，皇上怪罪下来，你承担不了。”汤斌说：“如果现在上奏章，等皇上批准下来，灾民早就饿死了。现在先用着，皇上要怪罪下来，由我一人承担，就是免去我的职务，但能救整个扬州的灾民也值了。”但这五万两银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汤斌让买米的官员沿途散布消息，说扬州一带的米价暴涨。各地的粮商见有利可图，纷纷把大米运到扬州，米多之际价格降了下来，饥荒很快得到了缓解。

汤斌这位封疆大吏自己的生活却是异常简朴，每天都是青菜米饭当家，从不奢求鱼肉，填饱了肚子就成。一次他的儿子让仆人买了一只鸡，他发现后，怒责了儿子一顿。他从不受礼，有个想巴结他的人在他过生日时送了一幅寿屏，请当地名士在上面写了祝辞。汤斌让人把祝辞抄下，将寿屏退回。

《清稗类钞》记载一则轶闻：江宁巡抚汤斌“以清介自励，下属有贪酷者，皆善为劝勉，不改，始惩之。”汤斌在陕西、江西、江苏、北京四地先后做官十二年。江苏巡抚任上，是汤斌一生从政生涯的顶峰。他担任江苏巡抚两年后升任礼部尚书，离任之日，苏州百姓哭泣挽留未成，停市三天，十余万民众焚香为其送行。江苏民众将汤斌比作西周名臣周公、召公在世，集资在苏州为汤斌建了一座生祠，户户悬挂汤斌肖像，以示永世不忘其恩德。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前任巡抚余国柱任职期间勾结大学士明珠搜刮民脂民膏，汤斌到任后触犯了明珠的利益，因而遭到明珠及其党羽的陷害，余国柱尤其嫉妒，伺机倾轧。当时，明珠掌权滥施淫威，余国柱等朝中文武多趋炎附势，唯独汤斌不肯屈从。考核官员时，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却没有汤斌的属员。当朝廷免征江南赋税时，余国柱让人告诉汤斌，说这都是明珠的功劳，江南人对他应有所报答，以此索取贿赂，汤斌不予理睬，正言拒之道：“民有财不以输正供，而以媚权贵乎？”汤斌清正不阿，仗义执言，得罪了权臣，也招来朝中许多权佞小人的嫉恨，欲除之而后快。

康熙二十五年，皇上为太子选择老师，朝臣中有人推荐汤斌，权相明珠欲借太子之手除去汤斌，因而上奏建议由汤斌出任太子师。皇帝下诏说：“自古帝王教育太子，一定要挑选谨严、恭敬的大臣，统领僚属，以专门辅佐协助太子。汤斌在任翰林院讲官时，一向是行为谨慎，这是我深知的。选任巡抚以后，廉洁对己以率领属下，并实心办事，的确应该提拔，用来感化在位者。”于是授汤斌为礼部尚书，他举荐候补道耿介，康熙诏令耿介为少詹事，召令汤斌同达哈嗒、耿介共同辅导太子。汤斌内攫入朝后给太子上课时讲《大学》中“财聚民散”。康熙听后说：“此列国分疆时语也。若海内一统，民散将安之？试问之。”汤斌列举秦、隋及明末灭亡的事例后说，“一统而民散，祸更烈于分国时”。康熙帝对此虽能谅解其忠，但在心中投下了阴影。

太子胤礽我行我素，根本不听其教诲。明珠见机命其党羽余国柱、周柱诬告汤斌对太子教育无方之罪，康熙不听。继而余国柱又以汤斌于九卿会议时有“惭对汉臣”之语上奏，皇上传旨诘问。汤斌回奏，康熙帝以其辞含糊不清，令再回奏。他说：“臣资性愚昧，前奉纶音，一时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陈愆过，致语多牵混，罪何可辞。”康熙帝认为他“遮饰具奏，仍不明晰”，大为不满，降旨严责。左都御史璙丹等劾汤斌“奉谕申饬，不痛自引咎”。又揭发他离任苏州时文告中“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为诽谤”。耿介以疾乞休，此又成为攻击汤斌的把柄。詹事尹泰等弹劾耿介是“诈疾”，并劾汤斌“妄荐如尸之人”。事态扩大，对汤斌愈发不利。正直的达哈嗒挺身而出说：“臣奉命辅导东宫，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不能当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康熙下诏：耿介听其休致，汤斌、达哈嗒俱降五级留任。汤斌心中委屈只能打掉牙咽到自己肚子里。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汤斌以继母有疾，乞求归省奉养。康熙帝特下诏曰：“你怎么忍心离联而去，朝廷赐给你府邸，你把继母接到京城照顾。”汤斌则以继母年老病重万不能来，继续乞请暂时归省，但康熙帝仍不允其请。余国柱等有意放言汤斌将隶旗籍，形势舆论都给了汤斌以极大的打击，他在劳神焦虑之中患病。九卿议事时汤斌因身体原因未能到场，又被劾，康熙命降两级留任。此时，京城官民听到汤斌的遭遇，许多人都跟着难过。江南一些居住在京城的联络大众，击鼓为汤斌鸣冤。康熙皇帝见汤斌如此得民心，为避免事态扩大，康熙皇帝第一次被迫改诏，赦汤斌无罪，聚众才散去。康熙被迫改诏，心中十分不快，自此对汤斌耿耿于怀。

同年九月，汤斌改任工部尚书。汤斌一生光明磊落，勤政廉洁，却为官场权贵陷害。这一连串打击，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他的身心健康都受到严重摧残。十月，往通州（今通县）勘察贡木回来时，突患寒病，自言“腹不宁”，于十一日归途中夜半落寞病逝，卒年六十一岁。汤斌死时家里仅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当汤斌去世的噩耗传至京师，京城民众士绅闻知无不悲嚎哭泣如丧考妣，涕泣郊迎者多达万余人，都穿着孝服，情形古今所未见。汤斌去世的噩耗传至姑苏，绅民倾城而出，一齐涌至汤斌生祠祭拜，城巷为之而塞数日不散，哀号之声鬼神皆惊。特别嫉恨汤斌的明珠、余国柱等不赞成厚葬汤斌。康熙还是遣学士两人奠茶酒，命将灵柩驰驿归里，以尚书礼祭葬。并允地方之请，准将汤斌入陕西、江西、江南名宦祠。

汤斌是顺治时期的举人，康熙朝的进士，曾当过康熙皇帝的伴续。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议修《明史》，汤斌建议广搜先代遗书及明末死难诸臣事迹。顺治帝知汤斌意在“昭示纲常于万世”，特于夜半召汤斌至南苑，交谈后以其“为可大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汤斌就任《明史》总裁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史稿，他对明史的纂修有很大的贡献。《明史》是史学界公认的修撰比较好的一部史书，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一个范本，被称为“中华史学精华”。他又因之被后人颂为“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师”，还有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之美誉。

作为清官一般都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清政廉洁，节俭朴素；第二个就是勤政爱民，能够为老百姓做好事实事；第三个特点就是刚正不阿，不依附权贵。这三个特点汤斌都具有。汤斌说：“公则明，廉则威。”他不论在何处任职，都是恪尽职守，清正廉明，洁己爱民，不畏权贵。康熙皇帝称赞他“实心任事”。汤斌一向与结党乱政、朋比为奸之徒势不两立，并与之进行斗争，因而屡遭排挤、陷害，然而他却矢志不移。他曾自题一联：“君恩高似天，臣心直如矢”表达了做一名清官的决心。

汤斌为官心态正直，从不以公事夹带私情，所奏皆以天下为重、社稷为重。其家贫如洗，为官清廉，堪称“古今第一廉政者”。一代廉吏汤斌位极人臣，却众浊独清；他一生政绩斐然，却遭权贵陷害，抑郁而死，令人扼腕中又增添了对权佞小人的憎恶。

据《清史稿?汤斌传》，大清帝国从顺治皇帝1644年入主中原后，至1911年宣统皇帝逊位，历267年传十世，共有八位名人被大清赐谥为“文正”。康熙朝汤斌则被列位八大文正之首。台湾作家高阳收其入《清官录》中，赞誉汤斌为“大清王朝第一清官”。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下诏为汤斌平反昭雪；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入祀贤良祠。清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皇帝登基的第一件事即下诏追赠汤斌为“太仆”，追谥号“文正”，这是封建社会对良臣的最高谥号。清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皇帝赐汤斌从祀孔庙。据历史记载：从祀文庙的数十位历代先贤、先哲，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仅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天下惟称汤斌、陆陇其为最，而汤之名又在陆之上。

清代散文学家方苞赞誉他，“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清官册上的第一名”，真正“清朝第一清官”。

康熙对汤斌的去世久久不能释怀，曾对廷臣说：“我待汤斌不薄，而对他的怨恨、诽谤却不断，这是为什么？”伴君如伴虎，这条古训又被汤斌演绎了一回。再有，自古清官廉吏鲜有完美结局，这是为什么呢？真人做事，小人乱事，这是世道。

康熙朝有个从祀文庙的七品官

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道出了人们对清朝政府贪官比比皆是的一种无奈。但是，在大清朝伊始，清官廉吏还真是不少，陆陇其就是康熙朝一个著名的清官，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只有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天下惟称“汤、陆”为最，可见这陆陇其还不是一般的清廉。

陆陇其（1630—1692年），原名尤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四十一岁时考取进士，后历任江南嘉定县知县、直隶灵寿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陆陇其几次被推荐为清廉官，左都御史魏象枢更是极力保举他。他任职地区的百姓对他更是十分爱戴，在他几次离任时，百姓都是含泪相送，这与刮地三尺的贪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康熙十四年四月，陆陇其授嘉定知县。学文出身的陆陇其学问优长，操守清廉。嘉定县政繁赋多，陇其到任后整顿吏治，杜绝浪费，铲除恶俗，以“兴利除害、移风易俗”以德化民为己任，扭转了社会风气。《清代名人逸事》说陆陇其在嘉定做官，“日坐堂上课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绩，民有事控县者，即出票交原告唤被告。如抗，出差。其听讼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渐成无讼之风。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兄弟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式好无尤。”堂堂的县太爷，人家来告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实在不成，他自己就跪在炎炎烈日之下，使告状者感动流泣。真让人闻所未闻。

嘉定地方盗贼多，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历届治理者屡次采取“严打”却是无法根治。陆陇其到任后，抓到盗贼不打不骂，让他们纺棉纱，盗贼体验到他人劳动得来的血汗钱实是不易，强化劳动后使盗贼良心发现，就再不为盗。他还曾写了《劝盗文》，叫衙役给狱中盗贼诵读：“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重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注重抓“思想工作”，从思想上进行扭转，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盗贼才施重手惩治。

陆陇其把小小的七品知县做的与众不同成绩斐然，他穿的衣服由其夫人自纺自织，日常食用的蔬菜也是自己种植于衙内空地，凡出入乘车，必给报酬，杂役差遣，也予工资。他的许多习性做法被官场视为另类，实在不合适在官场混，所以陆陇其一直没得到重用。

由于陆陇其我行我素不与污吏合流，也自然招致上司的另眼相待。时任江宁巡抚的慕天颜贪婪无度，一次借生日为名大肆搜刮民财，陆陇其只带去一匹布、两双鞋作为贺礼前往祝寿，并说：“此非取诸民者，为公寿。”明摆着给人家添堵。翌年，左都御史魏象枢举荐他补福建按察使缺，而慕天颜却言其才干不及，奏请将陆陇其降调，妒其能挟私压制。还诬陷陆陇其对某件盗杀案处理不当，以隐瞒盗贼的过失夺去陆陇其的官职。

《清史稿》载：“嘉定民大骇，罢市，日号巡抚门乞留。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康熙十六年二月，被诬告“讳盗”，陆陇其被罢官。百姓罢市三天以示抗议。陆陇其离任之日，与夫人同驾一舟，唯图书数捆，织机一张而已。九乡二十都万余男女，执香携酒，争相送行，拥塞道途，聚集道旁，大呼“还我父母”，号哭之声彻天。邑中文人俞鹤湖有诗云：“有官贫过无官日，去任荣于到任时。”当地百姓建生祠以纪念陆陇其的恩德。

清康熙二十二年，魏象枢又举荐陆陇其补直隶灵寿知县。陆陇其上任后，实行乡约，视察保甲，奖励农垦，减免赋税，肃正士风。《清史稿》中载有他在灵寿为官的一事，说“陆陇其为灵寿令，督民浚卫河。其始颇有怨言，谓开无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独灵寿有宣导，岁竟有秋。货殖者旱则资舟，为国者备斯无患，是谓隐寓之河防。”显示了陆陇其的远见卓识。《清史稿》说：“去官日，民遮道号泣，如去嘉定时。”陆陇其在灵寿七年，政绩良多，陆陇其离职的时候，百姓站满了道路哭泣着为他送行，情形如同离开嘉定时一样。

康熙二十九年，陆陇其再次被推荐，调京后被授为道监察御史。他任御史后仗义奏评朝廷捐纳举官的弊政，他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上疏言畿辅民情，痛斥“藉捐纳以济国用”，要求减轻赋役，屡屡击中弊端。时与权臣冲突不和，为当权者所忌恨，陆陇其屡遭打击。

康熙三十年，清军征讨噶尔丹，为筹集军费而向捐款人授以官位。陆陇其上疏说：“清廉是可以通过捐款而得到吗？特别要请求实行捐款人如果在三年内无人保举，便让他辞官退职，来澄清升官的途径。”九卿讨论认为：“如果实行让捐款人辞官退职的做法，那么希望得到保举的人奔走竞争将会更厉害。”康熙下诏让大臣们详细讨论。陆陇其又上疏说：“捐款的人贤愚混杂，只有靠保举才能防止其中的弊端。没有功名的平民得到官位，居百姓之上三年，已经很过分了，即使辞官退职在家，也像官宦一样，很荣耀了。如果说到这些人通过钻营求得保举，那么只要总督、巡抚是贤明的，从哪里去奔走竞争呢？即使总督、巡抚不贤明，也不能将所有的人全保举。”这个上疏更是言辞激烈，得罪了许多官宦。户部以捐款者都在观望，将会迟误军需为由，请求夺去陆陇其的官职。皇上以陆陇其不了解情况，免于对他处分。

后世评论陆陇其得程朱理学真髓，将他与陆世仪(1611—1672年)并称“二陆”。陆陇其著作甚丰，流传较广的有《三鱼堂四书大全》、《续困勉录》、《读礼志疑》、《读朱随笔》、《三鱼堂言》、《松阳钞存》、《战国策去毒》、《古文尚书考》、《读书志疑》等。在灵寿县任内总纂《灵寿县志》，其所撰《续祁州志》、《续南皮县志》、《续武县志》、《灵寿志论》、《答傅君惟松修志议》等文，颇有影响。

陆陇其做县官时崇尚实政，居官清亷，强调德化，不重刑威；体察民间疾苦，力求减轻人民负担，因而为百姓所爱戴。嘉定县百姓歌颂陆陇其，阜平县为他修了坟墓。两地百姓一直怀念祭祀他，直至清末也没有停止。清官虽说不是满清的特产，但君民上下共同赞赏清官，却是清朝尤其是清初的一抹亮色。

陆陇其在朝堂上危机四伏，郁郁寡欢，这样的一个清廉的官员一直得不到升迁重用，康熙三十一年，陆陇其在寂寥中去世，又一次为后人演示了一场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悲剧。康熙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员，皇上打算起用陆陇其，侍臣奏报陆陇其已去世。“上曰：‘何不启奏？’对曰：‘七品官在籍身故，无启奏例。’”陆陇其死得默默无闻，死得如秋叶随风飘去，到死都只是一个七品官芝麻官，陆陇其做知县十五年，官虽小名实大。

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从祀孔庙，复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年)，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正七品攫升到从二品，对陆陇其的在天之灵予以告慰。

史上最勤政的皇帝

封建皇帝再牛也最好别去得罪那些写史的，否则这些人凭着个人的好恶，心眼一动鼻子一歪，说不定给你戴上多少帽子帮你留下多少骂名。雍正就是一个例子，亘古未有那样勤勉的一个皇上，愣是说成弑父逐母、改诏篡位、杀兄屠弟、诛忠任佞的一个阴险毒辣之人，围绕他的死也弄得迷雾重重、扑朔迷离，让看家摸不着头脑，寻不到庐山真面目。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他夹在中间老黄牛一样耕耘了十三年，史学家居然可以做到无视他的存在，从康熙直接飞渡到乾隆，愣是没他什么事，说起来，令人诧异。

这历史绝对不是这回事。康熙晚年国库中仅有家底700万两银子，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副空架子。经过雍正励精图治，骤增到5000万两，这正是雍正“振数百年之颓风”，整饬吏治的成果。而奠定“康乾盛世”真正经济基础，承上启下、最核心的人物自然是雍正。我们从凝聚着雍正大量心血的谕批中可见全貌。

奏折是清代的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一种机密文书，皇帝亲自朱笔批示后发回呈奏者执行。这是一套严密的行政指令传达制度，始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当时总共才有137名亲信官员有此资格，所奏内容十分局限，因而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雍正朝，扩大范围，有资格写奏折的官员达1200人以上，所奏之事无所不具。雍正在位期间共处置各种题本192000余件，平均每年达14700件，亲自朱批41600多件奏折，有的批语，竟1000多字，比奏折本身内容还要多。他在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字数达1000多万字。他几乎每天都劳作到深夜，一年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休息，可谓日理万机。他曾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雍正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编成《雍正朱批谕旨》，装订成线装本足有半米厚，收录奏折7000余件，这是一代帝王勤于政务的真实记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到康熙这些君主，勤勉这方面没有一人能和雍正PK。

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奉到一道谕旨，令他为政勤慎、实心任事。吴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找工匠把谕训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请皇上命令各省一律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雍正对这等刻意奉承之徒批道：“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尝有一句你心里话。”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回批：“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

湖广总督杨宗仁兴办社仓等事上折，雍正朱批：“各省风俗民情不一，如何一样行得来？总在尔等实心任事，相机而行。”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朱批中说：“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臣工不可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可保海疆万载升平。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对主管河南山东河道的总督朱藻这样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

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察觉到奏报不实，遂严厉地批评说：“你不是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这个石文焯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施。雍正四年甘肃大旱，一场小雨后，石文焯赶紧奏报已是丰收在望。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

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说风调雨顺是仰赖皇上洪福。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刘应鼎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见识短浅。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十分恼怒：“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福建巡抚黄国材在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写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朝庭在全国各州县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他建议在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他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说了“不。”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

尽管雍正器重田文镜，但因其奏折频繁而责他：“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雍正给宁夏道员鄂昌的朱批中明确批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总督张大有希望朝廷准许用驿站马匹奏报漕运事务。雍正答复：“若有要紧奏折，可乘驿马送来；一般寻常的奏报，像某船经过某闸之类，不但不应当骑驿马，而且可以免去不奏。”广东巡抚年希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曾经上报各部了，遂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贵州巡抚石礼哈奏请陛见，希望当面奏报地方事务，聆听训旨，雍正批示：“道路甚远，不必无益之往来。便再来陛见，亦不过朕批来之旨教勉你耳。若能实力遵行，胜来陛见十次也。”广东布政使甘汝来奏请陛见，雍正简直要急了说：“所奏实属无知，‘朕指示汝莫务虚名，莫务小惠’，‘实力实心，勇往办事’，此类谕旨已是多次，你不实力遵行，而总是请求觐见图虚荣，如此来往万余里，旷职奔走道途，实不解汝是何意。”

对没有确切把握的事情，雍正常常让熟悉情况的地方官员讨论决定。两广总督孔毓珣就田地使用问题具呈奏折向皇上请旨，雍正在折子上写到：“朕不洞知地方情形，难以悬谕。”岳钟琪统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雍正曾任命一个叫周英的人到西藏统领军队，后来发现这个人平庸浮躁，便很坦率地对大臣说：“此事用此人大错了，这实在是朕的过错。”

雍正的朱批也不都是这样盛气凌人的口吻，有许多奏折他体谅宽宥令人感动。青海平定之后，雍正给年羹尧的折子批复说：“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台湾总兵蓝延珍因自己名字犯讳上奏改讳，雍正朱批，“不必。你的名字朕甚喜欢。”年羹尧倒台后，孔毓因为年羹尧办过事怕受牵连而上折请罪。雍正批复：“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年的罪过是皆朕识人不明，错误地宠变了坏人。联自责还来不及呢，有何颜面连累无辜呢？”

雍正还常常在臣工请安的折子上批复一句：“朕安。卿好吗？”，“朕躬甚安好，你好吗？”有的批复让你都不敢相信这是九五至尊皇上说的。“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大笑话。”，“该！该！该！该！”，“传口谕给他，朕笑的了不得，真武夫也。”，“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也有发牢骚的，“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朕之苦衷何待言喻。”雍正在古代帝王中虽不能说是圣君，但他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表现地更为淋漓尽致。

“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做到了前无古人。”读雍正谕批，读出了一个真正的雍正，了解了一个真正的雍正。

清史学者孟森赞誉：“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又说“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样说太绝对，也无法令人信服，却是对雍正治国一种由衷的评价。

看雍正谕批的折子，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雍正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务实的思想。雍正深谙“上行下效”这句古话，他的一生一直以身作则振作朝纲，呕心沥血继往开来。这不仅在清朝十二帝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古代二百多位皇帝里也是首当其冲。

雍正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他这种安邦治国务实求真的精神，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康乾盛世”虽无“雍”字，但绝不能无视雍正实实在在存在的独特作用，非常贡献，雍正才实为盛世的缔造者。由是可以说，“康乾盛世”绝对要说成“康雍乾盛世”才公正。

与乾隆争风雅而丢命的糊涂虫

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效仿皇帝，与皇帝争风雅，比摸老虎的屁股还危险。乾隆年间就有这样一位，拿人家乾隆占了的称号戴在自己的头上，结果把自己的小命玩完了。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返回京城时驻跸保定。早已退休解职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得到了这一消息，虚荣心作祟，想参加接驾盛典。可接驾的名单中没有他的份。这个尹嘉诠绞尽脑汁想要参加，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道学家尹会一，自以为找到最高妙的理由，于是便草拟了两份奏折：一是请谥号；二是从祀。他自以为是一箭双雕，要是得到皇帝恩准，不但自己捞得一个孝子名声，还能风光一把。写好这两份奏折之后，他让自己的儿子将折子向上呈送，在家里美美的做开了他的清秋大梦。

乾隆皇帝看到了尹先生这两份完全是从自己私利出发的折子，立时十分恼怒，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乾隆圣喻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警告这位尹先生叫他老老实实“安分家居”着，他为自己老父请求谥号“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再妄想就是“罪不可逭矣”。一般人到此，恐怕早已经出一身冷汗，庆幸老虎没有张开血盆大口咬下来，那样定已身首异处了，要做的事情就是连连祷告“阿弥陀佛”，赶紧夹着尾巴一边躲着去吧。

可是这位尹先生也不知着了什么魔，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以“古稀老人”自称，又给乾隆上了一道折子，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芝麻没得到竟然要西瓜了。乾隆帝看到这样的折子，估计脸色都得气绿了，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圣喻下了，这就好办了。承办官员各尽所能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其中最不可饶恕的罪名是“古稀罪”。因为，天子乾隆早就昭示天下，他是“古稀老人”。天子占了的称号，那是庶民百姓不能摸边的，普天下无论人名、地名哪有不避讳的。这位尹先生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敢自称“古稀老人”，争夺天子的风雅，真是活的不耐烦了。

结局就不用说了，对如此这般自私自利丢了脑袋的尹大人，只能送他俩字：活该！

刘墉的“罗锅”与“圆滑”

提起乾隆朝刘墉，大家都会说“刘罗锅啊”，这顶罗锅的帽子已是妇孺皆知无人不晓，刘墉他是摘不掉了。可是这位堂堂朝廷要员真的是一个罗锅吗？拨开乌云寻真相，发现又被人“忽悠”了一回。

先说清代选取官员的标准，科举不光有笔试，还有一项目测。为的是维护官员的形象，凡身有残疾、相貌丑陋的，全不予录取。大多封建朝代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清朝也是延续了这一套标准。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是最重要的，居首位，观瞻为先，所以要首先强调。

再说刘墉，他是进士出身，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必定合格，这是最起码的标准，也只有具备这四点方能进行下一轮的选录。由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姜纬堂先生曾撰《刘墉绰号“罗锅”考》一文，专门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从侧面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清朝当时的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只看相貌，不考文章。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沾上一个就会落选。由此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先是以貌取人。所以，刘墉即便算不上玉树临风仪表堂堂，也不至于身体有明显残疾，这是清代选官标准所决定的。科举考试中，只要相貌“对不住看家”一条就立马被刷，“背上背个锅”自然更不行了。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刘罗锅”的绰号也不是空穴来风，也自是事出有因。有关资料记载，嘉庆帝曾偶称刘墉为“刘驼子”，而不是“刘罗锅”，这证明刘墉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他常年伏案读书加上逾越古稀之年，驼背弯腰，这再正常不过。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就是“罗锅”一个，那就是“忽悠”。刘墉的“罗锅”绰号是嘉庆皇帝封的，不关乾隆皇帝的事。

也有这样一个传说：嘉庆皇帝一天看着刘墉弓身爬楼梯的样子很可笑，就出了个谜，“后辈（背）更比前辈（背）高。”这难不住刘墉，他随口就说“罗锅”。皇上大笑，说：“你就是罗锅！”刘墉马上说：“谢主隆恩！”皇上说的话那是金口玉言，从此刘墉不罗锅也得称罗锅了。

刘墉（1719-1804年），清朝政治家、书画家，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诸城县逄戈庄（今属山东省高密市）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做过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乾隆皇帝称赞其“知政体”，一生廉洁奉公，深受百姓爱戴。

刘墉人生最得意的作为是乾隆朝查处国泰案和嘉庆朝查办和 珅案。

在处理国泰贪污一案上，刘墉自始至终不畏权贵，刚正无私，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坚定不移地与钱沣一起挫败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挠，挖出了国泰这个大贪污犯。国泰案结，刘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不久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

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刘墉加太子少保，奉旨查处和珅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朝廷定和珅死罪，没收其家产。在和珅一案处理之中，各省督抚纷纷弹劾和珅，要求将其凌迟。刘墉表现出宽容之心，他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毕竟是先朝大臣，赐令自尽，保其全尸。同时，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在处死和珅的次日，嘉庆帝即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惶惶的人心。刘墉是饱读史书之人，他自然明白，历史上的任何酷吏都没有好的下场，他可不想留下酷吏的骂名。事实上，和珅之死，在于嘉庆皇帝要他一定死，刘墉只不过是受命而行罢了。

刘墉处世的圆滑更多地显示在朝堂之上。刘墉在地方做官时做了一些兴利除弊令人称赞的事，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平庸无奇起来，恐怕更深层的原因是他采取明哲保身圆滑处世的守则，绝对不做出头的鸟。刘墉深谙“伴君如伴虎” 的古训，为此，他不去抢任何人的风头，皇上的风头更是不去染指。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未必不是聪明之举。这也源于乾隆皇帝“太过聪明”“ 酷爱名号”，群臣只好都“愚昧”，只能都“平庸”。乾隆晚年自我美化，虚荣心膨胀达到顶点，他对自己拼凑出来的“十全武功”实在不知该怎样吹嘘好了。他认为“本朝无名臣”，群臣所做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自己的旨意。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耿耿办事诸如和珅那样的奴才。

清宫戏中，刘墉与和珅较量的情节，每每精彩纷呈高潮迭出，这些戏说如喝饱了的水母一般，水分太大。翻开真实的历史，刘墉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比和珅低一等；再者说，和珅一生一直在朝廷做官，而刘墉则大部分时间在朝廷之外任职。两个人同朝同为军机大臣的时间很短，刘墉是和珅的下级，奉行明哲保身原则的刘墉是绝对不会主动到和珅那找不自在的。所以刘墉“大战”和珅，全是后人戏说。

嘉庆七年（1802年），皇上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刘墉虽八十有余，仍双眸炯然。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刘墉白天到南书房当值，晚上在北京驴市胡同自己的家中“端坐而逝”，享年85岁。《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佛语释义有“解脱之意”。刘墉无疾而终寿终正寝，了却了其人生的最后愿望。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丑男”纪晓岚的悲哀

之所以说纪晓岚“悲哀”，是因为乾隆对他的评价：“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真不知道纪晓岚当时听到这句话是何表情何心态？

乾隆对纪晓岚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而晚年的乾隆早已陶醉在自我美化的怪圈里，再也听不进忠言，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奏议将尹壮图拟斩。纪晓岚与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为同年进士，因这层关系，纪晓岚为尹壮图求情，乾隆勃然大怒骂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称纪晓岚“不过当作娼妓一般豢养罢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千八多年之前，汉朝司马迁也是因为为他人讲情，因而惹得汉武帝暴怒之下对其施以惨绝人寰的宫刑。司马迁以自己血淋淋的教训总结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这一幕在纪晓岚身上重演了。幸运的是，乾隆比汉武帝温情多了，训斥一顿之后放过了纪晓岚。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风流倜傥一表人材，他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贤明的君主能干的臣子，相互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他与和珅针锋相对，时时伺机捉弄对手，出他洋相；自己又每每能够成功避开和珅的报复，整的假亦真时真亦假。其实，历史上并非如此，这些故事情节都是人们想当然善意美化的，全属子虚乌有。据有关资料记载，纪晓岚真实的形象和民间传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历史中真实的纪晓岚“貌寝短视”。“貌寝”指相貌丑陋；“短视”就是近视眼。这位大学士不光有这些缺点还要加上口吃的毛病，朱珪曾有诗描述纪晓岚，“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但客观地说，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长相也绝对不是“对不住观众”，应该能“过得去”，但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在乾隆以貌取人的标准下，这些先天不足让纪晓岚吃了大亏。

清史家邓之诚先生说乾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乾隆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帅气。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就是这样的例子。因此，即便纪晓岚再才华横溢，他相貌一般般、近视眼、口吃这些“毛病”，是乾隆和纪晓岚一辈子貌合神离，得不到真正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纪晓岚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难以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只能做乾隆的词臣。

纪晓岚曾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判案不力，部议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一个堂堂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学士，在他的主子心中竟是个“凑数的腐儒”这般田地，怎能叫人不再说他一次悲哀。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这些都是一些无实权的官职，只是大清朝廷花瓶般的摆设而已，是他做词臣真实际遇的体现。

乾隆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只是为了给自己多抹点脂粉，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多弄些噱头。让纪晓岚当总纂，这是因为纪晓岚在这方面确实有他人无可比拟的才气，乾隆认为他只能做一些这类的工作，而并不是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总纂《四库全书》时纪晓岚五十岁，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学识、惊人的意志力，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纪晓岚在《四库全书》上经营十三年，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他一生的荣耀和辉煌在此达到了顶点。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晓岚和许多同僚都饱尝了文字所带来的窘迫、艰辛甚至家破身亡，后人很难从其中看到“爬格子”的那种愉悦。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都因差错而多次遭到乾隆的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在前往盛京校书途中，连吓带冻一命呜呼；总校对陆费墀因无力负担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死后仍被抄没房产祖业。纪晓岚也多次受到训斥和处罚，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又发现许多讹误，乾隆又“令纪、陆两人一体分赔”。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带给纪晓岚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纪晓岚腾达始于笔砚，以文字走上仕途，在他所生活的乾隆朝也正是“文字狱”达到顶峰的时期，这也一定使纪晓岚噩梦缠身。

纪晓岚为后世留下一本《阅微草堂笔记》。这部笔记流传甚广，鲁迅说此书“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孙犁认为这部笔记“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纪晓岚之所以也写了这样一本笔记，实是无可奈何之举，他目睹了太多的人由文字而丢了自己的脑袋。这本书完成时，他不无遗憾地吟咏到，“平生心力作消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因说鬼似东坡。”以纪晓岚的渊博博闻，著书立说应是举手之劳。可是好多的话好多的事，不是不可写，实是不敢写。除了这本《阅微草堂笔记》，我们没能看到纪晓岚传承下来的更多文字，这对后人来说绝对是一种遗憾。“瑟缩不敢著一语”，反映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状况和心态。

晚年的纪晓岚，常以弈道为喻，言其心志，他起了一个别致的号“观弈道人”，他在下棋时从中体悟官场、世道、人心。纪晓岚久居官场，能够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肯定有他的为官之道。他追随乾隆吟诗作对，阿谀奉承之作居多，也可见其为人“世故”的一面；再者他为官是各不得罪，尽量保持中立的身份，从来不去意气用事赌气要强，这也是纪晓岚从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积累出来的经验。

纪晓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和珅抓住时机给了他最致命的打击，他被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大儿子病亡，爱妾郭彩符也撒手人寰，家破人亡。但纪晓岚依然坚定地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两年后他又回到朝堂。

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

纪晓岚具有阿Q般自我安慰的本领，表现为豁达开朗和幽默乐观。清代笔记中提到纪晓岚记载最多的就是他的诙谐。牛应之《雨窗消意录》说：“纪文达公昀，喜诙谐，朝士多遭侮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也记载：“献县纪相国善谐谑，人人共知。”纪晓岚这种豁达向上的心态，使他在遭受到各种打击中能及时愈合自己的伤口，积极面对。

纪晓岚在69岁那年自题一首挽联如下：“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把自己比作在官场中起落浮沉的鸥鸟；又说自己如生死书中的蠹鱼。这其中表达了他对自身命运的喟叹，也包含了对自己一生的认识，这也是他毕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从这一自挽联中也可以看出纪晓岚对官场的厌倦之情，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虽然修炼成了超然世外的态度，可称得上是看破红尘，但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凄苦的感叹。

纪晓岚也并非一味地糟蹋自己的人格，他也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有史料记载，和珅发达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投靠，纪晓岚作为一个文人，不依附和珅去谋求高位，这本身就很难得。据朝鲜使臣徐有闻所见，当时朝中只有刘墉、纪晓岚、朱珪等人始终不依附和珅。纪晓岚在官场上沉浮了半个世纪，夹缝中走钢丝，以老道的处世经验保全自己求生存，从这一点说纪晓岚是一个成功的世俗人物，是“大隐隐于朝”的典范。

嘉庆十年（1805年），82岁的纪晓岚死于京城，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嘉庆皇帝御赐碑文有“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之句，故谥号“文达”，这是对他文学才能的最高认可。另外还有“满清第一才子”、“风流才子”、“幽默大师”和“一代通儒”等称号，每个称号后面都为后世留下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我们不能要求纪晓岚也去效仿陶渊明那样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者去学李太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就是历史的多元性，人性的多元性。从另一方面说，司马迁受辱乃有《史记》；纪晓岚忍辱负重才有《四库全书》。

“纪晓岚做不成乾隆的宠信之臣、重用之臣，充其量不过是皇帝养起来的一个文学词臣而已。”每每看到纪晓岚的故事，就想说一句：“悲哉，纪晓岚。”

敢向和叫板的芝麻官

和珅民称二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天下，声势显赫，争相巴结他的人趋之若鹜。可天下就有一个不怕的主，公然向和珅叫板，他是一个七品芝麻官。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军机大臣和珅把持朝政，权倾朝野，派密探四处寻找一个聚众谋反领袖王伦的下落。密探以杜成德、曹君锡为首的十三人狐假虎威有恃无恐，每到一处，横行霸道，恶事做尽，无人敢拦，地方备受滋扰。当这伙人来到山东博山县时，照样横行霸道。该县新上任不久的知县武亿，性格正直豪放，见外来的衙役在他的地界为非作歹，勃然大怒，马上将飞扬跋扈的这伙人扣了起来。

在武亿的县衙里，衙役要求杜成德等人跪下，这伙人不仅不跪，反而更加嚣张，疯狂咆哮。杜成德拿出自己的令牌，恶狠狠地往堂上一扔，瞪着眼睛厉声对着武知县叫嚣道：“我等遵奉九门提督府牌，出京缉拿要犯，你是个什么官，敢阻挠我等行动。”

武知县扫了一眼令牌，大声叱斥杜成德说道：“令牌令你到地方后，报告有司衙门，求得协助缉捕。你等到博山已有三天，不来拜见本官，这不叫违令，又叫什么？而且令牌上写着只有差役两人，其他十一人都是干什么的？”这个杜成德走南闯北耀武扬威一马平川，根本没想到这天下还有不怕和中堂的人。他仍是桀骜不驯嚣张不减。武亿一声喝令，对仗势嚣张的杜成德重杖数十。当地百姓闻讯，无不拍手称快。

事情惊动了山东巡抚，这些官老爷深谙官场的游戏规则，武亿的做法令他们感到恐惧。他们纷纷怨恨武亿行事鲁莽，给地方惹了大祸，实际是怕和珅怪罪下来连累了他们的乌纱，连忙舍卒保车。于是，巡抚吉庆以杖责九门提督差役的罪名，上疏劾奏武亿，并将奏折副本抄呈和珅。

和珅是谁呀？用一个“老奸巨猾”实在是委屈了他。这山东巡抚吉庆的马屁没拍对地方。和珅收到弹劾武亿的折子副本后，怪这个吉庆多事。他往外派的这些人，是不符合大清法律的。和珅的想法是，吉庆这样张扬这件事，这不是揭露我和珅私自派谴差役的不当吗？这不是暗地里表扬武亿是个耿直县令吗？于是，和珅不动声色地命人把折子副本退给山东巡抚。吉庆等没办法，只好再上折子，煞费苦心地避开这件事，以“任性行杖，滥责平民”的罪名弹劾武亿，摘了武亿的乌纱帽。

虽然武亿在山东仅仅做了七个月的县官，但由于他为官清廉，敢为民请命，得到百姓的高度赞誉。当他被罢官后，博山一千多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到巡抚大堂为之请命。吉庆被感动，亲自进京为其翻案。大学士阿桂斥责吉庆道：“朝廷条令禁止番役出京，你怎么这样糊涂，竟然隐去真相，将依法行事的县令弹劾，何也？”吉庆深为悔恨。但由于和坤的压制，驳回了让武亿复职的请求，冤案终未得申。

“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武亿于是回籍专于著述。他博通经史，精于考据，一生著述颇多。他是乾嘉之后“新洛学”的主要人物，尤好金石之学，亦工于书法，著有《授经堂诗文集》、《金石三跋》、《授堂诗钞》、《授堂诗文》、《偃师金石记》、《安阳金石录》等10余种，还编修了《偃师县志》、《鲁山县志》、《宝丰县志》等凡数百卷，均在《清史列传》载传于世。其著述皆广引博征，学术价值极高。

嘉庆皇帝亲政后，和珅被正法。嘉庆皇帝令朝臣推荐委任各地方官员，条件是“品学端正，有真才实学，政绩可考。”武亿在被推荐之列。嘉庆派人召其进京，准备重用，然而当差役到武亿家里的时候，他已于一月前去世。清姚鼐为其作《博山知县武君墓表》，事迹收入《清史稿?武亿传》。

武亿（1744-1799年），字虚谷，一字小石，自号半石山人，河南省偃师县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进士，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授山东博山县知县。武亿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勤于政务，对县里的案子秉正处理，随到随办，决不拖延，且能对行贿者严加斥责。其到任不久，博山大治。

“降年有永有不永；廉吏可为不可为。”——翰林院编修洪亮吉集经史句挽武亿。

武亿虽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却不畏权势，严明执法，展示了他做人光明磊落的一面。他因杖责和珅爪牙丢了乌纱帽，使得清朝的历史上少了一个勇于为民做主刚正不阿的清官。为此，我们又给和珅记上一笔公报私仇的罪状。但这也因此激发了武亿另一方面的潜能，使他有充足的时间为后世留下了100余卷翔实的著作。

配享清廷皇家太庙的唯一汉臣

清朝太庙是皇帝祭祀先祖的祖庙。太庙前殿为祭祀主殿，中殿供奉努尔哈赤以下历代帝后神龛，中殿后界供奉努尔哈赤以上四世先祖。前殿东庑以功勋王公配享；前殿西庑为满臣功臣配享；中、后殿两庑储藏祭器。每年除夕前一日祫祭（皇帝所举行的集合远近祖先神主于太祖庙的大合祭），国有大事大典，也都进行祭告。整个清王朝296年历史，有资格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有12人，这其中仅有一名汉臣获得过这最高殊荣，这个无人比肩的汉臣是张廷玉。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张英之子。张廷玉是康雍乾三朝元老，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居官达50年。先后编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充实《明史》、《国史馆》、《清会典》。

张廷玉是康熙三十九年进士，他真正得到重用是在雍正朝。《清史稿?张廷玉传》说：“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雍正认为张廷玉“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康熙驾崩，雍正守丧期间朝中政局不稳。此时张廷玉每日奉旨缮写谕旨，雍正口授后张廷玉片刻拟就，从未出错，雍正对其大加赞扬。实际上好长时间张廷玉主要工作是担任雍正的高级秘书。

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军机房”（又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张廷玉在军机处仅次于怡亲王允祥位列第二，他长期处机要之地最受到雍正的宠信和厚爱。《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自此以后，“奏折”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被确立下来。它的确立和军机处的设立一样，是清朝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清末。张廷玉完善了清廷奏折制度与军机处的运作规则，功不可没。

张廷玉职务繁多，工作忙碌，雍正经常一天召见他两三次。西北战役，他“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到朝房，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属吏常达数十人，他即使坐在轿中也经常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

张廷玉同雍正“名曰君臣，情同契友”。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得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张廷玉患病，不是联的臂病又能是什么呢？”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回乡祭祖，雍正赠给他一件玉如意，祝他“往来事事如意 ”。还下令“所过地方派拨兵弁护送，并文武官员迎接。”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雍正视张廷玉为左右之臂、股肱大臣。

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他把“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当做座右铭，“终身诵之。”他在修《康熙朝实录》时删削了许多不利于雍正的文字。雍正赞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张廷玉身居要职数十年，然却“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凡是别人馈送之礼，价值超过百金则拒绝。雍正皇帝顾念张廷玉生活清苦，雍正八年（1730年），曾赏银两万两，张廷玉不敢收。雍正说：“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他将此银两或用于激励士子发奋学习或资助乡里穷困者和灾民。雍正还将位于圆明园附近的澄怀园赏给了张廷玉，张廷玉因之号“澄怀主人”。

乾隆二年（1737年），张廷玉用雍正皇帝所赐白银近五千两在桐城东门外建石桥一座，得到乡人的称赞，此桥被称为“良弼桥”。乾隆五年（1740年）春，张廷玉闻知桐城一带欠收，米价暴涨，便寄信回家，令家人捐谷一千石以救济贫民。

雍正皇帝最赏识鄂尔泰、张廷玉这两位老臣。鉴于新君好通过处罚前朝老臣来树立威望，雍正皇帝在弥留之际，以“将来二臣可配享太庙”的方式来保护二人，彰显了雍正用心良苦，也表明雍正对张廷玉惺惺相惜的情分。

鄂尔泰去世后，乾隆为了防止张廷玉一党权势过大，开始对张氏家族抑制，还对张廷玉做出了略带侮辱性的评价：说张廷玉不过“以缮写谕旨为职”。在本朝的十几年，“毫无建白，毫无襄赞”“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说张廷玉不过是个写圣旨的，在本朝十几年没有一点辅改的功绩,只不过是因为他供职多年,如那些古时的器皿样，只是个摆设而已。

乾隆十二年（1747年），张廷玉因年老多病祈求退休。乾隆不高兴，对他说：“朕以为，作为人臣，如果心意预先有辞官而去的想法，必将对一切事物漠然视之，敷衍了事疏于政务，年龄已到就奉身告退辞职，谁还会全力为国家管理实务？这是不能不加以辨别说明的。”乾隆实际上不想放张廷玉离开朝廷，他要亲自看着他老此终身。张廷玉从此不再敢轻言辞职一事。

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以张廷玉年逾古稀为由，准他不必早朝，遇天热，或刮风下雨，可以不必入内，他的内阁首辅位置由讷亲取而代之。张廷玉明晰皇上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事务的职务，要求回乡，这次乾隆准了。张廷玉奉请入朝谢恩，奏称“蒙受世宗遗命得到配享太庙殊荣，乞求圣上将所说立为凭证。”为自己身后配享太庙之事让乾隆皇帝给他写一份保证。这让乾隆很不高兴，但他还是写了首诗赐给张廷玉，在诗中表明不会改变先皇遗诏。第二天，张廷玉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乾隆很恼怒：“张廷玉就在京城，即使病得很重，就是爬着来，也该来谢恩。为自己要赏赐时能亲自上朝，可是谢恩时就不能亲自来了，这样对待朝廷给他的莫大恩惠，好像这都是他应该得到的，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乾隆的怒言被张廷玉的门生协办大学士汪由敦暗中通风给他。张廷玉第三日早上赶紧进朝谢恩。乾隆见状猜想有人走漏消息，经查果然如此。乾隆十分生气：“朕为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斥责张廷玉“负恩植党”，立即削去张廷玉伯爵。那些嫉妒张廷玉的朝臣见风使舵，向上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这一最高荣誉。乾隆谕示仍保留张廷玉配享太庙。罢去汪由敦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留任办事赎罪。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急匆匆地向乾隆皇帝奏请南归故里。乾隆斥责道：“你曾待候朕讲读，又曾是定安亲王的师傅，却是这样的冷漠无情到如此地步，这是有良心的人做的事吗？”还诏命把配享太庙的名单给他看，让他自己说是否够资格配享太庙。张廷玉惶恐万分请求罢允配享太庙，照律治罪。乾隆命令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朝臣看出乾隆皇帝的心意，一致认为应该罢免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乾隆皇帝以此修改了雍正皇帝遗诏，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同年9月，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皇帝降旨罚张廷玉白银一万五千两，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如汪由敦等人也都受罚。可见乾隆对张廷玉的怨恨。

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83岁的张廷玉病逝，乾隆皇帝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谥号文和，恩准其配享太庙。

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对张廷玉之事仍念念不忘，当他再次看到张廷玉的奏折，认为他的一些观点和自己的一致，命刻碑记之。乾隆在碑后题记，谓：“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

古人说“老而戒得”、“七十悬车”。正因此，张廷玉七十岁后才多次请求回乡养老，绝不为过。可却因此惹了乾隆，遭受罢官、削夺爵位、免予配享的处分。

回头看，张廷玉为清王朝日理万机呕心沥血这样了还不行，按照乾隆的观点你要“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这样的苛刻要求，打击加上侮辱摧残，绝对够七十多岁的张廷玉经受的，郁闷恐惧恐怕一直伴随在其最后的岁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廷玉带着深深的遗憾溘然长逝。尽管他仍被恩准配享太庙，那毕竟是他死后的事情了，当事人本身不知晓，给后世人做眼罩子看，又有多少意义？

一位师爷给和定了二十宗大罪

乾隆嘉庆两朝，有一个高风亮节的好官，这个官最初给封疆大吏当师爷，后来做官做到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大学士、太子太保。做官四十年，竟然是私篾毫无，归故里时随身带的仅几十箱书而已。乾隆年间在朝堂上，他多次与和珅直面交锋，和珅却拿他没有一点办法。这个两袖清风的好官叫王杰（1725——1805年），字伟人，号惺园，一号葆醇。陕西韩城人。他以自己的凛然傲骨谱写了一曲人生无暇的华章，为郁闷的大清朝增添了一缕清新。

《清史稿》记载：“王杰以拔贡考铨蓝田教谕，未任，遭父丧，贫甚，为书记以养母。历佐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皆重之。”从这段记载看到，王杰考中了举人，后到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府上做师爷，这两位都是乾隆年间政坛上大腕级的人物。尹继善，曾历任江苏巡抚，江南河道，云贵、川陕、江南和两江等地总督，为世宗、高宗所倚重，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陈宏谋，字汝咨，号榕门，原名弘谋，改名宏谋。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职。王杰给他们当师爷时，就是替这两位封疆大吏给皇帝写奏章。

乾隆二十五年，王杰以首名举人夺得解元，次年进京参加会试。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乾隆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杰的试卷字迹秀丽，书法超群。细看之下，又觉得十分眼熟，回想起这字迹跟两江总督尹继善过去呈递的奏折如出一辙。乾隆询问，得知此卷果然是当年经常为尹继善、陈宏谋写奏疏的幕僚王杰所作。再询其人品，知其颇有才俊。乾隆想把王杰圈点为头名状元。为确保无误，乾隆即召见王杰。看到王杰果然风度洒脱才华横溢，乾隆大喜，当面赋诗以贺：“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

乾隆亲自为乾隆嘉庆两朝，物色了一位极其出色的重臣。王杰身担要职四十余年，为官清正，敢于直言。这位刚正不阿的清官常与和珅在朝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从不妥协。《清史稿》记载：“王杰持正，恒与（和珅）忤，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王杰传》还记载一个细节：一天，大臣们在朝房等候陛见，王杰坐在角落里搓手取暖。和珅过来拉着他的手说：“状元大学士，果然手好！”王杰回答：“杰手虽好，但不会聚敛耳。”给了和珅一记闷棍。

王杰在乾隆嘉庆两朝所做的大快人心的一件事，就是主审和珅的罪行。嘉庆皇帝将和珅革职审查，谕旨王杰等人调查和珅罪行。升堂审讯时，无人敢当主审官，王杰慷慨担当。在王杰主持下，定了和珅二十大罪，嘉庆将和坤赐死。

王杰性格耿直，他曾任上书房总师傅，担负着教育当时的皇子顒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读书。其执教相当严厉，皇子不用功，他也敢罚跪罚站。有一次，乾隆碰见皇子被罚跪，即令站起，并说：“教者天子，不教者亦天子，君君臣臣乎！”王杰答道：“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乾隆赞叹，复令太子跪。

《清史稿?王杰传》记载，王杰性喜简淡，生活俭朴。他平时私事出门不坐官轿，只一骑一仆，穿着与百姓无异。偶尔在街头闻避道声，即肃立道旁。说：“邑令，亦吾之父母官也！”他平时待人接物，性情友善，和蔼可亲，不摆官架。他说：“我虽宰辅，亦常人也！”其家庭设施很是简陋，和常人一样。所谓大学士府，不过是自己出钱盖的只有两间一般士大夫的邸宅。有人馈赠他钱物时，王杰全部拒绝。“今若受馈，何为官？”这是他做官的信条。

王杰严于律己，不徇私情，不以权谋私，深得嘉庆皇帝的厚爱。嘉庆五年（1800年），七十六岁高龄的王杰以年老体衰乞请解职，嘉庆帝下诏挽留，并特许他拄杖入朝。三年后，他辞职还乡。从此，清朝少了一位清廉耿直受人敬仰的高官。

嘉庆九年（1804年），王杰八十岁生日，嘉庆皇帝专门派人带着自己的贺诗、题匾和珍宝前往拜贺。王杰特为此赴京答谢，他这把老骨头没经得住这一折腾，因年老多病逝于北京。王杰逝后入祀贤良祠，谥号文端。嘉庆皇帝评谕他：“先朝誉旧，久直内庭，忠清劲直，老成端谨。”

“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直道一身，敢斥邪恶。”王杰祠联是对其一生清风两袖敢斥邪恶的最好评价。

谁是和真正的掘墓人

和珅是谁杀的？这还用问，嘉庆呗。

嘉庆曾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杀和珅搜出他的家产白银8亿两，相当于清廷十年的国民收入，历史上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在看到上官云飞编著的《大清才子命运》这本书之前，我一直固守着这个念头。读这本书写和珅一章，惊了一身冷汗：原来事情十分复杂，暗藏着刀光剑影。有人蛰伏其中暗藏杀机，终借嘉庆之手取了和珅项上人头。他才是和珅真正的掘墓人。

这个人是谁？他叫朱石君，顺天府大兴人，乾隆年间进士，当过山西代理巡抚。属于“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那种书呆子。

可就是这个书呆子，忧国忧民忧天下，他看到和珅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祸国殃民，于是夜不能寐，殚精竭虑思考扳倒和珅的计谋。可是乾隆帝对和珅十分宠信，根本没有他人插针的地方。这时，乾隆皇帝已露风烛残年之势，再指望乾隆斩和珅是不可能的。朱石君将目光投向了乾隆的接班人——颙琰，也就是嘉庆皇帝身上，他决定接近这位储君，打算借其手除掉和珅。

朱石君谋划了一套周密的方案。他先是把乾隆皇帝的诗文分类编辑加注释和按语，戴高帽子，说那些诗堪比“李杜”。好大喜功的乾隆高兴了，说：“知我诗文博大精深者，朱爱卿也！”飘飘然中把朱石君评点的那些诗文钦定为皇子皇孙的学习内容。由此及彼，他老朱顺理成章就成了“上书房师傅”，并受钦命专一授储君颙琰学业。这第一步，朱石君走的是十分缜密，大功告成，当上了颙琰的老师。这一年颙琰26岁。

第二步，朱石君给颙琰上课专讲历代帝王仁政爱民，以民为本的历史经验，他用自己义愤填膺的激情和火热奔腾的忠心，雕刻着未来帝王的灵魂，把颙琰培养成一个辨忠奸、明是非、忧国忧民的君王。就这样，朱石君在颙琰的心中埋植好一把利剑。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驾崩。

正月初四，早有预谋的嘉庆出手了。停止和珅本兼各职，命其运送乾隆灵柩回清东陵。

正月初五，再下旨将和珅逮捕下狱。

正月初九，嘉庆宣布革除和珅职务，交由刑部，并命查抄和珅家产。

正月十一，嘉庆宣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要各省督抚表态。这二十条大罪如下：

“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遞如意，漏洩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

“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

“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

“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

“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遞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瞒，以至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

“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其大罪六。”

“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其大罪七。”

“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手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

“上年十二月，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

“皇考升遐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

“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

“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

“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

“薊州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

“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

“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

“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

“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

“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

“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财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

正月十八，嘉庆皇帝的最后圣旨下来了，赐和珅三尺白练自裁。

至此，我们不该为这位运筹帷幄之中，十几年磨一剑的朱石君拍案击掌吗？谁还敢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历史的烟云深处，仿佛看到这位书生在和珅人头落地那一刻捋着长须，沧海一声笑。

嘉庆年间整理的《和珅列传》详细记录了和珅的身世和他的经历。和珅(1750—1799年)，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年间，他做到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权力仅在乾隆之下。他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是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和珅虽然是乾隆年间的一代英才，但也没能逃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命运。

盘点前清重臣罪状

“兔死狗烹”。这样的场景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清朝从努尔哈赤到宣统十二个帝王中，“好戏”基本上都集中在康熙、雍正、乾隆这爷三个身上。这爷仨，在“整人”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好戏，各显神通，高潮迭起，独步整个大清朝的“舞台”。让人替那些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重臣”担忧。也实在是“看清史打冷颤，替古人捏把汗”。

鳌   拜

官职：辅政大臣罪状：30条罪状指数：* * *

皇帝评语：努尔哈赤誉其为“万人敌”、“满清第一勇士”。

人生辉煌：征战朝鲜“冒矢石直前搏战”，皇太极赐号“巴图鲁（勇士）”。清兵入关作战时多次打败明军，屡立战功。把持朝政，首辅大臣。

失败之笔：“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连康熙也无法改变鳌拜的决定。这家伙跋扈成性、骄横凶狠、大权独揽，把年轻的皇帝当成任凭自己摆布的傀儡。康熙急了，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把他办了。

命运判词：康熙念其历事三朝资深年久，效力有年，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不忍加诛，仅命革职，籍没拘禁，宽大处理，免死禁锢。”最后死于禁所。

殃及家族：其党羽或死或革。其子纳穆福后获释。

后世评定：死后背了太多的黑锅。雍正为他平反“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

明    珠

官职：大学士等职罪状：8条罪状指数：* *

皇帝评语：乾隆认为，“明珠主要的罪状是‘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官箴’。”

人生辉煌：官居内阁十三年，权倾朝野，“掌仪天下之政”，人以“相国”称之。在协助康熙除鳌拜、平“三藩”、击沙俄、收台湾、剿噶尔丹、治黄河、接受汉族影响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失败之笔：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为“长子党”的核心人物。因卖官纳贿被革去 “大学士”职务。

命运判词： ‘念其于平定三藩时曾有赞理军务微劳’，而没有‘暴示罪状'。”康熙对他进行宽容处理，使其得于病逝北京。明珠死后，康熙派皇三子胤祉前往祭奠。

殃及家族：只有同党余国柱、科尔坤、佛伦等革职。甚幸没有殃及家族。

后世评定：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善结人心。这是他官场得意和落得善终的重要原因。

索  额  图

官职：保和殿大学士 罪状：议论国事，结党妄行 罪状指数：*

皇帝评语：康熙称“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人生辉煌：辅佐康熙计擒鳌拜，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全国立下功勋。任钦差大臣率领清朝使团与俄方代表在两国边界问题谈判中，签订了第一个对等的中俄条约——《尼布楚条约》。“辅弼重臣”，权势隆盛。

失败之笔：贪恶腐化，自恃巨富，私心权欲日益骄纵。“太子党”的头目。不能宽以待人，对有的朝中大臣动辄“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

命运判词：康熙在拘禁索额图的上谕中说，“尔任大学士时，因贪恶革退，后朕复起用，尔并不思念朕恩。即若养犬，尚知主恩，若尔者，极力加恩亦属无益。朕欲差人到尔家搜看，但被尔牵连之人甚多，举国俱不得安，所以中止。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朕亦熟思之矣。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遭处死。

殃及家族：同祖子孙均被革职，其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被处死。同党多被杀、拘禁或流放。

后世评定：康熙说他是“本朝第一罪人”，这样的评定不符合历史事实，有失公允。只能说明康熙也是人，也有小家子气。

年  羹  尧

官职：抚远大将军罪状：92条罪状指数：* * * * *

皇帝评语：雍正语，“年大将军是朕的‘恩人’。”

人生辉煌：屡立战功、叱咤风云、威镇西陲，满朝文武无不服其神勇。雍正对年羹尧倚为心腹，希望彼此间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千载难有的君臣知遇情分。

失败之笔：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完全可以说年羹尧的结局是咎由自取。《清史稿》说年“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自恃功高，忘了自己是谁了；妄自尊大，不知道北在哪了。”

命运判词：皇帝开恩，赐其狱中自裁。

殃及家族：家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子孙被发配充军，家产抄没入官。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后世评定：在处死年羹尧死的时候，雍正给了他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很让人摸不着头脑。

隆  科  多

官职：吏部尚书罪状：41条罪状指数：* * * *

皇帝评语：康熙赞其为“能够做将军的人。”雍正亲口称呼他为“舅舅隆科多”，赞誉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

人生辉煌：是康熙、雍正两朝皇权交替之际，皇位继承大战中最为关键的核心人物。胤禛登基初时对他非常信任，在许多事情上都咨询他的意见，一派君臣和睦相协、同舟共济的景象。

失败之笔：“臣子有功，主子高兴的话可以恩赏；但不许自己表功，否则就是要挟，就是说主子无能或无德。”这是雍正的逻辑。隆科多居功自傲贪赃枉法擅权结党，对皇权产生不利影响。

命运判词：雍正为了避免留下滥杀功臣的把柄，故而没有将隆科多处死。而是在畅春园附近建房圈禁，“永远禁锢”。次年，隆科多幽愤中在禁所死去。

殃及家族：长子岳兴阿被革职，次子玉柱被发往黑龙江当差。其赃款数十万两，于家产中追补。

后世评定：陈年旧账一定要算。只能说明雍正这位主子，是一个刻薄阴险、心胸狭隘、喜怒不定的人。《清史稿》上说“隆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和    珅

官职：“二皇帝”罪状：20条罪状指数：* * *

皇帝评语：嘉庆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还说，“和珅是有才能的，只不过行的是小人之道而已。不懂得行一个正人君子应该奉行的大道。”

人生辉煌：从一名仪仗队士兵，做到了财政部长、组织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等，集国家的人事权、财权、军权、文化教育权、民族事务及外交权于一身，重要的封官达47次之多。和珅的官职之高，权力之大，管辖范围之广，空前绝后。这才叫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失败之笔：乾隆决定退位时想立太子，和珅却不想换皇上，就劝皇上甭着急，说乾隆肯定得活一万岁。在和珅的心中，只有乾隆和他自己。后来嘉庆当上诸君，他也没太当回事，自行断了后路。

命运判词：嘉庆因他是乾隆的重臣，故而赐他三尺白绫自裁。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殃及家族：对和珅的亲信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刑罚，对同案的福长安改判死缓。和珅保举的其他官员不予追究。他的家族盛极而衰，不劳嘉庆动手了。

后世评定：和珅聚敛财富之多，为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此言不假。

为大清亡国掘墓的人

清人笔记《名人逸事》有篇文章《曹振镛之误清》中记载：“整个清朝，重臣死后谥号为‘文正’的共有七人（实际上是八人，另一人是刘统勋。笔者加注）：汤斌、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清人评价说这七人中汤斌以理学，朱珪以学问，曾国藩以勋业方面的成就得到‘文正’谥号，这几个人没有任何非议。李鸿藻、孙家鼐则是以给皇帝当师傅得到的谥号，这是惯例，这两人也没有什么明显过错。杜受田给文宗当师傅，相伴的时间是最长的。当受田死时，文宗皇帝失声痛哭，赠他这个谥号也是正常的。等到了曹振镛则是挑剔细故，‘鸡蛋里挑骨头’，箝制人心，让天下人不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等到洪杨事件突发，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这都是曹振镛造成的。”

这七人唯独曹振镛被认为是难以配享“文正”这个谥号的。且清人直接就说他的罪过是“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洪杨（太平天国起义）猝发，几至亡国，他罪过极大”。

道光皇帝执政后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毕竟精力有限，要是仔细查看，就是整夜不睡觉也看不过来；若是不认真看，又怕遗漏下什么被臣下欺骗。章奏不能遍阅实在烦闷，苦不堪言。这时，在枢府的曹振镛拍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马屁，他说：“现在天下太平，大臣们好作危言，指陈朝政的过失，以博得赞誉表扬。若是治他们的罪，则皇上会蒙上拒谏的名声。今后所有奏章，皇上不用遍阅，只要选择其中一些最小的错误用朱笔抹出，谴责奏折臣子，让群臣传阅。那么所有大臣都会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慑，以为皇上明察秋毫，细微不遗，一定不敢肆意擅奏，懈怠从事。”

道光一听，正合其心意。于是，他照此办理，每每从臣下的奏章中吹毛求疵挑出极小的错误，给予罚俸降革等严厉惩处。此举果然奏效，从此朝臣们“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这之后群臣上折子都忐忑不安，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时之错。道光帝终于从繁重的批阅工作中解脱出来。

等到咸丰一朝，太平天国起义，大清帝国将要倾覆之际，各级官吏仍“互相隐讳，莫敢上闻。”有人说这是曹振镛“隐蔽之罪”酿成的。曹振镛这方面为当时私人笔记所揭露，毁掉了他“文正”的声名。当曹振镛死后谥“文正”时，就有了“不文不正”的毁誉。

鉴于此，史学家苏同炳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生，号怿嘉。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三任省学政，四任省会试主考官。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官。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嘉庆朝得到重用，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工部，进入内阁。到了道光朝，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为官长达52年，官宦岁月之长整个清代无人能匹敌。

曹振镛于道光十五年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亲临吊丧，特下诏：“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下诏褒恤，入祀贤良祠，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道光帝还亲自为他写下这样一段赞语：“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曹振镛历经乾、嘉、道三朝而不倒，在道光年间抵达个人荣誉的顶峰，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终其身，被道光帝视为“股肱心膂之臣”。《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道光喜欢求全责备，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形式不错，皇帝就会“龙颜欢喜”；反之则会“龙颜震怒”。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则无关紧要。曹振镛揣度帝意，跟道光皇帝很紧，绝不走板。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身居要位，他的为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于是大家都“循默守位，寖成风俗矣”。

曹振镛生逢内忧外患之世，当时腐化的官僚习气早已成形，大气候早就这样了，这并不是曹振镛一人所能造成的，但世人还是认为这都是因他的恶劣影响所导致。

历史上任何坏事都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来背黑锅。说奉行明哲保身的曹振镛是大清朝的掘墓人，或许他会喊冤；但历史已选择他来承担骂名，他又怎能逃得了呢？

首次倡议修铁路的台湾巡抚

《清史稿刘铭传传》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俄罗斯说要交还伊犁，后又违背诺言，清廷紧急加强边防战备。皇上召刘铭传到北京，刘铭传上疏陈述军事，他说，‘训练军队，制造武器，固然应该相继进行，但最关键的是铁路。修铁路的好处，不可尽述，对于军事更是刻不容缓。中国幅员辽阔，防不胜防，一旦铁路开通，东西南北联通一气，没有征调仓卒的后顾之忧，没有辗转运输的艰辛之虑，由此裁兵节饷，组成精锐之师。一名士兵可以抵得上十名，大权由上面掌握，不受边官员的牵制，建立了自强的基础，杜绝了洋人的觊觎，都在铁路这一关键之上。’虽然铁路并没有因为刘铭传的奏章而修建，但中国铁路的兴办，却是由刘铭传发端的。”

刘铭传到京后发现清廷一意求和，于是称病，愤愤地回家了。

刘铭传（1836—1896年），台湾首任巡抚。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西乡人（今肥西县铭传乡）。出生穷苦，为人刚毅勇敢。11岁丧父，18岁入江湖，曾一度上山做强盗。母亲因此受牵连而自杀。刘铭传在家中排行第六，因脸上有麻子故人称刘麻子或刘六麻子。投靠李鸿章的淮军后，他率领的所部号称“铭字营”，加入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被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在山东镇压捻军有功被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

同治七年（1868年），刘铭传奉旨督办陕西军务，因与其他官僚相处不和，愤于清政府昏聩不公，又因积劳成疾，告病还乡闲居家中。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被清廷重新启用派往台湾。刘铭传在台湾时多次击败法军登台的计划，在沪尾大捷中最终使法军放弃登台。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廷将台湾从福建分离出来建立台湾省，刘铭传任台湾首任巡抚。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在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同年设立商务局，樟脑总局，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

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煤油局，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

同年，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新政方针。台湾给了他大鹏展翅的天地，了却了他修建铁路的一桩夙愿。

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还要早八年。

将清初在台湾设的一府三县，增为四县。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到1890年为止，刘铭传在任台湾巡抚的六年中（1885—1891年），创造了六项中国之最：最早采用西式装备和操练方式；最早上奏折倡修铁路；最早在一省范围内推行全面改革并取得成效；最早独立的邮政局，最早的一条实际营运的铁路；最早的经济特区计划——基隆煤矿承办章程。

他在台湾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生产、交通、教育、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多数都卓有成效。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刘铭传实为台湾近代化的先驱，此言不假。

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盯在台湾上，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可以看出看，他绝对是有积极进步倾向的人。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他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基隆煤矿经营问题上，由于触犯了旧势力的原有利益，使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光绪十七年六月（1891年），他不得不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

刘铭传作为战略家、军事家，在台湾成功推行了改革，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工业化先驱者。他是清末洋务运动中具有革新思想、时代眼光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

“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这样的赞誉对刘铭传来说，不为过。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倡议建铁路的第一人，他的远见卓识被载入了史册。为纪念他的不朽业绩，台北的铭传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刘铭传在台湾妇孺皆知，“他是保卫、建设台湾的大功臣，台湾人民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台湾人民这样说。

刘铭传二次隐居后，仍时时牵挂国防大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了中日战争。刘铭传向朝廷上书奏战守之策。亟盼清廷能够重新起用他，但未能如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不啻给刘铭传当头一棒，他忧思郁结，旧病复发。11月下旬，台湾军民抗日失败，日本侵略军占领台湾全部土地。消息传来，刘铭传顿时昏厥过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月，刘铭传去世。朝廷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作为一名有爱国之心的沙场老将，最令他抱恨终生的是：自己抱病之身不能纵身疆场，冲锋陷阵；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宝岛，被拱手割让。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是一种剜心之痛。有句话叫死不瞑目，相信刘铭传就是这样的。

慈禧有位“戴红翎子的女枪手”

西太后慈禧（1835—1908年），她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是近代史上影响至深显赫一时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是一位让晚清历史“抖三抖”的人物，是女人中最具“强烈权力欲望”的“代言”人物。这位老佛爷热衷权术，除了忙着垂帘听政外，生活中也搞些附庸风雅之事，怡情于翰墨雅兴，经常将“自己”所作书画赏赐群臣，以示恩宠。也许是她在政治上太投入，而影响了她的艺术细胞发挥，流于后世寥寥无几的书画真迹没有多少艺术可言。人们见到她更多的书画几乎都由“枪手”代笔，她仅是吩咐钤上“慈禧皇太后之宝”玺印就OK了。所以，“慈禧书画”称之为“慈禧落款的书画”更准确一些。

先说一下慈禧亲笔书法与绘画是何模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慈禧用朱砂手书的《磐若波罗蜜多心经》，此书法笔力稚嫩孱弱，结构松散呆滞，属初学阶段。慈禧亲笔绘画的《蓼花螳螂》画稿，同样也属于初学水平。观其画，蓼花形似断枝枯叶，用笔犹豫迟疑，毫无功力；画面上的螳螂也画的不合章法。这样的作品说成习作可能更为准确些，慈禧的书法绘画远没达到流传于世的水准。

美国人何德兰著的《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慈禧太后拥有十八位宫廷画师，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为她作画。他们被分成三组，六人一组，每个月要值十天班……有一组领头的关先生说，‘要我一年至少给她画上六十幅画，约摸着在盛大的节庆日前送去。这些画再加上如意馆人专作的题词，由她在上面盖了自己的印章，就在节庆日当作她自己的画送出去。”从这段话中我们了解到慈禧的“书画枪手”人员够两个班了。她的“枪手”中最知名的要数缪素筠、屈兆麟。

缪素筠（1841—1918年），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清末女书画家。她工画翎毛、花卉、虫鸟，亦精书法，有“女红艺杰”之称。她的《翎毛》、《花卉》两作，曾被两江总督作为“贡品”奉献到皇宫，老佛爷喜欢，招书画作者入宫做她的代笔人，她是慈禧书画的首席“枪手”。因为其“通晓文墨，谈吐有致，慈禧无事，辄召其入寝宫，并赐坐地上，两人谈古论今，以解寂寥。”慈禧对她优礼有加，深为宠爱，常令缪素筠位居其左右，随时教她画画，或为其代笔作书画，封为“御廷女官”，每年支俸白银两千八百两，供奉于福昌殿，且免所有跪拜大礼。皇宫的人们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姑太”、“缪先生”。后又升其为三品“女官”赐“顶戴红翎”，追加白银一万两。慈禧赠送外国使节的花卉画，现藏瑞士苏黎世瑞堡博物馆的《雪中梅竹图》轴，就出自缪氏手笔。

“供奉何人进画图，行宫亦有恽情手。日长频唤先生入，伏地闲谈当说书。”当时西安知府胡延作的《长安宫词》中，有一首这样描述缪嘉蕙在宫中陪侍慈禧。

“八方无事畅皇情，机暇挥毫六法精。晨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清末诗人陶农部诗颂缪素筠。

清末另一位女画家阮玉芬（生卒年不详），字苹香，江苏仪徵人，也是慈禧喜爱的一位“红粉枪手”。她擅画花卉、翎毛，“入手即超然，妙于点染”。慈禧太后对其也是十分赏识，赐名玉芬，亦供奉于故宫福昌殿，荣遇仅逊缪氏。

“男枪手”的代表人物则为屈兆麟(1866—1937年)，字仁甫，北京人，他18岁时进宫造办处如意馆听差，擅长工笔花鸟，后升至最后一任如意馆“司匠长（馆长）”。他是位全才画家，“细笔花鸟，悉能生动自然。山水、人物、花鸟，靡不精妙，尤善松鹤。”作品钩线稍多，画科也较为全面。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篇幅等。民国十三年(1924年)，溥仪出宫，屈兆麟也随着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宫廷画工生涯，飘落江湖，卖画谋生。

史称慈禧“爱画如命”，这位老佛爷常命这些枪手们代书“福”、“禄”、“寿”等榜书大字，挂置于宫殿之内。她最喜欢送人的礼物，就是这些钤上自己“慈禧皇太后之宝”玺印的书画。每逢寿诞，臣工阿谀奉承之时，慈禧均以缪素筠、屈兆麟等代笔的“御笔之宝”字画回赐，“赐字为乐”。几乎所有王公大臣的家里都有慈禧太后赏赐的“福”、“禄”、“寿”等“御笔”斗方大字。

在慈禧身边，缪素筠的每幅作品均需遵从慈禧的授意，盖太后的玺印。“不得随意任性，不得驰骋放纵，不得标新立异。”用她本人的话说：“泼墨虽多，尽为落套俗题。”缪素筠作品的顶峰期，是在她出宫后。足够的积蓄保证了她“安定生活，稳心练笔，无任何后顾之忧，前瞻之愁。”她曾游三峡、登泰山，收女徒，畅己情怀画了27幅“造极面舒心”的作品。但因被授过内廷官衔，任过慈禧的代笔人，按出宫时的“旨嘱”，所有书画不可面市。这些真正体现她艺术水准的作品鲜为人见。

郭沫若曾作诗赞誉这位女画家，“苍天无情人有情，彩霞岂能埋荒井？休言女子非英物，艺满时空永葆名。”

由于慈禧这位政治女强人本身不具备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她的标准自然就低下，导致了她执政期间宫廷绘画水平的平庸。这半个多世纪书画艺术发展相对迟缓，裹足不前。晚清的宫廷绘画多为工细浓丽如绣织品的工笔花鸟，格调并不是很高，多“脂粉”气。其书法多为“福、禄、寿”大字作品，多“馆阁”气。其书画作品整体水平表现的不高，透露出大独裁者在这方面的庸俗和浅薄。

红顶商人，一个荒淫的暴发户

胡雪岩（1823—1885年）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胡庆余堂创始人。他出身贫寒，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为世人所称道，被誉为一代巨贾。慈禧太后赐他黄袍马褂，升迁至“布政使衔”从二品官阶，故又被称为“红顶商人”。纵观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商获仕、戴红顶子又穿黄马褂的，仅胡雪岩一人而已，他是晚清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胡雪岩拥有资产近3000万两白银的家业，田地万亩。事业有成的胡某人显露出“暴发户”的浅薄和荒淫。他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处处显露出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胡光墉传》记载：胡雪岩修建“第宅园囿，所置松石花木，备极奇珍。姬妾成群，筑十三楼以贮之。”也有资料说“大起园林，纵情声色，起居豪奢，过于王侯，骄奢淫逸，大改本性。”他耗巨资营造的庭园被誉为“江南第一豪宅”。

胡雪岩酷爱女色，他经常在街市上寻觅美色，看见有姿色的美丽女子，就请人说和，身价再高也不计较，而且还会给女方的家人安排好差事。他仗着有财有势，把冒犯他的女子娶回后再休弃，肆意侮辱良家女子。他强买民女，通常只过三五天或一两个月，新鲜感一过不喜欢了就给银数百两，任其改嫁。据《见闻琐录》记载，遭到他喜新厌旧抛弃的“凡买而旋遣者，殆数百人。”

《南亭笔记》记载：有一天，胡雪岩穿着朴素的衣裳到一个妓女处。那妓女看胡雪岩的穷酸相以为没多少油水，便懒得理他。只有一个老妇人殷勤招待了他。第二天，胡雪岩派人给老妇人送了两包金叶子。妓女那叫后悔啊，让老妇人跟着来人去请这位财神。胡也挺给面子，再度光临，然而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只是捻须微笑，嘲讽妓女有眼不识他这座泰山。

《庄谐选录》载有：胡雪岩一次经过一家裁缝店，见门口一个苗条女子很是上眼，就盯住多看了几眼，那女子觉察之后，急忙关门进入屋内。胡雪岩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于是派人拿巨资向其父亲提亲要纳其为妾，女子之父见钱眼开答应了。胡雪岩择日将这女子娶回，在新房里，胡雪岩自己喝着酒，然后让新娘子裸体躺在床上，又让仆人在一边高举着大蜡烛，他来回踱步看着这新人，放声大笑说：“前几日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现在你还有什么办法制止我？”说完推门而去，到别的小妾房中过夜。第二天派人对这女子说：“这间房中所有的物件都可以拿走，你可以改嫁他人，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叙述了胡雪岩独特的生意经。六十三回写到：“他那经营手段也实在厉害，因此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照例是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去了，由得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不是发财的。”

《胡雪岩外传》说他的杭州豪宅，文石为墙，滇铜为砌，有的墙壁是将细瓷碗打碎，捣成细瓷砂涂抹可以千年不朽。园林巧夺天工，楼阁玲珑，云屏绘锦，绿暗瑶香，耗资巨万，豪奢无匹。据当时的《申报》报道，有个外国官员到杭州，宁愿住在胡府也不去官方的迎宾馆。

胡雪岩姬妾成行，号称“十二金钗”，分住院内长弄中各楼，按序各占一室。到了晚上，侍女端上盛有各姬妾牙牌的银盘，胡雪岩随手翻一个，侍女就按牌上名字叫这个姬妾侍寝，宛如皇上翻牌子一样。胡雪岩每天早晨起床，由佣人端上用翡翠盘盛着的青黄赤白各色宝石若干枚，让他“养目”。每日合家大小还要鹭序般的去上房恭请晨安。至于唱戏祈福，摆酒张筵，无不穷极奢华。胡雪岩喜欢和众多的姬妾一起嬉戏、玩乐。他让诸妾穿上写着“车”“马”“炮”字样的红蓝马甲，登到在高台上画好的棋盘，红蓝对峙，胡雪岩和夫人在栏杆后用竹竿指挥她们，“下活棋”。胡雪岩和姬妾一起过着肉林酒池、欢歌盛宴的奢靡生活。享乐纵欲无度，挥金如汤沃雪。派头甚至超过了一些勤政节俭的皇帝。

胡雪岩虽聪明一世，在生意场上八面玲珑如鱼得水，但在官场上却是个“低能儿”，政治上的“不成熟”，不谙官场规则，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祭品，做了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光绪十年（1884年），胡雪岩这位纵横商场、江湖，出入朝廷庙堂之上，权倾一时、富可敌国的一代巨贾，身败名裂，落得倾家荡产孑然一身，近3000万两银子的家业也顷刻殆尽。“看他楼起，看他楼塌”，短时间之内事业家业俱毁，人间天堂地狱，如梦幻般迅速演绎一遍，他在凄凉中郁郁而终，仅六十二岁。

胡雪岩贫寒出身，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发迹，成为当时富可敌国的巨商富贾；左宗棠收复新疆，他帮助筹备军饷，替清朝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他奉母命建起一座胡庆余堂，真不二价，童叟无欺；瘟疫流行时向百姓施药施粥，被人们称为胡大善人。胡雪岩的人生过程，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生意亦官亦商；为人亦庄亦谐；既狠毒奸诈又乐善好施；财产广积，富可敌国，实所罕见。但他如一个一夜暴富的“暴发户”，赌徒般挥霍，荒淫奢侈近于疯狂、变态，超乎寻常。他的一生有着令人羡慕的巨大成功，也有令人摇头的惨重失败。

“杭人胡某，富坷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迹迥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汪康年在《庄谐选录》中的这段话，为“福兮，祸所伏也”这句古语又作了一次生动的诠释。

老祖宗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话在四海之中检验了两千多年不出差错。这样看来，胡雪岩荒淫奢靡，泡在娇楼之中，沉溺于女儿乡，严重违背“富贵不能淫”这一点，这位“戴红顶子”的“暴发户”所作所为不能称之为人人敬佩的大丈夫，他的结局不值得惋惜。

琴工张春圃公然不伺候慈禧

晚清京城琉璃厂有一个会弹琴的乐师叫张春圃，朝廷士大夫十分欣赏他的弹奏。

光绪辛巳年间，慈禧想要听琴，她听说张春圃弹奏得很好，于是召其入宫弹琴。为慈禧弹琴的地方有正屋七大间，慈禧坐在最靠西边的一间，距离西厢房十分近。张春圃应召时就和内太监约定，他不能跪着弹奏，必须坐着弹奏才能成乐曲，各方面都准许了他的这一要求，因此安排不让慈禧太后见到他。

内太监在西厢房内摆置了七八具琴案，并将这间屋子布置得极其富丽堂皇。张琴师取过一张琴，一弹，不和音节。再试其它的，都不和音节，这些琴装饰得虽然十分华美，但选用材质却是下等的。

就在张琴师和内监们焦急之时，忽然听到慈禧太后发话了：“可将我平日所使用的那张琴给琴师，让他弹奏。”内监把慈禧的琴拿给了张琴师。

琴师在这把琴上一落指，就感觉到其音色甚是清扬悦耳，他情不自禁地连声赞叹：“好琴，好琴。”

慈禧听到张琴师的话，即道：“既然琴师说好，就叫他现在弹奏吧。”

于是，张琴师竭尽其平生所学进行弹奏。

几支曲子弹奏过后，稍稍休息一下。忽然有几个身着乳母衣服的妇人领着一个童子进来，这名童子约十岁上下，穿的衣服十分华美，他看到这把琴就玩弄起来。

张琴师连忙阻止说：“这琴是老佛爷的，动不得的。”

这童子见张琴师阻止他，便对他怒目而视。

旁边一个妇人当即责备他，说：“你知道他是谁？连老佛爷都事事依着他，你竟然敢拦着他，你不打算要脑袋了。”另有一妇人用眼神制止她再说下去，责备张琴师的妇人于是就不再说话。

当初慈禧太后召见他时，曾命内监给他带话说：“你要好好用心伺候，将来为你一个官职，在内务府当差，不用担心荣华富贵。”

张春圃自打这次弹琴出宫，之后又有懿旨宣他进宫，可是他宁死也不敢再进宫。

以上是张春圃亲自对他人说的。

熟悉他的人问他这其中缘由，张说：“这样的龌龊富贵，我不羡慕。”

这个张春圃为人率直、狂妄而又有节操，因为贫困而被琉璃厂雇佣，他的琴法十分讲究音律，因而在朝廷公卿中很有声誉。

肃王隆勤也听到他的名声，曾召他到王府弹琴，每月给他三十两银子作为酬劳。早来晚归是经常的事，张琴师觉得受到束缚十分不自在，想要辞去这个差事却无办法。

一次弹琴之后，黄昏之际开始下雨，亲王对他说：“今天你就不要回去了，就在王府中留宿吧。”他却不肯，亲王再一次留他。

“我留在王府，我的东家却不知道详情，还会以为我在妓院留宿呢。”这位狂妄不羁的张琴师是这样回答亲王的。

他的话让亲王十分生气，当下将他赶了出去，从此再也不叫他到王府弹奏。

张春圃却很是高兴，认为自己逃离王府的计谋成功了。

“不食嗟来之食”，这位张春圃后来死于贫困。

“不慕富贵，不趋势力”，“不为五斗米折腰”，“以节义贞操为重”。张春圃的骨气远远高于一般的士大夫。

这件事在清徐珂著《清稗类钞》和梁溪坐观老人著的《清代野记》中都有记载。

传奇太监李莲英是一位成功人士

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皇帝颁布了一道上谕，对太监做出了“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等六条严厉规定。康熙皇帝说太监不过是“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雍正皇帝规定“太监品级以四品为限。”乾隆皇帝说，太监是“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这些圣训列入了皇室的祖宗家法之中，要求子孙后代严格遵守。

然而这些祖制到了晚清，随着慈禧太后和太监李莲英的出现，发生了变化。慈禧太后因李莲英而突破了祖上传下来的规矩，赏李莲英戴二品顶戴花翎，黄马褂，使得李莲英位极人臣，这在整个清朝太监中是独一号的。

据李莲英死后的墓志碑文记载：“公姓李氏，讳莲英，字灵杰。平舒世家也。年九岁入内廷充役使，循守规矩，有若成人。”李莲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九岁入宫。李莲英幼年时，由于生活所迫举家迁往京师，开了一家熟皮作坊维持生计。《清朝野史大观》记载：“皮硝李者，孝钦后之梳头房太监也。名莲英，直隶河间府人。本一亡赖子。幼失怙恃，落拓不羁。曾以私贩硝磺入县狱。后脱羁绊，改业补皮鞋，此皮硝李三字徽号所由来也。”说李莲英幼时父母双亡，落魄不堪，曾因私贩硝磺入狱，出狱后，开始修皮鞋。

关于李莲英的发迹，民间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李连英拜访他的同乡太监沈兰玉，得知慈禧喜爱新式发型。于是他到妓院专门学习了一套梳理新发型的技术。后经太监沈兰玉介绍，进宫当了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从此得宠。这个传说根本站不住脚，按清宫典制，后妃宫中根本没有梳头太监这个差事。但关于李莲英“以善梳新髻受到慈禧宠幸，由梳头房太监擢总管太监，居然赐二品顶戴。”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流传甚广，蒙了谁算谁。

那么，李莲英是如何从一个九岁入宫的娃娃太监爬到权赫宫中的一代宠监呢？在清宫档案中，记录着李莲英从一名小太监到二品总管太监的发迹过程。

咸丰七年（1857年）李莲英进宫后，起名李进喜，在奏事处当差。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他被调至东路景仁宫当差。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李莲英随咸丰皇帝逃往热河。这时的李莲英不被人注意。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十六岁的李莲英调到长春宫慈禧跟前当差，当时，安得海红得发紫。安得海与李同年入宫比他大一岁，安入宫后即分到懿贵妃（即慈禧）的储秀宫当差，慈禧太后十分喜爱聪明伶俐的安德海，给他起名“灵珊”，也常唤他“小安子”。（慈禧曾给身边四个小太监起名：得平、得安、得如、得意，“平安如意”之意，李莲英的名字也是慈禧起的，也叫他“小李子”。）

同治八年（1869年），恃宠狂妄的安得海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私逃之罪正法。但李莲英也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样，迅速取代了安得海的位置，而是受到了安得海一案的牵连，和有官职的太监一起受到了罚俸处分。一个月后，他又因“滑懒不当差”被革去八品顶戴及钱粮，后解除处分。

安得海事件后，李莲英引以为戒，他办事处处谨慎小心，揣摩主子的心理、爱好，千方百计地讨主子喜欢。“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李莲英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开始发迹，他被赏戴六品顶戴花翎，食“月薪”银八两五钱。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后，李莲英进入了一个“快速通道”，他被任命为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按清宫旧制，太监进宫服役满三十年没有大过失者，才能选补首领太监，可李莲英此时进宫仅十七年。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被任命为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加赏貂皮马褂。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再度被赏加三品顶戴花翎。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加二品顶戴花翎。至此，李莲英走上了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升迁之路。

慈禧下旨赏给李莲英二品顶戴花翎时，朝野皆为之侧目。一些官吏对李莲英青云直上感到惶恐，他们纷纷上书，希望慈禧限制李莲英的发展，但慈禧不为所动。其实，太监品级与朝廷官员品级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太监的官职品级，无论是总管还是首领，都不属于国家官员范畴，只是皇室私家奴仆的首领，职权范围也仅限于宫闱之中，没有任何政治地位。慈禧尽管可以给李莲英二品顶戴，赏赐他无数财宝，但她始终没有让李莲英去干预朝政。野史说李莲英在宫中“干预国政，广植私党，反对戊戌变法，构陷帝党及维新派”犯有多条罪状，这多半是捕风捉影。

李莲英第一次遭到朝臣抨击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钦派大臣校阅北洋海军。慈禧太后派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亲往巡阅，由于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身份尊贵，因此加派太监、御医随行，“以时调护”。奕譞主动要求太后派李莲英随行，以表明心迹。检阅水师进行的很顺利，惟因太监李莲英随行，在朝廷掀起了一阵旋风。按照清朝的制度，太监随同亲王阅兵，并无先例。监察御史朱一新上折谏曰：“……今夏巡阅海军。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谔，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朱一新可是为了维护朝廷尊严而说的话，揣测朝廷让李莲英参加校阅海军是有苦衷的，但从国家威严出发这绝对有辱国家海军的尊严。慈禧看了奏折极为不满，她颁懿旨亲自为李莲英辩解，斥责朱一新是“危词耸听”“附会不经”，大骂他“书生迂拘”“才识执谬”，把他降为主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败，全国舆论大哗。御史安维峻在奏折中尖锐地指出：“人们都说‘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实左右之’。我就不敢相信，因为太后已经归政了，要还牵制政事，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天下臣民了。李莲英是什么人？他哪敢干预政事？如果这是真的，祖宗家法岂能容？”慈禧见到此折异常震怒，立即以皇帝名义发谕：“军国要事，仰承懿训遵行，天下共谅。安维峻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之语，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命革职发往军台。”李莲英是慈禧的“心肝宝贝”，绝对不允许有人诋毁。于是，又一个找李莲英麻烦的人被降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病死于西苑的仪鸾殿。主心骨没了，李莲英顿生离去之意。慈禧丧期不满百日时，“及太上孝钦显皇后升遐，公之退志决矣。”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初二，他提出要离开了生活五十多年的皇宫，当时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准其“原品休致”，享受在当差时的待遇，这个待遇在太监中是绝无仅有的。

李莲英出宫两年后，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初四日病死在自己的北京寓所，时年六十四岁。隆裕太后下令赐银千两，赏埋京西恩济庄太监茔地一个独立的院落里，他的坟墓前面有石柱桥及牌坊，牌坊横眉上书“钦赐李大总管之墓”，院内东西侧各有亭子一座。其墓顶用三合土建筑，墓碑是用汉白玉制成。这种丧葬规格在清宫太监中又是最高的。

作为一个太监，李莲英的皇室奴仆身份和千百个太监一样，他们一样有着苦难、屈辱的童年，有着残缺的身体和残缺的生活，享受不到家庭和亲情的温暖。不同的是，李莲英由于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和宠信，在慈禧太后的庇荫下，他的后半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得到了宫内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地位，金钱财富任其享用一生。

纵观李莲英的一生，他的后宫生涯游刃有余，得到善终。秘诀无外乎奉迎、谨慎两点。奉迎让他飞黄腾达；谨慎让他长保富贵。可以说他的太监“事业”是成功的。但由于他的名字一直和慈禧太后紧密捆绑在一起，在人们印象里他俩自然是一丘之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这顶帽子甭想摘掉。

我国近代首批留学生的悲情际遇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中国男童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这是近代中国首批官派留学生，这本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创新之举，但却因大独裁者的目光短浅而中途夭折。读到这段历史实在令人扼腕。

洋务运动兴起以后，洋务派积极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认识到要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除了聘请洋人教习外，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派遣自己的人员出国留学，直接培养各方面人才。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上折疏议大清派青少年才俊到美国留学，曾国藩说此事“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华侨教育家容闳也极力呼吁促成此事，在他们的积极倡议下，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随行官员祁兆熙所著《游美洲日记》，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乘坐轮船跨海三万两千里，横渡太平洋到美国的这次长途旅程。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梳着辫子的中国幼童的思维还未完全被“四书五经”禁锢，他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的街道上，接触到异域新奇的风情，完全迥异的生活方式，自由独立的环境，这些改变了留学生的心态，他们很快就融入到新的环境当中，适应了美国生活，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有的还剪掉了辫子，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西式服装。思想开放的留学生事务副监督容闳对这些十分宽容，而保守的主管监督陈兰彬对这些转变不能接受，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洗脑”，留学生标新立异是对中国文化的背叛。他觉得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以防止这些中国幼童忘了祖宗，变成“假洋鬼子”。

远在地球另一面的慈禧开始不断地接到有关美国留学生的情况汇报，慈禧对留学生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的行径深感担忧，她害怕这些中国幼童一旦都变成“洋鬼子”，回国后会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于是，慈禧决定招回所有的留学生，中断留学计划，最终导致留学计划夭折。

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六日，对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清朝政府下令将他们这些留学生全部召回。他们被迫中断学业，悉数被“遣送回国”。这一百多名留学人员经过八九年的美国学习生活，已经融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遣送回国的指令让他们都黯然神伤。由于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都在美国民众家生活，也结下一定的情谊，大棒强加下的分离更加渲染了一份悲情。

在耶鲁大学学习的黄开甲，曾把他回国后的情景写信告知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当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

中国近代留学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中途夭折了。客观地说，这绝对不仅仅是这些留学生的悲剧，也不是慈禧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幕悲剧。其时，只有詹天佑、欧阳赓两人完成大学学业，六十多人中断了大学学业，其余的大多数人还在中学学习。

这一百多名留学生尽管被迫中断留洋学业，但这几年异常珍贵的学习机会使他们打开了眼界，认识到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现实，看到了清政府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这一壮举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对促进中国近代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些留学生中有许多仁人志士，在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成为优秀人才。晚清的历史舞台上，从此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 (n

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考取了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光绪七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詹天佑是获得学位的两人之一。他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     之父”。

唐元湛是赴美留学的第二批留学生之一。归国后任上海大北电报局局长，清朝最后一任上海电报局总办，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当时的西方人评价：“他们所获得的知识使中国开展了现代通讯，并因此可以说电报系统摆脱了外国的政治干预。”

吴仰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曾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矿冶系深造。回国后任矿冶部门的技术工作，开平矿务局副局长。开平矿务局是洋务派所办的采矿业中最有成绩的大矿。

唐绍仪，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促成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清政府总理总办、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国民党政府官员。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复旦大学创办人。

虽然出现了诸如詹天佑、唐绍仪这样璀璨耀眼的明星人物，但也有不少人如溪流入海归于沉寂，历史上再难觅这些人的踪迹。

慈禧太后虽然对洋务运动所推行的一些内容予以支持，但那些都是建立在不影响她的皇权统治基础上的。封建帝王孤傲专横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在她心中始终占主导地位，一旦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的权力会产生不利，她就一定会制止或者干脆废除，根本不去考虑这项内容对民族对国家是否有裨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属于这样的因素。

抬头凝望已散去的历史烟云，仍不免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康有为的双面人生

大侠金庸在他的小说《鹿鼎记》中，借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口说出这样一段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话：“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一个口号，为的是催眠外面那些愚蠢的人。要反清就是抢回我们的钱和女人。复不复明关谁鸟事？”这句话绝无虚侫，道出了天下男人心底的龌龊。这天下男人没这样想法的恐怕没几个；但说出来的人寥寥无几，这绝对是男人心里的真实写照。只是没这贼胆敢说出来   罢了。

中学时学习康有为，就差一点把他当成那个“救世主”了。看人家康有为“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大呼“感国难，哀民生”，为报效国家、改革旧弊，奔走天下，四处呼吁，一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气概，整个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范，令人肃然起敬。哪里敢去怀疑这位君子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言行？再看资料，看到康有为的另一面，不啻“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才知道被这位“仙人”忽悠了，感觉陈近南说的话就是出自康有为的口。不管你说多少个“不会吧？”真实的历史痕迹就在那里，不由你不信。

康有为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大声呼吁男女平等，尤其反对“一夫可娶数妇”，说“公理不合，无益人道”。轮到他自己则是妻妾成行，康有为一共有六位太太有姓名可考。

康有为在广东南海的原配夫人张云珠，生有五个女儿。张云珠长住香港伺候婆婆劳连枝。她于1922年去世。

娶二姨太梁随觉，是因为不满意大夫人没有为他生儿子，康出国流亡时，她曾居住广州，为康有为生有一子三女。

1907年，五十岁的康有为，到达美国西部的菲士那，娶了个比自己小33岁，年仅17岁的华侨才女何旃理为三姨太。何旃理聪明伶俐多才多艺婀娜多姿，跟随康有为漫游世界，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康有为格外疼爱这位三太太，生有一儿一女。1914年何旃理在上海患腥红热病逝，年仅24岁。

1911年，五十六岁的康有为到日本。在日本居住时雇了一名十六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康有为回上海后邀请鹤子赴沪，其遂由女佣转成了四太太。她为康有为生有一女1974年2月，七十多岁的市冈鹤子卧轨自杀。

在第五房姨太太廖定徴之后，康有为61岁时又娶了比他小42岁的第六位姨太太张光，1919年在上海大张旗鼓地举办婚礼。迎娶时，康公馆众妻妾、子女集体缺席婚礼以示反对。张光天真可爱，成了康有为临终前几年中最宠幸的姨太太。康有为1927年猝死，这对张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45年张光一病不起，香魂飘散。

面对他人的讥讽，康有为辩称说，自己是“冒万死以保旧俗”，“现在生活不容易，我是帮忙养着几个女人”，甚至说“一夫一妻制是将来的事”，“禁止纳妾是妨碍他人自由”。他宣扬“天地生人，本来平等”，认为劳役他人为仆婢，“大背几何公理”。可他使用的仆婢竟达数十人之多。原来他到处宣扬的主张都是说给别人的，要求别人做的；他这种“严于律人、宽于待己”的做法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他的一些辩解理由实在是自相矛盾。

对康有为的评价，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革新派的巨人；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康有为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符合历史前进的规律。当他在民国初年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又甘愿腐朽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

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变法之前的孔子在他的心中是“维新”的孔子；不需要时又认为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为了上书清帝他用尽了伎俩，向自家亲戚和北京望族多人骗取钱财，以给他的银子数量多寡分封“贤人”、“大贤人”等称号。他称幽禁光绪皇帝是“罪大恶极”，慈禧太后临朝是“伪临朝”，自己跑到国外要“奉诏出外求救”；当一切不可逆转后，来了个180度大转身，又喊着拥护慈禧太后训政。

他鼓吹老师与弟子应各有自主之权，反对弟子不能自立绝对服从老师，说这样“大背公理，无益人道，其弊甚大”；然而，他所奉行的恰恰是他所斥责的。他的实际行动却处处维护师道尊严，对弟子独断专行实行封建家长专制，把弟子看作自己的附庸，不许弟子自立，不许有言论自由。

“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惊天地泣鬼神, 喊得最响逃得最快的康有为“不是爱惜自己的性命”而是“知道革命尚未成功，仍需努力”，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可是我们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在杭州竟挟妓女游西湖，并兴致勃勃地吟诗“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做西施，把自己比喻做范蠡，一时让人笑掉大牙。并且，他在此时看中了比他小42岁的张光，愣是强娶为六姨太。后来康有为落魄在上海时，几乎天天嫖娼，处处眠花睡柳，却是无钱偿付嫖资。时间一久，被妓院追着索要。康有为没钱还债就想乘船逃往广州，各家妓院追到船上却没有搜到他。开船后，水手发现甲板下有人，惊呼大家来看，正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后有人讽刺“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后于21日抵青岛，感到周身不适。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康有为吃饭，未终席而腹巨痛，急回家请日本医生就诊，断为食物中毒。次日黄昏，康猝死于“天游堂”居室，终年70岁。

康有为的弟子在为他作传时批评他说:“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路，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这段文字把康有为生平左右互博之术揭示得淋漓尽致。

康有为到底是“圣人”还是“伪君子”，历史自有定论。

第二章 事物篇

飘扬三百年的八旗

看清朝历史上，总觉得八旗战旗迎风猎猎作响，八旗将士铁流纵横，自是充满着一种豪情、一种英勇；总觉得上下五千年，没有哪个王朝哪个帝王能超过努尔哈赤这方面的风采，愣是把那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战场整得跟一个舞台似的，光看八旗的称呼就叫人眼前一亮。

八旗制度（也称八固山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战争中，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牛录基础上建立了黄、白、红、蓝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分别代表满人依赖的天、地、日、水。后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亦作厢），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合在一起共八旗。八旗制度是满族入关前的一项政治制度，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

满清入关后，生产的职能日趋淡化，军事和行政职能渐为突出。单从军事组织角度而言，八旗可以理解成“八只军队”，一旗即一固山，一固山为五甲喇，一甲喇为五牛录，一牛录为300人。每300人设一佐领，五佐领设一参领，五参领设一都统。都统即旗主，领7500人。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

牛录，满语，大箭，又称厄真，首领的意思。满族的先祖以射猎为业，由有名望的人当氏族或村寨的首领，以血缘为组织进行集体狩猎，称为牛录制。总领称为牛录额真。八旗的最小单位是牛录。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每牛录300户，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承，兄亡弟代。在重大战役时每牛录300丁（人），一般作战，每牛录只有几十人。实际上，八旗人数时有增减，但变化不是很大。

八旗旗上绣有龙的图案，故此也称大龙旗，清朝的国旗黄龙旗就是由此而来。

努尔哈赤在世时八旗掌旗贝勒如下：

镶黄(20牛录)、正黄(45牛录)：努尔哈赤。

正白旗(25牛录)：皇太极。

镶白旗(15牛录)：褚英之子杜度。

正红旗(25牛录)：代善。

镶红旗(26牛录)：代善长子岳托。

正蓝旗(21牛录)：莽古尔泰。

镶蓝旗(33牛录)：阿敏。

清太宗皇太极时，满洲八旗外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主体是骑兵；汉军八旗也叫乌真超哈（重装部队）主要是炮兵。八旗每一旗下都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三个部分，共合二十四旗。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再改动。清太宗天聪三年（1629年），记载蒙古二旗为左右二营，后改称左翼兵和右翼兵。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称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称为右翼。

清世祖福临为了加强对八旗的控制，对八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由皇帝直接掌控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由诸王、贝勒统辖的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五旗，称为下五旗，此后历代未有变化。镶黄旗为主旗，是最高级别。上三旗为尊，是皇帝的亲兵，担任禁卫皇宫等任务；下五旗驻守京师及各地。

八旗兵制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以营为单位，由都统及副都统率领，称作骁骑营，用于驻防或征战。炮营、枪营、护炮藤牌营，附属于汉军骁骑营。

八旗兵制初创时，是兵民合一。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入关后，十万八旗兵，变成纯粹的军事组织，成为“职业军人”。从清朝中期始，八旗兵开始过上奢华安逸游手好闲的生活，日益腐朽，失去勇武之风，八旗子弟也就成了养尊处优、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八旗制度是清王朝统治天下极为重要的军事支柱，它为巩固、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为保卫边疆抵御外来侵略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满族王朝保驾护航，更是起到中流砥柱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八旗制度是清王朝的产物，自然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清王朝的八旗从建立，到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在历史的天地间英姿飒爽飘扬了三百多个春秋，终随着历史的嬗变，走过了和清王朝一样盛极而衰的历史过程。

被满人耽误了的红衣大炮

很是佩服那些先人们，黑不溜秋的大铁桶子，系上一条红绸子，就可以称谓“穿上红衣了”，这个铁桶子是大炮，自然就叫“红衣大炮”了，佩服之至。

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13万八旗军主力，渡辽河，攻打孤城宁远。明廷派袁崇焕驻守该城，袁崇焕用“红夷大炮”重创八旗军，“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大明的红夷大炮让旗兵损失惨重，努尔哈赤也因之受伤，被迫撤军，因伤重于当年八月死去。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挫折。宁远战役后，明熹宗特封红夷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红夷大炮就是这样让满人认识的。

红夷大炮是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红夷”当时是指洋人的红头发。明朝将所有从西洋进口的前装滑膛炮都称为红夷大炮，明朝官员往往在这些大炮上盖以红布，因此也称为红衣大炮。清廷忌讳“夷”字，称红衣大炮。

明天启七年（1627年），继承皇位的皇太极为父报仇，再次进攻宁远，结果又被袁崇焕用大炮击退。连遭挫败之后，皇太极认识到了西洋大炮的威力，他广罗造炮人才，利用归顺的汉族工匠，创造了“失蜡法”，铸炮工艺领先于明朝，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造出了第一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第一批共造出40门“红衣大炮”，组建了一支炮兵部队。当年八月，皇太极带着这支炮队，一举攻克了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凌河城（今辽宁省凌海市）。自此，八旗军“每有征战，必载炮而行。”

满洲语称汉军八旗为“乌真超哈”（意为重火器兵，就是炮兵部队），这些红衣大炮由汉军八旗操纵。（八旗是满清政权的军事制度，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及汉军八旗构成。）满清一位统军说：“火器攻城，非炮不克”。红衣大炮是满清攻占天下的重要军事因素。

明清松锦之战，清军以红衣大炮连破明军据守的塔山、杏山二城，以清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松锦战后，明军关外主力被歼，火炮尽落清军之手，清军拥有近百门红衣炮，为进关作战奠定了基础。满清军队用号称“威武大将军”的红衣大炮，给在风雨中飘摇的南明政权以致命打击，明朝江山被这些“将军”轰得摇摇欲坠。

清军入关后，以红衣大炮破潼关，击败李自成的大顺军，随即把炮口瞄向偏安一隅的南明。扬州之战，攻守双方都动用了火炮。南明的史可法以巨型火炮守城，轰杀攻城清军千余人。清军以红衣大炮还击，扬州城墙崩陷失守，史可法阵亡，南明福王政权亦随之覆灭。清军又先后在扬州、嘉定、江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屠城，而红衣大炮自是最大的“帮凶”。

明亡后，明朝的火器大多被满清接收。而满人的民族狭隘性和那种自诩优等民族的思想，让他们依然奉行“骑射乃满州根本”的祖训，从而压制了其他先进火器的研制和装备。

满清虽然接手了明代留下的大量火器和部分工人，但没有继承多少明朝的火器技术。这只能说明一点，明代火炮设计、开花炮弹制法及先进火炮制造工艺等都已失传。原因除了大量工匠被杀，还有几乎所有明代研究火器技术的书籍在文字狱中都被焚毁。虽然清朝进行了大量仿制，盛极一时，但从整体上说，清朝对红夷大炮几乎没有再进行过更先进的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曾经辉煌过的中国古代火器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刻也同时停下了前进的脚步。火炮的制造工艺开始远远落后于西方。

红衣大炮虽然在满清后来的战争中损坏了一些，但鸦片战争中清军使用的相当大一部分仍是崇祯年的制品，这些“老爷炮”居然是当时清军性能最好的那部分大炮。

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时，由于还有明朝的老工匠和一些西方传教士，还能造一些性能不错的大炮，但已没有明朝乃至西方强国那种火器理论、技术等全面发展的景象。满清的火器发展进程严重滞缓，可以说，火炮在中国的发展被清王朝给耽误了。

清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任用德国人南怀仁设计多种大炮，有三种型号分别是：轻型大炮“神威将军”型，中型大炮“神功将军”型，重型大炮“武成永固大将军”型。载入清朝官书《钦定大清会典》。

嘉庆年间清政府曾仿制一批明朝末年造的神机炮来装备八旗炮队。可是，所造的大炮射程竟不足原炮一半。鸦片战争前，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而明代一千多斤的红夷炮，射程都比其要远得多。

鸦片战争中，英国远征军司令濮鼎查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清两万正规军。清兵被英国军队开花炮弹炸得晕头转向，对方炮声一响，统军们如惊弓之鸟，士兵们跟着乱钻。而在当时北京八旗炮库内还有大量被蛛网密布的明代造开花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射程也赶不上明末的那些红夷大炮。祖上对“红衣将军”的崇敬之情，都被他们的儿孙扔到爪洼国去了。

在厦门之战中，那些英勇的清军战士打出去的炮弹，命中率只有二百分之一。定海之战，葛云飞指挥清军“开炮数日”，仅一发命中。而这些大炮有时炮口会无端被堵塞，弹药也竟然会变成泥沙。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深刻揭示出清廷官员的腐败程度，连看家的家当都敢做假。

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各种大炮总数超过两千座，如果一齐准确地轰隆起来，完全可以立时把入侵的英军化为粉齑。

道光年间曾任浙江巡抚的福建人梁章钜，有一篇《炮说》文章记载，梁章钜在上海，亲自检阅过临海阵地的大炮，新炮旧炮，大炮小炮，不下两百座。然而洋鬼子一到，一下子竟像变成了蜡造炮，又哑又软，硝烟过后，检点残骸，人人心寒。

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乾隆的火炮保持完好，随时可以发射。只不过它的功用不是来保家卫国，而是用来摆设的“花瓶”。

满洲八旗建立的大清帝国兴衰固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原因，但如果将“红衣大炮”作为清朝兴亡的一条线索，可以这样讲：满洲八旗初期，勇于进取，接受新事物，注入雄起强力；清朝建立早期锐意创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了国家进一步强盛；中期固步自封，认为老祖宗留下来的就是好，扼杀了探索精神自行衰落；晚期抱守残缺，就指着这一棵歪脖子树，连最后的挣扎也不做了。

红衣大炮伴随着满洲帝国，在历史舞台上共同上演了“同兴、同盛、同衰、同亡”的历史过程。

康熙与《皇舆全览图》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之一，他曾亲自主持官修了王朝的国家地图——《皇舆全览图》。

《皇舆全览图》又名《清代内府舆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至五十六年(1717年)测绘，五十八年(1719年)全图告成。康熙亲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在当时，该图是“大清最精最全之地图”，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最精最全之图”。是中国第一次经过大规模实测、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全国地图。其范围之广，内容之精详，超过了以往任何中国地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中指出，该图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遣西洋传教士分赴各省测地绘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颁《皇舆全览图》。”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国家统一；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边界条约》，中俄稳定；三十六年（1697年）平定噶尔丹，安定西北。自此后，康熙大帝采取了整顿行政，掌握国家机制的各项政策，国内呈现政通人和，平稳发展的大好局面。四十四年（1705年），全国基本统一，政局日益稳定。康熙决定绘制一幅较为详细的中国全图。于是派西洋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10余人，和本朝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以及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组成测量队伍，开始了大规模全国范围的实地测量。

其实，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就下令地方各官“绘图送兵部，备披览征战之用”。并学习天文、历算及几何知识，掌握了利用纬度精确测绘的技术；购置仪器，借巡行、出兵之机实地测量，为绘制新地图积累素材。在亲征噶尔丹的行军途中，每到一处都进行测量，明确部队与京师的距离及其所在方位，做了绘图前的准备工作。

康熙之所以派传教士担此重任，是因为在中俄尼布楚交涉时，法国传教士进奉了一幅《亚洲地图》，其测绘之精、标识之详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传教士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经纬测图法、三角测量、梯形投影等测绘技术，他们还拥有大量的精密仪器。

测量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差各一度的网格图法，梯形投影。全国共测定经纬点630处，绘制了包括满、藏、疆以及内地各省在内分幅。详细地标示了地形、水系、居民地间相对标点及其汉字名称，开中国近代地图的先河，奠定了中国近代地图的科学基础。图成后铸以铜版印刷成册。合之则为一图，分之则为三十二图，纵横约数丈，比例尺为1比14万，具有较高的精度。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内府舆图又增加新疆部分。内府舆图自铸成铜版后，仅印刷一次，藏于内府，没有在世间流传。

当时欧洲尚未有如此大规模的测量活动。在这份地图的绘制过程中，雷孝思、杜德美发现了地球经线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有所不同，从而第一次在实践中证实了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为世界地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也成为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木刻版《皇舆全览图》，有总图1幅，分省图和地区图28幅，西藏及蒙古以西地方多空白。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印行铜版图，以纬差8度为1排，共分8排，41幅。这种以经纬度分幅的方法在中国是第一次使用。在文字记注上则是内地各省用汉字，东北和蒙藏地区用满文。故后人又题名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流传较广。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刊印一次木刻版。木刻版所包含的地域范围与康熙五十八年的铜版图相似。总图已详绘有西藏和蒙古及以西地方，分省图和地区图增至32幅，其范围东北至萨哈林岛（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白喀尔鄂博（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衣里必拉（伊犁河），西南至拉打克河屯（列城）以西。在西藏边境还标注出朱母郎马阿林（珠穆朗玛峰）。

由于舆图主要用于战争，也是行政权力的象征，私人收藏舆图就有谋反之嫌，故深藏内府，未能刊行，没有进入到社会应用领域。这种做法和观念影响了舆图的普及，妨碍了舆图的技术进步。所以历史上有关的文献记载都较为零散，给后人研究该图带来一定困难。雍正元年（1723年），意大利人马国贤把这幅地图带到欧洲，制成铜版四十一幅。一九二九年在沈阳故宫被发现，题名《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晓。雍正四年（1726年），此图收载到《古今图书集成》书中，分图216幅。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法国地理学家丹维尔译为法文，传到欧洲。

雍正继位后，对《皇舆全览图》以及为绘图所广泛搜集的中外地图和中亚与东亚的地图资料格外重视。特命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巴多明等，再绘以中国为中心及广大周边地域（包括北冰洋沿岸、西伯利亚和中亚及南亚）的巨幅地图，全图共分十排，自北向南排列，每八条纬线为一排，俗称《雍正十排图》，正名仍称《皇舆全图》。

到乾隆时又扩大了测绘范围，补测了西北地区康熙朝未及实测的地方。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西北边疆，先后两次派遣人员带领洋人和西藏喇嘛，前往新疆准噶尔诸部和回部等地区测绘，将天山南北雨路补绘齐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完成了《乾隆十三排地图》（即《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内府舆图》图幅比《皇舆全览图》增加了一倍以上，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实际上是一幅亚洲大陆全图。至此，中国疆域版固完成大一统之格局，再现了汉唐之世的统治疆域，时称“传三十六国之规模，宏二千余年之声教。”

嘉庆以后，各省在舆图绘制中抛弃了科学的测绘方法，退回到传统的计里画方上，制图水平大为衰退。我们看到康乾之后的许多舆图，都是传统的编绘。

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景桓楼刻本《大清一统舆图》，也是根据《康乾内府舆图》编制的，是一部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舆图集。它起到了公开内府舆图的作用，成为以后编制舆图的蓝本。

到了清末光绪年间，清政府创办了陆军测量，开始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测量和绘图以及舆图的出版有了一些发展。

康熙、乾隆年间的地图测绘成果不仅影响了整个清代，还影响到民国初年。《皇舆全览图》仅测绘过程就逾十年之久，人力物力所耗也绝不是区区小数。《皇舆全览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清中叶至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此图。有学者称，《清代内府舆图》与《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均为18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当时走在世界前列，比西欧各国要早将近一个世纪。

红顶商人与现代第一个海军机构

红顶商人胡雪岩那顶顶戴花翎可不是芝麻官佩戴的那种，那是二品大员的级别，享有穿黄马褂、准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这胡雪岩戴着这顶顶戴，直接参与筹建了中国现代第一个海军机构——福州船政局。

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从浙江前往福建任职，他一直将胡雪岩倚为心腹，故奏请将在浙江的胡雪岩与另外几个嫡系调入福建留在身边备用。左认为胡是“不可多得之员”，在左的运作下当时胡雪岩已被授予“福建候补道 ”的头衔，有了官员身份，成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

同治五年 (1866年)五月，在胡雪岩的建议下，左宗棠向朝廷递呈了《拟购机器雇洋匠试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的奏章。奏章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提出创办福州船政局造船厂的计划。

同治五年七月十四日，清政府批准了这件奏章，正式宣布：“试造火轮船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对左宗棠建议中提出的设想“均照办理。”左宗棠把办厂一切事项都交付胡雪岩打理，要求“凡局务及出入款项，责胡光墉一手经理”，无论“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皆由胡雪岩“一手包揽”。胡雪岩被派上用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雪岩聘用了法国人来担任技术指导，兴建了铁厂，船槽，船厂，学堂、住宅等工程。十月二十三日，胡雪岩同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到达福州。日意格等向左宗棠禀呈《保约》、《条议》、《清折》以及《合同规约》各项文件。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商定：“所有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船政局开设学堂，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此后机器、轮机可令中国匠作学造”。左宗棠还派胡雪岩与法国人共同制定了最初的规章制度，制订了《船政事宜十条》和《艺局章程》，呈报清廷。

胡雪岩凭着自己多年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将英国和法国双方搅在一起，互相牵制，为他所用。他请法国人帮助造船，又请英国人教驾驶，利用法国人牵制英国势力。

船政局开建不久，英俄支持浩罕国阿古柏率兵入侵新疆，西北战事又起。清政府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征战。十一月，左宗棠在即将赴任陕甘总督前，一面向朝廷推荐自己恩师、林则徐的女婿、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面又竭力推荐自己最信赖的胡雪岩照料福州船政局的一切具体事务。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胡雪岩的功绩进行了十分赞赏的评价：“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缘胡光墉才大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也。”留下他继续辅佐沈葆桢，承担了筹措工料、聘请匠师、雇工、开艺局等诸多重要的工作。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这些上奏后，在“上谕”中称：“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自当坚定办理，方能有效。左宗棠所见远大，大臣谋国，理当如此”。“其余所议各条亦属妥协，并著照所议办理”。“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此后“遇有船局事宜”的陈奏，“均著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其事”。左宗棠“身虽西行，心犹东注”。

十一月十七日，建设工程破土动工，标志着福州船政局的正式成立，地址选择在福建海口罗星塔马尾一带。到同治七年底，船政局的基建任务基本完成，“计建造衙、廨、厂、坞、洋房等八十余所”，局内设有铁厂、水缸厂、打铁厂、铸铁厂、合拢铁器厂、模厂、轮机厂、船厂、钟表厂、帆缆厂、火砖厂、舢板厂等 16 个分厂，工人数目最高时达 2500 人。这个船政局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海军机构，第一家新式造船厂。

同治八年 (1869年) 6月，该局建造的第一艘木壳轮船、排水量1450吨的“万年青”号下水成功。这艘轮船从福建试航到达天津港口时，围观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到场观看的一些西方人也连连称奇。该船政局共造船约20艘。

同治十年 (1871年)，左宗棠致胡雪岩信中说：“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轮船无须外国匠师，此是好消息……阁下创议之功伟矣。见在学徒匠作日见精进，美不胜收，驾驶之人亦易选择，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

胡雪岩在福州船政局的教学设置中也充分吸收西方办理海军的先进经验，采用法国教育体制，把船舶工程学校与海军学校合二为一。该局设立前后学堂，前学堂学制造，由法国人教；后学堂学驾驶，由英国人教。同治十四年（1875年）沈葆桢趁法国技师回国采购的机会，在前、后学堂中挑选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 名学生随同去法国参观学习。此后，先后派了三批学生去欧洲留学。据有关统计，福州船政学堂共培养学员1100多名，占中国近代海军同类人员的60％，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海战邓世昌、林永升等英雄。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机器造船工厂，第一所船政学堂，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工业企业都不能比拟的。

“斗殴收费”：清官府的荒唐税收

清人张集馨是历经清末道光、咸丰、同治的三朝老臣，其所著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清时福建漳州人有械斗的风气，其中龙溪、漳浦、云霄三个地方尤甚。大姓人家立红旗，小姓则树白旗，掳人勒索，拿赎金买人，聚众残杀，已经成寻常之事。

这种风气的起因是由于两方发生争执到官府申诉，官府不能替民审理，主持公道，于是双方自行拿起棍棒、农具、铁钎甚至鸟枪、火炮等各种器械来“武装”解决。甲方杀害乙方的父亲，乙方便用甲方兄弟的命来偿还。后来械斗愈演愈烈，开始不分青红皂白互杀对方同族的人。双方仇怨越结越深，大姓联合同族的人相助，小姓则纠集同帮的人相帮，本村人手不够，就到外村去招募。定下日子相互集众进行大规模殴斗，必斗个你死我活才收场。面对这样聚众斗殴命案连连，官家是什么态度呢？是等着两方火并之后来收税，所谓的“械斗管理费”。

受雇者每战死一人，雇者给抚恤金银洋三十元，还在祠堂设立忠勇牌位，妻子儿女都能得到照顾和赡养。如此一来，人们则犹如民族英雄一般慷慨赴死。

凡是参加械斗的人，那就如赴战场一样，每次械斗之前，各家妻子儿女流泪相送，出门之后生死未卜，丢掉性命绝对正常，活着回来那是命大。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父子、兄弟会作为对手在械斗“战场”相遇，而这时候不是“赌场无父子，赌场无兄弟”，而是“战场”无父子无兄弟了，只能各为其主拼命搏杀。械斗时鸣金则进攻，举火则退却，呼哨一声则火炮齐放。械斗结束，双方计算死者人数，除相抵外，其余的再告到官府要求赔偿。械斗时，官家也不敢过问，若强行制止则会遭到弓箭飞石袭击。因此只能等到双方“战斗”结束后，才能前往收取械斗管理费。

到后期，争斗的人越来越多，也就不断出现了拖欠管理费的情况。官府这时候便出动上千名差役，前去洗劫村庄，所到之处，实行“两光”，房屋树木，一概捣毁伐光。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真是祸事不断，一方面要听从同族族长的召唤，加入到“本民族正义战争中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搞得自己家庭支离破碎；另一方面还要提防官府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扫荡”，活得践了兢了。

大清禁赌“两头紧”

赌博在中国绝对可以说得上是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经出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到了唐宋时期已经渗入社会各层面。赌博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及动荡不安，所以中国历朝历代都颁发了一系列禁赌措施。

康熙朝时缙云县令李某，嗜赌如命，当他病重，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手指还在敲打床沿，喊着赌博时的术语。家里人劝他说：“你都病成这样还念念不忘赌博。”李某说：“我有几个赌友，就站在我的床前我们正在赌博，你们只是看不到罢了。他们来邀我，我怎么能拒绝呢？”说完就昏迷过去。苏醒过来后，向家人喊道：“快替我还赌债！我刚才到了阴间，和一群小鬼赌了几把，结果输了。小鬼说如果我还上了赌债，就放我回阳间。”家人听他这样说，赶紧烧了很多纸钱，可是李某竟在此际一命呜呼了。这是死不悔改的“样板式”赌徒。

清朝江西婺源县镇头镇十分繁荣，赌博风气在这里也是十分浓烈。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一些大家族集合本族成员宣誓，不沾染赌博的习惯，刻下了“永禁赌博”的石碑以示立信和铭记。当地还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人嗜赌成性，他的父亲为了让他戒赌写了一首诗：“贝者是人不是人，只因今贝起祸根。有朝一日分贝了，到头成为贝戎人。”儿子看了后百思不得其解，向其父请教。父亲叹了口气说：“‘贝者’是赌字；‘今贝’是‘贪’字；‘分贝’是‘贫’字；‘贝戎’是‘贼’字呀。”

清代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在诸多方面整纲肃纪，同时也严禁赌博，尤其以康熙、雍正两朝最为严厉。康熙在即位之初就把赌博作为大禁，史料记载，当时那些整天沉迷赌博的赌徒们都躲在家里不敢露头，京城内的贼也因此日渐稀少。到了雍正朝，更是严加纠禁，日夜不停地巡查严缉，同时增加律条，官吏赌博要革职，还不能花钱赎罪，并且从此不予录用。当时从事赌博业和赌具制造业的只能改行做起其它生意。

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赌术传入中国，赌博毒瘤到处蔓延肆虐，十分猖獗，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张鸣岐接任两广总督后，在两广掀起过一次禁赌风暴。他是激进的禁赌派，禁赌最为坚决。对那些反对禁赌的“否议员”准许辞职；而那些停职解职的“可议员”则奉召复职。

张鸣岐以《大清律例》为蓝本，议定《广东禁赌条例》17条，北京修订法律馆将《广东禁赌条例》合并为13条，增加了“未遂罪”一条。《条例》确定后，张鸣岐立即命人印刷通行，饬令全省各地按照新例扫荡赌博，严密查办，从速处理积压赌博案件，以迅雷之势厉行禁赌。新缉捕的赌犯，一律按新例严加惩治。令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及其他一切杂赌，尽行禁绝，不留遗种。禁赌《条例》一颁，广州人民举行盛大的庆祝巡行。

令人遗憾的是张鸣岐生不逢时，禁赌条例公布一个月之后，同盟会爆发革命，张鸣岐的禁赌只能不了了之。但他坚决禁赌的勇气在史册上留下值得称颂的一笔。

“剃头挑子”记载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剃头挑子一头热”这句歇后语，所见证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过程。很多人没见过“剃头挑子”这个物件，因为它早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现在要找那个一头热的剃头挑子只能到博物馆了。不光剃头挑子不再热了，就是“剃头”二字也已经十分落伍，早已被“理发”、“美发”所代替。

剃头挑子其形状是：一副挑子，一头是个小火炉，上有铜盆，温着热水。这是一头热的缘故；另一头是一个小柜子，抽屉里放着剃刀、梳子、篦子等理发工具。小柜子后板正中，竖着一个十字架样的木架，为搭手巾用。那个十字架出头的部分说出来吓你一跳，清初时那是用来挂人头的。还有一件东西必不可少，即由一钳形钢片和铁棍组成的“唤头”，剃头匠通过鸣“唤头”发出的“当啷!”声音来招揽生意，不用声嘶力竭地去吆喝。

“剃头”这个术语是从清朝初期开始使用的。满人进入北京取得最高统治权力后，为了达到长久统治的需要，为了彻底征服汉人，高压强制下令汉族男子改变明朝留“全发”的习俗，实行满族男子的发式，剃去颅前的头发在脑后留辫子。因为衣冠发式历来被看作一种象征，表示接受改朝换代；抵制不剃头发者视为反抗将被处死。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汉人男子一律剃头梳辫，违抗或逃避者杀无赦。北京对这项命令执行得最严。多尔衮下令派剃发匠在地安门、东四、西四、正阳门等主要路口搭起席棚，内供清帝圣旨牌，地点是固定的。凡过往行人有留发者，便拉入棚内强行剃头，违抗者当场杀死，人头悬在棚杆顶上示众，清初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清政府为了彻底贯彻这一命令，还扩大剃发队伍，令剃匠挑着这套家当游行于市，身边跟着几个抱着鬼头刀的人。接受剃发的梳起辫子走人；抗拒剃发的鬼头刀立马砍过去，脑袋挂在那个十字架的竖杆上。从剃头挑子的这套装置看，足以想象得到当年推行“剃发令”而引发的血腥惨案。就这样在全中国男人头上，辫子被迫留了近三百年。

辛亥革命后，男人们剪掉了辫子，发型开始多了起来，一些理发店开始诞生，街头巷尾挑挑子的剃头匠却越来越少。他们还是拿着唤头“当啷、当啷”地走街串巷，但很多人都只是背着一只布包或箱子，里面多了一把理发推子。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理发技术和工具的普及，流动的剃头匠已很难见到，很多人都不知道“唤头”是什么东西。

在中国存在了近三百年的一项手艺已经消失，剃头的不打唤头——没想（响）了。

“剃头挑子”本是一件很不起眼的物件，却见证了清朝用专制的手段统一天下维系其政权的历史过程，记载了一段血雨腥风的   历史。

辜鸿铭的辫子之争

偶然间看到了几篇描写辜鸿铭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拿他的辫子说事，展开辜鸿铭的辫子之争。有说他是晚清第一个剪辫子的人；有说他是最后一个剪辫子的。

辜鸿铭(1857—1928年)，名汤生，自号慵人，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其父是当地华侨，其母是西洋人，高鼻梁、深眼窝、黄头发成为辜鸿铭的相貌特征。辜鸿铭知识渊博，一生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外语，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自号“汉滨读易者”，晚年又号“东西南北老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

20世纪初，西方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远比在中国隆重。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印度圣雄甘地称之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德国一位教授郑重地宣布，“学生中若不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他被日本聘去讲学长达四年，是近代中国学者中时间最长的一位。

他创造性地把《论语》《中庸》《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向西方人倡扬东方文化和精神，同时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他是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行者。

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中国人的精神》（即《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是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辜鸿铭认为，要评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 “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那时的中国被列强肆意瓜分，四面透风。他说这样的话，表明他在做着坚定而又绝望的挣扎，他的内心所承受的是一种怎样的痛苦？

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印象极为深刻：“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也确实是民国时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而且这道风景是真实的，而不是复制的。”

林语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鸿铭》一文中由衷地赞美道：“辜鸿铭是一块硬肉，不是软弱的胃所能吸收。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刺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林语堂还说，“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与他同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民国行政院长王宠惠道：“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

郭沫若讲，“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记闻》中有一则笔记叫做《忘八蛋》。学部侍郎乔君对辜氏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辜在讽刺所谓“王道”，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治国方略，“王八蛋之道”则是中国自古以来被流氓们不断实践的、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式。

辜鸿铭为自己那条“象征性的发辫”坚持己见，他说：“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大中华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人家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

辜鸿铭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坚深的信仰，自视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他生平最痛恨中国人唾弃旧学，蔑视国俗，但他悲天悯人的善意无人心领，他洞察古今的睿识无人神会，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惟有出之以嬉笑怒骂之言，骂人总能骂在对方的命门上，因此被人贬为“怪物”，诮为“狂徒”。他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对他的评论，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

辜鸿铭死后，一位外国作家说：“辜死了，可是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

看辜鸿铭看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穷自身精力试图挽回大清帝国的颓势，展示出凛然不可欺的民族傲骨；他用最偏执的方式，来捍卫已经破落的中华传统文化，以不变应万变。对传统文化守护行之终身而不懈，以一己之力抗争整个世界；他以狂放的姿态，实是内心滴血的一种无助，来保护强烈的民族自尊。他的狂狷之气、另类表现只不过被人误读罢了，他是一位天生的叛逆者。

辜鸿铭是一本蕴涵博大、耐人寻味的奇书。看有关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时而使你忍俊不止，时而让你为他的幽默善辩击掌，时而无奈的摇头。但在这一笑、击掌、摇头之际，你会生出站在辜鸿铭那个年代对文化、传统、民族尊严以及人生未来进行思考的想法，以你自己的方式认识和反思那个中西冲突风雨飘摇的历史时代。

空前绝后的清帝国宣战书

“冲动是魔鬼。”这句话说得十分有水准，魔鬼附体的大清帝国独裁者冲动下，做出了空前绝后的旷世之举，居然向全世界宣战。这世界上任何宣战书，矛头所针指的对象无外乎个人、集体、国家，都十分明确。而清帝国发布的《宣战诏书》中“彼等”二字，将除了自身以外所有外部世界统统一股脑列为敌人，说白了向全世界宣战。

清人景善著的笔记记载了这篇《宣战诏书》全文：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

“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

“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自有人类有战争起，各种内容的宣战书再无法与清帝国《宣战诏书》相比拟了，清帝国的宣战书，是何等惊天动地空前绝后。军机处的一个小吏连文冲也因书就了这篇千古奇文而史上留名。

那么，是什么让大独裁者慈禧作出向全世界宣战这样疯狂的决策？据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的说法，这是因为一封情报所引起的。情报上说，各国公使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让权力欲望十分强烈的慈禧寝食难安，她绝对不允许有人摸她的老虎鼻子，挑战她视为生命的权力，这样就是“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慈禧说，“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大清朝廷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宣战诏书》发布后，朝廷要求全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在南方的李鸿章却唱了反调，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认为，在国家实力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如果鲁莽开战则前景堪忧。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也相互通气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策略。

然而慈禧的态度是坚决的，一定要打。

8月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为了阻止联军北进，清政府在京津之间构筑了两道防线，并派遣了装备精良的武卫军在两处驻防。8月5日凌晨，8000名日军率先向北仓防线发起攻击，与驻防清军接火，随着英、美军队炮火的加入，清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杨村。8月6日上午的杨村阻击战只进行了90分钟，清军的防线就全面崩溃，战斗过程之短，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样自欺欺人的牛皮大话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

8月12日，联军占领了北京的门户通州，15日凌晨，美军率先对皇城发动进攻，随后，联军其他部队一拥而上。就在守城清军与联军在城墙上激战的时候，大清国的国母却已经脚底抹油溜了。16日，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各国军队指挥官下令“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天”，实际持续了至少8天，北京城陷入了空前的痛苦之中。从破城之日起，联军开始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强奸妇女，皇宫也没能幸免。联军虽然下达了不进攻紫禁城的命令，但却准许军队以“参观”名义进入，无数的珍宝被这群强盗肆意掠走。

逃出北京后的慈禧在8月19日发出了两道上谕，一是发给了军机大臣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明令他们向洋人求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跑了，两位大臣也都上吊身亡。她的第二道上谕发给了身在上海的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急于求和的清政府次日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错了”，不再说 “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人人敢死”这样的话了。

8月24日，丧家犬般逃亡的慈禧再次给李鸿章发去电报，告诉他可以“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经过数月艰苦的反复磋商，清政府向侵略者赔款总额最终定为：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中国有4亿5千万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当年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尚不到9千万两，赔款数额之高令人瞠目，远远超过了联军的损失。

这次宣战之后的战争，使中国政治上彻底沦入半殖民地化，经济上则陷入了难以自救的地步，最终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同文馆

鸦片战争将中国的大门打开后，中国从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清王朝从皇帝到士大夫不得不从自己想当然的天朝美梦中醒来，帝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外交条款规定：“中外交涉条约均用英文书写，只在三年内可附用中文。”并确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为正义。”为了减少蒙骗欺诈，恭亲王奕?及一些眼光开放的大臣积极奏请创办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清政府在这个目的下创办了京师同文馆，初期旨在培养满族翻译人才，以便在与外国人办外交时“不受人欺蒙”。

奕?的建议很快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廷奏准在北京正式创立同文馆，馆址设在准备改作衙署的铁钱局炉房，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任监察官，实际操纵馆务。开馆之初，只设有英文馆，由英人包尔腾充当英文教习，华人徐树琳担任中文教师，在册学生只有10名。第二年增开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后又增设德文馆。甲午之战后，迫于形势加设了东文馆。

京师同文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这毕竟是违反祖制的“异端”，它的创办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朝廷保守士大夫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充斥“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诸多反对之声，还有以俚语笑骂同文馆是“胡胡闹闹，叫人都从了天主教”。在一片反对之声中朝廷选派校长竟没人愿去。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起初全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的。招考年龄最初限在15岁左右；不久，改为15～25岁；后期，则不计年龄大小，择优录取。到1887年在馆学生达到120名。课程设置从英、法、俄、汉文，到同治六年后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同文馆对业务考核至严至多，为近代所少有。

先后在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馆中教习待遇颇有差别，首任英文教习包尔腾年薪1000两，而英文馆第一任中文教师徐树琳还不到外教的 1／10，全年不足100两。

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培养了许多外语和外交人才。同文馆学生毕业后留馆任教、充当使节译员、担任高级外交官等去向。据有关统计：荣任驻外公使一级外交官的就有28人，其中一些人在业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文馆的第一届毕业生张德彝，出使英、意、比国大臣，担任光绪帝的英文教师，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陆征祥，北洋军阀政府曾任国务卿兼外交总长，后来出任驻荷兰、俄国公使，同文馆法文馆早期毕业生。颜惠庆，历任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次长、外交总长、内务总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苏大使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

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的标志。其后，外国传教士在广州、福建、上海等沿海地区纷纷开始设立学校。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同文馆受损惨重，被迫解散。1902年近代学制颁布后，京师同文馆并入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至此，京师同文馆走完了其40年的历史进程。

科举航船沉没于晚清

晚清重臣曾国藩是深得科举之利的，他自己科举中第后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是科举制度下一位“科举宠儿”。但就是这样一位科举制度的幸运儿，却对其有着消极的评价，认为科举误人。他在《与弟书》中对自己的弟弟告诫道：“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与曾国藩相比，蒲松龄、吴敬梓两位书生的科举之路，真是“路漫漫”可谓惨矣，几误终身。

蒲松龄十九岁时就开始参加秀才考试，他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省，三试第一，成了秀才。山东学政施闰章录取蒲松龄时为他写下“观书如月，运笔如风”的批语。这坚定了他步入仕途的信心和决心。然而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第一次竟然也是唯一一次科举中第。在这以后的三年一考中，他共考了十次左右，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考试全部落榜，直到七十二岁高龄，才补了个岁贡生，得了个“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他“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梦想终于成为“黄粱一梦”。

蒲松龄一生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对科举制度、科场积弊有透彻的了解；对科举失意之痛，有着更深刻的体验。他在《聊斋志异》许多文章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科举对人身心巨大的摧残和戕害。《王子安》篇篇末借“异史氏”的口总括概括出秀才参考前后的神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令人感慨不已。

“秀才入了考场，有七种比喻。刚入考场时，赤脚提着篮子，像讨饭的。点名时，考官喝斥，衙役们叫骂，像囚犯。等到进入了自己的座位，只见每个考栏内伸头露脚，像秋末挨冻的蜜蜂。等出了考场，精神恍惚，天旋地转，像刚出了笼子的病鸟。等待考试结果期间，心神不宁，草木皆兵，梦幻交替，喜忧不定，有时梦见得中，顷刻间锦绣前程展现在眼前，有时梦见榜上无名，一生前途毁于一旦，这期间，坐立不安，吃不好睡不着，像被揉搓的猴。忽有一天快马来报，名单中真的没有自己，立时神情骤变，如同猝死，像中毒的苍蝇，任凭摆弄也没有知觉。清醒后，灰心丧气，骂考官没有水平，笔墨没有灵验，一气之下，将书桌上的笔墨纸砚全部投入火中，烧不坏的就用脚踩碎，踩不碎的则扔进臭沟。然后披发进山，面对石壁。遇到再有劝他从学问上找出路的，定会抄起家伙轰赶人家。待时间一长，气也慢慢地消了，又萌发赶考之心，像刚出壳的山鸡，重新营巢，重置学习用品，故技重施。这种情景，当事人痛苦万端，而旁观者，还有谁不觉得比这更可笑的吗？”

无独有偶，清人吴敬梓二十二岁考上秀才，二十九岁赴滁州参加乡试预考，试官对他的评价是“文章大好人大怪”，取消了他去省城参加乡试的资格，这等于断绝了他的科举之路。一心希望通过科举博取功名的吴敬梓，屈辱地“匍匐乞收”，遭到试官“斥逐”，受尽侮辱。稍后侥幸得到了参加乡试的机会，却榜上无名。从此之后，他放弃了“诸生（秀才）”籍，终生远离科考，再也没有参加。他在《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度用功名利禄腐蚀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地痛斥，《范进中举》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展现了读书人十分悲哀的一幕。

这两位大文学家，尤其是蒲松龄矢志不移却屡屡受挫，一生都在撞南墙，却是只开花不结果。痛恨之下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宣泄满腔愤恨。

与蒲松龄、吴敬梓两位相比，曾国藩认为，科举考试只不过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仅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在这上面锲而不舍只会误人终身。曾国藩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更加客观，更发人深省。

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清政府宣布“变法”，实行“新政”。宣布：科举流弊太多，决定从次年起，废止八股文程式乡会试，改试策论和四书五经义。同时命令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并鼓励游学。各省普遍办学堂，留学人数也开始大规模增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以科举阻碍办学，请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三科减尽，圣旨准议。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袁世凯、张之洞再次联手会同两广署总督岑春煊、两广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而巽、湖南巡抚瑞方六人联衔会奏《请废科举折》：“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奏折要求从次年丙科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四日，清廷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丙午科是原定于光绪三十二年举行的科举乡试，这一上谕的发布标志着科举时代的终结。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始，科举这艘航船在中国历史上“航行”了一千三百年，行驶至清末，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在强劲的欧美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下谕废止科考，科举这艘“破船”就这样“沉没”了。

封建王朝第一面真正意义上的国旗

历史上旌旗猎猎，那些旗帜一般是三角形或矩形的，上面绣有篆体大字，边缘有波浪形的镶边，表明己方主帅主将姓氏。看《三国》《水浒》有多少英雄出场就有多少面大旗迎风飘扬，那些色彩纷呈充满刀光剑影的旗帜总让人热血沸腾。这些战场上惯用的旌旗，都不能称之为“国旗”。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到了清朝政府末年，为了与国际接轨，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旗”。

咸丰十年（1860年）前后，太平天国起义严重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英国人怂恿清政府购买船炮来剿灭起义，为此还帮助清廷制作了一个作战计划表，“忽悠”说从定制舰船到作战，两年内就可以剿灭起义。清政府认为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于1862年向英国购买中、小号兵轮共七艘及若干弹药，这件事交由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具体负责。

清政府要建立自己的海军舰队，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军舰都悬挂有该国政府的旗号以供辨识，旗号即象征国家的国旗。但大清没有国旗，为此，总理衙门向朝廷提交了一些备选方案：八卦旗、麒麟旗、虎豹旗，也有一面英国人帮助李泰国设计的长方形、绿底、黄色对角线交叉、中心嵌黄龙图案的龙旗。慈禧认为“龙”是君主的化身，黄龙旗的黄色是皇家独享的颜色，龙又是大清皇帝的象征，用黄龙来代表大清，十分恰当。又按五行学说，中央属土为黄色，故黄色又可以代表清朝。清廷选定了以黄龙旗作为船舰旗号，所有水师船舰均悬挂三角形黄色龙旗。

中国的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在《使西纪程》里说：“各国国旗多为长方形，且竖黄旗是有危重病人希望别船医生救助的信号，中国国旗用尖角、黄色‘太为失考’。”这句话不知含有多少宿命的因素，大清朝这个“病秧子”，向那些张着血盆大口的豺狼求救，整个就是飞蛾扑火肉包子打狗。

英国人在清政府购舰船上大做文章，想借此来控制清朝军事。英方胁迫李泰国代表清政府与其签订协议：由英国人阿思本任中国舰队的最高指挥官，指挥新购舰船及清政府原有的西式舰船及人员的选用。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阿思本舰队来到中国，清政府才知道了李泰国出卖朝廷的勾当。清政府宁愿白扔了这些舰船，也不能接受受英国人指使的现实。这个阿思本又捡了一个“便宜”，最后把船拍卖给了印度和埃及。

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到来，由于三角形龙旗与西方各国军舰国旗相比显得格外迥异。为和国际接轨，李鸿章奏请把三角旗改为长方形旗，请求定为国旗。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并颁 “黄底蓝龙戏红珠图” 的海军旗为大清国旗（俗称“黄龙旗”）。要求龙旗用黄羽纱制，龙头向上，龙身用蓝羽纱制。自此，清政府的国旗才算最终敲定。

中华民国（1912年1月10日），清朝政府被颠覆，黄龙旗不再飘扬。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黄龙旗又在北京城出现。然而，到7月12日，段祺瑞率军入京，溥仪再次退位，重新露头仅十二天的黄龙旗再被赶下历史的舞台。

呜呼，漂亮、苦命、无奈的“黄龙旗”，终被历史雨打风吹去。

清朝国歌，世界上最短命的国歌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清代以前，对外交往不多，没有国歌这个概念。到了清王朝，因外交需要，才第一次有了国歌。

清朝驻英大使曾纪泽在出使期间，看到西方国家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很被这个仪式感动，觉得清帝国也应有本国的国歌，因此特地上奏并呈了一部《国乐草案》，但未得到批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洋访问。欢迎仪式上，主方要演奏中国国歌，李鸿章一听晕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国歌这个概念。事发突然，李鸿章的参议们临时找了一首适合清政府的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以古曲，作为国歌临时使用。该诗内容为：“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此曲后来被称为《李中堂乐》，可以说是旧中国最早的一首国歌替代品。

宣统二年（1910年），曾到日本考察过音乐的礼部左参议曹广权，鉴于“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宴集，既自奏国乐”，他奏请朝廷“整饬礼乐，以正人心”。提出为了国家的尊严一定要有自己的国歌，凝聚人心。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四日，爱新觉罗溥仪批谕内阁:“典礼院会奏，遵旨编制国乐专章一折；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前因国乐未有专章，谕令礼部各衙门妥慎编制。兹据典礼院会同各该衙门将编制专章缮单呈览，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清王朝从此有了名为《巩金瓯》的“国乐”。

这曲国乐的内容为：“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歌词是文言文，语言晦涩难懂，寓意却很美满：“承蒙上天庇佑，当保牢疆土。老百姓们都欢欣鼓舞，庆幸生于清平盛世，真是幸福吉祥，心情舒畅。大清帝国有上苍保佑，会像苍天一样不会塌下，像大海一样不会枯干。”这首《巩金瓯》由清政府海军部参谋官、著名思想家严复作词，禁卫军军官、皇室成员傅侗作曲。歌名的意思就是巩固清王朝的万里江山。这首歌还有个别名叫《大清国雄踞列强万万年》。

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和产物，《巩金瓯》作为中国第一首法定的国歌，已经载入了历史。无奈的是这首国歌颁布了仅仅六天后就遭遇武昌起义，寿终正寝，绝对可以说这是世界上寿命最短的一首国歌。虽说这首国歌名不见经传，但历史是需要正视的。

清朝为何建有两处皇室陵寝

明朝修建了一个十三陵，这十几个帝王寝陵集中一处，倒是为后人观瞻省却了好多麻烦。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在河北遵化修建东陵，顺治的孙子雍正又在河北易县修建西陵，爷孙俩搞了两处皇家寝陵来了个分庭抗礼，后世的这些个皇帝只好是东葬一个，西埋一个，安葬的排序也是错落不一，给后人摆了一个迷魂阵。

东陵安葬的是：孝陵-顺治、景陵-康熙、裕陵-乾隆、定陵-咸丰、惠陵-同治。整个陵区共有帝陵5座，后陵4座，妃园寝5座，公主陵1座，慈禧太后也葬在这里，共15座陵墓群。

西陵安葬的是：泰陵-雍正、昌陵-嘉庆、慕陵-道光、崇陵-光绪，及诸后妃之陵。整个陵区共有清帝陵四座，后陵3座，王公、公主、妃子园陵7座，共14座陵墓群。

从上面可以清楚看到，清陵是先有东陵，那里安葬着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到了雍正则开始有了西陵。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的遵化县境内，东陵陵址的选定是顺治自己看中的。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记载：“顺治帝尝校猎遵化，至后为孝陵之地，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为朕寿宫’。因自取佩玠（即指环）掷之，谕侍臣曰：‘玠落处定为穴，即可因以起工’。后有善青鸟者（风水先生）视之，相惊以为吉壤也。”

清朝在东陵先后建成217座宫殿牌楼，组成大小15座陵墓，所有陵墓以顺治孝陵为中心进行排列。各陵墓均由宫墙、隆恩门、隆恩殿、配殿、方城明楼及宝顶等建筑构成。其中方城明楼为各陵墓最高的建筑物，内立石碑，碑上以满、汉、蒙三种文字刻写墓主谧号。明楼的后面为“宝顶”，“宝顶”的下面是停放灵柩的“地宫”。由陵区最南端的石牌坊向北到孝陵“宝顶”，有一条6公里长的神道，沿途建有大红门、大碑楼、石像生、龙凤门、七孔桥、小碑楼、隆恩门、隆恩殿、方城明楼等建筑，井然有序，错落有致，主次分明。

有了东陵这个皇家寝陵，并不是没有空间安置后世的皇家子孙。那怎么又会出现第二个陵区呢？雍正是第二个陵区的始作俑者。他并没有跟随他的爷爷顺治和父亲康熙葬在东陵，而是自己选择另一块风水宝地——西陵，另辟蹊径标新立异，因而出现了东西两座清王室寝陵。

雍正即位后，陵址本来是选在东陵九凤朝阳山上。但他看了寝陵草图后，认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泥沙，实不可用”，很不满意。因而将原址废掉，命另选“万年吉地”。选陵址者奏称，河北易县永宁山下是“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听后十分高兴，也认为这里“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于是定为陵址。这样从雍正起西陵就诞生了。

自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建设西陵的泰陵，到乾隆二年完工，共历时7年。泰陵是西陵规模最大的一座寝陵，到公元1915年光绪的崇陵建成，历经186年，共建有帝陵4座，后陵3座，王公、公主、妃嫔园寝7座，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个皇帝，9个皇后，56个妃嫔及王公、公主等共80人。溥仪死后也葬于清西陵。

雍正违背了子随父葬的习俗，自己图了满意，却给他的继位者乾隆出了一个难题。如果子随父葬的话，他应该葬在西陵，而这样也就昭示赞成他的父亲雍正违制；如果他葬在了东陵，他的儿孙们都跟着继续埋在东陵，则雍正一个人埋在西陵，显得非常孤零，这又有失皇家的威严和谐。乾隆为不使两处陵寝厚此薄彼，于是作出了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决定，特谕旨明示后代：“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西陵界分建。”他葬在东陵，他的儿子葬在西陵，隔代安葬，他的孙子又回到东陵。自此，清朝各皇帝死后便分葬于东陵和西陵。

实际上，乾隆之后的后辈皇帝们选陵也没有完全遵循这一祖训。

清王朝第八代皇帝同治载淳，于同治十三年（1875年）十二月五日病逝，他的下葬就给他的继承者出了一道难题。1869年来华，在中国居留16年的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在他所著的《中国人本色》中记录了同治皇帝死后下葬这件事。

“同治于1875年1月去世，但是直到第二年的10月才下葬。原因是给他的尸首找不到一块风水好的地方。因为咸丰安葬在东陵，按照祖训，同治就该安葬在西陵。但风水大师根据他们的占卜，提出在那里安葬会对国家不利，而应该葬在他处。经过数月调查，并且听从新皇帝的建议，终于决定他不能安葬在西陵；而是采取调和的办法，把他葬在东陵的地下。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安葬一个年轻夭折、无所作为、生活堕落的人的尸首，而且耗资巨大。”

同治下葬这件事很让这个美国佬看不懂。相信他知道了慈禧太后下葬的过程，更会让他频频摇头。

慈禧太后虽不是皇帝，但她的葬礼奢糜的程度超越了清王朝的诸多帝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的灵柩在京祭祀完毕后，即被送往东陵“奉安”下葬。从北京送到东陵整个行程中，动用了10万人力，外加随从官员一大批。灵柩每到一个稍大一点的府县，都要停下来做一次道场法事。就这样走走停停，10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一年多，于次年十月初一，灵柩才到达东陵地下宫殿。这也绝对说得上是今古奇观了。

第三章 真相篇

豪格与多尔衮的皇权之争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开创清朝国号的皇太极在清宁宫中猝然病死，由于他不曾指定继承人，因而引发了极为动荡的皇权之争。诸王、贝勒都想拥立自己一方代表人成为新主子，大清国的朝堂上由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个是以肃亲王豪格为首的皇子派，有两黄旗、正蓝旗为后盾，索尼、图赖是这一派的支柱，他们表态誓死要拥立先王之子继承皇位。另一派则是睿亲王多尔衮自己想要当皇上，两白旗及其他旗的部分力量是他的主要势力，多尔衮的胞弟多铎、阿济格则是这一派的主要拥趸者。

皇太极的遗体下葬后，两黄旗主要实力派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鳌拜等人聚集在豪哥家里商议推举豪格继位之事，豪格异常欣喜地和这些大臣商议了有关事宜。当时朝堂上裁决政务的是阿济格、多尔衮、豪格和济尔哈朗四巨头，阿济格和多尔衮是一个战壕，豪格一定要拉拢住另一个巨头郑亲王济尔哈朗。豪格派心腹之人对这位亲王说，“两黄旗已经决定立肃亲王豪格为君，尚须尔议。”说这几句话是豪格向济尔哈朗传递一个信息，他当皇帝已基本上敲定了。济尔哈朗顺水推舟让来使转告豪格，“我意亦如此。”他给豪格吃了一颗定心丸。

而这时的多尔衮也在抓紧时间笼络支持者。索尼作为清太祖、清太宗两位帝王的心腹大臣，身居要职，影响力很大，多尔衮不敢忽视两黄旗的态度，多尔衮找到索尼，想探探他的态度。对多尔衮的到来的目的，索尼十分清楚，他坚决维护先皇血脉的立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在索尼的心中豪格是继承帝位的不二人选 。索尼的这句话给梦想穿上龙袍的多尔衮泼了一大盆凉水。

爱新觉罗?豪格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母为皇太极继妃乌喇纳喇氏。皇太极死时豪格三十四岁，比他的政治对手叔父多尔衮还大三岁。早在努尔哈赤时代他就跟着祖父南征北战，又跟着父皇皇太极浴血奋战，都曾干出一番业绩。后金时于锦州等地击败明军，杀明将金国凤，后俘洪承畴，并与济尔哈朗攻克塔山。豪格英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因其功勋卓著而不断进封，他是大清朝开国的主要功臣之一。皇太极称帝时，晋封豪格为肃亲王，当时他仅二十七岁。豪格又素与睿亲王多尔衮一向不合，当时豪格亲掌正蓝旗，而且又有皇太极留下的正黄旗和镶黄旗以及众多大臣们的支持，略优于有正白、镶白两旗以及多铎支持的多尔衮。

皇太极死后的第六日的朝会，两黄旗大臣集体盟誓坚决拥立先皇之子继承帝位，他们调来两黄旗精锐之师巴牙喇兵全副武装开往崇政殿，警戒在宫殿四周，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多尔衮走进朝堂，立时感觉到这里的森冷杀机。多尔衮有些懊悔，他没预料到两黄旗会调来部队，他有些大意了，这里已经被两黄旗控制。是勇闯虎穴还是避其锋芒？选择后者，多尔衮就没有了任何机会，只能听命于人家的安排，自己登大位的梦想就将彻底粉碎。多尔衮还有同胞兄弟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的拥立，他绝对不会就这样认输，无论如何也要搏命一击，勇闯对方虎穴这才是多尔衮的性格，他绝不会看不到最后的结局，就中途退出。

在朝堂上，廷议一开始，两黄旗的索尼、鳌拜就抢先发言，要求立一位皇子为帝，气势咄咄逼人。多尔衮毕竟是多尔衮，处变不惊。他看到对方是这两个人物先站出来，立即抓到对方软肋进行还击，他说：“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就定出规矩，只有八和硕贝勒才有资格共议国政。索尼等人没有这个资格。”多尔衮搬出圣祖训要求不够资格的其他大臣必须退场。索尼、鳌拜等人只好闷闷地退出朝堂。

形势立即被多尔衮扭转。阿济格、多铎立即挺身站出，提出要请多尔衮当皇帝。多尔衮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虽然两黄旗的一些大臣退出朝堂，但门外的巴牙喇兵张弓持剑依然在虎视眈眈，豪格等人也正在蓄势恐有爆发；多尔衮如果主动表态接受阿济格等人的提议，无疑是将矛头引到自己的身上。考虑到这些，多尔衮没有轻易表态。多铎见多尔衮迟迟不说话，以为他胆怯了。他大声对多尔衮说道：“如果你不同意称帝，那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列入太祖遗诏的。”

而此时的多尔衮正在想着如何击倒他的最大对手豪格。多铎的叫嚣又给了多尔衮一个机会，他立即抓住这瞬间的机会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在太祖遗诏中提到的，不单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多尔衮根本不想让多铎当皇帝，他在否定多铎的时候把豪格也卷了进去。多尔衮这句话一石二鸟，一下将豪格和多铎捆绑到一起，将两个人当皇帝的想法全部堵死。多铎见多尔衮不同意他当皇帝，转而又提出请礼亲王代善当皇帝。代善怕引火烧身，不敢跳这个火坑，表示自己难以胜任。豪格紧紧盯着济尔哈朗，一心等着这位许诺支持他的郑亲王表态，但老奸巨猾的济尔哈朗，迟迟不予表态。

在这个万分关键的时刻，豪格未能果断利用他是皇子又有朝堂外全副武装嫡系部队的威慑，进行强硬的争夺，却是十分冲动地做出一个令他后悔终生的决策，他站起来说：“我福小德薄，哪能当此大任？”说罢，起身离去。豪格看到自己未占上风，没有人站出来坚持请自己当皇上，他想以自己的离开激发两黄旗势力动武，以武力迫使多尔衮兄弟就范。果然，两黄旗势力一见豪格发怒，纷纷扬言：“我们这些人都是蒙荫先皇恩泽才有今天的，若不立先皇之子继位，我们情愿追随先皇而去。”

双方剑拔弩张，一场火拼即将发生。礼亲王代善脚底抹油溜了，英亲王阿济格也不再掺合下去，转身也走了。多铎眼睛冒火，多尔衮在急速地思索对策。多尔衮考虑他若强行登基就有可能招致八旗分裂，并最终危及清朝国基，他必须要控制住局势。多尔衮说：“两黄旗大臣说的有理，既然肃亲王不愿继承帝位，那就立先帝九子福临吧。福临年纪还小，最好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人共同辅政，待幼主成年，我们即让他亲政。”多尔衮这席话使双方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来。两黄旗看到多尔衮不再坚持他要做皇帝，虽然没能推举豪格当上皇帝，但福临也是先帝的儿子，就觉得己方赢得了胜利，不再提出什么异议。

纵观这场皇权之争，最大的失败者是豪格，他在最紧要的关头主动退场，虽然是假装的，但实际上却是主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主宰，由刀俎变成任人宰割的鱼肉，这绝对是他最大的失败。豪格在政治方面的冲动和弱智使他不仅输掉了可能到手的皇位，还输掉了他的未来包括性命。

多尔衮一直认为豪格是他的最大威胁，豪格有机会一定会和他重新较量。入关后，多尔衮让豪格带兵去与张献忠作战，想利用张替他除掉豪格，但豪格在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了张献忠。尽管豪格立下颇多战功，但他一直没能避开多尔衮的打压。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豪格班师回京后一个月，贝子吞齐等人告发济尔哈朗，其中有两条罪名事关豪格：一是当太宗驾崩时，“谋立肃王为君”，“擅谋大事”；二是袒护受到罢爵处分的豪格，并让豪格的福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的福晋前面行走。由此得出济尔哈朗“向与肃王同谋，心生怜悯，显令僭越”的结论。济尔哈朗被定以死罪。两天后，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专门讨论豪格的问题。多尔衮一派以豪格犯有庇护部将、冒领军功和欲提拔罪人兄弟等轻微罪名，构陷定其死罪，将豪格下狱。诸王大臣反复上奏，终以免死，处以囚禁，削爵，没收所属人员。当年三月豪格在极度悲愤悒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九岁。多尔衮终于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豪格死后，多尔衮就将他早已垂涎的豪格福晋也就是他的侄媳妇博尔济锦氏逼纳为妃，在历史上留下极为人所不齿的一笔。

豪格一案的主犯济尔哈朗后从轻处置，降为郡王，罚俸五千两，丢了辅政的资格，这对他来说是早晚的事，保全了性命是最要紧的；豪格却不明不白地送掉了自己的性命。这显然是多尔衮集团精心策划的结果，多尔衮是不能允许豪格作为政治势力和政治对手长期存在下去的。多尔衮对两黄旗那些曾经阻挠他当皇上的人也都没有放过，索尼被他找个罪名革职永不叙用；图赖虽然在远征作战时死去，“父罪子还”，他的子侄被全部革退；鳌拜、遏必隆等统统遭到革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正是多尔衮的政治手段铁腕狠毒之处。

多尔衮放弃了皇帝的名分而牢牢地掌握了皇帝的权利，成了“皇父摄政王”，让年幼的顺治皇帝做了傀儡；他更是凌驾于济尔哈朗之上，成为大清国事实上的大独裁者。在这场寒光四射的最高权利角逐中，多尔衮展示了他十分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和十分娴熟的政治手段。

男人梳辫子引发的血案

汉人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满人则是前颅头发剃光，把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本来是各有习俗各行其事，大清朝代来了，一切变了。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皇权进入北京后，马上宣布京城内外军民人等尽行剃发以示归顺，是为“剃发令”。但京城百姓强烈反对，汉满矛盾激化，不久，“剃发令”被迫停止。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进军南京后，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汉臣孙之獬为讨好满清，自行剃发并着满装，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于是，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再次颁发了《剃发诏书》。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满族皇权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在关外施行了“剃发易服”政策，对被征服的地域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作为臣服的标志。因为一旦剃了发，人生就有了污点，就表示臣服新皇权的统治。站在满清的立场上看，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汉族百姓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思想意识、民族精神，这个方法确实简单而高明。历史进程表明，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达到了预期效果。说句客观的话，虽然可以说孙之獬是“剃发令”的始作俑者，但即使没有他这个人出现，这个“令”还是会实行的。只不过是孙某人以一己肩膀扛起了这个罪状，让人唾骂了三百年。

“剃发令”使孙之獬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孙之獬字龙拂，山东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官翰林院侍讲，明末清初官场上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明崇祯惩办魏忠贤阉党时，他抱着《三朝要典》哭告太庙，从此列名逆党被废黜不用。李自成占据北京后，他归顺了李自成。清兵入京后，他立即投靠新主，使出浑身解数极尽拍马之能事，清世祖为收揽人心，擢升其为礼部侍郎，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研堂见闻杂记》云，“三朝元老”的他为求个人荣华“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满清进京初期，因天下未定，允许明朝的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服侍，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这个孙之獬求宠心切，一心“标异而示亲”，自行按照满人样式剃了发，并改穿满服。他以为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加入到满官行列，但满官自恃高汉人一等不予接纳；汉官因他从头到脚皆是满官装束，也不再让他入班。恼羞成怒之下，他向清世祖上了一道奏章，奏请给汉人剃发：“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他这马屁，正中多尔衮痒处，多尔衮大喜，“这可是你们汉人自己提出来的。”顺手推舟准孙之獬所奏，下达了剃发令。

孙的“汉奸”行为使天下汉人恨不得生吞了他。顺治三年秋，山东爆发了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当时孙正好回家省亲。农民军攻入他的老家淄川活捉了他，把他五花大绑示众街市，历数其献媚求宠、倡请剃发、残害同胞的累累罪行，将他五毒备下，头皮上戮满细洞，用猪毛给他“植发”，“我为汝种发！”等辱骂之声不绝于耳。最后人们用大针把他的嘴密缝起来，将其肢解碎割，暴尸于通衢大街。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皆备极淫惨以毙”，死亡十分凄惨。

剃发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变成“猪尾巴”小辫，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甚至可以说是对人尊严的一种“阉割”，严重伤害了汉人的尊严和感情，激起了广大汉族人的反抗，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就是因此而起的。

清朝顺治二年清军攻占扬州，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七昼夜，城破后史可法英勇就义。清军在扬州城内对平民屠杀“十日不封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有记载。

同年，在江南重镇嘉定，“剃发令”颁发后，明朝的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纠集了数万军民，誓死留发与城共存亡。清军攻入城后进行屠城，两万余军民当即死在钢刀之下。嘉定城郊又有两路义兵誓死不剃发，清军又两次再举屠刀砍杀无辜百姓，全城大约二十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

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仅有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

南明朝廷的使臣、兵部左侍郎左懋第正羁居在北京太医院。随员艾大选怕死，剃发梳起了大辫子，左懋第将其乱棍打死。摄政王多尔衮亲自问他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的回答掷地有声：“头可断，发不可断！”遂遭杀害。

明大学士瞿式耜与兵部侍郎张同敞一同被俘，清兵统帅是明降将孔有德，孔进行劝降。瞿式耜、张同敞大怒：“你乃毛文龙家走狗，递手本，倒夜壶，安得冒托先圣后裔？”孔有德被骂得羞愧难当，他将两人分别关押下狱。直到临刑之日，瞿式耜犹端正衣冠，南面而拜，张同敞被杀后，身体直立不倒，头颅落地后还能猛跳三下。

纵观大清历史进程，满族人以区区二十几万人口统治中国二百九十多年，是因为满族统治者一直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为君为国，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中俄雅布萨之战，到后来牺牲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实行满汉通婚融入了中华大家庭，可以说做了许多令人赞叹的事情。但这个“剃发令”却为自己埋下覆灭的火种。

清朝年间的叛乱、造反者，起兵时大都假以深得民心的“复我大汉衣冠”为号令。辛亥之初以剪辫子为革命标记，革命简单成为“革了辫子就成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革命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最明显的标志也是剪辫子。三百年前沾满鲜血的号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像川剧中的变脸，变成了“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又登上历史的舞台。这历史就是这样逗你玩，三百年前你不梳辫子要砍头，三百年后你留辫子则掉脑袋。

《桃花扇》写就了孔尚任的悲情人生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孔尚任一生最引以自豪的成就是创作了《桃花扇》，这部传奇之作使他名声斐然，带给他巨大的荣耀；但也正是因为这本书，使他被罢黜官职，在贫困潦倒中了却余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时，孔尚任因御前讲经，受到皇帝赞赏，特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八年，江南大水，孔尚任被派至淮扬一带治水，但他并没有发挥出多大作用。在此四年时间，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个层面，结交冒辟疆等一些南明名士，了解了许多南明王朝覆灭时激荡人心的故事，萌发了创作激情。经过十年呕心创作，在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终于问世。这部传奇之作以南明王朝兴亡为历史背景，以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题，“借人间离恨之愁，写王朝兴亡之感”，体现了“当年真如戏，今日戏如真”的历史风貌，成为反映明末清初一段历史风貌的经典之作。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道：他写这本书，就是要使人知道明代“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他假借柳敬亭之口说出：“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般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剧本一出“王公荐孙，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

当《桃花扇》传奇轰动了整个北京城的时候，康熙皇帝也注意到了。康熙在一天夜里，命令内侍向孔尚任索取剧本，孔尚任连夜将剧本送进宫去。康熙看到剧本对明代灭亡流露出惋惜之意，对那些不肯做清朝臣子的南明有骨气人士作了表彰，康熙认为这毕竟会引起一些前朝遗老遗少流连前朝，则会对清朝不能忠心。这一点很让康熙犯嘀咕，他认为自己赏识提拔起来的孔尚任，创作了如此敏感的作品来缅怀南明旧事，大抒兴亡之感，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忠心耿耿为清朝效力的人。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初，名满京华的《桃花扇》演出热潮正在如火如荼，这时孔尚任也由户部主事晋升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品级也提升到了从五品。对孔尚任来说，《桃花扇》创作的成功加上升迁之喜，可谓双喜临门。但不到一月，孔尚任户部员外郎的座位还没暖热，户部以“耽于酒诗，废正务，宝泉局监铸不善”为由，解除了孔尚任的职务，他被罢了官。

罢官后，孔尚任留在京城一直不肯离去，他一直生存在康熙召见他的记忆之中，“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日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为此，他对朝廷存在着幻想，时时期盼康熙能回心转意。同时也到处打点关系，托人为自己求情，他总想着自己曾同康熙面对面交谈过，皇帝对他有好感，认为自己不会遭此厄运，期待复官。

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孔尚任与好友李塨、万季野相聚，李塨是当时进步思想家，看问题比孔尚任透彻，万季野娴熟明代历史，也比孔尚任更懂得政治上的奥妙。他们都劝孔尚任丢弃幻想，尽早离开北京。然而，孔尚任仍不死心，一定要留在京城，只求能保证一碗饭吃，便又拖了很久。孔尚任在北京苦苦煎熬了两年没有任何结果，才不得不卷起铺盖满怀落魄地回自己曲阜老家。在康熙第四次南巡路过济宁时，他还幻想通过迎驾让康熙关照他，但他的一厢情愿再一次被无情地粉碎。

孔尚任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回到曲阜的。因为被罢官而断了收入，两三年后，他的生活愈来愈清苦潦倒。为了生计，他抱着花甲之身外出“打工”，以至在人生最后十年中四处奔波。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65岁的孔尚任仍不得不到莱州为知府陈谦做幕僚，在莱州编修了将近一年的府志。最后竟落到无法养活高寿的母亲的地步，他感慨地吟叹道：

古槐门巷冷于秋，人看归来季子裘。

对雨昏灯三鼓话，无柴湿灶一床愁。

耕耘未足供亲膳，姓字偏劳记御舟。

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在曲阜石门家中病逝，年七十岁。孔尚任因为一部《桃花扇》而永载史册，也因为一部《桃花扇》而断送了功名，把许多哲理留给了后人去思考。

其实，孔尚任应该知足。好歹他遇上的是比较豁达开明的康熙，不那么小家子气，对他罢官后也就罢手了。不像后世雍正、乾隆那样的主子，大兴文字狱，否则象孔尚任这样发出“谁来叹兴亡！”之留恋前朝的哀叹，不能与时俱进，那是一定要了他小命的。

或许可以说，被罢官回家的孔尚任真可以依据自己的一只秃笔，在自己的田园中自娱自乐，享受那种“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惬意，豁达开朗生活的。可是，孔尚任骨子里一心要依附统治阶级来豢养，寻求政治上的荣耀，他是走不出这样思想禁锢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古到今，岂止一个孔尚任，又有几个人能像陶渊明那样抵得住红尘诱惑呢？

史上第二幕五百人集体殉节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刘邦定天下后，齐国旧王族田横率五百壮士入居海岛。刘邦素闻田横在齐人中有相当的威信，任其留在海岛，时间一久恐生后患，便下诏召他回朝，诏曰：“田横率领他的人员来，贡献大的可以封王，贡献小的也可以封为侯；如果不来，则派兵进行剿灭。”田横以统一大局为重，说服部属守岛，仅带两门客去见刘邦。

田横行至距洛阳三十里外的师驿店，认为自己此去只会自取其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拔剑自刎。两门客将田横首级送给刘邦，刘邦以王礼将田横安葬。田横下葬后，两门客在田横墓前拔剑自刎。田横留在海岛的五百部属惊悉噩耗，肝胆俱裂，集体挥刀殉节，其忠烈恸天。

这是历史上的“五百壮士殉田横”事件，司马迁曾对这一史事感叹不已：“没有善于绘画的人，把这一悲烈的情景描绘出来，令人如何是好？”

五百壮士集体殉节，绝对是惊天地的亘古壮举，前无古人后却有了来者，这件事过去了一千多年到了大清朝建朝初期，又有一件这样的事情发生。

明末清初有个叫沈百五的，号五梅，家境富裕，他在客舍里遇到了后来成为明末清初著名人物的洪承畴。当时洪承畴年仅十二三岁，气宇轩昂，相貌不凡。沈百五认为洪承畴不是常人，会有很好的前途。看到他贫困，便对其及其家庭进行救济。洪承畴十分感激，称沈百五为伯父。后来，洪承畴果然显达富贵，在明末受到朝廷重用。至明亡大清建国，洪承畴归顺大清。沈百五不肯归顺，走海路潜身逃亡，四处结交有志之士，意图推翻清朝统治，但不幸却被清兵俘虏。

洪承畴前去看望沈百五对其劝降。沈百五故作不认识，说：“我的眼睛已经瞎了，你是谁？”

洪承畴说：“小侄承畴。伯父怎能忘记了呢？”

沈百五大声说道：“洪公受到国家厚恩，为国家殉国已经很长时间了。你是何人？想要把我带到不仁不义的地步吗？”沈百五边说边抓住洪承畴的衣领，使劲地抽打洪的耳光。

洪承畴大笑着说：“世上万物，都各有各的天性，这是不可强求的。”

不久，沈百五在江宁被处死。

当初沈百五到处结识豪杰时，结识了生死之交的豪杰五百人。这五百豪杰得知沈百五的死讯后，霎时痛哭，哭声震天，哭毕，五百人全部举剑自尽。情形比为田横殉节的五百壮士还要惨烈。

雍正接班后是如何反贪的

雍正从老爹康熙手上接过龙袍时，大清朝吏治松弛，贪污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储银仅八百万两，堂堂大清帝国成了一个空架子。雍正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充实钱袋子，为挽救统治危机，在康熙皇帝去世一个月之后，不顾乃父“尸骨未寒”便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大张旗鼓进行反腐。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雍正从吏治下手。雍正元年正月，雍正连续下了十三道谕旨，颁布到所有总督、巡抚、布政司、知府、知州、知县、文官武官，告诫他们不许贪污，不许受贿，不许克扣；武官不许吃空额，违者严重治罪。

雍正派出直属自己指挥的钦差大臣，代表朝廷去各地查账。还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人员随钦差到各省一起查账。查出的贪官污吏，就地免职，然后从钦差团队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雍正皇帝开创了监察者接任罢免者之职的先例。

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一直是贪官惯用的伎俩。雍正在派出钦差时，也给地方百姓先发告示：任何人不准借钱粮给官府。如果胆敢借钱借粮给官府，那钱粮就成了官府的，再也甭想收回。这一下，没人再敢借钱借粮给贪官们。

雍正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直接听从皇帝的指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来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贪官往往避重就轻把贪污说成挪用。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污。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

清延续明朝旧制，官员俸禄不高。正一品官员年俸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只能勉强养家糊口，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了。为此，雍正设立了养廉银。养廉银是官员年薪的100倍，叫官员们明白，与其担惊受怕惊弓之鸟般贪污受贿，还不如正大光明的等着拿那个养廉银。

雍正对贪腐分子采取罢官、索赔、抄家的惩处方式。先罢官：一个被罢免的官员无法再鱼肉百姓，只能自己掏腰包补上亏空。再索赔：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绝不宽待。在追索亏空时，雍正的十二弟允祹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就连死了的腐败分子也不放过，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被参而畏罪自杀，想人死账烂。可雍正不吃这一套，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要其家人承担赔偿，照样抄家。官员亏空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惩处第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

雍正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他用创新的制度去根治腐败，社会风气改变了。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清朝十二帝中能说鲜有腐败官员的只有雍正时期。《清史稿?食货志》载：“雍正初，整理财政，收入颇增。”史学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割陋规，整饬官方，严惩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重典之下，谁人不畏惧。

雍正王朝制度创新惩治腐败整顿吏治，为历史留下一段荡气回肠令人拍案叫好的佳话。

年羹尧是怎样残暴嚣张自取灭亡的

读浩瀚的中国历史，时常看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其实也不能全怪帝王这样做，有时候也是这些立了不世功勋的功臣自恃功高妄自尊大，丝毫不知谦逊自保，又不守为臣之道，加上贪赃受贿，植党营私，甚至显露出也要过一下当皇帝的瘾，种种大忌导致己身势必不能得到善终，雍正王朝的年羹尧就是十分明显的一例。

有清一代，各朝惩处的重臣，唯有雍正王朝的年羹尧被冠以的罪名最多，达到92条。这些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6条。

“残忍罪”是年羹尧较其他获罪重臣一项较为特殊的罪名。我们看看这位年大将军残忍是怎样表现的。

《清人名人逸事》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年羹尧大将军军法极其严厉，一言既出，部下必严格依令而行。一次下大雪时，大将军坐轿子出门，侍卫们扶着轿子跟从而行。雪花落满侍卫的手上，积了很厚一层，年大将军心中有些不忍，下令说：“去手。”他是担心侍卫的手冻僵了，让他们把手收回去。这些侍卫没能领会这个意思，竟然各自拔出所佩戴的腰刀，直接将自己的一只手斩下，鲜血立时涔涔滴落雪地上，白雪鲜血，分外耀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大将军之军令是多么严峻，也可以看到他平日性情是何等的残酷。这段文字看得直叫人心惊胆颤。

上面记载的这件事情不算什么，好歹还没出什么人命，这位叱咤风云的年大将军凶残暴虐视人命如草芥的事情多了去了。

《栖霞阁野乘?年大将军延师》记载的是一位塾师在年府的惊魂录。文中记载年羹尧请了姓沈的塾师前来教导其六岁的幼子，安排八名书童专门伺候塾师。塾师早上起来，八个书童围着他小心伺候。塾师不敢享此礼遇，一再要求自己洗漱。为首的书童十分恐惧，说：“大将军下令，‘服侍先生要像服侍他一样，不得有违。’您要是不让我们服侍，我们就会有大祸临头。”这位沈塾师坚持要自己来，书童没办法，只好把洗漱用品放在盥洗架上。谁料正当塾师洗脸的时候，年大将军突然带着侍卫进来，见书童没有顶着银盆，立时暴怒，给身边侍卫使了眼色，侍卫便把书童带出，片刻功夫，提着书童的人头进来，禀告说：“书童不知尊敬先生，已将他斩首。”

年羹尧一次和塾师一起吃晚饭，不巧塾师饭碗里有粒谷子，他便将其拣出。年羹尧看见后脸立马沉了下来，把侍卫招来，低声吩咐了一下。眨眼间，侍卫便提了个人头进来，说已经将那个拣米不干净的厨子斩了。

年羹尧出征大捷回来，塾师见证了这位大将军对部下定功过、奖赏罚的过程。大将军端坐厅堂之内，两侧林立着全副武装的甲士，大将军旁边有文官根据记录逐一报告所有征战人员的功过。立功多的，当下就换上应升的品服，赏酒赐座；有过失的，年羹尧沉着脸，当下呵斥，手一挥，甲士便上前剥了那人的品服，拉出门外，或鞭挞或砍首。年羹尧为人严苛残暴，因而被罚被杀的多于赏赐的。这情形直叫这位塾师吓破了胆。

雍正皇帝也亲眼看见了这位大将军的威风。

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藏以后，班师回京时，雍正皇帝率领百官设宴接风。当时正值酷热的六月天，年羹尧的大军所有兵士全身甲胄站在烈日之下，军容雄壮而严整。雍正皇帝很是叹服年羹尧治军之严。为了表示朝廷对将士的仁慈厚爱，雍正传谕三军，卸甲休息，犒赏酒肉。圣谕连宣三遍，所有将士仍站在原处纹丝不动。雍正对年羹尧说：“天气炎热，大将军可命众军士卸甲休息。”年羹尧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交给自己的侍卫，侍卫举着小旗在幄外轻轻一摇，众将士立刻脱下甲胄，悄无声息地退下。雍正看见这一幕心中很不是滋味，这天下君主的圣谕竟然抵不过年大将军的一面小旗。

年羹尧在西安的总督府辕门、鼓厅画上四爪龙，吹鼓手着蟒袍，与宫廷相似。年羹尧令文武官员在辕门坐班，他还把雍正派来的侍卫吩咐为他前引后随，牵马坠蹬。

年羹尧对雍正的圣旨也竟然两次“不行宣读晓谕”。他在与督抚、将军往来的咨文中，本属平行公文，他却擅用“令谕”，语气模仿皇帝，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更加嚣张的还有，他曾向雍正帝进呈由他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帝欲为此亲撰序言，但年羹尧以不敢“上烦圣心”为借口，代雍正帝拟就序言，要雍正帝颁布天下，僭越为所欲为，眼中哪还有皇上。

年羹尧在军中及川陕用人一向自专，人称为“年选”，“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形成庞大的年羹尧体系。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端坐马上，瞧都不瞧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年羹尧“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将军眼里不但没有王公大臣，最后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了。

《清史稿》载：“年在皇帝面前‘箕坐’（两腿伸直岔开的轻漫坐姿），无人臣之礼。”这次觐见之后，雍正下了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的决心。他给年羹尧的朱谕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为他指了一条末路。

《清史稿》上说，“年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年羹尧自恃功高，专横跋扈、骄恣贪暴、横行霸道，暴虐无常，杀戮任性，残暴对待部下，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诸多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死确实是咎由自取。《清代轶闻》也说“年挟拥戴功，骄益盛。”

“树倒猢狲散”，年羹尧的身败名裂使他的家族，他所倾心培植的整个势力都受到牵连，然而也有一些能够高瞻远瞩的人，审时度势及早离开了年羹尧，因而能够自保。

与年羹尧同年的阿文勤，看到年日渐猖狂嚣张，知道他一定会失败，于是主动与年疏远。一次两人在朝房中相遇，年对他说：“我两人是同年，为什么会像这样冷漠。”第二天年派人送了许多物品给他，阿文勤只是象征性地收了袍褂料各一点，亲自到年邸府致谢，此后再也不通往来。当年被赐死的时候，受到牵连的人相当多，阿文勤却没有受到连累。

年羹尧镇守西安时，广罗人才，孝廉蒋衡前往年处应聘。年羹尧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对他说：“明年科举考试状元一定是属于你的。”主官忌惮年的权势哪里敢违抗。蒋看到年作威到如此肆无忌惮的地步，对他的一位朋友说：“年工的德行与他的威厉相差甚远，这样下去祸难早晚必至，我们要及早做准备离开他。”可是这位朋友不听从他的话。蒋假装有病请求辞归，年羹尧赠送他千金，蒋不敢接受。换成百金，他才接受了。当年羹尧事发时他的那些幕僚都受到牵连。因年羹尧平时奢侈，凡是接受他赏赐不够五百金的都不作追究，蒋衡因此躲过一劫。

湖南人孙剑才以善于卜卦而在年羹尧的幕府上呆了两年。年羹尧新府邸落成后，各路术士云集，都说：“年府是百年大业。”孙剑才说：“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片废墟。”年大怒要杀了他。孙请求让他将话说完情愿一死，孙说：“大将军威震中外，然而功高则主上疑虑，主上会严格查寻疑处而同僚也会诬蔑陷害，这绝对不是什么福事。现在，张广泗、岳钟琪率领大军征西，已成犄角之势，这是为了牵制大将军。如果大将军能派人刺杀了张、岳，自己统领大军攻入燕地，这样就可确定天下了，这是子孙万世的基业啊。”年羹尧说：“事情的成功失败是不可预断的，我还是一定要掌握好兵权的。”在这一番交谈后，年羹尧放了孙剑才，孙从此隐姓埋名。

年羹尧幕府中有个叫汪景祺的举人曾给他上了一个折子，叫《功臣不可为》。他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仗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汪景祺写这篇折子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

赐死年羹尧之后，雍正很是痛心，说：“朕今深恨辨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雍正还有一句话很是耐人回味：“大凡德可恃而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

清初时英国人肆无忌惮的间谍活动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八旬寿辰，为了显示他的十全武功，这场庆典活动搞的盛大又极尽奢华。在这次庆典活动中，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为特使的英使团队，这是“大英帝国”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在乾隆皇帝寿辰这天，英国使团观看了“有八万军队，一万多名官员”参加的盛大阅兵典礼。

英王在给清政府的国书中，恭祝乾隆皇帝万寿，赠送礼品和礼品说明书，礼品包括地球仪、天体运行仪以及有一百零一门重炮装备的英国最新型军舰模型。英国人在礼品说明书上别有用心地强调“英国在欧洲是第一位海军强国，号称‘海上之王’”。英使团带来的皇家号军舰模型，引起了皇帝深厚的兴趣，他详细询问使团安装人员关于军舰的机械零件等细节，以及英国造船工业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英使团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给乾隆皇帝八十岁寿辰贺寿的吗？这样说绝对没人相信。马戛尔尼这次出使，是希望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直接谈判，打开中国的大门，开拓东方贸易市场，争取扩大通商贸易；是要借此机会维护英国商人的利益；是冲着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而来的。在乔治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信中，除强调英国文明发达、乐于帮助落后国家之外，还明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求派使臣常驻北京；要求开放宁波、珠山（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要求在北京设立洋行；要求得到珠山附近一个岛，以便存储货物；要求在广州附近拨给他们一小块地方供英商居住；要求货物由广东至澳门在内河行走时，不上税或少上税。

对于英国使团的这一系列要求，乾隆皇帝分析认为：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大英帝国本身，而不是大清帝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而言，满足英方的要求并不像乔治国王所宣称的那样有利。召集大臣商议之后，乾隆皇帝下旨给英国回书，将其要求一一驳回。在《赐英吉利国王赦书》中说“我天朝圣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之外，还明确强调，“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国土森然”，“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清政府的回应看着是维护了王朝的国威和尊严，却也主动关闭了与西方世界互通交往的大门。

和西方世界急于想了解中国相比，中国对西方却毫无兴趣，因此错过了一次让中国变的更富强的机会，也间接促使了日后中国的悲哀，当乾隆带领他的臣子还沉浸在“天朝圣国”幻想中，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起来清政府义正辞言地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英国人碰了一鼻子灰貌似什么也没捞着，但实际却不是这样的。英国政府精心组织的这个阵容浩浩荡荡的访华使团，特使马戛尔尼勋爵是“一位对外国及其宫廷有长期经验的外交家”，副使斯当东具有“丰富的殖民地外交经验”。这支庞大的访华团包括了军事地图绘制人员、情报搜集人员、秘书、医生、翻译及精通化学、天文、力学、航海等方面的专家、博士100多人，此外还有政治、法律、航海、化学、天文、植物、商业、工艺等各方面的人员。加上各船水手和其他工作人员，整个使团人数超过700人。这些人员从到中国领域那一刻起就开始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详细的测量、绘图和记录，说白了就是直接的间谍活动。

他们对中国沿海航道和所停泊城市及其附近都做了详细考察记录；对中国的行政、职官、军事、刑法、户口、面积、物产、贸易、风俗、宗教、家庭、城市、交通、风景、植物等等都是有闻必录毫无疏漏。在途经古北口时，军事情报专家巴瑞施上尉对长城进行了详尽测量，对中国“建筑和军事技术可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英国使团在中国几个月的时间里搜集了大量的军政资料，轻易掌握了中国沿海各省的大量海陆防卫情况。三年后，斯当东爵士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详尽地向西方世界描述了一只夜郎自大待人宰割的羔羊。

这些军政资料在四十八年后的鸦片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场战争所使用的地图，就是依据此次出使中国搜集的资料绘制而成的。

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乾隆那个年代开始从强盛的顶峰上衰落下来，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科学裹足，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的发展，中国在此时进入封建社会的末世。

中西两大文明直接交锋，清朝未战已败。1840年英国人一炮把中国轰入半殖民的深渊。

和所用的“降龙十八掌”

既然命运注定我攀不到权力的颠峰，我也要站到财富的顶点。

——和 珅

提起和珅，人们印象多是善于逢迎、自私贪婪、颠倒黑白的反角。许多人都会说，那是个巨贪。这一点无可争议，可是千万也不要忽视他翻手为云覆手雨玩转乾坤的“超人”能耐。

纵观和珅的一生，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他虽然饱读诗书，却没有被儒家繁文缛节所羁绊，而是凭借着狐狸一样的处世智慧，雄鹰一样的精准捕猎，豺狼一样的狡诈狠毒，从而达到一种游刃有余所向披靡的境界，最终信步天下。

和珅究竟有多大能耐？他会“降龙十八掌”。

第一招，取悦继母。

和珅在年少时就显露出做事工于算计的过人之处。和珅生母去世早，这位继母对他和弟弟并不太好。为了讨好性格乖戾的继母，和珅请善于人物绘画的私塾先生为其画了一张人物肖像。这张画有后妈的五官特点，更多的是按照和珅的意思做了许多美化，使平庸丑陋的后妈摇身变成了“美女”。这位“美女”却是当了真陶了醉。这以后，对和珅兄弟冷若冰霜的面孔换成“桃花朵朵开”。小和珅的绝顶聪明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招，饱读诗书。

和珅年少在咸安宫官学读书时，他是学校里最勤奋的学生。不仅下功夫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滥熟，还掌握满、汉、蒙、藏四种语言。他从揣摩乾隆的诗文着手，从中分析乾隆的秉性与喜好，为自己今后取悦乾隆飞黄腾达，修炼了一把“独门暗器”。宫学里的学生都是骄横的八旗子弟，和珅在他们身上还有意识地培养磨炼自己的涵养和忍耐力，也时不时找机会检验自己的洞察力与左右逢源的能力。

第三招，机不可失。

乾隆四十年，25岁的和珅只是个三等侍卫，他抓住了一次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一日，乾隆皇帝要出行，可随从找不到皇帝的华盖。恼怒的乾隆厉声斥责道：“这是谁的责任？” 见龙颜大怒，整个卫队的人都吓得大气不敢出，都只知道跪伏在地。这时在人群中的和珅朗声答道：“执掌此事的人难辞其咎。”乾隆的视线立刻转到了这个年轻侍卫的身上，老皇帝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遂问了他一些话，和珅对答如流，令皇帝十分满意，认为找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当即提升他为御前侍卫、副都统。从此，和珅走上了权力的空中航线。

第四招，仪表堂堂。

和珅是个一表人才，百里挑一的俊杰。他见乾隆的第一面，就让这个自诩“十全武功”的帝王喜欢上了。只见他“仪度俊雅，面目俊朗，声音清亮，气宇轩昂，不卑不亢，矫捷异常。”第一印象赢得了皇上的赞赏。从此“自是恩礼日隆”，想不青云直上也难了。

第五招，袒露忠心。

来到皇帝身边，和珅把他那套逢迎本领，说白了就是拍马屁，开始淋漓运用。开拓疆域乾隆用的是能征善战的阿桂、海兰泰等人，但治理国家享受安逸，他就需要和珅这样为自己抬轿子、逗开心的人。要知道光有做事的人，没人抬轿子，死气沉沉，那样的生活是多么的无趣。乾隆老年日益昏聩，越来越听不进忠言，又好大喜功，自诩“十全老人”，而和珅就用此来麻醉乾隆。他遇事机灵，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思，办事应对很讨皇帝的喜欢。和珅知道乾隆深深爱戴他的母亲，所以就竭尽自己的一切解数来讨好皇太后。皇太后归天后，和珅不是像其他大臣一样说几句吊唁的话；而是时刻陪在乾隆身边，痛哭流涕。一连几天，茶米不进，赢得乾隆的感动。

第六招，过目不忘。

因为和珅底子扎实，再加上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说话总能讲出子丑寅卯，来龙去脉。他还工于书法，诗画在同辈中也颇有名气。有一次，乾隆在读《孟子》，天色已暗，乾隆看不清书上的注释，就命和珅掌灯。当时和珅就问皇上看的是哪一句，乾隆告诉他之后，和珅就把书上的注释全部背了出来。《八旗通志》上说和珅能用藏文、蒙古文等替皇帝写诏谕，这一点也是深得乾隆的赏识。

第七招，与众不同。

和珅会汉、满、藏、蒙四种语言语，当这些地方的使节来朝时，他们叽哩咕嘟的语言往往令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和珅这时总能发挥作用，十分沉着地处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这一点也深得乾隆赏识，成为了乾隆面前最炙手可热的宠臣。之后的十年里，和珅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对乾隆皇帝心理的正确揣摩，一路扶摇直上。

第八招，乌纱叠叠。

和珅从銮仪卫一份抬轿子的差事做起，在权利顶峰的时候担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等职，还兼任兵部尚书。除此之外，他还被授予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首辅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正总裁、步军统领、九门提督、正白旗满洲都统，另外还担任上书房总师傅、《四库全书》正总裁、殿试读卷官、国子监祭酒、甚至还掌管太医院御药房，封一等忠襄公、戴双眼花翎、太子太保等三十多个军政要职。完全可以说乾隆皇帝几乎把所有的要害部门都交给了和珅。说白了，和珅就是从一名普通的仪仗队士兵，做到了财政部长、组织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等，集国家的人事权、财权、军权、文化教育权、民族事务及外交权于一身。和珅的官职之高，权力之大，管辖范围之广，空前绝后。这才叫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第九招，儿女亲家。

和乾隆皇帝结成儿女亲家，这也是和珅颇为骄傲、一举定乾坤的一步妙棋。和珅看到晚年的乾隆十分喜欢十公主，把他所有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格格。和珅也有一个和十公主同龄的儿子，和年轻时的和珅一样，聪明俊美，从小就受到诗书礼仪方面的良好教育。如果能和皇帝结成亲，那就好比修筑了铜墙铁壁，有什么能比儿女亲家更牢靠的关系呢？这步棋又让和珅赢了，果真如了他的愿，乾隆把最心爱的女儿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两人成了儿女亲家。

第十招，号令天下。

万寿节庆典，和珅是主持者，显示了他号令天下的威望。他一天下几道命令，让沿途地方官员接待好使团，勿令使节因赶路生病。又命快马每日报告使团行程和位置，为各国使团参加庆典做最周密的策划。和珅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出色，让朝鲜等外国使节感到了温暖，也看到了大清王朝的强盛。这是大长国威的事情，这一点也让乾隆很满意。

第十一招，外交天才。

乾隆年间，中西方也有较多交流，闭关自守的清廷少有外事方面的人才。尽管如此，乾隆皇帝一点也不愁，一句“和珅去吧”，这样和珅又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外交事宜。他曾先后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逻罗、缅甸、琉球和南掌等国的使臣，对于外来使节的接待做到不卑不亢。特别是乾隆时期英国同清政府之间的外交事务，几乎是和珅全权处理的。他凭借语言天赋与机智，临机应变，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事务。据当年英使马戛尔尼在所著《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记载，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第十二招，各得其所。

在乾隆几次下江南中，这位皇帝老儿也通过和珅弄些计划外收入，以满足自己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和珅的敛财之技娴熟绝伦，他为乾隆无限制挥霍提供钱财保证，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同时捎带着“雁过拔毛”，也给他自己带来诸多想不到的好处。和珅任内务府大臣之前，这个主管皇宫事务的机构，经常入不敷出，和珅接任之后出现了盈余。和珅从小就具有一种罕见的察颜观色的本领，能准确地了解到身边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并尽量满足他们，从而也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十三招，曲意迎合。

和珅特别擅长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故能博取皇上欢心。乾隆八十大寿时国库充盈，下诏要取消武将“名粮”，改为给与养廉银，增补绿营兵，每年要增加军费白银300万两。乾隆帝询问阿桂有何意见，阿桂奏称，说这样浪费银两太多，不应该增补。乾隆不听阿桂的，下诏说，现在国家财赋充足，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的300万两，绰绰有余。并命令大学士会同九卿科道详细合议。和珅深知皇上一定要实行此法，故极力赞成。

第十四招，心心相印。

和珅向来都是把皇帝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办，办的比自己的事情还要好。乾隆有了烦心的事情，怎么办？简单，和绅来办。天长日久，和珅就成为乾隆惟一的心腹和代言人。清代皇帝把宠臣称为“心膂”，乾隆无疑将和珅当做了自身的一部分。离开心脏和脊梁骨，这不是要老人家的命吗？乾隆与和珅，两人心心相印难舍难离，直叫后人怀疑这两人是“同性恋”。

第十五招，阿谀拍马。

和珅身为堂堂军机大臣，朝廷大员，他开口必称奴才，从来不说臣的字眼儿，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他在乾隆身边时，当乾隆咳嗽有痰要吐时，总是连忙把痰盂递过去，太监的活他全干了，干的又很自然。要成为皇上肚里一条蛔虫决非易事，和珅却做到了。他就是乾隆帝肚里的一条虫子，只要乾隆喜好之事，他都抢着去做、尽心去做，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就有这番本事，手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各种势力与关系中游刃有余。

第十六招，广布党羽。

曹锡宝欲参和珅，他抓到和珅家奴刘全盖逾制房屋的把柄，便找江苏同乡好友吴省钦密谋，并将草拟奏折给他看了。吴省钦此时任侍郎，已被和珅拉至门下，得到这份绝密情报后，吴某人一转身就将它献给了和珅。和珅当机立断，秘密通知刘全将逾制房屋立即拆毁，其他违制物品全部转移隐匿。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不成，反落得诬陷大臣、追名逐利的罪名。曹锡宝疏劾案，不仅没有动了和珅一根毫毛，反而更使得他在乾隆面前得到更大信任。和珅反败为胜逆境邀宠的招数，令同僚自叹弗如望而生畏。他的亲信遍布朝野，那些与他作对的人下场都不太妙，他是弹劾不倒的“不倒翁”。

第十七招，不拘旧规。

和珅对后世还有一个贡献，那就是不拘旧规，更改成法。政治方面，对内阁、六部以及军机处等衙门进行了改造，对一些成例进行更张。如军机处章京不设具体定额。凡有奏折一式两份，除正本送皇帝，副本要送军机处。经济方面，在军机处设“密记处”，对犯法督抚等官员实行罚议罪银制度等等。通过和珅的改革，当时的清王朝才逐渐摆脱了财政等方面的危机，充实了国库。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洪亮吉，高度评价和珅对当时国家机关制度做的改革，许多改革在嘉庆年间依然推行着。

第十八招，自掘坟墓。

乾隆皇帝一直十分宠信和珅，他当了太上皇，也都十分倚重他，许多事都让嘉庆与和珅商量。这也给和珅一个错误判断，他走了一步险棋，“挟太上皇以令皇上。”也正是这一步最终让他走上了不归路。乾隆驾崩，和珅立即变成阶下囚，最后被嘉庆皇帝赐一条白凌结束了大红大紫权倾天下的显赫一生。嘉庆皇帝对他的评价是：“和珅是有才能的，只不过行的是小人之道而已。不懂得行一个正人君子应该奉行的大道。”

和珅的一生像陀螺一样旋转个不停，是“机关算尽”的一生。他使用的“降龙十八掌”，本应该是精彩绝伦，完美无憾，独步天下的。但是，当乾隆驾崩，乾坤反转。他最后一招没有使好，结局正应了那句，“反误了卿卿性命”。

和的自白书

李岳瑞，字孟符，清光绪九年进士。曾授工部主事，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他是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清廷降旨对他“革职永不叙用”。他所著的《春冰室野乘》有一篇关于和珅的文章，《和珅的供词》记录了天下第一贪官和珅锒铛入狱后受到审理时的“自白书”。让人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二百多年前的“法庭上”听审和珅。

宣统庚戌（1910年）秋，李岳瑞北游京城，在某枢密处有机会看到了嘉庆初年（1796年）审理和珅的供词。用奏折楷书，还是当时进呈给皇上的原件。可惜的是仅存有四张纸，不过全案中的千百之一，但足以看得到当时审理时的大概情形了。

一纸是办案人员奉旨质问和珅，一共两条：

一问和珅：“现在查抄你的家产，所盖的楠木房屋，僭越逾制豪华奢靡，并有多宝阁及隔段式样，都是仿照宫廷宁寿宫样子建设的。你这样僭越狂妄不法，是何居心？”

和珅回答：“奴才城内，原不该有楠木房子，多宝阁及隔段式样，是奴才打发太监胡什图到宁寿宫看的式样，依照盖造的。至于那些楠木都是奴才自己买的，玻璃柱子内的陈设，都是有的。总是奴才胡涂该死。”

再问和珅：“昨将抄出你所藏珠宝进呈，珍珠手串有二百余串之多，大内所贮珠串，也不过六十余串；你家转多至两三倍并有大珠一颗，比御用冠顶苍龙教子大珠还要大许多。又真宝石顶十余个，并不是你应该戴之物，你是用什么办法收贮这么多的？而那些不计其数的整块大宝石，很多都是内务府所没有的，这些不都是你贪黩的证据么？”

和珅回答：“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一些送人了，至于都送给谁了，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珅儿子）。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那个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着、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再肃亲王永锡袭爵时，彼时缊住原有承重孙，永锡系缊住之侄，恐不能袭王，曾给过奴才前门外铺面房两所。彼时外间不平之人，纷纷议论，此事奴才也知道。以上俱是有的。”

还有一张纸是和珅的供词，而问词已经丢失。这张供词总共记录十七条：

大行太上皇帝龙驭宾天，安置寿皇殿，是奴才年轻不懂事，未能想到。从前圣祖升遐时，寿皇殿未曾供奉御容。现在殿内已供御容，自然不应在此安置,这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册封皇太子的时节，奴才先递如意，泄漏旨意，亦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病重时，奴才将宫中秘事，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自若，也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现，也是有的。

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去年正月十四日，太上皇帝召见时，奴才因一时急迫，骑马进左门，至寿山口。诚如圣谕，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奴才罪该万死。

又奴才家资金银房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的，至银子约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实无千两一锭的元宝，亦无笔一枝、墨一匣的暗号。

又蒙古王公，原奉谕旨，是未出痘的，不叫来京。奴才无论已未出痘，都不叫来，未能仰体皇上圣意。太上皇帝六十年来，抚绥外藩，深仁厚泽，外藩蒙古原该来的，总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因腿痛，有时坐了椅轿抬入大内，是有的。又坐了大轿，抬入神武门，也是有的。

又军报到时，迟延不即呈递，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

又铁保是阿桂保的，不与奴才相干。至伊犁，将军保宁升授协办大学士时，奴才因系边疆重地，是以奏明不叫来京。朱圭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因魁伦参奏洋盗案内，奉旨降调，奴才实不敢阻抑。

又前年管理刑部时，奉敕旨仍管户部，原叫管理户部紧要大事。后来奴才一人把持，实在糊涂该死。至福长安求补山东司书吏，奴才实不记得。

又胡季堂放外任，实系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至奴才管理刑部，于秋审情实缓决，每案都有批语。至九卿上班时，奴才在围上，并未上班。

又吴省兰、李潢、李光云，都系奴才家的师傅，奴才还有何辨呢？至吴省兰声名狼藉，奴才实不知道，只求问他就是了。又天津运司武鸿，原系卓异交军机处记名，奴才因伊系捐纳出身，不行开列，也是有的。

此外还有当时抄家清单一张，上面开列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盘，正珠念珠十七盘，正珠手串七串，红宝石四百五十六块，共重二百二十七两七分七厘。蓝宝石一百十三块，共重九十六两四钱六分八厘。金定金叶二两平，共重二六千八百八二十两。金银库所贮六千余两。按此单与世传籍没清单，相差天上地下。这是因为当时是和珅第一次交代，未肯吐实。只有正珠小朝珠一事，传抄本上没有这个。

八亿两白银，探和贪污之谜

和珅绝对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字一号巨贪。那么，和珅是用哪些手段贪得这么大一个家业的？

以权谋私。

这是和珅敛财的主要手段。和珅曾当过户部、内务府、崇文门监督最高长官，长期主管户部三库，这些部门都是和珅捞财的直接源泉。内务府负责宫廷使用、食物、武装守备等各方面的事务，以及内廷使用和皇帝的一切开销。各地朝贡的礼品首先过和珅这一关，据有关资料记载，乾隆末年，各省的贡品，和珅私吞十之八九，只有十之一二进宫，以至于和珅家中的珍宝比宫中还要多出好几倍。和珅有一颗大珍珠比乾隆御用的冠顶还要大。和珅收藏的玉盘比乾隆的更大，色泽更精美。

卖官捞钱。

和珅把持了官权和财权两大肥差，他曾行文要求各省把给皇上的奏折先向他把持的军机处提交副本，这样他把天下的官吏都把持在自己手里，使他们不得不对自己唯命是从，有敢违逆和珅的将遭到排挤。这样，从朝廷到地方所有公卿大臣为保住自己的位置都竞相巴结和珅，争相上供讨好。即便例行公事，如不贿赂，和珅也会故意刁难。至于升官则更需要以钱铺路，出多大价格做多大官。像盐政、河道总督那样的大官则要“巨万纳其府库”。两淮盐政征瑞就贿赂和珅四十万两银子。

索贿受贿。

向和珅行贿的官员不计其数，以至于很多人烧香找不到庙门。一个山西巡抚派人带二十万两银子给和珅送礼，这个人花了五千两银子当小费，结果只见到了一个和珅的仆人，人家只给打了一个收条，二十万两银子连和珅的影子都没见着。和珅有服食珍珠的习惯，有个珍珠商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他把珍珠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增加珠子的价值，售两万金，尽管价格昂贵，但众多官员纷纷抢购，进献和珅。

多种经营。

和珅开设当铺七十五家，银号、钱庄四十二座。开设有粮店、酒店、瓷器店、灰瓦店、旅店等等，大肆置办产业。总之，凡是有利可图的行业，他都不放过。在经营中，和珅的这些行当，都仗着和珅的权势，排斥同行，垄断市场，从中牟取暴利。按照大清朝律，满洲官员不能搞商业，但这对和珅来说不起作用。

贼胆包天。

凡是和珅喜欢的宝物，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两广总督孙世毅出使安南（今越南），为乾隆带回来一个明珠制成的精美鼻烟壶。和珅向孙讨要，孙说已经告知皇上了，和珅表现得十分扫兴。没几天孙总督遇见和珅，和珅对他得意地说，“我也才得了一个鼻烟壶，你看看怎样？”孙一看却是自己进献皇上的那个。就问：“皇上把这珠壶给大人了？”和珅笑而不答。过后，孙世毅经过多番打听，才知道皇上不曾把珠壶赏给和珅，那是和珅串通皇帝身边的人为他偷出来的。

雁过拔毛。

崇文门税务是清政府一个重要的税源，在和珅主管的时候也就成了和珅的聚宝盆，为他侵吞国家财物大开方便之门。和珅有一只“汝官窑玛瑙釉尊”，据史料记载：北宋宫廷为筹备太祖赵匡胤生日庆典，特指令河南汝州精制两只汝官窑玛瑙釉尊作贡品。一只由皇室世代相传至清朝；另一只居然在和珅的府上。

皇帝奖掖。

据有关资料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一次从张家口税赋收入当中拨出三千万两白银给和珅自由支配。和珅跟着乾隆二十多年，谁也说不清乾隆到底奖掖和珅多少钱物。

公私兼得。

和珅出点子搞了一个“议罪银”项目。主要是针对各省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大员而设。他们一旦有犯罪行为，就必须交出罚银，以免于处罚。罚银的数额根据罪状的轻重而定，这些罚银归皇帝直接支配，是和珅替皇帝设的小金库，由和珅亲自操纵这件事。和珅自然而然把部分议罪银雁过拔毛揣进自己腰包。许多官员担心被罚以巨款，便早早地向和珅行贿以防不测。“议罪银”的设立，使和珅公私兼得多了一个纳财的渠道。

乘人之危。

和珅经常向有求于他的人直接勒索，或者趁人落难之际低价买入人家的土地、财物。和珅共拥有土地十二万六千六百亩，大都是他乘人危难之际搞到手的。

和珅被抄家时，据《嘉庆四年正月丁卯抄检和相府物品清单》记载，从其府中抄出财物如下：

屋宇：3000间。正屋7进33间；徽式1所62间；花园台楼42座；侧室1所52间；钦赐花园1所64座；更楼12座；杂房130间；瓷器库1所；锡器库1所；珍馐房1所16间；铁黎紫檀房6间；玻璃器皿库1所；药材库房1所。

地亩：8000顷。店铺：当铺75家；古玩铺12家；玉器店4家；绸缎店2家；洋货店2家；皮货店1家。金银铜器：古铜鼎22座；汉铜11座；王鼎18座；古剑10柄；金碗碟32桌4288件；银碗碟32桌4288件；金镶牙筷500双；金唾盂120个；金面盆53个；银面盆150个；金脚盆64个；银脚盆683个；金罗汉18尊，每尊高1尺8寸；金镶玉500副；镶金八宝炕屏40架；镶金炕床20架；老金缕丝床帐6顶；金元宝100只，每只100两；银元宝940万两；赤金50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银圆58000枚；银号库银400万两。

玉石珠宝古玩：玉磬28架；玉马1对，高1尺3寸，长4尺；白玉观音1尊，高1尺2寸；玉罗汉18尊，每尊高1尺2寸；整玉如意120柄；白玉如意387柄；砒玺燕碗99只；砒玺烟壶300个；白玉汤碗154只；白玉酒杯124只；白玉冰盘25只；砒玉冰盘18只；白玉烟壶800个；玛瑙烟壶100个；汉玉烟壶100个；金珠首饰28000件；大东珠60粒；珍珠18盘；汝窑笔洗2只；汝官窑玛瑙釉尊1只；北宋池州水枕5只；手串18只326串；红宝石180块；小红宝石980块；蓝宝石4700块；宝石数珠1008盘；珊瑚数珠373盘；密蜡数珠13盘；珊瑚帽顶236粒；珊瑚树10株，每株高3尺8寸；自鸣钟38座；洋表100只。

衣物布匹皮张：五色大呢800板；鸳鸯绒110板；五色羽缎600板；哔叽200板；元狐皮12张；貂皮800张；各色狐皮1500张；杂皮56000张；貂蟒袍37件；貂帽54顶；貂褂48件；貂靴120双。

和珅拥有的财产触目惊心，其家所藏宝物，许多连皇宫内廷都没有。他攫取了大清朝15年的收入，家产达到8亿两白银，和珅贪污致使大清帝国元气大伤，大清朝从此盛极而衰日薄西山。

纪晓岚揭露：清官府是如何断案的

乾隆朝大学士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借几个赶考书生之口揭露了清官府官员是如何玩弄权术于掌心的。

一个书生对其中一个人说：“我和邻居为地界的事发生了争执，告到了官府那里。你是为官府做过幕僚的，请你估算一下我的输赢如何。”

那人呵呵一笑，说：“你可真是一个书呆子！胜负哪会有一定的呢！”

“这件事，如果要让后来告官的赢，就诘问先来告官的人，‘他不告，你来告，肯定是你先挑起纷争，是你侵占了别人的土地。’”

“如果要让先来告官的人赢，就诘问后来的人，‘他告，你不告，肯定是你先侵犯了人家，知道自己理缺。’”

“如果要让后到这个地方的人赢，就诘问先到这个地方的人，‘你乘他还没来的时候，早就占了这块地。’”

“如果要让先到这个地方的人赢，就诘问后来的，‘早就定好的地界，你突然反悔，是你故意惹是生非！’”

“如果要让有钱的人赢，就诘问没钱的人，‘你穷，所以耍无赖，知道他害怕打官司，所以借此让他贿赂你。’”

“如果要让没钱的人赢，就诘问有钱的，‘你有钱却没有仁慈之心，不停地兼并土地，想要人家害怕你的财势而屈服。’”

“如果要让强者赢，就诘问弱者，‘人的心理都是压抑强者帮助弱者，你打算利用这种心理，让大家都为你所受的一些皮肉之苦而同情你。’”

“如果要让弱者赢，就诘问强者，‘事情从来都是强者欺负弱者，从来没听说弱者欺负强者的。他如果不是真的冤枉，也不会冒着风险，自己把自己往刀尖上送了。’”

“也可以让两边都赢，‘没有文书，也没有证人，你们之间的争斗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一分为二，官司就算是完了，争斗也可以停止了。’”

“也可以让两边都输，‘人有土地的地界，鬼有什么边界？棺材之外的土地是大家公有的，不是你们的，就让它闲着好了。’”

“上面说的这些输赢，哪有什么定论呢！”

“那到底该怎样办？”发问的人一脸愁苦一片茫然……

看完这段话，感觉不仅当局者迷，就是吾等旁观者也是一头雾水，慨叹文中官场中这位断案的“老爷”之阴险狡诈，这官老爷玩弄权术如庖丁解牛鱼儿得水，左右都是嘴，横竖都有理，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也令人对“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百姓来说，打官司靠的不是“有理”，而是要看“青天大老爷”的嘴往那边偏。

清朝有宰相吗

宰相是封建社会仅次于皇帝最大的官，是皇帝的助手，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句话恰当地反映了宰相的地位。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设宰相一职由来已久，最初设立宰相一职的大约始于东周，以后的朝代直到明朝初期都有宰相。

皇太极子承父业建立了大清朝，效仿明朝不设宰相。这是因为，朱元璋开创了明朝后，因宰相胡惟庸权力过大，引起了朱皇帝的不安，找个理由就杀了胡惟庸，将天下权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心里，从此不再设宰相。清朝入关后承明制，也没有设宰相，这项制度一直维持到清灭亡，整个清代都没有设过宰相。

人们一直以为，乾隆朝的刘墉就是一个宰相，也是个罗锅，“罗锅宰相”名气大增誉满华夏。其实，根本没这码事。前面说了整个清廷关里关外效仿明制都不曾设过宰相一职，刘墉不是宰相，也不是罗锅。当然，这刘墉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等要职，有的职务也相当于宰相之职。

整个清朝虽说没有设立宰相一职，但宰相的工作绝对少不了人去做。清朝以内阁大学士代行宰相之职，内阁由三殿三阁组成，位置从高到低的排列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每个殿阁设一个大学士为最高长官。雍正朝时，又设了军机处，总揽军国大计，内阁大学士从此变成了纯粹的荣誉称号、真正的摆设。刘墉任过职的体仁阁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

嘉庆年间兵部大印“蒸发”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清仁宗嘉庆皇帝到清东陵祭奠先祖，兵部满尚书和世泰奏报，该部随从皇帝离京后的专用印章“行印”遗失。

嘉庆皇帝对此异常重视。这是因为早在十一年前，工部书吏王书常，利用各部大员们办事马虎、从不审查呈文、轻易签章同意的空子，私铸假印，每年向户部和内务府冒领岁修工程银达数十万两。后经工头告发，王书常虽被置于法，但巨额银两已无法追回。这是嘉庆朝发生的一桩特大贪污案。由于贪污数额巨大，皇帝记忆犹新。因而命留京的亲王、大臣等严加追查此案，并注意查看盗印者还有什么企图。

“专案组”立即对有关官员进行了讯问，毫无结果。最后，重压之下兵部一个姓鲍的小官供认，行印并非现在丢失，而是三年前嘉庆二十二年七月，皇帝游幸木兰，在营帐内失落的。随从的司员都害怕获罪，因而一直隐瞒不敢上报。至于是怎样丢的，何人盗走的，鲍某并不知情。清仁宗对此大为震怒，把大学圭明安(原任兵部尚书)以下的有关官员给以降级、革职等不同处分。鲍某等则发交古北口为奴，继续缉拿不可知的主犯，追回失印。

然而，兵部“行印”鸿飞冥冥，神鬼不知地从人间“蒸发”，活不见影，死不见形，杳然不知去向，盗印主犯自然也不知是谁，无从缉拿。

嘉庆二十二年追随皇帝前往木兰的兵部主事何炳彝，事后告诉好友，在木兰最后一次用印是他经的手。盖用后，他会同满籍同官一道，亲手在印盒上加封后，送入库房封存，根本不是那年所失。

朝中官员对兵部失印一事，揣测纷纷。有人认为是“意存叵测”者重贿鲍某，让他窃印，但还来不及使用，失印的事就被揭发了。也有人认为，审案大臣们怕真相暴露后株连太多，既然及时发觉失印，还没有闹出什么大乱子，因而有意奏报说，此印已经丢了两年多，借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云云。

这件事情的真相一直未见揭晓，沉淀成为一桩疑案。此事在《春冰室野乘》上面有记载。

曾国藩为什么没有黄袍加身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南京。当时，曾国藩拥兵30万人，占据中国半壁河山，他已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僚中持权最大的官员，超越了清初的吴三桂，足以功高震主。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李次清等曾国藩的部属幕僚，他们约集三十多名高级将领深夜求见，欲将黄袍加身与曾国藩，曾国藩面临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面对这些属僚，曾国藩十分冷静地给众人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坦露心迹，放弃了在他手上创造曾氏王朝的机会。

看这段历史，不禁要问，这位手握重兵的曾大帅如果顺应了“民意”，振臂一声高呼，就有机会黄袍加身，一步登天成为一帝。难道曾国藩真的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部将就有劝进之说，早有多人对曾国藩进行了“策反”。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却以韩信之例劝曾独立，曾默然不应。李元度为其撰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此立即撕掉，并斥责了他。彭玉麟直接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句话吓得曾国藩直冒冷汗，把信纸吞到肚子里。王闿运更是三次对曾实施纵横计，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率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劝曾国藩做曹操。对这些劝进，曾则平静若水浑作不知。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对他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 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他定会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这一番话叫曾国荃无话可说。

事情正是曾国藩预感那样，按咸丰帝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当曾国藩攻克金陵后，慈禧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毅勇候，并未封王。朝廷还下诏令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江西巡抚沈葆桢本是曾国藩的下级，他却在厘金收入中裁减了湘军的军饷，户部也准了。又有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破坏纲纪等8条罪状，也有人主张严厉追究重要人犯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之死的责任，危机显露。有一些事情涉及到同曾国藩关系密切的恭亲王奕。工于心计的慈禧太后不去碰曾国藩，恐生哗变；而是革去了恭亲王奕的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来了个敲山震虎。

再说当时的客观情况。一是虽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二是浙江左宗棠、江西沈葆桢已被清政府拉了过去，许以高官厚禄，地位与曾国藩不相上下，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剑。三是曾氏对成功没有必胜的把握。湘军号称30万人，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5万人，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四是曾的幕客赵烈文预料“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曾国藩也相信这点。第五也是最关键的，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使得曾国藩不想当皇帝，不敢当皇帝，不敢拿全家族的命运做赌注，铁了心只想做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面对朝廷的不信任，熟读四书五经的曾国藩内心早有急流勇退的意念。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但真正能把握的人有几个？伍子胥、韩信等历史上太多的权臣，加上清初年间的年羹尧、隆科多等都因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一段话。”他要向朝廷明其志，独善其身，要做诸葛亮似的忠臣。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听从劝进，不去冒险当皇帝，毅然选择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建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朝廷的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 12日），曾国藩无疾而终。看曾国藩的遗嘱：“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慎独、守身，是这个儒家弟子的核心思维。梁启超先生说：“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句话一语中的。

所以说，即使曾国藩有过做皇帝的念头，也是偷偷地一闪而已；绝对不敢高声语；绝对不会向楚霸王那样慷慨激昂向天下放言；也绝不会向赵匡胤那样亲自导演一场黄袍加身的蹩脚戏。

左宗棠是如何获取“高等学历”的

曾国藩论涵养论能力论韬略论成就，都可说是人中之杰。但这位人中之杰的“最高学历”仅是在道光十八年殿试中入围三甲最末，成了“同进士”。虽然他人可以说“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本人可不是这样想的，这个相当于“进士”的“学历”，可是一件让这位大人一辈子都不爽的事。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一次，他的两个幕僚在幕府相互出对，一个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个回对“同进士”；接着从“如夫人洗脚”对“同进士出身”；“替如夫人洗脚”对“赐同进士出身”，两个人闹腾得不亦乐乎。突从里屋传出一个摔东西的响声，接着总督大人铁青着脸出来拂袖而去。两个幕僚目瞪口呆，意识到他们闯祸了。后来弄明白了，原来权倾天下的总督大人就是“赐同进士出身”，他俩捅到了人家总督大人的“软肋”。

清朝科举分为三甲。头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起初，三甲头名亦称传胪，后仅限于二甲头名），中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这里的“同”只是“相当于”罢了。

曾国藩学生左宗棠的“学历”比起老师又逊色了一筹，只是个“举人”出身。可这位非常有性格的“举人”却不像老师那样温柔了，什么韬光养晦，什么难得糊涂，脾气火爆的左宗棠不来这个扭扭捏捏。他一直自比诸葛亮，一向以为今亮（即他自己）未必不如古亮（三国时的诸葛亮）。左宗棠也确实在治军、打仗、办洋务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一些成就。为了能获得更大荣誉，死后能得到皇帝给予的谥号，因此左宗棠一心要摘掉自己“举人”的“中等学历”，说什么也得弄个“高等”的。

湖南是太平天国战争早期的战略要地，咸丰二年（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长沙城危急之际，经人举荐，湖南巡抚张亮基聘请左宗棠为师爷，并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他。左宗棠由此得以大展身手，他立马“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终于使长沙固若金汤，太平军围攻三月无功而返。左宗棠初露峥嵘，一生的功名也由此开始。

咸丰四年（1854年），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这次时间更长，达六年之久。其时，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太平军占领。左宗棠焦思竭虑，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以一己之力支撑大局。对统军打仗一窍不通的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终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左宗棠在长沙也两次证明了自己，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咸丰九年（1859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他的这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自此，左师爷牛大发了。骆秉章统领的有位总兵名叫樊燮，自恃立有战功见左师爷不拜。左师爷十分恼怒，喝道：“武官见我都要请安，你为何不拜？”樊总兵答道：“武官虽微，但我也是朝廷二品大员，为何要拜一个未仕的举人？”左师爷闻言大怒，破口大骂：“滚出去！”事后，左师爷逼着骆秉章参了樊总兵一本，让这位“有眼不识泰山”的总兵卷了铺盖。

做官要有“学历”，中了秀才后再考举人，中了举人，才有更大的机会向上发展。但对于做官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中进士，由进士而翰林，就可以走进朝堂。再者说，也只有“进士”一类“高等学历”，死后才有可能得到皇家给予的谥号。

左宗棠的“学历”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成为“举人”的。但此后的几年中，他三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故此，“举人”的学历绝对是左宗棠的一块心病，他一心想要弄个名正言顺的“进士”。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督办新疆军务。这位左大人一直为自己的“举人学历”耿耿于怀，他想的最多的是，自己的身份仅是举人，再有功劳按例也不能入阁，死后也得不到追封，自己建立再高的丰功伟业也不能光宗耀祖，这哪对得住祖宗啊。于是，在军情紧急时刻，这位十分有性格的左大人自恃盖世功业，上奏清廷，要求解除军务，回京参加会试。当时，西北正处于关键时刻，左宗棠此时要求更易主帅，对于清廷来说，这简直是“大厦将倾”。朝廷看出来左宗棠的真实用意，赶紧遂了人家的夙愿，破例赐他一个进士，并授予翰林院检讨职务。左宗棠由此得到了绝对的“高等学历”，精神大振所向披靡，接连攻克塔城、伊犁、新疆，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为大清立下不世之功，自己也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序列。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清晨，七十四岁的左宗棠在福州钦差行辕任上去世。追赠为太傅，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左宗棠可以微笑着满意地长眠了。

谁葬送了胡雪岩的白银帝国

胡雪岩是中国晚清第一大豪商，个人资产在高峰期达到白银3000万两，超过了清政府的国库储备。然而他的白银帝国却在短时间内坍塌，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是其政治上不成熟，做了李鸿章和左宗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洋务”、“海防”、“陆防”等多方面针锋相对，分歧不断，互相拆台，后期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而胡雪岩对左宗棠强有力的财政支援使得左宗棠屡占上风，这让李鸿章十分恼火。李鸿章定下“排左必先除胡”的策略，先剪掉左宗棠的羽翼，再击倒他。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中，胡雪岩就这样成了李鸿章的眼中钉。

任何历史事件都有着复杂因素和背景，在胡雪岩倒台的过程中，浮出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叫盛宣怀，他直接颠覆葬送了胡雪岩的白银帝国。你这有“左胡”“官商组合”，李鸿章和盛宣怀来了一对“李盛组合”。盛宣怀，李鸿章的心腹之人，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控制、参与了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他还是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他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相斗期间，胡雪岩在商场上春风得意，在利益的驱使下，他涉足了自己并不熟悉的蚕丝市场和国际市场，与美国商人展开商战。但他缺乏政治经验，不知道潜在的对手在密切地关注着他的破绽。

胡雪岩不能忍受外商长期霸占中国生丝出口市场，“邀人集资同买，则夷人必服”，他带头动用银2000万两，囤积生丝14000余包，超过了上海生丝全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当生丝市场价格上涨后，胡雪岩不仅不抛，反而继续囤积，想逼迫以美国人为代表的生丝外商提高收购价格。可他没有想到，国际市场已被美国控制，当中国商人想卖掉手中的货物时，却无法出口。最终，胡雪岩不得不停止收购，而囤积的生丝不能变现，直接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光绪九年（1883年）夏，胡雪岩被迫贱卖生丝，亏耗1000多万两，实力损了一半。

而正在这关键时刻，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再次被招入军机，胡雪岩则为左宗棠筹备军饷。李鸿章趁左宗棠不在两江，指挥盛宣怀准备向胡雪岩下手。这时，胡雪岩为清廷向外国银行借的80万两巨款正赶上到期，这笔借款是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借的，外国银行只认胡雪岩。这笔钱每年由各省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按惯例，只要各地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转给胡雪岩，由他来还款。盛宣怀在这方面做了文章，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的意思是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自然照办。落实好这件事，他又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按期催款。由于事发突然，紧急之中，胡雪岩只好调来阜康银行各地钱庄80万两银子，先还上外国银行。胡雪岩没认为这件事有多严重，他认为协饷一定要给他的，晚发二十天没多大事。

处于暗中的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数额了如指掌，他开始出手给胡雪岩致命一击。他抓住阜康银行空虚之际，组织人到银行提款挤兑。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上万两。他还让人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两银子，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如此一喧嚷，存款户很快纷纷提款，挤兑风暴在上海爆发。盛宣怀在那里坐镇，煽风点火把动静搞得很大。

胡雪岩星夜赶到上海，让总管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赶紧发下协饷，邵躲起不见。胡雪岩又急忙给左宗棠发电报，请左帮助救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使左宗棠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邵友濂已经溜了。

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来势迅猛，愈涌愈烈，上海挤兑很快失控。各地阜康银行也是人山人海，存款被纷纷提取，银行门槛被踩破。山西票号和外国银行也顶不住压力，纷纷停止注资和拆借，并限令当年十月底前清还长期借款。胡雪岩的阜康雪记钱庄首先倒闭，接着，胡庆余堂易主，宣告破产。疯狂的提款和断流，导致胡雪岩设在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字号相继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全部倒闭，接连破产。

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胡雪岩恐慌中曾三次与左宗棠会晤，要左想方设法为其收拾残局。但是，作为阜康钱庄的大客户，恭亲王奕、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等人，见死不救，也都溜之大吉。李鸿章等人火上浇油，还把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报利息的事情抖落出来，慈禧太后得知此事大发雷霆，要胡雪岩加倍赔偿，下令查抄胡雪岩的家产。

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病倒了。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他上折奏道，“胡光墉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为胡雪岩想办法规避查办，却是无果。光绪十一年，左宗棠病逝，胡雪岩最大的靠山轰然坍塌。户部尚书阎敬铭落井下石，奏请“已革道员侵取公私款项，请旨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朝廷立即准奏，胡雪岩在押解入狱令到来前已经黯然病逝。胡雪岩的一生就这样不了了之，清廷对他的案子也来了个不了了之。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事业蒸蒸日上。1885年，他到轮船招商局担任督办，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

胡雪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导致的。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来自政治敌手的打击。胡雪岩虽也戴着二品顶戴，但他却游离于官场之外，不谙官理，不懂变通，而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

侵略者竟为大清强国献计谋

英国将领戈登，在咸丰十年（1860年）随着英国侵略中国时，直接指挥了圆明园的大烧杀、大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当时他还留下了名言：“我们用最野蛮的方法践踏着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国商住屋、栈房之用。”戈登充当英租界内规划设计，从而为后来源源不断的英国传教士、商人、淘金者进入天津奠定好了一块落脚地。

同治二年（1863年），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朝廷成立洋枪队，所有的指挥官都用欧美人。华尔战死，白齐文接替后不长时间又被戈登替代，他成为洋枪队的头子，在李鸿章麾下听遣。戈登与起义军激战于江浙两省，在中国两年内参加了三十三场战役，攻克城池数十座，其中一个战役历时一年半，仅费军需一百万两，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功。戈登十分谦逊地说：“平叛如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官兵也可以平叛的。可是中国的上级官僚急功近利，于是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让这些人平乱；不知道这群人完全是冲着利益来的，反复无常，将会为中国留下无穷祸害，比土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我得以带领这只部队，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让他们留下隐患。这是我为中国立下的一点微弱之功。”

然而就是这个侵略者洋鬼子，一个双手沾满太平天国鲜血的刽子手，却对清政府很有感情，提出了很多有利于中国强大的建议，甚至于有利于抵御外侮，对大清朝十分有宽裨益。

清人李岳瑞撰《春冰室野乘》有《戈登遗言》一文说：“戈登，曾经为中国立下功劳，他隶属李鸿章帐下十余年。后来回归英国，死在埃及任上。我国的朝廷官员提及他，认为其不如英人华尔。可是华不过是一战将，戈登则具有文才武略。况且他忠于我国，这些是不可淹没的。他回英国时，曾经给李中堂上书献出十条策略，论外交军事十分详细，可惜的是我们对他的所言不能认真对待。假使及时听从他所言，何至有后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祸端？这些大不幸正是戈登所提醒的，我们事事没有不遭此祸乱的。现在戈登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情况却是每况愈下，糟糕透顶之极。倘若戈登知道了这些，也会哀叹他对中国所说的那些话不幸被言中啊。”

戈登所献出的十条策略，其主要内容于下：

一、以后中国与外国缔结条约，当在中国进行，此为原则。以前我国与各国立约，没有这样做的实在是不可胜数。《马关条约》还不计算在内。

二、与外国缔结条约，要多用文字，少用语言，条文文字要简单。签署前先咨询别的国家，因为各国为了各自在华利益互相猜忌，肯定会指出涉及最为重大利益的条款。只是这招十年前可以用，现在各国均势已定，他们经常串通，所以这条不灵了。

三、中国首都只要是北京，那就不要与人开战。首都离海太近，无险要可依赖。这条有人不以为然。即使如此，旅顺威海已经证明其不能守了，因此我坚持此意见。

四、如果没有强大的陆军部队，则海军就没有可以后退的余地。现在应该先训练陆军，等陆军训练好后再练海军。

五、北洋水师购买了诸多船炮，是十分失误的。当时如果拿这个钱来买新式枪支，是有好处的。等陆军强大后，再建海军。以购船炮之款，尽购新式枪，等到陆军练成劲旅，再购船炮。

六、对那些嘴上好战却又不会战、不能战的，都应该斩首。

七、政府应该鼓励帮助本国商人出国，直接向外国制造厂订货采购。

八、海关总署应该设在上海，权限必须限于进出口税务，不让赫德插手其他事务。如果他动不动就和外国官员商议，那岂不是干预中国内政了？赫德如此专权，居然没人提这个，还谈什么别的呢？李文忠在海关总署时就不喜欢和他谈论内政，只因我的告诫。

九、政府应当责成专理大臣采办国防军火大事。如果遇到与各国公使谈论有不顺畅的地方，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

十、当务之急应该大力开办税务学校，让大量的中国学生学习关税知识，做好替代洋人的准备，薪水也应该按照外人的待遇优厚发放。赫德总领税务已经五十多年了，而这件事却是从来无人提及，这怎么能说是做得好呢？

最赏识感激这位“洋鬼子”的是李鸿章，两人首次见面以后，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英酋戈登翩然来此，此人英姿飒爽，向所未见，且颇驯谨，了无跋扈恶态，不特韬略娴习，抑且质直明达。”戈登所率领的洋枪队是李鸿章清剿太平军时的得力力量。在攻打常熟的激战中，戈登指挥得法身先士卒，打了场大胜仗。李鸿章向朝廷保奏戈登为总兵官，封提督，领二品武官衔，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特大的纯金奖章。还赏赐戈登万金，戈登辞谢不收，说：“我为中国效力，实是因为悲悯中国百姓所遭到的涂炭，我不是靠打仗来获取利益的人。”

戈登从中国回国，临走时向大清官员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于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临行，他的行囊仅带走了那枚奖章和黄马褂。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得知戈登毙命于非洲后，在天津为戈登建一座纪念堂，挥泪祭奠了戈登。

戈登所谋划的“在中国开议”、“先练陆军，后练水军”、“直接向外国制造厂订货采购”等策略就是现在看来也不能说不对。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对当时清政府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指责。戈登认为“总税务专管税务，不令擅越他事”，“亟设税务学堂，以备代替外人”。赫德在中国当政总税司近五十年，干涉政务，到处伸手，泱泱华夏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最后，“检举”他的居然是他的同胞，值得人思考。

戈登杀害我们的同胞，抢夺我们的财富，从这点说，绝对是我们的敌人。但他却表现出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和同情，因而侠肝义胆为中国的军事外交出谋划策，在维护清政府国家利益方面比朝廷的那些贪官污吏们更具有责任感。

林则徐在虎门是如何“销烟”的

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第一块就是林则徐主持进行的“虎门销烟”壮观场面。人们每提及“虎门销烟”都会描述成“林则徐烧鸦片”，也看到过不少图画表现虎门销烟时的浓烟冲天。但探寻历史真相，却不是这样一回事：真实的说法应该是“林则徐淹鸦片”。

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经过调查得知传统的“烟土拌桐油焚毁法”，烟油烟毒膏会渗入土壤里，如果挖土提炼，就仍可重新得到十之二三。为此，林则徐研究出另一种销毁方法“海水浸化法”。

海水浸化法是在海边筑了两个大池子，池底铺石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池旁开一涵洞，池后通水沟，将浓盐水倒入其内，把烟土投入泡浸半日，加入石灰，用木耙在池中搅拌，石灰遇水便沸，将烟土完全溶入水中溶解销蚀。待退潮时，把池水接引到海洋，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美国商人金等十几人，不信林则徐能把所有鸦片彻底销毁，特来实地考证。林则徐准许他们进入到池边，直接详看销烟方法。这些洋人看了全过程就是一个心服口服，集体向林则徐脱帽致敬。传教士裨治文记述：从四月廿二至五月十日当中，共销毁2 376 254斤鸦片，其中少数鸦片运送京师作样本，然后销毁。

林则徐在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历时二十三天，销毁鸦片20283箱，给英国鸦片贩子以沉重打击。

“虎门销烟”是人类史上旷古壮举，林则徐禁烟运动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虽然此事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但这是清王朝长期对外采取消极、落后、错误的闭关政策，作茧自缚的直接结果。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辱一个伟大的史实，他赢得了历史的尊重。可悲的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林则徐的禁烟壮举只能以悲剧谢幕。

两重臣相争，一无赖得利

晚清重臣胜保与琦善水火不相容，一直在相互斗法。在他们的争斗中，一个流氓无赖却得到天大的好处，捞了一顶顶戴花翎。

清人张集馨在其所著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描写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有个无赖张小虎，模样长得很是丑陋猥琐，让人感觉就像见了鬼一样。这个痞子一直在清军营中混着。琦善在扬州督军围剿太平天国起义时，张小虎因贻误战机，琦善差一点砍了他的头，最后发了一下慈悲，将他发配到新疆。这个兵痞子打探到胜保与琦善不合，而胜保此时也因过失被降职流放到新疆，充任伊犁领队大臣。张小虎便向胜保请求要到他的军中效力，还说他带领着二百多名士兵一同来投奔。胜保一听很是高兴，就应允了。这个张小虎就带着他的几十个“同等货色”前来投奔。张集馨受胜保派遣去核查兵勇的人数，张发现其所带来的实际人数还不足五十人。

这个无赖在胜保军中曾参加了两次攻城作战，两次他都说自己如何英勇而被敌方击伤。一次说是伤在脖子上，用棉布紧紧包扎起来，没过三天就完好如初和平常一样，连一点伤疤也没有留下。还说一处伤在口内，对众人说枪弹已经从大便中排泄出去了。

这个泼皮无赖欺上瞒下，毫无顾忌地矫情伪作，招来一片嘲笑。胜保大人却赏给了他六品顶戴花翎，赏罚竟荒唐到了这般田地。这样的军队镇压个民反暴动都难以应付，更别说去和洋枪洋炮对垒了，焉有不败之理。

慈禧掌权后，杀第一功臣背后的玄机

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垂帘听政掌权后仅一年多，却恩将仇报亲自下令令其第一功臣自裁。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立大功后，在短时间内遭到这样的“待遇”？这个人就是满族权贵胜保。

从道光年间开始，由于清朝统治日益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了各地的民众暴动，按下东边葫芦浮起西边瓢，朝廷上武官不够用，许多文官改了行，曾国藩就是一个成功的列子。满族人胜保字克斋，道光二十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任顺天府儒学教授，后又担任翰林院侍讲、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以敢于上疏言事闻名。胜保虽然是文官，却非常崇拜岳飞那样建功立业的武将，咸丰皇帝给了他机会让他转行当了武将，后来他在慈禧和八大臣斗法发动辛酉政变最紧要的关头，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助慈禧政变成功，做了太后党，成了慈禧的一位红人。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下遗诏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摄政。早就觊觎朝政大权的慈禧，为争夺大清朝最高统治权，视这八大臣为“眼中钉”，欲坚决铲除而后快。此时的慈禧身在热河，而她的政治势力却远在京师。慈禧深知一旦八大臣的统治地位巩固，她梦寐以求的权利梦想就会成为泡影。她焦虑万分，寝食难安。

此时的胜保任兵部右侍郎，手握重兵，正在直隶和山东边界与捻军作战。咸丰皇帝之死引发的政治波动吸引了他的注意。胜保观察形势，敏感地察觉到慈禧、奕一党与八大臣的对立，他将赌注押在了慈禧一方。八月初二，胜保不顾清廷禁令，上了“吁恳请北上叩谒梓宫折”，提出要吊唁先皇。在这个奏折里，胜保说，“即与本日起行。”摆出一副扔下笔墨就动身的架势。实际上胜保这是进行一招试探，逼迫八大臣批准他的做法。这个紧要关头，一个手握重兵的朝廷要员摆出任何姿态，都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都可能直接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清史稿》称，“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肃顺等八大臣接到胜保奏折，觉得无法阻拦，只好同意了他的请奏。发“上谕”准许胜保前来，“叩谒梓宫，叩谒后即赴军营”，这也显露出八大臣对这个军事实力派的惧恨。

胜保赢了第一回合，他带兵赴热河“奔丧”。胜保名义上去热河给先帝吊唁，却先到京城，为的是先到恭亲王奕那里探听政局动态，表明自己的立场，受领下一步任务。在京城，胜保又进行了更为大胆的试探，他将皇上和皇太后同列一折请安。胜保在试探八大臣，如果这一奏请方式能通过，就等于对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予以默认。八大臣接到胜保的这个折子，立即认为抓住了胜保的小辫子，指责胜保署“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衔，具折向皇太后请安，“实属有违体制”，“向来无臣工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还指出胜保在皇帝丧期内用黄折很不合时宜，著交部议处。胜保被肃顺们抓住把柄，只好再上奏折认错，“叩谢‘交部议处’天恩”。

就在胜保在京城之时，热河争夺最高统治权利之争达到白热化。初十日，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表示接受山东道员董元醇的奏请，“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但八大臣当场驳斥了这个奏请，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言路全部封死。

慈禧知道在热河她根本无力对抗八大臣，要想扭转局势必须回到京城与恭亲王联手，早一刻回去就早一分胜算。当慈禧提出要回京城时，这一提议也遭到了八大臣的反对。慈禧知道如果她再让步，她的政治权利梦想就将化为泡影再没出头的可能。为此慈禧毅然决然地说：“回京城如有意外，不与尔等相干，立命备车驾。”八大臣理屈没法再坚持己见，放虎归山，埋下了慈禧反攻倒算的种子，为他们自己掘下了坟墓。

胜保抵达热河后吊唁了先皇梓宫。慈禧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向，因为她受到八大臣的严密监视，不能召见胜保。当晚，胜保的住处来了一位神秘的人，这个人叫许庚身，是军机章京，他作为慈禧的密使来见胜保。胜保提出想要兵谏的想法，许告诫胜保不要轻举妄动，一旦打草惊蛇，胜保的军权就会被削夺，就会影响太后的全盘计划，一切要等到太后回到京城后再动手，只有京城地点、时机、实力最为合适发动政变。胜保完全听从了许的建议。十八日，胜保离开了热河，急速赶回自己军中。

二十三日，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起驾返京，经过许庚身运作，护驾的二万多人马大都换成了胜保的部属，确保两宫太后的性命无虞。二十八日，车驾行至密云，慈禧收到一个奏折，是胜保呈奏的，声称他坚决拥护御史董元醇关于请求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奴才胜保跪奏，为政柄下移，无以服众，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为今之计，非皇太后躬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清史稿?胜保传》)。有了这个折子，已经被八大臣拍死了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提议，完全可能来个咸鱼翻身死灰复燃。胜保公开声明支持慈禧与恭亲王掌权，他作为朝廷重臣又手握重兵，极具威慑性，为慈禧添加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筹码。

次日，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平安抵达京城，慈禧在恭亲王的鼎力协助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政敌肃顺、载垣等八大臣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夺得最高政治统治权，确立了慈禧、奕执政的新格局。胜保积极支持慈禧太后发动这次政变，成为“垂帘听政”有功之臣。政变后，慈禧给予其重赏：胜保被晋升镶黄旗满洲为都统、兵部左侍郎，不久加兵部尚书衔。由从二品官员升任从一品大员，成为京职与外职兼于一身的重要大吏。可是，慈禧并没有把胜保留在朝廷中枢，他没能进入慈禧的核心政治圈。慈禧仍命他赴山东、安徽、河南“剿捻”，授命他继续镇压农民起义，他以为这是再造帝国的重任，只有他这样的再世之才才可堪当。

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授胜保钦差大臣，入陕镇压回民起义。途中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率部反戈，与清军相抗，清廷严斥胜保失当。从此，胜保噩运临头，那些看不惯胜保的诸多官员纷纷上奏揭发胜保“任性骄纵，收受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等十大罪状(《清史稿?胜保传》)。胜保自恃有功于朝廷，对十大罪状，胜保只承认“携小妾随营征战”一条，否认弹劾他的其他各条“罪状”，称是“诬告”，狂妄叫嚣大喊冤枉，要求朝廷惩办诬告他的人。慈禧异常恼怒，说他“挟制朝廷”。这实际上是慈禧新加给胜保的大罪，这就表明胜保在慈禧的心中已经由厥功至伟的功臣，转成“挟制朝廷”的心腹之患。河南巡抚严树森奏道：“回捻闹事只是癣疥一样的小病，惟胜保为心腹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严树森的话道出了慈禧的心病。

胜保获罪，其实应该说由来已久。胜保治军作战，心切气盛，与清廷要员，地方官吏、友军统帅关系不洽。对于造反的太平军和捻军，一意主“抚”，总是寻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用官禄收买捻军头目就“抚”。在个人权力所及之内，能和就不战。胜保的招抚做法，与权威日盛的曾国藩、湖广总督官文、督办安徽军务的袁甲三等坚主镇压的意见相左。王士元《痴偶笔》记载：湘军首领胡林翼说胜保，“满腔忌克，其志欲统天下之人，而实不能统一人。在皖中，每战必败，败必以捷闻。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晓事，自降于贼而美其名曰贼降。盖其一生本领，以熊文灿为祖师，而昏懦刚愎又过之。”这基本上也代表了曾国藩的看法。从那时起，清廷“褒其才略，戒其骄愎”，对他已不很信任了。

清廷借此机会宣布胜保罪状，削职押解京师，关押抄家，听候审讯。恭亲王对胜保在辛酉政变后居功骄横一直很是不满，这回机会来了。在慈禧的授意下，恭亲王下令查办胜保的罪行。而委派查办的首席大臣却是僧格林沁亲王，胜保正是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而夺取其帅权的。僧王对胜保的罪状，自然件件认真“查实”，不会“亏待了”胜保。朝廷中也有人上疏为胜保求情，要求从轻处理。清廷深感胜保桀骜难驭，已失去了辛酉政变时的作用，已下决心将他处死，对此一概不准。朝廷最后下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

胜保助慈禧太后夺权，功劳不可谓不高。然胜保居功自傲嚣张至极，许多事情让慈禧接受不了，才招来杀身之祸。临刑前，胜保几次要见慈禧，都不得如愿，太后怕他什么？这里面有什么交易什么承诺都随着胜保的自缢带到了阴曹地府，了却了慈禧的一桩心病。对慈禧来说，除去胜保，立威示儆，剪除后患，势所必然。

胜保显然不明兔死狗烹的古训，他书生一个，动辄就拿西汉名将周亚夫相喻，“军中尽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还常放言，“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据《胜保事类记》：“胜之章奏往往自属草，动辄曰‘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意以为太后妇人，同治幼稚，恐其牵掣耳，而不知致死之由，即伏于此矣。”另记载：“惟曾文正公有言，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公罪。人皆服其公允云。”曾国藩的评论道出，慈禧对胜保疑忌之深，以致胜保非死不可。

或许，没有胜保的胆大妄为和叫嚣，慈禧发动的辛酉政变可能不会顺利实现。但胜保也正如古人说的那句老话：“小人得志，利令智昏”。胜保外表是将军，骨子内书生意气太浓，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这些在慈禧掌权之前，他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冒死相助，自愿当炮灰马前卒，立下大功；而在慈禧掌权之后，他总想不为遥制，本没有反叛之心，确实有藐视人家威望之意，让人家感到他在挑衅皇权；不知道收敛，不知道夹起自己的尾巴，焉能不召来杀身之祸？

看胜保悲剧，与雍正年间的年羹尧、隆科多之悲剧如出一辙。年、隆的悲剧距胜保才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的血迹还不曾风干，作为书生的胜保怎能不记得？看来“以史为鉴”，说着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

“老佛爷”是如何“洗钱”的

天下人做买卖，哪有只赚不赔的道理。这还真有一种人只赚不赔，那就是人称老佛爷的慈禧太后。这老佛爷不缺吃不缺穿，做的哪门子生意？她是为了隐瞒自己的“灰色收入”，遮人耳目，而做起了买卖。

清末北京城前门外有个“万元号”，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开办经营洋货的商店，所有从外地运进北京城的洋货，先送进万元号货仓，由它挑选之后剩余的再让其他洋行销售，这家“万元号”是北京城垄断性质的货庄。

除了这家“万元号”，还有号称“四大恒”的四大银号，清末在京城金融界十分有名，官私汇兑多由其承担。但这四家银号最大获利渠道不是贷款利息，而是兼办捐税这桩油水极肥的差事。

这“万元号”和“四大恒”，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商号银号，那是有背景的，朝中有高人罩着。至于这高人是谁？资料上没有交代，笔者不能随意揣测。各地官员向慈禧太后秘密进奉的钱财物品，都无法瞒过“万元号”和“四大恒”的耳目。慈禧太后常为他们了解自己的“灰色收入”而郁闷。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太监李莲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心想要为主子解除这个烦恼。当李莲英得知京城内一家山西帮开设的老字号银“泰源号”停业要关门的消息后，连忙将这一消息奏给慈禧，建议慈禧将这家银号买下来，并指明“办捐税”这条来钱极为容易的渠道。

对李莲英的提议，慈禧很是欢喜，可是考虑到清代“不准皇室成员经商”的祖宗训示，便让李莲英出面接收了这家银号。为了遮人视线，依然使用原来的“泰源号”名号。新开的泰源号注入330万元本金，其中李莲英仅10万元，其余全是老佛爷拿的本，慈禧是名副其实的后台老板。泰源号老瓶装新酒，重新开张后，慈禧召内务部进宫，暗示一番。这伙人哪敢怠慢，没多久，原由“四大恒”承揽的捐税和宫廷汇兑业务，全由泰源号一家接手承办。泰源号立马财源如江水滚滚而来，欢喜坏了老佛爷。尝到这个甜头，老佛爷还嫌不过瘾，赶紧张罗着再开一家店。时间不长，后台老板慈禧又在前门外廊坊二条开了一家绸缎店，“总经理”还是李莲英。慈禧为这家店铺起名叫“泰昌号”，她说，“前号有‘源’，后号必有‘昌’。如此便会财源滚滚，年年昌盛。”

老佛爷的“泰源”、“泰昌”两记商号在京城红红火火开业后，宫廷汇兑以及各地向老佛爷进奉的物品银两均由泰源号、泰昌号经手，这两家商号成了老佛爷“受贿”、“洗黑钱”的最佳手段。

由于有着天底下最大的权势做后台老板，再加上李莲英这位总经理善于专营取巧的运作，他暗地里向沿海各地联络，转手的洋货贸易越来越多，这两家商号买卖越做越大，越做越火爆，白花花的银子轻而易举地就流到了慈禧的囊中。没多久，这两家商号就为老佛爷赚了1200万两银子。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官商一直很兴旺发达，凡能大发的行业大多为官商垄断经营，皇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商。慈禧太后开办的“泰源”、“泰昌”两记商号，就是这种说法最好的佐证。

慈禧太后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为所欲为，心安理得地种植自己的“摇钱树”，并亲自出马做其“保护伞”。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哪有不赢的道理。官商一体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自然是积弊甚多，危害无穷，影响社会的稳定。

这真是，老佛爷做买卖——只赚不赔。

被慈禧太后糟蹋了的“老佛爷”

提起“老佛爷”这一称谓，许多人都会说是指西太后慈禧。这点没错，慈禧最喜欢人称她为“老佛爷”。但要说“老佛爷”这一称谓专指慈禧，那可就错了。实际上“老佛爷”是清朝各代皇帝的特称。太后、皇后、太皇太后都不能用此称谓，就连清朝的“国母”孝庄太皇太后都未曾有过“老佛爷”这一称谓。

清朝帝王之所以用“老佛爷”这个称呼，是因为满族的祖先女真族首领最早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殊”的转音，意为“佛爷”、“吉祥”。满清建国后，将“满柱”汉译为“佛爷”，并把它作为皇帝的特称。

在整个清代，唯一用过此称谓的女人是慈禧太后。慈禧被称为“老佛爷”，理由是她垂帘听政为“大清中兴”做出“巨大贡献”，“皇朝巨擘之力”，“威声远播泰西”，“堪为当世人主之效”。六部四品以上全体官员联署上奏，光绪皇帝朱批，皇太后慈禧从此就被人称为“慈禧老佛爷”或“太后老佛爷”。慈禧太后让别人称她为“老佛爷”是有着特殊目的的，其想当皇帝，又实在不敢像武则天那样直接称帝，她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但在她内心深处盼着别人把她比作皇帝一样，所以让人称她为老佛爷聊以自慰。

慈禧被称为“老佛爷”还有以下几点参考说法。

一是拜佛坐禅说。《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孝钦后政暇，曾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以老佛爷。”

二是他人加号说。“老佛爷”这个称号是李莲英给她的。慈禧对佛是很虔诚，念经供佛从不间断。有一次北京少雨，慈禧与朝廷官员每日向如来佛求雨，这一次只求告三天雨就来了。李莲英很兴奋，便趁机恭维慈禧，说太后真是了不得，就像佛爷一样。这番恭维的话使慈禧很高兴。从此，李莲英就称慈禧为“老佛爷”，每次奏话的时候，总是这么称呼。“老佛爷”这个称号不胫而走。

三是自加徽号说。蔡东藩在《慈禧太后演义》中说，在慈禧六十大寿时，“自加徽号，令承值人员等称她为老佛爷，或称老祖宗。”

四是沿蒙古俗说。王无生在《述庵秘史》中说：“宫中称老佛爷，沿蒙古俗也。”

慈禧太后是晚清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从1861年至1908年间统治中国四十七年。在人们的印象里慈禧是清朝政府昏庸、腐朽、软弱、无能、残暴的“代言人”。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老佛爷”，死后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总共25字，为有史以来皇后哀荣之最。

看看在这位老佛爷“六旬万寿庆典”中发生的事，当时中日战事愈打愈烈国家正处危难之中，而她的“庆典”在雷打不动中按部就班进行，一些主战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户部也上书“请停工程”。慈禧怒不可遏大发雷霆，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慈禧生日当天日军占领大连湾，军情急电接连飞来，慈禧却不为所动。若无其事地在颐和园升殿受贺，连赏戏三天，国事皆废糜不管。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发出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卖国政策，全部接受列强提出的条件，许可丧权辱国《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洋人的奴仆。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至此，中国完全进入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慈禧这位“老佛爷”游刃有余地驰骋在男人世界里，夺得了本来由男人掌握的最高权力，她三度垂帘听政，两次以个人意志决定皇位继承人，将国家命运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上，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走向。她闭关自守对世界发展漠然视之，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决策一误再误，致使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成为世界列强肆意宰割的羔羊，这绝对是中国的悲剧，也是这位背负永世骂名权力欲望极强女人的悲剧。

“老佛爷”这一清朝皇家称谓实在是被慈禧“糟蹋了”。

焚毁圆明园的真正元凶

《清史演义》中在描写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写道：“圆明园中火光烛天，一个穿洋装的中国人在导引放火，恒祺问他是谁，他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说火烧圆明园给英法联军领路的人是龚孝拱。《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记载，“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引的路。《圆明园残毁考》：“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许多历史学家在讲这段历史时也说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带的路。

据《清朝野史大观》，“定庵（龚自珍）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龚孝拱字橙，其父龚自珍。他精通满、蒙、藏及英语，学贯中西。在上海给英使威妥玛当文书，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跟着威妥玛也到了北京。

看上面的资料、野史，可以证据确凿地说：这个龚孝拱给洋鬼子带路，又唆使洋人纵火焚毁圆明园，他是参与抢劫、焚毁圆明园的最大汉奸。

可是，再看咸丰十年八月谕旨：“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咸丰并没有说给洋人带路焚毁圆明园是龚孝拱。如果不是龚孝拱，那又是谁领着英法联军去烧的圆明园呢？

光绪年间人杨云史在其《檀青引?序》中记载：“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朝廷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以赐文丰家属焉。”文丰为当时圆明园之管园大臣，知园不保遂投园中福海自尽，数名随从与他一同自尽。还有一种说法：“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旗人。”人们找出李姓旗人这个“刁恶汉奸”。这时还没有人说是龚孝拱领着英法联军去的。说了一阵，朝廷不能允许满人带路这种对满清不利的说法，于是变成了汉人带路。汉人龚孝拱在洋鬼子阵营里，直接就把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了。

还有这样一段野史来佐证这个观点。龚孝拱之父龚自珍为官清正廉明，对清朝的腐败及弊政不满，曾写《明良论》议论抨击朝政，满族官员借此参劾龚自珍，后龚在深夜暴亡。龚孝拱得到证据，其父是被八旗官僚暗害，所以他一直伺机为乃父报仇。

真实的情形是，在火焚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曾派遣39人的谈判队伍到清廷谈判。但以曾格林沁为主的满人狂妄自大，肆意侮辱折磨来使，草菅人命。在英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才释放了幸存的被折磨得没人样的19人。英法强盗根据他们制定的万国公法，“凡使臣被杀，他日破城，鸡犬不留。”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一定要焚烧圆明园。在10月18日放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清代王湘绮所作《圆明园词》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对此，民国时期黄秋岳评说：“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越缦堂咸丰庚申八月间日记为补证：“二十三日甲申记：闻恭邸逃去，夷人据海淀，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二十四日乙酉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记：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二十七日戊子记：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对此，黄秋岳评说：“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

恭亲王在向皇帝的奏折中说：“二十二日早，因该夷抄至德胜，安定二门，事情紧急，连夜约同文祥出城，复给该夷照会，许以送还巴酋，并令巴酋写信与额酋，令其止兵。乃照会发去之后，该夷并无回字，至午间该夷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我军不战而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英法联军就是这样到了圆明园的。这样，说龚孝拱或者李姓旗人引领英法联军去圆明园抢劫，就不能成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印的《圆明园》等资料记录了当时情形，居住在圆明园周围、海淀一带，上万民众连日到圆明园抢劫。局势平息后，朝廷从当地民众手中收缴回大量文物珍宝。由此可知，圆明园被劫掠焚毁，“主犯”罪魁祸首自然是英法联军；但那些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国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共犯”，这些“奸民”难逃其咎。从整个过程看，还需要什么人带路吗？

晚清汪康年所著《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大量国人趁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劫掠的机会涌了进来，和侵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这就是许多国人干的。

据汪康年记载，联军刚进入圆明园抢掠时，先期有秩序地“温文尔雅”地行抢劫之事。“邻近乡民及海淀贫氓纷至沓来，麇集园墙外渐近吾营，与在营华役互语，华役携有梯逐架以登，络绎越墙而入。”终于演化成了联军和国民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劫掠行动。最令人气愤的是，当侵略者最后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侵略者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竟然如此“雪中送炭”希望侵略者能够尽快纵火。其后，这些人更是“到处引火延烧”，推波助澜。

英法联军罪恶固然是滔天一般，但我们对那些尾随在洋人屁股后面，参与了整个劫掠、焚毁圆明园的国人又该如何评定？实是令人蒙羞，悲哀。

国人毁坏圆明园的意念和力量才是最为疯狂最为持久最为恐怖的。在1860年大火后三四十年中，国人围绕圆明园的盗窃是没完没了，值钱的物品偷光后，他们又将散落、埋没于土中的细碎宝物挖地三尺来搜寻，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对圆明园再度失去控制，趁火打劫的国人这次来了个“利索的”，园内大小树木砍伐殆尽，建筑、木桥的柱子遭锯断。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的军阀，把圆明园作为建筑材料场，能做建筑材料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搜尽，张学良为其父建陵园时就曾命人从其中拉走诸多石料。经过此劫，一些残存建筑全成过眼烟云。从1940年起，圆明园内平山填湖开田种稻，湖山胜景荡然无存。

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前夕，统治者自顾不暇，咸丰皇帝带着高贵的王室贵胄先溜了，只顾自己性命，扔下百姓不顾。国家不爱民众，又凭什么指望民众拿自家性命去爱国？太平日子统治者作威作福，剥削民众，灾难来了又扔下民众不管自先逃命，导致积蓄已久的民众怨气自然如火山一样爆发。人们巴不得看到统治者统统死掉，焚毁你的家园还是轻的呢，休怪民无义。这样说来，这又怪谁呢？归根结底是清廷腐败无能导致圆明园被焚毁。统治者为掩盖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犯下的罪恶，说这个“奸人”那个“汉人”带的路，嫁祸于他人，找替罪羊，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转移人注意力，掩饰自己的惶恐，逃脱自己的罪恶。

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清王朝政治统治上的腐朽欲坠，军事上的软弱无能才是最直接的原因，外敌入侵只是提供了一次次契机而已，“元凶”是谁很清楚了。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敌，这就是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结果。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贫穷、落后、羸弱的国家，只能处于被压迫、剥削、凌辱、掠夺、挨打的地位。

随着1860年10月18日这一天的大火，圆明园早已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凝固在我们心间那永恒的痛，世世不忘。

太监李莲英的国舅爷之梦

晚清大太监李莲英在慈禧太后的宠信下，当上清宫太监大总管，成为有清一代最大的权阉。他贪污受贿聚积了巨大财富，可以说他的“事业”是非常成功的。但他仍不满足，居然做起了要当国舅爷的清秋大梦。清人天嘏著的《满清外史》有一篇《李莲英女弟之指婚》，记载了这段事。

李莲英有一个妹妹，生得容貌秀丽，体态窈窕，非常漂亮。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位李姑娘到了出嫁的年龄，但尚未嫁人。李异想天开，欲利用妹子的姿色攀龙附凤，能够选入宫中为妃，自己就当上了国舅爷，成为皇亲国戚来光宗耀祖。因此他多次对慈禧太后说起他妹妹有多么漂亮，于是，那拉氏召她进宫。这位李妹妹在乃兄亲自调教后，当她进宫参拜慈禧太后时已胸有成竹，举手投足无不合乎宫中规矩，举措得体，应对自如，伺候太后更是细心周到。

这位李妹妹，既通文墨又喜逢迎，还和她哥哥一样具有善于揣摩主子心思的能耐。加上她确实人才出众，美貌超群，竟然使这个最爱挑剔、极难伺候的慈禧太后也感到十分满意。由是，那拉氏十分宠爱她，留她在宫中伺候，吃饭的时候总在一张桌子上，而皇后及诸妃嫔都在一旁站立伺候，还让宫中人都称她为大姑娘。醇亲王奕的福晋，到内宫向慈禧太后请安，从来没有被赐过坐位。有一天请安后，忽然赐给了坐位。福晋十分惊异，四处看看不敢马上坐下。慈禧太后微微一笑说：“我今天之所以赐你坐位，你以为是因为你吗？你不坐，大姑娘就不敢坐。她穿着汉装又是小脚，怎么能站立那么长时间呢？”福晋十分愤怒却不敢言语，回去后就生病了。

慈禧六旬万寿的时候，懿旨招醇亲王福晋到圆明园看戏，因自己身份反倒还在李大姑娘之下，郁闷的福晋假称自己有病，不肯赴招。后在慈禧多次催促下勉强来了。慈禧太后还按照礼节表示了一下，而这位李大姑娘确直挺挺地坐在那，连身子都不抬一下。亲王福晋实在无法忍受，还是借故身体有病回自己的府上去了。

李莲英之所以进献他的妹妹，本意是想效仿西汉李延年的故事，自己也能当上一个皇亲国戚，光宗耀祖。不料光绪皇帝对慈禧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又不敢表露出来，有的便转嫁到李莲英身上，所以他根本就不屑看这位李大姑娘一眼。李莲英的美梦算是白做了。后来，李莲英之所以记恨光绪，这也是一个原因。

这之后，内务府有一个英俊青年司员丧妻，那拉氏于是为这位大姑娘指婚，将她打发了。

本来按照清代的祖制，为保证满清纯正血统，是严禁选汉女为妃嫔的，汉族女子甚至连充当下等宫女的资格都没有，历朝皇帝都不敢违背这个祖制。李莲英对此也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心存侥幸，认为只要慈禧太后肯做主，祖制并非不可能逾越。李莲英请慈禧玉成其妹与光绪的好事，慈禧倒也中意，便向光绪帝试言其事，结果被光绪帝严词拒绝：祖宗家法，汉女不许进宫，阉人之妹，更属不成体统，儿臣初不敢违背祖制。慈禧见勉强无益，只好作罢。

江苏武进屠寄之《结一庐诗集》中，填了宫词二首，其中一 首云：

“偷随阿监入深宫，

与别宫人总不同。

太母上头宣赐坐，

不教侍立绣屏风。”

又有《咏小游仙》词者，中有一绝云：

“汉宫谁似李延年，

阿妹新承雨露偏。

毕竟汉皇非重色，

不将金屋贮婵娟。”

这两首词都是暗中指这件事的。

李莲英费尽心机企图嫁妹之举，因光绪帝严拒而未能得逞，李莲英的皇亲梦终于破灭了。

谁是点燃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这是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痛。人们一直以为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过于坚决激进，因而导致这场战争的爆发。看清人笔记，发现对这场战争的爆发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清人笔记《清稗琐缀》中有一篇《林文忠公》，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

“一直以为林则徐在广州烧毁西方商人的鸦片烟土而不给任何补偿，因而导致烟片战争的爆发。现在听人说这场战争的爆发却有着另外一个原因，洋人来广州做生意初始的时候，实际上实行的是用一箱茶叶来交换一箱鸦片烟。后来这些茶叶由官府中的一些胥吏统一采购，这些茶叶中就开始掺杂了沙砾石子。这些西方商人把这样的茶叶运回去，实在是无法销售，只能再耗些费用运回我国。洋商人无端地损失了好多本钱，于是就这样酿成战争的祸端。”

“还有一件事，也要提一下，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得知一姓伍的商人和西方洋人来往密切，于是多次苛刻地处罚他，令他缴纳的军饷累计达数百万两银子。伍氏每次来见林则徐的时候，还经常遭到署衙各级官员的勒索，也要耗费千两银子来打点，才能得到一把椅子坐下。

“等到后来林则徐再次复出时，却病故在军中。有的人说：“这是伍氏实在害怕林则徐再次归来，自己不堪其压，因而叫人暗中下毒药谋害了他。”

这篇笔记中道出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因素，现在看来，真让我等感到悲哀，这等胥吏奸诈小人误国误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让我们看看究竟何谓胥吏。

胥吏，也称作吏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指“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这些小公务人员包括官员的私人仆从以及各级衙门的公差、衙役等等。这样的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入此行，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仕籍”，就是家谱上都得除去名号，死后也不得入祠堂，因而一直被视为“不足齿数之列”。但是，就是这类典型的为虎作伥之徒，却是“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这些人手上都掌握着某种或大或小的权力，他们就利用这种权力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地敲诈勒索，滥肆搜刮，为非作歹。这类胥吏虽然身份低贱，却实在是个肥差，他们雁过拔毛，在其无厌贪欲的操纵下，人间没有了是非曲直，没有了良心二字。有资料说他们，“今之为差者，无不饱食暖衣，一家温饱而且乘肥策坚，姬妾盈前，锦绣在手，其享用有过于世家者。”

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就曾这样认为：“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

晚清时中兴之臣胡林翼也说：“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

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中，“胥吏擅权”已经成了蠹政害民的一个突出问题，已经达到“朝廷与胥吏共天下”的田地，囊虫肆意横行，腐败无孔不入，在这样大气候下，王朝焉有不灭亡之理。

因此说胥吏是挑起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绝不为过。

满汉通婚路漫漫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1902年2月1日),奉慈禧"懿旨" 1、废止不准满汉通婚的禁令，2、劝阻汉人妇女缠足，3、只在满族妇女中选秀

“满汉不通婚”，是满族八旗的一项旗制、祖制，是清朝早期实行民族隔离的一种政策，满族人几百年来实行这条规定，又称“旗民不结亲”。八旗旗人内部可以通婚，不可以与旗外民人结亲。所谓“民人”是指不在旗的汉人。

顺治五年（1648 年），摄政王多尔衮告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世祖实录》第四十卷），准许满汉通婚。可几天后，多尔衮对满汉通婚作了进一步规定：凡希望嫁给汉人的满族官员之女需呈明户部，登记户口；希望嫁给满人的汉族官员之女也需报户部登记；非官员家妇女许配满人听其自便，无须报部。并告诫满人务必合法结婚，除了正式的妻子，不许另占汉族妇女。

满汉通婚操作实际是比较困难的。官家子女要通婚必须要申报，并非自由通婚。满汉通婚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满族八旗，而非汉人。这是因为，满族统治者认为大规模的满汉通婚会导致八旗制度崩溃，导致八旗旗民特权丧失。实际上，多尔衮提出的满汉通婚名存实亡。多尔衮死后，满汉通婚的倡议成为他的逆罪之一。鳌拜等人把持朝政期间，朝野刮起一股恢复八旗祖宗旧制的风气，政治上更加保守，已趋缓和的满汉关系再度紧张，满汉不得通婚，无论满人汉人违者都会遭到严惩。

说满汉不通婚，但对皇上来说，又是另一回事。顺治就有一位汉人妃子佟妃，也正是这个佟妃生育了一代英主康熙。佟妃的父亲佟图赖是清朝的开国功臣，授太师、一等公，后转成为汉族旗人。

《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等书中记载，康熙的汉人嫔妃中为康熙帝生育过皇子的有高氏、陈氏、石氏等，生育格格的有袁氏、张氏、王氏、刘氏等几位汉族女子。虽然，汉族女子在康熙帝晚年很受宠，并且为皇帝生育子女，但康熙帝始终不予正式册封，她们的地位较低。

乾隆有一个“曲线通婚”嫁女的故事。乾隆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过继给大臣于敏中，公主变成了汉家女，然后乾隆把这个女儿嫁给孔子第七十二代嫡孙孔宪培，这样就没有违反“满汉不通婚”的祖制。在曲阜孔林孔子墓东北有个“于夫人坊”，说是乾隆女儿的坟墓。有人根据这段故事推断乾隆是清朝废除“满汉不通婚”祖制的第一人。但没有充足证据来证明这个推断。

真正废除“满汉不通婚”祖制的是清末慈禧太后。

光绪年间，汉满两族因为长期的杂居，私婚已不是什么稀罕事，“满汉不通婚”早成为一纸空文，难说什么纯正的汉人或者满人，但“满汉不通婚”的规定仍然十分严格。为了从民心上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原本强烈抵制变法的西太后慈禧也开始推行一些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慈禧发布懿旨：“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遇选秀女年份，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正式废除“满汉不通婚”旧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再次宣布准许满汉通婚，以笼络汉族子弟。

满族最高统治者为维护全族利益，做到了满汉之间以及旗民之间禁止通婚，然而，满人纳汉族女子做妾的现象却一直没停歇过。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奴役被欺辱，这是亘古未变的准则。一个民族对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亦然。

第四章 趣谈篇

雍正是如何实话实说的

人活着随心所欲想说啥就说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就是帝王也会权衡左右全局而说一些言不由衷的“真实的谎言”。读史书，感觉清朝的雍正帝是一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他想要说的话绝对是实话实说一吐为快，绝不心口相异。一些粗俗不堪的白话、俚语、戏言在他朱批的奏折上比比皆是。

浙江有个叫王钧的道员要捐四万两银子修筑西湖工程，雍正批示：“让他捐，他若是不捐，朕便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他这些年做官的名声太差了，让他出钱消灾好了。”当雍正发现自己张冠李戴后，完全忘了他的话是金口玉言，是铁板钉钉的，他做了世人难以想到的批示：“岂有此理，朕大错了！朕错记名字，王钧做官名声好得很，把他当成马钟华了。朕的过错，惭愧！惭愧！”

他在田文镜的折子上批示道：“……不过教你知道你主子为人居心，真正明镜铁汉，越发小心勉力就是了。你若信得过自己，放心又放心，就是金刚不能撼动朕丝毫，妖怪不能惑朕一点；你自己若不是了，就是佛爷也救不下你来，你好自为之。”

广东巡抚年希尧接到雍正的批语：“写来套话，何尝有一句你心里话。”还有一件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他在布政使佟吉图的奏折上朱批道：“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他曾在巡抚石文焯的奏折上批道：“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

陕西武格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十分恼怒：“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他在批复宠臣李卫奏折时写道：“好事!好事！此等是览而不嘉者，除非是呆皇帝也!好的!好的！如此方不愧封疆之任!”

在年羹尧奏折上雍正挖苦道：“多赏你些钱财，好为你攀附权贵，向上巴结打点之用！”

雍正生气时直接对甘汝来表示：“如果不是这样的，李绂、甘汝来两人的人头不要再指望能留着!”

雍正情绪激动或发怒时，常常突发奇语。一个身居九五之尊号称“真龙天子”的皇帝，竟动辄就说臣下“昏聩”、“混账”、“无耻之极”、 “不是个东西”、“粗蠢不堪”、“真大花面”等等，甚至一连写四个“该”字以示内心的淋漓痛快。

“该!该！该!该!只是便宜满丕等。

朕的气愤郁闷，这种苦无法用言语表达，怎么办？

“大奇!大奇！此人(戴天球)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

“陈豫朋混账人也，何得如此特荐?”

“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速速发回，令他拆毁，再不许他言。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

“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随意胡说的！”

“看你现在的样子，朕所颁《朱批谕旨》你没有看过，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混到这种地步。”

“王嵩到来，朕见了，竟不是个东西，满脸混账气。年羹尧奏他是一儒将，较岳钟琪一样还强的人。可笑之极，真年羹尧之犬马也!”

“你实在昏头了!胡期恒这样东西，岂是年羹尧在朕前保举巡抚的人，岂有此理!”

“苏努实国家宗室中之逆贼，真大花面也。”

“此人(库尔陈)了不得，大可恶者，着实有一番心胆的人在此。”

雍正在憎恶和愤怒时，说的都是粗话狠话刻薄之话，恨不得每个字都成为“板子”，直打得人家皮开肉绽。他这些刻薄、挖苦、斥责他人的话，往往令人无地自容，颜面扫地，也时不时让人会有毛骨悚然之感，实在让人瘆得慌；而在他满意和高兴时，则口出白话俗话玩笑之话，犹如顽童一般手舞足蹈，让人跟着捧腹失笑，不禁发问：这哪像一个皇帝说的话？

雍正“实话实说”不装糊涂，这样的皇帝，做得真是不亦快哉。

乾隆的“注水”武功

乾隆皇帝在八十高龄时，写了一篇题为《御制十全记》的文章，自我总结一生建有“十全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他在文中写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愈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令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

所谓“十全武功”是指十次最后取得胜利的战役，其中的“功”是指功绩。乾隆说自己的十全武功是：“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其实，这所谓的十全武功，许多是“注水”的。只有两平准噶尔及定回部为名副其实，此三战役铲除为祸西北的准噶尔部，顺手将新疆并入中国版图。其余七个武功，不少是名过其实，而且有数个是打败仗，甚至还有卑词乞和外加巨额银子后才取得“胜利”的。因此，对乾隆自吹自擂的所谓“十全武功”后世是讥讽不断。

十全武功之两平准噶尔。准噶尔部围绕汗位继承爆发内乱，阿睦尔撒纳乞求清政府派兵靖乱。乾隆帝封阿睦尔撒纳亲王爵，翌年任命其为北路副将军，派兵进攻准噶尔，生擒达瓦齐汗取得重大胜利，准噶尔亡国。阿睦尔撒纳欲统一准噶尔部原有四拉特(部落之意)，赶走清军，乾隆帝派兵将阿睦尔撒纳打得飘落异乡，天山北部全归为清朝疆域。

十全武功之定回部。准噶尔灭亡后，维吾尔人欲成立独自的伊斯兰王国。他们向天山南路进兵，清政府派兵出剿。第二年占领叶尔羌，天山南路地域全部归由清朝，这一地带被称为回部。

十全武功之两打大小金川。大小金川地薄人稀，早在明朝已臣属中国。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政府首次镇抚失败。后复派傅恒、岳钟琪前往讨伐，大金川降服清朝。打大小金川清廷用了五年时间，耗费军饷巨大，简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十全武功之靖台湾。靖台湾仅是清廷镇压林文爽反清举事而已。与其说是武功，不如说是家长与孩子打了一架。

十全武功之降缅甸。缅甸之役基本上是场败仗，清廷征缅大军受缅甸的山林瘴气及地理环境所阻，很多死於疫病，连统帅明瑞都在征缅时阵亡，由于被缅甸吞并的暹逻也对缅军进行攻击，缅甸为免腹背受敌而向清廷求和。可以说这是捡来的战果。

十全武功之降安南(今越南)。阮氏兄弟在安南搞政变夺权，黎朝国王要求清廷出兵，清廷大军击败西山阮氏军队，护送黎维祁到首都河内复位，却中了西山阮氏在河内的伏击，数千兵士被杀。后来阮氏不愿与中国为敌遂遣使向清廷谢罪，并要求清廷册封，乾隆借坡下驴，干脆舍弃黎维祁而封阮文惠为新安南国王。这样的武功忒不仗义。

十全武功之两平廓尔喀（今尼泊尔）。清廷大军监军巴忠在第一次平尼泊尔时，私下同意西藏每年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银子赠款，尼泊尔退兵。后来西藏不认账，尼泊尔再次侵略，打进清域腹地几百里，清廷不断增派大军，尼泊尔后方受到邻近的部落及已入驻印度的英国方面军事压力，尼泊尔不想两面受敌，才主动归附清廷。

纵观乾隆的“十大武功”，其实真正的“武功”只有三个：平准部、二平准部、平回部，开辟新疆省。剩下的都或多或少有自我美化的成分：大小金川是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盛气凌人横加干涉；台湾是汉人林文爽的抗暴举事，这三项都是血腥镇压，称之为“武功”实在令人不舒服。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像是在表演滑稽剧，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不是胜利，欺上瞒下掩耳盗铃让人奈何奈何又奈何，哪里谈得上什么“武功”。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乾隆帝“十全武功”过后，使满洲利亚(今中国东北部及黑龙江左岸沿海一带)、蒙古、青海、西藏和由准部、回部构成的新疆地区直接划入了清朝疆域。向其朝贡的国家北起库页岛，朝鲜，东至琉球；南起尼泊尔，西至帕米尔高原；东南亚的缅甸、越南、暹逻、西马来西亚都在清朝的势力范围内。

这世上本没有十全十美，乾隆居然就敢说自己是十全老人，自己建立了十全武功。乾隆说不能在对方侵略面前“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他在《十全记》中两次批判了偃武修文的思想和做法，而他自己却把这种“偃武修文”式的胜利算进去。这只能说是封建帝王惟我独尊妄自尊大自我膨胀的直接写照；只能说是好大喜功自欺欺人而已。明明失败却硬要说成胜利，说胜利了还不够，还要大肆举行庆典建碑勒文，他以为天下人不敢笑话他。

如果给乾隆凑凑另类的“十全武功”也不费什么事。

一、大兴文字狱，搞得天下人人自危人心惶惶；二、编四库全书，把异族的东西全砍掉，对中国文化破坏严重；三、贬低明朝，大肆吹捧满清；四、不顾国库空虚，六下江南，扰民伤财，导致江南诸多民众无以为生，流离失所；五、闭关锁国，拒其他国家使者于千里之外；六、全国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七、在位后期“栽培”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珅，致使这二十年间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八、名为退位，实为垂帘干涉朝政；九、好大喜功，骄淫奢靡，花销巨大；十、小题大做，穷兵黩武，劳民伤财。

经过乾隆这个“十全老人”六十年的统治，大清朝在他手上走到了极盛，但也正是这个“十足的败家子”，掏空了康雍两代苦心经营攒下的厚实家底。月盈则亏，盛极必衰，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乾隆这个“十全老人”难逃其咎。

两百年前的清人是如何造假的

乾隆年间纪晓岚写过一本集子《阅微草堂笔记》，在这本集子里，纪晓岚记录了几桩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造假的事。

乾隆丁卯年（1747年），纪晓岚到京城参加乡试，住一家小客店之中，他买了一支蜡烛，居然点不着，原来蜡烛是泥巴做的，仅是外面敷了一层羊脂。纪晓岚在京城还买了十六块明代制墨师傅罗小华制的墨，装在一个大的旧盒子里面，像是很老的旧东西一样。买回去一用，那墨竟然是泥巴做成的，只是表面染成黑色，就连上面的白霜，也是放在潮湿的土地上长出来的。

纪晓岚的表哥晚上买了一只炉鸭，回来一看，鸭上的肉都吃完了，只剩下完整的骨头，里面装了泥巴，外面糊了纸，染成被熏烤的颜色，涂上油，只有两只鸭掌和鸭头、鸭脖子是真的。纪晓岚的仆人花了两千文买了一双皮靴，觉得很划算，很是得意。一个下雨天仆人穿着新皮靴出门，回来却是光着脚的。原来靴筒是用乌油的高丽纸揉皱以后做成的，靴底则是糊上一些破的棉絮，旁边用布缝起来的。一着雨水七零八落。

这只是小把戏，诡计多端的大节目还有呢。

有个人在西城租住了四五十间房子，每月租金是二十几两银子。这个人租住了半年多，一直按时交纳房租，所以房子的主人也没有过多询问他的事情。有一天，那个租户忽然关门走了，也不告诉房子的主人。房主得知后过去查看，只有前后和邻着街道的房子还在，中间的大部分已经变成一堆废墟。原来这个房子前后都有门，那个租房子的人在后门开了一家木材店，卖盖房子的木料。暗地里就地取材把他租住的房子里的屋梁、门窗都拆掉卖了。房主和租房人不住在一起，又因为比较信任人家，所以一直没有发现。整栋房子四五十间，那个做此“买卖”的，在拆卸和运送的时候居然一点痕迹也没留下，真是高人一个。

还有一桩是关于人的。有位进京等待候补的官员，他看见对门有一个年轻的妇人长得挺漂亮，就过去搭讪。知道了这个妇人的丈夫是在外面做幕僚，家在京师，和母亲住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忽然看见那个妇人家用白纸糊门，全家都在大声哭泣，原来妇人的丈夫在外面去世了，于是设灵位请和尚来超度。过了不久，妇人家开始典当衣物，说是家里没有钱了，而且打算改嫁他人。于是等待选补的官员就上门作了女婿。刚过了几个月，妇人的丈夫突然回来了，这才知道关于他去世的消息是误传的。她的前夫很生气，要告官，在妇人和她的母亲不断哀求下，于是把候补官员的钱财都留了下来，只把他本人赶了出去。又过了半年，候补官员在巡城御史那里，看到这个妇人和她的丈夫在和别人打官司。原来先回来这个这个丈夫不是真的，是妇人的姘头，他们俩合谋好一个骗局骗取候补官员的钱财。后来妇人的真丈夫回来，事情才败露。

纪晓岚说，人情的狡诈，莫过于京城了。受骗的人要么是贪便宜，要么是图方便，因自己的贪心而受骗。和纪晓岚同朝代的钱文敏说：“和京城的人打交道，需要小心翼翼，处处防范，没有掉到陷阱里就已经算是幸运了。凡是便宜事，必然其中有问题。那些专门骗人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怎么会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们头上来呢？”

贪吃狗肉，郑板桥“难得糊涂”

郑板桥是清代的著名画家、书法家，为“扬州八怪”之一。他擅画花卉木石，尤长兰竹。郑板桥所画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法也很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郑板桥的印章十分古朴，如“板桥道人”、“十年县令”、“雪浪斋”、“郑大”，另外还有“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这三枚印章更是别开生面。这些印章寓意切合姓氏、地域、官衔、事由，极富个性。

郑板桥的印章与字画相得益彰，当世人都十分看重他的作品，皆以能够得到他的一幅字画而为荣。

郑板桥有一句名言叫做“难得糊涂”，可是贪吃狗肉的嗜好，却让他放松警觉，真在糊涂中进了人家布好的局。清人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和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中，都收这篇关于郑板桥受骗的事。

这位书画奇人性格奇特，特别喜欢吃狗肉，说狗肉味道鲜美，认为这是天下第一佳肴。小商小贩轿夫只要带上一块熟狗肉来见板桥，他都会作一小幅兰竹回赠来访者，以遂人愿。然而，他若鄙视某人，则对方纵然以千金求字画，也是不屑一顾。郑板桥讲自己“书画向有三不卖，贪官、奸商、小人休想得之。”当时扬州有一个盐商曾多次用重金向其索字求画，因郑板桥向来鄙视此人，从来不予理睬。这位富商没办法只得走曲线花重金买了几幅板桥的字画，但由于没有板桥亲笔题写的上款，自觉颜面无光。

这位盐商想来想去思得一计。

一日郑板桥出游走得稍远了一点，路过一片竹林时听见一阵阵琴声，这琴声很是婉转幽雅，立即抓住了板桥的心。他顺着琴声寻去，看见竹林中有一个大院落，空灵幽静，干净雅致。板桥身不由己地推门走了进去，见院子中有一个白发须眉精神矍铄的老翁正在弹琴，院子一角童子煮的一锅狗肉刚好熟透。板桥见状大喜过望，忘记了琴声，忘记了环境，连忙对老翁说：“您也喜欢吃狗肉吗？”

老翁回答道：“世间食物只有这狗肉是最佳的，俗语讲‘狗肉滚三滚，神仙也嘴馋’。看来先生也是此中行家，也请你尝一碗。”板桥与老翁还没有互通姓名，就痛快淋漓地大嚼起狗肉，一阵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板桥感到很是惬意满足，心头有了无功不受禄的念头。他看到老翁的房间四壁上没有字画悬挂，便问老翁为何没有。

老翁说：“没有悬挂，是因为没有上等好的字画。虽然这里的郑板桥特别出名，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作品，不知是否名副其实，所以一直没有悬挂。”

板桥听了老翁这样一说，哈哈大笑：“您也知道郑板桥，我就是。请让我为您书画几幅如何？”

“那好极。”老翁于是取出早已备好的笔墨纸砚，板桥兴致所至，便毫无保留尽兴泼墨连写带画作了好几副得意之作。

老翁讲：“我的名字叫某某，请您为我题落上款。”

“咦？这是这里一个盐商的名字，您为什么也叫这个名字？”

“呵呵。俗话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叫这个名字时，那个盐商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我和他同名不过巧合罢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郑板桥听了老翁这一席话，不再有什么疑虑，当下著上自己的名号落上印章告辞而去。

第二天，那名富豪盐商宴请宾客，并请当地名流邀请郑板桥务必到场，板桥不能驳面。等他到了一看，宴会屋子四周都悬挂着字画。仔细一瞧，好多都是自己昨天为那位竹林中老翁所作的。这才知道那个老翁是这个盐商指使的，一切都是为了欺骗他而精心布置的一个局。可事情至此，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了。

真不知道郑板桥是如何从这场宴会上回去的。

事后，郑板桥懊悔之下，写了一副自嘲联以记此教训：“眼无金睛遭鬼惑；身有痒癣喜佞挠。”

曾国藩家族长盛不衰的“治家宝典”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他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欺骗自己的力量与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静，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从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苦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而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对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四年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    羡慕。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颌首微笑的。

晚清官场的“秘笈”

晚清有一位官员向胡林翼问一些事情，说话言语卑鄙，开口闭口引用某小说为证。胡林翼十分生气，发怒道：“本朝官场中，文官全以《红楼梦》一书为秘本。因此，一当了官走上仕途，就开始投机取巧，专营挤辄，无所不用其极；武官则是以《水浒》一书为师。开口就是英雄好汉。这些所谓的奇谋密策，没有一件不是粗鲁可笑的。我说的这些话虽然有些不够严肃，可是朝廷这些文武官员的情形实在就是这样的。”

胡林翼在他的《致严渭春方伯》信函中再一次表述：“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首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

他还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红楼梦》一书刻印后，被晚清官场中的钻营者视为其中有很多“做官的法子”。乾隆皇帝在看到《红楼梦》时说了一句：“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为此书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书读者群中包括了各色各样人物，慈禧太后及“中兴名将”胡林翼，皆为红迷。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沉迷其中。这本书描写了封建家族中攀附植党、裙带盘结、勾心斗角的事情，反映了官场上一些真实事情，因此而被清代官僚作为钻营倾轧的秘本。

清人官僚谈官场秘籍，已是蔚然成风。清人笔记《庄谐选录》“官诀”讲得比较具体：

“今日做官，灵巧圆滑四字缺一不可。有机必觉之谓灵，随缘能转之谓圆，用术不穷之谓巧，遇难不滞之谓滑。苟精熟此四字，做官无不得意者。

“今日官事，应之之道有三：曰应酬，曰对付，曰敷衍。应酬者，宦途进步之所系，得失存亡之所关，不得不以全力赴之也；对付者，己心所不欲而意有所惮，其事不能利我而足以害我，不能不因缘而与之上下也；敷衍者，神思之所不注，利害亦不甚关，然有是事有是名，则不得不聊且敷衍取塞责而已。”

较为著名的还有《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其中描写的各色官僚几乎都是寡廉鲜耻。比如华亭知县晁某，对待三种人，三种态度。“一身的精神命脉，第一用在几家乡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一般。”“精神”用在上司身上，所以“跟脚牢固，下面也都怨他不动”。

清末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记两江总督端方曾某知县戏言：“此后抛却笔墨生涯，沦落宦海，学种种谋官之秘诀否?”端方反映出晚清官场一种普遍现象，一种无法掩盖的事实。整个官场“有政则有贿，无贿不成政。有政皆贿，以贿为政。”晚清吏治的腐败,可以说是病入膏肓。

光绪年间贵州举人胡东昌曾愤激条陈:“当今之六部各院堂官，具有天良者无几。其平日进署当差，司员之贤否勤劳不问，专以贿赂之厚薄为其优劣。其考试军机、总理衙门章京也，专以条子之多寡为去取。倘有人不知深浅，忤逆了这一例规，则不免难全其身。”

在晚清官场上要学习的是应该如何做官，而不是如何做事，这才是混下去的“必修功课”。

慈禧太后钟爱《红楼梦》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便以其无以伦比的艺术魅力彪炳青史，没有谁能统计出究竟有多少人靠这本书吃饭，红学家研究《红楼梦》从大的派别上说分为考证派、索隐派和小说评论派三个派别。这个研究思想性那个研究艺术性；包括曹雪芹的生平籍贯都可以争论个喋喋不休；家族兴衰史、诗词歌赋、大观园学、医学、饮食饮馔学、红楼服饰学、礼仪风俗、红楼器物学等等可研究的内容多了去了，每一个话题都能争斗个硝烟四起。

不光现代人这样痴迷研究《红楼梦》，从这本书面世的清朝开始，就已经引起了从皇家到民间的广泛关注。

乾隆朝和珅看了这本书后，将其呈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看了后，说“这是康熙朝大学士明珠的家事。”此后人们都知道了这本书写的是明珠的家事，而其中的贾宝玉应该就是明珠的儿子、著名诗人纳兰性德。明珠兼通汉满语言文字，在平定三藩之中因赞襄军政之力为康熙皇帝所赏识，他的家里可谓是金玉山积，正是一幅连府通街的世家气象。他的儿子纳兰性德，所填《饮水词》中作品大多是缠绵悱恻的伤感之词，许多处与贾宝玉都十分暗合，也和《红楼梦》中的词曲不谋而合，更加证实了他的贾宝玉影子。

到了晚清，《红楼梦》已经深入人心，许多文人雅士把阅读《红楼梦》、钻研《红楼梦》当成一件和钻研其他经书一样神圣的事。不止民间文人雅士争相研究《红楼梦》，在皇宫里，慈禧太后对《红楼梦》的喜爱已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公务之余，时时披阅。她居住的长春宫里有彩绘《红楼梦》的场景；又令御史、翰林奉旨抄录；还在紫禁城里上演《红楼梦》。

慈禧太后嗜读小说，如《封神传》、《水浒》、《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等书。清人许珂《清稗类钞?孝钦后嗜小说》记载了慈禧太后钟爱《红楼梦》的一些情况。

京师有个姓陈的在琉璃厂开了一个书店，光绪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他躲到外面避难。回来时看到自己的家产被洗劫一空，后悔得要死。一天，他到乡下一个朋友家去，朋友说：“战乱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丢下了两箱子书籍在我的院子里。你是从事这个行当的，你看看，或许可以卖掉。”姓陈的书商当下翻看这些书，原来是精致小楷抄写的全本《红楼梦》，每页十三行，抄写者都在中缝位置上注上各自的名字，这些人是中过状元的陆润庠等几十人。陈性书商知道这是朝廷的禁物，赶紧带着这些东西回到家里，收藏起来，不敢拿出来让人看。他自己悄悄地看了半年时间才看完，而且发现书上每一页上都有慈禧太后的朱笔小字批语。知道了慈禧太后是最喜欢阅读《红楼梦》的。后来这位书商在一个同行的介绍下，把这套书以巨资卖给了某国驻华使馆的一个秘书。

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太监的名称很多，最早叫做寺人，后来也称常侍、内侍、阉人、阉宦、宦者、内臣、内监、大王当、巨王当、公公等，另外还有一个要命的称呼是“老公”。称作太监则是明、清两朝开始的。太监是历代王朝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后宫的奴仆，与正常人最大的区别在于进宫前要被阉割掉生殖器官，叫做“净身”或称“去势”，让其完全丧失性功能，身体发生变化，嘴唇上不再长出胡髭，说话雌声雌气，举止非男似女，性情阴沉鸷刻，成为男不男女不女的中性人。

中国的太监大概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阉割人也成为一种行业，派分南北。本文不扯那么远，就说说百年前清朝太监这点事。在清初，净身不能私自行事，要按刑律规定来办，违者问斩，到了晚清稍有放松。清光绪年间，北京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都是著名的阉割师父，也叫净身师，两家都代代相传专门干净身这一行当，备有各种工具，有一套不向外人传授的特技，专门为幼童做这种手术。这两家得到皇帝封赐相当于六品，他们每季度都要向内务府供奉30个太监。清末，安徽的庐江、无为、和县、含山、巢湖，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山东的乐陵，是出太监的主要地方。

要净身的人得先拜师，被净身师阉掉后，入宫做太监，享受荣华富贵不能忘记净身师。阉割前被净身者还要先写自愿切结契约书，“甘愿阉割遇死不究。”还要交六两银子手术费，无法事前付现银的，就要找担保人，日后再补。

晚清官方阉割有专门的地方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地点在紫禁城西华门外，一间比较破旧的小屋，常住着几名净身阉割的师傅，净身房附近没人敢住。想想，阉割时犹如杀猪，凄厉断肠的哀叫声谁人敢听？这“净身房”就是人间炼狱。

“净身”前一天，不准吃东西。手术时眼睛被蒙起来，手与脚绑起来，再用白布把被阉割者下腹部和大腿上部绑牢。要先喝中药熬成的臭大麻水，再将要手术的部位用辣椒水消毒洗涤。阉割用的手术刀是一种类似镰刀的弯刀，刀锋异常锋利。阉割师傅一手捏紧被手术人的阴茎与阴囊，另一只手用刀猛然将阴茎和阴囊从根部切下，然后将一根白蜡针插入男人的尿道，用绳子拴紧。伤口处用一种浸过冷水的纸覆盖，再仔细包扎。手术后，被阉的人要由人搀扶在屋子里走上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卧床。手术后手不可乱摸，三天滴水不进，不能大小便。三天后，拔掉白蜡针，尿涌出，则宣告阉割成功。挨刀人命大的熬过这三天，奔“前程”去；命薄的，直接到阎王那报到了。

民间的阉割方法更是让人心惊肉跳，魂飞九霄。北京宦官文物馆副馆长刘月平介绍清朝幼童被阉割时说：“孩子被阉割的时候，四肢要固定，把生殖器拴起来，拴到房梁上吊起来，然后用冷水激，激到一种程度以后，突然用弯刀给它割下来。有几种割法，一种是把睪丸挤出去，还有一种就是彻底地把他去势，就是整个儿挖掉。”也有父亲亲自动手给自己儿子净身的，溥仪宫里的马德清就是被他父亲亲办后送进当差的。

割下来的那物件被称为“宝贝”，净身师有权保留，太监不得索要。净身师会将阴茎浸泡于香油之中，待油渗透了密封包裹。两粒睾丸摆放在石灰盆里，让石灰吸收其血液的水分，保持干燥。手术的契约书用油纸包好，也放在盆中，用大红布将盆子包起来，吊在中梁，称做红布高升，意祝太监以后步步高升。

太监一生最大的愿望便是将他自己的“宝贝”赎回来。太监入宫有了银子后，会将“宝贝”赎回，称作“赎兰”。将来死的时候好留一个全尸。没有“宝贝”则骨肉不能还家，便没资格埋在祖坟。民间有一说法，不赎回来，六根不全，阎王不收，所以一定要找净身师赎回，往生才能留一个全尸。如果遗失，要做一个陶或瓷的假阴茎以陪葬。太监死后，家人为他入敛，将宝物缝回，焚烧阉割契约书，让死者有面目在阴间见列祖列宗。

太监的出身都是些被生活所迫的劳苦人，他们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将来也得些好处。孩子大多在六七岁时就阉割净身，李莲英就是八岁净身，九岁进宫的。“小安子”安德海十岁入宫当太监。民国初年，十三岁的马德清被送进了溥仪的皇室当差。

并不是说，一个人冒着性命风险当太监，入宫后“前途”就有了保障。除了少数人将来能够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外，绝大多数人都将在痛苦和屈辱中度过自己的一生。甚至性命随时都可能遭到统治者的践踏。光绪末年，慈禧曾把珍妃宫中30多个太监，用蘸水后的白棉纸，将口鼻耳封闭，用杖刑活活打死，是为“气毙”，造成迫害太监的一大惨案。刑罚之残酷，骇人听闻，无以复加。此外，那些下层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

太监因为失去生命的延续，没有未来。当他们置身于身体健全的人群中时，自卑、嫉妒、排斥、悲情、绝望之情立即油然而生。未来愿景的缺失，使得他们自私、欺骗、无理、撒谎、中伤等人类弱点常常不由自主地显现出来。

太监是由封建社会的宫廷制度制造出来，又寄生在宫廷的一个怪胎。画家黄永玉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当阉割内化为文化时，这样的文化，除了高高在上黄袍加身的帝王、贵胄需要外，普天下男人没有谁会喜欢。可事实上，太监这种现象的存在首先在于太监本人自愿，或是说他的父母自愿，因而转移到全社会的认可和配合，这不在于皇帝的强制意志，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统治阶级历来需要太监，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尽情淫乐。太监文化是皇权专制的产物，是一种诡异的文化。

为什么说皇帝不急太监急

有句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中有一篇描写清宫中敬事房太监职务的文字，解释了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

清宫中专门伺候皇帝房事的太监叫敬事房太监，他的职责是，皇帝与皇后同房时，要详细记录下这个时间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作为将来皇后怀孕的证明。如果皇帝宠幸的是嫔妃，则就是另一种规矩。

在皇帝吃晚膳时，那些等待皇帝宠幸的妃子都有一块末端染绿的名牌，上面书写着嫔妃各自的名字，牌子的样式和京城之外官员引见的牌子相同。敬事房太监把十余张牌子或者几十张牌子放在一个大银盘子中，和晚膳一起端到皇帝面前。等皇帝膳后，太监跪在皇帝面前等候皇帝的旨意，如果皇帝没有兴致无所宠幸，就会说一句“退下”；如果皇帝要想找哪个妃子侍寝，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转过来，放回银盘。敬事房太监退下后，把名牌交给专门背嫔妃侍寝的太监，这名太监则通知这个被选中的妃子进行香汤沐浴，做一切必要的侍寝准备。侍寝时，皇帝先躺在床上，双脚露在被子外面。背嫔妃的太监把侍寝的嫔妃全身衣物脱尽，这是为了防止暗藏武器带入皇帝寝宫所采取的安检措施。之后用大衣裹起来，背到皇帝床前，去掉大衣，妃子赤身裸体从皇帝被脚钻进向上爬去，与皇帝同房。

皇帝办事时，敬事房总管和背嫔妃的太监就守候在皇帝寝宫窗外。皇帝与嫔妃同房时间长了，则敬事房总管就会扯着公鸭嗓子高声喊道：“是时候了。”如果皇帝正在兴头上，不答理这喊声，这太监就会接着喊下去，直到皇帝“收工”。皇帝令背嫔妃的太监入内，从皇帝脚下将妃子拖出，仍以大衣裹上背走。这之后，敬事房总管太监跪在皇帝面前请示：“留不留？”皇帝若说不留，总管太监就会追至侍寝嫔妃处，在嫔妃后股穴道微微一按，则皇帝的精液就流了出来；如果皇帝说留，则立即记录在册，“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也是作为将来怀孕的证明。

应该说皇帝的性生活决定于他本人的意志，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人也不敢违抗。但根据大清朝的祖制，皇帝每次房事不得超过30分钟，这时间由敬事房总管太监掌握。他的职责就是时间一到，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管皇帝的兴致有多浓，不管皇帝扫兴不扫兴。皇帝不急，太监却一定要急的。否则，就违反了祖训，皇帝就会背一个“淫”的名声。这失职的敬事房总管太监是要被砍头的。

敬事房太监管理皇帝卧房事务，这个制度是明朝设立的。清世祖觉得这个制度可以预防制止后世子孙的淫逸行为，限制纵欲过度，于是承袭着这种制度定为祖制。但这些规矩只有在皇宫中才要严格执行。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中国的传统特色。如果皇帝住在行宫则没有约束力了。皇帝住在离宫圆明园，对这个制度就无须理会了，同百姓一样自由。他可以随时宠幸任何嫔妃，只有那个翻牌子背妃子的程序以及安检措施照旧。所以皇帝都愿意住在圆明园，等到年终的时候才回到皇宫中，一二月过后，又回到圆明园了。乾隆皇帝就常到离宫去追求他的自由生活。

附 录

清朝皇帝的先后顺序

一、入关前

1．太祖，努尔哈赤，年号天命，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葬于沈阳福陵（今沈阳东陵）。

女真族，后金政权创立者。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在位11年。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对后来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辽东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2．太宗，皇太极，年号天聪、崇德，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年)。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葬于昭陵（今沈阳北陵）。

努尔哈赤第八子，满族。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继后金汗位，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并以是年为崇德元年。前后在位17年。在位期间，注意发展生产，增强兵力，不断对明作战，确定满族族名，建立清国，为清王朝的确立和后来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入关后

1．世祖，顺治皇帝，年号顺治，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年）。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葬于孝陵（河北遵化清东陵）。

皇太极第九子，清入关后第一位皇帝，在位l8年。6岁继帝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14岁亲政。清初满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为激烈，而至顺治朝结束时，清廷击败了各种抗清势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2．圣祖，康熙皇帝，年号康熙，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河北遵化清东陵）。

顺治皇帝第三子，清入关后第二位皇帝，在位60年。他平定了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驱逐了沙俄势力，又平息蒙藏地区动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康熙也创下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的重大业绩，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雍乾盛世。

3．世宗，雍正皇帝，年号雍正，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泰陵（河北易县清西陵）。

康熙皇帝第四子,清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在位13年。他对有碍于皇权的反对势力大加挞伐，有效地改善了吏治，增加了国库收入，为乾隆朝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4．高宗，乾隆皇帝，年号乾隆，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葬于裕陵（河北遵化清东陵）。

雍正皇帝第四子,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在位60年。他在将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同时，也亲手将它带向低谷，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

5．仁宗，嘉庆皇帝，年号—嘉庆，爱新觉罗?颙琰 (1760—1820年)。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爱新觉罗颙琰。葬于昌陵（河北易县清西陵）。

清朝入关后第五位皇帝，乾隆皇帝第十五子，在位25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公开立为皇太子，次年元旦，受弘历内禅即位，以是年为嘉庆元年，时年27岁。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弘历死，始亲政。顒琰亲政后，立即铲除贪赃枉法蠹国肥私的权臣和珅，使人心大快，复多方采取措施，力图保持康乾之盛世，但内忧外患重重，积重难返。由于腐败势力甚强，又缺乏新生机制，终难摆脱江河日下的命运。

6．宣宗，道光皇帝，年号—道光，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年)。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葬于慕陵（清西陵）。

清朝入关后第六位皇帝，嘉庆皇帝第二子，在位30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即位，以次年为道光元年，时年29岁。在位期间，由于国力开始衰落，故极力提倡节俭，改革盐政，部分弛禁开矿，并整顿吏治。但由于腐败成风，阻力过大，奏效甚微。对鸦片之害，他最初力主抵抗，但因他本人对时势无知，主要大臣懦弱无能，战略动摇无定，反而迫害禁烟主力，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酿成百年遗憾。

7．文宗，咸丰皇帝，年号—咸丰，爱新觉罗?奕 (1831—1861年)。谥号：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显皇帝。定陵（清东陵）。

清朝入关后第七位皇帝，道光皇帝第四子，在位11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即位，以次年为咸丰元年，时年20岁。在位期间，正逢清朝乱世，国库空虚，危机四伏。即位不到一年，太平天国即在金田起义，且三年左右就危及北京，咸丰帝屡派兵将镇压太平天国及各地农民起义。战火未息，英法联合侵略军又迅速攻占天津、北京，奕詝从圆明园逃往避暑山庄。只命奕欣留北京与英法讲和。侵略军竟野蛮地焚掠了圆明等园。不得已奕与英法等国签订了数宗不平等条约。奕詝纵有重整江山之心，已无回天之力。

8．穆宗，同治皇帝，年号—同治，爱新觉罗?载淳(1856—1874年)。谥号：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葬于惠陵（清东陵）。

清朝入关后第八位皇帝，在位l3年。5岁即帝位，终身成为其生母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傀儡。

9．德宗，光绪皇帝，年号—光绪，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年）。谥号：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葬于崇陵（清西陵）。

清朝入关后第九位皇帝，在位34年。醇亲王奕譞之子，因其冲龄践祚，导致慈禧太后第二次垂帘听政。在其亲政期间，甲午之战中他力主反击，大力支持维新变法,但因变法失败而遭幽禁，直至 去世。

10．恭宗，宣统皇帝，年号—宣统，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年）。没有谥号，葬于清西陵。

清朝末代皇帝。醇亲王载沣之子，在位 3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即皇帝位。1911年2月12日，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退位。此后，以逊帝身份居住在皇宫。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驱逐出宫。

清朝官员顶戴、服装

一品——红珊瑚顶戴（纯红），九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仙鹤，武官补服麒麟。准乘八人抬绿呢大轿。

二品——红起花珊瑚顶戴（杂红），九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锦鸡。武官补服狮。准乘八人抬绿呢大轿。

三品——蓝宝石及蓝色明玻璃顶戴（亮蓝），九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孔雀。武官补服豹，准乘八人抬绿呢大轿。

四品——青金石及蓝色涅玻璃顶戴（暗蓝），八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雪雀。武官补服虎，准乘四人抬蓝呢轿。

五品——水晶及白色明玻璃顶戴（白），八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白鹇。武官补服熊，准乘四人抬蓝呢轿。

六品——砗磲及白色涅玻璃顶戴（白），八蟒五爪蟒袍，文官补服鹭鸶。武官补服彪，准乘四人抬蓝呢轿。

七品——素金顶戴（白），五蟒四爪蟒袍，文官补服鸂鶒，武官补服犀牛。

八品——起花金顶戴（白），五蟒四爪蟒袍，文官补服练雀。武官补服犀牛

九品——镂花金顶戴（白），五蟒四爪蟒袍，文官补服练雀。武官补服海马

未入流——镂花金顶戴（白），王蟒四爪蟒袍，黄鹂补服。

清朝官员制度

正一品：

文职京官：太师、太傅、太保、殿阁大学士。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

武职外官：无。

从一品：

文职京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各部院尚书、督察院左右督御史。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内大臣。

武职外官：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

文职京官：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部院左右侍郎、内务府总管。

文职外官：各省总督。

武职京官：左右翼前锋营统领、八旗护军统领、銮仪使。

武职外官：副都统、总兵。

从二品：

文职京官：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

文职外官：巡抚、布政使司布政使。

武职京官：散秩大臣。

武职外官：副将。

正三品：

文职京官：督察院左右督御史、宗人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

文职外官：顺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按察使司按察使。

武职京官：一等侍卫、火器营翼长、健锐营翼长、前锋参领、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王府长史。

武职外官：城守尉、参将、指挥使。

从三品：

文职京官：光禄寺卿、太仆寺卿。

文职外官：都转盐运使司运使。

武职京官：包衣护军参领、包衣骁骑参领、王府一等护卫。

武职外官：游击、五旗参领、协领、宣慰使、指挥同知。

正四品：

文职京官：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

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督察院六科掌院给事中。

京职外官：顺天府丞、奉天府丞、各省守巡道员。

武职京官：二等侍卫、云麾使、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副骁骑参领、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贝勒府司仪长、侍卫领班。

武职外官：防守尉、佐领、都司、指挥佥事、宣慰使司同知。

从四品：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

文职外官：知府、土知府、盐运使司运同。

武职京官：城门领、包衣副护军参领、包衣副骁骑参领、包衣佐领、四品典仪、二等护卫。

武职外官：宣抚使、宣慰使司副使。

正五品：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庶子、通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各部郎中、太医院院使。

文职外官：同知、土同知、直隶州知州。

武职京官：三等侍卫、治仪正、步军副尉、步军校、监守信礮官、分管佐领。

武职外官：关口守御、防御、守备、宣慰使司佥事、宣抚使司同知、千户。

从五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鸿胪寺少卿、司经局洗马、宗人府副理事、御使、各部员外郎

文职外官：各州知州、土知州、盐运司副使、盐课提举司提举。

武职京官：四等侍卫、委署前锋参领、委署护军参领、委署鸟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下五旗包衣参领、五品典仪、印物章京、三等护卫。

武职外官：守御所千总、河营协办守备、安抚使、招讨使、宣抚使司副使、副千户。

正六品：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左右春坊中允、国子监司业、堂主事、主事、都察院都事、经历、大理寺左右寺丞、宗人府经历、太常寺满汉寺丞、钦天监监判、钦天监汉春夏中秋冬五官正、神乐署署正、僧录司左右善事、道录司左右正一。

文职外官：京府通判、京县知县、通判、土通判。

武职京官：兰翎侍卫、整仪尉、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鸟枪护军校、骁骑校、委署步军校。

武职外官：门千总、营千总、宣抚使司佥事、安抚使司同知、副招讨使、长官使、长官、百户。

从六品：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钦天监满洲蒙古五官正、汉军秋官正、和声署正、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

文职外官：布政司经历、理问、允判、直隶州州同、州同、土州同。

武职京官：内务府六品兰翎长、六品典仪。

武职外官：卫千总、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编修、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国子监监丞、内阁典籍、通政司经历、知事、太常寺典籍、太仆寺主薄、部寺司库、兵马司副指挥、太常寺满洲读祝官、赞礼郎、鸿胪寺满洲鸣赞。

文职外官：京县县丞、顺天府满洲教授、训导、知县、按察司经历、教授。

武职京官：城门史、太仆寺马厂协领。

武职外官：把总、安抚使司佥事、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检讨、銮仪卫经历、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詹事府主薄、光禄寺署丞、典薄、国子监博士、助教、钦天监灵台郎、祀祭署奉祀、和声署署丞。

京职外官：京府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直隶州州判、州判、土州判。

武职京官：七品典仪。

武职外官：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

文职京官：司务、五经博士、国子监学正、学录、钦天监主薄、太医院御医、太常寺协律郎、僧录司左右讲经、道录寺左右至灵。

文职外官：布政司库大使、盐运司库大使、盐道库大使、盐课司大使、盐引批验所大使、按察司知事、府经历、县丞、士县丞、四氏学录、州学正、教谕。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外委千总。

从八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典薄、国子监典薄、鸿胪寺主薄、钦天监挚壶正、祀祭署祀丞、神乐署署丞、僧录司左右觉义、道录司左右至义。

文职外官：布政司照磨、盐运司知事、训导。

武职京官：八品典仪、委署亲军校、委署前锋校、委署护军校、委署骁骑校。

武职外官：无。

正九品：

文职京官：礼部四译会同馆大使、钦天监监侯、司书、太常寺汉赞礼郎。

文职外官：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同知知事、通判知事、县主薄。

武职京官：各营兰翎长。

武职外官：外委把总。

从九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

文职外官；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

武职京官：太仆寺马厂委署协领。

武职外官：额外外委。

未入流：

文职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库使、礼部铸印局大使、兵马司吏目、崇文门副使。

文职外官：典史、土典史、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盐茶大使、驿丞、土驿丞、河泊所所官、牐官、道县仓大使。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百长、土舍、土目。

后 记

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栏目《百家讲坛》请进几个大学教授，把几部古奥的经史典籍进行了通俗化的讲解，拉近了我们与古代哲人的心理距离，这些大家着实火了一把。但也有一些人，不求闻达，肯坐冷板凳，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潜心研究，一心踏踏实实搞学问。钱钟书先生就曾经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而有的人沉浸在古书里，对那些历史事件、人物重新梳理、思考，用当代人文意识进行观照，有益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谢泳在《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中说过，我们读历史，如果先从资料下手，有时反而会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情况，而再好的教科书也难免有误导人的地方。写文章做研究，则以知识增量为追求，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一点东西，哪怕是一条史料、一个角度或者一条线索，有增量就有意义。

在河之北是我的一位文友、哥们，2008年他在网络上建了博客，他的散文《今生走在妈妈的小巷》，是一篇绝佳的美文，情感饱满，如诗如歌，我以为已经达到他写作的一个小高峰。正当他的创作渐入佳境的时候，他却忽然转向，把笔触伸向历史题材的写作，而且一发不可收，孜孜不倦，陆续写下了上百篇的历史随笔。

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计划写什么专题，而是随意地写，用他的话说就是“玩呢！”我记得作家林斤澜好像说过，写作就是好玩。在河之北的这一“玩”不要紧，玩出了洋洋洒洒百多篇历史随笔。孙犁先生在他的《书衣文录》里写道：“近代人粗通文字，写两篇小说，即成为名作家。既不去读书，亦不去采访，自己又无特殊经历。但纷纷去作随笔，以为随笔好作，贫嘴烂舌，胡乱写之即可。其实随笔最不易写好，它需要经验、见解、文字，都要达到高水平。而且极需严肃。流俗之辈，以为下笔即可赚钱，只是对随笔的亵渎。”

在河之北绝非流俗之辈，他不追风，不赶潮，更不追求轰动效应；他所谓的“玩”，只是以平和的心态，不趋利，不为名，凭着自己厚重的历史学养，在驳杂的史料中发掘那些被人忽略的富有生命的、鲜活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组合、整理，从另一个视角，还历史一个全新面目。

中国的史籍卷帙浩繁，单就纪传体史书，从《史记》到《清史稿》就有“廿六史”之称。在河之北专注于中国古代的最末一个王朝——清朝，并且避开史料中人们熟知能详的学问，专意捡拾那些散落在历史边角的学问，深入发掘下去，另辟蹊径，得出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林则徐在虎门是如何“销烟”的》、《谁是点燃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等篇，使人在了解教科书之外，又有了对历史的新的认知。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了解历史的人们几乎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销烟”的具体情况如何，恐怕没几个人清楚了吧。在河之北在文章中写道：“人们每提及‘虎门销烟’都会描述成‘林则徐烧鸦片’，也看到过不少图画表现虎门销烟时的，浓烟冲天。但探寻历史真相，却不是这样一回事：真实的说法应该是‘林则徐淹鸦片’。”他进一步写道：“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经过调查得知传统的‘烟土拌桐油焚毁法’，烟油烟毒膏会渗入土壤里，如果挖土提炼，就仍可重新得到十之二三。为此，林则徐研究出另一种销毁方法‘海水浸化法’”。“海水浸化法是在海边筑了两个大池子，池底铺石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池旁开一涵洞，池后通水沟，将浓盐水倒入其内，把烟土投入泡浸半日，加入石灰，用木耙在池中搅拌，石灰遇水便沸，将烟土完全溶入水中溶解销蚀。待退潮时，把池水接引到海洋，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使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此，中国开始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但是，鸦片战争到底是怎样兴起的呢？历史书上的说法尽人皆知。他在其《谁是点燃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一文中给了我们另一种说法。“一直以为林则徐在广州烧毁西方商人的鸦片烟土而不给任何补偿，因而导致烟片战争的爆发。现在听人说这场战争的爆发却有着另外一个原因，洋人来广州做生意初始的时候，实际上实行的是用一箱茶叶来交换一箱鸦片烟。后来这些茶叶由官府中的一些胥吏统一采购，这些茶叶中就开始掺杂了沙砾石子。这些西方商人把这样的茶叶运回去，实在是无法销售，只能再耗些费用运回我国。洋商人无端地损失了诸多本钱，于是就这样酿成战争的祸端。”“还有一件事，也要提一下，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得知一姓伍的商人和西方洋人来往密切，于是多次苛刻地处罚他，令他缴纳的军饷累计达数百万两银子。伍氏每次来见林则徐的时候，还经常遭到署衙各级官员的勒索，也要耗费千两银子来打点，才能得到一把椅子坐下。”“等到后来林则徐再次复出时，却病故在军中。有的人说，‘这是伍氏实在害怕林则徐再次归来，自己不堪其压，因而叫人暗中下毒药谋害了他。’”因此，作者感慨道：这篇笔记中道出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因素，现在看来，真让我等感到悲哀，这等胥吏奸诈小人误国误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河之北文章的题目韵味十足，如《和珅所用的“降龙十八掌”》、《金圣叹：“你砍我的头，我逗你玩”》等等，别致，轻松，幽默，风趣。作家陈冲就说过：“其实文学就是文学，什么副词都不用加。文学原本就该驳杂丰富，用不着‘纯’。文学也可以嬉笑怒骂幽默荒诞，用不着板起一副‘严肃’面孔。”鲁迅先生也说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话。

他的文章里还灵活运用了当代语言句法，轻松诙谐，让人感到作者就像一个评书演员，在那里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以他的《金圣叹：“你砍我的头，我逗你玩”》为例：“‘怪侠’金圣叹幽默了一辈子，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改英雄本色。刑场上，泰然自若，向监斩官索酒畅饮，大笑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酒罢，对刽子手说，‘有要事相告’。人家以为这位‘怪侠’会透露出什么传世之宝或什么惊天秘密，赶紧拿来笔墨伺候。但这位 ‘怪侠’给了他一句哭笑不得的‘秘密’：‘花生米与豆干同嚼，有火腿的滋味。此技能传下去，死而无憾也！’这是金大侠留于后世的最后一句话。”“更令刽子手哭笑不得的是，刀起头落，从‘怪侠’两边耳朵里分别滚出两个纸团，打开一看：一个是‘好’字，另一个是‘疼’字。这是这位大侠在人生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像这样韵味十足、幽默风趣的句子在在河之北的文章中可以说俯拾皆是，这自然也形成了他文章的一种特色。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历史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主观地杜撰、演绎、戏说历史，我认为并不可取。写作历史题材的作品，作者必须首先尊重客观历史真实，不能凭着主观的好恶去影响对历史客观的真实判断。其次，不能单纯地就历史说历史，总要有新的发现呈现给世人。从历史典籍和众多的名人笔记、野史的边角和夹缝中发现闪光点，进而得出新奇的结论，其目的自然也是为了鉴古知今，以古为镜，古为今用。

正所谓飞尘雾露可以增山填海，历史角落藏有博大学问。我觉得在河之北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他给我们打开了认识历史的另一个视角，激发了人们重新认识历史的兴趣，更有益于世道人心。

临济村人

二○一○年六月于古城正定

Table of Contents

序 言

第一章 人物篇

第二章 事物篇

第三章 真相篇

第四章 趣谈篇

附 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