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实话：历史与现在

张鸣
简介
从历史看现在，因现在想起历史

继《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之后，张鸣教授推出崭新历史观察与时政评论合集，知识分子要有说大实话的胆量，人们要有说大实话的权利，社会要有说大实话的自由。

似乎不再“另类”，依然“不合时宜”！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在威权体制下，恰是才高者容易犯错误，而且犯了错误，就难以纠正，一条道走到黑。当年的苏联人看我们的“大跃进”时的政治，说当时的中国就像一辆被一个酒醉的司机开上了悬崖边上山路的公共汽车，但是却没有乘客能够制止这个司机。

韩寒的山寨：作协也断然不可能因为韩寒的山寨，韩寒的嘲笑，有什么损伤，毕竟，那里的权势太大，好处太多，纵然出一万个丑闻，依然会门庭若市，这个世界上，闻着味就跃跃的，不止有动物。

世袭制的魅影：没人敢说，官宦子弟就一定没本事，更没人敢说，官宦子弟就必定是纨袴的代名词，从古至今，有出息、有作为的官宦子弟有的是。但是，为官者，尤其是为高官者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把平民上升的路都给堵了。

张鸣教授历史散文系列，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

序言（1）

又有一本随笔集要出版了，写了一年，攒了这么些文字，回过头来一看，哇，这么多。朋友展江跟我说，去年的一年，我的学生给你统计，你的博客每两天更新一次。另一个朋友钱钢夸我说，你是媒体的劳动模范。

为什么要写？为什么写这么多？其实我也不清楚。过去的一年，我的历史写作少了一点，只少了一点点，但是评论的写作却多了很多，其实博客上的东西，仅仅是我所码的铅字一部分，还有相当多没弄上去，因为我觉得，两天一更新，已经够多了。写东西跟下乡的时候修水利，割麦子一样，很累的，不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如果非要说出一个理由，想来想去，好像只能说这一年，刺激我的事儿太多。很多人对当今权重金多的人不满意，总觉得他们有点退化，为富不仁，为权不仁。其实呢，我倒觉得这些人搞笑的水平的确是提高许多。古代政坛上也有很多搞笑的事，但多少有加工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不然，不用费心加工，原滋原味端出来，就足够棒了。这些年相声小品都在衰落，无论业内人士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再怎么努力，其创意和表现都赶不上官场，大家在网上看看新闻，就娱乐无限了，相声小品哪里还能有市场？

当然，光是刺激，也不至于让我这么卖力写作，说到底，还是自己有兴趣。这些年来，看书，写作，已经成了我刻板生活的全部，只要醒着，就得看点什么，看着看着，就想写，写的刺激大体有两个源头，一是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写点什么。二是网络，那里面总有让愤怒同时也让你发笑的新闻，逼着你写几个字，去搀和搀和。

回想起来，我写东西习惯的养成，是在文革期间。文革第二年，我一个狗崽子，还惹了学校当家的革委会副主任，被勒令开除。一年之后，这位权势熏天的人物居然被人查出是中右，也倒了台，我得以回学校继续上学。这时候，九大已经开过了，学校的学生说是复课闹革命了，但不知怎么人人都要写大批判文章。说起来，我所在的年级，是七年级，已经是初中了，但同学中会写字的人不多，能把字串起来，看起来像个文章的人，就更稀少。于是，很多人都盯上了我，我这个狗崽子就得一次次地给所有出身好的同学写文章，所谓的文章，就是把一些口号连起来，看上去是一张纸上满满的字，还可以慷慨激昂地念出来。由于有用，同学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一点变化，不再那么横眉怒目，讽刺挖苦，我的自我感觉也随之好了许多。接下来，学校也要以学校的名义出板报，写大批判文章。小地方，实在人才缺乏，不得已，也找到了我的头上，让我加入学校大批判组，每周出一期黑板报。由此，我的处境大大改善了，一些总喜欢欺负我的贫下中农子弟，看到我经常出入校办公室，也不敢轻易动手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生教师，革命警惕性还比较高，特意安排两个出身好的同学，跟着我做，意思是一旦他们学会了，就可以取而代之，让我靠边站，免得宣传大权总落在我这个狗崽子手里。可惜，这俩宝贝不争气，简单的报头，粉笔画，美术字，就是学不会，至于文章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如何都写不了。就这样，一直到九年级，按当时的学制，算高中毕业了，学校的“宣传大权”还一直掌握在我的手里。而且后两年环境有所宽松，学校搞文艺活动，所有的脚本，都从我这里出，什么快板书，对口词，歌咏比赛串词，最后连相声，话剧我都写，写了学校宣传队就演。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当年做过这个，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一个天天挨欺负的狗崽子，突然被人找去写大批判文章，至少在当时是件令我感到庆幸的事。人活在世界上，总希望被人看得起，越是在处境艰难的时候，越是这样。那年月，我批判了很多人，很多事，这些人和事我都不认识、不知道，反正报纸上批，我们就跟着，也歌颂了很多人，很多事，我也同样不认识、不知道，但我一样歌颂得昏天黑地。每次写这种昏天黑地的东西，我都满怀热情，尽量写出花样来。就这样，我的手指头，被磨出了老趼，养成了读书和写作的习惯。

再后来，我读的书，起了作用，开始质疑自己歌颂的某些东西，发现其中的伴随虚假的残忍，结果，轮到自己结结实实挨批判了，差点进了监狱。在农场连队放猪的时候，我积习不改，依然写，不让出板报就给报社投稿，每次要被采用的时候，报社会来信到农场宣传科调查一下作者，我总是过不了关。但还是写，写完了随手一丢。

当年的文字，已经没有了，我呢，成了一个卖文为生的人，尽管有时候有点累，但总的来说，活得还算不错。只是，我当初盲目歌颂和批判，变成了今日有意识的愤愤不平。李零先生总说要送我一个字：不平，用来搭配我的名字。而且他真的送了我一幅字，上书谭嗣同的诗句：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我挂在了客厅的墙上。

历史 不是影射

为了博取表扬的帝王的排场

一部廿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 其实，陈涉这点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扬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连找小蜜，都偷偷摸摸的，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做上羊拉的车，走到那里，随幸那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这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薄，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绣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进行大规模心连心艺术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铮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的皇帝排场，大方，中国有钱。

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隋唐时节，中国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际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老外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来到中国，足吃足喝，还能带走大把礼物的外国使节和番客，虽说都是化外之人，但奉承话都无师自通，一点都不吝啬，变着花样，成筐成筐地说给通事（翻译），传达给皇帝大人。反正说好听的，没有什么成本。他们都知道，中国皇帝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要的就是这个。

不过，老实人哪儿都有，还真就有番客指着树上结彩的绸缎对接待者说，我来的时候，也见过中国有不少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去救济他们？不用说，说这样话的人，此后的接待，自然而然就被怠慢了。活该，谁让这些人不识趣来着？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宝贝的“圣容”及其背后的故事

总是听到邻国军民热爱领袖的事迹，其中一种是家里房子遭灾的时候，无论水火，军民人等置家人性命和财产于不顾，先抢救领袖像，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据说有位军人因此烧伤毁容，得到恩典到中国来整容。

其实，这样的英雄事迹，我们早就有过，文革时这样的事到处都有。我所在农场连队隔壁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就涌现过一位这样的英雄，据说是个民兵队长，在外面开会，家里着火，急奔回家，破门而入，抢出了墙上的领袖像。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有点疑惑，因为那个村子我去过多次，因为穷，家家户户的领袖像都是贴在土墙上的，屋子一旦着了火，且不说纸的画像最容易烧着，就算没烧着，抢出来实在不易，不将之抠破，似乎很难做到。不过那个年月不合常理的事特多，英雄辈出，出来了就没法去较真。但这样的英雄似乎做的比较容易，因此一时间层出不穷，正因为层出不穷，后来连地区的小报都懒得报道，这一懒，这样的好事连带英雄，也就不大有人提了。

古代跟我们领袖相对应的应该是皇帝，皇帝也有个人肖像，比较随意的叫“行乐图”，除了衣服穿的比较多之外，很有点像今日明星之写真集，画的都是皇帝着便装，随意玩乐的形象。现在故宫里还展出着清朝雍正皇帝的一套行乐图，好几十幅，游山玩水，垂钓行吟，煞有介事。除此而外，皇帝还有标准像，盛装，正面，一本正经。这种标准像，被成为御容或者圣容，每任皇帝的圣容，都被庄重地供在宗庙里，逢有祭祀，才会露面。

给皇帝画像，多半是画师的磨难，碰上长的难看而且挑剔的主儿，横竖都不行，PS一下，画不像人家不干，太像了，又会嫌丑，据说当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就有好几位画师丢了吃饭的家伙。因此，明清两朝皇帝的圣容，都相当刻版，一点生气也无。

做领袖的，无论皇帝还是别的什么，大抵渴望崇拜，但是，古代的人很是死脑筋，不知道把自己的圣容广为复制，让自己的臣民随时随地膜拜。这不是技术问题，明清套色印刷已经相当发达，杨柳青和桃花坞的年画可以作证。复制圣容，既可以临摹，也可以印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也许当时的人们，想到的是统治术的另外层面，强调君威的神秘性，殿堂之上，群臣基本上看不清皇帝长什么模样，只有最亲近的大臣才得以一睹御容，明朝多数时候，连内阁的阁老都看不清皇帝的模样，好不容易等到皇帝接见了，也只是影影绰绰地看上一眼，彻底神秘，也就彻底的君威不可测。群臣如此，在下面的老百姓那里，则只能通过戏台上的“王帽子”（扮演皇帝角色），想象皇帝的模样。其实花里胡哨的王帽子，跟真实的皇帝，差得实在太远，但也没办法。真的皇帝看不见，皇帝的圣容画像，也看不见。

藏在深宫的皇帝圣容，也有遭遇水火之厄的时候，这种时候，看管的太监，就得有我们后来英雄的勇气，先把圣容抢出来再说，如果抢不出来，自家的小命也就别想再留着了。幸亏这样的时候，在明清两朝还没有出现过，皇宫失火倒是有，但收藏历代皇帝圣容的宫殿，位于景山后的寿皇殿，却没有遭这样的难，即使碰上了兵灾。

兵灾还真的就有。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北京，咸丰皇帝仓惶北狩，逃到了热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底是因为贪图圆明园的财宝，还是为了惩罚清朝皇帝虐待俘虏，史学界到今天还在争讼，但不管怎么说，圆明园被烧而且抢了，园子里，除了宝藏，还藏有清朝历代皇帝的“圣容”。本来，清朝历代帝后的画像，是收藏于寿皇殿的，圆明园的“圣容”，估计是副本。

仓惶出逃的咸丰，显然没有我们邻国现在的那种忠孝精神，临走，也没有想起把祖宗的圣容一并带走，等到听说园子被烧了，才想起圣容来。于是传令让没走的大臣，去看看圣容的怎么样了。这个时候，烧抢的鬼子早已经满载而归，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只余下冒着余烟的断墙残壁，以及时不时进来趁火打劫拣剩的旗丁和混混。两位大臣接到圣旨，来到园子里寻找圣容，还真叫他们找到了，但是找到的圣容已经残破不堪，残存的尊容上，都留有若干外国大兵的靴子印。这样惨的货色，显然无法拿回去交差--万一皇帝见了大怒，倒霉的就是他们俩。于是俩人商量半天，说干脆烧了算了，回报就说，“遍寻不见”。于是，俩人找来稻草，引火之物，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就把这些印着外国大兵靴印的历代皇帝圣容给付之火神祝融氏了，一桩有关圣容的事件，就此了账。

这样的处理，比起我们文革时候的劲头来，显然有点差了意思，那怎么办呢？也只能这样了，那年月的领袖崇拜，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这个水平，大臣都如此，老百姓就更随便--皇帝只能靠戏里的王帽子来想象，还能怎样？君不见，戏里的王帽子，多半都是被嘲弄的对象，不是偏信奸臣，迫害忠良，就是宠小老婆（西宫娘娘），放纵小舅子为非作歹。某些刁民造反要想做皇帝，直接抢来戏班子的行头（戏装），照戏里的样子扮上就算登基了。要想让老百姓对皇帝像神一样来拜，那只能像后来那样，把政治当宗教来办，家家户户发领袖像，伴以大力度的宣传，让老百姓像供神一样供起来。

这样供起来之后，既会制造不少爱护领袖像胜过生命的英雄，也会制造更多的因误伤污秽了领袖像而得罪的罪人。邻国怎样我不知道，在文革时期，我们周围这样的罪犯非常多，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因此变成一个罪犯。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就是他在往木板墙上钉钉子的时，不小心钉穿到了对面，而对面恰好是幅领袖像，这个木匠身处穷乡僻壤，还算幸运，后来听说，还有人因此而丢了性命。

崇拜的背后，其实就是恐怖，没有恐怖，也就没有崇拜，至少没有如此广泛的崇拜。政坛人物，毕竟不是宗教里的神，想要达到拜神一样的效果，没有若干不敬者的人头落地，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

命名的危机

中国文明发育得早，有文字的历史长，留下的文字多，因此弄文字的人也多。为政者，处理公务，实际上多半是在处理公文，秦始皇做了第一个皇帝，每天要翻阅的公文，多达上百斤，那时没有纸，都是木牍竹简，沉得了不得，换成纸之后，皇帝如果事必躬亲的话，公文依旧是看不过来。朱元璋废了宰相，所有事都自己抓，几个月下来，光看公文就累得不行，只好聘上几个秘书顶替，最后演化成内阁。

既然公务略等于公文，就挡不住人们在文字上弄名堂。事做的怎样无所谓，文字一定要说得好听。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捅出大漏子来，说得好，就等于做得好。清朝末年，一位方面大员要给自己一个总吃败仗的亲信开脱，巧手的师爷，只需将“屡战屡败”四个字掉个顺序，变成“屡败屡战”，就将一个无能的废物变成了愈挫愈勇的好汉。

当然，身为皇帝的人，一般不屑于玩这种小巧的把戏，他们要玩就玩大的，给人或者事物命名。最常见的是封神，中国神仙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到过皇帝的册封，也就是说，这些神仙的名字，至少是大名都是皇帝给起的，否则就不怎么值钱，香火上面要差上很多。其次是封人，最多的是给那些苦守不嫁的寡妇，算是表扬好人好事。据说每个贞节牌坊上面的字都是皇帝赐予的。当然给看得上眼的臣子也有封号，特别是那些死节之臣，人死了，身后的名头一定会响响的，恭维死人，让活人学，给活人看。有时候，后面的皇帝，也给前面的皇帝命名，加谥号，除了极个别实在不像话的，多半的都是美谥。当然也有急性子，等不及后辈出面，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的，比如慈禧太后，生前头上就有十几个字的头衔，“慈禧端佑 康颐昭豫 庄诚寿恭 钦献崇熙”，几乎把适合中老年妇女的好听字眼囊括一尽，比眼下的情歌还肉麻。

不过，皇帝命名的把戏，也有玩砸了的。史书上的王莽，名声不好，那是因为这位老兄，夺了汉家天下之后，把戏给演砸了。皇帝如戏子，自古皆然，穿上龙袍的人，总免不了要装模作样，演戏给天下人看，但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演戏不能太入戏。政治舞台亦然，太入戏了，让人看着不自在，如果明明是演戏，却不自知，反而要台下的人跟他一起演，以致于影响到了观众的生活，饭都不要吃了，那么，皇帝自然也就做不成了，不仅戏不能演了，连戏班子一块都给毁了。王莽就是这样一个皇帝戏子，自家在台上演古装戏，居然要观众脱了衣服，一起换装，连货币都得随场次换古币，结果大家碍手碍脚，危及饭碗，于是都不高兴了。

这些古装戏中，有两个小场次恰好跟命名有关。一个是从古书上查来，说是周礼上没有封王一说，因此恢复西周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把原来封的王都废掉，已经封了王的人在国内实行还凑合，原来被封王的人一肚皮不乐意，也没办法。可是他把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王也要都撤掉，换成侯（周礼，边地诸侯封侯，地位并不比公爵低），可就惹出麻烦了。这些蛮夷之人，可弄不明白王莽托古改制的深刻含义，只觉得原来是王，现在变成了侯，等于降了级，大为不满，使者又解释不清楚，于是呼啸一声，反了。四边的危机还没了结，内地人祸未已，天灾又至，水旱蝗齐来。老百姓没饭吃，王莽有办法，派使者下去，教老百姓煮草根树皮，名之曰“酪”，这也是从古书上查出来的古义，果浆类食物，可惜，这种酪，救不了命，老百姓随即也反了。命名不美（降等），人要反，命名美了，也反，王莽同学，命真是苦。

王莽在历史上，虽然穿过龙袍，坐过大位，但只能算是半个皇帝，因为一辈子没过完，就连帝位并脑袋都丢了。虽说王莽酷爱古装戏，一门心思托古改制，惹得所有人都不高兴，但直接导致他只能做半个皇帝的，还是这两个小插曲。在历史上，还有做了半个皇帝人，也雅好演戏，不是唐明皇、李亚子那种真的登台，而是跟王莽一样，把政事当戏来演，此公名叫洪秀全，做了太平天国十多年的天王。洪天王占了南京，除掉杨秀清之后，就一头扎到自己编的宗教大戏里，怎么也出不来了，怎么看自家都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跟他们家老大耶稣一样，是有天命之人，手下的兵将实在打不过了，自会有天兵天将下凡，替他打天下。直到清兵将南京城四下围得铁桶一般，也坚信不移。城里的人没粮食吃了，他告诉手下，上帝说了，降下了甜露，城里的野草就是甜露，大家尽管吃草好了。手下人说不能吃，洪天王大怒，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食可是食了，洪天王的命也没了，南京城里的野草，不是野菜，只能喂马，人吃了，尤其是一向娇贵的洪天王吃了，肯定受不了。当然，洪天王的甜露，也不是没有根据，《圣经》旧约上“出埃及记”，上帝就这样赏赐过摩西的部属，可惜，上帝对这个他老人家自封的二公子，不那么好，赏赐硬是没下来。

惯于拿命名来蒙人的人，有时候不留神，也会捅出漏子来，毕竟，画饼画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

皇帝与神仙之间的尴尬事

神比人大，比人牛，古今中外皆然，但凡叫个神，似乎都有福人祸人的能力。但是在中国，人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却有点糊涂，说不清到底谁厉害，尤其是碰上官方权力之际就更糊涂。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奉行老规矩，“沙门不敬王者”，意思神职人员可以不尿帝王。但是，过不了多久，规矩就变成了沙门必敬王者，不仅对王者要敬，连王者委任的官员都要敬，地方官上香，主持必定亲陪，还时不时地要给官员做一场升官道场。沙门比官员牛的好时光，仅仅在元朝有那么一段，西来喇嘛，可以横着走，连一般的朝廷命官都敢欺负，不过这也是因为上面有皇帝（大可汗）宠着的缘故。

不过，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固然要对权力低头，其神佛体系，还是自己作主，顶多给某个特别喜欢礼佛的君主，送上顶某某菩萨的高帽子，其它的天王菩萨，再到西天诸佛，都还是佛祖西来意。可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比较不一样，不惟道士们从来没想过不敬王者这回事，而且连自家的神仙，都得劳驾皇帝连同大官来帮忙制造命名，如果那位神仙没有得到过皇帝敕封，神气与仙气都会大大折扣。

尽管佛教道教的创始，都不一定有礼敬权力的意思，人间的荣华富贵，也未必在入了两教的法眼，但是，一个宗教若要光大，不取得世俗权力的认可（或者干脆政教合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再高妙的宗教，终归要沾染俗气。刻薄地说，佛道之间两千年的争斗，大抵是两教比着谄媚皇帝的过程，这期间，佛教的人间俗气大约比道教要少几分，因此有过三武法难，皇帝灭佛。刻版的儒者，有时也加入进来毁僧谤道，以毁僧为主，形成三家混战局面。不过，到了后来，明白人开始强调三教合一，搅成一团，有饭大家吃，僧道间的敌意才逐渐消失，民国时候大户人家做道场，一队和尚，一队喇嘛，一队道士，一队尼姑，多声部念经大合奏，乡村的庙宇，也多半佛道合一，观音菩萨和玉皇大帝合署办公。

分也好，合也罢，宗教在中国，服从皇权的格局是定下来了。尽管不乏笃信宗教的皇帝，但大体上，皇帝对于宗教，无非是用做工具。说宗教是鸦片，在工具这个角度，没什么错。不过，鸦片能够麻醉人，多半在于人自身有弱点，而且克服起来很难。皇帝也是人，无论头脑多么清醒，做彻底的无神论者，都不可能。一边用，一边自家也将信将疑，如果和尚道士不失时机地送上几顶高帽子，做皇帝的，被自己的工具忽悠了，也未可知也。

道士自创教以来，按道理说，最受宠的朝代，应该是唐朝。唐朝的皇帝姓李，不管这“李”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真的里面掺了点假，反正唐朝的皇帝自我感觉，是李耳的后人，于是唐朝的李家，跟道教遥奉的始祖，有了直接的关系。然而，实际上道教在唐朝，并没有人们想象那样的尊贵，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处在佛教的下风，道教真正得意的年代，是后来的宋朝。

北宋自宋真宗开始，道教就开始得势，到了宋徽宗当家的时代，达到了顶峰。宋徽宗是个风流皇帝，有艺术家的气质。字写的漂亮，画也画的漂亮，坊间还传说他跟名妓李师师以及词家周邦彥大闹三角恋爱，有很多风流韵事。这个精力充沛，爱好广泛的皇帝，最喜欢的事，除了艺术和女人，就是跟道士腻腻乎乎。

能讨皇帝或者其它大人物喜欢的和尚道士，大抵有两下子，不是会点幻术，就是有点口才，再不就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宋徽宗喜欢时间最长的道士，是林灵素，此道口才极佳，在宫中讲道，可以把深奥的道家经典，高度通俗话，引入俚语笑话，甚至黄段子，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让听讲的人笑个不停，至于经上的内容，反倒不甚了了。史书上讲，林灵素还擅长幻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会魔术，只要有人配合，可以把东西变没了，再变回来，让大家惊叹不已。

如果仅仅是说书说的好，戏法变的巧，不过是东京汴梁瓦舍里一艺人，在皇帝面前，就算得宠，也只是东方朔一样的俳优，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林灵素得意大了，最得意的时候，他被封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可以把自己的家乡温州升格为应道军节度，出门前呼后拥，敢跟诸王争道。我们可以说，在他身上有件道教的外衣，无论说黄段子，还是民间故事，都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东方朔比不了，但仔细考证起来，林灵素最拿手也最灵验的高招，其实也很平常也很古老，就是拍马屁，唯一的特出之处是，借着神仙的名义拍马屁，送高帽子换取功名利禄。

一出场，林灵素就说他可以通神见鬼，能知天界之事，说宋徽宗是上帝长子，长生大帝君下凡，于是圣颜大乐。林灵素不仅拍皇帝，凡是皇帝周围得宠之人，也一律奉上仙界高帽一顶（库存较多），皇帝的宠妃刘贵妃，是九华玉真仙女转世，权臣的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连没了命根子的宦官童贯，也有一顶。如此这般地拍起来，林灵素就变成了人上人，大半仙之体，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走在路上，见了皇太子即后来的宋钦宗，也不避让。整个朝廷，神烟仙气，或者乌烟瘴气，正事没人做，自皇帝以下，整日见神见鬼，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及到金兵打上门来，围困京师，众人依旧未醒，本来汴梁城池高大坚固，远道而来的金兵缺乏攻城之具，一时半会还攻不进来。可是，来了一个名叫郭京的妖人，说是精通六甲之术，练一批六甲之兵，可以将金兵打退。守城之将，居然深信不疑，一任他披发作法，装神弄鬼，打开城门，遣六甲神兵出城杀敌，结果金甲兵不中用，撞上金兵就哗啦了，反被金兵乘机杀进城来，破了城，一股脑儿，将宋徽宗父子并皇族和嫔妃宫女以及北宋积累多年的财宝掠走，北宋就此亡了。

有权有钱者，但凡到了不自信的时候，跟神就近，殷勤，把本该自己办的事情，托给神或者假托神的人来办，一边侥幸，一边投机，人与神都越了界，人的国有了麻烦，神的国也一样麻烦。

“立仗马”毁了大唐盛世

立仗马就是皇家仪仗用的马。这样马，现在的欧洲国家还有，比如法国每逢国庆阅兵，就会看到高大威猛的骑兵骑着同样高大威猛的马，在队列里行进。中国古代，每个朝廷都有仪仗用的马，以唐朝为例，皇家用马，分为三厩，祥麟，凤苑和飞龙，所谓麟、凤、龙三厩，当然，厩里面既非麟凤，也不是龙，都是上好的马。这些马的模样，我们在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和诸多以马为题材的唐三彩上可以一窥风采。那时候，轿子已经发明了，即所谓的步辇，但舒适程度还不够高，阎立本的《步辇图》里的步辇，比现在滑竿还简陋，加上唐朝的皇帝，有胡人血统，对骑马不止不打憷，而且有爱好，所以，立仗马的用途，理论上首先是给皇帝拉车，或者骑乘之用，但是皇帝只有一个，天天出行，能骑几匹？所以，这些马大多用在了给皇帝出行或者庆典的时候做仪仗，一队白，一队黑，一队红，再加上装饰，铠甲，威武的骑手，好看煞人。有些经过特别训练的马，还可以做马戏性质的表演，比如跳舞，类似于今天奥运会马术比赛中的盛装舞步项目。那年月如果有奥运会，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马术项目上一无所为。

有资格做立仗马，绝非高大威猛，出身好（品种优良）就可以胜任的，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性格温顺，听话守规矩，不仅绝对不能尥蹶子，而且不能随便嘶鸣。恰是这一点，立仗马跟唐朝的政局，就有了那么点关系。

唐明皇是一个过于有色彩的皇帝，不仅因为此老跟杨贵妃之间的风流韵事，让后世文人渲染成帝王的爱情，也不是因为此老雅好舞乐，亲自操鼓奏乐，留下了梨园佳话也被尊为梨园鼻祖，而是同为一个皇帝，前半截励精图治，后半截荒怠朝政，大唐盛世由盛转衰，就落在此老手里。当然，这么有规模的大唐，由盛转衰，纵然是皇帝，一个人是办不来的，他还有帮手，排第一号的，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在历史上有地位，不仅提供了一个奸相的样本，而且为我们的成语词典，增添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过，李林甫最著名的一句话，被载如史册的话，是跟立仗马有关的。

敢说话，是唐朝某些官员的风气，言官御史则更是如此，前面有魏征的榜样在那里，谁不乐意做皇帝的“人镜”，博得历史上的声名呢？敢说话，就意味批评。人之患，在于爱听吉祥话，批评的人多了，当政的人，就比较难受，宰相难受，皇帝也不舒服，但是，从太宗到玄宗，这么多年形成传统，不爱听，也得忍着。但是到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是善于体察皇帝意思的他，发现这个沉湎于爱情和舞乐的皇帝，实心实意地希望耳根子清静了。自打很能干、也很爱提意见的张九龄被赶出相府，贬到外面做刺史之后，皇帝就愈发不耐烦听意见了。

因此，善于替皇帝排忧解难的李林甫，就招来了御史们，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是明君在上，群臣当谨听圣旨，不必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食料，一鸣则斥去，悔之何及！这个比喻太生动了。在朝堂上为臣，谁不知道立仗马呢，三品食料，内容是什么，我不清楚，如果说官家养马，食料的品级，那么皇帝的御马，理应食头品食料，不会是三品，另一个可能，是按三品官待遇供给。唐朝官员品级不像后面朝代那么滥，一般宰相，也不过三品而已，这么说来，立仗马就等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相当于今天没有权好弄的高级别的什么“员”之类。这样的高干待遇，因为忍不住胡乱叫了一声，就被罚下去拉车，实在代价过于沉重。言官御史也是人，都会理性判断，自然知趣。其实不知趣也没辙，因为从此以后，关于言官说话，制度变了。每个御史发现问题，想要说话的话，首先得关白上级，即向上司汇报，先报告给御史中丞，然后御史中丞再报告给最高主管御史大夫，后来还得请示宰相，才能决定这话该说不该说。

我们知道，在古代，御史是监察官，专门监督干部的，在特别开明的皇帝治下，也可以给皇帝提意见。既然是监督，就有特权，可以闻风上奏，像这样层层汇报，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免了，弹劾大官或者给大官提意见也没戏了，实在忍不住要说，也只能就芝麻绿豆大点的官，说点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儿。就这样，大唐盛世，从万马齐喑到群臣齐喑，大家都成了立仗马，不，立仗臣。

可惜，消停的立仗日子，没过上几年，冷不丁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反了，盛世从此不再。盛世不再，言官不能随便说话的习惯，却传了下来，玄宗的儿子肃宗当家时，诗人杜甫做左拾遗，本是个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儿，结果多了嘴，被罚下去，从此只好在野苦吟，朝廷坏了，却成就了诗人的万古名。

皇宫里面难养人

中国的古董已经日见稀少了，不仅地下文物被盗的差不多了，连国家文物局也得从海外往回买，地上的文物，这些年为了给经济唱戏，拆旧更新，也糟蹋得日新月异，没有文，只剩物了。不过还好，我们总算还有一个旧日的皇宫，有故宫博物院在，没有给改造成涉外宾馆，横竖总可以吹吹牛的。

早就听说，故宫经过翻新改造，许多昔日不见天日的宫殿，都对游人开放了。三大殿粉刷一新，新是新了，可看着俗艳俗艳的，村意盎然。让人惊喜的地方也有，从前看不到的东六宫，里面摆了很多故宫的藏品，开放参观，看上去真的有点像一个博物院了。新摆出来的藏品中，招人喜欢的是金器银器瓷器和青铜器，不招人喜欢的是一套雍正的行乐图（胤禛行乐图）。

故宫现藏的帝王行乐图，据说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摆出来雍正的，雍正这套行乐图很多，整整摆了两层楼，画师画得也相当精细，工笔画，每笔都很用心，看得出来，给皇帝作画，谁也不敢马虎。但参观的人却不多，不管什么时候，都稀稀落落几个人，还要算上看上一眼大呼上当走人的。从传下来的画上看，清朝皇室都长着一副标准黄瓜脸，而画上的这位，脸型尤其典型，长，弯，而且干瘪，严格地说，像晒干了黄瓜。

万幸的是，画上的皇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严肃，正经八本，动不动就圣颜大怒，要人家脑袋搬家，每幅画里的皇帝，都着便装，一副闲人模样，或炉边看书，或闲敲棋子，或山间漫步，或溪边垂钓，或行舟江上，或行吟篱畔。或近景，或中景，或远景，但中间位置，都固定要留给那个干黄瓜脸的皇帝。皇帝刻意潇洒，画师也想画出潇洒来，但就如后来人给伟大领袖作画，怎么画，人都不自然，五官四肢都伟大，都庄严，但就是搁的不是地方，看上去别扭，绝对不像在行乐。

手脚不自在的皇帝，在现实中，肯定没法真的像画里画那样悠闲自在，没有一大堆太监和随从跟着，到处游山玩水，溥仪回忆，他一个废帝，走到哪儿，都一堆人跟着，何况说一不二的雍正？可以说，这些画无非体现了一个深宫里皇帝的某种向往。每个君临天下的皇帝，都想跟传说中的严子陵和陶渊明这类隐士，四处走走，钓钓鱼，看看书，徜徉于山水之间，尽享自然之乐。可惜，皇帝处处受拘束，身为皇家画师，在皇帝面前缩手缩脚，他们也的确想不出眼前这位成天被太监和宫女包围的皇帝，怎样去山水之间行乐。皇帝行乐图，尴尬地展示了一个皇帝和隐士之间的距离，除非有一天，皇帝真的丢了皇位，而且成功保住性命脱逃，不过，真的有那么一天，也许皇帝就该变乞丐了，隐士依旧做不成。

皇位意味着荣华富贵，意味着熏天的权势，也意味着金子做的囚笼。几乎所有的皇帝，为了钻进这个囚笼，都费尽了心机，行乐图的主人雍正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清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皇帝坐上大位，有过他那么多的非议，即便如热爱他的史学和文学家所云，这些非议都是谣传，恐怕也没人敢说，在康熙众多儿子争位的纷争中，根本没有他的身影。人之常情，凡是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得到似乎就不会失去的东西，哪怕为了得到它而曾经费尽心机，吃了千般苦，遭过万种罪，都会不大在意，相反，想的，都是那些得不到的。皇帝富有天下，可以为所欲为，但唯一求之不得的，就是布衣之乐，闲人之乐和隐士之乐。皇帝行乐，事实上就是一种非份之想。进了那个金子的囚笼，即便喜欢逛街，也得找太监宫女装扮好了，假模假式地装一回，聊以过瘾。

一个住在故宫里的皇帝，这种非份之想，肯定特别强烈。清朝是个富有理学气息的王朝，理学本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但明人讲理学，主要用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其他的时候，该放荡就放荡，该纵欲就纵欲，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但案子下肯定是《金瓶梅》和《肉蒲团》，只要没有人看着，其实都在看案子下面的东西。从关外打进来的满人，山野，生猛，也较真，学习明朝制度，不知道人家还有案子下面的一套，因此，整个政治文化很有些禁锢，皇帝自己带头，把宫女打发掉了大半，然后还把宫墙加高，弄得像今天游人看到的那样，走到哪儿都小院高墙，阴森森的，抬头只能看见不大点的天。加上城外的护城河水流的又慢，所以，当时宫里人就传，紫禁城是红墙、绿瓦，死水沟。红墙高，绿瓦长，死水沟深。

其实，原本明成祖朱棣建紫禁城的时候，这个皇圈圈就是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天安门到乾清门占宫城的三分之二，纯粹是摆仪式的地方，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间，狭小逼仄，还塞满了宫女和太监，一个后花园，巴掌点大，一转身就出去了。这样的地方，如果再加高宫墙，人在里面生活，怎么能不憋屈。记得小时候第一次逛故宫，第一个感慨，就是替皇宫里的人抱屈，而且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红楼梦》里贾元春会说，皇宫是个见不得人的去处。

当然，因此也理解了为什么清朝的皇帝会玩命地修园子，修园子，就是为了不在宫里住。

有了三海这样的去处还不够，还要在城外修一个又一个的皇家园林--地方大，有山水，而且能长住的园林。一个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经过康、雍、乾三代经营，不仅把各地的名胜囊括一尽，而且在园子里修建了正大光明殿，上朝办事，都可以在里面。嘉庆和道光，算起来属于比较窝囊的皇帝，不敢像前辈那样大笔的花钱，南巡北狩，但一样住在园子里的时间比在宫里多。据寿阳相国祁寯藻记载，道光只是在春节头几天在宫里摆摆仪式，不到十五，就溜回圆明园纳福。试想，如果清朝的国力还能维持，如果英法联军没有一把火把园子烧了，那么，原来的皇宫是不是会变成一座专门摆样子的弃宫？很难说。反过来，一旦外面的园子被烧掉了，后面的皇帝只能委屈住在皇宫里了，于是，接连几个皇帝，却连半个子嗣都生不出来了，要说不育症，好像不至于这么整齐。坊间还传说，同治皇帝私自出宫逛窑子，染上梅毒才翘了辫子的，尽管一直有人出来辩诬，但即使查留下来的宫廷档案，同治的死，还是有些说不清，唉，说来说去，都是那红墙绿瓦死水沟的皇宫给憋的。

不会说话就别说

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用白话讲，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民国时上海有“白相人”，白相，上海话就是玩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来混饭的人。说话官，白相人，正好是一个对子，跟“如夫人”对“同进士”类似。

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益于国计民生。而白相人的白相，则多少有点下道，拼缝勾兑有之，坑蒙拐骗亦有之。两者放在一起，委实是有点对不起言官大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挺合适的，可言多必失，没准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冲动不那么强烈的，这个职守，不免变成一种累赘。不说话不行，皇帝要见怪的，等于白吃饭不干活，白养了这些人，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神经，不高兴了，或者得罪了那个大人物，自家的乌纱帽也保不住。祸从口出这个至理名言，放在言官头上，一样适用。其实，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合适的是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的境界，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一般来说，在制度上，就规定了言官必须说话，有指标的，时间长了不说话，不完成指标，就像当今完不成科研任务的教授一样，得下岗了。

说话难，又必须说，不说，饭碗有虞，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宏观地扯开，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文章如果说的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一种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的。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让人感觉靠谱了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出手，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不得已，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所谓似是而非的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的缘故，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顺着的都有。某位满人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其实，在那个时代，建言的人，理论上是言者无罪的，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即使这些人，依然难以不因言而遭殃。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只要建言仅仅是建言而已，听与不听，听多少，高兴不高兴听，在上面，那么，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言的质量，更不会高，出点笑话，自是难免。

皇帝的衬衣不好洗

时下的流行语，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套过来，不怕皇帝，就怕皇帝爱写诗。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做这个活计，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给皇上洗脏衬衣。

皇帝的脏衬衣不好洗。不是皇帝的衬衣特别脏，而是衬衣的主人是皇帝。中国人有写诗的嗜好，士大夫吟诗作赋，老百姓哼哼民歌民谣。皇帝也是人，喜欢会作几首歪诗的皇帝，大有人在，连做亭长出身的刘邦，放过牛的朱元璋，都做诗，何况别个。算起来，最喜欢作诗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洗脏衬衣于史无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个，名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九十七岁，在今天也算长寿公了。此公不仅活的长，而且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做的好。据说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但是有一点，就是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致仕）之前，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如此好运的沈德潜，唯一的凭借，就是自家的一手好诗，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因此，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的手笔。不过，看过一些留下来的乾隆御制诗之后，我觉得沈给乾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但捉刀代笔好像不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张打油，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

皇帝衬衣不好洗，原因是凡是皇帝，就不想承认自家的衬衣也脏过。因此，洗衣妇的活儿，只能悄悄地干，干了之后，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凡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保密难。皇帝也知道这一点，知道一般情况下“洗衣妇”是不敢张扬的，但还是担心洗衬衣的人，把这等事跟家里人说，有朝一日透露出去口风，自家脸上不好看。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十几年伴君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但翘了辫子以后，还是出事了。

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用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露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本朝”的勃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做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不管怎么说，反正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原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倒霉的洗脏衬衣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的结果，最终皇帝让人洗脏衬衣的西洋景，还是露出了破绽，皇帝最不希望别人看的脏衬衣，以及如何找人洗的事，都让人知道了。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其实呢，但凡是个人，舞文弄墨，总免不了有不怎么样的地方，写诗更是如此，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压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改的人不见得比本主高明，被修改的人也不见得就此低人一等。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明明知道皇帝其实也写错别字，也出臭诗，但一定要给皇帝事先抹平，如果抹不平，皇帝随口就说出来了，那就错也不错，将错就错。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个灵字（繁体）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比如乾隆近视，把浒墅关看成许墅关，把西川看成四川，臣子们就把地名都改了，一直沿用到今天。

反正，皇帝是不能有错的。

门客的错会意

门客也叫清客。一提这个词，看过红楼梦的，也许会想到整天围着贾政转的那群酸人。不过在中国，最早的一批门客，不见得都是文人，干什么的都有，以会两下子的武士居多，要离、聂政、豫让还有荆轲这样的刺客死士，都属于门客。苏秦、张仪和蔺相如这样具有治国之才的舌辩之士，也都做过门客。战国四大公子，个个以养士闻名，所养之士，都是门客。以孟尝君的门客多，也最没品，鸡鸣狗盗都有，一旦主人失了势，大家一哄而散，还好，剩下一个老是弹鋏而歌，善于自我维权的家伙，真还就有用，居然无中生有地给主子建构了三窟，官位与权势都回来了。

可是到了大一统王朝的时代，门客逐渐被文人墨客包办了，秦汉之际，皇帝身边的侍从，有权势的大臣身边的门客，多半都是文人。文人做门客，很多人都是将之视为入仕的门径的，很希望帮助主人做点经国济世的大事，但是他们主人，却往往不知不觉把这些人跟优人小丑和杂耍同等相待，作诗作赋，只当插科打诨。这种状况，到了唐朝风景依旧。大诗人李白，做了翰林供奉，有机会在皇帝身边厮混，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辅佐君王致尧舜，但他的主人唐明皇，却把他跟平时解闷的戏子一样看待，国家大事，根本不容他插嘴。诗人一生气，使性子挂冠而去，皇帝也一笑置之。清朝皇帝，喜欢读书，但南书房里皇帝身边的一群翰林出身的“上行走”，也无非以倡优畜之，乾隆说过，朕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

跟汉朝差不多同时的古罗马盛期，也盛行门客。跟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古罗马的门客，也是文人的专利。只不过，在古罗马，只要有钱，都可以请门客，权贵可以有门客，被释放的奴隶发了财，大字不认识几个，也一样请一堆门客。只要供养的费用足够高，文人们倒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同样，古罗马有钱人养门客，跟养骑手，养小丑，养情妇一样，大抵是跟自家解闷的。而文人则以为主人是在奖励文学资助学术。加上古罗马文人比较多，征集容易，因此，门客的价格大抵就比较低，比骑手和情妇大为不如，因此当时的诗人，往往在自己的诗作里，大叹穷经，愤愤不平。

古罗马被蛮族灭亡之后，凡是识字的人，惹不起那些什么也不懂的新主子，都躲进了教会，西方的门客暂时告别了市场，退出历史舞台。可是中国这边，门客们却风雅如昔，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幕僚，有时候也叫西席或者师爷。如果主子地位比较低，门客是需要做点事的，比如帮忙参与征粮征税，参与审案断狱，写写官场往来的文书，最关键的是，把向上级汇报的文案做好。

但是官如果做大了，这样的琐事，也有低级的师爷来做，但官员的身边，必然像贾政一样，有一群风雅之士，可以跟主子诗酒酬唱的，只有非常难办的奏章，才会劳神这些高等清客大驾，动一动笔。比如闹长毛的时候，曾国藩想参掉弃城逃跑某位大员，树树威，恰好这位大员在朝中特有势力，无论如何动不了，最后劳烦幕中的李鸿章大笔一挥，一个特毒特狠的奏章上去，西太后老佛爷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可惜，这种能干的门客或者幕僚不多，而且只要赶不上战争，和平时期，高级门客也没用很多的事可做，平日里，除了喝酒听戏，做点歪诗，给主子开心解闷，就得像贾宝玉大观园题咏那样，连主子公子的大作都得包办“轰然叫好”，或者故意写点不入流的货色，来配衬公子。显然，这种功夫，是清客的基本功，否则就做不好清客，混不来食有鱼，出有车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夹铺盖卷走人。比如下棋，不能太臭，也不能太高，既要主子赢，还要他赢的不容易，刚刚好。打牌也是如此，几圈下来，既要主子糊，又不能让他看出是门客们故意让的。

门客到了这个境地，再要想经国济世，自己也觉得不切实际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约而同都在奉承主人上下功夫，马屁要拍的好，既要主子舒服，又要神不知鬼不觉。古代官场风气还没有今天这样的无耻，直截了当的拍和捧，主子还是有些吃不消。拍马要讲点技巧，更要讲究为主子排忧解难，主子不好说出口的事，要心领神会，主子不便出面的事，要悄然办在前面。只要做到这个份上，门客就大有可能被主子找机会推荐出去做官，过不了几年，自家也可以请门客了。

门客的名号在今天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门客的精气神，好像还在。总有些很有自觉性的文人，有意无意以门客自任，时常会主动地想为主子排忧解难。可惜，他们认定的主子，却并不总是领情，因为，门客的帮忙，经常会帮了倒忙。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自古以来，人如果做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反过来，建安七子，孔融诗作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草讨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做铜鼓赋，提笔立就。20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令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外面来流窜做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上去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是当年谢安呆过，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在园子里饮酒做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做了职业诗人兼名士的袁枚，诗作的好，不成问题，当时连高丽琉球都高价求之。除了诗之外，他还有两件事特别有名，一件是美食，袁枚著有随园食单，记载了许多当时的美食佳肴的做法，当时的随园，种菜养鸡养鸭还养猪和兔子，养法与众不同，加上园中的他自己就是厨子中的高手，率领众多高厨，做出来的菜肴，自是别具一格。当时的随园，经常高朋满座，有次开筵，客人居然达500人。各处达官贵人，诗人名流，只要路经金陵，没有不去随园的。

第二件是做人风趣，善解人意。到随园的人，除了可以饱口福，还可以饱耳福，随园老人（袁枚）的诙谐风趣，无人可及。清史稿说他，“诙谐詄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一个朋友死了，他把朋友欠他的五千金债劵，一把火烧了，而且还拿出钱来帮助朋友的后人。

善于美食美言的袁枚，也会挣钱，否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银子哪里来。袁枚的官运不佳，但文名远扬，四方贵人和富人，求他给死去的爹娘写墓志铭的，不知凡几。求人例有高报酬，看在钱的份上，袁枚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你要什么，我写什么，反正最后胡乱写的，他都不收进自己的集子，只当是挣钱的买卖。

第二桩挣钱的买卖，是收弟子。中国是诗之国，虽说清朝诗有点衰，但喜欢作诗的人还是很多，加之袁枚不仅能诗，而且善绘，一手文人画，也很出名。因此，四方慕名而来拜在门下者，相望于道。袁枚不仅收男弟子，还收了十三个女弟子，既教诗，也教画。这种事，在那个时代，很为人所诟病，男女授受不亲，但袁枚是名士，有大才而弃官不做的名士。这种人，历朝历代都会有所优容，因此，骂归骂，皇帝却没有问罪。

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一生都生活在乾隆这个“圣主”的影子里。按说，这样一个既能作诗，有为能吏的少年才俊，理应得到赏识才是，可是，恰是皇帝本人不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加能吏。清朝的惯例，全国进士出身的官员，皇帝都要亲自考察，更何况是做过翰林的。袁枚太聪明，太有才情，也太能干，稍微有点爱才之心的上司，都不能不喜欢他。但是，乾隆是“英主”，是自恃诗才和学问比所有臣子都强的十全老人，他不可能容忍一个才情和天分都比他高的全才，这样的全才，即便冒出来了，也不能让他升上来。相对来说，皇帝宁可用庸材，因为庸材方可以显示出皇帝的高明，如果有才，也得含蓄一点，在皇帝面前装点傻，才可以过得去。少年得志的袁枚，自然不可能像六十岁才发迹的沈德潜那样深藏不露，扬己露才，再所难免，因此，仕途失意是必然的，皇帝没有找个茬子把他杀掉，已经算是很有雅量了。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厢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厢却记录自家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广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吉庶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中国这块土地，官商勾结，自古皆然。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古代读书人的生计问题

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大小是个官，有实缺可做，自己和家人吃饭，而且吃好饭，精米白面，大鱼大肉，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在清朝，哪怕当一任不入流的典史，也可以像《官场现形记》说的那样，“实事求是”地捞银子，喂饱自己的家小。可是，毕竟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官，走正途，一科一科考上去，委实太难，走旁门左道，买个官做，也得先有大把的银子才行。所以，多数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不能指望官银活着的。

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束修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明清两代，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不再属于贱业，而且获利容易，因此，读书人下海的很多。江浙地方，很多号称耕读传家的家族，启蒙一毕，往往会让几个儿子分工，有的读书赶考，有的进店铺学生意。乾隆时的杭州人杭世骏，做官做的憨了一点，给皇帝提意见说皇帝过于偏向满人，结果丢官回家吃老米。大概宦囊较瘪，开了一家旧货店讨生活。乾隆南巡时还召见了他，估计看他人憨如故，没有官复原职，但此公从此可以挂出招牌，奉旨卖废铜烂铁，生意估计应该好一些了。

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手艺。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的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差距相当不小。

按规矩，卖字画都有润格，也就是价目表。就像店铺，什么东西什么价，一清二楚。只是卖字画，多半不按种类算钱，只算尺幅大小，越大，价钱越高。清朝卖字画为生的人，以扬州八怪为最，八怪之首，为郑夑郑郑板桥。现在的人知道郑板桥，多半是因为那幅被滥加复制的条幅：难得糊涂，其实，在八怪之中，郑板桥的字画，不算最好的。但是郑板桥正经的进士出身，做过几任知县，丢了官，不求开复，跑到扬州来卖字画，太有个性，想不出名都难。他的润格，非常有名，不可不抄--“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言语虽妙，宗旨只有一个，论尺给钱，只收现钱，交情少套，概不赊欠。

在郑板桥还在做官的时候，给孩子写信，劝其多背诵唐诗，不说大道理，只说是可以跟大人骗点糖果吃。每每大放厥词，说士农工商，其实秩序应该倒过来，把士排在最尾，因为士什么都不做。一个进士出身做过地方官的人，地皮不刮，买过几十亩薄田，大概不足以坐地主，收田租过活，也不屑于谋个地方书院的山长，做回大官的幕僚，却自食其力，卖字画为生，跟他先前的境界，不无关系。不吃官饭，或者傍官吃饭，让郑板桥有了生活的自由，任谁也管不了他。无需讨好，休论马屁，无论多大的官，多有钱的人，想要他的字画，一手钱一手货，还得客客气气的，一旦惹了他，就是不动笔，谁也没办法。那时候就流传着很多故事，说是某某大官，某某富商，求画不得，只好用计。知道郑板桥嗜狗肉，就化装成一个老人，烹一锅香气四溢的狗肉，备上好酒，专候在郑板桥经过的地方，待其酒足饭饱，画就赚到手了。这样的故事，说明无官一身轻的郑板桥，不止是个可人，而且是个牛人，不大受权势金钱奴役的牛人。读书人，得先有本钱养活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底气。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明社为屋，两对才子佳人的事迹出了大名。 一对是侯朝宗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尊称）”。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一个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领袖文坛。而侯朝宗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型号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20许人，而钱谦益已经60岁了，双方有近40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好几种文人笔记上，都记载说钱柳结缡后，曾互相戏谑，钱说，我爱你黑个头发白个肉。柳答，我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这种肉麻的对话，估计多半是出自吃不到葡萄不说葡萄酸，但却有无限性想象力的文人们。黑个头发白个肉，符合古人对美女的基本定性，乌发委地，光鉴可人。比“沉鱼落雁”之类，可把握得多。对比白个头发黑个肉，岂不是“一块好羊肉，却落在了狗嘴里”。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止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40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而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妓女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说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的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六郎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没有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即使被写进戏剧小说，他们的形象也远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肉麻有趣的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所有，否则，她自可以转过身去，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可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正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份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致于死后文集遭到查禁封杀，致仕退休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的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派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是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文昌帝君的联宗故事

文昌帝君是主管文运的神，传说他名叫张恶子，又被称为梓潼神，或者梓潼帝君。最早文昌是一个星宿，据说是司命之宿，即掌管人的命运的，但是由于有个文字当头，变来变去，成了负责文人科场命运的神。而梓潼神张恶子，原本是梓潼一带的地方神，其来历和身世颇为可疑，好像是蛇精所化。这两种神怎么合而为一，变成了一个，实在令人费解。清末大儒余樾说，是张冠李戴，弄错了，但道士们说，没错，本为星宿化成人，历朝显灵。神鬼之事，难言之，不管怎么说，反正自元朝以后，就这样了，读书人为了自家的功名，就算对其来路有所怀疑，也得向这个本姓张的神叩头礼拜，因此香火一直都挺盛的，明清以来，每个县都有一个文昌宫或者文昌阁，里面必定供着张恶子，但文昌帝君的老家或者大本营，约定俗成，还是在四川的梓潼。

按道理，每逢天下大乱的时候，主管文运的庙宇以及神灵都命运不济，不仅香火讨不到，而且不是房倒屋塌，就是泥胎委地，因为大乱之际，人逃命不及，科举自然也就谈不上了，不开科则文昌帝君和孔夫子都没用了，自然不会有人理，庙宇用来做马厩或者屯兵，都非常正常，走的时候一把火，免得对头占了派用场，也不是没用可能。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明末大乱的时候，最能杀人，破坏力巨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军队，所过之处，烧杀抢掠，佛寺道观概莫能免，唯独两种庙宇能得以保留，一是关帝庙，一是文昌宫。

关帝庙能保安全可以理解，因为自元末以来，凡是江湖中人，都对关帝感情较好，因为据说人家够朋友讲义气，得罪了关帝，朋友圈里没法混。游民混世界，跟正常社会对着干，靠的就是江湖义气，没义气就什么没的玩了。张献忠这厮，原本也是个走江湖的痞棍，对关帝关老爷有感情，理所当然。可是，文昌帝君，这个读书人的神，跟他老人家何干呢？原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文昌帝君姓张，他张献忠也姓张，他觉得这个神，跟他是一家的。

据说，张献忠入川，经过梓潼，梦见文昌帝君显灵，于是他找来若干文人，让他们草拟祭文，写一个，不满意，写一个不满意，人杀了一堆，还是没有一个合他老人家口味的祭文，没办法，张献忠说：我自己来，我念，你们写。最后念给文昌帝君张恶子的祭文是这样的：“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尔联了宗吧！尚飨。”还有一说，说是最后张献忠建大西国称帝的时候，追封文昌帝君张恶子为太祖高皇帝。土棍出身的张献忠，就这样，成了神的后代。这也不稀罕，当年同为无赖子的刘邦，一做皇帝，不也变成了白帝之子嘛。

只不过，传说中姓张的神，绝不止梓潼神张恶子一个，据说灶君姓张，玉皇大帝也姓张，跟张献忠比较对脾气的张飞，也早就被封了神。张献忠要跟神套近乎，跟上面的这三位套一套，看起来都更有道理，干嘛非得跟一个主管读书人命运的文昌帝君论一家子。显然，这里有名堂。

张献忠名声不好，嗜杀成性，据说把四川人差不多都杀光了。无疑，这里有后来文人的夸张，按他们的记录，好像此人活着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似的，毫无道理可言。其实，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都不是一般的毛贼，都有天下之志，也就是说，想要打天下，做皇帝。虽说玩的比较糙，又没什么正经人来帮他们，他们都在建自己的国，也设官治民，也登基立朝，也开科取士，只是所有的事儿，都弄的比较乱，规矩立不起来，体系也就紊乱，玩的大，垮的也快。

事实上，多少代的农民起义者，只要有点志向的，都对读书人比较好，特别希望这些读过书的高人给他们出谋画策，做军师，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再不济，也可以为他们书写文书，草拟家信，逢年过节，写个对联什么的。张献忠自然也不例外，他也希望读书人能为他所用，否则那么着急开科取士干嘛。以四川一地，一次开科，便取了一百多个进士，说明一方面他乐意收揽，另一方面也有读书人前来投效。庐州的一个秀才，在城陷之后被掠进张献忠大营，由于比较乖，备受优待，营里的大小头目，张口闭口尊之为“相公”，不仅好吃好喝，而且还给他配了一个漂亮的临时娘子。（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纪》）

然而，跟后来的太平天国开科一样，天下未定的时候，有点来头的读书人是不会贸然“从贼”的，况且，张献忠又是这样一个脾气粗暴，反复无常的武夫，开始的时候，他杀的士人，往往都是激烈抵抗，不肯为之所用的，逐渐发现已经归顺的士人也不可靠，经常跟敌方暗通款曲，于是，杀，杀，杀，杀，杀，杀，杀，据说张献忠还为此立了一个“七杀碑”，越是读书人越要杀。已经跟张献忠联了宗的文昌帝君张恶子，碰上这么一个同宗，硬是一点运气也给不了家乡的文人了。

张文祥刺马案的破案思路

张文祥刺马，是晚清第一号大案和奇案。说它大，是因为清朝分量最重的方面大员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说它奇，是因为凶手虽然当场遭擒，经反复审讯，案子其实并没有破，最后只得攀上莫须有的海盗，草草收场。在那时，惯例是案子破不了就扯到海盗头上，反正海盗虚无缥缈，抓不住，逮不着。

可有意思的是，案子出来不久，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真相的老百姓，却给案子编出了一个故事，故事越编越像，最后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马新贻在参与平叛的过程中，被长毛的将领张文祥等人俘获，但是马新贻却成功地说服了张文祥他们归顺朝廷，并与之结为兄弟，从此，几位归顺者在马的手下为将，而马看上了其中的一位（一说姓曹，一说姓陈，还有一说姓彭）的妻子，为了霸占结义兄弟的妻子，借故杀之，张文祥愤而离去，发誓为友报仇，隐忍若干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一击成功。

一个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味的大案，变成了一场伦理道德江湖道义的正邪之争，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有几分像是男女情色纠葛。马新贻杀人命占人妻，蔑视江湖道义，张文祥挺身仗义，为民除害。其实，把马案扯到男女之事上，在当时只是传闻的一种，更具政治阴谋色彩的传闻，比如马新贻跟淮系丁日昌的纠葛，比如湘系的地盘之争，比如马与回乱的关系等等（马新贻系回民），都无人理睬。显然，只有这种事，老百姓才喜欢，也可以演绎出更多更丰富的情节来。从晚清到民国，评书、弹词、京剧、话剧演个没完，前不久，还有人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电影《兄弟》。

这个故事，最大的破绽是，实际上找不到马新贻曾经被俘的证据，只要没了这个环节，整个故事就连不起来。况且，就算有这么回事，身为文人的马新贻，在几个昔日的长毛手握重兵，在麾下任职的时候，似乎不大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冒这样大的风险，除非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显然，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种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朝廷命官中不可能存在。

从行刺的表现看，张文祥很像是个职业刺客。时机选择，行动把握，最后一击，干净利落。由于是一人做事，没找帮手（显然是为了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也无法安排退路，无退路，也就不逃了。遭擒之后，前后三个大员审讯，无论是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还是回任江督的曾国藩，威胁利诱，大刑伺候，始终坚不吐实。

这样老谋深算行动果断的好手，如果说没有背后主使，花重金收买，仅仅是审讯出来的那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原因，什么妻子跟人跑了告状不准，什么开小押（赌博）而遭到禁止，是很难服人的。但背后主使为谁？当时人有两种猜测，一是说跟淮系的地方大员丁日昌有关，因为丁的儿子纵奴杀伤人命，承办案件的人就是马新贻。一说则是跟湘军旧部有关，说是这些人因马是回民，怀疑他的忠诚。

在我看来，刺马案很非常有可能跟当时的时政有关，张文祥背后多半有人，找这些人，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其一，是湘淮军的势力。我们知道，打平长毛，使清朝死而复生，最大的功劳是湘淮军。湘淮军之后，中国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督抚专权的半军阀时代，地盘的争夺，是最大的势力纷争。清朝有两个总督职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直隶总督，可以兼北洋大臣，直接影响朝政；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控制江南财赋之地。而天下甫定，朝廷就用一个跟湘淮势力无关的人占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在朝廷，也许是一种牵制，就像抬高左宗棠打压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但在湘淮势力看来，则是一种对自己的削弱，或者无视。仗刚打完，原本是要大家按功劳和实力分赃的，马新贻虽然也在战争中溜边搀和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功臣，这么快就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没人服气，一句话，不公平。杀了马新贻，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让分配回归“公平”，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其二，被曾国藩解散的湘军旧部，也很值得怀疑。研究帮会史的人都知道，自太平天国灭亡，帮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散的湘军旧部，进入了帮会。曾国藩知道，他创立湘军，开创了清朝兵为将有的新体制，这种“私兵”，为朝廷平叛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自己独立，割土裂疆，乃至推翻朝廷。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既没有心思夺了朝廷的鸟位，也不想朝廷猜忌他另有所图，所以，选择了一股脑把二十几万湘军解散掉。此举，他把自己洗干净了，可是，几十万跟着他的大兵可倒了血霉。在那个时代，出来吃粮当兵，是一辈子的事，不图升官发财，也图个养老送终，那时候没有军转干部安置这回事，凡是当兵的，只要不死，就要在军队里吃一辈子。少数人固然可能升上去，做地方官，还有人抢东西抢多了，回乡做土财主。但是多数人，包括大量有军功，而得不到应有的酬劳之辈（湘军里，挣得头品顶戴而还做哨官，有二品功牌当士兵的，比比皆是），却还指望着自己的部队呢。因此，这些人从此进入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帮会的骨干，一点都不奇怪。这些人搞起帮会，要干件大事扬名立万，选择非湘淮系的马新贻下手，干了之后，再制造一点有关马新贻如何不仗义的绯闻，非常有可能。事实上，从此以后，青红帮在长江流域，就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力量。

其实当时的朝廷，也未尝对此没有觉察。案发之后，马上派曾国藩回任，就是一个信号，而且对丁日昌一点追究之意也无。看来西太后老佛爷知道，此事固然“甚奇”（西太后见曾国藩时语），但不宜深究，还要卖给湘淮系一个面子，此时，此事，大概只有曾国藩，才能镇得住局面。

沐猴而冠的衍生故事

沐猴而冠是句成语，用句俗的歇后语来解释，就是狗戴帽子--装人。此话，原本是用来骂楚人的，因为当年的楚人把猕猴称为沐猴，正好那位力可拔山的项羽先生，在进了咸阳之后，不在现成的皇宫里做皇帝，非要回家乡去显摆，说是富贵不还乡，等于绣衣夜行。于是一把火烧了阿房宫，摆队南归。有人批评道，难怪人说楚人沐猴而冠。

说项羽沐猴而冠，其实一点都不冤枉，这种烧房子连带烧书（秦火剩余的皇宫藏书），之行，连他的同乡同为楚人的刘邦都不如，这位仁兄虽然进了宫，见了美女眼睛就发直，毕竟不会这样暴殄天物。项羽居然还有脸把这位一针见血的批评者抓住，丢进锅里给煮了，等于直接验证了批评的无比正确。

接下来要讲的沐猴而冠的故事，已经不是对强者的批评讽刺，反而是强者对弱者的嘲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晚清太平天国大动荡的之际，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养了一个宠物，一只大马猴，这只大马猴，巡抚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没事就把随从戈什哈的大帽子，所谓顶戴（巡抚的随从，自然是有品级的，当然有官帽子），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戴够了，就随地一扔，泥里水里。随从恨得压根痒痒，但巡抚大人的宠物，哪个敢说个不字，戏弄，也只好随它戏弄。马猴抢人帽子，固然是天性使然，但它的主人不管，任其胡闹，看来是成心借这个猴子，演一场又一场的弄臣插科打诨的好戏。清朝的大帽子，现在的人已经相当熟悉了，为了应付一出又一出清宫戏的需要，跟假辫子一样，做道具的厂家，不知做了多少，没想到在当初，这玩意居然就有这样的遭遇。

自己人圈里的人猴闹剧，就像是一种征兆，很快就引来了模仿者，模仿的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进广州的英国和法国人。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只是把总督叶名琛押走，依旧让旗人柏贵做他的巡抚，街上，依然有清朝官员在管事，名义上，广州还是清朝政府在统治，华洋杂处，华人官员为傀儡的境况，让生活在异域的洋人们，发现了一种让自己开心的好办法，他们逼迫为他们拉车抗包的苦力，戴上清朝官员的大帽子，为他们服务，帽子掉了，就让人捡起来再戴上，他们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有时甚至直接把“在任”的清朝官员的顶戴摘下来，扣在苦力头上，看着双方的窘态，自己乐不可支。

这样的故事，到了上海租界，居然成了常态的演义。有段时间，凡是在租界里服役的中国人，无论拉车还是运东西，甚至佣人，一律戴大帽子，这个大帽子，虽然未必是正牌的官家顶戴，但却跟官帽子一模一样，摆明了，是拿我们的朝廷命官寻开心。

拿一个国家的朝廷命官寻开心，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羞辱和嘲弄，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多来华洋人的共同爱好。但有意思的是，这种羞辱，在当时并未引起被逼参与其间的中国百姓的强烈反感，所有的苦力，都恨顺从，戴也就戴了，洋鬼子开心，他们也无所谓。你可以说，中国底层的百姓麻木不仁，没有民族意识，也可以说，中国的官，其实跟老百姓的距离，并不比洋人跟百姓更近，在很多情景下，百姓对于官员，甚至满怀怨恨，辱官，不等于辱民。每次洋鬼子打进来，都有胆子大的百姓，主动出来跟洋人做生意，而中国的官方，却一面千方百计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止洋人的奸细，一面担心刁民乘机造反。如果说，骆秉章纵容猴子羞辱他的随从，暗含着官场位居高位者对小官吏的轻蔑，洋人捉弄中国官员的帽子戏法，却隐含着中国古已有之的官民裂痕。

自中国的大门被人用大炮轰开，中外冲突，一直多体现在官员跟洋人之间。清朝官方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由于基督教在华如水银泻地似的传播，才在民间激起了以民教冲突为象征的华洋民间层次的对抗。即便如此，杀洋灭教的义和团，也一样仇官，动辄平白无故地把官员拖出轿子，加以折辱。没办法，一个王朝的末世，官员无论大小，似乎都意味着贪官污吏，即使在对抗西方侵略之时亟需官民合作，但现实却处处是官民敌视。这种分裂，如果有人点明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应该被驱逐的“鞑虏”，那么，作为披发左衽胡服一部分的大帽子怎样被羞辱，就更没有人在意了。

进化论PK帝王权威

中国的皇帝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大概是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时代，情况也许会有点不一样。真正明白里就，知道皇帝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会生病也会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边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众生，恐怕多少会觉得皇帝还是有点神气，能坐上龙椅的，如果是人的话，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仪一同蹲了监狱，而且受了共产党人的教育，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对象，原来是个拉完屎连裤带都系不好的废物。

从前接触辛亥革命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租税了。或者是，皇帝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租税？害的革命党人成立的各级军政府没有钱用，马上就得派兵下乡，逼迫老百姓交钱交粮，但还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装反抗，江南地方，许多县的革命党人，对付满清倒没有动过武，对付抗粮抗税的刁民，倒是真的开枪开炮来着。

读郑超麟回忆录，发现他说他们家乡的人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乡民们都传，皇帝没有了，什么都不用怕了。因此，土匪多了，贩私盐的多了，抗粮抗税也多了，新的县政府想要管管，结果乱民聚众，一哄而起，吓得县知事从衙门后门逃走，最后还得前清时候的老知县出来说和，民国的县知事才可以重新回来任事。

虽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都是个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国初年，各地政府统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整体社会状况跟清末类似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往往非得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过去的征粮征税任务，甚至乡绅们也不得不武装起来，没有武力背景的乡绅，往往难以维持在乡间的权威。不是清末就没有土匪，没有私盐贩子，没有抗粮抗税，没有所谓的“刁民”，但很明显，很大一部分介于“刁民”和良民之间的人，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变得比较不安份起来，下层社会，骚动不安，使得治理，变得相对困难了许多。

这种状况，部分是改朝换代之际的常态，凡是朝代变了，总免不了会人心浮动，不逞之徒乘机作乱，反正成功了就发一大笔，失败了大不了丢脑袋，本来一无所有的他们，丢了脑袋，也无所谓。只是跟着起哄的人，之所以能有胆量跟着，多半是因为旧皇帝没有了，新的真龙天子还没有见的缘故。

袁世凯之所以再行帝制，一直舆论都抨击说他自己有帝王野心，在做皇帝梦。其实，作为清末以来公认的最能干头脑最清醒的能臣，如此精明的袁世凯，就算我们能证实他确实有这种偏好的话，其政治抉择，不大可能全然出于自家的偏好。显然，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和他的谋士们，显然都看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皇帝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权威魅影。当时所谓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舆论喧嚣，背后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更适合皇帝的统治。当然，他们所说的中国人，不仅有蠢蠢欲动的“刁民”，还有那些把持一方政治的武人，不仅有那些袁世凯鞭长未及的西南军阀，还有他自家派出去驱逐了国民党势力，从而占据一方的北洋宿将。

袁世凯的悲剧，从技术角度，可以说他在所谓筹备帝制的阶段，完全丧失了对外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大大低估了自家周围的马屁精们操控“民意”的本领，以致于被这种虚假的民意蒙在鼓里。从策略角度，则是忽略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自从严复把进化论、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中国，很快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号信仰。读书人在啃侉饼，看天演论的同时，不仅把名字改成了“适之”和“竞存”，而且还因此自我洗了脑。进化论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青年（当时叫少年）胜过老年，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康有为的“新三世”，封建帝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递进。最关键的是，所谓的进步，一律是直线前进式的，有进无退。中国既然已经变成了共和，就不能再退回去，不管共和的实际效果如果，倒退，就意味着开历史的倒车，逆世界历史的潮流而动，当然也就等于大逆不道。

老百姓不懂什么进化论，什么达尔文，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共和，什么叫专制，如果再出一个皇帝，或者旧皇帝再坐龙庭，也无可无不可，只要这个皇帝不追究他们脑袋后面有没有辫子。但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知识的中上层，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武夫军头们。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果想保住自己割据一方的特权，反抗中央，意味着反叛，但是，如果赶巧中央自己把总统换成皇帝，则给了他们一个反对开历史倒车的堂皇理由，只要有人揭橥这个大旗，至少在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或者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等于是给了反对者一个合法反对自己的借口。

进化论和帝王权威PK的结果很滑稽，一个具体的强人倒下了，背着千古的骂名。

三个孝子的成人童话

自董仲舒提议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王朝都说自家是以孝治国，皇帝个个是大孝之人。尽管实际上父子争位，兄弟相残的事，皇宫里面就没断了有，但孝治的招幌，自打挂上去，一直都没摘下来过。当然，以孝治国，也有一点小麻烦，都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但如果做臣子的，自家的老爹跟皇上成了对头，该帮哪边呢？更普遍的麻烦是，如果孝子为了履行孝道，为亲报仇杀了人怎么办？国家总不能没有法律，而且法律的执行者只能是政府，政府无论如何，不应该允许个人自己执法。显然，所谓的为亲复仇而杀人就是自己执法，如果人人如此办理，那么还要法律，还要政府干甚？

所以，各个朝代，在为亲复仇、即血亲复仇的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首鼠两端，一阵儿不加追究，甚至表彰手刃仇家的孝子，一阵儿又强调政府执法，惩罚杀人者，不管他是不是孝子。说实在的，一般来讲，虽然传统国家提倡孝道，虽不尽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毕竟没有当家执政的人，乐意底下的百姓有了怨屈和纷争，不求官府，一律自行了断的，即使出于孝道，也是个祸根，口子一开，说不定哪天就被某野心家利用，成为祸乱之源。但有意思的是，凡是这种为亲复仇的好汉，几乎无一例外会获得民间舆论的力挺，载入民间口碑是肯定的，多半还会载入地方志，长久地为人称诵。

无论什么性质的国家，完全不在乎民意的，大概没有。即便皇帝时代，民为邦本的教条，也是颠扑不破而且政治正确的大道理。鉴于为亲复仇的呼声如此之高，因此皇帝们都很为难，很难有个准主意，到底是该奖励还是要惩治。拖到了明清之际，只好打个对折，含糊一下，一面网开一面，重罪轻判，一面表彰那些讨饭孝亲和割了自家屁股上的肉给爹娘治病的温和型的孝子，给他们立牌坊，以便把人们的孝行，往这正面引导。可是如果碰上些二杆子，该动刀动棒，还是挡不住。

清末新政开始的司法改革，改到民国，全盘引入西方法律制度，血亲复仇这种事，无论打什么旗号，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被允许了，但是，说也奇怪，偏就是这段时间，硬是出了若干大案子，几个大人物，都是死在血亲复仇的枪下。

第一个死的是徐树铮。此公系段祺瑞的第一号亲信，民国史上人称“小徐”，以别于做过总统的徐世昌。小徐在民国史上，是个特别能折腾事的人物，纵横捭阖，翻云覆雨，虽然自家感觉是诸葛亮，其实更像苏秦张仪之流，因此结怨甚多，最大的仇家，是冯玉祥。这是因为在直皖战前，小徐杀了冯的恩公而且有点瓜蔓亲的北洋宿将陆建章。风水轮流转，终于到了冯玉祥可以左右政局的时代，一天，小徐坐的火车在廊坊被截住，坐头等车厢里徐树铮，被冯玉祥的士兵拖出来，二话没说，就吃了枪子，然后冯玉祥请来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让他对外宣称，是他为报父仇杀了徐树铮。

徐树铮模式开始被复制，第一个拷贝应在下野的军阀孙传芳头上。孙传芳曾经是后期直系的大人物，国民革命军北伐，要对付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其中交战最多，也打最凶的，就数孙传芳。1928年，孙传芳失败下野，躲到天津的租界里吃斋唸佛，突然佛堂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从孙传芳的脑后开枪了一枪。原来，孙传芳也曾经跟张宗昌打过仗，俘虏了张的部下旅长施从滨，并且杀了这个老而无用的老军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而且没有怎么弄过枪的弱女子，居然可以如此轻易地杀掉一员沙场宿将，在刺杀史上，不能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第二个拷贝是张宗昌。此公也犯过孙传芳的毛病，在军阀混战中，杀过俘虏，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军长郑金声。后来，张宗昌兵败下野，山东这块旧日的地盘，已经归了冯玉祥的旧部韩复榘。但是，偏偏张宗昌不识趣，非要回山东来溜达溜达。这一次，张宗昌连火车都没有爬上去，就被打成了筛子。不用说，肯定又用得着孝子了，这回的孝子是郑金声的侄子，据说已经过继给郑金声的郑继成。

三个孝子（女）的事迹，在当时都被广泛传颂，还出了小册子，经过文人记者的渲染，孝子们无不含恨忍辱，卧薪尝胆，个个有豫让、专诸之风，整个过程传得神乎其神，各自枪法也神乎其技。当然，更重要的是，三位孝子最终都没有被法律惩治，只要施剑翘被象征性地关进了监狱，不旋踵即被因大孝之行特赦，从此各自顶着孝子的光环，过着幸福而且风光的生活。三个孝子的成人童话，在当政者和媒体的合谋中，被借机制造出来，被不明里就的百姓传颂。

当然，三位孝子（女），都不过是权力斗争的道具。真的杀人者，另有其人。小徐死在冯玉祥手里，张宗昌死的韩复榘手里，而孙传芳的死，幕后人物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最的可能是当时已经当了家的国民党系统得某些权要。他们的死，也基本上不是复仇的牺牲，而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冯玉祥联合奉系推倒直系，推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当然不能允许小徐出来，让这个空头的执政真的活跃起来。而韩复榘好不容易才得了山东的地盘，当然不能容许它的旧主人东山再起，哪怕一丁点迹象也容不得。至于孙传芳，过去的威风实在太大，给所有跟他交过手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为党国大计考虑，当然最好是斩草除根，不能让他死灰复燃。

民国是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时期，据说特点就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中间还经过五四打倒孔家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孝道也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世袭制的魅影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秦汉之后，官僚一直就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到今天也依然如此。这种制度的弊病很多，最令人头痛的是官本位，整个社会从具体层面的运作，到价值层面的认同，一个官字可以统概一切。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断地把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通过选官制度，吸纳到统治层来，从而维持这个阶层的效率，保障社会精英对政治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传统特色的官僚制，最核心的成分就是选官制度（古人称之为选举），甚至中国社会也可以被称为选举社会。

正因为如此，当汉朝以推荐为主的选官制度，最后蜕变为凭借门第做官的九品中正制的时候，政府的效能，就一塌糊涂了，而王朝多数时候，只能偏安于一隅。大一统的王朝重兴，势必重建选官制度，保证其吸纳精英的管道畅通，使官僚制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私家园子，这就有了以考试取士的科举制。

科举制延续一千多年，虽然遭到不间断地批评，但至少在选拔精英方面，一直都有很正面的作用，尽管不能说考上的都是人才，但的确很多民间人士，通过这个渠道，进入了仕途，白衣致卿相，并不是一个说说而已的梦想。据吴晗统计，明清之际，中进士的人，一半以上都出身“中小地主阶层”。即便历朝历代都会照顾高官，允许他们的子弟可以因门荫做官，但有出息的官宦子弟，往往不屑此道，非自己考出来不可。不是因为这些人特别有志气，而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家往往看不起门荫出身之人，一个人若想在仕途上混得开，非走正途（考试）不可。

中国的官僚，本身含金量就很高，属于一种最能获利的职业，居于这个职业高端之人，如果希望子承父业，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谁不希望子孙有出息呢？依照传统时代各种职业的行业陋规，自家子弟入门，总归要容易些，因此，官宦的子弟做官，仕途之顺自是没有问题，所到之处，都有人高看一眼。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行业，就会成为排斥新鲜血液的“窝子买卖”。显然，对于操控政事的官僚阶层，这种状况，往往是致命的，因为一方面不便吸纳社会个阶层的精英，一方面也就难以得到各个阶层的支持。

历史总是喜欢重复，中国的现代化变革之路，已经走了一百多年，官员的称谓，不知换了几换，但是，到今天为止，传统官僚制的本质属性，其实没变多少。有出息的官宦子弟，考出去，经商出去，没出息的，或者在当地混个滥学校毕业，或者送到国外，在一个不知名的学校混个文凭回来，甚至很可能就是“克莱登大学”的高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没出息的官宦子弟，现在已经开始回国抢滩仕途，据说，很是官运亨通。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连起码回避都不讲究，不说甲地的高官，把子弟送到乙地做官，而乙地的则送到甲地来，至少做个掩人耳目的交换，也算是对上级和民意有个交代，一个个，就在自家地盘上为官做宦，而且乳臭未干，就火箭式上升。

没人敢说，官宦子弟就一定没本事，更没有人敢说，官宦子弟就必定是纨袴的代名词，从古至今，有出息、有作为的官宦子弟有的是。儿子比老子在仕途上混得更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为官者，尤其是为高官者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把平民上升的路都给堵了，全留给了自家人。也就是说，如果想要长治久安，官位子做的长久一点，机会多的人，要给机会少的人留条路。那种把自己变成老母鸡，让自家没出息的孩子在自己羽翼下茁壮成长的高官们，是最糟糕，也最危险的。这些人的历史知识有限，有必要做一个提醒，请记住，封建诸侯的世袭时代，在中国已经过去了2500多年，复辟不仅没有出路，而且大祸临头。

漫话古代的地震

地震在古代，跟今天一样，是大事。今天的人们，虽然对于地震，所知不多，难以预测，但毕竟知道地震是因为什么。古人没有这个条件，不晓得地震的真正缘由，但人活在世间，天覆地载，脚下的地出了大动静，非得有所解释不可，否则大家都不安心，于是，就在自家身上找原因，当政的人，不管情愿与否，都检讨自己的行为，皇帝下罪己诏。天人感应，自然有动静，是人事惹的祸。

其实，地震对于古人，破坏性远没有今天那么大，即便强烈地震也是如此。古代的建筑，高层的不多，亭榭楼台，高至三、四层，已经很可观了，再高的就是塔了，而塔一般是不住人的。一般人住的平房，即使房倒屋塌，伤人总是有限，古代又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学堂，各级官学，从府州县学到太学或者国子监，都不像今天这样集中上课，私塾则在老师自家的后屋就可以办，三五个人，咿咿呀呀读书，断然不会像今天那样，一个学校成百上千人聚在一起，教学楼还往往超标高建，质量不好，一垮塌下来，一堆人压在里面。除了学校，其它的公共建筑，埋人的可能性也不大，看戏的剧场不少，多半是露天的，只有唱戏的台子上有顶，其它地方空空如也，如果正在看戏，赶上地震，大家一哄而散就是。加上古代的城市，规模没有今天大，人居住的密度，也大大小于今日，因此，即便赶上强震，震中赶巧在城市，死的人也不会很多，虽然历史上强震的记载，也相当可怕，动辄说“压毙男妇无算”，但“无算”到底是多少，其实不好说。

那年月，很多时候，两国交兵，杀死对方几百人，也称无算。以离近代最近的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为例，虽然也说死人无算，但灾后并没有发生大的疫情，在救灾和善后工作都谈不上的古代，这种情况说明死人不会太多。

不过说起来，古代的建筑，按理说没有今天的条件建得更坚固，因为没有钢筋混凝土，不过砖木和砖石结构而已，材料间彼此的黏合，最坚实也最奢侈的也无非是用糯米汤，碰上强震，多半顶不住。可是，有些特别的建筑，还真就特别结实，比如赵州桥，1000多年了，经历多次强烈地震，至今依然巍然不动。北京的皇宫也是如此，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大地震，民房倒塌无数，皇宫却纹丝不坏，只是考虑防备万一，才劳驾皇帝从宫里搬出来，住进帐篷。

古代救灾设备有限，医疗条件更有限，因此，地震到来，政府基本上不作为，负责任的地方官，顶多维持一下灾后的治安，协助民间组织处理掩埋一下尸体。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也不高，并不指望他们做更多的事帮助灾民，如果有地方官做了一点，很可能会被老百姓总惦记着，活的时候立生祠也说不定。其实，那个年月，倒是水旱蝗灾，对于国家和百姓，威胁更大，政府的防范和救助力度也要大得多，摊上这种灾害，地方官必须卖力救助，否则会被追究。因为这样灾害，往往会造成大规模的民生问题，弄得不好，就会危及统治的稳定。

与政府对地震灾害的基本不作为相比，地震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度却相当之高，按道理，只要在统治区域之内，哪怕一点小地震，都是要被记录下来的。这种事，由皇家的天文兼历史记录的部门来管，具体地说是有太史管。张衡发明地动仪，不是为了预报地震（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的记录地震，因为他老兄，就是官拜太史令的。

显然，在古代，地震和日食，彗星出现乃至月蚀一样，都属于一种象征性的灾异，属于上天对地上统治者的一种警告。当然，地震可以造成某种具体的伤害，而日食和彗星则没有，但它们的出现，基于自身文化的某种因素，引起某种恐惧的联想，则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地震才如此地被高度关注，关注之后，却又基本无作为。天人感应的学说，是董仲舒老先生总结出来的，但在他之前，统治者也大体是这样认为的，史书上记载，每逢日食，天子都要换上一身素，戒斋若干日。只要接受君权神授的学说，就得随时忍受时不时上天垂儆这种难受。

说不作为，当然也不尽然，皇帝和大臣们自我检讨肯定是会有的，如果地震足够强烈，臣子的奏章一定会如雪片似的飞上来，皇帝肯定装模作样地下诏书，检讨一下近来的过失，如果赶巧刚做过某个亏心事，那么就会赶着纠正。有的有心计的皇帝，也许还会借机整顿一下吏治，把某些令人讨厌，但又没有什么办法赶走的大臣赶走，或者趁机改变某些政策。不是对所谓救灾不力的官员下手，也不用追究制造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整顿，找的都是所谓据说作为令上天不愉快的官员的茬。一个象征性的灾异，对于聪明的统治者，就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机会。自然，通过这些检讨和反思，受灾和没受灾的老百姓，也能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毕竟，人家贵为天子，都自我批评了。

什么时候都一样，政府有自我批评，比没自我批评要好。

地震 态度

古代中国，地震和日食一样，都属于标准的上天垂儆性的灾异。按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地上的人做了点什么，上天会有感觉，做好事，则风调雨顺，做坏事，则降下灾异。首先要负责的人，是皇帝。因为皇帝虽为天之子，但其实不过人之头，作好作歹，老天第一个要跟他算账。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并不严格地按照董老夫子的规矩来，地上的人做了坏事，上天未必会降灾，反过来，有时感觉做的不错，灾害却不请自来。

康熙是历史界公认的不错的皇帝，但在他的时代，北京附近却发生过一场烈度非常大的地震。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初九，京师地震。惊天动地，“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地震波及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当然包括今天的天津。还引起了海啸，通州宝坻等地，遭海水倒灌，被灾尤重。据台湾高阳先生考证，地震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史稿》记载有误。不过不管怎样，此次大地震，的确是唐山大地震之前，京津唐地区最大的一次地震。大震发生过后，据时人记载，又连续发生四十次余震，没死的人，都露宿屋外，皇帝也不例外，不得不委屈住了帐篷里。

然而，让人感到多少有点不对头的是，地震发生之际，恰好康熙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同时开“博学鸿词”科，收揽明朝遗臣，于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属于史家于情于理都该歌功颂德之时。很明显，老天爷这回冤枉了他老人家的“儿子”，弄错了。

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天灾未必会在人惹祸的时候恰好降下来，就像民间传说不孝子都会遭雷劈一样，其实被雷劈死的人，未必都干过坏事，只要大雷雨天，在大树下躲雨，就差不多该到寿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敢怀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尤其皇帝不敢，也不想，因为一怀疑，自家“奉天承运”也会跟着出问题。

因此，无论老天是否弄错了，没人会跟天计较，如果是在汉朝，也许还会有人怀疑，此时是大兴程朱理学的大清，估计大家连想都不敢想，人人都在自家身上找原因，皇帝也是如此。

于是，皇帝的罪己诏出来了，在虚虚花花的自我检讨之余，居然开列了国家的六桩罪过，六桩罪过，件件都是大臣们惹的祸。从满汉大臣到诸王贝勒，从领兵将帅到满洲的包衣奴才，从外官到京官，一个都逃不掉，言外之意，地震都是这些人欺压百姓招来的。与此同时，皇帝还广开言路，号召臣子们在提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也提一点批评意见。

就这样，一场灾后的反思检讨运动开展了，所有有资格说话的大臣都在找不足，不足也就真的被找出来很多。显然，即便所谓康熙盛世，国家一样问题多多，三藩之乱虽然平了，但平乱过程，官军和叛军，都一样杀良冒功，战乱对百姓的扰害，跟遭了灾也差不多少。各地官员，趁着战乱，中饱私囊，欺压良善，也不少见。开特科取士，得意的，也无非是若干文人学士，前明遗臣，干老百姓底事。煌煌的文治武功下面，不那么煌煌的事，还就是不少，检讨一番，此后一段时间，至少国家的吏治还真的清明了不少。

当然，这种反思和检讨，很像是郢书燕说，人跟老天错会了意，借着原本跟吏治不相干的灾异来说事。不像今天这样，去检讨防灾的措施，救灾的体系，如何加强灾情的预报等等。然而，这样的错会意，老天并不见怪，而这样的检讨，对于国家，对于百姓，却是有好处的。地震是天灾，面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能做的，除了行动，关键是态度，人的态度，对人渡过灾难，以及灾害重建，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面对灾异，人要反思。即使在迷信氛围里的反思，对国家，对黎民百姓，也有好处。

改革的危局

--与清末新政的比较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话来说，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顾起来，观感相当不错的一场改革，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情势，似乎比那时还要紧张，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万起，而2007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9万多起，2008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即使扣去两个时间点的人口差异，现今的社会骚乱的频度，也相当惊人。

从总体上讲，清末的政局，的确跟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2亿4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6、7千万两。这么大的国家，一年不过1万余起民变，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社会相当稳定，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烂之时。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当下中国国力强盛，但危机并非不可能发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权力收回到满族权贵手里，尤其是到皇族手里，具体表现是驱逐袁世凯和组织皇族内阁。将袁世凯赶回老家，一般说是摄政王载沣为了给他的哥哥光绪皇帝报仇，显然这种解释过于肤浅，以载沣为首的满族少年权贵，主要是为了褫夺袁世凯的权力，尤其是要将当时作为中央军的北洋六镇，掌握到自己手里。组织责任内阁，原本是立宪的准备，但12个内阁成员，9个是满族，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无论谁来解读，都是一种赤裸裸的收权之举，实质上是犯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大忌--权力的世袭。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尤其是实行科举制以来，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谈，也是传统。官员的世袭就成为一种政治忌讳，犯了这种忌讳，等于阻塞了社会底层精英的上升渠道，对于社会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害处。另一个错误，是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政府来，具体表现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矿权。收回各省修建铁路的权力，在技术层面也许有道理，但从当时国家权力结构而言，却跟收权到满族亲贵一样，属于一种“倒行逆施”。

自所谓“同治中兴”、湘淮军兴起以来，清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已经改变，经过漫长的洋务运动，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地方势力的壮大，已经从督抚专权发展到了督抚与地方乡绅主导的自治运动合流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不仅满人的权势早就萎缩到了非靠汉族名臣和绅士才能勉强维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势力的壮大，根本就是无法逆转的。新政时期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整个国家官、绅、商、民空前一致，对于作为主导者的汉族绅商而言，立宪，无非就是进一步分享权力，将原本作为谘议的谘议局和资政院，进一步升格为正式的立法机构，从而名正言顺地掌控整个国家的命运。

显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族少年亲贵，少不更事，用鲁莽的收权之举，开罪了所有最不该开罪的人，才导致了清朝的脆败。不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么有力量，而是满族亲贵犯了大错，没有人肯帮他们了。清朝的变革，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的话，到1911年已经历经40多年的历史，中间清政府已经犯过两个重大的错误，中止百日维新和提倡义和团，这样两个重大错误犯了之后，不仅要对外付出巨额的赔款，国家主权被严重侵蚀，而且使得自己当政的空间变得非常小，没有再犯错的余地。

说起来，现在的中国政府，也有点类似于当年的清政府，犯过改革过程中倒退的重大错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缩小了国际空间。而且类似的中央政府收权之举，也做过了，所谓的分税制改革，就是如此，这种收权，在某种意义上，比当年收回路矿权，力度还要大。另外，部分的世袭制复辟，也不是没有，所谓太子党的问题，在今天，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重现于政治领域。

但是，现在的中国好像没什么事，西方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多数甚至比中国人自己还要乐观，当年宣称中国崩溃的人，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销声匿迹。很明显，现在的中国，跟清朝新政的时候，还是存在着非常大区别。在当初，即使戊戌维新失败，但是新政期间，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了改革的激情，在进化论的信仰下面，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立宪运动中坚力量，绅和商，一个要求分享权力，一个要求破除旧制度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障，热气高，干劲大，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诉求，而且斥诸直接的行动。但是，在1992年开始的第二轮改革中，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民营业者在甩掉了束缚之后，发挥出巨大的反弹性的能量，使得中国经济在停滞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有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人压抑几十年之后的能量超常释放。在某些时段，体制内官员和民营业者的物质主义追求，在发展这个概念上，找到了惊人的契合点，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制度障碍，都可以通过非正常途径加以绕开，这就是为什么体制内贪腐横行，而众多民营企业家缺乏制度变革动力的缘故。甚至在官方有意怂恿制造所谓“原罪”话题，把祸水引向他们的时候，居然毫无抵抗。而所谓体制内的运作，则难免官商勾结的外界观感。因此，在民众中声誉相当不佳。跟他们近代出现的企业家前辈，根本无法相比。但是，物质主义的快速发展，有经济理性，却没有理想，整个社会在物质和肉欲横流中，很快堕落，也很快陷入疲态。整个社会没有理想，缺乏思想，没有灵魂，更失去了方向。

这一点，在第二轮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的走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吸取了那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的教训之后，在官方有意识的倡导和收买下，体制内知识分子逐步在专业化的旗帜下，走向象牙塔或者市场，追求具体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虽然说，在专业方面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国某些领域的学者，学问开始做的比较像模像样了，但是却整体性地丧失了针砭社会批评政府的道义担当，在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集体噤声。特别是一些走市场的学者，走得过于远，甚至不惜直接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言所行，极大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声誉，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起码的信誉，导致他们跟民众脱节。如果说，当年的士绅还可以引领民众的话，那么现在居主流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却声名狼藉，变成了民众嘲弄恶搞的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体制内没有真正的左派，也没有真正的右派，多数人无非是借左和右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好处。知识化的官僚群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确大幅度增加了，但第一轮改革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却消失了，演变成另外两派，一是逐利派，一是听话派，前者为了“发展”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后者最大的目标，就是千万别在我的任上出事，两者的内心想法，都是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裂痕。

但是，这种局面，并不意味着现在的中国，就不存在危机。事实上，中国的危机隐患早就存在，只是爆发点后移而已，后移的危机一旦爆发，破坏性可能更大。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至少存在三大隐患。第一、官僚机器锈蚀，效率低下，官员阶层整体上呈疲态，缺乏维护体制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对体制的认同已经降到了最底点，没有人对消除社会危机操心，只求平安度过任期。第二，民众的不满日益增加，所谓三大民生难题，医疗、住房和教育危机，迄今为止，没有缓解的迹象，民众的社会保障也解决无日。官商勾结，侵占农民，甚至普通市民房屋土地的问题，虽然三令五申，但在地方政府自我牟利强大动机催动下，也不大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官民冲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能愈演愈烈。特别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虽然体制内知识分子不予参与，但一代草根精英却在成长，逐渐成为领袖，由于网络的存在和普及，使得这种精英替代过程加速。只是，草根精英具有更加激烈的色彩，往往易使群体反抗呈现走极端的态势。第三、统治者中共高层的权力权威指定的交接模式，随着强人政治的过去，庸人政治的到来，难以为继，今后体制如何交班，蕴含着体制内部的巨大危机。

人们都知道，自改革以来，由于上层有意搁置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得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完全依赖经济的高速发展，此番经济危机，有很大的可能，会使中国的经济战车驶入慢车道，这样的话，原先积累的所有问题，都会爆发出来，原来的官员共同体，会出现裂痕，原来奉行犬儒主义的知识界，也会出现反弹，而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工商业者，在进一步发展遇到制度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且当局总是试图将他们作为民众不满替罪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制度变革的欲望，同时，为了解决接班问题，中共党内会尝试设计新的机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出现新的动力和契机。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或者说在经济危机下更有被剥夺感的民众，在草根精英的带领下，是否能给这个国家以机会？如果当局见机早，动手早，也许还可以，但如果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再想亡羊补牢，可能就晚了。

民国的三个面相

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的国家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当然，准官方的民国史是有的，是由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出头主编的，但没有修完，就草草收兵。新时代的官方似乎对原本该民国修的，而且民国时期已经完成初稿的清史更感兴趣，砸下数亿巨资，有文化部主导，有专门班子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纂之中。

跟官方对民国史的冷漠相反，民间却对这段历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的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诱人。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甚至有人说，中国最好的政府，就是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

无疑，民国史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长，也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100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100多后依然还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扞格和话语吊诡。

一、信仰纠葛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搀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的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庚子义和团事件，这种怎么都看来都够愚昧够野蛮大表演，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20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的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内独裁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而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把袁世凯称帝，仅仅看成是个人野心的产物，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客观上，这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最终能落到地上，明显受到了舆论的鼓励。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的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即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通知者一样，这种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的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令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止为外人西南军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宦、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就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二、制度扞格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王奇生的研究证明，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就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民主制度，依然起作用。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的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报纸，抓人入狱。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作为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三，话语吊诡

进入现代以后，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稍有变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它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阶级理论在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而且太没影响。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我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中国的阶级话语，以毛泽东的论说最为典型，他1926年在国民革命期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文，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式的阶级话语的特色，其精神一直贯彻中国革命始终。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几乎所有的阶级划分，都是以占有的资产来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而马克思主义原意所强调的先进生产力尺度，反而被淡化了。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首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它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三，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区区200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300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2000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的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 、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的强大，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差不多一半。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98％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游民阶层的革命性，认为这些盗匪流氓，“很能勇敢奋斗”，只要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但是，毛泽东对学生的判断，却很灰暗，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反动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也会很快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去的。

显然，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其实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到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尽管经过多次错误肃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在后来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其实是游民和所谓半无产阶级，被划为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倒往往沦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来抵抗革命。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不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却没人乐于修正，而且也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显然，阶级分析，只是一种切割社会的工具，只要切得开，而且把革命搞起来，在血与火中，行动起来的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巨大的对立和对抗，至于切的准不准，是否恰如其分，其实并不重要。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决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另外吊诡的是，据尹钛的研究，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对立面的国民党人，事实上一直跟共产党人使用阶级话语，也一样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和豪绅阶级。国民党的左翼改组派这样喊，国民党的主流蒋介石派也这样喊，连国民党的史学家，陶希圣等人写历史，也遵行包含有阶级分析的唯物史观。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如此，国共分手，斗得你死我活时也如此。话语被对手引领，从某种意义上是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宣传上，总是占下风。敌对的双方，使用同一种话语的结果，使反叛者的行为，有了统治者赋予的合法性，最终方便了谁，不问可知。

四、结束语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其实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止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而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和认识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从历史看现实

--考察现代中国的法制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速度迅猛，法学教育发展很快。当政者有两大初衷，或者说两大改革路径，一是通过经济改革，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进而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就是通过法制来迂回解决政治问题。因此，当今社会科学两大显学，一是经济学，二是法学。我一不懂经济，二不懂法律，在此，没什么可谈，也没资格谈什么。好在我懂一点历史，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一点古代的法律状况，做一下对比，好让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法制进展到了什么地步。

一、古代的法，其实是刑，主要是为了治民的。以刑来威赫那些莠民，不良的民。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那是春秋之前的事，封建制度下的事。但刑在任何朝代，都主要是针对治民而言的。传说黄帝做五刑，没有确切证据，但自春秋郑国子产铸刑鼎以来，针对平民百姓的刑或者说法，开始公开化。无论以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刑和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在侧重上有所偏重。地方官员，主要的职责，就是理刑狱，很多朝代，地方不设专门的司法官员，由地方主官兼任。地方官治理状况，主要通过刑狱的指标来考察，司法从属于政务。

二、古代的法律，其目的不是维护正义，而是为了维持秩序，所谓礼的秩序。他们把所有的犯罪，都理解为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而惩罚罪犯，主要是为了让秩序重归有序。这些秩序，小到家族伦理，大到王朝国家安定。所以，经济犯罪，不是大罪，所谓婚户田土，细事。而伤人，犯奸作科，伤及伦理秩序者，必须加重刑责。凡是死人的事都是大事，因为人命直接损害了伦理秩序。王朝和国家的秩序，是最高的伦理秩序。

三、古代在法律面前，法定的人与人不平等。说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是不可能的。长幼尊卑，适用法律不同，量刑各异。即使清官大老爷，对于这种不平等，也严格执行。对于贵者，有八议，议亲，议贵等，有免死。对于长者，有减免，有严重不平等的刑求。

四、古代的法律，从制定到执行，一直难以免受伦理道德的影响。只要道德上占据制高点，私刑和血亲复仇，就可以逃避刑责。当社会主流道德与意识形态合一的时候，以政治意识形态代替法律，是常态。西汉有以春秋治狱之事，东汉则以五经断狱。经学大师都有以儒学经典断狱的专门著作。直到清代，地方主官审理案件，依然有强烈的儒学意味。

五、古代由于存在不能触碰的意识形态禁区，因此，程度不等地存在文字狱，言论获罪，是理所当然的。决无言论自由的道理。文字狱可以深挖到日记，书信。

六、古代社会，案件的侦破，可以严刑逼供。刻意追求口供，把刑讯当成逼供破案的必要手段。

七、古代司法是政务的一部分，司法人员是政务官的从属人员，有司法官的时候，司法官从属于政务官，没有司法官的时候，则只有司法办事人员（胥吏），一切有地方主官定夺，包括司法人员的生杀予夺。

八、古代一方面有慎刑的传统，死刑复核归最高统治者，但另一方面，地方官可以通过另类的惩罚，致人死命，比如站笼。监狱的黑暗，也使得瘐死狱中者数量很大。

九、古代没有人身和财产保全的严格法律规定，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抄家籍没，株连都会发生。在皇权面前，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是脆弱没有保障的。

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法制还是有进步的，不仅比古代有了进展，比起改革前，进展更大，至少，我们大体建立了现代法律体系，不仅有了刑法，还有了民商法，还有国际法，人家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我们在司法的形式上也有了进步，至少，我们不再让原被告下跪了，我们不再公然以政策代替法律，用运动代替法律，也不搞严打了。另外，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有了律师，而且律师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我们的法制，还是有很大缺陷。司法还不能独立，而且从目前看，希望渺茫。讲法律还是讲政治，党大还是法大，其实并没有答案。司法从体制到意识层面，受到很大的干扰，不，或者说支配。整个国家机器，没有法制精神，社会就不必说了。依法治国，还是一个美丽而且虚幻的口号，法律在官员眼里，还是治民的工具。法律上的不平等，也无所不在。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两大显学，都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都遥遥无期。看来，无论法制还是经济，都离不开政治。未来的道路还很遥远，诸位，任重而道远。

脆弱的人，难免神经过敏

在近代历史上，土耳其（当时叫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当时是大清国）堪称一对难兄难弟，当年都是大国，却都挨西方的欺负，老被敲打，国土一块块被切下来，分出去。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要想自己国家不被人家当“遗产”（当时真有“奥斯曼遗产”之说）给分了，唯一的出路，是学习自己的敌人，实行变革。可是，土耳其在最关键的世纪之交的30年，摊上了一个头脑顽固的苏丹，阿不杜拉?哈米德二世，不仅恩将仇报，将开明的首相杀掉，而且将已经立宪的制度废掉，拒绝一切改革，一批又一批地把主张变革的人赶出国境，眼不见心不烦。结果呢，奥斯曼帝国真就成了遗产，稀哩哗啦就被分了，等到1909年他被赶下台国家再次立宪的时候，土耳其国土已经十去其九，欧洲部分快丢光了剩下一个角，而阿拉伯领地，也跟丢了差不多，名存实亡。苏丹皇族，也因此丧失了维持君主立宪的地位的可能性，过不了多久，就只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流亡他乡。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声不好，因此，传下来有关他的说法，都有点漫画化，说他糊涂颟顸，不理国事，胡乱杀人，其实，这家伙固然保守顽固，但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不会总是他杀人逐人，而不是人家对他下手。扶他上台的开明首相米德哈特帕夏，居然被他反噬，丢了性命，可见此公身手不凡。

从来都是这样，不愿意变革的有权人，不见得不聪明，只是在认识上有误区，这种误区，具有全球的通用性--觉得变革会导致自己家族的地位不保，家天下的局面，家与国并不一致，国兴如果家亡了怎么办？这一点，中国当初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是保中国呢，还是保大清？兴许中国保住了，大清就没了。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想变，对变革高度敏感，担心所有可能引起变革的思想和信息，有那么点意思非封既堵，下面的人，自然跟着他神经过敏。有一次，土耳其海关官员，惊慌失措地扣押了一批进口的发电机，他们发现，这些古怪机器的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每分钟能“革命”好几百次，这还了得！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海关官员是把旋转revolve，看成了革命revolution，自己家白日见了鬼。这些官员的英语，看来是没学好，上面有这样一个苏丹，也没法学得好。此事刚刚平息，一些官员又有了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新发现，他们不幸发现了在土耳其外国学校的化学课本，觉得课本里的化学符号，很可能是某种密码。这样的官员，实际上都是为苏丹负责的忠勇之士，因为负责而且忠勇，所以才疑神疑鬼。

其实，当年的土耳其的苏丹，跟同时代大清的皇帝太后比起来，至少在某些方面，算是要开明的了，枪炮买进，工厂照开，西洋来的享受，全部笑纳，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御照，居然一身洋装，而且跨着西洋指挥刀，同样的装束，“我大清”的皇帝，直到江山丢了，小皇帝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做满洲国的皇帝时，才会有。这种断发易服的变革，土耳其的皇帝不怕，但中国皇帝怕，土耳其皇帝怕的，当时中国皇帝倒不那么敏感，清廷新政时期，立宪的鼓吹公开化，革命的思想也到处流行，朝廷也禁，但禁的马马虎虎，网漏吞舟，连自己的“国军”将士，都可以在军营里大模大样地阅读关碍文字，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洛阳纸贵，私下里到处都在卖。只有轮到国民党当家的时候，在那些新闻检查官那里，才可能发现苏丹式的神经过敏，犯病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碍国家安全，于是让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开天窗。

跟土耳其宝贝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犯神经的同时，中国犯类似毛病的，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某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看见外国工程师在装电线（电报线），就疑神疑鬼，觉得这电线说不定会把小孩子的魂弄走，看见照相机更是觉得照一次相，就被摄一次魂，因此那个时候拉一个乡下人去照像馆，就像进刑场似的。教堂做弥撒时用的红酒，老乡觉得是人血，吹的洋号，被当成挖眼睛用的铜管。如果闯进洋人开的医院，发现用来教学的蜡人，就更了不得了，一定会被当成杀人后制成的人腊。总之是民间有关洋人的流言满天飞，洋人就是妖魔鬼怪，实实在在大吃活人的妖魔鬼怪。

一个怕外人的思想，一个怕外人的行为，本质上，其实差不多，怕，都是因为心里有障碍，担心既有的秩序被破坏，而未来的局面又不可知，怕的就是未知，未知才不敢变，拒绝变，越是拒绝，心里越脆弱，怕到极致，才神经过敏。

这个创疤揭不得

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是至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运动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更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警察出面，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人人自觉地卖出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运动就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尽心尽力地演出，这一场扮演整人的，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剧场里不分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只有两种人，一种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种是百分之五的坏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为了争取让自己被归在那百分之九十五里，都得拼命地表现，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显露出来，就同声讨伐，越是站在边缘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积极或者说激烈，背后的告密，也越是动作频频。

运动是个绞肉机，这个机器的动力，居然有部分来自于被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机器之中，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努力表现，你可以爬出来，变成那百分之九十五。于是，背上打了红字的人，就拼命地爬，拼命地劳作，百倍的努力，万倍的辛劳，同时也拼命地检举揭发告发同类，用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果敢的行动，向机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实跟他们是一类人，原不该经受这样的磨难。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环顾四周，都是横眉冷对，同仇敌忾，所有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认为就是你有罪，群众的声音，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不起。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创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它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创疤，这个创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呀，也么哥。

想起了我们的昨天

一向令我们某些人向往的古巴，在领导换人之后，似乎要改革了。第一个消息，政府允许民众使用手机，第二个消息，政府允许民众可以住高级宾馆。这不意味着政府会出钱给老百姓买手机，也不意味着老百姓住宾馆，要由政府来买单，仅仅是说，老百姓如果有钱的话，可以这样消费了。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消息，很有点历史性，不加点说明，年轻人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的。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句流行的口号，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我们可以说，古巴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昨天其实刚刚过去，在那个昨天，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涉外的场所，内宾不得入内，有宾馆，有商店，还有某些只对外宾开放的旅游点。那个时候，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流通货币，叫外汇劵，跟人民币似的，元、角、分俱全，但必须有外汇，也就是美元、英镑、港币之类的货币，才能换到，有外汇劵，才能在那些我们这些内宾只有资格隔着门缝往里看上几眼的地方消费，如果有不识趣的，硬要讲各国人民一律平等的死理，那么多半会被请到你特别不乐意去的地方去，还要通知你的单位，回到单位，你就有吃不下的好果子吃了。解放前，中国人传说，在上海的外滩公园，挂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所有人闻此，都很愤愤。其实，即便这个牌子真的存在过，我们号称自己当家作主之后，在更多看起来很高贵的地方，其中有些就是当年低等华人根本连门缝挨不上的所在，比如当年的六国饭店，牌子虽然没有了，但实质上，也不过把狗字去掉了，多数的华人依旧不得而入。

其实不止中国，当年苏联东欧国家也如此，只要国门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境内肯定会有只对外国人和境内某些特权人物开放的“特区”。奥威尔毕竟是活在西方世界的老外，没有在这种国家生活过，写出的《动物庄园》，也只是说，庄园里所有动物都平等，某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不知道这种庄园里其实还有另一面--某些外面来的动物也比其它动物更平等。

当然，这个“更平等”，是看在外汇的面子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在社会主义国家更平等，是因为人家的货币更宝贝。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最大的特征是短缺，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过剩。如果换成老百姓的白话，就是人家是富足，我们是贫穷。我们贫穷，国家才需要人家的货币，所谓“硬通货”，来购买我们需要但却无法生产的东西，包括某些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和他们才能看到的西方腐朽的电影。

非常令我们很多社会主义坚定信念的人感到不解的是，尽管我们的制度无比优越，在那些年，凡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接壤的地方，总是我们这边的人往那边跑，绝少那边的人往我们这边跑的，无论我们这边采取什么措施，如何防范，严到使试图一试者几乎活不了的地步，仍然挡不住冒险者的玩命冒险。不用走远，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当年粤港边界的守卫者，就深有体会，那些成千上万冒险跑到香港的人，也深有体会。不用说落后的中国，就算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发达的东德，这边的人，还不是得高筑柏林墙，用电网，狼犬和机枪，来阻拦越来越多的越界者。试图越界者和堵截者双方，在那个岁月，演出了无数的悲喜剧和闹剧，给了今天的艺术家20多年都没有用完的素材。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日子，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终于过去了。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总有些人觉得当年的日子好。这些人中间，有些是属于比其它动物更平等之列，有些则属于对历史没有记忆、或者根本不知道历史，但心怀不满的人。

第一种人是标准的怀旧者。当年这些人能进去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些是老外不能进去的地方，比如内部的特供商店，内部的招待所等等。那年月，连信息的获取，都有差别，级别越高，有权看的东西越多，连今日大路货的《参考消息》，当年一度都是某些级别的人才能订阅，级别再高一点，则可以看到信息量更大的《大参考》，某些最幸运的人，可以看到专人翻译和专门机构提供的国内国际资料，即所谓的“内参”。

今日中国，特权还在，但过去建立在短缺基础上的金字塔，已经变了模样，有权的人们，更在意的是自家权力换取的物质和货币的好处，因为只要有了钱，自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挥金如土，把欧米嘎手表，成打地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比较自家的供应本上，比别人多几斤肉或者糖。但是，人对优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过去那种等级森严的金字塔，要有更强的秩序感、等级感，只要爬上某个等级，当上某级干部，相应的待遇就有，就可以傲视比自己等级低的人。不像现在，一个股级的税务官员，很可能吃穿度用，比一个厅局级的统战干部都要好上一千倍，出门，也威风一千倍。同样，今日做领导的，虽然物质上的好处高过过去一万倍不止，但在整治下属方面，却有了遗憾，过去要扁则扁，要方则方的地方，现在有了局限，某些下属，整极了可以逃之夭夭，下海挣钱，一样能活，不像过去，可以发到乡下，可以不给饭票，还可以打成反革命、右派，或者诸如此类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一毁，就毁人一家子一辈子。过去给领导提意见，二话没有，就是右派，现在领导把发狠，发手机短信“诽谤”自己的人抓到局子里，一不小心风声走露，自家的乌纱帽居然会有危险。

因此，说今不如昔者，其实也有道理，不是简单地揣着明白装糊涂。跟着起哄的，多半心里有气，这也难免，因为特权也罢，大权也罢，权力还是横着使，每时每刻都在伤人。被伤着的，不懂历史（这是我们国家教育的特色），难免受到特权怀旧者的蛊惑，觉得过去实在是天堂。他们不知道，真要把他们扔到过去，这些人也无非是给金字塔垫底的。

过去的好日子，现在还有两个古董式的样板，有一个好像不想当样板了，还剩下一个，建议国家组织各色怀旧者，抓紧时间，去参观一下，免得以后看不到了，大家都遗憾。

大理帅府

在闹长毛的时候，中国最有名的人，是洪秀全，而与此同时，在大理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人，是杜文秀。这是两个造反头子，一大，一小，小的自然是杜文秀，杜文秀据说还一度奉过太平天国的旗号，当然，跟当时大大小小遍地起哄扯旗造反的团伙一样，这不过是借势的空名头。苦命天子咸丰的天下，遍地烽烟，杜文秀是其中较大的一股。洪秀全和杜文秀这两个造反头子，经历倒有几分相似，都是读书人出身，喜欢舞文弄墨，杜文秀比洪秀全要强一点，已经考上了秀才，在当地是算个乡绅，从留下的文字看，虽然都有八股味道，但杜文秀似乎比洪秀全要略胜一筹，至少引经据典多一点，拽文的时候，文理尚通。

据史料记载，杜的父亲是回民，母亲是汉人，考秀才时，受到典试的学政赏识，要他改回归汉，由父杨改姓母姓杜，他和父亲都能欣然接受，说明他和他的家族，跟清政府有相当的亲和度，这样一个乡绅，最后变成造反的大元帅，显然当地愈演愈烈的回汉冲突有关，也跟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地方豪强（包括回民豪强）趁机起事割据有关。在太平天国大闹起来之前，即便回汉冲突已经波及到了自己家里，杜文秀还是选择逐级上控，最后赴京告御状这种体制内的解决方式。最先起事者，其实并没有他在内。

杜文秀起义，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一向占有相当的地位，不过，即使在大理，现在的人们，几乎已经快把这位大人物忘了，当地的旅游路线上，显然没有像武昌那样，把辛亥首义的军政府作为重点推荐的地点，几乎没有一个旅游团的导游，会给游客介绍去看当年起义的遗迹。其实，杜文秀帅府地处大理古城的显眼地带，却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在里面泡了一个上午，只见到两个游人，而且还来看古代陶俑的艺术人（元帅府也是大理博物馆），对杜文秀一无所闻。

杜文秀的元帅府很气派，在杜文秀打下大理之前，是云南提督的衙门，就像洪秀全的天王府，是两江总督衙门一样，以现在仅存的衙门，其规格建制略小于现存于保定的直隶总督府，但显然要华丽得多。不知是杜文秀占了窝子之后加以改建了，还是大理这个地方的人善用砖石，喜欢雕饰，房子本来就修的漂亮。

当年的元帅府，现在的博物馆，有一个展室是给杜文秀及其起义的。不过，看来杜文秀的起义，留下的文物不多，无非几把长刀、三股叉，两门土炮，到底是不是义军用过的，其实很难说，其中至少有一柄大关刀，估计是关帝庙的旧物，是泥胎周仓手里的家伙，跟起义军肯定关系不大，大刀不仅沉的吓人，而且压根没有刃口，刀刃比一般的刀背还厚。杜文秀义军，号称白旗军，但展室里连一面白旗都没有。但有意思的是，展室里，杜文秀留下的文书倒是蛮多的。一般来讲，纸制的文物，保存最难，但大理有关杜文秀的亲笔书信、文稿，讲演记录，却相当多。这些文物，在我看来，真的假的都有，有些假货，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展品中一个名为杜文秀在“民情访查队”出发时的讲话的文件，上面居然有“帝制已除”，“清朝残余势力”，“土豪劣绅”等等民国时才会有的提法，而且通篇讲话，全然现代人口吻。一份判决书，上面居然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语，“革命”，“反革命”，甚至“反革命叛徒”之类的话，也随处可见，怎么看都不像当时人说的。而且看展品说明，说杜文秀的民情访查队，很像是后来八路的工作队，下乡去访贫问苦，打倒土匪恶霸，发动群众来着。

当年中国历史的研究，厚今薄古，而所厚之今，又以农民战争为首的五朵金花最为灿烂，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几十年雄踞史学塔尖的显学。只是显学之显，不仅在于重视，而且在于美化。然而，不幸的是，文献上留下的东西，恰好丑化居多，于是乎，研究者开动脑筋想办法，动手动脚找材料，访谈口述，甚至带着倾向访谈口述。征集文献，文书实物均可，最有意思的是，人们在研究或者写文章歌颂农民起义的时候，往往带着一个暗含着的框子，有意无意，以红军、八路军的影子来套那些当年的草莽英雄，红军八路军发动群众，农民起义军也发动群众，红军八路军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义军也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农民起义军也秋毫无犯。就像某大作家写李自成一样，写着写着，李自成的老八队，就变成了老八路。最后，连征集来的文物，访出来的口述史，都个个乎合当代研究的调子，从口气到内容上，都越来越革命。

由于比照红军八路军，所以，研究者对于农民起义队伍的革命性要求慢慢高了起来，一遇到投降行为，就大蹙其眉头，大批叛徒，李秀成自述一问世，叛徒的帽子就扣上了，辩解者也无非说那是李自成的权宜之计。同理，当人们从英国档案里查出杜文秀曾经向在缅甸的英国人献土求救的信件时，对这个起义领袖的歌颂，立即降了调。其实，就像农民起义很多无非是借以取得招安的台阶一样，革命或者叛徒，根本不在他们的词典里。同理，在清军大兵压境之际，为了自保，杜文秀的求救也很正常。一些由下层民众组成的政权和团体，没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又有什么感到奇怪呢？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

“历史可以当饭吃吗？”自从干了教历史这行之后，老有人问我这句话。每次问，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能。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这样回答，还是有点不妥。的确，历史不是包子馒头，没法抓起来就吃，解不了饥，顶不了饿，但是历史跟吃饭，还是有点关系。

历史对于人来说，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甚至人类整体，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记忆。试想，如果我们有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失忆了，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我们怎么生活呢？也就是说挣饭吃就有了问题。推而广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全人类，也是如此。只是，这种失忆，一般不会发生，所以，人们对于历史，也就不那么在意。其实，完全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不学历史，但你自己家族的历史，你自己学习的历史，对于你从事行业的记忆，都无时无刻在影响你，左右着你谋生的过程，干预着你的生活。

与此同时，尽管在当今之世，聪明的学生在家长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乐意学历史的，即使像北大历史系，也招不到好学生，录取分数段，也是北大最低的。但社会上对于历史的消费，却异常旺盛，但凡历史题材的电视，电影，小说，以及最近大热的通俗说史的故事书，都很有市场，可以说，除去教材，真正由读者自掏腰包买的书籍，最大量的，就是这类东西。更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些通俗历史的写作，很多居然是由当年避之惟恐不远的某些金融证劵和海关界人士书写的，显然，相对于自己从事的专业，他们对于历史的阅读，兴趣更浓些。

当然，大众对历史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享受，他们对古代才子佳人的兴趣，在本质上跟对现代的才子佳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从古代就这样了，古人的说书唱戏，总免不了讲史，真实与否，一般没有人在意。不过，在众多的历史消费者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艺人的演义，怀有追索真相的冲动。应该说，在现今，这种冲动更加强烈了。这说明，了解历史，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本能的一种冲动。

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界，的确无法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历史界虽然已经有部分的人开始步出以往阐释意识形态窠臼，不再满足于为领袖的言论找历史的证据，不再因为领袖一句话，打造历史研究的一朵“金花”，整个历史界，一共五朵金花，都跟领袖的话有关。但是，还是恪守家法，不肯越雷池半步，做明史的，不能碰清史，做清朝前期史的，不能碰晚清史，至于社会科学，更是不能沾惹，沾惹了就是离经叛道。一方面考据功夫不到家，一方面除了考证，又做不了其它事，无法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

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样狭隘的历史叙事，也是言语乏味，别的学科，也许还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奥的本事，历史界连这样的玄虚也玩不了，文字谁都能看懂，就是没有意思，干瘪，乏味，没有创意，也缺乏思想。有人讽刺说，这样的学术研究，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作者本人，一个是杂志的编辑。这样的历史，的确跟大众的吃饭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书写者自己的饭碗有点干系，不写，完成不了所谓的科研任务，也许就评不上教授了。

过去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求真相的冲动，却也同样无法止息，正像我们不能把产品的检验交给每个消费者一样，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理所应当是每个做历史的人天然使命。把你探索出来的真相，告诉大众，把你理清的历史事件的逻辑线索，告诉大众，把完整的历史故事，讲给大众听。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更清晰，饭，也会吃的更香。

历史民间叙事的离谱与功效

中国人有历史的情结，读书人自不必说，贩夫走卒愚夫愚妇，也喜欢听人讲史，看人演史。因此，说历史的事儿，就不是太史公之流所能垄断的，史官录正史，士大夫写野史，民间不入流的小文人、说书人则讲稗史，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道听途说，添油加醋讲故事。这就有了历史的民间叙事。

民间叙事跟正史不一样，离事实也很远，闹到张飞打岳飞，关公战秦琼到不至于，但发挥的非常厉害，一般都会到离谱地步。比如北宋的杨业和潘美，这俩历史上都实有其人，都参与了对辽战事，而且多少有那么点分歧。但是到了民间，俩人被纳入“忠奸格局”，潘美成了朝中的奸臣，而杨业则是抗辽的忠诚战将，一个在前方杀敌，一个在后方捣乱，并由此衍生出没完没了的杨家将故事，拖儿带女，子子孙孙无穷尽焉。以后再碰到外国人打进来，从上到下，都按这个模式解释历史。

湖北钟祥是个小地方，但却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不知为什么，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钟祥人，因此，我得以吃到那个地方的一种名吃--蟠龙菜。这种用猪肉鱼肉加上淀粉和其它的什么东西做成的状若发糕似的东西，好不好吃，暂且不提，但是这个地方名吃，却跟明朝的一段历史有关，甚至跟明显陵也不无关系。钟祥关于蟠龙菜的由来，是这样说的--明武宗驾崩，后身无子，朝廷选择了三个藩王有资格入继大统，其中就有封在钟祥的兴献王嫡子朱厚熜。三个人，谁先到京，谁当皇上。但是三个人中，以朱厚熜距离北京最远。为了能抢在两位两人前头，朱厚熜的幕僚想出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一边放出风来说他因路途遥远，放弃竞争，一边让他扮成囚徒坐囚车赶路。但朱厚熜不能真的吃牢饭，又不能大鱼大肉，于是精明的厨师就做出了有鱼肉其实，却外观像发糕似的蟠龙菜。最终，朱厚熜最先赶到北京，成为明朝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个故事，我听几个钟祥的朋友都讲过，言之凿凿。

其实，真情是明武宗死后无子，按继承的规矩，得找离武宗最近的宗亲继承，武宗老子孝宗儿子，就活下来武宗这么一个，因此，子侄辈指望不上，只好上推到爷爷辈的宪宗，宪宗四个儿子，头两个早夭，孝宗是老三，老四就是兴献王朱佑杭，即朱厚熜的亲爹。因此，朱厚熜是唯一的选项，如果按规矩来，就非他不可。我们都知道，明武宗是个彻头彻尾不讲规矩的皇帝，害的满朝文武找不着北，因此，为了矫枉，必须讲规矩，因此，朱厚熜就这么大模大样地来了，不仅来了，而且屁股一坐稳，就改了迎接他的顾命大臣和太后立的规矩，让他认孝宗当爹，而他的亲爹只能降格为他叔叔（意思是说，朱厚熜是入继给孝宗当儿子）。硬是不从，强行把自己的亲爹追封为皇帝。结果群臣200多人拥在左顺门大哭死谏，据说是哭声震天，门被晃得直响。最后的结果，还是朱厚熜强项，固执己见，把带头闹事的人统统抓起打板子，往死了打，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这就是所谓“大议礼”。大议礼尘埃落定之后，嘉靖皇帝的生身父亲兴献王被从藩王升格为皇帝（追封），因此正在建的陵寝规格升高，变成了显陵。

大议礼议出了显陵，让小小的钟祥在几百年之后，有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对当地的旅游业大有好处，当地的旅游业，自然少不了蟠龙菜式的民间叙事，就像杨家将故事所涉及的地方，都会出现若干遗迹以及传说一样，都在给旅游业做贡献。

但是，这已经是后话了，当年制造故事的人，其实绝对想不到后来还有旅游这种好事，更想不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堂。他们制造故事，无非是对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感兴趣，不肯全然无所作为，束手接受典籍的叙事，多少得弄出点事来，让自己所在的地方跟历史名人沾更多的光，自己也与有荣焉。由于人们对自己身边的事，往往有更多的兴趣，因此这种即兴发挥，就有很多市场，传着传着，故事就便圆了，朱厚熜不知不觉，变成了齐桓公小白，赶着抢位子，皇帝宝座成了槟榔，谁先拿到谁尝。最后的结果是，当地各色吃的用的东西，沾光变成了名吃名品，宣传好了，走出当地，走向世界，弄不好，也会令前来旅游的人们，享用的时候，多少感到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味道。

万民伞的尴尬故事

现在又有人给离任的官员送万民伞了，听着都新鲜。不过，从照片上看，送行的人手里，不仅有伞而且有锦旗，匾，还有一个大大的横幅，可以说是一个古今杂糅的仪式，大有推陈出新的意思。只是感觉送的人少了点，精美鲜亮的旗、匾、横幅和伞，似乎比人还多。

在我的记忆里，万民伞这玩意，绝对属于我大清时代的事儿，那时候，但凡县令老爷离任，都得有万民伞，伞越多，越有光彩。寓意很清楚，有伞，说明此大老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给老百姓遮风挡雨的伞。官声好的，绅民主动送，官声不好的，也得送，不送人家就不走，赖在县衙里不办交代，新官没法子接任，于是就带头劝当地乡绅，咬牙也得送。不过，这种赖伞的事，都出现在平迁或者撤任的情况下，如果产房传喜报--人家升了，那么一般是没人有胆子不送伞的，即使在任时民怨沸腾，也得送，大家心里嘀咕，就当送瘟神好了。

送伞仪式，后来升级了，不仅送伞，伞的质量数量都要有讲究，而且送的时候，要装模作样找若干人“卧辙”，就是躺在路上不起来，不让我们好官走。在历史上，有少数的清官离任的时候，还在真的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车还真的就走不了，极个别的，还真的就接着做下去了。但是，清官总是不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卧辙，无非装装样子，甚至实际上不过是官员自己花钱雇的人，做做戏给人看，尤其是给上司看，表明自家的官声还不错。官声很差，但当地百姓出于真心拦着不让走的事，也不是没有，那是因接任的人，名声不好或者属于从来没做过官之辈，一个饱肚子的走了，换了一个空肚子的来，治下的老百姓，没有人会乐意。

古代的地方官，一是所谓民之父母，二是所谓牧民之官。作为前者，是说老百姓是官老爷的儿子，听起来很亲切，连累现在很多地方官依然自称父母官，其实，古代社会的儿子，远没有今天好当，老子不高兴，无论儿子有没有过错，送官说声忤逆，儿子就是死罪。老子打儿子，虽说孔夫子说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但真要是走了，老子追过来跌个跟头跌死跌伤，儿子也是死罪。这样的事，在清朝的案卷里，层出不穷。因此，所谓民之父母，要的无非是那个基于伦理的绝对权威。至于牧民之官，老百姓的待遇就更差，干脆就是牛羊，属于皇帝老儿的财产，让官员替皇帝牧着，乖乖地奉献奶和肉甚至皮毛，不听话，就要挨鞭子。当然，作为牧者，也得保护牛羊，免得让狼叼了去。一般来讲，所谓的万民伞，主要是从牧民这个意思上发展出来的，伞者，遮避，护佑之意也。

现在的万民伞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辈是无法深究了。但是据古代的记载，如果真的发自百姓内心，送的时候，哭天抢地者甚多，即使不哭，表情也比较激动，不像我们在照片上看的，若干人非常冷静地站在那里似乎在摆姿势。不过，就算现在的万民伞都是货真价实，属于百姓发自内心。我想，这种中世纪的戏，在21世纪，还是别重演了为好。因为，我们现在的干部，据说已经是人民公仆了，为人民服务，做点好事，让当地人民说声好，本是做干部的应有之意，毕竟，老百姓不是牛羊，我们的干部，也不再是牧民之官。

吃官和官吃

在这个世界上，有官，就有吃官的。吃官，市场化的吃法不算，比如专门定制官员消费品的，特制烟特制酒，甚至制作专门的官礼，专门编印给官员看或者摆书架的书，这都不算，真正吃官，而且吃的特别肥的，是专做官家工程的。

眼下为应付经济危机，政府推出四万亿的救市计划，据说，地方政府还有配套的十万亿，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无论如何都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些钱都用在政府工程上，估计又要有相当部分被吃官的吃了去。因为自古以来的惯例，凡是官家的工程，工程费用就特别的高，老百姓吃一个鸡子，三个铜子，皇帝吃一个，要花三两银子。同理，盖一幢差不多的房子，官家盖，和民家盖，成本得差到十倍乃至几十倍之多。一位官员告诉我，别说盖房子，就是装修，民房每平米顶多300元，但官房则至少得3000元，而且材料还特差，装完了很长时间一股甲醛味，主事的领导在里面办公开会，也不怕被熏出白血病来。

现在的官家，也特别喜欢做工程，别说特别的投资，就是日常经费，也有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了修建上。就拿目前最薄弱的教育和医疗这块来说，都说政府投入不足，但就是不足的这部分资金，如果真的都投到基础的教育和医疗上，情况也比现在要好得多。在很多地方，政府投资来了，主管部门先截留一半。这样大一笔钱，都进行“机关建设”，似乎也不妥，于是就搞修建，年年修，年年建，每年都有堂皇的借口，一条路，修完了再扒开，房子的装修完了再改装，今年把管道放这里，明年搬家，操场先弄塑胶的，然后再改草皮。所有的工程，程序都完全合乎标准，有发包公司关发包，工程竞包，也完全合理，监理公司管工程监督，最后政府验收，每个环节，经得起检验，要什么有什么，天衣无缝。但是，这些官家的工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工程费用高，比起民间的同类工程，高出几倍，已经是稀罕的了，一般都十几到几十倍的高，但是工程质量，却相当一般，不是豆腐渣，已经算是阿弥托佛了。更奇怪的是，每年有关部门的审核，也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避开同比价高质次这个问题，只查程序。

凡是吃官的，当然都是民营企业，但都是有来头的民营企业。是不是像坊间传说的那样，这些企业里面都有官员的干股，我们不知道，但特定的政府工程，必定只有特定的公司才能拿到工程，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凡是能吃官的地方，必有官吃，没有官吃，吃官的一般是吃不到肥肉的。前一段官场传说，交通部门的官员，是高危行业，落马快，河南一地，接连三个交通厅长前赴后继，相继啷铛入狱。其实，交通部门自己也感到冤，贪吃的，又不是他们一家，只因为他们的工程比较大，而且扎眼，一有豆腐渣，就出事，瞒都瞒不住，那些能瞒住的，不扎眼的，太平官一任接一任，什么事没有。是啊，连教育部门都有大笔的建设经费，小工程连年不断，累计起来，也是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的花，就算有豆腐渣，也不明显，万一赶上地震什么的漏了馅，也没有什么人追究，干嘛单跟交通部门过不去？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跟阎王爷抱怨，说是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让秦桧一个跪在岳坟前受苦？

这样的抱怨，还别说，也有道理。

官场上的术士迷信

在网上看到几张照片，一个很雄伟的法院大门旁边，挂着搭着箭的一张桃木弓和一把桃木剑，跟大门上的国徽，遥遥相对，相映成趣。这种桃木弓箭和剑，在北京的白云观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买到，这玩意，按道士们的说法，是用来镇邪驱鬼的。法院的这种景观，据说，是因为该法院接连几届领导人落马，后来者心有余悸，请来道士作法，这些玩意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挂上了法院的大门。

官场上的迷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果官场不迷信，我们的某些和尚道士外加活佛，也不会活的这么滋润，大门槛里进进出出，素席筵上高谈阔论，说易理，论八卦，话风水，再就是来点刚才提到的小法术--应该说，这已经属于雕虫小技了，高明一点的至少要来点吞符念咒刺假人出血的把戏。

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官场中的某些人，开始白日见鬼，跟和尚道士打勾连，说明原来的信仰出了问题，也说明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开始有些神秘莫测，官员的命运，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掌控，只好祈求神灵。

有意思的是，官员的迷信，只信术不信道。一般说来，所谓迷信，有宗教性的，也有巫术性的，绝大多数人，都两者兼而有之。即便号称独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巫术的驱魔之术，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巫术色彩就更重。中国是多神信仰的国度，无论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其信仰体系中，都离不开巫术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巫术性的法术，或者叫方术，这些宗教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也得不到民众的信奉，香火钱自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无论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如果没有两手驱邪，治病，炼丹，甚至求雨的法术，就难以得到信众。

任何一种宗教，除了“术”之外，必有“道”的成分，既包括宗教的教理教义，也包括宗教的道德。比较虔诚的信徒，往往术道兼信，而且更加偏重于道的成分。然而，真正的虔诚的信徒，在任何时代，任何宗教里，都是少数，多数的芸芸众生，都是实利主义者，他们信点什么，无非是一种交易，求神拜佛，施僧舍道，是付款，得到好处，好运，求得儿子，是取货，货物一定要比货款价值高得多才行。

古代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对宗教，多少有点学理性冲动，因此，很多人对宗教的道理，能吃得进，对宗教的功利性行为，往往跟职务行为有关，就个人修行而言，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倒满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传入，进化论的强固信仰，大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底层的老百姓变化也许不大，但上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握有权柄的人们，信仰则出现了巨大的变异，具体的说，就是他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态度越来越趋向实利主义。军阀唐生智令全军剃度，为的是让部下效忠于他个人，而刘湘信用一个一贯道分支的首领，无非是借以编练神军。官员们信的宗教，开始偏重于术。宗教界也加以配合，著名的和尚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游走于官场，用具体的法术，为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求得福报，许多喇嘛活佛也下得山来，给达官贵人做升官发财法事。这些出人头地的宗教界人士，主动把自己变成术士，以迎合官场的需要。

应该说，这样的术士信仰，眼下又回来了。所有迷信的官员，无论对于高僧大德，还是活佛喇嘛，以及老道和命理大师，他们眼里所看到的，都是术士，即他们手里的法术。他们非常热衷于让这些在他们看来很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用身上的功夫，沟通三界的本事，贿赂神界，为自己的官运，制造一些机遇。如果赶上坏运气，则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破解。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术士们的法术无论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有碍观瞻，他们都会深信不疑。实际上，他们原本的唯物主义信仰，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转化成了唯利主义或者拜金主义，他们只相信具体的物质利益才是可靠的，而获取这些利益，除了当官没有别的法门，除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算数。为了保官升官，他们什么都肯做，求佛问道，只是途径之一，其它的招数也在使用，也可以说，跟和尚老道之间的交易，只是保官升官诸招数中的一种。在他们身上，原来唯物主义信仰中的道德约束，已经被虚化为只说不练的说教，因此，他们本能地排斥宗教信仰中“道”的成分，拒绝一切有关宗教道德的约束和修炼，即便参与所谓的修身，也只是吐纳和坐禅练气功，根本不在乎宗教道德约束与个人运数之间的关系，似乎无论怎样作恶，只要有高人出面给他们作法，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反过来，现在宗教界的某些大师，也刻意迎合这种世俗的实利主义，有意炫耀自己的法术，突出抽掉道德因素的吐纳修炼之术，游走官场博取好处。两边的结合，结果是两边的堕落。

鬼界的官僚体系

《玉历宝钞》是著名的善书。曾经有一个阶段，中国的城乡，到处都是这种玩意，仅仅比皇历的普及度低一点点，每家一本不至于，说十家有三本，应该不算夸张。《玉历宝钞》讲的是地狱的事，今日酆都这个地方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托了《玉历》的福。《玉历》的地狱系统，总头子就是酆都大帝。可惜，今天酆都这个地方，赖以凭“地狱”旅游挣钱的人，对地狱的种种传说，已经不甚了了。某日等车，偶然看了一眼酆都的旅游手册，上面说酆都的特产，有孟婆茶。在《玉历》里面，孟婆茶是给将要投生的鬼们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忘记前生，现在给大活人喝，不知是何道理。

中国人地狱的观念，来自印度的佛经。佛家讲六道轮回，其中的三恶道：畜生、地狱、恶鬼。地狱和鬼分着，畜生和恶鬼都是具体的物件，但是地狱却是个藏纳物件的空间，可见理论不够完备。中国人不可能容忍这样的混乱，于是把鬼装进了地狱。神。人、鬼三界，天上是神界的空间，地上是人界的空间，而地狱就是鬼们呆的地方。

西方基督教也有地狱（hell）的说法。但是洋鬼子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看但丁的《神曲》，地狱里的那点事，实在过于简单。不仅里面的刑罚单调，无非放火上烤，让风吹着跑，而且地狱里面居然没有什么机构，作恶多端，而且神通广大的撒旦，在自己的地盘上，居然连办事人员都不配一个。比较起来，我们中国人大不相同。《玉历》里面，不仅刑罚品种多样，从锯胳膊断腿，到开膛掏肠子，油炸，锅煮，磨粉，大蛆拱，凡是人能想到的恐怖手段，里面都有。更有意思的是，在《玉历》的叙事里，地狱跟人间一样，也是一个等级森严，机构众多的官僚衙门世界。

地狱里面有十殿阎罗。第一殿秦广王、第二殿楚江王、第三殿宋帝王、第四殿五官王、第五殿阎罗王、第六殿卞城王、第七殿泰山王、第八殿都市王、第九殿平等王、第十殿转轮王。每殿阎罗，都下属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等若干衙门，里面判官鬼卒，夜游日巡，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等大小属员。十殿中，除了第一和第十殿，负责接受和转发鬼魂，其它的八殿，都下属十六个小地狱，每个地狱，照例设置对口机构，官员鬼等，一个也不能少。

如此庞杂的官僚机构，操作的是若干种极其繁复的事务，每个小地狱一种刑罚，针对鬼在人间的时候犯的一种罪过。比如在佛寺道观随意拉屎撒尿，就要下捣肉浆地狱，受人之托不办事，就要下刮脂地狱；犯口舌者，下割舌地狱。如果行过善，则可以功罪相抵，每个鬼魂进来，光是审核，折算，用刑，就要花去巨大的人力，不，鬼力和物力，这还不算最初的接受和最后的发送，包括挨个灌孟婆茶，否则再投生，都记得前世之事，刚生下来的小娃娃，一张嘴就对他妈说：“我其实是你爷爷”，天下就乱了。

神、鬼两界，大抵都是人比照人间的样子比划出来的，里面的官员（神界还有帝君）都很多，但是神界，官员或者帝君，多半人浮于事，吃饱了没事干的很多很多。比如神界，好像只有观音，关公和妈祖几位比较忙，剩下的好像多半职责不清，说不明白到底负责管什么，像八仙这样的神仙，还到处游荡。可是鬼界的官员却很忙。各种民间传说，小说戏剧中，很少听说有阎王出来到处溜达串门的。因此，衙门排到十座，而且每座有十六个小衙门，充分合理。只有汤显祖这个没有做过官的进士，才在自己写的《牡丹亭》里，非要给鬼界衙门精简机构，说是元末大乱，人间的人儿十停去了九停，新鬼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阎王殿事务大减，于是天帝把个十殿阎君，减了一殿。杜丽娘为情而死，进了地狱，居然只见到判官，不见阎王。

我总觉得，《玉历》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也赖不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儿们是靠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高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过年送礼：商机与仕运的协奏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这些年欧风大炽，时髦的人们喜欢过洋节，中国传统的节日，都给忘得差不多了，但是，不过年的中国人，还不多见。大日子的春节，不是过一天，过去，一过就是半个月，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过年。有地方兴致高的，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吃喝玩乐整30天。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后放假一月，让官员们好好歇着。皇帝赐宴，大抵什么也吃不到嘴里，无论官阶大小，都得回家过嘴瘾去。但是，官员们这一个月的吃喝玩乐，基本上取决于送礼。

大宗的送礼是元旦之前就要办完的事情，下属给上司送，地方官给京官送，同僚互送，同年，同乡互相送。有实权的大官小官，自然满盆满罐，但剩下的穷京官，也得捞点余沥，所谓冰敬、炭敬，过年的时候，来的就是炭敬。翰林和中书，没有事可管，官阶又不高，但是过年之前，他们的同乡、同年（同年考上进士的人）中在地方任事者，大抵忘不了送点钱礼，否则，这些穷京官是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年的。明清时节，北京消费习惯是一年赊账，年终结算，没有这笔炭敬，别说过年的吃喝，连账都躲不过去。初一之后，人们要走亲访友，当然也断不了要送礼，不过这种时候的送礼，大抵收支相抵。因此，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大抵要忙活两个月，年前一个月忙着送，年后一个月忙着吃和送。

大日子是中国人花钱的日子，因此，别人都可以歇着，唯独商家歇不得。铺子里的伙计，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里歇一下，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头顿饺子还不能煮好，非得把所有的饺子煮得开了包，俗称“挣了”才行，图个口彩。年前人们忙送礼，商家忙出货，聪明的商家，都会在这个时候打主意。不过，古代的人，没有今天的人那么精明，预备礼品，也无非是合理搭配，看上去顺眼，过去有种点心匣子，里面各种点心都有点，年节老百姓拎着到处送，有时候，一个匣子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官员送礼，不会这样寒酸，即使送物品，也大抵为稀罕玩意，比如鹿脯、飞龙什么的，一般都是直接送银子，清代已经有钱庄了，一张银票就够了。过年是大日子，送礼皇帝不禁，平日专门找人茬儿的御史，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因此，借这个日子巴结上司，是大好的机会。反过来，这个时候，也是上司大捞一票的好时机。元朝的蒙古上司，喜欢讨礼，明清的汉人官儿，不好明讨，改成骂，小骂则皮袍来，大骂则古玩来。对于相当多在乎仕运的官员来说，其实不用骂，礼都会奉上，最大的问题是送什么，送什么才能讨上司的欢心。直接送钱当然好，但数目太大，则有贿赂之嫌，送别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万一人家讨厌的偏送上去了，不仅花钱费力没讨好，弄不好把现在的官也给丢了。

现在的中国人，无论对传统态度如何，都还是中国人，过年给上司或者上级机关送礼，勉强也可以算做民俗的一种。所以，每逢过年，上级机关所在的城市，交通都比较拥挤，下面的机关单位，像一起约好了似的，都来汇报工作了，主要是为了工作，顺便送点年货。其实，如果这些礼品仅仅限于各地的土特产，倒也无伤大雅，可是，送礼本身，是要与时俱进的，进着进着，就变了味道，从针对整个上级机关的土特产品，变成了针对领导个人的特别孝敬。因此，有些深谙其中三昧的上级领导，每每在年前紧急下令，不许下级机关前来汇报工作，人来不了，自然礼也就上不来了。

不过，毕竟时代进步了，送礼的心，过去是下属官员自己操，现在都可以商业化运作，交给专门的公司去办。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有爱好，都可以打听出来，按图索骥，得骥上礼便是。这边厢还有专门的公司为你预备礼品，从洋烟洋酒，到瑞士名表，从白玉金牛到紫砂陶器，某某年礼品完全手册，想送什么，送什么档次的礼品，为你着想到了家。有段时间，书商们喜欢做金书，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做金子的书呢？人家告诉我，送礼呀，官员最喜欢的还是金子，但直接送金子不好，名曰送书，实际送的是金子，皆大欢喜。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官礼市场，存在许多专门吃官礼饭的商家。

过年是国人的大日子，大日子送礼，人情往来，是民俗也是官俗，官场也是人间，杜绝干净，谅有困难。但是，任由此风劲吹，将人情往来变成仕途的苞苴，而且因此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官礼市场，对世情政风，都不是好事情，既败坏了官场，也毁坏了商场。因此，最好对过年的官场送礼，加以刚性限制，限制礼品的含金量，将之限制在象征性的东西上，君子之交，即使不能淡如水，也要清淡一点。此时的监察机关，最好勤快一点，一头盯商家，一头盯官场，如果有人拿出特别的大礼，一查一个准。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

旅美华人学者萧公权在回忆录里提到，他1930年代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同事们有个集体下棋的爱好。凡是集体下棋，奉行的原则不是观棋不语，而是观棋必语真君子。只要有人对弈，围观的人自然分成两拨，群起支招。这不像街头对弈，下的人和看的人往往素不相识，贸然支招，兴许对弈者会不高兴，轻者白眼，重者没准就打起来也未可知。但是清华里面的集体下棋，大家都是熟的不能再熟的同事和朋友，前来助拳，无论高低，对弈者都只好受着。结果对弈从两人世界的单挑，变成集体对抗行为。

集体下棋，效率多半高不了，因为每一步都会有集体讨论，争个没完，达成协议，才能落子，好在对方也遵循规矩，一人一步，断然不会一个人连走两步，所以棋局进行虽然慢点，大抵能够终局。

这种集体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实关系不大，反正背后有一堆人出主意，特别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争够了，棋才下出来，虽然未必有多高，但多半是支招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果，一般来说，漏招、勺子或者明显看错的事，不大可能出来。但反过来，特别高明的招数，可能也没有，因为支招者众，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比如一步棋有上、中、下三策，最后落实到棋盘上的，往往是中策。

对弈者想要乾纲独断，自己当回家，不听群众意见，多半行不通，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为大家一定拉你回来，不回来也不行。要想不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弃权不下了，换人。

最有意思的是，下棋总免不了有输赢，只要有输赢，输的一方支招者，必然埋怨弈者，即便这个弈者不过是傀儡，输棋的责任，也都赖他，观战支招的，没有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如果再战，大家肯定一致决议换人，只要被换掉，成了观战者，那么就马上拥有批评弈者的权利，指手划脚，显示高明。

这种集体下棋，其实很像民主政治，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效率不高，遭逢战争，特别明显，人家突然袭击了，这边反应过来，亏已经吃大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占下风，有的前线国家，往往来不及好好应对，就被打败了，比如二战时的法国。好在一旦反应过来，民主政治由于公民参与度高，资源动员能量很高，因此显得后劲十足，往往可以凭实力压倒对方。

民主政治出错、尤其是出大错的几率不高，但奇招险招也别想问世，拿出的决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民主国家往往跟对手拼实力，作战不追求奇迹，等待对手出错，一点点取得优势，在平淡无奇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民主国家的领袖，个人才智往往不取决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必发挥得出来，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选举选上来的，就一切OK。和平时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有智慧的人能够胜选，才具平平之辈，只要背后有大财团支持，选举策略运用的好，胜选概率反到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制度的制约，个人才能对于国家治理，作用不是一点没有，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真正能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倒是那些威权国家，只要在这种国家，政治往往会带上领导者个人的色彩，才高者往往纵横捭阖，飞龙走凤，时有神来之笔，愚蠢者则刻板僵化，墨守成规，怎么看怎么让人闷气。但是，在威权体制下，恰是才高者容易犯错误，而且犯了错误，就难以纠正，一条道走到黑。当年的苏联人看我们的大跃进时的政治，说当时的中国就像被一个酒醉的司机开上了悬崖边上山路的公共汽车，但是却没有乘客能够制止这个司机。

说到底，民主政治，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犯错误，尤其是犯大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纠正的政治。

当然，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对领袖比较无情的政治，只要输了，不管实际是谁的责任，领导者都要背着。选民断然不会自责，说自己愚蠢，所选非人，议会也不会自责，当初乱干预，只要出了问题，领袖只有一条路好走，夹起皮包走人。

最后，政治毕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来支招，只能选出一些职业政治家，让他们来专业支招出主意，其它的人，远远地看挂盘讲解就是（往往不看人居多）。民主政治选出的支招的人，必须得懂棋，懂得游戏规则，而且遵行规则，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规矩，那么集体下棋，就会变成集体斗殴。因此，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公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会讨论才行。

阳光法案需要阳光制度

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阳光法案”，近来吵得热热闹闹，就目前我的观察，这个法案能否出台，已经成为官民矛盾的一个结，这个结不解开，官民两边都不自在，相互的不信任感会越来越深。

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出台阳光法案，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没有相关的制度配套，阳光法案即使出台了，也可能没有阳光，反而是昏暗的混乱。目前中国官员的收入，其实是一笔糊涂账，之所以糊涂，倒不见得都是官员个个都想让它糊涂，我们的制度本身就使得它糊涂。即使级别很高的官员，账面上的工资收入，实际上都不高，在目前的官僚体系中，也不是没有主要依靠这些工作收入生活的官员，但是，相当多的人，除此之外，还有大笔的灰色收入。公然腐败者，我们不用说了，那是任何时代都不能容忍的，但是，在正常收入和黑色收入（腐败）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宽阔的灰色空间，有时候，甚至灰色和黑色之间，也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在当下盛行官本位的中国，做公务员，不仅地位高，收入稳定，还有相当的尊荣，相信多数人，不见得非要安着心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这样做，毕竟有很大的风险，一旦败露，全盘皆输，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官员财产申报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其实多半发生在官员的公务之中。让人想起当年清朝雍正年间的养廉银改革，面临的问题，有几分跟今天类似。明清两代，地方官的薪俸不高，仅仅凭俸禄，官员一家大小虽然不至于喝西北风，但肯定过不好，清官海瑞做知县，给老母亲过生日买块肉都得掂量掂量。但像海瑞这样的傻冒，毕竟不多，多数的地方官都有灰色收入，活得很滋润。最大一块灰色收入，来自钱粮的征收。那时候征粮，原则上说是有损耗的，所谓鼠耗和雀耗，因此需要在限额之上，多征一点，多征部分，被称为羡余。征税的时候，需要把散碎银两集中融化，铸成标准的大元宝，因此，也有损耗，因此也要多征一点，被称为火耗。两项加起来，并称为耗羡。

在实际的征收过程中，没有那个笨伯损耗多少，加征多少的，肯定有富裕，富裕的部分，就成了官员和胥吏的灰色收入。灰色其实也是分深灰、中灰和浅灰的，因为所谓耗羡到底多征多少，其实没有个准数，可以加1％，也可以加8％，说起来都有道理，较真起来，都算贪污，不较真，谁都没事。那个时候，官员的职位，也有肥瘠之分，既有地域差距，也有职位分别，因此，灰色收入，在官员本身，差距也很大。雍正养廉银的改革，就是耗羡归公，但是在耗羡之中统一提取一大笔钱，叫做养廉银，发给官员，这笔银子，大大地超过原来的工资，即使清官，靠这笔合法收入，也能过的不错。

因此，阳光法案的前提，是要在制度上要把跟官员职务有关的灰色收入厘清，放在阳光下，根本性杜绝任何职务馈赠，在法律上划出一条清晰的线来，只有白和黑，不再有暧昧的灰色。当年雍正无法对官员的收入实行监控，但现在的金融手段，则可以做到。我相信，只要保障官员的合法收入能在在社会中等以上，住房、医疗和退休有保障，阳光法案就会顺利出台，而且能起到防止腐败的作用。

搜寻“以人为本”里的人

记得“以人为本”这个词刚提出来的时候，是个商业广告用语，属于某些公司的自我标榜，可是过了没多久，“以人为本”已经变成了政治名词，大红大紫，堂而皇之地写在各种红头文件上了。不用说，这种提法很人性化，老百姓听了舒服，值得大说特说。不过，凡事总会有人出来较真，较真的不是我，而是某些大人物。前一阵，开一个有政府官员出席的会，听一个主管国家课题审批的官员讲话特意提到了“以人为本”，他说，我们的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不是以个人为本。

我这个人不喜欢较真，但喜欢联想，听到官员这样讲，我马上想起文革后期，一件我亲眼所见的事，在商店里，一个老乡想买东西，但售货员扎堆聊天，就是不理他。老乡急了，大声抗议说，你们墙上贴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为什么不为人民服务？没想到售货员更急，用更大的声音说，你是人民吗？你能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

法国作家纪德1930年代访问苏联，发现在那里，人不能用法语代表一个一个具体人的复数形式“des hommes”表示，而要用加冠词的单数形式，表示抽象意义的“de l’homme”，换成英语，就是只能people不能person，万一弄错了，一错全错。显然，在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在人民的概念下面，一个一个的人，是不存在的。虽然说那个售货员的强词夺理，没有人会公开提倡，但这种说法，其实按照当时社会主流的逻辑，并没有错，在本质上，跟我们那位高级官员对以人为本的解释，也跟当年的售货员，心有灵犀一点通。

虽然人们都知道，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但的确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敢说自己就是人民，白马非马，春秋时候的公孙龙子都知道这个道理，更没有人敢说自己就代表人民，如果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敢口吐狂言，无论多么根正苗红，接下来很可能变成非人民了。因此，每个宣称为人民服务的人，都可以把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人排除在服务对象之外，更何况，革命话语中，人民是有阶级性的，外面来个人，在没有验明正身之前，谁知道他是哪个阶级的，万一属于阶级敌人，服务错了，可不就有违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指示了吗？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人民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范围。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整完了那些老牌的阶级敌人之后，兴趣很快就转向人民内部，努力在人民里面搜寻异己分子，一个昨天还是人民范围内的人，今天只要变成了某某分子，或者有某某分子的嫌疑，那么就会被自动从人民中剔除。比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走资派等等，等等。要知道，这种从人民变为非人民的事，是非常容易发生的，说一句错话，发一个不当的梦呓，误把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坐在屁股底下，都可能使自己产生质变的飞跃。每次运动都说整一小撮，百分之五，顶多百分之十，但一次次整下来，整到最后，发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被整过的人，最纯洁的人民，已经不多了。

文革还没开始，四清运动，工作队到农村扎根子，找最纯洁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让这些人成为运动的骨干，结果找来找出，很难找到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人，不得不不断地搬家，最后只好大概齐就算了。最吊诡的是，这个从人民到非人民的转变，据说每次都是为了整个人民的利益。

每个人民中的一分子，都可以随机在运动中变成非人民，那么人民就有点岌岌可危，因此，每次运动过后，都要甄别平反，给一些看起来明显弄错了的人，部分恢复名誉，让他们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整错了，为了人民，娘打孩子，也没什么大不了。一朝平反，必定叩头谢恩，三生感激。可惜，这些重新回到人民队伍里的人，无论怎样卖力表现，往往得不到“人民”的肯定，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再次变成非人民。

面对人民群体的变动不居，所有为人民服务的人，选择不服务，绝对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自然，没有物资刺激的服务业，表现最为突出，无论上级领导如何加强教育，他们的服务质量只能一天比一天糟，饭店墙上贴上“不许殴打顾客”的标语，不是现代人的恶搞，而是当年的真实，打顾客的事，司空见惯，毕竟，打的不是人民，只有是可能暂时属于人民一员那个人，明天，这个人兴许就变成非人民了。同样没有物资刺激、但却大权在握的政府工作人员，面临同样的人，有同样的问题，自然，他们也会选择为抽象的人民服务，而排斥掉一个个具体的人。直到今天，服务业看在钱的面上，已经开始服务于具体的个人了，但政府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却依然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可想而知，如果最高当局提倡的“以人为本”，依旧是以人民为本，不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人为本，那么，这里的“人”，就只是一个被抽空了的躯壳，一个随人摆布的概念，这样东西，无论如何，是做不了“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