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开篇

Part 1　纳瓦拉

从比利牛斯山脉出发

Part 2　拉里奥哈

流淌红酒的土地

Part 3　卡斯蒂利亚

绿色平原

Part 4　莱昂

古老的狮子王国

Part 5　加利西亚

绿野仙踪的童话

尾声

地名索引

后记

这本书献给我的爸爸妈妈

龙塞斯巴耶斯　2012.3.7

凡/祈求的/就会得到

寻找的/就会寻见

叩门/门就会为你打开

开　篇

2011年10月底，在塔林遇见本。

爱沙尼亚的冬天很冷，我们并肩坐在波罗的海边。他解开围巾，从外套的内侧口袋里拿出一条纤细的项链，放在我的掌心——那是一枚还带着体温的银质十字架。他告诉我，这是两年前徒步去圣地亚哥的途中，一个不相识的修女送给他的。

“为什么不戴上呢？”我问。

“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也不为宗教朝圣。”他说。

那时我在欧洲已经生活了三年，漫无目的地游荡了许多国家，圣地亚哥之行却仍只是旅行指南上一段干涩的文字。数次动了去走走的念头，计划却总是被搁浅。时间、精力、金钱……有时也会反问自己，长达一个月的徒步旅行，到底意义何在。于是，我问他如何下定决心去朝圣。

“其实很简单，”他笑着说，“跟往常一样，暑假里我买到去西班牙的打折机票，准备在海边度过一个狂热的夏天——阳光、沙滩、气泡酒，然后在药物的作用下彻夜寻欢作乐。可我却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做点别的事呢？”

“就这样，我来到比利牛斯山脚下的小镇，开始走路。走了三天，脚底长满了水泡。接下来的整个星期，膝盖痛得无法弯曲，我甚至会在睡梦中疼得醒来。本来是一次目的不明的旅行，我却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就这样走过罗格罗尼奥、布尔戈斯、莱昂……在莱昂之后的一个小镇的修道院，修女送了我这枚十字架。”

“她知道你不是天主教徒吗？”我问。

本点点头：“那天我走了整整四十公里，筋疲力尽，到达小镇时天已经黑了，修道院里传出圣歌声，我径直走了进去，修女们并肩站在圣坛前，轻声唱着歌，我静静站在门口，一直听到结束。人群都散去，一个年轻的修女走了过来，问我一切可好，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在哭。她握住我的手，把这枚十字架放在我的掌心，又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划了一个十字，然后微笑离开。我把十字架放入贴身口袋，第二天一早继续前行，数日后终于到达圣地亚哥。那之后，我回到家，过着和往常一样的日子。路上的事，很少对人提起。”

“你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我看着掌心里的十字架。它很普通，因为常年随身携带，边角已经泛黑。

“是的，我一直无法忘记那一刻，好像终于放下心中的一切：戒备、慌张、疑虑、贪念……我的身体不再感到疲惫和痛楚，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哭。后来通过和其他朝圣者交谈，我才知道在路上，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时刻，这与性别、年龄、国籍、信仰、语言……统统无关。没有走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那不过是一条路而已。”我说。

“你知道人们怎么形容它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

“在圣地亚哥之路上，除了性，你能找到想要的一切。”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笑了，转头看着远方。灰白色的波罗的海之上，太阳只升到半空，正从厚重的云层中努力透出微弱的光芒。北极圈里的冬季，下午两三点钟，竟让人产生已是傍晚的错觉。

“本，我不相信这种耸人听闻的话。”我迟疑了一下，“你不能说服一个人去朝圣。”

“没有人能说服另一个人徒步整整800公里。”他笑了。“从不会有人因为自己之外的原因，踏上圣地亚哥之路。”

Part 1　纳瓦拉

Navarra

从比利牛斯山脉出发

1

我始终记得抵达的黄昏。

巴士驰骋在高速公路上。暮色深沉，月亮悄然升起，天空是无比纯净的宝石蓝。飞速倒退的微小村落中，白色的房子错落有致。我从深海一样的睡眠中醒来，长久凝视着窗外的景象。

十几分钟后，车停了下来。空气寒冷料峭，面前只有一座石头大门，院内灯火阑珊。转过身，柏油公路通向雾霭沉沉的夜色尽头。一块金属路牌兀自立在路旁，形单影只，上面写着：

圣地亚哥，790公里

“咔嚓”一声，驿站老板在通行证上重重地盖了一个章，摇晃着肥大的身躯在前面带路。我抓起地上的背包，紧随同行的两个大叔，来到宿舍。

“你是第一次走吗？”巴士上邻座的西班牙大叔把背包往上铺一扔，转过头来问。

我点了点头，从背包侧面口袋里取出一本旅行指南，快速地翻找：龙塞斯巴耶斯。我低声重复了两遍这个拗口的名字——我的朝圣路的起点。

小镇的夜晚十分宁静。远离人群和网络，时间恢复了它应有的节奏。

穿过古老的石头门廊，借着月光，我推开小教堂厚重的木门，烛光闪烁的圣坛上，神父正在布道。我努力让脚步变得轻盈，在最后一排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教堂里零零星星的十几个人，全是在此停留的朝圣者。有人低头沉思，有人默默祷告，还有人望着神坛上方的圣母玛利亚神像出神。

教堂很小，却精致漂亮。与那些位于欧洲城市中心，总是挤满了好奇游客的大教堂相比，它偏居一隅，反而多了些肃穆的气氛。神父的声音轻缓低沉，落在华丽的圆形穹顶的石壁上，形成浑厚的回声。大殿的石头立柱上刻满繁复的浮雕。圣坛对面的墙上，是一幅巨大的宗教画，在闪烁的烛光中，色彩明丽鲜艳。

我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

“圣雅各是耶稣最爱的门徒之一，他一直在荒蛮的伊比利亚半岛传教。公元44年，圣雅各折返耶路撒冷，却不幸殉教。”神父用深沉而平缓的声音说，“门徒们将他的尸身放在一艘小船上，漂洋过海，想要把他带回当初传教的地方。在加利西亚登岸后，当地的异教女皇百般刁难，她让最凶猛的公牛来拉车，没想到在圣雅各的遗体前，公牛竟顺从地跪在地上，等候差遣，女皇见此，也皈依了天主教。于是，圣雅各就被埋葬在加利西亚的土地上。”

“之后的几百年间，经历各种战乱，地图遗失，人们再也找不到圣雅各的墓穴，直到公元9世纪，一个独自修行的隐士看到天空中闪过奇异的光芒，他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星光的指引，在一片田野上发现了圣雅各的墓穴。”

“于是，在圣雅各的墓穴上，一座宏伟的教堂拔地而起。整个天主教世界为之震动，不断有人从家乡出发，徒步去圣地亚哥朝圣，这条路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教皇、查理大帝和但丁都曾是步行的朝圣者。”

神父不再说话，我睁开眼睛。圣坛的烛火映照着他安详的面容，他望着坐在下面的朝圣者，微笑着说：“明天一早你们就要开始赶路，祝你们一路顺风，在这条古老的信仰之路上，找到属于内心的平静。”

2

清晨，阳光明媚，天空如同没有一丝褶皱的蓝色绸缎。我站在昨晚蒙蒙夜色中的那个金属路牌前，调整背包的肩带，迈开了第一步。

走过一片落满红色枫叶的树林，微风中都是怡人的水汽。路旁有个画着黄色贝壳的石头路标。在这条800多公里长的路上，有无数这样的路标，它们或大或小，或新或旧，全部被漆成明亮的黄色，共同指向圣地亚哥的方向。

天空中漂浮的大朵云团投下巨大的阴影，远处的山头上还覆盖着洁白的雪，在蓝色的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纯净美丽。我心底生出抑制不住的喜悦，不由加快了脚步，很快就追上了远处那几个人影。

几个西班牙大叔正结伴前行，其中一个就是昨晚在驿站和我讲话的安赫尔。他已经在警局工作了30年，有着和全西班牙警察一样壮实的身躯，体形高大、皮肤黝黑，宽额头、红鼻子，一身猎装，背着迷彩登山包，寡言少语，看到我时他只是微微点了下头。另外两个是银行职员，哈维尔笑容开怀，喜欢讲故事，有丰富的户外经验，步履矫健；文森特个子很高，因为膝盖的疼痛，走得很吃力，大汗淋漓。

和他们三人结伴，我总是走在中间，却很少说话。他们把我当作孩子，也是远道而来的异乡客，每当我开口用西班牙语说话时，他们总是耐心倾听。有时候，他们也试图同我讲解沿途看到的植物和动物，抑或某个小村庄的故事传说。

下午一点，我们到达山坳里的小镇苏比里。

这里只有一家装修简约、干净整齐的驿站。我洗好澡，取出睡袋，在陌生的上铺躺了下来，几乎还未来得及思考就沉沉睡去。身体的疲乏从未像现在这样简单直接。双腿的酸痛将我直接拖入了酣然的睡眠，在这样的一个下午，甚至连梦也没有。

醒来时已近黄昏。我来到休息室，在木头桌子前坐下，准备写日记。

一个穿着黑色棉衫的男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侧过头看了他一眼，目光相接的时候，他礼貌地问了一句：“你好吗？”

我笑笑：“很好。”

他也笑。再无话。

他很年轻，有着深褐色的眼睛，皮肤非常白，不是西班牙人的样子。我从日记本上移开目光，悄悄转过头打量他。他靠在休息室沙发一角，在打电话，在笑，有时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小河发呆。

第二天天还未亮，大家就已经陆续出发。经过一片无人的公园时，我又看到了他。他正独自坐在石椅上，慢慢地整理背包。

隔着清冷的空气，我笑着抛出了一句：“你好吗？”

他也笑了：“很好。”

没过多久，他就赶了上来。

哈维尔问他从哪里来，他说自己是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出生。聊了几句，大叔们兴致寡淡，越走越快，于是只有我和他并肩前行。他话很少，抱歉地说自己英文不好，我却觉得无妨，只是结伴走路，即使沉默也不会尴尬。

在山路转弯处，一个西班牙人在卖果汁。他停了下来，我自顾自地向前走，想着心事，但还是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停下来，转过头，正迎上他的笑容。他伸手递给我一小盒果汁，橙子味道的。

“这是给你的。”

我感到有些突兀，接过来，道一声谢，却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两人沉默并肩走过一段脏乱的隧道，迎着不可思议的大风，艰难前行。他说自己的脚很疼，大概是昨天翻山时受了伤。

在山路尽头的小镇酒吧，他脱了鞋子，左脚内侧一片红肿，安赫尔用手去按时，他露出痛苦的神情。大家七七八八说了很多，最后也是无计可施，文森特拿给他两粒止痛片，我端来一杯温开水。他说自己可以支撑着走下去。

在潘普洛纳大教堂旁的驿站，我们和俄罗斯男生告别。

刹那间，他有点慌张无措。我想到他受伤的脚，才得以捕捉到他那一瞬间的表情，留下来陪他的念头一闪而过。我终于还是挥了挥手。只要还行走在同一条路上，就总会再遇到的吧，我想。

3

我的名字叫伊万。

在小镇苏比里的驿站，我看见她独自一人，坐在休息室的木头桌子前写日记，安静得像一株植物。我在距离她几米远的地方走来走去，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终于站在她面前，她才猛然抬起头，一只手紧握着笔，另一只手还按在倾斜的日记本上。她看上去有些茫然，好像刚刚从另一个世界苏醒过来一样。

些微的慌乱中，我只得抛出脑中仅剩的一句英文，“你好吗？”

她如释重负地笑了，好像刚才不知所措的人是她一样。

“很好。”她说，又笑了。

我也笑了，却感到有些局促，只好转身离开。

我恨自己就这样转身离开。

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这个突兀而清醒的时刻，天还黑着，妈妈按亮床边的小灯，叫醒仍在酣睡中的我。我极不情愿地摸索着穿上毛衣，看到他们在客厅里来回走动，整理行李。然后，他们给我戴上棉帽，系好围巾，带我走出家门。离开温暖的房间，冷空气扑面而来，我瞬间睡意全消。

我们走过冷清的巷口，在街角坐上出租车。他们要去国外工作一段时间，所以决定送我去葡萄牙小住几日。

南欧气候温暖，比寒冷的俄罗斯更适合过冬，他们已为我找好葡语老师，包括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就这样，我们搭上去往伊比利亚半岛的航班，离开了冰天雪地的莫斯科。

飞机降落在波尔图机场，我随人流走出舱门，来自海洋的温暖气息夹带着一丝咸腥，是全然陌生的味道。这是一个和莫斯科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我们来到多罗河边的一幢老房子前。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祖父。彼时我还年幼，尚未料到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这个男人将会深深地影响我。以他的暴戾造就我的沉默，以他的无常导致我的淡然处之，他甚至以他强大的力量，将我内化成了他的一部分，身体的一部分，秘密的一部分。我将在无限漫长的时日里，逐渐了解祖父心中所有的过往，分享和承受他曾经一切的喜悦和悲伤。我将见证他的深情，并目睹他一次次在酒精中沉溺，又在清醒后重新面对冰冷的现实。

而在那个当下，年幼的我只是紧张地看着面前这个陌生的老人。

那时的祖父盛年已过，他穿着深蓝色的工装裤，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衫，袖口卷起，露出麦色的小臂。他有着和我一样的深褐色的头发和眼睛，他的脸庞因长年累月的日晒而变得粗糙发红，与那些终日在农庄里劳作的葡萄牙农民并无二致。

他望着张皇失措的我，没有露出笑容。

朝圣路的第三天，我独自从苏比里出发。左脚的疼痛不断加剧，走到一片无人的公园，终于感到体力不支，只好停下来休整。我看到她和几个西班牙大叔一起经过这里。她远远地看了我一眼，大声问，“你好吗？”我笑了，却言不由衷地回答，“很好。”

我看着她走远。一种莫名的冲动让我又三步并作两步追了上去，就这样，我们并肩前行。

她说自己的家乡在中国的北方，离俄罗斯很近，冬天也会下大雪。还说自己在西班牙读书和工作，朝圣之后就要回到中国。我不知道如何应答，常年生活在祖父身边，沉默成了我惯有的姿态。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侧耳倾听，很少主动讲起自己的事。我不愿让她失望，只好说，自己的英文不好。她倒是很无所谓地眯起眼睛笑了笑，然后就是沉默走路。

好在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我第一次感到这条路救了自己。

我想，等到我能够开口的时候，或许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她听，甚至把那个中国女人的故事讲给她听。现在，我和她共同站在路的起点，面前有近那么长的路要走，在抵达圣地亚哥之前，我都将拥有她的轨迹。我确信自己不会弄丢她。

想到这里，我约略宽了宽心。

在山路转弯处，一个西班牙人在卖果汁。她径直走了过去，我本来并不口渴，却还是停下来买了两盒。只这几分钟，她就已经走远，我看到她的背影，轻快地穿行在山路间。

左脚疼痛加剧，但我还是加快了脚步。终于在一段隧道前追上了她。她转过身，看着我笑，我把果汁递过去，留意到她的神情在瞬间的微妙变化，先是惊诧，继而是困惑，她匆忙说了一句，谢谢。

我也有些茫然。两人各怀心事，走过凌乱的隧道，迎着不可思议的大风，艰难地爬着上坡。

在距离潘普洛纳只有四五公里的小镇酒吧，我脱下左脚的鞋子，所有人都无计可施。她一直在我和西班牙大叔之间翻译，一脸焦急的样子。她此刻的焦急与绝望，竟是我唯一的慰藉。最后，一个面相和蔼的高个子大叔从背包里拿出两片止痛药，让我先服用，说是至少可以坚持到潘普洛纳。

我一手拿着剥开的药片，赤着左脚，不知道去哪里找水服下。她眼疾手快，一下子抽出我背包左侧装满伏特加的金属酒壶，递了过来。我笑了，又像深藏多年的秘密被人无意间揭穿一样，有些无所适从。她看到我的表情，也立刻明白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又回到记忆中的波尔图。

我站在二楼阳台，望着日光下波光粼粼的多罗河。河上船只往来频繁，多数是木制舟楫，长年累月浸泡在河水中，船身已经发黑，头尾两端高高翘起，倨傲而优雅。这是一个船的国度，几百年来它的荣辱兴衰，无一不与船只有关。往来多罗河的船上总是摆满了酒桶，硕大滚圆。有工人站在船头，他们身材矮小，穿着粗布的衣裤，脸色赤红，一说起话来就是引人注目的大嗓门。河的对岸，是连片的葡萄酒窖。

祖父待我既不亲密也不疏离，事实上，他的生活未因我而起任何变化，他依然会在黄昏时分坐在二楼的阳台上，望着多罗河，静静地喝红酒。有时候他坐在那里，一直到夜色深沉，两岸都亮起灯火。不知为何，我对他始终敬畏，从来不敢近前。我独自在偌大的房子里来回游荡，也曾偷偷溜进地下室的酒窖。

那是个只属于成年人的、幽暗又清冷的世界。几盏没精打采的昏黄小灯下，大小高矮不一的木制酒桶整齐地堆叠着，一排排木架上，还摆放着许多玻璃瓶装的葡萄酒。

我曾偷偷拧开酒桶开关，尝了一点。酸涩的酒液浸润着齿间舌尖，味道出乎我的意料。曾经在电影里看到宴会中的人们，手执精致透明的玻璃杯，杯中酒液晃动，在灯光下是魅惑的玫红，看上去是甜美的饮料，却不想竟是这样的味道，我紧皱眉头，不解祖父何以一杯杯喝得酣然。

在来到波尔图之前，父母曾告诉我它临近大海，这让我很雀跃。以前从未见过大海，无法想象它的样子，或许是一条河叠加着另一条河，一直连绵到目光不可及的天际。

终于在一天傍晚，我来到二楼阳台，祖父如往常一样，静默地坐在夕阳的余晖里。我迟疑了很久，怯怯地讲出那句埋在心里的话——我问他是否可以带我去看海。

他转过头，带着瞬间的茫然，然后以探寻的目光看着我。这是他第一次如此长久地凝视我，似乎想要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为何会在这里，甚至我是谁。

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来到波尔图这么久，他兀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鲜少觉察到身边的变化，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直到此刻。

我愣在原地，在他的目光里不能动弹。天色渐暗，我开始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他终于转过头，端起手中的红酒杯，轻轻啜了一口，还是没有说话。

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梦，让他如此沉醉，无法醒来。我知道在他心中，始终都有一个女人。她穿着粉色的碎花裙子，走在七月莫斯科的阳光里；她发丝柔软光亮，散发着淡淡的芬芳；她在雪地里奔跑欢笑，步履轻盈，年轻的脸庞微微发红；我曾在祖父的房间看到她的照片摆满了整个橱架。

那是一个中国女人。她的名字叫苏。

潘普洛纳对我来说，不过是又一座陌生的西班牙城市，它以“奔牛节”而闻名世界，那是海明威酷爱的节日，这里是他酷爱的国度。即便如此，这座城市也没有能够激起我哪怕多一分的兴趣。

“奔牛”被描述成散发着强烈的雄性荷尔蒙的运动。整条街道挤满了穿着白色衣裤的成年男人，他们的颈上和腰间系着红色的布条，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屈服于酒精和失眠的刺激，茫然地拥在六头健壮的公牛前后。他们不断刺激着公牛，试图引它们发怒，以和自己共同完成有惊无险的情节，引得彻夜占位等候的观众们睡意全消，喝彩叫好。

我觉得荒谬透顶，根本与勇敢无关。这纯粹是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人们为了消磨过长的夏日时光，百无聊赖的排遣方式。在寒冷的俄罗斯，生活并非这样。那里的男人热爱烈酒，在漫长寒冷的冬日里，酒壶是贴身的伙伴，壶身冰冷，酒液温暖。

我怀念西比利亚凛冽的寒风，那是俄罗斯的气息，是永远不会遗失的、流淌在血液里的味道。

就这样，我和他们一起走过游人如织的街道，穿过宽阔的市政厅广场，最后来到了潘普洛纳大教堂前。

红鼻子大叔指了指教堂旁边的小巷，说了几句西班牙语，我懂得大概的意思。他说这就是朝圣者驿站了，我应该停下来好好休息。她站在一旁，也点了点头。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她并未没有要停在潘普洛纳，心情瞬间低落了下来，她定定地看了我一眼。只一眼，我就知道她已经洞穿我的心思。可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笑着摆了摆手，然后和三个西班牙大叔一起，消失在巷口的转角。

前面还有近800公里的路，我决不会再弄丢她。

4

布恩迪·拉·雷伊纳驿站由当地一所年代久远的小学改建而成，宽大的休息室里，还保留着当年的课桌椅。壁炉上方的书架上，有许多不同语言的关于朝圣路的书，我翻了翻，唯独没有中文的。

时间尚早，我脱下沉重的徒步鞋，洗了个澡，然后穿上人字拖，慢悠悠走去镇上的超市采购食材。

等再回到驿站时，宿舍间里已经住满了人，多了好些陌生的面孔。

一个身形单薄的男生正在厨房里忙碌。他有一头卷曲的头发，眼睛是碧绿色的。因为长期的日晒，脸庞已成了蜜棕色，鼻梁和颧骨处蜕了皮，微微发红，看到我走进来，笑着打了招呼。他是法国人，会说些简单的西班牙语。

“你是从哪里开始走的？”他问。

“龙塞斯巴耶斯，西班牙境内的第一个小镇。”我说。

“我知道。”他说，“两年前我走过一次。从圣-昂-皮特-德-伯特到圣地亚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要重新走一次？”我惊讶地问。

“不是的。我这次走的是银之路，从塞维利亚出发。”他说。

银之路和法国之路一样，也是圣地亚哥之路中的一条。从南部的塞维利亚开始，一路向北，经过位于西班牙国土西边的几个大区，最终到达圣地亚哥。

“可是，银之路不经过这里啊。”我感到奇怪。

“是的。”法国男生笑了起来。眼角聚集起细小的纹路。“我从塞维利亚出发，用了二十几天走到莱昂大区的阿斯托尔加，就是银之路和法国之路的交汇点。这时本该继续向西，一直到圣地亚哥，可我突然不想那么走了。”

“为什么？”我问。

“圣地亚哥我已经去过了。所以我决定转而向东，逆着法国之路走下去。”他说。

“你打算走回法国之路的起点圣-昂-皮特-德-伯特？”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不，我打算在松波特山口穿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法国境内，然后一直走到图卢兹，我就是图卢兹人。这条路线，也是法国境内最早的朝圣路线之一。几百年前的图卢兹人和周边的法国人，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到西法边境，然后再一路到圣地亚哥的。”他说。

“所以，你打算走回家？”

“是的，不去圣地亚哥了，一直走回家。”他说着，露出了快乐的笑容。

法国男生只煮了简单的汤，吃好后就坐在休息室的角落里。他拿出一个条纹记事本，开始写日记。记事本看上去很普通，大概因为长期带在身边，本子的边缘已经微微卷曲，显得有些破旧。他写得很专注，仿佛已忘掉周围的世界。写好一页又翻过来，正反两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我不由心生感叹。

第一次看到他晒得发红的脸时，我还觉得诧异——小镇距离起点不远，不过四五天的路程，他何以会是这样风尘仆仆的模样。现在才明白，原来他已经在路上走了四十几天，而从这里到图卢兹，至少还有一个月的路程。

长途跋涉，无论天气如何变化，他都准时在清晨上路，下午到达简陋的驿站，动手烧饭，晚上就在灯下写日记，如此日复一日，走路已不再是走路，而成了一种生活。与其说他是在用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去走一条路，不如说，他在路上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一种极其简单的、朴实无华的生活，没有一天不是浑身酸痛、筋疲力尽的，但也没有一天不是充实而平静的。或许，对于真正喜欢走路的人来说，是否抵达终点已不重要，就像他打定主意不再去圣地亚哥，而是一路向东，步行回法国的家乡。

这真是一条有趣的路和一些有趣的人。

尽管我此前背包走过许多欧洲国家，住过形形色色的青年旅舍，见过许多游走四方的人，可他们终究还是不同。这条路上的人褪尽了全部铅华，他们不标榜为任何一个族群，不信奉任何一种主义，不追求任何一种自由，他们只是一群走路走得停不下来，结果恢复了最本真面貌的普通人。

这样真好。

明天早上以后，我不会再见到法国男生，而他也不会再见到今天驿站里所有的人。因为一路向东，他每天都会结识和告别不同的朝圣者，他在夜晚的灯下把他们写进日记里，然后在第二天清晨重新背上包，独自出发，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5

红鼻子大叔安赫尔对沿途的一切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经过茂密的丛林，他总是会突然停下来，研究路边的一株陌生植物。有时一起走过草原上的私人猎场，他也会显得特别兴奋，一路寻找动物的踪迹。他认得大部分动物的脚印，知晓它们的生活习性，还经常发出赞叹。事实上，他只是个日班警察，一到周末，他不是在钓鱼，就是去打猎。连走朝圣路的衣服和背包，也是他平时的猎装。

有趣的是，他这样一个“硬汉”，在某些小事上，却非常细心和感性。在潘普洛纳，我曾经看到安赫尔专门找到邮局，一笔一画地给家人写明信片。有时走在路上，他还会采摘色彩艳丽的小野花，随手递给我。

几乎一整个早上，我们都走在狭窄的山脊小路上。大风四起，风景却很好，一边是起伏的绿色山脉，山顶是一排排白色的风车，另一边是盆地间大片的农田和错落有致的农庄。这里已经接近拉里奥哈大区，一路上都是成片的葡萄藤，哈维尔说，如果在金秋九月，就会看到整串的紫色葡萄。

不断起伏的上下坡，让我的膝盖又痛了起来，开始只是隐隐的疼，很快就变得剧烈，到了后来，下坡时根本没办法弯曲，只能一瘸一拐地坚持走着。

“膝盖很痛？”安赫尔问。

“是的。”我点点头，“昨天开始的，今天更严重了。”

“明天会更厉害，”他说，“经过今天这么多上坡下坡，几天的疲劳累积在一起，会爆发的。不过，总要经过这一关的。你平时应该不怎么走路吧？”

“不太走。”我老实地说。

“那就是了。虽然每天二十几公里，只走五六个小时，看上去并不多，但如果连续走，强度还是很大的。我经常打猎，所以现在走起来不怎么会痛。”

“你喜欢打猎，那你对斗牛怎么看？”我尝试引起话题，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

“怎么突然问这个？”安赫尔笑了起来。

“很正常的。就好像老外都会好奇中国人是不是吃狗肉一样，所有外国人都想知道西班牙人对斗牛怎么看。”我也笑了。

他不屑地撇撇嘴。“我觉得斗牛没什么大不了，”他说，“虽然我很少去看比赛，兴趣不大，但这不代表它本身有什么致命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斗牛残忍。我问过的大部分西班牙人都这样回答。”我说，“一提到斗牛，他们就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然后急着和自己撇清关系。他们说斗牛是危险、残忍又愚蠢的运动，并且抱怨政府一直没有完全取缔它。其实，有些地方已经取消了，比如加纳利群岛和加泰罗尼亚大区。”

安赫尔点点头：“其实，一头斗牛从小长大，一直到能够被送上斗牛场，始终吃着最好的饲料，享受最好的居住环境。大概是因为有些人不能容忍人们仅仅为了‘取乐’而戏耍和伤害无辜的动物吧。但实际上，杀戮的本质都一样。屠宰场里的动物，生活条件可比斗牛差远了。而且，一只斗牛死在斗牛场上，是我能想到的最有尊严的归宿。虽然，在独自面对斗牛士之前，它的背脊上已经被插上了彩色的标枪，流淌着鲜血，它气喘吁吁，甚至因为疼痛和疲惫已经小便失禁。可是，它依然有机会击垮一个训练有素的斗牛士。你应该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斗牛士在这种古老的运动中身负重伤。”

“是的。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有人说它愚蠢，是一种畸形的娱乐。”我说。

“世界上除了人，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生物。”安赫尔说，“就像我们沿途看到的这些植物，还有那些猎场里的动物，它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有的会变色，有的会发出特别的声音，对于它们，我始终有敬畏之情，敬畏又热爱。或许，斗牛是有些残忍，但是，我拒绝虚伪的动物保护主义。那些人把动物看作弱者，把人类放在万物之主的至尊位置上，对它们不切实际地怜悯。其实，一定范围内的厮杀和死亡，是物竞天择、生物圈自然运转的结果。比起保护动物，我们更需要了解它们。”

6

走过起伏的山地，进入平缓的丘陵。

在一个酒厂的门口，斑驳的石墙内凹处，有一个银色金属龙头。和一般取用泉水的设备无异，只是从管道里流出的却不是清澈的泉水，而是芳香甘醇的红酒。龙头上方的一块牌子上，用西班牙语写着：

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去往圣地亚哥的路还很长，喝上一口西班牙红酒吧，精神抖擞地继续前进。

哈维尔说，“红酒之泉”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早已成为朝圣路上的一景。他兴奋地拿出随身携带的水瓶，装了满满一瓶。

这着实令人赞叹不已。我可以想象，在高级的旋转餐厅里，身穿制服、戴着白色手套的侍者端来一瓶红酒，姿态优雅地打开，将木塞放在托盘上，然后小心翼翼地为每只玻璃杯斟满酒液，如同一个高贵而庄严的仪式，却无法想象在这样荒僻冷清的圣地亚哥之路上，有这么一只随时可以流出红酒的金属龙头，这简直就像神话故事里才有的怪诞情形。

在这个国家居住了三年多，若说我是在哪一刻真正爱上西班牙红酒的，大概就是此时。在四野都是葡萄藤架的乡间，在漫长艰辛的朝圣路上，用随身携带的水壶装上红酒，喝上一口——原来它也可以是如此廉价而又亲切的饮料。

午间吃饭时，大叔们在附近的便利商店买了许多不同的西班牙肉肠，配上刚出炉的长棍面包。在道路旁的塑料圆桌前坐下，文森特拿出折叠小刀，把肉肠切成小片，又打开真空包装的火腿片。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抓起肉肠，时而喝上一大口红酒。天气晴朗，日光强烈，让人微微眩晕，这肯定是圣地亚哥之路上最好的时刻之一。饥饿时有丰盛的食物，口渴时有充足的美酒，行走在一条古老而漫长的路上，停留在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小镇，我的肩膀依然酸痛，膝盖还是生疼，但在阳光下却心满意足地眯起了眼睛。

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离开罗格罗尼奥，我一直无法处于绝对清醒的状态。喝饱红酒后继续上路，脚下有些绵软，身体的疼痛反而不再那么剧烈。心里惦念起俄罗斯男生，在老城区公立驿站依然有遇到他的微小可能，但大叔们却不肯停留，他们偏好安静，选择了新城区的私立驿站。

夜幕已经降临，罗格罗尼奥的大教堂灯火辉煌。

我拿着朝圣者通行证，走进金碧辉煌的礼拜堂，一个身穿红色袍子的神父正迎面匆匆走来，我小心询问了盖章的地方，神父满脸笑容，亲自引领我来到圣坛左侧的小房间。

这是礼拜堂的侧室，挂了几件神父的衣服和礼拜的用具。修女在通行证空白处盖好了印章，正是罗格罗尼奥大教堂的样子。

此后每经过一个大城市，我都去主教堂里盖一个纪念印章，虽然不是天主教徒，我却热爱收集这些形态优美、充满故事的印章，这些教堂矗立在圣地亚哥之路上，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罗格罗尼奥的夜充满魅惑，到处飘散着红酒的味道。

我跟着三个西班牙大叔一起，流连在广场附近的小吃街。西班牙人吃小吃，往往不是专注在一家店里，他们喜欢一伙人一起，走进酒吧要一杯红酒，一小碟吃食，即使有座，也要站在吧台边，嘻嘻哈哈地大声聊天，等到吃完喝完，又去另一个店里。一个晚上甚至要跑上五六家。就这样，我跟着一帮西班牙大叔，跑遍了罗格罗尼奥市中心的大部分酒吧。当地最有名的小吃是油煎蘑菇，松软酥脆，特别好吃。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红酒，胃里暖洋洋的。

或许该静止在这样的生活里。

西班牙大叔都是非常有趣的人，他们喜欢在路上停下来，跟田里劳作的农民或者建筑工地上的工人聊天，说着诸如当年的收成或者城市的改建这样的话题。我总是能学到些什么，走近一个从未体验过的西班牙。

从踏上圣地亚哥之路的第一天，我就和他们结伴行走，却因此错失了俄罗斯男生。在罗格罗尼奥新城区偏远的驿站里，我躺在铺上，反复思忖着一个决定。

朝圣路还很长，它不该仅仅这样而已。

Part 2　拉里奥哈

La Rioja

流淌红酒的土地

1

“我曾经养过一只猫，那年我七岁。”

“其实说到底，那是姐姐的猫，我只记得它是一只黄色的花猫，喜欢静静坐在二楼窗台上向外看。它非常慵懒，很懂得享受生活。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它都会去院子里晒太阳。那里种着一棵杏树，到了春天，总是开满粉红色的花。猫就喜欢躺在树下，四仰八叉，肚皮朝天，眯着眼睛，掉下来的花瓣落在身上，它也懒得挪动一下。后来它被抱去拍了猫粮广告。”

“它是不是特别漂亮？”我问。

“姐姐认识给猫粮公司拍广告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只是需要一只免费的猫。”他笑。

“所以是没有报酬的？”

“印象中是没有的。但好像赠送了不少那个牌子的猫粮，它心满意足地吃了好一阵子。后来，它在十岁的时候死了，对一只猫来说，也算寿终正寝了。姐姐保留了几盒它拍广告的那种猫粮，铁盒盖子现在还挂在厨房的墙上，至于那个牌子的猫粮，早已换了新包装，拍了新的广告画，封面是只新的猫咪。这样一来，铁盒也就成了限量版的。可我常常觉得，在广告画里，它看上去还是一只最普通不过的花猫。”

近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和马克还未走出罗格罗尼奥的城郊地带。这里是拉里奥哈大区的首府，西班牙葡萄酒产地的心脏，也是圣地亚哥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站之一。许多朝圣者从这里启程，也有人在这里结束，他们多数是些西班牙人，喜欢像切蛋糕一样，把整条路精心分成四份，每段200公里，共用四年完成。这样一来，他们每年只需要拿出一个星期来走路，剩下的三个星期，就可以在地中海边尽情享受漫长的夏日时光。

我不喜欢这样的城郊地带。

圣地亚哥之路本该蜿蜒在广袤的乡间，在拉里奥哈，我们总是穿过整片种满葡萄藤的红色土地，间或遇见一两个正在田间耕作的农民。西班牙大叔曾说，若是在八九月间，就可以看到满藤饱满的、紫红色的葡萄，相比之下，三月总显得寂寥。

在路上，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此前，我从来不知道世上居然有这么多热爱走路的人。不是攀爬令人生畏的皑皑雪山，不是穿越溪流遍布的山涧，不是休闲，也不是竞技，只是执拗地背上简单的行囊，循着黄色箭头，日复一日地朝着一个方向徒步前进。走过碧绿的田野，经过无人的山村，也要穿越令人不快的城郊地带、密集的工厂区。

这条路千变万化，只有目的地的圣城始终屹立在目光不可及的远方。

穿过一片荒弃的花园，在路边的石椅上坐下来。马克打开背包，取出放在最上层的饭盒，又拿出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把半只长棍面包从中间整齐地剖开，然后拆开一条牛奶巧克力，夹进面包里。

“来，试试看。”他递给我。

“不要，这太奇怪了。面包夹巧克力条，德国人也这么偏爱甜食吗？”我说。

“这应该算我自己的习惯吧，比如，我还喜欢把香蕉压扁夹在面包里。”他笑，“总要尝试下吧，不要轻易对没有试过的东西说不。”他偏执地把夹着巧克力的面包往我面前递了递。

我只好接过来，小心地咬了一口。虽然怪异，但味道确实还不错。尽管之前一直觉得，长棍面包这样坚硬的表壳和极具韧性的内里，只能与火腿奶酪搭配。

事实上，从第一天起，我就在一路上来自各个国家性格各异的同伴的怂恿下，尝试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食物。借由朝圣者身份带来的强大默契，人们总是乐于分享一切。

马克是德国人，今年22岁，医科第四年在读。我们在潘普洛纳之后某个小镇的驿站相遇。他从法国境内的起点出发，本来比我早了三天时间，但因为膝盖的伤，在潘普洛纳休整了两个晚上。

那天，我刚刚走进厨房，准备烧一盘简单的番茄蛋，看到马克站在灶台边，正在熬一锅酱汁。

他身材高大，金色的卷发，扎一条色彩艳丽的头巾。或许是这块头巾，或许是他纯正的美式口音，让我断定他必然是个二十出头的美国男生。就是《美国派》里的那种典型的美国男生，无脑、吸食大麻、喜欢派对、满脑子都是性。此后结伴行走的三天，我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断，甚至开始纳闷，自己当初是如何把一个如此“德国”的德国人，当成了美国人。

“嗨，你好。我的名字叫马克，我是德国人，你从哪里来？”

“我是中国人。”

“中国？我的女友在北京。”

“是吗？她在中国做什么呢？”

“学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她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不过她在西班牙出生长大。”

“我明白了，她是一个中国人。”

“不，她不是中国人，她是一个西班牙人。两年前，她来德国旅行。在科隆大教堂前，她问我是不是可以帮她和朋友拍一张照片，她的英语有西班牙口音。”他说。

“那她为什么要去中国呢？”我问。

“我不明白。”马克一脸困惑，无奈地耸了耸肩，“她在巴塞罗那出生，又在马德里长大。从6岁起，她就开始在西班牙的学校里读书，周末的晚上和朋友在路边喝酒，然后去跳舞，每年夏天都去海边，穿着比基尼晒太阳，她的皮肤是小麦色的，她大声说话，很爱笑。她根本就不是个中国人。”

“但她对于中国，始终有种浪漫的幻想，一直想回去看看。我对她说，现在的中国不可能是她想象中的样子。‘可你也从来没去过中国啊，马克。’她总是这么对我说。我们为此吵架。最后，她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去了中国，去了北京。”

“然后呢？”我问。

“然后，中国果然伤了她的心。”马克说。

“她的名字叫什么？”

“卡门。”

2

2012年2月13日　天气　晴

清晨6点，天边被朝霞染成红色，应该又是个晴天。我的心情也很好。

今天我要去中国了。大学二年级结束后，我决定拿出一年的时间，去中国看看。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父母忙于日渐庞大的家族生意，根本无暇顾及我。我完全行动自由。

去中国的航班从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起飞。上飞机前，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马克，我要去中国了。

卡门甚至可以想象马克读到这条短信时的表情——睡眼惺忪，金色的卷发乱成一团。是的，他不喜欢中国，更不喜欢卡门去中国，他们曾为此争吵不休。马克是典型的德国男生，严谨、勤奋、骄傲又偏执。卡门不知道他对中国的敌意从何而来，或许这是欧洲人的一种普遍情绪。不同的是，奉行享乐主义的西班牙人，很少会纠结于某一个价值判断。

卡门的父母来自浙江青田。她的妈妈总是说青田“九山半水半分田”，是真正的温柔乡。西班牙大部分的中国移民都来自青田。卡门在巴塞罗那出生，2岁时举家迁到了马德里。在这座城市里，她恋爱、读书，和同龄的西班牙人一样，毫无悬念地长大。

在马德里，一共有三四所中文学校，基本上都是私立的。卡门大概从7岁开始去那里上课。一般来说，孩子们平时在西班牙学校上学，周末就去中文学校。这曾经是让卡门十分厌烦的一件事，因为中文对她来说太难了。浑浑噩噩地读了三四年，长进甚微。

13岁那一年，她搬了家，也换了一所学校。

新老师身材高挑、面容素净，她说自己在马德里某所大学读书，来教作文只是周末的兼职。卡门起初以为所谓的写作课也不过是些老生常谈，她曾经写过看图说话作文，早就学会了怎么用三四行文字糊弄老师，蒙混过关。可出乎卡门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拿出看图说话的命题发给大家。

她坐了下来，说：“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吧。”

“你们听过月霞虫的传说吗？”她问。

大家都茫然地摇了摇头。

“顾名思义，月霞虫就是一种以月亮的霞光为食的虫子。这样的霞光并不是每个晚上都能看到的，只有在满月——也就是农历十五的夜晚才会出现，而且时间非常短暂。”

“它是那么的含蓄，那么的幽情，带着神秘的诱惑，美丽得让人目瞪口呆。对那些贫苦的小户、常年驻守边关的士兵和为了考取功名在荒村野店露宿的书生，偶尔一现的月霞是他们难得的慰藉。在那一刻，他们不再孤单寂寞。”

“因为在星空下，有着无数的月霞虫和他们一起沐浴着月亮的光辉。”

卡门听得出了神，这故事是她从未听过的。是的，她听过很多中国的神话故事：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还有很多的成语故事。在她的印象中，中国人总是功利和精于算计的，他们或许聪明，或许勤奋，但绝对和浪漫不沾边。

她想象着那美丽的月霞，在空旷而辽远的东方草原上，氤氲出一片银白色的美丽光辉。

“月霞虫自月霞草变化而来。这种草平日里和其他的草没有分别，但到了满月的晚上就变了样子，淡淡地散发着绿盈盈的微光。月霞草吸收十次月霞之光后，就变成了月霞虫。”

“很早以前，那些久居山村的老农或者活佛、老道之类的高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他们会在月满之夜，去采掘这些受了光华而尚未转化为月霞虫的草来制成神秘的丸药，治病救人。但即使是他们，也不知道月霞虫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因为在月霞存在的短暂时间里，找到飞舞的月霞虫实在是太难的事情。”

“据神秘的记载，月霞虫的功效比之月霞草要高出百倍，不但可以治疗疑难杂症，甚至可以延年益寿。中国的史书上曾经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秦始皇到了晚年，一心想长生不老，抓了很多方士为他炼丹药，如果练不成就杀头。有个名叫徐福的方士，实在不忍心同道中人受苦，就把月霞虫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秘密告诉了秦始皇。秦始皇大喜，忙问哪里可以捉到这种神奇的虫子。”

“徐福说，此前中原兵荒马乱，铁蹄践踏之下，这种虫草早已绝迹。只有隔海相望的东瀛，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日本，才有这种虫子。于是，秦始皇马上命人布下船只，安排人马去东瀛捕虫。”

“徐福在东瀛一住十年，耗尽心力，终于找到月霞虫，而随他同去东瀛的人，也都在这漫长艰辛的旅途中相继离去。回程途中，徐福孑然一身。一天深夜，他泊船于海上，去货舱查看这些虫子。那天正是正月十五，月满如银盘。海面宁静，洒满了洁白的月光。他打开货舱，竟看到所有月霞虫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共同散发着月亮的光华。那种耀眼的光芒、震撼人心的美丽实在超脱凡世，让人无法直视。”

“徐福瞬间泪水盈眶，双膝跪地忏悔。他不敢相信，世间竟有这样纯洁神圣的存在。用如此珍稀的月霞虫制药，只为凡世一代君王长生不老，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罪孽。思虑至此，他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货舱的大门，将所有月霞虫在海上放飞。”

“数百只月霞虫绕船几周后，一起飞向了深蓝色的夜空，很快与满天繁星融为一体，徐福兀自站在船头，已分不清哪些是月霞虫，哪些是遥远的星辰。在这四下无着的大海中央，他孤独地见证了这世间无与伦比的美丽。然后他默默地掉转船头，翩然远去，终于消失在水天一色的大海尽头。”

“徐福再也没有回来。消息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他下令灭了徐福的九族。据史书记载，多年之后，有人在某处遇到隐居的徐福，曾经问他，这件事做得值不值得？他沉思良久，说：‘月霞虫之美，倾城倾国可矣！’”

故事讲完了，她静静地看着窗外，不再说话，似乎自己也沉浸在月霞的美好光芒里。卡门坐在第二排的位子上，一时恍了神。大家安静了许久，一个女孩小声发问：“那么，月霞虫现在还在么？我们还能看到它吗？”

她转过头，微微笑了：“我知道它们还在。它们为明月而生，饮食月霞的光华，所以，只要月光还在，它们就在。只是现在我们越来越难看到它们了。城市里有太多的电灯，即使夜深也是满街的霓虹。很多时候，我们几乎连月亮都注意不到了，不是吗？更不要说那些凭借月亮霞光在夜间飞行的小虫子了。”

“那要怎么样才能看到它呢？”

“月霞虫总是与宁静和孤独相伴。那些夜夜在欢唱喧嚣的人们，永远领略不到它的奇异。倒是许多生活在偏远之地的穷苦人、城市边缘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夜半无法入睡的诗人会偶然见证它的美丽。”

“如果去中国，我能找到月霞虫吗？”卡门问。

她只是温柔地看了卡门一眼，没有回答。

2012年2月14日　天气　晴

一觉醒来的时候，飞机正在西伯利亚上空的云层里平稳地穿行。这真是一次漫长的飞行。坐在狭窄的座位上，我用毯子裹住双腿，半蜷着身体，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偶尔透过小小的舷窗望着窗外大团大团的云朵。

面前的小屏幕上显示着：

飞行速度：900千米/小时，飞行高度：39 000英尺，舱外温度：-59℃

我在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上抄下这些没什么意义的数字。这应该是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飞行。在飞机上能做的事很少，醒着的时候，我多半都盯着面前的小屏幕。偶尔跳出绿色的飞行地图，告诉我现在身在何处。

飞机一直向北飞行。离开阳光灿烂的伊比利亚半岛，掠过比利牛斯山脉，巴黎、法兰克福、华沙，转而向东，明斯克、莫斯科，跨越横亘平原南北的乌拉尔山脉，然后进入寒冷而渺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冰雪平原。一路向东，一路向东。

几个小时后，我将落地北京。

在这四万英尺的高空，我又想起月霞虫的传说。那年我13岁，这依然是迄今为止，我听过的最柔软最美好的东方故事。在那个时候，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把这理解成一种肯定。

那天我们并没有写作文，但我却开始对中文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要知道，在这之前，我只是恼于那些繁复的方块字而已，但她说，要想真正地理解东方的文化，就要能读汉字写成的书。后来，我也开始喜欢写些什么，比如记日记，或用中文抄下面前小屏幕上的字。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卡门从冗长的睡眠中醒来，马上拉开舷窗的挡板，把额头抵在玻璃上，努力向外看。飞机仍在下降，已经进入机场的范围，正要开始滑行。

卡门发现，北京的天是灰的。

这种对天色的敏感是直觉性的。在她长大的城市里，一年中至少有三百天，天空明亮且蔚蓝。生活中的晴天是如此密集，甚至让人感到单调。

而现在，小小的舷窗外，北京的天空没有乌云，却是灰的。在这样的天色下，一切事物都染了一层尘，就好像透过久未清洗的相机镜头捕捉到的黯淡世界，而在蒙蒙的远处，高楼鳞次栉比。

卡门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它像极了狄更斯小说里19世纪的伦敦。

在机场出口，卡门一眼就看到了负责接机的女孩。她径直走过去，热情地打了声招呼。对方有些措手不及，匆忙收起写着卡门名字的纸板，伸手接过她的红色小行李箱。

“一路还好吗？”

“长途飞行真的很不舒服，睡也睡不好。”卡门说。

她看了她一眼，笑了。

“一开始还真没认出你来，传真过来的资料里只提到是个西班牙女孩。”

“我出生在西班牙，但父母是中国人。他们是25年前移民西班牙的，我的祖籍是中国浙江。”卡门说。

出租车在北京的立交桥上疾驰，卡门沉默地坐在后座。

她们正逐渐进入喧嚣的市区，拥堵的街道两侧是林立的高楼大厦，行人神情冷漠，行色匆匆。车子经过繁华的商圈，高耸的大厦上的琉璃瓦也是黯淡的，缺乏日光反射的黯淡。一段不到一公里的路，却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中心马路上水泄不通，刺耳的喇叭声此起彼伏。空气中流动着烦躁的因子，卡门突然觉得心慌，好像无意浸入一场梦魇无法醒来。

她突然觉得这连19世纪的伦敦也不像，她似乎穿越到了某个异次元的空间，陌生的空间。

她们在大学园区附近下了车。卡门拖着她的红色行李箱，站在车水马龙的路旁，没有交通信号灯，她想都未想，看准斑马线就踏了出去。

“嘟——”一阵刺耳的喇叭声惊得她慌忙向后退去，一脚绊在行李箱上，差点摔倒。一个留着平头的中年男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着卡门恶狠狠地咒骂。她惊魂未定，异常狼狈，愣在原地，而那辆黑色的轿车已经扬长而去。

卡门四下看了看，路人神情冷漠，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事情发生。

2012年2月15日　天气　晴

已经落地北京。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整理行李，公寓还不错，很现代化。长途飞行让人疲惫，加上时差，现在头痛欲裂。是应该去休息一下了，可是我却睡不着。

今天下午过马路时，险些被一辆车撞到。车主很凶，我不知所措。那是一条普通的马路，没有交通灯，设置了斑马线。在西班牙，行人只要站在斑马线上，来往车辆都会立刻减速，停下来，等行人先过。但别人告诉我，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任何时候，行人都要给车辆让路。

但这还不是最让我费解的地方。在西班牙，大家也会闯红灯。车主和行人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过马路时，只要四目相对，大家就会自然地微笑。可我永远都忘不了在路口，那个中年男人探出车窗，恶狠狠地冲我喊叫，还有之前那一声充满了敌意的刺耳的喇叭声。好像因为我是走路而不是开车，就成了过街老鼠，他是那么趾高气扬。

3

马克有着非常天真的一面。

他会停在路边的杏花树下，仔细观察很长时间。无数只蜜蜂穿梭在花朵之间，嗡嗡作响。正是花开时节，杏树枝头挂满粉红色的花。阳光刺眼，他微微眯起眼睛，金色的睫毛很漂亮。

我们就这样一起站在太阳下，背上是十几公斤重的登山包，静静地看着一条虫子爬过马路。有时我们会询问对方一个名词在彼此的母语中如何发音，然后莫名其妙地感慨或傻笑，这些都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小小乐趣。

正午时分，太阳已经爬到一天中最高的位置，我和马克决定在这个名叫本多萨的小镇停留下来。与其说是个小镇，不如说是个村子。一条主街、十几幢平房、几十个居民、一个酒吧、一个杂货店，这是典型的西班牙山村。马克赞叹说，它们好像怎么都长不大，永远保持着那样的尺寸和简单的生活方式。

驿站很漂亮，门口有个贝壳形状的水池，小厨房连接着一个开阔的庭院。阳光正好，所有人都聚集在院子里晒太阳。水池旁的草坪上，坐着一个黑色头发的男人，正一个人慢慢地喝红酒。我走了过去。

“你喜欢红酒吗？”我用西班牙语问。

男人明显一愣，然后用英语说：“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

我马上用英语说：“我以为你是西班牙人。刚才问，你喜欢红酒吗？”

男人笑了：“为什么你会把我当成西班牙人？”

“因为他们都像你一样，黑头发、黑眼睛。那你是哪里人？”

“加拿大。但我确实喜欢西班牙红酒。”他拿起放在脚边的酒瓶，朝我扬了扬，“要不要来上一杯？”

“好啊。”我笑着点了点头，“你的名字叫什么？”

“盖罗伟。”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们都在暖暖的阳光下喝红酒。一瓶喝完之后，马克又去买了一瓶。盖罗伟今年29岁，在加拿大中部艾伯塔州的一家餐厅做侍应生。他的妹妹叫萝丝，是个身材瘦小、栗色头发的女孩。两个人一起来到欧洲走圣地亚哥之路。

“刚才还以为你们是情侣呢。”我说。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根本不像兄妹，连头发的颜色都不一样。”马克笑着说。

“爸爸是黑色头发，妈妈是金色头发，所以我们兄弟姐妹的头发颜色都不一样。”萝丝说。

“你们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我问。

“是啊。”盖罗伟笑了，“我们一共有十二个兄弟姐妹，是个超级大家庭。”

我和马克同时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十二个？”

“没错。”萝丝说，“六个男孩，六个女孩。盖罗伟是男孩里最大的，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今年20岁，正好在中间。最小的弟弟今年已经满7周岁了。”然后萝丝伸出手，开始一个一个依次背出每个兄弟姐妹的名字。

“天啊，那你们住在哪里？需要多大的一个家啊！”我说。

“我们住在农场上，自己盖的木头房子，最近的邻居也在两公里以外。爸爸和大一点的孩子每天都开车去20公里外的小镇上工作。小的孩子留在家里，妈妈教他们各种科目。农场上有一个小菜园，可以种蔬菜，够家里食用。每年10月到第二年3月，大雪覆盖了农场，我们就去附近的小山坡上滑雪。”盖罗伟说。

“你们简直像生活在几百年前的庄园小说里。”我说。

离开庭院，经过一楼房间门口时，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逆光让我看不清楚，只隐约感到一个高大的身影一晃。走过去，发现正是之前在潘普洛纳分开的那个俄罗斯男生。

“嗨，原来是你。脚怎么样了？”我问。

“好多了。我在潘普洛纳休息了一天。”他看着我，温柔地笑。

他有一张少年一样清瘦的脸，深褐色的头发和眼睛，笑起来，眼角会出现细小的纹路。他站在我的面前，挡住了所有的阳光。沉浸在这样的阴影里，我突然觉得安全。

我的第一本俄罗斯小说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那是父母给我的10周岁生日礼物。可我却一点也不喜欢它，理由很简单，里面没有爱情。其实，10周岁正是个对爱情想入非非的年纪。那时我读童话《美女与野兽》，第一次接触到了“坠入情网”这个词。它让我感到眩晕，甚至比故事本身更令人神魂颠倒。

12岁时，父母又给我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通读后，我很快忘记了大部分的革命情节，却始终记得年少时的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的爱情故事。后来是高尔基，再后来是普希金。我手抄他的《我曾经爱过你》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沉浸在那样义无反顾却又令人绝望的爱情中忧伤不已。

再后来，我读《安娜·卡列尼娜》。

大学的寒假，像个老人一样坐在靠近暖气的沙发上，一行一行细细地读，即使是别人看来乏味至极的景物描写，也一个字不肯错过。我喜欢那些细致而熨帖的叙述。透过文字，仿佛可以看到西伯利亚平原上的那些俄罗斯农民在一年中仅有的几个暖月里，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场景。我也读《战争与和平》，慨叹贵族的生活，灯光绮丽的社交场中形形色色的爱情。

最爱的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在一个漫长的暑假熬夜读完了《罪与罚》，宗教色彩浓郁的结尾让我浑身颤抖。至此，我对俄罗斯的热爱到达无与伦比的顶点。

在欧洲的三四年里，我走遍了大部分国家，却始终不曾去过俄罗斯。莫斯科，始终是一个神话的起点和终点，于我而言，充满了神圣的色彩。

离开家乡后，数年间漂泊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大洲。俄罗斯于我，又成了有关故乡的精神映象。风雪、严寒、漫长的冬天；白桦林、烈酒、嗜战粗犷的男人。俄罗斯始终是我的精神故乡。

如今他站在面前，我想到的是少年保尔·柯察金。

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这个想法荒唐又矫情。那短短几秒钟的温柔对视竟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内心积郁许久的对于俄罗斯的全部炽热情感，正以无声的形式进行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爆发。我不可控制地想到保尔·柯察金，不是历经革命风雨洗礼的保尔，而是少年的他，曾经给予冬妮娅爱情理想的他。

“嘿，等下我们吃什么？”一个大块头、蓄着络腮胡子的男生走进房间，对着伊万说。

他仿佛度过了漫长冰期，刚刚苏醒一样。回过神来，看了大胡子男生一眼，又转过头看着我，“你知道附近哪里有超市吗？”

“他们说这里唯一的杂货店今天不开。附近似乎还有一个酒吧，你可以去问问驿站老板。”我说。

“好的，谢谢。对了，忘记给你介绍了，这是我在路上认识的朋友，他叫保罗，是瑞士人。”他指了指大胡子男生，又看了我一眼，说：“她是中国人。”

“你好。”我礼貌地朝大胡子男生一笑，转身离开了房间。

小小的厨房里，竟有七八个人同时忙碌着。加拿大人在做意面，俄罗斯人和瑞士人在做意面，韩国人也在做意面。我想起在马德里的公寓里，自己也常常做意面。这恐怕是表面看起来最单调，实则最变化多端、最能够激发创造力的食物之一。

盖罗伟和萝丝煮了满满的一锅，味道清淡，只辅以香料；俄罗斯男生在他的意面里加了大块大块的牛肉；韩国人的意面是辣的。

在那些无所事事的马德里周末，我也会煮上一大锅，细心地分装在大小相同的保鲜盒里，肚子饿的时候，就取出一盒，微波食用。在某些单调寡淡、略显无聊的日子里，我会舀上一大勺老干妈辣酱，浇在浸满番茄汁的意面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竟觉得这样的吃法也很不错。

伊万站在灶台前，系着白色的围裙，右手拿着木制锅铲。我犹豫了一下，走进拥挤的厨房，走过他身旁。他微微侧过身，似乎并未留意。擦身而过的一瞬间，他飞快地把一块巧克力塞到我手里，低声说：“这是给你的。”我飞快地接过来，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只是低声说了句“谢谢”，然后迅速地穿过厨房，走到庭院里。

很多天后，当圣地亚哥之路已经到了尽头，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时，我回想起这个微小但印象深刻的细节，仍然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跳出当时的自己，浮在半空中观察彼时彼刻的两个人，竟然像极了童年时看过无数次的黑白谍战片。

那年我八周岁，白衫蓝裙，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在学校的组织下集体去附近的影院看电影。大抵是一个讲述地下党的同志们如何在白色恐怖区里秘密交换情报、团结抗敌的故事。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地下党碰头那种充满了谍战色彩的神秘情节总是充满了吸引力，他们周密的安排，巧妙设置的接头暗号，出色的掩护，以假乱真的表演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个跟巧克力有关的浪漫情节，却总是联想到那一点也不浪漫的革命桥段。很显然，他能够掌控这开端，却控制不了这结局。我迅速地接过了巧克力，甚至没有给自己一个回应他温柔目光的机会。他发出了信号，我获得了情报，却只留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对此，我始终有着自己坚信不疑的解释，那就是我参不透这一切的含义。

直到我带着这块巧克力，一步一步走完剩下的600多公里，若干天后，又坐上一路向东的飞机，跨过几万公里的距离回到遥远的中国。终于打开行李箱，从最内层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这块因为长途颠簸已经被折断的巧克力，一如我那被腰斩的记忆。左看右看，我还是觉得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破解这有史以来最简单明白的情报。

一块甜到发腻的牛奶巧克力，因为始终怀疑它不是甜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尝过。

4

2012年2月20日　天气　晴

开始的这段时间比较轻松，多半是因为这些年来一直很努力地学习，大学的汉语培训课程，我只需要象征性地参与。马克自然不能理解这艰辛背后的意义。他总以为，我想来中国只是一时兴起。虽然他并未年长我几岁，却总是喜欢把我当作孩子。他以日耳曼式的精确计算，不容置疑的判断，试图为我规避风险。争执不下的时候，他曾说：“你明白我只是怕你失望，中国从来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可你又怎么知道我想象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当然知道。你想象中的中国，是田园式的故乡，是静谧的东方乐园，是充满智慧的禅境，是天人合一的乌托邦。”

“你是德国人，你当然不明白。可我是中国人。”

“你不是中国人，你是西班牙人。我们都是外国人。”

他曾经令我如此沮丧。自然，我从未对他讲过月霞虫的传说。事实上，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那之后一年，中文老师离开，这个故事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变成了我一个人坚守的信仰，令人羞怯的信仰。

上课之余，我和其他刚到北京的外国同学一起游览各大著名景点。

和同学一起，卡门去了故宫、长城、天坛，去全聚德吃北京烤鸭。她惊讶于这些景点浓重的人工气息，更惊讶于大部分中国游客对此表现出的满足和麻木的心态。她被人流拥上狭窄的八达岭长城，出售纪念品的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争相合影留念的人们，他们甚至没有好好安静哪怕一分钟，站在城墙边看看日暮时分那壮观的景色，就又一哄而下，登上来时的大巴车。

她发现长城并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太多事都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

卡门所住公寓的街区有个大型超市，她经常去那里买面包和蔬菜，尽管长着一张如假包换的“中国脸”，他们还是能够准确地把她从人群里分辨出来。卡门想，中国人的确非常精明，带着一丝狡黠。朋友对她说，如果他们去景区游玩，买水的时候，小贩会以“特殊的价格”卖给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卖给本地人是一个价格，中国游客是一个价格，外国游客呢，又是另外的一个价格。

有时卡门也去逛小店，她起初甚至不知道可以还价。习惯了西班牙明码标价的生活，卡门突然之间很不适应。中国的物价不算高，她只是反感这样的买卖如同智力游戏，她不喜欢被人骗。

几天后，卡门遇到了一件让她难以忍受的事情。

某天中午，她和几个同学在附近的小餐馆吃饭。在北京有很多这样四川风味的小餐馆，口味偏辣，价格亲民，当地人都很喜欢。

他们照例买了瓶装水。点好菜之后，卡门注意到旁边一桌的几个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附近的打工者。他们似乎在吃火锅，边吃边聊，声音很大。大概是太辣的缘故，其中一个突然剧烈地咳了起来。让她感到惊讶的是，他大声地、放肆地咳着，面前是满满一桌的食材，他既没有捂住嘴，也没有一点收敛的意思。

就在这时，他又做了一个完全超出卡门底线的动作，只见他用力地提上一口气，伴随着喉咙里发出巨大的呼噜噜的声响，像是某种令人恐惧的巨型爬行动物发出的声音，那声音让人想到黏液，那些黏着在咽喉内侧的黏液，伴随着猛烈的抽吸聚集在鼻腔和口腔的交汇处。然后，他又用尽全力一咳，卡门想象那来自身体深处的痰液现在已经全部汇聚在口腔，浸润着舌头和牙齿的缝隙。他紧紧抿着双唇，支支吾吾地发出含糊的声音，然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地低下头，把痰吐在了地上。那痰液从他的下唇拉出垂直的线条，他毫不犹豫地用手掌抹了抹下唇，完全摆脱了这恼人的痰液，最后鞋底在地板上用力一抹。

在整个过程中，交谈从未停止，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卡门瞬间感到胃里翻江倒海。就在这时，一直坐在她旁边的法国女孩“噌”地站了起来，卡门看着她，只见她的脸已经憋得通红，她结结巴巴地，用非常不熟练的汉语大声说：“这是公共场所，这是吃饭的地方，你怎么能这样？”

邻桌的几个男人困惑地抬起了头，看着这个气得发抖的金发女孩。场面顿时凝固了，好几秒钟没有人说话。卡门突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自从小学三年级几个恶毒的西班牙小孩当众起哄，对她大喊“中国佬”引发全班大笑以来，她再没有为自己的黄色皮肤感到自卑过。

2012年2月24日　天气　阴

那天四川餐馆发生的一幕，像针一样刺痛了我。几个男人抬起头，困惑地看着我们。我看到法国女孩气愤又骄傲地昂着头，她有着与众不同的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而我，混迹在这些“中国脸”中，竟然感到无地自容。此刻我是谁？西班牙人还是中国人？

很小的时候，我开始在西班牙学校里读书，那时马德里的中国移民还不多。9岁那年，班里的几个孩子偷了门房的报纸，在某个版面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条介绍中国古代裹脚习俗的小文章。震惊之余，他们撕下那篇报道，四下传阅，唏嘘不已。几个最调皮的西班牙孩子开始叫我“中国佬”，他们指着我的脚哈哈大笑。我不知这突如其来的孤立从何而来，因为从我记事起，中国就已经是个遥远抽象的概念。我生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天空下，我是西班牙人。

甚至在13岁之前，我从未感到自己是中国人。月霞虫的传说好像触及了我心里一个柔软的角落，我开始一厢情愿地认为，那是自己沉睡已久的东方情结。或许我的血液里的确留存着这样浪漫唯美的中国基因。

难道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因为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我羞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刻，我从未感觉，中国离我如此遥远。

5

大口吃意面，小口抿红酒，强烈的阳光照在脚丫上，一上午的行走后生出新鲜的水泡，也在流动的空气中舒展开来。

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觉得自己可以就此停顿在这样的时间里。没什么强烈的喜悦，但安全又惬意。

从午饭后，伊万就没再露面。之前去厨房煮茶的时候，我看到他和大块头的瑞士男生，两个人正并排坐在长条形的餐桌边，狼吞虎咽地吃意面。他好像感应到什么一样，突然抬起头，迎着我的目光。对视了几秒钟，谁都没有说话。我正碍于不知如何开口，他又低下了头。

院子里的人少了很多，只有马克、盖罗伟和我还坐在草坪上继续喝红酒。一个身材壮硕、头发花白的大叔走了过来，也在草坪上坐下。盖罗伟拿起一只空杯子，倒上半杯红酒，递给他。

“嘿，你从哪里来？”

“我叫罗伯特，来自南非开普敦。”大叔用口音极重的英语回答。他有一张砖红色的脸，白色衬衫领口处露出的皮肤也是砖红色的。

“啊，非洲。所以，我们现在有来自四个大洲的人。”马克笑着说，“欧洲、非洲、北美洲还有亚洲。”

“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我抛出了这个圣地亚哥之路上初次见面的人之间必然提出的问题。

罗伯特笑了：“说起来有趣。在开普敦的时候，我是一个专门从事教堂修缮工程的承包商，已经二十几年了。我有一个全开普敦甚至整个南非最优秀的团队，这并不容易，需要和政府、教会以及各方面组织都有着良好的关系，需要有极高的声誉。许多年来，我始终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我们接手古老而破旧的教堂，提出方案，各方达成一致后，资金到位，我们就开始了修缮工作。”

“对于普通的房屋，更多的是从功能性的角度进行修缮。而教堂则更加具有专业性，我们的团队里有许多专业的技师，他们可以复原教堂外墙上被风雨侵蚀的浮雕，让内部的壁画重新栩栩如生。虽然我们的工作，更多的停留在技术层面，但长年累月的往来于这些古老而恢宏的建筑之间，慢慢地我也对天主教产生了敬意。”

“你不是天主教徒？”盖罗伟问。

“现在还不是。我去年退休了，也告别了这份工作。但我还是喜欢时不时地去教堂里坐一坐，偶尔参加一两场弥撒。那里的气氛让人内心平静。许多人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既不是轻狂毛躁的少年，也不是志得意满的中年，五十而知天命，应该不会再有任何惶惑和不安。可是，对我来说，人的生活总是与迷惘相伴。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困境。去年，我在开普敦最好的朋友来到欧洲，走完了圣地亚哥之路。回去后，他给我讲了很多这条路上的人和事。所以今年，我决定亲自来走。”

“其实我并不知道从开始到结束，这近800公里的步行到底能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只是想，或许我能在这条路上，找到想要的答案。”

“什么答案呢？”我问。

“属于自己的答案。”罗伯特神秘地笑了。寻找答案，这不就是每个人来到这条路上的目的吗？

6

2012年2月28日　天气　多云

来北京已经半个月了，仍然很不适应。我总是努力说服自己，或许这就是妈妈所说的“水土不服”。在这里，孤独和疲惫成了一种传染病。地铁上人们互不理睬，都埋头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座有着超过两千万人口的国际大城市，这个数字几乎是西班牙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间，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人们面无表情地擦肩而过。他们每天和无数陌生人拥挤在一起，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

慢慢地，我开始怎么都睡不醒。即使每天像婴儿一样睡饱十个小时，还是觉得很累。我的脾气变得暴躁，我开始想家。

前几天收到马克的邮件，他已决定在3月初开始走圣地亚哥之路。这条路开始于法国境内，终点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宗教圣城圣地亚哥。全程近800公里，可以选择骑车或步行。我的一些朋友走过这条路，但能够完整走完的人很少。他们大部分都从位于中段的莱昂或者位于下段的赛利亚开始，只走上一两个星期。马克是决心走完全程的，对于他的毅力我从不怀疑。只是，作为一个读医科的德国人，他对生活有着明确的规划和坚持，我参不透他想走这条路的初衷。

有人说，踏上圣地亚哥之路的人，都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但我看不出马克的困惑。或许我们从未能真正了解彼此，就像他从来都不知道月霞虫的传说一样。他，或者也有不为我所知的秘密。

在邮件里，马克说圣地亚哥之路于他，就好像一个仪式。仪式，热爱仪式的德国人。我并不迷信这些，其实，谁又不是走在自己的圣地亚哥之路上呢？我想知道，当朝圣者们经过长途跋涉，饱受烈日暴雨的摧残，拖着疲惫伤痛的身躯，终于站在圣地亚哥大教堂前的时候，他们是否感到一切都恰如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恢宏美好？如果不是，他们又将怎样面对这巨大的反差？

25年前，爸爸和妈妈第一次到西班牙的时候，也是我这个年纪，他们当时在想些什么，是不是也会“水土不服”呢？

25年前，当卡门的父母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偏居于伊比利亚半岛一隅的海滨城市。

1988年，毕加索离开这个世界整整15年，他的足迹和身影却依然留存在巴塞罗那的每个角落。高迪的神圣家族教堂已经矗立在市中心许多年了，尽管那时的游客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兰布拉大街上却还是一样的人来人往，博盖利亚市场里，每天都堆满了色彩鲜艳的果蔬。有人已经开始把巴塞罗那称作“欧洲之花”，但其实是要整整四年后的奥运会，才真正让这座城市一举成名，熠熠生辉，成为整个欧洲最富有情调的浪漫地之一。

而在那个时候，卡门的父母却无心欣赏这一切。

他们翻山越岭地偷渡而来，在这片新大陆刚刚落下了脚，看着满大街的西班牙语招牌，一个字也念不出来。在人蛇的安排下，他们进入了巴塞罗那的一家中餐馆打工，卡门的爸爸洗碗，妈妈跑堂。新来的人总是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他们吃住都在店里，每天从中午开始忙碌到深夜，直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关好店门，脱下油渍斑斑的衣服，倒在床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每个月里一两个空闲的下午，俩人来到加泰罗尼亚广场。广场上总是那么热闹，南美移民围成圈不知疲倦地跳舞。他们总是和着音乐的拍子，一边跳一边热情地招呼路人。那时的巴塞罗那，以至整个西班牙，中国移民还很少，人们对于街头难得一见的中国面孔总是充满了好奇。有一次，卡门的父母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欢快地舞蹈，队伍中的一个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的人突然跑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拉起卡门父亲的手，大声喊着，来吧，来吧，一起跳舞吧，朋友。卡门的父亲不知所措，另一只手还牵着卡门的母亲，他们被一起拉到队伍中来，所有人都在笑，和着旋律大声歌唱。他们也被这快乐的情绪感染了，竟然也跟着节奏跳了起来，尽管脸上还带着东方人的拘谨和羞涩。

有时他们从加泰罗尼亚广场开始，沿着兰布拉大街一路向下，经过形形色色的小商店，把脸贴在橱窗上仔细地看。高档家具店里的软皮沙发、实木圆桌和精致钟表，服装店里的麂皮靴子、女模特身上优雅的A字裙，甚至糖果店里琳琅满目的糖果，一切都是这么真实而美好，充满了物质的魅惑。他们默默地看着，偶尔相视一笑，那是贫穷不堪的日子里不多的慰藉之一。多年后，他们拥有了马德里城南最大的商品仓库和城北富人区里最豪华的住宅，当他们在摆满了意大利家具的宽敞房子里，分别坐在巨大的原木餐桌的两端，面前是昂贵的高级瓷质餐具，难得一次共进晚餐的时候，彼此之间的距离竟是如此的遥远。

有时他们经过兰布拉大街上的这些小商店，一路向下，一直来到港口边。在海风的吹拂下，看着远处的帆船点点，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故乡已经越来越模糊。因为几年前某个下午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决定，他们取出不多的积蓄，变卖了所有的家当，一刀砍断自己的过去。当他们和另外十几个偷渡客一起，跟随人蛇踏上西去的旅程时，他们明白，这条路没有归途。或许有一天，他们会回来——那一天他们苦尽甘来，衣锦还乡，他们拿着鼓鼓的红包，孝敬老人也犒赏小辈，每个红包里，都是崭新的外国纸钞。到那时，他们已在海外拥有产业，凭借这些年的打拼，可以在村子里择一块最好的地，盖一幢结实明亮的大房子。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跟随人蛇，穿越水流湍急的澜沧江大峡谷，经过中亚地区大片无人的沙漠，翻过高加索山脉，一次次冒险穿越边境线的时候，身边的同伴倒下了，或者在漫长的旅途中不知所终，他们想到的只是活下去，那衣锦还乡的梦，遥远得就像天边的肥皂泡，轻轻一触就会消失不见。

因为钱太少，他们只能跟随人蛇，用最原始的偷渡方式，走最危险的路线，并且在到了西班牙后，还要在指定的中餐馆里无偿劳动三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只能免费吃住，完全没有其他收入，直到拖欠的偷渡费用全部还清。这些都是卡门出生之前的事，关于父母的这些经历，卡门略知一二。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会缠着父母讲故事给她听。那时，他们已经举家迁往马德里，经营一家很小的糖果店。卡门的父母读书甚少，离开故乡前，也不过是每天忙于农活的普通农民。每次卡门哭闹，他们只好把偷渡的故事讲给她听，说到惊悚的部分，卡门常常会哭闹得更加厉害，这让父母不知所措。

待到卡门慢慢长大，家境也逐渐好转。2002年，西班牙政府宣布废弃比塞塔，开始使用欧元，物价飞涨。卡门父母之前无意中购下的几套房子，价格变成了原来的数倍。几次倒手之后，加上原来的积蓄，生意越做越大。凭借青田人特有的精明和在西班牙越来越广泛的人脉，他们开起了商店，又承包了仓库。到卡门20岁，决定去中国看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全西班牙，乃至整个南欧最大的批发商之一。

过去已渐行渐远。不管是偷渡路上那些痛苦绝望的经历，还是初到巴塞罗那在兰布拉大街上隔着橱窗玻璃畅想未来的温馨时刻，都被粗糙地打包，随手丢进记忆深处，不愿再拾起。卡门的父母变成了没有记忆的人，他们也不需要记忆，还有什么比活在当下，活在每天不断增加的金钱中更有安全感呢？而对卡门来说，父母的过往，就如同故事书上那些怪力乱神的奇异故事，如今只剩下模糊的影像。既然他们不再提起，卡门也理所当然地把它们过滤掉了。

如果不是遇见了春晓，卡门的这些记忆或许永远都不会复活。

7

早上6点，我在驿站柔和的宗教音乐声中醒来，其他人还在沉睡中，我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整理背包。这一天的计划是走30公里。如果7点出发，以平均每小时4公里计算，加上中间的休息时间，大概能在下午4点前到达圣多明各。

前一天下午在草坪上，一对西班牙情侣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了圣多明各的传说。他们来自巴斯克大区，哈维是贸易公司职员，维罗妮卡是玩具店的售货员，两人在一起已经七八年了——西班牙人都擅长马拉松式的恋爱。

“在走圣地亚哥之路前，我只听说过多米尼加的圣多明各。”我说。

“没错，西班牙的圣多明各在拉里奥哈大区，没什么旅游资源，所以一般游客很少涉足，也没什么名气，但它却是朝圣路上最重要的城镇之一，因为公鸡的传说。”哈维说。

在很久以前，圣地亚哥之路已经是欧洲最重要的朝圣之路。很多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千里迢迢，来到西法边境的起点，背着沉重的行囊，穿着简陋的鞋子，翻山越岭，一步一步走完这近800多公里，只为了去到心中的圣城——圣地亚哥。因为那时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朝圣者只能步行或者骑马，所以在西班牙，有句古老的谚语：每个人的圣地亚哥朝圣之路都是从自己的家门开始的（El Camino de Santiago empieza en la puerta de la casa de cada uno）。

有一个来自德国的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母和他们18岁的儿子也步行去圣地亚哥朝圣。他们途经圣多明各，在一家驿站投宿。驿站老板的女儿爱上了这个俊美的18岁少年，晚饭后把他约到空旷的院子里，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可走在圣地亚哥之路上的少年，心中只有上帝的声音。他拒绝了少女的表白，表示无论什么也无法阻止他朝圣的脚步。

驿站老板的女儿恼羞成怒，决心报复少年。当晚她趁大家熟睡，将家里一只银质高脚杯偷偷藏入了少年的行囊。第二天一早，晨光熹微，来自德国的一家人谢过驿站老板的盛情款待，准备重新上路，就在这时，驿站老板的女儿突然惊呼家中少了一只杯子，一定是被偷走了。事情闹到当地法官那里，少年的行囊被收缴，众目睽睽之下，法官从行囊中拿出了那只遍寻不见的银质高脚杯。

在那个年代，偷盗是非常严重的罪，偷盗者往往会被判处死刑。铁证如山，少年百口莫辩，法官不由分说，下令绞死他。少年的父母哭天抢地，向法官申辩儿子的清白，但身为异乡人，对方又有如此不可辩驳的证据，就这样，少年被绞死在异乡的绞刑架上。法官认为其罪行严重，执行绞刑后，少年的尸首又被示众三个月。

就这样，两位老人甚至不能亲手埋葬自己冤死的儿子，只好哭着重新上了路。他们一边念着主耶稣的名字，一边走过宽广辽阔的卡斯蒂利亚平原，翻过一座又一座巍峨的高山，赤脚趟过冰冷的河流，当他们终于抵达圣地亚哥的时候，已经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他们走进教堂，对着圣地亚哥的铜像，流着泪为死去的儿子一遍遍地祈祷。

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再次经过圣多明各。少年的父母决定去看看死去的儿子，并乞求法官开恩，让他们为死去的儿子举行葬礼。他们来到绞刑架前，看到他们亲爱的孩子仍然被吊在上面，不禁泪流满面。奇怪的是，虽然过去了这么久，但儿子的身体一点都没有腐烂，面容也是红润的。两位老人闭上眼睛，为儿子祷告。

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儿子的声音：“爸爸妈妈，我没有死。伟大的圣雅各知晓我是无罪的，念我虔诚，他暗中拉起了绳索，让我免于绞死。你们去跟法官申诉，说明这伟大的神迹，让他们放我一条生路。”两位老人睁开眼睛，儿子的尸体一动不动，还是悬挂在原来的地方。

于是他们飞奔到法官的宅邸，说明了来意。此时正是午饭时间，法官手握刀叉，正准备进餐。听到这“伟大的神迹”，法官轻狂地笑了。“他还活着？他已经在那里吊了整整两个月了！”法官不耐烦地说，“如果我面前煮熟的公鸡能够跳起来唱歌，我就相信这世上真有圣雅各的神迹！”

话音刚落，他面前盘子里的公鸡突然挣扎了几下，一跃而起。它抖掉身上的葱花，在盘子里优哉地走了几步，然后站定，大声鸣叫起来。法官愣在原地，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只有少年的父母双膝跪地，感谢圣雅各的神迹。

法官为神迹所震惊，命人放下少年。少年静养几日后，终于苏醒过来，一家人团聚了。

“这就是圣多明各公鸡的传说。”哈维说，“西班牙老人很喜欢这个故事，经常讲给小孩子听。圣多明各就是这个见证圣雅各神迹的城市，所以公鸡就成了那里的标志。”

“少年醒了以后呢？他们一起回德国了吗？”马克问。

“没有下文了。”哈维说，“但我想，他应该跟随父母，再次踏上朝圣之路了吧。毕竟他还没有到过圣城，而且，他也想要亲自感谢圣雅各的神迹。”

“我不这么觉得。”我摇了摇头，“圣雅各的神迹恰恰说明了，对于虔信天主的人，上帝无处不在。少年虽然没有到过圣城，但因为心地虔诚，此后他走过的世间的任何一条路，都将成为圣地亚哥朝圣之路。”

在灯光昏暗的门厅，我把那块巧克力放进透明的文件夹里，又小心翼翼地放进背包的内层，靠近身体的那一侧。伊万和他的瑞士伙伴走下楼来，他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慢慢地穿好鞋子。瑞士男生已经拿好手杖，笑着对他说：“准备好了吗？我们走吧。”他点点头，转过来看着我，眼神里依然荡漾着笑意，“那么，再见了。”

我也笑了，快乐地挥了挥手。我想，不出意外的话，今晚应该还能看到他吧。

在熹微的晨光中出门，我开始缓缓地爬坡。当终于置身于一片种满葡萄藤的、地势微微起伏的平原时，我转过身去，微笑地看着粉红色的朝霞映照下分外可爱的小山村。

这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第七天。

8

“伊万，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吧。”

烈日炎炎，我停下脚步，转头看着保罗，他大口喘着气，面色通红，汗水顺着脸庞流淌下来，连两颊的络腮胡子都濡湿了。保罗是我在潘普洛纳遇到的同伴，他是瑞士人，能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

因为脚伤，我在潘普洛纳休息了一天，那之后，就没再见过她。我甚至一天里走完40公里，只为了能尽早到达罗格罗尼奥。老城区只有一个公立驿站，住满了朝圣者，许多是我曾在路上遇到过的，却唯独没有她。当天晚上，在罗格罗尼奥教堂广场，我和保罗席地而坐，喝完了一瓶拉里奥哈红酒。期间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朝圣者经过我们身边，笑着打招呼。一对加拿大兄妹，已经醉了，也一起坐下来喝酒聊天，后来大家轮番唱歌，直到夜深才散去。

我决定停留在这个叫做本托萨的小镇。

唯一的私立驿站很雅致，有个开阔的庭院。在一楼的宿舍里刚放下背包，门口有个身影闪过，是她。我脱口而出她的名字，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快步走了过来，表情很惊喜。

她询问我的脚伤。我却只是看着她，温柔地笑。阳光透过窗子，照在我的背上，她的脸完全沉浸在阴影里。

短短几秒钟的对视，竟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直到保罗突然走进房间，问我等下要吃些什么。她像刚刚度过数百万年的冰期，终于醒过来。

她又让我想起苏。

苏的样子，永远凝固在了二十出头的年纪。

她是中国外派苏联的留学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苏和其他同学一起，坐上挤得满满的火车，在象征中苏友谊新乐章的“莫斯科·北京”的嘹亮乐曲声中，经过长途跋涉，穿越金色的西伯利亚平原，到达了莫斯科。那时她还很年轻，满心都是对新生活的向往。

在当年的那些中国学生中，苏着实算不上漂亮，她非常瘦，一双大眼睛却生得很美，虽然不是妩媚动人，却是顾盼生姿，每每眼神流转，总是惹人怜爱。她永远精力充沛，对世间的一切充满好奇。

那个时候，祖父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工程学士，已经到了第四年。他和苏在一场校园舞会上认识，也度过了一段真正的好时光。

像所有年轻的恋人一样，他们不知疲倦地奔忙在莫斯科的每个角落。城市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曾经因为熟悉而视若无睹的一切，都因为新鲜的爱情而熠熠生辉。他们会在寒冷的冬天，戴上厚实的棉帽和围巾，沿着高尔基大街一路向下，在寒风里走上几个小时也浑然不觉；每个周日的下午，他们都一起去看电影、溜冰，也经常流连于博物馆和歌剧院，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舞会。有时候，祖父会带上苏，和其他同学一起去郊外野餐。百花盛开的时候，他们坐火车去基辅。祖父用泽尔特的老相机，拍下苏在花丛中欢笑的样子。

多年后的祖父回忆起苏，依然是宠溺的表情。

他说世上不会再有如此之真的女子，他爱苏的不解风情。大多数俄罗斯女孩十四五岁时就已花枝招展，眉目撩人。她们知道自己的魅惑之处，小小年纪便了解在这声色犬马的世间，有了这样一副好皮囊，便是最大的资本。她们总是将全部心力都倾注于自身，根本没兴趣多看一眼这个世界。苏和她们不同，她有着少女的清瘦和孩童的天真，她热爱冒险，从不服输，有着与生俱来的倔强。若是认定了什么，便奋不顾身，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哪怕粉身碎骨。她的性格里，有着非常危险的因子，足够致命却又异常迷人。

祖父对我聊起这些时，已经是我和他生活了三五年之后的事情。

在那之前，我就如同房子里的一个桌椅摆设，每天无声地来去，在他眼中从未构成任何意义。许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了沉默的生活，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在有苏的世界里，他依然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们谈天说地，大步行走在莫斯科四月的阳光下；而在没有苏的另一个世界，他只剩一具躯壳。

他坐在夕阳下，面对着多罗河，不停地喝酒直到意识不清，直到重新回到那个有苏的世界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他会在盛年时突然背井离乡，永远地离开莫斯科，离开陪伴在身边多年的亲友，也离开唾手可得的明亮生活，来到了这个偏居大西洋一隅的，凋零破败的南欧城市，只为了继续一个永远不愿醒来的梦。

在驿站的小厨房里，大家都在煮意面。

我在小镇上唯一的便利店里买到了真空包装的牛肉，也在灶台前忙碌起来。保罗不断跑进跑出，打着下手。我喜欢这些自带小厨房的朝圣者驿站，它们让路上一个原本无所事事的下午变得有趣。曾经在罗格罗尼奥一起喝酒的加拿大兄妹也住了进来。他们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坐在院子里喝酒。

在圣地亚哥之路上，红酒成了最平常不过的饮料。这就是南欧的好生活，人们喝红酒就像喝水一样。葡萄牙人也是这样，只是跟西班牙人相比，他们总是显得内敛些，没有那么奔放热情。

她走了进来，应该是要穿过厨房到庭院去。我正站在灶台边，手里还拿着锅铲，厨房里热气腾腾，人来人往有些拥挤。她经过身边的时候，我从左侧口袋里拿出巧克力，飞快地递到她手上。我说：“这是给你的。”她飞快地接了过来，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只是低声说了句“谢谢”，然后就走开了。

我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一切都发生得太过迅速，让人来不及反应。这简直就像谍战电影里才有的情节，或许只有地下党员之间交换情报时，才会这么果断而利落，没有疑问，没有丝毫犹豫，也不会出现困惑的表情。

我挥动锅铲，继续翻炒牛肉，不断重复着这个机械的动作，却在思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许是我在某个点上出了错？她竟像早已预料到一切，看不出一丝波澜。我抬头看看窗外，她正坐在阳光下，和其他人一起喝红酒。若不是巧克力已经不在口袋里，我甚至怀疑这一切从未发生。

巧克力是在小镇的便利商店里买到的。我不知该怎样表达。

长途步行，背包早已精简到最轻，没有任何多余的物品。路上经过的村镇多数都荒僻简陋，有的甚至连商店都没有，这里的便利店里没有糖果，只有这么一种巧克力。我想要送她点什么，虽然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借口。像是一种本能的决定，我只想到甜食。尽管只是一块巧克力，但朝圣路上总会有某个置身荒山野岭的时候，几公里内没有酒吧，也买不到火腿奶酪的三明治，她或许会想到这块巧克力，虽然它只是普通的牛奶味道。

我感到失落和无所适从。

至今依然记得很清楚，出事的那天，是一个冬末春初的下午。

我百无聊赖地在祖父偌大的房子里晃来晃去。这些时间过去，我的葡语进步很快，已经可以简单地交流。课程之外的时间，我都用来探索这个陌生的居所。祖父大量的藏书让我痴迷不已。宽敞的书房里，木制书架覆盖了整整一面墙，一直伸展到天花板，最上面的书本，要踩着梯子才能够到。其中大部分是俄语书，也有很多葡语的。波尔图的冬天温暖湿润，我窝在书房的沙发椅上，打发掉一个又一个下雨的午后。

得知消息时，我正在翻一本彩印的手绘植物图谱，看各种形状的绿叶，在细致的勾勒下形成全然不同的质感。葡语老师上前来收走我手上的书，带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的父母死于一场空难。

在赶来波尔图的途中，飞机坠入茫茫的北大西洋，他们自此从这个世界消失，也带走了我全部的童年记忆。从那一天起，莫斯科成为了遥远而不可及的故乡，而这个南欧城市的雨季，却愈发显得漫长而没有尽头。深夜里我常常躲在房间里哭泣，直到筋疲力尽才昏昏睡去。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有人走进我的房间，扭亮了床头昏黄的小灯。恍惚间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离家的清晨，却看到祖父站在面前。我睡眼惺忪，脸上还挂着泪痕。他定定地看着我。

“走吧，我带你去看海。”

我穿好衣服，起身跟他走出家门，空气微凉，夹带着丝丝水汽，我们驱车沿着多罗河右岸一路向下。此时此刻，整个城市还在沉睡，路边偶尔一闪而过的灯火，像是深夜里失眠的人闪烁的眼睛。寄居在波尔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却几乎没有踏足过这座城市，祖父的大房子就是我全部的世界。想到要在这里继续生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好像一个毫无新意的恶作剧，而这辆飞驰在夜色中的汽车，正把我带往向往已久的大海。我扭头看了看祖父，他专心开车，不发一言。

视野中的多罗河越来越宽阔。

借着稀薄的月光，我看到河面泛起的朵朵浪花，和中游在微风徐徐中轻柔的水波涟漪不同，下游的多罗河开始奔腾。本来还隐约可见的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在视线中逐渐消失。十五分钟后，祖父把车停在路边，他带我跨过铁链的步行道护栏，走下石头台阶，来到河边的浅滩上。

面前的景象令我惊讶。

昔日里绵长隽秀如同一条玉带的多罗河已经消失，或者说，它融进了一片更加宽广的水天一色中。星辰漫天，目光所及的遥远的地平线上，都是黑色的荡漾的水波。我听到哗哗的声响，那是大海的喘息。

“这里是多罗河的入海口。”祖父说，“它起源于西班牙中部山脉，一路向西，最终在这里汇入北大西洋。”

“这就是大海？”我问。

“是的。这是河的一部分，是海的一部分，也是大洋的一部分。从这里开始，多罗河就不再属于波尔图，不再属于葡萄牙，它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融进无边无际的水域中。”祖父说。

“它和我想象中的大海不同。”我偏执地说。

“那是什么样子的？”祖父第一次饶有兴趣地转过头，看着我。

“是在晴天里。”我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阳光明媚的下午，大海是纯净的，碧蓝色的，一望无际，波光粼粼。海面有白色帆船。我们光脚站在白色的沙滩上，空气潮湿。在大海边没有冬天，永远都是温暖明亮的夏日时光。这是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想象中的大海。”我低下了头。

“的确如此。”祖父点了点头。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那是理想中的大海，就像理想中的生活。但很多事和我们的预想并不相同。”他在夜色中点燃一支烟。

“我在莫斯科出生长大，它拥有我所向往的一切，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离开那里。”

“直到三十几年前，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我去了荒凉的西伯利亚平原上的一座叫做博尔贾的小城。那里距离莫斯科非常遥远，是个偏僻而贫瘠的小镇。我在那里守望了整整三年。离开那天，我只打包了简单的行李，还带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孩，那是你的父亲。其实，他并不是我的孩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我又回到了莫斯科，但它早已不是我记忆中那座尽善尽美的城。十年前，我决定永远离开它。”

“我最终选择了波尔图，或者说，是它选择了我。”

“伊万，生活不会总是按照你的期望运转，就像深夜里的大海，黑暗、冰冷、涛声骇人，随时准备吞噬一切。你要明白，无论多罗河曾流经多少土地，多少田园，多少人的生活，或早或晚，它最终都要汇入这样的大海。这是唯一的结局，你我都无法改变的结局。”

我看到她从院子里走进厨房，准备煮茶。浅橙色的水果茶包，有淡淡的花香。我和保罗坐在桌边吃意面，大块的牛肉上浇着赤红色的酱汁，更像是属于寒冷天气里的食物，和南欧炎热的三月的下午有些格格不入。

我抬起头，正迎上她的目光。

她就这么看着我，或许是小心翼翼地藏了又藏，才做出这样一副神色自若的模样。我似乎看出了她的目光里淡淡的探寻的意味，背后是一丝歉疚。我低下头，继续吃面，等到再抬起头来，她已经离开。

在驿站松软的床铺上，我一直睡到暮色四起。保罗坐在楼下的休息室里，正在和两个德国人聊天。我百无聊赖，决定独自出门走走。西班牙内陆地区的昼夜温差很大，夜晚总是清冷。整个小村庄只有一条街道，几十幢房子，七点一到，连唯一的酒吧也会打烊，到处一片死寂。

我曾一度向往来西班牙看看。

尽管与葡萄牙相邻，且同属于伊比利亚半岛，但它们之间依然有着令人惊讶的巨大差异。西班牙是大红、明黄、翠绿和湛蓝的世界，相比之下，葡萄牙建筑上的涂料都好像掺了牛奶，低调、暧昧又唯唯诺诺。西班牙人情感炽烈、声音洪亮，葡萄牙人却温吞谦和，有种不合时宜的优雅。电影中塞维利亚的小酒吧里，欢快的乐曲奏起，弗拉门戈女郎身穿红色大摆长裙，热情如火。

再回到驿站时，庭院里已经空无一人，下午晾晒的衣服也全部被收走了。

9

祖父在上个冬天死去。

葬礼很冷清，他在波尔图本就没有什么熟人，此前莫斯科的岁月更是早已封尘。我整理好他的遗物，锁上房子的大门，在18年后第一次离开这个城市。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多年来陪伴在祖父身边，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生活好像一杯不断被稀释的酒，味道越来越淡。我对这个世界再无好奇，唯有内心不断地衰老。

我听说有一条路，从西法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开始，穿越西班牙北部的土地，一直延伸到位于国境西端的圣城。如果徒步行走，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人们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上路，在行走中，可以交谈，也可以沉默。

我没有思考太多，就决定出发。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只是寻求一场自我放逐。这样的出走不关乎目的地，不具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

第一天，我离开西法边境的小城圣-昂-皮特-德-伯特，翻过一座海拔1500米的雪山。他们说，这是整条路上最艰险的一段。在山顶的皑皑白雪间，我坐下来休息，拿出随身携带的酒壶，喝了几口伏特加。酒壶是祖父的，是他为数不多的、始终没有舍得丢弃的什物之一。尽管常年沉醉在南欧的红葡萄酒中，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俄罗斯男人。

第二天，我遇到了她，在苏比里的驿站里。

这让我惊讶，似乎此前一切模糊不清的征兆，如今都有了合理确凿的解释。在这条800公里长的路上，我和她之间注定要产生关联。这样的想法让我释然。潘普洛纳之后，我曾经一度感到紧张，害怕弄丢了她。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应该明白，如同那个冬末春初的夜里，祖父带我去看多罗河的入海口。一切江河最终都会归入大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宿命。

我逃不掉她，她也一样逃不掉我。

我的少年时代，一度纠缠于波尔图温润的雨季和对苏的遐想之间。

始终对祖父怀有的敬畏之情，让我在他那些如同半梦半醒间的诉说中，成为了一个忠实的倾听者。苏的形象先入为主，占据了我全部的少年时光，她的身上充满了爱情的气息，她已然成为一个神话。因为我曾亲眼目睹，一个已近迟暮的男人，如何用他在四季轮回中密不透风的思念和贯穿生命的、如同高烧一般的炽烈爱情来祭奠她。

那次的夜间出行，似乎才真正让祖父意识到我的存在。我和他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却存在某种特殊的东西，把我们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或许是因为都曾痛失深爱的人，或许是因为同样生活在宿命的暗影里，或许仅仅是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是生活在颓败的波尔图，却依然怀恋着远方冰天雪地的莫斯科的俄罗斯男人。

他患有间歇性抑郁症，又或者只取决于他那一刻是清醒还是沉醉，他偶尔会絮絮说上很多，经常循环往复，不断讲述同样的故事；更多时候，他缄口不言，表情漠然，多年来他拒绝走入任何人的生活，其实是害怕别人走进他的生活。对于和他人发生联系，他已恐惧至极。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苏离开的那一天，他就已经支离破碎。

每个周日的上午，我都和他一起搭电车出门。

波尔图的老式电车非常精巧，木头的门窗油漆斑驳，座椅和拉环的带子都是皮质的，棚顶悬挂着简单的白炽灯泡。开电车的年轻葡萄牙女孩身形苗条，穿着蓝色的制服，有深栗色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珠，和这个城市一样不苟言笑。

她们坐在最前端的小格子间里，拉动操纵杆，引导电车平稳地行驶在轨道之上。电车就这样以极慢的速度，穿过波尔图繁华的市区，上坡下坡，直行转弯，好像一个耐性很好的老人，不急不缓地按照既定的路线磨磨蹭蹭地前进。在中心公园的终点站，人们纷纷下车。开电车的女孩走过空荡荡的车厢，把橘黄色的座椅靠背向上用力一提，它就换了个方向，她以异常熟练的动作调好所有座椅靠背，然后来到电车的尾端，重新拉动操纵杆，电车又循着轨道，往回开去。

我喜欢这些老式电车，它们是波尔图的灵魂。祖父和我总是在中心公园的前一站下车，再步行五分钟穿过广场，去莱罗书店。

波尔图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书店，零散地分布在各个角落，让这座城市显得愈发寂寞。莱罗书店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或许是因为它那设计巧妙的木制旋转楼梯，或者是因为彩色玻璃拼接而成的穹顶。其实书店很小，祖父喜欢去那里买书，他会穿上最好的衣服，细细地挑选，再用葡语让店员把买好的书小心翼翼地装进牛皮纸口袋，一切都庄严得像一个仪式。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明白祖父为何会选择波尔图。

这里破败、肮脏，街边建筑的白色墙面因为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而发黑，彩色窗框掉了漆，上面都是岁月的痕迹。随处可见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窗口的玻璃破了洞，望进去是黑漆漆的一片。这个城市充满衰败的气息，它偏居世界的一隅，已经许久不被人留意。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黯然中，偏偏又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不甘，那种拥有航海帝国华丽过往的不甘，那种生命中最好的岁月已然消逝，却只能终日沉浸在回忆中的不甘。五百年前，这个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小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海上霸主，它确实曾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后来情势急转直下，它终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永远地被世人遗忘。

至此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可以与祖父惺惺相惜的城市。它总是散发着诡异的静谧，属于那些已经心死的灵魂。

第二天一早，我和保罗在熹微的晨光中出门，重新上路。

她比我起得早。我从楼上走下来时，看到她正把那块巧克力小心翼翼地塞进文件夹里，又放进背包的内侧。我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慢慢地穿鞋，心里却很欢喜。她始终在低头整理背包，仔细地调整肩带的位置。保罗已经穿戴整齐，在一旁催促我。我很想邀请她和我们一起走，又怕她会不同意，终究没有说出口。

我起身，看着她：“再见了。”

她笑了，快乐地挥了挥手。

我想，不出意外的话，今晚一定还会再见到她。

10

这一天，我独自上路。

从阿索夫拉到斯路艾亚有接近10公里的平缓上坡，尘土飞扬的石子路蜿蜒在干燥的拉奥哈丘陵之间。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种植于红色土壤之上的葡萄藤，一点天然的荫蔽都没有。

在下午三点钟的阳光暴晒下，我感到体内的水分正一点点消耗殆尽，脚底新长的水泡开始钻心地痛起来。每走一小段路，我就要取出水瓶，大口吞下已经被晒得温热的水。一路上，一个人也没遇到。

进入斯路艾亚新城区的时候，整个脸已经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通红。我明白，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在越来越酷烈的阳光下走完剩下的5公里，到达计划中的圣多明各了，可眼前的斯路艾亚简直就是一座死城。

街区像棋盘一样被整齐地切割，一排排簇新的二层小楼分立于街道两侧，无人打理的草坪，已经生锈的简易的社区健身设施。我甚至看到一个门上挂着粗链条的高尔夫娱乐中心，没有超市，没有酒吧，没有居民，甚至连一只野猫、一只飞鸟也没有，所有的窗口都挂着“招租”的牌子，在烈日灼烧的下午，这座新城寂静得可怕。

我走在路旁的阴影里，小心翼翼地避开阳光，终于在街角找到一个环卫工人。

“这里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我是说，这么多新房子，没有人住，都在招租，街上也没有人。”

“啊，几年前一个地产商看中了这里，想开发一个以高尔夫球场为依托的高级社区，但地势太偏僻，经济又不好，这座新城根本没办法运作起来，久而久之，也就荒弃了。”

“是啊，我从纳瓦拉大区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很多这样的空城。”

“这鬼经济，还能指望些什么呢？”他忿忿地说。

我询问了附近朝圣者驿站的位置，是在新城之外的村子里。喝尽瓶子里的最后一滴水，我抖擞精神，继续上路。

半个小时后，我走进一个破败的小山村。十几间摇摇欲坠的破烂瓦房，七扭八歪地散落在两个小山丘之间。烈日之下，连一只活物都看不到。跟着标识，我找到了唯一的一家驿站。一幢二层的小楼房，墙面被刷成简单的白色，窗口摆放着鲜花。蓝色的铁门很沉重，我用尽全力才推开来，走进回廊，一阵清凉顿时扑面而来。

很久以后，当我已经回到中国，重拾自小熟悉的生活方式，西班牙的一切变得遥远而模糊。某个夜风清凉的晚上，站在朝北的阳台上，打开窗子，宽阔的公路上车来车往，探出头向左看，沿着笔直的公路，两排明亮闪烁的霓虹招牌，散发着中国式的温情。没有任何征兆，我想起了圣地亚哥之路。我会永远记得在斯路艾亚的驿站里度过的那个下午、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以一种非常意外的方式，这个普通的西班牙小山村成为了朝圣路上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在越来越模糊的往事里，唯有这段记忆鲜明如初。

“有人吗？”我喊了一声。

一个穿着红白格子围裙的中年男人从帘子后面探出头来。

“嗨，欢迎！你是今年的第一个朝圣者。”

佩德罗是驿站的老板，今年已经50岁了，出生在圣塞巴斯蒂安。这座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以一片广阔细腻的贝壳形状的宽阔海滩而著称，加上一年一度的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让这里成为英国人和北欧人多年来最喜欢的消暑地之一，它也超越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成为了西班牙房价最高的城市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动过好几次大手术，不能做任何剧烈运动。”佩德罗带我走上旋转的楼梯，来到二楼的厨房里，坐了下来。“因为这个，从小我就很自卑，没办法像个真正的男孩子一样踢足球。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读书，成绩很好。大学毕业后，我开始经商，也算是一帆风顺。但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有缺憾。”

“1998年，我第一次踏上圣地亚哥之路。平均每天走20—25公里，我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做到。一路上，走过很多以前虽然驱车经过，但从来没有仔细拜访过的城镇和村庄，也遇到了很多真挚的朋友，得以倾心交谈。这就是步行有趣的地方，放慢脚步，拾起一切因为追逐速度而忽略的细枝末节，体验一种更慢更从容的人生。当行路结束，我到了圣地亚哥的时候，觉得整个人生都被改变了。那个从童年开始就一直存在的缺口，在这一刻终于弥合。此后的十年里，我又把这条路走了三遍，就像读一本心爱的书，每一次都有全新的感受。”

“46岁那年，我突然厌倦了商人的生活。夏天，我重走圣地亚哥之路，不同的是，这一次我开着车，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仔细考察，最后决定在斯路艾亚停留下来，开一家朝圣者驿站。每年三月，我来到这里，打扫积尘，驿站开始运营；直到十月，天气转凉，我就关掉客栈，回到温暖的圣塞巴斯蒂安过冬。”

“现在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今天客栈刚开，小姑娘，你是今年停留在这里的第一个朝圣者。你从哪里来？”

“我是中国人。”

“真的吗？太好了！”佩德罗露出惊喜的表情。“看来你不仅是今年的第一个朝圣者，也是在这里停留的第一个中国人。”

我从背包内层拿出朝圣者通行证，摊开来放在桌上，佩德罗从抽屉里取出驿站的印章，找准空白的地方，用力按了下去。于是，在我的通行证上，紧挨着罗格罗尼奥大教堂的椭圆形印章，又多了一个红色的圆形印章，中心是四个汉字。这次轮到我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的印章上有汉字？”

“是的，中国小姑娘。”佩德罗调皮地眨了眨眼睛，“我练习太极已经整整十年了。”

11

2012年3月5日　天气　雨夹雪

晚上收到马克的邮件，他已经到了法国南部城市圣-昂-皮特-德-伯特。明天一早，他将翻过一座山，进入西班牙境内。他说自己已经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对即将开始的圣地亚哥之路充满了信心。这并不是马克第一次去西班牙，之前他曾经到马德里看过我几次，我们在太阳门广场附近无所事事地闲晃，吃意大利冰淇淋，和街头艺人聊天，晚上我带他去马德里最好的酒吧。

一个人的时候，丽池公园门口的旧书摊是我最喜欢光顾的地方。我喜欢搭上地铁一号线，一路坐到阿托查火车站，再沿着宽阔的普拉多大街一直走下去。大概五六年前，我在那里淘到一本叫做《坐火车行走中国》的旧书，作者是西班牙人。我被这本书神奇的名字吸引，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尽管后来，这本书的命运和我一时兴起买下的许多书一样，终被束之高阁，但我始终觉得，在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坐火车旅行应该是件特别有趣的事。

今晚夜空晴朗，很难得地在北京看到了几颗星星。明天应该也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我决定坐上火车，去别的地方看看。

在军事博物馆下车后，卡门拥在节日里熙熙攘攘的人潮中，朝北京西站走去。

她起初还担心自己会迷路，在出门时询问了地铁工作人员。那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两条细细的眉毛像虫子一样趴在她搽得雪白的脸上，随着面部表情的变化蠕动。卡门凑过去，几乎把脸贴在玻璃上，才在嘈杂的人群往来声中清楚地提出了问题，玻璃另一边的人连眼皮也没抬一下，只是皱了皱眉头：“出了地铁口你就跟着人流走，丢不了的。”

卡门跟着庞大的人流，发现果然走不丢。走在中国的街道上，不通水性的卡门常常感觉仿佛置身于无边的汪洋。一个小个子男人从她身后硬挤过来，他一脚踩在一块活动的石板上，肮脏的雪水全部溅在卡门白色的裤腿上，她才来得及低头看一眼，男人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后面的人开始粗鲁地催促卡门，她只好继续往前走，在被动的推搡中，在身旁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中，像蜗牛一样缓缓地向前移动。

有时卡门想，如果就混在这样的人潮中，不开口讲话，大家是否会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孩？

在北京，她也曾经看到过很多衣着入时，外貌气质俱佳的中国女孩，她们年轻、自信又骄傲，有着卡门没有的泼辣。她们总是漠然地走过拥挤的街道，熟练地穿过汪洋一样的人群，在挤得透不过气的地铁里泰然自若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听音乐、发短信、补妆、打电话。她们没有卡门那种只属于异乡人的不确定的神情，不合时宜的礼貌和谦让。

北京西站周边似乎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卡门惊讶地观察着周围陌生而新鲜的一切，她看到公路两侧那些挤在一起的箱包店，一家挨着一家，每家都只有一两米宽的狭窄的门面，廉价的皮鞋摆满了每一个角落。门口的扩音器用刺耳的声音进行着重复而单调的宣传，所有店面都在“挥泪大甩卖”。她看到有人在地上摊开一块布，上面摆满了各种伪造的名牌背包。经过狭窄的巷口，一个穿着花衬衫的年轻男人悄悄地靠近卡门，压低声音问道：“要不要苹果手机？八成新的。”卡门快走一步，轻易地甩掉男人，她回过头，看到男人已经在和下一个路人交谈。

老人们在路边下棋，周围站着一大群围观者。穿着校服的高中生坐在路边的小板凳上吃凉皮，三五个人凑在一张矮桌前，向前一步就是车辆往来的公路，有人骑摩托车飞驰而过，扬起一大片尘土。在马路边上，坐着一排衣着破旧、满面尘土的男人，他们抽着劣质的香烟，心不在焉，好像在等待工作。看着卡门走过，他们从上到下笑嘻嘻地打量她，令人不悦的目光贪婪地停留在某些地方。她看到卖假烟的人；看到喷在墙上的歪歪斜斜的办证电话；看到贴着小广告的电线杆，红红绿绿地糊了一层又一层；看到背着正在哭闹的小孩，还在冒着热气的铁板前摊着煎饼的年轻妇人；看到几个和她妈妈年纪差不多大的打扮得土里土气的女人，手里拿着“寻找保姆工作”的纸牌，在人群里焦虑地走来走去。

上天桥的台阶上，她努力甩掉两个一直追问着是否需要提行李的陌生男人，走过痰迹斑斑的桥面，她回头望望刚才走过的那段路，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沉迷于自己的事情中。这真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如同一部现实版的魔幻主义小说，卡门感到说不出的震惊、困惑和些许的厌恶。

卡门站在售票大厅的中央，凝滞的空气让她无法喘息。

十几个售票窗口前，每个都排着长龙，没有号码牌，她只好找了一个相对短一点的队伍，站了过去。还没等她站稳，身后的中年妇女一个箭步冲上前来，硬生生地挤在了卡门的前面。卡门吓了一跳，同时感到愤怒。她想说点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一切都好像梗在了喉咙里。在嘈杂闷热的售票大厅里，卡门猛然之间意识到，与这些摩肩接踵的、和自己的外表并无二致的许多陌生人在一起，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异乡人。随着队伍一寸寸地向前移动，她心里的怒火也渐渐平息，沉郁成余烬，落在心的最深处。

卡门把双肩包背在胸前，右手紧紧握着车票，随着庞大的人流走过检票口，经过天桥，来到站台上，这时她已经开始后悔了。为什么要浪费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却只是和陌生的、不友好的人挤来挤去。她本可以趴在房间的床上，懒洋洋地看电影，或者约上几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去哪个露台咖啡座晒晒太阳。此时此刻，北京那让人烦扰的交通和永不停歇的噪音也似乎不那么讨厌了。

火车呼啸而来的时候，身旁的人突然全部冲上前去，卡门看到刚刚还脚步蹒跚的老婆婆，迅速把蓝印花布的大包袱往背上一甩，也大步奔了过去。只有她一个人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等到她最后一个挤上火车，列车员早已满脸写满了不耐烦，或许是卡门的错觉，也可能他天生就长了一张不耐烦的脸，毕竟从头到尾，卡门从没见到过他有别的表情。

从车厢连接处开始，卡门竭尽全力地试图穿过密密匝匝的人群，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初，她一边走一边小心翼翼地征求挡在前面的人的同意，不断地道歉，尽量避免和人过大面积和过长时间的身体接触，但很快她发现这样是行不通的。很显然，她不合时宜的礼貌耽误了太多时间，让她移动得像只蜗牛一样缓慢而没有效率。身后的人不断催促，半推半搡，卡门感觉自己深陷于无比尴尬的困境，动弹不得，狼狈不堪，她不知如何是好，差点哭了出来。

就在这时，一个瘦小的女孩挤过她身旁，看了她一眼。

“你不用这么客气，快点走过去就是了，跟着我吧。”说完，她飞快地穿过人群，卡门顾不上说什么，紧紧地跟在她身后。走过大半个车厢，小个子女孩停了下来。

“我到了，这是我的位置，76号，你是多少？”

“75号。”卡门低头核对了一下车票。

“我的名字叫春晓。你呢？”

“我叫卡门。”

“卡门？这不是中国名字吧，你不是中国人？”

“我的父母是中国人，但我出生在西班牙。”

“我看你也不像中国人，”春晓摇了摇头，“你刚才都快哭了，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坐火车吧？”

卡门尴尬地点了点头。

春晓和卡门之前见过的中国女孩都不太一样。她身材瘦小，扎一个简单的马尾，面容清秀，非常爱笑。她既不像卡门在国贸附近看到的那些妆容精致的女孩们那么倨傲和挑剔，又不像那些常年混迹于生意场上的同龄人那么精明而世故。她已经没有什么学生气，必要时非常果断麻利，笑起来又非常天真。

“你的中文很好。”春晓说，“我有几个华裔朋友，他们都没你说得好。”

卡门笑了，“我从六七岁就开始读中文学校了，说到底还是自己喜欢，所以一直想来中国看看。”

“我明白。他们也是。多半是因为好奇吧。北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我还记得15年前，那时我们刚刚搬到北京，街上还没有这么多老外。这些年，中国名声在外吧，想来看看的人也多了起来。有些人是想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好，也有些人，是想看看中国到底有多糟。”春晓笑了起来。

卡门想起了月霞虫的传说，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车厢里非常拥挤，空气中混合了各种各样的气味。泡面的气味，让饥饿的人遐想无限的热腾腾的牛肉香气；人体的气味，微微发酸的汗臭味道；从车厢连接处飘来的香烟的气味，厕所的气味，女人身上的香粉气味，皮革的气味，酒精的气味，还有其他人呼出的二氧化碳的气味。很难想象，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居然塞了这么多的人，混合的气味充盈每一寸空间，直到你完全适应了它，从紧皱眉头到恢复了平静和愉悦的呼吸，就好像身处空气清新的郊外。

卡门看着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站着的比坐着的人还要多，她甚至不知道西班牙的火车是否也卖站票，在她的记忆里，火车总是坐不满的，每次都有大片的空位。

春晓起身去洗手间，一直站在她们身旁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伯，在春晓的空位上坐了下来。卡门略感不适，向另一边挪了挪。老伯年纪在七十岁上下，戴一顶深蓝色的鸭舌帽，鬓角已经斑白。坐定后，他伸手在上衣口袋里摸索，拿出一只老款的直板手机，又从另一个口袋里取出一副镜架用白色胶带粘紧的老花镜，戴上后仔细地看了起来。

卡门注意到他的手指内侧发黄，那是常年抽劣质烟留下的痕迹，他的手微微有些抖。

12

我在唯一的淋浴间里洗了澡，又洗了所有的衣服，晾在门前空地的晒衣架上。做好了这些事，还是没有一个人来。回想早上差不多同时走出驿站大门的那些人，估计他们不是因为天气太过炎热而耽误了时间，就是已经走过这里，在赶往圣多明各的路上了。

我在铸铁的单人床上躺了下来，被单上都是阳光的香气，疲惫感瞬间袭来。

在将醒未醒之际，我听到房间里有人在用德语低声交谈，还有那明显竭力克制的笑声。有人在整理背包，塑料袋咔嚓作响，轻盈的塑料瓶掉到地板上激起轻微的回响声。隔着薄薄的木板门，走廊里有人来回走动。有人经过门口，焦急地喊着马克的名字，应该是盖罗伟。

我还闻到食物的香气，粮食的气味混合着西班牙香肠的辛辣气息，此刻的佩德罗一定穿着格子围裙，在准备晚餐。

在这个人烟稀少、异常破败的小山村里，佩德罗的驿站如同黑暗的大海上灯火明亮的岛屿。驿站里响动的声音和散发的气味，就是这个西班牙小山村的声音和气味。

我睁开眼睛，坐了起来，房间里一片昏暗，原来已是黄昏时分。我起身趿着拖鞋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间，差点撞上迎面走来的盖罗伟。这家小小的驿站已经住满了熟悉的面孔：加拿大兄妹盖罗伟和萝丝、马克、马丁、弗朗西斯卡和那对昨天讲述公鸡传说的西班牙情侣，此外还有三个德国女孩——唯独没有伊万。

佩德罗果然在厨房里忙碌，夕阳的余晖从西面朝向的窗口洒进屋里。看到我走进来，他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的大汤勺，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打了个手势示意我也坐下来。

“天啊，你在煮什么？我刚才睡着都闻到香味了。”

“一种传统的西班牙浓汤。”

“佩德罗，给我讲讲你学太极的事情吧。”我说。

“其实那也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中国人，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长居巴塞罗那，是一个天主教牧师。我一直都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当时在巴塞罗那也有生意，所以就和他有了些交往，一来二去成了不错的朋友。我就说想学太极，他答应了，我跟着他学了大概一年。巴塞罗那的生意结束后，我不得不离开。这之后又辗转找过好几个老师，但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

“他为什么会在巴塞罗那做牧师呢？”

“这就要说到很多年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候的事，”佩德罗看了我一眼，停顿了一下，又自顾自地继续说，“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读了些书又是天主教徒，处境很不利。通过一些私人关系，他辗转到了西班牙，从此就在巴塞罗那定居了。多年来，他一直在教堂里主持弥撒，又开办太极课程。后来年纪大了，就离开教堂，改在家里主持弥撒，许多热爱他的信徒还是经常去找他，他的家里常常人满为患。”

“这么说，他在西班牙已经四十几年了？”

“是的，几乎是大半生。”

“那他的西语应该非常好吧？”

“没有，他的西语很不好。我觉得他对西班牙还是有某种抵触情绪。”佩德罗若有所思。

“生活了这么久，他还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国家？”我感到不可思议。

“是的，他是个古怪的人，他曾经对我说，离开中国后，尤其是在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去以后，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中国人。”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沉默了，只能听到陈旧的煤气炉发出的嗞嗞声。我抬头看着窗外的晚霞，想象着一个永远不能回家的人。那简直是世间最残忍、最无奈的事。好像一声沉重的叹息，侧耳听到的人心里也泛起了忧伤。

“佩德罗，这个小村庄里住着多少人？”

“二十五个，”他说，“每一年都在减少。基本上都是一些哪里也不愿去，或者哪里也去不了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也有七八十岁了。年轻人都喜欢大城市，走出小山村就不再回来。也确实没人愿意留在这里，大部分的房子连基本的供暖都没有，冬天非常冷，所以我也从来不在这里过冬。没有网络，没有商店，只有一个小酒吧，可能很快也要开不下去了。”

“没有商店的话，村里的人怎么买食物？”

“每周一、三、五的上午十点左右，卖面包的人会来，每周二、四的下午，卖肉的人会来，但只提供鸡肉和猪肉，卖蔬菜和其他杂货的人也会不定时光顾。这里离圣多明各只有5公里，我都会开车出去买，但大部分生活在这里的老年人，就只能依靠定期的供应，生活非常艰辛。住在隔壁的老太太，今年已经九十出头了，前几天我还看到她在田地里干活，每年都种土豆。他们之中，有些是因为离不开乡村，一辈子生活在这里，每天都下地干活，已经无法适应其他的生活。还有一些是子女不愿意供养，又不能被社保体系有效地覆盖，所以只好留在这个小山村里。每年春天我来到这里，总会得知在漫长的冬天里，有几个老人又过世了。”佩德罗有点忧伤地说。

“那五年、十年后呢？这些老人都过世了，小乡村是不是就消失了？”我问。

“或许是吧，这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圣地亚哥之路上有很多这样的小乡村，正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亡。毕竟，一个距离圣多明各只有5公里的荒凉破败的小山村，它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能很多年后，职业化的农民会像如今城市里的上班族一样，居住在圣多明各，早上来到这里，在农田里进行机械化作业，傍晚再返回城市里的家，再也没有农民耕种自家门口的土地了。你很幸运，在它们行将消失前，还能看看这些。”佩德罗笑了。

“当你选择了步行，总会看到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你躺在圣塞巴斯蒂安的海滩上晒太阳永远都了解不到的吧，中国小姑娘。”

我笑着点了点头。

晚饭后，马克提议去村子里唯一的酒吧喝一杯。夜风轻柔，虽然只是晚上八九点钟，但整个小山村已经漆黑一片，只有零星的几个窗口还亮着灯。几个人朝着公路旁的小酒吧走去。

“吱呀”一声，陈旧的木门发出慵懒的响声，屋内灯光昏暗，只有一个狭小的吧台和一张简陋的木桌。几个当地的西班牙老头正坐在吧台前喝酒，有的在一边百无聊赖地翻着几天前的报纸，有的正面红耳赤地和酒吧老板争论着什么。木门打开的瞬间，他们同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全部看向这群年轻的异乡人。

没有人喝啤酒，更没有人喝可乐，在朝圣路上，其他饮品仿佛都已经不存在了。大家总是非常默契地分享红酒。

圣地亚哥之路贯穿许多西班牙最优秀的红酒产区，在这里，红酒是最日常的饮料。今年产的新酒，瓶塞上印着附近村庄酒厂的名字，一瓶只要两欧元。玫红色的液体在墨绿色的玻璃瓶里蕴成了一片令人迷醉的深红色，口感还是有些酸涩，但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在我工作的餐厅里，经常有些不懂装懂的人，多数是些新富的老板，或者暴发户，他们总是装模作样地要最好的红酒，倒在精致的酒杯里。拿起杯子，晃一晃，凑到鼻子下面闻一闻，然后大加赞叹。”盖罗伟一边说，一边学着那些人的样子，“有一次，一个客人把我叫过去，要求餐厅调换红酒。我把酒端到厨房，换了个杯子，又端了回去，没想到那个客人对刚才还百般挑剔的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中国也差不多，”我说，“红酒或多或少算是奢侈品。很多人会通过喝红酒、懂红酒来彰显自己的文化内涵，远不如红酒在西班牙这样自由随性。”

马克笑了起来，“在德国我从来不喝红酒，我们都喝啤酒。你知道，红酒的感觉太正式，甚至有些女性化，只有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才喜欢红酒。喝红酒总是要坐在烛光摇曳的高级餐厅里，而在街区里的酒吧，大家聊天、打台球，肯定都是手握大杯的扎啤，最好是加冰的。但到了西班牙，我才发现红酒是适合任何场合的饮料。”

“没错，西班牙太有趣了。”另一个德国女生约翰娜说，“在高级餐馆里，在村里的小酒馆，甚至在路边，所有人都在喝红酒。走进任何一个超市，甚至是最小的村子里最简陋的食品店，总能找到廉价的当地红酒。这个国家到处都流淌着红酒，太不可思议了。”

一直很少说话的萝丝突然开口了：“在加拿大我从来只喝白葡萄酒，我哥哥知道的。”她看了一眼盖罗伟，“但在朝圣路上，我居然开始喝红酒了，我喜欢西班牙的红酒。”

从小酒吧回驿站的路上，我和盖罗伟并肩走在一起，他突然停下脚步，仰起头看着天空。

“天啊，居然有这么多星星。”他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大叫。

大家都停了下来。城市里的灯火太过辉煌，很少看到这么美的星空。反而是在这样荒僻的小村庄，当人置身于深不见底的黑暗中仰望夜空时，或许才能看到那些在灯光的对比下显得微弱的灿烂星光。

“在这么小的一个村子里，从哪里到哪里好像都很远。”盖罗伟说。

13

第二天凌晨，我起身走出房间时，佩德罗已经在厨房里忙碌了。

挑了靠近橱柜的位置坐下来，我睡眼惺忪地看着他煮咖啡，烤吐司，又把大盒的奶油和果酱摆上桌。大家陆陆续续起床了，坐满了长方形的餐桌。大概因为时间太早，所有人都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于是大家沉默地吃着早餐。佩德罗坐在餐桌的一头，还系着那条红白格子的围裙，偶尔起身询问是否还有人要添咖啡，老唱片机里播放着不知哪个年代的音乐。

吃到一半，灯突然灭了，身边有人轻声“啊”了一下。这时我才注意到，天已经蒙蒙亮了。

“停电了？”我问。

“是的，”佩德罗说，“村子很老了，电力系统有问题。大概早上各家各户用电量比较大，所以经常会跳一下闸，每天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没关系，等下自动就会恢复了。”

没人再说什么，借着微光，大家继续沉默地吃早餐。

我抬起头看着窗外，天色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明亮起来，好像电影镜头的快进。小村庄背后的山坡上，云朵层层叠叠，被浓烈的朝霞晕染成粉红色，美不胜收。在西班牙，色彩总是这样鲜明，感情总是这样丰沛。老唱片机的金属唱针嗞嗞地移动着，音乐正好播放到了最后一首，是卡恩塔诺·贝罗索的Cucurrucucu Paloma。

他们说每当夜晚来临，他总是哭泣；

他们说他什么都不吃，总是醉着离去；

当听到他的哭泣声，连天空都感动了；

直到他临死前，都还在叫着那个女孩的名字。

哎呀呀呀呀……唱着歌啊；

哎呀呀呀呀……呜咽着啊；

逝去的热情……已死了啊。

一只伤心的鸽子，一大早起来唱歌；

到一幢寂寞的小屋，敞开的一扇小门；

他们相信这只鸽子，是他不肯放弃的灵魂；

仍然期待着，那个女孩的归来。

咕咕咕咕噜咕……鸽子啊；

咕咕咕咕噜咕……别哭啊。

鸽子啊，石头哪懂得什么爱情，

你别再为她哭泣。

大提琴低沉舒缓，歌声极尽缠绵。我一时恍了神，心里充盈着美好的惆怅。在《春光乍泄》里，伴随着伊瓜苏大瀑布湍急而浑浊的水流，这旋律有着浸入骨髓的忧伤。黎耀辉和何宝荣跨越大半个地球的距离，从香港一路来到阿根廷，只为看一眼这世界上最壮丽的瀑布。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如此简单的初衷，我们走过了太多曲折艰辛的路。

再回过神来时，唱片机已停止了演奏，天色也已然大亮，绚丽的朝霞转瞬而逝，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万年不变的湛蓝天空，一丝云朵也没有的天空。

又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

14

2012年3月8日　天气　晴

春晓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中国朋友。

她对北京非常熟悉，会带我去一些有趣的地方，而我也逐渐不再每天只和其他外国留学生厮混在一起了。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逐渐看透这座城市的时候，春晓的出现却出乎意料地把我带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是她让我相信，城市和人一样，有着很多张脸。

春晓出生在中国东北一个一年有四个月都被大雪覆盖的贫穷的小县城，她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天寒地冻的白色世界里，春晓和所有孩子一样，裹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在家门口的雪地里尽情地嬉戏玩耍，脸蛋因为兴奋地奔跑而变得通红。

在她七岁的时候，县城里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开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轿车走过县城唯一的公路，他穿着时髦的皮衣，脖子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金链子，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从母亲的口中，春晓得知这个陌生人也曾经生活在他们的县城。但在春晓出生以前，他就离开了老家，去南方闯天下了，曾经一度杳无音信。关于他有过各种传闻，有人说他加入了香港黑帮，在一次斗殴中丧了命；有人说他去云南贩毒，被警察抓到，已经枪毙了；还有人说他在广州做邪门生意发了横财，在当地置产娶妻，不会再回来了。

时间越来越久，就在人们的议论逐渐平息，已经几乎将他遗忘的时候，他突然回来了。

他请镇上所有的男人喝酒，令大家感到惊讶的是，多年前那个木讷不善言谈，连个老婆都没讨到的“小磕巴”，如今讲起话来居然滔滔不绝。他说自己在深圳的一个中美合资的大公司工作，薪水很高，每个月有额外的提成，年底还有分红。他把那个大家都没去过的城市描述成一个高楼林立、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的繁华奢靡的乐园。他说那个城市没有冬天，街上的姑娘们一年四季都穿着短裙。一个又一个晚上，男人们聚到他的家里，喝着他从那个城市带回来的洋酒，听他讲一个又一个昨日乞丐变成今日富豪的故事。

终于有一天，他说出了这次回来的目的。他想帮助家乡的人致富，只要大家愿意，他可以做担保人。他把这次集资描述成了一个百年不遇的良机，那天晚上，春晓的父亲一回到家里，就翻箱倒柜地到处找了起来，他拿出唯一的存折，拿出能够找到的所有现金，甚至拿出春晓母亲的陪嫁首饰，母亲哭着想要拦住他，他却好像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要搏一搏。

“小磕巴”集了不少钱，他做了详尽的记录，给大家开出了公司的“正式发票”，表示他们已经作为投资人，拥有一切红利分成的权利，真是皆大欢喜。春晓还记得是在一个深秋的早上，“小磕巴”还穿着来时的那件皮衣，开着来时的那辆半新不旧的轿车，几乎是在敲锣打鼓的热烈气氛中被欢送着离开了县城，大家都觉得他是一颗真正的福星，这么多年来，他们固守着自己的一片土地，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兢兢业业地过着平静而乏味的日子。“小磕巴”给大家带来了希望，他们甚至想，若真像“小磕巴”描述的那样利滚利，那么不久的将来，自己也有可能离开天寒地冻的家乡，去那些只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大城市瞧一瞧。“小磕巴”的车子越走越远，消失在县城公路的尽头，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飘飘忽忽地离开了枝头，年幼的春晓张开双手，让它安安稳稳地落在掌心。

冬天正式来了。

一整个冬天过去了，没有“小磕巴”的半点消息，有人开始焦虑地四处打听，也有些略微见过世面的人安慰大家说，大城市里的大公司，办事程序复杂，拖上一些时间也是正常的。大家都觉得“小磕巴”那么真诚，春晓的父亲和他更是从小一起玩的伙伴，90年代初的东北小县城里，大家都还没见过什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把戏，人们还质朴地凭借着本能无条件地信任他人。

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年，又是一年深秋时分，大家觉得没办法再等下去了，依靠死工资吃饭的年代，家家都只有那么一点存款，遇上一场大病，全家都揭不开锅。男人们聚在一起商量，春晓的父亲是县城里唯一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又和“小磕巴”关系最好，所以，最后决定让他去深圳找“小磕巴”，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二十年前，人的心地就是这么单纯，即使到了这步田地，也没有人觉得是“小磕巴”骗了大家，卷了钱跑了。他们还是真挚地相信，一定是什么不可预料的客观因素，才耽误了这么久。尽管一戳即破，但那象征梦想的七彩肥皂泡依然飘忽在深秋冰冷的空气中。

父亲把大家凑到一起的最后一点钱收进母亲专门为他缝制的紧贴身体的布口袋里，告别了大家，告别了年幼的春晓，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卡门，你喜欢北京吗？”春晓问。

卡门看了她一眼，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春晓说，“没人喜欢这座城市，真的。你想想看，它这么大，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坐地铁、搭公车，还要步行。街上有这么多人，但好像谁都不认识谁。天空永远是灰的，人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在这里的中国人都不喜欢，更不要说那些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西方人了。”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春晓无奈地耸了耸肩，“你也不能说他们有错。有时我也困惑，你知道，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选择落脚北京。姑且不去说那些为了猎奇取乐而来的，我认识的一些人，是真的因为热爱东方文化，对中国有着那么一些‘情结’的，他们带着无限的憧憬和幻想而来，走的时候，却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失望而归的。我的一个荷兰朋友，在网络课堂上自学汉语，整整四年。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他的汉语简直无懈可击，一点口音也没有，所有用词都准确到无可挑剔。一个西方人，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可以自己把汉语学到那种程度，真的让人目瞪口呆，你就知道他是多么喜欢汉语，多么向往中国。”

“有一次我们去酒吧玩，一大帮人，他喝醉了，一个人去外面抽烟。我出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在哭。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只是酒精让他的最后一点意志也崩溃了。他说自己太失望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学汉语，怎么可能会不想去中国看看？但他一直都不敢，因为关于中国的负面传言太多了，他是多怕自己失望啊。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教育，只是依靠网上的资源，他一个汉字一个汉字地记，到了后来，可以读简单的唐诗宋词。他一直跟我说，古诗里的中国多美啊，东方女子应该是清瘦温婉的，低头浅浅一笑倾国倾城，而不是北京大街上这些衣着入时的女孩，她们身材火辣、目光空洞，盲从西方文化。在酒吧里，他经常被化着浓妆，穿着低胸衣的女孩搭讪。”

“他简直恨透了这一切，如同被人生生夺走了梦想。他花了整整四年时间，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关于东方的海市蜃楼，中国曾给过他的，如今又悉数被打碎，终究是南柯一梦。”

“没过多久，他就回了荷兰，并发誓此生再不踏足中国。我知道这个例子很极端。但类似的事，其实有很多。”春晓说。

“我明白。”卡门点点头，“我倒未曾幻想过唐诗宋词里的中国。在来北京之前，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庞大的城市。只是，在走下飞机的那一刻，我还是为那些灰色的天空下鳞次栉比的高楼惊讶。在马德里没什么高楼，只有中心车站附近有四幢摩天大厦，越是靠近市中心，越是一些低矮的建筑。穿行在古旧的小巷子里，看那些老房子老街道，是我最大的乐趣。中国比西班牙的历史长得多，也丰富得多，可在北京，无论是建筑、街道还是人的脸上，古韵已经荡然无存。”

“唉，”春晓深深地叹了口气，“是的，太多急功近利的人。这个国家就像一列全速前进的列车，不知疲倦地狂奔着，任何拖延这速度的因素都被看作是多余和无益的。可是卡门，你已经站在了这片土地上。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或许在你眼里，北京像极了他小说里19世纪的伦敦。在那些令人不悦的迷雾背后，你得自己发现点闪光的东西。”

“闪光的东西，比如呢？”卡门问。

“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春晓笑着说。

“很久以前，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狐狸。它有着绸缎一样光滑的皮毛和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他出生在森林里，在那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与亲爱的家人和可爱的朋友在一起，他从来不会挨饿，也不会孤独。白天，他去小溪边找兔子聊天；晚上，他和猴子一起坐在树上看星星。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热爱夏日里森林凉爽的荫蔽，冬天里森林温暖的呵护，他从来不会受热挨冻。他了解每一种花的花期，看过她们盛放时的美丽姿态。他爱极了那里的一切。”

“直到有一天，一只狼从远方回来，讲起了草原的故事。他说草原是那么广阔，可以恣意地迎风奔跑。小狐狸听得出了神，下定决心要去草原看看。”

“经过艰难的跋涉，他终于走出了森林，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但他很快发现，草原并没有狼所说的那样美好。没错，他可以自由奔跑，朝着任何方向，不用担心撞到一棵树或者踩死一朵花。他也能感到凛冽的风吹到脸上那清凉的感觉，不像森林里那样终年闷热潮湿，只是偶尔有微风吹过树梢。可在没有任何荫蔽的草原上，白天很热，小狐狸感觉自己那身美丽的皮毛像要燃烧起来一样；夜晚很冷，他蜷在草地上瑟瑟发抖。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兔子陪他聊天，也没有猴子和他一起看星星，更没有亲爱的狐狸爸爸和狐狸妈妈，他感觉孤单极了。”

“有一天傍晚，他伏在草地上哭了起来，为自己千里迢迢长途跋涉的这些路，为心里破碎的梦想。他哭了很久很久，直到周身被金色的霞光笼罩。他抬起头，看到太阳正在西沉，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落日的余晖像一片金红色的、绚烂的迷雾，笼罩着天地间的一切，云朵间也渗透着这轻薄灿烂的霞光，这是森林里从来没有的景象。在森林里，小狐狸只能从树木的空隙中，偶然瞥见这霞光的一角，如今，它如此完整地展现在他的面前，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他整个人都浸润在这令人迷醉的夕阳光辉中，早已经忘了为什么而哭泣。”

“它为草原的风而来，最终却在落日里找到了一切。”春晓说，“这是我在10岁的时候，自己写的一个故事。”

“那时我刚刚来到北京，觉得这座城市糟透了。卡门，你现在生活在这里，即使有着那些渊源，也终归是以过客的目光来审视它。可那一年，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我和妈妈逃到这座巨大而陌生的城市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都要在这里扎下根来，生活下去。”

“有一段时间，我意志消沉，总是在思考人为什么要活下去。我想了很久，经常在夜里哭，后来我明白了，既然不能去死，不打算去死，就只能活下去。而如果要活下去，就总得在生活中找到些闪光的东西。”

“就像小狐狸的草原日落。”

“卡门，你不能一厢情愿地按照你的想象去构筑中国的样子。你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印证你的想象。在你的预想未曾涉足的角落，有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正在发生，所以请你不要成为一个追逐东方幻想的西方追梦人。”

15

这一天我和马克结伴，走过圣多明各，踏上绿色的田野。烈日炎炎，我们在一个叫做格拉尼翁的小村庄停了下来。马克找到路边的水龙头，装了一大瓶清凉的泉水。

坐在木头长椅上，我放下沉重的背包，背上已经汗湿一片，我轻轻地扭动着酸痛的肩膀。一个老人坐在另一张长椅上，在烈火炙烤的午后，他还穿着长衣长裤，手里握着一根木头拐杖，眯着眼睛，安详地晒着太阳。

“去圣地亚哥？”他突然开口问道。

“是的，去圣地亚哥。”

“每年都有好多朝圣者路过。我天天坐在这里晒太阳，不管春夏秋冬。我看着他们走过去，有些年纪大的，七八十岁，走得比年轻人还快；我还见过年纪很小的，一个只有六岁的小女孩，跟着她妈妈一起，也背着个小小的登山包，两个人都有一头好看的金色头发，但我不知道她们是哪里人，因为她们不会说西班牙语。”老人自顾自地说了起来。他的语速很慢，咬字也不太清楚，说话如呓语一样。

“他们有些成群结队，但多数都是一个人。他们在这里装满水瓶，然后在路边的这张椅子上坐下来，我们有时试着聊天，但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他们大部分人都不会西班牙语。小姑娘，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会，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

“三年多？不想家吗？”老人一脸困惑。

“想。走完圣地亚哥之路，就要回去了。”我说。

“是啊，最终还是要回去的。年轻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精彩。我到过很多地方，甚至去过中国，但是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格拉尼翁。我看着这些外国人，每天经过这里到圣地亚哥去，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西班牙，在烈日暴雨里受苦，然后他们一去不复返。”

“你出生在格拉尼翁吗？”我问。

“是的。”老人坚定地说，用拐杖拄了拄地。“我生在这里，也要死在这里。没有哪里比家乡好。”

起身告别老人，我和马克一起继续朝前走。

“广场上有个小教堂。”老人在我们身后大声说，“顶层是个朝圣者驿站，那绝对是朝圣路上独一无二的。你们去看看吧。”

我和马克决定去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驿站。

格拉尼翁的中心广场和大部分西班牙中部村镇的广场无异，一座教堂，一个喷泉，阳光炙烤的午后，广场上空无一人。推开教堂的偏门，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一直向上。楼梯的尽头，凌乱地堆着各种建筑器材，一个穿蓝色棉衫的大叔迎着我们走了出来。

“你们要住在这里吗？”他问，“不好意思，因为还在装修，所以比较凌乱，今年我们也是刚刚开门。”

“我们只是路过。”马克说，“不过可以参观一下吗？”

大叔笑了，“当然可以，请进。”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起居室，一切都是木头的。墙角是砖砌的壁炉，壁炉上方有各种奇怪的什物，木头的十字架，木制的小酒杯，老旧的相框，形状奇怪的钟表。另一个墙角摆放着一个木质书橱，摆满了各种语言的关于圣地亚哥之路的书，我仔细地看了看，还是没有中文的。一架窄小的木头钢琴、木制台灯、木制楼梯、木制地板……最后在房间的中央，有张巨大的木制长桌和许许多多的木头椅子。推开木制小窗，窗外绿草如茵。

脱了鞋子走上二楼，脚下的木制地板被擦得锃亮，角落里堆着许多皮质睡垫，高高地垒在一起，一直触到木头的房梁。大叔打开二楼的一个小门，指了指外面。

“这是晾衣服的地方，也是教堂的顶楼，我们就站在教堂的最上层。”他笑着说。

“这里可以住多少人？”

“想住多少就住多少。”大叔骄傲地说，“看到这些睡垫没有？二楼摆满了，就把楼下的桌椅移开；楼下如果再摆满了，还可以睡到外面的草坪上去。夏天时走路的人最多，睡在外面反而很凉爽。最多一次，我们这里容纳了一百多人。”

我转头看看这个狭小的二层阁楼，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我们这里有厨房，每晚根据人数做饭，然后大家一起聚在长桌边吃。大家在吃饭前祷告，饭后席地而坐，看书聊天喝红酒。每个走在朝圣路上的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这是路上最快乐的驿站，很多人都在这里遇到了一生的好朋友。”他带着我和马克走到墙边，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明信片。

“这些都是走过朝圣路的人寄来的。他们从世界各地写卡片，告诉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多么不可思议的时光。来看这张。”他用手指了指。

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卡片，上面写满了娟秀的小字，浅蓝色的飞扬的小巧的字母，应该是法语。

“这是从法国寄来的。大概十年前，一个法国女孩来到西班牙走圣地亚哥之路，某个晚上她住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德国男人。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出发，最后一起到达了圣地亚哥。后来他们结婚了，生了小孩，她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我们。”大叔说，“就在几天前，她和她的德国先生又一起来走这条路，专门选择住在这里，庆祝他们十周年的纪念日。”

“真美好。”我不由感叹，“你是西班牙人吗？”

“不，我是意大利人。很多年前，来到西班牙走了圣地亚哥之路，从此决定留在这里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志愿者。”大叔说。

门口有个纸糊的盒子，像个制作粗糙的储钱罐。盒子开口很大，外侧用红色的笔写着一个西语单词：捐赠。下面还用小字写着这样一行字：

留下你想留下的，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从这里拿走想拿走的。

离开格拉尼翁，走在广阔翠绿的草原上，太阳比刚才更大了。

“我讨厌土耳其人，讨厌所有移民。”马克说。

“土耳其人占据了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开商店，卖一些质次价廉的商品；他们诡计多端，带来很多新鲜的骗术。我不喜欢他们混杂在城市的人流中，这让一个纯正的德国城市显得不伦不类。”他继续抱怨着。

“你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人口流动是必然的。况且，德国也需要移民。”我说。

“为什么需要移民？在他们来之前，我们有自己的商店，有自己的面包店，生活得很好。我只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待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那里的空气中飘荡着他们的语言，城市里有他们的清真寺，街道边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抛弃这一切，到德国来？”

“为了更好的生活？”我说。

“这样的生活真的会更好吗？就像我来自德国的一个小镇，毕业后，我也只想回到那个小镇去，即使不行，也是附近的某个城市，这样周末的时候，我可以开车回家。如果让我搬到柏林去住，我都不愿意，别说是另一个国家了。”

“你没问过卡门吗？他的父母为什么来到西班牙？”

“没有，我们很少聊到这些事。卡门是西班牙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我一直想不通，她为什么要去中国看看。”

“或许你并不是真的了解她。”我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想，她要去中国，一定有她的原因。”

“或许吧。”马克叹了口气。“但她真的不快乐。事情恰如我所料，中国伤了她的心。她经常写邮件给我，说起她在那边遭遇的一些事情。她不习惯北京的天空的颜色，糟糕的交通状况，地铁里的拥挤，人和人相处的方式。对于在马德里这样一座城市长大的她，这些不习惯和伤心都是料想之中的，只是她看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她不能安心地做一个西班牙人，而让所谓的中国梦留在原地？现在已经身处北京的她，才是真正的手足无措。”

“她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我说，“你看，那里有个巨大的石碑。”

马克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石碑上写着：

欢迎来到卡斯蒂利亚-莱昂大区。

“我们已经走完了纳瓦拉，来到卡斯蒂利亚-莱昂了。”我兴奋地叫了起来。马克也被我的情绪感染，两个人欢呼雀跃地轮流给对方拍照留念。

石碑旁边，有一个几米高的路线图，标注出了卡斯蒂利亚-莱昂大区里所有主要城镇的名称。

“天啊，古代的朝圣者每天可以走70公里。”马克用手杖指了指路线图的左侧，上面注明了中世纪的朝圣者如何把这条路分段，并且在哪些地方做一天最终的停留。

真是不可思议。

Part 3　卡斯蒂利亚

Castilla

绿色平原

1

圣胡安的公立驿站很古老，像是由修道院改建而来。马克背包左右两侧各放了一小瓶红酒，已经有点摇摇晃晃，借着微微的酒力，他决定继续前行，而我选择就此停留下来。

在庞大的多人间里，我给自己选了一个靠窗的铺位。当天晚上，我和德国情侣马丁与弗兰西斯卡，还有前几天在路上遇到的来自南非开普敦的约翰一起吃晚餐，还有一个第一次见到的韩国男生。他个子不高，有好看的单眼皮，话不多但很喜欢搞怪。在我的小记事本上，他写下了自己的韩文、英文和中文名字。

在唯一的小酒吧里，所有人都点了当地的特色菜——一种把猪血和大米混合在一起的香肠，配以薯条、面包和红酒。大概两年前，我和一个西班牙朋友去南部参加当地传统节日时第一次吃到，就对这种看上去有点奇怪的食物喜爱不已。

天气很冷，小酒吧炉火温暖，加上红酒的催化，每个人的脸都是红扑扑的。一只老狗，窝在壁炉边的角落里，身上的毛都差不多掉光了，它蜷缩在那里，一副不闻世事的样子，偶尔不得不站起身，也像个老人一样步履蹒跚，从酒吧的一头踱到另一头。

第二天一早，天还未亮，我在驿站楼下的自动贩售机买了一小杯浓浓的热巧克力，就在凛冽的风中独自出发了。天空中大团大团的乌云压得很低，风雨欲来的样子。我把能穿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甚至用雨披保暖。

生理期的第二天，在上下起伏、石块密布的山间小路上行走，小腹还是隐隐作痛。走过荒无人烟的幽静山间，也不觉得害怕，只想大步前行，在下一个灯光明亮的小镇喝上一杯热茶。

到达阿赫斯的时候，刚刚早上七点。我走进最近的一家酒吧，一个亚洲男生正坐在吧台前，他很瘦，短发，眉眼纤细，手里捧着一大杯牛奶咖啡，脚边放着已经被蒙蒙细雨打湿的登山包。我们互相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要了一杯温热的水果茶。双手捧着微微发烫的玻璃杯，小心翼翼地啜了一口。伴随着温暖的液体缓缓流入胃里，正面能量逐渐恢复。

“嘿，你从哪里来？”我转头问坐在一旁的亚洲男生。

“日本，东京。你呢？”

“中国。”

“真的吗？太好了！你是中国人。”日本男生惊喜地叫道，他连忙蹲下身，打开背包，从上层拿出一个破破烂烂的16开记事本，快速地翻找着，最后停在了某一页。

“这首诗，用中文怎么读？”

我接过本子，上面是一行用铅笔写成的小巧的汉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我轻声读了一遍。

“可以教我吗？”他急切地问。

我笑了，又缓慢而清晰地读了一遍。日本男生掏出铅笔，一边匆忙地在汉字上面标注发音，一边笨拙地跟着读。我纠正他的发音，一遍遍地重复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外面天色茫茫，细雨绵绵，在一个西班牙小山村的蒙蒙清晨，一个温暖的小酒吧里，我大声地反复地用中文读着这句诗，感觉很奇妙。

“这是陶渊明的诗。”我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他点了点头，“陶渊明弃官归家，退隐田园。这是形容他在家乡耕作，心中超然无外物，无意抬起头，南山好像突然出现在视线中一样。”

“那我来帮你写下整首诗吧。”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太谢谢了。”日本男生拿过本子看了看，高兴地说。

“你喜欢古诗？”我问。

“是的，在大学里选修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我喜欢读《三国志》，里面有一些古诗，能大概懂得字面的意思，但读不出来。就像这句诗，我一直很想知道该怎么读，为这个我还专门把它抄在了本子上，带到路上，想或许会遇到中国人。我从三月初开始，已经走了十几天了，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他说，“中文真好听，你能把整首诗再给我读一次吗？”

我笑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Hiroki。”他拿过我的记事本，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上：Nakajima Hiroki。“或者，中岛大树，你可以叫我中岛。”他笑着说。

我和中岛结伴前行。

中岛出生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小县城，18岁时去东京读大学，然后就留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工作，他在一个鲜花公司任职，和大部分刚刚在东京落脚的小白领一样，租住一间没有空调、终年朝北的小公寓。

“即使是这样的公寓，在东京也要700欧元的月租。”中岛说，“公寓有一个很小的洗手间，没有厨房。”

“那你每天吃什么？”我问。

“吃得很简单。”中岛说。他的英语不太好，说起话来总是有些词不达意，有时他手舞足蹈，试图解释清楚。

“早上起来，匆匆忙忙地洗漱，在楼下的小店里喝一碗汤，搭地铁去上班。每天都对着电脑，一边打字，一边接客户的电话。我们的公司是24小时无休的，所以要排白班和夜班。上白班的时候，中午只有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一般都是吃泡面，一边吃还在一边关注电脑上的数据。晚上有时要加班，叫外卖，工作到十一点，回家睡觉。周末的时候，我就去唐人街吃中餐。”

“中餐？”我惊讶地问。

“是的，我很喜欢中餐。一个人，点几个菜，喝青岛啤酒。”中岛笑了起来。

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布尔戈斯的城郊。

布尔戈斯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之一，卡斯蒂利亚-莱昂大区的行政中心，也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重镇，有着整条路上乃至全西班牙最负盛名的大教堂。

我们沿着城郊高速公路，小心翼翼地行走，不时有重型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带起飞扬的尘土。路面坚硬，四周一棵树也没有。一座又一座立交桥，耸立的金属路牌毫无表情，工厂区里巨大的烟囱冒着黑色的烟。经过布尔戈斯的飞机场，沿着铁丝网旁边的小路，我们在不可思议的大风中艰难前行，满面尘土。不时有飞机在跑道上滑翔起飞，机尾光芒闪烁，很快就消失在灰色的厚重的云层后面。

大城市的郊区竟是如此丑陋。

在经过那么多安居一隅的西班牙小山村后，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城市感到不适。可说到底，我是个热爱城市的人。和乡村相比，城市赋予一个人五彩斑斓的物质选择和无与伦比的精神生活。我爱城市的白天，高楼鳞次栉比，路上车水马龙，每天和陌生人擦肩而过。我更爱城市的夜色，楼下24小时不打烊的小超市，酒吧里的现场音乐会，锦衣夜行的人们。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城市的中心，没有人关注过城市的郊区。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偶尔出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汽车、火车、大巴，从城市的某处出发，迅速掠过城郊的灰暗斑驳。车上的人系好安全带，戴上耳机，准备开始一次短暂的逃离。一首歌还未到尽头，他们已经把城市远远抛在身后，来到想象中的原野。

城郊地带是现代城市的盲肠，人们很少留意。

“前几天，我在驿站里遇到一个从澳洲来的女孩。她说她很喜欢圣地亚哥之路，但绝对不会再走一次。”我说。

“为什么？”中岛问。

“因为她觉得圣地亚哥之路不够美。在她的想象里，这条路应该永远蜿蜒在起伏的山间，在绿色的原野上，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沿着清澈的小溪，另一边是安静的西班牙小山村。在走之前，她不知道这条路还要经过大城市，要经过令人不悦的城郊地带，就像现在这样。”

中岛点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

“但我们必须经过这些城市，潘普洛纳、罗格罗尼奥、布尔戈斯……所有这些地方，从中世纪开始就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重镇。这里有最宏伟的教堂，有数不清的朝圣者的雕塑，有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我们追随前人的脚步来到这里，我们必须经过这里。”他强调说。

“的确，这是绕不开的。区别是，中世纪的时候，这里还不是大城市，但现在不同了。按照同样的路线，我们要经过嘈杂凌乱的工厂区，见证这令人厌恶的城郊地带。我们不能偷懒，在这条路上，你不能偷懒。从起点开始，一直到圣地亚哥的大教堂前，你只能依靠双脚，完成面前的每一步。”我说。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走的路，不是吗？”中岛说。

“是的。我也曾经和她一样想，但后来，我慢慢开始热爱这不那么完美的圣地亚哥之路。从第一天上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我一天也不休息；无论面前是高山还是平原，是风景如画的田野还是令人生厌的城郊工业区，我都要以同样的节奏，一步一步走过去。站在这条路上，我不做选择，只是前进，朝着唯一的方向。”我说。

中岛点点头。

“若不是步行，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这么仔细地观察城郊的工业区，而选择做一个生活在魔幻城堡里的现代人。可这里的一切，恰恰是真实的城市的另一张脸。”

2

2012年3月15日　天气　晴

今天收到马克的邮件，要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到达布尔戈斯了。他说，自己真正爱上了西班牙红酒，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以前每次马克来马德里，我都带他去市中心附近的小巷子里尝试各种地道的小吃。在西班牙，红酒是最普遍、最重要的饮料，但马克从来不喝，固执如他，只喝德国啤酒。我多次尝试说服他，都没有成功。这条路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他做出了如此的改变？

我的生活一如既往，和春晓往来密切。她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租住一套面积不大的单身公寓。每个周末，她会回到北京郊区的家里，和父母一起度过。我和春晓之间，有种特别的默契。女生之间的友情真的很神奇，要好的时候，你当真觉得两人血肉相连，她就是世上的另一个你。

几天前，春晓问我是不是愿意和她一起回家过周末。我在公寓里闲来无事，就答应了她。据春晓说，她妈妈的厨艺极佳，我也刚好尝尝他们地道的家乡菜。

周五的晚上，卡门和春晓一起，辗转到了北京西站，然后换乘公车。春晓的家在房山良乡，算是北京的近郊区县之一。这里除了本地人，因为房租相对便宜，还聚集了很多打工者。春晓一家在15年前第一次来到北京，就落脚在这个大城市的边缘地带。

公车走了很久，或许有一个小时，沿途经过大片玉米地。进入良乡的时候，街道两旁突然又繁华起来。乍看起来，这里或许和中国大部分的二线城市无异。新旧交错的楼房，巨大的购物中心，熙熙攘攘的人潮。但你若仔细观察，又总能在这似乎千篇一律的表象下，窥视出那么一点不同的地方。

这里是传说中的落脚城市。虽然距离北京市中心很远，但这里的人无一不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北京人。首都的气息无处不在，就连推着水果车沿路叫卖的小贩讲起话来，都是一口流利的京普。它有着那些二线城市没有的优越感和自尊心。尽管在许多细微之处，仍能看出曾经作为郊县的简陋和粗鄙，但这并不妨碍它无处不在的雄心壮志，终有一天会融入城市的繁华之中。

春晓的家在一个热闹的小区里，老式的公寓楼，刚刚安装上的崭新的电子门让斑驳的楼体显得更加破败。长年累月的日晒雨淋，阳台外面的尼龙晾衣绳都起了毛。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上三楼，春晓的妈妈已经等在门口。看到卡门，她露出了热情的笑容。

卡门走进狭小的起居室。室内光线昏暗，地板暗淡无光，老旧的布沙发已经微微塌陷，但这里充满了一尘不染的家的气息。卡门突然觉得，这是多么遥远又熟悉的味道。

1991年，卡门的父母结束了在巴塞罗那中餐馆为期三年的“义务劳动”，立刻决定离开这个城市。他们拾掇少得可怜的家当，在汽车北站坐上夜车，赶往马德里。在西班牙，长途夜大巴车是最廉价的交通方式。

到了马德里后，他们在城市近郊的帕尔拉找到住处，这是一座位于马德里南部的落脚城市。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帕尔拉就已经有了人类居住，在此后的史书中，也一直有着关于它的记载。直到19世纪初，一场为了争夺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在几个欧洲国家之间爆发，惨烈的战事后，帕尔拉成为了难民营。20世纪90年代，大量来自南美、非洲、东欧以及亚洲的移民进入西班牙，来到马德里，帕尔拉成为了他们满怀梦想，进军城市的第一个落脚点，这里肮脏、贫穷，充斥着居无定所的非法移民，是马德里最危险、最臭名昭著的落脚城市之一。

那是一套廉价的出租公寓，挤满了来西班牙讨生活的中国人。三室一厅的老式公寓，总共住了十几个人。房东用玻璃拉门将客厅隔成一个个小单元，原本宽敞的主卧改造成了宿舍间，厨房也停止使用，在昔日的灶台边，摆了一张上下铺。公寓里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充分利用，洗手间永远忙碌。每到夜晚来临，房客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打开各自房间的灯，公寓里就开始了各种响声的合奏。无论任何时间，走在阴暗逼仄的走廊里，总能闻到一种复杂的气味，出租公寓特有的气味。

一年后，卡门在这个公寓里出生了。

在她最早的关于世界的记忆里，背景总是一片嘈杂。人们来回走动，大声聊天，也有激烈的争执，高声的咒骂，还有深夜里压抑的哭声和仅仅一墙之隔令她困惑的喘息声。这里是卡门最初的家，她永远都记得那里散发出的绝望的气息，尽管彼时的她，仍然是个孩子。但那气息是如此浓厚，弥漫在出租公寓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推开窗子，让风灌满走廊，这气息依然挥之不去，甚至连墙脚的蛛网上，也挂满了一声声叹息。

这是梦想在腐烂发臭的味道。就像新鲜的百合花，离开了泥土，插在玻璃花瓶里，终于渐渐凋零破败。

出租公寓的人口在不断地流动。每隔一段时间，一些新的面孔出现在生活里，而那些曾经熟悉的旧的面孔，就这么消失在时间里，很快便无人提起。卡门印象中的出租公寓，就好像黑色大海上一座灯光昏暗的岛屿，住满夜泊在此的过客，这里没有记忆，也没有诺言。

凭借几年下来积攒的一点点钱，卡门的父母在公寓附近的街区里租下了一间小小的店面，开了一家糖果店。西班牙的糖果店类似于中国的杂货店，以食品经营为主，兼营各种简单的日用品。他们也离开了出租公寓，住到了糖果店的楼上。

在这里，卡门度过了几乎全部的童年时光。她坐在妈妈腿上，听她和隔壁开百元店的张阿姨用青田话说家长里短。有时生意忙起来，父母无暇顾及卡门，她就一个人在货架间跑来跑去，玩一些自编自演的游戏。

直到开始读书，卡门才算真正接触外面的世界。帕尔拉是整个马德里移民最集中的落脚城市，所以，在卡门的班上，大部分孩子也是来自各个国家和大洲的移民。孩子们在学校里，根据不同的族裔，分成各自的小圈子。当时在帕尔拉的中国移民还不多，卡门形单影只，经常成为小圈子之间互相倾轧的牺牲品。在其他孩子大笑着，一边喊着“中国佬”一边朝她扔石块的时候，费尔南多挡在了她的面前。

就这样，卡门结交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好朋友。

费尔南多是古巴人，和卡门一样，也出生在西班牙。他有四个兄弟姐妹，全家人挤在一个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依靠母亲打零工维持生计。费尔南多的父亲是个好高骛远的酒鬼。多年前还在古巴的时候，他曾是一名颇有建树的工程师，因为说了一些无益于政府的话，举家连夜逃离古巴，漂洋过海来到西班牙。尽管他深知这条路没有归途，但依然无法承受这陌生的环境和巨大的落差，终于沦为一个肮脏而堕落的酒鬼。

费尔南多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在充斥着争吵和哭喊声的狭窄环境里长大，一心想要逃离这绝望的生活。他和卡门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两个人常常在放学后，一起离开校园，走过尘土飞扬的大街，到小公园里去待上一会儿，聊些学校里没机会聊的话题。

“费尔南多，你长大后想去哪里？”卡门把书包甩在草坪上，在小公园的石椅上坐了下来，晃荡着双腿。

费尔南多走到最近的一棵树下。正是春天，单薄的枝丫冒出了翠绿色的嫩芽。他没有马上回答。

“去马德里。”沉默了一会儿，他终于说。

“马德里？”卡门惊讶地说，“我们不就是在马德里吗？”

“不，”费尔南多认真地看着卡门，“你以为这里是马德里吗？看看周围这乱七八糟的一切。卡门，我们离开这里，去马德里，读大学，然后在那里工作，做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

费尔南多一直以此为理想。他年长卡门两岁，身材高大，小麦色的皮肤，有着非常好看的绿色眼睛。而那时的卡门只是个瘦骨伶仃的中国女孩，因为长期暴露在西班牙的阳光下，也被晒得黝黑。她常常跟着费尔南多去他局促的家里，吃他妈妈做的地道的古巴小吃。费尔南多的妈妈非常喜欢卡门，总是一边叫她漂亮的中国女孩，一边把她揽到温暖而油渍斑斑的怀里。

他们一起游荡在帕尔拉的大街小巷。像所有少年时的友情，他们被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维系在一起，彼此间有着无与伦比的默契。在好像无论如何也挥霍不完的漫长的夏日时光里，他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谈。

一个慵懒的傍晚，卡门从家里逃了出来，和费尔南多一起坐在小公园的树下。

她穿着简单的及膝直筒裙，裸露着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双臂。费尔南多穿着卡其布的裤子，黑色的背心。落日的余晖穿过层层叠叠的枝丫，洒在泥土地上，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些远远近近的事情。

费尔南多突然沉默，他看着卡门的眼睛，然后无声地凑近她的脸。卡门感到他散发出的温热的气息，猝不及防之间，费尔南多轻轻地在她的嘴巴上吻了一下。

卡门并未感到惊慌，好像这个场景许久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如今不过是再现。她定定地看着费尔南多，这是一双多么漂亮的眼睛，碧绿得好像幽静的湖面，没有一丝欲望的阴影，这是卡门见过的最纯净的眼神。她的脸上突然绽开大大的笑容，然后伸出双臂，紧紧抱住费尔南多。裸露的皮肤接触、轻轻摩挲的瞬间，世间的一切寒冷和孤独都悉数消退，他们沉浸在这拥抱带来的无尽温暖中，直到夕阳西下，天气转凉才回过神来。

从那时起，这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秘密。

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来到空旷无人的小公园，坐在那棵树下，带着微微的羞耻感，紧紧抱在一起。卡门感到自己正迅速地成长。费尔南多不在身边的日子里，她总是感觉肌肤饥渴难耐，只有和他拥抱在一起，才觉得整个人都舒展开来。和这种最原始的对于肌肤接触带来的温暖渴求相比，世间的一切其他词汇，不仅变得多余，而且显得肮脏。当一个人长大以后，开始以爱的名义渴求性，或者以性的名义胁迫爱，当一个人开始生活在种种预设的概念之中，开始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一切就即将变得龌龊不堪。

时至今日，卡门依然认定，费尔南多是她倾心爱过的第一个人。

不久后的一天，费尔南多没有来上学。第二天，第三天，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没有出现。周五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一响，卡门立刻抓起书包，一路飞奔来到了小公园。她看到费尔南多坐在树下，背对着她。

“费尔南多，你怎么了？”卡门问。

“我的妈妈去世了。”他转过头，眼睛里含着泪花。“或许情况会越来越糟，卡门，也许我不能再上学了。”

一切不幸被费尔南多言中。妈妈去世后，家里失去了最后的一点支撑，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这个世界都已经彻底崩塌。费尔南多的爸爸只有喝更多的酒，才能长期维持混沌的状态。他早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孩子们只能自救。从那以后，费尔南多不再来上学了。

这可怕的变故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毁掉了世界原本的格局，瓦解了卡门和费尔南多之间那从来只靠默契维系的约定。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疏远对方，小公园也成了那个秘密最终的坟墓，此后再无人提及。

卡门开始花更多时间在糖果店里，她坐在玻璃柜台后面一边温习功课，一边招呼进来买东西的人。有的时候还要给仍几乎不会讲西语的父母当翻译，小小的她往来于学校和糖果店之间，慢慢也对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感到习惯。一旦进入某种生活轨道，过去的记忆就开始变得模糊。没过多久，卡门几乎忘记了费尔南多这个人。

3

卡门将始终记得这光怪陆离的落脚城市。

帕尔拉街道肮脏，建筑破败，雨天积起的臭水沟散发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在这里，各种肤色的人混在一起，有些刚刚落脚西班牙，就像卡门的父母当年一样，贫穷而茫然，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没有合法的身份，没有公平的工作机会，甚至无法与他人交流。还有些虽然来到西班牙已经多年，却依然没有稳定的着落，他们无法进入城市，也不能离开帕尔拉，更不能离开这个他们历尽千难万险，付出巨大代价来到的陌生国家，于是他们就成了这落脚城市里的孤魂野鬼，终日游荡在弥漫着绝望气息的街巷之间。

面临走投无路的贫穷，人的羞耻心也会日渐淡化，那些在帕尔拉稳定经营的小业主，他们小小的店铺在夜里散发出的温暖灯光，让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心生向往而又充满憎恨。

抢劫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中国人的店面，每年圣诞节前后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程度。卡门躲在柜台后面做功课，总是听父母和附近的青田老乡聊起这些恶性事件。一个三四人的小团伙怎么持枪进入店里，要求手无寸铁的华人老板交出收银机里所有的现金，有时他们甚至被拿着刀的十二三岁的孩子威胁。

在西班牙，普通人不能合法拥有枪支，华人又一向崇尚息事宁人、和气生财，所以每每成为被鱼肉的对象。而西班牙警察，对于移民之间的纠纷，一向不大在意，常常只是做个样子，走个过场就了事，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帕尔拉的治安越来越差，一些略有家底的华人，开始向市区转移。卡门的父母也在做着打算。

一个冬天的晚上，妈妈带着妹妹去邻居家聊天，只有卡门和父亲守在店里。天气很冷，气温已经逼近零度。糖果店里没有暖气，卡门裹着厚厚的衣服，坐在柜台后面，一边往手上哈气一边复习功课。爸爸坐在另一头，正在清点收银机里的钱。门虚掩着，店铺已经打烊。

“咚咚咚”，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推开虚掩的门。卡门的父亲连忙摆摆手，“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打烊了。”男孩点了点头，迅速地扫视了一圈狭小的店面，然后转身吹了一声口哨，还没等卡门的父亲反应过来，五六个男孩已经呼啦一下子全部涌进店里，最后进来的一个“咔嚓”一声锁上了门。

那个领头的男孩掏出一把足有一尺长的砍刀，他把卡门的父亲从柜台后面抓了出来，一边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一边喝令卡门交出所有的现金。卡门愣在原地，左手抚在练习册上，右手还握着笔。她呆呆地看着面前这些十几岁的男孩子，其中有几个她曾经在学校里见过。

她一动也不动。

领头的男孩不断地威胁，甚至开始低声地怒吼。卡门的父亲脸色惨白，相比之下，华人小业主更加害怕这些未成年的小劫匪，因为这些孩子不知轻重，完全凭借一股鲁莽之气行凶，最容易酿成血案。

卡门还是站在原地，此时此刻，周围的一切都已幻化消失。货架、柜台、天花板惨白色的灯光、晃动的刀影、面前疏离的恍惚的人形，所有声音都飘散在空气中，破碎零落，难以进入她的耳朵，又或者无法形成具有意义的句子。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作为一个在落脚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卡门对于街区犯罪已经司空见惯，她知道自己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所有的现金，没有疑问，没有抵触，没有反抗，不需要一句多余的话。但此刻，她像石化了一样定在地板上，她面无表情，紧紧地盯着试图躲在其他男孩子身后的那张脸。

那是费尔南多。

多年后的某个夜里，当卡门站在马德里城北富人区奢华的家里，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望着如同生长在脚下的繁华的马德里市区，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她终于如愿生活在一个安全明亮的世界里，过上了优雅高尚的生活。她把前额贴在玻璃窗上，仔细观察这夜色中美轮美奂的城市。中心火车站附近的四座高楼是醒目的地标，在漫漫黑夜中灯火通明，如同海上的灯塔。卡斯蒂亚娜大道仿佛是一条宽边的金色缎带，穿过整座城市的中心。她向南看去，隐约望见帕尔拉的稀疏灯影。想起12岁的那个冬天的夜晚。

她看着费尔南多的眼睛。还是那双漂亮的绿色眼睛，最初掠过的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安转瞬即逝，继而迅速地恢复了平静。他站在角落的阴影里，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有关夏日黄昏的温暖记忆突然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在卡门面前铺展开来。

他凑近她的脸，在第一次亲吻她之前，迟疑了一秒钟。

就在这短短的一秒钟里，卡门感到全世界的花朵都瞬间开放。她没有闭上眼睛，而是直直地注视着面前这个因为兴奋而微微颤抖的少年。他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她的脸，好像珍惜地对待某种易碎品，又好像怕它就在他的掌心融化。卡门毫不犹豫地伸出双臂，用尽全力地将他抱住。

炽烈的阳光，婆娑的树影，费尔南多小麦色的皮肤，他柔软的嘴唇，肌肤的温度。他的眼睛明亮得没有任何欲望的阴影。那是卡门曾经贪恋过的小小世界，是她12年的生命中拥有过的最美好的事物。

此刻，她看到自己和费尔南多之间，绵亘着黑色的山脉，流淌着黑色的河流。他们遥遥相望，卡门不断镇定自己，她只是想看清楚。

费尔南多的脸沉浸在深深的阴影里，卡门想要翻过这黑色的山脉，涉过这黑色的河流，奔向遥不可及的彼岸，像那个夏日午后一样，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伸出细弱的双臂，用尽全身力量抱住费尔南多，让自己的身体紧紧贴合他的每一寸肌肤，就好像终于抱住了世上的另一个自己。

此时，她寒冷得浑身颤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力气，翻山越岭回到他身边。他们之间，所有时间都已经耗尽，一切都已经到了尽头。无论她是否移开目光，这都是故事的结局，他们就此将永远生活在世界的两端。

领头的男孩看到卡门毫无反应，气急败坏，手抖着微微着了力，鲜血流淌了出来。这血腥的味道瞬间唤醒了卡门，她没有喊叫，没有震惊，没有哭泣，也没有再看谁一眼，就好像一个突然接到命令的机器人，迅速行动起来。她打开收银机，熟练地点数钞票，又打开父亲的钱包，取出所有现金，交到了领头的男孩手里，然后搀扶着已经惊吓过度的父亲，在柜台后面坐了下来。男孩们拿到钱，迅速离开。她小心翼翼地关好门，开始拨电话。

从头至尾，她没有再看费尔南多一眼。

救护车来到糖果店门口的时候，卡门用手摸了摸脸，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已是满脸冰凉的泪水。

在那以后，卡门爱过很多人，其中包括马克。但在和任何一个男人的经历中，卡门都未获得过费尔南多曾经给予过的温暖和满足。肌肤的温暖触觉和冬夜里费尔南多沉浸在阴影中的脸在记忆中不断交错重叠，往事如此五味杂陈。

卡门的父亲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很快就出院了。他们决定将迁入马德里市区的计划提前。一个月后，卡门全家离开了帕尔拉，也告别了以小糖果店为生的阶段，卡门仿佛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她顺利地进入中学，开始结交一些西班牙朋友，也开始读马德里最好的中文学校，系统学习汉语。就是那一年，卡门第一次听到月霞虫的传说，并决心要去中国看一看。

有时候，她走在萨拉曼卡区的街道上，看着这些干净的街区，周围整齐的店铺，那些西装革履、礼貌谦恭的人们，所有人都在欢笑，所有人都那么快乐，就好像这个世界始终按照逻辑运转，完美无缺。在这令人心驰神往的生活中，看不到一点痛苦的阴影，再也感受不到廉价出租公寓走廊里弥漫不散的绝望气息。不再有冷入骨髓的冬天，不再有隔着一座黑色的高山，站在一条宽阔的黑色的河流面前，却无法摆渡到对岸的无力感。

帕尔拉的一切都已渐渐远去。

这座和马德里灯火辉煌的市区只有一线之隔的落脚城市，它是地狱也是天堂。有人从这里离开，也有人在这里搁浅。这是离城市最近的地方，也是最远的地方。卡门仍会想起留在彼岸的费尔南多，和那些个傍晚在小公园里的对话，金色的晚霞笼罩大地，众生享受公平的恩泽，想起他对她说出的，那个简单而卑微的理想。

4

在布尔戈斯老城区最大的朝圣者驿站，我又遇到走失多日的西班牙大叔哈维尔和安赫尔。他们比我早到一个小时，已经去了三四家酒吧，遍尝卡斯蒂利亚的特色小吃，喝红酒也喝得醺醺然了。

在前台登记处，我又仔细询问是否曾有一个俄罗斯男生停留在这里，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有时我也感到不可思议，一方面非常肯定伊万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好像行走在另一个异次元空间。在圣地亚哥之路上，我总能一次次遇到每一个中途分开的人，唯独遇不到他。

花了整个下午在老城区东逛西逛，购置了一些必需品。在广场旁边的礼品店，我给自己买了一支木头的手杖。

晚上七点，我准时走进布尔戈斯大教堂的侧门，参加专门为朝圣者举行的弥撒。在圣地亚哥之路上，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山村，必定都以一个造型特别、华丽庄严的教堂为中心。这是千年的历史留给这条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世纪的朝圣者每天能够步行60到70公里，他们每晚都在住宿地的教堂参加弥撒，接受祝福，第二天崭新启程。

布尔戈斯大教堂宏伟壮丽，是西班牙最漂亮的教堂之一。我和安赫尔一起，在最后一排找了位置坐下来。尽管不是天主教徒，但我还是间或参加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朝圣者弥撒。小礼拜堂金碧辉煌，墙上布满了镀金的浮雕，穹顶很高，神父用低沉的声音诵读圣经，声音在礼拜堂里久久回响。

大家唱起圣歌的时候，教堂的执事走下台来，手里捧着一个募捐的箱子，所有人都把手里准备好的硬币放进去，然后画一个十字。安赫尔轻声叫我的名字，示意我伸出手，他从早已准备好的硬币中拿出两枚，放在我的手心。

“就当作给自己一个祝福。”他说。他知道我并不是天主教徒。西班牙大叔待我始终如同小女儿，这让我心里感觉很温暖。

教堂执事走过我身旁，我把硬币放进箱子里，犹豫了一下，没有画十字。

第二天早上，我和马克告别。因为喜欢布尔戈斯，他决定再停留一天。我独自出发，听着音乐，走过十几公里荒芜的山路，风很大，吹得脸都僵硬了。云朵却特别的美，大团大团低垂于蓝色的天际。

到达奥尔尼由斯的时候，刚刚中午一点，远远地看到中岛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正在等唯一的驿站开门。天气晴好，我想不如也停留下来。

下午两点，驿站开门了。很简单的房子，一个宿舍间，一个起居室。放下行李后，给自己泡了一杯水果茶，就在起居室的大木头桌前坐了下来，中岛在我对面，一直到下午三点，驿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都在安静地用各自的语言写日记。

我注意到中岛的背包上有一个可爱的挂件。

“这是什么？”我指了指。

“是个朝圣者的小玩偶啊。”中岛一边说，一边从背包上取下挂件，递给我。

我拿过来仔细看了看，果真如此。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小女孩，穿着中世纪朝圣者的长褂，披着斗篷，头上戴着宽檐帽，帽子上面还镶着一颗贝壳。小女孩右手拿着一支木头的手杖，顶端系了一只用来装水的葫芦。

“好可爱啊。”我说，“你打算带着她一路走到圣地亚哥？”

“是的。”中岛笑了，“在圣-昂-皮特-德-伯特的第一个驿站买的，之后就一直带在身边。”

“中岛，你是哪年出生的？”

“1985年，3月。你呢？”

“1986年，4月，说不定我们都能在路上过生日呢。”我笑。

“你在西班牙做什么呢？”中岛问。

“我在马德里的一家华文媒体工作。”

“听上去很酷。”中岛兴奋地说，“我在报纸上也有个小专栏。”

“真的吗？”我惊讶地问。

“其实是公司的专栏。我们的鲜花公司，在当地报纸上有个固定的版块，现在由我负责，每个星期，交一篇500字左右的小文章就可以了。但我还是常常被老板挑剔，在日本，老板都是很严厉的。我的工作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经常半夜被老板的电话叫起来，赶到公司去处理事情。”他说。

“你们的假期多吗？”

“不多，我攒了快两年的假期，来走这条路。”中岛说。

“为什么呢？”

“有些事也很难说出为什么。我想你也是一样，某天听说了这条路，不知道是哪个点，刚好契合了自己的想法，就决定出发了。”中岛说，“不过朝圣路之后，我还要继续留在西班牙工作，考察这边的鲜花市场。之后或许会去阿姆斯特丹的分公司工作，还要在欧洲待上一段时间。”

“说起来有趣，”中岛笑了，“在路上，大部分驿站都是上下铺，每次我睡在上铺，下铺的人半夜翻身，床一晃动，恍惚中我总以为是地震了，慌慌张张坐起来，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在西班牙，不是在日本。”

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陆续有人来到驿站。到傍晚时分，老板燃起了壁炉，起居室变得异常温暖。我和中岛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写写停停，不断被刚刚到达的人打断。一个金发的女人走了进来，放下背包，摘下太阳镜，对我和中岛露出大大的笑容。这时我才注意到，除了太阳镜遮盖的部分还是白皙的，她的整张脸都被晒得黝黑。

“你们好，我叫维赫娜。”她说。

“你好，我是中国人。他叫中岛，日本人。”我说，“你呢？”

“我是德国人，但在瑞士工作。”维赫娜脱下防风外套，从旁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这里一切都好吧？我今天走了整整40公里，终于可以休息了。”她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本来我在三月初就开始走了。一切顺利，直到圣多明各。公司突然打电话来，要我回去处理一个紧急事件。虽说我正在休年假，但在离开前，老板反复嘱咐我，如果有事，我还是要务必赶回去的，所以没有办法，我马上从圣多明各坐的士去布尔戈斯，又从那里坐火车去马德里，再从马德里飞到苏黎世，再坐火车去工作的城市。处理完事情后，我对老板说，我的路才走了一半，还没走完。”

“所以你又回到了西班牙？”中岛惊讶地问。

“是的。我搭火车到苏黎世，又坐飞机到马德里，再从马德里坐火车到布尔戈斯，再坐的士到圣多明各，继续从那里开始走。”

“刚好就是你离开的地方？”我说。

“当然，我必须从停下的地方继续走。”维赫娜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你知道的，在圣地亚哥之路上，即使一步的懒也不能偷。”

“中岛，你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

“应该是3月26日，我也不是很确定。”中岛说，“从来没有人给我庆祝过生日。”

“怎么会这样呢？爸爸妈妈不给你过生日吗？”我问。

“我没有爸爸妈妈。”中岛说。

我愣住了。

5

2012年3月16日　天气　多云

整个周末都在春晓家度过。

老式公寓光线不足，略微有些潮湿，家具也全部是陈旧的款式，但春晓的妈妈非常热情，她厨艺很好，让简陋的房子充满了家的气息。那是遥远又熟悉的味道。

某种程度上，春晓的家让我想起12岁之前的时光。或许是因为生活的困窘，但我宁愿相信那时的爸爸妈妈真心相爱，在紧巴巴的日子里，寒冷的冬天，全家人抱在一起取暖。我们忍饥挨饿，却更愿意分享食物。在某次不愉快的抢劫事件后，我们迅速搬到了城里。此后，家里的生意莫名地风生水起，不断扩张。爸爸妈妈开始分头管理，他们变得很少回家。我和妹妹的生活，完全靠保姆打理。

在春晓的家里，我看到她卧病在床的爸爸。几年前因为一次工伤，他再也没有办法站起来。一个大胡子的北方男人，即使躺在床上，也有种不怒而威的霸气。这是落脚城市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有着和气的外表，也有着背后无人所知的创痛。

周日晚上，我回到家里，又收到马克的邮件。他说布尔戈斯实在是个漂亮的城市。看样子，他享受圣地亚哥之路上的一切，他和同伴分享食物，也分享有趣的经历。

在邮件的结尾，他照例问我在中国生活得如何，是否还是失望。这让我想起半年前，为此激烈争执的时候，吵得越凶，我越无法把真正的原因说出口。月霞虫的传说，终于成为了我永远埋葬于心底的秘密。但面对春晓时却完全不同。我也从未对她讲过月霞虫的故事，不是不愿，而是觉得不必。她总是洞悉一切。我之于中国的种种，还未及开口，她已经知晓来龙去脉。

我在中国生活得如何？是否还是失望？如果是半个月前，我或许会说，是的。尽管带着不甘心，但在那时，这却似乎是个无可争辩的结论。在春晓出现以前，我在北京的生活糟透了。即使对比早年在帕尔拉的那段时光，贫穷、危险，充满各种不确定，在中国的体验依然差劲。我想这或许和本来的期望有关。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和我想象中的没有半点相似。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无法回忆起月霞虫的故事，这样的对比让我更加痛苦。

而现在，我却无法再给出相同的答案，似乎有什么正在悄悄变化，春晓让我看到这城市的另一张脸。我想，如果没有她，我还是住在市中心的公寓里，每天除了去大学上中文课，就是和其他留学生混迹于三里屯的酒吧。我们一起厌弃这繁华都市的高楼大厦，无视街道上那些普通人的普通的脸，主要活动范围局限于三环内，永远不会到房山良乡这样的落脚城市。如此，我将顺理成章地成为春晓所说的那种“西方追梦人”吧。

6

圣地亚哥之路在进入卡斯蒂利亚大区后，呈现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样子，再也没有纳瓦拉起伏的山脉、红色的针叶林，抑或拉里奥哈漫山遍野的葡萄藤。卡斯蒂利亚大区是绿色的，绵延起伏的低矮丘陵和一望无际的原野，一条灰白色的土路蜿蜒其间，放眼望去，可以一直看到几公里之外。

我开始逐渐习惯肩上背包的重量，习惯每天走路的生活。最初一个星期折磨膝盖的剧痛已悄然缓解，脚底的水泡也褪了整整一层。

行走在无尽的平缓丘陵之间，大风吹得人站立不稳，额前的头发胡乱飞舞，脸庞也冰凉僵硬。对抗着巨大的阻力，我艰难地前进着。从奥尔尼由斯到下一个村庄奥恩达纳斯，整整十公里的山路，途中没有可以歇脚的酒吧，甚至连一个可以短暂停留的避风的建筑都没有。

远远地，我看到一个天蓝色的人影，那应该是中岛，他穿着蓝色的外套，背着墨绿色的登山包，用一根在路边捡到的粗树枝做手杖，也在大风里举步维艰。放眼望去，丘陵之间的土路上，都是昨晚停留在驿站的朝圣者：神经兮兮的法国老头，红色头发的奥地利大妈，英国大叔纳卓，还有编两条麻花辫的法国阿姨……我回头看了看，德国女孩维赫娜走在我后面，大概隔着几百米的距离，我对着她笑了笑。

沿途没有明显标志的时候，就依靠时间来计算路程。十公里，又是在这样的大风天，我估计自己要连续不断地走上至少三个小时。可眼前的丘陵绵延没有尽头，爬上一个又一个微小的上坡，又走下一个又一个平缓的下坡，好像永远不会有终点。天空中大团的白云慢慢积聚起来，低低地压在天际，天色转暗，风雨欲来。我感到非常疲倦，两颊已经被大风吹得生疼，勉强镇定了一下精神，双腿打战地走上又一个低缓的上坡。

待慢慢爬上坡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一个小巧的卡斯蒂利亚村庄，正安静地躺在山坳之间，蜜棕色的房子错落有致，中心的罗马式教堂别致精巧。狂风暴雨即将来袭，它却一副裹紧衣衫、恬然淡定的模样。仿佛在周围低矮丘陵的保护之下，不会有疾风扫过村镇，也不会有骤雨打在屋檐，它安静而忠诚地伫立在这山坳间，几百年或者上千年，好像专门为了等待朝圣者的到来。

我站在坡顶，看着这个在猝不及防中似乎突然出现在视野中的小村庄，感到内心深处的宁静。

这时，维赫娜也爬上坡顶，站在我身旁，我们一起并肩沉默良久。

“真是不可思议，路上这些神奇的西班牙小村庄。”维赫娜说。

我点了点头。

两人相视一笑，一起走下低缓的下坡，沿着土路朝村庄里走去。我们走过村口的大树，沿着狭窄逶迤的街巷，进入这个古老的卡斯蒂利亚小镇。刮了一上午的大风忽然停了下来，空气是如此宁静。温柔的阳光透过云层，照射在古老的石头建筑上。

我们沿着小巷，一直走到教堂前的中心广场。

在广场的露天咖啡座，我放下背包，终于坐了下来。维赫娜在对面，慢慢地啜着一杯咖啡。我仔细地剥一个橙子。每天在沿途休息的酒吧，如果没有新鲜的橙汁，我就买一个橙子，补充体能。

“真喜欢这些西班牙的小村庄。”维赫娜说，“它们就这么站在圣地亚哥之路上。你走上坡顶，看到它藏在山坳中，一副安分守己的样子，似乎从来不会变化。真的太美好了。在德国，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小村庄，伴随工业化的进程，它们要么扩张，要么消亡。”

“我懂。这是路上最好的部分之一。每次看到它们，都觉得心里很宁静。”

“它们会消亡吗？随着时间的推移。”

“或许不会，是这条路保全了它们。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在变化，但这条路和路上的一切，却可以千百年来保持着原本的样子。因为有为朝圣者提供住宿和食物的驿站和酒吧，这些小村庄存活了下来。”

“在西班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走过很多地方，到过所有的大城市。我在巴塞罗那的海滩看过日落，在北部的绿色欧洲之尖看过日出，去过格拉纳达的阿拉伯宫殿、塞维利亚的伊斯兰城堡。在寒冷的冬天去马略卡岛晒太阳，在炎热的夏日去圣塞巴斯蒂安的海滩消暑，在萨拉曼卡古老的文学院读书，也生活在马德里闪烁妖娆的夜色里。我走过几乎每一个大区，直到开始圣地亚哥之路，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西班牙。”

“我觉得，真正的西班牙，是在朝圣路上的这些小村庄里。即使在最翔实的旅游指南中，也找不到它们的名字。因为它们只和这条路联系在一起，只有一个人决心去做一个朝圣者，背着十几公斤重的背包，拄着手杖，在大风里连续步行十公里，才能在坡顶看到这隐藏在丘陵之间的小村庄。如果不是在狂风的吹拂下举步维艰，也就体会不到这沿途的村庄带来的静谧和恬适。它们是古老的西班牙、甚至古老的欧洲在现代最后的遗存。”

维赫娜笑着点了点头，“是的，在这样的小村庄里的中心广场上喝一杯咖啡，你会觉得，现世安好，根本就没有外面的世界。”

“咚，咚，咚”，整点的钟声敲响，三月的西班牙，乍暖还寒。太阳从云层里露出脸来，明亮的阳光洒满古老的中心广场的每一个角落。我抬头看着教堂顶端的钟楼，铜钟摆动，低沉厚重的钟声久久萦绕不去。

7

“春晓，你们一家是怎么来到北京的？”卡门问。

晚饭之后，她和春晓在入夜的长安街上闲晃，路灯昏黄，宽阔的公路上车来车往。

“早年在东北的时候，一个去南方打工又回到家乡的骗子卷走了厂子里很多人的钱。那是九十年代初，东北的经济还是一潭死水，人人都想发财。骗子说拿去投资，把前景描述得一片辉煌，大家就信了。他带着钱走了，从此杳无音信。一年后，大家商量让我爸爸去找他。没有办法，爸爸就拿了大家凑在一起的路费，登上了南下的火车。那年他三十出头，还从来没有出过远门。”

“在那之前，他和妈妈都在县城的纺织厂工作，他是车工，妈妈是烫工。那个年代，大家年纪相当，又在同一个厂子里工作，爸爸和妈妈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刚开始，他们住在简陋的职工宿舍里，连自来水都没有。冬天的早上，爸爸要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温里，穿上厚重的棉袄，到半公里外的井边去挑水。后来，单位分了家属房，爸爸妈妈年纪轻，只能排到后面，勉强住上了一间老旧的平房。我就在这个平房里出生、长大。”

“凭着纺织厂那点微薄的工资，爸爸妈妈省吃俭用，逐年购置了基本的家用电器。到了我七岁那年，家里刚刚有了点积蓄。也就是那一年，那个被大家叫做‘小磕巴’的骗子卷走了厂里很多人的钱。一年后，爸爸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代表大家去深圳找‘小磕巴’。”

“他找到了吗？”卡门问。

“没有。”春晓摇了摇头，“爸爸坐上绿皮的火车，先是从县城到了省城，又在省城换上下一列火车，颠簸了三十多个小时，到了北京。虽然是第一次来到首都，但爸爸并没有停留。他蹲在车站里，等了三天三夜，直到坐上南下深圳的火车。黄色包装袋的华丰牌方便面，只有一个面块，一个粉包，在我们小孩子看来，那算是极奢侈的食物。爸爸就背了半箱的方便面，从县城到深圳，整整一个星期，他每餐都吃这个。”

“到了深圳，爸爸发现那确实是个没有冬天的城市。他在深秋到达，街上的女孩还穿着短裙，可他完全无心欣赏这座曾经被‘小磕巴’描述得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他拿着写好地址的纸条，开始艰难地寻找。他下定决心要找到‘小磕巴’，给厂子里的人讨回公道。可在偌大的城市里，寻找一个没有任何线索的人，实在如同大海捞针。”

“爸爸想尽了各种办法，找了整整一个月，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为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生活下去，爸爸开始做零工。他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个临时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筋疲力尽，回到简陋的住处，连腰都直不起来。工头是个好人，看爸爸也是三十几岁的年纪了，又读过一些书，就尽量分派些轻活给他做。爸爸给家里寄信，说明了情况，马上就要到年关了，‘小磕巴’还是没有找到，他决定在年前返回家乡。”

“腊月二十八，爸爸来到了深圳火车站。想到马上就要回家了，他如释重负，虽然没能如愿找到‘小磕巴’，但毕竟已尽了力。他始终是个认定‘吃亏是福’的老实人，只要能够回家，他才不稀罕这大城市。哪怕在家乡，每年要过四个月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依靠死工资过活，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一夜暴富的奇迹，但只要有‘老婆孩子热炕头’，他就觉得很知足。终其一生，爸爸都是个安分守己、毫不贪心的人，可命运却偏偏不让他如愿。”

“后来呢？”卡门问。

“爸爸高兴地在火车站踱来踱去，直到排队到了检票口，一摸口袋，才发现车票和全部的现金都已经不翼而飞。这是他第一次遭窃。在我们家的那个小县城，从来没有偷东西的人。大家都在厂子里上班，没有人特别富，也没有人特别穷。秋天晾在门口的各种干菜，到了晚上没人收，也从来没丢过。爸爸当时就懵了，看来是没办法回家过年了。他只好走出车站，又原路返回工地，找到工头说明了情况。他又给家里寄了一封信，说自己的车票和钱被偷了，年前回不去了，打算再在深圳干几个月活，攒够路费再回去。”

“这时爸爸还不知道的是，因为停薪留职的时间太长，工厂已经将他除名。妈妈还在家里，带着只有八岁的我，艰难度日。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每隔一两个星期，爸爸都给家里寄一封信，他打算再过一两个月就回家。就在这时，变故发生了。”

“怎么了？”卡门问。

“不知道是谁开始造的谣，说爸爸其实早就找到了‘小磕巴’，他非但没有帮大家讨回钱，反而跟‘小磕巴’沆瀣一气，也分了一杯羹。那个时候，距离爸爸南下去深圳，已经整整六个月，工厂在年后就把他除名，可还不见他回来。在那个年代，国企的工作就是铁饭碗，在我家那样的小县城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国企的职工，没有其他营生可做。他们不能理解，也不能相信，爸爸就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人，他为了找‘小磕巴’，毫无保留地花光了身上的每一分钱，还搭上了工作。他在深圳攒了钱，又遭小偷，只好滞留在那里，他每个晚上都反复地看日记本里那张我和妈妈的小照片，爸爸只是想存够回家的路费。”

“妈妈出面跟厂子里的人解释，甚至拿出爸爸的信。但有了‘小磕巴’的教训，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再相信。有的时候，信任真的是很脆弱的东西。在‘小磕巴事件’之前，县城里的人还是淳朴憨实的，就是因为他们之前的‘傻’，‘小磕巴’才能轻易得手。但在这之后，因为惨痛的教训，他们迅速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厂子里领头的几个人断定，爸爸已经和‘小磕巴’同流合污，他们逼妈妈交出那些钱，那些他们被骗走的钱。”

“或许他们也是太过绝望，因为那种信任被辜负的无力感。那是一群输得一败涂地的可怜人，为这无处可撒的怨气、无可挽回的败局和遥遥无期的等待，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出口。而这个出口，就是形单影只的妈妈和我。”

“九十年代初的北方工业城市的模式是很特殊，像我们那么小的一个县城，却有个还算像样的纺织厂，所以，县城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纺织厂的职工，不是的那些，也是职工家属。工作和生活没办法分家，左邻右舍都是纺织厂的工人，所以，县城就是厂子，厂子就是县城。那是个自行运转的小星球，有着它自己的规则。当他们一旦对爸爸产生怀疑，把我们一家人放到了对立面上，那就等于断了我们所有的出路，如同一张无情的驱逐令。”

“他们白天在厂子里挤对妈妈，用各种难听的话辱骂她，逼她还钱。妈妈晚上回到家里，照常烧饭洗衣，督促我做功课，然后送我上床睡觉。可半夜醒来，我常常听到她一个人低声哭泣。那年我才八岁，却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言可畏，墙倒众人推。一向对我喜爱有加的隔壁的张阿姨，以前每次遇到我，都捏着我的脸蛋，夸我又长漂亮了，如今走在街上也把我们当成空气，到了后来更会恶语相向。”

“妈妈没有念过几年书，但却是很有魄力的女子，她心里已经暗暗有了计划。”

“什么计划呢？”卡门问。

“离开家乡，到北京去。”春晓说。

8

卡斯特罗赫里斯是个狭长的小镇，人口在一千左右，已经算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中型村镇了。驿站就在中心广场一角，木头结构的房子，起居室有一面透明的落地玻璃窗。驿站老板不知去了哪里，门也没有锁，英国大叔奈卓和中岛正坐在起居室里等候。

我打开背包，又拿出日记本写了起来。奈卓和中岛终于耐不住，决定先去镇上的超市里买点吃的，驿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门口被午后阳光晒得温热的木头地板上，躺着两只猫，一只略大，绿色眼睛，黑色的皮毛，另一只是黄白相间的花猫。它们懒懒地躺在一起，紧紧抱着对方。人们从它们身上跨过，来来往往，它们也不理会，兀自打着盹。

我起身在驿站里四处走动。起居室面向窗子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两个男人坐在桌前，手中都端着红酒杯。一个留着花白的长发，穿着条纹衬衫，另一个蓄着大胡子，戴着黑色的框架眼镜。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他们的脸上是快乐的笑容，应该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照片上写着一行字：

纪念我们的两位好朋友，何塞·曼萨诺与胡立安·甘伯。

照片旁边，还有一张小小的银质证书，是卡斯特罗赫里斯政府颁发给他们的，为了表彰他们在这家公立驿站里辛勤的志愿工作。

宿舍间很大，简直像个体操房，虽然摆了十几张床，还是有大片的空地。墙上挂满了各种放大的照片，都是圣地亚哥之路上捕捉到的画面，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灰白色的土路蜿蜒其间，层层山坳里小小的木头驿站，巨大的石头十字架，还有朝圣者的笑脸，一路上的猫猫狗狗。一个小型的影展，名字叫做“我很好，你呢？”我仔细读了读墙上用西、英、法、德四种语言写成的文字。

“我很好，你呢？”何塞·曼萨诺与胡立安·甘伯常常这样招呼在此停留的朝圣者们。这三位摄影师，大卫·阿兰斯、弗朗西斯科·恩拉斯、厄杜阿尔多·马尔卡雷多和两位好客的驿站老板一起，在2006年夏天踏上圣地亚哥之路。在终点的大教堂里，何塞·曼萨诺与胡立安·甘伯拥抱了圣地亚哥的铜像，不料却在返程的路上，遭遇了火车脱轨的事故，两人不幸罹难。一路上，摄影师们捕捉了无数美丽的画面，但和两人曾给予的生命启示相比，照片能够表达的感情依然稀薄。

这个影展，献给所有和何塞·曼萨诺与胡立安·甘伯一样，在这条路上找到生活的意义的朝圣者。

我想起刚刚在门口，一块铜板上刻着何塞·曼萨诺写给朝圣者的话。他说，希望所有经过此地的朝圣者，都能得到最温暖的接待。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再次启程，会感到重新充满力量，在圣地亚哥之路的尽头，他们仍然会记得小镇卡斯特罗赫里斯和这个小小的驿站。

2005年的夏天，和很多公立驿站的志愿者一样，因为走了太多次朝圣路，他们的热爱之情无以复加，最终决定选择一个点停留下来，为每天来来往往的朝圣者做点事情。而他未曾想到的是，此时距离生命的终点只有一年而已。2006年的夏天，当他再一次踏上心爱的圣地亚哥之路，也不会料到这是人生中的最后的一次。

可命运有时，就是这样的无常。

下午三点的时候，驿站老板回来了，一个叫做巴克的大胡子老头，脸上总是挂着快乐的笑容。一看到大家都坐在起居室里，背包放在脚下，他反倒不高兴了。

“驿站的门开着，这里什么都是自助的。到了就进去选张床，那边是洗手间、淋浴室，这里还有水池，衣服洗干净后可以用这个小的甩干桶。碗橱里有咖啡、茶，都可以随便喝。”他笑着给每个人登记。

“你认识这两个人吗？”我把自己的朝圣者通行证递给巴克，指了指墙上的那张照片。

“不认识。”巴克说，“他们是之前这里的志愿者。这是公立驿站，志愿者可能每隔一两年就换过一次。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工作。2006年的时候，又走了一次圣地亚哥之路，回来的路上火车出了事。”他叹了口气，“他们在这里的时候，驿站经营得很好，口碑非常不错。宿舍间里的摄影展，你看到了吗？”他一边说，一边在我的通行证上用力地盖了一个章。

我点了点头，“真的很棒。巴克，你走过朝圣路吗？”

“当然走过。”他骄傲地说，“法国之路、北部之路、银之路、葡萄牙之路，还有起点在瓦伦西亚，经过马德里的那条。每一条通往圣地亚哥的路，我都走过，单单是法国之路，我就走了三次。”

他带我来到宿舍间，停在一幅照片前。

“你看，这是个特别有趣的驿站，再走个四五天，你就能到那里。驿站老板是个疯疯癫癫的老头，会跟你讲上一大堆的人生道理，你可以在那里喝杯茶，但就不要住了，没有热水洗澡。”

他又走到另一幅照片前，“这是圣地亚哥之路上最有名的大十字架。人们从自己的家乡，带一块小石头上路，到这个十字架下，把家乡的石头留在这里。你看，这下面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用石头堆起来的。这里是整条路的最高点。”

“可我没有带石头啊。”我懊丧地说，“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典故。”

“那就留下一件从开始走路就随身带着的东西吧。”巴克笑着说，“没关系的，留在那里，然后许一个愿望。”

他又指着另一幅照片说：“看到那三只狗了吗？到了加利西亚大区，你就会遇到它们。酒吧的老板名叫卡洛斯，狗就是他的。那是个不错的地方，你可以进去喝一杯当地有名的白葡萄酒。”

聊起圣地亚哥之路，巴克如数家珍。

这路上的一草一木，他都那么熟悉。另一方面，这条路又好像是个静态的存在，封存在时间的匣子里，不曾改变。那些路上的景物、建筑，一个人，或者一条狗，好像都能成为一个鲜明的坐标。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这条路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样子。

在角落里的床上，我睡了一个冗长而美妙的午觉，醒来时已是黄昏。

宿舍间里住满了人，几天未见的加拿大兄妹盖罗伟和萝丝，还有那晚在小山村的酒吧里一起喝红酒的两个德国女孩。盖罗伟正在和中岛聊天，原来他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

晚上，大家一起去附近的小餐馆吃饭。盖罗伟一向很喜欢这些沿途小镇餐馆提供的“朝圣者菜单”，价格一般在8到10欧元之间，包括头盘、主菜和甜点，此外还有面包、红酒和水。辛苦地步行了一整天后，饥肠辘辘地在餐桌前坐下来，一道又一道，细细吃完面前盘子里所有的食物，红酒喝到微醺，然后在清凉的夜色里回到驿站，好好睡上一觉。盖罗伟始终觉得，这是圣地亚哥之路上最美妙的部分之一，甚至比行走本身更迷人。

六人餐桌刚好坐满。除了盖罗伟、萝丝、中岛以外，还有一个肤色黝黑的韩国男生，一个名叫约瑟夫的西班牙大叔。和大叔聊一些家乡的事，他说起看过的一部电影，讲述在中俄边境附近生活的人们。这些人是俄罗斯人，却长着亚洲人的面孔，平时也经常往返于边境线两边。有人问他们到底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他们却说国籍或民族的划分早已不再重要，面前的只是生活而已。约瑟夫还热情地把电影的名字写在了我的日记本上。

每道菜上来以后，约瑟夫都试着用蹩脚的英语给大家介绍，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总是品尝当地的特色菜和本地红酒。

回到驿站后，已是夜里十点，宿舍间的灯已被全部关掉，大部分人都已经沉入梦乡。我和盖罗伟、萝丝在起居室里喝最后一杯热茶。怕吵醒其他人，没开灯，只是借着窗外的月光，压低声音说话。

“还一直没有问过你们，为什么来走圣地亚哥之路？”我说。

盖罗伟和萝丝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盖罗伟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每个周末都跟着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去教堂做礼拜。你明白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仰。你相信它，但更多地像是一种传统和习惯。至少很久以来，我一直这么觉得。但大概半年前，出现了一次精神危机，让我重新审视天主教。我今年已经29岁了，却突然感到迷惘，需要追寻生活的意义。就这样，我辞职来到了欧洲。”

“几年前，我读过关于这条心灵之路的书，现在终于能够亲自来走一次。朝圣路之后，我还有一些别的计划，主要是去意大利和法国的几个小城市，都是天主教的圣城，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传说。总之，这次来到欧洲，是信仰之旅。”他说。

萝丝笑了，“当时盖罗伟来走这条路，本来是想和我们的妹妹玛丽一起，妹妹比我小两岁，什么都准备好了，玛丽突然遇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她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先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于是就对盖罗伟说，‘我跟你去走吧。’玛丽把她准备好的东西，包括背包，全部借给了我。请了假，我们两个就来到了这里。”

“你做了什么梦？”我问。

“其实去年八月，我就来过西班牙。不知你是否还有印象，八月的世界青年日，教皇到访马德里。”

“我知道。”我说，“那时马德里满大街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大家都举着自己国家的旗子，还在地铁里飙歌，整个城市都热闹得不得了。你也来了？”

“是的，我们先是在马德里，后来去了马拉加。回到加拿大后，不知怎么回事，我就常常梦到西班牙，但其实那时候，多数时候都是集体行动，只看了一些景点，并没有什么机会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即使这样，我还是很喜欢这里。因为，加拿大没有历史，我们有很多的山脉和草原，却连一座城堡也没有。在我看来，西班牙古老又充满生机。”

“后来，就是玛丽决定放弃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很像《圣经》里的某些章节——东方三王在耶稣诞生之时觉察到天空中星辰的变化，有一个面目不清的人反复地对我说，‘你该去走那条路。’或许这个梦讲给别人听是很蠢的，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认定，一定要去做这件事。”

“所以，三月初我们就开始了圣地亚哥之路。”萝丝说，“这条路，真的是太美妙了，你没法用语言形容它。”

9

2012年3月17日　天气　雾

春晓的故事震动了我。其实从看到她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个女孩必定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她是我在这座城市甚至这个国家认识的第一个“个体”。在她以前，我看北京，无非是高楼大厦间人群熙熙攘攘，街上的陌生人面目模糊。春晓果敢、麻利，略显世故又不失天真，她应当是个有故事的人，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故事是这样曲折复杂。

她让我想起自己的过往。那个寒冷的冬天，在狭小的食品店里，我看着费尔南多沉浸在阴影里的脸。毫无疑问，那是至今为止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半年后，我走在萨拉曼卡区的街道上，穿着裁剪精致的衣服，背着和西班牙中学生一样的书包。我有小麦色的皮肤，东方人特有的眉眼，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没有人会怀疑，我就是一个地道的西班牙人。他们看到我欢笑、大叫，在夜店里随着音乐跳舞，但他们看不到我身后的记忆。

我走过太阳门广场，在意大利店里买一个冰淇淋，坐在喷水池前，看形形色色的街头艺人的表演。若此时一个初来乍到的人经过这里，在他眼中，我必定也只是街边那面目模糊的人中的一个，或者，是这城市景观中无足轻重的一个点。

我们对于陌生城市的印象，到底由什么决定？

高中毕业那年，我做过一次短期的欧陆旅行，所到的无非是些有名的大城市。我去了巴黎，觉得那里很浪漫。其实回头想想，巴黎的露天咖啡座和马德里的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异，但在那个当下，我偏偏觉得即使是街边走过的一个普通女人，也都有种法国电影里摩登女郎的味道。巴黎是浪漫的同义词，我不知道在我对于这座城市的印象里，所谓的“印证”到底占了多少比例。问题是，旅行的要义不是恰恰在于发现，而非印证？

对于中国，我确实有种强烈的情感。预设太高，或者也太具体，所以感到失望。每个城市都由无数张人脸构成，如果我们不曾去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过往、生活和梦想，我们能够算是真正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吗？

春晓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一天。

那是一个初春的傍晚。在东北，春天总是来得特别的晚。三月头上，积了一整个冬天的雪才开始融化，然后，光秃秃的柳枝开始冒出嫩芽。经过四月的微风，五月的阳光，世界才最终变成一片绿色。春晓和好朋友一起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场冷雨刚过，她们穿着蓝色的校服，一边手拉手走过熟悉的街道，一边低声谈论着班里的男生。路过街边的小摊，春晓买了一根冰棍。她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根红宝石奶油冰棍，要五毛钱，那个时候，普通的冰棍只要三毛钱。

在家门口，她被一脸焦急的妈妈拦下，连拖带拽地抓进了屋里。春晓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一声不吭。妈妈关紧门，转过身来看着春晓的眼睛，她的面色很凝重。

“春晓，我们要离开这里，去北京，就今晚。”她说。

春晓愣在原地。

“你现在听好。我已经联系了张伯伯，凌晨两点，他会把车停在我们家门口，到时，我们把东西装上车，他会送我们去省城，明天一早，我们搭火车去北京。车票已经买好了。”

“那爸爸呢？”春晓问。

“我已经给爸爸打了电话。他会在北京和我们会合，不用担心。”妈妈说，“所以，今晚我们的任务就是收拾东西，不过现在不行，要等大家都睡下以后。”

春晓点了点头，她一直是个听妈妈话的乖孩子。

说完以后，妈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转身走进厨房，一如既往地淘米洗菜。春晓有点不知所措，她低下头，发现手中的冰棍已经开始融化，正在滴答滴答地往下淌。

直到很久以后，春晓才知道。那天白天，厂子里几个带头的男人威胁妈妈，无论她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他们勒令她第二天上班之前把钱交出来，不然后果自负。威胁她的人当中，有一个还有着黑道背景，妈妈是真的害怕。爸爸不在身边，她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实在势单力薄，她没像其他女人一样无措地哭泣，已是非常勇敢。爸爸早就被工厂除名，他们在县城里的际遇越来越差，无路可走，妈妈迅速作出了一个原本应是很艰难的决定。张伯伯是厂子里的运输工人，也是唯一在出事后依然和春晓的爸爸妈妈交好的朋友，是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到了十点，周围都安静了下来。妈妈打开门，四处看看，确认邻居都已经熄了灯，她把春晓叫到跟前，嘱咐她开始做事。她拿出几个大纸箱，递给春晓一个，要她去收拾自己的东西。

“速度要快，只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之后还有别的事要做。”妈妈说。

春晓提着空纸箱，来到自己的房间。

这是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狭小房间，却是春晓的整个世界，一张小床、一个书桌，还有一个简易的衣橱。现在春晓要将所有这些打包，塞进一个纸箱里，再带到几千公里外的陌生的城市。她必须抛弃一些东西。她先从书桌上理出自己所有的童话书，铺在了箱子的最底层，然后是一些零碎的什物，生日时朋友送给她的相框，粉红色的多层铅笔盒，会唱歌的风铃，缺了一只胳膊的毛绒熊。她始终记得妈妈的话，轻手轻脚。后来箱子满了，可她还有那么多东西没能装进去，她蹲下来，开始拼命往下压，想腾出一些空间。她终于急得哭了起来。

春晓走进客厅。“妈妈，我的箱子已经满了，可以再给我一个箱子吗？”她怯怯地问。

妈妈抬起头，借着银色的月光，春晓才发现她也是满脸的泪水。

“没办法了，我们带不走那么多东西，挑些自己喜欢的吧。”她说。

一个小时后，春晓在塞满了纸箱的每一个空隙后，终于累得坐在了地上。她把头靠在纸箱上，在一片昏暗中默默地看着这满目狼藉的世界。那年她刚刚十岁，这是她经历的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逃亡。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有这么多东西带不走，它们注定要留在这座房子里，和那些记忆一起，目送她离开。春晓被迫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对自己过去的十年进行清点、筛选和抛弃，对于一个还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一件太残忍的事情。

这时，妈妈走进房间。“春晓，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跟我到院子里来，脚步要轻。”

她跟着妈妈走过客厅，看到角落里三只大箱子已经封口，和她的那只一样，也塞得满满登登。屋子里一片凌乱，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

妈妈带春晓来到院子里的树下，她手里拿着两把短柄铁锨，示意春晓蹲下来，和她一起挖。

三月的东北仍然非常冷，气温刚刚回到零度。在这样的深夜里，土地好像又重新结成了冰，变得寒冷坚硬。两个人沉默地，一小块一小块地挖着泥土。春晓感到非常疲倦，已经超过了零点，她又刚刚整理完一整箱的东西，她很想现在就回到房间，倒在窄小而温暖的床上，抱着缺了一只胳膊的毛绒熊，好好地睡上一觉。第二天太阳升起，她再穿好校服，理好书包去上学。

但突然之间，她意识到这一切都不会再发生。

就在这个夜晚，一切都结束了。她再也不会睡在屋子里的那张床上，不会再在写字桌前咬着铅笔做作业，不会再在附近的街道上玩耍，不会再见到学校里的那些人。刚刚调来的漂亮的语文老师，前几天还在全班同学面前夸奖她的字写得漂亮，她高兴得脸红了起来，偷偷转过头去看坐在教室后面的他，却不想刚好遇到他的目光。那是班上篮球打得最好的男生，春晓一直很喜欢他，甚至开始偷偷地为他画生日卡片。她再也见不到自己最好的朋友了，就在那天傍晚放学的路上，她还和好朋友一起分享过五毛钱的红宝石冰棍。明天早上七点，她会和每天一样，在路口等春晓一起上学。可她呢，永远都不会再出现。她甚至可能不再有机会吃到红宝石冰棍。北京对她来说，是个陌生而冰冷的城市，谁知道那里都有什么呢？她想着这些不会再见的人和无法再做的事，甚至那脏兮兮的、总是偷偷把毛毛虫塞进她的铅笔盒的同桌，此刻也不再面目可憎。想到所有这些永别，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妈妈停下手里的动作，抚了抚春晓的肩膀，她什么都没说。

“我们在挖什么，妈妈？”春晓一边轻轻抽泣，一边问。

妈妈叹了口气，“是你爷爷的骨灰盒，我们必须带着他一起走。”

春晓并未感到害怕，爷爷曾经是最疼爱她的人。她点点头，抹了抹眼泪，继续挖了起来。

夜色寂静，沉睡了整整一冬的生命还未苏醒。在这偏远的小县城里，凌晨一点，四周一片死寂。春晓和妈妈蹲在自家的后院里，正努力地挖出已经沉睡在地下多年的爷爷的骨灰盒。在她们背后，黑暗的房间里一片狼藉，除了角落里的几只纸箱和满屋子带不走的记忆，她们就只剩下彼此。这是正在努力掘土的春晓突然之间意识到的一点。这个重要的结论将伴随着她，走过在北京最初的艰难岁月。

凌晨两点，张伯伯的车按照约定停在门口的时候，春晓和妈妈已经准备停当。四只大纸箱搬上了车，挤得满满登登，妈妈手里抱着爷爷的骨灰盒。车子启动，春晓最后看了一眼这幢她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小平房。它孤独无依地站在茫茫的夜色中，悲伤而无神。

她想到远在异乡的爸爸，一年半以前，他们还自在地生活在这个小县城里，日子平淡而安全。春晓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待在这里，等到高中毕业，就嫁给那个坐在教室后排会打篮球的男生，然后在纺织厂里工作，他做车工，她做烫工，他们也住在一幢这样的房子里，生一个和春晓一样乖巧伶俐的孩子。时光如果这样轮回，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但事情并非总遂人愿，变故接二连三地发生。

她想，爸爸踏上南下的火车的时候，应该也没想到那就是他和故乡的永别吧。他甚至不能亲手整理自己的过去，像春晓这样和它们道一声别。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道别也是幸福的。在这样疼痛的时刻，春晓突然之间觉得所有死的东西都活了过来，都有了生命，房子和里面的一切都在哭泣。

忽然，她发现自己把毛绒熊忘在了屋子里，就是那只少了一只胳膊的毛绒熊。春晓从记事起，就每晚抱着它睡觉，那是爷爷送给她的礼物。她在装箱的时候，先把它放在了一边，打算最后塞进箱子的最上面。但后来，她还是忘记了。

“妈妈，我的毛绒熊忘记了，我要回去拿。”她哭着说，声音颤抖。

“春晓，我们不能停车，也不能回去。天就要亮了，张伯伯还要在天亮前从省城赶回来。”

“不行，我就要我的那只毛绒熊，没有它我睡不着觉，妈妈，我一定要回去拿。”春晓开始放声大哭，压抑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情绪终于爆发，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她不顾一切地号啕大哭。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世界中心，她的毛绒熊正孤独地坐在那里，少了一只胳膊，它在委屈地流眼泪，不知为何会被抛弃在这样的荒凉之中。

妈妈把春晓揽进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们还会回来的。”妈妈说了谎。

春晓的眼泪依然不断涌出来，打湿了衣服，在寒冷的夜里一片冰凉，她慢慢地不再那么歇斯底里了。尽管只有十岁，她并非不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只是，在这样绝望的夜里，有个谎言能够让人蜷缩着勉强栖身，也总归是好的。

10

一路上都是阴天，风雨欲来的样子，下午两点，我到达了弗洛米斯达的驿站。

途中有个朝圣者的墓碑。圣地亚哥之路沿途，总会不断遇到这样的墓碑。有些人在路上逝去，他们的家人或朋友，或者是一起朝圣的同伴，就在他们离开的道路旁侧立了石碑或者是木头的十字架，希望他们的灵魂永远都在这条路上。墓碑脚下，摆满了鲜花。

一个石头的墓碑，镶嵌着一块金属板，上面刻满了字，我略略地读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个来自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的女人，逝于2009年10月。其中一句话让人特别感动：

世上有一条路可以引导心怀信仰的人直通天堂，这就是她脚下的圣地亚哥之路。

墓碑脚下没有鲜花，却不知是谁把一只洁白的贝壳放在了那里。

驿站里没有暖气，非常寒冷。洗过了澡，我带着日记本钻进了起居室里。除了中岛，这里全部都是陌生的面孔。一个身材小巧的短发女生坐在对面，也在写日记，她把本子整个横了过来，用左手不停地写。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女生是瑞士人，曾经去过北京。

“我是去蒙古旅行，当时在乌兰巴托，突发奇想地想去北京。没有订机票，就坐火车去了。”

“我知道。就是横贯西伯利亚的那条线路吧。起点在莫斯科，终点在北京。我一直很想去坐一次，全程要七天七夜。”我说。

“是的。不过我只坐了这一段，真的棒极了。坐着火车，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平原，进入中国境内，经过内蒙古大草原，一直到北京。世界真是广阔。你知道，在瑞士，我们也有山脉湖泊，但和这样的苍茫天地比，还是太小家子气了。我很喜欢北京，很多元的城市，和欧洲非常不同。”

我点了点头，“可以想象，在火车上，看西伯利亚平原的日落，应该特别美吧。”

瑞士女生笑了，“是的，美得让人说不出话来。”

盖罗伟不在，马克也不在，我还是习惯性地买了瓶红酒。天色暗了下来，驿站老板点起了起居室里的壁炉。我和中岛一起坐在炉火边，慢慢地喝红酒。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我在写日记，中岛在和日本的朋友短信聊天。一个西班牙大叔走了进来，正是昨晚一起吃饭的约瑟夫。他年纪在四十五岁上下，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眼镜。和所有西班牙人一样，一坐下来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你平时做什么工作？”中岛问。

“我是一个村镇医生。”他说，“日常工作就是每天开着车，去自己负责的那些村镇，给当地人体检。如果他们有需要，也会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我就过去给他们看病。都是一些非常小的村子，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有一次，我去一个村子里做例行体检，那里居然只有一个居民，是个老头，我和他聊了很多，体检结束之后，他把我一直送到村口。我上了车，回头看了看，夕阳西下的小村庄，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金色的余晖里。真的，简直就像一个电影镜头。”

“西班牙确实有好多这样的小村庄。”我说，“年轻人到城市里读书和工作，留在那里，不再回来。只剩下一些老人，还守着古老的生活方式。”

约瑟夫和之前的西班牙情侣哈维与维罗妮卡一样，把圣地亚哥之路分成四段，每年只走一个星期。今年已经是第三年，明年他就可以走完整条路了。“我和妻子离婚了，她带着女儿。我希望明年可以和她们一起走，现在看来还有点难，但我正在努力，我想和她们一起到达圣地亚哥。”约瑟夫背对着炉火，脸上是幸福的笑容。

炉火温暖，红酒让人微醺，中岛已经上楼睡觉去了。我一个人蜷在沙发里，面对着空荡荡的起居室，心里突然感到很孤单。在圣地亚哥之路上，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想起了俄罗斯男生。距离上次见到他，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他此时在哪里呢？是否仍在同一条路上？

第二天早上，乌云黑压压地占据了整片天空，我刚刚走出弗洛米斯达就开始下雨了。我慌忙放下背包，取出雨披，三下两下穿上了身。接下来的一整天，狂风和暴雨再没有停过。走在一条没有起伏、没有转弯的泥土路上，我努力对抗着风雨，身上大部分都已经淋湿。

途中经过一个酒吧，这时我已经被风雨折磨得快要睁不开眼睛，想都没想就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由农舍改建成的驿站，有个很大的院子。唱片机播放着舒缓的音乐，很像之前在藏地听到的某一种，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悠远的旋律让人心里平静。起居室里没有暖气，很冷。墙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还有各种涂鸦，真是个奇妙的地方。

老板名叫马丁，是个年轻的波兰男生，不大会说西班牙语。和往常一样，我要了一杯热巧克力和一个新鲜的橙子。陆续有朝圣者进来喝咖啡，又很快离开。马丁忙里忙外，不亦乐乎。

“马丁，你家在波兰哪里？”我问。

“一个小镇，在波兰与德国边境附近。”马丁瘦高的个子，一头金发，穿着一条破牛仔裤。他一边在吧台后忙碌，一边和我聊天。

“我去过华沙和克拉科夫，去年十月，”我说，“克拉科夫是个不错的城市，但或许是期望太高，它还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味道，反倒是华沙，出乎我的意料。”

马丁笑了，“怎么说？”

“在新城广场，我看到一位老人。他身材矮小，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西装外套，戴着一顶鸭舌帽，左手提着一个塑料袋，装了半袋包谷。他一边走，一边抓起一把，向外抛撒，广场的鸽子就全部被吸引过来。他一边向前走，一边撒，上百只鸽子就跟在他身后，一波停下来吃，另一波又飞起来继续追着他。他从新城广场开始，穿过小巷，一直走到旧城广场，那些鸽子就环绕在他的左右，一路跟了过去。”

“在旧城广场的中央，他停了下来。把包谷放在手里，鸽子们停在他的手上、肩上和头上，像是某个电影镜头。我从新城广场开始，和鸽群一起跟着他走过去。他的脸上，自始至终都挂着平和、温柔的笑容。走过他身边的陌生人，但凡驻足，他都会主动走过来，从口袋里抓满满一把包谷放在你手中，他不说话，只是用手势示意你，把包谷抛撒出去，和他一起体会喂食鸽子的快乐。”

“当下的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我见过许多广场，也有成群的鸽子，有好奇的游人给鸽子喂食。但不知为什么，在华沙的旧城广场，一个其貌不扬的老人和一大群的鸽子，居然给了我这样的震撼。后来我想，大概是他的表情，那种淡定、自足的样子让人震撼。我不停地按快门，拍下了上百张照片。有一刹那我甚至眼睛里满是泪水，如果上帝有个具体的模样，我想应该就是这个老人的样子。”

马丁点了点头，“是的，其实我觉得旅行的感受和人的预期有关，就像对于波兰，对于东欧，多数人都有种既定的印象。波兰的浪漫主义，必然和法国不同。前者从不具备后者奢华的气质，有的只是苦难的气息。我也曾经去过中国，广西桂林，那里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民风民俗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阳朔，我们吃到了一种很好吃的蒸饺，结果在那里的几天，我们每顿饭都吃那个，最后走的时候，还打包带走很多。”马丁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你是怎么想到来西班牙呢？”我问。

“这个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波兰，去爱尔兰打工，在那里，我做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工作。生活不算好也不算坏，无非和大部分人一样，工作，休息，循规蹈矩。那时候，我交了一个西班牙女友，就在不久前，她回到了西班牙，开始走圣地亚哥之路。”

“经过这里的那天，也跟今天差不多，风雨交加，她为了躲避风雨进来喝东西，好像某种特殊的记忆被唤醒，她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农舍，就和老板攀谈起来。这里的老板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他说自己每天要忙于农活，也没太多时间打理这个驿站。女友很高兴，马上打电话给我，当时我还在爱尔兰，她说她找到了一个很棒的农舍，问我要不要来西班牙，一起开一个朝圣者驿站。”

“按理来说，这是人生中重大的决定，但在那个当下，我的直觉反应就是，没错，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想要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马上辞掉工作，坐着飞机来到了西班牙。我们把农舍重新装修，开始经营，今天刚好一个月。所有的事我都在慢慢地学，比如怎么做一个酒吧，比如学习西班牙语。”马丁说。

“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喜欢。在这个小村庄里，没有报纸，没有网络，每天就是这样简单而真实的生活。我非常喜欢西班牙，这里的人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你看，他们每天无所事事，享受阳光的恩泽。和朋友聚会，大声谈笑，有喝不完的红酒。在夏日十几个小时的白天里，他们品味着慢的乐趣。这片土地很幸运，有着太多自然的恩赐。”马丁说。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想起朝圣路刚开始，当文森特知道我要结束三年多的西班牙生活，回到中国时说的话。他说：“小姑娘，你应该留在西班牙。世界上有很多能赚钱、发大财的地方，但西班牙的幸福生活，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企及的。人人都热爱西班牙。”

“叮咚”一声自行车的铃声，马丁跑出门去，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两块巨大的圆面包跑了进来。

“你看，”他说，“在这里，你根本不需要去什么超级市场，每天早上卖面包的人都会来到家门口，听到车铃声，我就出去拿面包。这里什么都不缺，我喜欢这样单纯的生活，也不会孤单寂寞，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像你这样的朝圣者经过这里，我们聊天，交换彼此的故事，然后离开，永不再见。”

“你会想念波兰吗？”

“很少。”马丁说，“我想自己的血液里，大概有吉卜赛人的基因。我喜欢四处流浪，过居无定所的生活。”

离开驿站，我继续顶着风雨慢慢赶路。和马丁的交谈让我想起《奇风岁月》里的一段故事：

科里一家生活在美国南部一个叫做奇风的小镇上，爸爸是牧场的送奶工，每天天还没亮，爸爸开车载着科里，挨家挨户地送牛奶。后来，小镇上开了一家连锁超市，人们都蜂拥去超市买罐装牛奶，牧场濒临倒闭，爸爸也失业了。在湖边，他对科里说，自己很希望回到从前，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刚刚，我经过巨霸超市门口。特意进去看了看架上那些罐装牛奶，一眼看过去只见整片白茫茫有如一片汪洋。柜台的收银员都是那种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嘴里嚼着口香糖，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我跟她们打招呼，她们却冷冰冰地笑也不笑，只管收钱。超市里灯火通明，刺得我眼睛很不舒服，天花板上吊满了长条形的海报，上面全是商品的广告标语。超市一直营业到晚上八点才打烊，问题是，晚上八点应该是一家人团聚的时间，而不是跑到超市买东西的时间。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多，虽然现在还不至于所有的东西都在变，但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再也回不去了。”

“你一定会听到有人说，哦，太棒了，天黑了还可以到超市来买东西，而且货架上的东西有很多都是从来没听过的。”

“可是，回想起来，从前我们喝的牛奶都是牧场送到家里来的，我们吃的甜瓜都是有人开着小货车载出来卖的，我们吃的新鲜蔬菜都是那位太太在自己的菜园种的，每次跟她买菜，她都会跟我们说声早安，笑得那么灿烂。”

“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走进这样一个大超市，就会看到那些嚼口香糖的年轻女孩子。你问她们店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她们会摇摇头说店里不卖，而且也没办法帮你调货，因为现在都已经不生产了。”

“所以，你明白吗？从此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想买那些东西了。吊在天花板上的那些海报上有各式各样的商品，从此以后，我们就只会想买海报上的那些东西了。那些女孩子会说，那些东西都是机器大量生产的，一分钟可以生产上千个，不过，就算大量生产，整体来说，那些商品还是一样完美无缺。另外，同样的商品用久了，你一定会感到厌倦，那么，顺手扔掉就是了，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是设计成随用随扔的，而且，到时候海报上又会出现新商品。”

“所以最后，她们会问我们，今天店里有这么多完美无缺的商品，我们还需要什么？不过，请你们动作快点，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这是隐蔽在山间的小村庄走向现代化带来的阵痛。超级市场是现代城市的隐喻。城市不仅是商品的海洋，还是信息爆炸的地方，当我们徜徉在这似乎无穷无尽的世界里，为拥有更多的选择而感到欣喜的时候，也正是迷茫的开始。

我们开始搞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选择越多，自由越少。

马丁回归了简单的生活。他曾经通过不断地行走，试图认识这个世界，或者在一个点停留下来，和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交错而过，这也是同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但所有一切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他必须能够忍受寒冷、长期的贫穷和不期而至的孤独感。

至于他的内心是否真的自由，就是一件冷暖自知的事情了。

11

自从卡门和春晓成为朋友以来，两人在交谈中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交换记忆。卡门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回忆自己的生活了，那些灰暗的过去和隐藏在其中的面目不清的人们，这一切都是马克所不能理解的，他生来就是一个德国人，成长在一个严肃规整的社会，没有任何混乱的背景和复杂的身份。他不能理解那些挣扎在底层的人们的梦想，以及他们为了实现这梦想走过的艰难曲折的路和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

“卡门，你是否有过初到一个陌生城市的经历？没有任何预告，没有一分钱，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你感觉自己就像被抛向空中的皮球，一路疾速下坠，直到跌落在陌生的街道上。你遍体鳞伤，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点希望。”

那个寒冷的夜晚，春晓和妈妈坐上张伯伯的车，带着四只大纸箱和一个骨灰盒，在疾速的行驶中离开了家乡。半睡半醒间，春晓梦见有人手执砍刀，“咔嚓”一声连筋带骨斩断了她的过去，干净利落，鲜血不断喷涌出来。

到了省城的火车站，她们和张伯伯道别，妈妈千恩万谢。然后母女两人相互依靠着蜷缩在车站的角落里，等待清晨开往北京的火车。春晓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就在十几个小时之前，北京对她来说，还只是个没有其他意义的地名而已。

北京，一个有着千万人口的地方，中国的首都，和家乡千里之遥的陌生城市。

“春晓，你是否还记得初到北京的那些经历？”

“记得。经过几天几夜的折腾，我们落脚在房山良乡的一个小平房里，没过几天，爸爸也从深圳赶了过来。一家人团聚了，如何维持生计却成了大问题。他们一不年轻，二无学历，所有的不过是国有纺织厂的无用经验。”

“最早的那几年，他们尝试做过各种工作。爸爸每天早上都蹲在路口，和其他外地来打工的人一样，等待临时的活计。有时是给别人粉刷墙面，有时是搬运货物，工资日结。他还尝试过做临时的推销员，但因为一向笨嘴拙舌，人又过分老实，所以完全不能胜任。妈妈去别人家里当保姆，做些烧饭打扫的粗活，每天两个人回到家里，都已筋疲力尽，所以从十岁开始，我就学会了做饭。一直到十八岁那年，我去北京市中心的次数总共不超过十次，我没去过故宫，也没去过长城。北京近在眼前，也远在天边，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和它毫不相干的城市里。”

“全家人挤在一个破旧的四合院西边的厢房里，那是光线最差的一间，冬天特别的冷。爸爸妈妈的双人床占据了屋子大部分的空间，只能在狭长的过道里给我支了一张单人床，锅灶碗盆和我的床相隔不到一米，被单上常年都沾满油烟的味道。那时我已经重新开始上学，因为不是本地户口，每年还要额外交一大笔钱，这成了爸妈沉重的负担，却无能为力，户口在厂子里，要想迁来北京，必须要回到县城。而且即便如此，在户口管制严格的九十年代，这依然是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爸爸妈妈不停地更换工作，却只能勉强糊口，无法支付我额外的材料费和补课费。爸爸为了改变这种惨淡的生活状况，决定铤而走险，去附近的一个黑煤窑打工。从那以后，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身体越来越差，家中的情况却似乎有些好转。”

不知是真的后知后觉，还是某种不愿直面的心态，在那个当下，春晓对爸爸的状况一无所知。一天放学后，春晓和往常一样，推开房间的门，却看到妈妈一个人坐在床头，肩膀剧烈地抖动，正在低声哭泣。

这时，春晓才知道，就在当天上午，煤窑塌方了，爸爸被埋在了下面。等到终于被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陷入昏迷，并永远地失去了双腿。最终，这件事被煤窑老板私了。他气势汹汹，本来就是当地一霸，而在煤窑里打工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和春晓的爸爸一样，是苟延残喘在这落脚城市的无名小卒。

爸爸下肢截除，只能卧床，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妈妈一个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之后，还剩下一万多元，她在街面上租了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铺子，又买了些二手的桌椅，开起了一个小型的职业中介所。起步阶段很艰难，她每天都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招工信息，雇不起人，所有的事都亲力亲为。下午五点，中介所打烊。她就在门口卖小吃，就这样一直忙碌到深夜。

春晓每天心无旁骛，白天专心学习，晚上就上街帮忙。一夜之间，生活如同妖魔鬼怪被打回了原形。他们又回到了贫穷、窘困的境地，依然是生活在落脚城市的边缘人。

从那天开始，她开始计数日子，渴望去北京读大学。她幻想着长大成人，搬去另外一个地方，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次年高考，春晓顺利考取了一所北京的院校。

12

经历了一整天的狂风暴雨，当小镇终于在路的尽头若隐若现的时候，我感到整颗心都舒展开来。卡里翁的公立驿站由教会主持，就在大教堂旁边。推开厚重的木门，在小小的门厅里脱下湿淋淋的雨披，放下沉重的背包，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负责登记的是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修女，她拿出一个干净的玻璃杯，从保温壶里倒了一杯茶。

我取出通行证，接过热气腾腾的茶杯，感觉温暖又踏实。

在拥挤的宿舍间里，我看到了一些新面孔。来到厨房，我从碗橱里拿出一个小锅，准备煮点热茶喝。一个澳洲男人在旁边忙碌，他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灰白色的短发，非常英俊。他把整条面包从中间剖成两半，铺上切片的火腿和奶酪，做成一个巨大的三明治。

“等下六点钟在起居室有一个交流活动，好像挺有意思的。”他说。

“什么交流活动？”

“我也不知道。”他耸耸肩，“是修女告诉我的。”

我刚煮好热茶，来到起居室，就看到修女们已经把桌子全部推到靠墙的地方，椅子围成了弧形。陆续有人进来，三个修女也坐了下来，其中一个手里还抱着一把吉他。坐在中间的修女先开口了，她要在座的每个人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并且说说为什么要来走圣地亚哥之路。

澳洲男人先开口了。他说自己出生在荷兰，十几岁的时候举家迁往了澳洲，现在在瑞士工作。来走圣地亚哥之路，是因为他的人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他希望能在这条路上找到提示和答案。

坐在一旁的匈牙利男人简短地说明了自己只是为宗教原因而来。我曾在不同的驿站里遇见过他几次。他身材高大，肩膀厚实，有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睫毛很长。因为只会讲匈牙利语和一点点德语，我没有办法和他交流，每次见到只能微笑。德国女孩约翰娜帮他翻译成英语，解释给大家听。

来自科尔多瓦的父子、费尔南多和另外两个德国人也分别发了言。一个名叫阿依多的加泰罗尼亚小男孩，刚刚13岁，稚气未脱的样子，他和叔父一起来走这条路。

自我介绍结束后，修女们开始唱歌，坐在右边的那个弹着吉他伴奏。

她们连着唱了三首，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老歌，到了高潮部分，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唱了起来。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在温暖的有火炉的房间，一些原本陌生的人因为圣地亚哥之路聚在了一起，交换彼此的过去，一起唱起温柔甜蜜的歌曲。

又一曲结束之后，坐在中间的修女说话了。她说自己来自秘鲁，在西班牙已经生活了很多年，起初在马德里，后来到了卡里翁。她讲到圣地亚哥之路，是近一千年来无数前人走过的路，只要看看沿途宏伟的教堂就可以知道。

“如今这条路已不仅仅是信仰之路，也成为了心灵之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也有很多并不是天主教徒。”她说，“这都没有关系，唯愿每个人都能在这条路上追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她站起身来，从最左侧开始，依次为每个人祈福。走到我面前时，年迈的秘鲁修女用西语低低地说了几句话，我闭上了眼睛。修女伸手在我的额间，轻柔地画了一个十字。

转了一圈，她又坐回原处。

“我们想要送给每人一件礼物。”她说，“不用担心，一点也不重，你们完全可以带着上路，只是一点心意和祝福。明天一早，大家就要继续朝圣地亚哥的方向前进，希望所有人都能幸福快乐。”然后，她开始分发礼物——一枚卡片纸剪成的小星星，上面手工涂满了鲜艳的色彩，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回到宿舍间后，拿出文件夹，把这颗星星轻轻放了进去，紧紧地挨着那块巧克力。

13

2012年3月20日　天气　多云

最近我总是不自觉地回望来时的路。

在马德里已经生活了整整八年，尤其是近两三年搬到了城北的大房子里，过往更是以光速离我而去。生活并未比以前幸福很多，烦恼也会乔装打扮，换了一身行头继续在我的生活里恣意妄为。家里的生意越做越大，父母之间越来越疏远，他们开始热衷于赌博。我曾经去过一次马德里的赌场，金碧辉煌的游戏大厅里，近半数都是中国人，从穿着破烂的打工仔到手提铂金包的老板，所有人都在牌桌上孤注一掷。

我觉得他们只是想家而已。

我们憎恨那些曾经依恋的地方，又爱上那些一度厌恶的地方，我们离开那个心中深爱的地方，然后倾注毕生的时间努力重新回去。

我的父母曾经不顾一切，跋涉千山万水，只为了能够远离家乡，依靠勤奋和努力去赢得那留在原地就永远都不会拥有的好生活，那曾是属于他们的年少轻狂的梦想。他们选择了最危险的偷渡方式，经历过我至今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挫折。我猜那是一些根本不能说出口的可怕经历，不知他们到底遭受过多少冷眼，面对过多少人性的考验，多少次身临绝境，又多少次绝处逢生。他们从遥远的中国去了西班牙，又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从帕尔拉来到了马德里。他们一路走一路埋葬过去，就像在长满参天古树的密林中行走，不断清除身后的脚印。终于有一天，他们拥有了一切，却发现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

20岁这一年，我决定回去看看。关于中国，我的父母已经画上了句号。到了我这里，却又变成了一个问号。他们留下的，是我对于身份的质疑。我可以流利地使用两种语言，却无法接受各执一端的双重身份。我是在密林深处出生的孩子，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找到回家的路。

14

西班牙的阳光总是非常炽烈，即使还在三月中，天气一旦转晴，马上变得异常炎热。走过18公里的无人地带，路边开始频繁出现村镇。每隔两三公里，黄色箭头就带着我拐进一个在午后一片死寂的小村庄。

破旧的木门边，总是趴着一只老狗。背包拄杖的朝圣者走过，它非但不吠，简直是连看都懒得看上一眼，自顾自地眯着眼睛打瞌睡。

实在受不了暑热，我停在了一个私立驿站。

这里小巧精致，宿舍间、起居室、餐厅、小花园一应俱全。约翰娜和两个德国女孩正坐在草坪上晒太阳，彼此微笑着打了招呼。洗了澡，我躺在床上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已是晚上八点，过了规定的晚饭时间，索性不吃了，拿着日记本和钢笔钻进起居室。两个加泰罗尼亚男人正坐在桌边打牌，他们是骑车走朝圣路的。

在驿站里，我偶尔也会碰到这样骑车的人，往往只是一面之缘，因为速度不同，在圣地亚哥之路上，骑车的人和步行的人根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写了整整三页的日记，正要收笔，约翰娜走进起居室，问我是否要去餐厅，和大家一起喝红酒。

虽然过了晚饭时间，但意犹未尽的朝圣者还是聚在餐桌前喝着剩下的红酒，一边聊着天。我看到几日未见的加拿大兄妹盖罗伟和萝丝、英国大叔奈卓、南非男生约翰、德国女生维赫娜，此外还有一个从未见过的男生，他身材高大，一头金色的卷发，皮肤白皙，眼睛是碧蓝色的，看起来像是北欧人。他穿着一件绿色格子衬衫，右手缠着绷带，正在和两个德国女生讨论某本小说在不同国家的译本。

其他人在研究路线，朝圣路在第二天会遇到第一个分岔路，30公里的路程分成两条线路，最终在曼斯亚会合。我早就打定主意走传统路线，因为在途中小镇贝尔西亚诺有一个极具特色的公立驿站，和之前我与马克在格拉尼翁参观过的那个很相似，大家一起吃晚饭，在地板上铺上床垫，席地而睡。其他人都选择了另一条远离公路的新路线。

夜里十点，大家各自回房睡觉。离开餐厅前，我又跟驿站老板确认了一次早餐时间。

“明天早餐是几点？”金发的北欧男生随后问我。

“七点。”我用英语说，“你是哪里人？”

“我叫安德斯，丹麦人，来自哥本哈根。”他说。

午后到达贝尔西亚诺，天气非常炎热。从村口开始，跟着驿站的指示标，走了足足一公里才到了一座古旧的大房子前。墙面全部用黄色的泥浆浇灌，木头窗棂，窗口摆放着整盆的鲜花，房子后面是个小型篮球场。我心里很欢喜，走上台阶去推木门。木门纹丝不动，仔细一看，才发现已经上了锁。当下心中一凉，昨晚他们在餐厅讨论路线的时候，约翰娜就质疑过这个问题，她的指南书上说，驿站要四月才开门。

四处看看，仍然不甘心。不远处的街道上有村民在乘凉，走过去问了问，热情的村民告诉我，驿站确实要四月才开，而村子里也没有别的驿站，只有小旅馆。

我孤身一人，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我在墙边的水泥地上坐了下来。下午四点，正是一天中阳光最猛烈的时候。从三月开始，西班牙的白天会越来越长。下午三点到六点之间，最是炎热，盛夏时分，太阳甚至到了夜里十一点才落山。所以，有经验的朝圣者，总是早早起床出发，赶在下午两点之前到达驿站，避开最热的时段，洗澡休息。

贝尔西亚诺距下一个村镇艾尔布尔戈有整整8公里，即使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早上，也要走两个小时。

我感到非常疲惫，右脚底新生了一个巨大的水泡，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痛。背包侧袋的瓶子里，水也只剩下三分之一。刚刚经过萨阿古恩的时候，又在超市做了大采购，现在背包上层都是新买的食物，此刻显得格外沉重。我抬头看了看巨大的太阳，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继续前进。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

这额外的8公里路异常漫长。我沿着公路，走过泥泞的施工地带，从高架桥下面穿过，经过一两幢房子，全无人烟，都好像被荒弃在旷野里。到达艾尔布尔戈的时候，竟然已是夕阳西下，村口有个白色的十字架雕塑，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放下背包，在台阶上踏踏实实地坐了下来。

面前是一片不甚茂密的草地，十几只绵羊正在低头吃草，牧羊人站在旁边，穿着墨绿色的夹克外套，牛仔裤的裤管处泥泞不堪。他背对着我，也不看吃草的羊群，只是悠闲地抽烟。

一只羊注意到了我，走了过来，定定地看着我，对视了几秒钟后，它又低下头去继续吃草，仿佛没有什么能让它分心。在凉爽的晚风里，我闭上了眼睛。耳边只有羊群吃草的唰唰声，世界如此祥和。

15

2012年3月22日　天气　小雨

我尝试以另外一种眼光去打量这个城市。

我开始很少去超市，而是更多地逛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也偶尔和那些人攀谈几句。了解一个城市，或许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有时我们去北海划船，在鼓楼附近的小茶馆里喝茶聊天，在最地道的馆子里吃饭。当我把自己当作一个走街串巷的发现者，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审视和评断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我认识了春晓之外更多的中国人，他们的故事令我惊诧不已。我想这或许是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异，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们不会对你微笑，也不会主动说“你好”，但其实在熟悉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也有一颗热忱柔软的心。

马克已经走过圣地亚哥之路的中点，再过一两天就要到莱昂了。距离我要回到西班牙的日子也越来越近，周末的晚上，春晓约我到她家里吃晚饭。

饭后，卡门和春晓坐上了环线巴士。

刚好是昼夜交替的时分，天边还残留着最后一丝晚霞，而在城市中，已是华灯初上。巴士行驶在北京的宽街窄巷，一路走走停停。明亮奢靡的商业中心在茫茫夜色中如同停泊在港口的灯火辉煌的巨轮，人潮熙熙攘攘，一幅盛世的景象。

“北京真的很繁华。”卡门不禁感慨，“我在任何欧洲大城市都未曾见过这样的景象。”

“是的。”春晓说，“那一年我开始读大学，从房山的家里搬到了学校的宿舍，生活依然窘迫，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课余时间做些家教之类的兼职，生活费也勉强可以应付。因为没什么钱，我很少和同学一起出门逛街，有时候劳累了一整天，到了傍晚的时候，坐上环线巴士，在城市里兜风。那时的环线还是双层巴士，每一次，我都坐在二层靠窗的位置上，把窗子开到最大，让清凉的风拂过脸庞。”

“知道我为什么坐环线吗？”春晓问。

卡门摇了摇头。

“因为环线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想坐几圈就坐几圈。第一圈转完，天色由亮转暗，街灯亮起；第二圈转完，就已经夜色深沉。我坐在巴士的二层，就像现在这样，经过繁华的城市中心，经过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它们灯火通明，是那么好看。有好几次我甚至能够感到眼眶里充盈着泪水，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这就是北京。”

“十岁那年，我被迫来到这个城市的边缘地带，那时我对它一无所知。八年后，我终于进入到城市的中心，我努力地读书，为自己挣得了这里的一张床。在环线巴士上，我望着这个庞大而美丽的城市，心中充满了美好的幻想。总有一天，我要在这个城市里真正地扎下根来，把一切灰暗的过去都抛在身后。我要融入这妖娆的夜色中，成为这绚烂夜景的一部分。”

“可是，你不怕一觉醒来，发现这停泊在港口的灯火辉煌的巨轮已经不在原地，而驶向了大海深处吗？”卡门说。

“所以，我不要一直站在岸上，我要登上这艘巨轮。”春晓说，“卡门，这就是我的梦想。环线巴士经过繁华的市中心，也走过热闹的居民区，穿过寂静无人的小巷，它带着我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一张脸。”

“中国那么大，每一年，有多少人从偏僻遥远的县市，搭乘火车、汽车来到这个庞大的城市，他们徘徊在城市的边缘，试图在这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让这座城市显得拥挤、混乱和脱离秩序，但如果你愿意放慢脚步，侧耳倾听，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着无法言说的美丽的故事。他们带着不同的过往来到北京，却在期盼着相似的未来。这些奢靡华丽的大厦，或许对于‘西方追梦人’来说，太不具有东方的韵味，街头形形色色的人们，也不符合他们对于古老中国的预期。但中国本来就不是神话故事里的巴比伦王国，它和它的空中花园永远都静止在历史纪元中的某个点上。这个世界在改变，古老的传说历久弥新。”

“你觉得这座城市闪亮辉煌吗？卡门，正是因为无数边缘人的梦想，才使得它熠熠发光。”春晓说。

16

第一眼看到艾尔布尔戈的公立驿站时，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老板是一对年迈的西班牙夫妇，何塞和艾丝贝兰莎。坐下来登记的时候，同何塞聊了几句，他个子不高，头发花白，戴一副金边眼镜，是西班牙某大学的语言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人非常和善，一直夸我的西语发音纯正。艾丝贝兰莎一头卷发，五官鲜明，年轻时应该是个漂亮姑娘，正在厨房里忙碌，准备晚饭的沙拉菜。

右脚底一路折磨我的水泡果然大得惊人，居然占据了半个前脚掌，我一边处理，一边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换上拖鞋，慢慢走去公路对面的小超市，买了一罐冰可乐，坐在驿站门口的长椅上，一口一口地喝光。无意间抬起头来，看到结满花朵的枝丫从院墙里探出头来，映着暮色中的天空，特别好看。空气清凉，舒展了一下身体，觉得这一刻非常幸福。

为了这多走的8公里路，我给自己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一碗速食的蔬菜羹，一小盘油煎西班牙香肠，配上面包，还有黄桃罐头作为甜点。大家已经陆续上楼休息，我坐在起居室里慢慢地吃饭。

一个戴着五彩针织帽的大叔坐在对面，他说自己是德国人，可我却觉得一点也不像，他分明就是个法国人的样子。或许是因为他曾经在巴西待过一年，又学了不到一个月的西班牙语，举手投足间，丝毫不见日耳曼人的严肃，反倒充满了拉丁式的夸张和幽默。何塞和艾丝贝兰莎也终于不再忙碌，两个人也在桌前坐了下来，开了一瓶红酒，请大家一起喝。

德国人西语很差，却非常健谈，总是手舞足蹈地试图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德国大叔也是从起点开始走圣地亚哥之路，但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和其他公立驿站的志愿者一样，何塞也是个朝圣路的狂热分子。仅仅是法国之路，他就走过多次，大部分通往圣地亚哥的路线，他也都做过尝试，在来到艾尔布尔戈之前，他和艾丝贝兰莎还曾经在萨拉曼卡的公立驿站工作过。

“我们的驿站就在文学院前面的广场旁边。萨拉曼卡也算是‘银之路’的重要城市之一了。”何塞说。

他取出老花镜，打开一个小记事本，一边查阅手旁的地图，一边认真地做着笔记。

“晚上闲来无事，我就做一些实用的地图，贴在驿站里，住在这里的朝圣者只要看上一眼，就一目了然了。”他说，“我喜欢红酒，非常喜欢。这条路实在太美妙，与其叫做圣地亚哥朝圣之路，不如叫做红酒朝圣之路。从纳瓦拉开始，经过拉里奥哈、卡斯蒂利亚、莱昂，一直到加利西亚，沿途都是盛产美酒的村镇，每个地方的红酒都别具一格，各具特色。”

“是的。最开始的一段路，我和三个西班牙大叔一起走。一路上，他们从来不喝其他饮料，只喝红酒，后来我也养成了喝红酒的习惯。虽然已经在西班牙生活了三年多，但我还从来没有这么频繁地喝过红酒。每个晚上，在路上的这些人总是聚在一起，大家的速度有快有慢，每晚的人都不同，但一起喝红酒是保留节目，从来不变。我在路上认识的几个朋友，一个德国人，两个加拿大人，之前都是从来不喝或者很少喝红酒的，现在都成了地道的酒鬼。有时天气寒冷，在中途休息的酒吧也会喝上一杯，暖胃暖心。”我说。

何塞笑了起来，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几笔就画了一个简单的西班牙全境图，标出了圣地亚哥之路和主要的城市。然后他开始从纳瓦拉，一直到加利西亚，历数不同的土地上出产的不同品牌的红酒。

“这份地图可以送给我吗？”我说。

“当然。等你到了加利西亚，千万别忘了尝尝那里的白葡萄酒，配上大西洋的海鲜，太棒了。”何塞说。

“真美妙，西班牙就是个微醺的国家，这也是一条微醺的路。”我笑了起来。

“你知道整条圣地亚哥之路，我最喜欢哪部分吗？”何塞自问自答，“我最喜欢莱昂省境内的这一段。”

“为什么呢？”我问。

“你马上就要进入莱昂省了，到时会有更真切的体会。在路上，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你走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路在面前绵延起伏，好像没有尽头。就在你筋疲力尽，感觉已经撑不到下一秒的时候，爬上一个缓缓的上坡，再一看，一个村庄就藏在山坳之间。这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太神奇了。曾经有一个西班牙作家，还专门为这种奇妙的际遇写过一本书。”何塞说。

“在卡斯蒂利亚，我好像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想起之前在奥尔塔纳的经历。

“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何塞说，“卡斯蒂利亚也有，但进入莱昂，你会遇到更多。”

艾丝贝兰莎正在和德国人探讨堂吉诃德。

“我觉得堂吉诃德就是个迂腐的笨蛋。”德国人说，“他明明知道一匹瘦马、一套腐朽的盔甲和一本骑士小说根本不能让他进入倒流的时光中，成为一个英俊勇敢的骑士，一个真正能够俘获贵妇人芳心的骑士，但他还是孤注一掷，偏执地去尝试，甚至走火入魔，把风车当作魔鬼，展开大战。”

此时此刻，我倒觉得他开始像是个德国人了。

“那可不是。”艾丝贝兰莎说，“你不懂得西班牙人的精神。堂吉诃德一点都不笨，他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骑士时代是功利主义到来之前的最后一个时代，那时的人们，还崇尚勇气，歌颂正义，还没有沦为现实的奴隶。或许堂吉诃德骑着瘦马与风车战斗，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为了恢复骑士精神所做出的努力，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但这就是理想主义精神。堂吉诃德不但是个聪明人，还是个真正的勇士。”

“有人说萨帕特罗就是西班牙的堂吉诃德。”何塞说。

艾丝贝兰莎耸了耸肩：“我知道，他们在讽刺他。一个首相不会从现实出发，只是做些如同缅怀黄金时代的优雅动作。或许他不是一个骁勇的战士，不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家，但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拉霍伊呢，这样的首相，只会让西班牙走向平庸。”

我发现自己开始喜欢这对有趣的教授夫妇。之后他们又说到南美文学，提到了马尔克斯和聂鲁达。何塞会说几国语言，艾丝贝兰莎说，他最近开始想学中文，何塞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大一点的城市的公立语言学校里，是有中文课程的，可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小村庄管理驿站，实在没有办法去读。我曾经咨询过中国大使馆，但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你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网络课堂吗？”

“我可以找找看。”我说。心想自己到了六十岁时，不知是否还有勇气开始学一门新的语言。我留下了何塞的电子邮箱地址，答应找好资料写邮件给他。

“你是来我这里的第一个中国人。“何塞说，“韩国人和日本人有很多，但没有中国人。”

“那俄罗斯人呢？”我试探地问。

“我遇到过一个俄罗斯人。”花帽子的德国大叔说，“在潘普洛纳，他是个莫斯科人，身材很高大，脚受了伤。”

我点了点头。

当然是他。我是这路上唯一的中国人，而他，是唯一的俄罗斯人。

17

卡门坐在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候机大厅里，等待登机。北京直飞马德里的航班，十三个小时后，她将重新落地伊比利亚半岛。周围几个年轻的西班牙人正在大声地说笑，许久未曾听到的语言，显得熟悉又陌生。她起身来到巨大的落地窗前，跑道上，一架又一架飞机滑翔、起飞，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此时此刻，马克应该依然跋涉在圣地亚哥之路上，不知今晚会在哪个小镇停留？卡门笑了，不管怎么说，自己的朝圣路已接近尾声。

远处的北京城，灯火依然明亮。卡门好像又回到了13岁那年的课堂上，静静聆听月霞虫的传说。那一年，她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悸和一颗早熟的心，从肮脏混乱的帕尔拉市郊来到了马德里。她只知道要一路向前走，做一个地道的西班牙人，决不能回头。然而，月霞虫的故事像一颗种子，不经意地就埋在了她的心中，又像是一种不定时发作的疾病，终于在她21岁的这一年，引领她踏上了回家的路。

然而，她并未如愿寻到心中的乌托邦。在这座庞大的嘈杂的城市里，她也曾经一度溺水，险些被理想幻灭的绝望吞噬，若不是春晓，和在这之后遭遇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卡门多半会像其他西方追梦人一样，愤然转身离去。

此刻，她遥望北京城的万家灯火，心中突然感到温暖。春晓一定正在家中，吃着妈妈做的饭菜，一家人其乐融融。在这座城市里，许多人正过着同样的生活，历经漫长艰辛的岁月，有着灰暗疼痛的过去，但好在希望和这夜色中的城市灯火一样温暖人心，在这座城市里漂泊的人们，却缔造着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丽的神话。

她的中文老师曾说，月霞虫的光辉，不是人人都能看到。在这一刻，卡门似乎突然明了了其中的真义。远处温暖的灯火，映着天空中群星闪烁，卡门终于了解，徐福所谓月霞虫的倾国倾城，是怎样令人泪水盈眶的美丽。她感到内心从未有过的平静，不只为这光芒，还为自己终于擦亮了双眼，在离开这城市前，得以见到这样美轮美奂的景象。

《喜福会》里，琼说，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她成为了一个中国人。卡门想，恰恰是在离开中国土地的那一刻，她终于发现，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春晓说，她不会送卡门上飞机，因为知道她一定会回来。

卡门微笑着点了点头。

再见，春晓。

再见，北京。

再见，中国。

Part 4　莱昂

León

古老的狮子王国

1

圣地亚哥之路从进入莱昂省开始，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政府设置的休息区。通常是几张木桌、木椅、遮阳棚，有时还有一个饮水用的水龙头。

我学会在早上出门前做好三明治，走得累了就坐下来补充体能。这一天是难得的好天气，我在宽大的木头桌子前坐了下来，吃完火腿三明治，又拿出本子来写日记。阳光好极了，温柔地照在背上，令人非常舒服。

到达曼斯亚的时候，才下午一点。公立驿站是个位于巷子深处的两层高的小楼，二楼有三个宽大的宿舍间，一楼是厨房、浴室和餐厅，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洒满阳光的院子。洗完澡后，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喝水果茶。时间尚早，院子里只有零零星星几个德国人。

驿站老板名叫劳拉，是个留着一头棕色卷发的胖女人，性格开朗，非常健谈，会说一点英语和德语。她的父亲偶尔会来帮忙，每年夏天到了度假的时候，也会有其他志愿者来替代她工作一两个月。

平日里，她一人打理驿站，上午开门，夜里十点离开，十六年来从未间断。

在去超市的路上，我遇到中岛、约翰娜、盖罗伟和萝丝，他们刚刚到达小镇。盖罗伟和萝丝把我叫到一边。

“我们想今晚给中岛过生日。”盖罗伟说，“昨晚我们在驿站里聊天，他说自己的生日是三月二十六日，还说从来没有人给他庆祝过，所以我们想，今晚给他一个惊喜，你觉得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需要准备什么？”

“一起做晚饭吧。”萝丝说，“我和盖罗伟会准备好蛋糕。”

傍晚时分，所有人都在厨房里忙碌。中岛对生日聚会的事一无所知，专心腌制鸡腿；我买了汤料，打算再做一次鹰嘴豆和西班牙香肠混合的汤，盖罗伟煮了一大锅意大利面；约翰娜油炒胡萝卜和土豆片，又焖了一锅米饭，厨房里热气腾腾，充满了食物的香气。南非男生约翰和另外两个从未见过的大叔也加入了晚餐。

盖罗伟一直坐在我的旁边。

“刚才我和萝丝去超市，在路上碰到几个七八岁的西班牙男孩，其中一个走过来，对我说‘你好’，我以为只是当地小孩子看到外国人好奇而已，也就说了句‘你好’。然后他突然伸出了右手，做了个握手的动作，我想都没想，就跟他握了握，他大笑着跑开了，我莫名其妙站在原地，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头，刚刚握过的手湿漉漉的。”

“怎么回事？”我问。

“我马上回头找他，他已经跑到广场的另一边，和那几个男孩在一起嘀嘀咕咕。我看到他做了一个舔手掌的动作，然后望向我这边，一脸坏笑。”

“天啊，真恶心。”我笑了起来，“那你做意大利面的时候有洗手吧？”

“当然了。”盖罗伟说，“西班牙小孩太坏了，这样恶作剧。”

“你别这么说。”我瞥了他一眼。“你小时候说不定也干过这样的事。”

“我没有。”

“那一定是你忘了。”

“那你肯定也干过。”盖罗伟笑着说。

“我才没有，这不一样的，我是女生。”

“好吧。你是女生，女生不一样。”盖罗伟做了个鬼脸，“哦，对，我是女生，我小时候是个穿着粉红色百褶裙的公主，我是完美无缺的。”

看他得意扬扬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蛋糕买了吗？”我侧过头轻声问。

“我差点忘了。”盖罗伟说，“你跟我一起出来吧。”

我跟着他来到庭院里。已经入夜，微风吹起来有些冷。

“我和萝丝没有找到蛋糕店，只好在超市里买了这种简易的蛋糕饼，又买了一罐奶油，还有一个橘子，一个猕猴桃，我们得做一个蛋糕。”盖罗伟说。

“现在吗？”我惊讶地问。

“是啊，很快的。你来喷奶油，我剥橘子。”

四下里一片寂静。庭院里没有灯，还好是个晴朗的夜晚，我们借着月光忙碌。

“你以前也这样做过蛋糕吗？”我问。

“没有，这是第一次。在路上没办法，时间也匆忙，只能因陋就简了。”

“那在家里呢，十二个孩子，你们是不是几乎每个月都要给谁过生日？”我在蛋糕表面喷上厚厚的一层奶油。

“差不多吧，不过我很早就离开了家，那时很多小一点的孩子还没出生。记得是二十岁那年，我从家乡的农场到城市里两年了。虽说勉强站稳了脚跟，但生活还是很不如意，没有钱，也没有女朋友。生日那天，我开车回家，远远地就看到两个小妹妹正在门口等我。那是玛丽和安娜，她们一个九岁，一个七岁，穿着妈妈手工缝制的花裙子，玛丽手里捧着一个小蛋糕，递到我面前。她说：‘哥哥，你回家了，生日快乐。’我接了过来，感动得不得了。”

“其实那是一个很丑的蛋糕，歪歪扭扭，上面甚至还留有她们两个不知谁的手印。”盖罗伟一边说，一边把切成小块的橘子轻轻摆放在奶油上。“她们征得妈妈的同意，亲手为我烤了一个蛋糕。玛丽你知道吧，本来她要和我一起来走圣地亚哥之路的，她今年已经十八岁了。”

蛋糕做好了。盖罗伟把蜡烛一根一根插上去，然后拿出打火机。

火苗蹿起的一瞬间，我看到光亮里他的脸，一个好看的男人。黑色的眼睛在赤红色火光里深邃明亮，他嘴角挂着笑意。“走吧，你来捧着蛋糕，给中岛一个惊喜。”

2

第二天一早，天气晴朗，我坐在院子里喝早茶。昨晚一起吃饭的大叔坐在我的对面，他的名字叫罗兰德。

“你是哪里人？”我问。

“猜猜看。”他笑着说，慢慢地啜了一口茶。

我只知道晚餐桌上的另一个大叔是法国人，他不会说任何其他语言。整个晚上，罗兰德一直在帮他翻译。“你会说英语和法语，可都不像是母语。”我说。

“没错。”罗兰德说，“我曾经在这两个国家生活过，但我的母语是德语。”

“哈，又一个德国人，这路上的德国人真多。”我笑了起来。

“我可没说我是德国人。”罗兰德撇撇嘴。

“那就是奥地利人。”我说。

“也不是。”罗兰德笑了，“告诉你吧，我是意大利人。”

“怎么回事？”我看着面前这个花白头发的大叔。罗兰德年纪在六十岁上下，中等身材，有些谢顶，戴一副无框眼镜。一开口讲话就滔滔不绝，对任何事物都是饶有兴趣的样子。

“我出生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的一个小镇上。在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中，这始终是一块备受争议的土地，有时属于奥地利，有时又划入意大利的疆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地区，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和平时期的贸易往来，让它们有了混血的特质。”罗兰德说。

我想起那晚在卡斯特罗赫里斯，西班牙大叔约瑟夫推荐的电影。一个生活在中俄边境的普通人，他是俄国人，母语是俄语，却有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属于哪边。

“现在我们的小镇被划入了意大利，所以我的国籍是意大利，但几百年的历史流传下来，母语却是德语。”罗兰德补充说。

“太有趣了！那你们在学校里说哪种语言呢？”

“基本是德语。小镇上好像也有几所意大利语学校。实际情况是，因为生活在边境地区，我们几乎每家每户在奥地利都有亲戚。意大利语也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往南走，到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去，就说意大利语；有时候我们往北走，跨过边境到奥地利去，那时就换成德语。”罗兰德解释道，“我也是长到一定年纪，才能把两种语言彻底分开。”

“那性格呢？”我笑，“日耳曼人严谨、勤奋、有逻辑又纪律鲜明；意大利人浪漫、欢乐而富有创造力；南欧人都是享乐主义者。”

罗兰德也笑了，“我觉得自己身上兼具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的特质。我虽然在意大利长大，但成年以后的岁月在维也纳度过，平时工作，周末偶尔去听音乐会，或者在老咖啡馆里坐上一上午，读报纸晒太阳。在佛罗伦萨的乡村，我也有一套房子，是在田野里的，四周还种了不少葡萄藤，平时都是别人在帮忙打理，我只在每年夏天过去住上一两个月，享受南欧的阳光和红葡萄酒。”

“太棒了，这简直是完美的生活。”我忍不住赞叹。

“在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日耳曼人；在休息的时候，我又变成了一个意大利人。这不是很好吗？”罗兰德说。

“确实如此。我喜欢维也纳略显冷峻的韵律感，也热爱托斯卡纳自由炽烈的阳光。罗兰德，你很幸运，能够同时拥有两种特质，游刃有余地生活在两种不同的语境里。”

“或许是吧。”他笑了，“现在我退休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旅行。”

3

“我大概是在三四年前走了一次圣地亚哥之路。”罗兰德说，“我从圣-昂-皮特-德-伯特出发，走到萨阿古恩，眼睛突然发炎了。医生建议我去莱昂的大医院看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没办法走路，只好坐车到了莱昂。治好了眼疾，我继续从莱昂上路，一直到圣地亚哥。但我始终觉得缺了从萨阿古恩到莱昂的这一段，心里很不踏实。今年春天，我到马德里来看一个老朋友，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趁机把遗漏的这一段补上呢。所以，也没多想什么，背上包就来了。”

“只是两天的路程而已。其实对整条朝圣路也没什么影响。”我说。

“是的，但我自己心里过不去。而且，我喜欢在事后整理照片，配上文字或声音，一边喝着红酒，一边和朋友们分享。无论如何，这次要把它补齐全。”罗兰德说。

“所以，今天到了莱昂后，你就不再走了？”我问。

“是的。明天我就从莱昂飞回马德里，过几天再飞回维也纳。不过我以后还会再来的。”罗兰德说。

“其实，在开始走之前，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只是走路而已，能有什么了不起呢。但一旦亲自踏上这条路，就会体会到它的奥妙之处。”

“行走的体验是非常个人化的。”罗兰德说，“总体上来说，旅行的体验都是个人化的，但圣地亚哥之路仍然不同。打个比方，我们去希腊的海岛旅行，在落日里看着碧蓝色的爱琴海，白色的小房子错落有致，感到非常浪漫，这种体验虽然有个体差异，但大致上是相同的。或者是因为这些世界著名的景点都已经被贴上了某种标签，限制了我们的体验，让我们的旅行更多地成了一种印证，而无法成为一种发现。而这条路，可能就是因为实在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也很难标签化。”

“中世纪的时候，人们认为徒步走圣地亚哥之路，能够获得宗教意义上的永恒的救赎，后来，很多普通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也踏上了这条路。有人说，在圣地亚哥之路上，你能获得自己一直以来寻找的东西。但朝圣者们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大洲、不同的国家，他们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阅历也不同，这就赋予了这条路无与伦比的多义性。”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走了一次又一次。”我说，“我遇到过的一个西班牙大叔，仅仅法国之路他就走过八次。即使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人生际遇中，踏上这条路，依然是不同的体验。何况，一路上还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从这个意义来讲，这条路绝对不存在重走的说法，因为不管经历了多少次，依然丰富多彩，令人痴迷不已。”

“而到了最后的最后，你会爱上走路这件事。”罗兰德说，“说起来很有趣，一个小孩子，还未开始学会讲话，就已经能够走路。这大概是我们除了吃喝拉撒之类的本能外，人生中学会的第一件事。我们每天都在走路，从这里到那里，却从未从步行中学到什么或体验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圣地亚哥之路将生命简化，去掉那些绚丽耀眼的部分，我们远离电视，远离网络，远离现实世界中一切光怪陆离的东西，回到人性的最初。我们现在不就正如两岁的孩童吗？除了基本的生活诉求，我们只是行走，间或与人交流，所说的也无非是些在日常生活中无关紧要的话题。我们抛开固有的成见和标签，如同初生婴儿一样仔细观察这个世界。这不是三五天的旅行，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步行，到了后来，走路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经过西班牙的大城小镇，经历其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有比这更朴素、更本真的旅行吗？”

“正是这样。”我说，“在现代生活中尽情享受‘不断更快’的快感后，大家终于开始体验‘慢’的乐趣。若要感受世界，再没有比行走更恰切的方式了。不用讲飞机火车，即使是骑车，我都觉得太匆忙，至少没办法留意到路边的花花草草，也没什么机会仔细观察云朵的变化，或者像我们现在一样，和同行的某个人好好聊聊天。”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人。”罗兰德笑了，“我在维也纳遇到他，是个德国人，也是个徒步狂。欧洲大陆内所有的徒步路线，当然包括圣地亚哥之路，他基本都走过，还觉得不过瘾，某一年索性沿着德国边境绕了一整圈，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了解边境地区的民俗和文化。我在维也纳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打算从德国步行到西藏去朝圣。”

“去西藏？”我惊讶地问，“那要多久啊？”

“不知道。他身体强壮，步速也很快，但我想，至少也要一两年吧，一般人需要三五年也未可知。他说这是给自己五十周岁的生日礼物。真是个可爱的疯子。”罗兰德笑着摇了摇头。“当时他已经从德国出发，正好途径维也纳，我们在街上遇到，这个人太有趣了，我就请他到咖啡馆喝了一杯咖啡，聊得很投机。我当时决定和他一起走一段，从维也纳走到布达佩斯。”

“你也够随性妄为的了。”我说。

“嗯，当时就是一股冲动。我们共同出发了，快到布达佩斯的时候，下起了大雪，没过多久，地上已经积起了厚厚一层。当时是一月份，天气非常寒冷，我边走边发抖的时候，他却兴奋得像个孩子，还脱下鞋袜，光着脚在雪地里走。”罗兰德说。

“他不会冷吗？”我好奇地问。

“我不知道。他很兴奋，这样徒步走在雪地里足足有半个多小时，才重新穿上鞋袜。你看，他就是那种对行走这件事痴迷的人。或许对他来说，鞋袜都是多余的外物，他只想用裸露的脚底，直接感受最本真的自然。”

“这好像也不单纯是朝圣了。我的意思是说，2006年我在拉萨，看到很多藏民，千里迢迢地从藏区的不同地方，一路磕着长头来到大昭寺前，那是纯粹的朝圣。你说的这个人，从德国徒步到西藏，除了朝圣之外，更多的是对走路这件事本身的迷恋。真的，就是这么简单，他喜欢走路。”我说。

“嗯，到了布达佩斯，我们就告别了。好几年都过去了，我想，他应该早已经到拉萨了吧。”罗兰德笑着说。

“应该是。”我也笑了起来，“人们愿意花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去读一个根本无关紧要的学位，或者做一份无聊透顶的工作，却不愿意徒步跨过半个地球，仔细看看这个世界？这难道不是人生中顶要紧也顶有趣的事吗？”

“没错。”罗兰德说，“与实际情况相反，后者而非前者，却往往被人认为是浪费生命。”

4

在途中的休息点，我们遇到昨晚一起吃饭的法国大叔，他有着一张还算俊朗的脸，只是非常落魄，这种落魄，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特征。每天走在路上风吹日晒雨淋，女生不化妆，男生也不刮胡子，所有徒步一个星期以上的朝圣者，都风尘仆仆。法国大叔也是如此，只是那落魄是种内在的气息。他微微皱着眉头，嘴唇龟裂，正坐在路边的石阶上，慢慢地卷一支烟。

大家都停了下来，盖罗伟和中岛从背包里拿出橙子，剥好后分给大家。法国大叔试图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一边讲着法语，一边在空中比比划划，罗兰德试着把他的话翻译成英语。

“他问你们有没有润唇膏。”罗兰德说。

“我有一只，可是自己要用。”我说，“下午到莱昂，应该就有药房了，他可以去药房买。”

“他没有钱。”罗兰德和法国大叔聊了几句，转过头来说。

大家都很惊讶。“没有钱怎么走朝圣路呢？”盖罗伟问。

“他是法国南部小镇的木匠，和耶稣的职业一样。”罗兰德笑着说。“他从家里出发，走到圣-昂-皮特-德-伯特，又一直到这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带。”

“住宿和吃饭呢？”萝丝问。

“一般公立的驿站好像都有免费入住的政策。”罗兰德说，“之前我听说过，比如你到了公立驿站，跟老板说，我没有钱，是否可以免费住下，老板会打电话给这人上个落脚的驿站，了解他的表现，是否品行端正，会不会给其他朝圣者造成困扰之类的。确定没有问题后，就会让你免费入住。至于吃饭，应该是有人帮助他吧。”

“不可思议。”中岛说。

“是的。”罗兰德说，“他说自己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来走圣地亚哥之路。他刚才告诉我，在《圣经》中，耶稣的门徒四处传播主的福音，也是依靠好心人的布施，他只是想借此给自己提出更大的挑战，或者说是考验。可他刚刚抱怨现在世风日下，他用这种方式走路，已经越来越困难。”

“这简直就像行为艺术。”我笑着说，“毕竟不是一天两天，从南法的家乡出发，他应该至少走了一个月吧。”

“可他为什么会有烟呢？”约翰娜奇怪地问。

“他说，是昨晚驿站里一个人给他的。”罗兰德转过头来说，“我刚刚也告诉他，目前来看，戒烟对他来说，比不花一分钱走朝圣路的挑战还要大。”

我突然想到《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风餐露宿，吃食也基本靠化缘。记忆中，总是猪八戒拿着那只紫砂钵去附近的村民家讨食吃，还常常因为样貌丑陋而吓到别人。这样看来，法国大叔的思路似乎并没错。一个人想靠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完成信仰之旅，应该说，也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

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呢？

每一天有这么多人走在路上，许多公立驿站除了依靠政府和教会的支持，还来源于朝圣者的捐赠，就更不要说那些私营的驿站了。我一下子搞不清楚，是法国大叔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或许约翰娜说得对，他可以走得再慢一点，比如在比较大的驿站停留一阵子，用工作换食宿，攒一些钱后再继续上路，也是不错的方式。

毕竟，如果每个朝圣者都依靠沿途人们的布施来完成这条路，对其他人终究是件很困扰的事吧。

我们接近莱昂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矮胖的男人。他用蹩脚的英语打招呼，和大家攀谈起来。他说自己是当地的漫画家，最近正在做一个大型的作品——收集朝圣者的脸，他给每人都拍了一张照片，又问了国籍，离开前，还把一些明信片大小的卡片分发给大家，上面有他的电话和网址。他说作品完成后，可以在网上看到。

在莱昂的公立驿站外，我们彼此告别。

盖罗伟和萝丝一向不喜欢大城市，一路走来，只在小村镇停留。这次，他们和约翰娜一起，决定再走四公里，住在下一个小镇上。罗兰德、中岛和我则决定停留在莱昂。大家互相拥抱，中岛拿出一只蓝色纸鹤，送给盖罗伟和萝丝。

5

当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莱昂的老城区闲逛。

这座位于西班牙内陆的高原城市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它有着只有海滨城市才有的风情万种。这里是曾经盛极一时的莱昂王国的都城，即使是现在，依然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许多狮子造型的雕塑。穿过迷宫一样狭窄的街巷，两侧五彩缤纷的老房子安静地伫立在午后的阳光里，开阔的中心广场，各色小酒馆林立，弥漫着丰足欢乐的气息，到处都是纵情欢笑的人们。

我来到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席地而坐。

情侣手挽手散步，孩子们在周围奔跑玩耍，偶尔看见一两个在路上遇到过的朝圣者，大家彼此微笑着打了招呼。莱昂的教堂虽然不及布尔戈斯大教堂那么壮丽和惊艳，但在夕阳的映衬下，还是有种特别的风情。可惜时间太晚，售票处已经关门，我没能在自己的通行证上盖一个印章。

在广场的纪念品商店里，我买了一把多功能的小刀。每到一个大点的城市，我总是补给一两件特别有用的东西。在布尔戈斯，我买了一个木头手杖；在卡斯特罗赫里斯，我买了一顶额前有着贝壳图案的遮阳帽；在莱昂，我给自己添置了一把雕刻着狮子图案的小刀。

晚上八点，我按照约定回到了驿站，远远就看到已经等在那里的中岛。我们说好，到了莱昂，要一起去中餐馆吃饭。

这是一个老式中餐馆，还保持着最传统的格局和装修。以大红为主色调，辅以各种各样的中国元素。餐馆面积很大，在厅的正中央，还有一个小型喷水池，涓细的水流从嶙峋的人造假山上流过，一只陶瓷熊猫立在池边，手里还捧着塑料制成的绿色竹子，笑得憨然。服务员全部身着红色唐装。时间尚早，餐厅里只有寥寥几桌客人。我和中岛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

一切都让我兴奋不已。其实在马德里，我也不时去吃中餐。报社的同事聚会，多半是在市中心那几家有名的中餐馆。我们吃炒菜、拉面，也有火锅和各式点心。但圣地亚哥之路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自从三月上旬开始步行以来，我没讲过一句中文，没有吃过一次米饭。每晚停留的，大多是几十人、上百人的村落，人口几千的村镇都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我都以长棍面包做成的各式三明治果腹，偶尔晚上和同伴吃上一顿正餐，多半也是薯条牛排之类。除了汤，很少接触热的食物。

在路上仅仅十几天，但当我踏入中餐馆的大门，仍然感觉像是回归了阔别已久的旧世界。

中岛离开东京也不过十几日，却和我一样兴奋。我打开服务员送来的菜单，满目都是西班牙语的菜名。中岛自然是看不懂的，我只好先揣摩西语菜名，然后在记忆中搜索对应的中国菜式，再努力用简单的英语描述给中岛听。好在中岛常年出入东京的中餐馆，对于很多中国菜式，早就烂熟于心。他居然直接用中文跟服务员点了酸辣汤。问到要喝什么，他也是脱口而出，青岛啤酒。

我和中岛碰了碰杯，轻啜一口这冰爽的淡金色的液体，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不同于醇厚而清苦的西班牙啤酒，让我瞬间回到了中国熙熙攘攘的夜市，大排档前吃宵夜的摊子，烧烤炉浓烟滚滚，人们在烟雾中推杯换盏，热闹而又俗气。

“中岛，你怎么知道青岛啤酒？”我问。

“当然知道，青岛啤酒在日本很有名。”中岛笑着说，“每次在中餐馆，我都要一份酸辣汤，一瓶青岛啤酒。我喜欢它清爽的口感。”

“你总是一个人吃饭吗？”

“是的。工作太忙了，没什么时间和朋友聚会，一个人吃饭，总是两三口就扒完。其实，能够在中餐馆吃一顿快餐，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要知道，平时的中午，我都是在电脑前吃泡面的，有时还要一边打字。”

“真是难以想象的工作压力。”我说，“你喜欢吗？”

中岛微微皱了皱眉，然后用力点了点头，“我喜欢。我们的鲜花公司是全亚洲数一数二的，24小时为客户服务。在工作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种活力，或者说忙碌的状态让我很满足。而且，我喜欢跟鲜花打交道，特别美。”

我们小心翼翼地分吃了一盘水晶饺，又喝完了酸辣汤。菜出乎意料的好，我不知是因为特殊的情境，还是老式中餐馆味道正宗，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满意足。席间穿红色唐装的服务员还专门跑来问菜式是否合口味。我笑着用中文应答，并把中岛介绍给他们。

“谢谢你带我来吃中餐，真的很高兴，这是朝圣路上最好的一顿饭。”中岛面色微红，很真诚地对我说。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比生日那餐还好吗？”

中岛笑了，“不一样的。这一餐是美味，生日那天也很棒，我真的完全没想到，之前一天，我只是在聊天时跟盖罗伟和萝丝偶尔提起，不料他们就放在了心上，因为那时，他们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莱昂停留，所以要提前给我过生日，其实，今天才是我的生日。”

“那么，祝你生日快乐。”我举起酒杯。

中岛也举起杯，一饮而尽。“现在的东京已经过了午夜，我的生日到了。明早醒来，我还可以在西班牙时间里再过一次生日。所以，我打算在莱昂停留一天，订一个有浴缸的房间，或许去吃顿西班牙大餐，再好好睡上一晚，后天再出发。”

我微微一愣。“中岛，为什么一定要在莱昂过生日？”

“我只是喜欢这座城市。”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来欧洲，它真的漂亮极了。我自小没有父母，”他略一沉吟，然后接着说，“所以也几乎没什么人给我庆祝过生日。”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中岛抬起头，迎上我的目光，又低下头。

“我是在祖母家长大的。”他说，“祖母住在东京的城郊一幢有院子的小房子。在我小的时候，家境还是很清苦的。我记得，院子里总是鲜花盛开。祖母爱花，总是用大量时间料理花圃。她弓着背，站在花圃里，长久而耐心地劳作。年幼的我总是在她身边跑来跑去，不停地说话。说起来也奇怪，我其实从小就是个破坏欲很强的孩子，见到什么都要摔要砸，却从来没有伤害过一朵鲜花。”

“那种珍惜的感情好像与生俱来，即使是插在装满清水的玻璃瓶中的花枝，我也不会扯下哪怕一朵花瓣。花朵娇柔妩媚，我喜欢细细地观察它们。玫瑰带刺的花茎，层层叠叠的柔软花瓣，刚刚采下时，还挂着透明的露珠。那时的花瓣是如此新鲜，如果你贴得很近，仔细地看，仿佛能够感受到那喷薄而出的生命力。随着时间流逝，花朵渐渐失去昔日光泽。曾经饱含水分的花瓣，边缘变得焦枯卷曲，开始掉落。”

“家中从未养过宠物，我向来视鲜花为有生命的什物。说不清是因为祖母爱花，我继而产生了这样的情愫，还是她先将我对花朵的怜爱看在眼里，才更加努力地照顾花圃，也或许是两者相互作用吧。在孤单的灰色童年里，鲜花几乎是唯一陪伴我左右的鲜丽东西。”

我点了点头，“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现在的工作了。”

“是的。”中岛说，“虽然我主要负责大宗订单，不会亲自接触鲜花，但想到这些花朵离开土壤，带着那种含苞欲放的鲜活的气息，经过或长或短的路途，来到某一个人的手上，它们会带给他情不自禁发自内心的欢笑。其实，花朵在哪个时候绽放得最艳丽，你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就是刚刚采摘下来的一两天。”中岛说，“如果你把它们插入装满清水的玻璃瓶中，会见证它们最华丽的盛开。其实，在那个时候，花朵早已离开了土壤，死亡指日可待，或许是心有不甘，要做最后的演出，它们会拼尽全力地绽放。那种末日来临般的、不顾一切的绽放，实在是人世间最让人心动也心碎的景象。我自小就为这样的美丽痴迷，我喜欢这种终会凋零的美丽。生命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因为既定的长度而惊心动魄。”

“其实，这条路也是这样。结伴同行的人们，在终点告别后，或许此生都不会再见，大概就因为这种预期，彼此之间的感情才会纯净而隽永。”

我和中岛离开中餐馆，慢慢走回驿站。夜色已深，老城区的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呈现出一片华丽的赤金色，仿佛回到了遥远的中世纪。我们在一个小教堂门口的石头台阶上坐了下来。

“其实小时候，我一直都不能理解祖母为什么每天在花圃里劳作那么长时间。”中岛说，“后来我明白，因为我喜欢鲜花，她总是尽力让我开心。”

“我自小是个阴郁的孩子，虽然父母在我尚有记忆之前就离开了我，但这件事却依然成为生命中的阴影。我寡言、不爱笑，鲜花是唯一能让我高兴的东西。祖母年事已高，没什么能力为我争取更优渥的生活，唯有尽可能地照料花圃，让我多笑。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她的不遗余力，那是一种极不对等的付出和回报，或许她照料了整整一季的花朵，只能短暂博得我一笑，旋即消失。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情绪总是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但她依然觉得，一切都值得。就好像我常年深陷忧伤的泥沼，盛放的花朵带给我愉悦的一秒钟，于她也是一刻的平静。在我们彼此了然的晦暗的生活里，我借这一秒愉悦，她藉这一秒平静，生活了许多年。”

我点了点头，“那你的祖母，现在还住在那个老房子里吗？”

“是的。”中岛说，“我经常回去看她。因为在东京市区租的房子里不能做饭，每次回到祖母家，我都会下厨。这么多年来，一直只有我们两个人。直到三年前，发生了改变。我找到了第二个家人。”

中岛停了下来，仰头望着黑漆漆的夜空，许久没有再说话。

我也没有催促他，只是陪他一起，静静地坐着。入夜的老城区如同童话中的城堡，正值周末，街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西班牙的女孩子们全部脚踩十几厘米的高跟鞋，一边大声唱着歌一边招摇过市。这是一个歌舞升平的世界。我和中岛坐在城市的一角，只是两个再普通不过的过客。

“直到我24岁那一年，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兄弟。”中岛终于转过头，对我说。他的脸沉浸在路灯的阴影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这还要从27年前说起。1984年，我的父母结婚，到了第二年三月母亲产下我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了整整一年硝烟弥漫的日子。”

“他们是在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列车上遇到的，父亲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同居、结婚。三个月后，母亲发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赌徒，他拿身边一切触手可及的东西去赌，金钱、女人，甚至自己的生命。他就像一个穷凶极恶的吸血鬼，榨干了别人也榨干了自己。他曾经用蘸水的藤条抽打我的母亲，几乎杀死了她。”

“到了最后，对自己也失望透顶的他，丧失了一切对生活的期许。这让他变成了一个真正可怕的人，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不再能牵绊他的心，他终于无所畏惧。母亲生下我后，还没满月，就找到一个机会，仓皇地逃走了。她没有带上我，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胜算。她的家人远在南部的一个小岛，没有人知道她是否真的回到了家。她拖着孱弱的身体，带着满心的悔恨，一路上又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

“母亲逃走后，父亲出乎意料地没有追究，一个生无所恋的人，他的心已经坚硬如同钢铁。半年后，他终于死于一场债务纠纷引发的斗殴。在离家不到500米的地方，他被人用铁棍敲断了颈椎。祖母去医院里看他，他躺在冰冷的停尸房里，除了后颈处一片淤青，身上没有一处外伤。他还是个面色苍白、脸孔英俊的男人，他依然年轻。”

“很久以后，祖母跟我讲起这些彻底颠覆我人生的旧事，她说，那一刻她感到真正的释然，仿佛背负在她身上的罪也终于涤荡干净，他终于离开了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停止折磨别人，也停止折磨自己。这些过往，祖母只对我讲过一次，那是我真正的成年礼。从此之后，我们默契地缄口，再没有提起。她日日种花，我则尽量欢笑，尽管在内心深处，我们深知这不过是在做戏给对方看，但若是能够为至亲之人，做足一生，真的是连自己也会被感动。说到底，人生不过就是一场纷繁复杂的角色扮演。”

中岛轻轻叹了一口气，唇角牵动，露出了一个有点勉强的笑容。

“24岁那一年，一个男孩来找我。他站在祖母精心料理的花圃前，身形单薄，有点羞怯的样子。他是母亲的孩子，我在世上唯一的兄弟。原来当年母亲并没有回到家乡，而是选择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落了脚。她是如此害怕我的父亲，她怕他找到自己，怕回到不堪回首的往事中去，其实我想，她最怕的是见到我，一个她在仓皇的逃亡中丢在身后的孩子，从那一刻起，我就成了她灵魂的枷锁。为了生活，她又结了婚，再次怀了孕，并且在十个月后，难产死去。又过了十几年，弟弟成人后，他的父亲终于将真相告诉了他。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在世上还有一个兄弟。”

“我们沉默地看着对方，世界一片寂静。我和他都是母亲的孩子，却谁也没见过她真正的容貌。老照片上的她笑靥如花，是个纯真快乐的少女。如果那一年，她没有踏上东京到大阪的列车，没有遇到我的父亲，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我，也不会有他。她来到这险象环生的人世间，仿佛就是为了先后给予我们生命，又依次将我们抛弃。”

中岛哽咽了，他把头埋在膝上，轻轻抽泣。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抱住了他。我把脸贴在他冰凉的脖颈处，他终于慢慢平静下来。

“中岛，幸好最终还是遇见了你的兄弟，这个世界还不是太糟，不是吗？”我轻拍他的肩膀。

第二天一早，中岛在餐桌前和我告别。他从背包上取下小小的朝圣者玩偶——那个穿着斗篷、拿着手杖的小女孩，递给我。

“送给你吧，我觉得它更适合你。”他笑着说。我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一直带在身边的什物，从圣地亚哥之路的第一天开始，小玩偶已经陪他走过了400多公里。

我没有推辞，接了过来。回到房间，我翻遍背包，也找不到一件可以回赠给中岛的东西。最后，只好解下手机上已经用了两年的挂链。中岛背上墨绿色的背包，拄着那根有点弯曲的手杖，笑着对我挥了挥手，消失在驿站门口的小路尽头。

我想，他一定会如愿以偿，在莱昂度过一个美妙的生日，只是不知道是否还能再遇见他。或许在终点，或许在明天，或许就这样永别了吧。

6

在熹微的晨光中，我出发了。穿过莱昂的老城区，在血色的朝霞映衬下，大教堂广场恢宏而美丽。接近城郊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前一晚隔壁床铺的德国女孩正穿过马路往回走，一脸困惑。我过去打了招呼。她的名字叫萨拉，有一头漂亮的红色头发。

萨拉从莱昂出发，这是她上路的第一天。她尴尬地笑着说，自己找不到黄色箭头了。

“在城市里特别容易迷失。”我说，“不管人们把标志做得多么醒目，在这些车流人流里，很容易辨不清方向。萨拉，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残障学校的老师。”她的笑容很温和，“在德国，残障学校基本都是小班授课，我的班上有八个孩子，什么都要教，从算数到英语，工作有时候很辛苦，但孩子们很纯真，我也感觉很快乐。两个星期的圣周假期，我打算从莱昂走到圣地亚哥。”

我们边走边聊，又遇到盖罗伟、萝丝和约翰娜。他们停留在莱昂向前的一个小镇，和往常一样起得很晚，刚吃完早餐。我有点惊诧，昨天告别得很仓促，还以为就此不会再见面。就这样，一行五人，告别莱昂的郊区，又踏上绵延起伏的成片的丘陵。

走了22公里后，大家都有些疲惫，决定停下来。驿站建在村口，是一幢有着宽敞院子的两层小楼。楼下是酒吧、厨房和起居室，楼上是宿舍间，还有一个漂亮的露台。

盖罗伟、萝丝和约翰娜一直忙于阅读墙上各式各样的留言和涂鸦，这些涂鸦遍布驿站的每一个角落。有人用铅笔在最不为人注意的墙角写下一行细弱的字，有人用水彩涂满了整面院墙。展翅欲飞的蝴蝶，戴着宽檐帽的少女弯月一样的侧脸，各种色彩，各种语言，各种字体，整个驿站就像一本五彩斑斓的书，等待经过的朝圣者们翻阅。等到他们读完了大部分涂鸦，时间已经有些晚了。长久的停留让人犯了懒，在酒吧要了几杯啤酒，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享受漫长宁静的时光。

快到傍晚时，安德斯走进驿站，他身材高大，戴着一顶棒球帽，穿黑色棉衫，卡其布裤子。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他把背包扔在草坪上，然后重重地躺了下来。

“看看我找到了什么好东西？”他扬了扬手里的口琴，“在路上的一个小村庄买到了这个口琴。完全想不到那么小的商店里居然可以找到这样的东西。”

“你边吹口琴边走？”盖罗伟笑了起来。

“是啊，”安德斯说，“尤其是感觉体力不支的时候。学吹口琴还是十几年前的事，今天重拾起来很有趣。吹起当年的练习曲，或者还有印象的儿歌，太复杂的曲子我也不会吹。”

晚上，安德斯下厨，我和德国姐弟打下手。提娜和托比，两个人都长得俊秀挺拔。他们一起把各种水果切成小块，准备了一盘巨大的水果沙拉。约翰娜买来做布丁的食材，对照纸盒背后的说明书仔细熬制。盖罗伟买了三瓶红酒，英国大叔奈卓和维赫娜也买了红酒。大家把三个方桌拼在一起，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物。萝丝还找到了一些闲置的蜡烛，点起来摆在露台的各个角落。这只是圣地亚哥之路上一个普通的夜晚，夕阳西下，微风清凉。十几个人围坐在餐桌边，分享食物和红酒。

我和托比坐在一起，他才16岁，还在读高中，英文不好，所以很少说话。夜色渐浓，大家都有些醺醺然，三三两两，聊着关于这条路的事。

“我决定要走，是因为去听了一个讲座。”安德斯说，“一个大学教授，研究圣地亚哥之路的专家。他写了很多书，聊起这条路如数家珍。我记得他说，自己研究圣地亚哥之路多年，却从来没有亲自走过。我感到不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围绕一条路工作了这么多年，却没有好奇心和行动力想要自己去体验一次。就在那时，我产生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自己为什么不去走一走呢？”

“在你手还伤着的时候？”托比说。

“是的。其实那时候也没想太多。手伤了，走路也不碍事。”安德斯笑了，“之前在罗格罗尼奥和布尔戈斯分别换了一次药，然后在莱昂，终于摘掉了石膏板，现在已经痊愈了。”他高兴地伸了伸左臂。

“说到这条路给人的改变，你们怎么看？”奈卓说。

“对信徒来说，更多的改变应该发生在宗教层面吧。”约翰娜说，“有个匈牙利男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我想起那个黑色头发、睫毛纤长的匈牙利男人。他总是独自行走，在驿站里也是一个人饮食起居，不和任何人交谈。每次相遇，他都微笑点头。直到上次修女组织的活动，我才知道他不会说英语，和路上的大部分人都无法交流。

“因为虔信天主，他来走这条路。”约翰娜说，“他一路上只吃面包和水，再无其他杂乱的食物，更不要说饮酒了。所以他几乎从来不参加我们的活动。又因为不会讲英语，更是很少和其他朝圣者交谈。”

“我相信这条路能够改变人。”一向沉默寡言的萝丝说。她有着一头亚麻色的卷发，脸庞红润，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质朴的田园气息。“但我想，这种改变或许不像传说中的那样。”

“怎么说呢？”盖罗伟问。

萝丝笑了，看了他一眼。“你知道的，我在家从不喝红酒。”

“是的。”盖罗伟说，“她只喝白葡萄酒，哪怕是全家人聚会。每次我都说，萝丝，喝点红酒，你会喜欢的，她总是拒绝。”

“其实在内心深处，我是个偏执的人，”萝丝说，“但这条路改变了我。我不仅开始喝红酒，并且逐渐喜欢上这种感觉。我的意思是说，当圣地亚哥之路结束，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遭遇惊人的改变。比如突然参透人生的意义，回到家里，变卖所有家产，像曾经的那些传教士一样，离开故土，从此浪迹四方，散播福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还是一次旅行。”

“旅行结束，生活继续。大家分道扬镳，回到各自的国家，继续之前的工作，回归之前的生活，还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和家人朋友共度周末。但在生活最细微的层面，你总会发现那么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变。这条路会以它的方式，给你留下印记，在某些微小的点上，改变你对这个世界执着了许久的看法。就好像西班牙的红酒之于我。”

“真好，虽然细小却让人温暖的改变，不是吗？”约翰娜看了看我，“你怎么想？”

“不知道，”我说，“现在只走了一半。我总有种感觉，圣地亚哥之路就像一部好看的电影，不到结尾，不见终局。”

“我们也在墙上留言吧。”弗朗西斯卡站了起来，建议说。她手里拿着记号笔，转身写下了一句话，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夜色已深，灯光黯淡。马丁在墙边举着蜡烛，借着一点光亮，我们依次上前，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和萝丝最后来到墙边，看到弗朗西斯卡写下的那句话：

没有红酒，没有圣地亚哥之路（No camino sin vino）。

再恰当不过了。我看了一眼萝丝，两人相视而笑。

7

“今晚的星光多好，我们不如就住在露台，看星星睡觉。”约翰娜兴奋地说。

“夜里不会冷吗？”我说。

“如果半夜起风了，我们再回房间就是了。”她做了个鬼脸。

茫茫夜色中，大家并排躺在星空下。我从来没这样睡在天地间，整个人都裸露在空气中，好像回到了一切最初的洪荒之中。

起初，大家都很兴奋，讨论夜空中星座的形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路上的事。渐渐地，有人进入了梦乡。我还醒着，睁大眼睛望着星空。星星有明有暗，密密匝匝又错落有致地布满了整个夜空，看得久了，便开始觉得它们好像只是浅浅地悬于天际，微风一吹，就会悉数掉落。我想象着一颗亮闪闪的星星，摇摇晃晃地从天空滑下，落在正在熟睡的人们的身上，还盈盈地发着光。

这样的星空我曾见过一次。

大学二年级，我和三个朋友去东海附近的岛屿露营，把帐篷扎在海边不远处的空地上。夜半时分，我独自醒来，钻出帐篷看到天空，瞬间惊呆在原地。漫天繁星，好像全部放大了尺寸，清晰无比，如同一盏盏明亮的灯笼悬挂在咫尺之遥的天边。天空也因此变了颜色，不再是之前的墨黑，而呈现出异常迷人的宝石蓝。目光如同深陷沼泽，再也收不回来。我愣在那里许久，内心盛满无法言喻的喜悦。后来回想起那天夜里的景象，竟又觉得恍惚，不知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或者只是一个梦境。

“你睡着了吗？”躺在我左边的盖罗伟轻声问。

“还没有。夜空太亮了，有点睡不着。”我转过头，笑了笑。

“我也是。”他说，“没想到西班牙也有这么美丽的夜空。在加拿大的农场上，倒是经常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这本来是司空见惯的景象，换到了千里之外的地方，反而又不习惯了。”

“上次你说自己十五岁那年就离开了农场。”我说。

“是的。那年我去城市里读高中，不知道萝丝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们十二个孩子都是不去学校上学的，母亲在家教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的全部课程，她一人包揽。制订计划，编撰习题，这是她的第一职业。”盖罗伟说。

“不可思议。”我感叹道，“难以想象的工作量。”

“高中之后，我们可以自行选择。有的继续去城市里读大学，也有的选择直接工作，萝丝就是这样。我和他们稍有不同，十五岁那年，我主动要求去城市里读高中。”

“为什么呢？”

“说不上来。我和家中的大部分孩子都不相同。父亲是个工程师，在农场附近的小镇上工作，尽管赚钱养家辛苦，但他非常喜欢孩子，母亲也是一样。我的大部分兄弟姐妹，都和萝丝差不多，安于农场里温馨的家庭生活，走得远的，不过是去镇上工作，傍晚也可以开车回家，他们都不喜欢出远门。只有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去城市里看一看。后来，我去了艾伯塔州的首府，三年的学业结束后，我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就没再回到农场。我也不想再读书，只是试着在城市里生活下去。我做过各种各样的零工，种类多到你无法想象。”他笑了。

“是吗，比如呢？”

“比如：户籍登记员、邮递员、快递员、油漆工、服务生……实在太多了，大多坚持不了两三个月，不是自己兴趣缺乏，就是难以为继的短工。好在那时年纪很轻，觉得这样的折腾也是一种乐趣。频繁地更换工作，让我认识了许多不同的人。其实回想起来，从十八岁到二十九岁，所做的事情往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只有音乐是一直没有放弃的。”

“你喜欢音乐？”

“是的，非常喜欢。”

“其实看得出来。在路上你总是唱歌，一刻也停不下来。”我笑。

和加拿大兄妹一起走的第一天，我就发现了这一点。盖罗伟身材清瘦，喜欢穿一件演唱会的旧T恤。他背着柠檬黄的背包，拿着一根树枝做成的手杖，总是走在几个人的前面。炎热的午后，他脱下上衣，露出左边背上的文身，那是一个裹着头巾的圣母玛利亚的侧面肖像。年轻的玛利亚有着深邃的明眸、精巧的鼻尖和微微抿着的嘴唇，她双手合十，似乎在祷告。盖罗伟始终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系上头巾，在烈日下边走边手舞足蹈，有时唱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更多的时候，是一些即兴编的关于这条路上的人和事的歌曲。萝丝总是紧随其后，她背着同样款式的橙色背包，迈动着小碎步，追赶哥哥的步伐。虽然有时气喘吁吁，但还是尽力地打着拍子。他们总是默契地合作，一唱一和，而我和约翰娜则是在一旁开心地边笑边拍手。

“我想，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家族遗传。”盖罗伟说，“父亲就很爱唱歌，只要不是在吃饭和说话，他必然在唱歌。不管是在农场里劳动，在后院做木工活，还是在厨房里忙碌，他永远在大声歌唱。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每天早上他最先起床，总是一边唱歌一边准备早餐，我们就在他的歌声里醒来。每次到了宗教节日，我们会排演一些节目，孩子们被分成组，演唱不同的声部，父母以乐器伴奏。”

“听起来好像音乐之家。”我笑了。

“是的。”盖罗伟说，“只不过我的兄弟姐妹们对音乐的喜爱，也停留在农场温馨的家庭生活里，我却想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十五岁那年，我去了城市。那时的自己还是一片混沌。只是很久后想起来，音乐始终都是潜在的动因。”

“我在城市里很多年，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许多不同的音乐，也写自己的歌，录制自己的小样，找朋友制作MV，就像你听过的一切怀有音乐梦想的人和他们的故事。”他说。

“在北京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说。

“或许世界上每个大城市，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笑，“被梦想折磨是件痛苦又幸福的事情，有段时间我非常抑郁。大概是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十几岁时犀利的一往无前的勇气已消耗殆尽，却并未收获料想中的结果。音乐于我，就像现在我们仰望的星辰，依然明亮却异常遥远。我无心经营其他事业，一切都以它为中心，但回报与付出不成正比，让我疯狂咒骂这个世界，慢慢地没了力气，只剩下溶化在心灵深处的怨念，日日积压发酵。那段时间，我的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不敢爬很高的楼，每次站在高处的边缘，都如同身临黑暗的深渊，有纵身扑入的冲动。”

“我也不想回家，他们的温暖更能刺伤我。没有钱买食物，我只能继续工作。”

“那时你在做什么工作？”我问。

“邮递员。”盖罗伟笑了笑，“有时想想，如果当时做的是另一份工作，不知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为了遏制无限膨胀的思维，不能控制的想法，我想了很多办法。有一天我去送信，是在一幢公寓大楼里，我搭电梯到了十楼，隔着玻璃窗望着脚下车水马龙的街道踯躅不前。身边一个人都没有，那种无法自救的感觉真的很绝望。就在这时，一张明信片从背包里滑了出来。”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张来自捷克的明信片。图画中是布拉格的查理大桥，日暮时分，石头筑成的大桥散发着金色的光芒。每个桥墩上都矗立着一个圣者的雕塑，在夕阳中如同剪影，非常美丽。卡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大卫，我在布拉格，刚刚寄了一本卡夫卡的书给你。捷克的啤酒真的很不错。’

“我迅速地掏出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抄下了明信片上的内容。奇怪的是，当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这些再寻常不过的话时，心里逐渐平静下来。我慢慢地写，一笔一画，甚至抄下了收信人的地址和邮编。”

“后来，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抄写每张由我投递的明信片。有时是在邮局无人的角落里，有时是在送递的路上，还有一些被我带回了家里，在夜里的灯光下抄写。它们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大洲，不同的国家，正面往往是各式各样的风景照。蒙古国的草原、南美的大瀑布、积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碧蓝的地中海，还有东京的铁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里斯本的老电车，也有北京的紫禁城。把卡片翻过来，总能看到或细密或稀疏的字迹。有人只填写了地址，留下卡片上大片的空白，好像在匆忙中寄出，草草了事；也有人小心翼翼地填满了每一个角落，连邮票周围狭小的空间也挤得满满登登，他们竟有那么多话想对另一个人说。他们用钢笔、圆珠笔、铅笔，甚至蜡笔来写；有人即兴勾画，有人写别人看不懂的密码。明信片是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乐此不疲。”

“抄写这些琐碎的话，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这件事本身让我着迷，却说不出为什么。遇到那些手绘的卡片，或者背面写着我看不懂的语言的，我就拍下照片，以这种方式留存每张经过我手的明信片。不管是抄写还是拍照，次日我都会按时投递，让它们去到正确的人手中。”

“这倒是很有趣。我喜欢写明信片，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给自己写一张。不过你应该没有投递过我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寄过卡片到加拿大。”

“我拍下的明信片中，有几张倒像是用中文写的。”盖罗伟笑了，“慢慢地我不再感到抑郁。或许是这些明信片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又或者是卡片背面那些如同书信一样的独白，让我在这种一厢情愿的对话中逐渐开朗起来，总之，我又重新感到快乐。其实，自那以后，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依然颠沛流离，继续尝试不同的工作，也还在写一些歌，音乐依然是我的梦想。”

我微微笑了，“你看，在这样满天星辰的夜晚，梦想倒真是一个浪漫的话题。”

“那么你呢？”盖罗伟转过身，看着我。在深蓝的夜色中，他黑色的瞳仁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我喜欢画画。”我说。

8

她看到他转过身。

在四月的春色里，通往校园东门的林荫小路上，他就这样停下脚步，转过身，阳光被树木的枝丫切成金色的碎片，悉数落在他平整的肩头。他的眉眼之间是盈盈的笑意。“有人叫我？”

她慌忙摇了摇头，然后看着他远去。

他是学校里新来的美术老师，也是一个传奇。

他来报到的第一天，就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高年级的女生们拥挤在办公室门前，窃窃私语。下课后他几乎从来不能按时离开教室，总被大胆的学生围住，回答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有人把想说的话，用粉红色的荧光笔写在散发着香味的信纸上，再偷偷塞进他的办公桌抽屉。在那个手工折纸流行的年代，他也会常常收到整罐的纸鹤和满天星。甚至连一向正统严肃的校广播站也邀请他做了访谈节目。或许数年后，许多女孩子依然会记得那个午后。从烦琐的习题中抬起头，认真地听一次从来没仔细听过的校园广播，心中充满了温暖的激动。主持人显得很雀跃，大概是太过激动的缘故；他却一如既往地温和而耐心，声音里似乎都饱含着笑意。

他说自己喜欢画画，聊到一些关于画画的往事，提到几个陌生的画家的名字。若干年后，当她第一次接触到理想主义这个词，马上就想到了他，至此她才明白，当年的他，原来也还是个真纯而没有忌惮的少年。无意之间，她成为了他青春的见证人。

而在那个当下，她坐在教室的后排，依然埋头在书本里。

那是1999年，旧世纪的最后一年。她在家乡所在的城市读初中，是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每天清晨她负责收齐所有的作业本，并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下当天值日生的名字。上午课间操的时候，她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是个盛气凌人的小姑娘。做一个被老师认可的好学生，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在她狭小而风平浪静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完满的。

她不喜欢那些成日叽叽喳喳的女生，她们常常聚集在某个人的家里，试穿妈妈的高跟鞋；她们把口红藏在校服内侧的口袋里，课间时就跑到厕所里，关上门涂抹。她从不参与她们的活动，只是冷眼旁观。她知道她们私下里如何悄悄谈论他，如何在数学课上用课本挡住老师的视线，偷偷写信给他，尽管这些信从未逃脱石沉大海的命运。

那个傍晚，她看到他在金色的夕阳里转过身，整个人都沐浴在醉人的光辉里。他看着她，满眼都是盈盈的笑意。那一刻，她清晰地听到头脑里什么碎裂的声音，此前所建立的一切意义全部坍塌，在一片废墟之上，只有他依然站在原地，她绝望地看着他又转身走远。

她终于无力地承认，他是她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她学过画。

十岁那年，妈妈送她去一个退休的美术老师的家里上课。客厅改建的小教室，老师把一幅作品挂在墙上，孩子们就把胳膊抵在木头课桌上，一笔一画地临摹。她临摹过各种各样的画，插画、广告画、素描和水彩画。她一心想画得像，恨不得把老师的画从墙上扯下来，放在她的画纸下，再一笔笔誊印上去。

两年后，她改去当地的艺校学画。每个周末，背着军绿色的画夹，骑着单车去上课。经过枝叶繁密的校园，把酒红色的小单车停在陈旧的教学楼下，然后一步步爬上七楼。画室就在顶层的尽头，一个封闭的、终日不见阳光的大房间，黑色天鹅绒的厚重窗帘总是拉得严严实实，大家围坐成一圈，面对着聚光灯下的一堆精心摆放的塑料水果，用铅笔画出细密而短促的线条，试图描绘它们在明亮的灯光里投下的深深暗影，地上满是铅笔屑和橡皮渣。

那时候，在她的概念里，素描就是一个画影子的游戏，只要画出物品的影子，物品就会在纸上活过来。

后来功课越来越繁重，她也就不再去艺校上课。虽然每周仍有一节美术课，美术老师是一个年迈的老头，有着一张极其不耐烦的脸，因为腿脚不好，总是步履蹒跚地从讲台的一边踱到另一边。他几乎不讲课，大家也总是摊开美术教材，然后堂而皇之地做英文练习题。等到新的美术老师来到学校的时候，她已经整整一年没再拿起过画笔。

那年夏天，他从一个南方城市的美院毕业，回到家乡的初中教书。“不耐烦”老头终于展露了笑脸，正式退休养老去了，他成了学校里唯一的美术老师。他抱着崭新的教案，轻快地穿梭在不同的教室之间。美术课突然不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科目，学生们也收起做惯了的英文练习题，开始认真地听他讲课。

他笑意盈盈，从不循规蹈矩，有时甚至完全把课本扔在一边，讲起的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事，他聊到一些外国的画家和他们稀奇古怪的故事。就是那一年，她知道有个画家叫凡·高，他是个红色头发的荷兰男人，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喜欢画金色的向日葵和宝石蓝的鸢尾花，还大笔一挥，扭曲了原本平整宁静的星空，让它变得像大海一样汹涌而令人眩晕。他是个不快乐的画家，所以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凡·高还有一个画家朋友，是一个叫做高更的法国人，他放弃收入优渥的工作，年轻美貌的妻子，灯火闪烁的巴黎，去了一个不知名的热带海岛。从此以后，他画了很多以大海和椰子树为背景的画，土著女人赤身裸体，她们皮肤黝黑，嘴唇丰厚，脸上没什么笑容。据说，高更后来还娶了其中一个为妻。很多年后，她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又想起多年前，他第一次讲起高更的那个下午。

那时学校教室里刚刚装上新式的投影仪，他给学生看一些奇特的画，说这是一个叫做后印象的流派，画家们喜欢夸张的形状和鲜明的色彩。她看不太懂那些画，却讶异于他的兴致盎然。教室的窗帘拉得密密实实，他们全部隐藏在深深的暗影里，安静得不发出任何声响。在投影仪白色强光的映照下，他神采飞扬，露出快乐的笑容，脸上没有一丝阴影。

她开始明白，原来画画不只是用铅笔勾勒出一只苹果的形状，然后涂上深深浅浅的暗影，好让它稳稳当当地站立在画布上，看上去像一个真正的苹果。色彩的世界才是绚烂的，就像他喜欢的那些画。

她终于脱颖而出。

习作课上，在铅笔的一片沙沙声中，他在课桌之间轻轻地踱步。他停在了她的身后，静静地看。她能感到自己剧烈的心跳，悄悄地屏住了呼吸，笔尖却仍在机械而快速地移动。这或许是她所经历过的最长久的沉默，她不敢回头，他到底在看什么？画纸上的只是一只刚刚有了轮廓的苹果，她正小心翼翼地涂满它狭小的暗影。正午的阳光从左上方投下，一只青色的苹果就静静地摆在面前的书桌上，不发一言。空气好像绷紧的弦，无需多么锋利的刀刃，此时哪怕用手指轻轻一触，它就会分崩离析，破碎一地。她反复地描着暗影，它越来越黑。

“你画得很好，只是阴影太重了。”他说。

所有喧嚣都在这一刹那停止了，世间一片寂静。她艰难地转动已经僵硬的脖颈，回过头，正迎上他笑意盈盈的目光。

“你学过素描吧？笔触很细腻，不错。能不能把画借给我用一下？”他不由分说，拿起那张素描纸，大步走到了讲台前。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讲解她的画，这只还未完成的青苹果，它有着单薄的外形和过重的暗影，它手足无措，正如此刻坐在下面的她。他不时向她投来赞许的目光，她却紧张得无法呼吸，在一个奇怪的悖论里挣扎。她希望下课铃声快点响起，那时他就会把素描纸还回来，整理好教案离开；与此同时，她又希望时间不再流逝，太阳不再移动，青苹果的阴影也不会改变，他的目光不会移开，一切都永恒而没有尽头。

自那以后，她便与他逐渐熟悉起来，他负责选拔学生参加各类美术比赛，经常在课堂之外的时间来找她。

他总是在枯燥无味的代数自修课上叫她出去，聊某个绘画竞赛的事。他站在门口，轻轻叫她的名字，她就合上厚厚的练习册，从座位上起身，快步随他走出门去。老式的教学楼的走廊绵长而幽暗，在夏天的午后依然阴凉，两侧墙面上刷着鲜绿色的油漆，久不见光，竟散发出荫蔽处的苔藓那样潮湿和清冽的味道。

下午四点的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落在走廊尽头的水泥地面上。他戴着棒球帽，穿一件简单的白色棉衫，站在对面，和她相隔一只手臂的距离，她背靠着墙，还穿着白衣蓝裙的校服。他打开画册，指出要求临摹的那幅画，依然是笑意盈盈。那是她至今难以忘怀的一个场景。

她也常常去他的办公室。二楼尽头的一间小屋，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美术组。年迈的老头已经离休，那段时间，整间办公室就只有他一人。桌上总是杂乱地堆放着各种书本，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浅色木头的画架。

借着参加比赛的理由，她总是心安理得地一次次跑到那里去，赖着不走。有时他正和几个学生在一起，聊些和课程有关或无关的事。有时就只有他一个人。他总是笑，不急不缓的样子，从不问她所来为何。她也每每随身带上那本画册，需要临摹的那一页折了个角。她把画册摊开，问他几个关于临摹的问题，他总是认真解答，渐渐地她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他也就顺着她的话题一路走下去。她暗自揣度他也应当是很喜欢她的，不然何以耐心从来不减，常常就聊到学校之外的话题，若不是她总是要在上课铃响前赶回教室，这样的谈话简直就可以没有尽头。

那幅要她临摹的画，是一处江南小镇的陋巷，头顶一线天空；另一侧是潺潺小河，河上是座模样寻常的拱桥；木头回廊沿河伸展，廊间每隔几步就悬挂着一个纸灯笼。

讲起这幅画时，他说自己曾在江南读书，他的美院就在一个缱绻的湖边，如果向城市的深处探寻，就能找到这样的陋巷。他的声音柔和轻缓，让人听了心里宁静。尽管只是铅笔勾勒的素描，循着他的描述，她却仿佛感受得到那空气中充沛的水分，一个像江南甜糕一样软糯的阴雨天。那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就必然是个美好到无可名状的所在。他身上的那种从来不事张扬，却令人安定的力量，那种细致的、从容的优雅，大抵就是这座城市赋予他的气息，令他终究不同于土生土长的北方男人。

她一度如此沉醉于这样的时光。

如同宿醉后回想，除了几个特别鲜明的点，她的大部分记忆都是模糊一片。自从他进入她的生活，直到中学毕业，他是唯一的主角。在那之后，她再未这样全身心地在意过一个人。不可计数的日日夜夜，每天早上醒来，看见清晨的阳光照在房间的地板上，想到的第一个人是他；每天晚上睡去，伴随着窗外公路上车来车往的细碎声响，想到的最后一个人是他。周身每个毛孔的每次呼吸，都与他息息相关。她常常做梦，常常还未完全从梦中的场景跳离，就又在学校里见到他，那真是极其危险又异常美丽的时光。

那是一个七月的下午，期末考已经结束，漫长的暑假就要到来。想到有很久见不到他，她在数学老师的办公室整理完试卷后没有回教室，而是直接偷偷地跑去看他。还没走到美术组的门口，就听到房间里有人交谈的声音，那声音不像往常那样语气温和，而是显得很烦躁。还有女人的哭声，从开始的嘤嘤啜泣到后来的号啕大哭，他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周围的几个教室开始骚动，有胆大的学生跑到门口想看个究竟。

办公室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疾步走了出来。后来，校长赶了过来，所有人都被惊动。她却突然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一个人默默地走了出去。

正是下午两点，天气非常炎热。她离开凉爽的教学楼，穿过一段长长的林荫小路，慢慢地走到篮球场上，那里的大块石头地砖反射着强烈的太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她茫然无措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场地中央，感到非常忧伤。

9

夺门而去的那个女人，有着一张非常美丽的脸，弯弯的细眉下，生了一双桃花眼。若不是那天在光线昏暗的走廊里，她正哭得梨花带雨，想来若在一个明媚晴好的天气里，这双眼睛也必定是顾盼生姿，灵动美好的。

他们大约就是相识在那个他叙述中的缱绻的湖边。

她是他读美院时的同班同学，尽管与他一样，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方，却生得一副江南女子那样清秀的面容。在那个到处都是传奇爱情故事的城市，他们一起生活了四年。他自然深爱这城市，可他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就像他曾经在课堂上神采飞扬地讲到的那些画家，他心里始终有着关于画画的梦。

那年他只有20岁，还是个踌躇满志的少年，他或许渴望会去欧洲读书。他可以去巴黎，白天在卢浮宫里临摹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傍晚时分，沿着洒满落日余晖的塞纳河散步。他可以去看莫奈的睡莲池，去看凡·高的咖啡馆。他一直怀着这样的梦想，很多年了。或许早在开始读美院之初，或许更早，比如他还留在北方，没有去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比如还在用铅笔画着粗糙的黑白素描的时候。

毕业在即，两人的签证都已经准备妥当，她却意外怀了孕。或许他至今仍感到困惑，他终究是参不透她。她曾经在缱绻的湖边听他说过他的梦想，并应允和他一起去实现。尽管他始终知道，她并不是那种想要去看看远方的女子，与他不同，她对周围的一切从不好奇，日升月沉，斗转星移，她认为这不过是最自然的规律。

她是个平实温暖的小女人，虽然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却也不乏可爱之处。他喜欢她心地单纯，就如她的画，总是循规蹈矩，精致中透露出一点小聪明，风格却从不凌厉，也没有任何冒险的元素，她安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但或许他到底是小看了她，他不该把她当成拇指姑娘，只是因为美丽而温驯，便想把她装进上衣口袋，让她随他去任何地方。于是，借着腹中的婴孩，她要求放弃出国的打算，回到家乡的城市，结婚生子。

他大约也反抗过。苦心孤诣，为了一睹外面的世界等待了这么多年，如今却要丢弃所有的向往和憧憬，而那曾经是无数暗夜里支撑他的力量，是他淡定从容的所在，因为他坚信自己与众不同，有着必定去完成某件事的使命。或许他从未想过婚姻，更未想过为人父，毕竟那年他只有22岁，与梦想有关的生活不该就此戛然而止。但他终究是无法舍弃她，更无法撇开对孩子的一份责任。这时她站出来说，孩子总是要留的，不如两人先回到家乡，结了婚，把孩子生下，过个两三年，再一起去欧洲。这对于已处于绝境的他，竟成了黑暗中唯一的一点光亮。他认为这不失为一个两全之策。

只是，庸碌的日常生活就如同沼泽，一旦涉足其中，就只能不断下陷，挣扎得越剧烈，陷得就越快，直到最后终于认命，适应甚至迷恋上这下陷的快感。这终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

彼时的他始料未及。

他与她回到了家乡。

他谋了一份中学美术教员的工作，她则在家安心待产，起初的生活可谓风平浪静。他也是个心思简单的人，热爱艺术，也喜欢坐在教室里那些面庞纯净、眼神清澈的孩子们。在中学里，美术课从来不受重视，每个班级一周只有一节，且常常被当作自修课，被其他科目的老师占用，毕业班尤其如此，他却改变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的考核要求，反而赋予他更大的发挥空间。

从慵懒倦怠的前辈手中接过这份工作，他为它注入了从未有过的热情。他认真备课，配以精美的幻灯片，给他们讲了许多只有大学艺术史课上才能听到的内容，还鼓励大家购买绘画工具，在教室里实物写生。尽管当时的学生似懂非懂，坐在黑暗中看投影仪明亮灯光照射下的他神采飞扬的脸庞，但他就是有着这种神奇的力量。他可以说服那些总是占用美术课的其他科任老师，甚至年近50岁的严厉偏执的数学班主任；他同样可以征服坐在讲台下的孩子们，成为终极偶像。一时之间，美术课竟然成为了全校最炙手可热、大家最期盼的课程。

他未尝不爱这份工作，但他心中的梦还活着，他笃定地认为，自己总是要到远方去的，这么多年的向往，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实现它。这份教书的职业是个完美的过渡，他虽然喜欢却没想过一生止于此。如今想起来，那些关于绘画大师的美术课，或许本来就是他对于内心深埋的梦想的忘情抒发，他讲给学生听，更是讲给他自己听。终有一天，他要兑现这个承诺。

一直到争吵爆发的那一天。

他的实习期已经结束，要与校方签订正式工作合同，他的能力有目共睹，校长也很赏识他，想要他留下来。这本来是件好事，这样一个二线城市，中学教员是收入稳定、待遇丰厚的好工作。但他执意不肯，他始终记得她答应他的事，孩子出世后，两人再一起到欧洲去。

接下来就是争吵和冷战。她一反当初对他的承诺，欧洲总是过于遥远，哪有面前柴米油盐的平凡日子来得贴心知足；也或许她从来就没想过到欧洲去，当初答应他不过是哄他先回到家乡来，毕竟，那从来都不是她的梦想。纵然情到缠绵时，他在缱绻的湖边一遍遍讲过，她微笑着听了，也是心醉的模样。但时过境迁，她发现那个月夜里令她动容的并不是什么不着边际的梦想，只是眼前这个男人而已，又或者只是当时的心境。

一切已如她所愿，他跟她回到了家乡，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还出乎意料做得风生水起。他们还有许多事要去做，未来还有许多的时光要去捱，这么多细密扎实的日子，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倾注心力才是。她本以为事已至此，他心中的梦想也该慢慢淡化，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总是要过上平凡的生活的，有些梦到底只是梦，不如眼前一碗蛋炒饭踏实又美味。

但他不愿意，顽强而绝望地进行着最后的抗争。父母丝毫也未犹豫，站在了对立的一边。现实已经十全十美，他们不懂他还要折腾什么。中学里的老师们也很不解，如他这样年轻、活泼又富有才华的老师，必定有着光明的前程。

想要跳脱生活这件事，往往有越多爱你的人在身边，越是无法成行。

10

晴朗的清晨，天空没有一丝云朵。昨天夜里的一切，满天的繁星、甘纯的西班牙红酒、美味的菜肴，那些墙上奇形怪状的涂鸦，欢笑的脸，还有对于过往记忆的亲密交换，都已经过去。如今摆在面前的，又是三十公里的路程，大家整理好背包，重新上路。

大概因为昨晚聊得太晚，盖罗伟仍是一脸倦意，几个人默默地走着，直到约翰娜提议来唱歌。这个身材高挑的德国女生总是有着各种新鲜的想法，她说话声音尖尖的，很爱笑，认识路上的很多人。

他们唱起中岛曾经教过的一首日本歌，只有两句歌词：“走吧，走吧，我走在路上，我很快乐。”我也跟着哼，很快学会了。中岛在莱昂过了生日，不知道现在正在路上的哪个地方，在到达圣地亚哥之前，是不是还会遇见他。

约翰娜和盖罗伟走在前面，她正大声唱着一首德语歌。许多天后，当我收到约翰娜的那封长长的邮件时，已经是在中国北方的家中。她说自己回到德国后就辞掉了工作，与男友分手，并决定在五月时重返西班牙，去路上的一个驿站当志愿者。她说她思考良久，终于决定改变既定的轨迹，去尝试一种更加冒险的生活。在信中，她附上了一张手绘的歌词谱，写满了我们一路上共同唱过的歌。我坐在电脑前，看着这张包含了所有人的名字的信笺，仿佛是我们的合影，每个人都有张大大的笑脸。我泪水盈眶，又想起路上的日子。

萝丝总是会发现路边最不起眼的小野花，她慢慢地走在后面，时不时停下来，摘一朵，插在左侧的背包肩带上。我看着她笑，萝丝有些害羞。

“我喜欢花，总是情不自禁。”她说。

“你们在家种花吗？”

“种啊。我们有一个小农场，不仅种花，还种番茄、黄瓜和葡萄。我们还有自己的水果树。”

在小镇的酒吧里，约翰娜突然决定独自离开。尽管性情活泼，但她一向这样情绪多变，自由不喜欢拘束。她和大家一一拥抱，然后拄着一根在路上捡到的树枝，唱着歌就走远了。太阳逐渐上升，天气热了起来。我们三人继续前进，走过乡间的柏油公路，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盖罗伟发现了约翰娜留下的线索。

一张写满字的便条。约翰娜把刚才教给我们的德语歌的歌词写了下来，用两只创可贴粘在了树上。盖罗伟笑了，撕下便条，小心地放进口袋。德国人总是这样的，我心里想，无论是马克还是约翰娜，他们总是有着清晰的底线，明确的规划，他们会与人亲近，却从来不会因为他人的缘故而改变自己。在路上，他们和人相遇，也与人告别，却始终都是潇洒的独自一人。我暗自思忖，自己似乎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很容易对同行的人产生依赖，即使早已感到迁就的痛苦也不知如何开口。

路上最初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和三个西班牙大叔一起，尽管有时并不喜欢跟随他们选择地段偏远的朝圣者驿站，错过了和其他人交流的机会，甚至因此一次次错过了俄罗斯男生，但我依然会念及他们大部分的好，那些与人为伴的快乐。晚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暗下决心第二天一早独自出发，但每每到了次日清晨，我又会顺理成章地和大叔们一起上路。有一两次，我感到非常沮丧，一向自诩喜欢独自出行的我，却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简单的状况。

在罗格罗尼奥的那个早上，如果不是遇到了马克，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和大叔们一起走到哪一站。

走在路上，往往没有正经吃午饭的机会，大家总是在中午十一二点的时候，落脚在某个小镇的酒吧，要上一杯新鲜的果汁，加上西班牙三明治。所谓的西班牙三明治，就是把一整只长棍面包一分为二，再剖成两半，在中间夹上火腿、奶酪。好一点的酒吧，会提供热三明治，面包中可以夹现煎的鸡蛋或者刚出炉的土豆饼。

我们停在一个连酒吧都没有的小镇，只好从便利店里买了一些食材，自己来做三明治。小镇的居民很淳朴，看到陌生的外国面孔，都凑过来聊天。盖罗伟和萝丝不会说西语，我就两边翻译。

“你们要去哪里？”

“圣地亚哥。”我说，加拿大兄妹也笑着点头。

“不会说西语？”

“我会一些，他们不太会。”

“没关系。”头发花白的西班牙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一路走到了圣地亚哥，你们的西语就好得不得了啦。”

离开小镇后，我们又踏上一望无际的荒野。脚下是滚动着碎石的土路，每走一步，都会扬起灰尘。途中遇到放羊的西班牙老伯，他自豪地说，自己有一千多只羊，今天只带出来了一部分。问到是多少只，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625只。”这样不容置疑的口气，好像讲起自家孩子一样熟悉亲切。

我只感到左边手臂的裸露处火辣辣的，已经被日头晒得通红，即使每隔一小时就涂一次防晒霜，也无济于事。在炽烈的热浪中，大家都无精打采，只是机械地爬坡，直到一路来到山顶。

在山顶处，有人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里面有一张简单的沙发床，还有挂着破布帘子的小橱柜，一旁的铸铁推车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罐装饮料、苏打水和玻璃杯子，还有个可以投硬币的小纸盒。一个留着长发、蓄着胡子的男人站在推车前，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他有着古铜色的皮肤，穿一件破旧的绿色棉衫，早已看不出真正颜色的牛仔短裤，光脚，一副典型的嬉皮装扮。这时我才发现，约翰娜和安德斯早就到了，他们正坐在阴凉处的树桩上，慢慢地喝着饮料。

“我是大卫。”长发嬉皮士说，“我住在这里，没错，你们看到的就是我的家。这段路是圣地亚哥之路上最难走的部分，要是遇上个晴天，太阳很大，下午时分爬上这座小山就更不容易。我住在山顶，白天看许多朝圣者陆续走过，我给他们提供饮料，和他们聊天，如果愿意，他们会给我捐一点钱，权且是对这份小小营生的支持。”

我们接过大卫递过来的苏打水，也坐了下来。

“你在这里多久了？”

“两三年了吧。”大卫说，“有时冬天太冷，我会下山到镇上去住。”

“你也走过这条路吗？”我问。

“走过的，所以后来选择了这个地方。我这里还有印章，你们要不要盖一个？”他说。萝丝拿出自己的朝圣者通行证，大卫找到空白处，稳稳地给她盖上了一个章。是一个实心的红心，有点粗糙，并不是太好看。

“有些朝圣者出了书，会提到我这个小地方，其中一个西班牙人，还给我寄了一本。”大卫从破破烂烂的橱柜里拿出一本书，递给她。

“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生活呢？”约翰娜问。

他微微眯起了眼睛，没有马上回答。“那你们又为什么选择来走路呢？事实上，我说不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理由，或者说，能够说服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符合社会规则的理由。我的生活一直都不着调，或许只是觉得有趣，就像那些极其热爱朝圣路的人，他们走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会停下来，在路上的某个公立驿站里，做一个志愿者。”

“行走是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而暂时安定在一个点，看人来人往，每一天，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的，有着不同经历的人经过这里，他们会停下来喝一杯东西，我们开始聊天，五分钟，十分钟，最多十五分钟后，他们就会起身离开，重新上路。对我来说，这也是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很有趣。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就是这样。”

八点前后，我们终于到达阿斯托尔加。

城郊的路非常漫长，太阳已经偏西。所有人都又累又饿，盖罗伟和安德斯轻声唱着一首关于披萨的歌。我走在后面，肩上的背包越来越重，头重脚轻，酸痛的感觉蔓延到整个颈椎，从脖子一直到腰部。最后的一公里路，我几乎快要支撑不下去。转头看看萝丝，她也已经脸色苍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拍了拍她的肩，“没关系，坚持住，马上就到了。”

这一天我们走了整整十个小时。

在阿斯托尔加的公立驿站，大家放下背包，马上出门去找吃的东西。在教堂拐角处的小餐馆，我们吃了从朝圣路第一天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一餐。因为安德斯从来没有尝过海鲜饭，所以我只好放弃，和萝丝一人要了一盘沙拉。就这样，一整盘沙拉，一大份烤牛排加上一块甜腻的巧克力蛋糕，我一点都没有剩下，其间还在不断地喝红酒。其他人也差不多，然后大家一起心满意足地慢慢走回驿站。

肩膀的疼痛一直没有办法缓解，萝丝主动提出帮我按摩。

盖罗伟买了一瓶红酒，和安德斯一起去了楼下的休息室。这样一来，房间里就只剩下我和萝丝两个人。我洗了个热水澡，又把睡袋铺在房间的地板上，脱掉上衣趴在上面，萝丝仔细地修剪了指甲，拿出按摩专门使用的精油，我们轻柔地低声交谈。

“这些精油我随身携带，”她说，“本来想总会有用，但每天耗在路上的时间太多，晚上到了驿站总是累得不行，所以一直没有用到。”

“你一直都在做按摩师吗？”我问。

“是的。我没有去过学校，家里的孩子都是这样，妈妈教我们读书，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可以决定是继续去学校读书，还是工作，我选择了工作。”萝丝说，“之前就一直对精油、芳香疗法之类的东西感兴趣，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参加了一些课程，后来去了镇上的一家店里做按摩师。”

“喜欢这份工作吗？”

“很喜欢。按摩让人的身体放松，给人带来健康和愉悦，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萝丝笑了。“而且，我们的店比较小，工作时间也很灵活，像这次，我也只是提前跟她们打了招呼，就和盖罗伟一起来欧洲了。我的那些客户，她们帮我临时照顾一下就是了，都很方便。”

萝丝的手指划过我的皮肤，轻柔又富有力道，我感到身体正逐渐放松。

“我和盖罗伟不同。他一直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十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去外面打拼漂泊；我喜欢农场，喜欢小镇，现在还住在家里，每天开半小时车去镇上工作。九月之后，我就要结婚了，到时会住到镇上去。”

“我今年已经20岁了。”她说，“妈妈也是20岁那年结的婚。我想像她一样，生很多孩子。”

“还是住在农场里吗？”我问。

“希望以后是。”萝丝说，“不过一开始只能先住在镇上。其实我们家最开始也是在镇上的，后来孩子逐渐多了起来，又存了一些钱，爸爸就卖掉了镇上的房子，在农场那里买了一块地，自己盖了一幢房子，就是我们现在的家。那年我10岁，盖罗伟已经19岁了，他和我的几个哥哥帮爸爸一起盖的房子。小镇人口在一万左右，但我还是觉得太多，我喜欢清静的、与世无争的生活。”

“我的男朋友叫托尼，他是我10岁时认识的伙伴，也是最好的朋友。农场的房子盖好后，我们全家都搬了过来，也就告别了小镇的生活。爸爸每天开车去镇上工作，我们都留在家里读书。托尼家是我们唯一的邻居，住在两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农场上。他比我大2岁，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到今年秋天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整整十年了。”

讲起她的未婚夫时，萝丝的声音很温柔。

我闭着眼睛，想象着这样青梅竹马的故事，觉得像是电影里才会有的情节。一个像萝丝这样简单、质朴的加拿大小镇姑娘，有着亚麻色的卷曲的头发，常常编成两只松散的麻花辫；她素颜，皮肤白皙，鼻子两侧有细小的褐色雀斑；她穿简单的牛仔裤和天蓝色棉衫，喜欢小野花，会忍不住摘来戴在耳际；她个头娇小，每每在路上都走在后面，总是憨憨地笑。

“他是怎么求婚的？”我问。

“很简单。”萝丝说，“大概是两年前的一天，他带我去了我们第一次认识的地方，没有鲜花或者任何华丽的东西，我也没有太多意外的惊喜，很平静地接受了。其实这本来就是十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你呢？回到中国后，你要回到家乡吗？”

我迟疑了一下。“不会吧，我想去北京。”

“我听说北京是个很大的城市。”萝丝说，“你会结婚吗？在那里。”

“也许会。”我突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这个话题。萝丝生活的地方，似乎是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不知该如何解释一个城市的庞大，它的暗流涌动，它如何遵循着看似明晰的规则日夜运转，又巧妙地隐藏在这平静表象之下的杂乱无章；一个城市的薄情和寡义，人与人之间的淡漠，每向前迈出一步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变数；以及人们为何还不顾一切奔向这寡义薄情的地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到孤独，每天只以稀薄的温暖自我慰藉。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一个叫做梦想的东西，它如何作祟，如何穿行在这座密不透风的石头森林里，如何在成就了一些人的同时，也毁掉了一些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只是觉得，爱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活也不是。”我终于说。

“或许这取决于你怎么去看它。”萝丝说，“我的妈妈身上有四分之一的爱尔兰血统，爸爸也是欧洲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在很多年前到了加拿大，建立了新生活。妈妈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她读书很好，进了一所有名的大学，她和爸爸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妈妈比他要优秀，她甚至在毕业时拿到了双学位，所有的课程都是A。”

“可她不想工作，她喜欢孩子，爸爸和她就是因为这个共同的梦想走到了一起，他们离开了大城市，来到了我们的小镇上。然后，他们以平均两年一个的速度生小孩，一共生了十二个。爸爸一人在外赚钱，辛苦却从不抱怨，他曾说最美好的时刻就是下班回家，被孩子们环绕着。妈妈如愿以偿，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和家庭教师。她非常快乐，许多年来都是这样。其实，她还想继续生孩子，只是今年已经五十几岁了，身体不再允许，她还为不能再有新的孩子感到难过。

“所以，我就想像妈妈一样。”萝丝说，“托尼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我想早点结婚，在小镇上专心做我的按摩师，然后有很多孩子，或许将来也会住到农场上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我会很知足，也很安心。”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心里充满了复杂又温暖的情感。萝丝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淡定与自足，与她不同，盖罗伟却很活泼，喜欢搞怪和制造笑料，萝丝每每都用包容的眼光看着他，以至于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姐弟，而不是兄妹。

所以，萝丝的关于农场的梦想，并不是小女孩一厢情愿的幻想，她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世界的纷扰、他人的步伐还是漫漫的前路都不会改变她的节奏，她总是自顾自地迈着小碎步，走在大家的后面，还不时地留意路边的野花。她有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宁静恬然的小世界，而这是多么宝贵。

做完按摩之后，我整理好衣服，又收起睡袋。感觉全身轻松，颈椎的疼痛也缓解了很多。

“谢谢你。”我笑着说，“希望哪天我也能为你做点什么。”

“没关系的。”萝丝也笑了，“嘿，在这条路上不就是这样的吗？而且，你已经为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我感到困惑。

“记得我们一起走在阿斯托尔加城郊的时候吗？你转过头来看我，那时我脸色苍白，其实已经坚持不住了，然后你拍了拍我的肩，说，‘萝丝，没关系，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我真的很需要那句话。”她说。

11

早上走出阿斯托尔加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精致的中心广场，赤红砖筑的天主教堂，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高迪宫殿。因为要赶路，我们没办法进去参观。阿斯托尔加本来也算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重镇，它是法国之路和银之路的交汇点，两条路上的朝圣者就在这里会合，然后沿着同一条路向圣地亚哥继续前进。

我又想起数天前，在驿站遇到的那个法国男生，他就是在这里改变了方向，逆着法国之路走回家的。其实不过短短十几天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却异常遥远。我还记得那个下午和晚上，一直希望俄罗斯男生能够出现，最终却还是失望。在本托萨的那个驿站之后，我没再见过他。

我们三个人，沉默地走在柏油公路旁的泥土步行道上，然后坐在路边高大的石碑下休息，借着那么一点阴凉，喝一口水。石碑年代久远，表皮已经剥落，满地都是破碎的白色石片。盖罗伟蹲在一旁，用手摆弄着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片。

“嘿，不如我们来写字怎么样？”他突然说。

“怎么写？”我和萝丝异口同声地问。

“我们来写一句话，在每块石板上写一个单词，然后从头开始，每隔一段路摆一块石板。这样，经过这里的人就会边走边读完这句话，怎么样？”他兴奋地说。

“好啊，那我们来写什么呢？”我说。

盖罗伟想了想，然后拿出笔，在手心里写了一句话，给我看。我笑了，果然是个再好不过的句子。

就这样，我们一起翻捡出干净平整适合写字的石板，萝丝拿出一支黑色的记号笔，认真地写了起来。最后一块石板很大，我们分别签上自己的名字，我还在一旁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盖罗伟分给我和萝丝一些小块石板，自己双手捧着剩下的，三个人一路走，依次把石板放在土路的中央。

因为这个突然而至的小创意，我已经忘记了疲惫。手里的石板越来越少，想象着后面走来的朝圣者，看到这些石板时的欢快心情，哪怕只是开怀一笑。

石板上写着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在那个画满涂鸦的驿站，约翰娜曾经把它写在院子里的石墙上，那是《布偶大电影》片尾曲里的一句歌词。

Life is a happy song when there is someone by your side to sing along.（生命是一首欢快的歌，当有人在你身边一起唱。）

走过了很远一段路，我突然说：“嘿，如果早几天想到这个办法就好了，我们可以在中岛生日那天，在石板上写‘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放在路上，他会看到的，他一定会很高兴。”

这天下午，我们停留在一个距离“大十字架”只有7公里的小镇。盖罗伟和往常一样，放下背包就坐到院子里去，边晒太阳边喝红酒。驿站宽大的休息室里，有漂亮的木制书橱和角落里的壁炉。我在洗完衣服后，站在休息室简陋的灶台前，拿出超市里买的简易汤料，对照着纸袋背面的说明，试着熬了一锅汤。多日以来连续的冷食，让我觉得自己需要一碗热气腾腾的食物，不管它是什么。

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叔坐在餐桌前，慢慢地吃一盘辛辣的西班牙香肠。

“嘿，你好吗？”大叔从容地先开了口。“我叫文森特，美国人。”

我转过头，停下手里的动作，友好地笑了笑。“我是中国人。你很喜欢西班牙香肠吗？”我指了指他面前的盘子。

文森特笑了起来，他有着碧蓝色的眼睛，精神矍铄，言谈举止优雅而亲切。“喜欢极了，这是所有西班牙食物里我最喜欢的一种，味道很重，鲜明，热烈，如同这个国家本身，就像它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印象呢？”我问。

“十五岁，”文森特说，“那时我在读中学，选修了西班牙语课程。第一节课是概述，老师介绍了西班牙的地理位置、语言、民族特色之类的基本信息，然后她说到了圣地亚哥之路。她说，这条路有近一千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里，无论春夏秋冬，总是不断有人从比利牛斯山脉出发，徒步八百公里，一直到圣地亚哥。我记得很清楚，叛逆时期的自己，对这条看似天主教色彩浓郁的路并没有太大兴趣。然后那个老师说，到达圣地亚哥后，有些人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继续向西前进。”

“去菲斯特拉？”

“是的，去菲斯特拉，世界的尽头。”他说，“从圣地亚哥到菲斯特拉，大概还需要三天的时间，第三天的傍晚，朝圣者会抵达那片荒凉嶙峋的岩石。在那里，火红的夕阳下，你会看到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最后一块石碑，上面写着0.00公里，意味着一切都到了尽头。站在凸起的岩石上，三面环海，夕阳西下。朝圣者会脱下因为连日来的行走而发臭的衣服，堆在一起，点火烧掉，然后转身踏上回家的路。我莫名地为这个场景着迷，就想去西班牙看一看。”

“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我说，“在航海大发现之前，在中世纪的朝圣者看来，就是世界的尽头。其实，如果从那里扬帆远航，一路向西，就会到达美国，这让人想到那些老派的关于美国梦的电影里的画面，巨大的邮轮穿越冰冷的北大西洋，逐渐接近纽约港时，来自欧洲的移民对着自由女神像挥动手中的帽子。”

“是的，”文森特笑了起来，“我是纽约人，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想象着那个画面。与我们相隔浩渺的北大西洋，无数的朝圣者确信自己已经抵达陆地的尽头，并在夕阳的余晖中转身。所以，十五岁那年的西班牙语课上，我就下定决心，某天要离开纽约，去亲自走一走这条路，到了圣地亚哥之后也不停下来，要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然后隔着大西洋眺望我的城市。”

“然后呢？”我笑着说。

文森特也笑了，“今年我六十五岁了，已经退休，终于有机会踏上圣地亚哥之路，现在坐在这个驿站里，和你聊天。”

“虽然晚了半个世纪，不过你到底还是做到了。”我说。

文森特点了点头。“我出生在纽约，在那里读书、恋爱、工作，除了大学四年在普林斯顿以及出发来西班牙之前，我从未离开过那座城市。这次出行对我意义重大，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中学时学的西班牙语早就不记得了，所以在出发前，我还去读了三个月的语言课程。”

“那么，这条路怎么样，和你想象的一样吗？”我笑着用西语问。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可思议，不过我仍然期待着走到菲斯特拉的那一天。”文森特也用西语回答，他发音清晰，语调优雅，没有一般美国人的浓重口音。我笑了起来。

我独自一人坐在休息室里，喝完汤后，拿出本子，开始写日记。天色已晚，驿站老板点燃了壁炉，空气又温暖又寂静，只听得到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没过多久，其他人陆续回到了驿站，盖罗伟、萝丝和之前在莱昂遇到的德国女生萨拉一起去餐馆吃饭，这时也刚刚回来。盖罗伟倒了一杯红酒，坐在我对面，慢慢地喝着。

大家都去休息了，我也合上了本子，准备起身离开。

“你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喝红酒吧。”盖罗伟看着我说，举起手中的杯子晃了晃。

我笑了，无奈地又坐回椅子上，“好吧。那么你想聊点什么？”

“告诉我你在写什么。”盖罗伟指了指我的日记本。

“每天路上发生的事情，经过的村庄，还有遇到的人。”

“也写到我吗？”他笑。

我点了点头。

“写了些什么？”他啜了一口红酒，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写到那个晚上，画满涂鸦的驿站，我们睡在露台上。天空中有很多星星，你给我讲的那些关于明信片的故事。”

“那真是个美好的晚上。”盖罗伟笑了，“我看到你每天都在记日记。”

“是的。”我说，“回到中国后，我想写一本书。”

“关于这条路吗？”

“是的，我怕自己忘记，只好现在事无巨细地全部记录下来，以免遗漏了那些最珍贵的细节。你知道吗？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他们知道西班牙，听说过斗牛，却从来不晓得还有圣地亚哥。”我说。

“那还真是不可思议。”盖罗伟说，“在加拿大，倒是有许多人听说过它，但来走的人也不多。”

“为什么呢？”我觉得奇怪。

“不知道。有时候人们愿意坐飞机跨过半个地球，只为了到遥远的海岸边，躺在柔软的沙滩上，晒着在哪里都一样的太阳。但是，越过大西洋，去另一个大洲，另一个国家，这样费尽周折，只为了走上一个月的路？这听起来是有点荒谬。”盖罗伟笑了起来，“我在想，回到加拿大后，如果遇到熟人打招呼，‘嘿，盖罗伟，你最近在忙什么？’我就说，‘没什么，我这一个月来都在走路。’会不会很好笑？”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样的回答，在中国一定会被当成疯子。你知道，现在的中国，大家都很着急地往前冲，拥挤在狭窄的过道里，争分夺秒。可有时我想，越是这样，越应该在某个点上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圣地亚哥之路是个很好的出口。”

“我希望有人能够读到我的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然后他们放下了，把它丢到书柜的最高层，塞进抽屉的最下面，哪怕扔到壁橱的最深处，永远不见天日也没关系。他们的心中已经被播撒了种子，时间一到，就会发芽。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感到疲倦、迷惘、绝望而没有出路的时候，会想起这条路。没错，圣地亚哥之路从来不是一味药，它不能医治现实中的问题，不能像习题书背面的参考答案一样，准确无误地提供解答，但它是一个奇妙的场，给出一个向内心深处探寻的机会。而这是流连于欧洲著名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品尝巴黎的咖啡和罗马的冰淇淋时，所不能获得的东西。这就是我写作的意义。”

“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我确信，它会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盖罗伟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然后将空了的酒杯稳稳地放在桌子上。

我机械地翻动着日记本，一个茶包从夹页里掉了出来，他捡了起来。

“我们来煮茶喝吧。”他起身朝灶台走过去，我也把日记本推到一边，跟了过去。

此时已经接近午夜，驿站老板早就回家休息了。借不到打火器，只好取壁炉里的火来用。盖罗伟用报纸卷了很长的直筒，小心翼翼地拉开壁炉门，点着火后就紧张地一路小跑，穿过整个休息室，直奔灶台。我跟在他后面，莫名就觉得很好笑。可是我一笑，他也就忍不住跟着笑起来，三番两次地把点燃的纸掉在地板上，又要重新去取，反反复复好多次，终于生起了火。

他从壁橱里找出一只小汤锅，把茶包丢进去，装满水，放在火上。两人站在灶台边，盯着锅子。

“我们不能一直站在这里等吧。”盖罗伟笑了，他伸出双手，“来跳支舞吧？”

“我不会跳。”我有些露怯。

“没关系，我来教你。”他说，然后拉住我的手，带我来到休息室中间的空地上。

我觉得怪异，状况有些超出想象，好像突然进入某个电影中的桥段，可这既不是《闻香识女人》，也不是《低俗小说》，我一点红酒也没喝，不会醺醺然到那种地步。在这个当下，我穿着一条草绿色的哈伦裤，在商业中心的大卖场里买到的一件五欧元的棉衫，写着I love Madrid，还印着一颗红心；盖罗伟也没好到哪里去，他甚至还穿着拖鞋。但他拉着我，表情严肃，一丝不苟的样子，让我不敢发笑。他教我基本的步伐，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直到我慢慢熟悉起来，有了节奏，也加快了脚步。

在宽大的休息室里，他带着我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从门口到灶台，又到书橱，再从壁炉前擦过。然后，盖罗伟开始加上手上的动作，把我推远又拉近，我就这样轻轻旋转两圈，手臂拉直，停留一拍后又逆向旋转回来，回到和他面对面的姿势。

我总是低垂着眼帘，生怕出错一样地盯着自己的脚，看它们紧张又笨拙地快速移动，但却是欢快的样子。他离我那么近，连心跳声都掩藏不了；最近的时候，我的脸颊几乎贴上他脖颈的皮肤，那一小块柔软的、温暖的皮肤，以至于我不得不屏住了呼吸，怕这微弱的气息依然会太过突兀，搅扰了这样无声的和谐。

茶水在铁锅里沸腾，气泡滚动。

盖罗伟停下手里的动作，我们一起走回灶台前。这是我第一次煮茶喝，平时独自生活，总是潦草地用热水冲泡，从来不知道煮的茶居然能这么香，整个房间都飘散着温暖的红茶味道。盖罗伟把茶水倒进马克杯，然后走到壁炉前，坐了下来。

“夜里还是冷的。”我说。

“是的，而且我们在山上，风很大。”他说，“你仔细听，可以听到风的声音。”

马克杯的杯口升腾起飘忽的热气，我小心翼翼地啜了一口。

“明天我们就要走到‘大十字架’了。”他说，“那里是这条路上的最高点。”

“比第一天从圣-昂-皮特-德-伯特出发翻过的那座山还要高吗？”我说。

“还要高的。”他说，“这几天其实我们都在缓缓爬坡。你知道‘大十字架’的传说吧？”

我摇了摇头。

“他们说，朝圣者要从自己家的附近找到一块石头，装进背包里，从起点一路走到那里，然后把石头放在大十字架下。据说，那里早已堆起一座石头小山。我和萝丝都准备了石头。”

“多大的石头？”我笑。

“看到我的背包了吗？”他笑，“其实除了身上穿的这身衣服，我什么都没带。就是那么大一块石头。”

“那很好，还有7公里，你就彻底轻松了。”

“我早就彻底轻松了。”盖罗伟说，“记得朝圣路刚开始的时候吗，还在拉里奥哈大区，我们经过一个‘红酒之泉’，天啊，太神奇了，我灌满了自己的瓶子，然后对萝丝说，‘这里很好，我们不用再往前走了，忘了圣地亚哥吧。’”

我和他都笑了起来。我喜欢这样莫名傻笑的时刻，让人想起所有那些最初的美好时光。两个还不熟悉的人，因为一个不知所以的点，笑个没完没了。那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无法控制的快乐。

“你一直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吗？”我问，“我看到过你右肩上的文身。”

“不不，是左肩，圣母玛利亚。”他一边说，一边把已经冷掉的马克杯放在身旁的地上。“我成长在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我们唱宗教歌曲，每个周末都去做礼拜。但在年轻的时候，我并不是很相信这些，人倾向于质疑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吗？”

我点了点头。

“其实我有过非常叛逆的时期。”他说，“我离开了农场，去城市里。他们越是安于那样与世无争的生活，我越是想走出去看一看，我厌倦了那些宗教歌曲，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就像我跟你说过的那样，最初的那些年，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曾经短暂地快乐过，但失意却往往更加漫长。我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也曾有过荒诞不经的生活。”

“荒诞不经？”

“是的。宿醉，醒来时不知身在何处。没有钱，连续六个月不想工作，只蹭住朋友家的沙发……我还把头发染成粉红色。”

“粉红色？全部？”我惊讶地说。

“全部，鲜亮的粉红色。”他笑。

“天啊，不可思议。”

“是啊，那是二十出头的时候，现在会觉得很蠢。”他说，“那时候很失意，想要回归一种更加平实宁静的生活，却已经习惯了城市，无法再回到农场去。后来我明白了，所谓回归并非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回去，我依然可以在精神上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其实，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我开始回归天主教。”

“曾经一度，我觉得那是愚不可及的信仰，人把情感和希望寄托在人类自身塑造的形象上。但随着年岁渐长，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一些终极问题，意识到内心渴望的强大依托。音乐只是梦想，是一件我愿意付出时间去做的事，但信仰会始终陪伴你，这也是我走这条路最初的动机。到达圣地亚哥后，我会离开西班牙，去走访法国和意大利的几个小城，不是热门的旅游城市，但都有着宗教传说。我想，只有放下心中一切固有的执念，两手空空地上路，甚至丢掉期许和等待，才能真正想清楚一些事情。”

12

在北方，春末夏初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春日里令人困顿的大风已经停止，夏季恼人的炙热还未袭来，街边的柳树都吐出了新芽，花儿也开了，天空总是一片蔚蓝，只偶尔飘过几丝云朵，随微风缓缓移动。或许因为她就出生在这个季节，所以总是对它有着特别的好感。

自从目睹那次争吵后，她对他的感觉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年前初见他时的惊叹和之后持续了近半年的迷恋已随着夏季的结束而慢慢退却，经过沉静的秋日和冰封的冬天，到了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她长高了，之前只能勉强扎起两条辫子的短发如今也已经及肩。

毕业考正在临近，在功课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她变得不那么爱说话，为了应考经常一个人在教室里默默做习题，去找他聊天的次数也少了。每次在教学楼的走廊偶然遇到，他总是停下来和她说话，有时会轻轻拍拍她的头，尽管那个时候，她的个头已经到了他的肩膀。

但事实上，她依然十分惦念他，知晓他的一举一动。他还是笑意盈盈，看起来和以往并无分别，除了美术课相关的日常事务，他还代替病休的体育老师，训练学校的篮球队，他似乎总是在忙碌。晚饭之后，她常常去球场。

太阳已开始西沉，篮球场边的石头台阶依然留着日光的余热，她坐在上面，看他们打球。校园里很寂寥，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家，只剩下毕业班的学生。场上的他穿红色的篮球衫，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打球。他有时大声说话，示范动作。在那个时候，篮球队里几个样貌好看的男生已经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她每天都去看球，身边也经常会有几个同级的女生，她们应该也有各自中意的男生，却彼此心照不宣。

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他在夕阳的余晖里奔跑跳跃，短发也被汗水浸湿。尽管已为人父，但他依然年轻好看，与一年前在通往东门的林荫小路上转过身来的样子并无二致。有时在打球的空隙，他停下来看到场边的她，会挥挥手，露出笑容。她也总是笑着点点头，然后在晚自修上课铃响前的五分钟，起身向教学楼走去。

不久后的一天，他又来到教室找她。近日省城的绘画比赛，他已经跟校方争取，要带她去参加。马上就要应考，功课十分繁忙，她已经很久不参加任何活动，但因为这次比赛十分重要，只要获得名次，就可以在升学时加分，所以班主任也欣然应允，她满心欢喜。

第二天下午，他们从学校出发，坐上了去省城的大巴。

一直在家乡的城市读书，她很少出远门，因此十分雀跃，也终于有机会脱下白衣蓝裙的校服，换上自己喜欢的衣服。他还和往常一样，只穿简单的白色衬衫和蓝色水洗牛仔裤，看上去也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少年。他帮她把画夹放在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又让她坐在靠窗的位置。

车子离开城市，驶上了高速公路。窗外是绵延无尽的平原，成片绿色的稻田，天色很好。她与他偶尔交谈几句，多半是关于第二天比赛的事情。她心里倒并不紧张，画画毕竟不像做考卷，不必环环紧扣。

在高速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他也已经睡去。她转过头，看着他的脸，此前从未这么切近而从容地看过他，直到今天，他依然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他的头轻轻靠在座椅靠背上，呼吸均匀，正沉浸在深沉的睡梦中。经过这许多的周折，她并不知道他最终选择了哪一种人生。她日日看他，尽管他还如往常一样忙碌微笑，却似乎多了一分疲惫，即使在梦中也是眉头微蹙。她突然感到忧伤，一如那个七月的下午，独自站在空旷的阳光炙烤的篮球场上。彼时她的生活尚未真正展开，对于人为何会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挣扎得如此辛苦，仍然感到困惑。

大巴进入省城车站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她跟着他下了车。他把画夹背在自己身上，带她穿过车站前熙熙攘攘的人潮，偶尔遇到特别拥挤的人流，他会伸出右手轻轻揽住她的肩膀。这是她记事后第一次来省城，它庞大而华丽，如同图片上泊在港口灯火辉煌的巨轮。这里不再有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面孔，她努力往他身边靠了靠，感觉稍稍安了心。

他带她来到附近的一家面馆，要了两碗牛肉面，他把先端上来的一碗轻轻推到她面前，又递来一双筷子。热气氤氲中，坐在对面的他的脸变得模糊。小面馆里人来人往，滚烫的牛肉汤喝进胃里，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舒展开来，异常温暖。

“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去读美院？”他突然问。

她微微一愣，他从未问过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你很有天分。”他又补充说。

“没有想过。”她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之前妈妈送我去学画，也只是为了培养一个爱好。”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条路不太好走，但如果你愿意坚持走下去，会很不一样的。”他略略沉吟了一下。“如果你非常喜欢画画的话。”

她点了点头，埋头继续吃面。

在入住的小旅馆里，她关好房门，四仰八叉地躺倒在床上。这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十二岁那年，她离开家乡去参加冬令营。记得是在特别冷的一月，十几所不同学校的学生一起，坐了近二十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到了北京，又在夜色中换上大巴继续在市区颠簸，最后住进一间装修简单的军事招待所。她和一个比她年长三岁、已经在读高中一年级的女孩合住一个房间。女孩面容白净，有着纤细的眉眼。第一次和别人同住，夜里总是睡不着，辗转反侧间，就听到那女孩细微和均匀的呼吸声。

而现在，整个房间都是她的。洗过澡后，她站在巨大的穿衣镜前，认真地打量着赤裸的自己。

平时在家里，最大的镜子也只是梳妆台前椭圆形的那面，她还从未有机会这样仔细观察过。于是，带着一点羞赧的好奇，她的目光依次落在自己的额头、颈部、肩膀、胸前、两胯、双腿，直到脚丫。这几年变化不小，终于出落了一点女孩的模样，虽然四肢还像以前一样细弱纤长，整体看过去，依然是个瘦骨伶仃的姑娘。

她微微笑了，轻轻踮起脚尖，朝镜子的方向走了几步，想象自己正踩着一双缀满流苏的黑色高跟鞋，行走在灯火辉煌的舞会大厅。鞋跟纤细，支撑起美丽的弧线，一步步落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黑色晚礼服包裹着曼妙的身躯，丝绸的质地柔软顺滑，一如男人们落在她身上的目光，从赤裸的肩头一直滑到高跟鞋性感的后跟上。

她在镜前一时恍了神。

呆立许久，终于觉得冷，就穿上寻常的短裤和背心，钻进柔软的毯子里。一张宽大的双人床，白色的被单上还残留着洗衣液和阳光混合的味道。头发落在松软的枕头上，散发着微微潮湿的柠檬清香。她扭开床头小灯，静静看着窗外。临街店铺的霓虹闪烁，姹紫嫣红不断变换，照亮了漆黑的夜空，甚至连云朵的形状也若隐若现，让人错失了时间的概念，一时竟分不清这究竟是深夜还是日暮时分。路上车来车往，偶尔传来行人细碎的交谈声，小贩的叫卖声。隔壁传来哗哗的水声，应该是他正在洗澡。她关掉小灯，躺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她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想象着他的身体。

他脱掉白色衬衫，又褪下牛仔裤，站在浴室的莲蓬下，橘色的灯光把他的皮肤镀上了一层好看的金色。水流划过他的额前，濡湿他的头发，又一路流到脚踝。水声停止，他是否也和她一样，在穿衣镜前细细打量自己？如果会，他在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时，又会想些什么？尽管已为人父，他依然这么年轻好看，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周身也无一点松弛，从修长的脖颈，经过微微隆起的胸肌，一直到平坦的小腹，都是光滑性感的皮肤。

她想象自己站在他的身后，轻轻环住他的腰，十指慢慢划过他的身体。这一年来她努力生长，已经够到他的肩膀，这样她就可以把头埋在他的颈窝处，那里的皮肤依然潮湿，带着一丝柠檬的清甜。

她为自己的想象心惊胆战。在此之前，她从未幻想过任何男人的身体。

她惊惧地闭上了眼睛，却无法停止不断飞扬的想象，双手不自觉地轻轻划过双腿，就如同此刻他躺在身边，她甚至能够感觉得到他呼出的气息，绵软轻柔，带着薄荷的清香。她张开四肢，紧紧环住他，那么用力，就好像要整个嵌进他的身体。他的嘴唇落在她闭着的眼睛上，一切惊惧恐慌瞬间烟消云散，世界一片宁静。

离校的前一天，她去找他。

毕业考成绩的榜单就贴在校门口，炙烤在炎炎烈日下，边缘已经微微翘起。她的名字写在最上端，用了醒目的粗体字。

几个月前省城里的美术比赛，她拿到了第二名，顺利地加了分，进入全市最好的高中。所有人都很高兴，他也是。比赛那天，她和另外十几个学生一起，围坐在灯光下的一堆静物旁，这让她想起了在艺校画画的经历，那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宽大房间和满地的铅笔屑。她画得很认真，几乎忘记了时间。他紧张地在远处来回走动，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比赛结束后，他在门口等她，高兴地接过她手中的画夹。那天下午，在踏上回程的巴士前，他让她等在原地，然后穿过马路，过了好久，她看到他快步走回来，手里拿着一串冰糖葫芦，他小心翼翼地举着它，一直送到她的面前。四月的冰糖葫芦，已经有点变软发黏，不如冬日里那么好吃，但她还是开心地全部吃完。

她站在校门口的榜单前许久，然后走进学校。穿过正午时分的操场，走过那段清凉的林荫路，篮球场上空无一人。她走进教学楼，这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寂静得有些诡异。她慢慢走上楼梯，二楼尽头的房间，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美术组。连日来复习应考，连这个以前常来的地方都显得生疏。

她敲了敲门，然后轻轻推开。

屋里一片凌乱，书本摊得到处都是。他独自坐在窗前，静静地抽烟，一脸颓然。她在他面前坐了下来。

“明天就要离开学校了吧？”他说。

她点了点头。“书本都已经打包，明天就要走了。”

“我也想要离开。”他低下头，没有看她。“前段时间想要组织一次写生，还是被学校否决了，费尽心力准备的那些课程，所得却不成比例。在中学里，美术课说到底是可有可无的科目。我想要一间自己的画室，好好画几幅作品，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画画了。或者出国，离开这个地方。”

她心里难过，却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有时候想像你一样。”他轻轻笑了，“那段时间每天和学生们一起在场上练球，我羡慕你们。年轻时懊恼的一无所有，却也因此有着无尽的可能。你现在不会懂得，这些可能多么诱人，又是多么珍贵。”

他起身送她到门口。“有空记得来看看老师。”

她看着他的脸，那一瞬间他突然显得苍老，两颊已泛起淡淡的胡茬，眉眼之间，是难以言说的疲惫。她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心里想的却是永别。真心喜欢过的人，会希望他周周正正地留在记忆里，一点也不变。她是实在不忍看他就这样困在生活的泥沼中，逐渐老去。

那是2001年。她15岁，他25岁。

13

在明媚的晨光里行走了五公里，我们到达了“大十字架”前的最后一个村庄，这恐怕是一路走来遇到的最诡异的村庄之一。在我的西班牙语指南上，村镇人口数的那一栏，赫然写着：两人。等到真正沿着土路走进村里，我才明白，其实两个人也是没有的，除了驿站里，这儿根本就是荒无人烟。

所有的房子都老旧破败，许多已经坍塌，到处都是一派荒凉的景象。有人在村口放羊，看到有人走来，远远地挥了挥手。村子里唯一一家驿站装修成嬉皮的风格，门口的木头桌子旁，马克和安德斯正坐在阳光下，慢悠悠地吃早餐。

“这个驿站太酷了。”马克一边说，一边在干面包片上涂上厚厚的奶油，“他们还开设免费的瑜伽课程，你们能想象吗？今天早上八点，我们跟着老师在露台上做瑜伽，所以现在才吃上早饭，在这里工作的人都很有趣。”

我走进驿站里，小小的空间装饰得非常别致，几个穿着随意的工作人员走来走去，用蹩脚的英文跟我聊天。

“嘿，这村子里还有多少人住着？”我拉住其中一个小麦色皮肤、胡子拉碴的男人问。

“没有人了，都搬走了，只剩下我们。”他笑了。

“可我在村口看到有人在放羊。”我坚持道。

“那也是我们的人。”大胡子哈哈笑了起来，“我们这个驿站是自给自足的，不仅放羊，还要亲自种地，一些简单的瓜果蔬菜，你去后院看，我们还养鸡养鸭。嗯，你可以把这里看成一个小型的农场，或者自力更生的公社。工作的人嘛，都是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有人只做几个月，也有人做上半年一年，时间最长的安东尼，已经做了整整五年。”

“你喜欢这儿的生活吗？”我问。

“当然。这里纯净、自由，靠双手生活，每天迎来又送走许多朝圣者，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啦。”大胡子骄傲地说。

离开驿站，马克、安德斯和我们一起上路。

到达“大十字架”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有些意外，它似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高大雄伟。而堆砌在脚下的石头山，也显得单薄了一些。大家纷纷打开背包，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石头，然后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到山顶，把石头放在十字架下，默默地待上一会儿，又走下来。

我看到盖罗伟伫立在石头山脚下，沉默了很久。萝丝也没有上前，我们一起远远看着他，直到他终于转身走了过来。

“你不放点什么上去吗？”他问。

我翻遍了背包，只找到了一只许久未用的贝壳。那是我在潘普洛纳之后的小镇买的，后来换了新的贝壳，旧的这只就一直放在背包里，也算是陪伴了我一路的东西。我从背包夹层找出笔，蹲下来，在贝壳内侧工工整整地写了几个字，然后和他们一样，朝石头山走去。

这一天并无什么新鲜事。“大十字架”之后，大家又陆续走散了。

前一晚，我和盖罗伟在休息室里一直逗留到凌晨两点，直到壁炉里的火全部熄灭，房间开始变冷才回去睡觉。此时，我感到非常疲惫，转头看看，他也是一脸困倦的样子。一路的风景却很美丽，沿着盘山公路，整片山地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些窝在山坳间的小小村庄，总是一副安分守己、淡定自足的模样。山路起伏，我们不断上坡下坡，在中途经过的村庄的小酒吧里喝鲜榨的橙汁，我翻看着吧台上的留言簿。

盖罗伟凑了过来，从钱夹里拿出护照，翻开第一页给我看。

我愣了一下，不知所以。

“昨晚跟你说过，我的胡子是在路上才留起来的，平时的我，都是这个样子的。”他指了指护照上的照片。

我恍然大悟，笑了起来。还真是不习惯。

离开酒吧的时候，盖罗伟问我：“你刚才在留言簿上用中文写了什么，还画了些花花草草的。”

“没什么啦。”我对着太阳眯起眼睛，转过头看着他，笑了。

“我只是写，‘今天的天气真好，山好水好，沿途有这样的小村庄，身边还有你们，这样真好。’”

到达莫利纳塞卡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

自从和加拿大兄妹结伴行走，我的作息就越来越“西班牙”，整整向后拖拉了两个小时。以前我总是清晨六点起床，七点出门，走到中午一两点钟就住下来，这样我就拥有了一整个悠闲的下午。有时睡个午觉，更多的时候用来写日记，再从容不迫地吃一顿晚餐。

和他们结伴走路，我的日记已经落后了两三天，加上连续几个晚上都和盖罗伟聊天到很晚，白天总是恹恹的，我感到路上一贯的节奏已经被打乱。

尽管非常疲惫，我们还是穿过整座城镇，一直走到一公里开外的公立驿站去。大部分朝圣者都住进了位于城镇中心的私立驿站，所以这里显得格外冷清。驿站是个造型独特的石头房子，院子里有一大片翠绿的草坪。

在二楼的宿舍间安顿下来后，我到楼下去洗澡。

温热的水淋在皮肤上，是火辣辣的痛。虽然每隔一两个小时候就涂一次防晒霜，但皮肤这样长时间暴露在炽烈的阳光下，仍难免被晒伤。我感到脖颈后面的一小块皮肤，像灼烧一样的疼痛。中午在树下休息的时候，盖罗伟注意到了这块发红的皮肤，就解下自己的头巾，让我系在脖子上。现在，我用右手轻轻地抚摸着那里，它已经再经不起这样猛烈的日晒了。

在路上，身体总是陆续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先是膝盖痛得不能弯曲，然后是几乎覆盖了半个脚掌的水泡，再之后的某一天，肩膀会投降，整条脊椎痛得让人无法直起身，还有不可避免的晒伤。我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在出发前，已经预计到一路要多少承受些身体的苦痛，尽管不是天主教徒，但圣地亚哥之路在我心中，依然有着某种苦修的意味。精神的亢奋和愉悦最终会战胜肉体的苦难，我一如既往地享受每天清晨重新上路的渴望。

盖罗伟和萝丝留在二楼的宿舍间，他们每天都会拿出半个小时，找到一个没人的角落，一起低声背诵《圣经》里的片段。我想起下午时路过一片绵长的铁丝网墙，沿途经过的朝圣者用树枝在网上做了大大小小许多十字架。萝丝也停下来，做了自己的十字架，不同的是，她采摘的是一束长满粉红色花朵的花枝。走开几步后，我回头看看，萝丝的鲜花十字架在无数树枝编成的十字架中，显得特别美丽。

加拿大兄妹对信仰的虔诚让我重新思考宗教的意义，就像盖罗伟说的那样，宗教于他，是种叛离之后的回归，在历经城市繁华的洗礼，经过生活的大喜大悲之后，他开始向内探寻，渴求一种更加平适安宁的生活。

晚饭之后，大家一起坐在楼下的休息室里喝红酒。整个驿站只住了六个人。盖罗伟、马克、安德斯和约翰娜坐在石桌前聊天，我和萝丝则靠着石墙，坐在另一边写日记。连续三四天的空白让我想不起很多细节，只好不断翻找相机里的照片，企图尽量回忆得完整一些。

十点之后，大家陆续上楼睡觉，休息室里又只剩下我和盖罗伟两个人，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起来。

盖罗伟还是坐在石桌前，将瓶中最后一点红酒倒入杯中。我抬起头看他，正撞上他的笑容。

“可以看看你拍的照片吗？”他指了指我手中的相机。

我点点头。盖罗伟端着酒杯，走过来，坐在我身旁。

我不由自主地向他靠了靠，他也把脸凑了过来，看我一张一张地翻动相机里的照片。

“嘿，我记得这里。”他说，“罗格罗尼奥之后的一个小酒吧。前一晚我们刚和马克一起喝过酒，那时还没遇到你。我记得当时，你和马克就坐在这个小酒吧里，外面阳光特别好。”

“嗯，我也记得。”我说，“在那后面的一个很漂亮的小镇，我和马克去教堂里转了转，出来后看到你和萝丝坐在广场的喷泉边，她在用奶酪和西班牙香肠做三明治，你手里拿着一个水壶，一脸兴奋的表情。你对马克说，当时你走在路上，几个西班牙农民正聚在一起喝红酒，就招呼你过去装了一水壶红酒。你当时高兴得不得了。”

“啊，是的，那真是个美好的下午。”

“我当时只是想，这个亢奋的酒鬼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笑了起来。

“有什么办法呢。”他笑着耸了耸肩，“在西班牙你没得选，只能当个酒鬼。这里的土地上，流淌的都是红酒。沿途的那些小村庄，有些自酿的红酒一瓶居然只要一两欧元，这在加拿大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我翻到一张莱昂的照片。

那是离开莱昂的清晨，我在驿站门口告别了中岛，独自出发。穿过大街小巷，走向大教堂广场的时候，刚好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是个晴朗的好天，灿烂的朝霞把所有建筑都染成了醉人的粉红色，定格在照片中的行人成了黑色的剪影，教堂广场的石砖也反射着晨辉的光芒，莱昂大教堂显得格外壮丽。

“这张照片太美了。”盖罗伟感叹道，“莱昂的清晨竟然是这样的。”

这时我才想起，加拿大兄妹并没有在莱昂停留，他们那天选择了继续前进。事实上，我甚至以为以后不会再遇见他们。

“那天我们停在莱昂之后的小镇。”他说，“约翰娜的德语指南上，写明小镇上有个驿站。等我们到那里时，才发现没有驿站营业。下一个村庄还有五公里，大家都没有力气了，更没有道理回到莱昂去。当时我们坐在马路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一个西班牙老太太看到了我们，比划着说了些什么，可我们谁也听不懂。当时我就想，你要是在就好了。她带我们到了一套公寓里，要我们留在那里，还打开冰箱，让我们随便吃里面的食物，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

“太不可思议了。”我笑。

“确实不可思议。”他说，“我想那是她的房子，很大，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我们三个人，刚好一人一个房间。这段经历太神奇了，西班牙人热情到让人难以理解。早上离开的时候，我们给她留了一张纸条。其实是翻遍了我和约翰娜两人的小词典胡乱拼凑起来的几句话，也不知她能不能看得懂。”

“写了什么？”我问。

“大概就是说，谢谢你收留我们，你简直就是圣地亚哥之路上的天使之类的。”他笑。

“其实对我来说，朝圣之路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让你亲眼见证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人生。我的意思是，有些故事，你在书上读到过，在电影里看到过，听别人说起过，却不相信它们真的发生过。”

“我懂。”他点点头，“就像我们今天经过的那个驿站，在‘大十字架’之后的那个，一个头发不剪、胡子不剃的疯老头，独自守着高山顶上的一个小驿站，平日无事的时候，就雕刻木头。你看到外面的那张桌子了吗，上面摆满了他大大小小的作品。他一共养了两只狗，三只猫。我听到你和他用西语聊天，说了些什么？”

“我问他驿站里有没有床位，他说通常是不住人的，但是到了寒冷的冬日，天黑得很早，总有些朝圣者被困在半路，他就收留他们住下来。休息室里挂着的照片上，大雪封山，整个房子都被埋在雪里，只看得到尖尖的房顶，那就是冬天的样子，真是难以想象。盖罗伟，你能想象在冬天里走这条路吗？”我说。

他摇了摇头。“冬天路上的人会很少，背包会更重，走路的人身体上要承受更大的压力，精神上也会更加孤独。”

“你知道那个可爱的疯老头在驿站里做了多少年了吗？”我问。

“三年？五年？”

“他告诉我，整整十八年了。”

墙脚没来得及关的半导体一直吱吱哇哇地乱响，此时又开始播放一首怀旧的舞曲。盖罗伟拉过我的手，“昨天教你的舞，还记得吗？”

他引我来到一旁的空地上，像前一晚一样，我们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紧紧地跟着旋律舞动，我突然不再担心踩到他的脚。石头的房间到了夜里格外寒冷，我的双手冰凉，此时落在他的手心里，是无力逃脱的温暖。我好像被无声的温柔波浪包围着，荡漾在轻缓的水波里。我感到有些恍惚，失去了分辨的能力，说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时间落在哪一个时区，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正走在圣地亚哥之路上，而这里只是一个简陋的朝圣者驿站。我也听不到舞曲，虽然没有像前一晚那样低下头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脚，却神奇地合上了拍子。我从不知道自己能够像现在这样流畅地舞动，丝毫不害怕地看着一个男人的眼睛，迎着他的目光，带着自然的微笑。

我沉浸在他的目光里，那是黑色的望不见底的湖泊。我伸出手，想要去触碰，却只是轻轻划过他的额头，最后落在脸颊上。我冰凉的手在他新泛起的胡茬上停留了几秒钟，有些迟疑，然后，我双手环住他的脖颈。盖罗伟笑着俯下身，揽住我的腰，把我彻底拥入怀里。

音乐还在继续，或许已经停止。

他低下头，把脸深深埋进我的肩窝，那一小块裸露的、晒伤的皮肤，似乎格外敏感地觉察到了什么。他轻轻地亲吻它，我感到他柔软的嘴唇，长久地覆盖在上面，好像在抚慰一个受伤的孩子。于是，它也就和我一起，湮没在这无边无际的温柔水波中，还带着白天太阳灼烧的疼痛，快乐地微微颤抖。

14

2009年，布达佩斯。

像一个悬浮的梦境，又像一场色调明丽的电影，她在这几千公里之外的东欧城市遇见他。

正值初春，安德拉什大街上的梧桐树一片新绿，空气中弥漫着花香。他蓄着短短的髭须，依然清瘦英俊。他在大学的艺术系读书，偶尔在当地的咖啡馆举办小型画展。

他们沿安德拉什大街漫步。

“你最终还是来了欧洲。”她说。

“是的。”他笑，“最终还是走出了这一步。”

“为什么选了布达佩斯？”

“因为喜欢。”他说，“之前，我也或长或短地旅居过一些欧洲城市，巴塞罗那、罗马、阿姆斯特丹，还有曾经最向往的巴黎。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布达佩斯，或者说是它选择了我。城市自有它的气质和性格，我想，我们的气场最相似。”

“我从布拉格搭夜巴士过来，途中经过斯洛伐克。”她说，“虽然还未待足半日，但我已经喜欢上了这里。”

“这是你旅行的终点吗？”他问。

“不，离开布达佩斯之后，我要去斯洛文尼亚，然后是克罗地亚。从杜布罗夫尼克坐轮渡去意大利，再从那里回到西班牙。”

“你绕了欧洲一大圈。”他笑。

上午十点，英雄广场。

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站在难以引人注目的角落，他穿着一套已明显过时的卡其色线绒西装，黑色的皮鞋却一丝不苟地擦得锃亮，他的脚下，摆着一只打开的小提琴盒子，路人行色匆匆，从他面前走过，他只是自顾自地闭着眼睛，忘情演奏。

与巴黎相比，布达佩斯的街头艺人显得更寂寥。某种程度上，这种寂寥却让人着迷，一个尚未被标签化的城市总是因神秘而性感。

“这里是安德拉什大街的尽头。”她说，“这里有千年纪念碑和十四位匈牙利国王的立像。”

他点点头，“布达佩斯太过粗犷，无论怎样与其他欧洲城市比较，总显得格格不入。有时候觉得，它像极了一个些许落寞的武夫，衣衫不够亮丽，姿态不够优雅。在东欧，布达佩斯比不上布拉格的华丽精致，没有华沙的悲情厚重，它庞大又粗糙。同样伫立在多瑙河畔，却远不及维也纳高贵典雅。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觉得它比维也纳更具韵律感，这里是裴多芬和李斯特生活过的地方。”

“你是真的爱它。”她笑。当他聊起那些挚爱的事物时，眼里总是闪烁着相似的光芒。这一点，许多年后依然没有改变。

“有时候我会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走，”他说，“沿着安德拉什大街一路向下。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在这样明媚的上午，一个人出门，看两旁古旧斑驳的大楼，令人心醉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不听音乐，只专心走路，让街道上各式各样的声音自然地流入耳际；行人匆忙，来来往往，这就是我多年前想象中的欧洲。”

“什么时候？”她问，“在美院读书的时候吗？”

“或许更早。”他笑。

他们一起走进城市公园。在林荫小径的深处，有一幢风格典雅的黄色房子，那就是欧洲最大的温泉浴场塞切尼。成群的游客聚集在门口，也有一些当地人不断出入，神色平常。

“许多布达佩斯人办了月票，每个下午都来这里。”他说，“这城市本身可以说是阳刚气十足，遍布各处的温泉却平添了一丝阴柔，就好像战马上骁勇的男人腰间的一枚丝绸香囊，一座严肃而粗犷的城市也有了享乐主义的气息。”

“你也常常来这里吗？”她问。

“是的。匈牙利人在浴场里可以做许多事，有人下棋，在露天浴场里，你会看到在水面上设置的石桌，专门用来放棋盘。很多当地的老人，可以就这样度过一整个下午。还有人谈生意，也有人谈恋爱，这里比菜市场还热闹，比城市最繁华的街区更加具有生活气息。有的时候，它会让我想起中国。”

“那种熙熙攘攘的感觉？”

“是的。那种拥挤的、蒸腾的市井喧嚣，在欧洲并不寻常。”

“我也常常想起中国。有时在深夜会感到饿，一种毫无征兆的、来自身体最深处的饥饿，我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因为我知道，怎样都无济于事。冰箱里塞满了食物，却无一能够缓解这样的感觉，那是一种挑剔的、不肯妥协的饥饿，只有家乡最朴素的小吃才能慰藉。”

他笑了，“我还记得你最喜欢的冰糖葫芦。”

她也笑，“现在依然如此。”

浸泡在38℃的水里，她感到整个人都舒展开来。水汽氤氲中，他赤裸着上身，距她咫尺之遥。

“我曾经幻想你的身体。”她说。

“我知道。”他笑。

“13岁那年，我第一次看到你，是在通往校园东门的林荫小路上。你转过身，眉眼之间都是盈盈的笑意。后来的某天中午，我盯着一道无解的数学题，听完了校园广播站对你的采访。我也看到那些女孩子写信给你，还有她们在课上偷偷折的千纸鹤。美术课上，我画了一只很丑的苹果，当时你站在我的身后，我紧张地一直用铅笔涂抹暗影，直到纸面都变得黑亮。出乎我的意料，你喜欢那只苹果，还把它带上了讲台。在你手中，它仿佛刚刚被人从果园中采下，还散发着甘甜的香气。”

“我记得。”他笑。

“我开始喜欢画画，甚至感激10岁那年，妈妈第一次送我去学画，那成了你我之间唯一的线索。你总是在我上着枯燥无味的代数自修课时叫我出去，跟我聊某个绘画竞赛的事，以至于很多年后，我在家中翻出当年的代数练习册，面对那些抽象的方程式，依然感到内心的激动。我记得那些下午的光线，走廊的围墙涂刷着鲜绿色的油漆，一片静寂和清凉。你摊开一本画册，指出要我临摹的那幅画。”

“那是一处江南的陋巷。”他说，“你把画册带回家，每天吃过中饭都画上几笔。那并不是一幅简单的素描，但你很用心地画了整整一个月，后来果然获了奖。”

“我喜欢去你的办公室找你，说不清缘由。带上那本画册，我心安理得，总是赖着不走，我就是喜欢跟你说话，看着你。”

“我知道。那时你穿着白衫蓝裙的校服，扎两条细弱的羊角辫，看着别人的时候，眼神不躲闪也不遮掩，好像一切都是完好无缺的，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曾堕落过。那是我喜欢的样子。”

“你所在的美院在一个缱绻的湖边，那是一个曾经距我千里之遥的南方城市。你对我说，那里有山有水，湖上有仙人走过的桥，美人也曾在那里泛舟。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所以美丽得让人心碎。”

“对，就是那里。”他说，“它的风情万种，差点就羁绊住了我的脚步。我曾经想过留在那里，就在湖边做一个不问今夕是何年的茶客，阅尽雪月风花，画尽各种人生。但是，我回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成了一所中学里的美术老师。尽管心有不甘，但我仍一度以为自己就会这样终老。”

“有一次，我跟你去省城参加比赛，在吃晚饭的小面馆里，你问我是否想过一直画下去。”她说。

“你很有天分。”他说，“并不只是绘画的技巧，你有一种罕见的执着。对于喜欢的事和人，你有着超乎寻常的坚定，可以屏蔽外界的一切干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品性。”

“我最终还是放弃了画画。”

“但你从未放弃写作，”他笑，“这才是你心里的声音。我看过你无意中抄写在画纸背面的小诗，只是从未同你提起。”

“毕业那天，你来和我告别。那时我正经历着人生中最低谷的时期。离开家乡，离开既得的所有，奔赴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想，这需要少年才有的勇气和信念。我已为人父，陷得太深，可我无法放弃，它始终召唤着我，就像一个久不愈合的伤口，总是在夜里灼烧般的疼痛。每次痛醒，我都发现自己仍然身处冰冷的现实，那种无力回天的绝望，在欧洲多年后，依然如影随形。”

“而我明白，你最终也要离开。”他说，“毕业临近的那些傍晚，你总是坐在球场边看我打球。”

“我以为你从未留意过。”她说。

他笑了，“我一直知道你在。”

“那时的你，已经和两年前不同。你长高了，开始出落成矜持淡定的样子，喜怒不再形于色。我知道自己留不住你，你总是要走的，在你面前，还有许多新鲜的日子，你等不及地要去经历，青春的向往、去另一座城市读大学、爱情，还有许多无法预知的喜悦和悲伤，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留恋你，就像留恋已经逝去的少年岁月，但一切都是徒劳。”

“离开那天，你说，有空记得来看看老师。”她笑。

“其实我知道你不会。”他也笑，“真心喜欢过的人，会希望他周周正正地留在记忆里，一点也不变。”

她笑，转过头来看着他。

想起许多年前，和他一起坐大巴去省城的那个下午。她也曾经这样转过头来，第一次如此切近地看着他。不同的是，那时的他正沉浸在无边的睡梦中，眉头微蹙，带着一丝疲惫。她战战兢兢又无比贪恋地细数他好看的五官，想把这个男人彻底刻在心里。而现在，她直视他的双眼，不会再因为那之间流转的风情而慌张地低下头。他依旧笑意盈盈地看着她，眼神中没有一丝波澜。

那一刻，她豁然明白，其实这许多年来，行走了这许多地方，却从未真正逃出过他的掌心。

正午时分，地铁一号线。

“我们现在正穿行在安德拉什大街的正下方，到地面不足十米的距离。”他说，“布达佩斯地铁一号线，是欧洲大陆最古老的地铁线。”

她点头，环顾四周。

列车和线路一样上了年纪，连车厢内壁的油漆也已经斑驳。狭窄的空间，闷热的空气，老式的玻璃窗，冰凉的皮质座椅和拉环扶手，在棚顶古旧的白炽灯的照射下，她仿佛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时光。乘客面无表情，有人在读当日的报纸，也有人彼此低声交谈。男人黑色的公文包一侧，夹着一束美丽的小雏菊，那是回家带给太太的花。

她和他一起，站在车厢的角落里。

“去省城比赛那天，我们住在市区的小旅馆里。”她说，“你在我隔壁的房间。”

他点了点头，“房间临街，有些喧闹，楼下的店铺霓虹闪烁，亮了一整夜。”

“那一晚，我第一次认真地观察自己。”她笑，看了他一眼。“我擦净身上的水，走出浴室，来到穿衣镜前，长久地看着赤裸的自己，我羞赧又略带困惑，在镜前恍了神。”

“为何困惑？”他笑。

“我不知这血肉的躯体到底魅惑何在。为什么一些人，就会比另一些人更好看。人生伟大的意志、钢铁一样的定力最终也会臣服于肉体的诱惑。我想了解其中的奥妙。我想象自己脚踩高跟鞋，走过灯火辉煌的大厅。鞋跟纤细，构造出性感的弧线。在镜前，我走来走去，直到脚踝酸痛，直到终于感到了冷。”

“我钻进松软的被子里，听到隔壁浴室哗哗的水声，知道你正在洗澡，于是，我就静静躺在黑暗中，幻想你的身体。”

他笑了。

“那年我15岁，性于我而言，依然只是个一知半解的概念，但我感受得到身体强烈的渴望。我闭上眼睛就看见了你，赤身裸体地站在我面前，浴室橘色的灯光为你的皮肤镀上了一层好看的金黄，你的头发濡湿，水珠划过面颊，你是那么英俊，让人无法移开目光，我想象自己用双臂从身后环住你，脸就深深埋进你的颈窝，那里的皮肤微潮，还有一丝柠檬的清甜。我突然感到害怕。”

“怕什么？”他问。

“因为在那以前，我从未幻想过任何一个男人的身体。然而，迄今为止，那依然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性感的时刻，没有之一，又如何能够抗拒。”她笑。

列车再次启动，老旧的车厢在强劲的地铁风中猛烈地抖动，年代久远的玻璃窗在震动中发出巨大的声响，皮质座椅也咯吱咯吱地晃动。她站立不稳，他伸出手，沉默地揽住她的腰。车厢里灯光闪烁，他们面对面站着，在黑暗的隧道中快速穿行，就如同剧烈地穿梭于时光之中。

“后来你如何睡去？”他在她耳边问。

她笑，“就在半梦半醒间，我幻想你的嘴唇轻柔地落在我的眼睛上，这才终于感到心安。”

他静静地看着她，然后俯下身来，轻轻亲吻她的嘴唇。

她闭上眼睛，世界一片宁静。

午后，安德拉什大街1225号。

房间尽头的床前，一面宽大的玻璃窗，它与墙面倾斜成十五度的折角，窗帘并未合上，雨水顺着倾斜的玻璃快速滑下。他们并肩平躺在床上，望着窗上流动的水珠，沉默不语。

这是他的画室。

他租下当地画家的房子，改造成现在的样子。挑高的天花板还在，他只是拆掉了原本狭窄局促的格子窗，做成一面巨大的落地窗；房间里铺的仍是几十年前的地板，他舍不得它们因时光侵蚀而留下的美丽花纹。门口堆置着各种杂物，中央摆放着木制的画架，墙上挂满了他的作品。

打翻在地的颜料桶无人扶起，赤橙黄绿流淌了一地。他拉着她急切地穿过房间，一直来到尽头。之后有那么一些时间，她的意识模糊了，分不清时间和空间，等到一切又归于宁静，她才重新感知气味和声音，浸透地板的油彩散发着凛冽的清香，那是她曾经熟悉的味道。

“你从未告诉过我，你的画室就在安德拉什大街上。”她说。

“你说你喜欢李斯特故居。”他笑，“在露天温泉里，你给我看你的小指，抱怨刚刚看到的李斯特的手模，也是这样短小的末指，何以他成为了李斯特而你却在六岁时被钢琴老师拒绝。李斯特故居，就在安德拉什大街上，距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

“我喜欢这里。”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一模一样。”

“宽阔笔直的主街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

“是的。”

“斑驳的红砖墙，挑高的天花板。”

“是的。”

“倾斜的玻璃窗，雨天的时候，就看得到水珠滑落。”

“是的。”

“落地窗前的大床，床单是炽烈的红色。”

“是的。”

“闻得到颜料辛辣的香气，混合着木头画架发潮的味道。”

“是的。”

“窗外是鲜绿色的梧桐，听得到车辆开过的声响。”

“是的。”

“一个下雨的清凉的下午，和一个男人在红色的大床上做爱。”

“是的。”

“然后一起平静地听雨声，看雨水滑过玻璃窗。”

“是的。”

“继续做爱，轻声聊天，时间没有尽头，一切安好，不再有外面的世界。”

她笑，“是的。”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你记忆中的城市。”

“时值九月，暑热仍未退去，还未来得及打开行李，我就坐上公车，跨越大半个城市，来到了那个缱绻的湖边。盛夏时日开放得如火如荼的荷花，已开始凋零，只有大片荷叶依然在水面上铺排开来，是把眼睛都刺痛的绿色。湖水是雅灰色的，微微泛着涟漪，天气很热，没有人泛舟。我闷得透不过气，只能大口呼吸。原来这就是江南软糯的空气，蜜糖一样黏稠而甘甜。”

“高中三年，我努力读书，心无旁骛，终于进入这城市最好的大学，也得以感受江南的梅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就是在那里，我开始喜欢上雨天。”他说，“一开始，我讨厌它，后来适应了它，到最后离不开它。回到北方之后，我仍常常想起江南的雨，它的极尽缠绵，天地间总是充满了濛濛的水汽，时间漫长没有尽头。”

“多好的雨天，我们共同的记忆。”她笑。

“记得一年端午，我和几个朋友早起踏青。单车走过大街小巷，绕湖半周，最后停在了一所学校的门口。我喜欢它清丽的门楣，入口处挺拔的翠竹；校园不大，建筑的样式都很特别，有几处宽大柔软的草坪；广场附近的水池里，有欢快游动的金色鲤鱼。看到街角矗立的指示牌，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上面写着：油画系、版画系、雕塑系……我知道，那是你曾经读书的地方。我呆立许久，想起在告别你的那一年，也放弃了画画。”

“美院里的女孩子，都有种特别的气质。她们抱着书本，在校园里来来去去，有着让人羡慕的模样。”

他笑，“你是否想象自己的另一种人生？比如就那么一直画下去？”

“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于我而言，那里只与你相关。”她也笑。

夕阳西下，渔人堡。

“他们都说，多瑙河是灰色的。”她说。

“刚刚来到布达佩斯时，我也这么以为。”他说，“直到有一天，我登上了渔人堡，在灿烂的阳光下俯瞰多瑙河，它终于露出迷人的湛蓝色。真的很美，蓝色的多瑙河。”

“现在的它，是赤金色的。”

“是的，多数欧洲城市都依山临河，等到一个晴朗的傍晚，爬到山上，俯瞰整座城市，看各个年代、各种风格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于河流两岸，在晚霞的映照下一片彤红，那真是令人沦陷的瞬间。”

“大学毕业那年，我想去欧洲看一看。从第一次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穿越西伯利亚大陆，落地马德里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年。这段时间里，我去了很多地方。在巴黎，我停留了七天七夜，每天早上都去一个美术馆，有时可以耗上一整天。晚上的时候，就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走。”

“去看过莫奈的睡莲池吗？”他说。

“没有。七天倏忽即逝，我在奥赛博物馆里花了太多的时间，也总是太流连于那些不知名的大街小巷。”

“刚到巴黎时，我一句法语也不会讲。”他笑，“傍晚出门散步，又怕迷路，就一路沿着塞纳河走。两岸景色变幻，河上不时有大型游船驶过，人们仰望着近在咫尺的铁塔，映照在红磨坊的灯火辉煌中，不自觉就流露出陶醉和自足的神情，我们已经在巴黎，还能奢望什么呢。是的，在巴黎，这三个字构成被施了魔法的状语。在巴黎，一切事物、一切经历都显露出令人愉悦的色彩，散发出不可思议的浪漫气息。”

“巴黎早就被标签化，它已然是一个不朽的神话。”她说，“我去那里，只是为了寻找你在课堂上讲过的那些画。”

“它们分布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他说，“留存在巴黎的并不多。”

“我还记得那些绚烂的色彩的世界。在画画这条路上，我最终没能走远，只停留在十几岁时用一支铅笔勾勒黑白的阶段。但色彩，许多年前，在昏暗的教室里，你用投影仪打在白色布面上的那些色彩，我始终无法忘记。你的神情，我同样无法忘记。在投影仪强烈的灯光的照射下，你神采飞扬，脸上没有一丝阴影。我们放下手中的练习题，安静地听你讲课。有时我甚至想，我们那么安静，你或许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存在，偌大的教室，是你一个人的舞台。你讲出的那些话，又或许只是为了说给自己听。”

他笑了，“那时的我，也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

“你也曾是纯真而没有忌惮的少年。后来我去了南法，今年初春的时候。”

“三四月份，薰衣草还未开放，大约也看不到成片金黄的向日葵。”他说。

“田野里一片翠绿，我看到许多色彩柔和的小房子，安分守己地坐落在山坳中。”她说，“我走访了几个小镇，那些印象派的画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凡·高的黄色小屋已经不在了。”他说。

“那里现在只有一个偌大的空旷的广场，一点都寻不到当年的痕迹。”她说，“但他曾经住过的疗养院还在，在小镇的郊外，要在烈日下穿过田野，来到深处一个寂静的小院。其实现在，那里也还是一个疗养院。”

“正门进去是疗养院，绕到背后，就是凡·高住过的小楼。”

“径直走过底层贩售明信片和招贴画的小商店，我沿着石头台阶上到二楼，那是他住过的石头房子，在走廊尽头，左右两间。右边那间，陈列着已生满铁锈的金属浴缸，墙上的说明写道，那个年代的人，相信可以通过泡浴的方式治疗精神上的疾病。左边的房间是他的卧室。和我想象的一样，简陋的黑色铸铁单人床，墙角是木头画架。窗框被漆成鲜绿色，望出去，是整齐的田埂和田边巨大的榕树。”

“就像他的某幅画。”他说。

“是的。那是一个下午，游客很少，我一个人站在窗前许久，四周非常安静，几乎可以听到最轻微的风声，我想象他独自站在窗前的那些日日夜夜。有件事一直让我困惑，当一个人，被社会认定患有精神疾病，他会怎么想？当孤独和绝望将一个人彻底吞噬，他是否还有呐喊的力量。”

“在南法，我也终于明白，印象派画家笔下那些艳丽的色彩，并不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臆想，南法就是那样一片神奇的土地，让人产生对色彩最丰富的联想。不同的是，我们只是感受到这色彩拼接构成的令人愉悦的美好，但凡·高的画却充满挣扎。”

“你应该去他画过的那个咖啡馆看看，那大概是他为数不多的，还算平静和循规蹈矩的作品。”他说。

“但依然很用力，太过用力。我时常觉得，凡·高就像中古小说中那种身体巨大、头脑简单、心地却很善良的巨人，他大步行走，大地也会轰隆隆地震颤，但他的心是柔软的。他会突然停下来，为路边一朵娇艳的野花所吸引，他小心翼翼地凑过去，想要用长满长毛的手抚摸它。可他总是太过庞大，又太过笨拙，即使只是呼出的气息，对于柔弱的野花来说，或许也会致命。”

“凡·高就是太爱这世界，天地间的一切。”他说，“这种爱那么急切，却又那么笨拙，所以他使用的油彩才会那么浓郁。”

“凡·高画中的那个咖啡馆，如今已多少有些商业化了。在小镇的广场上，它被刷成了和他画中一样的明黄色。有游客流连、拍照，或者买一杯咖啡，坐在阳光下慢慢地喝。其实我知道，它和许多类似的地方一样，已经有了太多人工的痕迹，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哭。我默默走开，坐在广场对面的台阶上，远远地看着它。”

“那个时候，我想到了你。”

“我想，是你把我带入这个色彩绚烂的世界，走上这条艰辛漫长却精彩玄妙的路。15岁那年，我离开了你，却始终感觉你依然陪伴我左右。沿途所见的一切绮丽风景，我都想和你分享。我也常常想象，你就站在这所有的尽头，我努力赶路，从北方到江南，从江南到欧洲，始终追随你的脚步。我想和你拥有许多共同的记忆。”

“正是如此，我没有选择留在家乡，做一个踏实而安分的女子，从踏上这条路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注定要成为一个漂泊的异乡客。但我知道，路的尽头是你，你笑意盈盈，站在那里等我。”

“于是，我坐在台阶上，写了一张明信片给你。”

“我已经收到。”他笑。

夜色阑珊，链子桥。

风很大，他们并肩站在桥上，多瑙河就在脚下，将整座城市一分为二，左手布达，右手佩斯，车辆不断地从身边驶过，桥身在疾风中抖动，发出隆隆的声响。

“匈牙利人很喜欢桥。”他说，“他们在多瑙河上架起许多座桥，每座都有自己的名字，也有自己的故事。白天看链子桥，它很普通，和一般的锁链桥并无二致，直到夜幕降临，桥上的灯全部亮了起来，每个第一次见到它的人都会为这样的金碧辉煌而震撼。”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讲了一个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她说，“一个传统的匈牙利小酒馆，老板是犹太裔，是个憨直踏实的中年男人，他有一个风姿绰约的妻子，小酒馆里有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师，那是发生在三个人之间的爱情。后来，德国人来了，那个德国军官有着金色的头发和苍白的面孔，其实，他同样是饱受爱情折磨的人，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夜里，他喝醉酒，想从链子桥上跳入波涛汹涌的多瑙河。”

“我看过这部电影。”他说。

“电影中的大部分情节和战争相关。”她说，“我现在只记得小酒馆的钢琴师，那个瘦弱的黑发男人，最终在自己的房间里自杀，留下了一首曲子，名字叫做《忧郁的星期天》。”

“很多人听了它都自杀了，”他说，“最后不得已，BBC也把它禁播了。”

“一首很奇特的曲子，充满了诱惑。”她笑，“最初舒缓轻柔，好像要你放下一切戒备，只是进入一个梦境。继而旋律越来越高亢，内心一切伤感绝望都倾巢而出，铺天盖地，往事如同一条长鞭，随节奏用力甩打在心灵深处，直至你体无完肤。到了曲子的结尾，一切又归于平静祥和，梦境再次来临，如同垂死之人看到的那束来自天堂的柔和的光芒，它温暖明亮，让人无法抗拒，更无法不追随。死亡理所当然，成了最好的解脱。”

“人生本就如梦，”他笑，“你又如何分得清幻象与现实。”

“如今，这城市到处都回响着它的旋律，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也未可知。”

Part 5　加利西亚

Galicia

绿野仙踪的童话

1

到达塞博雷伊罗的时候，时间已过正午。

一路爬坡终于到了山顶，我把背包扔在铺着大块石头的广场上，踏踏实实地坐了下来。西语指南上说，经过这座小镇，再向前走一小段路，就会看到一块古老的石头界碑，从那里开始，朝圣者将告别卡斯蒂利亚-莱昂大区，进入加利西亚。

广场旁，有座精致的小教堂，和在西班牙中部常常见到的罗马式或哥特式教堂不同，它的造型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力，令人耳目一新，是我之前从未接触过的风格。教堂宽大的院子里，熙熙攘攘地站满了人，他们身着节日里的盛装，手中拿着绿色的藤条，年轻的姑娘搀扶着蹒跚的老人，小女孩坐在爸爸的肩膀上，好像正准备参加一场庄严的活动。

我翻出日历，四月的第一天，星期日。这应该是一场颇具规模的弥撒，大概是为2012年圣周拉开帷幕的第一场弥撒吧，所以人们才会这样精心装扮，神情肃穆地守候在这里。

我站了起来，饶有兴趣地走进金碧辉煌的礼拜堂，圣歌已经响起，人们鱼贯而入。在教堂门口的竹篮里，还有许多刚刚采摘的青绿色的藤条，我拿起其中一根，插在自己的背包上，然后转身继续前进。

行走在绵延起伏的山间小路上，我有些诧异地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走完了整个三月。

这是在路上的第二十六天。

三天前的早上，我在万般仓促中离开了加拿大兄妹，决定独自前行。

是在石头驿站睡去又醒来的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什么不对头。太阳升得很高，时针已经指向了八点。那些天还未亮就起床，在路上迎来第一缕晨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么多天以来，我没再能够安心地写完一篇日记，或者独自度过一个悠长闲适的下午，什么都不做，只是安心地晒晒太阳。

我感到有些身不由己，好像又回到和西班牙大叔们一起走路的时候，我的确是快乐的，有人陪伴是不会孤单的，但我已经厌倦那个无法真正放空的自己，我想要离开，一刻也不能再迟疑。

一切整理停当的时候，盖罗伟才起床。我笑，他也笑，睡眼惺忪地看着我。

“昨晚睡得好吗？”他问。

我点了点头，“非常好。”

就在盖罗伟去楼下洗澡的空当，我找到正跪在地上、努力卷起睡袋的萝丝。

我迟疑了一下，此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比如，主动拒绝一个人，或者，仅仅因为情绪的原因离开一个团队，这让我感到为难。其实在那个上午，在小镇的酒吧里，当我看到约翰娜毫不困难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并和他们一一热情地拥抱告别时，我是从心底感到羡慕的。我觉得这个德国女生勇敢、真诚又特立独行。

而我不行，我总是逃避。和西班牙大叔分开的那个早上，我先是遇到了马克，两人停留在河边吃早餐，也就自然而然地掉了队。而和马克分开的那个早上，我一直在宿舍间里磨磨蹭蹭，直到他已经背起了包，拿好了手杖，主动走过来说再见。

现在，我要走过去，微笑着、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这样做，我不会允许自己离开。

“萝丝，今天我想早点出门，还有很多路要赶。”我笑着说。

萝丝抬起头，有些猝不及防的样子，微微发愣之后，她也笑了，“好的，那我们路上见吧。”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盖罗伟在洗澡，等下你帮忙告诉他吧。”我一字一句艰难地说出了这句话，然后转身离开，心里却一点也没有感到轻松。经过一楼的浴室门口，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还有他唱歌的声音。他喜欢音乐，总是在唱歌，他是个多么开心的人啊。

我快步走开，又经过昨晚一起跳舞的休息室中央的空地，破旧的小半导体依然蜷缩在角落里。我在心里怨了自己千百次，站在他面前，大方地、真诚地告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给他一个热烈而有力的拥抱，究竟是多难的事情。我感觉自己像个可耻的逃兵，是一段优美的旋律中的不和谐音。我终于还是辜负了他的善良和诚恳，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礼貌。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独自上路。

走在莱昂的乡间小路上，心里感到自由而快乐，饿了就在小镇的酒吧里坐下来，要一个热气腾腾的鸡蛋三明治，喝一杯鲜榨的橙汁，如果刚好遇到喜欢的地方，我会坐上很久，索性拿出日记本，随手写点什么。经过美丽的庞菲拉达城，遇到几个刚刚从这里出发的朝圣者，小城街巷交错，中心广场繁华热闹。站在庞菲拉达那座巨大的、华丽的城堡外，我想到盖罗伟和萝丝，还没有进入莱昂省的时候，他们就期待着走到庞菲拉达的这一天。因为在加拿大很难看到城堡，他们渴望见到一座真正古老的欧洲城堡，就像黄金时代的电影里的那样。

走在路上，我突然就开口唱歌。在这之前，盖罗伟曾一再央求我教他一首中文歌，我感到害羞，始终推脱不肯。而某一天，沿着单调乏味的高速路，走到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来由地唱起了歌。开始只是小声地、试探着唱了一两句，后来就没有顾忌地大声唱了起来。我拉紧背包带，把手杖握得更紧，坚定而有力地大步前进，一边无所畏惧地唱着。

我想起那一天，盖罗伟在路边采到早春里开放的蒲公英，把一朵插在萝丝栗色的发辫上，另一朵别在我的耳际，他看着我，说：“你笑起来会更好看，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唱歌。”

而现在，我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也终于明白了他们边走边唱的奥秘，所有的疲倦都一扫而光，我的内心充满了正能量。

停留在丰弗利亚的驿站时，我心里还是有期待的。

已经连续几天没有见过任何熟悉的人了，圣地亚哥之路越到后段，朝圣者越发多了起来，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庞菲拉达甚至更靠后的城镇开始走的，他们还未经过风吹日晒的脸上没有一丝的风尘仆仆，仍然是一副精力充沛、好高骛远的样子，他们看上去和我不像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人。

有时我想，在布恩迪-拉-雷伊纳的那天，法国男生看我们，大抵就是这样的感觉。已经步行了很多天的朝圣者的脸上，是有着不一样表情的，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所有身体上的疼痛，不再有一开始就要在一天里走完四十公里的壮志，相比那些中途不得不放弃的人，他们总是低调而坚韧地上路，走路已经彻底成为了生活，就像人们不会对于一切日常的事物大惊小怪一样，他们只是按时起床，迅速整理好背包，然后独自上路。偶尔在酒吧或驿站里遇到路上的朋友，会像平日在咖啡馆里遇到熟人一样，点点头打个招呼。

而现在，我最初结识的那些人，竟统统像水珠一样，在阳光下悉数蒸发。朝圣路越到后面，越难交到朋友，这确实是真的。所以当我在宿舍间里看到正在整理床铺的德国女生萨拉时，高兴地走过去拥抱了她。

萨拉看起来很兴奋，她也没有想到在这么偏远的小镇驿站，竟然还会遇到认识的人。十几天前，我们在莱昂的清晨相遇，那是萨拉踏上朝圣路的第一天，看到田野上粉刷着黄色箭头的路标，还会露出惊喜的表情。那天以后，我们就走失了。现在的萨拉，也是一副在路上走了很久的样子，脸庞和裸露在外的手臂都变成了好看的小麦色。

我们一起洗衣服，然后在餐厅吃饭。

饭后，裹着同一条毯子，坐在休息室宽大的沙发上，各自写日记。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驿站之一，休息室一侧，是一面近十米长的落地玻璃，一眼望出去，村落中的小房子错落有致，偶尔有牛群经过，很是好看。室内有舒适的沙发、木头桌子，还有帆布格子的落地灯。我想，如果盖罗伟在这里，一定会买上一瓶当地最好的葡萄酒，然后懒洋洋地靠在松软的毛垫上，待上一整个晚上。他总是在喝红酒，没错，他就是一个亢奋的、快乐的、爱唱歌的酒鬼。

想到这里，我笑了起来。

萨拉正在一张明信片上涂涂画画，抬起头看着我。

“我只是想到盖罗伟。”我说，“他如果在这里，一定会很喜欢，他这个酒鬼。”

萨拉笑了。“是啊。我记得你一直和他们一起走，怎么现在只有你自己了？”

“几天前分开了。作息不太一样，会觉得比较辛苦，没办法安排自己的事情。”

“嗯，我明白。”萨拉说，“有时候是这样的，在路上和别人结伴，如果遇到聊得来的人，会是很快乐的事，但也要迁就很多，每个人走路的步伐、速度、习惯都是不一样的，需要休息的时间也不一样。每天和别人一起出发，从早到晚，还住在同一个驿站里，三餐一起吃，完全没有独处的时间，几天下来，的确会感觉太过饱满，有时候需要的是放空自己，不是吗？”

我点了点头，“可这几天我走在路上，有时候会很想他们。”

“是的。记得第一天走路，从莱昂出发后，我遇到了你们，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在路上又遇到了一个法国人和两个意大利人，当天我们在同一个驿站休息，那之后，又一起走了两天。他们真的很有趣，我觉得特别开心。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晚了，他们就先出发了，那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即使沿途的风景再好，也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我走得飞快，一心想追上他们，甚至不愿在沿途的小酒吧休息。直到过了中午，我还没有追上他们，我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得太快了，也许是他们在某个村子里慢悠悠地吃午餐，导致我在路上错过了他们。我一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快还是该慢，我觉得太辛苦了，全身充满了无力感。那个时候，我明白，自己不该这样。”

“你是说，不该一心想和他们会合？”我问。

“是的。这条路首先是自己的，不应该因为他人而改变节奏。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想和他靠近，做出一些迁就，但如果这迁就开始让你不适，甚至感觉迷失了自己，那么或许就应该停止，不要错过那些本来很美的风景，也不要错过那些后面路上可能会出现的人。”

“确实如此。独自上路后，我感到很自由、很快乐，可我会想起他们。记得有天下午，我们路过一个酒厂，那里的葡萄酒一杯只要一欧元，还送一份小吃，我们就坐在阴凉的酒窖中央，围着一个小圆桌，四周都是层叠着放在一起的酒桶，我们三个被环绕在酒的世界里。杯中的酒或许不是最好的，却是冰冰凉，香醇爽口。我们的脸被午后的太阳晒得通红，肩膀也被背包压得很痛。卸下一切疲惫，只是安心地品酒。那真是安静又美好的时刻，谁也舍不得多说话。拿到一杯新酒，我们就轻轻地碰一下杯，然后各自沉默品尝。就这样，我们喝了一杯红酒，又喝了一杯白酒，然后又喝了一杯红酒。之后不得不上路的时候，站起身，拿起放在墙脚的手杖，整个人竟然已经有些喝醉。我们一边笑一边唱歌，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走完了最后的七公里。”

“你的好多记忆，好像都跟红酒有关。”萨拉笑了，“之前也很喜欢红酒吗？”

“喜欢。在中国不会喝红酒，但自从到西班牙就不同了，在这里，红酒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就像西班牙人，随时随地，总是那么开心。开始走圣地亚哥之路后，红酒又不同了。它成了最普通却最得人心的饮料，成了一整天辛苦行走后最美好的慰藉。后来和加拿大兄妹一起走，盖罗伟很喜欢红酒，他对它有着很特别的诠释。”

“盖罗伟是个很有趣的人，”萨拉说，“虽然我和他接触不多。”

“了解他并不容易。”我笑，“他是那种会用幽默感进行自我保护的人。他有很多故事，却又不会轻易讲给人听，有时会觉得参不透他，像一道看上去简单却很难解开的数学题。萨拉，你后来有没有再遇到过一起走路的那些人？”

萨拉摇摇头，“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也陆续遇到过几个有趣的人，这条路很奇妙，有时候你一心想着要遇到的人，可能偏偏怎么都遇不到；有时候你不去想，反而说不定在哪个驿站，哪个酒吧，你推门进去，他正坐在吧台前，慢慢地喝着什么，好像就在等你到来一样。”

“不会怕再也遇不到了吗？”我问。

“我不会。”萨拉笑，“在圣地亚哥之路上，你不可能弄丢一个人，因为不管怎样，你都知道，他正和你走在同一条路上，或者在你身后，走着你走过的路；或者在你身前，走着你即将去走的路。”

“嗯，这么去想，就真的很温暖。”我也笑了。

2

加利西亚俨然是西班牙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在我一贯的印象中，西班牙应该是干燥的、炽烈的、金色的世界，就像中部一望无际的平原，光秃秃的山脉，赤红色的土地，红瓦白墙的小房子组成的微小村落；沿海地带则是大片的沙滩，高大的棕榈树。加利西亚却是绿色的海洋，无论是整片的、成群的牛羊悠闲来去的翠绿色的草场，还是密密匝匝地长满了参天古树，枝蔓缠绕遮住了最后一丝阳光的灰绿色的森林，天地间总是弥漫着水汽，太阳也氤氲成淡黄色的一团，面目模糊。

我沿山路走进加利西亚的一个小村庄，村口伫立着一棵古树，粗壮的树干要好几个人手拉手才能围上一圈。新鲜牛粪的气味扑面而来，连绵不绝的狗叫声接踵而至，浓雾中石头筑成的老屋直到最后才出现在视线中。房子多是年久失修，大部分连玻璃窗也没有，黑洞洞的窗口长满了杂草，苔藓覆盖了每一个角落，以至于乍看上去，会以为有人用鲜绿色的油漆粉刷过墙面。空气潮湿得能拧得出水来，因为水汽太重，一切都好像漂浮在空中，连脚步也变得飘忽起来。这是小矮人们的故乡北爱尔兰才会有的气候和景观。在这样终年不见明亮阳光、雾气蒙蒙的地方，总有一些有关精灵的传说。

加利西亚有着西班牙语之外独特的方言，也有许多流传多年的魔法故事。

村中很少见人，除了巨大的牛栏，就是自由活动的大狗。它们不受铁链的束缚，总是站在朝圣者必经的路上，不间断地狂吠。我惧怕这样凶恶的大狗，始终缺少视若无睹、径直走过的勇气，好几次都临时败下阵来，不争气地悄悄躲开或转身回头，有时不得不等待后面的朝圣者走过来，才能搭伴通过。

有一次，我在村庄里迷了路，误入人家的后院，一只大狗就堵在门口，我无路可退，只好冒险翻过高高的篱笆墙，又走过一段泥泞的沼泽地，才回到正确的路上，狼狈不堪。这时我想起西班牙大叔哈维尔说过的话，当时我还没有买手杖，哈维尔劝我一定要买一根，他说，进入加利西亚后，会遇到很多嚣张的野狗，自己的一个朋友在几年前走朝圣路的时候，曾经在一段荒无人烟的路上被三只野狗尾随了很久，若不是它们始终忌惮他手中的木头手杖，恐怕他早就受到攻击了。

看不到太阳，一天中温度也没有太大变化，从早到晚都是同样深入骨髓的寒冷。人的感觉也是恹恹的，我无精打采地独自走着路，膝盖开始莫名地隐隐作痛，真是不可思议。在圣地亚哥之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突然而至的高强度运动，大量的上坡下坡，膝盖的确结结实实地痛过一段时间，最严重的时候，右边的膝盖完全不能弯曲，只能一瘸一拐地拖着往前走。这是几乎每个朝圣者都要经历的痛苦阶段。但过了第一个星期，身体适应了这样的节奏和强度，疼痛就会缓解。不料现在在冰冷的空气中不断上坡下坡，膝盖的疼痛竟然越来越剧烈，额上都冒出了汗，我勉强支撑，穿过森林，走到一个木头搭建的房子前时，不得不停了下来。

其实这根本算不上房子，只是个原木搭成的简易棚屋，靠墙的木头长凳冰凉潮湿，散发着淡淡的霉味。顾不了那么多，我疲倦地坐了下来。旁边的木桌上放着一个厚厚的留言簿，随手拿起来翻看，不同的语言，各式各样的字体，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和一般的留言簿大多书写圣地亚哥之路上的感受不同，上面的许多留言都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的——某个曾经在路上结伴同行的人。我在其中发现了一度深藏在心中、无处诉说的感受，在这些参差不齐的表达之间，在这许多陌生的姓名中，我好像看到了自己，那个单薄、脆弱却装作若无其事的自己。

我从背包侧面的口袋里拿出笔，翻过空白的一页，给盖罗伟和萝丝写下一段话。其实我知道，他们多半是走在我的前面，即使走在后面，其实也没有多大概率真的读到这段话，或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要写点什么。

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攫住了我的心。

因为无法定义，无从归类，我真的慌了。在路上结伴行走，每天吃住都在一起，很快就会熟悉彼此的一颦一笑，我不仅熟悉他最喜欢的红酒，还知道他喝红酒时会露出怎样的表情，甚至发出什么样的感叹，彼此间建立起了强大的默契和无法分离的依附感。而除此以外，他的世界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我仍然无法想象他的加拿大小镇，农场上种着果树，在亲手搭建的房子里，他和十一个兄弟姐妹在平安夜到来时唱起宗教歌曲，他的工作，他在真正的成人世界里的样子……事实上，除了他在路上的样貌，他的声音，他的各种神态表情，我终究对他一无所知，这就是在冰冷的对比中最坚硬的现实。

或许是因为阴霾寒冷的天气，或许是因为迟迟不退的膝痛，又或许因为在这个临时歇脚的木头小屋里，捧着一本写满陌生名字的留言簿，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很想念盖罗伟，非常想念。明明是我先转身离开，此刻我却感觉自己像被抛弃在了密林深处，横冲直撞没有出路。但我心中一直清楚，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朝圣路的初衷，踏上这条路，从来就不是为了遇到一个男人。

走出森林后，我落脚在遇到的第一个驿站，躺在冰凉的下铺上，我完全动弹不得，好像连日来积蓄的疼痛都在这一天中爆发，膝盖痛得像要裂开一样。足足休息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勉强打起精神，走到楼下的休息室去吃东西。

一个短发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正在读一本书。我走过去坐下来，拿出吃了一半的长棍面包和一小盒鱼酱，因为实在没精力也没心情去餐馆，我打算随便吃点什么就去睡觉。短发女人转过头，友好地打了个招呼。

“你好，我叫西尔维娅。”她说，“奥地利人。”

我也笑着做了自我介绍。

西尔维娅有一头紫红色的短发，年纪在五十岁上下，身材矮小，微微发胖。其实早些时候在森林里，我看到她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背着一只红色的登山包，步伐坚定，显露出倔强。她生活在奥地利的一座小城，做过许多不同的职业，现在是一名社工，帮助调节青春期小孩和父母之间的矛盾。

“听上去是个很有趣的工作。”我说。

西尔维娅笑了。“实际上很辛苦。我读医科出身，之前曾经做过二十几年的护士，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这是我最近五六年在做的事，不得不说，是很有成就感的工作，青少年和父母之间的代沟与矛盾在奥地利很突出。”

“所以现在是你的年假？”我问。

“是的，年假加上圣周假期。我从布尔戈斯出发，已经走了快二十天。”她笑了起来。“我在路上过了生日，一个不记得名字的西班牙小镇，那天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度过了五十周岁的生日。其实在出发前，我就想好，这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真是特别。”我笑。

“我试图给自己画一条线。”西尔维娅说，“二十岁时我身怀梦想，去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旅行；三十岁时我感觉精力无限，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四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老，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我以为永远都不会有那条线，只要我不承认，那么我永远都会葆有二十岁时的状态，直到一年前，我的大女儿结婚，又生下了一个小孩。于是，在五十周岁的生日前夕，我决定出发来走圣地亚哥之路的时候，突然想要画这么一条线。我打算承认自己已经老去。”

“以前我一直害怕这件事，好像只要承认，我的脸上即刻又会多添几条皱纹。但我后来明白，淡定面对时间的流逝才是真正的坦然。等到从圣地亚哥回到奥地利后，我决定用心去做一个好的母亲和外婆，多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这样真好。”我说。

“是的。我曾经任性地生活了很多年。”西尔维娅说，“不顾一切地追逐自己的爱情，因为兴趣的变化不断地更换工作，在自我的世界里恣意妄为，很少顾及家庭，顾虑孩子的感受。大概就是年轻时太过横冲直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五十岁的生日后，我真的觉得自己累了。我给你看个东西吧。”西尔维娅转身从背包里取出一只小小的蜗牛壳，放在我的手心。

“一只蜗牛壳？”我奇怪地问。

“没错。我在路上捡到的。”西尔维娅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蜗牛壳意味着放慢生活的脚步。它是个多好的启示。我一直收藏在贴身的口袋里，这就是我五十周岁的生日礼物。”西尔维娅开心地笑了，又小心翼翼地收好蜗牛壳。她用老式钢笔在一本古典的皮质本子上写日记。时不时拿过手机，回复一条长长的信息。她说，这是她的第二任先生。在出发之前，两人的感情出了一点问题，但走在路上，不能上网，也不打电话，他们恢复了恋爱时用信息聊天的习惯。每晚她在驿站安顿下来，两人就聊上一会儿，西尔维娅会给他发很长的信息，说一些在路上的所见所闻，每到大城市，还会寄出明信片。

“有次他打电话给我，我按掉了。”西尔维娅得意地说，“我们只发信息，这样才会想念彼此的声音。”

我看着西尔维娅甜蜜的笑容，因为爱情而微微泛红的脸，觉得她真的就还是一个少女的模样。

3

“嘿，你们知道到哪里去领朝圣者通行证吗？”一个年轻的西班牙男生问。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站在路的一旁，穿着专业的登山服，背上是崭新的登山包。

我摇了摇头，“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走的。”

等到几个西班牙男生走远，我和安德斯互相看了一眼。

“骗子。”安德斯轻声说，朝着他们的背影做了个鬼脸，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个阴霾的清晨，我们坐在小镇塞里亚中心大街的一个小酒吧外面。安德斯在喝咖啡，我的面前则如往常一样摆着一大杯热巧克力。

我当然明白安德斯的意思。虽然朝圣者可以选择路上的任何一个大城小镇作为起点，但在规定中，只有步行完成最后一百公里，或者骑行完成最后两百公里的朝圣者，才有资格凭借盖满印章的通行证，在圣地亚哥大教堂取得证书。而塞里亚，应该算是朝圣路上的最后一个起点，这里距离圣城只有115公里，步行四到五天就可以到达。

圣地亚哥之路从这里开始，突然变得喧嚣。

以往经过的小镇上，往往只有一两家规模很小的驿站，而在这里，从塞里亚的市中心，沿着黄色箭头的方向一路向前走去，街上布满了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朝圣者驿站。清晨时分，无数人带着崭新的装备鱼贯而出，他们的鞋子上没有一点泥土，身上也没有任何暴晒的痕迹；他们没有经历过膝盖的疼痛，脚底还未来得及长出水泡；他们成群结队，好像春游一样，一边大声聊天，一边热热闹闹地走在路上。人和人之间突然变得陌生，要么是孤身一人的朝圣者，要么是已形成的小圈子，时值圣周，路上更加拥挤。刚刚走出塞里亚的那段路上，我们甚至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请求前面的人让开一点空间，才得以通过。

我庆幸自己从西法边境出发，一路走到这里。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圣地亚哥之路最好的部分在前半段。

我和安德斯在塞里亚相遇。

这天我起床很早，天还未亮就独自上路。膝盖的疼痛有所缓解，我很努力地走着，想要在八点前到达五公里之外的塞里亚，并在那里吃早餐。在主街的小酒吧外，我遇到正在喝咖啡的安德斯。他前一天下午到达塞里亚，去剪了头发，又刮了胡子，看上去清爽了很多。他讲起自己在塞博雷伊罗的驿站被跳蚤咬得满身包的事情，一直抱怨加利西亚大区的公立驿站做得太差。

我坐在他对面，一边小口地啜着热巧克力，一边笑着听。

安德斯是个非常好看的丹麦男生，有着典型的北欧人的样子。他很高，大概有一百九十厘米，金色的卷发和睫毛，眼睛是碧蓝色的。英文非常好，因为丹麦语和德语近似，他也听得懂德国人说话。我和安德斯接触不多，只记得在莱昂之后的某个驿站，他曾下厨准备了一大桌菜给大家吃，那个晚上所有人都在，德国情侣马丁和弗朗西斯卡、英国大叔奈卓、德国兄妹缇娜和托比、维赫娜、约翰娜，当然还有盖罗伟和萝丝。我们在墙上签了名字，当晚还睡在露台上，看到了很美的星星。

现在，拥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在这最后一段路，已经不再像前面那样，很容易就在驿站或沿途的小酒吧里遇到熟识的朝圣者。他们好像全部走散了，谁也找不到谁，每个人都自顾自地朝圣地亚哥走着，也不再能交到新的朋友。所以此时，我和安德斯一起坐在酒吧外，喝着咖啡，彼此都觉得好像抓住了唯一的线索。

谁也无需多说，早餐后，我们一起上了路。

信步走过塞里亚的老城区，教堂外侧以朝圣路为主题的涂鸦非常漂亮。加利西亚大区的路标也很特别，大约每隔半公里会出现一个，上面刻着到达圣地亚哥的距离。

安德斯非常健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自己曾经在大学里读历史专业，后来却感到厌倦。因为他不喜欢杀戮，而人类的历史却大部分和战争相关。他热衷温暖而充满爱心的工作。毕业后，也尝试去做些其他的事情。现在，他在一个福利院做管理员，里面生活的多是一些精神残障或者老无所依的人。他会在周末的时候，带他们去看电影或听音乐会，春天时就去哥本哈根城外的森林郊游。平日里，他喜欢做饭，大概是在福利院里养成的习惯，他热衷于从下午就开始准备食材，按照既定的工序，有条不紊地煎炒烹炸，直到傍晚宴会开始。在家里，他也常常召集一大群朋友来聚餐。

“这倒真是个特别的爱好。”我笑了起来，“很好，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可真幸福。”

“为大家下厨是件很快乐的事，我真的这么觉得。”安德斯认真地说。

在路上，他总是特别关注沿途的植物。有时会突然停下来，从旁边的灌木丛上摘下一片叶子，碾碎了放在手心里，仔细地闻。他对花草树木的喜好和西班牙大叔安赫尔不大相同，安德斯总是更关注它们的烹饪价值。他会拿着一片树叶，笃定地宣布，用它可以制成某种特殊的香料。

“西班牙的蘑菇不新鲜。”他说，“在哥本哈根，如果我们想吃蘑菇，就去城郊的森林里采。”

“你的意思是，挎着篮子，就像采蘑菇的小姑娘一样？”我问。

“是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认得，哪些蘑菇是能吃的，哪些是有毒的。”他得意地说。

“可是，哥本哈根旁边，怎么会有森林呢？”

“有啊。很大的一片森林，我们去那里郊游，也能够采集到一些基本的食材。”

“只是觉得有点难以想象。”我说，“中国的城市都很大，郊区是人口特别密集的地方，不大可能有森林存在。”

“你知道吗，刚采回来的蘑菇，用清水洗干净，切片，然后只在平底锅里放上一小块黄油，把蘑菇片稍稍一煎，直到两面金黄，再撒上一点盐，没有更好的吃法啦。鲜嫩的蘑菇里天然的汁液，一点都不会损失。口感会特别饱满。”安德斯说。

我一边笑着点头，一边暗自感叹。现在果然是男人更精于厨艺，一说到烹饪，安德斯总是很有精神，滔滔不绝。

“有段时间我在福利院值夜班，黑白颠倒，非常枯燥乏味。因为要保证他们的安全，随时准备提供帮助，所以规定不能看电影和听音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烤蛋糕。所以，每个晚上，我都在不停地烤蛋糕，开始的时候很难吃，我不断调整配方，烤了一炉又一炉，后来蛋糕烤得无趣了，我又开始烤饼干。”

“反正就是一个人的夜里，我轻声哼着歌，一直烤蛋糕到天亮。然后搭早班地铁回家去睡觉。”

我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想象着一个一百九十厘米的金发男生，穿着绿色的格子衬衫，在烤箱前忙忙碌碌，实在是个可爱的场景。

北欧人总有种柔软的天真，就像他们白皙的皮肤，细密的金发和蓝色的眼睛，总是流露出和自然无限亲近的样子。安德斯和我同岁，是出生在二月的水瓶座。相比西班牙招牌式的艳阳高照，他似乎更适应加利西亚潮湿的阴雨天。除了代表幸运的四瓣三叶草外，他还收集各种不同的野花，每次遇到一个没有见过的，都采下一朵，小心翼翼地夹进日记本里。

“留作纪念吗？”我问。

“不是。我打算收集圣地亚哥之路沿途所有的花朵，回丹麦后拼成一幅画，然后送给我妈妈。”安德斯笑了。

4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连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

“这是小人鱼的故事的开头。”我说。

“是的。我也总记得这一句。”安德斯笑。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想知道矢车菊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花，它在中国并不常见，又或许是有了另外的名字。后来在西班牙，我第一次看到矢车菊。它们生长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连绵成一片蓝色的海洋，是自由和快乐的小野花。小人鱼始终是我最钟爱的童话故事。”

“它也是我妹妹最喜欢的。”安德斯说，“我比她年长五岁。她出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她只是个漂亮的玩具娃娃。她七岁那年，我把自己的《安徒生童话》送给她，上面有漂亮的图画。她爱不释手、一再翻看的，就是小人鱼的故事。”

“很小的时候，我在一本各种童话的合集中读到了这个故事。”我说，“又过了很多年，应该是读高中的时候，我买了一本完整版的《安徒生童话》，是本大部头的书，没有插图，全是密密麻麻的字。那时我才知道，小人鱼的故事原来那么长。我在夜里，繁重的功课的间隙里把它拿出来，读到最后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那之后，我隔几年就重新读一次，每次都会哭。”

“是因为小人鱼的爱情吗？”他问。

“不完全是。安徒生的童话有种神奇的力量。就像那些流传了很多年的神话，字里行间深蕴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也深蕴着人生基本的哲理。无论我在什么时候去读，都能联想到不同的事情，绝不仅仅是爱情。我曾经整篇背诵过小人鱼，其中有一段是我最喜欢的。”

“当暮色渐渐垂下来的时候，彩色的灯光就亮起来了，水手们愉快地在甲板上跳起舞来。”

“小人鱼不禁想起她第一次浮到海面上来的情景，想起她那时看到的同样华丽和欢乐的场面。于是她旋舞起来，飞翔着，正如一只被追逐的燕子在飞翔着一样。大家都在喝彩，称赞她，她从来没有跳得这么美丽。锐利的刀锋如入她细嫩的双脚，但是她并不感到痛，因为她的心比这还要痛。”

“她知道这是她看到他的最后一晚——为了他，她离开了族人和家庭，她交出了美丽的声音，她每天忍受着没有止境的苦痛，而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她能和他在一起呼吸同样空气的最后一晚，这是她能看到深沉的海和布满了星星的天空的最后一晚。同时一个没有思想和梦境的永恒的夜在等待着她——没有灵魂，而且也得不到一个灵魂的她。”

安德斯笑了，“这确实是很美的一段。”

我也笑了，“读到这里，是否会让你想起那些苦求不得，终于决定放手的人和事？挥手告别前的最后一舞，带着伤感、绝望和留恋。无法逆转的宿命，无法改写的终局，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梦想。”

“是的。”他说，“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小锡兵的结尾。”

“一只腿的小锡兵，被丢入炉火之中。他在熊熊烈焰中，感到自己的身体正慢慢融化。尽管疼痛，他却依然望着纸房子前那个美丽轻盈的舞蹈家。一阵风吹来，正在旋舞的纸少女也被吹入壁炉中。他们一起化成了灰烬。”我笑。

“然后最好的部分来了。”他说，“第二天早上，女仆来倒炉灰的时候，只找到了一小块还未完全融掉的锡。”

“而它的形状，像一颗心。”我微笑着讲完了最后一句。

“没错。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难过了很久，这像是一个单纯的、痴惘的梦境。其实，安徒生很擅长这样的写作，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欢快的人。”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说，“他的童话并不单纯，总是洞悉了太多生活的真相，也有太多虽然美丽但令人神伤的结局。传记中写，他出身低微贫寒，第一次去哥本哈根追求人生梦想的时候，还是个单薄瘦弱的少年。他在70岁那年死去，写了这许多荡气回肠的童话爱情，却终生未娶。”

安德斯点点头。“确实是童话创作让他蜚声全球的，其实，这只是他许多作品的一小部分。据说是在他30岁那一年的圣诞节，他的第一本童话集出版，当时里面只有四个故事。他的初衷，是想写一些美丽的童话，给那些生活在穷困中的丹麦孩子阅读。此后，他以每年一本童话集的速度，连续写了近四十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其实，除了童话外，他还有很多不错的作品。他写小说、游记、剧本、诗歌，晚年还写自传。他的一首小诗，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其中一句，翻译过来大概是说，‘人生而孤独，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我觉得安徒生真的是个生活在灰暗中的人。”

“所以从一片灰色的混沌中绽放开来的鲜花，才会显得特别美丽，不是吗？”我说。

不管是二十年前，学龄前的我第一次读到儿童插图版的小人鱼的故事，还是十年前，少女时代的夜里重读完整版，默默流泪的时候，我都无法想象，有一天会真的和一个丹麦人聊起他，共同回忆起那些在当时看起来，来自于一个异常遥远的国度的美丽片段。

5

在蒙德·都·高索的山顶，天空下着雨。我和安德斯并肩站着，久久望着雨雾中若隐若现的圣城。

这里距离圣地亚哥只有5公里。

还未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就听人说过，当朝圣者抵达这山顶，圣地亚哥会第一次出现在视线里。毫无疑问，那会是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时刻。三十一天的艰辛跋涉，整整790公里的路程，从西法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出发，徒步穿越西班牙北部，而现在，我们即将踏入位于大西洋边的圣城。

天地间弥漫着浓重的白色雨雾，远远看去，圣城显得异常模糊。越过重重山峰和许多高大建筑物，在视线可及的一小块地方，我看到一些红色的屋顶，那是西班牙最典型的建筑式样，红瓦白墙的空心砖筑成的小房子。它们总是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共同拥簇着宏伟的金色教堂，稳稳坐落在老城区的中心。

“安德斯，你能看到教堂吗？”

他摇了摇头，“我想，这里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轻轻点头，想起许多类似的时刻。

经过艰辛的跋涉，我和同伴们爬上山顶，并肩望着山坳里某个看上去如同积木搭建的小小聚落。有时候是一个微小的村庄，有时候是一个狭长的小镇，也有时候是一个大城市。那是令人舒缓愉悦的时刻，粗重的喘息慢慢平复，额上的汗水也在风中消失，我们总是欣喜地轻声细语，生怕惊扰了什么。

这一次的感觉却多少有些不同。我说不清楚，只感到非常的冷。雨确实越下越大，天地变得更加模糊。鞋子已经湿透，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蓄积在脚底的水被挤压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我穿着蓝色的大雨披，把整只背包都罩在里面，每次转身都显得笨重。尽管手脚冰凉，我还是坚持握着已经打湿的手杖，在山顶平地处建起的巨大雕塑前伫立许久。

和沿途上许多现代主义的雕塑一样，它以金属的材质、抽象的造型，讲述一些跟朝圣路有关的故事。我慢慢地转了一圈，仔细看完四个切面，安德斯站在一旁的荫蔽处，默默地抽完了一支烟。

从城郊地带到老城区中心，我们走了近一个小时。正值圣周，城里挤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朝圣者。当天的游行已近尾声。许多身穿长袍的天主教徒排着纵队，肩上扛着巨大的木制十字架或是圣母雕像，在低缓庄严的音乐中穿过大街小巷。其中特别虔诚的会在整个过程中赤着双脚。

我们落脚在大教堂侧面广场上的驿站。

一切收拾停当，我们再走出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穿过石头拱门，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女孩正在唱歌，她穿着一条黑色长裙，脚下放着一只礼帽，旁边还趴着一只巨大的黄金猎犬。她轻轻抚弹着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神秘乐器，在这个灯光昏黄，依然下着小雨的夜里，洪亮而悠扬的音乐久久回荡在古老的石头建筑之间。

终于，我站在了圣地亚哥大教堂前，它几乎和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两个月前，当我第一次在书店里找到那本西语指南的时候，直接就翻到了最后一页，那里有一幅巨大的照片——圣地亚哥大教堂。我记得自己当时颇有些失望。因为它既不像布尔戈斯大教堂那样宏伟壮丽，以白色的石头筑成，在夕阳下被镀上一层好看的金色；也不像罗格罗尼奥大教堂那样蓦然出现在逶迤的小巷尽头，古旧的蜜棕色石块映着蔚蓝的天空，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它没有莱昂大教堂在朝霞映衬下的美丽，也没有沿途的那些小镇教堂在清晨显露出的略带羞赧的朝气。它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因为加利西亚潮湿的气候，多年雨水的冲刷，教堂上繁复的浮雕已有些剥落，水分侵入石头的内里，改变了它原本的质地，在橘色的灯光下微微发黑。

然而，它依然是唯一的伫立在一切尽头的教堂。

有那么一瞬间，我忘记了之前走过的那些路，只以为自己是个普通的游客。傍晚时分搭车到达圣地亚哥，像以前许多次旅行那样，在迷蒙夜色中，站在教堂广场发呆。如今，身上的伤口已经痊愈。我的膝盖不再疼痛，肩膀已经放松，脚底的水泡也结痂剥落。它们在路的开始发作，不断反复，长久地折磨我，又在接近尾声时愈合。我感到恍惚，好像这些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从未步行走过这790公里长路。过去的一个月，都像是一场不真实的梦境。

“嘿，你看这些排水孔！”安德斯说。我低下头，看到地上每隔几米都设置有排水孔，是狭长的形状。

“像不像小时候储钱罐的投币孔？”他笑，“想象着双手拿着一个很大的硬币塞进去。”

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要不要去喝点什么？庆祝下我们终于走到了圣地亚哥。”

安德斯点点头，我们一起朝广场另一侧的小巷走去。

“它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储钱罐。”安德斯说，“大概十一二岁的时候，家里依然很穷，经常入不敷出。尽管这样，妈妈还是按照习俗，每个星期给我和妹妹一点零用钱。我有一个小猪形状的储钱罐，拿到钱后，就把它塞进去，一点都舍不得花。我要为我的伟大计划存钱。就这样过了很久，我慢慢长大，储钱罐也渐渐满了。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后来呢？”我问。

“后来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拿起放在桌上的储钱罐，突然发现它空了。我把小猪肚皮上的塞子打开，慌张地看了又看，里面一枚硬币也没有了。我当时就放声大哭。爸爸妈妈听到，跑到我的房间里来。当他们看到我抱着一只空了的储钱罐，坐在地上大哭的时候，就什么都明白了。他们开始安慰我，告诉我是他们拿走了钱，家里每况愈下，他们需要用那些钱去买面包。我不能理解，号啕大哭，停不下来。直到他们终于厌倦，离开我去忙自己的事情。”

“许多年后我依然记得这件事。”安德斯说，“前几年我问妈妈，她已经忘了。但我一直记得，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一切瞬间成空的感觉。好像前一秒钟，我还是一个百万富翁，一秒钟后，我却一无所有。”

“你要为之存钱的伟大计划是什么呢？”我问。

“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他笑，“我不记得了。有一天我坐在那里想，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我只是记得那种感觉，也永远记得那只储钱罐。”

这是圣地亚哥夜间最繁华的小巷，所有负有盛名的餐馆和人气颇高的酒吧都聚集于此。一路艰难跋涉的朝圣者夜夜在此欢腾。有些人已经换上了专门为这一天准备的牛仔裤和色彩鲜艳的衬衫——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疏离许久的衣服；但更多的人依旧是徒步时的打扮，简单的棉衫，沾满泥土的登山鞋，他们只是把巨大的背包留在了清冷的驿站里，连那种长期步行的人特有的神情都仍然在。他们穿梭在巷子里，拥挤在餐馆忙碌的吧台前，熟人相遇不断地打着招呼，他们互相拍拍肩膀、拥抱，或者按照西班牙人的习惯行贴面礼。

“嘿，我们终于到了圣地亚哥。”

我和安德斯也挤进一个人很多的酒吧。长长的吧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吃，和西班牙中部大多盛产各式肉肠不同，圣地亚哥的酒吧里到处都是海鲜做成的精致小吃，新鲜的虾仁摆在小块的硬面包片上，淋上美味的千岛酱，再用一根牙签固定，让人想要一口吞下去。吧台后的架子上是各式各样的酒，品种最多的，还是葡萄酒。在加利西亚，白葡萄酒和海鲜是最好的搭配。

安德斯在吧台前找到了位置，我们坐了下来。服务生来回穿梭忙碌，准确地记得每个人的口味和要求。我们先各点了一个喜欢的小吃，又要了两杯最有名的白葡萄酒。

“干杯。”

玻璃的轻轻碰撞声在喧嚣的空间里显得性感又让人愉悦。在柔和的灯光下，在人群的熙熙攘攘中小口地啜着白酒，我突然觉得很幸福。经历了长途的步行，在依然飘着小雨的圣地亚哥，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嘿，看我爸爸发来的短信。”安德斯把手机递到我面前。

我低头看了一眼，皱了皱眉，“这全部是丹麦文。”

“他发了一条很长的信息给我。因为我告诉他，我刚刚到了圣地亚哥。来，我翻译给你听。他回复我说，现在，他正和妈妈、妹妹一起在姨妈家吃饭，大家都知道我来到西班牙走路的事。他们希望我享受在这的时光，他们也都很想念我，希望回到丹麦后可以团聚。大概是这个意思。”

“你看，署名是弗兰克。”安德斯笑，“他从来不叫自己爸爸，落款总是弗兰克。”

三杯白酒和两杯红酒之后，我们已经尝遍了大部分的小吃。每吃完一盘扇贝，安德斯总是留下一两个形状好看的贝壳，用纸巾擦干净。

“这是圣地亚哥的贝壳，我要拿回丹麦做纪念。”他笑。

我起身去洗手间，感觉有些摇晃，却非常享受这样美妙的时刻。人人都在朝我微笑，前所未有的友好，甚至右边膝盖最后的一点不适也消失了。回到座位上，我转头看到安德斯的脸，依然是金发碧眼的好看的样子。他也在笑。

“嘿，安德斯，你知道吗？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说。

“真的吗？”他很惊讶。

“是农历的生日，就是中国的历法。”我笑了起来，“总之，可以说是个巧合。出发前制订计划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而且那时，也并不清楚究竟需要多少天才能到圣地亚哥。”

“后来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突然想，为什么不在生日那天抵达圣城呢？若是随便的某一天，或许很多年后，我真的就忘记了，但如果是生日，就会一直记得。”

“这是什么时候的决定？”他问。

“就是遇到你的那天，确切的说是在遇到你之前，早饭前的那段路上想到的。”

“所以，那天你才坚持在雨中走完40公里？”安德斯说。

“没错。”我笑了起来，“我不想告诉你原因，因为听起来很奇怪。再说，最后的15公里中途没有任何村落，我们或者停留在25公里处的小镇，或者走完40公里。当我告诉你我的决定时，并没有想到你会一起来。”

“是啊，那也是我在整条路上走的最多的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决定继续走下去。还记得那天到达驿站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了。”

离开酒吧时，我已经喝醉。

古城的一切都变得温暖而柔和。湿淋淋的石板路反射着路灯橙黄色的光芒，行人都变成了面目模糊的穿梭来去的黑色人影。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趴在安德斯的背上，在大街小巷间不断地穿行，左转，右转，右转，左转，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旋转的万花筒。我感到头脑有些飘忽，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宁静，那些隐藏在深处的最细微的烦恼悉数消失，我感到自由和快乐。

在电梯里，我挣扎着重新站了起来。安德斯按下按钮，电梯缓缓地上升。

电光石光间，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安德斯，记得那时在山顶，我们在雨雾中远远看着圣地亚哥的时候吗？”我说。

他点了点头。

“我觉得有些不同，和以往那些站在山顶，看山坳里积木一样的小城市有不同的感觉。当时我只是觉得冷，因为在下雨。现在我突然明白那莫名的失落和感伤从何而来。”我说着，突然哭了起来。“安德斯，这条路结束了。我以为在终点，我会很兴奋，会跳起来，会拥抱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它结束了，它结束了。明天早上，我们不能再背上背包，清晨出发，在途中的第一个酒吧喝一杯早餐咖啡，吃一只可颂；也不能在一天走完25公里，在山间小路上呼吸新鲜的空气，听着鸟叫，随手采摘路边的小野花；不再能在下午到达驿站，洗个舒服的热水澡，在院子里晒晒太阳，聊聊天，什么都不想；不能和路上的人一起吃晚饭，喝红酒，讲一些只有他们才能明白的话。”

“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自己原本的生活轨道上去，变回之前我们每个人的样子。这条路结束了。我们不再是朝圣者，安德斯。他们说，到达圣地亚哥那天，一切都会不同。上午你还是一个朝圣者，到了下午，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游客。我终于明白，自己并不在乎圣地亚哥。因为它是终点，终点就在那，无论怎么走，二十天，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总能到达。让我难以割舍的，是路上的生活，那是最好的时光。”

安德斯默默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伸出手，擦拭我脸上的泪水。

“你该想想美好的此刻，感到幸福，因为你已经到了圣地亚哥。”他笑着说。在电梯门打开的瞬间，他俯下身来轻轻亲吻我的额头。

“生日快乐。”

6

关于他，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她并未在布达佩斯见过他。2009年的春天，她形单影只，在东欧迎来二十三周岁的生日。在安德拉什大街上的李斯特博物馆，她度过了一个明亮安逸的下午。傍晚时分，登上渔人堡，又在夜幕降临时走过灯火辉煌的链子桥，迎着强劲的风，独自搭古老的地铁在城市的体内穿行。

三年来，辗转欧洲许多城市，她一次次设想和他相遇的场景：有时是在清晨时刻的克拉科夫老城广场上，有时是在薄暮时分的莱茵河畔，有时是在夏日里野花漫山遍野的西西里岛，有时是在冬天里覆满白雪的查理石桥。他如记忆中一样眉目清秀，带着洞悉一切的笑容，站在路的尽头，好像知道她或早或晚，总会抵达。

她不断酝酿着这个情节，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直到它成熟，开花结果，急不可待地要离开枝头。她知道，它将就此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有着属于自己的鲜活生命，一个有血有肉的她，和一个有血有肉的他，将在这故事中行走交谈，他们重逢又告别，微笑、争吵、做爱、哭泣。然后，这故事将永远弃她而去，再与她无关。

半年前，她回到阔别许久的家乡，参加毕业后第一次同学聚会。

在走廊转角的包厢里，她又一次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时间旅行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事。十年后，她在同一个站点下车，却发现周围的景物已全然改变，完全不复当年的样子。席间，免不了的觥筹交错，冷暖寒暄，她漫不经心地端着酒杯，在熙攘中寻找一个人。

他坐在窗前，独自静静地抽烟。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她以为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离开校园的下午。在美术组的办公室里，他以同样的姿势，坐在正午时分阳光落下的阴影中，一脸颓然。在一刹那的恍惚之后，她走向他。

他并未抬起头来看她，只是端起桌上的酒杯，毫不迟疑地一饮而尽。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眉眼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他依然年轻好看，她心中略感释然，或许一切都未曾改变。时间静止，她不知该如何开口，只能沉默等待。

许久以后，他才蓦然留意到她的存在。那一瞬间，他明显一惊，仿佛坠入深沉梦境的人突然醒来。他困惑地看着她，好像看着一个似曾相识，又无论如何叫不出名字的陌生人。她明白，他或许已经不记得她。

她牵强微笑，他面无表情。

“没想到十年后，能在这里见到你。”她终于开口。

他目光混沌，表情依然懵懂，好像这些词句并未进入他的耳朵，因此无法形成意义。他移开目光，填满面前的酒杯，再次一饮而尽。香烟在空气中燃烧，终于萎缩成矮小的一截。他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掏出烟盒，手微微颤抖，尝试了几次才把烟点燃。

他喝醉了。在一场热闹的同学聚会中，人人光鲜亮丽，谈笑风生，他却独自烂醉在无人问津的窗前。

“我还记得你在课上讲过的那些事。”她自顾自地说，“还有你指导我参加的那些比赛。毕业后，我没再画过。但我后来去了欧洲，去了那些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的庞大的美术馆。我在里面不停地走，直到累得双腿发抖，就这样耗完一整天又一整天的时间。那些画确实很美，站在真迹前，能够感受得到它们发出的光芒，震慑人心的力量。”

他戏谑地一笑，“你真的去看了那些画？”

“是的。还有一些画家居住过的地方，你讲起过的欧洲城市。”她略加迟疑，“还有江南。那时你要我临摹过一幅素描，是你曾经读美院的城市。”

“我已经许多年没再画过。”他说，又填满酒杯。

“我知道你还在教书。”她说，“这也很好。”

他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好像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他笑得停不下来。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他瞟了她一眼，问。

她摇了摇头。

他凑近她的耳边。一阵浓郁的酒气袭来，却依然掩盖不了他口腔中散发出的酸腐味道，那是世界上最堕落的味道，怯懦、绝望、自怨自艾……人间一切最轻蔑的词语如同不断分裂的细菌，在这样的味道中滋生壮大。

“我在做一个应景的人。”他说，“你看这欢乐的筵席，就该一杯杯地喝酒。就像在这糜烂无望的世间，人又有什么选择。”

半小时后，她独自离开。在走廊里，他从身后叫住她。

她回头，看到他慢慢朝她走来，一边努力控制着身体的摇晃。明亮的灯光下，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刚刚被从湖底打捞上来的人，浮肿的双眼，铁灰色的面庞，他努力掩饰着自己的醉意，一如努力掩饰着自己的衰老。曾经年轻昂扬，总是笑意盈盈的他，已彻底沦为一个贪杯的中年男人，在酒酣耳热时收获些许微薄的快意，却像吸血鬼惧怕黎明那样，惧怕每一个宿醉醒来的清晨。

他站在她面前，迟疑着。她没有催促他，也没有移动脚步。

“是你吗？”他终于问，像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她静静地看着他，那是垂死之人苦苦挣扎的面容。她知道，如今在他眼中，她不仅一如当年那样清新鲜活，更因为站在春光明媚的岸边，就多了一丝救赎的意味。

“不。”她笑着摇了摇头，转身离去。

或许，这才是故事该有的结局。

在冰凉夜风中，她走过十年前的校门口。如今围墙已全部拆掉，通往校园东门的林荫小路还在，只是一眼望去，已看不到之前那样广阔的天地，新崛起的教学楼挡住了全部的风景。她想起十年前的那个下午，她站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他。

他停下脚步，转过身，阳光被树木的枝丫切成金色的碎片，悉数落在他平整的肩头，他的眉眼之间尽是盈盈的笑意。

此刻，在路的尽头，已空无一人。

她想起那些幻想的情节中，从未发生过的对话。想起在布达佩斯，那个下雨的午后，安德拉什大街1225号，倾斜的落地窗边的大床，红色的床单炽烈如同火焰。如今她明白，那只是她同理想之间，一场缠绵至极的性爱，又像是一场无法挽回的告别。

十年后，她已然成为全新的自己，而这一切，终是借他成全。

7

四月六日，圣地亚哥大教堂广场。

朝圣者们在这里聚集。他们穿着沾满尘土的衣服，背着巨大的登山包，拿着木头手杖，风尘仆仆。每个人都在人群中寻觅，多日不见的朋友终于重逢，大家兴奋地拥抱，迫不及待地交换路上的经历，三五成群，热烈地交谈着。

远远地，我看到了萝丝，她依然穿着天蓝色的冲锋衣，额前栗色的头发微微卷曲，戴着橙色头巾的马克，德国兄妹缇娜和托比，英国大叔纳卓，纤瘦高挑的约翰娜，红色头发的萨拉，维赫娜又晒黑了一些，马丁和弗朗西斯卡兴奋地喊了起来，所有人都在向我招手。

然后，我看到了盖罗伟，看到他拨开人群，大步走了过来。

我感到心跳加速，不由加快了脚步。盖罗伟几乎是奔跑而来，紧紧地抱住了我，他那么用力，我甚至感到有些疼，几乎听得到骨骼因为挤压而咯吱作响，脸上却是无法控制的大大的笑容。他的怀抱依然温暖有力，让人安心。一瞬间，我百感交集。有很多话想对他说，离开他们二人后，独自走在路上，沿途看到有趣的景物也无人分享。我非常想念他，想念他走在身旁，尽管疲惫却总是唱着歌；想念那些夜晚，所有人都睡去后，我们聊过的那些话；想念他拉着我的手，在起居室的空地上生涩起舞；想念他的笑容，他的声音。然后，在一个早上，我突兀地离开。

“我很想你。”盖罗伟低声说。

我突然很想哭，不知是感动、释然还是庆幸。我曾经以为，自己永远弄丢了他。“我以为不会再遇到你了。”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开始的几天，我以为你在后面，后来，我又觉得你应该在前面。你知道，那天之后，我们就没再遇到过。”

盖罗伟笑着点头。

萝丝也走了过来，我和他们一一拥抱，所有人都在亲热地说话，大声地欢笑。不断有刚刚抵达的朝圣者加入，一切沿途走失的人，竟然都神奇地出现在终点。

这是晴朗的一天。

我们曾经从各自的国家出发，在不同的起点踏上朝圣之路。在途中，我们分别相遇，结伴前行又彼此告别。如今，我们并肩站在共同的终点，面对着圣地亚哥大教堂，不会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

“一起在广场上躺一会儿吧。”约翰娜说。

于是，我们并排躺下，一个挨着一个。广场上石板冰凉，因为前一夜下过雨，还微微泛着潮意。我仰起头，看到教堂的塔尖，映衬着湛蓝的天空，颠倒地出现在视线里。

“看，圣地亚哥大教堂倒了过来。”马克兴奋地叫了起来。

“是啊。”萨拉说，“可它还是那么庄严。”

“它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安德斯说。

马克笑了，“你的丹麦语指南最后一页没有照片吗？”

“有啊。”安德斯大笑，“但你知道，这是圣地亚哥，每个人都对它有着照片之外的某种想象。”

“不敢相信，我们真的走到了这里。”躺在身边的萝丝轻声说，声音微微颤抖，“三十五天，790公里，我们没有搭乘任何交通工具，从比利牛斯山脉开始，一步一步，每天清晨，从昨天停下的地方出发，从未偷懒。我们真的做到了。今天上午，我终于走完了最后的五公里，感到一切就像一场梦。”

“一场超乎想象的，美好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梦。现在的你，感伤的是最后却不得不醒来。”我转过头，与萝丝四目相对，这个小小的加拿大女孩已泪水盈眶。

临近十二点，正午弥撒即将开始。

我们一起走进教堂，彼此并肩站在圣坛的一侧，宽阔的大殿里，到处都站满了人。

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经过长途跋涉抵达这座城市，他们站在圣地亚哥雄伟华丽的礼拜堂里，静静聆听神父用西语布道，看那只赫赫有名的香炉在空中划过优美而令人赞叹的弧线，一直摇曳到接近穹顶的高度，他们沉默、思考、回首，并在这里留下祈望。

弥撒结束后，他们逐一拥抱传说中圣雅各的铜像，在已是密密麻麻的通行证最后的空白位置盖上一个漂亮的章，然后走出礼拜堂，数日来第一次搭上已略感生疏的交通工具，回到自己的国家和城市，继续生活。

正午弥撒，它才是圣地亚哥之路真正的尾声。

想起在龙塞斯巴耶斯第一次参加朝圣者弥撒的夜里。那天，我误打误撞地推开了小镇教堂的木门，怀着奇特的景仰心情听圣坛上年迈的神父用西语布道。一样静谧的气氛，一样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心情。这两场弥撒，刚好跨越了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那晚的弥撒结束之时，神父曾说，祝你们一路顺风，在路上寻到所要。

“你知道圣地亚哥城的全名吗？”盖罗伟在我身边，轻轻地问。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没错，这是一个拉丁语的名字。”他笑，“意思是，星光原野的圣地亚哥。一千年前，人们追随天上星光的指引找到了圣雅各的墓穴，也找到了这座容他安眠的城市。”

“星光原野。”我小声重复了一遍，这名字太美了。

此时，通体银白、重达几十公斤的香炉在几个教士的合力推动下，开始徐徐晃动。空气中弥漫着焚香的味道。随着香炉晃动的角度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沉默的人群发出轻微的感叹声，每当大家都以为香炉已经到达最高点时，它却在下一个来回里奋力向上，攀得更高，到了最后，几乎要触碰到教堂高高的穹顶。来来回回中，圣香洒满了教堂的每一个角落。

在淡淡的烟雾中，在香炉令人目眩的晃动中，我远远地看到了他，伊万。

他就站在对面的人群中。

我感到不可思议，恍惚如在梦里。

低下头定了定神，又抬起头，正撞上他的目光。没错，就是伊万。他依然穿着那件黑色棉衫，戴着黑色的棒球帽，高大清瘦，深褐色的眉目，两颊却泛起了青色的胡茬。他看着我，有些困惑，又有些无措。

我笑了。小镇本托萨的那个清晨，在驿站灯光昏暗的门厅里，他起身和我告别。然后，我在熹微的晨光中出发，此后再未遇到过他。在这二十几天里，我独自行走，也与人结伴，不断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一天，我甚至在二十公里的路程里，反复遇到同一个人三次。可无论如何，我就是遇不到他，也打听不到关于他的一丁点儿消息。

我甚至已不确定他是否还走在同一条路上，直到此刻。

他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其实，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走上前去，对他说一声“嗨”，像个老朋友那样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问他一切可好，我们一起走出教堂，在广场上坐下来，分吃一块巧克力，聊这些天发生的事。然而，路已到尽头，我们不再是朝圣者，也无法再以这样的身份寒暄。在这无可逆转的终点，圣地亚哥的魔咒已经失灵，我和他之间，将不会再有故事发生。

我终于明白，这是华丽大厅里的一场圆舞。我们转了整整一圈，换了许多舞伴，等到终于再次面对面时，舞曲已近尾声，人群即将四散，剩下的也只有一声有缘无分的叹息。

他也笑，隔着淡淡的烟雾，他的脸庞有点模糊。香炉来来回回，不断在面前划过。

我和他沉默对视，谁也没有收回目光，谁也未向前迈出一步。

8

在淡淡的烟雾中，在香炉令人目眩的晃动中，我远远地看到了她。

她就站在对面的人群中，依稀还是记忆中的模样。我感到不可思议，恍惚如在梦里。我看到她低下头，定了定神，又抬起头来，她笑了。瞬间，我百感交集。

某天之后，我再未遇到过她。小镇本托萨的清晨，我在驿站灯光昏暗的门厅里，起身对她说再见，她仰起头笑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之后，我继续每天步行，时快时慢。在布尔戈斯，我与保罗告别，此后又遇到许多人，我和他们聊天，交换彼此的故事，我遇到过破产的银行家、流浪的歌者、年迈的孤寂老人和独自抚养小孩的单身妈妈，许多的西班牙人和德国人，等到了圣地亚哥，我已经能说简单的西班牙语。我还遇到过两个在英国读书的香港女生。太多形形色色的人，除了她。在几个大城市的驿站，我跟人打听过她的消息，没有人曾在路上遇到一个中国女孩。她就像进入了一个异次元空间，或就此人间蒸发。

我已不确定她是否还走在同一条路上，直到此刻。

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其实，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走上前去，对她说一声“嗨”，像个老朋友那样给她一个热烈的拥抱，问她一切可好，循着同样的黄色箭头日夜前行，又究竟为何会彼此错失。

然而，我明白，路已到尽头。

离开圣地亚哥后，她将回到中国。那时仍然握在我手中的，将只是单薄的纸片上她手写的电子邮箱地址，我们在社交网站上彼此加为好友，却不再说话。我会时不时在浏览网页时，看到她页面更新的消息。她剪了新发型，妆容精致，和朋友坐在新开的漂亮餐馆里，对着镜头露出大大的笑容。相隔千里之遥，她在网络的另一端，过着和所有人页面上一样光鲜亮丽、没有烦恼的幸福生活。朝圣路上的一切，终被时间稀释，我们将成为彼此生活中又一个毫无新意的陌生人。

这让我想起波尔图老街转角那个古老的钟表。

每到整点，它都准时响起。表盘下方的金属小门打开，依次走出不同的木偶人物，它们相貌迥异，身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在叮叮咚咚的钟声中笨拙而欢快地移动。绕过半圈之后，它们又依次走回门里，重归黑暗，等待下一次整点的到来。每次经过，我都停下来观看，许多年来从未厌倦。有时候我想，那些面无表情的木偶，住在同一个黑盒子里，只有在整点时才能出来活动，它们虽然走着同样的轨迹，却或许从未相遇，也不曾熟悉。

这些想法让我感到寂寥。

那一年，我只有十五岁，每个周日，祖父都要去老街附近的玛让斯提克咖啡馆小坐，印象中常是闷热的阴雨天，天花板上的老式风扇吱吱呀呀地转动着。我和祖父坐在角落里的软皮沙发上，他喜欢店里特制的大杯咖啡一如我喜欢现烤的葡式蛋挞。我们不说话，在嘈杂人声中度过一整个下午。

这就是我曾经的生活。偶尔倾听，大多数时间保持沉默，从不表达。

祖父和苏的故事，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在路上，我不断想象，在某个西班牙小镇的驿站，我再次遇到她。在下午阳光正好的院子里，我们一起喝红酒，干脆地忘记那突兀的橙汁和含义不明的巧克力，我想要她坐在我身边，听我说说这些往事，这些长年累月地浸泡在波尔图潮闷雨天里的久远往事。

1965年夏天，苏死于一场火车事故。

那之前，她和祖父结婚，两人寄居在莫斯科北部的一幢小房子里，生活清贫却甜蜜。没过多久，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被要求回到中国。他们哭着告别。彼此分开的时间里，日子黯淡无光，看不到一丝希望。苏性格中偏执的因子又一次爆发，她不愿放弃，不愿回到家乡，也不愿接受形势急转直下之下的另一种生活。她只身前往海拉尔，每周两次地守候在火车站台上，请求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上的乘客为她偷偷传递书信，祖父则固守在边境的另一边，在西伯利亚荒凉的小城，顽强地与现实做着最后的抗争。他们就这样坚持了整整三年，直到那天。

一个陌生乘客给祖父带来了消息。那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彼得堡男人说，在海拉尔，一个大眼睛的中国女人托他带一封信。她说，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个车站，他会在站台上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俄罗斯男人。她道过谢，转身穿过另一侧的轨道，一列火车呼啸而过，他亲眼目睹一切灰飞烟灭。

彼得堡男人轻声叹息，拍拍祖父的肩膀，列车的汽笛声响起，他匆忙上车离开。

至此，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像太阳下的一滴水，蒸发得不留一点痕迹。心有不甘的祖父如往常一样，准时去车站等待，却再没有人带来她的消息。半年后，他黯然离开，回到莫斯科；又在若干年后，永远离开俄罗斯，在葡萄牙度过了后半生的时光。

那必定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疼痛。挚爱之人被生活无情带走，她的一颦一笑，都就此定格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我不知道，祖父曾有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有多少次因为这绵延了他整整一生的深重绝望几乎窒息而死，不得不以酒精麻醉自己才捱过这许多年。他爱苏，竭尽全力，她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珍宝，然而，他却始终不明白是什么带走了她，一个国家抑或一个时代，但我知道，在他内心最深处，始终认定这一切悲剧的原罪，就是他给予她的爱情。

他伤心欲绝，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如果在许多年前的舞会上，他没有穿过舞池，径直走到她面前，也就没有这许多年后的种种。她曾经年轻、鲜活，像花朵一样美好娇艳，他的炽烈爱情令她尽情绽放，成全了她，也最终杀死了她。而在她死去的那一刻，他也被彻底毁灭。

至此我终于明白，祖父终其一生，都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圣地亚哥总是切近又遥远，一如老照片上苏的笑容。他在每天清晨出发，耗尽了清醒时刻的每一分心力，却永远无法抵达。

苏的故事到了这里，终于完结。

而在圣地亚哥再次看到她，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于是我也笑。隔着淡淡的烟雾，她的脸庞有点模糊，香炉来来回回，不断在面前划过。

我和她沉默对视，谁也没有收回目光，谁也未向前迈出一步。

9

弥撒结束，我与每个人深深地拥抱告别。

“你确定要继续走吗？”盖罗伟说。

我点了点头，指了指广场对面的矮墙，“黄色箭头还在，它还指向圣地亚哥的更西边，路未到尽头，我还要继续走下去。”

“这是送给你的。”安德斯走过来，打开他随身携带的破烂笔记本，取出一个已经被压扁的细弱植物，“这是四片叶子的三叶草，能给人带来好运气，我在路上采到的。”

“谢谢。”我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又仔细地放进日记本的夹层里。

然后，重新背上沉重的背包，继续向西走去。

行者们，面前已没有路，只留沧海中一缕航迹。

——西班牙诗人　安东尼奥·马查多

尾　声

在陆地的尽头，我终于看到海。

抵达菲斯特拉，已是黄昏时分，它静默伫立于西班牙国境的最西端，是个狭长的小镇。我沿着海岸一路前行，落脚广场附近的驿站。偌大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驿站老板是个极善言谈的巴西人，曾经是朝圣者。其实一路走来，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日复一日的行走中，不断汲取力量和欢乐，并渴望真正融入这段旅程——有人停留在风景绝妙的山巅，有人选择了醉生梦死的美酒之乡，而他则止步于无路可走的世界尽头。

他娓娓道来菲斯特拉的传说。在拉丁文中，它本就是“尽头”的意思。中世纪时，那些千里迢迢奔赴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在弥撒结束后，总是又踏上向西的旅程。因为他们坚信，在陆地与海洋相交的地方，有着世界上最奇妙的异象，他们想要一睹海上怪兽的模样，也想要在沙滩上拾一枚真正的贝壳，带回自己的故乡。于是，菲斯特拉成了朝圣之路的番外篇，也是一个完美的句点。

告别巴西人，我沿着环海公路，朝最西端的海角走去。

日光西斜，空气静谧，柏油公路平整干净，沿唯一确定的方向延伸。时间也被拉得很长，就像记忆中那些曾经漫长等待的时刻，却在即将到来时，让人感到仓促不安。我摘下耳机，让海风的声音灌入耳中，想着这三天来的经历。

在圣地亚哥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我告别了所有人，独自上路。最后的90公里人烟稀少，经过翠绿色的草场，怪石嶙峋的山头，鲜花盛开的风车小镇，总是在夜幕降临后才抵达驿站，困顿中匆忙洗漱睡下，很少拍照，很少交谈，甚至很少进食。直到第三天中午，我哼着歌走在忽晴忽雨的山间，爬上一块高地，突然间看到了海。那一刻我真的开始尖叫，一下甩掉沉重的背包，兴奋地在空无一人的山路上奔来跑去。

之后的路显得异常平坦，我慢慢走下山，天色也越来越明媚。在猛烈的阳光下，大西洋竟不再是我记忆中灰色的、波涛汹涌的模样，它如同一整片宝蓝色的绸缎，流露出地中海才有的平静与温情。

如今，大西洋近在咫尺，被晚霞映衬成可爱的粉红色。

走过零公里路标，循着最后一枚黄色贝壳所指的方向，我终于站在了这片三面环海的岩石上。在强劲的海风中，我瑟瑟发抖，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海水。身后嶙峋的岩石凹处，有被火焰炙烤过的黑色痕迹。许多朝圣者抵达这里后，都会将一路步行所穿的破烂衣裤点燃，看它们化为灰烬。这是菲斯特拉神秘传说的重要部分，又像一场庄严的仪式。左右零星的几个朝圣者，都沉默伫立在岩石一角，望着大海出神。

我茫然看着远方，想起这三十五天的行走，恍若南柯一梦。

就像在混沌中初次抵达龙塞斯巴耶斯的那个夜晚，我在小巴车上醒来，被窗外的景色所撼动，竟如同无心窥见了神迹一样心慌意乱。此后，途经许多小镇山村，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与各式各样的人初遇和重逢，我们并肩行走，唤醒彼此的过去，分享食物和歌声，也相互倾吐不轻易与外人分享的梦想。我把所有一切都记在日记里，如今放在背包夹层，已是厚厚一本。在这许多的相遇和告别后，站在世界的尽头，我仍是独自一人，如同出发时那样。

转过头，看到一个白色大理石雕成的小小十字架，安分守己地窝藏在两块岩石的夹角里，正面的一小块金属牌熠熠生辉。我努力辨认着上面的字：

愿这条小小的路，能够带你通往心之所向的、更遥远、更广阔的征途。

在不易察觉的右下方，有一行小字：

不要忘记你的家人。

我在大风中蹲了下来，无声地哭了。

在圣地亚哥时，约翰娜曾经问我，抵达路的尽头后要去哪里。我说，乘巴士回圣地亚哥，坐火车回马德里，然后搭飞机回中国。从世界的尽头，一路回家。她微笑点头，这是个完美的句点。

夕阳西下，天色已晚。我重新背上背包，转身踏上回家的路。

地名索引

纳瓦拉大区 Navarra

苏比里 Zubiri

潘普罗那 Pamplona

布恩迪-拉-雷伊纳 Puente la Reina

拉里奥哈大区 La Rioja

罗格罗尼奥 Logroño

阿索夫拉 Azofra

斯路艾亚 Cirueña

圣多明各 Santo Domingo

格拉尼翁 Grañon

卡斯蒂利亚-莱昂大区 Castilla y León

圣胡安 San Juan

布尔戈斯 Burgos

奥尔尼由斯 Hornillos del Camino

奥尔塔纳 Hontanas

卡斯特罗赫里斯 Castrojeriz

弗洛米斯达 Frómista

卡里翁 Carrión de los Condes

萨阿古恩 Sahagún

贝尔西亚诺 Bercianos del Real Camino

艾尔布尔戈 El Burgo Ranero

曼斯亚 Mansilla de las Mulas

阿斯托尔加 Astorga

庞菲拉达 Ponferrada

加利西亚大区 Galicia

欧塞博雷伊罗 O Cebreiro

塞里亚 Serria

菲斯特拉 Fisterra

后　　记

去年五月，我在大理。住在人民路下段的一个小院里，每天傍晚开始写作，直到天亮。有时在东门附近的小店租辆单车，沿着洱海边上的公路，一直骑到喜洲。傍晚时分，大团火红色的云低低压在海面之上，公路另一侧，是墨色的苍山，明月浅浅悬于天际，四下无人，寂静得让人以为时间已经凝滞。

那些只在深夜活跃于字里行间的人物，此刻都不再羞赧，开始起身活动，低声交谈。我静静等他们把故事讲下去，明白自己终究只是躯壳，是工具，他们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主人。我坐在海边的岩石上，沉默地看着他们鲜活的面庞，举手投足间蓬勃的生命力，那些故事太美好，我心怀谦卑，只惶恐自己无力呈现，却又一边喜悦得想要流泪。

就是在那时，我想，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事能这样令人真正开怀。无论在哪个时刻，只要它的存在，就令人满足而无憾。于我而言，徒步圣地亚哥之路是一例，而写作这本书，是另一例。

今天刚好是周年。

2012年的这个时候，我正走在圣地亚哥之路上。在纳瓦拉大区的一个小镇，我遇到那个长得像“小王子”的法国男生。他已经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正背离圣地亚哥的方向走回家。我们一起坐在桌前写日记，他的本子破破烂烂，正反两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而我的本子才写了两页，还是干净簇新的。

一个月后，走完这800公里，来到“世界的尽头”。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上，已经写满了路上的故事。那之后，我回到中国，用半年的时间专心写作，去年10月完稿，来到北京。又经历各种曲折，直到如今，这本书终于即将出版。

那些最初面对朋友都无法完整讲述的故事，终于流泻于笔端，并即将以铅字呈现，见诸纸上。它由我的记忆和想象脱胎而来，是在无数个彻夜不眠的夜晚，我一砖一瓦构筑起的海市蜃楼；它曾经和我血肉相连，写到中途无法继续，我只能一圈圈地跑步，直到筋疲力尽；也有真正入戏的时候，手指颤抖地敲打键盘，却跟不上情节流动的速度。它曾经是碎片，现在已拼接成画；它也曾经是胚胎，如今已孕育成型。

就在此刻，我却真切感到这不可避免的分离。很快，它就会暴露于空气之中。在书店的架上，在网店花花绿绿的页面间，它将独自承受一切——被随意翻看，被认真阅读；它将被不同的人解读，也许被珍惜，或者被抛弃。

这一切都将与我无关。这篇后记，是我为它送上的最后一程。结尾的句点落下，我们正式告别。

感谢父母多年来的陪伴；感谢我的好朋友M，她在我写作和准备出版的一年里，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出版的过程艰辛漫长，他们尽可能地保持了这本书的原貌。

最后，感谢对走路的坚持，写作的不放弃，这一场自己对自己的成全。

2013年3月9日　于北京

感谢一路上并肩而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