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兴衰

——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

［美］曼瑟·奥尔森　著

李增刚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美）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著；李增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ISBN 978-7-208-14668-6

Ⅰ．①国…　Ⅱ．①曼…②李…　Ⅲ．①世界经济－研究　Ⅳ．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4210号

责任编辑　王舒娟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国家的兴衰

——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

［美］曼瑟·奥尔森　著

李增刚　译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5　插页 4　字数 220,000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68-6/F·2473

定价 62.00元

目录

奥尔森和《国家的兴衰》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满意答案必须满足的标准

第二章　集体行动的逻辑

第三章　含义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达民主国家

第五章　管辖权一体化与对外贸易

第六章　不平等、歧视与发展

第七章　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演化方法

术语与人名对照表

奥尔森和《国家的兴衰》

曼瑟·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1932—1998）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理论等在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奥尔森逝世后发表的讣文中指出，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最终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逝世了。许多经济学家把他看作是一个单一观念思想者，而且私下里认为，其思想在经济学界的影响还不如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大，例如政治学界。[1]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得知奥尔森逝世的消息后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奥尔森一生著述不少，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三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和《权力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Basic Books，2000）。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已经翻译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国文字；《国家的兴衰》被翻译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权力与繁荣》也已经翻译成了多国文字。

《国家的兴衰》是奥尔森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一生致力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兴盛发达，有的国家不断衰落？结合《集体行动的逻辑》和《权力与繁荣》两部著作，《国家的兴衰》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作为《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姊妹篇，《国家的兴衰》是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理论基础的。在《国家的兴衰》中，奥尔森明确指出，相关的理论命题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都已经有所阐述。但是，奥尔森仍然采用一章的篇幅阐述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主要思想（本书第二章）。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关于国家兴衰的九个核心命题（本书第三章）。本书的其他章节主要围绕这些命题，采用横向比较（不同国家）和纵向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相结合，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战后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有的国家却相对衰落了；为什么有些曾经在历史上非常强大的民族衰落了，有些在历史上不见经传的国家强大了。这一方面验证了其理论的强大解释力，另一方面也对国家兴衰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独具创新的解释。

《国家的兴衰》虽然要研究的问题是国家兴衰的原因，但这部著作似乎以更大的篇幅在讨论国家衰落的原因，而对国家繁荣的条件却讨论不够，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权力与繁荣》。

在《国家的兴衰》中，奥尔森从分利集团多少、分利集团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但对国家繁荣的一般条件未作概括。同时，他对国家衰落的原因却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长期稳定、未遭受战乱的环境中，形成了强大的分利集团和分利联盟；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滞胀现象（较高的通货膨胀与较高的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特定利益集团的阻碍等。因此，一个国家衰落或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但一个国家的繁荣却似乎不能够完全归因于没有特殊利益集团或分利联盟。换句话说，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存在大量分利集团却似乎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繁荣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它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在《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提出了“扩展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概念，提出了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繁荣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在第二个条件中，奥尔森又专门强调了即使在个人权利界定清晰的社会中，也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的强取豪夺：“一是通过游说活动，以赢得符合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立法和法规；二是通过卡特尔化或共谋行为以操纵价格和工资。”这又回到了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提出的国家繁荣的条件，即不存在或很少存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

总之，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提出了利益集团形成、集体行动达成的条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组织起来可能性的差别；在《国家的兴衰》中，根据不同利益集团组织起来可能性的差别，奥尔森提出一些国家存在的大量分利集团或分利联盟导致了衰落；在《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进一步发挥特殊利益集团理论，提出了市场经济国家繁荣的两个重要条件。所以说，奥尔森的研究是在集体行动、利益集团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发展、应用的。这也符合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提出的“满意答案应该满足的标准”，采用精练、简单的理论解释大量的现实。

最早接触奥尔森的著作是在2001年。当时我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张宇燕教授开设了一门“名著选读”课程，其中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两部著作，而恰好由我阅读和主讲这两部著作。结果，一接触奥尔森的著作，就被其深刻的理论和独到的见解所征服。后来，张宇燕教授又找来了奥尔森2000年出版的《权力与繁荣》的英文版，并且希望能够翻译出来。我自愿承担了这项工作。但当我们翻译出来之后，发现这本书的版权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购得，并请了苏长和翻译。当时，虽然未免遗憾，但也心存喜悦，因为是“玉”，大家都会去抢的。再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一书，我欣然答应。在此，对张宇燕教授在我学习上的引导和范蔚文先生的信任表示感谢。本书的翻译还得到了黄少安教授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项目批准号：04JZD007）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国家的兴衰》已经有一个中译本，是由吕应中等翻译、商务印书馆在1999年出版的，题目是《国家兴衰探源》。在重新翻译的时候，为了尽量避免受到原译本的影响，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都没有再阅读原译本；但我毕竟阅读过原译本很多遍，受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这部著作的翻译历时一年多，在翻译过程中，对这本书的理解不断加深，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我的电子邮箱是：casslzg@126.com。

李增刚
2006年8月于山东大学

[1]“Mancur Olson, Scourge of Special Interests”, The Economist, March 7th, 1998.

前言

很可能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如此众多的学者指出经济学种种缺陷的时候，竟然有经济学家宣称，扩展现有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近来已引起广泛抱怨的“滞胀”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且还可以部分解释通常属于其他学科领域的诸多问题——许多现代社会的“失控”、英国的阶级结构、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权力和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等，以及西欧国家从中世纪早期的相对落后中崛起并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主宰。然而，对我们原来并不满意的东西进行成功的改进、拓展是非常普遍的：有许多原来被人们认为根本不可能的技术，经过进一步发展而变得经济、可靠。经济学也是如此，尽管它遭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但在许多新观念的帮助下，可能会有助于解释许多以前无法说明的问题。

我们如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不仅可以发现，最近10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遇到的困窘，而且可以看到两个多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知识进步。我很喜欢引用牛顿的看法，即如果他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牛顿在17世纪就可以这样说，那么当代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不论学识深浅，至少都可以宣称有一个很高的出发点。经济学家都是一些公认的天才思想家的继承者，如斯密（Smith）、李嘉图（Richardo）、穆勒（Mill）、马克思（Marx）、瓦尔拉斯（Walras）、威克塞尔（Wicksell）、马歇尔（Marshall）和凯恩斯（Keynes），还包括其他数以百计的出色学者。事实上，经济学巨人们通常也都站在其先驱者的肩膀上，因此当代经济学家就好像是站在天才人物组成的“金字塔”上面。那么，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还是没有预测到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经济现实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受技术蒙蔽，只能看到经济学家们通常讨论的眼前现象。本书试图表明，如果我们不怕麻烦，考察一下其他学科领域，将会得到整个图景的不同画面。

部分是因为这项研究包含几个学科领域，或者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试图影响决策者和学生，我尽力采用了一种与在专业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时不同的语言风格。因此，对于首先要考虑的同行经济学家而言，这本书比实际需要的要详细。但是我相信，任何专业的学者都可以理解这本书的内容（除了某些注释和附加说明外）。幸运的是，我在这里提出的大部分观点，一旦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解释，都是出人意料的简单。

我不仅对许多过去的经济学家心存感激，而且对那些阅读过本书初稿或从本书抽取出来的论文并做过大量慷慨批评的经济学家感激不尽。这些有益的批评是如此详细、分散，我在本书专门加了一个致谢，以尽力公正地处理这个问题。支持本项研究的基金和其他组织不是很多，我在这里提一下。本项研究最主要的支持来源于国家科学基金的经济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计划，包括创新过程研究计划、经济学计划和衡量方法与数据来源计划。尽管它们手段单一、需求多样，但这些计划对本书和其他一些专业文稿研究的支持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我对未来基金会提供的资源也深表感激，不仅包括他们的资金支持和细心周到的关照，而且他们同意了我为完成本书而推迟他们关心的另一本书的计划。环境保护署和斯隆基金会也提供了帮助，利曼研究所、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也将我与他们的学者放在一起，为我提供了几个月自由写作的空间。

唯一能够超过我对上述机构感激之情的，是对家人的感激之情。像这样一本书需要许多年的精心关注，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和孩子给了我安心思考的机会，使这些关注成为可能。既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献给我的妻子——艾利森（Alison）的，那么这本书——作为那本书的姊妹篇——献给我的三个孩子就再合适不过了。

致谢

我的研究策略是尽力说出或写下足以引起大量学术批评的大胆创新的东西，并详细地对那些批评做出回应，然后保持坦率地进行恰当修补、删除或扩展所必需的自信。尽管我相信有些批评是错误的，但我尽力（有时候会不成功）将批评作为提高我理论关注程度必需的证据。因此，在写作这本书期间，我收到了数以百计人的批评，这些人包括了几乎每个相关专业、几乎每个地区和几乎每种意识形态背景的专家。因此，本书所具优点的一大部分可能要归于我的批评者。

我对每个批评者都心存感激，但数量是如此之大，将他们全都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将他们都列出来需要很长的篇幅。甚至在我知道将沿着这些思路写作本书之前，我就一直在运用寻求批评的策略；并且我在这本书上运用这种策略的时间是如此之久，以致我毫无疑问地忘记了许多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的名字。在有些情况下，批评者就是很多听众中的提问者，他们的名字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了特殊提到的目的，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些批评者，有些是最近的，有些是为了其他目的特别记下来的，这无疑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尤其对那些给予我帮助价值非常大的人更是不公平。对此我深表遗憾，并且希望我不巧忽略了的那些人原谅我。

在本书更早、更初期的阶段，给我提供重要帮助的那些人需要特别的耐心。对他们，我表示特别感谢。约翰·弗莱明（John Flemming），《经济学杂志》的副主编，是一个特别伟大、特别细心的早期批评者，很遗憾我从来没有把我准备要发表的论文投给他，尽管他很希望我投稿给他。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是我获得的早期鼓励和帮助的另一个源泉，还有Moses Abramovitz，Samuel Brittan，Alec Cairncross爵士，Walter Eltis，Daniel Patrick Moynihan，Daniel Newlon，以及Thomas Wilson。曾经跟我做过和现在正在做补充研究或合作研究的那些人，对我特别有帮助，主要的有：Kwang Choi，Jean-François Hennart，Gudmund Hernes，Dannis Mueller和Peter Murrell。

1978年，罗宾·马里斯（Robin Marris）召集并主持了一次研讨会，对我关于本书第四章专门讨论的问题所写的一篇论文进行评价和批评。他邀请了世界各地和各个不同专业的专家参加本次研讨会，他们中的一些专门写了扩充性评论，这些文章都收录在丹尼斯·缪勒（Dannis Mueller）主编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一书中。我对罗宾·马里斯发起这次研讨会，对丹尼斯·缪勒主编并撰写会议论文深表感谢；对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本次会议和论文集的出版提供资助深表感谢；对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t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和日本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Japan）为本次研讨会的路费提供资助深表感谢。最后，每个参加会议或撰写论文者对我的帮助可能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下面简单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和单位，尽管这样可能未必恰当。

Moses Abramovitz（Stanford U.）, J. C. Asselain（U. de Bordeaux I）, Ragnar Bentzel（Uppsala U.）, James Blackma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amuel Bowles（U. of Massachusetts）, Myles G. Boylan（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amilo Dagum（Ottawa U.）, James Dean（Simon Fraser U. and Columbia U.）, Stephen J. DeCanio（U.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Edward Denison（U. S. Dept. of Commerce）, Roymond Courbis（U. of Paris）, John Eatwell（Trinity, Cambridge）, Walter Eltis（Exeter Oxford）, Francesco Forte（U. of Torino）, Roymond Goldsmith（Yale U.）, Jean-François Hennart （Florida International U.）, Gudmund Hernes（U. of Bergen）, John Hicks爵士（All Souls, Oxford）, Ursula（女士）Hicks（Linacre, Oxford）, Helen Hughes（World Bank）, Charles Hulton（Urban Institute）, Serge-Christophe Kolm（CEPREMAP, Paris）, Hans-Juergen Krupp（U. of Frankfurt）, Franz Lehner（Ruhr U. Bochum）, Harvey Leibenstein（Harvard U.）, Edward J. Lincoln （Johns Hopkins U.）, Edmond Malinvaud（Ins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Paris）, R. C. O. Matthews（Clare, Cambrige）, Christian Morrisson（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Daniel H. Newlon（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Yusuke Onitsuka （Osaka U.）, Sam Peltzman（U.of Chicago）, Richard Portes （Birkbeck, London）, Frederic L. Pryor（Swarthmore College）, Walter Salant（Brookings Institution）, Hans Soderstrom（U.of Stockholm）, Ingemar Stahl（U. of Lund）, Carl Christian von Weizsacker（U. of Bonn）, Hans Willgerodt（U. of Cologne）, Wolfgang Zapf（U. of Mannheim）。

同样，感谢罗杰·本杰明（Roger Benjamin）让本书的部分早期草稿引起了政治科学评论家的关注；感谢Marian Ash，Myles Boylan，Jan de Vries，Stanley Engerman，I. M. D. Little，R. C. O. Matthews和Edmund Phelps等提供的慷慨帮助；感谢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特别是Brian Barry在我对本书进行早期构思时提供的照顾和评论；感谢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成员，特别是Emery Castle和Joy Dunkerley的耐心鼓励；感谢参加Lehrman Institute围绕本书草稿组织的研讨会的人员，其中特别感谢Donald Dewey和Kelvin Lancaster。我的夫人，艾利森·G.奥尔森（Alison G. Olson），作为一位专业历史学家，特别欣赏散文的重要性，因为散文可以非常人性化地避免使用专业性的技术词汇，感谢她为本书写作风格提供的极富价值的建议，并感谢她为我在写作中做的许多其他方面的事情。我的兄弟，Allan和Gaylord也通过各种方式给予了帮助。

我在马里兰大学经济系的同事都特别慷慨和充满激情。我必须强调，由于这本书占用了我大量时间，马丁·J.贝利（Martin J. Bailey）对我在我俩的合作研究中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耐心。克里斯托弗·克莱格（Christopher Clague）多年来一直对本书和我的其他一些著作提供了有益的细心评论；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和保罗·梅耶（Paul Meyer）也对本书的草稿提供了批评性建议。阿黛尔·克罗克斯（Adele Krokes）提供的帮助需要特别强调，不仅因为她为本书的打印和文字排版提供的帮助，而且还因为她在帮助我组织让人兴奋的学术生活上非常有效率的方式。我要感谢在完成本书的那些年中一直对我提供研究帮助的人，特别是Terence Alexander，Kwang Choi，Brian Cushing，Cyril Kearl，Douglas Kinney，Natalie McPherson，James Stafford，Fran Sussman和Howell Zee。

最后，有许多人阅读过本书的前两稿，并进行了评论。我不仅对前面已经提到的学者再表感谢，还对下面列出的学者表示感谢：Alan Blinder, Roger Boner, Barry Bosworth, Shannon Brown,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Martha Derthick, Dudley Dillard, Bruce Dunson, James Galbraith, John Goldethorpem Donald Gordon, Daniel Hausman, Russell Hardin, Michael Hechter, Gail Huh, Peter Katzenstein, Donald Keesing, Robert Knight, Robert Mackay, Cynthia Tafy Morris, Douglas North, Joe Oppenheimer, Clarence Stone, Maura Shaw Tantillo, Charles Taquey, Neil Wallace, Oliver Williamson，以及Horst Zimmermann。

不幸的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合理地处理对我著作较近期的一些批评。我很担心自己没有能够完全理解其中的一些批评。尽管我坚持了一贯采取的研究策略，但我仍然固执地没有采用其中的少数一些批评，包括最严厉的一两个。因此，本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错误——我担心，由于本书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这种错误还非常多——完全由我自己来承担。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满意答案必须满足的标准

一

人们往往在神秘的历史事实面前感到困惑：许多曾经一度辉煌的庞大帝国或文明逐渐衰落或崩溃；而许多过去曾经是蒙昧野蛮的民族却迅速崛起，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西方古罗马帝国崩溃并被那些原本不予考虑的分散部落打败，仅是这些令人困惑案例中的一个。中华帝国不止一次地衰退到被那些弱小得多、落后得多的民族——比如蒙古——所灭亡，或者被身居偏远省份的农民起义所推翻。中东也不乏这类崩溃帝国的实例，中美洲的印第安文明也是如此；甚至阿兹台克（Aztec）帝国被一小队西班牙人摧毁之前，就经历了多个世代相传的帝国和文明，但这些帝国和文明中的每一个都被此前的蒙昧部落摧毁了，它们辉煌的金字塔和城市也被抛在了荒郊野外。这种情形与安第斯山区、吴哥窟（Angkor Wat）或其他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希罗多德（Herodotus）时期，古希腊城市国家的情形也是如此。希罗多德曾经总结道：“过去曾经辉煌的城市，大多数已经不再辉煌；而现在强大的城市，过去可能曾经非常弱小。通过这两类相反的雄辩事实，我确信人类的幸福不可能永远持续长存。”1

也有大量的曾经野蛮蒙昧的部落或偏僻地区的民族崛起为强大帝国或民族的实例。实现地中海文明全盛成就的并非辉煌的埃及帝国，而是艾奥尼亚半岛上一些先前无人知晓的民族。罗马人最终征服伟大的古希腊城邦国家，而在此次惊人的征服之前，他们是一个根本不被关注的民族。西方基督教文明一直到19世纪末都在统治全世界，它在中世纪兴起于落后、混乱的西欧社会，而此前它们经常无法抵抗来自穆斯林世界、马札尔人（Magyars）和斯堪的纳维亚人（Vikings）的侵略。走在西方世界前列的西欧国家通常是那些此前位处偏远或无人知晓的地区。17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位于荷兰的北部省份，而这些地区仅在此前不久还不重要、贫困落后，并一直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规模大得多、更受人瞩目的法兰西。在19世纪后半期，推动了工业革命最迅速发展的是长期沉寂的德意志和遥远北美的前殖民地，而不是处于顶峰时期的大英帝国。

在本书中，我们并不试图以施宾格勒（Spengler）或汤因比（Toynbee）等流行历史学家的方式来解释古代帝国或文明的兴衰。如果这些国家的惨痛经历还有指导意义的话，在区分古代文明或地区兴衰的所谓普遍模式上却很可能不是很有成效，因为我们只有很少的历史记录。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并不试图从古代社会的历史经验中得出普遍的归纳性教训。

相反，本书要表明，简略的历史参考书对国家或民族兴衰原因的解释是多么的少。如果古代帝国崩溃的原因可以直接得到解释的话，我们可以采用弱肉强食的逻辑来解释弱小国家被征服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一直吸引人们不断探索的“神秘”国家衰落史了。那么，由流行历史学家们描绘的重大历史事件，就会成为进一步研究而不是直接得出结论动机的更好根源了。但是，如果其他证据——比如近年出现的过去从未有过的许多定量化证据或过去已得到证实的理论得出的假说——应该对人们已经熟悉的文明兴衰的历史事实进行推理的话，那么我们将提出精确的问题，采用判断证据轻重的合理程序，并有可能采用系统方式检验流行的历史事实。本书将会依赖这些新的证据，下面就转向这一点。

二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史，提供了国家兴衰的大量实例。它们虽然不像古代文明的兴衰那样更具戏剧性，但它们并不缺少神秘性，而且其兴衰也更为迅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背景各异的各国观察家们怀疑这些可怜的战败国能否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众所周知，联邦德国和日本经历了“经济奇迹”，并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在重建工厂并恢复到战前收入水平的同时，不仅取得了实质性增长，而且（甚至以更快的速度）恢复并超过了此前的收入水平。让我们深为头痛但饶有趣味的滞胀（stagflation）问题——即通货膨胀与普遍失业同时发生的现象，总体而言在德国和日本并不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严重。

20世纪也有许多相对衰落的典型实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是发达民主国家中增长率最低的。实际上，自从19世纪最后20年以来，它的增长率就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直到现在，其人均收入远低于西欧大多数国家。至少在过去的10年中，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方面，英国都相对高于像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可与之相比的国家。英国经济的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困境促使英国国内外的学者对所谓的“英国病”（British disease）议论纷纷。

在美国国内，也同时存在不同地区衰退和增长的大量实例。位于东北和原来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州，特别是这些地区的城市，相对于该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有更明显的衰退。纽约州和克里夫兰市的濒临破产，最典型的写照就是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化地区相对人均收入的普遍减少和人口的外流。相反，位于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州，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迅速。对这些财富实力逆转的现象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人们很可能认为，前面提到的增长和衰退的案例在经济增长“源泉”的文献中得到了解释。当然，这些文献是令人信服的。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关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对经济增长相对贡献的估计，总起来看是富有建设性的；而达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付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估计。关于增长源泉的估计，尽管是非常仔细的、精确的并富有成效的，但并未告诉我们增长的最终根源。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动机使储蓄和投资发生；或者什么可以解释创新；或者为什么一个社会的创新或资本积累比其他社会多。他们没有从最终本源上探索增长的源泉，他们虽然探索了河湖中的溪水从何而来，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下雨。他们也没有解释是什么阻塞了经济进步的通道，即本书中所说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关于增长源泉的文献有助于描述其他一些经济迅速增长的实例。从这些文献中，我们知道，资本积累，尽管远不如“知识进步”重要，但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尽管新技术通常体现于新的资本设备中，但某些通常归功于知识进步的生产率提高的“残值”没有物质资本的投资通常是不可发生的。关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政治或军事不稳定，通常会产生在长期投资品上的投资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的怀疑，这通常会减少生产性投资。当然，商人们会有政治激励故意扩大对稳定和可预见公共政策的需求，但也可能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不安全感可能会对新资本品投资的水平和类型产生影响。事实上，所有经济学家都一致公认，阻碍投资或破坏生产性资本的事实甚或预期，都会降低收入水平。因此，政治上不稳定或经常遭受外敌入侵的社会，将会比那些政治稳定或很少遭受外敌入侵的社会，有更低的生产性投资或更低的增长率。在那些只有在长期才能够得到回报的工厂或设备上，将会有更多的资本外流和更少的投资。储蓄将很可能以更容易携带但对整个社会却没有生产率的资产——比如黄金——储存起来。

有鉴于此，战后法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就颇令人关注。法国不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被占领：在不到两个世纪的事件中，那个国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拖延最久的革命，制定了好像是期刊型文献的宪法，而且经历了部分或全部的四次占领。甚至在战后时期，濒临革命和对反动政府的恐惧也导致了大量资本的外逃。尽管有这些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和外敌入侵，为什么法国在1970年（之所以采用这一年，是因为我们对生活成本的国际差异进行了调整，以便更好地对真实收入进行对比）2的人均收入仍然超过了英国，并与德国基本持平，仅比美国低1/4？

三

1957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与比、荷、卢三国共同组成了欧洲共同市场。此后，欧洲经济共同体六个发起国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表1.1表明，它们的总体增长速度快于未曾经历军事入侵与政治动乱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以及美国。在这些共同市场的发起国中，有些在20世纪60年代比50年代增长更快，因为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共同市场开始发挥作用，战后的经济恢复业已完成，并且已经赶上了某些原先较为稳定的社会。本书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六个国家为什么可以经历如此快速的增长。

表1.1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平均每年的人均GDP增长率（%）

注：表中的数字来源于1969年和1978年出版的《国别统计年鉴》，联合国统计办公室，纽约，分别出版于1970年和1979年。

a．1952—1960　b．1963—1970　c．1970—1976　d．1953—1960　e．1970—1977　f．1951—1960

g．1970—1977　h．1952—1960　i．1954—1960　j．1960—1968　k．这一时期新西兰的数字没有从大洋洲中独立出来。

在19世纪，也有许多经济增长和国家进步的实例没有给出满意的解释。在《美国宪法》被采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一个世纪长一点的时间内，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并且拥有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9世纪之初，虽然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德语区仍然相对贫困，但自从创建了关税同盟和德意志帝国之后，德国经济增长是如此迅速，以至到1914年的时候就超过了英国。在19世纪中叶，日本还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并且总是在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下饱受凌辱，但就在1867—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半个世纪稍长的时间内，日本成为西方之外的唯一一个工业化国家，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我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在19世纪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是如此突出？

在16、17世纪，西欧的一些国家发生了商业革命和经济总量（如果不是人均的话）的巨大增长，此后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荷兰北部省份在从西班牙成功独立出来之后，就出现了这种增长。大部分的增长发生在英国和法国（如果稍作扩展的话），是在集权君主从经历了中世纪自治的男爵、封建领主和城镇获得有效执政权之后，并开始缩减阻碍国家市场建立的地方关税和各种限制。总体上，经济增长的这些事件，将“黑暗时代”相对原始落后的西欧转变成为直到19世纪还统治着全世界的伟大文明。

西方的崛起无疑可归因于诸多要素，其中的一些已经在历史书中得到解释，并且寻求单一解释的努力似乎是愚蠢的。然而，关于西方世界兴起的标准解释并非完整且令人信服，更不要说商业革命时期的荷兰、英国和法国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很显然，某些重要的因素被遗漏了。因此，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传统解释中，什么因素被遗漏或忽视了？或者，更精确地说，遗漏了什么重要的因素，以至于没有它就不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满意答案？

四

还有一些问题，似乎与前面关于经济增长与衰退的反常实例无关，但这些问题也可以采用解释经济增长与衰退的逻辑进行解释。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是，为什么非自愿失业会发生，并且有时（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时期）会波及大部分的劳动力？那些并非经济学家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得到回答，但是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直到今天仍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在20世纪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于失业和危机给出了一个脍炙人口的解释，但是现在，无论是主流的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反凯恩斯主义者都同意，尽管凯恩斯的贡献非常伟大、非常重要，但其关于行为类型的假定却经不起推敲，与个人或企业所致力的目标不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总量经济的理论）没有建立在微观经济理论（个体决策者如何在特定的市场或环境下行为的理论）的基础之上。像“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均衡”这些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的确假定了理性的个人行为，但这些理论不能够解释非自愿失业——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没有接受这些理论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难以置信地隐含着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的。本书将首次表明，当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都按照他或她的最大化利益行事时，非自愿失业或大危机如何会发生。一旦我们理解了非自愿失业如何源于理性的、信息充分的个人行为，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我们曾经一度认为它们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如何联系起来就非常明显了，就像近期关于滞胀的文献所表明的。

几乎与经济学家引入“滞胀”这个不祥词语的同时，一些政治学家开始用“失控”来描述当今社会。在英国，当希思政府在矿工罢工期间试图保证政府权威而遭到失败时，“失控”这个术语被许多作家采用。在美国，这个术语被用来描述几乎导致纽约城破产的政治局面。“失控”这个术语还被观察家用来描述政府当局无法获得权力或权威实施自己计划所遭受的失利困境。甚至在卡特当政时期，总统所在的政党在参众两院都占有大多数席位的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在美国，对失控问题的担忧通常表现在对片面政治的抱怨上，以及美国各政党的有限影响和缺乏纪律上。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某些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失控的？即，为什么某些国家的政府不能够像过去那样治理和控制它们的社会呢？

还有两个问题必须等到我们的大部分分析完成之后才能够说清楚，因此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提及。一个问题是，什么社会可以称为“头重脚轻”的社会？因为在这些社会中，最大城市中的顶尖企业和家庭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这样的社会很可能产生于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发达的经济中，并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等。

最后一个主要问题稍微有所不同。它也需要运用充满矛盾、含混不清的概念，因此这个问题不花费较长的篇幅就不能够希望解释清楚。在非正式意义上，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是什么因素使得某个国家或某个时期的阶级结构比其他国家或其他时期更稳固、更重要？可能有一些含混，因为阶级这个词语有时候只用来表示收入或地位差异，几乎与收入差别或教育水平是同义词；但在本书中这个问题有所不同，它涉及进入某个社会结构的排他性和障碍性，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限制了进入的机会和抵消了精英意识。阶级这个词通常在英国按照这个意思使用，但在本书中使用的模型对那个国家阶级结构演进的某个重要方面具有异乎寻常的含义。按照本书的描述理解阶级僵化不可能发生或者从来没有定量观念的那些人，在他们考虑了印度的种姓制度、阶级僵化的极端形式——它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限制在某种阶层上——之后，可能会改变他们的观念。对我们的其他问题具有可检验答案的理论，也恰好可以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和阶级与团体障碍。

五

对本书提出的这些问题，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其中有一些在民间传说中可能已经出现过。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些国家的飞速增长尤为真实。例如，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的飞速增长通常归因于战争期间对工厂设备的破坏，因为这使得这些国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重建。同样，有人将其归因于他们民族异乎寻常的勤奋，按照同样的思路，英国的增长迟缓可归因于所谓的英国人对安逸生活异乎寻常的享受。

也许是英国经历了长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其经济绩效早已经成为人们进行特定解释的对象。英国的增长缓慢通常被归因为英国工会的力量与狭隘意识，或者归因为工人阶级的拒绝变革或不合作，或者归因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其他一些学者则强调英国的经理阶层缺乏企业家精神或进行革新的意愿，拥护既定的权力结构、反对商业的态度通常使最具能力者和受过良好教育者从商业竞争中脱离出来，并且英国统治阶级对国家荣誉追求的癖好通常将财富浪费在像“协和式飞机”这类事务上。大多数这种解释的普遍因素在于他们强调一个或另一个阶级的某些特殊气质或英国阶级体系的僵化。

上述这些传统智慧并不像稻草人那样容易被推翻。相反，我将表明这些民间智慧是部分正确的，并且我将努力对某些流行的假说提供理论基础。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就像其他解释一样，前面的解释都只是特定解释，并且都不充分。

特定解释不充分的一个原因在于，对于更广泛的数据和经验，它们通常是不可检验的，以致让我们无法判断它们是否正确。每个国家、地区、历史时期，甚至每个种族，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由于具有异乎寻常增长率的国家具有这个或那个特征的事实，我们就无法提供哪些因素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有英国具有大笨钟（Big Ben）、只有德国人才吃一种叫做sauerkraut的酸黄瓜，但我们显然不能将英国的低增长归咎于大笨钟，将德国的高增长归功于酸黄瓜。除非这种因果现象能够明确解释大量事实现象的特征，或者是从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推导出来，否则就没有任何因果特征可以声称比大笨钟或酸黄瓜更具解释力。通常情况下，基于一个国家单一特征的解释，在统计学意义上，只提供了一个样本；这无异于从掷出两颗骰子恰好得到两个幺点就下结论说掷出一对骰子就可以得到一对“蛇眼”一样。在其他一些仅考虑一个国家单一特征的情况下，这种比喻是不公正的；这种单一特征在特定国家不同地区表现的程度可能会极不相同，而且还可能存在其他变量或其他更具显著影响的特征使某个观点更具说服力。这可以看作许多较好历史学专著所得出的种种结论的通病。然而，只有范围更广泛的现象得到精确解释时，才存在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

对于特定解释我们必须谨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结果已知，如果某人能够使用任何数量或类型的信息来构筑解释的话，它总可能得出某种不可驳倒的“解释”。即使不存在可以做出解释的单一特征，现实通常也是复杂多变的，以至于具有不同结果的任何事实通常在其他方面也必定存在差别。任何两个国家、两个时期或两个历史事件在如此多的方面存在差别，以至于如果不对可以使用的信息数量和类型加以限制，那么都有可能构筑存在差别的理论，而这可能在一个或多个方面存在差别。除非这些差别也适用于其他事实，否则就又回到了前面提到的从单一样本得出结论的问题。正是由于依赖于单一特征或模糊的特征系列来表明任何人或社会现象的特征是如此容易，以至于任何解释都适用于某些数据或观察，而这些超出了它从中得出解释的那些解释。

特定解释缺陷的严重性可以恰当地采用我幼年时期读过的一本杂志中的一组照片来说明。那本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照片中的有一些是罪犯，而另一些是受到高度尊敬的公民，读者被邀请在翻阅下一页的答案之前判断哪些是罪犯，哪些是名人。我记得，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没能够挑出哪些是罪犯，相反看上去最贼头贼脑的那个人，竟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查阅了答案之后，我们“发现”鬼鬼祟祟的眼神和狡黠的面容竟然是（或者它本来就是）有奖问答节目中引导我们犯错误的一个陷阱。

现在假定，如果在查看了答案之后，我们还得到了对所有这些人童年经历及家谱的描述。那么，是否就可以容易地解释罪犯何以犯罪呢？这个罪犯可能是对他父亲严厉而冷漠态度的反抗，另一个可能是因为没有父亲，而第三个可能是因为得到了母亲的太多溺爱。是的，一位成功的商人可能也有一位严厉而冷漠的父亲，但他没有因此产生仇恨。诚然，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也许幼年丧父，但溺爱他的母亲却可能成为他的灵感之源。只要一个人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行为，无论他是罪犯还是伟人或其他，就总会有人根据他的这点或那点生物学特征做出非常肯定的心理学解释。有时候，不同的专家会给出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如果可能，也很少有人能够根据过去的异常行为选择出来。对我们听到的某些历史和心理学解释，我们应该产生怀疑，就像我们根据一个人的面部特征判断他是不是罪犯一样。

特定解释方法的局限性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每个国家或时代的历史往往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要重写，而且每次都能够编写出不同的故事。部分解释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新兴趣的出现以及发展出了新的分析方法；但是部分地，如果对某个解释的篇幅不加限制，对用于选择解释结果的数量规则不加限制，那些大量的——如果不是无限的话——故事将会被编写出来，并且将可能根据其偏好挑选他认为最合理的解释。那么，一个接一个的学者将会写出一本又一本的绘声绘色的著作，但没有一本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也不存在任何因果知识的积累。

如果某种解释能够适用于大量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并且简明扼要，我们就会对这种解释产生信心。既然获取或记忆信息是有成本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简明扼要或者准确精练就必须被考虑。自中世纪以来，奥卡姆剃刀原则——即任何不必要的精确或复杂性都应该被剔除出争论——对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是适用的。但是，当解释的简明扼要与权威性一起考虑时，它就要求尽可能地准确。一方面，如果解释同时兼具简明扼要和权威性，那么就难以判断其作者如何对解释结果的唯一或模糊特征进行分类。另一方面，当某种解释能够适用于大量——当权威性相对于简明扼要更重要——现象时，根本不可能采用更小的可能性解释其成功。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第六版提到的：

难以假定一种错误的理论能够像自然选择理论那样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释前面提到的几大类事实。最近有人反驳道，这种推论是不可靠的；但它是一种用于判断普遍生活事实的方法，并且经常被许多伟大的自然哲学家采用。3

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仅取决于多少事实可以被解释，而且还取决于可解释的事实类别有多么广泛。达尔文的理论能够对比如鲸鱼或细菌这些物种的起源和演进提供解释，这使得他的理论比只能够解释蚊子起源的理论更具说服力，尽管那种理论能够对数以百万计的蚊子的起源提供满意的解释。如果一种理论解释很多类事实，它就具有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一位19世纪的科学方法论学者——所称的“一致性”。休厄尔认为：“正如我所知道的，在整个科学史上，没有一个实例被指出，这种一致性……给出的经验检验支持了后来被发现是错误的假说。”4

还要必须确保这种解释不能仅仅因为这些事例恰好与要检验的理论相符，就认为它与提出来要赞成的证据相符；当然，也可能存在其他一些理论适用于与之相反情形的事实。既然通常情况下考虑所有现实的相关情形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方法通常就是考虑依照先前建立的一个或另一个标准进行的分类。这至少可以排除分类中的选择偏见。可能存在差异的规则比另外一个分类更适用于要考虑的分类，并且这也表明检验了其他分类之外的事实。如果事实因为适合理论而没有被选择，它们数量也相当大，并有不同的分类，那么最不可能的就是，错误的理论可以解释它们，并同时保持简明扼要。

六

因此，读者不应该仅仅因为他或她发现本书的观点饶有趣味或与已知的事实相一致就接受它。先前许多精彩的故事经常以广为人知的方式被编造出来，然而它们却可能是站不住脚的。读者甚至不应该对本书提出的观点多一点点信心，除非他或她发现它采用如此有限的“原因”解释了大量不同分类的事实，或者他们假定十分清楚的是我有意无意增加的解释与需要包含的每个结果相一致，而这些结果是我为了推导出理论所知晓的。（事实上，我不知道当我发展该观点时本书解释的某些事实，但是除非读者非常了解我，作为科学原则的方式，他或她在决定我的解释是否正确时，不应该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因为不认识我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甚至没有间接办法——检验我声明的正确性。）最后，读者也应该知道，我提出来解释的事实是否就是恰好符合理论的那一部分。

为了避免读者认为我所提出的判断支持我理论的证据标准是否有点过分，我应该指出，对我而言，所有的有识之士应该采用同样的高标准判断所有可能的解释。几乎所有竞争性的解释都是独立的，都是对所考虑的每一个现象的特定解释，都是对集中于某些独一无二的所谓的每个国家、地区或历史时期的文化或种族特征的解释。总体而言，所有这些特定解释除了简明扼要外别无其他内容，甚至当它们部分正确时，也不能带领我们走很远，或者不能解释重要的因果特征是如何起源的，或对可能改进局面的公共政策提供多少指导。

七

虽然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那些不能够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解释大量事实的理论，我们当然不需要期望任何一个理论都可以解释所有的事实，或者甚至是其中最重要的事实。在认识论中，从来没有人认为有效的解释应该是一元的。单一解释可能是十分有效的，然而也许只能解释所需说明变量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当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正在飞机上，我记起了飞行员的一段话，飞机的地面速度依赖于风向和风速，当然精确飞行要求必须将它们考虑在内，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飞机是否加满油门、飞机的引擎是喷气式还是活塞式，等等。

之所以有必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本书早期手稿的某些读者——很可能是被本书解释的简单明了所误导——将关于同一现象的所有其他解释都看作错误的，或者隐含着假定本书的观点说出了关于某个现象需要言说的所有方面。没有什么比对社会经济现象甚或本书分析的特定历史现象提供单一或完全解释的意图更脱离我的想法的了。我的愿望最多不过就是，像福尔摩斯从一只不叫的狗身上寻找线索一样，为更好地理解历史提供一条尚未被人们发现的线索。

由于并非要提供一元论解释，因此众所周知的有效性检验可能是不适用的。在方法论的讨论中经常提到，任何一个有意义的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说明一个或几个可能的事件、现象或实验结果，如果可能，它们也可能推翻理论。这条规则对多元论概念是不适用的，除非能够进行完美实验，或者实验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我们确信能够更好解释结果的是理论中的错误而不是实验中的纰漏。考虑到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实验的有限可能性、对历史事件进行可控实验的不可能性、自然或历史复制完美自然实验的极端不可能性等，对其中一个因素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一些科学哲学家告诉我，甚至在物理或自然科学中，推翻一个理论也不仅仅是因为单一的一个反向实验，而更多的是由于一系列的反常观察，而这是与更好的替代性理论的出现相联系的。那么，我们应该对理论或假说要求的是，要清楚什么样的观察会提高错误发生的可能性，什么样的观察会提高正确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后面两章提出的理论是清楚的，尽管预言任何一个推翻它的观察是困难的，但很明显的是，一个观察是否可以将理论提出来讨论，以及什么样的观察在总体上可以让我们确信它是错误的。

鉴于多元论的解释，可以想象：本书中提供的与理论相关的所有（或绝大部分）事实，实际上可归因于大量的其他原因。可能是出于巧合，大量的其他原因产生了本书理论所预言的许多复杂模式。显然，本书的理论是如此一致而富有说服力，并且又如此简明扼要，以至于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这种可能性。

由于原因的多重性可能会使错误的理论看上去是正确的，也可能使正确的理论看上去是错误的，因此对某个理论的单一检验可能是非常微弱的，或远不是决定性的。本书中提供的某些理论检验是非常微弱的，读者们可能会认为是多重原因产生了观察到的结果。同时，所有的检验都指出了相同的方向，因此总体上的结果要比单一结果具有不可比拟的说服力。如果当我们早晨醒来，我们吃惊地发现外面有一片或两片白光，很可能其原因是不确定的，但如果每个树枝、每片空地上都是白茫茫一片，我们就可以推断昨夜下雪了。

下面我们进入本书最重要的一章。该章将阐明得出本书所有结果必需的逻辑脉络，从而能够使本书的其余章节更容易理解。

注释：

1．引自“The First Book, Entitled Clio”,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英译本，George Hawlinson翻译（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2）. 1: 121, 122。

2．Irving B. Kravis et al.,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Gross Product and Purchasing Power（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1975），特别是第8页。

3．New York: Collier, 1962, p.476（第6版，London: J. Murray, 1872）。对于理论解释力的分析，见Anatol Rapoport, “Explanatory Power and Explanatory Appeal of Theories”, Synthess 24（1972）: 321—342。特别感谢Russell Hardin关于理论解释力的建议。

4．The Philosophy of Inductive Sciences（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1967）, 2: 65 （3rd ed., London: Parker, 1858）；又见Paul R. Thagard, “The Best Explanation: Criteria for Theory Choice”, Journal of Philosophy 75（February 1978）: 76—92。特别感谢Daniel Hausman让我注意到了“一致性”这个概念，以及他对本书初稿的深入批评，并且感谢Stephen Brush提供了关于这个主题的富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第二章
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

本书的讨论从集团行动中的一个悖论入手。通常，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由个人或企业组成的集团中，如果每个人或每个企业拥有某种共同利益的话，那么整个集团就有寻求或扩大这种利益的倾向。因此，美国许多政治学的学者长期以来都假定：具有共同政治利益的公民将会组织起来并进行游说以实现这种利益。在全部人口中，每个人都属于一个或几个集团，并且这些竞争性集团的压力加总起来可以解释政治过程的结果。同样，他们还假定，如果工人、农民或消费者面对可能伤害他们利益的垄断，他们最终会通过比如工会或农民组织等的机构获取对抗性力量，而这些组织已经获得了市场权力（market power）或保护性的政府行动。从更大范围看，较大的社会阶级通常期望按照其成员的利益行事；当然，这种信念的单纯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执政，维护自身利益，一旦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超过了某个限度，他们的“错觉”（false consciousness）消失，工人阶级就会起来革命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一般来说，如果某类或某个阶级的个人拥有足够程度的自我利益，或者如果他们能够在某些共同利益上达成一致，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集团就有可能按照自我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方式行事。

如果我们深入推敲一下上述假定的逻辑，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在基础上存在着无可辩驳的错误。设想一下那些一致同意认为他们由于令人讨厌的垄断或关税而支付了过高价格的消费者，或者那些一致同意认为他们的技能应该获得更高工资的工人。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进行反垄断抵制或取消关税游说的消费者而言，对于一个希望通过罢工威胁或对最低工资立法以获得更高工资的工人而言，其最有利的行动策略是什么？如果消费者或工人花费几天时间和若干金钱组织一个抵制团体或联盟或进行最优立法游说，那么他或她将会牺牲时间或金钱。这种牺牲将以什么作为回报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个人将会使这种情况有些微（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改进。在任何情况下，他只能获得这种行动收益的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事实上目标或利益是集团成员共有的或共同分享的，这使得一个人为共同目标做出牺牲所获得的收益通常为集团中的每个人分享。成功的抵制、罢工或游说会为相关类别的每一个人带来更便宜的价格或更高的工资，因此具有共同利益的大集团中的每个人只能获取共同利益的一小部分，而不论他个人为获取这种共同利益付出了多少代价。既然收益惠及集团中的每个人，那么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那些人也将会与那些做出了贡献的人获得一样多的收益。这通常就会导致“让别人去做吧”的想法，而其他人也很少或没有动机为集团利益行事，因此（如果不存在第一自然段中提到的那些概念要素）就很少有——如果有的话——集体行动。那么，悖论就是：（如果不存在后面我们将要讨论到的特殊安排或环境）由理性个体组成的大集团，就不会为集体利益行事。

这个悖论在拙著《集体行动的逻辑》1中首次提出并有详细阐述，读者可以参照我在那本书中对这种逻辑的逐步论述。那本书也表明，美国——唯一一个所有强大的利益集团都被认真考虑的国家——的证据非常系统地支持了这一论断，并且我从其他国家获得的零散信息也与此一致。既然本书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以下简称《逻辑》）的续篇，并且大部分内容是对该书论断的运用，因此本书最严肃的评论者或学者应该读读那本书。对于那些不想花费过多时间阅读《逻辑》的读者，以及对本书只有些微兴趣的读者，本章的前半部分解释了《逻辑》中所阐明的主要观点，这对理解本书的其他章节是必需的。然而，本章的其他部分就不应该再重复《逻辑》的内容了。

二

《逻辑》的发现之一在于：从本质上看，像工会、行业协会、农场组织、卡特尔或院外游说集团（甚至没有正式组织的共谋集团）等各种机构提供的服务，类似于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就像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或“公共产品”，这些机构的服务，如果提供给任何人的话，也是使某类或某集团的所有人受益。就像政府提供的法律和秩序、国防或环境污染治理对该国或该地区的所有人都起作用一样，通过农业组织的游说形成的关税会提高相关产品所有生产者的价格。同样，正如我在前面讨论的，工会赢得的高工资适用于相关类别的所有雇员。更一般地，为获得立法或管制的一般变化进行的每一次游说，都会给从这种变化中获益的每一个人带来集体或公共产品。运用市场或产业行动获取更高价格或工资的每一次联合——即“卡特尔”，当其限制供给数量时，必然会提高每个销售者的价格，因此给所有销售者生产了一个集体物品。

如果政府一方面与联合组织共同运用其政治和市场权力，另一方面又生产不可避免地属于某个集团或阶层所有成员的公共或集体物品，那么二者就会造成前面提出的逻辑悖论，即一般情况下它们服务的个人或企业没有任何动机自愿地对其支持做出贡献。2因此，如果只存在自愿的、理性的个人行为，3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存在政府或院外游说集团和卡特尔，除非个体成员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不是由于它们提供的集体产品支持它们。当然，事实上政府在任何地方都存在，院外游说集团和卡特尔组织也是如此。如果到目前为止上面的讨论都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得出政府或其他组织的存在是由于其他原因，并非因为它们能够提供公共产品。4

对政府而言，在写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之前，答案就已经存在了。很明显，政府是依靠强制性税收来支持的。通常情况下，公众很少反对这种强制性，大概是因为许多人直观地认为，公共产品不能够在市场上销售，也不能够通过自愿机制融资。就像我已经指出的，每个成员只得到他或她付款的政府服务的一小部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得到其他人提供的任何水平的服务。

对于通过政治或市场行动向其成员提供集体物品的组织而言，答案不是非常明显，但也并不难理解。这类组织，至少当它们表现为大集团时，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集体物品而得到支持，而是因为它们足够幸运地发现了我称之为“选择性激励”的手段。选择性激励有选择地适用于个体成员，依赖于它们是否对集体物品做出了贡献。

选择性激励可以是消极惩罚，也可以是积极奖励。例如，它只对那些没有为集体物品的供给做出贡献者进行惩罚。当然，税收支付是在消极选择性激励的帮助下获得的，因为那些被发现没有支付税收的人不仅要补缴税款，还要遭受惩罚。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众所周知的有组织利益集团就是工会，它也部分地是通过消极的选择性激励来维持的。在强大工会中，大部分的会费是通过会员商店、内部商店或代理人商店获得的，它们或多或少地通过强制或自愿收缴会费。也经常存在一些具有同样效果的非正式安排。美国钢铁工会的前任主席戴维·麦克唐纳（David McDonald）曾经描述了该工会早期曾经使用的这种安排。他写道，这种安排

我们称之为……形象教育（visual education），这是一种比较文雅的说法；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就是工人纠察队收费。办法非常简单：由地区分部负责人挑选一些已经缴纳了会费的成员（通常根据他们的身材而不是根据他们的为人）手持锹把或棒球棒站在工厂门口，在工人上班时盘问他们是否缴纳了会费。5

就像麦克唐纳“纠察队收费”办法所表明的，在罢工期间纠察队也是工会有时需要的一种消极选择性激励；尽管在已经建立了稳定工会的产业中纠察队通常是和平的，这是因为工会关闭反对罢工企业的能力对所有企业都一样；在工会化的早期，在支持工会和反对工会的雇主和反对罢工的工人之间，经常发生暴力冲突。6

某些反对工会的人声称，既然许多工会会员是通过麦克唐纳所描述的方式或合法的工会商店安排被迫加入的，大多数工人可能并不想加入工会。塔夫托—哈特利法案（Tuft-Hartley Act）表明，政府应该组织一些行政选举，决定工人是否确实想加入工会。就像本书集体物品的逻辑所表明的，被迫支付会费的工人也会投票支持强迫他缴费的那个工会（通常以压倒多数票赞成），这使得塔夫托—哈特利法案很快就因为毫无意义而被废除了。7一方面，作为个人，工人会尽量逃避缴纳会费，另一方面他们又投票支持强迫他们缴纳会费，这与纳税人的行为毫无二致，他们一方面会投票支持高税率，另一方面又尽力以避税方式安排他们的私人事务。出于同样逻辑，一些专业协会也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吸收会员（比如，在建立了“排他性律师团”的那些州的律师）。其他几类院外游说集团或卡特尔也是如此。例如，公司官员对有助于公司的那些政治家的献金，也是非常微妙的强迫形式的结果。8

正如《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的许多案例所表明的，积极的选择性激励尽管很容易被忽略，却大量存在。9美国农场组织就是一个典型，它的许多会员之所以入会，是由于他们的会费是从农场合作的“额外收益”中直接扣除的，或者会费直接进入与农场组织密切联系的相互保险公司。城市中的许多会员组织通常也向其成员提供类似的选择性激励，比如直接针对会员个人才有效的保险政策、出版物、团体机票或其他私人物品等。工会的会员申诉程序通常也是一种选择性激励，因为会员积极分子的大多数申诉都会受到重视。院外游说组织的政治实力和与其相关的商业机构之间的共生性，通常会给商业机构带来税收收益或其他好处，从运动的政治武装中流传出来的公开信息或其他信息通常会形成偏好或信任的其他模式，而这会使得运动的商业活动更加有利可图。反过来，通过这些活动获得的商业收益就提供了积极的选择性激励，而这又会招募更多的游说运动的参与者。

三

小集团，或者社会联系密切的成员所组成的各种小集团的较大“联邦”集团，拥有其他的积极或消极选择性激励的来源。很明显，大多数人很重视与他们有所联系者的友谊与尊敬。在现代社会中，除了罕见的死刑判决外，单独监禁是最严厉的惩罚。对不承担集体行动费用的那些人进行责罚甚至放逐，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选择性激励。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英国工会会员不与不入会的同事谈话，即“将他们逐出社交圈之外”（send them to Coventry）。同样，在联系密切的社会集团中，寻求集体物品者会给那些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者以特别的尊敬或荣誉，从而就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选择性激励。既然大多数人明显偏好于相对具有相似思想或适宜的和值得尊敬的公司，经常偏好那些他们特别崇拜的协会，他们会发现避开不愿参与集体行动者并支持上面描述的那些人无须付出代价。

社会选择性激励可能是强有力的、非常便宜的，但它们只在特定的场合下有效。就像我已经表明的，他们对大集团就不适用，除非大集团是联系密切的小集团的联邦。为了获得集体物品，将最大集团组织成社会联系密切的小型子集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个人或个体成员没有足够的时间维持大量的朋友或熟人。

社会选择性激励的有效性还受集团或从集体物品中受益的成员社会异质性的限制。日常观察表明，大多数的社会密切集团都是相当同质的，并且许多人不愿与较低阶层或兴趣迥异者保持密切交往。甚至吉普赛人或其他非国教徒的集团也是由兴味相投的人们组成的，尽管他们与圈外人的习俗完全不同。由于从集体物品中受益的那些人千差万别，即使当相关社会成员很少的时候，选择性激励所必需的社会联系通常也不存在。

组织和维持社会异质性集团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很难对所讨论的集体物品的性质或它们值多少钱达成一致意见。到目前为止，阐明本章所提到的集体行动困难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即使人们对想要的集体物品的性质、数量以及获取途径都达成了完全一致。但是如果像社会异质性之类的问题会降低一致性，集体行动仍然是很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但如果仍然存在集体行动，它就会造成调和与协调不同观点的额外成本（特别是对相关组织或联盟的领导者而言）。在小集团中这种情况略有不同，下面我们进行简单讨论。在这类集团中，意见分歧有时候可能会成为加入某个组织追求集体物品的动力，因为加入该组织就可能对组织的政策或可能获得的集体物品的性质产生影响。但是，这个观点与大集团是不相关的，因为这类大集团足够大以致单个人根本不可能希望影响结果。

当考虑集体物品时，一致性尤其困难，这是由集体物品的特征所决定的，即不论某个团体或某些人是否提供，他们都可以从中获益。这就使得相关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或多或少地从集体物品中受益，他们都可以得到所提供的相同水平和种类的所有公共物品。不论公民的偏好或收入差别多么大，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外交与国防政策，并且（除了在罕见的“林达尔均衡”10中）在一个国家内部绝不会对应该花费多少开支用于外交或国防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所谓的“财政当量”11观点、“最优分隔”12和“财政联邦主义”13严格模型的明确含义。对集体物品有不同需求的异质性成员，可能会引起有关私人协会的更多问题，它不仅必须要处理好不一致性问题，而且还必须要发现足够强大的选择性激励以维持不满意的成员。

总之，如果某一团体成员具有相对更大的一致性，试图组织集体行动的政治企业家就比较容易成功。同样，其任务是维持已经组织起来或串谋行动的政治管理者就会有动机利用教化或选择性招募的方式来提高其成员的一致性。这是正确的，一方面因为对于更加同质的集团社会选择性激励更可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因为同质性有助于达成一致。

四

关于集体物品的信息和计算本身通常就是集体物品。考虑一个大组织的典型成员，他需要决定花费多少时间来研究组织的政策或领导层。个人花费在这种事务上的时间越多，他或她的投票或观点支持组织的有效政策或领导层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这位典型成员从更加有效的政策或领导层所带来的收益中只得到非常少的一部分：总体上，其他成员将得到绝大部分的这种收益，因此单个成员就没有激励花费大量的时间寻求事实、思考组织的问题以及组织的利益。如果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被迫花费更多时间寻求如何投票来扩大他们的利益的话，每个集团成员的境况都会改善。在大国的国家选举中，这种典型选民的情况尤其明显。对某个选民而言，花费时间研究政治问题和候选人情况以决定如何投票最符合自己的利益，从中得到的收益等于“正确”的选举结果与“错误”的选举结果能够给他带来的收益之差，乘以他那一票影响选举结果的概率。既然一个选民的一票改变选举结果的可能性非常小，典型的公民通常就会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理性无知”14。通常情况下，关于公共事务的消息是如此有趣，以至让人感觉到获得这种消息本身就是值得的——这好像是典型选民对公共事务理性无知这个一般规律例外的唯一一个最重要原因。

在某些特殊行业中，如果个人获得关于公共产品的额外知识的话，他们就可以收到丰厚的私人产品回报。例如政治家、院外游说者、记者和社会科学家可以从这种或那种公共事务知识中获得更多的金钱、权力或特权。有时候关于公共政策的额外知识可能会在股票或其他市场上产生额外收益。与此相反，典型选民会发现，他们的收入或生存机会不会因为对公共事务或其他集体物品的热心研究而有所改善。

反过来，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有限知识对解释院外游说活动的效果是必需的。如果所有公民都获得并理解了所有相关信息，那么他们就不会由于广告或其他劝说而左右摇摆。如果选民拥有完全的信息，当选的官员就不会受制于院外游说者的花言巧语，因为如果选民们的利益得不到代表，选民们迟早会知道，并在下一次选举中让该当选者落选。就像院外游说活动给特殊利益集团提供集体物品一样，它们的有效性也可以由公民的不完全知识来解释，反过来这又主要归因于关于集体物品的信息和计算也是集体物品这个事实。

个人掌握公共物品的知识所产生的收益通常是在集团或全国范围内普遍分布的，而不是集中在为掌握这种知识付出了成本的个人身上，这个事实也能够解释许多其他现象。例如，它可以解释具有新闻价值的“人咬狗”标准。如果人们看电视新闻、看报纸只是为了获得公共事务的最重要信息的话，不具有公共重要性的反常事件就不会受到重视，而有分量的典型事件就会受到重视；然而，与此相反，如果大多数人都喜欢各种消遣娱乐性报道或奇谈怪论，那么这种能够激起人们兴趣的奇谈怪论或花边新闻就大受媒体欢迎。同样，以夸张方式报道事件或公众人物的性绯闻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有关经济政策的复杂性或对公共问题的数量分析则只受到很少的重视。政府官员们即使没有为纳税人的收入做过什么，也可以飞黄腾达；但一旦犯了具有新闻价值的出格错误，就会身败名裂。言过其实的声明、个性独特的抗议、毫无章法的示威游行，可能会让这些活动试图影响的大多数公众反感，然而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故意制造爆炸性新闻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否则的话他们的观点根本没有人关注。从这个角度看，甚至某些被描述为“无意义”的孤立的恐怖主义活动，也被解释为是获得公众广泛注意的有效手段，否则公众就会保持理性无知状态。

这个观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民主社会中某些行为的明显无意识情形。在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所得税税率是明显累进的，然而对少数非常富足的纳税人而言，避税也是很经常的。既然二者都是相同民主制度的结果，为什么他们不具有相同的影响范围呢？就像我所理解的，所得税的累进是如此突出和存在政治争议性的事件，以至大多数选民都明白，出于人民或多数人利益的考虑就制定了累进税的幅度。然而，税法却不是众所周知的，它们通常反映了少数已经组织起来的富有纳税人的利益。一些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同样采用了像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补助之类的制度，这些制度明显是考虑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成本而制定的，然而实施或管理这些制度的方式却使得本来就很富裕的外科医生和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大幅度上升。这种不同的结果好像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解释，即对全体公民政策的明显或有争议的选择对大多数医疗服务消费者而言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必须用来实施这些制度的更小选择主要受少数已经组织起来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影响。

普通公民没有动力花费时间去研究大多数事关集体物品的选择，这个事实也有助于解释某些令人费解的个人对集体物品的提供做出贡献的问题。本章所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于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而言是很不明显的；如果这个问题很明显的话，就不会有本章开头所提出来的悖论性观点了；在向学生解释这个观点的时候，他们也就不会对最初的怀疑感到吃惊了。15毫无疑问，对个人自身的选择而言，这个逻辑的实践性含义在其被提出来并发表之前就已经被认识到了，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学习和实践的水平上得到理解。特别是，当个人对集体行动贡献的成本很低的时候，个人很少有动机考虑是否需要对此做出贡献，甚至不屑于进行直觉判断。如果个人知道为了所在集团的利益进行集体行动做出贡献的成本非常小，他就不会特意理性地考虑收益是否更小。既然对个体成员而言，考虑这种收益的规模和最大化它们的政策通常是不理性的，那么这一点就特别突出了。

对于公共产品成本和收益计算的考虑，可以得出可检验的预言，对大集团而言，如果没有选择性激励，个人对集体物品供给的自愿贡献通常发生在个人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但不可能发生在个人贡献的成本很大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当个人采取行动以帮助获得想要的集体物品的成本足够小的时候，结果是不确定的，有时可能这样，有时可能那样，但是当成本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就会消失。因此，我们应该发现，不只是少数人愿意花费必需的时间在有他们支持原因的请愿书上签名，或者在讨论课中表达他们的观点，或者投票支持他们偏爱的候选人或政党。同样，如果这里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不应该发现大量的类似事实，即个人年复一年地为获得他们所在大集团的集体物品捐献大量资源。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之前，特别是在反复这样做之前，理性的个人将会对这种大规模牺牲可能实现的效果做出反应。如果个人是大型集团中的可从集体物品中获得收益的典型成员，他的贡献可能不会因为做出贡献的大小而有明显不同。本书的理论预言是，这种捐献越大就越不可能。16

五

即使当捐献的代价高到可以进行理性计算的时候，仍然存在一系列环境使得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集体行动也可能发生。当我们只考虑少数可以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个人或企业时，这一系列环境是明显的。假定，在某个产业中只存在两家同等规模的企业，并且再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那么，事实就是，该产业产品的更高定价会使两家企业都获得好处，对该产业有利的立法也会使两家企业都获益。对这个“寡头”垄断企业来说，更高的价格和有利的立法就是一种集体物品，尽管从这种集体物品中获益的集团只有两个主体构成。很明显，寡头中的每一方都处于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一方通过限制产量提高价格或通过院外游说获得有利的立法支持，它们都会获得由此产生的收益的二分之一。如果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成本-收益率是如此有利，就可能使得即使只有一家企业承担行动的全部成本，它仍然可以从实现共同利益的行动中获益。这样，如果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集团足够小，对集团而言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比率又足够划算，那么即使没有选择性激励，符合集体利益的行动也可能发生。

当集团中只有少数成员时，它们之间也可能相互讨价还价并达成集体行动——任何一方的行动都对其他方的利益和行动进程产生可被观察到的影响，以至于每一方都有激励采取策略性行动，即要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其他人选择的影响。单个企业或个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能够给他们足够的激励相互讨价还价以实现共同的利益。实际上，如果讨价还价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之间将有动力一直讨价还价，直到集团收益实现最大化，即直到我们所说的“集团最优结果”（有些经济学家通常将这种情况称为集团的“帕累托最优结果”）实现为止。在前一自然段中提到的两家企业实现这种结果的一种方式是，双方达成一致，每一方承担集体行动成本的二分之一。为实现共同利益，每家企业承担行动成本的二分之一，并且获得收益的二分之一。因此，它有动力继续行动以实现集体利益，直到集体行动的总收益最大化为止。然而，在任何的讨价还价中，每一方都会为自己寻求尽可能大的收益份额，因此，如果它不能够获得集体行动收益的心满意足的份额时，它就有动力威胁阻碍或破坏集体行动——即“敲竹杠”。这样，讨价还价就不可能实现集团最优结果，甚至根本就不能达成集体行动。就像我在其他地方阐明的，17这种结果就是，“小”集团即使没有选择性激励也会达成集体行动。在某些特定的小集团（“特权集团”）中，事实上会假定，某些集体物品可以得到提供。虽然如此，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集体行动也可能存在问题，在特定情形下的结果就更不确定了。

尽管问题的某些方面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但是能够从集体行动中获得收益的集团规模和集体行动的范围之间关系的本质是非常简单的——然而这一点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再考虑两家企业的情形，并且假定它们没有达成最大化总体收益的协定，也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来协调它们的行动。每家企业如果为集团利益采取行动的话，它仍然获得集体行动收益的二分之一，这样它可能就有足够的激励为实现集团利益采取行动，即使它采取单边行动。当然，在此情况下，对采取单边行动的那家企业来说，集团收益的另一半将得不到补偿，即存在集团外部经济，因此单边行动不能够实现集团最优结果。18现在假定存在相同规模的第三家企业，集团的外部经济将成为2/3，单个企业只能够获得它为集体利益采取的单独行动所产生收益的1/3。当然，如果存在100家这样的企业，集团的外部经济将达到99%，每家企业只能够得到它为集体利益采取的任何行动所产生收益的1%。显然，当我们考虑的集团规模大到数百万家或数千家企业时，不存在选择性激励的集团导向行为的激励就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根本感觉不到。

虽然我在例子中采用的中等规模企业的情况不是非常典型，但却能非常直观地得出：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从集体物品中获益的个人或企业的数目越大，从实现集体利益的行动所产生的收益中获得的份额就越少，而这个集体利益是让个人或企业进行集体行动的诱因。这样，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集团行动的激励就会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消失，因此大集团相对于小集团更不可能达成实现共同利益的行动。如果可从集体物品中获益的其他个人或企业加入到集团中，那么已经是集团成员的任何人从集团导向的行动中获得的收益份额都会相对下降。不论集团的规模多大，也不论集体物品的价值如何，这一点都是正确的。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有对上述观点的明确阐述。19更详细的讨论表明，上一自然段的中等规模企业的假定对得出结论并非必需（然而它有助于得出该结论的直观含义）。集团规模的差别，更确切地说，是愿意为集体物品的边际数量支付成本的不同企业或个人的数量差别，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可以解释像“少数剥削多数”这样的悖论现象，20但它们并非本书讨论的核心。

如果要获得最优集团规模数量的集体物品，参与讨价还价的人数以及讨价还价的成本都会随着集团规模的上升而上升。这就进一步论证了刚刚提到的那个观点。实际上，日常观察或事务的逻辑都表明，对于十分庞大的集团来说，为提供集体物品而在所有成员间达成一致意见是根本不可能的。21本章前面提到的观点，即社会选择性激励只对小集团或（扩展意义上）由小集团联邦构成的大集团才有效，也表明，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

可以通过比较能够从集体行动中获得相同净收益的集团，更清楚地看出刚刚提出来的逻辑的意义，它们都会参加集体行动，但规模存在差别。假定有100万人，每个人可以获得1 000美元，总共就是10亿美元，如果他们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致力于总成本为1亿美元的集体行动。如果前面提出的逻辑是正确的，没有选择性激励，他们就不可能组织起来，并致力于有效的集体行动。现在假定，尽管从集体行动中获得的10亿美元总收益和为此支付的1亿美元的总成本不变，但这个集团是由5家大公司或5个组织良好的大城市构成，每一方都可以获得2亿美元的收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行动也未必一定会发生，因为五方当中的每一方都可能希望其他人支付1亿美元的成本，而自己一方不需支付任何成本就可以获得2亿美元的收益。然而，尽管存在讨价还价可能造成的滞后，但集体行动很可能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五方中的每一方都可以从集体物品的提供中获得1亿美元的收益，即使它自己支付全部成本；并且五方之间的讨价还价成本不可能很大，因此它们迟早会达成提供集体物品的一致同意协定。这个例子中的数字是任意给出的，但大致相同的情况在现实中很可能会发生，并且“大”集团与“小”集团之间的比较可以通过无数多的例子得以说明。

如果比较一下规模差别甚大的管辖区域内（比如小城市和大国家）院外游说集团或卡特尔的行为活动的话，这个论断的意义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一个小城市中，市长或市政议员可能会受到比如少数请愿者评价或院外游说者1 000美元预算支持的影响。特定的商业系统可能被控制在少数几家企业手中，并且如果该城市距离其他市场足够远的话，这少数几家企业就可能形成一个卡特尔。在较大的国家中，影响国家政府所需要的资源要多得多，并且除非企业规模足够大（就像它们通常表现的那样），其中的一些将组成有效的卡特尔。现在假定，上一自然段中我们所说的大集团的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分散在十万个城市或管辖区域内，任何一个管辖区域内只有其中的10家企业，并且按照居民数的相同比例分散。同时假定成本收益率保持不变，因此所有的管辖区域将获得10亿美元的收益，每个管辖区可以获得1万美元的收益，所有管辖区域将为此花费的成本为1亿美元，每个管辖区的成本为1 000美元。看上去很可能发生的是，在许多管辖区域内，10家企业或其中一部分组成的集团可能共同出资1 000美元，从而让每家企业都可以获得1 000美元。这样，我们就看到，如果其他所有的条件相同，相对于较大的管辖区域，较小的管辖区域内的每个人将会更多地参加集体行动。

偏好强度的差别提出了阐明本章逻辑的又一种思路。相对于具有共同支付意愿的较多数人而言，热爱某种特定集体物品的少数狂热分子更可能进行集体行动以获得那种物品。假定在一种情况下有25个人，每个人都发现某种给定的集体物品值1 000美元，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有5 000人，每个人发现给定的集体物品值5美元。很明显，本章观点将表明在前一种情况下达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比后一种情况要大得多，尽管在两种情况下对集体物品的总需求是一样的。在历史上大量少数狂热分子组成小集团的事实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种观点。

六

本章的观点表明，可以获得选择性激励的那些集团比不能够获得的那些集团更可能达成集体行动，小集团将比大集团更可能参加集体行动。《逻辑》一书的一些经验案例表明，这个预言对美国而言是正确的。在我们最终确信这个观点在其他国家也正确之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其他国家组织背景的更显著特征非常适合这个理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表明，大组织没有选择性激励就可以组织起来——大量的消费者不参加消费者组织，数以百万计的纳税人不参加纳税人组织，大量的相对低收入阶层居民不参加穷人组织，甚至经常存在的大量失业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发言权。这些集团是如此分散，以至任何的非政府组织强迫他们入会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大工厂或矿山企业的工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些工人可以通过工人纠察队的强迫而组织起来。积极选择性激励的任何源泉也没有表现出来，这些激励让共同合作参与分享共同利益的那些人获得动力。22相比较而言，几乎在所有地方，具有专业技能的社会特权以及具有专业技能的有限人数都有助于它们组织起来。公众的特殊感情也有助于将这些技能组织起来，并确信这种专业组织应该能够决定谁“有资格”从事该种职业，并因此而控制决定性的选择性激励，而这一点也会得到政府的支持。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企业（通常是大企业）形成的小集团会组织起来形成商会或贸易组织或其他各类这样那样的联盟。城镇或社区的（通常会更小）的商业组成的小集团尤其如此。

既然本章理论所阐明的不能够组织起来的集团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组织起来，那么我们的逻辑所阐明的能够组织起来的集团在多大程度上会组织起来，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将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对本书所涉及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

注释：

1．剑桥（Cambridge）：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年版，1971年版。1971年版本与1965年版本的差别在于增加了一个附录。一些读者还可能会看到由Schocken图书公司出版的第一个简装本（New York: 1968），它与1965年的哈佛版本完全一样。母语不是英语的读者还可以参考Die Logik des Kollektiven Handelns（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1968）; Logique de l'Action Collecitive（Paris: Presses Universitarires de France，1978）。在日本（Minerva Shobo）和意大利（Feltrinelli）的译本也即将出版。

2．尽管这个观点没有特别广泛的现实意义，但也可能存在逻辑上的例外情况，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第1章的注释[68]中有所解释。

3．理性（rational）未必意味着自利（self-interested）。本书的观点甚至当存在利他行为时也正确，然而如果特定类型的利他行为足够严格的话，这个观点就不正确了。首先考虑一下对于可观察后果和结果的利他态度——假定某个个体成员出于利他考虑愿意牺牲某些闲暇和个人消费来获得某些数量的集体物品，这种利他考虑使其他人也会得到这种集体物品。换句话说，个人的偏好将其他人获得的集体物品与个人消费同等看待。这种利他主义的消费并非意味着不理性，也并非意味着个人做出的决策与个人拥有的价值或偏好最大化满足不一致。利他主义并不会对任何一组物品通常的边际替代率递减提出疑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像更多的任何物品（自利或利他）可以获得一样，为获得更多递减的物品，必须放弃更多的其他物品（自利或利他）。

对于大集团来说，前面描述的利他的或自利的个人不会为获得集体物品而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自愿供给。原因在于在一个相当大的集团中，任何成员的贡献对集团可以获得的集体物品数量只有非常小或微乎其微的贡献，然而任何贡献都会减少个人消费或私人从事慈善活动的支出，而且一美元就是一美元。边际替代率递减导致了这种牺牲可能会造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在大集团的均衡中，理性的利他主义者对集体物品的供给可能只做出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的自愿贡献。

就像理性的通常含义一样不协调，现在让我们给出一个特殊假定，即利他主义者不仅从其他人的可观察结果中获得满足，而且从他或她自己对其他人的牺牲中获得满足。通过这个假定，我们可以考察最大集团中集体物品的自愿供给。这里，牺牲的个人消费的每一美元都会带来道德满足的足额回报，然而不相关的问题是，个人做出很大牺牲引起的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变化可能很小，甚至没有变化。尽管后面这个共享的或“康德式的”利他主义并非通常形式的利他主义，然而我认为它确实存在，并有助于解释某些对大集团自愿供给的现象。（其他可能性在于，利他主义是结果导向的，但忽略了公共物品的可观察水平，简单假定在于他或她个人消费的牺牲提高了其他人的效用，并且足以调整个人牺牲。）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通过阅读了霍华德·马戈里斯（Howard Margolis）的著作《自私、利他与理性》（Selfishness，Altruism，and Rationality，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82）而得以澄清的。

4．这个观点未必适用于小集团，在本章后面有所讨论。

5．David J. MaDonld, Union Man（New York: Dutton, 1969）, p.121，转引自William A. Gamson,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75）, p.68。

6．对工会早期阶段雇主和工人之间频繁暴力关系的研究不应该模糊双方自愿的非正式“工会化”，这也通常是由于雇主的动机产生的。由于某些种类的生产需要工人进行有效联合，因此这类工人组织或联盟就出现了。当情况确实如此时，雇主发现激励工人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联系有利可图。职员座谈会和工团会议、雇员通讯、企业出资的工人运动队、雇主融资办公室晚会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一点得到部分解释。在具有相同雇主模式的企业中，雇主创造出来激励工作中有效合作的雇员关系网络可能会促进工人的非正式联盟或不定期联盟的发展，或者公开迫使雇主将其雇员作为一个卡特尔集团对待。当雇员是日工或顾问时，这种发展演变方式是不可靠的，但当积极合作的稳定模式对生产非常重要时，雇主从合作中获得的额外收益要远大于其帮助创立非正式或正式卡特尔造成的损失。非正式工会的这种演变意味着实际上存在的工人组织要比统计数字多得多，也意味着表面上已经组织起来的企业和尚未工会化的企业之间的差别并不像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样大。

7．The Logic, p.85.

8．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巨大规模的个人公司有时候会与院外游说力量组成政治联盟。关于自愿公司捐献的论述，见J. Patrick Wright, On a Clear Day You Can See General Motors（Grosse Pointe, Mich.: Wright Enterprises, 1979）, pp.69—70。

9．The Logic, pp.132—167.

10．Erik Lindahl, “Just Taxation—A Positive Solution”, in Richard Musgrave and Alan T. Peacock, eds., Classic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London: Macmillan, 1958）, pp.168—177。在林达尔均衡中，每一方愿意为公共产品最后一单位支付的税收价格等于它对其他产品最后一单位所支付的价格。如果这个条件满足，对集体物品具有完全不同评价的各方将获得同样的数量。这将使我们远远离开关于这个问题已有文献的讨论，但它可能有助于向非经济学专业的学者指出，在各方都期望林达尔均衡的情形下，它们会有动力贬低集体物品的真实价值，既然他们不论支付多低的税收价格都将得到相同数量的集体物品。关于这个问题更细致的研究文献应该给出揭示他们对公共物品真实评价的激励，从而使得林达尔均衡是可行的，然而大多数的这类研究计划从现实应用性来看都是长期的。

11．参见我早期的论文“The Principle of ‘Fiscal Equival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59（May 1969）: 479—487。

12．经典的例子，参考Martin C. MaGuire, “Group Segregation and Optimal Jurisdi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1974）: 112—132。

13．参考Wallace Oates非常著名的著作，Fiscal Federalis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2）。

14．关于有限信息选民的早期著作，参考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经典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57）。

15．非常感谢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让我注意到这一点，对集体行动整个问题的严密分析，见Hardin, Collective Action（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6．按照同样的思路思考还有另一个观点。考虑一下那些从尽力参与集体行动中获得满足的人，他们从参与集体行动中获得的满足与从普通消费中获得的满足一样，参与利他主义者也是如此（就像本章注释[3]描述的那样）。如果对个人而言集体行动的成本非常低，消费参与快乐或作为参与者获得满足需要支付的成本不可能阻碍集体行动。尽管如此，由于存在注释[3]中描述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出于这种动机参与集体行动的程度会随着价格上升而递减。

17．The Logic, pp.5—65.

18．假定存在两家企业，它们对集体物品的评价相同。这个假定虽然非常有用，但通常并不现实。在更通常的现实中，各方对公共产品的评价不同，对公共产品评价高得多的一方将处于不利地位。当它提供的公共产品仅对它自身是最优的时候，其他各方就有动力享受该数量而一点也不提供。但相反的情况并不现实。因此，较大的一方会承担集体物品的全部成本。（认为集体物品价值较大的一方将会通过不充分供给的方式尽力强迫其他人承担集体物品的成本，但在讨价还价中它将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这样做遭受的损失比其他各方都要大。）这样，集体行动可能性的完整分析必须考虑相关各方集体物品的相对规模和价值，就像考虑集团的规模一样；可以参看下一个注释中关于“较小的集团会剥削较大的集团”以及关于集体物品价值在集团内变化其他后果的论述。

如果大集团承担全部成本的角点解不存在，并且两家企业在古诺假定下提供某个数量的集体物品，那么两家企业应该倾向于具有相同的规模，就像正文中为阐述方便而选择的例子一样。假定每家企业为每单位集体物品支付同样的价格，并且它们在生产私人物品时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既然根据纯粹集体物品的定义，它们必须得到同样的数量，它们会在古诺条件下达到均衡，仅在它们的等产量线在某个相关点上具有相同的斜率。那就是说，如果消费相同数量集体物品的两家企业同时购买某个数量集体物品的话，通过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投入生产产品的等产量线必须具有相同的斜率。在相同生产函数和相同要素价格的假定下，两家企业必须具有相同的产量或规模。

对分享集体物品的消费者而言，同样良好的结果也成立。要么认为公共物品具有较高价值的一方承担全部成本，要么他们最终将具有相同的收入水平！当两个消费者获得相同数量的集体物品时，并且仅当它们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具有相同的边际替代率时，它们将会一直在古诺行为假定下购买，它们因此具有相同的收入（它们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和价格）。除非两个消费者在一开始就具有相同的收入，否则就会形成小集团对大集团的剥削。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较为富裕的消费者承担集体物品的全部成本。另外一种也是唯一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公共产品的价值是如此高，以至于较富裕者最初对公共物品的购买对较贫穷者带来的收入效应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较贫穷者和最初较富裕者的生活水平一样，这样在均衡时两方将购买相同数量的集体物品。关于这一点，我得益于与我的同事马丁·C.麦夸尔（Martin C. McGure）的讨论。沿着相关思路进行的富有价值的讨论，见Ronald Jeremias和Asghar Zarkoohi，“Distributional Implications of Independent Adjustment in an Economy with Public Goods”，Economic Inquiry 14（June 1976）: 305—308。

19．假定集体物品的成本（C）是其提供水平（T）的函数，即C=f（T）。该物品对集团的价值Vg，不仅取决于T，也取决于集团的“规模”Sg。集团的规模反过来又取决于集团成员的数目和它们对该物品的评价；Vg=T Sg。对个人i而言，该物品的价值为Vi，个人能够享受的集体物品的价值份额Fi，为Vi/Vg，这也必定等于FiSgT。个人i能够从购买一定数量的集体物品中获得的净收益Ai，是由他从该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减去成本给出的，即Ai=Vi-C，它们都随水平T的变化而变化，因此

dAi/dT=dVi/dT-dC/dT

在实现最大化时，dAi/dT=0。因为Vi=FiSgT，并且Fi和Sg都是固定不变的，因此

d（FiSgT）/dT-dC/dT=0

FiSg-dC/dT=0

这给出单方最大化者将要购买的集体物品的数量。这一点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给出来。既然当dAi/dT=dVi/dT-dC/dT=0时，可以实现最优化，并且dVi/dT=Fi（dV/dT），那么：

Fi（dVg/dT）-dC/dT=0

Fi（dVg/dT）=dC/dT

这样，当集团收益率（dVg/dT）超过成本增长率（dC/dT）的倍数等于集团所得收益超过个人所得收益的倍数时（1/Fi=Vg/Vi），就实现了个人获得集体物品的最优数量。换句话说，Fi越小，个人获得的份额越少，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Fi随着集团规模的越来越大自然会下降为零。

20．The Logic, pp.29—31; Mancur Olson和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7（August 1966）: 266—279；以及我给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写的序言，Todd Sandler, ed., The Theory an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0）, pp.3—16。

21．在完全竞争的产业——比如汽车工业——中，不可能看到企业之间的策略性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发现，他自己的利益或选择依赖于集团或产业中其他人的利益或选择，因此它们之间没有动力讨价还价。一个充分大的子集团，如果它可以为其获得集团内的集体物品，就有动力与集团内的其他成员讨价还价。但是如果讨论的集团本来就很大，大到有动力讨价还价的子集团规模自身是如此大，以至对子集团来说如果没有选择性激励，子集团的集体物品就不能够获得。表明这个观点的另一种方式是说，子集团形成一个讨价还价组织的讨价还价成本自身是可以避免的，从而当集团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即达到了更大集团所必需的那一点，进一步讨价还价成本也是不相关的。这表明，集中于讨价还价成本和策略性相互行动的本来就是大集团或潜在集团的方法并非这个问题的本质。

22．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原因是如此巨大或如此普遍以至能够包容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人，这就不可能形成非常大的组织。考虑一下担心环境质量的那些人。尽管环境极端主义者只有少数人，并且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总体环境感兴趣，民意调查的结果也显示，美国有数千万公民认为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环境。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环境主义开始盛行。尽管如此，尽管存在对非营利组织的邮资补贴，尽管由于计算机的发展使得向社会各界直接寄信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但是只有非常少的人愿意每年给环境组织交费。在美国，较大环境组织的成员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至少是较大的组织给其大多数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比如Audubon社团，给其会员提供观察鸟类的产品）。至少有5 000万美国人都希望有良好的总体环境，但每一年都只有不到1%的人愿意向从事更好环境游说的组织捐款。在美国医学会中的外科医生比例、联邦汽车工会中的汽车工人比例、农会中的农民比例或商会中的制造业者比例，都异乎寻常地大得多。

第三章
含义

一

尽管前一章中阐述的集体行动逻辑的某些含义是在那一章中提出来的，但它们仅是那个逻辑自身的直接含义。如果我们将第二章中的观点与其他一些逻辑或事实联系起来，特别是与经济学中的某些标准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系列进一步的含义。这些第二层次的含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构建的理论是正确的，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类型或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希望得到什么。

我们的观点是否有用不仅依赖于前一章的逻辑是否准确，而且还依赖于我们在本章将要增加的内容。幸运的是，我们运用的大部分经济学原理已经构建良好；这就是已经得到广泛验证的单个企业、消费者和产业的“微观经济理论”。在许多外行人看来，经济学家在所有事情上都达不成一致意见，但事实上这部分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几乎所有专业经济学家的承认，不论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不论他们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货币主义者。我们必须再增加一个不很正式但价值无限的“熊彼特”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洞见，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接受，并且我对经济学家关于外部企业进入高获利企业的通常分析进行了简短的扩展。

遗憾的是，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进一步含义或理论如何与特定国家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必须在分析完本章所有的抽象观点之后才能看出来，否则本书的其他部分就难以理解。与实践经验不直接相关的逻辑观点对许多人来说好像不重要，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可能会有一些读者怀疑本章和上一章提出的抽象观点是否具有现实意义。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向读者保证，如果本章和上一章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将具有无可争辩的巨大现实意义。

我们最初的第二层含义涉及一个社会能否通过有组织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达到理性或高效率的经济？上一章指出，对公共产品感兴趣的个人或企业组成的小集团将会有动力一直讨价还价，直到达到最大化总体收益为止。甚至在小集团中，讨价还价能否发挥作用也存在疑问，更不要说为实现集团最优所达到的完全成功了。但是，这样的结果明显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每个人都参与讨价还价，在某种程度上结果必定是非常良好的。这促使我们考虑，通过社会中所有利益集团领导人之间广泛的讨价还价，整个社会能否实现最有效率的结果。

如果前一章阐述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通过广泛的讨价还价以达到效率或公平的社会就是不可能的。像消费者、纳税人、失业者以及穷人等既没有组织起来所必需的选择性激励，人数也不在少数，因此他们经常被排除在讨价还价之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已经组织起来的集团就会不择手段地提高自身收益。这包括选择对已经组织起来的集团有利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没有效率的，因为政策的成本通常由尚未组织起来者承担。（用博弈论的话说，社会没有达到“核”或帕累托有效配置的状态，因为这部分人没有组织起来，不可能与其他人进行彼此获利的讨价还价，也不能阻止对自己有害的政策变化。）由于一些集团被排除在讨价还价之外，因此就没有理由假定结果对全社会是公正的。除此之外，讨价还价的成本以及缓慢的决策过程很可能会使得通过集团讨价还价做出决策的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效率的。这样，我们在这个层次上的第一个含义就是：

1．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都可以形成对等的组织，并通过广泛的讨价还价达成最优结果。

如果这样的国家存在，本书的理论就很可能是错误的。

二

我们的第二个含义与达成集体行动的组织出现所需要的时间有关。前一章已经阐明，集体行动是困难的，并且不容易成功。另外，按常规来说，在创建任何组织或合作的新模式时，都会需要特定的启动成本，包括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恐惧与抵制；正如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指出的：“没有什么比创建一种新秩序更难以安排、更难以成功、更充满风险的了。……对于新事物，人们总是充满疑虑，直到他们通过经验进行了检验才会相信。”1这样，甚至那些最可能组织起来或达成联盟的集团，比如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或者某些选择性激励已经制定出来，也会一直等到有利的环境出现时才会建立起来。即使在小集团中，为达成集体行动进行充分的讨价还价也经常存在困难，每一方都希望尽可能少地承担成本，并且在讨价还价中试图拖延，有时候是无限期拖延。这样，某些在小集团中通过讨价还价有可能达成的集体行动也会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达成。

在大集团中，集体行动只能够通过选择性激励达成，甚至还有更大的困难必须加以克服。如果强制是选择性激励，就必须组织起强制性力量，然而人们不喜欢被强制，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困难，甚至更危险。这时候就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和等待有利的时机。吉米·霍法（Jimmy Hoffa）工会职业的开始表明了这一点。年轻的霍法是底特律一家仓库中没有组织的搬运工人。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有一艘运送极易腐烂的草莓的船只抵达码头，霍法劝说其工友进行罢工。雇主发现满足霍法的要求比让一船草莓腐烂要好得多。然而，通常情况下时机并非如此有利，而且具有吉米·霍法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机智、敢做敢为的领袖也并不多见。

当社会压力或社会奖励作为选择性激励手段时，也会遇到不少困难和拖延。当一个已经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集团需要某种集体物品时，问题可能并不困难，但此时这种社会关系必定会为参与者生产足够的剩余，以便他们即使为公共产品的成本而缴税也还有剩余。然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模式是困难的，并且也是耗费时日的。19世纪晚期美国的某些农业组织，比如“农庄”，在新移民区内相当分散的农场家庭中组织得相当好，但是要从已经建立了社会网络的组织中吸引会员，即使可能，也需要非凡的领导才能，甚至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成功。

只有在做出大量努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找到某些可见的、物质性的积极选择性激励手段。要创造能够为集体物品提供资金或诱导他人提供集体物品的剩余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在试图创造新行业的那些人中，成功和失败都大量存在。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天然都为自己考虑。因此，必须找到并且利用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行动和能够创造利润的活动之间的某些结合点；例如院外游说力量必须部分用于获得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有利支持，或者受益人组成的院外游说组织的声誉或信任也必须被用于某些商业活动。即使可以运用这种结合点，它们也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发现并起作用，并且要有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

至少存在一些分散的观点能支持这样一个假说，即达成集体行动的组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够出现。尽管在早期有一些工人的集体行动，但直到1851年，几乎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后一个世纪，才出现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工会——大不列颠工程师联合会。尽管在工业革命时期不时出现一些工人组织的合法组织，这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会组织还没有在英国普及。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工会组织出现得更晚。在美国，许多工会组织建立于19世纪后半期，然而工会会员直到1937年至1945年间才有了迅速增长，这个国家对工会最有利的工业条件早已经建立起来。在法国，对不同产业工会的研究也同样表明，“在工业的最初出现到工人有能力组织起来达成集体行动之间存在一个时滞”2。农业组织的发展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在美国，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有一些农场组织，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农业部（政府建立的农业服务组织）才有真正大规模的、稳定的农场组织。然而，美国农民比美国公众有更大的共同利益。许多其他类似的案例在其他国家或其他类型的组织也经常被提到。

另一方面，那些为维护自身而许诺选择性激励的组织即使当它们提供的集体物品不再需要的时候也会作为组织继续存在。就像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很久之前指出的，3通过领导组织来谋生的领袖即使在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消失之后仍然会维持组织的存在；例如为代表马车夫而成立的组织在马车消失之后成为代表卡车司机的组织；为某次战争的退伍军人而建立的组织可能代表以后数次战争的退伍军人。选择性激励使得这类组织的寿命无限期延长成为可能。这样，那些为集体行动而出现的组织，至少对于大组织来说，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来，但它们一旦建立就会一直存在，直到出现社会动荡或其他形式的暴力或不稳定为止。4

如果为集体行动而达成的组织或集团仅在有利的环境下才会出现，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发展壮大，那么在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当然，除非实施了对集体行动或公共政策院外游说活动的宪法或立法限制，否则就会为这类组织留下巨大的空间）。经历的时间越长，那类集团的数量就越大，因为时间越长就越可能出现有利的环境或为组织起来所需要的创新性的政治领导才能，组织就越可能创造出来实现它们的潜在收益。因此，联系稳定社会中具有选择性激励的组织长期稳定存在的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第二个含义：

2．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5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

三

第三个含义可能最难以与现实观察相联系，因此其意义直到最近也不明显。然而，这个含义的来源非常明显：它是上一章的发现，即相比于大集团，寡头和小集团更可能为集体行动而组织起来，组织时也可能更少拖延。因此，社会上小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通常比大集团中的每个成员具有更大的游说或卡特尔力量（或占总收入中的人均美元数更大）。小集团能够比大集团在组织起来时更少拖延，这意味着，这种不成比例在只能享受短期稳定的社会中达到最大，而在长期稳定的社会中将会最小。因此，我们的第三个含义就是：

3．“小集团”的成员具有达成集体行动的不成比例的组织力量，但是在稳定的社会中，这种不成比例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不会消失。

在本书后面将这个含义用于分析现实之后，读者们可能会发现，对这个含义的粗线条检验将很有帮助。

四

如果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集体行动组织的范围和类型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决定这种组织将会对某个社会的效率或经济增长率产生什么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所有的这类组织，不论它们的规模和形式，都有理由希望它们所在的社会经济有效率、迅速增长以及获得其他的好运气。不论一个组织的成员销售什么类型的产品或劳动，社会越繁荣对它们的需求就会越多（当然也存在一些随收入下降而需求增长的“低等品”，但在本书的分析中它们除外）。同样，如果它们生活在一个更富生产力的社会中，有效的技术通常会更好，组织成员购买的产品（不包括劳动）通常也会更便宜。那么，很可能存在的一种逻辑可能性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类组织通过帮助形成生产率更高的社会而满足其成员的利益。

除了我们后面将会处理的特殊情况之外，这类组织服务于其成员利益的唯一一种其他方式就是为其组织成员获得社会产品的更大份额。换句话说，大体上讲，一个组织可以通过将社会生产的“馅饼”做大来使其成员获益，因为在分配份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的那一块更大，也可以在“馅饼”大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享更大的份额使其成员获益。直觉告诉我们，第一种方法很少被采用，但要精确地得出为什么如此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情况下，某个组织要想让它所在的社会更有效率就需要花费一些成本。假定院外游说组织试图减小由于对不同经济来源征收不同税率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或者试图降低垄断造成的损失。要达到这些目标的有效运动存在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是支持这项运动的组织必须承担的。但是，如果通过组织成员的运动整个社会变得更有效率的话，他们也只能获得由此带来的收益的一部分。社会变得更有效率之后，他们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更低的税收或其他方面的好处，而其他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也是如此。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考虑的这类组织中的每一个都只代表社会人口或其他资源总数的一个很低比例。典型的产业商会只代表一小部分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可能很大，但它们只占有国家全部生产资源的一小部分；典型的工会，即使它拥有数万、数十万个成员，也只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在少数国家有达成集体行动的共容性组织（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s）[1]，在下文中将有单独讨论。]

举例来说，假定组织所代表的工人或企业，占有全国收入总额的1%。这个组织要承担促使社会更有效率所进行运动的全部成本，但只能得到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全部收入的大约1%。平均而言，当且仅当组织成员为使社会更有效率所投入的资源能够产生的社会收益比为获得这些收益付出的成本高100倍的时候，组织成员才可能受益。（更一般地，在第二章有关集体物品的尾注[19]中采用了符号化的语言，使社会更有效率的收益-成本比率必须等于或超过1/Fi，即组织能够获取社会收入份额的倒数。）

这样，从集体物品提供中获益的集团中的个人与在整个社会中组织参与集体行动是相似的。为整个社会的收益而行动的组织实际上是在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集团的地位类似于作为成员向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个人。在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只能够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部分（并且通常是极小的一部分），然而却需要承担行动的全部成本。

现在假定，我们前面提到的能够获得全国收入1%的组织尽力为其成员获得社会收入总额中的更大份额。当然，为攫取社会产品更大份额所投入的资源将导致整个社会不能够达到以前就业水平所生产的产量，因此这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社会产品。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激励模式将由于再分配而发生变化，并且（就像我们看到的）将沿着大量降低生产水平的方向变化。另一方面，组织的成员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要承受由于给他们再分配所造成的社会产量损失。自利的动机会驱使他们在考虑再分配给他们带来收益的时候，也会将这些损失考虑在内。但是仍然存在促使再分配政策继续所进行的支付，除非社会产量价值的降低是组织成员在再分配努力中获得的产量的100倍，甚或更多。我们一直使用的这同一个逻辑表明，典型的集体行动组织不会努力降低它们在尽力获得更大社会产量份额时造成的社会损失或“公害品”。众所周知的分馅饼模式实际上没有抓住这种情形的核心本质，将这种情形看作一群强盗冲进一家瓷器店抢夺瓷器也许更好。

总之，在一个社会中进行集体行动的典型组织，如果只代表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将很少或不会为了社会利益做出巨大的牺牲；它们会通过获取社会产品的更大份额服务于成员利益。而且，即使分配改变造成的社会成本超过再分配的数量很多倍，这样做也是有利的。这样的组织在获取社会产品的更大份额时，不会考虑强加这种再分配可能给全社会造成的任何数量的损失。（只有当社会成本或超额负担与再分配数量之比超过或等于1/Fi时，它才会对组织的行动进行约束。）因此，我们讨论的社会中的集体行动组织都极力偏向于收入或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生产更多的产品，它们是“分配联盟”（在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文献中，称作致力于“寻租”的组织）。6

对这个问题的直观认识已经存在很久，然而对这种组织在获得社会产品的更大份额时强加给社会的损失的广度或程度却认识不足。这种直观认识可以通过人们将这种组织称为“特殊利益集团”得以说明。既然这种组织面对的激励已经提出来了，我有时候就使用特殊利益集团来描述再分配联盟的特征，尽管就像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个术语在日常用语中比本书中的用法更加狭窄。这些联盟可能是卡特尔，也可能是院外游说集团，也可能二者都是。在市场上，任何个人或企业为联合行动达成的联盟，不论是专业协会、工会、商会还是寡头联合集团，都可以称作卡特尔，不论在日常用语中采用什么术语来描述它。

特殊利益集团为提高其成员收入而不惜降低社会效率或产量所采用的一种明显方式，就是游说立法者提高某些产品的价格或劳动者的工资或对某些类别的收入比其他类别的收入征收更低的税收。尽管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效果可能存在差别（由于“次优”问题），7然而在一般情况下，这类措施不仅会提高受立法支持者的收入，还会降低效率。对于其他资源来说，它们将会有动力进入到更高价格或更低税收支持的产业或活动中，并且这种资源使用的转变将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私人税后收益在得到支持的领域和经济中的其他领域相同为止。但是，如果在得到支持的领域中的价格更高或税率更低仅仅是因为特殊利益立法，那么转移到受支持领域中的资源能够增加的社会产品的价值将比它们用于其他部门要低很多。如果资源可以随时进入受支持领域，最终私人收益在得到支持的部门和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将会相同，并且这将会使得特殊利益集团的收益与给社会造成的成本之间很少相关。在这类情况中，分配联盟成员的唯一收益就是专用于受支持产业的那些资产的资本收益，加上它将其他资源转移到该领域时获得的转移利润。如果要进入受支持产业是不允许的，那么情形将会大不相同，但是，就像我在后面要表明的，进入壁垒通常会增加其他类型的大量社会成本。我们刚刚使用的观点非常简单，并且让我们搁置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包括技术性的，也包括社会性的。8对于那些宪法和结构因素严格约束院外游说组织数量和权力的国家，上述观点的适用性小得多，就像瑞士的例子表明的那样。然而，就像本书后面的部分表明的，它得出的基本观点普遍适用，也非常重要。

特殊利益组织能够提高成员收益并同时降低社会产量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卡特尔——就像单一垄断者所做的那样，成员们能够就限制产量并因此获得更高价格达成一致。从卡特尔或垄断中获得的收益会上升，因为为得到更高价格销售量会降低，因此很自然（如果不存在其他扭曲）9就会导致社会产量的下降；一般来说，社会将获得混合产品，包括按照垄断价格销售的那一小部分经济效率不高的产品和按照竞争价格销售的那一部分经济效率也不高的产品。有效的卡特尔必然会阻止其他资源进入它们可以提高价格的商业联盟，因此前一自然段中描述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联盟收益与社会成本很少相关——不能够按照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但是普遍存在的进入壁垒将使得其他社会成本（我们将在后面检验）更大。

在一篇根据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的原创性论文10撰写的经济学论文中，作者指出，由垄断、关税和其他价格体系扭曲造成的社会损失相对于国民收入非常小。我在后面将致力于表明，这种损失有时候会大得惊人，但此处仅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即特殊利益集团面对的激励将会使他们给全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而且，就像国际贸易理论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曾经指出的，11在各种经济学规律中，还没有任何一条规律要求，如果社会是低效率的，它必定是在小范围内低效率的。

尽管如此，将分配联盟损失限制在某个范围内的一种考虑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影响有时候可能会相互抵消。农民院外游说集团可能会争取到对农业机械关税的取消；而汽车制造者可能会限制给钢铁产业的保护。注意：在这类案例中，特殊利益集团的努力可能会导致效率或收入的上升，但是收益不是通过社会耗散的，因此特殊利益集团只能得到大约等于它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的收入获取能力的收入份额——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会从它们的行动中得到社会总收益中的相当大份额。有时候存在其他一些情形，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尽力提高社会效率，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产量收益的相当大部分；这种情况发生在特殊利益组织为其成员提供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集体物品上，或者它能够让政府提供某些可以产生比成本大得多的收入的公共物品上，而且这种公共物品主要让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获益。当然，要认识到特殊利益组织能够得到的巨大百分比不是容易的，这些特殊利益组织的目标是一些具有特殊性质的政策，它们主要使组织成员受益，并且可能同时会提高社会的效率或总收益。然而，多种原因和混合动机通常在任何领域都是明显的，包括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情形，因此考虑到这种类型的组织或情形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能够发现的最大部分的案例好像包含了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要承受其他分配联盟或反对者造成的低效率带来的不成比例的损失。如果本章中的第一个含义——即不存在或不是系统地存在有组织的社会——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不是或不再是一种特例。但是，像本书后半部分或其他地方表明的，如果那个含义是正确的，那么特殊利益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是在再分配收入，而不是进行创造，并且还可能会降低社会效率或产量。

除此之外，对分配问题的重视使得政治生活中分配问题的意义相对更加重要，而政治生活中普遍共同利益的意义就相对不是很重要了。在一个国家或其他管辖权范围内全部或大部分人民分享的共同利益能够将他们聚合在一起，就像他们在抵制侵略时感觉到具有共同利益而聚合在一起一样。相比较而言，在分配争斗中，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这就可能产生怨恨。这样，当特殊利益集团非常重要，而分配问题又非常有意义的时候，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就会加剧。此外，就像丹尼斯·缪勒（Dennis Mueller）12在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13工作的基础上所表明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断增加所造成的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可能会提高民主政治体系批判以前选择的可能性，即使所有选民的偏好都没有变化——它可能会（由于某些原因，它不能够通过简略的语言得到解释，也不能够不通过技术化的语言就得到说明）造成非物化的或非理性的周期性政治选择。分配问题的分歧性，以及它们使相对长期稳定的政治选择更不可能的事实，就使得社会更加失控。

因此，我们就有第四个含义：

4．总而言之，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

五

在某些国家中，也有些特殊利益组织包含了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例如，一个国家的工会就包含了大部分的产业工人，代表了那个国家大部分的收入赚取能力。在工业化国家，包含所有大企业的院外游说组织也是如此。这种共容性组织与前一部分讨论的更具普遍性的狭隘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在政策上有什么差别呢？

共容性组织面对的激励与只代表非常少一部分人利益的组织面对的激励存在巨大的差别。如果一个组织，比如说，代表了一个国家收入生产能力的1/3，平均而言，其成员将会获得使社会更具生产性的努力所产生收益的1/3。因此，该组织将会有激励为政策和行动做出牺牲，直到这样一点，即对整个社会来说更能获得收益。共容性组织包含了如此多的社会成员，以至于它们有重要的动力积极关心社会的生产性如何；它们就像只有少数股东的小企业股东一样。而且，平均而言，其成员占有社会收入获取能力1/3的组织，如果它们获得的政策造成了社会产量损失，那么它们也要承担其中的1/3。因此，对于这种共容性组织的成员来说，如果它们为获得有利份额所降低的国民收入是转向其成员收入的3倍或更多倍的时候，任何试图获取更大份额国民收入的努力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就像前一部分的讨论表明的，本书的观点可能是一个具有高度实践重要性的约束。很明显，共容性组织，如果有一个理性领袖的话，将会关心有利于其成员的分配政策可能造成的过重负担，并且出于自利动机将会使这个过重的负担尽可能小。

共容性组织代表了社会成员的1/3这个例证性假定可以很好地说明本书所得出结论的特性。但是，如果比较一下一个能够代表某个国家收入获取能力1/10的组织和一个仅代表全社会微不足道部分组织的话，前一类组织不仅有动力考虑其政策对社会效率的影响，而且出于更具生产性社会的利益会与其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现实中的狭隘利益集团通常没有动力这样做。

尽管如此，一个与国家很少相关的特殊利益组织可能与某家企业或产业具有共容性关系。考虑一个代表某家企业全部工人的工会（可称为“企业联盟”，在日本十分普遍），或者代表某个产业中所有企业每个工人的组织。这种联盟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可能非常小，但是如果每家企业新增价值的2/3用于工资法案的话，那么这个联盟相对于企业或产业来说就是相对共容的。可以假定，企业越繁荣带来的利润将会越高，尽管可以假定企业工人的工资可以由劳动力市场的一般状况得到解释；如果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全部，那么这个联盟就没有理由关心其企业或产业是否特别兴盛。但是如果联盟有特别的讨价还价能力，它就可以强迫异常兴盛的企业将工资水平提高到市场水平以上，尽管这个讨价还价能力不能够强迫财务状况极度不佳的企业也这样做。然而，某些工人可能具有其所在企业或产业的专门技能，并且这些技能的市场价值会随着企业或产业利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因此，相对于其成员在其中工作的企业或产业，共容性组织有理由帮助许多企业或产业兴盛或扩展。将这种情况与工匠联盟的情形比较，工匠联盟控制了某些企业或产业需要的专用技能，并且只控制了相关雇员的很少一部分。这种联盟对企业的获利能力只有很小的影响，并且很少有动力避免无效率的行动或以其他方式帮助雇员或产业。

因此，前面提到的逻辑表明，企业或产业的效率受集体行动的相关组织是否具有共容性的影响。它意味着，企业或产业联盟通常更应该就相对于狭隘工匠联盟更有效率的工作实践达成一致同意；无数流传的轶闻趣事已说明情况就是如此。

然而，如果认为特殊利益组织共容程度的上升都必然会产生积极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垄断力量的程度通常会随着组织共容性的上升而提高。例如，如果一家企业联盟发展成为整个行业的联盟，它就可能抵制产业中任何一家不合作的企业，企业形成有效的卡特尔将会更加容易，并因此会最大化企业和工人的联合垄断收益。企业间的竞争也会限制任何一家企业可能会支付给联盟工人的奖金额，因此对企业联盟而言，垄断劳动力供给所产生的收益通常比控制整个产业劳动力的联盟更低。另外，当特殊利益组织从比如说企业扩展到产业规模时，它从关心整个社会中获得的收益将会很少或几乎没有；甚至在扩展之后，它相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小，以至于它将不会考虑对整个社会效率的影响。特殊利益组织的共容程度提高可能最具建设性的环境就是，它已经如此巨大以至包容了不同的产业。在进一步扩展不能够影响组织的市场或产业活动阶段，它可能会创造让组织更能够影响社会效率的激励。

按照同样的方式，商业或劳动组织的全国联邦在不能影响垄断程度时，对政治问题也会采取几近于全国视角的观点。这些组织，政治科学家有时候称为“峰会”。它们经常缺乏对公共政策或连续的特殊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所必需的联合。尽管如此，峰会通常会采取比它们包含其内的狭隘联合会更加狭隘的观点，这就提出了一种从经验上检验刚提出的观点的一种途径。挪威社会学家古德蒙·海因斯（Gudmund Hernes）发现，联系我们正在进行的对斯堪的纳维亚共容性组织（在那里，这些组织通常是不重要的）的合作研究，挪威的峰会至少表现得与理论假说很相符。

狭隘与共容利益之间差别的逻辑并不仅仅局限于特殊利益集团。例如，从许多政治科学家对美国政治学的观察所得出的推论看，这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一个推论，即美国从强大的、更加负责任的政党获得收益。14这些政治科学家观察到，国会议员很大程度上受他们所在选区狭隘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且经常导致不连续的国家政策。通常，不论哪个政党执政，其领导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关注所选择政策对全国产生的总体效果，因为国家的状况与执政党的当选预期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然而，由于政党纪律是如此弱化，以至于政党领袖的影响以及对政党在下一次选举中命运的担心只起非常有限的作用。结论就是，如果政党纪律能够强化，并且每个政党都会为所选择的政策及结果负责的话，国家政策将得到改善。

本书提出的逻辑有助于解释和证实政治科学家的观点，如果将其与选举机制的分析结合起来的话。美国采用的不是比例代表制，也不是能够让在大选中处于第二、第三或更差名次的政党获得一定比例权力的选举制度；在任何给定的大选中，赢者通吃。因此，在美国，一个政党经过长期的运作在总统选举中赢得比如1/4的选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预期处于第二或更差状况的政党可能会通过联合获益，如果那样做能够让他们具有赢得选举的可能性的话。这样，美国的选举制度鼓励两党制（就像本书不必讨论的其他因素一样）。给定这一点，每个政党都是相当共容的，每一个政党都试图代表大多数选民。其成员涵盖了社会一半或更多选民的政党自然就会关心社会总体的效率和福利，特别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院外游说和只关心小选区利益的议员相比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制度观察家应该注意到，一般而言，美国政党比特殊利益集团或个别议员更加关心国家福利，并因而支持更加强大的政党。

例如，同样的逻辑可以阐明议员与总统在“政治分肥”立法上行为的差别。一个收入占美国1/435的议员选区选出的议员，都会从为本选区争取到的由联邦税收资助的任何项目中获得收益，只要对全国的损失不大于全国收益的435倍。显然，议员们都明白这一点。相比较而言，总统是站在更有利于赢得再次当选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只有将公共资金用于具有较高的成本—收益率的项目上，他才会赢得选民的信任。这样，年复一年地，我们看到，对于具有政党从属关系的总统和议员来说，总统总是尽力限制政治分肥计划，而议员总是尽力扩大它们。

这个逻辑的适用性在不同的国家自然是不同的。在某些具有较小政党的国家，这一逻辑表现为：这些代表程度不是十分广泛的政党忽视国家利益，并且组成联合政府后通过的政策也不统一。在其他一些国家，人们有时候可以看到由商会中产生的劳动或社会党，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可能会采取比原来的商会更加狭隘的观点，这是因为政党领导人具有更加广泛的选民。也存在一些关于保守党的例子，它们的核心支持来自于商业或专业协会，然而他们会为了全国选民的利益而压制某些来自这些院外游说集团的支持。

部分或全部由一些小党组成的脆弱联合政府，或者由于其他一些原因造成的不稳定政府，也让我们想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不能够仅仅通过它们的组织力量来界定，而是严格说来应该根据其实力与更加广泛的结构——如总统或政党——的实力对比来界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细节很可能被忽略，但它在理解某些政府脆弱的国家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即使某些更加共容的集体行动组织和制度不大可能有动力以反社会的方式行事，也不能够草率地得出结论说，应该采取某些更加共容的制度。就像我在上一章中指出的，关于集体物品的信息自身就是集体物品，并且因此通常是很少的。当无知对选民来说通常是理性策略时，利益集团或政治领袖不按照选民的利益行事就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如果政治体系只由高度共容的组织和制度构成，就可能很少存在多种多样的声音、观点和政策，并且更少有对错误思想和政策的检查。因此，在某些情形或某些时期，共容组织和制度很少绩效很差，在其他情况下，也很少有效率。因此，共容组织和制度的思想通常不能够成为改革的指导性意见，但对充分理解一些重要的组织和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清楚了我们的第五个含义是指共容性组织面对的激励，而不是它们在特定情形下的选择，就不应该存在混乱。这样，就有：

5．共容性组织有动力使它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并且有动力以尽可能小的负担给其成员再分配收入，并且会禁止再分配，除非再分配的数量与再分配的社会成本相比非常大。

六

现在，我们必须发展一个初看上去好像并不重要的观点。对经历过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或不能）做出决定的委员会会议的人来说，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明显的。这个观点就是，特殊利益集团或联盟在做出决定时，通常要比它们所包含的企业或个人做出决策慢得多。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特征对理解像经济周期和新技术适用率这样重要的现象是非常关键的，并且决策滞后的原因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特殊利益集团做出决策比它们所包含的企业或个人慢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做出决策时，要么必须使用各方自愿的讨价还价原则，要么使用宪政程序，要么两者都使用。

简单说，各方自愿的讨价还价原则意味着，希望达成集体行动的小集团成员在没有选择性激励时必须讨价还价，直到他们对行动的共同过程以及行动的成本如何分担达成一致为止。就像上一章的观点清晰表明的，集团不能够通过自愿行动达到集体物品的最优供给水平，除非每一个从集体物品中获益的人都对提供该集体物品的边际成本进行捐献，因此集团的最优供给要求一致同意，或者我们称之为各方自愿的讨价还价。

在市场上的集体行动中，这种集体行动即使没有达到集团最优水平，也通常要求一致同意。为获得更高价格的寡头联盟达成了降低销售数量的协定，以便能够得到更高的价格。如果某个产业中的一些企业，甚至除了一家企业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都同意为了更高价格而限制销售量，那么，很明显，不论哪一家或哪一些不在协定之内的企业都可以通过比以前销售更多而获取收益。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企业是如此之多，以致会促使价格下降到竞争性价格水平。因此，同意缩减产量的那部分企业最终只能得到竞争性价格和更低的销售数量。也可能存在例外，使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即不在协定之内的企业缺乏生产能力，不能够充分利用其他企业的减产来获得好处。但是，一般来说，获得更高价格的联盟没有所有销售者的一致同意就不能起作用。

一致同意更加难以达成，因为各方之间关于集体行动的成本应该如何分担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在就更高价格达成一致同意的企业案例中，必须要有一些协定或安排来决定每家企业必须减产多少。要求一致同意也意味着，对每一个预期的参与者来说，要求从集体行动中获得一个不成比例的收益来回报其不可缺少的合作，都是理性的策略。反过来，敲竹杠的威胁是不可信的，除非它们有时得到执行，并且这意味着它可能要花费大量的额外时间来达到所必需的一致同意。解决集体行动成本利益冲突的问题自然适用于任何一种决策问题，因此我们在讨论了通过宪法程序决策之后必须回到这一点。

当参与者很多以致讨价还价不可行的时候，集体行动要求有某些决策规则或议事程序，我们称之为“宪法程序”。足够小从而讨价还价可行的集团，在单个成员发现同意而不是用他们自身的能力阻碍一致行动的情况下，可能也会达成某些宪法程序，作为回报就是讨价还价成本的节约和持续集体行动的更大可能性。宪法程序下的决策也要耗费时间，特别是在大集团中。决策可能要不得不等待，直到每个人详细讨论过了，或者直到下一次委员会会议或者下一个年度会议，甚至直到赞成政策变化的官员将偏爱原政策的官员逼迫退位。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决策一旦做出，就可能被其他决策替代，即使没有成员想改变时也如此。也就是说，由于肯尼思·阿罗最初阐述的原因，15以及我在表明分配联盟使得社会失控时讨论的原因，如可能存在选举周期，或者组织的民主选择不可及或不稳定的情形。依我的判断，不可能存在像研究投票周期的学者所表明的一样多的不稳定性，这部分是因为民主政体的典型程序规则不鼓励颠覆，并且偏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但是，就是限制民主政体改变自身程度的程序，特别是赋予现状的机会，使得民主组织在决策如何运用现状时比它们的单个成员要慢得多。而且，既然按照多数票规则做出的选择、当选的领导人或者其他集体决策的策略可能伤害了某些相关人员，参与者通常也会坚持捍卫他们免遭当选官员甚至按照多数票原则做出的武断决定，尽管这种捍卫会进一步延缓决策。这种捍卫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一些联盟宪法的产生，在这些联盟中，罢工或接受契约的决策，通常是由某些较大代议团体的成员通过投票做出的。

当集体行动的组织很大，甚至有时不太大的时候，它也需要做出许多不同的决定。决策缓慢加上议题众多，就导致了议事日程十分繁忙。日常经验表明，甚至像大学中的一个系那样小的组织，某些问题要受到关注也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有一些从来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繁忙的议事日程通常会进一步延缓决策。从各种委员会以及分委员会的创立来看，这个现象的重要性也是很明显的。当决策由一致同意的讨价还价做出时，词语“议程”通常就不会使用，但如果需要处理大量的事务时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某些问题只有经过延后才能摆到谈判桌上，而其他一些问题则不是。某些协定或契约可能是不可改变的，即使当新的环境使它们不再最优时也如此，因为达成新的交易需要考虑时间、麻烦和不确定性等。

关于这一点有无数多的例子。雅克·福格（Bjarke Fog）在研究丹麦的固定价格立法协定时发现了一种极端的情况，产品价格在10年之间不发生变化，甚至成本上升利润消失时也如此。16同样，谢勒（F. M. Scherer）曾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航空协会只在一些相对边缘化的问题上，如喷气机附加费、电影费与三明治的定义等，改变过决策。“既然协会议事程序要求许多事务的变化需要得到全体一致同意，那么结果……就是维持现状。”17

当议事日程繁忙或谈判难题成堆的时候，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成本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甚至更加困难。这种困难就促使集体行动的组织或联盟寻求能够在参与者之间分配集体行动成本的公正局外人、简单规则或仅仅是根据长官意志。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对集体行动的集团存在巨额回报，那么在大量的关于成本分担的理性规则和决策下，每个预期的参与者就可以从集体行动中获取收益，因此对每一方来说就存在动力达成关于成本分担的公正协定，而不是冒损失掉集体行动预期可能得到的全部收益的风险。

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一些观察家宣称，该组织偶尔会达成联盟，部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巨大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提供了成员国之间限制石油产量可能带来的成本。此后，OPEC国家就可以对每桶价格达成一致，并且每个国家按照该价格能够销售的数量是由从每个国家购买石油的某个或多个石油公司相对成功的结果。18同样，工会通常规定，论资排辈决策，甚至雇主的决策，决定谁会从工会谈判产生的较高工资中获益。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避免工会会员为争夺高工资和决定谁将被解雇或减少工作时间而产生的内讧，因为雇主此时有动力使用较少的工人。自然，这种有利于高级工人的做法，忽视了那些由于高工资没有被雇用的潜在进入者的利益，也反映了高级工人在工会中拥有大得多的影响，而潜在进入者根本就没有表决权。然而，论资排辈规则能够使工会通过采用相对直接的投票办法来解决如何分配高工资收益这样的棘手问题。

这部分是由于成本分担造成的利益冲突问题，大多数卡特尔和院外游说组织倾向于保持固定价格和工资，而不是销售量和就业人数。由于销售量和就业人数决定价格和工资，企业卡特尔或工会仅仅通过严格控制销售量和就业人数，就可以得到其认为是最优的价格或工资。尽管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价格协定欺骗比发现数量协定欺骗更加容易）也是相关的，价格和工资通常比销售量和就业人数固定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样做较易于通过市场和其他公正力量来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有时候，在分利联盟中，外部或公正的机制将会以有害于统治利益的方式发挥作用，这样的机制通常会被放弃。例如，如果根据按资排辈规则，大多数工人被解雇，那么自然就会存在保持就业、降低工资或来自其他一些方面的压力。在其他一些情形下，进入限制是可能的，而价格固定却不可能。提高医生的收费比提高医生开业资格要求通常会遭到更多的抵制，尽管这两种措施具有相同的效果。

卡特尔和院外游说集团在花费了大量时间做出它们的决策之后，有时候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对付其合伙人或对手。例如，工会在决定自身的政策时还需要与雇主谈判。院外游说组织除了需要就它们自己的政策达成一致，还需要就改变政府政策达成妥协，形成法律程序。所有这些都会延缓决策。

将所有延缓决策的因素和特殊利益集团偏好价格固定而不是数量固定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在特殊利益组织和联盟这些重要的部门，价格和工资相对黏滞，缺乏弹性。如果特殊利益组织限定了有效的数量，价格和工资将随市场条件变化；销售量或就业人数将在两次决策的时点间给出。如果它们固定了价格和工资，在两次决策的时点间，价格和工资就不会变化，但数量会变化。

将前面的讨论综合起来，可以得到第六个含义：

6．分利联盟做出决策通常要比它们所包含的个人或企业慢得多；它们通常日程繁忙、事务众多，并且更经常采用固定价格而不是固定数量。

七

如果特殊利益组织运行的环境保持不变，那么决策迟缓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集团的最优决策一旦做出，就可以无限期地沿用下去。但是，经济环境随时都会变化。近年来，变化产生的最重要根源可能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现在，即使是在最为闭关自守的经济中，经济也是不断改变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国外和基础科学发现中获得创新的思想源流。消费者口味会变化、新资源会不断被发现，甚至天气也会不断变化，而一个经济要保持其效率，充分利用增长的机会，就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特殊利益集团运作的环境也会因为企业所面对的创新激励而变化，特别是那些不受卡特尔和院外游说集团影响的部门中的企业。然而，对于不受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企业所面对的激励我们不打算详细讨论，因为经济学家对此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并且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这一点了。对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时企业（或消费者）面临激励的分析将把我们带到不受约束市场的理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一点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要想充分论证这一分析的话，就需要完成一本远比本书长得多的著作。因此，在本书中，我仅通过几个发人深省的自然段对不受约束市场经济中激励的影响得出结论，并且反过来讨论这又如何改变了特殊利益集团运作的环境。这些自然段将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其中我对不受约束市场的视角稍微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的论述。

在本书中，我假定，即使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存在完全竞争。当然，存在一些完全竞争的市场，特别是在农业部门中。应该承认，完全竞争模型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甚至当某些假定不满足的时候，也可以得出有效的假说）。尽管如此，本书假定，在大多数市场中，企业可以选择销售它们产品的价格，并且它们销售的数量会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发生反方向变化，即存在通常所说的垄断因素。这个假定也是根据对大多数企业的日常观察得出的，并且与完全竞争的简单模型不同，它与广告宣传的企业决策一致。因此，我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特殊利益组织和联盟的市场体制就一定实现了（帕累托）效率。它也没有假定市场体制是静态的，就像大多数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所假定的那样。

在本书中，得出不受约束市场观点的假定是，如果不存在卡特尔或由于院外游说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政府干预，就不会存在进入任何产业或经济活动的障碍，也不存在模仿有利经济活动模式的障碍。这个假定是很强有力的。如果在某个产业或某些经济活动中，存在某些超额利润或超额收益，那么激励就会保持不变，直到大量的资源转移到了该产业，致使超额利润消失为止。如果不存在本书所考察的制度，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在长期中存在超额利润或收益。自由进入也可以得出，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免受达尔文优胜劣汰自然规律的限制，因此没有一家企业可以保持无效率还能生存下去。最后，自由进入消除了所有的保护和垄断利润，但是它未必引起完全竞争（产品差别仍然存在），也不能确保完全（帕累托）效率。但是，如果不存在进入和模仿限制，那么，就会出现任何可以创造超额利润的产品或服务邀请进入和模仿，以便存在至少与这种产品或服务相近的替代品，并且由于相近替代品的存在，垄断的程度（需求曲线更无效率的程度）和资源配置无效率的范围都将受到限制。

有时候假定，要进入存在超大型公司的产业所需要的资本量是如此多，以至于这些大型企业可以免遭新进入者的竞争。这忽视了其他巨型公司（以及它们经理层的雄心壮志）追求利润的动机，这些企业可以获得进入任何产业所需要的资本。多角化经营以及企业集群的盛行，都可以归因于这种进入可获得超额利润产业的意愿。在一些中小型国家中，特别是某些不发达国家中，据说只有几家企业具有进入特定产业的资源，因此其他企业的进入就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观点的成立依赖于关税和对外国企业的其他限制，而这是国内企业或组织通常可以得到的。如果不存在这些限制，跨国公司就可以进入这些具有超额利润的领域。有一些市场，其需求相对于市场中企业有效运营所必需的规模来说小了，以至于该产业只需要少数几家企业，甚至只有一家企业（就像“自然垄断”的情形）。但是，这些市场也有一些规则例外，在这些市场上仍存在进入的风险（这与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的不一样）；19借用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的简洁术语，它们也是“存在竞争的”20。

在短期内（有时甚至是不太短的时期内），即使允许其他企业自由进入，也可能存在超额利润率（有时候还非常高）。原因在于通过进入或模仿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被注意到之前，需要花费时间；而学习新的生产活动的窍门、购买或建立所必需的资本设备，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判断，短期超额利润（有时候是与高度的垄断力量并存的）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并且普遍到某些读者怀疑自由进入条件的重要性。但是，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种短期利润呢？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这样那样的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现、以前未满足的消费者需求、低成本的生产方法等等。由于进入和模仿的困难带来利润的可能性越大，创新带来的回报就越大，而创新是解释经济增长和进步的主要因素！21实际上，在不受约束的经济中，源于创新激励的经济增长率有时候是如此迅速，以致可能会产生社会分化的成本，我在其他著作中曾经讨论过这一点。22然而，那是另外一套独立、复杂的问题，但它不会改变本书的任何结论，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再进一步讨论。

八

在此，让我们记住下面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与刚刚讨论过的创新激励相比，还存在其他一些能影响经济效率而不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对许多人来说，这好像与直观相反，因此有必要比较两个假想的经济，它们除了一点之外在其他方面都完全相同。假定第一类经济中没有分利联盟，但是第二类经济中有大量的分利联盟，它们通过一些会大大降低产量的方式为其成员攫取经济产量中的更大份额。如果在每个时期，第二类经济中的分利联盟都按照相同的比例降低产量，这个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可能不高，但经济增长率未必很低。如果第二类经济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妨碍新发明创造的产生，也不妨碍其被采用，但在所有的时间都会使经济产生一个不变的收入水平下降（这是相对于没有该类集团时可能实现的收入来说的），那么这种经济可能会实现同第一类经济相同的增长率。这样，得出我们第四个含义的观点表明，特殊利益集团会降低经济效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但它未必表明人均收入的变化率会有什么差别。在第二个含义中解释的这类集团的逐渐增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实际上，正如我在讨论进入障碍时所隐含指出的，分利联盟确实妨碍了经济中采用新技术和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并因此引起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例如，工会有时候有动力抵制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因为这种技术会减少对工人的需求，或者要求企业额外雇工或雇用冗员。同样，不论什么时候，一个联盟中的企业发明了一种新产品或一项新的生产方法，而其竞争对手不能够立即模仿，那么集团中的其他企业就会有动力运用联盟的力量阻碍或延缓该创新技术的采用。既然比较大的技术创新通常会改变卡特尔组织的最优政策和成员的相对实力，这同样会要求新的复杂的谈判回合，并且可能会使得特殊利益组织和联盟无法生存下去。这反过来会使得卡特尔集团对创新和变化非常谨慎。当一个产业被国有化，或者被公用事业局管制，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受制于政治独裁者时，相关的院外游说者可能会否认变化，或者要求对它们进行听证，这样创新和投资就很少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也会慢得多。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对新的需求模式的直接采用或对新机器设备的采用也会延后，有时候可能会被延后几代，就像美国铁路的例子所表明的。这样，原来可能是最优的生产模式就远离了现在的理想状态。

分利集团的决策迟缓和繁忙、复杂的议事日程对理解新技术采用和其他变化上的滞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必需的讨价还价和听证会立刻就能举行，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的滞后。如果节约成本的创新对企业很有效，采用技术革新就意味着收益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会拉大，这样在企业和工人之间就会有更多的利润可以分配；因此，足够强大的联盟将会为其成员取得更高的收入，这是相对于企业不采用技术革新而言的（企业和联盟有动力相互讨价还价，直到它们最大化联合剩余为止；如果采用工人闲暇和就业的形式来说明，它表示非劳动成本的净收益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23当然，在现实中，事情并非总是如此运行。如果只考虑一个比较大的技术创新，而不考虑其他变化，很可能会对使用新技术达成协议。就像事情更通常的情况，如果存在许多变化和创新，不论大小，在每个时期都必须用于最大化效率，迅速达成采用全部有效率变化的协定是很不可能的。决策迟缓以及繁忙、复杂的议事日程妨碍了迅速采用，选民对联盟集体行动的理性无知使事情更加复杂。一旦可以很好地理解关于工会的采用迟缓，上面的逻辑也可以运用于院外游说集团和企业卡特尔。例如，联盟企业有时候可以通过公用事业管制获得垄断权力，对于这种垄断权力它们很不愿意失去，尽管管制体系和联盟是如此行动迟缓，以致对变化的条件不能有效运用。在现代美国经济史中，拖拉机、火车和航空运输都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案例。

为了对新技术或条件做出反应，需要将资源从一种活动或产业配置到另一种活动或产业中，通过降低这种配置的速度，特殊利益集团也会使经济增长变慢。它们这样做的一种明显方式是为保护效益不佳企业的优先股东进行的院外游说，这样就减缓或避免了将资源转移到更具生产性的领域。减缓资源再分配速度的其他一些政策可能没有如此明显。考虑一种情况，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在某个产业或行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有较大增加，同时劳动力是由单一的工会或行业协会控制的。由于需求的变化，卡特尔组织能够要求较高的工资率，而新的较高的垄断性工资将会减少蓬勃发展的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并因此降低增长或效率。

不仅如此，劳动力向已经卡特尔化领域的转移受到的限制，远比垄断性工资提高造成的限制大得多。如果在蓬勃发展的部门中，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比较大的上升，工人的卡特尔组织可能不希望提供与所需求一样多的额外劳动力。更高的工资将会提高工作的激励，但它引起的额外收益也意味着工人可以享受更多的闲暇，因此工作小时数最多只有有限的上升。尽管对劳动力的需求远比卡特尔组织愿意提供的多得多，这种需求也不能满足。但是有一种特例，24在卡特尔中增加额外成员将会使得老成员的边际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比相反的情况更低，因此不会招募新的成员。换句话说，向蓬勃发展的部门转移劳动力，不仅受到垄断价格上升的限制，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受到原来的工人愿意供给数量的限制。25

有些经济学家曾经设想，如果资源再分配障碍的水平给定，则会降低收入增长的水平，而不会降低收入增长率。事实上，正如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为回应我一个早期版本的观点在一篇论文中严密证明的26，资源再配置的障碍通常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在不同产业中，生产率的任何上升都会像收入水平一样改变相对价格。存在一种可能性，尽管收入和价格会变化，对每种产品的支出都恰好处于某个水平上，而这个水平会使得所有资源都保持在同样的就业水平上。除非支出恰好处于这个特定水平，生产率的上升将会要求，如果要保持经济效率，社会要充分利用生产率上升，资源必须重新配置。希克斯还进一步阐明，生产率下降的程度将会随新支出模式偏离旧支出模式的程度而变化，也会随存在资源浪费产业的规模而变化，这种资源浪费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引起的变化造成的。27我们可以得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殊利益集团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些集团创造的资源再分配障碍会降低增长率，也会降低绝对收入水平。

得出第四个含义的观点表明，如果存在院外游说集团造成的价格变化或其他补贴，而不存在进入受支持产业的障碍，特殊利益集团的收益相对于社会的收益而言非常低。我们现在看到，如果存在进入障碍，就会减缓高速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源再分配。如果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造成了新技术采用的延缓，增长率的下降将会非常高。新技术采用的延缓和进入障碍造成的社会产量下降会比特殊利益集团得到的高出很多倍，特别是在长期中就更加严重。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第七个含义。这是对第四个静态效率含义的动态或增长导向的对应含义：

7．分利联盟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减缓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并因此而降低经济增长率。

九

分利集团至少在达到了某一点之后，就会产生排挤新成员的动机。在共谋寡头和其他人运作市场的情形下，原因就是不论进入者能够销售多少数量，都必然会导致已是卡特尔成员的那些人得到的价格下降，或者强迫现有的成员进一步限制销售量。28由于上面解释的原因，当卡特尔被创造出来时，如果它希望成功，就必须列出市场上所有销售者的名单，但是一旦它这样做，就会有排除其他所有进入者的强大动力。实际上，组织中的成员有理由希望某些成员破产或退出市场，以便继续留在卡特尔中的那些人可以按照垄断价格销售更多的产品。29

例如，如果医生的数量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原来医生的收入必然下降。在对许多国家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代表医生利益的专业组织都尽力限制新医生的进入。就像许多国家医生的高收入水平所证明的，这些努力通常都是成功的。想要进入医药行业的那些人所必需的学历证书和资格考试当然可以解释为避免病人遭受非专业对待。但是，请注意这些考试通常都是针对新进入者的。如果限制主要是从病人的利益出发的，那么老医生也应该参加周期性的资格考试，以表明他们随时会保持医疗知识的更新。在许多国家，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都面临同样的进入限制。然而，在诉讼时不加过多限制的司法系统中，随着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多，对新律师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这就使得控制进入不是很重要。

当分利集团通过政治行动寻求实现目标时，排挤新成员的原因就在于：如果获胜联盟最小的话，分配给每个联盟成员的收益就会更多。院外游说者，甚至寻求政治分肥的军事联盟，如果招募的成员比取胜必需的成员数目多的话，每个成员能够分到的收益就会减少。就像卡特尔必须包括所有的销售者一样，因此从事政治或军事运作的联盟必须包括足够多的成员才能获胜。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上，最小获胜联盟的规模事先是不可能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必须在每个成员较低的收益和更大的获胜概率之间权衡。尽管如此，仍然存在某一点，在该点上为了代表现有成员的利益而将新进入者排除在外。按照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引入的二分法，以分利为导向的院外集团和卡特尔一样，必然是排他性集团，而不是共容性集团。

采用政治或军事手段的特殊利益集团排他性的一个有趣例子就是掌握统治权的贵族或寡头。想象一个国家或某个历史时期，一少部分人口，比如贵族或寡头，控制了整个政治体系。这部分人有动力选择能够向其成员分配更多社会产品的公共政策。有一种特例，如果增加新成员（比如强有力的对手），贵族或寡头会提高安全感。除此之外，这些分利集团都是排他性的，因为每增加一个并非必需的新成员，就会减少分配给其他人的收益。在历史上掌权贵族排挤新成员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观点是非常恰当的。贵族统治集团曾经采用过无数的徽章或其他标志来将他们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人区分开来。当统治集团足够稳定，并且能够将权力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时候，这种排他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些情形中，当吸收其他人而不是贵族或统治阶级的子女进入到统治集团时，就会遭到很顽强的抵制。这种排他性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很多人将其看作是“自然的”，并且对这一现象的所有解释都不令人十分满意。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问一下，我们希望出现什么样的婚姻和子嗣继承制度。如果一个统治集团的子女与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结婚，并且统治集团的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在下一代中都属于统治集团，那么到下一代的时候，统治集团的人数将增加一倍。在下一代中，每个成员就只能得到原来一半的好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只让某个性别的后代及其家庭在下一代中仍然作为统治阶级，在许多社会中对妇女的歧视性规则就可由此得到解释。但是，只有女儿的统治集团成员就有理由反对这种规则；撇开对他们女儿的自然担心不谈，他们将不再能够分享他们所在的统治集团以后可能得到的好处。那么，统治集团的家庭如何将他们分享集团收益的特权传承给后代，而不致使以后几代分享的集团收益成倍递减呢？

他们可以通过规则或社会压力强制推行族内通婚制度：如果统治集团的子女之间相互通婚的话，统治集团的增长就会得到限制，他们的全部遗产就都可以保留在统治集团内部。在不同的社会中，有大量的实例表明，贵族反对其子女与平民或更低阶层的人结婚。根据同样的思想，在更早时期，皇室反对与平民通婚作为一项规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个规则限制了像欧洲皇室这样的跨国阶级遭受的损失，它们的数量按指数增长。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促进了族内通婚制度，因此必须非常谨慎不能够将上述观点推进得过于深入。30然而，本书的后半部分将有力地表明，我们不能够忽视刚刚提出来的逻辑。我们不能够得出结论说，族内通婚制度仅仅是不同阶层人们之间产生一般婚姻和其他亲密社会关系困难的结果——贵族与贵族结婚、皇室与皇室结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彼此之间如何相处。不同种类的社会集团内部成婚的比例非常高就表明，其中必有某些隐含的理由，甚至在没有表明这一点的规则和风俗习惯的情况下，贵族通常也会与贵族通婚。但是，这不足以解释法律和社会对皇室和贵族与平民结婚的反对和指责。如果指定的婚姻安排对两个人来说并不幸福，那么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其他人如此关注他们的婚姻？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与具有相同背景的人结婚可能会幸福，满足大数法则，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一个母亲建议她的女儿在他们所在的社会集团中结婚，并不是想让她的女儿对百万富翁产生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论得出什么结果，一个人都只能遵循规则，而不能像环境变化那样改变规则。这样，一些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违反习俗将他们的女儿嫁给富裕的商人，就可以理解了。需要解释的是法律和社会规则，它们认为与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结婚是一种对规则的违反，并且注定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这样，规则就必须得到解释，就像这里所表明的，至少部分可以通过集团利益得到说明。不论人们对这里提出来的、可能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解释持什么样的态度，分利集团排他性背后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尽管卡特尔和特殊利益组织都关注政体，但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虑前一章提出来的问题。如果集团是相互联系的，集体行动就容易得多，因此存在社会选择性激励。相关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大量的不同类型的集体物品，并且必须执行相同的政策，这个事实也表明，具有相同收入或价值的集团更可能形成。这样，我们的第八个含义就是：

8．分利集团，一旦大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并且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

十

分利集团为了达到它们的目标，必然会运用院外游说力量来影响政府政策，采用它们的组织力量来影响市场。这两方面的影响不仅会影响效率、经济增长和社会进入者的排他性，还会影响不同制度和行动的相对重要性。院外游说提高了管制的复杂性和政府的范围，市场联盟和组织活动提高了讨价还价的程度，我称之为“复杂理解力”。从卡特尔和院外游说得到支付的提高，如果与从生产中得到的支付相比较，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源用于政治和卡特尔活动，而更少的资源用于生产。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演进的态度和文化。

通过创造特殊供给和异常情况，院外游说提高了管制的复杂性和政府的范围。要赢得某类或某些税收减免的院外游说集团将税收代码弄得又长又复杂；为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者赢得了关税提高的院外游说集团使得贸易管制比对所有产品征收统一的关税复杂得多，比一点也不存在关税的情形更是远远复杂。典型的市民不得不关注公共政策的有限激励也意味着，对特殊利益来说，当事情更详细、更复杂而不是更普通、更简单的时候，院外游说有时候更容易成功，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复杂性。

源于院外游说的管制复杂性可能会被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所描述的动态过程31扩大。当管制是通过院外游说或其他手段建立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精明的律师或其他方面的人士寻求逃避管制的方法，或者寻求通过一些意料不到的手段从管制中获取收益的方法。管制背后的利益和执行管制的官员就经常修改或扩大管制的范围，以弥补漏洞或者避免对管制的预想不到的运用，但这会使得管制更加复杂。当然，这未必就得出更加复杂的管制不能够运用的结论。实际上，随着管制变得日益复杂，逃避的可能性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有时候会不断增加。因此，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随着管制复杂性和成本的不断提高，发现漏洞、关闭漏洞就成了一项没完没了的过程。

管制越复杂，就越需要像律师、会计师或其他政府相关事务方面的专家来应对这些管制事务。当这方面的专家足够多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复杂管制中存在既得利益的专家就会联合起来进行游说以反对管制的简单化或者被取消。就像这里的一般观点所强调的，院外游说的出现并不是容易、迅捷或自动的，但它们有时候会及时出现。当这种类别的院外游说出现时，它们所具有的影响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得到说明。在美国许多州，当“毫无问题”的可大大减小汽车交通事故诉讼范围的汽车保险法通过时，它受到了庭审律师的成功抵制。就像莫里斯·费奥丽纳（Morris Fiorina）和罗杰·诺尔（Roger Noll）所指出的，32至少在美国的政治系统中，甚至立法者也可以从管制的复杂性中获得既得利益。通过帮助选民从政府得到特定的服务或例外的好处，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可以得到额外的支持，因为只有当许多立法者肯定投票时，与只有多数人投票才能通过法律的立法过程相比，立法者与这些支持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由于这个原因，费奥丽纳和诺尔认为，立法者会寻求可以提高选民服务重要性的更加官僚化或更具可操纵性的立法程序，因为选民的服务会有助于他们再次当选。有意思的是，再次当选的执政者比例已经大大提高。为了支持费奥丽纳-诺尔的假说，我想起了我任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官员时的一件事情，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延期偿付了一些受到国会特别支持的项目，据称是为了向国会施加压力以支持行政立法。根据我听到的报告，议员们私下里对这种延期支付非常欢迎，这是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的例外情况能够为他们带来大量的选民支持。

为了实施由于院外游说和前面描述的其他相关过程造成的日益复杂的管制，必须设置一些专门的人员。这又提高了官僚机构和政府的规模。当院外游说导致政府支付和计划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它又以另一种方式增加了政府的规模。尽管院外游说在总体上毫无疑问会增加政府活动的范围，但对目前的观点来说，它可能宣称的过多了，以致不能够解释世界范围内政府作用的不断提高，也不能够解释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断增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一些发展问题导致了扩大政府范围的、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变化，像冷战和污染——这里仅提两点——的发展也提高了对政府的需求。需要考虑许多因素来解释政府的增长，本书所宣称的一个观点是，特殊利益组织的不断增长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

同样，联盟和卡特尔组织的增长提高了市场上讨价还价和组织活动的数量。在任何市场上，都有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交易，但是卡特尔化，就像前面讨论的，既需要讨价还价，也需要宪法程序来解决协会政治问题。卡特尔组织和联盟有时候也必须相互讨价还价，就像雇主组织和工会之间经常讨价还价一样。由于缓慢的决策过程、繁忙的日程和混乱的谈判清单，在谈判者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意见之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同样的考虑表明，协定一旦达成，没有非常紧迫的原因，它们一般不会变化。这样，工作规则、传统的市场份额或做事的方式一旦建立起来，就不会轻易地及时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安排通常会变得更加复杂。在法律契约中，这种复杂性会被符号化，这种情况在美国劳工和管理者之间的谈判中经常出现；或者体现在习俗、传统和惯例上，这种情况在英国工业关系和寡头企业之间的串谋行动中非常普遍。这些协定或传统不论是否被写下来，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精密，并且这将意味着更加复杂的习俗。例如，习俗的日益复杂意味着对付工会的雇主有时候希望迁移到新的地区，尽管他们在新的地区也会面对同样强有力的共同联盟。这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不会受到过时的复杂传统遗产的束缚。

具有获取更大份额国民收入动力的分利联盟的增长，游说联盟鼓励的管制复杂性和政府行为的扩大，以及卡特尔创造的不断增加的讨价还价和习俗的日益复杂，改变了社会的激励模式和演进方向。生产的激励消退了，寻求获得生产产品更大份额的激励提高了。取悦于我们向其销售产品的顾客的回报下降了，而打破或利用管制、政治和官僚机构以及通过讨价还价或复杂的惯例确保权利的回报提高了。

反过来，这些激励模式的变化使社会演进的方向发生了偏离。某些观察家可能提出，分利联盟的增多可能会使社会朝着有利于天赋不高者、弱势群体或穷人的方向演进，但这是错误的。在任何情况下，最能适应环境者最有可能兴盛发达、生存下去并不断扩大。这与原来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被关进动物园之后发生的进化一样，那些能够适应圈养生活和管理者的动物要比那些不能够适应者活得长。文化演进和人类社会的演进也同样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其制度和政府意识形态如何，都给最适应者——即最适应那种社会者——高得多的回报。每个社会支持的对象不一样，但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会奖励在其制度安排下最不适宜兴盛发达的那些人。

如果一个社会主要奖励物质生产或让致力于自由贸易者满意的能力，它将会鼓励生产性特征的发展。它主要通过文化或拉马克式的演进做到这一点，因此习得或获取的行为可以遗传给后代。如果分利联盟的增加提高了分利努力的激励、扩大了管制的复杂性、鼓励政治的控制权、刺激讨价还价，并且提高了惯例的复杂性，这就会鼓励不同态度或特征的发展。我们所称的聪明才智、教育天赋至少应该像原来那样受到鼓励，因为具有良好的口才或受教育者在管制、政治和复杂惯例上具有比较优势。反过来，这又很可能限制了知识分子反对它们精细性的程度。

竞争并没有任何减弱，因为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现在的帮派斗争与过去的双人决斗同样残暴，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并没有产生任何宽宏大量或利他主义。关于收入分化的竞争并不比生产或取悦顾客的竞争更好。新的竞争是很少个人主义的，因此在某些领域对个人努力的回报会下降，对闲暇的相对吸引力会上升。但是，无论如何，弱势群体都要吃亏。穷人和失业者不存在将他们组织起来的选择性激励，而大企业或富人的小集团要组织起来却相对容易。因此，生活并没有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而变得更好，反而整个社会更不具有生产性了，在长期中就更是如此。

非常感谢读者们耐心等待，直到下一章我们才将这些观点运用于现实中。最后，我们给出第九个也是最后一个含义：

9．分利集团的增多会提高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惯例的复杂性，并且会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

为了便于在后面参考，我们将这9点含义归纳在表3.1中。

表3.1

含义

1．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都可以形成对等的组织，并通过广泛的讨价还价达成最优结果。

2．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

3．“小集团”的成员具有达成集体行动的不成比例的组织力量，但是在稳定的社会中，这种不成比例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不会消失。

4．总而言之，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降低了社会效率或总收入，并且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

5．共容性组织有动力使它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并且有动力以尽可能小的负担给其成员再分配收入，并且会禁止再分配，除非再分配的数量与再分配的社会成本相比非常大。

6．分利联盟做出决策通常要比它们所包含的个人或企业慢得多；它们通常日程繁忙、事务众多，并且更经常采用固定价格而不是固定数量。

7．分利联盟会减缓社会采用新技术的能力，减缓为回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对资源的再分配，并因此而降低经济增长率。

8．分利集团，一旦大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并且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

9．分利集团的增多会提高管制的复杂性、政府的作用和惯例的复杂性，并且会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

注释：

1．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ans. George Bull（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1）, p.51.

2．Edward Shorter and Charles Tilly,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54—155.

3．Max Weber,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 Talcott Parsons and A. M. Henderson, ed. Talcott Pars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318.

4．非常感谢彼得·穆雷尔（Peter Murrell）在这一点上对我的帮助。

5．“边界不变”的含义和意义在下一章中将会清楚地给出。

6．据我所知，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和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是这方面文献最好的先驱者。他们论文的重印版本和由下列作者完成的其他一些相关论文，如Keith Cowling和Dennis Mueller, Richard Posner, Barry Baysinger, Robert B. Ekelund Jr., Robert D. Tollison及其他一些学者的优秀论文，参见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College Station, Tex.: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0）。

7．在帕累托有效率的社会中可能会降低经济效率的手段，在一个有些扭曲的社会中可能会提高效率。见R. G. Lipsey and R. L. Lancaster,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4, no.63: 11—32。

8．搁置不论的一个问题是根据20世纪50、60年代在社会学家中流行的“群众运动”这个概念产生的。这个概念强调，比国家小的组织（可以假定它足够小或者进行了分组，成员之间都有相互联系）的成员会减少疏远，并提高社会稳定性。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概念有重要的真理元素，并且我发现这个概念在我的写作中是非常有用的，在下面的注释[22]中将会提到这一点。但是，在许多社会中，真理的这个元素远不会被组织对分化和不可治理做出的贡献所抵消，就像在得出含义4时所作的讨论给出的解释一样。从群众运动的文献到这本书的观点，有一些共同的思想，与这些思想相关的预期著作，以及综合这些观点的内容没有在本书中阐述的原因，将在注释[22]中给出。

9．这个问题再一次由于“次优”问题的可能性被引入。例如，如果不对污染征收排污费的话，原来竞争但高度污染的产业垄断化很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率。在这个例子中，逻辑是非常简单的：这个产业处于竞争状态时，产量很大但无效率，因为竞争性企业不考虑污染的社会成本。既然垄断者有动力限制产量，污染造成的损失将会由于垄断而减轻，并且如果污染非常严重的话，这将比按照市场产量进行生产更有价值。

10．Arnold Harberger, “Monopol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4（May 1954）。也可参考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对X-效率的分析，见Infl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X-Efficiency（London: Croom Hel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Barnes and Noble, 1980）。

11．这是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的一次客座演讲中提出来的，他的这个观点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2．见Dennis C. Muell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一书的结论章。

13．Kenneth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2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对于阿罗理论的详细证明和相关问题的综述，见Dennis Mueller, Public Choice（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4．例如，见Morris Fiorina, “The Declin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Daedalus 109（Summer 1980）: 25—46；这个问题有一个标题是“一致同意的终结”。又见E. E.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42）; Politics, Pressures and the Tariff: A Study of Free Private Enterprise in Press Politics, As Shown in the 1929—1930 Revision of the Tariff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63）;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ic'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New York: Holt, Rienhart, and Winston, 1960）; and The Struggle for Party Government（College Park, M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48）。

15．见本章的注释[13]。

16．“How Are Cartel Price Determined?”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5（November 1956）: 16—23.

17．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hicago: Rand McNally, 1970）, p.161。感谢让-弗朗索瓦·埃纳尔（Jean-François Hennart）让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18．几年前，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未来资源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德尔曼（M. A. Adelman）提出了这个观点。当然，阿德尔曼承认，这个观点的讨论不包括石油公司国有化的那些国家。

19．换句话说，在某个产业中即使仅有一家或两家企业能够生存，并且如果确保不存在新企业进入的话，这一家或两家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进入的可能性。如果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家或几家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并且变得非常懈怠的话，其他企业就可能有动力进入到该产业中。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企业必定会取代原来存在的企业，既然该产业不能够全部容纳它们，这意味着进入的风险不断提高。但是，在某个产业中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家或几家企业也知道，任何其他企业的进入都可能导致自身的消亡，在寻找到其他获利项目或使它们的企业懈怠之前，它们都会记住这一点。少数经济学家，可能是太急于表明自由放任的优点，假定甚至在自然垄断的产业中也不存在超额利润。但是，这一点太过偏离实际了，至少在生产某种产品需要大量资本的情形下是如此，因为已建立起来的企业可能建立起了为阻碍其他企业进入所必需规模的工厂，而不是一个不存在进入竞争就可最大化利润的工厂。[2]一个更安全的结论就是，如果不存在分利联盟，超额利润最终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进入，并且甚至在只能够支撑一家或两家企业的市场上，已经存在的企业很大程度上也受进入可能性的制约。[3]

20．William Baumol, John C. Panzar和Robert Willig,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2）；又见Baumol的“Contestabal Markets: An Uprising in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March 1982）: 1—15。

21．这种创新收益主要归因于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新标准的熊彼特式的分析，但它在某个方面是不同的。熊彼特分析强调，暂时的垄断是对造成了成功创新企业家的回报。由于重点强调的进入和模仿迟滞带来的回报，可能是——但未必一定是——垄断。假定完全竞争产业中的农民或企业发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采用这种生产方法进行生产所耗费的成本不高于原来知道的任何一种生产方法，但是也假定，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带来的成本上升使得创新者无法接管这家企业。那么，创新型企业就没有垄断力——没有影响其所销售产品价格的能力，但是直到其他企业成功模仿这种创新为止，超额利润一直存在。因此，对于创新的回报，这里强调的是非均衡，而不是垄断自身。

22．“Rapid Growth as a Destablizing For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December 1963）: 529—552; “Agriculture and the Depressed Areas,”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46（December 1964）: 984—988;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The Public Interest 12（Summer 1968）: 96—118；以及The No-Growth Society一书的前言和结论（合写的），这本书是与汉斯·兰兹博格（Hans Landsberg）一起主编的（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在这本书中，我没有讨论空前经济增长可能具有的社会成本，一个原因在于这会让现有的理论更难以反驳。这个理论在预言经济增长时，采用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发布的国民收入统计所采用的传统定义或（最近才开始使用）测量手段。在“The Treatment of Externalities in National Income Statistics”（见Lowdon Wingo and Alan Evans, eds., Public Economic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Resource for the Future and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1977］, pp.219—249）一文中，我认为国民收入统计通常不能够完全考虑不同的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效应。然而，这些统计对现有理论提出了客观的、公正的检验，并且提供了关于社会进步和这些国家人民美好生活更加深刻的洞见。

我没有考虑迅速经济增长可能引起的社会分化以及某些利益集团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长期稳定的社会中利益集团不断增加，这是本书集中关注的一个问题，产生了与含义4相联系讨论的失控，以及起决定作用的破坏性损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们所在的社会离该社会可以达到的生产能力越来越远。这样，即使把我在这里忽略不讨论的这一点包括在内，也不会引起本书结论的大变化。

忽视这些问题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即上面提到的那些出版物中——讨论了其中的大部分问题，并且我将把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与即将出版的一些著作中的观点结合起来。迅速经济增长有时候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经济和经济理论与社会、政治和环境问题的关系将在“Beyond the Measuring Rod of Money”中进行讨论；这是一部我决定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版的著作；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大，还需要再思考几年——我希望在本书出版之后就着手修改那本书。如果可能的话，在不发达国家，特殊利益集团和其他制度与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将是另一本著作的主题。这后一本著作将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开始写、但一直没有完成的一篇论文的扩充，题目是“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在最近进行的修改中，将采用“发展中的规模不经济”这个标题）。这篇文章强调，在贫穷国家中——不论是当今的还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大规模组织的不稳定和无效率这样的特殊问题。

在这本书中，由于没有讨论这些对读者理解本书观点重要性有重要价值的问题，我向读者表示道歉，尽管这本书包含的内容已经够多了。

23．即使这个企业的创新是劳动节约型创新，但有足够强大力量的工会仍然会利用这个创新使所有工人生活得更好。它会拿出创新所带来的节约收益的一部分给工人，并且这其中的大部分都会提供给工人，它们对不必在其他地方再找工作的工人是足够的。如果企业的创新是资本节约型的，工人们将会更好，就像最近取得迅速发展的越来越便宜的高级计算机一样。作为整体，工人们可能会由于节约劳动的创新而受到损失。但事实上，如果谈判成本和时滞可以忽略的话，强有力的工会能够通过鼓励企业服务于其成员的利益，这些企业可以采用任何总体上能够提高利润和工资有效总剩余的创新。

24．如果存在与其他要素数量相关的对劳动的不当利用，如果增加劳动数量，劳动的平均产量会提高，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但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都不在这个范围内。

25．忽视了决策成本和迟滞影响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如果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该部门，将会产生收益，并且假定劳动力卡特尔将会确保该收益；它可能会指出，在前面描述的情形中，卡特尔之外的合适劳动力愿意接受的工资水平和卡特尔从销售外部劳动力给雇主能够得到的垄断工资（边际收益）之间存在差别，因此卡特尔将会雇用或招募剩余工人。原来的成员将会隐瞒支付给新进入者的工资和卡特尔从销售工人给雇主得到的边际收益之间的差额。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结果很少被看到。决策成本和时滞使得卡特尔组织购买和销售劳动力或者处理成员的不同等级是困难的。卡特尔可能让雇主雇用剩余劳动力，并且通过这样做向卡特尔成员支付部分利润，但是这不会削减卡特尔的垄断力量，因此它很少发生，并且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刚刚提出来的观点也使得这一点更清楚，即在受需求上升支持的领域，由于垄断价格的上升造成的增长下降，不一定会被遭受需求反向变化的卡特尔领域垄断价格的下降所抵消。

26．Sir John Hick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 ‘Labor Theory of Value’ Model”, In Muell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27．严格说来，希克斯的证明仅适用于只采用劳动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两部门经济。然而，这个观点的核心内容适用于具有任何数量产业和生产要素的经济。

28．为了避免在本书中并不重要的收入效应的复杂性，我假定我们正在讨论收入补偿需求曲线。

29．然而，它们不一定希望工人和其他销售者的数量降低到要素的平均生产率实现最大化的那一点之下。

30．非常感谢克里斯托弗·克莱格（Christopher Clague）强调了本书包含的其他要素的数量。这些可以通过某些集团内部通婚的例子来说明，这些集团的成员在财富、权利和特权方面处于平均或平均水平以下。

31．Charles Schultze, The Public Use of Private Interest（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32．Morris Fiorina and Roger Noll, “Voters, Legislators and Bureaucracy—Institutional Design in the Public Sect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68 （May 1978）: 256—260.

[1]“Encompassing”一词具有“包容性”、“共容性”、“涵盖性”等含义，Encompassing interests, 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s可译为“共容利益”、“共容性组织”等，这种译法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宇燕教授提出来的，特此感谢。——译者注

[2]见Avinash Dixit, “A Model of Duopoly Suggesting a Theory of Entry Barrier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0（Spring 1979）: 20—32, and “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Entry-Deterrence”, Economic Journal 90（March 1980）: 95—106。

[3]见Richard Schmalense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Barriers to Ent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December 1981）: 1228—1238.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达民主国家

一

在上一章中，我指出，由于某些重要的原因，提供集体物品的组织难以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具有组织起来潜在可能性的组织也只在某些有利的环境下才能够组织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集团将会享受有利的环境，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组织领导者的利益可以确保，在稳定的社会中，很少有集体行动组织会解散，因此这些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积累起大量的特殊利益组织和联盟（含义2）。这些组织，至少当它们相对于社会非常小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激励使社会更有生产力，但它们有非常强大的动力寻求国民收入的更大份额，即使这会大大减少社会产品时也如此（含义4）。由这些分利集团建立起来的进入壁垒、决策的缓慢和互利的讨价还价降低了经济的活力和经济增长率（含义7）。分利集团也会提高管制、官僚主义和对市场的政治干预（含义9）。

如果到现在为止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就可以得出：在那些分利集团被极权政府或外国入侵削弱或废除的国家，一旦自由稳定的法律秩序建立起来，就应该能够实现经济相对快速的增长。这可以解释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战后出现“经济奇迹”的原因，特别是日本和联邦德国。描述这些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单词“奇迹”之日常运用表明，这种增长不仅没有被预期到，而且超出了经济法则和已有经验的范围。在日本和联邦德国，极权政府被推翻之后紧接着是盟国的占领，这些占领者促进了制度变迁，使得制度生活几乎完全重新开始。在德国，希特勒处理掉了所有的独立联盟和其他所有未得到允许的集团，这样，盟国通过1947年的反卡特尔法和反纳粹计划等措施，废除了具有右翼背景的卡特尔及其组织。1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废除了各种左翼组织，而盟军当局的最高司令在1947年强制实行了反垄断法，并且以战争罪名义清洗了数以百计的大财阀以及其他组织的官员。2在意大利，由于极权主义、战争和盟军占领造成的制度破坏比较轻微，战后的增长“奇迹”也就相应较短，但是这种情况更加复杂，需要单独讨论。3本书的理论预言，由于持续稳定，联邦德国和日本将产生越来越多的分利集团，它们将会给经济增长率带来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联邦德国和日本建立起来的特殊利益组织，绝大多数都具有共容性利益。例如，战后联邦德国的工会组织就是这样，日本的商会（Keidanren）也是如此，它在日本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高增长率也可归因于它们所拥有的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相对利益共容的特征（而这种组织上的共容性在有些情况下也可归因于当局的推进）。4至少在战争结束后的头20年中，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管制复杂性程度和政府规模没有发展，并且整个社会具有相对更加稳定的特征。

这个理论也为研究法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5为什么在法国投资环境经常处于劣势的情形下，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却具有相对较好的增长绩效（到1970年的时候，其收入水平就达到了可与其他发达国家媲美的程度）？外敌入侵和政治不稳定妨碍了资本积累，也破坏了特殊利益组织和联盟形成的基础。随着法国一次又一次的基本政治和经济体系变革，公众意识形态的分歧必然会逐渐加深。这种意识形态分歧的加深又进一步破坏了那个国家大型特殊利益组织的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工会的发展受到了当局压制、破坏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阻碍，而这种意识形态分歧又将法国工会分裂成了相互竞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天主教联盟。这些发展不成熟的联盟之间相互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常是在同一个地点，使得任何联盟都没有相对于相关工人的有效垄断力量。因此，法国工会在决定劳动规则或工资水平上只具有有限的能力（或者让工人必须加入工会，结果是绝大多数的法国工会会员不缴会费）。更小的集团，比如商会和著名学校的校友会（就像含义3所预言的）则有更好的组织起来的能力。但是，在最近20年，它们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受了下一章所讨论观点的限制，在那一章中，我们将提出法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发展得更好的另一个原因。6前面对法国的讨论对其他欧洲国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二

上面的逻辑隐含着，在那些长期没有遭受叛乱或外敌入侵并且组织民主自由的国家，将会遭受到来自不利于增长的组织和联盟的压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不列颠这个长期没有独裁、入侵和革命的国家在20世纪的经济增长率比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低。确切地说，英国具有强大的特殊利益组织网络，按照本书提出的观点，这将会让我们预期这个国家具有良好的军事安全和民主稳定的记录。商会的数量和实力就不需要描述了。专业协会的地位和实力也令人震惊。如果再考虑一下低级律师和高级律师的差别，而在没有专业协会和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国家中，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英国，低级律师垄断了个人转让房地产中的法律事务，而高级律师垄断了在重要诉讼案件中作为顾问的权利。英国也有强大的农民协会和大量的商会。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社会获得了如此众多的强大组织和联盟，以致遭受着“制度僵化症”的困扰，而这又降低了它快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和采用新技术的能力。

不可否认，在英国的院外游说活动不像在美国那样盛行，但是英国的院外游说活动却更加广泛，并且经常通过缜密的安排来影响政府官员以及部长和其他政治家。而且，在英国，“组织”（establishment）一词获得了新的含义，尽管这个词经常被滥用，但它仍然反映了在稳定社会中逐渐出现的非正式组织的严重程度。另外，在英国，许多强有力的特殊利益组织是非常狭隘的，而不是利益共容的。例如，在一家工厂中就可能有多个联盟，每个联盟都对不同类别的工艺和工人只有垄断力量，并且没有任何一个联盟拥有那个国家工人人口的绝大部分。英国通常也被用作“失控”国家的例子。鉴于英国具有长期著名的民主传统以及英国人民向来以奉公守法著称，近年来出现的失控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但这也正是本书的理论所预言的。

与其他许多人的解释不同，本书对战后英国增长相对缓慢的解释与下面的事实是一致的，即近一个世纪以来，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国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实际上，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这意味着，不能够从对英国人或英国社会的某些假定的固有特征来解释英国最近时期出现的相对增长缓慢问题，因为这种解释与英国曾经经历的长期最快的经济增长相矛盾。现在，对英国增长相对缓慢的有效解释也必须考虑到“英国病”是逐渐出现的。英国是在19世纪最后10年才出现了增长率相对缓慢情形的，7并且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尤其突出。由于非常不同的相对增长率，对英国最近时期增长相对缓慢的大多数解释都没有说明与英国历史经验相一致的短期模式，8但是本书提出的理论做到了这一点，它强调分利集团是逐渐增加的（含义2）。

三

毫无疑问，在德国、日本和法国，极权主义、不稳定和战争大大减少了特殊利益集团；而在英国，长期的稳定、没有入侵等造成了这种集团的持续发展。我的同事彼得·默雷尔（Peter Murrell）系统地记录了这些联盟形成的时间，并刊登在《各国经济团体一览》（Internationales Verzeichnis der Wirtschaftsverbande）9中。的确，这不是一份完整的资料，在其他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出版于1973年，因此不可能是为了支持本书观点而编写的。通过这份资料，默雷尔发现，在英国1971年存在的各种协会中，在1939年之前成立的占51%，而在法国这个比例是37%，在联邦德国是24%，在日本是19%。很自然，英国在1949年之后建立的特殊利益集团比例非常低——只有29%；这个比例在法国是45%，在联邦德国和日本是52%。英国各种协会的数量远超过法国、联邦德国或日本，并且在这个数字上只有大得多的美国超过了英国。当然，我们应该具有某种权数，可以按照其实力和成员数来衡量每个组织，但我还没有看到过相关的研究。

默雷尔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试验来验证这个假说，即相对于联邦德国而言，英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降低了那个国家的增长率。默雷尔推理到，如果特殊利益集团与英国的增长缓慢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话，相对于联邦德国而言，英国的传统产业将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然而在新的产业中，对特殊利益组织来说，在两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时间组织起来，那么英国和联邦德国的经济绩效就应该可以比较。这样，默雷尔指出，在英国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增长率之比应该比联邦德国的相应比例更高。但要为此给出明确的定义和衡量有很大的困难，因此不得不使用替代定义和衡量方法。将所有这些结果综合起来，很明显，它们支持这个假说，即与联邦德国相比，英国的新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要好得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结果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不能够归因于偶然，即它们在统计上是非常显著的。而且，默雷尔发现，在重工业中，产业集中和联盟都比轻工业严重得多，这个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支持了本书理论。10

四

在很多其他解释中，大部分都是非常肤浅的。许多经济学家将战败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归因于人力资本相对于被战争破坏的物质资本更重要，但这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因为战争杀死了大量的年轻人和训练有素的成年人，并且战争使得教育事业和工作经验中断了很多年。然而，生产技术知识没有被战争破坏，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战败国的收入水平比战前更低，需要重建被破坏掉的建筑物和机器设备等，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应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率。但是，这不能够解释这些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在达到了战前的收入水平并且超过了英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增长速度仍然快得多。11

另一个普遍的肤浅解释是，英国，或者英国的工人阶级不如其他国家的人工作努力。有人将联邦德国和日本超乎寻常的快速增长归因于其人民的特别勤奋。照字面意思，这个解释毫无疑问是无法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率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并且尽管从逻辑上这可以归因于其人民勤奋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这个观点所隐含的直接、简单方式，这不能够由努力的正常水平来解释，这是一个与他们的绝对收入水平相关的变量。不容否认，当考虑到那些从事创新活动者的勤奋水平时，或者考虑努力水平和储蓄量的可能联系时，12在勤奋水平和增长之间就有了某种联系。但是，即便人们工作的意愿差别可以对此做出部分解释，但是为什么增长迅速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比较勤奋，而增长缓慢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比较懒惰呢？既然许多国家在追求快速增长率的竞赛中改变了相对地位，那么对努力水平发生变化的时间就需要做出解释。如果勤奋程度是一种解释的话，那么为什么英国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作就比较努力呢？按照这种工作努力理论，在19世纪前半期，德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懒惰的国家，当时它们最贫穷；而在佩里（Perry）海军准将到达日本之前，日本人也应该是懒洋洋的。

一种看来合理的可能解释是，在不同国家，勤奋程度随着人们习以为常的工作激励的变化而变化。反过来，这种激励不论是对体力工人、专业工人还是企业家而言，都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降低生产性工作回报程度的影响，并因此可能会提高闲暇的相对吸引力。对工作意愿差异原因的研究，特别是对英国在增长速度低于平均水平时期而不是具有最快增长速度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偷懒的问题，让我们思考经济制度和政策，并且让我们思考本书提出来的增长率差异的更本质解释。

五

某些观察家试图用所谓的国民经济意识和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程度来解释反常的增长率。特别是“英国病”可以归因于英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不同寻常的巨大作用。如果要找到战后英国经济干预对经济负面影响的例子并不困难。然而，就像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在《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一篇论文13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这个解释并不令人满意。首先，并没有任何事实表明，英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比一般发达民主国家高。就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看，英国处于中等水平，而不是最高水平；税收和社会保险占收入的百分比，英国也处于中等水平，大体上与德国和法国相当。14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期，英国可能出现过对经济的过分干预，但这也没有超过布里坦的第二个观点，英国相对较慢的增长率可以归因到100多年前。那时，政府的经济活动还非常有限（特别是在英国）。

有些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过，当我们将发达民主国家看作一个集团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看到政府规模和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15这个更加一般的方法比其他解释要好得多，因此沿着这条思路的统计检验肯定是受欢迎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结果似乎十分微弱，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大政府和低增长之间存在微弱的、不确定的联系，并且这种关系仅在日本有较好的体现，在主要的发达民主国家，它同时具有最快的增长速度和最小的政府。含义9预示了，在政府的相对作用和增长率之间存在微弱的或适度反向的关系。

六

对英国增长缓慢的一种众所周知的解释集中于阶级意识上，据说它会降低社会流动性，养成排他性和传统的观念，从而打击新进入者和创新，并用中世纪的偏见反对商业活动。既然英国曾经经历过近一个世纪的全世界最快的增长速度，其现在的增长缓慢就不能归因于英国人性格的固有特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并没有他们现在才有的所谓阶级偏见。在研究工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中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在那个时期，相对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而言，英国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流动性、相对较少的阶级意识以及在所有阶级中对商业、生产和金融收益的关心，而这些对其邻邦国家来说有时候是臭名昭著的：

在欧洲，英国很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开放。不仅收入按照更加平均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且流动限制少得多，社会地位的界定也非常松散……

很明显，在19世纪，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商业异常繁荣、奋力进取并对创新采取开放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英国更积极地对商人阶级的要求做出反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英国的企业家对特权和习俗更少地做出非理性反应……人们的才智都积极投入到商业、计划和创新中……

这是一个为财富和商业深深着迷的民族，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商业利益刺激了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相互交往，加速了人们的生活步伐，而这一点是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

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在英国，企业家在工商业中的流动更加自由，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传统职业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他性一直存在……而英国的工匠不再固守传统的手艺，商人也不固守传统的贸易……

除了英国，欧洲大陆的工商业还是一种阶级活动，它们只从传统和法律限制的小集团内补充新人。在法国，商业被排除在传统上的贵族地位之外。16

因此，毫不奇怪，拿破仑（Napoleon）曾经把英国描述为“店主国家”，甚至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发现采用这个短语来批评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是非常有力的。17

普遍存在的观察表明，现在来看，欧洲大陆国家的阶级结构在某些方面已经比英国更具灵活性了，这与我们应该观察到的过程相联系，即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能够更快地打碎阶级壁垒，或者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国家更容易建立起新的阶级壁垒，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七

欧洲大陆中世纪社会结构只留下一丝痕迹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们与现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技术和观点都是完全不合拍的。但是，另外一个更加相关的原因在于：革命和占领。拿破仑主义和极权主义彻底打破了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封建结构，以及它们拥有的大部分文化态度。攫取财富和权力的新家庭和企业在保有他们的收益方面通常是不成功的。新的不稳定因素破坏了新组织和联盟的发展，而这本来可以保护他们及其子孙免受新进入者的竞争。可以肯定，中世纪的残余和19世纪的大量财富仍然留在欧洲；但是，正如在乡间正被逐渐毁坏的城堡一样，它们没有给普通居民的工作和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

中世纪英国的制度，以及最近几个世纪的较大规模的家庭工业和商业企业，都同样与20世纪不相符合，并且有一部分已经被毁坏。如果英国经历了像法国大革命一样的事情，如果一个独裁者破坏了它的公立学校，如果它曾经被外敌所占领或者变成为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品而打破了独立于该体制之外的任何组织，那么陈旧的制度会不会被打破得更加彻底？上议院、已经建立起来的教堂以及像牛津、剑桥这样的古老大学的重要性无疑会被大大扩大。但它们毕竟是英国工业革命前社会传统的象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旧遗产的唯一保留地。在距离工业革命一两代人之前，英国社会极度混乱18（这很可能在向新的天才或企业家开放英国社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英国没有经历过制度性破坏，或者精英人物的强制性替代，或者社会阶级的大批杀戮，而这些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都经历过。同样的稳定性和免遭入侵也使得在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企业和家庭比较容易组织起来或结成联盟以保护自身利益。

本书在此处的观点特别容易被误解。一部分是因为“阶级”（class）这个词是一个异常松散、带有感情色彩并容易引起误解的集合术语，它是在经历了几代人的意识形态争论之后具体化为现在这个概念的。当然，并没有像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这样被明确描述或广泛独立的集团，它们之中都包含了大量地位和职业相差十分悬殊的集团。在收入和地位方面，它们有的差别很大，有的差别较小。如果像英国中产阶级这样相差悬殊的集团可以被准确地描述，那么假定像英国中产阶级这样的一个大集团可以自愿地组织起来排他或实现某些共同利益就将是一个逻辑错误。19理论的确表明，自19世纪早期以来，英国社会的稳定性必定影响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性和文化态度，但不是通过任何大阶级或集团的共谋或合作行动来实现的。这个过程是极端微妙的，应该在更加细致的层次上进行研究。

如果我们还记得要采取集体行动通常需要选择性激励的话，就可以从新的视角分析这个过程，社会压力通常是一种有效的选择性激励，并且具有相同收入或价值观念的个人更可能就购买的集体物品数量和类型达成一致。社会激励不是非常有效，除非评价集体物品的集团是相互联系的，或是由子集团构成的。如果集团的确有自己的社会生活，那么合作的愿望、同事的热情以及担心被轻视或孤立就会以比较低的成本提供集体行动的强大动力。成功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有组织企业家，以及试图保持它们的总经理，必定会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已经建立了良好社会联系的集团或可以引导它们向这个方向发展的集团上。这意味着，这些集团将会有社会同质性成员，并且组织在运用自己的某些资源来保持这种同质性上可以获得利益。事实是，相关集团的每个成员都可以获得相同数量或类型的集体物品也意味着，就像我们从财政等价和最优分区理论中所知道的，如果在同一个管辖区域或组织的成员具有相同的收入或价值观念，20就几乎不会有什么冲突（并且很可能有相同的福利收益）。刚刚提到的力量，同时在数以千计的技能、工匠、俱乐部或社团中运行，自身就可以解释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这反过来又会助长在文化意识上以怀疑心理对待企业家涌现与商人利润和地位的上升，也有助于保持或扩张对商人或工业的贵族与封建偏见。有大量不系统的证据说明前面过程的影响，就像马丁·威纳（Martin Wiener）在《英国文化和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1850—1980）一书中所说的。21

不幸的是，刚刚描述的过程本身不能发挥作用；它们与下列事实相呼应：每个分利集团必定会限制进入（含义8）。众所周知，如果一个集团不能够限制局外人从更高价格上获得好处，它就不能够在自由市场价格之外得到更多的好处，或者设计出来通过院外游说再分配收入的组织有动力使获胜联盟最小。除非存在一些集团可以集中进行对它们有好处的行动，否则社会障碍就不会存在。现在我们看到，确切地说，不论是在市场上还是在政府中寻求特殊利益的组织或联盟都有这种利益。

我们还提到过，除了限制进入之外，成功的联盟还必须要求其政策得到成员一定程度的一致同意。卡特尔联盟必定限制其成员的产量或劳动量；它必定会使所有成员遵守限制销售量的计划，不论这种限制和遵守如何限制创新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俗和习惯的作用越来越大。特殊利益组织会运用它们的资源坚持它们所做的就是按照公正原则应该做的。有进取心的进入者或不遵循计划的创新者面临的压力越大，它们的数量就会越少，并且不符合习惯的事情就不会做。

不论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如何不同，这个过程并没有什么差别。正如乔赛亚·塔克（Josiah Tucker）在18世纪指出的：“如果可能的话，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垄断者。”然而，这个过程在各种职业中可能会进行得更加迅速，因为公众对那些不讲道德或没有能力的开业者的担心为某些政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理由，这些政策在另一种语境中被描述为垄断或“贪婪的工联主义”22。这个过程出现在工人中，也出现在上议员中；事实上，某些早期的行业组织是在一些小店中组织起来的。

可能会有人据此得出一些戏剧性的结论，即这种说不清楚的过程已经将一个小店主的国度变成了一个俱乐部或小酒店的王国。但这种肤浅的结论太过简单了。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最近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资源的持续再分配，并且甚至在相对僵化的社会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职业、社会和地理流动。23

此外，与本书理论相对独立的思路的另一方面是把社会地位传给后代。富裕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通常都会通过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把更多的人类遗产连同有形的资本传给自己的子女，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却没有这种手段。显然，地位较高家庭的子女有时候会由于娇惯和溺爱的环境而变坏，或者由于家长忙于自己的事业或个人考虑而忽视了对子女的教养，一般来说，有理由假定更加成功的家庭会将更多的人力或物质资本传授给子女。这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解释观察到的一个相关关系，即父母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子女们最终得到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英国最近实施的免费公共教育和公正的奖学金制度，大大提高了贫困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并因此提高了社会流动性。因此，对于社会流动性，存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本书理论没有解释的，并且可能与本书理论所解释的相反。

我必须再次强调多元论，并且要指出如下假说是不成立的，即本书描述的过程增进了阶级意识、传统主义或反对企业家精神。甚至当没有颠覆或入侵破坏这些维护保守势力的制度时，另外一些相反的力量也可能会改变保守习惯。关于这一点，从本理论中可以得出的唯一一个假说是，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两个社会中，具有相对较长时期稳定、安全和联合自由的社会中将会有更多的制度来限制进入和创新，并且这些制度将会鼓励更多的社会联系和成员间的同质，并且根据这些制度说的和做的事情至少会对那个社会的人民所习以为常的习俗产生某些影响。24

八

上面提出的证据足以让许多读者从字面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本书观点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革命，甚至发动一场本国被打败的战争？当然，这种政策建议与为了缓和人口过剩而欢迎一场瘟疫一样荒谬。除了荒谬之外，这种字面的政策建议还会混淆本书所提出逻辑的正确政策含义（后面将会提到）。那些相信本书理论的主要政策含义是一个国家应该时不时地发生革命或战争的读者，应该读读本书其余各章，因为本书所提出逻辑的一些更深层含义一定会让他们吃惊。

现在讨论政策含义的确为时过早，还有更多的论据需要分析。就像毛泽东的很多务实派继承人最喜欢采用的一个成语“实事求是”（to seek truth from facts）所表达的，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些偏见有时候是由政策含义先入为主的知识产生的。首先让我们看看其他一些发达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尽管不像英国具有长期稳定和免遭战争的历史，但它们也都经历了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全——这些国家是瑞士、瑞典和美国。

正如表1.1所示，瑞士是战后发达民主国家中增长速度最慢的国家之一，它比英国增长还缓慢。在长期稳定国家中的这种增长缓慢当然与本书理论一致。然而，我们不应该急于得出结论说，瑞士的例子一定验证了我提出来的理论，因为瑞士的人均国民收入比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高得多，所以没有必要去赶超其他国家。在战后早期人均国民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比瑞士有更多的增长机会，因此为了进行公正的比较，应当在瑞士的增长率上增加一个适当的附加值。尽管没有人知道这个适当的附加值应该是多少，但是它应该足够达到将瑞士划为战后在增长绩效方面相对成功的国家。实际上，这是弗朗茨·莱纳（Franz Lehner）在一篇题为《压力政治与经济增长：奥尔森的理论及瑞士的经验》的论文中的假说。25弗朗茨·莱纳是瑞士人，现在是德国波克姆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ochum）的政治学教授。莱纳表明，在瑞士，异常严格的制度安排使其通过新的立法特别困难。这使得院外游说集团通过特殊利益立法非常困难，从而大大限制了瑞士由于特殊利益立法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根据莱纳的观点，瑞士已经实现的较高人均国民收入恰好是支持本书理论的一个论据。

既然卡特尔行动有时候需要政府实施，瑞士的宪法限制无疑也限制了卡特尔可能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存在没有政府纵容的卡特尔行动，因此我假定瑞士应该长期集聚了一定程度的卡特尔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瑞士对来自其他国家客工的极度依赖表明，这种卡特尔化将不会涉及非熟练或半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人，而这些工人在其他国家很可能被组织起来，但是卡特尔化在商业企业和专业人士之间可能形成。本书的理论也将预言，到现在为止，长期稳定的瑞士在社会结构方面至少已经存在部分僵化。私人的卡特尔组织及某些附带的阶级分化，应该至少部分抵消了瑞士由于限制院外游说集团的掠夺和政府实施的卡特尔所带来的增长。另一方面考虑在于，瑞士不仅享受稳定带来的对长期投资的正常激励，而且还可以从其作为历史上不稳定并受严格限制的欧洲大陆的稳定避难所及其宽松的银行法规中获得特殊利益。就像拉斯维加斯和摩纳哥从赌场中获得收益要比其他国家或地区也让赌场合法化之后能够获得的收益多得多，瑞士从其稳定和宽松环境中获得的收益要比其邻邦国家或地区也有同样的安宁或自由时多得多。如果没有资本逃走或担心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控制，瑞士就不会获得如此多的资本或者在国际银行业中发挥如此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个因素不应该被扩大；英国已经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获得了大量收益。当所有这些因素——其他因素将在后面一章中考虑——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要完全确信理论在检验中与瑞士的经验不相符合是十分困难的。希望必须是，莱纳这个有益研究的案例将会促使更多的专家研究这个问题。

九

如果我们对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也增加一个足够大的附加值，以便对它相当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行调整，初看上去，那个国家的经验似乎与本书的理论相冲突。尽管瑞典工业化较晚，但它也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组织自由和免遭外敌入侵，并且它没有对特殊利益立法通过的宪法约束，而这一点在瑞士是存在的。在瑞典、特殊利益组织的力量和涵盖范围都是我们的模型所预言到的。为什么瑞典尽管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生活水平，还实现了令人关注的增长（至少在战后时期如此）？特别地，为什么瑞典在特殊利益组织也非常强大的情况下，其经济绩效比英国好（尽管近年来出现了某些逆转）？同样，为什么其邻邦国家挪威也跟瑞典一样好？尽管挪威的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纳粹占领而短期内被打破了，但它仍然有相对强大的特殊利益组织。这两个国家的经验是否推翻了我们的理论呢？

一点也不。理论让我们从新的视角观察这个经验。就像我们在第三章所提到的，理论的基本逻辑意味着，利益共容的组织和狭隘的特殊利益组织所面对的激励差别很大（含义5）。足够共容或包容性的特殊利益组织将会使无效率政策的大部分成本内部化，并因此有激励以最低的社会成本给自己再分配收入，并且在总体上赋予经济增长和社会利益某个权重。瑞典和挪威的主要特殊利益组织都是高度共容的，特别是与英国和美国的特殊利益组织比较时更是如此，并且很可能比其他任何发达民主国家的特殊利益组织更具共容性。例如，在战后大部分时期，在这些国家，在实践中已经组织化的体力劳动工人都已经属于一个更大的劳工组织。雇主的组织同样是共容性的。就像我们的理论所预言的，瑞典的劳工领袖，至少在某些时候与其他国家的劳工领袖在提高增长的不同政策的发言权上有很大不同，比如对劳工流动性和再培训进行补贴，而不是将劳工留在非营利企业中进行补贴或者在市场劳动力的容纳方面进行补贴。26在瑞典和挪威已经组织起来的商业集团明显在寻求并且已经获得了比其他发达国家低得多的关税。可以想象的是，在战后部分时期，挪威和瑞士劳工组织与具有共容利益的劳动党（与英国的情况相反）的部分联合有时候强调保护效率和增长的激励，27尽管本书中提出的任何一个明确观点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为什么瑞典和挪威具有特别共容的组织也需要进一步解释。这个任务将部分留在另一出版物28中，但是从我的基本理论中立即可以得出的一个假说是：小集团相对于大集团更可能比较快地组织起来（含义3）。这表明，许多相对较小的特殊利益组织（例如，英国和美国的工匠联盟）都可能是早期工业化的遗产，29然而后来建立的特殊利益组织——部分是效法了原来已经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可能会使其尽可能大，从而与发起者和赞助者想要的规模一样大。30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以及需要大规模组织技能的改进，比早期组织更大规模的近代组织变得更加可行。很显然，相对于规模较大、形态各异的社会，规模较小且相对同质的社会更可能有利益相对共容的组织。

看上去好像是，共容性组织——与狭隘的特殊利益组织相比——能够带来的收益可以确保存在一种趋势，这样的组织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出现，这与大企业逐渐控制那些大规模生产最有效率的产业的方式一样。但这未必总是事实。当存在较大的规模经济时，小企业所有者通常可以通过被较大的企业收购或兼并而赚取更多的收入，并且可以从创建一个更具效率规模的企业中赚取更多的收益。相反，特殊利益组织的领导者不能够通过“出卖”他们的组织给兼并者，让其创造一个更具有共容利益的组织来赚取收益。实际上，兼并者很可能会使某些相关领导者消失或降级。因此，对共容性组织来说，并不存在无情地取代狭隘组织的倾向。

然而，共容性的特殊利益组织有时候也会分裂。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大集团中，都会存在十分激烈的利益冲突。比如，处在不同产业或地位的企业之间就存在利益冲突，因为政府政策在帮助某些企业的同时会损害其他一些企业；或者当共容性联盟争取到普遍提高工资（或已经消除的工资差别）时，在战略上被替代或强大的工人集团和只具有较弱讨价还价实力的工人集团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

正如含义5的讨论所指出的，当特殊利益组织给其成员争取再分配收入或者当决定是否争取社会效率的提高时，其共容性的程度会影响所面对的激励。但激励与政策之间的联系不是完美的。特殊利益组织的领导者可能会在什么政策能够更好地使其成员受益上产生错误；比如他们可能无法看到其成员从更加迅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或者在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更好地实现这种增长上产生错误。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既然关于集体物品的信息本身就是集体物品，在这类事务上犯错误的可能性就要比企业或个人在处理私人物品问题上犯错误的可能性高。并且即使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但至少应该有一家企业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并因而赚取了收益，实现了扩展或者被其他企业模仿，因此错误不久就会被纠正。相反，在一个拥有共容性特殊利益组织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很多主体做决策，并且它们都可能是没有直接竞争者的自成一格的组织，因此除了等待在社会上遭受挫折之后做出反应外，不存在纠错机制。这样，无法保证，共容性组织会按照社会福利改进的方式行事或者拥有共容性组织的社会就一定繁荣。

尽管如此，拥有共容性特殊利益组织的社会确实具有某些激励制度将社会利益考虑在内，因此就存在这些制度事实上的确如此的可能性和假说。瑞典和挪威（有时候还包括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经常是这些行为的受益者。在其他一些国家广泛存在的狭隘特殊利益组织和联盟中，甚至没有这种行为存在的可能性。

十

美国自独立以来，从未遭受过外来强国的侵占。它在同一部民主宪法下已经生存了近200年。不仅如此，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的特殊利益组织相对于整个经济而言，范围要狭隘得多。美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最慢的发达民主国家之一。

回顾这些事实，可能会急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美国的经验又为本书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证据。然而，这个结论欠成熟，也过于简单。美国人是在不同时间移居到不同地区的，从而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有集聚特殊利益组织长得多的时间。美国某些州已经经历了几乎两个世纪的政治稳定和免遭入侵的安全。相反，美国南部州在内战中不仅遭受了打击和破坏——并在此后受制于联邦统治和“投机商人的谋利”，而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内进行的反种族政策的斗争毫无结果，尽管反种族歧视曾经是这场战争的终极原因。

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使得想用美国的总体经验验证本书的理论更加困难。就像其他近代移民社会一样，美国没有中世纪的直接遗产。封建模式在动荡的欧洲大陆留下的痕迹要比稳定的英国少得多，然而这种模式在美国却从来没有存在过，甚至在大部分于中世纪后期建立的社会中也都如此。在英国到13个殖民地的最早移民中，几乎没有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因此不可能实行传统的封建模式，也不可能执行卖身契，在偏远地区还往往给逃离了主人的奴隶生活上的优待。美国社会非封建起源的社会和文化后果由于最初相对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而进一步加强（当然，除了实施奴隶制度的地区），而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美国富饶而广阔的处女地。大量的外国观察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证实了这种高度的平等性，并且也有大量的数量证据表明，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性在美洲殖民地要比在英国低得多。31这一点还没有遭到历史学家的反驳（尽管在下列问题上还存在大量的争论：关于不平等在19世纪明显提高的时间和程度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不平等有某种下降趋势的估计）。32根据前面提出的理论，美国不存在直接的封建继承关系以及不同寻常的公平初始条件，这一点有重要的含义，可以预言，与存在直接封建继承关系的社会或者存在封建传统以及制度长期稳定的社会相比，美国（以及有相同初始条件的其他地区）的阶级意识更淡薄，而且不那么敌视商业活动。

很明显，美国和其他类似国家可能没有从中世纪起源的特殊利益组织或制度。本书的理论预言，中世纪之后建成的国家和那些经历了长期稳定并免遭外敌入侵的国家，相对于具有中世纪渊源的结构和文化特征的国家，在工会和院外游说组织的类型上，更接近于英国。这也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近期移民形成的社会在收入水平或增长率上至少比那些经历了长期政治稳定和免遭外敌入侵的国家高一些。

就像难以准确说出本书理论预言的美国增长绩效如何一样，要准确说出一个国家的增长绩效是好是坏也是困难的。至少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美国是所有主要国家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部分是因为（至少在较早的几十年中）它比其他国家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水平。这意味着，至少在战后时期的部分时间内，其他国家已经有机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赶超美国，然而在美国的大部分产业中，任何技术进步却是下一个变量中的唯一一个。这样，为了更加公平地验证本书提出的模型，美国的增长率很可能应该要向上调整，但是没有人知道应该调整多少。

十一

美国是由不同州组成的大联邦，它们通常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政策，这一事实使得采用各州的经验证据来验证本书的理论成为可能。

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检验的确十分幸运，因为它有助于补足这样的事实，即在西方只有少数发达民主国家具有明显的高增长率。就像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本书的理论至少解释了发达民主国家最为反常的增长率，并且至今也没有发展出一个竞争性理论可以这样做。尽管这是一个支持现有理论的重要观点，但我的印象是该观点早期版本的读者太容易被这个观点说服了。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旧的理论存在明显的不足时，一定会对新理论存在大量的质疑，本理论应该也不例外。然而，就像一个快要被淹死的人应该抓住一根稻草是不可理解的一样，因此它也是毫无助益的。我们应该采用怀疑的眼光仔细看看本书提出的理论，不论它与现有的各种理论相比是一种什么情形。这种怀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前面提到的发达民主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率。如果观察的样本非常少，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由于一系列特殊环境的原因，相对增长率将成为希望的那样，并且这种特殊环境，简单来说就是偶然，已经产生除了根据本书理论预言的一系列结果。在增长率方面，英国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时间和渐进出现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可靠的，因为特殊环境不可能产生出在如此长时间内观察到的相对增长率情形。默雷尔在比较英国和联邦德国的新旧产业时得出的结果就是如此。由于它比较了非常多的产业，他的结果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不能够归因于偶然性。尽管如此，仍然存在如此多方式可能误导我们，因此，保持怀疑的眼光，这对从美国各个独立的州（以及从其他国家或发展的实例中，这一点在下一章中讨论）中获得更多有益的观察非常重要。

之所以要强调观察的数量部分是因为它非常容易被忽略。它容易被那些从少数观察中得出很普遍结论的人所忽视（例如，那些通过一两个历史经验就写出历史教训的人），也容易被那些尽管存在大量统计经验而仍然保持信念不变的人所忽视（例如，对吸烟有害这一有着强有力统计经验的事实仍然心存怀疑的那些人）。如果对本书早期手稿的预先反应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那么本书很可能阐明了两个问题：在理论中，少数生动的实例会比严格的证明赢得更多的信任，尽管统计检验比它应该具有的说服力小得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也表明，作为证据，生动或戏剧性例子所得到的信任程度比它们应该得到的要高；而大量的统计数据作为证据所得到的信任比其本身应该得到的要低。33

应该承认，统计证据有时候不具有说服力的原因之一在于不同的统计方法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统计结果，并且研究者们往往被怀疑选择了能够更好说明其观点的方法。现代经济学家可以掌握的统计技术的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至于那些热情的鼓吹者可能会不断地“处理数据，直到这些数据符合他们的观点为止”。在下面的检验中，我将只运用一种最明显、最简单的方法。在开始的时候，使用简单的方法比较合适，并且也可以让读者判断这种方法是否是为了支持本书的理论而选取的。

尽管本书采用的统计方法是最简单的，但对于那些从未学习过统计推理原理的读者来说，这种方法也可能是令人生畏的。一方面为了这部分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为了给下面的统计资料提供一个指导，在下面的三个自然段中，我尽量采用通俗语言简要阐述统计检验及其结果。

对于美国早期历史上州与州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别，本书的理论不可能详述。一个原因在于，直到最近时期，甚至最古老的州也没有可以积累大量特殊利益集团的足够长时间，因此这种组织不可能引起州与州之间增长率的巨大差异。另一个原因在于，直到最近时期，美国还有一些增长异常迅速的边界地区，并且如果将这些边界地区的迅速增长仅仅或主要归因于它们不存在分利集团的话，那么它将会歪曲支持本书理论的任何检验。在美国大部分历史上，越新进入的、越靠近西部的地区增长越快，美国经济的中心地区一直在稳步地向西和西南方向转移。这虽然与本书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但它也部分地归因于其他一些因素。因此，本书的理论最适合采用最近的证据来检验；接下来的检验考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并且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时期。

统计检验揭示了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各州成立的时间长短与其人均收入和总收入增长率之间的明确、系统关系。这种关系是负相关，一个州成立的时间越长，它积累特殊利益集团的时间越长，其增长率越慢。在以前属于南部联盟的一些州内，不同种类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受到了内战失败、战后重建、种族歧视与骚动的严格限制（直到现在，美国南部各州实际上还在排斥黑人或那些反对种族隔离的团体）。因此，理论预言，这些州应该比其他州增长更快，并且统计检验系统明确证实了这的确是个事实。理论也预言，在特殊利益集团中，最近成立的那些州和遭受了战败或混乱的那些州应该具有相对更少的成员，尽管在这些组织中州际成员的综合数据还没有找到，但大多数有效的相关数据再次明确地支持了这个理论。而且，就像期望的那样，特殊利益组织的成员比例越高，增长率越慢。所有的统计检验表明，这些关系不仅总是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而且事实上毫无例外地都是统计有效的。统计上有效意味着结果完全肯定不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但它没有将这种可能性排除在外，即某些恰好与本书理论预言相一致的那些未被发现的因素有可能会使结果失实。存在一种相对贫穷州赶上那些相对繁荣州的必然趋势，即使当这种趋势被考虑在内的时候，这种假定的关系也成立。对地区增长差异的其他一些人们所熟知但似是而非的假说进行的检验表明，这些其他的假说不能够像本书的理论一样解释最近的数据。尽管本书的统计检验是明确有效的，然而十分清楚的是，其他一些因素也影响了不同州的相对增长率。因此，在对地区增长率差异进行的一般解释中，本书提出的理论并不十分充分。需要大量的历史和统计研究（特别是南部地区的），来找寻至今尚未认识到的地区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并且要将它们与本书的理论一起考虑。仅在那时，我们才能够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些模糊但系统的因素，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恰好产生了本书理论让我们预测到的理论模式。

即使跳过本章的其余部分，读懂本书的其他章节也是可能的，但是我希望即使那些从来没有学习过统计推理的读者也应该将本章的其余部分读下去。他们不可能再发现更简单更直接的统计检验的例子了。事实是重要的，不仅一个国家而且48个独立管辖地都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十二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统计方法特别适合于直截了当地处理问题。本书的理论阐明了一种单项联系，即一个地区稳定时间的长短会影响其增长率，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作为一次近似）假定，一个地区的增长率会在总体上改变其累积分利集团的速度。一方面，迅速发展的经济有可能抵制或阻碍引进更加有利的东西；另一方面，逆境会给受到威胁的集团组织起来保护其传统收入水平的原因。这表明，简单而直接的检验（非结构性回归）不仅是足够的，而且很可能比任何复杂的方法更好（比如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

既然本书的理论预言，一个地区拥有组织稳定自由的时间越长，阻碍增长的组织积累得就会越多，那么成立时间最长、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时间最长的州，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该具有最低的增长率，除非这些州在战争中被打败并且失去了稳定（就像以前美国的南部联邦各州）。一个州成立或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时间的长短可以通过它被批准为州之后的年数来衡量。这样，如果我们将过去参加南部联邦各州除外，成立州之后的年数和增长率之间的简单回归就提供了对我们模型的一个初步检验。

然而，如果回到19世纪，这一检验显然会在支持本书的理论上发生偏离，因为那时有一些州正在陆续成立。一直在向西移动的边区必定会产生一种非均衡，它将具有异常高的总收入增长率（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可能是最具有戏剧性的例子），如果不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话。一般认为，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边区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些地区凭借其自然资源优势正在发展农业和工业，一些非均衡又被带入了20世纪。因此，越到近期，就越不可能受边区特点的影响。部分地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在此处的研究从1965年开始。在边远地区已经消失了3/4世纪之后，特别是在经过20世纪20年代农业大衰退之后农村外来人口大量减少，30年代的美国大草原遭受长期干旱以及战后发生的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迁移之后，巨大的不均衡似乎不可能存在了。然而，两个最新的州还拥有边区或近似的不平衡，并因而偏离了支持本书理论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考虑48个条件相当的州。

集中于相对近期经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在美国内部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便利。如果本书提供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存在一些企业或工人从分利联盟相对较多的州向相对较少的州迁移的趋势。这种迁移的程度应该是由不同州之间特殊利益组织的差异程度决定的。在美国历史的最早时期，不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是如果本书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最近时期就应该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将在后面进行专门讨论，但是已经非常明显的是，理论预言的那些州应该增长最快，在特殊利益组织水平差异最大的时候，应该如此。

前面提到的回归和各种统计检验是与我以前的一个学生黄肇毅（Kwang Choi）一起完成的，他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可以作为本研究的一个补充，并且这些研究我们将单独出版。34我们发现，对所有非南部的州来说，它们成立为州的年数与它们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假定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对制造业的收入、对私人的非农业收入、对个人收入、对劳动力和所有者所有来源的收入来说，这一点都是正确的。35

在工人流动不存在障碍的国家中，流动性应该最终能够使得人均实际收入在每个地区都是大体相同的，因此在回归中使用总收入而不是人均收入作为因变量。然而，当使用人均收入增长作为相关的衡量指标时，关系仍然为负相关，并且在统计上显著。36可以想象，各州存续的时间长短和政治稳定性不应该用其相对比率的大小来衡量，而应该使用集中于层级排序的非指数检验，以避免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分布在极端或其他虚拟区间的州，结果可能是虚拟的。因此，黄肇毅对同样的变量进行非指数检验，并且这同样支持由本书理论得出的假说。37

更加可庆幸的是，还有一个独立的检验，不仅提供了补充检验，而且提供了它是否是组织或联盟稳定自由时期的考察，而不仅仅是任何滞后边界效应的考察，这解释了本书的结果。在被打败的南部各州中，有几个属于最初的13个殖民地，因此它们作为美国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远不是边区。当然，所有的南部诸州到1860年的时候都确定了州的地位。然而，南部腹地一些州的政治稳定深受南北战争及其后果的干扰，并且经常受到种族政策冲突和不确定性的干扰，这直到1964年和1965年的公民权和选举权法案通过之后才得以解决。如果本书提出的模型是正确的，原来南部各州的增长率应该与更近期成立的西部各州相似，而不是与东北部各州相似。尽管我们下面将转入更早的时期，但是现在我们将从1965年之后的南部增长率开始。在早期，存在不稳定、私刑以及其他无法无天的情形，这时南部各州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是自从公民和选举权法案通过之后，对于美国南部是否存在与该国其他地区不同种族政策的问题就有了明确答案，从而稳定了美国南部一些州的局势。在早些时期，甚至在美国南部也存在边区影响的残余，因此将这些数据包括在内并不是要避免西部这些影响的可能性；在各州之间特殊利益集团集聚的差别很小，更不要说其他的复杂因素了。因此，我们暂时不论更早历史时期的分析，只问一下自1965年以来，原来的南部各州是否比美国其他州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率。

事实的确如此。前南部联邦各州的劳动和所有权收入（LPI）的增长指数为9.37%，私人非农业收入（PN）的增长指数为9.55%，而其他37个州的相应增长指数分别为8.12%和8.19%。如果增长率的差异呈正态分布的话，那么这两个样本出自不同人群的概率就可以计算出来。黄肇毅发现，在这个基础上增长率的差别在统计上是显著的。非指数检验——即曼-惠特尼U检验——也表明，南部和美国其他各州平均增长率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再一次表明，不论是考虑总收入还是人均收入增长率，这个结论都是正确的。很明显，这个发现支持本书提出的模型，并且应该消除一种疑虑，即涉及非南部联邦各州成立以来年数的回归结果受到西部边区特点的影响，而这可能是在1965年之后发生的。

十三

由于南部和西部的结果大体相同，并且指数和非指数检验也产生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因此有理由将48个州的数据综合考虑，并且只使用标准的最小二乘法。这一点是由肇毅完成的，回归的结果列在表4.1中。尽管更精细的检验很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然而本书的这些结果是最清晰、最前后一致的。

表4.1　1965年以来增长的决定因素

注：回归分析中所用诸变量的说明。

t统计绝对值列于各系数之下的括号内。

州龄、国内（南北）战争、时间长度

CIVWAR：虚拟变量，失败（南方）各州为1，其他各州为0

YEAR：南部各州——100

其余各州——实际州龄

YEAR 2：南部各州——50

其余各州——实际州龄

YEAR 3：南部各州——0

其余各州——实际州龄

STACIV 1=YEAR/178　STACIV 2=YEAR2/178　STACIV 3=YEAR3/178
178 =1965-1787（最早建州年份）

STAHOD：州龄

资料来源：州龄资料来自Council of State Governors, The Book of the States, 1976；国内战争资料来自Peter J. Parish, The American Civil War（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5）.

收入增长率

MFG：1965—1978年制造业收入的指数增长率

LPI：1965—1980年劳务与财产收入的指数增长率

PN：1965—1978年非农业私人收入的指数增长率

PCLPI：1965—1980年人均劳务与财产收入的指数增长率

PCPN：1965—1978年人均非农业私人收入的指数增长率

资料来源：取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地区经济信息系统处。其中数据按就业状况而非居住状况分类，对本书分析更为恰当。由《当前商务调查》及《统计文摘》中取得的个人收入公布数值与此基本相同。

城市化

UR1880及UR1970：相应年份内城市居民百分比。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 S.—Colonial Times to 1970, 1976.

就像单独处理的南部或其他各州的结果所表明的，对非南部联邦各州按照建州时间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出现的日期，而在南部联邦各州，以内战结束之后的任何年份开始具有稳定的组织自由，将会产生对增长率在统计上更加显著的解释（见表4.1）。既然最直接限制现代城市和工业生活的组织在城市化时间越久的州有越多的时间组织起来，那么1880年的城市化水平也可以用作自变量。这个变量对现在的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与表示内战失败的虚拟变量联合起来，它解释了变量变化的相当大部分，但它明显不如组织自由的时期长。对来自制造业的收入，采用同样的模式，但对收入的更宽泛测量也同样适用，而不论考虑的是总收入还是人均收入。

理论预言，分利集团在具有组织稳定自由的地方应该更加强大，因此我们能够通过观察这些组织成员的空间分布，对其有效性进行格外检验。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与州际成员有关的唯一一个特殊利益组织就是工会。如果从工会和其他特殊利益组织的平行关系被广泛忽略的角度出发，不把由于这类组织或联盟引起的所有损失都归于工会是重要的。然而，在研究源于制造业的收入时，它当然是最相关的组织；并且由于后面解释的原因，它适合于一个在国内工商业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内部的检验。另外，其他一些类型的分利组织，比如工商业者的商会，就可能获得特殊利益立法或垄断价格，从而以牺牲国内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它们所在的州致富。这样，工会就是对地方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的主要组织，并且它们的成员权也作为这种对地方增长有害的其他联盟力量的替代变量。38因此，我们会考虑10万个人中律师的人数，这是基于这样一个有争论的假定，即对律师的需要很可能表明某些倾向随着游说的程度、立法以及它所引起的管制的复杂性而提高。

表4.2直接表明，非农就业人口中，工会会员所占的比例在组织稳定自由最长的州最大。自从1964年以来，1880年的城市化是工会会员的一个统计上显著的指数。实际上，组织自由时期的异常重要性通过下面的事实得以表明，即19世纪80年代的城市化是比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化更好的关于20世纪60、70年代工会成员的预测指数。组织自由的年数通常是一个更好的预测数据。一个州享受政治稳定的时间长短和律师数之间存在相似的联系，尽管这种关系不很确实，在某些时候统计上不显著。

表4.2　特殊利益组织

注：UNON64及UNON70分别为1964年及1970年美国非农业机构中工会会员占职工总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与表4.1同。并见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Directory of National Unions and Employee Associations, 1967 and 1971）; Bureau of the Census,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6。

正如前面的结果及本书的理论所表明的，在1964年、1970年的特殊利益组织成员数与1965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来自制造业的收入以及所有收入的测量方法和采用这些方法表示的人均或总体收入来说，这个结果都成立（表4.2，B部分）。因此，组织稳定自由的时间与我们的模型预测的增长率之间的联系，不仅是在统计上显著的证据，而且（至少对工会来说是如此）是本书模型预测之继续过程明显的且在统计上显著的证据。也就是说，特殊利益组织数量日益增长，并且总体而言，这些组织也确实对经济增长具有假想的负面影响。律师人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是一个证据，但这个关系在某些时候相对较弱。

十四

许多可能的问题应该仔细考虑。其中之一就是对气候的变化反应可以解释这个结果。空调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引起向某些增长较快的州的移民（尽管西北部其他一些快速增长的州是这个国家最为寒冷的）。因此，肇毅回归了每个州主要城市一月份的平均温度，以及城市全年的平均温度与州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要比我们对州开始累积分利集团时间长短的计量要不明显得多。

另一个可能性在于快速增长的州恰好包含了成长最快的工业，从而这种选址的偶然性解释了我们的结果。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肇毅回归了10个（第一位数）主要产业的增长率以及在20多个州分布的18个制造业（第二位数）的增长率与每个州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有效时间长短之间的关系。除了一个产业之外（农业服务、林业和渔业），在所有这些产业中，所有或绝大部分的符号都与本书的理论一致，并且在绝大部分的情形中，每个独立产业的结果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39

第三个可能的问题就是，为了本书讨论的目的，48个州可以分为三类不同性质的地区，即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中西部地区。如果这样是正确的，我们就不再有对48个州的观察结果，而只有3个，这样在统计上显著的结果也会少得多。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肇毅和我分别检验了每个地区的情况，并且也将37个非南部联邦州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了考察。同样的模式也在每个区中进行了检验，这个模式在西部是较弱的；在原来属于南部联邦的各州在一定程度上是较弱的，但是在东北—中西部地区是较强的，在37个非南部联邦州也较强。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本书的结果是不久前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特例。如果考虑的时间更长的话，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考虑可能最长的时期，即美国的全部历史，我们将会看到向西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向西南）的大规模扩展。这一扩展在农业相对快速下降的时期大大减缓了（这仅在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减轻），但是在边界消失之后不久其存在和持续快速的增长与本书的理论一致。

十五

在更长期情况下，南部的情形更复杂、更难以处理，尽管它在总体上也与本书理论相一致。如果我对南部历史非常初步的考察完全正确的话，那么南方各州在重建时期和重建之后出现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都是小型的、地方性的以及纯白人的集团，并且有时候根本没有正式的组织。并非所有的这些小集团都是反对黑人进步的，但其中确实有很多是反对的。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大多数的南部白人在那时都深受种族主义者的影响。通过法律之外的强制力量——有时候包括流行广泛的私刑，实力弱得多的黑人团体基本上都被禁止进行政治组织或拥有投票机会。种族之间组织力量不成比例以及白人对种族主义者的偏向，其选举后果就是合法的吉姆·克罗（Jim Crow）模式的种族隔离和种族偏见的逐渐出现。很明显，这在某些仅有白人集团的非正式排挤或压力下逐渐扩大。许多人怀疑，南部的种族隔离模式是在重建或更早时期迅速出现的，但历史学家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已经表明，在吉姆·克罗立法的大部分内容通过之前，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并且是在20世纪这种制度才达到了其最严厉的时期。40换句话说，在美国的许多团体和州中，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集体行动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出现。

美国南方黑人小佃农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在吉姆·克罗种族隔离制度全面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不能完全归因于此。这种较低的生产力以及内战之后黑人大范围贫困的原因，已经成为大量的、相互矛盾的文献所讨论的主题，这是本书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这还不是一种令人吃惊的表面现象：黑人在奴隶制度下如何被残酷剥削、他们如何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如何不被信任，从大规模的奴隶种植园变为小规模的独立佃农的黑人农业的生产率必定很低，而这种制度也必然会危害南方整个经济的发展。

工业没有得到发展是另一个问题。尽管在一部独立的著作中，我必须再推迟给出某些结论，那将在我希望进行的另一些研究中给出。41我目前的假说是，在一些南部社团中的一些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意识到，从北部进入的任何大规模投资或移民都将破坏或者至少是威胁吉姆·克罗体制，从而已经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者会干预这种情形。当然，南部还长期存在着大量农民的、沙文主义的、反工业的、反资本主义的舆论。42而且，从远处吸引工商业的大规模努力在旧体制打破之后也出现了。外部投资者和潜在进入者有时候也必然会被法律之外的暴力和该体制的某些不确定的稳固性而延迟。南部旧集团模式的最终废止是由于新政和战后联邦政策、由于更好的交通和通讯而出现的世界主义者、由于日益提高的黑人反抗、由于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采用，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变化以及大量积极的外部发展造就了快速变迁和成长。一种新的集团形式，比如不同种族的联合工会已经在南方形成，但是这种新的集团形式是逐渐出现的，因此还没有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上述推测具有尝试和启发思考的性质，不应过分强调。即使前述的推论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它也仅是复杂的、多因素故事的一部分。例如，近年来南部（和西部）迅速增长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所谓“不受约束”产业迅速成长的相对重要性。这些产业，不像钢铁这些“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不像运输成本巨大的重工业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地区选址，并因此能够更容易避开具有无效率制度安排的环境。高新技术和其他一些不受约束的轻工业近年来在美国越来越重要。大概也非常显著的是，长期以来纺织业中的运输成本不是太高；这是转移到南部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业。

正如本书以后各章将要清楚表明的，工会仅是分利集团故事的一小部分，有时甚至就根本不算其中的一部分，但在考虑不受约束的制造业迁移时，它们是最重要的集团。制造业，即使它们已经卡特尔化，也将具有非常低的利润，因为它们面临着由于严格的劳工法或超竞争的工资水平所带来的较高的生产成本。如果本书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制造业活动的选址，至少是那些自然资源分布不会对其构成约束的产业的选址，应该受到不同地区工会力量差异的影响。美国工会的最快成长开始于1937年，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快速成长，因此就在战后时期，州际间工会力量的差别实际上非常重要。而且，含义6表明，当分利集团比最初组织起来的时间更长时，它们会引起更大的无效率，因为迟缓的决策意味着劳动条例在组织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后将会更加古老；仅仅在战后时期，才存在工会组织成熟程度的巨大差异。因此，战后经验对本书理论总体上的检验也是适用的，特别是对制造业产出而言，因此，我们下面将讨论这一点。

就像我们在表4.3中将会看到的，相关的结果严格支持本书理论。单独回归表明，战后时期的每一个主要部分也支持本书理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之后的证据都支持本书理论。然而，在战后早些年份不像此后的年份那样强有力；最近几年的证据也不是非常强有力，大概是因为州际间工会成员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消失。

表4.3　二战以来的增长

注：a．当有两个自变量时，R2的数值出现在两变量之间的中线上。

变量的解释：

VAM：制造业增值的指数增长率

PI：个人总收入的指数增长率

PCPI：人均收入的指数增长率

资料来源：与表4.1同。并见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April 1965, April 1967, and April 1981; Bureau of the Census,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7 Census of Manufactures—General Summary, April 1981。

十六

上面的检验集中于阻碍增长的影响，并且假定不同州之间成长的机会是被随机干扰的。然而，在州之间增长机会至少存在一个系统性偏差。这些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某些州的经济还远未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或它们的自然或人力资源的潜力，至少在增长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较多未利用机会的地区将比那些只有较少机会的地区增长更快，因此我们将再次回到那个众所周知的假说，即相对贫困或技术不发达的地区在赶超时，将比较为富裕和技术上更加先进的地区增长快。43我在其他地方提出，赶超的观点只是本书理论的一个特例，并且如果二者不能够一起检验的话，有时候会存在严格描述的问题。44显然，赶超假说不能够解释，比如，德国和日本增长率的差异，也不能够解释英国的增长率。但这并不意味着赶超的过程不会发生，45其影响可以通过在相反方向上起作用的力量得以澄清。

48个州提供了检验本书理论和赶超模型独一无二的丰富和可比较数据。肇毅已经采用我们对收入的每一种计算方法，计算了在给定年份人均收入与48个州的平均数偏离了多少。如果赶超假说是正确的，这种偏离应该与每个州的增长率负相关。在表4.4给出的所有等式中，赶超系数的符号假定为负，并且在几个回归中，它在统计上也是非常显著的。赶超因素好像具有较小的影响，相对于每个州所具有的发展组织的时间长短来说，后者与现代城市条件更相关，46但是既然两个理论都是一致的，只放弃其中的一个可能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可能比另一个的意义更小。

表4.4　增加赶超因素后的增长

注：变量的说明：

INVPN, INVLPI：分别为人均非农业收入的倒数与人均劳务与财产收入的倒数。

DEVPN, DEVLPI：分别为人均非农业收入的偏差与人均劳务与财产收入的偏差，1965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与表4.1同。

十七

当我们考察城市和大都市的情况时，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趋势，即特殊利益集团发展最长久的地区都在相对衰退。这种现象以及由于集团错综复杂而引起的社会失控的众所周知实例，就是纽约城由于缺乏联邦政府的特殊贷款保证而遭受破产的情况。有趣的是，《经济学家》杂志的诺曼·麦克雷（Norman Macrae）深为本国和纽约城的相似情形所触动，在他关于美国的著作中写下了名为“纽约城的小不列颠”一节。47但纽约仅仅是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型。正如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指出的，从巴尔的摩南部到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正西部扩展的新月形以北和以东的所有大城市，都陷入了困境。一般说来，南部和西部的新城市相比较来说，状况较好一些。像本书所使用的那些统计检验在解释人口统计局所谓的“标准大都市统计区域”的相对增长方面一样成功。当忽视最大的城市——由于拥挤或缺乏空间，这些城市很可能正在衰退——时，以及以另一种方式考虑城市规模的独立效应时，本书的结果也是正确的。48

偶然的观察也表明，美国“古老”的制造业，比如铁路、钢铁、汽车和农业机械制造业，通常也正相对衰落。较新的美国工业，如计算机、飞机制造业和其他高技术产业，正逐渐做得更好。由于缺乏对产业年限的准确测量，统计检验更加困难、更加成问题，至今我也没有试图这样做。然而，彼得·默雷尔已经看到了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国的出口模式，并且发现美国经济中表现出来的比较利益模式非常类似于英国，而不是德国和日本。49当然，这与以下假说是一致的：和英国一样，美国在较老的产业和重工业领域做得相对较差，因为这些产业特别容易形成寡头联盟和组织化。毫无疑问，其他因素也是相关的，但是以下事实印证了默雷尔的假说，即在美国已经陷入困境的汽车和钢铁产业的工资率比美国其他产业的工资率要高得多，本书的理论可以对此做出部分解释。如果在这些陷入困境的产业中，也存在大量的享受丰厚补贴的副总裁或其他公司官僚，我一点也不奇怪。

十八

所有已经报告的统计检验（还有一些为简洁而没有讨论的统计检验）都与理论相一致，并且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在这个复杂、因素众多的世界上，发现数据如何更好地适应理论是困难的。然而，事实并非强制性的。比如，略微基本和直接的检验就可能产生某种程度上不同的结果，或者与本书理论不一致的模型可能会产生更好的结果。然而，任何替代性模型也应该采用在本章前面考虑到的各种国际和历史经验进行检验。就像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假说必须支持理论，而理论能够用最简练的语言解释大部分事实，因此，除了能够解释美国各州经济增长的经验而不能够解释其他事实的模型，或者不简练就做不到这一点的模型，都必定是不成功的。

部分由于理论的可信度取决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事实（要不失简洁），部分由于其固有的利益，我们将提出更多的证据——实际上远多得多。这些证据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关。但理论是不变的，因此后面的证据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强化本书的观点，即本章的证据有助于加强后面的结果。

注释：

1．Gustav Stolper et al., The German Economy, 1870 to the Present（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7）, pp.258—261.

2．Richard E. Caves and Masu Uekusa,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Japan（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3．在意大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竞争的演进好像产生了逐渐弱化的政府和更不稳定的统治联盟。这样，在分利联盟日益增长的力量之外，这些分利联盟的力量与政府力量的比率好像在不断提高。意大利战后经验的另一个因素在下一章中提到。

4．非常感谢古德蒙·海因斯（Gudmund Hernes）给我提出的关于战后多种特殊利益组织广泛程度之重要性的观点。

5．对于从更传统视角对法国增长的描述和分析，见J.-J. Carré, P. Dubois, and E. Malinvaud,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也可以参见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P. Hatfield）翻译的英译本《法国的经济增长》（French Economic Grow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075）。感谢爱德蒙·马林沃德（Edmond Malinvand）非常严肃地阅读了本书观点的早期、原始版本，并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意见。但是，我不认为马林沃德的批评适合本书。

6．从一篇论文对本观点早期版本富有建设性批评意见的角度看，需要利用本理论的另一部分来解释法国的经验是非常明显的。这篇论文是：J.-C. Asselain and C. Morriss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rest Groups: The French Experience”, in Dennis C. Muell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阿瑟林和莫里森表明，不稳定和遭受侵略本身不足以解释法国特殊利益集团演进和增长率故事的全部。虽然阿瑟林和莫里森的批评是富有价值的，但我不认为如此对待这样一种观点是公正的，即不稳定、遭受入侵和意识形态分歧减缓了法国工会的发展，并且既然国民收入的最大部分是通过劳动工资支付的，这在数量上就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阿瑟林和莫里森强调经济逆转如何改变了特殊利益组织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衰退也可能弱化特殊利益组织，就像英国和美国工会近期的经验所表明的，繁荣的条件经常是这种组织格外增长的时期（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会的成长）。从经济进步或衰退与特殊利益组织之间的一般矛盾关系来看，我将继续坚持不稳定和遭受入侵——以及与之相随的意识形态分歧——在阻碍特殊利益组织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很难观察到，具有大量成员的法国经济组织如何没有受到比如纳粹霸权和占领的威吓，或者在法国社会中意识形态分歧如何没有阻碍这种组织的发展。

7．例如，见M. W. Kirby, The Decline of British Economic Power Since 1870（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1）。

8．在这个观点中，必须使用相对增长率，因为增长最慢和增长最快国家的增长率在20世纪50、60年代都比以前增长得快，并且远快于工业革命时期。对此的一个解释是现代世界中日益快速的科技进步步伐。这种进步对像英国这种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是外生的。它依赖于全世界作为整体的科技进步，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在任何情况下，基础科学的许多进步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当时的经济发展，也独立于当时理论聚焦的制度。从发展——这种发展就像世界上外生于本书理论的基础科学进步的速度——的重要性来看，它没有预测绝对增长率。既然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获得同样的基础科学知识，在任何时期不同国家的相对增长率都可能依赖于那个国家制度和政策的优劣程度，因此本书理论可以针对相对增长率提出许多不同的预测。

9．Verlag Dokumentation（Pullach bei Munchen, 1973）。

10．Peter Murrell, “The Comparative Structure of the Growth of West German and Britis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Murrel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11．许多观察家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如此快速增长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已经有的工厂和机器设备都被炸弹和其他武器破坏了，因此别无选择只好投资建设最现代的工厂和机器设备。相反，他们认为，英国深受继承来的大量的并非最新的资本的危害。然而，瞬间的反应就可以清楚，并非拥有最新工厂或机器设备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厂拥有旧资本将会更好，或者比起资本一点也不剩来说至少不会更坏。如果使用旧资本可以产生超过平均可变成本的收益，企业就可以从使用旧资本中获利，并且将比它不拥有这些资本时更好。如果这些资本的使用不能够产生超过平均可变成本的收益，利润最大化的工厂将不会使用它，它们将至少处于与这些旧资本被完全破坏时同样的境地。旧资本设备被炸毁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给这些国家节省了销毁这些资本设备必需的爆破成本，而这在数量上一点也不重要。日常观察也证实，被迫从一无所有开始并非是有利的。最穷的发展中国家当然没有大量的旧机器设备或工厂，然而它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增长很快。相对于英国，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投资非常巨大，因此它们比英国有更快的过时的机器设备，但是它们一直比英国增长得快。因此，战争国在考虑轰炸敌对方的工业以及尽力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对方的轰炸时，并非是不理性的行为。

12．如果我们假定，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随收入增长，并且没有资本的流入流出，那么人民勤奋工作的国家将会比那些其他条件相同而只有勤奋程度不同的国家，储蓄和投资更多。因此，它会增长得更快。非常感谢八田达夫（Tatsuo Hatta）和利特尔（I. M. D. Little）让我注意到了勤奋和增长之间的这种和其他可能的联系。

13．Samuel Brittan, “How British Is the British Sicknes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1（October 1978）: 245—268.

14．同上书，表9，第254页。

15．David Smith, “Public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Quarterly Review, November 1975, pp.17—30.

16．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39—122．这些引用广泛分散在第2、3章中。

17．非常感谢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让我注意到了斯密使用这段表述时的目的：“仅仅为了要培育顾客而建立一个大帝国的计划，乍看起来，似乎仅仅适合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究其实，那种计划，对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也是全不相宜的，但适合于政府受小买卖商人支配的国家。”（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p.579）（奥尔森在此处引用的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这段话，与原文不完全一致。译者在此处查阅了英文原版和中文译本，补全了这段话。——译者注）

18．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09（New York: W. W. Norton, 1961）, and J. H. Plumb,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England, 1675—1725（London: Macmillan, 1967）.

19．见《集体行动的逻辑》第4章，“国家与阶级的正统理论”。

20．例如，见Mancur Olson, “The Principle of Fiscal Equival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59（May 1969）: 479—487以及Martin C. McGuire, “Group Segregation and Optimal Jurisdi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January/February 1974）: 112—132。

21．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2．有人未必同意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所有的职业都会形成对付外行人的共谋”这个观点（The Doctor's Dilemma，1906），对于一个相信现代社会中存在职业优势的人来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处于某种职业这个事实会引领许多人忽视他们的卡特尔方面。

23．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后，技术和生活模式迅速变化，由此引起的中世纪阶级模式和壁垒的破裂表明了本书理论的扩展范围。如果在经济中存在足够大、足够迅速的变化，以至于非常新的产业、职业和生活模式迅速兴起，已经存在的分利集团（它们按照含义6描述的相对缓慢的模式发生变化）就会发现许多超出它们范围和控制的新活动。彼得·默雷尔也注意到，相对于老产业来说，新产业更不可能受分利集团的控制。因此，当经济增长不仅迅速，而且以巨大的不连续为特征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超越已经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且会使它们变得相对不重要。在极端情形下，这可能会抵消含义2描述的分利社会的聚集；巨大的经济不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一样，有时候也会弱化特殊利益组织。尽管极端快速和不连续的增长会引起第三章注释[8]和[24]所讨论的社会成本，然而值得研究的是，公共政策被设计出来偶尔可能是为了提高异常不连续的快速增长，部分是因为这会降低分利联盟以及它们有助于形成的社会僵化的重要性。对于贫穷的发展中社会来说，这种政策最经常是可能的。这些社会从更为繁荣社会中已经发达的国家借款来转变它们的技术。最后，如果时间允许，我希望采用更详细的方式检验本书理论的这种可能扩展；或者让其他人这么做。这种扩展的重要性部分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它表明引入一种经济并且可能是希望的不稳定形式，这将会延缓或防止制度僵化症的发展。

24．英国与其他不同的但具有可比性的社会相比较，对特定阶级或集团歧视或壁垒具有更大的敏感性，这个证据是非正式的，具有逸闻趣事的特征，而并非可计量的。但是，关于这一点的偶然证据成千上万，并且英国观察家的证据和感觉好像与到英国的外国访问者的证据和感觉非常接近地一致。对此，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英国评论家对本书观点最早期版本——这个观点是在我清楚阶级和集团壁垒理论的含义之前写成的——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大多数英国评论家，不论他们多么绅士，都很快指出，我的观点没有考虑英国社会阶级的这个或另一个特征，比如所谓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残忍，所谓英国上层阶级的孤傲和反商业，或者作为整体的英国阶级制度。首先，作为唯一的反常评论，我反对这些批评；我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来自不同地方的评论家，没有任何一个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做出了相同的评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还忽略了我在牛津做研究生的经历——那段经历非常明确地支持我关于英国评论的观点，即英国的阶级制度与众不同，并且对英国经济增长有害。最后，我意识到，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指出我们必须考虑英国阶级制度的批评就也是正确的，我将这个理论进行了一般化。一旦理论进行了一般化而涵盖了社会僵化症，就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在第六章提出来的理论的运用就产生了。如果我的理论进行一般化是有价值的，其大部分的可信度就应该归于我的许多英国朋友和评论家。

尽管在英国存在明显阶级制度的偶然证据对我来说是大量的、连贯一致的，但无论如何它对寻求数量和系统证据都是有用的。观察家之间达成的一致明显是有意义的，但偶然观察家的感觉并非有意义，并且准备了可欲求的可比性。另一方面，不完全或不充分的分类数量证据未必会赋予比偶然证据更大的权重。

不幸的是，现在有效的各种数量研究类型都没有提供我的理论得出的关于社会排外性假说的适当检验。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假说与社会排外或歧视相关，但没有要求解释父母与子女地位之间的相关性，而这种地位是源于不同规模的遗产和其他资本。就像第六章的理论应用应该是清楚的，我的理论如果正确的话，就可以解释任何体制性的排外倾向或对社会上成年人集团或阶级实际能力的偏见。然而，这不能够解释任何由于抚养和教育机会差别而产生的能力差别，除非这种差别反过来可以由父母一代的分利集团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解释。现在对社会流动性的数量研究，将父辈所处阶层的社会特权与子辈所处阶层的社会特权联系起来了。在某种程度上，子辈所处阶层的社会特权是由于他们得到的人力资本数量和类型决定的，这没有得到我的理论的解释。

现有的数量研究没有提供我关于社会内卷化（social involution）观点良好检验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考虑了从一代到另一代的社会流动性，但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多数的分利集团都不是严格包含多代人的。换句话说，分利集团中的大多数并不严格限制其成员资格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在第六章考虑的印度和南非的分利集团就是这样做的；欧洲的一些分利集团像贵族和某些工会也是如此，但在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这并不比单代的分利集团更普遍。在分利集团的成员资格并不从一代传给另一代的意义上讲，与这些分利集团存在固有联系的排外和歧视就无法被讨论父辈和子辈阶层特权相关程度的研究所理解。

对于父辈和子辈阶层特权关系研究没有提供本书理论的充分检验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它们忽略了太多的因素：不同社会集团在语调、服饰和生活风格方面的差别；继承来的财富和贵族头衔的作用；不受欢迎的新进入者进入已经建立起来的阶层或产业受抵制的程度；人们对其社会或阶级地位的感觉或敏感程度；对待商业的态度；对待企业家精神（这很可能会引起社会阶级地位最具有戏剧性的变化）的态度。当前数量研究所忽视的其中一些变量重要性的衡量在于阶级和社会地位与政党忠诚度之间相关的程度。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在英国社会经济地位与对工党和保守党的忠诚度之间的关系比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相应关系强得多（见Reeve D. Vanneman, “U. S. a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769—790.），很可能遭到反对的是，英美之间的差别在于两个国家政党特征的差别而不在于社会结构的差别，但既然政党部分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并且每个政党都会提出可以吸引更多支持的政策，那么这种反对就不具有说服力。

尽管现有的关于社会流动性的数量研究类型无论如何对检验本书的理论都不充分，但它们在许多情形下非常有用。它们好像也表明了本书理论所描述的内卷化过程的隐约轨迹。在“美国和英国的地位获取过程”（“The Process of Status Attai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November 1975］: 563—583）中，Donald J. Treiman和Kermit Terrill发现，在英国社会流动性稍低于美国。同样，文献（Robert Erikson, John Goldethorpe and Luciene Portocarero, “Intern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December 1979］: 415—441; “Social Fluid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Mimeo］）中的数据表明，不知什么原因，瑞典（其更具共容性的分利集团比英国更加狭隘的对应集团相比具有更小的排外动机）比英国具有更高的社会流动性。

非常感谢Otis Dudley Duncan, John Goldethorpe, Robert Hauser, Keith Hope, Donald Treiman和ReeveVanneman关于社会流动性的有益讨论或通信回复，但这也不应该认为他们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完全相同。

25．In Murrel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26．关于瑞典的经济史和政策，见Assar Lindbeck, Swedish Economic Polic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对与增长一致政策的宣扬或引用，特别见pp.24, 229—230, 246。

27．我要感谢奥斯陆大学的斯腾·尼尔森（Sten Nilson）提出这个建议，并且让我看了关于《1955年之后挪威的组织》的手稿；见Lindbeck, Swedish Economy Policy，特别是第6章。

28．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论文正在与卑尔根大学的古德蒙·海因斯（Gudmund Hernes）一起完成。

29．见《集体行动的逻辑》，第3章。

30．关于相对不发达国家大规模的效仿与愿望，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5—30。

31．Jeffrey G. Williamson and Peter H.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and Allen Kulifoff, “The Progress of Inequality in Revolutionary Bost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8（July 1971）: 375—412.

32．Williamson and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33．见Richard Nisbett and Less Ross, 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80），特别是第5章。

34．Kwang Choi, “A Study of Comparative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即将出版，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和Kwang Choi, “A Statistical Tes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parative Growth Rates Model”, in Muell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35．LPI=10.896-0.016 0 STAHOD

（1965—1980）（4.02）R2=0.32

PN=11.699-0.021 8 STAHOD

（1965—1978）（6.25）R2=0.53

第一个自变量LPI，是劳动和所有者分别获得的收入（但不是转移支付）的增长率。另一个自变量PN，只衡量从私人资源中获得的非农业收入。STAHOD是州成立的年数。t统计的绝对值在系数下面括号中给出。不幸的是，不止一个州，还不存在关于公司运行利润的比例数据，因此两种测量方法都没有包括未分配的公司利润。存在由州获得的红利、利息和租金的数据，但这些因素支付通常是由州活动产生的，而不是由收益存在的州产生的。事实上，如果最可能获得利润的公司位于增长最快的州内，并且它们的股东按照绝对收入水平成比例地分布于各州之间，那么将红利或其他公司利润归于股东定居的州将可能会低估快速增长的州的生产力增长。公司利润在州之间根据公司和所有权收益而变化。这样，LPI应该是检验本书假说的最好的衡量手段，而不是估计出来的按州衡量的“国民收入”的总体变量。

36．PCLPI=8.538-0.006 0 STAHOD

（3.19）R2=0.22

PCPN=9.744-0.014 2 STAHOD

（6.24）R2=0.53

37．州成立之后的年数与LPI，PN和人均LPI，PN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52，-0.67，-0.52和-0.52。并且，每种情况下的相关系数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

38．农业组织的成员不一定与工会成员相关，但是农业集团特别关注联邦政府的农业政策，并且由此产生的产量的任何损失都将由全美国的消费者承担，而不是由农民已经组织起来的那些州的消费者承担，因此农业组织成员很可能不应该包括在48个毗邻州的检验中。相反，由工会或专业组织施加的任何进入壁垒或限制性活动的受害者都很可能不成比例地来自于特殊利益组织运行良好的州。

39．Choi, “A Study of Comparative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40．C. Vann Woodward, 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3 rd. rev. e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41．如果一切运行良好（但很少如此），我将在南部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中阐发这个问题；这将在1983年的《南部经济学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刊登出来。

42．感谢埃德·基尔（Ed Kearl）在这一点上对我的帮助。

43．感谢Moses Abramovitz, Geoffrey Brennan和Simon Kuznets对我这一差别显著性的高度赞赏。

44．“赶超思想”，1978年10月，手稿最初提交给“比较增长率的政治经济学”研讨会，马里兰大学，1978年12月召开。

45．Moses Abramovitz, “Notes on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Rates”, in Muell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46．就像我在前面指出的，人均收入的差异会引起倾向于缩小这种差异的移民。这样，在任何流动自由的国家中，本书模型都应该可以得到关于总收入而不是人均收入变化的检验。移民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即赶超假说在人均收入作为因变量比总收入作为因变量的情形下表现得更好；事实上，它远比我们模型表明的自变量做得好。

47．America's Third Centur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6）, pp.72—74.

48．Choi, “A Study of Comparative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 Study of Comparative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among Large 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未出版的手稿，1979）。

49．Peter Murrell, “Comparative Growth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ests of the Effects of Interest Group Behavior on Foreign Trade Patterns”, Public Choice 38 （1982）: 35—53, and “The Comparative Structure of Growth in the Major Development Capitalist Nation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8（April 1982）: 985—995.

第五章
管辖权一体化与对外贸易

一

正如我们从表1.1中所知道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创始国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特别是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相比较时情况更是如此。对其中的某些国家来说，当共同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运行时，增长是最快的。尽管我对德国和法国快速增长的最反常或最令人困惑的情形提供了一些解释，但是还没有分析这6个国家中其他4个国家的快速增长问题。这一分析不仅必须完全涵盖发达民主国家，而且要表明还存在对法国和联邦德国增长有贡献的其他因素，这对上一章的解释起补充作用。另外，共同市场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明白为什么新西兰战后的增长绩效与英国一样差，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增长是令人失望的，特别是考虑到战后在澳大利亚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自然资源。

看一下6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增长的时间，人们很可能会像许多观察家那样急于得出结论说，共同市场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将时间先后等同于因果关系的推理，并且很明显我们不能够依靠它，特别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的数量研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表明，共同市场产生的收益对成员国享受到的收入增长而言非常小。对更加自由的贸易产生收益的数量研究通常表明，就像垄断产生的损失一样，它远比经济学家预期的小，并且对共同市场产生收益的计算适合通常的模式。例如，埃德温·杜鲁门（Edwin Truman）和莫迪凯·克雷南（Mordechai Kreinen）的研究，虽然坚持贸易创造超过贸易转移，但结果仍然表明，共同市场给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制造业消费只增加了2%或更少。1而且，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认为，如果将规模经济和从共同市场中得到收益的其他源泉都考虑在内，“每年的贸易增长对GDP增长的比率仅上升0.3个百分点”，“与此相伴的是增长率仅上升0.1%。到1965年，共同市场的建立对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累积影响也仅达到GNP的0.5%”。2那些对其他技术更熟练的经济学家的细心研究也表明，关税同盟能够带来增长率巨大提高的直觉判断未得到经济学家们典型的比较静态计算的支持。

二

在第一章讨论过的历史上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例子中，除了分析过的问题以外，似乎还有更多的启示。我们知道，美国在采用宪法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成为世界上的领导国。同样，德国在19世纪前半期还是世界上非常贫穷的地区，后来取得了迅速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它已经超过了英国，而这一切发生在德语区建立关税同盟或在政治上实现联合之后。我认为，这两种情形都与共同市场类似，因为它们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有时候会被忽略，因为传统的命名法引起了对政府形成和关税同盟形成差异的注意。

共同市场创造了一个广大的区域，其中的某些方面接近自由贸易。在这个巨大的区域内，它允许相对不受限制的劳动、资本和企业的流动；并且这改变了对于关税和其他一些事务的决策权威，这些事务从6个国家中每个国家的资本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整体的事务。当我们考虑这些特征时，我们立即意识到，许多较小的管辖区域或国家在创造一个新的或更大的国家时也会包括这三个特征中的每一个。

美利坚合众国是在13个独立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包含了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区域的创立，就像做出某些政府决策制度的转变。事实上，宪法的采用取消了纽约建立起来的针对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某些进口品的关税。同样，不仅德国关税同盟的创建，而且德意志帝国的建立都包含了同样的重要特征。直到进入19世纪，欧洲绝大多数的德语区都是具有自己的关税、流动壁垒和经济政策的独立公国或城市国家或其他小管辖区域，但是扩展的政府市场和某些政府势力的转变源于关税同盟，甚至更多的是源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这直到1871年才完成。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甚至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创建了更大的市场，形成了要素流动的更加广泛区域，并且转移了政府决策的中心。在15、16世纪后期，英国和法国权力日益集中的君主试图在当时存在的各个分散狭小的封建领地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虽然此前曾经有过名义的统一王国，但实际的权力通常掌握在每个领地的领主手中，有时候实际上是由自治的城堡统治者所有。这些小政府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有自己的通行税和关税，如果乘船沿莱茵河旅行，征收通行费的城堡有时候每隔一公里就有一个，这足以让我们想到在中世纪的欧洲地方通行费是多么的多。国家化的君主，采用重商主义政策，努力削减这些地方政权及其限制，并且在国家层次上采取更高的保护主义政策。在法国，对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许多封建通行费和限制直到大革命时才取消，但是在英国全国范围市场的创建要快得多。不论是否存在偶然联系，我们都知道在西欧有效的国家管辖权的建立是在商业革命发生之后产生的，并且在英国最终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发生的。

在许多方面，并且可能是在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无论关税同盟多么有效，有意义的国家政府的创建与关税同盟的创建大不相同。尽管如此，在我们考虑的所有情形中，贸易相对自由的广泛区域已经建立起来，生产要素相对自由流动的同样广泛的区域也已经建立起来，对经济政策做出至少某些重要决定的权力也在新的区域转向了采用新的制度。在每种情形下，都存在对我所谓的“管辖权一体化”的衡量。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杜撰一个新的短语就更好了，特别是这样一个冗长的短语，但是类似的标签模糊了让我们在本书中考虑的那些共同特征。

既然上面讨论的几个管辖权一体化的情形随后都发生了相当快速的经济进步，现在甚至就更需要阐明其中的偶然联系。那仍然是不成熟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具有一些管辖权一体化如何引起快速经济增长的观念，并且像前面提到的关于共同市场的那些统计研究也表明，自由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并非足够大到能够解释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必须在考察管辖权之间增长模式的同时，考察管辖权之内增长的特定模式，以寻找它们是否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另外，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为什么管辖权一体化具有已经观察到的效应。

三

在西方现代早期正在上升的经济中，一个最突出、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许多过去非常重要的城市相对衰落（有时候是绝对衰落）了。这种主要城市的衰落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因为把西方推上领先地位的最主要发展当然首推工业革命，并且今天的西方社会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更加城市化。商业和工业革命创造了新城市，或者让过去的小村庄变成了大城市，而并非是在中世纪或早期现代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像伦敦和巴黎这样的主要首都城市，是作为政治中心和部分新财富的消费中心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决不是增长的源泉。正如法国经济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的：“这些城市是根深蒂固不均衡、非对称增长和在全国范围内非理性和非生产性投资的典型。……这些大城市的形成更多的是与过去相联系，与已经完成的古希腊体制下的社会和经济演化、错误和缺陷相联系，而不是与给未来做准备相联系。……明显的事实是，各首都城市在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中只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不是伦敦，而是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和无数的无产者居住的小城镇创造了新时代。”3

M. J.道顿（M. J. Daunton）表明，至少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来说，布罗代尔是正确的。在1600年英国最大的6个城市中，到1801年的时候只有布里斯托尔——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港口——和伦敦还属于最大的城市行列。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和利兹在1801年的时候成为新的最大城市。1600年时的第三大城市，约克，到1801年的时候成了第17位的城市；纽卡斯尔，1600年时的第5大城市，1801年的时候成了第14位的城市。表5.1表明了这一点。4

表5.1　英国城市规模排名

甚至在1601年之前，就存在对“城市和城镇荒废”的担心。查尔斯·达尔菲-亚当斯（Charles Pythian-Adams）的论文《中世纪后期英国城市的衰落》，就从大量翔实、广泛的数据和当时的评论中得出结论，在黑死病之前，英国许多城市的人口和收入就已经开始下降。尽管达尔菲-亚当斯发现一些城市的衰落可以被其他城市的扩张所抵消，我们仍然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城市在成长，而有些城市在衰落。在15世纪晚期、16世纪早期，特别是在1520年到1570年之间，达尔菲-亚当斯发现，大多数更重要的城市“陷入压力”，如果不是“陷入了尖锐的城市危机”的话，它们经常陷入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大量损失中。5

在欧洲大陆，城镇不大可能成为在相对稳定的国家边界内真正自治的机构。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点，另一方面是因为直到最近欧洲大陆才经历工业革命的巨大变迁，这里的情形并不如此让人振奋。然而，也存在许多更新的城镇或城市工业对老城市中心的替代。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的羊毛工业从佛兰德斯部分转移到附近的勃拉巴恩特；佛兰芒人的羊毛工业与意大利北部城市相比显著下降，后来意大利北部城市也衰落了。另一个例子就是那不勒斯的衰落，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它可能是欧洲第四大城市。多米尼克·塞拉（Domenico Sella）得出结论认为：“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古老的早期首都城市（无论是安特卫普还是威尼斯，无论是阿姆斯特丹还是热那亚，无论是波尔多还是佛罗伦萨）在现代工业化中起重要作用。”塞拉详细地研究了17世纪西班牙伦巴第的经济，发现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与现代工业相联系的迹象，反而还有直接反对它的迹象。……因此这个城市明显不适应大规模工业化。更是偏离了现代经济先锋者的地位，它们必须被看作是快速衰退的过去时代错误的崩溃。为了发现现代经济的先兆，我们必须转向乡村”。6很普遍的是，郊区是以牺牲中心城市而发展起来的。7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亚琛作为中心城市的衰落，赫伯特·基希（Herbert Kisch）已经详细地将这一点记入了编年史。8

四

中世纪的城镇按照现代的标准来衡量是非常小的。其边界通常是由城墙精确圈定的，并且经常具有极高程度的自治性（在有些情况下甚至独立于更高层的政府）。在这些较小的管辖权范围内，在某种商业链条上只有少数几个商人；在一些专业性的手艺上，也只有有限几个技术工匠，即使城镇的人口数以千计时也如此。原始的运输方法以及安全的跨国道路的缺乏也分割了市场，少数商人或技术工匠如果将他们当地的生产卡特尔化的时候，就更容易获取垄断。当给定商业链条上的商人具有了比城镇一般居民更多的财富时，他们就可能相互联系得更加频繁，而很少与那些财富量低于平均水平的居民来往。在某种意义上，这对具有技术的工匠也是如此。

在第二章提出的逻辑意味着，小集团比大集团具有更加大得多的机会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这表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在较小的管辖区域内比在较大的管辖区域内具有相对多的组织。这个逻辑也意味着，具有社会相互联系的较小同类集团也具有进一步的利益，社会选择性激励有助于它们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这些考虑在含义3中有所阐明，小集团比大集团会更快、更好地组织起来。如果前面提出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在中世纪城市中，位于给定商业链条上的商人和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工匠将会特别好地组织起来从事集体行动。如果一个城市有几千人，所有的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对抗这种联盟是不可能的，尽管在微型乡村中人数少却足以发生这种情况。

五

当然，这些有利的集体卡特尔行动的结果就是行会。行会自然会致力于扩大他们那一少部分人的利益，以及与社会强制市民力量的一致性。其中一些确实影响（如果不是控制的话）它们所在的城镇。这种情形在中世纪的英国最可能发生，在那里国家君主发现赋予城镇高度的自治权是有利的。在现在德国的区域内，行会经常遇到小公国君主们对其权力的妒嫉，并且需要与地区统治者和贵族建立起标志性的关系。尤其是在法国，行会经常被赋予一些垄断特权来回报其特别的税收支付，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成本，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缺乏造成的税收限制。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的扩展超过了城镇的城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会分享权力的话，就会有更宽泛的控制范围，但同时它们也会面对意大利北部环境的不稳定，而这有时候会打断它们的发展或剥夺它们的权利。尽管在地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但从东部的拜占庭到西部的英国、从北部的汉萨城市到南部的意大利，商人、工匠以及熟练工人行会都非常普遍。

尽管行会为其成员提供了保险和社会利益，但行会最重要的是一个分利集团，它们运用垄断力量并且经常是政治权力来服务于其利益。就像含义4和7预言的，它们降低了经济效率并且延缓了技术创新。在某些行会中，在控制进入新行业时学徒制度的运用结论性地阐明了这种要求，熟练工人只有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够成为店主，按照某些行会的规定，学徒和熟练工人不能够结婚；按照其他一些行会的规定，店主的儿子可以不当学徒，而这通常是要求的。这些无数的规则意在使店主避免技术进步的冲击，而这无疑是以有限的创新为代价的。（既然店主拥有资本，并且雇用熟练工人和学徒，重要的是不让这些店主的行会、商人的行会混乱，连同工会，它们通常被称为商业卡特尔。）

六

在许多行会网络密集又具有相对自治权的城市环境中，当管辖权一体化的时候，预期会发生什么？含义2表明，特殊利益组织的累积是逐渐发生在不变边界的稳定社会中的。如果可以不收通行费或不受限制的贸易区域扩大，那么行会或类似的卡特尔将会发现，它只能控制整个市场的一小部分。在一体化市场中的一小部分垄断在总体上当然就不再是垄断：如果人们能够从卡特尔之外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某种物品的话，他们就不会再支付垄断价格。在一体化的管辖区域内，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给销售者提供了一种激励，他们将会在管辖区域内将其商品转移到卡特尔能够为其带来更高价格的区域。管辖权一体化也意味着，政治决策现在是由具有不同制度背景的人们做出的，他们很可能位于具有一定距离的区域内。另外，要改变一体化区域内的政策所需要的政治影响的数量将比以前相对较小的管辖区域所需要的数量大得多。有时候，当君主面临财政压力，而出售垄断权给行会以获得特别税收支付的时候，管辖权一体化的收益将部分被抵消，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当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时候，行会将失去垄断力和政治影响，国家范围的管辖权将代替地方管辖权。

运输成本的水平也很重要。如果运输成本太高而使得给定产品从一个城镇运输到另一个城镇不值得，那么管辖权一体化的意义就不是特别大，尽管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竞争性的销售者会移民到一体化管辖权范围内的卡特尔区域内。商业革命发生的时间也是改进运输的时间，特别是通过水路，这导致了到亚洲新航线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集权政府权力的增长通过逐渐消除封建地主之间的无政府冲突和乡村地区没有法律意识的程度，降低了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的旅行风险，这带来了道路建设，并最终建成了运河。如果在乡村地区消除了暴力威胁而变得相对安全，那么不仅运输会变得非常便宜，而且生产也会发生在成本最低的任何地方。

当管辖权一体化出现时，适合较大管辖权规模的新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会立即涌现，因为就像我们从含义2所得出的，这种联盟是在稳定的环境中逐渐出现的。然而，较小的集团组织起来所花费的时间不像较大的集团那样长（含义3）。从事大规模贸易（经常是远距离贸易）的大商人，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结盟为第一集团。他们通常是非常成功的；就像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商人”的影响给欧洲政府带来了“重商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支持有影响力的商人及其联盟。通常，这包含非常严厉的保护主义政策，保护本国有影响力的商人免受外国竞争者的竞争。直到今天，重商主义仍然是保护主义的同义词。

既然重商主义政策是紧随城市腐朽行会而产生的，那么看上去好像是，在现代早期，欧洲管辖权一体化所产生的收益很少、很不重要。然而，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在大小相当的国家，关税和限制比城镇或封地的关税和限制更加不严厉。大多数贸易都发生在国内，不论国家在其边界是否有关税，因为在任何较大的国家都存在运输成本和自然多样性。国家边界的限制不会对这种贸易产生任何的直接影响，然而每个城镇或封地的贸易限制减少或消除了这种贸易的大部分。此外，就像亚当·斯密指出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样，管辖权一体化使不断扩大的市场利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成为可能。当我们意识到贸易限制从社区层次转向国家层次会使关税壁垒的长度降低数倍的时候，思考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就产生了。我相信，在历史上贸易限制的最大降低不是由于贸易限制程度的降低，而是由于运输里程的缩减。

七

既然商业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贸易壁垒和其他行会限制大量减少时期与大量减少之后，并且主要发生在行会相对较少的新城市和郊区，这似乎表明其中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然而，增长的时间点和行会规则地分布在增长受限制地区的事实之间存在令人信服的一致性。令人高兴的是，增长模式还存在其他一些方面，表明这并非是事实。

其中的一个典型方面是纺织业的“包活制”。当时，纺织业是最重要的制造业。在这种不同寻常的体制下，商人们跑遍所有乡村将原材料分发给各个家庭，过一段时间之后，各个家庭再将纺织好的面纱或织成的布匹交给商人。显然，这种做法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还需要旅行和运输费用。而且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每个家庭分发了多少原料，应该纺织出多少纱锭和布匹；这些不确定性引发了大量的讨价还价和争吵。商人们也面临分包出去的原料被盗用的风险。既然存在这些明显的不足，我们不仅要问，这种体制为什么会被采用？对此有多种解释，其中的一个是，尽管这种做法存在各种不足，但比起城镇中行会控制的生产，它仍然是便宜的。在全国范围内分散生产可能存在一些优势，比如对工人而言的食品价格可能会较为便宜，但不能够解释这样一种趋向，即同时存在生产向行会控制的城镇郊区扩散的趋势。亚当·斯密曾经提到：“如果你想让你的工作在可以容忍的程度上得到执行，它必须在郊区从事，然而工人没有执行的特权，他们除了自身以外别无依靠，因此你必须尽可能将他们私下带到城镇。”9在分散的农村地区生产的任何可能的固有收益不能够解释乡村生产行会的目标，比如佛兰德行会；他们甚至派密探到乡村去破坏接受分包原料者的机器设备。

大体上，在现代欧洲的早期阶段，实行管辖权一体化的地区比实行地方性限制的地区有较快的经济增长；经历了政治震荡的地区和管辖权一体化的地区都具有最快的经济增长。英国是较早实行中央集权政府的国家，它第一个成功建立了相对没有地区贸易限制的全国市场。尽管还缺乏全面详细的数量证据，但根据大多数报道，英国的商业革命比除了荷兰之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彻底。在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早期，英国经历了内战和政治不稳定。10毫无疑问，不稳定造成了许多破坏和浪费，另外还打击了长期投资。但是，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稳定的、全国范围的政府建立起来了，工业革命走上了轨道。一般情形下也可以接受的是，在18世纪中期，在英国比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对贸易公司的限制要少得多，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运输条件也要好得多。

同样，荷兰经济也经历了其黄金时代，就在荷兰联合省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从西班牙独立出来之后，荷兰经济达到了17世纪欧洲发展的最高水平。至少在西班牙时期比较强大的一些行会被削弱了，行会在对荷兰国际贸易非常重要的大多数行为上不再强大了。11作为一个拥有许多运河和河流的低地海岸国家，荷兰的运输异乎寻常地方便。

法国显然不具有像英国一样的经济统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它才消除了许多中世纪时期的贸易限制。然而，在这场革命之前，法国也的确享受了某种程度的管辖权一体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路易十四和柯尔培尔（Colbert）的统治下，法国也有某些经济统一和运输条件方面的改善。同时，路易十四，由于缺乏用于战争和其他挥霍的钱财，经常给行会垄断权以换取特别税收，而作为强大特殊利益集团的贵族，则经常可以免税。尽管柯尔培尔进行了税收改革，但从法国其他省份运来的货物仍然被当做是从其他国家运来的货物一样看待。然而，至少在5个大农场内，或者在5个大征税农场内，存在一种统一的措施。这个地区的人口数量至少和英国的人口数量一样多。这样，法国的地方贸易限制很可能没有欧洲巴尔干德语和意大利语地区的地方贸易限制多，而且其经济绩效也表现得比这些地区要好得多，然而它远远没有达到荷兰和英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12至少19世纪后半期，德语区域和意大利语区域才享受了大部分的管辖权一体化，并且当管辖权一体化在这些地区——特别是德国——发生时，它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当然，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欧洲不同地区的命运差别，因此将本书的观点作为一元论解释是非常荒谬的。然而，这一理论能够非常成功地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别，也能够解释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别，仅此一点，这一理论就应该引起特别注意。

在美国，不仅有前面提到的宪法条款，禁止各州之间对贸易和要素流动设置障碍，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趋势一直在向西扩展。在20世纪以前，美国的任何卡特尔和游说集团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新地区正有规律地不断加入到这个国家中来。尽管在国家层次上存在较高的关税，竞争通常来自这些新的地区，而且新地区的加入也会扩大政府的规模，因此不断扩大的联盟要么需要卡特尔，要么需要游说集团。大量的移民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以反对劳动力市场的卡特尔。另外，就像所有的边界地区，美国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分利联盟和严格的社会阶层遗产。从这些因素来看，美国在实行宪法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就一点也不令人惊奇了。

八

我们一开始讨论过的例子，即创建欧洲共同市场的6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的高速增长，也适合这种模式。这些国家中最大的3个国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曾遭受了多次不稳定和侵略。这意味着，比起它们如果不遭受这些不稳定和侵略，将具有相对少得多的特殊利益组织，并且会有更多的利益共容性组织。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会没有资源或力量从事长期持续的工业行动；在德国，从各行业中成长起来的工会结构也是高度利益共容的。

就像含义3所表明的，小集团能够比大集团更快更彻底地组织起来，因此即使在遭受了大量混乱的国家，拥有少数大企业的那些产业很可能组织起来。在意大利，盟军的占领一直不像在别处那样彻底，某些在法西斯时代建立起来的组织仍然保存了下来。在所有的6个国家，骨干企业——通常是制造业——的组织，通常都有激励去寻求免税、配额或其他对产业控制的保护，并且至少在这6个国家中的某些国家，它们很可能得到了这些保护。一旦进口被排除在外，国内市场卡特尔化就有利润可图；就像美国的一句古老格言告诉我们的：“关税是托拉斯之母。”13如果国外企业试图进入一个国家并且与该国的国内企业展开竞争，后者就会利用民族感情去争取制定排斥或歧视跨国公司的法律。有时候，在有些国家，比如路德维格·埃哈德（Ludwig Erhard）时期的战后德国，由于出口商的经济观念或利益，经常存在一些反对保护主义的强大势力。但是，在像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就是在共同市场创建前的几年内，抵制这些压力的能力或倾向还很缺乏。

在法国和意大利，某种程度上也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内，确保关税、配额、外汇控制和限制外国企业的联盟结构和政府政策构成了对经济效率的最大威胁。例如，在法国，正如让-弗朗索瓦·埃纳尔（Jean-François Hennart）在论文《比较增长率的政治经济学：以法国为例》14中指出的，外汇控制、配额和许可证几乎将法国市场从与外国竞争中隔绝开来了；原材料通常是由商会配置的，并且在许多重要的部门，是由贸易和行业协会决定价格、分配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保护主义和卡特尔化造成的损失不可能很小。如果共同市场能够获得权力决定保护水平，并且设定关于要素流动和外国企业进入的规则超出每个国家联盟企业可以影响的范围，那么经济将毫无疑问是相对有效率的。在6个国家中，较小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但它们也能够从更加自由的贸易中获益，部分是因为它们的小规模使得保护主义政策对它们而言具有更高的成本。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多数创始国都是具有联盟结构、保护主义政策或较小规模的国家，这些方面使得共同市场对它们而言特别有用。如果共同市场选择了对于外部世界很高的关税水平，那么这并非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关于关税削减的重要的肯尼迪回合保证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参加了各种所谓“共同市场”的国家，都可以获得与6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多的好处。一个国家能否从关税同盟中获得收益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其最初的保护水平以及加入关税同盟的国家数目。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例子中，共同市场对它们肯定意味着比不加入有着更自由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政策。在英国的例子中，在伦敦城有组织的出口者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利益长期以来非常大，保护水平很可能不是非常高，而且共同市场总体上使英国的贸易更加自由这一点也并不是非常明显。当许多高关税管辖区出现的时候，关税水平通常会存在大幅度下降，即使一体化的管辖区域具有同等程度的高关税，但具有低关税的国家已经获得了贸易的大部分可获得利益。

社会的联盟结构也存在差别。在英国，专业人士、政府雇员和许多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外国竞争的企业（比如伦敦的“高街”或闹市的零售商），都会很好地组织起来；加入共同市场并不会通过更加自由的贸易降低它们的组织程度，尽管向更大管辖区域决策的转变会降低它们的游说力量。对制造企业更多的外国竞争会降低联盟的力量，既然劳动力成本远离某个水平的制造业者必须要么削减产量，要么在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上进行生产，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也是间接的，并且也没有像进口直接降低制造企业卡特尔地位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大。

对生产某种共同产品不具有比较优势，并因而不存在相互贸易理由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试图建立或提出建立共同市场，但这不会提高增长水平。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要判断关税同盟对一个国家的增长是有利还是不利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必须考察原来的保护主义水平、联盟结构、成员间相互贸易的潜在收益以及每种情况下的其他因素。

九

前面提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增长与英国的增长率并没有很大不同。尽管这两个国家相对于它们的人口而言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然而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下降到了西欧一些比它们人口更加拥挤、资源相对更加贫乏的国家之后。如果我们采用前面考察管辖权一体化的方法考察一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税水平，并且考虑到这两个国家都具有相对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免遭外敌入侵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两个国家增长绩效较差的新解释。

在计算不同国家平均关税水平的时候存在一些问题。比起不重要的商品，赋予重要商品关税的权重应该更高一些，但对每个国家而言，每种商品的重要性不能够依据其进口量来衡量，因为虽然有些商品很重要，但如果对那种商品征收的关税足够高的话，那个国家将不会有任何进口。幸运的是，已经有了一些计算平均关税的方法，即在计算中，根据某种商品的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大小决定该种商品关税在其中所占的权重；所谓世界总贸易量是指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那些国家的贸易量。我所能够找到的这方面的最新计算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准备的。这些计算此前从未发表过，我在表5.2中将它们列在“世界权重”一栏中。不幸的是，在表中列出的平均关税水平很可能低估了保护的真实水平，因为他们没有考虑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并且他们的计算是基于国际贸易理论家所谓的“名义”而不是“实际”保护率。尽管如此，这个表仍然提供了对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产品保护相对水平的近似程度。一个原因在于非关税壁垒同关税一样也是由同样的组织和政治力量形成的，并且至少在发达国家，按照同样的方式这好像是不同的。很可能非常重要的是，表5.2中不同栏目列出的不同类型的计算表明了同样的结果，就像其他机构更早的计算一样。

表5.2　平均的工业关税水平

注：a．假定所有商品都具有同等重要性关税水平的平均值。

b．为每个关税值赋予的相对权重是由那个国家该种商品的进口量决定的。

c．根据某种商品的世界进口量或商品总量决定的每种关税的重要性，对那种关税来说也适用。世界进口量是列出的那些国家和欧共体国家的进口量。

d.“BTN”意思是“布鲁塞尔关税术语”（Brussels Tariff Nomenclature）。对每种关税所赋予的权重是根据对所有商品进行BTN分类的世界进口量给定的。

f.“最后的”意思是关税减免的东京回合之后。

g．平均关税率只考虑那些关税被征收的商品。

h．这一栏既考虑免税商品，也考虑那些征收关税的商品。

i．根据一些流传的证据及一些片断的印象：日本消费者必须为许多进口商品付出相对较高的费用。另外，这里的数据并未包括农产品进口的关税；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实际的保护程度可能要比表中的数据为高。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资料来源：Dr.Harvey Bal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表5.2的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别是新西兰——比表中所列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具有高得多的关税水平。它们的保护水平是欧共体和美国保护水平的2至3倍，是瑞典和瑞士保护水平的4至5倍。就像从它们的关税水平所看出的，进口配额在新西兰也特别重要。根据发达民主国家的标准来衡量，这种独一无二的保护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小规模经济而言是非常大的。如果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较大经济体具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样的保护水平，它们人均收入水平遭受的损失将远没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

本书提出的理论表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造企业和城市的利益将会组织起来寻求保护。当得到这种保护时，它们有时候就会致力于寡头垄断和卡特尔活动，而这在自由贸易下是不可能的。由于具有高关税和对国内竞争的限制，企业即使支付比竞争性工资更高的工资也能够生存下去，因此，相对于自由贸易而言，这将会产生更大的工会规模，并且能够从垄断劳动力供给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对亚洲移民的限制将进一步方便劳动的卡特尔化。稳定和免遭入侵将确保很少有特殊利益组织被取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更多的特殊利益集团被组织起来（含义2）。结果将成为，最初没有卡特尔和游说组织的边界地区将最终拥有大量的组织，并且最初具有较高人均国民收入的经济将最终落后于欧洲国家的水平，而这些欧洲国家在自然资源与人口比率上远低得多。

需要从理论视角更加详细地研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历史。这些国家的历史，就像其他任何国家，都无疑是复杂的，并且对此不存在单一解释。最后的判断应该等待专门的研究。但是，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初步考察表明，本书理论就像一副手套一样适合这两个国家。

将英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比较，将会把英国的经济问题阐述得更加清楚。英国一直遵循限制相对较少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出口者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它们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遵循的自由贸易政策。这很可能意味着，尽管英国具有更长的政治稳定的历史，其经济的各个部分比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相应部门来都更加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就像英国，澳大利亚是一个具有大量城市劳动力人口的工业化国家。然而，在澳大利亚及其邻国以外的竞争市场上，有多少买者曾经购买过它制造的产品呢？从澳大利亚到美国和欧洲的运输成本是非常高的，但从日本到美国和欧洲的运输成本也非常高。澳大利亚很可能在许多种类的产品生产上没有比较优势，因此即使澳大利亚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我们也不可能看到许多澳大利亚制造的产品。虽然如此，由于大部分澳大利亚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致力于多种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只有极少量的产品到海外销售，这可以看作是资源配置极其不合理的证据。相比较而言，英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是非常普遍的，尽管其相对重要性正在消失。另一方面，分利联盟的多重社会特征在英国非常突出，因为它从封建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要比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多得多。

本书提出的理论，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绩效上的其他一些差别。考虑一下瑞典和瑞士的情况，它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具有高得多的人均国民收入。就像表5.2所揭示的，瑞典和瑞士——特别是后者——具有非常低的保护水平。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比50年代增长要快，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比60年代通过借鉴外国技术进行赶超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收益。就像艾尔弗雷德·霍（Alfred Ho）在其论文《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15中强调的，在1960年到1965年间，经合组织对日本“自由化率”的衡量从41%提高到了93%。最后，注意联邦德国，在进入共同市场之前，它使其经济政策大大自由化了，相对于其欧共体的伙伴国——如比利时、法国和荷兰，它在20世纪50年代比60年代增长更快。尽管我再次想强调通常包含多种不同的原因，要找到更加自由的贸易与增长和繁荣之间紧密相关的证据当然不是很困难。

十

矛盾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方面，在较为自由的贸易（不论是从管辖权一体化还是从削减关税水平获得的）和较快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经常性的联系；另一方面，若干精确的计算结果表明，从贸易创造中得到的收益又相对非常少。实际上，既然我们现在有大量的事实表明，更加自由的贸易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联系，并且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方面也表明，更加自由的贸易和增长之间存在联系，那么这个悖论又进一步加剧了。如果更为自由的贸易带来了更加快速的增长，为什么它没有在衡量贸易自由化发生带来交易收益时表现出来？

原因在于自由贸易还存在其他一些收益，而这在通常的比较静态衡量中体现不出来。它之所以体现不出来，是因为这种收益不是那些参加自由化所允许的国际交易者的直接收益，但存在由于进口国家经济效率提高而获得的其他收益——由于比较优势，这种提高明显不同于、并且超出了贸易量的提高。

考虑到并非经济学者的那些读者的利益，指出下面一点可能是有益的，即对自由贸易发生原因的传统解释依赖于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有幸可以站在其肩上的巨人之一。许多优秀的经济学教科书都非常清晰、严谨地阐述过比较优势理论，因此这里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也没有必要举出一些例外情况说明关税也可能产生某些好处。有关比较优势的文献富有价值而令人着迷，它应该是每个人学习内容的一部分。然而，在这些丰富的文献中，只有一点是下面的分析不可缺少的，即由于比较优势而产生的生产成本差异是自由贸易发生的原因。传统假定认为，这些差异是由于各国自然资源禀赋存在差别，在不同的国家经济中，不同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和资本的比例不同，从而不同的国家专门生产某些产品并产生规模经济。如果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自由贸易，并且运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每个国家的生产者就不会生产其他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可以以相对更低的成本生产的产品。如果每个国家只生产相对于其他国家成本更低的产品，那么运用现有的世界资源将会生产更多的产量。一个为保护国内生产者免遭进口竞争的国家，给了消费者从更昂贵的国内生产者那里购买产品的激励，而这些生产者将会消费更多的资源。一般来说，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将这些资源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它们将会生产更多更有价值的产品，而收益可用于购买进口品；通常情况下，由于更自由的贸易，一个国家将会生产更多的产品，至少会在不减少其他产品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某种产品。

尽管本书理论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些共鸣之处，但还是存在许多差别。为了表明在自由贸易中存在不依赖于比较优势或生产成本差异的收益，让我们首先看一看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且出口那种产品的国家的情形，但那也受到含义2描述的分利联盟不断增长的约束。假定生产那种产品的出口者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具有游说力量和能够组成卡特尔的组织。那么，看上去的情形应该是，对该出口商而言，如果对他出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他不会获得任何的收益，因为他们的比较优势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来自国外的任何低成本的进口。事实上，出口商通常不会寻求关税。为了阐明这个问题的逻辑，也为了解释一类重要的——如果不典型的话——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可以从关税中获得收益。如果有关税，他们可以通过将更多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市场上而提高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的价格（因为需求弹性通常更大），因为他们不会很大地影响世界价格（换句话说，已经组织起来的出口商会致力于价格歧视，并因此而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益）。尽管那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是假定所一直坚持的，但降低关税仍然会提高效率。原因在于，关税对已经组织起来的进口商所安排的两种低效率价格体制是必需的。这个例子足以表明，更加自由的贸易所产生的并非源自比较优势和不同国家成本差异的收益，也不是从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强加给特殊利益集团的约束中产生的收益。

为了揭示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方面，假定有好几个国家在生产同类产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假定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相对要素禀赋都完全相同，并且假定不存在规模经济。再假定，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国家都有较高的保护水平，并且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稳定。那么，根据含义2，它们每个国家都会逐渐形成错综复杂的集团网络。根据含义4，这些集团将会尽力为其成员再分配收入，而不是提高社会的效率。由于含义6、7、8和9，它们必定决策缓慢，资源很少流动，存在很高的社会壁垒，更多的管制和缓慢的增长。

现在假定，这些相同国家的关税被取消；并且假定，为了保证能够处理可以想象的最棘手问题，甚至每个国家分利联盟的范围和程度也都是相同的，因此，甚至在我所称的“制度比较优势”层面上也不存在贸易的可能性。然而，即使做出了这些最困难的假定，贸易的自由化也可能做出巨大的贡献。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含义3中，我们知道，组织起一个大集团比组织一个小集团要困难得多。如果不存在关税，任何卡特尔如果有效率的话，都将包括生产得以进行的所有国家的所有企业（除非运输成本提供了自然的关税）。因此，为了形成有效率的卡特尔，就需要更多的企业和工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也会使得国际卡特尔更难以建立起来。由于独立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政府强制力就没有任何方式可对卡特尔要求的产量实施限制，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在整个国家体系中获得特殊利益立法，因为不存在共同的政府。个别政府仍然可能会为本国通过无效立法，但是如果人口和资源流动与贸易一样自由，这一点仍然会受到限制，因为资本和劳动最终会流动到具有更高效率和更高收入的管辖区域。

即使国际卡特尔存在各种困难，对每个国家的企业来说，在实行自由贸易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有机会按照较高的卡特尔价格在其他国家销售产品以赚取利润。当企业削弱外国卡特尔时，即使它们继续遵循本国的卡特尔规则，所有的卡特尔也会衰落。随着卡特尔的削减，从含义4、6、7、8和9中产生出来的问题将会消失，效率会提高，增长率会提高。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经济理论更像牛顿力学，而不像达尔文的生物学，因此有必要增加演化和历史方法。这对于那部分被称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经济理论也是正确的。集中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传统探索是深刻的、富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能够更加广泛地阅读国际贸易理论的话，那么世界将处于更加有利的状况。我们必须把根据第三章分析所发展的考虑时间变化的理论补充到国际贸易理论中来。为了解释与更加自由的贸易相关的增长率提高，受传统理论启发的比较静态计算没能成功表明，这本来就如此。

十一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讨论本书的政策含义是什么的问题。本书早期版本的评论者表明，其主要的政策含义是，应该发生革命或其他的不稳定形式。考虑到意识形态偏见——包括左翼和右翼——会歪曲我们对事实和逻辑的解读，我将摒弃这种结论，并且向认为这是本书观点政策含义的读者许诺，这仅仅是一场虚惊而已。既然更加温和、更加传统的政策处方随手可得，那么我断言，如果一个人正好对支持和反对革命持不偏不倚的观点，那么本书理论的确偏向于支持革命的一方，这种观点不会吓得读者不敢阅读本书的其他章节。

考虑一下法国革命。它引起了无数可怕的流血和破坏，引起或加剧了法国政治生活的分裂，而这些分裂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使法国虚弱并陷入混乱，这一点甚至影响到现在。同时，如果本书提供的理论是正确的，革命无疑打破了使法国低效率的过时的封建约束、联盟和阶级。然而，说本书的理论在边际上增加了革命的可能性，对许多社会的许多读者来说等同于是说，像滑翔之类危险运动的好处是它降低了一个人死于像癌症这样的慢性痛苦疾病的可能性。本书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远不足以改变正常思维人士的选择。

我希望，既然我们都记得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因素的极端重要性，那么指出下面一点也不至于引起误解：本书观点的革命含义并不总是不重要的。现在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偏向——即如果社会制度存在了很长时间，它们就必然是对社会有用的——是错误的。让我们再一次称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自由之树需要不断地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去浇灌。”16现在，让我们把这种不适当的敏感问题先搁置一边，而转向具有更加广泛用途的政策含义。

从任何方面看，政策处方都不是为了猎奇或革命。实际上，我一直强调前辈们和专业同事们的贡献，为了与此保持一致，我认为，本书的政策建议几乎是由每一个具有相同地位的学者提出来的，这些学者都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思考。不幸的是，本书的政策建议经常被忽略，并且当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它几乎总是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就像本章读者预言的，政策含义是，应该存在更加自由的贸易，对生产要素和企业的自由流动应该施加更少的限制。

任何怀疑这一政策建议经常被忽视的读者应该注意，关于贸易和要素流动自由化的绝大多数著名案例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是因为遵循了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而完全是或大部分是具有其他目标政策的偶然结果。在本章中，我一直在尽力表明，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壁垒的最著名削减更多的是壁垒长度的削减，而不是壁垒高度的削减——他们通常是管辖权一体化的结果。现代早期欧洲的集权君主带来的管辖权一体化并未受到自由教育的启发，但受到了君主对权力和财富渴望的激励。美国和德国的管辖权一体化更多地应该归因于民族主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而不是对经济学的理解。这两个国家引起的大量自由化未得到注意的特征被它们国家层次上所接受的关税、托拉斯和卡特尔证实了。即使共同市场的创建也主要是归因于对苏联的恐惧，渴望确保不存在另一场法德战争，以及对美国的模仿和对美国的不安，而不是对更加自由的贸易和要素流动可能产生收益的严格分析。长期以来，专家已经知道，一个国家即使不加入关税同盟，而仅仅通过单边缩减壁垒，也可以获得全部或大部分的自由贸易收益，它们从这样的做法中获得的贸易收益通常比加入关税同盟获得的收益多。然而，单边关税削减通常很少。

尽管许多教科书揭示了自由和国际主义政策的其他原因，但这些政策可以从本书提出的理论中得到其他支持，因为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规避和削减了分利联盟。如果存在自由的国际贸易，那么也就存在摆脱了任何游说集团控制的国际市场。自由贸易削弱企业卡特尔的方式，也间接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力量，这已经被讨论过了。生产要素和企业的自由流动并非对分利联盟没有颠覆性作用。如果地方企业家可以不受约束地向外国人销售资产，就像直接从外国借款一样，只在国内拥有很少财富或较差联系的那些企业将能够获得与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相竞争所必需的资本，并且能够集结足够的资源来打破某些产业大企业的串谋寡头，而这些产业可能具有比较大的规模经济。如果某个国家欢迎外国或跨国公司进入该国进行生产，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本国企业进行竞争，这些外国和跨国公司将不仅会带来新观念，而且会使该地的市场更具竞争性，并且可能破坏已经形成的卡特尔。那就是它们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自由选择购买它们产品的消费者和选择接受它们提供的新工作的那些工人不会从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失去什么，但是这些消费者和工人可能要被说服，这种外国进入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受欢迎。

反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具有同样的动机。虽然大量快速的移民明显会引起社会关系紧张和其他成本，但这些成本并非为外国劳动力设置壁垒的唯一原因。在许多国家和区域，对移民和客工的限制主要是由代表工人集团的特殊利益组织提出来的，因为它们面临着外国移民的竞争。工会会对体力劳动流入进行限制，医疗协会会对外国医生进行更加严格的资格考试，等等。例如，在美国许多相互独立的州之间，不仅对进入大多数行业进行控制，而且还经常对进入美容、理发、针灸以及避雷针销售等分散职业进行控制。这些控制通常用于排斥来自其他州的开业者。在西欧的各个国家中，它们对于允许进入的移民和客工的比例也不一样。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需要考虑，但一个基本的印象是，工会力量较弱的国家接受了相对较多的劳动力流入。

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当一个人口本来已经很密集的国家进口更多的劳动力时，人均国民收入和每个工人的收入增长都会下降。然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已经证明，17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发达工业国家通常是那些吸收了大部分新增劳动力的国家。金德尔伯格采用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著名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增长模型揭示了这一点。金德尔伯格的这个假说值得仔细研究。

对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解释是，劳动力流入的规模影响工人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如果能够非常容易地从国外招募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且工会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那么建立新的企业或公司并雇用外国劳动力就是有利可图的。反过来，这些新单位的竞争将会降低老企业或公司从劳动力垄断中获得的收益。工会接受外籍工人至少会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或客工目前的地位而延后。当然，外国专业人士的自由进入将会削弱专业卡特尔。

最后，我们必须评价一个流行的论点，即英国的经济困境完全是由工会造成的。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极端错误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正确的、重要的。它之所以是极端错误的，是因为企业（通常在数量上少得多）联盟能够并且经常会为了共同利益而串谋，它们要比数量大得多的工人联合起来容易得多。这种片面的反工会观点也忽视了专业卡特尔的影响，而这些专业卡特尔通常更加古老。它们比起一般的工会来，给英国每个社会成员造成的损失更大。这个观点也忽视了阶级结构以及鄙视企业家和工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工会成长的模式一样，它们都具有同样的逻辑和历史。

尽管这种反工会的论点存在一些缺陷，但它确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如果专业协会也算作工会的话）。这个优点是由于以下原因：流入英国的劳动力的净数量相对比较少，并且当这一数量开始变大的时候，它立刻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例如从南亚和加勒比地区大量流入英联邦的移民）。如果我们采用长期或历史的眼光，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对于其他许多国家，英国并没有特别高的保护水平或不同寻常的对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的严格限制。战后的多边关税削减协定、共同市场以及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已经引起了国际贸易的大幅度提高。因此，许多出口企业或与进口者相竞争的企业都没有从联盟中获得大部分收益，除非它们能够形成国际卡特尔。例如，在城市中提供国际金融或保险服务的企业必须与同它们竞争的外国企业一样有效率。这表明，英国病对没有受到外国竞争的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是最严重的，对容易受集体行动组织影响的情形也同样严重。例如，那些抵制郊区购物中心和超级市场的主要的“高街”商人能够形成游说集团并进行合谋，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顾客会到海外去购物。这样，相对地区性的产业和服务、建筑物、政府和行业以及（流行观点所讨论的）工会就可以解释英国经济低效率的大部分原因。既然工资占了英国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大部分的英国工人又被组织了起来，那么工会也就具有相当大的数量意义。

不幸的是，就像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英国经验所表明的，自由贸易本身是不够的。即使与要素的自由流动结合起来，它也成不了万能药或全部解。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必须与其他政策结合起来运用才能够降低或抵消卡特尔或游说力量的作用。但是，即使与其他政策结合起来，也没有总体的或永久性的处方。这是因为分利联盟有激励、并且通常有力量阻止这样一种变化，即会剥夺它们占有的、已经扩大了的社会产品份额。借用马克思的雄辩术语，就是在稳定社会的发展中存在“内在矛盾”。这不是马克思宣称已经发现的矛盾18，而是一种固有矛盾，是和平与稳定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收益与错综复杂的分利集团造成的更长期损失之间的矛盾，这种分利集团只存在于稳定的环境中。

注释：

1．Edwin M. Truma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Yale Economic Essays 9（Spring 1969）: 201—251; Mordechai Kreinen, Trade Relations of the EEC: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New York: Praeger, 1974）, pp.25—55．又见John Williamson and Anthony Battrill, “The Impact of Customs Unions on Trade in Manufactures,” in Melvyn G. Krauss ed., The Economics of Integration（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3）。

2．Bela Balassa,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in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 Economic Journal 77（March 1967）: 17.

3．Fernand 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trans. Miriam Kohan（New York: Harper and Row; London: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pp.439—440.

4．M. J. Daunton, “Tow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ighteen-Century England”, in Philip Abrams and F. A. Wrigley, eds., Towns in Societies（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47.

5．Charles Pythian-Adams, “Urban Deca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in Abrams and Wrigley, Towns in Societies, p.159—185.

6．Domenico Sella, Crisis and Continuity, The Economy of Spanish Lombard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36．关于这些问题，参见，例如Jan De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es（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6）; Dudley Dill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7）; Henri 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6）; and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81）。

7．Braudel,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pp.404—405.

8．Herbert Kisch, “Growth Deterents of a Medieval Heritage: The Aachen Area Woolen Trades before 17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December 1964）: 517—537.

9．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ell, A. S. Skinner, and W. B. Todd（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146.

10．例如，参见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09（New York: W. W. Norton, 1961）, and J. H. Plumb,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England, 1675—1725（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11．特别感谢简·德弗里斯（Jan De Vries）与我进行的关于荷兰和其他问题的有益讨论。例如，参见William Doyle, The Old European Order, 1660—1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31; Richard W. Unger, Dutch Shipbuilding before 1800（Amsterdam: Van Gorcom, 1978）; and Robert DuPlessis and Martha C. Howell, “Reconsidering the Early Modern Urban Economy: The Cases of Leiden and Lille”, Past and Present 94（February 1982）, pp.49—84。

12．例如，参见Charles Cole, 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特别是第1卷，第7章；第2卷，第12章；Doyle, The Old European Order，地图7, p.401; Pierre Goubert, Cent Mille Provinciaux Au XVIIe Siecle: Beauvais et le Beauvaises de 1600 à 1730（Paris: Flammarion, 1968）。

13．特别感谢沃尔夫冈·F.斯托普勒（Wolfgang F. Stolper）让我注意到了这个观点。

14．载于Dennis C. Muell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5．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3．关于发展中国家增长和保护的同样发现见Ian Little, Tibor Scitovsky, and Maurice Scott, Industry and Trad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这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于1970年为经合组织出版的。

16．见Dumas Malone, ed., Jefferson and His Times, 2: 166；又见托马斯·杰斐逊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件，在这封信中，他说：“我认为，偶尔发生一些小叛乱是好事，在政治世界中，它就像物质世界中的暴风雨一样是必需的。”引自Merrill Peterson, ed., The Portable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 Viking 1975）, p.417。感谢康尼·舒尔兹（Connie Schulz）在这一点上的帮助。

17．Charles Kindleberger, Europe's Postwar Growth（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8．关于“矛盾”的相关讨论，见Samuel Brittan, “The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of Demo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129—159，重印于Brittan的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Democracy（London: Temple Smith, 1977）第23章。

第六章
不平等、歧视与发展

一

在检验任何一种理论的时候，仅找到一些支持该理论的事实无论如何都是不充分的。如果理论预言适用于大量事实，而仅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实得到讨论，那么就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恰好与该理论一致的那些事实被讨论了，而对全部有效证据的分析却可能表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幸的是，本书提出的理论有这样一种含义，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如此多的现象，要进行完全审慎的检验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仅会使得本书非常冗长，而且也需要比我已经具备的或能够获得的更多的知识。然而，存在反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保护，这种可能性是，在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发达民主国家增长率的事实中，我只考虑了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并且这些案例最初是从国民收入的正常估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才开始的（见表1.1）。这样，只要考虑战后发达国家，就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只有那些恰好符合理论的事实被考虑。本书的理论是否与增长率中所有主要变量相一致或者仅与大部分变量相一致，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但是既然强调了其他偶然因素的重要性，那么在发达民主国家的战后经验中，即便是对本书证据最具怀疑性的读本，也存在对本理论的某些支持。

另一方面，仍然可能的是，战后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并不具有代表性，而这些方面对确定这种理论的可信程度（如果有的话）是至关重要的。一种确实的可能性在于，这些国家的证据符合本书的观点纯粹是偶然，尽管关于各国工业对比和短期经济增长模式所提供的间接证据以及来自美国48个州的大量确凿数据表明，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另一种可能性在于，某种全然不同的因果机制在起作用，并产生了与本书的理论预言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果。第三种可能性在于对这些国家而言，理论是正确的或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它不适合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如发展中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

本书的理论好像适合英国、荷兰、法国现代早期的经验，即那个时期欧洲内部国家的增长模式以及19世纪美国和德国的增长状况，从这个角度上说，可以避免所有这些可能情况的发生。的确，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本书理论也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某些喜剧性特征相一致，因此，宣称这样一种观点是有基础的。这种观点就是，它适合对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国家通常经济经验最显著的偏离。

无论有多少附加证据可以证明此理论符合发达国家和现代西方经济史，它仍然不能支持关于非西方社会某些令人信服的结论（很可能日本除外）。在非西方社会中，可能有不同的因果过程在起作用。像马克斯·韦伯这样学识渊博的学者认为，西欧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某些特征对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起着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尽管对韦伯这种迷人观点的历史支持众说纷纭，我们必须问一问，本书描述的联盟过程是否依赖某些文化或宗教特征，或者是否仅限于西方文明。我们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同样的趋势在其他文明中也发挥作用，除非在几个其他文明传统中存在同样联盟过程的证据。

二

事实上，在各种非西方社会中存在大量联盟过程的证据。比如，在穆斯林国家（甚至在麦加），1在拜占庭，在中国，在古希腊，甚至在巴比伦王国2都存在行会。而且，这些行会都具有卡特尔目的的同样僵化和保守的印记：限制成员、价格固定、长期学徒制（只有成员的儿女或亲属才可以豁免），以及限制产量和创新的规则。就像许多现代研究发现的那样，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价格和利润机会都存在同样的动机和反映，3对卡特尔利润和政治权力的热切接受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大体是相同的。尽管那些还不十分发达的国家还不能向我们展现与欧洲经济史所提供的那样十分明显的对比，但仍然十分明显的是，行会和其他分利联盟通常会对经济效率和增长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而不论文化背景如何。

19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个反常的实例。尽管在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不稳定中，一些行会被破坏了，但行会仍然非常强大，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的时候。霍齐亚·巴卢·莫尔斯（Hosea Ballou Morse）——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通商口岸”时期，曾担任中国海关的专员）——在《中国行会》（The Guilds of China，1909）一书中写道：“中国所有的商业行会在处理每个商业细节以及在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要求团结一致的时候，都非常相似。结果就是，多数人对个人的专制，以及一种从本质上必定联结企业自由和个人动机独立性的控制体系。”4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除非政府的强制力发挥作用，否则不存在垄断和卡特尔力量，但中国行会提供了异乎寻常的明显证据表明这个看法是错误的。确实，行会和政府官员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其中政府的强制力使得行会和政府官员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然而，就如莫尔斯提到的：“有些商业行会是从政府中分离出来的、并独立于政府的；它们……修正它们自己的管制，并且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和它们自己的方法进行实施。”5他认为，中国的行会实行它们自己的管制。

一部分是由于公共观点之中世纪形式的强大推动力和几个世纪以来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抵制活动的发展，行会实际上获得了对它们各自贸易的大量并且几乎是不受约束的控制……它们对其成员的管辖权是绝对的，根本不是任何章程或代表的权力，而是由于社团联合的权威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人的强制力量……一个工匠如果不是行会会员，它就会像一个遭受暴风雪袭击而没有大衣可以避寒的人一样。6

甚至行会会员个人为了行会利益的事情向政府做出的恳请也会被行会排斥，除非行会已经首先考虑了该事务。另一个观察家，丹尼尔·J.麦高恩（Daniel J. Macgowan）曾经提到，行会规则特别强调，如果“一个发牢骚的人直接求助于政府官员的指导，而没有首先报请行会，它就会受到公共谴责，并且他为了行会意见所代表的任何未来事务都将会被毫不理睬地拒绝”7。

行会的力量甚至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关于这一点在麦高恩关于金箔行会的报告中有一个惊人的例子，这个行会提供国王大量购买的金叶（gold leaf）。行会规则规定，每个雇主一次不能够雇用一个以上的学徒，但是其中的一个行会成员向文职官员报告说，如果他被允许雇用大量学徒的话，工作的进程就会加快。他得到了这样做的许可，并且雇用了大量学徒。这种提高产量、降低价格的做法激怒了整个行会。“咬死他不犯死罪”的话语在行会成员中散播开来，这显然是根据一种可怕的理论逻辑，即任何人的那一口都不是致命的，这个卡特尔巨头在123名成员的残忍咬噬下很快就丧命了。8任何一个行会成员都不允许离开那个店铺，直到他用牙齿和牙龈证明了所谓的“职业道德”（采用了更加微妙的方式）。尽管咬第一口的那个人后来被查处了，但由此至少任何人都会预想到，即使皇帝是买主，那些妄图提高产量或降低价格的人也必定会变得理智一些。

尽管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在这个国家内部存在贸易关税和通行费，行会的影响无疑也因此而加强了。9另外，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被禁止的（因为所有的进口都必须通过唯一一个在广州的行会），直到西方列强将向外国人开放港口和商业机会的条约强加给中国为止。在这些通商条约签订之后，有人进行了一些努力，试图引入几种包含现代西方技术的生产方式，其中一些由于受到了竞争者组成行会的抵制或政府的反对而失败了。例如，行会阻碍或延缓了像缫丝、采矿、榨油、轮船运输和铁路运输等现代技术的运用。跟外国商人一样，中国人投资新技术也会遭到反对，并且最成功的中国商人都集中在欧洲管辖权下的通商口岸城市中。10

尽管中国拥有非常古老而丰厚的文化，但它却没有实现工业化。仅在几十年前，甚至一些最博学、最富同情心的观察家也经常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精神或文化的某些方面天然不适合现代经济生活。11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几乎是与传统观点相反的。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就是中国或者就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看一下被I. M. D.利特尔（I. M. D. Little）称为“四小龙”的社会：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值得记住的是：所有这4个国家或地区都是在近期才开始反对分利联盟的发展，并且采取了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韩国和中国台湾不具备发展独立利益集团的自由，因为它们曾是日本的殖民地；新加坡在英国的控制下时，游说几乎得不到任何收益；中国香港（在1997年前）则是一直沿着19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路线发展的殖民地。12

三

西方观察家经常大大低估中日文化的差别，不过日本仍然可以被看作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前面已经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在1867—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也取得了几代人时间的罕见经济增长。日本经济早期增长的实例也同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此而言，它也形成了与当时世界上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的鲜明对比。

日本经济增长的许多原因可以归结为日本文化或人民的各种特殊特征。但是，无论如何日本没有被看作经济超人。19世纪中期到日本的许多访问者经常被这个国家人民的极度贫困所震惊，也经常被这个国家许多家庭为减少人口而溺婴所震惊。尽管按照当时贫穷社会的标准来看，日本的识字率相当高，并且这个社会在许多方面是在不断进步的，13但它在技术和军事上还虚弱得可怜，并且经常遭到西方炮舰随随便便的羞辱。当时，西方观察家的通常看法与今天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当时，曾经有人断言，日本的性格和文化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14

在1854年，海军准将佩里（Perry）的炮舰来到之前，日本大体上是与国际经济隔绝的；日本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被限制在一个港口，并且通过那个港口的贸易受到严格的限制。幕府将军统治下的各届中央政府维持了几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但决定经济政策的大部分权力控制在200多个割据一方的“大名”或封建主手中，这些分封领地的征税权、关税、管制和合法垄断，加上它们的铸币权和独立货币，大大限制了日本的国内贸易。

众所周知，本书提出的理论预言，受到保护的市场在经历一段稳定的时期之后将会卡特尔化，至少市场上的企业数量很少，而每家企业又可以从集体行动中获得相当大份额的收益。这个预言是最适合日本的。其国内有数量众多的强大行会，并且幕府将军或大名经常向它们出售垄断权而使其不断增强。多个不同的行会控制着大部分市场，尽管在乡村地区也有相对独立的企业，甚至也有一些运用“独立生产”体系牟利的商人。当然，日本的行会确定价格，限制产量，并且采用与别处卡特尔组织同样的方式控制进入。

读者可能已经厌倦了在不同地方一遍又一遍地看到的类似故事，但是既然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被蒙上了持久的神话色彩，它最可能需要弄清楚，带来明治维新的大变动不仅废黜了幕府将军，有效地剥夺了许多与幕府制度相联系的既得利益，而且也废黜了封建大名的领地以及对贸易和企业进入其领地的所有限制。几乎与明治政府废除国内市场壁垒同时，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条约，要求它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自由贸易。特别是，1866年的条约将日本的关税限制在不超过5%的水平上，一直持续到1899年。正是日本军事、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迫使它们接受了这些条约以及类似条约的各种条款，日本人把它看作是一种“奇耻大辱”。

你瞧，日本人屈辱地达到了彼岸。贸易迅速扩大，经济增长明显加速，特别是在19世纪80、90年代，并且就在世纪之交后不久，新崛起的日本就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再一次，有多种原因必须要强调。例如，政府对军事目的非常重要的工业进行补贴，并且有效地改进教育。无论如何，定量分析表明，19世纪日本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在于小规模私人企业和农业的巨大进步，比如蚕丝和茶叶的出口。有趣的是，这个时期大多数日本重要的企业家不是来自明治维新前各行会的商社，而是大部分来自相对没落的武士阶层（依据日本传统文化的信条，基本上谁也不齿于经商），或者乡村地区逐渐兴起的农业或商人家庭，他们很可能超出了行会或官员的控制。据说，当市场开放时，许多属于行会的商号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15

四

很自然地，我们要从东亚和深受中国影响的国家转向南亚，特别是印度。跟中国一样，印度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古老历史，丰厚的文化以及大量贫困的人口。然而，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经常被忽略的巨大差别。如果说中国不是最古老的民族国家，也是最古老的民族国家之一，并且尽管中华帝国有几次分崩离析的时期，然而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印度在整个次大陆或者现在被称为印度的所有地区，并不只有一个政府，他直到陷入英国的控制才统一起来。印度次大陆在地理上也是被沙漠、丛林和山脉分裂的，其分裂程度远比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区更加严重。大约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民族（Aryan-speaking people）对印度文明形成地区的征服，也造成了印度生活的进一步分裂，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却没有类似情况——例如，蒙古人对中国大陆的征服不仅没有强制实行他们的宗教，反而被中国文化彻底同化了。正是由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印度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比中国更加多样化。它没有许多民族共同使用的单一语言，而中国至少有一种通用的书面语言（尽管其有多种不同的方言）。甚至对两个国家人民外形体态的观察也表明，中国人比印度人的差异要小得多。这种巨大的多样性表明，将任何理论用来分析印度都值得怀疑，包括本书提出的理论。

在英国占领之前，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版图分割发生过多次变动。这样，当一些军阀或王朝扩张而其他一些收缩或被打败时，就经常发生动荡和战争。然而，在印度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存在英国人所称的“间接统治”。在印度以及整个帝国的英国人经常无法将其政府下放到地方层次，更不可能要求每个社区或部落遵循统一的规则。只要不发生针对英国人感情和利益的起义或暴行，他们经常是通过让传统权威做出决策安排和流行的风俗习惯进行统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可能出现了某种程度上更加强制的政府，但是英国人从来没有试图改变印度的传统宗教或社会结构，或者按照英国的模式重塑整个印度社会；例如，直到1813年的时候他们还故意将传教士排除在印度社会之外。16间接统治也是莫卧儿王朝的特征，他们在更早时期曾经统治印度更北方的地区，尽管这些统治者中的一些鼓励或要求向伊斯兰教转变。莫卧儿统治者没有类似于现代政府的官僚体制，甚至也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官僚统治，也没有在乡村层次上建立具体的或统一的政府。通常情况下，支持者被赋予一定的征税权（在乡村征税的权利），但是他们通常在这些乡村没有土地，也不管理乡村的日常事务。有时候，印度的贵族或地主（zamindars）保持对乡村收益的世袭控制，甚至在莫卧儿帝国的某些自治州中，一些印度王子继续统治并可以征税。17在穆斯林统治之前，印度不同地区的分散统治者好像没有按照统一方式管理不同地区所必需的官僚机构和效率，并且好像是以整个乡村为单位征税而不是对乡村的每个人征税。总体上，传统印度个人没有土地所有权，并且乡村的不同集团和统治者共同分享乡村的合作努力和劳动分工产生的产量。在地方特别是乡村水平上，甚至当统治者来征税和缴纳贡赋时，人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大变化或动荡。

五

我关于本书提出的理论如何与印度联系起来的想法，是我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阅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著作《印度的发现》时产生的。这本名著是在1944年尼赫鲁仅用4个月的时间写成的；当时他正被英国囚禁在阿玛德加城堡监狱中。尽管我以前曾经阅读过尼赫鲁如何深受英国教育和经验影响的报道，但是我仍然认为，尼赫鲁——他毕竟是一个希望成为独立印度领导人的政治人物——以印度辉煌的古老文明而自豪，并且把对这个国家所有问题的指责都放在英国人身上。自然，尼赫鲁很自豪地指出了印度和印度人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最著名的是，他的表扬几乎毫无例外地限制在印度历史上的特定时期，而其他时期的印度社会和制度都受到了批评，如果有什么比他批评英国狱卒制度更严厉的话。

和每个人一样，印度乡村创造的辉煌文明给尼赫鲁留下深刻印象。印度是世界上最早的定居农业社会，并且创造了所谓文明的东西。比如，他提到在古城穆罕乔-达罗（Mohenjo-daro）出土文物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屋、浴室以及排水系统等，并且还引用了西方权威著作对印度河流域文明与埃及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文明在许多方面的对比。他也指出，西方所称的阿拉伯数字最初来自于印度，并且在数字系统中零的发展以及符号、代数的思想都是早期印度文明创造性的进一步例子。他认为，在黑暗时期的西欧，按照当时亚洲的标准来衡量是远远落后的。

对于穆斯林到来和欧洲人征服印度时期，尼赫鲁对印度文明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印度“正变得枯竭，正失去创造力和活力”，它已经是“文明的迟暮”。“停滞和腐败”到处盛行，“所有的方面几乎全线衰退，包括知识、哲学、政治、战争技术和方法，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联系，不断萎缩的经济”。尼赫鲁承认，确实，“政治自由的丧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的衰败。然而，如果不是其他一些衰败先发生，政治自由为什么会丧失呢？小国最容易被大国征服，但是像印度这样巨大、高度发展并且高度文明的国家不可能屈服于外部打击，除非存在内部衰败，或者入侵者掌握了更高的战争技术。而内部衰败在印度是非常明显的”。上面从《印度的发现》中的绝大部分引文都与印度被穆斯林征服的时间相关，但是他很清楚的是同样的停滞在几个世纪后被欧洲征服时也很明显，并且指出他们能够“用非常小的努力”就占领次大陆，“其发生有某种不可避免性”。

尼赫鲁将衰败归结为“印度社会的静态性质，它在变化的世界中拒绝改变，每一种抵制变化的文明都将衰败”。他推理道，“这很可能就是以种姓制度为主要代表的印度社会体系不断发展的僵化症和排他性”。他写道，种姓制度“是一种阶级僵化”，“它会造成阶级衰退”，“是一种负担和顽疾”。18尼赫鲁没有宣称这种诊断的任何起因，并且它是相当普遍的。依靠一位无法得到资料或与专家交流的被关押的政治领导人匆忙中完成的稿件，也有一些局限性。然而，我认为，这种解释必定会引起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的经验和观察的共鸣，由于这本书，作者在印度和其他国家都引起了广泛的赞扬。

种姓制度除了对效率有很大影响之外，它还是印度不平等的一个根源，包括在机会和结果上。在当今的印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任何人必须记住，在传统的印度种姓制度中，有一部分不仅被限制终生，而且其子孙后代也永远只能从事像清扫厕所或搬运死尸这样的工作。就连他们与社会上其他人的接触，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与他们靠近，都被看作是一种污染，他们在寺庙中出现甚至被看作是对神灵的亵渎。除奴隶制以外，很难想象还有这样一种机会如此不平等的社会，并且其结果也是最不公平的。当然，这种不平等也是尼赫鲁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六

采用种姓制度来解释印度穆斯林进入和欧洲入侵时期的衰落是不充分的。那也是一个不可检验的专门解释；在许多方面印度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决定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征是否就是尼赫鲁提到的各方面衰落的根源。只有当我们解释清楚了印度为什么会在当时出现种姓制度，并且用一种能够解释许多国家经验的理论解释清楚了种姓制度，我们才算是达到了目的。

关于印度遥远过去的资料非常缺乏，我们所知道的是如此少以至于不可知论倒是非常适合。一般的一致性观点是，种姓制度在印度不是从来就有的。通常认为，在雅利安人征服之前，在印度乡村种姓制度并非文明的一部分。雅利安人的《吠陀经》（Vedas）既没有论及宗教仪式的纯洁性和污染性，也没有提到作为种姓制度特征的等级之间的禁止通婚或等级地位的变化。那么，种姓制度是如何出现的呢？

一个最普遍的假说是，种姓是从行会或类似组织中产生的；大多数的种姓都具有职业的名称，并且在印度的早期历史中有关于行会的证据。另一个比较一致的假说是，印度本土人之间以及这些印度人与雅利安人之间显著的种族差别是造成印度种姓制度的一个根源；某些种姓集团之间的差别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英语单词“caste”源于葡萄牙语“caste”，意思是种族。然而，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解释是将种族归因于共同的血统；种姓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族内通婚或者禁止与种姓集团——即“jati”——之外的其他人通婚，许多部族联合形成了种族制度。看上去，本书的理论特别集中于种族源于行会的观点，但是其他两个假说也很重要，如果本书提出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稍后将会讨论它们。

传统上，种姓像行会和其他分利集团一样行事。随着现代化进程，许多新的职业出现了，并且种姓制度也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而改变了，因此对现在接受了教育的印度人来说，种姓基本上不必再是一种职业或行会类型的分类了。然而，传统上种姓集团不仅主要具有职业性，而且表现出了卡特尔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的所有特征。他们控制职业进入和商业线，保守职业或商业秘密，制定垄断价格，运用抵制和罢工，并且通常是以集团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进行谈判。

种姓制度也有分利集团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其中的一个是，通常是集团整体而不是单个人改变社会地位。一个兴旺发达的种姓集团将会逐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并且会集体做出决策采用更加严格的仪式规则，因此按照纯洁性和污染性这些宗教术语来说是不断提高的。另一个特征是，印度教强调达摩的观念，它是与种姓或团体相关的一种义务。换句话说，道德不是以普救的方式界定的，而是以对一个人所在种姓或地位规则的遵守来界定的，因此它与排除职业竞争的职业道德相似。甚至杀人凶手或其他犯罪分子在从事他们的种姓活动时，也会按照与他们的达摩一致的方式行事。对于一个忠诚或忠实于所在种姓或集团规则的人的奖赏就是来世转生到更高级的种姓集团中。最后，出身低贱的那些人在有生之年宗教地位提升的一种方式就是脱离集团竞争体制，放弃物质享受和世俗关系；像婆罗门这样较高的宗教地位是与特权相联系的，一个人如果不放弃一些权利而获得宗教地位的上升，将会对其他集团形成威胁。

七

然而，上面所提出的各种观点都不足以作为禁止族外通婚的解释，而这一点是种姓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也不能够解释种姓与种族或宗族差异的相互关系。为此，我们必须转向含义8，即分利集团在特征上是排他的，并且会尽力限制成员的多样化。我们必须问一问，那个含义将如何应用到几代人的时间中。

考虑一下营利性行会老会员的情况。作为营利性集团的共同所有者之一，老会员关心子孙后代如何分享未来收益。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是，他可以在去世或退休之前将他可以获得集团未来收益的分享权传给其子女。比如，他的儿子将在某个行业中接替其位置。但是，某些集团成员还有女儿，有一些甚至只有女儿。假定集团是一个只有男性工人的行会，并且有女儿的会员将把营利性卡特尔的进入权作为嫁妆的一部分与其女婿讨价还价。那将会给老会员提供一种方式，让他作为集团成员获得某种分享权收益，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如果儿子和女婿都进入该行业会发生什么。甚至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如果儿子和女婿都被允许进入的话，该行业的人数也会翻番，并且行会成员人数的翻倍将会降低卡特尔产量限制的收益，而这是最初赋予行会的价值。如果儿子和女儿都从事原来仅限于一种性别的职业，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只有当行会限制成员增加比市场扩张进行的调整更快的时候，多代行会才可能成功，而市场的扩张依赖于其所在地区的人口和收入增长。除非行会成员的一些子女不予考虑，那些只有或主要有女儿的那些会员从卡特尔价值分享权获得收益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进入该行业的儿子必须与同样是该行会会员的女儿结婚。

对一个不按人口比例分配农业收益的集团来说，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最大的分利收益来自于最小的获胜联盟。因此，参与农业收益分配的家庭越多，每个家庭分得的收益就越少。如果每个家庭平均有两个孩子结婚，那么在上一代中的每个家庭到下一代的时候就成为两个，那么过不了几代，即使原来可以获得最大分享权的家庭能够分得的收益也会少得可怜。分利联盟在以后几代中保持其价值的唯一方式就是限制成员子女同另一个集团成员的子女结婚，否则就要剥夺其子女的大部分继承权。我猜想，印度的种姓制度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英国贵族也将这种方法运用到了极限，并且将其与长子继承制结合起来。因此，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巨额财富可以在英国贵族统治中几代相传。

提到英国贵族问题，让我们回到第三章含义8的讨论。在那里，欧洲的贵族和皇亲被用于说明婚姻（或继承权）的排外性，对多代特殊利益集团，那是非常成功的一种做法。

那些具有沙文主义心理倾向的人，或者相信在不同的财富或地位水平上将会采取不同做法的人，无疑将会惊奇于财富和背景迥异的欧洲贵族和印度种姓在行为动机上的相似性。我认为，那些从事经济学中的历史和经验研究的学者将会惊异于其他一些方面。我断言，那些研究在具有明显阶级壁垒的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跨代流动壁垒的学者，将会发现早期种姓等级制度的起源。

正如种姓制度的起源通常可以归因于行会一样，它通常也与雅利安移民时期印度的种族多样性相关，也与血统集团有关。鉴于本书反复强调多重因果关系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我们应该系统地检验这些假说。事实表明，它们与含义8背后的逻辑是高度一致的。如果一个种族迥异的分利集团是由外国征服者建成的，它只能通过像长子继承制或族内通婚这样的独断规则才能维持几代。如果主要是族内通婚，那么外形差异就可以保持下去。

实际上，对一个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有显著特点的集团来说，维持一个多代联盟要容易得多。语言和文化上的类似性会降低价值差异，进而方便社会交往，并且正如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表明的，这会减少冲突，使产生社会选择性激励更加容易。而且，任何采取族内通婚在多代间保持收益的特殊利益集团都将足够大，从而可以避免近亲繁殖。然而，当族内通婚集团越来越大的时候，强迫族内通婚的困难也不断提高。那些被禁止与集团外某个有特殊魅力的姑娘结婚的儿子们将会作何反应呢？那些被禁止与集团外具有相当财富或权力的人家的子女签订特别有利婚约的父母又将会作何反应呢？如何禁止那些机敏的集团外成员与集团成员通婚呢？如果不禁止异族通婚，那么至少某些家庭必定会失去集团未来收益的分享权。如果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么在决定谁是谁不是集团成员以及实施族内通婚规则方面将会更加容易。语言、文化、生活风格的差异也是一种信号，它使得集团外成员进入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关于种族、宗族、文化和集团间生活风格差异等方面偏见的提高，也会使集团运行得更好。反复灌输这些偏见将会提高成员遵循族内通婚规则的可能性，也会增强只与自身集团进行社会交往的选择性激励。

尽管多代分利联盟会导致低效率、不平等和集团偏见，然而重要的是意识到：在拥有这些联盟的社会之外的个人或集团，可以通过加入这种社会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即使进入最底层也是如此。例如，没有定居农业的部落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现，加入印度社会比离开这个社会要好得多，即使只给他们最低地位并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牺牲品时也如此。对部落群体同化成为印度种姓制度有许多观察，它们必定有助于解释其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再一次让我们注意到事情的复杂性。由于这种复杂性以及种姓制度早期非常有限的资料，我们不必急于得出任何结论。从本书理论中出现的这些假说应该主要看作进一步研究的刺激点。关于种姓和阶级还没有在理论上达成一致意见：新的视角必须提供某些帮助。我认为，对本书理论所表明的这类多代过程在印度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实际上是否出现过，还值得进行严肃、认真地研究。在定居农业和文明生活的相当长历史中，绝大部分时期都与间接或教会统治者联系在一起，而他们不能够也不会挑战权力或侵占分利联盟的所有收益。它也与种族差异和有利于小集团联盟形成的市场分割联系起来。如果上面描述的这类过程没有发生，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发生了什么呢？

八

根据科学原理，能够用最简练的语言解释最大量事实的理论最可能是正确的，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任何替代性解释也必须能够解释印度之外的某些发展，就像本书理论所表明的，或者关于种姓制度至少能够采用简练的语言解释得更多。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本书提出的理论不仅解释了印度之外的多种发展，而且解释了与印度发展类似的印度之外的发展，那么本书提出的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解释就会更强有力。在某种程度上，前面关于阶级僵化的分析就属于那一类，但仍然存在印度种姓制度独一无二的问题，因此其他国家的发展并未提供我们所寻求的近似情形。特别是，在其他大多数国家，阶级僵化通常并不涉及族内通婚和集团或种族偏见之类的严格要求。既然本书提出的理论意味着，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分利联盟会刺激集团偏见，并提高族内通婚，明智的做法就是寻求印度之外的也有这种情况的国家。其他社会都没有印度那样古老、文化丰富，但它们中的一些在种姓制度出现时期在某些方面与印度类似。我们应该特别寻求具有种族和文化差异的社会。

南非异常严重的种族隔离制度是相对最近的发展。种族隔离和歧视的非常严重形式没有回到南非布尔人（Boers）的早期时代。相反，在布尔人或其他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有大量的混种人。毕竟在南非今天仍然有大量的“黑人”或混种人；南非政府将他们看作一个独立的类别，并将他们同非洲人分开，就像亚洲人同欧洲人分开一样。

南非著名的经济学家赫特（W. H. Hutt）在《肤色隔阂经济学》19（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ur Bar）一书中，写下了南非种族隔离和歧视不断加剧制度演变的令人发指的历史。尽管赫特很可能不足以分开其阶级自由意识形态并冒犯具有其他偏向的读者，我对南非其他专家的仔细研究表明，即使不同意赫特观点的人一般也会同意他对历史事实的记述。

赫特的记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早期南非的采矿业中。矿主和经理们需要劳动力，而且很自然地要把工人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而不是高水平上。由于非洲人在非洲社会的传统部门之外很少有其他机会，他们在低工资下也经常是有效率的。矿主们也从亚洲招募大量的低工资劳动力并且曾经一度使用中国的合同工。欧洲人被雇佣主要是作为工头、技工或半技工。很明显，矿主只需要花费很少的成本就可以教会那些工资非常低廉的非洲工人担任半技术工人，雇主自然希望通过这种途径节省劳务费用。

廉价的非洲和亚洲劳动力的竞争使得欧洲高薪的工人以及他们新近组成的工会失去了吸引力。接着发生了罢工。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些罢工，南非的劳动政策有了一些变化。1911年通过了《矿山与劳动法案》，或称“肤色隔阂法案”（Colour Bar Act）。从文字上读起来看，该法案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但从实际实施的情况来看，它对雇主使用非洲工人从事技术和半技术工作提出了限制。在这个法案下颁布的有关条例禁止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奥伦奇（Orange）省的工人从事多种采矿职业。他们甚至规定了工头（白人）和矿工（非洲人）的比率。20

关于这个比率引起了争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矿主要求非洲人与白人的比率是10.5:1，而工会要求是3.5:1。接着1922年在约翰内斯堡发生了总罢工。这次罢工及随后而来的暴动成为了保守的欧裔非洲人和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领导人团结在一起的共同原因，因为他们都支持拒绝向与白种工人竞争的更加贫穷的非洲人提供工作的机会。南非劳工党——多少模仿了英国劳工党的形式——在罢工的觉醒中繁荣起来，并且与欧裔非洲人的国家至上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国家至上党-劳工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不久就制定了第二部“肤色隔阂法案”，即1926年的《矿山与劳动法案》。赫特将其称为“大概……是世界上曾经出现的最具戏剧性的肤色隔阂立法”21。伴随着该法案又出台了“文明劳动政策”，进一步限制了非洲人的机会。为了禁止非洲人进入与白种人竞争的工作中，所采用的工具之一就是“职务工资标准”。如果对于给定工作所规定的工资被固定在对欧洲人有吸引力的水平上，雇主们就没有动力去寻求要求更低工资的非洲人。“文明劳动政策”下的学徒规则也具有将非洲人排除在外的效果。

这些制度及类似的政策大大限制了非洲工人的工作机会。禁止非洲人进入多种技术和半技术工作不仅提高了欧洲工人（有时候是黑人和亚洲人）的工资，而且使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到仍然对非洲人开放的领域，使这些领域的工资比没有这些制度及政策时更低。然而，重要的是注意到：尽管这些政策是反对黑人的，但仍然有大量的非洲人从遥远的北方前来就业。他们来自最底层，并且成为制度的牺牲品，但这仍然比他们在传统部门就业更好一些。这一点与被同化为印度种姓制度最底层的部落进行类比，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既然雇用非常便宜的非洲劳动力的企业比没有这种机会的国内外竞争者具有优势，即使他们为某种只能由白人从事的技能支付更高的报酬，即使雇用了比实际需要的更多的监工，他们通常也是有利可图的。这样就造成了企业尽力搬迁到对非洲工人的使用限制较少的区域，但是这也造成了禁止，就像某些非洲企业家一样。这样，尽管这种体制迫使雇主采用了更低利润的、更具歧视性的政策，但这项制度给组织起来的白种人（有时候是黑人和亚洲人）以丰厚的收益。

本书提出的理论表明：和工人一样，雇主对将竞争者排除在外也同样感兴趣，并且作为小集团他们更容易组织起来。但是，雇主的竞争对手是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企业或资本家；就像白种工人一样，雇主与非洲劳工之间没有竞争关系，因此，雇主不是非洲人所遭受的种族排外和歧视的主要根源。南非所有种族的消费者都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歧视政策造成了更高的成本；但是，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他们也没有组织起来。

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南非的这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卡特尔收益要长期维持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样的必要条件。需要有警察和军事力量，但这是广为人知、广为讨论的，因此这里不需要讨论。这种制度不可能存在很多代，除非一直维持种族划分。如果处于劣势的集团可以进入处于优势的集团，他们就会有很大的激励这样做，工资差异就不可能维持。黑人人口的持续繁衍将使这种制度长期内难以维持，即使在中期内也是如此（按照印度历史的标准）。

这不仅是本书理论的含义，也是南非政府的结论。就像在技术和半技术工作中对非洲工人使用的限制不断提高一样，也会有一些法令将人口严格按照种族进行分类，并严格禁止不同种族的人口通过婚姻或其他方式发生性关系。

毫无疑问，在南非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在起作用，把原因看得过于简单和单一，可能会在许多方面产生误导。然而，本书的目的不在于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而是为了弄清楚种族歧视和其他形式歧视的根源。就像其他人此前讨论过的，作为消费者、雇主或工人的个人发现歧视是成本高昂的。消费者对自己所讨厌的集团所拥有商店的歧视，将会在其他商店的购物中支付更高的价格，忍受更少的选择。雇主对他所轻视的种族工人的歧视将给他造成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当他所经营的企业与其他为追求利润而不存在任何偏见的企业竞争时，甚至可能会破产。同样，工人拒绝另一集团的雇主提供的最好职业，将会大大降低工资收入。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种类的个人社会关系。个人发现歧视具有代价的事实意味着，如果个人可以自由地从事他们所偏向的任何交易，就将存在对歧视范围的限制。

另一方面，个人组成的分利联盟有时候会从歧视中获益良多。根据含义8，任何方便排外的集团差异都是有利可图的。在仅仅一两代的时间内，通常可以认为集团差别是给定的，但在数世纪或上千年的时间内，它们不能被看作给定。在长期中，多代特殊利益集团倾向于族内通婚。这对于南非白人、印度的种姓和欧洲的贵族都同样是正确的。

九

本书迄今为止还没有涉及苏维埃类型的社会。这些社会在战后稳定时期增长率的下降同其他国家一样明显。不幸的是，不能够简单地提出本书理论适用于这种类型社会的方式；小集团集体行动的理论需要详细阐述，这些社会中市场的有效作用需要分析。现在就讨论这些问题可能会离题太远，因此本书理论如何适用于这些社会的问题必须留在另一本书中讨论。

到目前为止一直被忽略的现代社会的其他类型就是典型的不稳定国家。在法国和欧洲大陆的不稳定此前有所讨论，但是还没有涉及大量不发达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有的在拉美，有的在非洲，还有其他一些地区，而它们一直都是不稳定的。

稳定社会最终形成的分利集团的稠密网络对经济效率和增长是有害的，但不稳定也如此。在这两种社会中并不存在矛盾，就像特殊利益集团造成资源的不当配置，并将注意力从生产转向分利努力一样，不稳定也将本来应该进入生产型长期投资的资源转变成更容易保护的财富形式，或者甚至转化成资本转移到更稳定的环境中。总体而言，稳定的国家比不稳定的国家更加繁荣，这毫不令人吃惊。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快速的增长出现在最近经历了动乱、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稳定的社会中。

以不稳定为特征的国家通常都是在部分时间内由独裁者或政变集团统治的，它们有民主的间隔或者至少是相对多元化的政府。独裁者或政变集团的政策明显地主要依赖于独裁者或领导集团的利益、意识形态，有时甚至是奇思妙想。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独裁者或政变集团可能是右翼或左翼，这一方或那一方，尽管他们总体上更可能是暴力专家而不是经济专家。本书的理论没有告诉我们独裁者和政变集团会采取什么政策。正如优秀的历史学家让我们注意到的，在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是出于偶然，并且必定超出了任何理论的解释力。

幸运的是，对引起不稳定社会内变动政府的各种影响和压力，以及民主的间隔或多元政府可以进行系统的理论解释。含义3提到，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可能组织起来，但是（既然小集团组织起来并不慢）小集团不成比例的组织和联盟力量在最近的不稳定社会中是最强大的。本书理论表明，不稳定社会比稳定社会具有更少更弱的大组织，但是能够合谋更快的小集团通常能够增强它们的共同利益。集团可以处在任何水平上，但通常能够在国家层次上通过院外游说或卡特尔获益的那些集团都是大企业，或者是富有的、有实力的个人组成的小集团。

在不稳定社会中，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好组织的倾向可以由另外两个因素得到进一步强调。一个就是大集团比小集团更可能构成对独裁者或政变集团的威胁。在一个独裁者统治的不稳定国家中，如果存在一个包含有大多数农民的协会，或者代表大多数工人的工会，那么这些组织就可能构成对独裁者的威胁。大组织成员的绝对数量就给了它某种威慑力。实际上，这一点在非民主体制中也是正确的，不论他们稳定与否——甚至稳定的极权国家也不喜欢独立大组织存在的固有威胁。因此，在将本书理论运用到极权社会中时，不引人瞩目的小集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因素是：小集团在独裁时期非常谨慎而不引人注意，而组织起来的大集团则不然。独裁者、政变集团和极权领袖对任何类型的独立组织都没有热情，但是他们不能够镇压不知道的合谋。一个集团遭受其中一个成员的不慎重而曝光的可能性必定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并且对一个非常大的集团来讲将可能成为事实上的确实性。这样，如果一个小集团在一个受到压制的社会中应该感受到威胁，那么它就经常通过对权威视而不见来保持其一致性，并且在压力放松或取消的时候，就能够迅速行动。（这一点适用于不稳定社会，也适用于稳定的专制社会。）

对于不稳定社会而言，本书理论的最基本含义是：它们的政府系统地受到能够非常迅速组织起来的小集团的利益、恳求和压力的影响。应该承认，不稳定国家的政策变化非常大，每次政变都会产生新的政策偏好。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就像风中摇摆的树叶一样——一阵风就可能把它吹向任何一个方向，但不论经历多长的时间地球引力都会将它拉到地面上。

能够在不稳定社会中组织起来或合谋的小集团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利益。在一个时期，它们可能由土地垄断者组成，在另一个时期可能由制造商组成；在一个国家，它们在出口中有既得利益，而在另一个国家，它们可能在进口中有既得利益。再次指出，重要的是，尊重现实的多样性和细节，不能够将本书理论和其他任何一般理论发挥到超过其所能涉及的范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不稳定社会唯一一个一般性观点是：为理解经济政策的一个系统因素，必须注意能够相对快速达成集体行动的小集团的既得利益。

十

通过引入一些附加信息，我们可以做出更加具体的预测。一个事实是：既然几乎所有的不稳定政府都在发展中国家，它们通常没有完善的现代交通通讯体系（至少在农村地区是如此）。这就使得农村地区的居民动员政治权力影响政府的成本更高、更加困难，这就给了大城市地区（特别是首都城市）的居民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在工业革命和铁路出现之前，不论何处，运输速度都非常慢，而且费用高昂，这可能可以用来解释亚当·斯密在所处年代观察到的农民不可能为了获得垄断或政治影响力而组织起来，而商人们如果不是为了反对公众利益也很少碰面。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利益同样处于不利的地位，并且大城市的居民能够获得不成比例的政府支持份额。

尽管这并非总是正确的，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企业和最富有的个人都潜心于生产进口替代品以及也可以由外国企业提供的产品。那就是说，它们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世界市场上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来生产，也可以由外国企业在当地设立分公司以更加经济的方式提供。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致力于进口替代的企业包括重工业，但在其他国家他们可能只生产纺织品或酿造啤酒。有时候，最富有的家族拥有银行或保险公司，它们提供外国公司也能够提供的服务。当然，直到今天这些公司或家族也主要位于方便接近政府的大城市中。

当最大的企业位于进口替代或外国替代部门的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运输条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在这种“头重脚轻”的社会中就出现了特别“反常的政策综合征”。这种政策综合征的要点在于在不稳定的社会中，小集团具有非凡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处于上面所描述地位的大公司和富裕家族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利益：反对进口保护以及反对同它们竞争的外国或跨国公司的歧视性立法。这推动了消费者价格上升，但消费者只处于没有组织起来的潜在集团中，并且其中有一些还在省外。保护的最具戏剧性形式，比如配额和外汇控制就经常使用。所谓外汇控制就是禁止居民用外币购买具有国内替代产品的进口品。这些保护方法的后果难以衡量。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保护水平高得惊人，并且根本无法与主要发达国家的保护水平进行比较。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保护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口和外国企业通常是竞争的根源，因为它们的成本更低。换句话说，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公司在所讨论的产品生产类型上没有比较优势。如果它们有比较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就不会关注保护。22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多种制造业进口替代品的生产上没有比较优势，因为这些类型的产品包含大量的资本和专门技术，这些通常是稀缺的，并因而是相对昂贵的。

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受到保护的时候，发展中国家资本和技术的价格会上升，特别是在得到支持的企业和工业中。这些企业中的某些雇员通常也能够分享收益。然而，至少在某些国家中，资本和技术所有者现在甚至获得了更高的收益率，它们很可能由于资本和技术的稀缺性获得了更高的报酬。既然较富裕的个人和大企业在开始的时候能够最快地组织起来，既然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和稀缺要素的获得要求财富，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护就可以认为是使富裕者获得了好处。

另外，保护使该国货币比没有保护时更有价值；可以用本国较少的货币来购买进口所需要的外汇。本国货币的价格越高，本国产品的出口就越贵，外国人购买的就越少。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出口的是本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很自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较多的贫困人口，因此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和某些自然资源，因此它们在生产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所有者，特别是农民，是出口损失的受害者。特别是在某些非洲国家，农村的出口者进一步受到政府市场垄断力量的盘剥，政府只给农民所销售产品价格的一部分。丰裕的生产要素在开始的时候就赚取得相对较少，而出口收益损失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收入。丰裕要素的所有者——包括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穷人——不仅由于保护而无法得到廉价的进口品，而且对他们销售的劳动力和商品也只能得到较低的价格。

在这一点上，还有许多条件和技术细节需要进一步讨论。指出情况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也很重要。然而，该过程的一般特征是清晰的。在不稳定的社会中，最大最富有的利益可以相对更好地组织起来，但它们通常拥有国家生产要素极高的比例。它们获得对它们自己有利的政策，并且按照不同的方式工作以反对社会中较大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利益，这进一步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虽然有效的统计资料十分贫乏而且不完整，但十分清楚的是，许多不稳定国家都有反常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通常是既有非常富裕者，也有大量穷人。在其中一些国家，从因果观察看非常明显的是，就像前面的讨论让我们预期的，不熟练工人不顾一切地尽可能外出，而（当他们认为取得国际化的机会可能性不大的时候）跨国公司却尽量进入。我和我的一名研究助手比较了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不是很可靠）数据和不稳定程度的（更加不可靠）数据。数据不可靠以及对结果解释的多样性不得不让我们得出结论，检验结果在与本书的联系方面毫无价值。但是，不论它们的价值多么小，都与本书的理论相一致。

前一章中关于保护损失的所有讨论和证据也适用于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较小的国家。因此，上面描述的反常政策综合征既导致了低效率和滞胀，也导致了不平等。

当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进口替代产业被保护和卡特尔化的时候，即使他们支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竞争水平也能够生存下去。这就容许从劳动力垄断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并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尽管事件限制和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困难可能阻碍了工会化。不论工会是否出现，首都城市的人口——甚至是穷人——都比他们在农村和偏远省份的亲戚对公共政策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运输体系不足。在首都发生的游行示威、罢工和骚动就对政府形成了特定的威胁。

文职和军人官员不成比例地分布在首都，它们占据着影响任何政府的地位。大学生，通常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时间安排也比较有弹性，通常对政治非常重要，他们通常也在大城市中。工会、官员和大学生相对于大企业所有者而言通常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向，但它们可能一致地倾向于经济国有化，并且在实践中与独立小集团通常寻求的不受关注的详细政策没有什么冲突。在任何情况下，官员，通常还有工会和学生，支持对首都和其他大城市的生活补贴政策。

对城市地区提供的额外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补贴鼓励了向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大规模移民，这超出了进口替代政策已经存在的激励。因此，反常政策综合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低效率的首都城市和主要大都市。与一个国家的总人口相联系来看，当前大多数落后国家的首都要比发达国家具有与落后的国家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的首都规模大得多。

不稳定国家是如此多种多样，其政策是受如此多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前面的讨论应该被看作是研究者的比喻而不是分析；它应该被作为有启发价值的故事。我希望，研究者和其他具有特别不稳定国家专门知识者采用系统的方式来分析特定国家的情形，或者一小组国家的情形。

需要的一类研究是历史性的。现在某些具有反常政策综合征的国家或其他一些类似国家，很可能一度处于不同的情形。例如，对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值得问一下为影响政府组织良好的集团是否就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土地所有者家庭组成的集团。交通的困难使他们合谋更加困难，有时候他们的实力可能只在当地以封建的方式发挥作用。然而，如果这些家庭在国家政策上合谋，他们就与那些在反常政策综合征中受益者具有不同的利益。作为土地所有者和劳役债务制度中的劳动所有者，他们拥有多种代表性的经济要素，但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样，他们会从自由贸易政策中获益良多。在他们更加贫穷的同胞也拥有某些土地和劳动的意义上，他们也可以从中获益。伴随着革命和城市的逐渐增长，大土地资本家失去影响并消失了。在省会城市中，自由的社会主义作家迫切要求平等主义政策，但这些政策不会对大土地所有者有吸引力。为了决定这些变化是否实际上会降低不平等，需要进一步研究。在一些国家，我们会发现，最近在城市地区对政策产生影响的小集团在一些不是非常有效率的政策上存在既得利益，并且这些政策也产生了更加不平等的后果。

十一

既然我们已经考察了印度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南非的种族歧视和具有反常政策综合征的头重脚轻社会的不平等政策，我们现在就可以考察一个现代之谜，根据我的判断，它造成了数百人不必要的贫困和屈辱。在经济学家中，只有那些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才对竞争性市场有效率存在一致意见。事实上，在经济理论中，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义保证了它是完全有效率的，唯一的可能改进存在于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中。甚至在有不同声音的那些学者中，至少在发达国家有一个相当广泛的解释，竞争促进效率。

同时，在经济学家和外行人之间存在一个标准的假说，即竞争性市场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不平等。心软的大多数人持有这样一种进一步的观点，为了减轻由市场造成的不平等，政府行为——根据某些版本，或者是联盟行动、职业伦理等等——是必需的。无情的少数人宁愿接受不平等，甚至对不平等感到欣喜，或者相信政府减轻不平等的努力是有害的。绝大多数心软的、不涉感情的经济学家都想当然地认为，市场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不平等，但在不平等是否不公正的观点上存在差别。经济学家们往往还谈论在效率和平等之间的权衡问题：效率是由竞争性市场造成的；而平等是通过其他方式支付某些社会成本获得的。

关于竞争性市场是严重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政府和其他非市场制度付出社会成本减轻不平等的观点，阿瑟·奥肯（Arthur Okun）在广受重视的著作《平等与效率：一个权衡》23中作了最具智慧、最具人性的表述。在这本书中，他想当然地认为，市场是一种平均主义力量，它会抚平由于市场操作造成的不平等，为了减轻不平等必须支付一定的代价，因为它干预了总体上是有效率的市场的运作。其他一些作者提出，工会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会减轻由于竞争性市场造成的不平等。

我认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坚持这种传统假设，即市场会比政府和其他机构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而政府和其他机构会“降低”不平等的影响，这些观点与许多社会的事实相反，对其余的社会也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在南非，黑人工人得到的工资仅为白人工人工资的十一分之一，他们从事的工作虽然稍有差别，但要求的技能却基本相同。就像教科书清晰解释的，在实际的竞争性经济中，实际上很难看到具有相同技能和影响力的人如何在长期中得到不同的工资水平。雇主可以通过雇用受歧视的低工资牺牲者获得利润，而拒绝这样做的企业最终将会被低成本的竞争者“逐出”商业圈。就像我们应该预期到的，南非的雇主们认为，他们应该被允许使用非洲工人从事当时仅限于白人的工作。如果这一点得到了允许，效率和平等都将提高。在印度，数千百万计的人口被历史地确定了命运，并且他们之后的子女也如此，过着由于种姓规则造成的极端贫困和屈辱的生活，而种姓规则是禁止市场自由运行的；这些规则导致了不平等，也造成了低效率和滞胀。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中，像国际贸易、对外投资以及许多其他事务的政策都会使得这些社会产生很大的不平等以及低效率。这就是证据，正如我在含义9的详细说明中表明的，群体打斗和个人决斗一样都是不温和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具有良好福利的发达民主国家。我们中有些人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应该对最不幸运的人进行慷慨供给，即使它要求我们必须牺牲我们自己的某些利益，我们必须面对集体行动的逻辑。我们会帮助我们的朋友、亲戚或邻居，并且能够看到我们的慷慨所产生的收益，因此我们会为他们的利益做出很大的牺牲。但我们作为个人为减轻我们所在国家的贫困而努力，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放弃所拥有的全部财产，也不足以使整个社会的贫困人口数量有很大改变，换句话说，公共产品是针对所有希望看到贫困减轻者的，而对大集团来说自愿供给不会获得公共产品。如果每一个关心贫困的人都为减轻贫困做出了贡献，那么在总体上可能会使贫困状况有所改观。因此，在每个发达的民主国家，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会投票支持，通过对我们自己多征税的方式筹集一笔资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整个社会多征税，并将这笔钱投给贫困人口。既然在整个社会的广泛基础上，减轻贫困是一种公共产品，那么向作为一个集团的穷人再分配收入的努力就要求政府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某些社会中的政府的确会降低不平等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既然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激励都有负面影响，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权衡也就是正确的。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现行传统观念都假设，几乎所有发生的收入再分配都是出于平等动机而产生的再分配，并且那将会从非穷人转移给穷人。实际上，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再分配是受完全不同动机的激励，并且大多数对收入分配有专断的而不是平等主义的影响——将收入从低收入者转移给高收入者的情况不在少数。即使在发达国家中，政府行动中非常大的一部分对穷人没有特别的帮助，并且其中有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在伤害穷人。在美国，存在对私人飞机和游艇所有者的补贴，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穷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表明的，24在医疗体系中，政府以及对职业的干预主要帮助了医生和其他医疗服务供给者，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很富有。也存在无数的税收漏洞，它有助于富人，但和穷人没有任何关系，也存在对公司的救助以及对产业的保护，而在这些产业中工人的工资远高于美国所有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存在最低工资立法和工会工资范围，这使得雇主和工人不能够以更低的工资签订契约，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口得不到雇佣。在许多欧洲国家，这种情况大体上也是相同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糟糕。

一般来说，政府和其他机构干预市场不会比自由竞争造成更小的不平等，其原因在第三章含义3和含义9的讨论中非常明显。我提出假说，在创造分利联盟的机会中产生的不平等比人们固有的生产能力差别造成的不平等更大。在美国，福利接受者都没有组织起来，在其他社会中也不是穷人。但是在美国，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有贸易协会代表，几乎所有的职业都有职业协会代表。应该承认，个人在生产能力上存在差别，就像每个人的身高存在差别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能够进行的测量表明，个人差别服从正态分布——大多数人至少比较接近中间情形。也有少数的侏儒和巨人，但是不多。事实是，在资本和某些巨额财富的持有上，更大的差异是明显的。然而，如果资本集聚难以达到，像反常政策综合征中的政策可以避免，资本集聚越多，资本的回报就会下降越多，25而与资本相联系的劳动工资就会上升；在资本集聚最大的国家，工资水平最高并非偶然。如果经济国有化不能够避免资本的跨界流动，更多的资本就会受到激励从而转移到工资水平最低的地区，并因此而大大提高最贫穷地区的工资水平。就像印度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即使在长期中，也不存在通过分利联盟使不平等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下降的趋势。

十二

产生大量贫困和苦难的另一个谜在于：由于基本的经济原因或其他一些制度原因，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当困难，它要求特别的促进、计划和努力。有时候，甚至有这样一种观点，为了做出必要的牺牲来促进经济发展，一位严厉的独裁者或极权主义者的压力是必需的。就像我所观察到的，在这些天来，这种观点导致了大量的愚蠢政策或坏的或不稳定的制度，并阻碍了经济发展。不幸的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政策和制度是常规，而不是例外，而且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中。

在本研究中提到的实现了成功经济增长的实例都不是由于采用了任何特殊的推动或计划而发生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前两者得到了美国的帮助，但它们也被迫在军事目的上花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本书的分析是正确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和美国的增长是产品和要素市场扩展的结果，而不是任何推动或计划的结果。早期欧洲国家的增长也是如此。英国并没有寻求或者计划发生工业革命，它由于其他一些像本书前面已经解释的原因得到了迅速增长。在其他一些没有实现成功增长或不像领导国增长一样快的国家中，有相当多的愚蠢、僵化和不稳定可以解释不成功的原因。

有人提出，对于贫穷国家而言，现在增长要比在18、19世纪时增长更为困难，在某种意义上，关于该点的解释也是经济的，而不是制度的。这种观点忽视了现在的贫穷国家可以借用更发达国家技术的事实，其中一些技术很容易适应这些国家的环境，并能够非常快速地改进其生产技术。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只能够通过那个时期的发明创造提高其技术。同样，目前最发达的国家也只能利用现有的技术进步提高其技术。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将几个世纪积累的技术进步压缩到几十年。这不仅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而且在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区确实发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在技术上远落后于美国，但它们借用了美国的技术，结果比美国增长得还快，并且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在技术和人均收入方面赶上了美国。

在宣称不受卡特尔和政府干预阻碍的国际产品和要素市场会给贫困国家带来势不可挡的快速增长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自由放任会带来完全效率。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在本书中我没有假定在任何地方存在完全竞争。正如实际上所发生的，我的绝大部分关于经济学的著作都是关于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通常情况下，这些方面阻碍自由放任达到帕累托最优，并且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26一个经济体即使在没有达到最优或完全有效率的情形时，也能够富有活力、迅速增长。市场完全自由并且没有政府或卡特尔干预的经济就像十几岁的年轻人，它会犯许多错误，但即使没有特殊的努力和鼓励，它也会迅速成长。

如果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限制或压制经济增长的落后制度成为惯例，那么提出“只有”制度问题阻碍了贫穷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毫无帮助的。如果落后的制度是如此普遍，那么就可以认为获得良好的制度安排并实现它所许诺的快速增长通常就不是容易的。但是，这些问题得到理解总比得不到理解更可能解决。27

十三

正如从我对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及从我在第一章中关于满意答案必须满足的标准而进行的方法论讨论中所预期的，我不相信任何的意识形态方法对满足我的需要是足够的。与那种观点保持一致，我想强调本书观点和古典的自由放任思想之间的差别。本书观点和古典的自由思想在评价市场价值方面是一致的。几乎任何一个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如果他对市场的评价进行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专门研究的话，那么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是相同的。如果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从其他方面观察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本书关于当前观点和古典自由放任思想相似之处的讨论到此为止。正如我所读到的，自由放任思想的信条是：管得越少的政府管得越好；只要政府撒手不管，市场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关于这种思想最通俗的表述就是存在唯一一个恶魔，而政府就是那个魔鬼。如果用锁链将这个恶魔捆住，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几乎不用担心任何问题的乌托邦。

如果本书所阐明的这个稍不乐观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没有政府干预，通常也不会存在竞争性市场。无论如何，政府都是该社会暴力和社会压力的唯一来源。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也在许多市场上存在卡特尔。消除任何类型的政府干预并使贸易和要素流动自由，会削弱卡特尔，但不会完全消除它们。而且，由于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因此不存在政府干预（尽管这是人们一直追求的）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愿意承受不稳定的动荡之苦。

自由放任自身是否足以禁止和消除卡特尔，在长期中自由放任是否会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积累和游说而不能够生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求助于事实才能得到解决。多亏英国，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实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在《自由选择》28一书中，对19世纪60年代后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印度进行了对比。当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相对自由的企业，并且只有非常低的关税；然而独立后的印度却有着惊人的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就像弗里德曼夫妇正确指出的，日本选择的政策产生了快速的增长，而印度选择的政策却失败了。关于这种比较以及弗里德曼夫妇从中得出的政策教训，还有许多话要说。我也应该指出，像我们这一代的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我从弗里德曼特别简练、新颖和深具洞察力的技术性写作中受益良多。29我非常佩服弗里德曼夫妇观点的深度。

此外，在这个比较中，存在一些意识形态成分——而这是反科学的，但其中也存在富有启发性的内容。在他们的比较中，弗里德曼夫妇写道：“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般很少进行像在物理学中那样重要的可控性实验。然而，为了检验经济组织方法差异的重要性，本书的实验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接近可控性实验。时间跨度虽然有80多年，但在其他所有方面，这两个国家都非常相似。”30

找到一个甚至更加接近物理学中可控性实验的例子是可能的，而且没有“时间上80年的跨度”。人们常常不会注意到，自由放任政策最完美的例子之一就是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印度有当今世界所能够看到的最彻底的自由放任政策，并且它是按照英国最好的文官传统来管理的，具有相当水平的经济和效率。31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可以在印度自由地从事买卖，或者在那里兴办产业，就像印度人自己一样。无疑，肯定存在对英国企业的偏袒，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比当时当地更加自由放任、更加公平的了。它比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具有更少的政府干预。关税仅用于提高收益，在大部分时期中，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为提高收益而征收的关税。错误地将大多数经济发展归因于国家干预的学者可能会宣称，印度没能实现增长是因为它没有致力于经济计划和推动发展的独立政府。然而，这个观点对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宣称并不是开放的，因为那个意识形态并不要求积极的独立政府，并且在许多情形中，中国香港的实验表明，殖民地也能够实现异常迅速的增长。32

半个世纪或更多一段时间的自由放任的确让印度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跟日本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自由放任导致了印度种姓制度的某些变化和松散，一些新的特殊利益集团出现了。我的猜测是，如果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采用了英国曾经一度要求的政策，它将会比现在更好。然而，事实是，比半个世纪还长的自由放任并未引起印度的发展，甚至让它偏离了最好的起点。主张针对政府弊端的自由放任意识形态本身明显地遗漏了某些方面。我认为，是印度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分利集团使种姓等级制度更加严重了。

另一个自由放任的伟大实验是在英国本土进行的。大约从19世纪中期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国内外都推行自由放任政策。（在同一时期，美国实行的是高度保护的政策，并且在这一方面和其他一些方面，类似对铁路的补贴等也都是缺乏自由放任的。）在本书中，我认为，就像对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热情一样，英国遵循的自由贸易政策限制了分利集团的范围。但是如果英国采用了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样高的保护主义政策，情况就可能更糟。然而，就像本书理论所表明的，并没有证明自由放任在动态中是稳定的——英国最终抛弃了它。它也不足以禁止许多部门的卡特尔。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确切地说是在自由放任政策处于巅峰时期，英国形成了绝大部分狭隘分利集团的稠密网络。也就在这同一个时期，英国病出现了，英国的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开始滞后。

注释：

1．Max Weber, The City, trans. and eds., Don Martindale and Gertrud Neuwirth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pp.95—96.

2．David B. Weisberg, Guild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Allegiance in Early Achaemenid Mesopotami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Isaac Mendelsohn, “Guilds in Babylonia and Assyr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0 （1940）: 68—72，以及“Guilds in Ancient Palestin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85（1942）: 14—17.

3．例如，见Theodore W. Schultz,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4．London: Longmans, Green, 1909；重印于台北：Ch'eng-wen, 1966, p.24。又见John Stewart Burgess, The Guilds of Peking（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8；重印于台北：Ch'eng-wen, 1966）; Peter J. Goles, “Early Ching Guilds,” and Sybille Van Der Sprenkel, “Urban Social Control,”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分别在pp.555—580和609—632。

5．Morse, The Guilds of China, p.21.

6．Ibid., pp.21, 27, and 11.

7．“Chinese Guild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s Union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1886）: 141.

8．Ibid., pp.182—183.

9．Shannon R. Brown, “The Partially Opened Door: Limitations on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in the 1860's”, Modern Asian Studies 12（1978）: 187.

10．Ibid., and Shannon R. Brown, “The Ewo Filature: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0（July 1979）: 550—568; “Modernization and the Chinese Soybean Trade, 1860—189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July 1981）: 426—442;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ole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March 1979）: 181—197; and Shannon R. Brown and Tim Wright, “Technolog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al Mining Industry, 1850—189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8（January 1981）: 60—83.

11．“中国比任何其他成熟的非西方国家都要大，它好像不适应现代生活的条件”。in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2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重印后成为1卷，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4。

12．Alvin Rabushka, Hong Kong: A Study in Economic Freedo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3．例如，参见Susan B. Hanley and Kozo Yamamura,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Preindustrial Japan, 1600—1868（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4．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 Free to Choose（New York: Avon Books, 1981）.

15．在关于日本的记述中，我特别采用了与我在大阪大学的朋友Yasukichi Yasuba的讨论，然而他未必同意我的观点。我也特别受益于如下的著作：William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Johannes Hirschmeier, The Origin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Meiji Japa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W. G. Beasley, The Meiji Restora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John W. Hall and Marius B. Jansen, eds., Stud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16．Angus Maddiso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New York: W. W. Norton, 1971）, p.43.

17．Ibid., pp.22—23.

18．Je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Robert I. Crane, ed., （New York; Anchor Books,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46, 1960）。本书的引用分散在尼赫鲁这本书的各个部分，并且在本书中引用的顺序与原著有所不同。我相信，虽然如此，但它们非常恰当地代表了尼赫鲁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19．W. H. Hutt, 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ur Bar (London: Merritt and Hatcher Ltd. For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td. By Andre Deutsch Ltd., 1964).

20．Ibid., p.62.

21．Ibid., p.69.

22．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出口商为了进行价格歧视而需要关税。这种可能性在上一章中提到过。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乡村出口产业歧视的政治学，见Robert H.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特别感谢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让我注意到了贝茨的著作。

23．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5.

24．引言，Mancur Olson, ed., 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Car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2）。

25．实际上，就像“两个剑桥之争”表明的，在从总量上处理资本的时候存在荒谬结果的可能性。直言不讳，我应该指出：“随着每种机器或其他资本品的数量不断增多，其价格会有下降的趋势。”

26．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The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Extern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June 1970）: 512—517; Mancur Olson, “The Priority of Public Problems”, in Robin Marris, ed. The Corporate Society（London: Macmillan, 1974）, pp.294—336; “The Principle of Fiscal Equival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59（May 1969）: 479—487; “The Treatment of Externality in National Income Statistics”, in Lowdon Wingo and Alan Evans, ed., Public Econoic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and th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1977）, pp.219—249; and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Toward A Social Report（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与其他人合著。

27．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我一直在处理“规模经济与发展”这个问题，即关于不发达国家在创建稳定和有效的大规模制度时遇到的特定问题，欧洲社会在前工业时期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的希望是，那个观点与本书的理论相结合，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

28．Friedman, Free to Choose, pp.49—55.

29．例如，见本书的下一章，以及Mancur Olson, Martin J. Bailey, and Paul Wonnacott,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 Does Not Increase: Borrowing, Lending, and Friedman-Savage Gamb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June 1980）: 372—379。又见Mancur Olson and Martin J. Bailey, “Positive Time Prefer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February 1981）: 1—25。

30．Friedman, Free to Choose, p.49.

31．例如，见Vera Anste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ia, 4th ed.（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2）, pp.107—114, 345—363。关于英国在印度政策的极端自由放任特征甚至在关于其例外和不一致性的论文中也非常明显；Sabyasachi Bhattacharya提到，英国官员从非干预原则出发取消了印度的累进税，“没有一部分财政功能与人们的事务相符”（见他的文献，“Laissez Faire in India”,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 ［January 1965］: 1—22）。

32．Alvin Rabushka, Hong Kong: A Study in Economic Freedo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第七章
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演化方法

一

在这整本书中，我一直在强调前辈和同辈人的贡献，本书理论取自别人成果的部分，以及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具有累积性特征。大概这种强调部分依赖于我的观察：凡是对自己著作的创新和前人著作的不足过度自信的那些作者经常是最缺乏原创性的；如果这个观察具有一般性，出于相反的策略我有话要说。我宁愿在一个宏伟的大教堂上建一座塔楼、一个拱门，甚至一点装饰，以期与之共存千年，而不愿独自建立一座小屋，以至于下一波知识风潮转变时就被吹得灰飞烟灭。因此，在这一章中，我将继续推崇和引用前人的成果，但是在这一章中这种策略产生了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在于我需要讨论前人贡献的各个方面以及这个主题固有的困难，因此本章在技术性概念的使用上可能不像以前几章那样简单精练。那些以前从未研究过经济学的读者可能要读得更慢一些。我竭诚渴望我的这种坦诚不会阻碍任何人坚持阅读下去。很自然，我已经将最精彩的内容留在了这最后一章：为支持本书理论，本章包含了许多强有力的证据以及本书理论在公共政策问题中的最重要应用。而且，我认为那些已经坚持读到这里的并非经济学者的读者都聪明过人，他们都会从掌握本书高潮性的最后一章中获得极大的乐趣。我承认，在我说这一点的时候，我是在奉承某些读者，也很可能不恰当地间接抬高了本书的价值。但我确实相信，无论是出于智力方面还是政治方面的原因，通过本书最后一章的分析，将那些一直坚持阅读本书的门外汉带进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并且尽了最大努力使本书的论述对所有读者都尽可能清晰。我相信，这些问题在其他著作中都没有如此简单清楚地讨论过。

第二个困难在于本章所推崇或引用其著作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经常意见不一致，甚至会相互指责。这在前面几章中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经济学界以外的人认为，经济学家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达不成一致意见，但他们在微观经济理论或者单个企业或市场理论上达成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意见，这有助于激发我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从事的研究。绝大多数严肃的、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论是属于这个学派还是那个学派，基本上都接受同样的微观经济理论。在许多现实的微观经济政策上，他们通常有高度一致的观点，比如前面两章讨论到的关税和贸易限制。不幸的是，许多使用和尊崇同样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理论或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波动等问题的研究上却根本达不成一致意见，这种不一致可能表明，我建立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的努力现在必须要放弃。当我所推崇或引用其著作的前人们相互指责对方著作的时候，谁会同意我推崇或引用他们的贡献呢？虽然如此，我从每一部分中都吸取了许多教训。而且，建立在伟大教堂之上的持续了数世纪之久的研究必定会继续下去。相互争吵的工匠从来不会根据达成一致的设计建造大教堂的各个部分，但是我相信他们已经从花岗岩中开采出了建设大教堂所必需的石材。

二

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存在特别多的分歧呢？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是一方或另一方在逻辑上存在错误。尽管存在大量的逻辑错误，但他们可能是从所有各方都接受的逻辑规则中说明了错误的结果。这一点以及对这种阐述高度专业化的评价很好地确保了一个宏观经济或货币思想学派不可能在逻辑错误的基础上长期兴盛。每次争论的领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聪明程度以及在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中表现出来的技巧也表明，逻辑错误不是分歧的基本根源。应当承认，在某些可能修正推理的派别中存在偏见甚至盲目，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就需要解释为什么盲目的情绪会在经济学的一个领域而不是另一个领域产生更多的错误和分歧。

当考虑经验推理时，问题就不是如此清晰了。有时候，不同思想流派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对非决定性经验证据的不同判断。当如此多的理论依赖于经验证据的时候，能表明哪一方最可能正确的经验研究者获得的报酬会非常高。如果有一项研究能够解决此争端，它几乎当然会被采用。然而，正如我在别处提出的，1就它们所具有的至少对整个国家的不可分性后果来说，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类似于公共产品。因果联系或广泛领域集体物品的“社会生产函数”特别难以估计，因为这些巨大单位实验的成本非常高昂，并且这些较大单位的较小数量意味着历史经验几乎没有提供自然的实验。这样，在不同条件下具有广泛联系的货币、财政和工资价格政策产生的经验后果有时候就不能够决定，除非其他证据是有效的。这部分可以解释宏观经济学存在特别分歧的原因。

分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每一个相互竞争的理论虽然都包含有效甚至是精确的见解，但它们也只是在特殊环境下适用的特殊理论。每个竞争性理论有效的特殊环境是不同的。不幸的是，即使像我一样非常尊重经济学专业知识的那些人也必须承认，每一种理论的鼓吹者中，都有一些是教条主义者。这些特定理论的教条主义鼓吹者，明显折服于他们所偏爱理论的有价值洞见，并且大肆指责所熟悉的竞争性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错误，而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所偏爱的理论是有效的，并且宣称他们所偏爱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而对方的理论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这些教条主义经济学家犯了无意识的以偏概全的错误，即用部分代替整体。当然，特定的或不完善的理论可能是相当有价值的；的确，没有一种理论是有用的，除非它是从不可管理的现实复杂性中抽象出来的，因此任何有价值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不完全的。2甚至每种理论的教条主义鼓吹者也认识到，他们的理论比起要描述的现实来说简单得多，但每种重要理论从中抽象的那些问题可能被认为是随机的、不重要的、例外的，或者是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

就某些目的来说，比如选择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当前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有些理论可能存在致命的不完善。一种理论是从它倾向于解决问题的本质中抽象出来的，这种理论可能存在致命的不完善。本章将致力于表明，人们熟悉的所有宏观经济理论，尽管都富有不可缺少的深刻洞见，但在这个意义上都存在致命的不完善——每种理论在其核心上都有漏洞。

宏观经济学存在特别分歧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对当前的应用而言都存在不足：即使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达尔文进化论或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说服力或竞争力，它仍可能受到有些人的反对。但是，就像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一样，它不可能被这个领域的许多领衔科学家抛弃。当缺乏科学一致性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正确的路径还没有被发现。当一位经济学家有更好的根据沿着怪异的思路而不是宏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时候，在经济学史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空间了。

三

在各种相互争论的理论中，本章要考虑的有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和理性预期均衡理论。通常，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或均衡理论被认为是同样的，或者是同一理论的不同部分；这两种理论的大多数鼓吹者也相互相信对方的理论。同样，非均衡理论通常被看作凯恩斯经济学的更现代模型。然而，出于某些目的，重要的是区分开这些模型，并在它们之间建立非典型联系，本书的情况正是如此。总体上，还有其他一些经济理论或方法，在报纸或政治辩论中时不时地引起广泛注意，但在专业性杂志上还未产生影响。在本书中，我们将不考虑这其中的任何一种，因为它们太含糊、太肤浅，对问题的讨论毫无助益。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争论绝大部分集中在：相对于经济的总体产出而言，什么决定了支出水平，或者什么决定了货币需求或名义货币需求（即未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量）。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量的变化是名义收入水平变化之唯一系统的重要原因，而凯恩斯理论也认为预算赤字和盈余以及一般财政政策在决定经济需求水平中发挥很大作用。

尽管凯恩斯理论类似于货币主义模型主要是集中于什么决定总需求水平，但绝对重要的是记住凯恩斯是从这样一种理念开始（并且主要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其理论的）其改变世界的那部伟大著作的，即一组很大、很重要的价格向量受到需求变化之外某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实际上是供求变化之外某些因素的影响。

凯恩斯通过抨击古典或正统假设入手开始其讨论，这种假设是：“当雇用给定数量的劳动力时，工资的效用恰好等于该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工人团体通过工会一致同意不得到某个工资水平就不工作，并且该工资水平将会导致失业的话，那么这种失业就是非自愿失业，但这主要是由于工人自身的集体行动。当时，凯恩斯恰好假定了这样一种情况：

现行货币工资水平的降低将会导致目前就业劳动力数目的下降（由于罢工或其他原因）。从这一点是否可以得出：现行的真实工资水平精确地衡量了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未必。因为尽管现行货币工资水平下降会导致劳动力收缩，但并不意味着用工资品表示的当前货币工资价值的下降也会导致劳动力收缩，如果这是由于后者价格的上升引起的（即生活成本提高）。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力需求是对最低货币工资而不是对最低实际工资而言的，这可能是个事实……现在，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劳动力（在一定限度内）是对货币工资而不是对真实工资而言的情形，绝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是正常情况。

但是在总体工资水平变动的情形下，我认为将会发现，与货币工资变化相关的真实工资变化，通常不仅不是按照相同的方向，而几乎总是按照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将会发现实际工资下降；并且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却在上升……

争取货币工资的斗争主要影响不同劳动者集团总体实际工资的分配，而不是每个劳动单位的平均工资……工人团体中一部分联合起来的效应在于保护他们的相对实际工资。3

凯恩斯著作中的“货币工资变化”一章，也强调了凯恩斯理论中“粘性”（变化缓慢）工资的核心作用以及引起这种粘性的一种制度。

既然作为一种规则不存在确保所有产业货币工资同时、等水平下降的手段，抵制特定情形下的工资下降就是符合所有工人利益的……

实际上，无论何时存在未充分就业的情形，劳动力总是积极行动（或者是打算这样做）以通过协调使货币需求下降，直到这样一点，货币相对于工资单位而言是如此充足以至于利率下降到与充分就业相适应的水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应该采用工会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货币管理，而不是银行体系的货币管理。4

当然，凯恩斯关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的解释不仅仅包含粘性工资假定；凯恩斯之前的理论已经将失业归因于超出现实的高工资水平，并且凯恩斯希望将其理论与他之前的理论区别开来。实际上，凯恩斯认为，货币工资的下降未必会带来充分就业，并且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它实际上就包括了“工会的货币管理”。众所周知，凯恩斯还有货币作为资产所产生的需求及在其理论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问题的新思想。事实仍然是，尽管凯恩斯理论讨论的是不断变化的有效总需求，特别是通过预算赤字和盈余，并且宣称仅从需求方面解释萧条和通货膨胀，但它主要从以下假定开始，并且绝大部分都依赖于该假定，即存在影响工资的力量，并且在其范围内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按照多种方式起作用，对此不能够采用劳动力需求的增减或个人在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权衡决策加以解释。

不幸的是，凯恩斯从未真正解释工资黏性的原因，或者工资水平黏性在某个水平而不是另一个水平，或者这种黏性将会持续多长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初步考虑的话，这种黏性与经济学家研究个人行为时通常观察到的最优化或有意义的行为不一致。凯恩斯理论的不完善——它依赖一个与其他经济理论不一致的特殊假定——一直使主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当然，还包括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束手无策。5根据我的判断，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宏观经济政策失灵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于某个工资或价格水平未得到解释的黏性问题所造成的同样困境，普遍存在于非均衡理论或者以某些市场非出清（即没有达到这样一种情形，每个希望按照现行价格进行交易的人都能够这样做，结果存在短缺或盈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在根据这个传统完成的开创性著作中，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与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 Grossman）曾经以科学的坦诚态度强调过这种困境：

我们讨论中的另一个疏忽特别麻烦，应该明确注意。尽管我们的讨论强调按照与一般市场出清不一致的价格交易的含义，但我们没有提出市场出清过程自身选择理论的分析。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将工资和价格调整看作企业和居民最大化行为的一部分来分析。结果，我们并未真正解释市场出清失灵的原因，并且我们对工资和价格动态的分析建立在了一个特殊调整等式的基础上。6

也许这种在未加解释的特殊假定基础上建立的理论所具有的困境，可以解释许多被宣称为凯恩斯非均衡反革命（Keynesian-disequilibrium counterrevolution）领袖的作者在后来的著作中集体从凯恩斯经济学撤退的原因。

四

货币主义模型和理性预期均衡理论有一个极端重要的优点，避免了自身未得到解释的粘性或向下刚性工资的要求。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假定，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引起名义收入同比例的变化，因为价格水平随时调整，并且实际产出是由货币和财政政策范围之外的资源有效性、技术和其他因素决定的。

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虽然避免了假定任意工资或价格水平的问题，但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或任何种类的大规模长期失业问题。的确，近几年货币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学者曾经提出了一些能够解释就业水平变化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搜寻”模型（search model）得到了发展，它对某些失业问题的解释是基于这样一种基础，即工人花费全部时间寻找最好的工作以符合工人的利益。接着，就有了“加速”（减速）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它是作为对短期失业和衰退问题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如果存在比预期更低的通货膨胀率（或更高的通货紧缩率），在错误预期基础上做出的各种决定，可能会由于时滞（这并未专门指出或进行解释）而引起暂时失业和实际产出下降。

理性预期均衡理论发展下去产生的结论，可能会引导宏观经济学的新进者认为，我在描述那些完全不接触现实的理论家的研究。该结论是：仅仅由于需求不足而造成的自愿失业和萧条不会发生！尽管我不同意这种结论，但我仍然恳求读者们耐心读下去，因为均衡理论家非常明智地提出了一些特别精妙的有用模型［比如，可以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的重要著作］。而且，就像我在本章的后面将要阐明的，完全可能从这种非常基本的理论中得出一些洞见，并在其他理论中运用它们，这可能也会对那些相信均衡理论非常奇怪的学者产生吸引力。这种洞见之一就是均衡理论家们非常喜欢的概念——理性预期。并非所有的理性预期定义都完全相同，但为了本书的目的，最好将其解释为：做决策的人们考虑所有值得考虑的有效信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上的理性预期一直就是微观经济理论中一个非常有用的隐含假定。

均衡理论家主要根据自愿选择——即考虑什么时候是享受闲暇或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机，或者为花费全部时间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而放弃可获益的就业机会——来解释经济周期中失业率的明显变化。他们的观点太复杂，以至于不打破限制本书阐述的一般原则，就不能够概述清楚。然而，均衡理论的核心非常清楚，它假定经济中的不同集团对未来具有不同的信息或预期，尽管存在理性预期，但每个工人在短期内会对实际工资或实际利率产生错误看法。假定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比实际发生的高。那么，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在能够得到的货币工资给定的条件下，实际工资要低于最终能够得到的工资。既然工人可以像评价货币收入那样来评价闲暇，它就可能选择一直失业，直到他能够以最终要求的实际工资获得工作为止。如果工人弄错了价格水平变动的方向，他可能根据该理论一直处于失业，直到他发现他对价格水平变化的估计是错误的为止。另一种可能性在于：价格水平预期变化的错误判断将会导致工人低估实际利率，因此他会在受教育或其他人力资本培养方面投入过多的时间。这些观点要求：关于价格水平未来的变化趋势，雇主和选择一直就业的工人与选择保持失业的工人之间有不同的信息或判断。如果这种观点可以解释较高的长期失业水平的话，它们也要求能够感觉到的实际工资水平的相对微小变化会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大幅度变化。

我刚才描述的这类模型甚至不能够说服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当然更不能够令凯恩斯主义者信服。例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发现：“这些假定非常难以令人相信，并且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相信它们。”7但是，它们已经引起了宏观经济学家的巨大关注；我的预感是存在一种直观感觉使得模型最终有助于经济学家们完成更好的研究。

尽管搜寻模型、加速/减速货币主义模型和均衡理论——都采用最明确的表述将许多宏观经济问题归因于错误的预期——可以解释就业水平和其他资源利用率的某些变化，但它们都几乎不足以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失业的程度和长期性。如果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生产水平，当且仅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实际发生的水平时除外，那么为什么美国于1929年开始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的经济萧条会引起如此巨大、如此长期的就业和实际产出水平下降呢？再考虑一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情况。英国当时采用的衡量失业水平的系统与美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相比低估了失业水平，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短短十几年中，英国几乎从来没有低于10%的失业率。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仅有一种预期假说可以解释，即人们在大萧条期间预期通货膨胀水平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拒绝接受任何水平的工资和价格都是有意义的，除非工资或价格水平远高于现行水平或者远高于出清当前市场的水平。比较委婉一点说，这种观点是令人怀疑的。甚至更令人怀疑的是，大多数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都坚持了错误的预期，在美国的案例中达到12年，而在英国的案例中达到20年。同样不可置信的是，当失业和福利安排比现在更不普遍的时候，当大多数工人是家庭生活的唯一来源的时候，自然失业率可以让10%至2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

搜寻模型、货币主义模型和均衡理论不能够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失业的数量和强度，表明它们都是十分不完善的。这类预期理论的一些领衔鼓吹者承认这一点，并且也同意它们都几乎不足以解释大萧条。

在其他科学史上，很可能也存在与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类似的情形。避免奇怪假定的做法值得赞许。尽量采用完全可信的、经过良好检验的理论解释失业和经济周期与我在第一章所提倡的和我在本书中一直尽量做到的完全相同。但是，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的大多数都不愿超越经济学的传统边界或采用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分析问题，这需要反思。对“均衡”概念的固守也是如此，甚至在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规模失业和实际产量下降问题上也这样。仅当存在不均衡时，均衡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如果将非均衡方法排除在外，如果经济即使在大萧条和衰退的时候也处于或几乎接近均衡，还有哪个或哪些观察可以对理论形成挑战呢？在某些方面，均衡理论与19世纪的物理学家对“以太”概念的固守具有相同之处。他们曾经认为，“以太”充满所有空间，甚至物质和所有生命体中也充满“以太”。爱因斯坦（Einstein）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导致人们完全抛弃了“以太”这个多余概念。同样确定理论过度固守的另一个例子，是信奉托勒密理论的天文学家构建的“本轮”（epicycle）概念，他们构建这个概念是为了将他们对行星轨道的观察与地球中心说统一起来。即使给定这些本轮，更多的观察通常也要求对特定行星的轨道或本轮进行新的估计，结果是新的反常情况会突然出现在系统的其他部分。哥白尼的日心说天文学随着开普勒、牛顿等人的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简单、更具说服力的概念。8把英国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失业解释为工人自愿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保持失业是为了得到预期更高的实际工资，对此做出解释所要求的劳动力供给时际弹性很可能为我们对劳动力供给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引入新的反常情况。这些研究没有揭示出实际工资的微小变化会造成劳动力数量任何较大的敏感性。

五

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的这些缺陷很可能会说服一些经济学家继续更长时期地坚持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理论建立在未得到解释的粘性工资假定基础上。但是，凯恩斯模型（与其他一些宏观经济学模型一样）近来却无法解释滞胀问题，或者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并存的问题。凯恩斯模型无法解释多高的通货膨胀和多高的失业率会同时发生，就像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发生时那样，不过对其他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一些凯恩斯经济学家试图采用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工资和价格与失业率呈反方向变动的趋势）解释在英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的宏观经济现象。无须引用货币主义对菲利普斯曲线概念的批评来表明其不充分，因为菲利普斯曲线仅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统计发现（或者仅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统计发现）。对滞胀的解释压根就不是一个解释，除非它能够对菲利普斯曲线为什么应该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斜率，以及如果斜率发生变化时对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做出一个一般性解释。任何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必定是从个体决策者面对的利益和约束中得出来的。凯恩斯经济学无法充分解释滞胀或菲利普斯曲线——特别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并且在长期通货膨胀中越来越陡峭——必定跟最近几年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批评的明显增长有密切关系。尽管当巴洛格（Balogh）爵士在哀叹“反凯恩斯主义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产业”时不无夸张，但他并没有偏离这种变化方向。9

人们还提出了“隐含契约”理论，尽量以与凯恩斯一致的方式解释最近出现的滞胀现象。隐含契约一直被用来解释这样一些现象：非常长期的雇佣关系、工资水平稳定条件下对雇员要求的努力水平的暂时变化。由于这些目的，隐含契约都是最有启发性的概念。但是，这一理论不足以解释大量失业的问题，更不用说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问题了。的确，就隐含契约与滞胀和失业的关系来说，隐含契约更可能缩小而不是扩大其幅度。重要的是，工人和雇主仅当他们感觉采用隐含契约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采用隐含契约，这与显性契约一样。就像隐含契约理论正确假定的那样，10人们是风险厌恶的，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会偏向采用可以降低失业可能性的契约。如果将这一点与雇主尽最大可能让他们就业的隐含或显性契约结合起来，他们甚至可以从稍微更低的工资中获益。在与规定了刚性工资和其他提高失业可能性条件的单个工人签订的契约中，雇主可能不会获益；刚性工资约束了雇主，并且否定了他们的潜在收益。雇主和雇员之间签订的最有利的隐含契约可能会使他们让工资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波动：雇主和雇员联合使得对雇员来说的闲暇和工作的价值与对雇主来说的劳动边际收益产品之间的差异最大化。这些函数会变化，有时候可能会经常变化，因此，弹性工资与相互最优劳动数量的就业是一致的。当然，在最通常的情况下，工资是没有弹性的，但是就像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其主要原因并不是隐含契约。

要制定出一个能够完全成功最大化工人和雇主联合受益的长期合同可能是困难的，因为只有工人才知道其闲暇对他自身的价值，只有雇主才知道一定数量的劳动能为他增加多少收益。实际上，雇主和雇员不可能成功发现在长期中能够最大化联合收益的工资和就业量。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做出安排，最终的结果是工人比各方具有完全信息时工作要少得多。但是将大量失业归因于这种可能性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如果这种自然损失很大的话，双方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有动力签订长期契约，反而可能会依赖于一系列的“即期市场”交易。因此，隐含契约不能够解释任何大规模的失业，并且总起来讲总是在减少失业。由于这种共同安排，企业即使在淡季也会照常给工人开工资，同样工人在旺季即使没有工资提高也会加班加点，这种共同安排可能是隐含契约的最常见类型，它会降低失业。

还存在对通货膨胀和滞胀现象的“成本推动”解释。这种理论将通货膨胀或滞胀归因于具有垄断力的企业和工会造成的价格和工资上升。就像其他学者以前曾经表明的，典型的成本推动观点是明显不令人满意的。它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应该存在持续的通货膨胀，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应该比另一个时期更高。它们也没有解释一个具有垄断力的组织为什么不是在一获得垄断力就选择它所发现的最有利的价格或工资。即使在其获得垄断力之后，它们也没有比完全竞争者更多的理由提高价格或工资。由于成本推动理论没有解释具有垄断力的组织在最初获得垄断力之后就利用它的原因，也没有解释垄断力会按照与通货膨胀或滞胀的历史一致的方式而不断提高的原因，因此成本推动的观点不能令人满意。它们必定伴随着对以下问题的解释：在所谓的成本推动提高了工资和价格之后，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什么会提供更多的需求，因此成本推动可能会使通货膨胀达到顶点，但不能够成为失业的根源。根据本书提供的理论和其他一些观点，有人可能会建立一种与众所周知的成本推动观点隐约相似的关于通货膨胀的有效理论，但这些观点可能会成为如此之多混乱的根源，以致建立这样一种理论可能会得不偿失。

六

在我们找到一种甚至暂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理论之前，我们必须对其提出什么要求？首先，该理论应该是完全从关于个人行为合理的、可检验的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它在任何一点上都必须不能与任何有效的微观经济理论冲突。反过来，这意味着它关于任何问题都不能够存在奇怪的、不加解释的假定，包括黏性和存在向下刚性的工资或价格；比如刚性只有在采用理性的个人行为或企业、组织、政府或其他机构（并且这些机构的存在也必须采用理性的个人进行解释）的理性行为解释后才能够引入。我认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无论他偏爱当前哪一种宏观经济理论，都会同意任何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微观经济层次上才有意义。几乎所有学派都支持为宏观经济理论寻找微观基础的努力就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考虑一下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关于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几部著作所产生的广泛影响。11

其次，一个充分的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既能够解释自愿失业，也能够解释非自愿失业；必须既能够解释轻微的衰退，也能够解释大危机。当然，会存在许多人自愿选择不工作，比如自愿退休者、懒惰的富翁、宁愿乞讨也不愿工作的乞丐、待在家中全职照顾孩子的家庭妇女等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收集失业统计数据方式给定的情况下，无疑这些人会出现在失业统计数据中。然而，日常感觉以及对成千上百万人的观察和经验检验表明，也存在非自愿失业，并且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个别现象。当然，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危机中观察到的实际产量水平下降那样的大危机，不采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非自愿失业是不足以解释清楚的。大危机是一个如此明显的历史事件，以至于全世界人民都观察到了这一事件，并且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都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只有疯子——或者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和死守教条不放的那些经济学家——才可能否定非自愿失业这一事实。上面提出的第一个条件要求，即使当每个相关的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都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理性行动的时候，失业也可能出现，除非这一点能够得到解释，否则对非自愿失业的解释都将是不充分的。也就是说，产生非自愿失业的动机以及受它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利益，都必须得到阐释。

第三，理论必须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技能和生产力更低的群体——如童工、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民族工人等——更为普遍。这一结果对外行人来讲可能很自然，但许多关于就业和失业的流行理论都没有预见到这种观察到的现象。搜寻理论方法（跟“摩擦性失业”一样）曾预见在买卖双方都较少的“冷清”市场上存在的绝大多数失业，个人必须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与他签订就业协议的另一方。一般来说，专业人员和其他高技能工人专门在这种“冷清”市场上活动，按照搜寻理论它们应该具有最高的失业率。与此相反，非熟练劳动力将组成最大的单一劳动力市场，由于搜寻造成的失业应该最低。

第四，理论必须既能够解释均衡，又能够解释非均衡，因为这两个概念在现实中相互依赖、并存，谁也离不开谁。

第五，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必须既能够解释景气现象，又能够解释衰退现象；既能够解释不同寻常的繁荣，也能够解释低于生产可能性范围的萧条。它必须与我们通常所谓的“经济周期”一致，尽管这不是一个严格的术语，因为它缺乏关于繁荣与萧条的长度和广度的严格规则，因而采用“经济波动”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术语。换句话说，正如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所指出的，12理论必须与观察到的事实相符，即萧条和充分就业水平都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而是会不断交替变化。

第六，理论必须能够非常客观地解释由于宏观经济问题的性质所产生的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巨大差别。如果大学经济系普遍讲授经济史的话，这个要求在很久以前就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发展趋势表明经济史不但受排挤，甚至还受轻视。

第七，既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理论的解释力越大，其正确的可能性就越高，理论应该在观念上能够以充分或完全的形式解释其他一些宏观经济现象。这并非一个绝对要求。但是，如果它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应该心存不安；如果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会心安理得。我必须再重复一遍，理论不必是单一原因的，因此对宏观经济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来说，任何数量的外生因素都可能是极端重要的。

第八，就像在第一章中已经知道的，理论应该相对简单而精练。

我认为，本书下面提出的理论，如果与本章前面提到的四个宏观经济理论中人所共知的、直接的因素结合起来，如果与本书前面章节提出的理论结合起来，就完全符合上面八个条件。部分是为了强调理论的简单，特别是与最近的宏观经济学贡献相比，部分是为了让学生和决策者更容易接受，本章下面的讨论将仅使用最基本、最简单的理论工具。

七

根据上面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我首先解释劳动力非自愿失业的一个原因。即使我们很自然是从失业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和类型入手，但决不能够将这第一种解释与理论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在危机或萧条时期，机器和其他资本也存在失业和不能够充分利用的情形。尽管它们不像劳动力的非自愿失业那样会引起痛苦的景象，但它们也会造成生产能力的浪费，而且还常常会成为工人遭受损失的原因，因为资本闲置就意味着能够与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资本更少了，并且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工资水平将比资本充分利用时可能低得多。很明显，对劳动力的需求依赖于产品市场状况。在产品市场上，企业雇用劳动，销售产品，因此如果不像考察劳动力市场那样考察产品市场，劳动力非自愿失业的数量就不能够以最明确的方式来决定。

采用工人的所谓习惯性趋势以及他们会选择与其利益不一致的结果来解释非自愿失业也许比较容易，但可能无助于说明任何问题。因此，我在考虑了所有值得他们考虑的信息这个意义上——对他们而言，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有效信息都比其成本更有价值——假定理性预期。

我们还必须非常严格地定义“非自愿失业”。我们把各种失业情形都解释为非自愿失业，虽然能够很容易地解释失业的存在性，但可能同样会毫无所获。特别是，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不能够将自愿失业包含在非自愿失业中。自愿失业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释为对闲暇或家务劳动的偏好胜过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我们可以参考图7.1说明这一问题。图中，MC（边际成本）或供给曲线描述工人采用闲暇、家务劳动或其他机会形式表示的时间价值。劳动需求或MRP（边际收益产品）曲线，包含不同产业企业劳动力边际收益产品曲线上所有的点，这些不同产业对任何一种类型的劳动力都有需求。13为了节约一直坚持阅读本章的那些多才多艺的非专业经济学者的时间，我指出MC或劳动力的边际成本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这是因为劳动力的供给要增加，那些对工作具有较小吸引力的工人必须要被说服参加工作，并且如果要让已经就业的工人放弃一部分闲暇做更多的工作，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曲线D向右下方倾斜，因为即使不考虑其他原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说明，一定类型的劳动力增加能够提高的产量最终会越来越低。

图7.1

在两条曲线交点的右边，比如B点，不存在非自愿失业；闲暇或替代机会的价值高于B点，因此没有人愿意在该工资水平下工作；并且当B点给定的劳动数量被雇用时，雇主会发现，B点的工资水平比起最后一单位劳动对他们的价值来说高得多。采用本章前面对凯恩斯著作引用的第一段话中的术语，我们必须朝着两条曲线的交点向左移动，以便找到这样一点，在该点“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量的负效用”。同样，如果每个人都要求比如A点的工资水平，也不会造成非自愿失业，因为A点高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工人要求了比其工作能够创造的价值更高的收益，任何一个雇主按照该工资水平雇用他都将遭受损失。再比如C点，同样不存在非自愿失业；该点低于劳动力在其他替代性用途上的时间价值，没有工人会接受仅仅支付C点工资的任何工作。

我们还可以假设另外一种不同的劳动力类型，他对雇主的价值是如此之小，以致MRP曲线全部或几乎全部都位于MC曲线的下方，如图中MRP2所示。在这种情况下，那种类型的劳动力价值是如此之低，以致没有一个雇主能够从雇用这类劳动力中获益，即便工资水平低到一般勤奋的工人都不愿接受时也如此。这种情况可能比非自愿失业更悲惨，但我们不能将这种情况与非自愿失业混为一谈。我们知道，医院里的病人不工作，但是我们不把他们算作或通常不把他们描述为失业人口。不具有生产能力或者其生产能力是如此低下以致没有人能够从雇用他们（即使仅给他们支付微不足道的时间价值）中获益的那些人的问题，是一个非生产性资源问题，而不是一个资源的失业问题，它不包含任何未加利用的生产能力。

仅仅在类三角形MNO中才存在非自愿失业。在我们的严格意义上，仅当考虑到工人的闲暇和所有其他替代性机会的价值，工人就业能够增加的雇主收益量超过工人投入时间的价值时，才存在非自愿失业。

同样，如果一个工人失业是因为他相信花费更多时间找工作符合其最优利益，并因此而放弃了一些较差的就业机会，这也不是非自愿失业。个人观察经验可能会告诉读者，如果一个人非常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就会比较容易地找到工作，并且这种类型的搜寻失业是非常少非常少的。无论这种观察是否正确，如果这种类型的失业发生了，我们也不能够称其为非自愿失业；工人只会按照他认为会最大化其一生收入和满足的方式投入时间。如果这类失业由于某种原因被禁止了，那么国民产量和福利在长期中将会下降，因为工人通过推测可以知道其利益和处境比其他任何一种情况都好。另一方面，如果存在一种社会制度或公共政策，会没有效率地增加工作等待中花费的搜寻成本和时间，那么额外的搜寻就是这种制度和政策所要求的，并且这种额外的搜寻将不再是一种产生社会收益的投资：由于这种安排所造成的额外搜寻失业可以被定义为非自愿的。

不妨假定，仅有0X数量的工人被雇用；此时按照严格定义，将有XQ数量的工人处于非自愿失业，因为那个数量工人的边际收益产品超过其时间的边际成本。现在注意RVO三角区域，这个区域既高于相关劳动的边际成本，又低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曲线。这个区域代表社会损失，因为工人的时间对雇主比对他们本人更有价值。最重要的是：在失业工人和雇主之间可以达成对双方都有益的谈判；按照两条曲线之间的某个工资水平达成就业协议，双方都能够获得好处。如果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这一点通常是正确的。

在凯恩斯的“失业均衡”中，雇主和雇员都能够从签订的就业协议中获得收入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这类协议将会被签订，因此“失业均衡”根本就不是一个均衡。凯恩斯也曾经非常真诚地谈到了非自愿失业。现在描述的困难事实上在于贯穿凯恩斯对失业解释核心内容中的支柱。我需要首先补充一点，其他几位学者比如唐·帕廷金（Don Patinkin），早就发现了凯恩斯理论中的困难，并且通常是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发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经济学家一直在为凯恩斯经济学寻找一个坚实基础或者一种替代性理论的原因。事实仍然是，我们从未在凯恩斯理论中找到对非自愿失业的满意解释，在不均衡理论中也未找到。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非自愿失业的工人和雇主都没有完全信息，并且可能一度也不知道如果他们达成交易，能够获得多少收益。因此，一些工人在一段时间内就不能够就业。他们跟雇主一样，不得不寻求相互获益的机会。也可能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因为工人们要么在找到了较好的工作之后还在继续寻找其他工作，要么他们决定使用可以运用自己时间的最好方式来寻找工作；就像我们所表明的，那类失业和教育中的投资一样，都不是非自愿失业。就像某些均衡理论家一样，有人诉诸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和雇员对MRP和MC的评价不同，但这是一个武断的、在经验上没有得到支持的答案。这种错误观点大概持续了20年，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失业，并且将美国从192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混淆为失业人口。我们必须寻找一些妨碍非自愿失业工人和当前或未来雇主达成互利交易的更加有力、更加持久的影响。

八

对经济学家而言，很自然地会问：在政府或其他部门，谁能够从阻碍与非自愿失业者达成的互利交易中获得好处？总统或执政党从阻碍这种交易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他们要冒失去预期雇员和预期雇主选票的风险。日常观察告诉我们，执政者希望在“和平和繁荣”或者“从未如此繁荣”的平台上再次当选。出于人类的平常同情心，公众一般也不希望阻碍这类交易，并且商业团体作为一个整体也希望有额外的就业，因为一般来说它将会给商业带来额外需求。

通过阻碍非自愿失业工人和雇主达成互利交易而获得好处的主要团体是具有相同或竞争性技能的工人。他们可以通过阻碍这类交易获得巨大好处，因为更多的劳动力将会推动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向下移动，并进而导致他们的工资水平降低。当前就业的工人能够阻碍互利交易的唯一方式就是他们被组织成一个卡特尔或院外游说集团或者（更加经常的情形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挥联盟压力。具有这种兴趣的唯一一个其他集团是雇主组成的垄断（或购买者）卡特尔或院外游说集团，它通过阻碍单个雇主和工人之间达成互利交易而将工资保持在竞争性水平以下。任何忽略了造成失业发生的这个动机的非自愿失业模型和宏观经济理论都将难以令人满意。

为某些说明性原因，前面的解释仅仅集中于劳动力市场，并且暂时假定在其他经济部门不存在卡特尔或政府干预，在这种经济中价格具有完全弹性。当然，同样的观点适用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且这些运用经常重要得多。图7.1中向下倾斜的曲线与产品的需求曲线完全相同，而向上倾斜的曲线与供给曲线或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相同。如果有某种原因（比如过高的价格）导致了生产能力的不能充分利用，那么在三角中就存在互利的可能性。能够从阻碍买者和实际或潜在卖者的这些互利交易获得收益的唯一一方是能够从非竞争性价格中获益的企业。仅当它们被组成一个院外游说组织或卡特尔或能够非正式地或暗暗地结成联盟的时候，他们才能够阻碍这种互利的交易。

正如埃德蒙·马林沃德（Edmund Malinvaud）等非均衡理论家已经说明的14，在一种产品市场上不能出清市场（即达成所有互利交易）的价格水平也可以解释劳动力的失业或其他产品市场的过剩生产能力。在本章后面，我将同时考虑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分利联盟的联合影响。由于非均衡理论家的发现和我在后面提到的原因，上面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不能够单独运用，它必须与其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同样分析一起运用。

游说和卡特尔造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和非市场出清价格越广泛，对相同工人和资本的收益率变化就越大。这些变化的幅度越大，为寻求更高收益支付的成本就越大。然而，这种额外的搜寻不是为收集信息而做出的对社会有效率的支出，它仅仅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才需要的，因此它也造成了非自愿失业。由于非市场出清价格和工资，在工作等待中也要花费时间，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非自愿失业。

九

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如果上面的方法运用于一般均衡体系，将会产生某些令人惊奇的可检验含义，但首先回顾一下第三章的含义6是必要的。那个含义是：分利联盟将会造成决策缓慢、日程拥挤和协商议题混乱不堪。我们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联盟对数量调整者而不是价格调整者更为有利。

这个含义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社会价格和工资是黏性的。特殊利益组织或联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通过决策时必须依赖的全体一致同意的讨价还价或宪法程序。既然组织或联盟所有最重要的决定都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做出，它就会造成议程拥挤。既然分利联盟必须经常游说或相互之间讨价还价，其他组织或机构也可能面对拥挤的日程，因此谈判议题也可能混乱不堪。因此，受院外游说集团或卡特尔影响或由它们制定的价格或工资的决定过程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价格或工资一旦决定，它就不可能迅速变化，即使当条件按照一种不同价格或工资对联盟来讲是最优的方式进行变化时也如此。因此，特殊利益集团会造成黏性工资或价格。

广泛观察到的事实是：价格和工资向下调整比向上调整更缺乏弹性。例如，马林沃德曾经谈到“价格向下调整比向上调整更具黏性这个人们普遍相信的特征”15；我的同事查尔斯·舒尔茨关于滞胀的一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就部分建立在那个假定之上。16这个观察令人困惑；任何决策者，不论他有多大的垄断力，都应该选择对他们而言是最优的价格或工资，并且平均而言，他们应该从过高的价格中与从过低的价格中受到的损失一样大。那么，很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价格由于某些原因存在黏性，那么他们在任何方向上都应该变化缓慢。人们曾经观察到沿任何方向的黏性，但许多观察表明这种黏性在向下的方向上更加极端、更加系统。决策缓慢的卡特尔或院外游说者无论是决定提高还是降低价格都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它们的决策程序在任何方向上都一样缓慢。

我们可以从得出含义6的分析中看出，无论如何都存在不对称性。如果某个卡特尔成员的价格比各方达成一致的价格低，那他就会伤害其他人——使他们的销售量减少或者被迫降低价格。另一方面，如果某个卡特尔成员的价格比各方达成一致的价格高，就不会对其他卡特尔成员造成伤害。如果存在需求下降，卡特尔可能希望选择更低的价格，但是由于含义6的讨论所引申出的条件，卡特尔降低价格的决定需要一段时滞之后才会实现。从均衡位置出发，如果卡特尔企业面对的需求有足够小的上升，按照原来的卡特尔价格进行销售时，每家企业的销售量都会有微小上升，都会共享利润的增加，尽管这可能没有价格迅速调整时利润提高得大。现在考虑一种情形：需求量的非预期上升是如此大，以至于每家企业都可以收取比卡特尔价格更高的价格。如果有任何其他企业收取比卡特尔价格更高的价格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表示反对，因此价格一度具有向上的弹性。这个观点要求垄断卡特尔比购买者卡特尔更加普遍，并且这一点好像是个事实。17理论的可检验含义是：在垄断卡特尔中，存在相反的明显现象。

在不同产业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不同，这也与本书的理论一致。本理论意味着，在具有特殊利益组织的部门，存在更大的黏性；并且（由于含义3）在企业数量相当小的产业中，这些企业更容易结盟，总体来说，这种产业的价格弹性要比具有如此多企业以致没有选择性激励就不能结盟的产业低得多。那些由于选择性激励被组织起来的大集团甚至决策得更加缓慢。

众所周知，通过集体谈判来制定的工资水平的变化非常缓慢。在像季工、咨询等这些组织几乎不可能形成的临时性市场上，工资弹性好像特别大。制造业价格好像也比农产品价格（除非农产品价格是在院外游说集团的影响下由政府制定的）具有更低的弹性。凯恩斯主义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善于观察现实的货币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货币主义的领袖人物之一，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非常明确客观地概述了这一事实：

当销售价格有时候急剧下降时，就像1920—1921和1929—1933年的商业萧条时那样，它们通常不会这样。的确，有效数据并没有记录下萧条市场上价格的暗中折扣和虚报，并且无疑实际交易价格的波动幅度要比公报公布的价格的波动大得多。公布的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需要进一步讨论。然而，这种差异还没有重要到使大多数价格对寻求变化不敏感无效。18

F. M.谢勒（F. M. Scherer）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也列举了许多数据表明，农产品和日用品价格比相对集中的制造业价格有更大波动。19

本书理论还预言，技能和生产能力相对较低的工人组成的集团中失业率较高，这与前面列举的恰当宏观经济理论阐明的它应该如何的条件一致。正如含义6所解释的，分利联盟更经常对工资或价格讨价还价，并且允许雇主或顾客做出某些决策，决定谁将得到由此产生的收益，以便分利联盟将最小化通过集体行动分享收益所产生的分利矛盾。当工资或薪金高于市场出清水平时，雇主会选择或吸收更具资格的雇员，而不是采取竞争性工资；并且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那些人将会发现，在已经形成的工资水平上雇用他们不符合雇主的利益。如果资质较低的工人和雇主可以就他们希望的任何就业协议自由谈判的话，工资水平将随生产力而变化，具有一定生产能力但相对较低的工人将会发现可以更容易找到工作。曾经是高技能职位并接受过训练但由于他或她的技能还低于那个职位要求的平均水平的那些工人，通常会得到比平均技能要求略低、工资水平支付略少的工作；但是没有技能的工人更不可能得到这种更差的替代性就业岗位。当然，其他因素也很重要。例如，某些具有强大工会和高工资水平的建筑和制造业活动对经济周期也很敏感，因而也具有不稳定的就业模式。

十

含义6还告诉我们受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那些价格和工资如何对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做出反应的问题。卡特尔或院外游说集团将会寻求它相信是最优的任何价格水平，但由于第三章所解释的某些原因，它会寻求持续一段时间的契约或安排。美国的集体谈判协议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尽管很可能是极端的——例子，这些协议通常要持续3年时间。

现在假定发生了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由于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相对于集团希望或期望得到的价格水平，特殊利益集团得到的价格变得较低了，但集团不能够迅速改革相关协议或立法。因为卡特尔或院外游说集团只能通过制定比竞争价格水平更高的价格或垄断价格获益，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会使它得到的相对价格比希望得到的价格更不具有垄断性。因此，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会降低由于卡特尔和院外游说造成的垄断损失以及非自愿失业程度。在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时期，具有很高程度的特殊利益组织和联盟的经济将比正常情况更具生产力。

相反，在具有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时期，分利联盟制定的价格或工资甚至一度会高于联盟预期的或者（如果它完全可以为所欲为的话）甚至高于它最理想的水平。这意味着垄断造成的损失比通常情况要高，并且相对价格甚至远比正常情况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因此非自愿失业将会异乎寻常的高。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比过去更好的理论来解释大家都很熟悉的现象，即在大多数经济中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意味着降低的失业率和实际产量的提高，而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意味着更高的失业和实际产量的下降。尽管在正式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不考虑特殊利益集团）中表明了“货币是中性的”，通货膨胀对相对价格没有影响，对实际产量也没有影响，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结论在现实世界大多数经济中不成立的原因了。

很自然，如果通货膨胀达到了三位数的水平（就像少数几个国家已经发生的那样），并且如果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特殊利益集团就会为了获得与通货膨胀率挂钩的价格或工资水平进行游说或讨价还价。我还没有考察通货膨胀率达到如此高水平时的过程，但我假定在这种背景中，在高于预期通货膨胀或非预期通货紧缩的条件下，经济结果对有效价格指数的非完善性非常敏感。并且，即使在最优的环境中，这种不完善性也非常大。严格说来，如果每个消费者都想通过指数化来抵消通货膨胀，它们都需要一个独立的价格指数，因为每个消费者购买的商品组合不同，而且每种商品价格的变化量也不同。但是，与当前价格指数的巨大缺陷相比，要证明没有一个特殊利益组织能够为其所有成员找到理想的价格指数并不是非常重要，即使在统计水平最高的国家也如此。在美国，采用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的巨大缺陷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对这些指数的修正不存在进行抵制的院外游说集团，这些指数的缺陷可能会随时准备修正，但在现实中还有其他一些困难难以克服。例如，无法充分衡量产品质量的变化，无法根据下面的事实进行适当调整，即消费者只能够从由于价格上升而导致的产品上升中得到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因此这些产品在价格指数中就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当美国测量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非常高的时候，一些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还在争论美国是否真的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20因此，当通货膨胀以很高的水平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或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造成的影响通常会通过指数化而大大减轻。

十一

现在是扩展本书观点的时候了，因为经济中存在许多产业和部门，每个部门不仅影响其他部门，而且也受其他部门的影响，也就是说，本书观点必须放到一般均衡背景中加以讨论。

为了在一般均衡背景中充分理解本书理论，我们必须运用罗伯特·克洛尔（Robert Clower）的一个重要但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洞见。21克洛尔洞见的精髓可以由前面的图7.1看出来。我们记得，除非互利交易完全消除了上面的三角区域，否则就存在未加利用的收益。仅当至少最后一单位劳动的价格等于由MRP曲线和MC曲线（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交点决定的价格时，所有的收益才能够获得。如果没有达到那个价格，或者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使得并非所有互利的交易都达成的话，失业工人和雇主的收入都将变小。当我们转向产品市场的卡特尔时，很明显要坚持相同的观点：所有互利的交易不可能都达到，除非价格是正确的，至少对最后一单位而言是如此，并且如果交易产生的全部收益没有达到的话，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收入都将下降。如果我们现在像克洛尔那样考虑完全的一般均衡体系，我们会看到，如果在每个市场上都不存在恰好是正确的价格，那么就存在未加利用的交易收益。如果一般均衡体系没有提出一个理想的价格向量，那么整个经济中的收入就将比较低。这些损失——即在整个经济中缺乏由许多互利但未达成的交易产生的收益——意味着，经济中产品的总需求低于已经存在的完全价格向量下的总需求，而且还可能低得多。因此，克洛尔找到了原则上使经济中的产量作为一个总体波动的因子。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克洛尔的重要观点受到的关注不多。后来，非均衡理论家曾经采用过克洛尔的观点，但这些理论家中的一些人由于无法解释市场不能够出清的原因以及背叛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而意志消沉，对克洛尔观点的运用看上去已经消失了。一位应当是非常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曾经告诉我，如果一般均衡体系确实产生了错误的价格向量，人们立即就可以从达成修改价格向量的交易中获益，并且该体系因此很快就集中于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因此克洛尔的观点无关紧要。我认为，克洛尔的观点没有受到更多关注是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没有什么会妨碍互利交易的发生；他们认为，互利交易的确会发生，如果不是立即发生，也仅仅是在一个非常短暂的延滞后发生，因此克洛尔的观点仅具有短期意义。

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存在一些通过阻碍互利交易的发生而获益者，并且在有些社会中他们会被组织起来阻碍这些交易发生，但有时候是不确定的。在稳定社会中，这些利益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更好地组织起来，因此这个问题的决定仅仅是一个滞后，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重。正如我在前面几章的分析中所阐明的，由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低效率可能的确非常严重，反过来还影响了需求的水平。当然，正如我所宣称的，如果积聚是渐进的，就不会有宏观经济波动单独从这种积聚中出现。

现在假定，存在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或者存在石油价格的突然上涨，或者存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仅当存在新的价格时才能确保其达到其全部潜在水平或者是回到正常的实际产量水平。正如我们从前面对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解释所知道的，在一个分利集团网络密集的经济中，贸易条件会转向让已经组织起来的部门受益。含义6所解释的决策缓慢会妨碍具有良好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随时间而调整，然而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爵士所称的“弹性价格”部门会即时进行调整。因此，一个社会的垄断程度和在非市场出清部门中搜寻、等待或失业的人数会不断增加。随着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和花费在搜寻、等待和失业上的时间不断增加，该社会的收入水平会下降，实际需求也会下降。换句话说，由于决策缓慢、日程拥挤、谈判问题繁多，在许多社会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制定出与通货紧缩或震荡发生之前的价格向量一样好的价格向量。结果是：在整个经济中对产品、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下降，即存在萧条或危机。

分利集团在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未预期到的震荡之前按照垄断或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制定的价格，现在甚至比之前更高，这不仅是因为通货紧缩或震荡的直接效应，而且是因为一般均衡效应所造成的实际需求的下降，克洛尔和非均衡理论家早已经指出过这一点。接着，这使得长期投资存在风险，因此投资会迅速下降。这些发展中的每一个都会相互加剧，因此可能会存在急剧的螺旋形下降，尽管特殊利益组织和联盟再调整它们的价格以适应新情况的倾向最终会抵消降低实际产量的力量。

尽管马林沃德和其他一些非均衡理论家只对某些非市场出清价格和工资做了简单假定，但他们对前面描述过程的分析与本书非常相似。最有用的一点是，马林沃德指出，在这种环境下既存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说的非自愿失业，也存在“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非自愿失业。22非常宽泛地说，前者是由于产品市场上非市场出清价格引起的产品购买量下降导致的额外失业，这反过来降低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使得由于工资水平高于市场出清水平而造成的就业损失成倍增加。当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而产品价格并非如此的时候，造成的非自愿失业就被定义为“古典的”非自愿失业。马林沃德判断，“凯恩斯主义式”的失业比“古典的”失业更为普遍。

根据我的观点，我们需要考察一下特殊利益组织按部门分布的模式，才能对这一点做出判断，并且答案可能会随着时间和地区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不论马林沃德的观点正确与否，都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仅考察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利集团，就无法对非自愿失业的程度做出解释，甚至初步的近似解释也不可能。我从劳动力市场上卡特尔造成的非自愿失业开始分析，因为那是用于解释问题的最简单情形，但它可能不是非自愿失业的最重要原因；为了对劳动力的非自愿失业或者其他资源的未充分利用做出满意的分析，所有类型的卡特尔和院外游说需要一起考虑。

正如前面对未预期通货膨胀的解释所阐明的，当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或重要的利好外部事件发生时（比如重大的技术创新或资源发现），相反的过程就会出现。当分利集团造成的损失低于正常情况时，经济就可能走向繁荣，并且这可能也会引起同样的螺旋形利好影响，一直到特殊利益集团调整到了新情况，所有有利的投资机会都被充分利用为止。

这样，我们就对具有严重制度僵化症的社会实际产出水平的经常波动和经济周期做出了解释。这种方法——克洛尔-奥尔森方法，如果我可以这样命名的话——就没有一点不与有效的微观经济理论一致。

十二

既然我已经将本书理论放在了一般均衡背景下进行讨论，我们就必须考察下面的事实，即有些价格不是由分利集团决定或直接受分利集团影响的，即使在相对僵化的经济中也如此；在大多数经济中，不仅存在非均衡持续很长时间的部门，而且存在价格并非暂时偏离均衡而是一直偏离均衡的部门。如果一个市场没有形成卡特尔或政治上不受控制，那些在受到特殊利益控制的部门中由于工资或价格太高不能出清市场并因此处于失业状态的工人，如果他们选择的话就可以自由地转向价格更具弹性的部门。

如果他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反应的话，有些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就可能认为，这种自由流动确保了充分就业。一些轻率的经济学家还可能会假定，即使在卡特尔程度最高、院外游说最活跃的经济中，只要所有部门对所有进入者开放，就不会存在非自愿失业。

对于这个观点，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资源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所需要的时间。在已经组织起来的部门中，价格或工资的黏性特征意味着弹性价格在一开始就将吸收全部的非预期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因此这会使得卡特尔或受控制部门的相对价格甚至比以前更高。总需求下降和更高的相对价格一起意味着在有组织的部门中需要的产品和劳动力数量有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充分就业要求资源大量流向价格具有弹性的部门。一些未加充分利用的资源的所有者可能会假定，由于存在政府行为或均衡力量，萧条或危机仅是暂时的，因此它可能不愿为资源流动到更具弹性的部门支付代价。这种流动有时候需要花费大量的货币和精神成本。比如，考虑一个大城市的家庭为了在生产的产品具有完全价格弹性的农村地区找到工作而进行的举家搬迁。而且，许多在固定价格或非均衡部门使用的资源如果流动到其他部门，可能还达不到其正常价值的一部分；建造工厂和设备通常仅用于特殊需求，具有一定的产业专用或企业专用人力资本的工人在其他产业或企业中可能一度只会干一些非技术性工作。如果唯一有效的工作不仅包括职位的改变，还包括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有些学者就将他们描述为失业者。同时，他们可能已经年纪比较大，而不愿在新的技能上进行投资，因为这可能需要与他原来技能一样多的教育、培训或者只能服务于一家企业。不愿在第二种技能方面进行投资可能是因为许多中老年人可悲的保守主义，但这确实经常存在，并且当其存在时，仅当归于上面类别的那些人退休之后，字面上的充分就业均衡才可能达到。正如凯恩斯非常明智地指出的，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

即使我们不从时间角度考虑宏观经济波动，即使我们不现实地忽略了无论何时总需求低于预期情形时资源都能够配置到具有价格弹性和均衡部门的成本，总是具有一定价格弹性的事实也未必会确保充分就业。经济学家的一般均衡观点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它没有注意到那些被描述为“街头小贩”之类的现象。

尽管我们所有的人一想到失业工人沦为街头小贩就感到可惜，但那些知道经济是一个一般均衡系统的经济学家会意识到，如果他没有让感情胜过理智，那么街头小贩数量的上升就代表了一种有助于回复到一般均衡状态的均衡响应。如果街头小贩数量有较大上升，我们就可以合理得出，那个部门还没有被组织起来，因此具有弹性价格。这样，失业资源转移到从事街头小贩就是资源转向弹性价格部门的一种有益变化，并且也表明这种资源转移会发生在其他许多部门。我认为，这种“街头小贩有益论”的观点不是一种嘲讽，而是对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的正确表述；并且当我们考虑危机时期街头小贩被禁止给消费者和工人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这一点会变得非常明显。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分利集团无处不在，并且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非常严重，上面描述的资源再分配的巨大障碍会被克服，那么转移到弹性价格部门的资源数量相对于部门规模而言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该部门的价格会进一步下降，这个部门已经遭受了总需求迅速下降的巨大冲击。弹性价格部门与固定价格部门之间的价格比率将会不正常，在弹性价格部门使用的资源的收益率实际上会很低。在繁荣时期，街头小贩会给自由进入部门带来正常的收益率，但是由于存在未预期到的很高的通货紧缩，它变得如此低下，以至于这项工作被认为与可怜的失业差不多。当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大危机期间谈到人们从事街头小贩也可以赚取很高的利润时，他被指责为严重的不负责任和政治上无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分析在理论上也难以令人相信。

主要的问题在于：危机期间发生在街头小贩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所有自由进入的产业。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是反向的。这种资源的再配置服务于一个目的，但是与这种转向和总需求下降相联系的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价格和工资低得如此不正常，以至于存在对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广泛和实际政治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价格是固定的，并且这一点是通过要求有些土地和资源要依法一直闲置直到更接近历史水平的价格比率建立起来为止实现的。可以假定，这种行为是一种历史反常。我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假说认为，这并非如此（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且一般情况下，当同样的相对价格水平混乱发生时，也会出现政府干预以限制弹性市场上价格的这种非正常下降。

当被卡特尔控制和受院外游说集团影响的价格比重足够大时，总需求的任何大幅下降都将导致资源的非充分利用。这一方面是因为短期中资源再配置的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流向弹性价格部门的资源相对于那个部门的规模来说最终很多，从而造成要素需求向下运动得如此之低，以致它们与失业或闲置毫无差别，而且，政府还采用对产量和要素使用的额外限制，来保护弹性价格部门的收益。（在危机期间，弹性价格有助于恢复就业的一个结果是弹性价格部门进一步消失。）在一个具有大量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中，街头小贩或均衡部门在危机期间的收益低得惊人，尽管按照本章开头提出的严格定义，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但将它们称作“非自愿的非充分就业”绝不是对语言的误用。在这些情况下，寻求非均衡或固定价格部门开放的激励会有显著提高；等待和搜寻失业（由于制度决定的具有相同实际价值的资源得到的价格和工资存在差别，它们现在是非自愿的）也会大幅度提高。

十三

与影响支出水平和名义需求的财政政策相比，本章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还未触及货币数量变化的相对重要性。迄今为止所谈的所有内容既不排除货币数量是名义收入水平的唯一重要决定因素的观点，又不排除财政政策也是重要决定因素的观点。就其最重要的方面来说，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名义支出水平是一个无须本书讨论的单独问题，而且本书很可能已经涉及了太多的领域。因此，我将解释支出决定因素的努力或者处理上述观点其他不完善方面的努力留在以后的其他著作中进行研究。在那里，对于处理技术问题我将不再有限制。其间，我希望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专门研究货币或宏观经济学的学者（不像我）——去发现本书提出的理论是否值得拓展或在形式上完善；如果不止一个人参与其中的话，这个过程将会不可比拟的大。一直到关于总支出决定因素的分析融入本书理论为止，在提出本书理论足以说明某个时期的所有宏观经济特征的观点时，我们都必须十分谨慎。它目前确实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例如，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比较20世纪30年代和60、70年代的情况时，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存在着极端不稳定并且主要是紧缩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存在稍微稳定但主要是扩张性的政策。

然而，上面所提出的理论足以表明，本书对非自愿失业的解释在任何一点上都与微观经济学不矛盾，与个体决策者所面临的激励效果也不矛盾。其他任何宏观经济理论或货币理论都无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且，最好看一下本书理论是否具有与其他宏观经济理论不同的深层可检验含义。如果本书理论的深层可检验含义应该被证实——尽管其他竞争性宏观经济理论没有被证实，那就会成为总体上巩固本书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本书提出的所有理论的重要证据。

幸运的是，有一种极为合适的经验检验方法，既可以检验本书理论的有效性，又可以检验前面讨论过的其他替代性理论的有效性。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货币主义、非均衡理论和均衡理论都一致宣称他们的理论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货币化经济，或者至少未能提出一些条件告诉经济学者，他们的理论最能够解释哪种特定的经济类型。凯恩斯甚至在题目中就强调其理论是通论，并且在运用其理论对重商主义及政策提供新解释上表现得毫不犹豫，尽管不发达的重商主义经济与凯恩斯时代的西方经济存在很大差别。同样，许多货币主义者试图对大多数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中的货币或宏观经济政策做出有力的判断，并且经常做出包含一切的断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几乎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是货币主义宣称其理论普遍性的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认为，我过分扩大了已有理论对普遍性的宣称，他或她实际上就是在承认，现有理论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清楚说明，不同社会或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问题或货币问题在哪些方面存在重大差别。无疑，不同类型社会之间的共性和无差异反映了现代大多数经济学令人悲伤的非历史、非演进、比较静态以及不分具体情形的特征。

相反，本书理论则预言，不同社会的宏观经济问题是不同的。上面的分析清楚地说明，如果特殊利益集团（或其他什么组织）只在经济中造成了很少的非出清市场，那么由于这种扭曲造成的问题就应该是部门性的、微观经济的或地区性的问题。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可能会使问题更糟，但是由于问题仅局限于相对少数部门，所以不会造成普遍的经济萧条或宏观经济混乱。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不会十分严重，因为它引起的伤害主要限于少数几个部门，资源向有巨大弹性价格部门的溢出相对于那个部门的规模很小，因此不会十分有害。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会影响实际产量水平，而名义收入未必会造成非自愿失业，或者对实际产量水平未必会有巨大的或持续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经济中没有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导致的进程和立法，那么该经济的行为方式就非常接近于不很谨慎的货币主义者和均衡理论家所宣称的所有经济普遍适用的方式。

另一方面，当经济达到分利联盟无处不在而且固定价格部门相对于弹性价格部门非常大的时候，本书提出的理论预言，宏观经济情形将大不相同。此时，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将造成普遍的损失，包括：资源被迫从固定价格部门流向弹性价格部门的损失、弹性部门的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不能或不愿流动的工人或其他自愿失业或闲置造成的损失、等待或搜寻成本的提高造成的损失，同时，实际需求的重大损失又会进一步加重问题，因为相对价格向量远远偏离了该社会通货紧缩前的价格向量，甚至也远远偏离了理想的价格向量。具有狭隘特殊利益组织密集网络的经济在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时期对萧条或滞胀非常敏感。本书理论意味着，某些社会或历史时期即使由于存在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也不会遭受严重的非自愿失业或实际产量损失，然而其他社会将遭受严重的非自愿失业和实际产量损失。另外，本书理论预言，一个长期稳定、边界不变的社会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从前一种社会转变为后一种社会。

十四

不幸的是，我关于近期全世界比较宏观经济经验的知识还不够丰富，还不足以让我随心所欲地进行跨部门的经验检验。我只能考虑少数几个最大的国家和一个典型地区的情况。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不同国家（或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具有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部分或主要是因为一些外生于本书理论的政治事件或其他原因。在我的模型中，实际产量水平波动的幅度或非自愿失业的范围不仅依赖于该社会累积特殊利益集团的时间长短，而且依赖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可预言性和稳定性以及经济所面对的外生冲击的范围。因此，一个社会（或历史时期）可能只具有相对较小的经济周期或较少的非自愿失业，即使它拥有高水平的特殊利益组织时也如此，然而其他具有较低制度僵化症的社会可能会有反常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稳定。至少部分由于这些原因，前面提出来的经验检验的跨部门或国际比较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滞胀期间，日本和德国（略微稍差一些）劳动力的失业水平要比美国，尤其是英国低。在不同国家，失业统计的基础可能存在差别，因而不同国家的失业统计数字可能无法比较，当按照美国标准来测算时，其他许多国家的失业统计可能低估了本国的失业水平。然而，美国劳工统计局已经将其他主要国家的失业率转换成了与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在1975—1976年间，英国的失业率大约为5%，美国的失业率大约为8%，而德国的失业率大约为4.5%，日本的失业率仅为2%。23我没有最新的可比较数据，但最近情况可能更加严峻，美国的失业率在1982年上升到了9%，而英国未作调整的失业率上升到了12%。

当然，任何数量的因素都可能包括在内。但是，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就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好像既不支持扩张型（即通货膨胀型）货币和财政政策会消灭失业的观点，也不支持某些货币主义者所宣称的“通货膨胀引起萧条”或高失业率的观点。从1972到1979年，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是最高的，达到15%，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也相当高，达到9.1%。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相反，这两个国家都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德国的通货膨胀记录为5.5%，就像其失业率记录，都比较不错。然而，明显成功地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也不是保持充分就业的重要条件；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是第二高的，达到10.6%，然而其失业率远不是最低的。

而且，就像本书理论引导读者预期的，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关心“社会契约”和“收入政策”，但也有更多的困难。根据我的判断，对这种契约的渴望以及这些政策遭受的失败，在具有严重狭隘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并不令人吃惊。德国的特殊利益组织不仅数量更少，而且更具共容性，并且每一个特征都与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良好记录密切相关。

在上述四个国家中，都有一些特殊背景，有助于解释前面的结果。例如，联邦德国客工的特殊作用，在失业的时候，他们有时会被遣送回国。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联邦德国和日本都面临着更高的石油价格带来的更大冲击，因为二者都大量依赖石油进口。美国，尽管也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但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出口国。如果我们仍然只考虑极端情形和大国的情况，就不会得出任何完整的结论。

检验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是不可能的，但有一个地区是如此典型，值得特别注意。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指出的，中国台湾地区（跟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类似）战后增长率高得惊人。我们记得，日本的殖民压制了台湾地区特殊利益组织的成长，因此该地区的迅速经济增长与本书提出的理论是一致的。如果本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几乎完全不存在特殊利益组织的台湾地区，应该能够一直保持接近充分就业和完全生产能力的情形，即使存在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时也应该如此。根据我阅读到的统计数字，台湾地区确实经历了巨大的通货紧缩，而其实际产量损失也的确相对非常小。一直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的那些学者好像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erg）写道：

战后时期，在1946—1949年间，台湾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每年大约上涨10倍；在1949—1950年间大约上涨了500%。直到1950—1951年，通货膨胀率还处于失控状态（每年80%到100%）。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这种异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如何到1952年的时候迅速得到抑制，下降到可管理的程度，而又没有引起危机或者对经济增长形成严重冲击……

另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在1952—1960年间台湾地区将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每年7%—8%）降低到与货币价值相当的水平——GNP缩减指数每年上升2%—3%——而且波动非常小。台湾地区的这一成就单纯采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无法得到解释。24

十五

很明显，前面几个例子无法提供确定性的经验检验。25现在，我们看一下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相对较短时期内所发生的变化。既然货币主义总体上比凯恩斯主义更加反对结构和制度变化是战后通货膨胀主要原因的观点，再次从比较谨慎的货币主义学者菲利普·卡甘的著作中找出一些支持我们理论的事实可能是有利的。

卡甘考察了自1890年以来美国价格和产量变化的数据。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在危机期间下降的趋势在不断弱化。他观察到：

从每次经济扩张到随后的经济萧条，价格变化率的变化越来越小，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周期中，价格变化率的变化甚至成为正值，即经济萧条期间的价格上升比率超过了经济扩张时期，这种不正常的循环行为以前从未出现过。战后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已经不再是扩张时期价格上升更快——过去许多扩张的确有高得多的比率——而是在危机期间价格几乎一点也不下降，甚至还会提高……1970年的经济萧条未能抑制通货膨胀，这一令人吃惊的失败并非新现象……而只是战后累进性发展的更进一步……在萧条市场价格上升的现象非常普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减小了，这部分反映了经济萧条的严重性降低了，部分可以归功于提高经济稳定性技术的经济研究成果。尽管如此，除了总支出存在更小的周期性收缩外，价格对给定收缩幅度的反映已经在下降，因此，现在比例更大的支出收缩落在了产量上。26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采用一些稍微不同的方法证实了卡甘的发现。27

被笼统地称为“滞胀”的现象最近才出现，尽管这一发现很平常，但是在卡甘的发现中有两个特征值得强调。第一个是他坚持认为这个问题是渐进的、逐渐出现的。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令人困惑的经验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当时成本推动的观点首次出现。然而，类似的这种现象在20世纪早期或19世纪的时候还不明显。

卡甘发现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这样一点：由于不断变化的价格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需求下降的后果愈来愈多地表现为实际产出的下降。卡甘并未讨论这一点，但是直接观察表明，在其他国家存在相同的发展。这恰好就是本书理论使我们预期到的，但这一点并未隐含在非演化的、不考虑制度影响的宏观经济理论中。

十六

当我们采用长期的历史视角来考察问题时，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会造成更多失业和更大实际产量损失，这一相同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更具戏剧性的形式出现。尽管要对20世纪早期的宏观经济和货币史做出最终判断所必需的可靠数据无法获得，但存在的定性证据和零散数据足以让经济史学家们对历史经验的粗线条框架几乎达成完全一致。这种粗线条框架，尽管经济史学家们非常熟悉，但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理论中都没有将其考虑在内。

大概在全部宏观经济史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就是：无论原因如何，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一些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总需求的下降对实际产出水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模式至少从18世纪以来就一直非常明显。尽管价格水平存在大幅度（而且是未预期到的）波动，但这些波动在工业革命时期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未引起大规模失业或实际产量的大幅度下降。在更早的历史时期，经济相对更加狭小，第五章中描述的那类贸易壁垒遍布所有较小地区，因此难以谈论全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但是，在重商主义时期，（特别是）英国已经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几乎不存在国内贸易壁垒。这意味着，它可以经历（也确实经历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在经历了17世纪的管辖权一体化、内战和政治不稳定之后，通货膨胀和紧缩对就业和实际产量水平好像只有很小的暂时影响（如果有的话）。同样，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体，它可以经历（也确实经历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但通货膨胀和紧缩对就业水平和实际产量同样只具有非常小的影响。

尽管情况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变化，但从1812年拿破仑战争时的通货膨胀达到顶峰到1896年通货紧缩达到谷底的这些年份，仍然能够阐明这一点。在那段时期，英国的价格水平下降了一半还多。美国的价格水平下降得甚至更多。然而，在那段时期，在英国和美国发生的工业革命也创造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宽泛地说，世界上曾经出现的人均国民收入最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就发生在那段时间，同期价格水平也下降了，而且是经常下降。当19世纪慢慢过去的时候，周期的谷底年份很可能造成了不断上升的失业，但是与20世纪的经验相比，周期的下降阶段只造成了相对更小的实际产量下滑。

当然，甚至在19世纪初期，就出现了多次“恐慌”和“危机”。很自然，当物价水平下跌时，借款人还款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要支付比不发生物价水平下跌时更高的实际利率。就像19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表明的，在物价水平较高时借钱的人当然不喜欢通货紧缩。当物价水平下降，许多企业不能够偿付债务的时候，就会出现恐慌，特别是考虑到不稳定的银行借贷体系（尤其是在美国），这通常会造成银行的破产。这些恐慌和危机又会恶化预期，并造成一定程度的就业和实际产量下降，但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或者我们对当前物价水平的同样下跌所造成后果的感觉看，这些影响是相对较小、相对短暂的。

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萧条与此前大概是美国最严重的货币紧缩期间发生的萧条进行比较，可以最清楚地阐明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说：“要在我们的历史上找到可以与1929年到1933年发生的货币崩溃可比较的历史事件，我们必须回到近一个世纪前于1839年到1843年发生的货币紧缩时期。”28实际上，正如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的详细估计表明的，在1839—1843年发生的货币供给紧缩甚至比1929—1933年发生的货币供给的紧缩更厉害。物价水平的下跌更为严重：在1929—1933年间是31%，而1839—1843年间是42%。但是，用实际值表示的消费量，在1929—1933年下降了19%，而1839—1843年间上升了21%。而且，更具戏剧性的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1933年间下降的幅度不低于30%，而1839—1843年却上升了16%。（表7.1是根据特明的《杰克逊时期的民主》一书整理的。）29正如特明在另一部著作中非常恰当地指出的，30美国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工人失业或资源闲置在此前的任何一次紧缩中都没有先例：

表7.1　1839—1843年与1929—1933年的比较（百分比）

注：1839—1843年的数据是从各序列的峰值到谷底值中选取出来的，并且时间略有不同。货币和银行数据的时间是从1838年后期到1842年后期；价格数据的时间是从1839年的日历年份到1843年的日历年份；GNP数据等的时间是从1839年的人口普查日（以1939年5月31日为结束日）到1843年的相应日期。

资料来源：1839—1843年的数据，见Peter Temin, The Jacksonian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1975，表3.2、3.5、5.2；加里曼（Gallman），私人通信；《美国历史统计》（U. S. Historical Statistics），第624页；1929—1933年的数据，同上书，第116、143、624、646页。

从1929年开始的经济紧缩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将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低迷时期进行了对比，但是，比较的结果仅表明了后者的严重性。在19世纪危机期间，曾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银行恐慌、通货紧缩和破产。但是，没有发生与20世纪30年代类似的经济资源非充分利用——包括劳动力失业和其他资源的闲置。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几乎下降了一半。为了适应价格水平的下降，产品数量下降了近1/3。失业率上升到包括劳动力的1/4，并且投资几乎完全停止。它可能是历史上最广泛的经济衰退。

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宏观经济经验特征的差别甚至在日常生活用语中也很明显。虽然有些作家夸大了这个术语的新颖性，但事实仍然是“失业”这个术语仅在19世纪后期才开始通用。《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提到，“失业”这个单词大约从1895年开始通用；但是E. P.汤普森（E. P. Thompson）指出，这个单词早在19世纪20、30年代欧文主义（Owenite）和激进分子（Radical）的著作中就已经偶尔出现了。31早期的失业观察家倾向于使用“希望就业”（want of employment）或“非自愿赋闲”（involuntary idle）这样一些婉转表述（circumlocutions）。法语单词Chomage的用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是这个单词也有闲暇的含义，例如在某日或假期无事可做就可以用短语un jour de chome来表示。32如果在19世纪初期物价水平的下降导致了劳动力的广泛、持续失业和其他资源的闲置，那么一些描述这种重要（如果不是悲惨的）情形的单词就会很快在所有相关国家的语言中普遍使用。

总需求下降反映在资源闲置和实际产量下降上的程度必定会由于总需求波动幅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正如卡甘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如果按照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衡量，还是相对稳定的，这部分是由于经济学家和各国政府掌握了经济稳定的政策。但是，提到的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越来越没有弹性，在总需求下降给定的条件下，一个稳定社会会遭受更加严重的失业和更大的产量损失。

正如前面提到的国际比较一样，这种历史证据并未得到任何传统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对于未预期到的通货紧缩或反通货膨胀发生时，某些历史时期或社会遭受的严重失业和实际产量损失，他们压根就不提。他们对普适性的强调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错误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造成的后果在所有的货币化经济中都是相同的。相反，本书理论确实预言到了这种国际差别以及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渐进变化，而我们也的确已经观察到了这些现象。

十七

凯恩斯发展其光辉理论的时期和地点，世界上那些已经成为正统的地区，以及大危机的特征都与本书理论相一致。当然，凯恩斯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提出其震撼人心的观点的。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积累起了比当时任何一个社会都多得多的特殊利益组织和联盟。英国社会所面临的对进口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模式已经大不同于战前，而且在英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英国需要一种新的相对工资和价格结构以及资源的大规模重新配置。由于在英国不存在价格和工资弹性，而且还存在进入壁垒，资源再配置的进程非常缓慢；这就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源闲置和劳动力失业。这个问题还曾经一度被20世纪20年代中期丘吉尔对英镑的过高估价所加剧。然而，如果工资和价格水平下降的幅度足够大，英国的资源无论如何都会实现充分就业。但是，英国的制度结构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相关的工资和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不会下降，甚至在中期内也不会下降多少。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这些价格和工资可能会调整，但到那时，正如凯恩斯指出的，大多数人口都已经死掉了。因此，凯恩斯的《通论》实际上是一部极具创造力、极具启发意义的著作，但无论如何还称不上是“通”论。如果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消除了这种制度背景，就像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凯恩斯也许就写不出这部著作了。

凯恩斯在提出《通论》（以及《货币论》）中主要思想的时期，英国面临的问题和其他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出现的逆管辖权一体化和迅猛的经济民族主义而进一步恶化了。在《凡尔赛和约》中，奥匈帝国被分成了许多小国。一般来说，这些新建立的国家在经济上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苏联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仅有非常少的贸易往来。保护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大大提高；甚至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也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紧接着，欧洲联盟对战败国的巨额索赔、美国对其盟国在战争期间签订的巨额债务要求偿付、许多国家的以邻为壑和其他愚蠢的外交政策，这些方面一起进一步使世界经济恶化。实际上，这损失了世界经济中得自贸易的潜在收益，甚至是过去的收益，而且这种损失非常大。根据前面描述的逻辑，这种损失将大大降低对其他国家产品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对出口品的需求。

如果强大而繁荣的美国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它本来可以渡过这些国际困难，并不会遭受任何灾难。除了犯下的其他错误外，美国还加入了限制与保护的阵营；对移民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配额，通过了福德尼-迈孔波尔（Fordney-Macomber）关税法案，此后不久又通过了关税水平更高的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案。例如，尽管工会支持并参与了移民限制立法，但是，按照现在美国的标准，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劳动力加入了工会，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雇主们通过采用工会制定的工资水平而避免所雇用工人加入工会的努力以及工会在重要的著名劳动力市场上的集会所造成的影响，远超出工会会员，但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工会的成员数量不断下降。

正如前面的含义3预言的，小集团首先形成，并且企业组成的小集团好像的确就是问题的最主要根源。正如莱斯特·V.钱德勒（Lester V. Chandler）非常恰当地描述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贸易协会运动。在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的大力支持下，在每个比较大的产业和许多较小的产业中，都建立起了贸易协会……许多（很可能是绝大多数）贸易协会限制竞争。”33在当时自由市场意识还相对受到较强支持的国家和历史时期，他们成功地通过了关税提高法案，这足以表明它们是多么强大；这一点在主流政治科学的一些研究中得到了确证。34这种关税是所有形式的联合和联盟的根源，这大大方便了进一步的商业卡特尔和寡头垄断联盟。这反过来又必定会使关于价格的协商和程序性决策更加缓慢，特别是在工业部门。

当时美国的银行系统极度不稳定，某些部门的投资机会已经受到保护，由于外国的关税壁垒造成了对美国出口需求的限制，股票市场的崩盘给投资者信心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因素造成了支出的下降。当发生支出下降的时候，许多产品的价格，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价格，不会自然地迅速下降，或者按照与需求下降成比例的程度下降。并且，事实上，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些统计数字表明，不论农产品价格和其他弹性价格是否迅速下降，其他一些价格，特别是在集中的、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的价格，下降缓慢，并且幅度相对较小。由于这些无效率的价格，得自贸易的收益比以前要少得多，实际收入和对产品的需求会低得多，这些方面再加上通货紧缩和凯恩斯强调的投资支出的挤出效应，意味着对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会大大降低。由于这如此多方面的原因，本身并非十分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僵化造成了严重得多的数量后果。

然而，即便如此，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失业问题也不至于如此严重或如此长期化。在街头市场或弹性价格市场上，人们对价格不成比例的下降和低收益怨声载道。另外，由于资本主义的明显失败和库利奇（Coolidge）与胡佛当局为防止危机进行的保守干预，大大摧毁了自由放任政策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信心。自由放任政策认为，如果政府放任经济，所有一切都将变好（在有些版本中，为反对外国竞争所进行的保护除外）。接着，为干预市场而设计了一系列政策；它们规定将价格和工资固定在“公平”、“合理”或“完全成本”水平——即这样一种水平，对于市场已经建立起来的工厂或已经就业的工人有利可图，但那个价格使得多雇用一个工人或多卖一单位产品都将无利可图，而这本来是可以使经济复苏并走向繁荣的。这些努力在胡佛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例如，1931年通过的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使得下列行为成为非法：即联邦建设项目的承包商和分包商如果在当地支付的工资水平低于劳工部要求的流行工资率，而这个工资率典型地是高度工会化的建筑业规定的工会工资率。1932年通过的诺里斯-拉瓜地亚法案（Norris LaGuardia Act）终止了法院限制劳动力市场合并的权力。

接着，在1933年成立了国家复兴局（the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它不仅允许而且热切鼓励每个产业都建立一个“公平竞争条例”（code of fair competition）和一个执行该条例的“执法权威机构”（code authority）。非常典型地，公平竞争条例要求在产量、价格以及各种贸易价格等方面采取“公平”行为，它也要求“公平”的工资、“公平”的工作时间和“公平”的集体谈判等等。据估计，这些条例涵盖了工业中95%的雇员。35尽管NRA也制定最低工资和禁止工资削减的规则，但企业组成的商会的利益似乎更为明显。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后来描述的：“作为行政政策问题，这些条例都是从各产业内部的提议中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的条例都受到至少一个商会的支持，并且最初就是由它们提出的。NRA给了各产业自治的权力。许多很多年都不活动的商会开始复苏，许多原来没有商会的产业也匆匆忙忙组织起来。”361935年，最高法院宣布NRA违宪。此后，它的一些活动转移到了其他机构，并且通过了一些法案（比如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和1937年的瓦格纳法案）以保持工资水平和促进工会的发展。其间，工会化程度大大提高。毫无疑问，工会化大大影响了许多担心独立或“外部”工会化企业的工资政策；到1934年春，1/4的产业工人在拥有公司工会的企业就业，这些公司工会通常是由独立工会在罢工或组织努力之后建立起来的。37独立工会的成员也从1932年的大约300万上升到1938年的800万。

简而言之，危机出现会使得政府积极促进企业与劳动力的各种结合，并且会导致各种立法和管制，而这些立法和管制措施却禁止更多的失业工人和其他闲置资源签订互利的契约：越来越多的工人、消费者和企业在达成能够填满图7.1三角区的交易上受到限制。另外，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和其他一些立法固定了农产品价格，并且限制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的使用，原因是农业价格过低，而造成农产品价格过低的原因又在于大量的失业资源流入农业领域。

在这些背景下，像凯恩斯所倡导的那些提高总需求的政策就会有作用了。在通货紧缩会得到抑制和价格会上涨的意义上，缓慢结合和管制过程产生的名义价格根据相对量来看变得更低，并且危害因此会更轻一些。既然利率已经很低，许多人已经开始储藏货币，所以凯恩斯感到提高货币供给的政策可能不够，从而主张政府实行赤字财政，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奇。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新政期间各种政策及其发展对总需求的提高起了多大作用。尽管存在黄金流入和其他一些货币扩张，但最为著名的是存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备受争议的预算赤字。罗斯福的扩张性需求政策、联邦存款保险给人们带来的对银行体系的信心、某些货币扩张政策以及某些卡特尔价格和工资的缓慢向下调整所产生的联合影响，明显要大于新卡特尔和政府设定最低价格和工资造成的资源闲置和工人失业数量的增加。相对于罗斯福刚刚执政时的1933年，到1940年的时候，失业已经有所降低，而实际产量也已经有所提高。

这样，凯恩斯对美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几乎不令人感到惊奇了。实际上，凯恩斯对整个英语国家，特别是其中那些经历了长期政治稳定并积累起了错综复杂特殊利益集团的国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战后有些国家，比如德国，对凯恩斯不那么敏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这当然包括许多原因，英语世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的数量要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多很多倍，因此就有很多人被凯恩斯著作的微妙和强大说服力所折服。

我们现在能够明白，尽管凯恩斯在危机期间所倡导的总需求扩张有时候能够抵消特殊利益集团和不明智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影响，但总需求水平对非自愿失业水平的影响最多只是第二位的和暂时的。非自愿失业只能根据相关的利益和政策来解释，而这些利益和政策阻碍了拥有劳动力和其他商品的出售者和能够从购买这些商品中获益者之间达成的互利交易。总需求的较低水平甚至是下降，既不是非自愿失业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总需求的下降或低水平未必会引起萧条或非自愿失业，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明显的，而且从本章前面提到的历史经验看也是明显的。

在总需求水平很高甚至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自愿失业，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来看非常明显，即不论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水平有多高，分利联盟都会有动力将实际价格和工资设定在阻碍联盟外互利交易达成的水平上，并因此阻碍了市场出清；如果闲置资源最终能够在弹性价格部门就业，仍然会存在一些非自愿失业，这是由于相同资源得到的回报不同而造成的过分等待和搜寻引起的。非自愿失业可能与较高水平和不断上升的总需求同时发生，也可以通过最近发生的滞胀得以说明；在有些年份，用货币衡量的GNP虽然已经上升，但仍然存在很高的失业。这必定存在总支出的不断提高，否则更高的名义GNP就不会被购买，然而失业仍然存在，有时候还会增加。

既然总需求不足并不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或最终原因，那么经常存在的、迅速变化的而且是精密调节的需求管理就没有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知识不足以对需求进行精密调整，而且还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需求管理都不是主要的调节器。通过运用每一种扩大总需求的办法尽力抵消固定价格部门较高的有害价格，仅是美国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一种伟大理想——因为没有人惧怕通货膨胀的有害影响，许多特殊利益集团都在尽力把价格降低到1929年的水平以下，并且不希望价格上升。额外支出可能会抵消由失业和垄断定价造成的需求下降，也有可能造成价格水平上升，并因此改变固定价格部门的相对价格。但是，这种做法作用甚微，而且如果特殊利益组织习惯了需求管理并通过制定更高的价格来抵消预期到的扩张性财政或货币政策的话，还会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有时候，正如我在别处表明的，38货币政策以及可能的财政政策可能比分利集团改变其价格变化更快，这就为政府在大多数分利集团改变其价格后再改变政策并通过需求管理实现实际产量收益创造了可能性。但是，不断变化的让人无法预期到的政策自身是有成本的，因此这不是一种长久之计。

问题的最终根源在于凯恩斯没有解释工资和价格无弹性的原因，也没有指出这种解释应该是任何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因此他的许多追随者都认为，工资和价格或多或少地都是人为给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对“核心”通货膨胀率——即变化相对缓慢的这些价格和工资的增长率——谈了很多，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什么水平的价格和工资才是核心问题，并且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价格和工资的变化，在他们的理论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如果这些核心价格和工资是人为给定的或者是政府倡导的“收入政策”的结果，就没有理由假定它们受总需求上升的巨大影响，因此20世纪70年代许多凯恩斯主义者倡导更具扩张性的政策以治愈失业问题，并因此产生了毫无意义的通货膨胀问题。

恰好在其核心所在，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也存在同样的漏洞。这些理论对什么因素造成了价格很少变化或变化缓慢很少论述，或者根本就没有论述；这是他们对非自愿失业没有做出解释的一个原因。许多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经常采用最低工资立法、工会等作为黏性工资和失业的根源，但仅仅偶然提及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没有解释这些黏性价格服务于谁的利益，是如何出现的。如果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现象——什么造成了失业和实际产量水平的波动——不能跟宏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那么该理论就像是没有王子的《王子复仇记》（Hamlet without the Prince of Denmark，即抽象掉了本质的东西）一样。

十八

说凯恩斯理论很不完善，或者说凯恩斯理论的不完善已经造成了影响深远的误导性，并不是要否定凯恩斯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创建了这个领域。凯恩斯强调人们对货币作为资产而产生的需求，强调与消费支出相比较时投资的特殊变动性，强调预期的作用，这都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宏观经济和货币问题的理解。在《通论》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大多数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现在来看都非常粗糙。在希克斯的帮助下，凯恩斯还提出了一个需要同时考虑货币供给和需求以及储蓄和投资意向的理性框架。由于凯恩斯已经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虽然他没能提出类似于本书那样的供给价格理论，但也几乎没有受到批评。但是他应该指出这种忽略所固有的风险和局限性，而且不应该宣称似是而非的普适性。如果他更多地关注一下任何科学存在的累积性特征，更少地强调其理论与前人理论差别的程度，那么长远来看他的名望会更高。

我认为，强调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分析和争论的贡献非常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许多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的著作，尽管对我和其他学者有一些价值，但好像几乎全都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驱使，即反对凯恩斯所得出的结论或所倡导的政策就是正确的。有时候，辩论得胜好像比创造性更重要。我的感想可能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如果真如此，我将深表歉意。但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对凯恩斯经济学著名而富有价值的批评却对非自愿失业、对美国经济的明显失败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自动保持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所谈甚少呢？最重要的是，当数以百万计的学者注意到并打算证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痛苦的、可怕的失业问题时，为什么会将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在这样的假定上——即经济处于或接近类似以太的均衡，既没有发生非自愿失业，也没有发生严重的长期危机？为什么在大声抱怨政府迅速提高的有害影响和工会的有害影响时，却把宏观模型建立在经济中不存在政府或卡特尔制定的价格、甚至是完全竞争的假定上呢？

我希望，对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留给经济思想史学家去做，所有学派的大量聪明才智都集中于宏观模型上，遵循货币主义学者和均衡理论家所坚持的宏观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效的微观经济理论上，遵循凯恩斯所认识到的非自愿失业是完全可能发生的，稳定社会中的自由放任经济不会永久地自动保持在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上。我强调这些条件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我自己的理论可以满足的条件，但是我对专业经济学家关于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不应该满足这两个条件（或者，本章前面列出的完整宏观经济理论满足的所有条件）所提出的观点也饶有兴趣。

十九

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中，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讨论本书理论的政策含义。要结合大家熟悉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其他条件探讨本书的所有政策含义，需要一部专门的著作。而且，最好是首先提出正确理论，将政策含义留待以后讨论（除了其他原因，还因为对“正确”政策的偏见很可能会扭曲理论）。然而，提出一些尝试性的政策含义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含义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不存在对更加开放、竞争环境的替代。如果联盟控制了整个经济中的市场，政府总是代表特殊利益干预经济生活，那么就不存在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借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菲尔普斯非常有用但很可能是误导性的概念来说，“自然失业率”——其本质就是，当公众预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存在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率——会非常高。对更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的需求，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说法可能最具说服力，他说“自然失业率不自然地高”。这个观点不仅在他自己的国家是正确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其他许多国家也是正确的，至少在美国是正确的。

第二个政策含义（也是非原创性的）是当前许多国家需要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稳健的、渐进的，也应该是坚决的、可信的。许多格外强调“预期”的经济学家有时候表明，如果公众确实会相信政府或中央银行会把反通货膨胀政策制度化，并且在长期中将坚持该政策，那么短期的急剧紧缩会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政策在几乎没有分利联盟的社会中会起作用，但在有许多分利联盟的社会中却不行。这些联盟的缓慢决策使得这些政策不能迅速调整，不论他们对政府的决心是多么确定，也不论物价下跌是多么严重。尽管这是一种极端情形，但回顾一下第三章中提到的丹麦的卡特尔，尽管利润早已消失，但它花了10年时间调整其政策。同时，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特殊利益集团最终确实会调整以适应它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一个例子就是，当雇用它们工人的企业要垮台的时候，工会有时候也会接受工资削减。

此时要考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含义是，为降低自然失业率而制定的税收和补贴计划在许多社会可能会起重要（虽然可能只是短暂的）作用。当自然失业率非常高的时候，通过对提高工资的企业征收比整个经济生产率的预期提高更高比例的税收，自然失业率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下降。相反，如果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更加可行，当企业承认这种上涨的时候，他们得到的补贴将会递减。这将会给企业为更低的工资上涨进行讨价还价的动力，并且在得到这一点之后，企业将会有动力雇用更多的工人，并因此而降低失业。这种政策的不利之处在于，它阻碍了要将其技术升级到最优水平的企业这样去做，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效率损失。那就是这种政策仅应该是短期的而不应该（有时候它们的确会）作为万应灵药或理想方法提出来的一个原因。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倡导这项政策，39亨利·沃利克（Henry Wallich）和西尼·温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首次提出了这项方案）倡导这项政策的时间更长。一大批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但在政治上却只取得了最少的成功。尽管如此，我将一直坚持这项政策在政治上是可以实现的。但当它们与对利益集团有利的政策（这也会让他们失去一些东西，比如资深工人的良好工作保证）结合起来的时候，将可能非常受欢迎。这项税收与大企业的价格提高使用起来一样适用，尽管它会引起行政和执行困难。按照同样的精神，另一项政策是倡导对企业的工资补贴，这些企业会通过接受高失业群体的工人而扩大它们的劳动力。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所有这些政策就一定不能包治百病，不能成为良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可靠的微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替代。

二十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如果某个宏观经济理论只能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而不能够解释其他现象，那么宏观经济学家应该会稍感遗憾；如果某个理论不仅满足了特定的宏观经济条件，而且也能够接受其他现象，那么宏观经济学家应该会信心倍增。当然，这个条件是对第一章观点的回应，即理论需要广泛的解释，需要在解释不同类现象上保持一致，也需要简洁简单。我们回到“满意答案应该满足的标准”。

我希望，那些一直主张其他替代性宏观经济观念的学者，一直主张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增长率或社会结构做出了替代性解释的学者，问一问自己，自己的理论在保持简洁性的同时能够解释的不同现象有多宽泛。本书提出的理论当然是简单的，至少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说是如此。

本书的理论与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迅速增长是一致的，与近期英国的缓慢增长和失控是一致的，同时还与英国早期作为增长最快国家的记录也是一致的。它与美国东北和古老的中西部地区的缓慢增长是一致的，也与南部和西部的更快增长一致，并且提出了对美国48个州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增长在统计上显著的解释。

本书提出的理论也与建立共同市场的6个国家的迅速增长一致，与美国在整个19世纪的迅速增长一致，与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的迅速增长一致。本书理论与现代早期英国、荷兰和（较不明显）法国的增长以及它们在一度落后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时期中的作用是一致的。它解释了这些不断扩张的国家以及分散的交易密集型生产体系中老城市衰落的原因。本书理论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战后取得的迅速增长相一致，它与最初面临欧洲压力时旧中国行会造成的滞胀相一致，更不要说印度相同的滞胀现象了。最后，本书理论与不稳定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模式和贸易政策相一致，也与其他事实相一致。

对我们而言，目前的证据很可能还不足以说明，在解释英国的阶级结构、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更严重形式的种族歧视发生的时间和具有的特征等问题上，本书理论取得成功的程度有多大。当不存在足够可靠的数量和历史信息时，最好谨慎。然而，本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个理论都能够更好地解释这其中的每一个现象。

简练地解释了上述问题的相同理论，至少稍加补充，就可以解释非自愿失业、危机和滞胀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现象，在任何方面都不需要对个人行为做出奇怪的或不合理的假定。对本书理论而言，它不像其他任何理论，它能解释宏观经济问题历时发展的模式，这就是有力的证据。当我们把这些解释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本书理论既简洁，又有说服力并前后一致。如果它在总体上或主要方面是错误的，那么就很难理解它怎么会如此简练地解释如此多方面的现象。

但是，即使本书理论令人惊奇地完全正确，它也仍然只考虑了我试图解释的众多现象之许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其他因素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考虑如果未来研究的发现与本书理论相一致将会发生什么，很可能会最好地阐明这种重要性。进一步假定，本书观点通过教育体系和大众媒体传播给了公众，并且大多数人相信本书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对本书解释的解决问题的政策就可能有不可抗拒的政治支持。

如果一个社会具有刚刚描述的那种一致性，它就可能选择最明显、最具深远意义的补救措施：它可能会简单地废除所有的特殊利益立法或管制，同时对运用其权力获得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或工资的各类卡特尔或联盟实施严格的反托拉斯法。按照这种方式，一个社会就可以避免分利联盟造成任何重大伤害。这种补救措施并不要求花费很多资源：明智而坚决的公共政策自身会带来极大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经济绩效的提高。因此，进行彻底的观念和政策变化并非是极端必要的。但是，这种情形仍然足以表明，如果本书观点和其他具有相同重要性的观点具有预期不到的重要影响的话，那么由本书得出的预言就是错误的。

很显然，分利联盟会反对废除特殊利益的立法，反对接受否定其垄断利益的反托拉斯政策，这种垄断收益是通过它们的集体行动能力获得的。过去，经济教育的影响非常有限，即使对已经在专业上达成了一致的问题也是如此，这表明分利联盟通常是成功的。当凯恩斯写下世界被观念和其他少数人统治的时候，他走得更远。然而，其著作对公共政策的重大影响，以及对其著作的批评在最近时期产生的影响，表明观念确实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能否合理地预期：如果特殊利益（就像我宣称的那样）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政府的英明、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性是有害的，那么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种认识能否最终传播给越来越多的人？这种越来越广泛的认识能否大大限制由于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损失？那就是我所期望的，至少我会一直为此寻求满意的答案。

注释：

1．见“Beyond the Measuring Rod of Money”（著作，即将出版）; “Environmental Indivisibilities and Information Costs: Fanaticism, Agnosticism, and Intellectual Progr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2（May 1982）: 262—266；以及（特别不满意）“Evaluating Performance in the Public Sector”，见Milton Moss, ed.,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3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355—384。

2．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不存在令人满意的一元论理论的一个原因。

3．The Gener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45，分散引用于第5—15页。

4．Ibid., pp.262—267.

5．例如，见Edmund S. Phelps, ed.,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6．Money,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6.

7．见“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Macroeconomic Theory: A Partial View”,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2 No.3（August 1979）: 342。

8．见Owen Gingerich, “Crisis versus Aesthetic i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in Arthur Beer和K. A. Strand, eds., Vistas in Astronomy, vol. 17（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5）, pp.85—95; Thomas S. Kuh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Kenneth F. Schaffner, Nineteenth-Century Aether Theories（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2）; Lloyd S. Swenson, Jr., The Ethereal Aether（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2）。

9．Challenge Magazine 22（1979）: 67.

10．Martin J. Bailey, Mancur Olson, and Paul Wonnacott, “The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 Does Not Increase: Borrowing, Lending, and Friedman-Savage Gamb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June 1980）: 372—379.

11．见上面注释[5]中提到的文集，以及Edmund S. Phelps, Inflation Policy and Unemployment Theory（New York: W. W. Norton, 1972）。

12．见“What Macroeconomic Theory is Best”，这是一篇于1981年11月在新奥尔良召开的南部经济学会期间我组织的一个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

13．注意，本书观点提到的是“多条边际收益曲线上的点”，而不是这些边际收益曲线或这些曲线的加总。一家企业的MRP曲线不是某种要素的需求曲线，因为它可能使用不止一种要素。要素价格的变化不仅通过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影响对该种要素的需求，而且还有其他一些方式。为了分析这种关系的某些复杂性方面，见Charles Ferguson, “Production, Price and the Theory of Jointly Derived Input Demand Functions”, Economica 33（November, 1966）; “‘Inferior Factors’ and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Input Demand”, Economica 35（May, 1968）; and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第6章和第9章。

14．Edmond Malinvaud,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7）.

15．Ibid., p.102.

16．Recent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研究论文第1号（Washington, D. C., 1959）。

17．我感谢彼得·默雷尔（Peter Murrell）让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18．Phillip Cagan, The Hydra-Headed Monster: The Problem of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74）。又见Cagan, Persistent Infla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F. M. Scherer,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hicago: Rand Mcnally, 1970）, p.291.

20．我感谢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和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让我对分利联盟在很多情况下有动力修订协议这样一个观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谢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让我记起了关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争论。

21．Robert W. Clower,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in F. H. Hahn and F. P. R. Brecheling, eds.,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1965）.

22．Malinvaud,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 p.31.

23．Monthly Labor Review, April 1977．在下一自然段中提到的通货膨胀率来自Arnold Harberger and Sebastian Edward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Sources of Inflation”，未发表的手稿。

24．例如，参考Erik Lundberg,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 Walter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63—307。特别感谢豪厄尔·泽（Howell Zee）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提供的帮助。

25．当本书正在出版过程的时候，另一个跨部门检验表明：根据我的理论，在美国各州中，加入工会的工人比率越高，失业率也应该越高。它们的确如此。从1957年到1979年对各州失业率的回归结果表明，这种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并且比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比例与失业之间的关系更显著。回归结果忽略了工会之外其他分利联盟间接的重要影响，但是这种间接影响通常不限于分利联盟存在的州。

26．Cagan, Persistent Inflation．此处的引用散见于卡甘论文的相关章节。

27．Jeffrey Sachs, “The Changing Cyclical Behavior of Wages and Prices: 1890—197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78—90.

28．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29.

29．Peter Temin, The Jacksonian Economy（New York: W. W. Norton, 1969），表5.1, p.157。

30．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76）, p.xi.

31．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New York: Pantheon, 1964）, p.776，注释2。特别感谢彼得·默雷尔提供了这个参考文献。单词“失业的”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例如，它曾经用来描述休耕土地。可从《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注意到了这样一句话：“其他人整天到处游荡、闲散无事，很少需要休息。”（Other creatures all day long rove idle Unimploid, and need less rest）（iv, 617）。

32．见John A. Garraty, Unemployment in History（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第4页。

33．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1929—1941（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226.

34．见E. E. Schattschneider, Politics, Pressures and the Tariff（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5）, and E. Pendleton Herring, Group Representation Before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29），特别是第78页。

35．Chandl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p.230．通过阅读马丁·N.贝利（Martin N. Baily）未发表的论文和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合著的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一书的第九章，使我对NRA和大危机历史的认识受益匪浅。

36．也引自Chandler,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p.231.

37．Ibid., p.232.

38．“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Inflation and Stagflation”, in H. Gapinski and Charles E. Rockwood, eds., Essays in Post-Keynesian Inflation（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37—159.

39．“On Getting Really Full Employment without Inflation”, in David C. Colander, ed., Solutions to Inflatio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pp.183—187; “‘Incentives-Based’ Stabilization Polic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acroeconomic Problem”, in Michael P. Claudon and Richard R. Cornwall, eds., An Incomes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Approaches（Boston, The Hague and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pp.37—77．后一篇论文是注释[38]提到的那篇论文的主要部分。

术语与人名对照表[1]

Aggregate demand

总需求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农业调整法案

Altruism

利他主义

Apartheid

种族隔离

Arrow, Kenneth

阿罗，肯尼思

Austria

奥地利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奥匈帝国

Balassa, Bela

巴拉萨，贝拉

Balogh, Thomas

巴洛格，托马斯

Barro, Robert

巴罗，罗伯特

Baumol, William

鲍莫尔，威廉

Bhagwati, Jagdish

巴格瓦蒂，亚格迪什

Boers

布尔人

Braudel, Fernand

布罗代尔，费尔南

Brittan, Samuel

布里坦，塞缪尔

Business associations

商业联盟

Besiness cycles

经济周期

Cagan, Philip

卡甘，菲利普

Capital accumulation

资本集聚

Cartels

卡特尔

Caste system

种姓等级制度

Chandler, Lester V.

钱德勒，莱斯特V.

Choi, Kwang

黄肇毅

Class

阶层

Clower, Robert

克洛尔，罗伯特

Colbert, Jean Baptiste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

Collective action

集体行动

Collective good

集体物品

“Color Bar Act”

“有色人种歧视法案”

Common Market

共同市场

Comparative Advantage

比较优势

Consensual Bargaining

相互的讨价还价

Consilience

一致性

Constitutional Procedures

宪法程序

Consumer Price Index

消费价格指数

“Cost-push”theory

“成本推进”理论

Customs unions

关税同盟

Darwin, Charles

达尔文，查尔斯

Daunton, M. J.

道顿，M. J.

Davis-Bacon Act

戴维斯-培根法案

Deflation

通货紧缩

Democracy

民主

Denison, Edward

丹尼森，爱德华

Depression

衰退

Disequilibrium theory

非均衡理论

Disinflation

非通货膨胀

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

分配联盟

Distribution of income

收入分配

Dutch Republic

荷兰共和国

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s

共容性组织

Endogamy

同族结婚

Enterprise unions

企业联盟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欧洲经济共同体

Exclusivity

排外性

Factor mobility

要素流动

Farm organizations

农场组织

Feudalism

封建主义

Fiorina, Morris

费奥丽纳，莫里斯

Fog, Bjarke

福格，雅克

“Footloose”industries

“自由流动的”产业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Friedman, Milton

弗里德曼，米尔顿

Friedman, Rose

弗里德曼，罗斯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一般均衡理论

Government: top-heavy

政府：高权重的

Grange

格兰杰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Grossman, Herschel

格罗斯曼，赫谢尔

Group behavior

集团行为

Group external economy

集团外部经济

Group-optimality

集团优化

Guilds

行会

Harberger, Arnold

哈伯格，阿诺德

Hennart, Jean-François

埃纳尔，让-弗朗索瓦

Hicks, John

希克斯，约翰

Hinduism

印度教

Hitler, Adolph

希特勒，阿道夫

Ho, Alfred

霍，艾尔弗雷德

Hoffa, Jimmy

霍法，吉米

Hoover, Herbert

胡佛，赫伯特

Hutt, W. H.

赫特，W. H.

Implicit contracts

隐含契约

Incentives, selective

激励，选择性的

Indust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Inequality

不平等

Inflation

通货膨胀

Innovation, techonological

创新，技术的

Integration, jurisdictional

一体化，管辖权的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托马斯

Jorgenson, Dale

乔根森，达尔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法和经济学杂志》

Jurisdictional integration

管辖权一体化

Keidanren

凯丹仁

Keynes, John Maynard

凯恩斯，约翰·梅纳德

Keynesian economics

凯恩斯经济学

Kindleberger, Charles

金德尔伯格，查尔斯

Kisch, Herbert

基希，赫伯特

Kreinen, Mordechai

克雷南，莫迪凯

Labor mobility

劳动力流动

Labor unions

工会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

Lehner, Franz

莱纳，弗朗茨

Lewis, Arthur

刘易斯，阿瑟

Little, I. M. D.

利特尔，I. M. D.

Lobbying organizations

游说组织

Louis XⅣ

路易十四

Lundberg, Erik

伦德伯格，埃里克

Machiavelli, Niccolò

马基亚维里，尼古拉

MacGowan, Deniel J.

麦高恩，丹尼尔J.

Macrae, Norman

麦克雷，诺曼

Macroeconomic theory

宏观经济理论

Malinvaud, Edmond

马林沃德，埃德蒙

Margolis, Howard

马戈利斯，霍华德

Markets, unconstrained

市场，不受约束的

Marx, Karl

马克思，卡尔

Meade, James

米德，詹姆斯

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Moghul empire

莫卧儿王朝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

Morse, Hosea Ballou

莫尔斯，霍齐亚·巴卢

Mueller, Dennis

缪勒，丹尼斯

Multinational firms

跨国公司

Murrell, Peter

默雷尔，彼得

Napoleon

拿破仑

Nationalist Party

国家党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国家复兴局

Nehru, Jawaharlal: The Discovery of India

尼赫鲁，贾瓦哈拉尔：印度的发现

Noll, Roger

诺尔，罗杰

Norris-LaGuadia Act

诺里斯-腊圭蒂亚法案

Okun, Arthur

奥肯，阿瑟

Olson, Mancur

奥尔森，曼瑟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经合组织（OECD）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Pareto efficiency

帕累托效率

Parsimony and power

简洁和效力

Patinkin, Don

帕廷金，唐

Peak associatioins

高峰联合

Perverse policy syndrome

不当政策综合征

Phelps, Edmund

菲尔普斯，埃德蒙

Phillips curve

菲利普斯曲线

Political stability

政治稳定

Populist movement

民萃主义运动

Power of theories and explanations

理论的效力和解释力

Price index

价格指数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专业协会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Public good

公共产品

“Putting-out system”

“产出机制”

Pythian-Adames, Charles:“Urban Deca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达尔菲-亚当斯，查尔斯：“中世纪后期英国城市的衰落”

Race

种族

Rational expectations

理性预期

Rational-expectations equilibrium theory

理性预期均衡理论

Real output

实际产出

Recession

不景气

Revolution

革命

Ricardo, David

李嘉图，大卫

Rohatyn, Felix

罗哈廷，费利克斯

Roosevelt, Franklin

罗斯福，富兰克林

Sachs, Jeffrey

萨克斯，杰弗里

Scherer, F. M.

谢勒

Schultze, Charles

舒尔茨，查尔斯

Schwartz, Anna

施瓦茨，安娜

Selective incentives

选择性激励

Sella, Domenico

塞拉，多米尼克

Smith, Adam

斯密，亚当

Smoot-Hawley tariff

斯穆特-霍利关税

Social selevtive incentives

社会的选择性激励

Solow, Robert

索洛，罗伯特

South Africa

南非

South African Labour Party

南非劳工党

Soviet-type societies

苏联型社会

Soviet Union

苏联

Stagflation

滞胀

Suburbs

市郊

Taft-Hartley Act

塔夫托-哈特利法案

Tariffs

关税

Temin, Peter

特明，彼得

Textile industry

纺织品工业

Thompson, E. P.

汤普森，E. P.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亚里克西·德

Top-heavy government

高位政府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Trade associations

贸易联盟

Transportation

运输

Truman, Edwin

杜鲁门，埃德温

Tucker, Josiah

塔克，乔塞亚

Unemployment

失业

Unions, labor

联盟，劳工

Urbanization

城市化

Wallich, Henry

沃利克，亨利

Weber, Max

韦伯，马克斯

Weintraub, Sidney

温特劳布，西尼

Western Europe

西欧

Whewell, William

休厄尔，威廉

Wiener, Martin

威纳，马丁

Woodward, C. Vann

伍德沃德，C.范恩

Zollverein

关税同盟

[1]人名根据《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译出。——译者注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By Mancur Olson

Copyright 1982 by Yale University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Trade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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