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奴隶制

The Slave Systems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美］威廉·威斯特曼（William L．Westmann）　著

邢　颖　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美）威斯特曼著；邢颖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5

（大象学术译丛）

ISBN 978-7-5347-6057-0

Ⅰ．①古…　Ⅱ．①威…②邢…　Ⅲ．①奴隶制度—历史—古希腊②奴隶制度—历史—古罗马　Ⅳ．①K125②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6609号

大象学术译丛

古希腊罗马奴隶制

［美］威廉·威斯特曼　著

邢　颖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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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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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　42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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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序言

多年以前，我就已经对古代奴隶制问题产生兴趣，然而，想要写作一部全面展现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庞大著作则是后来才有的冲动。这个想法源自于罗斯托夫采夫教授（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把我推荐给布雷斯劳大学的克罗尔教授（Wilhelm Kroll），让我为《保利-维索瓦百科：古典科学百科全书》（Pauly-Wissowa-Kroll，Ré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写作一篇有关希腊罗马奴隶制历史的概述性文章。这套权威的德文工具书于1935年出版了第六卷增补本，其中收录了我对奴隶制（Sklaverei）的研究成果。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哥伦比亚大学的资助对我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帮助作用，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公开向这个委员会表示感谢。这笔资金让我能够享受到一些既有能力又有热情的研究生的协助，他们都掌握古代语言方面必要的知识，可以帮我收集分散于古代文学作品以及铭文纸草中的有关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史料。

在我即将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执教生涯时，历史系的一些同事们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意见，他们建议我更新在《保利百科》上发表的奴隶制文章，并出版一个英文本。历史系从著名教授邓宁（William H．Dunning）的遗赠基金中拨出足够的资金支持我的这项工作，从而保证我可以将这篇有关奴隶制的德文旧文章重新修订录入。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正是它的资助使我的这部作品得以出版。

本书的前四章（第一至第四章）论述了希腊自由城邦时期奴隶制的历史。这部分内容除了一个问题之外，基本都遵循原来的德文研究成果。来自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克雷林博士（Emil G．Kraeling）慷慨地给予我学术上的帮助，使我得以对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上埃及一个殖民地中犹太奴隶的情况作出研究。在他们的成果正式出版之前，克雷林博士就把他翻译和解释的三篇新发现的阿拉米文文献提供给我，这三篇文献都涉及著名的象岛希伯来殖民地内的奴隶制状况。就如同我们将在第三章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文献的内容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可以对比希伯来及更早的闪族奴隶制与希腊奴隶制之间基本观念和程序上的异同。这份新史料必然引起研究阿拉米文文献的学者的大讨论，而我在此只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仅仅指出它对于研究希腊城邦时代东地中海区域的奴隶制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克雷林博士在这份新史料出版以前就将它提供给我使用，对此我非常感谢。

接下来四章的内容有关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和西南亚洲之后东地中海区域的奴隶劳动力和奴隶待遇的问题（第五至第八章），这部分内容基本都是重新改写的。在这些章节中，我试图展现在一个以普世主义和大融合为显要特征的时代里，人们在奴隶劳动力经济领域所分别接受和抛弃的内容，希望以此说明奴隶立法及奴隶使用等问题。我非常清楚，这些观点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的讨论乃至修正。

第九至第十二章主要论述了罗马共和国兴起时期西地中海区域农村的奴隶制问题。与过去的研究相比，这里增添了大量细节内容，一些论点也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讲，这部分内容不需要对《保利百科》作出太大的修改。

第十三至第十九章讨论了公元后前三百年罗马帝国的奴隶体系。我希望这部分内容可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于奴隶劳动力与当时政治文化大变革之间关系的理解。最后的几个章节，第十九至第二十四章阐述了奴隶制在基督教不断发展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的情况，这部分内容基本是全新的，之前的《保利百科》对此只有很简短的论述。在从戴克里先即位到查士丁尼死去这两个半世纪里，涉及奴隶制的史料使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但它们中每一个都具有文化层面的重要性，值得我们对它们在其所处的文化大背景中的意义作出重新阐释和准确评价。

第一个问题源自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差距的缩小。在古代社会前期，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差距使他们在法律和公众地位上都有差别，尤其是在劳动力领域。在我看来，这种身份差距拉近的过程降低了自由人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同时也提升了奴隶群体的地位。

第二个问题有关基督教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基督教在其内部组织和成员关系中摒弃了蕴含于人类奴役制度中的不平等原则，但为何它在外部社会中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事实上的奴役行为？

我在整部书中都试图透过奴隶制这扇窗来认识其所在的希腊罗马文明不断变化的社会。我一直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来描述古代奴隶阶级及其生活状态，比如“恐怖的奴隶制”，或把奴隶说成是“受奴役的困兽”、“作为人类的商品”等等，虽然这样的描写也许会使这个奴隶制主题被阐释得更加生动。上述举例中的说法可能也没有什么错误，但对我来说，它们扭曲了古代奴隶劳动力的真实情况。

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对这项研究感兴趣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及其他同行们，在我的研究工作进展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连续三年时间里，我有幸与历史系的三位同事以及他们的研究生展开合作研究，内容涉及世界不同地区的奴隶制的各个领域。我尤其要向泰尼鲍姆教授（Frank Tannenbaum）致以特别的感谢，他与他的学生们阐述了巴西的奴隶制问题。完成北美奴隶制研究的是美国史领域的学生们，他们的指导教师是我的朋友克罗特教授（John Krout）——现今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罗宾逊教授（Geroid Robinson）和他的团队对俄国农奴制体系下奴役制度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则带领学生主要涉足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问题。自从莫里斯教授（Richard Morris）开始了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联系以来，我与他就比较古代奴隶制及他所精通的美国奴隶制的异同问题展开多次交谈。

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布劳顿教授（Thomas R．S．Broughton）阅读了我的稿件并给出了意见。我非常感谢他为此付出的极大耐心，他的学术能力和判断力使我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道科斯先生（Georges Daux）和我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讨论的内容包括他最新出版的著作，主要探讨德尔菲在向阿波罗神信托出售的体系下释放奴隶的问题，此外还有他在过去所发表的对这些史料的修复。他在其著作《德尔菲年表》（Chronologie Delphique）中研究了德尔菲史料的年代问题，这对我帮助很大。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纸草室收藏了许多日常契约合同文献，华沙大学（Warsaw University）的陶本施拉格教授（Rafael Taubenschlag）对此进行了研究，使我对希腊化埃及以及罗马帝国时代的奴隶制立法和社会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在这篇序言的开头就提到了罗斯托夫采夫教授的名字，我想同样以他的名字结尾。罗斯托夫采夫教授熟悉古代经济史各个领域的内容，他自然对奴隶劳动力问题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之所以要将我的这项研究献给他，实际是在向他的诚恳以及学术的深度和广度表示敬意。我还要感谢他常常表现出的友善，更要感谢他在友善态度之外对我的慷慨。

W．L．威斯特曼

斯卡斯代尔，纽约

1954年6月30日

目录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序言

第一章　从荷马时代到希波战争时期的希腊奴隶制

第二章　从希波战争到亚历山大：奴隶供应和奴隶数量

第三章　从希波战争到亚历山大：奴隶的使用、涉及奴隶制的法律

第四章　从希波战争到亚历山大：奴隶制城邦社会

第五章　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时代的东地中海区域：奴隶的补充以及数量

第六章　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时代的东地中海区域：德尔菲释奴——奴隶的来源，经济与法律因素

第七章　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时代的东部区域

第八章　希腊化埃及的奴隶制

第九章　公元前146年前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战争与奴隶制

第十章　罗马共和国时期

第十一章　罗马共和国晚期：奴隶与罗马家庭

第十二章　罗马共和国晚期：奴隶的社会与法律地位

第十三章　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罗马帝国的奴隶制

第十四章　西部地区的罗马帝国

第十五章　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制

第十六章　罗马帝国时代

第十七章　罗马皇帝的皇家奴隶与获释奴

第十八章　皇家奴隶的道德涵义与古代文化的“衰落”

第十九章　罗马帝国东部行省的情况

第二十章　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有关奴隶制的问题

第二十一章　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东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十二章　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自由工匠与奴隶地位的平等化

第二十三章　奴隶制与基督教

第二十四章　结语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第一章

从荷马时代到希波战争时期的希腊奴隶制

奴隶制存在于整个古典时代，它与自由劳动力一同构成了持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中的稳定因素。不论对于奴隶主还是奴隶，这项制度都被视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的开头讨论城邦起源时就提到了奴隶主与奴隶、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儿子这三项关系，认为这三项关系在一切有组织的社会中都是表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基础性的社会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主奴隶关系与自然界中的关系一致。他反对另一种哲学观点，即奴隶制被视为权宜之计，只在人类法律条件下才正当合理，与自然不合。然而，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他所反对的哲学家们，他们都没有看到奴隶制被废除的可能性，他们的讨论仅限于有关制度起源的学术层面。虽然这场有关奴隶制到底起源于自然界还是由人力所致的争论一直持续，但这种对于奴隶制本身完全接受的态度则贯穿于整个古典时代的文学作品之中。

自由人与奴隶人口之间的数量比例在特定时期的不同地点差异很大，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状况会对奴隶的使用产生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偶尔我们能找到有关某个地点的奴隶数量的史料，但这些材料非常零散而且并不可靠，要对这些零碎的数字进行数据处理并不可行。虽然奴隶制在古典社会一直存在并在古代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惊讶地发现，从古代开始，这个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就很少被讨论，这恰恰是由于这项制度已被彻底而不加质疑地接受，因而没有一位古代作家感到有必要专门费笔墨来描述奴隶生活或探讨奴隶问题。

奴隶的处境和生活状态根据奴隶主个体的不同以及奴隶劳动力在经济使用方式上的不断变化而各不相同，关于这一点我们无法找到具有普遍性的规则。把古代奴隶制与现代奴隶制进行比较并据此推断结论的做法是危险甚至错误的，尤其是19世纪基督教价值观在反奴隶制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后更是如此。奴隶制在古典时代纯粹是一个实践问题，当然伦理考量也已进入到奴隶主个体与奴隶的关系中，但在后戴克里先（Diocletian）时代基督教文学作品出现之前，这些道德层面上的思考角度并没有被应用到对奴隶体系本身的思考之中。然而即便在当时，对奴隶制度的批评也只是暗示性的，并没有明确公开地表达出来。但这并没有消除自荷马时代以来一直盛行的观点，即如果一个人在某一天沦为了奴隶，那么命运在此时就剥夺了他一半的能力。[2]对于一个已了解自由为何物的人来说，奴隶身份是可耻且卑劣的。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有关奴隶的立法中，一直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它实际上是奴隶制度自身性质所固有的矛盾：奴隶从理论上讲是一件动产，因而应该只归管辖私人财产的法律来管理；但在实践中，奴隶又是一个具体的人，因此也应被纳入到有关人类个体的保护法体系当中。

在接下来的有关奴隶制的讨论中，笔者要一直严格区分真正的奴隶制与不同形式的农奴制。农奴制的经济形式存在于古典时代，比如黑劳士制度[3]、罗马的隶农制[4]以及在希腊世界被称为paramonē的契约劳役体系，这种劳役形式所针对的是一些获释奴隶。奴隶制与农奴制不同：奴隶是某一个人的财产，而农奴只是被束缚于他的劳役地点，而非束缚于某一个人，他只需每年为他的主人服特定的劳役。在希腊的契约劳役关系中，强加于当事人身上的劳役时间是有限的，因而这种状态不是完全的奴隶制（douleia；拉丁文servitudo）。但同时，古代奴隶制的特定情况要求国家奴隶（demosioi；拉丁文servi publici）[5]和那些属于宗教组织的奴隶一起，都被纳入我们的讨论范畴。

荷马时代的希腊奴隶制

海卡泰欧斯（Hecataeus）称希腊在雅典修建城墙的原始时代还不存在奴隶，[6]这种说法不足为据。对于希腊罗马世界奴隶制初始阶段的情况，我们只能靠推理来了解。事实上，有关这两个时代奴隶的起源问题我们无法找到答案。在荷马史诗时代，个人占有奴隶作为财产私有制的一项内容已经发展成熟。[7]即使是最富有的氏族首领，他所能拥有的奴隶数量也受到限制，[8]这是令人吃惊的一个事实。这一时期的奴隶制非常温和，我们有时甚至很难把它与宗族保护或者农奴制区分开来。[9]荷马用于表示“奴隶”的词语是dmōs，该词汇的阴性复数形式是dmōai。而希腊语中惯用的doulos则总共只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出现过两次。[10]作为奴隶一词的dmōes较之于amphipoloi（自由仆从）（Odyssey 9∶206）有很大的区别，但史诗的作者在行文中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两个词语的基本含义。[11]对于王宫贵族的家用奴隶，例如阿尔基诺奥斯（Alcinous）的王宫[12]以及奥德修斯（Odysseus）的王宫[13]，50名女奴这个数目似乎代表着一个标准的数量水平。有关奥德修斯的男性奴隶的数量则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值，[14]但其数目明显不大，确定已知的只有牧猪奴欧迈奥斯（Eumaeus）[15]和多利奥斯（Dolius）[16]，后者娶了一位显然也是奴隶的西西里女子。[17]通过间接的途径我们也搜集到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荷马时代奴隶数目相对较小的情况。这些证据包括：奴隶尚未形成仆从群体（therapontes），未成为战斗人员的军事随从；史诗中没有出现交易奴隶的中间商；也没有出现为获取奴隶而进行的大规模劫掠活动；甚至从事农牧业生产的普通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雇佣劳动力充当的。[18]

荷马时代的奴隶大多都是战俘，或者是偶然得来的，而非有组织地劫掠成年男女或儿童。[19]以获取奴隶为明确目标的武装劫掠行为还不常见。亨利·沃伦（Henri Wallon）称掳获奴隶是荷马时代战争的一个明确目标。他的这个说法导致他夸大了奴隶制的重要性，直至把奴隶制作为荷马时代的一个大背景。[20]青壮年男子被活捉的事情一般不会出现，[21]一旦发生，俘虏通常都会被赎回。[22]阿基琉斯（Achilles）吹嘘说他曾活捉并卖掉过许多特洛伊人。[23]在攻陷城池之后掳获的女人和儿童一般都不会被杀掉，他们的命运通常是沦为奴隶。[24]阿伽门农（Agamemnon）一人就从列斯堡（Lesbos）的劫掠中分得了17个女奴，而这样的女奴也会被作为礼物在军事酋长之间传送。[25]不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年轻漂亮的女俘都会被荷马时代的军事酋长们当做奴妾。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奴妾可能被升格为合法妻子，比如布里塞伊斯（Briseis）所得到的承诺。[26]女俘也同样因为她们拥有纺织等家庭劳动技艺而受到奖赏。[27]因此在年老色衰之后，女俘们仍然有其用武之地。家生奴隶在史诗中根本没有出现。奥德修斯虚构了一个故事，说他是一个奴妾的孩子，[28]家里还有地位合法的同父异母兄弟，他与他们共同继承了父亲的遗产。这个故事说明主人与女奴的家生子被认为是自由人身份。当时没有正式的释奴文件出现，也没有任何限制性的契约劳役。波塞冬（Poseidon）和阿波罗（Apollo）的事件（Iliad 21∶444—445）只是一个佣期一年的简单劳动合同，却被博舍（Beauchet）错误地解读为一份契约劳役协议。[29]

两部史诗中都没有因债务沦为奴隶或者出卖自己的例子。然而，这种古老的制度可能已经在希腊部落间创立了。腓尼基人两次作为贩奴商人出现，[30]塔福斯人（Taphians）也两次出现。[31]在特洛伊俘获的奴隶被卖到萨摩斯（Samos）、英布罗斯（Imbros）以及利姆诺斯（Lemnos）等岛屿上。[32]只有两个案例给出了奴隶的购买价格，二者所涉及的都是女奴买卖。[33]在这两个案例中价格是有差异的，这可以解释为第一个例子是货物在卖出地的价格，例如在战争的前线，而第二个例子是在遥远的岛屿上出售的最终价格。

即便考虑到史诗本身的贵族视角以及随之而来的奴隶主道德观，史诗中奴隶主对待他们的奴隶仍然是非常温和非常仁慈的，这在根本上是基于这一时期典型的经济家庭组织所表现出的家庭（familia）的团结。相对而言，荷马史诗中的奴隶在整体上都是忠心虔诚的，他们与他们所在的家庭成员之间通常都存在着明显的情感关系。[34]这些表现美好情感的事例必然基于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的个人品德。我们也可以举出奴隶做坏事的例子，比如欧迈奥斯在孩童时代被一个女奴诱拐给腓尼基人，[35]再如奥德修斯的年轻女奴们对他的家庭不忠，最终奥德修斯把她们吊死。[36]

奴隶主也会屈尊去做和奴隶所做的一样的体力劳动，但奴隶的居住条件从总体上来讲则要远低于奴隶主。[37]荷马时代的奴隶和自由工匠（thetes）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这个推论是阿基琉斯死后的那段话语暗示给我们的，他说他宁愿为财产微薄的人做雇工也不愿统治冥界，[38]这里他选择了被雇佣农民的生活而非奴隶的生活作为人间苦涩生活的典型代表。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习俗给予了奴隶主对于奴隶完全而绝对的控制权，奴隶主掌握着奴隶的生死。[39]我们缺乏数据证明奴隶结婚或拥有房屋的权利，这些权利似乎完全取决于奴隶主的主观心情。[40]奴隶所做的工作与自由仆从所做的没有差别。奴隶主家用的女奴一般无需做繁重的或是户外的农活儿。她们准备食物，伺候主人进餐；[41]为主人准备洗澡水，然后服侍主人沐浴；[42]做贴身奴仆；[43]纺纱磨面。[44]但自由身份的仆役也从事这些工作。[45]

从荷马到希波战争

前面我之所以详细分析了荷马时代的情况，是因为这个时期所确立起来的在农业及家庭生活中温和地使用奴隶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当然除了一般的情况以外，在希腊世界那些手工业一直不发达的地区，使用奴隶的强度有所不同。在有黑劳士或其他形式的农奴制的希腊城邦中，比如斯巴达和帖撒利（Thessaly），奴隶制从未壮大发展起来。

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发生了对希腊整个社会和经济层面的生活都起到深远影响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沿地中海海岸的殖民活动，钱币开始在交换中被使用，希腊手工业产品工业化进入了早期阶段。毋庸置疑，这些变化使奴隶使用的情况逐渐增加，并最终全面改变了希腊奴隶制的类型。有关这三个相关事件交互关系的结果我们已经了然于心，但三者中的每一项对于扩展和加强奴隶制所带来的意义和影响仍然有待思考。虽然该时代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但公元前7世纪希腊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却足以建立起一个有关奴隶制的假设，即在公元前600年之前变化已经发生，手工业生产开始使用奴隶劳动，从整体上看也已有了更大规模的奴隶群体。[46]虽然雅典相对来说仍处在逐步商业化的背景下，但阿提卡（Attica）早在梭伦（Solon）时代就已存在大量的债务奴隶。其他的希腊城邦也有奴隶出口的市场。所有这些都可以支持上面的观点。

我们能找到少量证据描述公元前750至公元前600年间赫西俄德（Hesiod）所描述的彼奥提亚（Boeotia）的奴隶制类型。[47]用以表示“奴隶”的词语仍然是荷马时代的dmos。赫西俄德认为，小农的基本生活元素包括一所房屋、一个女人以及一头耕牛。[48]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奴隶作为一项基本的要素被彻底忽略了。在赫西俄德笔下，即使是生活最窘迫的农民，他们也会有奴隶，[49]但同时他们也使用雇佣劳动力。[50]因此在彼奥提亚，奴隶制的类型与荷马史诗所描述的相比还没有很大改变。

在黑海地区、色雷斯以及西部古老的农业殖民地，考虑到外来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普遍性的和平友好关系，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里的农业劳动力以及奴隶制的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51]当地人把从部落间战争获得的战俘卖给希腊殖民者，这也许扩展了希腊人的奴隶供应渠道，恰好满足了希腊人由于手工业发展及钱币使用范围的快速扩展而可能出现的奴隶需求的上涨趋势。由于家长制的瓦解和需求的多样化，家庭组织结构不再能够满足劳动力市场所必需的劳动力数量及种类。[52]在这种形势下，希腊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他们早已熟知的奴隶劳动力。在德拉古（Draco）的法律中，城邦对于杀害奴隶的行为的惩罚等同于杀害自由人。[53]由此看来，阿提卡的奴隶数量应该也有所增加，奴隶制的重要性应该也已得到了加强。萨福（Sappho）的兄弟卡拉克索斯（Charaxus）购买并释放了一个奴妓，这使我们了解到一些有关埃及纳乌克拉提斯（Naucratis）希腊区的奴隶制状况。[54]

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和波塞多尼奥斯（Posidonius）都认为岐奥斯人（Chians）率先在希腊人中间使用了购买来的非希腊人奴隶。[55]奴隶们在当时被用于小手工作坊，同时也被用于岐奥斯著名的葡萄酒生产领域。希罗多德（Herodotus）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56]其中记载了岐奥斯冶铁术早期的发展。科林斯（Corinth）僭主培利安多洛斯（Periander）通过一项法律反对奴隶占有制，根据大马士革（Damascus）的尼古拉乌斯（Nicolaus）的说法，[57]这是因为培利安多洛斯出于政治原因想让公民从事工作，[58]而非源于自由劳动者鼓动他反对奴隶制（Ed．Meyer，Kleine Schriften 1∶198），更谈不上他想要保护小家庭工业以反对“大奴隶工厂”的目的。[59]从梭伦在公元前594年禁止出卖自己或家庭成员的法律中，我们了解到了债务奴隶的存在，而这也说明了阿提卡奴隶使用——可能主要在农业上——的增加。根据梭伦的法律，奴隶禁止给自己涂油或有同性恋行为，[60]而且对奴隶所造成的损害都由奴隶主负责。[61]在克里特（Crete）的戈提那（Gortyn），法律把奴隶作为一个阶层来对待，这表明奴隶的数量相当巨大，他们在法律上已正式成为一个单独的社会群体。[62]

公元前6世纪，库齐库斯（Cyzicus）出现了一种典型的针对奴隶买卖交易的间接税收，这也可以表明奴隶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63]梭伦在阿提卡禁止个人抵押自己或妻子儿女来偿还债务的法律影响深远。根据梭伦的说法，许多穷人背负上羞耻的契约，被出卖到外国的土地上。[64]他本人把许多被出卖了的人赎回，不论这些人是被合法出卖还是被非法出卖。[65]普鲁塔克（Plutarch）[66]也描述说，一些因债务原因沦为奴隶的人仍留在阿提卡做阿提卡奴隶主手下的奴隶。[67]在两种情况下债务人可能沦为奴隶，[68]一种是自己主动降格为奴隶，一种是他所拥有的所有财产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偿还债务，从而被法庭宣判为奴隶。

梭伦在阿提卡所制定的禁止个人或其妻子儿女被出卖的法律在希腊世界被广泛效仿或采纳，因此大多数的希腊城邦都不再有个人出于债务原因把自己抵押给他人的现象，从而也就杜绝了由于这个原因而沦为奴隶的后果，但克里特的戈提那，可能也包括克里特的其他地区，都不在此列。梭伦立法在执行上只针对因债务原因而使他人沦为某人奴隶的现象，其效果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这个立法并没有阻止陷入债务问题的自由人沦为城邦的奴隶。[69]直到希腊化时代，由于债务而产生的奴隶一直都没有成为希腊世界重要的奴隶来源。

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公元前6世纪的残片信息，早期的僭主们对于释奴持开明态度，[70]其原因在于个人政治方面的考虑，而非对激增的奴隶数量的恐惧。在僭主被推翻以后，这种开明的政策继续为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所坚持，他将许多外来人和奴隶都编入刚刚组成的雅典部落中。[71]在宗教平等的基础上，奴隶以及底层自由人都被允许参加奥尔菲斯（Orphic）和埃琉西斯（Eleusinian）秘仪，这更能说明在当时并没有严格的社会分层把这两个阶层区分开。[72]

注释

1 Meyer，Ed．，Die Sklaverei im Altertum，Kleine Schriften，2nd ed．，1∶211，1924．

2 Homer，Odyssey 17∶322—323．

3 Pauly-Wissowa-Kroll，Ré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RE）8∶203—206．

4 同上，4∶483—510。

5 同上，5∶161。

6 这段叙述出现于Herodotus 6∶137。

7 Swoboda，H．，Zeitschrift der Sovigny-Stiftung，Rom．Abt． 26∶241．

8 Ed．Meyer在Kleine Schriften 1∶183中对此有正确的评价，此观点与Francotte在RE 9∶1386中的观点相反。

9 Seymour，Th．D．，Life in the Homeric Age，260，New York，Macmillan，1907．

10 Doulē，Iliad 3∶409；Odyssey 4∶12．比较由其派生出来的词语doulosunē，Odyssey 22∶423以及Iliad 6∶463和24∶729中的形容词形式doulion ēmar（沦为奴隶之日）。

11 例如Odyssey 7∶103中的dmōai gunaikes（女奴隶）与Odyssey 6∶51—52中的amphipoli gunaikes［gunaikes表示女性复数。——中译者注］所做的工作相同。

12 Odyssey 7∶103．

13 同上，22∶420—423。

14 同上，1∶398；14∶399。

15 同上，14∶115；15∶364—366。

16 同上，4∶735—736。

17 同上，24∶365—366，389—390。他们六个儿子的身份地位值得怀疑。

18 同上，10∶84—85；13∶222，雅典娜（Athena）是自由的牧人；18∶357—358，奥德修斯希望作为自由雇工来修墙植树；Iliad 11∶676，伊利斯（Elis）的牧牛人是乡村的农夫（laoi agroiokoi），显然是自由人；Iliad 13∶390，伐树的工作是由木工而非奴隶来做的。参见Beloch，Jul．，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493，Leipzig，Duncker und Humblot，1886。

19 Iliad 21∶453—454；Odyssey 14∶264—265，人们被屠杀；同上，14∶340和415—484，获取奴隶的是腓尼基（Phoenician）商人。

20 Wallon，Henri，Histoire de l'esclavage dans l'antiquité 1∶60，66，70，Paris，Librairie Hachette，1879．

21 Iliad 9∶592—593．

22 同上，9∶104—106；21∶35—42，78—79，王子吕卡昂（Lycaon）的俘获者期望获得大笔赎金，开出巨额售价。

23 同上，21∶102。

24 例如Iliad 6∶455；9∶594；16∶830—832；Odyssey 8∶527—529。

25 Iliad 9∶128—131；Odyssey 24∶278—279；比较：男奴多利奥斯是佩涅洛佩（Penelope）的父亲赠给她的，Odyssey 4∶736。

26 Iliad 19∶297．

27 同上，10∶128；19∶245。

28 Odyssey 14∶200—204∶．

29 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4^2∶1261．

30 Odyssey 14∶297；15∶473—483．

31 同上，14∶452；15∶427—428。

32 Iliad 7∶475；24∶753．

33 同上，23∶705，一个妇女值四头牛的价格；Odyssey 1∶430，拉埃尔特斯（Laertes）花了20头牛的价格买下女仆欧律克勒娅（Eurycleia）。

34 例如：欧律克勒娅和佩涅洛佩，Odyssey 4∶743—746；欧律克勒娅和特勒马科斯（Telemachus），Odyssey 19∶482，492；欧律克勒娅与奥德修斯相认的一幕，Odyssey 19∶467—475。比较阿伽门农希望他可以在他的孩子以及他的自由仆役和奴隶（）的欢迎之下回家，Odyssey 11∶431，以及奴隶男童欧迈奥斯在拉埃尔特斯家中与他的女儿克提墨涅（Ctimene）一同长大，Odyssey 15∶365；参见557∶。

35 Odyssey 15∶415—481．

36 同上，22∶424—425，465—473。

37 这个观点与L．Beauchet，Histoire du droit privé de la république Athénienne 2∶397，Paris，Libraire Marescq Ainé，1897的观点相反，后者的观点的证据是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埃尔特斯居住在奴隶的住屋里，Odyssey 11∶190。然而这种情况非常不具典型性。

38 Odyssey 11∶489—491．

39 Iliad 23∶174—176；Odyssey 22∶465—473．

40 Odyssey 21∶214—215．参见14∶61—63，奴隶欧迈奥斯表达希望从主人处获得财产（peculium）、房屋和妻子。见M．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01 n．1，Tübingen，J．C．B．Mohr，1924，正确地使用该事例证明了在购买的奴隶和平民之间没有标志性的差别。

41 Odyssey 3∶428．

42 同上，4∶49。

43 同上，7∶8。

44 同上，7∶103。

45 ，Odyssey 6∶52．

46 Glotz，G．，Ancient Greece at work，71，74，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Co．；New York，Alfred A．Knopf，1926；更保守的论述是Hasebrock，J．，Griechische Wirt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is zur Perserseit，82，Tübingen，J．C．B．Mohr，1931。

47 Hesiod，Works and days．

48 同上，405，去掉下述句子：，这应该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后的窜改。

49 ，Hesiod，Works and days，470，573，597，766．

50 ；以及一个雇佣的女人，，同上，602—603。

51 Glotz，G．，Histoire ancienne，deuxième partie，Histoire grecque 1∶155，Paris，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25．

52 Glotz，G．，Ancient Greece at work，84．

53 这里是根据一份已经被普遍接受的修复文献。参见Dittenberger，Sylloge^2，111 n．18．

54 Herodotus，2∶135；Strabo，17∶808；Athenaeus，13∶596．

55 Jacoby，F．，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FGrH）2B∶654 and 2A∶249．

56 Herodotus，1∶25．

57 Laqueur，R．，Hellenismus，Schriften der hessischen Hochschulen，Universiät Giessen 1∶29，1924．

58 Frg． 58，FGrH 2A∶357．

59 Ure，P．N．，The origin of tyranny，192 n．1，Cambridge，England，Univ．Press，1922，已经正确地把这种现代化的观点摒弃。

60 Plutarch，Solon，1，3．

61 Hypereides，5，22．

62 Collitz，H．and F．Bechtel，Sammlung der griechischen Dialeki-Inschriften（＝GDI），no．4991．

63 ，Dittenberger，Sylloge^3，4．

64 Diehl，E．，（ed．），Anthologia Lyrica Graeca（＝Diehl），frg．3，23—25；Bergk，Th．，（ed．），Poetae Lyrici Graeci（＝Bergk），frg．4，23—25．

65 Diehl，frg．24，8—10；Bergk，frg．36，8—10；；参见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Athens，6∶；Plutarch，Solon，15，3。

66 Plutarch，Solon，13，2．

67 Swoboda，H．，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Rom．Abt． 26∶212反对Ed．Meyer，Kleine Schriften 1∶177 n．1．

68 Swoboda，见前引书，212—213。

69 Weiss，E．，Griechisches Privatrecht，508，Leipzig，Felix．Meiner，1923．

70 Aristotle，Politics，1315a．

71 同上，1275b。

72 参见Willoughby，H．R．，Pagan Regeneration，38，Chicago Univ．of Chicago Press，1929。

第二章

从希波战争到亚历山大：奴隶供应和奴隶数量

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奴隶的数据虽然仍不够多，在时间上也不连贯，但与过去相比已有很大进步，足以使我们有可能对情况作出理性的分析。其中大量信息都集中反映了雅典城邦的情况。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奴隶人口相对于自由人口有所增加；手工业生产中奴隶使用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把小工场和家庭劳动的产品出售到分销机构从而成为工业生产中心的城市里。同时奴隶主也开始对奴隶进行资本投资，其中包括从事家庭劳动的奴隶，也包括那些奴隶主租给工场主作生产工具的奴隶。在阿提卡，劳里厄姆（Laurian）岬角银矿规模的扩大导致奴隶主纷纷把奴隶出租出去做矿工。

个人从自由人转变成奴隶[1]，或相反从奴隶转变为自由身份，这两者都变得更频繁也更容易。随着数目的增长，奴隶作为一个阶级，其社会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种社会觉醒反过来促进了对奴隶制起源、奴隶境况、奴隶在当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的讨论。明确指代奴隶的词汇包括：doulos，它在整个古典时代都作为法律用词以及日常用语被使用；andrapodon，之前是法律术语[2]，后被doulos取代，但其动词、形容词以及名词复合词的形式则一直沿用下来，如andrapodizesthai、andrapodistes、andrapodonie；sōma andreian和sōma gunaikeion，都一直用于释奴铭文中。sōma在单独使用时无法表达清楚的意思[3]，虽然古典作家在不严格的情况下也用它来表示“奴隶”之意。[4]我们在翻译诸如oiketēs、therapōn、pais、paidarion等词语时必须多加小心，这些词汇的本义都非“奴隶”之意，但古代作家却经常不严格地使用它们以表达“奴隶”这一含义。[5]在公元前214年马其顿（Macedonia）菲利普五世所写的一封信中[6]，oiketas意指“奴隶”；但在tode de doulōn kai pantōn hupēretōn loipon（Plato，Statesman，289c）一句中，“仆人”含义的hypēretai就与“奴隶”含义的doulōi形成了鲜明对照。

对于任何人来说，奴隶身份都是无奈的命运所致，他也许一出生就注定是奴隶身份，也可能虽然在出生时还是自由人，但因战争被俘、绑架或因某些不幸使经济状况发生了改变，从而最终沦为奴隶。[7]在整个古典时代，奴隶身份都是继承的，一些地方父系继承，一些地方母系继承。[8]家生奴在奴隶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在各地区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一方面取决于当地的法律，即法律规定出生者的身份是继承自父母一方还是双方；另一方面，它也取决于经济上的状况，因为不同的经济条件可能促进或阻碍奴隶之间的婚姻以及奴隶主与女奴之间的同居关系。

希腊的一些城邦认定遗弃婴儿的行为是合法行为，[9]这也成为奴隶的一个小规模来源。[10]在提比斯（Thebes）[11]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遗弃婴孩的行为被禁止，违禁者会被处以极刑。以提比斯为例，取代这一奴隶来源缺失的措施是，父亲只要有证据证明他本人处于极度贫困中，即可合法地把孩子出卖为奴隶。而在那些允许遗弃行为的地方，把被抛弃的孩子捡回以备将来用作奴隶的情况也是有限的，因为在收成不好的年头，养育这样的孩子是有代价和风险的。另一方面的风险在于，如果这个孩子是奴隶身份，那么他原来的主人随时可能出现把他要回；而如果这个孩子出身自由，那么只要有证据证明他与自由家庭之间的联系，他通常都能重获自由身份。[12]有关被遗弃的婴孩转变成为奴隶的推断最初都基于阿提卡的戏剧[13]以及把这种情况作为舞台素材来使用的新喜剧。[14]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相关的更有力的证据，罗马埃及的纸草文献记载了实际的例子，法律的术语是“从粪堆拾回使之成为奴隶”。[15]这个术语在后来还正式出现在罗马埃及的“账目记录”之中。[16]收养被下层埃及人所遗弃的男孩儿要付钱，但并不禁止把他们作为奴隶使用。[17]

海盗行为以及不同的海上活动构成了奴隶来源的一部分，这一点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准确说明。[18]这种获取奴隶的手段在实际效果上会有很大出入，其差异取决于当时是否存在着占据统治地位的海上霸主，因为海上霸主一方面能掌控海上势力，另一方面也会出于经济考虑而热衷于镇压海上掠夺行为。[19]这个奴隶来源当然还会受到奴隶劳动力市场需求情况的影响。劫掠自由人然后非法出口变卖为奴的行为显然一直冒有很大危险，根据雅典的法律，禁止劫掠奴隶，违法者将被判死刑。[20]科林斯也执行相同的政策，一个案例就是有关阿格拉图斯（Agoratus）的兄弟在劫掠一个科林斯公民的小女儿之后所受到的惩罚（Lysias，13，67）。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及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僭主统治时期，希腊海岸的形势有利于奴隶劫掠活动。希罗多德曾记载，岐奥斯的避难者由于被以弗所人误认为是海盗而遭到进攻并被杀死（Herodotus，6，16）。特奥斯（Teos）城邦的一条法律规定，任何让海盗停靠岸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21]

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有关奴隶情况的资料严重匮乏，但从这些数量有限的资料中，我们仍然隐约发现，波斯帝国的西部行省才是最好的奴隶市场，而非我们所一直关注的希腊城邦。[22]例如僭主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在萨摩斯没有足够的技术奴隶为他修建工程，因此他不得不派人从海外寻找收取报酬的工匠。[23]希罗多德并没有给出在希波战争期间因俘获战俘而使希腊城邦的奴隶数量有所增长的证据；修昔底德（Thucydides）记载了雅典在公元前479年重建城墙的历史，据此看来，当时的阿提卡并没有大规模的奴隶群体存在（Thucydides，1∶90）。[24]

在所谓“五十年时期”（pentēkontaētia）（公元前479—公元前431年）内，雅典奴隶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奴隶的重要性也愈发表现出来。以小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其他城邦也同样如此。这个推断基于以下几项资料得出：首先是伯里克利指控麦加拉人犯下收留雅典逃亡奴隶的罪行；[25]其次，伯里克利在估计战争形势时称，阿提卡将受逃亡者之害；[26]再次，在公元前423年的停战协定中，协定签署者都表示将不再收留逃亡者，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27]最后，修昔底德还有一段重要叙述，[28]阿提卡的狄西利亚（Decelea）在公元前412年被一支斯巴达驻军永久占领之后，有超过两万名雅典奴隶逃亡。

公元前5世纪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其原因之一是手工业规模的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频繁不断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战争物资的固定需求。同时，一方面由于要作为战士参加战争，另一方面民主制的日趋完善又导致公民增加了在政治生活上所花费的时间，劳动力市场中公民工匠的数量不断萎缩，这也加大了对于奴隶的需求。[29]为满足这种需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奴隶供应不断增加。这些奴隶主要是从周边地区的非希腊人那里按常例合法购得的，而非通过战争或海上掠夺取得，因为一方面雅典人要安抚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中带有不满情绪的盟友，另一方面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雅典对于海上掠夺行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30]

我们已知的提供奴隶的蛮族地区包括弗里吉亚（Phrygia）、吕底亚（Lydia）、加里亚（Caria）、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31]和色雷斯。事实上色雷斯人很愿意把他们的孩子出口卖为奴隶[32]。此外还有伊利里亚（Illyria）也是如此。西徐亚（Scythia）也曾是奴隶的来源地之一，雅典就曾使用西徐亚人作公共奴隶。公元前414年，比雷埃夫斯（Piraeus）曾居住着一位名叫凯菲索多罗斯（Cephisodorus）的富有的外邦人，他拥有16个奴隶，其中5个是色雷斯人，3个是加里亚人，2个是西徐亚人，2个是伊利里亚人，还有一个可能来自下面四个地方之一：科尔基斯（Colchis）、西徐亚、吕底亚或马耳他（Malta）。[33]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过去交换战俘或出赎金赎回被俘男人的习俗发生了变化，战俘通常会被杀死。[34]战争中俘获的女人则按惯例作为奴隶被带到市场上出售。希腊城邦间战争所带来的悲惨后果无疑是巨大的，但其对奴隶生活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安提丰（Antiphon）指出，赎回那些被贩运到遥远之地的奴隶，这种行为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人们把他们带回他们的家乡，在那里拿到赎金。（Antiphon，5，20）根据一条古老的希腊法律，如果赎金是由个人而非国家承担的，那么被赎回者就要像偿还债务一样偿还赎金。[35]

1752年，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古代国家的人口》（Of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36]一文中坚决抨击了法莱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统计所得到的夸大数字[37]。据这项公元前311年的统计称，雅典总共有40万奴隶。而自休谟时代以来，所有试图重新确定这项数量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38]与之类似的是，引自亚里士多德《厄基那政制》（Polity of the Aeginetans）的一组数字称科林斯和厄基那（Aegina）分别有46万和47万奴隶，[39]这一观点同样已被现代批评者普遍抛弃。虽然现代学者们所给出的有关雅典公民和外邦人及其家庭的数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这些结果都只能说仅仅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因为它们都无法以统计学为基础。有关奴隶的数字更难以统计，因为我们如今无从知道奴隶对应自由人口的比例。市场上在售奴隶的数字都是孤立的，因而我们必须以怀疑的眼光加以审视。雅典的奇蒙（Cimon）在攸利密顿（Eurymedon）战役中掳获了2万名俘虏，有关这一事件只有狄奥多罗斯（Diodorus）留下了记载（Diodorus，11∶62）。并没有记录说明这些俘虏后来是被赎回还是被卖为奴隶。如果他们是被卖为了奴隶，那么出手速度一定非常快，因为养活和运输他们需要大笔费用。因此，奇蒙在攸利密顿的胜利对于雅典奴隶数量和价格所造成的影响仍然无法估算。[40]

修昔底德的一段论述为公元前5世纪后十五年的奴隶数量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斯巴达占领了狄西利亚之后，两万名奴隶从阿提卡逃出，其中的大部分是手工业者（Thucydides，1∶139，2）。[41]有关这些逃亡者的年龄和性别并没有记载，在“狄西利亚战争”（公元前412—公元前404年）的八年期间，一直贯穿有奴隶逃亡的行动。依据一份同时代与雅典相关的可信资料来判断，上述记载只能说明阿提卡的奴隶数量也就2万多一点，同时逃亡的奴隶手工业者的数量要略低于2万逃亡者的总数。一篇俄克喜林库斯希腊纸草（Oxyrhynchus Hellenic）文献[42]支持了有关奴隶逃亡的说法，根据纸草记载，由于战争中可以便宜地购买到奴隶和其他商品，提比斯在占领狄西利亚之后变得繁荣起来。

据说雅典的尼西阿斯（Nicias）当时拥有1000个奴隶，他把他们出租给银矿使用，希波尼库斯（Hipponicus）有600个，斐洛美尼德斯（Philomenides）有300个，[43]对于这些数字我们不能太当真，因为它们是相隔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才作为传闻[44]给出的，而且谈论这件事的人说不出他本人所在时代租给银矿的奴隶的相关信息，就只能说过去有许多这样的情况。[45]

柏拉图不认为有如此庞大的奴隶群体，他的观点是一个富有的人一般情况下也就拥有50个或数量略多的奴隶。[46]柏拉图所提出的这个数字有现实的例证，即演说家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所拥有的奴隶数量。在德谟斯提尼起诉他的财产管理人的法庭上，他透露他的父亲留给他一座拥有32个或33个奴隶的刀剑制造工场，除此之外还有一座拥有20个已受过专业训练的奴隶工匠的沙发框架制造工场。[47]同时代的另一个雅典人，名叫提马尔库斯（Timarchus），继承了11个或12个奴隶，包括9个或10个皮革工匠、1个纺线女奴以及1个皮革装饰工匠。[48]

事实上，许多阿提卡人根本没有奴隶，与上述数字相比，这一结论更能证明阿特纳奥斯（Athenaeus）所给出的夸大数目不可信。[49]对于城市中更贫困的阶层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50]吕西阿斯（Lysias）为一个身体残疾的公民工匠所写的一篇辩护词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篇辩护词所针对的是一次起诉，这个跛脚的公民就因为这次起诉而丢掉了之前给予他的国家救济，跛子声称他供养不起一个奴隶来协助他打理生意。[51]在一些钱多到足以为财产继承打官司的人中，这个事实也得到了证明。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一个人虽然被卷入了复杂的继承官司，但他的财产清单中并没有奴隶。斯特拉托克勒斯（Stratocles）是这个案件中被告的兄弟，他从他去世的女儿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价值2．5塔兰特，或者1．5万德拉克马的银子，这笔财产清单包括不动产、60只绵羊、100只山羊以及其他的物件，但没有出现奴隶。[52]他死时留下的财产清单同样保存了下来，其中不动产、借出的债务、家具、绵羊、谷物、葡萄酒总共估计有3000德拉克马，另外还有900德拉克马的银子，同样还是没有奴隶出现。

这个时期文学中的两个片段可以进一步证明上述论断。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于公元前392年创作出的喜剧《公民大会妇女》（Ecclesiasusae）中，普拉卡戈拉（Praxagora）想要推行她的财产集体所有计划，从而结束有人拥有许多奴隶而有人一个侍从都没有的局面。[53]对于众人中的工匠阶层，色诺芬（Xenophon）发出了意味深长的评论：“那些能买得起奴隶的人就买吧，这样他们才会有干活儿的工匠！”[54]

所有真实可信的证据都说明，在阿提卡，奴隶占整个人口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可能连四分之一都不到。但即使是这个论断，也只能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合情合理的推断。有猜测认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各个年龄段的男奴和女奴加在一起总共有大约六万到八万人，这种推测也在情理之中。还有一点必须要强调，在亚历山大时代之前，阿提卡的奴隶人口可能超过除岐奥斯以外的所有希腊城邦。修昔底德称岐奥斯的奴隶数目在除斯巴达[55]之外的所有城邦中是最多的（Thucydides，7∶40，2），他的这番话也同样值得怀疑。然而就岐奥斯城邦来说，它最多也就供养十万个奴隶。[56]

有关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奴隶数量的问题，相关的资料更加有限，因此我们只能更多地依靠推理来判断。虽然这一时期希腊在手工业和零售领域已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奴隶，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希腊的奴隶数量在这一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该时期形势混乱，绑架行为盛行。[57]在一份已遭毁损的文献中有一篇希佩里德斯（Hyperides）残篇，[58]上面记载说阿提卡的银矿及其他地方总共有超过15万的成年男性奴隶。然而这段话对于我们现在所调查的问题毫无用处，我们不必理会。[59]众所周知，色诺芬曾提出一项提高阿提卡国家收入的计划，他假设在劳里厄姆矿区会出现尚未被发现的银矿层，随着产品的增加会出现一个规模超大的市场，于是他建议国家立即购买1200个奴隶，在接下来的五六年内，随着利润的增长，购买奴隶的数量也可增加到6000个。这些国有奴隶将被租给银矿主使用。色诺芬计划的目标是最终拥有1万个国有奴隶。[60]

色诺芬心里清楚，现实中可供购买的奴隶数量是有限的，这一点从他的论述[61]中就可看出。他声称如果直接购买庞大数量的奴隶，那么国家就会被迫以高价购买价高质劣的奴隶。他幻想最终“每个雅典人”平均拥有3个国有奴隶，[62]这里他指的“雅典人”很可能局限在公民范畴内，那么国有奴隶的数目就是大约65万，在这种形势下，私人资本为了出租而购买奴隶的现象就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国有奴隶所取代。[63]而在色诺芬的所有论述中，都没有出现如古代作家所说的那么庞大的奴隶数目。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64]在很久以前就曾表示，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由自由劳动力从事，只有那些存在农奴人口的地区除外。在阿提卡，这个观点得到了证明。有一份公元前340—公元前320年的释奴名单，这份名单涉及115个男性奴隶，其中只有12个从事农业生产，女性奴隶并没有被提及。[65]至于伯罗奔尼撒，伯里克利称与雅典人相比，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66]这句话反驳了伯罗奔尼撒奴隶人数众多的说法。庞大的奴隶群体势必会导致奴隶暴动，但在东部地中海地区，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都没有发生过像黑劳士起义那样的奴隶暴动。有关奴隶唯一的恐惧就在于，奴隶可能在公民团体冲突中被释放，然后在阶层斗争中被使用。[67]公元前4世纪中期，战争中被俘的城市居民出售数量增加，[68]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所有权类型的不同，希腊人把奴隶划分成公共奴隶[69]、神庙奴隶[70]以及私有奴隶三种类型。虽然雅典国家行政机关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国有奴隶，而且雅典的情况我们了解得也最多，[71]但除雅典以外的其他希腊城邦也已拥有完善的公共奴隶制度。[72]雅典的公共奴隶通常在市场上出售。[73]公共奴隶的职责多种多样，包括：在街道建筑官的手下修理街道；[74]修建神庙；[75]担任不同的行政官员的助手；[76]协助警察工作，如帮助“十一人委员会”（the Eleven）[1]抓捕罪犯；[77]担任监狱看守以及行刑的刽子手；[78]担任议事会（the Boulé）的服务人员；称量官员的侍从；财政官员的办事员。[79]

雅典最大的公共奴隶群体是西徐亚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初，其职责是保护城区。可能直到4世纪前期，这类奴隶还在被使用。[80]后来的资料称这部分奴隶的数目是1000个，[81]但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过大，大概只有300个左右。[82]这个群体的最终取消可能并非因其办事不力，而是由于维持这个队伍需要耗费大量财力，而这一时期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经济衰退期。[83]这些国有奴隶（dēmosioi douloi）所担任的是地位低微的官员，他们与私有奴隶之间区别很大，前者有每天3个奥波尔[84]的津贴，[85]他们可以自己支配这些钱，并且享有高度的行动自由。国家作为他们的主人，毫无疑问拥有释放他们的重要权力。[86]国家奴隶一旦被释放，只要国家没有什么异议，那么也就没有其他法律上的障碍可以阻挡他们获取完全的公民权利。虽然国有奴隶在整个奴隶阶级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对于他们的了解却非常有利于我们认识不同类型的奴隶在权利以及生活处境上的巨大差异，从而划分出奴隶的不同等级，这是希腊以及希腊化时代奴隶制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使得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

不论在希腊还是罗马，管理国家宗教祭祀活动都被视为一项国家职能。早期的希腊人习惯于把神庙和地位类似奴隶的仆役联系在一起，用bondage来形容这些人的地位或许更为贴切。有一种说法称，这种与希腊神庙之间半奴役的关系在起源上受到了东方的影响，东方民族的一个特征就是反对给神做奴仆的行为，[87]这种说法是不足取的。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奴隶制与希腊的神之间有关系，注意这里指的是与希腊的神本身，而非与神庙组织之间的关系。一位名叫德米特里（Demetrius）的建筑师被认为与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的修建有关联，他被维特鲁威（Vitruvius）称为狄安娜（Diana）的奴隶。[88]如果奴隶这个称谓正确的话，那么它可以解释为东方文化较早地、持续地影响到阿耳忒弥斯圣坛的例证。

公元前481年，希腊人在科林斯地峡集合宣誓，要把那些通敌的希腊人献给阿波罗神。[89]这种临时献祭给神的惩罚方式在其他场合也存在，公元前371年，雅典人应“德尔菲近邻同盟”（Delphic Amphictyony）[2]的要求，把奇拉人（Cirrhaen）的土地献祭给阿波罗、阿耳忒弥斯和莱托以及雅典娜·普罗尼阿（Athena Pronoia），希望提比斯人的土地受到诅咒，[90]一直保持荒芜状态。这件事就发生在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之前。[91]对于欧里庇得斯来说，神庙拥有这些被奉献的人来协助做些清洁神圣建筑的工作，这是希腊人在生活中普遍接受的现象。虽然这些人与神相关联，虽然希腊神的庙宇拥有奴隶，但希腊的神本身却并没有奴隶。他们的献祭关系只是一种关联方式。[92]

神妓早在公元前5世纪科林斯的阿芙洛狄特（Aphrodite）神庙中就已经出现，[93]但在我们这里讨论的时间范畴内却几乎不见踪影，因此神妓的范围可能只局限在科林斯的阿芙洛狄特神庙。有一个名叫色诺芬的科林斯人曾许诺奉献50个姑娘给阿芙洛狄特。[94]基于这一史实，斯特拉波（Strabo）所说的科林斯阿芙洛狄特神庙拥有上千个神妓的情况[95]也许符合现实。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科林斯作为港口的特殊地理位置，这里的旅行者和水手络绎不绝。正是这里长期形成的这种地方特色，使得神妓群体如此庞大，到公元前146年之前，这一特色发展到了顶峰。海普丁（Hepding）把科林斯的这个现象归于东方的影响，[96]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希腊人对于妓女的态度完全是肯定而不加批判的。[97]在亚历山大之前，爱琴海以及地中海西部的希腊共同体中的神庙奴隶在数量以及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方面都很微弱，无法与其后来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小亚的神庙组织中所获得的影响力相媲美。例如，据公元前279年提洛神庙的记载，[98]在神庙中服务的只有两个奴隶，到公元前201年以及随后的几年先后增加为三个和四个。[99]我们认为，希腊人向神的奉献活动在法律上并不被视为是奴役活动，在实践上其行为与私人奴隶制也有很大的区别。

家庭劳动是一个特定的劳作范畴，其中奴隶的使用比自由仆从更为普遍。在一些共同体中，大批矿工出自奴隶阶级。然而一般来讲，几乎没有只使用奴隶阶级进行劳动的经济领域，在实践中也很少有带有标志性的只适合奴隶来做的下等工作，这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正好相反。这种特性可能是由于古代奴隶制富有代表性的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奴隶身份的偶然性，奴隶可能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中产生出来；另一个是古代世界并没有基本的种族划分，而这一点到了18、19世纪成为美国黑人奴隶制的标志性特征。如同上文已经谈到的那样，即使在公元前6世纪，一名阿耳忒弥斯神庙的奴隶德米特里，与以弗所的帕奥尼乌斯（Paeonius）一起，建造了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100]

在亚历山大之前的时代，奴隶贸易活动只留下了很少的相关资料，船运货物清单中很少出现奴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有任何一个城邦在奴隶贸易中占据特殊地位，即是各地奴隶交易以及出口的中心地。从一名雅典人把雅典港口停着的一艘船拿来抵押的事件[101]中我们了解到，商人们只把很少的奴隶带到这个城市来。在这个例子中，货物里面的奴隶被扣押，这是未雨绸缪的行为，防止这艘被抵押的船在被迫出售的情况下将奴隶以价格低于40米那抵贷款。[102]船主阿帕图里乌斯（Apaturius）试图让他的奴隶秘密离开雅典，航海到西西里去，但最终被制止。从这个简单的小事情出发，就有现代观点认为雅典是向西西里中转奴隶的一个市场，[103]然而阿里斯托芬的一段话[104]则指出，奴隶的交易活动主要都是由帖萨利人来完成的。

通过希罗多德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奴隶贸易中的随意性。叙拉古的盖隆（Gelon of Syracuse）在攻陷了希布利亚（Hyblaean）的麦加拉（Megara）城之后，把穷困的俘虏作为奴隶卖到了西西里以外的地区（Herodotus 7∶156）。他这项出口交易行动显然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奴隶交易只能在市场上进行，这一原则在克里特的戈提那[105]和意大利的图里（Turii）[106]都得到了证明。这项措施在这一时期的所有希腊城邦中都得到了普遍推广，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各地需要在一些中心地带，最好是阿戈拉（agora），提前公布打算转让奴隶的消息；其次，如果在其他地方交易，国家征收奴隶交易税的保障措施都已经加强；再次，如果交易是在城市商业活动的中心——阿戈拉——公开进行的话，购买者会更有安全感。[107]

即将进行的奴隶交易都要由公共传令官宣告，这是消息发布的最原始的形式，这里允许第三方提出反对意见，只要他能够说明他本人对这个奴隶可能拥有的权利因这场交易受到了损害。传令官还可宣布即将发生的释奴行动，门丁尼亚（Mantinea）、雅典和卡利姆纳（Calymna）都有切实的资料证明这一点。[108]奴隶交易在阿戈拉很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地点。[109]有论断说雅典奴隶的公开交易只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举行，[110]这一说法缺乏证据而且本身也不大可能。雅典法律规定，在奴隶交易的过程中，奴隶所患的任何隐性疾病，如癫痫病，都必须在交易前予以说明，如果在交易之后发现了这些病的症状，那么购买者有权起诉。[111]

注释

1 例如，雅典人尤西提乌斯（Euxitheus）由于在“狄西利亚战争”中被俘而变成了奴隶，Demosthenes 57∶18。

2 Herod．，6∶19．Columbia papyrus（＝P．Col．）inventory no．480，，of 198—197 B．C．in Westermann，W．L．，Upon 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29．

3 Pollux，3∶78∶．

4 Xenophon，Cyropaedia 7∶5，73．

5 Pollux，7∶78把作为“奴隶”的用法限定在阿提卡作家的范围内。

6 Dittenberger，SIG^22 no．543∶32．

7 Aristophanes，Plutus，147—148；．

8 Beauchet，L．，Histoire du droit privé de la république Athénienne 2∶404—409．

9 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2（1）∶930．克里特的情况：Laws of Gortyn，3，44—49，Bücheler-Zitelmann in Rh．Mus． 40，Ergänzungsheft。

10 Glotz，G．，Études sociales et juridiques zur l'antiquité grecque，187—227，Paris，Librairie Hachette，1906．

11 Aelian，Varia historia 2∶7．

12 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 2（2）∶935．

13 Euripides，Ion，524；Aristophanes，Clouds，530—532；参见Plato，Theaetetus，160c；Aristotle，Politics 7∶16，10。

14 Menander，Plautus，Terence．

15 ．Ägyptische Urkunden aus den Museen zu Berlin，Griechische Urkunden（＝BGU）4∶1107，9 of 13 B．C．∶；P．Rein． inv．no．2111，lines 2—7，Mélanges Gustave Glotz 1∶243，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32中的一份公元26年的抚养契约；P．Oxy．1∶37 of A．D．41；1∶38 of A．D．49/50；Vitelli，Giacomo，Medea Norsa，Papiri dello Società Italiana（＝PSI）3，no．203，3—4 of A．D．87。

16 BGU 5，41∶，参见107．Petropoulos，G．A．，An unpublished Greek papyrus of the Athens collection，Aegyptus 13∶563—568，1933。

17 Schubart，Wilh．，Rom und die Ägypter nach dem Gnomon des Idios Logos，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56∶84，1920．又见Maroi，F．，Intorno all'adozione degli esposti nell'Egitto romano，Raccolta di seritti in onore di Giacomo Lumbroso，378—379，Milan，Aegyptus，1925；Pauly-W．，RE 11∶463。

18 Ormerod，H．A．，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Liverpool，Univ．Press，1924．Ziebarth，E．，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Seeraubs und Seehandels im alten Griechenland，Hamburgische Universität∶Abhandlungen aus dem Gebiet der Auslandskunde 30，1929．

19 Ormerod，见前引书，95，96，108，110，等等。

20 Pauly-W．，RE 1∶2134，．

21 Dittenberger，SIG^21∶37—38，lines 21—22．

22 根据Herod．，3∶50，97，129，134，137 and 9∶105的讲述，一个来自岐奥斯的奴隶商人帕尼奥尼乌斯（Panionius）把被阉割过的男孩卖到萨尔迪斯和以弗所。

23 ，Alexis of Samos in Athenaeus，Deipnosophists 12∶57．

24 Gomme，A．W．，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25，n．5，Oxford，B．Blackwell，1933．

25 Thurcydides，1∶139，2．

26 同上，1∶142，4，毋庸置疑指的是奴隶。

27 同上，4∶118，7。

28 同上，7∶27，5。

29 Oertel，F．，Review of Laqueur，R．，Hellenismus，in Gnomon 3∶95，n．1．

30 反对斯基罗斯（Scyros），见Plutarch，Cimon，8；反对色雷斯人在切尔松尼斯（Chersonese）的海盗行为，见Plutarch，Pericles，19。参见同上，17中伯利克里作为一个泛希腊问题而提出的海上安全问题，。

31 Euripides，Orestes，1507—1508；Alcestis，675—678．Aristophanes，Birds，763；Knights，44．

32 Herodotus，6∶6．

33 Dittenberger SIG^31∶96，14—30．

34 Thucydides，1∶29，5；2∶67，4；3∶50，1；68，2；4∶48，4；5∶32，1等等。

35 Laws of Gortyn in Crete，6，46—56，雅典人从Demosthenes，53，11那里对此有了些许了解：。

36 参见Hume，David，Essays moral，political and literary，edited by Green and Grose 1∶419—421，London，1898。

37 Athenaeus，6∶272c．

38 Boeckh，Aug．，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3rd ed．1∶47—49，Berlin，Reimer，1886和Büchsenschütz，B．，Besitz und Erwerb im griechischen Alterthume，137—142，Halle，Waisenhaus，1869都认同这个数字。

39 引自Athenaeus，6∶272b，d。

40 Keil，B．，Anonymus Argentinensis，84，n．3，Strassburg，Trübner，1902曾做过这个尝试。

41 希腊文词语是。

42 Grenfell，Bernard P．and A．S．Hunt，Oxyrhynchus papyri（＝P．Oxy．）5，no．842，col．XIII，28—33，1908；Jacoby，FGrH 2∶66，col．XII，4．

43 Xenophon，Ways and means（＝Poroi），4，14—15．

44 同上∶。

45 同上，4，16；参见Beloch，J．，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93。

46 Plato，Republic 9∶578．

47 Demosthenes，27，9与刀具制造工匠相关，24与20个沙发制造工匠相关。在Demosthenes，37，4中，一个矿主借款以保证他的矿山和他所拥有的30个奴隶的安全。

48 Aeschines，1，97．

49 Sargent，Rachel L．，The size of the slave population at Athens，Univ．of Illinoi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2（3）∶101，1924．

50 Gomme，A．W．，Population of Athens，21正确地指出最底层自由工匠的家庭中所拥有的家用奴隶数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养奴隶要有花费。

51 Lysias，24，6。根据Lysias，32，5的记载，雅典人狄奥多托斯（Diodotus）继承了包括7塔兰特、40米那以及2000德拉克马的巨额财产，但其中没有奴隶。

52 Isaeus，11，40—41。被告和他的兄弟有足够的钱财养活自己，但还不足以成为富裕的宗教祭司阶层。由于这两兄弟之一的女儿所留给他们的绵羊和山羊数目都记录得非常精确，因此我推断如果遗产中包括奴隶在内，那也应该会列出。我认为这份遗产中如果有奴隶的话，奴隶不应该被简单地包括在“其他物件”的名义下。参见这笔财产进一步的明细（同上，43）。确实有一些财产没有列在这份清单中，但我同样不相信奴隶会不被标明出来。

在狄凯奥根尼斯（Dicaeogenes）所拥有的数量可怜的一点儿财产中没有奴隶（Isaeus，5，22—23），在一个女孩儿的嫁妆中也同样没有奴隶（Isaeus，8，8）。色诺芬称一些家庭在家中拥有大量的奴隶，而另一些则非常少（Xenophon，1∶1，1）。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底雅典有多大比例的家庭拥有一些奴隶，又有多少家庭拥有“非常少”的奴隶。

53 Aristophanes，Eccleciasusae，593．

54 Xenophon，Memorabilia 2∶3，3．

55 显然他指的是黑劳士。

56 Andreades，A．M．，A history of Greek public finance，tr．By Carroll N．Brown，289，n．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1933。有关雅典奴隶数目问题的讨论，参见Westermann，W．L．，Athenaeus and the slaves of Athen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Philology，Special Vol．，451—470，1941。

57 Isocrates，4，115，参见17，36。吕肯（Lycon）是来自赫拉克利亚（Heraclea）的商人，他就死在阿尔戈斯湾（the Argolic Gulf）的海盗手中。Demosthenes，52，5，参见58，53，56。Dittenberger，SIG^31，no．263 of ca．340 B．C．，在大约公元前340年向列斯堡的克莱奥米斯（Cleomis）致谢，因为他把雅典人从海盗手中赎回。

58 Blass，F．and C．Jensen（edd．），Hyperides orations sex cum ceterarum fragmentis，frg．29，Leipzig，Teubner，1917．

59 Beloch，J．，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97；Gomme，A．W．，Population of Athens，21—22．

60 Xenophon，Ways and means，4，23—24．

61 同上，4，36。

62 同上，4，17∶。

63 同上，4，19∶。

64 Meyer，Ed．，Die Sklaverei im Altertum，39，Dresden，v．Zahn and Jaensch，1898．

65 Inscriptiones Graecae，Ed．，Minor（＝IG^2）2^3（1）1553—1578；Gomme，A．W．，The population Athens，42．

66 Thucydides，1∶141∶．

67 Demosthenes，17，15，引用了公元前365年的条约。

68 狄奥多罗斯记载了公元前363年对于奥尔霍迈诺斯（Orchomenus）的妇孺的出售（Diodorus，15∶79，6），还有公元前353年出售塞斯图斯（Sestus）的居民（同上，16∶34，3）。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卖出奥林索斯（Olynthus）人（同上，16∶53，3）。

69 其说法是，或只是简单的。

70 参见Pauly-W．，RE 8∶1459—1468中词条Hieroduloi。

71 Waszynski，S．，De servis Atheniensium publicis，diss．Berlin，1898；Jacob，O．，Les esclaves publics àAthènes，Bibliothèque de la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Liège 35，1928．

72 在埃琉西斯（Eleusis）发现了这种制度，Corpus Inscriptionum Atticarum（＝CIA），834b add．2∶31；在米利都，Haussoullier，B．，Etudes sur l'histoire de Milet et du Didymeion，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udes 138∶158，162，167，172—177，241—243，Paris，Emile Boulillon，1902；在厄庇丹努斯（Epidamnus），Aristotle，Politics 2∶4，13。在克里特，公共奴隶被称为，Sosicrates in Μüller，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FHG）4∶399。

73 Jacob，O．，见注71，9—10。

74 ，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Athens，54，1．

75 IG 2^3（1），1672（＝Dittenberger，SIG^2，no．587），其中为公共奴隶。

76 Dittenberger，SIG^2，no．971，29，公共奴隶作为或的代表，处理埃莱夫西斯菲隆（Philon）柱廊的建造工作，。

77 Xenophon，Hellenica 2∶3，54—55．

78 Plato，Phaedo，63d，116b and c，．

79 Jacob，O．，Les esclaves publics à Athènes，87—139．

80 Waszynski，S．，De servis Athen．publicis，26．

81 Suidas，。参见scholium to Aristophanes，Acharnians，54。

82 Jacob，O．，见前引书，64—73。

83 Andreades，A．M．，A history of Greek public finance，215．

84 IG 2（1）∶1672，4—5∶．

85 对应的希腊文是。

86 以皮塔拉科斯（Pittalacus）为例（Aeschines，1，62）。参见Jacob，O．，见前引书，177。在IG 2（1）∶1566，33—36中，一个公共奴隶似乎还释放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奴隶。

87 Hild，J-A．提出这一看法，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3（1）∶171。

88 Vitruvius，De architectura 7∶16（ed．Krohn）∶ipsius Dianas servus．

89 Herodotus 7∶132．专业词语意为：被判有罪的人的动产的十分之一成为神的财产，他们本人可以说是被释放给了神，但必须要等到洁净仪式上洗净了他们所带的宗教污秽之后。参见昔兰尼（Cyrene）的神圣法律，Rivista di Filologia 55（N．S．5）∶196，1927；von Wilamowitz-Möllendorff，Heilige Gesetze，Sitzb．Akad．Berlin，philos．-hist．Klasse，n．f． 29（19）∶163，1927．

90 Polybius，9∶39，5．

91 Aeschines，3，108．

92 Euripides，Phoenissae，202—205；Ion，102—111，309—310。参见Otto，W．，Beiträge zur Hierodulie im hellenistischen Ägypten，Abh．Bayer．Akad der Wissensch．，philos．-hist．Klasse，n．f．29∶10—11 and n．22，1950（遗作）。

93 Pindar，frg．107（ed．Bowra）．

94 Kroll，Wilh．，Zeitschrift für Sezualwissenschaft 17∶159．

95 Strabo，8∶378；12∶559．

96 Hieroduloi in Pauly-W．，RE 8∶1465。这项制度可能起源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a）。至于帕福斯（Paphos）的阿芙洛狄特神庙的情况，参见Burmester，O．H．E．Khs．，The temple and cult of Aphrodite at Paphos，Farouk I University∶Bull，Faculty of Arts 4（3），Alexandria，1948。

97 Kroll，Zeits．für Sezualwissenschaft 17∶159—160．

98 IG 11（2）∶161，83∶．

99 Homolle，Th．Comptes et inventaires des temples Déliens，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 （BCH）14∶480—481，1890．

100 Hogarth，D．G．，The archaic Artemisia，British Museum excavations at Ephesus，4—6，London，1908．

101 Demosthenes，33，8—10．

102 同上，33，10∶。

103 Büchsenschütz，B．，Besitz und Erwerb，122，Beauchet，L．，Histoire du droit privé，2∶420遵循了这个观点。

104 Aristophanes，Plutus，521．

105 Laws of Gortyn，7，10—11 in Büchelet-Zitelmann，Rh．Mus． 40，Ergänzungsheft．

106 Theophrastus in Stobaeus，Florilegium 44∶22．

107 Partsch，J．，Die griechische Publizität der Grundstücksverträge，Festschrift für Otto Lenel，86—87，Leipzig，1923；Schönbauer，E．，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Liegenschaftsrechts im Altertum，126—127，Leipzig，Graz，1924．

108 Weiss，E．，Grichisches Privatrecht，289．

109 Hesychius∶；Diodorus Siculus，15∶7∶；Pollux，3；78∶．

110 Büchsenschütz，B．，Besitz und Erwerb． 123，其来源是Aristophanes，Knights，43以及附注。

111 Hypereides，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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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管理罪犯、执行处决的机构。全书脚注皆为中译者所注。——中译者

[2] 古希腊围绕宗教中心德尔菲形成的联合组织。

第三章

从希波战争到亚历山大：奴隶的使用、涉及奴隶制的法律

从迄今已知的资料来看，希腊城邦的法律并没有限制奴隶主使用男女奴隶的劳动范畴，奴隶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所有的经济领域。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奴隶可划分为douloi或oiketai，即直接为主人工作的奴隶；andrapoda misthophorounta[1]或douloi mishophorountes，等同于那些不和主人居住在一起、从事各种职业、把他们收入的全部或部分上交给主人的chōris oikountes。即使是同一个经济领域，奴隶的数量根据地区的不同也有很大差异。在科西拉（Corcyra），绝大部分的奴隶人口被用于农业生产。[2]在克里特，耕种土地的工作由一种土地奴隶来完成，索希克拉底（Sosicrates）把这种奴隶称为aphamiōlai。[3]戈提那的法律把他们归为oikeis，这是一个私有奴隶群体，他们与城镇中的家庭奴隶有严格区别，对其耕作的土地拥有附属继承权。[4]

在阿提卡、科林斯和麦加拉，奴隶在工业生产上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农业生产。[5]这些城邦快速兴起了一种把奴隶作为生产工具进行资本投资的活动，奴隶被出租从而为他们的主人赚钱，奴隶劳动被广泛使用于各个领域，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据说雅典将军尼西阿斯拥有1000个奴隶，希波尼库斯有600个，斐洛美尼德斯300个，[6]拿宋（Mnason）也有上千个奴隶。[7]虽然这些数字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它说明奴隶劳动力体系已得到广泛应用。在古典时代的作品中，奴隶的职业包括：在交通运输行业赶骡子[8]、运输铜金属；[9]在销售行业出售油膏；[10]在手工工场制造刀剑、沙发、[11]盾牌、[12]做漂洗工、[13]烧炭工。[14]毋庸置疑，商人们在外航海时也一定是用奴隶作桨手，[15]但文学作品和释奴铭文中都没有证据表明这也是奴隶的一种职业。

根据公元前409—公元前408年雅典修建厄瑞克忒翁庙（Erechtheum）的相关账目，技术工匠中有16人是奴隶，另外还有35名外邦人和20名公民。做同种类型工作的奴隶和自由人拿的工资相同。雅典公民希米阿斯（Simias）是一名石匠，他与他的5个奴隶都出现在这里，这6个人按人头拿差不多的工资，其中每个人的工资都单独列出，因此奴隶主并不是承包人或监督奴隶劳动的人。[16]公民法拉克罗斯（Phalakros）和3个奴隶干一样的活儿，[17]公民拉奥索斯（Laossos）和2个奴隶相同。[18]外邦人阿希奥皮提斯（Axiopeithes）签订了一份契约，要完成一项工程中的一部分工作，[19]他使用了2个奴隶履行这个契约；[20]阿米尼阿德斯（Aminiades）同样是外邦人，但他却和他的奴隶一起干活儿。[21]根据雅典修建和维护埃琉西斯神庙（Eleusinium）的残缺不全的收支账目的记载，这些工程都被交给了承包人，他们使用技术工匠来完成工作，其中的自由人和奴隶工匠无法辨别。[22]大多数原材料，包括沥青、木梁、用于做楔子的橄榄木等类似的东西，都是从那些在忒修斯神庙（Theseum）区域摆货摊的奴隶[23]手中购得的。

雅典还有一系列史料记载了一些获释奴（现在已是自由人、男女都有）的职业信息。这份可信的资料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49—公元前320年，上面逐年记载着在军事执政官（polemarch）面前以专门的程序被释放的奴隶的名单。[24]下面表格显示了79名男性和56名女性的职业[25]：

上表中农业生产的人数还包括2个专门的葡萄园工人，其数量出乎意料地少。制造加工的群体包括1名青铜匠、3名金匠、1名铁匠；与皮革制造相关的有2名制革工匠、9名皮革分割工匠、2名鞋匠、1名补鞋匠；与陶器制造相关的有1名双耳罐搬运工（运水工）和1名制桶工；与家具制造相关的有1名沙发制造工匠。从事制造业的妇女中有40名羊毛纺织工。[26]分销或者说是销售行业中有6名男性和3名女性被列为零售商，[27]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他们具体卖什么。

其中也有一些零售商连同他们出售的商品一起被列了出来，男性有面包贩、腌肉贩、香料贩、芝麻贩、鱼贩、羊毛贩，还有二三个卖绳子的和3个mageiroi[28]；女性有2个卖芝麻的、1个卖蔬菜的和1个卖蜂蜜的。男性中还有3个产业规模较大的零售商。[29]女性中还有1名西塔拉琴（cithara）弹奏者、1名保姆和1名裁缝。[30]男性的混合职业包括2名办事员、1名债务出借人和1名理发师。在家务劳动中，奴隶可以做许多种类的工作。不同家庭所使用的奴隶数量有很大差别，这主要视主人的财富状况及其是否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定。[31]埃斯基涅斯（Aeschines）[32]有7个奴隶来照顾他6个家庭成员外加2个朋友的生活起居。在阿提卡演说家所留下的财产清单中，也有证据表明一些富有的家庭并没有家用奴隶。[33]在这种情况下，就得雇佣专门的仆役来做家务劳动。

柏拉图在《法律篇》[34]中阐述了他那个时代雅典的实际情况，穷困的雅典公民没有奴隶，必须亲自工作。雅典奴隶所做的家务劳动包括：看门人[35]、照看孩子的保姆[36]、伺候成年人生活起居的保姆[37]、贴身奴仆[38]、脚夫或者信差，他们还做些与主人商业事务相关的零碎工作[39]，女人还可以做奶妈[40]。奴隶也可以在商业领域、办公事务上承担一些责任更大、更需要细致应付的工作，[41]比如银行职员[42]，甚至是老师和教育者[43]。混合职业中还有与娱乐相关的工作，年轻的女奴会被雇佣到特定场合做表演者，[44]同时也做妓女，这是一项古老的职业，可以为她们的主人赚取钱财。德谟斯提尼提到过一个名叫尼卡莱特（Nicarete）的自由身份的女性，她抚养了7个小女孩儿，并培训她们从事这个职业，这些女孩儿就把她视为妓院中的“鸨母”，供养她的生活。[45]

阿提卡的墓碑浮雕上有许多侍女的形象，正在侍奉雅典公民的或外邦人的妻子。这些侍女可能都不是自由身份，但也没有特别被注明是奴隶身份，雕刻者并没有在穿着打扮和相貌上把她们与女主人区别开。一些陶瓶上绘制有手工工场的图景，现代有些学者试图通过观察面貌特征或体毛多少的办法来区分上面的奴隶和自由人，这种论证非常不可信。伯里克利曾发表演说为雅典用提洛同盟的钱修建城邦公共建筑辩护，他列举了能够从这笔开支中获益的各种工匠类型（专门的技术工匠、搬运工，等等）。[46]伯里克利称，每个行业都有它特定的劳动力群体[47]，修建公共工程可以给各个年龄段的各类人等都带来好处。虽然建造帕特农神庙与建造厄瑞克忒翁庙一样，工匠中既有奴隶也有自由人，但伯里克利此处并没有从经济和社会层面对工匠群体进行等级划分。雅典是少数几个手工业奴隶得到较大发展的城市之一，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说雅典奴隶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自由劳动力，例外的有矿山，可能也包括家务劳动和零售分销领域。有必要强调的是，在许多以农业为基础的城邦，不同种类的农奴为城邦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希罗多德对此有专门的论述[48]。他说在希腊人中间，对战士阶层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手工业者的蔑视在拉喀尼亚（Laconia）的农奴体系下最为强烈，而在手工业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科林斯则最不明显。阿特纳奥斯论述说岐奥斯人习惯于购买奴隶干活儿，而大多数的希腊人仍然自力更生处理商业事务，[49]这段对于希腊世界状况的概述是正确的。

对于这段时期奴隶的价格，我们了解得很少。在波斯入侵期间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每个俘虏的赎金一般为2个米那。[50]这可被看做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的市场高位价格，奴隶的平均价格可能要更低一些。公元前414年，雅典将没收来的赫尔墨斯石像破坏者（Hermocopids）的奴隶集体出售，一篇碑铭记载了这一事件。[51]其中外邦人凯菲索多罗斯的奴隶的公开拍卖价格如下：东部和南部的奴隶——一个加利亚成年男奴价值150德拉克马，一个加利亚男孩儿174德拉克马，一个加利亚小孩儿72德拉克马，一个吕底亚成年女奴价值170德拉克马，一个来自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米利坦人（Melitenean）（性别不详）价值106德拉克马，两个叙利亚（Syria）成年男奴分别价值240和301德拉克马；北部地区的奴隶——两个色雷斯成年男奴分别为165和175德拉克马，三个色雷斯成年女奴分别是135、165和200德拉克马，两个伊利里亚成年男奴121和161德拉克马，一个西徐亚成年男奴144德拉克马，一个科尔基斯成年男奴153德拉克马。

这些价格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色诺芬笔下的奴隶价格浮动情况，[52]据色诺芬记载，在他生活的时代，奴隶价格从1．5到10个米那不等。最低的50德拉克马的价格可能是小孩儿的价格，[53]因为养育这些孩子到可以干活儿的年龄需要花费成本并且要冒一定风险。成年男奴和女奴的平均价格大致相当，这在释奴铭文上有所体现，上文所举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情况：四个女奴的平均价格是180德拉克马，而十个男奴平均每个178德拉克马。上面例子中叙利亚奴隶的价格是最高的，分别为301和240德拉克马，来自北部的九个奴隶平均162德拉克马，而四个小亚奴隶平均才139德拉克马。价格上的差别可能具有偶然性，也可能由于个体差异，其中包括资质、身体条件或者受过特别的训练。根据色诺芬的说法，[54]公元前4世纪上半期矿奴的平均价格是大约180德拉克马，他们因没有技术而成为最没有市场价值的劳动力。[55]矿奴的这个价格在德谟斯提尼的陈述中得到了证实，[56]他说他把父亲工厂里剩下的二十名沙发制造工拿去抵押，换得了4000德拉克马的贷款，这说明这些技术工匠的平均价值要高于200德拉克马。

下面还有一些有记载的奴隶价格，都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时代之前的记录：十五个技术工匠被迫以200德拉克马每个的平均价格出售；[57]一个oiketēs价值200德拉克马；[58]两个奴隶每个125德拉克马，显然非常便宜；[59]一个妓女价值300德拉克马。[60]雅典的尼西阿斯据说曾用1塔兰特银子购买了一个管理银矿的人。[61]如果一切属实，这表明他为这个管理人才支付了相当高的费用。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亚历山大之间的几百年里，奴隶的价格区间相当固定，成年奴隶从大约120德拉克马到300德拉克马不等，由于我们手头的数据资料非常有限，因而无法推断出实际的价格变动。

色诺芬的一段叙述没有给出史料出处，他说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尼西阿斯、希波尼库斯和斐洛美尼德斯出租奴隶给色雷斯矿主索希阿斯（Sosias），这些奴隶给他们的主人带来每天1个奥波尔的净收益。[62]出租奴隶可得到每天1个奥波尔的净收益，德谟斯提尼正是以此为基础，估计出他父亲的沙发制造工所能带来的固定年收入。上述两个例子都没有扣除折旧费。[63]

在希腊城邦中，由于自由劳动力并不难找，奴隶又无需服兵役，因此不可否认，奴隶劳动力必然会影响自由人的工作机会，[64]很可能的结果就是竞争导致工资普遍降低。举例来说，令人满意的奴隶工匠不断涌现，这很可能使那些因兵役需要而离开原岗位的自由工匠很难在城市生活中重新找到职位。公元前4世纪的贵族文学中流行一种认为手工劳动者“下贱”的情绪，我们并不清楚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这种奴隶劳动的影响。这种情绪在政治理论家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希腊城邦民主化的加强，公民阶层为此一定要付出时间和精力。[65]

同样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与自由劳动者相比，奴隶的生产率更为低下。[66]但却有证据反驳这一说法，即劳动合同中自由劳动者与奴隶每日的工资都相等。[67]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自由劳动者和奴隶在做相同类型的工作时，工作时间会有差别。与修建埃琉西斯神庙有关的协议[68]都是每天分配固定的工作总量[69]，这里的工作时间取决于劳动者本身。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经有过让工匠加速工作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尝试，不论是对于自由劳动者还是对于奴隶。[70]

色诺芬在陈述他的有关国家在银矿奴隶方面资本投资的计划时，以一年工作360天为基础来计算这些奴隶可带来的收入。[71]有一种假设认为奴隶被迫一直工作，没有休息日，但施瓦恩（Schwahn）指出的状况与这种假设正相反。[72]根据修建埃琉西斯的铭文记载，锯木工匠的工资按日计算，而他们在不工作的列奈阿节庆（Lenaean）休息期间也可以得到薪金。[73]银矿也使用自由劳动力，证明这一情况的可靠证据是矿主本人就在他们自己的特许矿山中工作。[74]在劳里厄姆开采银矿的奴隶无疑承担着繁重的劳动，而且工作环境危险，这是矿业普遍的标志性特征。然而不论对奴隶矿工还是自由矿工来说，危险都同样存在。人们通常认为劳里厄姆银矿的工作条件极为恶劣，这个假设的基础在于人们对雅典将军尼西阿斯的有些过激的批评，[75]他的财富恰恰就建立在矿工劳动的基础之上。纠正这种倾向的一个观点指出劳里厄姆银矿有通风设施，[76]阿尔戴隆（Ardaillon）估计这些矿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两小时有一个轮班，或者变换一下工种，因为他们都使用镐和铲作为劳动工具。[77]

亚里士多德称奴隶是一种有灵魂的财产，[78]虽然他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但在我们已知的希腊史料中，这已经是最接近于法律层面对奴隶的定义了。作为一种财产，奴隶必须要受到民法的关照；但原则上讲，他们又不是政治法规的主体。[79]在科林斯和雅典，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受法律的极端保护，法律禁止偷窃其他人的奴隶，违法者显然会被控诉非法使用奴隶（graphē andrapodismou）。[80]

奴隶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根据希腊城邦以及后来罗马人的规定，奴隶在战争中不能作为战士参加现场战斗，[81]因为陆上和海上的兵役在根本上都是与公民权相关的权利。[82]关于雅典的情况，色诺芬[83]暗示说公民和外邦人都在海军中被使用，但其中没有奴隶。[84]虽然由于内战的白热化以及维护国家的最高需要，这项基本原则经常被抛弃，但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定仍然是有效的。在公元前433年科西拉舰队对科林斯舰队的海战中，科西拉人在船上使用了大量的奴隶。[85]在公元前406年阿吉纽西群岛（Arginusae）战役之前，雅典人仓促准备了一支辅助舰队，雅典的公民大会投票通过，不论奴隶还是自由人，所有可以参加战斗的人都要配备到110艘舰船上去。[86]而且参加此次战斗的奴隶获得了工资和自由，在雅典公民权方面与普拉提亚人相同。[87]IG 2^2∶1951保存了一份水手名单，在五艘或更多的舰船上有181个奴隶，阿尔弗雷德·科尔特（Alfred Körte）把这份名单与上述事件关联在一起。[88]

博克（Boeckh）[89]错误地解读了色诺芬（Xenophon，Ways and means，4，25）的意思，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而莱克里万（Lécrivain）也支持这个观点。[90]但与此观点相反的是，并没有证据表明雅典或普利尼（Priene）征收了奴隶所有权税。[91]雅典在奴隶身上所征的税是2％的进口税，[92]还有出口税和奴隶交易税，其中包括被视为交易税中一个组成部分的释奴税。[93]我们不清楚雅典交易税的数量，阿里斯托芬所说的1/500[94]只是一个舞台笑话，但在狄西利亚战争之前的一些年里，从被运到雅典并在那里出售的奴隶身上所获得的总的税款使得奴隶交易税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95]

为了征收税款，也为了保证购买者对于奴隶的所有权，雅典及其他希腊城邦的法律都要求通过提前张榜[96]或传令官传令来发布所有的不动产交易信息，其中包括奴隶交易。卖方要宣誓保证所卖的奴隶不是任何第三方的财产，[97]除此之外，雅典还规定卖方必须说清楚这个奴隶是否得过任何疾病。[98]有必要告知的疾病包括结核病、淋病以及癫痫病。[99]希腊的城邦在与其他城邦签订条约时，都会包含一个规定遣返逃跑奴隶的条款，[100]这是为了保护城邦公民的私人财产，只是这种私人财产是以一种非常令人费解的资本投资形式出现的。

在希腊人的普遍观念中，奴隶是其主人的物品和财产，[101]奴隶在法律上没有财产所有权，但在克里特被称为oikeus或dōlos的农业奴隶却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女奴（oikeia）拥有嫁妆的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保护。[102]然而在戈提那以外的其他城邦，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奴隶对于财产的所有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同。奴隶主为了回报工作努力的奴隶，常常会把奴隶所赚得的收入的一部分拨出来，这笔钱很可能最终用于给他们赎身。罗马人使用“特有产”（peculium）这一概念，在事实上而非法律上认同奴隶对被转让或已获得的财产的所有权。希腊的情况虽然不同于罗马的“特有产”，但却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出于习惯以及奴隶主个人利益的原因，这些财产都被用于奴隶获得最终的自由。[103]一些奴隶被主人出租，[104]一些商人奴隶（emporoi）为了主人的利益到外国旅行，这些奴隶在处理主人的财产时都必然作为他的合法代表承担一定的责任。[105]

这些商业活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些奴隶以代理身份参与国内活动的权利也必然被容许。[106]虽然与已知的雅典的情况相比，在戈提那的法律中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界限划分相对比较模糊，但克里特的法律仍然规定在所有法律案件中，奴隶主都要代替奴隶出庭。[107]雅典普遍规定如果奴隶犯罪，那么从这些不法行为中获利的人，通常是奴隶主，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奴隶仍然被作为被告。[108]我们不能确定那些不和主人住在一起的奴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他们的商业行为牵连到他们的主人。[109]

为获得证词而讯问自由人和讯问奴隶的区别在于，只要征得奴隶主的同意，就可以通过对奴隶施笞刑[110]或肢刑来问讯。[111]这种自由人和奴隶的区别在希腊许多城邦都有出现。法律上对这两类人的惩罚也是不同的，奴隶即使犯很小的罪行，也要被施以肉体上的惩处，而自由人则会免受这种带有屈辱性的惩罚。[112]奴隶主惩罚自己奴隶的权利不受限制，但殴打外邦人或别人家奴隶的行为在雅典是被禁止的。[113]奴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还明确体现在以下方面：如果奴隶和自由人犯下同样的罪行，相比之下奴隶将受到更重的惩罚；而如果奴隶受到伤害，那么相比于受到同样伤害的自由人，法律将判决更少的赔偿数额。在克里特，如果同性或异性强奸案的被害人是自由人，那么罚金数额将比被害人为奴隶的同样案件多一倍。[114]如果一个奴隶和一个身份自由的女人通奸，那么罚金数额将是自由人通奸罚款数额的两倍。[115]同样是遭遇到非法的逮捕或拘留，如果受害人是自由人，那么犯罪者将会赔偿10斯塔特尔，但如果是奴隶受害，那么只能拿到5斯塔特尔的赔偿金。[116]雅典普遍执行的法律规定，奴隶不许出现在议事会或公民大会的会场，除非有特殊的许可并保证免予起诉的情况下，[117]这个法律同样适用于外邦人和女人，因而并不是一个专门针对奴隶的条款。

在希腊城邦世界，针对奴隶这个在任何奴隶制社会政治、法律、社会以及经济方面都处于劣势的群体，也存在着一系列的法律措施来保护他们，这样即使在奴隶主完全独断专行的氛围中，奴隶也不会被滥用。雅典的法律规定，奴隶、外邦人或者外国人谋杀案件的调查权属于帕拉底乌姆（Palladium）法庭。[118]同时代的大多数希腊城邦针对奴隶都有保护性措施，防止他们被谋杀，[119]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就此与斯巴达城邦做了很好的对比，[120]斯巴达的监察官对黑劳士掌握有生死大权。柏拉图在《法律篇》中阐述了一个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奇怪的理念，即对奴隶的谋杀只需要通过净化仪式就可以抵偿罪过，[121]而如果一个奴隶把一个自由人杀害了，那么这个自由人的亲属有权杀害这个奴隶为之复仇。[122]柏拉图所抛出的这个惩罚奴隶的前德拉古式的观点是一个倒退，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城邦必须要对奴隶严格控制，而这正是柏拉图《法律篇》仔细斟酌的。[123]柏拉图时代的希腊城邦并没有把他的这些建议转化成为现实的针对奴隶的规定，这一情况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很有意义，它暗示希腊城邦时代的奴隶制度在经济上并不具有强烈的农业色彩。此外，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之前已经得出的结论：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奴隶人口与自由人口相比并不占优势。

随着奴隶制向工业领域的扩展，神庙的庇护权得到了发展，[124]成为对奴隶的一种保护，以避免奴隶主过分严酷的行为。[125]这一权利在不同地区范畴也不相同。在克里特的戈提那，针对涉及奴隶所有权的案件，神庙的保护使奴隶不会受到案件败诉方的伤害。[126]在雅典，奴隶可以在忒修斯神庙或欧墨尼德斯（Eumenedes）的祭坛寻求临时的庇护。[127]而雅典神庙保护奴隶的权力范围则只限于祭司有权决定是否应该把奴隶直接归还给他的主人，或者在一种被称为prāsin aitein的诉讼行动期间保护奴隶的安全，而奴隶可以通过这种诉讼要求将自己卖给其他奴隶主。[128]与希腊化时代相比，这一时期庇护所的权利发展不大，我们也很少有证据表明奴隶曾使用这些庇护所，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一时期的奴隶待遇普遍来讲不算很差，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接近城邦人口中较贫困的自由人。在《戈提那法典》中，有一条法律可以防止那些无法养活自己的人轻易失去自由。[129]这条法律的大意是：在涉及身份地位的法律纠纷中，所有那些证实相关人员已获自由身份的证词都要被法庭接受。[130]

在古代世界，释奴权掌握在奴隶主手中，这个惯例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在随后的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发展成为一种风潮，其流传如此之广，以至奴隶制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变化。奴隶原本是一个一生都不可改变的身份，但这时情况发生了改变，古代的奴隶制度在事实上变得接近契约劳役，如同希腊的获释奴paramonē体系一样在使用期限上有了限制。由于释奴的理念和实践，造成了人们身份的不稳定以及从奴隶到自由人身份的变动，这一点至关重要。当时存在两种释奴方式，一种是国家集体性的释奴，另一种是奴隶主的个体行为，释放单个或一群奴隶。第一种情况有时是国家统治权力本身使用获释奴的军事需要，僭主可以此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例如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Hecataeus of Miletus）[131]，以及西西里塞利努斯（Selinus）的塞隆（Theron）[132]，或者国家在处于极度危险的状况下为保持自由而使用获释奴，如公元前490年[133]和公元前406年[134]的雅典，喀罗尼亚战役之后在利库尔戈斯（Lycurgus）的提议下，也采取了释奴行动。[135]

公元前500—公元前320年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这说明这段时期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普遍比较宽松。希罗多德记载了阿尔戈斯奴隶起义的事件，[136]这段记载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137]但也可以用来作为公元前500—公元前320年间奴隶直接行动带来了大规模解放的证据。波利艾努斯（Polyaenus）的一段论述[138]虽然史料依据值得怀疑，但其中包含了大量逼真的细节。他说在公元前414年雅典人围攻叙拉古的时候，叙拉古城的底层人民发生叛乱，其中包括奴隶，但最后奴隶基本都被说服，回到了他们的主人那里，只有300人逃亡到雅典方面。

公元前5世纪前半期的文学作品记载了奴隶主释放奴隶的个人行为，比如地米斯托克利释放了他的儿子们的侍从，[139]再比如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释放了奴隶萨尔莫克西斯（Salmoxis），[140]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开始撰写的释奴铭文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些释奴行为。到了公元前4世纪，这种铭文数量有所增加，这说明个人的释奴行为更加普遍。[141]根据戈麦（Gomme）的研究，在公元前340—公元前320年期间，平均每年有大约50名奴隶通过dikē apostasiou单一程序被释放。[142]大约从这一时期开始，比雷埃夫斯颁布了一项宗教法令，许多类型的活动在塞斯摩弗洛斯节庆（Thesmophoria）[1]期间被禁止，其中包括释放奴隶的行为。[143]并没有法律强制奴隶主释放奴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及之后的时代，如果释奴金是由奴隶偿付，那么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社会习俗的压力迫使奴隶主接受这个释奴的价格。

最近在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的查理·埃德温·威尔伯（Charles Edwin Wilbour）收藏中发现了来自上埃及色耶尼（Syene）[2]的阿拉米文（Aramaic）纸草。纸草包括三个部分，内容涉及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象岛（Elephantine）[3]著名的希伯来人殖民地的奴隶制情况。纸草使我们了解到闪米特—希伯来类型的奴隶制状况，而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对此进行讨论，是因为该时代的希腊城邦奴隶制结构与散居在外的遥远的希伯来人共同体奴隶制结构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批阿拉米文纸草在1893年被布鲁克林的查理·埃德温·威尔伯在阿斯旺买下。威尔伯先生逝世后，这批纸草被扔在纽约一个仓库的箱子里，半个世纪无人问津。直到威尔伯的女儿去世时，根据她的遗愿，纸草被移放到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埃及馆中。[144]这份纸草有17个条目，它们从属于同样的由塞斯（A．H．Sayce）和考利（A．E．Cowley）在1906年出版的象岛阿拉米文文献[4]。[145]在布鲁克林纸草中，有13个条目保存完好，而涉及奴隶制内容的3个条目幸运地列在其中。

在塞斯—考利版本的文献中还包括更早购买的阿拉米文文献，其中有一篇纸草被标记为K，它是一份两兄弟分割母亲遗产的正式记录。象岛在很久之前就建立了以阿拉米语为主要语言的希伯来军事殖民地，这两兄弟都是殖民地的成员，其中之一全权拥有一个名叫佩托西里斯（Petosiris）的奴隶，这是一个埃及名字。佩托西里斯的奴隶母亲名叫特伯（Tebo），这也同样是一个埃及名字。塞斯—考利纸草K中有一段论述对于比较这一时期希腊奴隶状况与希伯来体系的关系非常重要。男奴佩托西里斯的右手腕被刺上了字母yod，这个标记是阿拉米文字，它最初是由两兄弟的母亲、一个希伯来妇女刺到这个奴隶的手腕上的，后来两兄弟中让渡出奴隶所有权的那一个又给这个奴隶刺了同样的标记。

关于这个“叶伯要塞”（fortress of Yeb[5]）的希伯来定居点的奴隶体系，通过这篇文献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通过文献我们了解到，这个孤立的希伯来共同体中的奴隶都是埃及人，至少从名字判断是如此。我们的这个结论虽然只是因为我们没发现希伯来裔奴隶的证据，但这一情况和已知的闪族奴隶制类型也是相吻合的，即宗教共同体和血亲部落中的成员不允许建立共同宗教信仰下的实际奴役关系。[146]第二个结论则是确定的。即给奴隶做标记，不论是刺上去的还是烙上去的，都是闪族东方式奴隶制的一个特征，希腊人的奴隶制无此特征。[147]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看到，希腊人和居住在上埃及的希伯来人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差异巨大，相似点则相对较少。从全局角度来看，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同样适用于东方闪族奴隶制与希腊奴隶制的比较。

在新被发现的象岛文献中，与奴隶制有关的几个主要人物包括：（1）Meshullam bar Zakkur，殖民地的希伯来成员，有证据表明他在共同体中颇有名望；（2）Ananiah（Anani）bar Azariah，也是一个希伯来居民，被称为耶和（Yahu）的仆从（？），他继承他父亲的职业，是一位神职人员；（3）Zakkur，Meshullam的一个儿子；（4）Meshullam的一个女奴，名叫Tamut；（5）Tamut的两个孩子，儿子叫Palt，其父亲是谁我们不清楚，女儿叫Yehoyishma，她是Tamut和（2）中Ananiah的孩子；（6）Meshullam的儿子Zakkur有一个男孩奴隶，被取名为Yedoniah；（7）Uriah bar Mahseiah，Uriah这个名字并不一定表明他实际来自阿拉米部族，因为在上述说阿拉米语的希伯来人中，断定他们是阿拉米人还需有另外两项判断标准。[148]

在布鲁克林的阿拉米文文献中，与奴隶制相关的法律文书时间范围从公元前449年至公元前420年。在依照时间排序的第二份文档中（公元前449年），[149] Meshullam把他的女奴Tamut嫁给了犹太人Ananiah，这个女奴很显然是一个埃及妇女。这个女奴一直保持着奴隶身份，直到公元前427年Meshullam才正式释放她，不过虽然她在公元前449年之后还保持了22年的奴隶身份，但她仍然是自由人Ananiah的合法妻子。她出嫁时带的嫁妆包括一件羊毛衣服、一些钱和一面镜子，这些东西应该是她的个人财产，而非她主人赠予她的嫁礼。结婚协议指出，如果她后来被Ananiah休掉，那么她的这些东西受到法律保护，仍然属于她。如果丈夫或妻子一方去世，那么活着的一方将继承死者的所有财产。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妻子Tamut仍然是Meshullam的奴隶这段时期内，只要这对夫妻其中有一方去世，这个协定的条款就有效。但还有一个问题有待精妙的法律解释，即如果Tamut的丈夫去世，那么她带过来的嫁妆到底应该属于她本人还是她的主人Meshullam。从结婚协定的条款来看，这部分财产仍然属于她本人。

克雷林博士（Kraeling）在纸草5中引用了Meshullam释放Tamut的法律文书，文书被定于公元前427年。在这份文书中，Meshullam不仅释放了Tamut，还释放了她与Ananiah的女儿Yehoyishma。根据我对于之前Tamut和Ananiah结婚协定的理解，Meshullam已经放弃了Tamut的儿子Palt的一切所有权，至少这个男孩儿的名字没有在释放Tamut的文书中出现。释放文书包括一个协定，它对于比较希伯来和希腊奴隶制度的异同有很重要的意义。Tamut和她的女儿同意服侍Meshullam一直到死，而且在他死后还会继续服侍他的儿子Zakkur，“就像儿子赡养父亲一样”[150]。这种paramonē的关系出现在与上述文书一样可明确定性为希伯来人的释奴行为之中，可能也普遍存在于古代巴比伦—黎凡特的释奴行为当中。希腊人曾把上千个奴隶信托出售给阿波罗神，从而释放了他们，这一行动中也有paramonē关系。对于释放Tamut和Yehoyishma的行为，我们还要注意一点。Tamut的手上曾被“做标记”，我们猜测应该是刺上的印记，情况就和塞斯—考利阿拉米文纸草K中所记载的奴隶情况一样。[151]

在布鲁克林纸草集中还有一篇文献与奴隶制有关。克雷林博士在他著作的前言中把这篇文献的时间定为公元前416年的8月或9月，文献的号码定为8号。这篇文献与Meshullam-Ananiah的奴隶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对于两种奴隶制度的比较研究会有一些帮助。根据文献的记载，Meshullam的儿子Zakkur把一个名叫Yedoniah的奴隶男孩儿作为礼物赠送给了Mahseiah的儿子Uriah。这个Uriah虽然名字是阿拉米式的，他自己也自称是阿拉米人，但他一定是一个希伯来人。他同意把这个奴隶收为养子，许诺不奴役他也不让他成为其他人的奴隶，任何人都不许给这个男孩儿“做标记”。由此我们再次证明，在古代近东，被奴役的人按惯例都会被做上某种标记，作为他们外在的特征。

所有奴隶制度都围绕着某些相似的核心特征发展，这些特征作为这个结构的中心理念植根深处，其中包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完全所有权，奴隶主掌握奴隶的身体，也控制奴隶的迁移。从思想意识角度来看，奴隶不同于其主人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具有个体特征，没有法律层面的人格属性。依照惯例，奴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同时，在这些相似的核心特征的基础之上，由于还有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环境方面因素的影响，奴隶制也发展出一些不同的特点。这些影响因素可能是气候方面的，也可能是生理方面的，在一些案例中有时纯粹就是偶然造成的。而从相邻的实行奴隶制的共同体中借鉴奴隶制的理念与实际的行为方式，这或许会影响到自身奴隶体系的发展，但也可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在不同民族的奴隶制之间寻找相异性比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加重要。[152]

上文中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些与奴隶制相关的新的阿拉米文史料，这些资料使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奴隶制与同时代希腊奴隶体系之间的相似点与相异之处。有一个小相似点并没在任何希伯来奴隶文献中表现出来，至少据我所知是如此，直到有关女奴Tamut被其主人Meshullam释放的文本出现，我们才得以发现它。就像克雷林博士曾经指出的那样，[153]希伯来人的释奴行为允许双方签订一份协议，规定女奴Tamut和她的女儿Yehoyishma在获释后继续为前主人Meshullam做一些劳役，而且在他死后，她们还要照顾他的儿子Zakkur。释奴文件里写道，这两个自由的女人要接连侍奉这两个男人，“如同儿子或女儿侍奉他（或她）的父亲一般”。[154]这个协定所试图达到的目的明显与希腊的paramonē释奴类型的目标相同，这种释奴类型在希腊世界中有许多例证，特别是德尔菲的信托出售体系。[155]

在Meshullam释放两个女奴的文献中，还出现了希伯来奴隶制（可能代表这一时代整个闪族体系）与希腊奴隶制之间的第二个相似点。我们可以在这个文献的一个条款中找到这个相似点，这一条款与德尔菲通过把奴隶信托出售给阿波罗神从而释放奴隶的“赞成”（assent）或“批准”（approval）特征目的相同，而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动产的转移也出现过这个相似点。在给予奴隶自由的过程中，希腊体系中的这种“批准”（eudokēsis）程序使得这些新获自由的男人或女人对于他或她刚刚获得的自由拥有了一个权利空间，从而可以避免未来有人声称对他们有人身所属权这样的事件发生，这将危及他们新身份的有效性。

依我的判断，释放个体奴隶的程序本身必然促成这两个相似点的形成。我们无法证明黎凡特—闪族奴隶制的行为被移植到了希腊，也同样无法证实相反方向的转移，不过后者可能还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一个是“批准”（eudokēsis）——赞成或批准——条款，另一个是继续侍奉主人的paramonē协定。这些奴隶体系都起源于希腊本土，是为了应对给予奴隶自由（希腊的eudokēsis）过程中的法律压力，年代的顺序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阿拉米—希伯来的奴隶法律是象岛文献的基础，事实上这个法律的制定一定要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甚至可能更早，那时希伯来与希腊文化之间积极持续的联系才刚开始发生作用。对此还有一个看法进一步指出，为奴隶获得自由权利扫清障碍，这在两个体系中都存在，并且在后来还按照希腊的表现形式被阐释为“批准”（eudokēsis）因素，[156]但二者的起源不同，这种差异甚至是本质性的差别。在阿拉米—希伯来程序中，奴隶身份解除的决定是单方面、权威性的，只要基于奴隶主的宣布即可。而在希腊的“批准”（eudokēsis）体系中，这个程序要基于几方自愿的同意，这些人可能并非奴隶主，但也对这个奴隶财产感兴趣。

公元前2世纪，在与巴勒斯坦（Palestine）的希伯来奴隶结构同时代的希腊城邦世界中，在西西里大农场类型的奴隶劳动中，产生了一个所有奴隶制度共有的内部结构特征，这一特征在古代奴隶制社会中表现得比近代奴隶制社会更为突出。在公元1世纪埃及的罗马辖区，一个专有词语证明了这一特征，即奴隶的必需品。奴隶主以其周围的道德评判为标准，把食物和住处提供给奴隶，至少要保证他们的生存需要。这种需求对于奴隶所有者具有最严格的约束力，因为法律条文对此似乎并没有固定的要求，这是生活资料供给或食物配给的社会要求，在任何使用奴隶的经济体系中，它们都必须被供应给奴隶劳动力。

依史料的年代顺序来看有关奴隶生活资料的问题，第一项史料来自于一位博学的犹太“圣人”的箴言，他的名字叫安提格努斯（Antigonus），来自索科（Socho）的犹地亚（Judaean）城，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00年。[157]这条箴言说道：

不要像那些在侍奉主人时总期望取得赏钱（peras）的奴隶一样，而要像那些在侍奉主人时从不期望取得赏钱的奴隶一样，愿对上天的畏惧降临于你。[158]对于peras一词，迈蒙尼德（Maimonides）和上文中乔治·福特·摩尔（George Foote Moore）所给出的翻译都是“赏钱”或者礼物，这个翻译是不正确的。它实际的意思，就像埃利亚斯·比克曼（Elias Bickerman）所解读的那样，是“供给”，也就是奴隶的食物配给，相当于普劳图斯（Plautus）的戏剧中所说的demensum cibum，普劳图斯与索科的安提格努斯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159]

在公元前2世纪德尔菲的一个释奴案例中，这种生活资料供给的方式被颠倒过来，一个刚刚获得自由的人同意为他的两个释放者之一提供晚年的生活资料，这个被赡养者显然已经无法自主生活。[160]希腊语中表示这个自由人提供这种赡养的动词是gērotrophēsai，清楚地表达了“在某人晚年时赡养他”的意思。[161]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记叙了两个绝望的奴隶之一于公元前135—公元前132年在西西里率先造反的事情，作者认为这场奴隶起义的爆发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奴隶主由于自己的原因没有供应奴隶所需的“奴隶食物配给”（希腊语是sōmatotropheia）；另一个是奴隶主坚持要给奴隶烙上或用其他方式做上标记。我们上文已经讲过，希腊世界没有这种对待奴隶的习俗。[162]

如果要了解各个奴隶体系中奴隶必需的配给或食物支出费用多大、质量怎样的话，在尼罗河谷的泰卜图尼斯（Tebtunis）发现的一系列协议的简短注释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记录已由博科（A．E．R．Boak）以及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出版。[163]我们由此了解到，泰卜图尼斯的档案室保存下来的许多协议都是“奴隶生活资料供给协议”（homologia trophimou doulikou）。公元46年的一个登记簿上有10条这样的账目，只要其中的一个例子就足以把问题解释清楚，即“塔庞托斯（Tapontos）与丈夫为奴隶生活资料的供给问题与克罗尼翁（Kronion）达成的协议”。[164]

这里我们还要了解一些希伯来与希腊奴隶制中更值得关注的差异。虽然这些差异不属于奴隶制的中心结构，但它们仍然比那些相似点更具启发性。第一个差异是象岛共同体中的希伯来人在奴隶身上做标记，以表明他们的奴隶身份，这一点与希腊政治体中的体系是格格不入的；第二个差异在于女奴可以与希伯来共同体的成员合法结婚；第三个较大的差异是，在象岛的希伯来体系中，虽然女奴嫁给了自由人，但她仍然保留奴隶身份；第四，收养儿童与奴隶制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古代东方才具有的特征，希腊则没有。象岛的希伯来共同体中就存在着这样的行为，一个男孩儿被一个名叫Uriah的男人收养，为了使这个男孩儿摆脱法律意义上的奴隶身份，他的养父被明确规定不得给他做奴隶标记，也不得把他作为奴隶出售。[165]

注释

1 Isaeus，Or．8，35．

2 Thucydides，3∶73．

3 Müller，FHG 4∶399．

4 Laws of Gortyn，5，25—28．

5 修昔底德的叙述暗示了狄西利亚战争时代的情况（Thucydides，7∶27）。至于公元前340—公元前320年间的情况，参见Gomme，A．W．，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42。

6 Xenophon，Ways and means，4，14—15．

7 Athenaeus，6∶264d．

8 ，Aristophanes，Thesmophoriasusae，491。参见Plato，Lysis，208b。

9 Demosthenes，Or．49，51—52．

10 一个名叫米达斯（Midas）的奴隶为他的主人管理一家油膏店（Hypereides，Or．5，5—6）。

11 Demosthenes，Or．27，9．

12 Demosthenes，Or．26，11．

13 Lysias，Or．23，2．

14 Aristophanes，Acharnians，273．

15 Wilamowitz-Möllendorff，U．von，Staat und Gesellschaft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bis zu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2nd ed．，69—70，Leipzig，Teubner，1923．

16 IG 1^2∶374，5—10；参见202—207。

17 同上，230。

18 同上，226。

19 IG 1^2∶373，98．

20 Kerdon in IG 1^2∶374，74 and Sokles in line 204．

21 同上，197，200。

22 16个承包人（）的例子中也是如此（IG 2^2∶1672，33）。

23 希腊文，同上，9—10，63，64。菲隆是个出售钉子的人，他的货摊就在忒修斯神庙，同上，30，参见174，他是一个外邦人。

24 IG 2^2∶1553—1578．Marcus N．Tod在Epigraphica 12∶14，1950中曾正确地指出，这些之前曾是奴隶身份的人在获得自由后仍然从事过去的工作。

25 参见Gomme，A．W．，The population of Athens，42。

26 把解释成“运水工”，参见Tod，Epigraphica 12∶5。则不只限于纺羊毛，同上，10。

27 希腊语是。

28 这里指的是自己烹饪食物出售的人，包括肉和点心。Tod在Epigraphica 12∶8中把他们统称为“厨师”。

29 希腊文是，Tod把他们翻译成“商人”（同上，6）。

30 在Gomme的图表中，她们同时在制造加工和混合职业两项里出现。

31 Xenophon，Cyropaedia 1∶1，1．

32 Aeschines，Epistles，12，11．

33 Isaeus，Or．2，29，35；9，42，44．

34 Bissinger，Klio 14∶83，1914．

35 Aristophanes，Acharnians，395；Frogs，35．

36 ∶Plato，Lysis，208；Gorgias，452c．

37 Aristophanes，Acharnians，1097；Andocides，1，11—14．

38  in IG 2^2∶1554，57．

39 Demosthenes，Or．37，22，24．

40 IG 2^2∶1559，59—60．阿尔基比亚德斯的保姆是一个斯巴达妇女，她可能是自由人身份（Plutarch，Alcibiades，1）。

41 ∶IG 2^2∶1556，14；∶同上∶1561，31。

42 佛尔米奥（Phormio）从奴隶一直做到帕希翁（Pasion）的银行职员（Demosthenes，Or．45，82）；基托斯（Kittos）是一个奴隶，被帕希翁的银行雇用（Isocrates Or．17∶7）。

43 Plato，Gorgias，452c．

44 演奏六孔竖笛（flageolet）（Aristophanes，Wasps，1358，1368）；演奏西塔拉琴（IG 2^2∶1557，63）；跳舞（Aristophanes，Thesmophoriasusoe，1177）。柏拉图所说的六孔竖笛演奏者（Plato，Symposium，176e and 212d）可能也属于这种类型。

45 Demosthenes，Or．59，18∶．

46 Plutarch，Pericles，12，6．

47 同上∶。

48 Herodotus，2∶167．R．Schlaifer，Greek theories of slavery，Harvard Studies in Class．Philol． 47∶165—204，1936中的推断（第201页）是错误的，他说希腊世界中“由奴隶和农奴所从事的一切劳动”都带有“从未被抹掉的耻辱的印记”。此文的作者把学院派政治理论家的观点过分当真，并由此勾画出“关于奴隶的希腊思想的主线”。

49 Athenaeus，6∶91∶．

50 Herodotus，6∶79；5∶77．

51 IG 1^2∶249．

52 Xenophon，Memorabilia 2∶5，2．

53 参见上文的72德拉克马。

54 Xenophon，Ways and means，4，4—16；23．

55 Oertel，F．，Rheinisches Museum 79∶236；237，n．1．

56 Demosthenes，Or．27，9．

57 同上，18。

58 Demosthenes，Or．41，8．

59 Demosthenes，Or．53，1．

60 Hypereides，Or．5，2．

61 Xenophon，Memorabilia 2∶5，2．

62 Xenophon，Ways and means，4，23∶．

63 Oertel，F．，Rheinisches Museum 79∶233．

64 Oertel，F．in Pöhlmann，Robert vo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Froge und des Sozialismus in der antiken Welt，3rd edition，548，München，C．H．Beck，1925．Francotte in RE 9∶1429．

65 Oertel，F．，Gnomon 3∶94，n．1．

66 Cicotti，E．，Il 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 nel mondo antico，129，Torino，Fratelli Bocca，1899就持有这个观点。

67 Francotte in RE 9∶1429．

68 IG 2^2∶1672，32—36．

69 Schwahn in Rheinisches Museum 79∶177．

70 Oertel，F．，in Rheinisches Museum 79∶249．

71 Xenophon，Ways and means，4，24．

72 Schwahn，见上引文。

73 参见Herondas，6，17中与奴隶女孩儿有关的。

74 Demosthenes，Or．42，20∶．参见Xenophon，Ways and means，4，22。

75 Plutarch，Crassus，34．

76 Ardaillon，E．，Les mines du Laurion dans l'antiquité，49—53，Paris，Thorin et fils，1897．

77 同上，93。

78 Aristotle，Politics 1∶2，4∶．

79 Beauchet，L．，Histoire du droit privé de la république Athénienne 2∶421．

80 Lysias，Or．13，67．Bekker，Anecdota 1∶219，344．

81 Xenophon，Ways and means，4，41—42只是建议奴隶可被用作战士。

82 不同的观点参见Delbrück，H．，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1∶110，Berlin，G．Stilke，1900。Pausanias，1∶32，3称奴隶（这里应该是指雅典人的奴隶）在马拉松战役中第一次参加战斗。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但希罗多德对此没有提及。J．A．Notopoulos在AJP 62∶352—354，1941中讨论了这件事。

83 Xenophon，Constitution of Athens，1，11—12．

84 Beloch，J．，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21．

85 根据Thucydides，1∶55的说法，在科西拉被俘的1050人中，有800人是奴隶。

86 Xenophon，Hellenica 1∶6，24．

87 Aristophanes，Frogs，33，191，693—694．

88 Körte in Philologische Wochenschrift 52∶1027—1031．

89 Boeckh，A．，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2nd ed．，2∶79．

90 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4^1∶704．

91 Andreades，A．M．，A history of Greek public finance，154，158，281—282．IG 1^3∶310，222中针对奴隶的什一税在数量上太少，不能被视为所有权税。

92 ，Bekker，Anecdota 1∶297．

93 参见Westermann，W．L．，Upon 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61。

94 ∶Aristophanes，Ecclesiasusae，1007．

95 Xenophon，Ways and means，4，25．

96 这就是Theophrastus in Stobaeus，44∶22中的。

97 ∶Theophrastus in Stobaeus，见上引文。

98 Hypereides，Or．5，15．

99 Plato，Laws 11∶916，很可能是摘抄了雅典已有的法律。

100 公元前423年的休战和约（Thucydides，5∶32）。

101 Beauchet，L．，Histoire du droit privé de la république Athénienne 2∶444．

102 Laws of Gortyn，3，40—44．

103 Beauchet，L．，参见上引文，445。Xenophon，Oeconomicus，14，9∶（scil．）。

104 希腊文：。

105 Wenger，L．，Die Stellvertretung im Rechte der Papyri，167—168，Leipzig，1906．

106 Partsch，J．，Griechisches Bürgschaftsrecht，136，Leipzig，Teubner，1909．有观点认为，奴隶在商业裁决方面行动完全独立（Ugo Paoli，Studi di diritto attico，106—107，Firenze，Bemporad＆figlio，1930），这一观点值得怀疑，因为形成这个观点的基础是把Demosthenes Or．34∶5，10中的和解释成奴隶，而这个解释本身就存在问题。

107 Bücheler-Zitelmann，Rheinisches Museum 40∶Ergänzungsheft，103．

108 Hypereides，Or．5．22∶．

109 Wenger，L．，Die Stellvertretung im Rechte der Papyri，168；Partsch，J．，Archiv für Papzrusforschung 4∶502，1908论述说只有当奴隶拥有全权代表奴隶主的权利时，奴隶主才需要担负法律责任。

110 希腊文：。

111 Antiphon，Or．5，32，40．奴隶主有拒绝的权利，Antiphon，Or．1，8；Aeschines，2，128．Ugo Paoli，Studi di diritto attico，108否认雅典在商业法庭上有对奴隶行刑的习惯。

112 Demosthenes，Or．22，55．从梭伦时代起，雅典通常的惩罚方式就是被打50下，Aeschines，Or．1，39。在比雷埃夫斯的市场倾倒垃圾，IG 2^2∶380，时间是公元前320—公元前319年。在塔索斯，Dittenberger，Sylloge，21217。然而戈提那的法律没有提及鞭刑的惩罚方式。

113 Xenophon，Constitution of Athens，1，10．

114 Laws of Gortyn，1，7—10．

115 同上，2，2—7。在雅典如果发生这类案件，那么奴隶将被判死刑（Lysias Or．13∶18，66）。

116 Laws of Gortyn，1，1—5．

117 Andocides，Or．1，12；Thucydides，6∶27．

118 Scholium to Aeschines，Or．2，87∶．

119 Euripides，Hebuba，291—292．关于一个“提洛同盟”成员国的情况，见Antiphon，Or．5，48。

120 Isocrates，Or．5，181．

121 Plato，Laws 9∶856c—d．

122 同上，868c。这个理论与Antiphon，Or．5，48中的雅典普遍实行的法律正相反。

123 Bissinger，J．，Klio，Beiheft 17∶108，1925．

124 Euripides，Suppliants，268．

125 Pauly-Wissowa，RE 2∶1881—1885．

126 Laws of Gortyn，1，38—50．

127 Aristophanes，frg．567 in Fragmenta Comicorum Graecorum（＝FCG），edited by A．Meineke：．参见Aristophanes，Knights，1312；Thesmophoriasousae，224。

128 Pollux，7∶13．Eupolis in the Poleis，FCG，225∶．

129 Laws of Gortyn，1，14—17．

130 对于雅典避免自由人重新沦为奴隶的保护措施，参见Isaeus，frg．18；Harpocration，s．v．。

131 Diodorus，10∶25．

132 Polyaenus，Strategemata 1∶28，塞隆使用了300个奴隶来确立他的统治。

133 Pausanias，7∶15，7，为了纪念那些被杀害的获释奴，他们的名字与战死的普拉提亚人的名字一起被刻在单独一块石碑上，Pausanias，1∶32，3。

134 Xenophon，Hellenica 1∶6，24，已死的获释奴的名字再次被记下。参见Körte in Philologische Wochenschrift 52∶1027—1031，1932。

135 Lycurgus，Or．，Against Leocrates，41．

136 Herodotus，6∶83．

137 How，W．W．and J．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2nd ed．2∶94—95，Oxford，Clarendon Press，1928．参见Luria，S．，Klio 26∶212，220，1933。

138 Polyaenus，Strategemata 1∶45．

139 Herodotus，8∶75．

140 Herodotus，4∶93．

141 Calderini，A．，La manomissione e la condizione dei liberti in Grecia，31，70，Milano，Ulrico Hoepli，1908．

142 Gomme，A．W．，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41，n．2．

143 Prott-Ziehen，Leges Graecorum sacrae，no．33∶．

144 有关这份阿拉米文文献的购买、储藏以及最终重新发现的过程，参见Dr．Emil G．Kraeling，New light on the Elephantine colony，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5（3）∶50—67，September，1952。他对这份文献进一步的编辑和注释，参见The Brooklyn Aramaic Papyri，9—20，New Haven，Yale Univ．Press。

145 Sayce，A．H．and A．E．Cowley，Aramaic papyri discovered at Assuan，London，Moring，1906．

146 在古巴比伦法律中，希伯来人对同族的强制劳役时间只有6年，亚摩利人对同族只有3年，参见Mendelsohn，Isaae，Slaver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32—33。

147 Mendelsohn把研究范围限制在西南亚洲，并没有与希腊的情况相比较。

148 Meshullam的儿子Zakkur也被称为“叶伯的犹太人”；Azariah的儿子Ananiah与叶伯的神祇耶和有某种正式的关联。

149 Papyrus 2 in Kraeling，Brooklyn Aramaic Papyri，140—150．

150 这个引用的句子取自Kraeling，Brooklyn Aramaic Papyri，181，line 12中对文书的翻译。

151 Kraeling，Brooklyn Aramaic Papyri，no．5，p．181，lines 2—3．

152 这里有意避免提及奴隶制的术语“形态”（morphology）和“模式”（pattern），以免在提及奴隶制体系时造成误解。奴隶制度没有单一的模式，也没有单一的形态（morphē）。这一制度有多种表现形式，社会理念以及外部环境决定了这些表现形式，而且特定的体系正是在这些决定因素的作用下发展出来。

153 Kraeling􀍓 Aramaic manumission，numbered five，lines 11—15．

154 Kraeling，Brooklyn Aramaic Papyri，178．

155 Kraeling，Biblical Archaeologist 15（3）∶65；Brooklyn Aramaic Papyri，178．

156 Westermann，Extinction of claims in slave sales at Delphi，Jour．Juristic Papyrology 4∶49—61，Warsaw；Societ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1950．

157 见Jüdisches Lexicon 1，Berlin，Jüdischer Verlag，1927中词条Antigonos von Socho．

158 这个翻译版本根据George Foote Moore，Judaism 2∶75，Cambridge，Harvard Press，1927。在注159所引的Bickerman的文章中，peras一词等同于希腊语的trophimou，意为“供给”，因此应该被这样翻译。

159 Bickerman，Elias，The maxim of Antigonus of Socho，Harvard Theol．Rev． 44∶153—165，1951．特别参见第154页和第155页的第9—11条。

160 GDI 2，1723，7，（前一个奴隶），and line 18，．其他的例子参见Westermann，W．L．，Slave maintenance and slave revolts，Class．Philol． 40∶1—10，1945。

161 同上，8—9。

162 史料来源是Diodorus，book 34—35，2。C．Müller，Diodori Siculi bibliotheca，Paris，Didot，1842—1844。

163 Boak，A．E．R．，Michigan papyri 2（1），Papyri from Tebtunis（P．Mich．），Index V under，Ann Arbor，Univ．of Mich．Press，1933．Husselman，Elinor M．，Boak，W．F．Edgerton，P．Mich． 5（2）∶no．238，全文出现了10处有关奴隶生活资料供给的账目。参见General Index（IX），词条。

164 P．Mich． 5（2）∶no．238，27．我对于这些记录的解释参见我的论文Slave maintenance and slave revolt，Class，Philol． 40，在这篇论文中我把奴隶膳食以及居住的费用都算作trophimon doulikon（第7页）。

165 Kraeling，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5（3）∶62；Brooklyn Aramaic Papyri，Papyrus 8，22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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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人祭祀得墨忒尔（Demeter）女神的节庆活动。

[2] 今阿斯旺的古名。

[3] 又称阿斯旺岛

[4] 被称为“象岛纸莎草纸文献”。

[5] 即现在的象岛。

第四章

从希波战争到亚历山大：奴隶制城邦社会

我们很难估计希腊城邦时代奴隶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因为笼统地进行判断是非常危险的，各地在保有奴隶的特点和规模上都有很大差别。阿提卡以仁慈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奴隶，[1]相比之下，斯巴达则以独断的态度对待黑劳士，[2]在雅典以外的其他手工业城邦里，奴隶阶级所接受的待遇可能也不如雅典。雅典之所以如此温和地对待奴隶，是因为奴隶在那里被作为资本投资的对象已经发展到了相对高级的阶段，奴隶们都处于misthophorounta sōmata（有收入的奴隶）的半独立状态，但并不是有学者在为雅典人辩护中所宣称的更加人性化的状态。[3]克里特戈提那的法律说明，那里给予奴隶的权利使他们甚至比雅典的奴隶更接近自由人身份。

在整个古代奴隶制中，奴隶主权力的滥用在某种程度上已附属于这一制度。这种权力滥用的发生频率及发生比例依奴隶主个体的性格特点或家庭传统而定。一般来讲，传统的贵族家庭对待奴隶远比新贵家庭更加仁慈。[4]在雅典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奴隶主会滥用权力，甚至诱导奴隶为奴隶主本人犯下杀人罪行。[5]

整体看来，这一时期奴隶主滥用权力体罚奴隶的实际案例相当少见。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对保有奴隶的国家作出了构想，[6]感到必须要提倡一种更严厉地处置犯罪奴隶的惩罚体系，其严厉程度要超过他所在的城邦，虽然他本人确信，为了防止奴隶起义，一定要消除自由人与奴隶阶级相互间的仇恨。[7]柏拉图也了解，如果奴隶主可以任意体罚奴隶，那么不论对奴隶主还是奴隶来说，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8]许多当时医生的笔记保存至今，记录了他们如何处理那些与奴隶主生活在一起的奴隶病人。[9]这些笔记给我们留下了可靠的证据，证明那些生病的奴隶得到了关照。[10]在其中的一段记录中，主治医生记载了他根据多位前来看病者的情况总结出的规律，即奴隶患咽喉病的情况要比自由人严重。[11]此外还必须阐明的是：雅典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奴隶死去，他的主人有埋葬他的义务。[12]

在雅典，奴隶低人一等的社会身份表现得并不突出。没有强制规定奴隶要穿着与自由人不一样的衣服，公众群体对待他们也没有特定的方式，[13]但也有一些便宜的衣服有时会被奴隶主买给奴隶穿，从而使奴隶和便宜衣服挂钩。[14]逃走的奴隶如被抓回会受到非常严酷的惩罚，[15]有时甚至会被打上烙印，[16]但希腊人通常都不采取这种东方的、前希腊式的做法，因为这等于公开宣称这个奴隶试图逃跑，这样以后再想出售他就非常困难了。色诺芬在他寻找新的国家收入来源的计划中，建议把公共奴隶做上标记，[17]指出国家奴隶应该被打上烙印。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本质上是因为政府所拥有的奴隶没有再出售的必要，这并不能证明私人奴隶主之间也流行此类做法。

虽然奴隶的地位从整体上讲仍然低人一等，但在希腊世界完全没有更深层次的种族和阶级仇恨冲突，例如基于肤色不同而造成的冲突。阿里斯托芬可以公开嘲笑那些与奴隶同居的自由妇女，[18]并不会激起他的观众的愤慨。类似这样的情感没有发展起来，这部分地说明奴隶事实上还是享有许多权利的。

自由人和奴隶的混合婚姻是克里特法律专门涉及的一个主题。其中的一个条款规定了奴隶身份的继承问题。如果一个男奴娶了一个自由女人，而且这个奴隶住在他妻子的家里，那么他们的孩子身份就是自由的；而如果这个女人是住在奴隶的家里，那么他们的孩子未来也将是奴隶。[19]克里特农村的奴隶（oikois）都可以结婚，拥有他们自己的财产，也可能被配偶抛弃，这种情况下女奴隶的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20]在雅典及类似的手工业生产中心，为主人工作但并不住在一处的奴隶（chōris oikountes）可以结婚，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们对于自己的财产是否保有合法权利，这个问题我们则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可以设想当他们的财产累积到足够多的时候，他们一般就会赎回自己的自由。从公元前340年到前320年，阿提卡的释奴名单上总共记载了17个这样的案例，[21]获释奴用金钱赎回他或她本人的自由，而这笔钱有一部分是从那些被称为放贷者（koinon eranistōn）的人那里获得的。这种无息贷款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很确凿的证据，证明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关系即使不算融洽，也可以说是并无芥蒂。从阿尔凯劳斯（Archelaus）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曾经的奴隶身份并不会给一个人带来受歧视的污点，阿尔凯劳斯是国王佩尔狄卡斯（Perdiccas）与一个奴妾生的孩子，因此严格来讲他在法律上也是奴隶身份，但他后来却成为马其顿国王。[22]还有雅典银行家帕希翁，也曾经是雅典人阿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的奴隶。帕希翁安排在他死后让他的遗孀嫁给他已经释放的一个奴隶，这个获释奴名叫福尔米翁（Phormion），他将继承帕希翁的事业，管理他所创立的银行。[23]

一直延续下来的观念保留了奴隶也参与家庭祭祀仪式的传统。[24]虽然奴隶不被允许参加塞斯摩弗洛斯节庆，[25]但雅典的奴隶可以参加秘仪，[26]可以作为观众或乞援者成员参加许多公共祭祀活动。[27]但没有证据证明奴隶在这一时期把外国的祭仪介绍了进来，也没有建立专门的与奴隶相关的宗教活动。

我们有证据表明雅典的奴隶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生活在不断地改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娱乐活动。春季的正午时分他们可能在睡大觉。[28]奴隶们有自己的有节奏的表达方式，与那些自由人的方式截然不同。[29]

由于希腊人对待妓女乃至同性恋关系持开放的接受态度，因此奴隶与性道德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很难判断。如克罗尔（W．Kroll）所说，[30]奴隶主可以与女奴同居，从而不必再去找妓女，这限制了妓女行业的发展。然而奴隶制度也提供了一些年轻的女孩儿，她们可以被买来培养成妓女，例如自由身份的妇女尼卡莱特培养了7个女孩儿，然后靠她们卖淫来养活自己。[31]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戈提那法律以及雅典法律中，奴隶被视为人，他们受到保护以避免遭受性侵犯（hybris）。戈提那的法律认定对于奴隶的肉体暴力侵犯行为，不论同性或异性，都是非法的。[32]但这种对奴隶的暴力行为所需缴纳的罚金相对却非常少，因此遭到暴力侵犯的女奴还会得到一笔额外的补偿。[33]几乎可以肯定，奴隶是滥交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但希腊人开放而非淫乱的性道德却不是奴隶制度造成的。社会对这种滥交持接受态度，这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希腊的道德观念和宗教观念。

早期在麦加拉、多里安和埃庇卡摩斯的（Epicharmean）通俗喜剧中所确立的奴隶惯有形象[34]被后来的戏剧作家和古代喜剧作者继承了下来。虽然奴隶的形象轮廓逐渐地个性化，但其在喜剧中的舞台形象却从未彻底抛弃早期即已标准化了的类型特征。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剧中，奴隶很少出现，奴隶制被表现成一种沦为奴隶的人的个体痛苦，而非社会的罪恶。戏剧家们没有在此蕴含说教或人道主义方面的寓意，[35]虽然他们清楚这给被奴役者带来的心理影响。[36]欧里庇德斯（Euripides）比他的前辈们更加注意到奴隶形象的出现可以给观众带来的戏剧效果以及悲悯情绪，他把奴隶表现为个体的人，他们之所以比自由人地位低下，只是因为“奴隶”这个词语的特定含义所带来的。[37]施密特（J．Schmidt）在一篇有关欧里庇德斯戏剧中的奴隶制的论文中，[38]过分强调了欧里庇德斯身上的人道主义倾向，这个戏剧家想要造成的效果主要是艺术角度的，而非社会角度的。欧里庇德斯认为希腊人具有统治蛮族的权利，希腊人天生就是自由的，而蛮族天生就是奴隶，[39]戏剧作家强烈的城邦式爱国主义与泛希腊式爱国主义两者结合，造就了他的上述认识。[40]

有关智者（Sophist）看待奴隶制的态度我们了解得很少。他们想要消除常常被人们提到的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平等主义倾向反映在智者安提丰的评论中：“我们所有人都用嘴和鼻孔呼吸空气。”[41]通过含蓄的表达以及一系列的思考，有关奴隶主和奴隶天生平等的理论必然产生。例如喜剧诗人菲莱蒙（Philemon）的一篇残篇叙述道：“虽然一个人身份是奴隶，但他和我们都是由一样的肉体构成的。没有人天生就被塑造成奴隶，而是偶然的际遇使一个人的身体被奴役。”[42]智者阿尔基达马斯（Alcidamas）在大约公元前361年所著的《美塞尼亚库斯》（Messeniacus）中发表了著名的论断，“神把所有人都塑造成自由身，大自然没有让任何人成为奴隶”。这一论断说明阿尔基达马斯继承了他的老师高尔吉亚（Gorgias）的传统，它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一个以人制定的法律为基础的社会的反击，或者是对伊索格拉底的观点的一个恰当回应。伊索格拉底反对释放曼提尼亚人的奴隶，坚持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所有权。[43]虽然犬儒主义者（Cynics）没有把奴隶作为一种制度来认识，但他们留下的箴言仍然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奴隶身份是一个偶然，无关紧要，只有灵魂的自由才有价值，因此奴隶可以成为他自己以及他的主人的主人。[44]

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把一段论述归于苏格拉底（Socrates）之口，[45]这段论述称奴隶必然承受不公正的对待，而且无人可以求助。但在当时，不论从法律还是从社会习俗的角度讲，这段话反映的都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这段论述被一本阐述雅典政制的小册子里的一段话直接否定。这本小册子假借色诺芬之名流传下来，但学界基本认定其真正的作者是一位雅典保守派人士，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阶段（阿基达马斯战争）创作了这个作品。[46]虽然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大半已经腐坏，但有一段话还是可以非常清晰地辨认出来：“而且雅典的奴隶和异乡人拥有高度的自由，人们在那里不敢殴打（他们），奴隶也不会为你作出格的事情。”[47]据我们了解，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许殴打其他人的奴隶，这个法规被称为“暴力起诉”（graphēhybreōs）。[48]

判断一种奴隶体系严苛程度的最好的标准就是其释奴程序的难易程度及其实施的可能性。毋庸置疑，在希腊的城邦中，有许多种方式可以使奴隶获得自由，而奴隶可以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使大量自由人进入公民团体。[49]阿提卡大量自由人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释奴行为的流行。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有奴隶用自己的钱赎回自由（servus suis emptus）的习俗，但在公元前2世纪之后，德尔菲出现了许多采用这种方式释奴的记录。[50]然而从4世纪开始，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释奴之后奴隶继续提供劳役服务，即用契约义务使自由身份得到承认，获释奴在特定的劳役范围内帮助他的前主人。例如色诺芬在《经济论》的第三章中记述了苏格拉底谈论如何在管理财产时使用设备和劳动力的一段话。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指出，那些在身体上受到束缚或被监禁的奴隶工人都想要逃跑，而那些已经获得了自由的人则更愿意与前主人在一起，并为之工作。[51]

从柏拉图的《法律篇》中，我们获得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公元前4世纪使用paramonē的方法来释奴。柏拉图称，在他《法律篇》所构建的国家里，如果获得了自由的人没有服劳役，或者做得不够好，那么他就会被扣押。他们每个月要去他们的释放者家里三次，以确定他们的前主人想让他们做什么，这是他们必须的劳役，而主人给前奴隶的要求也必须是“正当可行的”。[52]新获得自由的人都有义务来做这些他有能力完成的paramonē，这种继续服劳役的规定在实践中也得到证明，德尔菲的释奴案例中有几百个这样的释奴类型。[53]

对于公元前4世纪的paramonē释奴类型，还有一个释放奴妓女孩儿的案例。德谟斯提尼为她写了针对涅艾拉（Neaera）的法庭辩词，其中牵涉到一个名叫斯特法努斯（Stephanus）的雅典人。相比于柏拉图《法律篇》中的论述，这个案例相对不那么符合德尔菲的paramonē释奴类型。这个女孩儿在科林斯是两个男人的奴隶，供他们肉体享乐，但她为自己赎回了自由，赎金一部分来自于她后来认识的一位追求者，一部分是她之前的情人们给她提供的无息贷款，这些情人们成立了一家特别的贷款公司，名字叫“埃拉诺斯”（eranos）。[54]毋庸置疑这个女孩儿获得了自由，但只要她欠“埃拉诺斯”公司的贷款没有完全还清，她的自由就可能被撤销。德尔菲的这种释奴类型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雅典人使用paramonē方式释奴，规定获释奴向其释放者继续服役，对此有确凿的证据出现在审判有这样的paramonē义务的两个奴隶的模拟法庭上。这些案件的法庭判决最终被称作“释放控告”（dikai apostaiou）[1]。[55]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政治理论家眼中，人沦为奴隶这一现象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秩序的现实情况，他们对此感到“不安”和“悲伤”。[56]这样的观点表现了对于奴隶制的感性认识，但从根本上不符合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对奴隶制的认知特点。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没有清楚地表明理想的国家是否要限制或接受奴隶制度，但他对于希腊人奴役希腊人的现象的指责则无疑表现了当时的一个现实情况，就是每个希腊城邦都愿意使用已变成奴隶的蛮族作为劳动力。柏拉图反对希腊人奴役希腊人的观点在色诺芬那里逐渐发生变化。[57]根据当时希腊的现实情况，色诺芬提出，允许把敌人（显然包括希腊人）变成奴隶，但不能把朋友变成奴隶。

把战争中俘获的希腊自由人变成奴隶的情况一直存在，虽然偶尔也有反对的声音，比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将军卡利克拉提达斯（Callicratidas）就拒绝在攻城之后把迈提姆尼亚人（Methymnian）变成奴隶。[58]卡利克拉提达斯的态度当然不适用于那些被作为战利品的迈提姆尼亚人的奴隶。[59]色诺芬赞扬阿吉斯劳斯（Agesilaus）[60]保护那些被随军的贩奴者们抛弃的儿童和老人俘虏，这种赞扬恰恰体现人们对俘虏和出售战俘所造成的人类痛苦并无同情和怜悯之心。随军的贩奴者在库存过多或害怕过高的奴隶供养运输费用导致利润受损的时候，都会坚决地抛弃那些最瘦弱的俘虏，任其自生自灭。雅典的财务大臣利库尔戈斯制定法律，规定阿提卡居民不得购买战争中俘获的自由人，除非这个俘虏从前的统治者同意他们这么做。[61]这个法律实际上大概只是一项机会主义的政治举措，很可能与马其顿战争中某个赎回权的具体案例相关，[62]我们不应把它解释为对希腊内部战争中奴役俘虏的权利的修正。

虽然之前的作家们都试图对奴隶制度进行分析，但他们讨论的内容集中在奴隶制是以自然法为基础还是违背自然这样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性讨论的希腊思想家，他还试图判断这种制度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组织中的地位。[6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原始的自然的社会组织是家庭（oikia），家庭由三组关系构成：主人与奴隶、男人和妻子、父亲和孩子。[64]在这些原始组合的基础上发展出共同体。[65]村镇的结合又发展出国家。[66]财产被定义为生活的工具；奴隶就是行动范畴内的仆人。[67]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奴隶制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对于维持他本人所生活的、拥有特权公民群体的民主化城邦共同体来说也是必要的。亚里士多德接受了欧里庇德斯的观点，[68]把希腊人视为自由人，把蛮族看做奴隶，[69]而且在后来发展出一套从理论角度对奴隶制的解释。[70]他以个体之间与生俱来的道德与智力差异为理论基础，这些差异既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而后把个体差异扩展到种族群体的层面上，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奴隶制是公正而且必要的。这种观点可以回溯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思想流派，即相信气候和地形的影响可决定身体和心理特征，而且这样的特征还会一代代遗传下去。[71]

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清楚，在所有有组织的城邦中，人口中的奴隶群体都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奴隶在社会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是必须的，但却只限于经济层面。然而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是，这两位思想家在表达对所谓“工匠”行业的态度时，都把自由工匠群体近似等同于奴隶劳动力。在《法律篇》所构建的城邦中，柏拉图认为政治体中的所有公民都要被禁止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因为手工工匠的生产活动会使参与者失去灵魂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公民必须具备的。[72]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何为“公民”一词的确切定义的问题。这个词语所涵盖的范畴只包括那些有权利担任城邦行政职务的人们吗？或者说那些更低等级的工匠们（banausoi）是否也可被视为公民？这个问题后来变得更加有针对性。如果这些工匠被看做是公民，那么公民的美德（aretē），也就是公民的品质和特点，就一定要被重新定义，因为所谓“公民”应该是可以通过他所拥有的品质特性实行统治的一类群体，而这种品质特性都被纳入到公民美德（aretē）的理念中。因此，这段话明确的含义就是，“工匠”无法进行统治。[73]与这段有关公民权的论述相联系，亚里士多德还声称，在古代的人民中，要成为劳动者中低等的工匠也就等同于要成为一名外乡人或成为一个奴隶，甚至在他所处的时代，这一类工匠中的大多数仍然类似于奴隶，“最好的城邦形式不会让一个工匠成为公民”[74]。这个讨论从根本上讲是有关“公民权”所包含的范畴及其必要条件的政治讨论，如果脱离上下文考察或者引用这段话，它的含义就会被误解。正是在上述情况下，亚里士多德系统阐述奴隶制的话语被引用，转变成其他证据，用以证明希腊社会的基础工作都是由被奴役的人来完成的，而这些人即使劳动，也无法从社会组织那里得到任何报酬。西塞罗从罗德岛（Rhodes）的帕奈提奥斯（Panaetius）那里吸收了希腊理论家们的传统观点，[75]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给罗马时代带来的观念都不过是希腊观念的延伸。这种理论的扩展使得人们对于罗马社会的认识也和对希腊世界的认识一样犯了错误，即自由的工匠和小商人受到蔑视，只因为他们依靠“卑微的技艺”（artificia sordida）谋生。[76]然而从希腊整体的理论方法来说，希腊民主政体的政府形式是一个大背景，从中产生出以城邦公民为形式的真正的自由人。可以说是希罗多德第一个阐述了非希腊的君主，主要指波斯国王，塑造出那些对于自由既不理解不欣赏也无法理解无法欣赏的人物形象。[77]

亚里士多德范式下的古代贵族文学使得人们对于奴隶制度的社会分析变得传统化：自然本身决定了一些人在身体上和灵魂上都适应奴隶以及低等劳动者的身份，而另一些人不论在灵魂上还是身体上都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而适于平民的生活及其自由。这种理论框架必然带有亚里士多德式的色彩。[78]在生活实践中，根据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意愿，他的奴隶们被释放，这与他从社会学角度对奴隶制的理论思考相矛盾。[79]

对希腊化时代政治体中奴隶体系的认识取决于对奴隶身份流动性的理解。几种可行的释奴方式都可使奴隶变成自由人，因此自由身份的获得相对容易而且普遍，但同样容易而且普遍的还有自由人被剥夺自由成为奴仆的情况。

注释

1 Pseudo-Xenophon，Polity of the Athenians，1，10；Demosthenes，Or. 9，3.

2 Isocrates，Or. 12，181.

3 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4∶1261就有这样的论断。

4 Aeschylus，Agamemnon，1042—1045.

5 Isaeus，Or. 8，41.

6 Plato，Laws 9∶868，872.

7 Plato，Republic 1∶351d.

8 Plato，Laws 6∶777a.

9 Hippocrates，Epidemics 4∶2∶.

10 同上，2∶3，4；5∶35，41；7∶35，112。

11 同上，6∶7。

12 Demosthenes，Or. 43，58.

13 Pseudo-Xenophon，Polity of the Athenians，1，10.

14 比如说由羊毛和羊皮织成的厚的，Aristophanes，Lysistrata，1155，就是社会中的贫穷阶层穿的衣服。参见Pauly-Wissowa，RE 11∶26中的词条，以及麦加拉人无袖的，见Aristophanes，Wasps，444注释。

15 Herodotus，6∶11.

16 Aristophanes，Birds，760∶.参见Hippocrates，Epidemics 4∶2一个雅典医生为有烙印的奴隶治病。

17 Xenophon，Ways and means，4，21.

18 Aristophanes，Thesmophoriasusae，491.

19 Laws of Gortyn，7，1—4，Bücheler-Zitelmann in Rheinishes Museum 40∶Ergänzungsheft，65—66.

20 Laws of Gortyn，3，40—43.

21 IG 2^2（1）∶1553—1578.

22 Plato，Gorgias，471a.

23 Demosthenes，36，43—46.有关帕希翁曾是一个奴隶的论述见上引文，45。参见Schäfer，Hans，Pauly-W.，RE 18（2）∶2064。

24 在Aeschylus，Agamemnon，1004—1005中，奴隶俘虏卡桑德拉（Cassandra）被邀请参加宙斯切希奥斯（Ktesios）的家庭祭祀。

25 Aristophanes，Thesmophoriasusae，294.

26 一个奴妓被吕西阿斯（Lysias）亲自引介加入秘仪，Demosthenes，59，21。

27 同上，59，85。在雅典安塞斯特里昂节庆第二天的罐瓮节日里，奴隶们也参与到饮酒和庆祝活动中。这是“奴隶们的幸运日”，参见Pleiffer，R.，Callimachus，Oxford，Clarendon Press，1949中Callimachus，Aetia，frg. 178的记载。

28 Plato，Phaedrus，259a.

29 Plato，Laws 2∶669c.

30 Kroll，W.，Zeitschrif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17∶159.

31 Demosthenes，59，18；参见Isaeus，6，19—20。

32 Bücheler-Zitelmann，Laws of Gortyn，1，2—11，Rh. Mus. 40，Ergänzungsheft.

33 如果强暴的是一个自由身份的男人或女人，所需缴纳的罚金是100斯塔特，但如果强暴的是一个奴隶农妇，只需缴纳5德拉克马的罚金。

34 Aristophanes，Wasps，57. Langer，C.，De servi persona apud Menandrum，7—8，diss. Bonn，1919.

35 Schmidt，J.，Der Sklave bei Euripides∶Wissenschaftliche Beilage zum Jahresberichte der Fürstenund Landesschule zu Grimma，99，1892.

36 Aeschylus，Agamemnon，359—361，953；Sophocles，The women of Trachis，298—305；Philoctetes，995—996.

37 Euripides，Ion，854—856；参见Medea，54—55；Helena，728—731。

38 Schmidt，J.，Der Sklave bei Euripides，25.

39 Euripides，Iphigenia in Aulis，1400—1401.

40 Hettich，E.，A study in ancient nationalism，the testimony of Euripides，67，69，diss. Columbia，1933.

41 P. Oxy. 11∶1364，frg. 2，294—298；Gernet，Louis，Antiphon，178，frg. 5，Paris，Belles Lettres，1923.

42 Philemon，frg. 95 in Kock，Theodor，Comicorum Atticorum fragmenta 2∶508，Leipzig，Teubner，1884；Glotz，Gustave，The Greek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260—261，New York，Knopf，1929.

43 Pauly-W.，RE 1∶1536.

44 Diogenes Laertius，6∶74—75.

45 Plato，Gorgias，483b.

46 Hohl，Ernst，Zeit und Zweck der Pseudoxenophontischen Athenaion Politeia，Classical Phil. 45∶35，1950把时间定为公元前445年到前431年。但这个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47 Pseudo-Xenophon，Polity of the Athenians，1，10—12.

48 Demosthenes，21，48；Aeschines，1，15.

49 Aristotle，Politics 3∶1275b.

50 Collitz，Hermann，J. Baunack，F. Bechtel et al.，Sammlung der griechischen Dialekt-inschriften（GDI）2∶1684—2342，Gö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1899.

51 Xenophon，Oeconomicus，3，4.这里所使用的词语就是那些形容paramonē的词语：。

52 Plato，Laws 11∶915a∶. Morrow，Glenn，Plato's law of slavery，Univ. Of Ill. Stud. In Lang. and Lit. 25∶103，1939对这段话的解读是错误的。这里所提到的劳役（therapeiai）准确地说是“特定的职责”的反义词，是非限定性的。见Westermann，W. L.，The paramone as general service contract，Jour. of Juristic Papyrology 2∶24—27，Warsaw，1948。

53 例如，Fouilles de Delphes，Epigraphie，Inscriptions du Théatre 3（6）∶35，15；50，9；118；15—16∶。

54 Demosthenes，59，29—32.

55 IG 2^2（1）∶1553—1578；Westermann，W. L.，Two studies in Athenian manumissions，Jour. Near Eastern Stud. 5∶94—96，1946.

Ch. Picard在BCH 45∶150—157中称他所发表的塔索斯释奴案例是公元前4世纪这种释奴类型的唯一例证，W. W. Tarn在CAH 7∶212，n. 1中也重复了这个观点。这篇铭文残缺不全，但仍然可以被准确地辨认出来（IG 12，Suppl.，no. 368）。这可能是以paramonē类型向神奉献从而实现释奴的目的。

56 Michell，H.，The economics of ancient Greece，33，150，New York，Macmillan，1940.

57 Xenophon，Memorabilia 2∶2，2.

58 Xenophon，Hellenica 1∶6，14.

59 Schück，Ueber die Sklaverei bei den Griechen，Programm des städtischen Johannes-Gymnasiums zu Breslau，10，Breslau，1875.

60 Xenophon，Agesilaus，1，21.

61 Pseudo-Plutarch，De vita decem oratorum∶Lycurgus. 在这里的含义不是“主人”。

62 参见Pauly-Wissowa，RE 13∶2453中的词条Lykurgos。

63 Schiller，Ludwig，Die Lehre des Aristoteles von der Sklaverei，Jahresbericht von der königlichen Studienanstalt zu Erlangen，5—6，Erlangen，1847.虽然这个研究的基础是当时被广为接受现在看来却过分夸大的奴隶数目，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

64 Aristotle，Politics 1∶1，4—5.

65 ，同上，1∶1，7。

66 同上，1∶1，8。

67 同上，1∶2，6。后来在Ethics 8∶13中被定义为一种有灵魂的行动工具：。

68 Euripides，Iphigenia in Aulis，1400—1401.

69 Aristotles，Politics 1∶2，5.

70 同上，1∶5，3—9。

71 同上，7∶6，1。Hippocrates，De aere aquis locis.参见Schiller，L.，Die Lehre des Aristoteles von der Sklaverei，27。

72 Plato，Laws 5∶741c；8∶846d.在Laws 8∶831c—e中，柏拉图认为对利润的追逐必然使灵魂堕落，但它却是商人、船主和商业代理人的必然特征。参见Schiller，L.，Die Lehre des Aristoteles von der Sklaverei，19。

73 Aristotle，Politics 3∶3，1，p. 1277b.

74 同上，3∶3，2，p. 1278a。

75 Cicero，De officiis 1∶151—152.

76 这类推理源自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观点，即认为奴隶劳动力的使用从根本上危害了古代社会。事实上奴隶劳动力是古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有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错误观点的例证参见Walbank，F. W.，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24—25，London，Corbett Press，1946。

77 Herodotus，7∶135.

78 Schiller，Ludwig，Die Lehre des Aristoteles von der Sklaverei，5—8.

79 见Diogenes Laertius，5∶1，9中亚里士多德的遗嘱。Bruns，Ivo，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Rom. Abt. 1∶1—52，1880；Westermann，W. L.，Jour. Near Eastern Stud. 5∶99—10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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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典对于背叛前主人而投奔新保护人的获释奴隶所提出的控告。

第五章

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时代的东地中海区域：奴隶的补充以及数量

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一个世纪，战俘买卖还没有成为希腊化世界的主要奴隶来源。波斯王的宝藏落入亚历山大的手中，解除了他一直以来因远离故土而造成的财政压力，但即使在这之前，亚历山大本人也都不愿把战俘变为奴隶，[1]除非遭遇到激烈的反抗，这时卖掉被征服者的行为本身就成了一项军事恐怖措施。据说在攻陷提比斯[2]占领提尔（Tyre）[3]之后有3万人被卖掉，但这个数字早已被研究证明没有什么价值。根据塔恩（W. W. Tarn）的估计，总共大约有8000名提比斯囚犯被卖掉。[4]在格拉尼卡斯河（Granicus）战役中，有2000名希腊雇佣兵被俘获，戴着镣铐被送往马其顿。不过两年之后，同样数目的雅典俘虏被释放。[5]在进入亚洲内陆的远征开始以后，亚历山大针对战败敌人的政策变得更加温和。有几次出售囚犯的事件被记录了下来，比如在攻陷阿里亚（Aria）和粟特（Sogdiana）的一些设防城镇之后有囚犯被出售。[6]但这些出售囚犯的事件不会对遥远的爱琴地区的奴隶数量和价格造成影响。[7]

波利比乌暗示说，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一般不会把被攻占城市的居民变成奴隶，而是战斗人员互相之间平等交换战俘，剩余的战俘则以双方都接受的价格赎回。[8]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米利都与克诺索斯（Cnossus）以及克里特的另外19个村镇签订了和约，规定米利都人不从克里特的村镇中购买自由人，克里特村镇的人也不购买米利都血统的自由人作为自己的奴隶。[9]这个和约条款既包括战俘也包括被海盗掳走变为奴隶的自由人。通过已知的犹太传道者致菲罗克拉特（Philocrates）的信件[10]，我们了解到在《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Septuagint）[1]的翻译时期，托勒密二世释放了托勒密一世战争中俘获的10万多名犹太奴隶。但上述事件无法得到证实，因为两位托勒密第一代国王中的任何一位[2]都没有留下大量战俘变为奴隶的记载，而且这样大规模的奴役也违背了这两个统治者为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制定的温和政策。罗斯托夫采夫论述说托勒密二世时期的第一次叙利亚战争造成亚历山大里亚的奴隶市场出现了许多犹太奴隶，[11]但与这段论述相对的是，芝诺（Zenon）纸草中并没有出现许多奴隶或犹太人的名字。罗斯托夫采夫的证据在于，在格拉登维茨（Gradenwitz）纸草中（no. 1，5）有“战俘奴隶”（）这样的字样，但这只是残片复原的一种可能性；[12]另一个证据是罗德岛的卡利赫努斯（Callixenus of Rhodes）对于托勒密二世庞大财产的记述。[13]奥托（W. Otto）把这个记述的时间追溯到公元前271—公元前270年第一次叙利亚战争的末期，[14]然而其中没有提到有奴隶。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记载，[15]在加沙（Gaza）战役之后，托勒密一世把8000名被俘的士兵安置在埃及的诺姆中，这个记载的数字是可信的，而且既符合早期托勒密王朝安置士兵的政策，[16]也与那个时代普遍反对买卖战俘的政策相吻合。

东地中海区域诱拐买卖儿童的行为一直持续不断。这种活动在希腊新戏剧中有所反映，而且从“新喜剧”（Nea Comedia）到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Terence）的戏剧，它都成为了一个戏剧主题。[17]虽然希腊化时代的政权都努力控制海盗活动，托勒密王国和罗德岛城邦对此付出的努力尤其引人关注，但海盗活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补充地方市场奴隶供应的一种重要方式。诱拐的程度在后来愈发加剧，因为雇佣兵军队都要从海盗组织中征召，而这些军队在完成特定的军事任务后都会被解散，士兵通常又重新变回海盗。[18]海盗与奴隶来源之间有密切关联，这一时期的碑铭为此提供了充分可信的证据。其中有一篇公元前260年的铭文，记载了一些叙拉（Thera）自由人回忆他们有3年时间被囚禁在克里特的故事，最终他们与同被抓来的奴隶一起得到释放。[19]另一篇铭文记录了海盗从阿莫尔戈斯岛（Amorgos）掳走30多人的事件，这些人中的所有自由人、部分获释奴以及部分奴隶在后来都被赎回。[20]还有一篇铭文记载了被埃托利亚海盗掳走的280个纳克索斯人被赎回的事件。[21]铭文只记录了最终的赎回协定。在原始希腊残篇中保存了一些“新喜剧”，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还重新翻写了一些，这些剧本的内容充分证明，如果海盗们没有获得赎金，这些被掳走的人就会被作为奴隶卖掉。[22]合法交易奴隶的对象不仅指买卖这些被海盗掳走而没被赎回的受害者，还指那些通过习俗和合法来源取得的奴隶，包括出身奴隶家庭、战争中被俘获以及无法偿还债务的人。

公元前3世纪末期，通过战争获取奴隶的潮流又开始恢复，这与马其顿国王们的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公元前223年，曼提尼亚被攻陷，安提柯以及阿拉图斯（Aratus）领导下的亚该亚人（Achaeans）把曼提尼亚人卖作奴隶，但这个行动还是受到了希腊世界的谴责。[23]公元前203—公元前202年，菲利普五世把他在岐奥斯（Cius）、米尔来亚（Myrleia）和塔索斯（Thasos）俘获的战俘卖为奴隶。[24]公元前172年，叙利亚的安条奥库斯（Antiochus）四世因每年要给罗马战争赔款而陷入财政危机，他试图利用对犹太人的战争来帮助他摆脱危机，甚至在战前就预先准备俘虏大批有钱的犹太反对者，然后把这些人出售出去。[25]希腊化时期的国王们都拥有大量宫廷奴隶，有记载说安条奥库斯四世曾命令600个奴隶在黛芬妮（Daphne）排成长队行进。[26]在公元前167年埃及托勒密六世和七世之间的内战中，那些被对方军队俘虏的奴隶都成了士兵的战利品。[27]

在罗马元老院的命令下，公元前167年，来自70个城镇的15万伊庇鲁斯人（Epirotes），其中主要是摩洛西亚人（Molossians），都沦为奴隶。[28]这种大规模买卖战俘的行为在爱琴地区展现出深远的影响。从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 of Syracuse）开始，它就是西西里地区战争的重要特征。布匿战争期间，它又成为罗马军事政策的一个特点。在西部区域的北非迦太基、西西里以及意大利半岛，大面积谷物种植和大规模牲畜饲养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劳动力市场，这种新型市场可以容纳吸收更多的奴隶劳动力。公元前2世纪，上述因素使罗马元老院没有意识到不受限制的海盗行为最终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而在公元前1世纪前几十年，这些因素又使得罗马国家无法解决海盗问题。这四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的后果是：在从公元前171年到前64年罗马对东部地区的征服中，奴隶大规模向西迁移。公元前102年比提尼亚的尼科美德斯（Nicomedes of Bithynia）在对罗马元老院做的报告中指出，他治下的大部分能够参战的人都已被罗马的征税官带走，[2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奴隶西迁的现象及其对近东地区的影响。

没有证据表明希腊本土城邦古老的法律或早已固定下来的社会观念发生了改变，希腊人在传统上反对为获取利益而把自己或家庭成员出卖为奴隶的情况。[30]然而已经移民到西亚和埃及的希腊人及其统治者都没有破坏当地古老的东方习俗，接受了出售自己孩子的行为。在埃及，为获取利益把自己或别人家的孩子卖作奴隶的行为在赛斯王朝（Saite）[3]时期已经成为习惯。[31]这种非希腊式的自我出售和自我租赁行为一直持续到托勒密王朝末期。[32]巴比伦一直都在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债务人会把他的妻子、孩子甚至他本人抵押出去还债，最终形成了无酬金形式的奴隶制。[33]公元前220—公元前180年代的许多沃尔卡（Warka）（乌鲁克）泥板记录了奴隶买卖的税收支付情况[34]（希腊语是andrapodikē ōnē），表明塞琉古巴比伦继续保持着规模可能与过去同样庞大的奴隶制度。

与之前的希腊时代相同，各地都可能出现国家对不纳税者采取行动的情况，国家组织抓捕他们并且最终使他们沦为奴隶。本土的希腊人从情感上仍然不能接受父母为了偿还个人债务而把子女抵押出去的行为，但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统治阶层则接受了这种行为。[35]塞琉古王国很可能也同样接受了这一情况。[36]在希腊本土的城邦里，梭伦的立法仍然普遍适用；但托勒密埃及的情况则正相反，债权人本人就可以合法地监禁债务人，并且最终使其沦为奴隶。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亚历山大里亚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摘录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反面的例证。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亚历山大里亚的公民，不论男女，都不可使之沦为同样的亚历山大里亚公民的奴隶。[37]然而非亚历山大里亚公民身份的埃及人却可以做其他人的奴隶。导致这一情况的肯定不是希腊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实际上这是古代东方观念在一定领域内的体现，即一个人不可以沦为同一宗族的人的奴隶。[38]

抚养被遗弃的孩子并使之成为奴隶，这种现象在希腊普遍存在，在希腊文化有影响的广大地区也存在，但我们只有通过这一时期的喜剧以及同时代释奴铭文中出现的词语才得以了解这一现象。[39]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前的历史时期，由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所导致的问题就已在小亚出现。[40]我们一般认为，小亚遗弃婴儿的现象如同在更早的希腊地区一样普遍。捡回孩子的人通常会把这个孩子当做奴隶养大。然而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在出生时都是有固定身份的，如果是奴隶出身，那么其父母或原来的主人就可能根据情况重新宣称对他patria potestas或者dominica potestas的初始权利。[41]

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不论在希腊移民或殖民的地区，还是在爱琴海周围更古老的希腊核心区域，奴隶与自由人口之间的比例都没有大幅度增长，[42]虽然为希腊世界提供奴隶的区域有所扩大，同时把手工业奴隶劳动力作为资本投资的希腊式行为也明显扩展到埃及、西亚等新兴希腊化工业中心。在一些以希腊人为主的新建城市，使用奴隶和自由劳动力的小规模经销体系可能已经创立，但这方面的证据仍然非常少。[43]在来自于托勒密和罗马埃及村镇的希腊文纸草中，没有出现雅典人描述这些手工业奴隶的词语（“那些不和奴隶主住在一起的人”、“有薪酬的奴隶”）。更多的埃及劳动力通常被使用于农业生产，这个领域内的劳动力绝大多数都是服强制劳役的本地自由人，因此留给奴隶劳动力的位置并不多。[44]

希腊化时代埃及奴隶制的一个典型奴隶类型是从事家庭服务的奴隶，特别是为希腊统治阶级服务的奴隶，[45]因而我们很容易夸大这类奴隶进口的数字。在公元前258年到前237年的芝诺文档中，实际可被认定为奴隶的数目估计不超过45个，其中还包括亚扪（Ammonite）酋长图比亚斯（Toubias）送给埃及财政大臣的4名奴隶男孩。[46]在康奈尔纸草1中有“从叙利亚送来”的工匠（），这些人的身份看起来很可能是奴隶，而如果他们的确是奴隶的话，从他们夜间所使用的灯油量来判断，他们总共的数目也不会超过3或4个。[47]在芝诺档案余下的奴隶案例中，把每个案例中身份确定的奴隶都算上，总共的数目也就是大约20个。[48]托勒密三世的一系列旨意表明希腊的军事份地所有者拥有以下数目的奴隶：5个奴隶和1个获释奴；1个女奴及其与奴隶主所生的男孩；1个奴隶男孩，他的父亲通过旨意中的条款获释，但已经去世；2个男奴；1个男人和1个女人，都被推迟了获释的时间。[49]

在西亚广阔的王室领地内有数量充足的农奴，这种农奴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制度使得奴隶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只有很少的经济机会。[50]在吕底亚，“国王的农民”（）构成了绝大部分农业人口，[51]虽然“这些居住于地方的仆从”（，Sardis 7，1，no.17—18）可能也可算作事实上的奴隶，因为他们都被算作财产的一部分。小亚有大量从属于神庙的hieroduli（神圣奴隶），这些人就像他们的名称所体现的那样都是奴隶身份。然而他们独立的程度却差异很大，因此常常很难把他们与农奴或附庸区别开来。例如，那些被科马吉尼（Commagene）的安条奥库斯一世作为乐师献给诸神的神圣奴隶就非常明确地不属于奴隶身份。[52]

德尔菲的释奴铭文记录了通过把奴隶信托出售给阿波罗神从而释放他们的情况，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希腊化时代希腊中部地区奴隶的情况，那么这个铭文也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有关奴隶数量及来源区域的信息。虽然这个中部希腊奴隶的数目是从这些文献里推断出来的，但我们在接受这个数字时还是要持谨慎态度，因为其中所涉及的当地劳动力情况并不全面。[53]如果我们把公元前201年到公元前154—公元前153年（祭司I-V），公元前154—公元前153年到约公元前100年（祭司VI-XII^1）以及约公元前100年到约公元前53年（祭司XII^2-XVI［含XVI］）这几个五十年的时段加以比较的话，单就阿波罗神庙所采取的释奴方式来说，以这一方式被释放的奴隶数量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在第一段时期内，有大约483例释放单个奴隶的案例，平均每年9个。在公元前2世纪的后50年里，通过向阿波罗神信托出售而获得自由的获释奴总数为3[4]个，这样每年获释奴的平均数减少到6.5个。目前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可信的德尔菲执政官年表中，祭司XII^2-XVI时期有大约47年时间。[54]在这一时期，通过向阿波罗信托出售奴隶的方式一共释放了94个奴隶。因此从大约公元前100年到公元前53年的这段时间里，每年以信托出售的方式释奴的数量是2个。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计算却无法用来证明在公元元年之前的200年时间里，希腊世界奴隶的数目呈整体下降的态势，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以其他形式释放的奴隶数量也同样在减少。

以德尔菲的释奴行为为基础，还可以得出另外两个结论，相比之下这两个结论更加可信，也更富有历史意义。第一个结论是有关这三段时期内在奴隶主家出生的奴隶（oikogeneis，endogeneis，engeneis）数量与通过购买而获得的奴隶数量之间的比率，后者既包括在希腊以及爱琴岛屿购买的奴隶，也包括从外国进口到希腊的奴隶。我们可以用来做调查的个体总共有926例。其中414例我们不清楚奴隶的来源；余下的512例都是有明确的来源的，这些奴隶或者出生在家里（oikogeneis等），或者来自某个希腊城镇或希腊以外的某个地区。可以肯定德尔菲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每次释奴都必须给出奴隶的来源。虽然没有绝对的证据，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根据德尔菲的法律，在主人家里出生的奴隶要在登记记录上承认这一情况，而且这些奴隶要作为一个类别正式被登记。这个推论是根据奥罗修斯（Orosius）所记载的一件事得出的，在公元前147和公元前146年，亚该亚将军迪亚埃乌斯（Diaeus）“给（亚该亚同盟的）所有城邦写信，要求释放这些城邦里在家出生并一直在家中长大的奴隶，这些奴隶数目有12000人，并且要求把他们武装起来送到科林斯”。这段记述清楚地说明，在亚该亚存在一个可以查找的正式的oikogeneis和paratrophoi名单。德尔菲所记载的通过信托出售而释放的oikogeneis的数目也可以作此分析。[55]

表格1以表格的形式分析了德尔菲记录中的926个案例。

表格1

在三段时期的第一段中，一共有199个来源明确的奴隶，其中购买来的奴隶和家生奴隶的数量比大概是3∶1。在公元前2世纪的后50年里，在259个可用的个例中，这个比例几乎被倒了过来，即个家生奴隶比1个在希腊其他地方出生或从国外带回的奴隶。在公元前1世纪前半个世纪中一共有94个案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8个家生奴隶比1个从其他地方带来或购买得到的奴隶。

表格2显示了在可被我们使用的案例中，那些不出生于主人家中的获释奴隶的来源。[56]

表格2

两个表格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化非常引人关注，这些剧烈的变化并非偶然出现，事实上它们代表了一些我们毋需质疑就应明确接受的现象。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奴隶没有从西部向希腊中部地区流动的现象，至少根据公元前171—公元前170年（德尔菲第三祭司末期）一直到公元前53年罗马军队在卡雷（Carrhae）战败为止的德尔菲记录，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较早的公元前201—公元前170年，来自意大利的6个奴隶中有3个是女奴。[57]虽然出现了女奴，但来自意大利的奴隶仍然可能是与马其顿菲利普五世战争以及与塞琉古国王安条奥库斯三世战争中希腊战场上的罗马士兵及其女性眷属。在德尔菲索希尼科斯（Sosinicus）担任执政官的时期（公元前174—公元前173年）之后，再也没有了来自意大利的获释奴，[58]这是因为罗马意大利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

公元前153年到约公元前53年这一期间内，家生奴隶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从国外被带到希腊中部城镇的奴隶数量与家生奴隶数量之间的比值也随之下降，这是表格1的一个显著特征。考虑到除雅典以外的[59]希腊城邦经济地位呈衰落的趋势，我们可以对上述变化作出满意的解释，而这些城邦经济地位衰落的首要原因就是罗马人进入希腊时所造成的物质破坏。这种物质衰落在公元前146年之后罗马统治希腊的整个时段内都一直延续。希腊独立丧失后陷入了贫困与精神衰退之中，这些情况在波利比乌引用前人的文献片段里都有所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说，波利比乌不愧是一个目光敏锐、知识广博而且诚实的观察者。

罗斯托夫采夫教授是研究希腊化以及罗马时代经济发展问题的杰出学者，[60]他着重强调了由于战争损耗和奴隶工匠被从希腊运往意大利而造成希腊城邦劳动力缺失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61]然而他并没有谈到事情的另一面，即希腊的生产方式被引介到西方。希腊生产方式的基础是专业的工匠，他们可能是自由人，也可能是奴隶，但在某些工业领域内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奴隶群体。这种从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奴隶制到手工业领域内自由劳动力和奴隶劳动力体系也相对发展平衡的变化在意大利表现尤为突出，影响也很大。[62]对于地中海西部地区这种工业奴隶制新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的相互关系问题，即到底是希腊的工匠作为奴隶被输入到西方导致了那里手工业领域使用奴隶的现象增多，还是手工业使用奴隶的现象的增多推动了奴隶向西方的输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数据寻找到答案。我们可以假设，希腊中部地区家生奴隶数量相对于购买奴隶数量的比例之所以增加，肯定与公元前153年到约前53年一百年时间里大多数已被纳入市场体系的奴隶向西迁移有关。因此在希腊中部地区，那些家庭财产已被摧毁、同时他们的手工业产品也已无法销往国外的人们在经济上就需要使奴隶再生育出奴隶。

德尔菲的释奴记录使我们了解了希腊化时代富有阶层的希腊人所拥有的奴隶数量。前文我们说到过公元前4世纪一些人所拥有的奴隶数量，柏拉图显然相信在他那个时代50个奴隶可算得上是一笔大财产，与此相比，希腊化时代的数字明显减小了。雅典吕刻昂（Lyceum）[5]领袖们的遗嘱显示了他们所拥有的奴隶数目：亚里士多德14个以上；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总共9个，其中2个已被释放，2个按照他的遗嘱被释放；斯特拉托（Strato）7个或更多；利科（Lyco）已经释放了3个，其遗嘱显示还有12个。[63]狄奥多罗斯记载说，在大约公元前170年，一个非常富有的阿夫季拉（Abdera）公民可以提供一支由200个奴隶和获释奴组成的队伍来保卫城邦，这里给出的数字虽然与这一时期其他个人拥有奴隶的数字都不相符，但仍然是可信的。[64]公元前201—约公元前53年时期德尔菲的释奴记录颇为一致地显示出，有释放单个奴隶的情况发生，也有许多同时释放2个奴隶的案例。[65]与同时释放1个或2个奴隶的情况相比，同时释放3个或更多奴隶的情况就非常少见了。存在同时释放6个、9个乃至10个奴隶的情况，最多的数目可达11个，但这些同时释放3个以上奴隶的情况，每个数目都只有一例。很少有同一个人反复释放奴隶的情况发生。[66]

在希腊中部地区，一个拥有奴隶的家庭所拥有奴隶的数目大概是3个，这个结论似乎已得到了证明。[67]比提尼亚的尼科美德斯应德尔菲的要求，送去了30个奴隶为阿波罗神服务。其中19个负责看管马和牛，另外11个可能作为乐师在神庙内服务。[68]

注释

1 Andreades，A. M.，，2（1）∶39，n. 5，40，Athens，Tzaka，1928—1931.

2 Aelian，Varia historia 13∶7；Polybius 5∶10；Plutarch，Alexander，11. Diodorus，17∶14，4称俘虏一共售出440塔兰特的价格，但并没有说总共卖掉多少个俘虏。

3 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 2∶24，5.比较Diodorus，17∶46，4。

4 W. W. Tarn in CAH 6∶356.

5 Q. Curtius Rufus，History of Alexander 4∶8，12.

6 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 3∶25，7；4∶2，4；4∶3，1；还有两个在印度的例子，同前，6∶7，3；6∶17，1。

7 Andreades，A.，，2（1）∶39.

8 Polybius，8∶3.见Diodorus，20∶84，6中所记载的公元前304年德米特里一世与罗德岛之间的赎回协议。Dittenberger，SIG^2 no. 588，67—72中有米利都、赫拉克利亚和普利尼之间签订的类似条约。

9 Wiegand，Theodor，Milet，Delphinium 3（1），no. 140∶18—38，Berlin，Reimer，1914（此卷编辑：Georg Kawerau和Albert Rehm）。

10 Pseudo-Aristeas，Epistula ad Philocratem，14，17—20.

11 Rostovtzeff，M. I.，Seleucid Babylonia，Yale Class. Studies 3∶68，New Haven，Yale Univ. Press，1932.

12 Plaumann，Gerhard，Griechische Papyri der Sammlung Gradenwitz，Sitzungsb. Heidelb. Akad.，phil. -hist. Klasse 5，15，no. 1∶19（＝P. Grad.）.

13 Athenaeus，5∶25—35.

14 Otto，Walter，Beiträge zur Seleukidengeschichte，Abh. Bayer. Akad.，philos. -philol. Klasse 34（1）∶7—9，Munich，Oldenbourg，1928.

15 Diodorus Siculus，19∶85，4.

16 见Mahaffy，John P.，The Flinders Petrie papyri（P. Petrie）2，no. 29b. Dublin，Academy House，1893。在P. Petrie，3，no. 104和Mitteis，Ludwig，and U. 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der Papyruskunde 1（2），no.334，Leipzig，Teubner，1912中有更好的再版。

17 Plautus，Captivi，971ff.

18 Ziebarth，Erich，Seeraub und Seehandel im alten Griechenland，Hamb. Univ. Abh. 30∶21—29；Ormerod，Henry A.，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123—146.埃托利亚（Aetolian）雇佣兵舰长狄凯阿科斯（Dicaearchus）在约公元前200年从事了类似海盗抢夺的活动，有关他的活动，见Diodorus，28∶1∶Polybius，18∶7—8；Westermann，W. L.，Upon 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22—25。

19 Inscriptiones Graecae，12，3，no. 328.

20 Dittenberger，Syll.9，no. 521.

21 同上，no. 520。

22 这类拉丁喜剧的例子包括：Plautus，Menaechmi，29；Curculio，645；Poenulus，84；Captivi，7；Rudens，39；以及Terence，Eunuchus，115。

23 Polybius，2∶56，7；58，12；Plutarch，Aratus，45，4.

24 Polybius，15∶23，24.

25 Maccabees 1∶3，41；2；8，10—11，34—35；Ginsburg，M.，Rom et la Judie，24，Paris，Povolosky，1928.

26 Polybius，31∶3.一篇大约公元前197年的德尔菲铭文记录了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I）一个宫廷女奴的情况，Dittenberger，Syll. 8，no. 846。比较Rostovtzeff，M. I.，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1∶564，565；3∶1465，Oxford，Clarendon Press，1941和Magie，David，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1∶149，Princeton，Univ. Press，1950。

27 Meyer，Paul M.，Griechische Urkunden der Hamburger Staats- und Universitätsbibliothek，no. 91，Leipzig，Teubner，1924. Collitz，Hermann，F. Bechtel，J. Baunack，GDI 2，nos. 2167 and 2172中德尔菲通过向阿波罗神信托出售从而释奴的例子，lytra ek polemiōn表示奴隶为获自由而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钱，这个数额是以通行的囚犯赎金数额为基础来确定的，而并非是一个明确的赎金价格，这一点已被普遍接受，参见Westermann in Pauly-W.，RE. Suppl. 6∶930和Calderini，Manomissione，216。

28 Polybius，30∶16；Livy，45∶34；Appian，Foreign wars 10∶2，9.

29 Diodorus，36∶3. Catullus，10，14—20提到比提尼亚出产特定用途的奴隶，即罗马的垃圾搬运工。

30 Philostratus在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8∶7，161中谈到，希腊人后来对奴隶制的态度理想化到谬误的程度：“甚至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挚爱自由，（想必）一个希腊人甚至可能不愿把他的奴隶卖到（他的城邦）以外的地方去。”

31 Griffith，F. L.，Catalogue of the demotic papyri in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nos. 3—7；50—59，Manchester，Univ. Press，1909.比较Taubenschlag，R.，Zeitschr. Sav. -Stift.，Rom. Abt.，50∶154，1930. Paul Koschaker在Abh. sächsischer Akad.，philol. -hist. Klasse 42∶1，64，n.1中认为这些转变只是成为一种“半自由的”（Halb-freiheit）仆役身份，埃及语称其为bk。在A. H. Gardiner发表的Cairo Papyrus 65739（JEA 21∶140—146）第16和19行中，bk一词的意思显然就是“奴隶”，而不是受束缚的仆役。参见Gardiner，同前，145，n.23。

32 Vitelli，G.，Papyri Greci e Latini（PSI）5，no. 549是公元前42—公元前41年的一份自我租赁协议，签订协议的是一个女人，她签订的这份paramonē合同期限是99年。这代表的只是一个无限期的时间。见Westermann，W. L.，The paramone as general service contract，Jour. Juristic Papyrology（Warsaw）2∶34，1947。

33 Meissner，Bruno，Babylonien und Assyrien 1∶375—376，Heidelberg，Winter，1920—1925；Mendelsohn，I.，Slaver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5—19，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1949.

34 Rostovtzeff，Yale Class. Studies 3∶26—29，1932.

35 Vitelli，PSI，4，no. 424.参见Arangio-Ruiz，Persone e famiglia nel diritto dei papyri，5，Milan，Soc.“Vita e Pensiero，”1930；PSI，5，nos. 529，532.芝诺档案里的一份哥伦比亚纸草中有一篇控告文献，指控债权人为了让债务人还债而非法扣押了一个自由身份的女人和她的孩子。Westermann，W. L.，Keyes and H. Liebesny，Columbia papyri 4，（＝P. Col.）Zenon papyri 2，n.83，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40。

36 小亚弗里吉亚的情况得到了证明，参见Philostratus，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8∶7，161∶“弗里吉亚人出售自己的孩子，这已经是这个国家的习俗。”

37 Papyrus Halensis（＝P. Hal.）1，lines 219—221，in Dikaiomata Auszüge aus Alexandrinischen Gesetzen und Verordnungen，23，81，and 163，Berlin，Weidmann，1913；Lewald，Hans，Zur Personalexekution im Rechte der Papyri，27ff. Leipzig，Veit，1910.债权奴隶，，出现在P. Col. inv. 480，lines 23—24，27—29，发表于Westermann，Upon 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参见Oertel，Fr.，in Gnomon 8，1654—1655。对还有不同的解释，即由于主人陷入债务而被抵押出去的具有奴隶身份的人，见Koschaker，P.，in Abh. Sächs. Akad. 42（1）∶59。

38 本书第一章对此已有讨论。

39 Cameron，A.，ΘΡΕΠΤΟΙ and related terms in the inscriptions of Asia Minor，Anatol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Wm. H. Buckler，27—62，Manchester，Univ. Press，1939讨论了出现在罗马时代小亚铭文中的threptos一词的三个不同含义，它们是：养子、收养的孩子以及奴隶孩童。这些不同的含义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肯定都被采用。有关罗马帝国时期的情况，参见Pliny，Letters 10（9）∶65—66。这个词语在罗马大法官法庭上的意见见图拉真的回答第66条，意为“出身自由的（孩子），被遗弃之后又被某个人捡回，作为奴隶身份养大”。

40 Pliny，Letters 10（9）65，3∶edictum quod dicebatur Augusti.这个法令就是针对这些。

41 Menander，Epitrepontes，70，108—128；Pauly-Wissowa，RE 11∶467—468.

42 Glotz，Gustav，Le Travail dans la Grece ancienne，419，Paris，Alcan，1920（Ancient Greece at work，349—351，New York，Knopf，1926）.

43 Rostovtzeff，M. I.，CAH 7∶135.有关托勒密埃及政府和神庙工场的主导地位问题，参见Rostovtzeff，Soc. and Econ. Hist. Hellenistic World 1∶320—322；有关金属工业小作坊生产的情况，参见同前，2∶1222。Préaux，Claire，L'économie royale des Lagides，305，Brussels，Fondation Égyptologique，1939把亚历山大里亚作为以希腊城邦方式使用奴隶劳动力的一个例外。

44 Breccia，Evaristo，Bull.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Geographie d'Égypte，Cairo，15∶71—75，1927. Pirenne，Jacques，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et du droit privé de l'ancienne Égypte 2∶317，1934更强调这一点。有关托勒密和罗马埃及的情况，参考Wilcken，U.，Griechische Ostraka 1∶695—697，703—704和Westermann，Upon 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54—59。

45 Mitteis，L，and U. Wilcken，Papyruskunde，Grundsûge 1（1）∶260；Arch. f. Pap. 6∶449，1920.

46 Edgar，C. C.，Zenon papyri（P. Cair. Zen.）1，no. 59076，Catalogue Général des Antiquités du Musée du Caire 15（1），Cairo，Institut Français，1925.

47 Westermann，W. L.，and C. Kraemer，Greek Papyri in the Library of Cornell University，no. 1，222—224，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26.

48 P. Col. 3，no.3，几个奴隶，参见P. Cair. Zen. 5，no. 59804；PSI 4，no. 329，1个厨师；同上，no. 406，4个奴隶；P. Cair. Zen. 1，no. 59003，1个年轻女孩，可能是巴比伦人；no. 59015左页，3个以上的奴隶；no. 59077，1个女孩；P. Cair. Zen. 3，no. 59355，2个女奴隶；在T. C. Skeat给我的伦敦纸草第2087号文档中有4个逃跑的奴隶。PSI 7∶854中有纺织工匠；P. Cair. Zen. 2，no. 59142和P. Ryl.，4∶556（Edgar，C. C. in Bull. John Rylands Library 18∶114；Manchester，1934）被称为“女孩”（paidiskai）。与Edgar的看法相反，她们不一定是奴隶。

49 正文的参考文献按顺序为：P. Petrie，1，no. 12，参见3，no. 9（＝Mitteis-Wilcken，Chrestomathie 1（2），no.449）；3，no.2；3∶6a；3∶7；3∶11。

50 有关小亚与农奴地位相似的佃农的地位，见M. I. Rostovtzeff，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olonates，Arch. f. Pap.，Beiheft 1∶258—259，Leipzig，Teubner，1910；同前作者，Anatol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Romsay，368，Manchester，Univ. Press，1923；S. and E. Hist. Hellenistic World 1∶509；3∶1441，no. 285。有关密细亚（Mysia）的情况，见Rostovtzeff，Anatolian Studies，373；有关弗里吉亚、比提尼亚和本都（Pontus），见Rostovtzeff，Annual Brit. School at Athens 22∶11，1916—1918；有关加里亚的情况，见Athenaeus，6，p. 271b；有关塞琉古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小亚的laoí，见Bikerman，Elias，Les institutions des Seleucids，176—179，Paris，Geuthner，1938。

51 Buckler，Wm. H.，and D. M. Robinson，Sardis 7∶1，no. 1，Leyden，Brill，1932；有关特洛阿德（Troad）的情况，见Dittenberger，W.，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OGI），1，no. 225，Leipzig，Hirzel，1903。

52 OGI 1，no. 383∶171—183∶有关当前对于小亚神圣奴隶的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见Otto，Walter的遗作Beiträge zur Hierodulie im hellenistischem Aegypten，Abh. Bayer，Akad.，n. f. 29；44—45 and n.220—223，Munich，1950。

53 Calderini，A.，Manomissione e la condizione dei liberti，358—359中对于缺失因素没有考虑周全，而我在过去Pauly-W.，RE，Suppl. 6∶933的文章中也没有提及。Calderini错误地使用了Pausanias，7∶15，2和Polybius，38∶15，2中的相关内容（Calderini中波利比乌的内容是错误的）。根据波萨尼阿斯前引文，公元前147年亚该亚将军迪亚埃乌斯所征集的部队总共只有14000名步兵和600名骑兵。虽然波利比乌本人确实就在公元前146年攻陷并摧毁科林斯的战争现场（Plutarch，Philopoemen，21），但他所宣称的（奥罗修斯称引用的是波利比乌的记载）有关当时征召了12000名家生（oikogeneis）与家养（paratrophoi）奴隶的说法并不可信。14600这个更大的数字代表部队所征集的士兵总人数，其中既包括自由人也包括奴隶。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这支由适龄奴隶组成的分队占了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即使这样，奴隶人数也只有大约3500人。德尔菲留下了释放家生和家养奴隶的数字，这更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有关奴隶总体数目的数字，特别是奥罗修斯引用波利比乌给出的数字。

54 Daux，Georges，Chronologie Delphique，49—71，Paris，de Boccard，1945.

55 从罗马占领埃及时期开始，那些被称为oikogeneiai的文档，即家中出生的证明，就是埃及的家生奴隶所必须拥有的文件。见Schubart，Wilhelm，Oikogeneia，Raccolta di scritti in onore di Giacomo Lumbroso，49—67，Milan，Aegyptus，1925。Schubart所讨论的文档包括PSI 6∶690以及其他两个之前尚未公开发表的oikogeneiai。又见法案第67号（发表于罗马埃及被称为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的法律集），BGU 5（1）和Uxkull-Gyllenband，von Waldemar在BGU 5（2）∶66—68中的解释。

56 比较Calderini，Manomissione，408—410中所给出的除家生奴（）以外的来自希腊及外国地区的德尔菲获释奴名单以及Bloch，Moritz，Die Freilassungsbedingungen der delphischen Freilassungsinschriften，17，n. 1—5，Strassburg，Singer，1914中的概述。

在我这里给出的表格中，有三段德尔菲记录以信托出售方式释奴的铭文由于发现时间较晚而未能被收入。它们被Christine Dunant发表在BCH 75∶311—315，1915中，是第3—5号。

57 GDI 3∶2043，2045，2116.参见Calderini，Manomissione 410. Bloch，Freilassung-sbedingungen，17，n. 3记载了两个罗马人，但我只能找到其中的一个。

58 GDI 2∶1800.

59 John Day，An economic history of Athens under Roman domin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42中，尤其是第49和119—120页，探讨了雅典在公元前200—公元前86年期间的特殊地位。

60 Diodorus Siculus，32∶26，2无疑是从波利比乌那里获得的资料，他说：“他们（亚该亚人）亲眼见到他们的朋友和亲属被杀戮、他们的城邦被攻陷、所有人都沦为奴隶陷入耻辱的境地，于是他们抛开了演说词中常提到的自由的权利，用他们最高贵的优势换取最悲惨的境遇。”Rostovtzeff，M. I.，Soc. and econ. hist. Hellenistic world 2∶606—607，616—617；3∶1501，n. 4.对于罗马人在公元前49—公元前31年之间多次在希腊土地上内战从而导致希腊的财富和精神进一步受到损害的情况，见Rostovtzeff，同前，2∶1012—1014。

61 同上，3∶1646，第617页注。

62 Johnson，Jotham，Excavations at Minturnas 2（1），Philadelphia，Univ. of Penn. Press，1953；Westermann，W. L.，Industrial slavery in Roman Italy，Jour. of Econ. History 2∶149—163，1942.

63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5∶12—16，53—55，63；Westermann，W. L.，Tow studies in Athenian manumissions，Jour. Near Eastern Studies 5∶99—104，1946.

64 Diodorus Siculus，30∶6.

65 主要发表于GDI 2∶1684—2342和Fouilles de Delphes（FD）3∶1—6。

66 上述数字参见Calderini，Manomissione，206—208。

67 与这个结论相比照∶科斯岛（Cos）上的一个岛民拥有3个奴隶（Herondas，8）。

68 Dittenberger，W.，OGI 1∶345，事件发生在公元前92—公元前74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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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旧约》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译本，根据希伯来文本译成，翻译时间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

[2] 托勒密一世后期曾与托勒密二世共同执政。

[3] （公元前664—公元前525年）古埃及第26王朝，也是本土埃及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

[4] 原文如此，似有错误，根据下文应该是325个左右。

[5]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建立的雅典学园，又被称为“逍遥学派”。

第六章

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时代的东地中海区域：德尔菲释奴——奴隶的来源，经济与法律因素

在亚历山大军队占领了埃及和亚洲西南部之后，西亚向更具商业灵感和能力的希腊工场主们开放了，因此希腊的核心生产区域普遍发生了转移。在这场转移的过程中，希腊大陆的老牌手工业中心，特别是雅典和科林斯，其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其他一些或旧或新的城镇所取代。这些城镇都位于向希腊商业生活开放的广阔区域中的西部边缘地区，它们可能是希腊的城市，也可能是过去的东方城市中心，希腊移民超凡的组织能力使它们焕发了新的活力。不论这些城镇是新创建的基地，还是过去保留下来的中心，对于接受西亚和埃及所带来的新机遇来说，它们的地理位置都十分有利。[1]这些城镇中最重要的是罗德岛上的城镇、奥龙特斯河（Orontes River）边的安条克（Antioch）、幼发拉底河边的塞琉西亚（Seleucia）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有了这些更广阔区域内的新的商业对手的竞争，希腊本土的手工业工匠中的奴隶人数与自由人口相比很可能呈下降趋势。这种工业中心的转移很可能和其他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希腊本身绝对人口数量的减少。公元前2世纪中期，麦加拉波利斯的波利比乌（Polybius of Megalopolis）很好地记录了人口下降的情况。[2]

从目前所掌握的希腊化时代奴隶的经济用途的资料来看，使用奴隶的领域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不论这种用途较早期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变化都是由当地劳动力需求的不同造成的。以各地奴隶使用的差异为基础，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特有的现象，例如，科斯岛的女奴在税收记录上被与当地奴隶身份的葡萄种植工匠正式区别开。[3]

1950年公开发表了在马其顿发现的几份奴隶文档之中的一份，它使我们认识到，被我们一直认为由德尔菲阿波罗祭司首创的一段话语实际并非他们首先提出。我们曾认为是德尔菲的阿波罗祭司们首先提出了构成自由人身份的四个要素，即身份地位、人身不可侵犯性、自愿工作的权利以及按个人意愿迁移的权利。据说，这四种“自由人要素”最早出现于德尔菲，出现在记录着以阿波罗信托出售方式释奴的文献的惯用套语中。[4]最新发表的马其顿释奴文献时间是德米特里国王第二十七年，这位国王很可能是德米特里二世，这个年代似乎是他与他父亲共治的时期。因此这个文献的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35年，[5]这样就比最早的阿波罗信托出售体系下的德尔菲释奴还要早30多年的时间。贝罗亚（Beroean）释奴文献暗示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异，但没有明确说明在新获得的自由中包含着哪些元素，不过那些在获得自由之后将会享受到的好处都已被阐明。自由的身份意味着在共同体中拥有了法律承认的地位（身份地位），随心所欲往来的权利以及获得保护从而不被非法抓捕和扣押的权利。[6]虽然有了上述新证据，但德尔菲文献惯用套语的创始者们仍然有其贡献。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是这些创始者们（应该是阿波罗的祭司们）最先简明扼要地描述了自由身份具有而奴隶身份不具有的四个基本要素。

在德尔菲，奴隶把自身信托出售给阿波罗神从而获得自由，这样的例子超过1000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彻底”获释，即获释奴隶与他的主人当即彻底脱离奴役关系，主人对获释奴不再有任何控制权。这些“彻底”释放的案例很少记录已转变为自由人的获释奴的经济使用情况。与之相对的是，那些被称为paramonē的获释奴则在获释协议中被规定，一旦他们的前主人提出要求，他们就要回来为前主人工作一段时间。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德尔菲释奴文件所涉及的希腊中部城镇，大部分奴隶主要从事的似乎都是家庭工作，或者说是某种形式的直接服侍主人的工作。[7]在公元前157—公元前156年德尔菲的一条记录中，一个获释男孩被要求跟随一个漂洗工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去他的释放者家中工作。[8]赫隆达斯（Herondas）是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通俗短剧作家，他的一首诗描写了家庭纺织的类似情况，[9]其中在塞斯比阿（Thespiae）获释的一个奴隶仍然要继续paramonē的劳役。在这个案例中，获释奴在约定的劳役期限到期后仍然可以保留他的劳动工具。[10]公元前170—公元前158年，洛克里菲斯科斯（Locrian Physcus）的一个奴隶主释放了她的一个家生奴隶，这个奴隶是一位六孔竖笛吹奏者。[11]在另外一些释奴案例中，获释女奴在德尔菲的文献里被标记成“手工工匠”（technitai）。[12]希腊本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即奴隶制，可能同样也是家庭工业类型的奴隶制，扩展到了那些在前希腊化时代还没有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地区。[13]

与从前一样，这时的奴隶价格仍然差异巨大。价格的不同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奴隶在交易时的年龄、技术水平、身体条件，价格较高的奴隶还要看容貌身材美丽的程度，此外还有奴隶市场整体水平的变化。公元前3世纪中期，埃及的奴隶主要来自叙利亚，其价格如下：一个七岁的奴隶女孩，购买于亚扪地区的比尔塔（Birta），50德拉克马；[14]一个奴隶男孩，112德拉克马；[15]在豪兰（Hauran）出售的男奴，150德拉克马；[16]同样地点购买的奴隶女孩，300德拉克马。[17]在一个女奴及其女儿的案例中，她们在约公元前259年的最初购买价格是200德拉克马每人。[18]该时期巴勒斯坦抓住并遣返一个逃跑奴隶的赏金是100德拉克马。[19]大约在同一时期，科斯一个奴隶的价格是3米那，[20]这个价格与埃及的价格一致。公元前173年，埃及以一个奴隶女孩作抵押担保可以贷款1200德拉克马，[21]而奴隶的实际价值肯定要大大超过贷款数额。

德尔菲通过向阿波罗信托出售的宗教程序而授予奴隶自由的释奴价格不能拿来与奴隶的交易价格做比较，因为这种释奴价格非常复杂，包含着一些无法计量的因素：比如奴隶在被奴役期间与主人间建立的个人关系。而且当两个或更多奴隶同时被释放时，这里记录的释奴价格为几个奴隶的总价，而没有每个奴隶分别的价格。[22]在许多案例中，还有一个更加困惑人的因素，即获释奴隶劳役的实际期限无法确定，因此劳役的价值也就无法估计出来。[23]

针对以paramonē劳役方式获得自由的奴隶，如果其劳役的价值不算在内，那么公元前201—公元前53年“彻底”释奴的价格区间是1—20米那之间。这可被看做是在个体案例中为获取自由而付出的金额。这一个半世纪里，价格区间在10—20米那之间的奴隶数目并不多，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十。[24]在此有两个高价释奴的案例，都是因为奴隶本身具有高超的技能和特殊的赚钱能力，因此如果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的主人会遭受很大的损失。这两个奴隶一个是生于比提尼亚的青铜工匠，他为获得自由向神信托支付了15米那。[25]另一个是加拉提亚（Galatian）人，是皮革工匠，他的获释价格为10米那。[26]

获释的男奴和女奴最常见的释放金数额是3到5米那之间。[27]与当时奴隶的常规市场价格相比，这一数额更接近东部地区战俘的赎金。有两个已知的案例，证明在公元前304年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Poliorcetes）和罗德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中，战俘赎金是每个5米那，[28]而在汉尼拔（Hannibal）战争中被俘的罗马战俘也价值同等数额的赎金，他们在希腊沦为奴隶而后被释放。[29]战俘赎金与释奴金都要超过奴隶通常的市场价格，对此并不难理解。在释奴的情况中，释奴者作为一个群体明显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30]普劳图斯喜剧中出现的奴隶价格以银米那为单位，这显然是从希腊新喜剧中借用来的，[31]其价格区间从20—60米那的售出价格一直到100米那的需求价格都有存在。[32]这里要考虑到在原始的希腊喜剧中就可能已经出现、到了后来使用更加普遍的喜剧夸张手段，因此不论在希腊还是罗马，这些价格都不能作为奴隶实际价格的证据。

根据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芝诺纸草，提尔是叙利亚奴隶出口到埃及的最重要的口岸；[33]但腓尼基海岸的其他城市也参与到奴隶贸易之中。[34]在公元前3世纪以及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的奴隶贸易中，罗德岛无疑扮演着与其他活跃的商业中心一样的角色。[35]在目前尚存的罗德岛的墓志铭中，有58段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36]的简短碑文提到了死去奴隶的名字和出生地。在来源明确的总共60个奴隶中，7个是家生奴隶（engeneis），或者说1个家生奴隶大约对应8个从罗德岛以外的地区买来的奴隶。[37]这里我们可以与前一章的表格相比较，在公元前201—公元前153年德尔菲的释奴记录中，1个家生奴隶对应3个来自外国的奴隶。由这个比例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出四个结论：首先，罗德岛比德尔菲记录所涉及的希腊中部地区更为富有；[38]其次，更多的财富允许也鼓励他们购买更多的奴隶，而不是在家生养奴隶；再次，购买来的奴隶被大规模地使用于手工业生产中；最后，罗德岛的奴隶为自己赎回自由的比率肯定相对较高。在我们可以作为证据的52例奴隶从外地输入罗德岛的案例中，有38个来自小亚。罗德岛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原因。只有2个奴隶把埃及作为他们的出生地，罗斯托夫采夫合理地解释了数目如此之少的原因，即托勒密的法律禁止把埃及人出口到其他地方做奴隶。[39]

罗德岛这些简短的墓碑铭文上所记录的奴隶数目并不能证明这个城邦是奴隶贸易的中心或者在奴隶数量方面的特殊地位。拜占庭（Byzantium）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控制黑海地区的奴隶贸易，并从中获取利润，[40]而塔奈斯（Tanais）城则成为从俄国低地区域出口奴隶的北方中心。[41]根据威廉·拉姆齐爵士（William Ramsay）的说法，科尔基斯可能是许多西徐亚奴隶的集中地。[42]尼西亚（Nicaea）和尼科美迪亚（Nicomedia）可能是比提尼亚奴隶的销售地，而锡诺卜（Sinope）、阿米苏斯（Amisus）和特拉佩祖斯（Trapezus）集中了来自卡帕多西亚的奴隶。[43]人们普遍认为，在公元前166年之后，爱琴海的奴隶贸易都集中于提洛岛（Delos），但这个看法唯一的依据就是斯特拉波的一段叙述。斯特拉波声称，在那里一天就可以有10000个奴隶被运来、卸船、出售、重新装载上船。而能够证明这段令人惊奇的叙述的唯一证据就是一句希腊谚语：“商人乘船而来，把货物卸下。一切都可以被出售。”[44]尽管斯特拉波的这个说法在现实中根本不具有可能性，但现代学者将它与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30年的提洛岛奴隶暴动[45]相联系，还是相信了这一说法。在希腊化时代，希腊商业城市的不同交易活动都集中于市场（agorai）内的不同地点，这与该时代表现突出的商业设施发展相一致，因此奴隶贸易在市场中也有专门的地点。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发现在近代北美奴隶制中也有单独的奴隶市场存在。[46]

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一般都不会把奴隶作为战争中的战斗人员，这一原则在希腊化时代被保持了下来，而且到罗马人那里得到更严格的执行。大约公元前287年，有一群逃亡奴隶被骗，登记成为岛民联盟（the Islanders）[1]海军的桨手，随后海军统帅尼西阿尔克（Nesiarch）把他们归还给了他们的主人。[47]然而奴隶可能会破例被当做随军的非战斗力量，伪亚里士多德《经济论》1352b记载了一个相应的例子，罗德岛的安提美尼斯（Antimenes）从私人奴隶主手中征募奴隶，强迫他们在兵营内服劳役。

希腊城邦在法律上把奴隶作为财产，[48]奴隶主对奴隶拥有完全的权利，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奴隶、买卖抵押奴隶或者把有能力赚钱的奴隶出租以获取利润，这些权利一直没有改变。奴隶主可以任意责罚奴隶的权利也没有被削弱。[49]即使奴隶已经被释放，但只要他还处在paramonē的期限内，那么前奴隶主通常仍明确保有这种惩罚的权利。[50]奴隶主为赚钱可能会把女奴用作妓女，就像米南德（Menander）的喜剧《评判》（The Arbitrants）中竖琴师哈伯罗托诺（Habrotonon）一节所表现的那样。[51]

然而主人没有决定奴隶生死的法律权利。在新喜剧残篇中，[52]奴隶达乌斯（Davus）受到了被烧死的威胁，但这是一个私刑的威胁，并不是合法的惩罚手段。[53]古老的阿提卡法律完全承认那些“与主人不住在一起的”奴隶，以及那些某种意义上的家庭奴隶，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这个认定到此时仍然有效。[54]之前希腊对犯小错的自由人和奴隶在惩罚上有所不同，对于自由人只征收罚款，而对奴隶要执行双倍处罚的鞭笞惩罚，这一规矩在这一时期的希腊城邦中仍然保留，而且被引入希腊化埃及和西亚的法律规定之中。例如哈雷（Halle）纸草集中的一篇文献就记载，如果一个自由人用致命武器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会被处以100德拉克马的罚款；但如果是一个奴隶这样做，那么就要被鞭打100下以上。[55]阿尔戈斯的公民被僭主尼比斯（Nibis）折磨，对奴隶则采取更严厉的处罚措施，这可能仍被视为是区分奴隶和自由人的独特标志。[56]

与过去的阿提卡法律相比，托勒密埃及的法律对于奴隶的保护相对较弱，亚历山大里亚的城邦法律（politikoi nomoi）无法保护奴隶，使之不受自由人的性侵害（hybris）。[57]但较之于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法律，这一时期的法律内容更为丰富，其中的条文也更加准确细致。这种发展与当时法律为适应希腊化君主高度集权的特征而普遍发生改变有关，因而其原因既不是奴隶对自由人的比例增长，也不是奴隶体系在经济上更加重要。在保存下来的托勒密法律残篇中有与奴隶相关的片段，[58]其中的一些条款规定了惩罚犯罪奴隶的步骤和手段。一条未在希腊法律中出现的条款规定，要像起诉自由人那样起诉奴隶，奴隶主不能参与此类程序。在奴隶被判有罪的情况下，奴隶主可以要求重新审判，但如果他输掉官司，就要遭受更严重的处罚；或者他们也可能仍然遵守古老的希腊程序，从一开始就把起诉的对象直接指向奴隶主。[59]如果这种诉讼形式成立的话，奴隶主就可能以两种方式被起诉，要么只是作为其财产——奴隶——的主人，要么作为在事件发生前就知情的教唆犯和同谋。[60]类似的把奴隶作为独立代理人直接起诉或者把奴隶主作为教唆者或知情者来起诉的情况，都曾在帕加马（Pergamum）王国的astynomoi法律中出现。[61]过去的希腊法律规定，只有在主人同意的前提下，才可以从奴隶那里获取供词，这个限制在托勒密埃及的法律程序中被改变，奴隶主不再有权鞭笞奴隶以获得供证，这个权利被转移给法庭；但法庭也只有当卷宗材料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才能施刑获取供词。[62]

上文中提到，公元前3世纪的托勒密国王法令禁止出口奴隶到埃及以外的地区。[63]希腊化时期国家从奴隶那里收取的税赋都是间接税赋，而非直接税赋，这一点跟之前希腊的情况一致，税收都是在交易和释放奴隶的时候征收，并不征收奴隶所有税。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托勒密埃及，奴隶的交易税根据交易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一般来讲税额是奴隶价值的百分之二十，[64]普遍认为埃及的奴隶交易价格受到了希腊的影响。[65]至于塞琉古的andrapodikon一词，我们最好将其解释为交易税而非所有税。[66]战争或内乱给奴隶独自或成群地逃跑提供了绝好的时机，这样的事情肯定经常发生，公元前315—公元前314年优波莱姆斯（Eupolemus）和加里亚的提安戈拉（Theangela）之间的和约就保存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法令。其中一个条款规定，从优波莱姆斯逃到提安戈拉的奴隶要与自由人、雇佣兵一起归还给优波莱姆斯。[67]

除了拥有避难权利的神庙以外，其他地方都不允许收留逃跑的奴隶，否则会遭受处罚，不仅要归还奴隶，而且要赔偿奴隶主一笔费用，[68]同时还要交给国家一笔罚金。[69]希腊化时代实行的遣返逃跑奴隶的制度包括：公布奴隶的容貌特征；凡是把奴隶藏匿地点告知给奴隶主或奴隶代理人的人，都会得到一定数额的赏金。[70]奴隶确切的容貌特征（eikones）作为一种鉴别手段不仅在抓捕时需要，在遣返时同样需要。我们目前还能够看到公元前156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张贴的两张针对逃跑奴隶的正式告示。[71]在这两个例子中，奴隶主本人张贴了告示并给遣返奴隶者赏金。政府通过公共传令官宣布有奴隶逃跑，但据我们所知，此时的政府并不会像后来的罗马政府那样，使用官方机构去寻找奴隶。[72]最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收藏中发现了一个亚历山大里亚形制的青铜小雕像，[73]雕像表现了一个戴着面具的演员，从新喜剧中的一部来判断，这个演员扮演的是一个坐着的奴隶，他戴着一个金属项圈，从项圈上垂下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圆盘，上面以浮雕的形式展现了一个香油瓶和刮肤器。

上面提到了亚历山大里亚两张有关逃跑奴隶的告示，其中的一张列举了识别这个奴隶的标志性特征，这个逃跑的奴隶“在鼻子的左侧有一个疣，在左侧嘴角处有一道疤痕，右手腕被文上了两个外文字母”，同时这个奴隶还“随身带着3个金米那的钱币，10颗珍珠，一个铁圈，上面（雕刻）有一个香油瓶和刮肤器”。在之后从康斯坦丁到霍诺里乌斯的罗马帝国时代，奴隶们也都戴着类似的项圈，作为逃跑后的辨认标志，以便人们将抓住的奴隶送回指定地点。[74]

注释

1 Beloch，Julius，Griech. Gesch.，2d ed.，4∶1，278—279；W. W. Tarn in Camb. Anc. Hist. 7∶212.

2 Polybius，36∶17，5—11阐述了人口下降的情况及其原因，apaideia和oliganthrōpia。有关罗德岛在这一时期拓展陶罐贸易的情况，见Rostovtzeff，M. I.，Soc. and Econ. Hist. Hellenistic World 3∶1486—1487；Heichelheim，Fritz，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Altertums，1072，n. 12。

3 Reinach，Th.，Inscriptions de l'ile de Cos，Rev. des Études Grecques 4∶361—362，369∶.

4 Westermann，W. L.，Slavery and the elements of freedom in Ancient Greece，Quart. Bull. Polish Inst. of Arts and Scientces 2∶11，New York，1943；Between slavery and freedom，Amer. Hist. Rev. 50∶216，1945.

5 M. Andronikos，A ，20，Department of Historical Monuments and Archaeology，Thessalonica，1930.威斯康星大学的Charles Edson教授告诉我说他倾向于接受Andronikos所给出的时间。

6 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释奴文献中，同上，第9页第4行在一段话中说明奴隶已经“为获取自由上交了”（）50个金币（其中25个在一个案例中）。在第13—14行中出现了自由迁移的概念，第14—22行中出现了有关个人安全不可侵犯的权利，尤其是句子等等。

7 例如女奴们就同意她们将“呆在”家里（），GDI 2，no. 1767，11 and 1775，11。

8 GDI 2∶no. 1904，5—9.

9 Herondas，8，11—13.

10 Ditterberger，SIG^2，1208.

11 GDI 2∶1842.

12 GDI 2∶2154，2157；Fouilles de Delphes（＝FD）3（1），565，约公元前150年，一个比提尼亚的青铜工匠；3，3（1），26，一个女裁缝师。

13 Ehrenberg，Victor，Der griechische und der hellenistische Staat，72，Leipzig，Teubner，1932.有关在伊庇鲁斯人、皮尔海比亚人（Perrhaebians）和阿塔马尼亚人（Athamanians）过去尚未发展的地区普遍使用奴隶的情况，见Polybius，33∶1。

14 Edgar，C. C.，P. Cair. Zen. 1∶59003，5，公元前259年。

15 同上，59010，26，约公元前258年。

16 Vitelli，G.，PSI. 4∶406，18—19.

17 同上，406，26。

18 Edgar，P. Cair. Zen. 3∶59355，48—53.

19 同上，1∶59015左页。

20 Headlam，Walter，Herodas. The mimes and fragments，5，21，Cambridge，Univ. Press.

21 P. Ham.，28，很可能是铜德拉克马，相当于20银德拉克马，根据Heichelheim，Fritz，Wirtschaftliche Schwankungen，30，4。

22 在Fouilles de Delphes（FD）3（2）∶222中，一个女奴和她的女儿用7米那换来了自由；在FD 3（2）∶169中，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获释总金额为20米那；在3（1）∶24中，一个男奴和一个女奴为得到自由总共花费8米那。

23 有关paramonē劳役的性质，Paul Koschaker，Ueber einige griechische Rechtsurkunden，Abh. d. säch. Akad. der Wissensch.，ph. -hist. Klasse 42∶24—68，1931中的观点是基础性的。又见Westermann，W. L.，The paramone as general service contract，Jour. Juristic Papyrology 2∶9—43，1948中的新视角。

24 有关卡利亚（Chaleia）的一个家生奴隶支付给他两个主人20德拉克马（GDI 2∶2146）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这两个主人中的每一个都用短语“购买者（指奴隶）—自由”证明了这笔交易和结果。这一通常不会发生的情况说明这个案例的性质不同寻常。

25 FD 3（1）∶565.

26 GDI 2∶2094.

27 最新出版的德尔菲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改变Calderini在Manomissione，213—215中的阐述以及表格中给出的内容。

28 Diodorus，20∶84，6.

29 李维引用Polybius，34∶50；参见Plutarch，Flamininus，13。

30 Calderini，Manomissione，212.

31 Frank，T.，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1∶100，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33。

32 Plautus，Asin.，650—651；Capt.，364，380，974；Curc.，63—64；Epid.，52；Merc.，429—440（以100米那的价格求得一个妓女）；Most.，300，974，982；Pers.，662；Pseud.，52。

33 Edgar，P. Cair. Zen. 1∶59093，11.参见Herondas 2∶18 ed. Crusius-Herzog指出，妓女（应该是奴隶女孩）被带到提尔然后出口到科斯。

34 OT，Mace. 2，18，11.

35 van Gelder，H.，Geschichte der alten Rhodier 430，Hague，Nijhoff，1900.

36 Rostovtzeff，Soc. and Econ. Hist. Hellenistic World 2∶675.

37 IG 12∶1，nos. 480—538；Rostovtzeff，Soc. and Econ. Hist. Hellenistic World 2∶690；3∶1484.

38 同上，2∶1149。

39 同上，2∶1262—1263。

40 Polybius，4∶38，1—8.

41 Strabo，11∶2，3（＝C［asaubon］，p. 493）.

42 Ramsay，Sir Wm.，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120，New Haven，Yale Univ. Press，1928.

43 同上，119，and n. 2。

44 Strabo，14∶5，2（＝C［asaubon］，p. 668）.

45 Diodorus，34∶2，19和Orosius，5∶9中都提到了这件事。BCH 38∶250—251中公元前3世纪提洛岛的一段铭文指出，提洛岛的奴隶贸易在这个岛成为自由港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46 参见Hesychius中词条以及Pollux，7∶11∶ 。

47 OGI 2∶773，3—4. Dittenberger，Syll. 2，742，45也指出，在以弗所背叛密特里达提六世的时代，征募来的士兵包括外邦人、祭司、获释奴隶以及外国人，就是没有提到奴隶。

48 在OGI 1∶218，60—62，110中，从约公元前280年的伊利乌姆（Ilium）开始，奴隶就被列在没收扣押的财产清单之中。

49 Ps. -Aristotle，Oeconomica，1344a给出了构成奴隶生活的三要素：工作、惩罚和食物。

50 这一点体现在释奴铭文的paramonē协定中，GDI 1∶1707，8；1708，19；1716；FD 3（1）∶304，9—10，公元前94—公元前93年；3（3，1）∶175；3（6）∶19，12—13，等等。

51 Menander，Epitrep.，341 in Körte's editio major.

52 P. Oxy. 6∶855，col. II，possibly Menander.

53 Aristophanes，Thesmophoriasusae，726—729中也是如此，其中要被烧死的是一个自由人。

54 对于雅典的这项权利，见Menander，Epitrepontes，111和Taubenschlag，Ztsch. für Rechtsgesch. 46∶70。帕加马王国的情况出现于OGI，483∶175∶。参见Hitzig，Ztsch. Sav. Stift. 26∶446。

55 P. Halensis（Dikaiomata）1∶182—192，edited by the“Graeca Halensis”，Berlin，Weidmann，1913. P. Halensis 1∶196—197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奴隶犯下了实际的伤害罪，那么他一定会被鞭打100下以上。参见J. Partsch，Arch. f. Pap. 6∶68。在帕加马，奴隶会受到鞭打150下、关10天牲畜棚的处罚，OGI，483∶180—184。锡罗斯岛（Syros）的奴隶如果在谷神（Ceres）节庆上作出不虔诚的行为，对他的惩罚参见Dettenberger，SIG^2，680∶2—5。有关罗德岛的情况，见IG 12∶1，1。

56 Livy，32∶38，8；in servilem modum lacerati atque extorti，and Polybius，13∶7，6—11.

57 P. Hal. 1∶115—120，Josef Partsch，Arch. f. Pap. 6∶35—36也提到了这一点。

58 P. Lille 1∶29，republished in Mitteis-Wilcken，Papyruskunde，Chrestomathie 2（2）∶no. 369，col. I，10—11∶.

59 同上，col. II。

60 见E. Berneker，Zu einiaen Pronessurkunden der Ptolemäerzeit，Ét. de Pap. 2∶62—64，1933和Partsch，Die alexandrinischen Dikaiomata，Arch. f. Pap. 6∶72—73。

61 在OGI 2∶no. 483，175—179中，犯罪行为是或。

62 P. Lille 1∶29，col. I，21—26.

63 同上，col. I，13—14。

64 参见Westermann，Upon 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中diagramma tōn andrapodōn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奴隶税收的内容。

65 同上，37；Partsch，Josef，Festschrift für Otto Lenel，79，Leipzig，Tauchnitz，1921. Rostovtzeff，Yale Class. Studies 3∶67。

66 同上，65。又见San Nicolo，M.，Ägyptisches Vereinswesen，92，Munich，Beck，1913。有关奴隶交易税的更多例子，见Rev. ét. gr. 4∶361—362，line 9，and p. 369中科斯的铭文以及Athen. Mitth. 16∶292中对于特奥斯统一进程中的新公民的豁免。

67 铭文出现于Rev. ét. anc. 33∶8。注意第10—14行，参见第15—16页。

68 Dittenberger，SIG^2 2∶736，82.

69 P. Par.，10（＝UPZ 1∶221以及Ulrich Wilcken的介绍性评论）。

70 Edgar，C. C.，P. Cair. Zen. 1；59015左页，可能是公元前258年。

71 Meyer，Paul M.，Juristische Papyri，165—166，no. 50。（＝UPZ 1，no. 121，566—576，de Gruyter，Berlin，1927）Meyer所确定的时间，公元前145年，已经被Wilcken（同上，第567页）修正到公元前156年，同时第569页也纠正了von Woess，Friedr.，Asylwesen Ägyptens in der Ptolemäerzeit，Münch，Beiträge 5∶176—178中的错误理解。

72 Wilcken，UPZ 1∶568.

73 Bieber，Margarete，Bronze statuette of a comic actor，Record of the Art Museum，Princeton Univ. 9（2）∶5—12，Princeton，1950.

74 CIL. 15（2）∶nos. 7171—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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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前3世纪以提洛岛为中心形成的联盟。

第七章

从亚历山大到奥古斯都时代的东部区域

前希腊奴隶制与希腊奴隶制之间的根本差别

希腊化时代的世界主义使得“希腊人”这个概念失掉了种族意义，而被赋予了文化上的内涵，那些靠先天资质和后天培养而具备了希腊精神的人们都被认定是希腊人。[1]这种变化，再加上在希腊化君主们的绝对统治下阶级差别的模糊化趋向，使我们理解了塞琉古的一个名叫狄奥多托斯（Diodotus）的王室奴隶怎么能有胆量篡夺叙利亚王国的王位，而且还能被接受为暂时的统治者。[2]阶级差别的缩小还体现在认识奴隶制的新哲学观点上。亚里士多德对于奴隶制的解释是基于民族本身有优劣之分的观念，希腊化时代的理论家们抛弃了他的这种种族划分方法。他们把目光集中在如何对待奴隶这样的问题上，着重强调给予奴隶怎样的待遇才能取得最优的经济回报。伊壁鸠鲁（Epicurus）告诫他的追随者们不要惩罚奴隶，而要对他们施以同情。[3]斯多葛派的理论承认所有人在普遍规律面前的平等性，从而导致区分自由人和非自由人之间的社会界线模糊化。例如，基提翁（Citium）的芝诺在生病时就要求与奴隶享有同等待遇。[4]

泽勒（Zeller）曾谨慎地论述说，[5]早期的斯多葛理论家们教导学生，称奴隶都是非正义的，泽勒的观点一直被过分强调。克里西波斯（Chrysippus）也精辟地总结，这些斯多葛理论家所关切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定义奴隶和自由。[6]在这些理论家的观念中，一个缺乏智慧的人之所以成为奴隶，是因为他缺少自我促进的能力，这个品质是聪明人都拥有的，而聪明人之所以是自由人也正因为他们拥有了这一品质。[7]通过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理论构想的源头与德尔菲祭司们的关联。德尔菲的祭司们在把奴隶出售给阿波罗神以释放他们的时候列举了四条自由人拥有而奴隶缺少的自由，其中的第三条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的权利。

斯多葛派完全接受奴隶体系，而且也不去追究个体受奴役的原因，这一点反映在“新喜剧”（Nea Comoedia）菲莱蒙的论述当中。他说所有人天生都是自由的，但一些人由于人性的贪婪而变成了奴隶。[8]在伪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论》中有对奴隶非常实际的探讨，把奴隶作为所有财产中最基本最必要的组成部分。[9]这段论述把奴隶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管理者，必须对他们认真培训；另一类则从事具体的工作。[10]根据这种分析，奴隶的生活就是由工作、惩罚和食物构成的，其中食物一项要由自由人支付。上述三项要素都必须给予奴隶，这样他们的生产效率才不会降低。进一步来说，要奖赏奴隶，但同样也要惩罚他们，让奴隶们把获得自由作为最终目标是很有益的措施，同时也要允许他们结婚生子，这样可以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劳役上。[1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没有考虑在家中生养奴隶可能带来的经济回报。

米南德在“新喜剧”中所塑造的奴隶形象沿用了阿里斯托芬以及“中期喜剧”中奴隶的典型特征。“旧喜剧”和“中期喜剧”有四个经典的奴隶形象：土里土气的奴隶、忠诚的奴隶、聪明的奴隶和滑稽的奴隶。[12]但同时米南德也把他所创作的奴隶形象个性化，赋予他们一些道德品质，例如《英雄》（Hero）中的达乌斯就和作品中的自由人角色一样拥有令人钦佩的品质。[13]米南德之所以能够让他的奴隶形象带有人的特征，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是生命的指路标，[14]从而对描述人性最感兴趣，而不是因为在希腊化时代出现了独特的现象，即非自由人身上的人性已经获得了公认。

每一座希腊神庙从本质上讲都拥有对乞援者施以保护的权力，而一些特殊的神庙则完全升级为自由人的避难所，保护个人安全，甚至抵抗国家权威。然而神庙中的避难者如果是奴隶的话，那么神庙祭司就不具备完全的权力。[15]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在于奴隶乞援者的双重性质：在民法范畴内，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的权利必须被保护；而在诸神的眼中，奴隶却属于人的范畴。一些神庙和圣坛对奴隶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比如位于岐奥斯的奴隶领袖德里米斯库斯（Drimiscus）的坟墓（hērōon），它为奴隶和奴隶主提供了平等祭祀的场所。[16]在埃及，从一份有关两个逃跑奴隶的告示上来看，神庙的权利在时间上受到限制，而且在这个案例中祭司的决定权也受到限制。[17]在第一次维瑞斯（Verrine）演说中，西塞罗提到了奴隶在以弗所阿尔忒米斯（Artemis）神庙中避难的权利。[18]同时代的文献证据表明，收容在逃奴隶的权利受到位于美塞尼亚（Messene）的安达尼亚（Andania）神庙的宗教协议的保障。美塞尼亚的神庙权力几乎就是以抵制私人收容在逃奴隶的姿态出现的，私人收容奴隶要受到处罚。[19]

在希腊化世界中，神庙避难所对奴隶的影响作用普遍受到限制，这一点在斐洛（Philo）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与世俗权力相对抗的神庙保护权是有限的，最后奴隶会与奴隶主和解，或者作为终极手段，奴隶会被出售。[20]对于希腊化时代的犹太人来说，任何一座神庙、圣坛或犹太人家中的灶火都具有庇护奴隶的权力。[21]伪亚里士多德《经济论》的作者提出，要比保障自由人更严格地保障奴隶的假日和乐趣。[22]这一点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实际生活中得到体现，那里有一个希腊的节庆，即俄瑞斯忒斯（Orestes）的罐瓮节，就是专门的奴隶节日。[23]在自由人和被奴役者之间界线被模糊化的过程中，还有一项发展非常重要，就是希腊化时代数量不断增加的专门由奴隶构成的社会组织。这种俱乐部（eranos）创建于公元前3世纪，与之相关联的是对小亚的美恩·提拉诺斯（Men Tyrannos）神的崇拜以及罗德岛上由奴隶组成的宗教团体狄奥萨塔比利阿斯特（the Diosatabyriastoi）。[24]

对社会平等进程意义更大的是那些非自由人和自由人都可参加的社会团体，虽然这些团体中的奴隶通常都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公共奴隶。[25]

有一篇铭文出自公元前1世纪早期的位于小亚吕底亚和弗里吉亚边界的费勒德尔菲亚（Philadelphia），其中给出了私人圣坛的祭祀规则，规定自由人和奴隶，不论男女，都可进入圣坛。[26]圣坛建造者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关婚姻生活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遵守近似于斯多葛派婚姻理念的规则，用这种理念设计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并遵循它来养育后代。[27]进入圣坛的祭祀者不论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道德要求都是一样的，已婚男性与已婚女奴之间的交合被视为亵渎神灵的通奸行为，而已婚男性与已婚的女自由人之间的交合也被同等看待。[28]然而那时女奴的性道德标准则相对较低，对已婚女自由人的要求并没有加在女奴身上，而且与未婚的奴隶女孩同居也是被允许的行为。[29]大批来自西亚的奴隶输入到爱琴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地中海地区阶级差别的缩小及其文化的整体化进程。因此，雅典在公元前3世纪也开始有了对弗里吉亚神美恩的崇拜，这种崇拜在奴隶中尤为盛行。[30]埃托利亚的菲斯提翁（Phistyum）兴起了对叙利亚阿塔迦蒂斯神（Atargatis）的祭祀活动，这很可能也是叙利亚奴隶带来的。[31]奴隶主滥用自己对奴隶的所有权，不公正地野蛮地对待奴隶，这样的案例肯定仍然存在，事实上任何时代的奴隶制度下都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李维就记载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两个提比斯人试图杀死一个奴隶，因为这个奴隶知晓他们所犯下的一桩杀人案。[32]有关这个问题的原始资料留给我们的普遍印象就是，在希腊化时代，无论爱琴海地区、希腊本土还是近东被征服地区，其奴隶体制都不是暴虐或极端野蛮的类型。

约公元前130年，在罗马的亚洲新行省、提洛岛以及阿提卡劳里厄姆矿区发生了奴隶暴动，[33]这段历史非但不会改变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奴隶制的认识，反而验证了这种认识。这些暴动可以被看做是西西里、意大利等西部地区奴隶大起义带来的连锁反应，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和奥罗修斯也把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看待，[34]因此这些暴动并不是被压迫的自由人与奴隶在绝境中为争取社会改革而进行的斗争。[35]阿提卡上千个奴隶的暴动很快就被雅典将军赫拉克里图斯（Heraclitus）镇压了下去；提洛岛上的奴隶起义也很快被岛上的自由人镇压，甚至不需要雅典的支援。[36]根据尼姆佛多罗斯（Nymphodorus）的论述，[37]岐奥斯的奴隶起义由德里马库斯（Drimachus）领导，起义者与其主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供奉奴隶领袖的圣坛在后来甚至成为当地奴隶和奴隶主共同的圣地。对于奴隶主来说，在德里马库斯的圣坛有可能求得预测奴隶秘密计划的口谕。我们可以把这些骚乱与西部地区长时间的奴隶暴动相比较，西部的奴隶主和奴隶相互间的报复行为都非常残忍。这使我们认识到，西地中海地区发展出来的大农场奴隶制给奴隶制度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两百年间影响到地中海世界对待奴隶的态度，也赋予了这种奴隶制度新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亚历山大死后，希腊化时代的地域间相互融合的倾向在近东和中东地区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希腊统治阶层的社会观念与被统治者的传统和习俗互相交融，交融的方式多种多样，程度也不尽相同。有时一种希腊的习俗被完全接受，有时也可能被完全抛弃，被统治者及其统治者会达成一些妥协。所有融合的接受和抵制都反映在奴隶制实践上，此外在经济和社会上服从于希腊统治者的人们所制定的涉及奴隶的法律也对此有所反映。

在希腊化时代的各个文明中，各地奴役奴隶及释放奴隶的行为都有所不同，很难说清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对此进行的所有解释都必须先建立基本的假设，这些假设就存在于前希腊文明所发展出的奴隶制度中，然后把它们与希腊城邦形式下的奴隶制实践加以比较。不论是要寻找差异的根源还是要阐明导致这些差异的基本观念，这种尝试都不可避免地冒着追溯起源所带来的风险。[38]人们必定要依靠综合归纳的方法来追寻起源，这就很容易把最初阶段尚不重要的差异掩盖住，但到了最后，这些差异很可能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甚至可能已经从中产生了很有意义的结果。

奴隶制度在前希腊和希腊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尽相同，而且在这些差异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情况。在希腊城邦时代，希腊人的法律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他们对待奴隶的观念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而古埃及人和生活在西亚的闪族人的法律思想则相对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希腊人这方面的成熟在于，他们已经大量使用可精确表达社会分层的专有词语，从而可以更加清楚地区分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的身份差别。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荷马指代男性和女性奴隶的词语dmōs和dmoé，其意义已经非常单一明确化，只要是正确使用该词语，那么其指代的人就一定不是当时的自由仆从（amphipoloi）。“自由”一词的形容词形式已被明确定义。虽然后来的希腊词语misthōtos（雇工）在荷马史诗中尚未被使用，但表示奴隶的词语doulos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已出现，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身份不自由的工人和雇工两个词语在希腊语中仍有区分。荷马只使用形容词形式douleios（像奴隶一般的）来表示“奴役”这个抽象的概念，[39]但这个形容词也表明奴隶制的抽象概念在诗人的思想中已然明确形成。

在公元前5世纪克里特戈提那的法典中，法律措辞已经严格区分开了构成城邦属民的三部分，所依据的基础即他们是拥有完全的身份，还是只拥有有限的自由，抑或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这些属民分别是奴隶、役从关系相对较松散的人以及自由人。[40]我们发现在希腊化时代，一些希腊共同体在其法律规章中发展出了一个独立的部分，专门用以管理那些已获自由的获释奴。例如在卡利姆纳岛所发现的铭文中，这些条款就被清楚地置于单独的“获释奴法律”名下。[41]

通过用专门词汇表示“获释奴”（）以及制定专门针对获释奴的法律条文，那些曾经当过奴隶的人与完全的自由人就被清楚地区分开，这是希腊的情况。在埃及文字和闪语中，表示这些社会阶层的词语都是模糊甚至重叠使用的。事实上在古代闪族语中，并没有可以精确表示“释奴”或“获释奴”的词语。苏美尔历史上有一个英雄时代，在这一时期，苏美尔人不断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的低地地区渗透，同时与希腊世界的荷马时代相呼应，创作出自己的史诗。[42]但此时的苏美尔语中并没有专门表示“奴隶”的词语，奴隶与战俘没有区分，表示“奴隶”的楔形文字符号在字面上的意思为“从山里来的人”，即来自外国的战俘。[43]在埃及文字的早期阶段，b'k的含义也同样不确定，因此埃及学家们对这一词语所表示的准确社会阶层一直都没有达成共识。[44]希伯来词汇'ebed也同样意义模糊，在词组'ebed Jahwe中的意思是“奴隶”或“神的仆从”，而在描述一个军队或高级文职官员时又会使用专门称呼'ebed el malek，意为“国王的仆从”。

早期希腊人对于奴隶的认识已非常成熟，这反映在奴隶和自由人的法律差别上，而这种法律差别是由清晰的词语语义带来的。以此为基础，希腊人与希腊之前的民族对于奴隶制度分别有不同的观念，这里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在希腊之前的民族中，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差别是由“宗教部落制”这一概念决定的，这个概念指导着东方人的行为。[45]伊辛（Isin）的利皮特—伊什塔（Lipit Ishtar）法典中就有这方面的例证。在法典的序言中，利皮特—伊什塔宣布他要把已沦为奴隶的尼普尔（Nippur）的子民、伊辛的子民以及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子民都释放。他是依照恩利勒神（Enlil）的旨意这样做的。[46]这种宗教部落的角度方法可以用来解释《汉谟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的第117条，这一条的内容为：如果一个“债务人”被迫卖掉了“他的妻子、儿子或女儿，或者说他使他们受到劳役束缚，那么他们要在他们的购买者或债权人家里服役满3年，到了第4年就要被释放”。[47]这种部落—宗教共同体的角度在《汉谟拉比法典》的第280条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对于那些在外国沦为奴隶的亚摩利人，如果他们得以回到家乡，那么“他们无需付钱即可获得自由”。[48]在《中亚述法典》中出现了一条与之不同的规定，这个规定所针对的是一个阶层等级较高的男人或女人，他或她被另一个地位很高的亚述人抵押出去，但不能被卖到国外；然而，如果一个亚述人已被完全购买，那么他可以被卖往国外。[49]

希伯来人非常严格地以宗教—部落方式处理奴隶制问题，对此我们都很熟悉，这里不再赘述。根据利未人的法典，一个希伯来人可能被同宗教的人奴役，但他在为其希伯来债权人服役满6年之后就会迎来赦免年（Jubilee），他要被无条件释放。债务人的孩子也同样要被释放。[50]根据约瑟夫（Josephus）的陈述，希伯来人在违反了法律的情况下，也只是被迫让渡自由使自己役从于另一个（希伯来）人，而不会沦为奴隶，对他的惩罚只是“以奴役的形式”。[51]早期的希伯来人在贷款给同族人时禁止收取利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共同体以外的人，希伯来宗教共同体的成员表现出了团结一致的姿态。这个禁止向同宗教的人放高利贷的法律在最近被说成是“希伯来部落成员的血亲道德”。[52]正是由于希伯来共同体与雅赫维（Jahwe）相关的“民族主义”观念，我们才能理解《塔木德》（Talmudic）[1]法律中的规定，即只有“迦南”（Canaanitic）奴隶，也就是非犹太人奴隶，才能被奉献给神庙或神庙中的祭司，希伯来奴隶则不行。[53]

与东地中海地区前希腊民族的宗教国家主义式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希腊人在奴隶制实践中很少有政治上的保护主义，而且他们在这方面也没有显出服从于宗教的感情。希腊人只使用无感情色彩的理性逻辑，甚至不会考虑同一共同体的公民伙伴，他们使奴隶制的观念“脱下了民族的外衣”。一个希腊人征服另一个希腊人的行为不仅在理论上是被允许的，而且也被广泛实践。梭伦的立法禁止通过债务使债务人或其孩子成为奴隶，[54]这足以证明在公元前594年以前存在着现实的案例以及相关的合法性。[55]即使是梭伦制定的法律也只是禁止希腊人以债务方式奴役希腊人，而没有杜绝其他的获取和转让方式。其他城邦中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一个共同体的公民可能成为公民同伴的奴隶，也可能失掉其公民身份。根据提比斯的一条禁止遗弃孩子的法律，提比斯城邦中的父亲如果无法抚养一个新生儿，那么他要到专门的城邦官员那里作出陈述，然后从他们那里获得许可把孩子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个孩子虽然出身自由，出生时是一个提比斯公民，但他最终要以奴隶身份被那个购买者抚养。[56]

公元前5世纪克里特戈提那的法律规定，如果城邦中的一个属民已沦为奴隶，之后被另一个属民用赎金赎回，那么他就“属于”那个赎回了他的人，“直到由赎金而造成的债务被还清为止”。在戈提那法典中，被赎回者公民或非公民的身份并不会妨碍或限制这个条款的执行。[57]唯一的限定条件就是，只有在得到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沦为奴隶的人才能够被赎回。[58]这一情况说明当时戈提那城镇中的奴隶并没有承受太重的负担。

另一个有用的案例来自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一个名叫尼科斯特拉图斯（Nicostratus）的雅典公民被另一个雅典公民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起诉，阿波罗多罗斯说尼科斯特拉图斯进入了他的房子，非法拿走了他的一些财物。原告陈述了他先前对尼科斯特拉图斯的恩惠：在尼科斯特拉图斯被敌国抓走的时候，他曾拿出一部分赎金作为馈赠礼物。后来尼科斯特拉图斯又向原告寻求进一步的帮助，并许诺说如果他无法还清为赎回他而再次支付的赎金，那么他就可以做赎回他的人的奴隶。尼科斯特拉图斯的原话是：“你知道，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从敌人那里被赎回，而他又无法支付赎金，那么他就要成为赎回他的人的（财产，也就是‘奴隶’）。”[59]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他自己的意见，即希腊人不应通过内战奴役其他希腊人。[60]而如果雅典的法律已经明确禁止雅典人成为其他雅典人的奴隶，那么柏拉图就会引用这个条款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即这种不互相奴役的观念应该扩展到整个希腊世界，因为他想让这个原则有更广泛的应用，不论是何种政体形式下的希腊人，都可以成为其他希腊人的奴隶。

德尔菲的释奴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希腊人完全不反对让其他希腊人做自己的奴隶的行为。这些文献提供了80多个例子，都是希腊裔或有希腊血统的奴隶。在一些例子中，通过出售给德尔菲阿波罗神的方式获得释放的奴隶与其主人是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属民或居民，奴隶主通过神接受了奴隶自我赎回的赎金。[61]事实上，这些与其主人在同一政治共同体中出生的奴隶似乎通常都是非公民群体的成员。这种现象到底是法律制定过程中的一个规定，抑或只是古代史料留存过程中的偶然事件，对此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

希腊奴隶制与前希腊制相比第二个显著的差异就是，希腊人对于奴隶的应用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前希腊人实行的奴隶制则有所限制。这从本质上讲是宗教与实践行动的关系问题。之前我们得出的结论仍然适用：在前希腊文化中，奴隶制要与宗教—部落观念盛行的大环境相匹配，而希腊人的奴隶体系则不必顾及部落和相同宗教的因素。巨大的差异由此产生。在公元前1000年闪语地区以及闪族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区域，神本身就可以拥有奴隶。而在希腊人那里，神完全不同于其神庙组织，神本身没有奴隶。换句话说，希腊人把他们的奴隶制世俗化了。因此希腊人在对奴隶制的认识中显出了超凡的理性头脑，而使他们在很多领域都不受早期的宗教—部落观念的限制。

根据利未法典（Levitical code）的说法，希伯来人可以被同共同体的成员奴役6年，但并不是奴隶身份。按照一段著名的叙述，这种观念是雅赫维提出的，雅赫维称他本人带领希伯来人逃离了埃及的奴隶生活。由此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神的“仆人”，因而不可以通过买卖使一个希伯来人隶属于另一个希伯来人。[62]

我们已经强调，古代东方语言中表达役从关系的词语含义并不确切，无法用它分清楚战俘、仆从和奴隶，希伯来词语'ebed明显具有这一特点，我们无法根据它判断自由仆从、有役从关系的人或奴隶。这里我们有必要重复过去已经陈述过的事实，即这个词语被用于词组'ebed Jahwe中，以表达所有希伯来宗教共同体的成员都是“神的奴隶”的观念。由此犹太评注家们认为他们的人民处在异邦人和奴隶的状态下，一直在他人的土地上旅居。[63]在美索不达米亚新巴比伦和波斯早期的文献中，有一群人分别属于不同的巴比伦神，他们是沙玛什（Shamash）、比勒（Bel）、马尔杜克（Marduk）和伊什塔的“献身者”，被称为shirke，他们的身份也同样很奇怪。[64]shirke应该是由两个群体的人构成。一个群体终身是神的财产，标记有一个星星印记；那些没有印记的人与神构成有期限的役从关系。很明显，这些shirke实际上是神的奴隶，因为他们的身份具有继承性，他们所生的孩子也属于神。[65]上述论述的目的在于说明shirke属于他们为之服务的神，而不属于这些神所在的神庙。

塔恩在学者里第一个指出，在希腊奴隶制中，即使一个奴隶被献给或卖给了神，这个神也并没有成为这个奴隶的主人，“而只相当于受托管理人，因此奴隶获得了自由，神可以保证他的自由”。[66]事实上，神未能保证以向阿波罗信托出售的方式获得自由的获释奴的自由，也没有保证希腊中部城镇以其他宗教释奴方式献给神的获释奴的自由。奴隶通过自我购买或者假装奉献的间接手段获得了自由，而保障这种自由的是在希腊世界的交易中长期建立起来并被接受的通常的法律手段。卖方及其继承人以及保证人群体被称为bebaiōtēres，他们为购买方保护出卖的物品，如果没有保护好，就要按规定受罚。[67]在向阿波罗信托出售奴隶以及在他们所谓的“奉献”给诸神的活动中，本质性的事实在于希腊的神并不是奴隶持有人。在德尔菲通过阿波罗释奴的案例中，在实行这种信托方式的整个时间段内，有一半甚至更多的向神出售的活动都使用了固定的措辞，即奴隶“把购买权（这里是一种行为）让渡给神，从而使他（奴隶）获得自由”。[68]芬利（M. I. Finley）教授指出，如果阿波罗已经得到了奴隶的所有权，那么他自己就可以释放这个奴隶。我们没有希腊神释放奴隶的例证。德尔菲的这些获释奴的paramonē契约关系甚至都要由奴隶的前主人解除。因此在神接受了托管权之时，奴隶已自动获得了自由，因为神没有奴隶。不论奴隶是以奉献的方式来到神这里还是他本人出钱用信托给神的方式自我购买，二者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神的奴隶”一词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出现在希腊的文学作品或希腊本土的文献中，而在此一百年以前，它就已首次在埃及的希腊文纸草中出现。[69]

弗里茨·普林斯海姆（Fritz Pringsheim）没有意识到希腊的神无奴隶这一简单的事实，因此在他最近的有关希腊销售法的研究中自设了障碍。[70]根据普林斯海姆的说法，出售给神的行为使得神有了正式的所有权，也就意味着奴隶的自由。“法律上的所有权属于神，同理奴隶获得了自由。”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在因故取消出售的时候，奴隶就应该返回到神那里。然而在事实上，奴隶价格的接受者并不是神，而是那个在获释奴还是奴隶的时候曾拥有他的人。神作为一个受托管理者接受了这个价格，但他从未拥有过奴隶。

注释

1 Eratosthenes in Plutarch，De fortuna Alexandri，1，6；Schwartz，Eduard，Hekataeos von Teos，Rh. Mus.，n. f. 40∶252—253，1885.

2 Appian，Syrian wars，11，68.

3 Diogenes Laertius，10∶118，原文是。

4 Arnim，Hans von，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 1∶287，Leipzig，Teubner，1921—1924.

5 Zeller，Eduard，Philosophie der Griechen，3rd ed.，3∶1，301 and n. 2，Leipzig，Fues's Verlag，1875—1881.

6 Arnim，H. von，Stoic. vet. frag. 3∶352.

7 同上，355，。参见同上，360。

8 Kock，Theodore，Comicorum Atticorum fragmenta 2∶508，no. 95，Leipzig，Teubner，1884.

9 Pseudo-Aristotle，Economics 1∶1344a.

10 同上，1344a∶。

11 同上，1344b∶。

12 Langer，C.，De servi persona，48—86.

13 Körte，Alfred，Hellenistic poetry，35—36，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29.

14 Menander，Epitrepontes（The arbitrants），552—558，editio major of Alfred Körte，Leipzig，Teubner，1912.

15 Wilcken，U.，Arch. f. Pap. 6∶419；同作者，UPZ 1∶571。

16 Athenaeus，6∶90.

17 P. Paris，no.10（UPZ 1，no. 121）.参见Wilcken的评论，同上，571。

18 Cicero，Against Verres 1∶33，35.

19 Dittenberger，SIG.3 736，lines 80—84，of 92—91 B. C.∶.

20 Philo Judaeus，De virtutibus，124.

21 Philo Jud.，On Dreams，（de somniis）2∶294 ff.在犹太人的案例中，这种庇护权只限于信奉犹太教的人，参见Goodenough，Erwin R.，Jurisprudence of the Jewish courts in Egypt，53 and 221，New Haven，Yale Univ. Press，1929。

22 Ps. -Aristotle，Economics 1∶1344b.

23 Callimachus，Causes（Aetia），Col. I，1—2 in P. Oxy. 11，no. 1362.参见Hesiod，Works and days，368的评注。

24 IG 3（1），no. 74，有关美恩·提拉诺斯；12（1），no. 31，有关罗德岛的宗教团体；参见Poland，Franz，Geschichte des griechischen Vereinswesens，328—329，Leipzig，Teubner，1969。属于此类的还有修建德里马库斯的坟墓（hērōon）以祭祀他，德里马库斯是岐奥斯被奴役者的领袖和恩人，当地的奴隶们经常祭拜他的墓（Athaenaeus，6∶89）。

25 雅典港口城镇比雷埃夫斯的自由人与非自由人共同参加的俱乐部被记载于IG 2（5）∶626b中。有关尼达斯（Cnidas）的情况，见GDI 3∶3510。埃及社会俱乐部中成员的名字表明他们是出身较低的自由阶层或者是奴隶身份，参见C. C. Edgar，Records of a village club，Raccolta Lumbraso，369，Milan，Aegyptus，1925。P. Teb. 1∶224中记载了一个相似类型的俱乐部，但编者没有给出成员的名单。

26 Dittenberger，SIG.2 985∶5—6，15—16.

27 Weinreich，Otto，in Sitz. Heidelberg. Akad. 10（16）∶60.

28 SIG.3 985∶25—28.

29 同上，第35—39行；Kroll，Wilhelm，in Zeitschr. f. Sexualwissenschaft 17∶147，1930。

30 IG 2（3）∶1587，1593，and Perdrizet，Paul，article“Mén”，BCH 20∶75，n. 1，1896.

31 通过向叙利亚的阿芙洛狄特出售的方式获得释放（IG 9∶417）肯定发生在罗马时期。

32 Livy，32∶28.

33 Diodorus Siculus，34∶2，19，and 34∶3；Orosius，5∶9；Magie，David，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1∶151，Princeton Univ. Press，1950.有关年代问题，参见Ferguson，W. S.，Researches in Delian and Athenian documents，Klio∶Beisräge zur alten Geschichte 7∶238，1907。

34 Ferguson，W. S.，Hellenistic Athens，378—379，London，Macmillan，1911.

35 Magie，David，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2∶1040对此有非常正确的阐释。

36 Orosius，5∶9∶oppidanis praevenientibus oppressi sunt.

37 Athenaeus，6∶90引用了尼姆佛多罗斯的话。

38 例如慕尼黑的Walter Otto研究神圣奴隶制度的遗作中，Otto教授强调了把希腊化埃及宗教奴隶的希腊起源和非希腊起源区分开来的过程中最初所遇到的困难。Otto，W.，Beiträge zur Hierodulie，Abh. Bayer. Akad.，philos. -hist. Klasse，n. f.，29∶5，1950。

39 Odyssey，24，line 252.

40 Bücheler-Zitelmann，Recht von Gortyn，in Rh. Mus. 40，Ergänzungsheft；Kohler，Josef，and E. Ziebarth，Das Stadrecht von Gortyn，Göttingen，Vandenhoeck and Ruprecht，1912.按照这里正文出现的顺序，戈提那法典的词语分别为dōloi、aphamiōtai和eleutheroi。

41 Dittenberger，SIG^3 2∶864；866；867，sections 1，3，5；869，sect. 2.第二版的第864和866号在SIG^3中被表示成第1210和1211号。

42 Kramer，Samuel Noah，Heroes of Sumer，Proc. Amer. Philos. Soc. 90（2）∶120—130，1946；同作者，New light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Amer. Jour. Archaeol.（AJA）52∶156—164，1948。

43 Siegel，Bernard，Slavery during the third dynasty of Ur. Memoirs Series，no. 66，Amer. Anthropol. Assoc. 49∶8—9，1947；Mendelsohn，I.，Slavery in the anc. Near East，1.

44 Otto，Walter，Beiträge zur Hierodulie，Abh. Bayer. Akad.，ph. -hist. Klasse 29∶30—31，1950，作者去世后由Fried. Zucker编辑出版。

45 Baron，Salo W.，Modern nationalism and religion，New York，Harper，1947中使用了“族裔主义”（ethnicism）一词来阐释希伯来人这方面的情况。这里我避免使用这个词语，因为“族裔主义”具有非希伯来、非基督教的异教内涵。

46 我所使用的“利皮特—伊什塔法典”的译文是Samuel N. Kramer在Pritchard，James B.，Anc. Near Eastern texts，159，Princeton Univ. Press，1950中给出的。

47 Code of Hammurabi（CH），117，译文见T. J. Meek在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170中的翻译。

48 CH 280.译文仍然见T. J. Meek，同上，177。

49 见Meek在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187，of tablet C G. 32，“中亚述法典”中的译文；见Siegel，B.，in Memoirs Series，no. 66，Amer. Anthropol. Assoc. 49（1）∶44。

50 OT. Leviticus，25，45—49，51—54.

51 Josephus，Antiq. Jud. 3∶12，3（282）.

52 OT，Deuteronomy，23，19. Leviticus，25，35—37却暗示允许向希伯来兄弟收取利息。见Nelson，Benjamin N.，The idea of usury，pp. xv and xvi with n.2，Princeton Univ. Press，1949。

53 Kraus，Samuel，Sklavenbefreiung in den jüdisch-griechischen Inschriften aus Süd-Russland，Festschrift zu Ehren des Dr. A. Harkavy，55，St. Petersburg，1908。Fuchs，Karl的博士论文，Die alttestamentliche Arbeitsgesetzgebung im Vergleich zum Codex Hammurabi，87—88，Heidelberg，Evangelischer Verlag，1935。把不同的近东法典中的相似性归为法律原则上的基本一致，而不是互相间的借鉴。

54 从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12，4中的文字可看出，那些被“解负令”释放了的“之前为奴隶的人”都是公民身份。梭伦在神的帮助下（）履行了他的政治承诺，但这也是神灵所能给的最大帮助。见fragment 8，6 in Linforth，I. M.，Solon the Athenian，136，Berkeley，Univ. Of California Press，1919。

55 Plutarch，Solon，13，2—3正确地指出在梭伦之前，还没有任何法令曾禁止父母出售子女；Aristotle，Const. of the Athenians，4中谈到把债务人抵押来贷款曾经是很常见的事情。

56 Aelian，Varia historia 2∶7.

57 Bücheler，F. and E. Zitelmann，Rh. Mus.，Ergänzungsheft 49（6）∶46—51，1885；Kohler，J. and Erich Ziebarth，Das Stadtrecht von Gortyn，51.

58 Code of Gortyn，6，51—55.

59 Demosthenes，Or. 53，11，（Against Nicostratus）∶原告在之前的陈述，同上，7：“他怂恿我为他缴纳赎金。”戈提那法典显然有相同的限制规定，即赎回行为必须在被敌人俘虏的人的要求下才能进行。

60 In Plato，Republic 5∶15（469B and C）.在5∶16，471A中明确提出了希腊人不要奴役希腊城邦及其居民的要求：“我赞成我们的公民应该以这种方式（例如不毁坏希腊的城池、不奴役希腊的居民）去对待他们的希腊对手，但针对蛮族就要用他们现在彼此对待的那些方式。”

61 Bloch，Moritz，Freilassungsbedingungen der delphischen Freilassungsinschriften，17中对此有正确的阐释。德尔菲释奴中这一类的例子很少，但非常明确。一个德尔菲公民的女奴肯定“出生自德尔菲”，我把这些例子（GDI 2，no. 2016，公元前187年）增加到FD 3（2），no. 226，公元前138—公元前137年（本书第七章注释55）中，奴隶主是阿姆菲萨（Amphissa）公民，奴隶也“出生自阿姆菲萨”（）；同上，2053，公元前184—公元前183年，同例；FD 3（2）∶226，公元前138—公元前137年，奴隶主是德尔菲公民，奴隶“出生自德尔菲”；FD 3（1）∶303，祭司XXV，公元1世纪，奴隶主是菲斯科斯公民，奴隶是。在雅典以审问奴隶的间接方式释奴（IG 2—3［2，2］∶1553—1578）的情况下，奴隶被表示为“居住在比雷埃夫斯的赫尔迈乌斯（Hermaeus）”等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德尔菲的释奴中情况也类似，新获释的非公民出身的男奴或女奴被说成是“出生自阿姆菲萨”。

62 OT，Leviticus，25，42；参见第55行。《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使用了不确切的希腊词汇oiketai来替代表示奴隶的准确词语douloi。然而在Deuteronomy，32，36中，doulos一词又被用于表示神将对希伯来人作出判决，将宽容地对待他的奴隶们，。斐洛把犹太人视为受束缚者，把非犹太人视为奴隶，见Goodenough，Jurisprudence of the Jewish courts in Egypt，220。

63 Bickerman，Elias J.，The name of Christians，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42∶120，1949；Bonsirven，J.，Le Judaisme Palestinien 1∶83，Paris，Beauchesne，1934；Moore，George F.，Judaism 2∶135，Cambridge，Havard Univ. Press，1927。有关犹太人作为外邦人生活在他人的土地上的观点，参见Lieberman，Saul，Greek in Jewish Palestine，61—62，New York，Jewish Theol. Seminary，1942。

64 Dougherty，R. P.，The shirkûtu of Babylonian deities，Yale Oriental Series 5∶2，New Haven，1932.

65 Dougherty，Shirkûtu，88.奴隶们在被奉献给神之后，仍然要和主人呆在一起，直到主人死去，这种情况被解释为“推延性”奉献，类似的情况还有推延性释奴以及遗嘱释奴，也都是在主人死后执行。Ellen W. Moore，Neo-Babylonian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275，no. 248，Ann Arbor，Univ. of Michigan Press，1935中记载了一次私人奴隶的交易，卖主向买方保证这个奴隶未来不会做神圣奴隶，这里称之为shushanu。

66 Tarn，W. W.，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68—69，Cambridge Univ. Press，1938. Paul Foucart在他的Mémoire sur l'affranchisement des esclaves par forme de vente à une divinité，15，Paris，Imprimerie Impériale，1867中对于最早出版的德尔菲文献有相当富于智慧的分析，清楚地认识到神并没有成为被出售给他的奴隶的所有人。

67 Paul Foucart，同上，15—21认为是神保证了新获释奴的自由，对此我不能接受。如果神未能保证获释奴花钱买回的自由，他也不可能被起诉。只有人作为保证人才可能受到处罚。

68 下述通过向阿波罗信托出售方式释奴的案例都是随意选出的，以说明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世纪后25年期间这种信托条款在措辞上的连续不变性。这里按照年代排序。GDI 2∶1799，公元前174～173年；1793；1914；2270；2286；FD 3（6）∶10；3（3，2）∶268；GDI 2∶2170；FD 3（6）∶95；3（3，2）∶286；3（6）；119；3（3，2）∶312；3（3，2）∶318出现于公元1世纪中期的某个时间。这个条款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写作∶（此处通常是奴隶的名字）。

69 再次参见Walter Otto去世后出版的有关神圣奴隶制的论述，Abh. Bayer. Akad.，ph. -hist. Klasse，N. F. 29∶9—10。

70 Pringsheim，Fritz，The Greek law of sale，Weimar，Bohlaus，1950.例如在GDI 2∶2166，8中，“他掌握完全的价格（）”一句中动词的主语并不是神，而是前奴隶主，其他上千个这一类的德尔菲释奴案例都是如此。Pringsheim争辩的焦点在于意为“所有权”。而在上千个向阿波罗信托出售的释奴案例中，不论是作为事件还是交易文档，它的意思都是“出售”，而且只有这一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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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犹太教律法汇编，在犹太教传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旧约》。

第八章

希腊化埃及的奴隶制

法老的传统和希腊的影响

在前一章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前希腊诸文明与希腊政治共同体之间在阶级身份的明晰以及用法律确认阶层划分等方面有非常大的差别。在那些部落经济全部或部分依靠奴隶劳动的初民社会中，必须要加强对这些组织要素的控制。这些控制体现在稳定的、被普遍接受的约定中，并不因这些规定没有书面表达出来而使强制力减弱。在更加成熟的社会组织中，尤其是在文字已经出现的社会里，有关国家劳动力的控制规定就会被记录而且公布出来。如果奴隶群体已经发展起来，为了控制奴隶阶级就一定要设计出一种固定不变的体系；而如果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方式是使用黑劳士或其他形式的农奴，那么发展起来的就是役从体系。

在尼罗河谷的历史上，对经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始终是一直保持的高生育率以及由人口因素造成的较低的生活水平。过去的法老政府通常有大量劳动者为之服务，这些劳动者都是从埃及充足的农业人口中强征得来的。这些不拿报酬的人们被迫从事维护灌溉系统的工作，每年要服役固定的天数。[1]在长期的法老时代中，高出生率和充足的劳动力这两项因素一直抑制着大规模奴隶劳动力的发展。私人使用奴隶的范围非常有限，但在这些使用奴隶的领域内，奴隶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如同他们在神庙以及世俗权力的劳动力关系中一样。[2]

根据我们已有的充分的史料，直到埃及帝国时期，严格意义上的奴隶才开始出现。我们已知的法老埃及时代最早的出售奴隶的合同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3]从拉美西斯时代（Ramessid）到亚历山大大帝毫不费力地征服尼罗河谷，中间跨越的时段有上千年，我们认为在这段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一个奴隶“体系”，因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控制奴隶贸易及保护以奴隶所有为代表的私人财产投资。然而与这一千年里埃及在农业和手工业上所使用的庞大劳动力数量相比，其使用的奴隶并不算多。在这一千年的时间内，埃及文字仍然没有发展出能够严格区分“战俘”和“奴隶”的词汇，这一点就与希腊不同，希腊文的douloi、apeleutheroi和eleutheroi（奴隶、获释奴和法律上的自由人）三者之间有着精准的语义差别。[4]

亚历山大死后75年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几千个富于进取精神的希腊人从他们的祖国迁到了这片对他们这些上等人开放的土地上，这种优越性是希腊在之前四百年间逐步发展起来的。[5]这些上等的希腊人希望能够拥有奴隶来处理他们的家务劳动，就像他们在希腊的习惯一样。[6]因而我们不能否认，托勒密埃及的希腊统治阶层确实在家务劳动和家庭手工业中使用了一些家用奴隶。这些移民在居住于希腊的时候肯定也惯常在手工业生产中同时使用奴隶和自由人，因此他们在新的地方也会引入这种方式。但不管怎样，托勒密埃及是否已在或是否可能在手工业生产中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体系，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学者们一致认为托勒密埃及的农业生产仍然可纳入过去的法老体系之中，即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农民在从事这种生产，但他们却承担着国家及其控制体系加在他们身上的繁重负担。因此有关托勒密埃及奴隶制的争论范围也就缩小到一个生产领域内的定量问题。在村庄和城镇，尤其是在尼罗河谷的大城市的工场中，被用于货品生产的奴隶数量到底有多少？[7]不幸的是，就在这些中心地区、孟菲斯（Memphis）以及纳乌克拉提斯、托勒密、亚历山大里亚的其他希腊大政治体中，我们可以找到的相关史料，比如希腊文纸草，是最少的。有两条理论都以普遍存在的情况为基础，说明了进入埃及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改变过去法老时代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这种体系整整延续了之前法老时代的三千年的时间，成功地利用了报酬低又可供使用的自由劳动力。[8]两条理论中的第一条纯粹基于人类的惰性，认为人们都倾向于保存既有的制度，不会乐意让这种制度发生从已准备好的自由劳动力向奴隶劳动力的根本性改变。第二条，如果要发生奴隶劳动体系取代自由劳动体系这样巨大的变革，那么最初需要投入的资本数额是非常巨大的。因而这样的转变既困难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即使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受希腊影响最大的托勒密城市，手工业生产中的奴隶劳动力数量也不算多。乌尔里希·威尔肯（Ulrich Wilcken）注意到一封据说是哈德良（Hadrian）皇帝所写的信，但很明显其作者并不是哈德良。这位作者在信中称赞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经济活力，称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是无所事事的，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从事各个行业的工匠。跛脚的人、手有残疾的人，甚至瞎子都可以找到工作，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那里只有一个神——金钱。”威尔肯指出，这封信说明亚历山大里亚的大背景是自由工匠式的。瞎子、跛子以及手有残疾的人，如果他们是奴隶的话，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根本不可能获得工作机会，因为许多便宜的自由劳动力会跟他们竞争。[9]更具关键性意义的研究成果来自于公元前3世纪的史料——著名的《托勒密费勒德尔菲斯的收入法》（Revenue laws of Ptolemy Philadelphus）。这一系列的法规清楚地表明，橄榄油、芝麻油、蓖麻籽油和葵花籽油的加工都完全由政府垄断。托勒密政府管理着一切，包括对收割庄稼的劳动力（kopeis）的工资加以规定，还包括用工具捣碎种子的工场工人的工资，这些工具可能是政府统一提供的，[10]也可能是工人自己拥有的。[11]

这些工场里的工人无疑既非王室奴隶也非私人拥有的奴隶，他们都是自由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除了他们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以外，另外还有三条证据。首先，在所有诺姆中，榨油工人的工作都由诺姆的官员指派；其次，如果他们在工场为国家服役期间跨越了诺姆边界，那么他们会被榨油工场的承包人和地方官员拘捕；最后，那些收留从其他诺姆逃跑且已被政府征用的工匠的人会被罚款，罚款的数额都相同。而如果在这些工匠中存在着政府或私人的奴隶，那么针对收留自由人和奴隶情况的罚款数额肯定各不相同。[12]政府强制这些榨油工人劳动，而且暂时剥夺了他们向外地迁移的权利，这显然说明这些人的身份接近奴隶；然而侵占他们权利的情况被特别说明，这本身又暗示了他们在法律上的自由地位。仅仅根据《收入法》中有关收获果园第一批果实的处理办法，我们无法证实这个行业的劳动者也是自由人，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亚历山大里亚的榨油工场存在着与托勒密其他地区相同的自由劳动力环境，只是工资的水平与其他地区不同。《收入法》称这种工资等级会通过不同的布告被确定下来。[13]从我们已知的有关托勒密政府专卖权的资料来看，在政府对油垄断所涉及的劳动体系方面，亚历山大里亚与埃及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在其他手工业生产领域也应该不会有差别。

罗斯托夫采夫推断说，埃及神庙里的“神圣奴隶”（hierodouloi）并不是希腊语意义上的奴隶，[14]这一点已在瓦尔特·奥托研究神圣奴隶制度的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15]奥托的研究排除了“神庙奴隶”作为手工业主要劳动力来源的可能性，不论是在尼罗河谷的村庄还是像亚历山大里亚这样的埃及大城市。他对于神圣奴隶制的谨慎观点使我们了解了这个松散的组织以及涉及役从关系的专有名词的模糊，因为这些专有词汇都是从法老时代传承下来的。他的研究也使我们有可能把托勒密和罗马时代的一些古老的、原有的制度要素与那些在发端和观念上来自于希腊罗马的要素区分开来。

神庙奴隶在亚历山大之前的历史时期就已在希腊出现，但“神圣奴隶制”一词及其所体现的观念却没有被纳入希腊宗教思想以及专门术语之中。[16]当这个词语在希腊化时代出现的时候，它意味着与神庙及神庙中供奉的神的一种关系，奥托将此描述为“神庙役从关系”。[17]这种意义上的神的役从在起源上明显可以追溯到那些依附于古老的埃及神神庙的群体，在世俗体纸草中他们被称为神的b'k。[18]如果从douloi的法律意义上看，这些不同神的“仆从”当然不是奴隶。事实上他们是从事不同职业的自由人，在世代相传的租赁来的神庙土地上劳动。[19]

公元44年泰卜图尼斯一所房屋的出售合同有希腊语和世俗埃及语两个版本，一直以来神圣奴隶对他所侍奉的神的顺从现象都没有得到希腊人的理解或阐述，这个合同则改变了此种状况。根据威廉·施皮格尔贝格（Wilhelm Spiegelberg）对这个合同的世俗埃及语版本的译文，卖方4人和买方1人都被称为塞贝克神（Suchus）[1]的b 'k。[20]而希腊语版本中则没有b 'k这一名称的对应词。[21]同样当hieranthesia一词（意为向神的“奉献仪式”）在希腊城邦世界中出现的时候，它在形式上可能与埃及的hierodulismus相似，但实际上却与这种神圣关系类型相去甚远，这一点体现在公元1世纪佛西斯蒂索里亚（Tithorea）的释奴文件中。这次释奴是通过萨拉匹斯神（Serapis）的交易完成的。这场交易的保证人的签名被复制在石头上，签名为“尼塞拉图斯（Niceratus）的儿子帕拉摩努斯（Paramonus）之手。我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做上文所记述的奉献仪式（给神的hieranthesia）的保证人”。[22]由此可以看出，蒂索里亚向神的奉献是一场世俗的商业交易，法律还要求有一个交易的保证人，交易的目的是把奉献者从被奴役的身份释放出来，而不是像埃及的情况那样再附加上一个新的对神的役从关系。

芝诺纸草中仅出现了一份托勒密时期购买奴隶的合同。在托勒密二世在位的第27年（公元前259—公元前258年），来自小亚低地地区的希腊人芝诺管理着埃及王室经济审计大臣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在叙利亚的商业事务。在死海以东一个名叫阿蒙尼提斯（Ammonitis）的城镇里，他从另一个希腊人的手中购买了一个7岁的奴隶女孩，卖主叫尼卡诺尔（Nicanor），在一个名为图比亚斯的阿拉伯酋长手下的骑兵队服役。这笔交易的文书一式两份。从法律形式上讲，它是一份规范的希腊六证人式合同。这一点很容易解释，因为交易的双方都是希腊人。[23]我们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希腊人可以通过遗嘱把他们的奴隶财产传给他们的儿子或女儿，其间所使用的法律文本格式与已知的公元前4世纪雅典逍遥学派哲学家们遗嘱的格式完全一样。[24]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希腊开发者们所使用的遗嘱释奴的文本格式与公元前4世纪的格式也都一样，因为这种格式是他们在希腊共同体生活时惯常使用的。[25]

本土的埃及人一直固守他们的传统，因此会坚持使用一些在法老奴隶制结构中稳定存在了上千年的元素，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而马其顿—希腊的入侵者们则接受了许多古老的法老时代的观念，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作为统治者的早期托勒密王室既谨慎又理智。如果没有很大的好处，或者说如果不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一时期的托勒密王室都不肯用他们的王室权力去冒险，他们不会剧烈改变已长期形成的劳动力社会状况，因为那样做将会疏远他们与本土埃及人之间的关系。在法老时代的劳动力体系中，奴隶、获释奴和自由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因此这三类人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都没有严格区分，这一点与希腊世界大不相同。在拉吉得（Lagid）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希腊人的严格界线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越来越模糊化。在涉及劳动力关系的埃及古老观念融合进马其顿君主所制定的法案的过程中，希腊人也一直在努力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新的职责。

公元前3世纪的芝诺纸草[26]已经显示出一些词语用法上的混乱，这都是希腊社会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严格界线被模糊化之后所造成的结果。公元前245—公元前244年的芝诺文档中有一份请愿书，是一个居住在费勒德尔菲斯的名叫安提帕特（Antipater）的希腊人直接呈给托勒密国王的，内容有关安提帕特拒绝偿还另一个希腊人尼孔（Nicon）贷款的事件的来龙去脉。[27]由于出现了一系列纠纷，安提帕特最初的贷款合同被一份新文书取代，在这份新文书中，应支付的旧贷款利息被加到最初的贷款本金中。安提帕特拒绝支付这部分钱，于是被告尼孔抓走了债务人的妻子和儿子。后来他的妻子从拘押地逃了出来，但他的儿子，据请愿书中所说，仍然被债权人自作主张地扣押着。[28]也就是说，债权人并没有依靠法律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然而这份控诉书的言外之意却显而易见——为借债抵押自己的孩子这种做法在托勒密埃及是被允许的，而且即使债务人抵押的家庭成员是自由身份，也可以按照法律扣押他们。[29]在探讨这个问题的部分学者看来，出自2世纪早期的第二份文档可以帮助他们确认这个结论，即拒绝偿还债务在托勒密埃及确实会导致被抵押者沦为奴隶的情况发生。[30]

有关自我抵押以及抵押家庭成员的情况，不论是从相关的希腊传统还是埃及传统出发，这样的记载都不完整。关于雅典，我们有著名的梭伦禁止债务奴隶的立法。对于大多数的希腊城邦，我们认为其情况都与雅典相类似。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出于债务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在希腊本土并不常见，当然国家债务除外。

在前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一个历史传说称在第25王朝的混乱时期，有一个名叫巴肯拉奈夫（Bakenranef）（希腊语为博克霍里斯［Bocchoris］）的法老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债务人作抵押贷款。在公元前525—公元前332年波斯人统治埃及的时期，这条法令被中止。[31]因此托勒密的统治者发现，在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实行的禁止债务奴隶的法令[32]，在他们如今统治的地方却是一个早已失效了的法律。于是他们遵循了当地情况，甚至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希腊属民，只要他们不是希腊城邦的公民，因为这些人都更愿意延续他们在希腊本土所广泛遵循的传统。只有亚历山大里亚没有普遍实行埃及的传统政策，因为一个亚历山大里亚公民不可以成为另一个亚历山大里亚公民的奴隶，但这种政策差别还有其他原因。

托勒密王朝严格控制那些作为承租人（basilikoi geōrgoi）在王室领地上劳作的自由属民，以及那些被强制从事国家专营项目工作的人。为了管理这些劳动力，政府通过了强制性法规，这些法规的内容形式都与奴隶制体系下私人奴隶主控制奴隶的规定大体相当。有关政府以及受其严格控制的自由劳动力的情况，以托勒密埃及为例，强制性劳役一般都有固定的期限，上述法规只在这个期限内实行。

这里我们又要回忆德尔菲以向阿波罗信托出售的方式释奴的文献，其中阐述了可以区分奴隶身份和自由身份的四项缺失的——或者说是拥有的——权利：法律的认可、免于扣押、工作选择以及自由迁移。[33]托勒密对油实行专营制，每个诺姆的榨油工人（elaiourgoi）在强制工作期间都只能在这个行政单位内迁移。违背这项法令的人，不论是工人本身还是收留他们的人，都将受到惩罚。[34]政府组织还利用对工人迁移的限制来阻止部分工人在国家强制劳役期间行使他们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

不论在农业方面还是政府专营的工业方面，出于政府收入的考虑，政府都必须让那些强制为政府工作的劳动力在迁移限制上可以有所松动，而且也要想办法保证他们不被拘禁和扣押。因此政府给予为国家工作的劳动力安全通行证明，这种证明被称为pisteis。[35]这些通行证显然具有双重目的。首先，它们被用来对抗那些刻板的规定，即这些自由工人在为国家工作的期间内，他们自由迁移的权利受到限制。其次，这些通行证使得工人们有了迁移的政府许可，于是他们可以往返于工作地所在的诺姆及其家庭所在的诺姆之间，这样他们在去做指定的工作时不会受到阻碍，也不会被拘禁或被抓走干其他政府工作。

这种政府安全通行证的最早案例出现在公元前187—公元前186年。一个长官（epimelētēs）给了一个谷物收割者（sitologus）一封非正式信函，命令他把安全通行证发给一群工人，这些工人的名字都出现在一份名单上。在长官本人到达并分配手头的工作之前，发放的这些安全通行证将会保护这些工人，使他们不被政府官员抓走，也使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完成分配的工作。在这个案例中，工人们所面对的危险似乎来自于他们仍然欠政府的、官方尚未清算的谷物。[36]

公元前1世纪中期也有政府“安全通行证”的案例。通行证可以保护其所有者一家人的安全，这一点很明显地体现在下面的例子中：“尤里洛库斯（Eurylochus）向居住在坦凯斯（Tanchais）的萨蒂鲁斯（Satyrus）的两个儿子海努斯（Xeinus）和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问好，向他们的妻儿问好。我已经把安全通行证给予你们，有效期30天，从今天开始算起，在此期间任何人都不会使你们离开（现在的工作）。”[37]埃及的自由农民一直都有被官方扣押的危险，这一点体现在大约同一时期的一份法令残篇中。这个法令宣布，“在完成田地里的工作之前，那些从我们这里取得pisteis的人不可被扣押”。[38]作为政府官员授予的保护文件，pisteis与俄克喜林库斯文献里的神庙庇护文件不同，后者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执行性安全通行证，与前者大致出现于同一时期。[39]

托勒密的法律也缺乏把埃及低等级的自由人和奴隶群体区分开来的严格界线。托勒密二世在公元前261—公元前260年颁布了一道以税收为目的的法令，主要是登记叙利亚和腓尼基的埃及人财产中的牲畜和奴隶。这道法令包含如下的规定，“如果居住在叙利亚和腓尼基的人们购买或获得了低等级的自由身份的当地人（sōma laikon eleutheton），或者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财产”，那么他们必须把这个人带来登记。如果奴隶是通过政府拍卖买下的，那么即使奴隶宣称自己过去是自由人身份，他们也仍然会成为购买者的财产。[40]在叙利亚和腓尼基执行任务的士兵以及在上述地区取得了份地的埃及军队人员，如果他们与当地的女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不必宣布这些女人为他们的奴隶。这个法令还规定，今后不允许任何人把当地的自由人用作债务抵押，除非这个当地人拖欠了国家的债务，尤其是在国家财政困难时期，从而被国家权力剥夺了自由。

自由身份和奴隶身份之间严格界线的缺失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自由身份的低等级当地人”这样的短语；比如官员和士兵对于和士兵同居的当地女人的身份认识的模糊；再比如法令禁止购买这些当地的自由人或把他们用作抵押，试图以此确定这些人未来的身份。[41]大约公元前198年的另一道法令的正式措辞再一次体现了这种界线的模糊，这道法令明确了不同类型奴隶转换的方式以及所要征收的税额。法令一个残缺不全的段落提到了债务奴隶，说他们是“过去曾是自由身份的人”，或者“作为出身自由的人”，他们都做过某件与债务相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是还款人没有还款而导致他自己陷入“债务奴隶”的身份，因此税收要在借款人和还款人之间平摊。[42]

可以想见，随着亚历山大对埃及的征服，希腊法律肯定对埃及当地的“本土法律”产生重大影响。同样，在希腊人的法律结构中也会借鉴被征服者原有的土地法。出色的法学家们对于这种相互影响已进行了透彻研究。[43]上文所说的由于本人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在希腊不常出现，事实上许多希腊城邦甚至禁止这种情况发生。从公元前42—公元前41年的一份世俗体文字所写的劳动协议的希腊文译本中可以看出，在托勒密埃及肯定出现了当事人本身承诺把自己的身份降到和奴隶相同的约定协议。在这个协议中，一个女人同意为另一个女人服劳役99年，前者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后者的名字则是埃及式的。在这个文本中没有出现奴隶一词。然而，这个服劳役的女人同意做指派给她的任何工作，而她用劳役报酬购买食物和衣服的份额则受到限制，同时这个服劳役者还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带到那个接受劳役的女人家里，因此这个服劳役者明显处于隶属地位。[44]希腊城邦法律通常都禁止父母出售自己的孩子；托勒密埃及的国家法律则允许这一行为，但我还没有发现居住在埃及的希腊家庭有这样做的例子。[45]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把奴隶作为一个与自由工人完全不同的阶级从而专门针对他们的一系列法令在埃及出现了。支配他们的劳动关系的法律条款与适用于自由劳动力的条款完全不同。[46]上文已经说过，同时代希腊本土在法律的发展中也同样对这两类经济意义上的群体身份普遍加以区分。我们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情况是从希腊发展到托勒密埃及的。然而我们似乎可以假设，这种对奴隶的单独区分确实是希腊化时代的一个革新，而且是在埃及模仿希腊法律实践的过程中被引入埃及的。公元前3世纪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奴隶的法案，这显然是古老的埃及因素和希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法令的内容为：“任何人都不可以出口奴隶、在奴隶身上做印记或者殴打奴隶。”[47]出口奴隶的禁令在我所见过的希腊本土立法中没有出现。

在奴隶身上做印记是东方式的行为，希腊人一般不这样做，只有雅典的色诺芬在他有关国家收入的作品中曾要求把国家购买的奴隶做上印记，以便确认他们为政府财产。[48]由此看来，希腊显然没有必要特意发布禁令，禁止在奴隶身上做印记。然而在希腊化埃及，则必须通过法律禁止这种行为。希腊的奴隶主可以惩罚他的奴隶，法律对此没有什么限制，只要奴隶主不过分使用他的权力。我们在上文引述了里尔（Lille）纸草第29号文献，这个法律条款禁止埃及的奴隶主惩罚奴隶，除非奴隶有不法行为，法律允许鞭打这样的奴隶或在他们的前额上做印记。[49]

也同样是从这篇里尔纸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希腊法律中典型的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严格区分在此则不那么明显，这一点与托勒密埃及的奴隶法规相同。例如可能有一个针对奴隶的控诉“与针对自由人的一样”。[50]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奴隶被法律所承认，他们可以出现在托勒密埃及的法庭上。[51]

亚历山大里亚法律节选中的一条法律非常符合埃及对待奴隶的特有传统，这个传统不是希腊式的。记载这些法律的纸草从时间上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这个法律条款的标题是“有关不可以变成奴隶的公民（即亚历山大里亚的公民）”，正文为：“亚历山大里亚人不可以成为另一个亚历山大里亚人的奴隶，亚历山大里亚的女人既不可以做亚历山大里亚（男人）的奴隶，也不可以做亚历山大里亚女人的奴隶。”[52]在希腊本土城邦涉及奴隶的法律中，这种禁止把同一个宗教和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沦为奴隶的宗教—部落观念并没有被接受。编辑这些被称为Dikaiōmata的法律集的德国学者们也承认这一现实，然而他们认为这些法律曾经在希腊存在过，直到后来才消失，而且这些法律体现了希腊立法的一个规范，即希腊人不会奴役同城邦的公民伙伴。[53]共和国初期的罗马人也表现出一些类似的观念，他们坚持罗马的债务奴隶必须在台伯河（Tiber）以外——即非罗马人的地区出售。然而希腊世界并没有接受奴隶身份和共同体成员身份在同一宗教或政治群体中不可兼容的观念。

托勒密·菲洛麦托尔（Ptolemy Philometor）在公元前176—公元前170年间所颁布的一道命令中包含有一个条款，但我在过去闪族人出售奴隶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法律中，或在希腊人于本土和早期殖民地处理奴隶的方式中，都没有发现任何这个条款可以借鉴的先例。这个法令要求所有奴隶在长到15岁时都要被登记，还要注上母亲的名字。它还规定每个奴隶都要本人被带到登记现场，政府要记录下他们的面貌特征。[54]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了解埃及为统计要缴纳货币税的名单而规定的普通人（laikē syntaxis）登记入册的年龄是多大。托勒密的这种货币税等同于后来罗马人征收的人头税。[55]普通人的登记名单与菲洛麦托尔法令规定的奴隶登记完全不同，前者只登记男性，而后者则要求男女奴隶都登记。对于菲洛麦托尔名单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其目的与国家财政相关，但上文的论述却又使我们对这个结论产生了怀疑。对每个奴隶的相貌特征进行记录明显有利于政府抓捕逃跑的奴隶，不管这个结果是不是这个规定最首要的目的。我们还应注意对奴隶母亲的名字进行登记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影响。它代表官方承认女奴具有人格，同时由于官方从母亲一方认定，因而必定普遍提升了女奴受尊重的程度。

上文已经提到，在把同一城邦的公民沦为奴隶的可能性方面，亚历山大里亚的法律与希腊本土城邦的法律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对此我们不能否认，而且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虽然就只有这一个有限的结论，但它却可以推翻一个自古以来一直被相信的观念。公元3世纪的一份纸草文献中出现了被称为Acta Alexandrinorum的文学类型的一些范例，这种文学是当时反对罗马的宣传性作品，记录了一些异教死士在面对罗马皇帝的审讯时表现英勇的传说，其中一部作品里就出现了上文中的自古一直被相信的观念。在这份残缺不全的文献中有如下对话：“罗马皇帝：‘那么你的意思是说，雅典人和亚历山大里亚人使用了相同的法律？’雅典诺多罗斯（Athenodorus）：‘确是如此！虽然这些法律比其他任何法律都更有力，但其中还是很好地结合了人的情感因素。’”而今天的学者们，不论是在历史研究还是在法律研究中，都更加认定亚历山大里亚与雅典法律之间的相似性。[56]学者们还越来越确信，托勒密埃及纳乌克拉提斯、亚历山大里亚以及托勒密城这三个希腊政治体的城邦法典都是以希腊的公共法为基础的。[57]或者更具体地说，这两个法律的起源都是雅典城邦的法律。[58]为了更好地理解希腊化时代希腊统治者与被统治的非希腊人之间接受或弃用这一法律的情况，我们必须严肃质疑我们一直以来所相信的观念，并对每一个法律变化的阶段都展开研究。[59]

希腊人与其统治的近东人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气质，但两种文化也实现了融合，对此最著名也最清晰的例证就是萨拉匹斯神崇拜的发展。这种崇拜最初发生于希腊化埃及，而后传播到地中海地区的希腊罗马世界。萨拉匹斯神的崇拜仪式，甚至是这个神本身，都是有目的地被生造出来的，其中混合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埃及宗教仪式中古老而难以改变的传统因素，另一方面是已执掌统治大权的希腊人的新鲜而富有理性的精神。[60]萨拉匹斯是奥西里斯—阿匹斯（Osiris-Apis）与希腊神宙斯—哈得斯、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结合。在这个崇拜的发展进程中，其双重起源在很长时间内都一直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这个崇拜一直都是双重性质的结合体，而没有在融合过程中结合成一种性质。这种与统一性相反的双重性保持了很长时间，其重要表现就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萨拉贝姆（Serapeum）神庙中，神庙建筑被分成了两个单独的部分，其中的一部分给信奉奥西里斯—阿匹斯的埃及祭献者使用，另一部分则属于崇拜宙斯—哈得斯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希腊人。[61]

在对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神的崇拜中，出现了一类怪异的宗教信徒，他们被称为katochos。他们都是献身给神的人，他们会进入萨拉贝姆的一个专门的宗教区域，在他们隶属于神的很长时间内就被禁闭在这个神庙区域内。这些人又被称为katechoumenoi（意为被神“控制”的人），他们把自己献出，自愿效忠萨拉匹斯神。他们的这种自愿献身行为有时源于他们所做的梦，在梦里神鼓励他们献身，称这样做对他们有益；也有时他们的献身是因为他们在违背神的命令之后出现的灾难征兆令他们恐惧。[62]

如今我们了解了孟菲斯萨拉贝姆神庙中信徒私人生活的许多细节，提供这些资料的大部分文献集都是一百年以前在孟菲斯发现的，这些文献已经被乌尔里希·威尔肯重新出版，并配有非常好的评注。[63]在威尔肯的分析解释出现以前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者们已经对这些萨拉贝姆文献进行了解读，但这些解读，甚至是威尔肯本人出色的研究，都没有就这种拘禁行为（katochē）的性质和意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被神拘禁的人的宗教和功能关系同样也没有公认的解释。

事实上这些解释五花八门。孟菲斯文献集更早的编辑者们把katochoi视为自愿的隐居者。赫尔曼·温加滕（Herman Weingarten）和欧文·普罗伊申（Erwin Preuschen）对此分别在1876和1903年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两人都认为这种向神献身的行为是早期基督教修道禁欲生活的前身。克罗尔认为被拘押者实际上都是病人，他们请求萨拉匹斯神治愈他们的疾病，这一观点被威特科斯基（S. Witkowski）采纳。弗里德里希·冯·沃斯（Friedrich von Woess）认为这些人是乞援者，他们逃到神庙来寻求庇佑和保护。库尔特·泽特（Kurt Sethe）称他们是某种意义上的战俘或囚犯，由于违背了军事或民事上的某种纪律而处于神的拘禁之中。其他学者，包括乌尔里希·威尔肯，都把这些“被拘押者”视为献身给萨拉匹斯神的侍者，他们在经历过一场导致信仰改变的精神洗礼之后，采取了这种自我拘禁的行动。[64]

在我看来，与katochē相关的萨拉贝姆文献所使用的专业词汇的几个要素都表明，这种宗教拘禁与希腊奴隶体系中paramonē的形式和方式一定有关联。paramonē是一种半役从类型的契约劳动关系，一个刚刚获释的奴隶与他的前奴隶主可以达成这种关系，而如果一个自由工匠在劳动协议中同意在一定期限内为他的雇主服役，那么这个自由工匠也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中。不论是刚刚摆脱奴隶身份的获释奴还是自由劳动者，他们都在服役期限内放弃了他两方面的自由。一是在劳动合同期限内选择工作的自由；二是他在许诺的时间里放弃了一部分自由迁移的权利。他签订了契约，在指定的期限“保持”供他的雇主使用的状态。同时这个服役者（ergolabōs）还仍然保留着德尔菲释奴文献中自由人有别于奴隶的两项基本权利，即法律上的自由（eleutheria）和不会被无理由扣押的权利。德尔菲释奴文献用一个形容词来表示后一种保护权利，称这个人是anephaptos，但如果这个人是奴隶的话，这种保护权就不适用。[65]

就基本的劳动力控制体系来说，尤其是在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方面，控制劳动力群体的迁移行为可有力地保证他们的从属关系。每个奴隶体系中都有针对逃跑奴隶的法律，该法律为剥夺奴隶的自由迁移权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大农场奴隶制中，奴隶都被套上脚镣，从而使他们更难逃跑，这再次证明控制迁移行为的重要性。[66]

萨拉匹斯的信徒（katochos）和他们所信奉的神之间的关系无需书面合同来保障。因此在埃及的信徒中，自我献身的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也不会有书面的表达形式。然而，如果我们把信徒和他们的神之间的关系作为一方，把按照paramonē制度获得了自由的获释奴及其前主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另一方，当然另一方也可能是按照paramonē类型的劳动协议签署了劳役合同的自由工匠及其雇主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两方的相似性非常明显。实际上瓦尔特·奥托在他早期对希腊化埃及的神庙及其祭司的研究中，已经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孟菲斯及埃及其他地方的萨拉匹斯神庙中的信徒拘押行为，但这一时期的认识还只是朦胧的尚不成熟的想法。[67]在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随着他对托勒密埃及宗教生活的总体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入，这个观点也就变得愈加明晰了。他认为在信徒体系中可能发展出一种与神相关的所有权关系以及一种属于萨拉匹斯神且为信徒接受的经济法律役从关系。[68]

从希腊劳动关系到半希腊的萨拉匹斯神的宗教役从关系之间经历了一场转变，这个转变过程的表现可被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1．处于paramonē契约关系之中的获释奴和自由工匠的迁移权受到限制，萨拉匹斯神庙范围内的katochoi拘押也采取了这种措施。

在德尔菲以向阿波罗神信托出售的方式释奴的paramonē释奴文献中，新被释放的获释奴通常都同意为前主人“继续服劳役”（paramenein）。在此这个动词的形式经常都是命令式parameinatō，“让他继续服劳役”，或者在同时释放多个奴隶时出现命令式的复数形式parameinantōn。[69]萨拉匹斯神的信徒放弃了他们迁移的权利，他们的活动只限于萨拉匹斯神庙建筑的一定区域。他们不许离开这个区域。[70]

2．获释的男奴或女奴在德尔菲的paramonē释奴文献中都许诺继续为他（她）的前主人或前主人所指定的人服役。[71]

如果这两种情况具有相似性，而且迁移限制确实是从劳动领域转变成萨拉匹斯宗教拘禁这种形式的话，那么这个双重神的信徒们必定也需要服劳役，而且他们的劳役应该都和宗教崇拜仪式有关联。[72]

3．在德尔菲释放奴隶的行动中，获释奴仍然会继续契约劳役义务，这种劳役的持续时间有时有固定的年限。但在大多数paramonē释奴文本中，这种劳役都要持续“他（或她，例如前奴隶主）的一生”。事实上，这种以奴隶主一生为劳役期限的契约意味着获释奴的劳役义务是无限期的。[73]

如同paramonē的情况一样，katochē中为萨拉匹斯服役的时限也是不固定的，这个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长达20年之久。[74]

4．希腊所发展出的经济法律上的paramonē关系与希腊化埃及katochos的宗教役从关系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这两种役从关系的解除上。

在通过德尔菲信托出售方式释奴之后的paramonē制度中，获释的男奴或女奴被附加的劳役义务会由一种被称为apolysis的官方释放文书解除掉。这通常意味着paramonē义务的结束。[75]但它不意味着从奴隶身份中被“释放”出来。

在萨拉贝姆文献中，把katochos信徒从拘禁中“释放”的是萨拉匹斯神。公元前168年，一个katochos的妻子写给他一封信：“在带给你这封信的荷鲁斯（Horus）宣布你已从拘禁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变得非常烦躁。”这里表示释放的动词用的是不定式完成时的形式apolelysthai——与德尔菲从paramonē契约中获释使用的是完全一样的词。[76]

paramonē与katochē文献中表示役从和释放的词语的相似性在一封信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封信的写作者名叫托勒梅乌斯（Ptolemaeus），是孟菲斯萨拉贝姆的一个著名信徒，他写道：“欢庆吧，我的朋友们！我就要获得释放（aphesis）了。”[77]katochē并不是奴隶制（douleia），[78]但aphesis一词的使用会使我们认为其更接近奴隶身份，而奴隶在获释之后才是被paramonē劳动契约所带来的契约劳役状态。名词aphesis的动词形式是aphienai，这个动词是希腊奴隶制历史上表示奴隶获得自由的一直正式使用的动词之一。[79]

通过上述分，我认为埃及katochoi作为被萨拉匹斯神拘禁的役从人员，他们的身份实现了从经济上的劳动关系到与神的宗教联系的转变。而如果对萨拉匹斯信徒制度的这种认识可被接受的话，那么它还会导致一个重要的附带结果。它使我们更加相信前希腊奴隶体系的形态与希腊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差别。在前希腊的制度中，神接受奴隶为役从；然而希腊的神却不接受。我们从萨拉匹斯崇拜中获得的认识进一步证明，katochoi在埃及作为神的信徒出现，而在希腊却可能只在士麦那（Smyrna）和普利尼两个城邦中出现。[80]萨拉匹斯崇拜在希腊的岛屿和希腊本土迅速地扩张，但在有萨拉匹斯崇拜记录的24个希腊村镇和城邦中却不曾出现过这种神的役从。[81]希腊中部和北部地区奴隶向某个神的献身仪式还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希腊城邦中一个奴隶的出售或奉献，即使对象是萨拉匹斯神，也并不意味着与神建立了一种役从关系，而是奴役关系的终止。

因而，在希腊人接受托勒密神萨拉匹斯的过程中，他们使这个神的一个埃及特征消失了，因为这个特征完全背离了希腊人奴隶制实践的理性基础。希腊人可以而且经常成为另一个希腊人的奴隶，但他们的神却没有奴隶。甚至献身给神的人被神拘禁（katochē）这样的观念在希腊人的宗教实践中也是不可接受的。

注释

1 见本书第五章，原文参考此处。

2 Wilcken，Ulrich，UPZ 2∶no. 157（3d cent B. C.），and p. 16.

3 Wilchen，U.，Griech. Ostraka 1∶681—704；同作者，Papyruskunde，Grundzüge 1（1）∶27—28；Meyer，Eduard，Sklaverie im Altertum，Kleine Schriften 1∶191，n. 1。

4 John A. Wilson，The burden of Egypt，187，Univ. of Chicago Press，1951把古代劳动力领域中严格的语言和法律范畴的发展都归于“更晚的时代”。他指的可能是希腊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看法就是正确的。他在第201、226、256和258页中使用了“奴隶军队”一词，这个用词和古埃及文字中的模糊词语一样令人困惑。他在第256页论述说希伯来人被带入埃及作为“战俘劳动力”，而在下一页（257）中又成了“沦为奴隶的以色列人”，这也同样使人迷惑。哈里斯纸草的神庙财产清单“称有大概450000人属于神庙”（第271页），作者指出这些人的身份不明确，处于奴隶和役从之间。即使“奴隶”一词在这里已被宽泛地使用，这些人也并不是奴隶群体。

5 Westermann，W. L.，The Greek exploitation of Egypt，Political Science Quart. 11∶517—539，1925. Fritz Heichelheim在他名为Die auswärtige Bevölkerung im Ptolemäerreich，Klio，Beiträge zur alten Geschichte，Beiheft 10（n. f. 5），1925，研究中收集了有关这些埃及希腊移民的故乡的资料。

6 Rostovtzeff，Soc. and econ. hist. Hellenistic world 1∶321—322总体上支持的观点是，托勒密埃及一直没有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力，奴隶劳动力在那里所占的比重一直不如其他希腊化地区。然而罗斯托夫采夫认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工业和贸易中一定使用了奴隶劳动。他的这个观点被Claire Préaux继承下来，尤其适用于亚历山大里亚，Claire Préaux，L'économie royale des Lagides，305，Brussels，Fondation Égyptologique，1939。有关孟菲斯在纺织工业中使用女孩的情况，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芝诺纸草中有一些书信和记载，包括PCZ 1∶59080；P. Mich. Zen.，no. 19；PCZ 1∶59088；P. Ryl. Zenon，no. 3（Bull. of the Rylands Library，18，1934）。我在这些文献中并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证明这些纺织工作必须由奴隶完成，或者像罗斯托夫采夫所说的那样在工场中完成（Rostovtzeff，Large estate in Egypt in the third century，B. C.，116，Madison，Wisc.，1922）。一个代理人阿代乌斯（Addeus）在告诉芝诺有关他的“一家连一家的（账目）”（，提供）的情况时，他指的很可能是家庭工业，见PCZ 4∶50660，27—29。

7 持有这个观点的包括Wilheim Schubart，Einführung in die Papyruskunde，417，454，Berlin，Weidmann，1918；Westermann，W. L.，Upon 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54—59；Hellebrand，Walter，Arbeitsrechtliches in dem Zenon-Papyri，Festschrift Paul Kaschaker 3∶241，Weimar，Bohlaus，1939。

8 参见Wilcken，Griech. Ostraka 1∶703—704。

9 同上，681。这段引文引自Script. Hist. Augustae中的Firmus、Saturnius以及其他人的传记，8，5—6，可靠地记载了2世纪或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经济生活。

10 Grenfell，Bernard P.，Revenue laws of Ptolemy Philadelphus，col. 45，1—60，Oxford，Clarendon Press，1896.即使这些榨油工（elaiourgoi）拥有自己的工具，这些工具也必须由政府统一封存管理，只有在产油工场使用它们的时间内，它们才会被拿出来。

11 同上，col. 49，6—13。

12 同上，col. 44，8—13；14—18. Mile Préaux，L'économie Royale，305以政府任命工匠作为证据，准确地指出这些人不是奴隶。

13 同上，col. 55，15—16：“在亚历山大里亚，芝麻油生产者的工资、佣金和（特许经销的）费用都会在出售时张贴的布告中给出。”这就大大降低了罗斯托夫采夫所推测出的可能性。Rostovtzeff，Soc. and econ. hist. Hellenistic world 1∶321—322推测，奴隶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手工业工艺中得到广泛使用，虽然在土地劳动（chōra）中使用得很少。

14 Rostovtzeff，同上1∶322。Nathaniel Reich，Mizraim 2∶44，1936关于“奴隶”的讨论以Kurt Sethe的研究为基础，指出公元前109—公元前108年的世俗语文献中的“农民奴隶”是神庙的依附者，事实上是土地的主人，因此他是属于役从身份，而非奴隶身份。

15 Otto，Walter，Beiträge zur Hierodulie，Abh. Bayer. Akad.，n. f. 29.

16 同上，sect. 9—10。

17 同上，sect. 10—11。Ambrogio Donini，Science and Society 15∶57—60，1950认为，“神圣奴隶制”一词起源于从原罪中获得解救的救赎神话，其次才被用于释放奴隶。虽然奥托充分理解了hiero-doulos词组中的形容词“神圣的”的重要性，但由于他在研究中非常谨慎小心，因而并没有陷入发生社会学类似的假设性结论中。

18 Otto，W.，同前引书，30—31。埃及语词汇b'k被埃及学家F. Ll. Griffith和Kurt Sethe译为“奴隶”。W. Spiegelberg通常把它译为“仆从”，有时也译作“奴隶”。Walter Otto对神圣奴隶制的讨论是从役从关系角度来考察b'k一词的含义，因此我认为它既非自由仆从关系也非完全的奴隶身份。

19 Sethe，Kut，and Josef Partsch，Demotische Urkunden zum aegyptischen Burgschaftsrecht，Abh. sächs. Akad.，phil. -hist. Klasse 32∶36，1920.

20 PSI 8∶79—83，no. 909，line 1的附录。

21 同上，no. 909，1—2。参见Otto，Beiträge zur Hierodulie，Abh. bayer. Akad.，phil. -hist. Klasse 29∶30—31。

22 GDI 2∶1555d，30—32（＝IG 9［1］∶193）.

23 PCZ 1∶59003.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当芝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为管理者（dioikētēs）阿波罗尼乌斯工作的时候，他经常购买奴隶，PCZ 1∶59015，17。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曾在从提尔港运出奴隶时试图逃过出口税，PCZ 1∶59093，13—40，还有亚扪的酋长图比亚斯曾送给阿波罗尼乌斯四个奴隶作礼物，PCZ 1∶59076。

24 比较吕西亚人皮西阿斯（Pisias）的遗嘱（P. Petrie 2∶22）与逍遥学派领袖们的遗嘱（Diogenes Laertius，Vitae philosophorum 5∶1，11—16；5∶2，51—57；5∶3，61—64；5∶4，69—74）的相对应的部分；Westermann，W. L.，Two studies in Athenian manumissions，Jour. Near Eastern Studies，5∶92—104。

25 P. Petrie 1，no. 14，line 15.虽然这里的文献残缺不全，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与前注中Diogenes Laertius所引的遗嘱中的释奴文本做比较。

26 时间为公元前260—公元前239年。有一篇公元前273年的文本（PCZ，1∶59001）虽然也与这些纸草一同被发现，但与芝诺纸草集中表现的其他活动都没有关系。

27 Westermann，W.L.，C.W. Keyes and H. Liebesny，P. Col. 4（Zenon Papyri 2），no. 83.

28 同上，83，line 16∶。

29 王室农民以及那些与财政官员相关的属民（hypoteleis）都不可因债务原因而被逮捕和沦为奴隶。见P. Teb. 1，no. 5，225；Taubenschlag，Law of Greco-Roman Egypt 1∶403—404。他们不能从国家机构的强制劳役中被转移出来。有关hypoteleis，参见Wilcken，Urkunden der Ptolemaerzeit（UPZ）1，no.110，第97行的注释及其参考文献。

30 P. Col. 1（inv. 480，23）in Westermann，W. L.，Upon 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对于由于债务原因而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的债务奴隶，要征收转让税”。

31 有关本土埃及人的情况，Sethe，Kurt，and J. Partsh，Demotische Urkunden zum agyptischen Burgschaftsrecht，Abh. sächs. Akad.，phil. -hist. Klasse，32∶433—448所发表的公元前159年的世俗语纸草第17号中记载得非常清楚。

32 有关拒绝偿付的古老的埃及法律，见von Woess，Friedrich，Asylwesen in der Ptolemäerzeit 5∶82—84。有关无法使梭伦立法在分裂的政治体中被普遍接受的情况，见Pauly-W.，RE，Supplementb. 6∶56—57中Egon Weiss解释的Exekution词条。以前的讨论都是关于个人判决以及之后由于私人债务而沦为奴隶的情况，包括刚刚提到的Egon Weiss的说法，都跳过了德尔菲通过向阿波罗神信托出售的方式实现释奴的史料。这些释奴文献表明，如果一个获释奴无法偿还在赎回自由的过程中所欠下的债务，那么根据有关双方签订的协议，获释奴就要重新回到奴隶的身份。Paul Koschaker，Abh. sächs. Akad.，phil. -hist. Klasse 42∶59不接受我对这个法案的解释，Ernst Schönbauer，Arch. f. Pap. 10∶182，1932支持这种反对意见。Mile Claire Préaux，L'économie royale des Lagides，539—540非常支持我的观点。

33 这里只是简单提及，见本书第六章注释4。

34 P. Rev. Laws，col. 44，8—18.

35 把pistis翻译成“安全通行”准确地说明了这个文件在经济和财政上的意义。这里借鉴了A. A. Schiller，The Coptic ΛΟΓΟΣΜΙΝΟΤΤΕ documents，Studi in onore di Aldo Albertoni 1∶305—324，Padua，Tipografia del Seminario，1935的研究。参见Schäfer，Diedrich，Zu den ptolemäischen ΠIΣΤΕΙΣ，Philologus（＝Phil.）88∶296—301，1933。由于过分强调了它与庇护所之间的联系（Friedrich von Woess，Asylwesen in der Ptolemäerzeit，184—192），虽然这些联系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存在的，但这还是使有关它的具体含义的讨论陷入混乱。Von Woess一定了解许多种类的pistis文件，包括保护型文件，“Sicherheitsurkunde”（第184页）或“Schutzbrief”（第185页）。在Pauly-W.，RE 20∶1812—1813中Diedrich Schäfer解释了这个词条，但他却又回到了从前的观点，即pistis作为文件通常与庇护权有某种关联。这是不正确的。他引用Diodorus Siculus 11∶89，8作为证据，但这只是奴隶主的个人誓愿，他们向神发誓，要宽容地对待到神庙中寻求庇护的奴隶。

36 P. Teb. 3（1），no. 741.

37 BGU 8∶1811，比较1810。

38 BGU 8∶1812.

39 P. Oxy. 14∶1620，13—14.

40 Liebesny，Herbert，Ein Erlass des Königs Ptolemaios II Philadelphos，Aegyptus 16∶257—264（1936）；Westermann，W. L.，Enslaved persons who are free，Amer. Jour. Philol. 59∶1—30，1938；Segré，Angelo，Liberi tenuti in schiavitù nella Siria，etc，Archivio Giuridico 11∶161—182，1944.

41 Liebesny，Aegyptus 16∶259，lines 16—20.

42 P. Col.，inv. 480，24—26，in Westermann，W. L.，Upon 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

43 Mittels，Grundzüge und Chrest. der Papyruskunde 2（1—2），Juristischer Teil；Taubenschlag，Rafael，Law of Greco-Roman Egypt in the light of the papyri，以及他更早的研究，Das Sklavenrecht im Rechte der Papyri，Zeitschr. d. Savigny-Stift.，Rom. Abl. 50∶140—169，193。

44 PSI 5∶549，见G. Vitelli在文章导言中所引用的F. L. Griffith的注释，以及Taubenschlg，Law of Greco-Roman Egypt，52—53。

45 Taubenschlag，同上，53。

46 Jouguet，Pierre，Papyrus de Lille（P. Lille）1，no. 29，9—12：“根据与奴隶相关的法律，”。P. Lille，no. 29也在Mitteis，Papyruskunde，Chrestomathie 2（2）∶no. 369中出现。

47 同上，13—15。

48 Xenophon，Upon the revenues，4，21.

49 P. Lille 29∶27—36. Herondas（Herodas），Mime 5，63—68进一步表明在希腊化时代，给奴隶身上做印记是一种惩罚的方式。

50 P. Lille 29∶1—5.

51 Meyer，Paul M.，Juristische Papyri，no.71，p.243；Mitteis，Ludwig，Papyruskunde，Chrestomathie 2（2）∶277.

52 P. Hal.，1，219—221，in Dikaiomata：Auszüge aus alexandrinischen Gesetzen，122—124.

53 Dikaiomata，123.

54 Powell，J. E.，The Rendel Harris papyri 61∶1—5，Cambridge Univ. Press，1936.我还没有发现任何记载奴隶交易的前希腊文献中出现过奴隶母亲的名字。和希腊文献的情况一样，通常这里出现的都是奴隶主的名字。在5世纪象岛的犹太人共同体中，奴隶和役从阶层之间的身份差别从法律意义上讲还不是非常严格。然而甚至在Emil Kraeling博士于序言中所引用的有关奴隶的阿拉米文文献（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5∶50—62，1952，nos. 2，5 and 8）中，一个女奴如果嫁给了一个希伯来自由人，那么她的女儿就被称为“thy daughter”，但这个孩子不被说成是“Tamut的女儿”Yehoyishma。有关这些阿拉米文纸草的意义，参见本书第三章的结尾部分。

55 Bell，Sir Harold I.，The Constitutio Antoniniana and the Egyptian poll-tax，Jour. Rom. Studies（JRS）37∶17—23，1947.

56 P. Oxy. 18（E. Lobel，C. H. Roberts，E. P. Wegener，editors）∶2177，12—18。编者们显然接受了亚历山大里亚使用雅典法律的观点，虽然这种接受态度也有所保留。有关这种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体例，有两项杰出的研究：Welles，C. Bradlord，A Yale fragment of the Acts of Appian，Trans. and Proc. of the Amer. Philol. Ass.（TAPA）67∶7—23，1936；Bell，Sir Harold，The acts of the Alexandrines，Jour. Jur. Papyrology 4∶19—42，Warsaw，1950。在这两篇文章里可以找到这类文学作品的参考书目。

57 其中的一个例证是Ernest Barker，Greek Political Theory，307，London，Methuen，1947：“这个运用于实践中的法律准则（柏拉图《法律篇》中的准则）对希腊化世界的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托勒密时期埃及的本土法律在主体上区别于城邦法律的不同特征的审慎讨论，见Seidl，Erwin，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 und römisches Civilprozessrecht，50，Hannover，Wissenschaftliche Verlagsanstalt，1949。

58 P. Hal. 1的编者起到了传播这一观点的作用，他们认为在希腊城邦中存在着一种法律，可以防止一个希腊公民成为另一个公民同伴的奴隶。见Didaiomata，123。他们虽然也认真总结了雅典法律与亚历山大里亚法律的不同之处（同前，50—51；78—79；115—116；129—130），但这种差异基本被前述论点掩盖了。

59 Rafael Taubenschlag在Actes du 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e de Papyrologie，471—489，Bussels，Fondation Égyptologique，1938中收集并讨论了埃及本土法律与那些受到希腊城邦法律影响的埃及法律之间具体的相似点。

60 Pauly-W.，RE，2d ser.，1，A2∶2406，Gunther Roeder对Serapis词条的解释。

61 同上，2410—2411。

62 Westermann，W. L.，Alexandria in the Greek papyri，Bull. Soc. Roy. d'Archéologie d'Alexandrie 38∶11，Alexandria，Société Publications Égyptiennes，1949. Youtie，H. C.，The kline of Sarapis，Havard Theol. Rev. 41∶11—12，1948中强调并出色地研究了伊西斯、奥西里斯和萨拉匹斯神话的希腊特征。Youtie在第16页还附加了一封来自密歇根纸草集的非常有趣的信件（P. Mich. Inv. 4686），信中提到了一个即将到来的“萨拉匹斯神”的盛会。这封信还强调了（第27—29页）这个神的双重性质中的希腊性质。

在PCZ 1∶59034，8—10，15—17（公元前257年）中，一个名叫佐伊鲁斯（Zoilus）的人告知管理大臣阿波罗尼乌斯的代理人芝诺，萨拉匹斯神命令他为神建造一所神庙。佐伊鲁斯在想要逃避这个职责的时候生了病。后来由于他没有告之芝诺建造这个神庙的必要性，他的病再次复发。

63 Wilcken，U.，UPZ 1，Papyri aus Unterägypten.

64 Wicken，Zu den des Serapeums，Arch. f. Pap.，6∶184—212，1920.又见Gunther Roeder在Pauly-W.，RE，2d ser.，1，A2∶2413中的简要概括。

65 Westermann，W. L.，Between slavery and freedom，Amer. Hist. Rev. 50∶215—220；同作者，The paramone as general service contract，Jour. Jur. Papyrology 2∶9—44，Warsaw，1948。

66 Plautus，Captivi，652；Seneca，Dialogues 9∶10，1.

67 Otto，Walter，Priester und Tempel 1∶118—119.

68 这段话最早出现在Otto有关神圣奴隶制研究的阶段报告中，发表于Sitzb. bayer. Akad.，ph. -hist. Klasse 14∶1934。这个观点在他的Beiträge zur Hierodulie，Abh. bayer. Akad.，ph. -hist. Klasse，n. f. 29∶9—12，1950中得到扩展。

69 Westermann，Jour. Jur. Papyrology 2∶9—32认为paramonē制度下的劳役是具有普遍性的劳役，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劳役种类。

70 Otto，Priester und Tempel 1∶120，n. 6；121，n. 1. Ulrich Wilcken指出了萨拉贝姆文献中表达katochē宗教拘禁的词语和表达神庙扣押的词语之间的差别。Arch. f. Pap. 6∶186—200中表示“拘押”的希腊语动词是。

71 GDI 2∶1952把一个仆从对他前主人的劳役义务表示为。在GDI，1694，1—6中，来自释奴者的代表将获释奴的劳役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群体。在GDI，1904，5—6中，paramonē劳役以学徒服役的形式被加在一个纺织工的身上。

72 我们必须假设或证实这些katochoi被迫从事一些劳动。这个观点是我的朋友、如今在开罗大学任教的Zaki Aly教授向我提出的。有关萨拉匹斯信徒katochē劳役的实际状况以及这种劳役的性质，参见UPZ 1∶67—69 and 123，n. 4中Wilcken的论述。很可能像Otto，Tempel und Priester 1∶125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信徒的劳役义务就只局限在宗教仪式方面。

73 在德尔菲释奴文献里有以奴隶主一生为paramonē期限的案例，其中的两个例子可以确定最终实际服役的年限。在GDI，1749中，获释奴于一年之后从劳役中被释放出来（apolysis）（GDI，1750）；在GDI，1918和1919（释放文书）中，paramonē义务持续了9或10年。

74 Wilcken，UPZ 1∶69—70.

75 德尔菲文献收集的23份释奴文献的惯用语句为：或，意为“他（前奴隶主）把某某人（前奴隶）从paramonē中释放出来”。又见Daux，Georges，and Salac，FD 3，3（1）∶43，这是GDI，2151中paramonē的释放文献；又见Daux，Georges，FD 3（3，2）∶418以及释放文书第419号；还有其他的例子。

76 Wilcken，UPZ 1∶no. 59，24—26∶

77 P. Paris，51，line 39，Ulrich Wilcken发表于Arch. f. Pap. 6∶204—206以及UPZ 1∶559—561，no.78。其复原的文字肯定是正确的。

78 Brady，Thos. A.，Reception of the Egyptian cults by the Greeks，Univ. of Missouri Studies 10（1）∶27，Columbia，Mo.，1935中认为katochoi是被使他们陷入囚禁状态的宗教信仰完全“奴役”的人，“直到他们死去或者神把他们释放为止”，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根据Brady的说法，Wilcken，UPZ 1∶55把他们视为therapeutai（萨拉匹斯的私人助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但显然不是douloi（神的奴隶）。他们确实会被释放，但这种释放是“从拘禁中”apolysis，而不是“从奴隶身份中”。

79 IG 9，1∶42，3∶，佛西斯的斯蒂里斯（Stiris）；同作品，9，2∶1268，6，可能是帖撒利的多利西（Doliche）；Diogenes Laertius，5∶2，55，泰奥弗拉斯托斯的遗嘱：；同作品，5∶4，72 and 73，利科遗嘱中的几个例子。有关这个词在希腊文纸草中的使用，见Preisigke，Friedr.，Wörterbuch der griechischen Papyri，Heidelberg，1925，参看该词条。

80 Pauly-W.，RE 10∶2533，Ganschinietz对Katochos词条的解释；Brady，Univ. of Ma. Studies 10（1）∶27—28。

81 Calderini，A.，Manomissione，108—113列举了7个希腊城邦，那里的奴隶通过向萨拉匹斯或向萨拉匹斯和伊西斯的宗教献身而获得释放。Brady，Univ. of Ma. Studies 10（1）∶45—46列举了24个建有萨拉匹斯神庙的地区，包括地中海西部的普特奥利（Puteoli）和叙拉古，其中7个建有萨拉匹斯和伊西斯神庙，1个在佛西斯叙安波里斯（Hyampolis）的神庙把萨拉匹斯、伊西斯和阿努比斯崇拜结合在了一起。这些地区中的大部分都没有释奴文献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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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及神Sebek，此处是其希腊文的名字。

第九章

公元前146年前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战争与奴隶制

罗马的法学家们相信奴隶制是一种“万民法”（ius gentium），虽然这一制度与自然法不相符。[1]这个观点确认了我们的一个假设，即地中海西部地区的人们从很早开始就常常把战俘或从相邻部落抓来的人作为奴隶使用。波利比乌称意大利南部的洛克里（Locri）城是奴隶与拉齐戴蒙（Lacedaemon）的自由身份的女人共同建立的，[2]这个说法完全不可信。有观点认为波利比乌在此处采纳了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为反对提麦奥斯（Timaeus）的论述而提出的说法；[3]他这样做可能是不明智的。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认为，在公元前750—公元前550年期间，希腊和迦太基的殖民者们给西方带去了使用奴隶的习惯以及他们在各自家乡常用的获取奴隶的方法。

关于爱奥尼亚起义之后的情况，希罗多德给出了可信的证据，证明希腊人的海盗方式，包括把掠夺来的人卖为奴隶的方法，都被一个佛西斯的逃亡者在西方使用，这个人名叫狄奥尼修斯，他劫掠的目标是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和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但从不向希腊人进攻。[4]叙拉古的盖隆把希布利亚的麦加拉低等级公民卖到西西里以外的地区做奴隶，这个故事同样也有很好的证据作支持。[5]按照狄奥多罗斯的记述，盖隆在希梅拉（Himera）战役之后，按照每个共同体供应的士兵数量比例，把迦太基的战俘作为奴隶分给西西里的不同地区使用。他的这段记载具有可信度，但其中所涉及的数字明显被夸大，[6]他说在阿格里根敦人（Agrigentines）中的许多人都是每人分到500个奴隶，他还盲目地吹嘘说整个利比亚（Libya）都被西西里岛奴役了。[7]

然而这一事件却标志着西地中海地区通过战争大规模掠夺奴隶的开端，而且在狄奥尼修斯一世权力兴起的时期，这种获取奴隶的方式也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在雅典人围攻叙拉古的时期，被残酷压迫的叙拉古平民起义反对他们的统治者，起义者中也有想要争取完全公民权的当地奴隶。[8]虽然大多数奴隶最终都被骗回到主人那里，只有300人逃到了雅典一方，但这场奴隶运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了后来西部地区奴隶制的发展特征。如上文所说，这种奴隶制是从东地中海地区奴隶体系的特点中发展而来，但在类型上却与之不同。据修昔底德估计，叙拉古人在西西里战争末期俘获的奴隶数目不少于7000人。这些俘虏中的雅典人、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并没有被卖作奴隶，而是接受了其他形式的惩罚。[9]

有关公元前146年之前北非迦太基人的奴隶制状况我们了解得很少，很难说清其奴隶制的性质，我们所能使用的相关史料也都是距该时代很长时间之后的资料。[10]从阿庇安（Appian）的论述中我们只是知道迦太基人拥有的奴隶数目庞大，[11]其中大部分都被用于农业生产。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在公元前204年看到来自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奴隶都被用于农业生产之中，[12]公元前109年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Spurius Albinus）的军队在北非乡村劫掠来的奴隶（mancipiorum praedas）也是如此。[13]伪亚里士多德在《论极度服从》（De mirabilibus auscultatibus，）88中指出，迦太基人积极参与西部地区的奴隶贸易，从巴利阿里人（Balearians）手中购买奴隶的商人很可能就是迦太基人，而且迦太基—罗马第二次和约的条款[14]禁止迦太基人把从罗马盟国掠夺来的奴隶在罗马出售。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迦太基人所使用的农业奴隶都戴着脚镣，然而如果从方便使用的角度考虑，这个观点很可能不符合历史事实。人们长时间相信的这个论点主要来自两篇文字，其中一篇提到迦太基人为捆绑即将俘获的战俘而准备的锁链；[15]另一篇则是迦太基人用锁链锁住他们俘虏的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士兵，让他们开垦迦太基的田地，以作为他们蹂躏了这片土地的特殊刑罚。[16]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迦太基人比其他民族更残暴地对待奴隶。[17]迦太基人的奴隶与希腊化时期希腊和阿普利亚（Apulia）的奴隶一样，都可以合法地结婚，而这在罗马有关奴隶的法律规定下则是不可能的。[18]

埃特鲁里亚人早期的农业体系是一种由农民耕作的大农场制度，这些农民的身份可能是完全自由的，也可能是半自由的。涉及奴隶的史料非常少；但我们一般认为埃特鲁里亚贵族家庭有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这些奴隶被用作仆人、厨师、舞者以及乐师。[19]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公元前2世纪早期，埃特鲁里亚人中罗马化了的阶层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奴隶，这方面的证据是在公元前197年，一个罗马军团在一个行政长官（praetor）的带领下镇压了该地区的奴隶起义。[20]

在拉丁语中，最普遍最经常地用来表示奴隶的词语是servus，其阴性形式是serva，但后者很少出现在法律文件中。一般用来表示成年女奴的词语是ancilla。[21]在强调作为动产的奴隶时普遍使用manicipium，famulus则与奴隶的劳役相关。奴隶通常会被称作puer。[22]verna指男性或女性的家生奴隶。novicius和veterator分别特指没受过训练的和受过训练的奴隶。[23]

在有关罗马早期历史的传统叙述中，涉及奴隶的内容都是后人重新构建出来的，其部分依据就来自于现存的古代法律以及一直持续到共和国晚期的有关奴隶制的古老观念。其中涉及奴隶对罗马familia（家庭）所起的作用的残存史料数量很多，也很可信。奴隶在罗马的家庭里是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在罗马的法律观念中，奴隶身份以及通过释奴行动解除奴隶身份是“万民法”固有的内容，[24]因此，把战俘做奴隶使用的行为——不论是罗马人让敌人做奴隶，还是反过来罗马人自身沦为奴隶——对于罗马人来说都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情况。[25]那些沦为奴隶的人作为familia的成员，处于家庭领袖的dominica potestas（统治权）之下，就像孩子处于patria potestas（父权）之下一样。[26]罗马释奴法律把奴隶主所具有的地位给予了那些通过正式法令而获得释放的奴隶，因此说罗马人遵循了过去的传统，即罗慕路斯（Romulus）在他新建成的城市里设立了一个避难所，邻国的奴隶以及自由人都可以逃过来寻求庇佑和接纳。[27]李维（Livy）不相信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出身于奴隶的说法，与其说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前奴隶不大可能可以统治罗马，不如说是因为他怀疑一个为众人所知出身奴隶的孩子是否有可能获得迎娶国王女儿这样的殊荣。[28]李维称只有那些支持塔克文王室家族（the Tarquins）的罗马人的贵族集团，才认为一个前奴隶不能统治罗马。[29]

后世认为，早期罗马家庭奴隶与主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简单友好，例如图尔努斯（Turnus）的奴隶们会保护他们的主人，以对抗塔克文·苏帕尔布斯（Tarquinius Superbus）的党羽。[30]有关罗马共和国早期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无法找到同时代的史料。而从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业已形成的奴隶状况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时期还处于家庭奴隶阶段，与被称为家长制的小型奴隶制共同体的特点相同。

拉丁姆早期历史上的奴隶数目肯定很少。根据传说，公元前258年列古鲁斯（Regulus）在他的小农场里只有一个奴隶工头和一个雇工。[31]有关罗马奴隶制发展更重要的观点是，在罗马和迦太基第一次和约的条款中只规定了拉丁城镇受保护、不被迦太基人劫掠的内容，[32]而没有专门提到跟罗马人交易奴隶的规定。然而第二次和约中就包括了一个对等条款，规定和约双方都不许把从另一方盟国掠夺来的奴隶带到另一方的港口出售。[33]这说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罗马所拥有的奴隶规模才达到值得作为一项内容列入和约条款的程度。

由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奴隶的数量并不多，[34]因此一直以来所记述的共和国早期的罗马奴隶起义实际上应该是后来情况的反映。[35]由于特定的债务原因而使罗马人或其他人沦为奴隶的例子[36]可能并没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但“十二表法”（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中确实存在着债务人沦为奴隶的情况。[37]如果一个前公民为了还债而被出售，那么罗马法如同犹太法一样，都要求他被卖到该国以外的地方。[38]在“父权”之下允许抵押以及出售家庭的成员。但即使在“十二表法”发布的时代，法律就有规定，如果一个儿子被父亲出售了3次，那么加在这个儿子身上的“父权”就会被解除。[39]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80—公元前369年期间发生了反对债务奴役的骚乱。[40]根据李维的记述，“波提利乌斯法案”（Lex Poetelia）在罗马国家中废除了债务奴隶（nexus），这一法案据说是公元前326年在执政官们的提议下制定的。[41]

狄奥尼修斯一世统治叙拉古的时期正是后来西部地区奴隶制的典型特征出现的时期。这些特征包括：从战争中俘获奴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奴隶被用于农牧业生产中；财政局势迫使狄奥尼修斯必须采取尽可能以战养战的措施。因此，他严苛地推行战俘赎回或变成奴隶的政策，努力把他抓到的囚犯尽快转化为金钱，除非当时的政治形势使他认为遣散战俘于他更有好处。[42]最好的例证就是在公元前398年，狄奥尼修斯试图从他的士兵手中救回莫提亚（Motya）人的性命，他让这些人逃到希腊的神庙中，据我们所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这些人卖作奴隶。[43]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公元前389年他向雷吉亚人（Rhegians）提出的交易计划中，他承诺释放所有肯向他支付1米那赎金的人，而其余的人都要被卖作奴隶。[44]狄奥尼修斯还把这一制度介绍给意大利的路卡尼亚人（Lucanians），因此这些人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处理来自图里伊（Thurii）的战俘。[45]随着上述政策的执行，狄奥尼修斯还希望身体强壮的奴隶能够重新获得自由，从而可以成为雇佣兵。[46]之后，叙拉古的阿加索克利斯也曾为远征非洲而征召奴隶。[47]

在记述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罗马缓慢扩张的早期历史的文献中，常常出现战俘的交易记录。我们可以认为，随着罗马政权的逐渐扩张，他们获得的战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公元前307—公元前306年期间，被交易的萨莫奈俘虏达到7000人之多，这一情况很接近历史事实。[48]在前两次布匿战争期间，西部地区的奴隶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49]其原因正是战争本身。[50]伊利里亚王国的海盗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奴隶的来源，甚至包括西方的奴隶来源，直到公元前228年他们的海盗活动遭到罗马镇压为止。[51]从此之后，埃托利亚人开始进行这种劫掠活动。[52]

接下来我们将列举在前两次布匿战争过程中及其中间间歇期的60年间所出售的战俘情况。这些数字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时期进入西方市场的庞大奴隶数目，同时这些例子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该时期在奴隶使用上的巨大变化，使我们了解到罗马人对待奴隶的态度以及奴隶的工作环境都在朝着恶劣方向发展。

古代史料中给出的数字通常都是以千为单位的整数，对于这样的数字我们要持怀疑态度，然而我们并没有可以检验这些数字的方法，也无法根据近似的比例推算出结果。有记载称在公元前262年，超过25000名阿格里根敦（Agrigentum）的居民被作为奴隶输出，目标地点很可能是意大利。[53]其他有关战俘沦为奴隶的情况包括：在公元前254年的帕诺尔姆斯（Panormus），14000名被俘的居民被要求每人拿出2米那的赎金，最终13000人被带走卖作奴隶；[54]大约公元前230年，凯尔特人波里（Boli）把一些奴隶卖到意大利；[55]公元前241年，西西里俘获的迦太基士兵在利利贝乌姆（Lilybaeum）被出售；[56]在公元前219年的西班牙，汉尼拔把在萨贡图姆（Saguntum）俘获的俘虏分配给他的士兵们；公元前211年，再次从阿格里根敦劫掠中获得了奴隶；[57]西庇阿让2000名工匠作为罗马的公共奴隶到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工作，很可能是从事战争生产，并承诺如果他们工作努力就可重新获得自由。[58]公元前211年再次攻陷卡普阿（Capua）之后，该地的公民，除了起义领袖之外，都被出售，李维明确指出这些人被送到罗马交易。[59]公元前210年，在洛克里攻陷安提锡拉（Anticyra）[60]以及在西班牙占领哈斯杜鲁拔（Hasdrubal）营地[61]的行动中又获得了新奴隶。在再次攻陷发生起义的他林敦（Tarentum）城邦之后，大量人口被出售。[62]公元前207年，在哈斯杜鲁巴的军队遭到杀戮之后仍有几千个俘虏幸存下来；[63]公元前205—公元前201年西庇阿在非洲俘获的俘虏总数据说达到20700人，[64]其中很多人都被运往西西里交易。[65]

同理，也一定有许多被迦太基人俘获的战俘沦为了奴隶，他们主要是罗马公民和意大利的盟友，但这部分人的数量显然要少于被罗马出售的战俘数量，因为迦太基人只围攻了少数几座城市。应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nus）的要求，公元前195年，罗马军队释放了亚该亚的12000名奴隶，根据李维准确的观察，这表明整个希腊的奴隶数量远远大于这一数字。[66]公元前188年，克里特仍然有罗马和意大利身份的战俘，[67]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来自与安条奥库斯之间的战争，但主要可能还是由汉尼拔抓获的俘虏组成。公元前187年罗马与安条奥库斯三世之间所订立的和约中有一项条款规定，罗马属民或同盟中的前奴隶，以及战争中俘虏的罗马人及其同盟，都要被归还给胜利者。[68]被俘获的罗马人中有人在非洲做了奴隶，这一事实被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和约的一项条款所验证，条款规定归还汉尼拔战争结束时仍在非洲的罗马战俘和逃兵。[69]

除了上文列举的实际例子以外，意大利和西西里奴隶数量增加的重要意义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征募适龄而且身体条件较好的男性奴隶作为战斗人员参加汉尼拔战争；另一个是公元前200年—公元前70年意大利和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频率以及持续时间。在公元前215年坎尼（Cannae）战役之后，罗马国家被迫要征召8000名奴隶志愿者。[70]这些奴隶都是政府从私人奴隶主手中购买的，而且承诺在战争结束后付款。[71]然而在战争进入尾声的阶段，奴隶主又拒绝接受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提出的由于这些奴隶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而释放他们的价格。[72]虽然这些征募来的奴隶士兵已经表现出忠于某个领袖胜于忠于国家的倾向，[73]但他们作为战斗人员的战斗力还是比其他罗马的雇佣军更强大。[74]在公元前207年的危机中，罗马国家再次需要征募奴隶士兵。[75]据说汉尼拔也曾把奴隶武装起来作为战斗力量用于公元前204年的布鲁提乌姆（Bruttium）[76]以及次年的非洲战场之上[77]。

由于有这样大规模的奴隶可作劳动力使用，罗马人一直以来又实行租赁公有地（ager publicus）的制度，而且罗马要求公民和意大利的同盟者都要持续服兵役，而奴隶一般无需服这种兵役，因而上述所有因素都促进了意大利大种植园大农场的兴起并开始在其中使用奴隶劳动力，这与小农场体系和使用自由雇工的情况完全不同。[78]根据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的记载，[79]罗马国家在坎尼战役中折损了大量士兵，于是为了繁衍后代，出现了女自由人与奴隶结成配偶的例子。虽然在公元前216—公元前105年导致80000名罗马战士死亡的阿劳西奥（Arausio）战役[80]期间，并没有类似的造成大规模人口损失的战争发生，但随着连续的扩张战争以及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罗马公民和意大利同盟的人口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这种高死亡率已经成为一个负担，施加在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自由雇工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自由劳动者身上。例如根据李维和阿庇安的记载，从公元前210—公元前151年，战争总共损耗了94000人口。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年损耗的人口是1880人，这还不包括无据可查的因疾病而死掉的人口。[81]

这些损失的人口主要依靠不断进入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奴隶人口来弥补，但进口奴隶的数目多少不定，有时因为战争俘虏以及囚犯交易而数量很多，也有时只有常规奴隶贸易这一个来源。在公元前133—公元前67年期间，这种人口补充来源进一步扩大，这部分人口所占的比例也进一步增加，其原因包括以西里西亚（Cilicia）为据点的海盗组织的猖獗活动；[82]也包括在罗马收税人带领下的诱拐劫持活动；还包括小亚行省的居民为应对公元前85—公元前84年苏拉（Sulla）加给他们身上的巨大负担而被迫把孩子卖为奴隶的行为。[83]其中后两项原因彻底解释了为何在公元前90—公元前64年明图尔诺（Minturnae）的助祭（magistri-magistrae）名单中出现了如此多的拥有希腊名字而实际上却来自小亚的奴隶，这些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67％。[84]

在这一时期诸多战俘交易中，只需一组精选的例子即可证明，战争行动所补充的奴隶劳动力并不能抵消战争死亡所造成的罗马公民及意大利盟国的自由劳动力的损失。对此我们无法得出准确的数字，因为其中夹杂了许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罗马军队中非意大利的外国士兵数量不断增加，[85]以此来降低罗马公民阶层受到的军事损失。

我们没有数据可以用来估计意大利自由人的数量变化趋势，即出生率是升高还是降低。同样，那些没有到意大利做奴隶的战俘数目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未知的。我们必须要扣除掉上述战俘的数目，因为这样的俘虏通常都在他们被俘的城市附近即刻被处理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迟早会被亲属或挚友赎回，以自由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家乡生活。

虽然上述因素减少了替代意大利自由劳动力的奴隶劳动力的数量，但这种替代的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在公元前196年锡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战役之后，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Flamininus）出售了5000名俘虏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分配给了他的士兵。[86]在公元前189年亚该亚人与斯巴达人战争期间，对于仍留在拉喀尼亚的当地奴隶人口，罗马人决定把他们交给亚该亚人，供他们使用或出售。[87]对于这种在距离意大利较远的地区交易奴隶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有很少量的奴隶最终会来到西方，以满足西西里和意大利日益增长的需要，但如果这些奴隶是给予罗马士兵的战利品，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战争结束后都会随着他们的新主人回家。在公元前178年讨伐伊斯特拉人（Istrians）的战争中，三个被攻陷城镇的5632人被拍卖。[88]这个数字带有零头，显然是精确的数字，它大大超过了战争初始阶段罗马人所损失的人数。[89]

公元前176年发生了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拍卖活动，拍卖地点显然是在罗马，拍卖的对象是来自撒丁（Sardinia）起义的奴隶，由这场拍卖衍生出“待售的撒丁人，一个比一个更不值钱”这一著名的俗语。[90]根据提比略·森普洛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在罗马竖立的一块公示牌，被杀死或俘虏的撒丁人总数是8万人。[91]在与珀尔修斯（Perseus）战争的第一年里，从彼奥提亚的城镇中俘获的大量俘虏都沦为了奴隶，其中来自哈里亚图斯（Haliartus）的有2500人，[92]而来自提斯比（Thisbe）的都是马其顿一方的支持者。[93]罗马元老院接到了来自彼奥提亚的科洛尼亚（Coronea）、来自阿夫季拉以及来自阿尔卑斯高卢（Gaul）地区的抱怨，反映罗马的指挥官们在抢夺奴隶出售时表现贪婪，其中前两个情况得到了元老院的重视。彼奥提亚的指挥官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被罚款，在意大利找到的俘虏被从他们的购买者手中买回并让他们回家。[94]针对阿夫季拉的情况，元老院派一个使者到达那里，释放了那些沦为奴隶的人。[95]

公元前167年，按照罗马元老院的直接命令，来自伊庇鲁斯（Epirus）70个城镇的15万人沦为了奴隶，虽然流传下来的这个数目是如此庞大，而且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一极端行动的动机，但由于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因此我们不能对它产生怀疑。[96]公元前200—公元前150年罗马人总共俘虏了25万名战俘，这个估计的数字并不算过于庞大，[97]其中有许多人通过朋友或亲属赎回或购买的方式很快就从永久性奴役中解脱出来。公元前146年毁灭迦太基和科林斯时沦为奴隶的人数不为我们所知。根据阿庇安的记述，迦太基有5000人幸存下来。[98]这些人可能已经被出售，但佐纳雷斯（Zonaras）坚持说只有少部分人成为了奴隶，大部分都死在监狱中。[99]在科林斯城被攻陷的时候，大多数科林斯人都已弃城逃跑。留在城中的绝大部分被杀死，只有女人和儿童被穆米乌斯（Mummius）卖掉。[100]

马道拉（Madaura，地点在北非）的阿普列尤斯（Apuleius）在《辩护词》（Apologia）一文中谈到了公元2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罗马将领们（imperatores）在参加战争时身边所跟随的奴隶侍从数目。根据阿普列尤斯的说法，这些人为自己拥有数目很少的奴隶而感到骄傲。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的身份是执政官，但他家里只有8个奴隶。而在富有的卡尔波（Carbo）家族中，有一人只有7个奴隶。马尼乌斯·库利乌斯（Manius Curius）是伊庇鲁斯的皮洛士（Pyrrhus）的征服者，他随军只带2个奴隶，被编入他个人的卫队。阿普列尤斯引用老马尔库斯·加图（Cato，the Elder）的话，称加图本人在做行省总督赶赴西班牙的时候，随行只带了5个奴隶作为个人侍从，同时也在军事上给他以协助。[101]这最后一个例子中的数字当然是可信的，它是阿普列尤斯直接从加图本人的话语中引用过来的。

注释

1 Just.，Institutes 1∶3，3．

2 Polybius，12∶5—10．

3 Pauly-W.，RE 13∶1314．

4 Herodotus，6∶17．

5 Herod．7∶156，盖隆卖掉他们，因为他不相信这些城邦平民（dcmos）。比较Polyaenus，Strategemata 1∶28中记述的阿克拉格阿斯（Acragas）的塞隆武装了300个塞利努斯奴隶的行为。

6 Diodorus，11∶25，2．

7 同上，11∶25，5。

8 Polyaenus，Strategemata 1∶43．Thucydides，6∶103，4中没有提及奴隶的参与。

9 Thucydides，7∶87，3—4．

10 Gsell，Stéphane，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2∶226—227，299—300；4∶134—136，173—174．

11 Appian，Punic wars 9∶59．

12 同上，3∶15。

13 Sallust，Bellum Jugurthinum，44，5．其他涉及迦太基奴隶的史料：公元前5世纪末期，Diodorus，14∶77，3和Justinus，21∶4；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攻陷提尔后从那里运到迦太基的囚犯，Diodorus，17∶46，4（可能有几千人）；Appian，Punic wars 1∶3。奴隶出现在公元前240—公元前238年的雇佣兵起义中，Polybius，1∶67，7和Zonaras，8∶17；公元前205年，迦太基政府购买了5000个奴隶用于海军，Appian，Punic wars 1∶9；公元前202年，作为奴隶使用的罗马战俘被归还，同前书，8∶54。

14 Polybius，3∶24，5—7．

15 Diodorus，20∶13，2．

16 同上，20∶69，5。

17 有关迦太基人对待城市里的奴隶的温和态度，见Gsell，L'Afrique du Nord 4∶173。

18 Plautus，Casina，67—77．

19 Ducati，P.，Etruria antica，140，Turin，Biblioteca Paravia，1925．对此我们还有Posidonius 给出的证据以及在Athenaeus，4∶38，153d中Timaeus 的一段不太确定的论述。参见Diodorus，40∶3和Zonaras，8∶7中Dio Cassius 有关沃尔西尼（Volsinii）城镇的内容。

20 Livy，33∶36，1．有关后来容忍加图活动的态度，见Cicero，Against Quintus Caecilius，20，66。

21 Buckland，W．W.，Roman law of slavery，8，Cambridge Univ．Press，1908．

22 Plautus，Mercator，936；Pseudolus，170；Cicero，For Sextus Rascius of Ameria，77；Horace，Odes 2∶11，18；Satires 1∶6，116．参见，por（＝ puer）在早期会被用于奴隶的名字中，例如Marpor（＝ Marci puer），Dessau，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no．7822；Olipar，Dessau，4405，7823；Gaipor，CIL 6∶no．30914；Naepor，CIL 6，no．9430。

23 Buckland，Roman law of slavery，9．

24 Just.，Institutes 1∶3，2；Digest 1∶1，4；5，4；12∶6，64．

25 Just.，Institutes 1∶3；Digest 1∶5，4．在Digest 50∶16，239，1中，庞波尼乌斯也认为servus来自于servare，quod imperatores nostri captivos vendere oc per hoc servare nec occidere — solent。

26 Just.，Institutes 1∶8，pr．（principium，开头部分）and 1．

27 Livy，1∶8，6．

28 同上，1∶39，5—6。

29 同上，1∶40，3；47，10；48，2。

30 Livy，1∶51，8．Macrobius，Saturnalia 1∶11，11，majores nostri omnem dominis invidiam servis contumeliam detrahentes．比较Plutarch，Coriolanus，24，8—10；Cato the Elder，20，5。

31 Valerius Maximus，4∶4，6．

32 Polybius，3∶22，11—13．

33 同上，3∶24，6—8。根据Schachermeyr，Rh．Mus．78∶371—373，1930，第二次和约的时间是公元前306年。对于奴隶交易条款的解释见该书第375页。

34 Beloch，J.，Bevölkerung，297．

35 有记载的例子包括：公元前501—公元前498年，Zonaras，7∶13；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5∶51，53；公元前460年，Livy，3∶15，5；17，2—3；18，10；参见Zonaras，7∶18；还有Livy，4∶45，1—2中据说是发生于公元前418年的起义。

36 Livy，6∶15，9；20，6．

37 Bruns-Gradenwitz，FIR，20—21．

38 Trans Tiberim peregre venum ibant，Gellius，Noctes Atticae 20∶1，47．

39 Bruns-Gradenwitz，FIR，22；Gaius，1∶132．

40 Livy，6∶27，8—9；34，2；36，12．

41 同上，8∶28，1。参见Pauly-W.，RE 21（1）∶1166。

42 Andreades，A.，Greek public finance，164—165．

43 Diodorus，14∶53，2．

44 Diodorus，14∶111，4．Ps．-Aristotle，Oeconomica 2∶2，1349b给出的赎金价格是3米那。有关接受赎金比卖作奴隶的更有利之处，见Andreades，Greek public finance，168 and n．5。

45 Diodorus，14∶102，2．参见Diodorus，同前，14∶15，1—2，在赫尔比塔（Herbita）和卡塔那出售战俘。

46 在Diodorus，14∶58，1中，60艘战船的船员都是从获释奴征召来的。这就说明在叙拉古有12000名可以担此任务的男性奴隶，参见Beloch，Bevölkerung，280。

47 Justinus，22∶4．

48 Livy，9∶42，8．Livy，10∶46，5中有关于公元前293年交易萨莫奈奴隶的记述。

49 Beloch，Bebölkerung，299．

50 同上，415。

51 Ziebarth，Erich，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Secraubs，27．

52 Ormerod，H．A.，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141—142．

53 Diodorus，23∶9，1；不带数字的，Zonaras，8∶10。

54 Diodorus，23∶18，5．

55 Zonaras，8∶19．

56 Polybius，1∶41，8．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很快归平民所有。

57 Livy，26∶40，13．

58 Polybius，10∶17，9—10，．比较Livy，26∶47，1—3，指出西庇阿把其他强壮的奴隶征召进罗马海军。

59 Livy，26∶16，6．并没有给出数目。另一段不同的记述，见Appian，Hannibalic war，43，称只有在卡普阿俘虏的迦太基人才沦为奴隶。

60 Polybius，9∶39，2—3；Livy，27∶26，3．

61 Livy，27∶19，2，在总计12000名俘虏中有几千个非洲士兵。

62 Livy，27∶16把数目定为30000人，但这很可能有所夸大，因为次年就在他林敦出现了农业奴隶不足的现象，同前书，28∶11，9。

63 数目与在坎尼（Cannae）被俘的罗马人数量大致相同，Appian，Hannibalic war，53。

64 Appian，Hann.，15；23；26；36；48．

65 Livy，29∶29，3∶extemplo — missa in Siciliam；参见同作者，29∶35，1。

66 Polybius in Livy，34∶50，4—7．

67 Livy，37∶60，3．

68 Livy，38∶38，7．

69 Polybius，15∶18，3．

70 Livy，22∶57，11；33∶35，7—9；Zonaras，9∶2；Servius Grammaticus，In Vergilii carmina，Aeneidos9∶544．Valerius Maximus，7∶6中所记述的征召奴隶数量增至24000人。有关罗马盟国征募奴隶的情况，参见Livy，25∶1，4。

71 Livy，22∶57，11；34∶6，12．

72 同上，24∶18，12。有关释奴的情况，参见同前书，24∶14，1—8；16，10；25∶6，21。

73 Livy，25∶20，4．

74 同上，26∶2，10。

75 同上，27∶38，10；46，13。

76 Appian，Hannibalic war，57．

77 Zonaras，9∶12．

78 Appian，Bella civilia 1∶1，7∶．有关西西里农业奴隶的情况，同前书，1∶1，9。参见Frank，T.，Economicsurvey of ancient Rome 1∶100。

79 Dio Cassius，1∶224B，in Tzetz.，Hist．1∶785．

80 Livy，Periochae，67．

81 Frank，Economic survey 1∶110．

82 Ormerod，Piracy，207—241．

83 Plutarch，Lucullus，20．

84 Johnson，Jotham，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Republican Magistri，106—113，1933．

85 Mommsen，Theodor，History of Rome 3∶458．在同盟战争（Social War）期间，根据“朱里亚法”（lex Julia），伊比利亚（Iberia）的骑兵被授予了公民权，见Bulletino della commissione archeologica comunale di Roma 36∶169，1908。

86 Livy，33∶10，7；11，2．

87 同上，38∶34，2。

88 同上，41∶11，8。

89 同上，41∶2，9—10。

90 Festus，De verborum significatu，322，W．J．Lindsay，p．428．

91 Livy，41∶28，8．

92 同上，42∶63，11。

93 同上，42∶63，12．有关文献中提斯比取代了提比斯这一名字的具体情况，见Mommsen，Th.，Ephemeris epigraphica 1∶290，1872。

94 Zonaras，9∶22．

95 Livy，43∶4，8—11．

96 Polybius，30∶15；Livy，45∶34，5—6．

97 Frank，T.，Economic survey 1∶188．

98 Appian，Punic wars，19，130．

99 Zonaras，9∶30．

100 Pausanias，Periegesis 7∶16，8．

101 Apuleius，Apologia，17．

第十章

罗马共和国时期

土地奴隶制、海盗劫掠和奴隶起义

虽然公元前105年的阿劳西奥战役导致罗马军队损失了大量兵力，但马略（Marius）俘虏的日耳曼人数量则要超过罗马损失的数量，李维称马略总共俘虏了9万名条顿人（Teutones）和6万名钦布里人（Cimbri）。[1]这个巨额数字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它重复了公元前167年总共有15万名伊庇鲁斯人沦为奴隶的数字，然而在公元前73—公元前71年的奴隶战争（Servile War）中，意大利确实还有一些这样的日耳曼人在做奴隶。[2]有说法称公元前58—公元前51年恺撒的高卢战争造成10万名高卢人来到罗马做奴隶，[3]这一说法到了现代还有一种不同的意见，大致认为有10万凯尔特人沦为了奴隶，这两个观点都不正确。其中后一种说法实际上是歪曲了普鲁塔克和阿庇安的记述，他们的叙述是说在这些年有10万凯尔特人被杀死或俘虏。[4]

在征服高卢的前两年里，恺撒在这方面的政策明显是非常温和的。这两年中唯一一项出售俘虏的记载是对阿杜亚都契人（Aduatuci）的处置，购买者上报给恺撒的数字是5.3万人。[5]除此以外恺撒没有其他交易奴隶的记录，直到公元前56年对文内几人（Veneti）采取了交易俘虏的报复性措施。[6]在恺撒的记述中没有迹象表明他实现了西塞罗在公元前54年的一封信中所表达的从不列颠带回奴隶的愿望。[7]公元前52年在围攻阿莱西亚（Alesia）之后，发生了大批高卢战俘沦为奴隶的事件，这些战俘作为战利品被分配给恺撒的士兵，每个士兵分得一个。[8]从恺撒的高卢战争当中，粗略估计总共产生了15万个奴隶。由于当时有立刻就地出售俘虏的习惯，比如前文讲过的处置阿杜亚都契人的情况，[9]因此那些被卖掉的奴隶只有部分人最终来到意大利做奴隶，其中一些是随着士兵回到意大利，另一些被在高卢居住的意大利人以间接的方式买走，然后再把他们运到意大利去出售。[10]

至于意大利男性自由人口在战争中损耗的数目，除了上文已提到过的情况之外，还必须加上在公元前1世纪同盟战争和奴隶战争中损失掉的大量人口。在人们对于古代西方奴隶制的印象中，奴隶于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在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而且这一比例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再也未能重现，支持这个观点的根据主要有三条：首先是奴隶起义，这些断断续续发生的起义一直延续到公元前70年；其次是海盗劫掠活动的盛行，其目标基本上就是索要被绑架者的赎金，对于那些已沦为奴隶的人，就由他们的亲属缴纳赎回金；再次，意大利的社会上层也需要更多的奴隶，用他们来完成非生产性的工作，供奢侈生活之用。奴隶起义在汉尼拔战争刚刚结束之后立刻就在意大利爆发，镇压这些起义经常需要使用罗马军团的军事力量，这些奴隶起义清楚地表明当时有大量青壮年奴隶人口存在。公元前198年，北非迦太基人质的侍从发动起义，当地的其他奴隶也参加进来。[11]公元前196年，埃特鲁里亚爆发了一场更严重的奴隶起义，罗马的外事执政官率领一个军团镇压了此次起义。起义的领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幸存者被送还给他们的主人。[12]

罗马公民释放奴隶以及获释奴取得公民身份的情况不断增多，这在罗马激起了不满情绪，于是在公元前177年，地方长官们被要求必须宣誓，说明释奴的目的不是仅仅要把前奴隶从奴役状态变成公民阶层。[13]这种反对的呼声还使那些已成为罗马人（populus Romanus）一员的获释奴非法被编入四个国家部落以外的组织中。公元前168年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提案，要求所有前奴隶都从部落名单中被除名，由于这个提案包含有推倒既定事实的因素，因此被认为违反基本法律原则而没有被通过。然而一个妥协却已达成，即那时已登记在名单上的前奴隶和那些今后释放的奴隶都要被限制为单独一个部落的成员。[14]

尽管罗马国家牢牢抓住其作为征服者的权利，把战争中俘获的俘虏沦为奴隶的观念是逐渐形成的，但罗马的元老院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制定了一项政策，规定不论是属于王室的、地方上的还是私人的逃跑奴隶，都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交还给其主人。这一法案的基础显然是私人财产具有神圣性的理论，而其政治上的目的则是拉拢同盟及前敌人的富有阶层。这个规定最初制定于公元前196年斯巴达纳比斯（Nabis）国王失败之后，[15]后来在公元前84年又被苏拉重新使用。[16]

在罗马政治的影响下，公元前178年，吕西亚人反对罗德人的统治，吕西亚人的自由身份作为一个政治命令被固定下来。[17]然而3年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亚该亚人没有遵从这个惯例，拒绝接受从马其顿的珀尔修斯那里被遣送回来的逃跑奴隶，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冒犯到罗马人。[18]随着公元前2世纪许多拉齐戴蒙的黑劳士被斯巴达的国王纳比斯解放，[19]以及在罗马控制希腊之后黑劳士体系的彻底瓦解，[20]使用奴隶代替农奴和自由劳动力的区域不断扩大。

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罗马行省中奴隶的数量剧增，其原因一方面是公元前2世纪罗马在扩张战争中俘虏了敌军且劫掠了城镇，另一方面则是公元前2世纪末—公元前1世纪初地中海海盗团体有组织的活动。35年前，赫尔曼·古梅鲁斯（Herman Gummerus）发表了他的观点，认为意大利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与从希腊化东方源源不断被带到西方的奴隶工匠有很大关系。[21]这一观点发表17年后，在意大利的明图尔诺发现了一份名单，名单上都是被选为工匠团体领袖的奴隶和获释奴官员，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赫尔曼的观点。[22]虽然在西部地区手工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奴隶数量有所增加，但我们已知的有关西西里和意大利大规模奴隶起义的记述仍然把这些起义表现成是大农场环境刺激的结果。起义的领袖都是农业生产中的奴隶，只这一项证据就使我们不能把这些起义解释成西方手工业奴隶制度新发展下的产物。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详细记述了分别发生于公元前135—公元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公元前101年的西西里两次大规模的奴隶暴动，这使我们直接了解了西方大农场奴隶制在狄奥多罗斯的故乡发展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意大利的情况。公元前2世纪中期，奴隶起义还只是偶尔发生，但公元前135年则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事件的导火索是西西里中部恩那（Enna）城的一个大土地所有者粗暴地对待奴隶，从而在他的奴隶中激起了愤恨的情绪。[23]而这个直接原因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西西里大土地所有者们的富有和贪婪。他们希望利用土地奴隶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拒绝满足公认的和一直以来都被认可的奴隶的生活需求，减少奴隶的食物配给（sōmatotropheia）和衣服配给（himatismos）。这些大地产主还指派年轻力壮的奴隶做奴隶们的看管者，让他们在没有监督者管理的情况下轮班看管奴隶。与之前希腊和罗马的习惯完全相反，这些奴隶主给奴隶烙上印记，而且随意地鞭打辱骂他们。根据狄奥多罗斯准确的分析，这些都是导致奴隶暴动的基本原因。[24]

在第一次西西里暴动中，最初恩那城的起义只有400名奴隶参加，但这个人数在三天内迅速发展成6000人。[25]由于阿格里根敦城附近也发生了类似的起义，又有5000名青壮年奴隶加入了起义军队伍。[26]公元前132年的罗马执政官波庇利乌斯·莱那斯（P．Popilius Laenas）的叙述提供给我们一些相关线索，通过它我们大致了解了参加这次起义的奴隶人数，还有由于他们被用作看管者以及大地产上的其他劳动力类型而引发的状况。作为公元前135年西西里的行政长官，波庇利乌斯·莱那斯报告说他已在西西里抓获了917名从意大利逃出来的奴隶，并把他们归还给他们的奴隶主。[27]李维[28]所给出的最终参加起义的奴隶和支持他们的自由人的总人数最多达到7万人。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比狄奥多罗斯所给出的20万人更加准确。[29]由于一些重要的城市地区都没有被奴隶队伍控制，因此即使是这个较少的数字也足够惊人。从我们已知的情况来看，只有恩那、陶罗梅尼乌姆（Tauromenium）和卡塔那（Catana），可能还包括阿格里根敦，卷入了这场暴动。[30]

这场暴动的领导者来自叙利亚，因此他称自己为安条奥库斯国王，称他的支持者是叙利亚人。[31]然而在贝洛赫看来，[32]这场暴动并不具有叙利亚民族特征[33]，这些奴隶可能来自于许多地区，其强大的核心由来自西西里的成员组成。[34]贝洛赫所给出的大致观点[35]很可能是合理的，他警告说一定要抛弃那种认为奴隶的绝对数量超过自由人数量的观念。因此就西西里的地域和人口总数来说，这里在公元前2世纪的奴隶数量要多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西西里的暴动影响范围广大，罗马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而意大利的希努萨（Sinuessa）和明图尔诺则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暴乱，[36]雅典和提洛岛也发生了有1000名奴隶参加的叛乱，狄奥多罗斯[37]把这场叛乱与西西里的暴动联系在一起，这个观点是可取的。

西里西亚海盗的活动范围呈逐渐增大的趋势，超出了过去的西西里边界和小亚沿岸，其海盗组织也在不断地完善，但我们无法构建出海盗发展的年代顺序。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海盗活动范围的拓展一定是在公元前102年以前，因为这一年是第一次有记载的罗马国家派出远征军遏制海盗势力的时间。[38]潘菲利亚（Pamphylia）和提洛岛[39]成为海盗把抢掠来的受害者卖给奴隶零售商的中心。据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刚成年时曾被绑架，赎回他的赎金总共是20塔兰特，[40]这表明海盗在可以获得赎金的情况下，赎金收入要多于把这个受害人卖作奴隶的收入。斯特拉波的叙述使这个观点更加清楚，他说与把俘虏卖为奴隶相比，切尔克斯（Circassian）的海盗更愿意开出简单的条件接受赎金。[41]

提洛岛虽然自然条件不好，但它在地中海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公元前167年罗马元老院授予它在贸易关系上的优惠待遇，使它成为东方到西方海上贸易的货物集散地，这个地位从大约公元前13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8年，在这一年，密特里达提（Mithradates）的将军阿尔凯劳斯（Archelaus）占领这个岛屿并洗劫了那里的财富。[42]尤其是对于那些把劫掠目标直指叙利亚的西里西亚海盗来说，提洛岛更是一个处理他们抢夺来的奴隶的最便利的中心地。[43]然而斯特拉波论述说这个岛屿在一天之内可以有1万个奴隶的吞吐量，这段叙述则不仅没有根据，而且无疑是一种夸大，因为提洛岛的自然条件根本不具备这种可能性，而且它没有这样巨大的船舶停靠容纳能力和商业设施。[44]

在阿尔凯劳斯破坏了提洛岛之后，虽然在密特里达提支持下的海盗仍然侵扰着岛屿和小亚的城市，[45]但提洛岛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奴隶交易中心的突出地位。斯特拉波[46]还提到了在罗马共和国控制下奇米里亚人的博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orus）部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它作为奴隶交易的商业中心在顿河（Don River）的塔奈斯河段一直占有突出地位。另外还有阿奎莱亚（Aquileia），它是伊利里亚人所提供的人口货物的交易中心地。[47]

公元前67年，格奈乌斯·庞培（Gnaeus Pompey）迅速而彻底地打败了西里西亚的海盗势力。[48]这表明在之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国家之所以允许西里西亚海盗赚这些黑钱，是因为罗马错误地忽视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而不是罗马没有能力应对这种军事形势。[49]对于罗马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表现，我们可以将之解释为西部地区不断增长的对于奴隶的迫切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罗马统治阶级对此愈发无动于衷的态度，[50]这种态度最终可能发展成对海盗这一群体的有意识的容忍倾向。罗马统治者这种无情的冷漠态度可能还与其容忍自由人被抓走的态度相关。在罗马行省及邻近的盟国里，包税公司允许他们的雇员悄悄抓走自由人，而且这种行为不会受到惩罚。[51]

执政官马略曾要求比提尼亚国王尼克美德斯给他派遣一支附属军队，以应对与钦布里人的战争，但国王回应说比提尼亚人中的大部分都已被罗马的包税人（publicani）给抓走，在各个行省里沦为奴隶。[52]直到这时，罗马的元老院才清楚认识到奴隶非法贸易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这个消息使得罗马元老院通过了一条法案，规定行省政府要调查并保证，在罗马行省的奴隶中没有罗马同盟国的自由公民。随着这条命令的颁布，西西里在几天之内就有大约800人被释放；[53]但由于奴隶主给西西里的总督施加了强大压力，这个归还自由的法令几天之后就被废止了。这一事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对当时西部地区的奴隶制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狄奥多罗斯把它作为西西里第二次奴隶起义爆发的原因之一。这次起义的时间是公元前104—公元前101年，范围几乎波及了整个西西里岛，最终罗马出动了17000大军才把它镇压下去。[54]直至20年之后，苏拉军队里的士兵仍清晰地记得这次奴隶战争及其领导者的名字。[55]

西西里在大庄园里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力明显造成了糟糕的经济后果，因为贫穷的自由人也开始和奴隶一样渴望破坏富有者的财产。[56]卡普阿（Capua）附近所发生的一个事件证明了意大利奴隶数量上的增加，同时也证明该地区的奴隶与同时期西西里奴隶的普遍情况一样，都在意大利的大庄园里从事劳动。一个罗马骑士的叛逆儿子武装起他自己的400名奴隶，[57]领导他们发动起义。虽然这次起义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但起义军在邻近地区还是很快扩充成有3500名奴隶参加的大军。[58]斯巴达克（Spartacus）曾计划让他的一部分部队开进西西里，在那里开展起义活动，虽然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但它表明当时意大利和西西里社会状况的接近。[59]

在工业城镇明图尔诺发现了记载有奴隶和获释奴助祭（magistri and magistrae）名字的29份奉献名单，由此我们推测这一时期在意大利从事工业生产的奴隶数量有所增加。[60]公元前90年，起义的意大利同盟的领导者们可以征召并武装起将近2万个奴隶反对罗马。[61]公元前81年，苏拉在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奴隶中挑选了1万名身体强壮者，把他们释放并武装起来做他的保镖，这表明罗马及其周边地区的上层家庭中的奴隶已经达到相当大的数量。[62]公元前73—公元前71年的奴隶战争说明整个意大利已有大量奴隶。[63]根据阿庇安的记述，斯巴达克所领导的队伍在公元前72年是7万人，然而到他向罗马进军的时候，这支队伍已经迅速扩展成10万人，而且其间他还拒绝了许多逃兵的加入。[64]这次起义的领导者及主体成员是高卢人和色雷斯人，还有少数从钦布里人和条顿人战争中剩下的日耳曼人。[65]斯巴达克计划穿过意大利北部到达阿尔卑斯和高卢地区，[66]这表明他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来自北方。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后，这两个部族的奴隶已经从意大利的奴隶人口中完全被清除，直到恺撒征服高卢时才又重新出现了凯尔特奴隶。[67]

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35年，意大利的奴隶数量可能还在不断增加。人们害怕奴隶的暴动，这种恐惧又可以被用来激起富有阶层的忧虑，这一点在喀提林（Catiline）阴谋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68]尤其是喀提林拒绝征召投奔他的那些逃跑奴隶，因为这样做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恶果。[69]

在公元前60—公元前50年的罗马，利用奴隶和获释奴施加政治压力的行为成为相当常用的卑鄙手段。[70]当克洛丢斯（Clodius）对西塞罗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西塞罗得到了他的朋友们的支持，这些支持者中还有他朋友们的依　附者、获释奴以及奴隶。[71]在为公元前56年的选举游说拉票的过程中，米洛（Milo）和克洛丢斯都使用了被武装起来的奴隶，对此西塞罗提供了证据。[72]而且毋庸置疑的是，敌对双方一直都使用武装的奴隶作为保镖。[73]在公元前48年恺撒率领部队离开之前，他命令他的士兵把奴隶和行装都留在意大利。[74]另外一些零零散散的证据也说明，恺撒在行使他个人独断的权力时，一直都谨慎地避免使用奴隶作为士兵，而且他还要应对他的敌人在军事上使用奴隶[75]所带给他的麻烦，他在处理这些麻烦时使用了残忍但却有效的手段。[76]

庞培的儿子把800名武装奴隶带到希腊他父亲那里，这些人都是从他的个人侍卫以及奴隶看管中征召的，这件事既反映了当时罗马大贵族所拥有奴隶的庞大数目，也反映了恺撒的对手们乐于使用武装的奴隶来对付他。[77]在恺撒被刺杀之后，罗马城市奴隶所具有的潜在政治影响力立刻变得更加明显。[78]众所周知，在接下来的时代，敌对双方都试图通过释奴或把他们征募为士兵的方式来博取奴隶的支持。[79]罗马在传统上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奴隶，除非是把他们用作侍从或运输人员，但在权力争夺的初期，赛克斯图斯·庞培（SextusPompey）就成为背离这一传统的代表。[80]

屋大维·恺撒对其领导下的奴隶的政策表现出他追随旧传统的倾向。他在使用奴隶应对紧急军情之前，会把这些征募来的奴隶都释放。公元前37年，他释放了2万名奴隶，这些奴隶都是他朋友自愿或非自愿但被迫贡献给他的，屋大维把他们训练成划船手，为即将到来的他和赛克斯图斯·庞培之间的海战做准备。[81]对于从赛克斯图斯·庞培那里逃到他旗下的梅纳斯（Menas）所率领的海军中的奴隶，他也将他们释放。[82]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以及罗马对待奴隶的传统观念，屋大维把他从赛克斯图斯·庞培舰队里俘虏的奴隶交还给他们的主人或对他们施以刺刑。[83]受到奥古斯都本人的惩罚而被归还给奴隶主的奴隶人数达到将近3万人。[84]这种极端的行为违背了之前在公元前39年订立的米塞努姆协议，该协议规定逃到对方去的奴隶逃兵都应被释放。[85]

从目前有记载的侍奉罗马贵族个人生活的奴隶的相关情况来看，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二百年里，越来越多的奴隶被用于不追求利润而只为保证奢侈生活的劳役中，贵族们之所以这样做纯粹就是为了“炫耀财富”。在公元前2世纪，4或5个奴隶就已经可以满足富裕家庭的需要。[86]托勒密六世菲洛麦托尔在公元前164年带着3个奴隶和1个太监来到罗马，他作为一个真诚的属下不希望自己引人注目。[87]当元老院委派大西庇阿去东地中海地区的王国时，他只带了5个奴隶。[88]斯考鲁斯（M．Scaurus）从继承的遗产中只获得了6个奴隶；[89]但当小加图（Cato，the Younger）作为保民官去马其顿的时候，他随行带了15个奴隶。[90]斯特拉波认为，[91]侍从奴隶数量的增长是在科林斯和迦太基毁灭之后、西里西亚海盗兴起的时期。奴隶还一直在非生产的领域被使用，比如传递私人信件，西塞罗的往来通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当他在布伦杜休姆（Brundisium）的时候，阿提库斯（Atticus）的奴隶为其主人送来了一封信，两天之后，阿提库斯的另一个奴隶又带来了另外一封。[92]西塞罗所拥有的奴隶以及他在个人生活和地产上使用的奴隶数目巨大。[93]他的妻子泰伦提娅（Terentia）也拥有一群个人奴隶。[94]更引人注目的是西塞罗对阿提库斯的要求，西塞罗想要把一些奴隶分配给他的孙子伦图卢斯（Lentulus），至于选择多少奴隶、选择哪些奴隶，他都让阿提库斯来决定。[95]庞培的朋友维狄乌斯（P．Vedius）身边也有一大群侍奉奴隶，其数目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根据库里奥所提出的一项“道路保养法”（lex viaria）的规定，这些奴隶所需缴纳的道路通行费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数额。[96]

在贺拉斯（Horace）的笔下，提格里乌斯（Tigellius）所拥有的奴隶数目前后不一致，有时说他有200个奴隶，有时却只有10个。[97]在罗马即使是不算富裕的人，比如贺拉斯获释奴身份的父亲，也可以让他的儿子用上侍奉奴隶，[98]因此这个孩子可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继承了财富的人。当行政长官图里乌斯（Tullius）沿着蒂布尔路旅行的时候，他随行带着5个奴隶。[99]虽然贺拉斯的产业并不大，但他还是可以威胁说要送他城里家中（familia urbana）的一个奴隶去他的萨宾（Sabine）农场劳动，作为那里的第九个劳动力。[100]

古梅鲁斯已用确凿的证据证明，在加图时代[101]和瓦罗（Varro）时代[102]，意大利小规模和中等规模农场里的手工业只生产为数不多的几种产品，大型的、一个个独立的大农场（latifundia）一般来讲都是从城市里购买大的手工产品，而一些小的物件则由流动的自由工匠制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罗马共和国的后二百年间，意大利城镇的手工业作坊里所使用的奴隶数量也有增加，增加的幅度虽然不大，但一直很稳定。

我们无法确定工业生产中奴隶和自由人的比值。在工业城镇明图尔诺的遗址，我们发现了宗教崇拜团体（collegia）中的奴隶和获释奴助祭名单，[103]其时间被定为公元前90—公元前64年，从这个名单来看，可以确定属于一个名叫厄比狄乌斯（M．Epidius）的人的奴隶数量是9个，另外有3个获释奴和1个他与其他人共享的奴隶，可能还有2个奴隶也属于他，1个获释女奴属于他的妻子。[104]这里奴隶与前奴隶加在一起的总数是13.5个，也可能是15.5个，这些还只是他家里被选中在宗教崇拜团体做助祭的非自由人和获释奴代表，他实际拥有的奴隶数量肯定远比这个多，但具体准确的数字我们不得而知。排名第二的一组数字是属于巴狄乌斯（M．Badius）的3个女奴和3个男奴助祭，其中一个男奴属于一个名叫巴狄娅（Badia）的人，这个人应该是前面那个人的妻子。[105]绝大多数的奴隶主都只有3个、2个甚至1个奴隶或获释奴助祭：大约20名奴隶主是每人3个奴隶，大约30名奴隶主每人2个，大约75名奴隶主每人1个奴隶或前奴隶。[106]根据这些情况我们仍然只能得到模糊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估计出助祭数量与任意一个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然而明图尔诺绝大多数的奴隶主，也就是那些被1或2个助祭所代表的人，他们很可能只拥有1或2个奴隶，最多不超过6个，[107]而那些更重要的公民人物，比如厄比狄乌斯和巴狄乌斯，[108]他们所拥有的奴隶数量很可能介于20—50个之间。

有关共和国最后十年乡村地区的情况，我们可以参照瓦罗的记述，与自己拥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奴隶的情况相比，农民们更愿意雇用身份自由的流动医生、漂洗工和木匠为他们工作。对此瓦罗给出的解释是，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奴隶工匠的死亡将会使奴隶主遭受过分沉重的资本损失。只有拥有大地产（latifundia）的富裕群体，尤其是那些远离村镇居住的人，才习惯于拥有专门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奴隶。[109]在意大利村镇的工业生产中，奴隶经常很容易就得到释放，[110]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奴隶工匠不断转变成身份自由的工匠，成为后者的补充源。[111]

有关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情况，加图的《农业志》（De agricultura）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部著作讲述了为赚得利润应该如何经营管理橄榄林、葡萄园以及一些辅助的一年生庄稼作物。[112]加图所使用的operarii一词，一般都认为其意义是自由雇工，[113]只有两处例外：一处是说在橄榄林的固定劳动力人口中有5个operarii；[114]另一处是与葡萄园相关的10个operarii。瓦罗毫无疑问把这15个operarii视为奴隶。[115]一直以来人们都认同这种解释。[116]然而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些人仍然是自由人，是被永久雇用但不居住于地产之上的自由人，这一点我们从橄榄园的物资配置中就可看出。橄榄园的配备包括8张床、8套床褥、8个床罩、16个枕头以及10条被单。[117]其中卧室里的1张床（lectum in cubiculo）留给主人（dominus）来考察时使用，1张给奴隶看管及其妻子使用，还有6张床分给另外6个奴隶。[118]至于在葡萄园中使用的4个奴隶，有4套床褥和4个床罩供他们使用，[119]而同在葡萄园工作的10个operarii，却没有给他们提供寝具。因此总共有12个奴隶附着在这个地产上，其中包括奴隶看管（vilicus）和他的妻子，与之相对还有15名永久雇用的常规自由雇工（operarii）。

在农业劳动的高峰季节，特别是收获季节，不论是葡萄园[120]还是橄榄园[121]的工作繁忙期，加图都建议奴隶主雇用外来的自由劳动力去做那些非常规性工作，比如砍伐木材、修建新房屋[122]。虽然拥有意大利血统的人口的减少以及奴隶数量的增加已经引起了罗马国家领导者的恐慌，[123]但在加图时代，农业生产中自由劳动力相比于奴隶劳动力仍然占据着强大的优势，特别是在加图所针对的中等规模的地产中，可能整个意大利的普遍情况也都是如此。如果我们把不使用奴隶的许多小型农场[124]与有能力使用大量奴隶但为数不多的大农场加以平均的话，上述情况就可以得到验证。

据我们推测，在公元前150—公元前50年期间，不论是在大地产还是在中等规模的地产上，农业地区奴隶劳动力所占的比重都有所增加。我们的推测一方面是基于来到意大利的奴隶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瓦罗接受了加图的橄榄园和葡萄园地产里的operarii都是奴隶的观念。[125]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瓦罗时代仍存在着自由农民以及大量来源稳定的可被雇做农场帮工的自由劳动力。[126]大约公元前50年，韦伯芗（Vespasian）皇帝的祖父作为一个为季节性农场工作提供劳动力的劳动力承包人，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从翁布里亚（Umbria）一直到萨宾地区。[127]在西西里的畜牧业中，从约公元前150年开始，奴隶放牧人的比例就变得非常高。[128]尤利乌斯·恺撒曾试图增加畜牧农场中自由人身份的放牧人比重，规定自由人的数量至少要占到牧场放牧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129]这说明意大利畜牧业的自由劳动力在与奴隶的竞争中已经远远落在了后面。据朱利乌斯·贝洛赫的推测，[130]意大利半岛上的奴隶人口与自由人口的比例大概是3∶5，而波河河谷（Po Vally）的比例则为3∶10。他认为公元前5世纪罗马和奥斯提亚（Ostia）的总人口数是87万人，据他估计其中奴隶有28万人。[131]就奴隶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说，贝洛赫所给出的数据具有启发性。他提出的奴隶数目可能要高于而不是低于实际的情况。然而，这些数字与1850年美国实行奴隶制的州的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比例有密切关系，按照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当时每100个自由人对应着51个奴隶。[132]

注释

1 Livy，Periochae，68．

2 Caesar，Bellum Gallicum 1∶40．

3 Schneider，A.，Zur Geschichte der Sclaverei im alten Rom，15．Zürich，Schulthess，1892．

4 Plutarch，Caesar，15；Appian，Celtic wars，2．

5 Caesar，Bellum Gallicum 2∶33．

6 同上，3∶16。

7 Cicero，Ad Atticum 4∶16．

8 Caesar，Bell．Gall．7∶89；后来恺撒把2000个俘虏交还给了阿杜依人（Aedui）和阿浮尔尼人（Arverni），同前，7∶90。

9 同上，2∶33。

10 有一个例子是公元前83年赛克斯图斯·奈维乌斯（Sextus Naevius）的情况，这个案例记载于Cicero，Pro Publio Quinctio，6，24。

11 Livy，32∶26，8；Zonaras，4∶16．

12 Livy，33∶36，3．

13 同上，41∶9，11。Fritz Heichelheim，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1∶643，Leyden，Sijthoff，1938认为由于罗马公民的获释奴被接受成为罗马公民身份，从而导致了罗马奴隶大量被解放的最终看法。这个说法无法令人信服，不论是作为罗马获释奴上升为公民身份的目的，还是其最终的结果。

14 14　Livy，45∶15，5．

15 Livy，34∶35，4．

16 Appian，Mithridatic wars，61．

17 Livy，41∶6，11．

18 Livy，41∶23，8把这一行为简单解释成是因为这些奴隶没有太大价值。

19 Livy，34∶31—32；Lécrivain in 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3∶69．

20 Strabo，8∶5，4．又见Pauly-W.，RE 8∶206．

21 Gummerus，Herman，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454—1455．

22 Johnson，J.，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Republican Magistri，Philadelphia，1933．又见Westermann，W．L.，Industrial slavery in Roman Italy，Jour．Econ．Hist．2∶152—154，1942。

23 Diodorus，34—35∶2，10，Dindorf，L．-C．Müller edition，Paris，Firmin-Didot，2∶531—532．参见Strabo，6∶2，6。

24 Diodorus，34—35∶2，1—4．这段话与该作者通常所说的话不同，它不是一段感性叙述。这段话说得相当实际——事实上在任何一种奴隶体系下，当奴隶群体已习惯的一些规则被打破的时候，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表达“奴隶给养”预期的sōmatotropheia一词，准确地描述了奴隶生活所需的粮食。这一词语在理解上没有任何困难。见Westermann，Slavemaintenance and slave revolts，Class．Phil．40∶8—10，1945。狄奥多罗斯的这段叙述经常被看做模仿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的心理描述，见Jacoby，F.，FGrH．2∶108d，第287页。参见Taeger，Fritz，Untersuchungen zur römischen Geschichte und Quellenkunde∶Tiberius Gracchus，Stuttgart，Kohlhammer，60及注释，1928。

Bidez，J.，La cité du monde et la cité du soleil，49—50，Paris，Belles Lettres，1932中简短表达的观点应该被抛弃。其大意是西西里奴隶暴动代表了一种新的无产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斯多葛派宣传所带来的。其中“无产者的”（拉丁语proletarius）是一个使用不当的词语，因为这个词语在现今已经无法摆脱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语境。

25 Diodorus，34—35∶2，16．

26 同上，34—35∶2，17。

27 Dessau，ILS 1，no．23．

28 Livy，Periochae，56．

29 Diodorus，34—35∶2，18．见Mommsen，History of Rome 3∶310；Camb．Anc．Hist．（CAH）9∶15，n．1．

30 Diodorus，34—35∶2，11；20∶39，43．Strabo 6∶2，6∶．

31 Diodorus，34—35∶2，24．

32 Beloch，J.，Bevölkerung，245．

33 Frank，T.，Economic survey 1∶188中错误地提到了6000名叙利亚人和西里西亚人。

34 参见Last，H.，CAH 9∶14。

35 Beloch，Bevölkerung，299—301．

36 根据Orosius，5∶9，4的说法，明图尔诺有450名奴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希努萨有4000名奴隶战败。

37 Diodorus，34—35∶2，18．

38 Ziebarth，Erich，Secraub und Sechandel，32—33．

39 Strabo 14∶3，2，and 14∶5，2．

40 Plutarch，Caesar，1，4；2，11．

41 Strabo，11∶2，12．

42 相关的时间参见Homolle，Th.，Les Romains a Délos，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缩写为BCH）8∶98，140。

43 Strabo，14∶2，5．

44 Pauly-W.，RE 4∶2494．

45 伊阿索斯（Iassos）、克拉佐曼纳（Clazomenae）、萨摩斯和萨摩色雷斯都被他们攻占，参见Appian，Mithridatic wars，63。

46 Strabo，11∶2，12．

47 同上，5∶1，8。

48 Cicero，De imperio Cn．Pompei，35；Plutarch，Pompey，26，4；28，2．

49 Strabo，11∶2，12批评了罗马政府对高加索（Caucasus）地区海盗活动的政策。

50 Ormerod，H.，Piracy，209．

51 CAH 9∶351．

52 Diodorus，36∶3，1．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就在阿劳西奥战役之后，可能是公元前104年。

53 同上，36∶3，2。

54 Diodorus，36∶3，3 and 8，1．

55 Appian，Mithridatic wars，59．

56 ，Diodorus，36∶2，6．

57 同上，36∶2，3，…。

58 同上，36∶2，6。

59 Cicero，Against Verres 2∶5，8（18）；CAH 9∶330．

60 Johnson，J.，Excavatians at Minturnae 2（1）．这些铭文的时间是公元前90—公元前60年之间，同上，123—124。

61 Diodorus，37∶2，10．

62 Appian，Civil wars 1∶10，100．CIL 1^9∶722．

63 Appian，Civil wars 1∶14，116．

64 同上，1∶14，117；Velleius，2∶30，6中说是90000人；Orosius，5∶24，2中是70000人。

65 Caesar，Bell．Gall．1∶40．

66 Appian，Civil wars 1∶117．

67 有6000名俘虏被钉死在从卡普阿到罗马大道两旁的十字架上，同上，1∶120。

68 Cicero，Against Catiline 1∶11；Sallust，Catiline，24，30；Dio Cassius，37∶33，2；35，3．

69 Sallust，Catiline，47．

70 例如，一个针对库里奥（Culio）的阴谋的基础就是使用奴隶暗杀掉庞培；Cicero，Ad Atticum 2∶24，2。

71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1∶2，5．

72 Cicero，Ad Atticum 4∶3，2，4．

73 Appian，Civil wars 2∶21，22．

74 Caesar，Civil war 3∶6．

75 例如，公元前48年亚历山大里亚人的起义征召了奴隶，Caesar，Bellum Alexandrinum，2。恺撒在意大利的对手也使用奴隶，Caesar，Civil war 3∶21，4。

76 他把三个奴隶间谍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一个杀死了西班牙奴隶主的奴隶活活烧死：Caesar，Bellum Hispanicum，20。参见Dio Cassius，43∶39，1。

77 “奴隶看管”拉丁语为pastorum suorum（numero），Caesar，Civil war 3∶4，4。有关小格奈乌斯·庞培和马尔库斯·加图在非洲战争中征募奴隶的情况，参见Caesar，Bellum Africanum，23，36∶servorum denique et cujusque modi generis hominum。

78 Nicolaus of Damascus，17；25；26；26b；31；Cicero，Ad familiares 10∶33．

79 见Dio Cassius，47∶35，4；48∶34，4。

80 Livy，epitome 123∶collectis…proscriptis ac Iugitivis．Velleius，2∶73，3．

81 Suetonius，Augustus，16，1；Dio Cassius，48∶49，1．

82 Dio Cassius，49∶1，5．

83 同上，49∶12，4。

84 Augustus，Monumentum Ancyranum，25．

85 Dio Cassius，48∶36，3．

86 就像Livy，39∶11，2中所说。

87 Diodorus，31∶18，2．Valerius Maximus，5∶1—2．

88 Polybius，frg．63 in Athenaeus 6∶105．这个时间可能是公元前141年，参见Pauly-W.，RE 4∶1452；Kroll，W.，Die Kultur der ciceronischen Zeit 2∶82，Leipzig，Dieterich，1933。

89 Valerius Maximus，4∶4，11．

90 Plutarch，Cato minor，9，4．

91 Strabo，14∶5，2．

92 Cicero，Ad Atticum 3∶7．参见2∶18；3∶17，19 等。

93 Cicero，Ad familiares 14∶4，4；Ad Quintum fratrem 3∶9．

94 Cicero，Ad familiares 14∶4，4．

95 Cicero，Ad Atticum 12∶28，30．

96 Cicero，Ad Atticum 6∶1，25．

97 Horace，Satires 1∶3，10—11．

98 同上，1∶6，78—79。

99 同上，1∶6，108—109。

100 同上，2∶7，118。参见他在去布伦杜休姆的路上跟随他的侍奉奴隶，同前，1∶4，10—11。

101 Gummerus，H.，Der römische Gutsbetrich als wirtschaftlicher Organismus，Klio，Ergänzungsband 1∶5；34—38；41—49．

102 同上，68—72。

103 有关这里工业的情况，见Cato，De agricultura，135。

104 Johnson，J.，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58．

105 同上，53。

106 见奴隶主的名单表，J．Johnson，同上，49—77。

107 参见CIL 1（2）∶753，来自公元前59年曼图亚的一篇铭文中的19个奴隶的奉献，其中3个奴隶主每人有2个奴隶，另外13个奴隶主每人1个奴隶。

108 Johnson，前引书，58，53。

109 Varro，De re rustica 1∶16，4．参见Gummerus，Klio，Ergänzungsband 1∶5，66。

110 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 3（2）∶1207．

111 同上，3（2）∶1217，有关获释奴的职业的铭文证据，主要是帝国早期。

112 Brehaut，E.，Cato the Censor on farming，xxxvli，xxxii，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33．

113 Cato，De agricultura，145，1∶si operarii conducti erunt．

114 同上，10，1。

115 Varro，De re rustica 1∶18，1∶dicit enim in eo modo haec mancipia XIII habenda．

116 参见Gummerus，H.，Klio，Ergänzungsb，1∶25—27。Frank T.，Economic Survey 1∶162—163。

117 多留出两条被单，参见Cato，De agricultura，10，5。

118 Bubulcos III，asinarium I，subulcum I，opilionem I，同上，10，1。参见：6件拼凑而成的斗篷给最后6个奴隶，同上，10，5。

119 同上，11，1和5。

120 同上，137。

121 同上，144，承包人将提供50名采摘人员。

122 Klio，Erg．-Bd．1∶5，37—38．

123 Appian，Civil wars 1∶1，8．

124 Varro，De re rustica 1∶17，2∶liberis，aut cum ipsi colunt，ut plerique pauperculi cum sua progenie．

125 同上，1∶18，1。

126 同上，1∶17，2∶omnes agri coluntur hominibus servis aut liberis aut utrisque。

127 Suetonius，Vespasian，1，4．参见Frank，T.，Econ．Survey 1∶377 and Gummerus，Klio，Erg．-Bd．1∶5，65。

128 Diodorus，34—35∶2，1．

129 Suetonius，Julius Caesar，42．

130 Beloch，J.，Bevölkerung，434．

131 同上，404．CAH 9∶787给出的奴隶数字大大超过20万人。

132 A century of population growth，140，U．S．Dept．of Commerce and Labor，1909．

第十一章

罗马共和国晚期：奴隶与罗马家庭

塞内加（Seneca）曾理想化地描绘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单纯的关系以及互相尊重的情感，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阶段也许确实存在着这种状况。奴隶主被称为“家长”（patres familiae），奴隶则是“家中的仆人”（familiares），奴隶不憎恨主人，主人也不会蔑视奴隶。[1]对于塞内加所展现的小规模农业共同体中密切而友好的关系，即使我们抛去其中蕴含的怀旧情绪，他所假定的这种纯朴的奴隶制度仍然具有可取性。[2]如同前梭伦时代雅典城邦的情况一样，公民因债务沦为奴隶仍旧是当时很重要的社会现象。[3]根据李维的记载，[4]公元前460年，2500名流放者和奴隶占领了卡皮托山（Capitolium），在阿庇乌斯·赫尔多尼乌斯（Appius Herdonius）的领导下，[5]奴隶为夺取自由而斗争。这一记载很可能真实地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社会状况，任何来自奴隶的危险在当时都会备受关注。“十二铜表法”中的条款规定债务奴隶必须被卖到国家边界以外的地区，[6]这个规定并不是出于对奴隶起义的恐惧，它一方面表明早期部落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说明前部落成员在该共同体中做奴隶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耻辱。[7]

奴隶制作为罗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其发端几乎同步于公元前350—公元前272年罗马国家领土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急速扩张。根据李维的记载，在执政官格奈乌斯·曼里乌斯（Gnaeus Manlius）的推动下，[8]公元前357年开始对释奴行为征收5％的税款；公元前326年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度；[9]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和约中包含了一个有关罗马境内奴隶交易的限制性条款。[10]所有这些都表明罗马经济的基础已经是奴隶和自由人劳动力的混合体。

从大约公元前220—公元前150年的时间是大农场和工业奴隶制在罗马意大利地区的发展时期。从公元前150年左右到约公元前30年，奴隶劳动力广泛使用于这些生产领域。只有上述两个历史时期提供了足够的信息线索使我们得以完整地考察这个体系。虽然我们必须把这两个时段看做一个整体，但很明显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论从使用奴隶的数量还是从这个体系所造成的社会结果来看，西方奴隶制发展的顶峰都应该是在公元前1世纪。[11]

瓦罗一共定义了六种合法获得奴隶作为财产的方法，它们是：通过继承；通过所有权的转移，也就是从奴隶拥有者手中购买；通过协商诉讼（cessio injure）；通过不容置疑的拥有权（si usu cepit）；通过购买战俘（sub corona）；通过购买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罚没财产。由于债务奴隶在很久以前就已被禁止，因此在瓦罗的例子中唯一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他没有专门提到通过收养弃婴的方式来获得奴隶，而是将之归入usucapio。瓦罗的这个省略实际上也是恰当的，因为在罗马共和国的史料中，收养弃婴并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12]毫无疑问，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三百年里，战俘是首要的奴隶来源。[13]

作为来自被征服者战利品的一部分，[14]这些战俘是否要被出售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又将之授予军事指挥官，因为他已被赋予了最高统治权（imperium）。[15]指挥官的决定也可能被元老院推翻，比如在公元前171年，政府就用公共基金把那些从希腊带来的奴隶从他们的购买者手中买回，这些人以自由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家乡。[16]在决定把军事俘虏或者一个城镇乃至一个地区的人口变为奴隶之后，最高指挥官可能会让他们给国家当公共奴隶（servi publici），公元前212年西庇阿的行动就是这种情况。[17]军事指挥官也可能把这些奴隶赠与士兵，[18]或者私下里在俘虏这些人的地方就地把他们卖掉，由此又衍生出与俘虏的家人协商收取赎金的办法。[19]另外还可能利用公开拍卖把这些人整体售出。[20]出售事宜的具体操作者是财务官，[21]但交易的条件则由最高指挥官来决定，[22]交易奴隶的收益也由指挥官支配，一般情况下他会把收益上缴国库，[23]或者在政策或情感需要时，也可能把这些钱用于建设当地的某个公共工程。[24]因此在决定如何处理战俘的时候，国家财政的考虑与政治因素和惩罚因素同等重要。在占领了雅典之后，苏拉立即出售雅典人的奴隶，该行为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25]

公元前210年在攻占了西班牙的新迦太基之后，西庇阿把俘虏中的2000名工匠作为公共奴隶派去生产战争物资。[26]由此可以看出，在汉尼拔战争期间，[27]甚至可能在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奴隶。但在坎尼战役之后，罗马还必须要从私人所有者手中购买奴隶才能组成两个奴隶军团，[28]这说明当时的公共奴隶数量还非常之少。在共和国的和平时期，这些公共奴隶可能被用于处理政府各种琐碎事务的下等工作。[29]公元前1世纪前期意大利的行省（municipia）中也有公共奴隶，明图尔诺的名单就证明了这一点。[30]公元前45年，根据“朱里亚法”（lex Julia）的规定，这些公共奴隶的住处以及当地行政官员指派他们工作的地点都受到保护，不允许为其他公共用途占用这些地方。[31]公元前38年“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禁止用奴隶做侍从执法吏（lictor），[32]这说明在此之前奴隶已被用于行政官员下面的侍从工作。征募奴隶在陆军和海军中做战斗人员，这在紧急的危机时刻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则被严格禁止。[33]但这个规定并不禁止在战场上使用私人奴隶作为军官甚至士兵个人的侍从。[34]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国家从公民拥有的奴隶身上所征的税收就只有释奴税，其税额是奴隶估价的5％，这一数额在整个共和国时代都没有改变。[35]由此得来的收入被放置于一个神圣金库之中，待到紧急时刻使用。公元前209年这笔资金的数额是4000磅黄金，[36]到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掌握它的时候，其数额达到4135磅黄金和900磅白银。[37]有学者曾尝试根据上述金库数额估计出罗马的释奴数量，[38]但由于还有一些未知的因素及其他方面的困难，这样得出的结果都是无法被使用的。[39]

我们没有关于奴隶交易税的证据，直到公元7年奥古斯都才推行了这种税收，[40]同样我们也没有关于罗马公民要缴纳奴隶持有税的证据。公元前47年三执政官曾试图征收奴隶持有税，结果在罗马引起了激烈的反对。[41]公元前183年，监察官加图曾发布一项命令，要进行一场新的财产评估普查，规定年龄小于20岁、价值1万头驴以上的奴隶要评估为10倍于其原价的价值，而每头驴的价值要征收3第纳里（denarii）的税，[42]但这个规定被视为是对不断增长的奢侈之风感到憎恶甚至恐惧的加图为了限制奢侈行为而要征收的奢侈品税，[43]并非真的要对奴隶主征收直接的奴隶持有税。[44]加图的行为表明，评估普查罗马公民财产包括其奴隶的详细数目，而且奴隶交易的情况，包括奴隶的价格，也都可以在普查中有所反映。在“朱里亚规划法”（lex Julia municipalis）中，意大利城镇罗马居民的财产申报包括财产（ratio pecuniae）中的奴隶。[45]公元前70年，路库鲁斯（Lucullus）向小亚的属民征收房屋和奴隶税，这被看做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向罗马交纳贡金而制定的一项特别政策。[46]恺撒提到内战期间其对手曾在叙利亚征收奴隶持有税，[47]以此作为其对手一系列强取豪夺行为的一项证据。

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罗马共和国时期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奴隶价格的信息非常少，很难以此展开研究。释奴的价格我们也完全不了解。然而，战俘的赎回价格与奴隶价格则明显有密切关联。罗马国家曾试图购买奴隶参加军队而不去赎回公元前216年被汉尼拔俘获的俘虏，此举遭到罗马士兵的反对。在这个例子中，士兵就声称战俘的赎回价格并不比奴隶的价格高。[48]汉尼拔所给出的赎金价格是每个罗马士兵300第纳里，每个罗马同盟士兵200第纳里乌斯，每个被抓走的奴隶100第纳里乌斯，[49]每个罗马骑兵（eques）500第纳里。[50]22年之后，为了赎回已被汉尼拔卖到希腊做奴隶的一些罗马公民，亚该亚人为每个俘虏支付了500第纳里乌斯的赎金。[51]与老加图曾试图为他的奴隶所出的最高价1500第纳里乌斯相比，[52]汉尼拔所要的赎金以及亚该亚人最终支付的赎金似乎都不多，但这两笔赎金都紧密关联于公元前304年罗德人和德米特里人之间达成的5米那的赎金价格，[53]以及公元前201—公元前50年德尔菲平均300到500德拉克马的释奴价格。[54]

然而，老加图的行为证明，[55]在汉尼拔战争之后的20年时间里，作为奢侈品的奴隶价格飞涨。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150年，有关地中海西部区域的实际奴隶价格我们知道得很少，[56]只有如下几个一般性的证据：意大利的商人们利用高卢人对酒的钟爱，可以用1凯拉米翁（keramion）的酒换来1个凯尔特男孩奴隶；[57]尤利乌斯·恺撒为了一个年轻能干的奴隶花了巨额数目的钱财，他甚至不让把这么一大笔钱记在自己的账上；[58]公元前48年，恺撒手下的一个将领卡莱努斯（Calenus）以很低的价格把麦加拉的俘虏卖回给他们的亲戚；[59]公元前45年达成了一笔令西塞罗或阿提库斯满意的奴隶交易。[60]

从共和国后期的许多相关论述中我们了解到，受外部战争的影响，本来是供过于求的青年男奴数量大幅度缩减，但并没有相关的证据说明其市场价格有所提高。被记载下来的事件包括：瓦罗建议应当鼓励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组成家庭，这样奴隶主的财产就会因奴隶繁衍后代而有所增加；[61]家生奴隶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和铭文中；[62]瓦罗不赞成拥有奴隶工匠，因为这样的工匠一旦死去会严重损害地产收益；[63]他还告诫说，在对健康不利的地方，要用雇佣的自由劳动力代替地产奴隶来耕作土地。[64]虽然瓦罗的观点部分是因为他越来越了解奴隶劳动力的内在经济缺陷，[65]但这种把奴隶作为珍贵财产来保护的想法也代表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改变了过去老加图所倡导的无所顾忌地使用奴隶的观念。

从有关奴隶数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奴隶劳动力的数量只在畜牧业中超过了自由劳动力，但在共和国最后二百年的西部地区，劳动力形势最重要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西西里、意大利和北非的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奴隶劳动力规模越来越大。阿庇安提到了有关在意大利的地产中一定要雇用一定比例的自由劳动力的法律，但没有说这项法律制定的时间。[66]这段真伪难辨的记述与公元前267年的李锡尼（Licinian）法案没有什么联系，[67]它更可能是尤利乌斯·恺撒把放牧人的比率确定为自由人三分之一和奴隶三分之二这样一个情况的反映。[68]如果我们把阿庇安的这段有关在农业生产中按比例使用自由人和奴隶劳动力的叙述看做是格拉古立法时期的情况的反映，那么它对意大利农业的影响就不会很大。[69]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罗马西班牙行省大规模使用奴隶的记载，[70]除了波利比乌时代在罗马国家银矿上使用了40000人劳动。[71]尽管只有狄奥多罗斯的记述能表明这些人是奴隶身份，[72]但这段唯一的叙述仍然是可信的。[73]

由于社会条件相同，因此共和国最后二百年意大利农业奴隶劳动力的增加[74]也可以用来解释意大利手工业方面的变化，即从自由劳动力占主导变成越来越多地使用奴隶劳动力。从公元前216年开始，在意大利的一些地区，食物生产成为迫切的需要，农业领域出现了自由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于是奴隶劳动力开始进入该领域。虽然奴隶劳动力进入手工业生产的时间可能要稍稍落后于农业生产，但这些变化总体来说都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75]

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西部地区在工业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奴隶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210年的西班牙，小西庇阿（P．Scipio）征募了2000名被俘工匠做国家奴隶，以缓解战争物资的紧缺形势。[76]老加图在后来允许他年长的奴隶购买奴隶男孩，把他们训练一年之后再卖出以获取利润。[77]

有关意大利工业生产中自由劳动力和奴隶劳动力的情况，我们可以参见古梅鲁斯的详细研究，[78]下面我就将概述一下他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补充。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在磨坊研磨面粉，都由奴隶完成，如果他们不服从或有欺骗行为，就会受到惩罚，罗马的喜剧中常常表现这样的场景，[79]展现奴隶们在磨坊（pistrinum）劳动的情况，这与雅典新喜剧中对磨坊（mylōnes）的描写是一致的。[80]公元前150年之后，不断有掌握手工业技艺的奴隶从东地中海区域被带到意大利，推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大型手工工场，但也波及到小工场主的经营。[81]马尔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购买了500名可以拆除和建筑房屋的奴隶，[82]这是我们已知的罗马共和国时期西部地区数量最大的奴隶劳动力组织。卡莱斯（Cales）刻有浮雕的陶器和翁布里亚的陶杯上都签着工匠和工场主的名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身自由的罗马公民，奴隶的名字只是偶尔出现在卡奈尼亚（Canenian）的器物上。[83]在陶器制造业中，有证据表明自由劳动力占绝对主导地位，奴隶劳动力只被使用在要求相对不那么严格的生产流程中，比如照看炉子等工作，这种状况可能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2世纪末期。明图尔诺的助祭名单[84]并没有说明名单上奴隶和获释奴的职业，只说明了这些奴隶所从事的行业。其中有5个奴隶属于生产沥青的大工场主，[85]另外还有4个是制盐工场主的奴隶；[86]其余大多数的奴隶和获释奴也很可能是工业工匠，还有少数是在家庭中服务的奴隶。

在公元前112—公元前71年卡普阿类似的助祭铭文中，[87]出身自由者与获释奴的数量大大超过奴隶数量，[88]这说明当时的意大利仍存在很多自由劳动力。在类似的共和国时期的名单铭文中，[89]出现的大多数奴隶和前奴隶所从事的工作都是手工业生产。在萨摩斯[90]和提洛岛[91]的助祭名单中只出现了自由人与获释奴，仅仅在CIL 1^2，2235[92]中有1个获释奴和4个奴隶。这些自由人（ingenui）、获释奴（liberti）和奴隶（servi）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看做是代表意大利大工场的代理人。[93]哈茨费尔德（Hatzfeld）[94]给出了他们之间的比例，其中有大约42％的获释奴、38％的自由人，还有20％的奴隶。即使有更多的文献保存至今，上面的记录也极有可能仍然是获释奴数量大大多于奴隶数量，因为获释奴代表着因能干和忠诚可信而被授予了自由身份的仆人，他们被认为比那些仍在奴役中的人更适合去遥远的地方工作。在公元前40—公元前20年罗马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时期，阿雷提乌姆（Arretium）的陶器工场中奴隶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获释奴的数量。[95]其他使用奴隶的手工业行业包括：公共厨师[96]、漂洗工[97]、沙发制造工[98]和面包烘培工[99]。

在建筑行业中，建筑本身就被西塞罗[100]视为是值得出身自由的人去从事的行业；但科鲁姆布斯（Corumbus）——巴尔布斯（Balbus）的一个奴隶或获释奴——以优秀的建筑工（bellus architectus）身份出现在西塞罗给阿提库斯的一封信中。[101]

庞波尼乌斯（T．Pomponius）的家庭成员包括在文学方面受过训练的奴隶，优秀的诵读者以及许多抄写员。[102]阿提库斯把两个抄写员送到西塞罗那里去帮忙，在图书馆里做粘书以及书写标题的工作，由此看出，这些奴隶都接受过装订方面的训练。[103]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里，奴隶和获释奴经常被用作搬运钱和财产的商业代理人[104]和大家庭中的会计[105]。他们也被用作主人家的家庭医生[106]和教师[107]。在共和国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娱乐行业中的奴隶都以公共雇用的音乐组织成员[108]、演员[109]以及角斗士[110]的身份出现。公元前2世纪初，意大利富有家庭的家务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奴隶承担，通过大量使用奴隶以及不同的使用方式，一些显贵家庭逐渐把这些奴隶变成了非生产用途的奢侈活动附属品。在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战俘数量还未大幅度增加之前，节庆宴会活动常常会雇用专业的厨师。[111]

在这一时期的罗马史料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与女奴滥交、有时甚至是粗暴的性交行为。[112]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这种与女奴之间的交合自由变得更加普遍，[113]贺拉斯还曾对此有公开的讨论。[114]

在共和国末期，很多奴隶还作为搬运工[115]以及私人通信的送信人，后者在西塞罗的来往信件中一直有所体现。阿提库斯的奴隶们把主人的信在一天后送达布伦杜休姆，接着在两天之后，另一个奴隶又送来了另一封信。[116]奴隶还被用来传送秘密而重要的政治消息或钱财。[117]

共和国时期社会看待奴隶制的态度以及给予奴隶的待遇，虽然根据奴隶主个体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从整个古代奴隶制的框架来看，仍表现出罗马奴隶制的某些特点。罗马人把奴隶制视为一切民族都拥有的一种制度，因此不必像亚历山大之前的希腊人那样对其起源进行解释。由于意大利人通过战争使邻居们成为他们的奴隶，因此意大利人的奴隶制没有受到理论上的部落内部成员关系的影响，这一点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不同，后者对于奴役同民族的人的行为有所讨论，然而这些讨论在实践中并没有效力。

对于奴隶在运输中所经历的苦难，我们不得而知。与希腊的奴隶相比，从俄罗斯低地地区、小亚和叙利亚运到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奴隶们，肯定还要经受更多困难，即在恶劣的条件下拥挤在船舱内经历长途的海洋航行。西部地区奴隶制其他特征的来源在于，在罗马国家组织中，家庭具有长期延续的奇特力量，奴隶是家庭的内在组成部分，[118]隶属于家庭中严格的组织与纪律，但奴隶也分享其特权以及受保护的权利，以避免受到家庭组织的最高权力的侵犯，这些家庭组织构成了国家。在希腊城邦中，获释奴（apeleutheros）进入一个单独的非公民群体，即外邦人群体。而在罗马国家中，一个罗马公民的获释奴通过使用他的姓氏和名字仍然保持着他与前奴隶主家庭的关系，而且通过姓名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他的公民身份及权利。在一些特殊的行业中，罗马国家也会释放奴隶，西塞罗把这些获释奴等同于公民。[119]因此，通过罗马家庭的前奴隶成员向公民队伍的补充，罗马的公民群体保持了持续稳定的状态。

汉尼拔战争期间奴隶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可以肯定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西方奴隶制的特征已牢固树立，事实上这个特征在共和国初期就已存在。这一特征的政治意义从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开始已被完全认识，在公元前214年给拉里萨（Larissa）帖撒利城邦公民（dēmos）的一封重要的官方信件中，他提到了罗马国家由此获得的好处。[120]罗马人之所以可以让前奴隶获得这样的自由，是因为罗马的公民权相对不那么严格，而且具有包容的特点。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家和个人给予奴隶的待遇非常苛刻，这种态度源自于严格的家庭纪律。共和国后期二百年间奴隶数目剧增，这对获释奴和奴隶的状况都有影响：一方面奴隶越来越容易获得自由，因此获释奴的数量越来越多；[121]另一方面出于对奴隶庞大数目的恐惧，国家对奴隶的戒律及惩罚也越来越残酷。[122]

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西西里与意大利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主要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首先，俘虏的士兵数目过于庞大，而且这些士兵由于经历过危险残酷的战争洗礼而变得冷酷坚强；其次，这些危险人物被用于大农场的劳动，那里的环境使得他们有可能摆脱约束；[123]再次，这些奴隶被残酷地使用，奴隶主对他们毫不在意而且虐待他们。[124]对于李维时代的罗马人来说，奴隶起义是特别十恶不赦的，“我们的心情不仅像对待其他敌人时那样”（noneo solum animo quo adversus alios hostes），而且更加义愤填膺。[125]罗马国家也出台了奖惩制度以应对奴隶起义的危险，国家奖励那些举报起义威胁的奴隶，[126]用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而死的残忍方式惩罚那些起义的奴隶。[127]这种处死的方式在希腊文学中只偶尔出现，[128]在罗马则被视为是专门针对奴隶的残酷刑罚，[129]在罗马的喜剧中，这种刑罚通常被用来威胁恐吓奴隶。[130]

除了威胁到政府安全的奴隶起义之外，罗马国家把管教惩罚奴隶的权力都留给了他们的主人。[131]通过罗马法赋予他们的“统治权”（dominica potestas），家庭里的家长（pater familias）可以完全控制他家庭所拥有的所有奴隶，为了惩罚奴隶，他有权鞭打他们，或者把他们关到监狱（ergastulum）里，[132]也有权对他们施以极刑。[133]而这些权力使用的尺度则都取决于奴隶主个人的责任感和公正性，同时也受到罗马监察官所倡导的普遍性公共道德的影响。[134]在这样的环境下，当然会出现许多胡乱指控奴隶的例子。[135]由于我们几乎看不到奴隶主体贴地对待奴隶的例子，因此我们认为奴隶主对待奴隶可能呈愈发冷漠的态度，这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奴隶起义中有所体现，那些起义的奴隶在行动中表现得孤注一掷而且冷酷无情。[136]狄奥多罗斯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奴隶由于预期无望实现而作出的残忍举动。[137]这一时期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即在意大利的地产上使用他们，这一点体现在老加图有关农业问题的论述上。在老加图的论述中，奴隶要毫不留情地被驱使干活儿，完全不需要考虑他们作为人的需要。地产的主人要常来检查工作，地产上的奴隶管理者要对农场经营的效率负完全的责任，这些管理者常常被许诺会得到一些好处，但他们要监督奴隶不许他们有丝毫倦怠，更不能让他们逃走。[138]家庭中的奴隶成员通常不会忍饥挨饿，[139]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小偷小摸的行为；[140]如果对奴隶有更多体力上的要求，那么就要供给他们更多的食物；[141]但如果奴隶生了病，那么配给他的食物就要减少，这是一个经济上的举措。[142]同样也是出于经济考虑，年老多病的奴隶要和年老或用坏了的牲畜和工具一同被卖掉。[143]

在加图的论述中，没有关于农村家庭（familia rustica）中奴隶们家庭生活的内容，也没有未来有可能释放奴隶或在奴隶老年时有责任照顾他们的表示。奴隶们在宗教节日里也要劳动，与此相关的宗教规定只在表面上被执行，虽然他们在这样的日子里可能只做某些类型的工作。[144]按照加图的规定，给予奴隶的衣服也非常少，每两年发给他们每人一件单衣、一件披风和一双木屐。[145]牢房（ergastulum）是对奴隶施以统治权的必要工具，地产上通常都有牢房，那些不服管教的或犯了罪的奴隶会被戴上镣铐关在里面。[146]虽然牢房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期一直存在并使用，[147]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在牢房中囚禁奴隶的行为加剧了奴隶主的不公正和残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牢房的重要性在现代作家的笔下还是被夸大了。[148]老加图城里家中的奴隶如果犯了小错误，就会挨一顿鞭打，[149]而乡村的奴隶则会被戴上镣铐，但这只是冬季的情况。[150]

特兰提乌斯·瓦罗（M．Terentius Varro）所提出的对待乡下奴隶的方式与加图的建议有诸多不同，这部分源于二人性情上的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它们体现了对待奴隶的社会态度上的明显变化，这个变化就发生在这两位农业作家所处的时代之间的时段。对于瓦罗来说，土地主一方面要通过他的行为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获得愉悦的心情。[151]虽然严格来说瓦罗也把土地上的奴隶视为一种生产工具，但他认为奴隶有别于动物和农业器具，属于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i genus vocale in quo sunt servi），与那些半会发声或完全不出声的农场帮手（semivocale ［animal］ et mutum）完全不同。[152]社会观念已由纯粹的经济利益考虑发展成一种追求幸福的经济目标，其中也会照顾到奴隶的福祉和满足，当然这仍然是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153]加图为了更好地对奴隶加以控制，在城里的家中制定了一套男奴付钱跟女奴交合的规定，来满足家庭奴隶的性需求；[154]瓦罗则建议让奴隶也过上家庭生活，因为这样奴隶更容易被束缚在地产上，而且他们还会生下小奴隶，使奴隶主的财产增多。[155]如果奴隶的工作做得好，那么要给他们一些奖赏，或者给他们食物，或者使他们免除一些劳动，或者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牲畜，而且可以在农场放牧。[156]加图曾提到给奴隶加上镣铐，但这可能只是针对奴隶做错事的惩罚；[157]而瓦罗则不允许奴隶看守在可以用语言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动用拳头恐吓奴隶，[158]他也没有提到过使用镣铐。[159]

注释

1 Seneca，Epist．mor.，47，14；Macrobius，Saturnalia 1∶2，11；Livy，1∶51，8；Plutarch，Life of Coriolanus，24，4—5 and of Cato the Elder，20，3—4．

2 参见Mommsen，History of Rome3∶305，“某种程度上单纯的奴隶制”。

3 Livy，2∶23，1，6；6∶14，3—8；6∶34，2；6∶36，12．

4 同上，3∶15，5。

5 同上，3∶15，9。

6 “Trans Tiberim”，laws of the XII Tables，Bruns，FIR，20—21，tab．III，5（Gellius，Noctes Atticae 20∶1，46—47）．

7 参见Weber，M.，Gesammelte Aufsätze，209的分析。

8 Livy，7∶16，7．

9 同上，8∶28，1，7．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16∶9 将这一事件置于考迪那峡谷（Caudine Forks）战役之后。

10 Polybius，3∶24，6—7．

11 Meyer，Ed.，Kleine Schriften，2d ed.，1∶208；参见M．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234。

12 Varro，De re rustica 2∶10，4．

13 西塞罗的老师安东尼乌斯·格尼佛（M．Antonius Gnipho）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在婴儿时代）被遗弃的出身自由的高卢人，（后来）被他的养父释放”。Suetonius，De grammaticis，7；参见Pauly-W.，RE 11∶469—470。

14 大量的人和牲畜以及各种战利品，参见Livy，29∶35，5。

15 Just．Institutes 1∶3，3．指挥官下令卖掉战俘，这些奴隶由此获救而不会被杀死。

16 Livy，43∶4，5；Zonaras，9∶22 C．

17 财务官登记了这些人的名字，把这些奴隶每30个编成一组，并给每组派了一个监督者，参见Livy，26∶47，1—2；Polybius，10∶17，9—10。

18 Caesar，Gallic war 7∶89；Polybius，3∶17，7．一部分战利品根据士兵的功绩分配给士兵，其余的被拍卖，参见Livy，4∶34，4。

19 Dio Cassius，42∶14，3．

20 Sub corona，Livy，42∶63，10．

21 Polybius，10∶17，6—10．

22 在公元前25年出售萨拉西人（Salassi）的交易中，奥古斯都下了一个禁令，禁止在20年内释放这些奴隶，参见Dio Cassius，53∶25，4。

23 Livy，5∶22，1；10∶46，5．

24 在希腊出售奴隶的收益被用于重建麦加拉波利斯的一个柱廊，Livy，38∶34，7。

25 Appian，Mithridatic wars，38；参见Heichelheim，F.，Hist．Zeitschrift 143∶95，1931。

26 Polybius，10∶17，9；Livy，26∶47，2．

27 参见Plautus，Captivi，334∶sed is privatam servitutem servit illi an publicum！

28 Livy，22∶57，11—12；34∶6，12．

29 Livy，38∶51，12中那些平民保民官的侍从可能是他们的私人奴隶。

30 Johnson，J.，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Republican magistri，no．13，9中的公共奴隶。

31 Dessau，ILS，6085∶82．

32 Dio Cassius，48∶43，3．

33 见公元前195年L．Valerius 针对“奥皮亚法”（lex Oppia）的演说，Livy，34∶6，17—18。参见Servius Grammaticus，Commentaries on the Aeneid 9∶544∶lege militari … qua servi a militia prohibebantur。

34 Caesar，African war，54，1；Civil war 3∶6，1；Nicolaus of Damascus，31．

35 在公元前59年仍然是5％（vicesima），Cicero，To Atticus 2∶16，1。

36 Livy，27∶10，11．

37 Orosius，6∶15，5．Pliny，Natural history 33∶56称其总数为1.5万条黄金3万条白银，另外还有3000万塞斯特斯（sesterce）的硬币。

38 有关公元前357—公元前209年释奴的情况，参见Dureau de la Malle，Adolph J．C．A.，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1∶290—294，Paris，L．Hachette，1840。有关公元前81—公元前49年的情况，参见Tenney Frank，The sacred treasury and the rate of manumission，Amer．Jour．Philol 53∶360—363，1932，and Econ．Surv．Ancient Rome 1∶101—102，338。

39 参见贝洛赫的警告，Bevölkerung，414。

40 Dio Cassius，55∶31，4．

41 Appian，Civil wars 5∶67；Dio Cassius，48∶31，1．

42 Livy，39∶44，3．

43 Plutarch，Cato the Elder，18，2．参见Diodorus Siculus，31∶24，加图曾悲哀地表示，一个长相英俊的奴隶的价值竟然要超过一个农场。

44 参见E．Ciccotti，Tramonta della schiavitù，255—256。

45 Dessau，ILS，6685，147；Tenney Frank，Econ．Surv．Ancient Rome 1∶319．

46 Appian，Mithridatic wars，83．

47 Caesar，Civil War 3∶32．

48 Livy，22∶59，12．

49 同上，22∶52，3。

50 同上，22∶58，4。

51 同上，34∶50，6。

52 Plutarch，Cato the Elder，5，4．

53 Diodorus Siculus，20∶84，6．

54 见Calderini，Manomissione，214。

55 Livy，39∶44，3；Plutarch，Cato the Elder，18，2；Diodorus Siculus，31∶24．

56 公元前66年，与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一同做执政官的安东尼乌斯（C．Antonius）花150德拉克马购买了一个奴隶女孩儿以为家中宗教用途，参见Q．Tullius Cicero，De petitione consulatus 8，in Eussner，A.，Commentariolum petitionis，Würzburg，Thein，1872。

57 Diodorus Siculus，5∶26，4．

58  Suetonius，Caesar，47．

59 Dio Cassius，42∶14，3．其原因可能是急需用钱。

60 Cicero，To Atticus 12∶30，2；28，3．

61 Varro，De re rustica 1∶17，5．

62 Cicero，To his friends 8∶15，2．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所有的奴隶都是家生家养的，参见Nepos，Atticus，13，4。一个名叫维尔纳（Verna）的获释女奴可能是家生奴隶，参见Johnson，Jotham，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Republican Magistri，nos．3，1；11，6。

63 Varro，De re rustica 1∶16，4．

64 同上，1∶17，2。

65 参见Strabo，5∶2，7中所记述的由于科西嘉（Corsican）奴隶的冷漠无情而无法用他们获利的情况。

66 Appian，Civil wars 1∶8．

67 见Beloch，Bevölkerung，413和Heitland，Agricola，131。

68 Suetonius，Caesar，42，1．

69 Gummerus，Klio 5∶72．

70 没有证据表明图尔德塔尼人（Turdetanian）在开采铜矿时有使用奴隶劳动，Strabo，3∶2，9。

71 Polybius in Strabo，3∶2，10．

72 Diodorus Siculus，5∶36，4．

73 参见Strabo，12∶3，40，那些在本都的庞培奥波利斯（Pompeiopolis）矿山上工作的罗马矿产承包商使用被充公的奴隶作为劳动力。

74 这些背景因素是：罗马公民及其同盟者必须要服兵役；战争、海盗劫掠和常规的奴隶贸易使得大量奴隶来到意大利。

75 见CAH 8∶342。

76 Ad ministeria belli，Livy，26∶47，2；Polybius，10∶17，9—10．

77 有关训练新奴隶的情况，参见Plutarch，Cato the Elder，21，7。

78 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450—1459．

79 同上，9∶1452。

80 Menander，The Hero，2—3；Periceiromene，87．

81 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454—1455．

82 Plutarch，Crassus，2，4．

83 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450．

84 Johnson，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Republican Magistri．

85 同上，picariorum sociorum servi，nos．1，10；7，5；14，8；19，7。

86 同上，salinatorum sociorum servi，nos．14，3；16，7；21，12；26，11。

87 CIL 1^2（2d ed.）part 2，nos．672—691，Berlin，Reimer，1918．

88 然而在CIL 1^2（2），no．681中出现的9个可以辨认的名字中，有8个是奴隶。

89 参见Praeneste，CIL 1^2（2）∶1443，1449，1451，1453，1456；Spoletium，同上，2108 ；Pompeii，同上，777；Mantua，奉献19个奴隶给拉里斯（Lares）神，同上，753；新迦太基（Nova Carthago）的西班牙城镇和托洛萨（Tolosa）同一组织中的自由人、获释奴和奴隶，同上，2270，2271，779（参见Rh．Mus．59∶114—115）。

90 CIL 1^2（2），no．2260．

91 同上，2235—2253，2504。

92 在Dessau，ILS中，这一条是第9236号。

93 Jean Hatzfeld，Les trafiquants Italiens dans l'Orient hellénique，in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115∶249，n．3，Paris，E．de Boccard，1919．

94 同上，247。

95 Park，Marion E.，The plebs in Cicero's day，80—84，Cambridge，Cosmos Press，1921．Park得出结论称，在总共132名工匠中，有123个是奴隶身份。这是一个很保守的结论。同样的情况还有她的警告，同上，81，n．3和86，n．1。我们还要注意的保守结论来自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issowa，RE 9∶1487。

96 CIL 1^2（2）∶1447．

97 同上，1^2（2）∶2108。

98 同上，6（2）∶7988，公元前2世纪；同上，no．9503。

99 奴隶的名字印在面包上，CIL 10（2）∶8058，18；8059，30，34，98，99，153，154，160，412。

100 Cicero，De officiis 1∶42，7．

101 Cicero，To Atticus 14∶3，1；参见CIL1∶1216中的奴隶建筑工。建筑承包商狄费鲁斯（Diphilus）（Cicero，To his brother Quintus 3∶1，1）和尼斯福鲁斯（Nicephorus）（同前，3∶1，5）很可能都是获释奴而非奴隶，因为尼斯福鲁斯作为昆图斯·西塞罗（Quintus Cicero）的工匠管理者，可以拒绝与他签订的一份合同。

102 Nepos，Atticus，13，3．

103 Cicero，To Atticus 4∶4a，1；5，3；8a，2；参见同前，1，20，本来是三个抄写员，阿提库斯把其中一个的名字从西塞罗正在出版的一篇演说词的所有副本中删去，同前，13∶44，3。西塞罗的奴隶抄写员狄奥尼修斯，Cicero，To his friends 13∶77，3。

104 Cicero，To Atticus 13∶50，2．参见把拉米亚（Lamia）的获释奴或奴隶商业代理人推荐给非洲的总督，Cicero，To his friends 12∶29，2。

105 获释奴希拉里乌斯（Hilarius）是会计（ratiocinator），Cicero，To Atticus 1∶12，2。菲洛提姆斯（Philotimus）是泰伦提娅的获释奴，同作者，To Atticus 5∶4，3；19，1；8，7，3；10，5，3。图里乌斯是西塞罗的获释奴，公元前50年他协助西里西亚的财务官处理行省的会计事务，同作者，To his friends 520，1，2。根据F．Münzer，Pauly-Wissowa，RE A1，Tullius，no．15，p．803的说法，这个获释奴不是那个忠诚的图里乌斯·提罗（M．Tullius Tiro）。

106 Suetonius，Augustus，11．CIL 10∶388中出现了一个获释奴医生（medicus），Cicero，In defense of Aulus Cluentius，47中有一个奴隶是医生的助手。

107 奴隶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是李维乌斯·萨利纳托尔（Livius Salinator）的孩子们的教师，Hieronymus，Upon Eusebius' Chronicorum 2∶125（ed．Schoene；参见Plutarch，Cato the Elder，20，3）。加图更愿意亲自指导他自己的儿子们，同上20，4。

108 Cicero，Against Quintus Caecilius，17；Against Verres 5∶64，他把六个男性乐师作为礼物送给他在罗马的一个朋友。Cicero，In defense of Milo，55中属于米洛妻子的奴隶乐师可能是供家庭使用的私人娱乐师，同样的情况还出现于Cicero，Roscius，134。

109 一个名叫安提丰（Antiphon）的获释奴，Cicero，To Atticus 4∶15，6；演员潘纳古斯（Panurgus），由法尼乌斯（Fannius）和罗西乌斯（Q．Roscius）共同拥有，同作者，In defense of Roscius the comedian，27—29，31。

110 Livy，28∶21，2；Cicero，Pro Sexto 134；To Atticus 4∶4a2，清楚地表明雇用受过训练的角斗士表演这种行为，即使是对于像阿提库斯这样富有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Caesar，Civil war 1∶14，4。

111 Pliny，Natural history 18∶11，28．Livy，39∶6，9指出，公元前2世纪早期来自国外的奢侈风尚在罗马社会出现的时候，就开始有购买烹饪技艺高超的奴隶的行为。

112 Livy，38∶24，2—5；39∶9，5．有关大西庇阿和一个奴隶女孩的关系，见Valerius Maximus，7∶6，1。老加图曾娶一个年轻的奴隶作妻子，Plutarch，Cato the Elder，24，1，并鼓励男奴花钱找女奴交合以取代家庭关系，同上，21，2。

113 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安东尼乌斯在市场上买下一个奴隶女孩来满足他的欲望，Quintus Cicero，De petitione consulatus，8（见Pauly-W.，RE 1∶2578）。马尔库斯·克拉苏的一个朋友把两个奴隶女孩暂时送给他使用，Plutarch，Crassus，5，2。

114 Horace，Satires 1∶2，117；Letters 1∶18，72．参见Kroll，W.，Ztsch．für Sexualwissenschaft 18∶149—150。

115 Catullus，10，16．

116 Cicero，To Atticus 3∶7，1；参见1∶0，1；2；8，1；9，1；12，2；3；19，3；4∶4a；To his friends 8∶12，4；14∶5，1；16∶9，2；To his brother Quintus 1∶3，4。

117 Cicero，To Atticus 15∶13，4；一个奴隶带来了有关亚历山大里亚军团的消息。在Dio Cassius，40∶8，2中，一个奈尔维人（Nervii）提供了一个奴隶作为信使；Polyaenus，8∶23，1，尤利乌斯·恺撒的一个奴隶被派到米利都去收取赎金。

118 Wallon，H.，L'esclavage 2∶177．

119 Servos persaepe … libertate，id est civitate，publice donari videmus，Cicero，Pro Balbo，9，24．

120 Dessau，ILS2（2）∶8763∶．

121 有关大量的释奴情况，见Frank，T.，Amer．Jour．P hilol．53∶360—363，但其中数字性的结论并不可信。

122 有关加图个人出于恐惧而苛刻对待奴隶的情况，参见Plutarch，Cato the Elder，21，4。

123 Diodorus Siculus，34—35∶2，2—3．意大利同样类型的奴隶制，见同作者，34—35∶2，34。

124 有关奴隶主虐待奴隶的例子，参见Diodorus，34—35；36—37。

125 Livy，21∶41，10．

126 通风报信的奴隶会得到金钱和自由，Livy，4∶35，2；22∶33，2；参见2∶5，9；26∶27，4，6；27∶3，5；32∶26，9，14。

127 公元前196年，只有奴隶起义的领袖被鞭打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Livy，33∶36，3。公元前71年，参加意大利奴隶起义的6000名俘虏被钉死在从卡普阿到罗马路旁的十字架上，Appian，Civil wars 1∶120。

128 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 1∶1573．

129 Servile supplicium in Tacitus，Histories 4∶11，and Script．hist．Aug.，Avidius Cassius，4，6．

130 例如Plautus，Miles gloriosus，359；Mostellaria，557；Terence，Andria，787；参见Pauly-W.，RE 4∶1728。

131 Augustus，Monumentum Ancyranum，25，公元前36年，奥古斯都把3万个奴隶都交还给他们的主人ad supplicium sumendum，他把这些奴隶行为的责任都推给了赛克斯图斯·庞培，Appian，Civil wars 5∶77，80．老加图当着他所有奴隶的面审讯那些被怀疑犯了这种死罪的人，Plutarch，Cato the Elder，21。

132 Pauly-W.，RE 6∶431．

133 见前注131。

134 把保护奴隶使之免受残酷对待作为公民道德的一部分，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Antiquities 20∶20，3。

135 共和国早期就有一个虽不一定真实但很典型的案例，同上，8∶69。维瑞斯曾为了把大家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而指控一个无辜的奴隶，Cicero，Against Verres 4∶45，100。凭借个人的权力折磨并在十字架上钉死一个奴隶，Cicero，Pro Cluentio，66，187；参见To Atticus 14∶15，1；Horace，Satires 1∶3，80—82。据说昆图斯·西塞罗的妻子庞培尼娅（Pomponia）曾折磨背叛主人的奴隶，但普鲁塔克不认同这种说法，Plutarch，Cicero，49，2。

136 见本书第十章，参考此处。

137 Diodorus Siculus，34—35∶2；36∶5—11．

138 Cato，De agricultura，2，2．

139 同上，56—58。

140 Facilius malo et alieno prohibebit，同上，5，2。

141 同上，56。

142 同上，2，5反驳了G．Curcio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奴隶装病。见Gaetano Curcio，La primitiva civilta latina agricola e il libro dell'agricoltura di M．Porcio Catone，48，Firenze，Vallecchi，1929。

143 Cato，De agricultura，2，7．

144 同上，2，4；138；参见Columella，De re rustica 2∶21。

145 Cato，De agricultura，59．

146 Columella，De re rustica 1∶6，3 建议牢房建在地下，但其环境不能对人体健康有害。

147 牢房里关着的奴隶有时会被卖做角斗士，Cicero，Pro P．Sexto，134。

148 见Heitland，W．E.，Agricola，146，Cambridge，Univ．Press，1921，他把牢房视为工棚，奴隶不工作时就要一直被关在里面。

149 Plutarch，Cato the Elder，21，3．

150 Cibaria … compeditis per hiemem，Cato，De agricultura，56．加图和瓦罗都没有提到牢房。见Heitland，Agricola，185。

151 Ad duas metas dirigere debent，ad utilitatem et voluptatem，Varro，De re rustica 1∶4，1．

152 比如马车，同上，1∶17，1。

153 Studiosiores ad opus fieri liberalius tractando，同上，1∶17，7。

154 Plutarch，Cato the Elder，21，2．

155 伊庇鲁斯的奴隶被用来证明这种关系的优点，Varro，De re rustica 1∶17，5。牧羊人也要有一个配偶，同上，2∶10，6。

156 有关奴隶管理者的个人财产（peculium），同上，1∶17，5；有关普通奴隶，同上，1∶17，7；19，3。

157 Cato，De agricultura，56；参见Plutarch，Cato the Elder，21，3。

158 Varro，De re rustica 1∶17，5．

159 Suetonius，On the rhetoricians 3曾提到把奴隶看门人锁在门上是古罗马的一个习惯，但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其他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第十二章

罗马共和国晚期：奴隶的社会与法律地位

有关西部地区奴隶逃跑的信息我们掌握得很少，虽然可以肯定有非常多的奴隶曾试图逃脱奴役，尤其是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因为那时有很多家庭奴隶，这些人一旦逃到国外，就很难再把他们抓回来。[1]为了防止奴隶逃跑，一些奴隶主在奴隶的脖子上挂上项圈，上面有奴隶及其主人的名字和地址。[2]没有证据表明罗马帝国时期判定拘捕并归还逃跑奴隶的法律条款[3]在共和国时代就已确立。那时寻找逃跑奴隶就只是奴隶主个人的事情，他会寻求朋友的帮助，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会寻求市政长官及行省总督的帮助。[4]西塞罗与伊利里库姆的前后两任行政长官都通过信，[5]信的内容涉及他的奴隶狄奥尼修斯，这个奴隶带着西塞罗图书馆的书逃走，西塞罗为此事的通信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但从与这件事相关的最后一封信来看，这个逃跑的奴隶仍然没有被带回。逃跑的奴隶一旦被抓住，就会被行政长官囚禁，或者由个人或官方做主被送到矿山去承担艰苦繁重的劳动，直到被送还其主人为止。[6]

在共和国后二百年的文学作品中，看待奴隶的态度混合了恐惧、怀疑和蔑视等情绪，[7]导致这种态度的原因在于，在共和国最后几百年里出现了庞大的奴隶群体，奴隶被极端地剥削，在“统治权”的规则下奴隶主对奴隶拥有无限制的权力。有的文学作品称这种对奴隶的看法在早期传统中就已出现，[8]但这一说法不合实际。在奴隶制早期单纯的形式下，家庭中奴隶的地位不会让人们产生这样的看法，而且有许多当时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互相尊重关心亲近的例子，一些对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公元前3世纪的事件的记载虽不大可靠，但其中也有关于奴隶受到信任的内容，[9]从这些案例中，我们都无法找到有关奴隶被仇视的证据。甚至在罗马向海外扩张的时期，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奴隶受到残忍地对待，而是要考虑奴隶主以及奴隶双方的个体性格特征，也要考虑到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可以肯定，奴隶主阶级经常滥用他们的权力，用自由身份作为诱饵诱使他们的奴隶做坏事，[10]或者利用他们获取非法的利益。[11]与这些情况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公众对于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的批评态度，[12]也有一些例子可以从中看出奴隶主真诚爱护奴隶的个人情感。西塞罗曾动情地为奴隶的厄运和缺乏权利而叹息，[13]虽然这样的情感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的社会环境下并不常见，但他愿意赞美他的奴隶们的优秀品质，他对其中的一些奴隶，特别是提罗（Tiro），怀有真诚的感情，在这方面他的家庭还有他的朋友阿提库斯与他保持一致。[14]从奴隶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在导致西方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大环境下，也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提出了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然权利这一观念，[15]同样也没有为废除奴隶制而团结一致的行动。任何看起来似乎在朝这个目标迈进的倾向实际上都只是在追求短期内条件的改善。

从这一时期诸多奴隶忠于主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奴隶常常获得良好的对待，而且他们对此也有所回报。[16]西方的奴隶主还会派一些奴隶到东方代他们处理商业事务，可以想见这些奴隶的生活条件都是相当好的。[17]在普通罗马人的生活里，奴隶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也参与家庭的宗教仪式，[18]这些都表明奴隶受到了良好对待。罗马共和国政府一直把结社权自由地授予所有属民，不分自由人还是奴隶，只有几个时间段例外：公元前64—公元前58年，所有社团都被解散，除了少数几个得到元老院相关决议特别赦免的团体；[19]恺撒在独裁时期也曾下令禁止社团组织，[20]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建立。对于西方奴隶来说，这种结社权观念所带来的社会优势不应被低估。

在罗马以及意大利中部的相邻城镇，奴隶和获释奴的宗教社会组织发展于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对此我们还需要确切的证据。[21]来自坎帕尼亚（Campania）的最早的由奴隶构成的宗教团体助祭名单出现于公元前98年。[22]来自明图尔诺的是29个助祭的名单，附带的铭文类似于已知的来自其他意大利城镇以及西班牙和多瑙河地区的铭文。[23]这些名单表明，在公元前100年左右，[24]男奴和女奴及前奴隶[25]在意大利罗马统治下的共同体内获得了明确的社会地位。这些名单本身就是组织中社会宗教合约的证明。在这些组织中，同一手工行业的奴隶阶级虽然不是必须与自由人分开，但他们在习惯上仍然会与自由人分开。[26]

由于明图尔诺名单上的名字只是每年从范围更大的社团成员中选出的男女助祭，[27]因此一定有一个庞大的获释奴和奴隶群体[28]参与宗教祭祀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活。在公元前64年之前，社团组织在奴隶和获释奴阶层中扩展得非常快，到公元前58年社团禁令被解除的时候，其发展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29]奴隶们没有被强制穿不一样的衣服来显示他们与获释奴或自由人的区别，只是在他们获得释放的时候，头发会被剃掉，头上戴一种特殊的无沿毡帽。[30]

古梅鲁斯论述说[31]意大利的奴隶都穿着因苏布里人（Insubres）的粗纺衣服，[32]这只能说明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和辛姆布里人（Symbri）的粗羊毛被制成了便宜的衣服，然后卖给了意大利的奴隶以及其他生活贫困的人。城市里的奴隶有机会与同阶级的其他人结成伙伴关系，这对于乡村中的奴隶和自由人都同样具有吸引力。[33]虽然加图及其支持者们即使在假日里也不让乡村的家庭成员休息，要他们严格遵照字面上的宗教规定，做一些被允许从事的工作，[34]但根据罗马的习俗，仍然有一些特定的节日，在此期间奴隶所要做的繁重劳动或者彻底停工，或者至少也得大幅度减轻工作量。[35]在农神节（Saturnalia）庆典期间，获释奴和奴隶都可参加宴饮活动，不论奴隶还是自由人，不论富人还是穷人，在这个节日里都是平等的。[36]奴隶们还被特许与他们的主人开玩笑，其自由宽松的程度令人惊讶，[37]主人也会容忍奴隶开自己的玩笑，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奴隶们在使用这个节日的特权。[38]在3月第一天的主妇节（Matronalia），女主人会侍奉其奴隶。[39]在共和国晚期愉悦的乡间生活中，纪律相对没那么严格，如果遇到暴风雨的天气，奴隶们也会停止工作，[40]而这正是加图在对农场的建议中坚持认为要尽可能避免的行为。[41]

在罗马确实存在着苛刻对待奴隶的情况，存在着利用家庭父权无限度地操控奴隶的情况，也存在着西塞罗所明确阐述的观点，[42]即如果给奴隶以过分的影响力，那么会使罗马的官员蒙羞。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人也毫无偏见地允许有天赋的奴隶在获释后进入到罗马社会的文化生活之中。这些获释奴可以从政，也可以从事与经济有关的事业，他们不会因之前的身份而遭到歧视。[43]在罗马帝国之前的东部希腊地区，获释奴甚至偶尔还可能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突出位置。[44]然而却很少有获释奴在希腊的文化史上能占据一席之地。

有四方面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罗马奴隶这种不寻常的状况：首先，奴隶在最初就有固定的岗位，后来在罗马的家庭中也占据着牢靠的位置；其次，罗马的公民权没有排外性，奴隶在被释放之后也可以拥有这种权利；再次，希腊文化具有较高的水平，从公元前290年罗马迅速扩张占领了大希腊和西西里开始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都有希腊[45]奴隶在罗马出现；最后，罗马社会由于新的文化需要而出现对于教师的需求，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奴隶，即战争中的战俘，为罗马提供了数量稳定的受过教育的成年奴隶群体，满足了罗马上层社会的青年对于教育的持续需求。[46]

在拉丁文学方面有很高造诣的获释奴的杰出代表是来自大希腊的李奇乌斯·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ucius Livius Andronicus）和特兰提乌斯·艾菲尔（P．Terentius Afer）。罗马共和国时期作为作家或文学助手在当地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获释奴包括：埃皮卡杜斯（Epicadus），他完成了苏拉没有写完的回忆录；[47]阿提乌斯·菲洛罗古斯（Atteius Philologus），他为萨琉斯特（Sallust）的历史写作收集了资料；[48]沃尔塔奇里乌斯·皮鲁图斯（L．VoltaciliusPilutus），他是格奈乌斯·庞培的老师；[49]西塞罗的前奴隶提罗，他协助西塞罗在文学方面的工作；[50]庞培的前奴隶列奈乌斯（Lenaeus），他是一名文法家，庞培让他把本都的密特里达提六世的医药记录翻译成拉丁文；[51]克拉苏的前奴隶阿波罗尼乌斯，他在公元前45年希望用希腊文记述恺撒的成就，而且在这方面也得到了西塞罗的举荐。[52]普林尼（Pliny，35∶199）曾提到一些获释奴的事迹：普布利里乌斯·安条奥奇乌斯（Publilius Antiochius）把小丑剧介绍到罗马来；曼尼里乌斯·安条奥库斯（Manilius Antiochus）是一名占星家；斯塔贝里乌斯·爱洛斯（Staberius Eros）为一名文法家。[53]除此以外，普林尼还列出了在公元前1世纪“公敌宣告”期间获得了财富的8位前奴隶，他们是：苏拉的获释奴克里索格努斯（Chrysogonus）；卡图路斯（Q．Catulus）的获释奴安菲翁（Amphion）；路库鲁斯的获释奴赫克托尔；庞培的获释奴德米特里乌斯；[54]庞培的获释女奴（？）奥格（Auge）；[55]安东尼的获释奴希帕库斯（Hipparchus）；赛克斯图斯·庞培的获释奴梅纳斯和梅涅克拉特斯（Menecrates）。

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罗马，年轻的辩护律师愿意在涉及自由身份的案件中为一些奴隶辩护，[56]这进一步证明这些奴隶的影响力。奴隶们了解主人的隐私生活，因此他们可以用真话或捏造事实来中伤他们的主人，[57]他们的地位如此重要，甚至恺撒都认为值得花心思以获得他们的支持。[58]西塞罗的兄弟昆图斯允许他的奴隶斯塔提乌斯提出建议并插手小亚行省的事务，西塞罗对此深感担忧。[59]他写信警告昆图斯，虽然在家庭事务上可以依靠能干的奴隶，但在与国家密切相关的事务方面要彻底戒绝奴隶的干预。[60]

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二百年里，意大利、西西里和北非迦太基等地区的农业生产除使用自由雇工外也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力，[61]事实上这些地区在同时期比古代世界中任何时期的其他地区都更加依赖奴隶劳动力。在共和国的最后二百年里，罗马发动了对东地中海区域的扩张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奴隶数量的普遍增加，后者无疑是塑造当时以及帝国前二百年意大利和西西里经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62]以奴隶身份被带来的熟练工匠影响了西部地区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奴隶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也使得当地的自由劳动力转移到军事方面。[63]然而如果因此就把罗马文明笼统概括为奴隶文明[64]的话，那么这个用词还是程度过深了，即使我们所指的范围只是奴隶数量达到顶峰时期的地中海中部地区，这个说法也是不恰当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限地使用了这个观点，认为奴隶制导致了贫富分化，造成有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的数量稀少。韦伯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过分夸大了与自由劳动力使用相抗衡的奴隶制的力量，他没有考虑到奴隶被奴役的暂时性。广泛的释奴行动使得半自由和自由的劳动力不断从奴隶群体中脱离出来。[65]

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与罗马法相关的史料来说，在讨论罗马有关奴隶制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时，我们不可能区分开共和国和帝国前期的情况。根据古典时代系统阐述的理论，奴隶制属于“万民法”，但同时又与自然法相对。[66]遵循着以万民法和自然法为基础的这种区分，盖约（Gaius）依照罗马民法把奴隶作为人来看待。[67]从词源上说，servus（奴隶）和servare（拯救）是有关联的。[68]这个专门的法律术语显然形成于共和国晚期战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奴隶来源的时候。这个词语转化的基础是：由于战争中的征服者有权杀死战俘，因此人们认为把战俘变成奴隶是一个仁慈的行为，因为这样战俘的性命就得以保留。然而，奴隶从根本上被视为是一个所有权对象，拥有者可能是单个人，可能是作为整体的几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团体，比如社团组织或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奴隶就是一种动产（res），[69]因此所有适用于其他商品的经济活动也同样适用于奴隶，比如买卖、抵押以及根据遗嘱转让，所有针对动产有效的法律也同样对奴隶有效。

相比于希腊时期，罗马人对待奴隶更加苛刻，究其原因，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在于罗马社会“父权”力量的强大。然而，由于奴隶被认为具有人格特征，在使用和交换上都有别于其他物品，[70]因此奴隶虽为动产但仍受到特殊对待。罗马的敌人也有权利把抓获的罗马俘虏变成奴隶，因为这符合“万民法”。如果一个罗马公民因上述原因在敌人那儿沦为奴隶，那么他的财产权和家庭关系都会中止，直到他的奴隶身份得以改变，这种改变可能通过他的死亡，也可能通过他回归罗马或回到罗马的盟国来完成。[71]在这个人回来之后，他最初的法律身份都由于一种被称为“回国权”（postliminium）的权利而得以恢复。如果有另一个人出赎金使他摆脱了奴隶身份，那么只有在这笔赎金还清之后，“回国权”方能生效。[72]

在一个罗马人被俘且沦为奴隶之后，他的婚姻关系也随之解体。这种关系不可以通过“回国权”自动地恢复，必须要重新的婚姻承诺。[73]由此看来，在战争中被俘而成为奴隶的罗马属民，他们作为人的属性，甚至重新恢复公民权的可能性，都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只是在他们做奴隶期间，他们最初的自由身份从理论上讲才处于待定的状态。正是有了这种既把奴隶当人同时又当动产看待的态度，因而罗马公民的非罗马人奴隶在获释后可以由国家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利。[74]

罗马的刑法可以被用来剥夺一个人的一切权利（deminutio capitis maxima），包括最终判决死刑或被发配做矿山奴隶，[75]自由人由此丧失作为公民的三项基本要素，即自由、家庭权利和公民权利，[76]从而成为“受罚奴隶”（servi poenae）。[77]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法律中，发配为奴这一手段也被用于惩罚触犯某些民法的人，而这些民法条款通过行政调整或惩罚方式的调整，在后来都被废弃。上面所说的要被发配为奴的行为包括：逃避人口普查，[78]逃避兵役，[79]根据“十二铜表法”的条款可清楚被判定为偷窃的行为，[80]还有在共和国前二百年被判定为债务人而带来的后果。[81]

虽然男奴和女奴为了生育后代会一直居住在一起，而且被用于指代同族同源关系的专门术语在实际生活中也经常被用来指代这样的结合，[82]但从总体上讲，奴隶的婚姻不被认为具有合法性。[83]因而男奴和女奴的结合被认为是不同于“通婚”（conubium）的“奴隶同居”（contubernium）。[84]奴隶与奴隶结合生下的后代将继承奴隶的身份，在这方面罗马法遵循了出身依照母亲身份的“万民法”原则，[85]在孩子出生时更严格地按母系血统划定身份。[86]如果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自由人而母亲是奴隶，那么这个孩子本身就是奴隶，而且归属于他母亲的主人；而如果孩子的父亲是奴隶但母亲是自由人，那么这个孩子就将继承他母亲的自由人身份。由于其后代被认定是自由人，更主要地是作为可影响身份的政治问题，女自由人与男性奴隶同居的行为成为了国家关切的焦点。公元52年的“克劳狄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 Claudianum）规定，如果一个女自由人与属于另一个人的男奴在其奴隶主正式反对的情况下仍继续住在一起，那么这个女自由人本身以及此结合产生的后代都将成为该奴隶主的奴隶。[87]然而另一方面，有关男自由人与他的女奴之间的性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后代则没有在立法中得到关注，因为这个奴隶本身就是这个主人的财产。

在处理奴隶的犯罪行为方面，“统治权”赋予家长的惩罚权利包括肉体惩罚、戴镣铐、[88]将犯罪奴隶赶出意大利或西西里以及处以极刑。[89]在共和国期间，为防止奴隶主滥用这种权力，他要接受公共舆论的检查，接受监察官的检查，[90]还有一个公众指定的仲裁者专门负责倾听奴隶有关待遇太差或遭受虐待的抱怨。[91]帝国时期制定了更为明确的禁令，从而大大减弱了家长的惩罚权利。国家另一种处理犯罪奴隶的方式是国家法庭，但奴隶在这个法庭上处于完全无地位的状态。奴隶们之所以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是因为他们只是被拥有的一种物品。他们既不能代表自己也不能代表他人[92]作为原告来起诉[93]。虽然他们被允许作为告密者为法官提供信息，[94]但这一身份明显遭到强烈反对。[95]民事案件的审判一般不会借助奴隶的证词，除非在没有其他证据或其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96]

共和国时期元老院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奴隶作证反对其主人。[97]然而提比略巧妙地规避了这项法律，他把要讯问的奴隶从他们的主人处强制转售给一名官员。[98]通常在严刑拷打之后，奴隶的证词才会被采纳。[99]在奴隶主被谋杀的案件中，这个奴隶主的家庭奴隶都要被严刑审问，[100]这个行为的依据最初被归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希拉尼奥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 Silanianum），[101]但在后来被证实是其他的元老院决议。[102]之后哈德良的一项法律修正了这个行为，规定只有案件发生时就在附近可能目击到现场的奴隶才要接受审讯。[103]

罗马公民的奴隶和罗马的奴隶主一样，都可能犯下不法罪行。[104]从最早的时期起，这些奴隶就要因自己所犯的罪行而受到法律的惩罚，奴隶主只是以奴隶的名义承担法律责任，[105]除非他预先就知道这个犯罪行为而且可以阻止它发生，只有在这样的案件中奴隶主才要自己承担责任。[106]如果有针对奴隶的民事诉讼，那么其奴隶主可以承认他对奴隶的所有权，并且为奴隶辩护。[107]在这样的案件中，一旦奴隶的罪行被确认，奴隶主要负责赔偿损失。除此之外奴隶主也可以拒绝为他的奴隶辩护，但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把奴隶的所有权让渡给受害人一方。[108]根据公元209—211年加里亚米拉萨（Mylasa）所制定的一项地方法律，如果一个奴隶违反了城市的银行法，那么其主人可以选择交纳罚金，也可以不交罚金而让奴隶受到惩罚，奴隶为此要被打50下再加6个月的监禁。[109]如果奴隶犯下严重的罪行，比如谋杀了自己的主人或主人的家庭成员，那么通常由国家对其实施惩罚，[110]虽然奴隶主原本所享有的处死奴隶的权利[111]在帝国时期仍然有效。[112]

从最早时期的罗马立法开始，奴隶作为被拥有的财产就受到保护，除其主人以外的其他人都不得伤害或虐待奴隶。根据“十二铜表法”中的一项规定，[113]如果一个人打折了奴隶的一根骨头，那么他要受到处罚，他需缴纳的罚金数额是对自由人犯下同样罪行所要缴纳罚金数额的一半。如果对奴隶造成的伤害较轻，比如侮辱或肉体伤害，[114]那么奴隶的主人可以因此对犯罪者提起诉讼。而如果奴隶被一个外人以某种方式收买，奴隶主也可以起诉。[115]如果一个奴隶被诱拐逃跑或被强行绑架，那么他的主人既可以上诉到刑事法庭也可以上诉到民事法庭。[116]根据“有关谋杀罪的科尔奈里亚法”（lex Cornelia de sicariis）中的一项规定，谋杀一个奴隶，即使谋杀者是其主人，只要这种谋杀行为没有法律上认可的理由，那么谋杀者就要被放逐，后来甚至规定如果这个谋杀者是低等级的人，那么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即使谋杀者社会等级较高，他也要被处死，只是处死的手段相对不那么残忍。[117]

共和国时期奴隶主在经济方面对奴隶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奴隶可被买卖，只需遵守行政官员所制定的一些买卖规则即可。奴隶的劳动还可被租借，[118]奴隶主可得到奴隶劳动的收益，他可能允许奴隶保留收益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然而奴隶是会思想的代理人，因此他们就可能在财产的变动中发生作用。奴隶可以接受财产，其途径可能是馈赠、遗产继承，也可能是商业往来。[119]但由于奴隶没有绝对的所有权（dominium），[120]因此他所接受的财产的最终所有权掌握在他主人的手里。奴隶作为思想上的主人、肉体上的奴隶（domini animo[121] sed servi corpore[122]），占有着物品本身。不论奴隶是要为主人收取财产还是要替主人转让财产，只有在奴隶主对某个事件特别授权或者有一个包括该业务的更广泛的授权的情况下，奴隶才能以主人的名义（domini nomine）与第三方进行交易。[123]在这样的交易业务中，奴隶成为了其主人法人资格在肉体上的延伸，[124]他可以像他的主人一样行动，但因奴隶无法涉及民法发生作用的领域，因此只在这种情况下受到限制。为了彻底保护奴隶主的利益，法律条文规定，对于奴隶所做的奴隶主没有授权的商业活动，只在奴隶主获益的前提下这种活动方才有效。[125]交易第三方的权益受到行政长官的保护，这些官员会在布告中规范奴隶主对奴隶行为所要负担的责任。一旦奴隶按照特定的授权行动，[126]或者当奴隶主接受了奴隶行动的结果、把收益划为己有的时候，[127]行政长官所规定的责任就生效，并且给予受害方以法律上的支持。在前一种情况下，奴隶主的责任取决于授权的程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责任则由获取收益的数量来决定。

一个奴隶或一个自由人可被指定具有做代理人的能力，作为总管（institor），这个人在法律上有权处理与其雇主或主人的财产相关的商业事务。如果这个总管是一个奴隶，那么他的主人有责任在协议书的任命条款里表明授予他的权限，[128]而这项条款也是该协议书中最基本的内容。[129]随着形势的发展，奴隶主很方便地就可以把自己的某一项财产指定给一个奴隶，同时也允许奴隶甚至在不通知主人的情况下，就有权把通过投资、工资收入、赠与、利息、生产或者报酬等方式累积的财富加入到这笔财产中。表达这种财产转让的专业词汇是“特有产”（peculium）。[130]这样的财产就成为奴隶的“准私产”（quasipatrimonium），[131]是奴隶事实上的私有财产，但主人仍可按意愿收回这笔财产的部分或全部。[132]这种财产像其他的财产一样，都不能再由奴隶转让给其他人，除非这个奴隶具有被称为“自由管理”（libera administratio）的权利。[133]如果一个奴隶既有“特有产”又有“自由管理权”，那么他就几乎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工业或商业领域，不受任何控制，除非他的权利被收回。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奴隶可能累积一笔可观的财富，在主人许可的前提下他可以用这些财富买回他的自由。帝国时期可以强制一个奴隶与他的主人在释奴方面达成协议，但共和国时期这样的行为不一定被允许。奴隶主之所以愿意让奴隶使用“特有产”来购买自由，因为这样做可能可以刺激奴隶努力工作，也可能成为一笔投资。从后者来看，由于行政长官把“私有产”的性质特别看待，认为这笔财产不同于“私产”，因此奴隶主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只涉及“特有产”的案件中，使用“特有产”的奴隶可以使他的主人陷入民事诉讼的官司中。[134]

从最早期开始，罗马的神圣法就承认奴隶所具有的人格，有关这一点比民法更为明确也更加彻底。神圣法在一定限度内赋予奴隶承担义务的能力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独立活动的权利。[135]这一点从下述情况可看出：首先，奴隶们可以通过向相同的神宣誓而把自己这个群体联合在一起，宣誓的格式化语言与自由人的完全一样，[136]而且也可以向神奉献；[137] 其次，奴隶们的埋葬地被认为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地点（loci religiosi），是已逝奴隶灵魂（manes）的居住地。[138]团体中的奴隶成员一旦得到主人的同意加入社团，他们必然就会作为独立于主人之外的法律代理人在这些组织内部从事一些活动。[139]与自由人不同的是，目前我还不了解是否有相关法律规定奴隶的尸体一定要被埋葬。然而如果有第三方埋葬了奴隶，那么奴隶主可能要负担相应的费用。从这一点上说，埋葬奴隶就成为加在奴隶主身上的宗教义务。[140]虽然行政官员并没有采取行动强制奴隶主完成这项社会道德义务，但事实上神圣法却制定了规则，使那些替奴隶主完成了埋葬奴隶义务的人得到了补偿。

注释

1 庞培大帝（Pompey the Great）的奴隶列奈乌斯成功地藏身于希腊，Suetonius，De grammaticis，15。据说一个逃跑的奴隶曾以自由人的身份与雅典的一个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共同居住了一段时间，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1∶2，14。阿提库斯的一个奴隶曾和一个劫匪头子一起躲藏在托罗斯（Taurus）山里，Cicero，Ad Atticum 5∶15，3；6∶1，13。西塞罗的逃跑奴隶狄奥尼修斯逃到了伊利里库姆（Illyricum）境内，同作者，Ad familiares 5∶9，2。参见：在公元1世纪，人们仍然相信维斯太贞女（Vestal Virgins）可以通过某一种祈祷抓住逃跑的奴隶，只要他在这个城市的范围内，Pliny，Nat．hist．28∶2，13。

2 Lucilius，29，in Nonius Macellus，Compendiosa Doctrina，36 M，cum manicis，catulo collarique ut fugitivum deportem．比较一个奴隶颈带所悬挂的青铜盘上的铭文，Bruns，FIR，159，362∶fugi；tene me；cum revocaveris me domino meo Zonio accipis solidum，以及在布林迪西（Brindisi）发现的一具人体骨骼的脊椎骨上套着的铁环，这很可能是一个逃跑奴隶的项圈，Atti．Acad．deiLincei，Mem．1878—1879∶215。

3 Buckland，Roman law of slavery，267—268．

4 Wilcken，U.，UPZ 1∶568．西塞罗为帮助他的朋友伊索配斯（Aesopus），使用了他本人以及他在小亚做总督的兄弟昆图斯的影响力，抓住了正在躲避风头的奴隶，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1∶2，14。

5 Cicero，Ad familiares 13∶77，3；5，9，2；10，1．

6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1∶2，14；Mon．Ancyr.，25，把逃跑的奴隶送还给他们的主人。

7 Totidem hostes esse quot servos，Seneca，Epist．mor．47，5；Macrobius，Saturnalia 1∶11，13；Livy，39∶26，8；Cicero，De domo suo 129；Pro Caelio 61—62．公元前56年，营造官（aedile）克洛丢斯·普尔舍（P．Clodius Pùlcher）让奴隶参加了麦加林节庆（ludi Megalenses），Cicero，De haruspicum responsis，24；Post reditum in Senatum，13；In Pisonem，9，ex omni ferce urbis ac servitio。甚至家生奴隶也可能成为危险的来源，Cicero，Ad familiares 9∶19，2；参见Horace，Epodes，4，3—4，11—12，有关赛克斯图斯·庞培的获释奴梅诺斯（Menos）。

8 在一些被认为是描述共和国早期特征的演说词中，如同在Livy，4∶3，7中一样，后来的观念被追溯成早期对于获释奴及其后代的观念。又见Livy，9∶46，4。

9 Valerius Maximus，4∶4，6（De paupertate）．

10 Appian，Mithradatic wars，59记载了诱使奴隶犯下谋杀罪的事件。

11 奴隶主有时释放奴隶是为了这些奴隶可以进入粮食赈济名单，Dio Cassius，39∶24，1。

12 庞培曾小心翼翼地行事，以避免有人批评他和他获释奴的妻子之间的关系，Plutarch，Pompey，2，4。

13 Cicero，Pro Balbo，9．

14 提罗的速记能力受到称赞，见Cicero，Ad Atticum 13∶25，3。有关释放他的情况，见Ad familiares 16∶10，2；15，2；16，1。对于提罗病情的关切，见Ad familiares 16∶1，2；4，3；5，6等等。西塞罗对一个男孩诵读员的死表示悲伤，Ad Atticum 1∶12，4。昆图斯·西塞罗在信中提到他对于他的奴隶斯塔提乌斯（Statius）的满意之情，见Ad familiares 16∶16，2。西塞罗安慰为一个奴隶而悲伤的阿提库斯，Ad Atticum 12∶10。

15 Schneider，Albert，Geschichte der Sclaverei，20．

16 公元前221年，哈斯杜鲁巴被一个奴隶杀死，因为他曾处死了这个奴隶的主人，Livy，21∶2，6。在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中，一对奴隶主夫妇的女儿，虽然她的父母对待奴隶很苛刻，但她本人却得到了照顾，因为之前她对奴隶的态度很好，Diodorus Siculus，34—35∶2，13。庞培的一个获释奴在他死后看管他的尸首，Plutarch，Pompey，80，2—3。虽然一些奴隶会害怕被怀疑是杀害他们主人的凶手，但他们还是愿意和他们主人的尸首呆在一起，Cicero，Adfamiliares4∶12，3。在公元前43年的放逐行动中，一些奴隶通过与他们的主人交换位置或者代主人受死的方式救了他们的主人，Dio Cassius，47∶10，2—6。Valerius Maximus，6∶8中还汇集了奴隶为主人献身的其他例子。

17 Cicero，Ad familiares 1∶3，2 把特雷博尼乌斯（A．Trebonius）的获释奴、代理人和奴隶推荐给西里西亚的总督。有关提洛岛、萨摩色雷斯、帕加马和科斯岛上奴隶的情况，见Hatzfeld，Jean，Les trafiquants Italiens dans l'Orient hellénique。

18 Horace，Epodes，2，65—66．

19 Asconius Pedianus，Ad Ciceranis orationes commentarii，67．有关公元前64年这个时间，见Kornemann，Collegium，Pauly-W.，RE 4∶406。公元前58年的克洛狄法（lex Clodia）恢复了社团组织，参见Cicero，In Pisonem，9；Pro Sestio，55；Asconius Pedianus，9。

20 Suetonius，Julius，42．

21 大约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的时候，由自由人组成的团体在罗马工业中占据了重要位置，Kornemann，Collegium，Pauly-W.，RE 4∶392—393。

22 CIL 1（2）∶618．

23 见Johnson，Jotham，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19。

24 参见J．-P．Waltzing，Étude historique sur 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elles chez les Romains 1∶86，Louvain，Peeters，1895。

25 在上文提到的明图尔诺名单中，319个名字可以判定性别，其中有254个男性，65个女性。

26 自由人和获释奴常常在同一份名单上一起出现，获释奴和奴隶也会出现在同一份名单上，但奴隶很少和自由人出现在一起，CIL 1（2）∶777 from Pompeii。在西班牙的新迦太基，自由人、获释奴和奴隶在同样的组织中，同前，2270；可能托洛萨也是如此，同前，779。

27 Johnson，J.，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20．

28 如果来自明图尔诺的名单代表了这个城市真实的社会关系，那么可以说奴隶在这个城市中占主体地位。

29 Cicero，In Pisonem de haruspicis reipubl.，24．

30 ，Plutarch，Flamininus，13，6；Polybius，in Livy，45∶44，19．

31 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471．

32 Emending in Strabo，5∶1，12．

33 Horace，Epistulae 1∶14，15．

34 Cato，De agricultura，2，4；140．

35 Cicero，De legibus 2∶9．朱庇特—狄亚里斯（Jupiter Dialis）节庆是放牛人的假日，Cato，De agricultura，132。

36 Saturnalia in Pauly-W.，RE，2d ser.，2∶205；Marquardt，Staatsverwaltung 3∶388．

37 Horace，Satires 2∶7．

38 通衢神节庆（Compitalia）的庆祝活动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参见Cato，De agricultura，57；Wissowa，G.，Religion und Kultur der Römer，2d ed.，168，Munich，Beck，1912。

39 Pauly-W.，RE 14b∶2307中的词条Matronalia。8月的第13天也是奴隶的节日，参见Sextus Pompeius Festus，De verb．significatione，p．343，col．a7（ed．C．O．Müller）。

40 Horace，Odes 3∶17，14—16．

41 Cato，De agricultura，2，3．

42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1∶1，17．

43 希腊有一些学说通过理论性的思考把奴隶制的起源解释为某些人的低劣，认为这些人由于环境和遗传方面的原因天生就是被奴役的对象，但罗马并没有与之类似的学说。

44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银行家帕希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5 Frank，Tenney，Life and literature in the Roman Republic，13—15，70—72，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30，and Mommsen，History of Rome 3∶112—128很好地阐述了前两次布匿战争在文化上对罗马的影响。

46 同上，3∶136。

47 Suetonius，De grammaticis，12；参见Pauly-Wissowa，RE 4∶1311中的词条Cornelius。

48 Suetonius，De grammaticis，10．

49 后来他记述了一些庞培及其父亲的事迹，Suetonius，De rhetoricis，3。

50 Gellius，noctes Atticae 13∶9，1；15∶6，2．

51 Suetonius，De grammaticis，15；Pliny，Nat．hist．25∶2，7．

52 Cicero，Ad familiares 13∶16，4；Pliny，Nat．hist．35∶17，199；参见Wallon，L'esclavage 2∶430—431，432—434。

53 Pauly-W.，RE，2d ser.，3 A2（1929），col．1924，词条Staberius，4。

54 有关他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的说法，见小加图在安条克的有趣故事。加图在那里碰到了一个盛大的迎接仪式，但实际上是人们误以为德米特里乌斯要来而准备的仪式，Plutarch，Cato the Younger，13。有关他的乡间别墅和罗马的奢华花园的情况，参见Plutarch，Pompey，40。

55 Pliny，Nat．hist．35∶18，200．

56 Cicero，Ad familiares 13∶9，2．

57 Cicero，Pro Caelio，57；Juvenal，Satires 9∶110—111；118—119，vivendum recte … ut possis linguam contemnere servi．

58 Dio Cassius，40∶60，4对比在农神节上恺撒队列中的奴隶和低等级的获释奴自在地娱乐，Cicero，Ad Atticum 13∶52，2。

59 Cicero，Ad Atticum 2∶18，4；Ad Quintum fratrem 1∶2，3．

60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1∶1，17．西塞罗的朋友们也对斯塔提乌斯所获得的地位表示不满，同前，1∶2，2。

61 这些地区盛行的是大农场类型的奴隶制。

62 Persson，A.，Staat und Manufaktur im röm．Reiche，54．

63 Livy，6∶12，5论述说奴隶的使用避免了埃魁人（Aequian）和沃尔斯奇人（Volscian）的地区变为荒地∶locis quae servitia Romana ab solitudine vindicant。

64 Weber，M.，Gesammelte Aufsätze，293．

65 Ciccotti，E.，Metron 9∶34—35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作者称在罗马当时的环境下，释奴已经成为一种手段，用以恢复公民群体、重新整合自由人的范畴。

66 Servitus est constitutio iuris gentium qua quis dominio alieno contra naturam subicitur，Justinian，Institutes 1∶3，2；Digest 1∶5，4，1；参见Digest 12∶6，64。Digest 50∶17，32在论述自然法之下众生平等的时候，更尖锐地指出了万民法和自然法之间的矛盾。

67 Gaius，Institutes 1∶9，summa divisio de iure personarum haec est，quod omnes liberi sunt aut servi；参见1∶9，48，nam quaedam personae sui iuris sunt，quaedam alieno iuri sunt subiectae。参见Affolter，Friedreich，Die Persönlichkeit des herrenlosen Sklaven，1—9，Leipzig，Veit and Co.，1913。

68 Digest 1∶5，4，2；50；16，239，1．

69 Codex 4∶5，10；46，3；8，53，1．

70 在Varro，De re rustica 1∶17，1中，农业财产被区分为完全不出声的、半会发声的和会说话的三种工具。

71 Buckland，Law of Slavery，292—295．

72 同上，304。

73 同上，296。

74 Cicero，pro Balbo 9∶24．Philip V of Macedon to the Larissans，Dessau，Ins．Lat．Sel.，8763．Pauly-Wissowa，RE 14∶1366—1367解释了为控制释奴过程而必须采取的释奴方式以及国家行为；Buckland，Law of Slavery，437—448。

75 Damnatio in metallum，Pliny，Epistles 10∶58；60；Digest 48∶19，8，4．

76 Just.，Digest 5∶4，11．

77 同上，48∶19，8，4；17；Mommsen，Th.，Römisches Strafrecht，947—948，Leipzig，Duncker and Humblot，1899。

78 Cicero，Pro Caecina，34，99；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4，15，6；Gaius，Institutes 1∶160；Ulpian，11∶11．De titulis，in Riccobono，S.，et al.，Fontes Juris Romani Ante-Justiniani，2d ed.，2∶274，Florence，1941—1943．在公元前167年之后长时间的人口调查中止期间，这一项失去了其重要性。

79 这一项在早期也被废止，见Just.，Digest 49∶16，4，10。

80 引自Gellius，Noctes Atticae 11∶18，8；20，17。

81 Livy，6∶15，9；20，6，8；28，8；leg．XII Tab.，Bruns-Gradenwitz，FIR，21，Tab．3，5，from Gellius．

82 “父亲”（pater）、“儿子”（filius）、“兄弟”（frater）、“姊妹”（soror）等词语经常出现在祭献铭文上，见Dessau，ILS 1∶1515，1516，1517，1809，7430；Just.，Digest 38∶10，10，5．Columella，De re rustica 12∶1中使用了“妻子”（uxor）一词。

83 Plautus，Casina，67—75．

84 Pauli Sententiae 2∶19，6；Just.，Codex 9∶9，23；Ulpian，5∶5．

85 Gaius，Institutes 1∶82．

86 Ulpian，5∶9—10．

87 Tacitus，Annals 12∶53；Suetonius，Vespasian，11；Tertullian，Ad uxor，2∶8；Gaius，Institutes 1∶84；Pauli Sententiae 4∶10，2；Ulpian，11∶11；参见Buckland，Law of Slavery，412—413。

88 Affolter，F.，Persönlichkeit des herrenlosen Sklaven，155．

89 同上，133。

90 Mommsen，Th.，Römisches Strafrecht，24，n．1．

91 Seneca，De beneficiis 3∶22．

92 Tacitus，Annals 13∶10；Just.，Digest 10∶24；参见Buckland，Law of Slavery，85，n．5。

93 Just.，Digest 50∶17，107∶servo nulla actio est．

94 Buckland，Law of slavery，85．

95 尤利乌斯·恺撒奖励奴隶告密者的行为遭到强烈反对，甚至他听取奴隶意见这一行为本身就受到反对，参见Dio Cassius，41∶38，3。对于三人执政团同样的态度，见Appian，Bella Civilia 4∶29。

96 Buckland，Law of slavery，86—87．然而在Pliny，Epistles 7∶26中，一个奴隶的证词使得一个获释奴摆脱了谋杀罪的嫌疑。

97 根据Tacitus，Annals 2∶30，3，这体现在旧的元老院决议中；又见Cicero，De partitione oratoria dialogus，118。西塞罗告诉我们这个禁令在一个涉及奴隶主性命的案件中的应用情况，Pro Roscio Amerino，41，120—121。根据Script．hist．Aug.，Tacitus，9，4，这个规定到3世纪仍在实行。

98 Tacitus，Annals 2∶30，3．在一个针对亚洲总督西拉努斯（Silanus）敲诈勒索的案件中，这个手段再次被使用，参见Tacitus，Annals 3∶67，3。Dio Cassius，55∶5，4中记载了奥古斯都类似的行动。

99 Cicero，Pro Cluentio，63，176；在他的演说词Pro rege Deiataro，1，3中，西塞罗表达了自己反对这种做法的态度，因为这样做会产生由于恐惧而做伪证的现象。在军事裁决中，如果只依据单个奴隶的证词就判处某人死刑，会招致军队的不满，参见Script．hist．Aug.，Pertinax，10，10。

100 见Tacitus，Annals 14∶42—45。

101 Just.，Digest 29∶5；Codex 6∶35，11．

102 Buckland，Law of slavery，95．

103 Script．hist．Aug.，Hadrian，18，11．

104 根据公元20年的一项元老院决议，si servus reus postulabitur codem observanda sunt quae si liber esset，Just.，Digest 48∶2，12，3。

105 如同公元前11年的元老院决议，Frontinus，De aquaed．urbis Romae，129。

106 Affolter，F.，Persönlichkeit des herrenlosen Sklaven，102．

107 奴隶也可以选择自我辩护。

108 参见Affolter，F.，Persönlichkeit des herrenl．Sklaven，103—104和Buckland，Law of slavery，103—105。

109 OGI 2∶515，15—19，30—34．

110 Affolter，F.，Persönlichkeit des herrenl．Sklaven，140—141．

111 Mommsen，Th.，Römisches Strafrecht，616．Cicero，In Catilinam 4∶6，12 也暗示了这一点。

112 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批准一个“家长”（pater familias）把一个奴隶钉死在十字架上，参见Dio Cassius，54∶3，7。Pliny，Epistulae 3∶14，2—5 暗示对一个杀死自己主人的奴隶处以死刑的，可能是奴隶主家庭所设的私人法庭。

113 Bruns-Gradenwitz，FIR，29，Leges XII Tabularum，Tab．8，3．

114 包括女奴被她主人以外的人诱惑，Just.，Digest 47∶10，9，4。

115 Digest 11∶3，1．普林尼曾记述了一起诉讼官司，其中就包括贿赂收买一个抄写员奴隶，参见Pliny，Epistulae 6∶22，4。

116 Mommsen，Th.，Römisches Strafrecht，780．

117 Digest 48∶8，1，2；Affolter，Persönlichkeit des herrenl．Sklaven，141．

118 有关雇用一个奴隶代理人（vicarius）的情况，见Just.，Digest 14∶3，11，8。

119 Buckland，Law of slavery，131—144．

120 Qui in potestate nostra est nihil suum habere potest，Gaius，Institutes 2∶8，7．

121 参见Just.，Digest 41∶2，3，12。

122 Digest 41∶2；44∶1；44∶2；Buckland，Law of slavery，131．

123 Buckland，Law of slavery，159—186．

124 例如普特奥利的一个银行家派一个奴隶运送财产到西塞罗那里去，参见Cicero，Ad Atticum 13∶50，2。

125 Melior condicio nostra per servos fieri potest，deterior non potest，Just.，Digest 50∶17，133．从总体上来讲就是在奴隶契约中，奴隶主只可能提起诉讼而不可能是诉讼对象，见Buckland，Law of slavery，157。

126 被称为actio iussu eius，参见Gaius，Institutes 4∶70；Just.，Digest 15∶3，5，2；15，4。

127 Actio de in rem verso，见Buckland，Law of slavery，176—186。

128 lex praepositionis，Just.，Digest 14∶1，1，12；3，16，5．

129 Buckland，Law of slavery，169—174．

130 有关这个词汇的讨论，参见Pernice，Lothar A.，Labeo，1∶121；Buckland，Law of slavery，187—206。

131 Just.，Digest 15∶1，5，3．

132 部分的收回并不会取消拥有特有产的基本权利，但全部的收回则取消了这种基本权利。

133 Digest 12∶6，13；13∶7，18，4．

134 Actio de peculio，Buckland，Law of slavery，207—233．

135 对此完整的讨论，见Pernice，A.，Zum römischen Sacralrecht，Sitzungsb．Akad．Berl.，1173—1182，1886。

136 同上，1174。

137 CIL 1∶1167；参见602。在共和国时期的明图尔诺，奴隶社团奉献祭品给维纳斯（Venus）、希望之神（Spes）、谷神（Ceres）和墨丘里·菲利克斯（Mercury Felix），参见Johnson，J.，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8，2；12，1；21，14；22，1；23，1；25，5。

138 Just.，Digest 11∶7，2∶locum in quo servus sepultus est religiosum．在共和国时代冥界诸神manes 就已被归给奴隶群体，参见Varro，De lingua latina 6∶24∶prope faciunt diis manibus servilibus sacerdotes。

139 加入社团一定要缴纳入会费，社团成员还要按月缴纳会费，此外还有罚款。

140 参见公元136年的lex collegii Lanuv.，Dessau，ILS，7212，col．2，3—4∶quisquis ex hoccollegio servus defunctus fuerit．et corpus eius a domino dominave iniquitatae sepulturae datum non fueri。

第十三章

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罗马帝国的奴隶制

奴隶的来源和数量

在奥古斯都·恺撒完成了罗马国家的重组、建立了罗马和平（pax Romana）以后，之前在应对奴隶需求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外部战争，以及曾于公元前120年到公元前60年居于次席的海盗活动，都在提供奴隶方面失去了其突出的地位，[1]取而代之的是和平时代所通常使用的获取奴隶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出生即为奴隶，遗弃婴儿，迫于贫困出卖子女，从邻近部落买来奴隶然后在帝国境内出售，自愿屈服做奴隶以及定罪惩罚降为奴隶身份。[2]从本章所讨论的三个世纪的时段来看，奴隶来源的变化大大降低了奴隶贸易中的奴隶人数，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对奴隶的普遍看法，成为促成奴隶待遇变化的因素之一。

在亚克兴（Actium）战役结束后的前20年时间里，奥古斯都在西方获得的大量战俘都被作为战利品卖掉。[3]萨拉西人是一个阿尔卑斯人部落，公元前25年，这个部落中的8000名战士被俘，罗马人在出售他们的同时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这些人在20年内不得被释放，[4]以此来防止他们未来的暴动。[5]亚斯图人（Astures）和坎塔布里人（Cantabrians）在公元前22年被卖为奴隶，后来他们杀死主人回到故乡，因此他们之前应该就是在西班牙被卖掉的。公元前19年阿格里帕（Agrippa）再次征服了他们，这一次他们没有再被宽恕。[6]

在帝国的东部地区，奥古斯都把库齐库斯的公民变成了奴隶，因为他们曾杀害罗马公民。然而虽然提尔和西顿（Sidon）在公元前20年也发生了叛乱，但所受的惩罚只是被剥夺了自治权，[7]没有人因此沦为奴隶。[8]潘诺尼亚（Pannonians）俘虏在公元前12年被出售，附带的条件是必须让他们离开家乡。[9]公元前11年，一个色雷斯人部落贝西人（Bessii）沦为奴隶。[10]当昆提里乌斯·瓦鲁斯（Quintilius Varus）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他把塞庇弗里斯（Sepphoris）的居民变成了奴隶。[11]在韦伯芗领导的犹太战争中，被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沦为奴隶的犹太人总数是9.7万人。[12]更细致的数据证实了这个总数，如果不包括耶路撒冷（Jerusalem）陷落之后俘虏的人数，沦为奴隶的犹太人有4.3万人。[13]在哈德良统治时期的犹太人起义（公元132—135年）之后，又有一大批犹太人被投入东方奴隶市场，具体的数字不详。[14]

罗马军团的士兵在边境战争和镇压起义期间一定经常有机会购买战俘。虽然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并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记录，然而埃及的现役和退役士兵的财产中都出现了奴隶，[15]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上述论点。哈德良把罗马帝国的边境政策调整为稳固防守的政策，主要依靠自然形成或人造的防御工事，[16]因此这一时期边境战争中俘虏的数量一定呈锐减的态势。[17]在安敦尼（Antoninus）安定统治的时期以及奥勒留斯（M．Aurelius）沿多瑙河进行防御战争期间，罗马只获得了相对很少量的俘虏。根据记载，公元232年，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曾俘虏并出售了大量波斯人，[18]但这些人最终很可能都被波斯王赎回。[19]在公元3世纪的内战时期，大规模俘虏外国敌人是不大可能的事情，《皇帝史》（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中也没有相关记载。公元235—236年，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曾俘虏了一些日耳曼人。[20]一封虚构的克劳狄（Claudius）给布洛库斯（Brocchus）的信中记载，[21]在克劳狄皇帝与哥特人的战争之后，每个罗马士兵获得了2或3个哥特女俘虏，这个说法完全不可取。很明显这些哥特人俘虏被作为隶农（coloni）安置在土地上。[22]据说卡鲁斯（Carus）曾俘虏了2000个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23]但这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因为这些人很可能也成为了隶农。我们之所以对上述所有数字都表示怀疑，是因为奥勒留斯曾有过一个适度的言论，[24]称他在高卢第六军团做护民官期间，曾俘虏了300个法兰克人并把他们卖为奴隶。[25]

赛克斯图斯·庞培的活动常常被古代作家归为海盗行为，[26]公元前36年他遭遇了失败。而复兴的伊利里亚海盗活动也受到压制，并随着亚克兴战役彻底终止。[27]罗马帝国创立了常备海军并一直保持下来，在之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这支海军维护了地中海大部分地区海上旅行与贸易的安全。[28]随着海上安全度的增加，地中海的海盗活动不再是供应奴隶的重要途径。虽然海上劫掠与绑架活动仍然时有发生，[29]特别是在红海和黑海的外围水域，因为这些区域都是帝国海军不大重视的地方，[30]但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奴隶数目只占奴隶总数中很小的比例。在帝国政府的高效统治下，陆上劫掠自由人的行为在意大利[31]及行省地区[32]都大为减少。

然而和平时期也同样有获取奴隶的方法，奴隶的数量还因此有了相对的增长，虽然我们无法得到统计数据来证明数字的增加，但已知的奴隶来源仍然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些获取奴隶的手段弥补了因缺少战俘而减少的奴隶数量。米泰斯（Mitteis）[33]认为在帝国的各个地方，包括意大利本土，遗弃婴儿的行为都对奴隶数目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来自埃及行省的纸草提供了很好的证明。[34]弃婴行为在帝国各地的经济衰退期肯定更为常见。有关这些被作为弃婴养大的孩子的身份问题，罗马法律的普遍态度是，捡到孩子的人既可以把他作为自由人养大，也可以作为奴隶，自由出身的证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明这个弃婴的身份。[35]在埃及行省，只要有出身自由的证明，就可以把弃婴从他的主人家带走。[36]

有关小亚遗弃婴儿被捡回做奴隶的情况反映在公元112年图拉真（Trajan）的敕答书中，其中回答了小普林尼关于出身自由的孩子被遗弃之后的身份问题。[37]根据普林尼的说法，在比提尼亚，这是一个涉及整个行省的重大问题。[38]从图拉真与普林尼之间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之前亚该亚和拉西戴蒙出现这个问题时，奥古斯都的布告以及韦伯芗、提图斯和图密善（Domitian）的书信里都曾有相关内容。[39]图拉真强调有必要承认这样的自由身份，而且明确地否决了抚养者所提出的要回抚养费用的要求。[40]到公元3世纪早期又有一个规定，[41]如果一个奴隶孩子在其母亲的主人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被遗弃，那么这个主人有权要回这个孩子，但他必须支付给这个孩子的养育者抚养或者培训这个孩子的费用。

在北非，正是由于有遗弃婴儿的事情发生，其奴隶制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这也就证明了婴儿遗弃行为发生的频繁次数。[42]埃及许多涉及遗弃儿的纸草都强调了这种遗弃行为在当地的普遍性。[43]在埃及，如果一个埃及本地人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出身自由的人，那么他会受到惩罚，在他死后他地产的四分之一都要被没收。[44]抚养遭遗弃的女孩则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两种性别的遗弃儿被养大做奴隶的现象都非常多。

有关家生奴隶相比于购买得来的奴隶（empticii）的数量情况，彼特隆纽斯（Petronius）[45]曾声称在特里玛尔奇奥的库麦地产中，一天之内就有30个男孩和40个女孩出生，这显然纯粹是喜剧夸张手法。然而我们从德尔菲的铭文中可以了解希腊中部家生奴隶（vernae）的实际数字。[46]我们首先假设所有家生奴隶都已被注明而所有未被特别注明的都是购买得来的奴隶，在祭司XVII～XXVI时期（粗略估计从约公元前53年到公元20年），与购买的奴隶数量相比，家生奴隶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大约是每3个家生奴隶对应5个购买奴隶。而在约公元前100年到约公元前53年，大约每1个家生奴隶就对应1个购买奴隶。[47]但家生奴隶的这个数字仍然可以说明，希腊的奴隶主一直都鼓励女奴生育孩子。

在罗马统治埃及的时期，纸草中频繁出现家生奴隶（oikogeneis）的内容。[48]与购买的奴隶相比，家生奴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体现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上：[49]首先，埃及裔奴隶所生的孩子一般都被禁止卖到埃及以外的地区；其次，如果其主人违背了这个规定，会受到重罚，惩罚的程度从没收1/4财产到没收全部财产不等。交易所涉及的其他人也会受到类似惩罚。法庭还扩大了这个法律的适用范围，在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奴隶的身份的情况下，如果奴隶的母亲是埃及人，那么这项法律也同样适用。[50]

帝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出现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的奴隶总数，就连这个数量与自由人数目的比较数值也很少出现。通过医学家盖伦（Galen）的叙述，[51]我们可以推断他的故乡帕加马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有大约4万名公民，而如果把这些公民的妻子和奴隶都算上，但不算孩子的数量，那么人口总数将超过12万。从盖伦所给出的数字来看，我们大概估计在帕加马有4万个成年奴隶，或者说每2个公民阶层的成年自由人就对应着1个奴隶，奴隶所占的比例也就是1/3。[52]未成年人和非公民人口所占的比例应该是大大低于奴隶的比例。与尼罗河谷的村镇相比，帕加马的奴隶比例相当高。在公元192年的埃及托勒密霍尔莫斯（Hormos）村镇中，奴隶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数的比重大约是7％。[53]从公元229—230年的一份纸草来看，[54]在承担修建堤坝劳役的总共266人中，有6人是奴隶。根据公元128—129年提阿德尔菲亚（Theadelphia）记载人头税缴纳情况的每日登记簿，[55]在已缴纳税赋的218个姓名已知的奴隶、获释奴和自由人中，只有2人是奴隶，[56]获释奴的数量也是2人。这里所显示的奴隶比例是埃及每100个最低等最贫困的自由人对应着1个奴隶和1个获释奴，而低等级的埃及人是埃及人口数量最多的阶层。

我们还有证据表明，在公元1世纪法尤姆（Fayum）的费勒德尔菲亚村镇的低等级埃及人中，奴隶也只占很小的比例。两份纸草[57]显示有208个自由人缴纳了税赋（syntaximon），但与之对应的只有1个奴隶。在公元30年费勒德尔菲亚一份按字母顺序登记人头税的登记簿上，[58]在总共44个身份已知的人当中，[59]有2个是奴隶。[60]公元94年的一份纸草[61]逐户记录了阿尔西诺诺姆（Arsinoite）村镇中要缴纳人头税的男性名字，其中有大约232个人身份非常明确，但其中没有奴隶。埃及城镇中人头税缴纳者所拥有的奴隶比例肯定要高于上文所说的更贫困的农村居民拥有奴隶的比例。公元72—73年法尤姆阿尔西诺（Arsinoe）街道居民区（amphodarchos）情况的记载（被称为Apollōniou Parembolē）证明了上述观点，这份记载很长但残缺不全。[62]居住于这个街区的缴纳人头税的男性总数（年龄范围从14岁到60岁）是385人。[63]居住于该街区的奴隶总数是42个，但其中有9个奴隶年龄尚未达到14岁，[64]还有3个奴隶属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女奴隶主，这些人都要从奴隶总数中被去掉。[65]因此在这个街区所有缴纳人头税的人口中，不超过1/10的人是奴隶身份。而奴隶人口对应自由人的比例要少于这个数字，其中自由身份的居民包括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公民以及犹太人。[66]

之前人们一直相信，在帝国早期居住于罗马和意大利的奴隶数量相当庞大，[67]之所以得出这个论点，是因为有例证表明罗马贵族或非常富有的家庭都拥有很多奴隶，而且公元1世纪的文学作品对此还有普遍的夸大。弗朗蒂努斯（Frontinus）[68]就声称在公元前33年之后，从阿格里帕家族中选出了一队奴隶去管理罗马的水渠。图拉真统治期间，在赛克斯图斯·朱利乌斯·弗朗蒂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负责城市供水系统时，管理水渠的国家奴隶数量是240人。因而我们似乎可以假设阿格里帕转给国家的奴隶数目不超过这个数字。[69]公元61年的市长官（praefectus urbis）派达尼乌斯·塞昆都斯（Pedanius Secundus）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拥有400个奴隶。[70]根据塞内加的记载，[71]罗马元老院曾提出一项议案，建议用不同的服装把奴隶和自由人区分开，但显然如果奴隶认识到在罗马自己这个群体的数量对应自由人群体的优势，那么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大动荡。由于这场元老院辩论发生的时间并不明确，而且由于塞内加论述一贯的特点，因此这个有关奴隶人口规模的史料不具有很大意义。

还有一些记载同样值得怀疑：如普林尼“奴隶军团”（mancipiorum legiones）的说法，在他笔下，奴隶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罗马的家庭中必须设置一个奴隶点名官（nomenclator）；[72]再如琉善（Lucian）所记载的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的梦想，[73]他想要有2000个精选于各个年龄段的美貌奴隶；另一个例子是特里玛尔奇奥（Trimalchio）询问一个奴隶的问题，从中可看出单单他一个人就拥有了许多奴隶，[74]这个问题是问这个奴隶在他的家庭中从事什么事务，得到的回答是他属于第40个“十人组”（decuria）。[75]我们不能否认，富有的人确实用大批奴隶处理家庭事务，也做随员侍从，尤其是在罗马，因为这些富人庸俗地以此来炫耀财富。[76]从约公元前40年到公元65年，罗马斯塔提里（Statilii）贵族家族连续5代的家族墓碑上都出现了其拥有的奴隶和获释奴的名字，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罗马的显贵氏族（gens）拥有奴隶的大概数量。[77]当然墓碑上不可能显示这个家族所有的奴隶和获释奴。除去明显的重复计数，墓碑上面所出现的奴隶总数是大约438个，具体明细如下：男性奴隶192个，女性奴隶84个，获释男奴100个，获释女奴62个。在奴隶和获释奴中，有8人可以肯定属于公元45年的正式执政官（consul ordinarius）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科尔维努斯（T．Statilius Taurus Corvinus）所有，[78]有3个奴隶和3个获释奴可以归为公元16年的执政官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锡塞纳（T．Statilius Taurus Sisenna）及其儿子所有。3或4个奴隶以及1个获释奴属于尼禄（Nero）的妻子斯塔提里乌斯·美撒林娜（Statilius Messalina）。这些数字与马道拉的阿普列尤斯所给出的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罗马将领们所拥有的奴隶数目相一致。按照阿普列尤斯的说法，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拥有8个奴隶，富有的卡尔波中的一人有7个奴隶，皮洛士的征服者马尼乌斯·库利乌斯有2个奴隶作为军事随从，老加图在去西班牙时带了5个奴隶作为随军助手。阿普列尤斯的记述还是非常可信的，因为他本人在去北非的欧伊亚（Oea，现在的的黎波里［Tripoli］）旅行时也只带了1个奴隶侍从。[79]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公元2世纪，中等阶层的人在旅行时经常只带数目很少的奴隶。

因此我们有必要修正已被夸大了的罗马贵族拥有奴隶的真实数目。公元12年，奥古斯都决定把侍奉流放奴隶主的奴隶随从数目限定为20人以内。[80]关于富人在旅行时陪伴的奴隶侍从的实际数目，最好的例证是盖伦的亲身经历。他记叙了他本人和一个朋友沿科林斯—雅典一线旅行的过程，他的朋友带了2个奴隶，另外还派大约2或3个奴隶走海路去雅典。[81]塞内加是该时代最富有的人之一，当他带了一马车的奴隶[82]出去旅行时，他认为他的这趟旅行非常节俭朴素。即使在罗马，许多地位略高于底层的人也根本没有奴隶，或者只拥有1或2个奴隶。[83]

有关3世纪的情况只有少量并不可靠的史料，而且其中的记录令人困惑，奴隶的总数被严重夸大，但行省总督、觊觎王位者以及真正的皇帝所拥有的奴隶数目却又少得惊人。普罗库鲁斯（Proculus）是滨海阿尔卑斯山（Martime Alps）地区的一个有钱人，他在公元280年曾试图篡权，据说他当时武装了自己的2000个奴隶。[84]公元3世纪的史家埃里乌斯·科尔都斯（Aelius Cordus）没有记录每位皇帝的奴隶数量，而是分别记录了他们的名字。[85]公元3世纪在西西里发生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被描写成“奴隶起义 ——到处都是劫匪”（quasi quoddam servile bellum—latronibus vagantibus）。[86]《皇帝史》中有一封伪造的信件，在写信人看来，叙利亚的总督要有7个奴隶以及另外7个可能是奴隶的侍从作为随行人员才能满足需要。[87]塔西图斯皇帝释放了他的所有奴隶，其总数不超过100个。[88]然而《皇帝史》作为史料并不可信。相比于上文有关公元1世纪奴隶主个人拥有大量奴隶的讨论，《皇帝史》所给出的相关数据我们要更加谨慎地对待，不可轻信。

涉及这一问题的奥古斯都立法体现在公元前2年的“富菲亚和卡尼尼亚法”（lex Fufia Caninia）以及公元4年的“艾里亚·森迪亚法”（lex Aelia Sentia）中。“富菲亚和卡尼尼亚法”规定，罗马公民（cives Romani）立遗嘱释放奴隶的数目要参照这个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总数来定。如果一个奴隶主拥有3到10个奴隶，那么他只能通过遗嘱释放一半的奴隶；如果他的奴隶是11到30个，那么只能释放总数的1/3；如果这个罗马公民的奴隶数目是31到100个，那么他可以释放1/4；如果奴隶的数量是100到500个，那么通过遗嘱能释放1/5或者说20％的数目。因此从这个法律来看，一个奴隶主不管有多少奴隶，他通过遗嘱最多只能释放100个。[89]

在“富菲亚和卡尼尼亚法”颁布6年之后，“艾里亚·森迪亚法”出台，其中规定了公民有权释放奴隶的最小年龄。如果是在罗马释放奴隶，[90]那么只有20岁以上的罗马人才有这个权利，而所释放的奴隶也必须是在30岁以上。这项法律在后来变得不那么严格，只要当事人提出一个释放奴隶的合理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得到了由5名元老院议员和5名骑士（equites）所组成的10人委员会的认可，那么这项法律可被规避。[91]

现代研究奥古斯都社会政策的历史学家们习惯于把这两个法律作为奥古斯都完整的社会改良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改良的目的在于重建罗马的古老道德规范（mores majorum）。[92]有两份古代史料可以支持这个观点：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在“富菲亚和卡尼尼亚法”通过之前所提出的建议以及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所给出的这个法案的制定动机。[93]狄奥尼修斯在公元前8世纪离开罗马，他的《历史》在公元前7世纪发表。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导致“富菲亚和卡尼尼亚法”制定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注意并在讨论之中。狄奥尼修斯认为，在从前的罗马，当公民家庭所拥有的奴隶被释放的时候，他们就被承认拥有罗马的公民权。根据狄奥尼修斯的说法，在当时这一习惯是由这些奴隶们的美德和正直性格决定的。作者又进一步说：“但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情况发生了改变。社会环境非常混乱，罗马国家的优良美德变成了耻辱且卑鄙下贱的风气，于是一些奴隶也开始通过抢劫、破门而入、出卖身体或其他龌龊的方式来敛财，然后用赚来的钱买回自由，以此成为罗马人。”[94]狄奥尼修斯尤其关注上述行为所导致的罗马城的堕落，因此他建议这些举止不端的奴隶在获释后应该被清出罗马城，送到某个殖民地去。

苏维托尼乌斯在《奥古斯都传》里给出了制定“艾里亚·森迪亚法”的原因：奥古斯都希望保持罗马公民群体血统的纯洁性，不让获释奴通过内部通婚而玷污罗马的血统。由于这个限制只针对立遗嘱释放奴隶的情况，罗马公民仍然可以通过另外三种合法的方式释奴，因此狄奥尼修斯的论述比苏维托尼乌斯的解释更为可信。当然罗马公民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所释放的奴隶数量也确实造成了耻辱而危险的状况，在罗马城这一情形尤甚。勃克兰（Buckland）在他研究罗马奴隶法律的著作中理性地分析了这种法律颁布的原因。他所给出的是财政方面的原因，即意在避免释奴者的继承人遭受过分的损失。[95]法学家乌尔皮安（Ulpian）也同样把这一点作为“艾里亚·森迪亚法”背后隐藏的内在动机。[96]公元24年又颁布了“维塞利亚法”（lex Visellia），禁止获释奴担任地方行政官员，这个法律的制定显然是有其他动机，它是要限制获释奴所能行使的公共权利，不管这些奴隶是以何种方式取得的自由。[97]

注释

1 Wallon，H.，Histoire de l'esclavage dans l'antiquité 3∶110．Gsell，S.，Mélanges Gustave Glotz 1∶397—398，Paris∶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32．

2 见Mommsen，Th.，Juristische Schriften 3∶11—20，Berlin，Weidmann，1907。Buckland，W．W.，The Roman law of slavery，397—436，Cambridge，Univ．Press，1908。

3 公元前25年，萨拉西人的阿尔卑斯人部落就被如此对待，在总共44000名俘虏中，有8000人是战斗人员。这次出售行动的地点是意大利西北阿尔卑斯山附近的埃波雷迪亚（Eporedia），参见Strabo，4∶6，7。

4 Dio Cassius，53∶25．

5 参见Suetonius，Augustus，21，这个限制性条件被作为力量和控制（virtutis moderationisque）的证明。

6 Dio Cassius，54∶5．

7 同上，54∶7，6。参见Suetonius，Augustus，47。

8 Barrow，R．H．，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4，London，Methuen and Co．，1928暗示了这一点。

9 Dio Cassius，54∶31，3．

10 同上，34，7。参见servus natione Bessus，in Dessau，H．，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Dessau），no．7492，3—4，Berlin，Weidmann，1906。

11 Josephus，Jewish War 2∶5，11．

12 同上，6∶9，3。

13 同上，3∶7，31，36，10，10；4∶7，5，8，1。参见4∶9，1，8；7∶6，4。

14 他们在希伯伦（Hebron）和加沙被出售，参见Chronicon Paschale（ed．Dindorf）1∶474。Hieronymus，Ad Zachariam，11，5；Ad Jeremiam 31∶15。加沙的“哈德良的市场”在数个世纪之后仍被清晰记忆，参见Chronicon Paschale 1∶474。

15 BGU 4∶1108，公元前5世纪，供养协议中的士兵可能是奴隶孩童的父亲。参见4∶1033，2，9，公元104—105年。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5∶447，11—19，公元167年。BGU1∶316，公元359年＝Mitteis，L．，and Ulrich 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der Papyruskunde 2∶2，271，Leipzig and Berlin，B．G．Teubner，1912。参见Studien zur Paläographie und Papyruskunde 0∶71；Griechische Papyrusurkunden der Hamburger Bibliothek（＝P．Hamb．），63。又见在埃及发现的蜡板，上面记录了一个奴隶被卖给一个拉文那（Ravenna）海军士兵的事件，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Rom．Abt． 42∶452—468。

16 Cheesman，G．L．，Auxilia of the Roman Army，107—111，Oxford，Clarendon Press，1914．

17 哈德良不得不从卡帕多西亚引进奴隶在他的军营中劳动，参见Scriptores historae Augustae，Hadrian，13，7。

18 见伪造的文档，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Severus Alexander，51，6。有关伪造元老院记录（acta senatus）的情况，见Lecrivain，C．，Études sur l'Histoire Auguste，98—99，Paris，Fontemoing，1904。

19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Severus Alexander，55，3．

20 对于这件事的记载过分夸张，参见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Maximinus 12∶1以及虚构的演说词，13，1。

21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Claudius，8，6．

22 同上，9，4∶factus limitis barbari colonus e Gotho。

23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Carus，9，4．

24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Aurelian，7，1．

25 参见：他曾指派500个奴隶到瓦列里亚的地产上，同上，10，2。

26 Appian，Civil Wars 2∶105；5∶143；Strabo，5∶4，4；Velleius Paterculus，2∶73，3；Lucan，Pharsalia 6∶421—422；Florus，2∶18，1．

27 Ormerod，H．A．，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254．

28 Pauly-Wissowa，RE 3∶2635—2643中词条classis；Starr，C．G．，The Roman imperial navy，114—115，119—120，171—174，Ithaca，Cornell Univ．Press，1941。

29 Lucian，De mercede conductis，24．

30 Ormerod，H．A．，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257—260．

31 奥古斯都镇压了那些劫持自由人和奴隶并把他们关到主人家的下房（ergastula）里的强盗（grassatores），参见Suetonius，Augustus，32，1。参见Tiberius，8，2。

32 在罗马统治时期，虽然政府没有很好的措施应对自由人被非法变成奴隶的现象，但在埃及的诸多纸草中没有出现自由人被劫掠做了奴隶的抱怨。见Seneca，Controversiae 10∶4，18；Digest 39∶4，12，2。有关北非的情况，见Gsell，Mélanges Gustave Glotz 1∶398。

33 Mitteis，L．，Reichsrecht und Volksrecht in den östlichen Provinzen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361，Leipzig，B．G．Teubner，1891．

34 参见Seidl，E．，Krit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25∶311，1932；Taubenschlag，R．，The law of Greco-Roman Egypt in the light of the papyri，53，New York，Herald Square Press，1944。

35 Mommsen，Th．，Juristische Schriften 3∶11．Buckland，W．W．，The Roman law of slavery，402．

36 见Oxyrhynchus Papyri 1∶37，17—18，公元49年。

37 Pliny the Younger，Letters 10∶65—66．

38 同上，10∶65。

39 参见Pliny，Letters 10∶65，edictum … Augusti ad Achaeam pertinens。

40 Pliny，Letters 10∶66．参见Mommsen，Th．，Juristische Schriften 3∶1。戴克里先改变了这个关于抚养费用的决定。见Just．，Codex 5∶4，16和Pauly-Wissowa，RE 11∶469。

41 Just．，Codex 8∶51，1．

42 Minucius Felix，31，4；Tertullian，Ad nationes 1∶5；Apologeticum，9；Lactantius，Institutiones 6∶20；参见CIL 8∶410，2394，2396，2773，3002，3288，7078，7754；8^1∶11576，12778，12879，13328；8，Suppl．4∶22928，22993，24687；Gsell，S．，Inscriptions latines de l'Algér 1∶1810，3209，3229，3771，Paris，Champion，1922。

43 Oxyrhynchus Papyri 1∶37，7 and 38，6；73，26．BGU 2∶447，24（在中有一个名叫的女人）；4∶1058，11；1106，22；参见12∶1107，9；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3∶203，3；Greek Papyri in the Rylands Library，178，and Papyrus Reinach，inventory no．2111，edited by Collart in Mélanges Gustave Glotz 1∶241—247。可能还出现于BGU4∶1110，6；见Taubenschlag，R．，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Rom．Abt． 50∶146，n．4，1930。

44 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BGU 5∶41 and the difficult section 107．参见Seckel-Meyer，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453—454，1928；Maroi，F．，Raccolta di Scritti in onore di Giacomo Lumbroso，377—406；Riccobono，Salvatore，Jr．，II Gnomon dell' Idios Logos，47，178—181。

45 Petronius，53．

46 它们被收集于GDI，1684—2342。

47 这种粗略估算的根据，参见Georges Daux，Chronologie Delphique，71—79。有关公元前1世纪上半期家生奴隶对比于购买奴隶的大概比值，见本书第五章参考此处。

48 1世纪：BGU 1∶297，16；Oxyrhynchus papyri 1∶48，4；2∶336；Boak，A．E．R．，Michigan papyri 2；Papyri from Tebtunis（＝Pap．Teb．Mich．），121，右页4，7，4，Ann Arbor，Univ．of Michigan Press，1933；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11∶1131，26。2世纪：BGU 1∶193，12，15，18，23；2∶447，24—27，5个家生奴隶；3∶859，3；Oxyrhynchus papyri 4∶714，14；723，3；12∶1451，26；The Tebtunis papyri 2∶407，7，8，18；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5∶447，17，22；6∶690，4，15；710，13；Papyrus Cattaoui，col．6＝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der Papyruskunde 2∶2，372，VI；Papyrus Berlin，inventory no．13295 and Papyrus London，inventory no．2226，ed．by W．Schubart in Raccolta di seritti in onore di Giacomo Lumbroso，49—67。3世纪：Papyrus Oxyrhynchus 9∶1205，4；1209，15；12∶1468，13；The Tebtunis papyri 2∶406，26；Papyri Fiorentini 1∶4，9，p．27，7（？）Mitteis-Wilchen，Grundzüge 2∶2，362，4，17—18。4世纪初：Griechische Urkunden der Papyrussammlung zu Leipzig，no．26。

49 BGU 5∶1，67．

50 Schubart，W．，Raccolta di scritti in onore di Giacomo Lumbroso，59—60；Reinach，Th．，Nouvel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173—174，1920—1921．

51 Galen 5∶49 in the edition of Carl Kühn．

52 参见Beloch，J．，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236。

53 Wilchen，U．，Griechische Ostraka 1∶683，Leipzig and Berlin，Giesecke and Devrient，1899，数量的计算基于Charta Borgiana中从事修建政府堤坝劳动的工人名单，见N．Schow，Charta papyracca graece scripta，Rome 1788＝Preisigke，F．，Sammelbuch griechischer Urkunden aus Ägypten，no．5124，Strassburg，Trübner，1915。如果奴隶的主人要承担修建堤坝的劳役，那么他们的奴隶也要承担这个工作，见Oertel，F．，Die Liturgie，78，Leipzig，B．G．Teubner，1917和BGU 7∶1634，11，15。属于一等神庙的祭司的奴隶可以免除这项工作，BGU 1∶176＝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1∶2，83。

54 BGU 7∶1634，col．I．

55 P．Col．no．1，edited by Westermann，W．L．and C．W．Keyes，Tax lists and transportation receipts from Theadelphia，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32．

56 P．Col．no．1，右页1a，36。奴隶要缴的赋税紧接在他们主人要缴的赋税的后面，参见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1∶1，198；Taubenschlag，R．，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50∶162，5，1930。

57 P．Col．no．1，右页1b，3，27；5，6。

58 Papyrus Cornell，no．21，Westermann，W．L．and C．J．Kraemer，Greek papyri in the library of Cornell University，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26，and Papyrus Princeton，no．2，Johnson，A．C．，and H．B．Van Hoesen，Papyri i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collection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

59 in col．2，2 and （插入在该行上方）in col．2∶10．

60 Papyrus Princeton，no．9．

61 Papyrus London，no．257，Greek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 2∶19—28，London，1898．

62 Papyrus London，no．261＋Papyrus Erzherzog Rainer＋Papyrus London，no．260，published by Wessely，C．，Studien zur Palacographie und Papyruskunde 4∶58—83，Leipzig，Eduard Avenarius，1905．

63 同上，col．2，16。

64 见Wessely，C．，Sitzungsberichte der Wie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Klasse 145∶Abhandlung 4，15—58．

65 Papyrus Erzherzog Rainer，col．5，in Wessely，C．，Studien zur Paläographie und Papyruskunde 4∶69．

66 有关埃及奴隶数量相对较少的论述，参见Meyer，E．，Kleine Schriften 1∶192和Wilcken，U．，Griechische Ostraka 1∶703。

67 例如，单是罗马就有900万奴隶，参见Marquardt，J．，Römische Staatsverwaltung 2∶124，Leipzig，S．Hirzel，1884，出自更老的版本，Friedländer，Sittengeschichte Roms。

68 Frontinus，De aquaeductibus urbis Romae，98．

69 同上，116。

70 Tacitus，Annals 14∶43，4．

71 Seneca，De clementia 1∶24，1．

72 Pliny，Natural history 33∶26．参见Juvenal，Satires，5，66—67。

73 Lucian，Navigium sive vota，22．

74 Petronius，Satyrican，47．

75 参见喜剧的夸张手法，同上，53，在特里玛尔奇奥的库麦地产上一天之内就出生了30个男性和40个女性家生奴隶（vernae），而只有不到1／10的奴隶见过他们的主人，同上，37。又见Seneca，De vita beata 17∶2。

76 Seneca，Epistulae morales 110∶17∶cohors culta servorum … ostenduntur istae res，non possidentur．参见grex capillatus of Martial 2∶57；Juvenal，Satires，6，141 and 352；Apuleius，Metamorphoses 2∶2。

77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num（＝CIL）6^2∶6213—6640．

78 Statilius，no．17 in Pauly-Wissowa，RE 3A∶2191．

79 Apuleius，Apologia，17．

80 Dio Cassius，56∶27，3．参见，当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lpurnius Piso）被卡里古拉（Caligula）放逐的时候，他只被允许带10个奴隶在身边，同前书，59∶8，8。

81 Galen，De animi morbis 5∶18，ed．Kühn．

82 大约有4或5个奴隶，Seneca，Epistulae morales，87，2。

83 Juvenal，Satires，3，286；9，64—67，142—147．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 Hadrian，17，6提到了一个没有奴隶的退役老兵。

84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Firmus，12，2．

85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Gordian，21，4．

86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Gallienus，4，9．

87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Claudius，14，7—15．

88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Tacitus，10，7．

89 Gaius，Institutes 1∶40—43；Pauly-Wissowa，RE 12∶2355．这个法律到公元3世纪晚期仍然有效，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Tacitus，10，7。

90 Gaius，1∶38—41；Ulpian，1∶13；Institutiones 1∶6，4—7．然而这在西班牙的萨尔班萨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只要在“十人”（decuriones）法庭上证明了释奴的正当理由（iusta causa manumittendi）。Bruns，C．G．，Fontes iuris Romani antiqui（＝FIR），7th ed．146，Tübingen，J．C．B．Mohr，1909∶Lex municipalis Salpensana，28。

91 Gaius，1∶18；Ulpian，1∶12．参见Partsch，Josef，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Rom．Abt． 42∶246，1921。

92 见Last，Hugh，in CAH 10∶432—434，450，464。

93 Suetonius，Augustus，40，3．

94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Roman History 4∶24，6．

95 Buckland，W．W．，The Roman law of slavery，546—547．

96 Regulae Ulpiani，14—15．见Girard，Paul Frédéric，Textes de droit Romain，393，Paris，A．Rousseau，1895。

97 Pauly-Wissowa，RE 12∶2418．

第十四章

西部地区的罗马帝国

奴隶制的经济因素

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二百年间，相比于帝国其他地区，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始终是使用奴隶劳动力的核心区域，尤其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它们的这种中心位置在整个公元1世纪一直保持，直到公元2世纪。从公元前150—公元100年，在罗马的领导下，意大利半岛赢得了特殊的地位，由此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都发生了巨额资本积累的情况。随着资本的集中，意大利半岛上的手工业生产发展显著，其基础是在大型工场中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力，虽然其中仍然有自由劳动力存在。这一时期意大利手工业使用奴隶劳动力的规模甚至要超过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1]

有关这一发展情况的影响以及该时代西方所有工业生产领域内自由劳动力和奴隶之间的对比关系，赫尔曼·古梅鲁斯做过详细阐释，[2]在此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他的论述。[3]在农业生产领域，西西里和撒丁岛似乎仍在使用旧有的农耕体系，劳动力主要是当地的农民，只有帝国领地以及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的大片地产除外。[4]在公元1世纪前期的意大利，仍然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可被使用在农业和工业上。[5]然而公元1世纪的文学作品也不断提到拥有小地产的独立小农。[6]

有关意大利低地地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参考贝内文敦（Beneventum）附近利古里亚贝比亚尼人（Ligures Baebiani）的土地抵押记录摘要。[7]这些摘要包括地产（fundi）的名称，它们都是根据地产主人的名字得来的，在这些土地被分配时就已存在，时间不晚于三头同盟（Triumvirs）时代。[8]在图拉真规定国家贷款给小土地所有者的时期，这些摘要还记录了土地所有者的名字以及地产的评估价值。在早前的时代，有将近90个土地所有者被记录在案。而到了图拉真时代，人数缩减到50个（或者说大约是最初人数的一半）。[9]最终在贝内文敦，从评估的等级来看，大地产的规模不断增长，但其总数却明显减少，同时小地产的绝对数目大致没有变化。[10]

在波河河谷地区，普拉森提亚（Placentia）和维列亚（Veleia）也同样有地产抵押的记录，[11]其反映的情况是小地产不断并入大农场，因而数量不断减少。小普林尼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存在于意大利北部的这一趋势，他说他正在购买地产（praedia），“就在邻近我自己的地产的区域”，价值300万塞斯特斯。[12]然而即使在波河河谷地区，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状况，就是由土地主直接管理的小地产一直存在。由于小土地所有者从未在农业上大规模使用过奴隶，因此意大利农业奴隶使用的多少就要看大地产上所使用的生产方式。农业作家科卢梅拉（Columella）试图让意大利的贵族和有钱人重新关注农业生产。[13]他确信如果有可能获得土地所有者的支持并使他们一直监督生产，那么最好的、在经济上最有利的土地组织管理方式就是由奴隶组成强大的核心劳动力群体来耕作土地，但这些奴隶必须经过精挑细选，选出来的奴隶要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适合于他们所从事的特定工作，[14]而交给他们的任务也必须是专门化的。[15]

科卢梅拉主要感兴趣的农业经营类型是葡萄园，其次则是橄榄种植和家畜饲养。[16]在他看来，种植谷物以及饲料作物在本质上只是为了供应地产上的人和牲畜。[17]对于科卢梅拉所设想的以奴隶劳动力为基础的地产来说，在农忙季节要雇用一些自由劳动力来应对人手不足的情况，这与公元前2世纪加图所提出的农业组织结构[18]基本一致。很明显在科卢梅拉的时代隶农也已广泛出现。[19]科卢梅拉论述说在隶农租种土地的区域，隶农应该是指那些亲自料理自己田地的人，而不是那些让奴隶管理租来的土地而自己还居住在城市里的人。[20]然而科卢梅拉并没有给出奴隶劳动力与隶农之间的比例关系。他之所以提出奴隶劳动力的农业体系，是因为他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由奴隶劳动而由土地所有者直接监督管理的制度是最好的农业形式，而且他希望能够扩展这种组织形式。[21]

庞贝（Pompeii）附近庄园的挖掘成果证明了当地在葡萄种植业中有使用奴隶劳动力。[22]我们不能通过庄园特定区域房间的数目来估计这些庄园所使用的奴隶数量，[23]也不能根据加图所说的房间数目及其计算出的15或16个奴隶的结果来推断奴隶数量，[24]因为获释奴与日常使用的雇佣劳动力都和奴隶一起，同样住在庄园里。[25]我们考察了庞贝埃皮底人（Epidii）的家族墓地，[26]几代人总共使用了25个名字，其中有不超过15个是奴隶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庞贝附近的一些葡萄种植园中，核心的劳动力群体仍然是奴隶，这一点与加图时代的情况一致。

在公元1世纪末期的波河河谷地区，以小普林尼及其邻居为代表的土地所有者在直接管理的体制下不得不接管他们自己的地产，此时他们更愿意使用从外面雇来的劳动力，而不愿使用自己的奴隶。[27]在公元2世纪，把土地租给隶农耕种的体系发展势头良好，[28]而且不断完善，从而抵制了使用奴隶耕作土地的方式。大规模农业生产中使用奴隶谋求利润的模式在公元2世纪的意大利显然走到了尽头。[29]按照惯例，隶农一般都是自由人身份，但偶尔也会出现奴隶身份的隶农。[30]

学者们细致地研究了在意大利发现的阿雷提乌姆红色陶器（sigillata）货品，以及在莱茵河流域行省发现的出口的阿雷提乌姆陶器残片，还有凯尔特当地生产的类似物品，[31]这些研究所得出的重要结论都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工业奴隶制在西部地区的衰落。[32]意大利阿雷提乌姆所生产的陶器只在公元前25—公元25年这一小段时间内占据优势地位。[33]在阿雷提乌姆第一阶段所生产出的陶器上都出现了制陶者的名字，此外上面还有工场主的图章，从制陶者的名字来看，这些人全部都是奴隶。奴隶主的名字以属格形式出现在奴隶名字的后面。[34]在阿雷提乌姆陶器生产的后一阶段，陶器上不再出现工匠的名字，只有工场的标记。奥西（Oxé）认为，Perennius工场最初的主人是M．Perennius Tigranus，紧接着是M．Perennius Bargathes，[35]之后的继承者则是Crescens和Saturnus。[36]

德拉根多夫（Dragendorff）发现在许多案例中，工场奴隶都会随着陶器工场的转售而更换主人，这个发现对于考察这些工场的管理模式以及奴隶工匠的社会和经济处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7]奴隶Pantagathus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他的签名一直是名字首字母形成的固定图案，很容易辨认。最初他以工场主Rasinius的奴隶Pantagathus的身份出现。[38]后来Rasinius与G．Memmius分享了陶器工场的所有权，于是这个奴隶就变成Pantagathus Rasini Memmi，表明他归这两位工场主共同所有。[39]再后来这个Pantagathus随着工场主人的变换又迎来了自己的新主人C．Annius。[40]

Eros的例子也反映出这种奴隶所有权的让渡关系，他先是C．Annius的奴隶，随着工场主的变换，他的主人也变成C．Tellius，最终他又和工场一起为P．Cornelius所有。[41]德拉根多夫还举了另外一些例子，通过签名证实奴隶所有权与工场所有权的变化相一致。他还相信，如果陶器上没有工匠的签名，那么也可以通过工艺技术的分析确定这种变化。在这些例子中，工匠到底是自由人还是奴隶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阿雷提乌姆工场的情况表明他们很可能是奴隶。

在阿雷提乌姆时代的早期，奴隶被允许在他们所制造的陶器上留下签名，这一情况本身对于确定这些奴隶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们都是拥有高超技艺的工匠，其重要性也获得公认。在出售这些货品时，带有奴隶名字的印记也一定影响了货品的价值，因为它是与工场的标记结合在一起的。

由于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都习惯给奴隶取一个希腊或拉丁文的名字，而不管这个奴隶真正来自于哪个民族，[42]因此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奴隶制陶工到底是希腊人还是来自东方的半希腊人。[43]当然任何民族的奴隶，只要他在当时分布广泛的学徒体系中受过训练，都能获得优秀的手工业技艺。凸纹器物生产在高卢南部地区的迅猛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里大量的手工工匠都是本地人，而他们的作品不论在质量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可以与阿雷提乌姆出产的凸纹陶器相媲美。[44]在阿雷提乌姆的工场转手易主的时候，新工场主常常会买下原来的奴隶工匠，这被视为是合理的买卖程序。[45]在阿雷提乌姆，奴隶工匠个人及其所在的工场本身常常同时发生所有权变化，有几个例子都可以说明这一情况。由这些案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对于这些工场中的奴隶来说，不论在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上，他们与工作之间的联系都要比他们与主人之间的从属关系更为紧密。

上面我们讨论了阿雷提乌姆制陶工场所盛行的奴隶劳动力生产体系，而随着行省制陶工业的发展，这一体系是否也渗透到了高卢以及日耳曼行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古梅鲁斯倾向于认为高卢的制陶工匠主要由自由人组成。[46]奥西没有明确给出他的观点，[47]不过他更愿意相信那些工场账目表上的工匠是奴隶、农奴或获释奴，因为他们都只有一个名字，而没有属格形式的父系名字加在后面。[48]约瑟夫·洛思（Joseph Loth）认为这些工匠都是奴隶，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名字，比如Cervesa、Vinoulos、Primos、Secundus、Tritos、Tertius、Moretoclatos等听起来就像奴隶的名字。[49]然而在有关高卢地区陶器生产的例子中，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些工匠属于被奴役阶层，对此我们只找到了四个案例。[50]单单陶器账目表这一唯一类型的史料无法使我们得出明确的结论，因为不论在意大利还是高卢，这种账目表都只是一个常规程式，不能提供给我们任何有关账目表上工匠身份的信息。[51]

奥西认为如果工匠只有一个单名，那么就意味着他是奴隶，但这个结论已被证明不准确，因为可以肯定为自由人身份的陶器工场主也以单名出现，没有附带父系名字。[52]而且许多研究表明，高卢地区的大部分陶器工匠都是自由人身份，古梅鲁斯和博恩（Bohn）就持这一观点。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时期一般是战争和海盗活动猖獗的时期，而这两项活动在当时都较少出现，[53]虽然意大利仍然盛行奴隶劳动力，而且是该时代奴隶劳动力使用的核心区域，但这种类型的劳动力却不可能被运往高卢和日耳曼行省，而且之前奴隶制在这些地区也没有发展起来。同时在意大利本土的一些手工业行业，或者说在意大利半岛的一些地区，[54]其使用奴隶劳动力的习惯并没有发展到阿雷提乌姆制陶业那么高的程度。[55]毫无疑问，在被罗马征服之前，高卢人就已经开始使用奴隶，[56]但与并非受罗马社会直接影响而形成的家臣关系和保护关系相比，奴隶制在这一地区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57]在被罗马征服后的一百年里，随着罗马习俗的逐渐传入，高卢行省中家庭奴隶的数量必定有所增加，[58]但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家庭劳动力的使用到底达到何种程度。在劳动力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都是具有高卢地区特征的家臣关系，高卢奴隶人口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未达到过意大利的水平。[59]

凯尔特人早期的货品上也有一些制陶工匠的签名，这些工匠来自莱茵河流域，可以肯定他们是自由人身份。[60]在第戎的两块还愿碑刻上提到了日耳曼长官的木工、铁匠和石匠，[61]他们都称自己为这个长官的“被保护人”（clientes），还愿碑刻也正是为他制造的，但这些工匠都不是奴隶。[62]由于我们没有证据证明高卢引入了手工业奴隶制，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罗马帝国已很难维持充足的奴隶供应，因而我们可以猜测，高卢和莱茵河流域的制陶工匠当中很少有奴隶。当手工业生产分散化的进程开始时，工业奴隶制并没有成功地从意大利扩展到高卢地区，[63]这可被看做是奴隶制在罗马帝国西部地区衰落的重要原因。在恺撒征服高卢之前，凯尔特人（Celts）以及日耳曼部落中所使用的农业劳动力都是部落中较富有者的附庸。这些附庸虽然不是完全独立的身份，但也不同于真正的奴隶。[64]在罗马行省的组织结构中，农民附庸体系仍然保持，在那里耕作土地的都是当地农民，他们是市镇贵族和大庄园领主的门客、债务人或自由身份的承租人，对于这些大庄园，我们通过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发掘了解了许多相关信息。[65]

有关不列颠行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奴隶制发展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塔西佗（Tacitus）通过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库士（Calgacus）之口说了一些有关奴隶状况的话，[66]这或许可以证明在罗马征服之前，不列颠地区就已存在奴隶制，但也可能是不列颠未被征服地区对已被罗马征服的部分地区的社会状况的看法。学者们普遍认为，[67]不列颠农民的地位与罗马“隶农”的地位相类似。[68]由于在不列颠罗马化的时代意大利已经开始出现奴隶劳动力减少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工业奴隶，可能也包括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奴隶，都没有在不列颠岛的经济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下面我们要考察的是西班牙行省的情况，虽然这里有关奴隶劳动力的史料仍然很少，但显然在半岛的不同地区，奴隶制的类型与发展程度也大不相同。在罗马建立统治之前，倍提卡（Baetica）、塔拉戈南西斯（Tarraconensis）的沿海地带以及卢西塔尼亚（Lusitania）低地地区就已经被迦太基人和希腊的殖民者城市化了，[69]这些地区奴隶使用的程度要远高于内陆地区。内陆的西班牙人曾顽强抵抗罗马的统治，直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才算彻底征服该地区。我们通过史料了解到，公元前44年在倍提卡的乌索（Urso）曾出现罗马殖民者的获释奴，[70]这足以说明当地是存在奴隶的。与此相关的还有萨尔班萨（Salpensa）的书面条款，那里的罗马公民在奴隶获释后仍然保留对他们的一些权利，[71]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拥有拉丁公民权的居民释放奴隶的规定。[72]

除西班牙的金矿以外，罗马国家把其控制的矿山都卖给了私人，[73]这些矿主所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是奴隶。[74]罗斯托夫采夫[75]认为这些矿山都属于国家所有，只是被出租给大企业主。帝国初期国家所有权形式再度复兴，[76]相关的政策转变成矿山租给小承租人。[77]这一时期仍在使用奴隶劳动力，[78]然而也有证据表明自由身份的雇佣矿工这时也和奴隶一起被使用。[79]

罗马帝国早期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把犯罪者送到矿山或采石场工作的惩罚方式普遍存在，不论这个犯罪者的身份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有证据表明这一措施在公元2世纪前期的比提尼亚[80]以及公元209年的埃及[81]仍在实行。然而帝国早期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社会倾向就是减少奴隶以及罪犯在矿山上的使用，转而更多地使用自由身份的矿工。[82]在公元4世纪的埃及，自由身份的人被要求在矿山和采石场工作，以作为宗教劳役，这就使得该领域自由劳动力逐渐取代了奴隶劳动力。[83]

在罗马征服之后的北非，许多原来由奴隶耕作的迦太基人的地产都落入意大利人手中，他们有些是战争老兵，有些是来此的移民。[84]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们无从知晓。随着这一发展变化，农业生产中的奴隶劳动力逐渐从北非农业上的首要劳动力位置落到了次要位置上。[85]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针对北非的大地产制定了法律，[86]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当时北非的大部分耕地都被分租给了农民，由隶农耕作。毫无疑问，承租土地较多的承租人（conductores）仍然在他们直接参与劳动的地产上使用奴隶劳动力。[87]如同葛塞尔（Gsell）所说，每个隶农可能也会有一到两个属于他自己的奴隶。[88]虽然奴隶在3到5世纪的北非一直存在，他们的身影或出现于富有土地主城里的家庭（familiae urbanae）之中，或是在乡间的地产上，但农业奴隶作为北非经济生活中主要构成元素的时代却是一去不复返了。[89]

罗马帝国时期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记述涉及罗马国家把奴隶作为财产来征税的情况。不论对行省属民还是罗马公民，罗马国家都不征收直接的奴隶所有税。公元69年维特里乌斯（Vitellius）要求皇帝家族的获释奴上缴贡赋，但这只是一种特殊的税收。根据这些人所拥有的奴隶数量，按比例来征税。这次征税的目的也很特殊，是为了满足之前皇帝许诺给士兵的巨额赏金，[90]因此这些获释奴每人所拥有的奴隶数量就大致成为计算他们所应缴纳税额的依据。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曾征收过5％的释奴税（vicesima manumissionum），事实上这笔税收在当时就已成为奴隶转变成获释奴身份所要缴纳的税赋。奥古斯都延续了这项税收，数量比例也没有变化，“奴隶获释要向财务官缴纳5％”的税赋。[91]在卡拉卡拉（Caracalla）统治时期这笔税收的数额增加到奴隶价值的10％，[92]但这显然并没给政府带来什么好处，理由是公元217年马克里努斯（Macrinus）下令恢复到之前5％的税率。[93]

公元7年，奥古斯都首次引入奴隶交易税，向购买奴隶的罗马公民征税，但税率只有2％。[94]与托勒密埃及大约20％的奴隶交易税相比，罗马的这项税率相当低。到尼禄统治时期，奴隶交易税为4％。而且尼禄的财政官员还建议解除奴隶购买者的这项负担，转而让出售奴隶的人缴纳这笔税款，然而这样的建议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因为出售者把这笔税款直接加到了奴隶的总价之中。[95]购买者为转售或使用奴隶而将奴隶进口或出口也要缴纳关税，如同在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这笔税款应该是在意大利的港口征收。在进出口奴隶时不缴纳关税将会受到惩罚。[96]

注释

1 参见本书第三章。

2 Gummerus，Hermann，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452—1512．

3 参见Barrow，R．H．，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22—129。有关家庭奴隶的讨论，见同前，第2章。这部著作的第3章论述了奴隶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情况。在第4章，作者研究了奴隶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重要性。

4 Rostovzeff，M．，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196—197．

5 Frank，Tenney，Economic history of Rome，434．

6 Lucan，Bellum civile（Pharsalia）1∶170；Seneca，Epistulae morales，114，26；123，2；Martial，Epigrammaton 1∶17，3；3∶58，33；7∶31，9；11，14；Tacitus，Germania，25．

7 CIL 9∶1455．

8 Mommsen，Theodor，Die italische Bodentheilung，Hermes 19∶399，1884．

9 同上，401；Carl Gertrud，Die Agrarlehre Columellas，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23—25，1926。

10 同上。

11 CIL 11∶1147．

12 Pliny the Younger，Epistulae 3∶19，1，4．

13 Carl，G．，Vjschr，f．Soz．—u．Wirtschaftsgeschichte 19∶40，43强调了科卢梅拉的规劝性的目的。

14 Columella，De re rustica 1∶9，19．参见Gsell，Stéphane，Esclaves ruraux de l'Afrique romaine，Mélanges Gustave Glotz 1∶415，n．1，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32。

15 “Ne confundantur opera familiae，sic ut omnes omnia exsequantur”—Columella，De re rustica 1∶9，5．

16 同上，1∶2，39。

17 Gummerus，Herman，Der römische Gutsbetrieb，Klio∶Beiträge zur alten Geschichte，Beiheft 5∶77，1906．

18 Cato，De agricultura，10，1；137．

19 “Hi vel coloni vel servi sunt”—Columella，见前引书1∶7，1。

20 同上，1∶7，3。

21 参见Heitland，W．E．，Agricola，57，Cambridge，Univ．Press，1921。

22 Della Corte，M．，Notizie degli scavi di antichità，277，fig．4，1923使我们看到在这些庄园中为囚禁和惩罚奴隶而准备的铁制工具。其中的一个工具参见Rostovtzeff，M．，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pl．IX，fig．2，opp．p．62．Della Corte，Notizie degli Scavi，1922，463，fig．3展示了木制的工具。这些工具有的有14个缝隙，有的是10个缝隙，都是捆绑腿之用，这表明有7或5个奴隶可能同时受罚，而不是像Della Corte所说的有14或10个。

23 Rostovtzeff，M．I．，Soc．econ．hist．Roman empire，516．

24 Cato，De agricultura，11；参见Day，John，Agriculture in the life of Pompeii，Yale classical studies 3∶196，1932。

25 Pliny the Younger，Epistulae 2∶17，9．

26 Della Corte，Notizie degli scavi，303ff．，1916．

27 Pliny the Younger，Epistulae 3∶19，7．在农忙季节有必要从市镇雇来一些劳动力以补充乡村雇佣劳动力数目的不足，同前，9∶20，2。

28 Reliqua colonorum，同上，3∶19，6∶necessitas agrorum locandorum，同上，7∶30，3。

29 Rostovtzeff，Soc．econ．hist．Roman empire，190；Frank，Tenney，Econ．hist．Rome，422—423，480．

30 Quidam fundum colendum servo suo locavit，Just．，Digest 15∶3，16．与此相关的例子中出现的都只是“氏族名”（nomina），而没有出现“首名”（praenomina）和“家族名”（cognimino），CIL 6∶9276；10∶7597。

31 有关制陶工业分散化过程的简要论述，见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478。

32 Hermet，Frédéric，La Graufesenque 1．vases sigilles；2．graffites，Paris，Librairie Leroux，1934；Oxé，A．，Die Töpferrechnungen von der graufesenque，Bonner Jahrbücher 130∶38—99，Bohn，Marcus，and Weber，1925；Oxé，A．，Arretinische Reliefgefässe vom Rhein，Frankfurt am Main，J．Baer，1933；Frühgallische Reliefgefässe vom Rhein，Frankfurt am Main，1934；Dragendorff，H．，Gnomon 10∶353—363；Dragendorff and Carl Watzinger，Arretinische Reliefkeramik mit Beschreibung der Sammlung zu Tübingen，Reutlingen，Gryphius-Verlag，1948．

33 Dragendorff，H．，Gnomon 10∶356—357 and Arretinische Reliefkeramik，15—17．

34 例如，Cerdo M（arci）Perenni，Nicephorus M．Perenni．这里的Perennius被认为是全名为M．Perennius Tigranus的工场主，见Oxé，Rh．Mus． 59∶132—137，1904；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487；Oxé，Arretinische Reliefgefässe，29。

35 同上，35。

36 Dragendorff，H．，Gnomon 10∶356．

37 在Gaius和Lucius Annius的工场中，几乎所有制模的奴隶工匠之前都在Rasinius陶器工场中劳动。Dragendorff-Watzinger，Arretinische Reliefkeramik，144指出，Pantagathus、Eros、Chrestus和Isotimus这4个奴隶工匠虽然曾分别在两家陶器工场中出现，但其实就是在不同奴隶主手下工作的同样的4个人。又见Oxé，Bonner Jahrbücher 130∶86，1925。

38 Oxé，Arretinische Reliefgefässe vom Rhein，47，vase from the Loeb cllection in Boston．

39 同上，124；参见CIL10∶8056，248。

40 Oxé，Arret．Reliefgef．vom Rhein，39，50，121，122，126．

41 参见Cer（do）Ras（ini），Oxé，Arret．Reliefgef．vom Rhein，57，and Cerdo Perenni，60，68。

42 见本书第十五章开头部分。

43 Dragendorff，Gnomon 10∶358；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507—1510．

44 Dragendorff，Gnomon 10∶360．格罗非桑克（Graufesenque）的陶器账目中出现的是凯尔特名字，这可以用来证明其制造工匠是凯尔特人，因为在这一时期如果有名字改变的话，那么一定是向着希腊或拉丁名字的形式变化。

45 萨尔迪斯附近的土地抵押到期被取消赎回权，也包括土地上的奴隶劳动力。Buckler，W．H．and D．M．Robinson，Sardis 7∶1，col．1，15—18；托里库姆（Thoricum）附近的矿山被取消赎回权，其中包括矿山上的奴隶矿工，Dittenberger，SIG^3，1191∶；参见Guiraud，Paul，La proprieté fonciere en Grece jusqu'a la conquete romaine，440，n．4∶，Paris，Imprimirie Nationale 1893；Dura Pergament 23，Münchener Beiträge 19∶382—389，1934；埃及阿尔西诺诺姆中一个城市妓院的承租人把一个奴妓转租给前来参观的妓院所有者，PSI 9∶1055a，公元3世纪中期。

46 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513．A．Grenier，Festschrift für August Oxé，88，Darmstad，Wittich Verlag，1938同意Gummerus的意见。

47 Oxé，Banner Jahrb． 130∶80—81．

48 同上，87。

49 Loth，Joseph，Le graffite de Blickweiler dans le Palatinat，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Comptes rendus de seances 71，1924．

50 参见CIL 13∶120，col．2；Q．Verri Achillaei Mascurieus fec（it），Asus f（e）c（it）Cigeton，Nasso s（ervus）f（ecit），Vitalis M．s（ervus）f（ecit）；见Germania∶Korrespondenz-blatt d．römisch-germanischen Kommission 7∶67，Frankfurt a．Main，1923。

51 见出自庞贝的13个女织工名单，她们都只有一个单名，CIL 4∶1507；出自阿雷提乌姆的陶器运送账目表，上面4个陶器工匠也都只有一个单名，没有身份的说明，CIL 11∶6702，1；出自高卢的布里克韦勒（Blickweiler）和格罗非桑克的账目表。

52 见Oxé，A．，Töpferrechnungen von der Graufesenque，Bonner Jahrb． 130∶43—58，1925，Casti of（ficina），nos．5，8，10，16，20，22，23，25；［ of（ficina）M］ odesti，no．13；of（ficina）G ［erma …］ nos．32，33；同上，140—141，2，380—394，1936。

53 见本书参考此处。

54 相对来讲，小村镇比罗马和意大利北部地区拥有数量更多的出身自由的工匠，他们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参见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505。

55 见Pauly-W．，RE 9∶1500中Gummerus对于玻璃制造业的研究，他还以铭文资料为基础，制作出有关金匠和珠宝手工匠的表格，而且研究了其他类型的手工工匠，同前，9∶1504—1506。

56 Caesar，Bellum Gallicum 4∶19．

57 同上1∶4提到了奥尔及托列克斯（Orgetorix）的“被保护人和债户”（clientes et obaerati），以及阿狄亚都安纳斯（Adiatunnus）的600个封臣“侍从”（soldurii）。如果有人欠了贵族债务，那么他不会成为债务奴隶，而会成为家臣（同上，6∶13）以及骑士的“仆从和门客”（ambacti clientesque）。

58 Jullian，Camille，Histoire de la Gaule 4∶371，Paris，Librairie Hachette，1913．

59 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513．

60 C．Tigranus，M．Valerius and Sex．Varius．见Oxé，Frühgallische Reliefgefässe，1。

61 CIL 13∶5474，5475．

62 CIL 13∶5474中确实出现了一个奴隶，Carantillus serv(us) actor ex voto，他在身份上显然有别于其他人。Montenach，Clement，R．，Un compte d'un briquetier Gallo-Romain，Revue des étudesanciennes 29∶205—207，1927提到，一块瓦片上记录了一个姓名不详的砖瓦匠10天的工作，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自由人，而非奴隶工匠。

63 参见本书参考此处，托勒密埃及也没有在手工业生产中建立起像早期希腊奴隶制那样的制度。

64 Meyer，Eduard，Kleine Schriften 1∶179．

65 Cumont，Franz，Comment la Belgique fut romanisée，40—48，Bruxelles，Lamertine，1919；Daremberg-Saglio，5∶877—881；Dragendorff，Hans，Westdeutschland zur Römerzeit，41—48，Leipzig，Quelle und Meyer，1912；Rostovtzeff，M．I．，Soc．econ．hist．Roman empire，208—211．

66 Tacitus，Agricola，31，3∶recentissimus quisque servorum etiam conservis ludibrio est．

67 Haverfield，F．，Roman occrpation of Britain，233—2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24．Coolingwood，R．G．，Roman Britain，54—56，80，Oxford，Clarendon Press，1945．

68 公元4世纪涉及不列颠“隶农”的法令，参见Codex Theod． 11∶7，2。

69 Rostovtzeff，M．I．，Soc．econ．hist．Roman empire，198．

70 Bruns-Gradanwitz，FIR，no．28（lex Ursonensis），95，15，Tübingen，Siebeck，1909．

71 同上，30；Dessau，ILS，6088，23。

72 同上，6088，28。

73 CIL 2∶1001．

74 在波利比乌时代，新迦太基的矿山使用了4万个奴隶劳动力。见本书参考此处；Schulten，A．，CAH 8∶323。

75 Rostovtzeff，M．I．，Geschichte der Staatspacht in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bis Diokletian，Philologus，Supplementb． 9∶448—450，1904；also in his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olonates，361，n．1．

76 提比略收回了某一个马略在西班牙所拥有的银矿，参见Tacitus，Annals 6∶19；Pauly-W．RE 8∶2005。

77 Rostovtzeff，M．I．，Philologus，Supplementb 9∶445—447，1904；同作者，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olonates，360—361；Hirschfeld，Otto，Verwaltungsbeamten，152—153，Berlin，Weidmann，1905。

78 Lex metalli of Vipasca in Lusitania，Dessau，ILS，6891；Bruns，FIR，no．112，11—18，39—40．

79 Servos mercennariosque ［in metallo Vipascensi］，Bruns-Gradenwita，FIR^7，112，48—49．如果同样损坏了矿山的财产，自由人矿工和奴隶矿工会受到不同的惩罚，参见Dessau，ILS，6891；Bruns，FIR，no．113，28—31，33—37，40—45。

80 Pliny the Younger，Letters 10∶31—32．

81 Zucker，Friedrich，Urkunde aus der Kanzlei eines römischen Staathalters von Ägypten，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7∶710—730，1910中，一个被判有罪的奴隶在雪花石采石场工作5年之后被释放。参见Fitzler，Kurt，Bergwerke u．Steinbrüche im röm．Aegypten，Leipziger 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21∶121，Leipzig，1910。从已知文献来看，埃及的“神庙侍者”（）主要都是由自由身份的人构成的，参见Oertel，Liturgie，83。

82 CIL 2∶5181，49；3∶948—949；Gummerus，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507．皮鲁斯塔（Pirustae）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n）部落居民被图拉真运到达契亚，在当地的金矿工作，参见Rostovtzeff，Soc．econ．hist．Roman empire，229。

83 Fitzler，Bergwerke u．Steinbrüche，121—125．有关向强制劳动体系发展的普遍倾向，参见Oertel，Fr．，Liturgie，87。

84 Rosstovtzeff，Gesch．des röm．Kolonates，317—320；lex agraria of 111 B．C．，Bruns-Gradenwitz，FIR 11，83∶quem agrum locum populus Romanus locabit，quem agrum locum Latinus peregrinusve ex h（ac）l（ege）possidebit … scripturam populo aut publicano item dare debeto．

85 Rostovtzeff，Gesch．des röm．Kolonates，319认为耕种土地的奴隶数量的不足是这个变化的原因之一。

86 Lex de villae Magnae colonis，Bruns-Gradenwitz，FIR^7，no．114；奉献给哈德良的圣坛，上面有lex Hadriana的摘录，参见no．115；财务官的信件，其中涉及空置土地的情况，参见no．116；康茂德的敕令，其中收录了农民对于saltus Burunitanus的抱怨，参见no．86。

87 Apuleius，Apologia，93中作者的妻子有400个奴隶，这些奴隶应该都在她的乡村地产上劳作，Gsell，Stéphane，Esclaves ruraux，Mélanges Gustave Glotz 1∶405；参见Just．Digest 33∶7，27，1；Rostovtzeff，Soc．econ．hist．Roman empire，289。

88 Gsell，Esclaves ruraux，Mélanges Glotz 1∶401．

89 同上，1∶403—407。

90 Tacitus，Histories 2∶94．

91 见proc（urator）XX libertatis，刻写在庞贝城的一个装酒的双耳细颈瓶上，参见della Corte，M．Pompeii，i nuovi scavi e l'anfiteatro，54，Pompei，Sicignano，1930。

92 Dio Cassius，57∶9，4 in the edition of V．P．Boissevain，3，Berlin，Weidmann，1931．

93 Dio Cassius，78∶12，2．

94 同上，55∶31，4∶ 。

95 Tacitus，Annals 13∶31，2；Westermann，Slavery in Ptolemaic Egypt，44，n．134．

96 Just．，Digest 39∶4，16，3．

第十五章

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制

奴隶的来源，如何交易以及交易的价格

由于在埃及很容易实现埃及当地名字与希腊名字之间的互换，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名字来判断（希腊名字的人就判定为希腊人，埃及名字的人就判定为埃及人）公元前150年之后生活在埃及的自由人的真正民族身份。[1]同样在公元前150年之后，奴隶的名字也无法使我们用以判断他们的民族属性。有几个相关的例子可以对此加以证明，在这几个例子中，奴隶的实际来源都已用其所属民族的形容词表示出来。史料中经常出现一些名字是希腊名字但家乡不在希腊的奴隶。[2]出现于纸草上的奴隶名字无法用来证明奴隶的来源（origo），奴隶的买卖合同中经常出现“名字是某某，或他（或她）另外还被叫做某某”的说法。

下面列举的例子都出自纸草文献，可用于说明奴隶的来源和名字之间关系不大的情况：Hermes是一个日耳曼人，但这是一个希腊名字；[3] Sambatis是一个弗里吉亚人，但这是一个迦南名字，此外他还被叫做Athenais，这是一个希腊名字；[4] Anilla是一个非拉丁人奴隶，但他的名字是拉丁宠物的名字，意为“小妈妈”，而保存下来的词尾［…］pyllian表明了他与当地的联系；[5]祖孙三代家生奴隶，所有人都是埃及名字，除了一个孙子名叫Apollonius；[6]一个犹太女人被另外一个犹太人赎回，后者有一个希腊名字Paramone，这个犹太女人的孩子名叫Jacob；[7]一个奴隶来自意大利，但他名叫Sambas，这是一个埃及名字；[8]一个男孩名叫Argoutis，这是一个罕见的希腊名字，但他是一个高卢人；[9]一个女孩可能是摩尔人或内格罗人（Negro），她有两个名字：Atalous和Eutychia。[10]

在罗马，出现于斯塔提里家族墓碑上的日耳曼奴隶大部分都是拉丁名字，比如Castus、Cirratus、Clemens、Felix、Strenuus、Urbanus等；也有两个希腊名字用拉丁字母表示：Nothus和Pothus；还有一个本土化的名字Suebus，这或许表示这个奴隶所来自的部落名称，但也只是猜测。[11]其他可提供带有希腊名字的奴隶的地区包括西班牙、高卢、达尔马提亚、非洲和色雷斯。[12]公元2世纪—3世纪罗马犹太人的地下墓穴中埋葬着许多自由身份的犹太人，他们的名字都是拉丁和希腊的，[13]因此有理由推断在奴隶中也有一些犹太人，只凭借名字一项证据，就可证明他们是希腊或意大利血统。更进一步的结论就是，如果奴隶的名字来自于城市、地区或国家的名字（例如亚洲、以弗所、士麦那、色莱萨［Thraissa］，等等），这只代表这个奴隶被交易的地点或其他纯粹偶然性的因素，而不代表这个奴隶的民族属性。[14]

通过形容词形式的表示奴隶所属民族的词语，我们可以了解奴隶的真实来源，因为罗马法律规定，在奴隶被出售时，出售者必须提供这样的信息，如果出售者没有给出奴隶的来源地，那么购买者有权采取行动使这个交易无效。[15]以此为基础，通过铭文和纸草证据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1）来自帝国边界以外地区的奴隶数量相对很少，他们与确定来自帝国内部的奴隶的比例是1∶8。[16]（2）帝国行省奴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当地出生的人。然而这个事实并不能用来说明奴隶的民族属性，因为我们不确定他们父母的家乡都是哪里。（3）在公元后的前二百年里，帝国自由身份的居民有很大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奴隶阶级也一同经历了这种社会流动，特别是在其成员由自由身份变成奴隶的过渡时期，也有一些例子出现在奴役行为发生之后。

下面讨论的是被运到埃及的奴隶所来自的地区，这可以补充班恩（Bang）的材料[17]中有关埃及的部分。东方地区包括：（a）伊西奥庇亚人（Aethiopians）或内格罗人，他们通常都从特罗高底特斯人（Trogodytes）的商业中心阿杜勒镇（Adule）来到埃及；[18]（b）小亚地区，来自潘菲利亚[19]、弗里吉亚[20]、（Lycia）[21]和本都[22]；地中海东部的其他地区包括：（c）叙利亚[23]，（d）帕提亚[24]，（e）克里特[25]，（f）昔兰尼（Cyrene）[26]；（g）西部地区包括意大利[27]、日耳曼[28]、高卢[29]和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30]。在罗马帝国中，可被确切证明为伊西奥庇亚或内格罗奴隶的人数非常少，即使在埃及这个数目应该最大的地区也同样没有多少，[31]这一点与班恩的阐述正相反，[32]但却说明了为何他在这方面只举出很少的例子。[33]至于从罗马帝国东部边界以外的地区带来的奴隶，也没有多少是伊西奥庇亚或内格罗奴隶。[34]在班恩的印证中，只有2个奴隶来自印度[35]，7个来自阿拉伯[36]，4个来自帕提亚[37]，还有1个来自波斯[38]。从《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中我们也可看出，奴隶贸易在非洲、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港口都不占据重要地位，这进一步证实了东方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只有索马里（Somali）沿岸的马朗（Malao）[39]出口了一些奴隶，[40]还有非洲海岸瓜达富伊角（Cape Guardafui）下方的奥普纳（Opone）也向埃及输出了奴隶。[41]在帝国意大利以外的区域中，叙利亚[42]和小亚行省[43]提供的奴隶数目最多。

上述地区之所以提供了更多的奴隶，是因为在该地区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把家庭成员卖作奴隶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44]而非如班恩所说的那样，叙利亚人天性具有做奴隶的倾向。[45]为了论证他的观点，班恩引述了西塞罗和李维的作品，但事实上在这些作品中，人们所倾向于接受的被奴役（servitus）只是指政治屈服意义上的被奴役。[46]意大利本身有64个例子提供了明确的奴隶来源，数量最多。[47]其中有14个专门说明是家生奴隶（vernae），[48]而实际上这个阶层的人数可能要多得多。[49]西班牙有25个来源明确的奴隶例子，其中2个是家生奴隶。[50]北非的行省，包括毛里塔尼亚、努米底亚和阿非利加，有20个例子，其中3个是家生奴隶。[51]高卢和日耳曼的例子相对较少。[52]北部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行省，包括达契亚（Dacia）和勒蓬廷人（Lepontii）的阿尔卑斯部落，总共有22个例子。不列颠奴隶的例子一直没有出现。

在埃及，有证据表明本地出生的奴隶要多于从外面进口的奴隶。家生奴隶[53]以及被捡回的弃婴[54]数量大大超过进口奴隶的数量。除了这些家生奴隶和遗弃儿以外，还有一些奴隶可以肯定来源于埃及本土。[55]从第16—第33祭司期间的德尔菲释奴情况来看，[56]在铭文所给出的总共34个奴隶中，有1或2个奴隶被认为是从国外买来的，[57] 13个被认为是家生奴隶（oikogeneis），另外19个没有给出来源，因而可能是从德尔菲的邻邦买来的。[58]

虽然合法的奴隶贸易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帝国时期奴隶交易方式的信息仍然非常少。随着可转变成奴隶的战俘数量的减少，[59]虽然国家仍存在着在需要时可引导公共交易的组织，[60]但由国家本身操作的奴隶交易已大为减少。奴隶零售商[61]是当时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角色。奥古斯都时代一个著名的奴隶商人名叫托拉尼乌斯（Toranius）。[62]购买奴隶在这时仍被作为一项投资行为，奴隶被训练掌握某种技艺（technē），然后出租或卖掉以获取收入。[63]如果一个人希望专门购买某个地区的奴隶，但该地区奴隶贸易并不活跃，那么他就必须要派一个特别的代理人去该地区完成这个任务，例如公元3世纪有代理人被派往阿卡狄亚（Arcadia）。[64]在公元1世纪—2世纪，帝国的许多区域内分散着少量的希腊（Graeci）奴隶，他们主要散布于帝国的西半部。[65]

如果要出售那些刚刚沦为奴隶的人，或者是那些由职业奴隶贩子运来的奴隶，一般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在常规的市场上拍卖。[66]西部地区的奴隶商人常常会用粉笔把那些刚刚运到的奴隶双脚涂成白色，以便将他们和本地奴隶区分开。[67]这些奴隶通常还会被展示于高台之上，[68]有时脖子上还会挂一块出售公告。如有需要，奴隶还要被迫做跳跃的动作，以展现其敏捷灵活度。[69]

如果一个奴隶主与另一个奴隶主所交易的是双方都认识的奴隶，那么在交易过程中一般不必有正式的出售协议，只在街上交易即可，这与埃及的情况一样。[70]在交易完成之后，才会出现正式格式文本的合同。[71]随着私人交易的增加，文学作品里也出现了更多描述奴隶商人行为的内容，既包括如何购买奴隶也包括如何对待他们。[72]

人们更关注以法律手段保护奴隶交易。对于隐藏的和周期性的疾病，只要有可能影响到奴隶的价格，奴隶商就必须公开宣布。购买奴隶的人也越来越严格地检查他即将购买的奴隶，如果这个奴隶要被用来做专门的工作，他还要具备特殊的身体素质。[73]普林尼[74]给出了脱毛的处方，用在那些即将被出售的男孩身上，以增加他们的魅力。[75]在进行奴隶交易的时候，奴隶的大致年龄以及对其身体特征的描绘[76]通常都会写在交易文本上，埃及的奴隶交易合同中就出现了这些内容。[77]合同里出现的这种特征希腊文称其为eikōn，当奴隶的所有权从一个主人转给另一个主人时，这种特征对于新主人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用于辨认，另一方面它也是法律所有权的证据之一。[78]

根据罗马法的规定，首席营造官的法令（edicta）包括一项涉及奴隶出售的（de mancipiis vendundis）内容，要求奴隶的脖子上挂一块公示牌，奴隶患有什么重大疾病、是否曾逃跑或是否有逃走的倾向等情况都要展示在上面。[79]出售奴隶的人还要说明这个待售的奴隶是否因可能的破坏行为而遭到民事指控，[80]因为这种犯罪行为的责任会随着奴隶所有权的转移而转到其新主人身上。[81]虽然埃及的法律规定，对犯罪行为负责任的是奴隶而非奴隶主，[82]但出售者还是要在宣誓书[83]或出售合同中保证待售的奴隶在此时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按照罗马法的规定，如果奴隶患有严重的疾病，那么奴隶购买者的权益将受到保护，他可以撤销这次交易，或者如果这个奴隶出现了生病的症状，购买者也可以获得部分赔偿。[84]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疾病可以使得奴隶交易无效，这对于裁决者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般来讲，它是指会影响奴隶工作效率的疾病，[85]可能是周期性或反复发作的疾病，如发热、疟疾或痛风，而且这些病痛已经严重到会影响奴隶工作的程度。[86]在罗马埃及已知的奴隶交易中，有一项传统埃及的或是闪族的条款限定了可能使奴隶交易无效的疾病范围。这个条款规定，只有在奴隶被确认患上了皮肤传染病[87]或者癫痫的情况下，这次的交易才可以被撤回。[88]在拜占庭的一次奴隶交易中，[89]既表现了罗马法对故意隐藏疾病（morbus）和缺陷（vitium）的行为的相关规定，也使用了专门的东方式措辞，以保护购买者，防止其买到患有癫痫和麻风病的奴隶。[90]以弗所的卢福斯（Rufus of Ephesus）是图拉真时代的医学家，他写下了题为《关于奴隶购买》（De emptione servorum）的小册子，[91]其内容很可能就是介绍在购买奴隶时如何鉴定奴隶的疾病和缺陷。

公元后头三百年的情况与之前一样，奴隶的价格根据年龄、身体条件、受训程度以及体魄魅力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由于各地区都有自身特定的情况，因而每个国家奴隶的定价都有差别。[92]我们不应把帝国不同地区的奴隶价格笼统地加以比较。要想考察各地区奴隶的价格，首先必须要考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复杂因素，[93]在此基础上以铭文和纸草为基本依据，谨慎地使用文学作品中的相关内容作为研究的补充材料。从贺拉斯的作品来看，[94]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500德拉克马的价格基本只能买到便宜但不好用的奴隶。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家生奴隶，并且懂得希腊语，可以做一名诵读者，那么他的价格就要达到2000第纳尔。[95]在稍晚时代的埃及，一个男性奴隶的价格可达到1000银德拉克马。[96]公元前5年的另一次交易价格是1200银德拉克马。[97]公元1世纪下半期出现了三例相对比较便宜的奴隶交易价格，这可被看做是罗马普遍的价格水平：一个模仿能力较强的男孩价值300第纳尔；[98]一个品行不端的女孩奴隶价值600第纳尔，而且被认为是较低的价格；[99]还有一个成年男奴价值1200第纳尔。[100]

下面我要列举的是同时代埃及的价格，可以与上述价格相对比：一个大约8岁大的女孩价值640德拉克马；[101]公元85至86年，一个年龄很小的家生奴隶价格是10塔兰特，3000铜德拉克马（＝140银德拉克马）。[102]在同一时代，[103]埃及民事诉讼中的释奴价格与此密切相关。在祭司XVI XXX期间，德尔菲通过把奴隶委托出售给神的方式释放奴隶，其价格大大高于埃及出售和释放奴隶的价格。德尔菲的价格区间从1米那到10米那不等，[104]平均价格是3到4米那。[105]在罗马，一个滑稽演员（morio）的价格很可能达到20 000塞斯特斯，[106]接近于希腊的释奴价格，这个价格在罗马被认为是很高的，因为所购买的是从事娱乐行业的奴隶。

我们不能把公元1世纪罗马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奴隶价格与上述实际生活中的奴隶价格等同起来。文学作品中的价格或者为表现奢侈的浪费行为，或者由于手稿残破，所涉及的数字缺失，从而导致原数字被进一步夸大。[107]然而不论这些价格如何难以置信，[108]它们都反映了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中，把奴隶作为奢侈品的需求已有所增加。[109]

有关公元2世纪罗马城内的奴隶价格，我们不得而知。一个水手以625第纳尔的价格在拉文那购买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女奴。[110]达契亚的蜡板提供了三例交易价格，而且交易时间明确：公元139年，一个6岁的奴隶女孩以205第纳尔的价格被出售；[111]公元142年，一个希腊男孩以600第纳尔的价格被出售；[112]公元160年，一个克里特女奴以625第纳尔的价格被出售。[113]这些价格都可被视为是当时的标准价格，而非较低的价格，因为这其中有两例是从国外运来的奴隶。

下述奴隶价格信息出自许多份奴隶交易文献，表现了大约同一时代埃及的情况：一个25岁的女奴价值1200德拉克马。[114]一个8岁男孩的价格是700银德拉克马（＝175第纳尔）。[115]一个成年女奴以1000银德拉克马的价格被出售；[116]一个年龄大约24岁的女奴价值1500银德拉克马；[117]一个奴隶女孩在潘菲利亚境内被买下，价格是3500第纳尔；[118]两个奴隶女孩的年龄分别是15岁和18岁，她们2／3的所有权总共是1500银德拉克马，每个价值1125德拉克马（＝281第纳尔）；[119]罗马海军的一个水手在塞琉西亚皮埃里亚（Pieria）购买了一个大约7岁的奴隶男孩，价格为200第纳尔；[120]一个约3岁大的小男孩价值300银德拉克马（价格较低，因为投资购买这么小的孩子会有更大的风险）。[121]埃及同时期的两个交易价格可以与达契亚相比较，后者一个成年女奴的价格是625第纳尔；[122]公元125—126年，一个大约38岁的男性奴隶价值1400银德拉克马（＝350第纳尔）；[123]年龄约24岁的女奴可卖到1500银德拉克马的价格；[124]一个奴隶女孩价值840银德拉克马，她1／5的所有权被转让；[125]公元154年，一个男性奴隶以1400银德拉克马的价格成交（＝350第纳尔）；[126]还是在公元154年，一个男性奴隶的价格为2800银德拉克马（＝700第纳尔）；[127]公元160—161年，一个年龄25岁的男奴价值1300银德拉克马（＝325第纳尔）。[128]公元180年，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杜拉（Dura）进行了一次奴隶交易，[129]买方以500银德拉克马（叙利亚币）的价格买下了一个葡萄园中一个半奴隶的所有权。这些数据表明，在包括达契亚、小亚低地、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年轻奴隶的价格都大致相当，从175第纳尔到600第纳尔不等；在拉文那以东的地区，成年奴隶的价格从350第纳尔到700第纳尔不等。

对于公元3世纪帝国西部地区的奴隶价格，我们如今了解的都是一些价格昂贵的例子。[130]我们所知道的公元3世纪普通奴隶的价格都是来自于埃及的情况。这些案例都发生于公元250年之后，而且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银制的帝国第纳尔货币的衰落，同时还有埃及德拉克马（tetradrachm）货币的衰落。[131]

在罗马帝国的前三百年，奴隶的相对数量呈减少的趋势，对此我们虽然无法用数据分析方法加以证明，但由于奴隶的两大来源——战争和海盗劫掠活动——此时都已不再发生，[132]因而上述结论仍可成立。[133]对奴隶的投资，不论是奴隶主想直接使用奴隶，还是要把奴隶劳动力出租以换取酬金，二者都是有效的资本投资获益方式。然而随着可购买奴隶数量的逐渐萎缩，这种投资可获得的收益必定越来越少。

总体来讲，在禁止奴隶加入帝国军队方面，帝国时代比共和国时期要求更为严格。[134]然而罗马的军事指挥官可能可以带自己的奴隶上战场，不过这些奴隶并不执行作战任务。[135]能力突出的奴隶有时会被用于军粮补给的岗位。[136]

注释

1 Strack，M．，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1∶208；Otto，W．，Priester und Tempel im hellenistischen Ägypten 1（2），1，Leipzig and Berlin，Teubner，1905．

2 是一个叙利亚女人，GDI 2∶1686，5—6；是一个埃及女人，GDI 2∶1217，5—6；是一个比提尼亚人，Fouilles de Delphes（＝FD）3^1∶565，7—8；是一个卡帕多西亚女人，FD 3^3∶21，7；是一个叙利亚人，FD 3^3∶24，4；是一个萨尔马提亚女人，FD 3^3∶24，4—5；是一个叙利亚人，FD 3^1∶337，3—4；是一个色雷斯人，FD 3^3∶568，6—7；可能来自伊利乌姆（Illium）附近的波提翁（Botion），GDI 2∶2151，5—6。

3 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5∶447，7．

4 BGU 3∶887，3．参见Preisigke，F．，Namenbuch，524，Heidelberg，1922。

5 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11∶110；参见P．Oxyrhynchus 6∶903，32。

6 P．Oxy． 12∶1468，11—24．

7 同上，9∶1205，4—5。

8 Papyrus Erzherzog Rainer，362，84 in Wessely，C．，Stud．Pal． 4∶69．

9 BGU 1∶316，11—14．

10 P．Strassburg，inv．no．1404，25，in Arch．f．Pap． 3∶415—424．

11 CIL 6（2）∶6229—6237．

12 Gordon，Mary L．，Jour．Roman Studies 14∶103，n．4，1924．

13 例如，Nikete，Parecorius，Eutycheti，（＝Marullina），等，见Leon，H．J．，Trans．Amer．Philol．Assoc． 58∶210—233。

14 Varro，De lingua Latina 8∶21∶alius appellat a regione quod ibi emit，ab Ionia Ionam，alius quod Ephesi Ephesium，sic alius ab alia aliqua re，ut visum est．参见Gordon，M．L．，Jour．Roman Studies 14∶98—101。

15 Just．，Digest 21∶1，31，21∶qui mancipia vendunt nationem cuiusque in venditione pronuntiare debent，plerumque enim natio servi aut provocat aut deterret emptorem．遵照埃及的罗马法律所进行的奴隶交易活动，参见BGU 3∶887，3；1∶316，13。

16 见Bang，M．，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des deutschen Reichs，Römische Mittheilungen 25∶246，1910。

17 同上，229—244；参见27∶189，n．1。

18 见Pliny，Natural history 6∶29，173；，Papyrus Strassburg，no．79，2，Leipzig，1912；同前，no．1404 in Arch．f．Pap． 3∶419；，一个黑人名叫Epitynchanon，是希腊名字，Aegyptiaca，Festschrift für Georg Ebers，102，Leipzig，1897。BGU 2∶467，11中奴隶的名字叫，West，L．，Jour．Roman Studies 7∶54，1917认为它是黑人的名字，但这个名字既无法说明肤色也不能证明民族属性。

19 Papyrus Michigan，inv．no．5474，in Arch．f．Pap． 11∶110．

20 BGU 3∶887，3．奴隶的名字叫，这是迦南人的名字。

21 同上，913，8。

22 同上，937，9。

23 Lucian，Toxaris，28．BGU 1∶155，178；2∶618；3∶816中的叙利亚人，又见West，Jour．Roman Studies 7∶54，这些人可能不是奴隶。

24 Greek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 2∶xxi，229∶natione Transfluminianus．

25 Papyrus Leipzig，5，7 in Mitteis，L．，Griechische Urkunden der Papyrussammlung zu Leipzig，Leipzig，Teubner，1906．参见同上，4，12。

26 Zereteli，G．，and P．Jernstedt，Papyri russischer und georgischer Sammlungen 3∶27，6，Tiflis，1930．

27 Wessely，C．，Stud．Pal． 4∶69，line 366（＝Papyrus Erzherzog Rainer，line 88）．一个名叫克林苏斯的奴隶用拉丁文签名证明一份文件，P．Oxy． 2∶244。

28 PSI 5∶447，25．

29 BGU 1∶316，12—13．参见Clement of Alexandria，Paedagogus 3∶4，2。

30 CIL 3∶6618．BGU 3∶728，拜占庭时代。

31 Bang，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des deutschen Reichs，Röm．Mitt． 25∶248．参见Rostovtzeff，M．，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66，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

32 Bang，前引书，229—230。

33 在Bang的列表中，有6个奴隶来自伊西奥庇亚，不算Scrip．hist．Aug．，Elagabalus，32，5中的情况。纸草文献又加上另外3个伊西奥庇亚奴隶，见上注18。

34 这个观点与Février，J．G．，Essai sur l'histoire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de Palmyre，47，Paris，Vrin，1931的观点相反。

35 参见spadones Indici，Just．，Digest 39∶4，16，7。

36 参见Strabo，16∶4，26，纳巴泰人（Nabataeans）只有很少的奴隶。

37 帕提亚人的奴隶制具有封建军事特征，不允许释奴，见Justinus，41∶2，5。来自希尔卡尼亚（Hyrcania）和西徐亚的奴隶，见Philostratus，Life of Apollonus of Tyana 5∶20，203。

38 Script hist．Aug．，Severus Alexander，55，3∶indigne ferunt Persarum reges quempiam suorum alicui servire．

39 见Pauly-W．，RE 14∶829。

40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8，translation by Schoff，Wilfred，p．25，New York，Longmans Green，1912∶．

41 同上，13∶。迪奥斯科里达（Dioscorida）岛进口了女奴，同上，31；波斯奥姆马纳（Ommana）把她们输出到阿拉伯和印度，同上，36。

42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des deutschen Reichs，Röm．Mitt． 25∶232—233∶31个个案；参见Suetonius，Augustus，83．8个叙利亚挑夫，Martial，Epigrams 7∶53，10；参见9∶2，11和22，9；Juvenal，Satires，1，104；6，351。

43 包括亚洲行省的希腊城市总共有58个例子，Röm．Mitt． 25∶233—236。罗马的小亚奴隶，Juvenal，Satires，7，15。

44 关于彭都斯（Pondus）、吕底亚和弗里吉亚的情况，见Philostratus，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8∶7，161。

45 Röm．Mitt． 25∶247．

46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个词语常常表示这一层面的含义，如Tacitus，Histories 1∶90中说罗马元老院libido servitutis ut in familiis；参见Tacitus，Germania，45中有关昔托内斯人（Sitones）的日耳曼部落的情况。又见同作者，Agricola，30。

47 Röm．Mitt． 25∶242—244．

48 同上，249。

49 在Dessau铭文所给出的罗马及其邻近地区的总共138个servi Caesaris中，有13个是家生奴隶。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于外国出生的奴隶，皇室中家生奴隶的相对数量是最少的，要少于任何其他组织。

50 Röm．Mitt． 25∶239—240．

51 同上，240—241。

52 高卢14个，同上，239；日耳曼8个，同上，248。

53 希腊语为，见上文。

54 希腊语为，见上文。参见Taubenschlag，R．，Zeitsch．d．Savigny-Stift．，Rom．Abt． 50∶146，n．6，1930。

55 P．Freiburg 8∶2，Sitz．d．heidelberg．Akad．，philos．-hist．Klasse 7，Abh． 10，1916中有2个；在Papyrus Eitrem，5和Preisigke，F．，Sammelbuch griechischer Urkunden aus Ägypten 3∶6016，22，Berlin and Leipzig，W．de Gruyter，1926以及BGU，1059，7中有1个。

56 这些祭司期的时间范围从约公元前60年到公元75年左右。见Daux，Georges，Chronologie Delphique，68，70，84。

57 GDI 2∶2151，可能还有2322。

58 有关西方文学作品中家生奴隶的情况，见Martial，2∶90，9；3∶58，22；Juvenal，Satires，1，27；14，169；Petronius，53，2；Apuleius，Metamorphoses 11∶18；Statius，Silvae 2∶1，76—88。

59 Dio Cassius，59∶14，1—2中，卡里古拉以拍卖的方式把角斗士卖给罗马的高级官员，并且强迫他们出高价买下，这次交易实际是一项财政举措。

60 对于埃及交易行动的引导（＝coactores），P．Strassburg，79，3；P．Oxy． 12∶1523。

61 希腊文，Lucian，Adversus indoctum，24；，Philostratus，见上引文。在Suetonius，Augustus，29中，交易商（mango）不同于奴隶出口商，Lucian，见上引文。

62 Suetonius，Augustus，69；Pliny，Natural history 7∶56．在埃及通过一个中间商进行交易，这个中间商很可能是一个奴隶商人，见P．Oxy． 1∶94。

63 Columella，de re rustica 4∶3，1抱怨一些人花钱购买奴隶，但却不注意去培养他们。

64 Philostratus，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8∶7，161．

65 意大利：CIL 4∶4592；6∶17448；北非：同上，8∶11925；西班牙：2∶4319；高卢12∶3323；达契亚3∶940，tabellae ceratae，VII。

66 有关一个亚历山大里亚人在潘菲利亚边界（Side of Pamphylia）的市场上买下一个奴隶运往埃及的情况，见BGU 3∶887，1—2。参见Lucian，De mercede conductis，23。在罗马，交易都在卡斯托耳神庙附近的广场上进行，见Seneca，Dialogues 2∶13，4；参见Tibullus，4∶5，52；Lucian，Piscator，27∶。公开出售一个逃跑奴隶，见Lucian，Charon，2；Piscator，4： 。卡里古拉在把他的一些奴隶作为角斗士拍卖时就坐在交易台上参与竞价，见Dio Cassius，59∶14，1—2。有关西班牙维帕斯卡（Vepasca）公共拍卖交易的情况，见Dessau，6891，11—13＝Bruns，FIR，112，11—13。有关叙利亚阿帕梅亚（Apamea）附近贝托卡斯（Baetocaece）公开交易的情况，见Dittenberger，OGI 1∶262，19—25，Leipzig，S．Hirzel，1903。

67 Pliny，Natural history 35∶199∶pedesque venalium trans maria advectorum denotare instituerant maiores．参见Propertius，4∶5，52；Tibullus，2∶11，41；Juvenal，Satires，1，111；Ovid，Amores 1∶8，64。

68 见Pauly-W．，RE 3∶1785—1786中的词条Catasta。

69 Propertius，4∶5，52∶cretati medio cum saluere foro．

70 ，P．Oxy． 1∶95，7；9∶1209，9；14∶1706，13；PSI 3∶182，12，29．P．Col．，inv．no．551，左页2，1，见Aegyptus 13∶230。

71 有关奴隶交易与其他财产转移的记录，见埃及泰卜图尼斯的记载，Boak，A．E．R．，Papyri from Tebtunis，Part I，Index VII，词条，Ann Arbor，Univ．of Michigan Press，1933。

72 在Philostratus，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3∶25中，一个奴隶商坚持说这个奴隶并没有偷窃。

73 见Varro，De re rustica 2∶10，3，针对要被用作放牧人的奴隶的身体需要，作者给出了建议。小普林尼听从了朋友的意见，购买了一些奴隶，因为他的朋友已经在交易时检查过这些奴隶，见Pliny，Letters 1∶21。

74 Pliny，Natural history 32∶135．

75 有一种专门观察奴隶身体素质的方式，diligenter ac lente mercantium more considerabat，见Suetonius，Caligula，36，2。为了更好地检查，奴隶贩子会让奴隶脱光衣服，见Suetonius，Augustus，69。卡普阿的一块墓碑上就刻着赤身裸体的奴隶等待被交易的情景，见Rostovtzeff，M．，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pl．11，2，该书参考此处有相关解释。根据特里玛尔奇奥的传记，他家的列柱围廊上也绘有类似的场景，见Petronius，29，3。Laum，B．，Germania 2∶108中，阿尔隆（Arlon）也有类似的浮雕。参见Seneca，Epistulae morales 11∶1，9。

76 希腊文。

77 例如BGU 1∶316，13—14；4∶1059，7，19—20；P．Leipzig，5，7—8，参见4，12；P．Oxy． 9∶1209，15。这些特征有时分散在文献各处，例如P．Strass．，79，10，其中的关卡收据上就有这些特征。如果一个奴隶没有明显的特征，他会被记载成“没记号的”，见BGU 1∶193，9；P．Col．，Inventory no．551，左页4。见Aegyptus 13∶230；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3∶182，17；P．Freiburg，8，24 in 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Heidelberg，Phil．-hist．Klasse 7∶Abh． 10。

78 Preisigke，F．，P．Strass．，223，Leipzig，Hinrich，1912．Papyrus Bibl．Univ．Giss．，no．20 in Büttner，H．，Schriften der hessischen Hochschulen，Universität．Giessen 3∶7—13，1931充分表明，有关所有权的法律文件有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使奴隶主避免一些困境。

79 Gellius，Noctes Atticae 4∶2，1．Buckland，W．W．，The Roman law of slavery，52—58．

80 Gellius，见上引文∶quis fugitivus errore sit noxave solutus non sit。

81 Buckland，W．W．，Roman law of slavery，106．

82 Taubenschlag，R．，Das Strafrecht im Rechte der Papyri，108，Leipzig，Teubner，1916．BGU 4∶1139，16—17；P．Oxy． 2∶283，16—17；BGU 1∶361，col．III，10，30；341，8；146，5．参见Taubenschlag，R．，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Rom．Abt． 50∶164。

83 P．Col．，inventory no．551，左页1，20。

84 Buckland，W．W．，Roman law of slavery，54—55．在达契亚奴隶交易的宣誓书中，CIL 3，2∶937，tabella 6∶1，6；2，10，出售者只是宣称，cam puellam sonam esse；参见同上，940，tabella 7∶1，5；2，8。又见Varro，De re rustica 2∶10，5∶sanum esse，furtis noxisque solutum。

85 Just．，Digest 21∶1，10 pr．

86 Just．，Digest 21∶1，1，8；h．t．53．

87 希腊文是，应该是指麻风病。

88 例如P．Oxy． 1∶95，18—20；。参见1∶94，10；9∶1209，19；14∶1706，19；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3∶182，21；BGU 1∶193，col．II，13；3∶937，11；P．Leipzig，4，19—20；P．Freib．，8∶13，Sitzungsb．Heidelb．Akad． 7∶Abh． 10，1916。有关在医学或法律层面上的意义的讨论，以及这个词语的闪族背景，见Westermann，W．L．，Aegyptus 13∶230—231。有关奴隶交易文本的形式，见Wilcken，U．，Hermes 19∶417—431；Mitteis，L．，Reichsrecht und Volksrecht，182；Rabel，E．，Die Haftung des Verkäufers wegen Mangels im Rechte，Leipzig，Veit und Co．，1902。

89 Maspero，J．，Catalogue des antiquités égyptiennes du Musée du Cairo∶Papyrus grecs d'époque byzantine 1，no．67120，189，1911．

90 参见BGU 1∶316，27—28∶（＝旧病＝vitium）． ．P．Strassb．，inv．no．1404，30—31 in Arch．f．Pap． 3∶419。

91 见Ilberg，J．，Abh．sächs．Akad． 41∶1，45。

92 有关埃及的情况，见P．Rylands，papyrus 244 in Catalogue of the Greek papyri in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2∶244，10—16，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1915，公元3世纪的赫尔莫波利斯诺姆∶。

93 参见Segrè，A．，Circolazione monetaria e prezzi nel mondo antico ed in particolare in Egitto，173，Rome，Libreria di Cultura，1922。有关埃及男奴和女奴价值上的差异，见BGU 4∶1128，7，15∶。

94 Horace，Satires 2∶7，43．

95 Horace，Epistles 2∶2，5—6．

96 BGU 4∶1128，7，公元前14世纪。

97 BGU 4∶1114，16—17∶在当时1银德拉克马＝1第纳尔，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der Papyruskunde 1^3∶lxv。

98 Petronius，68．这显然是一个物超所值的价格。

99 Martial，6∶66，9．

100 Martial，10∶31，1．

101 P．Oxy． 2∶263，14—15，公元77年。这相当于160第纳尔，埃及德拉克马的价值被认为是第纳尔的1／4，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der Papyruskunde 1（1）∶lxvi。

102 P．Oxy． 2∶336．

103 P．Oxy． 1∶48，14—15，公元86年：10银德拉克马和10塔兰特，3000铜德拉克马；1∶49，公元100年：10银德拉克马和2塔兰特，600铜德拉克马；4∶722，公元91或107年，释放一个奴隶1／3的所有权需要200银德拉克马，总共600银德拉克马。

104 Calderini，A．，La manomissione e la condizione dei liberti in Grecia，214．

105 同上，213。

106 Martial，8∶13．

107 Pliny，Natural history 7∶56，2个年轻奴隶价值200000塞斯特斯；Martial 3∶62，长相英俊的男孩价值100000塞斯特斯；11∶70，一个奴隶价值200000塞斯特斯。

108 Pliny，Natural history 7∶128—129所引的夸张的价格数字显然是被窜改过而不能使用的。

109 在Suetonius，Domitian，7中，图密善禁止对男奴的阉割行为，限制掌握在奴隶贩子手中的阉人（spadones）价格。

110 公元2世纪的蜡板，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Rom．Abt． 42∶453—Preisigke，F．，Sammelbuch der griechischen Papyri，no．6304。

111 CIL 3∶937．

112 同上，3∶941。

113 同上，3∶959。

114 P．Oxy． 1∶95，21，公元129年。

115 BGU 1∶193，col．II，15—16＝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2（2）∶268，公元136年。

116 P．Col． inventory no．512，unpublished，公元140年。

117 BGU 3∶805．

118 BGU 3∶887，9—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2（2）∶272，公元151年。

119 P．Freiburg，no．8，8，14，in 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Heidelberg，Phil．-hist．Klasse 7∶Abh． 10，1916，公元2世纪。

120 Papyrus London，no．229 in Kenyon，Greek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 1∶London，1893，of A．D．166．

121 BGU 3∶859，10，20，公元2世纪。

122 CIL 3∶959，见上文。

123 Papyrus Hamburg，no．63，3 in Meyer，P．M．，Griechische Papyrus urkunden der Hamburger Staatsbibliothek，Leipzig，1911—1924．

124 BGU 3∶805，8．

125 Wessely，Studien zur Paläographie und Papyruskunde 22∶43，17—18，20—24．

126 Preisigke，F．，Sammelbuch，no．6016．

127 Papyrus Eitrem，no．7，14，in Jour．Egyptian Archaeology 17∶44—45，1931．

128 P．Col． inventory no．551，左页II，12—13，in Aegyptus 13∶230。

129 Parchment Dura，no．23，8—14，17，in Münchener Beiträge zur Papyrusforschung und antiken Rechtsgeschichte 19∶382—383．

130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Elagabalus，25，5，一个奴妓女孩的价格是100000塞斯特斯。参见奥勒里安（Aurelian）限制人们拥有阉人，因为阉人的价格非常高，同上，Aurelian，49，8。

131 见Mickwitz，Gunnar，Geld und Wirtschaft im römischen Reiche des vierten Jahrhunderts，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Commentationes Humanarum Litterarum 4（2）∶40—41，1932；Corpus Papyrorum Rainerii 1∶140，6，Wien，1895∶一个男奴［…］；Papyrus Michigan，inventory no．5474，in 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11∶110，公元207年购买了一个大约11岁的奴隶女孩；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3∶182，23—24，公元234年：一个20岁的女奴价值2200银德拉克马；参见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2（2）∶362，9—10，20，公元211年，一个34岁的家生女奴的释放价格是2200银德拉克马；P．Oxy． 9∶1209，16，23：一个年龄大约21岁的家生女奴，带着一个还在哺乳期的孩子，价值2000银德拉克马；Studien zur Paläographie und Papyruskunde 20∶71，11，公元268—270年13岁的奴隶女孩价值5000德拉克马的旧托勒密银币；P．Leipzig，no．5，9，公元293年，in Mitteis，L．，Griechische Urkunden der Papyrussammlung zu Leipzig，Leipzig，Teubner，1906：20岁的克里特奴隶女孩价值15塔兰特的新帝国银币。参见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und Chrestomathie 2（2）∶362，10，20，公元211年，一个年龄约34岁的家生奴隶价值2200德拉克马；P．Oxy．9∶1205，9：公元291年，释放一个40岁左右的犹太女奴，再加上她的两个儿子，年龄分别大约是4岁和10岁，一共大约花费14银塔兰特。还有一些文献也与奴隶交易相关，但其交易价格或者没有给出或者已经遗失：Papyrus Strassburg，no．79，5；Michigan papyri 2，Papyri from Tebtunis，Part I，Ann Arbor，Univ．of Michigan Press，1933，公元42年泰卜图尼斯的总共登记了32份交易合同简本，其中只有2份涉及奴隶交易：col．VI，18和col．VII，6；Oxyrhynchus papyri 1∶94，公元83年：授权出售一个奴隶的文件；P．Tebtunis 3∶561，公元1世纪；Papyrus Giessen 3∶20，公元2世纪，in Büttner，H．，Mitteilungen aus der Papyrussammlung der Giessen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3，Giessen，A．Töpelmann，1931；BGU 7∶1162，14 of A．D．182；P．Oxy． 4∶716，公元186年：要求公开拍卖一个奴隶2／3的所有权，另外1／3已经是自由的了；Studien zur Paläographie und Papyruskunde 22∶60；Papyri russischer und georgischer Sammlungen 3∶27，7，公元2或3世纪；P．Oxy． 14∶1706，18，公元207年；12∶1523：奴隶交易税收的凭据；BGU 3∶937，11—12。

132 Ciccotti，E．，Il 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282，Torino，Fratelli Bocca，1899；Barrow，R．H．，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4．Barrow，见前引文，99说明了在公元2世纪，自由工匠的比例呈增加趋势。参见Rostovtzeff，M．，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Roman empire，539，n．41。

133 见上文，Meyer，Ed．，Kleine Schriften 1^2∶209。

134 Dio Cassius，67∶13，1：一个奴隶虽然已当上百夫长，但最终仍被图密善查明身份，交还给他的主人；Pliny the Younger，Letters 10∶30：图拉真坚持规定，如果是奴隶自己主动加入军队，那么一经发现就要被处以极刑。

135 马可·安东尼手下的一名营造长官（praefectus fabrum）在去埃及时就带了几个他自己的小奴隶，见Dittenberger，W．，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 1∶196。公元14年朱尼乌斯·布雷苏斯（Junius Blaesus）在潘诺尼亚所领导的奴隶，见Dio Cassius，57∶4。

136 Pliny，Natural history 7∶40：亚美尼亚（Armenian）战争中的奴隶提里达特斯。

第十六章

罗马帝国时代

奴隶的生存条件与社会生活

与罗马共和国最后二百年的状况相比，在罗马帝国时代，西部地区奴隶生活条件的改善程度要大大高于东部行省地区，因为不论是从法律还是实践方面看，东部奴隶制一直都以温和为主要特征。[1]在埃及，未成年奴隶的利益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法律禁止家生奴隶出口到埃及边境以外的地区，如违背这条法律，将受到没收部分乃至全部财产的处罚。[2]只有在得到允许并缴纳了通行费之后，才可以把购得的奴隶运出亚历山大里亚。[3]在哺乳婴儿方面，奴隶的奶妈既可以由自由人担任，也可以选择奴隶，这一点与自由人身份的孩子情况完全一致。[4]

不论要哺育的小孩身份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哺乳者都要求同样的食物以满足她们哺乳的需要。许多份合同中都记载了要供应给哺乳者的食物清单。例如在公元50年的一份合同中，就出现了橄榄油及其他物品。[5]亚历山大里亚也有一份类似的文件，其时间是公元前13年，[6]文件规定哺乳者要很好地保重自己和婴儿，奶水要充足，很明显这份文件的目的在于保证哺乳者的健康，因为这会影响到婴儿的成长。[7]在BGU 4∶1106，49ff．中，哺乳者是一个自由身份的女人，她答应每周把孩子带来几次以便这个孩子的主人探视。[8]虽然这些协议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被看做贵重物品的小奴隶，但不管怎样，这些婴儿在实际上得到了必要的照顾，达到了人道主义的结果。至于奴隶是否要接受技术培训或其他方面的教育，则主要取决于奴隶主的安排。

许多合同都涉及训练奴隶的内容，奴隶们或者是学徒，或者就只是接受培训的学生。[9]从合同的格式以及奴隶主与教导学徒的师傅或老师相互之间的承诺来看，不论学徒或学生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身份，其合同都是一样的。在不同的教导方式下，为奴隶或自由身份的孩子提供衣食的责任由不同人承担。在纯粹培训学生的方式中，主要由奴隶主给孩子提供衣食；而在学徒制度下，这个责任则由师傅承担。[10]在BGU 4∶1021，14f．和P．Oxy．14∶1647f．中，这笔费用由奴隶主承担。[11]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例子的重要性在于其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奴隶要得到必要的食物和衣服，社会和法律对此都有强制性的要求。

不论学徒合同还是培训合同都规定要遵守假日的安排，这一点对自由人和处于奴役地位的人没有任何差别。如果是培训的合同，比如奴隶男孩要学习速记法，那么这个假期对教师本人是有好处的；[12]但如果是纺织的学徒，那么一年安排18天的假期就对学徒有利。[13]

希腊化时代的爱琴海地区就已有属于奴隶的节日。[14]公元前2世纪在兰萨库斯（Lampsacus）有一项捐赠金钱的活动，以庆祝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节庆，其中规定学校的孩子们在这个节庆期间必须放假，仆役们也要停止工作。[15]在梅格涅西亚（Megnesia），学校假日的安排都依照古代的先例，但在这些假日里让奴隶们也停止工作则似乎是新的创造。[16]在帝国时代的希腊地区，奴隶们一直享受着这个权利。公元161—169年伯罗奔尼撒的伊提翁（Gythium）建立起了一种捐赠制度，为体育场的公民和外邦人提供身上涂的油，同时还专门规定，在每年的两个节庆活动中奴隶也可享受这种权利，而这两个都是持续3天的节庆。[17]

在罗马时代的埃及，如果一个奴隶非正常死亡，那么官方会调查他的死因，看他是死于意外还是他杀，这一点与对待自由人的情况一致。一个奴隶男孩在节庆期间观看舞蹈表演时意外死亡，这一事件被汇报给将军，他命令助手带一个公共医生（dēmosios iatros）去调查这件事，然后要呈给他有关此事的书面报告。[18]罗马人把人口调查的制度引入埃及，在14次年度普查期间，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也对奴隶进行了分级，并且与奴隶主的分级相对应。[19]如果奴隶主属于缴纳人头税的阶层（laographoumenoi），那么其奴隶也要缴纳人头税；而如果奴隶主是特权阶层（epikekrimmenoi），那么奴隶也和奴隶主一样可免交人头税。[20]奴隶主在财务方面的分级，包括其特权和缴税负担，都影响到其奴隶，而且还会传给奴隶的后代，即使其后代仍为奴隶也是如此。[21]如果这个奴隶被释放，那么奴隶主的级别就限定了他的身份。[22]虽然非自由人没有政治地位，然而通过克劳狄皇帝在公元41年写给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亚历山大里亚的公民与女奴所生的儿子已经逐渐开始成年（ephebi）登记，由此获得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公民权，[23]这一情况违背了严格禁止此种行为的法律。[24]

埃及奴隶在衣服的样式和材质上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此无法从外表上将他们与比较贫困的自由人阶层区分开来。在学徒或培训的合同中，奴隶身份的孩子与自由身份的孩子在服装费用（himatismos）上没什么差别，奴隶孩子也不会穿着特别的服装。[25]如果奴隶与主人住在一起，他的居住条件就取决于主人的经济状况，当然奴隶肯定要住较小的房间。根据赫拉克利德斯（Heracleides）文献的记载，在公元72—73年的阿尔西诺，房屋主人阿波罗尼乌斯和他的一个奴隶一起居住在他的房子里；[26]另有两个女房主分别与一个男奴隶住在各自的房子里。[27]住在这条街居民区内的还有epikekrimmenoi阶层（在登记表上不需缴纳人头税的人）的自由人，他们与这些房屋主人没有关系，显然都是租住房屋的人。[28]在这条街上还有一些奴隶与主人住在一起，但他们的主人并非房屋主，故而这些奴隶也是租住在房子里的房客。[29]在这些房子当中，至少有两栋可以确认由非房主的奴隶居住着。其中一栋供7个奴隶居住，另一栋住着6个奴隶。[30]假设这些房子都差不多大小，那么我们可以认为，那些和主人“不住在一起”的奴隶（chōris oikountes）居住条件比较恶劣。然而在另一个案例中，根据一个获释奴的前主人的遗愿，这个获释奴一直到死都可以使用一栋四层房子中的一间屋子。[31]

在罗马法中，奴隶是否被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人”，这是研究古代法律条文的现代学者们一直讨论的问题。我们似乎不大需要怀疑，在罗马的法律体系中，就如同在希腊观念中一样，奴隶既被视为“人”也被视为“物”。在埃及的希腊罗马法体系中当然也是如此。[32]罗马法不承认共有权下的奴隶的部分释放原则；[33]但罗马时代的埃及则可以采取这一行动。[34]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社会结果就是埃及出现了一个新群体，这个群体介于完全奴隶和获释奴之间，部分是奴隶部分是自由人，在法律上有权支配自身一定比例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半奴役群体的出现肯定有助于进一步消除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屏障，事实上这个屏障已经逐渐在松动，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身份上的差别并没有通过穿着、肤色或种族上的不同而牢固地建立起来。有一个例子明确说明，当时并没有以肤色为基础的种族划分。在一段诗体铭文中，一个内格罗奴隶得到了他主人的赞扬。[35]区分自由仆从和奴隶的只有一道模糊的界线，因此自由仆从很容易就会被误认为是奴隶。[36]

总体上讲，埃及奴隶与奴隶主、获释奴与前奴隶主的关系并不紧张，而是亲密友好的，纸草资料对此有所体现。[37]在一个例子中，一个奴隶遵照他已故主人的遗嘱，用自己的余生照看他主人的坟墓，而且他的继承人也没有阻拦他。[38]在另一个例子中，哈德良神庙的前高级祭司释放了他的8个奴隶，因为他与这些奴隶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39]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公元2世纪末，根据一个罗马老兵的遗愿，他的3个女奴获得释放，而且成为她们前主人的法定继承人。[40]除了上面提到的埃及的例证，在公元161—169年，希腊伊提翁的一位热心于公共事业的公民释放了他的所有奴隶，不论男女，而且要求城市及城市议会成员要从各个方面保护这些获释奴的自由。[41]

在东地中海地区，人们乐意让奴隶在指定的场合参加公共祭祀和节庆活动。在授予奴隶参加活动的权利方面，希腊城邦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在科斯岛，奴隶不允许参加祭祀赫拉神的活动，也不允许参加这个节庆的宴会；[42]然而在麦加利德（Megarid）的帕盖伊（Pagai），奴隶被允许与该地的公民、非公民以及居于此地的罗马公民一起参加公共宴会。[43]图拉真统治时期，阿尔戈斯的体育馆对所有人开放，不论奴隶还是自由人；[44]在马可·奥勒略统治时期吕西亚的帕纳马拉（Panamara），一个公民骄傲地宣布，在为期2天的宙斯·科米里奥斯（Zeus Komyrios）节庆活动上，他将为公民、外邦人和奴隶提供葡萄酒。[45]

在埃及，法庭在取用奴隶的证词时仍然要使用刑罚，[46]奴隶主也仍然保留着体罚奴隶的权利。[47]当时一定存在着对奴隶的残酷刑罚，虽然相关的纸草证据相当有限。帕加马杰出的医学家盖伦就曾心有余悸地提到过这种场面，包括用脚狠踹、用拳头狠击奴隶，还有敲掉奴隶的牙齿以及剜出他们的眼睛。他讲述了一件他亲眼所见的奴隶被芦苇笔扎瞎眼睛的事件。[48]他的父亲曾教导他，不要用手打奴隶，而要用芦苇鞭或皮带。他还亲眼见到一个旅伴在阿提卡如何残忍地伤害两个奴隶，这段记述使我们了解到奴隶主在情绪失控之后到底可以将他处罚奴隶的权利发挥到何种程度。[49]当然奴隶主也会真心地为奴隶感到悲伤，但这些表现完全都是个体情况而非社会性的要求，而且可能并不经常发生。[50]有关暴虐成性的皇室成员残酷对待奴隶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康茂德在12岁时下令把一个侍奉他沐浴的奴隶丢到火炉里（《皇帝史，康茂德，1，9》）。这个事件可能确实发生过，但研究表明这一命令并没有被执行。

虽然埃及的奴隶会因受到刑罚而在身体上留下烙印，但并不能由此表明奴隶阶级的地位，因为即使是身份自由的人也可能有这种印记。军队里没有禁止体罚自由人的禁令，[51]但惩罚的工具只能是棍棒或枝条，[52]只有在惩罚奴隶时才可以使用鞭子[53]。公元4世纪提比斯的一个长官（praeses）规定，用鞭子（himantes）鞭打惩罚自由人是违法的行为。虽然奴隶主可以用鞭子抽打奴隶，但这种行为也会遭到谴责。[54]

埃及的奴隶主给予他们的奴隶一定程度的迁移自由。[55]也许是受古埃及法律的影响，[56]在习惯法中，自由人和奴隶同居可被视为是合法的婚姻关系，[57]但如果女方是奴隶，那么他们的孩子也将是奴隶身份。[58]社会娱乐俱乐部或其他组织在罗马都发展得很好，还接收奴隶和获释奴为其成员，但埃及似乎没有这种组织。[59]

虽然从表面上看，在罗马统治之下，避难权在埃及仍然存在，[60]但迄今为止我们在纸草资料中并未发现奴隶逃到神庙或逃到皇帝雕像处避难的案例。在有关奴隶的合同中并没有给出防止奴隶逃跑或寻求庇护的确切（emphaneia）条款。[61]这说明就奴隶而言，这种避难权已经彻底没有了。这进一步证明埃及奴隶制没有发展到极度严酷的程度，因为可提供保护的避难所对埃及的奴隶来说不是必要的设施。虽然普遍来讲埃及的奴隶得到了温和的对待，但其家内奴隶或工业奴隶的命运也并不值得羡慕。有许多奴隶从主人处逃跑的例子，在劳役契约（parmonē）文件及其他合同中也有防止奴隶逃跑的条款，这说明很多奴隶都对自身的命运感到不满。[62]除了上述间接证明奴隶遭受残酷对待的证据以外，还有许多史料可以更有力地证实我们的观点和认识。[63]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奴隶肯定希望获得自由，一个管理着几个奴隶纺织工的获释奴曾给他老板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您深知我渴望得到您的爱护，因此行事光明磊落，就如同一个奴隶为了获得自由而表现乖巧一样。”[64]

传统观点认为，在罗马帝国时期，奴隶受到残酷对待，他们的命运普遍很悲惨。[65]这一看法实际上来自对共和国时代的认识，当时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奴隶处境痛苦，在公元1世纪罗马的讽刺文学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支持此观点的证据。这些作品描述了一些残忍的行为，虽然它们都是虚构的，但也证明在罗马最上层的社会中，有一些残酷对待奴隶的个案存在。[66]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奴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理由是他有渎神行为。[67]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奴隶通奸者被投喂给了野兽。[68]诗人普罗佩尔提乌斯提到对一个奴隶女孩的惩罚是捆着头发把她吊起来；[69]一些作家还表达了对亲眼目睹惩罚奴隶场景的罗马小孩的关注，讨论这些残酷的景象会给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70]塞内加的作品屡屡劝诫奴隶主不要滥用惩罚奴隶的权力。这些论述都非常具有历史意义。[71]当时还有一种流行的思潮，即所有人，不论是受奴役者还是奴隶，都具有平等的地位，上述作家的观点与这种思潮相呼应。塞内加以平实的语言阐释了内在的平等，他认为这种平等存在于每一个伟大而正直的心灵，无关乎这个人的外在身份。“对于这种灵魂，如果我们不把它称为如客人般居于人体中的神灵，那么我们还能称呼它什么？这样的灵魂既可能存在于一个罗马骑士的身上，也可能附着在一个获释奴甚至奴隶的体内。”[72]另外两份可靠的史料记载了在十字架上钉死奴隶的真实案例。[73]盖伦称他曾亲眼目睹两个奴隶遭到血腥攻击，这件事是可信的，[74]但他所讲述的哈德良在盛怒下剜出奴隶眼睛的故事则并不可信。[75]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奴隶遭受虐待的例子。[76]有些奴隶主不会保质保量地提供给奴隶食物。[77]在帝国时期出现了奴隶自杀的事件，[78]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可被看做是自杀者为摆脱痛苦生活而采取的行动，[79]可被视为是该时代底层社会的一种风气，并不能用它来证明当时奴隶制的残酷。[80]

即使是地中海西部地区，奴隶也不必穿着专门的可辨认身份的服装。[81]亚历山大·塞维鲁试图让站在帝国法庭上的奴隶穿着一种不同类型的衣服，这是因为他想让帝国各个级别的公务人员都穿着制服，并通过把奴隶和自由人区分开来的方式达到惩戒奴隶的目的。然而在法学家乌尔皮安和保路斯（Paulus）的反对下，塞维鲁的这个计划未能实施。[82]

有关意大利奴隶的居住条件，特别是在城市里的居住条件，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多。在庞贝尚未发现专门给奴隶居住的房间，即使是较好的房屋里也没有发现这样的房间，除了在卡萨德梅南德罗（Casa del Menandro）。这些奴隶的居所从表面上看还算舒适，如果是和主人住在一起，那么他们可能住在房子的上层；而如果是分开居住，那么他们就会住在贫穷工匠所居住的城市居民区里。[83]在卡萨德梅南德罗，奴仆生活的区域建在整个建筑的一边，与其他房间分开，中间只有一条长廊连接这两个部分。[84]奴隶的活动区域有单独的出入口，他们来回走动无需经过天井和中庭。[85]奴隶居住的房间在二层，朝向一个简陋的小院，院子里有牲畜棚、储物间以及供奴隶使用的厨房和公共厕所。[86]在普林尼位于劳伦丁（Laurentine）的别墅里，奴隶和获释奴的生活区域同样是单独的，因此家里自由人成员在房间中的说话声不会被其他人听到。[87]普林尼认为他的奴隶们都生活愉快，因此会很乐意招待他的客人。[88]他的奴隶们按照乡间的习惯分组睡觉。[89]对于像普林尼这样比较富有的阶层来说，他们提供给乡村别墅里奴隶的居住条件很可能比那些城镇中的奴仆阶层的条件更加舒适。

奴隶在生病后会受到何种对待，这取决于他的主人是仁慈还是冷酷无情。一些缺乏人道的奴隶主对生病的奴隶置之不理，因此克劳狄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那些因生病而被抛弃的奴隶一旦病愈康复即获得自由。[90]相反也有一些好心的奴隶主会为奴隶的健康状况担忧，这既是奴隶主本身善良的天性使然，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普林尼称如果自由人生了病，他们会比奴隶接受到更贴心的照顾，这个说法证明奴隶通常也会接受治疗。[91]普林尼在给他一个朋友的信中说，[92]他把他所欣赏的一个获释奴——他的诵读者——再次送到了乡下，之前这个人就曾因感染肺病而被送到埃及去。一个疯子曾试图用剑行刺哈德良，之后他被送到医生那里接受治疗。[93]小普林尼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证，以证明他对待奴隶及其家庭成员的宽厚大方的态度。他允许他的奴隶们立下遗嘱，把财产留给家人（intra domum）；他还如约严格执行这些遗嘱，虽然它们并不具有法律效力。[94]此外，还有一些证据也能证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相处良好、互相牵挂的关系。[95]

如果奴隶主对待奴隶非常残酷，那么常会遭遇奴隶的谋杀，[96]或者奴隶也可能逃跑。在帝国的各个地区，奴隶逃跑（fugitivi errones）都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奴隶主来说，这是财产和宝贵的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同时它还造成窃匪行为的增加，威胁到了公共安全。[97]帝国立法明确了逃奴的范畴，同时制定条款规定把这些逃奴囚禁起来并归还其主人的方式方法，[98]这些都表明了奴隶逃跑的严重程度以及政府抓捕他们的困难。营造官发布的命令规定，当在市场中出售奴隶时，如果待售的奴隶曾试图逃跑，那么必须公开这条信息让大家知道。[99]如果这个缺点在一定期限内暴露出来，那么卖方有责任取消这个买卖合同。

在帝国时期，寻找逃跑奴隶已经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私人抓捕奴隶者（fugitivarii）[100]会把抓到的奴隶直接送还他的主人或者送到最近的地方官那里，地方官必须要看管这个奴隶，直到他被送到总督（praeses）或长官（praefectus vigilum）那里为止。[101]如果一个人在他的地盘上发现了逃跑的奴隶，但在20天内没有报告这件事，那么他会受到惩罚，这进一步加强了奴隶主的力量。[102]在罗马帝国早期，大概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103]奴隶有权逃到皇帝的雕像下寻求庇护，他们的抱怨会被听取，这样他们可以争取到一些保护。[104]在公元100年的比提尼亚，一个奴隶曾经属于莫西亚（Moesia）的行政副官（legatus pro praetore）拉比里乌斯·马克西姆斯（Labirius Maximus），后来他逃到图拉真的雕像下寻求庇护。[105]从前希腊的奴隶在其主人滥用权力时可以躲进神的祭坛，而且他们有权要求自己被卖给另一个奴隶主，[106]这种情况在罗马时代仍然存在。[107]虽然罗马帝国的法律并没有把奴隶避难权授予神庙，[108]但在后来的罗马法中，有条文规定奴隶可以要求离开随意打骂他的主人，把自己卖给其他奴隶主。[109]

如果有机会，奴隶也可以享受许多娱乐活动。他们可以观看戏剧、角斗和体育比赛，[110]偶尔也可以分享地方性的公共宴席。[111]

在葬礼俱乐部，[112]意大利的奴隶既可以在生时享受欢愉，也可以在死后拥有一个体面的葬礼仪式。他们常常被接受为职业性俱乐部的成员，只要这些俱乐部不是那些专门为罗马国家工作的人的专业社团。[113]他们还可以更自由地加入“共济团体”（collegia tenuiorum）。奴隶在取得某个组织的成员资格之前必须得到其主人的同意，[114]但奴隶主一般都不会阻拦。一个葬仪社团[115]就是把该协会的祭祀和宴会地点与葬礼地点联系在一起的团体。[116]而富有家庭的“家庭社团”（collegia domestica）的聚会地点则通常会选在奴隶主家中的某处。[117]在这些奴隶与获释奴和自由人共同参加的协会组织中，奴隶与他的伙伴们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118]在由新加入巴库斯（Bacchus）秘仪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组织里，异教世界的一切社会差别都彻底不存在，因此这个宗教团体中的所有成员[119]没有自由人或奴仆的差别，都只以姓氏相称。[120]这些社团，甚至是那些只有奴隶参加的组织，他们也希望在其中能取得更高的位置，这是他们作为人的天性使然。他们为助祭（magistri／magistrae）、督察官（curatores）、市镇议员（decuriones）或地方长官（praefecti）等公选职位服务；他们筹备宴席，征税罚款，献祭，分配多余资金，主持会议。[121]在拉努维乌姆（Lanuvium）的“葬仪社团”（collegium funeraticium）中既有奴隶成员也有自由人，[122]社团规定如果奴隶成员死去而他的主人不肯把遗体交给社团来埋葬，那么协会要给他举办一个虚拟的葬礼（funus imaginarium）。每个奴隶成员在获得自由时，都必须献给社团一坛好酒。[123]

我们在考察帝国前三百年奴隶地位的时候必须强调，这一时期对待奴隶的社会态度并非呈现一成不变的好转趋势，同样也没有一直在走下坡路。从古代同时期所提供的证据来看，总体趋势明显朝向有利于奴隶人口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有大量反映和具体表现这种变化的法案。本书接下来几章的内容就涉及后戴克里先时期的奴隶制度以及奴役关系上的一些特征。19世纪的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有所讨论，但很明显这种探讨受制于当时两股强大的社会潮流：一个是废奴运动的兴起；另一个是人们确信从戴克里先上台到查士丁尼（Justinian）去世这两个半世纪中，基督教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活动都产生了温和的影响。

要想讨论帝国前三百年的奴隶制度，我们必须要把大众对奴隶的态度以及认可公众感受的帝国法律区分开来分析。在哈德良统治下罗马所发生的一件事很好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关这件事目前已知的最早记述来自于狄奥·卡西乌斯。[124]在罗马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到场的民众大声呼喊他们的请求，希望一名很受欢迎的奴隶身份的赛车手获得释放，但哈德良张贴布告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告的措辞大致如下：

我无法释放一个属于其他人的奴隶，也不能强迫他的主人释放他，这对我来说不合适，而且你们对我提这样的要求本身也不合适。

在这个例子中，哈德良做决定的基础明显是一个宪法问题，即皇权作为私人财产权的对立面，其范畴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正是这个影响促使哈德良拒绝了民众的请求，那么在奴隶赛车手的声望和宪法对于皇权的限制之间就明显存在着冲突。这二者不一定同时发生或同步发展，即使对于哈德良来说也是如此，虽然这位皇帝在涉及奴隶的立法中表现不同寻常，他试图与同时代的民众运动保持一致，限制奴隶主对奴隶的司法权。[125]

从来自奴隶方面的证据来看，有充分的例证表明，即使在意大利罗马，也已兴起了尊重奴隶家庭关系的态度。奴隶在墓碑上会提及他们的亡妻或亡夫，或者是他们已故的兄弟姐妹，其措辞形式与自由人的墓碑完全相同。南意洛克里附近地区的一段拉丁铭文最突出地表现了这一情况。在这段铭文中，一个30岁就死去的女奴的“父亲和奴隶同伴”在征得她的主人的同意后，把她的情况记录了下来。[126]

我们可以认为，在罗马帝国早期对奴隶态度的普遍转变中，塞内加是一个较早也较勇敢的倡导者，但这种态度转变的深层根源则远不是塞内加的罗马斯多葛主义所能教导出来的。从基督教传播以及新地区接受奴隶制的时间顺序上来看，显然对待奴隶的新态度也并非源自于基督教的教义。[127]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教义完全没发挥作用，在其自身的共同体范畴内，基督教对于帝国早期所出现的奴隶和自由劳动力之间的平等意识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128]

注释

1 Calderini，Aristide，Liberi e schiavi nel monde dei papiri，18，Milan，1918．

2 Schubart，Wilhelm，and Emil Seckel，Der Gnomon des Idios Logos，BGU 5∶1，67，Berlin，Weidmann，1919．

3 同上，5∶64—66，69。

4 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10∶1131，26—27；Michigan papyri 2∶123右页，14，31—32；BGU 4∶1106，3，12，1108，4，7．Bouriant papyri 14∶4ff．在Reinach papyri，2111（Mel．Glotz 1∶243）和BGU 4∶1107，9中，就有自由身份的女人做被遗弃的孩子的奶妈的事例，而这个被捡回的孩子变成奴隶身份。有关女奴哺乳自由身份的孩子的案例，见Oxyrhychus papyri 1∶91，16—17和BGU 4∶1109，6，9—10以及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9∶1065，10—11。

5 BGU 1∶297，13．参见BGU 4∶1109，13，在其中一份自由身份婴儿的哺育合同中就出现了橄榄油，还有4∶1058，12，另见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2∶2，M no．，其中提到了橄榄油和面包。在Papyri Bouriant，14，13中，提供给哺乳者的食物清单列出了酒和4只家禽。

6 BGU 4∶1106，27—30．参见BGU 4∶1108，13—15，公元前5年的亚历山大里亚。

7 参见Oxyrhynchus papyri 1∶91，16—20和BGU 4∶1108，25—28中哺乳的收款凭据。

8 参见P．Oxy． 4∶1107，27—29，条款规定哺乳者和婴儿每个月要与婴儿的主人在一起呆上4天。同上，1108，25—26提到，奴隶主每个月探视3次。

9 Berger，Adolf，Die Strafklausein in den Papyrusurkunden，169，Leipzig，Teubner，1911．又见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1∶1，261；见Taubenschlag，Rafael，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50∶156和Studi in onore di Salvatore Riccobono 1∶512，Palermo，G．Castiglia，1936；又见Westermann，W．L．，Apprentice contracts and the apprentice system in Roman Egypt，Classical Philol． 9∶295—315，1914．

10 Taubenschlag，Rafael，Studi Riccobono 1∶512．Oxyrhynchus papyri 4∶724中也出现了这个协议。又见Studien zur Paläographie und Papyruskunde 22∶40，18—19；参见Papyrus Tebtunis 2∶385，13—14中纺织工为一个自由身份的学徒提供饭费。

11 参见P．Ryl． 153，2—4，一个前奴隶主在遗嘱中对他的前奴隶有所安排，每年提供给他一些钱，使他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小麦和衣服。这个遗嘱还使死者的一个朋友得到一些钱，这个朋友是一个自由人。

12 Oxyrhynchus papyri 4∶724，6中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

13 同上，14∶1647，36—39。这里跟随一个纺织工学徒的是一个奴隶女孩。参见同上，4∶725，35，一个自由身份的纺织学徒有20天假期。

14 Robert，Louis，Sur des inscriptions de Chios，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 57∶505—543，1933．

15 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2，no．3641b，Addenda，pp．1130—1131．Laum，B．，Stiftungen in der griechischen und römischen Antike 2∶66，18，Leipzig and Berlin，Teubner，1914．

16 Die Inschriften von Magnesia am Maeander（Otto Kern，editor），100 b，11—13，Berlin，W．Spermann．又见29—33以及Dittenberger，Syll． 3，no．694，54—55，其中埃雷亚（Elaea）（也可能是帕加马）的奴隶和学校里的孩子在一个新创立的节庆中都放假。

17 LeBas-Foucart，Voyage Arch． 2，suppl．243a．Laum，Stiftungen 2∶9，38—40．

18 Oxyrhynchus papyri 3∶475．参见同上，1∶51，自由人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19 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1（1）∶192—197．

20 Schubart，Wilheim，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2∶158，Leipzig，Taubner，1903．Taubenschlag，R．，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50∶162，7．

21 Rylands papyri，103，n．4．

22 Oxyrhynchus papyri 3∶478；参见2∶222；4∶714。又见BGU 1∶324。

23 Bell，H．I．，Jews and Christians in Egypt，24，56，London，Oxford Univ．Press，1924．

24 ，Cattaoui papyri，1＋BGU 1∶114，col．5，6—7．又见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3∶60。

25 Studien zur Paläographie und Papyruskunde 22∶40，14；BGU 4∶1021，14；Oxyrhynchus papyri 14∶1647，17．参见Studien zur Paläographie und Papyruskunde 22∶36，11，一个奴隶纺织工女孩的劳动合同，以及Rylands papyri，153，29—30，一个未成年继承人的监护人对奴隶们的责任。

26 Stud．Pal． 4，第62—63页。又见P．Lond． 2∶261（第53—61页）。

27 同上，第178行；Stud．Pal． 4，第68页301—302行。

28 Stud．Pal． 4，第73、76页，第532、608行。P．Lond． 2∶260（第42—53页），第25、101行。

29 Stud．Pal． 4，第68页，第299、303—304行。

30 同上，第313—326行。

31 Rylands papyri，153，6—8．

32 Girard，Paul F．，Manuel élémentaire de droit Romain，93—94，Paris，Rousseau，5th ed．，1911，其中肯定地认为，在罗马法中奴隶虽然被认为是人类，但不是“人”。Buckland，W．W．，Roman law of slavery，3—4，Cambridge Univ．Press，1908中驳斥了Girard的观点。有关奴隶作为人隶属于希腊罗马时代埃及法律的情况，见Taubenschlag，R．，Law of Greco-Roman Egypt，57，72，New York，Herald Square Press，1944。

33 Mitteis，L．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3∶253—254，Taubenschlag，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50∶166—167；Law of Greco-Roman Egypt，75—76．见PSI 11∶1182中盖约的解释，他认为如果共有奴隶的一部分所有权获得了释放，那么其他奴隶主所有的那部分权利也将被释放。

34 Arangio-Ruiz，Persone e famiglia nel diritto dei papiri，9，Milan，Vita e Pensiero，1930．相关的例子，见P．Oxy． 4∶716，17—18；722，14—18和P．Oxy． 4∶202—203以及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2（2），no．361中的公元4世纪的Edmondstone papyrus．Stud．Pal． 2，2，43，20—24达成了一个协议，不出让一个奴隶的一部分所有权。一份向法院递交的申请书称奴隶通过欺诈获得了部分自由，见PSI 5∶452，10—21。

35 这段埃及铭文出现于Georg Ebers'Festschrift，Aegyptiaca，Leipzig，Engelmann，1897中。铭文为：“这个内格罗人黑色的皮肤来自于太阳的照射，但他的灵魂却绽放着洁白的花朵。”

36 见P．Oxy． 10∶1294，9。参见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10∶1154，8中纺织工缴纳税款的凭据，其中一个男人被登记为；“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尤伯鲁斯，A——的奴隶。”

37 见一个奴隶女孩写给她主人的热情洋溢的信件，她的主人是海普塔克米亚（Heptakomia）的将军阿波罗尼乌斯，P．Giessen 17；又见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1（2），481．参见Calderini，Liberi e schiavi，19。

38 BGU 7∶1685，col．2，26—33，col．3，57—59．

39 P．Teb． 2∶4076，6．

40 BGU 1∶326；又见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2（2），316。

41 Laum，Stiftungen 2∶9，53—55．

42 Athenaeus，14∶639 D from Philetus，见Powell，J．U．，Collectanea Alexandrina，95，no．25，Oxford，1925。

43 Wilheim，Ad．，Jahreshef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10∶19，22—25，1907．

44 ，IG 4∶597，17—18．

45 BCH 11∶380，17．

46 Taubenschlag，Strafrecht im Rechte der Papyri，125。埃及本土的法律限制使用刑罚，参见Taubenschlag，Law of Greco-Roman Egypt，62。

47 见P．Oxy． 4∶1643，11，在公元298年，一个奴隶主授权他的代理人囚禁一个逃跑奴隶，并对他施以刑罚。参见P．Oxy． 6∶903，5—6，公元4世纪，有关东地中海其他地区鞭打奴隶的情况，见Lucian，Demonax，46；Menippus，17；Timon，22。

48 Galen，De animi morbis，4，Kühn edition，5∶17．

49 同上，18—19。

50 同上，19。

51 公元153年，在法尤姆的费勒德尔菲亚，两个警察打了一个罗马的公民、老兵，参见Papyri Berlin，inventory 13877，A，4，，Aegyptus 12∶129—140。

52 或（virgis）。

53 参见Oxyrhynchus papyri 14∶1643，11中的动词 ，flagellis caedere。

54 Oxyrhynchus papyri 9∶1186．关于帝国法律的情况，见Just．Digest 48∶19，10 ex quibus causis liber fustibus caeditur，ex his servus flagellis caedi．参见19，28和Mommsen，Theodor，Römisches Strafrecht，983—985，Leipzig，Duncker and Humblot，1899．

55 Oxyrhynchus papyri 2∶262，3—6∶．

56 Diodorus，1∶80；参见Lumbroso，Giacomo，Recherch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Égypte，49，Turin，1870。

57 Rylands papyri 2∶103；参见Lumbroso，同上，49—51。

58 Taubenschlag，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50∶144，1．

59 San Nicolo，Mariano，Ägyptisches Vereinswesen zur Zeit der Ptolemäer und Römer，Münchener Beitrage zur Papyrusforschung 2∶32—33，Munich，1915．

60 Oxyrhychus papyri 10∶1258，8—9；von Woess，Asylwesen Ägyptens，212—215，Wilcken，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6∶419，与Rostovtzeff，M．，Göttingische gelēhrte Anzeigen，640，Berlin，1909中的旧观点相反。又见Rostovtzeff，M．，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olonates，217，Leipzig，B．G．Teubner，1910；又见Mitteis-Wilcken，Grundzüge 1∶1，114。

61 见Oslo papyri 2∶40，10—11，公元150年。参见96。

62 收容逃跑奴隶会受到惩罚，参见Oxyrhynchus papyri 12∶1422．BGU 4∶1149，33—37中有逃跑奴隶的例子，也表明了逃跑的可能性，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6∶710，7中有防止奴隶逃跑或死亡的条款。Oxyrhynchus papyri 3∶472，14；12∶1422．在Geneva papyri 5，4—5中，一个奴隶被列为，参见Oxyrhynchus papyri 14∶1643，5—9，Kalén，Ture，Berliner Leihgabe griechischer papyri，15，Uppsala，1932．从公元4世纪开始，待售的奴隶会被称为“忠实的，不会逃跑的”，见London papyri 2∶14，317。

63 在Suetonius，Augustus，67，2中，一个奴隶因通奸被处死。参见Suetonius，Caligula，32，1—7和Tacitus，Annals 4∶54和16∶19．维狄乌斯·波里奥（Vedius Pollio）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就下令要把他的一个奴隶丢进鱼塘活活被鱼吃掉，这个故事在古代尽人皆知，最终奥古斯都采取行动挽救了这个奴隶，见Pliny，Natural history 9∶77；Seneca，De ira 3∶40；De clementia 1∶18；Dio Cassius，54∶23，1—2。

64 BGU 4∶1141，23—25，公元前14年。

65 Allard，Paul，Les esclaves chrétiens（6th ed．），127—132，Paris，J．Gabalda，1914．Halkin，Leon，Les esclaves publics chez les Romains，221—222，Brussels，1897．Gordon，M．L．，The nationality of slaves under the early Roman Empire，Jour．Roman Studies 14∶93—111，1924．

66 见本章参考此处。有关鞭打以及给奴隶烙印记的案例，见Petronius，30，69．Martial，2∶66；3∶94；8∶23．Apuleius Madaurensis，Metamorphoses 3∶16．Juvenal，Satires，6，475—485．参见4，179—180．有学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朱文诺（Juvenal）的论述，对此的批评见Schneider，A．，Geschichte der Sclaverei，20—21。

67 Petronius，Satyricon，53．参见Juvenal，Satires 6∶219，475—485；8∶179—180．Martial，2∶82。

68 Petronius，Satyricon，45．

69 Propertius，4∶7，45．

70 Juvenal，Satires，14，23—24．

71 Seneca，De ira 3∶19，2；32，1；De constantia 5∶1．有关奴隶无法忍受虐待而被迫逃跑或自杀的情况，见De ira 3∶5，4；De clementia 1∶13，2．参见De beneficiis 2∶35；Ad Marciam，20，2。

72 Seneca，Epistulae morales，31，11．

73 Tacitus，Histories 2∶72 and Dio Cassius，54∶3，7．

74 Galen，De animi morbis，4，edition Kühn 5∶18．

75 同上，17。

76 参见Dio Cassius，59∶13，2；60∶12，1；61∶31，1—2；33，8．又见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Commodus，1，9，and Macrinus，12，10。

77 见Dio Cassius，77∶10，5，意大利的土匪布拉称，如果政府想要土匪行为消失，那么就必须喂饱奴隶。

78 Seneca，De ira 3∶5，4；Epistulae 4∶4；70，20；77，14；Dessau，ILS，8511．Just．，Digest 21∶1，23，3．参见同上，1∶17，5。

79 Hirzel，Rudolph，Der Selbstmord，Archiv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 11∶417—476，1908。参见Seneca，Ad Marciam，20，塞内加称自杀是摆脱奴隶身份的一种简便的方法。

80 Allard，Les esclaves chrétiens，139—145对此有所论述。

81 Seneca，De clementia 1∶24，1．Daremberg-Saglio，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4（2），1279。见JRS 14∶96，帝国时期的罗马艺术家并没有给自由人和奴隶分别设计不同的衣服。

82 Script．hist．Aug．，Alexander Severus，23，3；参见27，1．Blümner，Hugo，Der Maximaltarif des Diocletian，169，172，Berlin，Reimer，1893中称戴克里先的价格法令规定农民和奴隶穿着某些特定类型的衣服，但这个推断的基础是对于词语 和 的无根据的界定。有关其所包含的意义，见Pauly-W．，RE 6∶1981—1982。参见IG 3，nos．2511 and 3213；P．Oxy． 14∶1712，3 and BGU 1∶816，10。

83 见本章注释26—31，与埃及法尤姆阿尔西诺伊的情况相同。

84 Maiuri，A．，Casa del Menandro 1∶186—188，Rome，1933．参见同上，2，图1。

85 同上，1∶187。

86 同上，2，图1，第39号。有关坎帕尼亚建筑中类似的奴隶生活区域，参考della Corte，M．，Notizie degli scavi di antichità 22∶459，1922；l'angolo sud est del atrio servile；见Notizie degli scavi 23∶277，fig．4，1923中villa no．8．又见Rostovtzeff，M．I．，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504，n．21 to chap．2。

87 Pliny，Epistles 2∶17，22．

88 同上，2∶17，9。

89 同上，7∶27，13。

90 Suetonius，Claudius，25；Just，Digest 40∶8，2．

91 Pliny，Epistles 8∶24，5．

92 同上，5∶19，1—4。

93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Hadrian，12，5．见Seneca，De beneficiis 2∶21，2．参见Jacoby，Fr．GH 2A∶426，no．139。

94 Pliny，Epistles 8∶16，1—2．他对于年轻奴隶们的死亡感到非常伤心，而且希望在他们死前释放他们。

95 见Petronius，57，9，nemo tamen sciit utrum servus essem an liber．参见Dessau，Inscriptiones，8554中一段有关一个家生奴隶小孩的铭文。又见Florus，Lucius Annaeus，3∶20 and Dio Cassius，60∶12，2，4．Tibullus，Albius，2∶1，21；1∶5，25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场景，表现了家生奴隶小孩与其主人之间的关系。

96 Seneca，Ad Neronem de clementia 1∶26，1，crudelitatem privatorum serviles quoquo manus sub certo crucis periculo ultae sunt．参见Epistles 4∶8和Epistles 3∶14，1中获释奴拉尔吉乌斯·马塞多（Largius Macedo）的例子，普林尼将之称为superbus alioqui dominus et saevus。参见7∶6，8，奴隶们被怀疑杀死了他们的主人。Dessau，ILS，8511中引述了一个事件，在莫贡提亚库姆（Moguntiacum），一个奴隶在杀死其主人之后自杀。

97 有关逃跑奴隶与匪帮的关联，参见Dio Cassius，77∶10，5．参见Juvenal，Satires，8，173—182，作者把一个贵族的衰落与nautis et furibus ac fugitivis inter carnifices联系在一起。更多反映奴隶逃跑的例子，见Petronius，98，107；Juvenal，Satires，10，3；Pliny，Epistles 9∶21，1．还有Lucian，Juppiter Tragoedus，42和Alexander seu Pseudomantis，24，他们为主人找到了逃跑的奴隶。又见Apuleius，Metamorphoses 6∶8；Martial，3∶91；Epictetus，3∶26，1。

98 Buckland，W．W．，The Roman law of slavery，267—274，Cambridge，Univ．Press，1908．

99 Gellius，Aulus，Noctes Atticae 4∶2．Digest 21∶1，1，1。参见Karlowa，Otto，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 2∶1220—1221，Leipzig，Veit，1901。

100 Florus，3∶19；Digest 21∶1，17，12．

101 Lenel，Otto，Das Edictum perpetuum，4，Leipzig，B．Tauchnitz，1927．

102 Apuleius，Metamorphoses 6∶4。根据Digest 11∶4，1，1中Woess，Friedrich von，Das Asylwesen Ägyptens in der Ptolemäerzeit，178中的引述，藏匿逃跑的奴隶会受到双倍惩罚。

103 Barrow，R．H．，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59．

104 Seneca，De beneficiis 3∶22；De clementia 1∶18，1—3；Digest 1∶12，1，1 and 8，entire；21∶1，17，12．

105 Pliny，Epistles 10∶74．见Tacitus，Annals 3∶36，2，抱怨提比略统治时期这个权利在罗马被滥用的情况。

106 见本书第三章参考此处。

107 Plutarch，Moralia，166，D，E．

108 见Apuleius，Metamorphoses 6∶4中Juno的评论：legibus quae servos alienis profugas invitis dominis suscipi vetant prohibeor。

109 Digest 21∶1，17，12．

110 Columella，1∶8，2；Petronius，45，70；Dio Cassius，69∶16，3．

111 Dessau，ILS，5672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在普列涅斯特（Praeneste）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为浴室设施准备的钱，包括奴隶。在翁布里亚的苏亚萨（Suasa）也是如此，同上，5673。在费伦提努姆（Ferentinum），奴隶孩童可以与自由身份的小孩一起分享一个公民赠送的坚果，6271。参见Barrow，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169—170。

112 Schiess，Traugott，Die römischen Collegia Funeraticia，Munich，Askermann，1888．

113 Waltzing，J．-Pierre，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nelles chez les Romains 2∶245；1∶346—347，Louvain 1895—1900．Rostovtzeff，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 1∶147，304，n．22．

114 Digest 47∶22，3，2；Pauly-W．，RE 4∶417．

115 CIL 6∶10237．

116 Waltzing，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nelles 1∶214．

117 CIL 3∶4017，4799，7357；6∶7458，8750，9148，9149，9404，10251a，10260—10264；12∶4449；14∶2875．

118 Barrow，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165．

119 Fratribus suis in Dessau，ILS，3360．

120 Cumont，Franz，La grande inscription bachique du Metropolitan Museum，Amer．Jour．Arch． 37，232—236，1933．在森提努姆（Sentinum）的cultores Dei Solis Invicti Mithrae，CIL 11∶5737（Dessau，ILS，4215）中出现了一个获释奴（col．1，5），还有森提努姆地方政府的一个公共奴隶（col．3，3）。

121 Waltzing，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nelles 4∶251 ff．Barrow，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165．有关女人执掌助祭职位的情况，见Waltzing，4∶3，41和Dessau，ILS，7882d．参见Johnson，J．，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120，共和国时期明图尔诺宗教组织里的助祭。

122 Bruns-Gradenwitz，FIR3 no．175，Dessau，ILS 7212，2，4．

123 同上，2（2），7212，frag．II，6。

124 Dio Cassius，69∶16，Zonaras，Annals 11∶24中节录了狄奥的记叙。

125 Bernard d'Orgeval，L'empereur Hadrien，71—72，Paris，Douort，1950．

126 Dessau ILS 2（2）∶8438（CIL 10∶26）．

127 Barrow，R．H．，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158，London，Methuen，1928，虽然作者在阐述帝国早期罗马立法的人性化倾向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但在本人看来他还是过分夸大了这一趋势给斯多葛哲学造成的影响。

128 有关公元1世纪奴隶在经济法律意义上地位提升的情况，参见La Parola del Passato 1∶383—384，1940中的tablet VIII，是Giovanni P．Carratelli所发表的韦伯芗时期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一块蜡板收据。一个名叫维努斯图斯（Venustus）的奴隶承认从另一个奴隶那里总共得到1000第纳尔的钱财，这两个奴隶都归同一个女奴隶主所有。

第十七章

罗马皇帝的皇家奴隶与获释奴

奴隶地位的提高

罗马帝国时期奴隶制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皇室奴隶”（servi Caesaris）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在公元后头二百年表现在帝国的各个方面。在许多例子中，奴隶获得释放，成为皇帝的获释奴，但他们之前做奴隶时所拥有的重要地位却一直延续下来，这一情况在帝国各地所发现的许多碑铭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里都有所体现。奴隶之所以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一是在共和国晚期，一些奴隶已经成为罗马显贵家族忠实能干的代理人；[1]二是罗马皇帝拥有大量个人财产，同时还世袭继承了许多财富。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这两项收入来源在其对外捐助中扮演重要角色。[2]在他担任元首期间，他的朋友、亲戚和附庸的大量遗赠大大增加了他的私人财富，[3]许多本不属于他的奴隶都通过这种遗赠成为“皇室奴隶”。[4]有记载表明在维特里乌斯统治时期，也同样有新奴隶加入“皇室奴隶”群体。[5]皇室地产的面积不断扩大，皇帝其他形式的财产不断增加，这不仅体现在帝国范围内，也表现于元老院行省中。此外，皇室庆典越来越多，奢侈程度也越来越强，[6]所有这些都促使皇室把奴隶或获释奴用于私密的、个人化的工作任务之中。

希腊城邦和共和国时代的罗马都曾使用国家奴隶从事政府工作。[7]由于皇帝在罗马当地所具有的显著地位及其在这个城市中的影响力，我们很难在“罗马国家公共奴隶”（servi publici populi Romani）和“皇室奴隶”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完全不同的唯有提供给他们的给养标准。当屋大维乌斯·恺撒（Octavianus Caesar）在公元前40—公元前30年逐渐积累权力期间，以及在公元前27年完全掌权之后，他都试图寻求家庭里的奴隶和获释奴群体的帮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了解这些人的能力，他们管理着他庞大的个人财产。[8]由于奥古斯都的个人财产和他成为皇帝之后的新生财富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因此，他选择使用他自己的奴隶来管理他的皇家财产就是一件既简单又理所当然的事情。[9]只要这些奴隶所做的工作直接与皇室及其投资行为有关，而且没有干预地方行政的实际事务，[10]那么就没有理由反对元首（Princeps）使用他的奴隶做这样的工作。

罗马城“供水管理”（cura aquarum）的历史充分反映了上述发展变化。[11]罗马共和国晚期，这项工作完全由监察官、营造官和财务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组织和安排。他们把管理水务的工作承租给承包人，承包人使用自己的奴隶完成这项工作，但这些奴隶要受到半官方的监管。[12]公元前33年阿格里帕当上了营造官，他制定政策让他自己的奴隶组成永久性团体，管理城市供水系统。阿格里帕死后，根据他的遗嘱，这些奴隶并入奥古斯都门下，由此成为“皇室奴隶”。在奥古斯都·恺撒死后，根据他的遗嘱，这些人又被送给了国家，[13]因而转变成罗马的“公共奴隶”，[14]并处于由元老院阶层任命的被称为“供水督察官”（curatores aquarum）的官员的管理之下。[15]克劳狄给罗马城增加了一条新的输水管道，重新组织了对供水系统的管理，他把皇室的获释奴用作“供水管理官员”（procuratores aquarum），[16]把一支增补的“皇室奴隶”群体增加到“罗马国家公共奴隶”中。这样，到涅尔瓦（Nerva）统治时期，整个供水管理系统从阿格里帕最初设立的团体发展成由240名“公共奴隶”和460名“皇室奴隶”组成的庞大组织。[17]此外，在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组织城市消防机构的时候，他又把600个奴隶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公共家庭”置于首席营造官的管理之下。[18]这些公共消防员的负责区域对应着城市的各个地区。[19]

根据许多奉献铭文的记载，皇帝的奴隶和获释奴也处理皇宫中的实际家庭事务，就如同罗马显贵家族也经常使用奴隶处理家庭事务一样，他们或者是皇室家庭成员的侍从，或者被皇帝指派为行政官员的助手。这些奴隶包括：“男仆”（pedisequi），这可能是迦太基一个皇帝财务督察使（procurator）的侍从；宫廷中的仆从教师（paedagogi puerorum）；医生；内侍；运垃圾者；管理家具者；管理宫廷灯饰者（ex peculiaris lampadaris）；管理油膏者（unctores）以及管理专门搭配某些衣服使用的成套珠宝的人（ornatores，ornatrices）；贴身管理某些衣物的人；裁缝和衣服缝补师；管理皇室饭桌上的葡萄酒的司膳师（adiutor a vinis）；尝味员；管理圣器的奴隶以及管理食物的膳务员（dispens ［ator］ a frumento）。[20]

新皇帝所获得的大量奴隶既可被当做他自己的财产，也可以出于政治考虑或为赢得公众支持而把这些奴隶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朋友们。[21]皇帝本身是罗马帝国最富有的资本家、最大的奴隶主，因而他和其他富有的有产者一样，把具有特殊手工业技能的奴隶出租或出售，以此增加皇室的收入。[22]因此，“皇室奴隶”出现在纺织业、[23]珠宝制造业、银器制造业、金器制造业[24]以及建筑业中，而且随着皇帝权力的日益强大，这部分奴隶的数量也越来越多。[25]史料中还提到过属于皇室的管理制造镜子的学徒的人（praepositus）。[26]

在帝国的头二百年里，一些处理皇帝家内事务的奴隶由于与皇帝本人联系密切而获得很大权力。埃利孔（Helicon）是提比略和盖乌斯两位皇帝的奴隶，[27]他的例子就体现了上述事实。根据斐洛的记述，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使者控诉埃利孔憎恨犹太人，而且接受了犹太人的敌人的贿赂。[28]能够体现奴隶拥有权力的例子还有维特里乌斯的获释奴阿西阿提库斯（Asiaticus）；[29]图密善时期的内务总管（cubiculo praepositus）巴尔特尼乌斯（Parthenius）[30]和内侍（cubicularius）西格鲁斯（Sigerus）；[31]弗里吉亚奴隶科列安德（Cleander），他在康茂德时期获得释放，成为了内侍。[32]据说科列安德曾安排获释奴加入元老院，出卖行省官职，在一年内让25人当上执政官。[33]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和他的家内奴隶曾传出一些丑闻。[34]他之后的亚历山大·塞维鲁则尝试着重新明确过去曾有过的奴隶、获释奴以及骑士等级之间的界线。[35]于是，“管理内臣”（aulicum ministerium）的数量有所减少，[36]奴隶们负责的事务也恢复到从前的情况，主要做一些与他们的身份相吻合的工作，包括信使、厨师、面包师、漂洗工以及浴室看门人。[37]太监基本上不再被使用，只有女浴室中还存在。[38]亚历山大·塞维鲁所采取的道德措施主要针对罗马上层社会的贵妇人，相比之下针对奴隶的较少，因为一旦有权有势的妇人有诱惑行为，很少有奴隶敢拒绝她们的要求。到公元3世纪政治混乱以及皇权重建的时期，在军人皇帝的强大统治下，皇宫中的“皇室奴隶”基本没有重掌大权的机会。

在行省的行政管理中，“奥古斯都的获释奴”（liberti Augusti），或者被称为“皇帝的获释奴”（liberti Caesaris），大体只能被用在由皇帝公开任命、成为他们私人代理人的职位上。虽然管理任何一个罗马富人的财产的获释奴都可拥有“财务督察使”这个头衔，[39]但总体上来讲，罗马皇帝对授予获释奴这个头衔还是持谨慎态度，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政治意义。奥古斯都本人曾几次让获释奴身居要职，比如李锡努斯（Licinius）[40]曾在高卢担任相当于财务督察使的职务，虽然可能他并没有正式的头衔。[41]在提比略统治时期，皇帝的一个获释奴曾临时接受指派，担任相当于埃及地方长官的职务，[42]但他并没有被授权指挥驻扎在那里的军团。[43]这些获释奴的数量和政治影响力都快速增长。在克劳狄统治时期，一个名叫费里克斯（Felix）的人由于是有权势的获释奴帕拉斯（Pallas）的兄弟而被任命为犹太地区的代理官，而且可指挥当地的军队。[44]

穆西库斯·斯库拉努斯（Musicus Scurranus）是提比略的获释奴，之前曾在卢格敦高卢（Gallia Lugdunensis）担任皇帝财库（fiscus）的主计官，后来皇帝分配给他16个奴隶助手（vicarii），当他在罗马去世时，这些奴隶全部都在他身边伺候他，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获释奴可能取得的地位。[45]在罗马中枢管理系统工作的有权势的获释奴的名字及其经历都为大家所熟知。这些人包括：文学顾问（a studiis）波里比乌斯、财政顾问（a rationibus）帕拉斯、管理往来公文信件（ab epistulis）的纳尔奇苏斯（Narcissus）以及记录回忆录和贴身服侍（a memoria et a cubiculo）的卡斯托耳（Castor）。[46]据铭文记载，获释奴出现在岛屿及其他非重要地区，特别是在非洲，从行政上完全控制这些地区。[47]在帕提亚战争即将爆发之时，皇帝图拉真派他的获释奴利科尔马斯（Lycormas）完成一项与博斯普鲁斯国王萨乌罗马特斯（Sauromates）有关的秘密外交任务。[48]在行省处理皇帝私人财产（patrimonium）的获释奴在后来被允许使用代理官的头衔，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被限制在财政领域。[49]而皇帝的奴隶们的活动，只要他们还是奴隶身份，就只限于做行省行政长官的下属和助手，比如在不同的会计部门做制表员（tabularii），做总督的近侍（proximi）和助手（adiutores），在行省主计部门做财务管理人员（dispensatores）和理账员（arcarii），以及担任与前文所说相类似的办事员及下属职员。[50]史料中还曾提到，一个奴隶侍从的主人本身就是在亚该亚行省的主计部门工作的一个“皇室奴隶”。[51]

这些皇帝的获释奴把他们的职业记载在墓碑铭文上，这表现了他们对于自己所获得的地位的骄傲。在公元136—137年帕尔米拉（Palmyrene）的关税规章中，一个名叫基利斯（Kilix）的皇帝获释奴确定了不载物的骆驼的税率，他当时是帕尔米拉港口税（portoria）的收缴人。[52]作为这项税率的制定者，他的名字不断被提到。根据盖约在《法学阶梯》（Institutes）中的论述，“任何人……如果要任命一个奴隶做代理官……那么这个奴隶就要被释放”（si quis…servum procuratoris habendi gratia…apud consilium manumittat）。[53]铭文中也同样没有奴隶做代理官的例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皇室奴隶”很少被允许拥有代理官头衔。埃及诺姆的将军则不能由皇帝的奴隶担任。[54]

虽然公元1世纪皇帝的奴隶受到了这些限制，但“皇室奴隶”与皇帝的获释奴还是共同成为帝国社会的一支重要新兴力量。[55]狄奥·卡西乌斯的论述显示了这些人所能行使的权力，在马克里努斯（Macrinus）统治期间，有资格做告密者的群体除了骑士、元老院议员和贵妇人以外，还有士兵以及皇室的奴隶和获释奴。[56]

这些奴隶阶层的官员也有等级划分，“常规奴隶”（servi ordinarii）的地位要高于“替补奴隶”（vicarii）。[57]根据埃及“账目记录”（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的记载，皇帝的“替补奴隶”不可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与获释女奴通婚。[58]这项规定显然不适用于“常规奴隶”。[59]当哈德良制定政策不再让皇帝的获释奴担任较高的行政职位而以骑士阶层取而代之的时候，[60]皇帝的奴隶的权力和地位一定也同样受到了削弱。之后这一情况只在马可·奥勒留时期出现过暂时的反弹，“皇室奴隶”又被用做代理官。[61]在其他的时期，皇室奴隶以及获释奴身居高位的情况很少出现。[62]公元3世纪后半期，皇帝的奴隶和获释奴都不再担任帝国低级的行政职务，取代他们的是自由人口组成的新型官僚。[63]

帝国前二百年的大量墓碑铭文都是纪念皇室奴隶或是皇室奴隶竖立起来纪念他们的家人的，这些铭文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富有以及对家庭的归属感，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下面几个例子是从很多这样的碑铭中摘选出来的：首先是来自迦太基的一块奉献碑铭，是一个妻子献给她丈夫的，这个妻子并不是奴隶身份，其丈夫是奥古斯都的家生奴隶（verna Augustorum）；其次是来自比提尼亚的一块墓葬碑铭，恺撒的一个家生奴隶（verna Caesaris）在铭文里表达了他对妻子的赞美之情，这个妻子是自由身份；第三个例子是一个妻子献给她自己和她丈夫的碑铭，这个妻子不是奴隶身份，她的丈夫是尼禄的奴隶；第四个例子是一个非奴隶身份的女人献给提比略的一个奴隶的碑铭；第五个例子来自迦太基，是一个奴隶献给他的非奴隶身份的妻子的；第六个例子是一个名叫图耳苏斯（Thyrsus）的“替补奴隶”所竖立的墓碑，他可能是狄奥格内图斯·阿利皮亚努斯（Diognetus Alypianus）的奴隶，这个墓碑就是为狄奥格内图斯建造的，这个人本身也是一个奴隶，是提比略（Tiberius）的侍从（pedisequus）；第七个例子是一个奴隶侍从与他的同伴共同为前者的母亲竖立的墓碑；第八个例子是皇宫中的一个奴隶为另一个奴隶建造的；第九个例子来自罗马，是一个妻子给丈夫建造的，这个妻子不是奴隶身份，她的丈夫是“皇室奴隶”，是宫廷中小侍从们的老师，妻子称他为“丈夫”（coniunx）；第十个例子是一个奴隶为他的妻子竖立的，这个奴隶是尼禄·德鲁苏（Nero Drusus）的妻子安东尼娅的外科医生，他的妻子名叫克雷斯特（Chreste），也是一个奴隶；还有一个例子是由一个女奴和她的儿子共同为她的丈夫竖立的，这个女奴称自己是“妻子”（coniunx），她的丈夫是帕西安（Paccian）地产（fundus Paccianus）上的一个承租人，这个地产位于意大利中部地区。[64]

在皇帝的领地内，为皇帝的奴隶建造的纪念碑铭在涉及到他们的家庭关系时，通常都使用自由人所采用的措辞。[65]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拥有合法结婚的权利，[66]但从社会角度来讲，他们并没有感到自身受到罗马法律原则的压迫，不会认为他们的儿子“没有父亲”（nullo patre），也不会认为他们的婚姻基础不如自由人的稳固。[67]这些奴隶并不参与“公共奴隶”（servi publici）的生活津贴分配，[68]虽然这笔钱来自于国库，会分给那些参与罗马供水管理系统的公共奴隶。[69]有关这两类奴隶之间的区别，蒙森（Mommsen）认为，其根本在于罗马法对私人奴隶设定了严格的限制，“皇室奴隶”也必须严守这些限制。[70]虽然“皇室奴隶”没有薪俸，但他们肯定能分得大量钱财。图密善妻子的奴隶能够为小亚阿波罗·拉埃尔梅努斯（Apollo Laermenus）神庙上的瓦片和镀金的屋顶买单，这足以说明问题。[71]

学者们普遍承认，在帝国的前二百年里，与之前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情况相比，意大利奴隶的生活条件以及公众对他们的态度都有了巨大的改善，向着越来越人道的方向发展。[72]该时代的哲学家蒂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称，除蛮族以外，每个人都认为被奴役是可耻的，只有蛮族才会轻易地就把自己的孩子卖作奴隶。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开始有人道主义的认识，人们意识到，奴隶制度给人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纯粹身体层面的，奴隶身份本身对一个人来说就是一种折磨。[73]这一转变与“公共奴隶”在整个意大利、罗马以及西部地区拉丁殖民地中所取得的特权密切相关。[74]皇室的奴隶和获释奴由于在帝国的行政管理上发挥了有效作用而获得尊贵的地位，这也对这种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75]

罗马元老院阶层的人对“皇室奴隶”都表现出恭敬的态度，皇室奴隶给予公众巨额捐助，他们与罗马最显贵的家族通婚，甚至与国王的女儿结婚，比如皇帝的获释奴、犹太的代理官费里克斯就是如此。[76]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些奴隶曾取得很高的地位和大量财富，他们肯定影响了整个帝国，尤其是罗马公众看待奴隶阶级的态度。

公元1世纪的三位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这方面社会认识的转变，这三位作家都来自社会上层，但背景不同，代表了完全不一样的利益集团，他们分别是塞内加、彼特隆纽斯和小普林尼。除了皇帝的获释奴执掌大权、身居要职这一原因之外，公众对待奴隶态度的变化还有其他外在原因。奴隶数量不断减少，释奴的行为仍在大规模进行，[77]自由人在公元3世纪越来越多地为宗教仪式服劳役，这导致贫穷的自由人和奴隶群体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78]在帝国的各个地区，自由人口中的低等级人群为政府官僚体制的财政需要作出了牺牲，这进一步导致了低等级劳动力生活水平趋同化的现象，[79]建立起官僚体制的中央政府则使贫穷的自由人、获释奴和奴隶越来越感觉到他们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例如在公元61年，当奴隶主派达尼乌斯·塞昆都斯被他的一个奴隶杀死之后，罗马决定把他的所有奴隶都处以极刑，这一决定引起了罗马人的一场大骚乱，政府不得不动用武装军队才平息了这场骚乱。[80]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剧院观众曾迫使皇帝释放一个演员。[81]后来罗马人不断滥用这种在剧院施压迫使奴隶被释放的权利，最终罗马皇帝不得不立法反对这种行为。[82]到公元3世纪，自由人与奴隶之间阶级界线的模糊化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基督徒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教皇加里斯都（Calixtus）正式批准自由人身份的女教徒与奴隶男教徒的同居生活，但他们之间的婚姻仍不合法。[83]

在公元后的头三百年里，一系列试图改善非自由人社会和法律地位的皇帝法案获得通过，这进一步证明上文所说的社会看待奴隶的态度的逐步变化。[84]公元19年通过了帕特洛尼亚法（Lex Petronia de servis），之前奴隶主所掌握的生杀大权受到了限制，只有在地方行政长官批准的前提下，才可以使用奴隶跟野兽角斗。[85]公元20年通过了一项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规定对奴隶罪犯的审判程序要和审判自由人的程序相同。[86]根据克劳狄时期通过的一项法案，如果奴隶主杀害了生病或残疾的奴隶，要接受等同于谋杀罪的惩罚；如果奴隶主为了逃避医治的责任，把生病的奴隶抛弃在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us）岛上，那么如果奴隶最终康复，他就获得了自由。[87]在图密善统治时期，把奴隶阉割然后卖做太监的行为是被禁止的。[88]

正如社会思潮所展现的那样，人们以越来越友善的态度看待奴隶，同样在现实生活中，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差别也近乎消失。这个趋势突出地反映在医药行业里。在一些希腊的政治共同体中，法律规定奴隶不可以掌握医药技艺（technē），他们只能做随从医生的奴隶，然而与这条法律禁令相反，在共和国晚期，罗马的富人及显贵都常常把自己的奴隶和获释奴用做护士和家庭医生。奥古斯都·恺撒本人就使用一个名叫安东尼·穆萨（Antonius Musa）的奴隶作为健康顾问以及治疗他的常见病的医生。[89]盖伦是公元2世纪帕加马出色的医生，他激烈地批评了尼禄时代罗马的一个名叫帖撒路斯（Thessalus）的希腊医生所使用的诊疗方法。盖伦把后者称为江湖郎中，说他曾为抬高声望无耻地批评自己的医学前辈。盖伦愤怒地指责帖撒路斯，认为他和那些为了赚钱而把富人家庭里不成器的奴隶侍从收为徒弟的医生是同一类人。[90]

1934年，在小亚帕加马的下城发现了图密善皇帝于公元93—94年所发布的一道敕令，这个敕令进一步证实当时的奴隶已进入了更高的技艺等级，比如医药行业。虽然这份拉丁文敕令已遭严重破坏，但其表达的大致意思仍然是清楚的。皇帝指出，许多奴隶都正被允许接受医药“技艺”训练，即学徒式学习。显然，敕令中医生降低门槛让奴隶进入医药行业的原因与盖伦在指摘帖撒路斯时所说的原因一样，是医生的“贪婪”使他们接收了这样的学生。图密善的敕令禁止这一现象继续下去，其中的条款强制人们服从他的决定。[91]因此，在帝国两个相距遥远的区域——罗马和小亚都有证据表明，在公元1世纪的后半期，奴隶与获释奴都朝向更高等级的“自由技艺”的行业流动，而且这些行业也大批量地接受了这种身份的人，以至于需要立法来延缓这一进展。这便是上述信息可以使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

虽然老普林尼在公元1世纪中期曾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反对在农业中使用来自苦工监牢的戴镣铐的奴隶作为劳动力，[92]但这一现象在当时仍十分普遍。[93]然而根据公元1世纪晚期小普林尼的说法，他以及同在波河河谷地带的他的邻居们都已不再使用这样的劳动力。[94]

哈德良统治时期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再使用奴工监狱（ergastula）来惩罚奴隶和自由人。[95]哈德良还禁止在没有明确表明理由的情况下把男性奴隶卖给角斗士的训练师，或者把女奴卖给皮条客。[96]过去如果奴隶主遭到杀害，那么他的奴隶会遭到严刑逼问以获得证词，在哈德良任元首期间这一程序有所变化，只有那些处于犯罪现场附近因而有可能了解到犯罪过程的奴隶才会被如此讯问。[97]据说哈德良曾将一个妇人流放5年，就因为她无缘由地虐待她的奴隶。[98]他还剥夺了奴隶主杀死奴隶的权利，将这一权利移交给法庭。[99]

在安敦尼（Antoninus Pius）统治时期，奴隶主如果没有理由地杀死了他自己的奴隶，这种行为会被等同于杀害另一奴隶主的奴隶而受到法律的惩罚。[100]然而奴隶的生死大权是“万民法”授予奴隶主的，上述行为无疑是对这一权利的侵犯，但法学家盖约却以时代精神为基础，赋予这种行为以正当性。他说：“但是在这些时代里，不论是罗马的公民，还是处于罗马人统治之下的任何其他人，都不可以过于严苛或无理由地处罚他们的奴隶。”[101]如果一个奴隶称他遭到了主人的不公正对待，那么他可以逃到神庙或皇帝的雕像底下寻求庇护。[102]在暂时的庇护之后，他还会去向城市长官控诉其主人的行为。[103]

戴克里先禁止遗弃婴儿奴隶的行为。[104]君士坦丁（Constantine）也采取人性化的措施对待奴隶，他规定在分割遗产时，作为死者财产的奴隶的分配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即不能让父母儿女、夫妻以及兄弟姊妹分离。[105]戴克里先在公元294年制定法律反对父母出售他们的孩子，[106]这说明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困境中，出售孩子的行为又有增加的趋势。公元329年，君士坦丁下令允许极度贫困的父母出售他们的孩子，但出售合同要有一项附加条款，即父母一直拥有重新买回孩子的权利。[107]这项政策看起来与帝国时期释放奴隶的潮流相违背，但实际上却是对当时经济压力现状作出的必要让步。[108]

普林尼赞成经常性地释放奴隶，[109]他说他希望看到在他的国家里，公民的数量不断增加。根据卡西乌斯·狄奥的记载，[110]奥古斯都·恺撒也说过类似有关释奴动机的话，但这实际上指的是狄奥所在时代的思潮，因为众所周知，奥古斯都本人曾立法[111]试图限制释奴的行为，而非鼓励这种行为，至少针对立遗嘱释放奴隶的行为是如此。有一种意见认为，之所以在帝国后期财政困难的时代对释放奴隶的行为加以鼓励，是因为政府希望增加自由人口的数量，原因是自由人都要履行政府所强加的财政义务。[112]但实际上除了这个原因，另外的意向和动机可能更加重要。

在考察帝国头二百年的立法情况时，传统的观点认为后期的斯多葛派思想对帝国法律的精神内涵和性质都影响巨大，尤其是那些倡导保护奴隶利益的思想家。[113]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法学家大多都出自某一个希腊哲学学派，[114]而且他们对斯多葛派评价最高，[115]这一事实在最初阶段支持了上述传统观念。

古典时代的法学家们相信，奴隶制以所有人共同的行为为基础，但却违背了自然本性（contra naturam），这个观念实际上起源于斯多葛派的思想。[116]而且也正是斯多葛派哲学明确了一个古老的诡辩派（Sophistic）问题，即奴隶的身份地位是天然的抑或是人为造成的，其中后者意味着法律带来的状况。[117]然而我们必须严格区分法学理论与实际的法律规定。后者要考虑现实情况，反映政府根据当时的迫切需要所作出的调整，以应对代表民意的或大或小的群体给政府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是地方性的，也可能具有普遍性。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中期斯多葛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帕奈提奥斯、波西多尼乌斯以及赫卡托（Hecato），我们通过保留下来的残篇还能够了解他们的思想，这些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包括奴隶及奴隶劳动，都持漠视态度。[118]伯恩哈德·奎波勒（Bernhard Kuebler）在这一问题上更为激进，他甚至怀疑斯多葛派对古代奴隶制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是斯多葛派的对手们，而非斯多葛派本身，在古典时代的罗马法体系中坚持把“衡平”（aequitas）作为法律解释的基础。[119]

事实上，在皇帝刚刚开始立法纠正当时虐待奴隶阶级的现象时，塞内加的宽待奴隶的观点尚未成熟，[120]斯多葛派的思想不再受帝国统治者的青睐。[121]在塞内加掌权的8年中，并没有出现保护奴隶利益的法案，[122]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从直接而实际的立法结果来看，他的教诲工作并没取得什么成果。然而在接受该时代流行的前卫思潮方面，作为作家的塞内加比作为哲学家的塞内加贡献更大，[123]而且他本身就拥有大量财富，因而也是一个大奴隶主。虽然罗马斯多葛派的精神平等主义思想以及基督教的教义在公元后头二百年间有力地推行了这种观念，但塞内加在这方面仍有他自己的贡献，他使得所有人平等这一观念变得强大而富有吸引力，而且他坚持把这个观念应用到奴隶阶级身上。[124]由这种广义的平等观念入手，塞内加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人们应该像对待他们的自由人同伴那样友善地对待奴隶。[125]

在塞内加所处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奴隶也是人，彼特隆纽斯的叙述证明了这一点。获释奴暴发户特里玛尔奇奥说，[126]奴隶也是人，他们与自由人都喝同样的奶长大，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遭遇了厄运（malus fatus）。朱文那儿（Juvenal）也同样把虐待奴隶的行为视为当时生活中的一条严重罪过。[127]小普林尼认为他的奴隶们所立的遗嘱是合法的，把他们的遗赠视为恩惠，并帮助他们履行遗嘱，只要受益者是他家庭中的成员。之所以限制在他家庭的范围内，普林尼解释说，从奴隶的角度来讲，其主人的家替代了国家与城邦忠诚。[128]在普鲁萨的狄奥（Dio of Prusa）有关这一主题的两篇演说辞中，[129]奴隶制被认为是一个正存在着的组织结构。狄奥的兴趣不在于奴隶制的起源或者它是否违背自然界的原则，他的主旨在于给奴隶或自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自由不仅仅指行动自由的权利；[130]奴隶身份的界定也不能只是因为一个人购买他的价格，[131]或者只因为镣铐、烙印或磨坊中的工作性质。[13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其父母是奴隶身份，更不在于种族。[133]自由是从人的性格派生出来的，精神上的高贵就是自由，而卑鄙的就是奴隶。[134]

在西方，晚期斯多葛派哲学体系在埃皮克特图斯（Epictetus）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与塞内加的思想相比，这一时期的斯多葛派哲学并没有太大变化。[135]即使一个人曾两次当选执政官，而且称自己为恺撒的朋友，但如果他服从于恺撒的强权，那么埃皮克特图斯就视他为奴隶。[136]斯多葛派哲学认为所有人都从神那里获得他们的后代，埃皮克特图斯就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137]虽然马可·奥勒留有关奴隶制的立法更可能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而非哲学体系的推动，但埃皮克特图斯对他个人及其哲学思想方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138]埃皮克特图斯是一个来自弗里吉亚的奴隶，在弗里吉亚保存至今的一篇韵律铭文引述了他有关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奴隶的教诲。刻有这段铭文的石碑似乎也是由一个奴隶建造的，他一定是一个斯多葛学派的信徒。[139]

除了为数不多的爱色尼派（Essenes）犹太人以外，古代的宗教以及其他组织都接受奴隶制度。[140]早期的基督教徒接受这种制度，就如同他们接受罗马统治以及他们所处的大环境一样。世俗的差别，包括法律和社会地位上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因为一旦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所有的信众都被视为身份平等。[141]在使徒（Apostles）的书信中，已加入基督教的奴隶被要求以敬畏之心严格服从主人的命令，就如同他们服从基督一样。[142]然而，早期基督教在其共同体内也越来越趋向于人道，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不应被低估。在传教活动进行之初，基督教对奴隶阶级就有强大的吸引力。[143]基督教之所以对入教的奴隶的情绪和待遇起到了正面的影响作用，是因为早期宗教团体使他们享受到平等。奴隶们享有平等的接受圣礼的权利，平等的参加集会的权利，平等的晋级神职人员的权利，还有平等的埋葬在坟墓里的权利。[144]虽然主教们建议信众不要把奴隶用于奢侈行业，[145]但在拥有和使用奴隶的程度与方式上，经济条件相似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很可能仍旧是大体相同的。[146]

注释

1 见本书参考此处（指原版书页码。——中译者）。

2 Monumentum Ancyranum，18∶ex privato et patrimonio meo；参见Wilcken，U．，in Sitzungsb．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ph．-hist．Klasse 27∶773，777，780，Berlin，1931。

3 同上，783；Hirschfeld，Otto，in Klio 2∶45—50，1902（＝Hirschfeld，Kleine Schriften，516—521）．

4 Hirschfeld，Klio 2∶51—53；Dessau，ILS，1821∶Diogneto Ti．Au（gusti）ser（vo）Alypiano．提比略的奴隶之前曾归阿利皮乌斯（Alypius）所有。参见1535，1824，1773，1789；Hirschfeld，Klio 2∶49—50。

5 Tacitus，Hist．2∶92．

6 Hirschfeld，Otto，Die kaiserlichen Verwaltungsbeamten bis auf Diocletian，307—317，Berlin，Weidmann，1905．

7 有关共和国时期罗马“公共奴隶”（servi publici）的重要作用，见L．Halkin，Les Esclaves publics chez les Romains，15—32，Brussels，Société belge de librairie，1897。

8 Suetonius，Augustus，67，2．

9 Hirschfeld，Otto，Verwaltungsbeamten，458—459；Rostovtzeff，M．I．，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55．

10 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412，1；413．

11 Pauly-Wissowa，RE 4∶1784．

12 Frontinus，De aquaeductibus urbis Romae，96；Halkin，L．，Esclaves publics，80．

13 Frontinus，De aquaeductibus，98．

14 例如，Laetus publicus populi Romani aquarius，Dessau，ILS，1775＝CIL 6∶2345；参见2343，8489。

15 Halkin，Esclaves publics，80—81．

16 Frontinus，De aquaeductibus，105．

17 同上，116；参见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273—276。

18 Dio Cassius，54∶2，4；Halkin，Esclaves publics，85—86．

19 CIL 6∶2342，Barnaeus de familia public（a）reg（ionis）VIII；Halkin，Esclaves publics，87．

20 下面按顺序给出上文所说的各项职业的参考文献。Dessau，1789，1819，1820，1821，1823，1824；Friedlaender，Ludwig，Darstellungen aus der Sittengeschichte Roms 1∶64，Leipzig，Hirzel，1922；Dessau，ILS，1825；1827；1830；7811；1843；1746；1751；1753；1772；1773；1774；1780；1784；1785；1786a；1789；1790；1791；1759；1760；1787 sutor；1788 sarcinatrix；7428；7429；1794；1795；7886；376；410 dispens（ator）a frumento；参见Friedlaender，Sittengeschichte Roms，68—74；E．Fairon，L'organisation du palais impérial a Rome，Le Musée Belge 4∶5—25，Louvain，Charles Peeters，1900。

21 韦伯芗让维特里乌斯享有隐退的生活、金钱和奴隶，见Tacitus，Hist． 3∶66；提图斯把奴隶送给了剧场里的观众，见Dio Cassius，66∶25；Script．Hist．Augustae，Severus Alexander，58，3，5；在一封寄给叙利亚的一个财务督察使的信中，14名奴隶随从被送给护民官，同前，Claudius，14，7—11。

22 Dio Cassius，59∶28，有关卡里古拉的内容。卡里古拉出售角斗士，同上，14。

23 Gummerus，Herman，Industrie und Handel，Pauly-W．，RE 9∶1457．

24 同上，1458，1504。

25 同上，1461。

26 CIL 6∶8659；参见Gummerus，Pauly-W．，RE 9∶1493。

27 ，Philo，De legatione ad Gaium，166．

28 同上，172。

29 见Pauly-W．，RE 2∶1578—1579中的词条Asiaticus。

30 Suetonius，Domitian，16，2．

31 Pauly-W．，RE，2nd ser．，2∶2277；Martial，4∶78，7—8；Dio Cassius，67∶15，1；Tertullian，Apology，35．

32 Script．hist．Aug．，Commodus，6，2．

33 同上，9—13；参见Friedlaender，Sittengeschichte Roms 1∶61—62。

34 Script．hist．Aug．Elagabalus，6，1；11，6；25，5；26，6．一个叙利亚奴隶、赛车手希罗克洛斯（Hierocles）被认为是埃拉伽巴路斯的情人，6，5；Dio Cassius，7∶10，3。

35 Script．hist．Aug．，Severus Alexander，19，4；23，3．

36 同上，41，3。

37 同上，42，2。

38 同上，23，5—8。

39 参见获释奴阿加索伯乌斯（Agathopous ），他在提比略统治时期是其保护人的（＝procurator omnium negotiorum），OGI 2∶660。

40 Suetonius，Augustus，67∶multos libertorum in honore et usu maximo habuit，ut Licinium et Celadium aliosque．

41 虽然Dio Cassius，54∶21，7把他称为 ；参见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377，n．7。

42 Dio Cassius，58∶19，6；参见Philo，In Flaccum 1∶2。

43 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379—380．

44 Suetonius，Claudius，28，1．参见Suetonius，Nero，37，3，尼禄威胁要把行省管理和军队的指挥权委任给罗马的骑士和获释奴。在克劳狄和尼禄统治时期，皇室的获释奴曾掌握米塞努姆海军的指挥权，见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225—226。

45 Dessau，ILS 1∶1514；参见Pliny，Natural history 33∶145，表现了克劳狄时期的dispensator Hispaniae citerioris、奴隶罗吞都斯（Rotundus）的个人财富。

46 Suetonius，Claudius，28；Dio Cassius，60∶14，3—4；76∶14，2．参见Friedlaender，Sittengeschichte 1∶52—57；Daremberg-Saglio，3^2∶1218。

47 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380，参照CIL 10∶6785，梅特罗比乌斯（Metrobius）是潘达特里亚（Pandateria）的地方行政长官，以及7494，Chrestion Aug（usti）lib（ertus）proc（urator）insularum Melitae et Gauli。

48 Pliny，Letters to Trajan 10∶63，67．

49 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381，n．4．

50 同上，460—462；CIL 3∶6082，19，ab iis qui sunt in tabulario Ephes（i）；6077，7—10，collegia lib（ertorum）et servorum domini n（ostri）Aug（usti）-Magnum et Mincrvum tabulariorum；Dessau 1∶1421，Salvianus Aug（usti）n（ostri）vern（a）dispensator rationis extraord（inariae）provinc（iae）Asiae；1516，Piero Caesaris vern（ae）a commentariis fisci Asiatici。

51 Dessau 1∶1503．参见1504。有关皇室奴隶做这种下属工作的更多情况，见Dessau 3（1），索引414—435。

52 OGI，629，90．

53 Gaius，Institutes 1∶19．

54 P．Lond． 2∶98，12；参见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1∶145中Wilcken的论述。

55 Rostovtzeff，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99．

56 Dio Cassius，68∶2．

57 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462，n．3；463，n．2．

58 BGU 5∶1，110；参见Meyer，Paul M．，Juristische papyri，344，Berlin，Weidmann，1920．

59 例如与获释女奴通婚的情况，见CIL 10∶529；Dessau，1787；参见Taubenschlag，Zeits．Sav．-Stift． 50∶161，7。

60 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478．

61 同上，381，n．4。

62 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担任元首期间，一个获释奴担任了代理官，见Buckler，W．H．，W．M．Calder，and C．W．M．Cox，Monuments from Iconium，Lycaonia and Isauria，Jour．Rom．Studies 14∶28，n．7，1924。

63 Hirschfeld，Verwaltungsbeamten，486．

64 下面按顺序列出上述例子的相关史料出处：Dessau，1510；1539；1760；1773；1820；1821；1823；1826；1830；7811；8555。

65 来自小亚的碑铭，，Monumenta Asiae Minoris antiqua，1∶nos．26 and 28，．在罗马，一个男孩在出生时由于父母都是涅尔瓦的奴隶，因此也成为一个“皇室奴隶”，被称为filius eorum，Dessau，1763。

66 Mommsen，Th．，Römisches Staatsrecht（in Marquardt，Joachim and Theodor Mommsen，Handbuch der r Alterthümer）2∶836，note 5，Leipzig，Hirzel，1887．

67 Ramsay，William Mitchell，Pagan revivalism under the Roman Empire，Aberystwyth Studies 4∶11，n．2，Aberystwyth，Univ．of Wales Press，1922；参见Allard，Paul，Les Esclaves Chrétiens，6th ed．271，Paris，Librairie Le Cofffre，1914。

68 有关“公共奴隶”的这一项以及其他项权利的情况，见Halkin，L．，Esclaves publics，112—115。

69 Frontinus，De aquaeductibus，118；参见Pliny，Letters 10∶31，2。

70 Mommsen，Theod．，Staatsrecht 2∶826．

71 MAMA 4∶293．

72 Schneider，Albert，Zur geschichte der sclaverei im alten Rom，20 Zürich，Schulthess，1892；Vollmann，Franz，Ober das verhältnis der späteren Stoa zur Sklaverei im römischen Reiche，5—6 and passim，Diss．，Erlangen，1890；Meyer，Eduard，Kleine schriften^2 1∶209；Barrow，R．H．，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30，50；Rostovtzeff，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323；Duff，Arnold M．，Freedmen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4—197，1928．

73 Philostratus，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8（7）∶161（Loeb Classical Library 2∶335—337）．

74 Halkin，L．，Esclaves publics，229—230．

75 参见Ciccotti，Ettore，Il 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 nel mondo antico，317—373，Udine，Istituto delle edizioni academiche，1940．Ciccotti认为获释奴所取得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非常重要，它带来了公众对帝国奴隶制态度上的变化。Ciccotti对这个原因强调得有些过分（372）。释奴行为普遍存在，其结果不会使帝国发生变化。

76 Suetonius，Claudius，28；Tacitus，Histories 5∶9；Josephus，Antiquities 20∶141—143；参见Friedlaender，Sittengeschichte Roms 1∶46—51。

77 Persson，Axel，Staat und Manufaktur im römischen Reiche，54—55，Lund，Blom，1923．

78 Rostovtzeff，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431—432．

79 同上，451。

80 Tacitus，Annals 14∶42，45．

81 Suetonius，Tiberius，47．

82 Decree of Marcus Aurelius，Just．，Digest 40∶9，17；参见Jonkers，E．J．，De l'influence du Christianisme sur la législation relative à l'esclavage dans l'antiquité，in Mnemosyne，Bibliotheca Classica Batava，3d ser．1∶242，1934。

83 Hippolytus，Philosophumena 9∶12．Migne，J．P．，Patrologiae Graecae 16^2∶3386—3387；Harnack，Adolf von．，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1∶170，n．5，New York，Putnam，1908；Jonkers，Mnemasyne，3d ser．1∶262—263．

84 Schneider，Albert，Zur geschichte der sclaverei im alten Rom．28．

85 Pauly-W．，RE 12∶2401；参见Gellius，Noctes Atticae 5∶14，27，一个已被定罪的奴隶被送到角斗场。

86 Just．，Digest 48∶2，12，3．

87 Suetonius，Claudius，25；Just．Digest 40∶8，2．

88 Suetonius，Domitian，7．哈德良颁布敕令对此做进一步强调，他禁止阉割自由人或奴隶，不论当事人是否同意这一行为，见Just．，Digest，48∶8，4，2．图密善禁止阉割行为的法律可能也在埃及推行。见BGU 5∶112；参见Schubart，W．，Galli und Spadones im Gnomon des Idios Logos，Aegyptus 14∶89，1934。

89 Pauly-W．，RE 1∶2633，词条Antonius，no．79。

90 Galen，On the method of healing（Therapentikētechnē），1，in Kühn，C．G．，Claudi Galeni Opera 10∶4，Leipzig，Cnobloch，1825．有关特拉勒斯帖撒路斯（Thessalus of Tralles）的情况，参见Pauly-W．，RE 6A1∶168—182中Ernst Diehl所写的词条。Diehl为帖撒路斯恢复了名声。Pliny，Naturalis historia 29∶1，4（9）与之后盖伦所说的一致，对他表达了同样的批判态度。

91 Herzog，Rudolf，Urkunden zur Hochschulpolitik der römischen Kaiser，Sitzungsb．Bert．Akad．，no．32，967—1019，1935．Gnomon 14∶507—512，1938中W．Hartke的文章呼应了Herzog的结论。

92 Pliny，Natural history 18∶7，4．

93 参见Seneca，De iro 3∶3，6。

94 Pliny，Letters 3∶19，7．

95 Script．hist．Aug．，Hadrian，18，9．

96 同上，18，8。

97 同上，18，11；Just．，Digest 48∶18，1，1．

98 Just．，Digest 1∶6，2．

99 Script．hist．Aug．，Hadrian，18，7．

100 Gaius，Institutiones 1∶53．有关安敦尼时期立法减轻奴隶负担的情况，见Pauly-W．，RE，2d ser．，2，1831，词条servitus poenae．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奴隶主杀死奴隶可能会被处于极刑，见Theod．，Codex 9∶12，1。

101 Gaius，Institutiones 1∶53．

102 同上，44∶1。

103 Just．，Digest 1∶12，1，1；参见Schneider，Albert，Geschichte der sclaverei，25．

104 Theod．，Codex 5∶9，1．

105 同上，2∶25。

106 Codex Iustinianus 4∶43，1．

107 同上，4∶43，2。

108 Jonkers，E．J．，De l'influence du Christianisme，Mnemosyne 1∶270．有关保护释奴行为以及获释奴利益的法律，见Schneider，A．，Geschichte der Sclaverei，34—44；Brassloff，Stephan，Sozialpolitische Motive in der römischen Rechtsentwickelung，32，n．52，Vienna，Perles，1933。

109 Pliny，Letters 7∶32，1．

110 Dio Cassius，46∶76，6．

111 “富菲亚和卡尼尼亚法”和“艾里亚·森迪亚法”。

112 Jonkers，E．J．，Economische en Sociale Toestanden in het Romeinsche Rijk，134—135，Wageningen，Weennionn and sons，1933．

113 Laferriére，M．F．，Mémoire concernant l'influence du Stoicism sur la doctrine des jurisconsultes Romains，Mémoire de l'Académie du Science Morales et Politiques，601—603，Paris，Durand，1860；Wallon，H．，Histoire de l'esclavage 3∶19—46；Vollmann，Franz，über das Verhaltnis der späteren Stoa zur Sklaverei im römischen Reiche，35—53．

114 Kuchler，B．，Griechische Einflüsse auf Entwickelung der römischen Rechtswissenschaft，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Diritto Romano 1∶84，1934．更进一步的参考书目见其注释4。

115 同上，92。

116 Stroux，J．，Römische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hetorik，51—52，71，Potsdam，Stichnote，reprint of Summonum Ius Summa Iniuria．Stroux曾成功批驳了一个固有观念，即古典时代早期的罗马法学家们从斯多葛派那里学来了一般的科学方法。

117 Braun，Martin，Griechischer Roman und hellenistische Geschichtschreibung，in Frankfurter Studien zur Religion und Kultur der Antike 6∶32，Frankfurt am Main，1933．

118 Lichy，Joannes，De servorum condicione quid senserit L．Annaeus Seneca，35，Münster，Monasterii Westfalorum，1927，其中引用Cicero，De officiis 2∶7，24∶sit sone adhibenda saevitia ut heris in famulos si aliter teneri non possunt。

119 见Kuebler，Congr．Inter．Dirit．Rom．，92—98．按照我对于Bernard d'Orgeval，L'empereur Hadrien，Œuvre législative et administrative，65，Paris，Editions Domat Montehrestien，1950的理解，在哈德良时期之所以出现对待奴隶越来越严苛的现象，是因为这段元首统治时期皇帝统治的集权化潮流，而非斯多葛派的影响。

120 Lichy，Joannes，De servorum condicione quid senserit Seneca，37，43．

121 Kuebler，B．，Att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Diritto Romano，98．

122 Jonkers，E．J．，Econ．Soc．Toestand．Rom．Rijk，135，n．2．

123 Pauly-W．，RE 1∶2243．

124 Seneca，Epistulae morales，47，1∶Servi sunt．Immo homines．Servi sunt．Immo contubernales．Servi sunt．Immo humiles amici；47，10∶istum quem servum tuum vocas，ex isdem seminibus ortum codem frui caelo，aeque spirare，aeque vivere，aeque mori．参见上引文，31，11；Dialogorum 4∶24，3；De beneficiis 3∶20，2∶corpus itaque est，quod domino fortuna tradit∶hoc emit，hoc vendit；interior illa pars mancipio dari non potest．Ab hac quidquid venit，liberum est；6∶16，1．

125 Servi liberine sint hi…quid refert？Ubicumque homo est，ibi benefici locus est∶Dialogorum 7∶24，3；参见Epistulae morales，47，5，6，13。

126 Petronius，Cena Trimalchionis（Satyricon），71，1．

127 Juvenal，Satires，6，219—223∶meruit quo crimine servus supplicium？Quis testis adest？在惩罚奴隶之前，必须先出示奴隶犯罪的证据，见Pliny，Letters 8∶14，13．

128 Pliny，Letters 8∶16，2．参见8∶24，5．虽然医生对待自由人要比对待奴隶更加尽心，但实际上奴隶所患的疾病与自由人没有差别。有关主人的家就是奴隶的城邦的观念，我们可以追溯到米南德。见Kock，Theodor，Comicorum Atticorum fragmenta 3∶127。

129 Dio of Prusa，Orations，14，15．

130 同上，14，3—8，13—14。

131 同上，14，11；15；29。

132 同上，14，19。

133 同上，15，30。

134 同上，15，31。

135 Lichy，Joannes，De serv．condic．quid sens．Seneca，36；参见Bonhöffer，Adolf，Die ethik des stoikers Epictet，99，Stuttgart，Ferdinand Enke，1894。

136 Epictetus，Discourses 4∶1，6—14；参见57。

137 同上，1∶3，9。

138 Lichy，Joannes，De serv．cond．quid sens．Seneca，36，n．1．

139 Kaibel，Georg，Inschriften aus Pisidien，in Hermes 23∶542—545，1888．

140 Philo，Quod omnis probus liber sit，79＝Cohn，Leopold，and Paul Wendland，Philonis Alexandriui opera quae supersunt 6∶23，2—3．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 18∶1，5把他们的总数限制在4000人左右。

141 I Corinthians，12，13∶ 见von Harnack，Adolf，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1∶168，n．1中的观点，即对奴隶制的疑问在早期教会尚未成为一个问题。

142 Ephesians，6，5．参见Colossians，3，23；Titus，2，9—10，19．I Peter，2，19要求奴隶对于残忍的奴隶主也要持顺从态度，因为耐心的容忍可以令神喜悦。

143 有关早期教会共同体中奴隶的情况，见保罗写给一个奴隶主的信件，他在信中为他施洗的一个逃跑奴隶奥奈西姆斯求情，见NT，Philemon，15—16∶ ．在Pliny the Younger，Letters 9∶21，24中，非基督教徒普林尼提出了类似的请求，希望一个犯错的获释奴能够获得宽恕，最终他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基督教徒，萨宾尼亚努斯（Sabinianus）接受了他的请求。有关公元112年在比提尼亚的基督教共同体中罗马公民与奴隶混在一起的情况，见Pliny，Letters（to Trajan）10∶4，8。

144 Von Harnack，Adolf，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1∶168—170；Allard，Paul，Esclaves Chrétiens，6 th ed．，185—215．显然Allard过分强调了基督教在改善奴隶生活条件方面所起的作用。

145 Clement of Alexandria，Paedagogi 3∶7，9（＝Migne，Patr．Graec． 8∶609—620）．

146 Ignatius，To Polycarp，4（＝Migne，Patr．Graec．，5∶723）；Irenaeus，Contra haereses 4∶9，1（＝Migne，7∶996）．

第十八章

皇家奴隶的道德涵义与古代文化的“衰落”

奴隶制在帝国时代一直影响着当时的道德生活与道德标准，[1]随着奴隶数量的相对减少，其社会影响力的程度很可能也逐渐减弱。皇室的奴隶以及元老院家族中的奴隶对于罗马社会的堕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当时的罗马，政治权利被滥用，公共责任感缺失，皇室成员间阴谋诡计不断。当时盛行的控告机制也造成了奴隶品格的下降，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通常可以使他们供出对其主人不利的信息。[2]虽然这样做的奴隶只局限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但“榜样的事迹”却迅速传播开来。帝国时代的历史文学作品引述了许多这种控告的例子，并且认为这些事件以及罗马显贵家族中奴隶类似的行为都颇具影响力。[3]大家族的奴隶在主人出现时经常被强制要保持绝对的静默，这使他们一旦有机会就更加乐意诽谤中伤他们的主人。[4]

奴隶控告的恶习在公元2世纪—3世纪遭到强烈抵制。[5]塔西佗皇帝拒绝接受奴隶的证词。[6]君士坦丁大帝甚至试图彻底消除这个恶行，他规定任何奴隶或获释奴如果这样控告他的主人或庇护人，就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7]在格拉提安（Gratian）统治时期，奴隶可以提出叛国罪的控告；但如果他们以其他的理由控告其主人，就会被投入火堆烧死。[8]

由于奴隶主拥有对奴隶的自由支配权，因而一定有许多男奴隶主与女奴通奸的情况存在，但女自由人与男奴通奸的现象则相对不那么普遍。[9]哈德良发布敕令，规定只有在陈述了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才能把未成年女奴卖给皮条客（leno），[10]显然这使我们更容易了解到当时卖淫的原因。[11]有一个避免丑闻发生的方法，[12]就是给自己的奴隶租一个地方，让她们在此独立开设一家妓院。[13]在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放荡纵欲的问题上，人们对于女奴和女自由人不论在法律还是在道德方面都持有不同的标准。乌尔皮安明确地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即使一个女奴被她的主人用做妓女，在她获释之后，她的名声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14]而奥勒留的法令规定，女自由人不可做情妇，这从侧面说明获释女奴或女奴则被允许这样做。[15]

奴隶制度促进了同性间的性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奴隶较少反抗这种行为，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从属关系也使他们不予抵抗。[16]与男自由人通奸的行为常常会遭到公众的谴责，虽然对此的惩罚只由家庭施行；但与男奴通奸则不会遭到严厉的批判。[17]奴隶很可能与自由人口中最底层的成员归为一类，在庞贝围墙上的胡乱涂鸦中，就有底层自由人同性交合的场景。[18]

与上述情况相反，从帝国各处的墓碑铭文以及出自埃及的纸草文献来看，拥有奴隶的家庭以及奴隶本身似乎都过着相当体面的生活，行为举止也很正直。在出自埃及的许多奴隶交易合同中，没有一份合同的条款专门规定购买者不得把奴隶用做妓女，而这样的条款却出现在受罗马法保护的奴隶交易合同里。[19]总体上讲，纸草文献中没有与通奸纵欲等下贱行为相关的内容。虽然从纸草遗嘱上看，许多女奴的孩子都产生于奴隶主和女奴之间的私通关系，[20]但罗马埃及家生奴隶（）的情况说明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其父母双方都是奴隶身份，而且被允许以准结婚的状态生活在一起。奴隶主出于从奴隶身上获得更大经济收益考虑，希望能够平息奴隶的不安与不满，也乐意养育奴隶的孩子，因而鼓励奴隶同居。

在意大利，瓦罗[21]和科卢梅拉[22]都因上述原因倡导让农业奴隶拥有固定的配偶。帝国时代的诗人描绘了理想中的乡村生活图景，[23]其中也有同样的内容。在意大利有相当大比例的家生奴隶（verna），[24]这说明在城镇中从事工业和其他城市行业的奴隶通常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有学者对罗马奴仆阶层中的奴隶和获释奴所留下的3000份碑铭展开研究，[25]这些碑铭出自各式各样的骨灰安置处（columbaria），其中也有少数属于贫困的自由公民。在所涉及的奴隶中，有26.5％到大约39％呈准结婚的状态，有85.5％的例子有孩子出生。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当然也是奴隶身份。从贵族家族骨灰安置处的碑铭来看，有24％到40％的比例表明奴隶组成了家庭，有15％记载了这些奴隶孩子的诞生。在涉及到皇室奴隶的碑铭中，比例更高的例子使用“配偶”（coniunx）、“伴侣”（contubernalis）等字眼表明了准结婚关系。[26]

对于罗马帝国时期奴隶体系中出现的恶习，当时的文学作品明显夸大了其程度，即使是罗马贵族所拥有的奴隶也未能幸免。上文我们提到了一些奴隶与自由人通奸的情况，随着这样的案例的提出，人们势必会认为放纵淫乱的事情在当时很普遍。泰尼·弗兰克（Tenny Frank）所给出的数据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认识这一夸大的事实，这些数据涉及到罗马奴隶之间建立家庭的情况，还有当时盛行的男自由人与女奴、男奴与女自由人之间同居，即混合婚姻的情况。[27]

古代奴隶制体系经常被人们拿来与古代文化的“衰落”联系在一起看待。“衰落”的原因通常被归结为奴隶制带来的所谓道德败坏，或者是使用奴隶劳动力所造成的经济方面的状况。[28]奥托·泽克（Otto Seeck）的观点与此稍有不同，[29]他认为奴隶制发展出一种服从的性格特征，而且这种性格特征作为获释奴祖先留下来的遗产，为晚期帝国时代的希腊罗马人所接受。即使我们假定奴隶制造成了婚外通奸行为的增多，我们也依然无法证明这一事实从总体上影响了古代社会的道德与物质生活。

学者们在对古代文明的发展及衰落进行经济分析时，经常夸大古代奴隶的数量以及奴隶制所造成的影响。[30]海茨（E．Heitz）将古代文明的衰落归因于奴隶制，因为奴隶体系使得自由劳动力最终几乎脱离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31]西格沃特（Sigwart）[32]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古代之所以无法发展起来，其原因就在于奴隶劳动力使用代价过高，因为奴隶是贫困而懒惰的工匠，需要高昂的管理监督费用，只有在大规模战争发生、大量人口被投入奴隶市场的非正常情况下，奴隶极低的市场价格才可能弥补其低下的生产力。[33]以奴隶成本价格和雇佣劳动力工资为基础可能可以得到奴隶与自由人生产力对比的统计数据，但学者们尚未掌握这个数据。不过罗斯托夫采夫的观点仍被广泛接受，即从总体上讲，奴隶劳动力的价格不算低，而且掌控奴隶也并非易事。[34]

有观点认为在手工业领域使用奴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革新。[35]这个观点是错误的，[36]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完全由自由人组成的体系就会改变古代一直遵循的工业技术发展进程。奇科蒂（Ciccotti）谨慎地暗示，[37]奴隶们愤恨的情绪导致他们在生产时心不在焉，尤其是在制陶业，他们缺乏一个手工行业所必备的耐心的技艺。他的这个观点被我们所发现的陶器证据彻底推翻，这些陶器可以肯定是由奴隶制造的。在阿雷提乌姆，奴隶工匠们生产出浅浮雕陶器，这些陶器显示了良好的技术感觉、精巧的技艺以及在细节上所花的心思。[38]

帝国时代奴隶在数量上的逐渐减少[39]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结果，而非这些变化的原因。造成农业及工业上奴隶数量缩减的原因包括：首先，战争和海盗活动的停止，这两项活动提供了大量便宜的奴隶来源；其次，奴隶劳动力价格的昂贵，这包括抚养奴隶的孩子的费用，而且孩子在成长期还有死亡的风险；最后，大量农业人口由自由承租人的身份降格为附属在其耕作土地上的隶农（coloni）或农奴（adscripticii），[40]因而他们的购买力一定大大降低，作为一个阶级，隶农越来越不可能购买属于他们自己的奴隶。[41]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导致奴隶制影响力的逐渐减弱：首先，工业活动逐渐突破意大利的范围，向高卢和莱茵行省扩展，比如浅浮雕陶器的生产就由阿雷提乌姆向北部地区转移，[42]在新的工业中心，不再存在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力，因为这既不符合当地传统又不适合于当地居民的精神风貌；[43]其次，古代的情况是奴隶和自由劳动力混合在一起，释奴行动时常大规模发生，奴隶身份与自由人身份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这导致奴隶劳动力减少的状况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发生，劳动力市场并没随之出现剧烈动荡解体的情况。

注释

1 Kroll，W．，Römische Erotik，Zeitschrif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und Sexualpolitik 17∶147，1930．

2 Tacitus，Annals 15∶54∶nam quum secum servilis animus praemia perfidiae reputavit，simulque immensa pecunia et potentia obversabantur，cessit fas et salus patroni et acceptae libertatis memoria．参见同作者，Histories 4∶23。

3 Tacitus，Annals 2∶30．参见Dio Cassius，57∶19，5—7所记载的皇室奴隶所做的对德鲁苏不利的事情。有关克劳狄时期告密的情况，见同上，60∶15，1—4；关于布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的遭遇，见Tacitus，Annals 12∶26，参见同作者，Histories，1∶7；2∶84；Suetonius，Galba，10．虽然一个元老院议员遭到了一个奴隶的控告，但尼禄并没有追究其责任，见Tacitus，Annals 13∶10．有关奴隶捏造事实所带来的危害，又见Juvenal，Satires，9，102—123；10，87—88，sed videant servi，ne quis neget et pavidum in ius cervice obstricta dominum trahat．根据Dio Cassius，77∶2，2的说法，卡拉卡拉通过对奴隶严刑逼供来获得对他们的主人不利的证据。

4 Seneca，Letters，47，4．

5 Script．hist．Aug．，Pertinax，9，10，一个奴隶因为控告他的主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参见10，7；Severus Alexander，66，3—4．同上，The three Gordians，24—25。

6 同上，Tacitus，9，4。

7 Ephemeris Epigraphica 7∶416，Rome，1892，or Bruns-Gradenwitz，FIR，no．94，28—34．

8 Theod．Codex 9∶6，2．

9 Lucian，The tyrant，11．

10 见本书第十七章；Scrip．hist．Aug．，Hadrian，18，8。

11 Allard，P．，Esclaves Chrétiens，147，n．5．Just．，Digest 3∶1，1，4，2．

12 同上。

13 同上，3∶2，4，3。

14 同上，2∶2，24。

15 Script．hist．Aug．，Aurelian，49，8．参见Seneca，De beneficiis 3∶19∶servus autem not habet negandi potestatem；［Quintilian］，Declamationes，307；Just．，Digest 25∶7，1；Codex 9∶9，20，25。

16 Ciccotti，E．，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180．对奴隶贞操的赞美，见Seneca，De beneficiis 3∶19，2—4．在犬儒—斯多葛派的宣传及帝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奴隶在面对诱惑时能够保持贞操。参见Braun，M．，Griechische，römische und hellenistische Geschichtschreibung，Frankfurter Studien zur Religion und Kultur 6∶44，1934。

17 Kroll，W．，Römische Erotik，Zeitschrif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17∶157—158，1930．参见Petronius，63，3；Tacius，Annals，11∶2；14，42；15，37；Dio Cassius，79∶21，1；Script．hist．Aug．，Macriuus，4，3；Elagabalus，6，4。

18 CIL 4∶1882；3375；4024；4126；4816．Kroll，W．，Zeitschrif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 17∶156．

19 Just．，Digest 18∶1，56．参见Just．，Codex 4∶56，1—3．

20 Taubenschlag，R．，Das Sklavenrecht im Rechte der Papyri，Zeitsch．d．Savigny-Stift．50∶144，1930；Sudhoff，K．，Ärztliches aus griechischen Papyrusurkunden，149，Leipzig，Barth，1909．

21 Varro，De re rustica 2∶10，6．

22 Columella，De re rustica 1∶8，19．

23 Tibullus，2∶1，21；1∶5，25．

24 见本书第十三章，参考此处。

25 Frank，T．，Race mixture in the Roman Empire，Amer．Hist．Rev．21∶698，1916．

26 有51％到59％组成了家庭关系。如果我们只考虑记载有孩子出生的文献，那么这个比例就下降到13％，同上，697。参见有关形成这种关系的男女所从事的职业的有趣的数据，同上，696。

27 Inscriptiones Graecae ad res romanas pertinentes（＝IG Rom）1∶492；CIL 5∶1071；Dessau，ILS，8553，8555；见Ciccotti，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261，n．2中引用的许多例子。

28 有关奴隶制带来的道德败坏造成希腊文化衰落的观点，见Barbagallo，C．，La fine della Grecia antica，3—76，Bari，Laterza，1905 and Wallon，L'esclavage 1∶452，457．有关奴隶制使罗马文化衰退的传统观点，见同上，2∶325—326，383；3∶335 and Adams，G．B．，Civiliz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80，New York，Scribner，1904。

29 Seeck，O．，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 1∶314—318，327—328，Berlin，Siemenroth & Troschel，1897．

30 Bücher，K．，Industrial evolution，98，New York，Holt，1912中说∶“早期文献中的技工不是从事工业的自由人，而是奴隶工匠，他们从农牧业奴隶那里获得谷物、羊毛和木材，而这些原材料将被转化成面包、衣服或器具。”

31 Heitz，E．，Neue 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8—9，Stuttgart，Kohlhammer，1897．

32 Sigwart，C．，Kapitalismus，Pauly-W．，RE 10∶1905．

33 参见Ciccotti，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37，282，285，该作者认为奴隶劳动力的回报率很低。

34 Rostovtzeff，M．，Soc．and econ．hist．Roman emp．，303，但他夸大了希腊化时代奴隶的数量。见本书第八章参考此处。

35 Salvioli，G．，Il capitalismo nel mondo antico，75，Bari，Laterza，1929，Heichelheim在Historische Zeitschr．143∶95，1931中发表书评接受了这个观点，但后来他在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1∶401—403，Leiden，A．W．Sijthoff，1938中又睿智地修改了这一观点。

36 Rostovtzeff，M．，Soc．and econ．hist．Roman emp．，303．

37 Ciccotti，E．，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283．

38 在Oxé，A．，Arretinische Reliefgefässe vom Rhein，Frankfurt am Main，Baer，1933中，一个陶瓶上就有奴隶陶工的签名，包括Pylades，pl．5，12 a，b；Pantagathus，pl．22，108 a，b；pl．36；L．Avillius Sura的工场里的奴隶Hilario，pl．52；Q．Ancharius的奴隶Dardanus，pl．55，no．282。

39 Ciccotti，E．，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33，285，314．

40 Rostovtzeff，M．，Gesch．des röm．Kolonates，396—398 and his 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472—473；Seeck，O．，Colonatus，in Pauly-W．，RE 4∶495—496．

41 Rostovtzeff，M．，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470，其中作者提到了农民的贫困化、城市中产阶级数量的减少及其购买力的下降。

42 Dragendorff，H．，Gnomon 10∶360，1934，in his review of Oxé，Arretinische Reliefgefässe vom Rhein．

43 见本书第十四章参考此处（指原书页码。——中译者）。

第十九章

罗马帝国东部行省的情况

爱德华·迈尔认为，[1]在埃及，与农奴相对的奴隶制从未占据过重要地位，罗马统治时期的纸草证据已充分证明了他的这一观点。[2]村镇里奴隶所占的比例非常低。[3]农业生产中很少使用奴隶劳动力，人们更愿意使用长期雇用的帮手，或是按需要的天数雇用劳动力。[4]然而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奴隶偶尔也出现在农业生产中。公元23年，一个奴隶报告说他本人的个人财产——一大群绵羊和山羊——[5]被从俄克喜林库斯转移到塞诺波利斯（Cynopolite）诺姆。[6]另一个奴隶归一个罗马退伍军人所有，他以罗马代理人（vicarius）的方式[7]管理着其主人的一部分田地。[8]在公元191—192年来自卡拉尼斯（Karanis）的详细的农业账簿中，[9]总共有100多人参与大农场内的劳动，其中只有3人是奴隶。[10]一份公元4世纪的纸草文献显示，[11]有2个农夫（geārgoi）和1个男孩为奴隶身份。

既然大地产上的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奴隶数目都不多，那么只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更不大可能雇用很多奴隶。根据威尔肯收集的文献，[12]埃及农村的手工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奴隶数量比过去估计得要多一些，但他的结论与过去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即工业上的奴隶劳动力数量不多，而且也不起关键性作用。使用奴隶的方式与给付工资的自由人没有差别。奴隶劳动的地点既可能在家里，也可能在其主人的家里或工场里。奴隶主可以把购买奴隶作为一项资本投资，[13]他们让奴隶接受技能培训，然后把培训好的奴隶作为熟练工匠出租给手工工场主。奴隶还可能独立地工作，把他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主人，[14]这种情况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雅典所出现的有工资收入的奴隶（misthophorounta sōmata）情况相同。由于纺织工业的活跃，而且这个行业一直需要大量技术熟练的劳动力，[15]因此，埃及的纺织工业也就比其他手工业使用更多的奴隶劳动力。[16]但即便如此，纺织行业中的自由劳动力也要多于奴隶劳动力，纸草文献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7]

埃及的城镇中不常出现其他行业的奴隶。在一份纸草文献上曾出现一个“修辞家奴隶”（rhētorikos doulos），他或者是一个修辞家（rhētor）的奴隶，或者本人就教授修辞学；[18]另一份纸草文献中出现了一个分户送啤酒的小女孩（paidiskē），她可能是奴隶身份；[19]在一份学徒合同中，一个奴隶男孩跟随一个速记员（sēmiographos）2年，以学习这门技艺；[20]在一个奴隶男孩的劳动租赁合同中，有关他职业的字迹无法辨认；[21]在一份公元2或3世纪的纸草文献记载有一个奴隶男孩的劳动租赁合同，他是一名磨坊工人；[22]公元3世纪的另一份纸草[23]文献中提到了一名给梳羊毛工人做学徒的奴隶；[24]公元252年的一份纸草文献介绍了一个奴隶铜匠和一个奴隶渔夫；[25]大约公元265年，一个奴隶女孩给两个老鸨做妓女，地点可能是在阿尔西诺。[26]在公元338年的一份纸草文献[27]上出现的paidia（孩子们）可能是指奴隶。保留至今的还有奴隶缴纳税款的官方收据，这些奴隶显然都是独立工作的。[28]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女奴被她的主人用作城里和镇上的奶妈。[29]亚历山大里亚一个奴隶女孩被出租出去做护士，她归一个获释奴所有。[30]

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亚历山大里亚经济生活和工业情况的信息非常有限，因为涉及到这个城市的纸草文献很少。由于该地区是手工业、商业中心，[31]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这个城市内，富有居民所使用的家内奴隶数量要大大超过埃及的小城镇与乡村。虽然我们已经分析在乡村手工业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我们却不能以此就认定亚历山大里亚工业生产中使用奴隶的数量同样有限。[32]然而，对于有学者提出的亚历山大里亚手工业使用了庞大的奴隶群体的假设，[33]我们也无法加以证明。而且与这个假设相反，在据说是哈德良所写的一封信里，[34]有内容表明奴隶劳动力在亚历山大里亚显然不被认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从亚历山大里亚及其周边出土的少量纸草文献来看，[35]使用自由人的规模比使用奴隶的规模更大。涉及到亚历山大里亚城内及周边地区的奴隶群体的文献包括：首先是一封信，写信人可能是一个获释奴，内容有关一些奴隶在家里从事纺织的工作；[36]其次根据一篇纸草文献的记载，一个出租房子的女人让她的奴隶代理收取租金；[37]在另一篇文献里，奴隶主把其奴隶作为财产抵押，以获得贷款；[38]还有一篇文献记载了一个奴隶男孩做乐师的学徒，学习吹奏长笛的技艺。[39]公元1世纪，罗马的商人们到米奥斯·霍尔莫斯（Myos Hormos）和贝勒尼斯的红海港口做进出口贸易，并把罗马的习俗带到那里，他们本人不留在当地处理事务，而是使用他们绝对信赖的奴隶和获释奴作为他们的代理人。[40]

罗马较早时期针对奴隶的法律理论较为死板，与之相比，东地中海的希腊和东方区域则以更为灵活的理论方法来对待奴隶制度。埃及出土的纸草文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差异。根据罗马法的规定，奴隶基本上不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只有作为“特有产”（peculium）赠予他们的财产除外，[41]然而在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奴隶有权拥有个人财产；之前在巴比伦、早期埃及、亚述以及犹太教的法律中，奴隶也都拥有这一权利；希腊戈提那法律同样允许家生奴（oikeis）或奴隶（dōloi）拥有财产；[42]雅典的居住在外的奴隶（chōris oikountes）[43]以及帕加马的一些奴隶也是如此。[44]在罗马埃及行省，经常出现奴隶为他们自己的行业执照付钱的现象，[45]也有财产明确地以奴隶的名字命名，这些情况都说明埃及仍然认可前罗马时期的奴隶拥有财产的权利。在安敦尼·恺撒时期的一份纸草文献中，[46]官方没收了一个逃亡奴隶的财产。在另一份文献中，[47]“德鲁苏的女儿安东尼娅的一个名叫克林苏斯（Cerinthus）的奴隶”要求获允转让他本人名下的绵羊和山羊。[48]

不论根据罗马法还是埃及外来的法律，奴隶的所有权都可以分割开来供几个人共享；由于只释放奴隶一部分所有权的情况也被允许，因而就可能造成一个人的身份一半是自由人一半是奴隶，这种理念在埃及很快就被接受，但与罗马的法律原则相对立。[49]从罗马涉及奴隶的法律观念来看，奴隶作为“财产”无法行使或维护民事行为权利，而在罗马的埃及行省，如果奴隶个人受到伤害或财产遭受损失，在警察到来之前，他们既可以本人的名义也可代表他人采取措施。[50]

幼发拉底河岸边的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us）曾出土一些文献，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了解罗马东部边境地区的法律制度，包括奴隶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杜拉羊皮纸文件》（Parchment Dura）第2号[51]残缺地保存了公元前1世纪末期登记的一些合同文本。根据其中第2篇[52]的记载，一个显贵公民把2个奴隶作为嫁妆送给了他的女儿。[53]公元86—87年的一份文献[54]实际上是取消3个奴隶抵押赎回权的记录，因为他们的主人没能还清贷款。这份协议以希腊“赠予”（dosis）的形式出现，债务人为满足债权人的要求，曾交托了他的所有财产，但收回的财产中唯独没有包括这3个奴隶，而这些奴隶的价值应该可以等同于贷款的数额。

公元121年的一份文献[55]是一个贷款合同，借贷人名叫巴尔拉斯（Barlaas），这是一个阿拉伯名字，他住在杜拉附近的帕利加（Paliga）村。贷款利息由债务人非营利性的劳役来充当，[56]这种劳役即被定义为“必要的奴役”（doulikas chreias）。如果在贷款结束期到来之前未能还清贷款，那么就会既处理债务人的财产又对他本人采取措施，债务人有限的非营利性劳动会进一步被明确为法律上的奴隶身份。[57]

《杜拉羊皮纸文件》第23号[58]的时间是公元180年，这是一份交易合同。一块葡萄园由两兄弟共同所有，其中一人最终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卖给了另一人，同时卖出的还包括一个本来完全归卖方所有的20岁的奴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奴隶随葡萄园一同转让这一事实，[59]很明显奴隶此时是附属于不动产上的部分劳动力财产，与果树、酿酒容器及经营葡萄园所必需的其他附属物品[60]以相同的方式被列在交易合同上。

上述文献证明，在罗马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于涉及奴隶制的法律规定，希腊化因素比东方因素更具决定性作用，而罗马法中有关奴隶制的原则基本没被采纳。[61]奴隶法的希腊化性质尤其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根据《杜拉羊皮纸文件》第10号的契约（paramone）条款，债务人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62]其次，如果债务人到期没有还清贷款，那么可对债务人个人采取行动，直至最终将他变为奴隶身份，这种权利是非罗马式的。[63]公元243年发生了一场买卖一名女奴隶俘虏的交易，这个交易以叙利亚的语言被记录了下来，[64]这似乎表明在这场交易背后的法律背景中存在着非希腊化的因素。在之后有关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奴隶制法律的讨论中，这篇文献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直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随着基督教使徒们东进到安条克以外的地区展开活动，罗马有关奴隶制的法律才影响到了这个地区乃至更东方的萨珊波斯王国。[65]公元5世纪的叙利亚—罗马的法学书籍，[66]以及穆哈默德时代波斯的杰苏波赫特（Jesubocht）大主教所著的法学集成，都接受了这些罗马元素。有论述说，“有关男奴和女奴，罗马的法律中写道：一个人可以释放1/3数量的奴隶，等等”，[67]此外，还出现了一个原则，即如果是主人在世时所释放的奴隶，特有产必须要明确地赠予这个获释奴，[68]这些都表现了罗马相关法律的影响。受其影响的还有关于女自由人与奴隶结合所生的孩子的身份的规定，这个规定可能可追溯到公元53年的“克劳狄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 Claudianum）。[69]

进出口奴隶所要征收的通行费体现在公元137年的帕尔米拉关税中（the Portoria Palmyrenorum）。[70]保存下来的相关文献虽然残缺不全，但也证明了公元2世纪上半期奴隶的两条迁移流动路线，巴比伦—杜拉—帕尔米拉—大马士革（Damascus）以及帕尔米拉—佩特拉（Petra）。[71]但由于罗马帝国内实际上只出现了少量的亚洲奴隶，而且家生奴隶[72]的数量不断增加，因此，有学者所做的有关大批奴隶经帕尔米拉输入帝国的推测是没有根据的。[73]在帕尔米拉，每个奴隶要缴纳22第纳尔的税款，只有退伍军人（veterani）[74]和另一种类型的奴隶执行特殊标准。由于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的税率，因而也就无法由铭文得知帕尔米拉的奴隶价格。

介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劳动力情况的资料非常有限，不论是有关农业方面还是工业方面。琉善曾提到被授予某些技能的既有自由人也有奴隶，[75]这里反映的应该是叙利亚北部地区手工业的状况。他还记叙说当一个奴隶送信人送来一份宴会邀请函时，收信人应当给他一些小费，[76]这说明富有的城市居民的家里也使用奴隶。帝国的头一百年里，[77]在西顿（Sidon）的玻璃生产中，工匠把名字以凸起的纹饰刻在他所生产的玻璃器具上，他们或者只刻简单的名字，如“Artas a Sidon（ian）”（来自西顿的Artas）、“Aristo a Sidon（ian）”（来自西顿的Aristo）、“Nikon a Sidon（ian）”（来自西顿的Nikon），或者刻上一句话，如“Eirenaeus a Sidonian made（it）”（来自西顿的Eirenaeus制造了它）、“Megas made（it）”（Megas制造了它）、“Ennion made（it）”（Ennion制造了它），等等。[78]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西顿玻璃杯上的名字，除了上面提到的Megas和Ennion之外，还有一个Jason和另一个残缺不全的名字。[79]这些玻璃工匠中的部分人肯定是自由人身份，证据就是他们自称西顿人。还有一些玻璃器具上面只刻了工匠的名字，也不能以此就说明这些工匠是奴隶身份，因为他们被允许在杯子或花瓶上只刻自己的名字，而不刻工场主或奴隶主的名字。[80]在叙利亚的农业生产中，奴隶在一定范围内被使用，[81]但那里和巴勒斯坦的情况一样，自由农民仍然是农场和葡萄种植园中的主体劳动力。[82]

有关犹太人的情况，不论巴勒斯坦还是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帝国时代奴隶制的观念相较于从前都没什么变化，宗教法律使得早期希伯来经济生活处于不同寻常的状况之中。犹太人所拥有的犹太奴隶与非犹太奴隶之间一直都有差别，前者被表示为ebed（奴隶），后者是ebed kanaani（迦南奴隶），不论在《旧约》还是《塔木德经》中都是如此。这个差别实际上是保持了古代的制度，即如果一个犹太人让另一个犹太人做了他的奴隶，那么在7年之后必须要还给他自由。[83]一些犹太人不幸沦为奴隶，但他们实际的待遇与自由雇工基本一样[84]。犹太教规定安息日（Sabbath）禁止劳动，这条禁令的范围甚至包括家畜，[85]因此也一定影响了犹太人所拥有的奴隶的工作状况，不论这些奴隶信仰何种宗教。根据《塔木德经》，[86]如果一个犹太人的亲戚沦为了非犹太人的奴隶，而且无法赎回自由，那么犹太人的地方共同体有责任出钱将他赎回。[87]

释奴行为使我们最清楚地了解到在流散的犹太人共同体中，希腊化奴隶体系被接受以及抛弃的程度。释奴行为只发生于一个犹太人流散地区，即今天的俄罗斯黑海港口，今名为科尔奇（Kertsch，即古代的潘提卡彭［Panticapaeum］）和安纳帕（Anapa）。只有四份文献能够提供相关的信息，[88]然而如果我们对这四份文献仔细加以分析的话，也可就奴隶制度所表现的希腊化犹太融合的趋势问题演绎出好几个推论。这四份文献清楚地说明，公元1世纪后半期，在俄罗斯低地的犹太人流散群体中，传统的希伯来观念仍存在于奴隶制当中，然而就释奴行为的程序和公开性的外在形式特征来看，希腊的模式几乎被完全照搬过来。[89]

有关释奴行动的记录都有统一的格式，遵循着同样的顺序，这一点与德尔菲的anagraphai（张贴的记录）相同。德尔菲的记录被刻在圣地的不同建筑上，犹太人的释奴布告可能也张贴于犹太教堂之中，这一点是效法了德尔菲释奴的行为，但地点转变为犹太人共同体的宗教中心。[90]下述释奴文本的特征及释奴的程式都是希腊式而非犹太式的：

1．根据传统的犹太法律和习俗，这些犹太释奴者的奴隶最初一定都是非犹太教信徒，他们不能从奴役状态中被释放出来。之后的《塔木德经》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个禁令。可能在整个1世纪，在对犹太法律的严格解读之下，释放异教奴隶都是不可接受的行为。

2．教堂里记录释奴的语言是希腊语。这些记录相当准确地复制了德尔菲释奴所使用的措辞和程式顺序。

3．犹太释奴与德尔菲释奴的不同之处在于：犹太释奴是奉献的仪式，大多数德尔菲的释奴则是以向阿波罗神信托出售的方式出现。从奉献（anathemata）的角度来说，南俄罗斯的释奴行动所遵循的是中部希腊德尔菲以外的地区富有代表性的奉献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中，真正实现释奴的都是世俗的行动。[91]

4．根据被称为paramonē的合同的规定，新获得自由的获释奴仍然要继续为其前主人服一定的劳役，这是完全希腊式的做法。

5．“对宙斯、大地和太阳”的宣誓并不适用于犹太人世俗的或宗教的活动。[92]

6．在奴隶主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新获释奴隶的自由权利可被剥夺，这项规定是完全希腊式的。[93]

7．释奴行动中对希腊特征最重要最完整的保留在于，在德尔菲向阿波罗神信托释奴的行动中，有四项基本因素被认为是自由人之所以自由的条件，而这里保留了其中的三项。它们是：eleutheria，法律上的自由；在无缘由的情况下不能被抓住或受到骚扰；[94]作为自由人，可以去任何他（或她）想去的地方。[95]

另一方面，希伯来奴隶制度的实践和内在特质在几个基础层面上也有不受希腊模式及精神影响之处，这主要表现为犹太共同体中的四个特点。（1）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文献资料暗示犹太人保留了其部落——宗教的一个固有特色，即对非犹太教徒实行真正的奴役，而对犹太教徒则只有6年的期限。[96]（2）释奴的仪式在犹太教会堂中举行，地点就在祈祷屋中。[97]（3）释奴记录张贴在犹太教会堂里，因为这里是散居的犹太共同体生活的中心。（4）释奴要经过奴隶主的起誓（），还要有共同体的同意。[98]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西亚式而非希腊式的特征，在小亚就表现为在梦的驱使之下把童男童女作为牺牲献给神的活动。[99]前文指出只有希腊人规定了新获释奴的迁移权。据我所知，这种从宗教上限制迁移权利的规定只在希腊出现。犹太人所释放的奴隶很可能可以毫无阻碍地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根据我所立下的誓言，他们必须进入祈祷屋献祭，而且要在此地呆上一段时间”（）。[100]。

罗斯托夫采夫对罗马帝国时期小亚普遍存在的农业组织结构的研究卓有见地，这里毋需赘述。[101]在处理土地所有权以及生产方式方面，罗马皇帝借鉴了希腊化时代所发展出的形式。[102]帝国范围内的耕地主要由生活在村庄里的佃农（coloni）耕作，这与希腊化的情况相比没有变化。[103]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神庙组织所拥有的大片土地由附属于神庙的农民来耕作，这类农民不可被交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是农奴而非奴隶。[104]哈德良在卡帕多西亚的军营中所使用的“役从”（servitia）[105]也是农奴而非奴隶。[106]

我们拥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在公元3世纪的弗里吉亚，附属于皇家地产上的农民负担沉重，这些人处于恶劣的经济环境之中，阿拉格（Arague）村庄中的皇室佃农（paroikoi kai geōrgoi）就对菲利普皇帝发出了抱怨。[107]根据该历史文献的记载，在当时的环境下，农业上大范围使用奴隶是不可能存在的情况。在小亚的希腊城邦中，既有自耕小农拥有的小片土地，[108]也存在着交由佃农耕作的大地产。[109]

有关帝国时代西里西亚手工业中劳动力使用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在公元1世纪的塔尔苏斯（Tarsus），纺线工、染色工、皮革切割工和木工都是自由身份的工匠。[110]凯尔（J．Keil）和威廉（Ad．Wilheim）在西里西亚收集了帝国时代及拜占庭时代的墓碑铭文，[111]涉及大量商人和工匠的信息，[112]但其中没有人是奴隶身份。[113]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格奈乌斯·庞培扫清了西里西亚的海盗势力之后，西里西亚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范围使用奴隶的情况。来自弗里吉亚东部地区的碑铭表明，在劳迪塞亚考姆布斯塔（Laodicea Combusta）附近的皇家地产上有大量皇室奴隶和获释奴，[114]然而该地私人拥有奴隶的数量则非常稀少。[115]

在以下分析中，我们将不考虑皇室奴隶的因素，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特殊的范畴，影响不到地方上自由劳动力和奴隶劳动力的问题。从出自亚洲行省东部地区以及西加拉太（Galatia）的铭文来看，共有六篇文献与私人奴隶的释放有关。[116]据一篇铭文记载，[117]牧羊人群体中既有自由人，也有奴隶。加拉太铭文中出现的所有工匠、零售商和雇佣劳动力都是自由人身份。[118]也许有人会说，奴隶劳动力或奴隶工匠在当地居民中地位最为低下，因此他们的名字不会被刻写在墓碑之上，他们不具备死后享有如此荣誉的资格。然而我们有足以反驳上述观点的证据，即获释奴的名字也很少在这些墓碑铭文里出现。[119]

出自萨尔提斯（Sardis）的铭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表明了从事生产及零售业的工人们的身份地位，从中得出的结论与上文一致，即帝国时代的铭文里很少出现奴隶。[120]当时小亚的城市经常发生罢工事件，[121]这表明帝国时代该地区大多数的劳动力都是自由工匠身份。富裕的城市家庭中一定仍使用家用奴隶，大规模的乡村地产上也肯定有奴隶劳动力存在。[122]与村镇乡村不同，小亚城市里的奴隶总数大概占总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与盖伦对帕加马情况的估计相一致。[123]这些人可能包括在当地零售分销社帮忙的奴隶、零售店的老板[124]以及处理家庭事务的家用奴隶。

多瑙河与巴尔干地区的经济生活特征排除了该地区大规模使用奴隶的可能性。该地区的铭文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几乎没有可提供当地奴隶情况的有价值的信息。在整个区域内，工业生产都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南俄罗斯地区的大片耕地都由农奴而非奴隶耕作。[125]公元49年，西拉奇人（Siracians）的国王佐尔西尼斯（Zorsines）要用1万人来交换他被俘的自由臣民，虽然塔西佗认为这些人是奴隶，[126]然而他们的真实身份很可能是农奴。[127]相似类型的农奴也为达契亚、莫西亚和伊斯特拉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128]罗斯托夫采夫提出，[129]多瑙河以外地区奴隶贸易的活跃为多瑙河行省的大地产提供了劳动力。他的这一说法没有依据，我们并不清楚当地奴隶的准确来源（origo）。在塞尔维亚（Serbia）和马其顿的文献中出现过奴隶和自由人，[130]但这些人都与皇室家庭有关联，从事着征收税务或类似的工作。对于诺里克（Noricum）的铁匠铺中所使用的劳动力类型，我们也不得而知。[131]

毫无疑问，在马其顿、帖撒利和希腊本土仍使用奴隶劳动力，但奴隶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而且随着希腊半岛持续的经济衰退，奴隶的用途也发生了改变。变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工业生产活动的逐步消失。[132]过去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是希腊潜在的手工业市场，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手工业生产的衰退，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在雅典和科林斯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奴隶几乎完全销声匿迹。[133]而在希腊那些与外界联系不多的地方，如阿卡狄亚，奴隶的使用情况仍然类似于荷马时期的状态。[134]

注释

1 Meyer，Ed．，Sklaverei im Altertum，Kleine Schriften，2nd ed．，1∶191，n．1．

2 Wilcken，U．，Griechische Ostraka aus Ägypten und Nubien 1∶681—704；Reil，Th．，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s Gewerbes im hellenistischen Ägypten，170—174，diss．Leipzig，1913．

3 小地方大概1％到2％，托勒密霍尔莫斯的城镇7％，见前文，Wilcken，Griechische Ostraka 1∶683。

4 见赫尔莫波利斯诺姆的一个地产账簿上所记录的支付工匠工资（）的开支，见P．Lond．1∶131，pp．170—188．参见Varro，De re rustica 1∶17∶quos obaerarios nostri vocitarunt ut eliam nunc sunt in Asia atque Aegypto et in Illyrico complares；Wilcken，Griechische Ostraka 1∶698—700。

5 希腊文∶。

6 P．Oxy．2∶244，3，15，19—20．

7 Westermann，W．L．，Univ．of Wisconsin Stud．in Lang．and Lit．3∶172，n．9，Madison，1919．

8 Stud．Pal．4∶117∶。参见P．Fayum，no．110，p．262。

9 P．Goodspeed，no．30 in Goodspeed，E．J．，Greek papyri from the Cairo Museum，Chicago，1902．

10 同上，col．XII，22；XV，18；XVI，23．在Meyer，P．M．，Griechische Texte aus Ägypten，no．57，6，Berlin，Weidmann，1916中，可能指一个奴隶女孩。参见BGU 1∶7，col．11，9；6∶1490，7。

11 P．Leip．，no．26，7—9 in Mitteis，L．，Griechische Urkunden der Papyrussammlung zu Leipzig．参见同前，no．111，9—12，一些归其他人所有的奴隶受雇用作为工匠（）在一个小农场里工作。

12 Wilcken，Griechische Ostraka 1∶687—695．参见Reil，Th．，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s Gewerbes，171—172；Taubenschlag，R．，Zeitsch．d．Savigny-Stift．，Rom．Abt．50∶149，n．7。

13 Reil，前引书，172。

14 同上，171。

15 同上，172。

16 P．Oxy．2∶262，公元61年，其中一个奴隶纺织工的死亡告示，死者临死前没有和主人居住在一起（）；Stud．Pal．4∶311；Papyrus Erzherzog Rainer，no．33，公元72/73年．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o 10∶1139，3，公元134/135年，一个获释奴纺织工执照的付款收据；BGU 7∶1564，2，23，公元138年，两个获释奴为交付的纺织品货物付款；Stud．Pal．22∶36，8—9，公元145年，一个奴隶（织布工）因债务签下出租劳动的合同，债权人在2年内可以把他的劳动租给任意一个纺织者；P．Lond．，no．311，12—13，2∶220，公元149年，一个女奴隶纺织工作为债务抵押，与另一个奴隶一同工作，其劳动的价格取决于她的技术水平；P．Lond．3，no．1269b∶LXX，公元159年，为一个奴隶购买的纺织执照；P．Grenfell，no．59 in Grenfell，B．P．，and A．S．Hunt，Greek Papyri，Series II，94，Oxford，Clarendon Press，1897，公元189年，雇用一个奴隶20个月的合同，这个奴隶是（技术熟练的纺织工）；P．Oxy．14∶1647，一个奴隶女孩给一个纺织工做4年学徒的合同；BGU 2∶617，3—4，一个女奴缴纳纺织税，她可能是独立工作，与主人达成了协议。参见Wilcken，Griech．Ostraka 1∶688；Papiri della Società Italiana（PSI）3∶241是一份公元3世纪的学徒合同（），合同涉及到教授一名14岁的奴隶女孩纺织技艺（）的内容。

17 自由身份的孩子们做纺织学徒，见P．Oxy．2∶275；P．Teb．2∶385，442．参见P．Teb．2∶384；Vitelli，G．，P．Flor．1∶44，16—21中自由身份的男孩与纺织工之间的合同。

18 Stud．Pal．4∶67；P．Erzherzog Rainer，no．11，公元72—73年。

19 P．Teb．3∶401，12．

20 P．Oxy．4∶724，公元125年。参见Westermann，W．L．，Class．Philology 9∶295—315，1914。

21 PSI 6∶710，13．

22 Stud．Pal． 22∶60，14．

23 BGU 4∶1021，6—18．

24 希腊文∶；见Reil，Th．，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s Gewerbes im hellenistischen Ägypten，66，99。

25 Wessely，K．，P．Leipz．，11，in Berichte sächs．Gesell．der Wissensch．，ph．-hist．Klasse 37∶252，1885．

26 PSI 9∶1055a．

27 P．Leipz．，no．97，col．X，7，9，in Mitteis，Griechische Urkunden der Papyrussammlung zu Leipzig．

28 Wilcken，Griechische Ostraka 2∶235，1400；参见同上，1∶688 and P．Lond．，1269a．Greek papyriin the British Museum 3∶LXX。

29 BGU 4∶1058，公元前13年；P．Oxy．1∶91；P．Teb．2∶399。

30 BGU 4∶1112，11，公元前4年。参见同上，4∶1109，11，17，公元前5年。

31 Rostovtzeff，M．，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167，170．

32 同上，507，n．35。

33 Reil，Th．，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s Gewerbes，173．

34 Script．hist．Aug．，Saturninus，8，5．参见Wilcken，Griech．Ostraka 1∶681．

35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BGU 4∶1098—1209中由W．Schubart编辑的出自Abusir el Mäläg的纸草文献。

36 BGU 4∶1141，20—22，33—34，公元前13年。

37 BGU 4∶1116，38—42．

38 BGU 4∶1139，26，33—34，公元前1年。

39 BGU 4∶1125，公元前13年。

40 有关奴隶做代理人的情况，见Tait，J．G．，Greek ostraca from the Bodleian Library 1∶240，252，267，275，276，London，1930，这些事件都发生于公元34年到50年之间。参见Rostovtzeff发表于Gnomon 7∶24—25，1931中的对Tait的书评。

41 Taubenschlag，R．，Studi in onore di P．Bonfante 1∶406，Pavia，1929，参见BGU 1∶96，14—16 and PSI 9∶1040，18—19∶。

43 见本书参考此处。

42 见本书参考此处。

44 参见Taubenschlag，R．，Zeitschr．d．Savigny-Stift．，Rom．Abt．50∶156—157，1930．

45 Taubenschlag，见前引书。

46 P．Geneva，no．5 in Nicole，Jules，Les papyrus de Genève 1，no．5，5—8，reading in line 8∶．参见Preisigke，Berichtigungsliste der griechischen Papyrusurkunden aus Ägypten 1∶157，Leipzig，Walter de Gruyter und Co．，1922。

47 P．Oxy．2∶244，15，2．

48 同上，5．参见Wenger，L．，Die Stellvertretung im Rechte der Papyri，167，n．7。

49 Mitteis，L．，Arch．f．Pap．3∶252—256；Arangio-Ruiz，V．，Persone e famiglia nel diritto dei papiri，8—9，Milano，Vita e Pensiero，1930；Taubenschlag，R．，Studi in onore di P．Bonfante 1∶405．如果一个人与他人共享一个奴隶的所有权，那么他就不可能为债务把这个奴隶抵押出去，因而这就产生了法律问题，即如果奴隶主没有还清债务，那么债权人是否可以把整个奴隶都抓走。见P．Lond．，inventory no．1983，edited by Bell，Studi in onore di P．Bonfante 3∶64—65。

50 Taubenschlag，Zeitschr．d．Savigny-Stift．，Rom．Abt．50∶163．

51 Cumont，F．，Fouilles de Doura-Europos，296—297，Paris，1926；Johnson，J．，Dura studies，35—37，diss．Pennsylvania，1932．

52 Parchment Dura，no．2，11—19．

53 ．参见Johnson，J．，Dura studies，40，44．

54 Parchment Dura，no．21，unpublished．Welles，C．B．，Münchener Beiträge，19∶395—396．

55 Parchment Dura，no．10，first published by Rostovtzeff，M．and C．B．Welles，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Comptes rendus，158—181，1930；republished by Rostovtzeff，M．and C．B．Welles，Yale Classical Studies 2∶1—78，1931；Rostovtzeff and Welles，Excavations at Dura-Europus，Second Season，201—205，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31；Koschaker，P．，Abh．sächs．Akad．，phil．-hist．Klasse 42（1）∶2—9．

56 Parchment Dura，no．10，7—8．

57 同上，17—18．见Rostovtzeff and Welles，Excavations at Dura-Europus，Second Season，211—215中的讨论；Koschaker，P．，Abh．sächs．Akad．，phil．-hist．Klasse 42（1）∶2—9。

58 Welles，C．B．，Münchener Beiträge，19∶382—389．

59 Parchment Dura，no．23，12—21．同上，382—385．这个文献所表现出的是希腊—马其顿传统，并没有受到罗马法中与奴隶制相关的规定的影响，C．B．Welles，同上，387—388强调了这一点。

60 同上，14—15∶。

61 Koschaker，P．，Chronique d'Égypte，Bulletin periodique de la fondation Reine Elisabeth，13—14∶205，Brussels，1932．Schönbaner，E．，Zeitschr．d．Savigny-Stift．，Rom．Abt．53∶449，1933中特别强调了这些法律的希腊性质，尤其是Parchment Dura，no．10所表现出的这方面的因素。

62 Parchment Dura，no．10，8—11．

63 Koschaker，P．，Abh．sächs．Akad．42∶17—18；Chronique d'Égypte 13—14∶207—209．

64 Parchment Dura，no．20，noted by Welles，C．B．，Münchener Beiträger，19∶297—298，and published by Torrey，C．C．，Zeitschrift für Semitistik und verwandte Gebiete 10∶33—45，1935．参见Welles，C．B．，and A．Bellinger in Yale Class．Studies 5∶95—154，1935．

65 Taubenschlag，R．，Zeitschr．d．Savigny，Stift．，Rom．Abt．45∶495．

66 Bruns-Sachau，Syrisch-römisches Rechtsbuch，184，n．4，Leipzig，1880．

67 Sachau，E．，Syrische Rechtsbücher 3∶177，la，Berlin，1914，摘录自lex Fufia Coninia，Gaius 1∶43；Bruns-Sachau，同前引书；Sachau，Syrische Rechtsbücher 3∶334。

68 Sachau，同前引书，3∶179，3。

69 同上，77，Sc；302．参见Taubenschlag，R．，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Rom．Abt．45∶496—497。

70 Dittenberger，W．，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 2∶629，17—24．

71 参见Rostovtzeff，M．，Caravan cities，109—110，Oxford，Clarendon Press，1932。

72 ，vernae（家生奴隶），参见本书参考此处。

73 Février，J．G．，Essai sur l'histoire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de Palmyre，47，Paris，Vrin，1931就持此观点。

74 ，从阿拉姆语版本的v^1 t^1 r^1 n复原而来。

75 Lucian，De parasito，1．

76 Lucian，De mercede conductis，14．

77 Kisa，A．C．，Das Glas im Altertume 3∶704，Leipzig，Hiersemann，1908．

78 Kisa，同前引书，3∶704—716。

79 ．参见Richter，G．M．，The room of ancient glass，16，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1930．J．P．Morgan Collection，New York中的No．I，2465，94署名也是Jason。

80 参见来自意大利阿雷提乌姆的陶器，当奴隶工匠在陶器上印自己的名字时，同时也要印上工场主的名字。奴隶主的名字通常也会以属格的形式出现在上面。见Oxé，A．，Arretinische Reliefgefässe vom Rhein，118，Index IV，Topferverzeichniss I，Frankfurt，Baer und Co．，1933；Dragendorff，H．，Gnomon 10∶358。

81 Lucian，Philopsend．，11中出现过一个奴隶身份的葡萄园丁。

82 Rostovtzeff，M．，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245，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新约》中没有与农业奴隶相关的证据。

83 Exod．，21，2．Bertholet，Alfred，A history of Hebrew civilization，166，London，Harrup and Co．，1926．斐洛在讨论犹太同宗教信仰者因债务原因而沦为奴隶的现象时暗示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差别∶犹太人是，意为“那些在出生时不是奴隶身份的人”，见Philo，On the virtues，122—123．他在De Josepho，248中还论述说约瑟夫并不是奴隶出身。

84 Leviticus，25，39—40．

85 Deuteronomy，5，14．

86 Baba Bathra，fol．8至结尾处。参见Krauss，Samuel，Talmudische Archäologie 2∶98，Leipzig，G．Fock，1910—1912．

87 有一个公元291年发生在埃及的例子，一个犹太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都被地方犹太教会堂赎回；P．Oxy．9，no．1205。

88 Inscriptiones orae septentrionalis Ponti Euxini 2，nos．52，53，400，401，edited by Latyschev，B．，Petropolis（Petrograd），1890．Dareste，R．，B．Haussoullier，Th．Reinach，Recueil des inscriptions juridiques grecques 2（2—3），no．34∶208—209，Paris，Leroux，1904中也有Latyschev的第54号。在Minns，Ellis，Scythians and Greeks；Appendix，nos．46 and 43，pp．653—654，Cambridge，Univ．Press，1913中有Latyschev的第52和第400号。我们同意Latyschev对于前引书第54号的意见，在讨论中不考虑这篇残缺不全的文献，因为其保存下来的部分并没有说明释奴者属于犹太人共同体。

89 Lipinsky，H．，Über einige Inschriften in Südrussland，Jüdisch-litterarische Gesellschaft，Jahrb．1∶324，Frankfurt，Kauffmann，1903．Baron，Salo，The Jewish community，1∶88，Philadelphia，Jewish Publ．Soc．，1945简短而准确地归纳了其中所涉及的希腊和犹太元素的总体结论。

90 Krauss，Samuel，Sklavenbefrieiung in den jüdisch-griechischen Inschriften aus Südrussland，Festschrift zu Ehren des Dr．A．Harkavy，65，St．Petersburg（no publisher named），1908．Krauss所说的短语manumissio in hierodulismum不应再被使用。这个短语可能会导致误解，即认为希腊式的通过类似神圣奉献的方式释奴的习俗得到广泛采用。

91 Latyschev，2∶52和401是纯粹的世俗行为，不带有任何宗教意味，这从no．52，6—8和no．401，15—16的措辞中就可看出：前者是；后者为。在Latyschev，Ins．orae sept．Pont．Eux．2，no．54，6—7和400，8—14中，动词（奉献）有少许宗教色彩。Krauss在Festschrift Harkavy中犯了错误，因为他不了解希腊通过向神奉献而释奴的情况，事实上把奴隶奉献给神纯粹只是一种说法。文献的开头只是祈祷词，就好像希腊碑铭中的。事实上就连Krauss本人也怀疑（见前引书65）祈祷屋内的释奴不过只是一个虚构的程序。世俗的释奴法案是重要的元素，奴隶主按法律规定通过城市议事会向神奉献：。见IG 7∶3301，3302以及截至3406之前的许多例子。

92 Latyschev，2，no．400表现了在祈祷屋内通过奉献释奴的情况，释奴者是犹太人（lines 8—10∶。在这段记载中，有关保护奴隶自由的誓言都是“对宙斯、大地和太阳”的，是希腊式的宣誓。在Lieberman，Saul，Hellenism in Jewish Palestine，214，New York，Jewish Theol．Seminary，1950中强调了同化的程度，犹太人无意间吸收了一些非犹太人的程式语言。

93 放弃奴隶的声明以及表现这一情况的文献通常都以属格独立从句的形式出现在希腊的释奴文件中，表明未来可能的继承人也参与进来，“表示同意”、“感到满意”或者“表示赞许”。Westermann，W．L．，Extinction of claims in slave sales at Delphi，Jour．Juristic Papyrology 4∶51，1950，Warsaw．在Latyschev 2，no．52，lines 15—17（Ellis 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App．，no．46）中称，“我的继承人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和赫利克尼亚斯（Heliconias）表示了同意”（）。见Westermann，同上，p．52，n．9，有关这个动词的使用，见IG 7∶3386中的，在彼奥提亚的喀罗尼亚通过奉献释放了一个奴隶。

94 Latyschev，Ins．orae sept．Pont．Eux．2，no．52，9—10∶．这个特征还出现在no．400，11—12中。

95 同上，52，13—14∶。

96 Lipinsky，见前引书，323，引用Talmud，Gittin，38a。

97  in Latyschev，2，no．52，6．参见同上，no．400，8—9 and 53，20。

98 Latyschev 2∶52，8∶．

99 Buckler，W．H．，W．M．Calder and Guthrie，Monumenta Asiae Minoris Antiqua 4，nos．275 II-277B，Manchester，Univ．Press，1933．

100 ．Latyschev 2，no．52，10—15；no．53，16—21．这句话令人费解，我对此的理解参照了Lipinsky，Jüdischliterarische Gesellschaft，Jahrb．1∶322的翻译。这些人过去都应该是非犹太教徒，后来改信了犹太教。Dareste-Haussoullier-Reinach，Recueil 2∶299中Latyschev 2，no．52的翻译认为这是一个禁令，禁止新获释奴赫拉克拉斯（Heraklas）进入犹太会堂，也不允许他在祈祷屋中献祭。在Festschrift Harkavy，58中，Krauss错误地认为，在四次释奴行动中，所有奴隶都皈依了犹太教。这个结论实际上只适用于Latyschev，nos．52 and 53，这里就像我根据Latyschev和Boeckh的材料所作出的解释那样，获释的人们需要在犹太会堂中表达信仰的感情。见Latyschev有关no．52的评论。

101 Rostovtzeff，M．，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rämischen Kolonates，283—312．

102 同上，292—294．见Rostovtzeff，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563，n．4，从1910年以来所积累的这方面的证据。

103 Pauly-W．，RE，Supplementb．4∶247中Kornemann，E．所写的词条Domänen．

104 科马纳（Komana）神庙国家的土地是庞培设立的，由神庙奴隶耕作，他们处于祭司统治者的统治之下，“祭司没有出售他们的权利”，Strabo 12∶3，34。

105 Script．hist．Aug．，Hadr．，8，7．

106 Rostovtzeff，M．，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564，7．

107 OGI，519，7．参见Rostovtzeff，同上，622—623，26。

108 他们的情况类似于，在科斯岛又被表示成，IGR 4∶1087。参见Rostovtzeff，M．，同上，562 n．3和Anatol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Sir William Ramsay，376，Manchester，Univ．Press，1923。

109 可能如Rostovtzeff，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236所说，存在着奴隶耕作的案例，但我们仍然缺乏奴隶劳动力的相关证据。

110 Dio Chrys．，34，23．

111 MAMA 3，索引III（行业）。

112 21个零售商，23个制陶工，15个铜器制造工匠。

113 795中的可能指的是一个奴隶侍从。

114 Calder，W．M．，MAMA 1∶17．

115 同上，28，30∶；又见107；参见133∶（threploi）44，91。

116 MAMA 4∶275B；276A II and B；277A II；278；279．354和355中提到了。

117 同上，297，8—9。

118 MAMA 4∶73；100；113a；343，349．根据第32、第279和第293号铭文，出现在墓碑铭文上的奴隶都注明了身份。

119 同上，第336号铭文记载有一个未注明职业的获释奴。

120 Buckler and Robinson，Sardis 7（1），Greek and Latin inscriptions，Leyden，1932∶56，一个浮雕工；94，一个理发师；159，一个贩猪人；167，一个短裤裁缝。这些人都是自由人。第165号铭文中出现了获释奴，铭文所在的墓碑是由一位塔巴利斯（Tabalis）的吕底亚镇公民竖立的，他当时就居住在萨尔提斯。

121 W．H．Buckler，Anatolian studies presented to Sir William Ramsay，27—50中收集了具体的例子。参见Rostovtzeff，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540，n．4。

122 见罗德岛人为智者尼科斯特拉图斯所立的纪念碑铭，其中特别提到了他的功绩，他出使罗马取得了eikostē的税收减免，这大概是5％的释奴税，见Ann．della Reg．Scuola Arch．di Atene 2∶147，1916．吕底亚的锡亚蒂拉（Thyatira）也记载过以相同使命出使的类似事件，见IGR 4∶1236．参见Rostovtzeff，同上，539，n．42，记录了位于锡亚蒂拉的纪念一位奴隶交易商（）的碑铭，这块碑是由从事奴隶交易的工人和中间商（）竖立的，Dittenberger，Or．Gr．Ins．2∶524。

123 Kühn，Gottlob，Claudii Galeni opera omnia 5∶49，Leipzig，Cnobloch，1823．

124 Rostovtzeff，同上，569，31。

125 Rostovtzeff，M．，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161，Oxford，Clarendon Press，1922．

126 Tacitus，Annals 12∶17∶servitii decem milia offerebant．Quod aspernati sunt victores …

127 Rostovtzeff，M．，Soc．and econ．hist．Roman empire，562，n．2 and 565，n．12．有关博斯普鲁斯王国的情况，参见同上，241。

128 同上，229—230。

129 同上，229。

130 由Premerstein和Vulie 出版的Jahresh．Wien 6，Beiblatt 36∶44。

131 这方面的发展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5年行省建立之后，见Strabo，6∶8，．

132 有关希腊城市里的富裕阶层把奴隶用作教师、农场劳动力、商业代理人以及高利贷放贷者的情况，见Plutarch，De lib．edue．，6—7．在普鲁塔克的名单中没有提到工业奴隶。

133 Rostovtzeff，同上，161，235．科林斯、厄基那和提洛仍有青铜艺术品生产，伊利斯和帕特雷（Patrae）附近生产女士的亚麻衣物，彼奥提亚生产香水，参见Fr．Oertel，Camb．Anc．Hist．10∶403．有关公元2世纪雅典城繁荣的表象，参见Day，John，Economic history of Athens under Roman domination，196，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42；有关3世纪及之后的情况，参见同上，258，263，267—268．Dio Chrys．，Or．，7，34所描述的优卑亚（Euboea）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的情况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根据狄奥的描写，帖撒利土地荒芜，阿卡狄亚毁坏严重（Or．，23，25）。有关公元42年利科苏拉（Lycosura）的阿卡狄亚城镇贫困的状况，见Or．Gr．Ins．2∶800；有关希腊人口锐减的情况，见Plutarch，De defect．orac．，8。

134 Philostratus，Vita Apoll．Tyan．8∶7，161提到，在阿卡狄亚，奴隶被用作农田帮手以及放羊、猪、牛、马的牧人。

第二十章

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有关奴隶制的问题

不论是罗马帝国头三百年所制定的法案，还是行省所进行的行政活动，其趋势都在缓慢而渐进地降低自由工匠以及自由劳动力的经济和法律地位，直至其降到与从前奴隶工匠的地位相等的程度为止。通过前面的章节，我们已了解到这些趋势的大致情况。[1]由于我们所掌握的证据稀少且不确凿，因而很难明确分析估计这种劳动力变化状况的基本原因。然而劳动力体系内的改变显然确实存在，发生变化的时间是从戴克里先即位（公元284年）直到查士丁尼死去。帝国在头一百年里不断向北方、西方以及北非的西部地区扩张，这一时期自由雇佣劳动力的数量逐渐增多，甚至超过了奴隶劳动力的数量。哈德良统治时期，帝国政策由攻转守，在莱茵河岸和多瑙河岸修筑了长城，在非洲和阿拉伯的沙漠地区也建立了移动防线。这一切看起来都仍旧需要奴隶的劳动。而且由于边境连连发生战争，奴隶供应在公元1世纪[2]也不成问题。到19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对于古代奴隶制度形成了一系列标准化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19世纪早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特征就是传统体系的变化，过去的劳动力使用方式已无法满足工业化运动的需要，而旧有的道德体系也被认为不符合基督教以及当时新兴的自由伦理这样一种堕落的道德。该时代的学者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罗马帝国的头三百年里，奴隶的数量在持续减少，而在早期拜占庭时代，奴隶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3]然而学者们在解释奴隶人数减少的原因时却出现了混乱。亨利·沃伦确信首要的因素在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早期改善了奴隶的生活状况。这位法国学者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强调了奴隶被纳入基督教团体这一情况本身的重要意义。从使徒保罗进行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最初阶段开始，奴隶就进入了这个团体，而且从群体意义上讲，奴隶在其中与他们的主人保持着完全平等的地位。在基督教团体中，对于基督的信仰使人们忘记了等级差别。

沃伦的研究符合时代的需要，他的观点成为当时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然而我们不应忽略的问题在于，一个激进的废奴倡导者的道德论调很可能使学术研究的结论发生偏差。早期的基督教领袖们，不论他们是多么地为奴隶制的基本原则感到悲愤，却仍然完全接受作为实践活动的这一制度，他们认为奴隶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运行于社会中的神圣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论调还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在早期教父（Church fathers）劝说奴隶主信徒释放奴隶的训诫中，还是在后来涉及同样内容的教会法规中，这些教父都没有抛弃奴隶制本身所蕴含的基本道德理念。[4]

保罗·阿拉德（Paul Allard）在他有关早期基督教与奴隶制的著作中，也同样认为公元4世纪—5世纪出现了奴隶数量普遍减少的历史事实。他将之视为帝国在这两个世纪中所经历的总体“衰落”的一部分。[5]他还认为，在公元4世纪，自由劳动力及其他自由人的自由迁移权都大不如前，同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可自由转换劳动地点及职业种类的权利也呈现出受限的趋势。上述两个结论再与另一种思想观念结合，就更凸显出这两个结论的正确性。这种思想观念是一个神学假设，即基督教的理念认定人的高贵品性是由人本身的高贵举止和行为所带来的，由此就发生了一场道德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对于那些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劳动者格外有利。据阿拉德的分析，虽然同样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和约束，但只有劳动阶层在道义上获得了好处，中间阶层反而受害。[6]

约翰·巴格诺尔·伯里（John Bagnall Bury）在1889年出版了他有关晚期罗马帝国的著作，其中对于拜占庭早期奴隶体系的分析明显有所改变。事实上当时伯里对奴隶制的分析并不充分，[7]他所依据的基础是德国法律史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Ihering）所做的推断，即罗马帝国在该时期普遍呈贫穷状态。[8]

在帝国时代，奴隶的数量也同样减少。

……奴隶数量上的减少带来了自由劳动力的复兴；但自由人很快就陷入了等级地位变化的漩涡之中，然而他们并没有沦为奴隶，而成为了农奴。[9]

伯里对拜占庭劳动力关系的阐述并不充分。这位爱尔兰学者只是假设出现了一种自由劳动力“复兴”的现象，他甚至都没能准确定义这一“复兴”现象，但他的这个假设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在伯里的著作出版之后，意大利学者埃托雷·奇科蒂（Ettore Ciccotti）对拜占庭早期的奴隶制度进行了综合性研究。[10]从成果的可用性上看，奇科蒂的分析仍存在不足，他把奴隶制的衰落仅仅作为拜占庭劳动力组织结构的一部分，以此为中心进行研究。奇科蒂的研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个研究在方法上过分武断，而且忽视了道德、哲学以及宗教思想的价值。[11]然而他的著作也有其自身的意义，这位意大利学者强调，过去存在于自由劳动力和奴隶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差异，在公元后几百年间逐步消除。此外，作者还使我们关注到在帝国生活中对奴隶制产生了影响作用的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再加上当时确实存在的奴隶制观念上的变化，使得整个奴隶体系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奴隶制度原本是地中海地区文化中的一项固有元素，它作为一种劳动力控制机制在该地区已经存在了两千年。

戴克里先之后帝国的三百年间，奴隶制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发生了变化。由于缺乏对这种变化的合理的综合分析方法，导致本章以及下一章内容上的研究受到了制约。这里我们没有理由去为一个仍需探索的主题盖棺定论，这个主题在许多细节上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就如同西班牙学者查尔斯·威尔兰登（Charles Verlinden）所做的那样。[12]自1920年以来，这项研究中的一个专题受到了高度关注，即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自由劳动力与奴隶劳动力体系逐渐转变成一种国家强制的劳动力体系，而且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也已明确。回顾起来，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都是从中世纪的角度展开的，学者们以此来理解中世纪后期欧洲所盛行的工业和土地使用体系。[13]

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奴隶制的内在结构，它在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以及解除奴隶身份的方法，都得到了展现。即使是生活在该时代的人们，由于其本身就处于这个体系之中，或者本身就受到强迫压制，因此反而无法真正了解周遭的情况。生活在这一体系中的当事人可能对这个制度的历史背景有些许了解，也亲眼目睹了这个制度的运作方式，但他们无法预知这个制度的未来走向。这里将引用一个例子来表现这种对拜占庭时代的回顾性研究方法。公元316年，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一道敕令得以发布，它使得教会释奴（manumissio in ecclesia）时常成为奴隶获取自由的手段。这一情况发生的背景非常复杂，我们在此略而不谈。[14]教会的这种释奴权可被看做基督教合法化之后基督教组织被赋予的特权，这一特权过去长期存在于希腊和罗马的异教神庙之中，在犹太教堂中存在的时间甚至更长。对于基督教这个刚刚获得承认的宗教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特权，虽然基督教也把奴隶认作为一种劳动控制的工具，但在圣坛上释奴的权利使得教会为奴隶制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法律基础，而且在很久之后最终摧毁了作为劳动控制体系的奴隶制度。当教会在最初把奴隶制接纳为上帝所规定的现时关切的世界[15]的一部分时，它也同时接受了奴隶制社会结构中固有的道德缺陷，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奴隶所下的两分法的定义，即奴隶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ktēma ti empsychon）。[16]

随着对罗马帝国后期小亚、亚美尼亚和多瑙河以南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结局的重新评估，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方法，因此学界迫切需要对戴克里先之后三百年间地中海的奴隶状况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西方学界所持的观念相反，从这个新视角来看，希腊化时代亚美尼亚农业结构的主要基础就是奴隶制。这种组织类型在后来转变成为一种半封建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劳动体系都退到了从属和弱势的地位。[17]在持这一立场的另一篇文章中，入侵罗马帝国多瑙河以南行省的西哥特人被视为解放者，文章作者认为他们把被奴役人口从罗马帝国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根据这位俄国学者的描述，罗马帝国似乎到处都有萨尔马提亚奴隶。[18]蛮族对多瑙河下游地区的侵略成为一场有意识的解放运动。雅利安人（Aryans）的残害迫使罗马方面采取行动，镇压多瑙河区域从属民的暴乱，而这些暴乱都是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罗马化阶层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倒行逆施而引起的。在北方部落方面，侵略行动成为一种有计划的行为，为的是解救多瑙河行省中被压迫的农民和被奴役的劳动者。[19]

依照我的判断，要想正确地分析戴克里先之后罗马的劳动力状况，包括奴隶劳动力的情况，只有上述方式方法才能展现出问题的真实面貌。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奴隶数量与隶农以及手工业中自由和半自由工匠的数量比较来估算出奴隶的数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富有基督徒释奴的记载存在着严重的夸大。然而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事实材料来进行这种比较研究，因此数量上的问题只能通过一个谨慎的推理过程来解决。另一个问题是有关世俗法和教会法在奴隶和自由工匠社会与经济地位平等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个问题本身提供了某种获取答案的证据。不论是国家还是教会，两种权力的立法都表明其越来越深切地关注到这个社会问题，有时我们很难判断究竟是哪一方首先采取了改进措施。约克（E．J．Jonkers）[20]和查尔斯·威尔兰登[21]研究了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我们沿着他们已有的成果进一步向前推进，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出于共同的利益考虑，教会立法与世俗立法在后来似乎不得不采取合作的方式来改善社会状况，但它们分别有自己的利益，也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

目前仍有两个问题有待研究，这两个问题由于其所牵涉内容的复杂性而很难得到解答。据我所知，奴隶数量的减少对奴隶制内在性质的影响目前尚无明确答案。另一方面，奴隶制在北方土地上的发展一直不像在地中海国家那样兴盛，关于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合理的解释。我们当然不能把北美地区北方和南方奴隶使用数量上的差异简单归因于工业主导与种植园经济主导的差别。希腊罗马奴隶体系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在两个生产领域内同时使用自由人和奴隶劳动力的状态使得情况更为复杂，但工业奴隶与种植园、大农场奴隶是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互不排斥地共同存在的。因而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导致这个问题产生，而非只是制造业与农业之间纯粹的机械差异，但这个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如果我们从西方劳动力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上述事实就非常清楚了。

公元206或207年在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担任元首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要比我们列举奴隶和获释奴的碑铭更能反映意大利奴隶劳动力的连续性。一个名叫布拉（Bulla）的强盗给自己起了苏拉的绰号“费里克斯”（幸运者），罗马虽然派出了精兵强将加以镇压，但他却足足抵抗了2年，最终还是塞维鲁亲自出马才将之俘获。布拉故事中的一段插曲反映出当时意大利奴隶的生活状况，他让一名罗马百夫长俘虏向追击他的人转达口信：“让你的主人们听着，‘把维持生计的配给给予你们的奴隶，[22]这样他们才不会变成强盗。’”据说布拉所率领的600人的队伍里包括许多新兵，他们可能是来自于恺撒家庭的获释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只拿到很少的配给，一部分根本什么都拿不到”。[23]这个强盗头子对于他所俘获的工匠都会保留一段时间，以利用他们的技艺，然后他把他们遣散，并把他们这段时间劳动所应得的工资付给他们。没有资料表明这些工匠是奴隶身份，他们被认为是纯粹的手艺人（technitai）。在几十年之后，戴尔图良（Tertullian）又对此情况加以补充，他说所有的行省都驻有军队，“以防备四处逃窜的劫匪”。[24]

在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元首统治初期的叙利亚行省及其东部边界地区，有迹象表明帝国中央的控制正在瓦解。公元193年，佩森尼乌斯·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死于安条克，之后塞维鲁发觉他对尼格尔追随者的严苛导致他军队里的许多士兵归顺了东方敌人。历史学家希罗迪安（Herodian）明确地告诉我们，[25]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工匠，对帕提亚人来说他们非常有用，尤其是可以用来从事战争物资的生产活动。作为帝国军队的士兵，这些工匠的身份都应该是自由人而非奴隶。

公元3世纪的中间50年，整个帝国都出现了有序政府瓦解的状况，埃及这方面的情况在3世纪初期就已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公元213—215年担任埃及行政长官一职的是倍比乌斯·朱奇努斯（Baebius Juncinus），他所发布的一份公告充分反映出埃及即将发生内乱的局势。[26]他命令中部埃及的诺姆地方官要下大力气镇压到处肆虐的强盗活动，对于严格执行命令的人他将予以褒奖，而玩忽职守的官员将受到惩罚。这份行政长官命令正文的措辞格式遵循着一般行政文书的规矩，其后面附加的给普通百姓的公告则反映了混乱局势的严重性。

埃及行政长官李奇乌斯·倍比乌斯·奥勒里斯·朱奇努斯（Lucius Baebius Aurelius Juncinus）发布公告。要想把强盗从那些庇护他们的人中彻底清除出去是绝无可能的事情，这一点大家都清楚。但如果他们离开了帮助他们的人，我们就将很快能够惩罚他们。庇护他们有许多种方式。一些人参与到他们非正义的行动中，这些人给予了他们庇护；另一些人虽然没有参与到他们的行动中……

纸草文书到此中断。[27]同时代纸草文书记录中偶尔出现的片段足以表明当时政府分崩离析的趋势。公元202年，生活在俄克喜林库斯诺姆的一位富有的埃及人出钱购买了一块地产，地产收入可能用于帮助同诺姆里的邻居们应付接管地方事务所带来的必要开销，而这种接管都是政府强制的行为。[28]从公元216年开始，来自法尤姆的证据表明人们不堪这种强制体系所带来的重负而选择逃走，而上层官员则用宽大赦免的政策诱惑他们回来完成他们的地方强制义务。[29]

这场行政体系坍塌的渐进性在埃及表现得非常明显。[30]而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在公元3世纪中间50年“士兵皇帝”的统治之下，局势的发展状态更为严重，发展的节奏也大大加快。行省所供养的军队互相之间不断的纷争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无法估计，这里要强调的重点在于必然发生的劳动力变迁情况。“变迁”在此指的是：一方面，面对政府最新制定的严苛制度，劳动力群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劳动力内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构成比例也发生了变化。

就拜占庭早期奴隶制历史来说，戴克里先有关最高价格与工资的著名敕令“戴克里先商品价格敕令”（edictum Diocletiani de pretiis rerum venalium）构成了该时代劳动力资源的一部分，它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出发点。[31]公元301年这条敕令得以颁布，其公开的目的是抑制食品以及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在那些帝国军队不得不驻扎的地区。[32]过去学者们曾对存留下来的残片进行讨论，卡尔·布舍尔（Karl Bücher）相信，被主人出租出去完成指定工作的奴隶和获释奴都可以获得工资报酬，某些技术工人还会以计件方式收到报酬。[33]布舍尔夸大了罗马帝国时期奴隶劳动力在手工业中的普遍程度，因而得出上述结论。他的这个观点立刻就遭到反驳，[34]而且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已被熟悉古代历史事实的大多数学者抛弃了。

在戴克里先颁布的法令中，关于奴隶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迄今为止从发现的所有残片来看，并没有出现有关奴隶交易最高价格的记载，也没有迹象表明奴隶劳动力、获释奴和自由劳动力在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上有任何差别。残片中提及奴隶的唯一词语只是一个不完整的形式andrapod-，它出现在一段涉及银器制造的文字中。这个不完整的词语很可能是一个形容词，[35]但它在此的具体含义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最高价格与工资的敕令中所蕴含的涉及到奴隶制的信息有如下几项：（1）如果奴隶主签订合同出租了奴隶的劳动，那么奴隶要获得与做同样工作的获释奴或自由工匠相等的工资收入；（2）埃托雷·奇科蒂直到学术生涯的后期都一直坚持他最初的观点，认为戴克里先有关出售货物价格的敕令说明了当时“雇佣劳动力”（相对于奴隶劳动力）的活跃与优势地位。[36]假如奴隶劳动力相对于雇佣劳动力来说没有出现数量锐减的现象，那么对于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价格，戴克里先的经济顾问们就不会特意区别自由人和被奴役者的身份。

对戴克里先敕令的研究表明，帝国时代曾占据重要地位的奴隶制度此时日渐萎缩，之后偶尔出现的迹象又进一步证明这种萎缩一直在不断发生。在公元4世纪—5世纪帝国的大工场里肯定还存在着奴隶劳动力，但就多数情况来说，政府的工场工匠都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身份。[37]再后来，为了给公元327年的人口普查做准备，君士坦丁大帝立法规定农业上所使用的奴隶只能在同一行省内出售。[38]这个条款所限制的对象只是农业奴隶，因此这就提醒我们，这个法令颁布的主要目的并非只是为人口普查铺平道路。因为如果只出于上述考虑，那么城市和乡村里的手工业奴隶也应该被包括进来。这个法令似乎在暗示，当时农业上奴隶劳动力的数量不够充足，因此农业奴隶要被留在那些对于整体食物供应来说非常重要的行省内。君士坦丁于公元332年10月30日颁布了一道著名敕令，规定“隶农”要永远依附在他们所登记注册的地产之上。这也说明除了在一些最大的土地主领地范围内，普通的乡村里已不再拥有大规模的奴隶群体。[39]

学术巨擘马克斯·韦伯曾根据帕拉狄乌斯（Palladius）的一段文字作出说明，与我上面所阐述的结论针锋相对。[40]韦伯解释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帝国晚期大领主保留着他们自己的奴隶工匠，这些奴隶包括木匠、铁匠、陶工，他们为领主的领地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手工产品。然而在这段所引用的帕拉狄乌斯的文字中，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此处所指的工匠是奴隶身份。另一方面芬兰学者赫尔曼·古梅鲁斯也指出，在帝国早期，地产上的奴隶工匠并不包括受过专门培训的工业人员，地产所需要的工业产品都从邻近的城镇购得。在帕拉狄乌斯所处的4世纪，上述购买工业品的情况仍很普遍。据我们所知，帕拉狄乌斯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瓦罗和科卢梅拉的叙述。就上面这段文字来说，他的叙述是否基于上述两位作家并没有差别，因为帕拉狄乌斯生活的时代与较早之前的时期一样，农具等类似的物品都要从城镇购买。[41]

注释

1 见第十九章。

2 Oertel，Freidrich，in CAH 12∶237，253．

3 有关Wallon分析奴隶劳动力与自由劳动力相比人数同比严重下降的情况，见他的L'esclavage 3∶110—116。Meyer，Eduard，Die Sklaverei im Altertum，49，Dresden，Zahn und Jaensch，1898，（＝Klein Schriften 2∶212，Halle，Niemeyer，1924）；Lot，Ferdinand，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80，New York，Knopf，1931；Segrè，Angelo，The Byzantine Colonate，Traditio 5∶108，1947中都同意上述观点。而且所有19世纪的重要学者，不论其所使用的是传统式的学术方法还是中世纪研究的最新历史方法，他们都接受这一观点。

4 Wallon，L'esclavage 3∶361—362．

5 Allard，Paul，Les esclaves Chrétiens，6th ed．，429，Paris，Lecoffre，1914．

6 同上，432—440。有关Allard基本观点的总体评价，参见Verlinden，Charles，L'esclavage dans la monde iberique médiéval，Anuario de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11∶288—289，291，299，1934。

7 Bury，J．B．，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1∶26，n．1，New York，Macmillan，1889．

8 Jhering（Ihering），Rudolph von，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3d ed．，2（1）∶234—259，Leipzig，Breitkopf und Härtel，1874．

9 Bury，J．B．，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1∶27．

10 Ciccotti，Ettore，Il 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2nd ed．，Udine，Istit. delle Edizioni Accademiche，1940．在该书第420—423页的注释中，Ciccotti收集了可以证明公元2世纪—3世纪奴隶劳动力同比下降的碑铭证据，这是一项相当有意义的工作。

11 Paul Allard，Esclaves Chrétiens第五版的序言以及第六版的viii-xii页都提到了这场论战。Seligman，Edwin R．A．，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82，New York，Columbia Press，1902对Ciccotti的著作持肯定态度。Verlinden，Anuario del Derecho Español 11∶298，n．4批评Ciccotti的书“假设过多，事实证据缺乏”（beaucoup d'hypothèses，peu de faits），我认为这个批评太过严厉。Ciccotti在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第二版（1940）的第434—439页中阐述了隶农制出现后奴隶数量的缩减。

12 有关研究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参见Verlinden，Ch．，Anuario del Derecho Español 11∶291，n．31。

13 最近的研究当中值得一提的包括：E．J．Jonkers的文章De l'influence du Christianisme sur la législation relative à l'esclavage，Mnemosyne，3d ser．，1∶241—280，1933—1934；Marc Bloch在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1∶224—271，Cambridge，Univ．Press，1941中的重要研究以及他死后所发表的残稿Comment et pourquoi finit l'esclavage antique，Annales 2∶30—44，1947；Verlinden，Ch．，Anuario del Derecho Español 11∶283—448，1934。

14 Verlinden，Anuario 11∶306中对于西哥特西班牙奴隶制的研究虽然值得称赞，但其中并没有指出，教会释奴实际上是基督教这个刚被接受的宗教对于过去长期存在于异教组织中的一种权利的重现。Jonkers，E．J．在Mnemosyne，3d ser．，1∶265，1933—1934中认识到这个特权在从前存在于异教之中。

15 Saint Augustine，De civitate Dei 19∶15认为奴隶制是上帝意志的表达，用以惩戒犯有原罪的人类。人类奴隶制的伦理问题是惩罚想象中的一部分。Verlinden，Ch．，Anuario 11∶305很好地表现了教父们的总体态度。教会可以视而不见普遍的社会不平等，却仍然认可并宣扬奴隶与自由人在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平等，见同上，307。

16 Aristotle，Politics，1∶2，4．希腊人习惯上认为这是一种观察和描述，而非对奴隶的定义。

17 Eremian，S．T．，Upon slavery and slaveholding in ancient Armenia（俄文版），Vestnik deevnci istorii 1（31）∶26，1950．由于我不懂俄文，因此这里我要对我历史系的同事J．M．Thompson先生表示感谢，他拨冗帮助我翻译了这篇文章以及接下来那篇A．D．Dmitrev的文章。虽然这些亚美尼亚农业工人在公元1世纪都附着在土地上，而且随着土地买卖他们本身也被转移，但Eremian仍然认为他们是奴隶身份。

18 Dmitrev，A．D．，The rising of the west Goths on the Danube and the slave revolt，同上，66—80。

19 同上，77—80。

20 Jonkers，E．J．，Mnemosyne，3d ser．，1∶265—266，273—275，1933—1934．

21 Verlinden，Anuario del Derecho Español 11∶313—322．又见Mor，C．G．，Manumissio in ecclesia，Rivista del Diritto Italiano 1∶80—150，1928．Verlinden重点强调了立法提倡的经济行为。

22 Dio Cassius在此使用了动词trephete。他们要得到“配给”（tropheia）。

23 Dio Cassius，Roman history 76∶10（Loeb Library edition，77∶10）．

24 Tertullian，Apologeticum 2，8．

25 Herodian，From the death of the deified Marcus 3∶7—8．见Miller，S．N．in CAH 12∶8—9．

26 倍比乌斯·朱奇努斯担任地方长官的时间参见Reinmuth，O．W．，Klio，Beiheft 34∶137，1935。

27 P．Oxy．12∶1408，21—26．公元215年卡拉卡拉颁布敕令（P．Giessen 40，reproduced in Hunt，A．S．，and C．E．Edgar，Select papyri 2，no．215，Loeb Classical Library），命令曾到亚历山大里亚寻求庇护的人们离开那里。

28 P．Oxy． 4∶7056，65—79（＝Wilcken，U．，Papyruskunde，Chrestomathie，No．407）．

29 BGU 1∶159（＝Wilcken，Chrestomathie，no．408）．

30 Bell，Sir Harold，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93—97，Oxford，Clarendon Press，1948对此进行了简要概述。Bell强调，即使在3世纪普遍的混乱局势下，普通人的生活仍然没有什么大的断裂性的改变。Allan C．Johnson教授发表了一篇有关3世纪埃及局势的文章（Jour．Juristic Papyrology 4∶151—158，1950），他在其中直接反驳了Bell的观点。Johnson指出从他的调查来看，“公元3世纪的埃及并没有经历帝国其他地区所遭受的厄运”。但我认为他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多大说服力。

31 狄奥多·蒙森整理了各地发现的许多残片，发表了拉丁和希腊文文本，参见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CIL 3，Supplement 3∶1911—1953）；又见Blümner，Hugo，Das Marimaltarif des Diocletian，Berlin，Reimer，1893。方便阅读的含英文译文的双语版本见Frank，Tenney，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5（Rome and Italy of the empire）∶307—422，参照了1893年以来所发现的残片。Elsa Rose Graser最近出版了1937年在意大利和加里亚的阿弗罗狄西亚（Aphrodisia）所发现的最新残片，见Trans．Amer．Philol．Asso．71∶157—174，1940。她所遵循的文本是Jacopi，G．，Gli scavi della missione italiana a Aphrodisiade nel 1937，Monumenti Antichi 38，1939。在Graser女士的译文中，衬衣、短袍以及同样被认为“来自塔尔苏斯”或“来自劳迪塞亚”的东西可能都是纺织品货物，它们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或其他地方被加工成衬衣或短袍的。这一点反映在“从塔尔苏斯到亚历山大里亚”的衣物明细单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参见Reil，Th．，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s Gewerbes，98，Borna-Leipzig，1913以及Graser女士的阐述，TAPA 71∶161。

32 CIL 3，Suppl．3∶1919，sect．1，line 30—sect．2，5；Mickwitz，Gunnar，Geld und Wirtschaft im römischen Reich des vierten Jahrhunderts，71—72，Helsingfors，1932；Frank，Tenney，Economic survey 5∶314．

33 工资和计件报酬出现在敕令的第七条中，见Frank，Economic survey 5∶336—345中Graser女士的译文。有关Bücher的观点参见Ztsch．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 50∶674，1894。

34 见Hugo Blümner in Pauly-Wissowa，RE 5∶1945。

35 CIL 3∶31，6；Frank，T．，Economic survey 5∶413中把这个词等同于一词（第386、389、392、395、398行），意为专门用来给“奴隶”做服装的纱线，但我认为这个翻译并不准确。从帝国后期这个词语的用法来看，它指的可能是专门为“家庭组织中的个人和成员”做服装的纱线。在BGU 1∶316，10中，公元359年来自埃及的一桩奴隶交易之中，卖方的家庭成员就是指驻防地的一群后备军人，见Wilcken in Hermes 19∶422（1884）．在P．Oxy．14∶1712中，地方长官的指他的家庭。甚至在指家内仆人的时候，这个词语本身也不带有任何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含义，尽管在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 6∶246中它的意思等同于拉丁词语familiaricus。

36 Ciccotti，Ettore，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424，Udine，Bianco e Figlio，1940（1899年第一版第304页）．

37 Herman Gummerus在Pauly-W．，RE 9∶1532—1533中有关工业和手工业的杰出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参考证据。又见Persson，Axel，Staat und Manufaktur im römischen Reiche，Publications of the New Society of Letters at Lund 3∶83，1923。

38 Theod．，Codex 11∶3，2．Seeck，Otto，Untergang der antiken Welt，2nd ed．，2∶324．

39 Theod．，Codex 5∶17，1；Seeck，Otto，Colonatus，Pauly-W．，RE 4∶498．

40 Palladius，Opus agriculturae 1∶6，2中的这段文字为：ferrarii，lignarii，doliorum cuparumque factores habendi sunt。

41 根据Gummerus，Herman，Der römische Gutsbetrieb，Klio，Beiträge zur alten Geschichte，Beiheft 5∶49，1906，在地产上没有出现专门受过手工业方面训练的奴隶。Dopsch，Alfons，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328—329，London，Kegan Paul，1937接受了上述观点。

第二十一章

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东西部地区的发展

在埃及行省，较之帝国的头三百年，从戴克里先登基到被阿拉伯征服这段时期内，有关奴隶使用以及奴隶体系发挥作用的证据严重不足。然而不管怎样，也还是有相当多已出版的纸草文献提到了奴隶，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摸索出后期这几百年里奴隶制的发展趋势并得出满意的结论。首先我们能确定在尼罗河谷区域的大部分地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奴隶仍被使用，但在这一地区，受地理条件限制，奴隶数量一直不是很多。由于谷物产量一般而人口众多，因此，河谷和三角洲地区的人们经常会感到食物供给的压力。通过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叙述我们了解到，在奥古斯都·恺撒时代，埃及的人口密度超过其他文明地区，超过希腊罗马的任何地方（gē oikoumenē）。[1]埃及的自由劳动力数量充足，因而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这就造成当地农业和手工业并没有太多奴隶劳动力方面的需求。[2]

对于公元5世纪—6世纪埃及大地产所拥有的以及在农业上所使用的奴隶的相对数目，我们还是有可能作出一定的估算。我们可以找到这二百年间阿皮翁将军（Apion-Strategus）地产的赫尔莫波利斯（Hermopolis）部分的记录，记录中的“孩子们”（paides）这个词语可能并不像哈代（E．R．Hardy）所认为的那样指的是奴隶。[3]据我判断，他们是被雇佣来在田地里劳动的自由人。哈代认为这些paides的身份就是奴隶，但实际上希腊人更愿意用douloi这个词来指代奴隶。不过哈代正确地指出，除去从事家务劳动的奴隶，真正在地产上使用的奴隶数量很少。对其他诺姆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说法。我们掌握了一份公元6世纪的俄克喜林库斯纸草文献，它很可能来自于阿皮翁地产中的一部分，上面详细记录了为修理地产内的贮水池和建筑物而使用窑砖的情况。[4]根据这份详细的明细单里一个条目的记载，这些砖被分配给“马特留（Matreu）的奴隶emius来使用”。马特留是地产上诸多小田产之一，而这个奴隶则一定是依附于其上的隶农。[5]与这个奴隶——他实际是一个隶农——的例子相对的是，记录中有82个自由身份的农民土地持有者。[6]

从公元4世纪—8世纪的埃及纸草文献来看，埃及有外来的奴隶，但数量稀少。[7]公元359年，驻守在阿尔西诺诺姆（今法尤姆绿洲）的一位军官购买了一个14岁的奴隶男孩。在交易的文书上，这个男孩被认定“出生自高卢”，而出售他的军官给他起了一个法兰克名字奥格蒙都斯（Augemundus）。[8]我们可以由此推测，这个高卢男孩之前的主人是由于要执行军队任务而把他带到埃及的。托勒密主教叙涅修斯（Synesius）在公元400年左右的一封信里记叙了他所乘坐的船只遇到的风暴，当时他正从亚历山大里亚港去往昔兰尼。他提到了船上的一个来自本都的奴隶女孩。[9]虽然这个女孩并非叙涅修斯的财产，但以他北非富有家族的出身，他本身也一定拥有奴隶。从叙涅修斯的信件来看，像他这个地位的利比亚富有公民，每个人所拥有的奴隶数量大概有几十而非几百个。这是我们观察得到的结论。叙涅修斯自己声称，“不论是多么简陋的房屋，其中都必然有一个西徐亚奴隶”，这里的“西徐亚人”按照叙涅修斯的习惯通常指的就是哥特人。[10]

通过分析叙涅修斯的信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注意到两个现象。这两个现象都说明，对于认定昔兰尼人中有大量奴隶的结论，我们要持谨慎态度。在昔兰尼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中，“过去大部分是在大草原上牧草的牛群、骆驼群和马群。如今这些都没有了，都被赶走了”。[11]看管这些牲畜的可能有一些奴隶，也有一些自由身份的牧人，但这里并没有提到奴隶，而他们通常是抢匪很愿意抢夺的战利品。这里另一个引人注意之处是其陈述的语气。此外，在他信里所生动描绘的利比亚生活中，给远方朋友的信件通常都由出外旅行的熟人转交。[12]而在西塞罗时代的罗马及其他地方，像叙涅修斯这样的富人投递信件的通常方式都是派遣自己的奴隶送信。

这里我们可以假定，在昔兰尼和埃及，影响奴隶数量及使用方式的劳动力状况都是非常相似的。在尼罗河谷地区，直到公元6世纪，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仍旧旺盛，因此，奴隶商人作为一个专门群体仍然存在。在埃及的乡村和城市，对非洲奴隶的私人交易都由当地的中间商操作。把这些奴隶从中部非洲运输进来的环节显然掌握在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奴隶商人手里。根据公元6世纪的一份出自赫尔莫波利斯的协议，两个当地的奴隶中间商把一个被称作“摩尔人”的12岁黑人女孩卖给了一个个人，他们自称是从“埃塞俄比亚”的奴隶商人手里买下了这个女孩。[13]而在这些奴隶商人的背后，虽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中部非洲通过劫掠或部落战争而获取奴隶的古老体制，这是这个黑人女孩会被送到埃塞俄比亚市场上出售的根源所在。通过这份契约合同，我们观察到了这个相关史料匮乏的区域的奴隶交易情况。

拜占庭时代的希腊纸草文献所反映出的奴隶来源方式与之前的时代完全相同。我们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很少，因而无法准确判断出通过不同方式得到的奴隶数量比例，甚至大概的猜测也办不到。一直存在而没发生改变的典型的获取奴隶的方法主要包括：源自母亲身份的出身遗传，战俘或者是被绑架的对象，陷入贫困的父母出卖自己的孩子，[14]自己把自己出卖为奴隶身份，养育弃婴，以及因债务原因沦为奴隶。[15]

在这些扩大奴隶人口数目的方式中，有两种方式需要特别讨论，它们都出现在埃及的希腊文纸草文献里。公元296年戴克里先镇压了一场暴乱，暴乱的领袖名叫阿基来乌斯（Achilleus），又叫李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多米提安努斯（Lucius Domitius Domitianus），这场暴乱给亚历山大里亚造成很大损失，但三角洲的乡村或河谷地区并未受到太大波及。由于内乱而沦为奴隶的人数可能并不多。在接下来的二百年里，直到公元6世纪初波斯人入侵三角洲以及努比亚布莱米人（Blemmyes）进犯埃及南部边境之前，埃及再没有发生过来自外部的军事打击。因而埃及通过战争而增加的奴隶基本都是间接获得的，比如一些巴尔干战争中的哥特战俘被输入埃及。[16]上文我们提到，埃及存在着一些蛮族出身的奴隶，但从纸草文献的记载来看，这部分奴隶的数量很少。

根据纸草文献所提供的证据，这一时期因债务沦为奴隶以及因贫穷而出卖孩子的现象有所增加。从帝国整体的情况来看，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罗马相关的立法原则反对自由人因债务原因而成为奴隶。[17]公元329年君士坦丁所发布的一道敕令实际上就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妥协。敕令允许父母在下述情况下出卖自己的孩子：“如果一个人在极度贫困和匮乏之下为了维持生计而出卖他的一个亲生儿女，那么这笔交易被视为有效，但也只有这种情况下的交易才能得到承认。”然而这道敕令也把赎回权授予了出卖子女的父母，只要出价合理或是以同等资历的奴隶作为替代。[18]该敕令的法律效果由此大打折扣。不论是托勒密埃及还是罗马统治下的埃及，这里的习俗（mores）通常都支持陷入债务中的父母把孩子的劳役以paramonē的契约方式抵押出去。[19]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埃及的这种情况会导致这些孩子完全沦为奴隶身份。事实上我们有两个公元6世纪自由出身的孩子变成奴隶的例子，都保留了在还清债务后可以赎回的权利，[20]就像公元329年的君士坦丁敕令所规定的一样。

如果我们想要正确估计出东部行省中的个人奴隶主所持有的奴隶的最大数目，那么圣徒传作者对基督教殉道者大量释放奴隶的情况所做的记叙并不能作为我们的参考对象。以下的例子都反映了他们夸大的记录：一个名叫赫尔墨斯（Hermes）的人于复活节季（Eastertide）释放了1250名奴隶，这个奴隶主在此被说成是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但其他文献中都无法找到他的相关信息；一个名叫奥维尼乌斯（Ovinius）的人释放了5000名奴隶；小圣梅拉尼亚（Saint Melania the Younger）释放了8000名奴隶。[21]根据圣约翰·克里索斯托（Saint John Chrysostom）的记叙，安条克的富人们吹嘘他们有1000甚至“两倍于此”的奴隶，[22]这也许是公元4世纪所能拥有的最大奴隶数目。更可信的数字来自于一个巴比伦犹太人的女儿的记叙，她称她的父亲拥有310个奴隶。[23]

在巴勒斯坦以及巴比伦的犹太人共同体中一直有奴隶存在，该地区的非犹太人区域也是如此。犹太人看待奴隶制的态度与过去相比基本没有什么改变。闪族在涉及奴隶的立法中长期坚持的部落—民族方式仍然被遵循。根据《塔木德》法律，一个希伯来人不可以真正成为另一个同信仰者的奴隶。[24]时间上的限制仍遵照过去的传统以6年为服役期限，赦免年来到时就必须无条件释放。[25]像从前一样，犹太人共同体有义务赎回陷入奴役中的犹太人，不论这个人身处何方。在《塔木德》法律中，这项义务被进一步延伸，如果有非犹太人奴隶从他的犹太主人家中被劫掠走，那么共同体也有义务将他找回。[26]

从理论上讲，只有在割礼受洗之后，从非犹太人那里购买来的奴隶才能被犹太人合法拥有。这两项活动代表这个人作为奴隶被犹太人的家庭群体接受，也可以参加家庭的宗教仪式，包括享受逾越节（Passover）的节庆活动。虽然他的地位仍然很低，但他被认作是得到正式承认的家庭成员，[27]因而也是希伯来宗教共同体的一员。这项政策使得新近购买来的非希伯来奴隶可以即刻直接地与其主人在民事与宗教仪礼上建立联系。而古代非犹太人的相关制度，特别是基督教的奴隶制度，并没有广泛借鉴希伯来人的这种做法。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犹太人的这种独特性。首先，犹太教从组织上来说既没有形成基督教的规模，也没有其社会认可程度。其次，犹太教缺乏一种情感上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正是奴隶们皈依基督教的关键动力所在，他们意识到基督教促进平等的力量，因为基督教群体的平等性深深植根于神秘兄弟会的成员观念中，即使是其最底层的成员，也可以体会到弥撒以及共同体庆典中的超然境界。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非犹太人奴隶被强制采取犹太教仪式的事实，这样他们就成为与他们的希伯来主人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的感受。新入教的奴隶被视为具有神的形象的凡人，是神的组织中的成员。[28]联系紧密的犹太组织虽然发生了离散，但奴隶要参加犹太共同体的割礼受洗仪式的观念一直存在，其扩展范围虽然有限，却在奴隶制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韦伯芗和哈德良元首统治时期发生了犹太人的起义，在此之后，让购买来的非犹太人皈依犹太教的做法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成为危险的事情，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潜在威胁了罗马权力的破坏分子领袖们来说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虔诚的安敦尼就有充分的理由制定法律禁止犹太人对除他们子嗣以外的人施行割礼。这项法律在蛮族那里得到加强，违背这道敕令的人将受到被阉割的惩罚。[29]

在安敦尼敕令及其他类似的反犹太法律的威胁下，特别是在该时代罗马奴隶法已经要求改变的背景下，犹太人自然作出了让步，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适当调整了有关奴隶的法律。根据拉比伊斯梅尔（Ismael）的解释，犹太共同体的成员被允许拥有未受割礼的人作为奴隶，[30]这很可能是由于上述对施行割礼权进行限制的法律所致。在另一个拉比解释中，如果一个被其犹太主人释放的奴隶是以罗马释奴形式获得自由的，那么他就获得了第二等级的自由。我们在过去的犹太奴隶法律中尚未发现等级自由的划分方式。西蒙·鲁宾（Simon Rubin）在对《塔木德》法律的研究中将等级划分视为罗马犹尼亚法（lex Junia）的影响之一。根据这项法律，罗马公民的奴隶都成为“犹尼亚拉丁人”（Junian Latins）名下的次等公民。作为这一身份的获释奴，他们享有拉丁公民权所赋予的一切法律保障，同时也受到该等级公民权给他们带来的限制。其中的限制之一就是他们无权与罗马全权公民群体中的成员结婚（conubium）。[31]

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居民中，甚至到公元7世纪，希腊观念对于役从关系的影响仍然存在。公元679—688年期间签订的一份契约劳役（paramonē）解除合同对此有所反映。这份文件发现于巴勒斯坦南部的耐萨纳（Nessana），以阿拉伯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根据最初的paramonē契约协议，一位父亲因债务问题而把其儿子的劳役作为抵押，在债务还清之前，他的儿子都要为债主服劳役。这是希腊paramonē契约关系的典型特征。[32]

罗马帝国后期亚美尼亚的奴隶制问题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前一章我们曾提到过叶列米扬（S．T．Eremian）最近所发表的一篇俄文文章，不管怎样该文章仍然值得关注，因为其中论述了拜占庭时代卡帕多西亚的奴隶情况，当时这一地区还是东方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叶列米扬承认，从亚美尼亚古代文献本身来看，希腊化时代的亚美尼亚就已处于封建体系之中，但他并不认可当地古代作家所持的观点。叶列米扬认为，当时之所以产生了这种观点，是因为古代亚美尼亚的作家们都受到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封建观念。[33]他由此得出结论，希腊化时代亚美尼亚贵族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都是以剥削奴隶劳动为基础的，[34]后来经过王室土地被分封给贵族的过程，亚美尼亚社会才真正步入了封建化的进程之中。以上即是叶列米扬的论点。

叶列米扬的文章从语言文献学角度对古代亚美尼亚涉及到土地所有制的词汇进行了考证。由于不具备相关语言知识，我无法对其考证的价值予以评价。但他在其中分析并使用了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叙述，这一点值得商榷。根据斯特拉波的记叙，公元前63年，庞培把科马纳（Comana）宙斯神庙的祭司权及其附属土地的管辖权都交给了卡帕多西亚的阿尔凯劳斯，这里涉及到卡帕多西亚的所有制和劳动力体系。借助庞培的这次委任，阿尔凯劳斯就成为了领袖（hēgemōn），即该地区的行政长官，“是居住在科马纳城的所有神圣奴隶的主人，只是没有出售他们的权力”。[35]斯特拉波称这些神圣奴隶的数目有大约6000人，叶列米扬认为这些人都是奴隶，虽然斯特拉波专门强调他们不能被出售。如果对这些人的地位做准确的分析，他们应被视为服侍神的一个群体，但在法律地位上并非是不自由的身份。也许对他们最准确的称谓应该是“神庙役从”，这正是瓦尔特·奥托所使用的名称。[36]至少就卡帕多西亚的情况来说，叶列米扬的观点并不正确。由于有古代的史料做支撑，现代学术界一直普遍接受的观点仍然受到认可。卡帕多西亚和亚美尼亚谷物生产所主要依靠的并非奴隶劳动，而是附属于王室和神庙领地上的半自由农民。这一体系类似于罗马帝国早期的隶农制以及中世纪的农奴制。[37]

另一篇近期俄国学术界的文章也与君士坦丁之后罗马帝国的奴隶问题相关，我们需要在此对它加以分析。这篇文章与叶列米扬重建古代亚美尼亚史料的文章发表在同一刊物上。在文章中，西哥特人袭击多瑙河行省并在378年大败瓦伦斯（Valens）军队的事件被与该地区的奴隶起义密切关联在一起，作者甚至将后者作为前者的根本原因来看待。[38]而通常所认为的导致该时代罗马困境的罗马军队军事暴动的因素则被排除在原因之外。[39]在公元4世纪后期的莫西亚和色雷斯的确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日耳曼和哥特奴隶，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哥特人起义之前的几个月内，许多哥特成员已被哥特人卖给了当地的奴隶商人，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按许诺得到应得的食物供给。[40]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帝国内许多刚刚沦为奴隶的哥特人来说，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加入到入侵的族人之中。

虽然我们部分接受俄国学者德米特来夫（Dmitrev）的观点，但他有关哥特人运动的总体概念则是完全错误的。在他的描述中，哥特人运动成了一场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多瑙河行省的贫苦农民、隶农以及奴隶联合起来反对富人。这个观点被用来支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一句名言，即蛮族入侵者成为行省内罗马化了的人民的解救者。[41]然而德米特来夫的论述与我们所了解到的当地人的悲惨境遇有很大出入，根据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和欧纳皮奥思（Eunapius）的叙述，当时这些地方的乡村遭到蹂躏，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混乱，居民陷入深度恐惧之中。[42]

在我们上述讨论的相关问题上，德米特来夫的文章丝毫没有动摇我们既有的观点，隶农制仍然是多瑙河地区所普遍实行的农业生产体制。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在该地区确实发生了一场“奴隶起义”或大众自由斗争。最重要的是，对于罗马化的人民来说，对奴隶起义的恐惧要远远超过对入侵蛮族本身的恐惧。[43]

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情况

从戴克里先到穆斯林征服这段时期内，劳动力经济逐渐发生变化，而且在东方和西方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强度和节奏，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有关北非乡村奴隶的使用时间与范围的史料文献相当稀少，但斯特凡·葛塞尔（Stéphane Gsell）还是对此加以收集并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44]根据《世界概览》（Expositio totius mundi），在公元4世纪仍有奴隶从毛里塔尼亚出口出去。[45]公元4世纪—5世纪早期的一项法律提到了在非洲大片土地上所使用的乡村奴隶（mancipia rustica）和奴仆（servi）。[46]如果我们能拿出更多的数据，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虽然北非的土地上一直在使用奴隶劳动力，但该地区奴隶的数量呈下降趋势。[47]在公元五六世纪埃及的阿皮翁领地内，人们从地产以外的地区雇佣制砖工人以获得砖石，[48]也同样雇佣工人制造酒罐来满足他们大量的需求。[49]而在北非的一些地产上，人们在这些领域内只使用自己的工匠。[50]这些工匠可能是自由身份的工人，也可能是当时所特有的身份介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人。

西哥特的战士在迁移到伊利里库姆以及之后到意大利的过程中，定居于意大利因战争而导致人口稀少的地区。[51]对于这些迁移到意大利土地上的蛮族人，我们很难界定他们到底是彻头彻尾的奴隶身份还是类似半自由隶农的身份。萨尔维安努斯（Salvianus）称他们为奴仆，但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些人如果只拿很低的工资，他们就会出去偷盗或逃走。根据萨尔维安努斯的说法，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与当时普遍的劳动力价格基本相当，但却无法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52]很明显这些农业工人都期待有金钱上的报酬，这一点使得他们的奴隶身份受到质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意大利有相当庞大的哥特人、日耳曼人和匈奴人（Hunnish）群体在法律上要被归为被奴役身份，他们可以被交易，也没有公认的法律人格属性。这一点从公元410年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Alaric）所宣布的撤离罗马的条件中可以看出。他宣称在他离开罗马之前，罗马城所有奴隶身份的蛮族人都必须被交回到他手中。而如果这些人活动自由，可以自由加入他的军队，那么他也就没必要提出这样的条件了。[53]

在戴克里先进行帝国结构重组之后三百年间的高卢和意大利地区，逐渐减少的奴隶人口中的大部分被吸纳进农业生活之中。如同帝国其他地区的普遍情况一样，在这些行省里很难对隶农制之下半自由身份的农民以及地产内的奴隶工匠划清界线。[54]有证据表明在公元5世纪的前15年里，下高卢地区以及西班牙北部农业生活中所需要的奴隶数量并不是特别多。大约5世纪中期，培拉（Pella）的保利努斯（Paulinus）从阿奎丹尼亚（Aquitania）搬到了马西利亚（Massilia）。之后他没有财力可以拥有一个配备足够多耕作者的农场，因而他只为自己预备了一个大约2.5英亩大小的园子，他可以在家庭奴隶的帮助下耕作。他的家庭奴隶的数量足以应付必要的工作，[55]但显然其数目也并不多。

当西哥特人定居西班牙时，他们并没带奴隶过去。经过与当地罗马人的协商，他们同意以被称为tertia的友好方式来分割土地。通过这次分割，西哥特人获得了2/3的土地所有权以及1/3的奴隶。原西班牙奴隶主保留2/3的奴隶。[56]

在日耳曼人入侵的时代，罗纳河（Rhone）上游地区同样缺少奴隶，因而当勃艮第人（Burgundians）进入该地区时，他们不得不从日耳曼人手里购买奴隶。[57]奴隶交易在之后仍然继续，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代的许多释奴文件证明了这一点，日耳曼中部和东部地区部落法律中有关奴隶购买的规定也是证据。[58]然而根据阿方斯·多普施（Alfons Dopsch）的说法，通过购买方式获取奴隶的数量并没有匹配上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奴隶获释的数量。[59]

注释

1 Diodorus Siculus，1∶31，6．

2 有关这一情况的阐释，参见Johnson，Allan C．，and Louis West，Byzantine Egypt，economic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根据Sir Harold Bell在Jour．Roman Studies 40∶123—128中的评论，我们在使用这本书时也要持谨慎态度。Johnson和West对埃及经济情况的讨论起自公元297年，两位作者遵循德国学者Otto Seeck的观点，把这个时间作为15年财政年历的起始时间。然而从Kase，E．H．，A papyrus roll in the Princeton collection，25—31，Baltimore，Furst，1933的论文所引用的一篇普林斯顿纸草文献来看，这个年历开始于公元312年。Ulrich Wilcken，Mitteilungen aus der Würzburger Papyrussammlung，Abh．preuss．Akad．，ph．-hist．Klasse，no 6∶97，1934放弃了之前的观点，接受了Kase所提出的公元312年这个时间。

3 P．Baden，95，lines 62，74—75，408，503—504；Hardy，Large estates，104，n．5，and 112．这些实际上是以大麦形式支付的“工资”，。或者它们是习惯上提前预支的购买衣服和橄榄油的钱。在这两个例子中，地产奴隶都没有工资收入。

4 P．Oxy．18，no．2197，发表于1941年，因而E．R．Hardy没有看到这份文献。编者的注释1认为它可能与阿皮翁地产有关系。

5 同上，第40行。这块被称为“马特留”的田产还出现在nos．2196，4；2197，34，38；2207，5中。

6 这些隶农的名单要在Index Vc of P．Oxy．18中查找，这样才可能把水利设施（mēchanai）的名字与农民的名字区分开。

7 在使用Johnson and West，Byzantine Egypt，149中有关埃及外来奴隶的记录时，我们必须注意，没有证据表明BGU 3∶728中的“摩尔人”（Moor）或PSI 3∶211中的“萨尔马特人”是奴隶身份。Byzantine Egypt的编者们正确地认识到（p．119，n．2），PSI 8，nos．953，17，46，47，84 and 956，26中的“哥特男孩”（paidariois Goth-）可能是奴隶，也可能不是。

8 BGU 316，13∶．有关奥格蒙都斯这个名字，见Wilcken，U．，Hermes 19∶422（1884）．P．London 2∶251第316—318页记录了公元4世纪出售两名奴隶的事件。

9 Synesius，Epistles，4的结尾处。另外，叙涅修斯在Epistles 32中也提到了奴隶，这是一个醉鬼，叙涅修斯希望在不给他报酬的前提下把他驱逐回他自己的国家；此外，79和125中也提到了奴隶。这里所引用的信件编号是根据Dionysius Petavius，Paris，Drouart，1612的版本。

10 引自Bloch，Marc，Comment et pourquoi finit l'esclavage antique，Annales．É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2∶31，1946。

11 Synesius，Epistles，130，译文出自Fitzgerald，Augustine，Letters of Synesius of Cyrene，London，Oxford Univ．Press，1926。

12 同上，133，144。

13 P．Strassb．，inv．no．1404，edited by Preisigke，Friedrich，Ein Sklavenkauf des 6．Jahrhunderts，Archiv für Papyrusf．3∶414—424，尤其要关注合同的第24行。

14 P．Oxy．9∶1206，公元335年，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案例。P．Théadelphie，no．16，18—20，公元307年，可能也是一个例子，PSI 6∶7096，6—9可能是公元6世纪的一个例子，见Taubenschlag，R．，Law of Greco-Roman Egypt，56，and n．33—37．作者概述了拜占庭早期奴隶来源的情况，同上第52—57页。

15 Bell，H．I．，Jews and Christians in Egypt，nos．1915 and 1916，其中举了公元4世纪的一个例子，是父母因债务问题而使孩子沦为奴隶。见no．1915，27—28，35—36，and 1916，16—18。

16 Verlinden，Charles，L'esclavage dans le monde iberique médiéval，Anuario de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11∶317—319，1934认为由哥特人侵略而导致的奴隶数量要远远少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早期入侵战争而带来的奴隶数目。

17 Meyer，Paul M．，Juristische papyri，29；Taubenschlage，R．，Zeit．Sav．-Stiftung，rom．Abt．50∶146．

18 Just．Codex 4∶43，2∶propter nimian paupertatem egestatemque victus causa．

19 有关这种以paramonē的契约方式抵押孩子的劳役以做债务担保的情况，更早的例子包括：PSI 4∶424，公元前3世纪；P．Oxy．10∶1295，公元2世纪或3世纪早期；P．Flor．1∶44，公元158年。

20 P．Jandanae，part 2，62 in Speisse，G．，Instrumenta Graeca publica et privata，Leipzig，Teubner，1916，and Maspero，Jean，Papyrus grecs d'époque byzantine6，67023（A．D．569），Catalogue général du Musée du Caire，Cairo，Institut Français，1911．

21 Wallon，Henri，L'esclavage 3∶359引述了这段，但他也将之视为夸大记叙。

22 Saint John Chrysostom，In Matth．homilia，63，4．

23 Graetz，H．，History of the Jews，2∶555，Philadelphia，Jewish Publ．Society，1893．

24 Rubin，Simon，Das Talmudische Recht，Die Sklaverei，8，Vienna，1920．

25 本书第七章参考此处。

26 Rubin，Talmudische Recht，61．

27 同上，17—18。

28 对此Rubin明确阐明了犹太拉比（Rabbinical）的观念，同上，64，n．12。

29 Just．，Institutes，48，8，11．

30 Rubin，Simon，Talmudische Recht，18，在第28页注释47中有Baraitha Yebamoth，47b的译文。

31 Rubin，Talmudische Recht，103—104．参见Buckland，W．W．，Roman law of slavery，533—534。

32 Nessana Papyrus，inv．no．13306，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M．Schwabe教授以希伯来文出版和讨论，参见Magnes Anniversary Book，224—235（英文概要p．XXX），Jerusalem，Hebrew Univ．Press，1938．Schwabe教授把这篇文献视为一份释奴文件，而我认为这是解除因债务而导致的paramonē契约关系的解除合同。见Westermann，The paramone as general service contract，Jour．Jur．Papyrology 2∶47—50，1948。

33 Eremian，S．T．，Vestnik Drevnei Istorii 1∶13，1950．

34 同上，26。

35 Strabo，12∶34（Casaubon's p．558）∶．

36 Otto，Walter，Beiträge zur Hierodulie．Abh．bayer．Akad．，n．f．，29∶9—12，1950．

37 Grousset，René，Histoire de l'Arménie，294，Paris，Payot，1947．有关希腊化时代小亚地区的发展趋势是自由农民持有土地增加而非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土地增多的观点，见Magie，David，Roman rule in Asia Minor 1∶144。

38 Dmitrev，A．D．，The rising of the West Goths on the Danube and the slave revolt，Vestnik Drevnei Istorii 1∶66—80，1950．

39 同上，66。

40 Ammianus Marcellinus，31∶6，5∶ex eadem gente multitudo dudum a mercatoribus venundati；Seeck，Otto，Untergang der antiken Welt 5∶102，Berlin，Siemenroth，1913．Synesius，De regno，22中提到了后来被提奥多西投放到市场中的哥特奴隶。他说这些奴隶都是能干的工匠，比如制造桌子的人、厨房仆役以及为主人提折凳的人。

41 Dmitrev，Vestnik Drevnei Istorii 1∶76引用了恩格斯的话。

42 Hieronymus，Epistola 60，16，in Migne，J．-P．，Patrologiae Latinae Cursus 22∶1，600∶Scythiam，Thraciam，Macedoniam，Dardaniam，Daciam，Thessaliam，Achaiam，Epiros，Dalmatiam，cunctasque Pannonias；Gothus，Sarmata，Quadus，Alanus，Hunni，Vandali，Marcomanni vastant，rapiunt．Quot matronas，virgines Dei et ingenua nobiliaque corpora his belluis fuere ludibria？参见Eunapius，464，关于公元395年哥特人的情况，见Wright，W．C．，Philostratus and Eunapius，Loeb Classical Library，New York，Putnams，1922。

43 Dmitrev，Vestnik Drevnei Istorii 1∶71；Engels，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37，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2所表达的观点是，那些逃到蛮族控制地区以及继续留在高卢地区的“罗马人”“所最为恐惧的就是重新回到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44 Gsell，Stéphane，Esclaves ruraux dans l'Afrique romaine，Mélanges Glotz 1∶407，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22．

45 Riese，Alexander，Expositio totius mundi，122，in Geographi Latini Minores，Heilbronn，Henning Brothers，1878．

46 Theod．，Codex 10∶8，4提到了与多纳徒（Donatist）分裂的关联，16∶5，52，4—5 and 16∶6，4．参见St．Augustine，Epistulae，108，6，18；185，4，15，in Migne，J．-P．Patrologiae Latinae Cursus 33∶2，Paris，1865。

47 Gsell，Mélanges Glotz 1∶407．

48 P．Oxy．16，no．1910，5；no．1913，45，63．

49 同上，16，no．1911，lines 181，185，187，191；no．1913，lines 29，33，49，51；Hardy，E．R．，Large estates，122—123．

50 Gsell in Mélanges Glotz 1∶404．

51 有关高卢和西班牙行省的情况，我大部分依据Verlinden在Anuario de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11∶1934中的叙述。参见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1，The Christian Empire，233，Cambridge Univ．Press，1924，公元377年罗马将领弗里格里德斯（Frigeridus）俘获的囚犯。又见奥勒留皇帝（公元270—275年）所提出的让伊特鲁里亚被俘家庭到未开垦地区定居的计划，Script．hist．Aug．，Aurelian，49，2。洛布丛书（Loeb Library）把familias captivas译作“战争中被俘的奴隶家庭”，这是一个疏忽导致的错误。

52 Salvianus，De gubernatione Dei，4，14，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1∶14，p．38，Berlin Weidmann 1877．Salvianus所使用的表示报酬的词语是stipendia。

53 Emerton，E．E．，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ges，31，New York，Ginn and Co．，无出版日期。

54 Verlinden，Anuario del Derecho Español 11∶320∶nous voyons aussi les proprietaires user de leurs esclaves comme des colons．

55 Paulinus of Pella，Eucharisticus，lines 520—538．译文见White，H．G．Evelyn，（Loeb Classical Library）Ausonius 2∶344—345，New York，Putnams，1921。

56 Lot，Ferdinand，Du régime de l'hospitalité，Rer．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7∶975—1011，1928．有关2/3的土地所有权的情况，见第983页，又参见Dopsch，Alfons，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enswickelung 1∶213—214，Vienna，Seidel und Sohn，1918；英文版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99—100，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37。

57 Dopsch，Grundlagen 1∶89．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高卢地区，罗马的土地所有者保持着自由身份，也保留了土地，同上，第218页。

58 同上，2∶175—176（＝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232），2nd ed．，1924。

59 Dopsch，Grundlagen 2∶177，2nd ed．（＝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233），与之意见相左的是Wopfner，H．，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 21∶199，1922—1923。

第二十二章

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自由工匠与奴隶地位的平等化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老问题：在罗马帝国晚期，奴隶相比于自由人在数量上是有所减少还是呈相对稳定的趋势？最近有关后戴克里先时代奴隶制的研究都在表达一个观点，即农业上广泛而压迫式的奴隶使用导致北方入侵的军队煽动并引导了奴隶暴动。然而在我看来，对已有文献资料的研究表明，这一观点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其结论也具有欺骗性。[1]由于相关的证据不足，公元4—6世纪奴隶制的衰落问题无法通过数据计算的方式考察。明智的办法是把调查的目标转向其他对象，相比于奴隶与自由劳动力之间纯粹的数字比例，这些对象最好能使我们更易找到证据也更具重要意义。这里所说的研究在方式上并不是全新的，[2]但与过去相比，它需要更耐心和更彻底的分析精神。一方是奴隶劳动力，另一方是帝国内身份自由的工人群体，尤其是那些处于底层的劳动力阶层，如农民、搬运工和自由工匠，难道这两方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地位不是在逐渐走向平等吗？

罗斯托夫采夫在探讨罗马帝国头三百年的社会和经济趋势时概括说，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之后，并没有社会平等化的情况发生，“甚至在共同受国家奴役方面也不是平等的”。他论证说，虽然一切自治的行为以及一切政治上的自由都被禁止，但这达到的只是“消极的”平等。虽然这些措施也适用于当时的大地产阶层，虽然人们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束缚——但平等是不存在的。[3]罗斯托夫采夫教授在后期有关古代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社会经济问题的观点具有强大的权威性，难容质疑，任何冒险提出的异议都可能不过是语义学上的吹毛求疵。然而在此我却坚持认为，这时在帝国下层的劳动阶层中确实出现了权利地位以及需求趋同化的现象，自由人的自由权利在减少，奴隶在工作中的地位有所提升，社会看待奴隶的态度也有所改观。自由人与奴隶之间在法律上的区别仍然存在，但社会正在朝着平等对待奴隶和自由人的大方向上前进。这主要表现在对这些劳动力群体的控制程度上，也表现在施行这些控制措施所采取的方式上，而不在于这两个群体在法律上分别有不同的定义。

这两个地位不同的劳动者群体平等化[4]的进程只是更大范围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变化发生在当时地中海世界整个经济、宗教、社会和文化领域，而且最终在立法上体现于提奥多西（Theodosius）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之中。过去奴隶要受到奴隶主群体的严格控制，但此时的法律使这种控制出现了松动；然而对于自由工人来说，过去曾给予他们的权利此时则受到了限制。从法律上看，行省地区曾长期应用于前罗马法之中的行为，或是在这些地区的日常经济生活中虽未经法律许可但已被普遍接受的活动，都已被纳入到这两位皇帝的法律之中。这些发展于帝国不同区域的民间行为体系最近有了一个特定的名称——“民间法”，以此与“外来”成文法相区别，后者在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通过之前一直决定着非罗马人之间的许多法律关系。[5]在后戴克里先时代，这些“法外法”（leges extra legem）中的一部分已被接受，而且被皇帝的法律顾问们纳入到帝国法律之中。

在自由劳动力与奴隶劳动力群体方面，人们经过长期摸索逐渐达成共识，即他们在经济领域内的利益是一致的。[6]在地中海西部地区，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当地长期实行的野蛮的土地奴隶制体系；二是这种体系与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遍布西方的希腊式手工业奴隶制体系所形成的对比。奴隶与自由人群体利益的交融表现在公元前2世纪发生于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奴隶起义中，也表现在公元前72—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所领导的“角斗士战争”中。公元1世纪，由于奴隶阶级社会声望的提高，皇家获释奴开始占据帝国的权贵位置。公元前61年，自由人与奴隶群体彼此间的同情和团结一致在罗马城内也有突出表现。一位罗马显贵被他的一个奴隶杀害，根据一条古老法律的判例，罗马元老院把这个显贵家庭中的所有奴隶都判处了死刑。由于城市平民在之前发生了暴乱，因而这些奴隶运往死刑执行场的道路两边都有士兵把守。显然这种团结一致的表现是一种自发的行为，突破了彼此间身份地位的差异。[7]

奴隶与自由劳动力的融合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即隶农的法律地位呈下降趋势，直至处于一种半奴役的状态。我们在前文中已屡次提到这一情况，因而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复述。从迦太基战争末期开始，在帝国的前三百年间，小农场所有者的数量一直在逐渐减少，意大利半岛上的情况尤为突出。这些意大利“小农场”的主人们正是当初罗马共和国的中坚力量。[8]公元3世纪中期几十年间内战不断。在其中一些战争中，双方的军事领袖都宣称自己是罗马元老院已经认可的皇位继承人。而另一些战争发生的原因则在于军事将领的夸大其辞，他们期望不用获得元老院的认可就能够执掌帝国的统治大权。蛮族对北部行省的入侵进一步加剧了内战所导致的这种帝国行政的混乱状态。前述这些因素造成整个地中海区域经济陷入非正常的发展态势，农业劳动力的地位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尤其是在莱茵河以西及多瑙河以南的被蛮族入侵的行省地区。

这些外部的混乱因素伴随着更深刻的内部变化，罗斯托夫采夫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在内部和外部变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帝国隶农的地位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纸草文献表明，埃及的小农场主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迅速逃离他们所拥有的或作为隶农在其上劳作的土地。[9]对于埃及农民这种拒绝耕作土地的行为，罗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政府限制农民迁移的权利，安排警察阻止农民进一步逃离，同时将抓到的逃跑者遣返回原来的工作地。

自由身份的农业工人地位降低，事实上受到束缚，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所颁布的训令就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这道训令，任何试图逃离庄园主或有逃跑打算的隶农都要被遣返，而且要被戴上镣铐——“以使他们在他们自找的奴役惩罚之下，完成他们作为自由人所要完成的劳役”。[10]这项法案暗示我们，在它颁布以前，隶农已经失去了从注册登记地迁移的自由。由于他们被剥夺了自由人可以按自身意愿迁移的权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失去了随之而来的“按自身意愿做事”的自由。根据德尔菲通过向神信托出售的方式释奴的规定，上述两项自由就包含在区分自由人和奴隶的四项自由权利之中。[11]

也许有一项特定的法案规定隶农必须完成他们耕作的职责，而且必须在他们登记的地点，并且这种职责是世袭的，但我们如今已找不到这项法律条款。当然隶农这种附属于工作本身的情况，在公元332年以前君士坦丁本人或其某位继承者在位时就已出现。事实上，几项特征都表明了安斯林（Ensslin）的结论，即戴克里先为应对政府开支、大幅增加收入而实行的税收制度为束缚隶农提供了条件，因而隶农从法律上被束缚在他们的农场工作上。[12]戴克里先将帝国划分为四个辖区，每个辖区都有各自的法庭、官僚系统和军队，这就使得帝国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开支大大增加。被认为是由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创作的小册子中有关于迫害基督徒的人死亡的内容，我们从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他［戴克里先］把世界［罗马帝国世界］分成了四个部分，确立了三个助手协助他统治。军队规模成倍地扩大，因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希望拥有比之前单独管理国家的皇帝们所拥有的多得多的士兵。接受［政府的钱］的人的数目甚至超过了给政府交钱的人的数目，因此隶农被巨额的税收负担所吞噬，农田遭到遗弃，耕地变成了森林。[13]

一系列法案从经济和社会层面对底层自由工人予以规定和限制，它们越来越接近于对奴隶的相关规定和限制。这些法案都是逐渐颁布的，中间有长时间的间隔。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的法案使得土地主可以像惩罚奴隶一样惩罚隶农。[14]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皇帝在位期间（公元350—360年），在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财产时禁止转让隶农。[15]公元366年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us）和瓦伦斯颁布了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的规定，行省长官可以强制各地的逃跑者，不论是登记在案的隶农还是土地庄园里的居住者（adscripticios colonos vel inquilinos），回到他们从前登记、长大、出生之地（penates）。[16]通过这项立法，过去与大地产都有关联但却各不相同的两个群体现在合二为一了，他们都永久性地附属于他们的工作地或居住地。虽然隶农在形式上一直保持着与“乡村奴隶”（servi rustici）的差别，但他们在后来也成为了“附属于他们所出生的土地的奴隶”。[17]术语上的改变切实地反映了隶农地位降低的程度。

这里我们有两个来自高卢的证人，他们都见证了该地区小土地所有者地位的下降，也见证了这些人自由被完全剥夺的结局。这两个证人一个是公元5世纪中期的阿莱拉特（Arelate）主教萨尔维安努斯，另一个是同时期的马西利亚（Massilia）主教西多尼乌斯（Sidonius）。萨尔维安努斯在提及高卢贫穷但身份自由的土地所有者时说道，或者由于哥特人的入侵，或者由于为躲避收税人而逃离农场，他们中的一些人失去了牲畜和家园。其中的聪明人躲到了有权有势的土地主的庄园里，成为了他们的隶农。由于已经失去了自由身份带给他们的安全感，因而他们在绝望中去寻求某种庇护。同样，那些失去故土或失去尊严的人们也放弃了他们的独立性，而这正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居住者（inquilinae abjectionis）的特征。他们既失去了他们自身，也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被剥夺了一切的情况下，他们也失去了过去自由身份所带来的权利。”[18]

阿波利那里斯·西多尼乌斯（Apollinaris Sidonius）在一封信里记叙了一件强奸案，他提到了奴隶与居民（无家可归的“擅自占地者”）之间、纳税人与被保护人之间以及隶农与平民之间合理的区分。西多尼乌斯所描述的情况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群体之间差异的微小。

这一事件中的女当事人身份自由，实际上是获释奴的身份，因而西多尼乌斯认为在某种条件下他可以使那位有罪的男奴不受惩罚。西多尼乌斯的朋友必须要释放这个犯强奸罪的奴隶，从而作为他的保护人（patronus）而非奴隶主。这个犯罪的奴隶在获得释放之后，就拥有了作为“居住者”的最初始的自由权利，因而可以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与这位女受害人结婚。而这个强奸犯的婚姻表明了他作为非独立的被保护人而不是纳税人的身份地位。他“开始拥有一个平民的（合法）身份，而不是一个隶农”。[19]根据阿波利那里斯·西多尼乌斯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法律上的个体的身份等级从“奴隶”到“平民”细小的层次变化：奴隶、居住者、纳税人、被保护人、隶农、平民，按照这个顺序，地位逐渐升高，而从上到下的级别则正好相反。平民与隶农之间唯一的区别似乎就在于隶农是被登记在纳税册上。[20]居住者与奴隶之间在这一时期的区别则在于，从法律上讲奴隶不能与自由身份的女人结婚，然而就连这个区别也很快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消失了，只要男女双方在禁止的法律通过之前圆了房，那么这场婚姻的持久性与合法性就得到了承认。[21]

政府之所以能够制定规则削弱自由人的自由权利，其主要使用的办法是将当事人束缚在他们劳作的地方，并强迫他们在登记注册地继承那些强加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义务。早在公元3世纪的前25年，这些控制措施就扩展开来，既施行于富裕阶层，也施行于下层。什长（decuriones）是被任命的地方议会成员，在提尔的罗马法学家乌尔皮安所提出的一条意见中出现了有关什长的情况，这条史料被保存在查士丁尼的《法典》（Digest）之中。根据记载，行省长官（praesides）要把那些离开家乡搬迁到其他地区的什长召回，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行省长官还要进一步确保这些什长在他们的家乡完成他们所应当承担的职责。[22]大约两百年之后，到公元415年，这些官员曾经乐于在他们的管辖地区内所承担的职责变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这些职责还不得不沿着父系血统被世袭下去：“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什长家庭，那么由于出身或血缘关系，他就要被迫加入地方议会。”[23]

在同一历史时期，地方议员阶层的中产阶级也与他们的故土及职责束缚在一起，而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由身份的农场佃农的地位则下降到隶农的层次，同时手工工匠、商人以及运输工的自由也遭到破坏。[24]我们在认识这些群体时，一定要记得之前背景中的两个情况。首先，在自由契约的体系中，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常常会接受对他们迁移以及选择其他工作的权利的限制，但这些个人的牺牲都只是暂时性的，是由契约合同的条款规定的，而且工人们自愿接受这些限制。其次，为了宗教祭祀、娱乐以及社会事务的需要，工人们自愿组成行会组织，这在希腊和罗马世界已很普遍。然而，过去可以被接受的暂时侵占工人们的时间和劳动的行为如今成为了无法摆脱的政府性规定，这些群体失去了自由，成为受到束缚的人群。在工人阶层自愿组成的行会组织中，罗马帝国发现了对其法规的直接施行有用的工具。

由于职业性质的关系，运输行会中的船主不可能由于限制迁移权的规定而永久性地固定在某个地方。然而作为解决帝国食物供给问题所必需的官员，他们要受到早期一个强制性命令的限制，他们的行会义务持续终身（公元334年），而且这些义务作为国家的任务（onus publicum）还要为他们的后代所继承。[25]后来政府还进一步要求船主们上交一份名单，其中不仅要包括其组织（collegia naviculariorum）中的成员，还要有这些人的妻子和孩子的名字。[26]有了这些男性成员所登记的家中妻子的名单，官员们就可以更好地控制船业行会中男性成员的动向。[27]

从公元400年尼罗河畔赫尔莫波利斯的一封官方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出身范围的狭窄。根据这封信件的记叙，一个人在底比斯地区长官的政府船舰上工作，他要求释放一名被迫从事其他政府工作的桨手。据这位要求释放桨手的人称，他所提的要求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位桨手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作为桨手在政府的船舰上工作，因此，他被征用去做其他礼仪工作是不合道理的。[28]

瓦尔兹（J．P．Waltzing）在1900年发表了他的有关行会组织研究的优秀著作，其中的第四卷集中介绍了之前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发现的几百个单独的地区行会。[29]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奴隶、获释奴和自由人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就已经集中于意大利及其他地区的一些葬礼和宗教仪式组织中。[30]有时只有获释奴和奴隶被记录在这些社会组织的名单上，就像约公元前90—公元前64年意大利明图尔诺的助祭名单一样，名单上之所以没有自由人成员，其原因我们只能猜测。也许获释奴和奴隶助祭为表达一种骄傲的情绪而只列出自己这个等级的名单，他们的骄傲之处在于他们地位卑微的同僚获得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职位。而更可能的原因在于，只有从奴隶和前奴隶群体中征召上来的工匠数量不够他们组成单独的组织时，获释奴和奴隶才被允许与自由人一起进入宗教组织之中，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明图尔诺。[31]

有关埃及的情况，根据纸草文献的记载，从公元2世纪前25年起，纺织许可（gerdiakon）的集中支付体系和其他政府需求的共同责任体系都已开始出现。在已发现的一张公元123年的收据上，记录了费勒德尔菲亚纺织行会的一个代表所交的款项，似乎是这个行会所有成员当年全年的纺织许可（gerdiakon）总额。这一体系显然处于从宗教性的募集制度到直接支付制度的过渡阶段。在纺织者的地区性行会中，组织成员都要支付应交的总额的一部分。在这个例子中，这笔款项计入“一个名叫李奇乌斯的人及其同伴们的账上，这个人又叫塞雷努斯（Serenus），他的同伴是这些纺织（许可）的接收人”。正如提奥多·伊尔（Theodor Reil）在很早以前已指出的那样，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把这些行政职能强加给工匠行会，这一发展趋势从公元2世纪起就已开始。[32]后来又发现了一张来自索科诺帕伊耐苏斯（Socnopaei Nesus）村的公元128年的收据，进一步证实了伊尔的看法。[33]这是一份“公共衣物接收者”所给出的证明，证实给指定士兵的19件短袍以及5件短披风（palliōla）都已按时送到当时驻守犹大的士兵手中。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我认为还无法判断共同责任是更早地用于埃及纺织者为军队发送衣物的行动还是纺织者行会缴纳税款的行动。

公元4世纪，手工工匠、小商贩、交通运输从业者的行会团体责任得到了充分发展。与农场里的工人相比，从事这些职业的行会成员更能够保有作为自由人所应具有的私人权利与法律行为能力，相对而言，隶农则要被束缚在他们的农业工作及工作地点上。商人和手工工匠所丧失的自由指的就是评判自由的四项标准中的后两项，这四项标准，前文已经说过，是大约公元前200年到公元75年德尔菲以向阿波罗信托出售的方式释奴时提出的标准。它们是通常给予自由人的权利，一项是自由迁移的权利，一项是变换工作类型与工作地点的权利，另外两项则是自由人继承下来的权利，一是其法律地位，一是其受到保护不得被随意抓走。在自由身份的保护之下，这些或出身自由或已从奴役身份中解放出来的行会成员拥有遗嘱处置、出售或按意愿馈赠所有物的权利。在戴克里先时代之后，他们自由迁移的权利被剥夺，公元458年马约里安（Majorian）的一篇作品明确地说明了这个情况：“我们尊贵的陛下的法律条款对这些规定又有所增加，行会成员必须按照地方议会的决议轮流为当地提供服务，他们不得居住于他们自己所处的地区之外。”[34]

船主行会成员因其工作需要活动范围很广，因而拥有一定的特权，但即便如此，公元4世纪中期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所颁布的法令仍然规定，其行会成员的服役时长与其停工问题无关。[35]由于香肠制作工人和猪肉贩的职责就是为其所在的城镇供应充足的肉类制品，因此，在埃及纸草文献里有关于他们被束缚于其工作的城镇中的记录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元566年在尼罗河畔的安提诺波利斯（Antinoopolis），这些人的资助人曾立下一个誓言，行会成员在其服劳役的时间内不得离开当地。[36]

公元457—461年马约里安皇帝的一项新法律更彻底地表达了让行会成员固定于本地的倾向，法律条文大概为：针对他们（行会成员），我们尊贵的陛下增加了一项条款，即那些要轮流执行地方议会所分配的义务的行会成员不得居住于他们所服役的地区之外。[37]

公元384年西马库斯（Symmachus）的一封信件反映了罗马城内行会的情况，信中要求减轻城内人口新增加的一项负担。“很明显，罗马人事实上正在为他们过去曾经享有过的特权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屈服于（奴役的）枷锁，换来的却只是名义上的豁免权。”[38]

公元530年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他或者是他的顾问们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有关身份继承的旧法律仍然适用。根据这个公告，奴隶身份的父亲与隶农身份的母亲所生的孩子，或相反，在册隶农（adscripticius）身份的自由人父亲与奴隶身份的母亲所生的孩子，都继承其母亲的身份（matris suae ventrem sequatur）：“由于两个人都处于其主人的权威之下，而他（主人）又可以释放奴隶及其拥有的私产，也可以不再控制在册隶农及其拥有的土地，那么在奴隶和在册隶农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样，自由身份的运输业从业者、农场佃农阶层、手工工匠以及市场上的小商贩之间实际的身份差别越来越小，但我们仍需注意的是，这些人与从事相同职业的奴隶在身份上并非完全平等。很早之前蒙森就曾提出过一个论断，即帝国时期的罗马人一直都对自愿加入隶农阶层和自己将自己卖为奴隶这两种行为有所区分。蒙森的这个说法似乎是基于对人们心理的把握，隶农的地位并没有完全摧毁其自由身份所带来的自豪感。[39]

埃及俄克喜林库斯纸草文献记载了公元579年所发生的一个担保事件，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看到佃农在进入隶农阶层之后其个人自由丧失的性质与程度。一个工人头目同意为一名农场工人做担保人，后者注册登记于分散的阿皮翁地产中的一片地产上。这个工人头目担保这名隶农一直不离开他租种的土地，而且他的朋友、妻子、畜群以及他所有的财产都是如此。“他作为一名在册的农夫，我要对属于他个人或他的财产的一切负责，他不得离开这片土地或者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去。”[40]

在册的佃农都有一个终身的合同，要求他们呆在地产上。[41]在同意其作为在册农民（enapographos geōrgos）的地位之后，他就要放弃搬迁的权利，而且要承诺履行他在地产上的义务。他的选择权就局限在田里的劳动或是庄园管理者要求他做的其他任务上。[42]随着迁移权的丧失，他个人也不再能够控制自己工作的范畴。

威廉·舒博尔（Wilhelm Schubar）曾暗示，社会底层的不安全感在罗马晚期很普遍。他们在向领主及政府官员提出建议时都表现谦卑，这足以证明公元5世纪—6世纪不受保护者和被压迫者的奴隶心理。[43]这种自我贬低的腔调，不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仅仅是该时代的一种文学手法，在前戴克里先时代的希腊罗马奴隶中都很少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此时已经完成了从精神自由向卑躬屈膝的态度转变。

从帝国前二百年的特别法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罗马共和国对待奴隶的严苛态度在这一时期明显好转。一般来讲，这些立法都是为了改善奴隶所处的特定外部环境，这种改变显然都是必要的。[44]后戴克里先时代这种立法活动的继续，既可被看做是过去奴隶供应渠道枯竭的一个表现，也可被视为是它的一个结果。从公元3世纪前25年的几份法律意见书来看，促使奴隶群体待遇好转已成为一项更具关键性的措施。根据著名法学家帕皮尼安（Papinian）的意见，除非在债务协议里有特别说明，否则债权人不可以拿走抵押奴隶的私人财产（peculium）。[45]

在乌尔皮安时代之前，有关地产自由工人是否应被视为农业生产工具从而随着地产转让而转给新主人的这个问题，法学家们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在帕皮尼安给出上述有关奴隶私产的意见大约10年之后，乌尔皮安提出，如果一个奴隶以农奴身份在地产上劳作，那么他是否应该作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被包括在这块地产的财产里。乌尔皮安所给出的意见表明他同意过去的看法，即奴隶是其主人的私人财产，而非土地生产工具，因而在遗产转移时不能作为生产组织的构成部分来转让。[46]如同上述乌尔皮安的情况一样，对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讨论表明地产奴隶的地位正在朝农奴的方向提升，过去所坚持的奴隶主对奴隶完全拥有的法律观点已逐渐被抛弃。公元293年（也可能是再早几年）的一部法律也表达了同样的宗旨。根据这部法律，一个公共奴隶在被释放之后即使还要继续当担保人，他的自由权利也不会因他之前做奴隶时所做的事情而受到影响。如果一个公共奴隶在被释放之后有了儿子，那么父亲的担保责任不会妨碍儿子入选其居住地的地方法庭。[47]

人们对地产奴隶和隶农二者的要求越来越接近，这促使政府对奴隶身份的农场工人采取控制措施，同化这两个群体的待遇。在公元374—378年的某个时间，瓦伦提尼安二世、瓦伦斯和格拉提安发布了一个公告，人们发现在这份公告上，一些奴隶被登记在了地产工人的名单上，情况与那些本地出生的（originarii）隶农相同。奴隶主不再被允许把这样的奴隶出售到庄园以外的地方。[48]其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庄园主过去可以不受约束地支配庄园劳动力中的奴隶群体，如今上述措施将在“登记奴隶”的身上实行，因而从“登记奴隶”的角度来说，帝国的中央组织已彻底放弃了法学家乌尔皮安所提倡的做法。有人可能又会假设说这是从庄园保持持续生产力的利益考虑的，是为了尽可能地稳定其劳动力数量。乡村的工人、隶农以及如今奴隶身份的农场工人，都被视为庄园财产的一部分。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一时期奴隶劳动力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的趋势，但显然他们的地位越来越接近同时代的隶农。在公元1世纪早期意大利阿雷提乌姆的陶器作坊里，负责模具制造的工头们有时要随着陶器作坊的转手而被转让。更为接近的情况存在于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中。在后戴克里先时代，“登记奴隶”与隶农和乡村工人类似，不能离开他们所登记的工作地。如同斯巴达对待黑劳士的情况相同，后来的罗马帝国在涉及转让奴隶身份的农场劳动力的问题上，也通过法律加以控制。在罗马的语汇中，“私人奴隶”（servus privatus）已经上升到与“公共奴隶”（servus publicus）差不多的层次。而在“私人奴隶”被固定于其劳作的庄园之后，他又进一步获得了有限的自由，达到与地位下降的隶农差不多的层次。

《查士丁尼法典》的最后一条包含着一项法律原则，在案件存疑时，判决要从善处理。最近兴起的一个看法在我看来也是正确的，即作为一项法律指导性原则，其实际的应用可追溯到盖乌斯和马尔凯路斯（Marcellus），乃至马可·奥勒留甚至哈德良时期。[49]查士丁尼及其顾问仅仅是把这项原则从意见层面提升到了制度层面。[50]

在存疑的情况下从善处理的原则还具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待遇差别被打破。对此查士丁尼时期有一个实际的例证，主人公是一个女奴在被释放之后所生的一个孩子，也可能是多胞胎孩子。在这个例子中，一个人立下遗嘱，释放他的一个正怀着孩子的女奴，而且明确说明随着他的遗嘱生效，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也应当是自由人身份。而如果这次生产生下的是多胞胎，那么就产生了释放不止一个孩子的问题。最终的决定是双胞胎孩子，或者说是多胞胎的所有孩子，都应当是自由的，因为在存疑的情况下要遵循更为人道的原则。[51]这里需要对“遵循更为人道的原则”（melius est — humaniorem amplecti sententiam）这条标准做进一步的说明，《法典》要求“尤其在涉及到自由的案件中”要运用这条标准。在奴隶人口数量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从善原则为社会带来了良性的变化。

公元5世纪—6世纪通过了一系列涉及奴隶婚姻关系或奴隶与自由人同居的立法，这些立法进一步弱化了过去严苛的制度，过去这些制度只是在具体执行时才有所松动，但这种松动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肯定。利奥（Leo）和安特米乌斯（Anthemius）皇帝在公元468年通过了一道敕令，认定贵族出身的妇女与她们自己的获释奴之间的婚姻关系是合法的结合（matrimonia），他们是法律认可的配偶（justae nuptiae），所生的孩子也有权继承其父母的遗产。然而获释奴丈夫并不能获得与他的自由妻子同样的身份，但他在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地位则可以达到与其妻子同等的水平。

这道敕令的另一条规定意义更为深远。从敕令颁布开始，女保护人与她的依附者、女奴隶主与她的奴隶之间都不能建立合法的婚姻关系，[52]“由此拥有高贵血统的贵族们就不会因低贱的结合而玷污了身份”。[53]但这道敕令确认了在其颁布以前已广泛存在的此类关系，“首先我们宣布，按照这道敕令，如果是已经结成的此类婚姻关系，甚至是我们第二任期内结成的此类关系，其法律上的稳定性都不可被剥夺”。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婚姻关系已为当时的公众完全接受。敕令中描述这种关系所使用的词汇是matrimonia和similia conjugia。

从公元529年查士丁尼所发布的一份布告之中，我们也可看出奴隶群体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逐渐向获释奴和自由工匠靠拢的趋势。这份布告里有涉及被遗弃男婴的内容。不论这些男婴是自由身份、由获释女奴所生还是由女奴所生，任何捡回并抚养这些男婴的人都不得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控制，他既不能把他们登记入册以表现对他们的所有权，也不能使他们处于隶农的地位。不论这些孩子出身如何，他们都要被视为自由人，拥有转让财产给子女或其他继承人的权利。由于主教和行省长官一起被列在这份布告的执行名单中，因而看起来基督教对这项决定的制定起到了一定作用。[54]

凯尔苏斯（Celsus）曾简短地概述了帝国早期大部分法学家对由婚姻确定身份地位的意见：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孩子的身份随父亲；在未获法律认可的关系中，孩子的身份随母亲。[55]在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中，如同卡拉卡拉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之前影响公民权的政治类别划分一样，出身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56]前文曾强调过的一个结论这里要再重申一遍，后戴克里先时代有关劳动力和劳动阶层的立法影响了商业、运输业行会成员以及注册隶农（coloni adscripticii）的利益。自由劳动力失去了两项权利，而这两项权利正是德尔菲释奴公告中两项最基本的自由权利：一项是按个人意愿挑选工作的权利（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签约权），一项是按个人意愿迁移的权利。

自由人上述权利的丧失对于当时社会劳动力的职能产生了影响，其作用长期存在于广大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希腊罗马政治体的一个基础就是通过家庭出身来继承政治身份——公民或非公民。公元212年的卡拉卡拉敕令把公民权扩大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实际上公民权在帝国的前二百年间已经越来越淡化，逐渐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按出身继承权利，或相反—由于不幸的出身而失去权利，这个基本的理念如今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影响到帝国属民的经济职能。如同最初政治身份的确定一样，在当时劳动力个体的经济职能方面，父亲的身份仍具有决定性。

从奴隶主及其劳动力财产之间几方面的变动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奴隶制衰退以及奴隶主对奴隶控制权削弱的情况。公元531—534年期间，查士丁尼颁布了一项法案，“克劳狄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 Claudianum）由此被废止，这一事件值得我们关注。这里被废止的元老院决议是公元52年克劳狄统治时期通过的。决议规定，罗马公民阶层的妇女可以与其他人的奴隶同居，只要得到奴隶主人的许可。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妇女仍然保持自由身份；但结合所生的孩子则是非自由身份，属于该奴隶的主人。[57]塔西佗给出了这项法律的要点，强调了它的负面作用，即如果奴隶主事先不知道这种通奸行为，从而没有同意女自由人的这种行为，那么她就有可能丧失掉自由身份[58]及财产。[59]这项决议在哈德良时期曾被中止，但很快又重新恢复。公元4世纪，这项规范女自由人和奴隶关系的法律变得更加随意、更加苛刻，其对象不仅是罗马公民阶层的妇女，所有女自由人都被包括其中。[60]虽然经历了几次起伏变化，但这个公元1世纪就已制定的元老院决议还是存在了将近五百年的时间，并且是关于女自由人与男奴婚姻关系的基础性法律规定。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克劳狄元老院决议”被废止，母系的身份继承关系由此得到承认，不论与女自由人结合的是奴隶、获释奴抑或是登记的佃农（adscripticius）。根据查士丁尼的这项法案，即使这个女人仅仅是出于情欲而建立了这种结合关系，这个行为本身也不会威胁到她的自由身份。[61]之所以颁布这项法案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查士丁尼对其属民自由权利的重视；其次是在查士丁尼看来，按照“克劳狄元老院决议”的规定，一个女人会因为与奴隶私通而丧失自由身份，而她原本地位高贵的亲属的清白也会间接地受到玷污，这是非常不值得的。这项法案完全没有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也没有基督教的情感因素夹杂其中。

此外，还有一些限制性因素加在这些混合婚姻关系之上，这对我们研究奴隶与隶农之间社会地位差异的消除情况也很有意义。这种混合婚姻关系在当时虽被视为合法，但如果它是由于奴隶或登记隶农的故意诱惑而导致的，那么其主人就有权选择惩罚他们或是中断他们与女自由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奴隶与登记隶农地位的平等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项针对女自由人同居者的法律对这两个阶层都适用；二是主人有权以相同的方式惩罚这两个群体中任一群体的成员，而且可以中止任一群体与女自由人的婚姻关系。

根据纸草文献的记载，埃及也出现了这种地位平等化的趋势，受国家束缚的行会成员（collegiati）与隶农和奴隶阶级之间巨大的地位差异也逐渐消除。在一份文献里记载有一个生动的例子，足以表现二者之间差异的消失，发生的时间略早于“克劳狄元老院决议”被废止的时间。[62]这份文书在法律上只供证明之用。它宣称一位名叫玛莎（Martha）的女人虽然自称奴隶，实际上却是自由身份。这个例子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虽然仍不明确，但总体来看却很清楚。

这个名叫玛莎的女人与这份文书的写作者之间具有某种依附关系，她在听取了文书写作者的意见之后，声称自己不是一个女自由人，而是奴隶身份。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属于她本人的一笔钱出了某种问题，详细的原因没有说明。她的保护人，也就是供述人，在听她说她本人是奴隶身份后非常震惊。为了反驳她的说法，他追述了这个女人的家庭情况，包括她的姐妹、她的父母乃至她的祖父母的情况。他证实了她自由人的身份，因而这个玛莎在今后也不会被任何人作为奴隶使用：“不论从我父亲还是其他人那里，我都不曾发现任何迹象，也不曾看到过任何协议，（表明）他们（玛莎的父母和祖父母）曾经是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奴隶身份。”[63]

正是由于用以区分自由身份和奴隶身份的界线模糊不清，因而在公元551年的一个基督教担保人事件中，一位居住于俄克喜林库斯庄园的助祭的儿子被说成是“以自由奴隶的身份”[64]在这个庄园里劳作。在公元569年中埃及安提诺波利斯的一份有关家庭劳作的合同中，所使用的词语也使我们很难分辨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身份。合同的当事人被其担保人证明一定是自由人身份，[65]他签订合同要在当地一个重要人物的家里从事某种家庭服务，职能大概类似于管家。由这份合同我们可以确认当事人的自由身份，然而尽管如此，他本人却说：“我，上文所提到的科卢图斯（Colluthus），维克托（Victor）的儿子，从事特定服务的家庭奴隶‘男孩’，在此同意……”[66]

在上文曾提到过的玛莎案例中，她声称自己是非自由身份，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出她的这个说法是出于狡诈、恐惧、对自身权利的无知还是由于无所谓的心态。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明显缺乏证据或其他支持的声明本身就证实了当时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界线的模糊。[67]事实上，玛莎的表姐妹索菲亚（Sophia）的例子可以再次证明这个分界的不明确。索菲亚与玛莎一样，显然是自由人身份，然而她和她的孩子却被“拖入了奴隶群体”；那些从事了这件不正当勾当的人将明白，在父神（Mightier Power）的正义法庭上会发生什么。[68]提出抗议的那位基督教助祭虔诚地如是说道。

阿拉伯人统治时期，政府工人在法律上虽然仍是自由身份，但他们却受到非常严苛的对待。公元8世纪，一些捻船缝的工人开始有逃跑行为，这些工人都在图拉真运河边巴比伦所建造的船上工作，这条运河连接了三角洲尼罗河区域和红海的北端。于是政府发布命令，这些人都要被戴上木制的脚镣，回到他们的工作地。根据我们所发现的一封信件的内容，大约从公元710年开始，阿尔西诺诺姆的一些逃跑者，很可能是农民，也要戴上同样的脚镣被送回他们自身的居住地。[69]这是强制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虽然有工资，但那些被强制从事劳役的人们却没有任何选择权。[70]所有逃跑的尝试都被视为背弃职守。

注释

1 我们在二十和二十一两章内容中已经概述并抛弃了这些结论。

2 例如Wallon，Henri，L'esclavage 3∶249—251；Piganiol，André，Histoire Romaine，2，l'empire Chrétien，285，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45∶mais la plupart de ces travailleurs libres ne sont libres qu'en apparence（但这些自由的调查只在表面上是自由的）。

3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473．

4 出于用词精确的考虑，我这里并没有使用“等级提高”（upgrading）和“等级降低”（downgrading）这两个现代词语，虽然它们被广泛使用于探讨美国劳动力情况的研究之中。

5 Levy，Ernst，West Roman vulgar law，The law of property，Mem．Amer．Philos．Soc．29，1—17，Philadelphia，1951．Ludwig Mitteis 在他的Reichsrecht und Volkrecht，Leipzig，Teubner，1921中使用了“民间法”一词来表达这种非成文的社会行为方式。正是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断，明确了其间的差异，分析了罗马帝国法律中的相异因素，Reichsrecht，5（译文见Ernst Levy，West Roman vulgar law，5）：“民间法与外来法没有重合之处。前者是退步了的罗马法，而后者从根本上说则不是罗马法。”Levy教授著作的导言部分浓缩了有关罗马法在西部地区发展情况的最新研究。

6 见本书第十一章；Westermann，W．L．，Industrial slavery in Roman Italy，Jour．Econ．Hist．2∶149—163；有关获释奴对早期罗马帝国社会的一些贡献，见Barrow，R．H．，Slavery in the Roman Empire，189—207，London，Methuen，1928．Barrow并没有指出获释奴在获得权力之后由于其所处地位的变化而对他们产生的反作用。

7 Tacitus，Annals 14∶42∶concursu plebis；14，45，conglobata multitudine…．Tum Caesar populum edicto increpuit．参见本书第十七章注82。

8 M．I．Rostovtzeff（其俄文名字在德语中被音译为Rostowzew），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olonates in 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Beiheft 1，Leipzig，Teubner，1910对帝国时期自由农业劳动力地位的下降趋势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他的Soc．and econ．hist．of the Roman empire，190—222汇总了这项研究的成果，而他的Origin of serfdom in the Roman empire，Jour．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2∶198—207，1926对此进行了更精要的阐述。

9 Bell，H．Idris，The Byzantine servile state in Egypt，Jour．Egypt．Archaeology 4∶96，1917．

10 Theod．，Codex 5∶17，1；Ensslin，W．，in CAH 12∶402 and n．1．Ensslin所说的“被束缚在土地上的”（adscripti glebae）是一个后来的用法，被用在了之前的时期。在公元4世纪的法律中，他们被称为coloni censiti或adscripti censibus。见Seeck，Otto，Pauly-W．，RE 4∶498—499中的词条Colonatus。

迁移权被剥夺是自由人当时受束缚的主要方面，而且对帝国所有劳动人口都起作用，Hartmann，Ludo，and H．Kromayer，Römische Geschichte，Weltgeschichte im gemeinverständlicher Darstellung，2nd ed．，3∶215—216，Gotha，Perthes，1921对此进行了简要但非常清楚的阐述。又见Hartmann，Untergang der antiken Welt，2nd ed．，22，Leipzig，Heller，1910。在Römishe Geschichte，215中，Hartmann认为只有统治阶层才拥有自由迁移权，这一说法过于夸大。

11 在德尔菲的释奴体系中，迁移权和工作选择权是自由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四项自由中的两项，本书第六章对此已有简要论述。Otto Seeck，Die Schätzungsordnung Diocletians，Ztsch．für Soc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4∶281—395，1926强调了土地税收体制下普遍盛行的腐败体系。那些按要求给予了贿赂的人，其财政义务就获得了减轻。而那些没有行贿的人则要承受完全的税收负担。根据Otto Seeck前引书的说法，戴克里先以轭（juga）为单位划分土地，这种做法使得449棵橄榄树所纳的税额与225棵橄榄树税额相等，因为这二者都低于450棵这个第二级轭的单位。H．Idris Bell，Jour．Egypt．Arch．4∶96，1917带有一定保留地接受了Seeck的看法。

12 Ensslin，W．，CAH 12∶401—402．

13 Lactantius，De mortibus persecutorum，7．

14 Theod．，Codex，5∶17，1（Breviarium，5∶9，1）；Just．，Codex，11∶53，1∶si abscesserint ad alienosve transierint，revocati vinculis poenisve subdantur．

15 Theod．，Codex 13∶10，3．

16 Just．，Codex 11∶486，6．根据盖约的解释，隶农是拥有他们劳作土地的使用权的人，而居民（inquilini）拥有的是居住权，Just．，Digest 19∶2，25，1∶colono frui et inquilino habitare liceat．参见Leonhard，R．，Pauly-W．，RE 9∶1559．又见Rostovtzeff，Kolonat，342，他认为居民对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拥有一定程度的所有权。

17 Servi tamen terrae ipsius cui nati sunt，in Just．，Codex 11∶52（51），1．Inserviant terris … nomine et titulo colonorum，同上，11∶53（52），1。

18 Salvianus，De gubernatione Dei 5∶8（106），in Migne，J．-P．，Patrologiae Latinae 53∶103，Paris，1865．

19 Apollinaris Sidonius，Epistulae，5∶19，2∶mox cliens factus a tributario，plebeiam potius incipiet habere personam quam colonariam．

20 Seeck，Otto，Pauly-W．，RE 4∶505，and Untergang der antiken Welt，Anhang 1∶585—589．

21 公元468年罗马皇帝利奥和安特米乌斯颁布了一道法令，宣布自由身份的女人与其奴隶之间已有的婚姻关系为合法的婚姻关系，这种结合所生的孩子的继承权不受影响。但法令禁止今后这种行为的发生，见Novella 1 of Anthemius in Paul M．Meyer，Leges novellae ad Theodosianum pertinentes，Theod．，Codex（Mommsen edition）2∶203—204．有关公元4世纪埃及“民间”法律中涉及奴隶和自由人通婚的情况，见Taubenschlag，R．，Atti d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Diritto Romano 11∶1．公元6世纪埃及隶农对大土地主完全卑躬屈膝的态度，见Oxyrhynchus Papyri 1，no．130 and P．Cairo Maspero 1∶67002（Catalogue général des antiquités égyptiennes，Cairo，1911）的节选，译文见H．Idris Bell，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125—126，Oxford，Clarendon Press，1948。

22 Just．，Digest 50∶2，1．

23 Theod．，Codex 12∶1，178，译文见Pharr，Clyde，The Theodosian code，Princeton，Univ．Press，1952。

24 在一长串有关工匠行会以及政府控制它们的历史的重要文献中，这里所能引用的只是小部分。Wallon，H．，L'esclavage 3∶158—207（第115和第188页提到了在法律上限制劳动力迁移的重要性）；Villard，A．，Histoire du proletariat，189—192，Paris，Guillaumin，1882；Waltzing，J．-P．，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elles chez les Romains 2∶259—348，Louvain，Peeters，1896；Gummerus，Herman，in Pauly-W．RE 9∶1532—1535；Oertel，Friedrich，Die Liturgie，417—426，Teubner，Leipzig，1917；CAH 12∶265—281；Rostovtzeff，M．I．，Soc．and econ．hist．Rom．empire，470—474，他在第629—630页第六章注释6中提到了许多对工人的其他方面的束缚；Piganiol，André，Histoire romaine 4（2），l'empire Chrétien，285—293，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1947对工匠、商业以及运输组织的发展做了简短的论述。

25 Theod．，Codex 13∶5，1，公元314年，在有关罗马晚期拜占庭早期同业联盟作用问题的重要研究中，Gunnar Mickwitz，Kartellfunktionen der Zünfte，Finska Vetnskaps-Societeten，Commentationes Humanarum Litterarum 8∶3，167 and 172正确地分析出晚期罗马帝国控制行会的目的，即完全是出于财政上的需要。

26 Theod．，Codex 13∶5，14，2（公元371年）．

27 Theod．，Codex 13∶5，12（公元369年）．这里我参考的是Albert Stöckle 在Pauly-W．，RE 16∶1918中navicularii词条的相关解释。

28 P．Grenfell 2，no．82．

29 Waltzing，J．-P．，Corporations professionelles 4，Louvain，Peeters，1900．Waltzing在4∶1—128的A和B中所介绍的组织包括工匠、船主、猎手、商人及其他类型的行会。

30 同上，1∶346—347，这与Theodor Mommsen 和Heinrich Dirksen 所持的观点相反，同上，347，n．2．Halkin，Leon，Esclaves publics chez les Romains证实了公共奴隶的情况。又见Johnson，Jotham，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Republican magistri，118—119，Univ．of Penn．Press，1933。

31 后一个解释参见Halkin，L．，Esclaves publics，209。

32 Berl．Griech．Urkunden（BGU）7，no．1591；Reil Theodor，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s Gewerbes im hellenistischen Ägypten，185，Borna-Leipzig，R．Noske，1913．

33 Johnson，J．de M．，V．Martin，and A．S．Hunt，Greek papyri in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2，no．189，Manchester，Univ．Press，1915，这张收据的译文见Frank，T．，Economic survey 2，Egypt6，626，no．372，这里编者混淆了它和BGU 7∶1564，把这个要5件白色披风的部队地点说成了卡帕多西亚。而BGU 7∶1564的时间是公元138年，其同样也是要求军事衣物，但提供者是费勒德尔菲亚的纺织者。

34 Novellae of Majorianus，7∶1，3 in the Codex Theodosianus。译文改编自Pharr，The Theodosian Code，557。

35 Theod．，Codex 13∶6，5；13∶6，3．

36 Preisigke，Friedrich，Griech．Papyrus zu Strassburg（P．Strass．），nos．46—51，Leipzig，Hinrich，1912．

37 Novellae of Majorianus，7∶1，3，in Theod．，Codex．

38 Symmachus，Epistles，10，14［Relationes，in Seeck，Otto，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6∶290—291，Berlin，Weidmann，1883；Waltzing，J．-P．，Les corporations officielles de l'ancienne Rome，Gand．，Vanderhaeghen，1912．

39 Mommsen，Theodor，Gesammelte Schriften∶Juristische Schriften，3∶14，Weidmann，Berlin，1907．

40 P．Oxy．1，no．135，lines 10—21．

41 同上，line 16∶，这里的动词的通常含义是指“待在”某个地方，下面的也一样，而不是指对他要执行的义务达成协议。见Westermann，Paramone as general service contract，Jour．Jurist．Papyr．2∶9—50，1948。

42 同上，lines 21—26．按照编辑者的翻译，隶农（第26行）将“料理您尊贵的房子”，而不是被担保人带入地产监狱，后者见Hardy，E．R．，Large estates of Byzantine Egypt，6，69，n．2，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

43 Schubart，Wilhelm，Vom Altertum zum Mittelalter，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 11∶85，1935．

44 本书第十七章参考此处。

45 Just．，Digest 20∶1，1．

46 同上，33∶7，12，sections 2—3；Piganiol，Histoire romaine，l'empire Chrétien，275。

47 Just．，Codex 7∶9，3；Wallon，L'esclavage 3∶160．

48 Just．，Codex 11∶48，7∶quemadmodum originarios absque terra，ita rusticos censitosque servos vendi omnifariam non licet；Verlinden，Ch．，Anuario de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11∶321．

49 Berger，Adolf，in dubiis benigniora，Seminar 9∶37，41，1951，这是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tionale di Diritto Romano 2∶187—205，1951中的全文的一个缩减版本。

50 Berger，Seminar 9∶48．

51 Berger，同上；Just．，Codex 7∶4，14，2∶In ambiguis sensibus melius est，et maxime in libertate，favore cius humaniorem amplecti sententiam。

52 Theod．，Leges novellae（Anthemius）1∶1，edited by Paul M．Meyer．

53 同上，1∶2。

54 Just．，Codex 1∶4，24∶nemini licere volumus — eum puerum in suum dominum vindicare sive nomine dominii sive adscripticiae sive colonariae condicionis．

55 Just．，Digest 1∶5，19（Celsus）．参见Marcianus in Digest 1∶5，5，2 and Ulpian，同上，24。

56 Francesco De Robertis在他的Diritto associativo Romano dai collegi della republica alle corporazioni del basso impero，434—441，Bari，Laterza and Sons，1938中强调了行会中经济职能的父系继承。

57 Gaius，Institutes 1∶84．

58 Tacitus，Annals 12∶53．

59 Just．，Institutes，3∶12，1．

60 Theod．，Codex 4∶12，1．参见同上，4∶12，6：“如果一个淫荡的女人认为她的情欲比自由更重要，那么她就会变成奴隶身份，不是由于战争或赎买，而是由于她与奴隶同居，这样她的孩子就将成为奴隶身份。”译文见Pharr，The Theodosian code，第93页。

61 Just．，Codex，7∶24，De senatus consulto Claudiano tollendo．

62 Catalogue général des antiquités égyptiennes 9（1），Papyrus grecs d'époque byzantines（＝P．Cairo Cat．），no．67089，还有一份副本，同上，9（3），no．67294．Wenger，Ein Christliches Freiheitszeugnis，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ums（Festgabe Albert Ehrhard），451—478，Bonn，Schroeder，1922很好地阐述了这篇文献，并对其法律和社会意义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文献的大概时间及其与“克劳狄元老院决议”之间可能的联系的相关探讨见Wenger，第464—466页。

63 P．Cairo Cat．，19（1），no．67089，5—8．

64 P．Oxy．19∶1348，11∶．

65 Preisigke，Friedr．，Greich．Papyrus — zu Strassburg（P．Strass．），no．40，line 29∶

66 同上，lines 23—24∶。

67 Leopold Wenger，Festgabe Ehrhard，463和466表现了这些关系的松散。

68 P．Cairo Cat．9（1）6，67089，11—13．P．Cairo Cat．9（1）6，67023，公元569年，是公元6世纪涉及债务担保的一个典型案例。债务人的家庭成员可被当做债务的担保。由于自由身份和奴隶身份的界线非常模糊，而且自我出售的行为又被允许，因而许多这样被当做担保的自由身份的孩子常常会沦为奴隶。

69 PSI 12（1），no．1266．参见H．Idris Bell in Greek Papyri in the British Museum（P．Lond．）4∶1384，26—28以及索引7中的。

70 见P．Lond．4∶xxxi，xxxii中Bell的导言部分。

第二十三章

奴隶制与基督教

下面这个生动逼真的室内场景出现在约翰福音中。当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大祭司面前接受讯问时，房间内在场的包括彼得，“奴隶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一起站着烤火”。[1]

当耶稣在迦百农（Capernaum）看望一个罗马百夫长的生病的奴隶时，出现了另一个可以表现那个时代的同样简单真实的场景。这个百夫长为他要耶稣到他家去的请求而感到抱歉。他解释说作为一名军事长官，他已经习惯了向士兵如此发号施令，他可以命令他们何时来、到哪里去，而士兵就按照他的命令来去。这位百夫长还说：“我对我的奴隶也是如此，（我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2]

对于使徒保罗来说，奴役与自由都是日常常见之事，早已为大家接受，无需用复杂的语言表述，普通人就可以理解。他的加拉太书是写给居住偏远的加拉太人的信件。信中写道：

你们许多人都受洗归入基督，都已披戴上了基督。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奴隶还是自由人。……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时，却与奴隶毫无区别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我们也是这样，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法则。及至时机满足，神就派遣来他的儿子，他由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受律法奴役的人都赎出来，好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也就藉由神为后嗣。……所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女奴的孩子，而是自由妇人的孩子。[3]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轭挟制。[4]

对于有的基督教信徒是奴隶身份的现实，保罗所做的就是将之作为客观事实接纳，但同时又要把这种接纳精神化，从而使那些坚信那撒勒的耶稣就是救世主的人们相信，遭受奴役这一现实即使不能说完全不重要，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使徒和保罗所描绘的当时生活类似的事件和场景之中，奴隶频频在《新约》里出现，似乎非常不经意地夹杂在巴勒斯坦和东地中海地区的自由劳动力与仆从群体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奴隶对奴隶制度持敌视态度。[5]早期基督教显然毫无顾虑地就把奴隶与自由人平等地吸收入教，这样做并没有引起异教徒们的不满。任何皈依群体中奴隶的数量都与各个基督教堂会众的城镇中奴隶与自由人的比例相当。这当然只是一个推断，但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我们应该接受阿道夫·哈纳克（Adolf Harnack）的阐述，即认为早期教会已经认识到“奴隶问题”的观点是不正确的。[6]我们必须看到，不论在基督教最初的形成阶段还是后来的发展阶段，那撒勒的耶稣[7]、使徒与教会都毫无疑虑、毫无芥蒂地接受了同时代正在使用的劳动力体系，包括奴隶制度。制度就摆在那儿，他们也就接受了它。早期的基督教徒并没尝试纠正奴隶制度，甚至都没有试图解释它。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曾描述过这一制度，也考虑过它在当时经济社会里的作用，他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分析了奴隶制存在的社会逻辑特点；斯多葛派学者塞内加则完全站在同情奴隶的立场上，他认为奴隶与其他人都长着相同的牙齿，他们应该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这两种观点都不曾出现在《新约》中。对于保罗这样的早期基督徒来说，奴隶是具有人格的人，他们不是经济工具，也不是“物”——不是罗马法中的“res”（物）——而是带有灵魂的男人和女人，因而如果他们皈依基督的话，他们就将被拯救。与此相对的是，人们还能够摆出事实，即早期基督教并不反对奴隶教徒做其教友的奴隶，保罗在给腓立门的信中有关奴隶皈依者奥奈西姆斯（Onesimus）的内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对奴役教友的行为不闻不问的态度一直持续到公元2世纪。[8]我们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可直接体会到，人们在接受了充满希望的救赎观念的情况下，是否受奴役就变得无所谓了。

在古代奴隶制的漫长历史中，在基督教产生之前的世界，不同的人们在对待奴隶的细节上，有时甚至是基本原则上，都有所不同，他们使用奴隶的目的不同，给予奴隶的权利大小及种类也不尽相同。其中一个主导性的法律和社会观念是，对于那些自由人通常有权利参加的团体和组织，奴隶没有权利加入。[9]在早期教会的倡导下，这一传统被彻底打破，法律身份所带来的既定的社会差别在基督教团体中不再存在，同样无需顾及的还有种族差别以及之前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其部分原因在于基督徒相信随着不久之后的“末日审判”的到来，世界末日就将来临。不论原因是什么，总之基督教徒们让奴隶无条件地受洗，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一事实非常重要。然而这本身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基督教倡导同情贫苦不幸的人们，另一方面它又对奴隶制持如此无动于衷的态度。这一点在保罗致科林斯会众的第一封信中就有所体现，[10]每个人在蒙召时是什么身份，就仍要守住这个身份。你在蒙召时是奴隶身份吗？不要为此忧虑，但若有机会得到自由身，那么就抓住这个机会。[11]

在公元2世纪埃及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奴隶主基督教徒与信仰相同的奴隶之间的关系的证据。从这些史料来看，基督教徒们仍然支持这个制度，至少可以说他们对这一制度仍保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不要对你的处于痛苦中的奴隶发号施令，不论他们是男是女，只要他们跟你信仰同一个上帝。……由于个体的差别他还没有召唤我们。他来到那些精神上已经做好准备的人们的身边。奴隶们，你们要带着谦逊和畏惧顺从你们的主人，就好像你们对上帝的服从一样。[12]

这些有关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关系的告诫可以推广使用在当时所有的基督教共同体之中。

既然基督教共同体不考虑作为劳动力体系一部分的奴隶制的潜在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那么基督教的教义里也就不可能出现要抛弃奴隶制的观念，更不可能形成具体的实施计划。由此产生了一个延续几百年的矛盾，一方面基督教接纳奴隶制度，另一方面它又倡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基督教的作家们已经意识到基督教本身存在的这一矛盾。异教徒们也否认他们当初做基督教徒时所坚持的平等主义观念的合理性，他们看法的基础在于他们的成员行为的自由以及基督教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13]正像异教反对者们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在当时，完全不认识的两个人彼此间通信都习惯称对方为“兄弟”（adelphos）。劳动阶层的异教徒也常常把他们葬仪以及社会行会中的成员称呼为“兄弟”；[14]这种用法对于他们来说并不仅仅是虚伪的礼节。[15]

虽然有这些质疑的声音，但人们仍然相信，在基督教诞生的初期，信徒成员彼此间的兄弟情谊相当深厚，这种情谊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群体内部的关系。虽然公元2—3世纪反基督教的论辩极力否认上述情况，但这些论辩反而可被我们当做上述实际情况的证据。

公元后的头三百年是基督教教徒受到普遍敌视的时期，他们对帝国法令之下不时发生的起诉事件充满了恐惧感——这些法令在不同的行省内执行；也有一些当地的政府官员被信徒们的宗教热情所打动，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些法令。为了应付危险和困境，基督教共同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而所有的共同体成员都感到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于是在这一时期，奴隶身份还是自由身份都成为无须顾虑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基督教的教义中也就不容易出现谴责奴隶制的内容。

公元4世纪，基督教这种新兴的宗教信仰迅速取得了与异教崇拜同样的宗教宽容，到了公元5—6世纪则成为帝国僧侣体系中最受优待的宗教系统。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如何兼容过去的生活习惯这一问题摆在了教会面前，而且作为一个庞大的机构组织，教会还要承担起对其成员的责任。从埃及的纸草文献中，我们发现了一手的证据，证明教会使用了怎样的方式方法吸收包容那些过去长期存在于行省生活中的宗教仪式以及巫术与祈祷祭祀体系。[16]

为了顺应过去的生活习惯，与奴隶制相关的基督教思想必然经历一系列改变。在一片陶器碎片上就记叙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内容是有关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的故事。这块陶片应该出自上埃及的一座寺院，两位杰出的纸草文献学家哈罗德·贝尔（Harold I．Bell）男爵和威廉·舒博尔都把陶片的时间认定为公元6世纪。在记叙了耶稣受洗故事的主要内容之后，陶片还记叙了马太福音的片段，[17]但这段记叙对约翰所说的话还有所增加，其中反映了基督教看待奴隶制的态度变化。在这个陶片记载的版本中，约翰认为他应该受耶稣的洗礼，而不是反过来为耶稣洗礼。“难道主人要在奴隶之下，牧羊人在他的羊群之下吗？造物主怎么能在他的创造者之下呢？”[18]这里所暗示出的奴隶低于其主人的意思与早期基督教教义中奴隶和主人没有差别的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公元3世纪上半期早期共同体成员的理念中，奴隶与主人还是平等的。这体现在希波里图斯（Hippolytus）——罗马的长老、持教会分裂论的主教——对耶稣受洗的讨论之中。在他的叙述里出现了受洗故事中的所有反问句式，如同上述陶片上出现的一样——羊群与牧羊人，造物主以及奴隶。[19]

一方面是这些关于耶稣受洗的不同记叙所反映出的基督教对奴隶制的态度变化；另一方面是作为后戴克里先时代的特征而得到特别强调的、对自由人和奴隶劳动力的相对地位具有影响作用的平等化趋势，这两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基督教看待奴隶制的态度变化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既表现在民事立法中，也表现在倾向于提高奴隶地位的教会法当中。在刚刚过去的二百年里，人们试图解释清楚从戴克里先时代到查士丁尼时代的涉及到奴隶制的法案的混乱情况，这些尝试一般来讲都基于一个确信的命题，即基督教在创立之初就公开宣扬其作为普世宗教的平等主义立场，那么最后它不可避免地就一定要摧毁奴隶制度。而那些更早接触罗马帝国奴隶情况的现代作家，他们或是热情地投身于废奴运动本身，或是在之后仍然被这场运动所感染而处于无法自拔的状态之中。

拉贝·特鲁（l'Abbé Thérou）的小册子就是在这样的反奴隶制热情中创作出来的。他对基督教投入了强烈的热忱，认为基督教对维护成员平等观念贡献巨大，使人们不再相信奴隶制的整个体系。在他看来，如果不是蛮族入侵延误了进程，整个奴隶制的结构都会坍塌。[20]同一书里还有德国著名神学教授约翰·亚当·穆勒（Johann Adam Moehler）的一篇论文，其论调与上一篇的看法基本一致。穆勒把奴隶制的起源归因于人类的堕落，把奴隶制在后戴克里先时代相对较为温和的发展归因于基督教内在的强大道德力量。按照穆勒的观点，基督对人类的爱打碎了曾使兄弟间彼此压迫的奴隶制枷锁。[21]

大概10年之后，查理·施密特（Charles Schmidt）出版了一部著作，其中出现了异教徒关于奴隶制的思想，这个做法在当时不同寻常。然而，施密特最终还是得出了与其前辈们大体相同的结论。他认为，基督教“福音观念的神秘而温柔的气息”带来了公众对于奴隶制态度上的变化。[22]在孔德·尚帕尼（Comte de Champagny）看来，正是在奴隶制度和异教的败坏的道德的双重作用下，罗马帝国健康的肌体被损害。唯有基督教的激情可以完成基督教信仰独自激发起的进程。[23]

法国的有关古代奴隶制的两项研究，由于其在这一领域的持久影响力而值得我们尤为关注。首先是亨利·沃伦的三卷本著作。[24]这部作品虽然对现代有关希腊罗马奴隶制研究的整个发展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但它也使得现代学者建立了以宗教—道德角度评判古代制度的体系，这可能是相当有害而无益的。另一部权威的法文著作是保罗·阿拉德的作品，它主要研究的是在基督教实践及教义的影响下奴隶制的结构与观念。[25]在这两部作品中，沃伦的著作更强烈地受到了该书第一版出版时废奴主义者观点的影响，而阿拉德的著作则更侧重于强调基督教教义对于罗马帝国晚期奴隶地位提升的作用。两位作者都认为，奴隶数量的减少是缘于神职人员劝告基督徒释放奴隶的行为。

尽管沃伦更加广泛地考察了奴隶史的各个方面，但他还是坚定地倡导基督教对于改善晚期社会环境所起到的道德教化作用。在他看来，消除奴隶制的任务最终要由基督教来完成，因为人类良知所遵循的神圣法中就有认同这项任务的理由。[26]沃伦的这个观点导致了一连串错误的看法。其中的一个就是，它使人们相信基督教了解自身拥有结束高利贷行为的任务，而且明白要采取何种措施来达到这一目的，于是在谴责高利贷行为的过程中，基督教切断了奴隶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即通过债务取得奴隶。[27]沃伦本人虽然对古代奴隶制的相关史料研究得非常细致，但他的这个观点却是奇怪而不合逻辑的，保罗·阿拉德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沃伦坚持认为早期基督教的领袖们曾向信徒发出命令，让他们卖掉财产，把钱财散给穷人，这一命令暗含着要他们释放奴隶的意思。[28]如果基督徒所接到的卖掉财产的命令里确实包括奴隶，而且他们也接受了这道命令，那么基督徒把奴隶交换给另一个奴隶主的做法的唯一意义就在于证实了他们的依附者的奴隶身份。如果他们从奴隶那里接受了赎金从而释放了这个奴隶，那么他们所做的也就只是把从贫穷的奴隶彼得那里抢来的钱财给予了一个同样贫穷的自由人保罗。

保罗·阿拉德采纳了一个荒唐的推理，这个推理来自于神学对基督教和奴隶制的认识，与圣保罗致腓立门的信件中有关奴隶信徒奥奈西姆斯回到其主人身边的内容相关联。作者相信保罗是在恳求奴隶主腓立门释放奥奈西姆斯，这一请求最终被接受。但事实上，保罗只是在劝说腓立门永远带回奥奈西姆斯，不把他当做一个奴隶，而是当做一个兄弟。这似乎仅仅意味着奥奈西姆斯回到他主人的身边，他主人将他视为一个基督教教友——基督教意义上的“兄弟”。[29]

在之后有关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与奴隶制的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考虑的仍然是对于基督教和奴隶制两方面都具有影响作用的经济因素。欧内斯特·勒男（Ernest Renan）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公元2世纪晚期以及3世纪的基督教护教士们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到了一条中间路线，一个极端是基督教对于奴隶的接受态度；另一个是异教社会普遍将奴隶排除于组织之外的原则，而护教士则坚持异教与基督教实际上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因而在这方面能够协调一致。[30]

杰出的美国学者亨利·李（Henry C．Lea）于50多年前出版了一部专著，专门讨论几种关系交织之下的早期教会历史。书中以适度而公允的态度表现了改善奴隶命运的世俗立法与由基督教教义发起、结局相同的运动之间渐进的调整过程。[31]埃托雷·奇科蒂的著作明确坚持了社会主义和强烈的唯物主义立场，将后戴克里先时代的奴隶制作为社会总体衰落的一个表现来看待，试图找出这一事实发生的原因。[32]作者过分强调了帝国时代奴隶阶级对奴隶主的敌视态度，它实际上在任何奴隶制度下都存在，只是有时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有时就醒目地凸显出来。此外，作者还认为当时奴隶之所以对奴隶主如此不满，是因为奴隶群体对于异教的信仰，这一观点也是不恰当的。然而即便存在上述这些问题，奇科蒂的著作仍不失其自身的价值。

德国法学家恩格博特·简·约克（Engbert Jan Jonkers）于193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该论文把基督教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视为一个关键性的推动力，认为其推动了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对奴隶制的认识变化。[33]他的结论就是，除了caritas（基督徒对穷苦可怜之人的同情）之外，其他的感情在促成基督徒认识奴隶制方面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34]他的这个观点不容置疑。作者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推测，但在我看来这个推测是站不住脚的。据作者推测，罗马帝国政府在公元后的头四百年里接二连三所采取的改善奴隶条件的措施都被奴隶们解读成国家方面的软弱无能，于是这就造成了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后果，即奴隶们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开始寻求更大的优势。[35]

要想反驳上述观点，我们必须要指出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在当时基督教异端的文学作品中，缺少足够的证据证明奴隶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强大力量；其次，当时很少发生像公元前2世纪那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而奴隶起义是奴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之后很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再次，奴隶获释变得越来越方便容易。在任何一种奴隶社会里，奴隶向自由人地位的流动都能缓解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本书之前的章节里我们已经阐述了地位较低的自由人与奴隶群体之间社会和经济地位平等化的趋势，就奴隶制的角度来说，这种趋势对于一个已经长期彻底地适应了自由—奴隶混合劳动力的社会来说显然是一种进步。按照约克的说法，罗马之所以制定了有利于奴隶劳动力的法律，并不是因为受到基督教理论的影响，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罗马国家的利益。[36]他的这个结论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他的文章缺乏亨利·李所达到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平衡性，[37]后者在基督教教义的精神影响与基督教所在现实世界的实际需要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平衡关系。约克的研究虽然存在着缺陷，但它仍具启发性，我们应对它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任何一个把奴隶劳动力作为其劳动力组织内在组成部分的共同体中，有两方面的因素可以使我们判断奴隶是否受到了苛刻对待并由此产生了苦涩的后果。首先是奴隶获释方式的数量和多样性，[38]以及奴隶是否能够比较容易地使用这些方式。[39]其次是之前的奴隶是否能够自然地被纳入到自由人群体之中，这些新的获释奴所将要进入的社会阶层是否能够不带歧视地对待他们。我们在两种重要的大庄园类型奴隶结构中可以找到证明这一结论的证据。第一个是公元前3世纪晚期、公元前2世纪以及公元前1世纪意大利—西西里类型的大种植园奴隶制，那里的农业奴隶很难得到获释的机会。其次是美国南部实行奴隶制的各州。在这些州，立法以及公众的态度为获释的黑人竖起了一道社会和法律意义上的藩篱，他们在白人和黑人混合构成的共同体中很难获得平等对待，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40]

公元311年和313年，罗马国家对基督教采取了宽容立场，在法律上允许帝国的臣民信仰基督教。通过公元316年和323年君士坦丁一世所发布的敕令，基督教共同体获得了在教堂释放奴隶的权力。[41]这一释奴程序被冠以一个正式的名称——“教堂释奴”（manumissia in ecclesia）。这一程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腊通过传令官的召集而释奴的方法，在希腊的政治体中，这种释奴活动在公众集会举行，而教堂释奴也举办于会众面前。[42]释奴的过程很简单。神职人员甚至不需要证人或证明文件，只宣告一下他的计划就可以使他们自己的奴隶获释。[43]

有观点认为，教堂所获得的教会释奴权表明整个奴隶制度已从观念上被摒弃，这是基督教对这一制度的没有公开表达的抗议，因为这个制度在本质上违背了基督教所倡导的人道原则。然而相反的结论似乎也能成立。教会释奴再次证明了奴隶制及其所蕴含的所有理论与实践都已被完全采纳。过去希腊的异教崇拜以向神信托出售或把奴隶供奉给神灵的方式释放奴隶，其中展现了对非自由人的关注和关心。而基督徒在教会释奴中所展现的对奴隶的关注并没有比从前更多。而且进一步说，并没有证据表明教会释奴的实践活动使得释奴数量显著增加。因为如果基督徒要给予他们的奴隶自由的话，不论这些奴隶是否也是基督徒，他们都常常会使用三种古老的释奴方式。这三种方式包括：通过遗嘱释奴[44]、通过早已确定结果的审判方式释奴、在证人的见证下释奴（manumissio inter amicos）。而教会释奴的方式实际上是在君士坦丁统治之后才有了缓慢的发展。例如在公元401年之前，非洲的行省都没有使用这种释奴方式。[45]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事实表明教会没有广泛使用这个权利，甚至对此都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

在争取对被压迫者以及逃亡奴隶的庇护权方面，教会并没有坚持要求与古老的异教神庙同等的权利，同时也没有获得像教会释奴那样明确的权利。直到公元5世纪，才出现相关的史料明确证实奴隶去圣坛或教堂寻求庇护。公元399年，一个迦太基人的宗教会议决定派遣两位主教到赫诺里乌斯（Honorius）皇帝那里去请求一道敕令，即任何人，不论他犯下什么罪行，只要他已经到达教堂寻求庇护，那么就不能把他从教堂里带走。[46]公元5世纪，上埃及军事元首、阿特里佩的施努特（Schenute of Atripe）为提比斯白楼修道院里的奴隶提供保护，让他们进入围墙之内，并遵从相应的管理。[47]

与寻求保护的自由人一样，奴隶们被迫躲进宗教场所接受统治的原因通常都是经济上的困难而非信仰的虔诚。[48]不论奴隶们寻求教堂庇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教会有权接纳他们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非常的意义，国家的反对者们由此得以加入教会。从公元398年到查士丁尼死去的这段时期，帝国政府一共通过了四项法案，以禁止或限制教会的这项权利。第一项法案颁布于公元398年，当时宦官尤特洛比乌斯（Eutropius）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担任国务大臣。第四项法案则由查士丁尼颁布，法案否认教会和寺院具有庇护权，只有奴隶可以接受它们的保护。[49]这项特殊限制颁布出台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出现了类似的相关限制性法律。在帝国的头三百年里，奴隶在传统上被视为财产（res），后来在很长时间内这一观念都得到了修正，然而到查士丁尼时期，它似乎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50]政府之所以颁布必须善待奴隶的强制性命令，其现实考虑在于奴隶人口作为劳动力，仍然是国家的宝贵财产。[51]

前尼西亚（Nicene）时代的早期基督教作品以及后尼西亚时代的教会法案中，都有涉及奴隶和奴隶制的公告，现代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有理由争议的。在基督教扩张的头三百年以及接下来的后尼西亚时代中，这个宗教作出了一系列的改变和调整，影响了其有关奴隶制的原始教义，使得相应的看法和实践活动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最近学术界倾向于以唯物主义的态度认识早期基督徒以及后尼西亚时代的教会，这一看法是对之前在学界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废奴主义观点的一种修正，从这个角度说它是有意义的，然而就这种新决定论本身来说，其观点又过分激进了。

在过去的20年里，一项意外发现的证据证明了从前的一个观点，即基督教有力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看待奴隶制的方向，这一方向体现于后戴克里先时代帝国所通过的民事法律之中。坚持基督教对此有强大影响的学者都是致力于重新解读罗马法的学者。在这些人中，有一人发现了一个虽不起眼但却非常确凿的证据，足以证明基督教教义对罗马晚期立法的影响，而这些立法又影响了当时教会直接亦必然感兴趣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家庭组织、私人财产法律、奴隶制度以及其他与宗教仪式和神学内容不相关的事务。[52]有一个例子可以直接反映出基督教对罗马民事立法的影响，即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废除了钉死于十字架这一刑罚方式。正如恩斯特·列维（Ernst Levy）煞有介事指出的那样，这一法案的出台正是由于基督徒对于这种刑罚的憎恨，因为那撒勒的耶稣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53]公元529年查士丁尼时期的一项立法可能也是受到了教会的直接影响。这项立法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把捡回并养大的被遗弃男婴作为奴隶来处置。这些案例，也包括执行这些法律的责任，都“得到行省长官以及大多数神圣主教”的承认。[54]

对奴隶制的非公开的厌恶情感既不是古代基督教的新发明，也不是基督教教义的特有结果。在奴隶制的历史上，从最早的有相关文字记录的时代开始，人们就表达了憎恶这一制度的感情，我们从各种或付诸实施或只停留在建议阶段的对这一制度的限制中都可以体会到这种情感。在前希腊世界，尤其是在闪族文明地区，人们认识到这一制度与既有的社会道德标准不相符，于是在这一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增加了一些限制。在闪族地区，奴隶制的应用有部落—宗教的限制。本“民族”的成员，这些成员都信仰他们专门的部落神灵，接受这个神灵的保护，他们只可以暂时为同宗教的人服劳役，这与奴隶制度截然不同。前者有一定的年限，而且服劳役者的后代不必继承这种劳役。[55]

我们在本书中一直强调，希腊政治体中的奴隶制度主要是手工业以及家庭类型的奴隶制，因而是相对温和的形式。即便如此，从荷马时代开始，渴望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希腊人就发现很难为他们自己的奴隶组织及其相关的整个社会制度找到合理的解读。在荷马史诗中，沦为奴隶的岁月也就是完全丧失了人格的岁月。在公元5世纪的戏剧中，奴隶成为一种模式化的舞台角色，用以引起宗教节庆的观众们的情感共鸣。柏拉图对奴隶制提出了温和的抗议，认为希腊人不应当奴役希腊同胞，然而事实上，当时的希腊人都在使用同胞作为奴隶，而且对此并不感到羞愧。亚里士多德对奴隶制的解释是基于当时已被广泛接受的人种差异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天生的优劣不仅是个体性的，而且反映在民族整体上。弱小无能的民族天生就应该受到奴役。后天的性格也是遗传得来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假设所得到的推理结果。他在《政治学》中把奴隶定义成有灵魂的工具（Doulos organon empsychon）。这一定义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混乱，只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正确的。奴隶作为一个人，他不是工具；而工具本身不会有灵魂。

在斯多葛学派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它对于奴隶制的抗拒是它否定整个社会的一个层面。对于斯多葛派来说，自由和奴役都是灵魂发展的外在形式。因而智者只把它们视为无关紧要的因素，因为它们并不会影响到斯多葛派所谓的美德——希腊文为aretē，其含义为“优良的品质”。由于自由和奴役的对立并不会影响到美德的获得，就好像富裕与贫穷、疾病与健康一样，因而奴役也就被视为一种adiaphoran，即某种中性的、外在的东西。就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物”，包括奴隶制而言，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它们的用途。唯有它们的使用方式可以决定它们是否有利于个人的性格发展，是否有利于个人的幸福。[56]

在基督教奴隶观念的确立过程中，使徒保罗对奴隶制的看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讲，保罗的看法与早期和中期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没有明显差异：对于那些改宗基督教的人来说，自由人还是奴隶的身份并不重要。然而二者的结论虽然相似，推导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却完全不同。斯多葛学派对奴隶制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在灵魂为获取此生的平静幸福而进行的斗争中，奴隶的身份并不会影响到灵魂的提升或是堕落。而对保罗来说，重要的只有救赎和即将降临的幸福，这些只能通过对救世主耶稣的完全信仰才可能实现。

在科林斯教区致保罗的一封信里，人们就几个问题征求保罗的指导意见，保罗专门给予了回答。这些问题包括结婚与离婚，信徒是否有必要行割礼，是否必须释放皈依了基督教的奴隶。保罗就这些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既清晰又守常规。对于是否有必要释放奴隶基督徒的问题，他的回答是：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作为奴隶被主蒙召的人，就是主所释放的奴隶。同样的，作为自由人被蒙召的，是基督的奴隶。你们是被重金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兄弟们，你们各人在蒙召时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57]

与之前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以及之后的许多人一样，保罗被迫要在这个由慈悲的神创造和控制的世界里，为奴隶劳动力的使用寻找一个理由。对于契约形式的自由劳动力，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人由于亚当犯下的罪而被迫用他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谋生计。在保罗看来，奴隶制也同样是亚当的罪带来的后果，是对原罪的惩罚。然而通过上帝为人类牺牲基督的善举，上帝的仁爱就降临在那些通过皈依基督教而与神结合在一起的信徒身上。[58]在保罗的观念中，如同斯多葛派的看法一样，奴隶制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斯多葛派看来，奴隶制展现了确定宇宙变化规律的理性原则。正是这种将奴隶制诉诸理性的愿望，使得罗马斯多葛派学者塞内加在表达这一主题时虽使用了修辞手法，但本质上讲却不带任何情感因素。而保罗则认为，在每一个新入教的信徒身上，都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自我。“在此并不分‘希腊人’抑或‘犹太人’、受过割礼的或未受割礼的、蛮族、西徐亚人、奴隶、自由人，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而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心中。”[59]

一方面奴隶制在实践中被接受；另一方面它作为影响共同体成员的决定性因素又受到厌恶，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及其权力和担负的责任的增加，对这个内在矛盾的解释也越来越富于技巧。甚至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里昂（Lyon）主教伊里奈乌斯（Irenaeus）就已发现对奴隶制的内在矛盾提出更精妙的解释的需要。在伊里奈乌斯看来，教会中的献祭行为对于神权来说是必要的，但他区分了两种类别的祭品：“受奴役者”与“纯洁者”的奉献。奴隶的祭品出自内心的单纯与公正，为神所接受。这是事实！然而，自由人和奴隶祭品的差异还是被表现出来，首先它们分别是该隐和亚伯创造出来的。[60]

在基督教通过加列里乌斯（Galerius）与君士坦丁的法案而成为一种合法宗教（religio licita）之后，教众在接受奴隶制时所表现出的矛盾和模糊态度，更使得基督教在这方面陷入困境。公元4世纪，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强调了当时民事立法的几个方面，这些立法很可能是在基督教的压力下由国家颁布的。虽然有些关联非常牵强，但格里高利还是宣布，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以及刚刚皈依的基督徒不得拥有已接受洗礼的奴隶。[61]著名的君士坦丁堡主教圣约翰·克里索斯托认为奴隶制源于人类不知满足的贪婪，他坚持保罗的观点，认为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异在教会里不存在。[62]这就意味着奴隶制并不被视为是教会精神结构的一部分。然而克里索斯托把奴隶制的起源归为人类的原罪，这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基督徒的奴役行为。[63]此外，他对奴隶制的认识也存在着疑惑。他曾试图解释圣保罗留下的悖论，即所有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奴隶都是平等的，那些法律意义上的奴隶是基督所释放的奴隶。他对此的解释尤其表现出了他的疑惑。[64]至于克里索斯托为何要进行这些摆脱困境的尝试，这似乎源于他心智的敏捷、经常性的转移话题以及急切地表达观点的习惯。[65]

在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看来，世界普遍存在奴隶制的原因，包括基督徒把教友当做奴隶奴役的行为，都存在于上帝因人类原罪而惩罚人类的决定之中。在上帝的眼里没有非正义，因而奴隶制也是正当的，因为上帝知道如何对不同的邪恶者给予不同的惩罚。[6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认为一个基督徒奴隶主不应当把他的奴隶视为等同于马匹或钱财这样的个人财产。圣经教导人们要爱他人如同爱自己，即使对自己的敌人也要如此，奥古斯丁证实了这一说法。[67]然而奥古斯丁又重复了古老的基督教观念，即奴隶制源于人类的罪过，这本身恰恰反映了这方面认识的混乱，因为他试图把上帝的正义与现实中明显表现出非正义的奴隶制度在逻辑上统一起来。亨利·沃伦曾试图解决教父们有关奴隶制问题的矛盾。他的著作充分利用了古代的史料，也大量借鉴了当时废奴主义者以及神学领域的思想，但即便如此，其得出的结论仍然难以令人信服。[68]

已组织化的基督教会希望在奴隶制问题上与国家达成合作，而这是非常困难的，教会的一条原则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条款的内容是允许奴隶加入神职人员群体，奴隶在修道生活中受到保护。公元2世纪早期，有关低等级神职人员地位的问题显然尚未出现。公元112年或113年，小普林尼在担任比提尼亚的政府官员时，曾给图拉真写了一封信，内容有关他该如何处置那些被带到他面前的基督徒。普林尼提到了两位女助祭，为获取她们的证词使用了暴力。由于在获取证词时使用了暴力，因而这两个女人毫无疑问是奴隶身份。[69]显然在当时基督教共同体中低等级的职务即使由女奴担任，也不会遭到明确的反对。

据此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项允许奴隶担任低等级助祭的早期政策在公元2世纪后期和3世纪将进一步发展。然而如果阿道夫·哈纳克的说法正确，《使徒遗训》（Teaching of the apostles，didachē tōn apostolōn）一书的创作时间确实是在公元2世纪中期的话，那么上述猜测就不成立。因为在《使徒遗训》中，我们发现基督教共同体已经开始认可民法所规定的奴隶所有权的要求。基督教的调整表现在《使徒遗训》第八十二条中。该条款规定在未获得主人同意的前提下，奴隶不能成为基督教团体的神职人员。而如果奴隶主对此表示了同意，那么他就必须释放这个奴隶并让其离开自己的家。[70]

艾维拉大公会议（Council of Elvira）的法令一般被认定颁布于公元306年。会议规定，如果获释奴的保护人是平信徒，那么他不能担任神职人员。[71]这对于奴隶主财产利益的保护来说是一场倒退，不论奴隶主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公元451年卡尔西顿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也颁布了同类型的决议，就奴隶参与修道生活的问题作出规定。这次会议规定，除非得到奴隶主的明确同意，否则奴隶不能被修道院接受。任何人如果试图逃避这个法令，都有被逐出教会的危险。[72]

民事立法中有关允许奴隶担任神职人员、参与修道生活的记载还要更晚于教会。公元398年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和赫诺里乌斯颁布了一部法令，规定男女奴隶、公共债务人、地方议会成员（curiales）以及为国家服务的其他人都禁止通过进入教会来逃避他们的世俗责任。[73]公元5世纪世俗法和教会法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几乎一致。如同亨利·李所说的那样，国家和教会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制定这一政策的。在政府看来，人们正在用参与修道生活的方式逃避世俗责任。而在教会方面，公元443年圣利奥（Saint Leo）抱怨说奴隶主正在通过让他的奴隶进入教会、使奴隶担任神职的方式来增加收入。公元484年颁布的一部法律作出让步，法律允许奴隶在主人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进入修道院。奴隶在修道院期间，他的主人不再拥有对于他的所有权。但如果这个奴隶放弃了隐休生活，那么他要重新回归之前的奴隶身份。[74]查士丁尼颁布的法律显然增加了教会所面临的压力，教会更要考虑接受奴隶进入修道院和神职人员群体。如果一个奴隶在3年的见习期后成为了修士，那么他的主人就完全失去了对他的所有权，除非这个已成为修士的前奴隶又自愿地离开修道院。[75]

注释

1 NT．John，18，18．

2 NT．Matthew，8，9；Luke，7，8．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对奴隶的命令符合德尔菲向阿波罗信托出售释奴文书中自由人四项自由权利中的第三项，即按意愿工作的权利。例如GDI 2，no．1766，公元前174—173年，称在信托出售给神之后，获释奴可以按他的意愿自由做事：。见本书第五章（参考此处）和第六章全文。

3 这段寓言引自Galatians，4，22—26。

4 这段节选文字译自Galatians，3，27到5，1。

5 Steinmann，Alphons，Sklavenlos und alte Kirche，66—67，München-Gladbach，Volksvereins Verlag，1922中给出了更多奴隶制被接受的例证。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错误地把希腊词语doulos译为“Knecht”（仆从），然而这个错误在现代的文本中却成为固定的用法，导致现代有关《新约》时代奴隶制的误解，参见Adolf Deissmann，Licht vom Osten，3rd ed．，240，Tübingen，1909。

6 Harnack，Adolf，Mission und Ausbreitung des Christentums in den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n，3rd ed．，1∶174，Leipzig，Hinrichs，1951（英文译本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1∶207，New York，Putnams，1904）．

7 P．R．Coleman-Norton最近发表了一个正确的观点，即耶稣并没有进行废除奴隶制的活动。见他的Studies in Roman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58—159，Princeton Univ．Press，1951中有关使徒保罗以及罗马奴隶制的法律的文章。然而他过分地看中了罗马公民保罗写给外乡人腓立门的这封简单平和的信件。事实并不像Coleman-Norton教授，同上170以及附录173所说的那样，这封信与罗马奴隶制的法律毫无关系。对于这封简单而单纯的教徒信件的正确解读参见Deissmann，Adolf，Paul，19—20，New York，Doran，1926。

8 Harnack，Ad．，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1∶207使用了Didachē tōn Apostolōn（The Teaching of the Apostles），4，11，这是公元1世纪晚期或2世纪中期的文献，参见Oscar von Gebhardt-Adolf Harnack，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ltchristlichen Literatur 2（2）∶159。

9 同上，1∶207。

10 Coleman-Norton in Studies in Romaneconomic and socialhistory，171．

11 NT，First Corinthians，7，20—24；Westermann，The freedmen and the slaves of God，Proc．Amer．Philos．Soc．92∶16，1948．

12 The Teaching of the Apostles（Didochē tōn Apostolōn），chap．4，11，in Gebhardt. Harnack，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2∶1．

13 Lactantius，Institutiones divinae5∶10复述了他们的一些争论：“有人会说：‘你们中难道不是有一些人是穷人，其他人是富人——一些是奴隶，其他人是主人吗？’”Lactantius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都是平等的，不论自由人还是奴隶、富人还是精神上谦卑的穷人，但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以人格为基础划分的。

14 Ziebarth，Erich，Das griechische Vereinswesen，100，Leipzig，Hirzel，1896；Waltzing，Les corporations professionelles 1∶329—330．

15 Waltzing，Les corporation 1∶331．

16 Ghedini，Giuseppe，Lettere Cristiane，Milan，Vita e Pensiero，1923中有一些关于基督教早期在埃及扩张的史料证据。H．Idris Bell在Harvard Theol．Rev．37∶185—204，1944中讨论过埃及基督教的情况；B．R．Rees在Jour．Egypt．Arch．36∶86—100，1950中阐述了埃及向基督教转变的一种新方式。

17 Matthew，3，13—17．参见Mark，1，9—11；Luke，3，21。

18 Turner，EricG.，Catalogue of Greek and Latin papyri and ostraca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Aberdeen Univ．Studies 110，no．3，Aberdeen Univ．Press，1939．根据Mayser，Edwin，Grammatik der griechischen Papyri 2（2）∶511—512，Berlin，De Gruyter，1934中的论述，托勒密时期的纸草文献中已经出现“在……的命令下”这一属格用法。

19 Hippolytus，，Achelis，Hans（editor），in 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 1（2nd part），258，Leipzig，Hinrichs，1897．

20 Thérou，l'Abbé，Le Christianisme et l'esclavage，33，Paris，Langlois et Leclercq，1941．

21 Moehler，J．H.，De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同上，223。我所知道的这篇文章只有法文版本，与前注所引的l'Abbé Thérou的文章发表在一起。

22 Schmidt，Charles，Essai sur la société civile dans le monde romain，431，439—449，Paris，Hachette，1853．

23 De Champagny，Francois Joseph，Les Antonins 3∶285，308，Paris，Bray，1863．

24 Wallon，H.，L'esclavage dans l'antiquité，2nd ed.，in volume 3．

25 Allard，Paul，Les esclaves Chrétiens，6th ed.，Paris，Lecoffre，1914．

26 Wallon，L'esclavage 3∶295．

27 同上，3∶365—367。对这一观点的反对意见，参见Jonkers，E．J.，De l'influence du Christianisme sur la législation relative à l'esclavage dans l'antiquité，Mnemosyne，3rd ser.，1∶267—271，1934。

28 Wallon，L'esclavage 3∶7—8；Allard，Esclaves Chrétiens，201—202．

29 对于保罗来说，问题在于如果奥奈西姆斯被其主人带回，他是否会受到惩罚，如果真要受到惩罚，那么这个惩罚会有多严重。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关于释奴的模糊提示，就是保罗知道腓立门将作出比他所要求的更多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一个对奴隶主的劝说——甚至都没有明确表达出来。

30 Renan，Ernest，The influence of Rome on Christianity，187—199，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880．

31 Lea，Henry C.，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540—553，Philadelphia，Henry C．Lea's Sons，1883．

32 Cicotti，Ettore，Untergang der Sklaverei im Altertum，202—203，Berlin，Buchh．Vorwärts，1910 and Il tramonto della schiavitù，392—393，Udine，1940．

33 Jonkers，E．J.，De l'influence du Christianisme，Mnemosyne，3rd ser.，1∶241—280，1934．

34 同上，260。

35 同上，242—244。

36 同上，280。

37 Lea，Henry C.，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540—549．

38 Grupp，George，Kultur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1∶277，Munich，Allgemeine Verlagsgesellschaft，1903—1904认为释奴行为本身一直就是对奴役行为中所犯的固有错误的抗议。

39 Charles Verlinden，in Anuario del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11过分强调了奴隶的来源，相对忽视了释奴的措施，在他对于西班牙从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化的讨论中，这一点成为重要的缺陷。在奴隶们面前通常都有这样一个有可能摆脱现有处境的出口。帝国的“登记隶农”则没有类似的出路。

40 Olmstead，Frederick L.，The cotton kingdom 1∶307—308，New York，Mason Bros.，1861．有关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法律，参见Hurd，John C.，Law of freedom and bond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index under “Negro，marriage with white”，Boston，Little Brown，1862。

41 Just.，Codex 1∶13，1；Lea，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542—543．有关君士坦丁敕令的详细探讨，见Mor，Carlo Guido，Rivista di storia del diritto Romano 1∶87—108，1928．Jonker发表在Mnemosyne，3rd ser.，1∶265上的文章也有简短而清楚的阐述。

42 Partsch，Josef，Mitteilungen aus der Freiburger Papyrussammlung，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der Wissensch．7，Abh．10∶44，1916。

43 Just.，Codex 1∶13，2；Theod.，Codex 4∶7，1．

44 Groningen Papyrus no．10（根据字体判断是公元4世纪留下来的文献）证明埃及的基督徒通过遗嘱释放奴隶，文献见Roos，A．G.，Papyri Groninganae，Verhandelingen der Akademie te Amsterdam 32，no．4，21—31，1933以及P．Cairo Maspero 3，no．6731，lines 99—104，of A．D．567，Maspero．Jean，Catalogue général du Musée du Caire，1916。

45 Lea，Henry C.，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543．

46 Mansi，Giovane D.，Sacrorum conciliorum collectio 3，col．752，Florence，1759．

47 Leipoldt，Johannes，Schenute von Atripe，in Gebhardt，Oscar von．and Adolf Harnack，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ltchristlichen literatur，25（n．f．10）∶1，1904．

48 同上，11∶1。

49 关于教会，见Just.，Codex 1∶12，4，6；关于寺院，见Novellae 5∶2；Woess，Friedr．von，Das Asylwesens Ägyptens，Münchener Beiträge zur Papyrusforschung und Rechtsgeschichte 3∶229—236，Munich，Beck，1923。

50 Just.，Digest 48∶18；Codex 9∶41，18．见Jonkers，Mnemosyne，3rd ser.，1∶290．

51 Just.，Institutes 1∶8，2∶expedit enim rei publicae ne quis re sua male utatur．Jonkers，Mnemosyne，1∶280正确地指出，民事立法的颁布都是为了满足时代的需要，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

52 Koschaker，Paul，Ztsch．der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89（n．f．14 ）∶31，n．2，1935；Riccobono，Salvatore，Cristianesimo e diritto Romano，in Rivista di Diritto Civile，Scienze Giuridiche 43∶46—64，1935，and in Atti del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Diritto Romano 2∶61—78，1935；Bruck，Eberhard F.，Political ideology，propaganda and public law，Seminar 7∶19，1949．由于Henry C．Lea，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545—549的观点非常正确，因而虽然他不是法学家，他的观点也必须被纳入其中。

53 Levy，Ernst，Ztsch．der Sav．-Stiftung 49∶253，1929．

54 Just.，Codex 1∶4，24；本书第二十二章注释53。

55 参见本书第七章有关前希腊奴隶制与希腊奴隶制基本差异的讨论。

56 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Zeno，7，65（126—128）综合了芝诺、克里西波斯和赫卡托的观点。

57 First Corinthians，7，1 and 7，24．赎回信徒的代价就是基督的牺牲，这里遵循的是希腊模式，在闪族人的观念中，所有信徒都是主的奴隶，见Westermann，The freedmen and the slaves of God，Proc．Amer．Philos．Soc．92∶61—62，1948。

58 NT，Romans，5—6．

59 Colossians，3，11．译文见Goodspeed，Edgar J.，The New Testament，An American translation，288，Chicago，Univ．Press，1923。

60 Irenaeus，Contra haereses 4∶18，2—3 in Migne，Patrologiae Graecae 7，col．1025；同上，4∶13，4，col．1009．

61 Gregory of Nyssa in Migne，Patrolog．Graecae 44，col．644．

62 Jonkers，E．J.，in Mnemosyne，3rd ser.，1∶249；John Chrysostom，In epistulam ad Ephesios homilia，6，22，2，Migne，Patrologiae Graecae 62∶156—158．

63 同作者，In epistulam ad I Corinthios homilia，12，7，in Migne，Patrolog．Graecae 61，col．105．

64 John Chrysostom，In epist．ad I Corinthios homilia，19，4—5，Migne，Patrologiae Graecae 61∶coll．156—158．

65 Laistner，M．L．W.，Christianity and pagan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76．

66 Saint Augustine，De civitate Dei 19∶15∶quod non fit nisi Deo judicante apud quem non est iniquitas；Migne，Patrologiae Latinae 41∶coll．643—644．

67 同作者，De sermone Domini in monte，book 1∶59，in Migne，Patrologiae Latinae 34∶col．1260．Lea，Henry C.，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538．在我看来，Lea过分地强调了这一说法。

68 Wallon，L'esclavage，2nd ed.，3∶307—342．Wallon无意中扭曲了基督教对奴隶制的认识，其著作第362—363页中就有例证证明这一点。用赎金把囚犯赎出，以使他们不被作为战利品出售，这在整个希腊和罗马异教历史上是普通存在的情况，并非由于神职人员的规劝才有了这种对于自由的热情。奥古斯丁曾试图把奴隶制看做一种原罪的惩罚，从而与上帝的善统一起来，对这一观点更客观冷静的认识参见Henry C．Lea，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538。

69 Pliny the Younger，Letters（to Trajan）10（9）∶96，8．

70 有关Harnack对于《遗训》创作时间的观点，参见von Gebhardt-Harnack，Texte und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der altchrist．Literatur 2∶2，159．见本章注释8。有关遗训第八十二条的内容，见Krüger，G.，Sammlung ausgewählter kirchen- und dog-mengeschichtlichen Quellenschriften 12∶82，12。

71 Council of Elvira in Mansi，G.，Sacrorum Conciliorum Collectio 2∶19，canon 80．

72 Canones Chalcedonenses，in Mansi，Sacror．Council．Collectio 7∶col．394．Vide，also，Granié，B.，Das Klosterwesen in der Novellengesetzgebung Kaisers Leons des Weisen，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21∶63—67，1931．

73 Theod.，Codex 12∶45，3．

74 Just.，Codex 1∶3，37（38）（De episcopis et clericis）∶si servis suis ad monasteriorum cultum migrandi tribuerint facultatem（corum domini）…alioquin si relicto forte vita solitoria ad aliam se condicionem transtulerint，certum est eos ad servitutis iugum，quam monachicae professionis cultu evaserant，reversuros．

75 Lea，Henry C.，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571—575中简短而准确地叙述了这段发展历程。查士丁尼的相关立法见第573—575页。

第二十四章　结语

迄今为止仍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有待回答。这个问题源自于一种观点，研修早期教会发展史的学生以及特别关注罗马帝国最后几百年奴隶制状况的学者常常都坚持这一观点，即基督教的教义导致奴隶制瓦解，这一情况可能发生于公元6世纪，即使不是公元6世纪，也一定最终发生于某个有利于这一情况发生的时间点。人们在讨论19世纪废奴运动能够获得最终成功的诸多原因时，常常都强调一些现实的推动因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废奴运动发展有影响的一系列社会思潮变化常常都有基督教的推动作用。

如果我们接受上述说法，那么问题也就出现了。首先，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到底存在哪些内在的要素？这些要素是基督教本身自带的还是借鉴得来的？其次，在基督教后来的权力结构中，哪些因素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观念，即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基督教的组织结构最终必须要摧毁奴隶制度？因为我们已充分认识到，基督教与它曾经超越的其他宗教形式一样，都继承了业已存在的奴隶制度，而且如同之前的异教崇拜一样毫无争议地接受了这种制度。[1]这个问题还有另一层面也需要我们关注。如果基督教思想从其源头耶稣的教导开始就包含着与奴隶制不相容的观念，以至于最终达到非得打破人类社会这一制度不可的程度，那么这个必然发生的结果为何晚于耶稣布道一千八百年之久？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次要问题，内容有关于奴隶贸易。为何早期教会的教父们，如同之前的那些曾思考过奴隶制以及奴隶命运的异教作家一样，对奴隶交易完全不关心？事实上这个小问题可能已经有了一个答案。教父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表评论，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从现代才开始出现的，它来自于对黑色阴影的恐惧，时常伴随在非洲到美洲横跨“中间航道”（the middle passage）的奴隶运输体系中。这是一段呈三角形线路的航程——首先从现在美国的东北海岸开始直至西非，然后是“中间航道”——从非洲到南北美洲贩卖奴隶的港口，最后返程回到出发的家乡口岸。与条件极其恶劣的“中间航道”相比，古代奴隶运输的状况相对可以忍受。旅程的距离和时间都相对较短。路上提供给奴隶的食物虽然可能既不好也不太充足，但我们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没有发现对此的抱怨，当然这并不足以说明太多问题。尽管有上述对比，尽管在运输方面古代的情况更好些，但在基督教的文学作品里仍然有一些抗议奴隶贸易或反对人们参与其中的内容。而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异教作品中，从事奴隶贸易的人通常都遭到鄙视。

即使是漫不经心的读者也会注意到，早期基督教的领袖们并非完全怀着喜悦的心情接受了既有的奴隶制度。[2]这种模棱两可的感受表现在尼撒的格里高利所假想的他本人与一个奴隶主的对话当中。按照格里高利的描述，这个奴隶主把自己看做是被奴役者的主宰，而实际上他们都是相同的种族。奴隶主说道：“我拥有男性奴隶和奴隶女孩，因而我就拥有（他们之间结合所产生的）家生奴隶。”格里高利回答说：“难道你没有认识到你有多么浮夸自大吗？……（难道你没有认识到）你是在奴役一个天生自由而掌握自身权利的人，你是在自创法律与上帝对抗，推翻了上帝基于自然而创立的法律吗？”[3]上帝本身就使人类在世间受奴役。不管怎样，尼撒的格里高利连续的反诘句即使不是在挑战奴隶制的道德合法性，那么至少也清楚地表明了对当时奴隶制所持的反对立场。

社会上习惯性的奴隶制实践活动与未公开表达出来的对奴隶制的厌恶感之间存在着矛盾，有关这一矛盾的另一个例证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例子发生于公元6世纪的埃及，是一个普通的、明显属于中间阶层的基督教信徒所采取的法律行动。这个人就他家里的一个女依附者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称她不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奴隶身份，而是一个女自由人。[4]这份声明显然是由一个基督教徒发出的。当他听到这个名叫玛莎的女人自称不是一个自由人时，“由于这个原因，我出于对上帝审判的恐惧，考虑到救世主对人类的仁爱之心，发出了大声的叹息”。[5]在文本的前一段落中，这份声明对任何试图将这个女人及其孩子变成奴隶的人都发出了警告，称他们可能会“看到自己被带上令人敬畏的父神审判庭”。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说，有一种高于世俗法或教会本身的权力，任何人如果企图奴役一个自由身份的男人或女人，他都会受到可怕的惩罚。有一些保存至今的文学或文献证据表明，希腊罗马诸多神中的某一个神也像基督教的神一样关注于保持自由人的自由身份，然而我却不记得类似这样的例证。

在分析基督教给奴役行为所带来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要设想一个出发点。奴隶制的观念及其运行的组织结构通常都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基础。一方面是非常坚实的现实基础，其优势在于古代劳动力关系的简单以及奴隶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不论从理论还是法律角度来看，奴隶主，也就是分配工作的人，完全控制了奴隶们的工作量、每日的工作时间、工作性质，而且可以对奴隶们的出入活动加以限制。在论述德尔菲通过向阿波罗神信托的方式释奴的过程中，我们分析了奴隶主的这些控制权，获释奴隶获得了四项只有自由工匠才拥有的自由权利。奴隶的法律人格属于他的主人；他可以被抓走，没有抗辩的权利；他无权选择去从事他所喜欢的工作类型；他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他想去的地方。这最后一项限制，就奴隶的工作来说，意味着奴隶要按照奴隶主的要求被固定在其工作地点上。至于产品生产，在奴隶主的观念中，这是奴隶劳动力胜过自由劳动力的一大优势。

奴隶劳动力结构的另一个基础则是其劣势所在，即其必然牵涉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奴隶制的古代继承者们对于奴隶制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劳动力和契约劳动力的结合做了大量推断，我们在本书之前的章节中对此有所论述。在前希腊时代，对奴隶制的心理厌恶感通过部落—宗教方面的一些规定有一定消除，这体现在闪族的相应规定上。同一部落和宗教的人不能受同“民族”的人的奴役。束缚同宗教的人是可以的——但是绝不能将其变为奴隶。

当希腊人开始把所有的人类问题都纳入理性讨论的范畴内时，他们在奴隶问题上并没有采纳闪族人所接受的妥协式方案。他们既不排斥将同一城邦共同体、信仰同一守护神的人变为自己的奴隶，也可以奴役广义希腊文化圈内的“文明意义上的希腊人”。这种希腊人奴役希腊人的可能性使得希腊人更容易认识到奴隶制本身的内在矛盾。他们意识到奴隶制在理性上的缺陷，证明这是一种违背自然的制度，它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只有人类的法律能证明它的合法性。

大数的扫罗（Saul of Tarsus）以及追随他的早期基督徒们试图从神学的角度解释奴隶制，认为它是上帝的正义构建出来的一种制度，用以惩罚有罪的人类。奴隶制在后来为基督教共同体所接受，其间既没有质疑也未受限制，这是我们没法解释的一个历史变化。与这一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各种社会劳动力之间地位的拉近，包括被束缚在土地上的隶农、身份自由的手工行会成员、身份自由的运输工人以及在上述各个劳动领域都存在的奴隶劳动力。直至一千八百年之后，基督教社会之所以在道德上仍然接受奴隶劳动力的存在，其原因正在于这种神学角度的解释。奴隶制的废除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合力之中也包括深藏在基督教伦理内部的某种力量，但这种力量只有在物质社会发生变化之后才能发挥其作用，而物质社会的变化则由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其确立的一种新的劳动框架内才得以完成。

经过对古代奴隶制以及其他时间地点的奴隶制所出现的问题的长期研究，下述有关基督教和奴隶制的意见被学者们提出。这些意见都集中表达了一个疑问：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的理念和生活方式对奴隶制的消亡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又在很长时间内支持了这样一个与其自身观念相矛盾的劳动力制度，这到底是何种原因造成的？根据我的思考，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如下几个方面：

1．在古代社会，对奴隶制的厌恶感并不只限于基督教教义。然而基督教通过其所声称的普世性使得它对奴隶制的厌恶感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力量。所有把基督上帝作为唯一而全能的神来信仰的人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这种普世性使得基督教的领袖们不可能通过同部落优待或宗教种族“民族主义”的办法来逃避奴隶制度的内在矛盾。

2．基督教宣扬世人皆兄弟的观念，它并非是某种全新或足以令人浑身一震的信念。前基督教时代的古代世界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观念，它正是斯多葛派学说的一条教义。

然而在基督教的世人皆兄弟的观念中也增加了一种新元素，即基督教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这个家庭中的父亲就是上帝。正因为有了这一观念，基督教中人与上帝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跨越种族或身份的亲密关系。这在异教崇拜里是没有的。[6]

3．基督教宣称所有人生来平等，这是其成员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类似于更早期的社会团体所遵循的原则，也类似于帝国时代盛行的隶农组织以及手工业行会所持的方针。基督教的创新在于对这种平等因素的强调。职业行会中的平等指的是横向同等级人的平等，而基督教则跨越了不同等级，将卑贱的人与富有的人联合在一起。所有受洗加入基督教的人，包括奴隶，都通过这一标志性的举动平等地参与到神的救赎计划之中。

4．基督教强调一系列谦和的品德，包括顺从、听话、谦卑、忍耐，通过这些宣传，这一宗教赋予了奴隶阶级一种新的生活力量和态度。根据威廉·李奇（William Lecky）的说法，这些品德都是“卑躬屈膝”的品质，与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的那些“美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李奇看来，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美德”所强调的是高贵的举止、自立的精神、意志力、困境中的忍耐力，等等。基督教教义中所强调的这些品德使得被奴役者感到了一种道德尊严，因而有助于欧洲社会奴隶制的逐步瓦解，到14世纪，这一制度几乎完全退出了欧洲地区。[7]在之后的时代，奴隶制的扩展满足了美洲对于驯服的劳动力的需求，因而我认为，美洲的奴隶制现象并没有构成对李奇的观点的威胁。

5．基督教一直在强调其宗教表述中超自然的、有感染力的、神秘主义的因素，这对于那些处在古代社会经济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非常具有诱惑力，有助于他们接受这种新的宗教信仰。[8]

基督教信仰中的神秘因素对于整个奴隶体系的最终崩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影响必然是缓慢发生的。这些神秘因素之所以削弱了奴隶制度，是因为奴隶主要和他们的奴隶一同参加弥撒和圣祭礼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活动。在基督教共同体中，共通的宗教情感的分享对于打破奴隶制所带来的阶级之间的藩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精神上的平等从最初开始就体现在基督教的信仰和组织中。[9]

正是上述这些植根于基督教本身的特点和行为方式，推动了基督教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从最初对奴隶制的接受转变成伦理上的普遍否定。在考察基督教信仰对反对奴隶制所起到的作用时，虽然这些内在因素非常重要，但它们也没有可能将奴隶制从“有组织的基督教”的外部组织力量中剥离出去。

6．对于基督教所表达的世人在本质上皆平等的观念，其最初的萌芽可追溯到前基督教的宗教崇拜以及异教哲学之中。然而这些宗教和哲学都没有发展出后来基督教那样的组织结构，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基督教的信仰在西方世界扩展开来，这种扩展既指地域上的权力扩张，又指权力的中央集权化。虽然也有宗派主义的负面影响，但积极的传教活动还是宣扬传播了基督教的教义。于是当反奴隶制运动的时机到来时，在基督教所有的宗派中都形成了可以攻击奴隶制的组织。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基督教并没有将其反对奴隶制的内在理念变成公开的反对奴隶制残酷现实的斗争，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和面对的事实。这只能被解释为时间以及条件的不成熟。这个问题在查士丁尼之后的每一段历史时期都有其复杂性，因而我们要想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不能把研究对象只限定在希腊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奴隶制度上。

在《观念的冒险》（Adventures of Ideas）一书中，作者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概述了道德上反对奴隶制的观念的兴起和发展，从这个观念的诞生一直考察到它在废奴运动中达到顶峰为止。他对于古代奴隶制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他大胆而正确地给出了反对奴隶制情感的道德基础的发展脉络。他认为这种道德观念开始于柏拉图所倡导的人类灵魂最为重要的观点，之后又长时间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条脉络既清楚又令人赞叹。[10]

对于怀特海教授来说，“（道德观念带来的）巨大变革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11]……在中世纪，基督教会……成为了保守主义的阵营，而非推动时代进步的工具”。[12]奴隶制度在人类社会中的最终消亡是多种观念合力作用的结果，它们包括基督教、18世纪兴起的人道主义，此外还有民主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直到相应的物质条件成熟时，这些观念才得以汇合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何反奴隶制的情感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挫折失败之后奴隶制才最终被废除。

注释

1 Henri Wallon在他的L'esclavage 3∶364中认为教会非常热衷于抑制奴隶制，对外出赎金赎回战俘，对内根除一些由奴隶制导致的悲剧源头。如果他的这个说法的潜在含义指的是在教会教父的作品中就有想要消除奴隶制的意图那么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2 Whitehead，Alfred North在Adventures of ideas，15，New York，Macmillan，1946中对此有概括性的说明：“在那个时代（即古代），见解透彻的人们发现很难把他们对待奴隶制的原则与道德感以及社会实践的某些基本事实统一起来。”

3 Gregory of Nyssa in Migne，J．-P.，Patralogiae Graecae 44∶col．644．类似的思想见Gregory of Nazianzus，De pauperum amore，同上，35∶col．892：“自由和富有都只取决于上帝的天命。真正的贫穷和奴役是对天命的违背。”

4 Maspero，Jean，Cairo Catalogue général 9（1）∶no．67089．本书第二十二章的注释62引用了这段记载，并给出了适当的参考书目。

5 Cairo Catalogue 9（1）∶no．67089，lines 27—29．

6 Rees，B．R.，Jour．Egypt．Arch．36∶97—98，1950．Rees认为这种人神关系家庭化来源于希伯来主义。

7  Lecky，William E．H.，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3rd ed.，2∶65—71，New York，Appleton，1927．

8 Henry C．Lea，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526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念。他把基督教生活观念最终给奴隶制造成的负面影响限定在基督徒的范围内。但事实上，上帝的普世观念以及基督徒宣传他们的信仰的热情必然使他们反对奴隶制的看法超越基督徒的范畴，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作用。

9 Arnaldo Momigliano在Jour．Roman Studies 34∶109，1944中以简短的篇幅否定了神秘主义的影响作用，Ronald Syme，同上，36∶149，1946遵循了上述观点，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宗教所带来的满足感。有关对Momigliano的批判，见Bruck，Eberhard F.，Political ideology，propaganda and public law of the Romans，Seminar 7∶19，1949．其他关于神秘主义行为和信仰的影响的讨论，参见Farnell，Lewis R.，Greek hero cults and ideas of immortality，275，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与科学传统相比，这个新宗教更容易地推动了奇迹的发生”）和Rees，B．R.，Jour．Egypt．Arch．36∶96，1950．Rees强调基督教通过祈祷这种精神媒介以及前基督教时代的巫术在情感上吸引了普通人，但这只是用以实现信仰的方法，而非本质性结果，参见同上，89—90。

10  Whitehead，Alfred North，Adventures of ideas，15—31．

11 同上，21。

12 同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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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Abdera（阿夫季拉）

Abolitionist movement（废奴主义运动）

Achaea（亚该亚）

Achilles（阿基琉斯）

Actium（亚克兴）

Administratio（管理权）

Administrative“safe-conduct”（pistis）（安全通行权）

Aegina（厄基那），奴隶数量

Aelius Cordus（埃里乌斯·科尔都斯），引用

Aeschylus（埃斯库罗斯）

Agamemnon（阿伽门农）

Agathocles of Syracuse（叙拉古的阿加索克利斯）

Agesilaus（阿吉斯劳斯）

Agrigentum（阿格里根敦）

Agrippa（阿格里帕）

Alaric（阿拉里克）

Alcidamas（阿尔基达马斯）

Alcinous（阿尔基诺奥斯）

Alesia（阿莱西亚），围攻

Alexander，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Severus（亚历山大·塞维鲁）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法律和规章制度；优势的地理位置；奴隶劳动力；奴隶待遇；经济生活与工业体系

Allard，Paul（保罗·阿拉德），引用

Amisus（阿米苏斯）

Amorgos（阿莫尔戈斯）

Amphipoloi（自由仆从）

Ancilla（成年女奴）

Andrapoda misthophorounta（从事各种职业、不与主人住在一起的奴隶）

Andrapodon（指代奴隶）

Anephaptos（德尔菲释奴的专有名词）

Anthemius（安特米乌斯）

Antigonus（安提格努斯）

Antigonus of Socho（索科的安提格努斯）

Antioch（安条克），奥龙特斯河边的

Antiochus III（安提奥库斯三世）

Antiochus IV of Syria（叙利亚的安提奥库斯四世）

Antiphon（安提丰）；引用

Antoninus Pius（安敦尼）

Aphrodite（阿芙洛狄特）

Apollinaris Sidonius（阿波利那里斯·西多尼乌斯），引用

Apollo（阿波罗）

Apollonius（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nius of Tyana（蒂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引用

Appian（阿庇安），引用

Apuleius of Madaura（马道拉的阿普列尤斯），引用

Aratus（阿拉图斯）

Arausio（阿劳西奥），战役

Arcadia（阿卡狄亚）

Arcadius（阿尔卡狄乌斯）

Archelaus（阿尔凯劳斯），密特里达提的将军

Archelaus（阿尔凯劳斯），马其顿国王

Archelaus（阿尔凯劳斯），卡帕多西亚的

Ardaillon，E．（阿尔戴隆），引用

aretē（美德）

Arginusae Islands（阿吉纽西群岛）

Aria（阿里亚）

Aristophanes（阿里斯托芬），引用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关于奴隶的法律地位；关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奴隶制；其所拥有的奴隶；从种族角度解读奴隶制；关于奴隶建立了洛克里城；关于奴隶的性质；对于奴隶制起源的解释

Armenia（亚美尼亚）

Arretium（阿雷提乌姆）

Assyrian Code（亚述法典）

Asylum（庇护），权利

Athenaeus（阿特纳奥斯），引用

Athens（雅典）；法律；pentēkontaētia时期；重建城墙；奴隶的数量；公共奴隶的所有权；拥有奴隶的权利；大量释奴；经济上的重要地位被西亚城镇取代

Atteius Philologus（阿提乌斯·菲洛罗古斯）

Attica（阿提卡）；矿山中使用奴隶，奴隶的数量，奴隶雇用；待遇及看待奴隶的态度

Augustine，Saint（圣奥古斯丁）

Augustus，Caesar（恺撒·奥古斯都），军队里使用奴隶的政策；转让奴隶的税收；重组罗马国家；王室奴隶；重用获释奴；把奴隶用作医生

Aurelian（奥勒里安）

Babylonia（巴比伦），奴隶制

Babylonian-Levantine manumission practice（巴比伦-黎凡特的释奴活动）

Bacchus（巴库斯）

Baetica（倍提卡）

Balkan provinces（巴尔干行省）

banausoi（低等级工匠）

Bang，M．（班恩），引用

Beauchet，L．（博舍），引用

Bell，Harold I．（哈罗德·贝尔）

Beloch，K．J．（布洛赫），引用

Bickerman，Elias（埃利亚斯·比克曼），引用

Bithynia（比提尼亚）；奴隶的来源地；奴隶制；遗弃婴儿；奴隶的神庙庇护所

B'k（埃及文字）

Boeckh，Aug．（博克），引用

Boeotia（彼奥提亚）

Bohn，O．（博恩）

Britain（不列颠）

Brooklyn Museum（布鲁克林博物馆）

Bücher，Karl（卡尔·布舍尔），引用

Buckland，W．W．（勃克兰），引用

Bury，John Bagnall（约翰·巴格诺尔·伯里），引用

Byzantium（拜占庭）

Caesar，Julius（尤利乌斯·恺撒），高卢战争；绑架；征服高卢；对奴隶的态度；神圣金库；购买奴隶的价格

Callicratidas（卡利克拉提达斯）

Callixenus of Rhodes（罗德岛的卡利赫努斯）

Calymna（卡利姆纳），岛屿

Campania（坎帕尼亚）

Cannae（坎尼），战役

Capitolium（卡皮托山）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

Capua（卡普阿）

Caracalla（卡拉卡拉）

Caria（加里亚）

Carthage（迦太基）

Carus（卡鲁斯）

Catana（卡塔那）

Catiline（喀提林），阴谋

Cato，the Elder（老加图），作为奴隶主；关于意大利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征收奴隶税；对于工业上使用奴隶的态度；有关农业的作品；关于乡村奴隶的待遇

Cato，the Younger（小加图）

Celsus（凯尔苏斯）

Celts（凯尔特人）

Cephisodorus（凯菲索多罗斯）

Chaeronea（喀罗尼亚）

Charaxus（卡拉克索斯）

Chios（岐奥斯）

chōris oikountes（从事各种职业、不与主人住在一起的奴隶）

Chrysostom，Saint John（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引用

Ciccotti，Ettore（埃托雷·奇科蒂），引用

Cicero，Marcus Tullius（西塞罗），看待奴隶制的态度；维瑞斯演说；关于使用奴隶施加政治压力；涉及逃跑奴隶的通信；有关运到意大利的奴隶的来源

Cilicia（西里西亚）

Cimon of Athens（雅典的奇蒙）

Cirrha（奇拉）

Cius（岐奥斯）

Claudius（克劳狄）；致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信；对待奴隶；在其统治下重修罗马的供水系统

Cleisthenes（克里斯提尼）

Clodius（克洛丢斯）

Cnossus（克诺索斯）

Colchis（科尔基斯）

Columella（科卢梅拉），引用

Commodus（康茂德）

Constantine the Great（君士坦丁），奴隶制的改善；控告；自由工人身份降低到被束缚的程度；基督教

Corcyra（科西拉）

Corinth（科林斯）；反对抢夺奴隶的法律；奴隶的数量；地峡集会；神妓；奴隶使用；奴隶所有权；攻陷和破坏；经济上的重要性被西亚城镇取代

Corsica（科西嘉）

Cos（科斯岛）

Council of Chalcedon（卡尔西顿公会议）

Council of Elvira（艾维拉大公会议）

Crassus，Marcus（马尔库斯·克拉苏）

Crete（克里特），奴隶；自由人与奴隶的混合婚姻；征募奴隶

Cynics（犬儒主义者），看待奴隶制的态度

Cynoscephalae（锡诺斯克法莱），战役

Cyrene（昔兰尼）

Cyzicus（库齐库斯）

Dacia（达契亚）

Danubian provinces（多瑙河行省）

Debtor slaves（债务奴隶）

Decelea（狄西利亚）

Delian League（提洛同盟）

Delos（提洛岛），

Demetrius（德米特里），建筑师

Demetrius（德米特里），马其顿国王

Demetrius of Phalerum（法莱隆的德米特里）

Demosthenes，引用；法庭发言

Diaeus（迪亚埃乌斯）

Dio Cassius（狄奥·卡西乌斯），引用

Dio of Prusa（普鲁萨的狄奥），引用

Diocletian（戴克里先）

Diodorus Siculus（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关于奴隶的来源；关于奴隶起义；关于个人拥有奴隶的数量；关于奴隶的纪律和惩罚；关于埃及的人口密度

Diodotus（狄奥多托斯）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I of Syracuse（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一世）

Dmitrev，A．D．（德米特来夫），引用

Dmōē（女奴）

Dmōs（荷马对奴隶的称呼）

Dolius（多利奥斯）

Domitian（图密善）

Dopsch，Alfons（阿方斯·多普施），引用

Douloi misthophorountes（从事各种职业、不与主人住在一起的奴隶）

Draco（德拉古），法律

Dragendorff，Hans（德拉根多夫），引用

Drimachus（德里马库斯）

Dura-Europus（杜拉欧罗普斯），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

'ebed（希伯来语）

Elagabalus（埃拉伽巴路斯）

Elephantine（象岛），希伯来殖民地

Eleusinium（埃琉西斯神庙）

Eleusis（埃琉西斯）

Eleutheria（自由人）

Engels，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引用

Enna（恩那）

Ensslin，W．（安斯林），引用

Epicadus（埃皮卡杜斯）

Epicharmean popular comedy（埃庇卡摩斯的通俗喜剧）

Epictetus（埃皮克特图斯），引用

Epicurus（伊壁鸠鲁）

Epirotes（伊庇鲁斯人）

Epirus（伊庇鲁斯）

Eremian，S．T．（叶列米扬），引用

Ergolabōs（契约关系中的服役者）

Essenes（爱色尼派）

Ethiopia（埃塞俄比亚）

Etruria（埃特鲁里亚）

Eumaeus（欧迈奥斯）

Eunapius（欧纳皮奥思）

Eupolemus（优波莱姆斯）

Euripides（欧里庇德斯），引用

Eurymedon（攸利密顿）

Flamininus，Titus Quinctius（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

Frank，Tenny（泰尼·弗兰克），引用

Frontinus，Sextus Julius（赛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弗朗蒂努斯）

Gaius（盖约），法学家，引用；引述

Gaius（盖乌斯），罗马皇帝

Galatia（加拉提亚），西方的

Galen（盖伦），引用；把奴隶用作医生

Galerius（加列里乌斯）

Gaul（高卢）；工业活动的转移；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期的奴隶制；小土地所有者的地位

Gaza（加沙）

Gelon of Syracuse（叙拉古的盖隆）

Germany（日耳曼），战俘；手工业

Gomme，A．W．（戈麦），引用

Gortyn（戈提那），有关奴隶制的法律

Goths，West（西哥特）

Granicus（格拉尼卡斯河）

Gratian（格拉提安）

Gregory of Nyssa（尼撒的格里高利）

Gsell，Stéphane（斯特凡·葛塞尔），引用

Gummerus，Herman（赫尔曼·古梅鲁斯），关于意大利的手工业生产；意大利的奴隶使用；关于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形势；关于奴隶的穿着；关于自由劳动力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关于高卢陶器工匠的自由人身份；关于帝国地产上的奴隶

Hadrian（哈德良）；释放一个奴隶；王室获释奴的使用；惩罚奴隶的立法；出售奴隶的敕令；自由雇佣劳动力使用的增加；敕令的废止

Hammurabi，Code of（汉谟拉比法典）

Hannibal（汉尼拔）

Hardy，Edward R．（哈代），引用

Harnack，Adolph von（阿道夫·哈纳克），引用

Hasdrubal（哈斯杜鲁巴）

Hatzfeld，Jean（哈茨费尔德），引用

Hecataeus of Miletus（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引用；集体释奴

Hecato（赫卡托）

Helotry（黑劳士制度）

Helots（黑劳士），在斯巴达的处境

Hera，festival of（赫拉节庆）

Heracleides（赫拉克利德斯），引用

Heraclitus（赫拉克里图斯）

Hermocopids（赫尔墨斯石像破坏者）

Herodian（希罗迪安），引用

Herodotus（希罗多德），关于岐奥斯的冶金术；关于奴隶贸易；关于阿尔戈斯奴隶起义；关于非希腊人王国中的不自由

Hesiod（赫西俄德）

Hieroduli（神圣奴隶）

Hierodulism（神圣奴隶制）

Hieronymus（希罗尼穆斯）

Hipponicus（希波尼库斯）

Honorius（赫诺里乌斯）

Horace（贺拉斯），引用

Hume，David（大卫·休谟），引用

Hypēretai（仆人）

Hyperides（希佩里德斯），引用

Ihering，Rudolph von（鲁道夫·冯·耶林），引用

Iliad（《伊利亚特》）

Illyria（伊利里亚）

Imbros（英布罗斯）

Irenaeus（伊里奈乌斯）

Isocrates（伊索格拉底），引用

Istria（伊斯特拉）

Jerusalem（耶路撒冷），陷落

Jesus of Nazareth（拿撒勒的耶稣）

Jews（犹太人），埃及象岛殖民地；在托勒密战争中被俘获；庇护权；利未法典；哈德良统治时期的起义；看待奴隶制的态度；奴隶所有权

Jonkers，Engbert Jan（恩格博特·简·约克），引用

Josephus（约瑟夫），引用

Justinian（查士丁尼），奴隶制；法典；汇编；废止“克劳狄元老院决议”；废除教会和修道院的庇护权；立法

Juvenal（朱文那儿）

Katochos（献身给萨拉匹斯的人）

Körte，Alfred（阿尔弗雷德·科尔特），引用

Kraeling，Emil G．（克雷林）

Kroll，Wilhelm（克罗尔），引用

Kuebler，Bernhard（伯恩哈德·奎波勒），引用

Lacedaemon（拉齐戴蒙）

Laconia（拉喀尼亚）

Lactantius（拉克坦提乌斯），引用

Lagid rule（拉吉得统治）

Laurian mining district（劳里厄姆矿区）

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十二表法”），见Twelve Tables，Laws of the

Lea，Henry C．（亨利·李），引用

Lecky，William E．H．（威廉·李奇），引用

Lemnos（利姆诺斯）

Lenaeus（列奈乌斯）

Leo（利奥）

Leo，Saint（圣利奥）

Lesbos（累斯博斯）

Levitical code（利未法典）

Levy，Ernst（恩斯特·列维），引用

Libya（利比亚）

Lipit Ishtar of Isin（伊辛的利皮特—伊什塔），法典

Livius Andronicus，Lucius（李奇乌斯·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

Livy（李维），希腊化时代的奴隶制度；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所说的奴隶起源；他所记载的战争损失；意大利的日耳曼奴隶；他所记载的奴隶起义；意大利奴隶供应的来源

Locri（洛克里）

Loth，Joseph（约瑟夫·洛思），引用

Lucian（琉善），引用

Lucullus（路库鲁斯）

Lusitania（卢西塔尼亚）

Lyco（利科）

Lycurgus（利库尔戈斯）

Lydia（吕底亚）

Lysias（吕西阿斯）

Macedonia（马其顿）

Maimonides（迈蒙尼德），引用

Majorian（马约里安），法律

Malta（马耳他）

Mancipium（指代动产奴隶）

Manilius Antiochus（曼尼里乌斯·安条奥库斯）

Manlius，Gnaeus（格奈乌斯·曼里乌斯）

Mantinea（门丁尼亚）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斯）

Marius（马略）

Matronalia（主妇节）

Mauretania（毛里塔尼亚）

Megara（麦加拉）

Memphis（孟菲斯）

Menander（米南德）

Messene（美塞尼亚）

Methymna（迈提姆尼亚）

Metics（外邦人）；获释奴

Meyer，Eduard（爱德华·迈尔），引用

Miletus（米利都）

Milo（米洛）

Minturnae（明图尔诺），奴隶与获释奴；公共奴隶

Misthophorounta sōmata（有收入的奴隶）

Mitteis，Ludwig（米泰斯），引用

Mnason（拿宋）

Moehler，Johann Adam（约翰·亚当·穆勒），引用

Moesia（莫西亚）

Mommsen，Theodor（蒙森），引用

Moore，George Foote（乔治·福特·摩尔）

Myrleia（米尔来亚）

Naucratis（纳乌克拉提斯），埃及

Naxos（纳克索斯）

Nero（尼禄）

Nerva（涅尔瓦）

Nicaea（尼西亚）

Nicias（尼西阿斯）

Nicolaus of Damascus（大马士革的尼古拉乌斯）

Nicomedes of Bithynia（比提尼亚的尼克美德斯）

Nicomedia（尼科美迪亚）

Novicius（没受过训练的奴隶）

Nymphodorus（尼姆佛多罗斯）

Odysseus（奥德修斯）

Odyssey（《奥德赛》）

Oikeis（土地奴隶）

Oikogeneis（家庭奴隶）

Orosius（奥罗修斯）

Otto，Walter（瓦尔特·奥托），引用；有关托勒密；有关神圣奴隶制；有关祭司和神庙；有关“神庙的依附者”

Oxé，A．（奥西），引用

Pagai（帕盖伊）

Palestine（巴勒斯坦）；逃跑奴隶；劳动力状况；奴隶所有制；新约时代

Palladius（帕拉狄乌斯）

Palmyra（帕尔米拉），奴隶价格

Pamphylia（潘菲利亚）

Panaetius（帕奈提奥斯）

Panormus（帕诺尔姆斯）

Paphlagonia（帕夫拉戈尼亚）

Papinian（帕皮尼安）

Paramonē（契约劳役），在希腊；与katochos的类似之处；在埃及；在巴勒斯坦

Paul，the Apostle（使徒保罗），引述；致菲莱蒙的信；看待奴隶制的态度

Peculium（私有产），罗马

Peloponnesian war（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奴隶制的影响，

pentēkontaētia（“五十年时期”）

Pergamum（帕加马）

Periander（培利安多洛斯）

Pericles（伯利克里），引用

Persia（波斯）

Persian wars（希波战争）

Peter，the Apostle（使徒彼得）

Petronius（彼特隆纽斯），引用

Philadelphia（费勒德尔菲亚），位于小亚吕底亚和弗里吉亚的边界

Philadelphia（费勒德尔菲亚），法尤姆

Philemon（菲莱蒙），诗人，引述

Philip（菲利普），罗马皇帝

Philip V of Macedon（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

Philo（斐洛）

Philonenides（斐洛美尼德斯）

Phoenicia（腓尼基）

Phrygia（弗里吉亚）

Piraeus（比雷埃夫斯）

Plato（柏拉图），指代仆人和奴隶的词语；对富人所拥有的奴隶的估计；关于雅典的奴隶制；看待奴隶制的态度

Plautus（普劳图斯）

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在作品中提到的前奴隶；奴隶贸易；劳伦丁别墅；农业上使用戴镣铐的奴隶

Pliny the Younger（小普林尼），对于弃婴问题的研究；小农场持有数量的减少；奴隶待遇；有关罗马帝国奴隶的情况；关于农业上使用戴镣铐的奴隶；奴隶的意愿；进入基督教助祭等级的奴隶

Plutarch（普鲁塔克），引用

Polyaenus（波利艾努斯）

Polybius（波利比乌），关于战俘；占领和摧毁科林斯；对于希腊丧失独立的讨论；对于希腊人口减少的分析；建立洛克里城

Polycrates（波利克拉特斯）

Pompeii（庞贝）

Pompey，Gnaeus（格奈乌斯·庞培）

Pompey，Sextus（赛克斯图斯·庞培）

Pontic regions（本都地区）

Poseidon（波塞冬）

Posidonius（波塞多尼奥斯），引用

Preushen，Erwin（欧文·普罗伊申），引用

Pringsheim，Fritz（弗里茨·普林斯海姆），引用

Ptolemais（托勒密）

Ptolemy I（托勒密一世）

Ptolemy II（托勒密二世）

Ptolemy Philometor（托勒密·菲洛麦托尔）

Puer（奴隶）

Punic wars（布匿战争）

Pythagoras of Samos（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

Ramsay，William Mitchell（威廉·拉姆齐），引用

Reil，Theodor（提奥多·伊尔），引用

Renan，Ernest（欧内斯特·勒男），引用

Rhodes（罗德岛）

Rubin，Simon（西蒙·鲁宾），引用

Rufus of Ephesus（以弗所的卢福斯）

Saguntum（萨贡图姆）

Sallust（萨琉斯特）

Salpensa（萨尔班萨）

Salvianus（萨尔维安努斯），引用

Samos（萨摩斯）

Sardinia（撒丁）

Saturnalia（农神节），庆典

Schmidt，Charles（查理·施密特），引用

Schmidt，J．（施密特），引用

Schwahn（施瓦恩），引用

Scipio Africanus（大西庇阿），他眼中的迦太基奴隶制度；公共奴隶；他所拥有的奴隶

Scythia（西徐亚）

Seeck，Otto（奥托·泽克），引用

Seleucia（塞琉西亚），幼发拉底河边

Senatus Consultum Claudianum（克劳狄元老院决议）

Seneca（塞内加），对于奴隶主—奴隶关系的讨论；关于罗马奴隶人口的规模；拥有的奴隶；对待奴隶态度的改善；关于罗马帝国奴隶的状况；举例说明斯多葛派看待奴隶制的态度

Sephoris（塞庇弗里斯）

Septimius Severus（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

Serapis（萨拉匹斯神），崇拜

Serbia（塞尔维亚）

Servile War（奴隶战争）

Servius Tullius（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Servus（奴隶）

Sethe，Kurt（库尔特·泽特）

Sidon（西顿）

Sinope（锡诺卜）

Socrates（苏格拉底）

Sogdiana（粟特）

Solon（梭伦）

Sophists（智者），看待奴隶的态度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

Sosicrates（索希克拉底斯）

Sparta（斯巴达）

Spartacus（斯巴达克）

Spurius Albinus（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

Staberius Eros（斯塔贝里乌斯·爱洛斯）

Stoics（斯多葛派），看待奴隶制的态度

Strabo（斯特拉波），引用

Strato（斯特拉托）

Stratocles（斯特拉托克勒斯）

Suetonius（苏维托尼乌斯）

Sulla（苏拉）

Syene（色耶尼），上埃及

Synesius（叙涅修斯），引用

Syracuse

Syria（叙利亚），奴隶来源；奴隶价格；与埃及的战争；低等级人；劳动力状况；罗马帝国的命运

Tacitus（塔西佗），引用

Talmud（《塔木德》）

Taphians（塔福斯人）

Tarentum（他林敦）

Tarn，W．W．（塔恩），引用

Tarraconensis（塔拉戈南西斯）

Tarsus（塔尔苏斯）

Tauromenium（陶罗梅尼乌姆）

Tebtunis（泰卜图尼斯），位于尼罗河谷

Teos（特奥斯）

Terentius Afer，P．（特兰提乌斯·艾菲尔）

Tertullian（戴尔图良），引用

Thasos（塔索斯）

Theadelphia（提阿德尔菲亚）

Theangela（提安戈拉）

Thebes（提比斯）；战俘；法律

Theodosius（提奥多西），法典

Theophrastus（泰奥弗拉斯托斯），引用

Theopompus（泰奥彭波斯），引用

Therapontes（仆从群体）

Theron（塞隆）

Thérou，l'Abbé（拉贝·特鲁），引用

Thesmophoria（塞斯摩弗洛斯节）

Thessaly（帖撒利）

Thrace（色雷斯）

Thucydides（修昔底德），引用

Thurii in Italy（意大利的图里伊）

Tiberius（提比略），罗马皇帝

Tiberius Gracchus（提比略·格拉古）

Tigris-Euphrates lowland（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低地）

Timarchus（提马尔库斯）

Tiro（提罗）

Trajans（图拉真）

Trapezus（特拉佩祖斯）

Trojans（特洛伊人）

Troy（特洛伊）

Tullius（图里乌斯）

Twelve Tables，Laws of the（“十二表法”）

Tyre（提尔）

Ulpian（乌尔皮安）

Umbria（翁布里亚）

Valens（瓦伦斯）

Valentinian I（瓦伦提尼安一世）

Valentinian II（瓦伦提尼安二世）

Varro（瓦罗）

Verlinden，Charles（查尔斯·威尔兰登），引用

Verna（家生奴隶）

Vespasian（韦伯芗）

Veterator（受过训练的奴隶）

Visigoths（西哥特人）

Vitellius（维特里乌斯）

Voltacilius Pilutus，L．（沃尔塔奇里乌斯·皮鲁图斯）

Wallon，Henri（亨利·沃伦），引用

Waltzing，J．-P．（瓦尔兹），引用

Weber，Max（马克斯·韦伯），引用，n，n

Weingarten，Herman（赫尔曼·温加滕），引用

Whitehead，Alfred North（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引用

Wilbour，Charles Edwin（查理·埃德温·威尔伯）

Wilcken，Ulrich（乌尔里希·威尔肯），引用

Wilhelm，Ad．（威廉），引用

Woess，Friedrich von（弗里德里希·冯·沃斯），引用

Xenophon（色诺芬），关于劳动阶层；关于公共奴隶的购买；关于奴隶价格；关于给付租用奴隶的工资；关于奴隶被排除于兵役之外；关于公共奴隶的标记；关于释奴；关于战俘；关于奴隶身上的烙印

Zeller，Eduard（泽勒）

Zenon papyri（芝诺纸草）

Zeus Komyrios，festival of（宙斯·科米里奥斯节庆）

译后记

威廉·林·威斯特曼是上世纪前半期古代史学界著名学者。他在古代奴隶制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史家M．I．芬利教授是他的学生，另一位著名古代史学者罗斯托夫采夫教授也与他交往密切。正是在罗斯托夫采夫教授的推荐下，威斯特曼用德文为《保利－维索瓦百科》写作了希腊罗马奴隶制（Sklaverei）词条，该项成果收于1935年《保利百科》第六卷增补本中。本书正是由上述德文文章扩展而成的英文专著。

与《保利百科》中的学术文章相比，本书涉及荷马到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奴隶制以及罗马共和国时期奴隶制的内容并没有很大改动。由于1935年之后新史料的发现，与希腊化时期奴隶制相关的内容大为扩充，晚期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内容则几乎完全改写。此外，作者还专门增加了几个章节，论述了早期基督教与奴隶制的关系问题。上述内容的添加使得本书较当初《保利百科》的文章增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

从时间跨度上看，本书阐述了从荷马时代直至罗马帝国晚期的奴隶制度，展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奴隶制兴起、发展、衰落的全过程。具体到每段历史时期，作者都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奴隶的来源、数量、使用情况、社会和法律地位等问题。在史料的收集和运用上，本书使用的史料包括古典作家作品、碑铭、纸草文献等，在这方面作者所下的工夫尤其突出，这也使得本书成为研究古代奴隶制度的重要作品。

本书于1955年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一方面学者们肯定了此书所填补的学术空白，另一方面对作者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异议。威斯特曼在序言中强调他不愿意使用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试图保持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来阐述问题，但很明显他的这一姿态并不成功。从全书的行文来看，作者一直在尽可能地低估古代奴隶的数量，并进一步贬低奴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古代社会中起到的影响作用，这成为本书被芬利、德·圣·克罗阿等学者批评的重要原因。然而虽有上述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本书作为英语学界第一部综合阐述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著作，仍以其史料收集全面、涵盖内容广泛的特点在古代奴隶制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曾就一些具体问题请教我的同事刘健老师、胡玉娟老师和郭子林博士，他们都热情认真地给予解答，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涉及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书中出现的语言种类也比较多，除英、法、德等现代语言外，还包括古希腊文、拉丁文等古代文字，难免在翻译中有错误纰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邢　颖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