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第一部 我们

第二部 1984

第三部 美妙的新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苏联）扎米亚京著；范国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2

（反乌托邦三部曲）

ISBN 978-7-5447-4091-3

Ⅰ.① 我… Ⅱ.① 扎… ② 范… Ⅲ.①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Ⅳ.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0123号

书　名 我们

作　者 [苏联]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译　者 范国恩

责任编辑 王　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091-3

第一部 我们

目录

对扎米亚京的《我们》的再思考——代序

笔记之一

笔记之二

笔记之三

笔记之四

笔记之五

笔记之六

笔记之七

笔记之八

笔记之九

笔记之十

笔记之十一

笔记之十二

笔记之十三

笔记之十四

笔记之十五

笔记之十六

笔记之十七

笔记之十八

笔记之十九

笔记之二十

笔记之二十一

笔记之二十二

笔记之二十三

笔记之二十四

笔记之二十五

笔记之二十六

笔记之二十七

笔记之二十八

笔记之二十九

笔记之三十

笔记之三十一

笔记之三十二

笔记之三十三

笔记之三十四

笔记之三十五

笔记之三十六

笔记之三十七

笔记之三十八

笔记之三十九

笔记之四十

附录

对扎米亚京的《我们》的再思考——代序

吴泽霖

著名俄国作家扎米亚京在1921年出版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之作《我们》，然而自作品发表以来，它一直没有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为了理解这部小说的奇特命运和历史价值，我想谈谈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的一些侧面。

一、《我们》是在乌托邦文学样式中，对俄罗斯民族传统社会思考的延续和深化。

乌托邦小说，作为自古以来预想和思考未来社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近代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16——19世纪有近千种之多，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三百余种。而其中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国乌托邦小说的特点，则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国民族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常常是以梦境的形式来表现的［比如从苏马罗科夫的《幸福社会之梦》（1759），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的梦］。这不仅是为了对付俄国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太深的断裂。

而俄国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奥托耶夫斯基的《无名城》写于1839年，它反映了俄国人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门槛时已经开始对未来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唯利是图的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一些反乌托邦小说，如H. Д.费德罗夫的《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和B. Я.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1907），都尖锐地提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人性的冲突。其中甚至从情节上都有可供扎米亚京的《我们》借鉴之处。

《2217年的一个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罩子里的，马路上滚动着“自动行走带”。每一个人的肩上都缝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相互间还有称谓，《我们》中则没有了），这里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长”逼迫人去报名“为社会服务”——就是去和一个象征统治者的卡尔波夫博士过夜。一个叛逆者巴维尔向往着农夫的生活，他认识到现在人人温饱的生活中“所有人都是奴隶”，“可怕的没有意义的‘多数’像石头一样压制着一切自由的运动”。他想“扼死这些没有灵魂的人们”。

《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里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罩着玻璃罩子的城市里，这里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有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却在民主的幌子下实行着专家的专制统治，这里的人们住着同样的房子，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一时间吃同样的饭食。这里同样有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以防反对“苏维埃”（假想的当时的政府）专政的言论发表。结果，这个城市里的人们都患上了一种“矛盾综合征”：想的是一样，说的是另一样，这个病症终于使这个城市很快毁灭了。

这些反乌托邦文学情节的共同特点就是：人与大自然的隔裂，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科技文明的发达，高度的统一性压抑了人的个性，而富足是以丧失个性自由为代价的。

在十月革命前（1916——1917）目睹了英国工业化社会种种弊端的扎米亚京写作《我们》，实际上是继续着他在写作《岛民》（1917）时期已经开始的思考，同时也是继续着俄国人传统的反乌托邦思考。当然，作为一个20世纪的思想先行者，他的思考范围绝不仅仅是苏联社会，而是在警惕地、批判性地审视着整个人类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走向。扎米亚京1932年对《我们》的主题这样解释：“目光短浅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危险性的信号，预告人和人类社会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过大权力的威胁。”

《我们》写成于1921年。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的社会弊症当时还在萌芽状态。与其说扎米亚京是在诽谤苏联社会，不如说是表明他由于对现代社会初见端倪的弊症的尖锐目力和思想预见力，对之后几十年可怕后果的不幸而言中。

二、同时，《我们》又是针对十月革命初年的空想社会思潮而发的。

国内外有一些学者常常援引扎米亚京对小说的解释，试图为之“说情”：《我们》不是针对苏联的。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又确实是对十月革命初年，特别是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社会乌托邦思想的一种反应。小说并没有去过多地展示科技进步对人类造成的“威胁”，而是把工业化和集权化绝对地联系起来（这在对比另一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时格外明显）。小说思考的是关于自由和幸福的关系、人的个性权利和暴力、极权的矛盾问题。所以也可以说，在俄国长期专制制度的背景下，扎米亚京进行的首先是对民族命运的具体思考。

十月革命后，苏联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以超经济的强制、政治上的集权来抵御国内外的强敌，战胜国民经济上的严重破坏，从而要求国家权力的高度统一。而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施行的暂时性的抹杀个性、集权化、强制性的措施被一些人（如无产阶级文化派）绝对化、理想化，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来歌颂，便成为一种荒谬的东西。这其中所隐藏的极大的危险性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我们》的书名就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正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最典型、最基本的主题：

一切是我们，

在一切中是我们，

我们是火焰和胜利之光，

我们是自己的神灵、法官和法典。

（基里洛夫《我们》）

而另一位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加斯捷夫在《无声阶级文化》（1919年9——10期）上是这样描述机械化的集体主义未来的：

“标定的倾向不断扩大，成为工人运动的战斗形式：从无产阶级的罢工、怠工，到社会创造、饮食、住宅，以至整个个人私生活到美学的、智力的乃至性的需要。机械化的不仅是各种姿势，不仅是生产劳动的方法，而且还有日常生活的思维，这种机械化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相结合，使无产阶级的心理惊人地标准化起来……即使还没有国际语言，也有了亿万人拥有的国际化的姿势、国际化的心理模式。而正是这一点使无产阶级的心理具有惊人的无记名性，可以将个别的无产阶级分子任意视为a、b、c，或是325、075、0等等……继而这种趋向无形中使个性思维成为不可能，使之融于整个阶级的客观心理及其心理开关、接合系统中。……这种机械化了的集体主义的出现和个体性如此格格不入，如此具有无记名性，这就使这些复合性的集体运动接近于某些物质性的运动，在这些物质中，没有人的个性面目，有的只是均衡的、标准化的步伐、无表情的面孔、无感情的心灵。激情成为不能用呼喊和笑声，而要用压力计和计费器来衡量的。……我们在走向对事物、对机械化了的人群前所未有的客观性展示，我们在走向不知道任何个人隐私和柔情的、震撼人心的一览无余的壮美。”

加里宁在评价这位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的一首诗时曾这样说：“这里没有个体的‘我’的位置……这里只有一个多种面孔的无比大的不可计数的‘我们’。”对这样一种浑然一体的“我们”，另一位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权威A.波格丹诺夫给了画龙点睛的一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幅模式图中，“还有一个隐而未现却十分重要的一面。在他的集体背后……有一些看不见却可以感觉到的领导权威。”

于是，在这权威的领导下，

在噪音、闪光和轰鸣声中，

人和物有节奏地行进，

我明白，我清楚地看到，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号码和通行证。

所有的房子都呈正方块形，

住宅街道都方方正正，

人们都置身于立方体的房间中，

每个物体都明白和知道

自己在巨大运动中的使命……

这是著名的《我们》一诗的作者基里洛夫的又一首诗：《铁的救世主》。

至此，可以看出，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派已经为扎米亚京塑造了《我们》中基本的形象体系、活动方式和生活场景，区别仅仅在于，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看到美和善的地方，扎米亚京看到的却是丑与恶，是和他的人道主义理想格格不入的危险的前景。

三、《我们》的主题和艺术成就。

正如《我们》中的主人公Д-503所说的，“要想鉴别思想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只需给它滴上一滴强酸就行”。这就是把事物引导到极限。《我们》中的新现实主义方法就在于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逻辑推向终点，从而对俄国社会革命家、俄国思想家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部日记体的悲剧小说描写的是经过“二百年大战”而建立起的“大一统国”。它几乎复写着前面提到的反乌托邦小说的种种背景：围着绿色的高墙，头上是消过毒的天空，一切建筑都是玻璃铸成的。这里没有个人的隐私，没有个人的姓名，只有胸前的国家号牌。为了使每一个“号民”得到“数学般的绝对幸福”，他们以牺牲个性自由为代价而达到“理想的非自由状态”。在这里，舞蹈的美是因为它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而“诗歌就是为国家服务，就是实用”。千百万“号民”按照《作息条规》、《诚实号民义务条例》，同时起床、散步、进食、工作、睡觉，甚至性生活也服从统一的安排。总之，个性消失了，就像微小的“克”在“吨”面前那样无足轻重和必须服从。

而这种幸福境界——“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是需要暴力，需要威严的造福主的极权统治来维持的，需要他那无所不在的手——护卫局无所不在的监护和造福主的“钟形瓦斯罩”——极刑机器的惩治，当然，还有已经深入每个号民心中的护卫们的自我审查。

然而反叛仍然不会止息。女主人公I-330一伙筹划把准备去“解放”其他星球上处于“野蛮的自由状态”的生物的“一体号”飞船劫持到“绿色长城”之外（象征自由和自然）。日记的主人公，受着思索、失眠折磨的Д-503被确诊患病——“长出了心灵”，为此而做了“幻想摘除术”，于是“头脑又空了、轻了”，“没有任何妨碍笑的东西了”，他自愿向造福主供出了“幸福的敌人”，包括自己心爱的女人。

小说中的造福主对幸福和暴力做了辩证的诡辩：人类一直想有人一劳永逸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幸福，然后用锁链把他们圈进这一幸福之中。而现在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于是，一切暴力都得到了辩解。在这里，扎米亚京的思考又回到了多少年来俄罗斯思想家始终思索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关于“天堂”抵不上“一个小孩的眼泪”的辩争，关于能否以对未来的允诺剥夺人们的真实权利的辩争，还有能否接受放弃个性和自由的幸福，能否去筑造一个幸福的蚂蚁窝的思考。

女主人公I-330以个性自由反抗极权主义的形象，表现了扎米亚京的思想。她不承认最后的革命，不同意有“终止了的”宇宙，她反对这种“精神上的熵”。她在造福主的酷刑中，坚韧沉默地望着造福主和木然傍坐的Д-503——自己的恋人和出卖者。她知道“绿色长城”正被打破，人与自然的隔裂一定要消除，墙外的反叛仍在继续，人性中向往自由、爱情的“我”总是要说出自己的话来，即使如Д-503这样诚实的“号民”也会不由得“长出了心灵”来。教条的、划一的、极权主义的东西是和人的本性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我们》（1921）已经阐明了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文章中的观点，发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可能被扭曲的“危险信号”。

同时，《我们》也充分地展现了他独特新颖的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创新。它不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写真，也不是象征主义地完全超越这个现实的世界。它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挚爱，既超越而又贴近这个世界，多维地、动态地看到这个世界的深层问题。于是，现实与幻想结合的画面，夸张、荒诞和隐喻的运用，就成为思考这个世界的必要手段。小说富有象征主义绘画般浓烈的感觉色彩。透过Д-503的心灵和眼睛折射出的世界，充满鲜明而意味深长的视觉性和感觉性。造福主暗如深洞的眼睛，I-330那火红的嘴唇，号民们蓝色的制服，出入于护卫局的身形如S的家伙……通过这些形象，作者打通了和读者灵犀相通的感觉通道。而扎米亚京独特的语言辛辣尖刻而又深邃幽默，的确不愧为高尔基所说的“俄罗斯语言的卓越大师”的称誉。

四、《我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不能否认，《我们》的作者当年对苏维埃国家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开禁是得到当年苏联“变革者”的支持的。他们也的确要用《我们》这锅老汤来煮自己的肉。

然而，应该指出，《我们》所抨击的，绝不是《共产党宣言》里所预言的那个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产物的共产主义，不是那个“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人们如果在《我们》中照见现实中某些相似的东西，从而认为它对现实的颠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应该说，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从小说对社会政治层面的影响来说，它本应该成为促进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因素。正如扎米亚京当年说过的：“俄国现在没有敌视革命的作家。因为他们并不认为革命是一位需要特别守护，要躲开哪怕只是一点点穿堂风的肺痨小姐。”这部小说创作于苏联建国之初（1921）而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前（1988），这与其说是《我们》的不幸，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从世界文学史的层面来看，《我们》作为20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第一个提出了现代社会中机器和国家对人的压抑这个世纪性的主题，并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和另两部流露出悲观情绪的反乌托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相比，它在思想艺术上显现出坚韧的积极情调，表现出扎米亚京对“革命的辩证法”、对世界永远向前的坚定信念。

1932年3月扎米亚京在和记者的谈话中说：“人们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公鸡的波斯寓言。一只公鸡有一个坏习惯，总爱比别的鸡早叫一小时。主人陷于尴尬的处境，最终砍下了自己这只公鸡的头。小说《我们》看来也是这只波斯公鸡：这种问题以这种形式提得太早。”[1]

而在世界的一脚已迈进后现代社会的今天，在世界走向多极化、多元化的今天，在人的个性呼唤着伸张的今天，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人和自然相敌对的现实，人性可怕的异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之后，再拉响《我们》曾试图发出的预见性的危险信号不会是亡羊补牢吧?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为这部写于20世纪前叶而前瞻着整个世纪和更远未来的小说感到骄傲。它以其在思想、艺术上的先锋性在20世纪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载《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文中《我们》的若干引文根据本书进行了统一。——编者）

【注释】

[1] 《世优》（沃罗涅什）1989年第1期第18页。

笔记之一

提要：通告。最英明的路线。长篇叙事诗。

今天《国家报》刊登了一则通告，现将原文逐字抄录于下：

“再过一百二十天，‘一体号’即告竣工。第一艘‘一体号’升空的伟大历史时刻，已经迫在眉睫。一千年前，你们英雄的先辈征服了全世界，使之归顺大一统国。一项更加辉煌的壮举有待于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驾驶着用玻璃质料制造的喷火式电动飞船[1]‘一体号’去实现宇宙的大一统，求出这个无穷方程的积分。你们必须迫使居住在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就范，给他们戴上理性之造福枷锁——他们很可能仍然处于蒙昧时代的自由状态。我们将给他们送去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精确无误的幸福。如若他们对此不理解，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接受这种幸福。不过，在动用武器之前，我们要试一试语言的威力。

“兹以造福主之名义向大一统国全体号民[2]通告如下：

“凡自认有能力者，均应撰写论文、诗篇、宣言、颂歌或其他文字，颂扬大一统国之宏伟壮丽。

“这将是‘一体号’送出去的第一批货物。

“大一统国万岁！号民万岁！造福主万岁！”

我写这段文字时感到自己两颊绯红。是的，就是要求出巨大的宇宙方程的积分。是的，就是要把蒙昧状态的曲线展开，按正切渐近线，即按直线把它校直。因为大一统国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是一条伟大、神圣、正确、英明的路线，是一切路线当中最英明的路线……

我是号民Д-503，“一体号”的建造师。我只是大一统国众多数学家中的一员。我这支写惯了数字的笔，无法写出旋律优美的音乐。我只是试着记述我的见闻和我的思考，确切地说，是我们的思考（的确如此，是我们的见闻和思考，惟其如此，就用“我们”作为我这部笔记的总标题吧），然而这些文字均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来源于从数学角度而言至善至美的大一统国之生活。既然如此，这篇东西就其本身而言，不就超出我的初衷而将成为一部长篇叙事诗了吗?肯定如此，对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并且是了解的。

我写这篇东西时总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这种感受，和一个女人初次听到自己腹内尚未睁眼的胎儿的脉搏时的感受，大抵是很相似的。这既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必须用自己的体液、自己的血浆孕育它长达数月之久，然后再忍痛使它脱离我的身体，把它双手奉献给大一统国。

但是我心甘情愿，每一位号民，或者说几乎每一位号民都会这样。我心甘情愿。

【注释】

[1] 原文并无“飞船”一词，并且全书无一处提到“一体号”的名称，只说它是一种星际运输工具。为了行文方便，中译者把它称作“飞船”。——译者注

[2] 即“大一统国”的居民。原文为“Hyмep”，意为“编号”、“号码”，因为该国居民没有名字，只有国家颁发的编号，人们均以号码相称。为了便于阅读，试译作“号民”。——译者注

笔记之二

提要：芭蕾。正方形的和谐。未知数X。

春天。风从绿色长城[1]外面，从眼睛望不见的荒野刮来含蜜的花粉。这种甜甜的花粉令人感到嘴唇发干，你不由得时不时地用舌头去舔它。想必迎面走来的女人（当然也包括男人在内），他们的嘴唇也是甜甜的。这不免有些妨碍逻辑思维。

然而你看那天空！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翳（古人的鉴赏趣味何其荒诞不经，他们的诗人面对着这一团团奇形怪状、乱七八糟的水蒸气，竟然会大发诗兴）。我就是喜欢，而且如果我说我们大家都喜欢这样一尘不染、纯净无瑕的天空，我确信我没有说错。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看上去就如同绿色长城，如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是用坚实、耐久的玻璃质料铸造而成的。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事物蓝色的最深层，看到事物迄今未知的奇妙方程式——而且是从最普通、最司空见惯的东西中看到的。

就说今天早晨吧。我来到“一体号”的建造现场，一眼就瞧见了那些机器：调节杆的圆球紧闭着双眼在那里忘情地旋转，曲柄轴光闪闪地左右摇摆，平衡器趾高气扬地扭着肩膀，插床的刀具随着无声的音乐频频做着下蹲动作。我突然发现，在淡蓝色阳光的照耀下，这一台气势恢宏的机器芭蕾是何等壮美。

接下去自然会有人问：何以会美呢?舞蹈为什么是美的呢?答曰：因为这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的全部深刻含义就在于绝对的审美服从，就在于达到完美境界的非自由状态。有人说，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生活中最兴奋的时刻常常手舞足蹈（如宗教仪式和阅兵大典）。如果此言属实，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非自由本能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天然属性，而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只是有意识地……

这时示码器响了，我不得不暂时停笔。我抬眼一看，是О-90，果然是她。再过半分钟她本人将驾临此地，邀我去散步。

这个可爱的О！我一向觉得她长得很像她的这个名字：比《母亲标准》中的规定矮了10厘米，因而浑身显得圆滚滚的，还有她那张粉红色的嘴巴，也是呈О字形，我讲每一句话，这张嘴巴都会张得大大的。另外，她手腕上的褶纹也是圆鼓鼓的，像孩子的褶纹一样。

她走进来时，我大脑的逻辑飞轮仍在轰鸣着，在惯性的作用下我谈起刚刚拟定的那个涵盖了机器、舞蹈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公式。

“妙极了。对不对?”我问。

“是的，妙极了。春天来了呀。”О-90给了我一个粉红色的笑脸。

好嘛，您听听：春天来了呀……她说的是春天。这些女人哪……我把话打住了。

我们来到楼下。大街上人山人海：逢到这样的好天气，我们通常都会利用午饭后的一小时个人时间做一次额外的散步。一如往常，音乐工厂[2]用它的全部铜管乐器奏着《大一统国进行曲》。号民们，成百上千的号民们，身穿浅蓝色的统一服[3]，胸前佩戴金色的号牌（每个男女号民都有一个由国家颁发的号码），整齐地排列成四人一排，意气风发地走在大街上。我，我们这一排四个人，只是这股洪流的无数浪花之一。我的左边是О-90（如果在一千年前，由我那些满身汗毛的祖先中的哪一位来写这句话，他肯定会在她的名字前面加上“我的”这个可笑的字眼儿），右边是两个不认识的号民，一男一女。

天空蓝得令人欢欣，每一个号牌上都映现着初升的小太阳，一张张明净的脸盘，绝无半点邪恶的阴影。到处是一片光辉……说来你也许会明白，仿佛这世间万物都是用同一种发光的、含笑的物质构造而成的。还有铜管奏出的“嗒——嗒——嗒”的节拍，这些铜管奏出的音阶，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闪闪发光。我们随着每个音阶在攀升，越来越高，直达令人目眩的蓝天……

又像今早在飞船建造现场那样，此刻我又仿佛生平第一次看清了眼前的一切：不可移易的、笔直的街道，晶莹闪亮的路面，精美透明的六面体屋宇，显示着正方形和谐的灰蓝色队列。而且我觉得，仿佛不是过去的数代人，而是我，正是我自己，战胜了古老的上帝和古老的生活，正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一切，我就像是一座高塔，不敢移动我的臂肘，唯恐把墙壁、圆屋顶、机器碰得粉碎……

接下来，一眨眼间跳过了好几个世纪，由“+”号跳向“——”号。我回忆起（显然是对比引起了联想），我突然回忆起博物馆里的一幅绘画。画面上是他们20世纪当时的一条大街，人群、车轮、牲口、广告、树木、颜色、小鸟……花里胡哨、乱七八糟地堆砌在一起。据说当时确实如此，这倒是很有可能。可我却感到这太不真实，太荒诞了，以至于我忍不住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随即从右面传来了笑声，就像是回声一样。我转身一看，两排洁白的、异常洁白而又尖利的牙齿映入我的眼帘，这是一张陌生的女人的脸。

“对不起，”她说，“您兴冲冲环顾四周的神情，很像神话中创造世界后第七日的那个上帝。我觉得您肯定相信，连我也是您创造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创造的。我真是受宠若惊……”

她说这话时毫无嘲讽之意，倒可以说，还带着几分敬意（也许她知道我是“一体号”的建造师）。但是，我弄不清楚，不知是她的眼神里还是眉宇间，有一个令人恼火的、莫测高深的X，而且我怎么也捕捉不到它，无法用数字来表示它。

我不知怎么感到很尴尬，语无伦次地为自己的发笑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显而易见，今天这个时代和当时那个时代之间的这种反差，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好洁白的牙齿哟！）鸿沟上可以架座桥嘛。请您想想看，这铜鼓、方队、横列，不是也曾经有过吗，所以……”

“说得是，这个道理很明显！”我大声喊道（她几乎是用我的原话说出了我在散步之前记录下来的想法——这种思想的重合现象，令人拍案叫绝）。“您瞧，就连思想都是如此。这是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单独的‘一’，而只是‘之一’而已。我们彼此是如此相似……”

她说：“您敢肯定吗?”

我一看见她那两道挑到太阳穴的剑眉——活像字母X的两只小犄角，不知怎么就乱了方寸，我朝左右两边看了一眼……

我的右边是个女性，身材瘦削，轮廓鲜明，僵硬中透着柔韧，像鞭条一样，她是I-330（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她的号码）；左边是О-90，她则截然不同，浑身上下都是由一些圆组成的，手腕上有一道孩子般的褶纹；我们这四个人最边上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民，他长得像字母S，折成两道弯儿。我们彼此并不相同嘛……

右边这位I-330多半觉察到我困惑的眼神，叹了口气说：

“是啊……很遗憾！”

说实在的，她这句“很遗憾”说得恰如其分。但是，她的脸上，也许是声音里，总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说：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科学在进步，道理很明显，即使不是今天，那么再过五十年，一百年……”

“就连大家的鼻子……”

“是的，就连鼻子，”这一次我几乎是大声吼叫了，“既然存在嫉妒的缘由，不管什么缘由……既然我的鼻子是纽扣形的，而别人的鼻子……”

“噢，您的鼻子嘛，用古人的话说，您的鼻子倒称得上是‘古典式’的呢。不过您的手……不，不，让我看看您的手，让我看看！”

我最受不了别人看我的手。我的手布满了汗毛，毛烘烘的。这是荒诞的返祖现象。我把手伸出去，并且尽可能用一个旁观者的语调说：

“一双猴子的手。”

她看了看我的手，又看了看我的脸。

“这可真是绝妙的协调。”她好像称分量似的，用眼睛打量着我，眉梢上又显现出两只小犄角。

“他登记在我的名下。”О-90高兴得咧开了粉红色的嘴巴。

她这话还不如不说，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总之，这个可爱的О……怎么说呢……她的语言速度设定错了，语言的秒速总应该略微小于思想的秒速，而绝不可相反。

大街尽头蓄能塔[4]上的那口钟铛铛地敲了十七下。个人活动时间结束了。I-330和那个S体形的男性号民一起走了。他那张脸令人肃然起敬，并且此刻看上去好像还很面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分手的时候，I-330对我笑了笑——仍旧是像X似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她说：

“后天请到112号大课室[5]来一下。”

我耸了耸肩说：“这就要看我是否会收到正巧是您所说的那间大课室的通知了。”

她却用一种令人不解的自信口吻回答说：“会收到的。”

这个女人就像一个偶然混进方程式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使我很反感。我乐得留下来，能和可爱的О-90待一小会儿工夫也好。

我和她手挽着手走过了四条大街。到了拐角，她该往右走，我往左走。

“我真想今天到您那儿去，放下幔帘。就在今天，就在现在……”О-90抬起圆圆的、亮亮的蓝眼睛望着我。

她真可笑。叫我对她说什么好呢。昨天她刚来过我这里，并且比我更清楚，我们下一个性生活日是后天。这不过又是她的“思想超前”，就像发动机提前打火（而这往往是有害的）。

分别的时候，我在她美丽的、无一丝云翳的眼睛上吻了两次……不，准确地说，是吻了三次。

【注释】

[1] 一道把“大一统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玻璃墙。——译者注

[2] 可能是一种播放音乐或制作音乐的设施或机器。——译者注

[3] 源于古代“uniforme”一词。——作者注

[4] 一种收集、贮存大自然中放电现象（如雷电）产生的能量的装置。——译者注

[5] 号民们听各种讲座的场所。——译者注

笔记之三

提要：男式上装。长城。《作息条规》。

我把昨天的笔记通篇看了一遍，却发现我写得不够清楚。我是说，这些事对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而对你们——我的笔记将由“一体号”送给你们这些未知的人们——则很难说了。一部伟大的文明经典，你们也许刚刚读到九百年前我们祖先读到的那一页。就连“作息条规”、“个人时间”、“母亲标准”、“绿色长城”、“造福主”这样的常识性名词，你们也未必了解。让我来谈这些，未免太可笑了，同时又让我感到很为难。这就好比让一位20世纪的作家在他的小说里解释何谓“男式上装”、“公寓式住房”、“妻子”。可话又说回来，如果要把他的小说翻译给未开化的野蛮人看，而不给“男式上装”加个注释，那怎么行呢?

我敢肯定，一个野蛮人看着“男式上装”就会想：“这玩意儿有啥用?不过是个累赘。”我觉得，如果我对你们说，自从二百年大战以来，我们这里谁都没有到过绿色长城外面，你们同样也会满脸困惑。

但是，亲爱的读者，总该动点脑筋才是，这是很有好处的。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我们所了解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从游牧方式过渡到定居方式的历史。由此难道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居程度最高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也就是最完善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如果说人们曾经在地球上四处漂泊，那也是史前时期的事了。那时还存在着民族、战争、贸易，还在不断地发现各种新大陆。而现在谁还需要这些，还有什么必要?

我认为，人们对这种定居生活，绝不是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习惯了的。在二百年大战期间，所有道路都被破坏，荒草丛生。起初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个被绿色丛林隔离开来的城市里，想必是非常不方便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呢?人类脱落了尾巴之后，大概也并非一下子就学会了如何不用尾巴驱赶苍蝇的呢。起初他们肯定为了失掉尾巴而感到苦恼。然而现在你们能够设想你们长着一条尾巴吗?或者说你们能够设想自己不穿“上装”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吗?（也许你们还穿着“上装”散步呢。）同样的道理：我无法想象一座城市不围上绿色长城会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想象生活没有《作息条规》的数字装潢会是什么样子。

《作息条规》……它挂在我房间的墙壁上，金底的紫红色数字此刻正威严而又亲切地望着我。我不由得想起古人称作“圣像”的那种东西，真想写一首诗或一篇祝祷词（两者一样）。唉，我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呢，那样我就能够用体面的文笔对你大加赞颂了。啊，《作息条规》！啊，大一统国的心脏和脉搏！

我们大家（也许包括你们在内）在学生时代，都读过古代文献中流传至今的一部最伟大的传世之作——《铁路运营时刻表》。但是，即使把它放在《作息条规》旁边，你们也会看得出前者不过是石墨，后者则是钻石。虽然二者都含有C——碳素，但是钻石多么坚实、晶莹，多么璀璨夺目！当人们像车轮一样在《铁路运营时刻表》的篇页上驰骋时，有谁不是激动得透不过气？然而《作息条规》把我们每个人都活生生地变成了一部伟大叙事诗的六轮钢铁英雄。每天早晨，我们千百万人，以六轮机车的精确度，在同一小时和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我们千百万人在同一小时开始工作，又在同一小时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千百万双手的统一的身躯，在《作息条规》所规定的同一秒钟外出散步，去大课堂，去泰勒[1]健身房，在同一秒钟回去睡觉……

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对于幸福这个课题，我们这里也还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解答方案。强大的统一机体每天有两次——16点至17点和21点至22点——分解成一个个单独的细胞。这就是《作息条规》所规定的个人时间。在这两个小时里，一些人循规蹈矩地拉下室内的墙幔，另一些人踏着铜管乐器奏出的《进行曲》的音阶，步伐齐整地在大街上行走，还有一些人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写字台旁。但是我坚信，哪怕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我也仍然相信，我们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会为这些时间在总公式中找到一个位置，总有一天这86400秒将全部被纳入《作息条规》。

关于人们还生存在自由状态，即无组织的野蛮状态那个时代的奇闻轶事，我读过许多，也听过许多。但是，我一直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事：当时的国家政权（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怎么竟然坐视人们过着一种没有我们这种《作息条规》、没有强制性散步、没有精确安排的进餐时间的生活，人们何时起床，何时就寝，都悉听尊便。有的史学家甚至说，当年街上的灯火彻夜通明，行人和车辆终宵不息。

对此我百思不解。无论他们怎样无知，也总该明白，这样的生活乃是真正的灭绝人口的大屠杀，只不过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慢性杀害罢了。国家（人道主义制度）禁止杀害一条人命，而不禁止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害得半死不活。杀死一条人命，也就是说使人员寿命总和减少50岁，这是犯罪；而使人员寿命总和减少5000万岁，却不是犯罪。这岂不是很可笑吗?这道数学道德题，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十岁的号民，只消半分钟就可解开。他们那里却做不到——他们所有的康德合在一起也做不到（因为没有一个康德想到应该建立一个科学的伦理体系，即以加减乘除为基础的伦理体系）。

国家（它竟敢自命为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自流，这岂不是一桩怪事。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多少次……都悉听尊便。全然不讲科学，活像动物，并且还像动物一样，盲目地生孩子。说来也真可笑：他们懂得园艺学、养鸡学、鱼类养殖学（我们有翔实的材料，说明他们掌握了这些知识），却未能攀登到这一逻辑阶梯的最后一个梯级——生育学。他们未能想到我们的《母亲标准》和《父亲标准》。

太可笑，太离奇了，以至于我写了这些之后未免有些担心，唯恐你们，不相识的读者们，认为我是在恶作剧。说不定你们会以为我在存心戏弄你们，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但是，首先，我不擅长于开玩笑。任何玩笑话都夹杂着谎言。其次，大一统国科学认定古代人的生活确实如此，而大一统国科学是不可能出差错的。况且人们还都处在自由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还都处在野兽、猿猴、牛羊的状态之中，哪里会有什么国家逻辑呢。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我们那毛烘烘的心底，从我们内心的深处，还偶尔会传出猴子的野性回声，又怎么可以苛求于他们呢。

幸好只是偶尔。幸好这只是一些机件的小小故障，它们很容易修复，无须中断整台机器永恒而伟大的运转。要想卸掉一根弯曲变形的螺栓，我们有造福主那只技术娴熟而又稳健有力的手，我们有护卫[2]训练有素的眼睛……

对了，正巧我现在想起来了：昨天那位像S折成两道弯的人，我好像有一次看见他从护卫局走出来。现在我才明白，我何以对他怀有这种本能的敬畏，而当那位怪里怪气的I-330在他面前……我又何以感到有些尴尬。我不得不承认，这个I-330……

就寝铃声响了：22点30分。明天见。

【注释】

[1] 泰勒（Frederick Taylor，1856——1915），美国工程师，泰罗制的创始人。这种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在细致分工和操作合理化的基础上，其特点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以获取利润。——译者注

[2] 护卫是下文“护卫局”的工作人员。护卫局是兼警务、情报、特工于一身的安全机关。——译者注

笔记之四

提要：野蛮人与晴雨计。癫痫。假如。

迄今为止，我对生活中的事都看得很清楚（我偏爱“清楚”一词，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是今天的事……我倒看不懂了。

首先，正像她所说的那样，我果真收到了去112号大课室的通知，虽然概率只不过是：

（1500是大课室总数，10000000是号民总数）。其次……不过还是按顺序谈为好。

大课室。这是一座巨大的半球形玻璃建筑物，被阳光照射得通体明亮。一圈圈的座位上，只见剃得精光明亮的圆球似的脑袋，个个显得气宇非凡。我心神不定地向四周围扫了一眼。我想我当时是在寻找：О-90那张可爱的粉红色弯月形嘴巴会不会出现在统一服的蓝色海洋中。这不那边不知是谁的一副异常洁白而锋利的牙齿，很像是……不，不是。О-90今晚21点来会我，我希望在这里见到她，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

铃声响了。我们起立，唱《大一统国国歌》。随后，录音讲师[1]出现在台上，它那金色的扩音器和机智风趣的语言大放光彩。

“尊敬的号民们！不久之前，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本20世纪的书。擅长讽刺的作者在书里谈到野蛮人和晴雨计。一个野蛮人发现，每当晴雨计水银柱停在‘雨’字上，天上果然下雨。这个野蛮人正盼望下雨，他就挖一些水银出来，使得水银柱恰好达到‘雨’的水平。（屏幕显示，那个插戴羽毛的野蛮人正在抠水银。场内哄笑。）你们在笑，但是，你们不觉得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更加可笑吗?欧洲人和那个野蛮人一样，也在盼‘雨’，盼的是大写的雨，代数学上的雨。但是他们面对晴雨计，却显出一副可怜相。野蛮人最起码比他多一些勇气、毅力和逻辑性（尽管是野蛮的逻辑），因为他弄清楚了一个道理：结果和原因之间存在着联系。他挖掉一些水银，从而在一条伟大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而这条道路通向……”

这时（我重申：我在如实地记录，毫无隐瞒）——就在这时我有一会儿工夫仿佛具有了防水性能，对于扩音器倾泻出来的充满活力的水流，我竟然涓滴不入。我突然觉得自己到这里来是多此一举（为什么“多此一举”，既然给了通知单，怎么可以不来呢?）；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空谈，言之无物。我好不容易才开动我的注意力，这时录音讲师已经转入正题，开始讲我们的音乐及其数学构成（数学为因，音乐为果），介绍不久前才发明出来的音乐机。

“……只需摇动这个手柄，你们中间的任何人都能在一个小时之内生产出三部奏鸣曲，而你们的祖先做这件事可得花大气力了。他们只有折腾到‘激情’（一种尚不知晓的癫痫）大发作的地步，才能创作。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个说明他们音乐创作情况颇为好笑的实例，请听20世纪斯克里亚宾[2]的音乐。这只黑色木箱（台上幕布拉开，那里放着他们的一件古老乐器），他们把它叫作‘皇族木箱’或者‘王室木箱’[3]，这也足以说明他们的整个音乐该是多么……”

下面的话我又记不起来了，很可能是因为……也罢，我就直说了吧：原来是她——I-330走到“皇族木箱”跟前。大概是她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台上，使我大吃一惊。

她穿着一种怪里怪气的古代服装。黑色的衣裙紧裹着身体，袒露的双肩和胸部被映衬得格外白皙。还有……之间的那道暖烘烘的阴影，随着呼吸起伏颤动，再加上满口雪白耀眼的牙齿，几乎放射出凶险的光芒……

她朝台下微微一笑，让人感觉像被蜜蜂蜇了一下。然后她坐下来开始演奏。野性，肉麻，光怪陆离，如同他们的整个生活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理性的机械美。我周围的人做得对，他们都在大笑。只有少数人……可是为什么我也在其中?我?

对，癫痫——精神病——疼痛……舒缓而甜美的疼痛——蜂蜇，但愿蜇得再深些，再痛些。这时有一个太阳缓缓升起。不是我们的太阳，不是那个蓝晶晶的、将光线均匀地射进玻璃墙砖的太阳，不是的。这是一个野性的、飞驰的、炙热的太阳——它让你急欲脱掉身上的一切，把这一切撕成碎片。

坐在我一旁的那一位，朝左面瞥了我一眼，发出一声嘻嘻的冷笑。不知怎么的，我清清楚楚地记住了这个情景：只见他的嘴唇上冒出一颗微型的唾液泡，随即破裂。这个小泡泡使我顿时清醒。于是我又是原先的我了。

此时我和所有在座者一样，听到的只是一片急促而嘈杂的琴弦声。我笑了，心情变得轻松自如。这位有才华的录音讲师把野蛮时代描述得绘声绘色——如此而已。

后来我听了我们的当代音乐（作为对比，结尾时演示了我们的当代音乐），那才是一种享受呢！那时合时分的无穷的行列发出的水晶般清晰的半音音阶，以及那泰勒[4]和麦克劳林[5]公式的整合和弦，那毕达哥拉斯短裤[6]、厚重的二次方全音转调，那衰竭震颤运动的忧郁旋律，那随着由许多个休止组成的夫琅和费谱线[7]而变换着的明快节拍——行星的光谱……气势多么磅礴！章法多么严谨！而古代人的音乐随心所欲，毫无规则，无非是一些野性的狂想，这种音乐多么渺小可怜……

我们大家和往常一样，四个人一列，排着整齐的队列从大课室宽大的门里走了出来。一个熟悉的、双折弯的身影从我身边闪过。我毕恭毕敬地对他行了个礼。

再过一个小时，可爱的О-90就该到了。我感到激动，那是一种愉快而有益的激动。回到家里，我赶快跑进管理处，把自己的一张粉红色票券交给值班员，领到一张准许拉幔帘的证明。在我们国家，只在性生活日这一天号民才享有这种权利。我们的房子是透明的，墙壁仿佛是用发光的空气编织而成的，大家都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况且这样可以减轻护卫们艰苦而崇高的劳动，否则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情来呢。古代人的住房很奇怪，而且不透明，或许正是这种住房造成了他们可怜的笼中鸟心理。“我的（sic[8]！）房子就是我的城堡”——这种话他们也真想得出来！

21点我拉下幔帘，就在这当口儿，О-90有些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她把粉红色的小嘴凑过来，并且递过来一张粉红色的小票。我撕掉了票据，却摆脱不掉她粉红色的嘴巴，直到最后一刻——22点15分。

然后我给她看了我的“笔记”，并和她谈了平方美、立方美、直线美，我觉得谈得很好。她一直在听着，脸上泛起迷人的粉红色，突然她的蓝眼睛里涌出泪珠，一颗，两颗，三颗，正滴在打开着的那页（第7页）稿纸上。字迹被洇得模糊了。咳，只好重抄一遍了。

“亲爱的Д，只要您，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什么嘛?又是老生常谈：生孩子。不过也许是一个新的话题——是有关……有关那个女人的话题?虽说这件事好像……不，这未免太荒唐了。

【注释】

[1] 可能是一种智能机器。——译者注

[2] 斯克里亚宾（1871——1915），俄国作曲家和钢琴家。——译者注

[3] 这里指大钢琴（又称三角钢琴）。俄语中“大钢琴”一词含有“王族”或“王室”之意。本书主人公不知其为何物，望文生义，称之为“王室木箱”。——译者注

[4] 泰勒（Brook Taylor，1685——1731），英国数学家，创立了泰勒公式。——译者注

[5] 麦克劳林（Colin Maclaurin，1698——1746），苏格兰数学家，著有数学分析、曲线理论等方面的著作。——译者注

[6] 这是对毕达哥拉斯创立的勾股定理的谑称。——译者注

[7] 即太阳和恒星光谱中的吸收谱线。德国物理学家夫琅和费（J.Fraunhofer，1787——1826）于1814年对这种谱线做了详细描述，因而它被命名为“夫琅和费谱线”。——译者注

[8] 拉丁语，意即“原文如此”，这里表明主人公对他引用的这句成语中“我的”一词不以为然，因为在大一统国人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个人的。——译者注

笔记之五

提要：正方形。世界的主宰。愉快而又有益的功能。

我又搞错了。未知的读者，我和您这样谈话，好像您就是……比如说，好像您就是我的老朋友R-13。他是一位诗人，嘴唇厚厚的像黑人。是的，人人都知道他。可您是在月球、金星、火星或者水星上。谁知道您，谁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又是何许人。

请您设想一下，有一个正方形，一个很有生气的、顶呱呱的正方形。人家要它谈谈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您一定明白，它脑袋里想得最少的就是应该谈到它的四个角相等。这个现象是那么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简直视而不见。我就是经常处于这种正方形状态。就说这粉红色票券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事吧。对于我而言，这不过是像正方形四角相等那么简单，但对于您而言，这可能比牛顿二项式更叫人摸不着头脑。

让我来说明一下。古代的一位贤哲碰巧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爱情和饥饿主宰世界。”Ergo[1]：人欲主宰世界，必先制服世界的主宰。我们的祖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终于制服了饥饿。我指的是伟大的二百年大战，那是一场城乡之间的战争。那些野蛮的基督徒们多半是出于宗教偏见，死守着他们那种“面包”[2]不肯罢手。但是，大一统国建国前三十五年发明了我们今天的石油食物。诚然，全球只有20 的人口得以幸存。然而，地球的面貌在清除了千年污秽之后变得多么光彩夺目。而且，这20 的居民，在大一统国的华屋美厦中尝到了快活之甘美。

但是，快活和妒忌是幸福这个分数的分子和分母，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的生活中仍旧保留着妒忌的缘由，那么二百年大战中无数人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妒忌的缘由依然存在，因为鼻子依然有“纽扣式”和“古典式”之别（参见我们那次散步时的谈话），因为一些人有多人示爱，另一些人却无人问津。

大一统国征服了饥饿（代数学意义的饥饿=外在福利之总和），便理所当然地向世界的另一个主宰——爱情发起攻击。这一自然力最终也被战胜，也就是说它有了组织形式，被纳入数学的轨道。大约三百年前颁布了我国具有历史意义的《Lex sexualis [3]》：“每个号民，对任何一个号民，如同对性产品一样，都享有权利。”

下一步就是技术性问题了。您在性事务管理局的化验室接受一次周密的检查，人家为您精确地测定血液中性荷尔蒙的含量，并为您列出一张性生活日安排表。然后您再提出申请，说明您希望在自己的性生活日享用某一位号民（或某几位号民），并领到一本票券（粉红色）。这就是全部手续。

很显然，一切引起妒忌的理由都不复存在了。幸福分数的分母化为零，而分数也随之变成绝妙的无穷大。曾经为古代人酿成无数极其愚蠢悲剧的那种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转化为机体和谐、愉快而又有益的功能了，这就和睡眠、劳作、进食、排泄及其他功能一样。您由此可见，逻辑的伟大力量足以净化它所接触到的一切。啊，不相识的人们，如果你们也能体验一下这种神奇的力量，如果你们也能学会始终不渝地遵循它，那就好了。

……真是奇怪，我今天所写的都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峰顶，我所呼吸的一直是高山上最洁净的思想空气，可内心却阴云密布，纷乱如麻，好像还压着一个十字架——一个四只爪子的X。也许这是我的爪子，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们——我那毛茸茸的爪子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不喜欢谈到它们，我不喜欢它们。因为这是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莫不是我身上真的有……

我原本想把这些话涂掉，因为这些话超出了本篇提要的范围。后来却又决定不涂掉。让我的笔记像一台高度精密的地震仪，把大脑最微小的震动都用曲线记录下来，因为这种微小的震动往往正是一种先兆，预示着……

这可太离谱了，这句话倒是应该抹掉，因为我们已经把一切自然力都整治得有条不紊，任何灾变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我内心的异样感觉全部来自我开头讲过的我所处的正方形状态。我身上并不存在X（这绝不可能），我只是担心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唯恐你们身上会残留某一个X。但是，我相信你们不会过分苛求于我的。我相信，你们能够理解，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未有一位作者像我这样感到写作之艰难。有的作者为当代人而写作，有的作者诉诸后代人，却从没有人为祖先而写作，或者为那些与他们未开化的远古祖先相似的生灵……

【注释】

[1] 拉丁语，意即“因此”、“故此”。——译者注

[2] 这个词在我们这里仅仅作为诗歌语言保存下来，因为这种物质的化学成分我们并不了解。——作者注

[3] 拉丁语，意为“性法典”。——译者注

笔记之六

提要：意外事件。该死的“很明显”。24小时。

我重申，我把毫不隐瞒地如实记述视为自己的责任。因此，尽管令人痛心，我仍然必须在这里指出，即使在我们这里，生活的固态化、结晶化过程显然也还没有完成，距离理想境界还有若干个梯级。理想境界只存在于不发生任何意外的地方，但是在我们这里……说来真是很扫兴，今天我在《国家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说两天后立方体广场将举行公判大典。一定又是哪个号民破坏了伟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又发生了一起未曾预见到的、未曾计算出来的事件。

另外我本人也出了点事。虽说这事发生在个人时间，即专为应付意外情况安排的时间，但毕竟是……

大约16点（确切说，16点差10分）的时候我正在家里。突然电话铃响了。

“您是Д-503吗？”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的。”

“有时间吗?”

“是的。”

“我是I-330。我现在就起飞去接您，我们一起去古屋博物馆。您同意吗?”

I-330……这个I令我恼火，令我讨厌，又几乎令我害怕。但是，正因为这样，我反倒说了句“同意”。

五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坐上了飞车[1]。五月的晴空蓝得像陶器的彩釉。光线柔和的太阳驾着它金灿灿的飞车尾随着我们，既不超前，也不落后。但是，在我们的前方却有一块翳障似的白云，胖鼓鼓的，怪兮兮的，就像古代丘比特的脸颊。这种情景不知怎么使人觉得不得劲儿。飞车的前风挡摇了起来，风迎面刮来，让人嘴唇发干，你不由自主地老去舔它，并且老在想着嘴唇。

远处一个个模糊的绿色斑块已经隐约可见——那是在长城的外面。接着心脏不由得略微抽紧，飞车在下降，仿佛从陡峭的山坡上一直向下滑落。我们终于到达了古屋。

这幢奇怪的、弱不禁风的、黑洞洞的房屋完全罩在一个玻璃外壳下面，要不然肯定早已坍塌了。玻璃门旁有一个老太太，她满脸皱纹，尤其是那张嘴巴，密密麻麻尽是皱褶、细纹，嘴唇已经瘪进去，嘴巴好像封死了——叫人简直无法相信她还能张口说话。然而她却开口说话了。

“怎么，亲爱的，你们是来看我的房子吧?”只见她的皱纹放射着光芒（就是说，多半是因为这些皱纹呈辐射状，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放射着光芒”）。

“是啊，老奶奶，又想来看看。”I-330对她说。

皱纹又射出了光芒：

“多么好的太阳，啊?你说啥?嗨，你这调皮鬼，嗨，你这调皮鬼。我懂，我懂！行啦，你们自己进去吧。我还是待在这儿晒晒太阳，多好……”

哼，我的这位女伴一定还是这里的常客呢。我身上总像有个东西甩也甩不掉，总觉得很不得劲儿。这大概还是那个挥之不去的视觉形象——蓝得像彩釉的天空中那块云在作怪的缘故。

当我们顺着宽阔、阴暗的楼梯上楼的时候，I-330说：

“我爱她——那个老太太。”

“爱她什么?”

“我说不好。可能是……爱她的嘴巴。也可能……没有什么原因。无缘无故。”

我耸了耸肩。她似笑非笑地继续说下去：

“我感到十分惭愧。很明显，不应该‘无缘无故地爱’，而应该‘为了某种缘故而爱’。一切自然都应该是……”

“很明显……”我刚一开口就发现这句话说漏嘴了，便偷看了I-330一眼：她是不是觉察出来了?

她正在朝下看着什么，眼睑像窗帘一样垂下来。

我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夜晚22点左右，每当你从大街上走过，都会看到，灯火通明的透明方格之间夹杂着拉下墙幔的黑暗方格，而在墙幔的后面则是……她的眼帘后面是什么呢?为什么她今天打来电话呢?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我推开一扇不透明的、沉重而又吱呀作响的门，我们便走进一个昏暗的、不成格局的住所（他们把这种东西叫作“公寓套房”）。这里摆放着那个怪模怪样的“王室乐器”[2]。所有什物的色彩和造型都像那次听过的音乐一样，野性十足，驳杂无序，几近于疯狂。头顶上是白色的平面，四周围是深蓝色的墙壁。那红的、绿的、橙黄的，是古代的书籍。那些黄铜制品是枝形烛台和佛像。家具的线条像癫痫病发作一样，扭曲难看，任何方程式都无法把这种线条表示出来。

这种混乱的景象我简直受不了，但我的女伴看来身体比我强健。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她好像突然发觉自己说错了话，便露出一副蜇人的笑容和满口锋利的白牙齿。“准确地说，这是他们的‘公寓房’当中最荒唐的一套。”

“也许把它叫作国家更为贴切，”我纠正说，“它是成千上万微型国家当中的一个，它们永远争战不休，并且残酷无情，就像……”

“可不是吗，这很明显……”看样子，I-330说这话很认真。

我们穿过一个房间，那里放着几张儿童用的小床（那个时代，孩子也是一项私有财产）。然后又是一个个房间，里面有亮光光的镜子、灰溜溜的柜子、花哨得不堪入目的沙发、硕大的“壁炉”、红木制作的大床。我们现在那种优质透明、经久耐用的玻璃，到了这里只不过充当可怜巴巴的、易破碎的方形小窗而已。

“真难以想象，人们曾经在这里‘无缘无故地爱’，在这里发狂，在这里折磨自己……（她眼睛的窗帘又垂下了。）这叫作人类精力的无谓浪费，不是吗?”

她仿佛在为我代言，她说的正是我所想的。但是，她的笑容始终隐含着那个恼人的X。她眼帘里面好像隐藏着什么，究竟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这个“什么”总使我忍不住要发作。真想和她吵一架，真想冲她大声吼叫（对，冲她大声吼叫），但是又不得不表示同意，因为她的话叫人不可能不同意。

我们在一面镜子前停了下来。这时我看见的只是她的眼睛。我头脑中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其实人的构造和这些荒唐的“公寓房”一样，也是那么不合情理。人的脑袋也不透明，里面也只有两扇小小的窗户——眼睛。她似乎猜到了我的想法，把身子转了过来。“看吧，这就是我的眼睛。怎么样?”（她这话当然没有说出口。）

我面前是两扇黑洞洞而又可怕的窗户，那里面是一种如此陌生、如此异样的生活。我只看到一堆火（那里面有一个独特的“壁炉”在熊熊燃烧）和几个人影，这人影很像……

这当然很正常：我从那里面看到的是我自己的影子。但是，下面这种现象却不正常，不合我的个性（显然是周围的环境使人感到压抑）：我觉得自己是被人逮住的，关进了这个荒唐的笼子，我觉得自己被卷入了古代生活怪诞的旋涡。

“这样吧，”I-330说，“您先出去到隔壁房间待一会儿。”她的声音是从黑洞洞的眼睛窗户里传出来的，那里正燃着壁炉。

我走进隔壁房间，坐了下来。墙壁的吊架上，一位古代诗人（好像是普希金）长着高鼻子的不对称的脸，正迎面朝着我，脸上挂着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我干吗就这样呆坐在这里低三下四地忍受这种微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陷入这种荒唐的境地?这个令人恼怒、令人讨厌的女人，这种莫名其妙的表演……

那边衣柜门砰的响了一声，接着是一阵丝绸的窸窣声，我勉强地克制住自己，否则就跑过去了——跑过去干什么，我记不大准确了，大概是想痛骂她一顿。

但是，她已经走了出来。身上穿着一件嫩黄色老式短裙衣，头戴一顶黑色宽檐帽，脚上穿着一双黑色长筒丝袜。裙衣是用薄质丝绸缝制的——我看得很清楚，那丝袜长得很，高过膝盖许多，脖颈是袒露着的，两个……之间有一道阴影……

“这很明显，您是想独出心裁，难道您……”

“这很明显，”I-330打断了我的话，“独出心裁就是设法使自己与众不同。因此，独出心裁就意味着破坏平等……至于古代人愚蠢的语言中所谓的‘随俗’，对我们来说只是履行义务而已。因为……”

“对，对，对！正是这样，”我按捺不住了，“所以您何必，何必……”

她走到那个高鼻子诗人的雕像前，又垂下眼睛上的窗帘，遮住了那里面野性的火焰。她这一次据我看是十分严肃地（也许是为了缓和我的情绪）说出了几句非常在理的话：

“从前人们竟容忍这样的诗人，您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人们不但容忍，而且还崇拜他们。真是奴性十足！您说对吗?”

“这很明显……我是想说……”（这个该死的“很明显”！）

“是呀，我懂。其实这是比他们那些加冕的帝王更强有力的霸主。为什么那些帝王不把他们关起来，不把他们除掉呢?在我们国家……”

“是的，在我们国家……”我刚刚说了这么一句，她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我简直可以用眼睛看得见——那是一条声音洪亮、急剧上升、柔韧如鞭条的曲线。

记得我当时全身在颤抖，真想一把揪住她，然后把她……把她怎么样，我记不清了。总得做点什么——什么都无所谓。我下意识地打开了我的金色号牌，看了看表。17点差10分。

“您不认为已经该走了吗?”我尽量把话说得很客气。

“如果我请求您留下来和我在一起呢?”

“听我说……您明白您在说什么吗?10分钟后我必须赶到大课室……”

“……‘全体号民都必须去听法定的艺术和科学课’……”I-330学着我的腔调说。然后她拉起窗帘——抬起眼睛，那两扇黑洞洞的窗户里面壁炉在熊熊燃烧。“我在医务局有一个大夫，他是登记在我名下的。我要是去求求他，他会给您开一张假条，证明您生病了。怎么样?”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套把戏的目的何在了。

“原来是这样！您可要知道，照道理我应当和每一个正直的号民一样，立刻就去护卫局，并且……”

“如果不照道理呢?（又是一个蜇人的微笑）我非常想知道，您是去护卫局还是不去呢?”

“您留下来吗?”我抓住门的把手。那门把手是铜制的，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也是铜声铜气的。

“请您等一下……可以吧?”

她走到电话机旁，说她找某某号民（我由于太激动而没有记住是哪个号民），然后大声说：

“我在古屋这里等您。对，对，就我一个人……”

我转动冷冰冰的铜把手：

“我可以用一下飞车吗?”

“噢，那当然！请吧……”

门外那个老太太正在阳光下面打瞌睡，就像一株植物。令人奇怪的是，她那张封死了的嘴巴又张了开来，又说话了：

“您的那位……怎么，她一个人留下了?”

“一个人。”

老太太的嘴巴重又封合起来。她摇了摇头。看来，连她那日渐衰退的大脑也明白，这个女人的行为是何等荒唐而又危险。

17点整我到了大课室。就在这时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我对老太太讲的不是真话。I-330现在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我无意中欺骗了老太太。也许正是这件事搅得我心神不宁，无法听课。是的，她不是一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21点30分以后我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本来今天就可以去护卫局举报。但是，经历了这件蹊跷事之后，我感到精疲力竭。更何况法律规定的举报期限是两昼夜，我明天去也不为迟：还有整整24小时呢。

【注释】

[1] “飞车”原文为“азро”，是一个杜撰的词，从文中看，是一种类似飞机，但无需起降场地的市内交通工具。——译者注

[2] 即三角钢琴，参见“笔记之四”。——译者注

笔记之七

提要：一根睫毛。泰勒。天仙子[1]和铃兰[2]。

夜。绿色，橙色，蓝色；一架“王室乐器”；橘黄色的裙衣。然后是一尊铜佛像，它突然掀起眼睫毛。从佛像里流出汁液，橘黄色裙衣也流出汁液，镜面上淌着一滴滴的汁液，大床和儿童床都在冒出汁液，现在连我自己也在流汁液。随后是一阵令人丧胆而又销魂的恐怖……

我从梦中醒来。眼前是一片柔和、淡蓝的光；玻璃墙壁和玻璃桌椅闪闪发光。这使我平静下来，心不再怦怦跳了。汁液，佛像……怎么会这么荒诞?很明显，我病了。我从前一向没有做过梦。据说，做梦是古代人最平常、最正常的现象。这倒也是，他们的生活无非就是这么一盘令人眩晕的大杂烩：绿色——橙色——佛像——汁液。可是我们知道，梦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而且我知道，在此以前，我的大脑曾是一部调校得像天文钟一般精准的机器，它光洁明亮，一尘不染，可是现在……对，现在的情形却是这样：我觉得大脑里有个异物，仿佛眼睛里掉进了一根细细的睫毛。全身哪里都没事，可是眼睛里这根睫毛却让你一时一刻也无法忘记……

床头响起清脆而欢快的铃声。7点，该起床了。透过左右两侧的玻璃墙望过去，我所看见的仿佛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房间，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重复千百次的动作。当你看到自己是一个巨大、有力、统一的身躯的一个部分时，你会为之振奋。这真是一种毫发不爽的美：这里没有一个多余的手势，没有一个多余的转身弯腰动作。

是的，这位泰勒无疑是一位最有天才的古代人。不过，他没有想到把他的方法推行到整个生活中去，推行到每一个步骤中去，推行到一天24小时中去。他没能使他的体系实现0点至24点的一体化。但尽管如此，他们怎么可以为一个名叫康德的什么人撰写了卷帙浩繁的著述，却对泰勒这位能够预见到十个世纪以后的先知几乎置之不理呢。

吃过了早饭。齐声唱过了《大一统国国歌》。四人一列，齐步走向电梯。电机发出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声响，于是急速向下，向下，再向下，心脏感到有些抽紧。

突然之间，不知为什么那个荒诞的梦境又显现出来，也许这只是那个梦的某种未知的功能吧。噢，对了，昨天乘飞车下降时也是这样的。不过这一切都结束了。画上了句号。幸好我对待她的态度还是坚决而果断的。

我乘坐风驰电掣的地铁车赶往施工现场——“一体号”停放在那里，它那绰约多姿的身躯还未被火赋予活力，还一动不动地待在装配台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闭起眼睛，神驰于各种公式之间：我再次默算“一体号”飞离地球需要多大的初速。“一体号”的质量随着每秒钟最微小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消耗着爆炸性的燃料）。结果得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含有各种超数值的方程式。

我仿佛在梦幻中感觉到，在实实在在的数字世界这里，有一个人落座在我身旁，轻轻地碰了我一下，并道了声“对不起”。

我略微抬起眼皮。起初（“一体号”产生的联想）我觉得似乎有个什么东西迅疾飞向空中。那是一颗头颅，它在飞，是因为它的两侧竖着像翅膀似的粉红色招风耳。然后是悬空的后脑勺的曲线，是驼背，是有两道折弯的S形身躯。

透过我的代数世界的玻璃墙，我重又感觉到那根睫毛——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这就是今天我必须……

“没关系，没关系，您别介意。”我对邻座这位笑了笑，并且欠了欠身向他致意。他胸前的号牌上印着亮闪闪的号码——S-4711（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自最初一刻起就把他和字母S联系在一起了：这是未被意识记录下来的视觉印象）。他的眼睛也射出两道亮闪闪的光，就像两个细细的螺旋钻头，只见它们旋转得越来越快，钻得越来越深，马上就要钻到最底层，就要窥见我甚至不敢对自己提起的……

我突然醒悟，这根眼睫毛原来就是他，是一名护卫。因此最简单的做法是，当机立断，马上把一切向他和盘托出。

“我……您猜怎么样，我昨天去了古屋。”我的声音很奇怪，沙哑而拘板。我试着咳了几下。

“这有什么……很好嘛。您可以从中得到供吸取教训的材料。”

“可是您不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是陪号民I-330去的，所以……”

“I-330？我为您感到高兴。她可是一个非常迷人而又有才华的女人。崇拜她的人多得很呢。”

原来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啊……那次散步的时候……说不定他还是登记在她名下的吧?不，把这种事告诉他可不行，绝对不行。这很明显。

“对，对！当然，当然！她非常……”我满脸堆笑，笑得越发过分，越发失态。我觉得这笑容使我显得很狼狈，很愚蠢。

两只小钻头一直钻进我的心底，然后又飞快地旋转着，退回到眼睛里；S-4711不阴不阳地笑了笑，朝我点了点头，疾步走向车厢门口。

我用报纸把脸挡住（我觉得人人都在看我），很快就忘记了眼睫毛，忘记了小钻头，忘记了一切：从报上读到的消息使我激动不已。这条消息只有短短的一行字：“根据可靠的情报，一个迄今未查获的组织重又露出蛛丝马迹，该组织的宗旨是要冲破大一统国的造福枷锁，争取解放。”

“解放”?真是奇怪，人类的犯罪本能竟然如此根深蒂固。我有意识地使用了“犯罪”这个词。自由和犯罪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像……对，这就像飞车的飞行和飞车的速度：飞车的速度等于零，则飞车飞不起来；人的自由等于零，则人就不去犯罪。这个道理很明显。使人不去犯罪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从自由中解脱出来。我们刚刚得到解脱（以宇宙的规模而言，几个世纪当然只不过是“刚刚”而已），却突然又冒出这种可怜的智能退化分子……

不，我不明白，我昨天为什么没有立即就去护卫局。今天16点以后一定要去……

16点10分我走出去，在街角处撞上了О-90，她因为这次相遇满脸堆着粉红色的喜悦。她这个人倒是头脑简单而又圆通。这可真是凑巧：她会理解并支持我的。不过也没有必要，我并不需要别人支持：我自己打定了主意。

音乐工厂的铜管乐器齐鸣，奏响了天天如是的进行曲。这种天天如是，这种循环往复，这种镜像般逼真的模仿具有无法诉诸语言的魅力！

О-90拉住我的手。

“散步去。”两只圆圆的蓝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我——那是两扇通向内心的窗户，于是我畅行无阻地闯入其中，因为那里面空无一物，我的意思是说，那里面没有任何无用的杂物。

“不，不去散步。我必须去……”我告诉了她我要去哪里。令我吃惊的是，她那张嘴巴由粉红色的满月一下子变成了粉红色的弯月，并且两个尖角朝下，那模样就好像吃了什么酸东西似的。我一下子火冒三丈。

“你们这些女性号民，看来是被偏见毒害得无可救药了。你们根本不会逻辑思维。别怪我说话不客气，这叫作头脑迟钝。”

“您是去找特务……呸！可是我还在植物博物馆给您折了一枝铃兰呢……”

“为什么说‘可是我’，为什么用‘可是’这个词?完全是女人的习气。”我气急败坏地（这我承认）夺过她的铃兰。“这是您的铃兰，对吧?您闻一下，很香，对吧?您哪怕只有这么一点点逻辑性也好嘛。铃兰很香，没错！但是您总不能说‘气味’这个概念本身是好是坏吧?您——不——能——说，对吧?有铃兰的香味，也有天仙子的臭味，两者都是气味。古代国家有过特务，我们国家也有特务……是的，有特务。我不怕用这个词。但是，道理很明显，他们那里的特务是天仙子，而我们这里的特务是铃兰。是的，是铃兰，是的！”

粉红色的弯月在颤抖。现在我才明白，这只是我的错觉，而当时我确信她会大笑出来的。于是我更加提高了嗓门：

“是的，是铃兰。这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

一颗颗像气球一样圆圆的、光光的脑袋从身旁晃过，并转过来看我们。О-90亲昵地挽起我的手臂：

“您今天有点……您不会是病了吧?”

梦——黄色——佛像……我马上明白了，我应该去医务局。

“是的，我真的病了。”我说这话时十分高兴（这简直是无法解释的矛盾：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嘛）。

“那您现在就应该去看医生。您自己也明白，您必须保持身体健康，跟您解释这其中的原因就未免太可笑了。”

“好，我亲爱的О，您说的当然有道理。绝对正确！”

我没有去护卫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不得不去医务局，在那里我一直耽搁到17点。

而晚上（反正也无所谓了，晚上那边已经关门了），晚上О-90来到我这里。墙幔没有拉下来。我们一起演算一本古老习题集里面的算题：这很能使头脑平静下来，并得到净化。О-90坐在那里，身子伏在练习本上，头歪向左侧，舌头抵着左边腮帮，专心致志地演算。这副模样是那么天真无邪，柔美动人。而我内心的感觉也是那么美好，那么精确，那么单纯……

她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做了两次深呼吸（这在睡觉之前是很有好处的），突然闻到一股怪味，使人联想到某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我很快找到了原因：我的被褥里藏着一枝铃兰。霎时间我心中有如狂风骤起，倒海翻江。不，她简直太不像话了，竟敢把这些铃兰花偷偷塞给我。是的，我没有去那个地方，是的。但是我病了，这可不是我的罪过。

【注释】

[1] 天仙子是一种有毒的草本植物。——译者注

[2] 铃兰是多年生草本观赏植物。——译者注

笔记之八

提要：无理根。R-13。三角形。

我第一次遭遇，那是很久以前上中学时候的事了。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仿佛刻印在脑海里：一间明亮的圆球形大厅，数百个脑袋滚圆的孩子，还有“噼里啪啦”——我们的数学老师[1]。“噼里啪啦”是我们给它起的绰号。它已经被用得太旧了，都快散架了。每当班级值日生把插头插在它背后时，扩音器总是先传出一片“噼里啪啦——咝……”，只是在这之后才开始讲课。有一天“噼里啪啦”给我们讲到无理数。我记得，我当时用拳头敲打书桌，又哭又喊地说：“我不要把拿开！”这个无理根就像一个邪恶的、可怕的异物，植根于我的体内。它使我痛苦。我琢磨不透它。由于它超出理性的范围，又无法攻克它。

现在这个又出来了。我把自己写下的笔记读过一遍之后看清楚了，我为了逃避这个而言不由衷，对自己说谎。什么生病之类的说辞，那都是鬼话。我是能够去那个地方的。假如事情发生在一周以前，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去那个地方。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去了呢?……为什么?

就说今天吧。正好16点10分，我已经站在那堵晶亮的玻璃墙外。头顶牌子上“护卫局”几个字像太阳一样闪着金色的光辉。墙内是一条蓝灰色统一服的长龙。一张张面孔容光焕发，很像是古代神殿里的一盏盏油灯。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实现一项壮举：向大一统国献上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自己本人。我全身心渴望加入到他们中间去，可是……我做不到。我的两只脚好像融入了人行道上的玻璃砖。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喂，数学家！在那儿想心思吗?”

我身子一抖。一双黑眼睛含笑注视着我。两片黑人般的厚嘴唇！他是我的老友，诗人R-13，和他一起的那位是粉红色的О-90。我气冲冲地把头扭了过去（我始终确信，要不是他们来到这里，我肯定就去了护卫局，并且把我肉里的拔掉了）。

“根本不是在想心思。如果您想知道，我这是在表达崇敬之情。”我话里带刺地回敬了一句。

“噢，那当然，那当然！老朋友，您不应该当个数学家，您应该当个诗人，当个伟大的诗人。对了，您就改行来当诗人吧。怎么样?如果您愿意，我马上就把这事办妥。怎么样?”

R-13说话一向很快。他的话滔滔不绝，两片厚嘴唇喷洒着唾沫星子。他每当说到“п”这个字母，每当说到“诗人”这个词[2]，都唾沫飞溅，活像个喷泉。

“我一直都在做学问，并且将继续做下去。”

我皱起眉头表示不满。我不喜欢也不懂开玩笑，而R-13偏偏有个好开玩笑的坏毛病。

“哼，让学问见鬼去吧。您那一套被大吹特吹的学问无非就是一件掩饰胆怯的外衣。事实如此！的确，您想用一堵围墙把无穷大隔离起来，而不敢看一眼墙外。如果您看一眼墙外，就会头昏目眩而把眼睛闭起来，是的……”

“墙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我正说到这里，R-13扑哧一声，喷出一股唾沫。О-90则满脸堆起圆圆的粉红色笑容。我摆了摆手说：“你们尽管笑好了。我不在意。”我脑袋里正在想别的事。我必须想个办法，除掉这个 －1姨，消灭它。于是我提议：“咱们都去我那儿吧，一起做做算术题。”（我想起了昨天下午度过的那个宁静的时刻，或许今天也会……）

О-90看了看R-13，然后又睁圆眼睛平静地看了看我。她的脸颊上泛起了我们的粉红色票券那种柔和而可人的色彩。

“可是我今天……我这儿有一张今天去他那里的票券。”（她向R-13递了个眼色。）“不过他今晚有事，所以……”

他翕动着湿润的嘴唇，轻声轻气地说：“我们只要半个小时就够了。О，你说是不是?对您的算术题我可没有那么大兴趣。还是到我那里去聊聊天吧。”

我害怕和自己待在一起，确切地说，我害怕和陌生的新我待在一起，而这个新我仿佛是由于奇怪的巧合才和我一样也用了“Д-503”这个号码。于是我随R-13去了他那里。虽说他不是一个一丝不苟、有板有眼的人，他的逻辑滑稽可笑，颠倒混乱，但我们毕竟……三年前我们两人都选中了可爱的、粉红色的О-90。这一点比当年的同窗之谊更加密切了我们之间的关系。R-13房里的一切都和我房里的一模一样：《作息条规》、玻璃桌椅、玻璃柜、玻璃床。但是，当我们进来时，R-13把几把椅子从原地移开，于是整个房间变得杂乱无章，每一件东西都好像离开了固定的位置，都违背了欧氏几何定律。R-13一如从前。他的泰勒理论课和数学课成绩，一向是全班的最后几名。

我们回忆起“噼里啪啦”。我们这些男生常常在它的玻璃腿上贴表示感谢的小字条（我们大家都爱“噼里啪啦”）。我们还回忆起法律老师[3]（当然，我们学习的并不是古代宗教的“律法”，而是大一统国的法律）。我们的法律老师嗓门很大，扩音器简直是在刮风，而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扯着嗓子跟随它念课文。有一次，胆大包天的R-13在扩音器的喇叭里塞满了纸团，老师每念一句课文，就弹出一个纸团。R-13当然受到了惩罚。他的这种行为当然很恶劣。可是现在我们这个三角都哈哈大笑。我承认，我也在其中。

“要是它也像古代老师那样是个活人，那该是怎样一种局面呢?”他说到字母“Б”时，只见两片厚嘴唇又那么扑哧扑哧地在喷口水……

太阳从天花板和墙壁照进来。头顶上是太阳，四周是太阳，脚下还是太阳——那是太阳的反光。О-90坐在R-13的膝盖上，两只蓝眼睛里也闪着两个小太阳。我冰冷的身子好像一下子温暖起来，舒展开来也好像熄了火，不再动弹……

“您的‘一体号’怎么样了?我们很快就要飞上天去启蒙那些外星人了，是不是?加紧干吧！要不然我们诗人会写得好多好多，您的‘一体号’可就载不动了。我们每天从8点到11点……”R-13摇了摇头，搔了搔后脑勺。他的后脑勺活像只捆在车后边的小方木箱（这让人想起一幅题为《在马车上》的古画）。

我兴头上来了：

“您也在为‘一体号’写呀?您说说您都写些什么?比如说今天吧。”

“今天吗，什么都没写。我在忙一件别的事……”说到“Б”字时，口水直溅到我的脸上。

“一件什么事啊?”

R-13皱了皱眉头：

“什么事，什么事！如果您一定想知道，我就告诉您。是改写一份死刑判决书。我把这份判决书改写成诗歌体。有那么个白痴，也是我们诗人这个圈子里的，我和他在一起有两年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是他突然扬言：‘我是个天才，而天才是大于法的。’而且还胡乱写了些东西……唉，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R-13的厚嘴唇下垂着，眼里失去了光泽。他霍地站了起来，转过身去，隔着玻璃墙凝视墙外。我看着他脑后那只紧锁着的小箱子，心里暗想：他此刻正在那只小箱子里翻检着什么呢?

尴尬难堪的冷场一直持续了一分钟。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我肯定其中必有原因。

“很幸运，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别的什么人所生活过的野蛮时代已成为了过去。”我故意大声说。

R-13转过脸去。他的话仍旧滔滔不绝地喷射着，飞溅着，但我觉得，他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快活的亮泽。

“是的，我最亲爱的数学家，很幸运，很幸运，很幸运啊！我们是最幸运的算术平均值……照你们的行话说，这叫作从零到无限大的积分，从呆小病患者到莎士比亚的一体化……就是这么回事！”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女人和她说话的腔调（这好像完全不是时候）。她和R-13之间连着一条细细的线。（什么线?）又在蠢蠢欲动了。我打开了号码牌的小盒一看：16点25分。他们粉红色票券上的时间还有45分钟。

“哦，我该走了……”我吻过О-90，握过R-13的手，便朝电梯走去。

到了大街上，当我穿过马路来到街对面时，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在那座被阳光照射得通体明亮的大楼里，有一些灰蓝色的、不透明的方格——在这些拉下墙幔的方格里，人们正在品味着泰勒化的有节律的幸福。我用眼睛找到了第七层上R-13的方格，他已经放下了墙幔。

可爱的О……可爱的R……他这个人身上也有（我不知为什么要写“也有”，只是信笔写来而已）——他这个人身上也有一种我不甚了了的东西。尽管如此，我和他，再加上О-90，是一个三角，虽然不是等腰三角形，但毕竟是一个三角形。用我们祖先的语言来说（这种语言对你们这些外星读者或许更容易理解），我们是一个家庭。有时在这里休息休息，哪怕时间不长，也是一件快事，把自己关进这个简单的、牢靠的三角形，避开一切……

【注释】

[1] 可能是一种类似机器人的智能装置。——译者注

[2] 俄语中“诗人”（поэт）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就是爆破辅音“п”。——译者注

[3] 原文是由“法律”和“教师”两个词合成的。原意并不是指教授世俗法律，而是指教授宗教教义和教规（特别是基督教律法）的老师。在中文中没有相应的对等词，为了照应下文只得按字面译成“法律课老师”。这个“法律老师”和绰号为“噼里啪啦”的“数学老师”一样，也是一种智能机器。——译者注

笔记之九

提要：祭典。抑扬格和扬抑格。铁掌。

这是一个庄严而又光辉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你会忘记自己的弱点、疏失和疾病，一切都是那么晶莹透明，坚实恒久，就像我们的新型玻璃……

立方体广场。这里有一个由66个巨大的同心圆组成的看台。66排座位上，一张张脸像一颗颗星星似的平静安详，一双双眼睛映射出天上的光辉，也许那是大一统国的光辉。那一朵朵朱红似血的花，是女人的嘴唇。孩子们稚嫩的脸像一串串小花，他们坐在前几排，靠近情节展开的地方。全场是一派庄严肃穆的哥特式艺术气氛。

根据现存的文字记载，古代人在他们“做礼拜”时也曾有类似的体验。但他们信奉的是虚无缥缈、玄之又玄的上帝，而我们信奉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上帝。他们的上帝，除了让他们永无止境地苦求苦索之外，什么好处也没赐给他们。他们的上帝只是平白无故地牺牲了自己，而没能想出比这更高明的办法。我们现在献给我们的上帝——大一统国的是一件令人坦然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合乎理性的祭品。的确，这是为大一统国举行的一次隆重的祭典，是对二百年大战壮烈岁月的缅怀，是庆祝众人战胜一人、整体战胜个体的盛大节日……

那边，洒满阳光的立方体台阶上，站着一个人。玻璃般的脸，玻璃般的嘴唇，全是白色的……不对，甚至不是白色的，而是无色透明的。只有一对眼睛，像两个具有引力和吸力的黑洞，它们通向那个离他只有数分钟之遥的令人胆寒的世界。印着号码的金牌已经摘掉。双手用一条大红色带子捆着（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看来可以这样解释：古时候这类活动不是以大一统国的名义举办的，被判刑者自然认为自己有权反抗，所以他们的手通常都被用铁链锁住）。

在高处，在立方体的顶上，机器[1]旁边有一个端坐不动的、仿佛是金属铸就的身躯，这个人我们称他为造福主。从下面看过去，分辨不清他的面孔，只能看见这张脸严厉而庄重的方形轮廓。可是那两只手……就像有时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由于放得太近，占了最突出的位置，所以显得很大，人们的目光被它们牢牢抓住，因而看不见其他一切。这双沉甸甸的手眼下还安然地放在膝盖上，但很明显，这双手有如岩石一般沉重，膝盖几乎都承受不了它们的重量……

突然，这两只巨手中的一只缓缓地抬起，做了一个缓慢的、铁一般凝重的手势，于是看台上有一个号民，顺着这个手势朝立方体走过去。他是大一统国的一位国家诗人，今日有幸为这个盛典献诗助兴。这时优美如天籁、铮铮如铜钟的抑扬格诗句响彻看台的上空。诗中所描写的是那个玻璃眼睛的狂人。他正站在那边台阶上，等待自己的狂妄行为带来的必然结局。

……烈火熊熊。在抑扬格的诗句中，房屋摇晃着，喷射着金色的火焰，继而纷纷倒塌。绿色的树木挛缩成一团，流淌着树液，最后只剩下一些烧焦了的树干，像一个个黑色的十字架兀立在那里。但是，普罗米修斯（这当然是指我们）出现了，只见他

……用机器和钢铁

驯服了烈马般的大火，

用法律的威力

降伏了混沌这个恶魔。

于是宇宙万物焕然一新，一切都变成了钢铁：钢铁的太阳，钢铁的树木，钢铁的人们。突然冒出了一个狂人，“他打开枷锁放出了大火”，于是宇宙万物又归于毁灭……

很遗憾，我对诗的记忆力很差，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你找不到比这更有教益、更加美好的意境了。

又是一个缓慢而凝重的手势，于是又有一个诗人站在了立方体的台阶上。我居然欠身站了起来，心想：这是不可能的！不对呀，那黑人般的厚嘴唇，明明是他嘛……可是他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他将担当如此重任……他的嘴唇在颤抖，没有一丝血色。我能够理解，因为他面对的是造福主，是倾巢出动的全体护卫。即使这样，也不该如此激动嘛……

这时扬抑格的诗句就像锋利的板斧，迅猛地劈砍着。这些诗句在控诉一桩闻所未闻的罪行，控诉一首亵渎神圣的诗，那首诗竟然把造福主称作……不，我可下不了笔去重复那句话。

面色苍白的R-13，目不旁视地走下台来坐下（他如此腼腆，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恍惚看见他身旁闪现出一张什么人的脸——那是一个尖锐的黑三角，只停留了一秒钟的最小微分的时间，便立即变得模糊了，因为这时我的眼睛以及千百双眼睛都转而注视着高处那台机器。在那个地方，那只非人的手又打出了第三个手势。这时囚犯迎着无形的风摇摇晃晃地缓步向前走去，登上一级又一级台阶，终于跨出了他今生的最后一步，于是他面朝青天，头向后仰，躺在了死榻上。

像命运一样威严无情的造福主绕着机器走了一圈，然后把巨掌放在启动杆上……场内屏息凝神、悄然无声：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这只巨掌。充当一件工具，充当数十万伏电压的合力，该是多么扣人心弦，令人神往。这是一项伟大的使命！

长得无法计量的一秒钟过去了。那只巨掌按下去，接通了电流。一道刺眼的亮光闪过，于是机器的管道里发出一声像战栗一样轻微得难以听见的响动。四肢摊开的身躯（它被一缕轻烟笼罩着），眼看着以惊人的速度在融化，在消失。终于它化为乌有，只剩下一汪化学纯净水，而一分钟前它还汩汩地、鲜红地涌动在心脏里。

这一切都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了解。对，这无非是物质的分化变异现象。对，这无非是人体的原子分裂！但是，这种事每一次都好像是一个奇迹，每一次都好像是显示造福主非人力量的象征。

在高处，他面对着十个女号民红润的脸蛋、激动得半张着的嘴巴、迎风摆动的鲜花[2]。

十名女号民按照旧时的习俗，给造福主那身溅湿而未干的统一服装点上鲜花。他迈着大主教的庄重步子，慢悠悠地走下台阶，又慢悠悠地穿行于看台之间。他走过的地方，女人们纷纷高举起洁白娇嫩的手臂致意，千百万人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然后，人们又对全体护卫报以同样的欢呼——他们就在这里，就在我们中间，只是没有人看得见。谁知道，古人凭着想象力创造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恩威并施的“守护神”时，也许正是预见到了这些护卫[3]。

是的，整个庆典过程中确有某些古代宗教的遗风，确有某种像急风暴雨一样使人净化的东西。这篇文字未来的读者们，你们可曾体验过这种时刻?如果你们不曾领略过这种时刻的话，我真为你们感到遗憾……

【注释】

[1] 用以执行死刑的刑具。——译者注

[2] 这些鲜花当然是植物博物馆的。我个人并不认为花有什么美感可言，就如同属于早已被赶到绿色长城外面那个野蛮世界里的一切。只有合乎理性而又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才是美的，例如：机器、靴子、公式、食物等等。——作者注

[3] 在俄语中，“护”一词与“守护神”字面上相似。作者把“大一统国”的鹰犬“护卫”比作“守护神”，真是莫大的讽刺。——译者注

笔记之十

提要：一封信。录音膜片。毛茸茸的我。

昨天这一天，对我来说就是化学实验人员用来过滤溶液的滤纸：所有的悬浮颗粒，所有的杂质都滞留在这张纸上。因此，今天早晨我下楼时，觉得自己就像被蒸馏过一样，纯净而又透明。

楼下大厅里，坐在一张小桌旁的女管理员不时地看一下表，把进入大厅的号民登记下来。她的名字叫Ю……还是不写出她的号码为好，因为我担心我会写下对她不利的话。其实她倒是一位颇受人敬重的中年女士。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她的两颊有点下垂，好像鱼的鳃（其实这有什么关系?）。

她的钢笔哧溜一下，于是我在一页纸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Д-503，旁边还溅了一滴墨水。

我正想提醒她注意，她却突然抬起头，甩给我一个微笑，仿佛甩了一滴墨水在我脸上：

“这儿有您一封信。是的。您会收到的，亲爱的。是的，是的，您准能收到。”

我知道，信件经她看过后，还要通过护卫局审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想无需多加解释），最迟将在12点前送到我手上。但是，她的笑容却搞得我心乱如麻，那滴墨水把我清澈透明的液体搅浑了。其影响之大，以至于我稍后来到“一体号”建造现场时怎么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有一次甚至在计算中出了差错，这种事在我可是从未有过的。

12点时，我又看见了粉红色里透着红褐色的鱼鳃，又看见了那副笑容。信终于到了我手里。不知怎么的，我没有当下就看那封信，而是把它装进了衣袋，然后急忙跑回自己房间里。我拆开信，草草地看了一遍，就一屁股坐了下来……这是一份正式通知，上面说I-330登记给我了，还说我今天21点必须去她那里。信的下角附上了地址……

不！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在我直言不讳地表明了对她的看法之后，这怎么行呢！再说，她甚至还不知道我是否去了护卫局。她无从得知我病了，所以根本就去不了……尽管如此……

我脑袋里像是有一架发电机在转动，在嗡嗡作响。佛像——黄颜色——铃兰——粉红色的弯月……对了，还有——还有一件事：今天О-90还想来我这里呢。给她看看这份有关I-330的通知吗?我拿不准，因为她不会相信（也的确无法让人相信）我与此事无关，我完全……我知道，我和О-90之间将有一场艰难的、荒唐的、绝无逻辑可言的谈话……不，这可要不得。还是采取机械的办法——索性把通知的复印件寄给她。

我急急忙忙地把通知函塞进衣袋里，这时我看见了自己那只吓人的猴子手。我记起那次散步时I-330曾拿起我的手看过。难道她真的是……

现在是21点差一刻。这是一个白夜。一切都像淡绿色的玻璃。但这是另一种玻璃，易碎的玻璃，不是我们那种真正的玻璃，而是薄薄的玻璃壳。玻璃壳下面，一切都在旋转，疾驰，轰鸣……如果此刻那些大课室的圆顶驾着一团团薄雾轻烟缓缓地腾空而起，如果那轮已过中年的满月也像今天早晨坐在小桌旁的那个女人，投下一个墨水般的笑容，如果所有的大楼里都一齐拉下墙幔，而在墙幔的后面都……如果发生这一切，我都不会感到惊奇。

让我奇怪的是，我觉得肋骨像一根根铁条，它们妨碍——千真万确地妨碍着我的心脏，使它感到挤压，感到空间狭小。我来到一扇玻璃门前，门上写着“I-330”几个金字。I-330背朝着我，正伏在桌上写什么。我走了进去……

“给您……”我递给她一张粉红的票券，“我今天收到了通知就来了。”

“您可真是严守时间！稍候片刻，可以吗?请坐，我这就写完。”

她的目光又垂落在信上——那双眼睛的帘子后面是什么呢?过一会儿她会说些什么——又会做些什么呢?这怎么能猜得到，怎么能计算得出来呢——她完完全全是那边的，她来自那个充满梦幻的古老而野蛮的国度。

我默默地望着她。肋骨又像铁条似的——我感到胸前发紧……她说话的时候，脸就像飞快旋转而又闪闪发亮的车轮，你无法看清一根根的辐条。不过，现在这只车轮却停在那里不动了。于是我看到了一个奇特的组合：两道高挑的浓眉直抵太阳穴，形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两条深深的皱纹自鼻翼通向两侧嘴角，又形成一个尖顶朝上的、含有嘲讽的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好像彼此对峙着，在整个脸盘上写上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刺眼的X，活像个十字架。这是一张打了叉的脸。

车轮转了起来，辐条变得一片模糊了。

“您没有去护卫局吧?”

“我……没去成，我病了。”

“是啊。我想到了这一层：反正总会有点什么事叫您去不成的（露出尖利的牙齿，微笑）。可是这样一来您倒捏在我手里了。您该记得：‘任何号民，在48小时内不向护卫局举报，均被视作……’”

我的心猛跳了一下，铁条都被撞弯了。我简直像个顽童——像顽童因为做蠢事而被逮个正着，然后又傻呆呆地一声不吭。我感觉自己落入一张罗网里，任凭手脚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

她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她按了电钮，轻轻的一声摩擦声，四周的墙幔一齐落下。我与外界隔断了，只剩下我和她。

I-330站在我背后的一个衣柜旁。统一服窸窣地响着，滑落下来——我在听着，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时我想起一件事……不，只是一个闪念，只有百分之一秒的时间……

不久前，我曾经计算过一种新型街头录音膜片的曲率（如今每条大街上都装有这种造型精美的录音膜片，专门为护卫局录下街谈巷议）。我还记得，这种粉红色的凹面薄膜在簌簌发抖，很像个有生命的东西，但它只有一个器官——耳朵。我此刻就是这种录音膜片。

这时只听得一声“咔嚓”，领口的按扣解开了，接着是胸前的按扣，然后是再下边的。玻璃丝绸沙沙响着滑过肩头，滑过膝盖，落在地板上。我听得出（这比看得还要清楚），从一堆灰蓝色丝绸中跨出了一条腿，然后又跨出了另一条腿……

绷得紧紧的膜片在颤抖，记录着四周的寂静，要不然，就是在记录着心脏如铁锤般没完没了地猛烈击打铁条的清脆声音。我听见——我看见，我背后的她不知怎么迟疑了片刻。

柜门响了一下，一个什么盖子响了一下，接下去又是一阵丝绸的窸窣声……

“好啦，请吧。”

我转过身来。她穿着一件质料很薄的杏黄色古代款式裙衣。这比不穿衣服还难看一千倍。两个尖尖的圆点，透过薄质的衣料泛着粉色，就像灰烬中的两块火炭。两个柔嫩而滚圆的膝盖……

她坐在一把低矮的沙发椅里。她前面的一张小方桌上放着一只装着绿色有毒液体的小瓶和两只有细腿的小杯。她嘴里叼着一根细细的纸管，从嘴角喷出烟雾。这是古代点燃薰香的方式（我现在不记得这东西叫什么了）。

膜片还在震颤着。我体内那个地方，铁锤在敲击着烧得通红的铁条。我清晰地听见每一声敲击声……万一她也听见这声音可怎么办?

可是她却若无其事地喷吐着烟雾，若无其事地不时看看我，漫不经心地把烟灰抖在我那张粉红色票券上。

我尽量冷静地问道：

“您听我说，既然这样，您干吗把我登记给您?您干吗叫我来这里？”

她就好像没听见似的，把小瓶里的东西倒进了小杯里，然后抿了一小口。

“真是琼浆玉液。您想喝点吗？”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酒啊。昨天的情景像闪电一样从眼前闪过：造福主那只铁石般的巨掌，一道刺眼的寒光，立方体平台上那个仰面朝天、四肢摊开的躯体。我打了个寒战。

“请听我说，”我对她说，“您不是不知道，凡是用尼古丁、特别是用乙醇毒害自己的人，大一统国均严惩不贷……”

两道浓眉高挑到太阳穴，嘴巴周围又出现了尖尖的、嘲讽的三角形：

“与其让许多人慢性自杀，比如说腐化堕落等等，不如迅速杀掉很少的人更为合理些。这话正确得近乎猥亵。”

“……猥亵?”

“是的。如果把这一伙秃顶的、光身子的真理放出去招摇过市……不，这个比喻不恰当。这样吧，请您设想一下，我那个最忠实的崇拜者S-4711——您认识他的，请您设想一下，如果他把遮羞的衣服全部脱掉，在大庭广众之中亮相……哎哟！”

她哈哈大笑。但我看得清楚，她脸部下端那个三角形——从嘴角到鼻端的那两道深深的褶纹，却流露出一丝的悲伤。不知怎么的，这些褶纹使我联想到：那个驼背、身体有两道折弯、长着招风大耳的家伙曾经抱过她，抱过这样的她……莫非他……

当然，我现在尽量设法把我当时的不正常感受表述出来。如今，当我把这些诉诸文字时，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理应如此，S-4711和任何一个品行端正的号民一样，有权享受生活中的欢乐，否则就有失公正……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I-330笑得很奇怪，而且笑了很久。然后，她定睛仔细看了我一眼——是想看透我的心思。

“最要紧的是，和您在一起，我心里十分坦然。您是这么一个可爱的人。噢，我确信，您绝不会去护卫局报告，说我又喝酒又抽烟。您要么是生病，要么是太忙，要么就是想出我所不知道的别的原因。不但如此，我还相信您现在还会和我一起来喝这令人销魂的毒水……”

多么放肆，多么挖苦的口吻。我肯定我现在又要恨她了。不过，为什么只是“现在”?我一直都在恨她。

她把那杯绿色毒液一饮而尽，站了起来，杏黄色的裙衣透出粉红色的皮肤。她走了几步，在我的沙发椅后面站住……

突然，她的手臂搂住我的脖颈，嘴唇压进我的嘴唇里……不，压进更深的地方，更可怕的地方……我发誓，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我是决不会（这一点我现在十分清楚），决不会主动要求去干后来发生的那种事的。

甜得发腻的嘴唇（我想，这是那种“琼浆”的味道），于是那火辣辣的毒液一口又一口地灌进我的嘴里……我一下子脱离了大地，像一颗独立的行星，沿着一条未经计算过的轨道，一直向下猛冲而去……

此后发生的事，我只能约略地、通过多少相近的类比加以描述。

以前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然而这却是事实：我们每天走在地面上，而下面一直是一片深藏在地心的红通通的、汹涌澎湃的火海。但是，我们从来不去想它。如果我们脚下薄薄的地壳一旦变成了玻璃的，如果我们一旦看见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玻璃人。我看见了自己身体的内部。

那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先前的我，Д-503，号民Д-503，而另一个……这另一个我，以前只是把两只毛茸茸的手略微伸出壳外，而现在却是整个身体在向外面爬。躯壳破裂了，眼看着就要变成一堆碎片……到了那时将会是什么样呢?

我拼命地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椅子的扶手，为了能够听听先前那个我的声音，便问道：

“您是从哪儿……从哪儿弄到这种……这种毒水的?”

“噢，这个呀！有个医生，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我的一个’什么?”

这时另一个我突然跳了出来，大声喊道：

“我不允许！除了我，不许有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谁，我都要杀了他……因为我爱您……我爱您……”

我看见，另一个我用两只毛烘烘的爪子粗暴地抓住她，撕开她薄薄的丝绸衣裙，用牙齿死死地咬住她不放。我记得清清楚楚，是用牙齿咬住她。

我只是不知道，I-330是怎样才脱身的。这会儿她的眼睛被那该死的不透明的窗帘遮住了。她后背倚在衣柜上，站在那里听我说话。

我记得，我跪在地上，抱着她的双腿，吻着她的膝盖，哀求道：“现在，就在现在，就在此时此刻……”

尖利的牙齿露了出来，两道浓眉形成了尖尖的、嘲讽的三角形。她俯下身子，默默地摘下我的号牌。

“马上！是的，马上，亲爱的——”我边说边匆忙地从身上往下脱衣服。但I-330仍旧默默地把我号牌上的表递到我眼皮底下。时间是22点30差5分。

我一下子凉了下来。我知道22点30分以后走上大街意味着什么。我刚才那阵狂热劲儿一下子荡然无存了。我还是我。我只清楚一点：我恨她，恨她，恨她！

我没有向她告别，连头也不回，就冲出屋去。我一边跑一边胡乱地别上号牌，沿着安全通道的楼梯（我怕在电梯里碰上什么人），一步几级台阶地跑到空旷的大街上。

一切都原封未动，依旧是那么简单，那么正常，那么有序：一幢幢亮着灯的玻璃房屋，一片白茫茫的玻璃般的夜空，绿莹莹静止不动的夜。但是，在这静悄悄的、冷冰冰的玻璃下面，有一种狂暴的、殷红的、毛茸茸的东西在悄然无声地奔腾着。我气喘吁吁地奔跑着——可不要迟到啊。

突然，我感觉到，匆匆忙忙别上的号牌脱了钩，然后掉了下来，当啷一声砸在玻璃人行道上。我弯腰去捡拾——就在这瞬间的寂静中，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我扭头一看，有一个矮小的、弯曲的身影从街角拐了出来。至少我当时觉得是这样。

我撒开腿拼命地跑起来，只觉得耳边生风，跑到门口才收住脚步，看看表：22点差1分。侧耳细听，后面并没有人。这一切显然都是荒诞的幻觉，都是那种毒液所致。

这一夜痛苦难熬。我身下的床忽而升起，忽而降落，忽而又沿着正弦曲线飘浮。我做了自我暗示：“夜晚，号民们必须睡觉，这是义务，就像白天必须工作一样。为了白天能工作，必须这样做。夜晚不睡觉是罪过……”可我还是睡不着，睡不着。

我崩溃了。我无法履行对大一统国的义务了……我……

笔记之十一

提要：……不，我写不出提要，索性不写了。

傍晚。薄雾弥漫。天空蒙上了金灿灿的乳白色薄纱，让你无法看到那更高更远的地方是什么。古人知道，那个地方是他们最伟大的孤独的悲观主义者——上帝；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一片晶蓝、光秃、不堪入目的虚无。我现在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得太多了。知识一旦被认为绝对正确无误，就变成了信念。我曾经对自己有过坚定的信念，我曾相信我对自己无所不知。可是现在……

我站在镜子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真切、有意识地看我自己（我这样看自己，的确是平生第一次）。我好奇地观赏我自己，犹如观赏某一个“他”。我就是这个“他”：两道浓黑的一字眉，眉心处有一道疤痕般的垂直皱褶（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这道皱褶）。钢灰色的眼睛，由于夜里失眠而围着黑眼圈。在钢灰色的后面……原来我过去一向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我从“那里”（这个“那里”既近在咫尺，同时又无限遥远），我从“那里”观望我自己——观望他，并且坚信那个长着两道一字眉的他，对于我来说，是个局外人、陌生人，我平生第一次与他相遇，我，真正的我并不是他。

不，还是就此打住吧。这些全是无稽之谈，所有这些荒诞的感觉，无非是谵妄，是昨天中毒的结果。中了什么毒?是中了绿色毒液的毒，还是中了她的毒?反正都一样。我把这些写下来，无非是要让读者了解，一个人的理智虽然如此精确而敏锐，却也会莫名其妙地陷入迷惘和困惑。然而这人的理智甚至能够把古人望而生畏的无穷大化繁为简，使之易于理解，只消采用……

号码显示器响了，打出“R-13”。这倒也好，我甚至感到高兴。现在要是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我会……

20分钟以后

在纸张的平面上，在这个二维世界里，这些文字一行行排列有序，然而在另一个世界……我对数字的感觉正在消失。20分钟也可能是200分钟或者20万分钟。说起来也够荒唐的，我竟然平心静气地、有条不紊地、字斟句酌地记述着我和R-13之间刚才发生的事。这就好比您坐在自己床边的扶手椅里，跷起二郎腿，饶有兴味地观看您本人在这张床上如何抽搐成一团。

R-13进来时，我十分平静而正常。我以由衷的钦佩之情谈到他用诗歌改写判决书的事，说他干得很漂亮，并且说，诛杀那个亡命之徒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他的那些抑扬格诗句。

“……甚至于这样：如果有人提议由我来绘制造福主的机器的图样，我肯定会把您的抑扬格诗句题在那上面，肯定。”我的话说完了。

突然，我看到，R-13的眼睛暗淡下来，嘴唇灰白。

“您怎么啦?”

“怎么啦?咳……简直烦死人啦：人们到处都在谈论判决书，判决书。我不愿意再谈了，到此为止。我不愿意！”

他锁紧眉头，搔了搔后脑勺——他这只小箱子里装着一些不相干的、我所不理解的货色。一阵沉默。终于，他从小箱子里找到了什么，拿了出来，一点一点地展开，最后亮了出来——他的眼睛闪现出含着笑意的光泽。他跳了起来。

“我正在为您的‘一体号’写点东西……真带劲儿！这样的东西才值得去写！”

此时，他又是先前的他了：嘴唇扑哧扑哧地喷着唾沫，话如泉涌，滔滔不绝。

“您是知道的（字母‘п’就像是喷水），古代那个关于天堂的传说……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是的！您琢磨琢磨吧。天堂里那两位必须做出选择：或者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没有幸福的自由，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们这两个蠢蛋选择了自由，结果弄得后来人们世世代代思念枷锁。您明白吗，思念枷锁，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悲哀’。只有我们才重新找到了使幸福复归的办法……不，您听下去，听下去嘛！古人的上帝和我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是的！我们帮助上帝彻底制服了魔鬼——就是它唆使人们触犯了禁令，偷吃了那害人的自由之果。它是一条阴险狡诈的毒蛇！而我们照准它的小脑袋瓜，‘啪’的一脚踩上去，于是大功告成，天堂恢复了。我们又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无忧无虑，纯真无邪。善与恶的问题不再纠缠不清了。一切都非常简单，都像天堂一般美好，都像孩子一样单纯。造福主、机器、立方体、钟形瓦斯罩[1]、护卫——这些代表着善，代表着庄严、美好、高尚、崇高、纯洁。因为这一切都在捍卫着我们的不自由，也就是捍卫着我们的幸福。如果换了那些古代人，他们就会绞尽脑汁，翻来覆去地去论证，什么是道德的，什么又是不道德的……咳，算了吧。总之，写一部这样的天堂叙事诗才够味呢，对吧?而且还要采用最严肃的格调……您明白吗?这个题材多棒，啊?”

当然明白。我记得我当时曾这样想过：“别看他长得怪模怪样，其貌不扬，头脑倒是很精明。”正因为这个，我——真正的我——才感到他很亲切（我还是认为先前的我是真正的我，而我目前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病态）。

R-13显然从我的脑门上读出了我的这种想法。他搂着我的肩膀哈哈大笑：

“哎呀，您……好一个亚当！啊，对了，我这儿正巧有一件关于夏娃的事……”

他在衣袋里摸了半天，掏出一个记事本，翻看了一下。

“后天……不，两天以后，О-90有一张来会见您的粉红色票券。您怎么样?还是像以前那样吗?您愿意让她……”

“哦，对，那当然。”

“我就这么对她说，要不然她自己还真不好意思……我跟您说吧，是这么回事，她对我只不过是凭着粉红色票券行事而已，可是对您……她又不说这都是因为我们的三角里又插进了第四个。这人是谁?您忏悔吧，风月老手！说呀！”

我心中的帘幕迅速拉起，于是乎丝绸的窣窸声呀，绿色玻璃瓶呀，嘴唇呀……突然，我冒冒失失地脱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我要是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就好了！）：

“告诉我，您尝过尼古丁或乙醇吗?”

R-13收拢起嘴唇，皱着眉头瞟了我一眼。他此刻心里在想什么，我似乎听得清清楚楚。他在想：“虽说你是朋友，但毕竟……”只听他回答说：

“怎么说呢?严格地讲，我没有尝过。可是我认识一个女人……”

“I-330。”我替他喊了出来。

“怎么……您，您也跟她?”他咯咯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看着就要喷唾沫星子了。

我屋里那面镜子挂在只有坐在桌子旁边才能照见的地方，因此从我现在坐的扶手椅这个位置，我只能看到自己的前额和眉毛。

这时我——真正的我——从镜子里看见两道一字眉就像一条弯曲的、跳动的虚线。真正的我还听到了一声野性的、刺耳的吼叫：

“什么?这个‘也’字是什么意思?不行，您得说清楚，我要求……”

两片黑人般的厚嘴唇张得大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我——真正的我——狠命地揪住这另一个我的衣领。这另一个我就是那个野性的、多毛的、喘着粗气的我。这时我——真正的我——对R-13说：

“看在造福主的分上，原谅我吧。我病得很重，睡不着觉。我也不知我这是怎么了……”

厚嘴唇掠过一丝微笑：

“是呀，是呀！我明白，我明白！我对这种事很熟悉，当然是在理论上。再见！”

他走到门口，像只小黑皮球似的突然又转过身来，走到桌旁，往桌上扔下一本书：

“这是我最近出的一本书……我特地带给您的，差点儿忘了。再见……”说到字母“п”时又喷了我一脸唾沫，然后像皮球似的滚了出去……

我独自一个人。或者说，是和另一个“我”单独在一起——这样说也许更准确些。我坐进扶手椅里，跷起二郎腿，从一个“那里”饶有兴味地观看我（我自己）如何在床上抽搐成一团。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和О-90和睦相处整整三年之久，而现在只要提到那个女人一个字，只要提到……难道爱情、嫉妒这种发疯的事不仅仅在古人愚蠢的书本里才有?最莫名其妙的是我！本来是搞方程式、公式、数字的，现在却突然出了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明白！不明白……我明天就去找R-13，对他说……

不对，我不会去。无论明天还是后天，我从此永远不会再去他那里了。我不能也不愿意再见到他。完结了！我们这个三角垮了。

我独自一个人。傍晚。薄雾弥漫。天空蒙上了金灿灿的乳白色薄纱，多么想知道，那更高的地方是什么?多么想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注释】

[1] 一种刑讯工具。——译者注

笔记之十二

提要：化无限为有限。天使。关于诗歌的随想。

我总觉得，我正在好转，并且能够康复。觉睡得极好。不再做那些个梦，也没有别的症状。明天可爱的О-90要来我这里，一切都会变得简单、规则、有限，就如同一个圆。我并不害怕“局限性”这个词，因为高级理性活动，也就是人的理性活动，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不断地化无限为有限，把无限分解成便于运用、易于理解的若干等分——微分。我所酷爱的数学，它那神圣的美正在于此。而那位О-90恰恰对这种美缺乏理解。不过，这些都只是偶然的联想而已。

这一切都是在地铁有板有眼的车轮声中发生的。我随着车轮的节拍默诵着诗行（他昨天送来的那本诗集）。忽然，我觉得背后有个人小心翼翼地俯着身子，从我的肩膀上看着我打开的书页。我没有回头，只用眼睛的余光瞥见两只粉红色招风耳和双折弯的身影……是他！我不想打扰他，便佯装没有察觉。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不知道。我走进车厢时，好像他并不在里边。

这本来是件微不足道的事，却对我产生了极好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使我受到了鼓舞。让你总觉得有一双机警的眼睛精心地呵护着你，不让你出半点岔子，不做半点错事——这真是一件开心的事。这话听起来未免有些感情用事，可是我头脑里又浮现出那个比喻：这就好像古人对守护神的憧憬。有许许多多东西，古人只能对它们抱有幻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变成了现实。

当我感觉到那位守护神站在我背后的那一刻，我正在欣赏一首题为《幸福》的十四行诗。如果我说，就审美角度和思想深度而言，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我想这话是不会错的。这里是开头的四行：

二乘二相爱，恒久专一，

融入四更是如胶似漆。

这世上最狂热的一对情侣——

二乘二形影不分离。

下面写的全是这个内容：颂扬乘法口诀表上明智而永恒的幸福。

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必定是哥伦布。美洲大陆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但只有哥伦布发现了它。同样，乘法口诀早在R-13之前就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但只有R-13能够在数字的原始密林中发现新的黄金国[1]。的确，哪里的幸福也不会比这个奇妙世界的幸福更明智、更清朗。钢铁会生锈，古代的上帝创造了古代人，也就是说创造了会犯错误的人，可见上帝自己也犯了错误。乘法表比古代的上帝更明智、更绝对[2]，因为它从不（我强调“从不”二字）犯错误。按照乘法表严整、恒定的法则生活着的数字，是无比幸福的，既没有彷徨，也没有困惑。真理只有一个，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条。真理就是四，通往真理的道路就是二乘二。如果这两个幸福而完美相乘的二，突然打起了什么自由的主意（而这显然是错误的主意），这岂不是荒唐之至吗?R-13抓住了要害，抓住了根本……对于我来说，这就像数学中的公理，不必再加证明。

这时我又感觉到守护神那温暖而柔和的气息——先是在脑勺后边，后来在左耳边上。显然他注意到了，我膝头上的那本诗集已经合上，而我的思绪早已在九天之外了。好啊，我宁愿立刻把我的大脑这本书翻开给他看。这样做反倒使人心情坦然、愉快。记得我甚至仔细端详了一下四周，用逼视和询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然而他没有明白或者并不想弄明白我的意思——他没有向我发问……我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把这一切讲述给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对于我来说，你们就像当时的他一样珍贵，近在眼前却又不可触及。

我的思路是从部分到整体。部分是R-13，宏大的整体是国家诗人作家协会。我曾想过，古人怎么会对他们文学和诗歌的荒唐现象全都视而不见呢?艺术语言的巨大力量被白白地浪费了。任何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真是滑稽可笑。同样滑稽而荒唐的是，海洋日日夜夜漫无目的地拍击着海岸，而海浪中蕴藏着的数以百万千克米计的能量，却只是用来给恋人们煽情。我们从海浪倾诉爱情的细语中，提取了电力，而把海洋这头口里喷吐着白沫的野兽变成了驯顺的家畜。对于曾经野性十足的诗歌，我们也照此办理，驯化制服了它。如今，诗歌不再是夜莺放荡的啼啭了。诗歌是一项国家事业，诗歌在创造效益。

我们有著名的《数学九行诗》，如果没有它，我们在学校里怎么会如此真挚地、如此深情地爱上算术四则呢?《玫瑰花刺》——这是一个经典性的比喻。诗中把护卫比作玫瑰花身上的刺，保护着我们娇嫩的国花，防止被人粗暴地触摸……人非草木，谁看到天真的孩子们鼓动着小嘴巴像做祷告一样诵读着“顽童伸手把玫瑰掐，花刺如针刺中了他，疼痛难忍直哎哟，哭哭啼啼跑回家”这样的诗句时，会无动于衷呢?还有那《造福主每日颂歌》。谁读了它能不对这位众号民之首的克己奉公肃然起敬呢?还有那本令人毛骨悚然的红皮书《庭审判决书之花》呢?还有那部不朽的悲剧《上班迟到者》呢?还有那本案头书《房事卫生歌诀》呢?

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美都永久镌刻在金子般的语言中了。

我们的诗人不再沉湎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他们回到了坚实的大地上。他们和我们步调一致地踏着音乐工厂进行曲严整、机械的节拍向前迈进。他们写诗的灵感来自清晨电动牙刷的沙沙声，来自造福主的机器威震八方的电火花噼啪声，来自《大一统国赞歌》的庄严回声，来自晶莹的夜壶里耳熟的清脆声、墙幔垂落时使人心摇神荡的啪嗒声、最新出版的烹调书里欢快的煎炒烹炸声，以及街头录音膜片几乎听不见的簌簌声。

我们的神明就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在护卫局，在厨房，在车间，在厕所。神变得和我们一样了，ergo，我们也变得和神一样了。我不相识的外星读者们，我们要飞往你们那里，把你们的生活改造得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无比合理和精确无误……

【注释】

[1] 传说“黄金国”遍地是黄金和宝石。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曾在拉丁美洲寻找这个神奇的国家。——译者注

[2] 基督教经书中称至高无上的上帝为“绝对者”（the Absolute）。——译者注

笔记之十三

提要：雾。你。一件荒唐透顶的事。

黎明时分，我一觉醒来。映入眼帘的是粉红色的、坚实的天空。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浑圆。О-90今晚来访。我的身体无疑已经康复了。我微微笑了笑，就又进入了梦乡。

晨铃响了。我起床一看，却全然是另一番景象：玻璃的天花板和墙壁外面，到处都是大雾弥漫。发疯了似的云团越来越浓重，同时又好像越来越淡，越来越近。天与地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不见了。一切都在飞奔着，融化着，坠落着，没有什么可以抓得住。房屋不见了：玻璃墙壁犹如晶盐撒进水里，在云雾中化开了。如果从人行道上看过去，只见各间房里人影幢幢，那些人影就像梦幻般的乳液中的悬浮颗粒，有的在低处，有的在稍高处，有的在更高处——在第十层楼上。一切都烟雾腾腾，也许这是一场无声的熊熊大火。

时间正是11点45分（我当时特意看了看表，想抓到一些数字，想让这些数字搭救我）。11点45分，本该按照《作息条规》的规定去参加日常体力劳动。但在去劳动之前，我先跑回了自己房间。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那边说话的声音就像一根长长的钢针缓慢地刺进我的心脏：

“噢，您在家呀?我太高兴了。请您在街角等我。咱们一起去……哦，到时候您就会知道去哪儿了。”

“您明明知道，我现在要去劳动。”

“您明明知道，您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再见。两分钟以后……”

两分钟以后，我站在街角。必须对她说明白，我受大一统国的支派，可不是受她的支派。“按照我说的去做”……她还挺自信——从她的语气里听得出来。那好吧，我马上就和她认真地谈一谈……

那一件件用湿漉漉的雾织成的灰色统一服从我身边匆匆而过，只停留片刻便突然消融在雾气之中。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表，我变成了尖尖的、颤动着的秒针。8分，9分……12点差3分，差2分……

果不其然，去劳动已经迟了。我真恨她。但我必须对她说明白……

在街角处白蒙蒙的雾中有一道血印，像用尖刀划破的伤口——原来是嘴唇。

“看来我让您久等了。其实也无所谓了，反正您现在已经晚了。”

我真恨她……不过，的确已经晚了。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她的嘴唇。所有的女人都是嘴唇，仅仅只是两片嘴唇。有些女人的嘴唇是粉红色的，圆圆的，并且富有弹性。那是一个圆圈，是一道隔绝外界的柔嫩屏障。可是这个女人的嘴唇，一秒钟以前还不存在，只是刚刚用刀子割开的，还滴着甜丝丝的鲜血呢。

她向我靠近，把肩膀倚在我身上，于是我们结成一体，她的体液流入我的体内。我知道，我需要这样。我凭着每一根神经，每一根毛发，每一下甜蜜得发疼的心跳知道，我需要这样。依从这种“需要”，是一件好快活的事。一块铁依从必然的、精确的法则而吸附在磁石上的时候，多半也是很快活的。抛向空中的石头，会迟疑片刻，然后又飞速地回落到地面上，它也是快活的。人也是如此，弥留之际挣扎一番，终于咽了最后一口气，才撒手而去。

我记得我当时很尴尬地笑了笑，不着边际地说了句：

“雾……好大。”

“你喜欢雾?”

这个古老的、早已被人们忘记了的“你”，这个主人称呼奴隶时所用的“你”字，清晰而缓慢地进入了我的脑海：对呀，我是奴隶。这也是需要，也很好。

“对，很好……”我自言自语地说了出来。然后我对她说：“我讨厌雾。我怕雾。”

“这表明，你喜欢。你怕它，是因为它的力量大于你；你讨厌它，是因为你怕它；你喜欢它，是因为你无法使它顺从你。人只喜欢他无法占有的东西。”

对，这话在理。正因为——正因为我……

我们两人走在一起，浑然一体。透过云雾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太阳在远处什么地方歌唱。万物都充满了活力，都被染成了珍珠色、金黄色、玫瑰色、鲜红色。整个世界仿佛是一个身体硕大无朋的女人，我们就在她的腹内，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正在快活地成长着。我看得清楚，我看得一清二楚：万物都为我而存在，太阳、雾气、粉红色、金色，都为我而存在……

我没有问我们去哪儿。去哪儿都无所谓，只求不停地走下去，只求越来越成熟，只求越来越富于活力……

“就是这儿……”I-330在门口停了下来，“这里今天值班的刚好是一位……就是那次在古屋我说过的那个人。”

为了精心保护正在成熟的体能，我只用眼睛从远处读了读牌子上“医务局”几个字。我全明白了。

这是一个充满金色雾气的玻璃房间。玻璃天花板上吊挂着一些瓶瓶罐罐。屋里拉着一根根电线。玻璃管里闪着蓝火花。

屋里还有一个人，身子扁平而单薄。他整个人就像用纸片剪成的，无论他朝哪边转动，都只能看到他薄薄的侧影：鼻子像闪亮的刀刃，嘴唇像张开的剪刀。

I-330对他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因为我一边看她说话，一边感觉自己在笑，笑得很忘情，很得意。忽然剪刀形的嘴唇像刀刃似的闪了一下，只听那位医生说：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这种病最危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病比这更危险的了……”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用薄纸片似的手在纸上很快地写了几个字，然后把这张纸递给了I-330，接着又写了一张交给我。

这是两份诊断书，证明我们有病，不能上班工作。我这是向大一统国偷了我的那份工作量，我是个窃贼，我该被送上造福主的机器。但是这似乎离我很遥远，与我无关，就好像是写在书本里的……我连一秒钟都没有迟疑就接过了纸条。我全身心——我的眼睛、嘴唇、双手——都知道，我需要这样。

在拐角处半空着的车库里，我们坐进了一辆飞车。I-330又像上次那样，坐到方向盘旁边，把启动杆推到“前进”的位置上，我们腾空而起，向前飞去。金色的雾、太阳，都跟在我们的后面。我突然觉得那位医生薄如刀锋的侧影是那么可爱，那么亲切。从前一切都绕着太阳转，现在我知道，一切都缓慢地、幸福地眯起眼睛绕着我转……

在古屋门口，我们又见到了那个老太太，又看见了她那张可爱的、长合在一起的、布满放射状皱纹的嘴巴。大概，这些日子里这张嘴巴一直这么紧闭着，只是此刻才张开，才露出笑容。她说：

“唉，你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家伙！不跟大家一样去上班……算了吧，不说了！要是有事，我跑进来告诉你们……”

那扇沉甸甸、吱呀作响、不透明的门关上了，与此同时我的心房打开了，越开越大，直至完全敞开。她的嘴唇——我的嘴唇，我吮吸着，不停地吮吸着。我挣脱开来，默默地望着她那双对我睁得大大的眼睛，于是又……

房间里半明半暗。蓝色，杏黄色，墨绿色的鞣革，铜佛像的金色微笑，镜子的闪光。我几日前的一场旧梦，现在变得如此明了：一切都浸透了金灿灿的粉红色浆液，马上就要喷溅出来了……

成熟了。就像铁块和磁石必然顺从精确的不可抗拒的法则一样，我在甜蜜的陶醉中牢牢地吸附在她的身上。这里没有票券，无须计算次数，也不存在大一统国和我自己。这里只有两排咬得紧紧的、温情而又尖利的牙齿，还有一双对着我睁得大大的、闪烁着金光的眼睛——我通过这双眼睛缓缓地进入内里，越来越深。此外就是一片静寂了……只是从一个角落里，仿佛从数千里之外的地方，传来洗脸池滴水的声音。而我就是整个宇宙。两次滴水声之间横隔着几个世纪，几个时代……

我披上统一服，向I-330俯下身子，最后一次仔细地端详着她。

“这我早就料到了，我对你早就有所了解……”I-330说，声音低得很。她迅速地翻身下床，穿上了统一服，同时也挂上了惯常的、蜂针一般的尖刻笑容。

“好啦，堕落的天使。您现在可完了。您说不是?您不怕?那好吧，再见！您一个人回去。好吗?”

她拉开了镶着镜子的衣柜门，侧过脸看着我，等我走开。我乖乖地走了出去。但是，刚一跨出门槛，我突然感到需要她把肩紧紧地偎倚在我身上，只消用肩膀贴一下，无须更多。

我转身朝她（可能）正在对着镜子扣纽扣的那个房间跑过去。我跑进去一看，便站住了。衣柜门上的老式钥匙环还在摆动（这我看得很清楚），可是I-330不见了。她不可能离开这里，房间只有一扇可出入的门，可她就是不见了。我四处都找过了，我甚至打开了柜子，把那里面花里胡哨的古代衣裙都翻了一遍，也不见个人影儿……

我的外星读者们，把这种完全不可思议的怪事讲给你们听，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事实既然如此，我也无可奈何。难道今天一天从早到晚不是充满了怪事吗，难道不是都很像梦魇这种古代的疾病一样吗?既然是这样，那么多一桩怪事或少一桩怪事，又有何妨?况且我相信：我迟早会把任何荒诞现象都用三段论推理法搞个水落石出的。想到这里，我感到欣慰，而且我希望这也会使你们感到欣慰。

……我的头脑塞得太满了！你们哪里知道，我头脑里的事塞得太满了！

笔记之十四

提要：“我的”。不可能。冰冷的地板。

这里记述的还是昨天的事。昨天就寝前的个人活动时间，我有事在身，因此没能做笔录。但是，每件事仿佛都刻印在我的脑子里了，而且不知为什么，我对冰冷的地板记得特别清楚，也许永远也忘不了了……

晚上О-90应该到我这里来——因为昨天是她的日子。我下楼向值班员要来一张放下墙幔的许可证。

“您怎么啦？”值班员问，“您今天怎么有点……”

“我……我病了……”

其实我说的是真话：我的确是病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病。而且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这里不是有诊断证明嘛……我在衣袋里摸了摸：就在这儿，还沙沙作响呢。可见这一切都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

我把那张证明递给了值班员。这时我觉得自己的脸颊滚烫。我虽然没有正眼看值班员，但我似乎看到他正在惊诧地望着我。

21点30分到了。左边那间屋里放下了墙幔。右边屋里，我看见我的邻居正在看书，俯在书本上的是他那长满疙瘩、凸凹不平的秃顶和呈抛物线状的巨大黄色额头。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心里苦涩涩的：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我该怎么面对她呢?我说的是О-90。我明显地感觉到右边那双眼睛在注视着我，我清晰看见他额头上的皱纹，像是一行行很潦草的黄色文字。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是议论我的文字。

22点差一刻，我房间里掀起一阵快活的粉红色旋风，一双粉红色的手臂像铁环一样把我的脖子紧紧地箍住。接着我感到，这只铁环越来越松弛，越来越松弛，以至完全张开——两只手臂垂落下来……

“您变了，您不是从前的您了，您不是我的了！”

“‘我的’，多么野蛮的用语。我从来不属于……”我顿时卡壳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从前我的确不属于谁，可现在……要知道，我现在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理性的世界，而是生活在古代梦幻般的世界，生活在 －1姨 的世界。

墙幔徐徐落下。这时右边那位邻居失手把桌上的书弄掉在地上，就在最后的一瞬间，我从墙幔和地板之间的窄缝里，看见——只黄色的手抓起那本书。我心想：要是我能够使出全身的力量狠狠地揪住这只手就好了……

“我以为——我本想今天在散步时见到您。我有许多话——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可爱而又可怜的О-90！她那粉红色的嘴巴又变成两个尖角朝下的月牙了。可是我总不能把所发生的事全都告诉她，至少是因为这么做就会使她成为我的同谋犯。我明明知道，她是没有勇气去护卫局的，而这样一来就会……

О-90躺在那里。我不慌不忙地吻着她。我吻她手腕上孩子般胖乎乎的褶纹，她那对蓝色的眼睛闭着，粉红色的新月形嘴唇像花朵一样缓缓绽开，于是我吻遍她的全身。

突然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精力已消耗殆尽，已经全部付出。我做不来了，不可能了。应该，可就是不可能。我的嘴唇一下子冷了下来……

粉红色的月牙颤动起来，失去了光泽，抽缩了。О-90把床罩披在身上，裹住身体，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坐在床边的地板上——地板冰冷刺骨。我默默地坐在那儿。一股股袭人的寒气从下面升起，越升越高。在那蓝色的、无声的星际空间，想必也是这么寂静而寒冷吧。

“您应该明白，我并不愿意……”我咕哝了这么一句……“我曾经拼命……”

这是实情：我，真正的我，并不愿意。然而，怎么对她说才好呢?怎样才能跟她解释清楚：铁块并不愿意，但是那法则是必然的，是铁定的……

О-90把脸从枕头里抬起来，眼也不睁地说：“您走吧！”但是，由于她边哭边说，这句话听起来却像“您吼吧”。不知为什么，这个莫名其妙的细节竟深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全身冷透了、手脚麻木的我走出房间，来到了走廊里。玻璃墙外是一片几乎看不见的薄雾。入夜多半又是漫天大雾。这一夜过去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呢?

О-90默不作声地从我身旁跑过，冲向电梯。电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等一下！”我喊了一声，因为我感到害怕。

但是，电梯已经在嗡嗡声中向下滑去……

她夺去了我的R-13。

她夺去了我的О-90。

然而，总归……

笔记之十五

提要：钟形罩。水平如镜的大海。我注定永远忧心如焚。

我刚走进“一体号”的建造现场，第二建造师就迎过来了。他的脸总是圆圆的，白白的，像个瓷盘子。他说话时，仿佛是给您送上一盘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您病得可不是时候。您不在，没个领导，这不昨天出了事故。”

“事故?”

“就是嘛！铃响了，下班了，开始让大家离开现场。您猜怎么着：负责清理现场的查出了一个没有号码的人。他是怎么混进来的，我真弄不明白。人们把他送到了手术局。在那里，他们会让这个家伙开口的，会让他说出是怎么进来的，是来干吗的……”他说完做了个笑脸——一个味道很美的笑脸……

在手术局工作的都是我国最优秀、最有经验的医生，由造福主本人直接领导。那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器械，而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颇有名气的钟形瓦斯罩。其实这就像古时候学校课堂上做的那种实验：把老鼠放到一个玻璃罩下面，用气泵把罩里的空气抽得越来越稀薄……如此等等，不必细说。只是瓦斯罩当然是一种完善得多的器械，它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气体。其次，我们当然不是用它来捉弄没有自卫能力的小动物，而是把它用于崇高的目的——捍卫大一统国的安全，换句话说，就是捍卫千百万人的幸福。大约五百年前，当手术局初创之时，有些愚昧无知的人竟然把手术局与古代宗教裁判所相提并论。这种做法，其荒谬程度不亚于把施行气管切开术的外科医生与拦路抢劫的强盗等量齐观。两人手里拿的可能是同样的一把刀，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切割活人的喉管。然而，一个是救命恩人，一个是罪犯；一个是带着“+”号的人，一个却是带着“——”号的人……

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这一切只用了一秒钟的时间，只需逻辑机器转动一圈就够了，可是后来齿轮一下子咬住了负号“——”，于是顶上的画面变了：衣柜上的钥匙环还在摆动，显然柜门刚关上，可是不见她——I-330的人影，她消失了。这个画面，逻辑机器硬是没能把它转过去。是梦吗?可是我直到现在还感到右肩膀上有一种说不明白的甜蜜的疼痛。I-330曾紧紧地倚着我的右肩，和我在雾中同行。“你喜欢雾?”是的，连雾也喜欢，什么都喜欢，凡是富有活力的、新鲜的、奇特的东西，都喜欢，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我不由得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很好?”陶瓷般的眼睛瞪得溜圆，“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种事还有什么‘很好’可言吗?既然这个没有号码的人有办法进来，可见他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们就在这里，就在‘一体号’的附近，他们……”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们——您明白吗?我一直感觉得到。”

“您听说过吗?有人发明了一种手术，可以把幻想切除（前些日子我的确听到过类似的传闻）。”

“这我知道。可是和这件事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相干，我要是您，就去请人家给做这种手术。”

瓷盘子脸上显现出一副柠檬般酸溜溜的表情。他有多么可爱，即使绕着弯子点了一句说他可能有幻想这种毛病，他就感到委屈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换了我，在一星期前也一定会感到委屈的。可是现在——现在却不然了。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有这个东西，我知道我有这个病。我并且还知道，我不愿意医好这个病。就是不愿意，而且不容分说。我们踏着玻璃台阶走到了上面。下面的一切，尽收眼底……

读着这些笔记的诸位，无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头顶上都终归有个太阳。如果你们从前也像我现在这样生过病，就会知道太阳在早晨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可能是什么样的。你们就会知道，它是粉红的、透明的、温热的金子。就连那空气也略显粉红色，一切都染上了太阳柔和的血红色，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是有生命的，人人都在微笑。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小时以后一切都化为乌有，一小时以后太阳将流尽它最后一滴粉红色的鲜血，但眼下一切还都是有生命的。我看到“一体号”的玻璃汁液中有什么东西在振荡着，被传输着；我看到“一体号”正在思考着它伟大而可怕的未来，正是在思考着它肩负的重担——把无法回避的幸福送上天，送给未知的你们，送给永世寻求而从无所获的你们。你们将会得到的，你们将会幸福的——你们必须成为幸福者，这一天已指日可待。

“一体号”船体大体上已经竣工。船身很长，呈椭圆形，造型典雅美观。所用的材料是我们这里的玻璃——坚如金、韧如钢的玻璃。我看到，玻璃船体内部有人在固定横向加强筋——隔框和纵向加强筋——纵梁，有人在船尾为巨大的火箭发动机安装底座。每隔三秒钟，“一体号”强劲的尾部就向宇宙空间喷射一次火焰和气体，这个喷着火焰传送幸福的帖木儿[1]将不停地在太空疾驰……

我看到：在下面，人们像一架大机器的杠杆，按照泰罗的方式，沉稳而又迅捷地、节奏严整地时而弯腰，时而直腰，时而转身。他们手中的管子闪着火光，那是在用火焰切割和焊接玻璃的壁板、角板、肋片、肘板。我看到，一台台怪物一样的透明玻璃吊车正在玻璃轨道上缓缓滑行，并且也像人一样循规蹈矩地时而转身，时而屈身，把各种器材送进“一体号”船体内部。怎么称呼它们都一样：人化了的机器，或者是完美的人。这是最高境界的、撼人心魄的美、和谐、音乐……快，快到下面去，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在一起！

现在我和他们肩并肩，和他们融合为一体，卷入钢铁般的节奏……一个个节奏鲜明的动作，一张张丰满红润的圆脸蛋，一个个光滑如镜、没有非分之想的额头。我在这水平如镜的大海里畅游。我得到了休息。

突然，有一个人转过头来，用平淡的语气问我：

“怎么样，不要紧吧?今天好些了吗?”

“什么好些了?”

“您昨天不是没来嘛。我们还以为您病得很危险呢……”他额头光亮，脸上挂着孩子般天真的微笑。

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面对这双眼睛，我不能说谎，我不能。我没有作声，只觉得人在下沉……

那张雪白的圆瓷盘子脸从上边舱口里探了出来。

“喂，Д-503！请您到这边来一下！我们这里发现支架框硬度过高，组件力矩产生了二次方应力……”

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就慌不择路地朝上面跑去——我这是可耻地临阵脱逃啊！我没有勇气抬起眼睛，而脚下闪亮的玻璃台阶照得我眼花缭乱。我越往上走，越感到绝望：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一个中了毒的人，这里没有我容身之地。我从此再也无法融入这毫厘不爽的机械节奏，再也不能畅游在这水平如镜的大海里了。我注定永远忧心如焚，永远四处奔波，永远去寻找可以避人耳目的角落——永远如此，除非我终于鼓起勇气去……

一颗冰冷的火花穿透了我全身，使我不寒而栗：光是我一个人，倒也无所谓，我怎么都行，但是，总要把她也牵连进去，她也会被……

我从舱口爬上了甲板，却在那里止住了脚步：我不知现在该去哪里，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抬头望了望天空，中午的太阳已是满脸倦容，曚曚昽昽地挂在中天。下面是“一体号”，它那灰蒙蒙的玻璃躯壳显得毫无生气。粉红色的鲜血已经流尽了。我明白，这些只不过是我的幻觉，一切依然如故，同时我也明白……

“喂，Д-503，您耳朵聋了是怎么的?我一直在叫您……您怎么啦？”这是第二建造师——他简直是在对着我的耳朵喊叫，大概已经喊了很久了。

我怎么啦?我失去了方向舵。马达鼓足了劲儿在轰响着，飞车颤动着，疾驰着，但是没了方向舵，而我又不知道我在飞往何处：如果这是向下飞，那么马上就会撞到地面上；如果这是向上飞，那就会撞到太阳上，就会飞进火焰中……

【注释】

[1] 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建者，曾远征波斯、俄罗斯、印度、土耳其。——译者注

笔记之十六

提要：黄色。一个二维的影子。无法医治的心灵。

有好些天没记笔记了。我说不清有多少天了。所有的这些日子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这些日子都是一样的黄色，就像干燥、炙热的沙漠，没有一块阴凉，没有一滴水，只有一望无际的黄沙。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她，可是她自从那次在古屋不明不白地消失之后……

自那以后，我只在散步时看见过她一次。究竟是两天，三天还是四天以前，我说不清。所有的日子都一个样。她突然一闪而过，使这个黄沙般荒凉的世界在瞬间又充实起来。跟她挽着手走在一起的是身高只及她肩膀的、双折弯的S-4711，还有那个薄如纸片的大夫，那第四个不知是谁——我只记住了他的手指：细长而苍白，就像从衣袖里射出来的光束。I-330抬起胳膊，向我招手致意，然后隔着S-4711的脑袋，探出身子跟那个手指如光束的人说话。我听到了“一体号”几个字，只见四个人一齐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他们的身影随即消失在灰蓝的天色之中，而脚下依旧是一条黄沙般干燥的道路。

那天晚上，她有一张会见我的粉红色票券。我站在号码显示器前，爱恨交加地祈求，希望它快点响，快点打出“I-330”这个号码。电梯门响个不停，从电梯里走下来的人，有的是脸色苍白的，有的是个子高高的，有红润的，有黝黑的。四周围的墙幔纷纷落了下来。就是不见她的人影。她没有来。

也许，在我写作的此时此刻（22点整），她正闭着眼睛，以同样的方式偎倚在某某人的怀里，并以同样的方式对这个某某人说着“你爱我吗？”是谁呢?他是谁?是手指像光束的那个，还是嘴唇肥厚、口水四溅的R-13?要不就是S-4711?

S-4711……这些日子里我总是听见身后有他扁平足的脚步声，那吧唧吧唧的声音就像走在水洼里似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日子他总像影子似的跟踪我?总有一个灰蓝色的二维影子出没于我的前后左右：人们穿过它，人们踩着它，可是它依然跟在身旁，就像被一条无形的脐带给拴住了。也许这条脐带就是她——I-330？我吃不准。也或许是护卫们已经知道，我……

如果有人对您说，您的影子看得见您，随时都看得见，您懂这是什么意思吗?您就会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两只手好像是多余的，很碍事，而且我还发现我的手挥动得很别扭，与脚步不合拍。又比如说，我突然觉得非回头看一眼不可，可就是回不了头，怎么也不行，脖子僵硬得像铁打的一样。于是我撒腿就跑，越跑越快，而我的后背感觉得到，那影子跟在后面也越来越快，怎么也甩不掉它，叫你无处藏身……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终于只有我一个人了。但是，这里我又发现了另一件东西——电话机。我又拿起了听筒。“对，是找I-330，请叫她听电话。”话筒里传来轻微的响声，是走廊里的脚步声，好像什么人从她房门口走过，但没有人答话……我放下了听筒。我不能忍受了，再也不能忍受了。去找她。

这是昨天的事。我跑出去找她。从16点到17点，在她住的那幢房子外面转悠了整整一个小时。号民们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千百只脚踏着整齐的步子，像百足巨兽，摇摇晃晃，飘然而过。而我就好像被狂风巨浪抛到了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自一人在灰蓝色的海浪中寻找，寻找……

说不定从什么地方就会冒出来由两道挑到太阳穴的眉毛构成的、含有尖刻嘲讽意味的尖角，还有那两只眼睛，就像黑洞洞的窗户——那里面炉火正旺，人影晃动。我要径直闯入其中，并且对她称“你”，一定要用这个“你”字。“你明明知道，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呢?”

但是，她没有作声。我突然感到一片静寂；我突然发觉，音乐工厂已停止了奏乐，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已经过了17点，大家早已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迟到了。四周是一片泛着黄色阳光的玻璃大漠。我看见：明亮的墙壁底朝上倒挂在一平如镜的玻璃路面上，就像水中的倒影，而我也滑稽可笑地头朝下倒悬在那里。

我必须尽快，必须马上赶到医务局去开一张证明我有病的诊断书，否则我就会被抓走，然后就……可也说不定这倒是一个最好的结局。索性待在这里，老老实实地等着人家发现我，把我送到手术局，那样就可以以身赎罪，一了百了。

一阵轻微的响声之后，一个双折弯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我连看也没看就感觉得到，两只灰色的钢钻迅速地钻进我的身体，于是我打起精神，强做出一副笑脸，这才搭起讪来（总得说句话才是）：

“我……我得去医务局。”

“那您为什么不去呢?干吗站在这儿?”

我只是看着自己头朝下、脚朝上地倒挂在那里，满脸愧色，一声不吭。

“跟我来吧。”S-4711声色俱厉地说。

我乖乖地跟他走了，两只多余而无用的手乱甩一气。我抬不起眼睛，所以一直走在一个头足倒置的荒诞世界里：只见一些机器的底座是朝上的，人的双脚是贴在天花板上而头是朝下的，再往下是被厚厚的玻璃路面锁住的天空。我记得，当时我最难过的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看到的这个世界竟然是颠倒的，而不是它真正的面貌。可是我的眼睛抬不起来。

我们停了下来。我面前是台阶，只要向前跨出一步，就会看见几个扎着白围裙的医生和那个巨大的、无声的钟形瓦斯罩……

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好像开动了螺旋传动装置，才把眼睛从脚下的玻璃路面上拉开——突然闯入我眼帘的却是“医务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他为什么带我来到这里，而没去手术局，为什么他对我手下留情——这一点我当时连想都没想，便一个箭步跨过台阶蹿到门里，并随手砰的一声把门紧紧地关上了，然后长出了一口气。那情形就好像我从一大早就没有喘过气，就没心跳过，直到这会儿才第一次喘了口气，直到这会儿才打开了胸腔的闸门……

这里有两个人。一个身材矮小，腿如石礅，用眼睛由下而上地打量着病人，就好像要用犄角把人挑起来似的；另一个则身子薄如纸，嘴唇像亮闪闪的剪刀，鼻子尖如利刃……正是那个医生。

我像见到亲人一样朝他扑过去，径直扑向刀刃，把失眠、多梦、影子、黄沙般的世界的事对他诉说了一番。只见两片剪刀般的嘴唇闪着亮光，那是在微笑。

“您的情况很糟糕！看来您有了心灵[1]。”

心灵?这是个陌生、古老、早已被遗忘了的词。我们有时也曾说过“心心相印”、“漠不关心”、“心狠手辣”，可是“心灵”……

“这……非常危险吗?”我结结巴巴地问。

“不治之症。”剪刀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病因究竟是什么?我怎么……弄不清楚。”

“是这样……怎么跟您……您是个数学家吧?”

“是的。”

“比方说，平面，表面。就说这个镜面吧。我和您都站在镜面上。您看得见，这是我们两个，被阳光照得眯着眼睛，这是一根管子，里边有蓝色的电火花，那边是飞车一闪而过的影子。这些都只是在表面上，并且转瞬即逝。请您设想一下：由于受到火烤，这个坚实的表面突然变软了。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在它上面滑动了，所有的东西都进入其中，进入这个镜子世界里。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敢肯定，孩子并不那么愚蠢），我们都曾经好奇地窥视过镜子世界。平面变成了立体、实体、世界，所以这太阳、飞车螺旋桨产生的旋风、您颤抖的嘴唇或者别人的嘴唇都进到了镜子的里面，也就是进到了您的内心。您也明白，冰冷的镜子可以反映，可以反射，而这种变软了的镜子则只会吸收，什么都会留下痕迹，而且是永远地留下。一旦您看见某人的脸上有一道哪怕是很细微的皱纹，这道皱纹就会永远留在您的心中。有一次您在寂静中听见了滴水的声音，直到现在您还能听得见这种声音……”

“对，对，正是这样……”我一把拉住他的手。我现在就听见了：那是洗脸池的水龙头在慢慢地滴水，打破了寂静。我有这个体验，而且永远忘不了。可是究竟为什么会突然有了心灵?本来是没有的，一直是没有的，突然……为什么谁都没有，偏偏我有……

我把这只薄如纸片的手攥得更紧了，唯恐丢掉这只救生圈。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羽毛，没有翅膀，而只有翅膀的根基肩胛骨呢?就是因为翅膀再也用不着了，有了飞车，翅膀只会碍事。翅膀为的是飞，可我们再也无处可飞了，因为我们已经飞到了要飞的地方，已经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您说对吗?”

我一脸惶惑地点了点头。他看了我一眼，便嘻嘻地笑了，那笑声像手术刀一样尖利。另一个医生听到笑声，移动着他那石礅般的双腿，从他的诊室里走了过来，像用犄角挑人似的，从下往上扫了一眼那个薄如纸片的医生，然后又扫了我一眼。

“怎么回事?什么，心灵?你们在谈‘心灵’?太不像话了！照这样下去，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搞得霍乱大流行了。我对您说过（又用犄角把薄如纸片的医生挑了一下），我对您说过，要对所有的人……要把所有人的幻想……要把幻想摘除。这只能靠外科手术，只有外科手术才能……”

他戴上了那副老大的X光眼镜，围着我转悠了半天，隔着头盖骨透视我的脑子，并且在一个小本子上做着记录。

“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病例！请问，您是否同意在摘除后做酒精防腐处理?这样做对大一统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样做会有助于我们防止瘟疫流行。当然啦，如果您没有什么特殊理由的话……”

“您可知道，”那个薄如纸片的医生说，“号民Д-503是‘一体号’的建造师，我敢肯定，这样做会损害……”

“啊——啊。”他“啊”了两声，便迈着石头礅般的短腿回到他的诊室去了。

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把薄如纸片的手轻柔而又亲切地搭在我的手上，又把他那张很专业的脸凑近我，轻声说：

“告诉您一个秘密，得这个病的不是您一个人。我的同事说这是瘟疫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您想想看，难道您就没察觉到什么人也有类似的现象，十分相像、十分相近的现象……”他定睛细看了我一眼。他这话里暗含着什么意思，是暗指什么人?莫非……

“您听我说……”我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但是，他已经把话题一转高声说道：

“……对于您的失眠、多梦，我只能建议您多走路。您从现在就开始，明天一早就出去散步……哪怕就走到古屋也好嘛。”

他又死盯盯地看了我一眼，脸上露出一副极其微妙的笑容。我仿佛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这笑容用薄纱包裹着的那个单词，那个字母，那个名字，唯一的名字……这会不会又只不过是幻想呢?

我好不容易等他给我开完了今明两天的病假条，再次紧紧地握过他的手，一声不响地跑了出去。

我的心此刻就像飞车一样轻盈而矫捷，它载着我不断地向上腾飞。我知道，明天将给我带来快乐。什么样的快乐呢?

【注释】

[1] 在俄语中，“心灵”是个多义词，含有“内心”、“良心”、“心肠”、“灵魂”（如宗教中的“灵魂与肉体”）等意义。大一统国的人认为，古人（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才有“心灵”，“心灵”像霍乱等一样，是一种疾病，在他们那里已经绝迹，因此，他们都不知道“心灵”是什么。——译者注

笔记之十七

提要：透过玻璃。我死了。长廊。

真叫我啼笑皆非。昨天，正当我认为一切都已经搞清楚了，所有的X都得出了答数的时候，我的方程式里又冒出了一些新的未知数。

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坐标的原点当然是古屋。从这个点引出了X轴、Y轴、Z轴。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于我来说，整个世界就构筑在这几个坐标轴上。我沿着X轴（第59大街）步行到坐标的原点。昨天发生的一切，像五颜六色的旋风似的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旋转起来：倒悬着的房屋和人们，两只令人苦恼的多余的手，光亮的剪刀和洗脸池里清脆的滴水声（这都是事实，都曾经发生过）。这一切都在被火烤熔了的表面下边，在“心灵”所在的地方，飞快地旋转着，在撕裂着血肉之躯。

为了遵守医嘱，我在选定路线时故意不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而走两个直角边。现在我走上了第二个直角边——紧贴着绿色长城墙脚的一条弯路。长城外是一望无垠的绿色海洋，那边的花、草、枝、叶像汹涌的巨浪，铺天盖地，迎面袭来，眼看着就要把我吞没，而我将由人（而人是一架最精巧的机器）变成……

但是很幸运，在我和苍莽的绿色海洋之间横隔着一道玻璃长城。啊，高墙壁垒在隔离防范方面显示出的智慧多么伟大而英明！这可能是天字第一号的伟大发明。人自修筑了第一道围墙之日起，才不再是野兽了。自从我们修筑了绿色长城，并用长城把我们这个完美的机器世界同非理性的、面目可憎的林木禽兽世界隔绝之日起，人才不再是野人了……

隔着玻璃墙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头不知什么野兽憨痴的面孔，它正看着我，两只黄色的眼睛一直在重复着一个我无法理解的意思。我们长时间地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睛——这眼睛就是表面世界通向表面以下那个世界的竖井。这时我心里直嘀咕：“虽然这个黄眼睛的家伙待在一堆又脏又乱的树叶子里，过着一种没有经过计算的生活，可是万一它比我们更幸福呢?”

我挥了一下手，两只黄眼睛忽闪了一下，便退了回去，消失在树叶里。这可怜的东西！说它比我们幸福，简直是胡扯！要说它比我幸福，也许有道理。可我只是一个例外，我有病在身啊。

况且我……我已经看见了古屋绛红色的围墙，还有老太太那张可爱的、闭拢的嘴巴，于是我撒开腿朝老太太跑过去：

“她在这儿吗?”

闭拢的嘴巴慢慢地张开了：

“这个‘她’是谁呀?”

“哎哟，还有谁?当然是I-330啦……那次我就是和她一起来的，开着飞车来的……”

“啊，对，对，对……”

她嘴唇周围是一束束辐射状的皱纹，两只黄色眼睛放射着一束束狡黠的目光，钻进我的身子，越钻越深……末了她才说：

“好啦，不再难为你了……她是在这儿，刚进去不大一会儿。”

她在这儿！我突然发现老太太脚下长着一株银白色的苦艾（古屋的院落也是这个博物馆的一部分，也是按照史前的原状完好地保存下来的），苦艾把一根枝条伸到老太太的手上，老太太用手抚弄着枝条，膝盖上还挂着一道黄色的阳光，在一刹那间，我、太阳、老太太、苦艾、黄眼睛，仿佛成为一个整体，我们仿佛都是血脉相通的，在我们的脉管里流着共同的、汩汩的、上好的血浆……

写到这里我感到很难为情，可是我曾许过诺，在做笔录时要直言不讳。所以我还是记下了这件事：我弯下身子——吻了吻老太太那张闭拢的、软和和、毛茸茸的嘴巴。老太太用手揩了揩嘴，咧开嘴笑了……

我跑过了一个个熟悉的、半明半暗的、响着回声的房间，不知为什么直奔卧室去了。我已经跑到了门口，拉住了门的把手，却突然一想：“万一里边不是她一个人呢?”我停下来，仔细地听了听。但是我只听到我的心在怦怦直跳，不是在我的胸膛里，而是在我身外的什么地方。

我推门进去了。看到的只是那张宽大平整的床铺，那面大镜子，还有衣柜门上的穿衣镜，柜门锁孔里那把带有古老钥匙环的钥匙。一个人也没有。

我轻轻地唤了一声：

“I-330！你在这儿吗?”接着我闭目屏息，仿佛已经跪在了她面前似的，把声音压得更低：“I-330！亲爱的！”

一片寂静。只听得见水龙头往白色洗脸池里滴水的声音，那声音是很急促的。现在我说不清为什么，但我当时对这种声音很反感。我拧紧了水龙头就出去了。她不在这里，这很明显。也就是说，她在别的“套房”里。

我顺着宽大而昏暗的楼梯跑到楼下，接连拉了三扇门，全都锁着。所有房门都锁着，只有“我们的”套房没锁，可是那里没有人。

可我还是又朝那里走去。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我走得很慢，很吃力——仿佛鞋底突然变成了铸铁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曾想：“地心引力恒定不变的说法是一个错误。这么一来，我那些个公式都……”

突然，我的思路被打断了：楼下的门砰的一声响，有人从石板地上快步走过。我的身子又变得轻快了，变得很轻很轻了。我一个箭步冲到栏杆旁边，正要俯身往下看，把心里的千言万语化作一个“你”字喊出来……

我不禁倒吸了口凉气：在楼下方格窗框的阴影中，S-4711的脑袋，扇着粉红色招风耳一闪而过。

我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赤裸裸的结论，一个没有前提（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前提是什么）的结论：“绝不能让他看见我，不能！”

我踮起脚跟，紧贴着墙壁，朝楼上那个没有上锁的套房悄悄溜过去。

我在门口停了一下。那个人也脚步很轻地上了楼，朝这边走来。但愿门别发出声音。我祈求着，可那门是木头做的，它还是吱呀一声响了。只见那些绿的东西、红的东西、黄的佛像就像一阵旋风似的掠过我的眼前，我跑到了衣柜的镜子前，从镜子里看见了我苍白的脸，凝神谛听的眼睛，还有嘴唇……透过血液的流动声，我听见门又响了一下……是他，这是他。

我一把抓住了柜门的钥匙，那钥匙环就摇摆起来。这给了我一个提示，不过又是一个瞬间的、没有前提的、赤裸裸的结论，确切地说，只是只言片语：“上一次……”我赶快打开了柜门，钻进黑洞洞的柜子里面，然后把柜门严严实实地关上。我向前跨了一步，脚下的地面晃动了一下。于是我开始慢悠悠、轻飘飘地往下滑落，眼前一片漆黑，我死了。

* * *

后来，当我必须把这段奇遇记述下来时，我曾经花了一番功夫，搜索记忆，查找书本。现在，我当然明白了，这叫作一过性死亡状态。古代的人们了解这种现象，而我们，据我所知，对此毫无了解。

我弄不清楚我死过去多久，很可能是五到十秒钟，反正只过了一会儿我又复活了，睁开了眼睛。眼前一片漆黑，只觉得身子一直往下飘落……我伸出手想抓住什么，却被迅速滑脱的粗糙墙面擦伤，手指头流出了血，很明显，所有这一切绝不是我那病态的幻想在作怪。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听到了自己呼吸忽断忽续、颤颤巍巍的声音（写到这些我感到很惭愧，不过这一切都太出乎意料、太不可理解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仍然在往下沉落。终于下面轻轻地弹了一下：脚下一直坠落的东西现在停下来不动了。我在黑暗中摸到一个什么把手，我推了一下，一扇门开了，一道淡淡的亮光钻了进来。我一看，背后一个不大的方形平台快速地升了上去。我转身冲过去，但是已经晚了一步，我被困在这儿了……“这儿”是什么地方，我不得而知。

一条长廊。千钧之重的静寂。圆形的拱顶下是一长串没有尽头的电灯泡，灯光闪烁，飘忽不定。这里有点像我们的地铁“隧洞”，只是要窄得多，并且不是用我们这里的玻璃建造的，而是一种古代的材料。我忽然想到了地下工事，据说二百年大战期间人们曾在这种工事里避难……管它是什么呢：我必须往前走。

我估计走了二十分钟左右。然后向右拐，这里长廊变宽了，灯也亮了些。隐约地听见嗡嗡的声音。或许是机器，也或许是人声，我搞不清楚，不过我正在一扇沉甸甸的、不透明的门旁，而声音就是从那里面传出来的。

我敲了一下门，再敲了一下，敲得更响些。门里的声音沉静下来了。突然不知是什么咔嚓响了一下，沉重的门慢慢地敞开了。

我不知道我们两人谁更惊愕——站在我面前的正是那位鼻尖如刃、身薄如纸的医生。

“是您?您在这儿?”随后他那剪刀般的嘴巴咔的一声合上了。而我——就好像根本不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不响，两眼发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大概是说我必须离开这儿吧，因为后来他用他那扁如纸的肚子把我挤到了长廊上比较明亮的那一段的尽头，然后在我的后背上猛推了一把。

“请您原谅……我本来打算……我以为是她，是I-330。可是我身后……”

“您站在这儿别动。”医生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就不见了……

终于如愿以偿！终于她就在我身边，就在这儿。至于“这儿”是什么地方，还不是都一样嘛。熟悉的杏红色绸衣，蜂蜇般的微笑，挂着帘子的眼睛……我的嘴唇、双手、膝盖在颤抖，而头脑里装着一个极其愚蠢的想法：

“振动产生声波。颤抖应当有声。为什么听不见呢?”

她的眼睛像门一样向我敞开了，我走了进去……

“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您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我的眼睛须臾不离地盯着她，话说得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像是在说梦话——也许只是心里在想，并没有说出口。“有一个影子——跟着我……我死了——从柜子里……因为您的那位……他那张剪刀一样的嘴巴说我的病是心灵……无法医治……”

“无法医治的心灵！我可怜的人儿哟！”I-330放声大笑——她的笑声溅了我一身，梦呓顿时消退，四下里尽是笑的碎片，亮如明珠，声如银铃。这一切多么——多么美好。

那个医生又从角落里走了出来，那个优秀的、出色的、薄如纸片的医生。

“我在恭候您的吩咐。”他在I-330身旁停下来这么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以后再告诉您。他这是偶然的……请您转告，就说再过……再过15分钟我就回去。”

一转眼，医生就消失在了角落里。I-330等了等，听到砰的一声门关上了，才把尖利而又甜蜜的针慢慢地、慢慢地刺进我的心里，而且越刺越深——她的肩膀、胳膊、整个身体都贴紧了我，我和她一起向前走去，我们两人融合在了一起……

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拐进了黑暗中。我们在黑暗中拾级而上，没完没了、一声不吭地往上走着。我虽然看不见，却知道她也和我一样，像盲人那样闭着眼睛，仰着头，咬紧嘴唇，一边走一边在听音乐——那是我那可以听得见的颤栗声。

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这是古屋院里多得不计其数的荒僻角落之一。这里有一道围墙，露出地面的残垣断壁上支棱着像光溜溜的骨骼化石和黄色獠牙似的东西。她睁开眼睛，说了句“后天16点”就走了。

这一切真的发生过吗?我不知道。后天我就知道了。真切可信的痕迹只有一个：我右手指端的皮被擦伤了。但是，今天在“一体号”飞船上，第二建造师对我说，他确确实实亲眼看见我无意中用这几个手指触摸了一下砂轮——问题就出在这里。是啊，也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非常可能。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笔记之十八

提要：逻辑的丛林。伤口和膏药。永远不再来了。

昨天我一躺下，就立刻沉入梦乡的海底，就像是一艘因超载而倾覆的大船。周围是密不透气的绿色海水。我从水底慢慢地游了上来，游到水层的中间睁眼一看：这是我的房间，天色还早，时间仿佛静止了。柜门的玻璃镜子上一个光点正照着我的眼睛。这使得我无法毫厘不爽地执行《作息条规》所规定的睡眠时间。最好的办法是打开柜门，可是我整个身子仿佛被蜘蛛网缠绕着，眼睛也蒙上了蜘蛛网，想起来，却没有力气……

我好歹总算起来了，睁开了眼睛，突然发现全身粉红的I-330正在柜门后面往下脱衣服。即使最离奇古怪的事，我现在也都习以为常了，因此，据我记忆所及，我当时丝毫没有感到惊奇，问都没有问一句，就急忙钻进柜子，随手关上了镜子柜门，气喘吁吁、迫不及待、如饥似渴地与I-330扭结在了一起。当时的情景现在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一道刺眼的阳光从黑暗中的门缝里射进来，闪电一样折射在地上、柜子的内壁上，再往上，这道光就像一把寒光闪闪、杀气逼人的利刃落在了I-330向后仰着的裸露的脖子上……这使我感到莫名的恐怖，以至于忍不住大喊了一声——这时我再一次睁开了眼睛。

我的房间。天色还大早，时间仿佛静止了。柜门上有个光点。我在床上。是一场梦。可是心还在猛烈地跳着，还在震颤、抽搐，指尖和膝盖还在隐隐作痛。这一切肯定又是发生过的。所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梦境，哪个是现实；无理数冲破了一切牢靠的、司空见惯的、三维的事物。坚固、光滑的平面不复存在，到处都是毛糙、粗陋的东西……

离响铃的时间还早呢。我就躺在那里思考——求解一连串的逻辑怪题。

在表层世界里，任何一个方程，任何一个公式都有与之对应的曲线或实体。对于无理数公式，对于我的，我们却不知道与其对应的实体，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们……但可怕的是，这些实体虽无形却又是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数学就像屏幕一样，把这些实体怪模怪样、横七竖八的影像——无理数公式展示给我们看了。而数学和死神一样，永远不会出错。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表层之上看不到这些实体，那么，在表层之下必然存在一个属于它们的浩瀚世界……

我没等到铃响，就急忙起床，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迄今为止，我的数学，在我犹如脱缰之马的整个生活中，一直是唯一坚实牢靠的海岛，可如今它却好像拔了锚，漂浮起来，旋转起来。这么说，这荒诞不经的“心灵”如同我的统一服和靴子，尽管我现在看不见它们（它们放在柜子里），却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既然靴子不是病，为什么“心灵”就是病呢?

我在寻求走出莽莽逻辑丛林的路径，却怎么也找不到。这片丛林与绿色长城外边的林海一样神秘莫测、阴森恐怖，它同样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不可思议的、不用语言说话的生物。我好像在梦幻中看到了无限大、同时又无限小、形似毒蝎的 －1姨，它里面隐藏着一个让你随时都感觉得到的蝎针般的负号。也许它就是我的“心灵”，它也像古代神话中的蝎精一样，心甘情愿地去蜇它自己，不惜献出它的全部……

铃响了。白昼到来了。这一切并没有死亡，并没有消失，而只是隐没在白昼的阳光里罢了。这正像可见的物体在夜里并没有死亡，而是隐没在夜晚的黑暗中一样。我的头脑里蒙着一层薄雾，透过薄雾可以看见一张张玻璃长桌，还有一个个圆球形的脑袋正在慢慢地、默默地、有节奏地咀嚼。透过薄雾可以看见，远处有一个节拍器在滴答响着。在这种熟悉而亲切的音乐伴奏下，我跟大家一起机械地数数，数到50——按照规定，每块食物必须咀嚼50次。然后，我机械地合着节拍走下楼，并和大家一样，在外出登记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我总有一种离群索居、孑然一身的感觉，仿佛被隔在一堵吸音的软墙里面，而外面是另一个世界……

可是又一想：如果墙里的这个世界只属于我一个人，那又何必在这些笔记中写它呢?何必在这里写那些荒唐的“梦”、柜子、没有尽头的长廊呢?我十分懊丧地发现，我本来是要写一部格律严整、纯粹数学的长篇叙事诗来颂扬大一统国的，可是从我笔底下写出来的却是一部怪诞的惊险小说。唉，如果真的仅仅是一部小说倒也罢了，可它偏偏又是我目前的生活写照，满纸尽是一些X、——1、堕落行径。

不过，这样也许反倒更好。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和我们相比，你们很可能还只是孩子（因为我们是在大一统国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顶峰）。正因为你们是孩子，我必须把这颗送给你们的苦涩果子仔细地涂上一层厚厚的惊险糖浆，你们才会不哭不叫地把它吞下去……

傍晚：

你们是否曾有过这样的体验：你驾着飞车在蓝天上疾速盘升，飞车开着窗户，狂风呼啸着扑面而来，这时你会感到，大地不复存在，大地被你忘记了，大地离开你就像土星、木星或金星那么遥远。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狂风迎面袭来，我忘记了大地，忘记了可爱的粉红的О-90。但大地依然存在，迟早总要返回大地，而我只是闭上眼睛不去看我的性生活安排表上标有О-90名字的那个日子罢了……

今天晚上，遥远的大地显示了它的存在。

遵照医嘱（我真心诚意，的确真心诚意地希望病体康复），我在几条笔直而空旷的玻璃街道上散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步。人人都按照《作息条规》坐在大课室里听课，只有我一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反常的场面。试想，一根手指被从整体，也就是手掌上砍掉，而这根被砍掉的手指在玻璃人行道上弯腰弓背、蹦蹦跳跳地跑着。这根手指就是我。最奇怪而又最反常的是，这根手指根本就不愿意留在手掌上，不愿意和别的手指待在一起。要么就这样，光杆一个，要么……也罢，我也不必再隐瞒什么了：要么就和她在一起，通过肩膀，通过纠结在一起的手指，把我自己全部注入她的身体……

我回到家里时，夕阳已经西下了。夕阳粉红色的余晖映在玻璃墙上，映在蓄能塔的金色塔尖上，映在迎面走来的号民们的笑声和语声上。说来很奇怪，即将熄灭的落日余晖的照射角度，和刚刚燃起的旭日朝晖是完全一样的，然而两者的景象却截然不同，那粉红色的霞光也不同：现在它十分宁静而略带苦涩，到了明早它将变得明快而喧闹。

在楼下的大厅里，管理员Ю从一堆洒满落日余晖的信件当中抽出一封信递给了我。我再次说明，这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女人，而且我还确信，她对我怀有极其美好的感情。

虽然如此，我每次看到她那张双颊下垂的鱼鳃脸，不知怎么总感到不舒服。

Ю用她那只骨节凸起的手递信给我时，长叹了口气。但是，这声叹息只不过轻轻地撩了一下把我与外界隔开的帷幕而已，因为我当时正把全副精神贯注在我双手捧着的那封颤抖的信上——我毫不怀疑，那信是I-330的。

这当口儿我又听到了第二声叹息，声音是那么清晰，是加了两条着重线的，以至于我把目光从那封信上移开了，于是我看见：在两片鱼鳃之间，透过因害羞而低垂的眼睛闸门露出了深情的、哀怨的、令人目眩的笑容。然后她说：

“您好可怜哟，好可怜。”又是一声叹息，这一次是加了三条着重线的，随后又朝那封信微微地点了点头（由于职务的缘故，她对信的内容当然是了解的）。

“不，说实话，我……可是究竟为什么?”

“不，不，我亲爱的，我比您自己更了解您。我早就在观察您了，并且看得出，您需要一个阅世很深的人和您在生活中携手同行……”

我感到全身都贴满了她的微笑，这倒像是一帖膏药，可以用来治疗我手中那封颤抖的信将要加给我的创伤。末了，她透过羞涩的眼睛闸门，用极低的声音说：

“我想一想，亲爱的，我想一想。您尽管放心：一旦我有了足够的勇气……不，不，我还是应当先想一想再说吧……”

伟大的造福主啊！难道我真的命中注定……难道她真的想说……

我两眼一片昏花，看到的是成千上万条正弦曲线，手中那封信不是在颤抖，而是在跳动。我走近墙边明亮的地方。那儿的阳光逐渐暗淡下来，在我身上、地板上、我手上、那封信上洒下了越来越浓重的、殷红色的、凄凉的余晖。

信拆开了，赶快看署名是谁——不是I-330，是О-90……这是第一道伤口。信笺的右下角有一片漫散开来的墨渍，这儿溅上了墨水——这是另一道伤口。我讨厌污渍，无论是墨渍还是别的什么渍，我都讨厌。我知道，要是在从前，看到这种污痕，我只是感到不舒服，感到碍眼而已。可是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灰点倒好像是一片乌云，看到它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阴郁。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又是那个“心灵”在作怪?

信：

您知道……也许您并不知道……我无法有条不紊地写下去——也顾不上许多了。现在您知道，对于我来说，离开您就连一个白昼、一个清晨、一个春天都不复存在了。因为R-13对于我只不过是……唉，这对您倒是无关紧要。不管怎样，我对他还是十分感激的。这些日子里如果没有他，我一个人真不知会怎么样……在这些个日日夜夜里，我仿佛度过了十年，也或许是二十年。我的房间好像不是方的，而是圆的。我没完没了地兜圈子，兜了一圈又一圈，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出路。

我不能没有您，因为我爱您。我看得出来，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个女人，您现在谁也不需要。您也明白嘛，既然我爱您，我就应该……

只消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支离破碎的我好歹修补起来，哪怕能稍许像原先的О-90就行。我就亲自前去申请，注销我对您的登记。这样您一定会感到好些，这样您一定会感到很好。我今后永远不再来了……

别了！

О-90

永远不再来了。这当然好，她说得对。可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笔记之十九

提要：三次无限小。蹙额头的人。翻过护栏。

是在挂着一长串昏暗的小电灯的那条奇怪的长廊……不，不对，不是在那儿，是在那以后，在我们来到古屋庭院一个僻静角落的时候，她对我说了声“后天”。这“后天”就是今天。一切都好像长了翅膀，就连白昼也在飞逝，我们的“一体号”也已经有了翅膀：火箭发动机已安装完毕，今天又进行了空转试车。那一声声像排炮齐鸣的巨响，多么庄严、威武。每一声巨响，在我听来，都是对我唯一的她表示敬意的礼炮，也是庆祝今天这个日子的礼炮。

当发动机完成第一个冲程时（这等于一次发射），喷口下面刚巧有十来个制造现场的号民在那里卖呆——他们顿时化为乌有，除了骨渣和油烟，别无所存。我怀着骄傲的心情，在这里记上一笔：我们的工作节奏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一分一秒，没有一个人为之大惊失色。我们和我们的机器，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依然精确无误地继续着自己的直线运动和圆周运动。十名号民只不过是大一统国民众的一亿分之一。在做实用性的统计时，这只是一个三次无限小，可以忽略不计。古人由于对算术学无知而常生怜悯之心，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的。

昨天的事在我看来也很可笑：为了一个小小的灰点，为了一块墨渍而耿耿于怀，甚至还写进了笔记。这也是一种“表层软化”现象，而表层应该坚硬如钻石，就像我们的墙壁一样（古代有这样一句俗语：“豌豆撞墙，格格不入[1]”）。

16点。我没有去参加额外增加的一次散步：说不定她会突发奇想，刚巧在这个时候跑来，因为这个时候阳光下的万物都喧闹起来了……

整幢大楼里，几乎只有我一个人。透过被阳光照得通明的玻璃墙，我可以看到左右两侧和脚下很远的地方：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悬在空中，它们就像镜子里的映像，彼此完全一样。只是在那条淡蓝色、被阳光的墨汁点染得微暗的楼梯上，有一个瘦长的、灰色的影子慢慢地爬上来。这不，我已经听见脚步声了——而且透过那扇门也看见它了——只觉得膏药似的微笑已经贴到了我的脸上——然而那个影子却走了过去，从另一个楼梯下去了……

号码显示器响了。我的两只眼睛紧紧地盯住那条狭长的白色显示窗——原来……原来却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民（号码前面是一个辅音字母）。电梯嗡嗡地响了一阵，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眼前是一个大额头，活像一顶歪戴在脑袋上的帽子，而那一对眼睛……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他说话的声音好像是从额头下面的眼睛那儿发出来的。

“这是她给您的信……（那声音来自额头的下面，来自好似遮阳棚的额头下面。）她请您务必照着信上说的去做。”

他从额头下面，从遮阳棚下面向四周扫了一眼。咳，没有人，什么人也没有，快给我吧！他又往四下里看了一眼，这才把那封信塞给了我，然后就走了。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不，不是一个人：信封里掉出一张粉红色票券，还有一股淡淡的气味——那是她的体味。是她，她要来，来找我。快点看信，只有看了信才能亲眼看到这个消息，才能彻底证实这个消息……

什么?不可能！我又看了一遍——一目数行地看了一遍：“票券……您务必拉下墙幔，就好像我真的在您这儿……我必须让人家以为我……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我把信撕得粉碎。我从镜子里一眼瞥见了自己那两道弯曲得走了样的一字眉。我拿起那张票券，正要把它像信一样……

“她请您务必照信上说的去做。”

我的手软了下来，张开了。票券从手里滑落到桌子上。她比我强硬，看来我只得照她的意愿去做了。不过……不过也难说：等着瞧，离晚上还早着呢……票券仍放在桌子上。

镜子里又照见我那两道弯曲得走了样的一字眉。为什么我今天不也搞一张医生证明呢：那样就可以出去走走，贴着绿色长城边上一直不停地走下去，然后倒头躺在床上，一下子沉入梦乡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去第13号大课室，我必须用力控制自己，才能一动不动地坐上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啊……可是这个时候我只想大喊大叫，捶胸顿足。

大课室里正在讲课。奇怪得很，那台亮闪闪的机器发出来的不是平时那种金属声音，而是一种软绵绵、毛茸茸、苔藓般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仿佛看见了这个女人，她长得很像从前的一个老太太，个子矮小，脊背弯曲，对了，就像古屋门口的那个老太太。

古屋……突然我心底的一切像喷泉一样一股脑儿地涌了上来。我得使出全身的力气克制自己，才不至于喊叫出来，否则我的喊叫声会把整个大课室淹没。软绵绵、毛茸茸的话语就像秋风过耳，我只听进去几句有关儿童和育儿学方面的话。我就像感光胶片一样，冷眼旁观，漠不相干，不加思考而又精确无误地把这一切都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一把金色的镰刀——那是扩音器上的一道反光；扩音器下面有一个婴儿，是实物教具，他正伸出手去够那个镰刀形的反光；他嘴里塞着小小统一服的衣襟；他的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把大拇指（确切说是很小的指头）压在里面，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胖乎乎的褶纹。我像感光胶片似的记录着：一条裸露着的小腿已经悬在桌子的边沿上，扇面似的粉红色小脚趾正向半空踩过去——眼看就要摔下去了……

突然，一个女人大喊一声，她扇动着统一服透明的翅膀飞上了讲台，抱起那个婴儿，嘴唇紧贴在他手腕上胖乎乎的褶纹上，把他移到桌子中间，然后走下了讲台。我脑海里印下了尖角朝下的、粉红色的弯月形嘴巴，还有两只泪水盈眶的蓝色大眼睛。这是О-90。我就像在看一个完整的公式似的，突然意识到这件小事虽然微不足道，却有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她在我左边稍稍靠后一些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我扭头看了一下，她乖顺地把目光从婴儿所在的那张桌子上移开，转而注视着我，审视我的内心。于是她、我和台上的桌子形成三个点，通过这三个点连成三条线——这是一些必然发生的、还无法预见的事件的投影。

我回家时走在一条暮色朦胧的绿色街道上，燃着的路灯像无数只大眼睛。我听见我全身都在滴答作响，就像钟表一样。我身上的指针眼看就要越过某个数字，我将做出某种无可挽回的事。她需要的是让某人以为她在我这儿，而我需要的是她，她的“需要”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不愿意为别人充当掩人耳目的墙幔。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身后传来了熟悉的、仿佛走在水洼里似的吧唧吧唧声。我已经无须回头看就知道是S-4711。他将一直跟我走到门口，然后肯定会站在楼下的人行道上，用眼睛里的小钻头往上边钻去，钻进我的房间，直到遮掩别人罪孽的墙幔落下才肯罢休……

他，守护神，满以为万事大吉了。可我认为，还没有。我已拿定了主意。

当我上楼走进房间扭开电灯开关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О-90站在我的桌旁。确切地说，她是挂在那儿，就像一件脱掉的、空空如也的衣服挂在那儿——衣服里仿佛没有一点点生机，胳膊和大腿是僵直的，说话的声音也是僵硬的、没有生气的。

“我来是为了我那封信的事。您收到了吧?是不是?我要您给我一个答复，今天就要。”

我耸了耸肩。我看着她饱含泪水的蓝眼睛，心里得意扬扬，好像一切都是她的过错。我故意拖延了一会儿而不马上回答。而后才又不无得意地、一字一顿地对她说：

“答复?那好吧……您是对的。您当然是对的。您统统是对的。”

“这么说……（她强装笑脸以掩饰微微的颤抖，但是我看得出来。）那就好极了！我这就……这就走。”

她仍旧挂在桌子那儿。眼睛、腿、胳膊都下垂着。桌子上还摆着那个她的粉红色票券。我急忙摊开我的这份手稿——《我们》，用它的纸页盖住那张票券（与其说是为了挡住О-90的视线，不如说是为了挡住我自己的视线）。

“这不，我一直在写。已经写了107页了……有些章节简直出乎意料……”

这是她的声音，或者说是她声音的影子：

“还记得吧……那一次我在您的第7页上……我在您那页稿纸上滴了一滴眼泪，您就……”

蓝色大眼睛里的泪水已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无声地、急促地流淌下来，急促的话语也夺口而出：

“我受不了啦，我这就走……我永远不再来了，这倒无所谓。我只是想要……我应该有个您的孩子。给我留下一个孩子我就离开，一定离开！”

我看见统一服里面的她在全身发抖，而且我感到我自己马上也要……我把两手交叉放在背后，笑了笑说：

“怎么?您想尝尝造福主那台机器的滋味吗?”

于是她的话又像决堤的河水一样向我冲过来：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我会感觉到……我会感觉到我身上怀着的他。哪怕只有几天也好……我想看一眼，哪怕只看一眼他腕上的褶纹，就像上次在大课室的桌子上看到的那样。只要一天就行！”

三个点：她，我，桌子上那个长着胖乎乎褶纹的小拳头……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被人带去参观蓄能塔。在塔的最高一层，我扒着玻璃护栏往下看，地上的人们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小黑点儿，我高兴得心怦怦直跳：“要是跳下去会怎么样?”那一次我只是把扶手抓得更牢了，要是现在，我就跳下去了。

“这么说，您是一定想要啦?您明明知道……”

她仿佛直对着太阳似的闭上眼睛，含着泪花嫣然一笑。

“是的，是的！我想要！”

我抓起手稿下面那个她的粉红色票券，跑下楼去找管理员。她拉住我的手，喊了句什么。这句话的意思，等我返回来时才弄明白。

她坐在床边上，两只手紧紧地夹在膝盖中间。

“这是……这是她的票吧?”

“还不是一样嘛。对，就是她的。”

什么东西咯吱响了一下。很可能是О-90动了一下。她坐在那儿，手夹在膝盖中间，默不作声。

“怎么啦?快点嘛……”我粗暴地捏了一下她的手，于是在她的手上，就是小孩长着圆鼓鼓褶纹的部位，留下了几道红印（明天就会变成紫斑）。

这是最后的一幕场景。然后关了灯，思想逐渐熄火，眼前是一片漆黑，冒着金星，于是我翻过护栏往下……

【注释】

[1] 在俄语中，这个俗语用来形容所说的话（劝告、建议）遭到拒绝、抵制。——译者注

笔记之二十

提要：放电。思想的材料。零位悬崖。

放电，这是一个最切近的形容词。现在我发现，我的状况正是放电现象。最近这些日子，我的脉搏越来越干燥，越来越快，越来越紧张——正负两极越来越接近，已经发出干裂声，只要再接近一毫米，就会发出爆炸声，然后是一片静寂。

我的内心现在十分平静，空空荡荡，就像一幢房子，所有的人都走出去了，只有你一个人卧病在床，你可以十分清晰地听到思想发出的金属般清脆的敲击声。

也许正是这种“放电”终于治愈了使我备受折磨的“心灵”，我又和我们大家一样了。至少我现在在想象中看到О-90站在立方体的台阶上或者躺在钟形瓦斯罩下面时，丝毫不感到痛心了。因此，即使她在手术局那边供出我的名字，我也不在乎了：我要在最后的一刻虔诚地、感激地亲吻造福主那只实施惩罚的手。对于大一统国来说，我享有接受惩罚的权利，而我决不会拱手出让这个权利。我们每一个号民都不应该，也不敢放弃这个唯一属于自己，因而也是最珍贵的权利。

……思想发出细微的、金属般清脆的敲击声，一辆无形的飞车正在把我送上充满我所喜爱的抽象概念的碧空。在这空气最纯洁、最稀薄的高空中，我看见我的“有效权利”论断像充气轮胎一样，扑哧一声破碎了。我看得很清楚，这不过是古人荒谬的偏见——“权利”观念的遗毒罢了。

有的思想是泥塑的，有的思想则是为了永恒而用黄金或我们贵重的玻璃雕塑而成的。要想鉴别思想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只需给它滴上一滴强酸就行。古人也了解一种强酸——reductio ad finem[1]，他们好像是这么叫的。但是，他们害怕这种有毒的东西。他们宁愿欣赏泥塑的、玩具似的天空，而不愿意看到蓝色的虚空。而我们——荣耀归于造福主！——都是成年人，我们不需要玩具。

现在让我们在“权利”观念上滴上一滴强酸试剂。即使在古代，一些最成熟的人也懂得：权利的根源是力量，而权利又是来自力量的功能。我们面前是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一克重的砝码，另一端是一吨重的砝码；一端是“我”，另一端是“我们”，即大一统国。显然，认为“我”相对于大一统国，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和认为一克可以抵得上一吨，完全是一回事。由此可得出一种分配方式：给“吨”以权利，给“克”以义务，于是就有了由渺小到伟大的不二法门：忘记你是一克，而把自己当作百万分之一吨……

你们，体格丰满、面色红润的金星人，还有你们，像铁匠一样黑脸膛的天王星人，我在自己的蓝色寂静中听到你们由于不服气而窃窃私语。可是你们应该明白，一切伟大的事物都是简单的。你们还应该明白，只有算术四则才是永恒而不可移易的。而道德只有建立在算术四则基础上才是伟大、不可动摇、永恒的道德。这是至高无上的哲理，这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惜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而奋力攀登的那座金字塔的顶峰。站在这个顶峰上看下去，只见金字塔的底部还有一些东西在狗苟蝇营，那就是我们身上残留下来的先祖的野性。从这个顶峰上看下去，无论是违法生育的母亲О-90，杀人犯，还是那个胆敢写诗诽谤大一统国的狂人，他们都是一样的，因而对他们的判决也是一样的——一律处以死刑。这是最公正的裁判，也正是那些沐浴着历史早期天真质朴的玫瑰色霞光、居住在砖石房屋里的人们所憧憬的公正裁判。他们的“上帝”对于亵渎神圣教会罪也同样是按杀人罪惩处的。

天王星人，你们生性冷酷，肤色黝黑，很像那些擅长施用火刑的古代西班牙人。你们沉默无言，我想你们是站在我这边的。不过，我却听到面色红润的金星人在那里大发议论：什么刑讯逼供呀，什么滥用死刑呀，什么又退回到了野蛮时代呀，等等。我亲爱的金星人，我很同情你们，因为你们不善于用哲学和数学方法进行思考。

人类的历史就像飞车，是一圈又一圈地盘旋上升的。圈子与圈子不同，有金灿灿的圈子，也有血淋淋的圈子，但是它们都同样分成360度。例如，从0度出发，往前经过10度、20度、200度、300度，然后又抵达0度。是的，我们又回到了0度，的确如此。但是，我这个数学头脑看得很清楚，这个0全然不同于那个0，这是一个新的0。因此，原先的正0换上了负0。你们明白吗?

这个0在我看来仿佛是一个无言的、巨大的、狭长的、尖刀般的峭壁。在一片凶险骇人的漆黑中，我们屏住气息拔锚起航，驶离零位峭壁黑夜一侧。千百年间，我们这些哥伦布式的探险家们曾一直航行在大海上，我们围绕整个地球航行了一圈，终于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在礼炮声中，我们大家爬上了桅杆，展现在眼前的是零位峭壁迄今不为人知的另一侧——这是一块淡蓝色的巨石，在大一统国的极光照耀下，放射出彩虹和阳光般五彩缤纷的小星星，就像是数以百计的太阳、数以十亿计的彩虹……

别看把我们和零位峭壁隔开的仅仅是一把刀子的厚度。刀可是人类所创造的最坚固、最不朽、最天才的物件。刀曾经用在断头台上，刀是斩断乱麻无往不宜的办法，从刀刃上通过的路布满了荆棘般的悖论——这是唯一无愧于大智大勇者的道路……

【注释】

[1] 拉丁文，意为“还原剂”。——译者注

笔记之二十一

提要：作者的责任。冰层隆起。最难能可贵的爱。

昨天是她的日子，可是她又没有来，并且又送来一张含混不清，什么也没说明白的字条。但是我很平静，平静得很。如果说我终归还是按照她字条上的吩咐去行事了，如果说我还是把她的票券送到了值班员那儿，然后放下墙幔，独自待在自己房间里，我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我无力违抗她的意愿。笑话！绝对不是！原因很简单：墙幔把我和那橡皮膏似的微笑隔开之后，我就可以安静地写我面前的这部书稿了，此其一。其二，我怕失掉I-330，她可能是揭开所有的谜（衣柜的奇遇，我的短暂死亡等等）唯一的线索。我现在认为，即使仅仅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也有责任解开这些未知数，更何况人从本能上就憎恶未知数，而homo sapiens[1]，只有在他们的语法中不再有问号，而只有叹号、逗号、句号之时，才是名副其实的人。

我觉得，正是出于作者的责任感，我今天16点的时候才驾起飞车，再次飞往古屋。当时迎面刮来狂风，飞车艰难地穿行于气流的密林之中，好像有无数透明的树枝在呼啸着，抽打着。下面的城市看上去就像是用浅蓝色的冰块堆积起来的。突然飘来一块云，顷刻之间洒下一片斜影，冰块变成了铅灰色，膨胀起来。这情景就好像春天，你站在岸边等待，以为坚冰马上就要裂开，松动，旋转，顺流而下，然而那坚冰纹丝不动，而你倒觉得你自己在膨胀，心里发慌，心跳加快（不过，我何必要写这些呢?这些奇怪的感觉从何而来呢?因为并没有一种破冰船能够摧毁构筑我们生活的那种最透明、最坚固的水晶玻璃……）。

古屋的入口处没有人。我巡视了一圈，才在绿色长城边上发现了看门的老太太，她正用手遮挡着太阳往天上看。长城上空盘旋着几只黑色锐角三角形的什么鸟，它们嘎嘎叫着俯冲下来，胸脯撞到坚固的电波护栅便退下阵来，重新盘旋在长城上空。

我觉察得到，一道道阴影从她那张黝黑的、布满皱纹的脸上掠过，她向我迅速投来一道目光。

“没有人，没有人！是的！也没必要在这儿走来走去。没必要！”

“没必要”是什么意思?哪儿来的这种怪念头，总是把我只当成什么人的影子。也许你们自己才都是我的影子呢。难道不是我安排你们住进这一页页书稿里的吗?这些书稿原来可都是一张张四方形的空白纸呢。要不是我带领着人们从字里行间的羊肠小道走过，他们能看得见你们吗?

当然，这番话我并没有对老太太说。我凭着个人的经验懂得，最令人痛苦的事，就是引得某人怀疑他自己是一个实体，是一个三维的实体，而不是别的什么实体。我只是很生硬地说，开门是她应该做的事，她才放我进了院里。

院子里空空荡荡，鸦雀无声。墙外的风声显得很遥远，就像那天我们肩贴着肩，二位一体地走出地下长廊时一样——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走在石拱下面，脚步声碰到拱顶又折回来落在我身后，就好像有一个人总在跟踪我。嵌有红砖的黄色墙壁透过墨镜似的方形窗口在窥视着我，看我如何推开吱呀作响的杂物仓房门，看我如何探头张望各处的角落。围墙上有一扇门，通向一片荒芜的空地——这是二百年大战的遗迹。地下裸露着一根根石质的肋拱，残垣断壁张着黄色大口。一只古代的火炉，竖着一根高烟囱，看上去很像一艘船舰的化石，永久地凝固在红黄砖石的浪花中。

这些黄色的齿状物，我仿佛曾经看见过——就像是在海底隔着厚厚的水层似的模糊不清。于是我开始搜寻。我忽而跌进坑里，忽而绊在石头上，忽而又被锈蚀斑斑的铁爪钩住衣服，额头上冒着大汗，咸津津的汗水流进眼睛里……

哪儿都没有。地下长廊的出口哪儿也找不到——这个出口不见了。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更加证明那一切可能只是我的一个荒唐的“梦”而已。

我浑身挂满了蜘蛛网和灰尘，拖着疲惫的身子，已经推开围墙的门，准备回到大院去。突然从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摩擦声和吧唧吧唧的脚步声，转身一看，映入眼帘的是S-4711那两只粉红色的招风耳和双折弯的微笑。

他眯起双眼，把两个小钻头钻进我的身体，然后问了一句：

“在散步吗?”

我没有答话，只觉得两只手挺碍事。

“怎么样，好些了吗?”

“是的，谢谢您。好像正在恢复正常。”

他放开我，自己却朝天上看去。他的头向后仰着，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喉结。

头顶上不太高（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有飞车在嗡嗡地飞着。它们飞得又慢又低，而且还把瞭望镜的黑色长筒对着下面。我一看就知道它们是护卫的飞车。但是，不像往常那样只有两三辆，而是多达十辆到十二辆（很遗憾，我只能给一个约略的数字）。

“为什么它们今天出动这么多?”我壮起胆子问。

“为什么?哦……一个真正的医生总是趁着人还健康的时候就着手为他治疗，尽管这个人要在明天，后天或一周之后才发病。这叫作防患于未然！”

他点了一下头，就踩着院内的石板吧唧吧唧地走开了。后来他又扭过头来，转过头冲我说了句：

“您可要多加小心哟！”

又是我一个人了。鸦雀无声，空空荡荡。远处，绿色长城上空，鸟儿飞上飞下，风儿在狂奔。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飞车犹如顺流而下，疾速地飞行着。云朵洒下轻盈而又浓重的影子，下面是一个个浅蓝色的圆顶，一个个冰铸似的立方体，它们渐渐变成铅灰色，渐渐地隆起……

傍晚：

我摊开了手稿，以便就伟大的全民一致节[2]写一点我认为（对各位读者）不无裨益的想法——这个日子已经临近。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写不下去，我老是在竖起耳朵倾听风扇动黑色翅膀击打玻璃墙的声音，老是在东张西望，在等待。等待什么?不知道。当我熟悉的红褐色鱼鳃脸出现在我的房间时，我高兴极了，我说的是心里话。她坐了下来，坚守贞操地展平了凹进膝盖之间的裙褶，并很快地把我全身贴满了微笑——每一条裂缝贴上一块微笑，于是我感到身体各部位被胶合在一起了，既舒服又牢固。

“您猜怎么着，今天我一进教室（她在一个儿童教养工厂工作），就看见墙上有一张漫画。真的，真的，向您保证！他们把我画成鱼的模样。也许我的确……”

“不，不，瞧您说的。”我急忙插了这么一句（凑近一看很清楚，还真的没有一点像鱼鳃的地方，所以我写过的关于鱼鳃的话，是完全不恰当的）。

“其实这倒是无关紧要。可是您该明白，问题在于这种行为本身。我当然叫来了护卫。我很爱孩子，我认为，最难能可贵的爱就是严酷。您明白吗?”

这还用问嘛！这正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按捺不住了，迫不及待地把笔记之二十中的一段念给她听。这一段开头的那句话是：“思想发出细微的、金属般清脆的敲击声……”

我不用抬眼看就知道她红褐色的脸颊在颤抖，并且越来越近地向我移过来，突然她把瘦巴巴的、硬撅撅的、还有些扎人的手指伸进我的手里。

“把它给我，给我！我把它录下来，叫孩子们学会背诵它。比您那些金星人更需要它的是我们，我们现在需要，明天需要，后天还需要。”

她回头看了一下，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

“您听到了吗?有人说，在全民一致节那天……”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忙问：

“什么，有人说什么?在全民一致节那天怎么样?”

舒适的四壁不复存在了。我顷刻之间觉得自己仿佛被抛到了屋外，那里狂风怒号，乌云低垂……

Ю果敢而坚决地搂住了我的肩膀（不过我觉察到她的指骨在颤抖，与我的激动产生共振）。

“坐下来，亲爱的，不要激动。人家说什么的都有，不必当真……再说，只要您需要，到那天我来陪伴您，我把学校里的孩子托付给别人，就跟您待在一起，因为您，亲爱的，不也是个孩子嘛，您也需要……”

“不，不，”我摆着手说，“这绝对不行！那样您就会真的以为我是个孩子，以为我一个人不能……这绝对不行（坦白地说：那天我另有安排）！”

她微微一笑，这副笑容的潜台词显然是：“嗬，好一个倔脾气的孩子！”然后她坐了下来，眼睛看着下面，两只手很难为情地把又凹进两膝之间的裙褶拉平，这才把话题一转说：

“我想我该拿定主意了……为了您……不，我求求您，可不要催我，我还得再想一想……”

我并没有催她。不过，我也明白，我会是一个幸福的人的，陪伴别人安享晚年，那将是莫大的荣幸。

……我通宵都在做梦，梦见一些翅膀，我抱着脑袋走路，躲避那些翅膀。然后又梦见一把椅子，但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那种椅子，而是一把古代式样的木椅。它像匹马似的捯换着四条腿（右前腿——左后腿，左前腿——右后腿），跑到我的床边，爬上了床。我喜欢木椅，虽然坐上去很不舒适，并且硌得很疼。

真奇怪：难道就不能发明一种办法医好这种多梦症或者使它变得合乎理性，甚至有益吗?

【注释】

[1] 拉丁语，原意为“有智能的人”，此处借指早期的人类。——译者注

[2] 显示“大一统国”全体号民思想、言论、行动一致的节日。——译者注

笔记之二十二

提要：凝固了的波浪。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完善。我是个细菌。

请您设想您正站在岸边：只见那波浪一起一伏，节奏井然，突然，掀起的浪头停住了，凝固不动了。这种情景可怕而又反常。同样可怕而又反常的是：一次我们正在按照《作息条规》散步，突然乱了脚步，散了队形，大家都停了下来。据我们的编年史家说，最近的一次类似情况发生在一百一十九年以前：一块陨石拖着烟雾咝咝响着从天而降，落在正在散步的人群之中。

我们正在散步，和往常一样，也就是说，像亚述人石碑上雕刻的士卒那样：一千个脑袋，却只有两条重叠的、统一的腿，两只甩动着的、统一的胳膊。在大街尽头，在蓄能塔发出惊心动魄的轰鸣声的地方，有一个方队朝我们迎面走来。方队的前后左右都是卫兵。方队的中央是三个号民，他们统一服上的金色号牌已经被摘掉。这一切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蓄能塔塔顶上巨大的时钟刻度盘就像是一张脸，从云端俯视下方，不时地喷吐着分分秒秒，漫不经心地等待着。就在13点零6分的时候，方队中发生了骚动。出事地点离我很近，最微小的细节我都看得很真切。非常清晰地印在我记忆中的是细长的脖颈和太阳穴纵横交错的青筋，而那些青筋就像印在一张小小未知世界的地图上的河流。这个小小未知世界显然是一个少年。大概他认出了我们队列中的哪一个人，便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停了下来。一个卫兵操起电鞭，把淡蓝色的火花射在青年身上。那青年像小狗似的尖叫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响亮的鞭击声。大约每隔两秒钟就听见一声鞭击，每一次鞭击之后都传来一声尖叫。

我们仍旧像亚述人那样，步伐整齐地走着，而我望着电火花形成的美丽的Z字形光束时心中在想：“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完善，永无止境，而且应当不断完善。古代的鞭子是一件多么不堪入目的工具，而我们现在的却是那么赏心悦目……”

就在这当口儿，有一个身材瘦小却又充满活力的女人，口里喊着“住手，不许打人”，就像离弦之箭，飞出我们的队列，径直冲向那个方队。这一情景很像一百一十九年前一块陨石落地一样：全体散步的人顿时裹足不前，而我们的队列仿佛变成了因寒潮突然袭来而被封冻的灰色浪峰。

有一秒钟的工夫，我也和大家一样，以局外人的目光看着她，因为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号民，而只是一个普通人了。她的存在只不过是大一统国蒙受羞辱的抽象实据而已。但是，她的一个动作——转身把臀部扭向左边，使我顿时猛醒：我认识，我熟悉这个柔韧如枝条的身段，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双手都熟悉它。我当时对此坚信不疑。

两个卫兵冲过去拦截她。在眼下还明彻如镜的路面的一个点上，他们的轨迹马上就会相交，她马上就会被抓起来……我的心怦的跳了一下，就停止了跳动。我顾不上考虑这样做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是唐突还是理智，就朝那个点猛扑过去……

我感到有几千双由于惊恐而圆睁的眼睛在注视着我，然而这却使得从我身体里挣脱出来的野性的、臂膀多毛的另一个我平添了铤而走险的勇气，于是这另一个我越跑越快。就在只差两步的时候，她转过身来了……

我眼前是一张布满雀斑、颤抖着的脸和两道棕红色的眉毛……不是她！不是I-330。

我欣喜若狂，乐不可支。我真想喊出“抓得对”、“别让她跑了”之类的话，但是我听到的只是自己的低声细语。我感到有一只手已经重重地落在我的肩上，我被扭住，押着往前走。我极力向他们解释：

“请听我说，你们应该明白，我原本以为这是……”

但是，又怎么能把我自己的一切说得清楚，怎么能把本书中记述的那种疾病说得清楚。我的心逐渐凉了下来，乖乖地往前走着……一片叶子被骤起的阵风从树上刮离，也只得乖乖地向下落去，但是它飘落在半空时总要旋转几圈，总想挂在每个熟悉的枝条、树杈、树节上。我也像树叶一样，试图把目光滞留在每个默默无言的球形脑袋上，滞留在透明的玻璃墙上，滞留在蓄能塔直插云天的蓝色塔尖上。

一道严实的帷幕即将把我和这个美好的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就在这时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熟悉的硕大的脑袋，甩动着翅膀似的粉红色臂膀，踏着明如镜面的马路滑行过来。我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平板的声音：

“我认为我有责任出面做证，号民Д-503身患疾病，他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确信，他是受到了本能的支配才发火的……”

“对，对，”我不失时机地插话说，“我还喊了一句‘抓住她’呢！”

背后有人说：“您什么也没有喊。”

“对，可是我想喊。对造福主发誓，我是想喊的。”

一秒钟的工夫，我被他眼睛里两把冰冷的灰色小钻头钻了个透。不知道他是看出我这番话（差不多）是真话呢，还是他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暂时再放过我一次，反正他只是写了一张条子，交给押解我的卫兵，我就又自由了，确切地说，我又被收容到整齐的、看不见队尾的亚述人队列中去了。

那支方队——雀斑脸和画着蓝色河流地图的太阳穴也在其中——消失在大街的拐角，永远消失了。我们的队列在行进，就像一个长着百万个脑袋的身躯，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多半只有分子、原子、吞噬细胞才享有的那种随顺的欢乐。在古代世界，我们唯一的（虽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先驱者基督徒懂得这样一个道理：随顺是美德，骄傲是恶德；“我们”出自上帝之手，“我”则是魔鬼所生。

就说我吧，虽然与大家步调一致地往前走着，但毕竟是貌合神离。由于刚受了一番惊扰，我就像有一列古代钢铁制造的列车刚刚隆隆通过的桥梁一样，还在全身发抖。我感觉得到自己。只有眯进了沙子的眼睛、化了脓的手指、坏了的牙齿才感觉得到自己，才感觉得到自己的个性。健康的眼睛、手指、牙齿则不然，它们仿佛是不存在的。自我意识不过是一种疾病，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也许不再是一个干练而又沉稳地吞食着细菌（太阳穴青筋暴突的细菌、雀斑脸的细菌）的吞噬细胞了。我也许就是一个细菌。在我们这些像我一样冒充吞噬细胞的人们当中，细菌也许有上千个之多……

今天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但是，如果这一切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只是第一块陨石，而随后将有数不尽的轰鸣着、燃烧着的石块被无穷大抛撒到我们这个玻璃构筑的天堂——如果是这样，将如何是好呢?

笔记之二十三

提要：花朵。晶体的溶解。只要。

听说，有百年才开一次的花。为什么就没有千年、万年开一次的花呢？我们之所以至今还不知道，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千年一次”今天才到来的缘故。

我欣喜若狂地跑到楼下值班员那里。只见四周围千年的蓓蕾悄然无声地迅速绽开，竞相开放的是：扶手椅，套鞋，金色号牌，电灯泡，睫毛长长的黑眼睛，楼梯雕花玻璃立柱，失落在楼梯上的头巾，值班员的小桌，Ю俯在小桌上的那张长满花斑、呈现柔和棕红色的脸颊。一切都是异样的、新奇的、多情的、粉红的、滋润的。

Ю接过我手中的粉红色票券，从她头顶上看过去，玻璃墙外边，一轮明月挂在无形的树枝上——那月亮是淡蓝色的，还散发出清香。我兴冲冲地指点着说：

“月亮，您明白吗?”

Ю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票券上的号码，而我又看到她那个熟悉的、迷人的、坚守贞洁的动作：展平两膝之间的裙褶。

“亲爱的，您看上去不正常，是一种病态，因为不正常和患病是一码事。您在糟踏您自己。这话谁也不会对您说，谁也不会的。”

这个“谁”当然就是票券上的号码I-330。美丽动人的Ю！您当然是对的。我丧失了理智，我被病魔缠身，我的病叫作“心灵”，我是一个细菌。然而，开花就不是一种疾病吗?蓓蕾绽开时就不疼吗?您是否认为精子是一种最可怕的细菌呢?

我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I-330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我坐在地板上，两只手抱住她的双腿，头抵在她的膝盖上，我们两人都默默不语。鸦雀无声，听得见脉搏在跳动……我仿佛变成了结晶体，在她——I-330的身上渐渐融化着。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些从空间上限制我的、似经打磨而成的棱角，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化——我正在一点——点地消失，在她的膝间，在她的身上融化。我变得越来越小，而与此同时却又逐渐增宽，增大，越来越辽阔无际。因为她不是她，而是宇宙。在一秒钟的时间里，我和我床边这把充满欢乐的扶手椅——我们结成了一个整体。古屋门前那个挂着甜美微笑的老太太，绿色长城外面的莽莽密林，像老太太打着瞌睡似的、黑得银白的瓦砾，那扇远在天边刚刚砰的一声关上的门——这些依然留存在我心里，依然与我同在，它们在听着我的脉搏，在和我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

我荒唐可笑地、颠三倒四地、啰里啰唆地说了一大堆，试图对她说明我是个晶体，因此我心里装着一扇门，因此我感到扶手椅是幸福的。可是让人听起来如堕五里雾中，我只好把话打住，羞愧难当：就凭我——竟然如此……

“可爱的I-330，原谅我吧！我真不明白，我怎么尽说蠢话……”

“你凭什么认为愚蠢就不好呢?如果我们对待人类的愚蠢，也像对待智慧那样，千百年如一日地去精心培养教育它，也许早就把它培养成某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了呢。”

“是的……”（我觉得她的话是对的——她的话现在怎能不对呢?）

“正是为了你的愚蠢——为了昨天你在散步时的所作所为，我才更爱你，爱得更深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为什么一直不来，为什么一直送来票券，为什么要逼着我……”

“也许是我要考验考验你吧。也许是我要弄清楚，你是否会去做我想要做的一切——你是否完全属于我。”

“是的，我完全属于你。”

她双手捧起我的脸——我的全身，把我的头抬高，说：“那么您所说的‘每一个正直号民的义务’又怎么解释呢?啊？”

她露出一口甜甜的、尖尖的、白白的牙齿——她在笑。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的她，真像一只蜜蜂——她身上既有刺，又有蜜。

是啊，义务……我在心里默默地翻看着最近写的几篇笔记。的确，没有一处提到我其实有义务如何如何……

我沉默不语，只是忘情地笑着（看上去一定很蠢）。我看着她的瞳孔，看了这个又看那个，每个瞳孔里都看到了我自己：只有一毫米大的小不点儿的我，关在这两个小不点儿的温馨牢房里。接着又是——两只蜜蜂——嘴唇，花开时甜蜜的疼痛……

我们号民每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无形的节拍器，发出轻微的滴答声。因此我们无需看表就知道时间，误差不超过五分钟。可是这时候我心里的节拍器停了，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惊慌之中从枕头下面抓起装有钟表的号牌……

感谢造福主，还有二十分钟！但是，这些短得可笑的分分秒秒，跑得像秃尾巴兔子那么快，而我还有那么多的话要对她说。我把我的一切都讲给她听：О-90的信，我使她怀上孩子的那个可怕的夜晚。不知为什么还谈了我童年时代的事：数学老师噼里啪啦，——1，还有我第一次参加全民一致节的情形——那天我哭得很伤心，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却在统一服上发现了一块墨水渍。

I-330抬起了头，用胳膊肘撑着坐在那里。她嘴角下方两道长而深的纹路和两道吊起的黑眉毛，恰好组成一个X。

“也许到了那一天……”她欲言又止，眉毛的颜色更浓重了。她拉起我的手，用力捏了一下说：“告诉我，你不会忘记我吧，你会永远记住我吧？”

“你为什么问起这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I，我亲爱的？”

I-330没有回答，她的目光已经绕开了我，越过了我，注视着远方。我突然听见风仿佛在用巨大的翅膀拍打着玻璃（当然风是一直在刮着的，只是我这会儿才听见），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绿色长城上空那些叫得刺耳的飞鸟。

I-330甩了甩头，好像在抖落什么。她再一次与我全身接触片刻，就像飞车在着陆前弹跳着瞬间触到地面一样。

“好啦，把我的长筒袜递给我！快！”

长筒袜就扔在我的桌子上，就在打开的193页手稿上。我在慌乱中把手稿碰落到地上，散得七零八落，怎么也无法按顺序把它理好。最糟糕的是，即使理好了，也不会真的条理分明了——那些沟沟坎坎、坑坑洼洼，那些未知数依然会留下来。

“这样我受不了，”我说，“就说现在吧，你在这儿，就在我的身旁，可是总觉得好像是在古代那种不透明的墙外，我隔着墙听得见窸窣声、说话声，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不知道墙外边是什么。这样我受不了。你说话总是吞吞吐吐。你从来没告诉过我，那次在古屋时我去的是什么地方，那些地下长廊是什么，那个医生又是怎么回事。也许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

I-330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慢慢地，深深地进入我的眼睛里。

“你想知道这一切吗？”

“是的，我想知道。我应当知道。”

“你敢跟我去任何地方，并且跟到底吗？无论我带你去哪儿，你都不怕吗？”

“是的，去任何地方我都不怕！”

“很好。我答应你，等节日一过，只要……哦，对了，我总是忘记问你，你们的‘一体号’怎么样，快了吧？”

“不，你把话说完，‘只要’什么？你又来了不是？‘只要’什么呀？”

她走到了门口才说：“你自己会看到的……”

只剩下我一个人。她只留下一股淡淡的气味，那气味很像长城外边一种甜甜的、干干的黄色花粉，还有就是深印在我脑海里的那些钩形的问号。它们很像古人用来钓鱼的鱼钩（见于史前博物馆）。

……为什么她突然问起“一体号”？

笔记之二十四

提要：函数的极限值。复活节。全部划掉。

我像是一台转速开得过大的机器，各个轴承已经灼热化，再过一会儿就会流出铁水来了，一切都将化为灰烬。赶快来点冷水，来点逻辑吧！我一桶桶地浇上去，可是逻辑遇到灼热的轴承时发出咝咝的声音，然后便化作白蒙蒙的蒸汽飘散在空中了。

是啊，道理很清楚：要想确定函数的真正值，必须设定函数的极限值。同理，昨天那种“融化于宇宙之中”的荒唐行为既然被设定为极限值，也就等于死亡。因为死亡正意味着我被完全融化于宇宙之中。由此可见，假如以L表示爱情，以D表示死亡，则L=f（D），换言之，爱情和死亡……

对，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我才害怕I-330， 我才和她斗争，我才不愿意。可是为什么在我心中，“我不愿意”和“我巴不得”比肩共存呢？可怕就可怕在我巴不得再来一次昨天那种令人销魂的死亡；可怕就可怕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现在，逻辑函数的积分已经求得，而且已经明确地看到它隐含着死亡，我还是想要她，我的嘴唇、双手、胸膛，我每毫米的肌肤都在渴求着她……

明天就是全民一致节。她当然也将去参加活动，我会看见她的，不过只能从远处看她。从远处看，会使我感到痛苦，因为我需要，我如饥似渴地切望和她在一起，让她的手，她的肩膀，她的头发……但是，即使忍受这份痛苦我也情愿。我不在乎！

伟大的造福主啊！情愿忍受痛苦，简直是胡说八道。谁不明白，痛苦是负数，而负数相加只会减少我们称之为幸福的总和。因此……

好了，不要什么“因此”了。这样倒干净利落。

傍晚：

透过玻璃的屋墙，可以看到外面令人烦躁不安的粉红色晚霞。我转动了一下扶手椅，躲开了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粉红色，翻看我的手稿，发现我又忘记了，我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是写给不相识的你们看的。我爱你们，体恤你们，因为你们还在数个世纪之遥的后面蹒跚而行。

让我来谈谈全民一致节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喜欢这个节日。我觉得，我们过这个节有点像古人过“复活节”。记得，我常常在节日前一天编制一张以小时为单位的倒计时表。我兴致勃勃地划掉每一个小时，因为这表明节日又近了一小时，等待的时间又少了一小时……说实话，如果我确信不会被任何人发现的话，我现在也会随身带一张倒计时表，盘算着再过多长时间就到了明天，就可以看到了——哪怕就是站在远处……

（我写到这里被打断了——服装厂送来了新缝制的统一服。按照规定，为了参加明天的庆典，给我们全体每人发一套新的统一服。走廊里是一片脚步声，欢呼声，嘈杂声。）

我继续往下写。明天我将看到年年重复、年年具有新意的动人场面：虔诚地高举起的无数只手臂组成了全民一致杯。明天是一年一度选举造福主的日子。明天我们将再次把捍卫我们幸福的坚不可摧的城堡钥匙交到造福主手里。

当然，这并不像古人那种无秩序的、无组织的选举。说来可笑，那时候连选举结果事先都不知道，完全不考虑偶然的因素，茫然无知地建设国家——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呢?然而，人们竟然花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时间才弄明白了这个道理。

不用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决不允许存在任何偶然性，决不允许发生任何不测。就连选举本身也只是象征性的：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由千百万个细胞构成的统一的、强大的机体，用古人《福音书》里的话说，我们是统一的教会。因此，大一统国有史以来，在这个隆重的日子里，就没发生过哪怕是一个声音敢于破坏全民齐声大合唱的事件。

据说，古代人选举是秘密进行的，人们都像贼一样躲躲藏藏。我国一些史学家甚至断言，古人总是经过一番精心伪装之后才去参加大选盛典的。（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一幅荒诞、阴森的情景：黑夜，广场上。身穿黑色披风的人影蹑着脚贴墙溜过来，火把的红色火柱被风吹得忽起忽落……）为什么要这般神秘呢?其原因至今尚未完全考察清楚。最为可能的是，选举是和某些神秘主义的、迷信的，甚至犯罪的仪式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或者见不得人的。我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举行选举庆典的。我看得见大家如何选举造福主，大家也看得见我如何选举造福主。情况不可能不如此，因为“大家”和“我”是一个整体——“我们”。这比古人的“秘密”方式要庄重得多，坦诚得多，高尚得多；再说，这种选举也稳妥得多。试想，万一有个闪失，也就是说，万一在常规的单声齐唱中冒出一个不和谐音来，那些隐身的护卫就在现场，就在我们的队列当中，会立刻查明误入歧途者的号码，并设法挽救他们，使其不至于一错再错，而大一统国也可免受其害。最后还有一点……

从左边玻璃墙看过去，只见一位妇女正对着衣柜门的镜子急急忙忙地解开统一服的纽扣。我在一刹那间恍恍惚惚地看见了她的眼睛、嘴唇、两颗尖尖的粉红色乳头。随后落下了帷幕，我脑子里顿时再现了昨天发生的一切，我不知道“最后还有一点”指的是什么。我不愿意再写这些，不愿意！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I-330。我希望她每时每刻、无时无刻总和我在一起，只和我在一起。至于说我刚才写到的全民一致节那段文字，全无必要，全不对头。我要把它全部划掉，撕碎了扔掉。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失体统，但这是实情）：只有和她在一起，只有她在我身旁，和我肩靠着肩，才谈得上欢度佳节。没有她，明天的太阳只是一个白铁皮剪成的圆圈，天空只是一张涂上了蓝颜色的铁片，我自己也同样如此。

我抓起电话听筒：

“I-330，是您吗?”

“对，是我。您这么晚才来电话！”

“也许还不算晚。我想求您……我希望您明天能和我在一起。亲爱的……”

“亲爱的”这几个字我说得声音极低。不知怎么一下子想起了今天早晨飞船建造现场发生的一件事：有人开玩笑把一块表放在百吨锻锤下面，只见大锤挟带着一阵扑面而来的风落了下来——它虽然重达百吨，却只是轻软地、平缓地触到那块脆薄的表上。

电话里一阵沉默。我仿佛听见那边——I-330的房间里有人在低声说话。后来传来了她的声音：

“不行，我不能。您该明白，我自己也……不行，我不能。为什么?明天您就知道了。”

夜晚。

笔记之二十五

提要：走下天庭。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变。已知的一切结束了。

在庆典开始之前，全体起立，千百万人在音乐工厂千百只铜号的伴奏下齐唱国歌，庄严肃穆的声浪缓缓地飘荡在我们的头顶上。我在一秒钟之内忘记了一切：忘记了I-330说过的有关今天这个节日的一句令人担忧的话，仿佛连她这个人也忘到脑后了。现在我又是在这个节日为了统一服上一个小小的、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得见的污痕而哭鼻子的小男孩了。虽然周围没有人能看得见我满身都是无法洗刷的污点，可是我心里明白，我这个有罪之人不配置身于这些襟怀坦荡的人中间。唉，还不如马上站起来，把我的一切一口气大声交代出来呢。哪怕在这之后就呜呼哀哉，也在所不惜！至少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感到自己是一个纯真无邪的人，就像这片孩子般洁净的蓝天。

所有的眼睛都在往上看：在夜露还未消退的、明彻湛蓝的晨空中，有一个隐约可见的小点，它忽而呈现黑色，忽而闪着金光。这是他——新耶和华驾着飞车从天而降，他像古代的耶和华一样，全知全能，恩威兼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近，而迎向他的千百万颗心也提得越来越高。现在他已经看得见我们了。我在想象中和他一起俯视下方：看台上细细的蓝色点线构成的一个个同心圆，就像蜘蛛网上一道道缀着一颗颗小太阳（那是号牌的闪光）的蛛丝。在蜘蛛网中央即将就座的是那只英明的白色蜘蛛——身着白衣的造福主。他用一张为我们造福的大网英明地缚住了我们的手脚。

造福主走下天庭的庄严仪式到此结束了，奏国歌的铜管乐器哑然无声了，全体落座，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一切的确很像一张细薄的蜘蛛网，它已绷得很紧，它在发颤，眼看着就要绷断，就要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我微微欠起身子，朝四周看了一眼。我的目光遇到了一双双充满爱心而又惶惶不安的眼睛——这些人的目光从一张脸上移到另一张脸上。这边有一个人举起了手，几乎难以察觉地摆动着手指，在向另外一个人打暗号。于是那边也用手指打暗号回答他。又有一个……我明白了：是他们——护卫。我明白了：他们一定是因为有什么情况而惊恐不安，蜘蛛网绷得很紧，在震颤。我的心像一台调到同一波段的收音机，发生了回应的震颤。

台上有一位诗人正在朗诵选举前的颂诗，但我一个字也没听见，只听见六音步扬抑抑格的摆锤有节律地摆动，它每摆动一次，一个指定的时刻也就走近一分。我还在心急火燎地查看着队列中的一张张脸，就好像在一页页地翻阅书本，可我就是没看见我要找的那张唯一的脸。必须尽快地找到这张脸，因为摆锤再摆动一次之后，就要……

是他，肯定是他。在下面，两只粉红色的招风耳从台前光亮的玻璃地板上飞掠而过，奔跑着的身躯映在地面上好像字母S形的双折弯黑色环扣儿——他朝着看台之间迷魂阵似的通道飞跑过去。

S-4711和I-330之间连着一条什么线（我一直觉得他们两人之间连着一条线，我现在还弄不清是什么线，但我迟早总要解开这个谜）。我用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他，而他像个线团，总是滚得远远的，后面还拖着一条线。瞧，他停下来了，瞧……

突然好像有一股闪电的高压放电袭来——我被击中，蜷缩成一个扣结。在我们这一排座位，偏离我只有40度角的地方，S-4711停了下来，弯下身子。我看见了I-330，而她旁边却是那个长着黑人般厚嘴唇，满脸挂着冷笑，因而令人讨厌的R-13。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冲过去，对她大吼：“为什么你今天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不要我?”但是，那张无形的、造福的蜘蛛网牢牢地缚住了我的手脚；我咬紧牙关，铁塔一般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两个。我仿佛现在仍然感觉得到：那是一种内心肉体上的剧烈疼痛。我记得当时我曾这样想：“既然非肉体的原因可以引起肉体上的疼痛，那么很显然……”

很遗憾，我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只记得，头脑里闪过一句与“心灵”有关的话，是一句不知所云的古代俗语：“心灵躲进脚后跟。”[1]我突然屏住呼吸——六音步颂诗朗诵完了。马上就要开始……开始什么?

约定俗成的选前五分钟休息。也就是约定俗成的选前静默。但是，眼前的情形却不是以往那种祈祷般虔诚的静默，倒更像古人所说的“暴风雨前的寂静”。古时候没有我们这种蓄能塔，没经过治理的天空，动不动就掀起“暴风雨”。

空气就像是透明的铁块，让人总想大口大口地呼吸。紧张得发痛的听觉，记录下身后老鼠咬物似的令人不安的沙沙声。我虽然没有抬眼，却一直看得见I-330和R-13两人肩挨肩地坐在一起，而我膝盖上有两只异己的毛茸茸的手（其实就是我自己那双讨厌的手）在瑟瑟发抖。

人人手里都拿着装有钟表的号牌。一分，两分，三分。五分……台上传来缓慢的、铁一般沉重的声音：

“赞成的，请举手。”

如果我能像以前那样正视他的眼睛就好了，那时候我可以坦率而忠诚地对他说：“我把一切都献给你了。毫无保留。请你接受我吧！”可是我现在不敢。我吃力地举起了手，好像全身的关节都锈住了。

千百万只手刷的一声举了起来。有人压低了嗓子“唉”了一声。我感觉到有事了，而且来势凶猛，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没有勇气，不敢去看……

“有反对的吗?”

这一向是庆典最庄严的时刻：大家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对号民之首给他们戴上造福桎梏，表示心悦诚服。可这时我又惊恐地听到了“刷”的一声：这声音像喘气，很轻很轻，但听起来比刚才铜管乐器奏出的国歌更真切。这像人在临终时吐出的最后一口气息，周围的人个个脸色煞白，个个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我抬眼一看，只见……

只有百分之一秒，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我看见几千只“反对”的手举起来又放下了。我看见了I-330苍白的、画了X的脸和她举起的手。我顿时两眼一阵发黑。

又是一眨眼的工夫，全场哑然，悄无声息，只听得见脉搏声。接着，好像是在一个发疯的乐队指挥的示意下，所有看台上都响起了咔嚓声、喊叫声；统一服在跑动中掀起一阵旋风；护卫们神色慌张地狂奔乱跑；半空中什么人的鞋后跟从我眼前晃过，紧贴着鞋后跟的是什么人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好像在声嘶力竭地吼叫，却又听不见声音。不知为什么，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下面这个场景：千百张嘴巴在无声地吼叫，如同鬼怪影片里的镜头。

接着，还像电影里一样，О-90惨白的嘴唇从下面较远的地方映入我的眼帘。她被人挤到了通道的墙上，两手交叉地护着自己的腹部。转眼间她已经消失不见了，好像被洪水冲走了，要么就是我把她忘记了，因为……

这下面的情景可再也不是银幕上的镜头了。下面的情景映现在我自己的脑子里，在我提着的心里，在突突猛跳的太阳穴里。在我头顶的左上方，R-13——满嘴喷着唾沫，脸涨得通红，发疯了似的——突然蹿到一把长椅上。他手上托着I-330，她脸色惨白，身上的统一服从肩膀一直到胸前被撕开来，白净的皮肤上流着鲜血。她的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而面目可憎、身手轻巧得像只大猩猩的他，大步流星地跨过一张张长椅，抱着她朝上边跑去。

就像古时候的火灾一样，周围是红通通一片，我只有一个念头：快步追上去，抓住他们。我直到现在也说不清，当时我哪儿来的这股子气力。我就像攻城槌一样，冲开人群，踏着人家的肩膀，跨过一张张长椅，冲到他们跟前，一把揪住R-13的衣领：

“放开！我叫你放开！马上放开！”幸好我的声音没有人听见——人人都在自顾自地喊叫着，人人都在奔跑着。

“谁在说话?怎么回事?怎么啦?”他转过头来，唾沫四溅的嘴唇瑟瑟发抖。他多半是以为自己给一个护卫捉住了。

“怎么啦?我不愿意，我不允许！把她放下，立刻放下！”

但是，他只是愤愤地啐了一口，摇了摇头，又往前跑去。就在这时（写这件事，我感到羞愧难当，但是为了诸位不相识的读者能够全面了解我的病史，我认为还是应当把它写下来）——就在这时，我抡起胳膊，照着他的头上就是一拳。你明白吗?我揍了他！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并且还记得：打了这一拳，我感到全身舒展、轻松。

I-330顺势迅速从他手上滑落下来。

“快走，”她对R-13喊道，“您没看见吗，是他……快走吧，R，快走！”

R-13龇着黑人般的白牙齿，冲着我的脸唾沫四溅地甩了一句什么话，便钻进下面的人群里不见了。我托起I-330，紧紧地搂在怀里，把她抱走了。

我的心像个庞然大物似的，在胸膛里猛烈地跳动着，它每跳一下都激起一股狂烈的、滚烫的、欢乐的浪涛。哪怕那边闹得天翻地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只管这么抱着她一直走下去……

当日夜晚22点。

我握着这支笔感到很吃力——经历了今天上午种种令人头晕目眩的事件之后，我简直精疲力竭。难道护佑大一统国千秋万代的大墙真的坍塌了吗?难道我们又要像远祖那样巢居荒野，回到野蛮的自由状态吗？难道造福主真的不存在吗？反对……在全民一致节这一天投反对票?我为他们感到羞耻，痛心，恐惧。可“他们”是谁呢?其实我自己又是谁——属于“他们”还是“我们”呢?难道我说得清楚吗?

我把她抱到了最顶上的看台，现在她正坐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玻璃长椅上。她的右肩和下边那个奇妙而又无法计算的曲面开端部分，都裸露在外，那上面流过一道细细的、蜿蜒曲折的血流。她似乎没有察觉到流血，也没有察觉到胸部裸露在外……不，倒更像是她觉察到了这一切，而这一切正是她现在所需要的。因此，如果她的统一服扣着纽扣，她也会把它撕开，她……

“明天……”她透过咬紧的光亮而锋利的牙齿缝隙贪婪地吸着气。“明天不知会怎么样。你明白吗，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这是不可知的！已知的一切结束了，你明白吗?今后的事将是新的、不可思议的、闻所未闻的。”

下面的看台上，人们在叫骂着，奔跑着，呼喊着。但是，这一切都很遥远，并且越来越远，因为她正在望着我，正在慢慢地把我吸入她瞳孔的金黄色小窗里。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对视良久。不知什么缘故我回忆起，有一次隔着透明的绿色长城也这么看着一对莫名其妙的黄色瞳孔，而长城的上空有一群飞鸟在上下盘旋（也许这是另外一次）。

“听我说，如果明天没有特殊情况，我就带你去那儿。你听懂没有?”

没有，我没听懂。不过我还是默默地点头同意了。我已经融化了：变成了无限小，变成了一个点……

这种点的状态归根结底也有它自己的逻辑（今天的逻辑）：点里面有着最多的未知，只要它移动一下，轻轻地动弹一下，它就会变成几千条形状不同的曲线或几百种几何体。

我一动也不敢动：我会变成什么呢?我觉得人人都和我一样，生怕动弹一下。比如说现在，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他们个个都躲在自己的玻璃笼子里，都在等待着会发生什么事。走廊里听不见平时这个时间常有的电梯声，听不见笑声和脚步声。偶尔可见两三个号民从走廊踮着脚走过，他们一边走着，一边瞻前顾后，交头接耳。

明天会怎么样呢?明天我会变成什么呢?

【注释】

[1] 这句话是按原文字面直译的，其含义相当于中文中的“魂不附体”（因惊吓所致）。俄文中“心灵”一词亦可译作“灵魂”。——译者注

笔记之二十六

提要：世界依然存在。斑疹。40度。

清晨。从天花板望过去，太阳还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结实，浑圆，满面红光。如果我看到头顶上是一颗异乎寻常的、方方正正的太阳，如果我看到了身穿杂色兽皮衣服的人，如果我看到了墙壁都是不透明的砖墙，我想我反倒不这么吃惊了。这么说，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依然存在?也许这仅仅是惯性作用?发动机已经关掉，而齿轮还在隆隆地响着，还在转动着。两圈，三圈，到了第四圈就会戛然而止吧……

不知你们是否体验过这种奇怪的处境：夜里你从睡梦中醒来，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突然感到自己辨别不清方向，于是赶紧四处乱摸一阵，想找到一件熟悉的东西，比如墙壁、电灯、椅子什么的。我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在《大一统国报》上翻寻、查找——要快些，再快些——找到了：

“大家企盼已久的全民一致节庆典于昨日举行。无数次证明自己英明盖世的现任造福主，在全体一致同意下第四十八次再度当选。选举盛典由于受到一些干扰而略显失色。挑起这场动乱的是那些与幸福为敌之辈，他们因而使自己丧失了作为昨日方更新的大一统国国基的一砖一石的资格。人人都明白，如果把他们的选票计算在内，就未免太荒唐了。那样做无异于把偶然混进音乐会大厅的几个病人的咳嗽声也当作是一首恢宏雄壮的交响曲的一部分……”

啊，英明的造福主！难道我们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而最终还是得救了吗?的确，对于这种明彻如水晶的三段论式逻辑推理，还能提出异议吗?

接下来还有两行字：

“今日12时将召开行政局、医务局、护卫局三方联席会议。一项重大的国家法令将于日内颁布。”

没事儿，那些墙还立在原地。这不就在眼前，我可以摸到它们。那种失落、迷茫、不知身置何处的奇怪感觉不复存在了；看见蓝色的天空和圆圆的太阳，也丝毫不感到惊奇了；大家和往常一样，都去上班工作了。

我走在大街上，脚步格外坚定而响亮。我觉得大家走路都是这样的。前面是十字路口。在街角拐弯处，我发现：人人都奇怪地绕开一幢楼的楼角，好像墙体里有根水管破裂，正往外喷凉水，使得人行道无法通行。

再往前走了五步，十步，我也好像被浇了一头凉水，身子一闪，滑下了人行道……墙壁上约两米高的地方，贴着一张四方形的白纸，上面用毒汁似的绿色墨水写着两个莫名其妙的字：

靡菲[1]

这张纸的下面站着一个人，他的脊背呈S形，两只招风耳由于愤怒或者由于激动而扇个不停。他的右手伸向高处，左手像伤残的翅膀，无助地垂向后方，身子往上蹿着，想撕掉那张纸，但是够不着，只差那么一点点。

大概每个过路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我一个人去撕那张纸，而别人都不去，他会不会以为我一定有什么过错，所以才去……”

坦白地说，我也有这种想法。但是，想到他曾多次充当过我的守护神，曾多次搭救过我，我就大胆地走上前去，一抬手就把那张纸撕了下来。

S-4711转过身，小钻头迅快地钻进我的心里，一直钻到底，并且好像在那里面钻到了什么。随后他扬起左边的眉毛，朝原来贴着“靡菲”那张纸的墙面上挤了挤眼睛。我在一瞬间瞥见了他微笑的末尾。让我惊奇的是，他的笑容里好像含有几分快活。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医生总是宁愿看到病人出斑疹，发40度高烧，也不愿意看到病人在潜伏期体温令人揪心地、缓慢地升高——这样至少可以知道是什么病。今天各处墙上张贴的“靡菲”就是斑疹。我能够理解他的微笑[2]……

我走下地铁时，在一尘不染的玻璃台阶上又发现了一张写有“靡菲”的白纸。地铁站内的墙壁上、长椅上、车厢里的镜子上——到处都有这种触目惊心的白色斑疹（显然都是匆匆忙忙贴上去的——贴得歪歪扭扭，很不平正）。

在寂静中，清晰的车轮嘎嘎声听起来就像血液发炎的声音。有一个人肩膀被人碰了一下，吓得一哆嗦，手上的一卷纸散落在地上。我左边，另一个人在看报，他一遍又一遍地、没完没了地看着同一行字，报纸在手上微微地抖个不停。我觉得哪儿哪儿的脉搏——车轮里的、手上的、报纸上的，甚至眼睫毛里的——都在不断地加快，而且，今天我和I-330到了那个地方时，体温计的黑色刻度也许会显示出39度，40度，41度呢……

飞船建造现场也是一片静寂，只听得见远处看不见的推进器发出的嗡嗡声。一台台机床愁眉锁眼地默默立在那儿。只有几台吊车像踮起脚跟走路一样，悄无声息地滑动着，不时地弯下身子，用抓斗抓起一块块冷冻空气，装进“一体号”船上的贮槽里：我们已经在准备对飞船试航。

“怎么样，一周之内能装完吗?”

我这是在和第二建造师说话。他的脸像个瓷盘子，上面画着两朵甜蜜的浅蓝色小花（眼睛）和一朵娇嫩的粉红色小花（嘴唇），但是它们今天好像被水洗过，退了颜色。我们正在出声数着数，但我数到半截儿突然打住，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了：在圆顶下面很高的地方，吊车吊起的淡蓝色冷冻空气块上隐约可见一个白色的方块——那上面也贴着一张纸。我觉得我全身在抖动，可能是由于笑的缘故吧。对，我自己也感觉得到我笑的样子。（感觉到自己笑的模样——您有这种体验吗?）

“不，您听我说……”我又对第二建造师说，“请您设想一下：您现在坐在一架古代的飞机上，飞行高度5000米，一只机翼折断了，您正在倒栽葱似的向下坠落，而您在半路上还在盘算着明天12点到6点该做什么什么……6点钟吃饭……这岂不是很可笑吗?我们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

两朵浅蓝色小花摇动着，并且向外努着。如果我是玻璃做的，没看出三四个小时以后会出什么事，还不知会怎样呢。

【注释】

[1] 可能指靡菲斯特，即德国16世纪民间传说《浮士德博士故事》中的魔鬼。这里的“靡菲”显然是一个叛逆者形象。——译者注

[2] 应当承认，这副笑容的确切含义，我是在好多天之后才找到答案的（那些日子充满了千奇百怪的事）。——作者注

笔记之二十七

提要：任何提要都不合适。

我独自站在没有尽头的长廊里——就是我曾经去过的长廊。天空哑然无声，就像是混凝土浇灌的。不知从哪儿传来水滴岩石的声音。眼前是那扇熟悉的门，沉甸甸而又不透明，从里面传出低沉的嘈杂声。

她说她16点整出来找我。现在已经16点过5分了，过10分了，过15分了，仍不见一个人影。

有一秒钟的工夫，我又是原先的我了，生怕这扇门突然打开。再等最后5分钟，如果她还不出来……

不知从哪儿传来水滴岩石的声音。没有人。我半忧半喜地感到：我得救了。我顺着长廊慢慢地往回走去。穹顶上一长串颤巍巍的电灯逐渐暗了下来。

突然，背后传来急促的开门声和迅捷的脚步声，那声音又从穹顶和四壁反射回来。只见她像只小鸟飞了过来，跑得有点气喘吁吁，张着嘴呼吸。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你一定会来这儿！我知道，你——你……”

长矛般的眼睫毛上下分开，放我进去，于是……她的嘴唇触到我的嘴唇——这种荒唐而又绝妙的古代礼仪给我的那份感受，怎样用语言表达呢?这席卷了我心灵中的一切而只把她留下的旋风，又用怎样的公式才能表示出来呢?对，对，我说的是“心灵中”，你们要笑就笑吧。

她费力地、缓慢地抬起眼睑，又艰难地、缓慢地说：

“不要这样，行啦……来日方长。现在我们该走了。”

门开了。台阶已经磨损、破旧。乱糟糟的声音，耀眼的光线，令人难以忍受……

* * *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一昼夜。我的心境已经平静了些许。但是，即使让我对此做出大致准确的描述，我也感到难乎其难。我的头脑里好像引爆了一颗炸弹，一张张张大的嘴巴、飞鸟的翅膀、叫喊声、树叶声、说话声、石头块——都纷至沓来，一股脑儿堆叠在一起……

我记得当时最先想到的是：撒开腿拼命往回跑。因为我心里明白，在我等在长廊里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准是炸毁或拆掉了绿色长城，外面的污泥浊水一涌而入，淹没了我们这座已清除了低级世界污秽的大城。

我大概是对I-330讲了诸如此类的话。她哈哈大笑，说：

“不是的！只不过是我们走出了绿色长城罢了。”

这时我才睁大了眼睛——一些景物真真切切地呈现在我眼前。活着的号民们谁也不曾看得这么真切——由于隔着乌蒙蒙的玻璃城墙，这些景物都缩小到千分之一，并且模糊不清。

阳光……这里的阳光不是我们那种均匀地洒在镜子般路面上的阳光。这里的阳光是一些很活跃的玻璃碎片，是一些摇曳不定的斑点，看上去叫人头晕眼花。树木有的像直插云天的蜡烛，有的像用弯弯曲曲的爪子支撑着趴在地上的蜘蛛，有的像绿色的无声喷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匍匐着，摇摆着，沙沙响着。一个表面毛糙如线团的东西从我脚下滚开，而我就像脚底下生了根似的，一步也挪不动，因为我脚底下不是平面，您明白吗，不是平面，而是一种松软得令人生厌的、有生命的、绿颜色的、富于弹性的东西。

我被这一切惊呆了，我闭气了——也许这个用词最恰当不过了。我双手抓住一个摇晃的树杈站在那里。

“不要紧，没事的！一开始都是这样，过一会儿就好了。胆子放大一些嘛！”

和I-330一起站在跳动得令人头晕的绿色网上的，是某个人薄薄的剪纸侧影……不对，不对，不是“某个人”，我认识这个人。我记得，他是医生。没错，没错，我的头脑非常清楚。这不，我看得很明白：他们二人架起我的胳膊，笑着拖着我往前走。我跌跌撞撞，一跐一滑地走着。嘎嘎声、鲜苔、草丘、嗷嗷声、树杈、树干、翅膀、叶子、呜呜声……这一切都混杂在一起。

树木分开之处是一片阳光灿烂的空地，空地上有一群人……我真不知该怎么称呼他们，也许称他们为“生物”更正确些吧。

下面的事最难形诸笔墨，因为这超出了一切可能的范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I-330总是绝口不谈这些：反正我是不会相信的，即使是从她嘴里说出来，我也不会相信。很有可能，到了明天我连自己也不相信了，就连这里写下的文字也不相信了。

在林中空地上，一群大约三四百……人（姑且称之为“人”吧，我很难找到别的词了）围着一块光溜溜的、头盖骨似的石头，在那里吵吵嚷嚷。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第一眼只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同样，在这里我最先看到的是我们的蓝灰色统一服。一秒钟之后，我在统一服中间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些乌黑、红棕、金黄、深褐、灰白相间、白色的人——显然是人。他们全都不穿衣服，个个身上覆盖着一层短而亮的长毛，很像史前期博物馆陈列的马匹标本身上的毛。但是雌性的脸和我们的妇女一模一样，是的，一模一样：细嫩，红润，没有毛，她们的乳房也没有毛，并且结实、丰满、具有优美的几何图形。雄性的脸只有一部分不长毛，这和我们的祖先一样。

这一切太离奇，太突然了，以至于我反而很平静地站在那里。我可以肯定，我是很平静地站在那里观看的。这就好像是一架天平，假如你在一个盘子里放进了过重的东西，然后任凭你再往里面放多重的东西，那指针也不会摆动一下……

突然我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了：I-330已经不在我身边。她是怎么离开的，去了什么地方，我全然不知。周围都是全身长着长毛的人，那长毛在太阳光下，像绸缎一样闪闪发亮。我抓住不知是谁的滚烫、结实、乌黑的肩膀说：

“看在造福主的分上，请问，您有没有看见她去哪儿了?刚才她还在，一眨眼的工夫……”

只见他冲我扬了扬密而长的眉毛：

“嘘！别说话。”然后他又朝林中空地中央一块头盖骨似的黄石头那边扬了扬密而长的眉毛。

我看见了她——就在那边，在众人的头顶上。阳光从那边直射进我的眼睛，因此她的身影——在蓝天的映衬下——看上去是那么清晰，黑得像炭似的，简直就是一幅以蓝色为背景的炭笔侧影人像画。在略高一些的空中飘着白云，看上去仿佛不是白云在动，而是下面那块石头在动，站在石头上的她和紧随其后的人群，以及林中空地也都在悄无声息地滑动着，就像一艘大船，连脚下的大地也似乎在轻飘飘地移动着。

“弟兄们……”是她在说话，“弟兄们！大家都知道，在长城那边的城市里，正在建造‘一体号’。大家还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要捣毁这座长城以及所有的城墙，让绿色的风吹遍整个大地，而这一天已经到来了。但是，‘一体号’却要把这些城墙送到太空去，送到成千上万的其他星球上去，而这些星球今天夜里和往常一样，仍将透过夜间黑色树叶的间隙，与我们悄声叙谈……”

人群像波涛，像浪花，像狂风向着石头袭来：

“打倒‘一体号’！打倒！”

“不，弟兄们，不要打倒。但是，‘一体号’必须归我们所有。当它首航太空时，坐在船舱里的将是我们。因为‘一体号’的建造师和我们在一起。他逃离了那些大墙，他随我来到了这里，是为了和大家在一起。建造师万岁！”

刹那间我升到了高处，我下面尽是脑袋，无数的脑袋，无数张大了呼喊着的嘴巴，无数举起又放下的手臂。说来这种感受真是奇怪至极而又令人心醉：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众人之上，我就是我，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是一个世界，我一反常态，不再是整体的——个部分，而成为一个单位。

我回到下面那块石头旁边，就像经过一番卿卿我我的亲热之后，全身充满快感，又慵懒疲惫。阳光明媚，人声鼎沸，I-330在上面微笑着。有一个金丝发的妇女，全身像锦缎似的金光灿灿，散发着青草的芳香。她手上拿着一只杯子，看样子像是木制的。她抿着红红的嘴巴啜了一口，就把杯子递给了我。为了浇灭心中的一团烈火，我闭上眼睛，大口地吞饮着这亮晶晶的、清凉爽口的、甘甜微辣的琼浆玉液。

然后，我全身血液和整个世界加快了一千倍，地球飞快旋转，轻如鸿毛。我感到一切都是那么轻松，简单，明彻。

就在这时我看到石头上有两个我熟悉的大字——“靡菲”。不知怎么，这显得是那么有必要，这就像一条简单而又牢固的线，把一切都串连起来。可能也是在这块石头上，我还看到了一幅粗线条的人像画：一个有翅膀的少年，透明的身子，心脏所在的地方是一块耀眼的、通红的火炭。同样：我也理解这块火炭……不对，也许不是理解，而是感悟。这就像我虽然听不见I-330讲的话，但我感悟到她讲的每个字（她正站在那块石头上讲话），我还感悟到大家都在共同呼吸，并且将要共同飞往某个地方，就像那次绿色长城上空的鸟儿……

后面密不透气的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

“这简直是疯狂！”

于是好像是我，对，我想正是我，跳到石头上，从那上面看到了太阳、无数的脑袋和蓝底的绿色锯齿。我喊道：

“对，对，说得很对！我们大家都应当发疯，都必须发疯，而且要尽快发疯！必须这样，这我懂得。”

I-330就在我身旁，她微微一笑——两道深纹从嘴角向上延伸，形成一个尖角；在我心中也闪现出一个尖角，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但很轻松，略微有些痛，美妙极了……

接下来只是一些滞留在记忆中的凌乱片断。

一只飞得很慢、很低的小鸟。我发现它也和我一样，是有生命的，也和人一样，能够左右摆动头部，两颗圆圆的黑眼珠也能够像小钻头似的朝我钻来……

还有：一个人的脊背，长着一层亮泽的、古老象牙色的长毛，上面爬着一只翅膀透明的黑色小昆虫。脊背抖了抖，想赶走那只昆虫，接着又抖了一下……

还有：树叶下面是一片斑驳的网状阴影，一些人躺在阴影里，大吃大嚼着类似传说中的古代食物：一个长长的黄色果穗和一块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一个妇女塞给我一块这种东西，我感到很好笑：不知这东西我能不能吃。

接下去又是人群，无数的脑袋、腿脚、胳膊、嘴巴。一张张脸闯入眼帘，转瞬间就消失了，如过眼云烟。我眼前突然闪现两只透明的、飞也似的招风耳（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

我使劲捏了一下I-330的手。她回头问道：

“你这是怎么啦?”

“他在这儿……我觉得……”

“他是谁呀?”

“……就是刚才，在人群里……”

两道炭黑的细眉毛挑到了太阳穴——一副锐角三角形的笑容。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笑。她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你不懂，I。你不懂，如果他或者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在这儿，这意味着什么。”

“你真可笑！长城那边怎么会有谁想到我们在这儿呢?你回忆一下，就拿你来说吧，你从前难道认为这是可能的吗?他们正在那边搜捕我们，叫他们搜捕好了！你是在说胡话。”

她笑了，笑得轻松开心，我也笑了。大地也陶醉了，它快活轻盈地漂移着……

笔记之二十八

提要：两个女性。熵和能。人体的不透明部位。

如果你们那个世界和我们远古祖先的世界很相似，就请设想一下，有一天你们在海洋中撞上了世界第六或第七大洲，比如大西洲[1]。那里的城市像迷宫一样，是闻所未闻的；那里的人们无需借助翅膀就能够在空中飞翔；那里的飞车，甚至石头只需借助眼神的力量就能腾空而起。总之，那里的东西你就是患了梦幻症也想象不到。我昨天的情况正是这样。因为——你们应该明白——自从二百年大战以来，我们这里就没有人到过长城外面——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对你们谈过。

我知道，我有责任把我昨天亲眼目睹的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向各位不相识的朋友做一个较详尽的介绍。可是现在我还没有能力重提这个话题。新的事件层出不穷，简直就像大雨倾盆，要想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又苦于分身无术：我用衣襟去接，用双手去捧，结果还是大桶大桶地流失掉了，而收进这篇笔记里的只不过是点滴而已。

起初我听见我房间门外有人在高声说话，我听得出一个是I-330的声音，铿锵有力，韧性十足，另一个是Ю的声音，直板僵硬，像木尺。后来房门哐啷一声敞开了，她们两个同时被弹射到我的房间里。千真万确，是被弹射进来的。

I-330把手搭在我的椅背上，扭头向右，龇着满口白牙，朝另一个女人冷笑。我可不愿意面对这样一副笑容。

“您听我说，”I-330对我说，“这个女人看来是下定了决心要把您当作小孩子保护起来，不让我接触您。这是得到了您的首肯吧?”

于是那另一个女人鼓起了鱼鳃般的腮帮子说：

“他就是个孩子嘛。没错！所以他才看不出您跟他搞这一套只是为了……他看不出这一切只是一场闹剧。没错！我有责任……”

刹那间，我从镜子里面瞥见我的两道眉毛连成的直线变成了折线，并且在跳动着。我霍地站了起来，好不容易按捺住攥着颤抖的毛茸茸拳头的另一个我，吃力地从牙缝中挤出每一个字，直对着她的腮帮子呵斥道：

“马上给我滚出去！马上！”

鱼鳃脸鼓了起来，然后又瘪了回去，由砖红色变成了灰色。她张大了嘴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砰的一摔门走了。

我急忙向I-330扑过去：

“我不能原谅……这件事我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她竟敢对你这样?可是你总不会以为我……你总不会以为她……这完全是因为她想登记我，而我……”

“幸好她来不及登记了。况且，像她这样的，哪怕有一千个，我也不在意。我知道，你相信的不是那一千个，你相信的只是我一个。因为在发生昨天那件事之后，我已把自己完完全全暴露给你了，而这正是你所希望的。我现在掌握在你手中，你可以随时……”

“随时怎么样?”但我马上明白了她这话的含义，我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一直红到耳朵根，便连声喊道：“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永远不要再对我提这件事！您明明知道，那是另一个我，是先前的我，而现在……”

“谁知道呢……人就像一部小说，读到最后一页还不知道结局是什么。否则也就不值得一读了。”

I-330抚摸着我的头。我看不见她的脸，但从她的声音里听得出：她此刻正在注视着非常遥远的天空，目光凝滞在一片云上，那片云在无声无息、缓缓地飘着，不知飘向何方……

突然她推开了我，果断而又不无温柔地说：

“你听我说，我来这儿是要告诉你，我们也许到了最后的日子了……你知道吗：从今天晚上起，讲课全部取消了。”

“取消了?”

“是的。我刚从那里走过，看见大课室里正在布置什么，摆了一些桌子，还有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不知道。目前还没有人知道。而这是最糟糕的事。我只是感觉到，电流已经接通，火花在飞跑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过他们也许来不及了。”

我早已不再分得清楚，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我搞不清楚我希望的是什么，是希望他们来得及呢，还是希望他们来不及。只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I-330现在正走在悬崖的边缘，而且眼看着就要……

“这简直是疯狂，”我说，“你们的对手是大一统国。这无异于用手去堵枪口，还以为可以阻止子弹发射。这是十足的疯狂行为！”

她莞尔一笑：

“‘我们大家都应当发疯，而且要尽快发疯！’昨天有一个人说过这话。你还记得吗?在那边……”

是的，这件事写进了我的笔记。可见确有其事。我默默地望着她的脸：此刻她脸上的X形深纹分外醒目。

“I，亲爱的，趁现在还为时不晚……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抛弃一切，忘掉一切，咱们两人一起去那边，到长城外边，去找那些……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她摇了摇头。从她那双像黑幽幽窗户似的眼睛里，我看到她内心正燃着一台火炉，火星飞溅，烈焰熊熊，饱含树脂的干柴堆积如山。我明白了：已经太晚了，我的话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

她站了起来，马上就要离开。也许这已经是最后的几天了，也许只是最后的几分钟了……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别走！哪怕再待一小会儿也好。求你啦，看在……看在……”

她把我那只令我如此讨厌的、多毛的手慢慢举到了明亮处。我想把手抽回来，可是她抓得很紧。

“你这只手……你并不知道这个，也很少有人知道，长城里边的女人往往也会爱上那边的男人。你的身上肯定也有几滴阳光和森林的血。也许正因为这个，我才对你……”

沉默。说来也真奇怪，由于沉默，由于空寂，由于虚无，我的心反而跳得更快了。于是我大声喊道：

“嘿！你还不能走！你走不了，除非你把他们的事讲给我听。因为你爱……他们，可是我竟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我们失去的那一半吗?H_2和О是两个一半，为了得到水——小溪、大海、瀑布、浪涛、豪雨，必须使这两个一半结合在一起而成为H_2O……”

她的每一个动作我都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她拿起我桌上的玻璃三角板，在我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用三角板的棱边挤压自己的脸颊，在脸颊上留下一条白色的压痕，然后压痕渐渐平复，变成粉红色，而后逐渐消失。奇怪的是，她的话，特别是一开头的话，我却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些个别的形象和颜色。

我知道，她开头讲的是二百年大战的事。先是红颜色……绿色的草地上、黑色的土地上、蓝色的积雪上，到处都是一汪汪永不干涸的红色水洼。接下去是黄颜色：被太阳晒得枯黄的草地，赤身裸体、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人和鬃毛蓬乱的狗待在一起，旁边是死狗发臭的遗骸，也许是死人的腐尸……当然，这些都是大墙外边的事，因为城市已经获得胜利，城里已经吃上了我们现在这种石油食物。

一条条沉甸甸的黑色绉纱几乎从天空垂落到地面，绉纱在拂动着——原来，那是从森林和村庄上空冉冉升起的一股股烟柱。四周是一片低沉的哭泣声：望不到尽头的、黑压压的人流被驱赶往城市，以便用强制的方式拯救他们，教会他们过幸福的日子。

“这些事你差不多都知道?”

“是的，差不多都知道。”

“可是你不知道，而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总算得以幸免，仍旧生活在长城外面。赤身裸体的他们躲进了森林里。他们在那儿拜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以及太阳为师。他们全身长出了长毛，但在长毛的下面却保留了鲜红的热血。你们的情况比他们差，你们身上长出了数字，数字像虱子似的在你们身上乱爬。必须把你们身上的衣服扒光，把你们赤条条地赶到森林里去。让你们学会因为恐惧、欢乐、狂怒、寒冷而颤栗，让你们去向火祈祷求助。而我们这些靡菲想要……”

“你先等一下，‘靡菲’是什么?‘靡菲’是什么意思?”

“靡菲?是古时候的人名，就是那个……你记得吧，在那边的石头上刻着一个少年……要不这样吧，还是用你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吧，这样你会理解得更快。世界上有两种力量：熵和能量。一种力量导致安逸的静止和幸福的平衡，另一种力量导致平静的破坏，导致令人痛苦的、永无止境的运动。对于熵，我们的祖先，确切地说，你们的祖先——基督徒们，把它当作上帝一样而对之顶礼膜拜。而我们这些反对基督的人……”

这当口儿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那声音像耳语一样，勉强能听得见。闯进屋里来的就是鼻子扁平、额头像顶帽子似的压在眼睛上的那个人，他曾多次给我传送I-330的便条。

他跑到我们跟前站住，像台气泵似的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概是拼命跑了一路。

“你倒是说话呀！出了什么事?”I-330抓住他的手问道。

“他们——朝这边来了……”气泵总算喘够了气，“一队警卫……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点驼背的那个……”

“S-4711吗?”

“对！他们就在大楼里。马上就会到这儿。赶快！赶快！”

“不要紧！来得及……”她嘿嘿一笑，眼睛里闪着快活的火花。

这也许是一种荒唐的、不理智的胆大妄为，也许其中自有我还不理解的什么道理。

“I，看在造福主的分上！你要明白，这可是……”

“看在造福主的分上。”她的脸上现出锐角三角形——尖刻的冷笑。

“那么……那么就算看在我的分上……我求求你。”

“哎呀，我还有一件事本来要和你商量……不过也无所谓，明天吧……”

她快活地（对，是快活地）朝我点了点头，那个人把眼睛从遮阳棚似的额头下面探出片刻，也朝我点了点头告辞。于是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赶快坐到桌旁去。摊开书稿，拿起笔，好让他们发现我正在从事这项有益于大一统国的工作。突然我感到头上的每根发丝都活了起来，竖了起来，动了起来：要是他们读了我最近写的这些笔记，哪怕只读了一页，那还了得吗?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只见四壁在颤抖，手里的笔在颤抖，纸上的字迹在晃动，变得一片模糊。

把它藏起来吗?往哪儿藏——到处都是玻璃。烧掉吗?从走廊里，从隔壁房间里，都看得见。再说，这是我生命中充满痛苦、可能也是最值得我珍惜的一部分，我再也不能够把它毁掉了，我没有勇气这么做了。

从走廊的远处已经传来了说话声和脚步声。我只来得及抓起一叠手稿，掖在屁股底下。现在我就像钉在了扶手椅上，可是那把扶手椅的每个原子都在振荡着，而脚下的地面就像船上的甲板，一起一伏……

我全身缩成一团，眼睛躲进额头的遮阳棚下面，从额头下面贼眉鼠眼地窥探着：他们从走廊右端开始，逐个房间检查，越来越近。有些人像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有些人则急忙起身欢迎他们，把房门开得大大的——那是一些有福气的人！我要是能像他们一样该有多好……

“造福主是人类必需的、功效最佳的消毒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大一统国体内无任何肠胃蠕动现象……”——我用抖得都跳起来的笔硬挤出了这么一句完全不着边际的话，我俯在桌上的身子越来越低，脑袋里像装着一个发了疯的打铁炉，凭借着后背感觉到门的把手嚓的一声响了，随即门开了，带进来一阵风，我身下的椅子仿佛跳起舞来了……

直到这时我才勉为其难地把头从稿纸上抬起来，转过脸看着进来的人。（表演闹剧也真难……噢，是谁今天跟我说起过闹剧的?）走在最前头的是S-4711，他沉着脸，一声不响，目光像钻头似的迅速钻进我的内心，钻进我的椅子，钻进我底下那叠颤抖着的稿纸。随后，门口闪出几张熟悉的、天天见到的脸，其中有一张脸格外引人注目——红褐色的腮颊像鱼鳃似的鼓动着……

我一下子想起半小时前这间屋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我知道，她马上就会……我全身都在跳动，我用以遮掩书稿的那个部位也在突突直跳（幸好身体这个部位是不透明的）。

Ю从S-4711的背后走到他身边，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他的袖子，低声说：

“这是Д-503，‘一体号’的建造师。您大概听说过吧?他总是这样，趴在桌子上写……他一点都不爱惜自己！”

……我想到哪儿去了?她是一个多么妙不可言，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啊。

S-4711一下子溜到我的背后，隔着我的肩头俯身朝我的桌面上看。我用胳膊肘盖住我刚写下的东西，但他厉声喝道：

“那是什么，马上拿给我看看！”

我红着脸不好意思地递过去那页稿纸。他读了一遍。我发现他眼睛里溜出一丝微笑，这丝微笑顺着他的脸盘一下子滑到了下边，然后摇着小尾巴落在了他右边的嘴角上……

“这话有点绕弯子，不过总算……就这样了，您就继续写吧。我们今后不再来打扰您了。”

他就像轮船的桨片击水似的，吧唧吧唧地朝门口走去。他每走一步，我的脚、手、指头也随之慢慢恢复了知觉——心灵重又均匀地遍布全身，我在呼吸了……

末了的一件事是：Ю留了下来，走到我身边，伏在我耳朵上悄声说：

“算您运气，因为是我……”

真不明白，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后来到了晚上我才明白：他们带走了三个人。不过谁都不公开谈论这件事，同样也没有人公开谈论所发生的一切（这是因为受了那些隐蔽在我们中间的护卫的熏陶）。人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晴雨表水银柱的急剧下降和天气的变化。

【注释】

[1] 大西洲（Atlantis），又名阿特兰蒂斯，据古希腊传说，大西洲是大西洋上的一个大岛，毁于地震。——译者注

笔记之二十九

提要：落在脸上的细丝。幼芽。反常的压缩。

真奇怪，晴雨计的水银柱在下降，可就是没有风，一片平静。高空已经刮起了风暴，只不过我们还听不到。乌云在全速疾飞。乌云暂时还很少，只是一些边缘呈锯齿状的零星碎片。这就好像高空里有一座城市已经被摧毁，大墙和塔楼的残垣断壁正在飞落而下，眼看着它们在以骇人的速度逐渐增大——离地面越来越近。不过，它们得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穿过无垠的苍穹，然后轰隆一声坠落到我们地面上。

地面上现在是一片平静。空中飘着几乎看不见的、叫人不知是何物的细丝。每年秋天它们都被人从长城外面带进来。它们在空中慢慢飘游着，你会突然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异物挂在脸上，你想把它挥去，可是不行，挥不掉，你怎么也摆脱不了。

如果你走在绿色长城附近，你会感到这种细丝格外地多。今天早晨我就从那里走过：I-330约我在古屋我们那个“套房”里和她见面。

我走到了庞然大物似的古屋时，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细碎而匆忙的脚步声和短促的呼吸声。我回头一看，是О-90在追赶我。

她的体形浑圆得如此特别，如此完美，如此富有弹性。手臂、乳房，我所熟悉的整个身体都变得滚圆，把统一服绷得很紧，眼看就要撑破薄薄的衣料，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不由得想到，那边绿色丛林里，到了春天，幼芽也是这么顽强地破土而出，为的是早日抽枝、吐叶，早日开花。

她沉默了几秒钟，一对蓝色的眼睛朝着我的脸放出炯炯的光芒：

“全民一致节那天我看见您了。”

“我也看见您了……”我立刻想起了那天的情景：她站在下面狭窄的通道里，身子紧贴在墙上，双手护着腹部。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她统一服下面圆鼓鼓的腹部。

她显然觉察到了，圆圆的脸蛋刷的一下红了，现出了粉红色的微笑。

“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我感到很饱满——您可知道：饱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我走路时，周围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我总是听着我自己身体里的响动……”

我没有吭声。我觉得脸上有个异物，它搅得我不安，可我又没法摆脱它。突然她的眼睛一亮，变得更蓝了，一把抓起我的手——我感觉到她的嘴唇贴到我的手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是我迄今不曾体验过的古代亲昵方式，它使我感到很难为情，很不好受，以至于我急忙把手抽回来（大概动作也很粗鲁）。

“听我说，您这不是疯了嘛！与其说这是……您本来就……您高兴什么呢?您怎么能够忘记等待您的是什么呢?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反正总要……”

她一下子泄了气，身上的圆形线条全都扭曲变形了。我感到，由于怜悯的缘故，我心脏里发生了一种很不舒服的，甚至是病态的压缩（心脏无非就是一台完美的泵；压缩法或挤压法，即用泵汲取流体的方法，乃是一个技术上的谬误；由此可见，一切“爱情”、“怜悯”以及凡是可能引发这种压缩的其他情感，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十分荒谬、反常、病态的）。

一片沉寂。我的左边是长城模糊的绿色玻璃，前边是高大的暗红色古屋。这两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使我产生了一个两全的主意——一个我认为很出色的主意。

“有啦！我知道该怎么样使您得救了。我将设法不让您遭到看一眼自己的孩子就去死的下场。您可以抚养这个孩子。您懂吗，您将看着他在您亲自照料下一天天长大，像果实一样一天天成熟起来……”

她浑身颤抖起来，紧紧地抓住我。

“您一定还记得那个女人……就是很久以前在一次散步的时候见过的那个。她现在就在古屋这儿。我们去找她吧，我保证当下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我已经在想象中看到，我和I-330带着О-90走在地下长廊里，这不我已经看见О-90来到了鲜花、芳草、绿叶当中。但就在这当口儿，О-90离开我向后退去，她那粉红色的月牙形嘴唇颤抖着，两只尖角下垂着。

“就是那个女人哪。”她说。

“您是说……”我不知为什么感到很窘迫，“对，就是那个女人。”

“可您竟然想让我去找她……让我去求她……让我……请您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

她弯着腰从我身边迅速走开。后来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转过头来喊道：

“我就是死了，也没关系！您不用管，反正您不是也无所谓吗?”

一片沉寂。塔楼和城墙的残垣断壁从高空向下坠落着，并以骇人的速度逐渐增大，不过它们还需要几个小时，也许几天的时间，才能穿过无垠的苍穹。无形的细丝慢慢地飘游着，落在脸上——怎么也挥不去，怎么也摆脱不了。

我缓缓地向古屋走去。心脏在经受着荒谬的、痛苦的压缩……

笔记之三十

提要：最后的数。伽利略的错误。岂不更好吗?

这里记述的是我和I-330昨天在古屋的谈话。我们置身于红色、绿色、白色、黄铜色、橙黄色构成的驳杂而又充满闹意的色彩之中，这种氛围使我们难以进行逻辑思考……而且我们还始终面对着那位高鼻梁的古代诗人凝固在大理石上的微笑。

我逐字逐句复述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因为我认为，它对大一统国的命运，乃至整个宇宙的命运，都将具有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各位不相识的读者从中也许会找到为我开脱的某种依据……

I-330一张口就开门见山，向我和盘托出：

“我听说，你们的‘一体号’后天将首航试飞。到了那天，我们将把它夺过来。”

“怎么?后天?”

“是的。你坐下，别激动。我们不能浪费一分钟。护卫们昨天抱着侥幸心理逮捕了几百人，其中就有十二名靡菲。如果我们再耽误两三天，他们必死无疑。”

我默不作声。

“他们为了考察试飞经过，必然给你们派去电气技师、机械师、医生、气象学家。记住，12点整，午饭铃声响过后，当全体人员都进入食堂的时候，我们留在走廊，把他们都锁在食堂里，这时候‘一体号’就是我们的了……你很清楚，此举非成功不可。‘一体号’在我们手里就是一件武器，有了它就可以干脆利落地结束这一切，而不会造成任何痛苦。他们的那些飞车……哼！和老鹰相比，那不过是小小的蚊子。况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把所有发动机的喷火门瞄准地面，单靠它们喷火就足以……”

我跳了起来：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太荒唐了！难道你不明白，你们正在策划的是一场革命吗?”

“对，就是一场革命！可为什么说这太荒唐呢?”

“说这种做法太荒唐，是因为革命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我们的革命——不是你说的革命，而是我说的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一次。从此不会再发生任何革命了。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眉毛蹙成一个讥讽的锐角三角形：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不但如此，你还是一位数学家出身的哲学家。那么就请你说出最后的数吧。”

“你想说什么?我……我不明白，哪个数是最后的数?”

“就是最末一个数吧，最高、最大的数。”

“可是，I，这未免太离谱了！数的数目是无穷无尽的，你说的最后的数究竟是哪个数呢?”

“那么你说的最后的革命又是哪个革命呢?最后的革命是没有的，革命是无穷无尽的。‘最后的革命’是哄孩子的话：孩子们一听到‘无穷无尽’就会吓着，为了让孩子们晚上能安静地睡觉，就必须……”

“看在造福主的分上，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人人都很幸福，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假如……也好，就算是这样。那么后来又是什么呢?”

“真好笑！简直是小孩子提的问题。你给孩子们讲故事，即使从头讲到尾，他们也一定要问：那么后来呢，可又为什么呢?”

“孩子是最有胆略的哲学家。有胆略的哲学家必然是孩子。正应该像孩子那样，永远要问：那么后来又是什么呢?”

“后来什么也没有！到此为止。整个宇宙呈现一片均衡，到处都是均匀的……”

“嗬，又是均衡，又是到处！这恰恰就是熵，心理上的熵。你作为数学家难道不明白，只有差异，只有温差、热反差才蕴含着生命。如果宇宙中一切物体都同样地热，或者都同样地冷……必须推动它们相撞，才能产生火、爆炸，才能燃起地狱般的大火。所以我们要让它们相撞。”

“但是，I，你应该明白，我们的祖先在二百年大战时正是这么做的……”

“噢，他们是正确的，一千个正确。他们只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们却相信他们是最后的数，而自然界并没有这个数，没有。他们的错误也是伽利略的错误。伽利略说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不知道，整个太阳系还围绕着某个中心转，他不知道，地球的真正轨道（不是指相对的轨道）根本不是一个朴素的圆……”

“那你们呢?”

“我们目前还懂得最后的数是不存在的。将来我们有可能忘记这个道理。不，不是有可能，而是肯定会忘记，那是在我们衰老的时候——一切事物都必然会衰老。到了那时，我们也必然要坠落下来，就像秋天树上的叶子，就像后天的你们……不，不，亲爱的，不是说你。你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嘛，你肯定和我们在一起！”

她像一团火，像一阵风，像一束火花似的（我从来没看见过她这副样子），整个身体扑在我身上，紧紧拥抱着我。我顿时消失了……

末了，她坚定地定睛望着我的眼睛：

“你可要记住：12点。”

我说：“是的，我记住了。”

她走了。我独自置身于蓝色、红色、绿色、黄铜色、橙黄色构成的充满闹意而又驳杂的色彩之中……

是的，12点……突然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个异物落在我的脸上，怎么也挥不去。突然我又想起昨天早晨，Ю以及她冲着I-330大喊大叫的情形……这是怎么啦?真是怪事。

我急急忙忙跑到了外边——赶紧回家，回家……

在我身后，我听见了长城上空飞鸟们钻心刺耳的啼叫。在前面，在落日的余晖里，我看到了一个个仿佛用火的结晶砌成的深红色圆屋顶，一幢幢仿佛喷着烈焰的立方体大厦，还有那根仿佛凝固在空中的一道电光似的蓄能塔塔顶标杆。所有这一切，这无可挑剔的几何美，将由我亲手把它……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出路吗?

我路过一间大课室（不记得它的编号了）。大课室里的长椅都摞了起来，课室中央放着一张张桌子，上面铺着雪白的玻璃床单，白床单上都有一块粉红色的太阳光血斑。这一切都隐藏着一个吉凶未卜，因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明天。一个头脑健全、耳聪目明的人不得不生活在无规则的事物中，生活在未知数中，生活在X中，这是有悖常理的。这就好像有人蒙住你的眼睛，让你磕磕绊绊地摸索着走路，而你明知深渊的边缘近在咫尺，只要跨出一步，就会摔得粉身碎骨，血肉模糊。这不正是我目前的处境吗?

如果我不坐以待毙，而自己头朝下跳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这岂不是唯一一条正确的、一了百了的出路吗?

笔记之三十一

提要：伟大的手术。我宽恕了一切。列车相撞。

我们得救了！就在最后的一刻，正当你觉得已经回天无力的时候，正当你感到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居然得救了！

这情形就好像你已经顺着台阶一步步登上了造福主那台令人畏惧的机器，或者就像你已经被沉甸甸的玻璃罩咔嚓一声扣住了，而你正在贪恋地、今生最后一次地凝眸遥望蓝天。突然，你发现这只是一场“梦”。那太阳——它依然那么粉红，那么快活；那墙壁——抚摸着凉丝丝的墙面，会让你感到如此欢欣；那枕头——躺进洁白枕头的枕窝里，真是其乐无穷……

这些大致就是我今天早晨读《国家报》时的感受。原来是一场噩梦，而今它已结束。可是我，胆怯的我，不忠的我，竟然想到轻生自杀。我现在真不好意思去读我昨天写的最后几行文字。不过，也无所谓，就随它去吧，还是让它保留下来，用来纪念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件事本来有可能发生，但已经不会发生了。是的，不会发生了！

《国家报》头版上有一篇文章赫然醒目：

“尽情欢呼吧，

“因为从今天起，你们已经完美无瑕！迄今为止，你们的产品——机器曾比你们完美。

“何以见得?

“发电机的每一颗火花都是纯而又纯的理智火花，活塞的每一个冲程都是无懈可击的三段论式。难道你们头脑中的理智不也是万无一失的吗?

“吊车、冲床、水泵所包含的哲理，像规则的圆一样，完整而清晰。难道你们的哲理就不如它们的圆满吗?

“机械的美，在于它的节律和钟摆一样，始终如一，精确无误。难道从小就受到泰罗制熏陶的你们，还没有变得像钟摆一样精确吗?

“所不同的是：

“各种机械都没有幻想。

“你们是否曾见过，一个泵筒在工作时满脸堆着一副毫无意义的、想入非非的微笑?你们是否曾听说过吊车夜晚在规定的休息时间辗转反侧，长嘘短叹?

“没有！

“你们应该感到羞愧！护卫们在你们中间越来越频繁地发现这种微笑和叹息。你们应该感到无地自容，大一统国的历史学家纷纷要求辞职，他们不愿意记述这种不光彩的事。

“但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因为你们都身患疾病。这种病的名称是：

“幻想。

“幻想是蛀虫，它会在你的额头上蛀出一道道黑纹；幻想是狂热症，它驱使你一直向更远的地方跑去，尽管这个‘更远的地方’的起点正是幸福的终点。幻想是幸福路途上最后一道路障。

“尽情地欢呼吧：路障已经被炸毁。

“道路畅通了。

“国家科学最近发现：幻想的中枢不过是脑桥部位的一个小小的神经节。只消用X光烧灼法对这个神经节处理三次，就可以治愈你的幻想，并且是“一劳永逸！

“你们现在已完美无瑕，你们可与机器媲美，通往百分之百幸福的大道已经打通。你们大家，无论老少，赶快去接受这项伟大的手术。请大家赶快去大课室，那里正在施行伟大的手术。伟大的手术万岁！大一统国万岁！造福主万岁！”

如果这里记载的一切，你们不是从我这本颇像古代怪诞小说的笔记中读到的，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颤抖的双手捧着这张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知道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即使不是今天的现实，也是明天的现实，那么你们的感受难道不是和我的感受一样吗?你们难道不是和我现在一样，也感到头晕目眩吗?难道你们的后背和手臂就没有麻酥酥、甜丝丝、凉冰冰的针刺感吗?难道你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宇宙大神[1]，只要挺起腰板，头就会碰到玻璃天花板吗?

我抓起电话听筒：

“I-330……对，对，330，”接着，我急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您在家啊?您看过报吗?……您正在看吗?这可真是……这可真是……这可真是了不起！”

“是啊……”一阵长时间的、令人猜不透的沉默。听筒里传出微弱的嗡嗡声，她在思量着什么……“我今天务必得见到您。是的，16点以后在我这儿。务必得见面。”

她多可爱！她太可爱了！ “务必得见面”……我觉得我在微笑，而且欲罢不能，我就带着这副笑容，像头顶上高悬着一盏灯似的，招摇过市……

外面一阵疾风迎面袭来。它旋转着，呼啸着，像鞭子似的抽打着。但我只是感到更加快活。任凭你怎样咆哮，任凭你怎样怒号，反正你已经无法掀倒那些墙壁了。头顶上铁块似的飞云，你们就是炸裂开来也无所谓，你们无法遮住太阳，因为我们——我们这些约书亚[2]已经把它永远牢牢地锁在在九天之上了。

街角上密密麻麻地站着一群约书亚，他们都把额头抵在大课室的玻璃墙上。里面一张雪白耀眼的桌子上已经躺了一个号民。白罩单下面露出两只叉开的黄色脚掌。几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俯身在他头部，一只白色的手把不知吸满了什么药水的注射器递到另一个人的手上。

“你们怎么不进去?”我不是向某一个人发问，而是向所有人发问。

“那您呢?”一个圆球形脑袋瓜转过来问我。

“我……稍等等。我首先还得……”

我面带几分尴尬地走开了。我的确得首先去见她——I-330。可是为什么要“首先”，我无法自圆其说……

造船现场。像冰一样蓝晶晶的“一体号”烁烁闪亮。机舱里发电机嗡嗡响着，温情地、无尽无休地重复着一个词——一个我似乎很耳熟的词。我俯下身抚摸了一下发动机冰冷的长管子。多么可爱……简直太可爱了。明天你将获得生命，明天你将在自己腹内喷射出的灼热火焰的推动之下，有生以来第一次抖擞起精神……

如果一切仍然和昨天一样，我会用怎样的眼光来看这个玻璃的庞然大物呢?如果我早知道明天12点我会出卖它……是的，出卖它……

有人从后面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我的臂肘。我回头一看，是第二建造师那张瓷盘似的扁平脸。

“您已经知道了。”他说。

“什么事?手术吗?知道了，这是真的吗?怎么，全体都做，都一起做?”

“不是，不是那件事，试航改期了，改在后天。全怪这个手术。大家白赶了一场，空忙了一阵……”

“全怪这个手术”……他这个人真可笑，没头脑。简直是鼠目寸光。他哪里知道，要不是这个手术，明天12点他就会被锁进玻璃笼子里，他会在那里急得团团转，恨不能爬上墙壁……

15点30分，在我的房间里。我一进门就看见了Ю。她坐在我桌子旁边，直挺挺、硬邦邦的，活像一副骨头架子，用手托着右颊。她多半已等了很久了，因为她迎着我站起来时，脸颊上仍然带着五个凹陷的指印。

只有一秒钟的工夫，我头脑中闪现出那个倒霉的早晨，就是在这儿，在桌子旁边，她站在I-330身边，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不过也只有一秒钟，这一切立刻消释在今天的阳光中。这就像你在一个晴好的日子里走进房间，心不在焉地扭动了开关，电灯亮了，可是你并不感觉它存在，它是那样可笑，那样可怜，那样不必要……

我毫不犹豫地向她伸出了手，我宽恕了一切。她抓住我的双手，紧紧地捏了一下，使我感到针刺般疼痛。她那像古代首饰般下垂着的双颊，由于激动而颤抖着。她说：

“我在等您……我只待一会儿……我只是想对您说：我真为您庆幸，真为您高兴！您明白吗，明后天您将完全康复，您获得了新生……”

我一眼看见了桌上的稿纸——那是我昨天写下的最后两页笔记。昨天写完放在那儿，还照原样放在那儿。如果她看见了我在那上面写的东西……不过也无所谓：如今这一切只不过是历史而已，现在看这一切，就像倒拿望远镜所看到的景物，显得那么遥远，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

“是啊，”我说，“您知道，我刚才走在大街上，前面有一个人，他的影子洒在路面上，您猜怎么样，那影子竟然发出光来。我觉得，不，我确信，明天就不会再有影子了，没有一个人再有影子了，没有一件东西再有影子了，太阳会照遍一切……”

她既温柔又严厉地说：“您真是个幻想家！换了我们学校里的那些孩子，我可不允许他们这样说……”

她谈起了孩子，谈她如何带着他们全体一起去做手术，又如何不得不把他们捆绑起来。她说：“要爱，就不能姑息，是的，不能姑息。”她还说她似乎终于要下决心……

她整理了一下两膝间灰蓝色的裙衣，像贴膏药似的，把微笑默默地、迅速地贴遍我全身，然后就走了。

幸好，今天太阳还没有停息下来，太阳在疾跑着，现在已经是16点，我砰砰地敲门，我的心也在怦怦地跳……

“进来！”

我在她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跪下，搂住她的双腿，仰起头望着她的眼睛，轮流地看，看了这只又看那只，从每一只眼睛里都看到那个沉醉于温柔乡的我……

外面风狂雨骤，乌云低垂，随它去！我的头脑里挤得密密实实，语言像洪水，漫过了堤岸，于是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和太阳一起飞向不知什么地方……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飞向什么地方。跟在我后面的是各种星球，有的星球喷着火焰，遍地是会唱歌的火红色花朵；有的星球默默无声，一片蔚蓝，那上面有理智的岩石结成了有组织的社会——这些星球也和我们的地球一样，达到了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幸福顶峰……

突然，从上面传来：

“你不认为顶峰就是那些结成有组织社会的岩石吗?”她脸上的三角形越发尖锐，越发阴暗，“幸福……幸福是什么?欲望给人带来痛苦，对吧?所以，很明显，幸福就是没有欲望，连一个欲望也没有……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在幸福的前面加写正号，这是莫大的错误，是荒谬的偏见。绝对幸福的前面当然是负号——神圣的负号！”

我记得我当时很狼狈地咕哝了一句：

“绝对的负值[3]是——273℃……”

“是——273℃，没错！不免冷了点，但这不正好证明我们达到了顶峰吗?”

就像先前一样，她仿佛在替我说话，或者在说我心里的话，把我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她的语气中有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味道，我受不了。于是我勉为其难地挤出了一个“不”字。

“不，”我说，“你……你在开玩笑……”

她笑了起来，笑声很大，大得过分。她的笑声很快，也就一秒钟的工夫，就达到了极限，随后就回落下来……终止。

她站起来，把手搭在我肩头，久久地凝望着我。然后她把我拉到自己怀里，于是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感到她那热辣辣的嘴唇……

“永别了！”

这话听起来很遥远，好像来自空中，并不是很快就到达我的耳朵里，可能是隔了一两分钟。

“为什么说‘永别’呢?”

“你是个病人，由于我的过错你一再犯罪。难道你不感到痛苦吗?现在有了手术，你会医好我给你带来的痛苦。这不就是永别吗?”

“不！”我喊了起来。

她白净的脸上现出一个无情的、黑色的锐角三角形：

“怎么?你不想得到幸福?”

我的脑袋快要炸裂了，两列逻辑列车迎头相撞了，它们扭结在一起，彼此颠覆着，轰响着……

“那好吧，我等着，你做出选择吧：是要手术和百分之百的幸福呢，还是……”

“我不能没有你，不要离开你。”——这句话我说了呢，还是只在心里这么想的，我搞不清楚，但I-330听见了。

“好，我知道了。”她回答我。然后，她仍然把手搭在我肩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眼睛，说道：

“那就明天见。明天12点，你记住了吗?”

“不。推迟一天……是在后天……”

“这对我们来说更好。12点，后天。”

我独自走在暮色苍茫的街上。我像纸片一样，被风旋转着，挟带着，驱赶着，铸铁的天空碎片一直在飞着，飞着，它们还要在无限的空间飞上一天、两天……迎面走来一些号民，他们的统一服擦着了我，但我只是一个人在走着。我心里明白，大家全都得救了，唯有我是无可救药了，因为我不愿意得到拯救……

【注释】

[1] 即希腊神话中的顶天巨神阿特拉斯。——译者注

[2] 约书亚是摩西的仆人和继承人，参见《圣经》。——译者注

[3] 即绝对零度。根据热力学定律，绝对零度（——273.15℃）只能无限接近，但是不能达到。——译者注

笔记之三十二

提要：我不相信。拖拉机。木屑般的小人儿。

你相信自己会死吗?是的，人总有一死，我是人，因此……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因为我知道你明白这个道理。我是在问，你是否曾有个时候相信了这个道理，彻头彻尾地相信了，不是凭理智，而是从骨子里相信了，是否曾感觉到有朝一日捏着这页书的手指会变得枯黄、冰冷呢……

不，你当然不相信，正因为这样，你至今还没有从十层楼上跳下去，正因为这样你至今还在吃饭，看书，剃须，微笑，写东西……

我今天的处境也是这样，的确，也正是这样。我知道，这根小小的黑色表针将向下移动，移到午夜，然后再慢慢地升上去，越过最后一条界线，于是那个难以置信的明天即将来到。这我都知道，可我就是不相信。也许我觉得24个小时就是24年吧。正因为这样，我还能做点什么，还能赶到一个地方去，解答问题，从舷梯登上“一体号”。我还能感觉得到它在水面上摇晃，还明白应该抓住扶手，而手里那个玻璃扶手是凉的。我还能看得见，透明的、活生生的吊车像鹤一样弯起长颈，伸出长喙，在疼爱地、深情地给“一体号”喂食——供发动机专用的一种可怕的、会爆炸的食物。我还能看到下边河面上被风吹起的粼粼碧波。可是这些都显得离我十分遥远，与我不相干，平板呆滞，就像一张画在纸上的图样。所以，当第二建造师那张像图纸似的扁平脸突然开口说话时，我感到很奇怪。他问：

“那么我们到底给发动机加多少燃料呢?如果按三个小时计算……或者按三个半小时……”

我仿佛从投影图上看着面前我那只拿着计算尺的手，看着对数刻度盘上的“15”这个数字。

“15吨。不过，您最好加到……对，加到100吨……”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毕竟知道，明天……

我像冷眼旁观似的，看着我那只握着对数刻度盘的手开始微微颤抖。

“100吨?干吗要加这么多?这足够用一周的了。何止一周，够用更多的时间！”

“以防万一嘛……谁知道……”

“我知道……”

风在呼啸，从地面到高空，整个空气中充塞着一种无形的东西。我感到呼吸困难，举步维艰，而大街尽头蓄能塔大钟的指针也在艰难地、缓慢地却又一刻不停地移动着。塔顶的标杆隐没在乌云中，青幽幽的，黯然无光，发出低沉的呜呜声——那是在吮吸着空气中的电能。音乐工厂也传出呜呜的铜管乐声。

一群人和往常一样，四人一排列队走过来。可是那队列却很不严整，东摇西摆，七扭八歪，也许是由于风吹的缘故，而且越来越甚。在大街拐角的地方，队列仿佛撞到了什么，一下子退了回来，人们乱作一团，挤得透不过气来，个个像鹅一样伸长了脖子。

“你们看！不是，那边，快看哪！”

“是他们！就是他们！”

“……我——决不去！决不，我宁愿把脑袋放进机器……”

“轻点！你疯了……”

拐角处大课室的门洞开着，从里面缓慢、沉重地走出一个纵队，大约有五十个人。说是“人”，却又不像是人。他们的脚不像是脚，倒像是沉甸甸的、锻造出来的轮子，由一个看不见的传动装置带动着向前滚动。这哪里是人，分明是一台台人形拖拉机。他们打着的一面白旗在头顶上飒飒作响。旗上绣着一个金色的太阳，在四射的光芒中绣着几行字：“我们是第一批！我们已经做了手术！大家都得跟我们走！”

他们就像铁犁似的，慢慢地、势不可挡地从人群中间犁过去。很显然，如果横在他们路上的不是我们，而是墙、树或房屋，那他们也不会停下来，照样犁过那墙、树、房屋。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大街的中央。他们挎起胳膊，面朝我们，拉起一道封锁线。我们这群人紧张得头发都竖了起来，个个伸长了鹅一般的脖子，翘首静候。乌云压顶，狂风怒号。

突然，封锁线左右两翼向我们迅速包抄过来，而且不断加快，就像一辆重型汽车。他们把我们围了起来，向那扇洞开的门挤压过去，一直挤进门里。

不知是谁尖着嗓子喊道：

“这是在逼我们进去！快逃吧！”

人群顿时涌动起来。紧贴屋墙的地方，人墙上还有一个狭窄的缺口，于是人们都争先恐后朝那边跑去，个个脑袋都像楔子似的削得尖尖的，就连臂肘、肋骨、肩膀、髋骨也都变得那么尖削。人们像消防水带喷出的高压水柱，呈扇面状四散开来，满眼尽是践踏的脚、挥动的手、统一服。

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闪出一个S形的、双折弯的身影和两只招风耳，一眨眼就不见了，仿佛钻进了地里。我夹在闪动着的手臂和腿脚之间独自奔跑着……

我跑进一个门洞想歇口气，把后背紧紧地贴靠在门上，立刻有一个木片般的小人儿，像被一阵风刮来似的，贴到了我身上。

“我一直……跟着您……我不愿意，您明白吧，我不愿意。我同意去找……”

两只圆乎乎的小手拉着我的袖子，一双圆溜溜的蓝眼睛望着我。原来是她——О-90。她就好像贴着墙面滑下来似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在我脚下冰冷的台阶上瑟缩成一团，而我俯身在她头上，抚摸着她的脑袋和脸蛋——我的手湿淋淋的。那样子就好像我很大，而她很小很小，只是我身上的一小部分。这和我同I-330在一起时截然不同，我现在觉得，这种情形倒很可能和古人对待他们的私有子女有些相似。

从下面，从她捂着脸的手指缝里传出微弱的声音：

“我每天夜里……我受不了——万一我被他们医好……我每天夜里都是孤零零的，在黑暗中想着他——他长得什么样，我怎么能把他……那样我的生活就没有依托了——您明白吗?所以您应该——您应该……”

我的心情很矛盾，但我的的确确相信我有责任。它之所以矛盾，是因为白的不能同时又是黑的，责任和罪行不可能彼此等同。也许生活中既没有黑，也没有白，而颜色只取决于基本的逻辑前提。既然这个前提是我非法地使她怀了孩子……

“好啦，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说，“您明白吗?我应该带您去见I，这我上次跟您提过，好让她……”

“是的……”（声音很低，捂着脸的手没有放下来。）

我扶她站了起来。我们默默地走在暮色渐暗的街上，各自在想心事，想的也许是同一件事。我们穿行于死寂的铅灰色房屋之间，强劲的风像树枝一样抽打在脸上……

在某一个透明的精神紧张点上，我透过呼啸的风声，听见身后响起熟悉的、仿佛踩在水坑里的脚步声。在转弯的地方我扭头一看：在倒映在模糊的玻璃路面上疾飞着的乌云中，我看见了S-4711。我的胳膊顿时不听使唤了，不合节拍地乱甩起来。于是我就大声对О-90说，明天……对，明天“一体号”首航试飞，这将是一次破天荒的、惊心动魄的壮举。

“想想看！平生第一次到这座城市以外的地方去看看——谁知道绿色长城那边什么样呢？”

О-90圆瞪着蓝眼睛惊羡不已地看着我，看着我无缘无故刷刷地乱甩胳膊。但我不容她插言，我只管一个劲儿地说下去。可是说归说，我却在暗自思考着。一个念头在我的脑袋里嗡嗡叫着，乒乓敲着——这只有我自己能听得见：“这样不行……得想个办法。绝不能把他引到I-330那儿去……”

本来应该向左拐，我偏往右边拐去。一座桥像奴隶似的拱起脊背在恭候我们三人：我、О-90和后面那个S-4711。对岸的屋宇灯火通明，灯光洒在水面上，化作千万颗狂乱跳动的火花，颗颗火花都溅上了疯狂的白色泡沫。风呜呜地吼着，仿佛半空中拉着一条缆绳般的低音琴弦。透过低音似的风声，一直可以听到背后……

我们来到了我住的那幢楼房。О-90在门口停下，嘀咕起来：“不是这儿！您不是答应……”

但我没等她说完，就急忙把她推进门里，我们走进里面的前厅。在管理员小桌那儿，只见那对熟悉的、松弛下坠的腮颊，激动得直呼扇。周围是挤得密密层层的号民——在争论着什么。二楼扶栏上有些人在探头探脑，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跑下楼。不过，这些还是等以后再说吧……眼下我赶紧把О-90拉到对面的角落里，背朝着墙坐了下来（我发现墙外有一个大脑袋的人影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掏出了笔记本。

О-90坐在椅子里像泄了气的皮球，慢慢地瘪了下去。仿佛统一服里的躯体在蒸发，在融化，只剩下一件空荡荡的衣服和一双空洞洞的眼睛——那蓝色的空洞简直能把人吸进去。她满脸疲惫地说：

“您干吗带我到这儿来?您是不是骗了我?”

“不是的……小声点！往墙外看，那边……看见了吧?”

“是的。有个影子。”

“他一直跟在我后面……我去不成了。您明白吗，我不能去。我现在给I-330写几句话，您带上字条，自己去吧。我知道，他会等在这儿的。”

她统一服里那个逐渐丰满起来的躯体又有了生机，腹部也略微变圆，脸上浮现出朝霞般淡淡的红晕。

我把字条塞进她冰冷的手指里，紧紧地捏了一下她的手，最后一次端量了一下她的蓝眼睛。

“永别了！也许有一天还会……”

她抽出了手，弯腰弓背慢吞吞地走开。走了两步就很快转过身来，又回到我的身边。她嘴唇不断地翕动着，她用嘴巴、眼神乃至整个身体向我不停地诉说着同一句话，而脸上却挂着令人不忍目睹的苦笑和伤感……

然后这个木片般的小人儿弯腰弓背地走到了门口，墙外映出她小小的身影，她头也不回就很快地走了，越走越快……

我走到Ю的小桌前。她激动而又气愤地鼓动着腮帮子对我说：

“您瞧，个个都好像发疯了！这个人就硬说他在古屋附近亲眼看见了一个什么人——光着身子，浑身是毛……”

在已经稀少了的、个个脸红脖子粗的人群里，有一个声音插话说：

“没错！我再说一遍，我是看见了。”

“您看，多么蹊跷，啊?他这不是痴人说梦嘛！”

“痴人说梦”几个字她说得如此自信，如此坚定，使我不禁自问：“这些时候，我和我周围发生的那些事，其实也是一场梦吧?”

可是我看了一眼自己那双毛茸茸的手，不禁又想起I-330的话：“你的身上肯定也有几滴阳光和森林的血。也许正因为这个，我才对你……”

不，幸好这不是梦。不，很不幸，这不是梦。

笔记之三十三

提要：（本篇无提要，系匆匆写就，最后的话。）

这一天终于来临。

我赶紧拿起报纸，也许那上面……我是在用眼睛读报（的确是这样：我的眼睛现在就像是手里拿着的笔或者计算器，不过是身外之物，不过是件工具罢了）。

报纸头版用大号字体登出一整版如下内容：

“敌视幸福的人并未高枕而卧。你们要用双手捍卫幸福！明天暂停工作，全体号民均务必前去接受手术。凡未到场者，必将被送上造福主的机器。”

明天！哪里还会有。难道还会有什么明天吗?

我像平时一样，习惯成自然地伸手到书架上（手就是工具），把今天的报纸放进烫金封面的报夹子里。手抬到半空时，心里在想：

“这又何必呢?放哪儿不是都无所谓了吗？反正这个地方，这间屋子，我永远不会再来了，永远……”

于是报纸从手里滑落到地板上。我站在那儿环顾四周，眼睛把整个房间扫了个遍。我急忙盘算着带走什么，慌乱地往一只无形的箱子里塞我割舍不下的一切。桌子、书籍、扶手椅……I-330那次就坐在这把扶手椅里，我坐在她脚下的地板上。还有那张床。

后来我又站了一两分钟，傻傻地等待出现某种奇迹：也许会有电话打来……也许她会让我……

不，奇迹没有出现……

我走了——走向未知。这是我的最后一篇笔记。永别了，不相识的诸位，亲爱的诸位。我和大家在这部笔记里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我把染上了心灵疾病的自己向你们和盘托出，连一个磨损了的螺丝钉、一条断了的发条都没漏掉……

我走了……

笔记之三十四

提要：三个休长假者。阳光明媚的夜。无线电话女神。

噢，如果我真的把我自己和所有人摔得粉身碎骨，如果我真的跟她一起到了长城外面，与那些龇着黄牙的野兽为伍，如果我真的永远不再回到这里，那倒也罢了。那样会轻松一千倍，一百万倍。可是现在让我干什么呢?让我去扼杀那个……幻想。可是这难道能行之有效吗?

不能，不能！Д-503，你可要把握住你自己啊。你要立足于坚实的逻辑基点上，哪怕花不太多的时间拼搏一场，像古代的奴隶那样，尽全力去推动三段论的石磨，直到把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都琢磨透彻为止……

当我走上“一体号”时，人们已经到齐，已经各就各位，巨大的玻璃蜂巢里所有蜂房都已被占据。透过玻璃甲板看过去，下面尽是小得像蚂蚁似的人——他们守在电报机、发电机、变电器、测高仪、整流器、指示表、发动机、水泵、导管旁边。在公共休息厅里，一些人正俯身在图表和仪器上，大概是科学局派来的。第二建造师和他的两个助手站在他们一旁。

这三个人的脑袋都龟缩进肩膀里，个个脸色灰暗，像晚秋的天，了无阳光。

“喂，怎么样?”我问。

“哼，怪可怕的，”其中一个笑了笑说，一脸的灰色，了无阳光，“也许不得不降落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总之，谁也不知道……”

我看着这几个人，心里就不是滋味——再过一个小时，我将用自己这双手把他们从《作息条规》安排的舒适生活中抛扔出去，使他们永远脱离大一统国母亲的怀抱。他们让我想起了《三个休长假的号民》里面的悲剧人物。我们这里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故事。它讲的是：为了做试验，给三个号民免除了一个月的劳动，告诉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1]。几个倒霉鬼在他们平时劳动的场所附近来回转悠，馋猫似的朝里面张望。他们常常在大街广场上停下来，一连几个小时重复着他们每天在规定时间所做的动作——这些动作已经成为了他们肉体上的需要。他们用锯子锯空气，用刨子刨空气，手握无形的铁锤，敲打着无形的铸铁块。到了第十天，他们终于忍无可忍，就手拉着手走进河里，在《进行曲》的乐声中步步下沉，直到河水中止了他们的痛苦……

我再重复一遍，看着他们我心里很难过，便想赶紧离开这儿。

“我去机器间检查一下，”我说，“然后就出发。”

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启动点火时要用多大的电压，尾部水槽应该注入多少压载用水。我身体里仿佛有一架留声机，它迅速而准确地回答着所有问题，而我却在不停地想着自己的事。

在狭窄的走廊里，有一张脸闯入我的意识——从那一刻起事实上就开始了……

在狭窄的走廊里，灰色的统一服和灰色的面孔不时地匆匆而过，在我目光里驻留片刻的只有一张面孔：头发低垂，像顶帽子似的扣在头上，眼睛缩进蹙紧的额头下面。他就是给我送便条的那个人。我明白了，她人在这儿，我是无法逃避这一切了。况且时间也所剩无几，只有几十分钟……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分子都在微微颤栗（直到最后也未曾停止），仿佛装了一台巨型电动机，而我身体这座建筑物分量太轻，因此所有的外墙、内墙、电缆、房梁、电灯——一切都在颤悠……

我还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这儿。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已经派人叫我赶快到上面指挥室去了：就要出发了……可是去哪儿呢?

一张张灰色的、了无光泽的脸。底下水面上像是布满了一条条绷紧的青筋。天空中是一层层铸铁般沉重的乌云。当我抓起指挥电话的话筒时，我的手也沉重得像一块铸铁。

“向上，45度！”

响起了沉闷的爆炸声，船体向上一纵，船尾溅起像一座山似的白绿色浪花，脚下的甲板开始飘移，柔软得像橡胶一般。所有的一切，乃至整个生活，都永远地留在了下面……四周的一切——蓝色冰雕似的城市、一个个小瓶子似的圆屋顶、孤零零铅灰色手指似的蓄能塔顶尖——刹那间仿佛越来越深地坠入一个漏斗形涡旋中，变得越来越小。随后是一片浓密的云幕，我们穿过了云幕，看见了太阳和蓝天。若干秒、若干分、若干里之后，蓝色迅速凝结，黑色弥漫其间，于是露出点点寒星，宛如一滴滴冰冷的银白色汗珠……

这真是一个令人胆寒的夜，它亮得刺眼而又漆黑一片，它星斗满天而又阳光灿烂。这就好像你突然失聪，铜号在狂吼，你还能看得见，但你只是能看得见而已：那铜号哑然无声。太阳也如此，也哑然无声。

这是很自然的，原本在预料之中。我们已经飞出了地球的大气层。只不过这一切来得太快，令人猝不及防，所以周围的人个个吓得呆若木鸡，鸦雀无声。而我呢，在这个充满梦幻色彩的哑然无声的太阳下，反倒觉得更加轻松。仿佛我经过最后一次痛苦挣扎之后，已经闯过了一道无法绕开的关口。我的躯壳留在了下面，而我自己飞翔在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的一切大概都是异样的，颠倒的……

“保持航向！”我对着话筒向机器舱大声地下达了指令，也许下达指令的不是我，而是我身体里的那架留声机，并且又是这架留声机用它那只装有活动关节的机械手把指挥话筒递给了第二建造师。我全身每个分子都在微微地颤栗——这种颤栗的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我就这样跑下来，去找……

我来到公共休息厅门前——就是这扇门再过一个小时将哐啷一声重重地关上……门旁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个子矮矮的，长相仿佛见过千百次，混在人群中很难辨认，只是两只手特别长，达及膝盖，仿佛由于忙中出错，把另一组人体零件中的手给他装上了。

他伸出长手拦住我：

“您去哪儿?”

我明白，他不知道我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这也没什么，也许就应该这样。我居高临下，故意声色俱厉地说：

“我是‘一体号’的建造师，而且这次试航由我主持。您明白啦?”

长手缩了回去。

我走进公共休息厅。制图仪器和地图上俯着几个头发花白的脑袋，还有几个黄发的脑袋，谢了顶的脑袋，熟透了的脑袋。我把所有的人一股脑儿都很快扫了个遍，然后退了出去，穿过走廊，顺着舷梯下到了机器间。燃料点火爆炸后，管道变得炽热，因此这里温度很高，噪音也很大，那些闪闪发亮的曲柄像喝醉酒似的，跳着狂热的蹲跳舞，刻度盘上的指针片刻不停地微微颤动着……

终于在测高仪旁找到了那个额头低得像戴了顶帽子似的人——他正俯身在笔记本上……

“我问您……”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着（因为机器的噪声太大），“她在这儿吗?她在哪儿?”

额头下面的阴影里露出一丝微笑：

“她?在那边，在无线电机房……”

于是我就去了那里。那儿共有三个人，个个都戴着盔式通信耳机。她仿佛比平时高了一头，仿佛长了双翅，闪闪发亮，展翅欲飞，活像古代的众仙女瓦尔基里[2]，在高处，无线电天线上的巨大蓝色火花仿佛是她发射出来的，这里那股淡淡的闪电臭氧气味也好像是她散发出来的。

“我需要一个人，谁都可以……不，就是您吧，”我气喘吁吁地（由于跑的缘故）对她说，“我要向地面上飞船制造现场发报……我们走吧，我来口授……”

紧邻机房有一间鸽子笼似的小厅。我们在一张小桌子旁肩挨着肩坐下。我摸到她的手，用力捏了一下，说：

“怎么样?到底怎么样?”

“我不知道。您不觉得这样更好吗?只管飞，飞到哪儿去都无所谓。很快就到12点了，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到了夜里……我们俩夜里会在哪儿呢?说不定我们会在草丛里，在枯叶堆里……”

她身上放射着蓝色火花，散发着闪电气味，而我心里颤抖得更加厉害。

“请您记录，”我说，声音很大，并且仍然气喘吁吁（由于跑的缘故），“时间11点30分。速度6800……”

她一边看着面前的纸，一边隔着耳机的头盔低声说道：

“昨天晚上她带着你的便条来找我……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你不要说话。那孩子是你的吧?我把她送出去了——已经到了长城那边。她会活下去的……”

我又回到了指挥室。眼前又是一个幻梦般的夜：既星斗满天，又阳光耀眼。墙上时钟的指针依然片刻不停地、一分一分地缓慢爬行着。一切仿佛仍然笼罩在薄雾之中，都在难以觉察地颤抖着（只有我一个人能觉察到）。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如果不是发生在这里，而是发生在下面，靠近地面会好一些。

“停车！”我对着话筒大声喊道。

飞船仍旧在前进（由于惯性），但速度越来越慢了。突然，“一体号”仿佛被一根发丝扯了一下，在空中停留了片刻，接着发丝断了，于是“一体号”就像块石头一样向下坠落，越来越快。就这样，在静默中度过了几分钟，几十分钟，静得连脉搏都听得见。眼前的时钟指针距离12点越来越近。这时我明白了，我就是一块石头。I-330是大地，而我是被抛出的石头——石头急欲落下来，摔到地上，砸个粉碎……可是万一……下面已经是坚实的蓝色云幕。可是万一……

但是我身体里那架留声机灵活地、准确地抓起话筒，发出了“慢速”指令，石头停止了坠落。只有船体下面的四根支管（船尾两根，船首两根）在疲惫地喷着粗气，为的是把“一体号”刹住，于是“一体号”就像抛了锚似的，轻轻地颤动了几下，便牢牢地悬在了空中，距离地面大约有一千米。

人们都拥上了甲板（马上就到12点了，该响铃吃午饭了），从玻璃船舷上面探出身子，急不可待地、贪婪地看着下面那个长城外的陌生世界。琥珀色的是秋天的树林，绿色的是牧场，蓝色的是湖泊。在一个蓝色小碟似的湖泊边上，有一片象牙色的废墟，还竖着一根瘆人的枯黄手指——大概是偶然幸存下来的古代教堂尖塔。

“你们看！那儿，靠右边一点！”

那边的一片绿色的旷野上，有一个褐色影点在飞快地移动着。我手里正拿着望远镜，便把它下意识地举到眼前：原来那是一群棕色的马在齐胸深的草丛中奋蹄疾驰，骑在马背上的是那些身上覆盖着棕毛、白毛、黑毛的人……

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人说：“我向您保证，我看见了一张人的面孔。”

“您得了吧！说给别人听吧！”

“给您望远镜，您自己看嘛……”

但是，马群已经消失，只剩下一片望不到边的绿色旷野……

在旷野般的寂静中，突然响起了震颤刺耳的铃声，它不仅打破了寂静，而且震撼着我和所有的人。这是午饭的铃声，再过一分钟就是12点了。

一个完整的世界顿时化作了凌乱的碎片。台阶上，不知是谁的一块金色号牌落在了地上。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一脚踩上去，它咔嚓一声碎了。有一个人在说：“我保证，那是人的脸！”前面是一个黑幽幽的方洞——那是公共休息间敞开着的门，还有两排露出狞笑的白牙齿。

时钟缓慢地、不间歇地、一下又一下地敲响了，前几排的人已经开始往前走了，就在这当口儿，公共休息厅的方形门突然被两只似曾相识的、长得离谱的手给挡住了：

“站住！”

有人用手指捏住我的手掌——原来是站在我身旁的I-330。她问我：

“这是谁呀?你认识他吗?”

“他不就是……不就是那个……”

他已经站在了人家的肩膀上。他那张似曾见过千百次而又与众不同的脸，凌驾于几百张脸之上。

“我代表护卫局……正告你们——我在对谁说话，那些人心里明白，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我正告你们这些人：我们已经掌握了情况。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号码，但是我们掌握了全部情况。‘一体号’绝不会落在你们手里！试航将进行到底。现在不许你们再乱说乱动，而且试航将由你们亲手完成。至于说以后……好啦，我的话说完了……”

鸦雀无声。脚下的玻璃砖变得像软棉花，我的腿也软得像棉花。我身旁的她，脸上挂着惨白的苦笑和愤怒的蓝火花。她伏在我耳边，从牙缝里挤出下面的话：

“原来是您干的?您‘履行了义务’?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的手从我手里抽了出去，扇动着愤怒双翅的女神头盔已经到了前边很远的地方。我独自一人呆呆地、默默地随着大家朝公共大厅走去。

“这明明不是我，不是我干的！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除了这些不会说话的稿纸……”——我在内心里无声地、绝望地、大声地冲她喊道。

她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甚至没有一次正眼看我。她旁边那个人不知是谁，焦黄的秃顶。我听见有人在说话（是I-330）：

“‘高贵’[3]?我亲爱的教授，只要从词源学角度分析一下这个词，就可以说明这是一种偏见，是远古封建时代的残余，而我们……”

我觉得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大家马上就会发现的……但是，我身上的留声机正在按照规定把每块食物咀嚼50次。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仿佛关进古代那种不透明的房屋里——用砖头把门堵死，用窗帘把窗子遮住……

后来，我手里拿着指挥电话的话筒，在冷如冰霜的极度苦闷中继续飞行，穿过乌云，进入冰冷的、星光闪烁而又阳光明媚的夜空。时间在一分一分、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显然，我身体里那台连我自己也听不见声音的马达一直都在狂热地全速运转着，因为在我记忆的蓝色空间中某一个点上，突然出现了我的那张写字桌，伏在桌子上的Ю那鱼鳃般的面颊和我遗忘在桌上的书稿。我恍然大悟：除了她没有别人。一切都清楚了……

对，赶快去无线电机房，赶快……戴双翅头盔，蓝色闪电的气味……我记得我对她大声说了句什么，我还记得，她的目光穿过我投向远处，好像我是个玻璃人，而她的声音也好像来自远处：

“我这儿忙着，正在接收地面来的发报。请您向她口授吧……”

在这个鸽子笼似的小舱室里，我思考片刻，果断地口授了如下电文：

“时间：14点40分。下降！关掉发动机。全部结束。”

指挥室。“一体号”的机器心脏已停止了跳动，我们在降落，而我的心脏赶不及，落在后头，反而越来越高地升到喉咙里。先是云朵像疾风似的朝我们扑面而来，而后是远处的绿色影点——它的颜色越来越绿，越来越鲜明。现在一切即将结束……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第二建造师那张白瓷盘似的、扭歪的脸。大概就是他用力猛推了我一下，我的头撞在了什么东西上。当我两眼发黑、快要倒下的时候，我恍惚听见他的话：

“船尾舵手，全速上升！”

飞船急剧跃升……别的事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注释】

[1]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作息条规》颁布后的第三个世纪。——作者注

[2] 在北欧神话中，主宰世界的众神之王奥丁，每天派众仙女瓦尔基里从战场上把阵亡将士的英灵领回瓦尔哈拉殿（英灵殿），与他们共进晚餐。众仙女在天上乘马疾驰，她们的盔甲闪闪发光，形成了北极光。——译者注

[3] 原文本义为贵族身份、贵族风度，转义为高尚行为、高贵气质。为照顾上下文，这里译作“高贵”。——译者注

笔记之三十五

提要：戴着头箍。胡萝卜。杀人。

我一夜都没睡觉。通宵只琢磨着一件事……

昨天出事后，我的脑袋被紧紧地用绷带包扎起来。我感觉这不是绷带，这是头箍。一个玻璃钢制作的头箍铆在我的脑袋上，而我陷入了铁打的怪圈：我要杀死Ю。杀了Ю，然后找到I-330，对她说：“现在你相信了吧?”最令人厌恶的事，莫过于用原始的、卑劣的手段杀人。一想到用个什么家伙砸碎脑壳让脑浆四溅，我就很奇怪地感到嘴里有一股令人作呕的甜味，所以我咽不下口水，老是往手绢里吐，弄得我嘴里发干。

我的柜子里放着一根沉甸甸的、浇铸后断裂的活塞杆（我原本要在显微镜下面检查它的断面结构）。我把自己的笔记手稿卷成个纸筒（让她把我从头至尾读个透，连一个字也别漏掉），又把那截断了的活塞杆装进纸筒里，然后就下楼去了。楼梯仿佛没有尽头，梯级像是液体的，滑得令人生厌，我还得不时地用手绢揩嘴巴……

到了楼下，我的心扑通地跳了一下。我停住脚步，抽出活塞杆，朝着检查台……

可是Ю不在那儿，只是一张空空的、冰冷的台面。我想起来了：今天停止一切工作，人人都得去做手术，所以她没有必要待在这儿，因为这儿没有人要登记了。

大街上刮着风。天空中仿佛飞驰着一块块铸铁板。这种情景和昨天的某个时刻很相似：整个世界碎裂成一块块棱角锋利的碎块，每个碎块在飞速坠落时，都停留下来，在我眼前悬浮片刻，然后化作烟雾，了无踪迹。

如果这页书上的白纸黑字，本来排列得工整有序，却突然都离开了各自的位置，像受惊了似的东奔西窜，那么就会句子不成句子，只剩下诸如“惊”、“奔”、“像”这些毫无意义的符号。今天街上的情况正是这样：一群人没有排队，就像一帮乌合之众，向前的，向后的，斜穿的，横行的，各行其是。

这时街上已经空无一人。我大步流星地走着，却突然停了下来，只见那边二层楼上悬在半空的一个玻璃格子似的房间里，有一男一女正站在那儿接吻，那个女的整个身体仿佛折断了似的向后仰着。这是最后的吻，永恒的吻……

在一个街角，人头晃动，就像一丛带刺的灌木。人头的上空孤零零地飘着一面旗，上面写着：“打倒机器！打倒手术！”而我（游离于我之外地）在想：“难道每个人的痛苦都那么根深蒂固，非把它和心一起剜出来才能消除吗，难道每个人都非得先做出点什么，他才……”有那么一秒钟的工夫，我觉得整个世界上除了我这只野兽般的手和铁一般沉重的书稿，别无其他……

这时，有个男孩，全身前倾，下唇底下有一道黑影。下唇就像卷起的袖口，向外翻着，那张脸也扭曲变形——他哇哇地哭着，拼命地跑着，后面有人在追他，传来脚步声……

男孩的出现提醒了我：“对呀，现在Ю一定在学校，赶快去那儿。”我跑到了最近的一个地铁入口。

地铁口有个人边跑边说：

“不开车！今天地铁不开车！那里正在……”

我走了下去。那里简直是一个梦幻世界。一颗颗雕花水晶玻璃的太阳光芒四射。站台上挤满了密密丛丛的脑袋。一列车厢是空的，死死地停在那儿。

寂静中响起了一个声音。这是她的声音。我虽未见其人，但我熟悉这个像鞭声一样柔韧而清脆的声音，而且仿佛看到了两道呈锐角三角形的眉毛挑到了太阳穴……我大声喊叫：

“让开！让我过去！我必须……”

但是，不知是谁的手像一把大钳把我的胳膊和肩膀牢牢地夹住。寂静中传来一个声音：

“……不，你们快到上边去吧！那儿有人会治好你们的病，那儿会让你们饱餐一顿甜蜜的幸福，你们吃饱了就会安安静静地睡大觉，有组织、有节奏地打鼾——难道你们没有听见这种由鼾声组成的伟大交响乐吗?你们真是可笑，人家要让你们摆脱那些问号、那些曲里拐弯、折磨人的毛毛虫，可是你们却站在这儿听我讲话。快上去吧，去接受伟大的手术！我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这不关你们的事，我不愿意由别人决定我需要什么，我愿意由自己决定我需要什么。既然我所需要的是得不到的东西……”

这时响起了另一个声音，缓慢而凝重：

“哼！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说，你尽管去追逐你那愚蠢的幻想，让它在你的鼻子前面摇着尾巴晃来晃去，是这个意思吧?不，我们要揪住它的尾巴，把它按住，然后……”

“然后就一口吃掉，再去呼呼睡大觉，于是又得有一个新的尾巴在你鼻子前面摇晃。据说，古代有一种动物，叫作驴子。为了让它一直往前走，人们在车辕上拴一根胡萝卜，正对着它的嘴脸，又让它咬不到。如果被它咬到，一口吃掉了……”

突然，那把大钳放开了我，我冲进人群中间她讲话的地方，就在这当口儿，人群大乱，挤成一团。只听后面有人在喊：“他们来了，他们到这儿来了！”灯光闪了一下就灭了——有人剪断了电线，于是人潮、喊声、喘声、脑袋、手指……乱成一片。

我不知道，我们就这么连滚带爬地在地铁里跑了多久。终于跑到了台阶，看见了一丝微弱的光线，渐渐地越来越亮。我们又到了街上，然后向四面八方逃散……

于是又只剩下我一个人。风在刮着，暮霭低沉，简直就快要压到头顶上了。湿漉漉的玻璃人行道很深的地方，倒映着灯光、墙壁、脚朝上走动的人影。我手中那卷沉重得出奇的东西，坠得我仿佛向深渊沉落下去。

楼下那张小桌子旁，仍不见Ю的人影，她的房间也空着，一片漆黑。

我上楼回到了自己屋里，扭开了电灯。箍得紧紧的太阳穴怦怦直跳，而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仿佛被关进了“桌子——桌上的白色纸卷——床——门——桌子——白色纸卷……”这个怪圈里。左边那个房间拉上了墙幔。右边房间里，那个满是疙瘩的秃顶正俯在书本上，额头像一条巨大的抛物线。抬头纹是一行行难以辨认的黄字。我们偶尔目光相遇，每当这时我总觉得那一行行黄字写的是关于我的事。

……事情发生在21点整。Ю来了，自己送上门的。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一点：我喘气的声音很大，我自己都听得见，我想小声些，可就是办不到。

她坐了下来，展平了膝盖间的衣裙。红褐色的鱼鳃呼扇着。

“哎哟，亲爱的，原来您真的受伤了?我一听说，马上就……”

活塞杆就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嗖的一下站了起来，喘气的声音更大了。她听见了，话说了半句打住了，并且不知为什么也站了起来。我已经看准了她头上的部位，嘴里突然感到一种令人作呕的甜味。我赶快去摸手绢，可是没找到，就把口水吐在地上了。

右边隔壁那位——他那专注的黄色抬头纹似乎在琢磨我的事。不能让他看见，如果他看见了，那就更让人恶心了……我按下了电钮（我虽然没有这个权利，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墙幔落了下来。

她显然觉察到了，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朝门口跑去。但是我抢在了她前头。我喘着大气，目光片刻也不离开她脑袋上的那个部位……

“您……您疯了！您怎么敢……”她向后退去，一屁股坐到床上，确切地说，一下子摔倒在床上，把交叉着的两只手哆哆嗦嗦地插到膝盖中间。我浑身像上紧了的发条，一边仍然死死地盯着她，一边慢慢地伸出一只手（只有一只手可以活动），抓起那根活塞杆。

“我求求您啦！再等一天，只要再等一天！我明天就去，我明天就把手续办好……”

她这是在说什么?我抡起了胳膊……

我认为我已经杀死了她。是的，我不相识的诸位读者，你们有权把我叫作杀人凶手。我知道，我肯定会把活塞砸到她的脑壳上，如果不是她大声地说出下面这些话：

“看在……看在……我同意，我这就来……”

她哆哆嗦嗦的手扒下身上的统一服。臃肿的、枯黄的、肌肉松弛的身体翻倒在床上……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以为我放下墙幔是为了……是因为我想要……

这未免太意外，太荒唐了，以至于我失声大笑。于是我身上那根上得紧紧的发条绷断了，手松开了，活塞杆当的一声掉在地上。这回我可是亲身体验到，笑是最可怕的武器：笑可以制服一切，就连凶杀也不例外。

我坐在桌旁咯咯地笑着——这是绝望的笑，最后的笑。面对这一荒唐的处境，我找不到任何脱身的办法。如果听其自然发展，又不知结局会怎么样。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外部因素：电话铃响了。

我急忙抓起听筒，心想：也许是她?然而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请稍候。”

电话里是一阵没完没了的、令人心烦的嗡嗡声。远处传来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越来越沉重。终于，我听到：

“是Д-503吗?哦……我是造福主。立刻到我这里来！”

丁零——电话挂了，又是一声丁零。

Ю仍然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腮帮咧开着，似在微笑。我从地上拾起她的衣服，扔在她身上，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喂，快点，快！”

她用胳膊肘撑着欠起身来，两个乳房垂落到一旁，眼睛睁得圆圆的，活像个蜡人。

“怎么啦?”

“没怎么。快穿上衣服吧！”

她全身缩成一团，紧紧抱着衣服，有气无力地说：

“请您转过身去……”

我转过身子，额头抵在玻璃墙上。灯光、人影、火花，在湿淋淋的黑色镜面上颤动着。不，这都怪我，责任在我身上……他找我干什么?莫非他已经知道了她的事、我的事以及所有的事?

Ю已经穿好衣服站在门口。我向她跨过去两步，使劲捏住她的手，仿佛马上就会从她手里一滴一滴地挤出我要知道的一切。

“我问您……她的名字——您知道我说的是谁——她的名字您报告了没有?没有吗?只请您说出实情——我要知道实情……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只想知道实情……”

“没有。”

“没有?可是为什么呢，您不是去那儿报告了吗?”

她的下唇突然翻了出来，就像那个被人追赶的男孩，泪珠从腮边滚了出来，顺着腮边流淌下来……

“因为我……我怕一旦说出她的名字……我怕您就……您就不再爱……噢，我不能说，我不能啊！”

我听得出这话是真情。荒唐可笑却又是人性的真情！我打开了房门。

笔记之三十六

提要：空白页。基督教的上帝。关于我的母亲。

说来很奇怪，我的头脑就像是一页空着的白纸。我是怎么走到那儿的，怎么等候在那儿的（我知道我曾经等候），统统记不得了——就连一个声音、一张面孔、一个手势都记不得了。仿佛我与外界的导线全部切断了。

直到我已经站在他的面前，才如梦方醒。我连眼睛都不敢抬，只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两只铸铁般的巨手。这两只手沉甸甸地压在他自己身上，把膝盖都压弯了。他慢慢地活动着手指。那张脸藏在云雾缭绕的高处，仿佛就因为他的声音是从这么高的地方传到我耳边的，听起来才不像雷鸣，才不震耳欲聋，反倒更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

“这么说，您也在其中?您这位‘一体号’建造师竟然也在其中吗?您本该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您的名字本该为大一统国历史开创新的光辉篇章……您也参与其中了?”

血一下子涌上我的脑袋，涌上我的脸颊，又是一页空白，只听见太阳穴突突地跳，头顶上传来粗重的说话声，但一个字也听不清楚。直到他把话说完，我才清醒过来。我看见他的一只手像有千斤之重似的动了一下——慢慢地移动了一下，一根手指指着我。

“怎么?您怎么不说话?我说得对，还是不对?我是刽子手吗?”

“说得对。”我顺从地回答。接下去我听清楚了他的每句话。

“那为什么不说呢?您以为我害怕这个词吗?您从来就没有试过剥去它的外壳，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吗?现在我来剥开它给您看。请您回忆一下那蓝色的山冈，那十字架，那人群。一些人在山上，他们浑身溅满鲜血，把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另一些人在山下，他们泪流满面地在观看。您不认为上面那些人扮演的角色最艰巨、最重要吗?试想，如果没有他们，这一幕壮烈的悲剧演得成吗?愚昧的人群发出嘘声向他们喝倒彩，然而悲剧的作者——上帝本应该为此更加慷慨地犒赏他们。这位大慈大悲的基督教上帝自己把抗命不从的人送进地狱之火，把他们慢慢地烧死。难道他就不是刽子手吗?难道基督徒用篝火烧死的人，比被烧死的基督徒要少吗?尽管这样，您要明白，尽管这样，这位上帝多少个世纪曾一直被誉为仁慈的上帝。荒谬?不，正相反，这是一份用鲜血书写的专利证书，它证明人具有不可移易的理智。早在人还处于野蛮状态、全身覆盖着毛发的时代他就认识到，对人类的真爱、代数学意义上的爱，就在于残酷——残酷正是真爱的必然标志。正像火的必然标志是它能够烧灼。您能给我指出一种不灼热的火吗?来，论证一下，辩论辩论嘛！”

我怎么能跟他辩论呢?我无法辩论，因为这些见解（在以前）也曾经是我的想法，只不过我从前没能给它们穿上一套如此漂亮的铁甲罢了。我保持着沉默……

“如果沉默意味着您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让我们像两个成年人那样，在孩子们都去睡觉的时候，不遮不掩地谈一谈。我问一个问题：人们从小就祈祷、梦想、渴盼什么呢?就是希望有人能够确定不移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幸福，再用锁链把他们和这个幸福拴在一起。我们现在做的不正是这件事吗?自古以来人们就梦想天堂……您回忆一下：进了天堂就再也没有欲望，没有怜悯，没有爱。天堂里那些天使、上帝的奴仆……他们都是幸福的，他们都摘除了幻想（惟其如此他们才幸福）。我们已经追上了这个幻想，我们就这样把它抓住了（他的手攥成拳头，如果他的手里是一块石头，那石头会溅出汁来），只差把猎物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再剁成小块，就可以分而食之了——就在这个时候，您——您……”

铸铁般粗重的说话声突然中断了。我全身通红，就像大锤下面铁砧上的一块铁锭。大锤默默无声地悬在半空，让你等着——这种滋味更……更可怕……

突然：

“您多大年龄?”

“三十二岁。”

“整整高出了一倍——您的天真程度相当于十六岁！我问您，难道您真的一次也没有想过，他们——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确信我们可以从您这儿了解到——他们之所以需要您，只因为您是‘一体号’的建造师，只想通过您……”

“别说啦！别说啦……”我喊道。

这就像你用手挡住自己的身体，对着飞来的子弹喊叫。你虽然还听得见自己那句可笑的“别说啦”，可是子弹已经把你射穿，你已经疼得在地上抽搐了。

对，对，我是“一体号”的建造师……对，对……我眼前一下子浮现出Ю那张气急败坏、鼓动着砖红色腮帮的脸——就在她们两人一起来到我房间的那个早晨……

我记得很清楚：我哈哈大笑，并且抬起了眼睛。我面前坐着一个秃顶的人——一个有着苏格拉底式秃顶的人，秃顶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一切就这么简单。一切就这么伟大而又平庸，简单得令人捧腹。

我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声一股一股地冒出来。我用手掌堵住了嘴，急急忙忙跑了出去。

台阶、风、灯光和人脸——看上去像一块块湿淋淋的、跳动着的碎片。我一边跑，一边在想：“不行！得见她一面！一定再见她一面！”

这下面又是一页空白。我只记得一双双脚。没有人，只有脚：数百双脚，步子乱糟糟的脚，不知从上边什么地方落在路面上，仿佛滂沱大雨从天而降。还记得，有人在快活地、调皮地唱着歌，有人在喊着：“喂！喂！到我们这边儿来！”——大概是在喊我。

随后我来到了空荡荡的广场，这儿的风力大得仿佛竖立着一堵密密实实的墙。广场中央兀立着一个灰暗的、沉重的、令人畏惧的庞然大物——那是造福主的机器。看见这台机器，我脑海里就像突如其来的回声似的映现出这样一幕情景：雪白耀眼的枕头，枕头上向后仰着的脑袋，一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两排尖利的、甜蜜的牙齿……不知怎么的，这一切竟然都和那台机器荒谬可怕地联系在一起。其实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我还是不愿意正视它，不愿意把它说出来。我不愿意，不提也罢。

我闭上了眼睛，坐在台阶上——台阶通向高处的机器。天大概下着雨——我的脸湿淋淋的。听得见远处什么地方隐隐约约地传来阵阵喊声。但是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听见我在呼喊：救救我，让我摆脱这一切，救救我吧！

我要是像古代人那样有个母亲该多好。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母亲——真真正正的母亲。让我在她的眼里不再是“一体号”的建造师，不是号民Д-503，不是大一统国的一个分子，而只是普通的、人身上的一块骨肉——母亲的亲骨肉，被蹂躏、被压垮、被抛弃的一块骨肉……无论是我把别人钉上十字架，还是别人把我钉上十字架，我都无所谓（也许两者都一样），我只求让她听见别人谁也听不见的声音，让她那张干瘪的、布满皱纹的、衰老的嘴唇能够……

笔记之三十七

提要：鞭毛虫。世界末日。她的房间。

早晨在饭厅里，左边邻座那位神色惶恐地悄悄对我说：

“您倒是吃呀！人家都在看着您！”

我拼足劲儿笑了一下。这我感觉到了——我脸上仿佛裂开了一个口子，我笑的时候，裂口越裂越大，疼得越来越厉害……

接下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刚刚叉起一块食物，手里的叉子立刻抖了一下，碰响了盘子，随后餐桌、墙壁、餐具、空气都颤动了，都发出了响声。这时外面也发出了一声响彻云霄的、钢铁般的轰鸣，巨大的声浪越过头顶，越过房屋，渐渐化成了圆形水波纹，而后消失。

顷刻之间，只见一张张脸失去了血色，变得惨白，正开足马力咀嚼的嘴巴突然半路刹车，举起的叉子悬在半空一动不动了。

后来，一切都乱了套数，都脱离了常轨，人们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连国歌都没有唱），一边毫无节奏地咀嚼着，吞咽着嘴里的东西，一边忙不迭地相互发问：“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这台原本完整的大机器一时散了架，乱纷纷的碎片撒落下来——有的冲进电梯，有的跑下楼梯，台阶被踩得咚咚响，人们的只言片语，就像撕碎的信笺，被风刮得漫天飞舞。

附近各个楼房里的人，也都倾巢而出。只有一分钟的工夫，大街就变成了显微镜下的一滴水：封闭在玻璃般透明的水珠里的鞭毛虫们，在慌乱中东奔西跑，上蹿下跳。

“嗬！”——一个洋洋自得的声音。我看见了那人的后脑勺和指着天空的手指。我记得很清楚，他的指甲黄里透红，指甲下端有个白色的弯弓形，就像正在爬出地平面的半个月亮。这根手指就好像指南针，数百双眼睛循着它指的方向，朝天上望去。

天空中，一块块乌云仿佛在逃避无形的追捕，它们狂奔着，你推我搡，争先恐后，还有护卫局那些被乌云点染得黑黢黢的飞车，个个伸出一支象鼻子似的黑色望远镜镜筒。在西边天上更远的地方，有一个东西，很像……

起初，谁也看不懂那是什么，连我也没看懂，而我（很不幸）比其他人见识更广些。那很像是一大群黑色的飞车，由于飞行在不可思议的高空，看上去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小黑点在快速移动着。它们越来越近，空中传来阵阵嘶哑聒耳的啼叫声。终于看到了：原来是一些鸟在我们头顶上飞着。它们就像一个个黑色的锐角三角形，铺天盖地而来，凄厉地鸣叫着，坠落着，是飓风把它们刮下来的。它们纷纷落在屋顶上、电线杆上、阳台上。

“嗬！”那个洋洋自得的脑袋转了过来，这时我才发现他原来就是那个蹙额头呀。但是，先前的他如今也只剩下个虚名了——他仿佛整个人已经从永远蹙着的额头下面爬了出来。他的脸上，尤其是眼角和嘴角上，一缕缕发丝般的细纹逐渐舒展开来——他在笑。

“您明白吧，”他透过呼啸的风声，透过飞鸟的鼓翼声和聒噪声冲我喊着，“您明白吧。长城——长城被炸毁了！您——明——白——吧?”

远处，不时有人影闪过，他们个个梗着脖子，急忙往家里跑。在街道的中央，一群手术过的人，像岩浆似的滚滚而流，看似很快，实则很慢（因为身体太沉重）——他们向西边走去。

……又是那个嘴角、眼角长着一缕缕发丝般细纹的人。我拉住他的手：

“我问您，她——就是那个I-330——在哪儿?是在长城外面，还是……我必须知道，您听见了吗?马上告诉我，我不能……”

“在这边，”他像醉了似的兴冲冲地对我喊道，露出一口结实的黄牙，“她在这边，在城里，她在行动。嘿，我们都在行动！”

“我们”是谁?我又是谁?

他身旁有五十来个和他一样的人，也是从阴暗的蹙紧的眉头里爬了出来的，也是那么大嗓门，神气活现，也是满口结实的牙齿。他们大口喝着狂风，手中挥舞着看上去很平和、很不吓人的电棍。（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他们跟在手术过的人们后面，也朝着西边走去，只是绕道走上一条平行的大街——第48号大街……

我冒着像绷紧的绳索似的狂风，一溜歪斜地朝她那儿跑去。我找她干什么?我不知道。我跌跌撞撞地跑着……一条条街上空空荡荡的，整个城市变得那么陌生，那么怪诞，聒噪的鸟鸣听着就像它们在欢庆胜利，到处是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透过玻璃的墙壁，我看到（并深深地刻印在记忆中）：好几栋楼里都有一些男号民和女号民在恬不知耻地行房交媾，甚至没有放下墙幔，也没有任何票券，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来到楼前——这是她住的那栋楼。楼门茫然若失地敞开着。前厅里检查台那边没有人。电梯卡在了竖井的中间。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了似乎没有尽头的楼梯。到了楼道里。门牌上的号码像飞转的轮辐似的一一从我眼前闪过：320，326，330。I-330，就是这儿！

隔着玻璃门望进去，只见房间里的东西一片狼藉，乱得一塌糊涂。被人在匆忙中碰倒了的椅子，四脚朝天躺在那儿，活像一头倒毙的牲口，从墙边移开的床，斜歪着立在那儿，看上去很别扭。满地都是被踩过的粉红色票券，就像是被碾碎了的花瓣。

我弯下身子，拾起一张，一张，又一张：这三张上面都写着Д-503。每一张上都有我，都有一滴融化了的、倾注过度的我。而这就是我仅有的一切了……

不知怎么不忍心让它们就这么散落在地上任人践踏。我就又抓起一把，放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展平，然后一看，不禁失声大笑。

笑有各种不同的颜色，这你们都知道。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才知道。笑不过是你内心爆炸产生的遥远回声。它可能是五彩缤纷的节日礼花，也可能是人体的血肉横飞……

有些票券上闪现出一个我全然不熟悉的名字。数字不记得了，只记得“F”这个字母。我一下子把桌子上的票券全都拂到地上，然后踩了上去——把我自己踩在脚下，还连声叨念着：活该如此……说完就出去了。

我坐在房门对面走廊的窗台上——仍然在期盼着什么，傻傻地在那儿坐了很久。左边响起了脚步声。走过来一个老头，他那张脸就像一只被针刺了许多孔因而泄了气的空皮囊，上面尽是皱纹——还有一种透明的东西在从针孔往外渗，缓缓地流淌下来。慢慢地，我才恍惚看明白，那是眼泪。待到老头已经走远了，我才如梦初醒，叫住了他：

“喂，请问，您知不知道，I-330她……”

老头回过头来，无可奈何地挥了一下手，又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去……

我在薄暮时分回到了自己的楼里。西边天空每隔一秒钟抽搐一下，射出蓝白色的光，随后从那边儿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隆声。屋顶上黑压压地布了一层没有生气的小脑袋瓜——那是一些小鸟。

我刚一上床躺下，睡神就像猛兽一样袭来，立刻把我送入了梦乡……

笔记之三十八

提要：（我不知要点是什么，也许可以概括为：丢弃的烟蒂。）

我一觉醒来，光线很强，照得眼睛疼。我眯起了双眼。头脑里仿佛飘着呛人的蓝色烟雾，一切都笼罩在迷雾中。在蒙眬中我突然想起：

“我并没有开过灯啊……怎么会……”

我爬起来一看，I-330正坐在桌旁，她一只手托着下巴颏，面带讥讽的微笑望着我……

现在，我正坐在这张桌旁写这篇东西。紧张得就像拼命上紧了的发条似的十到十五分钟已经过去了。可是我却觉得她好像刚刚出去把门关上，我还可以追上她，拉住她的手，而她也许会莞尔一笑对我说……

I-330刚才就坐在桌子这儿，我跑了过去。

“是你啊！我去过……我看见了你的房间——我还以为你……”

但是我话说了半截就撞上了她那硬撅撅的长矛似的眼睫毛，便把话噎了回去。我想起来了：那次在“一体号”上，她也是用这样的目光看着我，所以我必须立刻争取用一分钟的时间把一切都告诉她，让她相信我，否则就永远……

“你听我说，I，我应该……我应该把全部情况……不不，我马上就说——我先去喝口水……”

我口干得很——总觉得嘴里好像贴上了一张吸墨纸。我倒了杯水喝下去，还是不解渴，就把杯子放回桌上，双手紧紧抱起长颈水瓶……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那蓝色的烟雾原来是香烟冒出来的。她把香烟送到嘴边吸了一口，接着就像我大口喝水一样，把喷出的烟雾也大口地吞了下去。然后她才开口说：

“不必了。别说了。说不说都无所谓，你不是看见我毕竟还是来了嘛。楼下有人在等着我。这是我们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难道你愿意让它……”

她把烟蒂扔在地上，整个身子隔着椅子扶手向后仰去（那边墙上有个按钮，很难够到），我记得当时椅子一摇晃，它的两只腿就从地面上抬了起来。然后墙幔落了下来。

她走过来紧紧地搂住我。她的膝盖透过衣裙释放出作用缓慢、药性平和、散发着能够渗透到全身各个部位的温热毒汁……

突然之间……常有这种情形：你已经完全沉入甜蜜、温馨的梦乡，突然有个东西把你刺痛，你猛然一抖，两只眼睛又大大地睁开了……眼前的情形就是这样，我突然想起她房间里地上那些被人踩过的粉红色票券，其中一张写着字母“F”和几个数字……这些数字和字母在我头脑里像团乱麻似的纠结在一起，那种滋味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使劲压了她一下，疼得她叫了起来……

在这十到十五分钟里，又有一分钟的工夫，我看着洁白的枕头上她那向后仰着的头，半闭着的双眼，一口锋利而甜蜜的牙齿。这情景总是使我想到一件此时此刻不可以也不应该去想的事，而这个想法却又挥之不去，使我感到很荒唐而又痛苦不堪。于是我更加柔情，也更加凶狠地挤压着她——在她身上留下了更加清晰的青紫色指痕……

她说（没有睁开眼睛——这一点我留意到了）：

“听说你昨天见过造福主?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这时她的眼睛刷的一下睁大了，我欣然地观赏着她的脸如何迅速地变得苍白，如何渐渐地变得模糊，如何慢慢地消失，最后只剩下了两只眼睛。

我把事情的全部经过讲给她听了。只是不知为什么（不对，其实我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我隐瞒没说，就是造福主临末了说的那句话：他们之所以需要我，只因为我是……

她的脸、脸颊、洁白的牙齿、嘴唇，就像浸泡在显影液里的照片，渐渐地显现出来了。她站起来，走到了衣柜的镜子前面。

我又感到口干舌燥。我给自己倒了杯水，但是我看着那水直反胃，就又把杯子放回桌上，然后问道：

“你到这儿来，是因为你需要问清楚这件事，对不对?”

她从镜子里看着我——我看见了她那两道炭黑的眉毛嘲讽地挑到了太阳穴，恰似一个锐角三角形。她回过头来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

不用说。我知道。

和她告别吧?我移动自己的（又像是别人的）双腿，碰翻了椅子——它像死尸似的四脚朝天躺在那儿，就像那天她屋里那把椅子一样。她的嘴唇凉冰冰的。有一次就在这间屋子里，我床边的地板也是这么凉冰冰的……

她走后，我坐在地板上，低下头来看着她扔掉的烟蒂……

我写不下去了——我不愿再写了！

笔记之三十九

提要：结局。

这一切仿佛是抛进饱和溶液中的最后一颗盐粒：针状的结晶迅速蔓延，硬结，凝固。我很清楚，事情已成定局，明天早晨我就去办。这样做等于自己去送死，不过这样我也许会获得重生，因为人只有死后才能复活。

西边的天空每隔一秒钟就在蓝光中抽搐一下。我的头在发烧，怦怦地跳着。我就这样坐了一个通宵，直到早上七点才入睡，那时黑暗已消退，天空现出了鱼肚白，落满了小鸟的屋顶已经清晰可见……

我一觉醒来，已经十点（显然今天电铃没有响过）。桌子上还是昨天的那杯水。我咕嘟一口把水喝下去，就跑了出去：我必须尽快去办这件事，越快越好。

天上空空荡荡，一片蔚蓝，好像被狂风暴雨洗刷得干干净净。地上的影子见棱见角，万物仿佛都是用秋天的蓝色空气剪成的，薄得叫人不敢去碰，好像一碰就会碎，就会变成一堆玻璃粉末。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这样：不能想，不要想，不要想，否则就会……

所以我没有想，甚至连看也未必真的看见了什么，不过是一些浮光掠影罢了。比如说，马路上不知哪儿来的树枝，上面的叶子有绿色的，有琥珀色的，有深红色的。又比如说，天上有小鸟和飞车交叉着飞来飞去。还有那一个个脑袋，一张张嘴巴，一只只挥动着树枝的手……伴随这一切的肯定会有各种声音：人的喊叫声、鸟的聒噪声、马达的轰鸣声……

后来我走过一条条仿佛被瘟疫洗劫一空的街道。记得我一脚绊在了一个软乎乎，松塌塌，却又直挺挺的东西上。我低下头一看，是死尸。它面朝天躺在那儿，像女人那样叉开蜷曲着的双腿。那张脸……

我认出了他那厚厚的黑人般的嘴唇，这嘴唇仿佛现在还喷吐着笑声。他紧眯着双眼在冲我笑。只有一秒钟的工夫，我就跨过他的尸体，向前跑去——因为我不能再耽搁，我得赶紧把事情办完，否则我觉得我会像一根超负荷的钢轨，扭曲变形，断成两截……

幸好只有二十几步路了，已经看得见“护卫局”的金字牌匾了。我在门口停了下来，吸足了一口气，才走进去。

里边走廊上是一条看不见尾的长蛇阵——号民们一个挨一个地排着队，手里拿着一叠纸或者厚厚的笔记本。他们慢悠悠地向前挪动一两步，便又停下来。

我在长队边上急得团团转，头疼得快要炸裂了。我拉着人家的袖子，哀求人家让我插进队里，就像一个病人在向人讨要一种良药或验方，以便在剧烈的短痛中了结这一切。

有个女的，制服外面紧系着一条腰带，臀部两个半球十分扎眼，她一直往四下里扭摆着两个半球，仿佛她的眼睛就长在这个部位似的。她拿我寻开心地说：

“他肚子疼！你们带他去厕所，就在那边，右面第二个门……”

人们对我哄堂大笑。听到笑声，我感到喉咙里堵得慌，真想马上大吼一声，否则……否则……

突然有人从后边抓住我的胳膊肘。我回过头一看，原来是两只透明的招风耳。但是，它们一反平常，不是粉红色，而是紫红色。颈下的喉结上下滚动着，眼看着就要把那层薄薄的外皮撑破了。

“您来这儿干什么?”他问，小钻头很快朝我钻来。

我死死地抓住他不放：

“赶快去您的办公室……我应该全部交代——现在就谈！正赶上跟您交代，这很好……直接跟您谈也可能很可怕，不过，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他也认识她，而这使我更痛苦，不过他听了可能也会大吃一惊。这样就等于我将和他合伙杀人了，在我的最后时刻，我也不会是孤家寡人了……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记得，门底下卡住一个纸片，当门关上去的时候，纸片把地板擦得沙沙响，后来我们仿佛被罩上了个罩子——陷入了一种奇特的、透不过气的寂静中。如果他说句话，无论一句什么话，哪怕是一句最无聊的废话，我也就一口气把全部情况都倒出来了。但他就是一声不吭。

我全身紧张到了极点，耳朵里嗡嗡响了起来。我说（不敢正眼看他）：

“我觉得，我一直都恨她，从一开始就恨她。我曾经斗争过……不过——不，不，您别信我的话。我本来是能够自拔的，但我不愿意，我宁愿毁灭。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珍贵……我的意思不是说毁灭，而是说希望她……就是现在，我已经了解了全部情况，我还是希望……您知道吧，造福主曾传唤过我，您知道吧?”

“是的，我知道。”

“可是他对我说的那些话……您要听明白，那些话等于是一下子撤掉了你脚底下的地板，你和桌子上所有的东西——纸张、墨水……墨水洒了出来，东西全都溅上了墨水点……”

“说下去，说下去！抓紧时间。外边还有人在等着。”

于是我吭吭哧哧、结结巴巴地把所有的事、把笔记里记下来的事都说了。我说到了真正的我和毛茸茸的我，说到了她当时对我的手都说了些什么话——对，一切都正是从这儿开始的。还说到了我当时如何不愿意履行义务，如何自己欺骗自己，她又是怎样弄到假证明的，我又是怎样一天天生锈变质的。也说了地下长廊以及长城外面的事……

我拉拉杂杂、凌凌乱乱地把这些事说了一遍，常常卡壳，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他那两片撇歪着的、双折弯的嘴唇含着讥笑，不时地把我所需要的词句递过来，我则感激地连连点头称是……突然，我发现（怎么可以这样呢?），已经是他在替我说话了，而我只是在一旁听着，并且连声说着：“对，可是后来……正是这样，对，对！”

我感到领口周围开始发凉，好像涂了乙醚似的，于是我很难为情地问道：

“怎么会呢……这件事您是不可能知道的……”

他的脸上又是一丝冷笑，仍旧沉默不语，嘴撇得更加厉害……然后才开口：

“我看您总是想对我隐瞒一些情况。比如说，您把您在长城外边见到过的人都一一说了一遍，可是有一个人却被您漏掉了。您敢说没有吗?您记不记得您在那边曾经看见我一闪而过?对对，那是我。”

鸦雀无声。

突然，仿佛有人给了我当头一棒，使我不知羞耻地猛然醒悟：原来他也是他们的人……而我的全部经历，我的全部磨难，我拼死拼活、竭尽全力、当作功绩呈报上来的一切，就像古老的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1]一样，只能博得一笑而已。亚伯拉罕把刀举过头顶正要砍杀他的儿子时，突然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不必认真！我不过开了个玩笑……”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副越来越扭歪的冷笑，双手撑着桌子的边缘，和椅子一起慢慢地滑离了桌子，然后，仿佛把自己一下子抱在怀里，冲过喊叫声，冲过台阶，冲过一张张嘴巴，仓皇而逃……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跑到了下面地铁站的一间公厕的。在地面上，一切都在毁灭，历史上最伟大、最有理性的文明正在土崩瓦解，而这里不知是由于什么人的捉弄，一切照旧，美好如初。四壁熠熠生辉，流水潺潺，令人舒畅，还有那可闻不可见的、行云流水般的音乐……只要想一想：这一切都在劫难逃，这一切都将湮没于荒草之中，这一切都将只能在“神话”中听到……

我禁不住放声悲叹。就在这时，我感到有人在亲切地抚摸我的肩头。

原来是我那位邻居，他坐在我左边的位子上。他那秃顶的前额像一个巨大的抛物面，上面的皱纹像一行行无法辨认的黄色字迹，而那些字记述着我的故事。

“我理解您，我完全理解，”他说，“不过还是请您冷静下来，不必这样。这一切都会恢复的，肯定会恢复的。关键是要让人们都了解我的发现。您是第一个得知这件事的人。我计算出来了，无穷大是不存在的！”

我大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没错，没错，我是在对您说：无穷大是不存在的。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宇宙间物质的平均密度就应当等于零。可是我们知道，它不等于零，所以宇宙是有限的。宇宙呈圆球形，其半径的平方r^2等于平均密度乘以……只要我计算出这个系数，我就能……您明白吗，一切都是有限的，都是简单的，都是可计算的。只要计算出来这个系数，我们就将取得哲学上的胜利。可是您，尊敬的先生，您妨碍了我，您大喊大叫，使我无法完成这项计算……”

我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使我为之震惊，是他的发现呢，还是他在这个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刻所表现出的执着：他手里（直到这会儿我才发现）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把对数计算尺。我明白了，即使一切都毁灭了，我也必须把我的这些笔记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是我的义务（是我对各位亲爱的不相识的读者应尽的义务）。

我向他要了一张纸，就在此处写下了这最后几行……

我正要点上一个句号——像古人在掩埋死人的墓穴前插上十字架的时候，铅笔突然一抖，从我的指间掉了下去……

“喂！”我拉了一下那位邻居，“喂，我在跟您说话！您必须——您必须回答我：在您那个有限的宇宙终止的地方又是什么呢?再往前是什么呢?”

他没来得及回答——上面的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

【注释】

[1] 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始祖）的忠诚，命他献出儿子以撒作为祭品。正当他举刀要杀以撒时，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这个故事源自《圣经·旧约》。——译者注

笔记之四十

提要：事实。钟形罩。我确信。

白天。天气晴朗。气压760毫米汞柱。

难道这220页文字真的是我Д-503写的吗?难道这些真的是我的感受吗?会不会只是我假想的感受呢?

笔迹倒是我的笔迹。下面的笔迹也是一样的，不过，所幸的只是笔迹相同而已，这里没有任何梦呓，没有任何荒谬的比喻，没有任何情感的宣泄，有的只是事实。因为我现在很健康，我完全健康，绝对健康。我在笑，我不能不笑，因为我头脑中那根芒刺已经被人拔除，我的头脑很轻松，那里面是空空的。其实倒也不是空空的，只是没有任何妨碍我笑的杂念（笑是正常人的正常状态）。

事实如下：

那天晚上，我那位发现宇宙是有限的邻居和我，以及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都被送进最近的一个大课室（大课室的编号是112——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编号很熟悉）。在那里，我们都被捆绑在台子上，接受了伟大的手术。

第二天，我，Д-503，进见了造福主，讲述了我所了解的有关幸福的敌人的全部情况。为什么以前我总觉得这件事很难呢?真不可理解。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我以前有病（有“心灵”）。

当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了闻名的瓦斯室，和他——造福主同桌而坐。人们把那个女人押了上来。她应该当着我的面供出事实。这个女人硬是不开口，还在那儿笑。我注意到，她长着一口锋利而洁白的牙齿，很美。

然后她被押解到瓦斯罩下面。她的脸变得十分惨白，可是因为一双眼睛又黑又大，所以看上去很美。当开始抽出瓦斯罩的空气时，她把头仰向后面，半闭上眼睛，紧紧地咬住嘴唇——这副模样使我联想起什么。她用力抓住椅子的扶手，眼睛在看着我——就这么一直看着我，直到眼睛完全合上。于是人们把她拖了出来，并且用电极使她很快恢复了知觉，随后又把她放到瓦斯罩下面。如此这般反复三次，她却一个字也不招。和这个女人一起押进来的其他人就老实得多，他们中许多人只受了一次刑就开口说话了。明天他们即将走上造福主的机器。

事不宜迟，因为西部街区仍然是一片混乱，哭叫声不绝于耳，尸横遍地，野兽出没，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为数不少的号民背叛了理性。

但是，在横向的第40号大街，已经筑起了一道临时的高压电波长城。我希望我们一定获胜。不但如此，我确信我们一定获胜。因为理性必胜。

附录

一、自传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就像在一块拉紧了的黑色窗帘上开了一些小洞一样，这里展示了我幼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餐厅里，一张铺着漆布的桌子，桌上有一盘奇怪的、闪闪发亮的白色东西。真奇怪！这白色的东西眼看着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盘子里原来是一小块陌生的外部宇宙——那是人们拿给我看的一盘雪。这盘奇妙的雪，至今仍记忆犹新。

同样也是在这间餐厅里。一个人抱着我站在窗前，窗外透过树木可以看到红气球似的太阳正在渐渐暗下来，我觉得就像末日到了一样，更可怕的是母亲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还没有回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我的外祖母，在那一秒钟的时间里我急得差点死了。那年我刚一岁半。

后来，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人，许许多多的人，成群的人。那还是在扎顿斯克，父亲和母亲驾着两轮马车，带上我，来到这个城市。教堂、蓝蓝的烟雾、唱诗、灯火，像狗一样号叫的疯女人，吓得我心提到了嗓子眼。终于完事了，我就像一片小木片，和人群一起被挤出门外，这时我已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人群当中：父亲和母亲不见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将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我坐在一个坟头上，顶着太阳，放声痛哭。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整整一个小时。

在沃罗涅日。一条河，河里有个我觉得好奇怪的洗澡用的木箱。好大的一个粉红色、胖乎乎、圆滚滚的女人身体在木箱里拍水（后来我在水池里看见白熊时还想起这件事）——那是我母亲的姨妈。我当时觉得很新奇，又有些害怕：我第一次懂得这是女人。

我在窗边等待着，望着空荡荡的街道，那里只有几只鸡在尘土里嬉戏。终于我们家那辆四轮马车拉着父亲从学校里回来了。他坐在高得出奇的座位上，膝盖间夹着一根手杖。我心急火燎地盼着吃午饭的时间快点到来——午饭时我总是大模大样地翻看着报纸，并且把《祖国之子报》[1]几个大字读出声来。我已经认识这种神秘的玩意儿——字母。我那时四岁。

夏天。到处散发着药味。突然，我的母亲和几个姨妈慌忙地关上了窗户，锁上了阳台门，于是我把鼻子贴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往外看。一辆马车！车夫穿着白大褂，车上蒙着一块白罩单，罩单下面躺着人。他们身体蜷曲着，手和脚微微摆动着。这是一些霍乱病人。霍乱隔离棚就在我们这条街上，离我们家很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知道了死亡是怎么回事。这时我已经五六岁了。

最后一件事：在八月一个天朗气清的早晨，远处修道院传来嘹亮的钟声。我走过我家房前篱笆围着的小花园，不用抬眼看就知道：窗户开着，母亲、外祖母、姐姐都在看我。因为我第一次穿上长裤（“上街穿的”）、学生制服上衣，身上背着个书包——这是我第一次去学校。送水工人伊兹玛什卡赶着马车一颠一簸迎面走过来，他坐在大木桶上，回头看了我好几眼。我很自豪。我长大了——八岁多了。

这一切都是我在坦波夫平原上的列别江[2]经历过的事。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曾描写过的这个列别江向来以赌棍、吉卜赛江湖艺人、马匹交易市场和俄语粗话闻名于世。年代是1884年至1893年。

* * *

接下去是像学生制服呢子一样灰溜溜的中学生活。在一片灰色当中，偶尔可以看到美丽的红旗。这面红旗挂在消防瞭望塔上，它在那个时候绝不是象征社会革命，而是表示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不过，在那单调乏味、整齐划一的中学生活中，这倒也算是只有一天的短暂革命了。

悲观的第欧根尼灯[3]——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的事。这盏灯是一个身体很壮实的二年级学生点的，蓝紫红三色的灯在我左眼下面足足点了两个星期。我默默地祈求着奇迹，祈求着让这盏灯熄灭。奇迹没有出现。我陷入了沉思。

我常常感到孤独，书读了很多，很早就读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至今还记得，读《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4]的时候，我激动得全身发抖，脸颊绯红。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期一直是一位长者，甚至是令我敬畏的长者；果戈理（以及很久以后的阿纳托尔·法朗士[5]）则是朋友。

自1896年起，在沃罗涅日读中学。我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特长：俄语作文；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特长：为了“锻炼”自己，在自己身体上做各种各样的试验。

我记得，上七年级那年的春天，我被一只疯狗咬了。我找来一本医书，读了以后知道，狂犬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通常是在两周之内。为了考验一下命运和我的身体，我决定拖过这个时间，看我是否会发疯。在这两周之内我每天写日记（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日记）。两周过去了，我没有疯。我找到校方领导，报告了这件事，便立即被人送往莫斯科去接种狂犬病疫苗。我这次试验很成功。后来，大约过了十年左右，我在彼得堡的白夜里为恋爱而发疯的时候，我又对自己做了一次试验。这次试验更认真，但未必更高明。

1902年，我脱掉了中学生的灰呢制服。我把金质奖章[6]送到彼得堡的一家当铺，当了二十五个卢布。这枚奖章就留在那里了。

我记得，那是中学的最后一天，在学监的办公室。学监（按照中学里的“官阶表”，他属于“母马”那一级[7]）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一边提裤子（他的裤子总是往下滑），一边递过一本小册子给我。我读了作者在那上面的题词：“献给我的almae matri[8]——关于它，我所能回忆到的只有坏的一面，而无其他。帕·叶·晓戈列夫[9]。”于是学监用训诫的口气，指着我的鼻子，把“О”字读得很重地说：“这好吗?他在我校毕业时也得了奖章，可他都写了些什么！这不进了大牢。请听我的忠告吧：不要去写书，不要走这条路。”训诫没能奏效。

* * *

20世纪初期的彼得堡是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10]、列·安德列耶夫[11]、维特[12]、普列韦[13]、披挂着蓝网的走马[14]、带顶座的有轨公共马车[15]、穿制服佩长剑的大学生[16]和穿高领衬衫的大学生[17]的彼得堡。我属于穿高领衬衫的大学生一类。

冬天的一个星期日，涅瓦大街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慢悠悠地走来走去，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整个涅瓦大街都由杜马大厦的消防瞭望塔指挥着，人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塔上的大钟。号令发出了——大钟敲响了一下，正午一点，大街上黑压压的人群拥向四面八方，马赛曲、红旗、哥萨克骑兵、清道夫、警察……这是第一次（对我而言）游行示威，时间在1903年。越是逼近1905年，风潮的势头便越加凶猛，群众集会越加热烈。

夏天去了各地工厂实习。“俄罗斯号”轮船，谈笑风生的三等火车车厢，塞瓦斯托波尔，卡马河沿岸的工厂，敖德萨，港口，流浪汉。

1905年的夏天，是在蓝色的大海中、眼花缭乱的事物中、排得满满的日程中度过的，这个夏天填满了人和事。我以实习生的身份，搭乘“俄罗斯号”轮船，从敖德萨航行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君士坦丁堡[18]、清真寺、伊斯兰教的苦行僧、市场、士麦那[19]的白色大理石海滨大街、贝鲁特的贝都英人[20]、雅法[21]的白色拍岸浪、墨绿色的阿菲永[22]、鼠疫流行的塞得港[23]、黄白两色的非洲、充斥着英国警察和鳄鱼标本商贩的亚历山大，闻名的塔尔图斯[24]。其中与众不同、别具一格者当数美轮美奂的耶路撒冷，我在那里的一位阿拉伯熟人家里住了大约一个星期。

在返回敖德萨时，正巧遇上史诗般的“波将金号”暴动[25]。我和“俄罗斯号”的司机夹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如醉如痴地在港口上游逛了一天一夜，冒着枪林弹雨，目睹了熊熊大火和烧杀抢掠。

那年月要做一名布尔什维克，就等于走一条阻力最大的路线，而我当时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那是1905年的秋天，罢工迭起，海军部大厦的探照灯划破了涅瓦大街的黑暗，10月17日发布“宣言”，各高等院校纷纷举行集会……

12月的一天晚上，有个名叫尼古拉的、长着一对招风耳的工人朋友来到罗曼巷我那间屋子里，带来一个装面包用的纸袋，纸袋里是火棉[26]。“我把这个纸袋放在你这儿吧，特务一直在跟踪我。”“那就放在这儿吧。”这个纸袋就放在左边窗台上，紧挨着一包砂糖和一根香肠。

第二天，我去了维堡区[27]的“指挥部”，正当桌子上摊开着地图、巴拉贝伦枪、毛瑟枪的时候，警察闯了进来。我们三十来个人成了瓮中之鳖。可是我那间屋子里左边窗台上还放着那个装面包用的纸袋，床下面是传单。

我们被搜身、毒打之后，分成几个小组。我和另外四个人为一组，正巧靠近窗户。我发现窗外路灯那边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便乘人不备从小窗口扔出一张字条，让他们把我和那四个人屋子里违禁的东西拿走。他们照办了。这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而在此之前，我在施巴列尔大街单独关押了好几个月，这期间我常常梦见左边窗台上那个装过面包的纸袋。

在单独关押期间，我爱上了速记法和英语，我一边学习速记和英语，一边还写诗（这是必然的）。1906年春天我获释，被流放到故乡。

故乡列别江的宁静、钟声和篱笆墙没能留住我多久。到了夏天，我就未经批准住进了彼得堡，后又迁居赫尔辛福斯[28]。我住的那间屋子就在埃德霍尔姆斯哈滕大街，窗户下面就是大海、山崖。每到晚上，当人的面孔还依稀可见的时候，在一块灰色花岗岩上举行集会。到了夜里，就看不见人的面孔了，那块黑乎乎的、暖烘烘的石头，让人觉得很柔软——因为我那间屋子就在附近，而斯维亚堡[29]那边打过来的探照灯光也显得轻柔宜人。

一次，在公共浴室里，一位光着身子的同志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光着身子、大腹便便的矮个子。这个大腹便便的矮个子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赤卫军[30]上尉柯克。又过了些日子，赤卫军也进入了战斗状态。地平线上已经依稀可见喀啷施塔得[31]舰队军舰的黑影和十二英寸大炮的炮弹在水中爆炸时掀起的水柱，隐隐约约听得见斯维亚堡传来的沉闷的大炮声。于是我乔装打扮了一番，戴上一副夹鼻眼镜，返回了彼得堡。

一个国家有议会，高等院校就是国中之小国，它们也有自己的议会，叫作班长委员会。这里也有党派斗争和竞选鼓动，也出海报，印小册子，发表演讲，设立选票箱。我当上了班长委员会委员，还兼任委员会主席。

有一天我收到了传票，传我到区段警察所。警察所里有一张绿色的侦查令，上面写着：为了驱逐出彼得堡，特立案侦查“大学学生叶甫盖尼·伊万诺夫·扎米亚京”。我坦然自若地申述说，我从来没有进过大学[32]，侦查令显然搞错了。我记得警察所长的鹰钩鼻子很像个问号，他说：“嗯……这要查证一下。”这期间我迁至另一个区居住，半年以后，又来了一张传票，又是一份绿色的侦查令，又是“大学学生某某”，又是那个问号，又说要查证。就这样过了五年，到了1911年才终于把绿色侦查令的错误改正过来，我终于被驱逐出彼得堡市。

* * *

1908年，我从工学院造船系毕业后，留在本校造船学教研室（自1911年起讲授造船学）。在我的桌上同时摆放着塔式甲板船设计图样和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稿[33]。我把这篇小说寄给由奥斯特罗戈尔斯基[34]主编的《教育》杂志，该刊的纯文学专栏由阿尔齐巴舍夫[35]主持。1908年秋天，小说在《教育》杂志上刊发。现在，每当我遇见曾经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我就像见到我的一位姨妈一样，感到十分难堪，因为我两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她家里当众尿湿了裤子。

此后的三年间，搞造船，教授造船学，和对数尺、图纸打交道，写了一些专业性文章，发表在《内燃机船舶》《俄国造船业》《工学院通报》等刊物上。由于工作的关系，多次外出旅行：沿伏尔加河航行至察里津[36]和阿斯特拉罕，去过卡玛河、顿涅茨克区、里海、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高加索、克里木半岛。

这一时期，在和图纸、数字打交道的同时，还写了几篇短篇小说。这几篇小说没有送出发表，因为我觉得其中每一篇里都还有一些“不像样的东西”。“像样的东西”到1911年才写出来。这一年白夜白得出奇，有许多非常白亮的东西，也有许多非常阴暗的东西。这一年，这一年我被流放，害了一场重病，神经过度疲劳，以至于完全崩溃。起先，我住在谢斯特罗列茨克[37]一间空闲的别墅，后来，到了冬天，又移居拉赫特[38]。就在这个地方，在冰天雪地的季节里，在孤独和寂寥中写下了《小镇风情》[39]。完成《小镇风情》之后，我与《箴言》杂志集团[40]、列米佐夫[41]、普里什文[42]、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43]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44]），我获得在彼得堡的居住权。如今又被医生赶出彼得堡[45]。我搬到古拉耶夫市居住，在那里建造了几条挖泥船，写了几个短篇和中篇小说《远在天边》[46]。这部中篇小说在《箴言》杂志登出后，该刊这一期被书刊检查机关没收，编辑部和作者都被送上了法庭。二月革命爆发前不久开庭审理，被宣布无罪释放。

1915年和1916年之交的冬天又是一个风雪严寒、动荡不安的冬天——一月我挑起一场决斗，三月动身去了英国[47]。

此前西方国家当中我只去过德国。柏林看上去很像浓缩了的、百分之八十的彼得堡；英国则不同，英国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就像我当年在亚历山大或耶路撒冷的感受一样。

在这里，起初和钢铁、机器、图纸打交道，在格拉斯哥、纽卡斯尔、桑德兰、南希尔兹等地建造破冰船（顺便提一句，其中包括我国最大的破冰船之一——列宁号[48]）。德国人驾着飞艇和飞机从天上往下扔炸弹[49]。我在写《岛民》[50]。

当各种报纸赫然登出“Revolution in Russia”、“Abdication of Russian Tzar”[51]的大字标题时，我在英国待不下去了。1917年9月我搭乘一艘老掉牙的英国轮船（即使被德国人炸沉也不足惜）返回俄国。我们在海上走了很久，大约五十个小时才抵达卑尔根[52]。一路上熄灭灯火，人人都挂着救生圈，备好了救生艇。

1917年和1918年之交的冬天充满了快乐和恐惧：事态急转直下，变幻莫测。船上人家，枪击，搜查，巡夜，家庭夜总会。再往后是：没有有轨电车的街道，带着口袋的人们排长队，每日赶路几十俄里，女老板[53]。咸鲱鱼，用咖啡豆粉碎机磨碎的燕麦[54]。与燕麦比邻而存的是层出不穷的大而全的创意：出版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经典作品，把一切艺术门类的一切艺术家联合起来，在戏剧舞台上演绎全世界的全部历史。这时我已经无暇顾及设计图样，应用技术已经枯萎，就像枯黄的树叶离我而去（在技术方面，只剩下了在工学院讲课）。与此同时，我在赫尔岑师范学院讲授俄国现代文学，在艺术馆学习班讲授艺术散文技巧，在《世界文学》编委会、全俄作家协会理事会、文学家之家委员会、艺术之家理事会以及一些出版社兼职，主编《艺术之家》、《当代西方》、《俄国当代人》等杂志。这几年写得较少，篇幅较长的作品有《我们》。这部长篇小说于1925年用英文出版，后来译成其他文字，俄文版至今尚未出版。

1925年我背叛了文学，转向戏剧：写了《跳蚤》和《荣誉饶舌家协会》两个剧本。《跳蚤》于1925年2月在小剧院首次上演，《荣誉饶舌家协会》于1925年11月在米哈伊洛夫剧院首次上演。最新的一个剧本——悲剧《阿提拉[55]》完成于1928年。在《阿提拉》这个剧本里，我达到了写诗的地步。再往前无路可走了，便又回过头来写起长、短篇小说来。

我认为，如果我1917年不是从英国回来，如果我这些年不是和俄罗斯一起度过的，我肯定无法再从事写作。在彼得堡、莫斯科，在坦波夫省的偏僻地区，在沃洛格达省和普斯科夫省的农村，我积累了许多见闻。

这一段经历到此结束了。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的生活里还会出现哪些曲折。

1928年

二、致斯大林的信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56]：

我写这封信时已经被判了极刑，现在呈请将极刑改为其他刑罚。

我的名字您大概知道。我作为一名作家，失掉了写作的可能，这无异于判了死刑。事态已发展到了令我无法继续写作的地步。我不得不在年甚一年的受迫害的气氛下写作，任何创作都无从谈起。

我绝非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蒙辱者。我知道，在革命后最初的三四年，我写的作品里确有一些东西可能授人以柄，招致攻击。我知道，我有一个让人感到很不受用的习惯：不说合乎时宜的话，只说自认有道理的话。特别是，我从不掩饰我对文学上奴颜媚骨、曲意逢迎、乔装打扮所持的态度。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样做既玷辱作家，也玷辱革命。我当初在一篇文章（《艺术之家》杂志1920年第1期）中，以一种激烈的、令许多人难堪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恰恰是这一行为招致了报刊对我群起而攻之。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种口诛笔伐尽管说辞不同，却从未停息过，终于发展到了我认为是盲目狂热的地步：一如从前基督徒为了更便于体现种种罪恶而造出了魔鬼，如今批评界把我打造成了苏维埃文学的魔鬼。唾弃魔鬼被当作善举，于是人人都各显神通，朝它吐唾沫。我每发表一篇作品，人们都必定要从中寻找魔鬼的阴谋。为了能够找到这种阴谋，人们甚至厚着脸皮称我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例如，我有一篇童话（《上帝》）登在《年鉴》杂志[57]上——那还是1916年的事，有那么一位批评家竟然自作聪明地从中发现了“抓住向新经济政策[58]过渡这件事对革命进行嘲讽”；在我的一篇写于1920年的短篇小说（《埃拉兹姆修士》）中，另一位批评家（马什比茨——韦罗夫）却洞察出“拿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变得聪明了的领袖们当笑料”。我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其内容如何，只要署了我的名字，就足以宣布它是有罪的。前不久，今年3月份，列宁格勒州图书出版检查局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使我对这一点不再存有任何怀疑了。我为“学院”出版社审校了谢里丹的喜剧《造谣学校》[59]，并撰写了一篇介绍作者生平和创作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恶意中伤的话，可是图书出版检查局不仅禁止发表这篇文章，还禁止出版社说明这部喜剧的译文是由我审校的。只是在我上诉到莫斯科之后，图书出版检查总局显然打了招呼说总不该如此天真、露骨地行事，这才允许刊印我那篇文章，甚至还允许署上我那罪恶的名字。

我之所以在此引述了这一事实，是因为它把人们对我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达到了化学纯净的程度。我收集了大量的事实，在此再引述其中的一件。不过，这件事涉及到的不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而是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写成的一个篇幅很大的剧本。我当时确信，这个剧本（悲剧《阿提拉》）终将迫使那些一心想要把我打成蒙昧主义者的人们闭上了嘴巴。我如此自信，似乎也有足够的理由。这个剧本曾在列宁格勒话剧大剧院艺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过。十八家列宁格勒工厂的代表出席了那次会议。下面我摘录几段他们的评论（根据1928年5月15日会议记录）。

沃洛达尔斯基工厂的代表说：“这是一部由当代作家写的剧本，它展现了古代阶级斗争的主题，很符合当代的情况……剧本在思想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剧本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它使得关于当代戏剧界拿不出好剧本的责难不攻自破……”列宁工厂的代表在指出剧本革命性质的同时，认为：“该剧本在艺术价值上可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媲美……这是一部悲剧，情节十分生动，一定会受到观众的喜爱。”液压机械厂的代表认为“这部戏的每个情节都有很强的感染力，都那么扣人心弦”，他建议在剧院院庆时上演这部戏。

工人同志们说可与莎士比亚媲美，固然是过甚其词，可是高尔基就这个剧本撰文时却也说，他认为该剧本“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又说“剧本英雄主义的风格和英雄主义的题材极其有益于今天的时代”。剧院已经同意上演这个本子，并得到剧目审查委员会批准，可是后来……演给对它给予如此评价的工人观众看了吗?没有，这部戏已经由剧院排练了一半，已经登出了海报，后来在列宁格勒图书出版检查局的强烈要求下被禁演了。

我这部悲剧《阿提拉》的夭折对于我而言简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任何试图改变我处境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况且不久我的长篇小说《我们》和皮利尼亚克[60]的中篇小说《红木》又闹得满城风雨。为了祛除魔鬼，当然可以不择手段。我的这部小说明明写于九年前的1920年，却硬要把它当作我最近的新作，和《红木》相提并论。苏维埃文学中一场向无先例的围攻发动起来，这场围攻甚至引起了外国报刊界的关注。为了断送我的写作前程，无所不用其极。我往日的同事、出版社、剧院都对我产生了疑惧。我的书在图书馆里被禁止外借。我的一个剧本（《跳蚤》）在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已经成功地上演了四个戏剧季，如今被禁止演出。正在联邦出版社印制的我的文集也被搁置下来。任何一家出版社试图出版我的作品，都会立刻遭到攻击。“联邦”和“土地与工厂”两家出版社，特别是列宁格勒的作家出版社，都遭遇了同样的下场。上述作家出版社冒着风险让我又当了整整一年的理事，并且悍然利用我的文字经验，把青年作家，包括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交由我做润色修改。今年春天，在列宁格勒市拉普[61]分会力争下，我退出了作家出版社理事会。《文学报》[62]不无得意地报道了此事，并且直言不讳地补充说：“出版社应当保留，但不是为扎米亚京们保留。”对扎米亚京关上了通向读者的最后一扇门，他被宣判了死刑。

在苏联的法典中，仅轻于死刑的刑罚是将罪犯强制迁徙国外。如果我真的是个罪人，并应当受到制裁，那么依我看，也不至于比文学上的死刑更重，因此我请求代之以强制迁出苏联，并为我的妻子保留陪伴我同行的权利。如果我不是罪人，则请求允许我和妻子短期出国，哪怕只一年也行。这样，待到在我们国家能够用文学为崇高思想服务而无须逢迎某些小人物的时候，待到我们国家对语言艺术家的作用的观点多少有些改变的时候，我就可以回来。我相信，这一天已为期不远，因为在物质基础建设成功之后，建设上层建筑，建设真正无愧于革命的文学艺术的问题，必将提到日程上来。

我深知，我在国外也将十分不轻松，因为我不可能加入国外的反动阵营。这一点我的经历可以充分地证明［我在沙皇时期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63]，当时我坐过牢，两度被流放，在战争时期曾因一部反对军国主义的小说吃过官司[64]］。我深知，既然在国内我惯于凭着良知写作，而不是遵从命令写作，因而被称为右派，那么到了国外，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迟早将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但是，国外的条件再困难，我总不会被封住嘴巴，我在那里可以写作、出书，哪怕不用俄语写作也行。如果我因环境所迫一时不能当一名俄语作家（我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我也许能够像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那样暂时做一名英语作家，更何况我已经用俄语写过有关英国的书（讽刺小说《岛民》等），而用英语写作，我觉得比用俄语要难一些。伊里亚·爱伦堡[65]仍然是一名苏联作家，可是他主要为外国文学写作，翻译成各种外语。为什么允许爱伦堡这样做，而不可以允许我也这样做呢?我在这里顺便再提到一个名字——皮利尼亚克。他和我一样，也充分地扮演着魔鬼的角色，他曾经是批评界的众矢之的，而为了让他在受到这种围攻之后得以休息，批准他去了国外，为什么皮利尼亚克能够得到批准，而我就不能得到批准呢?

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出国申请找到一些更为寻常的、而又绝非不正当的理由：为了解除经久不愈的病痛（结肠炎），我需要到国外去就医；为了谋求上演我的两部已译成英、意两种文字的剧本（已经在苏联的几家剧院演出过的《跳蚤》和《荣誉饶舌家协会》），我也必须亲自去国外；此外，拟议中的这两部戏一旦上演，我将有可能免于向财政人员委员部申请外汇。这些理由都是实际存在的。但是，我并不想隐瞒，我申请与妻子一起出国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作家，我在国内已陷于绝境，我的作家身份被判了死刑。

曾经向您呈请的其他一些作家都得到了您的特别关注，这使我确信，我的请求也一定会得到垂顾。

1931年6月[66]

【注释】

[1] 1862年至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报纸。——译者注

[2] 俄罗斯中部顿河流域的一座城市，1917年前属坦波夫省，今属利佩茨克州。——译者注

[3] 据传说，古希腊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约前404——约前323）为了寻找“正直的人”，曾在大白天提着灯笼上街。本文提到的点灯一事显然是那个二年级学生的暴力杰作。——译者注

[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中篇小说（未完成，1849）。——译者注

[5]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6] 扎米亚京毕业于沃罗涅日中学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译者注

[7] “官阶表”不过是戏言，“母马”则是学生们送给那位学监的绰号。——译者注

[8] 拉丁语，意即母校。——译者注

[9] 帕·叶·晓戈列夫（1877——1931），俄国文艺学家和历史学家，十月革命前曾发表过有关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生平的著作。——译者注

[10] 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1864——1910），俄国名演员。曾在彼得堡创立以她名字命名的剧院。

[11] 列·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

[12] 维特（1849——1915），俄国政治家。曾任交通、财政大臣和总理大臣。他把产业革命引进了俄国。

[13] 普列韦（1846——1904），俄国内务大臣兼宪兵司令，极端反动分子，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

[14] 俄国宪兵巡逻时骑用的马。

[15] 有轨电车出现之前的公共交通工具。

[16] 指贵族出身的大学生。

[17] 指穿着领扣在侧面的衬衫的平民出身的大学生。——译者注

[18] 即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译者注

[19] 即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古希腊称士麦那。———译者注

[20] 即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以饲养骆驼和羊为主。——译者注

[21] 以色列城市，临地中海。1950年和特拉维夫合并。——译者注

[22] 土耳其西部城市。——译者注

[23] 埃及港口城市，位于苏伊士运河河口。——译者注

[24] 叙利亚西南部塔尔图斯省的省会，西临地中海，南邻黎巴嫩，为俄国海军舰艇驻扎地。——译者注

[25] 1905年6月，俄国黑海舰队的装甲舰“波将金号”爆发起义，水兵们枪决了一批反动军官，竖起了革命红旗，由于未得到其他军舰的支持而告失败。列宁称这次起义为俄国军队中第一次群众性的革命暴动。——译者注

[26] 火棉又称焦木素，是制造无烟炸药的原料。——译者注

[27] 彼得堡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区。——译者注

[28] 即赫尔辛基，1809年俄国瑞典战争后，芬兰并入俄国，成为俄国管辖下享有自治权的大公国。1917年12月苏联政府承认芬兰独立，建立芬兰共和国，定都赫尔辛基。赫尔辛福斯是赫尔辛基的瑞典文名称。——译者注

[29] 芬兰城市，现名芬兰林纳。1809——1917年属俄罗斯帝国，为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基地之一。——译者注

[30] 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建立的工人武装组织。——译者注

[31] 位于彼得堡附近，是俄国海防要塞，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1905年10月，这里的水兵起义，反对沙俄政府。——译者注

[32] 扎米亚京只读过工学院，并没有读过大学（指彼得堡大学）。——译者注

[33] 指作者的处女作《孤单》。——译者注

[34]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1840——1917），俄国教育家、作家。——译者注

[35] 阿尔齐巴舍夫（1878——1927），俄国作家。1917年移居国外。——译者注

[36] 现名伏尔加格勒，1925年至1961年称斯大林格勒。是伏尔加河上一个港口城市。——译者注

[37] 彼得堡附近的城镇。——译者注

[38] 彼得堡附近的城镇。——译者注

[39] 《小镇风情》（《Уездное》）问世后，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译者注

[40] 指当时为文学期刊《箴言》撰稿的一批作家。——译者注

[41] 列米佐夫（1877——1957），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译者注

[42] 普里什文（1873——1954），俄国作家，作品题材多与大自然、历史、民间创作有关。——译者注

[43]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生卒年未详，俄国作家。——译者注

[44] 罗曼诺夫王朝始建于1613年。第一个沙皇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末代沙皇是尼古拉二世。该王朝被俄国二月革命（1917年）推翻。——译者注

[45] 似指作者听了医嘱而离开了彼得堡。——译者注

[46] 《远在天边》原文为《Накуличках》。——译者注

[47] 指派往英国监造破冰船一事。——译者注

[48] 这艘破冰船建造之初名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十月革命后更名为“列宁号”。——译者注

[49]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站在协约国一方，向德国宣战。——译者注

[50] 一部用英文写作、描写英国社会现实的讽刺小说。——译者注

[51] 英语，意为“俄国爆发革命”、“俄国沙皇退位”。——译者注

[52] 挪威港口城市。——译者注

[53] 苏联于1921年至30年代后半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贸易和开办小型企业。“女老板”是当时流行的对个体商贩的谑称。——译者注

[54] 磨碎的燕麦经炒制后，可代替咖啡饮用。——译者注

[55] 阿提拉（?——453）自公元434年起为匈奴人领袖，在他当政期间，匈奴部族联盟达到了极盛时期。——译者注

[56] 斯大林的名字和父名。——译者注

[57] 高尔基创办的文学、科学、政治月刊。1915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该刊团结了一批反对战争、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文学界人士。——译者注

[58] 苏联于1921年至1929年实行的经济政策，以代替“战时共产主义”。该政策允许私营经济等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列宁制定的这一政策旨在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尽快恢复生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终消灭资本主义。——译者注

[59] 英国剧作家谢里丹（1751——1816）的一部揭露上流社会道德败坏的讽刺喜剧。——译者注

[60] 皮利尼亚克（1894——1937），俄罗斯作家。十月革命后仍从事文学创作。1929年在柏林出版中篇小说《红木》，因该书“歪曲苏联现实”而受到批判。1937年苏联肃反时被镇压，后来恢复名誉。——译者注

[61] 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苏联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最大的文学团体，其分会遍及全国。该组织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学原则的同时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泥淖。于1932年4月解散。——译者注

[62] 创刊于1929年4月。1929年至1932年为苏联作家联合会机关报。1934年后为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译者注

[63]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译者注

[64] 扎米亚京的中篇小说《远在天边》（写于1914年）发表后，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以该小说“丑化俄国军队”为由将作者和发表小说的《箴言》杂志的编辑人员送上了法庭。参见本书第283页。——译者注

[65] 伊里亚·爱伦堡（1891——1967），俄罗斯作家。一战期间，作为军事记者，赴法、德前线采访。1917年7月回国。十月革命后，参加苏维埃政府部门工作。对十月革命，开始时不理解。作品中表现出欢迎“另一个伟大世纪”的诞生，同时对革命感到“既狂喜又恐惧”。1921年开始以苏联记者身份长期驻欧洲各国，直至1931年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法国，亲眼目睹了法国沦陷，写成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获斯大林奖金。——译者注

[66] 扎米亚京上书后，在高尔基的多方斡旋下，终于获准出国，于1931年冬去法国定居。在旅法期间，他一直保留苏联护照和苏联国籍，并一直信守“不参加反苏活动”的诺言。六年以后，因心绞痛发作，病逝于法国。——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84/(英)奥威尔(Orwell,G.)著;孙仲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0

（反乌托邦三部曲）

书名原文：Nineteen eighty-four:a nove

ISBN 978-7-5447-4183-5

Ⅰ.① 1… Ⅱ.① 奥… ② 孙… Ⅲ.①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7339号

书　名 1984

作　者 [英国]乔治·奥威尔

译　者 孙仲旭

责任编辑 赵　薇

原文出版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ISBN 978-7-5447-4183-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183-5

第二部 1984

目录

代译序

第一部

1

2

3

4

5

6

7

8

第二部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三部

1

2

3

4

5

6

附录

一、新话的原则

二、我为何写作

代译序

［德国］埃里希·弗罗姆

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预兆。他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人类未来近乎绝望的情绪，同时也预兆，除非历史的进程改变，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大部分人类的特质，变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人。

这种对人类未来绝望的情绪与西方思想中最基本特征之一，即对人类进步以及人类创造正义与和平世界的能力怀有坚定的信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信念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以及基督教《旧约全书》中提倡的救世主观念。《旧约全书》中的历史哲学观念认为，人类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长和发展，并最终会实现他们所有的潜能。它假设人类会充分发展理性与爱的能力，并因此理解这个世界，从而能和同伴以及自然共存，同时他们也能保留个性和完整性。普遍的和平和正义是人类的目标，先知们坚信错误和罪恶即使有得势之时，“末日审判”最终还是会到来，救世主便是这种信念的象征。

先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类最终会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基督徒将这转变成超越历史的、纯粹精神层面上的观念，但并没有放弃它与道德规范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强调，尽管“上帝之国”不可能在当世实现，但是社会秩序必须符合和实现基督教的精神原则。基督教派在宗教改革前后，用更加急躁、更加积极和更加革命的方式来强调这种观念。随着中世纪的结束，人类的感官和信念，已经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更加完美的社会，这种观念开始以新的力量和新的形式出现。

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发展的新型写作方式，首次应用这种方式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字面意思是：乌有之乡），这个名字后来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同类作品。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对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提出了最尖锐的批判，同时他也构建了另一个社会图景，尽管它可能并不十分完美，这个设想解决了大部分他同时代人听起来无法解决的人类问题。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其他同类作品的特点是：他们不会去说笼统的理念，但是他们会给出一个符合人类最深层次的需求、带有具体细节的社会愿景。与先知们的预言不同，这些最完美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存在于“末日审判”，而是在当下就已经存在——尽管这有着地理上的距离，但并不是时间上的距离。

紧随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之后，还有两部同类作品，分别是修道士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德国人文主义者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后者是三者之中最具现代性的作品。乌托邦三部曲之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创意，但是与它们的共同点相比起来，这些差异就显得十分渺小。此后几百年，经常会有各种描写乌托邦的作品问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近来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作品当数爱德华·贝拉米1888年出版的《回溯过去》。它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宾虚》一样，成为世纪之交最受欢迎的书。它在美国出版了几百万册，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贝拉米的乌托邦是惠特曼、梭罗和爱默生所描绘的伟大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它是美国对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最强有力的表达。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家，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在他们的作品中清晰地表达了对人类个体与社会完整性的美好愿景。这种愿景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战争，尽管给人一种为和平和民主而战的假象，但却有数百万人死在欧洲列强的疆域扩张野心之下。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两千多年来西方社会充满希望的传统被摧毁，并开始转化为一种绝望的情绪。一战时在道德上的麻木不仁仅仅是个开端，其他同类性质的事情相继发生：背叛了社会主义愿景的斯大林反动国家资本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严峻的经济危机；暴虐的势力在最古老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德国取得了胜利；20世纪30年代疯狂的苏联肃反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参战国家都丧失了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存在的道德考量；由希特勒开始无限制地对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后来更多的是直接完全摧毁诸如汉堡、德累斯顿、东京这样的城市，最后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从此以后，人类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所有人类都会被现有的而且比例还在不断增多的热核武器毁灭。

然而，大部分人不会自觉意识到这种威胁和自身绝望的境地。一些人坚信正因为现代战争具有如此大的毁灭性，所以战争不会发生；另外一些人宣称即使有六七千万人在核战争的头两天被杀，在克服起初的震惊之后，生活依旧会继续。在这种弥漫在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绝望情绪变得明显和紧紧控制住人们的意识之前，奥威尔揭示了它，这恰恰是他作品的意义所在。

奥威尔并不是做这种尝试的唯一一人。另外两个作家，俄国的扎米亚京在他的书《我们》和阿道斯·赫胥黎在他的《美妙的新世界》中，都用跟奥威尔作品非常相似的方式表达了当时的这种情绪并对未来提出警示。这三部写于20世纪中叶的作品被我们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为了和上文提到的写于16、17世纪的“乌托邦”进行对应[1]。就像早期乌托邦作品描述充满自信的情绪和充满希望的后中世纪的人一样，反乌托邦描述的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情绪和绝望的现代人。这种转变是历史上最大的悖论：在工业时代早期，实际上人们还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他们生活在一个为了经济效益而实行奴隶制、发动战争和充满剥削的世界里。人们只会将新的科学应用到技术和生产上——尽管如此，在现代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是充满着希望。四百年后，所有的这些愿望都可以实现；人类可以为每一个人生产足够的物品；技术的进步可以带给国家比征服领土更多的财富，战争变得不再需要；全世界正在变得像四百年前那样统一。就在人们感受到所有的希望即将实现的这一刻，他们开始失去了它。这就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核心，它们不仅仅描述了我们的未来走向，同时也解释了历史的悖论。

反乌托邦三部曲在细节和侧重点上各不相同，相比于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扎米亚京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我们》，与《1984》有更多的相似点。《我们》和《1984》都描述了社会的完全官僚化，人只是一个数字并且失去了所有的个性。这是由于无限的恐怖（在扎米亚京的书中，对于人脑的操纵最终发展到在身体上进行改造）联合意识形态和心理操控引起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应用集体催眠暗示是将人变成自动机器的主要手段，这避免了恐怖行动。你可以说扎米亚京和奥威尔的作品与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独裁统治类似，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展示的是发展中西方工业世界的图景——假如它只是继续跟随目前的趋势，而没有在根本上做出改变。

尽管反乌托邦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它们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哲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可能也是宗教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是否可以这样转变，变得忘记自由的渴望、尊严、完整性、爱——也就是说，人类是否可以忘记他是一个人？或者人类本性是否有一种推动力，可以对违背这些人类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应，然后通过努力去将这个野蛮无人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人性的社会？我们必须注意到，反乌托邦的三个作者并没有采取现在在很多社会科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相对主义这种简单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没有所谓的人性；没有一种对人类必不可少的品质；像许多社会学者写到的人刚生下时什么也不是，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他们认为人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去谋求爱、公平正义、真理、团结，在这方面他们与相对主义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事实上，他们断言，正是他们描述的这种通过一切手段去争取的思想充满了力量和强度，所以它们必须被摧毁。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大脑控制与脑前叶切除手术类似，都是为了摆脱人对于人性本质的索取；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则利用了人工选择物种和毒品；在奥威尔的《1984》中，他们更是无限制地使用酷刑和洗脑。三个作者中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应因认为摧毁人性易如反掌而受到指责。他们三个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通过现有的普通技术和手段，这完全可以实现。

尽管与扎米亚京的作品有很多相似点，奥威尔的《1984》对于“人类本性可以如何被改变”这个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下面我就谈谈一些更具体的“奥威尔式”的概念。

奥威尔最直接的贡献是在《1984》中假设了1961年和随后的五到十年之间的事情，并将独裁社会和原子战争联系了起来。在《1984》中，原子战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出现；一场大规模的原子战争在大概十年之后爆发，数百颗炸弹被投到了欧陆俄罗斯、西欧和北美洲的工业中心。在这场战争之后，所有国家政府开始确信，如果继续这样的战争必定会使组织化的社会和他们的政权走向末日。出于这样的理由，没有更多的炸弹被引爆。而现存的三个大国集团“全都只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储备起来，等待决定性机会的到来，他们都相信那一天迟早会来。”执政党的目标仍然是找到“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于几秒钟内消灭上亿人口”的办法。奥威尔在写《1984》的时候，热核武器还没有发明，而在20世纪50年代，所有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目标都已经达到，这只能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脚去解释了。相对于热核武器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彻底消灭一个国家的90%甚至100%的人口来说，丢在日本城市的原子弹似乎威力太小，还没达到效果。

奥威尔关于战争的概念的重要性在于他一系列敏锐的观察。

首先，他展示了持续的武器生产对经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武器生产，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正常运转。此外，他给出了一个社会必须怎样发展的图景：不断地为战争作准备、不断地担心被攻击和时刻准备着去寻找完全消灭敌人的手段。奥威尔的描述相当中肯，因为他有力地反对了“通过军备竞赛和寻找具有威慑力的‘安定’，我们依旧可以保持自由民主”这种当时流行的观点。这自欺欺人的观点忽略了这样的事实：随着技术的进步（每五年就创造一批完全新式的武器，这种技术很快就允许炸弹从千万吨级升级到亿吨级和十亿吨级），整个社会都被迫转向地下生活，但是，热核炸弹的破坏力总能达到更深的洞穴，然后军方将会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法律并没有这样规定），对于可能的入侵者的恐惧和憎恨会摧毁民主和人文主义社会的基本态度。换言之，持续的军备竞赛，即使最终不会导致热核战争，也会毁灭被称作“民主”、“自由”或者“美国传统”的社会品质。奥威尔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才能向我们揭示了，在一个时刻准备着热核战争的世界里，民主依旧可以存在的想法是多么荒谬。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奥威尔为我们描述了真理的本质，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描述的是斯大林对待真理的情景，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如果读者只是看到对斯大林的谴责的话，将会错失奥威尔分析的关键点。他实际上是在谈论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趋势，尽管这样的趋势比苏联要缓慢。奥威尔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真理”是否存在？执政党所持有的“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执政党把持的真理就是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控制好人的思想，党就可以控制真理。将党的重要人物和被打败的叛军之间戏剧性的对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耶稣之间的对话进行类比，就可以解释党的基本原则了。与检察官相比，党的领袖甚至都不去假装他们的体系是为了使人们快乐，因为人是脆弱和怯懦的的生物，他们都想逃避自由而不敢去面对真理。领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权力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制造无限的痛苦和去折磨他人”[2]。权力，可以为他们创造事实，创造真理。在这里，奥威尔对于权利精英的态度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但这里更重要的是去辨认《1984》关于事实和真理的概念，当真理从属于政党的时候，它就是独断专行的极端形式。美国作家艾伦·哈林顿在《水晶宫中的人生》中描述了一幅在美国大公司中生活的微妙且无处不在的景象，他精妙地表达了当代的真理概念：“动态真理”。如果我为一家大公司工作，我就要声称这家公司的产品比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品都要好，这是否可以验证和对于竞争对手是否公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还在这家公司，这样的声明就是“我的”真理，我拒绝检验这是否是客观有效的真理。事实上，如果我变换了工作，进入了我现在的竞争对手的公司，我必须接受新的真理，那就是：它的产品是最好的。主观地说，这个新的真理就像旧的真理一样真实。这是我们社会最典型和最具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人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来改变事实。只要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就是真理，口号在“几百万人怎么可能犯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正确”。奥威尔已经明确指出，在一个团体中，已经彻底废除真理作为一个有关现实的客观判断这个概念，任何一个在这个团体中的异端都会被视为精神错乱。

为了描述《1984》中占统治地位的思考方式，奥威尔创造了一个已经成为现代词汇的新词：“双重思想”。“‘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做伪的感觉，因而会有罪过感。”正是双重思想的无意识方面让一部分读者相信双重思想只被用在苏联人的身上，而离他们自己还很远。然而已经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错觉。我们所说西方社会的“自由世界”，不仅仅包括基于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美国和英国，还包括实行独裁统治的南美洲（至少在他们还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我们还包括像佛朗哥和萨拉查政权，以及那些在南非、巴基斯坦和阿比西尼亚等实行各种各样独裁统治的国家。当我们谈论自由世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认为只要反对苏联的就是自由国家，但是并非像“自由世界”这几个字所表明的一样，自由世界是那些已经实行政治自由的国家。可以从我们讨论武器问题当中，找到一个可以表明一个人同时拥有和接受两种矛盾信仰的当代例子。我们可以花费很大一部分收入和能量去制造热核武器，同时不愿接受热核武器可能会消灭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是大部分的人口（包括敌人）。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因此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原子策略专家之一赫尔曼·卡恩说：“……换言之，毫无疑问，战争是恐怖的，但是和平也同样恐怖，我们必须用一种算法来算一算，来比较一下究竟是战争恐怖还是和平恐怖，就会发现和平是多么的糟糕。”[3]卡恩认为热核战争可能会杀死六千万美国人，但是他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迅速和有效地恢复”[4]，然后“大部分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会过着一种正常而幸福的生活”[5]，他们不会再受到热核战争造成的惨剧困扰。这种观点认为：a）备战是为了维持和平，b）即使战争发生，苏联人杀死了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也可以对他们做同样的事（如果可以，当然会更多），人们仍然会在战后生活得很幸福，c）不单是战争，和平也同样恐怖，需要去测试一下究竟战争会比和平恐怖多少。那些接受这种推理的人被认为是“清醒的”；而那些对“即使两千万甚至六千万人被杀而美国本质上并不会受到影响”这种论调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被认为是“不清醒的”；那些认为这样的破坏会造成政治、心理和道德后果的人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在这儿并不适合对裁军问题展开讨论，大部分给出来的例子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奥威尔的作品，也就是说明“双重思想”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而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未来和独裁统治当中。

奥威尔所谈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也与“双重思想”有关，也就是说，在成功的思想控制之下，一个人再也不会有他想法的对立面，而只知道什么才是“真理”的对立面。因此，举个例子说，如果他已经丧失了他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果他把自身当作是一个从属于国家、政党或者公司的物体，那么二加二就是五，或者认为“奴役即自由”，他之所以感到自由，是因为他再也不会意识到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矛盾。这特别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就像审讯人坚信他们是以基督之爱的名义虐待囚犯一样，当局“抛弃并贬低以前社会主义运动中采用的每种原则，而且决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样做。”当局所说的其实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人们依旧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会兑现它的诺言。奥威尔在这方面，很明显是指当局所伪造的社会主义，但是必须指出，西方社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说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行动自由、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社会，然而事实上这些大部分是一些托词。我们处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工业社会，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由唯物主义提供动力，轻微的精神和宗教关怀仅仅是起缓和作用。另一个“双重思想”的例子也与这有关，部分作家在讨论原子政策的时候，很不情愿地承认，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说，杀人比被杀更加罪恶。如果读者可以完全克服他自身的“双重思想”，那么他就可以从《1984》中找到很多与当今西方社会相似的特征。

当然，奥威尔的描述是相当压抑的，特别是当你认识到奥威尔所描述的并不单单是敌人，更是20世纪末的整个人类种族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种描述做出反应：变得更加绝望和顺从；或者认为我们还有时间，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和用更大勇气去应对。三部反乌托邦作品都反映出，人可以在完全丧失人性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有些人怀疑这种假设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毁灭人类的核心，会破坏人类的未来。因为这样，人类会变得完全没有人性、缺少生机、他们会自相残杀，或者在纯粹的无聊以及焦虑中死去。即使《1984》所描写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主导形式，这也是一个疯子的世界，一个没有活力的世界（奥威尔已经在领袖的眼睛闪出的疯狂光芒中巧妙地指出了这点）。我确信奥威尔、赫胥黎和扎米亚京三个都不想坚持认为这样的世界必定会到来。正相反，他们指出我们正在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除非我们可以成功地让西方文化的根源中那些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人尊严重新复苏。奥威尔和其他两位作者，暗示着在我们新的工业管理制度下，人制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而人却发展得像越来越像机器，这将是一个人性丧失、全面异化的时代，人变成了物品，变成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的一个附件[6]。三个作者都暗示这种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危险是现代生产和组织模式所固有的，它完全独立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之外。奥威尔，像其他两位反乌托邦的作者一样，并不是灾难的先知，他只是想警告和唤醒我们。他仍然充满愿景——但与西方社会早期的乌托邦作者们相比，他的愿景是令人绝望的。这个愿景只能靠辩识去发现，所以《1984》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着的危险，它会把让人类丧失所有的个人痕迹、爱和批判性思维，但是因为人类的“双重思想”，人类甚至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危险。这本书就像奥威尔发出的强有力的警告，但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1984》的描述也包括我们，而自作聪明地把他解释为仅仅是对斯大林主义野蛮行径的描述，那将是最大的不幸。

（对角另一面 译）

Copyright ©1961 by Erich Fromm

【注释】

[1] 必须说多一句，杰克·伦敦的《铁蹄》（The Iron Heel），预言美国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这是最早的现代反乌托邦作品。

[2] 西蒙娜·韦伊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是一种可以把一个活人变成一具尸体——也就是说一个物体的能力。

[3] 出自H.Kahn的《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

[4] 同上。

[5] 同上。

[6] 这个问题在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Rinehart&Co.， Inc.1955年出版）中有详细的分析。

第一部

1

这是四月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却又寒冷，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快步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低垂着头，想躲过阴冷的风，但动作还是不够快，没能把一股卷着沙土的旋风关到门外。

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门厅那头钉着一张彩色宣传画，大得不适合钉在室内，上面只有一张巨大的面孔，宽度超过一米。那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蓄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面相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想坐电梯是没希望的，即使在情形最好时也很少开。目前白天停电，这是为迎接仇恨周的一项节约举措。温斯顿所住的公寓在七楼，他现年三十九岁，右脚踝上方还有一处因静脉曲张形成的溃疡，所以只能缓慢地走楼梯上去，中途还歇了几次。每层楼梯正对电梯门的墙上那张有着巨大面孔的宣传画从那里凝视着它是那种设计得眼神能跟着你到处移动的肖像画。“老大哥在看着你”，下方印着这样的标题。

在公寓里，有个洪亮的声音正在念一连串数字，跟生铁产量有关。此声音来自一块长方形金属板，它像一面毛玻璃面的镜子，嵌在右墙上。温斯顿扭了一下开关，声音多少低了一点，但仍清晰可闻。这个装置（叫做电屏）的声音能调小，然而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前。他的体形偏小，瘦弱，作为党员制服的蓝色工作服只是让他更显单薄。他长着一头浅色的头发，面色红润自然，由于寒冷的冬天刚刚过去，再加上长期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头的剃须刀片，他的皮肤显得坑坑洼洼。

即使隔着关闭的窗户，仍然可以看出外面的寒意。下面街道上，小股的旋风卷动尘土及碎纸螺旋上升。虽然出了太阳，天空也蓝得刺眼，但是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似乎一切都没了颜色。那张蓄着黑色八字胡的脸从每个能望到两边的街角居高临下地盯着。正对面的房屋前面就贴了一张，印有标题“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眼睛死盯着温斯顿。下面临街处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一角已破，在随风一阵阵拍打着，把一个词一会儿盖住，一会儿又展开：“英社”。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间掠过，像苍蝇般在空中盘旋一会儿，然后划了道弧线疾飞而去。那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视人们的窗户。但巡逻队还不足为惧，足以为惧的只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身后，电屏传出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播报有关生铁产量和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消息。电屏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高于极低的细语，就能被它拾音。而且不仅如此，只要他待在那块金属板的视域之内，他就不仅能被听到，而且也能被看到。当然，在具体的某一时刻，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接进某条电线的频度如何以及按照何种规定进行，都只能靠臆测，甚至有可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个人。无论如何，他们可以随时接上你那条电线。你只能生活——确实是生活，一开始是习惯，后来变成了本能——在一个设想之下，即除非你处在黑暗中，否则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偷听，每个举动都会被细察。

温斯顿保持着背对电屏的姿势，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知道，即使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什么。一公里之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幢在一片不堪入目的地带拔地而起的白色大型建筑。这里——他略带几分厌恶地想道——这里就是伦敦，第一空域的主要城市。第一空域本身是大洋国人口第三大的省份。他绞尽脑汁，想找回一点童年记忆，以便让他记起伦敦是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满眼都是摇摇欲坠的建于十九世纪的房屋，侧墙靠木头架子撑着，窗户用纸板挡着，屋顶是波纹铁皮，破旧的院墙东歪西斜。是否一直就是这样？在挨过炸弹的地方，空中飞扬着灰泥和尘土，野花在一堆堆瓦砾上蔓生，还冒出许多龌龊的聚居区，也就是鸡舍一样的木板屋。是否一直就是这样？可是没用，他想不起来：他的童年除了一系列光亮的静态画面，什么也没留下，而那些画面都缺少背景，大部分也不可理解。

真理部——用新话[1]来说就是“真部”——跟视野中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它是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水泥熠熠发亮。它拔地入云，一级叠一级，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刚好能看到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美术字体镌刻在真理部大楼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另外还有相应的地下附属建筑。此外只有三座外表及规模类似的大楼分散坐落在伦敦，周围的建筑彻底被那三座大楼比了下去，所以站在胜利大厦顶上，同时可以看到这四座大楼，分别为四个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职能就分工到了这四个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这四个部的名称用新话来说，分别是“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未去过仁爱部，也未曾进入过它的方圆半公里之内。那里闲人莫入，进去时，还要经过一段布着带刺铁丝网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道道钢门以及机关枪暗堡。甚至在通向它外围屏障的街道上，也有面目狰狞的警卫在转悠。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持两节警棍。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脸上已经换上了一副从容而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屏时，这样做是明智的。他穿过房间，走进那间很小的厨房。这个时间离开部里，就放弃了食堂的一顿午餐，他也知道厨房里除了一大块黑面包别无他物，得把它留到明天早上当早餐。他从架子上拿了个装有无色液体的瓶子，上面简单的白标签上印着“胜利杜松子酒”。如同中国的米酒，它散发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呕、油一般的气味。温斯顿倒了快有一茶杯，鼓了鼓勇气，然后像喝药一样一口气灌了下去。

马上，他的脸变得通红，眼里流出了泪水。那玩意儿像是硝酸，不仅如此，喝的时候还给人一种后脑勺挨了一胶皮警棍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胃里的灼热感消退了一点，一切好像没那么难受了。他从印有“胜利香烟”的压扁了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不小心把它拿倒了，烟丝因此掉了出来。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了点。他回到起居室，在位于电屏左侧的一张小桌子那里坐下来。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四开大的空白厚本子，它的封底是红色的，封面压有大理石纹。

不知为何，起居室里的电屏安装的位置不同寻常。它通常在远端的墙上，这样可以监视到整个房间，这张电屏却安在较长的那面墙上，正对窗户。电屏一侧有个浅凹处，温斯顿就坐在这里。建这幢公寓楼时，这地方很可能原意是用来摆书橱的。温斯顿坐在这个凹处，尽量把身子往后靠，这样可以保持在电屏的视域范围之外。当然，他的声音仍会被听到，不过只要待在目前的位置，他就不会被看到。他之所以想到这会儿要做的这件事，部分原因就是这房间不一般的布局。

同样让他想到做这件事的，还有他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这是本异常漂亮的本子，纸质光滑细腻，因为岁月久远而变得有点泛黄。那种纸至少已经停产了四十年，因而他估计那本本子的年份远不止四十年。他在一间肮脏的小杂货铺的橱窗里看到它，那间铺子位于市内某个贫民区（究竟是哪个区，他现在不记得了），当时他马上有了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拥有它。党员不应该进入普通店铺（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买卖”），但这一规定未被严格执行，因为许多东西——如鞋带和剃须刀片——除非去那里，否则就买不到。他往街道左右两个方向迅速瞄了瞄，然后溜进去花两元五角钱买下了它，也没想它能派什么用场。他知错犯错地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带回家，上面就算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算是有违原则。

他准备要做的，是开始写日记，这不算是件非法的事（没什么是非法的，因为不再有法律），然而被发现的话，有理由可以肯定惩罚会是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劳改。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的油脂。钢笔是种过时的东西，就连签字时也很少用，他偷偷摸摸、而且是费了些事才得到一杆，只是因为他感觉那种漂亮细腻的纸张配得上用真正的钢笔尖在上面书写，而不是拿蘸水笔划拉。其实他还不习惯用手写字，除了写很短的便条，他通常什么都对着口述记录器口授，对目前想做的这件事而言，当然不可能那样做。他把钢笔蘸在墨水里，然后踌躇了仅仅一秒钟。他感到全身一阵战栗，落笔是件决定性行为。他以笨拙的小字体写道：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着坐在那里，陷入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中。首先，他对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完全没把握，不过可以肯定是那年前后，因为他对自己是三十九岁这点很有把握，而且相信自己是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不过如今在确定年份时，不可能没有一两年误差。

突然，他想起一个问题，他写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未出生的人。他的心思围绕那可疑的年份转了一会儿，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想起新话里的“双重思想”一词。他第一次想到此举的艰巨性：你怎样去跟未来沟通？从根本上说这不可能。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此情况下，未来也不会听他说；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他的预言便将毫无意义。

他对着那张纸呆看了一会儿。电屏里已经换播刺耳的军乐。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力量，甚至忘了他本来想说什么。在过去几周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从未想到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动笔不难，需要做的，只是将他大脑里没完没了、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行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这一刻，就连这种独白也枯竭了。另外，那处静脉曲张的溃疡又痒得难受，可是他不敢搔，因为一搔就会红肿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纸上的空白、脚踝上方的皮肤痒、电屏里尖锐刺耳的音乐和喝酒造成的一丝醉意，他别无感觉。

突然，他完全是慌里慌张地写起来，但他对正在写下的东西并非全然心里有数。他用儿童式的小字体在纸上随意写着，一开始漏了大写，到最后连标点也不用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电影，全是战争片。很好看的一部是关于一艘满载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轰炸的故事。观众很开心地看着一个胖男人奋力游泳逃离一架直升飞机追赶的镜头。一开始看到他像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扑腾，然后是通过直升飞机上的瞄准器看到他，接着他全身都是枪眼，他身体周围的海水都变成了粉红色，他突然沉下去，好像枪眼导致进水，观众在他下沉时大声哄笑。然后看到的是一条坐满儿童的救生艇，上面有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个可能是犹太人的中年妇女坐在船头，抱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尖叫，把头深深扎进她怀里，似乎想在她身上钻个洞而那个女人用胳膊环着他安慰他尽管她自己也已经害怕得脸色发青，她一直在尽量掩护着他似乎以为她的双臂能为他挡住子弹。然后直升飞机往他们中间投下一个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道强光小艇变成了碎片。接着是个拍得很清晰的镜头是个小孩的手臂往空中飞得高高安在直升飞机前端的摄影机肯定在追着它拍从党员座位那里传来一片鼓掌声但在群众席那里有个女人突然无故喧哗起来嚷叫着说他们不该放给孩子看他们做得不对别放给小孩看直到警察去把她架了出去我不认为她会有什么事谁也不关心群众说什么群众的典型反应他们从来不会——

温斯顿停下笔，部分原因是肌肉痉挛。他不知道是什么让他的笔尖流淌出这些垃圾东西。然而奇怪的是，写这些东西时，他脑子里清清楚楚记起了另外一件事，以至于他几乎也想把它写下来。他意识到就是因为这另外一件事，他突然决定回到家里并从这天开始记日记。

如果那样模糊的一件事也能称为发生过，那么它是发生在那天上午，在部里。

当时快到十一点了，在温斯顿所在的档案司，人们开始从小隔间里往外拉椅子，摆在大厅中间，正对着大电屏，这是为两分钟仇恨会做准备。温斯顿正要在中间一排某个位置就座，有两个他只是面熟，但从未说过话的人出乎意料地来了。其中一位是个女孩，他经常在走廊里跟她擦肩而过。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她有时两手都沾着油，还拿了个扳手——她负责某部长篇小说写作机的机械维修工作。她是个样子大胆的女孩，差不多二十七岁左右，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有雀斑，动作像运动员那样敏捷。一条窄窄的鲜红色饰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程度刚好能显现出她臀部的优美线条。从第一次看到她的那刻起，温斯顿就讨厌她，他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她随时随地营造的那种代表着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和完全心无杂念的氛围。他几乎仇恨所有女人，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人——特别是所有的年轻女人——总是党最死心塌地的信徒、轻信宣传口号的人、业余侦探和异端思想的包打听。但这个女孩给了他一种印象，就是她比绝大多数女人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她迅速瞟了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刺进他体内，并注入一种黑色的恐惧感。他脑子里甚至想到，她有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种机会微乎其微，但每次只要她在附近，仍会让他感觉特别不自在。这种感觉混合了敌意，还有恐惧。

另外一位是个男的，名叫奥布兰，是名内党党员。他的职务重要而不可测，温斯顿对其性质只是略有感觉而已。看到一名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内党党员走过来时，椅子周围的这群人中出现了片刻的肃静。奥布兰高大结实，脖子很粗，面容粗糙，为人幽默而又冷酷。虽然外表让人望而生畏，但他的举止有一定的魅力。他有一招，就是推一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这个动作很奇怪，能让人解除戒心——说不上为什么，但是奇怪地给人以文质彬彬的感觉。如果还有人这样想的话，这个动作也许能让人想起一位十八世纪的贵族在邀请别人用他的鼻烟。十几年来，温斯顿见到奥布兰的次数可能差不多也就是十几次。他感到奥布兰对他而言很有吸引力，不仅因为后者温文尔雅的举止与职业拳击手块头的反差让他觉得很有趣，更因为他有个秘密信念——也许根本不是信念，而是一丝希望，即奥布兰在政治正统性方面并非完美无瑕，他的表情无疑说明了这一点。话又说回来，也许他脸上表现出的根本不是非正统性，只不过是智慧。但不管怎样，从外表上看，他是那种可以谈谈心的人，如果有办法躲过电屏跟他单独在一起的话。温斯顿从未付出一点努力去证实这种猜测，确实，也没办法证实。那时，奥布兰看了一眼手表，看到马上快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档案司，直到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跟温斯顿坐在同一排，中间隔了几张椅子，一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坐在他们中间，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隔间工作。那个黑头发女孩正好坐在温斯顿身后。

这时，大厅那头的电屏里突然传出一阵令人难受的刺耳讲话声，如同一台巨大的机器在缺少润滑油的情况下运作时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能让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仇恨会开始了。

照例，当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这个人民公敌的面孔闪现在电屏上时，观众发出此起彼伏的鄙夷之声，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带着恐惧和厌恶发出一声尖叫。戈斯坦因是叛徒和蜕变者，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有多久）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几乎跟老大哥平起平坐，后来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然而又神秘地逃走并藏匿起来。两分钟仇恨会的进程每天都不一样，但无一例外，每次都以戈斯坦因为主角。他是头号卖国贼，是最早破坏党的纯洁性的人，所有后来对党所犯的罪行、变节、破坏活动、异端邪说以及越轨行为都直接出自他的煽动。在某个地方，他仍活在人世并策划着阴谋：也许在大洋彼岸，在豢养他的外国主子的保护之下，也许甚至——时不时会传出这种谣言——就潜伏在大洋国本国的某处。

温斯顿感觉胸口发闷。每次看到戈斯坦因的面孔，他都会有百感交集的痛苦感觉。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面孔，头顶有一圈浓密的白头发，毛茸茸的，下巴上蓄着一小撮山羊胡——这是一张聪明人的面孔，但不知为何，从本质上让人觉得可鄙。靠近他又细又长的鼻尖处，架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年迈昏庸的感觉。这是一张类似绵羊的脸，就连声音也像绵羊。戈斯坦因在一如既往地恶毒攻击党的各种教义——这种攻击夸张而荒谬，连小孩子都能看穿，但又刚好貌似有理得会让人警惕，即其他头脑没那么清醒的人有可能上当受骗。戈斯坦因侮辱老大哥，谴责党的独裁，要求马上与欧亚国和谈，他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已被背叛——全是以快速和多音节的方式讲出来，是对党的演讲家那种惯常风格的拙劣模仿，甚至也包含新话——没错，比任何党员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使用的新话还要多。而且自始至终，为避免人们可能对戈斯坦因那貌似有理、哗众取宠的讲话所掩盖的事实有所怀疑，电屏上他的脑袋后面，有无数排着纵队的欧亚国军队在前进——那是一排又一排长得很壮实的人，有着缺乏表情的亚洲人面孔。他们涌现到电屏上，然后消失，代之以其他长相完全类似的军人。单调而有节奏的沉重军靴声成了戈斯坦因那咩咩叫声的背景声。

仇恨会进行了还不到半分钟，房间里有一半人发出了不可遏制的怒吼。那张自鸣得意、绵羊脸一般的面孔以及这张面孔后面欧亚国军队那可怕的力量令人无法忍受，再者，看到或甚至想到戈斯坦因，就能让人们不由得感到恐惧和愤怒。他比欧亚国或东亚国更经常成为仇恨对象，因为大洋国跟这两大国中的一个进行战争时，一般跟另一大国处于和平关系。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戈斯坦因被所有人仇恨、鄙视，尽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的理论每天上千次在讲台、电屏、报纸、书本上被批驳、被粉碎、被嘲笑、被一般人认为是可鄙的垃圾，然而这一切似乎从来没能让他的影响降低过，总会有一些新的上当受骗者在等着被他诱惑，每天都有奉其指令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被思想警察挖出来。他是一支巨大的影子部队的司令，那是由力图颠覆国家的阴谋制造者所组成的地下网络，这个网络的名称据说叫兄弟会。另外，还有一些悄悄流传的说法，是关于一本可怕的书的。它汇集各种异端邪说，由戈斯坦因所写。这本书到处秘密流传，没有名字，人们在不得已提到它时，简单称之为“那本书”。不过人们都是通过不清不楚的谣言得知这些事情，凡是一般党员，都会尽量避免谈及兄弟会和“那本书”。

进入第二分钟，仇恨会达到了狂热状态。人们在座位上跳上跳下，用最大的嗓门叫喊着，想盖过电屏里传来的发狂的咩咩叫声。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脸色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像条离水的鱼。就连奥布兰那张严肃的脸庞也涨红了。他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健硕的胸膛气鼓鼓的，还在颤抖，似乎正在忍受波浪的冲击。温斯顿后面的那个黑头发女孩开始喊：“猪猡！猪猡！猪猡！”突然，她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掷向电屏，打中戈斯坦因的鼻子反弹回来，但那个声音仍然无情地响着。很快，温斯顿发现自己在和别人一起呼喊，用脚后跟猛踢所坐椅子的横档板。两分钟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避免参与才不可能。过上二十秒，任何装扮都变得毫无必要。一种出于恐惧和报复心理的可怕情绪，一种去杀戮、拷打、用大锤去砸人脸的渴望像电流般通过整个人群，将一个人甚至是违背其意愿地变成面容扭曲、尖叫不止的疯子。但他们感到的那种愤怒是种抽象而盲目的感情，因此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转向戈斯坦因，恰恰相反，而是向着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那一刻，他的心向着电屏上那个孤独的、被嘲笑的异端分子，他是在充满谎言的世界上真理与理智的唯一守护者。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一刻，他跟周围的人们站到了一起，对他来说，他们所说的关于戈斯坦因的一切全都属实。那些时候，他对老大哥私下的厌恶变成了崇拜，而老大哥好像高高屹立，是位所向无敌、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岩石般矗立着，对抗亚洲的群氓。而戈斯坦因，尽管他孤立无援，甚至他本人是否存在都尚存疑问，但他仍像个阴险的巫师，仅仅凭借话语的力量，就能将文明的架构摧毁。

有时，甚至有可能故意为之地将个人的仇恨目标转来转去。突然，就像在噩梦中猛然用力把头从枕头上扭到另一边，温斯顿成功地将对电屏上那张面孔的仇恨转移到他身后那个黑发女孩身上。他的脑海里出现了生动的幻觉：他会用胶皮警棍把她殴打至死，会把她脱光衣服绑到一根木桩上，然后向她射满一身的箭，正如那些人对圣塞巴斯蒂安所做的[2]；他会强奸她，然后在高潮之际割断她的喉咙。另外，他也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因为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无法做到，因为她那可爱的柔软腰部——像是在请人去搂——围着的却只是一条可恶的鲜红色饰带，那是代表贞洁的咄咄逼人的标志。

仇恨会达到了高潮。戈斯坦因的声音变成真正绵羊的咩咩叫声，有那么一阵子，那张脸也变成了绵羊脸。接着绵羊脸渐隐于一个似乎在冲锋的欧亚国士兵形象之上。他身材高大，面目凶恶，手里的冲锋枪在吼叫着，整个人似乎要从电屏里跳将出来，以至于前排有几个人真的在座位上往后缩。然而正当此时，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敌军形象隐没在老大哥的面孔里，黑头发，黑色八字胡，充满力量和神秘的安详感，它大得几乎占据了整张屏幕。谁都没听见老大哥说什么，无非是几句鼓舞士气的话，这种话在一片嘈杂声中说出来，人们听不清都说了什么，然而仅仅说出这些话，就能恢复他们的信心。

然后老大哥的面孔又渐渐隐去，党的三条标语以醒目的大写字母出现了：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但老大哥的面孔似乎在电屏上又持续出现了几秒钟，似乎对每个人的眼球所造成的冲击过于强烈，不能马上消失。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扑在她前面的椅子靠背上，双手向电屏张开，嘴里还咕咕哝哝地颤声说些什么，听来似乎是：“我的大救星啊！”接着，她用手捂住脸，显然在祈祷。

就在此时，整群人发出了低沉缓慢而又有节奏的呼喊：“B——B[3]！……B——B！”一遍又一遍，非常缓慢，两个“B”中间有长长的停顿，不知为何，很奇怪，有点野蛮的味道。在这样的背景声中，似乎能听到赤脚跺地和手鼓的咚咚响声。在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这样呼喊着。这是种情绪极其强烈时经常能听到的压抑声音，从一定程度上说，它类似对老大哥的智慧和威严的颂歌，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是种自我催眠行为，是制造有节奏的噪声以失去知觉的故意行为。温斯顿似乎感到五内俱寒。两分钟仇恨会时，他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和大家一起疯狂，但这种不似正常人所发出的“B——B！……B——B”的呼喊声总让他十分惊骇。当然，他也跟别人一起呼喊，不这样不可能。掩盖自己的感觉，控制自己的表情，做别人在做的事，这些都属于本能反应。然而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的眼神有可能泄露了感情，这可想而知。正好就在那一刻，那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它的确发生过。

就在那时，他和奥布兰四目相望。奥布兰已经站起身，刚才他把眼镜取了下来，那时正以他特有的动作戴眼镜，然而就在他们四目相望的不到一秒钟时间里，温斯顿就在那一刻知道了——对，他知道了！他知道奥布兰在跟他想着同样的事。一个确凿无误的信息已经传递过来，似乎两人的大脑都打开着，通过眼睛，思想从一个人的大脑流入另一个人的大脑。“我跟你一样，”奥布兰似乎在对他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嫌恶，我全知道。不过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接着那心领神会的片刻转瞬即逝，奥布兰的脸色变得和别人的一样，不可测知。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可是他已经开始对这件事是否发生过没有把握了。这种事情永远没有后续，所起的全部作用，不过是让他在内心保持一种信念或希望，即除了他自己，还有别的人也与党为敌。也许关于大规模地下串联活动的谣言说到底确有其事——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虽然总有没完没了的逮捕、招供和处决，但要想确定兄弟会是否确实存在仍属不可能，有时他信其有，有时他信其无。没有证据，只有星星点点之事，可能其中有文章，也可能没有什么意思：无意听到的谈话片断，厕所墙上语焉不详的涂鸦，可能被当做接头信号的一个不起眼的手势。全是臆测而已，很可能一切都是他的想象。他回到他的小隔间，没有再看到奥布兰，他几乎从未产生要延续他们那一瞬间接触的念头，即使他知道怎样进行，也会危险之至。他们含含糊糊地对望一眼，只有一秒钟或者两秒钟，全部经过如此而已。但纵然如此，在一个人不得己而置身其中的与世隔绝的孤寂中，那也值得铭记。

温斯顿把身子坐直了一些。他打了个嗝，酒气会从胃里泛了上来。

他又定睛看那张纸，发现在无助沉思的同时，他也在写字，像是种自动行为，而且写得也不像刚才那样歪歪斜斜、难以辨认。他的钢笔在光滑的纸上写下了漂亮的印刷体大字，字母全部为大写：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张纸。

他无法不感到一阵恐慌，这没道理，因为写下那些字和开始记日记比起来，并非更危险，可是有那么一阵子，他想撕掉写了字的那几页，彻底放弃写日记这一危险举动。

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没用。不管他是写下了“打倒老大哥”还是忍着没写，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停止写，都没有区别，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他已经犯下了——即便他从未写到纸上，他仍是犯下了——包括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行，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永远掩盖的，你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仍然注定会抓到你，迟早而已。

总是在夜里——逮捕无一例外在夜里执行。睡觉时突然被惊醒，粗暴的手摇晃着你的肩膀，电筒照着你的两眼，一圈冷峻的面孔出现在床周围。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审讯，没有关于逮捕的报道，人们只是失踪了，总是发生在夜里。你的名字被注销，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被清除，不承认你一度存在过，然后就被遗忘。你被铲除了，消灭了——人们通常用的词是“被蒸发”。

有一阵子，他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里，开始潦草地写道：

他们会枪毙我我无所谓他们会从我的脖子背后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从你的脖子后面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

他又往后靠着坐在椅子上，有点为自己感到惭愧，于是放下钢笔。这时候他猛然一惊：有人敲了一下门。

这就来了！他像只耗子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徒劳地希望不管那是谁，就让他试着敲下门就走吧。然而没有，敲门声还在继续。最坏的做法便是拖延。他的内心直打鼓，不过他脸上很可能没有表情，长期习惯使然。他站起身，脚步沉重地走向房门。

2

抓到门把手时，温斯顿看到自己把日记摊开放在桌子上，上面写的全是“打倒老大哥”，字体之大，几乎从房间这头望去也能认出。此事做得蠢不可及，但他意识到那是因为就算在最仓皇失措的时刻，他仍不想在墨迹未干时合上本子，以致弄脏那细腻的纸张。

他吸了口气，打开房门，心头马上荡漾起如释重负的暖意。站在门外的是个脸色苍白、萎靡不振的女人，头发稀疏，脸上满是皱纹。

“哦，同志，”她用一种悲悲切切的疲惫声音说，“我就觉着听到您进房间了，您看能不能过来看看我家厨房的水池？塞住了，还有——”

那是帕森斯太太，是同一层楼一个邻居的妻子。（党多少反对用“太太”这个词，应该称每个人为“同志”，但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对某些女人使用这个词。）她是位三十岁上下的女人，样子却老得多。她给人一种印象，即她脸上的皱纹里藏有灰尘。温斯顿跟随她顺过道走过去。这种业余维修工作几乎成了每天必做的烦心事。胜利大厦是幢老公寓楼，建于一九三〇年左右，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天花板和墙壁上的灰泥经常剥落。每逢严寒，水管都会爆裂；每逢下雪，屋顶都会漏水。供暖系统如果不是为了节约而完全关掉，就是只开一半蒸汽量。维修的事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就得向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提出申请。然而就连换块窗玻璃这种事，该委员会甚至很可能拖上两年才会批准。

“当然是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帕森斯家的公寓比温斯顿住的要大一些，是另一种形式的肮脏。每样东西都有种被击打和践踏过的痕迹，似乎刚有一头凶猛的动物造访过。体育用品——曲棍球棒，拳击手套，一个踢爆了的足球，一条翻过来的有汗味的短裤——全放在地板上，桌子上还有一堆脏碟子和折了角的练习簿。墙上是几面青年团和侦察队的鲜红旗帜，还有张老大哥的巨幅宣传画。那里跟整幢楼一样，常有一股煮卷心菜的气味，但还是掩不住一股更为浓烈的汗臭味，那汗味——一闻可知，只是难以说明白怎么会那样——来自另外一个当时不在场的人。另一间房间里，有谁在用梳子和一片草纸吹着，想跟电屏里仍在播放的军乐声合上拍。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着有点忧虑地往门口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出去，当然——”

她有个习惯，就是话只说一半。厨房水池里发绿的脏水满得几乎要溢出来，气味比煮卷心菜味还要难闻许多。温斯顿跪下来查看水管的曲颈接口。他很不愿意动手干这种活，也很不愿意弯下身子，那样总能让他咳嗽起来。帕森斯太太帮不上忙，在旁边看着他。

“当然，汤姆在家的话，他一会儿就能弄好。”她说，“他喜欢干这个，他的手总是很巧，汤姆真的是。”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长得有点胖，是个蠢不可及的活跃分子，一腔弱智的热情——是那种完全听话、忠心耿耿、乏味无趣的人，党的稳固统治对这种人的依赖有甚于对思想警察。他三十五岁，前不久才很不情愿地被青年团赶出来，而早在升上青年团之前，他在规定年龄已满后仍赖在侦察队多待了一年。他在部里担任某个次要职务，智力方面无要求，但另一方面，在体育委员会和别的负责组织集体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和义务劳动的委员会里，他可是个重要人物。抽烟斗的间隙，他会语气平静然而带着自豪地告诉你，过去四年里，他每晚必到集体活动中心。他走到哪儿，就把一股强烈的汗味带到哪儿——那可以是他精力充沛的一个并非有意为之的佐证——甚至在他走后仍经久不散。

“你们家有没有扳手？”温斯顿问道，一面摸索曲颈接口的螺帽。

“扳手，”帕森斯太太说，马上变得有气无力，“我不知道，说不准。也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噔噔的靴子响和又一声吹梳子的声音，孩子们冲进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把水放掉，忍着作呕取出一团堵塞了水管的头发。他用水龙头的冷水尽量把手指洗干净，然后回到了另一间房间。

“举起手来！”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大叫道。

一个漂亮却面目冷酷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出来，手持一把玩具自动手枪向温斯顿比画着，比他小两岁左右的妹妹也拿一块木头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两个都穿着灰衬衫、蓝短裤，戴着红领巾。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然而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男孩的动作恶狠狠的，感觉不完全是闹着玩。

“你这个卖国贼！”男孩大叫道，“你这个思想犯！你这个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蒸发你！我要把你送到盐场去！”

突然，他们两个开始围着他跳跃，嘴里还喊着“卖国贼”和“思想犯”。小女孩的一招一式都在模仿她哥哥。他们就像不久便会长成食人兽的老虎崽子一样嬉戏着，不知怎的，那有点令人恐惧。男孩的眼里，有种狡猾而残忍的神色。另外很显然，他想对温斯顿又踢又打，而且也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到能做这种事的年龄。幸好他手里握的不是一支真正的手枪，温斯顿这样想。

帕森斯太太的眼睛不安地在温斯顿和自己的孩子之间扫来扫去。在起居室较亮的光线下，他注意到她脸上的皱纹里真的有灰尘，觉得颇为有趣。

“他们闹得真厉害，”她说，“因为不能去看绞刑，所以不高兴。就是为了这件事。我忙得没时间带他们去，汤姆又不能按时下班回家。”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男孩用他的特大嗓门嚷嚷。

“我要看绞刑！我要看绞刑！”小女孩还在蹦来跳去地喊。

温斯顿想起来了，有几个欧亚国的俘虏因为犯了战争罪，将于这天晚上在公园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月进行一次，是大家都想一睹的盛事。小孩子总闹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了别，就往门口走去，但在过道上还没走几步，就有什么东西打中他的脖根，让他疼痛难忍，好像有根烧得通红的铁丝戳了进去。他一转身，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拉着儿子进了房门，男孩正往口袋里装起一把弹弓。

“戈斯坦因！”男孩被关进门时吼了一嗓子，然而让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那种无助而惊骇的神情。

回到自己的公寓后，他快步走过电屏，又坐在那张桌子面前，手还在揉脖子。电屏已经停止播放音乐。一个吐字清晰、代表军方的声音正以狂喜的语气描述新浮动堡垒的武器装备，该堡垒不久前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的地方下锚。

他想，养那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过的一定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再过一两年，他们会日夜监视她，以图发现任何异端思想的征兆。如今，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侦察队这种组织，他们被系统化改造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然而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唱歌，列队前进，打旗帜，远足，拿木头步枪操练，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来说，都属于光荣之事。他们所有的残暴都是对外的，针对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国者、破坏分子、思想犯等。年过三十的人会害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很合理的是，《泰晤士报》几乎每星期都会登出一篇文章，关于某个偷听别人说话的小告密者——一般用的是“小英雄”这个词——如何无意听到父母的某句不敬言论，然后去思想警察那里告发的事迹。

弹弓子造成的刺痛逐渐消退了。他心不在焉地拿起钢笔，拿不准还能不能想到更多东西可写。突然，他又想起了奥布兰。

几年前——有多久？一定有七年了——他梦到他正在穿过一间漆黑的房间，有个坐着的人在他走过时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静，几乎是家常的，是个陈述句，不是命令句。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走着。奇怪的是在当时，在梦里，这句话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只是在后来，那句话似乎逐渐具有了意义。他现在记不清楚他第一次见到奥布兰是在做那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也不记得他什么时候第一次辨认出那是奥布兰的声音。但是不管怎样，他的确辨认出来了，在黑暗中跟他说话的是奥布兰。

温斯顿从来没有把握——甚至在这天上午看到他的眼神一闪之后，仍然无法确定奥布兰是朋友还是敌人。但这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他们中间有条理解的纽带，比友爱或党派之情更重要。“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他这样说过了，温斯顿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它会以某种方式实现。

电屏里的说话声暂停，一阵嘹亮悦耳的小号声回荡在不流通的空气中，然后说话声又刺耳地响起：

“注意！请注意！现在插播从马拉巴尔[4]前线收到的新闻。我们在印度南部的部队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我受权宣布，我们报道的此次战役将大大推动战争向结束的方向发展。现在插播新闻——”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不其然，在播报完一段描述如何骇人听闻地消灭一支欧亚国军队以及毙敌、俘敌的惊人数字之后，通告就来了。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定量将从每天三十克降到二十克。

温斯顿打了个嗝。酒劲正在过去，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屏里——或许为了庆祝胜利，或许为了淹没关于失去的巧克力的记忆——雄壮地奏响了《为了你，大洋国》。按说这种时候要立正，但在他目前所处的位置，电屏看不到他。

《为了你，大洋国》之后是轻松一点的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前，保持背对电屏。天气仍然寒冷而晴朗。远方某处，一颗火箭弹爆炸了，回荡起沉闷的轰鸣声。目前，伦敦每星期要挨上二三十颗火箭弹。

在下面的街上，风把破角的宣传画吹得啪啪响，“英社”一词正好时而出现，时而遮住。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他感觉似乎自己正在海底森林中漫步，迷失在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他就是怪物。他孑然一身。过去已然死去，未来不可想象。他又怎能肯定某个活着的人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又如何能知道党的统治不会千秋万代？像是作为回答，真理部大楼白色前墙上党的三条标语又映入他的眼帘：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钱的硬币，上面以小而清晰的字母压铸着同样的标语。硬币的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紧盯着你。硬币上，邮票上，书本封面上，旗帜上，还有烟盒包装上——无所不在。总是那双眼睛在盯着你，还有那声音在包围着你。不管睡觉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头颅之内的几立方厘米，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

太阳转过去了，真理部的无数窗户因为没有光线照耀而显得可怕，如同一座堡垒上的射击孔。在这座巨大的金字塔形的建筑前，他感到恐惧。它太坚固了，它无法被攻占，一千颗火箭弹也炸不掉它。他又琢磨起他是在为谁而写日记。为了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时代。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死亡，而是毁灭。日记将被烧成灰，他自己也将被蒸发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到他所写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把它销毁，接着又从记忆中把它清除。当你的一切痕迹，甚至是不具名地在纸上划拉下的字迹都不可能实际存在时，你又怎能向未来呼吁？

电屏里响了十四下钟声，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一定要在十四点三十分前赶回去工作。

奇怪的是，报时钟声似乎让他换了种心情。他是个孤独的幽灵，正在讲述一个谁也不会听的真理，然而只要他说出来，那种连贯性就以某种不明显的方式保持下来。不是通过让别人听到你的话，而是通过保持清醒，将人性传统延续下去。他回到桌子前，用笔蘸了墨水写道：

致未来或过去，致思想是自由的、人们相互各异而且并非孤独生活着的时代——致事实存在不变、发生过就不会被清除的时代：

从一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从一个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您致意！

他已经死了，他沉思道。对他来说，好像只是现在，在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系统化时，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个行动的结果都包含于行动本身。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现在他既然已经自认死定了，保持尽量久地活着就变得重要。他右手有两个指头沾上了墨水，一点没错，这就是可能暴露自己行为的细节。部里某个爱打听的狂热分子（很可能是个女人，像那位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或是小说司里那个黑头发女孩）也许会琢磨他为什么在午餐休息时间写东西，为什么要使用一杆老式钢笔，在写些什么——然后暗示有关部门注意。他到厕所里小心翼翼地用粗砂般的黑褐色肥皂将手指擦洗干净。这种肥皂能像砂纸一样打磨你的皮肤，因此用来洗掉墨迹倒挺合用。

他把日记放进抽屉，要想藏起它纯属徒劳，但他至少可以确认是否已被发现有这么一本日记。夹根头发就太明显了。他用指尖夹起一粒能辨认出的白色灰尘放在封面一角。有人动本子的话，它肯定会被抖掉。

3

温斯顿梦到了他的母亲。

他想，母亲失踪时，他肯定有十岁或十一岁了。她有一头漂亮的金发，是个身材高大、姿态优美的女人。她说话很少，动作缓慢。对父亲，他的记忆更为模糊，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穿着整洁的深颜色衣服（温斯顿特别记得他父亲的鞋子鞋底很薄），戴着眼镜。显然，他们两人一定是在五十年代最早几次大清洗中的某一次被吞噬的。

在梦中，他的母亲此时正坐在距他下面很深的某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对他的妹妹根本没有多少印象，只记得她是个长得很小、身体虚弱的小孩，总是不出声，长着一双警觉的大眼睛。她们两人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地下的某个地方，例如说井底或者很深的墓穴里——然而是那种虽然已经在他下面很深，却仍在往下坠落的地方。她们在一艘正下沉的船上的大厅里面，透过颜色逐渐变深的水看着他。大厅里仍有空气，她们能看到他，他也能看到她们，但她们仍一直往下沉，往绿色的深处沉去。再过一会儿，绿色的水定会让她们永远消失。他在有光有空气的地方，她们正被死亡吞噬，而她们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他在上面。他明白这一点，她们也明白，他也能从她们的脸上看出她们明白这一点。无论脸上还是心里，她们都毫无责备之意，只是明白她们必须死，以使他可以继续活下去，这也是事情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他在梦中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母亲和妹妹的生命是为了他而牺牲的。有这样一种梦，在保留典型梦境的同时，人的思维活动仍继续进行。梦里会意识到一些事实及想法，醒后觉得那些事实及想法似乎依然新颖而且珍贵，这个梦就是这样。这时，温斯顿突然想到，他母亲在差不多三十年前的死是悲剧，令人悲痛，如今这种死法已经不可能。他意识到悲剧只属于遥远的旧时代，在那个时代，仍然存在隐私权、爱和友谊，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不用问为什么。想起母亲令他心如刀绞，因为她至死都爱他，而他当时年龄太小，太自私，不懂得以爱回报爱，而且不知何故——他不记得为什么——她为一种忠诚的概念而牺牲，那种忠诚属于个人，不可改变。他认识到这类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今天。今天有恐惧、仇恨和痛苦，但情感失去了高尚性，不再有深沉或者复杂的悲哀。所有这些，他好像都从他母亲和妹妹那睁大的眼睛里看出来了，那两双眼睛正透过绿色的水看着他，在几百英寻以下，而且还在往下沉。

突然，他站在平整而且富有弹性的草地上。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斜阳将这片土地镀上金色。他此时看到的景色经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以至于他从来拿不准是否在现实世界里见过。醒后回想时，他称之为黄金乡。那是个被野兔啃咬的老草场，一条步行小径蜿蜒穿过，鼹鼠丘处处可见。在草场对面参差不齐的树篱那边，榆树枝在和风中极其轻微地晃动，树叶只是抖动着，很厚实的一大团一大团，像女人的秀发。在近在咫尺的某处，虽然看不见，有条缓缓流动的清澈溪流。那里，在柳树下方，鲮鱼在池塘里游着。

那个黑头发女孩穿过草场向那几棵柳树走去，似乎是仅仅手一动，就脱下衣服并高傲地扔到一旁。她的躯体洁白光滑，然而丝毫未能引起他的欲望，他确实几乎没看她。那一刻，他心里最强烈的感情，是对她把衣服扔到一旁这一动作的钦佩之情。这个动作优雅而随便，好像摧毁了整整一种文化和思想体系，似乎单是手臂的一个漂亮无比的动作，就能横扫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于无形。同样，那个动作也属于遥远的旧时代。温斯顿醒来时，嘴里还在念叨“莎士比亚”。

电屏发出一声刺破耳膜的哨音，并以同一调子持续了半分钟。那时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起床时间。温斯顿挣扎着起了床——他光着身子，因为一个外党党员每年只有三千张配给券，一套睡衣就需要六百张——抓起搭在椅子上的一件肮脏的背心和一条短裤。三分钟后是体操时间。就在此时，他因为一阵猛烈的咳嗽而弯下身子，几乎每天起床后，他都要这么咳上一阵子。咳嗽完全清空了他的肺部，以致他需要仰面躺下并喘半天气后才能正常呼吸。他的静脉因为咳嗽用力而胀粗，静脉曲张的溃疡处又痒起来。

“三十到四十年龄组！”一个女人刺耳的声音像狗叫一样，“三十到四十年龄组！请站好位置！三十到四十年龄组！”

温斯顿一跃而起，在电屏前立正站好。电屏上已经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图像，尽管很瘦，却肌肉发达，穿的是束腰外衣和帆布运动鞋。

“伸曲胳膊！”她厉声喊道，“一起跟我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快点，同志们。拿出点儿精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发作时造成的痛苦没能将梦境留下的印象消除干净，做操时的节奏运动又多少把那个印象恢复了一点。他把胳膊机械地挥前挥后，脸上挂着十分快乐的表情——这种表情被认为是做体操时合适的表情——的时候，他尽力回想童年早期那段模糊时期。非常困难，五十年代后期再往前的一切记忆都淡化了。当可资参考的外部档案不复存在，甚至你自己的生活都不再清晰时，你所记得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可能根本从未发生过，你记得事情的细节，却无法重温那种气氛。还存在一些很长的空白期，根本不记得其间发生过什么事。那时候的一切都不一样，甚至国家的名字和在地图上的形状都跟现在不一样。例如，第一空域当时并不这么叫，而是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就叫伦敦，温斯顿对此很有把握。

温斯顿记不清楚什么时候他的国家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不过在他童年时，显然有过相当长一段和平时期，因为他的早期记忆片段之一是关于某次空袭的，它似乎让所有人措手不及，也许是原子弹炸了科尔彻斯特那次。他不记得那次空袭本身，但记得父亲紧攥着他的手往下走啊走啊，走到一个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绕过一圈又一圈螺旋状楼梯。最后，他累得走不动了，呜呜哭了起来。他们只得停下来休息一下。他的母亲精神恍惚、动作迟缓，远远跟在后面，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也许那只是个装着毛毯的包袱，他不能肯定当时他妹妹是否已经出生。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嘈杂、拥挤不堪的地方。他意识到那是地铁站。

铺着石头的地板上坐满了人，另外有些人一个挨一个坐在铁制铺位上，是上下铺。温斯顿和父母在地板上找到一块地方，他们旁边是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太，他们挨着坐在一个铺位上。那个老头儿穿了身质地不错的黑色套装，花白头发，头顶偏后处戴着一顶黑布帽子。他脸色通红，蓝眼睛里噙着泪水。他浑身散发着浓烈的杜松子酒味，似乎他皮肤上冒的是酒而不是汗，也让人想象他眼里涌出的纯粹是酒。虽然他稍微有点醉了，但他同时还在为某件真实而无法忍受的事情伤心。温斯顿以他小孩子的理解方式，明白刚刚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无法原谅、无法补救的事情。似乎对他来说，他也知道那是什么事：一个被老头儿爱着的人——也许是他的小孙女——被炸死了。每隔几分钟，那个老头儿都要重复说：

“我们不该信任他们。我不是说过了吗，孩子他妈？这就是信任他们的下场，我早说过了，我们不该信任那些混蛋。”

但温斯顿想不起来他们不该相信的，是哪些混蛋。

差不多从那时起，战争的确一直在持续，不过严格说来，它并非一直是同一场战争。在他的童年时代，伦敦就有过街头混战，持续好几个月。他对某些方面记得很清楚。然而要想描述那一段的整个历史，或是说出某个时间谁跟谁在打仗，则完全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文字档案，也没有任何讲话里提到除了目前的盟国之外是否还有过别的盟国。例如当前，在一九八四年（如果这一年是一九八四年），大洋国在跟欧亚国打仗，跟东亚国结盟。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讲话里，从未有人承认三大国之间有过战争或者结盟的其他组合方式。事实上，温斯顿清清楚楚记得大洋国跟东亚国作战、跟欧亚国结盟只是四年前的事情。但这只是他碰巧暗中知道的事，这是因为他对自己记忆的控制并未达到要求。官方说法是从未发生过改换盟国的事，大洋国在跟欧亚国打仗——因此大洋国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目前的敌国总代表着绝对的邪恶，因而过去或者未来与其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能的。

他将肩膀尽力往后展时（手放在臀部，腰部以上的躯体做旋转运动，这被认为对背部肌肉有好处），他第一万次想到令人恐惧的是，这有可能全是真的。如果党能插手过去，说这件事、那件事从未发生过——那不是肯定比仅仅拷打和死刑更可怕吗？

党说大洋国从未跟欧亚国结过盟，而他温斯顿知道短短四年前，大洋国在跟欧亚国结盟。但这种信息存在于何处？仅仅在他自己的意识里，而不管怎样，这种意识肯定不久将被消除。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接受了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档案上都记录着同样的说法——那么谎言就会进入历史并成为事实。“谁掌握历史，”党的标语这样说，“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但是过去——即使其性质可以被篡改——从来没被篡改过，现在什么是真实的，永远都真实。很简单，需要的只是不间断地一次次战胜自己的记忆。“现实控制”，这是他们的说法，在新话里叫“双重思想”。

“稍息！”女教练大声喊道，语气稍微和气了一点。

温斯顿把手垂到身边，缓慢地将肺部又吸满空气，他的大脑滑向一个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知道又不知道；明白全部事实，却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面知道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又两者都相信；利用逻辑来反逻辑；一方面批判道德，一方面又自认为有道德；相信不可能有民主，另一方面又相信党是民主的保卫者；忘掉一切需要忘记的，然后随时在需要记起时再回想起来，接着马上再忘掉——最重要的是，对这个过程本身，也要照此处理。最奥妙之处在于：要清醒地诱导自己进入不清醒状态，然后再次意识不到刚刚对自己实行的催眠行为。甚至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也要用到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叫他们立正。“现在看看我们中间谁能摸到脚趾！”她热情洋溢地说，“请把上身往下弯，同志们。一、二！一、二……”

温斯顿很讨厌做这节练习，这让他从脚后跟到臀部一路剧痛上去，而且经常以咳嗽再次发作而结束。他原先在沉思时所感到的多少算是愉快的心情完全没有了。他想到过去岂止被篡改，实际上是被消除了，原因在于，当除了自己的记忆别无任何档案存在时，你又怎能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它显而易见？他努力回忆他首次听说老大哥这个名字是在哪一年，觉得肯定是在六十年代的某一年，然而想确定究竟在哪一年却无法办到。当然，在党史里，老大哥从革命最早期就是党的领袖和保卫者。他最早建立功勋的时间一直在被逐渐往前推，一直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三四十年代。当时资本家仍然戴着奇特的圆筒形礼帽，乘坐锃亮的豪华汽车或者有玻璃拉窗的马车来回于伦敦街头。这种传说有几分属实、又有几分凭空杜撰不得而知。温斯顿甚至不记得党本身成立于哪一年，他不认为他在六十年代之前就听说过“英社”这个词，然而有可能它以旧话词形——即“英国社会主义”——在那之前就流行开来。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然而确实，有时候你能指出什么话绝对是谎言。例如，在党的历史书上，声称是党发明了飞机，可是他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有飞机了。但你什么都无法证明，从未有过任何证据。他一辈子里只有一次手里拿到过确凿无疑的文件证据，可以证明某件历史事实是伪造的。那一次——

“史密斯！”电屏里那个泼妇般的声音尖声喊道，“六〇七九号史密斯·W！对，说你呢！请把身子弯低一点！你可以做得更好，你没努力！请弯低一点！这样还好点，同志。现在全体注意，稍息，看着我。”

温斯顿全身一下子冒出一阵热汗。他保持着完全不可解读的表情，永远别表现得沮丧！永远别表现出憎恨！眼神的一闪，就可能暴露自己。他站在那里看着女教练把手举过头顶，然后——不能说是很优雅，但特别灵巧利索——弯下身子并把手指第一关节垫到了脚趾下面。

“嘿，同志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你们做到的。再看我做一次。我三十九岁了，还生了四个孩子。看着我。”她又弯下身子，“你们看我的膝部没有弯曲，你们努力的话都能做到。”她在直起身子后又说：“凡是年龄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完全能摸到脚趾。我们并非每个人都有幸在前线打仗，但至少我们能做到保持身体健康。想想我们在马拉巴尔前线的小伙子！还有在水上堡垒的水兵！想想他们要忍受什么！现在再试一次。好点了，同志，好得多了。”她又对温斯顿鼓舞道，温斯顿这时把身子猛地往下一弯，两手成功地摸到了脚尖，膝部也没弯。这是几年来的第一次。

4

开始这天的工作时，温斯顿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口气，即使距电屏那么近，也未能让他控制住。他把口述记录器拉过来，吹去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然后把办公桌右边的气力输送管里吹送来的四个纸卷展平，别在一起。

小隔间的墙上有三个洞口。口述记录器右边是个小气力输送管，输送的是书面通知；左边大一点的送来的是报纸；在侧墙上伸手可及的地方还有个大的四方口，用铁丝网罩着，供处理废纸之用。这种口子在整幢大楼里有成千上万个，不仅每个房间里有，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也有。不知为何，这些洞的绰号是记忆洞。你明白某份文件应当被销毁时，甚至在看到一张躺在地上的纸片时，就会自动掀开最近一个记忆洞的盖子把它投进去。它马上就会被一股暖空气卷走，卷到位于大楼某个隐秘处的巨型炉子里。

温斯顿看了一下展开的纸条，每张上面有条只有一两句话的通知，以行话简写——并非真正的新话，然而包含大量新话词语——是部里内部使用的。这些通知是：

泰晤士报17.3.84bb讲话误报非洲改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报三年计划四季度八十三处错印核实最新一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错报巧克力定量改正

泰晤士报3.12.83bb当日指示加加不好提到非人重写登档前提交

温斯顿略微有了种满足感，他把第四则通知放在一旁。那是件复杂且责任重大的工作，要留到最后做。另外三则都是一般性的，虽然第二则通知可能意味着要单调乏味地整理一大串数字。

温斯顿在电屏上拨了“过期”，要求送来相应那期的《泰晤士报》，没过几分钟，它就从气力输送管里滑落出来。收到的通知跟文章或新闻有关，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认为需要篡改，或者套用官方说法是需要修改。例如，从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看来，老大哥在此前一天的讲话是预言南印度前线将保持平静，欧亚国军队不久将在北非发动进攻。结果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在南亚发起进攻，而在北非没动作，因此需要将老大哥讲话里的那段重写，以使他的预言跟实际情况相吻合。又如，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六个季度——各种消费品产量的官方预测。今天出版的这一期报纸上有实际产量的综述，可以看出预测在各方面显然都错了。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原来的数字，以使其跟后来的一致。至于第三条通知，所指的是个很简单的错误，可以在一两分钟内改好。距离现在很近的二月份，富足部许诺过（官方用语是“绝对保证”）一九八四年内不再削减巧克力定量。实际上正如温斯顿所知，这一星期过完，巧克力定量将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需要做的，只是用一则警告代替原来的许诺，警告很可能需要在四月的某个时候降低定量。

温斯顿一处理完这几则通知，就把口述记录器记下的更正纸条别在一起放进气力输送管。然后，他用尽量像是无意为之的动作，把原来的通知和他自己所写的草稿团在一起扔进记忆洞，让火焰将其吞噬。

气力输送管通向的看不见的迷宫那里发生着什么，他并不清楚，但的确大体上知道。在把对某一期《泰晤士报》需要做的所有改正件集中到一起并做过比较后，那一期将被重印，原来那期则会被销毁，改正过的报纸被放回原来那期所在的档案。这种一刻不停的篡改步骤不仅用于报纸，还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宣传画、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相片——就是可以想象到的每种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印刷品或文件。每一天——几乎也是每一分钟——过去被改动得跟现在一致。通过这种方式，党所做的每项预言都一贯正确，并有文件为证，凡是与目前需要相抵触的新闻或者发表的意见，都不允许在档案中存在。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新书写的本子，只要需要，随时可以擦干净重新书写。行为一旦完成，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证明发生过任何篡改之事。在档案司人数最多的处里——其人数比温斯顿所在的处要多得多——那些人的唯一职责，就是追查并收回所有不合时宜，因而需要被销毁的书籍、报纸和其他文件。因为政治结盟的变化或者老大哥的预言出错，有许多期《泰晤士报》可能已被篡改达十几次，但档案里的日期却仍是原来的，也不存在与其矛盾的其他报纸。书籍也被一遍遍收回并重写。无一例外地，重新发行时不会承认做过任何改动。甚至在温斯顿收到并在处理完之后被一律销毁的文字指令上，也不会说明或暗示要进行伪造活动，提到的总是笔误、错误、错印或错误引用，为准确起见，需要对其进行改正。

但实际上——他在重新调整富足部的数字时想——那根本算不上伪造，无非是用一句胡话代替另一句胡话。他所处理的绝大多数材料跟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甚至不具有某个赤裸裸的谎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那种关联。修改前和修改后的统计数字都是异想天开的产物，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数字都是指望你在脑子里杜撰出来的。例如，富足部预测本季度的靴子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而实际产量为六千两百万双，但温斯顿在重写预测数字时，将其降至五千七百万双，这样就可以照例声称超额完成定额。可是无论如何，六千两百万或五千七百万或一亿四千五百万跟真实数字比起来，在离谱程度上都是一样的，很有可能一双靴子也没有生产出来，更有可能的是谁也不知道生产了几双，更不用说关心了。你所知道的，只是每季度在纸上生产出天文数字的靴子，而在大洋国，可能一半人都打着赤脚。每一类被记录下来的事实都是如此，无论重要与否。一切退色成了一个影子世界，到最后，连年份也变得不确定了。

温斯顿扫了一眼大厅。坐在对面小隔间里的，是个长相谨慎、下巴微黑的矮个男人，名叫狄洛森。他在不紧不慢地工作着，膝盖上放了张叠起来的报纸，嘴巴离口述记录器的话筒很近。他的样子像是尽量不让别人听到他所说的话，除了电屏。他抬起头，眼镜向温斯顿的方向敌意地反了一下光。

温斯顿对狄洛森了解极少，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工作。档案司的人不怎么谈论他们的工作。那条长长的、没有窗户的大厅里有两列小隔间，总是能听到纸页的沙沙声和对口述记录器说话的嗡嗡声。在那些小隔间里工作的人们中，有十几个温斯顿连名字也不知道，虽然他也能在走廊里看到他们来去匆匆，或者在开两分钟仇恨会时挥舞双手。他知道隔壁小隔间里，那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工作，只是从报章上查找并删去已被蒸发掉的、因而被认为从未存在过的人们的名字。安排她做这种工作正合适，因为她自己的丈夫几年前就被蒸发掉了。在隔了几个小隔间的那一间工作的，是个性情温和、样子窝囊、心不在焉的家伙，名叫安普福斯，他耳朵上的汗毛长得很浓密，在把玩押韵和格律方面天分惊人。他的工作是为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违碍之处，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需要保留在选集中的诗歌创作出篡改版本——他们称为定版本。这间大厅和在此工作的五十个左右的工作人员仅仅是某处下面的一个科，是档案司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的一个细胞而已。往上往下，有一群群工作人员在干着种类多得无法想象的工作。有一些大型印刷厂，配有助理编辑、排版专家和一些制作假照片的设备精密的照片室；有电屏节目科，其中有工程师、制作人和许多演员，这些演员之所以被特别挑选出来，是因为他们有模仿别人说话的技巧；还有许多提供咨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只是列出应当被收回的书籍和期刊清单；有巨大的仓库以存放篡改过的文本，还有看不见的炉子用来焚毁原件。在某个地方，有一些不知其名的头头脑脑，他们制定政策，确定过去的这部分需要保留，那部分需要伪造，另外的部分要完全清除，使其不复存在。

说到底，档案司本身仅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已。真理部的主要工作不是重建过去，而是向大洋国公民提供报纸、电影、课本、电屏节目、比赛、小说——也就是每种可以想象到的信息、指示或娱乐，从雕像到标语，从抒情诗到生物学论文，从小孩子用的拼写书到新话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且在较低层次上为了服务群众，各种工作也在全力进行着。有一系列的司负责群众文学、音乐、电影、戏剧以及一般娱乐，在这里制造出垃圾报纸，除了体育、罪案、占星学几乎别无其他。还有内容耸人听闻的五分钱一本的中篇小说和色情电影。另外还有些伤感歌曲，完全是通过一种名为作曲机的特制搅拌机以机械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有整整一个科——新话名字是“色情科”——从事最粗俗的色情作品的创作，发行时用的是密封包装，连党员——除了参与制作的党员——也不允许阅读。

温斯顿工作时，有三则通知从气力输送管里滑了出来，不过都是些简单的事情，两分钟仇恨会开始之前就处理完了。仇恨会结束后，他回到小隔间，从架子上取下新话词典，把口述记录器推到一边，擦了擦他的眼镜，然后开始着手干这天上午的主要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来自他的工作，多数都是枯燥的常规工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困难而且复杂，能让人像解数学难题一样沉浸其中——那是些精细的伪造工作，除了对英社原则的了解，以及对党希望你写什么有所估计之外，别无其他指南。温斯顿擅长做这种事，有时，他甚至受命修改《泰晤士报》的头版文章，那完全是用新话所写的。他展开早些时候放在一边的通知，其内容是这样的：

泰晤士报3.12.83bb当日指示加加不好提到非人重写登档前提交

这则通知用旧话（或标准英语）可以这样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的《泰晤士报》对老大哥当日指示的报道极其不妥，其中提到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在放入档案前把草稿提交上一级。

温斯顿通读了一遍那篇违碍文章。老大哥的当日指示似乎主要为表彰一个名为FFCC的机构的工作，该机构负责向水上堡垒里的水兵提供香烟及其他改善生活条件的用品。某位名叫威瑟斯的同志——他是内党要员——特别被点名并授予奖章，即二等卓越功勋奖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被解散，原因不得而知。可以猜到的是威瑟斯及其同僚如今失宠了，但这件事未曾在报刊或电屏上报道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政治犯通常不加审判，甚至通常也不会被公开批判。在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叛国者和思想犯被公审，他们在卑躬屈膝地坦白罪行后被处决，但那只是几年才来一次，而且是特地做给人看的。更常见的是，党所不满的人只是失踪了，此后再无消息，从未有人知道他们被怎么样了。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根本没死。不包括他的父母，温斯顿自己就认识可能有三十个左右先后失踪的人。

温斯顿用回形针轻轻刮着鼻子。对面小隔间里，狄洛森同志仍在诡秘地向口述记录器弯着身子。他把头抬起一会儿，眼镜片又是敌意地反了一下光。温斯顿琢磨狄洛森同志做的是不是跟他一样的工作，完全有可能，像这种棘手工作永远不会单独交给一个人去做。另一方面，把它交给一个委员会去做，就等于公然承认进行伪造工作。很有可能有多达十几人这时正在编写老大哥实际讲话的相反版本。不久，内党里的某位高参会选择这个或那个版本，对之进行再编辑。接着进入必要的相互参照的复杂程序。最后被选中的谎言将被载入永久档案，并成为事实。

温斯顿不知道威瑟斯为何失宠，也许是因为腐败或无能，也许老大哥只是除掉一个过于受欢迎的下属，也许威瑟斯或者他身边的某人被怀疑有异端倾向，要么也许——这最有可能——此事之所以发生，无非是因为清洗和蒸发是政府机制中的必要部分。通知中唯一一条真正的线索是“提到非人”，说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人们被逮捕时，你不能每次都假定是这种情况，有时候他们会被释放，并在被处决前享有多达一两年的自由。有那么很少几次，某个被认为已死了很久的人在一次公审时，像鬼魂一样现了身，几百人因为他的证词受到株连，然后他再次消失，这次是永久的。但威瑟斯已是个“非人”，他不存在，他从未存在过。温斯顿想好了，单是改变一下老大哥讲话的倾向还不够，最好让其谈及跟原来的讲话主题毫无联系的事情。

他可以把讲话变成常见的对叛国者和思想犯的谴责，不过那有点过于明显，而生编出一次前线的胜利，或是第九个三年计划中成功超额生产，又可能把档案弄得太复杂，那需要的是完全异想天开地编造。突然，他脑子里冒出似乎是现成的某位奥吉维同志的形象，他最近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有时老大哥在所发出的每日指示中，纪念某个地位低下的普通党员，他的生和死被认为是学习的榜样。这一天他会纪念奥吉维同志，几行印刷字和几张伪造的照片将让他马上实有其人。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然后将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开始以老大哥的熟悉风格口授：既是好战的又是迂腐的，而且因为用了先提出问题，接着马上回答的招数（“同志们，从这件事中我们得到什么教训呢？这个教训——就是英社的基本原则——这个……”等等，等等），很容易模仿。

三岁时，奥吉维同志除了一面鼓、一挺冲锋枪、一个直升飞机模型，不玩别的玩具。六岁时——提前了一年，属破格——他加入侦察队。九岁时，他当上了中队长。十一岁时，他偷听到他叔叔的谈话似乎具有犯罪倾向，就去思想警察那里把他叔叔告发了。十七岁时，他是青少年反性联盟的地方组织者。十九岁时，他设计的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首次试用就炸死三十一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时，他在战斗中失踪。他带着重要公文飞越印度洋时，被敌方喷气机追击。他把自己和机关枪绑在一起，跃出直升飞机跳进大海。带着公文——老大哥说这个归宿让人想起来不能不羡慕。对奥吉维同志一生的纯洁和心无杂念，老大哥还另外提了几句。他烟酒不沾，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度过一小时，别无任何消遣。他发誓要过独身生活，认为结婚及照顾家庭跟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尽职尽责的生活相矛盾。除了英社的原则，他跟别人无话可谈。生活中除了打败欧亚国的军队和深挖出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以及所有叛国者，别无其他内容。

温斯顿对要不要授予奥吉维同志卓越功勋奖章犹豫不决，最后决定不授予，因为那会导致不必要的相互参照的工作。

他又扫了一眼坐在对面小隔间里的那位竞争者，似乎有什么让他很肯定地知道狄洛森正在忙碌的工作跟他的一样。无法查明最后会用谁的工作成果，不过他确信无疑会是他的。奥吉维同志，一小时前还未被想象出来，现在已是实有其人。温斯顿突然想到，死人可以被创造出来，活人却不行，这称得上是一桩奇事。奥吉维同志，现实中从未存在过，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一旦伪造行为被忘掉后，他能像查理曼大帝或恺撒大帝那样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有同样的证据可以证明。

5

食堂在地下很多层，天花板很低，领午餐的队伍缓慢地向前挪动。食堂里人满为患，极为嘈杂。柜台上的格栅那里，炖菜的热气往上冒着，带着一股酸酸的金属味，然而仍未能完全压过胜利杜松子酒的气味。食堂一头有个小酒吧，只是墙上开了个洞，花一角钱，就能在那儿买一大口杜松子酒。

“找的就是你。”有人在温斯顿背后说。

他转过身，是他的朋友塞姆，在研究司工作。也许“朋友”一词用得不是很准确。人们如今不会有朋友了，只有同志，但是跟有些同志在一起，比跟别的同志在一起愉快些。塞姆是位语言学家，是新话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他是如今正从事《新话词典》第十一版编撰工作的数目庞大的专家之一。他是个身材特别矮小的家伙，比温斯顿还矮。他一头黑发，眼睛大而暴突，眼神既悲哀，又具有嘲弄性。跟你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在仔细研究你的脸。

“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剃须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了！”温斯顿急忙有点心虚地说，“我到处都找过，全用完了。”

人们总来问你有没有剃须刀片。其实温斯顿还存起了两片没用。过去几个月里，剃须刀片特别紧缺。某一时间，总会有哪种必需品在党的店铺里供应不上，有时是纽扣，有时是织补毛线，有时是鞋带，目前是剃须刀片。实在想找一片的话，只能多少算是偷偷摸摸地去“自由”市场那里购买。

“我的那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他又不诚实地加了一句。

队伍又往前挪了一点。他们再次暂停下脚步时，温斯顿又转身和塞姆面对面。他们两人都从柜台上那堆油腻的托盘里取了一个。

“你昨天有没有去看绞死俘虏？”塞姆问道。

“在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我会从电影上看到的。”

“那可差得太远了。”

他那双嘲弄的眼睛在温斯顿的脸上扫来扫去。“我了解你，”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我看透了你，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没去看绞死俘虏。”从思维上说，塞姆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会以幸灾乐祸的满足感谈论直升飞机对敌方村庄的袭击和思想犯被审讯招供及在仁爱部的地下室里被处决之类的事，让人听得不舒服。跟他谈话时，主要就是把他从这些话题上岔开，然后有可能的话，用一些新话的技术性细节缠住他——他在这方面意见权威，说起来头头是道。温斯顿把头转开一点，以避开那双黑眼睛的审视。

“绞得不错，”塞姆回味道，“不过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把俘虏的脚绑在一起，我喜欢看他们蹬脚的样子。最主要的是到了最后，他们的舌头往外伸得很长，颜色发蓝——蓝得发亮。我喜欢看的就是这些细节。”

“下一位，请！”那个系着白色围裙的群众手持长柄勺子喊道。

温斯顿和塞姆把他们的托盘塞到铁栅之下，一份午餐很快就放到上面：一小铁杯有点粉红兼苍白色的炖菜，一大块面包，一小块奶酪，一杯没放牛奶的咖啡和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桌子，电屏下头，”塞姆说，“我们顺路也打点酒。”

酒盛在无把瓷杯子里。他们一路绕着走，穿过了拥挤的人群，到了食堂另一头，然后把托盘放在金属面的桌子上。在桌子一角，有人留下一摊炖菜，肮脏的稀稀一团，看上去像是吐出来的东西。温斯顿拿起他的那杯酒，顿下来鼓了鼓勇气，然后把那带着油味的东西咽了下去。把眼里的泪珠眨掉后，他突然觉得饥肠辘辘，开始一勺勺地吞下炖菜。除了总体上烂糟糟的感觉，炖菜里还有些粉红色的软四方块，很可能是肉制品。之后他们没再说话，默默吃完炖菜。温斯顿左边身后不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人在急促而且不打顿地说话，刺耳的叽里咕噜说话声几乎像鸭子在嘎嘎叫，在食堂里的一片喧哗中，倒是直达耳膜。

“词典编得怎么样了？”温斯顿问道，声音提高得盖过了喧哗声。

“不快。”塞姆说，“我编的是形容词，有意思极了。”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为之一振。他把炖菜杯推到一旁，用细长的手拿起面包，另一只手拿着酒杯，把身子俯在桌子上，免得嗓门太大。

“第十一版是定本，”他说，“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是人们不再说其他语言时的定型语言。等到我们完成后，像你这种人就必须重新学习一遍。我敢说，你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新词，可是根本不不沾边！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骨头。二〇五〇年前会变得过时的单词，第十一版里一个也不收。”

他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面包，然后继续说话，带着有点学究式的热情。他那张又瘦又黑的脸庞变得生动了，眼神里没了嘲弄，几乎是神驰天外的样子。

“消灭单词是件很美妙的事。当然，动词和形容词里的多余词最多，不过名词里也有几百个可以去掉，不仅是同义词，还有反义词。说到底，那些只是其他一些词相反意义的词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呢？一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它的相反意义。比如说‘好’，有了像‘好’这样的词，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另一个词‘坏’？‘不好’一样管用嘛——而且还要更好些，因为它是更准确的反义词。再比如，要是你需要比‘好’语气强一些的词语，有什么道理存在一连串像‘很棒’、‘一流’这样含义不明的无用词语？‘加好’就能涵盖这个意义，如果你需要语气更强一点，就用‘加加好’。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词形，但在最终版本的新话里，不会再有别的词。到最后，只用六个词，就能全部涵盖好和坏的意义——实际上只是一个词。你难道看不出这有多妙吗，温斯顿？当然，这是老大哥最先想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想了想又补充上的。

听到他提起老大哥的名字，温斯顿的脸上掠过一丝并非很热心的神色，可塞姆还是马上察觉到他有点缺乏热情。

“你没有真正意识到新话的好处，温斯顿。”他几乎是难过地说，“甚至在你用新话写作时，你仍是用旧话思考。我有时候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你写的文章，还算不错，不过那是翻译性的。内心里，你宁愿抱着旧话不放，尽管它含糊，而且毫无用处地在含义上有许多差别。你没理解消灭单词的妙处。你知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总量在日趋减少的语言？”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这一点。他笑了，希望那是种表示赞成的笑。因为拿不准，他不敢开口说话。塞姆又咬了口黑面包，嚼了几下后接着说：

“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唯一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单词的意义有严格规定，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在第十一版里，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仍会继续进行。年复一年，词汇量继续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没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这是个自律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就连这点也没必要。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算完成了，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以一种神秘的满足感又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二〇五〇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听懂我们现在的这种谈话？”

“除了——”温斯顿怀疑地开口说道，然而又打住了。

“除了群众。”那是他到了嘴边却没说出来的话，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不肯定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算不算异端意见。然而塞姆猜到了他想说什么。

“群众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二〇五〇年，很可能还要早一点，所有旧话中真正的知识都将消失，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将被消灭。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只会以新话版本存在，不只是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实际上变成了跟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会改变，连标语也会。在自由的概念已经被取消后，怎么会有‘自由即奴役’这种标语？整个思想氛围将不一样了。照我们现在看来，实际上将不再有思想了。正统意味着不去想——不需要去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或早或晚，塞姆会被蒸发掉，温斯顿忽然想到这一点并对此深信不疑。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明白，说得太露骨。党不喜欢这种人，总有一天他会失踪，这明明白白写在他脸上。

温斯顿已经吃完了面包和奶酪，他坐着向旁边稍微侧了点身子来喝他那杯咖啡。左边的桌子上，那个尖嗓门男人仍在没完没了地说话。一个背对温斯顿坐着，可能是他的秘书的年轻女孩在听他说话，好像在热切地对他所讲的一切都表示赞同。时不时地，温斯顿能听到像“我觉得您说得太对了，我太赞同您了”这种话，女孩的嗓门既年轻，又很愚蠢。但是另一个嗓门根本没打顿，甚至在那个女孩说话时也是。温斯顿跟那个男的只是面熟，只知道他在小说司里担任某要职。他三十岁左右，喉头突出，一张大嘴巧舌如簧。他头有点往后仰着，而且由于他坐的角度，让他的眼镜片反射着光亮。从温斯顿的角度，只看到两个空圆盘，看不到眼睛。微微有点可怕的，是他那张嘴里流泻出的声音，几乎一个词也分辨不出来。只有一次，温斯顿听到一组短语——“完全彻底铲除戈斯坦因主义”——很快地一口气全迸出来，像是铸成一行的铅字。其余仅仅是噪音，是一片叽叽嘎嘎之声。然而，尽管你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但对他话里的基本内容，还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他可能在谴责戈斯坦因并要求对思想犯及破坏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可能在猛烈抨击欧亚国部队的暴行，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尔前线的英雄。这些都没关系，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所说的每个字都绝对正统、绝对英社。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和一张一合的下巴时，有了种奇特的感觉，即这不是个真正的人，而是个假人。不是那个人的大脑，而是他的喉头在控制他的语言。从他嘴里冒出的玩意儿有字也有词，可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讲话，而是无意识状态下发出的噪音，就像鸭子的嘎嘎叫声。

塞姆沉默了一会儿，他用勺子柄在那摊炖菜上画着图案。来自邻座的声音仍在很快地嘎嘎叫，尽管周围一片喧哗，却仍清晰可闻。

“新话里有个词，”塞姆说，“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鸭讲’。就是像鸭子那样嘎嘎叫着说话。它是那种具有两种相反意义的词，挺有意思。用在敌人身上是辱骂，用在与你意见一致的人身上，就是赞扬。”

毫无疑问，塞姆将被蒸发掉，温斯顿又再次想道。他想着想着，感到一丝悲哀，尽管他很清楚塞姆轻视他，还有点不喜欢他，有理由的话，也完全有可能把他温斯顿当做思想犯揭发。塞姆身上有点隐隐约约不对劲的地方，他缺少某种东西：谨慎，超脱，一种藏拙的能力。不能说他不正统，他信仰英社的原则，对老大哥怀有崇敬之心，听到打胜仗就欢欣鼓舞，痛恨异端分子，不仅是真心实意，而且有种不可遏制的热情，消息也颇灵通，为一般党员所不及。但他多多少少有点靠不住，有些最好不说的话他会说出来，读书读得太多，经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出没的地方。没有法律，甚至也没有不成文的法律规定不可以时常光顾栗树咖啡馆，但不知为何，那里是个不祥之地。那些名誉扫地的党的前领导人被清洗前，经常在那里相聚。据说几年或几十年前，戈斯坦因自己有时也在那里露面。塞姆的命运不难预见，然而仍然存在这一事实：要是塞姆掌握了他的——也就是温斯顿的——秘密想法哪怕只有三秒，就会马上向思想警察揭发他。就此而言，谁都会那样做，但塞姆会最积极。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似乎话里还有话：“那个操蛋的蠢货。”帕森斯，也就是与温斯顿同在胜利大厦的住户，确实正从食堂那边穿过来。他身体发福，中等个头，淡色头发，脸长得像青蛙。他现年三十五岁，脖子和腰部已经堆上了一坨坨脂肪，然而动作却敏捷得像个小伙子。他的整个外表像那种长得大块头的小男孩。尽管他穿的是普通工作服，你仍然几乎不可能不想象他穿的是侦察队的那种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脑子里想起他的模样时，总会想到一对胖得有了小坑的膝盖和胖鼓鼓的小臂上挽起来的衣袖。确实，只要遇到集体远足或者其他活动，能让他有理由穿短裤时，帕森斯总是无一例外地再次穿上短裤。他向他们两位喜气洋洋地说了声“你好，你好”，就在这张桌子前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浓烈的汗臭。他那张粉红色脸庞上挂满了汗珠。他的出汗能力真是令人咋舌。在集体活动中心，总能根据乒乓球拍把的潮湿程度判断出他何时打了球。塞姆已经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有一列单词。他用手指夹着一杆蘸水笔在研究着。

“你瞧他吃饭时间还用功呢，”帕森斯用肘部顶了一下温斯顿说，“热情万丈啊，是不是？你在干什么，伙计？我估计对我来说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跟你说我干吗要追着你。是为了你忘了交的捐款。”

“什么捐款？”温斯顿问道，下意识就去摸钱包。大家工资的四分之一必须主动捐出去，名堂多如牛毛，很难每项都记得清楚。

“为仇恨周的，你知道——每家都要出。我是我们那个区的出纳。我们可是在全力以赴，要大张旗鼓地表现一番。我跟你说，要是胜利大厦挂的旗帜数量在整条街上拿不了第一，你可怪不到我头上。你答应过我捐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递给帕森斯，后者用文盲的那种整洁字体记到一本小笔记本上。

“还有，伙计，”他说，“听说我那个小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为这事我把他狠狠修理了一顿，真的。我告诉他再那么干，就没收他的弹弓。”

“我想他是因为没看成处决人而有点儿不开心。”温斯顿说。

“哎，对了——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这反映了他思想对头，是不是？虽然他们是淘气的小崽子，两个都是，不过他们的热情可真没说的！他们想的只是侦察队，当然还有战争。你知不知道我那个小女孩上星期六，也就是在她们的中队去伯克海姆斯德方向远足时干了件什么事？她叫上另外两个女孩跟她一起从远足队伍里开溜，花了整整一下午时间跟踪一个陌生人。她们跟了他有两小时，一直穿过森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向巡逻队揭发了那个人。”

“她们干吗要那么干？”温斯顿多少有点吃惊地问。帕森斯又洋洋自得地说：

“我的小孩儿认准他是个敌特之类的角色——比如说可能是空投下来的。但是关键在这儿，伙计。你猜猜她一开始是怎么注意上他的？她看到他穿了双古怪的鞋子，所以有可能是个外国人。对七岁的小孩子来说够聪明的了，对不对？”

“那人后来怎么样了？”

“哦，那个嘛，我当然不知道喽。可要是这样了，我可一点儿也不会吃惊。”他做了个步枪瞄准的动作，嘴里还发出开枪声。

“好。”塞姆心不在焉地说。他仍在看那张纸条，头也没抬一下。

“当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温斯顿老老实实地表示赞同。

“我的意思是如今还在打仗。”帕森斯说。

像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正好在他们头顶的电屏里传出一阵小号声。但这次不是宣布一次军事胜利，而只是来自富足部的一则通知。

“同志们！”一个慷慨激昂的年轻声音高声说，“注意，同志们！我们有喜讯要宣布！我们在生产上又打了胜仗！根据刚刚完成的对各种消费品的统计，过去一年里，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在大洋国各地都有无法劝阻的自发游行。劳动者迈出工厂和办公室，在街道上举旗游行，以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他的英明领导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里有一些统计数字：食品——”

“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几个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足部最近喜欢用的。帕森斯的注意力也被小号声吸引过去。他坐在那里听着，表情严肃，张着嘴巴，也有点听明白后不耐烦的样子。他听不懂数字，但是他明白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数字是带来满足的原因。他早已掏出一个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填了一半焦黑的烟丝。一星期的烟丝定量只有一百克，很少可以将烟斗装得太满。温斯顿在吸一根胜利烟，小心翼翼地水平拿着。新定量到明天才有，而他只剩四根了。他暂时闭上眼睛，对远处的喧哗充耳不闻，而是在听电屏里连续播放的声音。似乎甚至还提到，因为老大哥把巧克力定量提高到二十克而举行了向他表示感谢的游行。他想到不过是昨天才宣布定量被降至一星期二十克，有没有可能才过了二十四小时，他们就又轻易相信了？没错，他们又相信了。帕森斯以他那种畜牲般的蠢劲很容易就相信了，旁边桌子上那个看不到眼睛的家伙狂热地相信了，而且怀着满腔怒火，要把会上提出上星期的定量是三十克的任何人挖出来，批判他，蒸发他。塞姆通过某种更为复杂的方式也相信了，那需要用到双重思想。如此说来，他是不是独一无二地拥有那种记忆？

离奇的统计数字继续从电屏里涌将出来。跟去年相比，有了更多衣服，更多房屋，更多家具，更多饭锅，更多燃料，更多轮船，更多直升飞机，更多书籍，更多婴儿——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一切都更多了。一年年，每分钟，每个人，所有事，都在向上嗖嗖地快速发展。跟塞姆刚才那样，温斯顿拿起勺子，在桌子上流淌着的苍白色肉汁里随意划拉，把原来的一长溜划拉成了一幅图案。他带着恨意沉思着生活的物质结构。是不是一直就是这样？是不是食物一直就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人头攒动的屋子，墙上由于人们身体的无数次触碰而变得肮脏；金属桌椅破破烂烂，间隔近得坐下能互相碰到肘部；弯了柄的勺子，变形的托盘，粗糙的白杯子；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有油腻，所有裂缝里都有污垢；还有劣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炖菜和脏衣服相混合的怪味。在你的胃和皮肤里，总有种抗议的感觉，就是你被骗走了原本有权拥有的某种东西。确实，他对所有事物的记忆都没有太大差别。在他能够清楚记得的无论哪个时候，从来都是吃的东西不大够，内衣或袜子总是到处有洞，家具总是陈旧不堪，以至于就要散架，房间里暖气供应不足，地铁拥挤不堪，房屋摇摇欲坠，面包黑糊糊的，茶叶变成稀缺之物，咖啡尝来像是脏东西，香烟供应不足——除了合成的杜松子酒，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缺乏舒适感，灰尘弥漫，所用不足，冗长的冬季，黏糊糊的袜子，从来不开的电梯，冰凉的水，粗砂般的肥皂，散落开来的香烟，味道奇差的食物。当然，随着年纪增长，事情必然变得更糟些。尽管如此，如果上述一切能让人心生厌恶，难道不说明了正常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些年代久远的记忆，让人记着以前并非如此时，才会觉得这些是不可忍受的？

他又环顾了食堂一眼。几乎每个人都长得丑陋，就算穿的是蓝色工作服之外的其他衣服，也仍然丑陋。屋里那头的一张桌子前，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是个矮个子，长得特别像甲虫。他在喝一杯咖啡，一双小眼睛猜疑地扫来扫去。温斯顿心想，不往周围看一看，太容易就会相信党所树立的完美体格形象——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男青年和胸部丰满的少女，头发金黄，生气勃勃，晒足太阳，无忧无虑——不仅存在，甚至占大多数。实际上依他所见，第一空域的大部分人都身材矮小、皮肤发黑、长相难看。奇怪的是，那种长得像甲虫的人在部里的数量激增：又矮又胖的男人，没多大年纪就发福，腿短，走路动作奇快，胖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眼睛小之又小。似乎在党的主宰下，最盛产这种体型的人。

富足部的通知播报完了，又响起一声小号，接下来播放的是又尖又细的音乐。因为受到数字的轰炸，帕森斯被唤起了一点隐约的热情，取下嘴里的烟斗。

“富足部今年干得确实不错。”他说着还会意地晃了晃头，“顺便问一句，史密斯伙计，我估计你也没有剃须刀片可以让给我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一个刀片都用了六星期了。”

“噢，这样啊——只是随便问问，伙计。”

“对不起。”温斯顿说。

邻桌那个像鸭子般嘎嘎叫的声音刚才在播报富足部通知时暂停了一会儿，这时又响起来，跟以前一样刺耳。不知为何，温斯顿突然想起帕森斯太太，想到她稀疏的头发和她脸上皱纹里的灰尘。用不了两年，她的孩子会向思想警察告发她。帕森斯太太将被蒸发掉，奥布兰会被蒸发掉。另一方面，帕森斯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个看不到眼睛、嘴里嘎嘎叫的家伙将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些甲虫一样在部里迷宫般的走廊里敏捷穿行的男人也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个黑头发女孩，也就是小说司的那个女孩——她也永远不会被蒸发掉。他好像本能地知道谁会活下来，谁会被消灭，只不过至于什么是活下来的原因，有点不容易说出来。

就在此时，他被猛地从沉思中拉回到现实。邻桌的女孩半转过身，是那个黑头发女孩。她在斜视他，但奇怪的是她看得很专心。在他们眼光接触的刹那，她又望向别处。

温斯顿的脊背上冒出汗来，一种极度恐惧的感觉掠过他的心头。这种感觉几乎转瞬即逝，然而留下一种让人不得安宁的难受感觉。她为什么要注视他？为什么总在跟踪他？不幸的是，他记不清楚他到这里坐的时候，她是否已经坐在那张桌子前，还是她后来才去的。但不管怎样，在那次两分钟仇恨会里，她无缘无故坐在他身后。很有可能，她真正的目的是想听清楚他喊得够不够响亮。

他又有了以前的想法：很可能她并非真的是思想警察的一员，然而还是那句话，正是业余警察才最危险。他不知道她看了他有多久，但有可能多达五分钟，有可能他的表情没能完全控制住。在公共场合或电屏视域之内，让心思信马游缰危险之至，最细微的事情也可能会暴露自己：一次不由自主的痉挛，一个下意识的焦虑表情，一种自言自语的习惯——就是那种暗示不正常或者有所隐瞒的小细节。不管怎样，脸上带着不当的表情（例如在听到宣布某个胜利消息时露出怀疑的表情），本身就是件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过。新话里甚至有“表情罪”一词，指的就是这个。

那个女孩又转过身子。也许说到底，她并非真的在跟踪他，也许她连续两天和他坐得那样近只是碰巧。他的烟卷已经熄灭，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桌子边上，要是能让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吸。邻桌那个男人很可能是个思想警察，很可能他史密斯三天内会被关进仁爱部的牢房，但是烟头不可浪费。塞姆叠起那张纸片放进口袋。帕森斯又滔滔不绝起来。

“伙计，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嘴里含着烟斗，格格笑着说，“就是那次我的两个小家伙点火烧了市场上那个老女人的裙子？那是因为他们看到她用一张B.B.的宣传画裹香肠。他们悄悄溜到她身后，用一盒火柴把她裙子点着了。我想她给烧得够戗。还是小崽子啊，是不是？可真是热情万丈！那就是他们如今在侦察队里接受的一流训练——甚至比我那时候接受的训练还要好。你知道他们最近发了什么吗？能隔着锁眼听声音的助听器！我那个小女孩有天晚上拿回家在我们的起居室试用，还说比她单用耳朵在锁眼上能多听到一倍的声音。当然我得跟你说，那只是个玩具。不过仍然能培养他们的正确思想，对不对？”

就在这时，电屏里发出一声刺耳的哨声，是该回去工作的信号。他们三个人都一跳而起去抢乘电梯，温斯顿那根烟卷里的烟丝掉了出来。

6

温斯顿在写日记：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某个大火车站附近一条窄窄的小街上。她站在墙边的门口，就在一盏几乎一点也不亮的路灯下。她面容年轻，脂粉涂得很厚，事实上是脂粉吸引了我，白得像面具，还有鲜红的嘴唇。女党员从不涂脂抹粉。街上别无一人，没有电屏。她说两块钱，我——

他一时觉得很难写下去。他闭上眼睛，用手指压迫眼球，想挤出那幅不断出现的画面。他几乎有种不可遏止的冲动，想扯着嗓子喊出一连串脏话，或者以脑袋撞墙，用脚踢桌子，把墨水瓶扔出窗外——也就是做任何一种要么激烈、要么声音大、要么会带来疼痛的事，好让他有可能不再去想那些折磨他的记忆。

他想，你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神经系统，你内心的紧张随时可能会以可见的表象反映出来。他想到几周前在街上碰到的一个男人：那是个很是其貌不扬的男人，党员，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长得又高又瘦，手里拿了个公文包。他们相距几米远时，他注意到那个男人的左脸突然可以说是因为痉挛而扭曲了一下，他们擦肩而过时又是一下。仅仅扯动了一下，一丝颤动，就像照相机的快门喀嚓一下那样迅速，显然是习惯使然。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那个可怜鬼是完蛋了。最可怕的是，那一举动很可能是下意识的。然而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在温斯顿看来，那防不胜防。

他吸了口气，继续写道：

我跟着她进了门，穿过后院进到一间地下室厨房。那里靠墙处有张床，桌子上有盏灯，拧得很暗。她——

他咬紧牙关，有种想呕吐的感觉。想到地下室里那个女人的同时，他还想到了凯瑟琳，他的妻子。温斯顿是已婚的——不管怎么说，他结过婚，很可能仍属已婚，因为据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活着。他好像又闻到地下室里那种不新鲜的气味，它混合着臭虫、脏衣服和廉价的劣质香水味，但仍然诱人，因为女党员从来不用香水，也不可能想象她们会用，只有群众才用。在他看来，香水味与私通密不可分地搅和在一起。

跟着那个女人进去时，那是他大约两年来头一次行为不检点。当然，和妓女发生关系在被禁止之列，不过它是那种你间或会鼓起胆量去违反的规定。危险，但也不是事关生死。被抓到和妓女在一起，可能意味着要在劳改营待上五年。未犯其他罪行的话，不会判得更多。这件事也很容易，前提是别被当场抓到。贫民窟那里，到处是愿意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甚至有些女人的索价只是一杯杜松子酒而已，群众不允许喝这种酒。党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却倾向鼓励卖淫，以使未能完全压制的本能有途径发泄。单纯的放荡并无太大关系，只要是在偷偷摸摸和缺乏乐趣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只涉及底层被鄙视阶层的女人。不可饶恕的罪行乃是党员之间的乱搞，但是——尽管在大清洗中，被告都无一例外坦白犯了这种罪——很难想象真的会发生这种事。

党的目标不仅是阻止男人和女人形成相互忠诚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党无法控制的，党真正的也是未曾讲明的目的，是让性行为完全没有快乐。不要爱得过分，因为性欲就是敌人，不管婚内还是婚外。所有党员之间的婚姻必须由某个专门为此成立的委员会批准，但是——指导原则却从未明白列出——如果两个人给别人造成印象，就是他们在肉体上相互吸引的话，他们总是结不成婚。婚姻唯一被承认的目的，是生出为党服务的后代。性交被视为一种有点让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同样，这也从未明明白白写出来过，但它是以间接方式，向每个党员从孩童时期就开始灌输的。甚至还有像青少年反性联盟这种组织，它鼓吹男女完全独身，所有孩子都由人工受精得来（新话里叫“人受”），然后由公家抚养。温斯顿明白他们并非绝对说到做到，然而不管怎样，这与党的主要意识形态一致。党正在试图扼杀性本能，或者说如果不能完全扼杀，就扭曲它，丑化它。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好像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至少在女性身上，党的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起了凯瑟琳。他们分居已有九年、十年——差不多十一年了。奇怪的是他极少想到她，他会一连好几天忘了自己是已婚的。他们在一起才过了十五个月。党不允许离婚，不过如果没有孩子，倾向于鼓励分居。

凯瑟琳身材高挑，淡色头发，很严肃，举止极为得体。她的脸部轮廓分明，老鹰一般，如果不了解这张脸背后几乎是空洞无物，就可能认为这是一张尊贵的脸。他们刚结婚后不久，他就认定了——虽然只是因为比起其他绝大多数人，他对她更熟悉罢了——在他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她毫无疑问是最愚蠢、最俗气、头脑最空洞的一个。她的脑子里除了标语，没有别的想法，无论什么样的蠢话，只要出自于党，她一概——绝对是一概接受。他在内心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但如果不是纯粹为了某件事，他还是能忍着和她一起生活的，那就是性。

他每次一碰她，她就好像往后缩，而且绷紧了身体，抱着她就像抱着一个有关节的木头人。奇怪的是，即使在她紧搂他时，他还是有种她同时也在用尽全力推开他的感觉，她紧绷的肌肉给他造成了这种印象。她会闭着眼躺在那儿，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然而是顺从的。这点特别让人难堪，再过上一段时间，就变成令人讨厌的了。但即使那样，假如双方都同意保持禁欲，他还是能忍着和她一起生活的，但是怪就怪在凯瑟琳拒绝这样。她说如果能够，他们必须生出一个小孩，所以要继续有房事，得有规律地每星期一次，除非是在不可能怀孕期间。她甚至常常早上就提醒他，把它作为一件当天晚上一定要做、不可忘记的事情。她对这件事有两种叫法，一是“做宝宝”，二是“我们对党的义务”——没错，她真的那样叫过。不久，当指定的那天即将到来时，他开始有了种很恐惧的感觉。所幸未能养出孩子来，到最后她同意放弃尝试，不久就跟他分居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了口气。他再次捡起笔写道：

她一下子就躺倒在床上，然后马上没有一点前奏地，用你能想象到的最粗鄙、最丑陋的动作撩起裙子。我——

他好像看到自己站在暗淡的灯光下，鼻孔里充满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他心里有种失败和憎恨的感觉，甚至在当时，这些感觉仍与关于凯瑟琳那具白色躯体的回忆纠缠在一起。那具躯体被党的催眠力永远施了定身术。为什么总是这样？为什么他无法拥有自己的女人，而是隔几年一次来做这种龌龊事？但是真正的恋爱几乎不可想象。女党员都差不多，在她们心里，禁欲像对党的忠诚一样根深蒂固。通过小心的早期培养，通过比赛和洗冷水澡，通过在学校、侦察队和青年团里没完没了向她们灌输的垃圾，通过演讲、游行、歌曲、口号和军乐，自然的感情已被清除出她们的内心。理性告诉他肯定有例外，然而他心里也不相信。她们一概从不动心，党也正想让她们那样。他想做的，比想被人爱的愿望更强烈的，是摧毁这道贞操之墙，一辈子哪怕就成功一次也好。带来欢娱的性行为就是反抗。欲望是思想罪。即使是唤醒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做到过——也算是诱奸，尽管她是他的妻子。

但是这件事的剩余部分还是要写下来。他写道：

我拧亮了灯。我在灯光下看到她时——

在阴暗中待过之后，煤油灯光好像很明亮。他第一次看清那个女人的样子。他向她迈近一步，然后停下来，心里充满欲望和恐惧。他痛苦地意识到在这种地方的危险性，巡逻队完全有可能会在他出去时抓住他，事实上，那时他们可能正在门口等着。怎么可能不达到目的就走？

一定要写下来，一定要坦白出来。在灯光下，他突然看到那个女人是个上岁数的。她脸上的脂粉厚得似乎有可能像纸板面具一样破裂开来。她头上有缕缕白发，但真正可怕的，是她的嘴唇有点儿合不拢，除了深深的黑洞别无他物。她的牙齿全掉光了。

他仓促写着，笔迹潦草不堪：

灯光下看到她，她是个很老的女人，至少有五十岁，但是我仍然没迟疑就干了那事。

他用手指压着眼皮。他终于把它写下来了，但是感觉没什么不同。这个办法没奏效。那种想扯开嗓子喊脏话的冲动跟以前一样强烈。

7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它就在群众身上。”

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漠视的大批人身上，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产生将党摧毁的力量。党无法从内部推翻，其敌人——如果有敌人的话——无法走到一起并相互确认。即使传言中的兄弟会存在——有可能而已——其成员碰头也只可能是以三三两两的方式。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至多会是偶尔的一句传闻而已。然而如果群众能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密谋，而只需奋力而起，像马摆脱苍蝇那样抖动身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明天早上就能把党粉碎。或早或晚，他们肯定会想到去做那件事，难道不是吗？但是——

他想起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走着，突然几百个极其喧嚣的声音——女人的声音——从前边不远处的一条小街上传来。那是种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声音，一种低沉而大声的“噢——噢——噢——噢——噢”声，嗡嗡的声音像是一口钟的回响。他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开始了！他想。暴乱！群众终于挣脱羁绊了！到那个地点后，他看到的是两三百个女人正围着街边市场的摊点。那些女人一脸悲痛，好像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劫数已定的乘客。就在那时，普遍的绝望一下子又变成许多张嘴巴的争吵。好像是某个摊点在卖铁锅，是种质量很差的不结实货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饭锅，总是很难买到。在那时出乎意料地停止供应了。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在费劲地拎着铁锅向外走，却被别的人推推搡搡。还有十几个人围着那个摊点吵闹，指责那个摊主看人卖货，另外还藏有铁锅。接着又响起一阵大吵大嚷声。有两个身材臃肿的女人，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正在争夺铁锅，都在用力想从对方手里扯过来。有一会儿，两个人都在同时用力拉，结果铁锅的把手掉了。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但是——尽管只有那么一阵子——仅仅几百个嗓子吼出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力量骇人！她们为什么从来不为值得一吼的事也像那样吼起来？

他写道：

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

他想到那几乎像是从党的教科书上抄来的。当然，党声称是自己把群众从奴役中解放出来。革命前，他们被资本家残酷压迫，吃不饱饭，还要挨打。女人也被迫在煤矿干活（事实上现在还有），儿童长到六岁就被卖进工厂。但同时，完全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教导说群众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把他们置于服从的地位。事实上对于群众，人们了解得很少，也没必要了解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繁衍，他们别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他们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的平原上没有笼缰的牛群。他们过着似乎是返璞归真、类似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干活，度过蓬勃却短暂的健美和性冲动期，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就步入中年，然后死去，多数寿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重体力劳动、养家糊口、跟邻居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主要的赌博。把他们控制住不算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总在他们中间出没，传播谣言，瞄上并消灭被认为有可能变得危险的个别人。然而没人努力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群众来说，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他们需要拥有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感情。用得上时，可以随时唤起他们的这种感情。让他们接受更长工作时间和更少配给。甚至在他们变得不满足时——有时确实会——其不满足感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由于缺乏总体上的概念，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如意之事，从来看不到还有更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是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天地，但是因为犯罪都发生在群众自己中间，因而无关紧要。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乱交不受惩罚，允许离婚。甚至如果群众表露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或者愿望，也能得到许可。他们不配被怀疑，正如党的标语所称：“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的手往下探，小心地挠了挠静脉曲张的溃疡处，那里又痒了起来。有件事他每次都会想起，即不可能知道革命前生活的真正情形如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是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课本上的一段抄进日记里：

在过去（课本上写道），在伟大的革命之前，伦敦并非是我们如今所知的美丽城市，而是个黑暗、肮脏、无比糟糕的地方，只有极少数人能吃饱饭，而成千上万的穷人脚上没有靴子穿，头上无片瓦遮身。年龄不比你大的儿童每天必须为凶残的主人工作十二个小时，他们动作太慢的话，就会被主人用鞭子抽打，只有不新鲜的面包皮和水来填腹。然而在一片赤贫状态下，却有几幢华美大屋，里面住的是富人，有多达三十个仆人服侍他们。这些富人被称为资本家。他们长得肥胖而丑陋，面相邪恶，就像本页后面的插图那样。你可以看到，他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那被称为大氅。头上戴的是顶古怪而发亮的帽子，样子像是火炉管，被称为高顶礼帽。这就是资本家的统一着装，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穿。资本家拥有世界上的一切，其他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一切土地、一切房屋、一切工厂和一切金钱。任何人不服从他们，他们可以把他投进监狱，或者让他失去工作而饿死。普通人跟资本家说话时，必须向他鞠躬作揖，取下自己的帽子，称他为“先生”。全体资本家的头领被称为国王，而且——

但他已经知道下文如何。还会提到身披细麻法衣的主教、身披白鼬皮长袍的法官、足手枷具、惩罚踏车、九尾鞭、市长老爷的宴会和亲吻教皇的脚尖等。另外还有种叫做“初夜权”的名堂，大概不会在给儿童用的课本上提到。它是一条法律，也就是每个资本家都有权跟在他工厂里干活的女工睡觉。

你怎能判断出有多少是谎言？有可能人们如今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比革命前提高了一点，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骨头里的无声抗议，那是种本能的感觉，即你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无法忍受，而在别的某个时期肯定不一样。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真正独具特色之处，并非它的残酷和不安全，而只是一无所有、肮脏和倦怠。看看周围吧，生活不仅跟电屏里喋喋不休的谎言毫无相似之处，跟党想努力达到的理想境界比较起来，更是天差地别。生活中的最大部分，都是中性和非政治性的，甚至对党员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辛辛苦苦干着枯燥的工作，蹭别人的糖精片，缝补破破烂烂的袜子，节省下一个烟头等等。党所描绘出的理想世界是个巨大、可怕和光彩夺目的世界，一个拥有庞大且骇人听闻的武器的钢筋水泥世界，一个由战士和狂热分子组成的国家，迈着绝对一致的步伐前进，拥有同样的想法，呼喊着同样的口号，永远在工作、战斗、打胜仗、迫害别人——三亿人有着同样的面孔。现实却是处于衰败中的肮脏城市，在这里，填不饱肚子的人们穿着破烂的鞋子拖着脚步走动，住修修补补过的建造于十九世纪的房屋，里面总有股煮卷心菜味和厕所里的那种臭味。他似乎看到了伦敦的景观，辽阔而又破败，是座拥有上百万垃圾筒的城市。跟这一景观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帕森斯太太的形象，她脸上布满皱纹，头发稀疏，正在徒劳地捣鼓堵塞了的下水管。

他又探手下去挠了挠他的脚踝。电屏日以继夜往你的耳朵里塞满统计数字，以证明如今人们有更多的食品、更好的房屋、更好的娱乐——所以他们跟五十年前的人们比起来更长寿，工作时间缩短，更魁梧，更健康，更强壮，更快乐，更聪明，所受教育更好，其中没有一个词能被证明或推翻。例如，党声称如今有百分之四十的群众识字，而据说革命前的识字率为百分之十五。党还声称如今的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革命前的数字则为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如同有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完全有可能的是历史课本上的每个词，甚至那些已被不加怀疑接受的内容，都完全出自想象。据他所知，可能根本没有过什么“初夜权”的法律，也没有被称为资本家的人和高顶礼帽这种着装。

一切都已隐没在迷雾中。过去被清除，连清除行为也被忘却，谎言变成了事实。仅仅有那么一次，他拥有过——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这是关键所在——具体而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证明有过伪造行为。他曾把它拿在手指间长达半分钟之久。那一定是在一九七三年——不管怎样，他和凯瑟琳差不多那时已经分居。然而真正与之相关的日子，是在往前七八年的时候。

真正说起来，此事要从六十年代中期说起。大清洗时，革命时期党的首批领导人被永远清除掉了。到一九七〇年时，除了老大哥自己，其他领导人一个不剩，都被当做叛国者和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戈斯坦因逃掉了，藏匿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至于其他人，有几个只是失踪了而已，而多数在场面宏大的公审中坦白所犯的罪行后就被处决了。最后剩下的三个人叫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他们被捕的时间肯定是在一九六五年。跟经常发生的一样，他们消失一年多，不知道是生还是死。然后突然如通常那样，他们被亮相并坦白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们坦白曾经通敌（当时的敌国也是欧亚国）、贪污公款、谋杀党的负责人以及阴谋推翻老大哥的领导等，是在革命开始前很久就开始的。另外他们还进行破坏活动，导致成百上千人死亡。坦白完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赦免并被恢复党内地位，被安置了听起来很重要，实则是挂名性质的职位。他们三个人都写了冗长而语气可怜的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其中分析了自己变节的原因，并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被释放后不久，温斯顿的确在栗树咖啡馆见过他们。他还记得当时用眼角看着他们时的那种半是害怕半是着迷的心态。他们三人都比他年长，是很久以前那个世界的遗留物，几乎是党早期峥嵘岁月留下来的最后几个大人物，他们身上依稀仍有地下斗争和内战留下的风采。尽管到那时，真相和年代已经变得模糊，他还是有种感觉，就是他得知他们的名字要比得知老大哥的名字早一些。他也能感到他们是罪犯、敌人、不可接触者，注定要在一两年内身名俱灭。任何人只要落到思想警察手里，到最后总在劫难逃。他们只是行尸走肉罢了，在等着被送进坟墓。

他们旁边的桌子没人坐，甚至被看到离这种人太近也不明智。他们都默不作声地坐着，面前是放了丁香的几杯杜松子酒，是这间咖啡馆的特制酒。三个人中，给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鲁瑟福的外貌。鲁瑟福一度是位著名的讽刺画家，他那一针见血的讽刺画在革命前和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鼓动舆论的作用。即使在当时，《泰晤士报》每隔很长一段时间，仍会刊登一幅他所画的漫画，不过是对他早期风格的模仿，奇怪地缺乏活力，也没有说服力，总是对古老主题的炒冷饭：贫民窟的住户，饥饿的孩子，巷战，戴着高顶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头防御工事里，那些资本家似乎仍坚持要戴高顶礼帽。他不断努力，想重振雄风，却毫无指望。他身材魁梧，一头浓密而油腻的花白头发，脸皮松弛，满是疤痕，嘴唇像黑人的那样厚。他肯定曾经健壮无比，但在当时，他庞大的躯体正在松弛着，歪斜着，发胀着，并向各个方向散架。他似乎正在别人的眼前碎裂，像一座山正在崩塌。

那是下午三点的人少时间，温斯顿这时想不起来当时他怎么到了那间咖啡馆。里面几乎没什么人，电屏里播放着舒缓的音乐声，丁丁咚咚的。那三个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不动，从不说话。服务员又主动拿来几杯酒。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有张棋盘，棋子已经摆好，但是没人下。然后可能总共才过了半分钟，电屏里又换播内容，播放的音乐调子变了，变成——难以形容，一种响脆、刺耳、嘲弄的音符。温斯顿在心里称之为预警调。接着，电屏里传出一个人的歌声：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下，

我背叛了你，你背叛了我。

他们躺在那儿，我们躺在这儿，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下。

他们三个人一动也不动。温斯顿又看了一眼鲁瑟福那张破了相的脸庞，看到他眼眶里饱含着泪水。他第一次看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梁都被打断了，他心里有种惊恐的感觉，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惊恐。

此后不久，他们三人再次被捕，似乎从上次被释放的那一刻起，他们马上开始了新的阴谋活动。在对他们的第二次审讯中，他们除了坦白所有旧的罪行，还坦白了一连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下场被写进党史以昭后世。差不多五年后，在一九七三年，温斯顿展开刚从气力输送管吹送到他桌子上的一团文件时，看到一小片报纸，显然和其他文件夹在一起，然后就被忘掉了。在将其展开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它是从约十年前的一期《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页——是上半页，因此有日期——在这片报纸上，登了一张在纽约参加某个党务活动的代表团的照片，在中间占据显著位置的是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绝不可能弄错，他们的名字还印在照片下方的说明中呢。

问题是两次审讯中，三个人都供认就在那一天，他们是在欧亚国的国土上。他们从位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飞到西伯利亚的某个接头地点，去跟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会面，并向其泄露了重要的军事秘密。那个日期之所以印在温斯顿的脑海里，是因为那天刚好是夏至，而且这件事也会记录在无数文件中。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坦白全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本身称不上什么发现。甚至在当时，温斯顿也从未想象过清洗运动中被消灭了的人会真的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但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是被消灭了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如同在某个地层出现了一块不该出现的骨化石，因此打破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其公布于天下，并让人们明了其意义，就足以将党摧毁于无形。

他继续工作，一看到那张照片是什么及明白其意义何在，他马上用另外一张纸把它盖起来。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屏的角度看来，它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便条簿放在膝盖上并把椅子往后推，这样可以尽量离电屏远些。保持脸部没有表情不难，努力一点，甚至也能控制住呼吸，但你无法控制心跳，而电屏已经灵敏到能够监听到心跳声。他度过了在他觉得有十分钟的时间，一直担心会发生什么事而备受煎熬，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阵过堂风，那会让他暴露。然后，他也没有将它再次打开，就把那张照片和别的废纸一起丢进了记忆洞。也许再过一分钟，它便会化为灰烬。

那是十年，不，十一年前的事了。也许他本来可以将那张照片保存到今天。奇怪的是，他用手拿过那张照片这件事甚至到现在，对他来说似乎仍具意义，虽然那张照片本身及它所记录的事件都只是记忆。他想知道的是，因为一件存在过的证据不再一度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没那么强了？

然而在今天，假如那张照片能从灰烬里复原，也可能根本不成其为证据。他发现那张照片时，大洋国已经不再是跟欧亚国打仗，那三个已死的人肯定是向东亚国的特务背叛自己的国家。在那以后，战争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他不记得了。很有可能的是，坦白材料被一再重写，直到原始事实和日期一点也不重要。过去不仅被篡改，而且是被持续篡改着。最让他受折磨、给他以噩梦般感觉的，是他从未明明白白理解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欺诈。伪造过去的直接好处显而易见，然而最重要的动机却秘不可知。他又捡起钢笔写道：

我明白怎么做，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像以前很多次一样，他琢磨起自己是不是个疯子。或许疯子只是种少数派。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曾被认为是疯子，到了今天，相信过去不可篡改会被认为是。他可能是独一无二地拥有这种信念，如果是独一无二，那他就是个疯子。但是想到自己是个疯子并没有让他很担心，可怕的是他的想法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他捡起那本小孩用的历史课本，看着作为扉页的老大哥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在盯着他，好像有种极大的力量在将你往下压。某件物体进入你的头颅，击打你的大脑，吓破你的胆子要你放弃自己的信念，也几乎是要说服你否认那些说明自己仍有判断力的证据。到最后，党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而你只能相信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他们迟早会这样声称，他们所在立场的逻辑要求他们这样做。不仅经验的正确性，而且客观现实的存在性本身，都被他们的哲学无声地否定。常识成了邪说中的邪说，但可怕的不是他们会因为你有另外的想法杀了你，而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因为说到底，我们又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要么重力在起作用？要么过去是不可篡改的？如果过去和外部世界只存在于头脑里，而思想本身可以控制——那又当如何？

但是不行！突然，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勇气大增。也没经过什么特意的联想，奥布兰的脸庞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知道——比以前更肯定地知道——奥布兰跟他立场一致。他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写给奥布兰。它像一封冗长的信，谁也不会读到，但它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并因为这一点而文字生动起来。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以及眼睛看到的，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想到针对他的极大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他的心沉了下来。他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辩词，更不用说反驳。但他是对的一方！他们错了，而他是对的。一定要捍卫显而易见、质朴和真实的一切，不言而喻的就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不可动摇！实体世界是存在的，其定律不可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缺少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方向坠落。怀着这种感觉，他是在向奥布兰说话，同时也在提出一条重要的公理。他写道：

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成立，其他同理。

8

从某条过道的尽头，飘来了烘咖啡的香味——是真正的咖啡，而不是胜利咖啡——它一直飘到了街道上。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在也许有两秒钟的时间里，他又回到了童年时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他已经快忘掉了。接着传来门关上时砰的一声，那气味像声音一样，被生生切断了。

他已经顺着人行道走了几公里，他的静脉曲张溃疡在跳着作痛。这已是他三个星期里的第二个晚上没去集体活动中心了，这是种轻率之举，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仔细查核你去活动中心的次数。从原则上说，党员不能有空闲时间，除了上床睡觉，他永远不会独自待着。按说他如果没在工作、吃饭或睡觉，就应该参加一种集体娱乐活动。做任何意味着想独处的事情，甚至一个人去散步这种事，总是略微具有危险性。新话里的“自活”一词，指的就是这种行为，意味着个人主义和古怪。但这天傍晚走出真理部时，四月的和风让他动了心，天空之湛蓝比起那一年里无论什么时候他所看到的，都带来更多暖意。突然，在活动中心那漫长而嘈杂的夜晚、令人厌烦和精疲力竭的比赛、讲座、靠着喝酒勉强维持的同志关系等等似乎变得不可忍受。他心血来潮，不去公共汽车站，而是漫步走进伦敦的迷宫，首先向南，然后向东，然后又向北，让自己迷失在不知名的街道上，几乎一点也不考虑往什么方向走。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在日记里写过，“它就在群众身上。”他不时想起这句话，它陈述的是一项神秘的事实，但显而易见是荒谬的。他走到了原先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位于褐色的贫民窟。他走在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街上，两旁都是低矮的两层楼房，破破烂烂的门就开在人行道边，奇怪地给人以老鼠洞的感觉。鹅卵石街道上到处都有污水坑。数不清有多少人在黑暗的门道里进进出出，在街道两边的窄巷里也是——口红抹得土里土气、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追女孩的小伙子，还有身体臃肿、蹒跚而行的妇女——她们会展示给你看那些女孩再过十年会长成什么样子，还有弯着腰的老人迈着八字步慢腾腾地走路，衣衫褴褛的赤脚小孩子在污水坑里玩，然后在他们母亲的怒喝中跑散开。那里可能有四分之一的窗户都是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绝大多数人对温斯顿视而不见，只有几个人半是警惕半是好奇地看着他。两个身材高大的妇女在一处门口说着话，她们系着围裙，砖红色的手臂交叉在胸前。温斯顿走近时，听到了她们谈话的只言片语。

“‘是了’，我对她说，‘一点儿不错。可要是你站在我的位置上，会跟我一样这么做。’‘批评别人倒不难，’我说，‘可你是没遇到我这样的难题啊。’”

“啊，”另一个女人说，“没错，就是这样，问题就在这儿。”

那两个尖嗓门突然停了下来，她们在温斯顿走过时，怀着敌意不出声地盯着他。但准确点说那并非是敌意，而只是种警觉，片刻间的紧张而已，好像一头不为人熟悉的动物经过时那样。在这种街上，不会经常看到党员的蓝色工作服。确实，被人看到在这种地方属不明智之举，除非真的有事，非来不可。不巧碰上巡逻队的话，有可能被拦下来。“可以看看您的证件吗，同志？您在这儿干什么？您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您回家经常走的路吗？”——诸如此类的问话。并没有什么规定不允许走一条不寻常的路回家，但如果被思想警察得知，这就足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上一片骚动，到处传来警告的喊叫声，人们像兔子一样蹿进门道。一个年轻女人从门道里跳出来，把一个正在污水坑里玩耍的很小的小孩子一把拎起来用围裙包着，然后又跳回门道，动作为时极短，一气呵成。就在那时，一个身穿有很多褶皱的黑色套装的男人从一条小巷里向温斯顿冲过来，激动地手指天空。

“汽船！”他叫道，“小心，先生！就在头顶！快趴下！”

“汽船”是群众给火箭弹起的绰号，原因不详。温斯顿迅速脸朝下趴在地上。群众向你提出这种警告时，几乎每一次都对。他们似乎拥有某种直觉，能在火箭弹到来前的几秒钟感应到，尽管据说火箭弹的速度比声音快。温斯顿用手臂紧抱着头。传来一声轰鸣，似乎要把人行道掀起来，落物如骤雨般砸在他背上。他起身时，发现距离最近的一扇窗户上震碎的玻璃渣落了他一身。

他继续往前走。炸弹炸毁了街道前方两百米远的一片房屋，一缕烟雾升腾到天上。烟雾之下，一团灰泥的尘雾笼罩着那片废墟。人们已经聚拢在那里。他前方的人行道上有一小堆灰泥，他能看到中间有一片鲜红的血迹。走近后，他看到那是只从腕部截断的人手。除了血肉模糊的断处，那只人手完全变成了白色，简直像是用石膏浇成的。

他把那东西踢进了阴沟，然后为了躲开人群，他转到右边的偏街上。三四分钟后，他已经离开了受到炸弹影响的地带，而街头那种肮脏而拥挤的生活仍在继续进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时已经快到二十点，群众光顾的喝酒的地方（他们称之为“酒馆”）人满为患，从不停开合的脏兮兮的弹簧门那里，飘来了尿、锯末和酸啤酒的气味。在一处由房屋正面凸出来而形成的角落处，有三个人靠得很近地站在那里，中间一位举着一张对开的报纸，另外两人在他边上看着。甚至在他走近得能看清他们的表情之前，温斯顿就能从他们身体的每个线条上看出他们正全神贯注。显然，他们在阅读一条重要新闻。离他们还有几步远时，三个人散开了，其中有两位很凶地吵了起来。有那么一阵子，他们看样子像是几乎要气炸了肺。

“你他妈能不能好好听我说？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都没有末位是七的数字赢过了！”

“赢过！”

“没有，从来没赢过！我把过去两年的所有中奖数字都记在纸上，就在我家里放着呢。我全记下了，跟钟点一样一点儿不差。我还告诉你，没有哪个末位是七的数——”

“没错，末位是七的就是赢过了！我差不多能告诉你到底是哪个操蛋数字，末位要么是四要么是七，那是在二月份——二月里的第二个星期。”

“二月你个奶奶！我全白纸黑字写下来了。我告诉你，没有——”

“呸，你给我闭嘴吧！”第三个人说。

他们谈论的是彩票。温斯顿在走过有三十米远时，又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还在脸红脖子粗地争论着。每周都会抽出巨奖的彩票是群众唯一真正关注的事。对于几百万群众来说，彩票即使不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会是主要理由。彩票就是他们的欢乐、他们动的蠢念头、他们的安慰物以及智力刺激物。在彩票问题上，就连勉强识得几个字的人，也好像能进行复杂的计算，而且记性好得令人咋舌。有一类人就单单靠卖中奖秘笈、预测及卖幸运符为生。温斯顿跟彩票经营没有一点关系，那由富足部操持，然而他明白（事实上每个党员都明白）所谓中奖，很大程度上是子虚乌有，只有很小数额才真的会发到中奖者手里，中大奖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人。在大洋国内处处信息不畅的情况下，这也不难安排。

然而如果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把这句话写下来时，听上去似乎合理，但是当你走在人行道上，看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们时，相信这点就成了事关信仰之事。他转向的那条街是下坡路，他有种以前来过这一带的感觉，前面不远处是条主干道。从前面某个地方，传来了嘈杂的声音。那条街突然转了向，然后就到了头，尽头的台阶通向的是一道低凹的小巷，那里有几个摆摊的，在卖样子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何处。这条小巷通向的是一条大街，下个转弯处就是那间杂货店，他现在用做日记本的本子就是在那里买的。不远处还有家小文具店，他在那里买过笔杆和一瓶墨水。

他在台阶最高处停了一下。隔着小巷的对面是间昏暗肮脏的小酒馆，窗玻璃上像是结了一层霜，其实只是落的灰尘。一个年纪很大、弓着腰然而行动敏捷的老头儿——他的白胡子像虾须一样直直翘着——推开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他，他心想那个老头儿一定至少有八十岁，革命开始时他已经是中年了。他，还有为数不多的其他一些人，是和已经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仅存的联系纽带。在党自身内部，没有几个人的观念是革命前就形成的。上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幸存下来的极少数早就吓破了胆，思想上已经完全投降。如果还有哪个活着的人能向你真实说明本世纪早期的情况，那只可能是群众中的一员。突然，他又想起日记上抄自历史课本的那一段。他有了种疯狂的冲动，就是他可以进酒馆跟那个老头儿套近乎，然后询问他。温斯顿会问他：“跟我说说您还是个小孩子时，是怎么过日子的？那年头什么样？跟现在相比是好一点还是更差了呢？”

为了不让自己有时间畏缩，他走下台阶疾步穿过巷道。不用说，他是昏了头，照例没有白纸黑字的命令规定他们不可以跟群众说话或者光顾他们的酒馆，然而这种行为很难不被人注意到。巡逻队出现的话，他可以声称是突然感到头晕，不过他们大概不会相信。他推开门，一股极为难闻的酸啤酒气味扑鼻而来。他走进去时，那一片嘈杂的说话声降低了一半，他不用看也能感觉到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的蓝色工作服，室内那头正在玩飞镖的人们停手有半分钟之久。他所跟随的那个老头儿坐在吧台那里，正在为什么事跟酒保吵架。酒保是个大块头的结实小伙子，小臂极粗，有一群人手持酒杯看着他们争吵。

“我问你问得够礼貌的了，是不是？”老头儿气冲冲地耸着肩膀说，“你是说这个操蛋的小酒馆里没有一品脱的杯子？”

“品脱到底他妈的是个什么词儿？”酒保的指尖撑在柜台上，身子往前倾着说。

“听听他说的是啥！还自称酒保呢，可是不知道什么叫品脱！一品脱嘛，就是半夸脱，四夸脱是一加仑。下次还非得从一二三教起呢。”

“从来没听说过，”酒保说，“一升，半升——我们就按这两样卖。你面前的架子上有杯子。”

“我就喜欢要一品脱，”老头儿坚持道，“你甭想那么容易让我不说品脱了，我年轻那会儿根本没这么操蛋地论升卖。”

“你年轻那会儿我们还在树上住呢。”酒保说着扫了一眼其他人。

这句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温斯顿进来时造成的不自在感好像不复存在了。老头儿布满胡楂的白脸膛涨得通红，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转过身去，撞到了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抓住他的手臂。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吗？”他说。

“你是个绅士。”老头儿说着又把肩膀耸起来。他好像没注意到温斯顿穿的蓝工作服。“品脱！”他挑衅地向酒保说，“一品脱汽酒。”

酒保把两只玻璃杯放在柜台下面的水桶里洗了一下，利索地各倒进半升深棕色啤酒。啤酒是在群众光顾的酒馆里能喝到的唯一一种酒类。按说群众不准喝杜松子酒，但其实很容易就能搞到。飞镖游戏又热热闹闹地玩了起来，吧台边的一群人又谈论起彩票，温斯顿的在场暂时被忘掉了。窗户下方有张木桌，他和老头儿可以坐在那里交谈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听到。这种事情危险之至，但不管怎么说室内没有电屏，这一点，是他刚踏进来时就察看清楚了的。

“他甭想让我不说品脱了，”老头儿在桌子前坐下来时，还在发牢骚，酒杯就摆在他面前。“半升不够，不过瘾。一升又太多，让我老是想尿尿，更不用说还有价钱。”

“从年轻那会儿到现在，您肯定经历了不少变化。”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儿的淡蓝色眼睛从飞镖靶扫到吧台，又从吧台扫到男厕所门，好像他希望在这间吧屋里找到什么变化。

“啤酒比以前好喝了，”他最后说，“而且更便宜了！我年轻那会儿，淡啤酒——我们以前叫它汽酒——是四便士一品脱。当然，那是在战前了。”

“是哪次战争？”温斯顿说。

“一直在打仗。”老头儿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一次挺起了肩膀。“我祝你身体无比健康！”

他的尖喉结在瘦瘦的喉部奇怪地上下快速抖动，啤酒就消失了。温斯顿走到吧台那里，又拿了两个半升过来。老头儿好像忘了他对喝一升啤酒的成见。

“您比我年长许多，”温斯顿说，“我出生时您肯定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您记得以前的日子怎么样吗——也就是在革命前？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对那时候可以说一点儿都不了解，只能从书上读到。不过书上写的可能不是真的，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说的。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日子跟现在完全不同，当时有着最严重的压迫、不公平和贫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伦敦这儿，绝大多数人从生下来到死去，从来填不饱肚子。他们中间有一半人甚至没靴子穿，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九岁就离开学校，一间屋住十个人。同时有很少人，只有几千个——就是被称为资本家的——他们有钱有势，拥有可以拥有的一切，住华美无比的房屋，有三十个仆人。他们坐着汽车和四匹马拉的马车到处逛，喝香槟，戴高顶礼帽——”

老头儿突然高兴起来。

“高顶礼帽！”他说，“真有趣，你会提起那个。我昨天才想到那玩意儿，也不知道为啥。我还在想有好多年没见过高顶礼帽了呢，影子都见不着。我最后一次戴高顶礼帽是在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唉，我说不出来确切是哪一年，但肯定是五十年前了。当然，是专门为那次葬礼租来的，你也知道。”

“高顶礼帽并不是很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问题是，这些资本家——还有依靠他们生活的律师和牧师之类的人——是地球上的主人，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存在。你们——普通人，工人们——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可以把你们当做牛一样运到加拿大，想和你们的女儿睡觉就睡觉，可以叫人拿一种叫九尾鞭的东西抽你们。遇到他们时，您必须把帽子摘下来。每个资本家都有一群仆从，他们——”

老头儿突然又高兴起来。

“仆从！”他说，“这个词我可很久没听说过了。仆从！它总让我想起从前，没错。我记得，哦，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经常在星期天下午去海德公园听那些家伙演讲，救世军，罗马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就是那些事。有个家伙——唉，我叫不上来他的名字，不过是个很有能耐的演讲家，他真的是。他骂起他们可是一点儿也不客气！‘走狗们！’他说，‘布尔乔亚的仆从们！统治阶级的走狗们！’寄生虫——那是另外一个用词，还有豺狼——他肯定称过他们是豺狼。当然，他指的是工党，你也明白。”

温斯顿有种感觉，他们在各说各的，答非所问。

“我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个，”他说，“您有没有感觉跟过去比起来，现在有了更多自由？您现在是不是更被当做一个人来对待？在过去，富人，高高在上的人们——”

“贵族院。”老头儿怀旧般插话道。

“随您怎么称呼吧。我问的是，那些人能不能就因为他们富裕，就把您看得低人一等？比如说，跟他们打照面时，您是不是真的必须取下帽子叫他们‘先生’？”

老头儿似乎在沉思，开口回答前，他喝掉了杯子里四分之一的啤酒。

“对，”他说，“他们喜欢你为他们碰一碰帽子，那表示尊敬，差不多吧。我自己不愿意那样做，我是说我自己，不过我也那样做了很多次。非得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种事是不是经常发生——我只是引用我在历史书上读到的——也就是那些人跟他们的仆人是不是经常把您从人行道上推进阴沟里？”

“有个人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就像是昨天的事，所以我记着呢。是划船比赛[5]那天晚上——划船比赛那天晚上人们经常会闹得很厉害——我在夏夫兹伯里大街上撞到一个小伙子身上。他很有点绅士的样子，他真的是——礼服衬衫，高顶礼帽，黑大衣。他在人行道上有点儿歪歪斜斜地走着，我好像是没注意撞到他身上。他说：‘你干吗不看路？’我说：‘你他妈以为你买了整条人行道吗？’他说：‘再跟我啰嗦，我把你他妈的脖子给拧下来。’我说：‘你喝醉了，待会儿再跟你算账。’我可没胡说，他用手在我胸口推了一把，差点儿把我推到公共汽车轮子底下。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正要给他来一下，只是——”

温斯顿陷入一种无助感里。老头儿的记忆里只有陈芝麻烂谷子的琐碎事情，你可以问他一整天，也问不到什么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历史仍然正确，有可能完全正确。他最后又试了一次。

“也许我没能说清楚，”他说，“我想说的是这个：您已经活了很大岁数，一半时间都是在革命前过的。比如说在一九二五年，您已经成年了。根据您所记得的，能不能说出一九二五年的生活比现在要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呢？要是您能选择，您宁愿活在那个时代还是现在？”

老头儿沉思着看了一眼飞镖靶。他喝光了啤酒，喝的速度比以前慢了些。他再次说话时，似乎有了种万事可忍、哲学家般的神色，似乎啤酒让他更稳重了一些。

“我知道你指望我说什么，”他说，“你指望我说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再次年轻。大多数人被问到时，会说他们最想返老还童。年轻时，身体又好，又有力气，可要是你到了我这把年纪，你在各方面都不会很好了。我脚有毛病，膀胱更是要命，天天夜里上六七趟厕所。另外呢，当个老头儿也有很大好处，你不会再为同样的事儿操心了。不用跟女人纠缠了，这还不赖。我快三十年时间没碰过女人了，信不信由你。再说我也不想。”

温斯顿靠着窗台坐着。再问下去也没用。他正要再去多买些啤酒，老头儿站了起来，拖着脚步很快走到室内那头臭烘烘的厕所。多喝的半升啤酒已经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在那里多坐了一两分钟，眼睛盯着他的空玻璃杯。几乎没留意到是什么时候，他的双脚又带着他走上了街道。他心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那个最突出也是最简单的问题——“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就永远成为无法回答的问题了。但实际上甚至在现在，也已经是无法回答的了，因为对从遥远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散居着的幸存者而言，他们没有能力把一个时代同另一个时代做比较。他们记得上百万件无用的事情，例如跟一个工友的吵架，寻找丢了的自行车打气筒，一个死去很久的妹妹的表情，七十年前某个刮风的冬日早晨那卷着灰尘的旋风等等，却看不到相关的事实。他们就像蚂蚁，只看到小的，看不到大的。在记忆已经失灵、文字记录被伪造时——在这些事情发生时，就只能接受党所声称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得到提高，因为没有可资参照的标准。那种标准现在既不存在，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

这时，他的思绪突然停下来，他停下脚步张望了一下。他是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几间光线阴暗的小铺子夹杂在居民房屋中。就在他头顶上，吊着三个掉了颜色的金属球[6]，看样子好像曾经镀过金，他好像知道那里。没错！他正好在一间杂货店的外面，他在那里买过日记本。

一阵恐惧感掠过他的心头。买那本本子的行为本身就够不慎重的了，而且他也发过誓永远不再来这里，然而他让自己的思想信马游缰时，他的双脚却自动将他带回这个地方。他之所以开始记日记，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做出这种自取灭亡式的一时冲动行为。同时，他注意到当时虽然已经快二十一点，那间铺子却仍开着。他觉得与其在外面留连，倒不如走进去更少招人注意。他走进铺门，要是被盘问，他可以说是来买剃须刀片的，听着还像回事。

铺主刚点亮一盏悬挂着的油灯，它散发出一股虽然不洁，但不算刺鼻的气味。他也许有六十岁，身材单薄，弯腰弓背，鼻子长长的，给人以和蔼之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一双和善的眼睛。他的头发几乎全白，眉毛却依然浓密，仍是黑色。他的眼镜，他那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举动以及他身穿黑色丝绒旧夹克这几个特征，都让他模模糊糊有种睿智的样子，像个搞文学的，或者音乐家。他的话音柔和，似乎很憔悴，而他的口音跟大多数群众比起来，没那么土里土气。

“您还在人行道上时我就认出您了，”他马上说，“您是来买过小姐用记事本的那位先生。那种纸可真漂亮，真的。白条纸[7]，以前是这么叫的。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哦，我敢说有五十年没再生产了。”他从眼镜架上方瞄了一眼温斯顿，“您具体还想要点儿什么？或者您只是随便看看？”

“我路过这儿，”温斯顿含糊地说，“只是进来看看，没想专门要买什么。”

“也好，”那个铺主说，“因为我估计也没办法让您买到合适的东西。”他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他的掌心是绵软的。“您也看到是怎样的了，一间空铺子，可以这么说吧。这话我只跟您说，古董生意差不多算是到头了。没人买，也没存货了。家具，瓷器，玻璃——全慢慢坏掉了。当然，金属制品绝大多数都被回炉了，我好多年一件铜制蜡烛座也没见过。”

铺子里很小的空间竟然塞得满满的，让人不便走动，然而里面几乎没有一件值上一点小钱。地板上的地方很挤，因为靠墙一圈堆着不计其数的画框。橱窗里有一碟一碟的螺钉螺母，豁了刃的铅笔刀，指针根本走不了的失去光泽的手表，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无用物件。只是墙角那里的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堆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上了漆的鼻烟壶、玛瑙胸针之类——里面也许有些有意思的东西。温斯顿朝那张桌子走去时，他的眼睛被一个圆圆的、表面光滑的东西所吸引，它在灯光下幽幽发亮。他把它捡了起来。

那是块很重的玻璃，一面圆，一面平，几乎是个半球。那块玻璃在颜色和质地上，有种独特的柔和之感，像雨水那样。中心位置，有片被弧面放大的奇特东西，粉红色，形状复杂，能让人联想到玫瑰花或者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很着迷地问道。

“那是珊瑚，是的，”那个老头儿说，“肯定来自印度洋，他们把它嵌进玻璃里面。制造时间会在一百多年前，不过从样子看，还要更早些。”

“是件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

“是件漂亮的东西。”那个老头儿赞赏地说，“不过现在没几样东西可以这么形容了。”他咳嗽了一下。“这么着吧，您想买的话，给我四块钱就行了。我记得像这种东西，以前能卖到八镑，八镑是——唉，我算不出来了，但会是很多钱。可是如今谁又关心真正的古董？再说也没多少古董留下来了。”

温斯顿马上掏给他四元钱，把他看上的那样东西揣进口袋。它之所以吸引他，并非是它有多漂亮，而在于它拥有的那种外观，属于跟如今这个时代很不相同的某个时代。那种颜色柔和、雨水般的玻璃跟他见过的任何玻璃都不一样。这件东西特别吸引人的，是它显然毫无用处，不过他猜想以前肯定是当镇纸用。它放在口袋里很重，但幸好还没让他的口袋显得太鼓鼓囊囊。对党员来说，拥有这样一件东西是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正当，凡是旧的乃至漂亮的东西，总多少会令人生疑。老头儿在收到四元钱后，显然情绪更好些了，温斯顿意识到给他三元甚至两元他都会接受。

“楼上还有间房间您可能愿意看看，”他说，“里面没多少东西，只有几件。我们一起上楼的话，可以拿盏灯。”

他又点亮一盏灯，弯着腰慢慢在前面带路。走上陡峭破烂的楼梯后是一段狭窄的过道，然后进了一间房间。它不对着街边，而对着一个铺着鹅卵石的院子和一片烟囱丛林。温斯顿注意到里面的家具摆放得仍像有人住的样子。地上铺了一小片地毯，墙上挂着一两幅画，还有把又脏又破的高背扶手椅顶住壁炉放着。一架老式玻璃面时钟在壁炉台上滴滴答答走着，钟面分为十二格。窗户下边，一张很大的床占据了快四分之一的房间面积，床上还有床垫。

“我太太死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这儿，”老头儿不无歉意地说，“我在一件一件卖家具。那是张漂亮的红木床，或者说至少把上面的臭虫弄干净后算得上吧，不过我想您会觉得它有点儿太笨重了。”

他把灯高举着，好照亮整个房间。在温暖的暗淡灯光下，那房间看上去奇怪地令人向往。温斯顿的脑海里掠过一个想法，就是敢冒险的话，他大概可以一星期花几元钱租下这里。这是种不可能实现的离谱想法，他刚想到就放弃了。但那房间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怀旧的念头，一种年代久远的记忆。坐在那样一间房间里会有什么感觉，他好像完全明白：坐在熊熊炉火前的扶手椅里，脚放在壁炉挡板上，搁架上还有把烧水的壶——那是种绝对独处、绝对安全的感觉，没人监视你，没有声音缠着你，除了烧水壶的响声和时钟悦耳的滴答声，没有别的声响。

“没有电屏！”他忍不住低声说。

“啊，”老头儿说，“我这儿从来没那种东西。太贵，不管怎么说，我好像从来没觉着需要装那个。您看那边的墙角还有张不错的折叠桌，不过您要是想用边上的桌板，当然得换上新合页。”

另外一个墙角那里有个小书架，吸引温斯顿走过去，上面只有几本垃圾书。在群众居住的地方，对书本的查抄和销毁做得同样彻底。在大洋国内，几乎不可能找到一本印刷于一九六〇年以前的书。老头儿仍然用手举着灯，站在放在红木画框里的一幅画前，它挂在壁炉一侧，正对着床。

“喏，您要是刚好对旧版画感兴趣——”他小心翼翼地说。

温斯顿走过去细看那幅画。那是一幅钢雕版版画，画的是一座椭圆形建筑物，有着长方形的窗户，前方还有座小塔。那座建筑的周围还有栏杆，在它后面，还有似乎是一座雕像之类的东西。温斯顿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他对之似曾相识，但不记得有那座雕像。

“画框钉在墙上，”老头儿说，“不过当然我可以给您取下来。”

“我知道那座建筑，”温斯顿过了很久才说，“现在都成废墟了，它在正义宫外面的街道上。”

“没错，就在法院外面。它是在——哦，好多年前被炸掉了。它曾经是一座教堂，名叫圣克莱门特教堂。”他抱歉地笑了笑，像是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有点荒诞不经的东西。他又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什么？”温斯顿问道。

“噢，‘“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那是我们小时候念的押韵诗。往下的我不记得了，不过我确实还记得结尾：‘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是跳舞时唱的。别人把胳膊抬高让你穿过去，唱到‘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时，他们胳膊往下一压就把你卡住了。只是一些教堂的名字，伦敦所有的教堂都唱到了——也就是所有主要的教堂。”

温斯顿在茫然想着教堂是属于哪一世纪的。要想确定伦敦的建筑物是哪个时代的总是不容易的。凡是令人赞叹的大型建筑物，如果其外貌差不多够新，都会自动被声称建于革命之后，而凡是显然建于很久以前的，都会被归类为建于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被认为未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从建筑上学到的历史不会比从书本上学到的更多。雕像，铭文，纪念碑，街道名——一切可能揭示过去的都被有系统地更改了。

“我从来不知道它以前是教堂。”他说。

“有很多留了下来，真的。”老头儿说，“不过被用做其他用途了。哎，那首押韵诗是怎么念的？啊，我想起来了！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8]。’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喏，我记得的就这么多了。一法寻，那是种小铜币，看上去跟一分钱有点像。”

“圣马丁教堂在哪儿？”温斯顿问道。

“圣马丁教堂？它还在，在胜利广场，跟画廊在一块儿。就是前面有三角形柱廊，台阶很高的那幢建筑。”

温斯顿很熟悉那里。它是个博物馆，用来展览各种各样的宣传性物品——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缩微模型、展示敌人残暴行为的蜡像造型等等。

“它以前叫做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老头儿补充道，“不过我不记得那一带有什么田野。”

温斯顿没买那幅画，它是比那块玻璃镇纸更不合适拥有的东西，而且不可能拿回家，除非把它从画框上取下来。但他仍然多逗留了几分钟跟老头儿说话，得知他的名字不叫威克斯——人们有可能根据从铺子门面处的题字作此推论——而是查林顿。查林顿先生似乎是个鳏夫，年纪为六十三岁，住在那间铺子里已有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他一直想把橱窗上的名字改过来，但从未着手去做。他们谈话时，温斯顿的心里一直想着那首记得不清不楚的押韵诗。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说来奇怪，可是对自己念一念时，会有幻觉，似乎真的听到了钟声，那钟声属于失去的伦敦，然而那个伦敦仍在此处彼处存在着，被改头换面，也被遗忘了。从一个又一个鬼影般的尖塔那里，他似乎听到钟声在洪亮地鸣响。但就记忆所及，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听到过教堂钟声。

他告别查林顿先生，独自走下楼梯，好不让这个老头儿看到他迈步出门前，先要察看一下街道。他已经打好主意，再过一段适当间隔——比如说一个月——他会冒险再来这间铺子看一看。那也许比开小差不去集体活动中心更危险。单是买过日记本后，不知道那个铺主是否可以信赖，就又再来第二趟已经够蠢的了，然而——

对，他又想，他会再回来。他会再买一些美丽然而无用的东西。他会买下那幅圣克莱门特教堂的版画，把它从画框上取下来，藏在工作服的上衣里带回家。他会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里挖掘出那首诗的剩下部分。甚至租下楼上房间的疯狂念头也再次闪现在他脑海。也许有五分钟时间，兴奋感让他疏忽大意了，他没有先隔着橱窗往外看一看，就跨上人行道。他甚至即兴唱了起来：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

突然，他感到五内俱寒，魂飞天外。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人影正沿着人行道走过来，那时离他不到十米远。是小说司的女孩，黑头发的那个。天色正在变暗，然而仍能毫不困难地认出她来。她在直直盯着他的脸，然后又继续快步走着，似乎没看到过他。

有那么几秒钟，温斯顿吓得不能动弹。然后他向右转，脚步沉重地走开了，也暂时没注意到他走错了路。不管怎样，有个问题算是得到了澄清：那个女孩在监视他。这完全不再有疑问。她一定是跟踪他到这里的，因为如果说她在同一天晚上，来到离党员住处几公里远的同样一条无名小街上是碰巧，那就让人无法相信了。说是巧合就太离谱了。她是否真的是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或者只是个由好管闲事心理驱使的业余侦探，根本说来，那些都无关紧要。她在监视他这一点就够了，也许她也看到他进那个酒馆。

走路很费劲。每走一步，口袋里那块玻璃都撞击他的大腿，他有点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觉得肚里难受。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如果不能马上找到一间厕所，他就会死掉，但在这种地段没有公共厕所。后来阵痛过去了，留下了隐隐的痛感。

那条小街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住脚步，站立了几秒钟，茫然地想着该怎么办，然后他转身沿原路返回。转过身后，他心里突然想到那个女孩仅在三分钟前跟他擦肩而过，要是跑步，也许能追上她。他可以尾随她，一直到僻静处，然后拿一块鹅卵石砸烂她的脑袋，口袋里那块玻璃也够重，可以一用。但他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想一想就需要气力，也不可忍受。他跑不动，也没法砸她，再说她年轻而且精力充沛，能够自卫。他也想快些到集体活动中心去，然后待在那里直到关门，以此作为那天晚上不在别处的部分证据。但那也是不可能，一种要命的倦怠感控制了他，他只想尽快回到家里，坐下安静一会儿。

他回到公寓时已经过了二十二点，二十三点半总闸就会被关掉。他走进厨房，吞下了差不多一茶杯胜利杜松子酒。然后走向浅凹处的那张桌子，坐下来并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但他没有马上打开它。电屏里传出一个粗嗓门女声，在哇哩哇啦地唱一首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日记本的大理石纹封面，想对那声音充耳不闻，却做不到。

他们会在夜里来抓你，总是在夜里。正确的做法是在他们来抓你之前自我了断，无疑有些人正是这样做的，许多失踪事件其实都是自杀。然而在全然无望得到枪支以及任何速效万灵毒药的世界上，自我了断需要极大勇气。他有点震惊地想到，疼痛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就在需要做出某一动作时，身体总是变得失去活动能力，从而背叛了自己。如果动手动得够快，他也许能把那个黑发女孩干掉，然而恰恰因为所处的极度危险境地，他失去了行动的力量。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在遭遇危机时，要与之斗争的，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是现在，即使喝了酒，腹部的隐痛仍让他不可能进行连贯的思考。他意识到在所有表面上是英勇或者悲剧性的情况下总是如此。在战场上，在刑讯室，或者在一条正下沉的船上，你与之斗争的事情总是被忘却了，因为躯体成了重要的问题，直到最后成了唯一重要的问题。即使你没被吓瘫或者痛苦地号叫，生活仍是跟饥饿、寒冷或失眠一刻不停地斗争，还有跟胃酸或牙疼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重要的是记下点什么。电屏里的女声开始唱起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像有尖碴的碎玻璃片一样，插进了他的脑子。他努力回忆奥布兰的模样，日记是为他而写，或者说就是写给他的，然而他开始想象思想警察把他抓走后，他将遇到什么。如果他们马上处死他倒没关系，被处死在意料之中，但在死之前（没人说起过这些事，不过谁都清楚）一定要遍尝坦白时不可避免的一切：匍匐在地板上尖叫饶命，骨头被打断，牙齿被打落，头发一缕缕被鲜血染红。既然总是同样的结果，又何必非要承受这一切？为何不可以把你的生命缩短几天或者几星期？从未有人躲过侦察，从未有人不坦白。你控制不住犯了思想罪时，可以肯定的是某一天你必将被处死，然而为何那种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极度恐惧非要在未来等候着？

他又试着想起奥布兰的样子，这次成功了一点。“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奥布兰对他说过这种话。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或者说自以为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人们永远看不到，然而如果有先见之明，就能神秘地分享到未来。因为从电屏传来的声音在他耳边聒噪着，他无法顺着那个思路往下想。他抽出一根烟噙到嘴上，一半烟丝立即掉到他舌头上，那是种难以吐出的苦涩尘土。老大哥的面庞浮现在他脑海中，取代了奥布兰的脸庞。像前几天所做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看着它。那张脸往上盯着他，凝重，平静，警觉，然而在两撇黑色八字胡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微笑？像个沉重的不祥之兆，他又看到那几条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注释】

[1]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相关结构和语源请参考附录。——原注

[2] 圣塞巴斯蒂安（？——288？）：罗马警官，早期基督教徒，引导许多士兵信奉基督教，事发后皇帝命令以乱箭射之，侥幸不死，后被乱棒打死。

[3] B——B代表的是老大哥（Big Brother）两词的第一个字母。

[4] 马拉巴尔：位于印度东南部。

[5] 指一年一度牛津和剑桥两大学代表队在泰晤士河上进行的划船比赛。

[6] 三个金属球曾是当铺的标记。

[7] 一种有线条水印的白色书写纸。

[8] 法寻：英国旧时值四分之一便士的硬币。

第二部

1

这天上午过了一半时，温斯顿离开小隔间去上厕所。

从亮堂堂的长走廊那头，一个人影正向他走来，是那个黑头发女孩。自从那天晚上在杂货铺外面遇到她以来，已经过了四天。她走近时，温斯顿看到她的右臂挂着吊带，吊带跟她工作服的颜色一样，所以从远处看不出来。她大概是在转动某台大型搅拌机时压伤了手，小说的情节就是在那种搅拌机里“拟出初稿”的。在小说司，这是种常见事故。

他们相距也许有四米远时，那个女孩脚下踉跄一下，几乎是趴着摔倒了，并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肯定是摔倒时把受伤的胳膊压到了身子底下了。温斯顿马上停下脚步。那个女孩已跪起身子，她的脸变成了奶黄色，衬托之下，她的嘴唇显得更为红润。她在盯着他的眼睛看，她哀婉的表情看上去与其说像是出于疼痛，倒不如说是出于恐惧。

温斯顿的心里涌起一种奇特的情感。在他面前，是想置他于死地的敌人，但也是个活生生的人，由于骨折，正经历着疼痛。他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一步去帮助她，看到她跌倒并压在那只缠了绷带的手臂上时，他似乎也感到了疼痛。

“您受伤了吗？”他问道。

“没关系，只是胳膊疼，马上就没事儿了。”

她说，似乎内心很激动，面色绝对变得很苍白。

“您没跌伤哪儿吗？”

“没有，我没事儿。刚才那会特别疼，不要紧。”

她向温斯顿伸出没打吊带的左手，他拉着她站了起来。她的气色恢复了一点，看上去好多了。

“没关系，”她很快又重复道，“手腕被砸了一下罢了。同志，谢谢您！”

她说完就顺着原先走的方向继续走开，走得一样轻快，似乎真的一点事也没有。整件事前后不过半分钟。不在脸上流露出表情已成了本能般的习惯，再说这件事发生时，他们正好站在电屏前。然而不流露出片刻惊讶仍然很困难，因为在他拉着那个女孩的手帮她站起身的两三秒内，她往他手里塞了一样什么东西。毫无疑问，她是故意那样做的。那是个又小又平的东西。走过厕所门时，他把它转移到了口袋里，用指尖摸着它。那是个折成四方形的纸片。

站在小便池前时，他还是用手指摸索着把它展开了。显然上面写着什么信息。有那么一阵子，他忍不住想把它拿进格间，马上看看写的是什么，但那会是种蠢不可及的行为。他也很明白，比起别的地方，可以更有把握认为厕所格间里是一刻不停被监视着的。

他回到自己的小隔间坐了下来，随随便便把那张纸片跟别的纸片放在一起，然后戴上眼镜并把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五分钟，”他对自己说，“至少要等五分钟！”他的心脏在胸膛里可怕地扑通扑通跳动着，幸好他要做的工作只是一般性的，也就是改正一大串数字，不需要特别专心。

不管那片纸上写的是什么，它一定具有政治意义。就他所能想到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就是那个女孩是思想警察的特务，正如他担心的那样。他不明白思想警察怎么会选择以这种方式通知，但可能他们自有理由。纸上写的可能是个警告，一个传唤令，一个要求他自杀的命令，或者某种陷阱。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总出现在他脑子里，它更离谱一些，他想把它压下，却总是徒劳。这一可能，就是那张便条根本不是来自思想警察，而是来自某个地下组织。也许到底存在着兄弟会！也许那个女孩就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这个想法荒诞不经，但在他摸到手里那片纸的一刻，他脑子里就冒出了这一想法。几分钟之后，他才想到更接近事实的另一解释。即使是现在，虽然他的理智告诉他那张便条可能意味着死亡——然而他仍不相信。他不切实际的希望欲罢不能，心脏也在剧烈跳动。他对着口述记录器低声说话时，尽力控制住自己，不让声音发颤。

他卷起已经完成的一叠工作材料，投进了气力输送管。已经过去了八分钟。他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叹了口气，然后把另外一堆工作材料拉过来，那片纸就在最上面。他展平它，在上面，用很大的不规则字体写着：

我爱你。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他震惊得甚至没把这种足以定罪的东西扔进记忆洞。他真的往里面扔时，虽然很明白表现出太大兴趣是危险的，但还是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只是为了肯定上面写的确实是这几个字。

在这天上午剩余的时间里，他很难专心工作。比不得不专心干那些琐碎工作更难做到的，是掩饰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不让电屏看到。他感到腹内犹如火烧。去热气腾腾、人头涌动、声音嘈杂的食堂里吃午餐成了件折磨人的事。他希望午餐时间独自待一会儿，可倒霉的是那个蠢货帕森斯又蹿过来坐到他旁边，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汗味几乎盖过了炖菜的铁皮味，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为仇恨周作准备的事。他对于老大哥的纸制头像特别热心，头像的直径有两米宽，是他女儿所在的侦察队中队专门为仇恨周制作的。令人恼火的是，在喧闹嘈杂的说话声中，他几乎听不见帕森斯在说什么，所以要不时请他重复他那愚蠢的话语。他仅仅看到过那个女孩一次，是跟另外两个女孩在食堂那头的一张桌子前。她好像没看到他，他也没再往那个方向看。

下午还好过一些。午餐时间一结束，就来了件棘手的复杂工作，要费上几个小时来做，而且需要将别的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边。此项工作包括伪造一系列两年前的生产报道，以此来陷害一个如今失了宠的内党要员。这种事情是温斯顿擅长做的，在超过两小时的时间里，他成功地将那个女孩完全置于脑后。接着她的脸庞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随之而来的，是种不可忍受的强烈渴望，想独自待着。除非他能这样，否则不可能琢磨透这种新情况。这天晚上他要在集体活动中心度过，在狼吞虎咽地又吃了食堂里一餐无味的饭菜后，他赶紧去了活动中心，参加了看似严肃、其实愚蠢的“讨论组”，玩了两局乒乓球，喝了几杯酒，听了半小时名为“英社与象棋”的讲座。他心里烦得要命，但是他第一次没有想要躲掉晚上在活动中心活动的冲动。看到“我爱你”那几个字时，他心里涌起了活下去的渴望，去冒些小险的想法突然似乎是愚蠢的了。直到二十一点，当他已经回到家里并躺到床上时——在黑暗里，只要保持不出声，你甚至可以不受电屏的监控——他才能进行连贯的思考。

有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怎样跟那个女孩安排一次会面。他不再考虑她可能是为他设下陷阱的问题，他知道没这种可能，因为在递给他纸条时，她无疑情绪激动，显然已经吓得六神无主。对她来说这亦在情理之中。他根本没想过拒绝她的主动。仅仅五天前的晚上，他还想拿块鹅卵石砸烂她的脑袋呢。不过那不重要。他想起她那赤条条、朝气蓬勃的年轻躯体，正像梦中所见。他曾把她想象成和别人一样的蠢货，脑袋里塞满了谎言和仇恨，长着一副铁石心肠。想到可能失去她时，他陷入一种狂热的感情，那具白色而年轻的躯体可能从他身边溜走！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不尽快跟她联系上，她可能改变主意。但是安排见面的具体困难太大，就像下象棋时，要在已被将死的情况下再走一步。不管转向哪里，电屏总是面对着你。实际上，他在读完那张纸条后的五分钟内，就想到了能跟她取得联系的所有办法。在有时间思考的此时，他再次想了个遍，如同把一排工具摊放在桌子上。

显然，像上午那种路遇不能再来一次。她也在档案司工作的话，问题还可能相对简单些，但温斯顿对小说司在楼上哪一层只有很模糊的印象，而且没有去那里的借口。要是知道那个女孩在哪里住以及何时下班，可以设法在她回家路上的某个地方跟她见面，但尾随她回家的做法不安全，因为那就意味着在真理部外面游荡，必定会引人注意。至于通过邮局寄一封信则根本不可能，那照例根本无密可保，因为所有信件在邮寄途中都会被拆看。实际上只有很少人写信，偶尔需要传递信息的话，有种印有一长串短语的明信片卖，可以用笔画去不适用的短语。再说他也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更不用说她的地址。最后，他算定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如果他能够在她独自一人时坐到她那张桌子前——那张桌子要在食堂的中间，不要太靠近电屏，周围还要有声音够大的嗡嗡谈话声——这些条件如果都能满足比如说半分钟，他们就能交谈上几句话。

此后一星期，生活如同烦躁的梦境。第二天，直到他要走时，她才到食堂，哨声已经响了起来，大概她被调到了晚一点的另外一班。擦肩而过时，他们并未互相看一眼。第二天，她在通常时间到的食堂，不过是跟另外三个女孩坐在一起，而且正好在电屏下方。接下来是极其难熬的三天，她根本没出现过。他的全部身心，都好像被一种无法忍受的敏感所折磨，几乎什么也不能掩饰，那让他所做的每个举动、发出的每个声音、进行的每种接触，以及说出或听到的每句话都成为痛苦不堪的事。就连在睡梦中，温斯顿也无法完全忘记她的模样。那几天里，他没碰他的日记。如果有什么能让他得到解脱，那就是工作，他有时可以一口气忘我工作达十分钟之久。温斯顿完全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也无处可问。她也许已被蒸发了，也许已经自杀，也许已被发配到大洋国的另一端，而在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糕也是最可能的，是她也许只是改变了主意而已，决定躲开温斯顿。

最后，那个女孩又出现了。她的胳膊上不再挂着吊带，而是在手腕处贴了块橡皮膏。看到她让温斯顿如释重负，以至于忍不住直直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第二天，温斯顿几乎跟她说上了话。他走进食堂时，那个女孩坐在离墙很远的一张桌子前，那张桌前只坐着她一个人。当时还早，食堂里的人不太多。领午餐的队伍向前缓慢移动着，温斯顿几乎排到柜台前时，又被耽搁了两分钟，因为他前边的某个人抱怨没收到糖精片。然而在温斯顿拿到他的一盘饭菜后，那个女孩仍独自坐在那里。温斯顿装作漫不经心地向她走去，眼睛也装着在她那张桌子以外找地方。和她的距离可能有三米，只用两秒钟就能走到她那里。正在此时，温斯顿身后有人在喊：“史密斯！”他装作没听见。“史密斯！”那人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大了。没用。他转过身，一个发色金黄、一脸蠢相的小伙子在叫他，他叫威舍尔，跟温斯顿只是点头之交。这个小伙子正笑容满面地邀请他过去坐到他那张桌子的空位上。拒绝他并非安全之举，被认出后，温斯顿不能再去跟独自坐着的那个女孩坐到一起，那太引人注目了。他脸上带着友善的笑容坐下来。那个金发小伙子的一张蠢脸在对着他笑，温斯顿想象自己拿了把丁字镐挖那张脸。几分钟后，那个女孩所坐的桌子前就坐满了人。

但她肯定看到温斯顿曾经向她走去，也许会理解那种暗示。第二天，温斯顿专门去得早了些。一点没错，她差不多在同样位置的一张桌子前坐着，还是一个人。刚好排在他面前的那个人是个身材矮小、走路很快、长得像甲虫的男人，脸扁，眼睛极小而且多疑。温斯顿拿着托盘从柜台那里转过身时，看到矮个子男人正在向那个女孩坐的桌子笔直走去。他的希望再次沉了下去。远一点有张桌子上有个空位，但从矮个子男人的走路姿势看，他肯定会为了自己舒服而选择人最少的桌子。温斯顿跟在他后面，心里有种冰冷的感觉。除非他能单独跟那个女孩在一起，否则是没有用的。此时一声巨响，矮个子男人四肢着地趴到地上，他的托盘飞得老远，汤水和咖啡流淌了一地。他站起身，狠狠瞪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温斯顿绊倒了他。不过没关系，五秒钟后，温斯顿坐到了那个女孩所坐的桌子前，他的心脏在猛烈跳动着。

他没看她，而是马上摊开托盘里的午餐吃了起来。赶在别人到来前马上开口说话至关重要，但在这时，他陷入极度恐惧中。从她首次接近他以来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她会改变主意。她一定是改变了主意！这种事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要是没看到安普福斯——就是那位耳朵上长着很多汗毛的诗人——在端着托盘没精打采地踱来踱去想找地方坐，他可能临阵退缩，一句话也不说。安普福斯模模糊糊对温斯顿有好感，要是让他看到，他肯定会过来坐到这张桌子前。也许有一分钟时间可以行动。温斯顿和那个女孩都在慢吞吞吃饭，他们吃的是稀稀的炖菜，其实是菜豆汤。温斯顿低声说起话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抬头，而是不紧不慢用勺子把那种全是水的玩意儿舀到嘴里面。一勺勺吃着的间隙，他们不动声色地低声交谈，说了几句必要的话。

“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八点半。”

“我们去哪儿见面？”

“胜利广场，纪念碑旁边。”

“那儿到处是电屏。”

“人多就没关系。”

“用不用信号？”

“不用。除非你看到我在很多人中间，否则别走到我跟前，也别看我，在我附近就行了。”

“什么时候？”

“十九点。”

“好吧。”

安普福斯没看到温斯顿，他在另外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两人没有再说话。只要有两个人在同一张桌子前面对面坐着，就会避免互相注视。那个女孩很快吃完午餐走了，温斯顿没走，他抽了一根烟。

温斯顿在约定时间赶到了胜利广场，他在那根有凹槽的巨型圆柱基座附近来回走着。那根圆柱的顶端，老大哥的雕像凝视着南方的天空，第一空域之战中，他在那里击落过欧亚国的飞机（几年前是东亚国的）。圆柱前面的那条街上，有座骑在马背上的雕像，应该是奥利佛·克伦威尔[1]。十九点已经过去了五分钟，那个女孩还是没出现。温斯顿又陷入极度恐惧中。她不会来了，她改变了主意！他缓缓向着广场北边走去，因为认出了圣马丁教堂而感到一丝愉悦。那座教堂仍有大钟时，曾经鸣响：“你欠我三个法寻。”就在这时，他看到那个女孩站在纪念碑基座上，在读着或者假装读着盘旋而上贴在圆柱上的宣传画。人还没多起来就接近她是不安全的，教堂柱廊顶上的三角楣那里到处都安有电屏。但就在那时，左边某个地方传来人们的喊叫和重型汽车隆隆驶过的声音。突然，人们好像都在跑过广场，那个女孩也急忙敏捷地绕过狮子雕塑加入奔跑的人群中，温斯顿跟在她后面。奔跑时，从人们的大喊大叫中，他得知有一列装着欧亚国俘虏的车队正在经过。

广场南侧已是人头涌动。一般情况下，温斯顿是每次在混乱的人群中，都会自然而然被挤到外围的那种人，可他推搡着往人群中间一点点挤过去。不久，他跟那个女孩的距离就只有一臂之遥，却被一个膀阔腰圆的群众和一个跟他身材相当的女人挡住去路，那两人想来是夫妻，他们好像形成了一堵不可穿越的血肉之墙。温斯顿向旁边一点一点挪着，猛力想把肩膀挤到那两人中间。有那么一阵子，挤在那两个强健的臀部中间，他觉得自己的内脏好像被磨成了肉浆。接着他把身子挤过来，出了点汗。他到了那个女孩的旁边，他们肩并肩站着，眼睛都直盯前方。

一长列卡车在街上缓缓驶过，车厢四个角都有个面无表情、手握冲锋枪的看守立正站着。车厢内蹲着一些矮个子黄种人，身穿破旧的绿色军装。他们紧紧挤在一起，他们那带着苦相的蒙古人面孔往卡车两边盯着，一点好奇的样子也没有。时不时，卡车摇晃时，能听到金属的丁当撞击声：所有俘虏都戴着脚镣。一卡车一卡车愁苦的面孔过去了，温斯顿知道他们在车上，但他只是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那个女孩的肩膀，还有一直到肘部的右臂，都在紧贴着他的肩膀和手臂。她的脸颊和他贴近得几乎能让他感受到热气。像在食堂那次一样，她马上掌握局势，开始用上次那种不动声色的声音说话，嘴唇几乎没动，而只是种咕咕哝哝的声音，容易被淹没在鼎沸的人声和卡车的隆隆声中。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

“你星期天下午可以休息吗？”

“可以。”

“那你好好听着，一定要记住。去帕丁顿车站——”

她以一种让他吃惊的军事式精确，勾勒出了他要怎么去：坐半个小时火车，在车站外面向左拐，走两公里的路，穿过一道没了横梁的大门，走过一条野地里的小路、一条长满荒草的小径和一条灌木丛间的小道，然后找到一棵长着苔藓的死树——就好像她脑袋里有张地图。“你全记住了吗？”她最后低声问道。

“记住了。”

“你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然后再向左转。那道大门没了横梁。”

“记住了，什么时候？”

“十五点左右。你可能得等一会儿，我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你肯定都记住了吗？”

“对。”

“那你赶快离开我吧。”

她没必要对他说这个，然而当时他们无法从人群中脱身。卡车还在隆隆驶过，人们仍在不知满足地张着嘴观看。一开始有零星的几声嘘声，但那只是人群中的党员发出的，很快就没有了。人们的主要感情是好奇。外国人，不管来自欧亚国或是东亚国，都是种陌生的动物。除了以俘虏的样子出现，几乎一个也没见过。就算是俘虏，也只能短暂地扫上一眼而已。除了不多的几个被作为战争犯绞死，从来不知道别的俘虏下场如何。他们只是消失了而已，大概进了劳改营。蒙古人种的圆面孔之后，是更为欧洲化的面孔，肮脏，满面胡须，神情疲惫。那一双双眼睛从满是胡楂的颧骨上方盯着温斯顿的眼睛，有时奇怪地很专心地看着他，然后就望向别处。车队快过完了，最后一辆卡车上，他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浓密的灰色头发披散在脸前，直挺挺地站着，手腕在身子前方交叉，好像他习惯了双手被绑在一起。几乎已经到了和那个女孩分手的时间，但在最后一刻，当人群将他们重重包围时，她的手摸索到了他的，并紧握了一小会儿。

那不可能有十秒钟，然而他们的手好像在一起紧握了很久，让他得以了解她手上的每一个细节。他摸索着她长长的手指、外形美观的指甲、因为干活而长满老茧的手掌、腕部下面光滑的肌肉等等。尽管只是用手摸，但差不多等于眼睛也看到了。与此同时，他想到他不知道那个女孩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很可能是褐色的，不过黑头发的人有时会长着蓝眼睛。转过头看她会是蠢不可及的举动。他们的手仍扣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引人注目。他们平静地望向前方。不是那个女孩的，而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俘虏的眼睛，在透过一头乱发悲伤地注视着温斯顿。

2

温斯顿沿着小径一路走来，穿过了斑驳的光影组合。每当头顶上的树枝分开时，他踏进的是黄金洼。他左边的树林下方，盛开着欲迷人眼的蓝铃花。微风像在亲吻他的皮肤。这天是五月二日，从树林里更深的地方，传来了斑鸠的咕咕叫声。

他来得有点早，一路走来没费什么事。那个女孩显然经验丰富，他因此没那么提心吊胆，而一般情况下他可能会，大概可以相信她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般说来，你不能认为在乡下就一定比在伦敦安全得多。当然乡下没有电屏，可是总有危险，不知道哪里隐藏着话筒，你的声音会被拾音并辨认出来。再者，一个人出趟远门难以不被注意到。外出范围不超过一百公里，不需要在通行证上签注，但有时候火车站会有巡逻队，他们会检查在那里看到的任何一个党员的证件，还会问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但这次巡逻队没出现。走路离开火车站时，他小心翼翼地往后瞟着，以确定无人跟踪。火车上坐满了群众，因为夏天天气的缘故，车上一片欢乐的气氛。他所乘的那节木板座位的车厢里，满当当地坐了一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从牙齿掉光的曾奶奶到一个月大的婴儿，他们要花一下午时间去乡下看望他们的“姻亲”，还无所顾忌地跟温斯顿说他们要去黑市买点黄油。

那条小径变阔了，温斯顿很快就走上一条那个女孩跟他说过的人行小道，那只是条夹在灌木丛间的赶牛时走的小道。他没有手表，但是还不可能到十五点。脚下的蓝铃花繁茂得不免要踩上去，他跪下来采摘一些，一半是为了消磨时间，另外他还有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就是可以见面时献给那个女孩。他已经采了一大束。他正闻着那隐约的难闻气味时，背后的一声响动让他突然停了下来，一点没错，那是脚踩在树枝上的咔嚓声。他继续采摘着蓝铃花，这是最好的做法。可能是那个女孩，也可能他到底还是被跟踪了，往周围看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他采了一朵又一朵。有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

他抬起头，是那个女孩。她摇摇头，显然是警告他必须保持沉默，然后她拨开灌木丛，领他沿一条窄窄的小道往树林深处走去。显然她以前来过这里，因为她走路时似乎是习惯性地避开湿软的地方。温斯顿跟着她，手里还紧握着那束花。他的第一感觉是松了口气，他看着走在前面的她那强壮苗条的身体，那条鲜红色饰带紧得刚好能将她臀部的曲线显现出来，自惭形秽的感觉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甚至是现在，她如果转过身子看他，似乎很有可能仍会完全退却。宜人的微风和树叶的绿意令他气馁。从火车站那里走过来，五月的阳光已经让他感觉自己身上肮脏，而且上气不接下气。他是个室内动物，伦敦那混合着煤烟的空气已经渗进他的皮肤毛孔。他想可能直到现在，她大概仍然没有在光天化日下看过他。他们走到她说过的那棵倒下的树干。那个女孩跳过树干，在灌木丛中分开一条路，那里好像没什么入口。温斯顿跟着她走过去，发现他们站在一片天然形成的空地上，小小的土墩上长满了青草，周围是高高的小树，把它完全封闭起来。那个女孩停下脚步，转过身。

“到了。”她说。

他离她几步看着她，还是不敢向她再靠近些。

“我在那条小路上不想说话，”她又说，“以防那儿藏有话筒。我估计不会，不过也有可能，那些猪猡里的谁总有可能听出来是你的声音。我们在这儿没事。”

他仍然没勇气接近她。“我们在这儿没事。”他愚蠢地重复了一句。

“对，你看那些树。”那是细细的白蜡树，一度被砍掉了，后来又长成一带小树林，一律比手腕还细。“没有一根粗得可以藏进话筒，再说我以前也来过这儿。”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这时他向她走近了一些，她在他面前直直站立着，脸上带着微笑，看上去有一丝嘲弄的样子，似乎在纳闷他为何行动得这样慢。蓝铃花散落在地上，像是自己掉下去的。他握住她的手。

“你相信吗？”他说，“直到这会儿，我还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呢。”褐色的，他注意到了，是一种很淡的褐色，眼睫毛是黑色的。“你现在看到了我的真实长相，你受得了看我吗？”

“能，这不难。”

“我三十九岁了，有个无法摆脱的老婆，患静脉曲张溃疡，而且有五颗假牙。”

“我根本无所谓。”那个女孩说。

接着，也难说是谁采取的主动，她到了温斯顿的怀里。一开始，除了完全不敢相信，温斯顿没有别的感觉。那具年轻的躯体在紧搂着他，浓密的黑发贴着他的脸庞。好极了！她转过脸庞，他在亲吻那两片张开的红嘴唇了。她紧搂着温斯顿的脖子，她在叫他宝贝、心肝和爱人。温斯顿拉着她，让她躺倒在地上。她没有一丝反抗，他想对她怎么样都行。但事实上，温斯顿在肉体上没有感觉，只是单纯的触觉，只感到骄傲和难以置信。温斯顿因为发生了这件事而感到高兴，然而没有肉体欲望。它发生得太快了，她的年轻和美貌吓坏了他，他过分习惯于没有女人的生活——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那个女孩自己站了起来，从头发上扯下一朵蓝铃花。她挨着温斯顿坐着，手臂搂着他的腰。

“没关系，亲爱的，不用急，整个一下午全是我们的。这儿是不是个特别棒的藏身地？我是在一次集体远足迷路时找到的。有人来的话，隔着一百米就能听到。”

“你叫什么？”温斯顿问道。

“茱莉娅，我知道你的名字，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想在查清什么事方面，我比你强一点，亲爱的。告诉我，我递给你那张纸条前，你是怎么看待我的？”

“我极不喜欢看到你，”他说，“想对你先奸后杀。就在两星期前，我正儿八经想过用一块鹅卵石砸烂你的头。你要是真的想知道，我想象过你跟思想警察有联系。”

那个女孩开心地笑了起来，显然把这句话当成对她伪装高明的称赞之语。

“别又是思想警察！你不是真的那样想吧？”

“这个嘛，也许不是完全那样想。但从你的总体外表——只是因为你年轻、朝气蓬勃、身体健康，你也明白——我以为你大概——”

“你以为我是个好党员，言行纯粹，旗帜，游行，标语，比赛，集体远足——都是那些事儿。你还以为我要是有那么一丁点儿机会，就会把你当做思想犯揭发出来，从而把你消灭，对不对？”

“对，也就是那些。许多年轻女孩都那样，你也知道。”

“都是这个操蛋玩意儿闹的，”她说着把那条青少年反性同盟的鲜红色饰带扯下来，扔到一根树枝上。这时，好像碰到自己的腰部让她想起什么事情，她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小片巧克力，把它掰成两块，一块递给了温斯顿。甚至在他接过来之前，他就从气味上判断出那是种很少见的巧克力。它是黑色的，而且有光泽，用银纸包着。常见的巧克力是种淡褐色的脆玩意儿，味道正如人们所描述的，像烧垃圾的气味。但在某个时候，他尝过她给他的那种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他第一次闻到它的香味，就在他心里唤起了某种无法确定的记忆，那种记忆是深刻的，也令人不安。

“你从哪儿搞到的这玩意儿？”他问道。

“黑市。”她漫不经心地说，“其实我就是那种女孩，你看好了。我擅长玩游戏。我在侦察队当过中队长。我一星期三个晚上为青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工作，在伦敦到处贴他们那种胡扯淡的玩意儿，一贴就是几小时。游行时，我总是举着横幅的一端，总是看上去精神愉快，从来不推辞什么事。永远要跟大家一起大喊大叫，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第一小片巧克力已在温斯顿的舌头上融化了。它的味道很可口，那种记忆却仍然在他的意识边缘游移着，感觉强烈，但无法还原成一种明确的形象，如同眼角看到的东西一样。他把这种感觉从心里推开，只知道那是关于某个行为的记忆。他想弥补那个行为的后果，却做不到。

“你很年轻，”他说，“比我年轻十到十五岁，怎么会觉得我这样的男人有吸引力呢？”

“跟你的面容有关，我觉得我要冒冒险。我在发现谁是与众不同的人这方面很在行。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跟他们作对的。”

他们，她的意思似乎是指党，首先指内党。她谈论起他们时，带着不加掩饰的嘲笑和仇恨，这让温斯顿感觉不安，即使他知道不会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更安全。令他震惊的是她的语言之粗鄙。按说党员不应该说脏话，温斯顿自己也很少说，不管怎么样，而茱莉娅好像每次一提到党——特别是内党——的时候，就不能不用上在污水遍地的小巷墙壁上用粉笔写的那种话。对这点，他并非不喜欢，那只不过是她反感党及其种种行径的一种表示，而且不知为何，显得自然而又健康，如同一匹马在闻到不好的草料时，打了个响鼻一样。他们已经离开那片空地，在光影斑驳的树荫下散步。只要能并肩走路，他们的手臂都搭在一起。他留意到她的腰部在没了那条饰带后有多柔软。他们一直在压着嗓门悄声说话，茱莉娅说在空地外面最好悄悄走路。不久，他们到了小树林的边缘，她让他别再往前走。

“别走到空地上，可能有谁在监视，待在树后面就没事。”

他们站在榛树丛的树荫下，阳光经过无数树叶的过滤照在他们脸上，仍然感觉火辣辣的。温斯顿看着那边的原野，奇怪地心里渐渐有了种震惊的感觉，他认识这个地方。他知道这个地方的样子。这是块被啃噬得很厉害的古老草场，有条人行小径蜿蜒穿过，到处都有鼹鼠丘。对面参差不齐的树篱那里，榆树枝在微风的吹拂下，勉强能看到在摇动，上面的树叶在微微颤动，大团大团的，像是女人的头发。肯定附近某个地方有条小溪，还有鲮鱼在其中游着的绿色池塘。只是看不见而已。难道没有吗？

“附近难道没有一条小溪？”他低声说。

“没错，那边有一条，实际上就在那块地的边上。里面有鱼，很大的鱼。能看到鱼就浮在柳树下面的池塘里，摆着尾巴。”

“那就是黄金乡了——几乎是。”他喃喃地说。

“黄金乡？”

“没什么，真的。就是我有时候梦到的地方。”

“你看！”茱莉娅说。

一只画眉鸟飞到离他们不到五米远的一根树枝上，几乎跟他们的脸部在同一高度。也许它没看到他们，它在太阳地里，而他们在树荫下。它张开翅膀，又小心收好，接着猛然把头低下一会儿，似乎在向太阳行某种礼。接着，它开始啼唱出一连串的歌声。午后的静寂中，鸟啼声大得令人惊异。温斯顿和茱莉娅紧紧搂抱在一起，在着迷地听着。那啼唱声没完没了，唱了一分钟又一分钟，变化无穷，令人惊讶，而且一次也没重复，好像那只小鸟在从容展示它的完美技巧。有时它停了几秒，展开翅膀然后又收起，接着又鼓起它有斑点的胸部唱起来。温斯顿看着它，隐隐有了种敬畏之心。那只鸟是为谁、为何而啼唱？没有求偶对象，也没对手在看着它。是什么让它落脚到了这片偏僻的树林，然后向着空旷之处啼唱起来？他怀疑附近哪里到底还是藏了个话筒。他和茱莉娅只是在悄声说话，话筒拾不到音，然而会拾到画眉的啼叫。也许在设备的另一端，某个长得像甲虫的矮个男人正专心听着——听到的却是鸟鸣。然而渐渐地，那不绝的啼唱声让他脑子里什么都不再思考，似乎它是种液体东西，和树叶过滤下来的阳光混合在一起，全倾泻在他身上。他停止思考，只是去感觉。那个女孩的腰部在他臂弯里感觉柔软温暖。他把她的身子转过来，好让他们面对面。她的身体好像融进了他的，不管温斯顿把手放到哪儿，她的身体都像随物赋形的水一样。他们久久吻在一起，跟他们早些时候笨拙的亲吻很不一样。停止接吻后，他们都深深叹了口气。那只鸟儿受到惊吓，翅膀一振便飞走了。

温斯顿把嘴唇贴近她的耳朵。“现在。”他悄声说。

“别在这儿。”她也悄声说，“回到那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安全些。”

他们很快又穿过树林，回到那片空地，偶尔踩断一两根小树枝。走到小树环绕的那片空地后，她转身面对着他。他们都呼吸急促，然而她的嘴角又现出微笑。她站在那里看了温斯顿一会儿，然后摸到自己工作服上的拉链。真是好极了！几乎跟温斯顿的梦境一模一样，几乎跟他想象的一样迅速，她一把扯下衣服。把衣服扔到一边时，动作也一样优雅无比，似乎整个一种文化被摧毁了。她的躯体在太阳地里闪着白色光芒。他的眼睛紧盯着那张有雀斑的脸庞，上面带着淡淡的、无所顾忌的笑容。他跪下去，握住了她的手。

“你以前也这么过吗？”

“当然，几百次——噢，几十次总有了吧。”

“跟党员？”

“当然，总是跟党员。”

“跟内党党员？”

“不跟那些猪猡，从来没有过。不过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半点儿机会就会，他们可不像装扮的那样神圣。”

温斯顿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她已经做过几十次了，他希望会是几百次、几千次。凡是暗示堕落的事，总让他的心里充满狂想。天晓得，也许党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艰苦生活和克己奉公的极力鼓吹只是为了掩盖罪恶的假象而已。如果温斯顿能向他们的许许多多人传染上麻风或梅毒，那他会极其愿意去做！凡是能起到腐化、削弱和破坏作用的事情都行！他把茱莉娅拉了下来，他们面对面跪在那里。

“听着，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完全明白。”

“我恨纯洁无瑕，我恨品质优良！我不想看到任何地方存在任何德行，我想看到人们都堕落到了骨头里。”

“这样的话，我应该是适合你的了，亲爱的，我堕落到了骨头里。”

“你喜欢这个吗？我不是说仅仅跟我，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

“极其喜欢。”

那是他最想听到的，不仅爱某个人，而且是那种动物本能，那种简单的、人人皆存的欲望，那是种能将党摧毁于无形的力量。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就在掉落的蓝铃花中间。这次没遇上困难。不久，他们的呼吸恢复到了正常频率。带着愉快的无助感，他们的身体分开了。他伸手把扔在一旁的那件工作服拉过去给她盖上了一点。他们几乎马上就睡着了，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温斯顿首先醒来，他坐起来看那张长有雀斑的脸庞。她仍在安详地睡觉，头枕在手掌上。除了嘴唇，她不能说漂亮。仔细看的话，能看到她眼角有一两道皱纹。她一头短短的黑发特别浓密，特别柔软。他想起自己仍不知道她姓什么，以及住在哪里。

那年轻强壮的躯体此刻正无助地睡着，在他心里唤起一种怜悯的、要将其保护的感情。但那种不思不想的亲切感仍未完全重现，那是他在榛树下听画眉鸟唱歌时所感到的。他把她的工作服拉开，仔细看着她那光滑的白色腰腹。他想，在过去，男人看着女人的躯体，看得产生了欲望，就这么简单。如今却既没有纯粹的爱，也没有纯粹的肉欲，没有一种情感是纯粹的，因为一切都混合了恐惧及仇恨。他们的拥抱就是场战斗，高潮就是胜利。是向党的一击，是政治行为。

3

“这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茱莉娅说，“藏身处通常用两次还安全，不过当然要隔上一两个月。”

她一醒来，举止立刻变了个样，变得机警而且有条理。她穿上衣服，把那条鲜红色饰带在腰间打了个结后，就开始安排回去怎么走，把这些留给她安排好像很自然。她显然有种机变处事的能力，这是温斯顿所缺乏的。茱莉娅似乎对伦敦周围的乡下了如指掌，那积累自无数次集体远足。茱莉娅跟他说的回家路线跟他来时走的很不一样，他要在另外一个火车站下车。“回家时走的路，永远不要跟出来时是同一条。”她好像是在宣布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她会先走，温斯顿等半个小时后再走。

茱莉娅说了个他们下班后可以见面的地方，是在四天后。那里位于贫民窟，有个露天市场，一般情况下总是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她会在摊点间转悠，装着在找鞋带或者缝衣线。如果茱莉娅认为平安无事，会在他走近时擤一下鼻子，否则他就和她擦肩走过，装作互不相识。但如果运气好，他们可以在人群中谈上一刻钟话，安排下次会面。

“现在我得走了。”温斯顿一明白给他的指示后茱莉娅就说，“我应该在十九点半回去，我一定要在青少年反性同盟那里花两个小时，要么散发传单，要么干别的事。是不是很操蛋？请你帮我把身上拍一拍。我头发里有没有小树枝？你肯定吗？那么再见了，亲爱的，再见！”

她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几乎是猛烈地吻他。过了一会儿，她在小树苗中拨开一条路，便消失在树林中，弄出的声响很小。即使到这时，他还是不知道她姓什么，在哪里住，但这无所谓，因为不可能想象他们能在室内见面，也不可能有什么文字交流。

事实上，他们从未再去过那片林中空地。五月份，他们只有另外一次机会真正做了爱，是在茱莉娅知道的另一个很好的藏身之所，在一间废弃教堂的钟楼上。那里三十年前挨过原子弹，周围几乎完全荒废，只要能去，倒是个很好的藏身之所，但路上很危险。其他时间里，他们只能在街上见面，每天傍晚换个地方，而且每次见面从来不超过半小时。一般情况下，在街上可以勉强谈话。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算是并排走，从不互相看。他们进行有一句没一句的奇特交谈，如同灯塔光柱的一闪一灭。接近身穿党员制服的人，或者到了电屏附近时突然打住话头，保持沉默，然后几分钟后接上没说完的那句继续说。到了商量好的地点突然中断谈话，第二天几乎不需要开场白就接着往下说。茱莉娅好像很习惯进行这种谈话，称之为“分期谈话”。她擅长说话时不动嘴唇，令人吃惊。在几乎有一个月之久的傍晚会面中，他们只接过一次吻。那次，他们正在一条小街上走着（在大街以外的街上，茱莉娅从来不说话），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大地在震动，空中一片黑烟。温斯顿发现自己侧躺在地上，皮肤擦伤了，吓得要命。一发火箭弹肯定落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突然，他看到离他几厘米外的茱莉娅的脸庞，死一般苍白，连她的嘴唇也是苍白的。她死了！他紧紧抱着她，却感到亲吻的是一张活人的温暖面庞，然而有些粉末之类的东西进到他嘴里。他们两人的脸上，都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泥。

有几个晚上，他们到达约会地点后，却不得不连个信号也没打就擦肩而过，那是因为有支巡逻队正好从街角转过来，或者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头顶盘旋。就算没那么危险时，仍然难以挤出时间见面。温斯顿一星期工作六十个小时，茱莉娅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一些，他们的休息日则根据工作紧迫度调整，不一定是哪天，不能经常凑到一起。不管怎样，茱莉娅很少有哪个晚上完全空闲。她把令人吃惊的大量时间花在像听讲座、游行、散发青少年反性同盟的宣传品、为仇恨周准备旗帜、为节约运动收捐款之类的事情上。她说那都值得，是伪装，遵守一些小条条，就能违犯一些大框框。她甚至说服温斯顿牺牲一晚上时间去报名参加兼职军火生产工作，那都是党员积极分子自愿参加的。所以温斯顿每星期有一个晚上要烦得要命地花上四小时，把小金属块用螺丝拧在一起，大概是用来做炸弹的引信的。干活的车间里过堂风很大，光线不足，锤子声跟电屏里的音乐声混在一起，令人生厌。

在教堂的塔楼里相见时，他们又补上了零零碎碎谈话的断茬。那是个炎热的下午，在大钟上面的小方屋子里，空气闷热且不流通，鸽子粪臭气熏天。他们坐在满是灰尘、遍布小树枝的地板上一谈就是几小时，还要不时透过瞭望孔往外看，以确保没人来。

茱莉娅二十六岁，跟三十个女孩住集体宿舍（“总是生活在女人的臭味当中！”她补充道）。她的工作，正如温斯顿已经猜到的，是负责小说司的一部小说写作机。她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主要是开动并维护一台功率很大、难以侍弄的电动马达。她“不算聪明”，却喜欢动手，机械方面是行家里手。她说得清楚生产一部小说的全部流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布总指令到由重写组进行最后的润色。但她对最终的成品不感兴趣，按她的话说，是“不怎么喜欢读书”。书籍只是种必须生产出来的日用品，如同果酱或者鞋带。

她不记得六十年代初之前的事，认识的唯一一个经常说起革命前生活如何如何的人是她爷爷，在她八岁时就失踪了。上学时，她当过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过体操比赛的奖杯。她当过侦察队的中队长，加入青少年反性同盟前，当过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她一贯表现出过硬的素质，甚至被选中（那是名誉很好的标志，绝对可靠）在色情科——小说司下面的一个科——工作，这个科负责生产出低级下流的黄色书籍在群众中发行。据她说，这个科被其工作人员起了个绰号叫“粪坑”。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帮助生产用密封套封起来的小册子，有着像《过瘾故事》或《女校一夜》这种书名。群众里的青年偷偷摸摸地购买，觉得自己在购买某种违禁品。

“那些书是写什么的？”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垃圾到了极点，都很没劲，真的。情节总共只有六种，不过他们把这几种情节翻来覆去地用。当然，我只是在小说写作机上工作，从来没在重写组干过。我文笔不行，亲爱的——根本不够格。”

他惊讶地得知，色情科里所有工作人员除了科长都是女孩子。有种说法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的更难控制，因此男人受到所经手的淫秽作品腐蚀的危险更大。

“他们甚至不喜欢结了婚的女人在那儿工作，”她又说，“女孩子总被认为很纯洁，可是不管怎样，我不算。”

她第一次跟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跟一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为避免被捕而自杀。“干得也很漂亮，”茱莉娅说，“要不然在他坦白时，他们会从他嘴里知道我的名字。”在那以后，她还跟别的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生活在她看来很简单：你想开开心，“他们”——指的是党——不想让你开心，你就尽量去违反规定。她似乎觉得“他们”会力图剥夺你的快乐，就跟你力图不被抓到一样，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她仇恨党，而且是以最粗俗的语言说出来，但她也并非一切看不顺眼。除了触及到她个人生活，她对党的教义没兴趣。他注意到除了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她从不使用新话的词语。她从未听说过兄弟会，也不相信其存在。在她看来，凡是针对党的有组织反抗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而且是愚蠢之举，聪明的做法是违反规定，同时也保住脑袋。他不知道年轻一代中还有多少人像她那样——在革命的天下长大，对别的一无所知，接受党就像接受天空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不去对抗它的权威，只是躲避它，就像兔子会躲避狗一样。

他们没讨论过有没有可能结婚这个问题，那太遥不可及了，不值得去想。即便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有办法摆脱，也想象不到哪个委员会批准这样一桩婚姻，连做梦都别想。

“你老婆是什么样的？”茱莉娅问道。

“她是——你知不知道新话里有个词叫‘思想好’，意思是生来正统，不会产生坏想法？”

“不，我不知道那个词，不过我认识那种人，认识得够多的了。”

他开始讲起有关他婚后生活的事，然而很奇怪的是，茱莉娅好像已经了解这种生活的基本内容，好像她已经看到过或者感到过一样，她开始向温斯顿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她的身子就变得僵硬，还有即使她的手臂紧搂着他，她仍好像在全力推开他的样子。跟茱莉娅在一起，他感到说起这种事情没有一点困难：不管怎样，关于凯瑟琳的记忆早已不再是痛苦的了，而是变得令人不快。

“要不是因为那件事，我本来还能忍下去。”温斯顿说。他告诉她凯瑟琳每周同一天晚上强迫他来一遍的令人沮丧的仪式：“她很不喜欢那样，可是怎么样也不能让她停下来不做。你永远猜不到她怎样称呼它。”

“我们对党的义务。”茱莉娅马上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上过学，亲爱的。对十六岁以上的学生每周一次性教育，青年团里也有。他们花很多年时间把它强灌进人们的脑子。我敢说在很多人身上是奏效了。当然这永远也说不准，人们总是很虚伪。”

她开始就这一话题发了番议论。在茱莉娅眼里，一切以她自己的性欲为出发点。一谈到这个问题，她就有极为敏锐的看法。跟温斯顿不一样，她了解党的禁欲主义的内在含义：不仅因为性本能会造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那是党无法控制的，因而可能的话，一定得把它消灭掉，更重要的，是性压抑能导致歇斯底里，这求之不得，因为它能被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她是这样说的：

“你做爱时，耗尽了全部力气，然后你感到愉快，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不能忍受你有这种感觉，他们想要你时时保持精力充沛。所有那些来来去去的操练、欢呼、挥舞旗帜等等，都无非是另外的性发泄方式。如果你内心感觉愉快，你干吗还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会以及所有别的操蛋玩意儿激动？”

一点没错，他想。禁欲和政治正统性之间有着直接和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党想把党员们的恐惧、仇恨和理智尽失的轻信保持在合适水平，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并把它转化成驱动力，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性冲动对党危险，党对之加以利用。他们对父母本能也照此处理。家庭无法在事实上被消灭，人们甚至被鼓励以差不多古已有之的方式钟爱他们的孩子。另一方面，孩子被有系统地改造得与其父母为敌，被教导监视其父母，并揭发他们的越轨行为。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延伸物。这样，每个人就会被十分了解他们的告密者日以继夜地包围。

他的思绪突然又转回到凯瑟琳身上。如果她没有愚蠢得察觉不到他的观念不合正统，无疑会向思想警察检举他。然而此刻让他想起凯瑟琳的，是那天下午令人窒息的燠热，他额头上因此冒出了汗珠，他开始向茱莉娅讲述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或者说，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那也是在一个闷热的夏天下午，十一年前的事了。

那发生在结婚后三四个月，他们在去肯特郡的一次远足中迷了路。他们只落后其他人一两分钟，却转错了向，不久发现走到一个老白垩采石场的边缘，前无去路。边缘离底部的垂直高度有二三十米，底下全是大石头。他们看不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凯瑟琳一意识到他们迷了路，就显得特别不安，离开闹哄哄的那群人哪怕只是一会儿，也让她有种做错事的感觉，想尽快沿原路返回，然后向别的方向寻找。但就在那时，温斯顿注意到他们脚下悬崖的裂缝里有几丛黄连花，其中一丛有两种颜色，品红和砖红，显然长在同一条根上。他从未见过那种黄连花，就叫凯瑟琳也过去看。

“你看，凯瑟琳！你看那些花，靠近底下的那一丛，你看到它们是两种不同颜色的吗？”

她已经转过身走了，但还是很不情愿地走回来待了一会儿。她甚至在悬崖上往前倾着身子看他手指的方向。他在她身后不远处站着，用手扶着她的腰。此时，他突然想到他们有多孤单，一个人也看不到，没有一片树叶在颤动，没有一只小鸟在啼叫。在这种地方，不大可能哪里藏有话筒，而且就算有，也只能拾音而已。那是下午最热、最让人想睡觉的时候，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们，汗水在他脸上流着，痒痒的。他想到……

“你干吗不猛推她一下？”茱莉娅说，“换了我就会。”

“没错，亲爱的，你会。如果当时的我是像现在这样，我也会。要么说，我也许会——我不敢肯定。”

“你是不是后悔没干？”

“对，总的说来，我后悔没干。”

他们挨着坐在落满灰尘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向自己，她的头靠在他肩膀上，她头发里好闻的气味盖过了鸽子粪味。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还有点期盼，她不理解把一个碍事的人推下悬崖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其实那也无济于事。”他说。

“那你干吗后悔没干？”

“我只是喜欢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处事方式。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中，我们无法取胜。以某些方式失败比以别的方式失败要好一些，如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不同意地扭动了一下。每次他说出这种话时，她总是跟他意见相左，她接受不了个人总会被打败是条自然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意识到自己劫数已定，或早或晚，思想警察会抓到并处死她，然而在她另一半心思中，她相信不管怎样，有可能构建一个秘密世界，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其中生活，需要的只是运气、计谋和胆量。她不理解不存在幸福这回事，不理解唯一的胜利是在遥远的将来，在你死后很久，不理解从你向党宣战的那一刻起，你最好想象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还没死呢。”茱莉娅倒是实话实说。

“不是说在肉体上，那要再过半年，一年——五年，可以想象能再活那么久吧。我不怕死。你年轻，所以你大概比我更害怕死。显然我们会把死亡尽量往后推，但效果极其有限。只要人类仍然保持人性，生和死便是同等的事情。”

“哦，废话！我跟骷髅，你更想跟哪个睡觉？你觉得活着不好吗？你来感觉一下：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有形的，活着的！你难道不喜欢这样？”

茱莉娅的身子转过来，把胸膛紧紧贴着温斯顿。透过工作服，他能感觉到她的乳房，成熟但仍坚挺。她的身体好像在把青春和活力倾注进他的体内。

“是的，我喜欢。”他说。

“那就别说死了。听着，亲爱的，我们要定好下次见面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回到树林里的那个地方，好久没去了。不过你这次去，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我全计划好了，你坐火车——哎，我还是给你画出来吧。”

她以那种实际作风，很老练地用手聚拢了一小方块灰尘，用一根从鸽子窝里拿的树枝，开始在地板上画地图。

4

温斯顿环视着查林顿先生楼上那个破破烂烂的小房间。窗户旁边，那张特大的木床已经铺好，上面放着破旧的毯子和没盖枕巾的长枕头。那座有十二小时刻度的时钟在壁炉台上滴滴答答走着。墙角那张折叠桌上，放着上次来时买的那块玻璃镇纸，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幽幽闪着光。

壁炉挡板那里，有个破旧的铁制油炉，一口深底锅，还有两只杯子，是查林顿先生提供的。温斯顿点着油炉并把一锅水放到上面去煮，他带来了满满一信封胜利咖啡和一些糖精片。时钟指针指向七点二十，其实是十九点二十，她将在十九点半到。

愚蠢啊愚蠢，他心里一直在说：这是明知故犯、无缘无故、自寻绝路的愚蠢，在党员能犯下的所有罪行里，数这种罪行最不可能掩盖。实际上，他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是在看到折叠桌面反射出的那块玻璃镇纸的样子时。不出所料，查林顿先生很爽快地把房间租给了他，他显然为能赚到几元钱而高兴。弄清楚温斯顿租房间是为了跟情人幽会后，他也没有流露出震惊或者令人反感的心照不宣的模样，而是目光前视，泛泛而谈起来，带着一种微妙的神色，给温斯顿造成的印象是他已经变得处于有形与无形之间。他说独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谁都希望有地方让他们可以偶尔独自待一下。他们有了这么一个地方时，对任何一个知情人而言，不再外传是唯一有礼貌的做法。他甚至又加了一句，说那幢房子有两个入口，其中之一穿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说话时，他好像几乎就要隐身不见了。

窗户下边有人唱歌，温斯顿从挡得严严实实的平纹布窗帘后向外偷看。六月的太阳离下山还很早，楼下洒满阳光的院子里，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脚步通通响地来回于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正在往绳上夹一溜四方形的小片东西，温斯顿认出那是尿布。那个女人结实得像根巨大的圆柱，长着肌肉结实的红色手臂，腰上系了一条粗麻布围裙。只要嘴里没噙着衣服夹子，她就会用浑厚的女低音唱道：

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

就像四月天般易逝。

但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和唤起的梦啊，

已经把我的心儿窃取！

过去几周里，伦敦到处能听到这首歌，它是音乐司之下某个科为群众出版的无数类似歌曲中的一首。谱写这些歌曲时，完全不用人动手，而是由一部韵曲机写出来。然而那个女人能把它唱得悦耳动听，以至于把那种臭大粪的东西变得几乎可以称得上悦耳。他能听到那个女人的歌声，她的鞋子走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刺耳声音，还有街上小孩子的哭喊声，远处还隐隐传来隆隆的汽车声，但房间里似乎安静得出奇，那是没有电屏的缘故。

愚蠢，愚蠢，愚蠢啊！他又想。不可想象他们一连几周都来这个地方而不被抓到，然而对他们两人来说，有个完全属于他们的，在室内而且近在咫尺的藏身之处，这种诱惑太大了。去过那个教堂钟楼后，有段时间他们没办法再安排会面。为迎接仇恨周的到来，工作时间大大延长。距仇恨周还有一个月时间，但是随之而来的规模宏大而且复杂的准备活动让每个人都必须加班。终于，他们等来了两人都不用上班的一天下午，他们商量过要再去树林里的那块空地。之前一天的傍晚，他们在街上短暂地见了一面。他们在人群中向着对方渐渐走近时，温斯顿照例几乎不怎么看茱莉娅的脸庞，但在很快瞟了她一眼时，发现她的脸色比平时更为苍白。

“全吹了，”在觉得安全时，她马上低声说，“我是说明天。”

“什么？”

“明天下午我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

“哦，还是那个原因，这次提前了。”

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感到火冒三丈。认识茱莉娅之后的那个月里，他对于她的欲望性质改变了。一开始，这种欲望中真正性欲的成分很少。他们第一次做爱只是种兴之所至的行为，然而第二次以后变了。茱莉娅头发的气味、嘴里的味道、皮肤的触觉似乎已经进入他的内心，或者说进入他周围的空气中。她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必需物，他不仅想拥有她，而且觉得有权拥有她。茱莉娅说她没法去时，他有种被她欺骗的感觉。但就在此时，人群把他们推到一起，他们的手无意中碰到了。茱莉娅把温斯顿的指尖很快地握了一下，好像那唤起的并非是肉欲，而是爱意。他突然想到男人跟女人一起生活时，像这种感到失望的情形肯定属于正常，一再出现。他突然陷入一种发自内心的柔情中，以前他对茱莉娅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他希望他们是已经结了十年婚的夫妻，希望他和她是在大街上一起走着，就像那时候一样，然而是正大光明、无所恐惧的，说无关紧要的话，买零零碎碎的家庭用品。他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地方让他们可以不受打扰地待在一起，也不用感到每次非得做爱不可。那天之后的第二天而不是当天，他想到可以租下查林顿先生的房间。向茱莉娅提议时，出乎意料的是她欣然同意。他们两人都明白那是种疯狂而且愚蠢的行为，好像他们故意向自己的坟墓迈近了一步。他坐在床边等待时，他再次想到仁爱部里的牢房。那种注定降临的可怖之事会在一个人的意识里进进出出，这堪称怪事。它就在那里存在着，在未来某个时候，在死亡之前，就跟九十九之后是一百一样绝无差错。你不可能避开它，但有可能把它往后推，然而恰恰相反，人们会时不时在清醒状态下故意缩短这段时间，令其提前发生。

这时，楼梯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茱莉娅突然进了房间。她挎了个棕色粗帆布工具包，就是他有时看到她在部里上下班挎着的包。他向前一步，想把她抱到怀里，她却很着急地挣开，部分原因是她还挎着工具包。

“等会儿，”她说，“给你看看我带了什么来。你有没有带那种垃圾胜利咖啡过来？我想你会。你可以把它扔掉，因为我们不需要了。你看。”

茱莉娅跪在地上一把扯开袋子，把放在上层的扳手和螺丝刀掏出来。下层是几个漂亮的纸包，她递上的第一个纸包有种模模糊糊的熟悉感觉，里面装的是某种沉甸甸、沙子一样的东西，摸起来很松软。

“是糖吗？”温斯顿问。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这儿还有块面包——正宗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操蛋玩意儿——还有一小罐果酱，这儿还有一听牛奶——你看！这是我最得意的东西，我非得包上一点帆布，因为——”

不过茱莉娅不需要告诉温斯顿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那种气味已经弥漫在整个房间，一种很浓烈的气味，似乎散发自温斯顿的童年早期，但即使在如今，也的确偶尔会闻到。在某间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前，这种气味会从过道飘来，或者在人群里神秘地弥漫，有一阵子能闻到，然后又闻不到了。

“是咖啡，”他低声说，“真正的咖啡。”

“内党党员喝的咖啡，这儿有整整一公斤。”

“你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

“都是内党党员用的，那些猪猡一样也不缺，没有一样。不过当然还有服务员、仆人以及能偷到东西的人们会有，还有呢——看，我还弄来了一包茶叶。”

温斯顿在她身边蹲下来，把一个小纸包撕开一角。

“是真正的茶叶，不是黑刺莓叶。”

“最近的茶叶很多，他们攻下了印度还是哪里。”她含含糊糊地说，“可是听着，亲爱的，我要你转过身，三分钟别看我。你过去坐在床那边，别太靠近窗户。我叫你转身你再转身。”

温斯顿心不在焉地透过棉布窗帘往外看。下面的院子里，那个红胳膊女人仍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阔步来回。她从嘴里又取下两个夹子，带着深沉的感情唱道：

他们说时间可以愈合一切，

说你早晚都会忘完。

但是多年前的笑容还有泪水，

仍把我的心儿给搅乱！

她好像已经把整首愚蠢的歌曲了记于心。她的声音和着怡人的夏日微风往上飘扬着，很悦耳，饱含感情，有种半是快乐半是忧郁的味道。人们对她会有种感觉，就是如果夏日傍晚无穷无尽，衣物也取之不完，即使让她那样待上一千年边夹尿布边唱垃圾歌曲，她也会很满足。他突然想到，他从未听过党员一个人自发性地唱歌。这件事说来奇怪，那种行为好像多少有点非正统，是种危险的怪癖，如同自言自语。也许只是当人们接近饿肚子时，才会去歌唱。

“你可以转过身了。”茱莉娅说。

温斯顿转过身，有那么一秒钟，几乎没能认出她来。实际上，他本以为会看到她赤身裸体，然而不是。那种转变比看到她赤身裸体更让人吃惊：她化了妆。

她肯定是溜到群众住处的某间铺子里买了一整套化妆用品。她的嘴唇涂得鲜红欲滴，脸颊搽了胭脂，鼻子上也扑了粉，甚至眼睛下边也不知用什么描了描，让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她的化妆技巧并不高明，而温斯顿在这方面的欣赏标准也不高。他从未看到或想象过女党员的脸上会用上化妆品。化妆后，她的容貌不知好看了多少。就那样，在合适的地方描上几笔，她漂亮了许多，最重要的是，更有女人味了。她的短头发和男孩式的工作服更是强化了这种效果。他把她搂到怀里时，一股合成的紫罗兰气味蹿进他的鼻孔。他想起那间地下室厨房里半明半暗的感觉，还有那个女人洞穴般的嘴巴。那个女人用的是同样的香水，但在此时，这好像也不重要了。

“还用了香水！”他说。

“对，亲爱的，还用了香水。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吗？我要找来一件连衣裙穿上，而不是这种操蛋的裤子。我要穿丝袜，还有高跟鞋！在这房间里，我要做个女人，而不是党员同志。”

他们扯掉身上的衣服并爬到那张特大的红木床上。这是他首次在她面前脱光衣服，在此之前，他一直为自己苍白而瘦削的身子、小腿肚上的静脉曲张和脚踝上方变了颜色的那一块感到很难为情。没有床单，他们躺在其上的毯子尽管破旧，但是平滑。那张床的宽度及弹性让他们两人都很吃惊。“里面肯定长满了臭虫，可是谁会在乎呢？”茱莉娅说。除了在群众的家里，人们现在是看不到双人床了。温斯顿小时候偶尔睡过，茱莉娅就记忆所及，从未睡过双人床。

很快，他们在那里躺着睡了一小会儿。温斯顿醒来时，那座时钟的指针已经溜到差不多九点的位置。他没有动，因为茱莉娅头枕在他的臂弯上睡着了。她脸上化妆品的绝大部分都蹭到了温斯顿的脸上或长枕头上，一道浅浅的胭脂仍让她的颧骨显得美丽。夕阳的一道黄色光线照射在床腿上，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已经沸腾。下面院子里，那个女人已经不再唱歌，街上却仍然隐隐约约传来的小孩子的叫嚷声。他在模模糊糊琢磨像此时这样，一男一女在夏日傍晚的凉爽空气中不穿衣服躺在床上，想做爱就做爱，想聊什么聊什么，没有觉得必须起来不可，只是躺在那里听外面平和的声音，这在已被消灭的过去是不是一种很寻常的体验？肯定从来不会是寻常的，不是吗？茱莉娅醒了，她揉着眼睛，用胳膊肘撑起身来看油炉。

“水都烧干一半了。”她说，“我过会儿要起来煮点咖啡，我们还有一小时时间。你住的公寓什么时候关灯？”

“二十三点半。”

“宿舍里二十三点关灯。不过必须在那之前回去，因为——嘿！滚开，你这脏东西！”

她突然在床上一扭身，从地板上抓起一只鞋子，像男孩子一样突然胳膊一抡把它扔向墙角，跟她那天上午在两分钟仇恨会时，把词典扔向戈斯坦因的动作一模一样。

“什么？”他诧异地问。

“一只老鼠，我看见它从护壁板里伸出鼻子，那里有个洞。不管怎么样，我可是把它吓了一大跳。”

“老鼠！”温斯顿咕哝道，“就在房间里！”

“老鼠到处都有，”茱莉娅又躺下来无所谓地说，“我们宿舍那儿连厨房里都有。伦敦有些地方老鼠已经成灾了。你知不知道它们咬小孩子？真的，真的会。那种地方的街道上，妇女们不敢把婴儿自个儿放下两分钟不管，是那种个头很大、毛是褐色的老鼠干的。最恶心的是，这些东西总——”

“别说了！”温斯顿说着紧紧闭上了眼睛。

“我最亲爱的呀！你脸色苍白。怎么回事？老鼠让你不舒服？”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数老鼠了！”

她把自己贴紧温斯顿，四肢缠在他身上，像是在用她的体温让他放心。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很长一阵子，他有种回到了他不时会做的噩梦中的感觉。基本上总是完全一样：他站在一堵黑暗之墙的前方，墙那边是某种无法忍受、恐怖得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里，他最基本的感觉总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其实知道那堵黑暗之墙后面是什么。他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就像从大脑上扭下来一块，他甚至本来能把那种东西拖出来，但总是在还没有发现那是什么之前醒来。不知为何，它总是跟他打断茱莉娅的话时，她正说着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没什么，我讨厌老鼠，如此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以后我们不会再有那种脏东西了。走之前，我会用帆布把洞塞住。下次来这儿时，我要带些灰泥把它封得严严实实。”

那个惊慌失措的黑色时刻已经差不多快被忘掉了。他略微感到难为情，靠着床头坐了起来。茱莉娅起了床，穿上工作服，开始煮咖啡。深底锅里冒出的气味浓烈而令人兴奋，他们关上窗子，以防别人在外面闻到而好奇。比咖啡味道更好的，是加了糖的绵滑口感。用了许多年糖精后，温斯顿几乎忘了还有糖这种东西。茱莉娅一只手揣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块抹有果酱的面包在房间里随意走动，冷淡地扫视着书架，指出最好该怎样修理一下那张折叠桌，猛地一下坐到那张破扶手椅里，看它坐着是不是舒服，而且多少算是饶有兴味地研究那座古怪的时钟。她把玻璃镇纸拿到床上，好在亮一点的地方看，他把它从她手里拿过来，它柔和如雨水一般的样子总让他心醉神迷。

“你觉得它是干吗用的？”茱莉娅问他。

“我觉得它什么也不是——我是说我觉得它没做过什么用，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它是他们忘了篡改的一块历史，是来自一百年前的一则信息，如果你知道怎样读的话。”

“那幅画，”她示意对面墙上的版画，“会不会有一百年？”

“还要早些，我想会有两百年。没法确定，如今不可能发现哪样东西有多少年历史了。”

她走过去看那幅版画。“那东西就是在这儿露了一下头。”她说着用脚踢了一下那幅画正下方的护壁板。“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哪儿看到过。”

“那是座教堂，或者至少以前是，叫圣克莱门特的丹麦人。”他又想起查林顿先生教给他的那首押韵诗的片段，有点怀旧似的又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她往下接道：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我？”老百利[2]的大钟说——

“我不记得下面是怎么说的了，可我总算还记着最后一句：‘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

那就像一问一答的口令，但“老百利”那一行后面肯定还有，也许给查林顿先生以适当提示，就能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谁教你的？”他问道。

“我爷爷，小时候他经常给我念。我八岁时他被蒸发掉了——不管怎么样，他失踪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柠檬。”她又随口说道，“我见过橘子，是圆圆的黄色水果，厚皮。”

“我记得什么是柠檬，”温斯顿说，“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常见，酸得闻一下就能把牙齿给酸倒。”

“我敢说那张画后面有臭虫，”茱莉娅说，“我哪天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我想差不多该走了，我得马上把这妆给洗掉。真烦人！等会儿我再把你脸上的口红擦掉。”

温斯顿在床上又待了几分钟。房间内正在变暗，他往光亮处挪了一点，盯着看那块玻璃镇纸。它让人百看不厌之处，不是珊瑚，而是玻璃内部。它很厚，但又几乎像空气一样透明。那块玻璃的表面像天空的穹顶，包容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各种特点无不具备。他感觉能够进入其中，而实际上他已经身处其中，跟那张红木床、折叠桌还有钢雕版画及镇纸本身一起都在其中。镇纸就是他所在的房间，珊瑚是茱莉娅和他自己的生命，被固定在清澈透明的玻璃中心，并成为一种永恒之物。

5

塞姆消失了。有天上午，他没上班，几个不长脑子的还在议论他怎么不来上班，第二天就没人再提起他。第三天，温斯顿去档案司的前厅看布告牌。其中有则布告是印出来的象棋委员会成员名单，塞姆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它看上去跟以前的成员名单一模一样——除了少一个名字，什么都没划掉。这就够了，塞姆已不复存在，他从未存在过。

天气炎热难耐。迷宫般的部里面，没窗户的空调房间里保持正常温度，但外面的人行道能灼伤行人的脚板，高峰时地铁里的恶臭更是能把人熏死。为仇恨周的准备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部里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游行，开会，阅兵，演讲，蜡像展览，电影展，电屏节目，这些都得安排。还必须搭起摊位、制作模拟像、撰写标语、谱写歌曲、散播谣言、伪造照片等等。小说司里茱莉娅所在的部门已经暂停长篇小说生产，而是赶制出一系列有关敌人暴行的小册子。温斯顿在正常工作之外，每天花费大量时间翻看过去《泰晤士报》的档案，对将在讲话里引用的新闻进行改动或者润饰。一群群喧闹的群众深夜在街上闲逛时，市里有了种奇特的火热气氛。跟以前比起来，火箭弹轰炸得更频繁了，有时候在很远的地方，还传来巨大的爆炸声。谁都不明所以，因此谣言四起。

一首即将作为仇恨周主题歌的新歌（叫做《仇恨之歌》）已经谱写了出来，正在电屏上没完没了地播放。它有种野蛮的、咆哮般的节奏，不能准确称之为音乐，而和擂鼓声类似，它和着行军步伐声由几百个嗓门吼出来，令人不寒而栗。群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在午夜大街上，它和仍受欢迎的《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此起彼伏。帕森斯家的孩子用梳子和一片卫生纸没日没夜地吹，令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晚上比以前更忙碌了。由帕森斯组织的一队队志愿者在为仇恨周布置街道、缝旗帜、贴宣传画、在楼顶上树旗杆，还冒着危险在街道上拉铁丝以拦截火箭弹。帕森斯吹嘘说单在胜利大厦，就要亮出四百米长的彩旗。他本性尽显，快乐得像只百灵鸟，炎热加上体力劳动，让他有借口在晚上穿回了短裤和开领衬衫。他无处不在，总在推、拉、锯、砸、即兴出点子、跟每个人说笑并佐以同志式的鼓励，而且从他身上的每处褶子，都在向外散发着似乎源源不绝的刺鼻汗臭。

一张宣传画突然出现在伦敦各处，没有说明文字，只有一个面目狰狞的欧亚国士兵形象，有三四米高，长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蒙古人种脸庞，脚蹬巨大的皮靴，正在大步往前跨，冲锋枪端在臀部的高度。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张宣传画，被用透视画法放大的冲锋枪枪口总是正对着你。这张宣传画已经贴上了每堵墙上的空白处，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老大哥的肖像画。群众一向对战争缺乏兴趣，这次也被鞭策进入周期性的爱国主义狂热中。似乎要与普遍的情神状态保持一致，这一期间火箭弹比以前炸死的人更多。有一颗落到了位于斯泰普尼区的一家电影院，几百人被埋在废墟之下。那一带居住的所有人都上街参加了一次绵延不绝的葬礼，为时几小时之久，葬礼实际上变成了泄愤大会。还有颗炸弹落到一块作为游乐场的废地上，几十个小孩子被炸成碎块。后来又举行了几次愤怒的示威活动，戈斯坦因的模拟像被投入火中，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宣传画被撕下来以助火势，有些商店在混乱中被洗劫。后来还有传闻，说有间谍在通过无线电为火箭弹指引方向。有对老夫妇被怀疑有外国血统，他们的房子因此被烧毁，两人都窒息而死。

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每次他们只要能去，就会并排躺在打开的窗户下面那张没铺床单的床上，为了凉爽而赤着身子。老鼠再也没有露过头，臭虫却在炎热中猛烈繁殖，但好像那也无关紧要。不管肮脏还是干净，那房间就是天堂。他们一到，便到处撒上一些黑市上买来的胡椒粉，然后扯掉衣服汗流浃背地做爱。睡了一觉后，会发现臭虫正在集结，准备大规模反攻呢。

六月份，他们幽会了六七次。温斯顿戒掉了不分什么时候都喝酒的习惯，似乎不再有那种需要。他长胖了一些，静脉曲张溃疡也好了，脚踝上方的皮肤上，只留下褐色的一小块，早上的那阵咳嗽也不再发作。日常生活不再不可忍受，他也不再有向电屏做鬼脸，或者扯着嗓子喊脏话的冲动了。他们现在有了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几乎像是个家，就连他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以及每次只能在一起几个小时，也好像不算是件苦事。重要的是铺子上面的房间还存在。知道它还在那里，完整无损，就几乎相当于已身处其内。那个房间自成一统，是一块袖珍的过去，绝了种的动物可以在其中徜徉。温斯顿想到查林顿先生就是另外一种绝种动物，上楼前，他通常总要跟查林顿先生说上几分钟话。老头儿似乎很少或者说从不外出。另一方面，他好像几乎没什么顾客。他像个鬼魂般，活在很小的阴暗铺子和更小的厨房之间，他在那间厨房里做饭，里面除了别的东西，还有台老得让人不敢相信的留声机，有个巨大的喇叭。他好像为有机会说话而高兴。在那堆分文不值的货品中间走动时，他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片，套着丝绒夹克的肩膀弯得低低的，总让他隐约有种收藏家的样子，而不是个生意人。他会以略带热情的神态，用手指摸弄一片废品之类的东西——瓷制瓶塞，破鼻烟壶涂了颜色的盖子，仿金项链盒，里面放着一绺某个久已不在人世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说温斯顿应该买下，而是说他应该欣赏一下。跟他说话，就像听一个破旧的音乐盒发出的丁当声。他从自己的记忆角落里，又扯出一些已被忘掉的押韵诗片段，一首关于二十四只黑八哥，一首关于长着弯弯角的奶牛，还有一首关于可怜的公知更鸟之死。“我刚好想到您也许感兴趣。”每次他想起新的一首时，就会自我解嘲地轻轻笑着这样说。不过他从来只能记起几行而已。

他们两人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来不曾忘记——现状不会长久。有时，死亡正在迫近这一事实似乎跟他们躺在身下的那张床一样触摸得到，他们会以绝望般的纵欲心理紧紧搂抱，就像一个将入地狱的灵魂在钟声敲响前五分钟，紧紧抓住最后些许快乐。然而还有些时候，他们不仅幻想自己是安全的，还幻想会是天长地久。只要能真的待在这个房间里，两人都感觉不会身遭不测。去那个房间不容易，也是危险的，但它本身是个避难所。温斯顿盯着玻璃镇纸中心时，感觉好像能进入那个玻璃世界，一到里面，时间就可以凝固。他们经常随心所欲地做起关于逃避的白日梦，他们的好运将永远持续下去，他们会像这样，在余生继续这种秘密行为。要么凯瑟琳会死去，通过精心的安排，他和茱莉娅能结成婚；要么会一同自杀；要么会藏匿起来，把自己改变得让别人认不出，学会用群众的口音说话，在一间工厂找到工作，然后在某条小街上不为人察地过一辈子。那全是胡思乱想，他们也都知道，现实中，他们无路可逃。即使是唯一可行的计划，即自杀，他们也无意行之。一天天，一周周，得过且过，在没有未来的当下消磨度日，这似乎是种不可遏止的本能，好像只要有空气，人的肺总要吸进下一口空气一样。

有时，他们也会谈论要采取积极行动跟党对着干，然而对如何走出第一步心里没数。就算传言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如何加入仍是个难题。他跟她说了他和奥布兰之间有着或者说似乎有着的奇特亲近感，还有他时不时会感到的那种冲动，简单说来，就是走到奥布兰面前，宣称自己是党的敌人，并请他帮助自己。很奇怪的是，这在她看来并不是种轻率至极的举动。她习惯从别人的面庞来判断别人。对她来说，温斯顿因为一个眼神而认为奥布兰可以信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再者，她想当然认为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私下都仇恨党，觉得安全的话，都会违反规定。但她不相信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广泛而有组织的反抗活动。她说关于戈斯坦因及其地下部队的传言都无非是一派胡言，是党为了自身的目的编造出来的，你不得不装作相信。在无数次党的集会以及自发示威活动中，她一直是用最大嗓门呼喊的那群人中的一员，要求处死她从未听说过其名字的人，但对他们据称犯下的罪行，她却一点也不相信。进行公审时，她参加了青年团派出的分队，从早到晚包围着法院，隔一阵就呼喊：“处死卖国贼！”两分钟仇恨会里，她在大声辱骂戈斯坦因方面，总比别人喊得响，但对戈斯坦因是何人，以及他代表何种主义只有极为模糊的印象。她是革命后长大的，年轻得不记得五六十年代时发生过的意识形态之战，她无法想象会有这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再说党无往而不胜，是千秋万代、永恒不变的，你只能通过私下的不服从来反抗它，最多通过像杀死某人或炸掉某物这种个别暴力行为来反抗。

从某些方面来说，她比温斯顿更敏锐，而且很大程度上更不被党的宣传所蛊惑。有一次，他刚好说到某件事时提到了跟欧亚国的战争，让他震惊的是，她随随便便地说在她看来，并没有进行什么战争，落到伦敦的火箭弹很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放的，“只是为了让人们继续生活在恐惧中”，这种看法他实际上从未有过。她还说她在两分钟仇恨会里最感困难的，是克制住想放声大笑的冲动，这让他略微有了点羡慕的感觉。但她只是在党的教义以某种方式对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时，才会质疑它。一般情况下，她易于接受官方编造的鬼话，但那只是因为真相和谎言之间的区别对她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例如，她相信在学校里学到的是党发明了飞机的说法。（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时，党只声称发明了直升飞机；过了十几年，茱莉娅上学时，党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而对下一代人，党会声称发明了蒸汽机。）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和革命以前飞机很早就已存在时，在她眼里，这件事实完全没意思。从她偶尔的说话中，他发现她不记得大洋国四年前是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处于和平状态。这让他更为吃惊。没错，她认为整场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根本没注意到敌国的名字已经改变。“我以为我们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她含含糊糊地说。这让他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前很久，但战争对象的改变才是四年前的事，是在她早已成年之后。他跟她争辩了也许有一刻钟之久，到最后，他总算成功复苏了她的回忆，她确实朦朦胧胧想起来敌国一度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这点在她看来仍然无关紧要。“谁在乎呢？”她不耐烦地说，“操蛋的战争总是一次接着一次，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新闻全是谎话。”

有时，他告诉她关于档案司和他在那里从事的无耻伪造活动，好像那也没能吓坏她。想到谎言正变成事实时，她并未感受到正在她脚下扩张的深渊。他告诉她关于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事，还有他在手里拿过一阵子的纸条，但都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事实上，从一开始，她就没领会他讲述这件事意图何在。

“他们跟你是朋友吗？”她问道。

“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再说年纪比我大多了，属于革命以前的旧时代，在革命之前。我只是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那干吗要担心？什么时候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他又试图让她明白：“这是个例外情况，不仅是某个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从昨天往前的过去实际上都已经被消灭了？如果它在什么地方存在，那会是在少数实实在在的东西上，没有文字说明，像那块玻璃一样。我们现在对革命和革命以前的年代实际上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有档案要么被销毁，要么被伪造。每本书都被重写过，每幅画都被重画过，每座雕塑、每条街以及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过，每个日期都被改动过，而且这个过程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除了无休无止的现在，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而党在这种现在中永远正确。当然我知道过去是伪造的，可我永远证明不了这点，即便我自己也在从事伪造活动。这件事完成后，没有证据会留下来。唯一的证据在我内心，而且我也无法肯定是不是还有别人和我有着同样的记忆。我一辈子只有那次在事情发生之后——许多年以后——拥有过确确实实的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

“没用，因为我几分钟后就把它扔掉了。可要是如今再遇到这种事，我会把它保存下去。”

“这个嘛，我是不会的！”茱莉娅说，“我很愿意冒险，但是只为值得一干的事，而不是为了几片旧报纸。你保存下来的话，会怎么处理它？”

“可能也不会怎么处理，但它是证据。假如我敢把它拿给别人看，它也许在这儿那儿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我想象不到我们这辈子能改变什么，但是可以想象这儿那儿会产生小小的反抗情绪——一小群一小群人结合起来，然后慢慢发展壮大，甚至在身后留下一些记录，让下一代能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你腰部以下才是个造反派。”他告诉她。

她觉得这句话异常精彩，高兴得一把抱住他。

她对党的说教带来的后果一点也没兴趣。每次他一开始说起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对客观现实的否认以及使用新话单词时，她就变得厌倦和困惑。她说她从未留意过那种事情，但是既然知道全是垃圾，干吗还要让自己操那份心呢？她知道什么时候欢呼，什么时候发嘘声就够了。如果他非要谈论这种事，她有个让人难堪的习惯，就是会睡着，她是那种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睡着的人。通过跟她谈话，他意识到在根本不知道何为正统的情况下，摆出一副正统的样子有多么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强加于人的世界观在无法理解它的人们那里最容易被接受。他们被迫接受最明目张胆的指鹿为马的行径，因为他们从未全面理解对他们犯下的是何等滔天大罪。也因为对天下大事关心不够，他们没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事。靠着缺乏理解力，他们仍保持清醒，只是轻信一切。而他们所轻信的一切也不会留下什么，如同一粒谷物不经消化通过小鸟的身体那样。

6

终于发生了，那个等待中的信息已经来了。他觉得似乎已经等了一辈子。

当时他正顺着部里的长走廊走着，几乎走到茱莉娅塞给他纸条的地方，他感到某个体形比他大的人紧跟在他身后。那个人——不管是谁——轻轻咳了一下，显然是准备说话。温斯顿猛地停步一转身，是奥布兰。

他们终于面对面了，而他唯一的冲动像是要跑掉。他的心脏猛烈跳动着，无法开口讲话。但奥布兰继续以同样的步伐走着，友好地把手在温斯顿的手臂上搭了一会儿，所以两人是在并肩走着。他开始以一种奇特的严肃然而彬彬有礼的方式开口说话，这一点让他跟大多数内党党员区别开来。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谈谈，”他说，“我最近读了您在《泰晤士报》上写的新话文章。我想您对新话有种学术方面的兴趣，对不对？”

温斯顿部分恢复了常态。“谈不上学术方面，”他说，“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那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语言的具体构建工作。”

“您写得倒是很得体，”奥布兰说，“这不只是我的看法。我最近跟您的一个朋友谈过，他没说的是个专家，可是我这会儿想不起他叫什么了。”

温斯顿的心里痛苦地颤动了一下，这句话指的如果不是塞姆，那才是不可想象。但塞姆不止是死了，而且是被消灭了，是个“非人”，只要明显提及他，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奥布兰的那句话显然意在发出一个信号，一个暗语。通过一同犯下一点点思想罪，他把他们两个人变成了共犯。他们本来在继续顺走廊走着，这时奥布兰停下脚步推了推眼镜，这种动作他总能奇怪地做得很亲切，能让人消除戒心。接着他又说道：

“我真正想说的是，您那篇文章里，用了两个已经过时的词，不过只是最近才过时的。您有没有看过新话词典第十版？”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还没有发行吧，在档案司，我们用的还是第九版。”

“我想第十版要过几个月才会出，不过已经有一批提前发行了，我自己就有一本。您也许有兴趣看一看？”

“很有兴趣。”温斯顿答道，马上明白了这话意图何在。

“有些新发展最具天才性。关于削减动词数量这一点——我觉得您会对这一点感兴趣。让我看看，要不我派人把词典送给您？不过这种事我恐怕肯定会忘记。也许您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来我住的地方拿？等一下，我给您写我的地址。”

他们正好站在电屏前。奥布兰有点心不在焉地摸了摸他的两个口袋，然后掏出一个皮面笔记簿和一杆金色的墨水笔。他潦草地写下了地址。他就站在电屏下方，那个位置能让电屏设备那端的人读到他写的是什么。然后他把那页撕下来递给温斯顿。

“我晚上一般都在家，”他又说，“不在家的话，我的仆人会把词典给您。”

他走了，留下温斯顿拿着那片纸，这次不需要藏起来了。不过他还是仔细记下上面所写的东西，几小时后把它和别的东西一起丢进了记忆洞。

他们两人的交谈最多只有几分钟，这节插曲只可能具有一种意义，即这是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布兰地址的一个方法，是计划好的。这有必要，因为除非直接询问，否则总是不可能知道别人住在哪里，根本没有什么地址录。“想跟我见面的话，可以来这儿找我。”那是奥布兰对他说的话。也许甚至在词典里的某处，会藏着某种信息。但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确定无疑，那就是他一直想象的地下串联活动的确存在，而他已经摸到了它的外缘。

他知道或早或晚，他会听从奥布兰的召唤，也许是明天，也许是过了很久以后——他不能肯定。正在发生的事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已，这一进程几年前就开始了。第一步是私下的一个无意识想法，第二步是开始记日记。他已经将想法付诸文字，现在是将文字付诸行动了。最后一步是发生在仁爱部的某种事情，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结局，它包含在开始中。但这令人恐惧，要么更准确地说，像是先尝了口死亡，有点像少活了几天。即使在他跟奥布兰说话时，当他已经明白话里的意思时，一种冰冷的战栗感袭遍他全身，有种感觉是踏进了坟墓的潮气中，就算他一直知道坟墓就在那里，也没能让他感觉好很多。

7

温斯顿醒来时，眼里全是泪水，茱莉娅睡眼矇眬地翻个身贴近他，嘴里咕哝着什么，似乎在说：“怎么了？”

“我梦到——”他一开口马上又打住。它复杂得无法用言语讲述。一方面是所做的梦，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关的记忆。醒来后的几秒钟内，那些记忆进入了他的脑海。

他又躺在那里，眼睛闭着，仍然沉浸在梦境的气氛里。那是个庞杂而亮堂的梦，他的整个人生似乎在他面前展开了，就像夏天雨后傍晚时分的风景，全展现在玻璃镇纸内。玻璃的表面就像天空的穹顶，在此穹顶下，万物都沐浴在清晰柔和的光线中，从那里，可以看到无限远的地方。这个梦境也是包含在——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存在于——他母亲的手臂动作里。三十年后，这个动作是由他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个犹太女人做出的，她在试图为小男孩挡住子弹，就在直升飞机将他们两人炸成碎片之前。

“你知道吗？”他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是我害死了我妈。”

“你为什么要害死她？”茱莉娅问道，她几乎已经睡着了。

“我没有害死她，不是在实际意义上。”

在梦里，他想起他对母亲的最后一瞥，睡醒前的一小段时间里，许多围绕着那一瞥的小事情都想起来了。就是那种记忆，许多年来，他一定都在有意识地将其从自己的意识里排除出去。他不能肯定那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当时他不会比十岁还小，也许是十二岁吧。

温斯顿的父亲早些时候失踪了，他也不记得有多早。但是他记得那时令人不安的喧嚣情形：周期性的空袭带来的惊慌和到地铁站躲避，处处都有一堆堆瓦砾，街角张贴着看不明白的公告，一群群身穿同样颜色衬衫的少年，面包店外长长的队伍，远处断断续续的机关枪声——而最重要的，是从来填不饱肚子这件事实。他记得在漫长的下午和别的男孩一起，到处翻垃圾筒和垃圾堆找卷心菜梗和土豆皮的事，有时甚至能找到陈面包皮，他们会小心地把上面的煤灰擦掉。他们还去等候经过某条路的卡车开来，他们知道车上装的是喂牲畜的饲料。有时，当卡车开到起伏不平的路段时，会颠出几块油饼。

他父亲失踪后，他母亲并未表现出惊讶或者呼天抢地的悲痛，但在她身上，也发生了突变。她似乎变得完全无精打采，就连温斯顿也能看出，她在等候她已经明白必将发生的事情。她做着需要做的一切——做饭，洗涤，缝补，铺床，扫地，给壁炉台拂尘——总是做得很缓慢，奇怪地没有多余的动作，就好像一个艺术家的人体模型在机械行动着。她那高大匀称的身体似乎能自行恢复静止。她会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床上，几乎一动不动地照看他的妹妹。他妹妹的身子骨很小，病恹恹的，很少出声，两三岁大，由于瘦，她的脸看上去像猴子脸。时不时地，他母亲会把温斯顿揽到怀里，很长时间紧搂着他，一句话也不说。虽然年纪小而且自私，但他也意识到不知为何，这跟那件从未提到过的、即将发生的事情有关。

他记起他们住过的房间，那是阴暗而且空气不流通的房间，好像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占了一半地方。壁炉挡板那边有个煤气灶，还有块放食物的搁板。门外平台那里，有个褐色的陶制水池，跟其他几个房间的一样。他记得母亲那雕像般的身躯在煤气灶前弯着，在搅动炖锅里的什么东西。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从未吃饱过肚子，还有吃饭时进行的凶狠抢夺。他会纠缠不休地问母亲为何没有吃的了，会向她大吵大闹（他甚至还记得他的嗓音，那时候开始提前变声，有时候奇怪地瓮声瓮气的），或者是他试图以悲悲切切的啜泣来争取超过自己的应得份额。他的母亲也很愿意给他更大的份额，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男孩子”——应该得到最大份额，然而不管给他多少，他总会要求更多。每次吃饭时，他母亲都会恳求他别自私，要记着他的小妹妹还在生病，也需要东西吃，可是没有用。她不再给他舀饭时，他会发怒地哭喊，用力想把锅和勺子从她手里夺过来，还会从他妹妹的盘子里抓一点。他也知道他在让她们两人挨饿，可他忍不住，甚至觉得他有权那样做，他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好像让他可以理直气壮地那样做。在两顿饭的间隔，他母亲没看好的话，他还会不时偷拿一些搁板上放着的少得可怜的食物。

有一天，配给的巧克力发下来了，过去几周或者几个月里都未发过。他清楚地记得那珍贵的一小片巧克力。他们三个人分得两盎司重的一片（那年头他们还用盎司计重），显然应该平分成三份。突然，像是听从别的什么人的话，温斯顿听到自己在以瓮声瓮气的大嗓门要求得到整块。母亲告诉他别太贪心。他们没完没了争辩了很长时间，有过喊叫、呜咽、流泪、抗议、讨价还价等等。他那长得极小的妹妹双手抱着母亲，恰似一只小猴子，她坐在那里扭着头用大而忧伤的眼睛看着。到最后，他母亲把巧克力掰开四分之三给了温斯顿，剩下的四分之一给了他妹妹。那个小女孩拿着巧克力木然看着，似乎不知道那是什么。温斯顿站在那里看了一会，然后突然迅速跳起来，从她手里抢过巧克力就往门口跑去。

“温斯顿，温斯顿！”他母亲在身后叫他，“回来！把妹妹的巧克力还给她！”

他停下脚步，然而没回去。他母亲那双焦急的眼睛在盯着他。甚至到现在，他还想着那件事，但在即将发生时，他仍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他妹妹意识到被抢走了什么东西，开始细声细气地哭了起来。他母亲用胳膊搂着那个孩子，把她的脸贴向自己的乳房，那个动作里的某一方面告诉他妹妹快死了。他转身跑下楼梯，手里的巧克力变得黏糊糊的。

他自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三口两口吃完巧克力后，他感到有点羞愧，在街上闲逛了几小时，直到最后饥饿感驱使他又回到家里。到家后却找不到母亲，这在当时已经是种正常现象。房间里什么也没少，只是他母亲和妹妹不见了。她们什么衣服也没带走，甚至没带走他母亲的大衣。直到今天，他仍不能肯定他母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完全有可能的是她被送进了劳改营。至于他妹妹，可能像温斯顿一样，被转移到一处无家可归儿童的集中地（被称为感化中心），是因为内战而设立的。要么可能跟母亲一起被送进了劳改营，要么只是被扔到哪里任其死去。

那梦境在温斯顿的脑海里依然生动，特别是手臂的遮挡保护动作，其中包含了梦境的全部意义。他又想起两个月前的另外一个梦。那次，他母亲坐在一艘沉船上，跟她坐在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肮脏床上的样子一模一样，他的小妹妹仍在贴着她，是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而且每分钟都在下沉，但她仍透过颜色越来越深的水看着他。

他告诉茱莉娅他母亲失踪的事。她也没有睁开眼，只是翻了个身，以便睡得更舒服。

“我估计你当时是个让人讨厌的小猪猡，”她吐字不清地说，“所有小孩儿都是猪猡。”

“对，可我讲这件事的意思不在于此。”

茱莉娅呼吸的样子显然说明她又快睡着了，他也不想继续谈论他的母亲。根据他所记得的，他估计她没什么特别之处，也不会是个聪明的人，然而拥有一种高贵和纯洁的气质，只因为她遵循的是自己的标准，她的感情是她自己的，无法从外部来改变。她不会想到一个行动既然没用，就毫无意义。你爱一个人，就去爱他，你什么也不能给他时，你仍然给他以爱。当最后一块巧克力也没了时，他母亲用胳膊搂她的小孩。那没用，并不会因此多产生出一点巧克力，也不会让她或她的小孩免于一死，然而她那样做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小艇上那个逃难妇女用手臂遮住她的儿子，在抵挡子弹方面，不会比一张纸更有效。党所做的最坏之事，是说服人们仅靠冲动或感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同时让你在现实世界中变得彻底软弱无力。一旦落入党的手里，你感觉到什么或者没感觉到什么，你做了或者控制住没做什么，那都完全无关紧要。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和你的行为从此湮没无闻，你被不留痕迹地从历史河流中清除掉。然而对仅仅两代之前的人来说，这点似乎并非很重要，因为他们无意篡改历史。他们遵从的，是个人之间的忠诚，从来不会对之怀疑。重要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完全徒劳的动作、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向垂死之人所说的一句话等等，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他突然想到，群众依然如此，他们不会忠诚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互相忠诚。他不再看不起群众，或者只是把他们看做一种早晚会猛醒并改造世界的惰性力量，这在他是第一次。群众仍保持有人性，他们的内心没有硬化，一直怀着朴素的感情，而他温斯顿却需要通过自觉努力再次学到。想到这点时，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他就想到几周前看到人行道上的一只断手时，他是怎样把它踢到阴沟里的，似乎那是片卷心菜梗。

“群众是人，”他大声说，“我们不是。”

“为什么？”茱莉娅问道，她又醒了。

他想了一小会儿。“你有没有想到过，”他说，“对我们来说，最好是在还来得及之前离开这儿，以后永远不再见面？”

“对，亲爱的，我想到过，想过很多次。可是不管怎样，我都不会那样做。”

“我们运气好，”他说，“不过好运气持续不了很久。你还年轻，看上去正常而且清白，如果能和我这种人保持距离，你有可能再活五十年。”

“不，我全想到过。你干什么，我也会干什么。你别太沮丧，我的生存能力强着呢。”

“我们也许能够再在一起半年或者一年，不晓得，可是最终我们还是注定会分开。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何等孤立？他们抓住我们后，我们谁都没办法为对方做些什么，绝对什么也不能。如果我坦白，他们会枪毙你；如果我不坦白，他们一样会枪毙你。我能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者我不说什么，都绝对无法把你的死推迟五分钟。我们两个人甚至不会知道对方是死了还是活着，我们会完全无能为力。不过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我们不会互相背叛，虽然这点也不会影响结果。”

“如果你说的是坦白，”她说，“我们会坦白的，没错。每个人都会，你无法坚持不坦白，他们会拷打你。”

“我不是说坦白，坦白不是背叛。你说了什么没说什么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有感情。可他们无法让我不爱你，那会是真正的背叛。”

她想了一下。“他们做不到，”她最后说，“那件事他们做不到。他们能强迫你说出任何话——任何话——却无法强迫你心里也相信，他们进入不了你内心。”

“对，”他说道，心里也多了点希望，“对，非常正确。他们进入不了你内心。如果你能觉得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那也不能带来任何结果，你就已经打败了他们。”

他想到了永远在监听的电屏，他们可以日日夜夜监视你，但只要你能保住项上人头，就仍然能智胜他们。他们尽管聪明绝顶，却仍然未能掌握如何发现另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的秘密。也许等你真正落到他们手里后，就并非绝对如此了。人们不知道在仁爱部会遭遇到什么，不过可以猜到：拷打，药品，记录你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通过不让睡觉、单独监禁以及无休止的审讯一步步击垮你。不管怎样，你无法守住一直不说实话，他们会用审讯挖出来，用拷打的办法从你嘴里撬出来。但如果目标不是求得活命，而是保持人性，说到底，那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无法改变你的感情，在这个问题上，连你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感情，即使你心里想。他们能够详细至极地挖出你所做、所说及所想的任何事，然而你内心仍然不可征服，它的运转即使对你自己来说，也是神秘莫测的。

8

他们来了，到底还是来了！

他们站在一间长方形房间里，灯光柔和，电屏的声音调得很小，华美的深蓝色地毯给人一种像是走在天鹅绒上的感觉。在房间内的远端，奥布兰正坐在一张桌子前，在一盏带有绿色灯罩的电灯下工作着，左右两边都有一堆文件。仆人领茱莉娅及温斯顿进去时，他也没有费神抬头看。

温斯顿的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开口说话。他们来了，到底还是来了，那是他唯一的想法。来这里已经算是够轻率的，两人一起来，就更是愚蠢，尽管他们来时，确实走了不同的路线，只是在奥布兰的门口会合。单单走进这样一个地方，就需要鼓足勇气才行，从里面看一眼内党党员所住的地方，或者说就连进入他们的住宅区，都是很少有的事。巨大的公寓楼房的总体气氛，所有东西的华美感和宽敞感，好食物、好烟丝的陌生气味，无声而且快得难以置信的电梯滑上滑下，身穿白色短上装的仆人匆匆来去——一切都令人生畏。虽然来这里有很好的借口，他还是每走一步都担心墙角会突然冒出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卫，要求看他的证件并命令他滚开。但奥布兰的仆人没犹豫就让他们进去了。他是个身穿白色短上装的黑头发矮个男人，长着张全无表情的菱形面孔，也许是个中国人。他领他们走过的那条过道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上贴着奶黄色墙纸，还有白色护墙板，全都一尘不染，同样令人生畏。温斯顿记得他所见过的墙壁无一例外，都被许多人的身体蹭得脏兮兮的。

奥布兰的手指间捏了张纸条，好像正在专心看着。他那张凝重的脸庞俯视着，以至于能看到他鼻子的轮廓，样子既令人敬畏，又是聪明的。在可能有二十秒的时间里，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他把口述记录器拉向自己，用部里的混合行话叽里咕噜说了一通：

“项目一逗号五逗号七批准句号建议包括第六项加加荒谬近于罪想取消句号前所未有建设性不取加满估计机械顶上句号通知结束。”

他不慌不忙地从椅子上起身，走过不发出脚步声的地毯，到了他们面前。说完那些新话单词后，他身上好像少了点官气，脸色却比平时更为阴沉，似乎因为被打扰而感到不快。温斯顿内心已有的恐惧好像突然被一种正常的尴尬所取代。在他看来，似乎很有可能他完全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又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认定奥布兰会是某种政治反叛者呢？除了一个眼神和仅仅一句意义模糊的话语外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是他内心的想象，是建立在一个梦境的基础上的。他甚至无法退一步假装他是来借词典的，因为那样的话，就无法解释茱莉娅何以跟他一起来了。奥布兰走过电屏时，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他停下脚步，转身按下电屏上的一个开关，只听得一声脆响，那个声音停止了。

茱莉娅因为惊诧而轻轻尖叫了一声。温斯顿已经感到恐慌，但还是震惊得不由脱口而出：

“您可以把它关掉！”他说。

“对，”奥布兰说，“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有这个特权。”

他这时正对着他们，魁梧的身体矗立在他们两人面前，他脸上的表情仍然不可捉摸。他有点像是在严肃地等温斯顿说话，可是说什么好呢？即使是现在，很有可能的是他这位忙人正恼火地琢磨他们为何要来打扰他。谁也没说话，电屏被关掉后，房间里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一秒都好像过得很慢。温斯顿仍然费力地直盯着奥布兰的眼睛。接着那张阴沉的面孔突然放松了，似乎接下来就要微笑。奥布兰推了一下眼镜，那是他特有的动作。

“我先说还是您先说？”他说。

“我先说吧。”温斯顿马上说，“那个真的关了吗？”

“对，全关了。只有我们。”

“我们来这儿是因为——”

他顿了一下，首次意识到自己动机的模糊性。因为实际上，他不知道他指望能从奥布兰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所以难以讲出自己来这里的原因。他继续开口说话，也意识到他一定说得既有气无力，又矫揉造作。

“我们相信存在着某种串联活动，某种与党对抗的地下组织，而且相信您有所参与。我们想加入，为它工作。我们与党为敌，不相信英社的原则，是思想犯，也是通奸者。我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我们想把自己交给您，听凭您发落。如果您觉得我们是自投罗网，我们也认了。”

他感觉门被打开了，他停下来扭头瞟了一眼。一点没错，那个黄面孔矮个仆人没敲门就进来了，温斯顿看到他拿了个托盘，上面有一个玻璃瓶和几个玻璃杯。

“马丁是我们的人，”奥布兰淡淡地说，“把酒拿过来，马丁。放在圆桌上。这儿椅子够不够？我们最好还是坐下来舒舒服服地谈。给你自己搬张椅子进来，马丁。这是正事，你可以暂停十分钟不做仆人了。”

矮个子男人动作很自然地坐了下来，但仍然有种仆人式的神态，是仆人享受到另眼相待时的神态。温斯顿拿眼角瞄着他。他突然想到那人一辈子都在扮演一个角色，觉得即使仅仅暂时放下装扮的身份，也是危险的。奥布兰手握玻璃瓶的瓶颈，把一种深红色的液体倒进几只玻璃杯。这一动作唤起了温斯顿的模糊记忆，就是很久以前在墙上或是广告牌上看到过的——一个由电灯拼成的巨大瓶子似乎在上下动着，把里面的东西倒进杯子。从上方看，那东西几乎是黑色的，在玻璃瓶内，却闪着红宝石般的光芒，有种又酸又甜的味道。他看到茱莉娅拿起她那杯很好奇地闻了闻。

“这叫葡萄酒，”奥布兰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说，“你们肯定在书本上读到过，不过恐怕外党党员很少能喝到。”他的脸色又沉下来，却又举起酒杯。“我觉得应该先让我们为健康干杯，祝我们的领袖，也就是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身体健康。”

温斯顿多少有点急切地举起他那杯酒。葡萄酒是一种他读到也梦到过的东西，就像那块玻璃镇纸和查林顿先生记了一半的押韵诗，属于已经消失的、浪漫的过去——那是他自己心里对旧时代的叫法。不知为何，他总以为葡萄酒像黑莓酱一样，味道很甜，而且很快就能让人有醉意。实际上，他终于喝到时，那种东西显然令人失望。原因在于喝了许多年杜松子酒后，他变得几乎不会品酒。他放下空玻璃杯。

“这么说是有戈斯坦因这个人了？”他问道。

“对，有这么一个人，而且还活着。至于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那么串联活动还有地下组织呢？是不是真的有？不会纯粹是思想警察无中生有编出来的吧？”

“不，是真的，我们叫它兄弟会。除了它存在以及你属于其中一员，别的你什么都不会知道，我很快就会再谈到这点。”他看了看他的手表。“即使是内党党员，关掉电屏超过半小时也是不明智的。你们不应该一起来，必须分别离开。您，同志——”他向茱莉娅点了点头。“您先走。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左右。你们要明白我必须问一些问题。总的说来，你们准备做什么？”

“做任何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温斯顿说。

奥布兰在椅子里把身子转过一点，好正对着温斯顿。他几乎对茱莉娅视而不见，似乎想当然认为温斯顿能代表她说话。他闭眼一会儿，然后开始以低沉而无感情的声音提问起来，好像是例行公事，是种问答教学法，多数问题的答案他已经心里有数。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愿意。”

“你们愿意杀人吗？”

“愿意。”

“去干可能导致几百个无辜百姓丧命的破坏活动呢？”

“愿意。”

“去向外国出卖你的国家呢？”

“愿意。”

“你们愿意去欺骗、造假、勒索、腐蚀儿童的思想、散发让人上瘾的药品、教唆卖淫、传播性病——做任何可能导致道德败坏以及削弱党的力量的事吗？”

“愿意。”

“比如说，如果向小孩脸上泼硫酸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你们有利——你们也愿意去做吗？”

“愿意。”

“你们愿意隐姓埋名，余生都当一个服务员或码头工人吗？”

“愿意。”

“如果我们命令你们自杀，你们也愿意吗？”

“愿意。”

“你们愿意——你们两个人——永远分开不再见面吗？”

“不！”茱莉娅突然插了一句。

而温斯顿觉得自己好像过了很久才回答。有那么一阵子，他甚至好像无力说话。他的舌头在无声地动着，先是想发出某个词的音节，接着又想发另外一个词的开头音节，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不。”他最后说。

“你们能告诉我很好，”奥布兰说，“我们有必要了解一切。”

他转过身面对茱莉娅发话了，语气里多了点感情。

“您明不明白就算他不死，他也可能变成另一个不同的人？我们可能不得不给他一个新身份。他的脸、动作、手形、头发颜色——甚至声音都会不一样了，而且有可能您自己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外科医生能把一个人改头换面得认不出来，有时候这也是必要的，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截去他的一只手或脚。”

温斯顿忍不住又很快瞟了一眼马丁那张蒙古人种的脸庞，上面看不到有什么疤痕。茱莉娅的脸略微变得苍白了一些，让她的雀斑显现出来，但她仍然大胆地看着奥布兰。她咕哝了一句什么话，似乎是表示同意。

“好，这就好了。”

桌子上有个装香烟的银盒，奥布兰很是心不在焉地把烟推给温斯顿他们抽，自己也抽了一根，接着他站起身，开始慢慢踱来踱去，似乎他站着可以更好地思考。那是种高级香烟，很粗，卷得很好，卷烟纸也有种不寻常的柔滑感。奥布兰又看了看手表。

“马丁，你最好去餐具室，”他说，“再过一刻钟我就要再打开电屏了。你走的时候，好好认认这两位同志的脸。你会再见到他们，我可能不会。”

跟刚才在大门口时一样，矮个男人的黑眼睛扫视着他们的脸庞。他的举止里丝毫没有友好的样子，他在记下他们的外貌，然而对他们不感兴趣，要么是看不出他感兴趣。温斯顿想到假面可能无法改变表情。马丁没说话，没做出任何打招呼的动作就出去了，走时无声地关上了门。奥布兰在踱来踱去，一只手放在黑色工作服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夹着香烟。

“你们要明白，”他说，“你们将在黑暗里斗争，永远会是在黑暗里。你们会收到命令，然后服从命令，也不会明白是为什么。回头我送给你们一本书，从这本书里，你们会了解到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真正本质，还有我们据以摧毁它的策略。读完这本书，你们就是兄弟会的正式成员了。但是除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总目标以及当前任务，你们对兄弟会永远了解不到什么。我告诉你们它存在，但是我告诉不了你们它的成员有一百个呢，还是一千万个。以你们的个人经历来说，你们永远连十几个兄弟会成员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你们会有三四个联系人，他们经常消失，然后由别人接上。因为这是你们的初次联系，所以会保持下去。你们收到命令时，会由我发出。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跟你们联系，就会通过马丁。最终被抓到后，你们会坦白，那不可避免，但是除了自己的行为，你们能坦白的很少。你们坦白出来的，不过是少数几个不重要的人。很可能你们甚至无法出卖我，到那时，我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成了另外一个人，长着另外一副面孔。”

他又在柔软的地毯上走来走去。虽然他很魁梧，举动中却仍具有非凡的优雅之处。即使在他把手伸在口袋里，或者把弄那根香烟时，仍能散发出优雅的气质。他给人一种印象：他不仅有力量，而且自信和善解人意，尽管带有嘲讽意味。不管他内心可能有多么热切，他一点也没有狂热分子的那种执着的样子。说起谋杀、自杀、性病、截肢和易容时，他隐约有种开玩笑的样子。“这不可避免，”他的话音似乎这样表示，“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不能退缩。然而如果生命再次变得值得活下去，我们就不会做这件事。”温斯顿对奥布兰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那几乎是崇拜。他暂时忘了戈斯坦因那幽灵般的形象。看着奥布兰结实的肩膀和坚毅的脸庞时——非常丑陋而又非常文雅——不能不相信他不可击败。他精通谋略，能预见到所有危险。连茱莉娅也似乎被他打动了。她由着她那根烟自行燃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奥布兰继续说道：

“你们已经听到过有关存在兄弟会的传言，无疑你们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以你们的想象，兄弟会进行规模巨大的地下串联活动，在地下室秘密聚会，在墙上涂写东西，通过暗号或者特殊手势互相接头等，然而这种事情一样也不存在。兄弟会的成员无法互相确认，对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除了很少几个人，不可能知道更多成员。即使戈斯坦因落到思想警察手里，他也招不出一份成员名单，也招不出什么资料让他们能顺藤摸瓜得到全体成员的名单，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名单。兄弟会无法完全被消灭，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它之所以存在，靠的是一种信念，那不可摧毁。除了这种信念，你们永远不会有别的来支撑自己。你们感受不到同志之情，也没人来鼓励你。最终被逮捕后，你们不会得到任何帮助。我们从来不对成员进行营救，最多是在绝对需要让某个人不能开口时，有时把一个剃须刀片夹带送进牢房。你们必须适应没有结果也没有希望的生活。你们会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会被逮捕，你们会坦白，后来就会被处死。这些是你们将看到的仅有的结果，任何可见的变化在我们这辈子里都不可能看到。我们是死了的人，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我们会仅仅以几捧尘土、几块骨头参与到未来，然而未来有多远不得而知，可能在一千年后。目前，除了一点点扩大具有理智思想的人群，别的都不可能。我们不能合力行动，只能通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一代向下一代这种方式来向外传播我们的认识。在思想警察当道时，你别无选择。”

奥布兰停了下来，第三次看他的手表。

“差不多到了您该走的时间了，同志。”他对茱莉娅说，“等等，瓶里还有一半呢。”

他把杯子全倒满，然后手持杯柄举起他那杯酒。

“这次是为什么而干杯呢？”他仍然带着一丝讥讽的样子说，“为了思想警察不辨东西？为了老大哥死掉？为了人性？为了未来？”

“为了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最重要。”奥布兰严肃地表示同意。他们喝完了杯子里的酒，然后过了一会儿，茱莉娅起身要走。奥布兰从橱柜顶上取下一个小盒子，递给她一片扁平的白色药片，要她放在舌头上。他说在出去时别冒酒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开电梯的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她出去后门一关上，奥布兰就似乎已经忘了她的存在。他又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停了下来。

“还有些细节问题，”他说，“我估什你们有个藏身处？”

温斯顿跟他说了查林顿先生楼上的房间。

“那里暂时可以用，以后我给你们另外安排一个地方，重要的是经常变换藏身地。另外，我要把‘那本书’送给您。”温斯顿注意到就连奥布兰说起那个词时，好像也是带了引号。“您也明白，就是戈斯坦因的书，可能要过几天我才能拿到一本。您可以想象到，没有几本在世，思想警察对它的查抄和销毁跟我们印刷它的速度一样快，但那几乎无关紧要，这本书不可毁灭。上一本没有了，我们可以几乎一字不错地再印一本。您上班带不带公文包？”

“肯定带。”

“什么样的？”

“黑色，很破旧，有两根系带。”

“黑色，两根系带，很破旧——好。近期的某一天——我不能肯定是哪天——您上午上班时收到的通知中，有个词是印错的，您必须要求重发那个通知。第二天，您上班时别带公文包。那一天某个时候，有人会碰碰你的胳膊说：‘我想您的公文包掉了。’在他给您的公文包里，有本戈斯坦因的书。您要在两周内归还。”

他们有一阵没说话。

“还有几分钟您就得走了，”奥布兰说，“我们会再次见面——如果我们真能再次见面——”

温斯顿抬头看着他。“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迟疑地说。

奥布兰点了点头，没有显得惊讶。“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似乎也想起了这句话的出处。“还有，在您走之前，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有没有什么口信？什么问题要问？”

温斯顿想了一下，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想问了，更没有想泛泛而言地唱高调。他想到的不是直接跟奥布兰或者兄弟会有关的任何事情，他脑子里出现的，是混合在一起的图像，包括他跟母亲度过最后一段时间的阴暗房间，查林顿先生铺子上面的房间，那块玻璃镇纸还有带红木画框的钢雕版版画。他几乎是随随便便地问：

“您会不会刚好知道一首老押韵诗？开头是：‘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大钟说。”

奥布兰又点了点头，他严肃而又彬彬有礼地说完了诗中那一节：

“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的大钟说。

“你欠我三个法寻。”圣马丁教堂的大钟说。

“你什么时候还我？”老百利的大钟说。

“等我富了再说。”肖尔迪奇教堂的大钟说。

“您知道最后一行！”温斯顿说。

“对，我知道最后一行。现在您恐怕该走了，到时间了，可是等一下，最好让我给您取片药。”

温斯顿站起身来，奥布兰伸出一只手，他握手有力得要把温斯顿的手给捏碎。到门口时，温斯顿转过头，奥布兰却似乎正在把他从心里忘掉。他在等待，手放在控制电屏的开关上。在他身后，温斯顿能看到写字台、绿色灯罩的电灯、口述记录器和放着厚厚文件的铁丝篮。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他想到过半分钟后，奥布兰又会重新为党做起中断的重要工作。

9

温斯顿疲劳得像凝胶一样，凝胶是个恰当的用词，自动出现在他脑海里。他的身体似乎不仅像果冻那样软，而且也呈半透明状。他觉得如果把手举起，会看到光线透过来。全部血液和淋巴液都因为无比繁重的工作而被抽干，只留下由神经、骨骼和皮肤组成的脆架子。所有知觉都似乎被放大，工作服在磨擦他的肩膀，人行道让他的脚底发痒，甚至把手张开攥住都是种费力的动作，能让他的关节格格作响。

他在五天内的工作时间超过九十个小时，部里其他所有人也是。现在全结束了，直到明天上午，他实际上无事可做，没有任何党安排的工作要做。他可以去那个藏身处过上六小时，然后再在自己的床上睡九小时。在不算炎热的下午阳光中，他慢腾腾地走上一条通向查林顿先生的铺子的肮脏街道，同时也注意看有没有巡逻队出现，然而他感情用事地相信这天下午不可能有谁来干涉他。他带的公文包重得每走一步都碰到他的膝盖，让他的腿部皮肤从上到下都有发麻的感觉，里面装的就是“那本书”。他带着它已有六天，但是还没有打开过，甚至也没看过一眼是什么样子。

仇恨周的第六天，在游行、讲话、呼喊、歌唱、旗帜、宣传画、电影、蜡像、军鼓敲打和小号尖响、操正步的踏地声、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大批飞机的轰鸣、枪炮齐响——这样长达六天之后，最高潮颤动着接近顶点，对欧亚国的全面仇恨沸腾着达到狂乱的程度。将在仇恨周的最后一天被公开处以绞刑的两千个欧亚国战争犯如果落到人们手里，无疑会被撕成碎片。但就在这时，却宣布大洋国根本不是在跟欧亚国，而是在跟东亚国打仗，欧亚国是盟国。

当然，无人承认有过任何转变，只是极其突然地，每个人都知道了敌国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大家知道的那一刻，温斯顿正在参加一次示威活动，在伦敦的中心广场举行。时当夜晚，那些白色的面孔及鲜红的旗帜被耀眼的泛光灯照射着。广场上集中了数千人，其中包括一千个身穿侦察队制服的小学生组成的方阵。在用红布装饰的讲台上，某个内党的演讲家正向人群做着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是个瘦削的矮个男人，长着跟身材不相称的长手臂和一颗硕大的秃顶头，上面还有几绺稀疏的头发。他长得像个侏儒，因为仇恨而扭动着身子，一只手抓着话筒柄，另一只手——胳膊瘦骨嶙峋，手却大如蒲扇——在头顶的空气中凶狠地抓舞。他的声音因为扩音器而带上了金属味，在没完没了地迸射着一系列内容，诸如暴行、屠杀、驱逐、抢劫、强奸、拷打战俘、轰炸平民、散布谎言的宣传、侵略、背信毁约等。听着他演讲，你不可能不先是相信，然后变得疯狂。每隔一阵子，人群的愤怒沸腾起来，喇叭的声音被野兽般的咆哮声压了下去，那是从几千个喉咙里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的，而最为野性十足的喊叫，来自那些学童。讲话持续了可能有二十分钟时，一个通讯员匆匆走上讲台，把一张纸条塞到演讲家手里。他打开看了一眼，然而并未停止演讲。他的声音和行为都没有任何改变，他演讲的内容也未改变，但是突然间，那些名字变了。不用说什么话，理解像波浪一样掠过人群。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然后出现一阵剧烈的骚动。广场上布置的旗帜和宣传画全错了！超过一半的宣传画上印错了面孔。这是蓄意破坏！戈斯坦因的特务在行动！接着出现了暴乱般的一段插曲，宣传画被人们从墙上扯下来，旗帜被撕成碎片踩到脚底。侦察队的队员表现出了惊人的敏捷身手，他们爬上楼顶，把烟囱那里飘扬的三角旗剪掉。才两三分钟时间，这些工作就全部完成了。那位演讲家仍紧攥话筒柄，肩部前倾，另一只空出来的手在空中抓舞，仍然在演讲。再过一分钟，人群中又爆发出因愤怒而引起的野蛮咆哮声。仇恨周跟刚才一样，丝毫不走样地进行，只是仇恨的对象变了。

温斯顿回头想一想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个演讲者实际上是在某句话中间变了调，不仅没打顿，而且甚至没破坏句子结构。但在那时，他还在想着另外一件事。宣传画被扯掉的混乱时刻，有个他没看到其长相的男人拍拍他肩膀说：“对不起，我想您的公文包掉了。”他没说话，心不在焉地接过公文包。他知道还要再过几天，他才有机会看看里面的东西。示威活动结束后，他立即回到了真理部，尽管那时已经差不多二十三点，部里全体工作人员都是这样做的。电屏里已经传出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命令，但那几乎是多此一举。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过去五年内的政治性文献的绝大部分都已完全落伍，所有报道和档案、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照片等等——一切都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改掉。虽然没有什么指示，但大家都明白，部里的首长希望在一星期内，让所有地方都不再提到跟欧亚国打仗、与东亚国结盟之事。这项工作极其艰巨，而且由于不得明言涉及到的做法而更显艰巨。档案司里的每个人都是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小睡两次，每次三个小时。从地窖里取出了床垫，走廊上摊的全是。三餐饭由食堂服务员用推车推着到处发放，包括三明治和胜利咖啡。每次温斯顿暂停工作去睡会儿觉时，总是努力把桌子上的活干完；而每次当他眼皮沉重、腰酸背痛地拖着脚步回来后，他的桌子上又堆满积雪一样的纸卷，不仅把口述记录器埋了一半，而且多得掉到了地上，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总是把纸卷堆成够整齐的一堆，好给自己腾出地方干活。最难办的，是这项工作根本不是完全机械性的。尽管一般情况下用一个名字代替另一个就行了，然而凡是处理某些事件的详细报道时，都需要细心再加上想象力，甚至在把某场战争搬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这需要相当丰富的地理知识才行。

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得难以忍受，眼镜片每隔几分钟就需要擦一次。这就像在撑着干一件极其累人的体力活，一件有权利拒绝去干，然而又神经质地渴望将其完成的活。他低声向口述记录器念出的每个词、蘸水笔的每一画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然而在有时间回想一下时，他不记得自己被这一事实困扰过。跟档案司里的别人一样，他渴望能把这种伪造工作干得十全十美。第六天上午，纸卷来量少了下来。长达半小时里，什么也没有从管子里吹送出来，然后又是一个纸卷，接着又没有了。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每个地方的工作都轻松了。记录司里的每个人都悄悄长叹一口气，一件不可提及的伟大功绩完成了。现在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以文件证据证明跟欧亚国发生过战争。十二点时，出人意料地收到通知，说部里所有工作人员从下午到第二天上午都不用上班。温斯顿仍带着装有“那本书”的公文包——工作时放在两腿之间，睡觉时放在身子下面——回了家，刮过脸后，他几乎在浴缸里就睡着了，虽然水才微温而已。

他爬上查林顿先生铺子里的楼梯，关节有点叫人舒服地咯咯作响。他身上累，却不再困乏。他打开窗户，点亮肮脏的小油炉，在上面放了一锅水，准备煮咖啡。茱莉娅很快也会来，还有“那本书”也在这里。他坐在那张脏兮兮的扶手椅上，解开了公文包的系带。

这是本黑面厚书，装订较差，封面上没印作者名或书名，印刷字体也略微有点不一致。页边已经破旧不堪，很容易就会散页，似乎这本书已经过很多人的手。有书名的那一页上印着：

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纽尔·戈斯坦因　著

温斯顿开始阅读：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很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有过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永远不可调和……

温斯顿停了下来，主要是为了体会一下他正在舒适安全地读书这一事实。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屏，锁眼上也无人偷听，没有扭头扫视或捂住书本这种不安的冲动。宜人的夏日微风吹拂他的脸颊，从远方某处，隐隐约约传来小孩子的叫喊声。在这房间里，除了时钟虫鸣般的走时声，没有别的声音。他往扶手椅里坐得更深一些，把脚放在壁炉前的挡板上。这是种无上的幸福，是不变的永恒。突然，正如一个人有时会翻一本他知道最终会把每个词都一读再读的书本那样，他把书翻到另外一处，发现已经是第三章。他继续阅读：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即可预见到世界将分成三个超级大国。由于俄国吞并了欧洲，大英帝国被美国所吞并，现存三大国中，有两个在当时已实际存在，第三个大国东亚国将在又经过十年混战后崛起。三者之间的边界在有些地区很明确，而在另外一些地区，随着战争形势发展而波动，但一般而言是按照地理界线划分的。欧亚国包括整个欧亚大陆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包括美洲、大西洋岛屿以及不列颠各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端；东亚国比另外两国小一些，西部边界不是很确定，它包括中国及其以南地区、日本群岛以及满洲和蒙古。

要么联甲攻乙，要么联乙攻甲，三个超级大国永远处于交战中，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如此。然而战争也不再像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战争那样，具有孤注一掷、你死我活的性质。它是各个无法击溃对方的参战国之间目标有限的战事，既无具体开战原因，也无意识形态方面的真正差异。但这并不是说战争方式或者在战争问题上的盛行态度变得没那么嗜血或者多了点骑士精神，恰恰相反，战争歇斯底里症在各国内部都经久不衰并普遍存在，像强奸、劫掠、屠杀儿童、把大批人口变成奴隶，甚至发展到煮死及活埋这样针对战俘的报复行为都被视为正常，而且如果是己方而不是敌方所为，此种行为就更值得称颂。然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战争涉及的人数很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受到高度训练的专家，造成的伤亡数字相对少一些。战斗都是在一些不清不楚的边境地区，一般人都知之不详，要么在扼据海路战略地点位置的水上堡垒附近。从各国社会和生活方式意义上说，战争的意义仅限于消费品的常年短缺和偶尔打来一颗火箭弹炸死几十个人而已。事实上，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说得更准确点，发动战争的理由在重要性顺序上已经改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战中只占较小程度的动机现在已成为主导性的，被有意识认可并依照其行动。

为理解如今的战争——因为战争或结盟的对象每隔几年总会变化，但总是同样的战争——人们必须首先理解战争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三者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完全被征服，甚至另外两国联合起来也做不到，它们过于势均力敌，而且相互之间的天然屏障太难克服。欧亚国被其辽阔疆域所保护，大洋国依靠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宽度，东亚国靠的是其居民善于生养以及勤劳的本性。第二，从实际意义上说，也没可以为之打仗的原因了。随着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形成，生产和消费达到互相平衡，在以前的战争中，作为主要战争理由的争夺市场这点已不复存在，原材料之争也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不管怎样，三个超级大国辽阔得能够在各自疆域内取得所需全部物资。如果说战争还有直接经济原因，那就是对劳动力的争夺。各大国的国境之间，存在一个哪个国家都不曾长期占领的地带，大致呈四边形，四个角分别是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3]、香港，它包括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三大国就是为了占领这一带人口密集的地区和北部的冰盖区而不断争斗。实际上三者中，谁都不曾占领过全部争议地区，它的各部分经常易手，要靠突然背信弃义，才能占据这一块或那一块地方，正是这一点，造成了结盟方式的不断变化。

所有被争夺的地区都蕴藏着宝贵的矿产资源，有些地方出产重要的植物产品，如橡胶。在较寒冷的地方生产橡胶，则需要以费用相对较高的合成方法。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拥有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不管哪个国家，只要占领了赤道非洲或者中东地区，或者印度南部，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就同时能够支配几千万乃至几亿廉价而勤劳的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多少被公开置于被奴役的地位，永远是前一个征服者刚走，下一个又来，而且被当做煤和石油一样的消耗品，为的是制造更多军备，攫取更多领土，控制更多劳动力，制造更多军备，攫取更多领土，就这样无限进行下去。应该看到的是，战斗从未越过被争夺地区的边界。欧亚国的国境在刚果河和地中海北岸之间波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屿在大洋国和东亚国之间不停易手，在蒙古，欧亚国和东亚国的分界线从未稳定过；在北极地区，三者都声称对极其辽阔的疆域拥有主权，其实那里大部分地区都荒无人烟，也未经探测。力量平衡却总是被大体维持着，作为三大国的中心地域从未被侵犯过。此外，赤道地区被剥削人民的劳动对全球经济而言，也并非真正必需，他们对全球财富总量没有贡献，因为不管他们生产的是什么，总被用于战争这个目的，发动战争的目的，总是为了让己方国家在发动下次战争时处于有利地位。通过被奴役人民的劳动，永不停息的战争的速度会加快。然而即使他们不存在，全球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结构自我维持的过程也不会有根本不同。

现代战争最重要的目标（根据双重思想原则，这一目标被内党的头头脑脑承认的同时也加以否认）是消耗机器的产品而不提高总体生活水准。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就成为工业社会的潜在问题。当前，少数人还算能填饱肚子，这个问题显然仍不紧迫，即使不进行人为销毁，也可能不会成为紧迫问题。当今世界跟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比较起来，是个物质缺乏、食不果腹、满目疮痍的世界，跟当时人们所设想的未来世界比起来更是如此。二十世纪初期，设想中的未来社会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富足安逸、井井有条、效率极高的社会——是个由钢铁和雪白水泥所构建的光彩夺目、一尘不染的世界——那是几乎每个识字的人们意识中的一部分。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且很自然可以想象科技会永远发展下去。但这些并未发生，部分由于长期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穷困，部分由于科技进步需要思想上的经验主义习惯，在一个严格军事化管理的社会里，这种习惯无法幸存。总体而言，当今世界比五十年前的世界更原始。有些落后地区得到发展，不少东西被发明出来，但总是以某种方式跟战争和警方的侦察活动有关，实验和发明总体上说是停止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核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从未被全面修复过。然而，机器的潜在危险性总是存在着。机器首次出现时，在所有能够思考的人们看来，人们不必再从事苦工，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也将消失。如果机器是有意为此目标而使用，那么几代人以后，饥饿、过劳、肮脏、文盲和疾病就会被消除。实际上机器并非有意为此目标使用，而是按照一种自动的过程。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差不多五十年时间里，机器确实大大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这是通过生产出有时不可能不分配的财富来完成的。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具有毁灭性危险——确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毁灭等级社会。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需要工作很短的时间、能够填饱肚子、能够住在一幢有厕所、有冰箱的房屋里，而且拥有一辆汽车甚或飞机，最明显和也许是最重要的不平等将不复存在。如果这成为全面现象，那么财富就不会带来差别。无疑可以想象有这么一个社会，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意义上的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然把持在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手里，但事实上，这种社会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如果所有人都能享受悠闲自在、高枕无忧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将学会识文断字和独立思考——而一般情况下，他们可能因为贫穷而变得愚昧——他们学会这些后，早晚会意识到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是尸位素餐者，就会将之扫除。长远而言，等级社会只有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回到农业社会——正如二十世纪初某些思想家梦想过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行，它跟机械化趋势相矛盾，而机械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差不多类似一种本能。再者，任何国家如果一直保持工业落后状态，那么在军事上都会过于软弱，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受制于更先进的对手国家。

通过控制物品产量来让广大人民保持贫穷状态，也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约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间，很大程度上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土地抛荒，不再增添资本设备，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工作，靠政府慈善行为才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也会导致军事上的弱势，因为它造成的贫困显然并非必需，使得反抗不可避免。问题是怎样让工业的车轮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必须生产出货物来，却又必须不去将之分配。实践中，只能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战争最根本的行为是毁灭，不一定是人命，而是人们的劳动产品。战争是个将物资粉碎或者抛到同温层，或者沉到海底的办法，否则这些物资就会让人们生活得过于舒适，因而从长远意义上说，会过于聪明。即使战争武器真的被摧毁了，武器生产仍是消耗劳动力的方便途径，而不用去生产任何可供消费的东西。例如，建造一个水上堡垒所使用的劳动力就能建造出一百艘货船，然而这一堡垒最终也会报废拆掉，永远不能为任何人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接着再花费极其巨大的劳动力去建造下一座水上堡垒。从原则上说，战争努力总是计划得能够消耗掉满足人们最低需求之外的所有剩余物。实际上，人们的需求总是被低估，结果是生活必需品中有一半总处于短缺状态，然而就连这点也被认为是有利条件。这是精心制订的政策，让即使享有特权的团体也在困苦的边缘徘徊，因为普遍的物资缺乏能够增加小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能够导致不同集团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以二十世纪初的标准衡量，甚至一个内党党员所过的生活也是艰苦朴素、工作繁重的。然而，他的确拥有的一些奢侈条件——他住面积很大、配套设施齐备的公寓，穿质地更好的衣服，享用高级的食物、酒类和烟草，还有两三个仆人供他驱遣，有自己的汽车或直升飞机——让他和外党党员的生活有天渊之别，而外党党员和他们称为“普罗”的贫不聊生的大批群众相比，又享有类似的特权地位。社会气氛是那种相当于被围困的城市之内的气氛，贫富的差别可能就是有没有一块马肉可吃。同时，由于人们意识到处于战争中，因此是处于危险中，这使得将全部权力交给一个小小的阶层似乎是自不待言，是为了生存下去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看出，战争不仅完成了必需的摧毁工作，而且完成得在心理上也能接受。从原则上说，通过建造庙宇和金字塔，挖个坑然后再填上，或者甚至是生产出大批货物然后放把火烧掉这些方式，也能很简单地把过剩的劳动力浪费掉，然而这些方法仅能提供等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而非感情基础。在此，要关注的不是群众的精神面貌——只要让他们一直处于工作中，他们的态度便无关紧要——而是党自身的精神面貌。甚至是地位最低的党员也要求他们称职而且勤劳，甚至在有限的程度内头脑聪明，但是同样需要他们做易于轻信和愚昧无知的狂热分子，他们主要的精神状态是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应该具有和战争状态相适应的心理状态。战争是否真正发生着没有关系，而且因为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进程的顺势逆势也没有关系，需要的只是应当保持战争状态。党要求其党员的智力分裂——这在战争气氛中更容易达到——现在几乎成了种普遍现象，而且所处职务越高，这一点就越突出。恰恰是在内党中，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和对敌人的仇恨最强烈。以他作为管理者的身份，一个内党党员经常需要知道这条或那条战争消息是不实的，他也许经常也能意识到整个战争都是无中生有之事，既非正在发生着，也非为了跟所宣称的相去甚远的目的而发动，然而通过“双重思想”，不难使这种认识失效。同时，没有一个内党党员对战争正在进行着的神秘信念有过一丝动摇，而战争注定将以己方取胜而结束，大洋国将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主宰。

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征服，所有内党党员都将其当做事关信仰之事。征服要么通过攫取一块块领土逐渐达到，从而积聚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要么靠着研制出无法与之对抗的新式武器。这种研制新式武器的工作正在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也是具有创造力或者爱思考的头脑能得到用武之地的极少数活动之一。在当今大洋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几乎已经不复存在。新话里没有“科学”这个词，过去的科学成就赖以建立的思维上的经验主义方法跟英社中最基本的原则相矛盾。就连技术进步，也必须是在它的产品能以某种方式用以减少人类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所有实用技术方面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在倒退。耕作农田用的是马拉犁，书本却是用机器写就。但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指的就是战争和警方的侦察活动——仍然鼓励用经验主义方法，要么至少这种方法得到容忍。党有两个目标，一是征服全世界，二是一劳永逸地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要解决的最主要难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在并非本人自愿透露的情况下发现他正在想什么，二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于几秒钟内消灭上亿人口。科学研究之所以仍继续进行，这些就是研究课题。现在的科学家要么是集心理学家和审讯者于一身，对脸部表情、动作和说话音调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极其细致的研究，而且对让人说实话的药物、休克疗法、催眠和拷打肉体的效果进行试验；要么他是个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只研究专业上的特定分支，跟杀人有关。在和平部里的巨型试验室里和隐蔽在巴西森林里——或是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或是南极洲的不为人知的岛屿上——的试验站里，一队队专家正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些专家只是在制订将来战争的后勤计划，有些专家在设计越来越大个的火箭弹、威力越来越大的炸药和防护性能越来越好的装甲；还有些专家在寻找更致命的毒气，或者可大批生产的可溶性毒药，以致能全部消灭地球上的植物或者能抵抗所有可用抗生素的病菌种类；另外有些专家在努力制造出可以在地下前进的车辆，如同潜艇在水下那样，或者像帆船一样不需要基地的飞机；还有些专家的研究方向更是匪夷所思，例如通过架设于几千公里以外太空中的透镜聚焦太阳光，或者利用地心热量，人为制造出地震和海啸。

但是所有这些项目离实现从来差得很远，三大国中，没有哪个能明显领先另两个。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三者都已经拥有原子弹，那比他们目前任何一种研制工作有可能制造出来的武器的威力都更大。虽然党习惯性地将原子弹的发明归功于自己，然而原子弹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出现，差不多十年后开始大规模使用。当时，几百颗炸弹投在工业中心地区，主要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西欧以及北美。其后果令三国的统治集团明白再多投几颗，就意味着有组织社会的末日，因而也是他们自己掌权的结束之日。因此，虽然正式的协定不曾存在过或者有迹象存在过，然而没有谁再扔原子弹。三大国全都只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储备起来，等待决定性机会的到来，他们都相信那一天迟早会来。同时，战术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几乎被固定下来。直升飞机比以前使用得更频繁，轰炸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自动推进的炮弹所取代，易受攻击的脆弱的战舰让路给了不会沉没的水上堡垒，然而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坦克、潜水艇、鱼雷、机关枪，甚至步枪和手榴弹都仍在使用。虽然报章上和电屏里在报道没完没了的杀戮，但是像早期战争中孤注一掷的战斗，也就是在几周内使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人送命的战斗，却从未再次发生过。

三大国中没有一个会企图进行有可能带来重大失败危险的部队调动，所采取的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是对盟国的突然袭击。三者都采用的，或自欺地采用的都是同样的策略。三者的计划是通过结合战斗、讨价还价和时机计算恰当的背叛行为，去占领多个基地，这些基地形成一个圆圈，将两个对手国家之一完全包围起来。然后跟该国家签下友好条约，在许多年时间里与其保持和平关系，以致其疑心全失、麻痹大意起来。这段期间，装有核弹头的火箭弹可以集中到所有战略据点。到最后，这些火箭弹在同一时间发射，造成铺天盖地的效果，以至于不可能进行反击。然后再跟剩下的对手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并为下次攻击作准备。几乎不值一提的是，这种如意算盘只是白日做梦而已，没有实现的可能。不仅如此，除了赤道及北极附近的被争夺地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进攻过敌国领土，这就说明了各大国之间在某些地方有确定的边界。例如，欧亚国很容易就能攻占不列颠群岛，从地理位置上说，那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也能将其边界扩张到莱茵河甚至维斯图拉河[4]，但那样就违反了各大国都遵循的关于文化统一性的不成文原则。如果大洋国占领以前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就需要或者消灭掉当地的居民——会是一项实行起来极为困难的工作，或者把差不多有一亿的人口同化，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说，这些人口与大洋国的人口处于一致的水平。三大国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对其结构来说，绝对需要除了有限度地和战俘和黑人奴隶接触，不与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甚至对目前的正式盟国，也以最复杂的猜忌之心度之。大洋国的普通公民除了见到战俘，从未见过一个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公民，而且被禁止学习外语。如果他被允许跟外国人接触，就会发现他们跟他是一样的同类，他被告知的关于那些人的说法绝大部分是谎言，他在其中生活的封闭世界将被打破，而他的道德观赖以存在的恐惧、仇恨和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就可能灰飞烟灭。因此，所有三方都意识到不管波斯或者埃及，或者爪哇岛，或者锡兰易手多少次，除了炮弹，一切都绝对不可越过边界。

在此背后，有一项从未明明白白讲出来的事实，然而被默认，并成了行为准则，那就是所有三大国中的生活状况都相差无几。在大洋国盛行的哲学叫英社，在欧亚国盛行的哲学被称为新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东亚国盛行的哲学有个中文名字，通常被译做“崇死”，但是也许用“消灭自我”可以表达得更透彻一些。大洋国的公民被禁止了解另外两种哲学的任何宗旨，却被教导将其斥为野蛮地违背了道德和常识。实际上，这三种哲学几乎无法分别，所支持的社会体系根本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同样的金字塔结构，同样有着对半人半神领袖的个人崇拜，经济同样由连绵的战争所维持并为战争而服务。因此，三者不仅不能将对方征服，而且征服了也不会有任何获益。恰恰相反，只要三者之间保持战争冲突，就会像三捆谷物那样互相支撑着。通常而言，三者的统治集团对其所作所为在意识到的同时也意识不到。生活中，他们都致力于征服全世界，然而他们也知道，有必要让战争在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永远继续下去。同时，因为不存在征服或者被征服的可能，使得否认现实成为可能，这也正是英社和与其对立的其他两种思想体系的特征。有必要重复一次之前已经讲过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变得连绵不断，战争从根本上说，改变了自身性质。

在过去，一场战争几乎从定义上说，是早晚会结束的，通常说来，胜利还是失败也明确无误。在过去，战争也是人类社会用以与具体现实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每个时代的每位统治者都曾试图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他们的追随者，然而不会鼓励他们拥有趋于影响军事效率的错觉，其后果令这些统治者承受不起。只要失败意味着失去独立，或者意味着通常被认为不好的结果，就一定要认真防备以避免失败。具体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哲学或宗教或伦理学或政治中，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或者飞机时，二加二就必须等于四。缺乏效率的国家总是迟早会被征服，而追求效率则不利于产生错觉。再者，为追求效率，就有必要向过去学习，那就意味着对过去发生之事要有相当精确的观念。当然，以前的报纸和历史书经常是带着偏见和经过歪曲的，但不可能像如今这样进行伪造活动。战争能可靠地让人保持理智，对统治集团而言，它也许是让理智得以保持的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不管战争是赢是输，没有哪个统治集团毫无干系。

然而，当战争实际上变成连绵不断时，它也不再是危险的了。战争连绵不断时，就没有军事必要这一概念，技术进步可以停止，最明显的事实可以被否认或漠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仍在进行的、能称为科学研究的研究仍是为了战争这一目标，然而从本质上说，那是种白日梦，而研究出不了成果也不重要。效率，甚至军事效率都不再需要。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一切都没有效率。因为三大国的每一个都不可征服，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在其中，几乎想怎样歪曲思想都可以放心实行。现实只是在日常生活需要中凸现出来——饮食需要，住房需要，穿衣需要，避免服毒或者从顶楼窗户跳下来的需要，诸如此类。生与死、肉体的欢乐和疼痛之间仍有差别，但仅此而已。在被与外部世界以及过去切断联系的情况下，大洋国的公民就像位于星际之间的人，不知道哪个方向是上，哪个方向是下。这种国家里的统治者地位至高无上，就连以前的法老或恺撒都未曾达到。他们必须避免他们的追随者不要饿死太多，以免造成不便，不得不与对手国家在军事技术上保持同样的低水平。然而一旦达到这些起码条件，他们就可以将现实随心所欲地进行扭曲。

因此，按照从前的战争标准来衡量，现代战争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它就像某种反刍动物之间的争斗，这种动物头顶的角所长的角度让它们不会互相伤害。但是尽管战争是不真实的，却并非没有意义。它会消耗掉剩余的消费品，也有助于保持那种特殊的精神氛围，那是等级社会所必需的。可以看出，现在的战争完全成了一种内部事务。过去，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虽然也承认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对战争的破坏性进行控制，但他们的确互相开仗，而且胜利者也掠夺失败方。而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他们根本没有互相开仗，战争是由统治集团向着自己的国民发动的，而且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攻占或防止被攻占领土，而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变。因此，“战争”这个词就变得能使人误解。也许说得准确点，就是通过将其变得连绵不断，战争已不复存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战争对人们造成的那种独特压力也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三大国不是互相开战，而是同意永远保持和平，每个国家的边界都不受侵犯，结果将完全一样。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仍是自成一统的天地，永远不会有外来危险所带来的使人头脑清醒的影响。真正永远的和平和战争将是一回事。这一点——虽然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在浅层意义上明白这一点——就是党的标语“战争即和平”的内在含义。

温斯顿停止了阅读。远处，一颗火箭弹雷鸣般爆炸了。独自在没有电屏的房间里读禁书的极乐感觉仍未消逝。独处和安全是种身体上的感觉，不知为何，它跟身体上的疲累感、扶手椅的柔软感以及窗外吹入的微风拂在脸颊上的感觉掺杂在一起。那本书让他读得入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它给了他安心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本书上所写的内容没有什么他不知道，但那正是它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如果他有可能把自己的零乱思想整理出来，书上所说的正是他会说的东西。它是由另外一个跟他具有类似思想的人写出来的，但在能力、系统性和无畏精神方面，此人比他强了许多倍。在他看来，最好的书本是告诉你一些你已知事情的书本。他刚刚翻回到第一章，就听到茱莉娅走上楼梯的声音，他从椅子上起身去迎接她。她把褐色工具包扔到地上，一下子扑进他怀里。他们超过一星期没见过面了。

“我拿到了‘那本书’。”松开她后温斯顿说。

“噢，你拿到了吗？好。”她没有多大兴趣地说，几乎马上就在油炉旁边跪下来煮起了咖啡。

直到在床上躺了有半小时后，他们才又回到这个话题。傍晚的凉意刚好可以让他们盖上床罩。楼下照常传来熟悉的唱歌声和靴子走在石板路上的摩擦声。温斯顿第一次来时看到的那个强壮的红胳膊女人几乎是院子里的固定景致，只要太阳不落山，她似乎没有一个钟头不是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走来走去，嘴里不是塞着晾衣服的夹子，就是在兴致勃勃地唱歌。茱莉娅侧躺着，像是已经快睡着了。他伸手拿过在地板上放着的“那本书”，然后靠床头坐着。

“我们一定要读读它，”他说，“你也得读，所有兄弟会的成员都得读。”

“你读吧，”她眼也没睁地说，“读得大声点，这样最好了，你可以边读边解释给我听。”

时钟指向六点钟，即十八点，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他把书本搁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有史以来，很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有过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

“茱莉娅，你醒着吗？”温斯顿问道。

“对，亲爱的，我听着呢。往下读，写得太棒了。”他继续读下去：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永远不可调和。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其地位，中等阶层的目标是跟上等阶层调换地位，下等阶层的目标，如果有——因为他们被苦工压得喘不过气，只是断断续续地意识到他们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他们恒久的特点——就是要消灭所有差别，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具有相同主要特点的斗争贯穿了整部历史。很长一段时期内，上等阶层似乎牢固地掌握着权力，然而迟早会到这么一个时刻，他们要么对自己失去信心，要么无能力进行有效统治，要么两者皆有。接下来，他们被中等阶层推翻，中等阶层假装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斗争，因而争取到了下等阶层的支持。但是中等阶层一旦达到目的，就立刻将下等阶层又强行置于原先受奴役的地位，然后自己成为上等阶层。很快，新的中等阶层从另外一种或两种人中分离出来，斗争又重新开始。三种人中间，只有下等阶层从未哪怕是暂时达到过目标。说自古至今从未有过实质上的进步是夸大其辞，即使在现在，虽然处于下降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跟几个世纪前比起来还是有实质性的进步。但无论是财富的增长，还是举止的文明化、改革或者革命，都不曾向着人类的平等推进过哪怕一毫米。从下等阶层的角度来看，历史性变动所意味的，除了主宰者的名称变化，从来别无其他。

到十九世纪后期，在许多观察者看来，此种模式的反复性显而易见，因此产生了一个思想家学派，他们将历史诠释为循环发展的，声称这一点表明了不平等乃人类生活的不变法则。当然，这一学说向来不乏拥护者，但在如今，它被提出的方式是大大不一样了。过去，等级社会这种社会形式的必要性特别被上等阶层宣扬，它被国王、贵族和靠其过着寄生生活的牧师、律师之类的人鼓吹，一般说来，是通过承诺死后可以进入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从而淡化等级社会的严峻性。中等阶层只要仍在为掌权而斗争，便总是使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字眼。然而如今的情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受到目前还没有、只是希望不久就会掌权的人们的攻击。过去，中等阶层打着平等的旗帜闹革命，然后当旧的专制一被推翻，就马上会建立起新的专制，而新的中等阶层实际上事先就宣称要实行专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于十九世纪，是可以上溯到古代奴隶起义的一系列思想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它仍然深深受到旧时代乌托邦主义的影响。然而约从一九〇〇年以来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每一变种都多少公开抛弃了建立自由、公平社会的目标。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新运动——即大洋国的英社、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的通常被称为“崇死”的主义——都有自觉的目标，即保持不自由、不平等永远不变。这种新运动当然是从旧的发展而来，趋于变得有名无实，对旧的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只是口头宣扬而已。然而这三种运动的目标都是抑制进步，在某个时刻让历史止步不前。那种常见的钟摆式运动将再次发生，然后就停下来。照例，上等阶层将被中等阶层推翻，后者就成了上等阶层，不过这一次，通过有意采取的策略，上等阶层将永远保持地位不变。

新学说之所以出现，部分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感的增强，那在十九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历史的循环性前进如今已为人们所了解，要么说似乎如此。如果说它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就可以篡改。然而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人类的平等已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仍然不变的是人们的天赋各不相同，能力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得天独厚，另一些人并非如此。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不再有阶级差别或者贫富悬殊的必要。在更早的时代，阶级差别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有利。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然而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此种情形发生了变化。即使人们仍需要做不同种类的工作，却不再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及经济水平上生活。因此，从正在夺取权力的新集团的角度看来，人类的平等不再是个值得奋斗的目标，而是需要避开的危险。在更远古的时代，在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平等公正的社会时，就会相当容易相信其存在。几千年以来，人们一直梦想有人间天堂，在其中没有法律和累死累活的工作，人人亲如兄弟般在其中生活，甚至在确实从革命中获益的人们当中，这种憧憬也有一定的市场。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部分相信对于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他们自己的说法，甚至其行为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些说法的影响。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政治思想的主流都是独裁主义的了。恰恰就在有可能实现时，人们却不再相信有人间天堂。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不管如何自称，都导致倒退回等级化和军事化。从一九三〇年左右开始，在普遍日益严峻的形势下，那些停止很久的做法，有些停止几百年了——不经审讯关押，把战俘当做奴隶使用，公开处决，刑讯逼供，扣押人质乃至放逐整个地区的人口——不仅变得平常，而且被自认开明和进步的人们容忍甚至辩护。

只是在全球范围内经过十年国际战争、内战、革命和反革命之后，英社和与其并立的其他主义才成为被全面贯彻执行的政治理论，其到来则早被其他许多体制预示过了，那些体制一般被称为极权主义，出现于本世纪早些时候，而将在大乱之后出现的新世界的轮廓则早就显而易见，由什么样的人来控制这个世界也同样显而易见。新生贵族绝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主义者、教师、记者和专业政治家所组成。这些人来源于领工资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上层，由以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所组成的贫瘠的世界造就，并团结到一起。跟旧时代相应阶层的人们比起来，他们没那么贪婪，更不易被奢侈生活所诱惑，更渴望拥有纯粹的权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有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抗方面更有决心，最后一个区别最重要：跟现今的专制比起来，过去的专制并非全力维持，而且缺乏效率。过去的统治集团某种程度上总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对到处存在的控制不住的现象听之任之，只是关注明目张胆的行为，而且对他们的国民想什么毫不关心，甚至中世纪的教会以当今标准衡量，也具有宽容性。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能对其公民持续进行监视。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公众意见易于控制，而电影和收音机更在这方面推进一步。随着远程视像技术的开发，技术进步使得用同一台设备同时接收和传送信号变得可能，人们从此无法再过不受干涉的生活。在其他信息渠道都已断绝的情况下，任何公民，或者说至少每个重要到值得被监视的公民都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处于警方监视之下，也二十四小时被置于官方的宣传声浪中。这样，不仅是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意志，而且在所有问题看法上的绝对统一就史无前例地成为可能之事。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社会照例进行自我重组，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但是新的上等阶层跟以前的上等阶层不一样，他们并非依本能行事，而是知道怎样做才能保住地位。他们早就认识到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果被集体拥有，捍卫起来也最为容易。二十世纪中叶进行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其实意味着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里，不同之处是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单独的人。从单独个人意义上说，党员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别的什么都不拥有，但在集体意义上，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产品。革命之后那些年里，它几乎未遭反抗就获得了这种主宰地位，这是因为整个过程都以集体化为代表。一般人总会设想，如果资本家被剥夺财产所有权，社会主义就肯定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包括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为这些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一定应该是公共财产。作为源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英社，沿用了社会主义的措辞，实际上也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结果既是提前预见的，又是蓄意导向的，那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变成永久性的了。

然而为了长期保持等级社会，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统治集团之所以下台，会有四种情形，要么被外部势力所征服，要么其统治的效率不高，以致大众被发动起来造反，要么它让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要么它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意愿。这些因素都不是单一起作用的，作为规律，某种程度上说，这四种因素全都存在。统治集团如果能防止此四种因素出现，就会永远掌权。说到底，决定性因素还是统治集团自身的精神状态。

本世纪中叶之后，上述第一种危险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如今将世界瓜分的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不可征服，只有通过缓慢的人口变化使其有可能被征服，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样。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种理论上的危险。大众从来不会自发造反，他们也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而造反。确实，只要不让他们掌握做比较的标准，他们就根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在受压迫。过去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毫无必要，如今也不允许发生，但是其他情形，具有同样大范围的混乱状况能够而且确实会发生，只是不会带来政治性后果，因为不满不可能被表达得清晰有力。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因为机械技术的进步，在我们的社会，这一直是个潜在问题——可以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解决（参见第三章），战争也有利于将大众的士气鼓舞到必要水平。因此，从我们目前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唯一的真正危险，是从他们自身阶层分化出一个由能干、未尽其才、渴望权力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从而产生出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精神。这就是说，问题在教育，要不断促进领导集团和紧挨其下的更大的行政管理集团的觉悟，而大众的觉悟则要以否定大众的方式来影响。

在此背景下，即使一个人原先不了解大洋国社会的主要结构，也能够推断出来。金字塔的顶端为老大哥，老大哥永远正确，无所不能。每次成功、每项成就、每次胜利、每项科学发现、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德行，都被认为是直接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取得的。谁也不曾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牌上的一张面孔，电屏里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合理地确信他将万寿无疆，至于他何时出生，已经成了很不确定的事情。老大哥是党选择用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形象，他的作用是作为热爱、恐惧、崇拜的焦点，在对象是某个人而非某个机构时，这些感情更易于产生。老大哥之下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说不到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内党之下是外党，如果内党可以称之为国家的大脑，外党就像国家的手。再往下是愚昧的大众，习惯上称之为“群众”，可能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我们前面所做的社会分类中，群众是下等阶层，因为赤道地区的被奴役人口经常在征服者之间易手，不是永远或者必要的组成部分。

从原则上说，这三个集团的成员并非世代相传。内党党员的后代理论上并非生来就是内党党员，能否当上内党或外党党员，要在十六岁时通过考试决定。也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或任何明显的一个地区控制另一个地区的现象。党的最高层有具有犹太人、黑人、南美人血统的党员，每个地区的行政管理者总是从那一地区的居民中挑选出来的。大洋国的所有居民都没有自己被别人从一个遥远的首都殖民的感觉。大洋国无首都，其名义上的元首，是一个无人知其行踪的人。除了英语是通用语言，新话是官方语言，所有其他方面都未实行集中化。它的统治者不是靠血缘关系聚拢在一起，而是靠着信奉同样的教义。确实，我们的社会是分等级的，而且分得很严格，是按照乍一看似乎是世袭的脉络分等级。不同阶层之间发生的互相流动情况，比在资本主义甚至是工业前时代都要少得多。党的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人员换位，但目的只是把意志薄弱者从内党剔除出去，并提拔外党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以使其不致造成危害。群众实际上得不到提拔，其中最具天赋的，有可能成为传播不满的核心人物，他们只是被思想警察盯上并消灭掉。但此种状况并非一定永远不变，而且并非原则问题。党不是原先意义上的阶级，其目的不是将权力交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简单。如无其他办法让最能干的人留在最高层，它会完全准备好从群众阶层中提拔整整新的一代。关键年代里，党并非世袭体制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能化解反抗。老式社会主义者被训练跟所谓的“阶级特权”作斗争，他们以为不是世袭的，便不会是永远的，然而他们不明白寡头政治的连贯性并不需要在实际意义上世袭，也未能想一想世袭贵族统治总是短命的，而像天主教会这样具有吸纳性的机构，有时会维持几百到几千年。寡头统治的要旨不是父传子、子传孙，而是坚持死者加诸生者的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要它能指派自己的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会是统治集团。党所关心的不是血统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只要等级化结构永远保持不变，至于是谁掌握权力并非重要。

真正说起来，所有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信仰、习惯、喜好、情感、精神状态，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并防止当前社会的本质被看透而有意使其持续下去。实际的造反行为或者任何造反的铺垫工作在目前都不可能。完全不用害怕群众，由其放任自流，他们就会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工作，生养，死去。他们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不会明白世界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只有当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高层次的教育时，他们才会变得危险，但是既然军事、商业以及竞争都不再重要，群众的教育水平实际上是降低了。群众有什么意见或者没有什么意见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之事，他们之所以被允许享受思想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另一方面，在党员身上，甚至在最不重要事项上最细微的思想越轨，也不能被容忍。

党员从出生到死亡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即使独处时，他也永远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在独处。不管他在哪里，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休息，洗澡还是在床上，他都能在不经通知也不知觉的情况下被监视。他的一切行为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友情、娱乐、对妻子儿女的行为、独处时脸上的表情、睡梦时的咕哝讲话，甚至独具特点的身体动作，都被警惕地、一点不漏地监视着。不只是任何轻罪，而且是任何不管有多不显眼的古怪行为、习惯上的改变、任何可能是内心斗争征兆的紧张姿态都注定会被发觉。在所有方面，他都不能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不是由法律或者任何清楚写明的行为规范所规定。大洋国没有法律，被查到就意味着肯定被处死的行为并未明示为严禁之列，持续不断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蒸发这些惩罚手段并非针对实际所犯罪行而使用，而只是为消灭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犯下某种罪行的人而使用。对党员的要求是他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要有正确的本能。许多他被要求拥有的信念和态度从未被清楚地说明白，而要想说明白，就必然会将英社的内在矛盾之处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如果他天生是个思想正统的人（新话称为“好想者”），他在所有情况下不用想就知道什么是正确信念或者应有情感。然而不管怎样，由于在他的儿童时期对他进行过围绕着“止罪”、“黑白”和“双重思想”这些新话词语的精心思想培训，他不愿意，也无力对任何方面想得太深入。

党员不应该有任何个人情感，而且内心要永远保持热情，他应该生活在仇恨国外敌人和国内叛徒的持续狂热状态之中，因为打胜仗而欢欣鼓舞，在党的力量和智慧面前对自身产生渺小感。通过像两分钟仇恨会这种活动，他对贫乏的、无法得到满足的生活产生的不满被精心导向外部并消散，而有可能导致反抗态度的怀疑感被他很早就形成的内心纪律提前消除。这种纪律中首要的也是最简单的，甚至能教给小孩子的，就是新话里所谓的“止罪”。“止罪”意味着在即将产生任何危险思想的关头，具有马上停下的能力，如同本能。它包括掌握不了类推、看不到逻辑错误的能力，如果某个最简单的论点对英社不利，就对其进行误解的能力，还有对可能导致向异端思想发展的思绪感到厌烦或者抵制的能力。简而言之，“止罪”意味着保护性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恰恰相反，在广义上，正统要求一个人像柔体杂技演员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样，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思路。大洋国社会从根本上守着这样的信条，即老大哥无所不能以及党永远正确，然而因为在现实中，老大哥并非无所不能，而党也并非永远正确，这就需要在现实问题上不懈地、时时刻刻地弹性对待。此处的关键词为“黑白”，跟新话里的许多词一样，这个词也有恰好相互矛盾的两种含义。用在敌人身上，它意味着无视客观事实、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的习惯。而用在党员身上时，它的意思是在党的纪律要求如此时，要出于忠诚的意愿去颠倒黑白。但它同时还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这种能力，而且不止如此，知道黑的就是白的，然后忘记他曾相信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这就要求一刻不停地篡改过去，这需要一种能够真正包容一切的思维体系，才有可能完成。在新话里，这被称为“双重思想”。

篡改过去有两个必要原因，一种是次要的，可以说，是预防性的。这个次要原因，就是党员之所以像群众一样忍受现状，部分原因是他没有可资比较的标准。一定要把他和过去切断，就像把他与外国切断一样，因为对于他，有必要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得更好，而且平均物质享受水准一直处于提高中。然而之所以需要对过去进行调整，重要得多的原因是要保证党的永远正确性。不只是讲话，统计数字和所有档案都必须不停被更新，以显出党在所有问题上预测都正确，也因为这样，才可以不承认所有教义以及政治联盟上的变化。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是政策，都等于承认自己有缺点。例如，如果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哪一国）是当今的敌国，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永远都是敌国。如果存在与此矛盾的其他事实，那些事实就必须被篡改，因此历史一直在被重写。这种每天都在伪造过去的工作由真理部进行，它跟由仁爱部进行的镇压及侦察行为一样，对政权的稳固性都是必要的。

过去的易变性是英社的基本教条之一。英社认为历史事件并非客观存在，而仅仅存在于文字档案以及人们的记忆里。档案和记忆在哪些方面一致，哪些就是过去。因为党全面控制档案，也全面控制党员的思想，因此过去就是党想让它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同时虽然过去可以被篡改，但它在任何特定事例上，却从未被篡改过。因为不管它在当时是需要按什么样子再创造，这一新版本就成了过去，没有任何不同形式的过去存在过。经常会这样，当同一事件在一年内被篡改好几遍，已改得面目全非时，依然存在上述情况。永永远远，党掌握着绝对事实，而且很清楚，这种绝对事实永远都是现在的样子。可以看出，控制过去的最关键之外在于对记忆的训练。确认所有文字档案都跟目前的正统性相一致无非是种机械行为，然而也需要记住，事件是按照所希望的方式发生的。如果有必要重新安排记忆或者篡改文字档案，就有必要忘掉自己做过这种事。这样做的窍门，可以像其他任何一种思考方法那样学会，绝大多数党员的确都学会了，既聪明又正统的人更不用说全学会了。旧话中，它被很直白地称为“现实控制”。新话中，它被称为“双重思想”，不过还包括很多别的含义。

“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党的知识分子明白他的记忆必须往哪个方向改变，因此他知道自己在玩弄现实，然而通过实行“双重思想”，也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认为现实不曾被改变。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做伪的感觉，因而会有罪过感。“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因为党最基本的行为，是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同时又保持目的的坚定性，那需要绝对诚实。讲着别有用心的谎言，同时又真心实意相信这些谎言；忘掉一切变得有碍的行为，然后一旦再次需要，又从遗忘中拣回来；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同时又考虑到被否认的现实——这些都缺一不可。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词时，也需要进行“双重思想”。因为使用这个词时，是承认在篡改现实，通过再来一次“双重思想”，就会清除这种认识，如此循环不已，谎言总跨在真实的前面。最终以“双重思想”为手段，党就能够——我们都明白，可能在几千年内仍然能够——左右历史进程。

历史上所有寡头统治者都倒台了，是因为要么他们变得僵化，要么变得软弱，要么变得愚蠢自大，不能与时俱进地调整而被推翻，要么变得开明而且懦弱，在需要使用武力时却让步，所以也被推翻了。这就是说，他们倒台要么是有意识导致，要么是无意识。创造出两种情况并存的一种思想系统，这是党的成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想基础能让党的统治千秋万代。如果要实行统治并使之持续下去，就必须混淆现实感，因为统治的秘诀，在于把对自身永远正确的信念和从过去错误中吸取的教训结合起来。

几乎毋庸置疑，“双重思想”最高明的实行者，是那些创造出“双重思想”并知晓它是种超级思想欺骗系统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对世事最明察的人也是最看不清其本质的人。总而言之，越是理解透彻，越是幻觉重重；越是聪明绝顶，越是头脑昏庸。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越往上层，战争的歇斯底里症就越厉害。对战争有着最接近理性认识的人，是被争夺地区的被统治对象，对他们而言，战争无非是持续不停的灾难，浪潮一样来回冲刷他们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哪一方取得胜利完全无所谓，他们明白统治者变化无非意味着他们仍然要干同样的活，因为新主人会以旧主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地位稍高一点，我们称之为“群众”的工人只是偶尔才意识到战争的存在。需要时，他们能被刺激进入恐惧和仇恨的狂热状态中，然而在被放任自流时，他们可以很长时间都想不起来正在打仗。真正的战争狂热存在于党内上下，特别在内党，相信能够征服世界的人，正是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人。这种对立面的奇特联系——有知和无知，悲观怀疑和狂热盲信——正是大洋国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显著标志。官方意识形态中充满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时也看不出有什么实际原因需要这样。因此党抛弃并贬低以前社会主义运动中采用的每种原则，而且决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这样做。党宣扬要对工人阶级采取轻视态度，这在前几个世纪都未曾有过。党却要求党员穿上制服，那曾是体力劳动者的特别制服，党如此决定正是出于“双重思想”的考虑。党有系统地削弱家庭的稳固性，用一个能直接唤起家庭式忠诚的称呼来称其领导人。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称在蓄意混淆事实方面，也揭示了一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制造谎言，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则制造饥饿。这些矛盾之处不是偶然，也不是由一般的虚伪所致，而是精心运用“双重思想”的结果。因为只有通过调和矛盾，才能永远保住权力，要打破古老的循环别无他法。如果能做到永远避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已经以高等阶层称之的那些人要永远保持统治地位——那么主要思想状态就必定是受控的疯狂状态。

然而仍然存在一个直到现在我们险些忽略的问题，这就是：为何要避免人人平等？假设这一过程中的方法已得到正确说明，这种为了将历史凝固在某一特定时间而做出不遗余力、精确计划的全部努力是出于何种动机？

至此，我们就要谈到最重要的奥秘。正如我们已经明白的，党的神秘性，最重要的是内党的神秘性是依靠“双重思想”来实现的。然而比这更深一层就是最初的动机，也就是那种从未被怀疑过的本能，这种本能首先导致夺权，然后引出“双重思想”、思想警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随后出现的其他必要的那套东西。这种动机实际上包括……

温斯顿察觉到了寂静，就像察觉到新的声音一样，他觉得茱莉娅似乎有一阵子一动不动了。她侧躺着，腰部往上光着身子，脸枕在手上，一绺黑发散盖在她的眼睛上，她的乳房在缓慢而匀称地起伏。

“茱莉娅。”

没有回答。

“茱莉娅，你醒着吗？”

没有回答，她睡着了。他合上那本书，小心地放在地板上，躺下来把床罩拉上来盖住两个人。

他想，他仍对最根本的秘密不得而知。他明白怎么做，却不明白为什么。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并未告诉任何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只是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系统化了。然而读过之后，他比以前更明白他没疯。作为少数派，即使是一个人的少数派，也并不能说明你疯了。世界上存在着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坚守的是真理，即使要跟整个世界对抗，你也不会是疯的。正在下沉的夕阳把一缕黄色光线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枕头上。他闭上眼睛，照在脸上的阳光和挨着他的那个女孩的光滑躯体给了他一种强烈的、催人欲睡的、自信的感觉。他是安全的，一切正常。他嘴里咕哝着“理智不是个统计学概念”就睡着了，他觉得这句话蕴藏了深刻的智慧。

10

醒来后，温斯顿觉得自己已经睡了很长时间，可是扫了一眼老式时钟，发现那时才二十点半。他躺着迷糊了一会儿，接着下面院子里又响起一如既往的低沉歌声：

这不过是种无用的幻想，

就像四月天般易逝。

但是一个眼神、一句话和唤起的梦啊，

已经把我的心儿窃取！

这首傻里傻气的歌曲流行不衰，仍然到处都能听到，比《仇恨之歌》还要命长。茱莉娅听到唱歌醒了，舒舒服服伸个懒腰就下了床。

“我饿了，”她说，“我再煮点咖啡。妈的！炉子里没油了，水也凉了。”她掂起炉子晃了晃。“里面没油了。”

“我估计可以从老查林顿那里弄一点。”

“奇怪，我肯定油原来是满的。我要穿上衣服，”她又说，“好像越来越冷了。”

温斯顿也起床穿上了衣服。那个不知疲倦的声音继续唱道：

他们说时间可以愈合一切，

说你早晚都会忘完。

但是多年前的笑容还有泪水，

仍把我的心儿给搅乱！

束紧工作服的腰带后，他踱到窗前。太阳一定是落到了房子那边，而不再直射着院子。石板是湿的，好像刚洗过，烟囱之间的天空蓝得那么鲜艳，他有种天空也被洗过了的感觉。那个女人在不知疲倦地大步来回，衣服夹子塞在嘴里又取出，一会儿唱歌一会儿不出声，晾着一块又一块取之不尽的尿布。他怀疑她是不是以洗衣为生，要么只是为二三十个孙辈操劳不已。茱莉娅来到他旁边，他们一起有点着迷地盯着下边那个身强体健的女人。他看着那个女人特有的举止，她粗壮的胳膊伸向晾衣绳，壮实得像母马一样的屁股往后撅着，他突然第一次想到她是漂亮的。这样一个五十岁的女人——由于生养而变得身躯庞大，然后由于干活而变得结实有力，直到粗糙到了骨子里，像是长得过了头的萝卜——他以前从未想过这种身体会是漂亮的，但的确如此。他想，到底为什么不可以说那是漂亮的？那具结实而全无曲线的、花岗岩一般的躯体再加上粗糙的红皮肤，它跟一个少女的躯体之间的关系，与玫瑰果跟玫瑰花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为何果实会被认为比不上花朵呢？

“她真漂亮。”

“她屁股那儿至少有一米阔。”茱莉娅说。

“那是她独特的美。”

他一只手就轻易地把茱莉娅柔软的腰部搂了一圈。从臀到膝，她身体的一侧在贴着他。他们两人不会生出孩子来，永远做不到这点。他们只能通过说话互相传递头脑里的秘密。下面那个女人缺乏智力，她只有粗壮的胳膊、温暖的内心和多产的肚皮。温斯顿想知道她生了多少孩子，可能至少有十五个。她有过为期不长的花季年华，也许有一年是像野蔷薇那样美丽。然后突然像个受了精的果实一样，她长得壮实、红润而且粗糙，接着她的生活就一直是洗衣、拖地、缝补、做饭、扫地、擦亮东西、修理等等，先是给孩子，然后为孙辈，三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到头来，她却依然在歌唱。不知为何，温斯顿对她所怀的神秘崇敬感跟烟囱后面天空的样子混合到了一起。那片天空苍白无云，向无限遥远的地方延伸着。想来奇怪，对每个人来说，天空都是同样的天空，无论在欧亚国或者东亚国或者这里。天空下的人们也几乎完全一样——在所有地方，包括全世界，有着上亿跟这里一样的人们，他们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被仇恨和谎言之墙所隔，但仍然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从未学会思考，但正是在他们的心里、肚子里和肌肉里，储备着某一天将推翻这个世界的力量。如果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用不着非得把“那本书”读完，他就知道戈斯坦因最后要表达的一定也是这意思。未来属于群众。不过他是不是能够肯定，当他们翻身做主人时，对他温斯顿来说，他们建立起的世界不会跟党的世界一样，让他感觉格格不入？是的，他可以肯定，至少那将是个理智的世界。只要有平等，就会有理智。或早或晚，那都是将要发生的，力量会觉醒。群众是不朽的，看看院子里那个勇敢的女人，你就不会怀疑这点。最终他们会觉醒，直到那天到来之时——虽然可能要过一千年之久——他们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活下来，像小鸟一样，从一个躯体向另一个躯体传递活力，那是党所缺乏的，也无法消灭。

“你还记不记得，”他问道，“第一天时，那只在树林边上对着我们唱歌的画眉？”

“它没在对着我们唱，”茱莉娅说，“它在自娱自乐，甚至也不能那么说，它只是在唱歌而已。”

小鸟唱歌，群众唱歌，党不唱歌。在全世界，在伦敦和纽约，在非洲、巴西和边界那边的神秘禁地，在巴黎和柏林的街上，在无限广袤的俄国平原上的村庄里，在中国、日本的市场上——每个地方，都伫立着同样坚强而且无法被征服的身躯，由于干活和生养而变得庞大，从生下来一直劳累到死去，却仍然在唱着歌。正是从她们强壮的两腿间，总有一天会诞生一个自知自觉的种族。你们是死人，他们拥有的是未来。但如果你能像他们那样保持躯体活着，让自己的大脑不死，并把二加二等于四这种秘密教义传下去，你就也能分享到未来。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是死人。”茱莉娅顺从地附和道。

“你们是死人。”他们身后响起一个冷酷的声音。

他们一下子分开了。温斯顿似乎感到五内俱寒，他看到茱莉娅瞪圆了两眼，她的脸变成了奶黄色。仍然留在她脸颊上的两个胭脂块格外显眼，几乎像是要游离下面的皮肤。

“你们是死人。”那个冷酷的声音又说。

“在画后面。”茱莉娅轻声说。

“在画后面。”那个声音说，“站着不许动，没有命令一步也不许动。”

来了，终于来了！他们除了看着对方的眼睛，什么也不能做。去逃命，在为时还不太晚前离开这座房屋——他们从未动过这些念头，不可想象敢于违抗传自墙上的冷酷声音之命。只听见啪的一声，好像一个锁扣被扣上，还有打碎玻璃的声音。那张画掉到地上，露出后面的电屏。

“现在他们能看见我们了。”茱莉娅说。

“现在我们能看见你们了。”那个声音说，“站在房间中央，背靠背。手抱在脑袋后面。不准互相接触。”

他们没接触，但他似乎能感觉到茱莉娅的身子在颤抖，也许只是他自己在颤抖。他只能控制住不让自己的牙齿打战，可他的膝盖不听使唤。楼下响起了皮靴声，房内房外都是。院子里好像挤满了人，有什么东西被人在石板上拖着。那个女人的歌声突然停止了。又响起物体在地上不断滚动的声音，似乎是洗衣盆被扔落在地，从院子这头滚到了那头。接着是十分混乱的愤怒呼喊声，最后是一声痛苦的号叫。

“房子被包围了。”温斯顿说。

“房子被包围了。”那个声音说。

他听到茱莉娅在咬紧牙关。“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说再见吧。”她说。

“你们最好还是说再见吧。”那个声音说。接着，另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插了进来，那是个细细的文雅的声音，温斯顿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另外，顺便说句不跑题的话：‘这儿有支蜡烛照着你去睡觉，这儿有把斧头把你的头剁掉！’”

温斯顿背后，有什么东西砸到了床上。一架梯子从窗口伸进来，压坏了窗户框，有人正在从窗口爬进来。上楼梯的皮靴声也响了起来，房间里站满身穿黑色制服的彪形大汉，脚上穿着钉了铁掌的皮靴，手里拿着警棍。

温斯顿不再颤抖了，连眼睛也几乎没转动。只有一件事要紧：保持别动，保持别动，以免让他们有理由打你！一个长着像职业拳击手那种扁平下巴，嘴巴只是一条缝的男人跟他面对面站着。那男人用拇指和食指掂着警棍，像是在考虑什么事情一样，把它上下晃悠着。温斯顿跟他的视线接触了一下。那种暴露的感觉，也就是手放在头后面，脸和身子完全没有遮挡时的感觉令人无法忍受。那个人把白色的舌尖伸出来舔了一下应该是嘴唇的地方，然后走了过去。又听见啪的一声，有人从桌子那里拿起玻璃镇纸，把它砸到壁炉底部的石头上摔成碎片。

那一小片珊瑚——一片小而起皱的粉红色东西，像是蛋糕上的糖制玫瑰花蓓蕾——滚过了床垫。温斯顿想，它多么小啊，它总是那么小！他听到在背后有吸气的声音，接着砰的一声，他的脚踝被狠狠踢了一脚，让他的身体猛然几乎失去平衡。有个男人一拳捅在茱莉娅的肚子上，她痛得像把折尺般弓着腰在地板上猛烈扭动着，难以喘上气来。温斯顿根本不敢把头转动哪怕一毫米，但有时能从眼角看到她那张苍白的脸庞，正在大口喘气。即使他自己也是满怀恐惧，但似乎他身上也能感受到那种痛楚，可是对茱莉娅来说，比彻骨痛楚更紧迫的是要能喘上气来。然后，有两个人拉着膝盖和肩膀把她像麻袋一样抬走了。温斯顿扫了一眼她的脸庞，朝着地，呈现黄色而且变了形，眼睛闭着，脸颊上仍有胭脂印。那是他最后一眼看到她。

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还没有人打他。几点想法很快自动闪现在他的脑海，但似乎完全不能让他感兴趣。他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把查林顿先生抓起来了，也想知道他们把院子里的那个女人怎么样了。他注意到尿很憋，也略微感到吃惊，因为他只是两三个钟头前才尿过。他注意到壁炉台上的时钟指着九点，也就是二十一点。可是光线好像太强了。八月傍晚的光线到二十一点时不是越来越暗淡吗？他怀疑是不是说到底，是他和茱莉娅把时间弄错了——他们多睡了十二个小时，当时其实是第二天早晨八点半。不过他没再往下多想，没有意义。

过道里又响起轻一些的脚步声，查林顿先生进了房间，那些穿黑制服的人突然变得较为恭顺了些。查林顿先生的外表也有了些变化。他的眼光落到玻璃镇纸的碎片上。

“把碎片捡起来。”他厉声说道。

有人弯腰从命。查林顿先生话里的土腔消失了。温斯顿突然意识到刚才从电屏里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查林顿先生仍然穿着那件旧丝绒夹克，但是他一直以来几乎是全白的头发变成了黑色，他的眼镜不见了。他向温斯顿狠狠盯了一眼，似乎在对他验明正身，然后就不再多看他一眼。仍能将他认出来，但是变了个人。他的身体挺得直了，好像比以前魁梧些。他的脸庞只有很少变化，但足以让他面目全非。他的眉毛没那么浓密了，皱纹不见了，整个脸部轮廓似乎改变了，甚至鼻子也似乎短了些。这是张属于五十三岁左右的人警觉而严肃的脸庞。温斯顿想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心里明白地看着一位思想警察。

【注释】

[1] 奥利佛·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军人、政治家、独立派领袖，内战时率领国会军战胜王党军队，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1653——1658）。

[2] 指伦敦中心刑事法庭，它位于老百利街，“老百利”是它的俗称，“老百利的大钟”实际上是指其对面的一座教堂的大钟。

[3] 丹吉尔为摩洛哥北部港口城市，布拉柴维尔为刚果共和国首都，达尔文港为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城市。

[4] 又称维斯瓦河，波兰最大的河流，流经华沙、克拉科夫等。

第三部

1

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概在仁爱部，然而没办法确定。

他是在一间天花板很高、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墙上贴着亮闪闪的瓷砖，隐藏的电灯以冷光照亮了整间牢房，另外还有种低沉的、一刻不停的嗡嗡声，估计跟换气系统有关。除了牢门那里，四面墙上都安了条宽度刚好够坐的长凳或者说搁板。对面有个马桶，可是没有垫板。牢房内有四张电屏，每面墙上一张。

他感到腹内隐隐作痛，自从被推进一辆没有窗的囚车带走以来，就一直感到肚子疼。但他也感到饥饿，那是种折磨人的、影响健康的饥饿。他可能有一天时间没吃过东西了，也可能是一天半，他也不知道——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被捕时是上午还是晚上。被捕以来，他就没再吃过东西。

他坐在那条窄窄的长凳上尽量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已经学会一动不动地坐着。如果你做出意外的动作，他们会通过电屏喝斥。想吃东西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他最想吃的是一片面包，他想到工作服口袋里还有几片面包皮，甚至有可能——他这样想，是因为好像有什么东西不时蹭他的腿——口袋里还有不小的一块面包。到最后，想弄明白的诱惑压过了恐惧，他悄悄把一只手伸进口袋。

“史密斯！”电屏里传来一声喝斥，“六〇七九号温斯顿·史密斯！牢房里不准把手放进口袋！”

他又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被带到这里之前，他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待了段时间，那肯定是巡逻队使用的一个普通临时拘留所。他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不管怎样，会有几小时，在没有时钟也没有日光的情况下，难以判断有多长时间。那是个闹哄哄、臭气熏天的地方，他曾被关在跟现在这间差不多大的牢房里，可那间脏得要命，而且总是挤满十到十五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普通罪犯，但其中也有几个政治犯。他一直靠着墙不做声地坐着，被身上肮脏的人挤来挤去，他的心思全被恐惧和腹部的疼痛所占据，因此对周围的情况兴趣不大。不过他还是留意到党员囚犯和其他囚犯在行为上有极大差别。党员囚犯总是默不做声，一副害怕的样子。普通囚犯倒像谁都不放在眼里，高声咒骂看守，在其财物被没收时奋力还击，在地板上写下流话，还把食物藏在衣服里不知什么地方偷偷带进牢房。电屏里传来想维持秩序的声音时，他们甚至嚷得比它的声音还大。另外，他们中间有几个似乎跟看守的关系很要好，他们喊看守的外号，并花言巧语从他们那里骗到烟卷，从门上的观察孔塞进来。看守对待普通囚犯时，也有一定的宽容，尽管他们也必须粗暴对待他们。他们经常谈论劳改营，大多数囚犯都要被送进那里。温斯顿听明白了，如果能跟别人搞好关系，懂得诀窍，劳改营也“不赖”。劳改营里有各种各样的行贿受贿、开后门和敲诈勒索行为，也有同性恋和卖淫行为，甚至还有用土豆做的非法蒸馏酒。被寄予信任的总是普通囚犯，特别是歹徒和杀人犯，他们组成类似贵族的群体。所有脏活累活都让政治犯来干。

临时拘留所里各种各样的囚犯走马灯般来来去去：毒品贩子、小偷、强盗、黑市交易者、醉汉、妓女。有些醉汉很凶，别的囚犯不得不合力把他制服。有个身材高大、六十岁左右的女人被四个看守一人抓着一条腿或胳膊抬进来，她仍在乱蹬乱嚷，她的乳房沉甸甸地垂着，一头浓密的白色鬈发在挣扎时散开了。几个看守扯下她用力踢人的靴子，然后隔着温斯顿的大腿就把她撂了过来，几乎把他的大腿骨压碎。那个女人坐正身子后向看守的背影大声嚷道：“操你们这些杂种！”然后她注意到自己坐得不平，就滑下温斯顿的膝盖坐到长凳上。

“请原谅，亲爱的。”她说，“我也不想坐到你身上，只是那几个该死的家伙把我撂这儿了。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女士，对不对？”她停下来，拍拍胸口打了个嗝。“请原谅，我不大舒服。”

她身子前俯，往地板上吐了一大摊东西。

“好点了。”她说着把身子向后靠并闭上了眼睛。“我的意思是永远别忍着，趁在胃里还没消化的时候吐出来。”

她恢复过来了，转过身子又看了一眼温斯顿，似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她伸出一条粗壮的胳膊搭在温斯顿的肩上并把他扳向自己，她嘴里的啤酒和呕吐味直冲温斯顿的脸庞。

“你姓啥，亲爱的？”

“史密斯。”温斯顿说。

“史密斯？”那个女人说，“怪了，我也姓史密斯。怎么回事呢？”她又感伤地说：“我有可能是你妈！”

温斯顿想，她真有可能是他母亲，她们两人的岁数和体形都差不多，人们在劳改营里过二十年多少会有点变化，很有可能。

别的囚犯没一个跟他说话。很奇怪的是，普通囚犯对党员囚犯视而不见，他们称党员囚犯为“党棍”，语气里带着轻蔑和不屑。党员囚犯似乎害怕跟别人说话，最主要的，是害怕互相交谈。只有一次，两个女党员在长凳上被挤到一块时，一片嘈杂中，温斯顿无意间听到她们很快交谈了几句，特别提到所谓的“一〇一房间”，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能在两三个小时前，他们把他带到了这里。他腹部的隐痛从未消退过，只是有时轻些，有时厉害些，他的思绪也随之开阔或收缩。疼得厉害时，他想到的只是疼痛本身和想吃东西的渴望。感觉好一些时，他陷入恐慌。有时他真真切切预见到将要遭遇什么事时，他心头乱跳，屏住呼吸。他感到警棍打在他的肘部，钉了铁掌的靴子踢在他小腿肚上；他看到自己在地上爬行，嘴里的牙齿被打落，但还在尖叫着请求饶恕。他几乎没怎么想起茱莉娅，没办法把心思固定在她身上。他爱她，不会背叛她，但那只是一项事实，他像知道算术规则一样知道这项事实。他感觉不到对她的爱，也几乎没怎么想她会遭遇何事。他想起奥布兰的时候更多，还怀着一丝希望。奥布兰肯定知道他被捕了。正如他曾经说过，兄弟会从不营救自己的成员，不过还有剃须刀片，他们在能做到的情况下会送进来。看守冲进牢房之前，他或许有五分钟时间可用。剃须刀片带着灼人的冰冷感觉割进他的身体，甚至拿着它的手指也会被割到骨头。他那身病躯的所有感觉全回来了，即使是最轻的痛楚，也让他缩着身子颤抖不已，他拿不准就算他有机会使用剃须刀片，他究竟会不会用。更为理所当然的是活一时算一时，即使肯定到最后还是要被拷打，多活上十分钟也好。

有时他试图计算出牢房墙上瓷砖的数量，应该不难，但他总是或早或晚忘了数到多少。更多时候，他琢磨的是自己身在何处和那时是几点钟的问题。有一阵子，他感到很肯定外面是一片光明，再过一阵，他又同样肯定地觉得外面是一片漆黑。在这里，他本能地知道电灯永远不会关，这是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现在才明白为何奥布兰似乎明白他那句话里的暗示。仁爱部里没有窗户，他所在的牢房也许在大楼的中心部位，或者挨着外墙，又可能在地下十层或者地上三十层。想象中，他把自己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试图通过身体的感觉，来确定自己是在高高的空中还是深深的地下。

外面响起皮靴走路的声音。铁门当的一声打开，一个年轻警官敏捷地一步跨入。他身穿整洁的黑制服，浑身上下像擦亮的皮革一样闪闪发光，他苍白而缺乏表情的脸庞像是蜡制面具。他向外面的看守示意把领来的囚犯带进来。诗人安普福斯踉跄着走进牢房，铁门当的一声又关上了。

安普福斯拿不准似的左右挪动，似乎觉得有另外一扇门可以出去，然后就开始在牢房里踱来踱去。他还没有注意到温斯顿也在里边，他不安的眼神盯着温斯顿头部上方一米处的墙上。他没有穿鞋，又大又脏的脚趾从袜子洞住外伸着。他也有几天没刮脸了，一脸又短又硬的胡须长到颧骨那里，让他有了副凶逞之徒的样子，跟他高大而虚弱的身体和不安的动作形成奇特的反差。

温斯顿尽管疲倦，还是坐直了一点身子。他必须跟安普福斯说话，即使要冒着被电屏里的声音喝斥的危险。甚至可能想象安普福斯身负夹带刀片之命。

“安普福斯。”他说。

电屏里没有传来喝斥声。安普福斯停下脚步，有点吃了一惊。他的两眼慢慢聚焦到了温斯顿身上。

“啊，史密斯！”他说，“你也在！”

“你怎么也进来了？”

“跟你说实话——”他在温斯顿对面的长凳上别别扭扭地坐了下来。“只有一种过错，对不对？”他说。

“你犯了吗？”

“我显然犯了。”

他把一只手放到前额上压了太阳穴一会儿，似乎想记起来什么事。

“这种情况是有的，”他含糊地说，“我能想到的有一次——可能就是那次。那一次是不谨慎，一点儿没错。我们当时正在为吉布林[1]的诗歌创作出定稿，我在其中一行的末尾保留了‘上帝’这个词，我也是没办法！”他抬眼看着温斯顿，几乎是愤慨地继续说道，“那一行没法改，那首的韵脚是‘棍子’[2]，你知不知道英语里总共只有十二个词跟‘棍子’押韵？我一连几天绞尽脑汁地想，但的确没有其他可以押韵的词。”

他的表情变了，暂时没了恼怒感，看上去几乎是高兴的。从他又短又硬的肮脏胡须上，绽放出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激动，是某个学究发现一件无用事实时的喜悦。

“你有没有想到过，”他说，“整个英语诗史都受到了英语缺乏韵脚这一事实的决定性影响？”

没有，温斯顿从未想到过这一点，就在当下，这也不能让他觉得很重要或者有趣。

“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他问道。

安普福斯好像又吃了一惊。“我几乎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可能是两天或者三天前抓到我的。”他的眼睛在墙上扫来扫去，似乎有点想在哪里找到窗户。“这种地方白天黑夜没什么差别，我不明白怎样才能计算出是几点了。”

他们前言不搭后语地又谈了几分钟，冷不防从电屏里传来要他们住嘴的喝斥。温斯顿平静地坐着，两手交叉着。安普福斯的身躯庞大得没法舒舒服服地坐在窄凳子上，他不安地扭来扭去，瘦长的两手一会儿扣着一个膝盖，然后再换到另一个上。电屏里传来命令，厉声要求他老老实实坐着。时间在流逝，二十分钟，一小时——难以判断。外面再次响起皮靴声，温斯顿的心头一紧。很快，非常之快，也许再过五分钟，也许就是现在，那靴子声意味着轮到他了。

门打开，那个冷面的年轻警官跨进牢房，手向安普福斯一指。

“一〇一房间。”他说。

安普福斯被两个看守夹在中间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他脸上隐约显出不安的样子，但仍是一副迷惘相。

好像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温斯顿的腹部疼得更厉害些了，他的心思在同一段轨道上来来回回，就像一个球次次掉进同一道狭槽。他只能想到六件事：腹部的疼痛，一块面包，流血和呼号，奥布兰，茱莉娅，剃须刀片。这时，他心头又是猛地一紧，沉重的皮靴声越来越近。铁门打开时，它制造出的气流带进一股刺鼻难闻的冷汗味道。帕森斯走进牢房，他穿着卡其布短裤和一件运动衫。

这次温斯顿吃惊得有点忘了场合。

“你也进来了！”

帕森斯瞥了温斯顿一眼，眼神里既不是感兴趣，也不是吃惊，而只是痛苦。他开始急匆匆地走来走去，显然无法安静不动。每次他伸直胖乎乎的膝关节时，那里显然在颤抖。他的眼睛圆睁着，像在盯着什么，似乎他无法忍住不看那不远处一样。

“你怎么进来了？”温斯顿问他。

“思想罪！”帕森斯几乎是抽噎着说，他的声调听上去一方面是完全服罪，另外还有种不敢相信的震惊感，就是这个词居然会用到自己身上。他在温斯顿对面停下脚步，开始急切地向他诉说：“你不会认为他们会枪毙我吧，对不对，老兄？如果你没有真的做什么事——只是个念头，那是你无法控制的——他们不会枪毙你，对不对？我知道他们会给我辩解的机会。哦，我相信他们会那样做！他们了解我过去的表现，对不对？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能算是坏人。不算聪明，这不用说，可是热心。我一向全心全意为党服务，不是吗？我被判五年就够了，你觉得呢？要么甚至十年？像我这样的伙计在劳改营里会很有用，他们不会因为我做错一次就枪毙我吧？”

“你有罪吗？”

“我当然有罪！”帕森斯嚷道，还奴性十足地看了一眼电屏。“你不是认为党会逮捕一个无辜的人吧？”他长得像青蛙一般的脸庞平静了一点，甚至略微带上了虔诚的表情。“思想罪是件可怕的事，老兄。”他用教育人的语气说，“它很阴险，能在你根本不知道的时候控制你。你知道它是怎么控制我的？在我睡觉的时候！对，这是事实。你看我，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尽我的本分——从来根本不知道我的思想里有坏东西，后来我就开始说起梦话。你知道他们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他压低嗓音，好像某个人为了治病的原因而说一句下流话。

“‘打倒老大哥！’对，我说了！好像说了一遍又一遍。老兄，我这是跟你说，我很高兴在我还没有进一步往下发展前，他们就抓到了我。你知不知道到法庭上我会怎么跟他们说？‘谢谢你们，’我会说，‘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谁检举的你？”温斯顿问他。

“是我的小女儿。”帕森斯半是伤心，半是自豪地说，“她从锁眼里听到的。她听到我那样说，第二天就去巡逻队报告了。对一个七岁的小家伙来说，是够聪明的了，对不对？我一点也不埋怨她，事实上我还为她自豪呢。不管怎样，这说明我已经把她培养上了正路。”

他又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向马桶渴望地瞟了好几眼。到后来，他突然猛地扯下短裤。

“对不起，伙计，”他说，“我忍不住了，憋着呢。”

他的大屁股一下坐到马桶上，温斯顿用手捂住了脸。

“史密斯！”电屏里传来了喝斥的声音，“六〇七九号温斯顿·史密斯！把手放下来，在牢房里不准捂着脸！”

史密斯放下手，帕森斯在马桶上排便，声音很大，泄得干净。接下来才知道抽水装置有毛病，牢房里一连几个小时都臭气熏天。

帕森斯被带走了，更多囚犯被神秘地带来又带走。有个女人被带去“一〇一房间”，温斯顿留意到她听到那个词时似乎瘫倒了，甚至脸色也变了。到后来——如果他是上午被带来这个地方的，那就是在下午，如果他是下午被带来的，那就是在午夜——牢房里剩下六个人，有男有女，全一动不动地坐着。温斯顿的对面有个男人，胖得没了下巴，牙齿外露，特别像是某种个头很大、于人无害的啮齿动物。他红一块白一块的胖脸颊下部有很明显的颊袋，很难不让人以为他在那里还藏了点食物。他那双灰白色的眼睛胆怯地在人们的脸上扫来扫去，接触到别人的目光时，他很快就望向别处。

铁门开了，又一个囚犯被带进来，他的外表让温斯顿心头一惊。他是个普普通通、长相猥琐的男人，也许是个工程师或技术员之类。但是让人吃惊的是他脸部的瘦削程度。他像一具骷髅，出于瘦的原因，他的嘴巴和眼睛大得不成比例，而且那双眼睛里似乎充满对某人或某物杀气腾腾、不可遏止的仇恨。

那个男人在离温斯顿不远的凳子上坐下。温斯顿没再多看他一眼，那张骷髅一般的痛苦脸庞在他脑海里的形象却特别鲜明，以至于好像就在他眼前。突然，他意识到了是怎么回事：那个男人快饿死了。好像牢房里的每个人在同一时刻，都想到了同样的事，长凳上出现一阵轻微的骚动。无下巴的男人不停扫视那个脸似骷髅的人，然后内疚地转过眼，接着又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拉了回来。很快，他在那里坐不安稳了，最后他站起来，蹒跚地走到牢房这边，把手深深掏进他的工作服口袋，然后带着难为情的神色拿出一片肮脏的面包，送到脸似骷髅的男人面前。

电屏里传来暴怒、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无下巴的男人一下子跳起来，脸似骷髅的男人迅速把手放到背后，似乎在向全世界表明他拒绝了馈赠。

“巴姆斯德！”那个声音在咆哮，“二七一三号巴姆斯德！把面包扔到地上！”

无下巴的男人把面包扔到地上。

“站着不准动，”那个声音说，“面朝门，不准动。”

无下巴的男人服从了，他有袋的面颊在不可控制地颤抖着。铁门当的一声开了，那个年轻警官进来迈到一边，从他背后，闪现出一个膀阔胳膊粗的矮胖看守。他在无下巴的男人的对面站定，然后在警官的示意下凶猛地挥了一拳，这用尽全力的一击结结实实砸在无下巴的男人的嘴部，劲道之足好像几乎把他打得飞了起来。他的身体一下子从牢房这头跌到那头，只是马桶底座挡住了他的身体。有一阵子，他躺在那里像晕了过去，殷红的鲜血从他的口鼻里涌了出来。他发出了很微弱的呜咽或者说是吱吱声，似乎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出的。接着他翻了个身，歪歪斜斜地以手撑地跪了起来。在淌着的血和唾液中，他的上下两排假牙全掉了出来。

囚犯全一动不动地坐着，十指交叉放在膝盖上。无下巴的男人爬回坐的地方。他一侧脸庞的下部变得乌青，嘴巴肿成了不辨形状的一团肉，呈樱桃色，中间是嘴巴的黑洞，不时有少量鲜血滴到他工作服的胸前位置上。他那双灰白色眼睛仍在每个人脸上扫来扫去，显得更加心虚，似乎想弄清楚别人因为他丢人现眼而鄙视他到了什么程度。

铁门开了。年轻警官做了个小小的手势，指着的是那个脸似骷髅的男人。

“一〇一房间。”

温斯顿旁边有人抽了口冷气，囚犯中传来一阵骚动。那个男人几乎是一下子跪倒在地板上，十指交错地扣着双手。

“同志！长官！”他叫道，“别带我去那里！我不是什么都向您交代了吗？您还想知道什么？我全坦白出来，全部！只要告诉我您想知道什么，我全坦白！写下来我就会签字——什么都行！别带我去一〇一房间！”

“一〇一房间。”警官说。

那个男人的脸庞本来已经很苍白，那时也变了颜色，温斯顿本来还不相信。那绝对是一层青色，不可能弄错。

“对我怎么样都行！”他喊道，“你们已经几个星期没让我吃东西了，干脆让我死了吧。枪毙我，吊死我，判我二十五年吧。你们还想让我把谁供出来？你们只用说是谁，想让我说什么我就会说什么，不管是谁，你们怎么样处置他我都无所谓。我有老婆还有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六岁，您可以把他们全带走，在我面前割断他们的喉管，我会在旁边看，可是别带我去一〇一房间！”

“一〇一房间。”警官说。

那个男人发狂似的看了一圈其他囚犯，似乎想到了找替死鬼的办法。他的眼睛落到了无下巴的男人被打开花的脸上，他突然伸出一条瘦削的胳膊。

“您应该带走的是他，不是我！”他大喊大叫，“您没听到他的脸被打以后他说了什么话。给我一个机会吧，他说的每个字我都说给您听。他才是反党的，我不是。”看守往前跨了一步，那个男人的声音变成了尖叫，“您没听到他说什么！”他还在重复着，“电屏出毛病了。他才是你们要抓的人，带他走，别带我！”

两个强壮的看守上前要抓住他的胳膊，但就在那时，他身子在牢房的地板上一扑，抓住了撑着长凳的一根铁腿，像头野兽一样，发出没有词的号叫。两个看守抓住他，想把他扯开，他却以惊人的力气不放手。在也许有二十秒的时间里，他们在拉扯着他。囚犯全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眼睛正视前方。号叫声已经停止，那个男人除了抓紧，再也没力气发出别的声音。接着他又发出了另外一种哭叫，有个看守用皮靴踢断了他一只手的手指。他们把他拖起来。

“一〇一房间。”警官说。

那个男人被带了出去，蹒跚地走着，垂着头，捧着被踢伤的那只手，不再有一丝反抗。

又过了很久。如果那个脸似骷髅的男人是在午夜时被带走的，到那时就是上午；如果是在上午被带走的，到那时就是下午。温斯顿独自待在牢房里已经达几小时。窄窄的凳子让他坐得全身疼痛，不得不经常起身走动一下，也没有受到电屏的斥责。那一小片面包还在那个无下巴的男人丢下的地方。一开始，他需要费很大劲才不去看它，但是不久口渴就更甚于饥饿感。他嘴巴发黏，还有恶臭。嗡嗡声和恒久的白色灯光给他的头脑带来一种晕眩和空洞感。他要站起来，是因为他疼到了骨头里，无法忍受，但几乎马上又坐了下来，因为感到太眩晕，弄不准他还能不能够站立。每当他身体上的感觉稍微可以控制时，那种恐怖感就会回来。有时，他怀着越来越小的希望想着奥布兰和剃须刀片。如果早晚会给他东西吃，可以想象他会拿到藏在食物里的剃须刀片。茱莉娅也依稀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她正在某个地方受苦，也许比他受的苦要大得多。她可能此时正在号呼叫痛。他想：“如果能把我的疼痛增加一倍就能救下茱莉娅，我会那样做吗？对，我会的。”但那只是理智状态下所做的决定，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因为他应该这样做。他没感觉到那种疼痛。在这种地方，除了疼痛和预知将有的疼痛，感觉不到其他任何事情。再说，当你真的在承受疼痛时，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你还有可能希望再增加自己的疼痛吗？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仍无法回答。

又听到皮靴声越来越近。铁门打开，奥布兰走进来。

温斯顿一下子站起来，看到奥布兰，让他震惊得完全忘了应该更谨慎一点。他忘了电屏的存在，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

“他们也抓到你了！”他嚷道。

“他们很久以前就抓到我了。”奥布兰说，话里带着不温不火、几乎有歉意的讽刺味。他往旁边一让，在他身后出现一个胸部宽阔的看守，手里拎了根长长的警棍。

“你是知道的，温斯顿。”奥布兰说，“别再自己骗自己了，你以前就知道——你一直知道。”

对，他现在明白了，他一直就知道，可是已经没有时间想这些。他眼睛盯着的，只是看守手里的警棍。它有可能落在任何地方：头顶，耳朵，上臂，肘部——

在肘部！他猛然跪了下来，身体几乎瘫软，他用手紧捂被打了的肘部，眼前直冒金星。没想到，真没想到打一下就能那么疼！眼前冒过金星之后，他能看到另外两个人在俯视着他，看守在嘲笑他那扭曲的身体。总算有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不管有什么理由，你永远不会希望增加疼痛。对于疼痛，你只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它停止。世界上没有比身体上的疼痛更糟糕的事情，疼痛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他徒劳地抱紧被打伤的左臂在地上翻滚时，这样想了一遍又一遍。

2

他躺在一张像是行军床之类的东西上，不过离地面更高一些，他被绑在床上动弹不得，似乎有比平时更强的灯光正好照在他脸上。奥布兰站在他旁边，目不转睛地俯视着他。在他的另一侧，站着个身穿白大褂、手持注射器的人。

即使睁开眼睛后，他仍然只是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东西。他有种印象：他是从一个很不相同的世界游进了这房间，那里有点像是个在房间之下很深的水下世界。他不知道在那里已有多久，自从他们逮捕他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黑夜或者白天。另外，他的记忆也不连贯，有时他的意识完全停止了，就连睡觉时也是，然后在一段空白期后又重新拥有，然而他无从得知间隔究竟是几天、几周还是只有几秒钟。

从第一次肘部被打以来，噩梦便开始了。后来，他意识到当时发生的全部，只是个前奏而已，是差不多每个囚犯都须经过的常规审问。罪行很广泛——间谍、破坏之类——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都会坦白。坦白是种例行手续，拷打则是实实在在的。他不记得他被殴打过多少次以及每次殴打持续多久，总有五六个身穿黑制服的人在同时殴打他，有时用拳头，有时用警棍，有时用钢棍，有时用皮靴。很多次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像头牲畜一样不知羞耻地将身体扭来扭去，一直在企图躲避脚踢，然而没用，那样只不过招致更多踢打，就在肋骨、腹部、肘部、小腿、腹股沟、睾丸、尾骨等地方。有许多次，这种毒打没完没了，到最后对他来说，残酷邪恶、无法原谅的事情不是看守不停殴打他，而是他无法强迫自己变得不省人事。许多次他完全吓破了胆，以至于甚至在毒打开始前，就喊着求饶，只是看到一个拳头往回收准备击打时，也能让他一股脑坦白出真实或者想象出来的罪行。有许多次，他决心什么也不说，每个字只能在他忍疼吸气的间隙从他嘴里挤出来。还有许多次，他软弱无力地想妥协，会对自己说：“我会坦白，但不是现在。我一定要坚持到疼痛变得不可忍受时。再被踢三下，再被踢两下，我就会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事。”有时他一直被殴打到几乎无法站立，然后像袋土豆一样，被扔到牢房的石头地板上，让他恢复几个小时，然后又被拖出去再次殴打。还有些时候恢复的时间较长一些，他只是隐约记得，因为在那些时候，他要么在睡觉，要么处于昏迷中。他记得住进过一间牢房，里面有张木板床，一个从墙上突出来的类似搁板的东西，洗脸盆，还吃到了有热汤、面包和偶尔有咖啡的几顿饭。他记得有个粗鲁的理发匠来给他理发剃须，另外还有些身穿白大褂的公事公办、缺乏同情心的人，他们量他的脉搏，测试他的反应，翻开他的眼皮，用粗糙的手指摸索他有无骨折，还往他手臂上打针，让他入睡。

殴打没那么厉害了，而主要变成一种威胁，一种在他的回答让人不满意时，随时会继续殴打他的恐惧感。审讯他的不再是身穿黑制服的暴徒，而是党员知识分子，都是些动作敏捷、戴着亮闪闪眼镜的矮胖男人，他们轮番审他，一次持续——他觉得有，没办法肯定——十到十二个小时。这些后来的审讯者确保他处于不厉害的疼痛中，但他们也并非主要靠让他疼痛来折磨他。他们抽他耳光，扭他耳朵，让他单足站立，扯他的头发，不允许他去小便，用炫目的电灯照射他的脸，直到他的眼泪止不住流出来，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羞辱他，并摧毁他争辩和推理的能力。他们真正的武器，是残酷无情地对他审讯个没完没了，一小时接一小时，提出迷惑性的问题，让他说出不想说的话，给他设置陷阱，歪曲他所讲的一切，证明他每次都在撒谎和说话自相矛盾，直到他既是因为羞愧，也是因为精神疲劳而哭了起来，有时在一次审讯中，他会哭上十几次。几乎每次审讯时，他们都会高声辱骂他，每次回答得迟疑时，都会威胁要把他交回给看守。有时他们却突然改变语气，称他为同志，以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向他恳求，不无伤感地问他即使到了现在，他是否还留有对党的足够忠诚，希望洗刷自己的罪恶。经过几小时审讯，他的神经已处于崩溃状态时，就连这种恳求的话，也能让他涕泪交流。到了最后，那种唠唠叨叨的声音跟看守的皮靴及拳头比起来，能让他垮掉得更彻底些。简而言之，他成了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嘴巴，让他签什么就签什么的一只手。他唯一关心的，是发现他们想让他坦白什么，然后在凌辱再次开始前很快坦白出来。他坦白自己刺杀了党的高级干部、散发煽动性的小册子、贪污公款、出卖军事秘密、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等等。他坦白早至一九六八年，他就是东亚国的间谍。他坦白自己是个宗教信徒，是资本主义的崇拜者和性变态者。他坦白自己杀害了妻子，尽管他知道，审讯他的人肯定也知道，他的妻子还活着。他坦白许多年来，他跟戈斯坦因保持个人联系，还是某地下组织的成员，几乎包括所有他认识的人。坦白一切，牵连所有人，这样也较为容易，再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都没错。没错，他是党的敌人，在党看来，思想和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也出现了另外一些记忆，孤立地出现在他脑海里，就像一圈全是黑色的照片。

他是在一间不知是明是暗的牢房里，因为除了一双眼睛看不到别的。近在咫尺，有台仪器正缓慢而有规律地滴滴答答走着。那双眼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从座位上漂浮起来，跳进那双眼睛便被吞没。

他被绑在一张周围都是仪表的扶手椅上，就在炫目的电灯之下，一个白大褂正在读仪表。从外面传来沉重的皮靴声，铁门当的一声打开，那个长着蜡像脸的警官走进来，后面跟着两个看守。

“一〇一房间。”那个警官说。

那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没转身，也没看温斯顿，只是在看仪表。

他正转动轮椅通过一条极阔的走廊，它有一公里宽，被灿烂的金色光线照彻。他用最大的嗓门哈哈大笑，并喊叫着坦白的话。他什么都坦白，甚至把被拷打时挺住没说的话也坦白了。他在把他一生的全部历史讲给一个已全部知悉的听众听。跟他在一起的有看守、其他审讯者、那个白大褂、奥布兰、茱莉娅、查林顿先生等，他们全都一起在走廊里转动轮椅往前走，在大喊大笑。某种隐藏在未来的恐怖的东西被略过了，没有发生。一切顺利，不再有疼痛，他生命里最为微末的细节都暴露出来，他被理解并被原谅了。

他从木板床上向上瞪着，不太肯定他是否听到了奥布兰的声音。整个审讯过程中，虽然从未看到过他，但温斯顿感到奥布兰就在旁边，只是他看不见而已。是奥布兰在操纵一切，是他派来看守殴打温斯顿，又不让他们把他打死。是他决定温斯顿什么时候应该痛得尖叫，什么时候让他的痛苦暂缓，什么时候该给他东西吃，什么时候让他睡觉，什么时候把药物注射进他的胳膊，是他提问并提示问题的答案。他是折磨者，保护者，审讯者，也是朋友。有一次——温斯顿不知道自己是处于药物作用下的睡眠中还是在正常的睡眠中，要么甚至在没有睡着时——有个声音在他耳边低语：“别担心，温斯顿，你在我的照料之下。我观察你已经七年了，现在到了转折点。我会拯救你，我要让你变得完美。”他不肯定那是不是奥布兰的声音，但跟向他说“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的声音一样，那是在另一次梦中，七年前的事。

他不记得审讯是怎样结束的。先是一段黑暗期，然后就到了现在所住的牢房或者说房间里，他这时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东西。他几乎完全平躺着，无法移动身体。他身体的每个主要部位都被绑紧了，甚至后脑勺也不知怎样被固定住了。奥布兰在俯视着他，严肃并且相当悲伤。从下往上看，他的脸庞显得粗糙而衰老，眼下有眼袋，从鼻子到下巴有一些劳累留下的皱纹。他比温斯顿想象的还要老，可能有四十五或者五十岁。他的手下面有个控制盘，上面有个控制杆，盘上还有数字。

“我告诉过你，”奥布兰说，“我们再次见面的话，会是在这里。”

“对。”温斯顿说。

没有警告，只是奥布兰的手轻轻一动，一波疼痛感就袭过他的身体。这是种令人恐惧的疼痛，因为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承受某种致命的伤害。他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承受那种伤害，也不知道那种效果是否由电流造成，但他的身体扭曲得变了形，关节正被慢慢扯开。虽然那种疼痛让他的前额冒出汗珠，但最糟糕的是害怕他的脊椎会喀嚓一声扭断。他咬紧牙关，用力通过鼻孔呼吸，试图尽量久地保持沉默。

“你害怕了，”奥布兰看着他的脸说，“害怕再过一会儿什么东西就会断掉，你最害怕的是你的脊椎骨会扭断。你脑子里有幅生动的图像，就是你的脊椎喀嚓一声断掉，脊髓从里面流出来。这就是你正在想的，对不对，温斯顿？”

温斯顿没回答。奥布兰扭回控制盘上的控制杆，那种疼痛之波去得几乎和来时一样迅速。

“那是四十。”奥布兰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盘上最高的数字是一百。请你记好了，在我们的全部谈话时间里，我能随心所欲地随时用任何一种级数让你疼痛。你说任何谎话，或者试图以任何方式搪塞我，甚至显得比你的一般智力水平更低些，你就会马上疼得叫起来。明白吗？”

“明白。”温斯顿说。

奥布兰的举止没那么严肃了，他沉思地推了下眼镜，来回走了几步。再次开口说话时，他的声音既温柔又耐心。他有种医生或是教师，甚至是牧师的样子，苦口婆心地想解释或者说服别人，而不是惩罚。

“我在为你费神，温斯顿。”他说，“因为你值得。你很清楚自己有什么毛病，你已经认识到了好几年，尽管你试过想否认。你精神不正常，有记忆缺失的毛病。你记不住真正的事件，你还说服了自己，认为你记得别的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幸好你可以被治好。你自己从来没将自己治好，因为你不愿意那样做。你需要在意志上再努力一点，可是你不想那样做。即使到现在，你仍然抱着你的病症不放，自以为那是种德行，我很清楚。现在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一下。目前，大洋国在跟哪个国家打仗？”

“我被捕时，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

“跟东亚国，好。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对不对？”

温斯顿吸了口气，他张口想说却没说出来，他没办法不看控制盘。

“请说实话，温斯顿，你的实话。告诉我你自以为记得什么。”

“我记得直到我被捕前一星期，我们根本不是在跟东亚国打仗，而跟他们是盟国。战争是跟欧亚国打的，已经持续四年。在那之前——”

奥布兰用手势制止了他。

“再举个例子吧。”他说，“几年前你有过确实很严重的错觉。你以为名叫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的三个曾经是党员的人——他们在对其罪行完全供认不讳后，因为叛国罪和破坏行为而被处决了——你以为他们没犯下被指控的罪行。你相信你看到了确凿无疑的文件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坦白都是假的。有一张让你产生了幻觉的照片，你以为你真的在手里拿过。那是张像这样的照片。”

奥布兰的手指间拿着一片长方形的报纸，在也许有五秒钟时间里，从温斯顿的角度能看到它。是张照片，是哪张照片毋庸置疑，就是那张照片，另外一张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在纽约进行党务活动的照片，他在十一年前碰巧看到过，但马上就毁掉了。它在他眼前一晃，然后又看不到了。但是他已经看到，毫无疑问他是看到了！他极度痛苦地拼命想把上身挣脱，可是不管向哪个方向，移动一厘米都不可能。他暂时忘记了控制盘。他想做的，只是把那张照片再次拿在手里，或者至少再看一眼。

“它存在的！”温斯顿叫道。

“不。”奥布兰说。

他走到房间另一边，对面墙上有个记忆洞。奥布兰掀起盖子，那薄薄的一片纸没看到就被一股暖气流卷走，在火焰一闪之际消失了。奥布兰从墙那边转过身。

“成灰了，”他说，“甚至不是可以辨认出来的灰，是尘土。它不存在，从来没存在过。”

“可是它存在过！现在也存在！它在记忆里存在。我记得，你也记得。”

“我不记得。”奥布兰说。

温斯顿的心沉了下去。这就是双重思想，他有了种彻底无助的感觉。如果他能肯定奥布兰在撒谎，那就似乎有其重要性，但完全有可能奥布兰真的忘了那张照片。真的如此，那么他也会忘记他否认过记得那张照片，然后又忘记忘记这一行为本身。你怎么能肯定这仅仅是个花招而已？也许大脑的疯狂混乱状态真的有可能发生，正是这想法打败了温斯顿。

奥布兰若有所思地低头看他。更有甚于以往，他有了种教师的样子，正在不辞辛苦地教一个任性但仍有希望的孩子。

“党的标语中有一条是关于对过去的控制的，”他说，“可以的话，请为我重复一下。”

“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温斯顿顺从地重复道。

“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奥布兰点着头说，算是终于表示了认可。“温斯顿，以你看来，过去是真实存在的吗？”

无助感再次笼罩了温斯顿。他用眼睛扫了一眼控制盘，他不知道“是”或者“不是”这两种回答哪种能让他免遭疼痛之苦，甚至也不知道哪种回答他相信是正确的。

奥布兰微微一笑。“你可根本不是什么玄学家，温斯顿。”他说，“直到这会儿，你从来没有考虑过存在意味着什么。我说得更准确一点吧。过去是有形地存在于空间中吗？有没有另外一个地方，一个由实物构成的世界，在那里，过去仍在进行中？”

“没有。”

“过去存在的话，会存在于哪里？”

“档案里，那是书面的。”

“档案里，还有呢？”

“脑子里，在人们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说得很好。可是我们，也就是党，控制所有的档案，我们也控制所有的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对不对？”

“可是你们怎么能阻止人们记东西？”温斯顿叫道，他再次暂时忘了控制盘。“那是不由自主的，个人控制不了的。你怎么能控制记忆？你还没能控制我的记忆呢！”

奥布兰的态度又变得严厉。他把手放在控制盘上。

“恰恰相反，”他说，“是你没能控制住它，所以让你到了这儿。你之所以到了这儿，是因为你在谦恭和自律上做得不够，没能做到服从，这是为理智而付出的代价。你宁愿当个疯子，当一个人的少数派。只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到现实，温斯顿。你相信现实是客观和外在的东西，是独立存在的，你也相信现实的本质不言自明。当你让自己迷惑，以为自己看到什么东西时，你设想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看到了。不过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它不在个人的头脑里，个人的头脑会犯错，而且无论如何，很快就会消亡。现实仅仅存在于党的头脑里，那是集体性的，也是不朽的。无论如何，只要党认为对，它就是对的。除非从党的观点来看，否则不能看到现实。温斯顿，你必须重新学习，这就是事实。它需要自毁行为和意志上的努力。你一定要让自己变得谦恭，然后才能变得理智。”

他停顿了一阵子，好像是让他所说的被领会。

“你记得吗？”他又说道，“你在日记里写过‘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记得。”温斯顿说。

奥布兰举起左手，手背对着温斯顿，拇指藏着，伸出四根指头。

“我伸的是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

“如果党说不是四根而是五根——那么是几根？”

“四根。”

说出这个词后他马上痛苦地抽了一口气，控制盘的指针一下子跳到了四十五。温斯顿猛地出了一身汗。他使劲吸着气，呼出来时，是低沉的呻吟声，即使牙关紧咬也控制不住。奥布兰看着他，仍然伸着四根手指。他把控制杆又复了位，这一次，疼痛只是稍微减轻了些。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

指针达到了六十。

“四根！四根！还用说吗？四根！”

指针一定是更高了些，但他没看到，他看到的，只是那张阴沉严厉的脸庞和四根手指。几根手指柱子一样矗立在他眼前，巨大而模糊，好像在摇晃着，但无疑是四根。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停下来，停下来！你怎么能不停下来？四根！四根！”

“几根手指，温斯顿？”

“五根！五根！”

“不，温斯顿，这样没用。你在撒谎，你还在想着有四根。说吧！有几根手指？”

“四根！五根！四根！你想是几根就是几根，可是停下来吧，别让我受罪了！”

突然，他靠着奥布兰搭在他肩膀的手臂想坐起来。他也许有几秒钟昏了过去，绑着他的绳子松开了。他感到很冷，在控制不住地颤抖，牙齿咬得咔嗒咔嗒响，眼泪在顺着脸颊往下流。有那么一阵子，他像个婴儿似的抱紧了奥布兰，奇怪的是，那双抱着他肩膀的粗壮手臂给了他安慰。他有种奥布兰是他保护者的感觉，疼痛是外来的，来自别人，而奥布兰会让他免受疼痛。

“你学得很慢，温斯顿。”奥布兰和蔼地说。

“我能怎么办？”他哭哭啼啼地说，“我怎么会看不到在我眼前的东西？二加二等于四。”

“有时候是，温斯顿。有时候二加二等于五，有时候等于三，有时候三种答案都对。你一定要再努力一点，变得理智是不容易的。”

他把温斯顿放回床上，温斯顿的四肢又被绑紧，但疼痛感已经退去，他也不再颤抖了，只剩下虚弱和冰冷的感觉。奥布兰向那个身穿白大褂的人点头示意，那人在整个过程中一动不动地站着。白大褂弯下身子仔细检查了他的眼睛，摸了摸他的脉搏，耳朵贴在他心口听，到处敲了敲，然后向奥布兰点点头。

“再来。”奥布兰说。

疼痛掠过温斯顿的身体，指针一定到了七十或者七十五。这次他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手指还在那里，还是四个。唯一重要的是不管怎样都不能死，要坚持到疼痛结束。他不再留意自己哭了还是没哭。疼痛又减轻了一些。他睁开眼睛，奥布兰把控制杆又复了位。

“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我想是四根，我能看到五根就会看到五根了。我正在努力看到五根。”

“你希望的是什么：说服我你看到五根还是真的看到五根？”

“真的看到五根。”

“再来。”奥布兰说。

也许指针到了九十五，温斯顿只是断断续续记得为何会感到疼痛。他紧闭上眼睛之后，一片手指的森林跳舞般动来动去，时而交织，时而分开，一根遮挡着另一根，接着又重新显露出来。他在试图数数那是多少，不记得为什么要数，只知道不可能数清，而不知何故，那是由于四和五之间的神秘特性。疼痛又消失了，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仍在看着同样的东西：数不清的手指就像移动的树木，正向两个方向不断掠过，交叉，分开。他又闭上眼睛。

“我伸着几根手指，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再那么做我要死了。四根，五根，六根——一丝一毫也不骗你，我不知道。”

“有进步。”奥布兰说。

一个针头刺进温斯顿的手臂，几乎就在同时，一种令人极其愉快、能让人康复的温暖感扩展到了他的全身，疼痛几乎已经忘了一半。他睁开眼睛，感激地看着奥布兰，看着那张阴沉而有皱纹的脸——非常丑陋，但又非常聪明——他心里好像在翻腾着。如果能够活动身体，他会伸出一只手搭在奥布兰的胳膊上。他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真挚地爱着奥布兰，原因不仅是奥布兰让他不再疼痛。那种旧感觉又回来了，就是说到底，奥布兰是朋友还是敌人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是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也许和被人爱比起来，人们更想要的是被理解。奥布兰把他折磨得快疯了，要不了多久，他肯定会把他送上死路，但那无关紧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感情比友谊还要深厚，他们是至交。总存在那么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面对面交谈，虽然真正要说的话可能永远也不会说出。奥布兰在俯视着他，那种表情说明在他自己心里，可能有着同样的想法。他开口时，是种平易近人的谈话式语气。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温斯顿？”他问道。

“我不知道，不过我猜得到，是在仁爱部。”

“你知不知道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我不知道，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我觉得有几个月。”

“在你看来，我们为什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呢？”

“让他们坦白。”

“不对，不是那个原因。再想想看。”

“惩罚他们。”

“不对！”奥布兰大叫一声。他的声音变化很大，他的脸庞突然变得既严厉又表情生动。“不对！不仅仅是为了掏出你的供词，也不仅仅是为了惩罚你。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好吗？为了治愈你！让你变得理智！我们带到这里的每个人没有谁在离开时还没被治好。你明白吗，温斯顿？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的罪行不感兴趣。党对公然的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只是思想。我们不只是消灭敌人，我们还把他们改变过来。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他向温斯顿弯着身子。由于距离近的关系，他的脸庞看来奇大无比，而且极为丑陋，因为是从下往上看到的。除此之外，这张脸上还洋溢着得意和狂热。温斯顿的心再次抽紧了。如果可能，他会在床上再往下缩一些。他很有把握地认为奥布兰正要完全是随心所欲地扭动指针。但就在此时，奥布兰转过身子，来回走了几步，然后以没那么激动的语气继续说道：

“你首先要明白的是，在这里，没有烈士这个概念。你读过以前的宗教迫害。中世纪有过宗教裁判所，那是失败之举。它以铲除异教为目标，结果却让异教永远扎下了根。在火刑柱上烧死一个异教徒，会有几千个人站出来。怎么会这样？因为宗教裁判所公开把敌人杀死。是在他们还没有悔悟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杀掉的。实际上，他们是因为不肯悔悟而被杀掉。他们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真正的信念。自然，所有的光荣都归于受害者，所有的耻辱都归于把他们烧死的人。到后来，二十世纪出现了所谓的极权主义者。他们是德国纳粹和俄国的共产党。俄国人对异端的迫害比宗教裁判所还要残酷。他们想象自己已经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至少知道不能制造烈士。在对受害者进行公审时，决意摧毁他们的尊严。他们通过拷打和单独关押击垮受害者，直到受害者变成人所不齿、畏畏缩缩的无耻之徒，让他们坦白什么就坦白什么，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互相指责，拿别人当替罪羊，呜咽着请求原谅。然而仅仅几年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死去的人成了烈士，他们曾经名誉扫地的历史被忘记了。还是那个问题，怎么会这样？首先，因为他们的坦白显然是逼供出来的，不真实。我们不会犯下这种错误。在这里，所有坦白都是真实的，我们让它是真实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允许死人再还魂反对我们。你必须别再想象后世会为你平反，温斯顿。后世会从来不曾听说过你，你在历史的河流中完全消失干净。我们会把你变成气体，把你注入平流层。你一丁点儿也不会留下，档案里不会有你的名字，活人的脑子里也没有一点关于你的记忆。你在过去和未来的意义上都将被毁灭，你将永远不曾存在过。”

那干吗要费事来折磨我？温斯顿想，一时感到了痛苦。奥布兰停下脚步，就好像温斯顿把这个想法大声说了出来。他那张大而丑陋的脸庞又凑近一些，眼睛略微眯了起来。

“你在想，”他说，“既然我们有意彻底毁灭你，那么你所说或者所做的不会有任何作用——既然如此，我们干吗要费事先审讯你？你想的就是这个，对不对？”

“对。”温斯顿说。

奥布兰微微一笑：“你是图案上的一个瑕疵，温斯顿，你是个必须清除的污点。我刚才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和过去的迫害者不一样？我们不满足于负面的服从，即使是最奴性的服从也不满足。最后当你向我们屈服时，一定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我们不是因为异端分子反抗我们而消灭他，而是只要他反抗我们，我们就绝不消灭他。我们改变他，掌握他的头脑并重塑他，把他的罪恶和所有幻想都从他的头脑中除去。我们把他争取过来，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实实在在、全心全意的。在处死他之前，我们把他变成自己人。对我们来说，不可忍受的是世界上存在一个错误的念头，不管它是多么秘密和无力。即使在处死一个人时，我们也不允许他有任何离经叛道之处。过去，异教徒在走向火刑柱时，仍然是个异教徒，同时还在宣扬他的异端邪说并为之得意。即使那些俄国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在他们走过过道等着挨子弹时，他的脑袋里仍然有反抗思想。但是我们在把大脑崩掉之前，先要让它变得完美。旧专制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不许怎么样’，极权主义者的命令是‘你们要怎么样’，而我们的命令是‘你们是怎么样’。我们带到这里的人再也没有一个跟我们为敌，每个人都洗干净了。就连那三个你相信他们是无辜的可怜的叛国者——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到最后也被我们击垮了。我参加了审讯工作，我看到他们一步步垮掉，呜咽着求饶，在地上爬——到最后他们有的不是痛苦或恐惧，而是悔悟之心。到我们结束对他们的审讯后，他们只是徒具人形。除了对他们所犯之事感到悔恨和对老大哥的热爱别无其他，看到他们那么热爱老大哥，我真感动。他们恳求尽快被枪决，以便死时他们的思想仍然干净。”

他的声音变得几乎像是梦呓一般，那种兴奋和狂热之情仍然挂在他脸上。温斯顿想，他没有装扮，他不是个虚伪的人，他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个词。最折磨温斯顿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智力不如他。他看着那具巨大然而优雅的躯体踱来踱去，一会儿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一会儿不在。奥布兰哪方面都比他强，他有过或者可能会有的想法没有一样不是奥布兰早就想到、思考并摈弃过的。他的头脑包容了温斯顿的。但既然如此，奥布兰又怎么会是疯狂的呢？一定是他，温斯顿，才是疯狂的。奥布兰停下脚步俯视着他，他的声音再次变得严厉。

“温斯顿，不管你向我们屈服得多彻底，你都别心存可以活命的妄想。走入歧途的人没有一个会被放过，就算我们决定让你尽享天年，你还是跑不出我们的手心。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将永远抹不掉，你得先明白这一点。我们会把你收拾得永世不得翻身，就算你活上一千年，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还会让你永远无法忘记。你永远不会再有普通人的情感，你内心的一切全会死掉，你永远无力再拥有爱、友谊、生的欢乐、好奇心、勇气或正直心。你将是空心的，我们把你挤空了，然后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他停下来向那个白大褂示意。温斯顿意识到某种很沉重的器械在他脑袋后面被推到位。奥布兰在床边坐了下来，那让他的脸庞和温斯顿的处于同等高度。

“三千。”他向站在温斯顿头后面的那个白大褂说。

两个感觉稍微有点湿的软垫夹着温斯顿的太阳穴。他感到恐惧，感到疼痛——这是种新的疼痛。奥布兰用一只手抚慰地，也几乎是慈祥地把手放在温斯顿的手里。

“这次不会疼。”他说，“盯住我的眼睛。”

就在此时，传来一声毁灭性的爆炸，或者说好像是爆炸，不过也说不准是否真的有什么声音。但无疑有过一道炫目的光亮。温斯顿没感觉到疼痛，只是被放平了。虽然在发生之际，他也在仰面躺着，但他有种奇特的被打到那个位置的感觉。没有痛感的可怕一击把他打得平躺着了。他的脑子也受到了某种影响。他的眼睛重新能看清东西时，他记起了自己是谁，身处哪里，也认出了正盯着他看的那张脸。但在某个地方，有块很大的空白，似乎他的脑子被取走了一块。

“很快就不疼了。”奥布兰说，“看着我的眼睛。大洋国正在跟哪个国家打仗？”

温斯顿想了想。他知道大洋国是什么意思，他自己就是大洋国的公民。他也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然而不知道谁跟谁在打仗，事实上，他意识不到有什么战争。

“我想不起来了。”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现在你想起来了吧？”

“对。”

“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从你出生开始，从建党开始，从有史可查以来，战争一直没间断地进行着，一直是同一场战争。你想起来了吗？”

“对。”

“十一年前，你编造了一个关于三个因为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之人的传奇故事。你自以为你看到了能证明他们无辜的一片报纸。但是不存在这样一片报纸，是你虚构出来的。后来你就越来越信以为真。你现在还记得你第一次虚构的那一刻，记得吗？”

“对。”

“刚才我向你举起我的手指。你看到了五根手指，记得吗？”

“对。”

奥布兰举起左手伸出手指，只是把拇指弯了起来。

“这儿是五根手指，你看到五根手指了吗？”

“对。”

有那么一瞬间，在他头脑里的景象变化之前，他确实看到了。他看到五根手指，每根都伸直着。然后一切又都恢复正常，那种过去有过的恐惧、仇恨和困惑再次纷至沓来。但是有那么一刻——他不知道有多久，也许有半分钟——是清清楚楚、很有把握的一刻。在那时，奥布兰的每个新暗示都填充了那块空白，成为绝对的真实。在那时，二加二很容易可以根据需要等于五，也可以等于三。那一刻在奥布兰把手拿开之前就已经结束。虽然他无法再次体验那一刻，但他仍然记得，如同一个人会生动地记得许多年前的一次经历，而当时他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人。

“你现在看到了，”奥布兰说，“不管怎么样那是可能的。”

“对。”温斯顿说。

奥布兰带着满足的神情站了起来。在他左边，温斯顿看到那个白大褂打破一支针剂，抽了一针管药。奥布兰面带笑容地转向温斯顿，几乎跟以前一样，他推了一下鼻子上的眼镜。

“你在日记里写过，”他说，“不管我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没关系，因为我至少是个能理解你、可以跟你交谈的人，还记得吗？你写得没错，我喜欢跟你谈话。你的头脑让我感兴趣，跟我的类似，只不过你刚好是精神失常的。我们结束这节谈话之前，如果你愿意，可以问我一些问题。”

“问什么都可以？”

“任何问题。”他看到温斯顿的眼睛在看控制盘，“已经关掉了。你想先问什么？”

“你们把茱莉娅怎么样了？”

奥布兰又微笑起来。“她背叛了你，温斯顿，迅速而且彻底，我还从来没见到有谁那么快就投向我们。你见到她的话会几乎认不出她。她的反叛性，欺骗性，愚蠢，肮脏思想——一切从她身心里消除干净了，是种完美的转变，教科书式的。”

“你拷打过她吗？”

奥布兰避而不答。“下一个问题。”他说。

“老大哥存在吗？”

“他当然存在，党也存在，老大哥是党的体现。”

“他像我一样存在吗？”

“你不存在。”奥布兰说道。

那种无助感再次向他袭来。他知道，或者说他能想象到证明他不存在的理由，但都是胡说八道，是文字游戏。像“你是不存在的”这句话，难道没包含一种逻辑上的荒谬之处？不过这样说又有什么用处？想到奥布兰可能用以把他驳得一败涂地的那些疯狂理由，他的头脑陷入枯竭的状态。

“我想我是存在的，”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出生，我将死去，有胳膊有腿，在宇宙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没有另外一个固体跟我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在这种意义上，老大哥存在吗？”

“这无关紧要，他存在。”

“老大哥会死吗？”

“当然不会，他怎么会死呢？下一个问题。”

“兄弟会存在吗？”

“这个嘛，温斯顿，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就算我们把你审完后决定释放你，就算你活上九十岁，你仍然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对’还是‘不对’。只要你活着，它就是你脑子里的不解之谜。”

温斯顿不说话躺在那儿，他的呼吸急促了一些。他还是没有问他最先想到的那个问题。一定要问，但好像他的嘴巴说不出话。奥布兰的脸上有一丝开心的样子，连他的眼镜也似乎闪着嘲弄的光芒。他知道，温斯顿突然想，他知道我要问什么！想到这里，他脱口而出：

“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

奥布兰脸上的表情仍然没变，他冷冷地说：

“你知道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温斯顿。谁都知道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

他向白大褂举起一根手指，显然这节谈话到此为止。一个针头突然刺进温斯顿的手臂，他几乎马上就沉沉睡去。

3

“你的改造分三个阶段。”奥布兰说，“也就是学习、理解和接受。现在你该进入第二阶段了。”

跟往常一样，温斯顿脸朝上平躺着。最近以来，他被绑得没那么紧了，虽然仍被绑在床上，但是能够稍许活动膝部，头能往两侧转动，还能抬起小臂。控制盘也没那么可怕了，如果他够机智，就能免受那种剧痛。只有在他表现得愚蠢时，奥布兰才会扳动控制杆，有时在他们整整一节谈话里，控制盘一次也没用上。他不记得他们进行过多少节谈话，整个过程似乎难以确定地拖长了——可能有几个星期——而两次的间隔有时可能是几天，有时只有一两个小时。

“你躺着时，”奥布兰说，“经常在琢磨——你甚至问过我——为什么仁爱部会在你身上这样费时费神。你被释放后，还会感到困惑，基本上是为了同一个问题。你能理解你在其中生活的社会机制，可你不理解根本的动机。你记不记得你在日记本上写过‘我明白怎么做，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就是在想到‘为什么’时，怀疑起自己神志是否清楚。你已经读过‘那本书’，戈斯坦因的书，或者说至少已经读了一部分。它有没有告诉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你读过了吗？”

“我写的，也就是说我参与了写作。你也知道，没有哪本书能由一个人写出来。”

“它说得对不对？”

“作为说明是对的，它列出的计划则是胡扯。秘密积累起知识——逐渐扩大启蒙的范围——最终导致群众起来造反——推翻党的统治。你也料到会怎样写，全是胡扯。群众永远不会造反，再过成千上万年也不会，他们没能力。我没必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怀有什么暴动的梦想，最好还是放弃吧。党是无法被推翻的，党的统治永永远远，把这个当做思考的出发点吧。”

他向床又走近了一些。“永永远远！”他重复道，“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怎么做’和‘为什么’的问题上。你对党是怎么做来保证掌权的有透彻的理解。现在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抓住权力不放。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想掌权？说吧。”温斯顿不说话，他又加上一句。

但温斯顿还是有一阵子没说活，一阵疲劳感汹涌而来。奥布兰的脸上又隐约现出那种狂热神情，他提前就知道奥布兰会说什么话，那就是党要掌权并非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它要掌权，是因为人民大众是意志薄弱的胆怯之徒，不能忍受自由或者面对事实，一定要被另外那些比他们更坚强的人统治和有系统地欺骗。人类有两种选择，即自由和幸福，对大多数人而言，选择幸福比较好。还有党永远是弱者的保护人，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一群人，为了美好的未来能够来到而做罪恶之事，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可怕的是，温斯顿想，可怕的是奥布兰说这些话时，他在内心里也相信，这点从他脸上看得出。奥布兰无所不知，比温斯顿对世事真相的理解力要超过一千倍，也就是大批人的生活有多么潦倒不堪，以及党为了让他们保持那样，采用什么样的谎言和暴行。他全都明白，全都盘算过，不过这无关紧要，一切因为最终目的而正当化了。温斯顿想，你又能拿一个比你更聪明的疯子怎么样？他可以充分聆听你的论点，却只是守着他的疯狂不放。

“你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统治我们，”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相信人类不适于自己管理自己，所以——”

他刚开口就几乎大叫起来。一阵剧痛穿透了他的身体，奥布兰把控制盘上的控制杆扳到三十五的位置。

“那是蠢话，温斯顿，愚蠢！”他说，“你明白你不该说这种话！”

他把控制杆扳回来，继续说道：

“现在让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党要掌权，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我们对他人的幸福不感兴趣，只对权力感兴趣。不是财富、奢侈生活、长寿或者幸福，只是权力，纯粹的权力。什么是纯粹的权力，你很快就会明白。我们跟过去所有的寡头统治者都不一样，区别在于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有其他人，甚至跟我们类似的人，都是懦夫和伪善者。德国纳粹和俄国共产党在统治手段上很相似，但他们永远没勇气承认自己的手段。他们伪称——也许甚至还相信——他们是不情愿地取得了有限时间内的权力，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个天堂社会，到那时，人人自由平等。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不曾有谁取得权力是为了放弃。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人们不会为了保卫革命而建立独裁政权。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你现在开始明白我的话了吗？”

正如以前曾经有过的，温斯顿被奥布兰脸上的疲惫之态打动了。这张脸是坚强的，易于感动的，然而又是残酷的，它充满了智慧，还有种克制的热情。在这张脸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无助的，但那是张疲惫的脸，眼袋明显，颧骨下方皮肤松弛。奥布兰向他侧过身，有意把那张充满疲惫之态的脸靠近他。

“你在想，”他说，“你在想我的脸又衰老又疲惫，你在想，我一方面谈论着权力，另一方面，我甚至挡不住自己身体的衰败。温斯顿，你难道不明白个人只是细胞？有了细胞的疲劳，才有机体的活力。你给自己剪指甲会死吗？”

他从床那里转身走开，又开始来回踱起步来，一只手放在口袋里。

“我们是权力的祭司，”他说，“权力是上帝，但目前对你来说，权力只是个单词而已，现在到了该让你掌握一点权力含义的时候了。你必须明白的头一件事就是权力具有集体性，个人只有在他不成其为个人的情况下才拥有权力。你知道党的标语：‘自由即奴役’。你有没有想到过反过来说也行？奴役即自由。单个的、不受约束的人总会被打败，人们必然受到约束，那是因为每个人必然死去，这是最大的失败。可是如果他能完全彻底地服从，如果他能挣脱个体身份的束缚，那么他就无所不能、永生不死。你要明白的第二件事是权力是对人的权力，建立在身体上的，但最重要的，是建立在思想上的。对于实体——你会称其为外在的现实——的权力不重要。我们对实体的控制已经是绝对性的。”

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置控制盘于不顾，猛地用力想坐起身子，但只能痛苦地扭动身体而已。

“可你们怎么能控制实体呢？”他脱口而出，“你们甚至控制不了气候或者重力定律，还有疾病、疼痛、死亡——”

奥布兰做了个手势，让他不再往下说。“我们控制实体，是因为我们控制了思想。现实是装在脑袋里的，你会逐步认识到，温斯顿。没有我们办不到的事，隐身、升空——任何事。如果我想像个肥皂泡一样浮离地板，我就能做到，可是我不想这样，因为党不想这样。你一定要清除十九世纪关于自然规律的那些想法，自然规律由我们来制定。”

“可是你们没有！你们甚至不是我们这个行星上的主人。欧亚国和东亚国又怎么样？你们还没征服呢。”

“那不重要，我们会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征服它们。即使我们不去征服，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让它们不存在，大洋国就是整个世界。”

“可是世界本身只是一粒灰尘，人类是渺小的——无能为力的！人类才存在多久？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地球上没有人类居住。”

“胡说，地球跟我们人类一样古老，不会更古老。它怎么会更古老呢？除非通过人类的意识来反映，否则一切都不存在。”

“可是石头里都是绝种动物的骨头——是人类存在之前很久在地球上生活的猛犸、乳齿象还有巨大的爬行动物的骨头。”

“你看到过那些骨头了吗，温斯顿？你当然没有，那是十九世纪考古学家杜撰出来的。有人类之前一无所有，人类之后——如果他会走到终点的话——也将是一无所有。除人类之外，都一无所有。”

“可是整个宇宙都在我们之外。你看那些星星！有些有几百万光年之远，永远不可能到达。”

“什么是星星？”奥布兰漠不关心地说，“那只是几公里外的火光，我们想的话，就能到达那儿，或者说我们可以抹灭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星星绕着它转动。”

温斯顿又猛然动了一下，这次他没再说什么。奥布兰像是听到一个说出来的反对意见一样继续说道：

“当然，某些特定情况下并非如此。在大海上航行或者预测日食、月食时，我们经常发现假定地球围绕太阳转、星星在亿万公里之外的地方较为方便，可那又怎么样？你以为我们不可能创造出两套天文学体系吗？星星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或远或近，你以为我们的数学家无法胜任？你忘了有双重思想吗？”

温斯顿在床上缩着身子。不管他说什么，张口就来的回答都会像根大头棒一样把他砸倒。但他仍然知道，知道他是对的。关于在你自己的头脑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信念——是不是肯定有办法能证明是错的？那不是在很久以前已被揭露是个谬论吗？它甚至有个名称，他忘了是什么。奥布兰俯视着他，一丝淡淡的微笑浮现在他嘴角。

“我告诉过你，温斯顿。”他说，“玄学不是你的专长。你想找的词是唯我论，可是你错了。这不是唯我论，你愿意的话，可以称它为集体唯我论。但不是一回事，其实恰恰相反。这些都是题外话，”他又换了口气说，“真正的权力——我们必须日日夜夜奋力争取的权力——不是对物体的权力，而是对人的权力。”他顿了一下，有那么一阵子，他又带上了老师提问一个有希望的学生时的样子。“一个人怎样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温斯顿？”

温斯顿想了一下。“通过让他受折磨。”他说。

“完全正确，通过让他受折磨。服从还不够，除非他在受折磨，否则你怎么能肯定他服从的是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对别人施加痛楚和屈辱。权力就是把人们的头脑撕成碎片，然后再按照你自己的决定拼成新的形状。你有没有开始明白我们正在创造什么样的世界？它跟先前的改革家设想过的愚蠢的、享乐主义的乌托邦刚好对立，它是个恐惧、背叛和痛苦的世界，是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是个随着自身的完善变得不是没那么残忍，而是更加残忍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将是向更多痛苦发展的进步。旧文明声称自身建立于仁爱或者公平的基础上，我们的文明，则建立在仇恨上。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贬，没有别的情感。我们会摧毁一切情感。我们已经在打破革命以前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我们切断了孩子和父母之间、男人之间和男女之间的联系纽带，没有人再敢信任妻子、孩子或者朋友了，不过将来也不会有妻子和朋友。孩子刚生下来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如同从母鸡身边拿走鸡蛋一样。性本能将被根除。生育将是一年一度的例行手续，就像更新一个配额卡。我们将消灭性高潮，我们的神经学者现在正在进行研究。除了对党的忠诚，不会有别的忠诚；除了对老大哥的爱，不会有别的爱；除了因为打败敌人而笑，不会有别的笑。不会有艺术、文学或者科学。在我们是全能的情况下，就不再需要科学了。美和丑之间不再有区别，不会再有好奇心和生命进程中的乐趣，所有其他类型的快乐将被摧毁。但是始终——一定别忘了这一点，温斯顿——始终存在着对权力的陶醉感，始终呈增强之势，始终在变得更为敏感。每时每刻，始终有对胜利的兴奋和践踏一个无力抵抗之人时的激动之情。你如果愿意想象一下未来是什么样，就设想一下皮靴践踏在一张人脸上的感觉吧——那会是永永远远的。”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期待温斯顿说话。温斯顿又一次试图在床上缩得更紧一些，什么话也说不出，他心里好像结了冰。奥布兰继续说道：

“记着那是永永远远的。永远有脸可供践踏，异端分子以及社会的敌人总是存在的，因此可以一次次打败他们，羞辱他们。从你落到我们手里之后经过的一切——这些都将继续下去，而且还会不断升级。侦察，背叛，逮捕，折磨，处决，失踪，这些都永远不会停止。这既是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个狂欢的世界。党越强大，它的容忍度就越小；反抗越弱，就越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戈斯坦因和他的邪说将继续存在下去，每一天，每一刻，它们会被粉碎、怀疑、嘲笑、唾弃，但总是会存在。我和你在过去七年里演出的这场戏将一遍又一遍、一代又一代演下去，总的形式上越来越微妙。这里总会有异端分子任我们摆布。他会因为疼痛而尖叫，精神崩溃，变得可鄙——到最后他彻底悔悟，从自我中拯救出来，自愿爬到我们的脚前。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世界，温斯顿。这是个一场胜利接着一场胜利，一次凯旋接着一次凯旋的世界，没完没了压迫着权力神经的世界。我看得出，你开始明白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了。但是到最后，你不止理解它就够了，你还会接受它，欢迎它，并成为其中一部分。”

温斯顿恢复得有气力说话了。“你们做不到。”他虚弱地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温斯顿？”

“你们创造不了一个你刚才描述的世界，是做梦，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能以恐惧、仇恨和残酷为基础建立一种文明，它永远不会支持很久。”

“为什么不可能？”

“它不会有活力，会解体，会自行毁灭。”

“胡说。你的印象是仇恨比爱更有消耗性，怎么会呢？即便如此，那又有什么关系？假设我们决定让自己衰老得更快，假设我们调快人类生命的速度，到三十岁时就已衰老，还是同样的问题，那又有什么关系？你难道不明白个体的死亡不是死亡吗？党是不朽的。”

同样，这个声音又一次打击了温斯顿，让他茫然无助。再者，他害怕如果他坚持不同意，奥布兰会再次扳动控制杆，然而他无法保持沉默。他有气无力地又开始反击，不是争辩，除了对于奥布兰所说的怀有说不出的极端厌恶，支撑他的别无其他。

“我不知道——我不管。不管怎么样，你们会失败，某种东西会击败你们，生命会击败你们。”

“我们控制生命，温斯顿，在所有层次上都是。你在想象有种所谓人性的东西，它会被我们的所作所为激怒，因此会反抗我们，不过是我们创造的人性。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如果你是回到你的旧想法上，认为群众或者奴隶会起来推翻我们，那你最好还是忘了那个想法吧，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就像动物。人性就是党，其他都是外在的——不相干。”

“我不管，到最后他们会打败你们。或早或晚，他们会看清你们的本来面目，然后就会把你们撕成碎片。”

“你看到过有证据表明正在发生那种情况吗？或者任何会是这样的理由？”

“不，我相信如此。我知道你们会失败，宇宙中有某种东西——某种精神或者某种法则，我不知道——你们永远不能战胜。”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不。”

“那么会是什么，这种会打败我们的法则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人类的精神吧。”

“你觉得自己算是个人吗？”

“对。”

“温斯顿，如果你是人的话，那你就是最后一个。可是你这种人已经绝种，我们是继承者。你明白你是独一无二的吗？你在历史之外，你不存在。”他的举止改变了，语气也更加严厉，“因为我们说谎而且残酷，你就自以为在道德上高出我们一等？”

“对，我认为自己要高一等。”

奥布兰没说话。这时听到有两个声音在说话，过了一会儿，温斯顿辨认出其中一个声音是自己的，那是他报名加入兄弟会的那天晚上与奥布兰交谈的录音，他听到自己保证会撒谎、偷盗、造假、杀人、唆使吸毒及卖淫、传播性病、向小孩脸上泼硫酸等等。奥布兰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似乎这番演示几乎不值得。他转动一个钮，那声音就停止了。

“你起身下床吧。”他说。

他身上的束缚自动松开了，温斯顿自己下了床，在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站着。

“你是最后一个人，”奥布兰说，“你是人类精神的守护者，你会看到自己的真实模样。把衣服脱掉。”

温斯顿解开把工作服连在一起的细带子，拉链扣早被扯掉了。他不记得从被捕以来，他有没有脱过一次衣服。工作服下面，他身上套着肮脏的、颜色有点发黄的破布，勉强还能认出那是残存的内衣。把衣服脱到地上后，他看到房间那头有个分为三面的镜子。他向那面镜子走去，接着突然停下脚步，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

“再往前走，”奥布兰说，“站在镜子边上，就能看到侧面的样子。”

他停下脚步是因为他被吓坏了。一个驼背、面色苍白、貌似骷髅的物体正向他走来，让他感觉恐惧的，是它的实际外表，而不单是知道那就是他自己这一事实。他又向着玻璃镜走近了一些，那个怪物的脸部好像向前突出，是因为它弯着腰的姿势所造成。那是一张绝望的囚犯的脸，有着和秃顶连成一片的宽阔前额、鹰钩鼻子和似乎被击打过的颧骨，颧骨之上是一双凶狠而警觉的眼睛。脸颊上布满皱纹，嘴巴有种凹进去的样子。这无疑是他自己的脸，但在他看来，他的脸跟内心比起来改变得更多，表现出来的情感跟他所感到的不一样。他已经部分秃顶。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已经变得脸色苍白，但只不过是他的头皮变成了苍白色。除了手和脸部，他浑身上下一片苍白，积着陈垢，灰垢下面还有处处皆有的红色疤痕。脚踝附近的静脉曲张溃疡处红肿了一大片，皮肤正在掉碎屑。但真正可怕的，是他身体的消瘦程度：他的肋骨腔窄小得像是骷髅身上的，腿上瘦缩得以至于膝部比大腿还粗。这时他也明白了奥布兰让他看看侧面是什么意思。他脊椎的弯曲度让他触目惊心，他瘦削的肩膀往前方耸着，好保持有胸腔，只剩骨头的脖子在头颅的重量之下似乎在对折着。如果让他猜，他会认为这是个六十岁男人的身体，而且患了某种不治之症。

“你有时候想，”奥布兰说，“我的脸——内党党员的脸——看上去既衰老又疲惫。你觉得自己的脸又怎么样呢？”

他抓住温斯顿的肩膀，把他扭过来，好正对着自己。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他说，“看看你全身肮脏的样子，看看你脚趾缝里的灰尘，看看你腿上让人恶心的溃疡。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臭得像只山羊？也许你已经不再注意了。看看你这副瘦削的样子，看到了吗？我一只手就能捏住你的胳膊，能把它像根红萝卜一样扭断。你知不知道从你落到我们手里以来，你的体重下降了二十五公斤？就连你的头发也在一把把往下掉，你看！”他在温斯顿的头上一下就揪下了一把。“张开你的嘴巴，九，十，十一，还剩下十一颗牙齿。你到这里时有多少颗？就连你剩下的这几颗也快掉了。你看！”

他用有力的拇指和食指抓住温斯顿剩下的一颗门牙，温斯顿的颌部掠过一阵刺心的疼痛。奥布兰把那颗松动的牙齿连根拔掉并把它扔到了牢房的那头。

“你正在烂掉，”他说，“正在散架。你算什么？一袋垃圾而已。现在转过去再看看镜子，你看到和你面对面的东西了吗？那是最后一个人。如果你是人类，那就是人性。现在再把衣服穿上。”

温斯顿开始用缓慢而僵硬的动作穿上衣服。直至现在，他好像仍未留意到自己有多么瘦削和虚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在这里一定待得比他想象的还要久。他把那些肮脏的破布裹上身时，陷入对自己被毁掉的身体的怜悯感中。他还没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就跌坐在床边一张小凳子上，眼泪夺眶而出。他意识到自己的丑陋和不堪入目，他是穿在肮脏衣服里的一捆骨头，正在刺眼的白色光线下啜泣，可是他无法停下来。奥布兰几乎可以说是仁慈地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不会永远这样的，”他说，“你什么时候决定好了，就什么时候可以避免，一切取决于你。”

“是你干的！”温斯顿呜咽着说，“你把我弄成了这样！”

“不，温斯顿，是你把自己弄成了这样，这是你决心跟党作对时，就已经接受了的，这全包含在第一步行为中。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样是你没预见到的。”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我们把你击败了，温斯顿，我们已经把你打垮了。你已经看到你的身体是什么样子，你的思想处于同样的状态，我不认为你还剩下什么自尊心了。你已经被拳打脚踢过，也被辱骂过；你因为疼痛而尖叫过，在地板上自己的血迹和呕吐物中翻滚过，哀求饶恕过，背叛了所有人、所有事。你还能想起哪一样丢脸的事情没做过？”

温斯顿停止了啜泣，不过眼泪仍从他的眼里往外涌着。他抬头看着奥布兰。

“我没有背叛茱莉娅。”他说。

奥布兰沉思着俯视温斯顿。“对，”他说，“对，完全正确，你没有背叛茱莉娅。”

温斯顿的心里又涌起对奥布兰的奇特敬意，似乎一切都不能摧毁这种敬意。多么有智慧，他想，多么有智慧啊！没有一次奥布兰不理解向他所说的话，换了世界上别的任何人，都会马上说他已经背叛了茱莉娅，因为在拷打之下，还有什么是他没坦白过的呢？他告诉过他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她的习惯、性格和以前的生活，他巨细无遗地坦白了他们每次见面时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他们之间所有的谈话，在黑市上吃的几餐饭，通奸，针对党所订的不清不楚的计划——无所不及。然而从他话里的本意上说，他并未背叛她。他没有停止爱她，对她的感情依然未变。奥布兰不需要解释，就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

“告诉我，”他问道，“他们还有多久会枪毙我？”

“可能要很久，”奥布兰说，“你的情况棘手一些，但是别放弃希望，每个人都或早或晚会被治愈，到最后我们才枪毙你。”

4

温斯顿的状况好多了。如果“每天”这个词还适用，那么他每天都在长胖起来，强壮起来。

白色光线和嗡嗡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但这间牢房比他待过的别的牢房都要舒服一些。木板床上有枕头和床垫，还有张凳子可以坐。他们给他洗了个澡，还允许他较为经常地在一个铁盆里冲洗，甚至还提供冲洗用的热水；他们给了他新内衣和一套干净的工作服，给他静脉曲张的溃疡处抹了镇痛的药膏，把他剩下的牙齿拔掉，并为他新配了假牙。

肯定又过去了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现在他有兴趣的话，还是能够计算出时间进程的，因为好像是按照正常间隔给他送饭。据他判断，他每二十四小时吃三顿饭，有时候他会琢磨那几顿饭是白天还是夜里吃的。食物好得让人吃惊，每三顿有一顿能吃到肉，有次甚至给了他一盒香烟。他没有火柴，那个从不说话的看守会为他点个火。第一次吸的时候他感到恶心，不过坚持下来了。这盒烟让他抽了很长时间，每顿饭后抽半根。

他们给了他一个白色的记事板，角上绑了个铅笔头，一开始他没使用。就算醒着，他也完全不想动。他经常在两顿饭的间隔躺在那里，几乎一动不动，有时候在睡觉，有时候会醒着模模糊糊幻想起来，这种时候，睁开眼睛太费事了。他早就习惯了强光照在脸上时仍能睡觉，强光好像无关紧要，只是他所做的梦更有连贯性了。他在这段期间做了很多梦，而且总是愉快的梦。他会在黄金乡，有时他和母亲、茱莉娅以及奥布兰一起，坐在广阔无垠、环境宜人、阳光普照的废墟之间——也没做什么，只是坐在太阳地里聊着家常话。他醒来后所想的绝大部分是关于他做的梦。现在少了疼痛的刺激，他似乎已经失去思维的能力。他并不觉得无聊，不想与人交谈或者分散一下心思。只是独自待着，不被殴打及审问，有够吃的东西，浑身上下都干净，这完全令人满足。

渐渐地，他在睡觉上花费的时间开始越来越少，不过仍然不想起床。他想做的，只是静静地躺着，感觉体内正在积聚的力量。他会到处摸摸自己，想弄清这不是幻觉，那就是他的肌肉正向着圆滚的方向生长，他的皮肤越来越紧绷了。最后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他正在长胖，他的大腿肯定比膝部粗些了。此后，他开始定期锻炼，一开始不大情愿。不久就可以走上三公里，那是通过在牢房里踱步计算出来的。他佝偻的肩膀也挺直了一些。他试图做更复杂的锻炼动作，却既震惊又羞愧地发现有些动作他做不到。他只能走，不能跑，不能把凳子平举起来，不能单腿站立，每站必倒；他蹲下去，把体重集中到脚后跟上，却发现忍着大腿和腿肚子钻心的剧痛，也只是能站起来而已；他俯卧着试图用双手撑起身体，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甚至无法把自己撑起一厘米高。然而又过了几天后——也就是在又吃了几顿饭后——他连这项壮举也能完成了，后来他一口气就能做六次。在他心里，竟然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而且时不时还抱有一种信念，即他的脸庞也在长回正常模样。只是当他正好把手放在秃顶的头皮上时，才会想起曾从镜子里望向他的那张布满皱纹、备受摧残的脸庞。

他的头脑变得更活跃了一些。他坐在木板床上，背靠着墙，记事板放在膝盖上，他开始工作了，有意以重新教育自己为任务。

他投降了，在这点上已经达成共识。事实上，现在他也明白了，做出决定之前很久，他就准备好投降了。从他到了仁爱部的那一刻——没错，甚至当他和茱莉娅无助地站立着，听着电屏里传来的刺耳声音让他们怎么做的几分钟内——他已经看透他试图以自身对抗党的力量的轻率及肤浅之处。他现在已经知道，思想警察就像透过放大镜看甲虫一样看了他七年整。每一个具体动作，每一句大声讲出来的话都逃脱不了他们的监视，没有一种思绪他们猜不出来。他们甚至把那粒白色灰尘小心放回到日记本上。他们给他放过录音，展示过照片，有几张是茱莉娅跟他自己的合影，对了，甚至还有……他不能再跟党作对，再说党也是对的，必然如此。不朽的、集体的大脑怎么会错呢？你又有什么外在标准来衡量它的判断呢？理智是个统计学概念，只是个学会像他们那样思考的问题。只是——

他握着铅笔，感觉又粗又不好用。他开始写下想到的东西，首先以笨拙的大写字母写下：

自由即奴役

然后几乎没停顿就又写下：

二加二等于五

接下来却出现了停滞。他的大脑好像在躲避什么，似乎无法集中思想。他知道自己明白接下来是什么，却暂时记不起来。确实记起来时，只是通过有意识的推理，而非自动出现。他写道：

权力即上帝

他接受了一切。过去可以被篡改，过去从未被篡改过。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琼斯、艾朗森和鲁瑟福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他从未见过可以推翻他们罪行的照片，从未存在，是他杜撰出来的。他想起来他记住过相反的事情，但那是错误的记忆，自欺的产物。这全都多么容易啊！只要一投降，其他都顺理成章。如同逆流游泳时，不管你如何用力，水流都把你往回冲，可是突然，你决定顺流而下而非逆流而上。除了你自己的态度，什么都没变化，命里注定的事情总要发生。他几乎不知道他为何反抗过。一切都容易，只是——

任何事情都可能对，所谓自然规则全是胡扯，重力定律是胡扯。奥布兰说过：“如果我想像个肥皂泡一样浮离于地板，我就能做到。”温斯顿琢磨出来了：“如果他认为他浮离于地板，而我同时认为我看到他这样做，那么这件事就是发生了。”突然，就像淹没于水下的一大块残骸露出水面那样，一个想法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它不会真的发生，而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是幻觉。”他马上压住了这个念头，其谬误之处显而易见。它预先假定在某处，在个体外部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其中发生着“真实的”事情。然而又怎么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事情全发生在大脑里，不管是什么，只要在大脑里发生，就真的发生了。

他轻而易举就清除了那个谬见，没有受其诱惑的危险，但他仍然意识到，他永远不该动这种念头。大脑应该在危险思想冒头之际产生一个盲点，这个过程应该是自动的，本能的，在新话里，被称为“止罪”。

他开始锻炼自己学习止罪，他向自己提出命题——“党说地球是平坦的”，“党说冰比水重”——然后训练让自己看不到或者理解不了与其矛盾的观点。这并不容易，它需要很强的能力和即时反应。例如，像“二加二等于五”这样一句陈述所引出的算术问题，就非他的思维所能解决。这也需要大脑类似体育运动那样活动，在某一刻能运用最精细的逻辑，而在下一刻变得意识不到最基本的逻辑错误。愚蠢像智慧一样必要，也同样难以学到。

同时，他的脑子里部分也在琢磨要多久他们会枪毙他。“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奥布兰这样说过，然而他知道不能靠有意识的行为让这天提前到来。可能在十分钟之后，或者十年之后。他们可能把他单独关押好几年，可能把他送进劳改营，可能像有时会做的，释放他一段时间。完全有可能的是，被枪毙之前，他被逮捕和被审讯的整套情节都会重演一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死亡从来不会在某个预期的时间到来。传统做法——未曾说出口的传统做法，不管怎样你会知道，但从未听别人说起过——就是他们会从后面枪毙你，总在脑袋后面，没有警告，就在你顺着走廊从一间牢房走向另一间时。

某天——不过“某天”不是正确的用词，只是因为它可能在某个深夜，可以说曾经——他陷入奇特而极其愉快的幻想。他正顺走廊走着，等待着子弹。他知道子弹在下一刻就要到来。一切都解决了，消除了，和解了。不再有疑惑，不再有争辩，不再有痛楚，不再有恐惧。他的身体健康而强壮，他轻快地走着，因为感动而快乐，有种走在阳光下的感觉。他不再是走在仁爱部里那道长长的白色走廊上，而是在一条阳光普照的过道上，有一公里宽。走在那里，他好像处于药物作用下的极度兴奋中。他是在黄金乡，走在野兔啃噬的草场上的一条小径上，他能感受到脚下短短的、富于弹性的草地和照在脸上的温暖阳光。草场边上是榆树，在微微颤动着，草场尽头某处是那条溪流，鲮鱼在柳树之下的绿色池塘里懒懒游动着。

突然，他变得惊恐万状，汗水顺着他的脊梁一下子流下来。他听到自己在大声喊叫：

“茱莉娅！茱莉娅！茱莉娅，我的爱人！茱莉娅！”

有那么一阵子，他有了极其强烈的幻觉，就是茱莉娅出现在他面前。她似乎不仅出现了，而且到了他体内，似乎她进入了他的皮肤肌理中。那一刻，他对她的爱比他们在一起并且自由时还要强烈得多，他也知道在某个地方，她还活着，而且需要他的帮助。

他又躺回床上。他做了什么？那软弱的一刻会让他的苦役增加多少年？

又过了一阵子，他听到外面响起皮靴声。他们不可能不对这样的发作进行惩罚。如果他们以前不曾知道，这次则是知道了，也就是他正在违反和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他服从党，却依然仇恨党。过去，他在顺从的外表下掩藏着异端思想，现在又后退了一步：他在大脑里已经投降，却希望自己的内心深处保持不变。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宁愿做错。他们会明白的——也就是说奥布兰会明白，在那愚蠢的一声叫喊里，一切全坦白出来了。

他只能从头开始，也许要花上几年。他抚摸自己的脸庞，想让自己熟悉新的模样。他的脸颊凹陷很深，颧骨摸着很尖，鼻子变平了。另外，从上次看到自己的镜中模样以来，他领到了一副新的假牙。在不知道自己的脸庞是什么样时，不容易保持难测的表情，不管怎样，仅仅控制外表还不够。他第一次认识到，要想保住秘密，必须把它藏得连自己也不知道。你必须时时知道它就在那儿，然而不到需要时，你必须永远不让它以任何叫得上来的名堂进入你的意识。从此以后，他必须不止要想得正确，还必须感觉正确，梦得正确。同时，他也必须把自己的仇恨锁在体内，它就像是个有形的球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却跟他的其余部分没有联系，类似囊肿。

有一天，他们会决定枪毙他，说不准何时发生，然而可以提前几秒钟猜到。总是从后面，正在走廊上走着时，只要十秒钟就够。那时，他体内的世界会翻转过来，然后突然之间，不说一句话，没有停下脚步，脸上的表情一点没变——伪装突然撤下。砰！他仇恨的炮群开火了。仇恨会像熊熊大火一样充满他，几乎就在同时，砰！子弹来了，太晚了，或者太早了。他们会在改造他的大脑之前把他崩成碎片，那种异端思想会不受惩罚，未曾悔悟，永远在他们的掌握之外。他们会在自身的完美之上崩一个洞。死时仍然仇恨他们，这就是自由。

他闭上眼睛。这比接受一条思维准则还要困难，是个自我贬低、自我糟塌的问题，他一定会投入到最最肮脏的污秽中，而最可怕、最令人厌恶的会是什么？他想到了老大哥。那张巨大的面孔（因为经常在宣传画上看到，他总觉得有一米宽）好像自动浮现在他脑海，长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眼睛跟着人转来转去。他对老大哥的真实感情是什么？

过道里响起了沉重的皮靴声，铁门当的一声打开了，奥布兰走进牢房。他身后，是那个长着蜡像脸的警官和身穿黑制服的看守。

“起来，”奥布兰说，“过来。”

温斯顿站在他面前，奥布兰把双手放在温斯顿的肩膀上，死死盯着他。

“你有过欺骗我的想法，”他说，“那是愚蠢的。站直一些，看着我的脸。”

他顿了一下，然后又以更温柔的声音说：

“你在进步，在思维上，你只有很小的毛病，只是情感上没进步。告诉我，温斯顿——记着，别撒谎，你知道我总能识别谎言——告诉我，你对老大哥的真实感情是什么？”

“我恨他。”

“你恨他，好，那么你该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你必须热爱老大哥，单是服从还不够，你必须热爱他。”

他松开温斯顿，把他向着看守轻推了一下。

“一〇一房间。”他说。

5

在他被关押的每个阶段，他都知道——或者说他似乎知道——他在那幢没有窗户的大楼里的方位，也许在气压上有些微差异。看守殴打他的那间牢房是在地下，奥布兰审讯他是在高处靠近楼顶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地下许多米，在最下边。

这间牢房比他待过的牢房中的多数都要大一些，但他几乎没注意周围的情况，只注意到他正前方有两张小桌子，每张上面都铺了绿呢布。其中一张离他只有一两米，另外一张还要远些，靠近门口。他被直直绑在一张椅子上，紧得让他不能活动分毫，连脑袋也不能。有个类似垫子的东西从后面紧紧夹着他的脑袋，迫使他往正前方看。

有一阵子，他独自待着，后来铁门打开，奥布兰走进来。

“你曾经问过我，”奥布兰说，“一〇一房间里有什么，我告诉过你，你是知道答案的，每个人都知道。一〇一房间里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

铁门又打开了，走进一个看守，手里提着一个铁丝编织的东西，是盒子或篮子之类。看守把它放在远处那张桌子上。因为奥布兰所站的位置，温斯顿看不到是什么。

“什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奥布兰说，“这要因人而异。可能是被活埋，或者被烧死，或者被淹死，或者被用钉子钉死，或者是别的五十种死法。然而对有些人来说，最可怕的可能是很普通的东西，根本不致命。”

奥布兰往旁边挪了一点，温斯顿得以更清楚地看到桌子上那件东西。它是个长方形铁丝笼，有个可以拎的把手。固定在前端的，是个看上去像是击剑面罩的东西，凹面向外。虽然相距三四米，他仍能看出笼子被纵向隔成两半，每间里面都有某种动物。是老鼠。

“对你而言，”奥布兰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正好是老鼠。”

温斯顿第一眼看到笼子，立刻像有预感一般全身战栗起来，另外还有种不太清楚的恐惧感。但在此时，他突然明白笼子前端安装面罩状东西的意图何在，他感到五内俱寒。

“你不能那样做！”他声音嘶哑地高声喊道，“你不会的，不会的！那不可能！”

“你还记得吗？”奥布兰说，“那些在你梦里经常会有的恐慌时刻。你前面有堵黑墙，还有你听到的喧闹声音。墙那边有某种可怕的东西，你也知道你明白那是什么，可是你不敢把它们拖出来。墙那边是老鼠。”

“奥布兰！”温斯顿尽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说，“你知道不需要这样。你想让我干什么？”

奥布兰没有直接回答，再次开口时，他带上有时会表现出的老师神态。他沉思着望向远处，像是在跟温斯顿身后的听众讲话。

“就其本身而言，”他说，“疼痛并非总能奏效，有时候一个人能够承受疼痛，甚至到了死时那一刻也能。然而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种不可忍受的东西——一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跟勇气和怯懦无关。你从高处摔下时，抓紧一条绳子并不是怯懦行为；你从深水里上来，往肺里吸满空气也不是怯懦行为，只是种不可违背的本能。老鼠也一样。对你来说，它们不可忍受，是你无法承受的一种压力，即使你希望承受也无法做到。让你干什么你都会。”

“可那是什么，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又怎么能做呢？”

奥布兰提起笼子，放到近处那张桌子上，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呢子桌布上。温斯顿能听到自己血脉贲张的声音，有种他正在绝对孤寂地坐着的感觉，是在空旷而广袤的平地上，一块沐浴在阳光下的平坦沙漠，所有声音隔着沙漠从极其遥远的地方传入他耳中。然而装着两只老鼠的笼子离他不到两米，那是只硕大无比的老鼠，老得鼻口部已经变得钝平凶猛，毛呈褐色而不是灰白色。

“老鼠，”奥布兰仍像对着无形的观众一样说道，“虽然它不过是啮齿类动物，但也是肉食性的，你也明白。你也听说过这个城市的贫民窟里有过的事。在有些街区，妇女不敢把她们的婴儿一个人留在家里，五分钟也不行。老鼠肯定会袭击婴儿，只要很短一段时间，就会把婴儿啃得只剩骨头。老鼠也会袭击生病或者快死的人，表现出惊人的智力，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是无助的。”

笼子里突然传出一阵吱吱的尖叫声，在温斯顿听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两只老鼠正在打架，想冲破隔离网互咬。他还听到了绝望低沉的呻吟声，好像也不是他发出的。

奥布兰拎起笼子，拎起来时，他按下了笼子上的某个东西，传来一声脆响。温斯顿发狂似的想从椅子上挣脱，但那是没指望的，他身体的每一部分，甚至他的头部，都被固定得不可移动。奥布兰把笼子拿近一些，离温斯顿的脸不到一米。

“我已经按下了第一个控制杆，”奥布兰说，“你也明白这个笼子的构造。这个面罩会紧紧扣到你头上，不留一丁点儿空隙。我按下另一个控制杆，笼门就会滑开，这两个正在挨饿的东西会像子弹一样蹿出来。你有没有见过一只老鼠跳到空中的样子？它会跳到你的脸上并一直掏进去。有时候先咬眼睛，有时候会从颧骨那儿直掏进去，咬掉你的舌头。”

笼子又移近一些，越逼越近。温斯顿听到一连串尖叫声，似乎在他头部上方的空气中响着。但是他在跟自己的恐慌激烈斗争。想，想，甚至在最后一刹那——想是唯一的希望。突然，那东西难闻的霉味直冲他的鼻孔。他有种强烈的想呕吐的感觉，几乎让他昏了过去，眼前一片漆黑。有那么一刻，他精神错乱，像头尖叫的动物。然而在一片漆黑中，他抓住了一个念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自己，他一定要把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放在他和老鼠之间。

这时，面罩的边缘大到能挡住外界，让他看不到其他一切东西。铁丝门离他只有两手掌那么远，两只老鼠那时知道能啃到什么，其中一只跳上跳下，另一只比阴沟老鼠大得多，老得已经脱毛，它粉红色的爪子搭在铁丝栅上站立着，在猛嗅空气。温斯顿能看到它的鼠须和黄色牙齿。他再次陷入那种黑色的恐慌感中，他看不见东西，毫无办法，脑子里空空如也。

“在中华帝国，这是种常见的刑罚。”奥布兰以他好为人师的一贯方式说道。

面罩逼向他的脸，铁丝在拂拭他的脸颊。接着——不，那不是解脱，只是一丁点希望。太晚了，可能已经太晚了。但他突然明白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他可以向其转移他所受的惩罚——只有一个躯体，他可以将其推到自己与老鼠之间。于是他狂乱地喊了一遍又一遍：

“咬茱莉娅！咬茱莉娅！别咬我！咬茱莉娅！我不管你们把她怎么样。把她的脸撕碎，把她啃得只剩骨头。别咬我！咬茱莉娅！别咬我！”

他往后倒去，往极深的地方落下去，远离了老鼠。他仍被绑在椅子上，但已穿过地板向下坠落，穿过楼上的墙壁，穿过地球，穿过海洋，穿过大气层，进入外层空间，进入星际深渊——一直和老鼠远离，远离，远离。他远去了许多光年，但奥布兰仍站在他旁边，温斯顿的脸颊上仍有铁丝的冷冷触觉，然而从裹着他的黑暗中，他又听到一声金属相碰的咔嗒声，他知道笼子门咔嗒一声关上了，没有打开过。

6

栗树咖啡馆里几乎空无一人。一道黄黄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落满灰尘的桌面上。那是十五点生意清淡的时刻，电屏里播放着细细的音乐声。

温斯顿坐在经常坐的角落位置，盯着一只空玻璃杯。他不时抬头扫一眼对面墙上的一张巨大的面孔。“老大哥在看着你”，那是下方的标题。一个服务员主动过来往他的杯子里斟满胜利杜松子酒，又拿过一个瓶塞中间插了根管子的瓶子，往酒里倒进几滴液体并晃了晃。那是加了丁香味的糖精，是这家咖啡馆的特制品。

温斯顿在听电屏里传来的声音。这时只是在播放音乐，但随时可能有来自和平部的特别公报。来自非洲前线的新闻令人极为不安，他整天不时为之担心。一支欧亚国的军队（大洋国在跟欧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跟欧亚国打仗）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南推进。午间的公报没有明确提到任何地区，但很有可能刚果河口已经是战场。布拉柴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3]有陷落的危险。人们没必要通过看地图，才会了解这意味着什么，不只是即将失去中部非洲的问题，就连大洋国的领土也受到威胁，这在整场战争中是第一次。

一种强烈的情感在他心里燃烧起来，然后又消退了，说是恐惧并不确切，而是种说不清楚的激动之情。他不再想关于战争的事。这段时间，他从来不能长时间把心思集中到一件事情上。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跟往常一样，这让他打了个寒战，甚至还有点恶心。那种玩意太可怕了，丁香和糖精本身就让人恶心欲吐，但还是盖不住浓浓的油味。而最糟糕的是杜松子酒的气味——他一天到晚身上都有这种气味——在他脑海里不可避免地与某种东西的气味搀和在一起，那是——

他从未点明那是什么，即使想到时也没有，只要有可能，他一直避免去想它们的样子。它们是他部分意识到的东西，近在眼前逗留着，那股气味在他鼻孔里久久不去。酒意泛上来时，他张开紫色的嘴唇打了个嗝。自从获释以来，他长得胖了些，也恢复了以前的肤色——甚至不仅仅恢复了而已。他的面貌有起色，鼻子和颧骨上是粗糙的红色，甚至他秃顶的头皮也颜色深得不能算是粉红色。一个服务员又是不用吩咐，就拿来一张棋盘和最新一期《泰晤士报》，而且已经翻到有象棋残局的那页。然后看到温斯顿的杯子已空时，他拿来酒瓶又给他斟满，不需要吩咐。他们知道他的习惯。棋盘总是准备好让他玩，他所坐的那张位于角落的桌子总是为他留着。甚至当咖啡馆里坐满人时，他仍是独自坐在那张桌子前，因为没人愿意被看到跟他坐得较近。他从来懒得数他喝了几杯。过上或长或短一段时间，他们会给他送上一张脏纸，说那是账单，但他感觉他们总少算他钱。就算他们多收他钱也没什么关系，他如今钱总是够花。他甚至还有了份工作，是个挂名的闲职，却比他以前的工作收入还多一些。

电屏里播放的音乐停了，接着响起一个说话声，温斯顿仰起脑袋听。没有来自前方的公报，只是来自富足部的一则简短通知。好像上个季度，第十个三年计划中关于鞋带的生产指标超额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八。

他研究了一下象棋残局，开始摆上棋子。那是个棘手的残局，要用到两个马。“白方先走，两步将死对方。”温斯顿抬头看着老大哥的肖像。总是白方将死对方，他以一种模糊的神秘感思考着。总是如此，从无例外，就是如此安排好的。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在所有象棋残局中，黑方从未赢过一次。难道这不是象征着正义永远会，而且无一例外会战胜邪恶吗？那张巨大的面孔也盯着他，它充满了沉着的力量。只有白方是重要的。

电屏里传来的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又以一种不同的，然而严肃得多的声调说：“特此提醒，要准备好在十五点三十分收听一项重要通知。十五点三十分！这是最重要的新闻！注意不要错过。十五点三十分！”接着又响起丁丁冬冬的音乐声。

温斯顿心里动了一下。那会是来自前方的公报，直觉告诉他将要来的是坏消息。关于在非洲惨败的念头一整天都时不时出现在他脑海里，给他带来一小阵一小阵的激动。他似乎真的看到欧亚国军队像一队队蚂蚁拥过从来未被攻破过的边界，向非洲下方的尖角拥去。为什么没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包抄他们呢？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西非海岸的鲜明轮廓。他拿起白方的马在棋盘上移动，那里就是合适的位置。甚至正当他看着黑压压的军队向南挺进时，他也看到另外一支神秘集合起来的军队突然插入他们后方，将其陆路及海路联系全部切断。他感觉通过意愿，他可以无中生有地令一支部队出现，然而需要迅速行动。如果他们控制整个非洲，在南非好望角建造起机场及潜艇基地，大洋国就会被一分为二。这也许会带来某种后果：失败，解体，世界的重新分割，还有党被摧毁！他深吸一口气，百感交集的感觉——但准确点说不能算是百感交集，而是一层叠一层的感觉，也不好说哪层感觉是最基本的——在他心里翻腾着。

那阵感情波澜过去了，他把白马放回原位，但这时他无法认真思考棋局的问题。他又走了神，几乎是无意识地在桌面的落尘上写道：

2＋2＝5

“他们进入不了你的内心。”她曾经说过，然而他们能够进入你的内心。“在这里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将永远抹不掉。”奥布兰曾经说过，那是实话。你无法恢复某些事情，还有自己的行为，你内心的某些东西被毁掉、烧掉并且烙掉了。

他见到过她，甚至跟她说过话，那样做不会有什么危险，他似乎本能地知道他们现在对他的所作所为不再感兴趣。他们两人如果谁愿意，他能和她再次见面。实际上他们碰巧遇到过，那是在公园里，在三月里寒冷刺骨、天气恶劣的一天。当时的地面像铁块一般冰硬，小草似乎全死光了，到处看不到一个花蕾，只有很少几株番红花费力地露出头，却被风摧残得凋零不堪。他当时正在脚步匆匆地走着，双手冰冷，眼里还流着泪，就在那时，他看到她就在前方不到十米远处。他马上看出她变了，但说不上来怎样变了。他们几乎没有表示地擦肩而过，接着他转过身，也不是很急切地跟在她身后。他知道那不会有危险，没有谁会注意他们。她没说话，而是斜向穿过草地，似乎想摆脱他，后来好像又接受了他在旁边。不久，他们到了一带蓬乱无叶的灌木丛边，既藏不了身，也挡不住风。他们停下脚步。那天冷得邪门，风呼啸着掠过树枝，撕扯着零星几朵脏兮兮的番红花。他搂住了她的腰。

那里没有电屏，但肯定藏有麦克风，另外他们也能被看到。那无关紧要，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想的话，可以躺到地上做那种事。想到这里，他的身体因为极度厌恶而变得僵硬。她对他紧紧搂着她未做出任何反应，甚至也没有努力挣脱。他现在知道她有什么变化了。她脸上多了点黄灰色，还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从前额一直到太阳穴，然而主要变化不在此，而在于她的腰部变粗了一些，而且令人惊讶地变得僵硬。他记得有一次在一颗火箭弹爆炸后，他曾帮忙把一具尸体从废墟中拖出来。当时让他震惊的，不仅是那具尸体难以置信的重量，而且还有其僵硬程度和收拾的难度，使得与其说是血肉之躯，倒不如说更像一块石头。摸着茱莉娅的身体感觉也是如此，他想到她皮肤的肌理跟他见过的肯定也大不一样了。

他没有试图去吻她，他们也没说话。他们又穿回草地后，她第一次正面看了他一眼，但那仅仅是为时极短的一瞟，充满了鄙视和厌恶。他不知道厌恶纯粹是由于往事引起的，还是同时因为看到他那张浮肿的脸庞，以及由于刮风而让他不断往外流着的泪水所导致。他们坐到两张铁椅子上，并排，但不是紧挨着。他看到她就要开口说话。她把笨重的鞋子移开几厘米，有意踩断一根树枝。他注意到她的脚似乎变得宽了些。

“我背叛了你。”她直言不讳地说。

“我也背叛了你。”他说。

她厌恶地扫了他一眼。

“有时候，”她说，“他们会用一样东西威胁你——一样你无法忍受的东西，甚至是想不到的东西，你会说：‘别对我那样，对别人那样吧，对谁谁那样吧。’事后，你也许假装说那只是个计策，之所以那样说，是想让他们停下来，并非真的那样想。可那不是真的。发生那件事时，你确实是那样想的。你以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自己，你完全愿意通过那种方式救自己。你想让它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你根本不在乎别人受什么罪，在乎的只是你自己。”

“你在乎的只是你自己。”他附和道。

“在那之后，你对另一个人的感觉就变了。”

“对，”他说，“你感觉不一样了。”

似乎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他们薄薄的工作服被风吹得贴紧身体，他们几乎同时都觉得不说话坐在那里是件尴尬事，另外坐着不动也太冷了。她说了要去赶地铁什么的，起身就要走。

“我们一定要再见面。”他说。

“对，”她说，“我们一定要再见面。”

他迟迟疑疑地跟着她走了一小段路，在她后面落后半步。他们没再开口说话。她也不是真的想甩掉他，走的速度却刚好能避免让他跟她并排走。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跟着她一直走到地铁站，但是突然，像这样在寒风中跟在别人身后走似乎既无意义，又无法忍受。他强烈地想躲开茱莉娅再回到栗树咖啡馆，那里好像前所未有地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怀旧地想起他那张位于角落的桌子，还有报纸、棋盘以及长喝长添的杜松子酒，最主要的是那里会是暖和的。又过了一阵子，也不完全是出于意外，他由着一小群人把他和茱莉娅隔开了。他半心半意想赶上她，接着又放慢脚步，转身向相反方向走开。他走了有五十米时，又回头看了看。那条街上的人并非很多，却已经看不清她在哪里。十几个匆匆走着的人当中，哪一个都有可能是她，可能她那变粗也变僵硬的身躯从后面已经认不出了。

“发生那件事时，”她这样说过，“你确实是那样想的。”他的确是那样想的，他不仅那样说了，而且那样希望过。他希望是她而不是他，被任由——

电屏里传来的音乐声变了，一个刺耳的嘲弄音符，一个预警音响起来了。接着——也许并未发生什么，也许只是种类似声音的记忆——一个声音唱道：

在绿荫如盖的栗子树下，

我背叛了你，你背叛了我——

他眼里涌出了泪水，一个经过的服务员看他的杯子空了，就拿着酒瓶又走过来。

他举起酒杯闻了闻。每喝一口那种东西，它的难喝程度不是减轻而是更甚，然而它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就是他的生命、死亡和再生。是杜松子酒让他每天夜里变得不省人事，每天早晨也是靠它恢复精力。他很少能在十一点前醒来，而醒来时难以睁开眼睛，嘴巴发炎，脊骨也好像断了，如果不是有前一天晚上放在床边的酒瓶和茶杯，他甚至不可能坐起身。中午几个小时里，他会表情呆滞地坐着听电屏里播出的声音，酒瓶就在手边。从十五点到打烊时间，他是栗树咖啡馆的常客。不再有人理会他干什么，没有唤醒他的哨声，没有电屏来警告他。有时，也许一星期两次吧，他会去真理部的一间布满灰尘，似乎被弃置的办公室里干上一点工作，或者说所谓的工作。他被分配到某个委员会下面分委员会的分委员会，第一个委员会是为处理编纂第十一版新话词典中遇到的次要难点而成立的无数委员会之一。他们负责编制所谓中期报告，然而他从未查清楚他们要报告的是什么，好像跟逗号应该放在括号内还是括号外有关。这个分委员会里另外还有四个人，情况都跟他类似。某些天里他们会聚到一起，然后马上又分开，他们互相坦白承认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但是还有一些时候，他们几乎是热切地着手工作，极尽表现之能事，填写记录，起草从未完成的备忘录。他们为按说需要争论的事情而争论，越争论越复杂、越深奥，为定义玄玄乎乎各执一词，跑题千里，争吵，甚至还威胁要捅到上一级。后来突然，他们都没了精神，会围坐在桌子前眼神暗淡地互相看着，就像听到鸡鸣的鬼魂一样。

电屏沉默了一会儿。温斯顿又抬起头。公报！不过没有，只是换播音乐而已。他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非洲地图，军队的动向以示意图显示出来：一条黑箭头垂直插向南方，一条白箭头往东水平切去，穿过黑箭头的尾部。像是为了寻找安慰，他抬头看着那张肖像的沉着面孔。有没有可能第二个箭头根本不存在？

他的兴趣衰退了。他又喝了一大口酒，捡起白方的马试探着走了一步。将。但是显然走得不正确，因为——

一段记忆又自动浮现在他脑海，他看到一个点着蜡烛的房间，里面有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还有他自己。他是个九岁或十岁的小男孩，正坐在地上，在摇着骰子盒兴奋地笑着，他母亲坐在他对面，也在笑。

那肯定是在她失踪前一个月的事。那是个和好的时刻，温斯顿忘了肚子里从未停止过的饿意，对她有过的爱意暂时复苏了。那天的事他记得很清楚。外面电闪雷鸣，大雨如注，雨水顺着窗棂哗哗流着，室内暗得无法看书。他们两个小孩子在那间阴暗狭窄的卧室里厌烦得无法忍受。温斯顿又是哭啼，又是哀求，徒劳地想多要一点食物，在房间里烦躁不安，把所有东西都东拉西扯，还踢护墙板，直到邻居敲打隔墙，而那个比他还小的孩子在断断续续哭着。直到最后他母亲说：“听话，我去给你买个玩具，一个好玩的玩具，你会喜欢的。”然后她就走进雨里，当时附近零星还有几间小杂货店。她回来时手里拿了个纸板盒，里面装了一副蛇梯棋[4]。他仍然能闻到淋湿了的棋盘的气味。那副棋做得很糟糕，棋盘裂了纹，小木头骰子切割得不好，以至于难以躺平。温斯顿不高兴也不感兴趣地看着它，但后来他母亲点了根蜡烛，他们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久，当那个小圆片带着希望爬到梯顶，然后又一滑而下到了有蛇的地方，几乎回到开始处时，他变得兴高采烈而且大声笑着。他们玩了八盘，他赢了四盘。他那长得很小的妹妹年幼得不明白怎么下棋，却也靠着枕头坐在那里笑，那是因为别人都在笑。他们在一起开心了整整一下午，像他早期童年时那样。

他努力想把这一场景从脑子里忘掉。那是种虚假的记忆，他有时会受到虚假记忆的困扰。只要知道其本质，就无关紧要。有些事情发生过，别的没发生过。他转过身看着棋盘，再次拿起白方的马。几乎就在同时，它咔嗒一声掉到棋盘上，他吓了一跳，似乎有根大头针插进了他的身体。

一声尖厉的小号声刺破空气。公告来了！胜利！新闻之前响起小号总意味着胜利。一种电流般的震颤掠过咖啡馆，就连服务员也吓了一跳，竖起了耳朵。

小号声之后是十分高亢的噪音。电屏里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在急促地念着，但是刚一开始，就被外面雷鸣般的欢呼声淹没。新闻在街头奇迹般不胫而走。他勉强能听到电屏里播放的东西，明白事情正是按照他所预测的那样发展着：一支巨大的海上舰队秘密集结起来，对敌人后方进行了突袭，白色箭头切过黑色箭头的尾巴。胜利的语句不时从一片喧嚣中冒出来：“大规模的战略调动——完美的协同作战——完全击溃——俘敌五十万——对士气的彻底打击——控制整个非洲——向战争的结束推进了一大步——胜利——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温斯顿的脚在桌子下面痉挛性抽动着。他没有从座位上起身，然而在脑子里，他在跑着，飞快地跑着，跟外面的人群在一起，欢呼得双耳欲聋。他又抬头看着老大哥的肖像。驾驭世界的巨人啊！抵挡亚洲群氓的中流砥柱！他想到十分钟之前——对，仅仅十分钟之前——在想着前线的消息不知是胜利还是失败时，他心里还有些模糊的感觉。啊，不止是一支欧亚国的军队被消灭了！从他进仁爱部以来，他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最终的、必不可少的、康复性的变化却从未发生过，直至这一刻。

电屏里的声音仍在滔滔不绝播报关于俘虏、战利品和屠杀的消息，外面的喊叫声却低了一些。服务员转过身又开始工作，其中有个拿着酒瓶走过来。温斯顿依然沉浸在喜悦的白日梦中，没有注意到服务员正在斟满他的酒杯。他在内心里既没再奔跑，也没再欢呼。他又回到了仁爱部，一切都被宽恕了，他的灵魂像雪一样洁白。他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坦白一切，牵连进每个人。他在铺了白瓷砖的走廊上走着，感觉像是走在阳光下。一个持枪看守在他身后。那颗期待了很久的子弹正在射进他的大脑。

他抬头盯着那张巨大的面孔，他用了四十年才了解到隐藏在那两撇黑色八字胡下的微笑。哦，残酷啊，不必要的误解啊！哦，顽固啊，从那个博爱的胸怀处自行放逐自己！两行有着杜松子气味的泪水从他鼻侧流了下来。不过那样也好，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他赢得了跟自己的战争，他热爱老大哥。

【注释】

[1] 约瑟夫·路得雅·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丛林的故事》《吉姆》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 原文为“rod”，上帝原文为“God”，两者押韵。

[3] 利奥波德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原国名为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的旧称。

[4] 一种棋类，棋盘上标有蛇和梯的图案，棋子走到蛇头一格时要退至蛇尾，走到梯脚一格时可进至梯顶一格，以先抵终格者胜。

附录

一、新话的原则

［英国］乔治·奥威尔

新话为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是为满足“英社”（Ingsoc）或称“英国社会主义”（English Socialism）的意识形态需要而发明的。一九八四年时，还未能达到人人将其作为讲话或写作的唯一一种交流工具。《泰晤士报》上的重头文章是用新话写的，但那是只能由专家操笔完成的精心杰作。按计划，到二〇五〇年左右，新话将最终替代旧话（或者按照我们所称是“标准英语”）。同时新话正稳步替代旧话，所有党员倾向于越来越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话中的词及语法结构。一九八四年时使用的新话版本以及在第九、第十版新话词典中体现出来的新话是临时性的，其中包含许多过剩的词以及旧词形，那些以后都将在被废止之列。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新话的最终和完善的版本，体现在新话词典第十一版中。

新话的目标不仅是提供一种表达工具，用以表达对英社的忠实信徒来说适于拥有的世界观及思维习惯，而且要让其他任何思考模式变得不可能存在。新话的目标是当新话彻底被采用而且旧话被遗忘后，任何异端思想——即与英社原则相悖的思想——将完全不可能被想到，至少在思想尚依赖话语表达的情况下将是如此。新话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构建，目的是让党员在欲恰当表达每种意图时，都能精确而且常常是十分敏锐地表达，而排除了所有其他意图存在以及通过间接途径使其得到表达的可能性。要想做到这一点，部分是靠发明出新词，但主要是靠消灭一些不合需要的词，以及清除被保留下来的单词的非正统含义，而且只要可能，将所有次一层的含义全部清除。举个简单的例子，“free”这个词在新话中仍然存在，但只能用在“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这条狗身上不长虱子）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这块田里不长野草）这样的陈述中，而不能用到这个词的旧含义，即“politically free”（政治上自由）和“intellectually free”（思想上自由）。因为政治自由及思想自由即使作为概念都已不复存在，因而有必要不以名称称之。而且远不限于废止那些确实具有异端性质的词，词汇总量被认为是为减少而减少，凡是并非一定用得到的词，都不允许存在。发明新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展思想的范围，而是为了缩小它，将可供选择的词汇数量减到最少，能够间接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

新话建立在我们所掌握的英语的基础上，然而有许多新话的句子，甚至那些不含有新造词的句子对于我们当今使用英语的人来说，也几乎不可理解。新话的词汇分成不同类型的三类，以A类词汇、B类词汇（又称复合词）、C类词汇称之。较简单的办法是分别讨论三类词汇，有关这种语言在语法上的独特性，可以在讨论A类词的那部分论及，因为同样的规则对这三类词汇都适用。

A类词汇：A类词汇包括日常生活中做各种事情时需要用到的词，这些事情包括吃、喝、工作、穿衣、上下楼梯、乘车、栽培花木、烹调等等。这类词几乎完全是由已有的单词组成的——像“hit”，“run”，“dog”，“tree”，“sugar”，“house”，“field”等——不过跟我们当今的英语比起来，这些词的数量特别少，对其定义却严格得多，所有含糊不清以及其他多层含义都被一概清除。在能够做到的情况下，新话中的这类词汇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断音，表达的是一个在理解上清晰无误的概念。完全不可能使用A类词汇进行文学写作或进行政治及哲学性讨论，其用途就是表达简单及意图明确的想法，一般说来涉及的是具体事物或者身体动作。

新话的语法有两个突出特性，第一，不同时态几乎完全可以混用。这种语言中的任何一个词（从原则上说，这一点甚至适用于像“if”或“when”这类非常抽象的词）都能用作动词、名词、形容词甚至副词。在词根相同的情况下，动词和名词之间无任何词形变化，这条规则本身导致许多旧词形被消灭。以“thought”一词为例，它在新话中不存在，而被“think”一词所代替，该词既充当名词，又充当动词。在此情况下，不遵循语源学的规则，但在有些情况下，决定保留原来的名词形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保留原来的动词形式。甚至在两个含义相近的名词或动词没有语源学联系的情况下，其中之一经常被废止。例如根本没有“cut”这个词，它的含义完全被名词兼动词“knife”所包括。形容词是通过给名词加“-ful”这样的后缀，副词是名词加后缀“-wise”而得到。因此，例如“speedful”的含义就是“rapid”，“speedwise”的含义就是“quickly”。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某些形容词，像“good”、“strong”、“big”、“black”、“soft”都被保留下来了，然而这些被保留下来的单词的总量很少。人们很少需要用到这些词，因为几乎所有的形容词含义都可以通过在名词兼动词后面加“-ful”而得到。除了很少几个已经是以“-wise”为结尾的词，现在的所有副词一个都不会被保留下来，副词无一例外都将以“-wise”结尾。例如像“well”这个词，它会被“goodwise”所代替。

另外，任何单词——这在原则上也适用于新话语言里所有的词——都能通过加“un-”前缀而使其具有否定意义，或者通过加“plus-”前缀进行强调，或者如果为了进一步强调，可以加上“doubleplus-”这样的前缀。因此，例如“uncold”的意义是“暖和”，“pluscold”和“doublepluscold”的意义分别是“很冷”和“极其冷”。跟现代英语一样，也有可能通过利用像“ante-”、“post-”、“up-”、“down-”等前缀对几乎任何单词的含义进行更改。可以看出，通过这些方法，能对词汇总量进行极大删减。例如既然有了“good”一词，就没必要保留“bad”这样的词，因为“ungood”同样可以表达所需意义——事实上还要更好。凡是在两个词天然互为反义词的情况下，都需要决定两者之中哪个将被废止。例如，“dark”这个词可以被“unlight”所取代，或者“light”也可以被“undark”取代，如何选择，视喜好而定。

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它的规律性。除了下面提到的几种例外情况，所有词形变化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因此，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同样以“-ed”结尾。“steal”的过去式是“stealed”，“think”的过去式是“thinked”，全部新话语言中都是这样，所有像“swam”、“gave”、“brought”、“spoke”、“taken”等旧词形都被废止。所有复数都视情况而定加“-s”或“-es”。“man”、“ox”、“life”这些词的复数形式是“mans”、“oxes”、“lifes”。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无一例外都是加“-er”和“-est”（“good”，“gooder”，“goodest”）。不规则变化和像加“more”和“most”这种结构，都在被废止之列。

仅剩的仍被允许进行不规则变化的词是名词、关系形容词、指示形容词及副词，除了“whom”已被当做多余词去掉，以及像“shall”、“should”所代表的时态已被取消之外——这些时态的用法都已被“will”和“would”所包括——所有这些词都仍按以前的旧用法使用。另外，出于迅速及易于说出的需要，仍存在一些不规则变化。如果一个词不易发音，或者有可能让人听不准，就会根据该事实本身，被当做是个坏词，因此考虑到悦耳因素，偶尔会在一个词中间加上别的字母或者保留旧词形。但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B类词汇中。至于为什么易于发音这么重要，下文会解释清楚。

B类词汇：B类词汇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词不仅每个都具有政治含义，而且创造这些词的目的，就是让使用这些词的人具有合乎需要的思想态度。如果未能全面理解英社的原则，就用不好这些词。对有些词而言，可以翻译成旧话，甚至可以用A类词汇翻译出来，但通常都需要大段的释义，而且总会造成这些词所具有的言外之意的丧失。B类词汇是种口头速记，总是把一系列概念放进几个音节之中，同时又比一般语言更准确、更有力。

B类词汇都是复合词[1]，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或者几个单词的部分所组成，以一种易于发音的词形结合而成。由此产生的混合词都会是名词兼动词，遵循一般的变形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goodthink”的含义大致就是“正统”，或者在用做动词时，含义就是“以正统的方法思考”。这个单词的变形如下：名词兼动词，“goodthink”；过去式及过去分词，“goodthinked”；现在分词，“goodthink ing”；形容词，“goodthinkful”；副词，“goodthinkwise”；动名词，“goodthinker”。

B类词汇完全不是按照词源学方案造出来的。构成B类词汇的单词可以是任何时态，以任何顺序排列，以及按照任何方式修改，目的是使这些词易于发音，而且同时也能说明其出处。例如，在“crimethink”一词中“think”在后，而在“thinkpol”一词中它在词首。后一个单词“police”少了第二个音节，因为这样读来悦耳了很多，B类词汇中的非常规词形比A类词汇中出现得还要多一些。例如说，“Minitrue”、“Minipax”、“Miniluv”三词的形容词分别是“Minitruthful”、“Minipeaceful”和“Minilovely”，这只是因为“-trueful”、“-paxful”和“-loveful”略微难于发音。然而从原则上说，所有B类词汇都可以变形，而且都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变形。

B类词汇中有些词的含义非常隐晦，未能在整体上掌握这种语言的人很难理解这些词。例如拿《泰晤士报》的重头文章中“Oldthinks unbellyfeel Ingsoc”这典型一句来说，用旧话把它表达出来的最简短的说法是“那些其观念在革命之前就形成的人们对英国社会主义无法拥有感情上的充分理解”。然而这种翻译不完整。首先，为理解上面所引新话的全部含义，人们必须充分理解“Ingsoc”的含义；其次，只有精通英社的人，才能充分体会到“bellyfeel”一词的全部力量，它意味着如今难以想象的盲目而且热情的赞同；还有“oldthink”一词，它与邪恶与堕落牢牢挂上了钩。但是新话中的某些词汇具有特殊功用——“oldthink”就是其中之一——与其说这些词在表达含义，倒不如说在消灭含义。这些词——数目不大，这是必要的——将自身的含义扩展，直到自身包含了一连串单词，这些单词由于已被完全包含在一个综合术语中，因而可以被抛弃并忘掉。新话编纂者要面对的最大困难不是创造新词，而是创造出新词后，确定其含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在造出这些词后，确定其取消的是哪类词。

我们已经看到以“free”为例的一词，有过异端含义的词有时为方便起见被保留下来，但被清除掉不合适的含义。像“honour”、“justice”、“morality”、“internationalism”、“democracy”、“science”和“religion”一类的无数单词简单地说，是被消灭了。少数几个表示总称的词包含了这些词，通过包含而将其消灭。例如，所有围绕自由和平等概念的单词都被“crimethink”这个词所包含，所有围绕客观和理性主义的词都被“oldthink”这个词所包含，要想更精确一点则是危险的。党员被要求具有的世界观跟古代希伯来人的世界观类似，那些人不需要知道很多别的事，只需要知道除了他那个民族，别的民族崇拜的都是“假神”就够了，他们不需要知道那些神叫做“Baal”、“Osiris”、“Moloch”、“Ashtaroth”之类。也许知道得越少，就越能接近正统。他们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诫条，与此类似，党员知道什么是正当行为，也非常模糊笼统地知道不正当行为可能是什么样的行为。例如，他们的性生活完全由新话中的“sexcrime”和“goodsex”两个词所约束。“sexcrime”概括了所有种类的性犯罪，包括淫乱、通奸、同性恋及其他变态行为。没必要将其一一列举，因为它们同样应受到惩罚，而且原则上说惩罚都是死刑。C类词汇中——由科学技术方面的单词所组成——可能需要为某些性失常行为命名，但一般人用不着那些词。他们知道“goodsex”是什么意思，也就是男人跟他妻子之间为了生出孩子这唯一目的而进行的性交，女方身体上没有快感，所有别的都是“sexcrime”。新话中，很少有可能在认识到某个念头是异端念头后还能继续往下想，除了能想到它是异端念头这一点，其他所需之词都不存在。

B类词汇在意识形态上都并非中立，很多是委婉语。例如，像“joycamp”（劳改营）或“minipax”（和平部，即战争部）所指的几乎与其表面意思恰恰相反。另一方面，有些单词所表现的，是对大洋国社会本质的赤裸裸而且有着蔑视意味的理解。以“prolefeed”为例，它的含义是党给予群众的垃圾娱乐以及欺骗性新闻。还有另外一些词褒贬均有，用到党身上是指“好的”，用到敌人身上是指“坏的”。另外还有大量单词，乍一看不过是些缩写，其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其含义，而是构造。

只要有可能，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任何政治重要性的词都被放进B类词汇。所有组织、团体、学说、地区、机构或者公共建筑的名称都无一例外，都被削减成一个为人熟悉的词形，即一个易于发音的单词，具有尽可能少的音节，又能保存原来的词源。例如在真理部，温斯顿·史密斯所在的档案司（the Record Department）被称为“Recdep”，小说司（the Fiction Department）被称为“Ficdep”，电屏节目部（the Teleprogrammes Department）被称为“Teledep”，诸如此类。这样做并非单纯为了节省时间。甚至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里，电报式简明语言已经是政治语言的特征之一。人们也注意到在极权主义国家和极权主义组织中，使用这种缩略语的倾向最为明显，例如这些词：“Nazi”，“Gestapo”，“Comintern”，“Inprecor”，“Agiprop”。一开始，采用缩略语是本能行为，但在新话中则是目的明确地使用。他们认识到通过对某个名称进行缩略，削除不用缩略语时会产生的其他联想，该名称的含义就会被窄化而且被微妙地改变。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主义者国际组织）这个词能让人联想到一幅由全人类友爱、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所组成的画面，另一方面，“Comintern”一词仅代表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和一种明确的教义，它指的是像一张椅子或一张桌子这样一听即明、别无他义的东西。“Comintern”这个词能被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出来，“Communist International”则能让人在说出时，必定有至少是片刻的踌躇。同样，“Minitrue”所引起的联想比“Ministry of Truth”要更少一些，而且更易于控制。这不仅能够解释为何会有尽可能使用缩略语这种习惯，而且可以解释为何人们不遗余力让每个词易于发音，以致做得有些过分。

在新话中，除了含义精确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悦耳，必要时，总是不惜违反语法来迁就这点。这也正体现在那些发音短促、意义明白的单词上，因为这些词最重要的目的，是政治性目的，它们可以被说话者迅速说出，并在其大脑内激起的回响最小。B类词汇甚至因为个个很类似，而显得更有力。几乎无一例外，这些单词——“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及无数别的单词——都只有两个或三个音节，重音均匀落在第一和最后的音节上。使用这些词，有助于形成一种急促而含糊的讲话风格，它既单调，又不抑扬顿挫，这也正是目的所在，用意就是让讲话时——特别在讲到并非中性的主题时——尽量接近于脱离意识。日常说话时，无疑需要——或者说有时候需要——先想后说，然而当一个党员在被要求做出某个政治性或道德性判断时，他会像一架机关枪迸射出子弹一样，自动迸射出正确的意见。他所接受的训练让他可以做到这点，新话语言给了他一种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这些词的构造——由于跟英社精神相一致的刺耳发音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不堪入耳之处——更是让他用得得心应手。

还有一项事实是可供选择的单词很少。跟我们如今的词汇量相比，新话的词汇量极小，而且经常还会想出一些减少词汇量的新方法。确实，新话跟几乎所有其他种类语言的区别之处，在于其词汇量每年都在缩减，而不是增多。每减少一次，就是前进一步，因为可选用的词汇越少，进行思考的诱惑就越小。希望最后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即可以直接从喉咙里滔滔不绝地讲话，完全不需用到高一级的大脑中枢。这一目标在新话中以“duckspeak”不加掩饰地承认了，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像鸭子那样嘎嘎叫着说话”。如同B类词汇中为数极多的单词，“duckspeak”在含义上褒贬均有。在那些嘎嘎讲出的意见属正统的情况下，它除了赞美没有别的意义，而当《泰晤士报》上称党内某位演讲家是个“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时，就是对其热情洋溢、殊为难得的褒扬。

C类词汇：C类词汇是对另两类词汇的补充，完全由科技术语组成。这些词汇跟我们如今使用的科学术语类似，由同样的词根构建，但通常也要注意将其严格定义，并去掉不合适的含义。跟其他两类词汇一样，C类词汇遵循的是同样的语法规则。C类词汇中，有很少几个会在日常说话或政治讲话中用到。对任何一个科学工作人员或者技术员来说，都能在一个专门供他专业使用的单词表中，找到所需的全部单词，然而对其他单词表中出现的单词，只认识少数几个而已。只有很少几个词在各个单词表中共有，但是没有能够表述把科学当做思维习惯或者思想方法这方面功能的词汇，不管科学的哪个分支都是如此。确实，没有“science”（科学）这样的词，它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都已完全被“Ingsoc”所包含。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新话中，除了在很低的水平上，想表达非正统意见几乎不可能。当然，异端邪说可能以很粗鲁的方式说出来，也就是谩骂性的话。例如，有可能说出“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不好）这种话，然而在正统的耳朵听来，如此宣称无非是种不言自明的荒谬意见，不可能被理由充分的论证所支持，因为没有所需的单词。对英社有害的观点只能以无词可以表达的模糊方式持有，而且只能以非常广义的术语称之，这些术语总括了一系列异端邪说并将其批判，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不需要将其定义。实际上，人们只能在把某些词非法翻译回旧话时，才能非正统地使用新话。例如，用新话也许会说出“All mans are equal”（人人平等）这样的句子，但仅仅和用旧话可能说出的“All men are redhaired”（人人都是红头发）是同一类话。这句话无语法错误，然而所表达的，是个显而易见的谎言——即每个人在个头、体重和力量上都相等。政治平等的概念不复存在，这个次要含义相应地从“equal”（平等）一词中已被清除。在一九八四年，当旧话仍是交流的常用手段时，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即人们使用新话词语时，仍会记起原来的含义。实际上，对精通“双重思想”的人来说，避免这种情况毫不困难，然而再过两代人，甚至这种失误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对一个在新话是唯一语言的环境下长大的人来说，他不会知道“equal”一词有过“政治自由”这种次要含义，或者“free”有过“思想自由”这样的次要含义，正如一个从未听说过象棋的人不会意识到“王后”和“车”的次要含义。有许多罪行和错误他无力去犯，原因仅在于其无以名之，所以想象不到。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话的突出特点将越来越显著——其词汇量变得越来越少，含义越来越严格，将新话词语用于不正当目的的可能性也日益减少。

旧话被一劳永逸地取代之时，和过去的最后一缕联系就会被切断。如今历史已被重写，但过去的文献片段会在这里那里存在着，没有进行彻底的审查。只要人们还会用旧话，他就有可能阅读。将来，那些片段即使留下来，也会是不可理解、不可翻译的。除非它指的是某种技术步骤或者很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在倾向上已经是正统的（用新话来说是“goodthinking”），否则不可能将旧话的任何一段翻译到新话中，实际上，这意味着凡是写于大约一九六〇年以前的书本总体上说来，没有一本能被翻译出来。革命前的文献只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翻译——这就是说，在意义和语言上都改变了。拿《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来说：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设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政府……

如果将这段用新话翻译出来，根本不可能依然保留原意，最接近原意的翻译，可以用“crimethink”这个词来概括这一段。完全译出只能是种意识形态上的翻译，杰弗逊的话会变成对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的颂扬之词。

确实，大批过去的文献都被这样改头换面过。为了面子起见，保存关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是可取的，但同时要把他们的成就变得与英社的哲学相一致。许多作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及其他作家因此正在被翻译中。此项工作完成后，他们原先的作品以及留下来的其他文学作品都会被销毁。这些翻译工作进展缓慢而且艰难，预计在二十一世纪前十到二十年内可以完成。另外还有大批仅仅是实用方面的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之类——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主要出于留出时间来完成前期翻译工作的考虑，最终采用新话的年份被定得晚至二〇五〇年。

二、我为何写作

［英国］乔治·奥威尔

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有五六岁吧，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当作家。约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试过放弃这个念头，然而在放弃时，也意识到那样做违背自己的真正天性，早晚我会不得不专注于写书的。

家里的三个小孩中我排行老二，但往上往下都差了五岁。八岁以前，我几乎没见过我父亲。种种原因之下，我多少感到孤独，不久我就有了些不讨人喜欢的癖性，让我在上学期间一直不受欢迎。我有了那种孤独小孩拥有的习惯，就是编故事和跟想象出来的人对话，我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野心一开始混合了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我当时就知道我能够熟练运用文字，而且具有直面不愉快事实的能力。我觉得是这种能力创造出了一个有点个人化的世界，在其中我可以找回自信，平衡日常生活中的失意。尽管这样，我童年和少年期间所有的严肃作品——即出发点是严肃的——总量不会超过六页纸。四岁或五岁时，我写下了第一首诗，我母亲记录下来，我全忘了，只知道是关于一头老虎的，它长着“椅子般的牙齿”——很不错的短语，可是我想是抄袭了布莱克的《老虎，老虎》。十一岁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爆发后，我写了首爱国诗发表在本地报纸上，两年后又发表了一首，是关于基钦纳[2]牺牲的。我长大一点后，时不时写过糟糕而且是写了半截的“自然诗”，是乔治时代风格[3]。我还大约尝试写过两个短篇小说，差得目不忍睹。那就是我那么多年的确写到了纸上，而且是立意严肃的全部作品。

不过，这段时间从头到尾，某种意义上说我也从事过文学活动。先是下单交货的东西，我可以很快很容易地写出来，也不曾感到过多大乐趣。除了学校的作业，我还写过应景之作和打油诗，那些我能以如今看来惊人的速度写出来——十四岁时，我一星期左右就写了一部诗剧，仿的是阿里斯托芬[4]风格。我帮着编过学校里的杂志，有印出来的，也有手抄的。那些杂志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滑稽和令人同情的东西，我编杂志比现在写最垃圾的新闻报道还要轻松许多。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乃至更久的时间里，我也以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进行文学训练：即编写关于自己的连载“故事”，那是一种仅仅存在于自己脑子里的日记，我相信这是小孩子和青少年都会有的习惯。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幻想自己是比如说罗宾汉这样的人，幻想自己是从事令人心惊胆战的冒险活动的英雄。但是很快，我的“故事”不再有拙劣的自恋性质，开始越来越多变成单纯对自己所作所为及所见的描写。一次几分钟地，会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进入我的脑海：“他推门进入房间，一束经过细棉布窗帘过滤过的黄色太阳光斜照在桌子上，那里放了一盒半打开的火柴，旁边是墨水壶。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窗前。下面的街上，一只毛色是龟背纹的猫正在追赶一片落叶。”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二十五岁左右，贯穿了我的非文学生涯。虽然我不得不寻找合适的词，也确实寻找过，但我好像在几乎违背自己意愿地做这种描写性尝试，是处于外界的某种压力之下的行为。我想我的“故事”肯定反映了我在不同年龄时仰慕过的作家的风格，但就我能回忆起的，“故事”总是具有一丝不苟的描写性特点。

十六岁前后，我突然发现了纯粹属于单词本身的乐趣，即单词的发音和关联。如《失乐园》的这一行——

于是他面对困厄，辛苦劳作

度日；困厄劳作也将其压迫。

如今在我看来，这好像也并非特别精彩，但那时却让我浑身发颤；而且以“hee”来拼写“he”[5]更是锦上添花。至于需要描写事物，当时我已经全知道了。如果说我当时就想写书，要写什么则已经清楚。我要写自然主义长篇巨著，有着并非皆大欢喜的结尾，里面充满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极为贴切的比喻，也充满了词藻华丽的段落，其中的用词部分是因为单词本身的发音。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就相当接近那种风格，那是我在三十岁时写的，但立意在之前很久就开始了。

我给出了所有背景方面的信息，因为我认为人们在一点也不了解某个作家早期发展过程的情况下，不可能了解他的写作动机。他的写作主题由其所处的时代而决定——至少在我们目前这个喧嚣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然而在动笔前，他会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姿态，那是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与之脱离的。当然，他有一样工作要做，就是控制自己的性情，避免纠缠在某一不成熟的阶段，或者陷入某种不正常的情绪。但是，如果完全脱离早期所受的影响，他就会扼杀自己的写作冲动。暂不论谋生需要，我认为写作有四种最重要的动机，至少对非诗歌写作而言是如此。这些动机在每位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不同，根据他生活的外部环境，所占比例也会时时变动。它们是：

纯粹的个人主义。渴望显得聪明、被谈论、死后被记着、报复在你童年时怠慢过你的成年人等等。装做个人主义不是动机或者很强的动机，那是欺人之谈。在此特点上，作家跟这些人有相通之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战士，商界成功者——简而言之，是人类中的全体精英。人类中的大多数并非很自私。一过三十岁左右，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作为个人的感觉——主要为了别人活着，要么在苦差中压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有另外少部分具有天分、随心所欲的人，他们决心一辈子到头为自己生活，作家就属于这类人。至于严肃作家，我要说总体而言，他们比记者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尽管他们对金钱的兴趣要少一些。

美学热情。即对外部世界之妙处的感知，或者另一方面，对词语以及它们恰到好处排列的美感上的认知；对于一个发音对另一个发音的影响，或是好文字的精当，或是好小说的节奏给人的愉悦；渴望跟别人分享本人认为很有价值、不容错过的一段经历。美学冲动在很多作家身上很不明显，但即便是个小册子作者或者教科书作者，也会有些喜欢用的词，这些词为他所偏爱，并非出自实用方面的原因；要么他可能对印刷样式、边缘宽度等等有强烈的偏爱。除了铁路时刻表之类，没有哪本书完全排除了美学考虑。

历史冲动。即渴望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发现真相并将其载存，以供后来者使用。

政治目的——此处的“政治”是最广义上的含义。即渴望将世界向某一方向推动，改变人们应该努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概念。同样，没有哪本书完全无政治倾向。那种艺术应与政治无关的观点本身即为一种政治态度。

可以看出，这些不同冲动一定互相争斗，而且一定会在不同人身上在不同时候波动不已。从本性上说——把“本性”当做刚踏入成人时具有的状态——我是个前三种动机大于第四种动机的人。在和平年代，我可能只会写些文字绚丽或者单纯描写性的书本，也可能几乎从来意识不到自己所持的政治信念。的确，我曾经不得不成为类似小册子作者的人。一开始，我在不合适的职业上花了五年（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然后我经历了贫困，有过失败的感觉。这些增强了我对权力的天生恨意，也第一次全面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认识。然而这些经历不足以让我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然后就出现了希特勒和西班牙内战等等。到一九三五年底，我仍然未能做出明确决定。我记得当时写了首小诗，表达了我的两难心态。

我也许会当个快乐的牧师，

活在两百年前，

就不变的世界末日布道，

也看着我的核桃树长高；

但是生在，唉，极坏的时代，

我错过了那个适意的避风港，

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胡须，

而教士们的脸都刮得光光。

后来的日子仍是不错，

我们曾是如此易于高兴，

我们把烦心事轻轻放下，

置于树冠之中。

我们曾不以无知为耻，

欢乐如今却被我们掩饰；

苹果树枝上的黄鹂鸟

就能让我的敌人战栗。

可是姑娘的腰腹和杏林，

树荫下溪流里的斜齿鳊，

马匹，破晓时争斗的鸭子，

所有这些都成了泡影。

禁止再次做梦；

我们把欢乐粉碎或是藏起；

马匹是由不锈钢所造，

由矮个胖男人把它们骑。

我就是那条永远不动的蚯蚓，

一个无后宫可以逞威的宦官；

像尤金·亚拉姆[6]一样走在

牧师和政委[7]两人中间；

政委正给我算命，

收音机在响着，

而牧师保证我会有辆奥斯汀牌小汽车，

因为克已奉公[8]总有收获

我梦见住在大理石厅

醒来后发现竟是真的

我生在如今可谓不逢时

史密斯呢？琼斯[9]呢？你呢？

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文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写它们，无非是简单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自己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的目的。

过去全部十年里，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有感于党派偏见和不公。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但如果同时没有一种美学感受，我就不会写一本书，甚或为杂志写一篇长文。任何人如果有心详细读一下我写的东西，就会发现即使是纯粹的宣传，其中还是包括很多一个全职的政治家会认为跟主题无关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愿意完全抛弃我自孩提时期开始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追求文字上的风格，继续热爱大自然，继续乐于欣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以及星星点点的无用信息。我想压制自己的这种天性是徒劳的。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

这并非易事，它引出了结构及语言的难题，而且以新的方式引出了真实性的难题。我可以举例说明出现的基本困难。我那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确是政治性作品，但它主要是以一定的超脱心态和体例上的考虑写成的。我确实很努力地想在里面说清全部事实，又不与我的文学本能相悖。但除了别的，这本书中还包括篇幅很长的一章，里面全是引用报纸上的片段之类，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辩护的，他们被指控阴谋串通佛朗哥。很明显，再过一两年，任何普通读者都会对这样一章失去兴趣。这必定将毁了这本书。一个我所尊敬的评论家给我上了一课：“你干吗要把那些玩意儿放进去？”他说：“你把本来不错的一本书变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不错，可我只能这么做。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就可能永远也不会写那本书。

这个问题还会以种种方式一再出现，而语言方面的问题与之相比更为微妙，讨论起来也需要太长时间。我只是要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写得不那么栩栩如生，更追求准确性。不管怎样，我发现当你已经完美地形成任何一种写作风格时，你总是已经超越了这种风格。《动物农场》是第一本对自己写作意图有完全清醒的认识，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的书。我有七年时间没写过长篇小说了，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写一部。它注定会失败，每本书都会失败，但我对要写什么样的书则多少已经心中有数。

回头看看前面的一两页，我看到似乎我的写作动机完全出自于热心公众利益，我不想让这成为别人对我的最终印象。凡是作家都自负自私，也是懒惰的，在他们各种写作动机的根子里面，还存在一个谜团。写作是场可怕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挣扎，就像很长一段时间得了令身心痛苦的病症。如果不是为某种他既无力抵抗又无法理解的魔鬼所驱使，他永远不会做起这样一件事。就人们所知，这只不过跟小孩子号啕以引起别人注意一样属于一种本能。但同样正确的是，除非他不停奋力消除自己的个性，否则就写不出任何具有可读性的东西。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出我的几种动机里哪种最强，但我知道哪一种值得遵循。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

1946年

【注释】

[1] 像“speakwrite”这样的复合词当然也存在于A类词汇中，但这些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的缩写，并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原注

[2] 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所乘巡洋舰触雷沉没而死。

[3] 主要指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的英国文学风格。

[4] 阿里斯托芬：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

[5] “hee”（他）是“he”的古体写法。

[6] 尤金·亚拉姆（1704——1759）：英国哲学家，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他第一个发现克尔特人的语言与欧洲大陆某些语言的关系。1758年，他正在编纂克尔特语词典时，他14年前谋杀一位朋友的罪行败露，因此被判处绞刑。

[7] 指苏联时期的政治委员。

[8] 原文为“For Duggie always pays”，其中的Duggie似应指法国法学家莱昂·狄骥，他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几乎排斥了个人的权利。其理论曾为德国法西斯所采用。

[9] 此处提到的人名是英国常见人名，类似于说张三李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妙的新世界/（英）赫胥黎（Huxley，A.）著；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0

（反乌托邦三部曲）

书名原文：Brave New World

ISBN 978-7-5447-4205-4

Ⅰ.① 美… Ⅱ.① 赫… ② 孙… Ⅲ.①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3688号

Brave New World by Aldous L.Huxley

Copyright © 1932，1946by Aldous Hux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es Borchardt，Inc（The Borchardt Agency）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by Yilin Press，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9-347号

书　名 美妙的新世界

作　者 ［英国］阿道斯·赫胥黎

译　者 孙法理

责任编辑 王　珏

特约编辑 武梦如

原文出版 Bantam Books，Inc.，196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205-4

第三部 美妙的新世界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译后记

前言

［英国］阿道斯·赫胥黎

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认为，耽溺于悔恨是最不可取的情绪，做错了事就应该认错，努力加以补救，勉励自己以后好好干，千万别老是为错误难过。在烂泥里翻滚并不是清洁身体的最好办法。

艺术也有道德，它的许多信条跟一般的道德信条相同，至少相似。因为作品不高明而悔恨跟因为行为有错误而悔恨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找出毛病，承认毛病，以后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回头咀嚼十五年前的文学作品中的问题，要想把当初没弄好的东西补缀得天衣无缝，拿中年的时光来弥补那另外一个人——当初的自己——所造成并遗留下来的艺术上的缺陷，必然会徒劳无功。因此我让这本《美妙的新世界》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作为艺术品这本书有不少的毛病，但是我担心要纠正它恐怕得重新写过才行。可作为年龄更大的另一个人，修改起来是大有可能不但会改掉故事的毛病，而且会抹掉它原有的长处。因此，为了抵制诱惑，以免耽溺于艺术的悔恨之中，我宁可把它的好好坏坏一律保留，而去考虑别的问题。

可是，故事里最严重的缺点似乎至少还得提一提。那就是，只给了野蛮人两种选择：在乌托邦过混沌的日子或是在印第安村过原始的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要多几分人情味，但是在其他方面却照样怪诞不经。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念头：人类被给予的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和疯狂之间进行选择。我觉得这念头很有趣，而且很可能是事实。不过为了戏剧效果，我让野蛮人说出的话比他受到的宗教培养所能容许的要清醒得多。培养他的是一些一半怀着生殖力崇拜，一半信仰酷烈的苦修的教徒。实际上，读过莎士比亚也不足以成为他可能说出那种话的理由。当然，到最后我让他脱离了清醒状态，让他重新受到身上土生土长的苦行主义的控制，以疯狂的自我惩戒和令人失望的自杀做了结束。“从此以后这些人便这样痛苦地死去了”，这叫这本寓言的作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觉得有趣，他崇拜美，他是个怀疑论者。

我今天并不打算证明清醒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倒深信它可能，而且希望多看到一些清醒，尽管我也跟过去同样肯定清醒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并为此感到难过。因为在我最近几本书里都谈到过清醒，特别是编过一本由清醒的人谈清醒，谈怎样做到清醒的文选，而又有一位著名的学院派批评家告诉我说，我代表了危机时代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可悲的症状。我认为教授先生的言外之意是他和他的同事们代表的就是成功的可喜的症状。对人类有贡献的人是值得应有的尊重和纪念的，让我们为教授们修建一座神殿吧。那神殿应该修在欧洲或是日本某个被劫掠一空的城市的废墟上，在那古代遗骨洞穴的门口我愿意刻上几个六七英尺高的简单的词：庄严纪念世界的教育家们。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 SPICE.

还是回到未来吧……我如果要重新写这本书，我会给野蛮人第三个选择：在他那乌托邦与原始生活的两难选择之外再给他一个可能性：清醒——这个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就在一个由某些从“美妙的新世界”中流放出来和逃亡出来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地点在保留地附近。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是亨利·乔治[1]式的分散经济，政治是克鲁泡特金[2]的合作式政治，科学和技术像安息日一样是为人设置的，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它、受它奴役的（我们现在正是这样，而在“美妙的新世界”里尤其严重）。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性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3]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在生活的每一次偶发事件面前需要提出而且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思想或行为对于我——或尽可能多的人——追求人类的终极目标能作出什么贡献？产生什么干扰？”

在我设想的修改本里，这个受到原始人群培养的野蛮人先得有机会直接了解到一个由追求清醒的人自由合作组成的社会；明白了它的性质，然后才被送到乌托邦去。这样一改，《美妙的新世界》就会具有艺术和哲学（如果对小说作品也用得上这样大的字眼的话）上的完整性了。而在这两方面，以本书现在的情况看，显然是不足的。

但是《美妙的新世界》是谈未来的，而谈未来的书，无论其艺术或哲学的质量如何，它所作出的种种预言推敲起来先得有一副可能应验的样子，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现在，十五年后，从当代历史下坡路上的有利地势看来，这书的预言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能证实或否定我1931年的预言呢？

我的预言的一个明显的大漏洞立即出现了。《美妙的新世界》里面没有提到核裂变。实际上这事是颇为奇怪的，因为在本书写作之前许多年，使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经成了普遍的闲谈话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尼科尔甚至还写过一个很成功的剧本。我记得自己也在一本20年代末出版的小说里偶然提起过它。因此正如我所说，在“我主福帝”700年时，火箭和直升机竟然还没有使用核裂变能，就似乎很奇怪了。这个疏忽也许不能够饶恕，但至少还是容易解释的。《美妙的新世界》的主题并不是科学本身的发展，而是科学作为能够影响到人类个体的一种力量的发展。它没有提起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的成就，视之为不言而喻的。它所特别描述的科学进步是指可能应用到人类身上的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未来成果。要根本改变生命质量只有依靠各种生命科学。研究物质的科学在某些方面的应用可能破坏生命，或者让生命令人难以忍受地复杂和痛苦起来。它们若不是由生理学家或心理学家当作工具使用，是难以改变生命本身的自然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的。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除非我们把自己炸为飞灰，从而结束历史。

这场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会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将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萨德侯爵[4]自然地利用了这种革命的理论来为他那独特的疯狂进行辩解。罗伯斯庇尔[5]进行了一种最浮光掠影的革命：政治革命。巴贝夫[6]深入了一些，尝试了经济革命。萨德认为自己是真正革命的革命之使徒，那革命超出了政治和经济革命之外，是对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革命：从今往后他们的身体要成为大家共有的性财产，他们的心灵要被清洗，洗掉一切自然的礼仪，洗掉传统文明苦心培养的一切心理压抑。萨德主义跟真正有革命意义的革命之间当然没有必要的或必然的联系。萨德是个疯子，他那场革命的多少带有自觉性的目标是普遍的混乱和毁灭。统治“美妙的新世界”的人可能不清醒（就清醒的绝对意义而言），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的目标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社会的稳定。他们是为了实现稳定才使用科学手段进行了终极的、个人的、真正革命性的革命。

而同时，我们还处在也许是最终革命前的一次革命的初级阶段，这次革命的下一阶段可能就是原子战争。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去对未来做种种预言了。但可以设想的是，我们或许有足够的头脑，即使不能停止一切战争，也能像我们18世纪的祖先一样让行为理智起来。三十年战争[7]的难以想象的恐怖实际上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在那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欧洲的政治家和将军们有意识地拒绝了引诱，在大部分斗争中没有把军事力量使用到毁灭的极限，也没有战斗到把对方彻底消灭。当然，他们是侵略者，贪求着利益和荣誉，但是他们也是保守派，决心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天下，不让它受到侵犯——那才是他们所关心的现实。而在我们这过去的三十年里，保守派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极端民族主义者。最后的保守政治家是蓝斯当侯爵五世。他给《泰晤士报》写信建议，第一次大战应该像18世纪大部分战争一样以妥协的方式结束，那份曾经是保守派的报纸的编辑拒绝发表他那封信。于是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为所欲为，其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萧条、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毁灭、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饥荒。

那么，假定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们从马德堡吸取教训一样，从广岛吸取足够的教训，我们就可能期望一个不算真正和平，但毁灭性受到限制的有限战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核能将被限制在工业用途上。很显然，其结果会是一连串全面的、速度空前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人类生活的一切现有模式都会被粉碎，不得不临时设想出新的模式来适应原子能这个不讲人情的事实。穿现代服装的普洛克路斯忒斯[8]（原子科学家）将让人类睡到他们自己制造的床上去。要是人类的长短不对，他们可就要大倒其霉了，就得挨抻或是被砍掉腿——它跟实用科学真正大踏步前进之后所带来的挨抻和截肢相同，只是厉害多了。而这类远非不痛苦的手术将会由高度集中的集权主义政府来执行。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最近的将来跟最近的过去很可能相像，而在最近的过去，技术的飞速进步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和主要是无产者的人口之中发生，总是有一种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倾向。为了对付混乱，权力集中起来了，政府加强了控制。极有可能的是，在原子能得到控制之前，全世界的政府都多多少少出现整体集权化的情况。而在原子能得到控制的过程中，以及之后，则似乎肯定会如此。只有反对集权、主张自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有可能阻挡目前向国家主义发展的倾向，而这种运动现在并没有要发生的迹象。

当然，还没有理由说明新集权主义就会跟老集权主义相同。使用大棒和死刑执行队、人为的饥馑、大规模监禁和大规模流放的政府不光是不近人情的（现在已没有人注意人情了），而且明摆着是缺乏效率的。而在先进技术的时代，缺乏效率可是对圣灵犯下了大罪。一个真正有效率的集权主义国家应该是大权在握的政治大亨和他们的经理大军控制着整个奴隶人口；而对奴隶不用威胁，因为奴隶喜欢奴役。培养他们喜欢奴役，是现在的集权国家分配给宣传部门、报纸编辑和教师们的任务。但是他们的办法还很粗糙，很不科学。老耶稣会[9]会员们曾吹嘘，如果让他们负责儿童教育，他们就可以保证成年人的宗教思想。那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现代的教师们在为他们的小学生设置条件反射的方面，很可能还比不上教育了伏尔泰[10]的天主教教士。宣传工作最伟大的胜利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真理是伟大的，但是从实际观点看来，更伟大的却是对真理沉默。通过简单地回避某些话题，在群众面前降下一道铁幕（这是丘吉尔的说法），把他们跟当地政治首脑们认为不可取的事件和争论分开，集权主义的宣传家们对于舆论的影响要比他们用最雄辩的谴责和最猛烈的批判所能够做到的有效得多。但光是不谈仍是不够的。既然要回避迫害、清算和其他的社会摩擦的迹象，就还得让正面的宣传跟反面的回避同样有效。未来的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11]应是由政府支持的一个大规模调查，政客和参加调查的科学家把它叫作“幸福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让人热爱奴役的问题。而要人热爱奴役，没有经济保证是不行的。简而言之，我设想大权在握的官员和经理人是可能解决长久的经济保证问题的。但是经济保证很快就会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它的取得只是表面的、外在的革命。除非对人类个体的心灵和肉体进行深入的革命，否则热爱奴役是办不到的。要完成这场革命，除了其他的工作之外，我们还需要以下的发现和发明：

一、经过大力改进的暗示技术——通过对幼儿的条件设置和长大后的药物（比如莨菪碱）辅助进行；二、高度发达的人才识别科学，使政府管理人员能够把每个个体恰当地安置在社会经济等级体系之内（职务与才能的不相称会给社会制度带来危险的思想，也可能使人们的不满情绪得到传播）；三、酒精和其他麻醉剂的代用品，比杜松子酒和海洛因更少危害却能带来更多的欢乐（无论现实怎么理想，人们总有经常离开现实去度假的要求）；四、万无一失的优生学体系，目的在使人的生产标准化，便于各部门经理人进行工作。（这是个长期计划，需要好几代的集权控制方能奏效。）

在《美妙的新世界》里，这种人类生产的标准化被推到了想入非非的极端，但这一切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从技术和意识形态上看，我们距离瓶养婴儿和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半白痴多生子培养还很远。但是到了福帝600年，谁又知道什么事是不会发生的呢？至于那个更幸福、更稳定的社会的其他特点的出现——类似唆麻、睡眠教育和科学种姓制度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三四代人以后的事了。就连《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性乱交也似乎并不太遥远。有一些美国城市的离婚数字已经和结婚数字相等。毫无疑问，不用很多年，结婚证就会跟养狗证一样出售，有效期十二个月。没有法律会去反对换一条狗或同时养几条狗的。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却出现了以性自由的增加作为弥补的倾向。而独裁者是会努力鼓励那种自由的——除非他需要炮灰或是需要许多家庭到无人区或占领区去殖民。性自由，连同在毒品、电影和收音机的影响之下做白日梦的自由，只会帮助他的臣民甘于奴役的命运。

综观这一切，乌托邦距离我们看来要比十五年前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近得多了。那时我把它设想到了六百年以后，可现在那场恐怖似乎大有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就落到我们身上——那还是在我们能够把持、没有在那以前就把自己炸成飞灰的情况下。实际上，除非我们选择非集权化的道路，不把人当手段去追求实用科学，而是把实用科学当手段来产生一个自由人的种族，否则，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是出现若干个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集权政权，把原子弹恐怖当做依仗，随之而来的是文明的毁灭（或者，如果是有限战争，则是军国主义的根深蒂固）；或者是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集权主义政权，在一般的科技突飞猛进与特殊的原子革命所引起的社会混乱的召唤之下，应运而生，按照效率与稳定的要求，发展进入乌托邦的福利专制。

您既然付了钱，就凭您选了。

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终于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12]

【注释】

[1]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是单一税运动的发起人，认为单一税可以满足政府全部支出而有余，且能减少产品对劳动和资金的需求，这就给了社会经济充分发展的自由。

[2]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有亲王身份，曾多次被捕。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无政府的社会。1902年发表《互助论》，主张合作，认为合作是万物之间和人类之间的正常模式。

[3] 最大快乐原则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于下意识研究提出的原则，人类下意识中的整个冲动反应所追求的就是最大快乐。

[4] 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作家，壮年时正当法国大革命。作品描写淫虐行为，因此有“萨德主义”一词，意为淫虐狂。

[5] 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革命家，雅各宾派首领，死于断头台。

[6] 巴贝夫（1760——1797），法国革命家，1789年法国革命后任职物资供应机关，后被杀。他主张废除财产继承权和私有制度，实行均等分配。

[7] 三十年战争：此处指1618年——1648年在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所断续进行的战争。其间最惨烈的战争在马德堡。1631年5月21日马德堡城被攻破，全城被彻底烧毁，二万五千人有百分之八十五被杀，故称“难以想象的恐怖”。

[8] 希腊传说中，他是阿提卡的强盗，总把他抓住的人放到一张床上，那人比床长了就砍掉一截，短了就拽长。

[9] 耶稣会：罗马天主教会的一种组织，1534年为I.罗耀拉创建。原是反对新教的，后来却讲究权术，结交政教两方面的权要人物，再以后又陆续为各国所取缔。

[10] 伏尔泰（1694——1778），伟大的法国作家、哲学家、诗人、戏剧家。

[11] 曼哈顿计划：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研制原子弹的秘密计划所用的代号。这里借以指重大的秘密计划。

[12] 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1874——1948），著名的俄罗斯哲学家。

第一章

一幢灰白色的大楼，矮矮的，只有三十四层。门口大写着：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盾式的图案上是世界国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

底楼的巨大厅堂面对着北方。尽管对夏天而言窗户外已经很冷，室内却热得像在赤道。薄薄一道森严的光耀眼地射进了窗户，渴望搜索出什么苍白的、长鸡皮疙瘩的便衣非专业人员的形象，却只找到了实验室的玻璃器皿、镀镍橱柜和闪着凄凉的光的陶瓷。只有荒凉回应着荒凉。工人穿的大褂是白色的，手上戴的橡胶手套死尸般煞白。光线冻住了，冻死了，成了幽灵，只有在显微镜黄色的镜头下，才找到了某种丰腴的有生命的物质。那东西在镜头下浓郁得像奶油，躺在实验桌上一排排擦得锃亮的漂亮的试管里，向远处伸展开去。

“这里，”主任开了门说，“就是孕育室。”

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进屋时，三百个孕育员身子都俯在仪器上。他们有的不声不响，全神贯注，几乎大气不出；有的则心不在焉地自语着，哼着歌，吹着口哨。一群新来的学生低声下气地跟在主任身后，有些紧张。他们全都非常年轻，脸蛋红扑扑的，乳臭未干。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那大人物说一句他们就拼命地记一句——从大人物那里直接受教，是一种难得的特权。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的主任特别重视亲自带领新生参观各个部门。

“这只是给你们一个全局的印象。”他向他们解释。因为既然需要他们动脑筋工作，就得让他们了解一些全局，尽管他们如果想成为良好的社会成员过幸福的日子，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具体细节通向品德与幸福，而了解全局只是一种必要之恶，这个道理凡是聪明人都是明白的，因为形成社会脊梁的并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喜欢集邮的人。

“明天，”主任总对他们微笑，亲切而略带恐吓地说，“你们就要安下心来做严肃的工作了。你们不会有多少时间了解全局的。而同时……”

而同时，从大人物的嘴直接到笔记本，这是一种特权。孩子们发狂地记着笔记。

主任往屋里走去。他身材修长，略显瘦削，身板挺直，长长的下巴，相当突出的大门牙，不说话时两片嘴唇勉强能包住，嘴唇丰满，曲线好看。他究竟是老还是年轻？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或是五十五岁？很难讲。不过，在这个安定的年代，福帝纪元632年[1]，并没有谁会想到去问一问。

“我从头说一说。”主任说，积极的学生把他的意思记进了笔记本：从头说一说。“这些，”他一挥手，“就是孵化器。”他打开一道绝缘门，向学生们展示一架架编了号的试管。“这都是本周才供应的卵子，保持在血液的温度，”他解释道，“而男性配偶子的温度，”说着他开了另一道门，“必须保持在三十五度而不是三十七度。标准血液温度能够使配偶子失效。”窝在发热器里的公羊是配不出崽的。

他仍然靠在孵化器上，向他们简要地讲述现代的授精过程，学生们的铅笔在本子上匆匆划着。当然，先从外科手术介绍起——“接受手术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带来一笔报酬，相当于六个月的工资。”然后他讲到保持剥离卵存活、使之活跃发展的技术，对最佳温度、最佳盐度和最佳黏稠度的考虑；讲到用什么液体存放剥离的成熟卵。然后他把学生领到了工作台前，向他们实际展示了这种液体是怎样从试管里抽取的，是怎样一滴一滴注入特别加温的显微镜玻片上的；展示了如何检查液体中的卵子有无异常，卵子如何计数，如何转入一个有孔的容器里，那容器是如何浸入一种有精子自由游动的温暖的培养液里的——他强调培养液里的精子浓度至少是每立方厘米十万（同时他领着他们观看操作），如何在十分钟后从液体里取出容器，再次检验其中的东西。如果有的卵子还没有受精，就再浸泡一次，必要时还要再浸泡一次；然后受精卵便回到孵化器里，留下阿尔法们和贝塔们，直到终于入瓶。而伽马们、德尔塔们和艾普西龙们[2]则在三十六小时之后便重新取出，进入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主任重复道。学生们在各自小笔记本里的这个词下面画了一道杠子。

一个卵子形成一个胚胎，一个成人，这是常规。但是一个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会萌蘖、增生、分裂，形成八至九十六个胚芽，每个胚芽可以成长为一个完整的胚胎，每一个胚胎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成人。以前一个受精卵只能生成一个人，现在能生成九十六个人。这就叫进步。

“从根本上讲，”主任下结论道，“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包含了一系列对发展的抑制——我们制止卵子正常发育生长。而出人意外的是，卵子的反应却是：萌蘖。”

卵子的反应是萌蘖，铅笔忙碌着。

他指点着。一条非常缓慢地移动着的传送带上，有满满一架试管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金属柜，另一架试管也在逐渐露出，机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告诉他们：一架试管通过金属柜需要八分钟。八分钟的X光强力照射，这大体是一个卵子所能经受的照射量。有些卵子死去了，有些最不敏感的卵子一分为二，而大部分卵子则萌蘖出四个胚芽，有的则萌蘖出八个。它们又全部被送回孵化器，胚芽在其中继续发育。两天后又给予突然的冰冻。冰冻，抑制。两个分为四个，再分为八个。胚芽继续分蘖，分蘖之后又用酒精使之几乎死亡，随之而来的是再分蘖，又再分蘖——胚芽再长胚芽，新胚芽又发展出新胚芽——然后便任其自由生长，此时如再抑制，一般是会造成死亡的。这时原始卵可能已经分裂为八至九十六个胚胎——你们会承认这相对于大自然是了不起的进步。恒等多生，不是母体分裂时代那种可怜巴巴的双生或三生。那时卵子分裂是偶然的——现在，实际上一个卵子一次能够生长为四五十个，或八九十个人。

“八九十个人呀。”主任双手一挥，重复了一句，仿佛在抛撒赏金似的。

可是有个学生却傻乎乎地问起那能有什么好处来。

“我的好孩子！”主任猛然转身对着他，“这你还看不出来？你连这也看不出来？”他庄严地举起一只手，“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是稳定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

稳定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

批量生产的标准化男性和女性。一个小工厂的人员全部由一个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产生。

“九十六个多生子女操作九十六部完全相同的机器！”那声音由于激动几乎在颤抖，“你们现在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他引用了全球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这是了不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无穷无尽地波坎诺夫斯基化，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这些都由同一标准的伽马们、一模一样的德尔塔们、一成不变的艾普西龙们解决了，由数以百万计的恒等多生子们解决了。大规模生产的原则终于在生物学里使用了。

“但遗憾的是，”主任摇摇头，“我们不能够无限制地波坎诺夫斯基化。”

九十六个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七十二个已是很不错的数量。用同一个男性的精子和同一个卵子生产出尽可能多批量的恒等多生子，这已是最佳成绩（遗憾的是，只能够算是次佳成绩），而且就连这也很困难。

“因为在自然状态下，要让两百个卵子成熟需要三十年之久。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稳定人口，将人口稳定在此时此地的水平。花四分之一个世纪去生产少数几个多生子——那能有什么用处？”

显然毫无用处。但是泼孜纳普技术却大大加速了成熟的过程。他们有把握在两年之内至少生产出二百五十个成熟的卵子，然后让它们受精，再波坎诺夫斯基化——换句话说，乘以七十二，于是你得到差不多一万八千个兄弟姐妹，二百五十批恒等多生子，全都在两年之内出生，年龄一样大。

“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卵子培养出一万五千个成年人。”

主任向一个浅色头发的健壮青年招了招手——那人正好路过。“福斯特先生。”他叫道。那健壮的青年走了过来。“你能告诉我们一个卵子的最高纪录是多少吗？”

“在本中心是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福斯特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他长着一对快活的蓝眼睛，说话迅速，显然很以引述数字为乐。“一万六千零一十二个，共是一百八十九批恒等多生子。但是在热带的有些孵化中心，”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成绩还要好得多。新加坡的产量常常超过一万六千五百个，而蒙巴萨竟然已达到一万七千的指标。但是他们的条件优越。你要是能看看黑人卵子对黏液的反应就好了！你若是习惯于使用欧洲材料的话，黑人卵子的反应会叫你大吃一惊的。不过，”他笑了笑，又说（但眼里却有战斗的光彩，翘起的下巴也带有挑战意味），“不过，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想超过他们。目前我正在培养一个惊人的德尔塔减卵子，只有十八个月时间，却已经有一万二千七百个孩子，有的已经换瓶，有的还处于胚胎状态，可仍然健壮。我们还有可能超过蒙巴萨。”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主任拍了拍福斯特先生的肩膀叫道，“跟我们一块走走吧，让孩子们有幸获得你的专业知识。”

福斯特先生客气地笑了笑。“乐意效劳。”便一起走了。

装瓶室一片繁忙，却节奏和谐，井井有条。切成适当大小的新鲜母猪腹膜片从大楼次底层的器官库里由小电梯送出来，吱的一声，然后是咔哒！电梯孵化器打开，装瓶线上的人只需伸出一只手，抓住腹膜片，塞进瓶里，按平，已经装好的瓶子还没有沿着运输线走开，吱，咔哒！又一块腹膜片从下面冒了出来，只等着被塞进另一个瓶子——那缓慢的传送带上，无穷的行列里的下一个瓶子。

生产线工人旁边是收纳员。流水线继续前进；卵子一个个从试管转入更大的容器；腹膜内膜被巧妙地剖开，桑葚胚[3]准确地落了进去，碱盐溶液注入……此时瓶子已经离去。下面是标签员的工作。遗传状况、授精日期、波坎诺夫斯基组别——全部细节都从试管转到瓶子上。这回不再是没有名字的了，署上了名，标明了身份。流水线缓缓前进，通过墙壁上一个入口进入了社会条件预定室。

“索引卡片总共有八十八立方米之多。”大家步入社会条件预定室时，福斯特先生得意地说。

“包括了全部的有关资料。”主任补充道。

“而且每天早上更新。”

“每天下午调整。”

“他们在资料的基础上做出设计。”

“这样、那样品质的这么多个体。”福斯特先生说。

“按这一种、那一种数量分配。”

“在任何特定时刻投入最佳的分量。”

“有了意外的消耗立即会得到补充。”

“立即补充，”福斯特先生重复道，“你要是知道上一次日本地震之后我加班加点所做的工作就好了！”他摇着头，温文尔雅地笑了笑。

“命运预定员把他们设计的数字传给胎孕员。”

“胎孕员把需要的胚胎给他们。”

“瓶子送到这儿来敲定命运设置的细节。”

“然后再送到胚胎库房去。”

“我们现在就是到胚胎库房去。”

福斯特先生开了一道门，领着大家走下台阶，进入了地下室。

温度仍热得像在赤道。他们进入的地方越来越暗。那条通道经过了两道门，拐了两个弯，以确保日光不透进地窖。

“胚胎很像摄影胶卷，”福斯特先生推开第二道门时，开玩笑似的说，“只能承受红光。”

学生们跟他进去的地方又暗又热，可以看见的东西都呈红色，像夏天午后闭上眼时眼里那种暗红。通道两侧的大肚瓶一排接着一排，一层高于一层，闪着数不清的红宝石般的光。红宝石之间行走着幽灵样的男男女女，形象模糊，眼睛通红，带着红斑狼疮的一切病征。机器的嗡嗡声和咔哒声微微地震动着空气。

“告诉他们几个数字吧，福斯特先生。”主任不想多说话。

福斯特先生巴不得告诉他们一些数字。

二百二十公尺长，二百公尺宽，十公尺高，他指了指头顶上。学生们抬起眼睛望望高处的天花板，一个个像喝着水的鸡。

架子有三层：地面长廊，一阶长廊，二阶长廊。

一层层蜘蛛网样的钢架长廊从各个方向朝黑暗里模糊了去。他们身边有三个红色幽灵正忙着从传送梯上取下小颈大肚瓶。

从社会命运预定室来的电梯。

每一个瓶子都可以往十五个架子中的任何一个上面搁。虽然肉眼看不出，但每个架子却都是一条传送带，以每小时三十三点三厘米的速度运动着。每天八公尺，二百六十七天。总共两千一百三十六公尺。地下室的传送线有一条在地面高度，有一条在一阶长廊高度，还有半条在二阶长廊高度。第二百六十七天早上，日光照进换瓶室，所谓的“独立生命”便出现了。

“但是在那之前，”福斯特先生总结道，“我们已经在它们身上下了很多工夫。啊，非常多的工夫。”他带着洞察一切的神态和胜利的情绪笑了。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精神。”主任再次说道，“大家一起走一圈，你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向他们介绍一下吧，福斯特先生。”

福斯特先生照办。

他向他们介绍了在腹膜苗床上生长的胚胎，让他们尝了尝给胚胎吃的浓酽的代血剂，解释了必须使用胎盘制剂和甲状腺制剂激发胚胎的理由；介绍了妊娠素精；让他们看了从零至二千零四十公尺之间每隔十二公尺就自动喷射一次妊娠素精的喷射口；介绍了在最后的九十六公尺路程里分量逐渐增加的黏液；描述了在一百一十二米处安装进每个瓶里的人工母体循环；让他们看了代血剂池；看了驱使液体在胎盘上流动并驱动其流过合成肺和废物过滤器的离心泵；向他们谈了很麻烦的胚胎贫血倾向；谈了大剂量的猪胃提取素和胚胎马的肝——人的胚胎需要这些营养。

他也让他们看了一种简单的机械，每一个胚胎每运行到八公尺中的最后两公尺时，那机械便对它进行摇晃，使之习惯于运动。他提示了所谓的“换瓶创伤”的严重性，阐述了种种预防措施，用以对瓶里的胚胎进行适当的训练，把那危险的震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向他们介绍了在二百公尺左右进行的性别测试。解释了标签体系：T表示男性，O表示女性，而命定了要做不孕女的则是一个问号，白底黑字。

“当然，因为，”福斯特先生说，“对绝大部分情况而言，多产只是一种多余。一千二百个卵子里只需有一个多产就已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不过我们想精挑细选。当然还得有很大的保险系数。因此，我们任其发育的女性胚胎多达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剩下的便在以后的路程里每隔二十四米给予一剂男性荷尔蒙。其结果是：到换瓶时她们已经成了不孕女——生理结构完全正常。”只是，他不得不承认，她们确实有一种很轻微的长胡子的倾向，“但是不能生育。保证不能生育。这就使我们终于，”福斯特先生继续说，“走出对大自然的奴隶式模仿，进入人类发明的世界，那就要有趣得多了。”

他搓搓手。他们当然没有以孵化出胚胎为满足：孵化胚胎是无论哪条母牛都能干的事。

“我们也预定人的命运，设置人的条件。我们产出的婴儿是社会化的人，叫作阿尔法或艾普西龙，以后让他们掏阴沟或是……”他原打算说“主宰世界”，却改了口道，“做孵化中心主任。”

孵化中心主任笑了笑，接受了赞美。

他们正从三百二十米处的十一号架前经过。一个年轻的贝塔减技术员正忙着用螺丝刀和扳手处理路过的血泵——那是用来泵出瓶里的代血剂的。他拧紧螺丝，马达的嗡嗡声极轻微地加大了。往下，往下……拧了最后一下，他看了一下旋转柜台，任务完成。他沿着流水线前进了两步，在下一个血泵前重复起了同样的程序。

“每分钟旋转数一减少，”福斯特先生解释道，“代血剂的循环就减慢了，流经肺部的时间也随之延长，这样，输送给胚胎的氧气就减少了。要降低胚胎规格没有比减少氧气更好的办法了。”他又搓了搓手。

“可你为什么要降低胚胎规格？”一个天真的学生问道。

“傻孩子！”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主任才说，“你就没有想到艾普西龙胚胎必须有艾普西龙环境和艾普西龙遗传吗？”

那学生显然没有想到过，他感到惶惑。

“种姓越低，”福斯特先生说，“供氧越少。最早受到影响的是头脑，然后是骨骼。供氧量只达正常量百分之七十就形成侏儒。低于百分之七十就成了没有眼睛的怪胎。”

“那就完全是废品了。”福斯特先生总结说。

而同时，他们要是能找到一种缩短成熟期的技术，对社会又是多么大的贡献呀！（他的口气变得机密而迫切。）

“设想一下马吧。”

他们设想了一下。

马六年成熟；象十年成熟；而人到十三岁还没有性成熟，等到充分成熟已经二十岁了。当然，延缓发育的成果是产生了人类的智能。

“但我们在艾普西龙们身上，”福斯特先生非常公正地说，“并不需要人类的智能。”

“本来就不需要，而且也得不到。但是艾普西龙们到十岁时心智就已成熟，而身体呢，不到十八岁却成熟不了。让非成熟期占去许多年是不必要的，也是浪费。如果体力的发展能够加速，比如能够跟母牛一样快，那对社会会是多大的节约呀！”

“了不起的节约！”学生们喃喃地说。福斯特先生的热情带有传染性。

他相当专业化地谈起了使人生长迟缓的内分泌失调问题，并提出萌芽期突变作为解释。那么，这种突变的影响能不能消除？能不能采用一种适当的技术使个别的艾普西龙胚胎回归到狗和牛那样的常态去？问题就在这里，而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解决了。

蒙巴萨的琵金顿已经培育出四岁就性成熟、六岁半就充分成长的个体。那是科学的胜利，可是在社会上还没有用处。六岁的男人和女人太愚蠢，连艾普西龙的工作都干不了。而这却是个“一揽子”程序，要么不变，要么就是全变。他们打算在二十岁的成人和六岁的成人之间寻求理想的折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成功。福斯特先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他们在猩红的微光里转悠着，来到了九号架的一百七十公尺附近。从这儿往下，九号架就封闭了。瓶子在一个隧道样的东西里结束了行程。隧道里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口子，两三公尺宽。

“是调节温度的。”福斯特先生说。

热隧道与冷隧道交替出现。以强X射线的形式实现的不舒服跟冷冻配合在一起，胚胎换瓶时经历了可怕的冷冻。这批胚胎是预定要移民到赤道地区去做矿工、人造丝缫丝工和钢铁工人的，以后还要让他们的心灵跟随身体的判断。“我们设置条件让他们能在炎热气候里健康茁壮，”福斯特先生下了结论，“我们楼上的同事会培养他们喜爱炎热。”

“而幸福与德行的诀窍，”主任像说格言一样说道，“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事。一切条件设置的目标都是：让人们喜欢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

在两条隧道交合点的一个空处，一个护士正用细长的针管小心探索着正在经过的瓶中的胶状物质。学生们和向导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列宁娜。”护士抽回针管，站直身子后，福斯特先生说。

那姑娘吃了一惊转过身来。人们可以看出，尽管光线令她面红得像害了红斑狼疮，眼睛也通红，她还是美丽非凡。

“亨利。”她向他闪来一个红色的微笑——一排珊瑚样的牙齿。

“迷人，迷人。”主任喃喃地说，轻轻地拍了她两三下，从她那儿得到一个毕恭毕敬的微笑。

“你在给它们加什么？”福斯特先生问道，他有意让声音带着公事公办的调子。

“啊，平常的伤寒和昏睡症疫苗。”

“赤道工人到一百五十公尺处就注射预防疫苗。”福斯特先生对学生们说，“这时胚胎还长着鳃。我们让‘鱼儿’免疫，以后就不会得上人类的疾病。”他转向列宁娜，“今天下午四点五十分在屋顶上，”他说，“照旧。”

“迷人。”主任又说了一句，又最后拍了她一下，跟别人一起走掉了。

第十道架上，一排排的下一代化学工人正在承受着铅毒、烧碱、焦油和氯气伤害的训练。第三排架上是胚胎期的火箭飞机机械师，每批二百五十个，其中的头一个正从三号架的一千一百公尺点通过。一种特别的机械使它们的容器转个不停。“这是为了提高它们的平衡能力，”福斯特先生解释道，“火箭进入太空之后，要到火箭外进行修理是很困难的活儿。他们直立时我们便减缓转速，让他们感到很饥饿；他们倒立时我们就加倍供应代血剂。这样，他们就把舒适跟倒立状态联系了起来。实际上他们只有倒立时才真正感到快活。”

“现在，”福斯特先生说下去，“我要让你们看看对阿尔法加型知识分子的性格设定，那是很有趣的。在五号架上我们有一大批阿尔法加。在第一道长廊。”他对已经开始往一楼走下去的两个小伙子叫道。

“他们大体在九百公尺附近，”他解释道，“在胚胎的尾巴消失以前，其实是无法设置智力条件的。跟我来。”

但是主任已经在看他的表了。“差十分钟到三点，”他说，“我担心的是没有时间看知识分子胚胎了。我们必须在孩子们午睡醒来之前赶回育婴室去。”

福斯特先生感到失望。“至少看看换瓶车间吧。”他请求。

“那也行，”主任宽厚地笑了笑，“那就看看吧。”

【注释】

[1] 福帝纪元：本书把美国汽车大王H.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当作上帝，把他生产T型车的1908年定为纪元元年，因此福帝纪元632年相当于公元2539年。本书把福特译作福帝，以便让读者联想到上帝。

[2] 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艾普西龙：希腊文字母表的头5个字母，即α、β、γ、δ和ε的音译（中文可以简称：阿、贝、伽、德、伊，大体相当于英语字母A、B、C、D、E，以便记忆）。在“新世界”里用以称呼五个种姓，每个种姓再加上加、减，至少可分为十个等级，阿尔法加，阿尔法减……艾普西龙加，艾普西龙减。其中阿尔法和贝塔是高种姓，其他是低种姓。因是从胚胎里定的，近似印度的种姓，故名。

[3] 桑葚胚：胚胎发育早期的一个阶段，胚胎形成致密的细胞团，状如桑葚。

第二章

福斯特先生被留在了换瓶车间。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和学生们踏上了附近的电梯，上了五楼。

育婴室。新巴甫洛夫条件设定室，门牌上写着。

主任打开一道门，他们来到一个巨大的空房间里。阳光照耀得异常明亮，因为南墙整个是一扇窗户。六个护士全穿着白色制服：粘胶纤维短上衣和长裤。为了防止污染，她们把头发压在帽子下面。她们正忙着把一盆盆玫瑰花在地板上排成一长排。盆子很大，开着密密的花朵，千万片花瓣盛开，光鲜得像丝绸，犹如无数张小天使的脸，但在明亮的光照之下的并不全是雅利安型和粉红色的脸，其间还有开朗的中国人的脸、墨西哥人的脸。有的大约因为吹奏天上的喇叭太多而中风般地歪扭了，苍白得像死人，像大理石。

主任一到，护士们就立正，挺直了身子。

“把书摆出来。”他简短地说。

护士们一声不响，服从了命令，把书在花钵的行列之间排开——一大排幼儿园用的四开本大书摊了开来，露出了一些色彩鲜艳的鸟儿、野兽和鱼的形象，美丽动人。

“现在把孩子们带进来。”

护士们急忙出了屋子，一两分钟之后每人推来了一辆车，车上的四个钢丝网架上各睡着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全都一模一样（显然是同一批波坎诺夫斯基产品），因为是同属德尔塔种姓，所以一律穿卡其布制服。

“把他们放到地板上。”

婴儿们被放了下来。

“现在让他们转过身来看花朵和书籍。”

婴儿们一转过身就不出声了，都向一丛丛花花绿绿的颜色和白色的书页上鲜艳耀眼的形象爬去。他们靠近时，太阳光从刚飘过来的云翳后面射了出来。玫瑰花仿佛由于内在的突然激情变得灿烂了。明亮的书页上仿佛弥漫了一种深沉的新意。爬着的婴儿队伍里发出了激动的尖叫声、欢乐的笑声和咕咕声。

主任搓着手。“好极了！”他说，“简直像有意表演似的。”

爬得最快的已经快到目标了。小手摇摇晃晃地伸了出来，摸着，抓着，玫瑰花变了形，花瓣被扯掉了，书本上有插图的书页被揉皱了。主任等待着，趁他们全都快活地忙碌着的时候说：“好好地看着吧。”他同时举起手发出了信号。

站在屋子另一头仪表盘边的护士长按下了一根小小的杠杆。

一声猛烈的爆炸，汽笛拉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刺耳，警铃也疯狂地响着。

孩子们震惊了，尖叫了，脸儿因为恐怖而扭曲了。

“现在，”因为噪声震耳欲聋，主任高叫道，“现在我们用柔和的电击来巩固一下这次的教训。”

他又挥了挥手，护士长按下第二根杠杆。婴儿们的尖叫声突然变了调子，发出的抽搐般的叫喊中有一种绝望的、几乎是疯狂的调子。一个个小身子抽搐着，僵直着，四肢抖动着，好像有看不见的线在扯动他们。

“还可以让那片地板整个通电，”主任大声解释，“不过，这就已经够了。”他向护士做了个手势。

爆炸停止，铃声停止，警报一声声低去，终于静止。僵直的、抽搐的身子放松了，婴儿的已经微弱的疯狂啜泣和惊叫声再次加大，变成平时受到惊吓时的哭号声。

“再给他们花和书。”

护士们照办了。但是玫瑰花、色彩鲜艳的小猫、小鸡和咩咩叫的黑羊刚一靠近，婴儿们就吓得闪躲着。哭喊声突然响亮了起来。

“注意，”主任胜利地说，“注意。”

在婴儿们心里，书本跟巨大的噪声的匹配、花朵跟电击的匹配已经熔融、结合到了一起。像这样的或类似的课程接连进行两百次之后，两者之间就建立了无法分离的关系。这种人造的联系不是自然所能够拆散的。

“他们会带着心理学家称之为‘本能’的对书本和鲜花的厌恶长大成人。反射的条件无可逆转地形成了。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有爱书籍和爱植物的危险了。”主任转身对护士们说，“把孩子们带走。”

穿卡其布衣服的哭哭啼啼的婴儿被塞回车上推走了，在身后留下一些发酸的奶味和可喜的寂静。

一个学生举起了手：不能让低种姓的人在书本上去浪费社会的时间，而且读书总有可能读到什么东西，有破坏他们的某个条件设置的危险，那是不可取的。这些他都很想得通，但……嗯，对于花他却想不通，为什么要费力气去让德尔塔们从心理上厌恶花呢？

孵化及条件设置中心主任耐心地做了解释。培养孩子们见了玫瑰花就尖叫是为了高度节约。不能算很久以前（大约才过去一个世纪），伽马们、德尔塔们甚至艾普西龙们都有喜欢花朵的条件设置——一般地说是喜欢野外的自然，具体地说是喜欢花朵。其目的是让他们一有机会就产生到田野里去的要求，逼得他们多花交通费。

“他们花交通费了吗？”学生问。

“花了很多，”主任回答，“但是别的费用不必花了。”

主任指出，樱草花和风景都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它们是免费的。爱好大自然能使工人工作懈怠。于是决定取消对大自然的爱——至少取消了低种姓的人对大自然的爱，却并不取消花交通费的倾向。因为他们仍须到农村去，即使憎恨也得去，那是必须的。问题在于从经济上为交通消费找出更站得住脚的理由，而不是喜欢樱草花和风景什么的。恰当的理由后来找到了。

“我们设置了条件，让人群不喜欢乡村，”主任的结论是，“却又设置了条件让他们喜欢田野里的一切运动。而我们同时又注意让田野里的运动消耗精美的器材，让他们既消费工业品也花交通费，因此我们才给婴儿那些电击。”

“明白了。”学生说完便住了嘴，佩服得五体投地。

沉默。主任清了清嗓子。“从前，”他开始说，“在我主福帝还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叫作鲁本·拉宾挪维奇，父母说波兰语。”主任岔开了一句，“你们是知道什么叫波兰语的吧，我看？”

“是一种死亡的语言。”

“像法语和德语一样。”另一个学生插嘴补充，炫耀着学识。

“还有‘父母’，你们知道吧？”主任问。

短暂的不自在的沉默，几个孩子脸红了。他们还没有学会区别粗俗词汇与纯粹科学之间的重大却也微妙的差异。但毕竟有一个学生鼓起勇气举起了手。

“人类以前就是……”他犹豫了，血往面颊上涌，“胎生的。”

“很对。”主任赞许地点点头。

“那时在婴儿换瓶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他受到纠正。

“嗯……他们是父母生出来的——我的意思是，不是现在的婴儿，当然，而是那时的。”可怜的孩子语无伦次了。

“简而言之，”主任总结道，“那时生孩子的就是爸爸和妈妈。”这粗俗的词汇实际上是纯粹的科学语言，猛然砸进沉默中，孩子们羞得不敢抬头。“妈妈，”他往椅子后面一靠，大声重复着，把科学硬糅进他们的脑子，“这些都是不愉快的事实，我明白。不过大部分的历史事实都是不愉快的。”

主任回头又说起了小鲁本。有天晚上小鲁本的爸爸（砰！）[1]和妈妈（砰！）不小心忘了关掉小鲁本房里的收音机。

［因为，你必须记住，在那野蛮的胎生繁殖时代，孩子们都是在爸爸（砰！）和妈妈（砰！）身边长大，而不是在国家的条件设置中心长大的。］

在那孩子睡着的时候，伦敦的广播节目突然开始了。第二天早上令他的砰和砰（较为胆大的孩子们偷偷彼此望着傻笑起来）大为吃惊的是，小鲁本醒过来时竟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一个奇怪的老作家的长篇演说。那是少数几个被允许把作品留给我们的老作家之一，名叫乔治·萧伯纳，他正按照一种经考证确实存在过的传统讲述着自己的天才。那些话当然是完全听不懂的，小鲁本背诵时老挤眉弄眼，咯咯地笑着。他们以为孩子发了疯，急忙请来了医生。幸好医生懂得英语，听出了那就是萧伯纳头天晚上广播的那段话。医生明白此事的意义，便写信给医学刊物报告了。

“于是发现了睡眠教育法，或称‘眠教’的原则。”主任故意停顿了一下，引人注意。

原则倒是发现了，但把它运用于有利的实践却是许多许多年以后的事。

“小鲁本的病例，早在我主福帝的T型车[2]推上市场以后不过二十三年就发生了，”说到这里主任在肚子上画了个T字，所有的学生也虔诚地照画，“可是……”

学生们拼命地记着。“睡眠教育，福帝214年正式使用。为什么不在以前使用？理由有二：（a）……”

“这些早期的实验者，”主任说道，“走错了路，把睡眠教育当作了智力培养的手段……”

他身边一个打盹的小孩伸出了右臂，右手在床边无力地垂下了。有声音从一个匣子上的圆格栅里轻轻发出：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是地球上第二长的河。虽然长度不如密西西比——密苏里河，它的流域长度却居世界首位，流经的纬度达三十五度之多……”

第二天早餐时，“汤米，”有人说，“你知道非洲最长的河是什么河吗？”对方摇了摇头。“可是你记得从‘尼罗河是……’开头的那句话吗？”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是——地——球——上——第——二——长——的——河……”话语冲口而出，“虽——然——长——度——不——如……”

“那么现在回答我，非洲最长的河是什么河？”

汤米目光呆钝。“我不知道。”

“是尼罗河，汤米。”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是——地——球——上——第——二——长……”

“那么，哪一条河是最长的呢，汤米？”

汤米急得流眼泪了。“我不知道。”他哭了出来。

主任指明，是他那哭喊使最早的调查人员泄了气，放弃了实验。以后便再也没有尝试过利用睡眠时间对儿童进行尼罗河长度的教育了。这样做很对。不明白科学是关于什么的，是学习不了科学的。

“可是，如果他们进行了道德教育，那就不同了。”主任说着领着路向门口走去。学生们一边往电梯走一边拼命地写着：“在任何情况下，道德教育都是不能够诉诸理智的。”

“肃静，肃静，”他们踏出十四层楼的电梯时，一个扩音器低声说着，“肃静，肃静。”他们每走下一道长廊，都听见喇叭口不疲倦地发出这样的声音。学生们，甚至主任，都不自觉地踮起了脚尖。他们当然都是阿尔法，但就是阿尔法也都是经过了充分的条件设置的。“肃静，肃静”，这断然的命令让十四楼的空气里充满了肃、肃、肃的嘶哑的声音。

他们踮着脚走了五十码，来到一道门前，主任小心翼翼地开了门。他们跨过门槛，进入了一片昏暗，那是个宿舍，百叶窗全关闭了。靠墙摆了一排小床，一共八十张。一片轻柔的有规则的呼吸声和连续不断的喃喃声传来，仿佛是远处微弱的细语。

他们一进屋，一个护士就站了起来，来到主任面前立正。

“今天下午上什么课？”他问。

“开头的四十分钟上《性学初步》，”她回答，“现在已经转入《阶级意识初步》。”

主任沿着那一长排小床慢慢走去。八十个男女儿童舒坦地躺着，轻柔地呼吸着，面孔红润，平静安详。每个枕头下都有轻柔的声音传来。主任停了脚步，在一张小床前弯下身子仔细倾听。

“你说的是《阶级意识初步》吗？我们把声音放大点试试看。”

屋子尽头有一个扩音器从墙上伸出。主任走到它面前摁了摁按钮。

“……都穿绿色，”一个柔和清晰的声音从句子中间开始，“而德尔塔孩子则穿卡其色。哦，不，我不要跟德尔塔孩子们玩。艾普西龙就更糟糕了，太笨，学不会读书写字；他们穿黑色，那是很粗野的颜色。我非常高兴我是个贝塔。”

停顿了片刻，那声音又开始了。

“阿尔法孩子穿灰色。他们的工作要比我们辛苦得多，因为他们聪明得吓人。我因为自己是贝塔而非常高兴，因为我用不着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何况我们也比伽马们和德尔塔们要好得多。伽马孩子都很愚蠢，他们全都穿绿色，德尔塔孩子则穿卡其色。哦，不，我不要跟德尔塔孩子们玩。艾普西龙就更糟糕了，太笨，学不会……”

主任摁回了按钮，声音没有了，只有它的细弱的幽灵还在八十个枕头底下继续絮叨。

“在他们醒来之前，这些话还要为他们重复四十到五十遍；星期四，星期六还要重复。三十个月，每周三次，每次一百二十遍。然后接受高一级的课程。”

玫瑰花和电击，德尔塔们穿卡其色，还加上阿魏树脂的香味——在孩子们能够说话之前，这些东西便不可分割地融合成了一体。但是无声的条件设置是很粗陋的、笼统的，无法把精微的区别和复杂的行为灌输到家。还必须有话语，而且必须是不讲理由的话语。简而言之就是：睡眠教育。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教育和社会化教育的力量。”

学生们把这些全写进了小本子，大人物直接口授的。

主任再度摁响了喇叭。那轻柔的、暗示的、不知疲倦的声音说道：

“……聪明得吓人。我因为自己是贝塔而非常高兴，因为……”

这不太像水滴，虽然水的确能够滴穿最坚硬的花岗岩；要说嘛，倒是像一滴滴的封蜡，一滴一滴落下，粘住，结壳，跟滴落的地方结合在一起，最后把岩石变成了个红疙瘩。

“结果是：孩子们心里只有这些暗示，而这些暗示就形成了孩子们的心灵。还不仅是孩子们的心灵，也是成年后的心灵——终生的心灵，那产生判断和欲望并做出决定的心灵，都是由这些暗示构成的。而这一切暗示都是我们的暗示！”主任几乎因为胜利而高叫了起来。“来自国家的暗示，”他捶了捶最靠近他的桌子，“随之而来的就是……”

一阵噪声使他回过头去。

“啊，福帝！”他换了个调子说道，“我只顾说话了，把孩子们都吵醒了。”

【注释】

[1] 表示对“爸爸”、“妈妈”的厌恶与反感。下同。

[2] T型车：“新世界”以福特为救世主，以福特的T型车上市之年1908年为福帝元年，故后文中改基督徒画十字为福帝信徒画T字。

第三章

外面，花园里已到了游戏的时候。六七百个男孩和女孩在六月的暑热里全脱光了衣服，尖叫着在草地上奔跑、玩球，或是三三两两一声不响地蹲在开花的灌木丛里。玫瑰开得正艳，两只夜莺各自在密林里呢喃，一只杜鹃在菩提树梢开始唱得走了调。蜜蜂和直升机的嗡嗡声使空气里充满了睡意。

主任和学生们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汪汪狗崽离心球”[1]游戏。二十个孩子围着一座克罗米钢塔。一个球扔到塔顶的平台上，滚进塔里，落在一个飞速旋转的圆盘里，再从圆筒状的盒子边的洞里甩出来，孩子们抢着去接。

“多么奇怪，”主任转身走掉时思考着，“在我主福帝的年代里，大部分的游戏设备还只有一两个球、几根棍子，也许加上一张网子，真是奇怪。想想看，竟然会蠢到允许大家玩各种精心设计的游戏，却并不促进他们的消费。这简直是发疯。现在管理人员除非能证明一种游戏需用的设备跟现有的游戏一样复杂精巧，否则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他自己打断了自己。

“那两个小家伙多迷人。”他说时指了指。

在两丛高大的地中海石楠间的一小片草地上，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大约七岁，一个女孩可能大他一岁）正聚精会神地玩着初期的性游戏，像科学家要发现什么奥秘似的。

“迷人，迷人！”主任动情地叫道。

“迷人。”孩子们礼貌地表示同意，那笑却很有点居高临下。他们是前不久才放弃类似的孩子气的玩耍的，看起这两个小家伙来不能不带几分轻蔑。有什么好迷人的？两个娃娃胡闹而已，小娃娃罢了。

“我一向以为……”主任正要以同样的颇为伤感的调子说下去，一阵哇哇大哭打断了他。

附近的灌木丛里出现了一个护士，手里拽着个小男孩，那孩子一边走一边号叫。一个满面焦急的小姑娘踉踉跄跄地跟在护士身后。

“怎么回事？”主任问。

那护士耸耸肩。“没什么大事，”她回答，“这个男孩不大愿意参加平时的性游戏。我以前已经注意过两三次，今天他又犯了。他刚才就叫唤……”

“说真的，”那神色焦急的小姑娘插嘴说，“我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也没有别的意思，真的。”

“你当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亲爱的，”护士安慰她道，“因此，”她转身对着主任说下去，“我要带他到心理总监助理那儿去，看看他是否有什么不正常。”

“很对，”主任说，“你就带他进去吧。你留在这儿，小姑娘。”护士带着那仍在号叫的男孩走掉了。主任说：“你叫什么名字？”

“宝丽·托洛茨基。”

“名字也挺好嘛，”主任说，“快走吧，看你能不能够另外找个男孩跟你玩。”

那小姑娘匆匆地跑掉了，消失在灌木丛里。

“美妙的小东西！”主任望着她说，然后转身对学生们讲，“我现在想要告诉你们的话，”他说，“听起来也许有些难以相信，不过，在你们不了解历史的时候，大部分过去的事听起来的确难以置信。”

他讲出了一些惊人的事实。在我主福帝时代之前很久，甚至那以后好多代，孩子之间的性游戏都是被看作不正常的（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不但不正常，甚至不道德（不会吧！），因此曾经受到严厉的压制。

听他说话的人脸上露出惊讶的、不肯相信的表情。连让可怜的小娃娃快活快活都不行吗？他们简直不能相信。

“就连少年也不准的，”主任接着说道，“就连像你们这样的少年也……”

“不可能！”

“除了一点偷偷摸摸的自恋行为和同性恋之外，绝对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大部分人没有，直到满了二十岁。”

“二十岁？”学生们一起大声叫道，简直难以置信。

“二十岁，”主任重复道，“我告诉过你们，确实令人难以相信。”

“可后来怎么样啦？”学生们问道，“结果呢？”

“结果很可怕。”一个深沉的声音插了进来，叫大家吃了一惊。

他们转身一看。人群旁边站了个陌生人——中等个子，黑头发，鹰钩鼻子，丰满的红嘴唇，黑眼睛，犀利的目光。

“可怕。”那人重复道。

这时主任已经在一条钢架橡胶凳上坐了下来——为了方便，这种长凳在花园里到处都有。但是他一见到那陌生人，便立即跳了起来，伸出两手，跑了上去，露出了他的全部大牙，满脸堆笑。

“总统！多么意外的幸运！孩子们！你们在想什么呀？这就是总统，就是穆斯塔法·蒙德福下[2]。”

中心的四千间屋子里四千座电钟同时敲了四点。喇叭口发出了并非出自血肉的声音：

“前白班下班。后白班接班。前白班下班……”

在去更衣室的电梯上，亨利·福斯特和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助理一见到心理局来的伯纳·马克思，便相当不客气地背过脸，避开了那个名声不好的人。

微弱的嗡嗡声和机器的轻微滴答声仍震荡着胚胎室里猩红的空气。班组交替着，一张张红斑狼疮似的面孔被一张张红斑狼疮似的面孔代替了；传送带永远带着未来的男人和女人庄重地向前运行。

列宁娜·克朗轻快地向门边走去。

穆斯塔法·蒙德福下！敬着礼的学生们眼睛几乎要从脑袋里蹦出去了。穆斯塔法·蒙德！驻跸西欧的总统！世界十大总统之一，十个总统之中的一个……而他坐下了，就在主任旁边的长凳上坐下了，他还要待一会，要待，是的，实际上还要跟他们说话……直接从权威那里听到，直接从福下的嘴巴中听到。

两个穿虾褐色衣服的孩子从旁边的矮树丛里出来，用惊讶的大眼睛望了望他们，又回到树叶丛中快活去了。

“你们都记得，”总统用浑厚低沉的声音说，“你们都记得，我估计，我们的福帝那句出自灵感的美丽的话：历史全是废话。历史，”他慢吞吞地重复道，“全是废话。”

他挥了挥手，仿佛是用一柄看不见的羽毛掸子掸掉了一些微尘。那微尘就是哈拉帕[3]，就是迦勒底的乌尔[4]；一点蜘蛛网，就是底比斯[5]和巴比伦；克诺索斯[6]和迈锡尼[7]。刷。刷——奥德修斯[8]到哪儿去了？约伯[9]到哪儿去了？朱庇特[10]、释迦牟尼和耶稣到哪儿去了？刷——叫作雅典、罗马、耶路撒冷和中王国[11]的古代微尘全都消失了。刷，原来叫作意大利的地方空了。刷，大教堂；刷，刷，李尔王[12]、帕斯卡[13]的思想。刷，激情；刷，安魂曲；刷，交响曲；刷……

“今天晚上要去看感官电影吗，亨利？”命运预定局助理局长问道，“我听说阿罕布拉的那部新电影是第一流的；有一场熊皮毯上的爱情戏，据说非常精彩。熊身上的每一根毛都清清楚楚。最惊人的触觉效应。”

“因此，不给你们上历史课了。”总统说，“不过现在时候已经到了……”主任紧张地望着他。有一些离奇的谣言，说是总统书斋的一个保险箱里藏着一些被禁止的古书。《圣经》、诗歌——究竟是什么，福帝才知道！

穆斯塔法·蒙德红红的嘴唇讥讽地一瘪，迎着他着急的目光。

“没有问题，主任，”总统的口气略带嘲讽，“我不会把他们败坏了的。”

主任惶恐了，不知如何是好。

觉得自己被藐视的人就该摆出藐视人的样子。伯纳·马克思脸上的笑带着轻蔑。熊身上的每一根毛都清清楚楚，的确。

“我要去看看，把它当回事来做。”亨利·福斯特说。

穆斯塔法·蒙德往前探出身子，对他们晃着一根指头。“你们要是能设法体验一下就好了，”他说，那声音把一种奇怪的震颤送进了听众的横膈膜，“设法体验一下自己有一个胎生的母亲是什么感觉吧。”

又是那肮脏的字眼。这一回他们却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笑。

“设法想象一下‘一家团圆’的意义吧。”

他们努力想象了，但显然毫无成效。

“你们知道‘家’是什么意思吗？”

他们都摇头。

列宁娜·克朗从她那阴暗的红色小屋往上升了十七层楼，从电梯出来后又往右拐，然后沿着长廊走去，打开了一道标有“女更衣室”的门，钻进了一片震耳欲聋的、满是乱七八糟的胳臂、胸脯和内衣裤的环境里。热水像洪水一样往一百个浴盆里刷刷地倾注，或是汩汩地流走。八十个真空振荡按摩器正在咝咝地、隆隆地响，同时搓揉着、吮吸着八十个曼妙女性的晒黑的结实的肉体。每个人都放开了嗓子在讲话。组合音响里的超级短号独奏悠扬动听。

“哈罗，范尼。”列宁娜对占有她旁边的挂衣钉和衣箱的年轻妇女说道。

范尼在换瓶车间工作，她也姓克朗，但是因为行星上二十亿居民只有一万个姓，这种偶合不太令人吃惊。

列宁娜拉下了拉链——短外衣的拉链，双手拉下连着裤子的两根拉链，再拉下贴身衣裤，就往浴室走去，鞋袜也没有脱。

家，家——几个小房间，一个男人、一个随时受孕的女人和一群不同年龄的娃娃住在一起，挤得透不过气来。没有空气，没有空间，是一个消毒不彻底的牢房：黑暗，疾病，臭气。

（总统的描述非常生动，有一个男孩比别人敏感，听见那描述不禁苍白了脸，几乎要呕吐了。）

列宁娜出了浴室，用毛巾擦干了身子，拿起一根插在墙上的软管，把管口对准自己胸口，扣动了扳机，好像在自杀——一阵热气喷出，用最细的爽身粉撒满了她全身。澡盆上方有八种不同香水（包括古龙香水）的小龙头，她打开了左边第三个龙头，给自己喷上塞浦路斯香水，然后提起鞋袜走了出去，想找一个空着的真空振动按摩器。

而家却是个不但物质上肮脏而且心理上也肮脏的地方。物质上是个兔子洞，是粪堆，好多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摩擦生热，动着感情，发着臭气。那亲密的关系多叫人窒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是多么危险，多么疯狂，多么猥亵！母亲把她的孩子（哼！她的孩子）疯狂地搂在身边……像母猫护着小猫。不过那猫会说话，会一遍又一遍地叫：“我的乖乖，我的乖乖。”叫个不停，“我的宝贝，啊，啊，小手手在我的胸口抓呢，饿了，饿得不好过了！终于，宝贝终于睡着了，嘴边挂着冒泡的奶水睡着了。我的宝贝睡着了……”

“是的，”穆斯塔法·蒙德点着头说，“能叫你起鸡皮疙瘩！”

“你今天晚上跟谁出去？”列宁娜使用完真空按摩器回来了，她像颗从内部发光的珍珠，发出粉红色的光。

“不跟谁出去。”

列宁娜眉毛一扬，露出惊讶的神情。

“我最近觉得很不舒服，”范尼解释道，“威尔士医生让我吃一点代妊娠素。”

“可你才十九岁。二十一岁以前是不用被迫服用的。”

“我知道，亲爱的，可是有的人开始得早些更好。威尔士医生告诉过我，像我这样骨盆较大的棕色头发的女人，十七岁就可以服用代妊娠素。因此我不但不是早了两年，反倒是晚了两年呢。”她打开了她的橱柜，指着上层架子上的一排匣子和贴有标签的瓶子说。

“妊娠素精糖浆，”列宁娜大声读出了药品的名字，“卵素，保证新鲜，福帝纪元632年8月后不宜服用。乳腺精，每日三次，饭前用水冲服。胎盘素，每三日静脉注射五毫升……啧啧！”列宁娜打了个寒战，“我最讨厌静脉注射！你不讨厌吗？”

“我讨厌，但只要对人有好处……”范尼是个特别懂事的姑娘。

我主福帝——或是我主弗洛伊德，在他谈心理学问题时，因为某种神秘的理由总愿把自己叫作弗洛伊德——我主弗洛伊德第一个揭露出家庭生活藏有骇人听闻的危险。世界充满了父亲——也就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母亲——也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扭曲和矫情，从淫虐狂到贞操癖；世界上充满了兄弟姐妹，叔伯姑婶——也就充满了疯狂与自杀。

“可是，在沿新几内亚海岸的某些岛上，在萨摩亚岛的野蛮人之间……”

热带的阳光像温暖的蜜糖一样照耀在牡丹花丛里淫乐嬉戏的裸体孩子的身上。那儿有二十间棕榈叶盖顶的屋子，其中任何一间都可以做他们的家。在特罗布连人心目中，怀孕是祖先的鬼魂干的事，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父亲。

“两个极端，”总统说，“终于走到了一起。没有错，因为两个极端天生就是会走到一起的。”

“威尔士医生说现在给我三个月代妊娠素，在未来的三四年里对我有说不完的好处。”

“是的，我希望他说得对，”列宁娜说，“但是，范尼，你不会真想说你今后三个月都不打算……”

“哦，不，亲爱的，只不过一两个礼拜，如此而已。我以后晚上就打算在俱乐部玩音乐桥牌混时间了。我猜你是想出去，是吗？”

列宁娜点点头。

“跟谁？”

“跟亨利·福斯特。”

“又是福斯特？”范尼那颇像满月的和善的脸上露出一种生硬的、不以为然的痛苦和惊讶的表情，“你的意思是说你至今还在跟亨利来往？”

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姐妹，可是还有丈夫、妻子、情人，还有一夫一妻制，还有风流韵事。

“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穆斯塔法·蒙德说。

学生们摇摇头。

家庭、一夫一妻制、风流韵事。一切都有排他性，冲动和精力全禁锢在一个狭小的通道里。

“但是人人彼此相属。”他引用睡眠教育的格言做出结论。

学生们点着头，对于在昏暗之中重复了六万二千多次、让他们接受了的这句话着重表示同意，不但同意，而且认为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不容置疑的。

“可是毕竟，”列宁娜在抗议，“我跟亨利一起才四个月左右。”

“才四个月！这话我可真喜欢，还有，”范尼伸出一根指责的指头，“这么长的时间你就只跟亨利一起，没有跟别的人，是吗？”

列宁娜满脸涨得通红，可是她的目光和声调仍然带着挑战，“对，没有跟别的人，”回答几乎是粗野的，“而我的确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跟别人来往不可。”

“哦，她的确不明白为什么非跟别的人来往不可。”范尼重复着她的话，仿佛是对列宁娜左肩后一个什么看不见的人说着，然后她突然改变了语调，“可是说正经的，”她说，“我的确认为你得要多加小心。跟一个男人老这样混下去太不像话了。要是你已经四十岁，哪怕是三十五岁，倒也罢了，可是在你的年龄，列宁娜！那绝对不行！而你分明知道主任是反对感情过热和拖泥带水的。跟亨利·福斯特一过就是四个月，没有别的人——哼，主任要是知道了是会大发雷霆的……”

“想象一下管子里承受着压力的水吧。”学生们立即想象起来。“我要是扎它一钎子，”总统说，“会喷得多厉害！”

他扎了水管二十钎子，二十道小喷泉喷了出来，像撒尿一样。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妈妈！”胡闹有传染性。

“我的爱，我仅有的、唯一的宝贝，宝贵的……”

母亲，一夫一妻制，谈恋爱。喷泉喷得很高。喷泉撒着野，喷着水沫。冲动只有一条路宣泄。我的宝贝，我的孩子！难怪前现代期的这些可怜人会那么疯狂，那么邪恶，那么痛苦。他们的世界就不容许他们舒坦、清醒、道德和快活地对待问题。由于有母亲，有情人，由于他们没有被设定要服从一些禁条，由于诱惑和寂寞的悔恨，由于种种疾病和无穷的孤独所造成的痛苦，由于前途未卜和贫穷，他们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感情。感情既然强烈（何况是孑然一身，处于没有希望的孤独里的感情），他们怎么可能稳定呢！

“当然没有必要放弃他。偶尔跟别人来往一下就行。他也有别的姑娘，是吗？”

列宁娜承认了。

“当然会有的。要相信亨利·福斯特是个十足的君子——永远不会出错，何况还要考虑到主任。你知道他这个人多么坚持……”

“他今天下午还拍了拍我的屁股呢。”列宁娜点点头说。

“对了，你看，”范尼很得意，“那就表示了他所坚持的东西。最严格的传统。”

“稳定，”总统说，“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文明。没有个人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安定。”他的声音像是一支喇叭吹出的，听见那声音使他们觉得自己更高大了，更热忱了。

机器转动着，转动着，还要继续转动，永远转动。机器停止就意味着死亡。十亿人在地球表面上乱跑。轮子开始转动，一百五十年来有二十亿人口。若是让全部轮子停止转动，一百五十个礼拜之后就会只剩下十亿人——那十亿人全饿死了。

轮子必须保持不停地转动，不能没有人管。必须有人管——像枢轴上的轮子一样稳定的人，清醒的人，驯服的人，安于现状的坚定的人。

哭喊：我的宝贝，我的妈妈，我唯一的、仅有的爱儿。呻吟：我的罪恶，我可怕的上帝；因为痛苦而尖叫；因为发烧而呓语；因为衰老和贫穷而呻吟——这样的人能够管理机器吗？既然他们不能够管理机器……可是十亿人是不好埋葬，也不好烧化的。

“归根到底，”范尼带着劝慰的口气说，“除了亨利，再有那么一两个男人并不是什么痛苦或不愉快的事。你既然明白了，就应该放纵一下……”

“稳定，”总统坚持说，“稳定。那是第一的也是最后的需要，因此才有了眼前这一切。”

他挥了挥手，指了指花园、条件设置中心大楼、躲在灌木丛里和在草地上奔跑的赤裸的孩子。

列宁娜摇摇头。“不知道为什么，”她沉思着，“我近来对于放纵不大感兴趣。有时候人是不愿意放纵的。你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吗，范尼？”

范尼点头表示同情和理解。“可是你也得作一些努力，”她说话像说格言，“游戏总得做的，大家毕竟都属于彼此。”

“不错，大家都属于彼此。”列宁娜叹了口气，缓慢地重复着，沉默了，然后抓住范尼的手，轻轻地握了一下，“你说得很对，范尼，总是很对。我会尽力而为的。”

冲动受到阻碍就会横流放肆，那横流放肆的是感觉，是激情，甚至是疯狂。究竟是什么呢？这得取决于水流的力量和障碍的高度与强度。没有受到阻碍的水流就沿着既定的渠道和平地流入静谧的幸福。胚胎饿了，代血剂泵就日夜不停地转，每分钟八百次。换了瓶的胎儿哭了，护士立即拿来外分泌瓶。感情就在欲望与满足的间歇里隐藏。间歇要缩短，打倒不必要的旧障碍。

“幸运的孩子们！”总统说，“为了减轻你们生活中的感情折磨，我们不辞一切辛劳——只要有可能，决不让你们产生感情冲动。”

“福帝在车，”主任念念有词，“天下太平。[14]”

“列宁娜·克朗吗？”亨利·福斯特拉上裤子拉链，回答助理局长说，“哦，她是个非常好的姑娘，极有灵气。可你居然没有得到过她，我很意外。”

“我想不出我怎么会没有得到过她，”命运预定局助理局长说，“有机会我肯定会的。”

换瓶室走道那边的伯纳·马克思偷听到两人的谈话，脸色变苍白了。

“说实话，”列宁娜说，“每天都跟亨利一起，再没有别的东西，我也开始觉得厌倦。”她拉上了左脚的袜子，“你认得伯纳·马克思吗？”她说话时口气过分随便，显然是装出来的。

范尼露出吃惊的神色。“你不会是说……”

“为什么不行？伯纳是个阿尔法加，而且他约过我和他一起到野蛮人保留地去。那地方我一直就想去看看呢。”

“可是他那名声？”

“我为什么非得要管他的什么名声？”

“据说他不喜欢玩障碍高尔夫。”

“据说，据说。”列宁娜嘲笑范尼。

“而且他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过——独自。”范尼的口气带着害怕。

“嗯，可他跟我在一起就不是独自了。而且，大家对他为什么态度那么恶劣？我倒觉得他挺可爱的。”她悄悄地笑了。伯纳那羞涩的态度多么荒谬！几乎是害怕——就好像她是世界总统，而伯纳却是个管理机器的伽马减似的。

“想一想你们自己的生活吧，”穆斯塔法·蒙德说，“你们有谁遇到过无法克服的困难没有？”

回答是沉默，表示否定。

“你们有谁产生了欲望却无法满足，只好忍了很久吗？”

“嗯。”一个孩子想说话，却犹豫了。

“说呀，”主任说，“别让福下等久了。”

“有一次一个姑娘让我等了四个星期才让我得到她。”

“结果是，你感到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吧？”

“冲动得厉害！”

“确切地说是冲动得可怕。”总统说，“我们的祖先是非常愚昧，也缺乏眼光的。最早的改革家出面要让他们摆脱那种可怕的情绪时，他们竟完全拒绝跟他们合作。”

“只把她当个肉体来议论。”伯纳咬牙切齿地说，“在这儿干她，在那儿干她，好像她只是一块肉，把她贬低成了一大块羊肉。她说过她要想一想，这个星期再给我回答。啊，福帝，福帝，我的福帝！”他真恨不得跑上去给他们几个耳光——狠狠地揍，不断地揍。

“对，我真要劝你试试她看。”亨利·福斯特还在说。

“就以人工生殖为例。菲茨纳和川口早已经解决了全部技术问题，可是那些政府看过一眼没有？没有。有一种叫作基督教的东西竟然强迫妇女去怀孕生孩子。”

“他长得太难看！”范尼说。

“可我倒相当喜欢他的样子。”

“而且个子太矮小。”范尼做了个鬼脸。矮小是低种姓的可怕而典型的表现。

“我觉得矮小倒相当可爱，”列宁娜说，“叫人想爱抚他，你知道，像爱抚猫一样。”

范尼大吃一惊。“他们说他在瓶子里时有人犯了个错误——以为他是个伽马，在代血剂里加了酒精，因此阻碍了他的发育。”

“胡说八道！”列宁娜非常气愤。

“事实上睡眠教育在英格兰曾经被禁止过。曾有一种东西叫作自由主义。你们要是知道‘议会’就好了，就是那东西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了睡眠教育。当时的记录还在。上面有好多次关于臣民自由的发言：不称职的自由，受苦的自由，不合时宜的自由。”

“可是，我亲爱的伙计，你是受欢迎的，我向你保证。你是受欢迎的。”亨利·福斯特拍了拍命运预定局助理局长的肩膀，“毕竟大家都是属于彼此的。”

这话重复了四年，每周三个晚上，每晚上一百遍。睡眠教育专家伯纳·马克思想道，六万二千四百次的重复便造就了一个真理。好一对白痴！

“或者拿种姓制度来说。就曾经被不断提出，不断遭到否决。曾有一种东西叫作民主，好像人和人之间除了物理和化学性能平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也会平等似的。”

“好了，我所能说的只是：我打算接受伯纳的邀请。”

伯纳恨这两个人，恨他们俩。但是他们是两个人，而且个子高大强壮。

“九年战争始于福帝141年。”

“就算代血剂里掺了酒精是事实，我也要接受他的邀请。”

“光气，三氯硝基甲烷，碘乙酸乙酯，二苯代胂氰，三氯甲基，氯甲酸酯，硫代氯乙烷……都用上了，氢氰酸自不待言。[15]”

“关于他那话我根本就不信。”列宁娜下了结论。

“一万四千架飞机列队飞行的轰鸣。但是炭疽菌弹在库福思腾丹和巴黎第八区爆炸的声音并不比拍破一个纸口袋的声音大。”

“我的确想去参观参观野蛮人保留地。”

嗯，CH_3C_6H_2（NO_2）3 ＋Hg（CNO）2[16]等于，啊，什么？等于地上的一个巨大的窟窿，一大堆破砖碎瓦，几片肉和黏膜，一条腿飞到天上叭的一声掉下来，落到天竺葵丛里，还穿着靴子——猩红的天竺葵。那年夏天的表演就那么精彩。

“列宁娜，你简直无可救药，我拿你没有办法。”

“俄罗斯使水源感染的技术特别巧妙。”

范尼和列宁娜背对着背，在寂静中继续斗嘴。

“九年战争，经济大崩溃。只能够做选择：或者控制世界或者让它毁灭；或者稳定或者……”

“范尼·克朗也是个可爱的姑娘。”命运预定局助理局长说。

幼儿园里，阶级意识基础课已经上完，那声音是想让未来的工业供应与需求相适应。“我的确喜欢坐飞机，”有个声音在低声说，“我的确喜欢坐飞机。我的确喜欢穿新衣服，我的确喜欢穿……”

“当然，自由主义被炭疽杆菌杀死了，可是你仍然不能光靠武力办事。”

“可她的灵气跟列宁娜差远了，哦，差远了。”

“但是旧衣服很讨厌，”不知疲倦的声音继续说着，“我们总是把旧衣服扔掉。扔掉比修补好，扔掉比修补好，扔掉比……”

“管理得坐着干，不能够打人。你得用头脑、用屁股，而不是用拳头。比如，促进消费。”

“行了，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他的邀请。”列宁娜说，范尼仍然一言不发，身子扭到一边。“咱俩讲和吧，范尼，亲爱的。”

“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年都必须有那么高的消费。为了工业的利益。唯一的结果就是……”

“扔掉比修补好。修补越多，财富越少。修补越多……”

“过不了几天，”范尼难过地强调说，“你就会遇到麻烦的。”

“规模巨大的出自良心的反对。什么都不消费，回到自然。”

“我的确爱坐飞机，的确爱。”

“有回到文化的需求，对，实际上回到文化来。可要是老坐着读书不动，你的消费可就高不了了。”

“我这样子行吗？”列宁娜问。她的衣服是玻瓶绿色的人造丝，袖口和领子则是绿色的粘胶纤维毛皮。

“八百个朴素生活派成员倒在机枪之下，在高尔德草场。”

“扔掉比修补好，扔掉比修补好。”

绿色的灯心绒短裤和白色粘胶毛袜子脱到了膝盖以下。

“后来又出现了大英博物馆大屠杀。对两千个文化迷施放了二氯二乙硫醚[17]。”

列宁娜的眼睛被一顶绿白相间的骑手帽遮住，皮鞋也是绿色，擦得锃亮。

“最后，”穆斯塔法·蒙德说，“总统们意识到使用武力并不是办法，于是采取了缓慢但是绝对可靠的人工生殖法、新巴甫洛夫条件设置法和睡眠教育法……”

她腰上围了一条嵌银的绿色人造摩洛哥皮“药囊带”，略微隆起。列宁娜不是不孕女，“药囊带”上有定时渗入的避孕药。

“菲茨纳和川口的发现终于得到采纳。掀起了一场深入的反对怀孕生育的宣传……”

“无懈可击！”范尼激动地叫了起来，她对列宁娜的魅力从来无法长久抵抗，“这条马尔萨斯带[18]可爱得没法说！”

“同时掀起了一场反对过去的运动，关闭了博物馆，炸毁了历史纪念建筑（幸好那些建筑在九年战争时大部分已经毁灭），查禁了福帝纪元150年以前的一切书籍。”

“我非得弄一条像这样的带子不可。”范尼说。

“比如，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作金字塔。”

“我那条黑色的专利皮带……”

“还有个人叫作莎士比亚，你们当然没有听说过。”

“我那条带子绝对是一种耻辱。”

“这就是真正的科学教育的好处。”

“越缝越穷，越缝越……”

“我主福帝第一辆T型车出现那年……”

“我用这腰带快三个月了。”

“就被定为新纪元的开始。”

“扔掉比修补好；扔掉比修补好。”

“我以前说过，有个东西叫作基督教。”

“扔掉比修补好。”

“是低消费的伦理学和哲学……”

“我喜欢新衣服，我喜欢新衣服，我喜欢……”

“在低消费时代基督教非常重要，但是在机器和氮合成时代它肯定就成了反社会的罪行。”

“是亨利·福斯特给我的。”

“于是，所有的十字架都被砍掉了头，成了T字架。还有个东西曾叫作上帝。”

“那是真正的人造摩洛哥皮。”

“我们现在是在世界国里。我们庆祝福帝日，有社会本分歌，还有团结祈祷。”

“福帝我主，我多么讨厌他们！”伯纳·马克思想。

“那时有一个东西叫作天堂，可是人们仍然喝非常大量的酒。”

“只把她当作肉体，那种肉体。”

“那时有个东西叫作灵魂，还有个东西叫作永恒。”

“你一定要问问亨利，他是在哪儿买的。”

“可是他们那时候常使用吗啡和可卡因。”

“而更糟糕的是她也把自己看作是肉体。”

“福帝纪元178年有两千个药剂师和生化学家得到了资助。”

“他的确是闷闷不乐的样子。”命运预定局助理局长指着伯纳·马克思说。

“六年以后那十全十美的药品就投入了商业性生产。”

“我们来逗他一下……”

“它能够产生飘飘欲仙、醉意蒙眬的美妙幻觉。”

“闷闷不乐，马克思，闷闷不乐。”肩膀上一拍，他吓了一跳，抬头看去，就是那个粗汉亨利·福斯特，“你需要的是一克唆麻[19]。”

“具有基督教和酒精的一切好处，却没有两者的坏处。”

“我主福帝！我真恨不得杀了他！”可是他只说了一句“谢谢，我不需要”，便推开了递给他的那一管药片。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给自己放个假，摆脱现实，回来的时候头疼和神话便都消失了。”

“吞吧，”亨利·福斯特坚持说，“吞吧。”

“实际上稳定就得到了保证。”

“只需吞下一小片，十种烦恼都不见。”助理局长引用了一句睡眠教育的朴素格言。

“然后就只剩下了一件事：征服衰老。”

“去吧，去吧！”伯纳·马克思说。

“喔唷，喔唷。”

“性荷尔蒙，输入年轻的血液，镁盐……”

“记住，唆麻吞一片，立即脱苦难。”他们俩笑着走了出去。

“老年生理的衰迈迹象全都消除。当然，随之而消除的还有……”

“别忘记了问他那条马尔萨斯带的事。”范尼说。

“还有老年的一切心理特征。性格是终身不变的。”

“……然后打两局障碍高尔夫，消磨掉黄昏前的时光。我一定要坐飞机。”

“工作，游戏——我们的精力和口味到了六十岁还和那时的人十七岁时一样。在苦难的旧日子里老年人总喜欢消极，退却，相信宗教，靠读书和思考混日子，思考！”

“白痴，猪猡！”伯纳·马克思沿着走廊向电梯走去，自言自语道。

“而现在——这就是进步了——老年人照样工作，照样性交，寻欢作乐，没有空闲，没有丝毫的时间坐下来思考。或者，即使由于某种不幸的偶然，在他们的娱乐消遣里出现了空当，也永远会有唆麻，美味的唆麻，半克就是半个假日，一克就是一个周末，两克就是一次辉煌的东方旅游，三克唆麻就是一次月球上昏昏沉沉的永恒。从那儿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空当，每天脚踏实地、安安稳稳地工作和娱乐，看完一部感官片又赶下一部感官片，从一个有灵气的姑娘到另一个有灵气的姑娘，从电磁高尔夫球场到……”

“走开，小姑娘。”主任愤怒地叫道，“走开，小娃娃！你们没有看见福下忙着吗？去，去，到别的地方玩你们的性游戏去。”

“让小家伙们玩吧。”总统说道。

机器轻微地嗡嗡响着，传送带缓慢庄严地前进，每小时三十三公分。暗红里无数红宝石闪着微光。

【注释】

[1] 是一种游戏的名字，带儿童游戏的意味，但也为大人使用。

[2] 是“福特”与“阁下”的混合，最高的尊称，原文为Fordship，是Ford（福特）与lordship（阁下）的混合。

[3] 哈拉帕：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一部分。时间在公元前2500——前1500年左右。有碉堡、宫殿、谷仓等建筑物遗址，在今巴基斯坦。

[4] 迦勒底的乌尔：迦勒底是古代巴比伦的一省，乌尔是古代苏美尔人建立的一个城市，属迦勒底。

[5] 底比斯：古代希腊的名城，在今希腊中部偏东。

[6] 克诺索斯：古希腊城市，是米诺斯文明的中心，在今希腊克里特岛北部。

[7] 迈锡尼：古希腊城市，在伯罗奔尼撒岛东北。

[8] 奥德修斯：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角。

[9] 约伯：《圣经》人物，以备受折磨仍笃信上帝而著名。

[10] 朱庇特：罗马神话里的主神。

[11] 中王国：埃及的一个王国，又叫中央王国，约在公元前2055——前1650年。

[12] 李尔王：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的主角。

[13] 帕斯卡（1623——1662）：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14] 福帝在车，天下太平，意如：上帝在天，天下太平。

[15] 以上一连串化学药品都是毒气：窒息性瓦斯（如光气）、腐蚀性瓦斯、催泪性瓦斯之类。

[16] 这个反应式是烈性炸药三硝基甲苯加雷酸汞。

[17] 即芥子气，一种腐蚀性毒气。

[18] 马尔萨斯带：避孕带。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1766——1834）认为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呈几何级数增长，前者总落后于后者，所以主张限制人口。

[19] 唆麻：古印度《吠陀经》里所说的一种麻醉性的植物液汁，这里借以指一种麻醉剂。

第四章

1

电梯里满是从阿尔法换瓶间里来的人。列宁娜一进门就有好几个人向她点头微笑，打着招呼。这个姑娘人缘很好，几乎和他们每个人都偶尔睡过觉。

都是些可爱的小伙子，她回答他们的招呼时心想。迷人的小伙子！不过，她仍然希望乔治·艾泽尔的耳朵没有那么大（他也许是在三百二十八公尺时多接受了一点甲状腺素？），而看见本尼托·胡佛时，她又不禁想起他脱光衣服后身上过多的毛。

她转过因想起本尼托拳曲的黑毛而显得不高兴的目光，在一个角落里看见了伯纳·马克思瘦削的身躯和忧郁的脸。

“伯纳！”她向他走近了一步，“我刚才还在找你。”她清脆的声音压过了电梯的嗡嗡声。别人好奇地转脸看着他们。“我想和你谈谈我们去新墨西哥的计划。”她在眼角扫见了本尼托·胡佛惊讶得张大了的嘴，那嘴叫她心烦。“他没有想到我没有再约他去！”她心想。然后她放开了嗓子，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地说：“我真喜欢在六月份跟你去待一个礼拜。”她说下去。（总之，她在公开表示出对亨利的不忠实，范尼应该高兴了，即使表示的对象是伯纳。）“没有错，”列宁娜对他露出了她最含情脉脉的美妙的微笑，“如果你还想要我的话。”

伯纳苍白的脸泛起了红晕。“干吗脸红？”她有些莫名其妙，也惊讶，却也为自己的魅力引来的这种礼赞所感动。

“我们俩另外找个地方谈谈如何？”他结结巴巴地说，表情不自然得可怕。

“好像我说了什么吓人的话似的，”列宁娜想道，“哪怕我开了个肮脏的玩笑——比如问起他的母亲是谁什么的，他也不会更生气的。”

“我的意思是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慌乱得说不出话来。

列宁娜的笑很坦然，毫无恶意。“你多么好笑！”她说，她的的确确觉得他好笑，“请你提前一个星期通知我，好吗？”她换了一种口气，“我估计我们是乘蓝色太平洋号火箭。从查令T字街大厦[1]起飞，是吗？要不然是从汉普斯特德起飞？”

伯纳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电梯已经停了。

“屋顶到了！”一个刺耳的声音叫道。

电梯工长得像猴，小个子，穿黑短褂，那是半白痴艾普西龙减们穿的。

“屋顶到了！”

他砰的一声打开大门，午后阳光的温暖和明亮让他一震。“哦，屋顶到了！”他再次带着狂欢的口气说，仿佛猛然从人事不省的昏沉里快活地醒了过来，“屋顶到了。”

他抬头望着客人们的脸笑了，带着有所期待的崇拜，像条狗。客人们说说笑笑地走进阳光里。电梯工望着他们。

“是上屋顶吧？”他疑问地重复了一句。

一声铃响，电梯天花板上传出扩音器的声音，发出了命令，十分轻柔却也威严。

“下行！”那声音说，“下行。十八楼。下行，下行。十八楼。下行……”

电梯工砰的一声关上门，一按按钮，电梯立即往梯井里嗡嗡响着的暗处掉了下去，那是他所习惯的黑暗。

房顶温暖而明亮。直升机嗡嗡地飞，飞得夏日的午后睡意蒙眬。火箭飞机从五六英里外的晴朗的天空急速掠过，虽然看不见，它那更加深沉的轰鸣却仿佛是在抚摩着柔和的空气。伯纳·马克思做了一个深呼吸，抬头看了看天空，再看了看四周蓝色的地平线，最后看到了列宁娜的脸。

“多么美丽呀！”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她带着最为深沉的同情对他理解地笑了。“玩障碍高尔夫再好也没有了，”她欢快地回答，“现在我要飞了，伯纳，老叫亨利等着是会惹他生气的。定好了日期可要及时通知我哟。”她挥着手迈过平坦广阔的屋顶向飞机库走去。伯纳站着，望着离去的白袜的闪光；望着她那晒黑的膝盖矫健地伸直，弯曲，再伸直，再弯曲；望着玻瓶绿的短外衣下那裹身的灯心绒短裤。他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我要说她真漂亮。”他身后一个声音快活地叫道。

伯纳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本尼托·胡佛正低着他那胖乎乎、红扑扑的脸望着他笑——显然是发自内心的笑。本尼托是以温和著名的，大家都说他大概一辈子不必使用唆麻。坏心眼呀，怪脾气呀，能弄得别人非休假不可的东西对他却从来不起作用。在本尼托面前现实永远阳光灿烂。

“而且有灵气。多有灵气！”然后他换了一个调子，“可是我说，”他接下去，“你确实一脸忧郁，你需要的是一克唆麻，”他右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小瓶子，“只需吞下一小片，十种烦恼都不见……可是我说！”

伯纳已突然转身匆匆走掉了。

本尼托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感到茫然，摇了摇头，认定关于那可怜家伙的代血剂里放进了过多酒精的故事是真的，“影响了脑袋，我看是。”

他放开了唆麻瓶，掏出了一包性荷尔蒙口香糖，塞了一片到嘴里，一边纳闷一边慢慢走向飞机库。

亨利·福斯特已经把他的飞机从机库里推出，列宁娜来到时，他已坐进了驾驶舱等候着。

“晚了四分钟。”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她上了飞机，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亨利发动引擎，直升机螺旋桨挂上了挡。飞机垂直射入天空。亨利一加速，螺旋桨尖叫起来，轰鸣声从大黄蜂变成了黄蜂，再从黄蜂变成了蚊子。速度计表明他们正以大约每分钟两公里的速度上升。伦敦在他们身下猛然缩小。几秒钟之内巨大的平顶建筑便如一片片几何图形的蘑菇，挺立于公园和花园的绿色之上。其中有一个小一点的细茎蘑菇，更高更长，向空中擎起一个亮闪闪的水泥圆盘，那就代表查令T字街大厦。

他们头上是巨大蓬松的云朵，犹如几个神话力士的模糊的胴体垂在蔚蓝的空中，高耸在他们头上。一个鲜红的小虫突然嗡嗡鸣叫着从一个力士身子里往下降落。

“那就是红色火箭，”亨利说，“刚从纽约飞到。”他看看表，“迟到了七分钟，”他摇了摇头补充道，“这些大西洋航班——的确误了点，太丢脸了。”

他一松脚下的加速器，头顶上螺旋桨的轰鸣声降低了八度半，从大黄蜂变成了黄蜂、蜜蜂、金龟子、鹿角虫。飞机上升的冲刺减缓下来，不一会儿他们便一动不动地悬在了空中。亨利推了一根杠杆，咔的一声，他们前面的螺旋桨开始了旋转。起初很缓慢，渐渐变快，最后眼前便成了一片圆形的光雾，悬浮平飞的高速风叫得越发尖厉了。亨利的眼睛盯住转速盘，见那指针指到一千二，便松开了上升螺旋桨。飞机已有足够的前冲量靠机翼维持飞行。

列宁娜透过两腿之间的地板窗户看下去。他们正在六英里的公园地带上空飞过，那一地带把伦敦中心区和第一卫星郊区分隔开来。绿色地带上的缩小了的人群像是蛆虫。树林里闪亮着无数汪汪狗崽离心游戏塔，犹如森林。牧人灌木丛附近，两千对贝塔减正在进行黎曼曲面[2]网球混合双打。从诺丁山到维尔施登的干道两旁是五号自动扶梯球场。依林运动场上一场德尔塔体操表演和社会歌曲演唱正在进行。

“卡其色是多么丑陋的颜色。”列宁娜表达了她从睡眠教育获得的阶级偏见。

杭斯洛感官片摄制厂占地七公顷半，附近有一支穿黑色卡其制服的劳动者[3]队伍正为西大路重新铺设玻璃而忙碌。他俩飞过时，一个坩埚刚好打开，熔化的玻璃发出刺目的强光滚滚流向路面。石棉压路机碾来碾去，绝缘洒水车后蒸腾起一片白雾。

布冷福德的电视机工厂简直像一个小市镇。

“他们准是在换班。”列宁娜说。

淡绿色的伽马姑娘和黑衣的半白痴们像蚜虫和蚂蚁一样在门口挤来挤去，有的在排队，准备上单轨电车。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的是桑葚色的贝塔减[4]。主楼顶上直升机或升或降，一片繁忙景象。

“说心里话，”列宁娜说，“幸好我不是个伽马。”

十分钟后他们已来到斯托克波吉，玩起了第一局障碍高尔夫。

2

伯纳匆匆走过屋顶，眼睛大体望着地下，偶然见了人也立即悄悄躲开。他像是被敌人追捕，却不愿意看见追捕者，因为怕他们的样子比预想的更可怕。这就把他自己弄得更为内疚，更加无可奈何地孤独。

“那个可怕的本尼托·胡佛！”可那人的用心原本是好的，这就使他的处境更糟糕。用心良好的人跟居心不良的人做法竟然完全一样，就连列宁娜也让他痛苦。他记得那几星期畏怯犹豫的日子，那时他曾经希冀、渴望有勇气问问她，却又绝望了。他有勇气面对遭到轻蔑拒绝的羞辱吗？可她如果竟然同意了，他又会狂喜到什么程度！好了，她现在已经对他明确表态了，可他仍然难受——因为她居然认为那天下午最好是用来打障碍高尔夫，而且跟亨利·福斯特一溜烟跑掉了。他不愿在公开场合谈他俩之间最秘密的私事，她居然觉得好笑。总之，他难受，因为她的行为只像个健康的、有道德的英格兰姑娘，毫无其他独特的与众不同之处。

他打开自己的机库，叫来两个闲逛着的德尔塔减随从把他的飞机推到屋顶上去。机库的管理员是同一组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多生子，一模一样地矮小、黧黑、狰狞。伯纳像一个对自己的优越性不太有把握的人一样发出命令，口气尖厉，带着几分傲慢，甚至有些气势汹汹。伯纳对跟种姓低的人打交道有非常痛苦的经验，因为不管原因何在，伯纳的身体并不比一般的伽马好。关于他代血剂里的酒精的流言大有可能是确有其事，因为意外总是会发生的。他的个子比标准阿尔法矮了八公分，身体也相应单薄了许多。跟下级成员的接触总让他痛苦地想起自己的这种身体缺陷。“我是我，却希望没有我。”他的自我意识很强烈，很痛苦。每一次他发现自己平视着（而不是俯视着）一个德尔塔的脸时便不禁感到受了侮辱。那家伙会不会以对待我的种姓应有的尊重对待我？那问题叫他日夜不安，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伽马们、德尔塔们和艾普西龙们[5]经过一定程度的条件设置，总是把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和个子的大小挂钩。实际上，由于睡眠教育，有利于大个子的偏见普遍存在，因此他追求的女人嘲笑他，跟他同级的男人拿他恶作剧。种种嘲笑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既以局外人自居，他的行为举止也就像个局外人了，这就更加深了别人对他的偏见，加剧了他身体缺陷所引起的轻蔑和敌意，从而又反过来加深了他的局外感和孤独感。一种怕被轻视的长期畏惧使他回避他的同级人，使他在处理下级问题时产生很强烈的自尊意识。他多么妒忌亨利·福斯特和本尼托·胡佛呀！那些人要一个艾普西龙服从时，并不需要大喊大叫，把自己的地位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种姓制度里如鱼得水，悠然自得，没有自我意识，对自己环境的优越和舒适也熟视无睹。

他仿佛觉得那两个随从把他的飞机推上屋顶时有点不大情愿，动作慢吞吞的。

“快点！”伯纳生气地说。有个随从瞟了他一眼。他从那双茫然的灰白的眼里觉察到的是一种畜生般的藐视吗？“快点！”他喊叫得更大声了，声音里夹着一种难听的干涩。

他上了飞机，一分钟后已向南边的河上飞去。

几个宣传局和情绪工程学院都在舰队街一幢六十层的大楼里。那楼的地下室和下面几层由伦敦的三大报纸《每时广播》（一种供高种姓阅读的报纸）、浅绿色的《伽马杂志》和卡其色的全部使用单音节字的《德尔塔镜报》的印刷厂和办公室占用。往上分别是电视宣传局、感官电影局和合成声与音乐局——一共占了二十二层。再往上是研究实验室和铺设软地毯的房间——是供录音带写作的作家和合成音乐作曲家精心推敲的地方。最上面的十八层楼全部由情绪工程学院占用。

伯纳在宣传大厦楼顶降落，下了飞机。

“给下面赫姆霍尔兹·华生先生打个电话，”他命令门房的伽马加，“通知他伯纳·马克思在屋顶上等候。”

他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

电话打来时，赫姆霍尔兹·华生先生正在写作。

“告诉他我立刻就来，”他说毕挂上了话筒，然后转身对秘书说，“我的东西就交给你收拾了。”他对她那明媚的微笑不予理会，仍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着话，同时站起身子，迅速来到了门边。

赫姆霍尔兹·华生先生身体壮实，深厚的胸膛，宽阔的肩头，魁梧的个子，可是行动迅速，步履矫捷而富于弹性。他的脖子像一根结实的圆柱，撑起一个轮廓美丽的头。他有着深色的鬈发，五官棱角分明，的确漂亮非凡，引人注目。正如他的秘书不知疲倦地重复的那样：每一公分都是个阿尔法加。他的职业是情绪工程学院写作系的讲师，业余又从事教育活动，是个在职的情绪工程师。他定期为《每时广播》写稿，写感官片脚本，而且精通写口号和睡眠教育顺口溜的奥妙。

“能干，”他的上司对他的评价是，“也许，”说到此他们便摇摇头，含义深刻地放低了嗓门，“过分能干了一点。”

是的，过分能干了一点，他们没有错。智力过高对于赫姆霍尔兹·华生所产生的后果跟生理缺陷对于伯纳·马克思所产生的后果颇为相似。骨架太小肌肉太少让伯纳和他的伙伴们疏远了。从一切流行标准看来，那种疏远都是心灵所难以承受的，于是他和他们之间疏远得更厉害了。而使赫姆霍尔兹极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孤独的，则是他的过分能干。两人共同的感觉都是孤独。可是有生理缺陷的伯纳感到孤独的痛苦已经有一辈子；而赫姆霍尔兹·华生意识到自己过分聪明、跟周围的人形成差异却是新近的事。这位自动扶梯手球冠军，这位不知疲倦的情人（据说他四年不到就有过六百四十个不同的姑娘），这位可敬的委员、交际能手最近才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游戏、女人、社交对他而言只能算是第二等的好事。实际上（也是根本上）他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正是伯纳要来跟他讨论的问题——或者说，要来听他再谈谈的问题，因为谈话的永远是赫姆霍尔兹。

赫姆霍尔兹一跨出电梯便受到三个迷人的姑娘的拦路袭击——她们刚踏出了合成声宣传局。

“哦，赫姆霍尔兹，亲爱的，晚饭时一定到老荒原来吧，跟我们一起野餐。”她们缠住他乞求道。

他摇摇头，从姑娘们中挤了出来。“不行，不行。”

“别的男人我们一个都不请。”

但就连这样动人的承诺也打不动赫姆霍尔兹。“不行，”他仍然说，“我有事。”说完便径直走掉了。姑娘们跟在他身后，直到赫姆霍尔兹上了伯纳的飞机，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才放弃了追逐。她们对他并非没有抱怨。

“这些女人！”飞机升上天空，赫姆霍尔兹说，“这些女人，”他说话时摇着脑袋，皱起眉头，“真叫人吃不消！”伯纳假惺惺地表示同意，说话时倒恨不得也像赫姆霍尔兹一样能够有那么多姑娘，那么少烦恼。一种自我吹嘘的迫切需要突然攫住了他。“我要带列宁娜到新墨西哥州去。”他竭力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

“是吗？”赫姆霍尔兹毫无兴趣地回答，稍停之后他又说了下去，“前一两周我谢绝了所有的委员会会议和所有的姑娘。姑娘们为了这个在学院里大吵大闹，那场面你简直难以想象。不过，倒还是值得的。其结果是……”他犹豫了一下，“总之，她们非常奇怪，非常奇怪。”

生理上的缺陷可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过分负担，那过程似乎也能够反过来起作用。心理上的过分负担为了它自身的目的也可能蓄意孤立自己，从而造成自觉的盲目和聋聩，人为地产生禁欲主义的性无能。

短暂的飞行剩下的部分是在沉默里度过的。他俩来到伯纳的房间，在气垫沙发上舒舒服服地伸展开来之后，赫姆霍尔兹又开始说话。

话说得很慢。“你曾经有过这种感觉没有，”他问道，“你身子里好像有了什么东西，一直等着你给它机会宣泄。某种过剩的精力，你不会使用的精力——你知道，就像所有的水都流成了瀑布，并没有冲动涡轮，你有过这种感觉没有？”他带着疑问望着伯纳。

“你是说，如果情况不同人们可能产生的感觉？”

赫姆霍尔兹摇摇头。“不完全是。我想的是我有时候产生的一种奇怪感觉，一种我有重要的话要说，也有力量说它的感觉——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重要的话，那力量也使不出来。如果能够用什么不同的话把它描述出来的话……或是用别的什么办法写出来的话……”说到这里他忽然打住了，“你看，”他终于又说，“我还是擅长说话的——我说的话能够刺激得你猛然蹦起来，几乎像坐到了针尖上。我的话似乎那么新，那么尖锐，虽然都是些睡眠教育里的明显道理。可那似乎还不够，光是词句好还是不够的，还得意思好才行。”

“可是你说的东西都是好的，赫姆霍尔兹。”

“哦，行得通的时候倒还好，”赫姆霍尔兹耸了耸肩，“可是我的话不大行得通。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话并不重要。我觉得我可以做的事要重要得多。是的，是些我更为迫切地、强烈地想做的事。可那是什么事？我是说：什么东西更重要？别人要求你写的东西，怎么可能让你迫切得起来？话语就像X光，使用得当能穿透一切。你一读就被穿透了。那是我努力教给学生的东西之一——怎样写作才能够入木三分。可是叫一篇论《本分歌》或是写香味乐器最新改进的文章穿透，又有什么意思！而且，写那些玩意，你的话真能够入木三分吗？真能够像最强烈的X射线吗？没有意义的东西你能写出意义来吗？我的意思归根到底就是这样。我曾经一再努力……”

“小声点！”伯纳突然伸出一根指头警告，两人听了听。“我相信门口有人。”他低声说。

赫姆霍尔兹站了起来，踮起脚尖穿过房间，猛然甩开了大门。当然没有人。

“对不起，”伯纳说，他感到难堪、不自然，满脸尴尬，“我大概是精神负担过重。别人怀疑你，你也就会怀疑别人的。”

他用手擦了擦眼睛，叹了一口气，声音很伤感，他在为自己辩解。“你要是知道我最近受到的压力就好了。”他几乎要流泪了，一种自怜之情犹如泉水一样汹涌而出，“你要是知道就好了！”

赫姆霍尔兹·华生带着某种不安听着。“可怜的小伯纳！”他心想，同时也在为他的朋友感到惭愧，他希望伯纳能表现出更多的自尊。

【注释】

[1] 伦敦原有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在书中的新世界里，十字被砍成了T字，所以叫查令T字街。

[2] 黎曼曲面：德国数学家黎曼设想出的一种曲面，其中没有平行线，上面的直线都会相交。

[3] 穿黑色制服的是半白痴的艾普西龙。

[4] 贝塔是高种姓，贝塔减是高种姓里的最低级，大概做基层管理工作。

[5] 伽马、德尔塔、艾普西龙：这三个种姓是低种姓，干体力劳动。

第五章

1

八点钟天色渐渐暗去，斯托克波吉俱乐部大楼高塔上的扩音器开始宣布游戏结束，那男高音是超越人类的。列宁娜和亨利玩完游戏，回俱乐部去。内外分泌联合会的牧场上传来数千头牛的叫声。那些牲畜把荷尔蒙和牛奶提供给贝恩汉皇家森林那座巨大的工厂，作为原料。

暮色里塞满了直升机断续的嗡嗡声。每隔两分半钟就有铃声和汽笛声宣布一列轻便单轨火车开出，那是运载下层种姓的球客们从各个高尔夫球场回都市去的。

列宁娜和亨利上了飞机出发了。亨利在八百公尺高处放慢了直升机螺旋桨的旋转速度，两人在逐渐暗淡的景物上空悬挂了一两分钟。贝恩汉的山毛榉林犹如一片浓黑的巨大沼泽，往西天明亮的岸边伸展。地平线上的落日余晖一片鲜红，往上渐渐转为橘红色和黄色，直到浅淡的湖绿色。往北望去，森林外的天空里，二十层楼的内外分泌工厂的窗户里的灯光全部亮了，闪耀着炽热电光的灿烂。往下是高尔夫球俱乐部大楼，亦即低种姓的巨大营房。隔离墙那边是保留给阿尔法和贝塔们的较小的房舍。通向单轨火车的路上黑压压地挤满了像蚁群一样活动的低种姓人。一列火车从玻璃的拱门下灯火通明地开进了露天里。两人的眼睛随着火车越过了黑暗的平原，被羽蜕火葬场巍峨的大楼吸引了去。为了夜间飞行的安全，火葬场四个高烟囱都有辉煌的泛光照耀，顶上还装有红色的警灯，警灯同时也是里程符号。

“烟囱上为什么有阳台样的东西围绕？”列宁娜问。

“磷回收，”亨利简短地说，“气体在升上烟囱时要经过四道不同的工序。过去五氧化二磷都在人体烧化时流失了，现在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八都能回收。一个成年人的尸体能回收到一公斤半以上。光是在英格兰每年回收的磷就多达四百吨。”亨利得意扬扬地说，他为这种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仿佛那是自己的成绩，“想到我们死了之后还能继续对社会做贡献，帮助植物生长，那是很愉快的。”

此时列宁娜已经望着别处。她正俯瞰着单轨火车站。“是的，”她同意，“可奇怪的是：阿尔法和贝塔们死去之后，为什么不能比低种姓的伽马、德尔塔和艾普西龙营养更多的树木呢？”

“从物理化学上说，人类是天生平等的，”亨利说话像格言，“而且，即使是艾普西龙的贡献也都必不可少。”

“即使是艾普西龙……”列宁娜想起了一件事。那时她还是小姑娘，还在学校里读书，她半夜醒来，第一次意识到了在她每次入睡后萦绕着她的那种细语。她眼前出现了那月光，那排小白床；听见了那轻悄的柔和的细语（那声音依然在耳，经过了那么多个长夜的一再重复，她没有忘记，也无法忘记）。那细语在说：“每个人都为每个别的人工作。没有别的人我们是不行的。即使是艾普西龙也有用处，没有艾普西龙我们也是不行的。每个人都为每个别的人工作，没有别的人我们是不行的……”列宁娜记起了她第一次所感到的震惊和意外。她猜测了半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听着那永远重复的话语，她的心灵逐渐舒坦起来，舒坦起来，平静下去，于是睡意悄悄到来。

“我估计艾普西龙们并不真的在乎当艾普西龙。”她大声说道。

“他们当然不在乎。他们怎么会在乎呢？他们并不知道做其他种类的人的感觉。而我们当然是会在乎的，可是，我们接受了不同的条件设置，何况遗传也根本不同。”

“我很高兴不是个艾普西龙。”列宁娜深信不疑地说。

“可你如果是个艾普西龙，”亨利说，“你的条件设置就会让你感谢福帝，不亚于自己是个贝塔或阿尔法的时候。”他给前飞推进器挂上挡，让飞机往伦敦城飞去。他们背后，西方的深红与橘红已然淡去，漠漠的乌云爬上了天顶。越过火葬场时，从高高的烟囱中升起的热气把飞机抬升了起来，直到飞进下降的冷空气气流里，才又突然沉降。

“多么有趣的沉浮！”列宁娜快活地笑了。

可是亨利的调子一时却几乎是忧伤的。“你知道那升降是什么意思吗？”他说，“那意味着一个人最终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变作了一股热气，升了上来。要是能够知道那是什么人，一定会很有趣的——是男人，是妇女，是阿尔法，或是艾普西龙……”他叹了口气，然后以一种坚决的快活的声音总结道，“总之，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不管他原来是什么，他活着的时候是幸福的。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

“是的，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列宁娜重复道。他俩每天夜里听这话重复一百五十次，已经听了十二年。

亨利的公寓在西敏寺，有四十层楼，他们在楼顶降落下来，径直往餐厅走去。他俩在那儿跟一群喧嚣快活的伙伴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餐。唆麻跟咖啡同时送上。列宁娜吃了两个半克，亨利吃了三个。九点二十分两人横过了大街，来到新开的西敏寺歌舞餐厅。那天晚上差不多没有云，也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幸好这叫人沮丧的事实没有让列宁娜和亨利注意到，因为天空的灯光招牌有效地掩饰了天外的黑暗。“加尔文·司徒普率十六位色唆风[1]手演出。”巨大的字体在西敏寺新的门面上闪着诱惑的光：“伦敦最佳色香乐队演奏最新合成音乐。”

两人进了场。龙涎香和檀香的气味不知道怎么使空气似乎又热又闷。设色器在大厅的拱形天花板上画出了一幅赤道落日的景象。十六位色唆风手正演奏着一支人们喜爱的老曲子：“全世界呀，就没有这样的瓶子，能够比上你呀，我亲爱的小瓶子。”四百对舞伴在光滑的地板上跳着五步舞。列宁娜和亨利立即结成了第四百零一对。色唆风呜咽着，像猫在月光下和谐地对叫。女中音和男高音呻吟着，仿佛经历着那小小的死亡。双方的颤抖的和鸣有着丰富的和声，逐渐升向高潮，越升越高，越升越高——终于，指挥一挥手，最后的粉碎性的仙乐软了下来，直叫那十六个尘世的号手魄散魂销。降A大调雷霆怒吼，随即逐渐下落，diminuendo[2]以四分之一音阶逐渐下滑，下滑，几乎没有了声音和亮光，下滑为极轻柔的耳语似的主和弦。那和弦回环往复（四五拍子的旋律仍在背后搏动），把强烈的企盼赋予了昏沉中的每一秒钟。最终，企盼满足了，突然出现了旭日东升的景象，十六种声音同时高声歌唱：

我的瓶子呀，我永远需要的瓶子！

我的瓶子呀，我为何要换瓶出世？

在你的怀里呀，天空一片蔚蓝，

在你的怀里呀，永远有和风丽日；

因为

全世界呀，就没有这样的瓶子

能够比上你呀，我亲爱的小瓶子。

列宁娜和亨利跟别的四百对舞伴一起在西敏寺转着圈跳着五步舞时，也漫舞于另外一个世界——那温馨的、绚丽的、友爱缠绵的唆麻假日的世界。每一个人是多么和善，多么漂亮，多么风趣可爱呀！“我的瓶子呀，我永远需要的瓶子……”可是列宁娜和亨利已经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此时此地已经在瓶子里，在安安稳稳的瓶子里，那里永远春风和煦，天空四季蔚蓝。在十六个人筋疲力尽地放下色唆风之后，合成音响放起了最新的马尔萨斯布鲁斯，此时他俩差不多就是一对孪生的胚胎，在瓶里代血剂的海浪中轻轻地起伏澹荡。

“晚安，亲爱的朋友们。晚安，亲爱的朋友们。”大喇叭用亲切悦耳的礼貌掩盖着它们的命令，“晚安，亲爱的朋友们……”

列宁娜和亨利跟众人一起规规矩矩地离开了大楼。令人沮丧的星星已经在天顶运行了好大一截路，可是尽管空中的隔离屏已经大多消失，两个年轻人仍然欢天喜地，没有意识到黑夜的降临。

在舞会结束前半小时就吞下的第二剂唆麻已在现实世界和他俩之间竖起了一堵穿不透的墙壁。两人在瓶子里穿过了街道，在瓶子里搭电梯来到了二十八楼亨利的房间。可是，虽然在瓶子里，而且吞了第二剂唆麻，列宁娜并没有忘记按照规定做好一切避孕的准备。多年来的深入的睡眠教育，还有从十二岁到十七岁每周三次的马尔萨斯操训练，已经把这类预防措施弄得像眨眼睛一样，几乎自动化，不能缺少了。

“哦，那叫我想起来了，”列宁娜从浴室回来时说，“范尼·克朗想知道，你给我的那条可爱的绿色人造摩洛哥皮的药剂带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

2

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是伯纳的团结礼拜日。在爱神会堂（最近赫姆霍尔兹按照第二条款被选进了会堂管委会）提前吃过午饭，伯纳告别了朋友，在房顶上叫了一架出租直升机，命令驾驶员往福特森社区歌厅飞去。飞机上升约两百公尺便转向了东方，转弯时伯纳眼前已出现了那巍峨壮丽的歌厅大楼。三百二十公尺高的人造卡拉拉大理石[3]建筑被炽热的白色泛光灯映照着，高耸于路德山之上。大楼的直升机平台四角各有一个硕大无朋的T字架，在夜色衬托下闪着红光，二十四支金喇叭呜呜地演奏着庄严的合成音乐。

“倒霉，迟到了。”伯纳一眼看见歌厅大钟大亨利[4]就自言自语地说。的确，在他付出租飞机费时大亨利已经敲响。“福，”金钟宽宏的低音齐声讴歌起来，“福，福，福……”连敲了九下。伯纳直奔电梯而去。

福帝日庆祝暨社区群众歌咏会的礼堂在大楼底层，上面是七千间房，每层一百间，团结小组便在这里进行双周祈祷。伯纳下到第三十三层，匆忙跑过走廊，在3210室门口迟疑了一下，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感谢福帝！他还不是最后一个。围着桌子共是十二把椅子，还有三把空着。他尽可能不惹眼地溜到了最近的椅子旁边，打算对后来的人皱眉头——不管是谁。

“你今天下午玩的是什么？”他左边的一个姑娘转身向他问道，“障碍球还是电磁球？”

伯纳望了她一眼（天哪！是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便红着脸告诉她他什么也没有玩。摩尔根娜惊讶地看着他。出现了短暂的尴尬的沉默。

然后她怒冲冲地转过身，跟她左边较为有趣的人谈话去了。

“好一个团结祈祷的开端。”伯纳痛苦地想道，他预感到自己救赎的意图又要落空。他要是没有匆匆抢个最近的座位，而让自己先打量打量周围就好了！他就可能坐在菲菲·布拉劳芙和乔安娜·狄塞尔之间了。可他却糊里糊涂把自己塞在了摩尔根娜旁边。摩尔根娜！我主福帝呀！她那两道眉毛！（倒不如说是一道眉毛，因为在鼻梁上方连成了一道。）而在他的右边呢，偏偏又是克拉拉·德特丁。是的，德特丁的眉毛倒没有连成一道，可她又灵气得过了分。菲菲和乔安娜倒是长得绝对恰到好处：丰满，金发，不太高。而现在，那个大笨蛋川口却坐在了她俩之间。

最后到场的是萨罗吉尼·恩格斯。

“你迟到了，”小组长严厉地说，“以后可不能这样。”

萨罗吉尼道了歉，溜到吉姆·波坎诺夫斯基和赫伯特·巴枯宁之间的座位上去了。全组的人到齐，团结小组已经完整，没有人缺席。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围着桌子形成了圆圈，无穷地交替着。十二个人做好了准备，等待着融合，化为一体，在更大的生存空间里失去十二个各不相同的个性。

主席起立，画了个T字，打开了合成音乐，放送出不间断的轻柔的鼓点和器乐合奏——管乐轻柔，弦乐杳渺，团结圣歌的简短旋律不断地重复，回环萦绕，无法逃避。重复，再重复，听见那搏动着的节奏的不再是耳朵，而是下腹部。那反复出现的旋律里的喊叫声和打击声围绕的不再是心灵，而是渴望同心同德的脏腑。

主席又画了一个T字，坐了下来。祈祷已经开始。奉献的唆麻片放在桌子正中。草莓冰激凌唆麻的爱之杯轮流传递，按照“我为我的消亡干杯”的公式干杯十二次，然后在合成乐队的伴奏之下唱起了团结圣歌第一章。

啊，福帝，让我们十二人融为一体，

犹如注入社会洪流的涓涓水滴；

啊，让我们现在就汇流到一起，

犹如您闪光的轿车一样迅疾。

十二个心情迫切的诗节。爱之杯第二次传递。此刻的口号是“我为更大的存在干杯”。每个人都干了杯。音乐不间断地演奏，鼓点频频，乐曲里的喊叫声与敲击声使销魂的柔情为之沉醉。

来吧，社会的朋友，更大的存在，

销毁掉十二个，再融合到一块。

我们渴望死亡，因为我们的毁坏

意味着更伟大的新生命的到来。

又是十二个小节。这时唆麻已开始起作用。眼睛发亮了，面颊泛红了，内心的博爱之光闪耀在每一张脸上，绽放为幸福和友好的欢笑。即使是伯纳也觉得多少融化了一些。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回头对他笑着的时候，他也尽可能报以微笑。可是那眉毛，那连成一道的眉毛——唉！还是那样子，他不能视而不见。不行，无论他怎样勉强自己也不行。大概是融合的火候还没有到家吧！可他如果坐在了菲菲和乔安娜之间，说不定就……爱之杯第三次传递。“我为他的即将到临干杯。”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说。传杯仪式正好轮到她启动。她的声音高亢而欢乐。她喝过唆麻，递给了伯纳。“我为他的即将到临干杯。”伯纳重复着她的话，打心眼里努力想着他即将到来，但那一道眉毛仍然萦绕不去。对伯纳来说，他的到临还远得可怕。他喝了唆麻，把杯子传给了德特丁。“看来这一次又要失败了，”他心想，“会失败的，我知道。”可是他仍然竭尽全力地欢笑着。

这一轮爱之杯传递完毕，主席举手发出信号，合唱爆发为团结圣歌第三章：

体会吧，更伟大的存在如何降临！

欢乐吧，我们在欢乐之中消亡！

融合了！在砰砰的鼓点里融合！

因为你们便是我，我也是你们！

一支歌随着一支歌，歌声越来越激动、高亢。他即将降临之感犹如空中积蓄的雷电。组长终止了乐曲，随着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符的消失，出现了绝对的寂静——长时间渴望所形成的寂静在带电的生命里颤抖着，爬行着。主席伸出了一只手。突然，一个声音，一个深沉雄浑的声音，比任何人世间的声音都更悦耳，更丰富，更温暖，更加颤动着爱、渴望和同情，一个精彩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声音在人们的头顶上非常缓慢地传来：“哦，福帝，福帝，福帝。”那声音逐渐微弱，逐渐降低。一阵浓郁的温馨从听众的腹腔神经丛惊心动魄地辐射出来，透入他们身上的每一个极点；他们不禁热泪盈眶，五脏六腑都似乎在随着一个独立的生命悸动。“福帝！”他们瘫软了，“福帝！”他们融化了，融化了。然后，那声音又突然以另一种调子令人震惊地呼叫起来。“听呀！”那声音像从喇叭中发出，“听呀！”他们听着。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又降为一种低语继续说着。可那低语却比最高亢的声音还要动人心魄。“那更伟大的存在的脚步。”那低语继续重复，说到“那更伟大的存在的脚步”时几乎听不见了。“那更伟大的存在的脚步已经来到楼梯上。”又是寂静。那暂时松懈的期望又绷紧了，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几乎要绷断了。更为伟大的存在的脚步——哦，他们听见了，听见了，从楼梯上款款地走下来了，从看不见的楼梯上逐渐走近了。更伟大的存在的脚步突然来到了断裂点，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瞪大眼睛，张大嘴巴，跳了起来。

“我听见他了，”她叫道，“我听见他了。”

“他来了。”萨罗吉尼·恩格斯叫了起来。

“对，他来了，我听见他的声音了。”菲菲·布拉劳芙和汤姆·川口两人同时跳了起来。

“哦，哦，哦！”乔安娜也来含糊不清地作证。

“他来了！”吉姆·波坎诺夫斯基高声叫道。

组长身子前倾，按了一下，放出了一片铙钹的呓语、铜管的高腔和鼓点的急响。

“啊，他来了！”克拉拉·德特丁尖叫着，“啊咦！”仿佛有人割着她的喉咙。

伯纳觉得该是他有所动作的时候了，便也跳了起来叫道：“我听见了，他来了。”可他那话是假的，他什么也没听见，也没有觉得有谁到来。谁也没有——尽管有那样的音乐，尽管大家越来越激动。他一个劲地挥舞着双手，跟着他们之中最激动的人大喊大叫。别人开始手舞足蹈地乱蹦，他也手舞足蹈地乱蹦。

他们围成了一圈，转着圈子跳起舞来。每个人的手扶住前面人的腰，一圈又一圈地跳着，齐声呼喊着，脚下踏着音乐的节拍，然后用手拍打着前面人的屁股；十二双手统一地拍打，拍得十二个屁股啪啪地响。十二个人合成了一个，十二合一了。“我听见他来了，我听见他来了。”音乐加快了，步伐加快了，拍手的节奏也加快了。突然，一种合成低音嗡嗡地唱出了话语，宣布了赎罪的降临、团结的完成、十二合一的到来。十二合一就是伟大存在的肉身体现。那低音唱道：“欢快呀淋漓。”鼓点嘭嘭，继续敲打出狂热的节奏：

欢快呀淋漓，快活呀福帝，

亲亲大姑娘，亲得她合为一，

姑娘和小伙子静静地偎依，

发泄呀狂喜，痛快又淋漓。

“欢快呀淋漓，”舞蹈者跟着祷告词的叠句唱了起来，“快活呀福帝，亲亲大姑娘……”唱着唱着灯光慢慢暗淡了——暗淡了，同时温暖起来，甜美起来，更红了，最后他们已是在胚胎库的红色朦胧中舞蹈。“欢快呀淋漓。”舞蹈者在他们那胚胎的血红的昏暗中继续转了几圈，敲打着不知疲倦的节奏。“欢快呀淋漓……”终于，那圆圈动摇了，分散了，捉对儿躺到了周围的睡榻上——那些睡榻绕着桌子和它周围的椅子围成了一圈又一圈。“欢快呀淋漓……”那深沉的声音温柔地低吟着，细语着；昏暗的红色中仿佛有一只硕大无朋的黑鸽爱意殷勤地悬浮在此刻俯仰颠倒的跳舞的人群上空。

他们俩站在屋顶上。大亨利刚唱过十一点。夜平静而温暖。

“真美妙，是吗？”菲菲·布拉劳芙说，“确实美妙极了，是吗？”她一脸兴奋的表情望着伯纳，那欢乐里再没有丝毫激动或兴奋的迹象——因为兴奋意味着没有餍足，而她所得到的却是完成之后的狂欢，心满意足的平静。那平静不是空洞的满足与无聊，而是平衡的生命和获得休息与均衡的精力，是一种丰富而生动的平静。因为团结祈祷既是索取也是给予，索取原是为了补偿。菲菲充实了，菲菲完美了，她仍然感情洋溢，喜不自胜。“你不觉得美妙吗？”她用她那闪耀着超自然光芒的眼睛望着伯纳的脸，盯着他问。

“美妙，我觉得很美妙。”他望着一边，撒了个谎。她那张变换了的脸对于他的孤立状态既像是指责，也是讽刺性的揭露。他现在仍孤独得痛苦，跟开始祈祷时一样——由于填不满的空虚和死板的餍足，他反倒觉得更加孤独了。在别人融汇成更伟大的存在时，他却处于局外，没有得到救赎。即使在摩尔根娜的怀抱里他也孤独——实际上更为孤独，比平生任何时候都更加绝望地只是他自己。他是带着强烈到了痛苦程度的自我意识，从猩红的昏暗中进入普通的电灯光里的。他通体悲凉。也许那得怪他自己（她那闪亮的眼睛指责着他）。“很美妙。”他重复道。可是他唯一能够想起的却是摩尔根娜那一道眉毛。

【注释】

[1] 原文为“sexophone”，和“saxophone”（萨克斯管）只有一个字母之差。但前者头三个字母为sex，意思是性，显然作者暗示这是一种色情乐器，从下面描写的演奏看来，产生的也的确是色情效果，所以译做色唆风。

[2] 意大利语，音乐术语，意为渐弱。

[3] 卡拉拉大理石：卡拉拉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省，自古以盛产细腻的白色大理石著名，文艺复兴时代的好些著名雕塑都是以卡拉拉大理石雕刻成的。

[4] 大亨利（Big Henry）：伦敦有座钟，叫作Big Ben（人们戏译“大笨钟”），是伦敦一景。此处大约暗示着它。大亨利指亨利·福帝。

第六章

1

古怪，古怪，太古怪，这是列宁娜对伯纳·马克思所下的断语。太古怪，以后的几个星期，她曾不止一次地考虑要不要改变跟他到墨西哥去旅游的打算，而跟本尼托·胡佛一起到北极去。问题是她已经去过北极，去年夏天才跟乔治·艾泽尔去过，而且觉得那儿相当难受。无事可做。旅馆又老式得要命。寝室里没有配备电视。没有香味乐器，只有最讨厌的合成音乐。两千多客人只有二十五个自动扶梯手球场。不行，她绝对不能再到北极去玩。何况她还只去过美国一次，去得多么糟糕！只在纽约过了一个廉价的周末，是跟让——雅克·哈比布拉还是跟波坎诺夫斯基·琼斯去的她已经不记得了，可那毕竟一点也不重要。再到西方去过整整一个礼拜，对她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何况其中至少可以有三天在野蛮人保留地度过——在整个胎孕中心只有六七个人去过那地方。她知道伯纳是个阿尔法加，心理学家，是少数几个被批准有资格去的人之一。对她说来，那是个罕见的机会。而伯纳的古怪也罕见，要接受伯纳，她感到犹豫，实际上她还考虑过冒一冒险，跟有趣的老本尼托再去一趟北极。本尼托至少是正常的，而伯纳却……

范尼对每一种怪脾气的解释都是：“代血剂里的酒精。”但是有天晚上列宁娜跟亨利一起在床上很焦急地谈起了她那新情人时，亨利却把可怜的伯纳比做一头犀牛。

“你可没有法子教犀牛玩花样，”他以他那简短有力的风格解释，“有些人简直跟犀牛差不多，对于条件设置不能正常反应。可怜的怪物！伯纳就是一个。幸好他业务还挺棒，否则主任早开除他了。不过，”他安慰说，“我觉得他倒无伤大雅。”

无伤大雅，也许，可也叫人很不放心。首先，他那老干私事的怪癖实际上就是游手好闲。一个人私下能够有什么可干的？（当然，除了上床之外，可人总不能老上床的。）而床上能干什么？没有多少可干的。他们俩第一次出去那天天气特别好。列宁娜建议去托开乡村俱乐部游泳，然后去牛津联合会吃饭，可是伯纳嫌人多。那么到圣安德鲁司去打电磁高尔夫呢？仍然不同意。伯纳觉得玩电磁高尔夫是浪费时间。

“那么时间是拿来干什么的呢？”列宁娜多少有些惊讶地问。

那显然是到湖区去散步了，因为那就是他现在提出的建议。在斯基朵的尽头上岸，到石楠丛里去转一两个小时。“跟你单独在一起，列宁娜。”

“但是，伯纳，我们整个晚上都要单独在一起的。”

伯纳红了脸，望到了别处。“我的意思是，单独在一起聊聊。”他嘟哝道。

“聊聊？可是聊什么呀？”用散步聊天来消磨下午时光是一种奇怪的生活方式。

最后她总算说服了他，坐飞机到阿姆斯特丹去看女子重量级摔跤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尽管他很不情愿。

“挤在一大堆人里，”他嘟哝道，“跟平常一样。”整个下午他一直闷闷不乐，不肯跟列宁娜的朋友谈话。在摔跤比赛的间隙里到唆麻冰激凌店去，他们遇见了好几十个她的朋友，而且尽管他很不快活，却绝对拒绝她劝他吃半克覆盆子冰激凌唆麻。“我宁可当我自己，”他说，“当我这个讨人嫌的自己，不当别人，不管他们多么快活。”

“‘及时一克抵九克’。[1]”列宁娜说话时拿出了睡眠中接受的智慧。

伯纳不耐烦地推开了递来的杯子。

“现在可别发你那脾气，”她说，“记住，‘只需吞下一小片，十种烦恼都不见’。”

“啊，别闹了，看在福帝的份上。”他叫了起来。

列宁娜耸了耸肩。“与其受烦恼，不如唆麻好。”她不失尊严地下了结论，自己吃光了水果冰激凌。

在他们俩回来路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伯纳坚持要关掉推进器，靠螺旋桨悬浮在海浪上空一百英尺的地方。天气在变坏，刮起了西南风，天空很阴暗。

“看呀。”他命令道。

“太可怕了。”列宁娜说，她从窗口缩了回来。那急速袭来的夜色的空旷，她身下那汹涌澎湃的飞溅的黑浪，在飞掠的云层中露出苍白的脸的烦恼憔悴的月亮，这些都叫她毛骨悚然。“咱们打开收音机吧，快！”她伸手去找仪表盘上的旋钮，随手打开了。

“……在你的心间，天空一片蔚蓝，”十六种颤声用假嗓唱着，“永远晴空万……”

那声音打了一个嗝，停了——伯纳关掉了电源。

“我想静静地看看海，”他说，“老听着那讨厌的声音连海也看不好。”

“可音乐很好听，而且我也不想看海。”

“可是我想看，”他坚持道，“那叫我感到好像……”他犹豫了一下，搜寻着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更像是我自己了，你要是懂得我的意思的话。更像是由自己做主，不完全属于别人的了，不光是一个社会集体的细胞了。你有这种感觉没有，列宁娜？”

可是列宁娜已经叫了起来。“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反复大叫，“你怎么能够说那样的话，不愿意做社会集体的一部分？我们毕竟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没有别人我们是不行的。就连艾普西龙……”

“是的，我懂。”伯纳嗤之以鼻，“‘就连艾普西龙也有用处’，我也有用处。可我真他妈的恨不得我没有用处！”

他这番亵渎的话叫列宁娜大吃了一惊。“伯纳！”她抗议道，声音恐怖而痛苦，“你怎么能这样讲？”

“我怎么不能这样讲？”他换了一种语调沉思着说，“不，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我为什么就不能够讲？或者不如说——因为我非常清楚我为什么不能讲——我如果能讲又会怎么样，如果我是自由的，没有变成为我设置的条件的奴隶的话。”

“可是伯纳，你说的话太骇人听闻了。”

“你就不希望自己自由吗，列宁娜？”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本来就是自由的，有玩个痛快的自由。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

他哈哈大笑。“不错，‘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我们从五岁起就这样教育孩子。可是，你就不喜欢以另外一种方式自由自在地选择幸福吗，列宁娜？比如，以你自己的方式，而不以其他任何人的方式？”

“我不懂你的意思，”她向他转过身子重复道，“啊，我们回去吧，伯纳，”她乞求他，“我非常讨厌这地方。”

“你不是喜欢跟我在一起吗？”

“当然喜欢，伯纳。我不喜欢的是这可怕的地方。”

“我还以为我们在这儿彼此能更接近呢——除了大海和月亮什么都没有，比在人群里接近得多，甚至比在我屋里还接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什么都不明白。”她肯定地说，决心不让她那糊涂头脑受到玷污，“什么都不，一点也不，”她换了个调子说下去，“你有这可怕的念头时为什么不吃点唆麻？这样你就能把它们全忘掉，就只会快活，不会痛苦了。非常快活。”她重复一句，微笑了。尽管她眼里仍有迷惑和焦急，却还希望以她的微笑的魅力和冶艳劝服他。

他一声不响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脸上非常严肃，没有反应。几秒钟过去，列宁娜退缩了，发出一声神经质的短笑，想找点话说，却没有找到。沉默继续。

伯纳终于说话了，声音低沉而厌倦。“那好，我们回去吧。”他猛踩加速器，把飞机像火箭一样送上了天空。在四千米高空他启动了推进器。两人在天上飞了一两分钟，伯纳突然哈哈大笑。稀奇古怪，列宁娜想。可他毕竟是在笑。

“觉得好过些了吗？”她鼓起勇气问道。

作为回答，他抬起一只手，离开了操纵系统，搂住了她，开始抚弄她的乳房。

“谢谢福帝，”她心想，“他又正常了。”

半小时之后，他俩回到了伯纳的屋子里。伯纳一口气吞下了四片唆麻，打开收音机和电视，开始脱衣服。

“好了，”两人第二天下午在屋顶上见面时，列宁娜故作调皮地问道，“你觉得昨天好玩吗？”

伯纳点点头。两人上了飞机。一阵微震，他们已经出发。

“大家都说我极有灵气。”列宁娜拍着两腿，若有所思地说。

“极有灵气，”但是伯纳的眼里却是痛苦的表情，“像个躯壳。”他想。

她带着几分焦急抬头看他。“但是你不会认为我太丰满吧？”

他摇摇头。就像那么大一个肉体。

“你觉得我可爱。”又是点点头。“各方面都可爱吗？”

“无懈可击。”他大声说。心里却想：“她自以为是，并不在乎当一个躯壳。”

列宁娜胜利地笑了，但是她满意得太早。

“可照样，”伯纳稍停之后说了下去，“我仍然很希望昨天换个方式结束。”

“不同？还能以什么别的方式结束吗？”

“我希望不是以我俩上床的方式结束。”他解释道。

列宁娜大吃一惊。

“不是立即上床，头一天就上床。”

“可那样……”

他开始说起许多玄妙的废话；列宁娜尽可能堵住自己心灵的耳朵，可总有些话会钻进来。“……看看控制我的冲动以后会怎么样。”她听见他说，那些话仿佛触动了她心里的一根弹簧。

“今朝有乐事，何必推明天。”她郑重地说。

“一周两次，从十四点到十六点半，每回重复两百次。”这是他的评价，他那疯狂的错误言论随意发表下去，“我想知道什么是激情，”她听见他说，“我想要产生强烈的感受。”

“‘个人一动感情，社会就难稳定。’”列宁娜断言。

“嗯，让社会摇晃一下为什么就不可以？”

“伯纳！”

可是伯纳仍然不觉得羞耻。

“智力和工作是成年人，”他继续说，“感受和欲望却是孩子。”

“我们的福帝喜欢孩子。”

他对她的打岔置之不理。“那天我突然想到，”伯纳说下去，“要永远保持成人状态还是可能的。”

“我不明白。”列宁娜的口气坚定。

“我知道你不会明白。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昨天才上了床的——跟小娃娃一样。不像大人能够等待。”

“可我们这样很有趣，”列宁娜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吗？”

“最有趣不过。”他回答，那声音却非常忧伤，表情里有深沉的痛苦。列宁娜觉得她的胜利突然烟消云散了。说到底，他也许嫌她太胖吧。

“我早告诉过你了，”列宁娜找范尼谈心，范尼说，“全都是因为在他的代血剂里多加了酒精。”

“可都一样，”列宁娜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喜欢他。他的手太叫人喜爱了。还有他晃动肩头的样子——非常有魅力，”她叹了一口气，“可是我希望他不那么稀奇古怪。”

2

伯纳在主任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吸了一口气，挺起了胸脯，准备面对抵触和反对——他知道进了屋是一定会遇见的。他敲了敲门，进去了。

“请你签个字批准，主任。”他尽可能堆出笑容说，同时把证件放到写字台上。

主任不高兴地望了他一眼。但是证件顶上是世界总统官邸的大印，底下是穆斯塔法·蒙德的签名，字体粗黑，横贯证件底部，手续完备，清清楚楚。主任没有别的选择，他用铅笔签上了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签在穆斯塔法·蒙德下面，一个寒碜的灰溜溜的小字母。他正打算不说话，也不说“福帝保佑”就把证件还给他，却看见了证件正文里的几句话。

“到新墨西哥的保留地去？”他说，说话的口气和对伯纳抬起的面孔都表现出带着激动的惊讶。

他的惊讶使伯纳吃了一惊。伯纳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

主任皱起眉头，身子往后一靠。“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他与其说是在对伯纳说，毋宁说是在对自己说。“二十年了吧？我看，差不多二十五年了。我那时准是在你的年龄……”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伯纳觉得非常别扭。像主任那样遵循传统、那样规行矩步的人——竟然会这样严重地失态！他不禁想捂住自己的脸，跑出屋去。倒不是亲眼看见别人谈起遥远的过去，这有什么本质上令人厌恶的东西——那是睡眠教育的偏见，那是他自以为已经完全摆脱了的。叫他感到不好意思的是，他知道主任不赞成这一套——既然不赞成，为什么又失于检点，去干禁止的事呢？是受到了什么内在压力了呢？伯纳尽管别扭，却迫切地听着。

“那时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主任说，“想去看看野蛮人。我弄到了去新墨西哥的批准书，打算到那儿去过暑假，跟我那时的女朋友一起。那是一个贝塔减，我想，”他闭上了眼睛，“我想她的头发是黄色的，总之很有灵气，特别有灵气，这我记得。喏，我们到了那儿，看见了野蛮人，骑了马到处跑，做了些诸如此类的事。然后，几乎就在我假期的最后一天，你瞧，她失踪了。我们俩在那些叫人恶心的山上骑马玩，天热得可怕，又闷。午饭后我们去睡了。至少我是睡了。她肯定是一个人散步去了。总而言之，我醒来时她不在家。而那时我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风暴正在我们头上发威。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倾盆大雨。我们的马挣脱缰绳逃掉了。我想抓住马，却摔倒了，伤了膝盖，几乎不能走路。我仍然一边喊一边找，一边喊一边找，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我猜想她说不定已经一个人回去了，又沿着来时的路爬下山谷。我的膝盖痛得要命，却又弄丢了唆麻。我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半夜才回到住处，可是她仍然不在。”主任重复道，又沉默了一会儿，“喏，”他终于说了下去，“第二天又找，仍然找不到。她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摔到了山沟里，或是叫山上的狮子吃了。福帝知道！总之，那是很可怕的，我心里难过极了，肯定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因为那种意外毕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尽管构成社会的细胞可能变化，社会群体却万古长青。”但是这种睡眠教育的安慰似乎不大起作用，他摇摇头，“实际上我有时候会梦见这事，”主任语调低沉地说下去，“梦见被隆隆的雷声惊醒，发现她不见了，却梦见自己在树下找呀，找呀。”他沉默了，堕入了回忆。

“你一定是吓坏了。”伯纳几乎要羡慕他了。

主任听见他说话，猛然一惊，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不安起来。他瞥了伯纳一眼，满脸通红，回避着他的眼睛，接着突然产生了疑心，又瞥了他一眼，出于尊严恼怒地说：“别胡思乱想。”他说，“别以为我跟那姑娘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我们没有感情，没有拖泥带水，完全是健康的、正常的。”他把批准书交给了伯纳，“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拿这件琐事来让你心烦。”他因为透露了一个不光彩的秘密而对自己生了气，却把怒气发泄到伯纳身上。现在他的眼神已带着明显的恶意。“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你，马克思先生，”他说了下去，“我收到了关于你的业余行为的报告，我一点也不满意。你可以认为这不关我的事，但是，它是我的事。我得考虑本中心的名声。我的工作人员绝不能受到怀疑，特别是最高种姓的人。阿尔法的条件设置是：他们的情感行为不必一定要像婴儿，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该特别努力恪守习俗。他们的责任是要像婴儿，即使不愿意也得像。因此，马克思先生，我给你一个严正的警告。”主任的声音颤抖起来，他此时所表现的已是凛凛正气和无私的愤怒了——已是代表着社会本身的反对，“如果我再听见你违背正常的婴儿行为规范，我就要请求把你调到下级中心去——很有可能是冰岛。再见。”他在转椅上一转，抓起笔写了起来。

“那可以给他个教训。”他对自己说。但是他错了，因为伯纳是大摇大摆离开屋子的，而且砰的一声关上门时心里很得意。他认为自己是在单枪匹马向现存的秩序挑战。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意义和重要性，他很激动，甚至兴高采烈，即使想到要受迫害也满不在乎。他不但没有泄气，反倒是更加振作了。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面对痛苦，战胜痛苦，甚至有足够的力量面对冰岛，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人家真会要求他面对什么，所以更有了信心。人是不会因为那样的理由而调职的。冰岛只不过是一种威胁，一种最刺激人、使人振奋的威胁。他沿着走廊走着，居然吹起了口哨。

他在谈起那天晚上跟主任的会见时，是自命英勇的。“然后，”他用这样的话下了结论，“我叫他滚回到往昔的无底深渊去，然后大步走出了房间。事实就是这样。”他期待地望着赫姆霍尔兹·华生，等着他以同情、鼓励和钦佩作为回答。可是赫姆霍尔兹只默默地望着地板，一言不发。

赫姆霍尔兹喜欢伯纳。他感谢他，因为在他所认识的人里，他是唯一可以就他心里那个重要话题交换意见的。不过伯纳身上也有他讨厌的东西，比如他好吹牛，有时又夹杂着一种卑贱与自我怜悯；还有他那可鄙的“事后逞英雄，场外夸从容（异常从容）”的毛病。赫姆霍尔兹讨厌这类东西——正是因为他喜欢伯纳，所以讨厌它们。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赫姆霍尔兹继续呆望着地板。伯纳突然脸红了，掉开了头。

3

旅途风平浪静。“蓝太平洋火箭”在新奥尔良早了两分半钟，过得克萨斯州时遇上龙卷风耽误了四分半钟，但到西经九十五度时又进入了一道有利的气流，这就让他们在到达圣塔菲时只迟了四十秒钟。

“六小时半的飞行只迟到四十秒，不算坏。”列宁娜承认了。

那天晚上他们在圣塔菲睡觉。旅馆很出色——比如，跟极光宫就有天壤之别，那里简直吓坏人，去年夏天列宁娜在那儿受过许多苦。可这儿有吹拂的风，有电视、真空振动按摩器、收音机、滚烫的咖啡和温暖的避孕用品；每间寝室都摆着八种不同的香水；他们进大厅时音响正放着合成音乐。总之应有尽有。电梯里的通知宣布旅馆里有六十个自动扶梯手球场，园林里可以玩障碍高尔夫和电磁高尔夫。

“听起来好像可爱极了，”列宁娜叫道，“我几乎希望能够在这儿长期待下去。六十个自动扶梯手球场……”

“到了保留地可就一个都没有了，”伯纳警告她，“而且没有香水，没有电视，甚至没有热水。你要是怕受不了，就留在这儿等我回来吧。”

列宁娜很生气：“我当然受得了。我只不过说这儿很好，因为……因为进步是可爱的，对不对？”

“从十三岁到十七岁，每周重复五百次。”伯纳厌倦地说，仿佛是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

“我是说进步是可爱的。那正是你现在不该去保留地的理由，除非你真想去。”

“可是我的确想去。”

“那好。”伯纳说，这话几乎是一个威胁。

他们的批准书需要保留地总监签字，两人第二天早上就来到了总监的办公室。一个艾普西龙加黑人门房把他们的名片送了进去，他们俩几乎立即就受到了接待。

总监是个金头发白皮肤的阿尔法减，矮个儿，脸短而圆，像月亮，粉红色，肩膀宽阔，声音高亢而多共鸣，善于表达睡眠教育的智慧。他是座装满了七零八碎的消息和不请自来的友情忠告的矿山，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共鸣腔嗡嗡地响。

“……五十六万平方公里明确划分为四个不同的保留区，每个区都由高压电网隔离。”

这时伯纳却毫无理由地想起了他让浴室里的古龙香水龙头大开着，香水不断在流。

“……高压电是由大峡谷水电站供应的。”

“我回去时怕要花掉一笔财富呢。”他心里的眼睛看见那香水指针一圈一圈不知疲倦地走着，像蚂蚁一样，“赶快给赫姆霍尔兹·华生打个电话。”

“……五千多公里的电网，电压六千伏特。”

“真的吗？”列宁娜礼貌地说。她并不真正明白总监说的是什么，只按照他那戏剧性的停顿所做的暗示表现反应。她在那总监的大嗓门开始嗡嗡响时就已经悄悄吞服了半克唆麻，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坐着不听，只把她那蓝色的大眼睛好像很入神地盯住总监的脸。

“一接触到电网就意味着死亡，”总监庄严地宣布，“要想从保留地逃出是绝对办不到的。”

“逃”给了他暗示。“也许，”伯纳欠起身子，“我们应该考虑告辞了。”那小黑针在匆匆走着。那是一只虫子，啮食着时间，吞噬着他的钱。

“逃是逃不掉的。”总监重复那话，挥手叫他们坐回椅子。伯纳只好服从，批准书毕竟还没有签字。“那些在保留地里出生的人，记住，亲爱的小姐，”他淫亵地望了列宁娜一眼，用一种不老实的声音说，“记住，在保留地，孩子还是生下来的。是的，虽然叫人恶心，实际上还是生下来的……”他希望提起这个话题会叫列宁娜脸红，但是她只装作聪明的样子微笑着说：“真的吗？”总监失望了，又接着说了下去：“在保留地出生的人都是注定要在保留地死去的。”

注定要死……一分钟一百毫升古龙香水，一小时六升。“也许，”伯纳再做努力，“我们应该……”

总监弓起身来用食指敲着桌子。“你问我在保留地生活着多少人，我的回答是——”他得意扬扬地说，“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

“真的？”

“我亲爱的小姐，真的。”

六乘以二十四——不，差不多已是六乘以三十六了。伯纳苍白了脸，着急得发抖，可那个嗡嗡的声音还在无情地继续着。

“……大约有六万印第安人和混血儿……绝对的野蛮人……我们的检查官有时会去访问……除此之外跟文明世界就没有任何往来……还保留着他们那些令人厌恶的习惯和风俗……婚姻，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的话，亲爱的小姐；家庭……没有条件设置……骇人听闻的迷信……基督教、图腾崇拜还有祖先崇拜……死去的语言，比如祖尼语和西班牙语，阿萨帕斯坎语……美洲豹、豪猪和其他的凶猛动物……传染病……祭司……毒蜥蜴……”

“真的吗？”

他们终于走掉了。伯纳冲到电话面前。快，快，可是光跟赫姆霍尔兹接通电话就费了他几乎三分钟时间。“我们好像已经在野蛮人中了，”他抱怨道，“没有效率，他妈的！”

“来一克吧。”列宁娜建议。

他拒绝了，宁可生气。最后，谢谢福帝，接通了，是赫姆霍尔兹。他向赫姆霍尔兹解释了已经发生的事，赫姆霍尔兹答应立即去关掉龙头，立即去，是的，立即去。但是赫姆霍尔兹却抓住机会告诉了他主任在昨天夜里会上的话……

“什么？他在物色人选取代我的工作？”伯纳的声音很痛苦，“那么已经决定了？他提到冰岛没有？你是说提到了？福帝呀！冰岛……”他挂上听筒转身对着列宁娜，面孔苍白，表情绝对沮丧。

“怎么回事？”她问。

“怎么回事？”他重重地跌倒在椅子里，“我要给调到冰岛去了。”

他以前曾经多次设想过，不用吞唆麻而全靠内在的能力来接受某种严重的考验，体验受到某种痛苦、某种迫害是怎么回事；他甚至渴望过苦难。就在一周以前，在主任的办公室里他还曾想象自己作了英勇的反抗，像苦行僧一样默默承受过苦难。主任的威胁实际上叫他得意，让他觉得自己比实际高大了许多。可他现在才明白，那是因为他并不曾严肃地考虑过那威胁。他不相信主任到时候真会采取任何行动。可现在看来那威胁好像真要实行了。伯纳吓坏了。他想象中的苦行主义和理论上的勇气已经完全没有了。

他对自己大发雷霆——多么愚蠢！竟然对主任发起脾气来。不给他另外的机会，那无疑是他一向就想得到的。多么不公平。可是冰岛，冰岛……

列宁娜摇摇头。“过去和未来叫我心烦，”她引用道，“吞下唆麻只剩下眼前。”

最后她说服他吞下了四克唆麻。五分钟以后根柢和果实全部消除，眼前绽放出了粉红色的花朵。门房送来了消息，按照总监的命令，一个保留地卫士已开来一架飞机，在旅馆房顶待命。他们立即上了房顶。一个穿伽马绿制服的八分之一黑人混血儿敬了个礼，开始报告早上的日程。

他们先要鸟瞰十来个主要的印第安村庄，然后在马尔佩斯谷降落，吃午饭。那里的宾馆比较舒服。而在上面的印第安村庄里，野蛮人可能要庆祝夏令节，在那儿过夜最好。

他们上了飞机出发，几分钟之后已经跨过了文明与野蛮的边界。他们时起时伏地飞着，飞过了盐漠、沙漠、森林，进入了大峡谷的紫罗兰色的深处；飞过了峰峦、山岩和崖顶塬。电网连绵不断，是一条不可抗拒的直线，是一个象征了人类征服意志的几何图形。在电网之下零零星星点缀着白骨，黄褐色的背景衬托出了还没有完全腐烂的黑色尸体，说明受到腐尸气味引诱的鹿、小公牛、美洲豹、豪猪、郊狼，或是贪婪的兀鹰太靠近了毁灭性的电线，挨了电击，仿佛遭到了报应。

“它们从来不会吸取教训，”穿绿色制服的驾驶员指着机下地面的累累白骨说，“也从来不打算吸取教训。”他又加上一句，笑了，仿佛是他自己击败了被电击死的动物。

伯纳也笑了，吞过两克唆麻之后那玩笑由于某种理由似乎风趣起来了。但他刚笑完便几乎马上睡着了。他在睡梦中飞过了陶斯、特苏基，飞过了南姆和比玖里司和波瓦基，飞过了西雅和克奇逖，飞过了拉古纳和阿括马和魔法崖顶塬，飞过了祖尼和奇拨拉和奥霍卡连特。等他终于醒来时，发现飞机已在地面降落，列宁娜正把手提箱提到一间方形的小屋里去，那穿伽马绿的八分之一混血儿正跟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用他们听不懂的话交谈。

“马尔佩斯，”伯纳下飞机时驾驶员解释道，“这就是宾馆。今天下午在印第安村里有一场舞蹈，由他带你们去。”他指着那个阴沉着脸的年轻野人说，“我希望你们会感兴趣。”驾驶员咧开嘴笑了，“他们干的事都很有趣。”他说完便上了飞机，发动了引擎。“我明天回来接你们，记住，”他向列宁娜保证说，“野蛮人都非常驯服，对你们是不会有丝毫伤害的。他们有过太多挨毒气弹的经验，懂得不能够玩任何花样。”他仍然笑着，给直升机螺旋桨挂了挡，一踩加速器飞走了。

【注释】

[1] 此语套自英国谚语：及时一针抵九针。

第七章

崖顶塬像一艘静静停泊在狮子黄的海湾边的船。峡谷迤逦在陡峭的谷岸中，谷里一道道崖壁逐渐矮去，露出一带绿色——那是河流和它的原野。海峡正中的石船头上，伸出一片呈几何形状的光溜溜的整齐的山崖，马尔佩斯印第安人村就在那里，好像是石船的一部分。那高高的房屋一幢一幢直往蓝天伸去，越高越小，宛如一级一级砍掉了角的金字塔。脚下是七零八落的矮屋的纵横交错的墙壁。悬崖峭壁从三面直落平原。没有风，几缕炊烟笔直地升上来，消失了。

“这儿很怪，”列宁娜说，“太怪了。”那是她表示谴责的一贯用语，“我不喜欢，那个人我也不喜欢。”她指着被指定带他们上印第安村落去的向导说。她的感觉显然得到了印证。走在他们前面的人就连后背也带着敌意和阴沉的轻蔑。

“而且，”她放低了声音说，“他有臭味。”

伯纳没有打算反对。他们往前走去。

突然，整个空气都似乎活跃了起来，搏动起来，以不间断的脉冲跳动着——在上面，马尔佩斯，有人在打鼓。他们踏着那神秘的心跳的节拍，加快了步伐，沿着小径来到了悬崖底下。那硕大的石塬船的峭壁高耸在他们头上，船舷距地面有三百公尺之高。

“我真恨不得能够带了飞机来，”列宁娜抬头望着那高峻逼人的绝壁，气恼地说，“我讨厌走路，在高山下的地面上走路，叫人觉得渺小。”

他们在石塬的阴影里走过一段路，绕过一道突岩，崖水浸渍的峡谷中有一条小径通向“舰艇军官扶梯”。他们开始爬山。山道陡峭，在山谷两侧拐来拐去。那搏动的鼓点有时几乎听不见了，有时又仿佛拐过弯就能看见。

他们爬到半山，一只苍鹰贴面飞过，翅膀扇来一阵寒风，吹到他们脸上。岩石的缝隙里有一堆狰狞可怕的白骨。一切都奇怪得惊人。印第安人的气味越来越浓。他们终于走出峡谷，进入阳光。石塬的顶是平坦的“甲板”。

“跟查令T字街大厦一样。”列宁娜评价道。但是她没有多少机会欣赏这个令她欣慰的发现，一阵轻柔的脚步声叫他们转过了身子。两个印第安人跑了过来。两人都从喉咙赤裸到肚脐，黑褐色的身子上画着白道道（像铺沥青的网球场，列宁娜后来解释说），脸上涂满朱红、漆黑和黄褐，已经不像人样。黑头发用狐狸毛和红色的法兰绒编成辫子，肩膀上扑扇着火鸡毛，巨大的翎冠在他们头顶鲜艳地散开。银手镯、骨项链和绿松石珠子随着每一步运动叮当作响。两个人踏着鹿皮靴一声不响地跑上前来。有一个手上拿了一把羽毛掸子，另一个两只手各抓了三四条远看像是粗绳的东西，其中一条不舒服地扭动着。列宁娜突然发现那是蛇。

两人越走越近，他们的黑眼睛望见了她，却没有丝毫认识、看见或意识到她的存在的表情。那扭动的蛇懒懒地垂了下去，跟别的蛇一样。两人走掉了。

“我不喜欢，”列宁娜说，“不喜欢。”

向导把他们俩扔在那儿自己接受指示去了。更叫她不喜欢的东西正在石塬门口等待着她，首先是垃圾堆、灰尘、狗和苍蝇。她的脸皱成了一团，表现出了厌恶，用手绢捂住了嘴。

“他们这样怎么能够过日子？”她愤愤地叫出声来，难以相信。（太不像话了。）

伯纳带哲学意味地耸了耸肩。“可毕竟，在已经过去的五六千年里他们就是这样过的，因此我估计他们现在早习惯了。”

“但是‘清洁卫生与福帝为邻’。”她坚持说。

“是的，‘文明卫生就是消毒杀菌’。”伯纳接了下去，他用讽刺的口吻重复着睡眠教育里的卫生基础知识第二课，“可是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的福帝，也不文明卫生，因此说这话毫无……”

“啊！”她抓住他的胳臂，“看。”

一个几乎全裸的印第安人正从附近一幢房子的二楼楼梯上非常缓慢地往下走——一个非常衰老的人，谨慎地一级一级颤巍巍地往下挪。他的脸很黑，有很深的皱纹，好像个黑曜石的面具。没牙的嘴瘪了下去，嘴角与下巴两侧有几根长胡子，被黑皮肤一衬，闪着几乎是白色的光。没有编成辫子的头发披散下来，垂在脸上，呈一绺绺的灰白色。他全身佝偻，瘦骨嶙峋，几乎没有肉。他非常缓慢地下着楼梯，每冒险踏出一步都要在梯子横档上停一停。

“他怎么了？”列宁娜低声地说，她因为恐怖和惊讶瞪大了眼睛。

“他只不过是老了而已。”伯纳尽可能满不在乎地回答。他也感到震惊，却竭力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

“老了？”她重复道，“可是主任也老了，许多人都老了，却都不像那样。”

“那是因为我们不让他们像那样。我们给他们保健，不让他们生病，人工维持他们的内分泌，使内分泌平衡，像年轻人一样。我们不让他们的镁钙比值降低到三十岁时以下。我们给他们输进年轻人的血液，保证他们的新陈代谢永远活跃，因此他们就不会老。还有，”他又说，“这儿大部分人还没有活到这位老人的年龄就死了。很年轻，几乎毫发无损，然后，突然就完了。”

可是列宁娜已经不再听他的了。她在看着那老头。老头非常缓慢地往下走着，脚踩到了地上，转过了身子。他那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异常明亮，没有表情地望了她许久，并不惊讶，好像她根本不在那儿，然后才慢慢弓着身子从他们身边擦过，趔趔趄趄地走掉了。

“可这很可怕，”列宁娜低声说，“很可怕。我们不该来的。”她到口袋里去摸唆麻，却发现由于从来没有过的粗心，她把唆麻瓶忘在宾馆里了。伯纳的口袋里也是空的。

列宁娜只好孤苦无靠地面对马尔佩斯的种种恐怖，而恐怖也确实接踵而至。两个年轻的妇女给孩子喂奶臊得她转过了脸。她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猥亵的事。更糟糕的是，伯纳对这令人作呕的胎生场面不但不是巧妙地置之不理，反倒公开发表起了意见。唆麻效力已经过去，他已为早上在宾馆的软弱表现感到羞耻，便一反常态，表现起自己的坚强与非正统来。

“这种亲密关系多么美妙呀，”他故意叫人难堪地说，“它会激发出多么深厚的感情呀！我常常在想，我们因为没有母亲可能失去了什么，而你因为没有做过母亲也可能失去了一些东西。列宁娜，想象你自己坐在那儿喂着自己的婴儿吧……”

“伯纳！你怎么能这样？”一个过路的患结膜炎和皮肤病的老年妇女吸引了她的注意，岔开了她的义愤。

“咱们走吧，”她求他，“我不喜欢这儿。”

但是这时他们的向导已经回来。他招呼他们跟在身后，带着他们沿着房屋之间的狭窄街道走去，绕过了一个街角。一条死狗躺在垃圾堆上，一个长着瘤子的妇女正在一个小姑娘的头发里捉虱子。向导在一架梯子旁边停住了，用手垂直一举，然后向水平方向一挥。他们按照他的无言的指示行事——爬上了梯子，穿过了梯子通向的门，进了一个狭长的房间。房间相当暗，发出烟味、油腻味和穿了很久没洗的衣服味。房间的那头又是一道门，阳光与鼓声便是从那道门传进来的。鼓声很响亮，很近。

他们跨过门槛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广阔的台地上，下面就是印第安人的广场，那里挤满了人，四面有高房包围着。鲜亮的毛毡，黑头发里的鸟翎，绿松石的闪光，热得发亮的黑皮肤。列宁娜又拿手绢捂住了鼻子。广场正中的空地上有两个圆形的台子，是石头和夯实的土筑成的，显然是地下室的房顶，因为在每个台子正中都开有一个楼梯口，一架楼梯还架在下面，伸向黑暗。地下有笛声传来，却消失在持续不断的残忍的嘭嘭鼓点里。

列宁娜喜欢那鼓声。她闭上眼睛听任自己被那轻柔反复的雷鸣所左右，听任它越来越完全地侵入她的意识，最后，除了那唯一的深沉的脉动声，世界上便一无所有了。那声音令她欣慰地想起团结祈祷和福帝日庆祝活动的合成音乐。“欢快呀淋漓。”她悄悄地说道。这鼓点敲出的是同样的节奏。

惊人的歌声突然爆发——几百条男性的喉咙激烈地尖叫着，众口一声发出了刺耳的金属般的合唱：几个长音符，安静了——雷鸣般的鼓点之后的安静。然后便是女人的回答，唱的是最高音，尖厉得像马嘶。接着又是鼓点。男人们再一次用深沉的声音野蛮地证实了他们的男子汉气概。

怪，是的。地点怪，音乐怪，衣服、瘤子、皮肤病和老年人都怪。但是那表演似乎并不特别怪。

“这叫我想起低种姓的社区合唱。”她对伯纳说。

可是不久以后，那合唱令她想起的却不是那种无害的效果了，因为有一群狰狞的魔鬼突然从那圆形的地下室里冒了出来。他们戴着恐怖的面具，画出非人的脸像，绕着广场跳着一种奇怪的瘸腿舞。他们载歌载舞，一圈又一圈地跳着唱着，一圈又一圈，一圈比一圈快。鼓声变了，节奏加快了，听上去好像发烧时的脉搏跳动。周围的人也跟着唱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一个女人开始尖叫，接着便一个又一个都尖叫起来，好像有人要杀她们。然后领舞的人离开了队伍，跑到广场尽头一个大木柜子旁边，打开盖子，抓出了两条黑蛇。人们呜哇一声大叫起来，其他的舞人全都两手前伸，向他跑去。那人把蛇抛向了跑来的第一群人，又伸手到柜子里去抓。越来越多的黑蛇、黄蛇和花蛇被扔了出来。舞蹈以另一种节奏重新开始。人们抓住蛇一圈又一圈地跳着，膝盖和腰像蛇一样柔和地扭动着。然后领舞人发出信号，人们又把蛇一条又一条扔向广场中心。一个老头从地下室出来了，把玉米片撒到蛇身上。另一个妇女又从另一个地下室钻了出来，把一黑罐水洒到蛇身上。然后老头举起了双手。出现了惊人的、意外的、绝对的寂静。鼓声停止了，生命也似乎停止了。老头用手指了指两个通向地下世界的洞口，这时从一个洞口出现了一只画成的鹰，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举起的；从另一个洞口出现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赤裸的人的画像。两幅画悬在那里，好像靠自己的力量支撑着，在打量着人群。老人拍拍手，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小伙子走出人群。他除了腰上有一块白棉布外，全身一丝不挂。小伙子在胸前交叉了两手，低头站到老人面前。老人在他头上画了一个十字，转过身子。小伙子绕着那堆扭来扭去的蛇慢吞吞地转起圈来。第一圈转完，第二圈才转了一半，一个人走出了跳舞的人群。那人高个子，戴一个郊狼面具，手上拿一根皮带编成的鞭子，向小伙子走去。小伙子继续转着圈，仿佛不知道那人的存在。郊狼人举起鞭子，等了许久，一个猛烈的动作，一声呼啸，鞭子响亮地抽打在皮肉上。小伙子身子一抖，却没有出声，继续用同样缓慢稳定的步伐转着圈。郊狼又是一鞭，再是一鞭，鞭子抽时人群起初倒抽了一口气，接着便发出了低沉的呻吟。小伙子继续走。一圈，两圈，三圈，他围着圈子走了四圈，流起血来。五圈，六圈。列宁娜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啜泣了。“啊，叫他们别打了，别打了！”她哀求道。但是鞭子一鞭又一鞭无情地抽着，七圈。小伙子突然打了一个趔趄，却仍然没有出声，只是扑倒了下去。老头子俯身向他，用一根白色的长羽毛蘸了蘸他的背，举起来让人们看，鲜红色。然后在蛇堆上晃了三晃。几滴血洒落下来。鼓声突然紧张而匆忙地擂了起来，人们随之大叫。舞人们向前扑去，抓起蛇跑出了广场。男人、女人、孩子都跟着，一窝蜂全跑掉了。一会儿工夫广场已经空了，只剩下那小伙子还趴在倒下的地方，一动不动。三个老女人从一间屋里走了出来，费了些力气才扶起了他，将他带进了屋子。空荡荡的印第安村庄里只有那画上的鹰和十字架上的人守望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也好像是看够了，慢慢沉入地下室，去了阴间，看不见了。

列宁娜还在抽泣。“太可怕了。”她不断地重复着。伯纳的一切安慰都没有用。“太可怕了，那血！”她毛骨悚然，“啊，我希望带着我的唆麻。”

内室里有脚步声传来。

列宁娜没有动，只用手捂住了脸坐在一边不看。伯纳转过了身子。

现在来到台地上的是一个穿印第安服装的小伙子，他那编了辫子的头发是浅黄色的，眼睛是淡蓝色的，已晒成古铜色的皮肤原是白色的。

“哈啰，日安，”陌生人用没有毛病但有些特别的英语说，“你们是文明人，是吗？从那边，从保留地外面来的，是吗？”

“你究竟……”伯纳大吃一惊，说话了。

小伙子叹了口气，摇摇头。“一个最不幸的绅士。”他指着广场正中的血迹说，“看见那倒霉的地方了吗？”他问时声音激动得发抖。

“与其受烦恼，不如唆麻好，”列宁娜还捂着脸，机械地说着，“我真希望带着我的唆麻。”

“到那儿去的应该是我，”年轻人继续说，“他们为什么不拿我去做牺牲？我能够走十圈，走十二圈、十五圈。帕罗提瓦只走了七圈。他们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两倍的血，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殷红。[1]”他挥出双臂夸张地做了个手势，随即失望地放了下来，“可是他们不肯让我去。他们因为我的肤色而不喜欢我，他们一向这样，一向。”青年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感到不好意思，转开了身子。

惊讶使列宁娜忘记自己失去了唆麻。她放开手，第一次看着那青年。“你是说你想要去挨鞭子吗？”

年轻人仍然别开身子，却做了个动作，表示肯定。“为了村子，为了求雨，为了庄稼生长，为了讨菩公和耶稣的欢喜，也为了表现我能够忍受痛苦，不哭不叫，我想挨鞭子。”他的声音突然换了一种新的共鸣，他一挺胸脯，骄傲地、挑战地扬起了下巴，“为了表现我是个男子汉……啊！”他倒抽了一口气，张着嘴，不说话了。他是平生第一次看见这样一个姑娘，面庞并非巧克力色或狗皮色；头发红褐，永远拳曲；脸上表现了温厚的关怀（奇怪得惊人！）。列宁娜对他笑着。多么好看的小伙子，她在想，真正漂亮的身材。血涌上了小伙子的脸，他低下头，好一会儿才抬了起来，却发现她还在对他笑。他太激动了，只好掉开了头，假装专心望着广场对面的什么东西。

伯纳提出的几个问题岔开了他的注意。他问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青年把眼睛盯在伯纳脸上（他急于想看那姑娘的微笑，却简直不敢看她），对自己的情况做了解释。在保留地，琳达（他妈妈，列宁娜一听妈妈两字就不好意思了）和他都是外来人。琳达是很久以前跟一个男人从“那边”来的，那时他还没有出生。那男人就是他的父亲。（伯纳竖起了耳朵。）琳达从那边的山里独自往北方走，摔到了一道悬崖下面，脑袋受了伤。（“说吧，说吧。”伯纳激动地说。）几个从马尔佩斯去的猎人发现了她，把她带回了村子。琳达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他的父亲。那人的名字叫托马金（没有错，主任的名字就是托马金）。他一定是飞走了，没有带她就回到那另外的地方去了——那是个狠心的、不近人情的坏蛋。

“因此我就在马尔佩斯出生了，”他结束了他的话，“在马尔佩斯出生了。”他摇了摇头。

村庄附近那小屋可真肮脏！

一片满是灰沙和垃圾的空地把这小屋跟村子分了开来，两条饥饿的狗在小屋门前的垃圾里不知羞耻地嗅着。他们走进屋里。屋里臭烘烘的，苍蝇的嗡嗡声很大。

“琳达。”年轻人叫道。

“来了。”一个很嘶哑的女声回答。

他们等着。地上的几个碗里有吃剩的饭，说不定已是好几顿剩下的了。

门开了。一个非常矮胖的金发白肤的印第安女人跨进了门槛，大张着嘴站在那儿，呆望着两个生客，不敢相信。列宁娜厌恶地注意到，她已掉了两颗门牙，还没有掉的那些牙的颜色也……她起了鸡皮疙瘩。比刚才那老头子还糟。那么胖，脸上那些线条，那松弛的皮肉，那皱纹，那下垂的脸皮上长着的浅紫色的疙瘩，还有充血的眼睛和鼻子上那红色的血丝。那脖子——那脖子，裹在头上的那毛毡——又破烂又肮脏。还有那棕色的口袋样的短衫下，那巨大的乳房和凸出的肚子，那腰身，啊，比那老头糟糕多了，糟糕多了！那可怜的女人竟突然口中叽里呱啦地说着，伸出双手向他们跑来——福帝呀！福帝呀！那人竟紧紧地搂住了她，搂在她那乳房和大肚子上，还亲她。太恶心了，再这样下去她就要呕吐了。那人唾沫滴答地亲吻着她，满身奇臭，显然从来没有洗过澡。还有那简直跟放进德尔塔和艾普西龙瓶里的东西一样的怪味（不，关于伯纳的话不会是真的），肯定是酒精的味道。她尽快挣脱开来，躲开了。

她面前是一张哭得歪扭的脏脸。那老女人在哭。

“哦，亲爱的，亲爱的。”话语中夹杂着哽咽，滔滔不绝，“你要是知道我有多么高兴就好了，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一张文明面孔，是的，没有见到过一件文明衣服。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真正的人造丝衣服了呢。”她用指头捻着列宁娜的衬衫袖子，指甲是黑色的，“还有这可爱的粘胶平绒短裤！你知道吗，我亲爱的，我的那些旧衣服还留着——我穿来的那些，存在一个箱子里，以后给你们看，虽然全都破了。还有好可爱的白皮带——虽然我不能不说你这摩洛哥皮的绿皮带更好。”她又开始流泪了，“我估计约翰告诉过你了，我受过许多苦，而且一点唆麻都没有，只有偶然喝点波培带来的麦斯卡尔[2]。波培是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但是喝过之后非常难受，麦斯卡尔本来就那样。喝龙舌兰酒叫人恶心，而且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第二天更感到丢脸。我就觉得非常丢脸。你想想看，我，一个贝塔，竟然生了个孩子，你设身处地想想看。”（只这么提了一句，列宁娜已经吓坏了。）“虽然我可以发誓那不能怪我，因为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有的马尔萨斯操我都做了，总是按照顺序，一、二、三、四全做，我发誓。可照样出了事，当然，这儿是不会有人流中心的。顺带问一句，人流中心还在切尔西吗？”她问，列宁娜点点头。“星期二和星期五还有泛光照明吗？”列宁娜又点了点头。“那可爱的玻璃大楼呀！”可怜的琳达扬起脸闭上眼睛，狂喜地想象着那回忆中的灿烂景象。“还有河上的夜景。”老太婆低声说，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紧闭的眼睑中缓缓渗出，“晚上从斯托克波吉飞回去，洗一个热水澡，来一次真空振动按摩……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又睁开了眼睛，用鼻子嗅了一两下，用手指擤了鼻涕，揩在自己短衫衣襟上。“啊，对不起。”她看见列宁娜下意识的厌恶表情，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做，可要是你，没有手绢你又能怎么办？我记得当初这种肮脏多叫我生气，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消毒。他们最初带我来时，我头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你就想象不出他们拿什么东西涂在伤口上。污秽，只有污秽。‘文明就是消毒，’我老对他们说，甚至对他们说顺口溜，‘链球菌马儿右转弯，转到班波里T字边，T字边去把什么干？看看漂亮的洗手间。’好像他们全是些娃娃。但是他们当然不会懂。他们怎么会懂呢？看来我最后也就习惯了。何况没有安热水管，怎么干净得了？你看这些衣服。这种丑八怪毛呢老穿不破，不像人造丝。而且破了你还得补。可我是个贝塔，是在授精室工作的，谁也没有教过我干这种活儿，那不是我分内的事。何况那时候修补是一种错误。有了窟窿就扔掉，买新的。‘越缝越穷’，这话难道不对吗？修补是反社会的行为，可在这儿就不同了。简直像是跟疯子生活在一起。他们干的每一件事都是发疯。”她四面一望，见约翰和伯纳已经离开了她，在屋子外面的灰沙和垃圾中走来走去，她仍然放低了嗓门，悄悄地猫着腰靠了过来，列宁娜僵硬了身子退开了。老太婆那足以毒害胚胎的臭味吹动了列宁娜面颊上的汗毛。“比如，”她低声沙哑地说，“就拿他们这儿男女相处的方式来说吧。那是发疯，绝对的发疯。人人属于彼此——他们会这样吗？会吗？”她揪着列宁娜的袖子追问道。列宁娜把头扭到一边，点了点头，出了一口气（她刚才屏住了呼吸），设法吸了一口相对不太受污染的空气。“哼，人在这儿是不会属于一个以上的人的。你要是按照常规接受男人，人家就说你坏、反社会，就会仇恨你，瞧不起你。有一回一大批女人来找我大闹了一场，因为她们的男人来看我。哼，为什么不能来看我？然后，她们向我冲了过来……不，太可怕了！我没法告诉你。”琳达用手遮住脸，颤抖了。“这儿的女人非常可恨，她们疯狂，疯狂而且残忍。她们当然不懂得马尔萨斯操、培养瓶、换瓶之类的东西，所以她们总在生孩子，像狗一样。太叫人受不了了。想想看，我居然……啊，福帝，福帝，福帝！可是约翰对我来说倒的确是个很大的安慰。要是没有他我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即使他常常因为有男人……而很伤心，就连还是个娃娃的时候他也……有一回，他甚至因为我常跟可怜的魏胡西瓦——也许是波培？——睡觉，就想杀死他（不过，那时约翰已经大了一些）。我从来无法让他懂得那是文明人应当做的事。我觉得疯狂是会传染的。总之，约翰似乎从印第安人那儿传染了疯病，当然，因为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多，虽然他们对他的态度很恶劣，也不让他做别的小伙子可以做的事。这倒也可以说是好事，因为这样我就更容易为他设置条件，你不知道那有多么困难。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本来是没有义务去知道那些事的。我是说，孩子问你，直升机是怎么飞的，世界是什么东西造的——你看，你如果是个一直就在授精室工作的贝塔，你怎么回答？你能够拿什么话回答？”

【注释】

[1] 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殷红：语出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五十八至六十行。麦克白谋杀国王之后望着手上的鲜血说：“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

[2] 麦斯卡尔（mescal）：一种无色的酒精饮料，用龙舌兰汁发酵制成。

第八章

外面，在沙尘和垃圾之中（那儿现在有了四条狗），伯纳和约翰缓缓地走来走去。

“我很难明白，”伯纳说，“也很难重新组合成印象。我们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不同的世纪里。有个母亲，有这些肮脏，有上帝，有衰老，还有疾病……”他摇摇头，“几乎难以想象。我永远也不会明白，除非你解释清楚。”

“解释什么？”

“解释这个，”他指着印第安村庄，“那个。”指着村子外那间小屋，“解释这一切，你们的生活。”

“可那有什么可解释的？”

“从头解释。解释你能够回忆起的一切。”

“我能够回忆起的一切。”约翰皱起了眉头，沉默了很久。

天气炎热，母子俩吃了很多玉米饼和甜玉米。琳达说：“来躺一躺，孩子。”母子俩在大床上躺了下来，“唱歌。”琳达唱起了“链球菌马儿右转弯，转到班波里T字边”，和“再见吧宝贝班亭，你马上就要换瓶”。歌声越来越含糊……

一阵响动，约翰给惊醒了，有个男人在对琳达说着什么，琳达在笑。她原把毛毯拉到了下巴底下，那人却把它全掀开了。那人的头发像两根黑色的绳子，手臂上有一条可爱的银臂钏，镶嵌着蓝色的石头。约翰喜欢那臂钏，可仍然害怕。他把脸躲到琳达怀里，琳达搂住他，他感到了安全。他听见琳达用他听不大懂的话说：“不行，约翰在这儿。”那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琳达，又温柔地说了几句什么。琳达说：“不行。”那人却弯过身子对着他。那脸大而可怕，头发碰到了毛毯上。“不。”琳达又说，他感到她的手搂得更紧了。“不，不。”但是那人抓住了他的一条胳臂，抓得他生疼，他尖叫起来。那人伸出另一只手抱起他来。琳达仍然抱住他说：“不行，不行。”那人说了些生气的话，很短促。琳达的手突然放松了。“琳达，琳达。”他又是踢腿又是挣扎。但是那人把他抱到了门边，开了门，把他放在另一间屋子正中，自己走掉了，并在身后关上了门。他爬起来跑到门口。他踮起脚尖勉强可以摸到那巨大的木门闩。他抬起门闩一推，却打不开。“琳达。”他大叫。琳达没有回答。

他记起了一间相当阴暗的房间，里面有些奇怪的木头制品，牵着许多线，许多妇女站在周围。琳达说那是在编织毛毡。琳达要他跟别的孩子们一起坐在屋角，她自己去帮女人们工作。他跟小孩子们玩了很久。人们突然非常大声地讲起话来，有女人在推着琳达，要她出去。琳达在哭，在往门边走。他跟了上去，问她那些女人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弄坏了东西。”然后琳达也生气了。“她们那种混账编织法我怎么会知道？”她说，“恶劣的野蛮人。”他问她什么叫野蛮人。他们回到自己屋里时波培已经等在门口，他跟他俩进了屋。波培有一个大葫芦，里面装着些像水一样的东西，不过不是水，而是一种有臭味、烧嘴巴、能弄得你咳嗽的东西。琳达喝了一点，波培也喝了一点，然后琳达便哈哈大笑，大声说话。然后她便跟波培进了另一间屋子……波培走掉以后他进了屋子。琳达躺在床上睡得很熟，他没有法子叫醒她。

那时波培来得很勤，他说葫芦里的东西叫麦斯卡尔，可是琳达说那应该叫作唆麻，只是喝了之后不舒服。他恨波培，也恨所有的人——所有来看琳达的男人。有天下午他正在跟别的孩子们玩——那天很冷，他记得，山上有雪，他回到屋里听见寝室里有愤怒的叫喊声。是女人的声音，说的话他听不懂，但知道那是可怕的话。然后，突然叭的一声响，有什么东西倒地了。他听见人们跑来跑去。然后又是叭的一声，再后是像驴子挨鞭打的声音，只是挨打的东西不像驴那么瘦。琳达尖叫起来。“啊，别，别，别打！”她说。他跑了进去，三个妇女披着黑毡子，琳达在床上。一个妇女抓住她的手腕；另一个压在她的腿上，不让她踢；第三个妇女正在用鞭子抽她。一鞭，两鞭，三鞭，每一鞭抽下去琳达都尖声大叫。他哭着拽那女人的毡子边。“求你啦，求你啦。”他说。那女人用手把他拉开，又抽了一鞭子，琳达又尖叫起来。他两手抓住那女人褐色的大手，使尽力气咬了下去。那女人叫了起来，挣脱了手，狠命一巴掌把他推倒在地上，还趁他躺在地上时抽了他三鞭子。那鞭子比什么都厉害，他痛得像火烧。鞭子又呼啸了，抽了下来。可这一次叫喊的却是琳达。

“她们为什么要伤害你，琳达？”那天晚上他问道。他哭着，因为自己背上那些红色的鞭痕还痛得厉害，也因为人们太野蛮，太不公平，还因为他自己是个孩子，无法反抗。琳达也在哭。她倒是成年人，可她只有一个人，打不过她们三个。那对她也不公平。“她们为什么要欺负你，琳达？”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她的话听不清，因为她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她们说那些男人是她们的。”她说下去，好像根本不是在对他讲话，而是在跟她内心的什么人讲话。她的话很长，他听不懂。最后她开始哭了，哭声比任何时候都大。

“啊，别哭，琳达，别哭。”

他靠过去，靠得紧紧的，伸手搂住她的脖子。琳达叫了起来：“哦，别碰，我的肩膀！哦！”她使劲推开了他。他的脑袋撞在了墙上。“小白痴！”她叫道，然后她开始打他耳光。啪！啪！……

“琳达，”他叫了出来，“哦，妈妈。别打了！”

“我不是你妈妈。我不要做你妈妈。”

“可是琳达……哦！”她又给了他一耳光。

“变成了野蛮人，”她大叫，“像野兽一样下崽……要不是因为你我就可能去找探长，就有可能走掉。可带着孩子是不行的，那太丢脸。”

他见她又要打他，举起手臂想遮住脸。“哦，琳达，别打，求你别打。”

“小畜生！”她拉下了他的胳臂，脸露了出来。

“别打了，琳达。”他闭上眼睛，等着挨打。

可是她没有打。过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睛，看见她正望着他。他勉强对她笑了笑。她突然双手搂住了他，亲他，亲了又亲。

有时琳达几天不起床，躺在床上伤心，或者又喝波培带来的东西，然后就老笑，又睡觉。有时她生病。她常常忘记给他洗脸洗澡，他除了冷玉米饼没有别的东西吃。他记得她第一次在他的头发里发现那些小动物时，大惊小怪地叫个没完。

他们最快活的时候是当她向他讲述“那个地方”。“任何时候你想飞，你都可以飞，真的吗？”

“任何时候你想飞都可以的。”她告诉他从一个盒子里放出来的好听的音乐，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在墙上一个东西上一按，就会发出亮光；还有图画，不光是看得见，而且还听得见，摸得着，闻得出；还有一种盒子，能够发出令人愉快的香味；还有山那么高的房子，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银灰色的。那儿每个人都非常快活，没有人会伤心或者生气。每个人都属于每个其他的人。还有那些盒子，从里面你可以看见和听见世界那一边发生的事情，还有干净可爱的瓶子里的小婴儿——一切都那么干净，没有臭味，没有肮脏，人们从来不会孤独，大家在一起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像在马尔佩斯这儿开夏令舞会时一样，只是快活得多，而且每天都快活，每天都快活……他一小时一小时地听着。有时他跟别的孩子们玩腻了，村子里的老人也会用另外的语言对他们讲故事。讲世界的伟大的改造者；讲左手跟右手、干和湿之间的长期斗争；讲晚上一想就想出了大雾，然后又把全世界从雾里救出来的阿沃纳微罗那[1]；讲地母和天父；讲战争与机遇的孪生子阿海雨塔和玛塞列马；讲耶稣和菩公；讲玛丽和让自己青春重现的伊泰沙那雷[2]；讲拉古娜的黑石头和阿扣马的大鹰和圣母。全是些离奇的故事，因为是用另一种语言讲的，不大听得懂，所以特别好听。他常躺在床上想着天堂和伦敦、阿扣马圣母和一排排清洁的瓶子里的婴儿。耶稣飞上天，琳达飞上天，还有世界孵化中心的伟大主任和阿沃纳微罗那。

许多男人来看琳达。孩子们开始用指头指他。他们用那另外一种陌生语言说琳达是坏女人。他们给她起了一些名字，他听不懂，却明白都是坏名字。有一天他们唱了关于她的一个歌，唱了又唱。他对他们扔石头，他们也扔石头打他。一块尖石头砸伤了他的脸，血流不止，他满身是血。

琳达教他读书，她用一块木炭在墙上画了些画——一只动物坐着，一个婴儿在瓶子里，然后又写些字母。写：小小子蹲瓶子，小猫咪坐垫子。他学得又快又轻松。在他会读墙上所有的字之后，琳达打开了她的大木箱，从那些她从来不穿的滑稽的小红裤下面抽出了一本薄薄的小书，那书他以前常看见。“你长大以后，”她说，“就可以读了。”好了，现在他长大了，他觉得骄傲。“我担心你不会觉得这书很好看，”她说，“但那是我唯一的东西，”她叹了一口气，“你要是能够看见那些可爱的朗读机就好了！我们在伦敦常用的。”他读了起来，《胚胎的化学和细菌学条件设置》、《胚胎库贝塔人员实用指南》。光是读那标题就花了他一刻钟。他把书扔到了地上。“讨厌，讨厌的书！”他哭了起来。

孩子们仍然唱着那支关于琳达的可怕的歌。有时他们又嘲笑他穿得太破烂。他的衣裳破了琳达不知道怎么补。她告诉他在那另外的地方，衣服有了洞就扔掉，买新的。“破烂儿，破烂儿！”孩子们对他喊。“可是我会读书，”他想，“他们不会，连什么是读书都不知道。”他们嘲笑他时，他努力想着读书，就很容易对付了。他可以装着不在乎。于是他又要求琳达把书给他。

孩子们越是唱歌，指指戳戳，他越是用功读书。那些字他很快就读得很好了，就连最长的字也一样。但那是什么意思呢？他问琳达，她一般是答不上来，即使能答得上来，她也解释不清楚。

“什么叫化学药品？”他有时问。

“哦，比如镁盐，比如保持德尔塔和艾普西龙们瘦小落后的酒精，比如制造骨头的碳酸钙，诸如此类的东西。”

“可是化学药品怎么制造呢，琳达？化学药品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不知道，是从瓶子里取出来的。瓶子空了就打发人到药品仓库去要。是药品仓库的人制造的，我估计。或者是由他们打发人到工厂去取来的，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搞过化学，我一向只搞胚胎。”

他问她其他问题也都一样，琳达好像从来就不知道。印第安村的老年人的回答却要确切得多。

“人和一切生物的种子，太阳的种子，大地的种子，天的种子，都是阿沃纳微罗那用繁衍神雾创造出来的。现在世界有四个子宫，他把种子放进了最低的子宫里。种子渐渐成长……”

有一天（约翰后来算出那准是他十二岁生日后不久），他回家发现寝室地上有一本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书。那书很厚，样子很古老；书脊叫耗子咬坏了；有些书页散了，皱了。他捡了起来，看了看书名页，那书叫作《威廉·莎士比亚全集》。

琳达躺在床上，从一个杯子里啜着那难闻的麦斯卡尔。“书是波培拿来的。”她说，她的嗓子又粗又哑，仿佛是别人的声音，“原来放在羚羊圣窟的一个箱子里，据说已经放了好几百年。我猜是真的，因为我看了看，满是废话，不文明，可是用来训练你读书还是可以的。”她喝完最后一口，把杯子放在床边地面上，转过身子，打了一两个嗝，睡着了。

他随意翻开了书。

不，而是生活

在油渍斑斑汗臭熏人的床上。

浸渍在腐败、调情和做爱里，

下面是恶心的猪圈……[3]

那些奇怪的话在他心里翻腾，犹如滚滚雷霆说的话；犹如夏令的舞会上的大鼓敲击声——若是鼓声也能表达意思的话；犹如唱玉米之歌的男声，很美，很美，美得叫你想哭；犹如老米季马摇晃着羽翎、雕花手杖和石头、骨头物件时所念的咒语——佳特拉、其录、喜洛亏、喜洛亏、凄哀、喜卢、喜卢、其托——但比那咒语更好，因为它有更多的意思，因为那是说给他听的。说得好极了，而且叫人听得似懂非懂，那是一种美丽得慑人的咒语，是关于琳达，关于琳达躺在那儿打呼噜，床前地上摆着空杯子的。是关于琳达与波培，琳达与波培的。

他越来越恨波培了。一个人能够笑呀笑呀却仍然是个恶棍。一个不肯悔改的、欺诈的、荒淫的、狠毒的恶棍。[4]那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让他似懂非懂，但却很有魅力，老在他脑袋里轰隆隆震响。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他以前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恨过波培；没有真正恨过他，因为他从来说不清对他的恨有多深。可现在他听见了这些咒语，它们像鼓点，像歌声，像魔法。这些咒语和包含咒语的那个非常奇怪的故事（那故事他虽不大清楚，但照样觉得非常非常精彩），它们给了他仇恨波培的理由，使他的仇恨更真实，甚至使波培也更真实了。

有一天他玩耍回来，内室的门开着，看见他俩一起躺在床上睡着了——雪白的琳达和她身边的几乎是黑色的波培。波培一条胳臂在她脖子底下，另外一只黑手放在她的乳房上，他的一根长辫子缠在她的喉头，好像是条黑蛇想要缠死她。波培的葫芦和一个杯子放在床边的地面上。琳达在打鼾。

他的心仿佛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个空洞。他被掏空了，空而且冷，感到很恶心，很晕眩。他靠在墙上稳住了自己。“不肯悔改的、欺诈的、荒淫的……”这话在他的脑袋里重复着，重复着，像嘭嘭的鼓声，像讴歌玉米的歌声，像咒语。他突然从浑身冰凉变得满身燥热。他的血液在奔流，面颊在燃烧，屋子在他面前旋转着，阴暗了。他咬牙切齿。“我要杀死他。我要杀死他。”他不断地说。突然，更多的话出现了：

等他在酗酒昏睡，或怒不可遏的时候，

等他躺在淫乱的贪欢的床上的时候……[5]

咒语在为他说话，咒语解释了命令，发出了命令。他退回到外面的屋子。“在他酗酒昏睡的时候……”切肉的刀子就在火炉边的地上。他捡起刀子踮起脚尖回到了门边。“在他酗酒昏睡的时候，酗酒昏睡的时候……”他冲过房间，一刀刺去。啊，血！——又是一刀，波培惊醒了。他举起手又是一刀，手却被抓住了——哦，哦！——被扭开了。他不能动了，逃不掉了。波培的那双黑黑的小眼睛非常逼近地盯着他的眼睛。他把头扭到了一边。波培的左肩上有两个伤口。“啊，看那血！”琳达在叫喊，“看那血！”流血的景象从来就叫她受不了。波培举起了他的另一只手——约翰以为他要打他，便僵直了身子，准备挨打，但是那手只是抓住了他的下巴，把他的脸扭了过来，使他不得不再望着波培的脸。他们俩对视了很久，对视了几个小时，又几个小时。突然，他哭了起来——因为忍不住。波培哈哈大笑。“去吧，”他用另一种印第安语说，“去吧，勇敢的阿海雨塔。”约翰逃了出去，到另外那间屋子去隐藏起他的眼泪。

“你十五岁了，”老米季马用印第安话说，“现在我可以教你团泥土了。”

两人蹲在江边，一起工作。

“首先，”米季马两手抓起一团湿泥说，”我们做一个小月亮。”老头把泥捏成了一个圆饼，然后让饼边竖起了一点，月亮变成了浅杯。

他慢慢地笨拙地学着老人那巧妙的动作。

“月亮，杯子，现在是蛇，”米季马把另一块泥土搓成了一根可以盘曲的长条，盘成了一个圆圈，再把它压紧在杯子口上，“然后又是一条蛇，又是一条蛇，再是一条蛇。”米季马一圈又一圈地塑造出了罐子的边。那罐子原来窄小，现在鼓了出来，到了罐口又窄小了。米季马挤压着，拍打着，抹着，刮着；最后那罐子站在了那里，就是马尔佩斯常见的那种水罐，只是颜色是奶油白，而不是黑的，而且摸起来还软。约翰的罐子站在米季马的罐子旁边，那是对米季马的罐子的歪曲的摹本。他望着两个罐子，忍不住笑了。

“下一个就会好一些了。”他说，开始润湿另一块泥。

团弄，成型，感觉到自己的手越来越巧，越来越有力——这给了他不寻常的快乐。“A呀B呀C，维呀他命D；”他一边工作一边唱歌，“脂肪在肝中，鳘鱼在海里。”米季马也唱了起来——那是关于杀熊的歌。他们俩工作了一整天，让他一整天都充满了强烈的令人陶醉的欢乐。

“明年冬天，”老米季马说，“我教你做弓。”

他在屋外站了很久。里面的仪式终于结束了，门打开了，人们走了出来。科特路首先出现，他握紧了右手伸在前面，好像捏着什么值钱的珍宝。季雅纪美跟在后面，她也捏紧一只手，同样伸了出去。他们俩默默地走着，后面跟着他们的嫡、堂、表兄弟姐妹和所有的老人。

他们走出了印第安村落，穿过了石塬，来到悬崖边上，面对着清晨的太阳站住了。科特路张开了手，一把玉米面白森森地躺在他手掌里，他对着玉米面呼出一口气，喃喃地说了几句，把那白色的粉末对着太阳撒去。季雅纪美也这样做。然后季雅纪美的父亲也走上前来，举起一根带羽翎的祈祷杖，做了一个很长的祈祷，然后把那祈祷杖也随着玉米面扔了出去。

“礼成，”米季马大声说，“他们俩结婚了。”

“礼成了，”人们转过身来，琳达说，“我能够说的只有一句话：这的确好像是小题大做。在文明社会，一个男孩子想要一个女孩子只需要……可是，你要到哪儿去，约翰？”

约翰不管她的招呼，只顾跑，要跑掉，跑掉，跑到能让他一个人孤独地待着的地方去。

礼成。老米季马的话在他的心里不断重复。礼成，礼成……他曾经爱过季雅纪美，默默地、远远地，然而热烈地，不顾一切，没有希望地。可现在已经“礼成”。那时他十六岁。

在月圆的日子，羚羊圣窟里常有人倾诉秘密、完成秘密和产生秘密。人们到那儿去，到羚羊圣窟去，去时是孩子，回来变作了成人。男孩都害怕，却又渴望，那一天终于来了。太阳落了山，月亮升了起来。他跟别人去了。几个男人的黑影站在圣窟门口，梯子往下伸到了红灯照着的深处。带头的几个男孩已经开始往下爬。一个男人突然走了出来，抓住他胳臂把他拖出了行列。他挣脱之后又回到行列里去。这一回那人揍了他，扯了他的头发。“你没有资格，白毛！”“那母狗下的崽没有资格！”有个人说。男孩子们笑了。“滚！”因为他仍在人群边逗留，不肯离开，人们又叫了起来。有人弯下腰捡起石头砸他。“滚，滚，滚！”石头像雨点一样飞来。他流着血逃到了阴暗处。红灯照耀的圣窟里歌唱开始了。最后的男孩已经爬下梯子。他完全孤独了。

在印第安人村庄外面光秃秃的石塬平顶上，他完全孤独了。月光下的岩石像漂白了的骷髅，高崖下的山谷里郊狼在对着月亮嗥叫。他受伤的地方很疼，伤口还在流血。他抽泣，并非因为痛，而是因为孤独。他一个人被赶了出来，进入了像骷髅一样的岩石和月光的世界。他在悬崖边上背着月光坐下了。他向下看看石塬漆黑的影子，看看死亡漆黑的影子。他只要向前一步，轻轻一跳……他把右手伸进月光里。手腕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几秒钟滴一滴。一滴，一滴，又一滴。明天，明天，还有明天……

他已经找到了时间、死亡和上帝。

“孤独，永远孤独。”小伙子说。

那话在伯纳心里引起了一种凄凉的反响。孤独，孤独……“我也孤独，”他情不自禁说了句体己话，“孤独得可怕。”

“你也孤独吗？”约翰露出一脸惊讶，“我还以为在那边……我是说，琳达总说那边的人从来不会孤独。”

伯纳忸怩地涨红了脸。“你看，”他嘟哝说，眼睛望着别处，“我估计，我跟我那儿的人很不相同。如果一个人换瓶时就有了不同……”

“对，说得正好，”小伙子点点头，“如果有了不同，就必定会孤独。他们对人太凶恶。他们把我完全排斥在一切之外，你知道吗？别的小伙子被打发上山去过夜——那是你要去梦想出你的神圣动物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却不让我跟他们去，什么秘密都不告诉我。可我自己告诉了我自己。”他说下去，“我五天没有吃东西，然后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出去了，进入了那边的山。”他指点着说。

伯纳居高临下地笑了。“你梦出了什么吗？”他问。

对方点点头。“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他停了一会儿低声说，“有一回，”他说下去，“我做了一件别人从没有做过的事。夏天的正午，我双臂伸开靠在一块岩石上，好像十字架上的耶稣。”

“为什么？”

“我想知道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滋味。吊在那儿，太阳光里……”

“可你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嗯……”他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既然耶稣受得了，我也就应该受得了。而且，一个人如果做了什么错事……何况我很不幸，那也是一个理由。”

“用这种办法治疗你的不幸似乎有些好笑。”伯纳说。可是再想了一下，他觉得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总比吃唆麻好……

“过了一会儿我晕了过去，”小伙子说，“扑倒在地上。你看见我受伤的地方了吗？”他从他的额头上捋起了那厚密的黄头发，露出了右太阳穴上的伤疤。一道灰痕。

伯纳看了一眼，但心里立即一怔，望到了一边。他的条件设置使他不那么容易产生怜悯之心，却十分敏感娇气。提起疾病和痛苦他不但害怕，而且抵触，甚至厌恶，像遇见了肮脏、畸形或是衰老。他赶紧换了个话题。

“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回到伦敦去？”他问道。他迈出了他这场战役的第一步。他在那小房间里已看出了那野蛮人的“父亲”是谁，从那时起他就在秘密地酝酿着他的战略。“你愿去吗？”

那小伙子的脸上放出了光彩。“你真有那意思？”

“当然，就是说我如果能够得到批准的话。”

“琳达也去？”

“嗯……”他犹豫了，没有把握。那个讨厌的东西！不，那办不到。除非，除非……伯纳突然想到她那副叫人恶心的样子可能是一笔巨大的资本。“那是当然。”他叫道，用过分的热忱代替了他起初的迟疑。

小伙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想看，我平生的梦想竟然得以实现。你还记得米兰达的话吗？”

“米兰达是谁？”

但是那小伙子显然没有听见他提问。“啊，奇迹！”他在念着，他眼睛发光，面颊泛出明亮的红晕，“这儿有多少美好的人！人是多么美丽！”[6]红晕突然加深了。他想到了列宁娜，一个穿玻瓶绿粘胶衣裳的天使，青春年少和皮肤营养霜使她显得容光焕发、丰腴美艳，并经常和善地微笑着。他的声音迟疑了。“啊，美妙的新世界！”他背起书来，又突然打住了。血液已经离开了他的面颊，他的面孔苍白得像纸。“你跟她结婚了吗？”他问。

“我什么？”

“结婚。你知道——永不分离。他们用印第安话说：永不分离。婚姻是不能分离的。”

“福帝呀，没有！”伯纳忍不住笑了。

约翰也笑了，却是为了别的原因——纯粹是因为高兴。

“啊，美妙的新世界，”他重复了一句，“啊，美妙的新世界，有多么出色的人物。咱们立即出发吧。”

“你说话的方式有时候很特别，”伯纳又迷惑又惊讶地盯着小伙子，“不过，等到你真正看见新世界时再说，好不好？”

【注释】

[1] 苏尼族印第安人神话中的创世神。

[2] 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神话中的创世女神。

[3] 见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第四幕第四场九十一至九十四行。是哈姆莱特痛斥他的母亲与他的叔父匆匆结婚的话，内容与约翰此刻见到的情况略微相似。

[4] 见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五百八十一行，是主角哈姆莱特描写他叔父、篡位国王的话。

[5] 此语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三场八十九至九十行，是哈姆莱特见他的叔父在做祷告时考虑是否杀他的话。哈姆莱特认为应当趁他在罪恶关头杀死他，才能使他万劫不复。

[6] 这一段话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第五幕第一场一百八十一至一百八十四行。米兰达是会法术的国王普洛斯彼罗的女儿，从小生长在荒岛上，没有见过人类。在暴风雨之后她见到了因海难而漂流到海岛上的人，觉得好看极了，不禁脱口而出说了这句话。随后又说道：“啊，美妙的新世界！”本书就是以这句话命名的。

第九章

有了一天的离奇与恐怖的经历，列宁娜觉得自己有充分的权利享受一个完全的、绝对的假期。两人一回到宾馆她就吞下了六粒半克的唆麻片，在床上躺了下来，不到十分钟已经飞往月宫的永恒，至少得十八个小时才能醒来。

这时伯纳却躺在黑暗里瞪着大眼想着心事，半夜后许久才入睡，可他的失眠并非没有收获。他拟定了一个计划。

第二天早上十点，穿绿制服的八分之一黑人血统混血儿准时下了直升机。伯纳在龙舌兰丛中等着他。

“克朗小姐度唆麻假去了，”伯纳解释道，“看来五点以前是不会回来的。这就给了我们七个小时。”

他可以飞到圣塔菲办完必须办的事，然后回到马尔佩斯，到她醒来时间还多。

“她一个人在这儿安全吗？”

“跟直升机一样安全。”混血儿向他保证。

两人上了飞机立即出发。十点三十四分他们在圣塔菲邮局房顶降落。十点三十七分伯纳已接通了白厅的世界总统办公室。十点三十九分他已在跟总统福下的第四私人秘书谈话。十点四十四分他已在向第一秘书重复他的故事。到十点四十七分半钟他耳朵里已经震响着穆斯塔法·蒙德本人的深沉洪亮的声音。

“我斗胆地想，”伯纳结巴着说，“福下会发现这个问题能引起足够的科学兴趣……”

“是的，我的确认为它能够引起足够的科学兴趣，”那深沉的声音说，“那你就把这两个人带到伦敦来吧。”

“福下明白，我需要一张特许证……”

“必要的命令，”穆斯塔法·蒙德说，“此刻正在向保留地总监发出。你立即去总监官邸好了。再见，马克思先生。”

寂静。伯纳挂上电话，匆匆上了房顶。

“总监官邸。”他对伽马八分之一混血儿说。

十点五十四分伯纳已经在跟总监握手。

“很高兴，马克思先生，很高兴，”他那轰响的嗓音透着尊敬，“我们刚收到了特别命令……”

“我知道，”伯纳打断了他的话，“我刚跟总统阁下通过话。”他一屁股坐进了椅子。他那厌倦的口气暗示着他习惯于每周七天都跟总统阁下通话。“请你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尽快。”他特别强调尽快。他对自己十分欣赏。

十一点零三分，所有的文件已经进了他的口袋。

“再见。”他居高临下地对总监说。总监已经陪着他走到了电梯门口。

他步行到了宾馆，洗了个澡，做了真空振动按摩，用电动刀刮了胡子，听了早间新闻，看了半小时电视，才慢条斯理地吃了午饭。两点半钟，他已经跟八分之一混血儿一起飞回了马尔佩斯。

小伙子站在招待所门外。

“伯纳，”他叫道，“伯纳！”没有人回答。

小伙子穿着鹿皮靴，走路没有声音。他跑上台阶，拽了拽门，门关着。

他们走了！那是他所遇见过的最可怕的事。列宁娜请他来看他们，可他们却走掉了。他在台阶上坐下，哭了起来。

半小时后他想起往窗户里望望。他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一个绿色手提箱，箱盖上印着姓名的首字母L.C.。欢乐像火焰一样从他心里燃起。他捡起一块石头。碎玻璃落在地上当当地响。很快他就进了屋子。一打开绿色的手提箱他立即闻到了列宁娜的香水味。那香味弥漫了他的肺叶，那是列宁娜的香味呢。他的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他几乎晕了过去。他把身子弯在那宝贵的箱子上，抚摩着，翻看着，拿到光线里审视着。他起初对列宁娜用来换洗的粘胶天鹅绒短裤上的拉链弄不明白，到他明白过来时，便觉得很好玩；拉过去，拉过来，再拉过去，又拉过来；他着迷了。列宁娜的绿色拖鞋是他平生见过的最精美的东西。他打开一件贴身拉链衫，不禁羞红了脸，赶快放到了一边。但是他亲吻了一下一条人造丝手绢，又把一条围巾围到了脖子上。他打开一个盒子，一股香粉喷了出来，喷在他手上。他把它擦在胸口、肩膀和光胳臂上。多好闻的香味！他闭上眼睛，用脸挨了挨擦了粉的胳臂。滑腻的皮肤挨紧他的脸，麝香味的香粉透进了他的鼻子——是活生生的她呀。“列宁娜，”他轻声说，“列宁娜！”

有什么响动吓了他一跳，他心虚地转过身子，把偷看着的东西塞回手提箱，盖上盖，又听了听，看了看。没有活动的迹象，也没有声音。可他确实听见过什么东西——好像是有人叹气，好像是木头的吱嘎声。他踮起脚，走到门边，小心翼翼地开了道缝，发现自己望着的是一片宽阔的梯口平台，平台对面是另一道虚掩着的门。他走过去推开门，偷看起来。

列宁娜躺在矮床上，睡得正香。她穿着一件粉红拉链睡衣，床单掀开。鬈发衬着她的脸，多么美丽！那粉红的脚趾，那安详的熟睡的面庞，像孩子一样打动人心；那无力松垂的手，那柔软的胳臂，是那么坦然而无助。他的眼里不禁噙满了泪水。

他采取了无穷的预防措施——其实很不必要，因为除非开枪，是无法把列宁娜从预定的唆麻假日提前惊醒的。他进了屋子，跪在床边的地板上，双手十指交叉，注视着她。“她的眼睛。”他喃喃地说道。

你总在言谈里说起她的眼睛、头发、

面颊、步态、声音；啊，还有她那纤手！

在那双纤手面前，一切白色都只是污秽，

写下的全是自我谴责；连小天鹅的茸毛

跟它柔腻的一握相比，也透着粗糙……[1]

一只苍蝇围着列宁娜嗡嗡地飞，他挥手把它赶走了。“苍蝇。”他记起：

即使朱丽叶皎洁的纤手上的苍蝇

也可以从她唇上盗窃永恒的祝福，

而她，也会因纯洁的处女娇羞而脸红，

好像叫苍蝇吻了也是罪过……[2]

他非常缓慢地伸出手去，好像想抚摩一只胆小却又颇为危险的鸟。他的手颤抖着，悬在空中，离她那松弛的手指只有一英寸，差不多要碰到了。他敢于用自己最卑贱的手指去亵渎吗？不，他不敢。那鸟太危险。他的手又垂了下来。她多么美丽呀！多么美丽呀！

他突然发现自己在思考着：只要抓住她脖子边的拉链扣，使劲一拉……他闭上了眼睛，摇着头，像刚从水里冒出的狗一样摇晃着脑袋。可耻的思想！他为自己难堪。纯洁的处女娇羞……

空气里有一种嗡嗡声。又有苍蝇想盗窃永恒的祝福吗？是黄蜂吗？他望了望，什么都没看见。嗡嗡声越来越大，好像选定了要待在百叶窗外面。飞机！他狼狈不堪地跳了起来，跑回了另一间房，跳出了敞开的窗户。他在高高的龙舌兰丛间的小径上奔跑时，看见伯纳从直升机上下来了。

【注释】

[1] 这一段见莎士比亚戏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一幕第一场五十五至五十九行。

[2] 这一段见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三场三十五至三十九行。

第十章

布鲁姆斯贝里中心，四千个房间里的四千座电钟的指针都指着两点二十七分。这座“工业的蜂巢”（主任喜欢这样叫它）正嗡嗡地忙碌着。人人都在忙，事事都井井有条地进行着。显微镜下精子正扬着脑袋，使劲甩着长尾巴，狠命往卵子里钻。卵子在膨胀，在分裂，若是波坎诺夫斯基化过的，则在萌蘖，分裂成为无数个胚胎。自动扶梯正从社会条件设置室呜呜地驶进地下室。在那儿昏暗的红光里，胚胎躺在腹膜垫上，冒着蒸熏样的燠热，饱餐着代血剂和荷尔蒙长大，再长大。若是中了毒就伤感地变作发育受阻的艾普西龙。瓶架带着轻微的嗡嗡声和嘎嘎声，带着重新获得的永恒，一礼拜一礼拜难以觉察地移动着。直到那一天，新换瓶的胎儿在换瓶室发出了第一声害怕而吃惊的尖叫。

地下室下层的发电机呜呜响着，电梯匆匆地升降。十一个楼层的孵化室全部到了哺育时间。一千八百个仔细编了号的婴儿正同时从一千八百个瓶子里吮吸着各自那一品脱消过毒的外分泌液。

楼上，依次往上的十层宿舍里，幼小得还需要午睡的男童和女童跟所有的人一样忙碌着，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在不自觉地听着睡眠教育里的卫生课、社交课、阶级觉悟课和幼儿爱情生活课。再往上去，游戏室里，因为外面已经下起了雨，九百个略大的儿童在那儿玩着积木和胶泥，玩着“找拉链”和性爱的游戏。

嗡嗡嗡，蜂巢忙碌地、欢快地吟唱着。姑娘们照看着试管，唱着欢乐幸福的歌。条件设置工一边上班，一边吹着口哨。而在换瓶室里的瓶子上方，又有多么有趣的谈笑在进行！但是主任和亨利·福斯特一起走进授精室时，脸上却一本正经，严厉地绷着。

“他成了这屋里众人的榜样了，”主任说，“因为这屋里的高种姓人员比中心的其他任何单位都多。我告诉过他两点半到这儿来见我的。”

“他的工作倒还是不错。”亨利摆出宽容的样子假惺惺地说。

“这我知道，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严格要求。他在智力上的优势意味着相应的道德责任。一个人越有才能，引错路的能量就越大。个别人受点苦总比让大家都腐败好。只要考虑问题不带温情，福斯特先生，你就会明白，一切错误都不及离经叛道严重。谋杀只能杀死个别的人，而个别的人，说到底，算得了什么？”他挥了挥手，指着一排排的显微镜、试管和孵化器说，“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制造一个新的——想造多少就造多少。而离经叛道威胁的却不只是个体，而是整个社会。是的，整个社会。”他重复了一句，“啊，他来了。”

伯纳已经进了屋子，在一排排授精员之间向他们走来。表面的得意和自信浅浅地掩饰着他的紧张情绪。他说：“早上好，主任。”说话时声音高得荒谬，为了掩饰这个错误，他又说，“你要我到这儿来谈话。”那声音又柔和得荒谬，像耗子叫。

“不错，马克思先生，”主任拿着架子说，“我的确要你到这儿来见我。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已经结束假期，回家来了。”

“是的。”伯纳回答。

“是——是的。”主任拉长了声音像蛇一样嘶嘶地说，随即又提高了嗓门，“女士们，先生们，”他的声音像喇叭，“女士们，先生们。”

姑娘们对着试管上空唱的歌和显微镜工心不在焉的口哨全部突然停止。一片深沉的寂静。大家都四面望着。

“女士们，先生们，”主任再重复了一句，“我这样打断你们的劳动，很抱歉。是一种痛苦的责任感促使我这样做的。因为社会的安全和稳定遇到了危险。是的，遇到了危险。女士们，先生们，”他谴责地指着伯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这个阿尔法加得到的很多，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要求他很多。你们的这位同事——我也许应该提前叫他‘这位以前的同事’——严重地辜负了大家对他的信任。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和唆麻的异端观点，由于他的性生活的恬不知耻的离经叛道，由于他拒绝了我主福帝关于下班之后行为要‘恰如婴儿’的教导（说到这儿主任画了一个T字），他已经证明自己成了社会的公敌，是一切秩序和安定的颠覆者。女士们，先生们，他是对抗文明的阴谋家，因此，我建议开除他，把他从本中心开除出去，让他声名狼藉。我建议立即向上面申报，把他调到最下级的中心去，为了使对他的惩罚对社会最有利，把他调到距离重要人口中心最远的地方去。到了冰岛他就没有多少机会用他那些非福帝的行为引诱别人走上邪路了。”主任住了口，交叉了双手，威风凛凛地转向了伯纳，“伯纳，你能够提出理由反对我执行对你的处分吗？”

“是的，我能够。”伯纳用非常响亮的声音回答。

主任多少吓了一跳，但仍然神气十足。“那你就提出来吧。”

“当然要提出来，但我的理由还在走道里，请稍候。”伯纳匆匆走到门边，甩开了门。“进来。”他命令道，那“理由”便走了进来，露出了它的形象。

人们倒吸了一口气，发出一阵惊愕和恐怖的低语；一个姑娘尖叫起来；一个人站到椅子上，想看得更清楚，却打翻了两支满装精子的试管。在那些青春矫健的身子和没有扭曲的面孔之间出现了一个离奇可怕的中年的妖怪：面目浮肿、肌肉松弛——是琳达走进了房间。她卖弄风情地微笑着，那微笑退了色，七零八碎。她走路时滚动着她那巨大的臀部，却自以为是腰肢款摆，妖冶迷人。伯纳走在她的身边。

“他就在那儿。”伯纳指着主任说。

“你以为我会认不出他呀？”琳达极为气愤地问，然后便转身对着主任，“我当然认得出你，托马金，我到哪儿都能认得出你，在一千个人里也认得出你。可你也许忘记了我。你不记得了吗？不记得我了吗，托马金？我是你的琳达。”她站在那儿望着他，歪着头微笑着。可那微笑面对着主任那呆板的、厌恶的脸色，逐渐失去了自信，犹豫了，终于消失了。“你想不起来了吗，托马金？”她重复道，声音颤抖着。她的眼光焦急而痛苦。那肮脏松弛的脸奇异地扭曲了，变成了极端凄惨的怪笑。“托马金！”她伸出双臂。有人哧的一声笑了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主任说话了，“这个吓人的……”

“托马金！”她向他跑来，毛毡拖在身后，伸出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把脸埋在他的胸前。

无法抑制的哈哈大笑爆发了出来。

“……这种恶作剧太不像话！”主任大叫道。

他满脸通红，想挣脱她的拥抱，可她却死命地搂紧了他。“我是琳达，我是琳达。”哈哈大笑淹没了她的说话声，“你让我怀了个孩子！”她的尖叫声压倒了哄堂大笑，带来了突然的令人骇然的寂静；大家的目光狼狈，闪烁游移，不知道往什么地方看好。主任的脸色突然苍白了，他停止了挣扎，站在那儿，双手握住琳达的手腕，低头盯视着她，吓坏了。“的确，怀了个孩子——而我就是他的母亲。”她把这个猥亵的词扔向了受到侮辱的寂静，仿佛是在挑战。然后她离开了主任，感到了羞耻，羞耻，用双手掩住了面孔，抽泣起来。“可那不是我的错，托马金。因为我一向总是做操的。是不是？是不是？一向做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做母亲有多么可怕就好了，托马金……可是儿子对我仍然是一种安慰。”她转身向着门口，“约翰！”她叫道，“约翰！”

约翰应声走了进来。他在门口先停了一会，四面望了望，然后，他那穿鹿皮靴的脚一声不响地迅速穿过了房间，双膝落地，跪到了主任面前，清脆地叫了一声：“爸爸！”

这个词，这个猥亵得可笑的词，破除了十分难堪的紧张，因为从“爸爸”引起的联想毕竟跟生育的可憎和道德的邪恶隔了一层，这个词不文明，却只是肮脏而不那么淫秽。这个可笑的肮脏字眼缓和了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笑声爆发了出来，是哄堂大笑，几乎是歇斯底里的笑。笑声一阵接着一阵，仿佛不会停止。我的爸爸——而那爸爸却是主任！我的爸爸！啊，福帝！啊，福帝！太精彩了，的确！哄笑声和吼叫声重新发出，脸都几乎笑破了，笑得眼泪汪汪。又有六支精子管打翻了。我的爸爸！

主任苍白了脸，用疯狂的目光四面望着，他羞愧得手足无措，非常痛苦。

我的爸爸！已出现平静迹象的笑声又爆发了出来，比以前更响了。主任用双手捂住耳朵冲出了房间。

第十一章

授精室那一幕之后，伦敦的上层种姓都迫不及待地想见识一下这位妙人。那野蛮人竟然跑到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倒不如说是前主任，因为这可怜的人随即辞了职，再也没有进过中心了——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叫他“爸爸”。（这恶作剧精彩得叫人不敢相信。）而相反，琳达却没有引起注意，谁也没有想过要看她。把人称作妈妈已经超过了玩笑的限度，是一种亵渎。何况她跟别人一样，是从瓶子里孵化出来的，是设定过条件的人，不是真正的野蛮人，因此她不可能有真正的怪念头。最后，还有她那副模样——这才是人们不希望看见可怜的琳达的最大理由。青春不再，肥胖臃肿，一口坏牙，满脸斑点，还有那身材。福帝呀！见了她你不能不作呕，打心眼里作呕。因此优秀的人都决心不见琳达，而琳达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见他们。回归文明对她意味着回归唆麻，不但可以躺在床上一天又一天地享受唆麻假日，而且醒过来不会头痛，恶心，想呕吐。用不着感到像喝了龙舌兰酒一样心虚，抬不起头，仿佛干了什么反社会的可耻罪行。唆麻不会开这种刻薄的玩笑，它所给予的假期是完美的，而且，如果随后的早上并不愉快的话，也并非是由于内在的感受，只是觉得不如唆麻假日那么快活而已。补救的办法是继续度假。她不断贪婪地吵着要求增加唆麻的剂量和次数。萧大夫起初反对，后来就按照她的要求给她。她一天吞下的唆麻竟达二十克之多。

“那会叫她在一两个月之内死去的。”医生对伯纳透露了真情，“有一天她的呼吸系统中心会瘫痪，不能呼吸，于是就完了。倒也是好事。我们如果能够让人返老还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惜办不到。”

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琳达在度唆麻假时，不会碍事），提出反对的倒是约翰。

“你们给她那么大的分量岂不是要缩短她的寿命吗？”

“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的，”萧大夫承认，“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实际上是在延长她的寿命。”小伙子莫名其妙地瞪大了眼睛。“唆麻让你失去了几年寿命，”大夫说下去，“但是，想一想它在时间以外给你的悠久岁月吧，那是长得难以计量的。每一次唆麻假在我们祖先的眼里都是永恒呢。”

约翰开始明白了。“原来永恒只在我们嘴上和眼里。”他喃喃地说。

“你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

“当然，”萧大夫说下去，“别人有正经工作要做，你就不能打发他到永恒里去，可是她并没有什么正经工作要做……”

“可我照样，”约翰坚持，“认为这不合适。”

大夫耸了耸肩。“好了，如果你宁可让她发疯一样叫喊，喊个没完的话，你可以……”

约翰最后只好让步了。琳达得到了唆麻，从此以后她便待在三十七楼伯纳公寓的小房间里，躺在床上，永远开着收音机、电视机，永远开着天竺薄荷香水，让香水滴着。唆麻片放在一伸手就够得着的地方——她待在那儿，却又压根儿不在那儿。她永远在遥远处度假，在虚无缥缈的地方，在另一个世界。在那儿，收音机的音乐是一个色彩绚烂的深渊，一个滑音演奏的悸动的深渊，通向一个光明灿烂的绝对信念的中心（其间经过了多少美妙的曲折）；在那儿，闪烁在电视机里的形象是某些在美妙得难以描述的、全是歌唱的感官片里的演员；在那儿，滴下的天竺薄荷不光是香水，也是阳光，也是一百万只色唆风，也是跟她做爱的波培，只是比那还要美妙得多，美妙得没法比，而且无穷无尽。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让人返老还童，但是我很高兴。”萧大夫下了结论，“有这个机会看到了人类衰老的标本。非常感谢你找了我来。”他跟伯纳热烈地握手。

于是人们以后所关注的就只有约翰了。由于只能够通过公认的监护人伯纳才能见到约翰，伯纳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不但受到正常的对待，而且成了一个风云人物。人们再也不谈论他代血剂里的酒精了，也不再嘲笑他的外表了。亨利·福斯特一改常态，对他亲切了起来。本尼托·胡佛送给他一份礼物，六包性激素口香糖。命运预定局助理局长也一反常态，几乎卑躬屈膝地请求伯纳邀请他去参加晚会。至于女人嘛，只要伯纳有一点邀请的暗示，谁都可以让他上手。

“伯纳邀请我下星期三去跟野蛮人见面呢。”范尼得意地宣布。

“我很高兴，”列宁娜说，“现在你得承认你对伯纳的看法是错的了。你不觉得他相当可爱吗？”

范尼点点头。“而且我还要说，”她说道，“我感到惊喜。”

装瓶车间主任、命运预定主任和授精司长的三位助理、情感工程学院的感官片教授、西敏寺社区歌咏大厅经理、波坎诺夫斯基化监督——伯纳的要人名单没有个完。

“这一周我到手了六个姑娘，”他对赫姆霍尔兹·华生说体己话，“星期一一个，星期二两个，星期五加了两个，星期六加了一个。我要是有时间或是有兴趣的话，至少还有十二个姑娘迫不及待地想要……”

赫姆霍尔兹阴沉着脸，不以为然地听他吹嘘，一声不响。伯纳生气了。

“你妒忌了。”他说。

赫姆霍尔兹摇摇头。“我感到有点悲哀，如此而已。”他说。

伯纳怒气冲冲地走掉了。以后我再也不跟赫姆霍尔兹说话了，他对自己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成功在伯纳的脑袋里嘶嘶地响，让他跟那个他一向不满的世界和解了，其效果犹如一杯美酒。只要这个社会承认他是个重要人物，一切秩序都是好的。但是尽管他的成功使他与世界和解，他仍然拒绝放弃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因为批判行为提高了他的重要性，让他觉得自己伟大多了。何况他还真正感到有些东西应当批判（同时他也确实喜欢做个成功的人，得到想得到的姑娘）。他在因为野蛮人而讨好他的人面前，总想摆出一副离经叛道者的挑剔形象。人家当面有礼貌地听着，背后却摇头。“那小青年没有好下场。”他们说，同时很有把握地预言，他们早晚会看到他倒霉的。“那时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野蛮人帮助他脱离危险了。”他们说。不过，第一个野蛮人还在，他们还得客气。而他则因为他们的客气老觉得自己确实伟大——伟大，同时快活得飘飘然，比空气还轻。

“比空气还轻。”伯纳指着天上说。

气象部门的探索气球在阳光里闪着玫瑰色的光，像天上的一颗珍珠，高高飘在他们头顶。

“……对上述的野蛮人，”伯纳指点着说，“将展示文明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在他们正将文明世界的鸟瞰图向野蛮人展示——从查令T字街大厦的平台上看去，航空站站长和常驻气象专家在给野蛮人做向导，但大部分的话还是让伯纳包揽了。他非常激动，表现得俨然至少是个前来访问的总统，比空气还轻。

孟买来的绿色火箭从天空降落。乘客们走下火箭。八个穿卡其布制服的一模一样的达罗毗荼[1]多生子从机舱的八个舷窗里往外望着——是乘务员。

“每小时一千二百五十公里，”站长引人注目地说，“你对此有何看法，野蛮人先生？”

约翰觉得很好。“不过，”他说，“爱丽尔四十分钟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周。[2]”

“令人意外的是，”伯纳在给穆斯塔法·蒙德的报告里说，“野蛮人对于文明的种种发明创造似乎不觉得惊讶，并不肃然起敬。这无疑是部分地由于一个事实：他听一个叫作琳达的女人告诉过他。琳达是他的母……”

（穆斯塔法·蒙德皱了皱眉头。“那傻瓜难道认为我那么娇气，连他把‘母亲’这字写完我都受不了吗？”）

“还有一部分则是由于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他称之为‘灵魂’的东西上去了，那是一种他坚持认为独立于物质环境之外的实体。我设法为他指出……”

总统跳过了后面的一些句子，正打算翻到下一页寻找更有趣的、具体的东西，眼睛却被几句很不寻常的话抓住了。“虽然在此我必须承认，”他读道，“我也同意野蛮人的看法，文明之中的婴儿时期太轻松，或者用他的话说，不够昂贵，因此我愿意借此机会向阁下进一言……”

穆斯塔法·蒙德立即由愠怒变成了快活。这家伙竟然一本正经地教训起我来了——还奢谈着社会秩序。稀奇古怪，肯定是疯了。“我应当给他点教训。”他自言自语地说，然后一抬头，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至少此时还不必教训他。

那是一家生产直升机灯座的小厂，是电气设备公司的一个分支。他们在房顶受到了技术总管和人事经理的欢迎（那封传阅的总统推荐信效果十分神奇）。他们一起下了楼梯，进了工厂。

“每一个步骤，”人事经理解释说，“都尽可能由一个波坎诺夫斯基组负责。”

结果是：八十三个几乎没有鼻子的短脑袋黑皮肤德尔塔操作冷轧；五十六个鹰钩鼻子姜黄皮肤的伽马操作五十六部四轴的卡模镟床；一百零七个按高温条件设置的塞内加尔艾普西龙在铸造车间工作；三十三个德尔塔女性——长脑袋，沙色头发，臀部窄小，高度一米六九（误差在二十毫米以内）——车着螺丝；在装配车间，两组矮个儿的伽马加在装配发电机。两张矮工作台面对面摆着，传送带在两者之间移动，输送着零部件。四十七个金头发白皮肤的工人面对着四十七个褐色皮肤的工人；四十七个鹰钩鼻面对着四十七个狮子鼻；四十七个后缩的下巴面对着四十七个前翘的下巴。完工的机件由十八个一模一样的棕色鬈发姑娘检验，她们一律着绿色伽马服。再由三十四个短腿的左撇子德尔塔减打包进箱。然后由六十三个蓝眼睛、亚麻色头发、长雀斑的半白痴艾普西龙减搬上等在那儿的卡车。

“啊，美妙的新世界……”由于某种记忆里的恶意，那野蛮人发现自己在背诵着米兰达的话，“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多出色的人物。”

“而且我向你保证，”人事经理在他们离开工厂时总结道，“我们的工人几乎从来不闹事。我们总发现他们……”

但是那野蛮人已突然离开了他的伙伴，在一丛桂树后面剧烈地呕吐起来，仿佛这结实的大地是一架在空中遇见了大气旋涡的直升机。

“那个野蛮人，”伯纳写道，“拒绝服用唆麻，而且似乎由于他的母……琳达老逗留在假期里，感到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的母……很衰老，外形讨厌透顶，野蛮人仍然常去看她，对她表现了强烈的依恋之情——这个例子很有趣，说明了早期条件反射的设置可以制约天然冲动，甚至克服它（在本例里，是回避可恶对象的冲动）。”

他们在伊顿公学上半部分的屋顶降落。校园对面五十二层楼的路普顿大厦在太阳中闪着白光。大厦左面是公学，右面是高耸的一幢幢庄严的由钢骨水泥和维他玻璃筑成的学校社区歌咏大厅。方形广场的正中站立着我主福帝的铬钢塑像，古老而奇特。

他们下飞机时教务长嘉福尼博士和校长季特女士会见了他们。

“你们这儿的多生子多吗？”刚开始参观，野蛮人就颇为担心地问道。

“啊，不多。”教务长回答，“伊顿是专为上层种姓的子女保留的。一个卵子只生成一个成人。当然，教育起来要费事得多。但是他们是打算用来承担重任和处理意外事件的，只能够这样。”他叹了口气。

此时伯纳已经对季特女士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如果你星期一、星期三，或是星期五晚上有空的话……”他说着用大拇指对那野蛮人一戳，“他很特别，你知道，”伯纳加上一句，“怪怪的。”

季特女士微笑了（这微笑的确迷人，伯纳想），说了声谢谢，表示他若举行晚会她是乐意出席的。教务长开了门。

在阿尔法双加的教室里待了五分钟，约翰有点糊涂了。

“什么叫作基本相对论？”他悄悄问伯纳。伯纳打算回答，又想了一想，建议他们到别的教室去一趟再说。

一个响亮的女高音在通向贝塔减地理教室的走廊门后叫道：“一、二、三、四。”然后带着疲倦的口气说：“照做。”

“马尔萨斯操，”校长解释道，“当然，我们的姑娘大部分都是不孕女，我自己就是，”她对伯纳笑了笑，“但是我们还有大约八百个没有绝育的姑娘需要经常操练。”

约翰在贝塔减教室的地理课上学到了这样的东西：“野蛮人保留地是由于气候或地理条件不利，或天然资源缺乏，不值得花费工夫进行文明化的地区。”咔哒一声，房间黑了，老师头顶的银幕上突然出现了阿科马的悔罪人匍匐在圣母像面前的样子。他们也匍匐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和菩公鹰像的面前，哀号着悔罪（那是约翰以前听见过的）。年轻的伊顿学生喊叫起来，大笑起来。悔罪人站起身子，仍然哀号着。他脱下了上衣，开始一鞭一鞭地抽打自己。笑声增加了四倍，悔罪人的呻吟声虽被放大，却仍被笑声淹没了。

“他们在笑什么？”野蛮人感到痛心和困惑，他问道。

“为什么？”教务长向他转过仍然满是笑意的脸，“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太好笑了嘛。”

在电影的昏暗光线里，伯纳冒险做出了他以前即使在漆黑之中也不敢做的动作。他仗恃新获得的重要身份，伸出胳臂，搂住了女校长的腰。对方如杨柳轻摇般承受了。他正打算偷吻她一两次，或是轻轻捏她一把，百叶窗咔哒一声又打开了。

“我们还是继续参观吧。”季特女士边说边向门边走去。

“这儿，”一会儿后，教务长说，“是睡眠教育控制室。”

数以百计的综合音乐音响（每间宿舍一个）排列在屋子三面墙上的架子上。另一面的鸽笼式文件柜里是一盘盘的录音带，上面是录好的睡眠教育课文。

“把录音带从这儿塞进去，”伯纳打断了嘉福尼博士的话，解释说，“按按这个按钮就……”

“不对，按那个。”教务长很不高兴地纠正他。

“那一个，然后，录音带展开，硒质光电管把光波转化为声波，于是……”

“于是你就听见了。”嘉福尼博士总结说。

“他们读莎士比亚吗？”他们在去生物化学实验室的中途，经过了学校图书馆，野蛮人问道。

“当然不读。”女校长涨红了脸说。

“我们的图书馆，”嘉福尼博士说，“只有参考书。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需要消遣，可以到感官影院去。我们不鼓励他们耽溺于孤独的娱乐。”

玻璃化的公路上，五部公共汽车从他们身边驶过，上面是男女儿童，他们有的唱歌，有的一声不响地互相拥抱。

“刚刚回来，”嘉福尼博士解释道——此时伯纳悄悄跟女校长订下了当天晚上的约会，“从羽蜕火葬场回来。死亡条件设置从十八个月大就开始。每个幼儿每周都得在医院过两个上午，学习死亡课。最优秀的男孩全留在那儿，到死亡日就给他们吃巧克力汁，让他们学会把死亡当做理所当然的事。”

“跟所有的生理过程一样。”女校长业务性地插嘴道。

八点去萨伏衣，一切都准备好了。

在回伦敦的路上，他们在布冷福德的电视公司逗留了一会儿。

“我去打个电话，你们在这儿等一等好吗？”伯纳问。

野蛮人等着，看着。主白班刚好下班。低种姓的工人们在单轨火车站门前排队——七八百个伽马、德尔塔和艾普西龙男女一共只有十来种面相和身高。售票员在给每个人车票时，无论男女都递给一个小纸筒。人的长龙缓缓向前移动。

“小纸筒里，”伯纳回来以后，野蛮人问道（他想起了《威尼斯商人》[3]），“是什么东西？”

“一天的唆麻定量，”伯纳回答含糊，因为嘴里嚼着本尼托·胡佛给他的口香糖，“下班时就发。四粒半克的药片，还有六粒是星期六用的。”

他热情地抓住约翰的手臂，两人回头向直升机走去。

列宁娜唱着歌走进更衣室。

“你好像对自己很满意。”范尼说。

“我确实是高兴，”她回答。吱（拉开了拉链）！“半小时以前伯纳来了电话。”吱！吱！她扒掉了内衣内裤。“他有个意外的约会。”吱！“问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能带野蛮人去看感官电影。我得要赶快。”她匆匆跑向浴室去了。

“好个幸运的姑娘。”范尼眼看着列宁娜走掉，自言自语道。

忠厚的范尼只叙述了事实，话语里没有妒忌。列宁娜确实幸运，因为并不起眼的她反映了流行时尚的光辉，她跟伯纳共享了很大一部分那野蛮人的巨大名气。福帝女青年会的秘书不是请她去报告过经历吗？爱神俱乐部不是已经邀请她参加了年度宴会吗？她不是已经上了感官电影新闻吗？——不是叫全星球数以亿计的人都看得见，听得清，触摸得着了吗？

显耀人物对她的注意也同样令她得意。驻跸总统的第二秘书请她去用过晚宴，吃过早饭。福帝大法官曾经邀请她一起度过周末，还有个周末又是跟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度过的。内外分泌联合公司的董事长老给她打电话。她还跟欧洲银行副总管去过一趟道维尔。

“当然，很美妙，可是在一定意义上，”她向范尼承认，“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弄虚作假。因为，当然，他们首先想知道的是跟野蛮人做爱是什么滋味，而我却只能说我不知道。”她摇摇头，“当然，大部分人不相信我说的。但这是真的。我倒希望这不是真的。”她忧伤地加了一句，叹了一口气，“他漂亮极了，你不觉得吗？”

“可是他喜欢你吗？”范尼问。

“我觉得他有时喜欢，有时又不喜欢。他总是尽量回避我。我一进房间他就往外走。他总不肯碰我，甚至不肯看我。但是我有时突然转过身去，又会发现他在盯着我，然后——男人喜欢上了你是什么模样，你是知道的。”

是的，范尼知道。

“我不明白。”列宁娜说。

她就是不明白，不但不明白，而且相当生气。

“因为，你看，范尼，我喜欢他。”

她越来越喜欢他了。哎，真正的机会来了，她洗完澡给自己拍香水时想。啪，啪，啪——真正的机会。她那欢乐的心情奔流洋溢，化成了歌声。

抱紧我，让我迷醉，好哥哥；

亲吻我，亲得我发昏入魔；

抱紧我，好哥哥，美妙的兔兔；

爱情好像唆麻，多么舒服。

馨香乐器正在演奏一支令人清新愉快的香草随想曲——百里香、薰衣草、迷迭香、紫苏草、桃金娘和龙蒿发出起伏摇摆的琶音，馥郁的音符通过一连串大胆的变调融入了龙涎香，再通过檀香、樟脑、西洋杉和新割的干草，缓缓回到乐曲开始时那朴素的香味（其间偶然间杂着微妙的噪音——一点猪腰布丁和似有若无的猪粪味）。掌声在最后的一阵百里香香气消失时响起，灯光亮了，合成音乐音响里的录音带开始播放，空气里充满了超高音小提琴、超级大提琴和代双簧管三重奏的懒洋洋的悦人的音乐。在三四十个小节之后，一个远超过人类声音的歌喉开始在器乐伴奏中婉转歌唱，时而发喉音，时而发头音，时而悠扬如长笛，时而是表现渴求的和声，从嘉斯帕德·福斯特的破记录的低音（低到了乐音的极限）轻轻松松升到了蝙蝠般颤抖的高音，比最高C还高出许多（那调子在历史上众多的歌唱家之中，只有路克利齐亚·阿古亚莉曾经尖厉地唱出过一次。那是1770年，在帕尔马公爵歌剧院，令莫扎特大吃了一惊）。

列宁娜和野蛮人陷在他们的冲气座位里听着，嗅着。这时轮到使用眼睛和皮肤了。

音乐厅的灯光熄灭了，火焰一般的大字鲜明闪亮，好像在黑暗中漂浮：全超级歌唱，合成对话，嗅觉乐器同步伴奏，彩色立体感官电影《直升机里三星期》。

“抓住你椅子扶手上的金属把手，”列宁娜说，“否则你就体会不到感官效果。”

野蛮人按照她的话做了。

此刻那些火焰一样的字母消失了。十秒钟完全的黑暗，然后，一个硕大无朋的黑人和一个短脑袋的贝塔加金发女郎突然彼此搂抱着站立在那里，比实际的血肉之躯还不知道立体化多少，耀眼多少，不知道比现实还要真实多少。

野蛮人大吃了一惊。他嘴上是什么感觉呀！他抬手一摸嘴，酥麻感消失了。他的手一落到金属把手上，酥麻感又来了。他的嗅觉器官闻到了纯净的麝香味。录音带上一只超级鸽子像快要死去一样叫着：“咕——咕——”每秒只振动三十二次。一个比非洲贝司还低的声音回答道：“啊——啊。”“呜——啊！呜——啊！”立体化的嘴唇再次吻到一起。阿汉布拉影院的六千观众脸上的催情区全酥麻了，通体舒畅的欢乐几乎叫人受不了。“呜……”

电影的情节极其简单。一支对唱曲唱完，最初的“呜”和“啊”过去（在那张有名的熊皮上的做爱戏演过，每一根毛发都清晰可辨，明确地区分——命运预定局助理局长的话完全没有错），那黑人便遇见了直升机事故，头朝下摔了下来。砰！脑袋摔得好痛！观众席上爆发出了一大片“哎呀，喔唷”之声。

震荡把黑人的条件设置彻底改变了。他对金发的贝塔女郎产生了排他性的疯狂爱情。女郎抗拒，黑人坚持。斗争，追求，袭击情敌，最后是非常刺激的绑架。金发贝塔被掳掠到了天上，在那儿悬了三个星期，跟那疯狂的黑人单独在一起，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最后，三个英俊的阿尔法经过一连串冒险和许多空中的打斗翻滚，终于把姑娘救了回来，把黑人送到了成人再设置中心。电影快乐地、花哨地结束，金发贝塔成了三个救星的情妇。四个人插入了一个合成音乐四重唱，由超级交响乐队全面伴奏，还配合了嗅觉器官的栀子花香。熊皮最后出现，在响亮的色唆风音乐中，最后的立体接吻在黑暗里淡出，最后的酥麻震颤在唇上颤抖着，颤抖着，犹如濒临死亡的飞蛾，越来越弱，越来越轻，终于静止了，不动了。

但对列宁娜来说，那飞蛾还没有完全死亡。即使在灯光大亮、他们随着人群慢慢往电梯踅去时，那飞蛾的幽灵仍然在她的唇上拍着翅膀，在她的皮肤上散布着精微的、令她震颤的渴求和欢乐。她面颊泛着红晕，抓住野蛮人的手臂，瘫软地搂住它贴在胸前。他低头看了看她，苍白了，痛苦了，动了情，却为自己的欲望感到羞耻。他配不上她，他不够资格……两人的眼光碰上了。她的眼光向他许诺了什么样的珍宝呀！那气质可以抵得一个王后的赎金。他赶紧看向别处，抽回了被俘虏的手臂。他暗暗害怕，怕她不再是他配不上的那个姑娘。

“我觉得你不应该看那样的东西。”他赶紧把过去和今后可能玷污了她的冰清玉洁的原因转嫁到外部环境上去。

“什么样的东西，约翰？”

“这样可怕的电影之类的东西。”

“可怕？”列宁娜确实大吃了一惊，“可我觉得很美好。”

“下流，”他义愤地说，“卑鄙。”

她摇摇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怎么那么奇怪？他怎么会一反常态来破坏情绪？

在计程直升机里他几乎没望过她一眼。他为自己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誓言所约束，服从着很久没有起过作用的法则。他别过身子坐着，一声不响。有时他整个身子会突然神经质地颤抖起来，好像有手指拨动了一根紧得几乎要断裂的琴弦。

计程直升机在列宁娜的公寓房顶降落。“终于。”她下了飞机兴奋激动地说。终于——哪怕他刚才那么奇怪。她站在一盏灯下望着小镜子。终于到手了，是的，她的鼻子有点发亮。她用粉扑扑上了一点粉。时间正好，他在付计程飞机机费。她抹着发光的地方想着：“他漂亮得惊人，其实用不着像伯纳那样害羞。可是……要是换了个人，老早就干起来了。好了，现在，终于到手了。”小圆镜里那半张脸突然对她笑了。

“再见。”她身后一个声音吃力地说。列宁娜急忙转过身子。约翰站在计程飞机门口，眼睛紧盯着她，显然从她给鼻子扑粉时起就在盯着，等待着。可他在等什么？是在犹豫，是还没有下定决心，一直在想，想——她想不出他究竟有些什么不寻常的念头。“晚安，列宁娜。”他说着努力想笑，做出个奇怪的面相。

“可是，约翰……我以为你打算……我是说，你是否……”

他关了门，向前弯过身子对驾驶员说了些什么，计程飞机射向了空中。

野蛮人从机底的窗户往下看，看见了列宁娜仰起的头在淡蓝色的灯光里显得苍白。她的嘴张着，在叫着什么。她那缩小的身姿急速离他而去。房顶那越来越小的方形似乎落进了黑暗里。

五分钟后他已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从隐藏的地方找出了那本被老鼠咬破的书，带着宗教般的细心翻开了那脏污打皱的书页，开始读起了《奥赛罗》。他记得，奥赛罗跟《直升机上三星期》里的人一样，是黑人。

列宁娜擦着眼睛走过房顶，来到电梯前。在下到二十七楼时，她掏出了她的唆麻瓶子。一克是不会够的，她决定。她的痛苦比一克要大，但是如果吞下两克，她就有明天早上不能及时醒来的危险。她折中了一下，往她左手手心抖出了三粒半克的药片。

【注释】

[1] 南亚一个民族，居住在印度南部与斯里兰卡北部。

[2] 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里的角色，是个精灵，来去飘忽，所以可以极快地环绕地球飞行。

[3]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里，富家女鲍西娅让求婚者就金、银、铅三个匣子进行选择，其中一个里面藏有她的小像，选中小像的人就做她的丈夫。野蛮人不知道那些纸筒里是什么，联想到了这个剧本。

第十二章

伯纳只好对紧闭的门大叫，野蛮人却不肯开门。

“可是，大家都在那儿等你。”

“让他们等吧。”屋里传来瓮声瓮气的回答。

“可是你很明白，约翰。”（又要大喊大叫又要带说服口气，多么困难呀！）“我是特地让他们来看你的。”

“你倒应该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问问我愿不愿见他们。”

“可你以前总来的，约翰。”

“那正是我再也不愿来的理由。”

“只不过让我高兴一下，”伯纳声嘶力竭地劝说着，“你就不愿意让我高兴一下吗？”

“不愿意。”

“真不愿意？”

“真不愿意。”

绝望了。“那我怎么办呢？”伯纳哀号了起来。

“那你就赶快走！”屋里的声音吼叫着，很恼火。

“可是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手今晚要来。”伯纳几乎要哭了。

“哎，呀，踏夸。”野蛮人只能用祖尼语才能确切表达他对社区首席歌手的感受。“哈尼！”他又补充了一句，然后说，“松，厄索，策纳。”（多尖刻的嘲弄口气！）

然后他朝地上吐了一口痰——波培也会这么做的。

伯纳终于泄了气，只好溜回他的屋子，通知等得不耐烦的观众：野蛮人那天晚上不会来了。客人对这个消息很气愤。男人们气得要命，因为上了当，太给这个无足轻重的、持异端观点的、声名狼藉的人面子。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是愤慨。

“跟我开这种玩笑，”首席歌唱家不断地说，“跟我！”

女士们更是生气，认为是听信了假话——叫一个恶劣的小不点涮了——那人的瓶子被误加了酒精，只长了个伽马减的个头。那是对她们的侮辱。她们的声音越来越大。伊顿公学的女校长尤其凶狠。

只有列宁娜一言不发。她苍白了脸，坐在角落里，一种罕见的忧郁使她蓝色的眼睛蒙眬了，一种跟周围的人不同的情绪把她和他们隔断了。她来参加晚会时原怀着一种奇怪而急迫的兴奋。“再过几分钟，”她刚进屋时还对自己说，“我就会看见他了。我要告诉他我爱他（她是下了决心来的）——爱得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深。那时他或许会说……”

他会怎么说？血液涌上了她的面颊。

“那天晚上看完感官电影后他为什么那么古怪？太古怪了。而我却绝对有把握认为他的确相当喜欢我。我有把握……”

正是在这个时候伯纳宣布了消息：野蛮人不来参加晚会了。

列宁娜突然有了一种一般只在受到强烈的代动情素处理时才有的感觉——一种可怕的空虚感，一种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惧感、恶心感。她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也许是因为他并不喜欢我。”她对自己说。这种可能性立即变成了确定的事实。约翰拒绝来，是因为他不喜欢她……

“实在太愚蠢了。”伊顿公学的女校长对火葬与磷回收场场长说，“在我认为实际上……”

“的确，”范尼·克朗的声音传来，“酒精的事绝对是真的。我的一个熟人认识一个当年在胚胎库工作的人。她告诉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又告诉了我。”

“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亨利·福斯特对社区首席歌唱家表示同情，“你也许会感兴趣的是，那时我们的前任主任正打算把他下放到冰岛去。”

伯纳那快活自信的气球绷得太紧，大家说出的话把它戳了个千疮百孔，大漏其气。他苍白、沮丧、激动、心慌意乱，在客人之间走来走去，前言不搭后语地嗫嚅着，表示歉意，向他们保证下一回野蛮人准到。他求他们坐下，吃一只胡萝卜素夹心面包，吃一片维生素A小面饼或是喝一杯代香槟。他们照吃不误，却不理他；他们一面喝着饮料，一面当面出言不逊，或是彼此议论着他，声音又大又不客气，只当他不在。

“现在，我的朋友们，”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用在福帝日庆祝演出里领唱的美丽嘹亮的歌喉说，“现在，我的朋友们，我觉得也许时间已经到了……”他站起身来，放下杯子，从他那紫红色粘胶背心上掸掉不少点心碎屑，向门口走去。

伯纳冲上前去，想留住他。

“您真是非走不可吗，歌唱家先生？……时间还早呢，希望您能够……”

是的，此举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列宁娜曾经秘密告诉过伯纳，如果他邀请首席歌唱家，他是会接受邀请的。“他确实相当可爱，你知道。”她还让伯纳看了一个T字形的金质小拉链扣，那是首席歌唱家为他们一起在兰蓓斯度过的周末给她的纪念品。为了宣布他的胜利，伯纳曾经在每一份请帖上写上以下的话：与坎特伯雷首席歌唱家和野蛮人先生见面。但是这位野蛮人先生偏偏选在今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屋里，而且大叫“哈尼”，甚至“松，厄索，策纳”！幸好伯纳不懂祖尼语。那应当成为伯纳整个事业光辉顶点的时刻，竟然变成了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时刻。

“我曾经非常希望……”他抬头用慌乱和乞求的眼光望着那位大人物，结结巴巴地重复道。

“我的年轻朋友。”社区首席歌唱家用庄重、严厉、响亮的声音说。人们鸦雀无声。“让我给你一句忠告，”他对伯纳晃动着一根指头，“还不算太晚的忠告。”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了，“你可要痛改前非，痛改前非。”他在他的头上画了一个T字，转过了身子。“列宁娜，我亲爱的，”他用另一种口气叫道，“跟我来。”

列宁娜服从了，跟在他身后，出了屋子，但是没有笑容，并不得意（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意思）。别的客人在一段意味着尊重的时间之后跟着出去了。最后的客人砰的一声关上门，便只剩下了伯纳一个人。

他的气球给戳破了，完全泄了气，他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用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过了几分钟，他想通了，吞下了四片唆麻。

野蛮人在楼上读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列宁娜和首席歌唱家下了飞机，踏上了兰蓓斯宫的屋顶。“快一点，年轻朋友——我是说你，列宁娜。”首席歌唱家不耐烦地在电梯门口叫道。列宁娜看了看月亮，逗留了一下，然后垂下了眼皮，匆匆走过屋顶，来到他面前。

穆斯塔法·蒙德刚看完一份文件，标题是《一种生物学的新理论》。他沉思地皱起眉头坐了一会儿，然后提起笔在标题页上写道：“作者用数学方法处理目标的设想新奇而极富独创性，但为不经之论，对当前社会秩序具潜在的颠覆作用，颇为危险，不予发表。”他在那几个字下画了根线。“对该作者须加监视，必要时下放海军圣赫勒拿[1]生物站工作。”很可惜，他签名时想道，是一篇杰作。但一旦接受从目标出发所做的解释，结果便很难预料。这一类思想极容易破坏上层种姓中思想不坚定分子已设置的条件——让他们对体现最高的“善”的幸福失去信心，转而相信幸福之外还有着存在于当前人类社会以外的目的，从而相信生活的目的不是维护福利，而是深化意识及扩大知识。这话很可能不错，总统想道，但在目前的环境里决不能容许。他再次拿起笔，在“不予发表”下面画上了第二道线，比头一道还要粗黑，然后叹了一口气。“如果人不必考虑幸福的话，”他想，“那会多么有趣！”

约翰闭着眼睛，脸上焕发出欢乐的光彩，他对着虚空柔情脉脉地朗诵道：

啊，连火炬也要学习她明亮的燃烧，

她仿佛是在黑夜的面颊旁闪光熠耀，

犹如埃塞俄比亚人耳上豪华的耳坠，

太豪华的美，不能用，在人间太宝贵……[2]

金质的T字架在列宁娜的胸脯上闪光，社区首席歌唱家抓住它，好玩地拽了几下。“我觉得，”列宁娜打破了长久的沉默说，“我最好吞两克唆麻。”

此时的伯纳却睡得正酣，正对着他梦中的私人天堂微笑，微笑，微笑。但无可改变的是，他床头电钟的分针每三十秒就要发出几乎听不见的一声“嗒”，跳前一步。嗒、嗒、嗒、嗒……于是到了早上。伯纳又回到了时间与空间的苦恼之中。他坐上出租飞机来到条件设置中心上班时，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成功的刺激已经烟消云散，他又清醒了，又故我依然了。跟前几周暂时膨胀的气球一对照，他原来的自我在周围的气氛里似乎空前地沉重了起来。

对这个泄气的伯纳，野蛮人表现了意料之外的同情。

“你倒更像在马尔佩斯时的样子了。”伯纳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告诉他时，野蛮人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吗？在那所小房子外面。你现在就跟那时一样。”

“我又不快活了，原因就在这里。”

“要是我呀，我倒宁愿不快活，而不愿意得到你在这儿的这种谎言换来的快活。”

“可是我喜欢，”伯纳痛苦地说，“这都怪你。你拒绝参加晚会，弄得他们全都反对我！”他明白自己这话不公正，因而很荒谬。他心里也承认野蛮人此刻的话说得很对：能够因为那么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反目成仇的朋友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尽管他明白而且承认这个，尽管实际上朋友的支持和同情现在是他仅有的安慰，他仍然在心里顽固地、秘密地滋长着一种对那野蛮人的怨恨之情（伴随那怨恨的也有对他的真诚情感），要想对他搞一场小小的报复，给他点苦头吃吃。对首席歌唱家的怨恨是没有用的，要报复换瓶主任或命运设置主任助理也办不到。可在伯纳看来，那野蛮人作为报复对象却具有超过那几个人的巨大优越性，因为他是可以报复的。朋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我们想施加而无法施加于敌人的惩罚，能够以一种较为温和也较为象征性的形式施加于朋友。

伯纳可以伤害的另一个朋友是赫姆霍尔兹。在他心烦的时候伯纳又去跟赫姆霍尔兹套近乎了（在他得意时是认为那友谊不值得维持的）。赫姆霍尔兹给了他友谊，没有责备，没有指责，好像忘了曾经有过的争吵。伯纳很感动，同时又觉得那种宽容对他来说还是一种侮辱。这种宽容越是不寻常就越是叫他丢脸，因为那全是出于赫姆霍尔兹的性格，而与唆麻无关。那是日常生活里不计前嫌、慷慨给予的赫姆霍尔兹，而不是在半克唆麻造成的假期里的赫姆霍尔兹。伯纳照常心怀感激（朋友回到身边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却也照常心怀不满（若是能够报复一下赫姆霍尔兹的慷慨倒是一种乐趣）。

在两人生疏之后第一次见面时，伯纳倾诉了苦痛，接受了安慰。等到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遇上麻烦的人，因而感到意外和惭愧，已经是好几天以后的事了。赫姆霍尔兹跟领导之间也有了冲突。

“那是几首顺口溜引起的，”赫姆霍尔兹解释道，“我在教三年级学生高级情绪工程课。分十二讲。其中第七讲是关于顺口溜的。确切地说是：‘顺口溜的使用在道德宣传和广告中的作用。’我一向用许多技术上的例子证实我的报告。这一回我觉得应该拿我新写的一首顺口溜作为例子。当然，那纯粹是发疯，但是我忍不住。”他笑了，“我很好奇，想看看学生们的反应。而且，”他更加严肃地说，“我想做一点宣传。我想支配他们，让他们也体会到我写那顺口溜时的感受。福帝呀！”他又笑了，“好个轩然大波！校长叫了我去，威胁说马上要开除我。我成了问题分子。”

“你那是个什么顺口溜？”伯纳问。

“那是关于孤独的。”

伯纳扬起了眉头。

“你要是愿意听，我就背给你听听。”赫姆霍尔兹开始了：

委员们昨天开过的会，

只是个破鼓，残留未去，

黑更半夜的这个城市，

不过是真空里几声长笛。

紧闭的嘴唇，满脸的睡意，

已经停开的每一部机器，

扔满杂物的寂静的场地，

会众们就曾在这里来去……

大家都喜欢这片片的寂静，

哭吧，放声大哭或是饮泣；

说话吧——可那说出的话语

是谁的声音，我并不明白。

不在场的人们，比如苏希，

还有艾季丽亚，她也缺席，

她们的胸脯，她们的手臂，

啊，还有臀部，还有那嘴，

一件件都慢慢地变成了现实。

谁的现实？我问，什么现实？

什么东西有这样荒谬的本质？

压根儿就不存在的什么物事

却能够填满这空虚的黑夜，

竟比跟我们亲密接触的东西

存在得更加实际，更加具体——

可为什么好像竟那么污秽？[3]

“哼，我拿这个给学生举了个例，他们就告到校长那儿去了。”

“我并不意外，”伯纳说，“这完全是反对他们的睡眠教学的。记住，他们为反对孤独所发出的警告多达数十万次。”

“这我知道，但是我认为应当看效果如何。”

“可不，你现在就看见了。”

赫姆霍尔兹只是笑了笑。“我觉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好像刚开始有了可写的东西，仿佛刚开始能使用那种我觉得自己内心所具有的力量——那种额外的潜力。似乎有什么东西向我走来了。”伯纳觉得，赫姆霍尔兹尽管遇到了那么多麻烦，倒好像打心眼里觉得快活。

赫姆霍尔兹跟野蛮人一见如故，因此伯纳从内心感到一种强烈的妒忌。他跟那野蛮人一起待了好多个星期，却没有跟他建立起赫姆霍尔兹很快就跟他建立起的那种深厚的友谊。他看着他们谈话，听着他们谈话，他发现自己有时怨怼地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让他俩成为朋友。他为自己的妒忌感到羞愧，时而用意志力，时而用唆麻来打消自己的这种念头。但是种种努力的作用都不大，而唆麻假总是难免有间歇的，那恶劣的情绪不断地回到心头。

在赫姆霍尔兹跟野蛮人第三次见面时，赫姆霍尔兹背诵了他咏叹孤独的顺口溜。

“你觉得这诗怎么样？”背诵完毕他问道。

野蛮人摇摇头。“你听听这个。”他回答道。他打开放着那本叫耗子咬过的书的抽屉，翻开书读道：

阿拉伯唯一的高树梢，

那只鸟鸣声最高亢，

请伊发丧歌声悲怆……[4]

赫姆霍尔兹越来越激动地听着。听见“阿拉伯唯一的高树梢”时他吃了一惊。听见“你这个先行官啼声凄厉”时突然快活地笑了。听见“每一只羽翼凶悍的鸷鸟”时血便往他面颊上涌。但听见“祭祀的音乐”时便苍白了脸，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颤抖起来。野蛮人继续读道：

这一来自我便淡化隐去，

自己跟自己不再相同，

同一本质的两个名称，

既不叫二，也不称一。

眼见得分离的合在一处，

二合为一，双方不见……

“欢快呀淋漓！”伯纳以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大笑打断了朗诵，“这不就是一首团结祈祷圣歌吗？”他这是在进行报复，因为那两个朋友之间的感情超过了对他的感情。

在以后的两三次见面中，他还多次重复过这个报复的小动作。这动作虽简单，却非常有效，因为破坏或玷污一首他们喜爱的水晶样的诗歌，能给予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强烈的痛苦。最后赫姆霍尔兹威胁说，他如果再那么打岔，就把他赶出屋子去。然而，奇怪的是，下一次的打岔，最丢脸的打岔，却来自赫姆霍尔兹自己。

野蛮人在大声朗诵《罗密欧与朱丽叶》——带着一种激动而颤抖的激情朗诵着，因为他总是把自己当作罗密欧，而把列宁娜当作朱丽叶。赫姆霍尔兹是带着说不清的兴趣来听情人们第一次会见那场戏的。果园一场曾以其诗意令他高兴，但是它所表现的感情却叫他忍不住想笑。跟一个姑娘闹得那么不可开交，他觉得似乎挺滑稽。可是在他一点一点地受到文辞的感染之后，又觉得它所表达的激情十分精彩。“那个老家伙，”他说，“能叫我们最优秀的宣传专家变成傻瓜呢。”野蛮人胜利地笑了，又继续朗诵。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直到第三幕的最后一场——凯普莱特和凯普莱特夫人开始强迫朱丽叶嫁给帕里斯的时候。赫姆霍尔兹听那一幕时一直不大安静，但是在这时朱丽叶用野蛮人模仿出的伤感语调叫道：

在云端难道就没有慈悲的神灵

能看见我心里这悲伤的底奥？

啊，亲爱的妈妈，不要扔弃我，

让婚礼推迟一个月，一个星期吧，

要是不行，就把我的婚床放进

提伯尔特长眠的那昏暗的墓地。

听到这一段时赫姆霍尔兹突然忍不住了，爆发出了一阵哈哈怪笑。

妈妈！爸爸！多么荒唐的猥亵，叫女儿要她不愿意要的人！而那女儿竟然白痴到不知道说明她已经有了心上人（至少那时有）！这样的淫猥荒唐，叫人不能够不觉得滑稽。对于从心底升起的笑意，他曾经竭力压制，但是，又是“亲爱的妈妈”（那野蛮人用那伤感的颤抖的语调念出的），又是提伯尔特死了，却躺在那里，显然没有火化，为一座阴暗的陵墓浪费了他的磷。这些都叫他实在难以控制自己。他哈哈大笑，再哈哈大笑，笑得眼泪直流。他老是忍不住要笑，野蛮人感到受了侮辱，脸色苍白了，越过书页顶上盯着他。然后，由于他还在笑，便愤愤地合上书，站了起来，像一个从猪猡面前收起珍珠的人[5]，把书锁进了抽屉。

“不过，”在赫姆霍尔兹喘过气来可以道歉时，便让野蛮人听了他的解释，消了气，“我很懂得人们是需要那样荒唐疯狂的情节的，因为不这样写就不能写出真正好的东西来。那老家伙为什么能够成为那么了不起的宣传专家呢？因为他有那么多糊涂的、能气死人的故事，能叫人激动。他得叫你难受，叫你生气，否则你就体会不到那些真正美好的、深刻的、像X光一样的词语。可是那些‘爸爸’呀，‘妈妈’呀！”他摇摇头，“在那些‘爸爸’、‘妈妈’面前你就无法叫我板着面孔。谁能够因为一个男娃娃有或是没有一个女娃娃而激动呢？”（野蛮人退缩了；但赫姆霍尔兹凝望着地板沉思，没有看见。）“不会的。”他叹了一口气，结束了谈话，“不会激动的。我们需要别的种类的疯狂和暴力。但是，是什么？什么样的？到哪儿找去？”他住了嘴，摇着头说，“我不知道，”最后再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注释】

[1] 拿破仑失败后被流放的海岛，在南大西洋，距离非洲还有一千二百英里。

[2] 此诗见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五场四十四至四十七行，是罗密欧第一次见到朱丽叶时的自言自语，原文有韵，照译。

[3] 这首顺口溜的韵脚原是abab，cdcd，efef……照这个韵脚译，我国读者怕会觉得不像顺口溜，所以按我国顺口溜习惯用了大体相同的韵脚，一贯到底。

[4] 这是莎士比亚的诗歌《凤凰和斑鸠》的第一小节，下面几句引文也出自这首诗。它是歌唱鸟类女王凤凰和低贱的斑鸠一起自焚的歌，歌颂了为彼此牺牲的爱情。内容暧昧，解释各异，有释为政治讽喻诗的。此处作者似乎是当作单纯的爱情诗看。

[5] 英国有句谚语：“在猪猡面前扔珍珠。”此语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把珍珠扔给猪猡，它只会踩在脚下。”意义近似我国的“对牛弹琴”。

第十三章

亨利·福斯特在胚胎仓库的昏暗之中逐渐露出身影。

“今天晚上愿意去看看感官电影吗？”

列宁娜没有说话，摇了摇头。

“要跟别人出去吗？”他对什么姑娘在跟他的什么朋友来往感到兴趣。“是本尼托吗？”他问道。

她又摇摇头。

亨利从她那红眼睛里，从她那红斑狼疮式的光影下的苍白里看出了厌倦，从她那没有笑意的鲜红的嘴角看出了悲哀。“你该不是生病了吧？”他问道。他有几分着急，有几种疾病还没有消灭，他担心她染上了其中之一。

可是列宁娜再一次摇了摇头。

“总之你应该去看看医生，”亨利说，“每天看医生，百病不担心。”他高高兴兴地说，又拍了拍她的肩膀，把他那睡眠教育的格言拍进她心里。“也许你需要一点代妊娠素，”他建议，“再不然就做一次超量的代强烈情素治疗。你知道标准的代动情素并不十分……”

“啊，为了福帝！”一直沉默的列宁娜现在说话了，“别讲了！”她转身又去弄她刚才忽略了的胚胎。

哼，做什么代强烈情素治疗，如果不是痛苦得想哭，她几乎要笑出声来。好像她自己的强烈情绪还不够多似的，她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叹息，再吸满了针筒。“约翰，”她喃喃地自语道，“约翰……”然后，“福帝呀！”她糊涂了，“这个胚胎的昏睡病预防针打了没有？没有吗？”她简直不记得了。最后她决定不让它冒挨第二针的危险，便往下做，去打另外一瓶。

从那时起，二十二年八个月零四天之后，木旺擦——木旺擦的一个前途远大的阿尔法减官员将会因患昏睡病死去，那将是半世纪内的第一例。列宁娜叹了一口气，继续工作。

一小时以后，范尼在更衣室里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让你自己闹成这种状态是荒唐的，纯粹是荒唐。”她重复道，“而且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男人，一个男人。”

“可我要的就是他一个。”

“好像世界上的男人不是数以百万计似的。”

“可是别人我都不想要。”

“你连试都没试过怎么知道？”

“我试过了。”

“试过几个？”范尼轻蔑地耸耸肩，问道，“一个？两个？”

“几十个。可是，”她摇摇头，“毫无用处。”她补充道。

“那你就应当坚持，”范尼像引用警句一样说，“不能持之以恒，绝对一事无成。”但是她对自己开的药方也失去了信心。

“可我同时……”

“你就别老想着他。”

“我办不到。”

“那你就吞唆麻。”

“吞过了。”

“再吞。”

“但是醒过来还是想。我永远都要喜欢他。”

“如果是那样，”范尼下了决心说，“你为什么不索性去弄到手？管他喜不喜欢。”

“可你不知道他古怪得多可怕。”

“正是因此你才特别喜欢他？”

“说起来倒容易。”

“别管那些胡说八道，上吧。”范尼的声音像喇叭，可以到福帝女青年会当讲师，晚上给贝塔减少年们训话，“对，上，现在就上。”

“我会害怕的。”列宁娜说。

“那就只消先吞下半克唆麻。现在我可要洗澡去了。”范尼拖着毛巾走掉了。

铃声响了，野蛮人跳了起来，向门边走去——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赫姆霍尔兹原说那天下午来的——他终于决心跟他谈谈列宁娜的事了，早已迫不及待想要倾吐心里的话了。

“我早预感到是你来了，赫姆霍尔兹。”他一边开门一边叫道。

站在门口的却是列宁娜，一身白色粘胶绸水手装，左耳边俏皮地斜扣了一顶白色圆帽。

“啊！”野蛮人叫了出来，仿佛有人狠狠给了他一拳。

半克唆麻已足以让列宁娜忘了害怕和羞涩。“嗨，约翰。”她微笑着说着擦过他身边，进了房间。野蛮人机械地关上门，跟在她身后。列宁娜坐了下来。长时间的沉默。

“你见了我好像不太高兴似的，约翰？”她终于说道。

“不高兴？”野蛮人不以为然地望着她，突然在她面前跪了下来，抓住她的手，衷心崇拜地吻着，“不高兴？啊，但愿你能明白我的心。”他低声说，又鼓足了勇气抬起头望着她的脸，“我崇拜的列宁娜，”他说了下去，“你是我最崇拜的人，抵得世上最珍贵的东西。”

她带着艳丽的温柔对他微笑了。“啊，你是那么十全十美。”他说。（她微微张开嘴唇，向他靠了过去。）“你天生就那么无可挑剔、举世无双。”他说。（嘴唇越来越向他靠近了。）“是世间一切生灵的魁首。”（嘴唇更靠近了。）野蛮人突然跳了起来。“因此我打算，”他把脸转开了，“要先完成一件事……来证明我配得上你——并不是说我真有资格，只是想表明我并非绝对配不上你。我要想先办一件事。”

“你为什么非要先办……”列宁娜开始了，却住了口，口气略带愠怒。人家微微张嘴，向你靠来，越靠越近，却突然发现靠了个空，你这个笨蛋却跳到一边去了。哼，尽管有半克唆麻在血液里流动，也免不了有充分的道理叫她烦恼。

“要是在马尔佩斯，”野蛮人前言不搭后语地唧咕道，“就应该给你带一张山狮皮来——我是说如果想跟你结婚的话。否则就带一只狼也行。”

“可是英格兰并没有狮子。”列宁娜几乎怒吼了。

“即使有狮子，”野蛮人突然恨恨地轻蔑地说了下去，“我也担心他们是会坐了直升飞机去射杀，或是用毒气之类的东西去捕猎的；我可决不会干那种事，列宁娜。”他挺了挺胸，鼓起勇气看着她，却看见列宁娜懊恼地、不理解地反盯着他，他狼狈了，更加语无伦次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一类游戏是很吃力的，但兴趣会使人忘记辛苦。[1]这正是我的感觉。我是说，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为你扫地。”

“但是我们这儿有真空除尘器，”列宁娜莫名其妙地说，“哪儿用得着扫地呀！”

“当然用不着，有一类卑微的工作是用艰苦卓绝的精神忍受的，最低贱的事往往指向最崇高的目标。我想用艰苦卓绝的精神忍受一些压力。[2]你明白吗？”

“但是，既然有了真空除尘器……”

“问题不在这儿。”

“而且除尘器还由艾普西龙半白痴使用，”她继续说，“老实说吧，为什么还要……”

“为什么？为了你，为了你呀。只是为了表示……”

“可是真空除尘器跟狮子能有什么关系？”

“为了表示我多么……”

“狮子和高兴见到我又有什么关系……”她越来越气恼了。

“我多爱你呀，列宁娜。”他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和盘托出了。

热血涌上了列宁娜的面颊，象征着欢乐的潮水在她的内心猛烈地激荡。“你真的非常爱我吗，约翰？”

“可是我还没有打算说那句话，”那野蛮人痛苦地将双手十指交叉在一起，叫了起来，“我要等到……听着，列宁娜，在马尔佩斯，人们是要结婚的。”

“结什么？”怒气又悄悄潜回了她的声音。在这样的时刻他还在胡扯些什么呀？

“‘永远。’他们发出诺言，永远生活在一起。”

“多么可怕的念头！”列宁娜真被吓坏了。

“用心灵来超越外表的美丑。因为心灵再生的速度超过了血液的衰老。[3]”

“什么？”

“莎士比亚的戏里是这么说的：‘若是在神圣的礼仪充分完成之前，你就解开了她童贞的结子……’[4]”

“为了福帝的缘故，不要再瞎说了。你的话我可是一句也不懂。开头是什么真空除尘器，然后又是什么结子，你快要把我急疯了。”她跳了起来，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腕，仿佛既害怕他的肉体会从她身边跑掉，又害怕他的心也会飞走似的，“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真的爱我还是不爱我？”

短时间的沉默。然后他以极其轻柔的声音说道：“我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叫道，她非常懊恼，尖指甲竟抠进了他的掌心，“为什么要胡扯些结子、除尘器和狮子什么的，叫我痛苦了好几个星期。”

她松开了他的手——气冲冲地一甩扔掉。

“我要不是那么爱你的话，就要对你大发脾气了。”

她的手臂突然搂住了他的脖子，他感到她那柔软的双唇贴到了自己的唇上。柔软得那么美妙，那么温暖，那么销魂，他发现自己想起了《直升机上三星期》里的拥抱。呜，呜！那立体的金发女郎，还有，啊！比真实还要真实的黑人。可怕，可怕，可怕……他想挣脱她的拥抱。列宁娜却搂得更紧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轻声地说，又挪开了脸盯着他看，眼光里带着温柔的责备。

“即使在最昏暗的洞窟，最方便的场合（良心的声音发出带诗意的雷鸣），有伺机而来的精灵的最强烈的煽惑，也不能把我的廉耻化为肉欲，决不，决不！[5]”他下了决心。

“你这个傻孩子！”她说，“我是多么想要你呀！你既然也想要我，为什么不……”

“可是列宁娜……”他开始反对。她立即抽回了双臂，离开了他。他一时还以为她已经接受了他无言的暗示呢，但是在她解开她那条白色专利的皮药囊带，把它仔细挂到椅背上时，他开始觉得自己错了。

“列宁娜。”他恐惧地重复了一句。

她把手放到脖子边，向下长长一拉，那白色的水手装便已经一解到底。这时怀疑的露水便凝结成了过分、过分坚实的真实。[6]“列宁娜，你在干什么？”

哧！哧！她做出无声的回答。双腿从灯笼裤里踩了出来，拉链内衣是泛珠光的粉红色，胸前晃动着社区首席歌手送她的T字架。

“因为透过胸衣扎进男人眼里的女人的乳峰……[7]”那些雷霆一般的透着玄机的诗句似乎使她变得双倍的妖冶，也双倍的危险了。柔腻的、柔腻的乳峰有多大的穿透力呀！它们钻穿了，扎透了理智，挖出了隧道，刺穿了决心。“在血里的火焰面前，即使最坚定的誓言也不过是一蓬干草。要越加节制自己，否则……[8]”

哧！浑圆的粉红色裂开，像整整齐齐切开的苹果。两条胳臂一晃，右脚一抬，左脚一抬，拉链内衣也落到地上，像是泄了气，失去了生命。

她仍然穿着鞋袜，俏皮地斜戴着白色的小帽，向他走来。“亲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早说呢！”她向他伸出了双臂。

可是野蛮人并没有用“亲爱的”作答，也没有伸出胳臂，反倒是吓得倒退了几步，向她连连挥着双手，好像在驱赶着闯进来的毒蛇猛兽，一退四步已经靠近了墙壁。

“亲亲！”列宁娜说，她将双手放到他肩头，身子贴了过去，“抱紧我，抱得我陶醉，我爱。”她的心里也有诗，知道一些能够歌唱的语句。是符咒，是鼓点。“吻我吧。”她闭上了眼睛，声音降成了睡意蒙眬的呢喃，“吻得我昏过去吧，拥抱我吧，亲亲，温柔地……”

野蛮人抓住她的手腕，从肩上甩开了她的双臂，粗野地把她推到几尺以外。

“啊，你弄疼我了。你……哦！”她突然不做声了，恐怖已让她忘记了疼痛。她睁开眼睛，看见了他的面孔——不，那不是他的面孔，而是一张陌生人的凶狠的面孔。苍白，扭曲，由于某种疯狂的、难以解释的狂怒抽搐着。她惊呆了。“你怎么啦，约翰？”她低声说。他没有回答，只用那双疯狂的眼睛盯住她的脸。他那握住她手腕的手在发抖。他不规则地深深地喘着气，声音微弱，几乎听不见，却很可怕。她突然听见他在咬牙。“怎么回事？”她几乎尖叫起来。

他仿佛被她的叫声惊醒，抓住她的双肩摇晃着她。“婊子！”他大叫，“不要脸的婊子！”

“啊，别，别。”被他一摇晃，她的声音奇怪地颤抖着抗议道。

“婊子！”

“可别——那么讲。”

“该死的婊子！”

“一克唆麻胜过……”她开始了。

野蛮人猛然一推，她一个趔趄，摔倒了。“滚吧！”他咄咄逼人地俯瞰着她，叫道，“别叫我看见你，否则我杀掉你。”他捏紧了拳头。

列宁娜举起胳臂，想挡住脸：“别，求你别，约翰……”

“快滚，快！”

她用恐怖的眼光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翻身爬起，仍然举着一条胳臂遮住脸，弓着身子向浴室跑去。

他一巴掌狠狠地打发她快滚，声音像手枪。

“哦呜！”列宁娜往前一窜。

她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安全有了保证，再慢慢观察自己受到的伤害。她背对着镜子，扭过头从左肩望去，珍珠色的皮肤上有一个鲜明的红色巴掌印。她小心翼翼地揉着受伤的部位。

外面，另外一间屋子里，那野蛮人在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踏着鼓点和魔咒的节奏。“鹪鹩在干那把戏，金色的小苍蝇在我面前也公然交尾。”话句震响在他耳里，令他发疯，“她自己干起那回事来，比臭鼬和骚马还要浪得多呢。她们上半身虽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上虽由天神占有，腰带以下全归一群魔鬼；那里是地狱，那里是黑暗，那里是硫磺火坑。灼热，恶臭，糜烂。啐！啐！呸！呸！好药剂师，你给我称一两麝香，让我解解我想象中的臭气。[9]”

“约翰，”浴室里传来一阵哀求，“约翰。”

“啊，你这野草闲花啊！你的颜色是这样娇美，你的香气是这样芬芳，人家看见你，嗅到你就会心疼。难道这一本美妙绝伦的书竟是要让人写上‘婊子’两字的吗？天神见了也要掩鼻而过的……[10]”

但是她的香气仍然游荡在他周围，他的短衫上还有白色，那是使她那滑腻的身子芬芳的扑粉。“不要脸的婊子，不要脸的婊子，不要脸的婊子，”那无情的节奏自己拍打了出来，“不要脸的……”

“约翰，你认为我可以穿上衣服吗？”

他抓起了她那灯笼裤、女短衫和拉链内衣裤。

“开门！”他命令道，踢着门。

“不，我不开。”那声音带着畏惧和反抗。

“那我怎么把衣服给你呢？”

“从门上的气窗塞进来。”

他照她要求的做了，又烦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要脸的婊子，不要脸的婊子。“屁股胖胖的，手指粗得像马铃薯一样的荒淫的魔鬼……”[11]

“约翰。”

他不愿意回答。“屁股胖胖的，手指粗得像马铃薯……”

“约翰。”

“怎么？”他气冲冲地说。

“你能够把我的马尔萨斯带给我吗？”

列宁娜坐着，听着隔壁房间里的脚步声。她一边听，一边想着，他要像这样走来走去走多久？她是不是非得要等到他离开屋子？能不能够给他一点合理的时间，让他的气消下去，然后打开浴室门冲过去取？会不会有危险？

她正在这样不安地思考着，却被另外那房间里的电话声打断了。脚步声突然停止，她听见野蛮人在跟听不见的声音交谈。

“哈啰。”

……

“我就是。”

……

“我要不是冒充我自己，我就是。”

……

“是的，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我是野蛮人先生。”

……

“什么？谁病了？我当然有兴趣。”

……

“可是，病得严重吗？她很不好？我马上来……”

……

“不在她屋里？把她送到哪儿去了？”

……

“啊，上帝呀。地址是？”

……

“公园巷三号——是吗？三号？谢谢。”

列宁娜听见话筒放回原处咔哒一响，然后是匆匆的脚步声，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寂静。他真走了吗？

她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一条缝，往外一看，空无一人。她受到了鼓舞。她把门再开了一点，伸出了头，最后踮着脚尖走了出去，带着狂跳的心站了几分钟，听着，然后冲到门口，开门溜出，再砰的一声关上，跑了起来。直到冲进电梯，电梯往下行驶，她才感到了安全。

【注释】

[1]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第三幕第一场第一行。

[2]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第三幕第一场第二行。

[3]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三幕第二场一百六十一至一百六十二行。是特洛伊罗斯向克瑞西达表白爱情的话。

[4]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十五至十六行，是要嫁女儿的国王对未来的女婿说的话。

[5]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二十七至三十行，是国王未来的女婿回答国王的话。

[6] 此语是模拟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里王子哈姆莱特的话，但内容颠倒了过来。王子说但愿自己那过分、过分坚实的肉体会融化，变作露水，这儿却说他原本是虚无的怀疑凝结成了过分、过分坚实的真情。

[7]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雅典人泰孟》第四幕第三场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一十八行。全句是：“也不要因为处女的秀颊而让你的剑锋瘫软，因为透过胸衣扎进男人眼里的女人的乳峰，都应当视为叛徒，不能写进怜悯的名单。”

[8]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五十二至五十三行。未完的一句是：“否则就再见吧，你的誓言。”

[9] 此处两段见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四十五行。

[10] 此处一段见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第四幕第二场。其实是三句，分别见六十七至六十九行，七十一至七十二行和七十七行。

[11] 此处见莎士比亚戏剧《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五幕第二场五十五至五十六行。

第十四章

公园巷弥留医院是一幢樱草花色砖瓦修建的六十层楼大厦。野蛮人下了出租飞机，一列五彩缤纷的空中灵车正好从房顶嗖嗖飞起，掠过公园，向西边的羽蜕火葬场飞去。在电梯门口门卫组长把他需要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在十七层楼下了电梯，来到八十一号病房（组长解释那是急性衰老病房）。

病房很大，因为阳光和黄色涂料显得明亮。共有二十张床，每张床上都有病人。琳达跟别的病人一起，快要死了——跟别的病人一起，享有一切现代化的设备。空气里永远飘荡着合成音乐愉快的乐曲，每一张床床尾都有一部电视机，正对着垂死的人，从早到晚开着，像永不关闭的水龙头。病室里的主要香味一刻钟自动改变一次。“我们设法，”从门口起就负责陪同野蛮人的护士解释道，“在这儿创造一种充分的愉快气氛，介乎第一流宾馆和感官宫殿之间——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她在哪儿？”野蛮人不理会她这些礼貌的解释，问道。

护士觉得受了冒犯。“你倒是很着急呢。”她说。

“有希望没有？”他问。

“你是说不死的希望吗？”（他点点头。）“当然不会有。送到这儿来的都是没有希望的……”她一见他苍白的脸上那痛苦的表情便吃了一惊，住了嘴。“怎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她问。对于客人的这种反应她很不习惯（不过，不是因为这儿的客人不多，其实客人也不应该多）。“你该不是生病了吧？”

他摇摇头。“她是我的母亲。”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一听这词，护士用惊讶、恐怖的眼光看了他一眼，随即看向别处。她脸红了，从太阳穴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带我到她那儿去。”野蛮人竭力用平常的口气说。

她红着脸领他来到了病室。穿过病室时那些仍然年轻的、尚未衰老的脸（因为衰老发展极为迅速，心脏和脑子老化了，面孔还没有来得及老化）向他们转了过来。第二度婴儿期的那种茫然的、没有好奇心的眼神追随着他们路过的身影。野蛮人看见他们的样子不禁打了个寒战。

琳达躺在她那一排的最后一张床上，靠着垫子看着南美黎曼曲面球场网球冠军赛半决赛。球赛在床脚的电视屏幕上无声地放映着，画面缩小了。在发光的方形荧屏上小小的人形不出声地跑来跑去，像水族馆里的鱼——全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激动却不出声的人。

琳达继续看着电视，露出似懂非懂的暧昧的微笑，苍白浮肿的脸上绽出白痴般的欢喜。她眼皮不时地闭一闭，似乎打了几秒钟盹，微微一惊，又醒了过来，看见了水族馆里的奇怪的网球运动员；听见了超高音歌唱家伍丽策的歌《拥抱我直到我迷醉，亲亲》；嗅到了她头上通风机送来的新鲜马鞭草香——她醒过来时感觉到了这些东西，毋宁说是感觉到了一个梦，一个经过她血液里的唆麻改造过、打扮成的辉煌事物构成的梦。她再次露出婴儿似的满足的微笑，那微笑残破而暗淡。

“好了，我得走了，”护士说，“我的那帮孩子要来了，何况还有三号病床，”她指了指病房那边，“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去世。好了，你请便吧。”护士匆匆走掉了。

野蛮人在床前坐了下来。

“琳达。”他抓住她的手说。

一听见叫她的名字，病人转动了一下，无神的眼睛闪出认识的光芒。她捏了捏他的手微笑了，嘴唇动了动，然后脑袋突然往前一点，睡着了。他坐在那儿望着她，在她那疲倦的身体上寻找着那张容光焕发的年轻的脸，那张在马尔佩斯伴过他的童年时代的脸。他找到了。他闭上了眼，想起了她的声音、她的动作和他们母子俩在一起的全部经历。“链球菌马儿右转弯，转到班波里T字边……”她唱得多么美！还有那些童谣，多么奇怪和神秘，像魔法一样！

A呀B呀C，维呀他命D；

脂肪在肝中，鳘鱼在海里。

他回忆起了那歌词和琳达背诵时的声音，眼中不禁涌出了热泪。然后是朗读课。小小子蹲瓶子，小猫咪坐垫子。还有《胚胎库贝塔工作人员实用指南》。在火塘边的长夜，或是夏季小屋的房顶，那时她给他讲保留地以外的另一个地方的故事——那美好的、美好的另一个地方。他还完整无缺地保留着关于它的记忆——像关于天堂的故事，关于善与美的乐园的故事，并没有让它因为跟真正的伦敦和事实上的文明男女的接触而遭到玷污。

一阵突如其来的尖声吵闹叫他睁开了眼睛，他匆匆擦去眼泪，四面一望。一道好像无穷无尽的人流正在往病房里泛滥。全是八岁的、长相相同的多生子男孩，一个跟一个，一个跟一个像梦魇一样进来了。那些面孔，那些老是重复的面孔——那么多人却只有一张脸——一模一样的鼻孔，一模一样的灰色大眼，像哈巴狗一样瞪着，转动着。他们穿着卡其布制服，耷拉着嘴唇，尖叫着唧喳着进来了。顷刻之间，病房里就像爬满了蛆虫。他们有的在病床间挤来挤去，有的从病床上翻来翻去，有的又从病床下钻过，有的则往电视机里张望，有的则对病人做鬼脸。

琳达叫他们吃惊，或者说是叫他们害怕。一大群人挤在她的床头，带着恐怖而愚昧的好奇盯着她，像野兽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

“啊，看看，看看！”多生子们用恐怖的低声说道，“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怎么这么肥呀？”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面孔，他们见过的面孔都是年轻的、光洁的，身子都是苗条的、笔挺的。所有这些六十多岁的垂死的人都有着青春少女的容貌。琳达才四十多岁，可对比起来，她已经是一个皮肤松弛、形容歪扭的老妖怪。

“她不是很吓人吗？”悄悄的议论传来，“你看她那牙！”

一个哈巴狗脸的多生子突然从约翰的椅子和墙壁之间的床下钻了出来，开始盯着琳达睡着了的脸。

“我说呀……”他开始说话了，可话还没说完，突然变成了尖叫。野蛮人已抓住他的领子，将他从椅子边提了起来，漂漂亮亮给了他一巴掌，打得他号叫着逃掉了。

一听见他叫喊，护士长急忙过来营救。

“你对他怎么啦？”她凶狠地追问，“我是不会让你打孩子的。”

“那好，你就叫他们别到这床边来。”野蛮人气得声音发抖，“这些肮脏的小鬼头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丢脸！”

“丢脸？你是什么意思？告诉你，我们正在给他们设置死亡条件，”她恶狠狠地警告，“你要是再干扰他们的条件设置，我就叫门卫来把你轰出去。”

野蛮人站起身子，向她逼近了几步，动作和表情都威风凛凛，吓得护士长直往后退。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没有说话，转身又回到床前，坐了下来。

护士长放心了，带着稍嫌尖厉的嗓门和不大有把握的尊严说：“你可要记住，我是警告过你的。”不过她总算把那两个小“包打听”带走，让他们玩“找拉链”去了。她的一个同事正在那边组织玩这个游戏。

“赶快去，亲爱的，”她对那护士说，“去喝你那份咖啡饮料。”一运用起权威她就恢复了自信，心里舒服了些。“现在，孩子们！”她叫道。

刚才琳达曾经不舒服地动了动，睁开过一会儿眼睛，蒙眬地四面看了看，然后又睡着了。野蛮人坐在她身边，竭力想恢复几分钟前的心境。“A呀B呀C，维呀他命D。”他背诵着，仿佛这些话是可以让死去的往昔复活的咒语。但是咒语没有作用，美丽的回忆总顽固地拒绝升起，真正复活了的倒是关于妒忌、丑恶和苦难的可憎的记忆。肩头被砍伤、滴着血的波培；睡相丑恶的琳达；绕着打翻在床前的麦斯卡尔嗡嗡乱飞的苍蝇；琳达经过时对她骂怪话的顽童……啊，不，不！他闭上了眼，死命地摇着头，竭力否定着这些回忆。“A呀B呀C，维呀他命D……”他努力回忆自己坐在琳达膝盖上的日子，琳达用双臂搂住他，晃荡着他，反复地唱着歌，摇晃着他，直到把他摇睡着了：“A呀B呀C，维呀他命D，维呀他命D，维呀他命D……”

伍丽策的超级女高音逐级上升，已到了如泣如诉的高度。突然香味循环系统的马鞭草香味消失了，换成了浓郁的天竺薄荷香。琳达动了动，醒了过来，莫名其妙地看了几秒钟半决赛运动员，然后抬起头嗅了几嗅刚换了香味的空气，突然笑了——一种儿童式的非常开心的笑。

“波培！”她喃喃地说着闭上了眼睛，“啊，我太喜欢这个了，我太喜欢……”她叹了一口气，又倒向枕头。

“可是琳达，”野蛮人哀求道，“你不认识我了吗？”他已经竭尽全力，做了最大努力；可为什么总忘不了她？他几乎是使用着全力紧捏她那软瘫的手，仿佛想强迫她从那淫猥快活的梦里醒来，从那卑贱可憎的回忆里醒来——回到目前来，回到现实来。回到恐怖的现在，可怕的现实里来——而因为使得这一切都可怕的死亡即将到来，那现实又显得崇高，深刻，无比的重要。“你不认识我了吗，琳达？”

他隐约感觉到了她的手在捏紧，作为回答。泪水涌进了他的眼睛，他弯下身子亲了亲她。

她的嘴唇动了动。“波培！”她低声说道。他像是被劈头盖脸泼了一桶大粪。

怒火突然在他心中燃烧。他第二次受到挫折，他忧伤的情绪找到了另一个出路，转化成了激动的悲愤。

“可我是约翰！”他叫了起来，“我是约翰！”他因为极度的痛苦抓住她的肩膀摇晃起来。

琳达的眼睛眨了一下，睁开了，认出了他。“约翰！”——可她又把他那张现实的面孔、现实的粗暴的手放进了一个想象的世界；把他跟隐藏在她心里的薄荷香、超级伍丽策一样看待，跟变了形的回忆，跟构成她那梦幻世界的离奇的错了位的种种感受一样看待。她认得他是她的儿子约翰，可又把他幻想成闯进她马尔佩斯乐园的人，而她正在那儿跟波培一起度着唆麻假日。约翰生气了，因为她喜欢波培。约翰在摇晃她，因为波培在她床上——好像那是什么错误，好像文明人都不那么干似的。“每个人都彼此相属……”她的声音突然消失了，转化成了一种喘不过气的、几乎听不见的咯咯声。她的嘴唇耷拉了下来，做了极大的努力要让肺里充满空气，可却像忘掉了怎么样呼吸。她想叫喊，却发不出声音，只有她那瞪大的眼睛里的恐怖表露出她所受到的折磨。她的手伸向了喉咙，然后又抓挠着空气——她再也无法呼吸的空气，对于她来说已经不再存在的空气。

野蛮人站了起来，对她弯过身去。“你说什么，琳达？什么？”他带着乞求的口气说道，好像求她让他放心。

她在他眼里的样子恐怖得难以描述——恐怖，似乎还在责备他。她想撑起身子，却倒回到枕头上。她的脸歪扭得可怕，嘴唇乌青。

野蛮人转身向病室外走去。

“快！快！”他大叫，“快！”

护士长站在一圈正在玩“找拉链”的多生子之间，转过了头。她起初是一怔，随即不以为然了。“别吵！为孩子们想想。”她皱了皱眉头说，“你可能会破坏了条件设置的……你在干吗呀？”他已经钻进了圈子。“小心点！”一个孩子在尖叫。

“快点！快点！出事了！我把她弄死了。”

他们回到病房时琳达已经死了。

野蛮人呆住了，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床前跪下，双手捂住脸，无法抑制地呜咽起来。

护士犹豫不决地站着，望望跪在床前的人（那表情可真丢脸），再看看孩子们（他们真可怜）。他们已经停止了“找拉链”，从病房那头望了过来，瞪着大眼望着二十号病床边这场令人恶心的表演。她应当跟他说话，让他恢复羞耻感吗？让他明白自己的处境吗？让他知道他会给这些可怜的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致命的痛苦吗？他会用他这种恶心的叫喊破坏孩子们一切正常的死亡条件设置的——仿佛死亡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会有人觉得那么严重似的！那很可能让孩子们对这个问题产生最灾害性的想法，搅乱他们，使他们做出完全错误的、反社会的反应。

护士长走向前来，碰了碰他的肩头。“你能不能规矩点？”她怒气冲冲低声说道。但是她四面看看，看见六七个孩子已经站起身子，往病房这边走来了。圆圈快要散了。马上就……不，那太冒险，整个一群孩子的条件设置可能因此而推迟六七个月。她赶快向她负责的遭到危险的孩子们跑去。

“现在，谁要吃巧克力馅的条糕？”她用快活的口气大声叫道。

“我要吃！”整个波坎诺夫斯基组的孩子们都叫了起来。二十号病床给忘光了。

“啊，上帝呀，上帝呀，上帝呀……”野蛮人不断地自言自语。他的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悔恨，在混沌之中唯一清楚的声音就是上帝。“上帝！”他低声地叫了出来，“上帝……”

“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呀？”一个声音在说，那声音很近，很清楚，很尖厉，从超高音的伍丽策婉转的歌声中穿透出来。

野蛮人猛然转过身子，放开了脸上的手，朝四面看了看。五个穿卡其布制服的多生子站成一排，哈巴狗一样瞪着他，每人右手拿着半截条糕，融化了的巧克力在他们一模一样的脸上染出不同形状的污迹。

他们一见到他的眼睛就同时傻笑起来，其中一个用残剩的条糕指着琳达。

“她死了吗？”他问。

野蛮人没有吱声，瞪了他一会儿，然后又默默地站起来，默默地向门口走去。

“她死了吗？”那好发问的多生子吧嗒吧嗒跟他走着，又问。

野蛮人低头望了望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把他推开了。那孩子摔到地板上，立即号叫起来。野蛮人连头也没有回。

第十五章

公园巷弥留医院的体力劳动者共是一百六十二个德尔塔，分成两个波坎诺夫斯基小组，其中有八十四个红头发的多生女和七十八个深色皮肤长脸型的多生男。六点钟下班，两个小组都在医院走廊上集合，由会计助理发给他们每天的定量唆麻。

野蛮人从电梯出来，走进人群，但他的心还在别处——还跟死亡、忧伤和悔恨交织在一起。他只顾从人群里往外挤，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你在挤谁呀？你以为自己在什么地方走呀？”

一大片喉咙之中只有一高一低两个喉咙在说话，一个娇气，一个粗大。两类面孔，像在一大排镜子里一样无穷无尽地复现着：一类是长雀斑的没有毛的月亮，被一个橘黄色光圈包围着；另一类是瘦削的尖嘴的鸟脸，留了两天的胡子楂。他们全都怒气冲冲地转向他。两人的话语和使劲抵在他肋骨上的手肘使他从混沌里惊醒了过来。他再次回到了外在的现实中。他向四面看了看，明白了他眼前是些什么——他是带着一种坠落的恐怖和厌恶明白过来的。他厌恶那日日夜夜反复出现的热病，那些拥来拥去千篇一律的面孔所造成的梦魇。多生子，多生子……他们像蛆虫一样在琳达死亡的神秘里亵渎地拱来拱去。现在他面前又是蛆虫，只是大多了，长成了人。现在它们正在他的忧伤和悔恨上爬来爬去。他停住脚，用迷惑、恐怖的眼光盯着周围那群穿卡其布制服的暴民。他此刻正站在他们之间，比他们高出了足足一头。“这儿有多少美好的生灵！”那歌声嘲弄着他，“人类是多么美丽！啊，美妙的新世界……”

“领唆麻了，”一个声音高叫道，“排好队。那边的人，快一点。”

刚才有一道门已经打开，一套桌椅已经搬到走廊上。说话的是一个神气的年轻阿尔法，他已经捧着一个黑铁的钱箱走了进来。多生子们怀着欲望，发出一阵满意的呢喃，把野蛮人全忘了。现在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那黑铁钱箱上。年轻人已把钱箱放在桌上，正在打开。箱盖揭开了。

“呜——哇！”一百六十二个人同声叫了起来，像是在看焰火。

年轻人取出一堆小药盒。“现在，”他专断地说，“请走上来，一次一个，不要挤。”

多生子挨次走了上去，没有拥挤。先是两个男性，然后是一个女性，再是一个男性，三个女性，然后……

野蛮人站在那儿望着。“啊，美妙的新世界……”他心里的歌似乎改变了调子。在他的痛苦和悔恨的时刻，那歌词以多么恶毒的讪笑嘲弄着他！它像魔鬼一样大笑，让那噩梦似的肮脏与令人作呕的丑陋继续折磨着他。到了此时，那歌词突然变成了召唤他拿起武器的号角。“啊，美妙的新世界！”米兰达在宣布获得美好的可能，甚至噩梦也可能变成美好高贵的东西，“啊，美妙的新世界！”那是一种挑战，一种命令。

“那边的人别挤。”会计助理大发雷霆，他叫道，“你们要是不规规矩矩，我就不发了。”

德尔塔们叽咕了几句，挤了一下，不动了。威胁生了效。扣发唆麻，太可怕了！

“这就好些了。”年轻人说着又打开了箱子。

琳达做过奴隶，琳达已经死去。别的人却应该过自由的生活，应该让世界美丽。那是补救，是一种责任。突然一片光明闪现，仿佛是升起了百叶窗，拉开了窗帘。野蛮人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办。

“来吧。”会计助理说。

又一个女卡其走上前来。

“住手！”野蛮人以洪亮的声音大叫，“住手！”

他往桌子边挤了过去；德尔塔们吃惊地盯着他。

“福帝呀！”会计助理放低了声音说，“是野蛮人。”他害怕了。

野蛮人急切地叫了起来。“请借给我你们的耳朵[1]……”以前他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间说过话，觉得极难表达自己的意思，“那可怕的东西千万别要，那是毒品，是毒品。”

“我说呀，野蛮人先生，”会计助理息事宁人地微笑着说，“你能不能让我先……”

“那是损害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毒品。”

“不错，可是，你先让我发完了再说好不好？好个野蛮人先生。”他像抚摩有名的危险动物一样拍了拍他的手臂，“你让我先……”

“绝对不行！”野蛮人大叫。

“可是，老兄，听我说……”

“把它全扔掉——那些可怕的毒品。”

一句“全扔掉”穿透了德尔塔们一重一重混沌的意识，刺痛了他们。人群中发出了愤怒的嘟哝声。

“我是来给你们自由的，”野蛮人转身对着多生子说，“我是来给……”

会计助理没有再听下面的话，他已经溜出了走廊，在电话簿上寻找着一个号码。

“他不在自己的屋子里，”伯纳总结道，“我的屋子里没有，你的屋子里没有，爱神宫没有，孕育中心和学院也没有。他可能到哪儿去了呢？”

赫姆霍尔兹耸了耸肩。他们刚才下班回来，以为野蛮人会在平常和他们见面的一两处地方等他们，可是那人连影子也没有。这叫他们很扫兴，因为他们原打算乘赫姆霍尔兹的四座体育直升机赶到比雅瑞茨去。野蛮人要是不马上出现，他们就可能赶不上晚饭了。

“我们再等他五分钟，”赫姆霍尔兹说，“他要再不来，我们就只好……”

他的话叫电话铃声打断了，他拿起话筒。“哈罗，我就是。”他听了很久，“福帝在车！”他恶狠狠地说，“我马上来。”

“怎么啦？”伯纳问。

“是我在公园巷医院的一个朋友打来的，”赫姆霍尔兹说，“野蛮人就在那儿，好像发了疯。总之，非常紧急，你愿意跟我去吗？”

两人沿着走廊匆匆向电梯走去。

“可是，你们愿意做奴隶吗？”他俩走进医院时野蛮人正在说话。他满脸通红，眼里闪耀着热情和义愤的光。“你们喜欢做小娃娃吗？是的，哇哇叫，还吐奶的娃娃。”他说下去。他对他想拯救的人的畜生一样的愚昧感到烦恼，不禁使用难听的话来骂他们，可他的咒骂撞在对方厚重的蒙昧的甲壳上，又蹦了回来。那些人盯着他，目光茫然，表现了迟钝而阴沉的仇恨。“是的，吐奶！”他理直气壮地叫道。现在他把伤心、悔恨、同情和责任全忘光了，这种连禽兽也不如的怪物所引起的难以抑制的憎恨似乎左右了他。“你们就不想自由，不想做人吗？你们就连什么叫人、什么叫自由都不知道吗？”愤怒使他说话流畅起来，话语滔滔不绝。“不知道吗？”他再问了一句，可是得不到回答。“那好，”他严厉地说，“我就来给你们自由，不管你们要不要。”他推开了一扇朝向医院内部庭院的窗户，把那些装唆麻片的小盒子一个一个扔了下去。

穿卡其布的人群看着这过分亵渎的惊人场景，不禁目瞪口呆，又惊讶又恐怖，说不出话来。

“他疯了，”伯纳瞪大了眼睛盯着，悄悄地说，“他们会杀死他的。会……”人们突然大叫起来。一阵涌动把他们向野蛮人气势汹汹地推了过去。“福帝保佑！”伯纳说，他不敢看了。

“福帝帮助自助的人！”赫姆霍尔兹·华生笑了，实际上是狂喜的笑。他推开众人，走向前去。

“自由！自由！”野蛮人大叫，他继续用一只手把唆麻扔到院子里，同时用另一只手击打着向他袭来的面目相同的人。“自由！”赫姆霍尔兹突然到了他的身边——“好赫姆霍尔兹，老兄！”——赫姆霍尔兹也在挥着拳头——“终于做了人了！”说话时赫姆霍尔兹也在一把一把将毒品往开着的窗户外面扔。“是的，做了人了！做了人了！”毒品一点都不剩了。他抓起钱箱让他们看了看那黑色的空匣子。

德尔塔们呼啸着以四倍的愤怒扑了上来。

伯纳在战斗的边缘犹豫了。“他们完了。”他叫道。突然一阵冲动情绪支配了他，他扑上去想救他们俩，可回头一想，又停了步，随即觉得难为情了。他又想扑上去，但是念头一转，又站在那儿犹豫了，同时痛苦地感到可耻——他想到如果自己不去帮助，他俩可能被杀死；而如果去帮助，自己又会有生命危险。正在此时，谢谢福帝！戴着鼓眼睛猪鼻子的防毒面具的警察跑了进来。

伯纳冲上去迎接他们，向他们招手。他毕竟在行动，在做着什么。他连叫了几声：“救命！救命！”一声比一声高，他有一种自己在帮忙的幻觉，“救命！救命！救命！”

警察把他推到了一边，自己去执行任务。三个肩上扛着喷雾器的警察向空中喷出了浓浓的唆麻气，另外两个则在手提合成音响前忙碌，还有四个警察冲进了人群，扛着装满强麻醉剂的水枪，对打得难解难分的人一股一股很有技巧地喷射着。

“快！快！”伯纳大叫，“再不快点他们就要给杀死了。要给……哦！”他那叽叽喳喳惹恼了一个警察，他对准他射了一麻醉枪。伯纳的两腿似乎失去了骨头、筋腱和肉，变成了两根胶冻，后来甚至连胶冻也不是，而成了水。他只摇晃了一两秒钟，便垮到了地上，瘫痪了。

突然，一个声音在合成音响里说起话来，那是理智的声音，善意的声音。合成音乐录音带正在播放二号（中等强度）反骚乱演说，是从一个不存在的心灵的深处直接发出来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那声音带着无限温柔的责备，非常动情地说了起来，就连戴了防毒面具的警察一时都泪眼模糊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为什么不能让大家幸福善良地在一起？幸福善良，”那声音重复道，“和平，和平。”那声音颤抖起来，变成了耳语，暂时消失了。“啊，我真希望你们幸福，”那声音又开始了，带着真心诚意的渴望，“我多么希望你们善良！我求你们，求你们善良而……”

两分钟之后演说和唆麻雾气起了作用，德尔塔们已经在泪流满面地互相亲吻拥抱——六七个多生子彼此理解地拥抱到了一起。就连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也差不多要流泪了。从会计室又领来了新的唆麻盒，很快分发出来。多生子们随着那深情厚谊的男中音的告别词分散了，好像心都要碎了一样地哽咽着：“再见了，我最最亲爱的朋友们，福帝保佑你们！再见吧，最最亲爱的朋友们，福帝保佑你们。再见了，我最最亲爱的朋友们……”

最后一个德尔塔走掉之后警察关掉了音响。那天使一样的声音停止了。

“你们是不是不出声，跟我们走，不出声？”警官问道，“要不要我们用麻醉枪？”他用他那枪威胁说。

“哦，我们不出声地跟你走。”野蛮人回答道，同时轻轻抚摩着被打破的嘴唇、挫伤的脖子和被咬伤的左手。

赫姆霍尔兹拿手绢捂住流血的鼻子点头同意。

伯纳醒了过来，腿也管用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不惹人注意地从门口溜走。

“嗨，那位。”警官叫道。一个带猪鼻子面具的警察匆匆横过房间，一只手抓住了年轻人的肩膀。

伯纳一脸愤怒的无辜，转过身来。溜？他做梦也没有想过做这样的事。“不过，你们要我干什么？”他对警官说，“我真想象不出来。”

“你是被抓的人的朋友，对不对？”

“嗯……”伯纳说，他犹豫了。对，他的确无法否认。“我凭什么不能够跟他们做朋友？”他问。

“那就来吧。”警官说着就往门口等在那儿的警车走去。

【注释】

[1]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恺撒》第三幕第二场七十三行，是勃鲁托斯杀害恺撒之后安东尼在市场上揭露勃鲁托斯时的开场白。

第十六章

三个人被引进的房间是总统的书房。

“总统福下马上就下来。”伽马仆役长把他们留在了那里。

赫姆霍尔兹放声大笑。

“这倒不像是审判，而是请喝咖啡。”他说，然后倒进了最奢侈的气垫沙发椅，“别泄气，伯纳。”他瞥见了他的朋友那铁青的不快活的脸，又说。伯纳却泄了气。他没有回答，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只走到屋里最不舒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那是他小心选择的，暗暗希望能够多少减轻首长的恼怒。

这时野蛮人却在屋子里烦躁地走来走去，他带着一种模糊的表面的好奇窥视着书架上的书、录音带和编了号的小格子里的阅读机线轴。窗户下的桌上有一本巨大的书，柔软的黑色人造皮封面上烫着巨大的金T字。他拿起书，翻了开来。《我的一生及事业》，我主福特著。是福帝知识宣传协会在底特律出版的。他懒洋洋地翻了几页，东看一句，西看一段，正想下结论说这本书引不起他的兴趣，门开了，驻跸西欧的世界总统轻快地踏进门来。

穆斯塔法·蒙德跟他们三个人一一握手，话却是对野蛮人说的。“看来你并不太喜欢文明，野蛮人先生。”他说。

野蛮人看了看他。他曾经打算撒谎、吹牛或是怒气冲冲一言不发，但是总统脸上那亲切的样儿却叫他放下心来，他决心直截了当说真话。“不喜欢。”他摇摇头。

伯纳吃了一惊，他满脸惶恐。总统会怎么想呢？给他安上个罪名，说他跟不喜欢文明的人做朋友——而且是在总统面前公开表示，不是在别人面前，太可怕了。“可是，约翰……”他说话了。但穆斯塔法·蒙德瞄了他一眼，他便卑微地闭了嘴。

“当然，”野蛮人继续交代，“有一些很好的东西。比如空中的音乐……”

“有时候千百种弦乐之音会在我耳里缭绕不去，有时又有歌声。[1]”总统说。

野蛮人的脸突然焕发出了欢乐的光彩。“你也读过莎士比亚？”他问道，“我还以为这本书在英格兰这地方没有人知道呢。”

“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是极少数知道的人之一。那书是被禁止的，你看。但这儿的法律既然是我制定的，我当然也可以不遵守，我有豁免权，马克思先生，”他转身对着伯纳，加上一句，“而你，我怕是不能够不遵守。”

伯纳陷入了更加绝望的痛苦之中。

“可是，为什么要禁止莎士比亚呢？”野蛮人问道。由于见到一个读过莎士比亚的人感到兴奋，他暂时忘掉了别的一切。

总统耸了耸肩。“因为莎士比亚古老，那是主要的理由。古老的东西在我们这儿是完全没有用的。”

“即使美也没有用？”

“特别是美的东西。美是有吸引力的，而我们却不愿意让人们受到古老的东西吸引。我们要他们喜欢新东西。”

“可这些新东西却那么愚蠢而且可怕。那些新戏里除了飞来飞去的直升机和叫你感觉得到的接吻，什么都没有。”他做了个鬼脸。“山羊和猴子。[2]”他只有通过《奥赛罗》才能找到表达他的轻蔑和憎恶的词语。

“可爱的、驯服的动物，不管怎么说。”总统喃喃地插嘴道。

“你为什么不换个办法，让他们看看《奥赛罗》？”

“我已经告诉过你，《奥赛罗》太古老。何况他们也读不懂。”

是的，说得对。他想起赫姆霍尔兹曾经怎样嘲笑过《罗密欧和朱丽叶》。“那么，”他停了一会儿说，“弄点他们能够懂的新东西，要像《奥赛罗》那样的。”

“我们想写的正是这种东西。”长时间的沉默，赫姆霍尔兹插嘴打破沉默说。

“可那是你绝对写不出的东西，”总统说，“因为，那东西如果真像《奥赛罗》就没有人懂，不管它有多新。而且如果它是新的，就不可能像《奥赛罗》。”

“为什么？”

“对，为什么？”赫姆霍尔兹问。他也已忘掉了自己的狼狈处境。可伯纳对处境却牢记在心，他又着急又害怕，铁青着脸。别的人没有理他。“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世界跟《奥赛罗》的世界不同。没有钢你就造不出汽车，没有社会的动荡你就造不出悲剧。现在的世界是稳定的，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要什么有什么，得不到的东西他们绝不会要。他们富裕，他们安全，他们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快快活活，不知道激情和衰老，没有什么爸爸妈妈来给他们添麻烦，也没有妻子儿女和情人叫他们产生激情，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实际上不能不按为他们设置的路子行动。万一出了事还有唆麻——那就是你以自由的名义扔到窗外去的东西，野蛮人先生，自由！”他哈哈大笑，“想叫德尔塔们懂得什么叫自由！而现在又希望他们懂得《奥赛罗》！我的好孩子！”

野蛮人沉默了一会儿说：“可是《奥赛罗》总是好的，《奥赛罗》要比感官电影好。”

“当然要好，”总统表示同意，“可那正是我们为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你不能不在幸福和人们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就用感官电影和馨香乐器代替了高雅艺术。”

“可那些东西什么意思都没有。”

“意思就在它们本身。它们对观众意味着大量的感官享受。”

“可是，它们是……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3]。”

总统哈哈大笑。“你对你的朋友华生先生可不太礼貌，他可是一个最杰出的情绪工程师呢……”

“可是他倒说对了，”赫姆霍尔兹阴郁地说，“无事可写却偏要写，确实像个白痴……”

“说个正着，但是那正好要求最巨大的聪明才智，是叫你使用少到不能再少的钢铁去制造汽车——实际上除了感觉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用，却制造着艺术品。”

野蛮人摇摇头。“在我看来这似乎可怕极了。”

“当然可怕。跟受苦受难的太高的代价比起来，现实的幸福看起来往往相当廉价。而且，稳定当然远远不如动乱那么热闹，心满意足也不如跟不幸做殊死斗争那么动人，也不如抗拒引诱、或是为激情和怀疑所颠倒那么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伟大。”

“我看倒也是的，”野蛮人沉吟了一会儿说，“可难道非弄得这么糟糕，搞出些多生子来不行吗？”他用手抹了抹眼睛，仿佛想抹掉装配台上那一大排一大排一模一样的侏儒；抹掉布冷福德单轨火车站门口排成长龙的多生子群；抹掉在琳达弥留的床边成群结队爬来爬去的人蛆；抹掉攻击他的那些千篇一律的面孔。他看了看他上了绷带的左手，不禁不寒而栗。“恐怖！”

“可是用处多大！你不喜欢我们的波坎诺夫斯基群，我明白；可是我向你保证，是他们形成了基础，别的一切都是建筑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是稳定国家这架火箭飞机、使之按轨道前进的方向陀螺仪。”那深沉的声音令人惊心动魄地震动着，激动的手势暗示着整个宇宙空间和那无法抗拒的飞行器的冲刺。穆斯塔法·蒙德解说的美妙几乎达到了合成音乐的标准。

“我在猜想，”野蛮人说，“你为什么还培育这样的人呢？——既然你从那些瓶子里什么东西都能得到，为什么不把每个人都培养成阿尔法双加呢？”

穆斯塔法·蒙德哈哈大笑。“因为我们不愿意叫人家割断我们的喉咙，”他回答，“我们相信幸福和稳定。一个全阿尔法社会必然动荡而且痛苦。你想象一座全是由阿尔法组成的工厂吧——那就是说全是由各自为政、互不关心的个体组成的工厂，他们遗传优秀，条件设置适宜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进行选择，乐于承担责任。你想象一下看！”他重复了一句。

野蛮人想象了一下，却想象不出什么道理来。

“那是荒谬的。硬叫按阿尔法标准换瓶和按阿尔法条件设置的人干艾普西龙半白痴的工作，他是会发疯的——发疯，否则他就会砸东西。阿尔法是可以完全社会化的——但是有个条件：你得让他们干阿尔法的活。艾普西龙式的牺牲只能由艾普西龙来做。有个很好的理由，艾普西龙们并不觉得在作出牺牲，他们是抵抗力最小的一群。他们的条件设置给他们铺好了轨道，让他们非沿着轨道跑不可，他们早就命定了要倒霉，情不自禁要跑。即使换了瓶他们仍然在瓶子里——他们被一种看不见的瓶子像婴儿一样、胚胎一样固定住了。当然，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总统沉思着说，“都是在一种瓶子里度过的。可我们如果幸而成了阿尔法，我们的瓶子就相对而言比较宽敞。把我们关在狭窄的空间里，我们就会非常痛苦。理论上很明显，你不能把高种姓的代香槟加进低种姓的瓶子里。而在实践上，也已经得到了证明。塞浦路斯实验的结果是很有说服力的。”

“什么实验？”野蛮人问。

穆斯塔法·蒙德微笑了。“你要是愿意，可以称之为重新换瓶实验。是从福帝纪元473年开始的。总统清除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全体居民，让两万两千个专门准备的阿尔法住了进去，给了他们一切工农业设备，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结果跟所有的理论预计完全吻合。土地耕种不当，工厂全闹罢工，法纪废弛，号令不行。指令做一段时间低级工作的人总搞阴谋，要换成高级工种。而做着高级工作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串联回击，要保住现有职位。不到六年工夫就打起了最高级的内战。等到二十二万人死掉十九万，幸存者们就向总统们送上了请愿书，要求恢复对岛屿的统治。他们接受了。世界上出现过的唯一一个全阿尔法社会便这样结束了。”

野蛮人深沉地叹了一口气。

“人口最佳比例是，”穆斯塔法·蒙德说，“按照冰山模式——九分之八在水下，九分之一在水上。”

“水下的人会幸福吗？”

“比水上的人幸福。比你在这儿的两位朋友快乐，喏。”他指着他们俩。

“尽管做着那种可怕的工作？”

“可怕？他们并不觉得可怕，相反倒喜欢，因为清闲呀，简单得像小孩的玩意儿，不用训练头脑和肌肉。七个半小时不算繁重的劳动，然后有定量的唆麻、游戏、不受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他们还会有什么要求？不错，”他说下去，“他们可能要求缩短工作日。我们当然能够给他们缩短。从技术上讲，要把低种姓人的工作日缩短为三四个小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他们会因此而多一些幸福吗？不，不会的。一个半世纪以前曾经做过一次实验。爱尔兰全部改成每天四小时。结果如何？动荡不安和更高的唆麻消费，如此而已。那多出来的三个半小时空闲远远不足以成为幸福的根源，却使得他们不得不休唆麻假。发明局里塞满了减少劳动的计划，有好几千。”穆斯塔法·蒙德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很多，“我们为什么不实行？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拿过多的余暇折磨他们简直就是残酷。农业也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每一口食物都可以合成。但是我们不干，我们宁可把三分之一的人口保留在土地上，那是为了他们好，因为从土地上取得食物比从工厂要慢。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稳定，不想变。每一次改变都威胁着稳定，那是我们很不愿意应用新发明的又一个原因。纯科学的每一个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就连科学有时也得被看作可能的敌人。是的，就连科学也如此。”

“科学？”野蛮人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个词，可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莎士比亚和印第安村庄的老人就从来没有提起过科学。从琳达那里他也只归纳出了一点最模糊的印象：科学是你用来造直升机的东西，是让你嘲笑玉米舞的东西，是让你不长皱纹不掉牙齿的东西。他竭尽全力想抓住总统的意思。

“不错，”穆斯塔法·蒙德说，“那是为稳定所付出的又一项代价。跟幸福格格不入的不光是艺术，而且有科学。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得给它小心翼翼地套上笼头，拴上链子。”

“什么？”赫姆霍尔兹吃了一惊，“可我们一向都说科学就是一切。那已经是睡眠教育的老调了。”

“十三点至十七点，每周三次。”伯纳插嘴道。

“还有我们在大学里所做的一切宣传……”

“对，可那是什么样的科学？”穆斯塔法·蒙德尖刻地说，“你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无法判断。我原来可是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太出色了——所以我明白了我们所有的科学都不过是一本烹饪书。书上的正统烹饪理论是不容许任何人怀疑的。另有一大批烹调技术，不经过掌勺师傅的批准是不许写进书里去的。我现在做了掌勺师傅，但以前也曾经是个爱刨根问底的洗碗小工。我自己搞过一些非法的、不正统的、不正当的烹调。实际上是真正的科学实验。”他沉默了一会儿。

“后来怎么啦？”赫姆霍尔兹·华生问。

总统叹了一口气。“几乎跟你们面临的遭遇一样，年轻人。我几乎给送到了一个小岛上。”

一句话吓得伯纳魂不附体，做出了不体面的过分行为。

“送我到岛子上去？”他蹦了起来，穿过屋子，来到总统面前比画着，“你不能够送我去，我什么也没有做，都是别人做的，我发誓是这样的。”他指着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啊，请别把我送到冰岛去。该做什么我保证都做。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求求你啦！”他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告诉你吧，那都得怪他们，”他抽泣了起来，“别让我去冰岛。啊，求您了，总统福下。求……”他卑劣的情绪发作，跪倒在总统脚前。穆斯塔法·蒙德想扶他起来，他却赖在地上不动，咿咿唔唔说个没完。最后总统只好按铃叫来了他的第四秘书。

“带三个人来，”他命令道，“把马克思先生带到寝室去，给他一剂唆麻雾，送他上床，让他睡。”

第四秘书出去了，带回来三个穿绿色制服的多生子下人。伯纳叫喊着抽泣着被带了出去。

“人家还以为要割他的喉咙了呢，”门关上时总统说，“不过他如果有一点点头脑也会明白，这种处分其实是一种弥补。他要被送到一个岛子上去，那就是说他要被送到一个他可以遇见世界上最有趣的男男女女的地方去。那些人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特别自觉地独行其是，他们跟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对正统的事物不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总而言之都算得个角色。我几乎要妒忌你呢，华生先生。”

赫姆霍尔兹笑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是在一个岛上呢？”

“因为我最终选择了这儿，”总统回答，“他们曾经给过我选择：是被送到一个岛子上去继续搞我的纯科学，还是进入总统委员会——其远景是在适当的时候继任总统。我选择了这个，放弃了科学。有时候，”他说，“我为放弃了科学而感到遗憾。幸福是一个很难服侍的老板——特别是别人的幸福。如果一个人并没有经过特别设置，可以接受幸福而不提出疑问，那么幸福就比真理还要难服侍得多。”他叹了一口气，又沉默了，然后才以较为活泼的口气说下去，“好了，职责就是职责，应该如何选择是无法讨价还价的。我对真理感兴趣，我喜欢科学。但是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危害社会。它的危害之大正如它的好处。它给了我们历史上最平衡的稳定。跟我们的稳定相比，中国的稳定也只能算是最不可靠的。即使原始的母系社会也不会比我们更稳定。我再说一句，我们要感谢科学，但是我们不能让科学破坏它自己办成的好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的研究范围——正是因此我几乎被送到岛上去了。除了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都不以科学的方式处理。其他的一切探索都要非常小心谨慎地遏制。”他沉吟了一会，又说，“读一读我主福帝时代的人所写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那时候的人似乎想象科学是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知识是最高的善，真理是最高的价值，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不错，甚至在那时候观念就已经开始改变。我主福帝就曾经做过极大的努力，要把强调真与美转轨为强调舒适和幸福。大规模生产需要这种转轨。众人的幸福能让轮子稳定地运转；而真与美不行。而且，当然，只要是群众掌握了政权，重要的就会是幸福而不是真与美。但是，尽管如此，那时还是允许无限制地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们还在谈着真与美，仿佛它们就是最高的善，直谈到九年战争之前。是那场战争让他们彻底改变了调子。炭疽杆菌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真呀美呀知识呀对你还有什么意思？就从那时开始科学第一次受到了控制——九年战争之后，那时候人们还准备好了连裤带都勒紧呢。为了安定的生活什么都是可以放弃的。我们进行了控制。当然，那对真理不算太好，对幸福却大有好处。有所得必然有所失，获得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就要付出代价了，华生先生——因为对美的兴趣太浓而付出代价。我曾经对真理的兴趣太浓，我也曾经付出过代价。”

“可是你并不曾到海岛上去。”野蛮人打破了长久的沉默说道。

总统笑了。“我的代价是：为幸福服务。为别人的幸福，不是为我自己的幸福服务。幸运的是，”他停了一会儿又接下去说，“世界上有那么多海岛。要是没有那么多海岛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来只好把你们全都送进毒气室了。附带说一句，你喜欢不喜欢赤道气候？比如马克萨斯群岛[4]或是萨摩亚[5]岛，或是别的更能够刺激你的地方？”

赫姆霍尔兹从他的气垫沙发椅上站了起来。“我宁可选一个气候极端恶劣的地方，”他回答，“我相信恶劣的气候会使我写得更好。比如，常常有狂风暴雨……”

总统点头表示赞许。“我就喜欢你这种精神，华生先生，的确非常喜欢，正如我官方上要反对它一样。”他微笑了，“那么福克兰群岛[6]怎么样？”

“好，我看可以，”赫姆霍尔兹回答，“现在，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看看可怜的伯纳怎么样了。”

【注释】

[1] 总统引用的此句见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第三幕第二场一百三十七至一百三十八行。

[2] 野蛮人在这儿使用了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里的意象，原句是“……他们像山羊一样风骚，像猴子一样好色，像豺狼一样贪淫。”见该剧第三幕第三场四百零三至四百零四行，是伊阿古挑拨奥赛罗的话。

[3]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全句是：“人生……是一个傻瓜所讲的故事，充满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4] 在南太平洋东部，属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

[5] 位于太平洋南部，汤加以北。

[6] 位于南大西洋，即20世纪80年代因领土纠纷引起战争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第十七章

“艺术，科学——你好像为你的幸福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只剩下他们俩时，野蛮人说，“还付出了别的什么吗？”

“当然，还有宗教。”总统回答，“以前曾经有过一种叫作上帝的东西，那是在九年战争以前，不过我忘了。关于上帝你是知道的，我估计。”

“啊……”野蛮人犹豫了，他想谈谈孤独、夜以及月光下的苍白的石塬、悬崖，谈一谈往阴影里的黑暗中跳下去，以及死亡。他想谈，但是找不出话来表达，甚至引用莎士比亚也无法表达。

这时总统已走到屋子另一边，开始打开一个嵌在书架间的墙壁里的保险箱。沉重的门一晃，开了，总统伸手在黑暗里摸索。“这是一个，”总统说，“我一向很感兴趣的题目。”他抽出一本黑色的厚书，“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吧？”

野蛮人接了过来。“《圣经·新旧约全书》。”他念着书名。

“这书也没有读过吧？”那是一本小书，封面没有了。

“《效法基督》[1]。”

“这书也没有吧？”他又递给他一本。

“《宗教经验种种》，威廉·詹姆斯[2]著。”

“我还有很多，”穆斯塔法·蒙德说了下去，“一整套猥亵的古书。保险箱里放着上帝，书架上放着福帝，”他指着他自称的图书馆——那一架架的书，一架架的阅读机线圈和录音带——哈哈大笑。

“可你既然知道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野蛮人义愤填膺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有关上帝的书给他们读？”

“理由跟不让他们读《奥赛罗》一样，古老了。那是关于几百年前的上帝的书，不是关于今天的上帝的书。”

“上帝可是不会变的。”

“但是人会变。”

“那能有什么区别？”

“有天大的区别。”穆斯塔法·蒙德说着又站了起来，走到保险箱前，“有个人叫纽曼主教，”他说，“是个红衣主教，”他解释道，“也就是社区首席歌唱家一流的人物。”

“‘我，美丽的米兰的潘杜尔夫，红衣主教。’[3]我在莎士比亚的书里面读到过。”

“你当然读到过。好了，我刚才说到，有个人叫纽曼红衣主教。啊，就是这本书。”他抽了出来，“我要谈纽曼的书，也想谈谈这一本书，是一个叫曼恩·德·比朗的人写的。他是个哲学家——你要是知道什么是哲学家的话。”

“就是梦想着某些东西的人，他们梦想的东西少于天地间已有的事物。”野蛮人立即回答。

“说得很对，我马上就给你念一段他确实梦想的东西。现在你听一听这位古时候的首席歌唱家的话。”他在夹了一张纸条的地方翻开，读了起来，“‘我们支配自己，并不比支配我们所拥有的物品更多。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自己，也无法超越自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上帝的财富。这样来看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吗？认为自己能够支配自己，这样想能得到幸福吗？能得到安慰吗？少年得志的人可能会这样想，以为能使一切事物按他们的想法及方式做，不必依靠任何人，是了不起的。对视野以外的东西一律不予考虑，不必因为总需要感谢别人、征求别人的意见、总需要祈祷而烦恼。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少年得志的人也必然会跟别人一样发现，人并不是天生独立的——独立状态并不是自然状态。独立在一定时间内也许可能，却无法使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穆斯塔法·蒙德停了停，放下第一本书，拿起了第二本翻着。“就拿这一段为例，”他说，然后就以他那深沉的声音念了起来，“‘人是要衰老的；他从内心强烈地感到衰弱、阴暗、烦恼，这种感觉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最初有这种感觉时他以为是病了，以为这种痛苦处境是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用这种想法来减少恐惧。他希望那病跟别的病一样，能够治好。这是幻想！那病叫作衰老，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有人说，对死亡和死后的恐惧使人在老年之后转向信仰宗教，但是我自己的体会使我深信：宗教情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与这一类的恐惧或想象并无关系。宗教情绪会发展，因为那时激情平静了，幻想和感受力随之而减弱，难于唤起，于是理智活动受到的干扰便减少，能引起人们的想象、欲望和妄想的东西对理智的影响也减少了，这样上帝就出现了，宛如云开日出。我们的灵魂感觉到了，看见了，向诸般光明的源头转了过去——很自然地，无可避免地转了过去。因为现在给予感官世界以生命和魅力的东西已经流失掉，离开了我们，那惊人的存在现在已不再受到内在和外在印象的支持，我们感到需要依靠一种永恒的东西，一种永远不会欺骗我们的东西——一种现实，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是的，我们无可逃避地要转向上帝，因为这种宗教情绪的本质是如此纯洁，使能够体会到它的灵魂如此愉悦，可以弥补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所有损失。’”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天地之间有一种哲学家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存在，那就是我们。”他挥舞着一只手，“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世界。‘你只能在青春昌盛之时独立于上帝。独立并不能把你安全地送到最后。’可是我们却自始至终拥有了青春和繁荣，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显然我们是能够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宗教情绪将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可是我们并没有需要弥补的损失；宗教情绪是多余的东西。既然青年时期的欲望全都可以满足，为什么还要寻求那欲望的替代品呢？既然我们能够从自古以来的种种胡闹活动中获得尽情的享受，为什么还要追求那类娱乐的替代品呢？既然我们的身心都能在活动中不断获得愉悦，为什么还要休息呢？既然我们有唆麻，为什么还需要安慰呢？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社会秩序，为什么还需要追求永恒呢？”

“那么你认为上帝是没有的？”

“不，我倒认为上帝十之八九是有的。”

“为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上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在这以前，上帝的表现正如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上帝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呢？”野蛮人问。

“嗯，他表现为一种缺席；仿佛根本不存在。”

“那可是你们的错。”

“把它叫作文明的错吧。上帝跟机器、科学医药和普遍的幸福是格格不入的。你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的文明选择了机器、医药和幸福，因此我就把这些书锁进了保险箱。它们肮脏，会吓坏人的……”

野蛮人打断了他。“可是，感到上帝的存在不是很自然的吗？”

“你倒不如问：穿裤子拉拉链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总统尖刻地说，“你叫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这样的老头，他叫布拉德莱。他对哲学下的定义是：为自己本能地所相信的东西而寻找出的蹩脚解释！仿佛人们的信仰是出于本能似的！一个人相信什么是由他的条件设置决定的，找出些蹩脚理由为自己因别的蹩脚理由而相信的东西辩护——那就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因为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相信。”

“可是情况还是一样，”野蛮人坚持不懈，“在孤独的时候你就相信上帝——当你很孤独，在夜里，思考着死亡的时候。”

“可是现在人们是绝不会孤独的，”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把他们制造得仇恨孤独；我们为他们安排的生活也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孤独。”

野蛮人神色黯淡地点了点头。他在马尔佩斯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他孤立于村庄活动之外；而在文明的伦敦他也感到痛苦，却是因为无法逃避社会活动，无法获得平静的孤独。

“你记得《李尔王》里的那段话吗？”野蛮人终于说道，“‘诸神是公正的，他们使我们的寻欢作乐成为惩罚我们的工具；他在黑暗淫亵的地方生下了你，结果使他失去了他那双眼睛。’[4]这时爱德蒙回答道——你记得，他受了伤，快要死了。‘你说得不错，天道的车轮已经循环了过来，所以有了我。’这怎么样？这不很像有一个掌握万物的上帝在奖善惩恶吗？”

“真的吗？”这一回是总统提问了，“你可以跟一个不孕女尽情地寻欢作乐，绝不会有被你儿子的情妇剜去双眼的危险。‘车轮已经循环过来了，所以有了我。’现在的爱德蒙会怎么样呢？他坐在气垫椅里，搂着姑娘的腰，嚼着性激素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诸神无疑是公正的，但是他们的法律归根到底却是由社会的组织者口授的；神意是由人指引的。”

“你有把握？”野蛮人问，“你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坐在气垫椅里的爱德蒙没有遭到跟那个爱德蒙同样严厉的惩罚——那个受伤流血快要死去的爱德蒙？诸神是公正的……他们难道没有因为他寻欢作乐的弱点而贬斥他？”

“怎么样贬斥他？作为一个快乐、勤奋、消费着商品的公民，这个爱德蒙无懈可击。当然，如果你要采用跟我们不同的标准，你也许可以说他被贬斥了，但是我们应该坚持规则、一以贯之，不能按玩汪汪狗崽离心球的规则玩电磁高尔夫。”

“但是价值不能够凭私心的爱憎决定，”野蛮人说，“一方面这东西的本身必须确有可贵之处，另一方面它还必须为估价者所重视。它的价值必须这样来确定。[5]”

“好了，好了，”穆斯塔法·蒙德抗议了，“这不离题太远了吗？”

“如果你让你自己想到上帝，就不会让自己因为寻欢作乐而堕落。你有理由耐心地承担一切，鼓起勇气做事。这，我在印第安人身上看见过。”

“我肯定你看见过，”穆斯塔法·蒙德说，“但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没有必要让文明人承担什么严重的折磨。至于鼓起勇气做事——福帝禁止这种念头进入人们的头脑。如果每个人都独行其是，整个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了。”

“那么对自我否定你们又怎么看呢？既然有上帝，你们也就有自我否定的理由。”

“但是必须取消自我否定才会有工业文明。必须自我放纵，直到卫生和经济所能容忍的最高限度，否则轮子就会停止转动。”

“你们有理由需要贞操！”野蛮人说这话时有点脸红了。

“但是贞操意味着激情，意味着产生神经衰弱，而激情和神经衰弱却意味着不安定，从而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没有大量风流罪过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明。”

“但是上帝是一切高贵、善良和英勇的源泉。如果你们有上帝的话……”

“亲爱的年轻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绝对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这类东西都是没有政治效率的征候。在我们这样的有合理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表现高贵或英勇。这种机会只能够在环境完全混乱时出现：在战争的时候，在派别分化的时候，在需要抵制诱惑的时候，在争夺或保卫爱的对象的时候——显然，在那种时候高贵和英雄主义才会有点意义。可是现在是没有战争的。我们为防止人们对某一个对象爱得太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这里没有派别分化这个东西。你的条件设置让你忍不住要做你应该做的事；而你应该做的事总体说来又是非常愉快的，能够让你任意发泄你的种种自然冲动，实际上不存在需要你去抵抗的诱惑。即使由于某种不幸的意外确实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那好，还有唆麻让你远离现实去度唆麻假。永远有唆麻可以平息你的怒气，让你跟敌人和解，让你忍耐，让你能长期承受。在过去，你得做出巨大的努力，经受多年艰苦的道德训练。现在只需吞下两三个半克的唆麻就行了。现在谁都可以道德高尚，一个瓶子就可以装下你至少一半的道德，让你带了走。没有眼泪的基督教——唆麻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眼泪是需要的。你还记得奥赛罗的话吧？‘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就让狂风恣意地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6]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常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是关于玛塔斯吉的姑娘的，小伙子要想跟她结婚必须到她园子里去锄一上午地。锄地好像很容易，但是那儿有许多许多有魔法的蚊子和苍蝇。大部分小伙子都受不了叮咬，受得住叮咬的得到了那姑娘。”

“这故事很好听！但是在文明的国家里，”总统说，“你可以用不着替姑娘锄地就得到她，也没有苍蝇蚊子叮咬。我们好多个世纪以前就消灭了蚊蝇了。”

野蛮人皱起双眉点了点头。“你们把苍蝇蚊子消灭了，把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消灭了，而不是学会忍受它们。‘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面对着苦海，拿起刀子做个一了百了。’[7]可是你们两样都不做。既不‘默然忍受’，也不‘一了百了’，只是把毒箭取消，那太容易了。”

他突然沉默了，想起了他的母亲。琳达在她三十七层楼上的房间里曾经漂浮在一个弥漫着歌声的海上，那儿有光明和馨香的爱抚——她飘走了，飘到空间以外，时间以外，飘到她的回忆、习惯和她那衰老臃肿的身子的囚牢以外去了。而托马金，以前的孵化及条件设置主任托马金，现在还在唆麻假期里——那摆脱羞辱和痛苦的唆麻假，在一个他听不见嘲弄的话和讽刺的笑、看不见那张奇丑的面孔、感觉不到那两条湿漉漉的肥胳膊搂住自己脖子的世界里——美妙的世界……

“你们需要的是，”野蛮人继续说道，“换上点带眼泪的东西。这儿的东西都不值钱。”

（“造价一千二百五十万元，”在野蛮人对他提起这话时，亨利·福斯特曾经抗议过，“一千二百五十万元——那是新的条件设置中心的价值，分文不少。”）

“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8]这里头不是还有点东西吗？”他抬头看着穆斯塔法·蒙德问道，“与上帝无关——当然，上帝也可能是理由之一。危险的生活里不也有点东西吗？”

“有很多东西，”总统回答，“男人和女人的肾上腺每过一些时候都需要受到点刺激。”

“什么？”野蛮人莫名其妙地问。

“那是身体完全健康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才把接受V.P.S.治疗定为义务性的。”

“V.P.S.？”

“代猛烈情素。每月固定接受一次。我们让肾上腺素弥漫了整个生理系统。从生理上说，它完全和恐怖与狂怒相等。它所能产生的滋补效果跟杀死苔斯德蒙娜和被奥赛罗杀死相同，却丝毫没有不方便的后果。”

“可是我却喜欢那种不方便。”

“可是我们不喜欢，”总统说，“我们喜欢舒舒服服地办事。”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

“实际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

“那好，”野蛮人挑战地说，“我现在就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你还没有说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要求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些什么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良久的沉默。

“这一切我都要求。”野蛮人终于说道。

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他说。

【注释】

[1] 法国僧侣托马斯·肯培（1380——1471）的代表作。原文为拉丁文，15世纪中叶被译为英语。

[2]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他虽然把纯粹经验看作世界的实质，却不是一元论者。《宗教经验种种》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3]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约翰王》第三幕第一场一百三十八行。

[4]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第五幕第三场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四行。剧里爱德蒙是葛罗斯特伯爵的私生子，而爱德蒙的情妇里根又因为他而剜掉了葛罗斯特伯爵的双眼，所以有此报应之说。

[5] 此话见莎士比亚戏剧《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第二幕第二场五十三至五十六行。

[6]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第二幕第一场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六行。

[7]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一场六十五至六十八行。

[8]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五十一至五十三行。是哈姆莱特赞美福廷布拉斯为争夺小小一片土地而率军战斗的话。

第十八章

门半开着，他们俩进来了。

“约翰！”

一种不愉快的、他特有的声音从浴室里传来。

“出了什么事吗？”赫姆霍尔兹叫道。

没有回答。不愉快的声音又出现了，两次。没有声音了。浴室门咔哒一声开了。野蛮人走了进来，他脸色非常苍白。

“我说呀，”赫姆霍尔兹很关心地说，“你脸上的确带着病容，约翰！”

“你吃了什么不受用的东西吗？”伯纳问。

野蛮人点点头。“我吃了文明。”

“吃了什么？”

“我中毒了；受了污染。而且，”他放低了声音说，“我吞下了自己的邪恶。”

“不错，可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是说你刚才在……”

“我现在已经清洗了自己，”野蛮人说，“我拿芥末冲温水喝了。”

两人瞪大了眼惊异地望着他。“你是说你是故意那么做的？”伯纳问。

“印第安人就是那么清洗自己的。”他坐了下来，叹了一口气，用手抹了抹前额。“我要休息几分钟，”他说，“我相当疲倦了。”

“嗯，这我倒并不意外，”赫姆霍尔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是来告别的。”他换了个口气说了下去，“明天我们就走了。”

“是的，明天我们就走了。”伯纳说。野蛮人在他脸上看见了一种完全决心听天由命的表情。“顺带说一句，约翰，”他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把手放在野蛮人的膝盖上，“我要说明我对昨天发生的事有多么抱歉，”他脸红了，“有多么惭愧，”说话时声音颤抖，“事实上是多么……”

野蛮人打断了他的话，动情地抓住他的手，捏了捏。

“赫姆霍尔兹对我好极了，”伯纳停了一下，说了下去，“要是没有他我早就……”

“好了，好了。”赫姆霍尔兹抗议道。

沉默。三个年轻人尽管痛苦，反倒快活起来了，因为他们的痛苦来自他们对彼此的爱。

“今天早上我去看了总统。”野蛮人终于说话了。

“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跟你们一起到海岛去。”

“他怎么说？”赫姆霍尔兹迫不及待地问道。

野蛮人摇摇头。“他不让我去。”

“为什么不让？”

“他说他想继续做实验，可是我他妈的是不会干的，”野蛮人突然发起脾气来，“我才不愿意给他当什么混账的实验品呢。就算全世界的总统都来求我我也不干。我明天也拔腿走人。”

“可是你到哪儿去？”两人同时问道。

野蛮人耸耸肩。“哪儿都可以去，我不在乎。只要能够孤独就行。”

下行线路是从吉尔福德沿威谷到果答明，经米尔福德、威特里到汉斯米尔，再穿过彼得斯菲尔德飞向朴次茅斯。而大体与此平行的上行路线则要经过沃普莱斯顿、东岩、伯吞汉姆、埃尔斯特和格雷莎等地。这两条线路在野猪背和红鹿头之间有几处地方相距不到六七公里。这个距离对于粗心的驾驶员来说实在太近——特别是在他们多吞了半克唆麻的晚上。发生了几起事故，严重的事故。于是决定把上行线路往西挪开几公里。这样，在格雷莎和东岩就留下了四座灯塔，标志着从朴次茅斯到伦敦的旧飞行线路。灯塔上的天空宁静寥落。此时直升机正在塞尔波恩、波尔顿和法纳姆上空不断嗡嗡着、轰鸣着。

野蛮人选择的隐居地是耸立在伯吞汉姆和埃尔斯特之间的小山顶上的一座旧灯塔。那建筑物是钢骨水泥做的，目前情况依旧良好。野蛮人第一次探索这地方时曾经嫌它太舒服，文明到了几乎奢侈的程度。但他向自己保证一定要以更加严格的自律和更加脱胎换骨的涤罪来弥补，以此安抚自己的良心。他在隐居地的第一夜故意没有睡觉，只是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跪在地上祈祷，时而向有罪的克劳狄斯[1]曾乞求饶恕的天庭祈祷，时而用祖尼语向阿沃纳微罗那祈祷，时而向耶稣和菩公祈祷，时而向他的守护生灵鹰隼祈祷。他不时地平伸双臂，好像上了十字架，许久许久不动，伸得胳臂生疼，越来越疼，疼得发抖，难以忍受。他平伸着手，自愿上了十字架，同时咬紧牙关，痛得汗流满面。“啊，饶恕我吧！啊，保佑我纯洁！帮助我善良！”他一再地说，直到痛得几乎昏死过去。

到了早上，他觉得已经取得了在灯塔里居住下去的权利，尽管那里大部分窗户还有玻璃，而从平台上看出去景色也极美丽。让他选择了灯塔的理由几乎立即要引导他走上另外一条路。他选择到那儿去居住，因为那儿有十分美丽的景物，因为从他那有利的地位看去，似乎可以看见神灵的圣体。可是他是什么样的人，竟然得到如此的娇惯，可以每时每日欣赏如此的美景？他是什么样的人，竟然可以与上帝的圣体生活在一起？他是只配居住在肮脏的猪圈或是地下的黑洞中的。因为长夜的煎熬，他的身子仍然僵硬，余痛也还在，也正因此他才觉得良心稍安了。他爬上了塔楼的平台，向旭日东升的光明世界望去，他已经重新获得了在这里居住的权利。北方的景色由野猪背蜿蜒的白垩质群山包围。群山东尽头的后方矗立着七座摩天大楼，那就是吉尔福德。野蛮人一见那些大楼便不禁苦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必须与它们和谐相处，因为到了晚上不是它们那些几何形状的星星快活地眨眼，便是它们在泛光灯的照耀下，像发光的手指指向深杳神秘的天空。那手势的意义在全英格兰除了野蛮人之外，恐怕是谁也体会不到的。

伯吞汉姆就在峡谷里，在野猪背与他的灯塔所在的小山之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九层楼，有圆柱形粮仓，有一个家禽场和一个小小的生产维生素D的工厂。灯塔南面是长满石楠的漫长的缓坡，地势渐渐降下去，跟一串池沼连在一起。

池沼以外的森林后矗立着一座十四层的埃尔斯特大楼。红鹿头和塞尔波恩在朦胧的英格兰空气里若隐若现，把眼光吸引到浪漫的蓝幽幽的远方。但是吸引野蛮人到他的灯塔来的还不仅是那远景，迷醉他的还有这儿的近景。这森林，这大片大片的石楠丛和黄色的金雀花，还有那一片片苏格兰枞树和榉树掩映着的闪光的池塘，池塘里的睡莲和一丛丛的灯心草——这些都非常美丽，对习惯于美洲荒漠的枯寂的眼睛来说，它们都是惊人的。何况还有孤独！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没有见到过一个人影。灯塔距离查令T字大厦只有一刻钟的飞行距离，但是这个萨里郡的荒原却比马尔佩斯的群山还要荒凉。人们一批批离开伦敦，却只是去玩电磁高尔夫或是网球。伯吞汉姆没有高尔夫球场，最近的黎曼球场也远在吉尔福德。这儿唯一能够吸引人的东西是野花烂漫的景色。既然没有好的理由来此，这儿就没有游人光顾。开初的日子野蛮人过着孤独的生活，没有受到干扰。

约翰初到伦敦时领了一笔个人的零用钱，那钱大部分已花在了装备上。离开伦敦之前他买了四条人造毛毯子、粗绳、细线、钉子、胶水、几件工具、火柴（不过他打算到时候就做一个取火钻）、罐子、盘子、二十四袋各类种子和十公斤面粉。“不，不要合成淀粉和废棉代面粉，”他曾经坚持，“尽管那要营养一些。”可是遇见泛腺体饼干和加了维生素的代牛肉时，他却在老板的劝说下让步了。现在望着这些罐头他又强烈地谴责起自己的软弱来。可恨的文明产品。他下了决心即使挨饿也不吃那些东西。“那对他们会是一种教育。”他报复地想道。可那对他也会成为一种教育。

他数了数钱，他希望剩下的几个钱能够让他度过冬天。到了明年春天他菜园里的产品就足够让他独立于外部世界了。同时，猎物总是有的。他看见过很多兔子，池塘里还有水鸟。他立即开始做起弓箭来。

灯塔旁边就有白杨树，还有一整林子的榛木，满是秀颀的枝条，是做箭杆的好材料。他从砍倒一株小白杨开始，砍出六尺没有分杈的树干，削去树皮，然后照老米季马教他的样子，削掉树皮，一刀一刀削掉了白色的木质，削出了一根和他自己一样高的棍子。当中粗些是为了结实，两头细些是为了灵活方便。工作给了他极大的乐趣。他在伦敦度过了几周游手好闲、无事可做的日子，需要什么只需按一下按钮或是拉一拉手柄，现在做起需要技巧和耐心的工作来竟纯粹是一种享受了。

他差不多把棍子削成了弓体，忽然意识到自己唱起歌来了，吃了一惊。唱歌！他仿佛从外面回来，突然撞上自己在干着坏事而且现场拿获了，不禁惭恧得满脸通红。他到这儿来毕竟不是为了唱歌和享受，而是为了不让文明生活的垃圾继续污染他；是为了清洗污秽，弥补过失，积极进行弥补的。他惶惑地意识到，在他沉溺于削制弓体的时候，竟然忘记了自己发过誓要随时记住的东西——可怜的琳达，自己对琳达那凶狠、冷酷的态度，还有那些在她死亡的神秘情境里像虱子一样爬来爬去的讨厌的多生子。他们的存在不但侮辱着他的哀伤和悔恨，而且侮辱了神明。他曾经发誓要记住这些，而且要不断做出补偿。可现在他却在削制弓体的时候唱起歌来了，的确唱了……

他进了屋子，打开芥末盒，放进了一些水，在火上煮了起来。

半小时以后，从伯吞汉姆的同一个波坎诺夫斯基小组来的三个德尔塔减农民到埃尔斯特去，偶然看见一个年轻人在山顶上废弃的灯塔外面，光着上身，用一根打结的绳子鞭打着自己。背上横着猩红的鞭痕，一条条鞭痕流着缕缕鲜血。卡车司机在路边停了车，跟他的两个同伴一起耷拉了下巴，盯着看这个罕见的奇景。一、二、三，他们数着。打到第八鞭时年轻人停止了自我惩戒，跑到树林边去，猛烈地呕吐起来，呕吐完了，回来又抓起鞭子狠打。九、十、十一、十二……

“福帝！”驾驶员低声说，他的弟兄们也有同感。

“福帝呀！”他们都说。

三天以后，记者来了，像兀鹰落到了尸体上。

弓体已在鲜叶燃成的文火上烘干，可以用了，野蛮人在忙着做箭杆。三十根榛树条已经削好烤干，用尖利的钉子做了箭镞，弦口也仔细地刻好了。有天晚上他袭击了伯吞汉姆家禽场，现在他已经有了足够制造一个武器库的羽毛。第一个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在往箭杆上安装羽毛。那人的气垫鞋没有声音，悄悄来到了他的身后。

“早上好，野蛮人先生，”他说，“我是《每时广播》的记者。”

野蛮人仿佛叫蛇咬了一口，跳了起来，箭、羽毛、胶水罐和刷子掀了一地。

“请原谅，”记者说，他真心地感到过意不去，“我不是故意的……”他用手碰了碰帽子边缘——那是一顶铝制的烟囱帽，镶嵌了无线电收发报机。“请原谅我不能脱帽致敬，”他说，“帽子有点重。嗯，我刚才在说，我代表《每时广播》……”

“你要干什么？”野蛮人皱着眉头问。记者用他最讨好的微笑回答。

“当然，我们的读者会非常感兴趣的，如果……”他把脑袋偏到一边，微笑得几乎有点献媚的意思，“只需要你说几句话，野蛮人先生。”他做了几个礼貌性的手势，迅速把两根电线解开（电线连接着系在腰间的移动电池），分头插进他那铝制帽子的两侧，然后碰了碰帽子顶上一根弹簧，哒，一根天线射了出来；他再碰了碰帽檐上的一根弹簧，一个麦克风就像弹簧玩具人一样蹦了出来，悬在离他鼻子六英寸的地方摇晃着。他再拉下受话器盖住耳朵，按了一下左边的按钮——一种轻微的黄蜂般的嗡嗡声出现了；再扭了一下右边的把手，嗡嗡声便为一种听诊器里的咝咝声、咯咯声、打嗝声和突然的吱吱声所代替。“哈啰，”他对麦克风说，“哈啰，哈啰……”帽子里突然响起了铃声。“是你吗，艾泽尔？我是扑莱莫·梅隆。对，我找到他了。现在野蛮人先生要接过话筒说几句话，野蛮人先生，是吗？”他又堆满他那讨好的微笑看着他，“请告诉我们的读者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是什么叫你这么突然离开伦敦的，（艾泽尔，听着！）还有，当然，那鞭打。”（野蛮人吃了一惊，他们怎么会知道鞭打的事呢？）“我们都非常迫切想知道关于鞭打的事，然后再谈点关于文明的问题。你知道那类事情的。‘我对于文明姑娘的看法’，只说几个词就行，只要说几个词……”

野蛮人照他的话办了，只说了几个叫人烦恼的词，一共五个，再没有多的——就是他对伯纳谈起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时的那五个词。“踏夸，哈尼！松，厄索，策纳！”他揪住记者的肩膀一扭，扭得他转过身子（那年轻人出场时包装得很招人爱），像个职业足球冠军一样，鼓足力气准确地踢了出去，给了他狠狠的一脚。

八分钟以后最新版的《每时广播》已经在伦敦街头出售。第一版通栏大标题为：“《每时广播》记者尾骶骨惨遭神秘野人踢伤，轰动萨里”。

“连伦敦也轰动了。”记者回家读到这话时想道，但是那“轰动”却疼得厉害，他坐下来吃午饭时得非常小心。

他的另外四个同事却没有因为他尾骶骨上的警告性损伤而胆怯，当天下午便分别代表了《纽约时报》、法兰克福《四维连续报》、《福帝科学箴言报》和《德尔塔镜报》来到灯塔采访，受到了几次接见，一次比一次粗暴。

“你这个不通情理的混球，”《福帝科学箴言报》记者揉着还在痛的屁股，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大叫，“你怎么不吞点唆麻？”

“滚！”野蛮人摇着拳头。

对方倒退几步，转过身子。“吞下一两克，坏事就不是现实的了。”

“阔哈夸，咿呀特拖可呀仪！”口气带着讽刺，咄咄逼人。

“痛苦就成了一种幻觉。”

“啊，是吗？”野蛮人说着拾起一根榛木条子，大踏步扑了过来。

《福帝科学箴言报》记者急忙往他的直升机里躲去。

然后野蛮人有了一会儿平静。几架直升机飞来，围着灯塔探索似的悬浮着。他对最靠近的一架烦扰人的飞机射了一箭，射穿了机舱的铝制地板。一声尖叫传来，飞机以其超级充电器所能提供的最高加速度像火箭一样蹿上了天空。别的飞机从此以后便总保持在一个敬而远之的距离。野蛮人不理会飞机的嗡嗡声，一味地挖着他未来的菜园子。他在想象中把自己比作了玛塔斯吉姑娘的求婚者之一，在有翅膀的害虫包围之下岿然不动。过了一会儿，害虫们显然是厌倦了，飞走了。他头上的天空连续好几个小时空空如也，除了云雀叫，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空中有了雷声。他已经挖了一上午地，现在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睡觉。对于列宁娜的思念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列宁娜赤裸着身子，可以触摸到，她在说：“亲爱的，伸出你的手臂拥抱我！”她穿着鞋袜，洒了香水。不要脸的婊子！可是哦！哦！她那两条胳膊竟搂住了他的脖子！啊，她向他抬起了那乳房，仰起了嘴唇！列宁娜！我们的眼里和唇上便是永恒……不、不、不、不！他翻身跳了起来，光着半截身子跑了出去。荒原边上有一丛灰白的杜松，他对它冲过去，刺进他怀抱的是一片绿色的松针，而不是他所渴望的滑腻的肉体。无数尖利的松针扎着他，他努力想着可怜的琳达，喘着气，手乱抓，眼里有说不出的恐怖。可怜的琳达，他发誓要记住的琳达！但是萦绕在他心里的仍然是列宁娜那身子。即使松针扎得他生疼，他那畏缩的肉体感觉到的还是真切得无法逃避的列宁娜。“亲爱的，亲爱的，既然你也想我，为什么就不……”

鞭子就挂在门边的钉子上，好在记者来时取用。野蛮人一发狂，跑回屋里抓住鞭子，刷的一鞭，打了结的绳咬进了自己的肉。

“婊子！婊子！”他每抽一鞭便大叫一声，好像抽的是列宁娜（他多么疯狂地希望那就是列宁娜，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白生生、暖烘烘、喷了香水的列宁娜！他就像这样抽打着她，那不要脸的列宁娜。“婊子！”然后他用一种绝望的声音说，“啊，琳达，原谅我，原谅我，上帝呀，我坏！我邪恶，我……不，不，你这个婊子！你这个婊子！”

这整个过程已被感官电影公司最行家里手的大腕摄影师达尔文·波拿巴观察到了。他正躲在三百公尺外精心建造的掩体里。耐心与技巧获得了报偿。他在一棵假橡树的树洞里坐了三天，在石楠丛里趴了三夜，把麦克风埋藏在金雀花丛中，把电线埋在灰色的软沙里。七十二小时里他备尝了艰辛，现在伟大的时刻来了——这可是自从他拍摄了咆哮震天的立体感官电影《猩猩的婚礼》之后的最伟大的时刻，达尔文·波拿巴在他的工具之间活动时想道。“精彩！”野蛮人一开始那惊人的表演，他就对自己说，“精彩！”他小心地调着摄影机的镜头，盯紧了那移动着的对象。他开动了更大的功率，逼近拍摄了一个疯狂歪扭的面部特写（太好了），随即转为半分钟慢镜头（他向自己保证会产生绝妙的喜剧效果），同时细听着胶片边缘的音轨中记录的鞭打声、呻吟声和呓语声。他把那声音稍微放大一点听了听（嗯，精彩多了，绝对）。而在暂时的平静里，他又听见了一只云雀的尖声欢叫，他感到很高兴。他希望野蛮人会转过身子，让他给他背上的血痕拍个漂亮的特写——而几乎就在他转念之间（多么惊人的运气），那位通情达理的家伙竟真的转过了身子，让他拍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特写。

“嗯，了不起！”拍完之后他自言自语说，“的确是了不起！”他擦着脸。到摄影棚配上感官效果准会成为一部精彩的电影。几乎跟《抹香鲸的爱情生活》一样棒，达尔文·波拿巴想道——而那，福帝呀！说明的问题可就多了！

十二天以后《萨里郡的野蛮人》已经放映，可以在西欧任何一家一流的电影院里看见、听见和感觉到。

达尔文·波拿巴的影片立即产生了效果，巨大的效果。电影放映后的当天黄昏，约翰在乡下的孤独突然被头上一窝蜂出现的直升机打破了。

他在他的园子里挖地——一边挖地，一边挖掘着自己的心，苦苦翻掘着他的思想的实质。死亡——他铲了一铲子，又铲了一铲子，又是一铲子。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是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2]一声有说服力的霹雳在这话语之间隆隆炸响。他铲起了另一锹土。琳达是为什么死的？为什么要让她慢慢地变，变得越来越没有个人样，然后终于……他打了一个寒噤。一块大可亲吻的臭狗肉。[3]他把脚踏在铲子上狠狠地往结实的土地里踩。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像顽童眼里的苍蝇，他们杀死我们只为了取乐。[4]又是一声炸雷。那可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在一定的意义上比真理还要真实。可是那同一个葛罗斯特又把他们叫做永远温柔的神灵。你最好的休息是睡眠，你也常常渴望睡眠，可你又愚蠢地怕死，而死只是不存在而已。[5]死亡不过是睡觉，睡觉，也许还做梦。[6]他的铁锹铲在一块石头上，他弯下身子要捡起石头。在那死亡的梦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梦……

头顶的嗡嗡声变成了轰鸣声，一片阴影突然遮住了他，有什么东西插到他和阳光之间了！他吃了一惊，停下挖土和思想，抬头一看，眼前的景象使他头昏眼花，混乱糊涂。他的心还在另外一个世界游荡，在那比真实还真实的世界里，还集中在死亡与神灵的汗漫无涯里，抬头却看见了那黑压压一大片悬浮的直升机向他的头顶逼了过来。直升机像蝗虫一样飞着，悬浮在空中，在他四面八方降落，落到石楠丛里，然后从这些硕大无朋的蝗虫肚子里走出了穿白色粘胶法兰绒衫的男士和因为燠热穿着人造丝宽袍、天鹅绒短裤或无袖袒胸连衣裙的女士——每架飞机一对。几分钟之内已经下来了好几十对。他们围着灯塔站成了一个大圆圈，瞪着眼看着，哈哈地笑着，照相机咔哒咔哒响着，向他扔着花生、性激素口香糖和泛腺小奶油饼，像扔给猴子一样。他们的人数在每时每刻增加，因为现在野猪背上飞机的洪流还在不停涌来。几十个立即变成了上百个，然后是几百个，仿佛是一场噩梦。

野蛮人已往隐蔽处退却，此刻正背对着灯塔，一副暴虎冯河的架势，瞪着眼前的一张张面孔，恐怖得说不出话来，像个疯子。

一包口香糖准确地打在他脸上，让他从茫然状态中惊醒过来，让他感觉到了更为直接的现实。一阵惊人的疼痛，他完全清醒了，清醒而且暴跳如雷。

“滚！”他大叫。

猴子说话了！欢笑和掌声爆发。“可爱的老蛮子！乌拉！乌拉！”他从杂乱的人声里听见了叫喊，“鞭子，鞭子，鞭子！”

这话启发了他，他抓住门背后钉子上那把打了结的绳，对折磨他的人们摇晃起来。

一阵带讽刺意味的欢呼爆出。

他气势汹汹地向他们扑去。一个妇女吓得叫了起来。人群里受到最直接威胁的几个人犹豫了一下，却随即稳住了，站定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给了观光者们勇气，这可是出乎野蛮人对他们的估计之外的。他倒退了一步，站住了，四面看看。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够让我安静安静？”他的愤怒中几乎带着悲凉。

“吃点镁盐杏仁吧！”那人递出了一包杏仁，野蛮人若是进攻他就会首当其冲。“挺好吃的，你知道，”他带着颇有些紧张的微笑，和气地说下去，“镁盐可以让你永远年轻。”

野蛮人没有理会他递出的东西。“你们要拿我干什么？”他望着一个又一个傻笑的面孔问，“你们究竟要拿我干什么？”

“鞭子，”上百条喉咙乱七八糟地叫了起来，“玩一个鞭子功。让我们看看鞭子功。”

然后，众口一声叫了起来，缓慢、沉重而有节奏。“我们——要——看——鞭子——功。”背后的人群也叫了起来，“我们——要——看——鞭子——功。”

其他的人也立即跟着叫喊，重复着那句话，像鹦鹉学舌。他们叫了又叫，声音越来越大，叫到第七八遍时什么其他的话都不说了。“我们——要——看——鞭子——功。”

人们全都叫了起来。受到那喊声、那团结一致的力量，还有作为补偿的节奏感的刺激，他们仿佛可以就像那样叫上几个钟头——几乎可以没完没了地叫下去。但是重复到第二十五次时，那进程却被惊人地打断了。又一架直升机从野猪背飞了过来，在人们头顶上悬浮了一会儿，然后在野蛮人附近几码处停下，停在人群和灯塔间的空地上。螺旋桨的轰鸣声暂时压倒了叫喊声。在飞机着陆、引擎关闭之后，同样持续的、单调的高叫声又爆发了出来。

直升机的门打开了，踏出门来的首先是一个面孔红扑扑的漂亮青年，然后是一个女郎，她穿着绿色天鹅绒短裤、白色衬衫，戴着骑手小帽。

野蛮人看见那女郎便吃了一惊，退缩了，苍白了脸。

那女郎站在那儿对他微笑着——一种没有把握的、乞求的、差不多是低三下四的微笑。时间一秒秒过去，她的嘴唇动了，在说着什么，但是声音被反复的高叫声淹没了。

“我们——要——看——鞭子——功。”

妙龄女郎双手压在身体左侧，那张蜜桃一样明艳、玩偶一样美丽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渴望而痛苦的不和谐的表情。她那蓝色的眼睛似乎变得更大了，更明亮了。两颗泪珠突然滚下面颊。她又说话了，仍然听不见。然后她突然做出一个急速的冲动的姿势，伸出了双臂，向着野蛮人走了过来。

“我们——要——看——鞭子——功……”

他们的要求突然得到了满足。

“婊子！”野蛮人像疯子一样向她冲去。“臭猫！”他像个疯子一样挥起细绳鞭向她抽去。

她吓得魂不附体，转身便跑，绊了一下，摔倒在石楠丛上。“亨利，亨利！”她大叫，但是她那容光焕发的同伴早已经逃离了危险地带，躲到直升机后面去了。

人们又兴奋又快活，哇哇大叫。圈子散了，人们往磁力吸引的中心乱跑。痛苦是一种迷人的恐怖。

“惩罚，淫乱，惩罚！”野蛮人发了狂，又抽了一鞭。

人们迫不及待地围了过来，像猪猡围着食槽一样乱拱乱挤。

“啊！肉欲！”野蛮人咬着牙，这一回鞭子落到了自己肩膀上，“杀死肉欲！杀死肉欲！”

苦痛的恐怖吸引了人们，出于内心的需要（那是他们的条件设置埋藏在他们心里、无法抹去的），受到合作习惯的驱使和对团结的渴望的支配，他们也开始模仿起野蛮人的疯狂动作来，以野蛮人鞭打自己背叛的肉体的那种疯狂，彼此殴打起来，或是殴打着他脚边石楠丛中那丰腴的抽搐着的肉体——那堕落的体现。

“杀死肉欲，杀死肉欲，杀死肉欲……”野蛮人继续喊叫着。

这时有人开始唱起了“欢快呀淋漓”，顷刻之间大家都唱起了那句复句，唱着唱着又跳起舞来。欢快呀淋漓，一圈一圈地跳着，以六八拍子彼此拍打着。欢快呀淋漓……

最后的直升机飞走时已经过了半夜。野蛮人躺在石楠丛里睡着了。唆麻使他迷醉，漫长而疯狂的肉欲放纵使他筋疲力尽。他醒来时已经太阳高照。他躺了一会儿，像猫头鹰对着光一样迷迷糊糊地眨起了眼睛，然后突然醒悟过来——他明白了一切。

“啊，上帝，上帝！”他用手捂住了脸。

那天晚上一窝蜂越过野猪背而来的直升机嗡嗡嗡飞成了十公里长的一片乌云。头天晚上的赎罪狂欢晚会的场景登上了所有的报纸。

“野蛮人！”最先到达的人一下飞机就高叫，“野蛮人先生！”

没有回答。

灯塔的门半掩着，他们推开门，走进百叶窗里的昏暗。通过屋子对面一道拱门，他们可以看到通向上面的楼梯的底。一双脚在门拱的正下方晃动着。

“野蛮人先生！”

缓慢地，非常缓慢地，像慢条斯理的圆规的脚，那两条腿向右边转了过来，向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转了过去，停住，悬了一会儿，又同样缓慢地向左边转了回去。西南、南、东南、东……

【注释】

[1]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里杀兄篡位的丹麦国王。剧中他由于良心不安曾经向上帝祈祷。

[2]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二十二至二十三行。

[3]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一百八十一行，全句是：“既然太阳能够让死狗身上生出蛆虫，那死狗肉就大可亲吻。”是哈姆莱特装疯时针对当时社会的淫乱而发出的话。

[4]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三十六至三十七行，是被挖掉眼睛的大臣葛罗斯特的话。

[5]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一报还一报》第三幕第一场十七至十九行。

[6] 此语见莎士比亚戏剧《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中哈姆莱特王子那段有名的关于生死的独白。

译后记

孙法理

《美妙的新世界》是A.赫胥黎著名的幻想小说，含义深刻，耐人咀嚼，因此十分畅销。它1932年出版，到1966年的三十四年间已经出了哈珀版、新哈珀版、矮脚鸡版、矮脚鸡经典版等五十七版，共两百七十五万册。（1966年至今再版情况未计，做翻一番的估计不会算过分。）

幻想小说是很新的文学样式。据研究，最早的带幻想意味的作品为古希腊萨莫撒塔的吕西安（Lucian of Samosata，约115——约200）的《真实历史》（Veracious History）。它的主角进了月亮和太阳，卷入了星球大战，情节有点像现代的科幻小说，但有多少科学成分还很难说。17世纪法国的西拉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写的《月亮列国趣史》（Histoire comique desÉtats etEmpires de la Lune，1656）和《太阳列国趣史》（HistoirecomiquedesÉtatsetEmpiresduSoleil，1661）从题材来看也近似幻想小说。开现代幻想小说先河的作家应算是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他的《卷入美尔斯卓姆大海漩》（ADescentintotheMaelström，1841）写一对弟兄驾船误入大西洋东北经常出现的一个大漩涡，哥哥被吓得精神失常而淹死，弟弟依靠一个圆桶死里逃生，被救出来后头发全白了，连整个表情都变了。小说对那险恶的波涛刻画得声势煊赫，细致入微，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据说其中的描写竟被收入了大英百科全书的大漩涡词条，应该算是很成功的作品了。典型的长篇科幻小说最早出于法国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笔下。他的《气球上的五星期》（1863）、《地心游记》（1864）、《海底两万里》（1869）和《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都是很有名的，最后两本在我国更是脍炙人口。二十世纪是科幻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名作和名家辈出，现在美国主流派的四大科幻小说家瑞·布拉德伯里、艾萨克·阿西莫夫、亚瑟·克拉克和罗伯特·海因莱因等人的影响都很大。从科幻小说还派生出了科幻电影和科幻电视，读者和观众人数众多，包括了大量的少年和儿童，对于普及科学知识、扩展科学思维、开拓幻想视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用之深远现在还很难估计。《美妙的新世界》是二十世纪影响很大的科幻小说之一，但它的影响恐怕主要还在人文思想而不在科技方面。

本书的作者A.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是著名的博物学家T.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之孙，和著名的诗人M.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也有血缘关系。他少时就读于伊顿公学，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巴利俄尔学院。他曾想做医生，却因为视力障碍改变初衷，从事了文学创作。他的著名作品有长篇小说：《铬黄》（1921）、《男女滑稽环舞》（1923）、《光秃秃的树叶》（1925）、《点对点》（1923）、《瞎了眼睛在噶扎》（1936）、《几个夏季之后》（1939）、《时间须静止》（1944）、《天才与女神》（1955）、《岛》（1962）等，还有短篇小说集、诗歌、散文和戏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知觉之门》，描写了他自己使用迷幻药的体会，看来他对“唆麻”之类的问题颇有研究。他还编辑过一个关于印度教哲学和神秘主义的集子。而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美妙的新世界》，这本科幻小说在世界上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这本书的名字意味深长。它来自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暴风雨》。在该剧第五幕第一场里，从小生长在荒岛上、除了她父亲从没有见过人类的公主米兰达突然看见了一大群从海难中生还的人，不禁兴奋得大叫：“神奇呀，这里有多少美好的人！人是多么美丽！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在这里，莎士比亚通过她的嘴赞扬了人类，说人类是美丽的、出色的，令人见了不禁惊叹。但赫胥黎用这句话作书名，却有不同的意味。他笔下的新世界尽管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除了上班便是玩乐，所呈现的图景却远远不算美妙。

本书初版于1932年，十五年后，即二战后的1947年，作者为本书补写了序言，提出了他写作本书的思路。

他说，“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

他的书所描写的就是这样“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的革命。在书中的新世界里，这场革命主要在五个方面进行：

1、取消胎生，人工生殖，从中划分种姓：采用生物化学方法把人从遗传上、从胚胎发育过程中进行培养，划分出α、β、γ、δ、ε五个大的“种姓”。（α、β、γ、δ、ε是希腊字母，依次音译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伊普西龙，大体相当于英语的A，B，C，D，E。）阿尔法最高，贝塔次之，依次下降，至伊普西龙最低。每个种姓又分加和减。如阿尔法加、阿尔法减（甚至阿尔法双加）、贝塔加、伊普西龙减等，这样就把社会分成了十多个种姓。

为了工作需要，在胚胎期就进行培养和刺激，使胚胎具有不同的特性，预定了那人未来的命运。如有的适宜到热带高温下去炼钢，有的适宜到太空去修理宇宙飞船，有的适宜做社会领袖，有的则适宜掏阴沟。

阿尔法和贝塔是高种姓，伽马、德尔塔和伊普西龙是低种姓。高种姓的人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低种姓的人做简单劳动。高种姓的人聪明，漂亮，高傲，心肠硬；低种姓的人只会执行较简单的任务，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他们大量繁殖，一个受精卵可以培养出几十个多生子，从个头到长相都一样，都带种姓特点。

不同种姓的人待遇很不相同。低种姓的人全都住大营房，各有颜色不同的制服作为标志；高种姓的人则住小住宅。社会是以无数的低种姓人为基础的，高种姓人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

报纸是按种姓出版的，最高种姓的报纸每小时出一次，最低种姓的报纸使用单音节词。

这是出生前的阶级划分，区别是从胚胎期就培养的。

2、潜意识教育：分两种，一是睡眠教育，一是条件反射刺激，都从幼儿时期进行，使人从小安于自己的地位。

睡眠教育在儿童入睡后进行。比如贝塔儿童在睡眠中听见的教育是：我为我是个贝塔而高兴，阿尔法太辛苦，而伽马、德尔塔和伊普西龙又太可怜。

条件反射刺激培养人的爱与憎，比如用噪声和电击让儿童永远害怕和憎恶花朵与书籍。因为喜欢花朵会造成喜欢大自然，而大自然是不收费的，会影响社会消费；喜欢书籍不但会浪费时间，而且会导致错误思想。

睡眠教育和条件反射的培养方式都很简单，反复又反复，一个道理或一种刺激在几年之内重复一两万次到六七万次，形成一辈子也无法逆转的心理定势。

“新世界”相信一种理论：“道德教育都是不能诉诸理智的。”因此都在下意识里进行。

3、满足欲望：不但满足丰富的物质生活欲望，而且满足玩耍的欲望，包括看感官电影、听“色唆风”音乐、旅游、游戏和无限制的性生活。每个女性和男性彼此相属，可以自由享有彼此的肉体，但反对固定关系。提倡避孕，怀孕后立即人工流产。因此“父亲”和“母亲”都成为猥亵的字眼，人们听了会非常难为情。家庭被描写为肮脏的兔子窝，散发着恶臭。一切欲望都给予满足，不让产生激动，据说如果人不会激动，社会也就不会动荡。

4、割断过去：关闭了博物馆，炸毁了一切纪念性的建筑，查禁了福帝纪元150年（换算起来应该是公元2058年）以前的一切书籍。总统在报告里把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直到莎士比亚、萧伯纳的全部人类文化都“掸掉”了；把从古以来激励人类向上的爱情、亲情、友情、人情一概“掸掉”了，因为它们能够使人产生激动和不满，危害社会稳定。

这样，每个人生活里的一切都由上面赐予，大家都满足现状，感谢福帝。

总统告诫人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社会是经过九年战争的大屠杀和大英博物馆对知识分子的大毒杀才取得了今天的局面的。总统的结论是：幸福与德行的诀窍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工作。

5、唆麻：这是一种最甜蜜的幸福剂，也是最温柔的镇压剂。情绪不佳，吞唆麻；烦恼得厉害，多服唆麻，进入唆麻假日；社会动乱，有唆麻枪，无论怎么乱，喷上一剂，暴乱者就睡着了，醒来后就捣不了乱了。有了唆麻，什么骚乱都可以迎刃而解。新世界的总统说：“没有眼泪的基督教——唆麻就是这种东西。”

有了这五条措施，社会就稳定了，人生就美妙了。主张出世的佛家的生、老、病、死，诸般烦恼，一律消灭；主张入世的儒家的“天下为公”、“皆有所养”，一律办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赶出诗人，老子的主张“绝圣弃智”，这里也都做到；莫尔的乌托邦反对奢侈，而且有奴隶，这儿却大力提倡消费，只有恪守本分的幸福的人；F.培根的《新大西洲》的科学预言：活体解剖、植物嫁接、人造馨香、电话、飞机、潜艇、视觉幻影在这里只是小菜一碟，不但实现了，而且大大超过；欧文的“新和谐村”里需要艰苦的劳动，这儿的劳动却并不艰苦。所以“新世界”的总统自豪地说：“天地之间有一种哲学家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存在……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世界。”你看他是何等的踌躇满志！

看来，新世界所进行的这场最革命的革命，怕是创造了一个人间的极乐世界吧？不过，读了本书后，我们的印象却远远不是这样。

这里的人让我们感到陌生了，不可理解了，甚至厌恶了。

低种姓人几十几百人同一个面孔，同一套服装，大多干同一个体力工种，下班之后就像蛆虫一样到处拱来拱去。正如总统所说，这些人是新世界社会冰山的水下部分，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却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他们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莫尔的乌托邦里的奴隶，不过是优秀的奴隶，最为驯服、永远心满意足、永远不会反抗的奴隶。

那么高种姓的人怎么样呢？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并不美妙。

先看女人。

列宁娜是个贝塔减，长得特别漂亮，在电梯里见到她的人都喜欢跟她打招呼，因为她跟他们都上过床。这在新世界虽是正常现象，她却借此陪高职位的人去这里旅游、那里度假。她愿意跟伯纳去印第安保留地，除了真喜欢他，还因为他是阿尔法加，是少数几个有资格去保留地的人之一。她去印第安村两三天，唆麻假便度了十八个小时，对于那儿其实所知很少。但回到伦敦后她也成了名人，到处讲演，得意非凡。她发现野蛮人爱上了她，便立即脱衣服，要跟他上床，野蛮人却吓了一大跳，感到幻灭、愤怒，骂她是娼妓、婊子。野蛮人到隐居地不久，她得到了消息，便跟了去，弄得野蛮人在忏悔之中自杀死去。

在我们看来，她在工作以外不过是个交际花，浅薄、庸俗、空虚、无聊。

琳达也是个贝塔减，二十多年前原是现在的孕育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的女朋友。那时两人一起去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她却因外出遇见特大风暴，掉到山谷中，和男朋友失散，便留在了那里，过起原始的生活，生下了她与那男朋友的孩子。她除了会新世界的胎孕员工作，其他什么都不会。她在印第安村受到了种种歧视，尤其是因为她坚持新世界的习惯，跟任何男人都上床，遭到妇女们的妒忌和仇恨，甚至殴打。二十多年后她被伯纳带回了伦敦。在印第安保留地时她非常向往伦敦，来到伦敦后却什么都不感兴趣，一心只想度唆麻假。医生满足了她的要求，不断供应。野蛮人（她的儿子）担心会影响她的健康，医生却不以为然，理由是她在唆麻假里的日月很长，比清醒时的寿命长多了。唆麻的幻觉给了她充分的满足（包括了跟情夫波培的性满足），然后在昏沉里中了唆麻毒，死去了。

在我们看来，她的生活比列宁娜更庸俗、空虚甚至可耻。

这就是新世界里的妇女的典型人物，其他妇女也大体类似。

现在来看男人。

伯纳是阿尔法加，最优秀的品种，睡眠教育专家，业务挺棒。大约因为在胚胎期受到了酒精刺激，比他同种姓的阿尔法人个子小了一些，长相也差了一些，因此感到自己被看做局外人，便也以局外人自居，心怀不满；同时，他渴望着自由，不愿成为集体的一部分。他到了印第安保留地，抓住了他上司的把柄，把野蛮人母子弄到了伦敦，斗垮了上司，取得了胜利，成了社会名人。他便从此得意扬扬，觉得自己伟大，到处抛头露面，以要人自居，顺便也占点便宜。他得意时好吹牛，失意时却懊悔，自怨自艾。野蛮人拒绝参加他的派对，他虽然接受了他的解释，仍然心怀不满，想要报复，原因是别的人他不敢报复，却可以报复野蛮人。赫姆霍尔兹不计较他的糟糕表现，他一面感谢，一面也心怀不满，因为觉得赫姆霍尔兹居高临下，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的朋友野蛮人干预唆麻问题，他怕担干系，躲到一旁，却终于被算成肇事者。听说要受到处分，他又急忙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把责任都推到朋友身上，乞求总统宽恕，却仍然逃不过被送到海岛去的命运。

乍看去，他就是这样一个卑劣自私、没有骨气、没有是非、没有人样的家伙。可是这种评价倒是委屈了他。这是他的条件设置和睡眠教育培养的结果。新世界有一条规定：“智力和工作是成年人，感情和欲望是孩子。”伯纳身上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条规定的结果。他的这些表现其实像个孩子。列宁娜和琳达也都一样。我们瞧不起她们其实也是委屈她们了。

只有赫姆霍尔兹似乎是个例外，他也许像伯纳一样在某个程序上出了问题，那条规定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却惹出了麻烦。赫姆霍尔兹也是阿尔法加，是情绪工程学院的讲师，英俊漂亮，非常能干（缺点是“过分能干”），人缘很好，姑娘们都追求他。智力过高对于他所产生的影响跟生理缺陷对伯纳·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一样，都是孤独。他渴望自由，不想单纯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渴望体会到真正的感情，从中吸取营养，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他因为想教学生学会写顺口溜的诀窍，引用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却被学生打了小报告，弄得很尴尬。他在唆麻事件里参加了打架，他激动、狂喜，高叫“终于自由了”，“终于做了人了”。他也被赶到海岛上去了。不过，他比伯纳强多了，他没有乞求怜悯，而是选择到气候最恶劣的地方去。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在选择自己“充军”的地方，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真有几分悲壮。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仍旧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实际上他这个特例就会在那海岛上悄悄消失，不能够撼动新世界的一分一毫。

这就是新世界的高种姓人。他（她）们的个人品质各有差异，命运却都相同，在集权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过着白领奴隶的日子——从灵魂到肉体都被命定了的白领奴隶。

新世界的口号是“社会、本分、稳定”。为了社会的稳定，人人要尽本分，其他的一律都被取消。传统文化没有了，书籍被限制了，科学被限制了，家庭没有了，父母兄弟姐妹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情没有了，人情没有了，连花朵也没有了，大自然也没有了。人们除了上班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听色唆风音乐，看感官电影，打电磁高尔夫，玩汪汪狗崽离心球，烦恼了就吞唆麻，高职位的男人带着漂亮女人去旅游。社会、本分和稳定霸占了人的一切，抹杀了人的一切。

难怪作者要在书前引用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那句话：“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面对这样的实际，我们还能说“人是多么美丽！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吗？

作者赫胥黎在序言里说，人们被给予了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与疯狂之间进行选择罢了。这不仅是说的那个新世界，也是说的他当时的现实社会。

作者是把这书称作寓言的。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带哲学意味的问题：一切物质欲望都满足之后，人是否就幸福了？他在序言里指出了另外一条路：一个清醒的社会。他说：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于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

他的这种“高级功利主义”的理想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还很难说，但是有一个道理却不会错：幸福总是与精神生活分不开的。物质生活固然重要，但忽视了精神生活，忽视了人的高贵情操和品德的培养，那个社会里的人绝不可能真正幸福。新世界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在当前我国“一切向钱看”的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很值得读者深思。

本书在当时是颇为前卫的，它吸取了那时的许多新思想。较早的有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物竞天择理论，遗传学里的优生学理论，劣生学（dysgenics）理论，生物化学里的许多设想；其后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潜意识理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存在荒谬和反理性的理论；凯恩斯的社会总体消费与生产能力关系的理论。在写作手法上常使用空间的闪回变换来表现几个事件的同时发生，这种时空变换能够创造出特殊的效果，但也容易让人理不清头绪。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第三章里的后半部分。那里有三组人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活动：在一个地方总统在对学生们演说（其间还夹杂了幼儿园的活动）；在另一个地方列宁娜在和范尼谈话；在第三个地方亨利·福斯特在和条件预定室主任谈话（被伯纳偷听到了）。叙述在三组人之间频繁反复地闪回，有时一组只出现一两句话。这样的闪动，是很容易造成读者的混乱的。为了理清头绪，不使读者迷惑，译者将三组对话分行相隔，加以区别，敬请注意。

本书是把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当作神来写的，含有一些嘲弄的意味。不过，在美国，亨利·福特的故事确实有点像神话。一个农村的孩子，十六岁进城学手艺，后来竟然自己装配了汽车，发展成了庞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汽车托拉斯，大大推动了美国的产业革命，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也的确很了不起。

1896年他试制出了他的第一部汽车，1908年他生产出了他的第一部T型汽车，1913年他对生产进行了准确细致的分工，建立了第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生产。这种流水线起初只在一个厂里进行，后来便遍及于整个福特托拉斯在各地的大小工厂车间，其规模和效益之宏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到了1927年，福特汽车托拉斯的铁矿砂早上八点从外地进入工厂，二十八小时后便已变成汽车。1914年他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把工人最低工资从每天两元三十四分猛然提高到每天五元，超出了一倍。工时从每天九小时减少为每天八小时，建立了每日三班工作制。两者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同时逐渐降低汽车售价，1927年从五百多元降低到了两百九十元，比六折还低。工人两个月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买一部福特汽车。这不但扩展了汽车市场，也为人类大大地造了福。他的T型车生产十九年，共售出了一千九百万辆，占全世界汽车产量的一半以上。T型车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农民不再与城市隔绝，农业生产随之急剧发展。T型车成了社会经济的支柱，把美国变成了“车轮上的国家”。1863年福特离开农村到底特律时，美国人八个里有五个住在乡下，到福特八十三岁去世时，美国人八个里有五个住在城里。对于这个变化，福特的汽车和流水线生产是有很大贡献的。难怪在那时的美国人心里福特是个神话。也正因此，作者才把福特写成救世主，把他的T型车出产的那年——1908年——定为“福帝元年”，虽然对新世界人略带了些讽刺意味。

写小说，角色的姓和名原可以信手拈来，读者一般也不会怎么注意，但本书作者使用姓名却值得考究一番。他喜欢使用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的姓和名。其中有美国总统、美国财阀，还有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的名人，还有古人。例如男主角叫伯纳·马克思，有了萧伯纳和马克思两人的名和姓（书里还有个医生，也姓萧）。有个技术员叫亨利·福斯特。亨利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名字；福斯特是那时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威廉·福斯特的姓。还有个角色叫艾泽尔，而艾泽尔是亨利·福特的儿子，也是当时福特公司的一种名牌车的名字。还有个角色叫本尼托·胡佛，他的姓胡佛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相同；名字又与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法西斯头子本尼托·墨索里尼相同。书里另有一个人又叫赫伯特·巴枯宁。赫伯特是上述美国总统胡佛的名字，巴枯宁又是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的姓。书里有三个女性分别叫列宁娜、萨罗吉尼·恩格斯和宝丽·托洛茨基。而列宁、恩格斯和托洛茨基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还有两个女性叫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和梅隆，而摩尔根（又译摩根）、罗斯柴尔德和梅隆又是当时左右着美国经济命脉的三大财阀的姓。（还有一个著名的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也叫路易·亨利·摩尔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曾大量参考过这个摩尔根的著作。）有些人的名字虽较隐蔽，却也可以看出是名人的姓或名，如：书中的总统叫穆斯塔法·蒙德，而当时土耳其的首任总统就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书里还有个妇女叫克拉拉·德特丁，令人联想到第二国际左派女领袖德国的克拉拉·蔡特金。（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妻子也叫克拉拉。）还有些是历史人物的名字，如书里的让-雅克·哈比布拉的名字让-雅克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名字。而达尔文·波拿巴则是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姓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姓合成的。实际上这种与名人相同的姓名占了书中人物姓名的绝大部分，作者显然是故意使用的。但从角色看，这些姓和名又并无影射或其他含义，所以译者也就按照传统译法译出，并没有回避或隐讳，保留了原作行文上的这点俏皮。

A.赫胥黎在本书出版后二十六年的1958年写了一篇散文，颇有名气，叫《重访美妙的新世界》，内容有好些与他1947年为本书写的序言相同，如忽略了原子能，真正的革命是人的心智与肉体的革命，优生学和劣生学，睡眠教育等。然后生发开去，谈到了人类的前景，认为民族主义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的宗教，无论你信仰什么，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佛教也好，儒家思想也好，民族主义都同样促使你去杀人和被杀，而且在两三百年内还会如此。他还谈到朝鲜战争，对中国对战俘的“洗脑”感到惊讶；又花了大量篇幅谈麻醉剂。全文较长，很大一部分又与本书关系不大，没有译出。

这书不好译，写的是五六个世纪以后的事，充满幻想，有好些东西很难懂，译者查阅了许多资料，才算落了实。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1999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