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鸣

简介

回望百年中国，无数个有意或无意被忽略的历史细节，在这里得以呈现。作者以老辣笔法，独特另类的视角，触及晚清民国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诸如皇宫之隐秘，女人之别样，君臣之分别，文人之脾气，军阀之脸谱，武夫之性格，“男人的辫子”，“洋人的胡子”，等等，构成一幅晚清民初的群像图。

序言 闲话辛亥：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末世的荒唐与苦痛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光绪”来了

给西太后讲立宪

光绪之死的公案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世纪末的看客

太监的酱缸动不得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辫子王朝的闲话

西洋镜与中国景

关于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

被燎掉的大胡子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民国的扞格与风度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上了梁山的《苏报》

报纸的天窗与记者的牛

乱世的军事与政事

《叫魂》的多余话

一份“村图”的故事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新军脑后的辫子

小站练兵的风波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袍哥政府及其他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附 录辛亥革命大事记（1894年11月-1912年9月）

序言 闲话辛亥：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对于这样一个革掉了中国人的皇帝以及男人脑后辫子的大事件，赶上这样一个逢百的大纪念，我们这些以历史为饭碗的人，不说上几句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不过几十年以来，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海峡的这边到海峡的那边，甚至从国内到国外，大家将辛亥革命的大事情、大人物连同大问题都说得差不多了。嚼点别人的老生常谈，权作纪念，对于我来说，一来没有资格，二来心有不甘。没奈何，翻旧书翻出了一点旧闻，记的是一件对于革命而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权且倒腾出来，好借题说上点什么。

1911年夏天，地处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是邻县的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脑后没有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送到上面请赏。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教员对于这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这位倒霉鬼藏到房里，又召集了几个学堂的学生，让他们去找学堂的总办--紫金最著名的乡绅钟荣山，就说是大兵闯学堂抓人。此时钟正在一位官员家里喝酒，仅仅听了学生的说词就立即要他们回学堂将防勇捆起来，一切有他做主。当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到学堂时，四个防勇见势不妙跑了三个，剩下一个跑得慢的随即让学生们给捆了起来。

紫金县当时的巡防营的负责人是哨官陈家裕，刚好其时他也与钟荣山在同一席间喝酒，闻讯后勃然大怒，当即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做了几十年的官，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一个道，我做了几十年的绅士，没见过你这样的“芝麻狗虱官”有这样的威风。一个说少了士兵要对方负责，一个说你敢纵容士兵骚扰学堂，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赔偿。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这期间，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二百两，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当然都是浑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二十桌赔礼道歉。防营方面当然不肯，僵持良久，结果是由县署出了三百两银子，并办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除了那位测量学堂学生脑袋后面没辫子以外，与即将发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没什么关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公开要求剪辫，各大都市剪掉了辫子的学生和文化人如过江之鲫，公开地招摇过市，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混杂了不少没辫客，甚至一些时髦的满人都剪了辫子。至于官府，对剪了辫人基本上是无可奈何。紫金县的事件之所以发生，关键是辛亥年广东的形势，被革命党闹得风声鹤唳的情形。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实与革命也不无关联，这些信息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这场革命能够推翻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湘淮军兴起以来几十年发展，特别是新政地方自治的刺激，乡绅已经成为轻而易举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自新政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求新尝试，基本上是由他们主导的。从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兴办学堂和推动立宪，这些乡绅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没有真正从中世纪拔出来，但脚却已经很活跃地踏在了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权力的欲望和趋时冲动也许还要加上强国的梦想扭结在一起，使得乡绅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热情。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乡绅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不甚了了，结果学习的过程搀和进了许多实际上为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相容的内容。像甘晖如这样的“叛党”，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赞同革命的绅士们请进了他们花钱办的事业中。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这些热衷新政的地方乡绅和绅士的另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开展西化事业的共谋，学堂办得越多，新军练得越多，革命党也就越多渗入的机会。梁启超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其次，这个事件让人感到，无论是乡绅还是地方官，对于朝廷的事业都漠不关心。防营士兵抓捕没有辫子的学生，从维护清王朝统治来看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是，这个行动却遭到了乡绅的坚决抵制，而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却也不问“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显坐在了乡绅一边。其实，无论乡绅还是知县都根本没有同情革命的迹象，他们能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注。那个乡绅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那个学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党，以及这样的公然“包庇”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大胆妄为”到了连一丁点起码的政治上的顾虑都没有了。对他来说，学堂是他的事业，而这个事业从来都是神圣而清正的，区区大兵敢到学堂骚扰，首先是伤了他的脸面，为了维护学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为了维护他的脸面，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而那个哨官居然敢在席间撕破脸皮吵闹，一个武职的芝麻官胆敢如此放肆，真是斯文扫地，所以非得让大兵们赔钱陪情不可。至于知县，他关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稳，为政不得罪巨室是历来地方官的原则，所以他只能如此这般的和稀泥，破费一点，息事宁人了事。在这里，上司追查革命党的命令被搁置了，可能的谋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没有了。而那些行为似乎有“正当性”的防营，抓捕外地学生的真实用意是为了维护朝廷利益还是借机勒索，还真是说不清楚，否则的话怎么会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绑之后，会如此轻易地被摆平。

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清王朝的威信已经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原来作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乡绅，已经基本上对清朝政府的安危漠不关心，在广大的基层，即使真的发生对朝廷的反叛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在地方的利益和面子，如果有叛乱的话，别在反叛和平叛之间被殃及。这种现象，漫说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辛亥年的中国，不仅盛产“叛党”和“叛民”，而且连官绅也不再为朝廷尽心尽力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朝廷倒行逆施，大肆收权的时候，人们的反叛心才会陡然升起，当位于中国中心的武昌响起起义的炮声以后，清朝统治才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帜”，就是麻利地弃城而逃，多数情况下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呢，几个冒充的蟊贼就足以让他们缴械交印。

应该说，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督抚专权的时代。然而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各地大小的绅士以及新市民，开始成为地方势力新的代表，他们的利益不是可以被忽视，而是恰恰要逐渐满足，如果不满足，连要求立宪都搪塞，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就消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离心离德的时候，由满族贵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力求将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满族贵族自家手里，结果是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从紫金县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这个僻地小县最“牛气”的人，就是乡绅钟荣山，手中握有枪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县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仅敢于捆起了“执行公务”的防勇，而且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要求本来有理的防营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个中的“理直气壮”，细想起来倒也不是全为无因，因为钟荣山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有新学堂的利益--这恰恰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东西。凡是代表潮流的东西，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其实，这个钟荣山一点都不革命，甚至不同情革命，后来革命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反动派，但是并不耽误他在革命前包庇一个革命党嫌疑的学生。

在今天看来，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清政府处境的确很难，不变革吧，王朝要亡，变革吧，革命党这种洪水猛兽的东西在求新学习的过程中就溜进来了。然而，从省城到县城的绅士们却没有这样的两难，他们只管求新趋时，新的事业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着他们的利益，甚至标志着他们地位的攀升。谘议局和自治局给了他们上干朝政，下断乡里的权力，而他们的子弟又纷纷进了学堂或者出了洋。虽然大家都知道从新军到新学堂，里面净是革命党，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绅士却在庇护。那些在内地活动的革命党人，除了那些铤而走险的，有几个没有受到过原本并不同情革命的绅士的庇护呢？实际上随着新政的推进，绅士已经将革命与学习西方看成是一类的事情，他们明知道学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却听任其将自家的子弟教得离经叛道。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革命真的到来之际，学堂的师生几乎都冲到台前，乡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堂的学生是“懂革命的”，乐意将他们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学生仅仅还是些不谙世事的娃娃。

尽管我们说绅士阶层是历代王朝的支柱，但每当大厦将倾之际，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早地弃树而去，将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围之内。晚清时节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绅士们自以为手头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手中的求新事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此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相信那是已经被西方证明具有魅力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对抗防营的真实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在这次事件中，乡绅钟荣山之所以采取断然对抗的手段，还不仅仅只由于他的地位高势力大，还可能由于防营触犯了其绅士地位决定的某种忌讳，而这种忌讳，在传统社会里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事实上，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很明显地将学堂比附于科举的社会意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而当时的朝廷也确实将优秀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荣誉衔。所以，学堂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被人看成是学宫（过去生员，即秀才名义上读书的所在）的替代，对于紫金这种只有一所学堂的小县，恐怕这种比附意识就更强烈。而过去的学宫恰是一块立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轿马”的下马石的“禁地”，漫说大兵们不能进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规规矩矩地下马落轿。在钟荣山气壮如牛的背后，很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背景。只是这种旧的意识存留，在此时恰好起到了保护新学生和新事业的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在普遍具有“学堂神圣”意识的情况下，几个大兵居然敢上门等着拿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漫说一个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总兵，也不敢对县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随便靠近学官半步。在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当着知县的面跟乡绅对骂，虽然知县偏袒乡绅，但毕竟不能真的让防营出钱破费，只好两下和稀泥。看来，大兵们手中的枪杆子还是有分量的。这里，虽然有富国强兵国策的拉动，国人鼓吹纠正重文轻武风习被染，更多的却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用不了几年，到袁世凯当政时，中国就进入武人跋扈的时代，新军（包括北洋军）演变成了大军阀，各地大大小小防营则转化成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地方势力的代表则再一次发生转换，由绅士主导变成了军阀主导，或者说如陈志让所云，进入了军绅时代。如果那个哨官能知晓他们日后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了结。

历史总是乐意跟人开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营是支在历史书上声名不佳的军队，因为他们往往更乐于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作对，而大家对于新军则颇多溢美，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往往扮演了起义中坚的角色。其实，在那个当口，巡防营响应革命的也不少，而新军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过，当时前者是从绿营变过来的，人猥、枪次、饷也低，而后者则是效法洋人编练的西式军队，饷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们的观感上就有凤鸭之别。加上在革命前后新军倾向革命的多一点，而巡防营倾向清廷的多一点，自然巡防营就遗臭万年了。其实，在革命以后，凤鸭之别的新军和巡防营却殊途同归，都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当年洋气十足的新军将领，也脱下戎装，跳下战马，坐上轿子，轻车熟路地干起抽大烟、讨小老婆的勾当，做起了一省或者数县的土皇帝。

俗话说，一叶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广东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个小地方，但是发生辛亥革命前一个僻地小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已经预兆了即将来临的大变动。

末世的荒唐与苦痛

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 “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提高声音问道： “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8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对此很不以为然。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

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开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交易，就可以让这些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则徐后人的事了。二是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不承认过中国政府对这块土地的主权，或者说管辖权、占有权，他们承认他们是租地借住。每年五百两银子的租金虽然少了点，但年年都得交，中国的官衙虽然也管不了什么事，但却堂而皇之地戳在那儿。跟其他地方的洋人不一样，葡萄牙人见中国皇帝从来都行三跪九叩的大礼，18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不肯下跪，澳门的葡萄牙人曾对此很不以为然。

其实，林则徐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趟澳门，主要是想摸摸洋人的底，看看洋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在广州的洋行里也可以见到洋人，但毕竟只有澳门才是洋人安营扎寨，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也是各色洋人比较能够自由来往和活动的所在。

林则徐动了这个念头，跟他来广州前后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一直称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眼睛并不是从一开始主张禁烟就睁开了的。由于中国长期的封闭，整个知识界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不仅少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而且即使是这种笑话百出的知识，也只有那些比较务实和留心杂学的士大夫才知道。在林则徐来广州之前，大概是由于洋人特别喜欢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尤其是前者），加上风闻他们以食肉为主，所以朝野间就有了一种风传，说是洋人日常以干牛肉粉为食，如果没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为之通便，就会胀死。所以，中国根本就不用动刀戈，只要断了茶叶和大黄的交易，就可以让这些金发碧眼儿乖乖就范。另一个传闻就是说洋人的腿直，不容易打弯，所以近战的时候，用棍子一打就倒。

西人好兴土木，一楼一阁往往别出心裁。即以沪上而论，凡租界住宅，鲜有雷同者，而别墅无论矣。意人赞克泼阑者，富绅也，家有园亭之胜，回廊曲槛，杰阁平台，斗角钩心，穷工极巧。一日忽发奇想，欲于水中铸一铁柱，建亭其上，以为纳凉玩月之所，而虑梯之无从安顿也。商之良工，估款五千金。阅一年，而工竣。柱空其中，垂索悬双铜磴，设机于楼板夹层中，略一转捩，随手上落，颇觉便捷。于是折简呼朋，置酒高会，奏康酸的乃之乐。皓月当空，澄潭如镜，凭栏眺望，不啻羽化登仙，轩轩乎，有凌云之概焉。

林则徐显然是相信这种风传的，这有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为证，那里提到了洋人的便秘和腿直。不仅如此，他来广州之后，还一再照会英国人：“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或多或少，他有点指望英国人害怕没有茶叶和大黄被胀死而主动缴烟。然而，很快事实就告诉他，风传似乎不那么可靠，英国人不大像动辄便秘的病夫，因为他们好像并不在乎他的威胁。林则徐虽然是科场上的健儿，出身翰林的老虎班（在明清属于升迁特快的那种人），但却没有被八股蒙住了眼睛，多年的宦途，也没有养成他因循苟且之气。这位与陶澍齐名的晚清经世致用派的干将，马上就抛弃了他先前的成见，他要认真地考察一下，他所要对付的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言而喻，就当时而言，澳门是个让他开眼最方便的地方。

那时的澳门还没有现在这般大，也绝少有林则徐这般级别的朝廷大员光顾，所以，林则徐的到来，很是令葡萄牙人感到兴奋。在鸦片战争没有打起来之前，在中英的对峙中，至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是表现出了对“东家”的友好，澳门的“新闻纸”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向着中国。只是中国战败以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澳门的葡萄牙人几乎是有点受宠若惊，不仅官方大张仪式，摆出了最隆重的仪仗、洋兵和洋乐，热闹非凡，而且全城上下，“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见《林则徐日记》）。

第一次置身“夷类”之中的林则徐，由于历史上文化的惯性，也由于葡萄牙人众星捧月似的捧着，不可避免地有点傲慢，可是他的眼睛却没有因此而朦胧，虽说是走马观花，林则徐的观察还是相当细致而客观的，他的日记，对此行做了详尽的描述。首先对“夷楼”颇有好感：“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字里行间虽然透出对葡萄牙人的服饰还是有点看不顺眼，但人家穿什么戴什么，留什么发式以及胡须，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甚至连帽子底下掖的汗巾也没放过，而且基本上没有讥讽之意。对于好长时间一直令国人大惊小怪的“上而露胸，下而重裙”的妇女装束，居然也无一字褒贬，只是淡淡的一句“其夷俗也”带过。

从澳门返穗后，林则徐开始雇人从澳门收罗“新闻纸”和其他有关西方的资料，翻译成中文，还利用洋商通事（翻译）以及为洋人做事的役夫多方收集“夷情”。显然，他从澳门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这些资料，先是形成了《四洲志》，而后又经魏源的加工，形成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善地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 志》。

敏感的澳门报纸，很快就发现了林则徐的变化，他们盛赞林与那些“握大权，不知英吉利并米利坚人之事情”、“骄傲自足”的大人先生不同，说他不仅善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而且“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之，记在心中”，真是“聪明好人”。

睁开了眼睛的林则徐，也为自己做了一件事，他请来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为他治疗多年不愈的疝气，结果，他得到了一条还算有效的疝气带。要知道，那个中国人见西医如见鬼魅的时代，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林的勇气和胸襟。

林则徐的身后之名，是荣耀的，而这个“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睁开眼睛的过程中，澳门起了一种非常的作用。林则徐从澳门收集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资料，在经过魏源加工后形成的《海国图志》，不仅在日后的岁月中对中国摆脱蒙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日本的维新志士们，也从中获益匪浅。现在有的学者甚至怀疑，《海国图志》实际上应该是林则徐享有著作权。

林则徐的确是“聪明好人”，只可惜，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人太少了一点。

今天下不乏扁、卢妙手，因病施药，辄奏奇功，而于目疾独少治法。即市上偶有专医眼科者，亦只能治未瞽之目，而不能治已瞽之目也。乃福州时升里塔亭等衕地方有济世医馆，其中西医二人皆有国手之目。凡疑难之症医治获痊者，姑勿暇论，所奇者，有乡人王玉山素业手艺，双目失明业已九年，一日至该馆求治，经西医亚丹先生为之诊视，日：目珠似薤子，一重又一重，共三十二重，今子目有翳在第四重，宜用刀割之，药水敷之，去其蔽障，则目自明矣。惟不可割至第五重，盖第五重系最要之枢，幸是处尚无翳耳。如法治之，旬余目果复明。于是该处瞽人闻而求治者，踵迹相接。不知西医皆能疗治以弥天地之缺憾否耶？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戊戌变法已过了一百多年。一件事情过了百年，无论如何都值得拿出来抖抖灰，何况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一场让人至今耿耿于怀的流产变法。戊戌对于我们的意义，首要的其实并不是当年的志士如何壮烈，而是它为什么那么快就失败了。

西太后是戊戌变法中的白脸，可也是个唱大戏的主角，虽然有些善良的人们宁愿历史上没有过这个老太婆。过去，我们顺着康梁的笔调，把西太后骂得体无完肤，近来情况好像有些转机，不少影视剧里，老太婆的脸已经有了些许红色，开始由我们的“正旦”出面出演了。当然，无论怎么变，颠覆变法的罪魁这顶高帽子她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的。不过，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演戏演电视是一回事，而学术研究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同样是奉旨变法，假如当年维新不是捧光绪，而是捧西太后，情况将会怎样呢？

现在，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坚持认为西太后是铁杆顽固派了。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她就表现得相当开明，如果当时她站在倭仁一边，那么至少同文馆是开不成的，她不仅同意开同文馆，而且硬是派反对开办的倭仁去主办，结果害得老先生不得不装病。不过人们可能不知道，戊戌变法其实也是她同意的，甚至百日维新的各项举措，也大都经过她点头，光绪要臣子们进献的“新学之书”，她是每种都要的，是不是全看了，不太清楚，但至少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她是看了的，而且还夸奖说“剀切”。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甲午的惨败对她的刺激其实并不比南海举人康有为小，她更非如陈叔宝全无心肝，如刘阿斗乐不思蜀，面对破碎的山河一味享乐，也有光绪一道“母子对哭”的光景（刘坤一：《慈谕恭记》，第300页）。这个精通文墨的老太婆，虽然可能没什么思想，但却是个强烈的功利主义者，十分清楚利害的所在，什么东西管用。就是对她怀有恶感的人，也不能否认她是个精明强干、老于权术而且明晓利害的人物。甲午之后的她其实非常清楚，大清朝不变法，江山社稷不保，这一点她与光绪其实是具有共识的。

十月初十日为我皇太后六旬万寿，普天率土既共申庆祝之情，而各国驻京公使亦以睦谊既成，不可不稍伸忱悃，爰定十五日觐见皇上，呈递贺书。先由总理衙门奏准，然后英公使欧格讷、美公使田贝、俄公使喀希呢、德公使绅珂、法公使施阿兰、比公使陆丝叶、瑞公使柏图、西班牙公使梁威理，届期各具公服，由东安门东边而进。早有总理衙门官二员在彼迎候，导引入内。皇上御文华殿正中端坐，后悬黄觳龙凤绣幔，为皇太后龙座所在。堂廉之内肃静无哗，各公使递书毕，口操西语敬致颂词，翻译官转达恭邸代奏圣听。皇上龙颜甚霁，和气迎人，各公使仰睹盛容，无不肃然起敬，礼成告退，咸感我皇上优待之恩，欢欣鼓舞，称颂不置。懿欤休哉，诚盛典也！

当然，这老太婆背上骂名也确有该着之处，因为她虽然知道中国非变法不行，在内心里却不希望光绪主持变法成功，大凡政 治上的功利主义者，都有极强的权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西太后自然也不乐意将已经握热的权杖痛快地交出来。也许是中国的不幸，变法正好赶上了西太后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交出权力的时候。本来，按清朝的祖制，根本就没有太后临朝这一说，可她却借特殊的机缘破了例，而且渡过难关巩固了权力。事实证明，她不仅有无师自通的权术本领，而且还有“同光中兴”的事功。尽管如此，在一个讲究祖制，有着排斥“女主”政治传统的朝代，随着她的一天天老下去和“第二个儿子”的长大成人，要她交权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虽然在甲午战前，她已经在名义上把权力交给了18岁的光绪，但是举国上下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事的人们依然不依不饶。甲午战败，没有人认为是光绪的过错，让她交权的呼声更见其高，御史们上书，指桑骂槐说她是信用宦官的汉太后，封疆大吏刘坤一觐见时，甚至当场暗示这一点，要她不要听信太监的话。

尽管后人都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颐养天年，其实真正热衷于为西太后修园子的是光绪，修好了颐和园，好让母后把权让出来，至少别成天呆在皇宫里指手画脚。可是，西太后进了颐和园，权力还没有真正交出来，已经感到浑身不舒服了，优美的园林和舒适的住所，根本难以令这超级女强人开心。一天，西太后最宠的宠臣荣禄进园子看她，西太后让荣禄看宫内的扎花，并拈起一支来说：“你瞧，这是我扎的花，你看好不好？”荣禄非常知趣，马上说：“老佛爷不只扎花扎得好。”西太后闻言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赵凤昌：《戊庚辛纪述》，第319页）显然，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西太后，一颗心依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非常的不情愿去“扎花”的。然而，如果变法成了功，那么站在台前的光绪就有可能获得他缺乏的声望、权力和自己的班底，到那时，她就真的可能只好去扎花了。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维新派只依靠皇帝，不发动群众（显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为他们像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中央维新路径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当时最现实也最经济之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依靠皇权推行变法无疑是最便利的。维新派面对的，一个是统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强干，富有政治经验，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西太后；一个是生性懦弱，缺乏经验，甚至没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绪皇帝（所谓“帝党”，不过是没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后不肯放权的基本态度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所依靠的皇权具体应该落在谁头上呢？如果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选择的方向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上维新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选择了光绪。 无疑，光绪的确要可爱得多，他年轻、大度而且易于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统和法统的统治者。然而，尽管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眼里，光绪像个圣人，说他几个月的新政，“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第253页）后来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对之饱掬同情之泪，连他喜欢的女人珍妃都沾光显得相当灿烂，可是在政坛的力量对比上，他与西太后仍像是轻量级新手对重量级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维新派不仅不考虑走走太后路线，反而拼命地通过一篇篇经过他们改篡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之类的东西，鼓噪光绪“乾纲独断”，完全不理会属“坤”的这一面会有什么反应。最后居然幻想策动素昧平生的袁世凯，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进入有十几万重兵的京城，围捕西太后，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经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实，对于西太后来说，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能够让她出来继续秉政的借口，谁给她找到了借口，她就会倾向谁，她最欢迎的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非思想或主义的倾向。1901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只要不触动她的权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绪当年还要远。可悲的是，维新派所吝啬的借口，后来却被顽固派给找到了，这就是尽废新政，只有尽废新政，西太后重新训政才师出有名（费行简：《慈禧传言录》，第468页）。按这些人的意思，光绪主持变法没有搞好，弄得“官”怨沸腾，所以要西太后出面收拾局面。维新派的代价是六君子的头挂在菜市口，而中国则更惨，不仅是《辛丑条约》和赔掉四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还失去了变革的时机与还算可以的外部环境。

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西太后，说她竟然将自家的权欲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的民族恰恰摊上了这么一位不那么自觉，又偏偏绕不开的人物，同时又没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的变革中，想凭借喜好和道德倾向来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搞不清留下的史料中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自我粉饰；因此戊戌研究几乎变成了康梁话语的天下，他们怎么说，我们也不经意地跟着怎么说，在口诛笔伐西太后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面总结戊戌教训的机会。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戊戌变法，容易让人想起的是康梁在政坛上的大嗡大哄，可是令我不得不说点什么的，却是让今人提不起劲的一件事。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变革。当时，甲午惨败后的中国，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革，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挤破门；但是，你也许想不到，在那个火烧眉毛的当口，维新人士所热衷的要务，除了政治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缠足”。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唯一火暴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运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无论哪一个都不及“不缠足会”那样红火且持久。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虽说是拾洋教上的牙慧，也没什么人响应，但他对女人脚的重视可见一斑。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没断了为“不缠足运动”鼓与呼。在《时务报》耸动天下洛阳纸贵的时候，金贵的版面上常有“不缠足”的话题。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 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有些童生甚至连自家的考具上也贴上了“不缠足会”字样，考试都不忘为女人放足。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废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显然，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什么放足可使“执业之人”增加一倍，从而“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湘报》第53号）；什么不缠足以后“上纡国难，美人战亦援桴而来”（《湘报》第66号），当时有没有人信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信的人不会太多。中国下层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绝大多数都被缠成小脚，但似乎从来就没有闲着过，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还要多。近代纺织业，中外资本家所雇用的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妇女。娘子军的说法虽然自古就有，花木兰的形象尽人皆知，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仗毕竟还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国难，也轮不上女人“援桴而来”。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形的性心理。最早的缠足据说是出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后经理学浸润，遂成风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搞所谓中国展览，总是忘不了将小脚和绣鞋摆在显著的位置，影响之深远可怕至极。直到今天，还会有美国人问中国来的学生，你们那里的女孩子还裹脚吗？蓄辫有关清朝“国体”，想动太难，而缠足却可以“革”掉的。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开化的“土人”，羞于“野蛮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了这种“西方说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令国人欲辩还休。毕竟，像辜鸿铭那样强夸小脚的厚脸皮还不多见。

缠足之风盛行于中国，几于无地不然。推其矫揉造作之苦，肉糜骨折，几历寒暑，始克有此金莲之瘦削。稍有人心者，莫不怜之悯之。是以泰西士女前在博物院中设立天足会，绘图演说，劝诫华人，冀得从此返其天真，不致备受折磨之残也。而孰意倭子竞全无人心，非惟不加怜悯，反从而凌虐之。呜呼，此尚得以人类目之哉！客有自牛庄来者，谓该处自被倭子侵占以来，百姓遭难甚惨。而最足令人发指者，则倭子每选民间妇女之莲步姗姗者，勒令解下缠帛，跣足工作，而将绣鞋悬于襟间，以作雪茄烟袋。一时雪肤玉骨不良于行，类皆徘徊歧路，甚有被倭子之鞭笞者。虽铁人，亦为之下泪。无怪俄、德、法诸国，皆为之仗义而起也。

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不仅维新人士视之为“轻薄猥贱之事” （梁启超语），就是开明一点的士人，也再难以以此为荣。在羞惭缠足习俗现象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惭。毕竟中国男人也是人，不仅历史不断有人对此恶俗表示不满，对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莲癖”的人，其实也知道缠足的过程相当残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缠足这个疮疤一旦揭开，中国男人实际上很难正视里面的不人道，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张旗鼓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提倡不缠足，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地用西方人价值尺度（包括审美尺度）移风易俗，的确开启了波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启蒙，所以说，戊戌变法不仅有西学东渐面且也有西俗东渐的内涵。显然，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西俗东渐的推力更大，势头更猛。

“光绪”来了

戊戌政变后次年的一天，武昌出大事了，街面上哄传，光绪来了。

传说中来了的光绪，只带了一个仆人，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公馆中，杜门不出。不过，前来造访的人却不少。主人二三十岁的年纪，面白无须，干干净净，举手投足，都有点戏里“王帽子”的架式，仆人四五十岁，也面白无须，声音略带女腔。

主人用的被袱、玉碗，上面均有五爪金龙，而且仆人对主人，一口一个“圣上”地叫着，反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皇上。一时间，武汉三镇的官民人等，着了魔似的往这里涌，有三跪九叩的，有送钱送物的，也有单纯看热闹的。有好事者为了验证那个仆人是不是太监，还设法把他弄到澡堂子里洗澡，脱了衣服大家定睛一看，嘿，人家还真的就没有男人的那个命根子。前来“恭迎圣驾”的人中，有官员按说是有见过光绪的，清朝的制度，地方官上任之前，哪怕仅仅是个七品知县，皇帝也要接见一下，只是见的时候工夫短不说，官员一般都低着头，即便偷偷看一眼，其实也看不清楚。眼下比照起来，只觉其像，越揣摩越像。

来到武昌的光绪，口口声声说要张之洞来见，但是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却做了缩头乌龟，一声不响，任凭外面闹翻了天。在汉口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编“张之洞保驾”的故事的时候，张之洞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待得到光绪还囚在中南海瀛台的确切消息之后，马上派人把那主仆二人抓来，刑讯之下，俩人招了。原来，来了的“光绪”是个唱戏的旗人，多次入宫演戏，长相跟真光绪有几分相似，同行都叫他“假皇上”，仆人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太监，犯事逃了出来，俩人一拍即合，出来假扮光绪骗钱。

扮光绪的戏子把戏演砸了，因此丢了自己的脑袋，政变以来，多少有点跟康党不清不白的张之洞，因此立了一功，重新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不过，当时的舆论，却不肯罢休，那些奉献了银两物品的人们，自然肉痛，而其他地方的人，在对张之洞失望而且愤愤之余，倒宁愿相信真有其事，是张之洞出卖了光绪，然后找了一个替死鬼结案。

自甲午战败，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不变，就要亡国，但却不知道怎么变，在变革过程中自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而且输到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也不过是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而顾虑重重。毕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得太少，西学的ABC，对他们来说，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说起来，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但真到变法诏书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自秦汉以来，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往往会将之联想起来。什么事情，一联想就很可怕，尤其当这些希图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况下，类似的联想在茶馆酒楼之间流转，势必会演变成一股至少是颇有声势的反对声浪。

当然，反对的声浪，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掀起风浪。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群众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于是，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但自甲午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新法尽废”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对于被囚禁的光绪，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变后的人心，其实更加惶惶，就算旗人，其实心里也没底。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

给西太后讲立宪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围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Q，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儿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地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一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密探，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砍了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得让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到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勖，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老佛爷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儿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

日人无礼扰我中土，幸有李傅相大度包容，重申和议，乃犹多方要挟赔费而外，兼索割地。泰西各国闻而不平，遂于四月十四日中日换约①（即《中日马关条约》。）之期，各派兵舰赴烟观看。迨日使伊藤美久治坐八重山兵船赍约至烟，海关道刘含芳观察及中国所派伍纶雨观察率兵数十名在江干迎迓。其时烟台口内泊有俄国大小兵船十二艘，德、法、英、美诸国亦有兵船数艘泊于口外。因李傅相所主之和约，有须重行更改者，如还地加费等事即行改定方可签字，时在下午四点钟，炮台及泊在海面之各兵船均放炮为礼。当未签字之前，俄兵船严阵以待，似将开仗者。日使知众怒难犯，不得不降心相从，乃于夜分时换约而去，而中日之和局遂成。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西方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的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两下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谘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九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的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面向官绅、绅商分享，尤其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绔子弟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的心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掏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的4月，皇族内阁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率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绔子弟丢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了。

光绪之死的公案

提到戊戌变法，总免不了要想起光绪，这位“大清国”末世坐江山坐得最长的皇帝，其实是个最可怜不过的人。如果不是西太后想在亲儿子死后还“垂帘听政”下去，选中了他人继大统，也许他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做一个优哉游哉的王子公孙，自然少不了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自打4岁人官以后，这位原来就懦弱胆小，一听见打雷就浑身哆嗦的小皇帝，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超级“女强人”的阴影里。虽然不至于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水深火热，但日子没有在亲爹亲妈身边好过是肯定的了。

光绪懂事以后，虽说还在所谓“同光中兴”时代的尾巴里，但已经又一次进入了多事之秋，列强虎视，外侮不断，糟心事一个接一个；如果是刘阿斗、明禧宗那样的没心没肺皇帝也就罢了，可偏偏他又有那么点心气，不甘心做个吃饱了什么事也不干的皇帝，但是身为“九五之尊”的他，就是什么也说了不算。好不容易西太后挪到了颐和园，手松了那么一点点，皇帝身后的帘子没了人；戊戌变法，刚刚说了几句硬话，转瞬之间就被关进了四面环水的瀛台，过起了以泪洗面的日子，长叹“吾汉献帝不如也！”光绪的老爸醇亲王奕譞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当年他一听说西太后要立他儿子为皇帝，就立马昏倒在地，人事不省，让在场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他得了恩宠还装蒜。

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很多人都怀疑是西太后害死的，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俩人的死期实在是太巧了，光绪不多不少正好先西太后一天死去，没法让人不起疑心。当然，断这场历史公案，把西太后定为谋杀犯，必须有证据，可惜这种证据目前还没有找到，而当时的现场又根本无法还原。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断定西太后无罪呢？当然不。有位曾经在光绪病重期间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写过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德宗请脉记》（光绪庙号德宗），虽然写得恭恭敬敬而且结结巴巴，还是透出了不少消息。

首先，光绪即使在病重期间，依然被“两宫”政治交恶的阴影笼罩着。小册子写道，由于“两宫意见素深，后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显然，光绪认为自己的病是因长期囚禁导致的肝郁，而西太后则倾向于说光绪的病是自家的先天不足肾亏。所以，他把脉时就不敢实话实说。虽然两宫各执一词，但说了算的毕竟是西太后，光绪不愿意人说他肾亏，很可能是不少医生都秉太后的旨意说他肾亏。其实，做了多年的高级囚徒之后，肝郁倒更接近光绪的真实症状。有病必须考虑政治因素，这个病也就没法好好的看了。

其次，即使在光绪病情加剧之后，他的病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给光绪看病的人被分成几拨，各看各的，“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加上又不敢说实话，不是顺着西太后的意思胡乱对待，就是开些不痛不痒的方子应付了事，以至于药方里居然有葡萄酒、牛肉汁和鸡汁，近乎《红楼梦》里王道士开的“疗妒方”。给光绪用的药，也属“假冒伪劣”之类，一次，光绪居然从药里拣出了蛀虫。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发生在皇宫大内里的事情。

更进一步，凡医生给光绪开的药方，如果对症了一点，那么就有可能被人改动。当医者第一次开方之后，光绪不仅自己反复叮咛不要改动，而且还派太监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改。如果不是以前方子屡屡改动，我们实在想象不出为什么光绪会这样做。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西太后实际上就是在借为光绪看病之机，行谋害之实，药不对症地胡治乱看，使得光绪的病越治越重，起初不过头晕，“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这位过度虚荣的老太婆实在不情愿让自己死在光绪前面，不甘心让光绪在她死后翻戊戌的案，使她蒙垢青史。西太后心里明白，戊戌的事错的是她，而不是光绪，她实行的新政，实际上就是当年变法的翻版，不过这老太婆政治可以抄袭，却死活不肯认错。她还明白这样一条中国式的道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政坛上谁靠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至少是暂时的胜利者。但70多岁的她想靠过不足40岁的光绪的确是件难事，公开地废黜或者干脆干掉光绪，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反对的人太多，根本行不通，没办法，只好来这慢法子。当光绪病情变重时，她感到有可能要赢了，于是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广征“良医”，一方面依然实行“胡治工程”。名义上是昭示她的“慈心”，其实不过是为了告诉世人，光绪要不行了，而且不赖我。

然而，她和光绪这30多年的差距却也非同小可。事实上，光绪病重之时，她也病入膏肓了，但她却根本不肯承认。当一个找来为光绪看病的医生，偶尔看了一下她的脉，诊断说她有糖尿病（消渴）时，老太婆勃然大怒，硬是逼着人家改口，说消渴乃口渴之误。其实，她不仅有糖尿病，而且还一口气拉了两个多月的痢疾。老太婆嘴上虽然不认账，但她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她自己也没几天好活了，她只是凭着一口气硬撑着。当光绪还没咽气的时候，她就让人到光绪处穿素服，而到她这儿要穿吉服，她委实太希望光绪死了。终于，拉了两个多月痢疾的老太婆竟然靠死了37岁的光绪，当得知光绪确实病死的消息之后，这个“意志顽固”的老太婆一口气松下来，终于拉完了她最后一泡稀屎，“凤驭宾天”，追着她的亲外甥到阴曹地府打政治仗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竟然在两天之内，一前一后撒手归西的缘由。

这桩公案，陪审团裁定，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有罪。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拳民，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惟法术失灵，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了，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常看见一千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裕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 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 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 ‘ 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 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近代中国发生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义和团那个时候要算是天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到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果黄表还不升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多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来，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行箓，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究，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往肚皮上着家伙，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蹿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弗雷泽所描绘的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了不往里掺和，原来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就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魔术表演”。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青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接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际“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是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们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地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时，而且又不断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的虔信，而且是举国若狂的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务实求验很理性的另一面。子不语怪力乱神，老百姓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平时信神信怪信巫术，大多在病笃乱投医、急来抱佛脚的时候，太平无事的时候，除了胆小害怕的老太婆，谁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是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也可能相信巫术，有病有灾，当问医求药不灵的时候，他们会请巫婆神汉来跳神禳邪；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实际功效的气功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气功在经过和尚、道士以及民间教门的法师们的中介传播过程中，已经与这些职业半职业的宗教家的“教义”和“法术”难分轩轾。所以，当气功和硬气功带有“实效”性的面目伴随着神巫的气息出现时，人们自然乐于相信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真有点像是民间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团的组织分八卦（乾字团、坎字团之类），连服色也跟九宫八卦有牵连；自称“佛教义和神团”；练功上法则称“安炉”；降神附体又是巫术，所附体的神灵却又不是巫婆神汉们喜欢的狐鼬仙怪，而是“大教”（老百姓管官方承认的佛道两教称为大教）的正神；再加上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语。经过这些虽然粗糙但却有效的保护色的层层涂抹，没办法不让老百姓掉进去出不来。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士大夫其实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中国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掺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分上，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也加倍地如痴如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会起到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用处外，在战时几乎是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都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会相信人的肚皮会抗住洋人的洋枪。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20世纪20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发蓝眼的白俄一冲锋，对方就会如鸟兽散。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说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一百多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千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趁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 “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真是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参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都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太监的酱缸动不得

洋人抗议归抗议，酱缸散味归散味，跟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尽管拖，搪塞，踢皮球。一直到清朝灭亡，太监的酱缸都安然无恙。

被阉割了进宫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学名叫宦官。贬则叫阉人，阉竖，中性的叫寺人，褒则为貂珰，常侍，黄门。到了明代，则变成太监。明代的太监，尤其是司礼监和司马监的太监，权倾朝野，所以，又被尊为公公。到了民间，则讹传成老公。不管称呼他们什么，历朝历代，这些缺零件的男性，其实是最靠近权力中心的人。

有清一朝，鉴于明亡之教训，皇帝时刻警惕着，太监的气焰一直都起不来。但是到了晚清，太后当家，用得着太监的地方多了，明里暗里，行情看涨。一向规规矩矩的太监，在宫里的一亩三分地上，悄然放纵起来。宫里没有厕所，原来太监们大小便，都用自己房里的便桶，但在外面干活，每方便一次就得走回住处，多有劳累，不知怎么一来，宫里的旮旯处，就成了小便池，连庄严的太和殿两侧，也随处散落着太监们的大小便。

随地大小便还是小事，更大的事是跟朝臣勾勾搭搭，明显的权力操作倒也没证据，但把太后的动静暗中递出去，却是常有的事儿。事先得知消息的大臣，再上朝议事，就特别称旨，合太后的意。借此，太后身边的太监，无论安德海还是李莲英，都获得了朝臣特别的尊崇，还有大把的银子。

居于大小便和传递消息之间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第一项是开买卖，紫禁城西北一带，布满了太监的买卖，饭店、茶馆、烟馆和赌局。不纳税，也没人管，生意兴隆。

第二项是出卖皇帝和后妃们吃剩的饭菜。按制度，皇帝和太后，吃与不吃，每顿饭一百零八品，其余的人也是几十种菜。就是真吃，也吃不了，更何况这种顶着满汉全席招牌的菜都不大好吃，有资格吃的，都不怎么吃，吃自己的小厨房。每天的菜，大批地剩下，太监们就弄出来卖，借以牟利。

第三项是做酱。满人家祭，用萨满教的规矩，在堂子里搞，不用三牲用饽饽做祭品。所谓的饽饽，就是今天所谓的各色糕点，祭祀完了，就分给参与祭祀王公贵族吃。但是，这些人谁稀罕吃这些东西，都剩下了。太监们就用这些饽饽做酱，由于饽饽材料很好，做出来的酱十分好吃，进宫的官员们，都喜欢买了拿回家。

开买卖和卖剩菜也就罢了，牵扯不多。可做酱这件事，兹事体大。之所以大，是因为做酱的酱缸，都放在南书房的廊下。晚清时节，北京来了洋人使节，按国际惯例，使节们要定期见皇帝。洋人使节见皇帝，总不能从紫禁城外进来，直接带到皇帝身边去，得有暂时歇脚的地方，一个个传召。这个地方，就选了南书房。

不幸的是，做酱是要发酵的，而且发酵要发到一定程度，酱才能做好。所以，酱缸是有味道的，那味道比旧式的中国厕所强点，但有限。冬天还好，夏天坐在南书房里，就像是坐在茅厕门口。洋人被熏得不行，就向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抗议。

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涉外官员不断跟军机大臣商议，是不是挪动一下酱缸，换个地方，可就是没有结果，因为没人敢得罪太监。光绪初年，西太后身边的太监外出给太后的妹子送礼，没有腰牌，护军出来拦了一拦，而得罪了太监，差点丢了脑袋的事，大家记忆犹新。

这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此事关系太监的口袋，可是非同小可。挡人财路，等于灭人家口，谁肯或者敢得罪这个人？话说回来，反正使节见皇帝，本是洋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了刀兵争来的“权利”，断不可能因为鼻子不受用，就不见了。所以，洋人抗议归抗议，酱缸散味归散味，跟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尽管拖，搪塞，踢皮球。一直到清朝灭亡，太监的酱缸都安然无恙。

当然，中国在外国人眼里的印象，可能会因此而很不好。但是，官员有补偿的办法，每次觐见，都给洋人准备果酒，借以弥补洋人的味熏之苦。他们不知道，这样一来，中国反而更让人家看不起了。连个酱缸都革不掉的国家，还能有什么出息呢？他们不知道，别的好说，凡是涉及酱缸这种事情，多半是革不掉的。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劻。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一个劲地给他上货。虽然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多满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影响甚大，深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劻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凤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但庆亲王奕劻最大的毛病是好货贪财，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是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西太后信任的瞿鸿禨，没少挤对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劾屡上，但奕劻始终不倒。西太后未必不知道奕勖的那点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勖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载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点寡人之疾。

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两场情色事件。第一件是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被御史参了一本。虽然清朝传统官员不许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西太后知道，也就是骂了一顿了账。倒是庆亲王奕劻，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

然而，三年之后，载贝子把事情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载贝子着了迷。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很快，事情为奕勖、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缸，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买杨翠喜时的银子，原本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

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官。可是，即使把事抹平，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勖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但此时满人的江山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了。

当权贵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可靠固然还可靠，但江山却已动摇。

辫子王朝的闲话

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一打开电视，换台不过三，就会出现梳着大辫子的清朝男人的形象，占据主角位置的多半是爱新觉罗氏的孙男孙女们，以及他们身边被割掉了命根子却依然笑容可掬的太监。如果民初的人能活过来看看这场景，说不定以为当年的宗社党甚至张勋的辫子军又回来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就是这么奇妙，在它的上半叶，至少对于那些时髦的学生来说，男人脑后的辫子还是耻辱、难看、恶心和愚昧的象征，老外就是拿这东西来开中国人的心，甚至名之日“pigtail”（猪尾巴），这尊称，曾经让多少清末的有志青年感到痛不欲生。然而到了世纪末，那东西居然成了最前卫的时髦。即使不以前卫自命的一般人，大概十有八九对男人留辫子的形象也看得很顺眼了。当然，我在此并没有掀起反满抗清的意思，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的皇家那么感兴趣？康熙和乾隆已经被捧到了天上，几乎一谈到有作为的君主，十有七八是在说他们二位，真是难为了那些编本子的高手，怎么就会编出这么多的故事和那么多溢美之词安在这二位头上？就连一向声誉不佳的雍正，也被煽情得活像我们的好总理。就算都是“戏说”吧，那中间的人物可都是真名实姓的皇帝，不是随便的什么阿猫阿狗。清朝总共十位皇帝，加上入关前的两位，大概全都过过电，而且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至少是值得同情的形象。爱新觉罗一大家子明星，要比的话，只能比谁出镜率高。试想，中国历史这么多朝代，包括我们一向号称最牛的汉唐盛世，有哪一个能与之相较呢？

到底是因为学界对于清朝异乎寻常的热情，最终点燃了国人对于清朝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兴趣呢，还是本来就有的市场吸引了作家和影视人甚至学人？这大概是又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老问题。虽然人们都说现今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了，但学界的鼓吹，却像大出殡的锣鼓，依旧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王国维、陈寅恪包括那生在南洋、仕在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的辜鸿铭的书能够摆到地摊上热卖，学人们对这些人的先期热情显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如果没有某种特别的心理契合，即使学人再怎么热情似火，就算再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老百姓那里没有相应的引火之物，恐怕火也烧不起来的。

然而，清朝到底什么地方招人爱呢？如果我们从学理上考究起来，好像这个朝代也没什么过人之处。它的制度基本上是照抄明朝，只做了少量枝节性的修改，比如中央六部分设满汉两套官员，中枢机构添设了军机处。一则叠床架屋，平添了臃肿，一则跟明朝设内阁的初衷差不多，不过是给皇帝再添设了一个秘书班子。大多数地方，就是一味照抄，结果出了不少笑话，《大清律》上居然有关于卫所士兵的条文，而卫所制度在明末已经废除，清朝是没有卫所这种军事体制的。显然，清朝修律者的工作只是将《大明律》换了个封皮。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秘密建储制度，实际上的效果怎样还很难说，因为这个制度的真正实行，不过三代，而咸丰以后的皇位继承，都由西太后一个人包办了。以区区三代来检验并且说明一种继承制度的优劣，显然不足以服人。至于说清朝的边疆政策高明，所谓“明修长城而清修庙”，好像清朝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格外聪明。其实细究起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满族本身就是北方游牧或者游猎民族的一支，在入关之前，已经与蒙古等民族结成了牢固的同盟，提倡喇嘛教不过是维持其同盟的因素之一，既然明朝修长城所要防范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已经变成了统治民族，那么自然不会有哪个傻瓜还会去修长城。即使退一步说，修庙的确比修长城高明，但利用宗教来维系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并非清朝的发明。对于早先没有结盟关系的西北少数民族，即使如康熙、乾隆这样的“英主”，也照样安抚乏术，非动武不可。剩下的，像河政、漕政、盐政之类，清朝也无多创新，乏善可陈。大概清朝政治最为引人注意的地方，要算“滋生人丁永不加税”的赋税改革，显然，这种当年的善政，由于造成了中国人口空前的大增长，现在也再难说个好字。整个清朝的政治，虽然稳定持重，但却不可讳言地偏于保守。随便举个例子，漕运改海是元代就提出并实行过的，但到了清朝议来议去，明知海运好得了不得，但就是不能改，最后被太平天国一闹，河道断了，才算改成海运，可是原来河运的机构却迟迟不肯撤销。

至于知识分子最为在意的思想文化，清朝就更难有可称道之处，在历朝历代中，清人的文网最密，明朝虽然也有文字狱，但大多不过是朱元璋的阿Q心理作怪，自己头上长癞，总担心人家含沙射影，文字狱处理的也多是热衷于拍马逢迎的乡间小儒。而清朝的文字狱则不同，虽然也不乏捕风捉影的案例，但对于汉族士大夫因有的夷夏之防，却一向打得“稳、准、狠”，很有点“诛心”的感觉。这样一来，清代的思想文化难免不受牵累，远的不比，就是比明代都比不了。乾嘉朴学的学者虽然人多势众，但论思想整个加起来，也抵不上王守仁一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虽然号称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但实际上却是属于明朝的，他们对满清的异族统治至死持反对的态度。

那么，是不是清朝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都没有呢？当然不是。清朝也有其他王朝所难以企及的地方，这就是整整十代帝王，如果加上关外的两代就是十二代，没有真正的昏君，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比较勤政，至少都怕落个荒殆朝政的恶名，“从此君王不早朝”的事，谁也不敢做，这一点，跟相邻的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明清之际，皇帝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知道，明代以前，大多数朝代都有宰相，王朝的行政事务是由宰相主持行政系统来处理的，皇帝虽然握有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但他更多的是“国家元首”而非“政府首脑”。然而，明代自朱元璋以后，相位被废，从此皇帝兼宰相之任，虽然有人帮忙（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都等于是皇帝的幕僚班子），但一不留神还是被事务和公文堆给活埋了。吃不得苦的朱家子孙，干脆将批阅奏章的大权交给了原本只是伺候皇帝笔墨的“秉笔太监”，甚至还有像万历皇帝一样，就是不理朝政，将所有的大事包括任免官员全部搁置，天天睡大觉。比起明代那些天天睡懒觉、炼丹、做木匠活和游龙戏凤封自己为“总兵”的皇帝，显然那些起早贪黑的爱新觉罗子孙要招人爱得多。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缺乏制度或者制度建构能力的国度，但从贩夫走卒到将相王孙，大家对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和能力以及他们的行为还是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国所谓的“人治”传统，不仅仅是制度意义上的，更重要是习俗和人们意识上的。人们制定了制度，却习惯于眼睁睁地看着制度被强人糟蹋。相对而言，社会宗法制度倒是要比政治制度对人的约束力强一些。历史上从来就不乏凌驾于政治制度上的人，但想要将宗法礼俗踩在脚下则难到不止上青天。政治制度其软如棉，人治的传统的强固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找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缺乏严格的程序和详尽的操作规则，技术上存在着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非常关键的缺陷，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达不到以数字来管理的程度。同样的事情，不同素质禀赋的人来办，往往结果会非常不一样，好的结果与坏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制度中人的个人努力，人亡政息是政治过程中常见的现象，特别对于君主来说，更是如此，有什么样的君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二是政治制度对于君主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制约机制，除了那些傀儡之外，君主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最终的立法者，几乎没有什么君主不能改变的制度。传统社会中能对君主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往往不在制度之内，比如道统、道德、宗法礼俗等等，反过来政治制度往往还得依靠这些因素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三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生活伦理的影响，生产操作程序个人化，过于推崇熟能生巧，勤能补拙。这样的文化氛围，既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评价，也影响到政治运作的本身。

以农民为主体的老百姓对“人治”实际上有着相当恒定的基本期待，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条沾上其一，往往都会赢得相当不错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点聪明，那么几乎就是圣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实满打满算也寻不出多少政绩来，又没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个“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国的电视机为此锁住了频道。如果再在聪明上面加一点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几个胜仗，那么简直就意味着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着创制大动作的皇帝甚至他们的王朝往往都没有好下场，秦与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骂名。王安石变法虽然在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上是一朵花，但当时的老百姓却将“拗相公”（王安石）骂得狗血淋头。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应该明白为什么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欢了。这样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苦的皇帝，的确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老百姓主要是汉族百姓的心理，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劫难的人们，终于发现虽然不得不丢掉头顶的毛发，脑后要留下辫子，但日子却要比汉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稳定，更少来自官方的骚扰（清代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进一步减少了征收环节与手续，从而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随意下乡的规矩，即使下而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农民少一点滋扰），很快就进入了“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至于借文字狱杀掉几个知识分子的头，借修四库禁掉一批、改乱一批书，毁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贬申春秋大义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统代言人的自负，从此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寻章摘句。“万马齐喑”哀固哀矣，但所有这一切，对于老百姓的吃饭穿衣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我们是清末反满志士的后代，也不得不承认，在历朝历代中，清代的赋税即使不算是最轻的，也是最轻的几个朝代之一，农民受到的官方干扰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这样的）。有清一朝，拥有着历史上最低眉顺眼的士大夫，对于高高在上的满人皇帝，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臣”（满人则自称奴才），但却是“臣妾”，连做焦大，犯颜死谏的权利都没有，在英明的乾隆来看，这种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谓“逞已之能，彰君之恶”。遍翻清朝档案，我们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颜逆鳞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员，甚至连上书的权利都没有。

清朝毕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王朝。中国人进入近代，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赶上了这样一个过于持重、也过于保守、皇帝却特别勤快的王朝。这对于那些特别西化和特别中化在乎夷夏大义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非常别扭的境遇。为了对付外部的异族压迫，先要打倒内部的“异族”，而推翻满清咸与共和之后，发现自己面临的其实是和前任一样的困局。清末的革命党人靠重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唤起的民族情绪，显然后劲不足。晚清时节，由于历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种种弊病，清朝的形象虽已在老百姓中大坏，但他们改朝换代的冲动却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拼死抗争不乐意要的辫子，到了这个时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愿意铰了，甚至连相当多的汉族士人对“异族”皇帝也死活恨不起来。这些人顺从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还是意识到世界的大势所趋？还是依历史上朝代更迭的规律，认为这个朝代已经二百多年，气数已尽？真是个说不清的事。那个先是蹲在紫禁城后来又被冯玉祥撵出官的小皇帝，即使当了十几年的汉奸（或者满奸），人们对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于嫌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嫌恶。看来，辛亥革命不仅跟农民群众脱节，甚至与相当多的士人也脱节，清王朝虽然可以倒台，但革命却难以成功，袁世凯的劫收，实际上是大势所趋。后来的复辟反复辟，打打杀杀，全国通电，其实只是上层的政治斗争，很难说谁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所有的事件，在乡野、在市井，至多不过是茶馆闲人的一点谈资而已，能吹皱一池春水，让鲁迅笔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么一小会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清朝走了一百多年了，其实还在。

西洋镜与中国景

虽然先进的中国读书人认为，科举是中国之所以挨西方欺负的主要原因。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是前辈未曾面临过的“夷人”，不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会同化中国人。

关于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

过去，咱中国人老是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中国古代礼仪的核心，就是跪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磕头。跪拜在政治上的解读，就是臣服，乍被征服的时候，要用长跪不起，要磕头如同鸡啄米，除非安了心，想当断头将军，才可以“立而不跪”。其实刚烈如斯者，有一部分无非是以进为退，行险取胜，只要对方给点好脸，咱这边立马就坡下驴，依旧还是跪和拜。

自打西方世界，起了近代化的骚动，一干不逞之徒，驾起船满世界走，自然也没有放过中国，开始只在沿海溜溜边，可是很快就要求进北京见皇帝，外面来的洋人，当时叫夷人，见皇帝的最大麻烦，是礼仪，即跪拜问题。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所谓的“中外”概念，中是指朝廷，外是指朝外的“野”，远一点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的地方，我眼不见为净，但是你只要来我中华，我只当你是来上贡的，别的不说，想见，必须上礼部，演习如何双膝跪倒。

洋人自然也有洋礼。洋人地方，南起西班牙，北至俄罗斯，都是信上帝的，信上帝的民族，也知道双膝跪倒，但那是单对上帝的，对于人间的君主，一般只跪一条腿，再吻一下君主的手。

显然，当时那些满世界乱窜的红毛夷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那么虔诚，尽管一肚皮不乐意，但是该双膝跪倒，就双膝跪倒，荷兰人跪了，西班牙人跪了，葡萄牙人也跪了，而且就属他们跪得痛快，来一次跪一次，一点折扣都不打。后来听说英国人不肯跪，葡萄牙人还嘟囔：我们次次都跪，凭什么他们不跪？俄罗斯人开始死活不跪，后来也跪了。只是清朝的皇帝发现俄国的哥萨克对东方的狂热推进，已经危及到了中国模糊的西北和东北边疆，除了武装抗击之外，外交上的交道也得有，于是，不仅俄罗斯的使团来北京，中国的使团也去了莫斯科，而且临行前康熙皇帝特意嘱咐，出使大臣见了俄国的君主，也要三跪九叩。因此，虽然沙皇对于这等繁复的中国礼仪有点莫名惊讶，但还是耐着性子领受了。因此，尽管在理藩院的记录里，来的俄国人都是贡使，但实际上，当时的中俄两国是平等交往的。

然而，这种平等交往，只限于中国对俄罗斯，18世纪末，当英国人也要求平等往来的时候，中国的乾隆皇帝却不答应。其实，当时地方官汇报说，有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上贡，恭贺皇帝的生日，乾隆还是很高兴的。双方对于礼仪，也没那么较真。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明明知道贡使是什么意思，但一路上，自己的礼物上被中国人插上贡使的旗帜，也装作不知。对于跪拜的礼仪的要求，也只有妥协精神，只要中国的一位大臣，可以对英国国王的影像三跪九叩，他也可以对乾隆帝做同样的事。可是滑头的中国人，没有-个肯牺牲一下自己的膝盖，这样跪一下。最后不得已，中国负责接待的大臣，只能向皇帝汇报说，英国人虽然练习了很久，但始终练不好。皇帝虽然知道没有人会这么笨，也宽宏大量，允许英国人见面的时候只跪一条腿，只当他们是刚从花果山上下来的猴子，胡乱唱个大诺便了。

北宁之役，中法迭有胜负。其城之收复与否，虽无确耗，而战绩有可纪，即战阵亦可图也。此次法兵三路并进。窃恐深山穷谷中遇伏惊溃，乃布长围以相困。比会合，奋勇齐驱，一时烟焰蔽空，惊霆不测，地轴震荡，百川乱流。而华军已于前一日退守险要。狐善疑而兔更狡，总如善弈者之争一先着耳。

只是，乾隆对于英国人平等通商，双方互派使节驻在对方首都的要求，却很是不能忍，在他眼里，英国不是俄罗斯，中国人没什么可以求他们的，通商和贸易，在当时的中国，还不算回事。虽然英国已经是世界头号强国，号称世界工场，但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连英吉利到底在什么位置，大家都一笔糊涂账。因此，英国人派来的庞大使团，只带了几幅皇帝赐的“福”字，和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傲慢的“敕书”，回家去也；而英国送给中国皇帝精美的礼物，很多机械和光学仪器，连同精良的火炮，都原封不动地放在圆明园的仓库里，最后在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又被原封不动抢了回去。

当然，马戛尔尼使团并没有真的空手而归，随团的画师的画笔，像照相机一样，画出了中国的各色人等，政情风貌。在西方负有盛名的中华帝国，在使团面前，展露出来的是一副外强中干的样子，政治腐败，守备空虚，海岸炮台上摆的是明朝制造的锈迹斑斑的铜炮，号称精锐的神机营士兵肩上的火枪也是样子货。

1816年夏天，英国人做了最后一次平等通商的努力，阿美士德使团来了。但是，很明显，双方的耐性都差了很多，英国人在跪拜问题上再也不肯让步，据说阿美士德勋爵有言道，他的双膝，只能跪上帝和女人。而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一个对补丁衣服有特别爱好的可怜人，此时也没有他老子那种雅量，坚决不肯见一个不肯跪拜的夷人。

当1860年英国人和法国人联手打到北京，咸丰皇帝最终尝到了因洋人跪拜那点事儿，屁股被痛殴的滋味。然而，在他因屁股被打而窝囊地死去，他当家的儿子和老婆，却惊讶地发现，其实，在北京城里有了不跪拜的洋人使节，天也没有塌下来。中国人慢慢地适应了存在于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还可以偷偷看看洋人怎样打网球，而且学会了派使节出去，驻在别的国家，也有入学会了洋人语言，以及人家制定的国际公法。

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终于再也不是事儿了。

被燎掉的大胡子

同治五年（1866） -开春，已经被各地民教纠纷搅得焦头烂额的总理衙门，迎头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国公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提交抗议照会，说是就在直隶的宁晋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教案。法国传教士艾清照被该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设计陷害，以火药轰伤，“几至殒命”，而宁晋县政府有意袒护凶手，竟然放纵不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查明此事，严惩罪犯以及有关官员。

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由于拥有天主教的护教权，加上挟刚刚战胜之威，在所有的教案中总是特别的蛮横，动辄派来炮舰以武力威胁。总理衙门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着什么，随即致函要求直隶总督官文务必查清此案，给洋人一个说法。由于总理衙门是由当时权势正盛的恭亲王奕领衔，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直隶总督官文自然不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张树声立即派人查案，并亲自督办。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这场在法国公使眼里蕴涵着莫大阴谋的害命大案，原来竟是一场带有喜剧色彩的误会。

据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间，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农民张洛待的17岁的二儿子张书琴不知怎么就中了邪，成天介弄神弄鬼，一会儿说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觉，一会儿又说有仙人把女鬼赶走了，但要把女儿许给他，还弄出了两张画着不知什么东西的纸片，说是仙人给的信物。张家在双井村算是个富户，不仅年年余钱剩米，还有能力开个家塾，请了先生在家教二儿子念书。张洛待自家虽然没有挣上一个半个功名，但却是本村乡绅刘洛明副榜老爷的女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副榜，就是省试（即举人考试）正取之外的副额，人称半个举人，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是在名声上比秀才高半格。所以说张家在当地算不上是有钱有势，却也处处让人高看一眼。满心指望二儿子读书用功，挣个功名，也好光大门风，所以虽然早就给儿子定了亲，但为了让儿子安心攻读，所以放出话来说是要等到儿子满二十岁再另行迎娶。可是眼下儿子神神鬼鬼地闹，老师散了学不说，把个家也搞得鸡犬不宁。于是，张老先生决定提前给儿子迎娶，按民间的习俗，“冲冲喜”也许就能把邪给冲走。

说也奇怪，一听说老爹要给自己娶亲，张书琴竟然安静了许多。而张洛待反而担心了起来，一面张罗着迎亲事宜，准备彩礼，安排花轿，还从本村开杂货铺的阎胖子手里买了几斤火药，等新娘子进门放铳好用，一面又害怕万一迎娶的当口儿子犯了毛病，丢人现眼不说，把婚事给搅了可就麻烦了。于是就跟人嘀咕，想要请个法师驱邪。也是合该有事，与张洛待交情不错的同村人信奉天主教的李洛来一直把儿子送在张家家塾读书，家塾散了，儿子读不成书，所以对张书琴中邪的事他也很关心，见张家想请法师，就出主意说他们外国神父很灵验，教民们从来不沾染邪祟，不如请神父来念经驱邪。张洛待动了心，答应让李洛来去请。

然而，李洛来应承下来之后几天没有回音，说话间已经到了同治四年的十二月初五。这天晚上掌灯时分，法神父艾清照突然由几个教民陪着来到了张家，仓促之间，张洛待有点措手不及，慌忙点起一支蜡烛将教士一行迎到了儿子读书的“学房”，却忘记了房间的桌子底下还放着放铳用的火药。为了让蜡烛亮一点，他习惯性地剪下了蜡花然后随手一扔，转身出去安排茶水。哪知刚刚迈出门口，就听身后一声巨响，火起烟冒，外国神父和几个教民被燎得狼狈不堪，满脸烟火，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火苗，一边往出跑，嘴里还大声咒骂着。

第二天，被烧着了的教民一纸诉状，将张洛待告到了县衙，说他设计谋害外国传教士。宁晋县令汪显达像大多数心存“模棱”的地方官一样，碰上麻烦的案子就想给它模棱过去。他提来了原被两告，看验了艾清照等人的伤处，发现洋教士虽然胡子被燎掉了大半，脸也有点灼伤，衣服被烧了若干个洞，其实并不严重，其他的教民被烧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堂审问被告，张洛待一口咬定不知道火从何而来，汪县令居然也就不再追问，要张洛待给被告赔偿烧坏的衣服和负担医疗费，然后宣布退堂。教民金池兰不服，大声抗议，汪县令喝令掌嘴，于是金教民就挨了若干个嘴巴。如果汪县令知道，这几个嘴巴，后来居然断送了他的前程的话，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手中的令签扔下去的。

本来，洋教士虽然被燎掉了赖以跟中国人区别的标志之一的大胡子，但并没有像那几个教民一样暴跳如雷，七嘴八舌断定张洛待是存心要谋害人命；告官的主意也是教民出的，而且是由教民出面的，可是汪县令的模棱断案和打狗不看主人的掌嘴，却激起了他的无名“洋火”，一个小报告通过主教打到了法国公使那里，事情就这么闹大了。

知县为亲民之官，孰是肯自认为糊涂哉。然而有如郑板桥之难得糊涂者，即亦有偶一糊涂者，虽不必实有其人，要无妨姑作是想。客有自金焦山来者，谓某大令欲试灯风里，特许差役人等赛灯游玩。且为之别开生面，令一人扮知县模样，头戴大帽，用红萝卜为顶，松枝为翎，身衣皮袍，外罩白羊皮反毛马褂，面涂朱墨，口挂髭须，带篾圈、假眼镜，用大杠一条，“知县”骑于杠上，以两人抬行，其余执事差役人等，亦皆杂涂粉墨，如戏剧中之小丑然。前呼后拥，头牌上写“糊涂县正堂，赏戴红翎”字样，游行街市店铺中。有放鞭炮迎接者，“知县”即从杠上跃下，喝令提地保笞责。即有一人扮作地保，俯伏地下，扮差役者向之略作鞭扑势，以为欢笑。是役也，于游戏之中寓规讽之意，某大令其欲借以自警乎？彼动多忌讳者，乌足以语此。

为了给法国公使一个交代，由省里派下来的“委员”们不再 敢模棱，提来了所有与此案沾边的人。经过一番刨根问底的审 讯，大概还伴些雷霆手段，很快就弄清了案情，不仅张洛待招出 了火药的由来，而且张洛待儿子张书琴也坦白说他的弄神弄鬼， 其实是为了让父亲早一点给他娶亲故意装出来的把戏，连那两个 鬼画符的纸片，也是按小说《玉匣记》里的东西照猫画虎搞出来 的。显然，对于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才子佳人的小说要比四书五 经更有魅力些。

故事到这里，按理应该结束了，然而却拖出了一个有点悲惨 的结局：张书琴被“杖一百，流二千里”发配回疆（即今天的新 疆）“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张洛待“杖六十徒一 年”。宁晋县县令汪显达也被“交部议处”，结果不问可知。

这个貌似平淡而且近乎乏味的教案，没有死人，没有人抢东 西烧教堂，洋人也没有因此而开来炮舰卸下炮衣，却引起了我浓 厚的兴趣。因为它有点像一只扎眼的“白乌鸦”，令许多研究这 段中西冲突史的人们为难。

在中国的天主教洋教士竟然也热衷于驱魔祛邪，这多少让某 些研究者感到意外。按一般的常理，驱魔法这些功能应该是中国 本土宗教才具有的。而西方来的洋教给人印象是不提倡至少不擅 长此道的，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个洋教士为人祛邪呢？其实，在 案发当时，连直隶总督官文都有些不解，在此案的案卷里可以发 现他先后两次提及“天主教向无符咒及作法驱魔等术”，显然， 他是将此视为此案的疑点提出的。在我们有些研究者眼里，近代 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是与科学和先进联系在一起的，从利玛窦时代 开始就是如此，我们念念不忘的往往是利玛窦带来的欧几里得、 世界地图和三棱镜。那么，此案中的洋教士艾清照的行为是不是 可以用特例来解释呢？显然不是。不少由中国的天主教教会自己 编的文献如《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了许多教士和教民搞的驱魔驱鬼活动，而且往往是由于中国本土的僧道和术士法术不灵的时候，西方教会的把戏才冒出来，而他们的成功，往往会拉动一批老百姓入教。教士艾清照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的同事干过的事情。

无疑，驱魔祛邪属于巫术和半巫术的行为，天主教的确不精于此道，但是，任何宗教无论是其形态如何完备，总是难以完全清除巫术的痕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主观上就没有与过去的巫术痕迹划清界限，其现代气息本来就有限。而中国农民的宗教价值，从来都是有用才信的实利主义的，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其实也不例外，发展新教徒，更是需要凭借一些实际的“神效”来吸引和招徕。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才会频繁地进入传统的半巫术领域，而这个领域所辐射的功能，恰恰是中国农民对所有进入他们视线的宗教所期待的。不错，天主教不像佛教和道教，没有专门的驱魔仪式，但是他们可以用诸如念经和洒圣水这样简单的仪式来替代。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的考虑无疑是传教对象的需要。因为这种来自中国传统的强大需要，往往是他们能否在中国农村站住脚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洋教不自觉地中国化的结果。双井村教民推荐的洋教士和富户张洛待接受推荐，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工具价值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火药爆炸的意外，很可能双井村从此至少会添一户教民，事实上当洋教士艾清照和教民们明白了自己原来是在见鬼，其实错怪了张洛待之后，他们的确对这场官司有些后悔，案卷上记录的洋教士的“口供”虽然没有明白地表露出来，却也不乏悔意。

这个教案的案卷给我们透露的另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农民对于基督教在文化上的抵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即使是乡绅，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对基督教天然的反感。富有的农民张洛待可以与教民是好朋友，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中国的圣贤书，准备将来的科举考试，而本村的绅士、张洛待的岳父副榜刘洛明对此事也不反对，甚至当女婿要请洋教士来驱邪时，他依然“没有理会”，当然更谈不上出面阻止。这里有两处可能，一是当地的乡绅不像南方那样有威信，不可能对乡村事务事事干预；一是天主教的进入，还没有构成对当地乡绅权威的实质性威胁。在我看来，更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乡绅的权威应该还是有的，他们所具有的政治与文化权威看来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挑战，此案的了结，官府还是借助了他们参与。信教的李洛来和不信教的张洛待，他们的儿子在一起读圣贤之书，日后可能还会一起走乡绅们走过的科场之路，虽然一个信仰外来的天主，一个迷信本土的神仙，可要背诵念熟的却是一样的“子曰诗云”，关键是俩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天主教限定在传统认定的领域，事实上是将天主教看成了本土宗教更具灵验的替代。

但是，如果说在此案发生之前双井村一带的乡绅的权威和乡 村固有秩序还能维持的话，那么从教民告官的那一时刻起，这种权威和秩序就开始被破坏了。按乡村社会的惯例，发生纠纷首先要经过亲族邻里乃至乡绅的调停，实在调停不了了，再进入法律解决的程序，调停不了那是乡绅的权威和能力的问题，而经不经过调停则是对乡绅权威和乡村秩序的尊重和承认的问题。教民在被火药烧了的第二天就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官府，不仅没有打算经过调停，甚至不给乡绅以及乡里宗亲过问的机会，不管是由于什么理由，都明白地蕴涵着对固有乡村秩序的挑战。也就是意味着，当教民们自以为遭到了迫害时，有别于原来的乡村秩序中心的另一个中心就浮出了水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当人们以为施与他们迫害的是与乡绅有紧密关系的一方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求助原来秩序中心以外的力量。一般来讲，农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此下策，而此案中的教民显然是过于轻率了。可以想象，在此案结束之后，张洛待一家很可能会由对天主教的亲和态度变成敌对，与他有关系的亲族和乡邻以及被教民们冷落的乡绅们，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不言而喻，一个局部的民教对立的时代就会由此而到来了。我们知道，宁晋县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相当热闹的地区之一。

本月初，松府属七邑文童因就府试，萃于郡城。初六日，有童生游玩邱家湾天主教堂，缘事滋衅，以致毁坏房屋，践毙人命，一再生风作浪，两日中俾阖城文武大小官员奔波止沸之不遑。松郡与上海差违带水，传闻容有过当，然必非争殴细故可知已。原情者谓为始事或出童生，而乘机拨弄、乐祻幸灾者，定是流氓痞棍。姚太守“六言示”中有云：“各邑文童应考，皆知安分求名。打毁教堂器具，必是痞棍流氓。现在会营查访，严拿为首重惩。”此示不激不随，具有斟酌。首二句谓应考无非求名，求名宜知安分；中二句归罪棍徒，一似为童生卸责也者；末二句谓访查为首者而重惩之，咎有所归，即法无可宥也。夫闹事极数十人而止，此外无非旁观。而此数十人者气焰方张，并不能拘一二人以去解散，以杀其势。扃试以安其心，终场而后求之，则罪人之得，如瓮中捉鳖耳。不必属童生，不必不属童生，童生、痞棍诚两途，而闹事之童生亦痞棍也。此示已明晓之已。

遍翻此案的卷宗，我突然意识到，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最在乎和最有敌意的其实是清朝官方。基督教的开禁，是在西方列强的炮口下被人强按头的结果，这口恶气当然是官府方面的肚子里比较的多一点。是气总要出一点的，逢着民教冲突官府总是有意无意往往向着民方，惟洋人之命是从的情形一般是义和团闹过以后的事，而19世纪60年代，各地官府大凡遇到民教冲突案件，还是以偏向民方的居多。虽然事情闹到北京以后，在西方武力的压力下，最终往往会以民方的败诉告终，但在案件的初始阶段却往往相反。在福建、江西等地，居然还出现过由官府出面操纵的所谓教案。在双井村的案件中，县令汪显达居然连火是从何而来的这种最基本的案由都不愿意追问，就糊里糊涂地结案。当然有张洛待打点（贿赂）的可能，但更可能的是县令出于保护本地乡绅富户的本能（别忘了，张洛待还有一个副榜的岳父）。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当案情大白，当事的教士和教民都无意再追究时，官府却对这件本属于平常的民事纠纷的案子痛下杀手，竟然把张家父子依“妄布邪言”和“汤火伤人”之罪，“加一等”处罚，判刑的判刑，流放的流放，而且这种加重处罚绝非洋人的意思。如果此事在平时，就是惊动了官府，顶天了也就是赔些钱算了，也就是说，即使按清朝的法律，这只能是个民事赔偿的“细事”，断然不会有人因此而被判罪。而在同时期，同样惹出外交麻烦的教案，对民方较重的处罚都是在西方的直接压力下做出的。张家父子的遭遇，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给官府找了麻烦，惹来了外交纠纷（惹起外交纠纷，其实主要责任应该是汪县令来负），更重要的是由于张家对洋教中人的友好和信任的态度。清朝政府从来对于非正统的宗教怀着一种强烈的政治戒备，对民间非法宗教如此，对基督教在华各派更是如此。虽然在各个时期和各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庚子以前，官方的遏制政策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正是由于遏制政策屡屡受挫，才使得相当多官员对基督教积怨甚深。实际上只有官方的遏制政策与乡村的乡绅以及农民和教会教民在文化和具体利益的冲突纠葛到了一起，两者交互作用，教案才会愈演愈烈，才会有义和团运动那种排外（主要是排教）的浪潮。也可以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就是遏制心理的大宣泄。

过分强调晚清教案的文化冲突意义，在今天看来应该是有些问题。认为晚清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纠纷不断，冲突连连，主要是由于文化上的阻碍，显然不好解释为什么在基本文化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变的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却会以惊人速度扩张。中国农民包容性极强的宗教观念，往往会在实用的尺度面前遮蔽了文化的冲突，所以，晚清教案的发生不大可能多是文化冲突所致，无论如何，教案的政治因素还是第一位的。不过，这种政治因素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我们某些主流历史学家所力主的“反帝爱国主义”，而是清朝官方政策的直接和曲折的反映，至少，在庚子以前是如此。

洋教士的大胡子碰到了中国古老的发明--火药，究竟为什么发出火来其实还真的需要琢磨才是。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仍然对八国联军四个字记忆犹新。圆明园早在八国联军来之前40年已经被英法联军烧掉了，但如果你现在问问中国的老百姓，恐怕没有百分之八十也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会认为那就是八国联军干的。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没少挨洋人的欺负，但像这次列强全体（11个国家）一并打上门来还是第一次。让洋人团结起来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执掌国政的西太后听说中国出了神兵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所以大着胆子跟全体洋人宣了战，任由义和团杀在中国的洋人，攻打外国使馆。义和团从来不沾女人的，据说是怕破了法术，但同时又非常仰仗女人，据说只有女人才拥有可以真正威胁洋人的威力，于是有了红灯照，有了黄莲圣母、金刀圣母等让男人顶礼膜拜的女性活神仙。跟戚本禹以及现在许多影视作家想象的不一样，红灯照其实从不上阵舞刀弄枪，她们是作为法术的象征存在的。

八国联军固然在枪炮方面占着许多优势，但于想象力上远逊于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他们居然根本就不知道女人对于战争还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没让女人掺和。但是在战而胜并占领北京之后，却像许多为他们鄙夷的野蛮人一样，将子女玉帛收入夹袋（在攻占天津之后，甚至连黄莲圣母林黑儿也一并抓了去）。一向有军妓随军传统的德国军队，此次远征根本就没带上他们的女人，可能在他们看来，被占领的中国城乡到处都有可供他们的大兵发泄兽欲的对象，所以索性为他们的皇帝陛下节省一点军费。进入北京的各国联军在寻找女人方面与寻找财富一样的具有天赋，甚至连他们号称要保护的中国教民，也遭到了性侵犯。这一点，连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

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混乱和动荡之后，联军的士兵从大索三日的亢奋中渐渐恢复过来，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不仅著名的八大胡同的业务极度的繁盛，就连一向偷偷摸摸地下活动的暗娼，生意也日渐看好。在上操和值勤加抢劫之余，联军的大兵满世界乱蹿寻花问柳。这时就用得着北京闲人了，连一句洋泾浜英语都不会的若辈，居然能够无师自通地为洋大人拉皮条。拉得好时，会从洋人和妓女的生意中分润了若干好处，拉得不好，吃几条“洋火腿（挨洋人的踢）”也是正常的事。当年在北京五城公所当差的王大点，由于原来的差事近乎警察，干的就是弹压管理妓女的活计。联军进城，任职的衙门空了，闲来无事，正好利用自家熟悉妓家的专长，为洋人介绍生意。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坐多时，平西方行，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即印度兵--笔者注）找妓馆。我带同上四神高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巡捕洋兵三人，意往娼处。我据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一个晚上就做成了两桩买卖，可见生意之兴隆。

在和洋人做皮肉交易的妓女中，有位当时就小有名气，后来则声名大噪的人物，她就是清末民初以来几乎无人不晓的赛金花。赛金花本姓赵，赛金花是她的“艺名”，此人原是苏州娼家的一名“清倌人”（雏妓），艺名富彩云。十六七岁上被同治朝的状元洪钧看中，纳为小妾，当洪被任命为清朝驻俄、德、奥、和（荷兰）四国公使时，由于洪夫人不乐远行，于是状元公挟她出国上任，驻节德国首都柏林。几年后，洪钧回国，未几病死，彩云遂离开洪家，在上海、北京等地重操旧业，先名曹梦兰后名赛金花。由于“状元如夫人”头衔的助力，遂成了名噪一时的名妓，经常与公子王孙、达官贵人相往还，人称赛二爷。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赛金花正好在北京，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的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而石头胡同恰归德军管辖。

按说，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对赛金花们的这种行为，该是将一盆盆的污水迎头泼上去，再骂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国的失败与丢脸，大半是由于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可是不知为了什么，脏水没有泼出来，好事的文人墨客反而以赛金花为中心，编出了一系列女人救国，确切地说是妓女救国的故事。

如果赛金花没有做过状元如夫人，如果她的纤足没有恰好踏过德国的土地，如果赛金花能像莫泊桑笔下的法国妓女羊脂球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不接外国客人（当然必须同时也不存在像小说里那样的一群无耻的说客），那么也许这种女人救国的故事就不太好编，至少不会编得如此生动。但是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好心肠，偏偏给中国文人留下了这么多可供展开想象力的空间，于是，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被说成是赛金花在德国时的旧相好，那时年逾知天命的瓦德西也因此变成了翩翩的“日耳曼少年”。既然洪状元要带如夫人出入驻在国的上流社会，那么年少美貌的彩云勾上个把风流倜傥的德国军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偌大的德国怎么会那么巧就碰上了瓦德西，而且一碰上就发生了恋情，自有“巧合”二字从中弥缝，本是古来文人们一逞手段之处。旧情人在北京重逢，理所当然应该重续旧好，于是赛金花就做了瓦德西在北京临时的枕边人，一起住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朝朝暮暮，卿卿我我。而其间仪鸾殿那场真实的失火事件，也自然有了赛金花的参与--年近70的瓦德西在我们的文人笔下，居然能够挟着赤裸的赛金花从窗户一跃而出--普鲁士武士如此神勇，无怪乎后来大清国练新军要以他们为蓝本。

故事延伸下去，瓦赛交欢的黄色镜头不知怎么就转成了赛金花如何舍身为民请命的光辉事迹。说是赛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边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不受焚毁；甚至在议和的时候，在李鸿章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由赛金花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系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从而免去了各国对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追究。这类故事从八国联军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编，一直编到赛金花人老珠黄，竟然还有人在津津乐道，不仅在一般的文人笔记里，而且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故事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个别不利于赛金花的情节，比如说她为瓦德西出主意让老瓦开科取士，老瓦还真的就在金台书院从四书里出题考了一次。只是这种情节的市场有限，大家爱听的是说赛金花好话的东西，爱听赛金花是怎样舍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于是京城内外，从贩夫走卒到公子王孙，一传十，十传百，直把个赛金花传成了舍生取义救国护民的“当代伟人”。在这期间，作为当事的主角赛金花则一直在知趣地顺水推舟，作为市场和风月场上的双料老手，她当然明白这种传闻对她生意的价值。自然，赛金花的买卖还真的为此红火了不知多少。

本埠英美租界各小车夫因英工部局议加捐二百文，聚众歇业，至前日竞纠约数千人各持扁担、杠棒会于黄浦滩总会门首。适见某姓塌车满载而来，该车夫等见而大怒，围住不放。旋有骑马印捕上前驱逐，若辈遂迁怒于捕，一声号召，群起为难。该印捕急吹号叫，中西各捕闻声赶至，拳棒并举，各逞雄威。而若辈众志成城，愈聚愈多，拆毁某洋行铁栏以为战具。经总会各西人急打德律风告知各捕房，各捕房皆鸣钟告警，召集属沪各团练及各马队、炮队等，至捕房四面架炮，先将工部局保卫，然后分投往救。停泊浦江之各兵舰亦燃放齐心炮四响，相率排队登岸。该车夫等见势不佳，各鸟兽散。后经中西官设法调停，暂免加捐，已各安业如常矣。

当然，这个世界到什么时候都有不凑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扬赛金花的救国事迹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出来煞风景。当时作为没有跑掉的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因帮助梅兰芳走出国门而闻名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就告诉人们，赛金花的确跟德国人混过，但只是些中下级军官，他亲眼所见，赛金花与一群德国下级军官在一起时，看见瓦德西过来，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身为当时北京城凤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语而且敢与洋人打交道、并因此与八国联军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齐如山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用不着齐如山出头指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瓦赛故事包括赛金花自己的叙述都充斥着前后矛盾，只要做一点考证功夫，西洋景就会不拆自穿。然而，从庚子以后的几十年里，想要了解真相的人并不多，不仅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事实，甚至连用脑袋想一想都不乐意，显然大家宁愿相信明摆着荒诞不经的瓦赛神话。不仅鲁迅病重将死的时候发现赛金花被我们的剧作家封为了“九天护国娘娘”，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部描写戊戌维新的小说，依然沿袭了当年的赛金花救国传说。也许在今天，知道这段公案的人们中还会有人相信赛金花真的与瓦德西有过那么一腿。

自然，高扬道德主义的大旗，谴责赛金花们丧失民族气节似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理直气壮。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觉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只不过是作家为了谴责法国的正人君子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形象。“二战”结束后，巴黎街头那一群群因与德国人睡觉被剃成光头游街的妇女，似乎说明法国女人的道德意识并不比落后的中国同类强多少。男人丢了城池，却让女人去坚守民族主义的阵地，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妓女皮肉交易是她们的生计所系，既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异族统治下的所有人一并殉国或者一起上首阳山学伯夷叔齐，那就没有理由谴责妓女与外国人做生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事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预料中的谴责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颂扬的赞歌，而且唱得响遏行云，未免让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细想想，其实谴责也罢，颂扬也罢，喜欢编故事和传故事的男人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将本该自己负担的东西卸到女人肩头去，开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须有的法术抵御洋人，然后又指望女人用她们的身体来救国救民。 汉人的妓女尤其是名妓们仿佛一直都系着特殊的民族情结，明末清初的时候，有李香君和柳如是们身体力行着民族大义，到了清朝快完的时候又轮到了赛金花。虽然名妓们前后的行为似乎有些异样，但男人们对她们的寄托却差不太多，总是幻想自己担不起来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撑起来。只是男人们的期望值随着时代的前进愈发低落，在明末的时候还幻想着“自己”的女人通过抗争不叫异族染指，在洋人刚刚打破大门的那会儿，跟洋人做生意的妓女还特别叫人看不起，被讥为“咸水妹”，可是到了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跟洋人睡过的妓女，不仅身价百倍，而且还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光环。也许，到了连国人最后的杀手锏--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都失灵的时候，男人们，尤其是某些号称知书达理的男人于是只好指望女人的身体了。

写到这里，妻告诉我，说是有人现在要拍赛金花的电视剧了，据说还有外国投资。我已经懒得去核实了，只是希望如果这事是真的，将来再现于荧屏的，不再是“女人救国”的老调。

洋人的八股取士西方人在近代中国的口碑不好，这是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是打破大门进来的。在中国读书人的笔下，我们知道洋人在中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当然都是坏事，其中有一些事西方人虽然并没有做，但还在他们的想象之内。比如我们的人说洋教士拍花、挖心肝做药、取中国人的眼睛加铅炼银子，说早在莱特兄弟没发明飞机之前洋兵就坐着能飞的东西在北京上空飞，还会放一种用气流伤人的“气枪”之类。而有一些中国人安在他们头上的事情，却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洋人的八股取士就是一个。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短时间地占据过浙江的定海，英国人在定海都干了些什么，我们的朝廷大员们当时委实是一盆糨糊，糊里糊涂，不过倒很快传出洋人在那里开科取士的消息，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庚子秋，闻夷逆酋长在定海开科，应试得四十余人，只剔去未完卷之人，余皆中试。题系‘中天下而立’二句，榜发后，饬各生领旗匾银，每名领到数百元，酋长悉请放船，带见国王，当即往粤东而去。”（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第三册，第147页）

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想象力，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刚刚打下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县城，就开科取士，竟然还能用四书章句出题，只是录取的时候有些草草，凡是完了卷的统统取士。不知是嘲笑老外办事不讲规矩呢，还是羡慕人家的宽松。

虽然英国人已经打上了门来，而且把中国人打得脸面丢尽，一败涂地，但是让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睁开眼睛看他们还是挺难。我们这些熟读圣贤之书的学究们，非要想当然地以为红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也跟自己一样，用的是方块汉字、读的是子曰诗云。虽然仗是我们败了，但胜利者却偏偏对中国的酸儒生青眼有加，乱七八糟取上一堆带上去见他们的国王，想必是有大用。

无独有偶，事隔近六十年后，八国联军再一次打将上来，这次不仅门被打破了，人家居然升堂人室，在太和殿前跑起马来了。于是乎消息又传出来了，先是说我们京城那位曾经作过状元如夫人的名妓赛金花泡上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睡在紫禁城里，然后赛金花就跟瓦德西吹枕边风，说是“满清搜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斯出焉。”老瓦还真的从谏如流，“瓦乃于金台书院考试，学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试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考得奖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结果是原来夸赛金花的人又开始骂她了。（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一册，第318页）似乎是由于有了赛名妓作参谋，老瓦的这次考试弄得比当年的英国人像样得多，不仅考八股文，而且还有试帖诗，只是题目出的有点恶毒，文题虽然也出自四书，但却有只叫我们单方面爱好和平的意思，诗题就更恶，居然想打入秦中，明摆着是要毁我们逃到陕西的小朝廷。

一个名妓出于市场的缘故，自诩说自家跟什么大人物睡过，而一千文人跟着捧臭脚，以假作真，这倒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说那个普鲁士武夫操练八股试帖，而且还“评判甲乙”，除了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伟大的想象力之外，换个别个，累死他们也不敢这么想。

用西方文字有没有可能作出八股文来？鄙人对语言学一窍不通，不敢下断言，但至少西人做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根筋。什么算“国粹”？如果是一国独有而他国绝对没有的就算国粹，那么八股文笃定要算一个。这玩意是中国人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琢磨了几百年才琢磨出来的。命题作文，起承转合，两两对仗，句句押韵，既要阐发题目，又不能碰到题目上的一个字，这样奇妙的文字游戏，试问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哪一个民族想得出来？但是，八股文能够流行起来，甚至在几乎所有有出息的文人的抵制下流行开来，关键是科举考试的拉动。科举这东西不仅让天下的英雄尽入了皇帝的毅中，其实是连狗熊也钻进去了。科举考试与八股相结合，真是如虎添翼，使考试成了没有重重机关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进去了，没有相当的定力就别想出来。明清两代，从弱冠起，一直考到须发尽白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却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大有人在。据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有位叫黄章的考生已经达到了百岁，真的叫人没法不佩服。今天如果自考考场上也冒出一位百岁老人，至少记者就会围上来四五十个。

至于八股考试对中国人文风的塑造，那就更是惊人。尽管我们有些文化的精英一旦金榜题名，就把八股像敲门砖一样丢掉了，但大多数的读书人在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八股文训练之后，是想丢也丢不掉了，他们甚至连骂人都是八股腔，鲁迅先生说他的家乡的秀才们曾做了八股来嘲骂新学堂。其实，在晚清时节，相当多的出自读书人之手的反教（洋教）揭帖，都是八股体，有些作得还相当地道。再往后，科举废了，进入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的军师草檄文，出文告，打电报战，有哪个能脱了八股老调？就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没能摆脱八股的影响，有太多的人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延安整风时提倡反对党八股的。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八股取士的心态非常复杂，甜酸苦辣，爱恨交加，但依恋与依赖却是主要心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经常骂科举，但心里却最放不下它，吴敬梓和蒲松龄两位在小说里将八股取士骂得一文不值，最后依旧以顶上贡生的头衔为荣。当面临西方侵入的挑战时，大多数读书人最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就是八股取士的命运。回溯古代，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凡是开科取士的皇帝的屁股后头，都会招来许多汉族文人的称颂，清朝袭承明制，考试考得比谁都热闹，结果用不了多久，原来坚持夷夏之防的人们就拇指大动，“一队齐夷下山来”。在晚清，虽然先进的中国读书人很早就嚷着要废除八股取士，在他们眼里，科举是中国之所以挨西方欺负的主要原因，戊戌维新还真的鼓动出个废科举的诏书来。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而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上门来，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科举能不能按时举行（老外也很明白，他们在辛丑媾和时，要求停止了几个义和团运动闹得比较凶的省份的乡试，作为惩罚），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是前辈未曾面临过的“夷人”，不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会同化中国人。他们胡编出洋人开科的神话，其心理很可能与他们“一队齐夷下山来”的前辈差不太多，虽然嘴上是在骂那些莫须有的参加洋人科考的读书人，心里也许在盘算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们是欣然就道呢，还是忸怩半晌再说。

最后说一句近乎题外的话，在我们这个千余年靠考试出息人的国度里，想要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教育内涵由符合规矩（八股积习）变为激发创造力，其难度之大也许根本不是我们教育行政机构的行政命令所能办到的。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由于近些年清官戏的流行，估计全国的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清朝的男人是要留辫子的了。在美国，很有些人到现在还以为中国男人脑后有辫子，因为国人给他们最早的印象就是如此，祖祖辈辈传下来，形成刻板印象了。其实，当年中国男人的辫子，之所以最终被剪了下来，主要是这些西方人外加东方的日本人闹的。首先是西洋人少见多怪，心怀种族歧视之见，说国人的辫子是“pigtail”（猪尾巴），后来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日本人也跟着起哄，猪尾巴长猪尾巴短地叫，日本小孩还成群结队地跟在清国留学生的后面，一边嚷着，一边伸着手，试图揪一下。清朝最后的十几年，国人到日本留学的最多，慢慢地对这种起哄招架不了，有些人在境外某些势力的策动下，居然想起了原来这辫子其实是满族人逼我们留的。一来二去，明末清初的笔记， 《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什么的都出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我们的祖先，为了脑后的这根辫子，死了那么多人。辫子，不仅给了洋人骂自家的由头，还是奴隶的标志。

大家想通了之后，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铰了，不长不短的头发，披散在脑后，脑袋前面因为经常剃的缘故还是光光的，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不过这样一来，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即使不是公费，父母家人也在国内，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整个社会，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人心不稳，控制也不那么严了，但如果真要较真，追究起来，总是有点不妥。于是，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经过侦查，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于是决定设伏捉奸。俗语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惦记着，总能找到机会下手。某天，机会终于来了，姚某被抓了个“现行”，三个好汉一拥而上，邹容抱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结果姚监督丢了官，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

打这以后，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隆起一座“富士山”，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风气所及，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不过，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将剪辫子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到日本没几天，就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连同回去的旅费统统花了个精光，然后问老子要钱。老子闻后大怒，不给。儿子又来一信：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端方虽是满人官僚里的开明派，但满人剪辫子毕竟不成话，于是赶紧给儿子汇去一千大洋。

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功夫的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弄中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本的“富士山”转移到了中国。但是一门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人对自己奴隶的标志这么看重？一个很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冯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统统剪掉辫子，他亲自带人手持驳壳枪监督，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起来。冯很愤怒，也很无奈。

可是，过了不久，当冯玉祥也变成了一方军阀，他招兵的时候，定下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没有辫子的不要--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踏实。

再到后来的后来，国人的辫子逐渐地没了，毕竟乡下人敌不过城里人。在乡下向城里看齐的过程中，随着风习的改变，九斤老太和赵老太爷都渐渐地没了市场，被城里人强行剪掉辫子的农民，安然无恙的日子一长，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辫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辫子没有了，神还在。这是冯骥才小说《神鞭》里说的，小说主人公傻二原来有一手甩辫子的“神功”，参加义和团，辫子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但练了洋枪，一样神乎其技，百发百中。此话，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更对--辫子没了，奴性还在，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上层的人，讲“政治贞操”（注意：讲的都是大男人），下层的人，矮着身子狂呼万岁。 其实，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在中国，说到人头像章，恐怕人人都会联想到个人崇拜，想 到“文革”那像章铺天盖地的日子，脑袋里说不定还会回闪出那位在皮肉上别上像章以示忠诚的人物的形象。其实，像章这种东西，西方早就有，只是将它搞成个人崇拜的纪念品，还真的不能说不是一种东方的创造。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还陷在军阀混战的深渊里没能自拔，大大小小上千个军阀，今儿个你打我，明儿我打他。军阀的面目各有不同，但每个都拢一堆人马，占一块地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军阀最怕的事情不是别人打上门来，作为军人，打仗的事是免不了的，人家打上门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三十六计走为上，中国这么大，只要手里有枪，到哪里都吃饭。军阀最担心的事情也不是搞不到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剩余武器有的是，洋人用过的烂枪烂炮，被中外商人一船船地倒过来，连传教士的手里都有货可卖，只要有地皮能刮到银圆，就不愁没有枪弄。军阀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是内部的叛离。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史，几乎每次的胜利和失败，都伴随着倒戈事件的存在，可能军阀都知道孙子那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个军阀都在维护自身凝聚力上下了最大的功夫，最开始是用钱和女人收买人心，后来发现别人同样可以请君入瓮地使部下叛变，又改了特务控制、亲缘至上，以及什么宗教和主义的提倡。四川的刘湘请来了刘神仙讲道，湖南的唐生智让全军剃度受戒，冯玉祥则让传教士用水龙头为军队受洗。但是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军阀招术不一样，他们想法让部下崇拜他们自己，这两个人一个是汉中的管金聚，一个是胶东的刘珍年。

管金聚是个割据汉中的军阀，手下万把人枪，平时很少参加军阀间的战争，守着大山里的一块宝地，刮刮地皮，买卖大烟，倒也活得滋润。他控制部下有一个绝招，就是让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在胸前戴印有他头像的胸章。胸章是布做的，但上面他的五官却印得很清楚，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正常人绝对不会认错。管家军军容风纪可以不整，甚至连枪都可以忘在家里，但管老爷的胸章却不能不戴，一旦疏忽了，那就是对待“主公”的态度问题，非同小可。这样下来，管某人的部下还真的很少有叛离的，他原以为他的小江山就此可以固若金汤了。

谁想智者千虑也有一失。虽然管某人不爱打人家的主意，但 却挡不住人家看上了他的地盘，在一场激烈的战事之后，管家军 大败，管某化装成士兵想逃，但依然做了俘虏。谁曾想，这一下 原来控制部下的高招，此时竟变成了让他送命的祸根。对方根据 管家军士兵胸章的人头像，很顺利地就把想要蒙骗过关的管某人 认了出来。又正好赶上对方的前敌总指挥是个六亲不认的狠角 色，抓获管金聚后，竟然二话不说，就把管某人给枪毙了。

地处海边的刘珍年，占的地方比较富庶，实力也比较雄厚。 他搞个人崇拜给部下定做的瓷制像章，上面他的尊容由于釉色的缘故，十分光彩照人。刘的上司是割据山东的韩复榘，而韩的上司是蒋介石，刘对于韩与蒋一概不买账，他在胶东自搞一套，不仅军队自成体系，而且连地方官员也一概由他委派。而所有他麾下的人，无论军人还是文官，每人都要佩戴绘有他头像的像章。他比管金聚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让部下戴他的像章，而且还让他们学他的思想，为此，此公还正经出了几本据说是他写的书，开办了若干学习他思想的学习班。

刘珍年后来终究被人吞并了，他的书和像章最终没能保住他的江山。不过，他和管金聚的做法，倒是给历史留下了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历史就不再会枯燥了。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赵秉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在任上的内阁民政总长，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之谜。不过，赵秉钧本色其实是个警察头子，对于警察来说，不明不白的死，也是应有之义，不算太奇怪。辛丑议和之后，列强欺负中国人，天津不许中国人驻军，袁世凯灵机一动，派了军队以警察名义进驻，负责人就是赵秉钧。后来，朝廷新政，设置警察也是新政之一，赵秉钧水涨船高，爬上了巡警部侍郎的高位，实际上成了中国警察的开山祖。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把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袁政府的第一任内务总长还是赵秉钧。

赵秉钧很有意思，说他的姓，是百家姓上第一名，说起名，是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排行是老大，生辰八字是甲子年元旦第一时，其实个中的真伪，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位书童出身的人物，身世早已无考，本是慧眼识英的袁世凯将之拔于草莽，一直是袁世凯夹袋中的智囊式人物，深受袁的信任。赵秉钧的确也很能干，在一个没有警察的国度里，从无到有，制度、规则、训练，把个警务建设搞得井井有条。几年下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惊奇地发现，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居然帮一个推粪车的老乡将翻倒的车抬起来。他惊叹道：在过去，你能想象这种事吗？当然，我们的洋记者看到的是首善之区的北京，在其他地方，警察还是跟过去分担警察职能的捕快和士兵一样，对老百姓，大概还是免不了欺凌和敲诈。不过，中国毕竟在他的手上有警察了，有了案件，不再由那些捕快和仵作们包办。顺便提一句，1905年著名的吴樾刺杀五大臣案件，就是赵秉钧承办的，看那验尸报告，像模像样，硬是通过炸得稀烂的吴樾，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办警务办得很像样的赵秉钧，忽然有一天做了中国的内阁总理。这是因为第一任的总理唐绍仪，虽然也是袁世凯的夹袋中的人物，但不幸的是留学过美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多少染了美国民主的毒，因此跟总统袁世凯怎么也弄不到一起，只好自己开溜。遗下的位置，袁世凯交给谁都不放心，老实巴交的职业外交官陆征祥过渡了几天之后，昔日的警察头子就变成了总理。

做了总理的赵秉钧，做的事情还像是警察，而且是不好的警察--秘密警察。当时，交出了政权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实际主持党务的宋教仁，特别热衷于通过国会的选举，获得议会多数，从而组建政党内阁，再次掌权。为了这个目的，革命党人拼命扩大组织，吞并小党，拉人入伙，拼凑了一个大党--国民党，赵秉钧也成为被拉的对象。出人意料的是，对“党”一窍不通的赵秉钧，居然一拉就动，肯欣然加入。于是，袁世凯告诉国民党人，好了，你们希望的政党内阁实现了！党人一时也欢天喜地，乐不可支。可是，过了一段，发现这个身为党员的总理，根本不听党的话，依旧惟总统的马首是瞻，心里未免凉了半截，总算明白天底下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政党内阁，必须得自己做成。

第一届国会选举，由于袁世凯和赵秉钧们还不知道怎样操控，结果让国民党占了便宜，捞去了近半数的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进京做总理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武士英，对着这位国民党最能干的领袖开了两枪，未来的宋总理伤重不治身亡。消息传开，举国震动，中央政府当然要江苏地方严查，务必缉拿凶手。江苏警察厅也就真的严查，结果还就真的查出了凶手，一步步追上去，发现背后指挥者为应桂馨，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的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就这样，赵秉钧有了嫌疑，然后，武士英不明不白地死了，应桂馨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行刺宋教仁这件事，唐德刚先生认为不是袁世凯干的，而是底下的人，包括赵秉钧揣摩袁世凯的意思，自作主张。当然，赵秉钧肯定有事，但袁世凯也脱不了嫌疑，否则，我们的赵总理干嘛要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赵秉钧安排刺杀这活虽然干得不怎么样，但办警察办得还是蛮有成效，连内阁总理作的案，地方警察居然都能查出来。

民国的扞格与风度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砸场子的不少，但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蛮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的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情，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的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了。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由于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诉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王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力气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较早的死掉了。丧偶的王闿运，根本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有一个年轻人才会有的癖好--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那么，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官”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人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的弟子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吃得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的门清，如果摆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一个西太后。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情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湖南的老妈子成千上万，有谁能让我们的王大名士睡安稳觉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间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个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他，周妈胆子更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间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的蹚这趟浑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放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闽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当然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赶寸了，有声有色，赶不到点上，就一塌糊涂。他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的骨干，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很是打了些大仗，若没有他一支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笔，革命党人的声势，早就被梁启超们压下去了。然而，很快，章太炎就跟孙中山闹翻了，不是同志之间的那种争吵，而是公开的翻脸。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连续弦找老婆，也非湖北人不娶。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够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章太炎之囚，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性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当然，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在不绝食，吃饭的时候，还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为人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地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一开首便“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

不过，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他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爱国学社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马未动，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仁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却连说“笑话，笑话”，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告知了联系的方式，最后暗示，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去欧洲、美国均可。对于俞明震的卖好，吴稚晖和《苏报》的同仁，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由于有租界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成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并保证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后者依然脆弱得很。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而且有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地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于是，《苏报》案发了，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在《苏报》同仁大多避开的同时，吴稚晖走得最远，真的去了英国，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

案发后，有消息传出，说是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稚晖告的密。不仅别人说，《苏报》案的当事人章太炎也说，在报上说，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得他冤死。两人为此，还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当然，今天看来，这是冤枉的。尽管吴稚晖走得远了点，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但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稚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办案的人，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没有任何的热情，事还没办，空气早就放了出去，咋呼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俩人的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上吴稚晖，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还是绅士），而俞恰在江苏做官，身家事业都在江苏。

吴稚晖这两次际遇，的确有点冤，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依然忿忿不平。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潇洒和狂放，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对于清政府，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苏报》案，章太炎自投罗网（还是有风险的，毕竟沈荩刚刚被杖毙），而吴稚晖却远走欧罗巴，回来以后，虽然身属革命党，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暴动暗杀的事情（这恰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拿手戏）却一点也不沾边，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陈独秀，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樾和汪精卫。再以后，我们发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却连小骂都没有，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1949年江山易色，蒋介石周围像吴稚晖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杀了，陈布雷也自杀了，可吴稚晖却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湾，活到自然死亡。

上了梁山的《苏报》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滞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千“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题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提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千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报纸的天窗与记者的牛

武昌起义前有一个报纸叫《大江报》。这个报纸当时很有锐气，揭露地方官的文章非常犀利，指名道姓的，而且他们还公然鼓吹革命。这样做当时也不是没有事，他们报纸也被关过，那两个主笔也被抓过，严格地说是他们俩自己去的。官方贴出一个查封条，这两人非要到官厅去，在法庭上非常牛，不是法官怎么样声色俱厉，而是他们俩声色俱厉，把法官骂得抬不起头来。

当然，也有媒体不这么对着干，当时山西人在北京办很多报，也经常鼓吹革命。山西的辛亥起义是最痛快的，大部分都是革命党，他们利用媒体搞出一个事件，就把1910年山西的丁保全搞掉，然后换人。

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有报纸第一天就发出一张报道起义消息的号外。警察说这样不行，你鼓吹起义，以后不能报。于是第二天该报纸又来开一个天窗，整个一版都空着，后面来一行小字：“本报获得武昌起义消息甚多，但是警察不让报”，后来警察没有办法，只能让报。

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媒体参与的革命，在之前有过农民起义、造反，但基本上没有媒体参与。辛亥革命的时候媒体已经起来了，革命党人办报，还有一些想发财的商人也办报。但需强调的是，实际上辛亥革命，媒体人也没有推翻清王朝的力量，无论媒体当时是如何的强盛。比如武昌起义时，各地都在搞各种各样的起义，基本消息就是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蔓延不是因媒体人而起的。

如果清王朝不犯错误，媒体人就没办法。而媒体人能够这样做，包括革命党媒体人有的时候居然公开活动，关键还是清政府到了1911年的时候有新闻法，叫做报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报律来管理媒体，所以媒体人很嚣张。但嚣张也没有用，撼动不了政府。当时著名媒体人汪精卫认为喊没有用，就干脆上北京刺杀摄政王，结果没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当政这段时间，媒体的环境反而不好了。同样在武汉，前面所提的《大江报》仅仅因为他们表达了对当时军政首脑的埋怨，就被查封了，而且军阀很厉害，不但要查你，还要杀你的人。

媒体环境到了袁世凯死后才重新好起来，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国民革命以后，媒体环境又大坏了，媒体只得频繁开天窗。

但在那个时候，不管是革命党媒体人，还是一般媒体人，都很穷，但记者普遍的都很牛。

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做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市利，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绝。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他们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乱世的军事与政事

八旗的悲剧，说明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无论当初有多么勇武，最后都会归于无用。

整个民国时期，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一方面是军人专政，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

《叫魂》的多余话

孔飞力（Philip A．Kuhn）的《叫魂》，是一本很多人读过并且谈论过很多的书，似乎即使从节约笔墨和纸张的角度，我也没有必要再来说三道四。但是读书人的毛病就是不仅要读而且要说，有话要说的时候，不说就憋得难受。不然怎么当年一“引蛇出洞”，就引出了嘴巴发痒的几十万右派。在此我想要说的是由《叫魂》引发的一点漫无边际的联想，对这本书来说应该算是多余的话。

孔飞力这本书其实不过是讲了一个最平常的故事，1768年中国的浙江德清县发生一件妄图取人的毛发施法来蛊害人的事件，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借此把人的魂摄走（说到这里，觉得这本书的译名有点问题，还不如将Soul Stealers直译，叫“窃魂者”更适宜。因为过去中国人常将孩子因病昏睡或昏迷视为“丢魂”，而招魂的把戏通常就是在门外或者被认为丢魂的地点大声地叫，所以又被称为叫魂，这种现象，孔飞力的书中也曾提及，故而将Soul Stealers译成“叫魂”，似有造成混乱之嫌）。像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实在是平平常常，连老太太小孩子都司空见惯。不过，这种把戏大多在背地里干，即使露了馅，也很少闹到衙门上去，实在不可开交打上官府，清朝的官虽然多数是缘八股爬上来的，但多数还是有常识的，断不会对此大惊小怪。这种在中国通常被称为厌胜之术的巫术，已经由人类学家证实，不仅中国有，世界其他民族也有或者曾经有过，所以，并非只有中国人特别坏或者特别怪。然而，不知道怎么一来，类似的“妖术”事件在江南地区又冒出了几件，因而惹动了清朝乾隆皇帝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把它当作“政治事件”来追查。于是举国上下沸反盈天，最后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大家原来是在见鬼。

我由此想到的第一点，是说在这个故事里乾隆之所以大动干戈，本来是因为他老人家发生由剪毛发（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点辫梢）到剪辫子再到反满叛乱的一连串联想。在这里，显然辫子已经化为了某种政治符号，然而，这种符号自满人人关以来是有变化的。剃发本是中国北部若干少数民族的习俗，来自白山黑水的满族只是其中之一，当满人入关之前，他们头顶的毛发的绝大部分都是要剃掉的。入关之后，强迫汉人遵从满俗，将剃发作为顺服与否的标志，那个时候，满人在乎的是头顶的毛发剃了没有，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至于剩下的少许头发编成的小辫子倒在其次。但是到了乾隆中后期，在汉族文化同化力的潜移默化作用下，不分满汉，大家的头发越留越多，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就代替原来的秃顶成了臣服的象征。自以为聪明过人的乾隆并没有悟出这身体政治符号的改变其实是暗中着了汉人的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关注臣民头上一根根的辫子，甚至将之看作政治异动的晴雨表。所以，原本充其量是剪去少许辫梢的巫术恐慌，在“圣明”而又精力过剩的乾隆眼里，一下子就有了政治反叛的意义。当然，从乾隆之前与之后的叛乱事件来看，他的疑心倒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但是这次却只能证明，即使在长期的太平年景，一向自诩“圣明”和能力超群的他，其内心深处依然是其统治的敏感和虚弱。 我想到的第二点，是有关妖术之类的讹言传播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在中国，这种巫术性的事件（即使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往往会经过一连串的讹言放大成为普遍的恐慌，中国下层社会总是不乏乐于制造和传播的好事者，不明白事的和过于明白事的都有。孔飞力所描述的巫术恐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时有发生，前些年就在浙江省出现过一起所谓弹棉絮的人在棉絮中放东西祸人的事件，一时闹得城乡嚣然。不过，这种由于巫术鬼道引起的讹言恐慌，一般都有区域性，出了一定的方言区就逐渐消弭了。孔飞力所描述的“窃魂”巫术，在1768年的中国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搅得举国上下从官到民鸡犬不宁。其原因在于当时事件有“上下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民众普遍地具有相信巫术可以福人祸人的心理而且相当的强固，一方面官方的严厉追查极大地拉动了讹言的流播，来自官府的正式行为变成了蜚短流长的佐证，于是，“妖术”的恐慌就异乎寻常地弥漫开来了。在这场大恐慌中，皇帝、地方官和一般民众是各有怀抱，乾隆眼睛里看的是反叛的异动，地方官面临的是文不对题而且棘手的政务，老百姓则是怕不知从何而来的妖术害到自己。对于下层社会而言，蜚短流长的讹言和普遍的恐慌心理本身就是滋生事端的最好土壤，即使本来什么事情也没有的地方，也可能凭空生出事来，随着官府追查叛党的行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偷剪人家辫子行妖术的案件冒了出来，所有陌生的外乡人，游丐、游方郎中、艺人特别是四处化缘的僧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居心叵测的妖人。不言而喻，这些人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被冤枉的，而冤案的造成，多数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是由官府威逼的结果，而是先在平头百姓眼里成了妖人，然后才有了官府的屈打成招。在乡村社会，凡是遇到危机，无论危机来自于天灾还是人祸，外来人往往会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即把他们视为危机的源头，尤其那些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职业的人，如游方的和尚与道士们嫌疑就更大。而那些真正以巫术为职业或者半职业的乡村巫婆神汉们，反倒被轻易放过，当然，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本乡人，但也不排除危机还不够大，不足以让乡村社会抛出自身的边缘人的理由。

实际上到了后来的晚清时节，几十年不胫而走的关于基督教的讹言和绵延不绝的打教风波，其发生机理其实与1768年的妖术恐慌差不多。首先，如果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讹言不会传得如此之广，其中绝大部分关于基督教挖心剖肝、取睛炼银以及教士教民乱淫奇淫的讹言，是绅士们炮制出来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官方的默认。其次，老百姓的确存在着对外来人尤其是从事与神秘事项有关的外来人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见。我们已经看到了，在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中，连中国固有的游方僧道都大触霉头，更何况是那些蓝眼高鼻的洋人呢？至于洋教淫乱的讹言特别多，其实中国民间关于僧人的这方面传说就不少，而两者恰恰都与读书人有关，可以说，大多是读书人发挥他们的性想象力编派出来的。前者，我们只消看看湖南著名乡绅周汉的打教揭帖就可以，后者自有那些描绘和尚怎样在庙里藏女人（而且多是美女）的小说在，也许有人还会记得那个有名的嘲骂和尚的叠字谣：一个字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是优婆塞，四个字是色中饿鬼。越是崇尚禁欲的人，我们那些读圣贤书的人就越是爱编派他们的淫乱故事，自然，我们的下层百姓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特别善于将之发扬光大到离奇的地步。

当然，我们不怀疑下层社会的文化创造力，但是，下层文化毕竟存在着导向的问题。老百姓推许的人是绅士，向往的文化自然也是上流文化，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老百姓会将上层文化的观念演绎发挥得让人啼笑皆非，但几千年来整个文化的方向还是皇帝认可的儒家的。

其三，我认为孔飞力此书最精辟的论述之一就是指出了在这次妖术恐慌事件中，暴露了官僚体系与皇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恰恰由于“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通俗一点说，就是皇帝与官僚体系，以及各级官僚之间，存在着对信息控制的争夺，谁控制的信息多一些，谁就在行政过程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要“蒙骗上级”，一个要“了解下情”。

这种对信息控制的争夺，在前现代国度里是一种通病，并非 属于中国特有的国情。由于没有大众传媒的存在，行政官员对于 信息的控制成为可能，所以才会使得行政运作朝着这个方向走。 在中国，虽然某些报刊史的专家把京报和塘报也看作是报刊的前 驱，但实际上那个东西跟现代意义上的传媒毫无共同之处，所以 传统王朝里信息控制就总是好戏连台。做皇帝的总是没完没了地 抱怨下面欺君罔上，他们最担心的也确实是臣子们的蒙骗，封锁 消息，使得他们无法了解下面发生的真实情况。做臣子的则或多 或少总是要瞒点什么，尽可能不让皇帝将自己治下发生的所有情 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中国历史只存在“猛 人”和猛人的包围者，猛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冲破包围不 可。皇帝的反包围术其实也相当丰富的，有监察系统和特务系 统，清朝还有密折制度，有时甚至加上微服私访。皇帝身边的太 监，常常是皇帝用来“突围”的“亲卫军”，所以无论大家怎样 深恶痛绝，宦官之祸却总是躲不掉。

官僚对于皇帝的态度自然不可能都一个样子，不是所有的官 都对皇帝藏着掖着，就像明清实行薄俸制，绝大多数官僚都会吃得肥肥的，至少不会受穷，但也确实有那么几个就吃那点干俸，甚至变卖了自家原有的家产来供养自己的“官身”的，但是对官僚体系整体而言，不控制信息是不可想象的。对皇帝的“欺”与“瞒”，并不只是要为自己贪赃枉法干坏事提供方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行政运转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地域差异过大的大国，偏偏要靠单一的行政网络来维系，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皇权意志是比较专断的，从中央到各个地方，无论差异多大，基本上唱的是一个调子，适度的信息遮蔽往往是保持行政弹性的需要。对于清朝来说，尤其有这种必要。清承明制但清朝的疆域要比明朝大得多，由于少数民族统治，统治的复杂性也要高得多，虽然明清的皇帝都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但清朝的皇帝尤其像乾隆这样的，勤政的程度却要高得多。说事必躬亲似乎有点夸张，但确实恨不得底下的事儿事事都清楚，臣子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眼里。远在紫禁城，高高在上而且自以为聪明的皇帝事事都要指手画脚，可是如果有哪个呆子真的执行“最高指示”一丝一毫地不走样，那么十有八九是要砸锅的，砸了锅皇帝自然不会担责任，办事的臣子乌纱帽甚至脑袋却可能因此不保。更糟的是，敏感而自作聪明的皇帝还会捕风捉影地生出事端，派下些“政治任务”让人执行。就像此次妖术恐慌一样，由剪少许辫梢行巫术的芝麻大的小事，想象成反叛朝廷的燎原之火，从而三令五申地布置追查清剿，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地方官无不吃尽苦头，挨够了臭骂。当时如果事件的原发地浙江的地方官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没有控制住信息（想必那个时候其他地方也有同类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没有上达“天听”罢了），肯定不会有如许多的麻烦。

当然，官僚体系对信息的控制，谋私利的动机是免不了的，作弊的时候瞒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对上面更是要瞒，瞒得越结实越好。而做皇帝的想要了解下情，最主要的是关心下属是否忠诚，是否在瞒着他搞阴谋，至于臣子们谋点“个人利益”，无论合法与否，只要不太过分，以至于激起民变，他一般是不会太在乎的。就是在乎也没有用，世上的事，无利谁肯起大早，惩罚的人太多了，谁来给他撑着江山社稷呢？要知道，中国的统治基础，与其说是老百姓，不如说是行政网络，只要“官儿们”还在给上头卖命，江山就完不了。

从表面上看，到了传统史学家所谓皇权专制鼎盛时期的明清之际，在信息控制的争夺战争中，官僚体系一方好像是处于弱势，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调查行政运行的动态，甚至打探臣下隐私。其实不然，传统制度的特质决定了即使贵为皇帝，主要也只能依靠行政系统来监控行政系统。历史证明，几乎所有被派出负有监督地方职责的官员和机构，最后都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地方官或者机构，监督权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分肥权”，只要不涉及类似反叛之类的“原则”问题，皇权对信息的控制往往就要落空。而依靠宦官来获取信息，一来他们同样可以被同化或者收买，二来副作用太大。

官僚体系控制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仅可以隐瞒，还可以误导，最擅长的也许就是做假和演戏。刚刚从考场上出来的新官也许不谙此道，但是不要紧，他们有前辈的指点，更有专业的官场操作者--师爷来替他们操办一切。所有的上报文书和报表都依例做成官样文章，连犯人的口供都可以做得合规中矩，纵有天大的冤情，也难以看出蛛丝马迹，点滴破绽。瞒上不瞒下，也瞒不了下，所以对乡绅的“舆论”还是要有所关注，为政不得罪巨室，靠乡绅实行统治就成了地方官心口相传的当官“基本原则”。至于演戏是预备给皇帝本人看的，在一般情况下，皇帝总能看到他想看到的，总的来说，皇帝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可能性也并不太大，除非他全然的昏或者傻。当然，聪明人被蒙的时候也有，但往往是由于他自己先发了昏，特别热衷于某种幻觉。宋真宗特好祥瑞，结果满天下都是祥瑞，几百岁的人和几千年的石头都出来为赵皇帝捧场。在还不太久的过去的所谓“大跃进”年代，上头喜欢高指标，结果是吓人的“卫星”飞满了天。后来想要了解点真实情况，不得不把自己的秘书都打发下去了。

乾隆还算明智，没有把1768年这场恐慌闹下去。然而，从那以后，剪辫子的谣传就成了一种清朝的社会病，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冒出来。先是传白莲教干这种事，等洋人洋教公开登陆以后，洋教士们又成了伙同白莲教一起铰人辫子的罪魁。直到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剪辫子的谣传再一次大规模流行，罪魁依然是白莲教和洋教，义和团还因此杀了不少洋人和教民以及在北京抓了一堆不知是真是假的白莲教。民国了，皇帝不再坐龙廷，平头百姓不乐意剪辫子的还是太多太多，冯玉祥回忆说，他的士兵有的被强迫剪辫子，竟然哭得死去活来，以为自己从此小命休矣。当辫子的有无作为政治符号的担忧不再存在时，巫术的恐慌却顽固地留了下来，也许还会留下去。官僚们对信息的控制争夺也在演下去。

一份“村图”的故事

凭着扫平太平天国的“功劳”，李鸿章在短短十余年间由一个无足轻重的“词臣”一跃成为清廷的柱石，清朝以后的历史与他从此有了无法分割的联系。在日后的年月里，他坐得最久的位子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个位置上，李鸿章上千朝政下推洋务，干了很多大事，签了若干条约，练了一支当时远东第一号的北洋水师，随即又将它葬送了。以至于后来的史学家，谈及这段历史就要将李某人痛詈不已，不过，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也不是一件好事没做，主持修订《畿辅通志》就马马虎虎算一件（至少史学家不该再骂）。虽然出面编撰的是著名学者黄彭年，但李鸿章“领导”之功亦不可没。修订这个地方志，看起来上上下下还真的有几分认真，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各州县要将自己所辖的每个村庄文、地理、社会等情况调查清楚，开列成册，并绘有各村地图，作为编撰《畿辅通志》的素材，这些素材有几份流传了下来，人称“村图”。

村图上图文并茂，图上绘出“村”的地理位置，离城的远近，周围的村庄与集市，还有树上房舍与田地，水井与庙宇；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与图相配的文字，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生活在“村”里的人，以及把人编织在那个地理空间的社会制度网络。在所有村图的说明中，关于村中“人”的列项，大体上是这么几类：在籍官员、举贡生员、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在籍官员和举贡生员是乡绅，在农村属于社会上层，而穷民和残废属于乡村中的弃民，居于社会最低层。居于中间的耆老和节孝，一则老而有德，一则守节孝敬，都与道德有关，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至于一般的农民，从没有功名的地主到自食其力的农夫，一概榜上无名。

村图中对村人的这种排列，倒是有意无意像一种中国传统农村政治文化的说明。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农民自然对这些人有仰视之感，而上头的政权在处理所有涉及乡村的政务时，也首先要顾及他们的意思。不过这些人成为中心，主要并不是金多和地多，而是他们头上的功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们有文化，会念子曰诗云，能开笔作文。宋朝的皇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有科举制度在，地位与金钱都可以通过有志于读书，确切地说是有志于科举考试换来。不用说争得功名的举人秀才，就是进考场混过一回的人，就比没进过考场门的要牛气几分，可以穿长衫，自称生某某，在乡人眼里，他们就是比只在私塾里混不敢上场的人强不少，自然地位也要高些。难怪有俗语道，“能进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挣口气”。一般说来，乡绅在乡里社会说话分量重，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在农民眼里，他们是知书达理的人，而所谓的知书达理，是因为他们明了正统儒家伦理的道理，因而拥有道德解释权和评价权。乡里社会几乎所有“露脸”的事都需要有他们的主持参与，至少，有了乡绅的参与，乡民的婚丧嫁娶就有了光彩；儒生不再仅仅是祭礼上的祭司，而且成了重大事件的主心骨，众人瞩目的焦点，排纷解难的仲裁人；就像过去丧礼上的牌位所有该写的都写好了仍然需要有人用朱笔“点主”一样，乡绅的作用就是这么“一点”，在笔意上虽然未必是画龙点睛，但在精神上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当然，乡绅几乎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功名本身就会为功名的拥有者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功名级别越高，带来的好处就越大，君不见，《儒林外史》中，范进进学（中秀才），换来了胡屠户的一串大肠，而中举则房子、土地并带仆人、老妈子一齐来也。当“知识”变成了金钱时，往往又会进一步催生功名，所谓的诗礼之家就这样出现了，虽然未必会传之百代，但在传统社会，毕竟上几代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后代考取功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乡绅在农村中的权力来源，首先和第一位的，不是经济实力，一个土财主不论有多少土地和元宝，都未必会换来乡民的尊重。

有功名的人受到尊重，象征着他们拥有某些配置性的稀缺资源，也意味着他们拥有权力，虽然生活在乡村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被编织在具体的行政网络之中。乡绅权力的最初来源无疑是传统政治体制对于读书人的重视，自春秋战国以来，无论何种选官制度，对统治体系的填充，“士”都是主角，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很贵族化的九品中正制下，贵族也大体上要同时具有“士”的身份。科举制度实行以来，读书可以制度化地将一个乡下人通过一种固定的管道变成国家官员。乡绅无疑大多从这个管道经过，而且被官僚体制所吐纳，不是候选官员就是卸任官员，具有来自正统权力体系法定的身份，来自权力体系的拉力赋予了读书行为以神圣的官方色彩；而伴随着先官与教育体制合一的制度化的教化推行（教化的内容儒家伦理对于乡里社会也有相当大的亲和性），无疑极大地强化了乡民之于读书人、读书行为以及文化典籍的神圣感。乡民们对读书人特殊性的认可成为了习俗，成为一种内化行为，这不仅为乡绅的权力提供了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化为了一种权力的来源，即使暂时脱离了上层的权威支持时，乡里社会依然会认同读书人的特权。读书行为被神圣化，不仅反映在读书人拥有乡里特权，而且反映在乡民对这种行为的仿效上。从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私塾和义学，乡间的男童大多数都要进塾学上那么几年，尽管最终能学出点名堂的像白乌鸦一样的稀罕。

实际上，乡里社会在认同读书人特权时，同时还赋予了他们乡里道义与礼仪的内涵。他们是上层典籍文化的道德与朴素的乡里道义混合性的象征，这多少冲淡了乡绅身上的官味，从某种意义上也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使之合乎一定的道德规范，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的行为要合乎这种规范；一旦他们逾出自身的角色规定的道德约束行事，不惟有被士大夫群体唾弃的危险，而且也存在丧失自身文化权力合法性依据的可能。

乡绅也是分层次的，张仲礼认为生员属于下层绅士，优贡拔贡到举人为中层绅士，而进士为高层绅士；而村图中将乡绅分为“在籍官员”和“举贡生员”两级，虽然按清朝的制度，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中了进士才能做官，但在现实中存在少量的由贡举直接入仕的以及数量并不太少的捐班。在村图所反映的19世纪70年代，捐班的数量相当庞大，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某些在籍官员一道构成了乡绅阶层的上层。他们出于身份的缘故，一般不会担任乡村基层政权的任何职务，乡约、里（保）正这样的“乡村干部”，却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而生员一类的下层绅士的乡村的地位显然要差得多，如果他们经济实力比较薄弱，是个穷秀才，那么说话的权利可能就更小，但至少比一般农民的声音要大。另外，乡绅还有文武之分，文举明显高于武举，文秀才也比武秀才神气许多。在村图中我们可以看见，文官排在武官前面，武生排在文生后面。自然，对于绅士们在乡村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乡绅个人的能力、修养、人品和年龄以及在宗族中的辈分等等因素也会使他们在乡村中的影响力提高或者降低几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功名这一项。

在村图上，除了乡绅之外，还点出了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四类人等，前两项实际上体现着乡村政治文化的道德指向，维系农村的社会政治秩序，长幼有序是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村中具有一定德性的男性老人如果在村里的事务中没有足够的发言权的话，至少在面上（形式上）必须受到尊重，传统农业社会出于技能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尊老习俗，与政治上的秩序需求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在实际的乡村生活中，即使是乡绅政治，年龄依旧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同等层次上，年纪大的就比年纪轻的说话分量要重，如果村子小到了连个秀才也没有，那么也许就是长老们说了算。节孝是指贞（节）妇与孝子，只有在这里，女人才会露面，也就是说，女人只有变成了含辛茹苦的节妇，或者守寡经年，或者殉夫而死，才可能为“政治眼”所关注，而她们与孝子一道，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象征，维系着传统农村的政治秩序完整，并没有在政治上说话的权力。

至于穷民和残废则属于农村中的最下层，非鳏寡孤独即丧失劳动力的废疾之人，他们最穷苦，日子过得最艰难，从政治的角度他们也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但是，他们却是传统政治中经常被统治者顾念的人群，这群人的状况在某种情况下是统治状态的晴雨表，这群人自身也往往是“上头”表达“德政”的对象；同样，作为村政的一种表达，乡绅们也必须定期对这些人施些惠，或者通过某种手段让富人出点血泽及穷人，传统乡村自身就存在着对这些人的救济机制，通过对最贫困者的救助，以稳定整个乡村秩序。

还有一些村图上没有明确点出的阶层人物，实际在乡村的权力结构中也拥有一定的地位。在传统农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宗族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素，北方的宗族在组织网络上没有长江流域那么完备，实力也比较弱，但依然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力量，村图上没有直接将宗族显示出来，但是它标有义学和义仓两项，按惯例，这都是宗族所建立和管理的，所以实际是曲折地透出了乡村宗族在政治中的份额。在传统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都有宗族组织的存在，南方的宗族势力相当强大，像无锡七房桥的钱氏，不仅有完善的组织，而且拥有庞大的族产，有义庄、义田和义学，在动乱年景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展出自卫武装。北方的宗族势力相对比较小，但至少也有祠堂和茔地（直隶的村图大多数村庄都没有义仓，义学也不多）。单一族姓的村庄，族政即是村政，虽然族长未必与里正合一。族中各分支在村政中的分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分支功名的分量和出仕的情况，其次就是各分支男丁的人数。多族合居的村庄，各族在村政中的发言权同样取决于各族人仕以及功名的状况。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族长都是乡绅或者类似有地位的人，但宗族其他的管事人员则未必是读书人，有的宗族乡绅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也往往由另外的人出来管理，这些依凭宗族组织的头面人物，无疑在乡村事务中有着相当大的发言权。

山右奇灾，赤地千里，灾情之最重者，尤推丰镇萨拉齐一带：但见各村房屋多已拆毁，仅留土壁；有一村去一半者，有一村丢八成者，并有一村无一家者，凄凉景况，观之惨极。人民逃者一分，死者一分，奄奄待毙者一分。当查赈时，有一家卧炕不起者，有一家炕上一半已死者，有气息仅属不能出声者。所食之物，以吃糠者为最上，其余皆吃榆皮、荞麦花、荞麦梗、油麦茎、苇把子，皆猪犬不食之物。甚则搀和牛马粪食之，用滚水浇数次，研极细末，掺荞麦花，捏作饼子。更有数处，竞吃人肉，有一家吃了小孩数个者；有一人吃了九个人肉，遂亦自死者。路上死人，往往将肉剔尽，有骨无皮，可惨之甚。沿途囚首垢面，东倒西歪，日有倒毙，为掩埋所不能尽。其村庄居民，有面黑如墨者，有面红如火者，不知吃何物件，或云系吃人肉所致，不知确否。

最后，我们看见村图上还标明了各村的庙会和集市，它们是乡民们贸易、娱乐加交际网络中的节点，原则上它们都不在居民区内，但又离得不会太远。庙会是定期举行的，但其原有的祭祀意义早已淡薄，人们赶庙会不过是借敬神的名义交易、交际和找乐。集市是乡民生活网络中交叉的集合点，大一点的村庄都有集市，乡民或许一、三、五去那里，二、四、六上这里，有集时摩肩接踵，热热闹闹，集散则人去地空。各村还有许多庙宇，真武庙、关帝庙、娘娘庙等等五花八门，绝大部分没有主持，如果有的话和尚道士往往混在一起，丝毫没有宗教上的界限。木门店村的村图上，村东头，有座关帝庙，村西头有座娘娘庙，不过，关帝庙在村中街道的中轴线上，而娘娘庙则要偏一点，显示出乡民对它们各自“神格”的看法。

庙会、集市以及各村的庙宇除了各自的社会功能之外，对于村政也有相当的意义，比较大的集市的管理人背后往往有强宗大户的支持，而官府也要通过他们实现税收，也可以说，他们是农村社会与官府连接的又一条管道。庙会的背后常常有各种“香会”的背景，香会是一种民间非政治性组织，但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发挥一定的政治功效，在农村香会的组织者由于其组织才能和资源，同样可以争得一定的发言权；与香会头目地位相近的是“戏头”，庙会、集市和大一点的庙宇往往是乡民农闲或者有事（如求雨）时演戏的场所，演戏无论是外请戏班还是农民自演自娱，均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没有个三板斧显然是不行的，类似的能人，在农村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是自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拳会和各种名目的民间教门和帮会在清代一直处于非法和半非法的状态，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被取缔和消灭；因此乡村社会也必须默认它们的存在，并且由于它们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其他资源，往往不得不在乡村权力结构中为这些民间组织的头目（即杰出的光棍和半地痞们）留下一定的空间。

我们看到的这份村图绘制的年代，西方已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圆明园被烧了，外国公使也已经堂而皇之地驻进了北京，南方的一场农民大起义刚刚被扑灭；但是除了多了几个捐班出身的官儿，大多数北方农村此时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说，挂在李鸿章名下的这份村图，基本上反映的还是传统社会政治状况，解剖这个麻雀，可以一觑传统农村社会之一斑。

我的老师程啸先生曾经在华北农村一个村庄做田野考察，在调查中，得知该村的“能人”有这样一千人等：“‘张义、长茂、二刀黄、包麻子、董五、王庆祥、陈祥、大刀、董石璞，西街有个抓山李，道北有个溜地杨。’顺口溜里的董石璞，有财产有功名，是在官面上吃得开的核心人物。张义是个不大讲理的肉铺老板。王庆祥是到处串村的风水先生，号‘小诸葛’。‘抓山李’和‘溜地杨’是两位好打抱不平的讼师兼教书先生。陈祥是聪明能干的小商人，在村里修戏楼时设计了一个不动台柱换楼顶的方案，外号‘大主意’。其他五位都是以看青、赌博和四处谋食为生的穷汉，以敢作敢为著称。至于人们对该村最大的一位土财主董兆玉却不屑一顾：‘一辈子连一条新鲜黄瓜也舍不得吃的看财奴！”’这些“能人”的排列，虽然已经带有晚清社会变化的浓重痕迹，一些流氓气十足的“光棍”居然也列入“能人”的行列，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很可能他们中的若干人就会进入“有枪阶级”，从而徒然发起来。但是，就这个调查所反映的时代，也还能反映传统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大致模样，正好可以为我们解说的村图，做一个注脚。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洋枪队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是打太平军的。不过，如果客观地说，洋枪队其实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起点。当年的早期洋枪队是归李鸿章节制的，经常混在淮军里一起行动。洋枪队在美国牛仔华尔手里，没有成什么大气候，拥有洋枪队的淮军，跟对头李秀成打仗，占不到多少便宜。可是，到了英国军官戈登执掌洋枪队的时候，局面变了，洋枪队不仅装备更好，人数更多，而且训练更加有素，开花炮的使用，更加有效，洋枪队会用仪器瞄准了，射击技术更精良。这样一来，即使人手一杆洋枪的太平军李秀成部队也有点顶不住了。战争末期，虽然由于杀降问题，戈登跟李鸿章闹翻了，后来洋枪队也解散了，但聪明的李鸿章把洋枪队的装备和大部分洋人官佐都留在了淮军里，官佐专做教练，训练士兵。从此以后，淮军不仅变成一色洋枪的装备，而且最早实行了洋操，士兵列队，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走，统统跟洋兵一样，口令都是英语，跟现在的香港警察一样，齐步走都得喊：left,right,left ……

只是，没了戈登的洋人官佐们，水平实在有限，虽然教会了中国士兵行列式，也教会了中国士兵使用洋枪洋炮，但基本的战术却是不教的，中国的军官们，也不屑于学，用罗尔纲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练兵不练官。真的打起来的时候，装备精良的淮军，还是跟其他中国军队一样，一窝蜂式地拥上去，既不知道掩护侧翼，交替进攻，也不懂得火力掩护，延伸射击。

不过，在甲午之前，会洋操、使洋枪的淮军，还是很让朝廷满意，在同治九年（ 1870），谕令各省督抚，学习淮军，编练洋枪队。一时间，凡是在华鬼混的外国散兵游勇，都有了金饭碗，摇身一变，成了洋教官。各地驻防八旗，也有所动作。最早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驻防八旗，动作最快，到同治十三年（ 1874），已经组成了一支有1200人的八旗洋枪队，聘请洋人演练洋操，在操场上蹦英文单词。

虽然这支洋枪队后来又有所扩张，但扩进来的人，大抵只对增加的粮饷更热心，八旗洋枪队连洋枪都懒得摸，平日洋枪都锁在柜子里，不见天日。原本，在编练八旗洋枪队的时候，就没指望他们出征打仗，只是让他们当巡警，拿着洋枪，吓唬吓唬广州城里的流氓痞棍，制止一下这些人喝酒赌博之后的恶斗，连带着偷鸡摸狗。然而，等到枪发下去之后，发现这些八旗洋枪队老爷，自己就是干这种事的行家，加上连枪也不乐意扛，派出去，也至多拿着大刀长矛，因此，巡防也不甚了了了。到了最后，甚至到了上级来点校的时候，这些八旗老爷也不露面，临时雇些人来替他们扛枪站队，好在八旗老爷的风范全国上下都一样，上级即使看出名堂，也无可奈何。

瑞生洋行之麦得腊司轮船由外洋抵沪埠，装有阿姆斯脱郎厂制成巨炮八尊，并弹子数百墩，皆系中国购办者。日前，在下海浦用机器提置公和祥码头。每炮约重四十墩，每提一炮到岸，则船身为之浮起，其重可知矣。闻将运至吴淞口并长江口岸，边防所用。善夫，有备无患，国之善经也。

到了清朝新政时期，全国统一编练新军，朝廷对八旗仍然不死心，原本打算以各地八旗洋枪队为基础，编练八旗新军，但没想到成立了二十来年的八旗洋枪队硬是枪怎么放都不知道，只好悉数解散，挑选青壮八旗另行组军。但是，直到清朝灭亡，八旗新军也没成气候。最有规模的禁卫军，练成两协（旅），结果到了袁世凯反正的时候，这两协由冯国璋统率的八旗新军，根本没一点反抗的意思，最大的希望居然是要求冯国璋永远带领他们，不把他们遣散。禁卫军后来扩编为两个师，一直到冯国璋死都跟着他，冯国璋下野回老家，这支军队还明令归“冯前大总统”统率，临死，冯国璋还得给他们筹措军饷。冯国璋死后，这支“直系”的嫡系部队，一声不响就归了皖系，然后在直皖战争中，一枪没放，就放下了武器，此后就消失在军阀混战中，连一个小小的战绩也没留下。

1644年入关，以十几万人横扫中国的八旗兵，虽然到了乾隆“盛世”，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毕竟在守镇江的时候，还能凭借坚固的城墙，跟来犯的英军打上一仗。没想到，这仗居然是八旗的最后一缕余辉，可爱的八旗将士，在洋人打上门来，国家面临军事变革的时候，对军事现代化一点兴趣也无，在西潮涌动中，宁可缩在军营里抱残守缺，啃着铁杆庄稼得过且过，想当然地以为，打下的江山自然就坐得住。对变革，能挡就挡，挡不住也挡，直到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抛到岸边。不止在洋枪队层级的军事变革上无动于衷，就是甲午惨败之后也不知觉悟，戊戌维新中，多数旗人都在拉变革的后腿，直到新政，也没有多大改变。

八旗的悲剧，说明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无论当初有多么勇武，最后都会归于无用。在时局急剧的变化中，无法适应变革，只会凭着优越的地位，凭借特权生活，而这特权，恰恰成了急速没落的催化剂。

新军脑后的辫子

晚清的军事变革，第一波其实是从淮军开始的。最大的机缘，是淮军开到了上海，遭遇了上海洋人的自愿兵洋枪队。最开始是洋人组织的洋枪队隶属淮军，后来则整个淮军洋枪队化，不仅使用洋枪洋炮，而且全部操典概用西式，连立正稍息向右转的口令，都袭用英语。来自两淮山里的泥腿子，经过洋人教官训练，一听turn right，就知道向右转。但是，最初的西化尝试，却忽略了关键一个环节，只练兵不练官。士兵们学会了步兵方阵阵形以及变化，但军官不知道，所以，真的打起来，士兵们在什么也不懂的军官指挥下，还是一窝蜂地上或者退。所以，全副西洋武器的淮军，现代化对于他们，只是学会了怎样装药放枪，以及几个操令的英文单词，其他的都不甚了了。好在淮军的对手，从太平军到捻军以及其他零散的土匪，武器都差得远，多数还在冷兵器时代，所以只消几百根洋枪一起轰，大抵可以占上风。

甲午战争，都说海军打得不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其实陆军战绩更差。一向牛烘烘的淮军，被小日本从汉江一直赶到山海关，连一个小仗的便宜都没占过。换上湘军，战绩更差，简直一塌糊涂。吃了大亏的中国人，终于明白了，要学西方，必须老老实实像日本那样，官兵都学才行。小站练兵，揭开了新建陆军的序幕，到1904年，以北洋军为榜样，全国编练新军，请洋教官，整个学西方，连军医、军乐队都照搬过来。

但是，中国人学洋人，跟日本人不一样，有一点小小的障碍，那就是人人脑后的那根辫子。淮军时代，学洋操，用的是前装枪，比较简单，还好办，到后来，机枪也有了，大炮也复杂了，也就是说，军人手里的家伙，机械装置零件多了，结构复杂了，摆弄起来，一根长长的大辫子，就有点碍事了。弄不好，绞进机器里，不仅尴尬，而且容易弄伤，或者弄坏了枪械。但是，满人统治，辫子的有无，属于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不好商量。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辫子盘起来。所以，那时候的官兵，头上的西式军帽都像鲁迅说的那样，隆起一座“富士山”。弄得不好，操练演习动作大了，辫子也还是容易掉下来。况且，是军人就免不了紧急集合，总不能穿好了衣服，打上绑腿，还得花上半小时像女人一样打理辫子。再说，新军是有军医的，西方的卫生观念，也随着军事制度、技术、装备的引进而引了进来。有条辫子，无论如何，都对卫生是种妨碍，至少，比较爱长虱子。所以，洋人一看就挠头。因此，剪辫子，对于新军而言，实在有充分的理由。加上新军问世那些年，不仅西学东渐，而且西俗也东渐，社会上层，跟着西人走。脑后有根辫子，怎么都让人家看不起。租界里红头阿三拿人，揪住辫子-拖拖一串，让国人很没面子。

管带北洋致远兵轮邓壮节公，粤海人。去岁中日大东沟之战，督率该船首先陷敌，轰沉日人巨舰一艘，并击沉鱼雷船两艘。嗣以他船不肯冒死从事，日兵船又环集而攻，公遂连发数炮，赴海而死。事闻九重，赐谥“壮节”，追赠太子少保衔，知其事者罔不肃然起敬。当公之殉难也，有义仆刘相忠随之赴水，携浮水木梃授公，欲令之起，公力拒勿纳，骂敌而死。同时有所豢义犬尾随水内，旋亦沉毙。一人忠义，同类感孚，虽奴仆之贱、犬马之顽，亦知殉节。是则世之受国厚恩而临敌畏葸不愿效死者，诚此仆、此犬之不若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军士兵，还净是些文化人，不少人受了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对脑后的辫子，开始看不顺眼了，一喝点酒，喝大了就会把它给剪了。好在那时候，满人也没有了当年的豪气，动辄把没辫子的汉人脑袋割下来。所以，军营里出了没辫子的，也就是惩罚一下了事。碰上开明一点的长官，连罚都不罚。碰上刁钻的士兵，先写了文章发在报纸上，论证剪辫子的正确性，长官想罚也罚不了。士兵这样，军官也好不了多少。清朝最后一年，也就是1911年，保定军校招生，当时叫陆军速成学堂，招生对象，大多为新学堂的学生。这些学生进了军校，过不了多久，大家就都感到脑后的辫子麻烦（当然在洋教官面前还丢人）。于是有人提议，干脆大家一起剪了，一千多人，法不责众，总不能都给我们开了。于是，一夜之间，所有学生，除了少数几个旗人之外，都没了辫子。消息传开，陆军部大惊失色。旗人学生打小报告，说是剪辫子是由于革命党的缘故，学生想造反。于是，陆军部马上电令驻扎保定的北洋第二镇统制（师长）马龙标，要他兵围保定军校，抓捕革命党。北洋军士兵相对保守，比较能忍，对脑后的辫子虽然也感到不便，但尽量将就，所以，可以请他们来镇压。当时保定军校的督办（校长）是段祺瑞，此公办学，一向马虎，但关键时刻却很明白。听闻消息，马上打电话给马龙标，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学生们剪辫子是为了出操方便，跟革命党有什么关系？我可以用身家性命担保，他们没事。如果你非要派兵来，学生也有武器，可能比你的部队还精良，如果起冲突，结果还不知怎样。马龙标也是北洋老人，哪有为难段督办的道理，按兵没动。段祺瑞又马上给陆军部发电，解释了学生剪辫的缘由，如果有革命党混进来，他会查办的。这样，陆军部才收回成命，不过，从此保定军校第一届的学生，也就此没了辫子，光着脑袋，毕了业。这届学生，出了几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有后来国民党的大佬张群，还有国民党的军事奇才杨杰，还有一个最出名，就是蒋介石。

其实，此时的陆军部尚书荫昌，虽然是个旗人，但留过洋的他，脑后也没有了辫子，只是上朝的时候，弄根假的，糊弄糊弄小皇帝和太后。日后就是没有革命，剪辫子，也是大势所趋。道理很简单，人家都没有，独我们有，就算是特色，也长不了。

小站练兵的风波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事业的起点。虽然说，袁世凯在朝鲜已经崭露头角，显示出他居于乱世的才华。但如果没有小站练兵，袁世凯以后能混成什么模样，还真不好说。尽管他是个贵公子，世家子弟。但像他这个档次的世家子弟，晚清有的是。混成富家儿，不是问题，混个不大不小的官做做，也容易。要想做出后来那么大事来，似乎不大可能。小站练兵，不仅练出了一支他的军人班底，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北洋系。这个北洋系，不止有晚清到民国之间最现代化、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一系列新式军事教育体系，还有当时最优秀的文武人才，以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

小站练兵，也是中国陆军现代化的开始。虽然说，自打淮军起，中国军队就开始使用洋枪洋炮，用洋操训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都是英语。但是，用一个刻毒的日本人的话来说，淮军的现代化，只是教会了士兵扣扳机而已。实情也确实差不多，中国的陆军士兵，也就是学会了扣扳机，放枪。甲午战争，陆军从平壤跟日军战到山海关，每战都拼命放枪，子弹消耗了不少，但却没打死几个日本人。中国陆军正经八百能打一打了，还就是经过小站练兵之后。当然，真正打得像个样子，还是得等到这支北洋军的班底，经过十几年内战，练出来以后的事。可是当初，袁世凯小站练兵，尽管作为甲午战争后的救急措施，还是历经坎坷，命运多舛。

小站练兵，严格地说，不是起于袁世凯。发起这事的是李鸿章的幕僚，甲午战争办粮台（后勤）的胡燏棻，练新军这事，是在甲午战争紧急关头，作为甲午战争中的应急措施被推出的。意思是，赶紧练出比淮军更洋一点的兵，没准可以救急。可惜，这位翰林出身的胡老爷，说说容易，真格的操练起来，未免玩不转。跟李鸿章的老朋友，作为总教练的德国人汉纳根，怎么也弄不明白，刚开了头，就弄不下去了。于是，第二年，在《马关条约》签了之后，这差事，连同刚练了几天洋操的十营定武军，就落到了袁世凯手上。这事，居然就是胡燏棻本人大力举荐的，也许，胡大人急于甩掉这烫手的山芋，自己已经觅了修铁路的好差事。

客观地说，当时的清朝，袁世凯无疑是最明白、也最有用的人。这支新军落到他手里，的确很有起色，从定武军，摇身一变，成了新建陆军。人也多了，枪也多了，步、马、炮队七千人马。一色普鲁士陆军军服，整齐，精神，很是扎眼，唯一麻烦的是脑袋后面的辫子，要塞进帽子里，害得人人帽子都鼓个大包。新建陆军定了严格的军纪，特别高的军饷（士兵每月四两五钱银子）。当然，招兵的尺度，也特别严。年龄，二十到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寸，力气要能平托一百斤，走路要一小时走二十里。还不能有任何恶习，连吸食洋烟都不行。所有的士兵，都是老实巴交的乡农，由当地乡绅和乡老具保，城里人和过去当过兵的兵油子，一律挡驾。每日里，袁世凯亲自跟着摸爬滚打，立正稍息，举枪射击。更为难得的是，袁世凯一改淮军现代化练兵不练官的旧做派，成立了随营军官学校，狠抓军官的训练。后来，还由此发展成北洋系成系统的军事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御史的弹章到了。1896年5月，河南道监察御史胡景桂，上奏弹劾袁世凯，说他小站练兵，有五大罪状。其一，不该用洋人服制，“改我朝服色”；其二，克扣军饷；其三，对北洋大臣王文韶无礼；其四，建造营房，强占民田；其五，擅自杀了一个买菜的农民。

说实在的，这样的弹劾，除了杀菜农还算回事，其他的所谓“罪状”，实在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小站练兵，在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旧营房，抢占民田，根本谈不上。再说，练新军，要的就是穿洋军服，用洋人军队的编制，否则叫什么建陆军。至于克扣军饷，这罪名扣在清朝任何一支军队头上，都没错，唯独不能扣在袁世凯头上。袁世凯练兵，首先着意克服的就是旧军吃空额，克扣军饷的积习。开始的时候，每逢发饷，他都亲自到场点验。士兵的饷银，一部分要扣下来，派官员会同地方官，限定时间，直接发给其家属，免得士兵乱花掉。其清廉干练，让外国军人看了都竖大拇指的。

法事行成之后，各省筹备海防不遗余力。有山西候补知府董某具禀醇邸，称有俄商密尔司处买办陈怡恭由俄购到新式必波地火枪三千杆、铅子三百万颗，自甘照本出售，以明报效之忱，并具甘结，内开每杆价银九两、铅子每颗二分，云云。醇邸见禀中言词肫挚，遂委前曾出洋之蔡别驾察验样枪，以定去取。嗣据别驾复称：此枪灵捷可用，价亦甚廉。乃发给委札护照，饬赴申迎提。嗣接出使日本徐星使来文言：横滨领事官咨称，据美商米利敦言，有俄商密尔司偕华人陈怡恭持神机营执照来此购办洋枪，但此枪已经糟朽，且须修理，其价每杆不过值洋五六元。醇邸知受奸商诳，因急发电止之，勿与交易。一面饬传董陈二人到京候讯，以凭核办。夫军械何事也，乃罔上行私至于如此，诛之不胜诛矣。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异类之无良，不足责，其如汉奸何？

清朝的规矩，凡有弹章，就得派员彻查，除非皇帝特意照顾。显然，即使有了甲午之败，西太后对于跟洋务沾边的事，还是习惯多盯着点。于是，西太后的亲信、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荣禄和一个滑头官僚陈夔龙，被派到天津查案来了。查的结果，据陈夔龙后来回忆，还是查出点东西了的，但是被荣禄压住不让如实汇报。这种说法，显然不真实，因为，鼎革之后，陈变成了遗老，对袁世凯很有看法。这样说，有成见的因素。而据荣禄的奏报，御史所奏，除了穿洋服，一件都落不到实处。连所谓擅杀菜农，都子虚乌有（这事，到现在也是个谜，不知道袁部士兵或者军官真的干过这事，后来拿钱摆平了呢，还是压根就没这事），因为，当地地方官那里，根本没人报案。而穿洋军装这事，原本就是新建陆军的应有之意，朝廷知道的。荣禄在奏折里，把袁世凯着实夸了一通，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实为不可多得之员。

风波平息了，袁世凯得以继续练他的兵。但事情本身说明，即使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要想办点改革的事，即使没有碰到根本制度，也是那么的难，总有人说三道四（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一直处于被人品头论足的境地，弹章屡上）。反过来，对于什么事都不做的太平官，大家都能容忍，一任他们无灾无害到公卿。只是，这样的官儿，在历史上什么痕迹也留不下。一个胡燏棻，如果不是小站练兵，有谁会知道他呢？小站练兵如果没有练出名堂，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泡沫，更不会让胡燏棻跟着出名。看来，你可以说是袁世凯因胡燏棻出了名，也可以说是胡燏棻沾了袁世凯的光。所以，能够有作为的官员，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否有作为，关键看他图的是什么。单就小站风波而论，一向为史家诟病的荣禄，看来不那么简单。没错，此人是个不想冒险的太平官儿，但不见得就没有见识。显然，不能因为他戊戌变法时站在西太后一边，就一定是个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戊戌政变当口，李鸿章通过他，保下了变法的核心人物徐致靖。后来西太后犯混支持义和团胡闹，荣禄虽然没有出面反对，但也暗中做了些抵制性的工作。至少，在当时的满员中，还算是一个难得的明白人。只是，这个明白人，大权在握，除了顺势成全过袁世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却不敢冒险出头，做中流砥柱，不能支持维新，但至少应该挡一挡后来顽固派的疯狂倒车。如果他能出面，西太后的错误也许犯得不会那么大。当然，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会很不一样了。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某一天，扬州城里来了一队散兵游勇，为首的用一匹白绸裹身，活像印度女孩子穿的莎丽，手里拎着一支手枪，大摇大摆地冲进盐运使衙门。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们乃喝令衙门里的胥吏打开库房大门，士兵每人抓了几个元宝，四散而去。剩下为首者和几个随从没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着眼前的元宝发呆。这时候，以为是革命党人破城的扬州绅士，派了几个代表前来打探，一通作揖并恭维之后，发现为首的人居然整个话说不出几句，不像是个有来头的，心中狐疑，但又不敢造次（因为怕万一真是革命党）。出于对城市秩序的担心，于是要求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乱。为首者一口答应，只是没有大印，告示上盖的，居然是巡官的木戳。就此，市面上哄传，扬州就这样革过命--“光复”了。

没过几个时辰，有好事者查出了为首者的底细。原来他不是什么革命党，仅仅是城外的一个闲人，名叫孙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壶（杂役）。那时节革命党习惯在妓院里闹革命，孙天生大概是由此听说过革命党的只言片语，知道孙中山是革命党的首领，刚巧又结识了几个巡防营的老总，武昌起义炮响，沿江震动，孙天生贼心陡起，于是跟这些老总谎称他是孙中山的族弟，奉命前来光复扬州，大家可以一起发财。老总们哪管真假，有财可发，哪有不动心之理，一哄而起，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天生进了城。

巡防营的士兵们发了财，一哄而散，有的钻进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孙天生毕竟是首领，不像这些丘八这样短视，他没有走。虽然安民告示出得不伦不类，但并不耽误他抖威风--每天骑着高头大马裹着白绸子巡行街巷，还把盐运使衙门里的家具什用之类的东西丢出来，让市民拣，说是革命嘛，我发大财，你们发点小财。就这样，一个俗称龟奴的闲人，做起了扬州的都督。

可惜，孙天生的幸福生活没过上几天。大概处在高处之后，他做茶壶的历史暴露得比较充分，或者这种手下没几个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买马）难以服人，或者干脆是扬州的绅士们对这个小流氓当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请来了昔日横行江上的盐枭（贩私盐的首领）--已经被招抚为官军，但依然横行江上此时已经变成革命党的徐宝山（绰号徐老虎）。徐老虎带兵进扬州，孙天生做了阶下囚。在各地纷纷独立的声浪中，徐老虎接茬做了扬州都督。当然，第一任的都督孙天生被砍了头，历史也被抹掉，临刑前孙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谁敢说半个不字！”不失为一条江湖好汉。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场闹剧。不过即使是闹剧，也确实是对清朝政府的一个打击，只是这个打击居然仅仅来自于一个街头无赖，委实让人感到滑稽。一个长江上的重镇，一个号称盐商大本营的财赋之地，竟然在革命党连影还没有的时候，一个妓院的茶壶带几个散兵一嚷嚷，就变了颜色。

吴江县属同里镇，有杨姓等五人皆著名土棍也。初只冒充巡丁，向往来货船多方索诈，必遂其欲而后已。后竟狡狯愈甚，每于黄昏后，杨扮作汛地官模样，以一差提灯前导，手执小竹板，后随二人，一携二马车水烟袋，一肩皮交椅，周行街市，名为巡查。遇行路者则大声恫喝，任意刑责；责毕，令搜身畔有无窃赃。乡愚无知，任其搜刮一空而去，如是者数夜。事为图董金姓所闻，正在议论间，适汛官朱千戎至，谈次讯以前事，千戎愕然，后忽恍然曰：“此必杨等所为也！”饬传受责之数人，讯其面貌，果无或爽，遂将五人拘获，送至吴江县署请办。张大令判各责数百板，释三人，而以为首之二人荷枷示众，受其荼毒者无不鼓掌称快。当时扬州最大的官（也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两淮盐运使增厚（满族正红旗人），闻听有革命党进城，从西花园翻墙而遁，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同为满族同胞的扬州知府嵩峒，还算有点志气，据说投自家后院的池子自尽了--大头冲上，池水又浅，当然死不成，但总算死过了，然后就不知所终。需要一提的是，这两个人，或“死”或逃，都是连孙天生的影子还没见到就做出的选择。

辛亥革命扬州的光复，相比起武昌起义、革命联军攻占南京，不过算件小事。可是恰是这件小事，却告诉了我们这场革命和当时政局的某些不易为人觉察的内容。首先，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时局相当动荡，人心也相当不稳，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但是一般认为是挑战者的革命党的影响，却没有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扬州地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距离上海如此之近，风气开化，不缺乏新学堂和新知识，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绅士）对于革命党是怎么回事，几乎一无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孙天生）都以为革命党就是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帮（虽然革命党经常借助帮会，而且各地的起义，也经常有人身穿白衣，打着白旗，但很少听说有人宣称自已是为崇祯戴孝的）。市民们显然没有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跟一向号称反清复明的洪帮区分开来，大概也没有能力分开。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人传说，革命党就是大伙“合一条命的党”，而且在传说中，革命党往往变得非常的厉害，说是他们可以将炸弹吞进肚子里，到时候一按机关，人弹齐炸（将现时中东的人体炸弹提前了近百年，而且更神）。市民们（包括部分的绅士）将革命党传得很神，虽然说对破坏满人官僚的神经大有作用，但对自己的分辨真伪，却没有什么好处，结果是让孙天生这样的混子钻了空子。当然，流氓无产者，一般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他们的动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只是钻了空子拿了银子不赶紧走人，多少有点昏了头。看来，凡是官椅子，都有点魅惑力，沾上了，人就不乐意离开。

其次，扬州城的满人官员，也实在是废物得出乎人意料。作为一方政府首脑，身边怎么说也有几个兵，还有若干民壮和捕快，怎么会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就闻风跳河或者逃之天天，连起码的责任都不想负，也不敢负。要知道，当时的天下，毕竟是他们满人的天下，闻警即逃，怎么对得起祖宗？可是，纵观辛亥革命的大局势，类似的事情还真有不少，类似的饭桶官员，还不止这两个。处于很关键位置的湖广总督瑞溦，起义的新军士兵一发炮，马上在院墙上挖洞逃出总督府（大概由于总督府的院墙比较高），一溜烟上了停在江上的军舰。瑞澂一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心里发慌，他本是张之洞的丫姑爷，本事有限，装模作样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实，当时的起义者根本就是群龙无首的一群乌合之众，稍微像点样的革命党领袖，已经因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非死即逃。士兵们之所以起事，是因为传说革命党据点的暴露，新军里革命党的名单已经落到了总督手里，总督将按图索骥，搜捕党人，因此所有跟革命党人沾边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赶上有军官态度不好，面露狰狞，结果激成事变。如果总督大人能够稍微坚强一点，坚持几个小时，等叛军自溃都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个瑞潋，据说是鸦片战争中背了卖国黑锅的琦善的孙子，乃祖虽说名声不佳，其实倒算是个有见识、有胆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还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负责，不想到了孙子辈上，竟然如此废物，活生生断送了大清江山。当然，瑞潋草鸡不中用，别个满人官僚的作为也好不到哪里去。革命中，原本作为弹压各地的驻防的将军和副都统们，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满城，才在种族灭绝的威胁下，做了一点抵抗。荫昌贵为陆军大臣，受命镇压起义，连前线都不敢去，军队不战，则束手无策。号称能吏的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带的士兵抓了起来。端方不仅没有一点满人大员的骨气，反而拼命求饶，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他的字为陶斋），原籍浙江，先辈后来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没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丢了性命又丢了人。革命党人彭家珍一颗炸弹炸死了良弼，结果朝廷上下风声鹤唳，满朝的满官，如鸟兽散，连个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在事关满人命运的紧要关头，上上下下的满人官僚们，居然连一点像样的挽回努力都不愿意做。当瑞潋弃职逃跑的消息传到北京，内阁总理大臣奕勖力主将之拿办，隆裕太后不同意。奕勖说，这封疆重臣，弃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杀头的！谁想隆裕却说，庚子那年，咱们也不是逃走的吗？这些满人亲贵，不仅没用，而且自己原谅自己，江山想不丢都难。

过去学近代史，到辛亥革命这段一直感到诧异：同一年内，春天，革命党人倾尽全力准备的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外筹款，使尽了浑身解数，黄兴在内筹划指挥，也用尽浑身解数，全国各地革命党的精锐，齐聚羊城（号称八百选锋，实际来了四百），动手的时候，只有一百多；身为革命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亲冒矢石，带头冲锋，浴血奋战，结果呢，一败涂地，只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后全国响应，清朝统治如汤泼雪般的瓦解。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说，这是因为中部革命党人新军的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才能一举成功。可是为什么做扎实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毕才回来，结果群龙无首的士兵已经推举跟革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党只好屈尊于这个黎菩萨之下（黎元洪最初一言不发，人称黎菩萨），难道他们连自己都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明知道党人名册已经落入敌手，却连布置撤退的起码工作都没做，丢下自己的兄弟不管了，这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扎实”。还有人说，由于保路运动使得武汉新军被抽调了两个团（标）前去镇压，所以使得驻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势力增加，因此得以一举成功。可是历史的事实是，恰是调走的两个团革命党人更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带队的端方才丢了性命。

其实，辛亥革命的成功，最主要的功劳是清政府。本来，自1903年开始的新政，虽然行进艰难，但还是有成效的。尤其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让朝野温和的改革派（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这两者有难解难分的关系）很是欢欣鼓舞，以为不仅可以稳步推进改革，而且可以正当地分享权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中，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朝政中枢被一班满族少年亲贵所控制。这些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上台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正是这两件事断送了清朝的性命。这两件事，一是将散在汉人官僚手里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改变自“同光中兴”以来汉重满轻的权力格局；一是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改变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具体表现为将袁世凯赶出朝廷，成立满人皇族内阁，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矿权（包括激起四川保路运动的收回四川铁路修建权的行为）。

驱逐袁世凯，以往的史学家往往沿袭晚清笔记的说法，以为纯属摄政王载沣为自己的哥哥光绪的复仇之举，其实未必。如果载沣真的有心为哥哥报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问题上做点文章？不至于鞭尸，但削减规模总是可以的。如果载沣这样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绪的最大政敌其实是那个老太婆，正是她让光绪过了十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四十岁就饮恨黄泉，居然死在七十多岁的西太后前面。袁世凯戊戌是否告密，是个没有档案确证的事情，何以见得光绪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凯（野史上的话，怎见得句句是真理）？载沣拿袁世凯开刀，其实无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军政大权，必将之夺到满人自己手里而已。原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劻，之所以没有从中特别的做梗，而且后来得以贵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显然也有满人遵行满人政治的逻辑。无疑，这是这些满人少年亲贵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时中外公论，张之洞和袁世凯并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张之洞行将就木，而袁世凯年富力强，批评他不学无术也罢，好玩权术也罢，但毕竟人家还有术，而且也有人望。驱逐袁世凯，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硬说人家有“足疾”，强令回家“养疴”，不仅难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汉人官僚的心（虽然袁的政敌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导致中枢失去了重心。年轻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袁绍兄弟组织讨伐董卓联盟，由于袁家兄弟处事不公，先是孙坚走了，金圣叹批道：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接着曹操也走了，金圣叹又批道：又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晚清此时的局面大体类似，袁世凯走了，张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千满人亲贵完全掌控了中枢，权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却不可收拾了。

至于皇族内阁，则伤了更多的人，立宪派的一腔热血，被劈头浇了整整一大桶凉水，凉到底了，不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们立宪的期盼。至于收回路矿权，更是将连立宪理想都没有的地方实力派一并伤掉了。在晚清这种动荡的局面下，这样的政策大手笔，只有满人亲贵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团和阶层，统统亏本，满人集团想不众叛亲离，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十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澂这个草包，闻警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满人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入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削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作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诉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道的满洲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弟！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两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为除了花钱和玩有本事，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只是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如果西太后死后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人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就丢掉了政权。革命中，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满人还遭到了清算甚至屠杀。武昌起义后，占领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曾经大肆搜捕满人，据说曾设置路卡，碰到可疑的行人，就要他说“六十六”，只要有京腔就拖下去杀掉。当然，这种事情，我但愿它仅仅是传闻而已。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孙天生这样的流氓无产者，还属于盗亦有道之辈，抢钱夺权，大有古风，虽然趁乱发财，大抖威风，但并不伤及无辜。然而，随着时代的流变，当年大盗小盗的道行，早已经沿着另外的方向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历史再给他们这样的时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纵然诸葛再生，恐怕也难以逆料了。

袍哥政府及其他

民国，是袍哥以及一切帮会翻身的时代，而这翻身起于辛亥。按今人的习惯，袍哥和其他会党，都被视为黑社会。我们提起上海的青帮巨头黄金荣和杜月笙，大抵以为他们都是黑社会的老大。后来的说上海滩的影视作品，说到他们，也就是按人们心目中黑老大的样子往上堆。粗豪，义气，打打杀杀。其实，在那个时代，帮会还算不上是黑社会，顶多是准黑社会。他们原本就是离开土地的农民，逸出宗法社会，变成在城市和集镇上讨生活的流民，或者准市民之后，为了求得宗法之外的一种团体助力，结成的一种类宗法式的组织。由于脱离了原来的乡绅控制，多少有点野，讲求江湖义气。所以，为朝廷所不喜，视为潜在的威胁，每每打压。其实，帮会的所谓“反清复明”的源起故事，多半荒诞不经，他们的反叛性，往往跟朝廷的镇压有关。清朝毕竟还是传统的弱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对民间宗教也好，帮会也好，无论怎样清剿，都扫荡不干净，反而因镇压刺激出他们的反叛，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真的出来捣乱。当然，帮会也因此而越来越黑，跟绿林好汉界限也淡了。

尽管如此，晚清的帮会中人，依然不认为自己是在造反。不仅不造反，一有机会，还会表现出对朝廷的善意。晚清针对在中国的西方教会的教案，好些都是帮会的杰作，他们打教，闹教，喊出来的主张，居然是扶清，跟义和团一样。四川的袍哥和陕西的哥老会，对此特别热心，自19世纪90年代余栋臣起，到辛亥革命，一直打了二十来年。当然，打出事来，朝廷并不因此而买他们的好，该镇压还是镇压，甚至干脆拿他们当替罪羊，跟洋人交差。所以，洋人对帮会，印象都不怎么样。

帮会在民国时的扬眉吐气，要归功于孙中山他们的革命党。受了洋人思想影响的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往帮会里凑，钻到里面，让帮会中人回顾反清复明的传统，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虽然不过让帮会多了点弄钱的机会，以及冒险掉脑袋的机会，但是革命党和帮会的结合，却是越来越紧密。尤其像四川这种天下未乱它先乱的地方，某些特别好事的袍哥首领，还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远渡日本，见了孙中山本人，亲聆教诲，革命意志特别坚定。

泰西通商以来，仿行西法之事，至近年而益盛。将从前一切成见，虽未能破除尽净，然运会至而风气开，非复曩时之拘于墟矣。同治季年，火车已肇行于沪埠。由上海达淞三十余里，往返不逾二刻。惜为当道所格议，偿造作之赀，遽毁成功。兹于五月下旬天津来信云，创办铁路一节，朝廷业已允准，由大沽至天津先行试办。嗣于六月二十三日悉，朝廷又颁谕旨，饬令直督李相速即筹款兴办天津通州铁路。其火车式样，前一乘为机器车，由是而下，或来人，或装货，极之一二十乘，均可拖带。将来逐渐推广，各省通行，一如电线之四通八达，上与下利赖无穷。窃不禁拭目俟之矣。

清末的铁路国有政策，施于四川，是最失策的。因为四川的铁路，是全川几乎人人参与股份，弄得不好，就是全川骚然，自然给了袍哥施展的机会。当保路变成全武行之时，四川也就成了袍哥的天下。武昌起义正好在这种时候爆发，而四川的保路顺理成章化为革命，革命成功，袍哥成了革命功臣，而且是第一号功臣。当日的四川，保路同志军自不必说，都是袍哥，新军士兵也是袍哥，革命党人，早就加入袍哥。所以，当蒲殿俊和朱庆澜这样的士绅都督做不成之后，新的都督尹昌衡就在自己衙门，开了一个最大的袍哥公口（即哥老会所谓的堂口，或者山堂和码头），自命为大汉公，总舵把子。其余将领和同志军首领，均为掌旗大爷。城内各个衙门，警署均设袍哥公口，各街道公口林立，市民争相加入，以求保护。四川另一个平行的军政府重庆军政府，则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也是一个总舵把子。众袍哥，其实依旧谁也不听谁的。这样的政府，官员跟袍哥的总舵、正印、执堂、内八堂、外八堂的组织平行，前者的威信，还不及后者。各个袍哥大爷们，除了在军队里做旅长团长之外，就是各县的县长。

革命后的四川，到处都是头扎英雄结和蝴蝶结的好汉，有的还足蹬皂靴，身着夜行衣，跟戏里的武松和黄天霸一般，干的勾当，却往往鸡零狗碎，包娼包赌。革命了，皇帝没了，王法也就没了。袍哥的规矩，就变成了社会上的规矩。可是，袍哥的规矩，在一般人看来，其实是没规矩，于是，天下就乱了。为了在乱世里避开麻烦，原来对袍哥不以为然的乡绅们，也纷纷加入袍哥。不过，乡绅就是乡绅，他们加入袍哥，不会从老幺干起，而是通过捐钱，直接进入高层。到了这个时候，袍哥就不再是脱离土地流民的组织，在四川，基本已经变成了全民组织。这样的袍哥，才有了清水和浊水之分。所谓清水袍哥，就是在正常社会里存在的袍哥组织，大体按过去宗法社会的规矩生活，只是多了一重组织而已。浊水袍哥，就等于过去的袍哥，打劫、抢人、贩私都做，武化的味道也比较浓。

虽然说，革命后袁世凯统治时期，上面有意压制袍哥，力图恢复过去的秩序，但基本无效。一些做得比较过，跟革命党关系密切的袍哥首领虽然被镇压，整体上袍哥却没有偃旗息鼓，只是稍微收敛了几分而已。很快，袁世凯称帝，反袁起义打响，作为主战场的四川，袍哥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在此后的四川军阀混战中，一些袍哥变成了军阀，著名的袍哥大爷范哈儿范绍增，一直做到师长、军长，像邓国璋、龚渭清、吴之镐、魏辅臣、杨春芳、汤子模、覃小楼、石肇武这些袍哥头面人物，都师长旅长的干活。到后来，几乎所有的四川军阀，从小排长到军长司令，都成了袍哥弟兄。各地的民团，也都掌握在袍哥手里，军阀们若要想扩张势力，不嗨袍哥，几乎连门都没有。在军人政权中，军人成了袍哥，那么下面的行政官员，自然也会拼命地跟，大家争着嗨袍哥，有的县长，出门都不乐意让人叫他县太爷，喜欢听人叫他某某大爷，据说这样更体面。

当然，到了这个份上，袍哥也自然就被洗白了。浊水袍哥，如果没有被受招安变成军队，那就面临被迫剿的命运。而清水袍哥，就演变成一般的社会组织，跟香会花会之类的，也没有多大分别。说是加入了可以得到保护，但对于一般百姓，其实进不进去都差不多，都进去了，就跟没进去一样了。有钱有势的人，袍哥倒是有点用，急了拉队伍，不愁没有人手，办民团，也能弄个团总干干。

袍哥的命运，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了一些变化。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实际上没有真的当家做主，占据的几个省份，旋踵即被袁世凯赶走。到了大革命时期，北伐之后，国民党横空出世，统一了全国，就开始逐渐嫌弃昔日的盟友。帮会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曾经也是青帮中人的蒋介石，越来越不喜欢人家提及昔日跟着陈其美打天下的日子，青帮老大，想要见到这个帮中的弟兄，也越来越难了。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小蒋在上海打黑，居然打到了杜月笙儿子的头上。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军阀里的老大刘湘，也心领神会，逐渐跟袍哥划清界限，自己麾下的干将范哈儿，就是这样被清出了军队。抗战胜利之后，即使在川中，也没有官员再公然炫耀自己的袍哥身份，这个身份，即使不违法，也不时髦了。没办法，政府一旦正经起来，跟准黑社会的关系就得撇清。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这边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就由三联书店推荐给读者了。

陈志让先生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过何柄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回忆，我们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学术近代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

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的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还居然可以这样写的。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实在是太传神也太简洁了。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从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第次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作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锃、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原本，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被大家骂成军阀混战。于是道统和法统打架了，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对象，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死活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的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力、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校长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北洋时期的民国，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这个时期的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西人轻男重女，而女子之能事亦不亚于男。读书也，弹琴也，以及一切杂艺，无不与男子相若。人第见西国闺才辈出，而不知其童而习之，有由来矣。沪上为通商总汇，而人之挈子女而来者，实繁有徒。前年，某教士愿宏乐育，因分别男女，于西童书院外另设女童书院于本埠三马路之西。凡绣阁娇娃、琼闺丽质，或年才瓜破、或貌似花嫣，入塾优游，各攻一业。塾中女师严为督课，所订章程，斟酌尽善。故各女童学业亦多竿头日上，精进有功。某日为奖赏之期，由女塾师敦请各国闺秀莅塾观看。婷婷袅袅，一室怡然。君子观于此，而知泰西闺秀之所以盛也。休哉，何坤化之大行欤！

附 录辛亥革命大事记（1894年11月-1912年9月）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

11月 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入会誓词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

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2月12日（正月十八日） 日军入踞威海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杨衢云等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修订《兴中会程》。

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丧权卖国的《马关条约》。

5月2日（四月初八日） 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会试举人一千 三百多人会议，联合上书光绪皇帝，倡言“拒和、练兵、变 法”，实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史称“公车上书”。

10月26-28日（九月初九至十一日） 广州起义事泄，党人陆皓东，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等被捕，孙中山等经香港逃亡日本，起义未及发动而失败。此为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

12月8日（十月二十二日） 清政府议组新式武装，命温处道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月初（乙未十一月） 康有为、黄遵宪、张謇、章炳麟、陈三立、汪康年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发行机关刊物《强学报》。

6、7月间（五至六月） 孙中山先后到达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建立旧金山兴中会分会。

10月11日（九月初五日） 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人员诱捕，拟偷运回国处以极刑。经国际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23日获释，史称孙中山“伦敦蒙难”。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8月16日（七月十九日） 孙中山由加拿大抵达日本横滨，旋结识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9月移居东京，广泛结交犬养毅、大隈重信、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等日本朝野人士。

10月（九月） 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熊希龄任提调（校长），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文总教习。宣传民权学说，培养维新人才。

11月14日（十月二十日）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12月，沙俄舰队进占旅顺、大连。帝国主义从此掀起瓜分中国狂潮。1898年（光绪=十四年·戊戌）

1月22日（正月初一日） 康有为所著《孔子改制考》付梓，宣传“托古改制”，为变法提供历史根。

3月7日（二月十五日） 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湘报》，宣传“君民共主”和维新变法。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 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 法维新，戊戌变法开始。在一百天内，颁布有关政治、经济、 军事、文教各方面的新政诏令一百多件，史称“百日维新”。

9月18日（八月初三日）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戊戌变法失败。

9月21日（八月初六日） 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再出“训政”。旋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

9月28日（八月十三日） 维新志士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死难，史称“戊戌六君子”。

12月23日（十一月十一日）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君主立宪、保救光绪。

是年严复译著《天演论》正式出版。译自英国赫胥黎之《进化论与伦理学》，附按语并序。此后相继出版译述多部， 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影响巨大。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3月 义和团朱红灯部在山东平原起义，直、鲁各地群起响应，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

9月6日（八月初二日） 美国照会列强各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为条件，要求“利益均沾”。次年3月获各国圆满答复。

11月（十月） 兴中会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官崎寅藏、平山周等在香港与湘、鄂、粤、闽等地哥老会、三合会首领举行会议，联合组织“兴汉会”，以领导发动长江流域和广东等地的反清斗争，举孙中山为总会长。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1月25日（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 兴中会在香港创办言论机关《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

2月25日（正月二十六日） 唐才常、林圭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勤王。

春义和团势力大举向直隶发展，旋进入京、津。

6月中旬（五月） 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等国组织“八国联军”，出兵中国，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

8月初（七月） 唐才常等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分设七军：秦力山统前军驻大通，田邦睿统后军驻安庆，陈犹龙统左军驻常德，沈荩统右军驻新堤，林圭统中军驻汉口，另置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预定阴历七月十五日同时举事。

8月14日（七月二十日）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出逃晋、陕。义和团运动失败。

8月21日（七月二十七日） 张之洞破获汉口自立会总机关，逮捕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次日，唐等全部遇难。

8月22日（七月二十八日） 孙中山离日潜赴上海，拟运动中国国会会长容闳等人，集结内地反清力量，发动南方六省独立，建立共和国。28日孙抵上海，时自立军起事已告失败，未晤而返。

9月7日（八月十四日） 清政府授令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为议和全权大臣，准予便宜行事。10月，议和谈判开始。

10月6日（闰八月十三日） 郑士良率会党六百余众在广东惠州之三洲田起义，转战半月，攻克沙湾、崩岗墟、三多祝等地，声势大振，拥众二万。此为孙中山二次起义。

12月24日（十一月初三日） 美、英、俄、日、德、法、 意、奥、西、比、荷等十一国联合制定《议和大纲》十二条，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9月7日（七月二十五日） 清政府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在北京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0月6日（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一行从西安启程回京。

11月7日（九月二十七日） 李鸿章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遗缺，由镇压义和团有功之臣袁世凯署理。次年6月实授。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2月8日（正月初一日）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成为保皇会与革命派进行思想大论战的主要阵地。

12月（十一月） 孙中山自日本抵安南（今越南）河内，向华侨宣传革命，组织河内兴中会分会。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5月（四月） 邹容所著革命宣传读物《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不胫而走，辗转翻印逾百万册。

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 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制造“苏报案”。次日捕章炳麟入狱。7月1日邹容自动投案。

8月（七月）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秘密创办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材。在誓词中第一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

11月4日（九月十六日） 黄兴、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震麟等在长沙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1月11日（癸卯十一月二十四日） 孙中山为与保皇会争夺群众，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组织致公堂，受封“洪棍”（军师）之职。

2月6日（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 日、俄为争夺中国相互火并，在中国东北爆发日俄战争。12日，清政府竟不顾国家主权，宣布严守“局外中立”。

2月15日（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华兴会在长沙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公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

7月（六月） 黄兴自沪过汉，与科学补习所密商，告以长沙起义计划，约定“湘南发难，湖北响应”。

10月24日（九月十六日） 长沙起义事泄，湖南当局出动军警搜捕黄兴等人，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2月（正月） 陈独秀、常恒芳、柏文蔚等在安徽芜湖成立革命团体“岳王会”，举陈独秀为总会长。秋冬间在南京、安庆设立分会。

4月3日（二月二十九日） 邹容瘐死于上海租界西牢。

7月19日（六月十七日） 孙中山于6月11日离欧东返，是日抵日本，为筹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积极活动。

7月下旬孙中山首次与黄兴会晤于东京中国餐馆凤乐园，共商筹组“革命大同盟”事。孙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黄极表赞同。

8月20日（七月二十日）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章程》，正式确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暂定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是日，到会一百人，全体加盟。

11月26日（十月三十日）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正式出版，以宣传同盟会纲领为宗旨，每月一期。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号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2月16日（正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抵新加坡，旋建立同盟会分会。

9月1日（七月十三日） 清政府诏颁预备仿行宪政（即“预备立宪”），宣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开始“官制改革”。

12月16日（十一月初一日） 上海绅商和立宪党人组织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后杨度在北京和湖南设宪政公会，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丘逢甲在广东成立自治会。

秋、冬孙中山、黄兴、章炳麟等在东京共同制定对内对外纲领性文件《革命方略》，以备各地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应用。

是年广西、陕西、福建等省分别建立同盟会分会。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5月22日（四月十一日） 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潮州黄冈起义，拥同盟会员（原三合会首领）陈涌波、余既成为革命军正、副司令，檄告除暴安良，免除苛税，因起事仓促，伤亡过重，于27日失败。此即孙中山第三次起义。

6月2日（四月二十二日） 为响应黄冈起义，同盟会员邓子瑜领导会党二百多人，在广东惠州府归善县七女湖起事。战斗十余日，失败。此为孙中山领导的第四次起义。

6月 章炳麟、张继、陶成章借潮、惠起义失败和《民报》经费分配等事，大肆攻击孙中山，催逼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召开大会，期以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继任，遭拒绝，黄兴亦在安南复函表示反对。

7月6日（五月二十六日） 光复会员徐锡麟率巡警学堂学生数十人在安庆举义，击杀安徽巡抚恩铭，占领军械局。旋失败。徐被捕英勇就义。

7月13日（六月初四日） 秋瑾谋响应安庆起义，被清廷侦 悉，是日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被捕。15日凌晨壮烈牺牲于轩 亭口。

9月1日（七月二十四日） 同盟会员王和顺率二百余人在广 西发动钦廉防城起义，5日攻占防城，杀县令，后又攻袭钦 州、灵山等地。中旬，起义军退人十万大山。此为孙中山第五 次起义。

12月2日（十月二十七日） 同盟会员黄明堂率乡勇八十多人在广西镇南关起义。4日，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由河内赶赴战地参战。起义军与数千清军血战七昼夜，最后失败。此即孙中山第六次起义。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2月（正月） 清政府议定再加二十万金的赏额，通令全国缉拿孙中山。

3月27日（二月二十五日） 黄兴亲率以安南华侨同盟会员 二百多人组成的“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在广西发动钦州马笃 山起义。坚持四十余日。5月3日，退回河内。此为孙中山第

七次起义。

4月1日（三月初一日） 汪兆铭在缅甸仰光建立同盟会分会。

4月30日（四月初一日） 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在云南河口起义。5月5日，孙中山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命即赴前线督师。清廷急令滇、黔、川、桂四省会师围剿。

5月26日，河口失陷，起义军退回安南。至此，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武装斗争完全失败。此即孙中山第八次起义。

11月14日（十月二十一日） 清光绪帝载湉死。次日，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死。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

12月2日（十一月初九日） 溥仪即位，改元宣统。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

1月2日（戊申十二月十一日） 清载沣亲贵集团鉴于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权势日盛，难于驾驭，以袁患有足疾为由，命其“回籍养疴”。

6月6日（四月十九日） 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订立《湘鄂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镑。

9-10月 同盟会、光复会之间的派别纠纷加剧。章炳麟、陶成章在南洋、日本等地大肆攻击孙中山，公开散发《伪（民报）检举状》、《孙文罪状》（即《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等文件。

10月4日（八月二十一日） 清军机大臣、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张之洞死。7日，清政府命将该铁路事宜归邮传部接办。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

1月16日（己酉十二月初六日） 请愿国会代表团三十三人齐集北京，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又未划一”为借口，拒绝所请，第一次请愿失败。

2月12日（正月初三日） 广州新军起义，举倪映典为司令。起义军三千人分路进攻广州城，遭清水师提督李准镇压，倪被诱杀，起义失败。此为孙中山第九次起义。

4月2日（二月二十三日） 喻培伦、黄复生、汪兆铭在北京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4月16日，黄复生、汪兆铭被捕入狱。

4月13日（三月初四日） 长沙发生“抢米”风潮，14日数万饥民焚毁巡抚衙门、外国洋行和教堂。旋被镇压。

9月5日（八月初二日） 安徽涡阳、蒙城、凤台三千多饥民起事。12日，增至四万多人。

9月23日（八月二十日） 资政院自1907年9月20日诏设以来，经过长达两年的筹备，是日正式开院。设议员二百名，内由政府钦选一百人，各省谘议局选派一百人。10月22日，资政院将请愿代表团第三次上书转奏。

12月24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清政府下令将东三省在京请愿代表押送回籍。立宪派的请愿运动至此完全失败。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

1月30日（正月初一日） 湖北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举蒋翊武为社长。以《大江报》为宣传机关。

2月4日（正月初六日） 黄兴电邀谭人凤至香港，共商联络中部各省策应广州起义。次日，谭即赴湘、鄂活动。23日抵汉，与居正聚商，希望湖北急起响应。

2-3月 同盟会革命军统筹部指派郑赞臣、方君瑛等分赴苏、浙、皖、桂等省进行联络。又命各地同盟会负责人作好起义准备，以策应广州起义。

4月8日（三月初十日） 同盟会革命军统筹部在香港召开重要会议，制订广州起义作战计划，预定13日发难，分十路进攻。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总司令。

4月13日（三月十五日） 广州起义因孚琦被刺，清军严加戒备，未能如期发动。

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 广州起义（亦称“黄花岗之役”或“孙中山第十次革命”）爆发。黄兴、朱执信亲率“选锋”（敢死队）进攻两广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奋战一昼夜，后因孤军无援，失败。方声洞、林时爽、林觉民、喻培伦等八十余人死难。事后收殓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合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5月3日（四月初五日） 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湖北，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于是日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今后以两湖地区为“中国革命之主要中心”，积极筹划起义。

5月9日（四月十一日） 清政府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

5月10日（四月十二日） 湖北文学社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起义领导机关。次日，与共进会代表筹商合作，共同起义。

5月18日（四月二十日） 清政府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5月20日（四月二十二日）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六百万英镑，以路权相交换。

5-7月 湘、鄂、川、粤四省绅商学界和工农群众，相继集会、游行、罢课、罢市，呼吁保路，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保路运动迅速兴起。

6月17日（五月二十一日） 四川谘议局铁路公司股东会在成都发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主持会事，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自此，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各府州县普遍建立，拥众数十万人。

8月24日（七月初一日） 四川铁路公司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为反对铁路国有，在成都发动罢市、罢课，全川响应。

8月25日（七月初二日） 清政府命川督赵尔丰严行弹压保路运动。9月2日，又命端方率鄂军人川查办。

9月7日（七月十五日） 赵尔丰诱捕四川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等人。成都立时聚众万人，齐集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赵竟下令开枪，数十人遭惨杀，制造了“成都血案”。

9月8日（七月十六日） 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

10月3日（八月十二日） 黄兴致书同盟会中部总会，赞成在武汉起义。5日复表示不日将由香港赴汉指挥。湖广总督瑞溦、提督兼第八镇统制张彪召开防务会议，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 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药失慎爆炸，革命秘密机关暴露。湖北当局根据沙俄驻汉领事馆所抄获之革命党名册，在武汉三镇大肆进行搜捕，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捕，翌晨遇害。原定起义计划因此受阻。

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 是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熊秉坤等鸣枪起义，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新军各标、营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齐集楚望台，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旋攻占湖广总督衙门。瑞潋、张彪弃城逃命。辛亥革命爆发，史称“武昌起义”。

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 起义军占领武昌，攻克汉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宋教仁在沪获悉武昌起义，即电黄兴回沪，共商革命大计。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 汉口光复。湖北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告武汉三镇光复。电促黄兴、宋教仁速来湖北，并请转电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孙中山在美国欣悉武昌起义，决定放弃筹款计划，转赴欧洲从事外交活动，然后返国。

10月17 ~18日（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 帝国主义各国驻汉领事和驻京公使，相继宣布“严守中立”。与此同时，英、德、美、日、俄、奥等国兵舰二十艘在武汉江面集结，阴谋进行武装干涉。

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 清政府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派赴湖北进剿革命军的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袁氏节制调遣。

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 黄兴自香港经上海到达武汉，指挥汉口保卫战。

袁世凯命道员刘承恩致书黎元洪，以实行立宪，赦开党禁，下诏罪己，皇族不问国政为条件，期与革命军议和。11月1日复致书提议言和。

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 蔡锷、李根源、罗佩金等在昆明发动新军“重九起义”，激战一夜，次日攻占督署，云南光复。11月1日成立云南军政府，举协统蔡锷为都督。清政府以摄政王载沣名义，下罪己诏，誓言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袁世凯正式接受清廷委任，是日离彰德南下视师。次日抵信阳，11月1日至孝感。

蒋介石由日本返抵上海，旋奉陈其美命赴杭州运动新军。

10月31日（九月初十日） 南昌新军起义，占领省城，成立江西军政府，举协统吴介璋为都督。旋于11月中旬另举彭程万、下旬复举马毓宝为都督。

11月1日（九月十一日） 奕勖皇族内阁解散。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负责组织责任内阁。同时诏令所有开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大师，仍归袁氏节制调遣。着其即速来京就任，袁电辞。

11月2日（九月十二日） 北洋军陷汉口，大肆焚劫市区。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举黄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次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厂举行“登坛拜将”仪式，亲将印信、委任状、令箭授予黄兴。

湖南军政府派兵援鄂，是日，第一、二协援军抵达武昌。陈其美、李燮和率商团、新军起义，次日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6日成立沪军政府，举陈其美为都督。

11月4日（九月十四日） 贵阳张百麟策动陆军小学和新军宣布起义，迫贵州巡抚交出政权。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举杨荩诚为都督。

新军第六镇统制、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革命党人）与山西都督阎锡山计议组织燕晋联军，直取北京，推翻清廷。事泄，袁世凯派人于6日在石家庄将吴刺死，华北新军起义受挫。

11月6日（九月十六日） 清政府将谋刺摄政王载沣之汪兆铭、黄复生等释放出狱。

11月7日（九月十七日） 广西立宪派力劝巡抚沈秉垄宣布独立，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谘议局为议院、桂军为国民军，举沈秉垄为都督。24日，广西提督陆荣廷宣布自任都督。

11月8日（九月十八日） 党人许崇智（清新军协统）在福州率新军起义，次日占领省城，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建光复。1 1日组织军政府，举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都督。

安徽谘议局在安庆宣布独立，举巡抚朱家宝为都督。清资政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1月9日（九月十九日） 广东谘议局于8日召开绅商会议，议决即时宣布独立。9日组织军政府，举两广总督张鸣岐、提督龙济光为正、副都督，张、龙坚拒。10日，改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

湖北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鄂组织全国统一政府。蔡锷通电各省，力主各省派代表集合武昌，筹设统一机关，规划国体政体。

黄兴以战时总司令名义函复袁世凯，敦劝归诚起义，倒戈反清。期“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 山东宣布“独立”，巡抚孙宝琦自封临时政府大总统。旋于24日自行宣布取消独立。是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开始组阁。

11月14日（九月二十四日） 清政府令各省派代表三、五人来京会议，以定国是。

11月15日（九月二十五日） 各省军政府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筹组临时政府。旋于21日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清海军“海琛”、“海容”、“海筹”等舰在九江反正，归附革命。

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日） 袁世凯责任内阁正式组成，分设十部，以梁敦彦（外务）、赵秉钧（民政）、王士珍（陆军）、萨镇冰（海军）、张謇（农工）、梁士诒（邮传）、严修（度支）、唐景崇（学务）、沈家本（司法）、达寿（理藩）为各部大臣。

孙中山自西欧电中华民国军政府，赞成推选黎元洪或袁世凯为总统。

黄兴统湘、鄂革命军八千余人，分三路渡汉水反攻汉口，失利，次日退回汉阳。

11月22日（十月初二日） 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党人张培爵、夏之时任正、副都督。

11月23日（十月初三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沪议决：来沪代表改赴武昌筹组临时政府。次日决定各省代表指派一人留驻上海，组成通讯机关，以便联络。

11月24日（十月初四日） 谭延闿电黎元洪，主张公推孙中山为全权大使赴各国交涉，敦促列强承认中华民国。

11月26日（十月初六日） 湖北入川新军在资州反正，杀署理川督、川汉铁路大臣端方。11月27日（十月初七日）成都宣告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举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至此，全国有十四省宣告起义“独立”，脱离清廷统治。在清廷新练陆军十四镇、十八协中，参加起义或已溃散的计达七镇、十四协。

汉阳失守。黄兴主张放弃武昌，进取南京，遭否决。次日，黄兴离汉赴沪。

11月29日（十月初九日） 汉口英领事插手南北议和，向南北双方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11月30日（十月初十日） 十四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集会，举谭人凤为临时议长。

12月1日（十月十一日） 黄兴抵上海，表示“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计划，并谋政治之统一”。

12月2B（十月十二日） 江浙联军经过十天奋战，于是日攻克南京城。

汉口各省代表会议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12月3日（十月十三日） 汉口各省代表会议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以法律形式确认共和政体诞生和封建制度灭亡。

12月4日（十月十四日） 汉口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同时确定会议移至南京举行。

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留沪代表开会，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次日议决由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黄兴坚辞。

12月5日（十月十五日） 北伐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举程德全为会长，以联合各省都督会同北伐，统一军机，共谋光复为宗旨。

汉口各省代表会议通过“推翻满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人”的《议和纲要》四条，同时议决以汉口为议和地点，准备与清政府开议。12月8日（十月十八日） 成都兵变，大汉四川军政府无形解体。是晚建立新的四川军政府，举尹昌衡、罗纶为正、副都督。

15日议决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17日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同时议决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

12月18日（十月二十八日） 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首次开议。

12月25日（十一月初六日） 孙中山自美国经欧洲回国，是日抵达上海。在答中外记者时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12月26日（十一月初七日） 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与黄兴、宋教仁、胡汉民、陈其美等共商组织临时政府方案。众举孙为总统，黄为内阁总理。由于孙中山坚主总统制，旋决定暂不设总理一职。

12月27日（十一月初八日） 黄兴、宋教仁赴南京。黄兴向各省代表会提议，政府组织取总统制，并请速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以一事权。

各省代表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议决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28日（十一月初九日） 袁世凯奏请召集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同日裕隆太后发表懿旨，命召开临时国会，公决国体。

12月29日（十一月初十日） 十七省代表和华侨列席代表共四十五人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正式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根据各省代表会议决定，致电袁世凯，表示对总统职务“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

1月1日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是日晚十时，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竭诚表示将“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人发表联名通电，叫嚣“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

1月2日 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通电全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之始。

滦州新军起义，次日宣布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袁世凯急调重兵镇压，起义失败。

1月3日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各部总长：陆军黄兴、海军黄钟英、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内务程德全、司法伍廷芳、交通汤寿潜。

各省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

1月5日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告友邦书》，宣告承认清政府在革命前与各国所缔结的一切条约、所借外债、所认赔款及让与权利继续有效。

1月6日 甘肃新军起义，举黄钺为都督。

1月7日 伊犁宣布反正，举协统杨缵绪为都督。

1月11日 孙中山组织鄂湘、宁皖、淮扬、烟台、关外、山陕六路北伐军，拟同时发动，取道河南、山东、直隶，会师北京。下旬，开始北伐，但均进展不大。

1月15日 孙中山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宣告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将正式辞临时大总统职，将政权让与袁世凯。

1月16日 革命党人杨禹昌等在京谋炸袁世凯不中，被捕牺牲。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

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同意保存清帝尊号、优定岁俸等。2月10日，在参议院正式通过。

1月22日 孙中山提出辞职五项条件，包括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并誓守参议院所定宪法等。

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四十六人秉袁世凯之意旨，联衔电奏，吁请清帝即日退位，立定共和政体。

1月28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举林森为议长。

2月12日 清宣统帝溥仪下诏宣布退位。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最后终结。

2月13日 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言赞成共和。

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在所附三条件中强调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受任和遵守临时参议院所颁布的一切法制章程。同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2月14日 临时参议院接受孙中山辞职。通过临时政府改设北京的提案，因孙中山等极力反对，次日复议，决定仍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2月15日 孙中山率临时政府文武官员谒明孝陵，以昭告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的完成。。

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2月18日 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专使蔡元培偕欢迎员魏宸组、宋教仁、汪兆铭等八人离上海北上，敦请袁世凯南下就职。27日抵京。

2月28日 湖北“群英会事件”爆发。是日，由原文学社员组织的改良政治群英会联合湖北军界数千人在武昌暴动，反对黎元洪和孙武所把持的湖北军政府，起事于当日平息。亦称“湖北二次革命”。

3月2日迎袁专使蔡元培等将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请对袁迁就。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同意袁在北京受职。

3月3日 中国同盟会本部在南京召开会员大会，制定新纲领，宣布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自此，同盟会由秘密转入公开活动。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3日，任命 唐绍仪为内阁总理。

3月11日 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和政治权利。申明在正式宪法未制定以前，其效力与宪法相等。

3月30日 袁世凯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

3月31日 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以统辖、裁遣南方革命军。

4月1日 孙中山正式宣告辞去临时大总统职。

4月2日 临时参议院议定临时政府迁北京。4日，议决该院迁北京。

6月18日 英、美、德、法、日、俄六国银行团在巴黎正式成立，筹划向袁世凯政府举借“善后大借款”。

6月27日 同盟会驻沪机关部倡议组织完全政党内阁，以反

对袁世凯专制。

8月12日 孙中山、黄兴联名电同盟会各支部，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事向全党征求意见。

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赴京商谈国事，是日抵京。在京一月，与袁晤谈十三次，宣布“十年不预政治”，愿以在野身份兴办二十万里铁路。

8月25日 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会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举孙中山为理事长。会议发布《国民党政见宣言》。

9月9日 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

9月28日 临时参议院议决定以武昌首义日——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又称“双十节”。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闲话辛亥：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末世的荒唐与苦痛

林则徐的澳门之行

西太后想要的“借口”和不想要的“扎花”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光绪”来了

给西太后讲立宪

光绪之死的公案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世纪末的看客

太监的酱缸动不得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辫子王朝的闲话

西洋镜与中国景

关于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

被燎掉的大胡子

八国联军与妓女以及“女人救国论”

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民国的扞格与风度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上了梁山的《苏报》

报纸的天窗与记者的牛

乱世的军事与政事

《叫魂》的多余话

一份“村图”的故事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新军脑后的辫子

小站练兵的风波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袍哥政府及其他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附 录辛亥革命大事记（1894年11月-19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