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历史的教训

原书名：The Lessons of Histoty

作者：【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

译者：倪玉平、张闶

审校：冯克利（著名翻译家）

作序：郭小凌（首都博物馆馆长）

出版：中国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5年1月

ISBN：978-7-220-09310-4

排版：安然

制作：豆子书坊

本书由新华文轩北京华夏盛轩图书有限公司策划出版并全球范围内制作发行中文电子书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品导读

《历史的教训》一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

在撰写《历史的教训》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50年的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这部1500万字巨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它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而荣获1968年的“普利策奖”和1977年的“自由勋章奖”。

因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为了分析历史并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杜兰特夫妇在此巨著的基础上，于1968年写作出版《历史的教训》一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它勾勒出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说明了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种族优劣、人类本性、宗教活动、社会主义、政府、战争、道德、盛衰定律、生物进化等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遗产，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

作者介绍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1968年）和自由勋章（1977年）获得者。

他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哥大博士学位。1926年，他出版了《哲学的故事》，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随后，他花了四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广受好评的重要著作——11卷的《世界文明史》。终其一生，杜兰特都热情致力于将哲学和知识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

序

这本书篇幅不大，却是作者长期读史、治史经验的积累与萃取。与其说它是一本历史经验谈，不如说是对人类史的哲学思考，涉及史学本体论与客体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历史是什么？历史的价值是什么？历史与自然界、与可以想到的社会自身的各种问题、各个领域存在怎样的关系？换句话说，它试图通过对人类各种历史问题的讨论与个人的结论性认识，为古希腊人归纳的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认识你自己（Knowing yourself）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解释与说明，提供一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启示。孰是孰非，还需读者自己品味与判断。

书名《历史的教训》隐含鉴古知今的寓意，其中许多教训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通过格言、定律式的语言高度概括呈现出来。有些教训的提法与流行的、看上去不成问题的解释相抵牾，但细细品味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比如，在论及生物学与历史的关系时，作者提出生物学赋予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他把战争比喻为一个国家的觅食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联合，除非各国组成一个更大的和更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间必然不断重复生存竞争的逻辑。这对我们深刻认识今天世界各国与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会有所助益。

再如，作者认为生物学赋予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人与其说生而平等，不如说生而不平等也不自由。因个人能力的差异，自由状态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所以平等是对才智高明的人的自由的压抑。渴求平等的都是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乌托邦式的平等是生物学上的灾难，等等。这些论述读起来可能不那么悦目，看上去在宣扬某类人的优势论。但细细想来，也不是无根无据之谈。我们都知道如果实行无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人在经济能力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引起历史上无数次业已发生过的暴力革命或非暴力的占领华尔街式的运动。在作者看来，整个经济史就是财富反复集中又被强制再分配的过程。由于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某种涉及社会问题的重大决策时，比如考虑制订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的政策时，就不能头脑简单，似乎只要纠偏、简单平均主义即可。我们还要考虑如何在照顾多数学习能力平平的学生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少部分学习能力出众的学生的利益，而这部分人的发展可能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三如，作者认为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工业社会的文明还没有进入正轨，或没有成熟。因此这一时期道德松弛，与其说是社会败坏的征兆，不如说是处于一种痛苦而又可喜的转变过程之中的状态。这种具有长远目光的乐观态度或许可以用来关照我们今天处于变化中的社会道德现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威尔·杜兰特视野广阔，大题短论，这样就使其论述很容易出现漏洞，也就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所误，比如他关于雅典在公元前 4世纪商业的高度发展说便脱离了古代实际，再如他关于多数人统治不符合规律的说法，实际上不符合所谓民享民有民治的民主制特征，因为民主即是多数人的统治，甚至可以是简单多数、实际上少数人的统治。类似错判还可举出一些。所以，他在书中表达的观点远远不是终极结论，读者尽可以见仁见智。但从我个人的治史经验看，说他的多数结论不是偏狭之见，而是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益智良言并不为过。鉴于此，这是一本易于阅读并开卷有益的书。是为序。

首都博物馆馆长、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郭小凌

2014年12月10日

前言

本书只需要简单交待几句。在完成截止到1789年的《世界文明史》后，我们抱着出版修订本的态度，重新阅读了第一至十册的内容，以便纠正书中的诸多遗漏、史实或印刷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记录下了一些大事和批评意见，这些内容或许会对当今事务、未来的可能性、人性和国家组织有所启发。（正文对《世界文明史》各册所做的引证，并不代表它就是权威，而是碰巧遇到的例证或说明。）我们尝试着直到审阅完成全部叙述之后，再得出结论。但是毫无疑问，预先形成的观点还是影响到了我们对例证材料的选择。本书就是这一选择的结果。它重复了很多我们以及前人已经表达过的观点。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追求独创，而是希望包容差异。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对人类经验的审视，而非个人的启示录。

最后，一如过去那样，我们必须对给我们提供帮助和建议的女儿埃塞尔表示感谢。

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

第一章　犹豫

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你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你是否只是从自己的工作中找点乐子，讲讲国家与观念的兴衰，侃侃“国王殒命的悲剧”？你是否比一个很少读书的街头路人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更深刻？你可曾从历史中得到有关我们现状的任何启示，有益于我们的判断和政策的任何指导，防止意外或不测事件发生的任何手段？你是否从历史长河中发现了规律，能够用来预示人类未来的行动或国家的命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归根结底“历史没有任何意义” ,它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浩瀚无涯的过去只是错误的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注定要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

我们不时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许多疑虑冲击着我们的进取心。一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吗？或者，过去只不过是一堆鲜有“定论”的“荒唐事”？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 即使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克服了诸如国籍、种族、信仰或阶级等偏见，他在材料选择和遣词造句上的细微差别，都会暴露出他的私人偏好。“历史学家总是犯过分简单化的毛病，他们从众多的人和事件当中，匆忙地挑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事实，却从来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实质和事件予以包容和理解。” 其次，我们通过从过去所得到的结论来推演未来，但是由于变化的加剧，导致这一行为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风险。1909年，查尔斯·贝驹（Charles Péguy） 认为：“自耶稣基督以来世界的变化，都没有最近 30年的变化快。” 今天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博士甚至认为，他们所学习的学科自1909年以来的改变，超过了此前有历史记载的所有时期。每一年，战时甚至每一个月，都有一些新的发明、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情况迫使人们对行为和观念做全新的调整。更有甚者，机遇的因素，或者说是自由的因素，似乎会进入到金属和人本身的活动运行中。我们再也不能确信，原子，更小的有机体，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过去发生反应那样，将一如既往地会在未来发生相同的反应。电子，如同库柏 的上帝一样，神秘莫测，其奇妙的运行以及一些怪癖的特点或情况，或许就能打乱国家之间的平衡。正如亚历山大（公元前 336－公元前 323年在位），当他酗酒致死，导致了他的新帝国分崩离析（公元前323年）；或者如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由于俄国继任沙皇醉心于普鲁士道路，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1762年）。

七年战争中，俄国军队于1761年12月攻克港口城市和要塞科尔贝格的情景。但1762年1月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的逝世，挽救了腓特烈的败局。

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 ——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 ——这大约是我们所相信的和所期望的。就哲学而言，我们试图通过整体来了解部分。就“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又试图通过过去来了解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总体性视野不过是一种错觉。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全部历史，在苏美尔人或埃及人之前，很可能就已经存在过许许多多的文明。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进行发掘！我们必须从局部知识入手，而且必须暂时接受所有的可能性。就历史而言，和科学与政治学一样，相对性至上，一切公式皆应受到质疑。“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 或许，因为有这些限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耐心地承受现实，并尊重彼此间的歧见。

由于人类在宇宙时间中只是一瞬，是地球上的一个匆匆过客，是其所属种群的一分子，是其所属种族的后裔，是肉身、性格和思想的复合体，是家庭和社会的一员，是某种信仰的支持者或者怀疑者，是某经济体中的一个单位，或者还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支军队中的士兵，我们都可在相应的学科题目之下——诸如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战争学——来探寻历史必须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试图把一百个世纪的历史浓缩进一百页的书中，并进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我们就试试吧。

第二章　历史与地球

历史具有烦人的二重性，因此我们姑且将历史定义为过去的事件或者记录。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一颗彗星可能会在任何时候飞得过于接近地球，而把我们这个小小的球体搅得天翻地覆，或者让人类及跳蚤在烟雾和热气中窒息而死；也许一小块碎片会从微笑着的太阳中滑落——正如一些人认为的我们这颗行星在当初形成时的那样——以极其野性的方式冲向我们，终结掉一切悲伤与痛苦。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我们接受了这些可能性，并用帕斯卡的话来反驳宇宙：“当宇宙压碎人类的时候，人类仍然要比杀死他的宇宙高贵。因为人类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而宇宙对自己的胜利却一无所知。”

历史受到地质条件的制约。每天，海水都要侵蚀一些陆地，而陆地每天也在侵占海洋；一些城市消失在水下，而沉没的大教堂永远敲响忧郁的钟声。山脉随着生长和侵蚀的节奏隆起或者消退；河流爆发洪水，或干涸断流，或改变河道；河谷变成荒漠，地峡又变成海峡。透过地质学的眼睛来看，地球表面所有的部分都处于不停流动的状态，人类在地球上迁徙流动就如同圣彼得脚踏波涛去见基督那样的不安全。

德国人马尔特鲁斯于148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

气候已经不再像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巴克尔（Buckle）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地控制我们，但它确实对人类有所限制。人类的聪明才智往往能克服地理上的不利条件：人类灌溉沙漠，改变撒哈拉的气候条件；人类可以铲平高山，并将丘陵辟为遍布葡萄的梯田；人类可以建造浮动的城市以穿越海洋，并设计巨型飞行器遨游天空。但是，一场龙卷风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把经营了上百年的城市毁灭殆尽；一座冰山就可以把一座海上宫殿掀翻或分为两段，并把成千上万个寻乐者送到极乐世界。如果降水变得稀少，文明就会消失于黄沙之下，正如在中亚那样；如果降水非常猛烈，文明就会窒息在雨林之中，正如在中美洲那样。如果在我们所居住的繁荣地区，温度平均上升华氏 20度，我们很可能将重新退化成嗜睡的野蛮人。在亚热带气候下，一个拥有五亿人口的国家，人们虽然可以像蚂蚁一样地繁衍，但令人萎靡不振的高温，会导致其不断被来自更富有生气地区的勇士们征服。虽然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建立和拓展了人类对地球的控制能力，但人类注定都是会变成土壤中的化石的。

地理好比是历史所在的子宫，哺育着历史，规范着历史。它的河流、湖泊、绿洲和海洋，吸引着移民定居于沿岸，因为水是生物和城镇的生命之源，并为运输和贸易提供廉价的航道。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美索不达米亚在“两河之间”及沿着它们的运河周围建立了绵延的文明。印度是印度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恒河的女儿；中国也把生计与灾难归因于大河，这些河流（像我们美国一样）经常偏离自身的河道而泛滥，同时使附近的土地变得肥沃。意大利因台伯河、亚诺河与波河的河谷而得到发展。奥地利沿着多瑙河而繁衍，德意志沿着易北河和莱茵河而成长，法兰西沿着罗纳河、卢瓦尔河和塞纳河而发展。约旦古城佩特拉和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则被沙漠中的绿洲所滋养。

作为当时罗马帝国经济、政治、宗教的中心之一，庞贝城市繁华，贸易往来繁多，经济发达，集中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雕刻，却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后的 18个小时内彻底消失。

当希腊人因繁衍太快而受到原有边境线的限制时，他们沿着地中海（柏拉图说“正如池塘周边的青蛙” ）、尤克森海（又称黑海），建立起了殖民地。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之中——从萨拉米海战（公元前480年）到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败（1588年）——地中海的北部和南部海岸，都是白人后代的竞逐之地。但是在1492年及之后，哥伦布（Columbus）和瓦斯科·达·伽马（Vaco da Gama）的航行刺激了人们勇敢地面对海洋；地中海人的统治权受到了挑战；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衰落了；文艺复兴逐渐衰退；大西洋沿岸国家崛起，并最终在大半个世界范围内确立了霸权的地位。“帝国采取了西进的政策”，大约在1730年，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这样写道。它将会继续穿过太平洋，将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商业技术出口到中国，正如之前传到日本的那样吗？如果东方的高出生率与最先进的西方技术相结合，会不会导致西方的没落呢？

飞机的发展将会再一次改变文明的格局。沿着河流和海洋的贸易路线将会越来越少，人员和物资将会越来越多地直接涌向目的地。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将会失去犬牙交错、便捷悠长的海岸线带来的贸易优势；俄国、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曾经因为土地过于广袤而受到的阻碍远超过海岸线带来的便利，现在将会因为航空运输而消除部分不利条件。沿海城市从铁路转船运或船运转铁路这种笨拙的贸易中得到的财富将会减少。当制海权最终在商贸和战争领域中让位给航空权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历史上的又一次根本性变革。

由于技术的发展，地理因素的影响变小了。地形的特征和轮廓，或许会为农业、矿业或商业的发展提供机会，但只有富于想象力和主动性的领导者，以及坚韧勤勉的追随者，才能将可能变为现实；而且只有类似的组合（就像今天的以色列那样），才能克服成千上万的自然艰险，创造出一种文化。是人类，而非地球，创造了文明。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历史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有时，夏日独自漫步在森林里，我们会听到或看见众多生灵的活动，它们在飞翔、跳跃、潜行、蠕动、打洞。我们的到来会让受惊的小动物逃跑，飞鸟四散，鱼儿消失在溪流中。突然我们感到，在这个没有偏见的星球上我们是多么危险的可怕的少数，我们会有片刻的感觉，而那万千生灵显然会这样觉得，我们是进入他们领地的闯入者。此时人类的所有记录和成就都会谦卑地复归于万千生灵的历史和视野。我们所有经济上的竞争，我们的争夺异性，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和那些隐藏在丛林落叶之下，潜行于水中或跳跃于树枝之间，正在追逐、求偶、争斗和受苦的生灵，并无二致。

因此，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考验，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种群保护了我们，但这个种群自身也必须经受生存的考验。

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我们的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党团、“种族”或者国家——团结合作，是为了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强化我们的群体。竞争的群体拥有与竞争的个体一样的特征：贪得无厌，好勇斗狠，党同伐异，狂妄自大。由我们集合而成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以更放肆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天性，并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我们的善和恶。我们好勇斗狠、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千万年前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而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捕获其他野兽，不得不暴饮暴食。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只是因为战争是竞争的最终极形式。除非我们的各个国家变成一个大而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之间势必将继续上演狩猎时期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湿地狩猎图。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鉴于“自然”（这里是指全部实在及其演化过程）未曾认真拜读过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身边的人，那我们只需要选择 30%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以与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与历史正是这样做的，带着傲慢的不公，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尔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 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自然”对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与个体相比，大自然更喜欢群体，她对文明和野蛮几乎不加区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时，她（这里是指繁衍、变异、竞争、选择以及生存的自然过程）也乐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的惩罚。恺撒时代，高卢人借助罗马军团的帮助打退了日耳曼人的进攻，时至今日，他们又借助于英国和美国军团的帮助来抵抗他们。当罗马帝国灭亡时，法兰克人从日耳曼涌入，从而建立了高卢法兰西。假如英国和美国衰落了，那么法兰西，这个从十九世纪以来人口几乎不变的国家，或许会再次遭受被蹂躏的命运。

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裸体雕刻《维伦多夫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特别夸张双乳、肚腹和臀部在身体中的比例，是一个象征多产的形象。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在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写于1798年的名著《人口论》中，作者解释道，没有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类的出生率便会大大地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会使得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尽管马尔萨斯是个牧师，一个好心人，但他依然指出，对穷人的救济或供应食物导致了他们过早结婚并且毫无节制地生育，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1803年再版时，他提议放弃除传宗接代以外的性生活，但他又拒绝赞成其他的节育方法。由于这项神圣的动议被接受的希望不大，他预测，未来人类增长和食物产量间的平衡，仍将和过去一样，势必依赖于饥荒、瘟疫和战争。

十九世纪农业的发展及避孕技术的进步，明显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在英格兰、美国、德国和法国，食物供给与人口增长率同步前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也延缓了结婚年龄，降低了家庭规模。消费者的增加同样意味着生产者的增加：新的“人手”开垦了更多的土地来种植更多的粮食。近年来，加拿大和美国出口了成千上万蒲式耳的小麦，同时国内也没有发生饥荒，这一事件似乎给了马尔萨斯一个鲜活的反驳。如果现今的农业技术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应用的话，那地球能够养活两倍于现今数量的人口。

当然，马尔萨斯或许会说，这种解决方式最多只能延缓灾难而已。土地上能够生长的作物终归是有限的；再先进的农业技术也迟早会被过高的出生率抵消；与此同时，医药事业、卫生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会让那些不适宜生存的人能得偿所愿地增加，导致优胜劣汰的目的付诸东流。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回答：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的提高，会使那些威胁世界安全的国家，因此而降低生育率，就像在欧洲和北美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在生产和生殖达到平衡之前，传播避孕的知识和方法，都只能是基于人道立场的劝导。理想的传宗接代，应当是健康者的权利，而不是性爱冲动的一个副产品。

是否有证据表明，节育不利于优生——那些实行生育控制的民族，是否降低了国民的整体智力水平？假定聪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采用节育方法，那么文化人的功劳显然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们所说的聪明，大多是个体教育、独特机遇和不同经历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高智商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来的。即使是博士的儿子，也必须接受教育，经历他们少不更事的谬误、教条、主义这些青春期麻疹的洗礼；我们也不能说，生活于贫困潦倒中的穷人，他们的基因中一定没有潜能和过人之处。就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尼采（Nietzsche）就认为，德国最优异的血液流淌在德国农民的血管里；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并不是最适合的材料。

在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中，家庭节育也曾起到过一些影响。我们惊奇地发现，恺撒（Julius Caesar）于公元前 59年对罗马那些子女众多的家庭予以奖励，并且禁止没有孩子的女人搭乘轿子，以及佩戴珠宝饰物。而奥古斯都（Augustus）大约在 40年之后又重申了这项法令，只不过好像同样没起什么作用。在上层社会，推广节育持续，与此同时，来自北日耳曼、希腊以及犹太人的移民充斥意大利，填补并改变了意大利人口结构。 极有可能的是，这种种族的改变，削弱了居民抵抗政府无能，以及抵抗外部攻击的能力和意愿。

在美国，盎格鲁 -撒克逊人较低的出生率，已经降低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而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预示着到2000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将在美国国家、城市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力量。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天主教徒身上；伏尔泰（Voltaire）、加尔文 (Calvin)和路德 (Luther)的故乡，有可能很快就会重回罗马教皇的怀抱。所以，出生率就像战争一样，可以决定基督神学的命运；732年，伊斯兰教徒在图尔的失败，使得法国和西班牙得以继续信仰《圣经》，而不是《古兰经》。所以天主教徒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和繁衍，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历史是一位无出其右的幽默大师。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在地球上，大约有 20亿有色人种和大约 9亿白色人种。但是，当约瑟夫·阿瑟·戈尔诺伯爵（Comte Joseph-Arthur de Gobineau） 于1853年至1855年间出版《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linegalité Races Humaines）一书时，很多白人看到后欣喜若狂。因为他在书中宣称构成人类的不同种族之间在身体构造、心智能力和性格品质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异（就像个人一样）；有一个种族，即“雅利安人”，是经上天选择的最优秀的种族：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在科学、艺术、文明方面所完成的所有伟大、高贵或辉煌的工作，都是源自于一个单一的起点，都是由一个胚种发展而成的……这粒种子只属于一个家族所有，它不同的分支已经统治了宇宙中所有的文明国家……历史已经表明，所有的文明都源自白种人，如果没有白种人的帮助，将没有人能生存下来。一个社会之所以伟大辉煌，只不过是因为它维持了创造这种文明的种族的高贵血统。

自然环境的优越条件（戈尔诺认为）并不能解释文明的兴起，因为相同的自然环境（举例来说，比如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壤）哺育了埃及和近东的文明，但是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并未诞生出任何文明，尽管他们也生活在各重要水道沿岸的肥沃土地之上。文明也不是由制度产生的，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制度下，甚至是极端相反的制度下，例如埃及的君主制和雅典的“民主制”，都曾兴起过文明。文明的兴起、成功、衰落和消失，依赖于人种的固有特质。一个文明的退化，正如这个词所示——是基因、血统或种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民族退化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经历了各种复杂血统的融合。” 这种情况，通常是有活力的种族，与被他们征服的种族之间相互通婚造成的。因此，那些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白人（他们未曾与印第安人通婚）就比那些在拉丁美洲的白人（他们与印第安人通婚）更加优秀。只有那些自己是衰弱无力的混血人种，才会谈论种族平等，或是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凡是具有强悍风格的民族和个人，都有种族意识，并且本能地不愿同自己族群之外的人通婚。1899年，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一个定居在德国的英国人，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bnten Jabrbunderts）一书，该书把具有创造力的民族由雅利安人缩小到条顿人身上。他说：“真正的历史，是日耳曼人用其铁腕获取古代传统之时开始的。”但丁（Dante）的脸型给了张伯伦强烈的冲击，被他认为是典型的日耳曼人形象；他认为自己清晰地听到了圣保罗致迦拉太人（Galatians）书信中的日耳曼语调；尽管他并不十分确定耶稣是日耳曼人，但他还是坚信：“任何宣称耶稣是犹太人的人，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就是不诚实的。” 德国作家们出于礼貌，没有反驳自己的客人（指张伯伦，译者注）：特赖奇克（Treitschke） 和伯恩哈迪（Bernhardi） 承认日耳曼人是最伟大的现代民族；瓦格纳（Wagner） 把这套理论应用到了音乐上；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用日耳曼人的血统和土地编造出了激荡人心的“20世纪的神话”；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基于这一偏见，更是鼓动德国人去屠杀一个民族，并试图征服欧洲。

纳粹宣传画中的雅利安人。德国纳粹主观性地歪曲了“雅利安”原来的定义，用这个字眼指“高尚的纯种”，歪曲性地宣扬北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典型代表。

美国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 在他的著作《即将逝去的伟大种族》（1916年出版）中，把人类文明的成就限定到雅利安人的一支中，他称之为“北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黑海北岸的塞西亚人、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英吉利人和盎格鲁 -撒克逊美国人。北方冬季极端寒冷，这些金发碧眼的“乡巴佬”横扫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进入到南部地区懒惰而昏睡的民族居住之地，历经一系列的征服之后，开启了有文字可考历史的序幕。按照格兰特的说法，“萨卡人”（抑或塞西亚人？）征服了印度，把梵文发展为“印欧语系”的一种，他们还建立了种姓制度，以杜绝他们与黑肤色的土著通婚带来的衰弱退化。辛梅里安人如潮水一般越过高加索山进入波斯，弗里吉亚人进入小亚细亚，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进入希腊和克里特，翁布里亚人和奥斯坎人进入意大利。在每个地方，北欧人都是冒险者、勇敢的战士和纪律严明的人；他们使性情多变无常、懒惰的“地中海”南部民族成了他们的臣民或奴隶。他们与安静而顺从的“阿尔卑斯山”血统的民族通婚，诞生出伯里克利鼎盛时代的雅典人与共和时代的罗马人。相互通婚的多利安人最少，他们演变为斯巴达人，这个勇猛的北欧人等级，统治着“地中海型”的黑劳。在阿提卡，通婚却使北欧人血统变得衰弱和软化，导致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被斯巴达人所击败，希腊被血统更为纯正的北欧人 —马其顿人和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所征服。

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日耳曼北欧人的另一场肆虐中，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征服了罗马帝国；盎格鲁和撒克逊人征服了英格兰，并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并赋予它法兰西的名字。再后来，北欧血统的诺曼人征服了法兰西、英格兰和西西里岛。北欧血统的伦巴底人带着自己特有的长胡子标志进入了意大利，在那里通婚，赋予了米兰和佛罗伦萨新的活力，使其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北欧血统的瓦良格人征服了俄罗斯，并统治到1917年。北欧血统的英国人把美国和澳大利亚变成了殖民地，征服了印度，并在亚洲每一个重要的港口都设立了他们的前哨站。

格兰特哀叹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支北欧血统的种族正在逐渐失掉他们的主宰地位。1789年，他们失去了在法国的立足点。正如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 对他的咖啡馆听众宣传的那样：大革命是土著高卢人（“阿尔卑斯人”）对条顿族的法兰克人的反叛，因为后者曾在克洛维王朝和查理曼王朝的统治下征服了前者。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北欧人的后裔，使得它们在欧洲和美洲的阿尔卑斯人和地中海民族较高出生率的冲击下相形见绌。格兰特曾预测，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北欧人将会失去霸权地位。而伴随着北欧人的失势，西方文明消失在从内部和外部涌现的野蛮制度之中。格兰特明智地承认，地中海沿岸的“种族”在身体耐力方面弱于北欧人和阿尔卑斯人，但在智力和艺术方面则取得了更高的成就，他们一定会创造像希腊和罗马在古典时代那样的辉煌；不过，这可能仍要归功于他们和北欧人通婚带来的改造。

种族理论的一些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学者会提醒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出了最为悠久的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到现在，他们涌现了无数的政治家、发明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圣贤，等等。墨西哥学者会指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建造了气势恢宏的建筑。印度学者尽管承认约在公元前1600年时“雅利安人”曾渗透到印度北部，但他们仍然会强调，印度南部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伟大建筑家和诗人；马德拉斯、马都拉和特里奇诺波利的庙宇，是世界上最为引人入胜的建筑之一。还有高棉人在吴哥窟建造的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塔形神龛。历史就是个色盲，任何肤色的人，都可能发展出一种文明（只要环境适宜）。

即使种族理论被限定在白种人范围内，也会有许多的难题。闪米特人会把他们的文明追溯到巴比伦、亚述、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迦太基和伊斯兰。犹太人把《圣经》和基督教传播到了欧洲，而且提供了穆罕默德《古兰经》中的大部分内容。伊斯兰教徒可以列出一大长串的名单，包括统治者、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当西方世界还在黑暗的中世纪进行摸索时（565-1095年），这些人却征服和统治了从巴格达到科尔多瓦白人世界中的主要地区。

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毫无疑问是地理上的机遇与经济、政治发展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由于种族的原因，况且这些文明中的绝大部分都有来自东方的渊源。 希腊的艺术和字母就是从小亚细亚、克里特、腓尼基和埃及那里获取的。在公元前2千纪（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1世纪，译者注），希腊文化是“迈锡尼”文化，部分源自克里特，而克里特文明又很可能是向小亚细亚学习的。当“北欧人”的多利安人横扫巴尔干半岛时，到公元前1100年，他们摧毁了这个原始希腊文化的大部分；只是在经过数个世纪的间歇后，历史上的希腊文明才在“来库古”的斯巴达、泰勒斯的米利都、赫拉克利特的以弗所、莎孚的莱斯沃斯、梭伦的雅典时浮出水面。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希腊人沿着地中海的杜拉佐、塔兰托、克罗托纳、雷焦、卡拉布里亚、锡腊库扎、那不勒斯、尼斯、摩纳哥、马赛、马拉加等地散布自己的文化。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城市，以及可能是属于亚洲文化的伊特鲁利亚，诞生了古罗马文明；从罗马又诞生了西欧文明；从西欧又诞生了南北美洲的文明。公元3世纪以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来自不同族群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或亚洲部落，都曾把意大利夷为废墟，摧毁了古典文明。南方人创造文明，北方人就征服它、毁灭它、借鉴它、传播它：这是对历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通过测量大脑与面容或者与体重的关系，把文明与种族联系起来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如果非洲黑人没有创造出伟大的文明，很可能是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阻碍了他们，那么在相同的环境下，任何白色“人种”就一定能做得更好吗？显而易见的是，无数美国的黑人，在最近一百年间，在各种专门职业、艺术和文学方面，都占据很高的地位，尽管他们面临着不计其数的社会障碍。

种族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创造性的，还不如说是准备性的。各种各样的部族，从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时期，进入某一地点，他们彼此之间，或者与土著居民之间，在血统、传统和行为方式层面相互融合，就好像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使两个不同的“基因库”交汇到一起一样。像这样的种族融合，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就可能从中诞生出新的类型，甚至是新的民族；正如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和诺曼人融合产生了英格兰人一样。当一个新的人种形成时，它的文化表现是独特的，它构成了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外貌、性格、语言、文学、宗教、伦理和艺术。不是种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人类形态。与其说是英国人塑造了英国文明，还不如说是英国文明塑造了英国人；如果一个英国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有英国文明的烙印，即便是在蒂姆巴克图（Timbuktu,西非洲落后的地区，译者注）吃晚餐的时候也要穿戴整齐，这就说明不是他重新创造了自己的文明，而是文明控制了他的灵魂。从长远来看，这些传统或种族类型的差异性，是由于环境的影响造成的。北方民族在热带地区居住上几代后，也会具有南方民族的特点；当安逸的南方民族后代跑到北方后，活动和思维的节奏也会加快。

就此而言，美国文明至今仍然处在种族融合的阶段。1700年至1848年间，在佛罗里达以北的白种美国人，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文学，宛如旧英格兰之花在新英格兰土壤之中重新盛开。1848年之后，美国门户开放，欢迎所有白种人；一场新的种族融合开始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都难以完成。当融合完成后，一个新的同质种族形态形成之时，美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它和英语的区别，将如同西班牙语同意大利语的区别一样）、本土的文学和独特的艺术；以上种种变化，已经隐约可见，或者说在喧闹之中前行。

“种族的”偏见，有着种族起源上的某些根据，但它们可能主要由于后天文化（如语言、衣着、兴趣、道德或宗教）而产生。除了普及教育，没有别的医治种族偏见的良药。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那么，人性的构成是什么呢？

我们也许可以定义人性是人类最基本的倾向和情感。这种最基本的倾向，我们称为本能。虽然我们承认，对这些倾向与生俱来的性质有不少怀疑。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给出的“性格元素表”，来对人性进行描述。按这种分析，人类通常“天生”具备（这里指遗传）6个积极的和 6个消极的本能，其作用是保护个人、家庭、群体以及种族。在积极的人格中，是积极的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但大多数人都具备了两套本能——勇于面对或者消极逃避（根据心境或环境不同而定）来自生活中的基本挑战和机遇。每个本能所形成的习惯又都伴随着各种情绪。以上总和就构成了人性。

性格元素表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性又改变了多少呢？从理论上讲，是一定会有所改变的，自然选择就已经假定了它既会作用于生理变化，也会作用于心理变化。然而，就已知的历史来说，人类的行为却又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在柏拉图生活的年代，希腊人的行为举止与近代的法国人非常像，罗马人的行为举止则与英国人类似。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虽然变了，但动机和目标依然如故，如：行动或者休息，争取或者放弃，迎战或者退缩，合群或者独居，求偶或者排斥，提供或者厌恶父母之爱。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也不会有人性的不同：总的来说，穷人和富人都有同样的冲动，只不过穷人没有什么机会，而且技能太差，无法实现他们的本能冲动而已。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件事情是，获胜的反叛者会采用他们过去习惯于谴责的方法。

阿尔玛·塔德玛的作品《讨论中的罗马人》。辩论让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人们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

有史以来，人的演化一直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其进化程度不是经由物种遗传变异，而主要是因为经济、政治、智力和伦理道德的革新，通过模仿、习俗和教育的力量，个别地或者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群体内的习俗和传统，与物种的类型和遗传因素相一致，也与个人的本能相一致；它们随时会做出调整，以适应那些典型的和不断重复的情况。但确实会出现新的情况，需要做出不墨守成规的新反应。因此，高等生物的发展，需要有为实验和创新提供条件的能力——演进和突变中的社会能动关系。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

具有开创精神的个人——“伟人”、“英雄”、“天才”——是因为塑造历史的力量而赢得他的地位。他不全是卡莱尔 （Carlyle）所说的神，他是在他那个时代、他那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既是历史事件的执行人和代言人，又是其产物和象征；若无形势所迫，他的新观念便不合时宜，无从实践。他若是个实干的英雄，受其地位和危机加剧所迫，便能焕发出巨大的威力，而若是在平时，那不过是些闲置无用的潜能。但是他也不只是历史事件的一个结果，历史事件通过他或者围绕着他而发生，他的想法和决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有时他的口才，就像丘吉尔 (Churchill)一样，可以力敌千军；有时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远见卓识，就像拿破仑（Napoleon）一样，可以所向披靡，赢得战争并建立国家；有时他是一个先知，就像穆罕默德（Mohammed）一样，善于激励人心，他的话可以使穷人和弱势群体产生不可估量的进取心，焕发出令人惊叹的力量。像巴斯德（Pastur，法国化学家）、莫尔斯（Morse，美国发明家）、爱迪生（Edison,美国发明家）、福特（Ford，美国企业家）、赖特（Wright，美国建筑学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一类人物，既是无数原因的结果，也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影响。

在我们的“性格元素表”中，模仿与创新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合作相依的。由于顺从的天性与争强好胜的个人相结合，才能使一个社会有秩序地运行，所以模仿的多数遵循着少数人的创新，而创新的少数人又遵循着原创性的个人，以便通过新的方式去适应环境与生存的要求。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鼓掌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

雅克·路易·大卫绘于1812年的《拿破仑及其书房》。这幅画将拿破仑塑造成一个勤奋工作的理想统治者形象。

因此，智力是历史中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也可以成为分裂与破坏的力量。每100种新的思路，其中至少有99种，可能连它们试图去取代的那些旧传统都不如。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光彩夺目或者见识广博，在他的有生之年，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总是能对他所在社会的习惯和礼俗做出明智的判断与取舍。因为这些习惯和礼俗，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一个荷尔蒙旺盛的青年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他不能充分享有性欲发泄的自由？假如他不遵守习俗、道德与法律的规范，在他足够成熟之前，还不明白性是一条充满烈火的欲河，必须处处设防，严加限制，约束自己，那么将会导致个人和团体的大混乱，并毁掉自己的一生。

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新的观念应该被听取，因为少数新观念可能有用。但新观念必须经过异议、反对以及轻蔑的研磨，这也是对的。这是新观念被允许进入人类赛场之前必须存在的预赛。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样的对抗，就像两性冲突和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道德是社会规则（就像法律是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一样），充当社会告诫者的角色，借以劝诫其成员和团体，在行为上要和社会的秩序、安全和发展相一致。所以，1600多年以来，散居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靠着严格而细致的道德准则，保证他们的连续性以及内部的和平，几乎不需要从国家和法律中获得帮助。

史识无多者，会强调道德规则是易变的，他们断定不必拿它太当真，因为它因时因地而异，甚或时而相互矛盾。史见丰富者则会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并断定它不可或缺。

道德规范之所以不同，乃是因为它们不断调整自身去适应历史和环境的条件。如果我们把经济史分为三个阶段——狩猎期、农业期和工业期——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阶段的道德规则将会在下一个阶段发生改变。在狩猎阶段，一个人必须随时准备好去追捕、格斗和砍杀。当他抓到了猎物，总是要吃下三倍于自己胃消化量的食物，因为他拿不准何时才能吃到下一顿。不安全感是贪婪之母，记忆是残酷的——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是残酷的，这一点可能已深入骨髓——当时生存的考验取决于杀戮的能力，就像现在的国与国之间一样。大体来说，当时男人的死亡率要高于女人——因为男人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捕猎物。一些男人必须同时拥有几个女人，每个男人都被期望能使妇女频繁怀孕。因此好斗、残暴、贪婪和好色，在为生存而战斗的时代，是一大优势。很可能今天的每一种罪恶，在以前都曾经被视为品质——一种使个人、家庭或者团体得以生存的美德。男人的罪恶可能是他崛起时的遗迹，而不是他堕落时留下的耻辱标记。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由狩猎期发展到农业期的确切时间——或许是在新石器时代，或许是从发现播种粮食可以增加野生小麦的产量而开始的。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新的制度要求新的美德，同时把一些旧的美德视为罪恶。于是，勤奋变得比勇猛更加重要，讲究规则和节俭比武力更有价值，和平比战争更加有利。孩子们是经济资产，节育是不道德的。农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受父亲和季节变化的支配，父权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每一个正常的男童，在心智和自立方面都成熟得很快。在 15岁时，他就会对生活中的体力工作有所了解，和他在 40岁时所了解的完全一样。他需要的不外乎土地、耕具，以及健康勤快的臂膀。所以他早早结婚，几乎与自然的要求同步，他不必为新秩序下永久性的定居式家庭模式对婚前关系的严格限制而长久焦虑。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贞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失去贞操，她可能变成弃妇。一夫一妻制是两性数量大致平衡的要求。1500年以来，贞操、早婚、一夫一妻、白头偕老和多生多育，这些农业道德规范，一直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地区和白人聚居地区延续着。这是一套严格的规范，它在历史上产生了某些最为顽固的特征。

《沙发上的裸女》。该女子是路易十五的情妇之一。在贵族社会里，通奸并不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瑕疵，许多贵族夫妻大部分的时间都分开生活，彼此认许对方的不忠，而且将这种罪过优雅地遮掩起来。

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经济形态和上层道德结构。这个过程先是缓慢发生，然后迅速而广泛地展开。男人、女人和子女离开故乡和家庭，放弃权威社群，以个人的身份去工厂打工，所得也归个人所有，工厂的房子并非为人而建，而是为了机器。每隔十年，机器都会成倍增加，操作变得更加复杂，经济自立（养家糊口的能力）延后，子女不再是经济资产，婚姻被推迟，婚前贞操变得更加难以维持。城市让人对婚姻望而却步，但为性提供的刺激和方便却应有尽有。女人被“解放”了——也就是说，商业化了，同时，避孕药使她们能够将性交与怀孕分离开来。个人主义在工业社会日益增长，使得父亲和母亲的权威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叛逆的年轻人不再受村民的监督和限制，他可以在素不相识的城市人群中隐藏自己的罪孽。科学的进步让试管的权威超越了牧师的权威；经济生产的机械化提出了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教育的传播助长了对宗教的怀疑，道德规范失去了越来越多超自然的支持力量。旧的农业道德规范开始走向灭亡。

我们这个时代，和在苏格拉底（Socrates，死于公元前399年）时代和奥古斯都（Augustus，死于公元 14年）时代一样，战争助长了暴力，松弛了道德。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引起的暴力事件和社会动荡之后，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感到可以任意地藐视祖先们的道德规范；而特拉斯马科斯（Thrasymachus） 也宣称，强权即是公理。在经过马略（Marius）和苏拉（Sulla）、恺撒（Caesar）和庞培（Pompey）、安东尼（Antony）和屋大维（Octavius）的多次战争后，“罗马充满了失去经济地位和道德恒心的男人们，比如已经尝试过冒险滋味和学会了杀人技能的士兵，亲眼见到自己的积蓄消耗于战争引发的税收和通货膨胀的公民……女人被自由冲昏了头脑，离婚、堕胎和通奸层出不穷……浅薄的诡辩家得意洋洋地卖弄着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 。这几乎是欧美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写照。

表现古罗马床笫生活的壁画。

历史提醒我们，罪恶在每一个时代都曾蓬勃发展，这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安慰。在我们的时代，同性恋的受欢迎程度，甚至难以和它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相媲美。“人文主义者以学者的情怀落笔于此事，阿里奥斯托

（Ariosto） 断定，他们都沉迷于此。”阿雷蒂诺（Aretino） 请曼图亚公爵（Duke of Mantua）送给自己一个迷人的男童。 卖淫嫖娼活动，从亚述帝国 受政府管制的妓院到今天西欧和美国城市的“夜总会”，一直大量存在，无处不有。1544年，在维滕堡大学，根据路德（Luther）的说法，“女孩子的放荡越来越大胆，她们追踪男同学，进入他们的房间或者卧室，以及任何可能的地方，奉上她们随意的爱情。” 蒙田（Montaigne）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1533-1592年），淫秽书籍充斥市场，随手可得。 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沦丧，与英国复辟时代相比，只有种类上的差别，没有程度上的不同。约翰·克莱兰（JohnCleland，英国色情文学作家）的作品《欲女回忆录》——一部货真价实的媾合连续剧——在1749年非常受欢迎，就像在1965年一样。 我们在尼尼微（Nineveh） 遗址附近发掘出了骰子，可见在每个时代，男性和女性都嗜好赌博。在每一个时代，男人都不诚实，政府都很腐化，很可能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普遍。十六世纪的小册子文献中，“充满对食品和其他货物大量掺假的谴责和抱怨” 。人从来不甘心遵从“十诫”。我们已经看到了伏尔泰（Voltaire）将历史主要视为“集人类的罪恶、愚蠢与不幸之大成” 。吉本（Gibbon）也认可这一概括。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自己，通常所记载的历史（“悔罪的记录”）与日常生活的历史大不相同，历史学家记录了那些特殊的事件，因为它是有趣的，因为它是特殊的。假如没有博斯韦尔（Boswell，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译者注）替那些特殊人物在历史学家的著作里找到与他们地位相当的记载，我们对过去的人和事的看法会更加单调，但也更加准确。在战争与政治、不幸与贫困、通奸与离异、谋杀与自杀等血腥画面背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正常家庭，他们有美满的婚姻，男人和女人和善且恩爱，与孩子们一起享受着有苦有乐的生活。即便是在记载的历史中，我们也能发现许许多多善良的故事，甚至是高贵的故事，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忘记罪恶，但是可以原谅罪恶。历史的慈善馈赠，几乎和战场与监狱的暴行一样多。即便是在我们粗略的叙述中，我们也能多次看到人们互相帮助的事例——比如法里内利（Farinelli） 为德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 的孩子提供费用支持，社会各界人士救助年轻的海顿（Haydn），康特·丽塔（Conte Litta）支付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ohann Christian Bach）在博洛尼亚的学习费用，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多次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提供金钱，普奇博（Puchberg）一再耐心地借钱给莫扎特。谁敢说不能写出一部人类善良的历史呢？

因此，我们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松弛是衰败的先兆，还是已失去了农业社会基础的道德规范，向着仍在由我们的工业文明融铸为社会秩序和常规的道德规范痛苦而可喜的转变。同时，历史使我们相信，文明的衰败是十分从容不迫的。在希腊，道德的弱化始于诡辩家，在此后的250年里，古希腊文明仍然继续产生文艺杰作。罗马人道德的“衰退”，开始于被征服者希腊人涌入意大利（公元前 146年），但直到公元 180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去世，罗马仍然不断涌现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罗马在恺撒（Caesar）当政时（公元前 60年）政治上处于低谷，但是直到公元 465年罗马才完全屈服于野蛮人。我们也许像罗马帝国一样，很久之后才会垮掉！

《五代祖宗容像》。中国儒家伦理思想以孝为家庭、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强调善事父母、尊敬长辈。

受战争威胁所迫，我们文明中的纪律性也许能通过军事训练而得到恢复。部分的自由随整体的安全而起落。随着地理屏障的消失，个人主义在美国和英国会减少。性放纵也许可以由它自身走入极端而得到矫正。我们毫无约束的孩子们，可能会亲身见到秩序和谦逊成为时尚；穿上衣服会比赤身裸体更让人振奋。同时，我们很多道德上的自由也挺好：解除了对神怪的恐怖，既不伤害到别人也不会伤害到自己地快乐享受，到郊外让肉体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不都是很愉快的事吗？

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即使是持怀疑论的历史学家也对宗教保持谦卑的尊重，因为他看到了宗教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似乎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不幸的人、受难者、孤儿和老人来说，宗教带给他们超自然的安慰；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把这种安慰看得比任何自然的援助更为珍贵。它帮助家长和教师管教年轻人。宗教让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通过宗教的一些仪式，人间的习俗变成与上帝的神圣关系，从而形成稳定的力量。宗教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拿破仑语）。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许多人经受贫穷和失败，对于失意的人而言，某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是替代绝望的唯一选择。摧毁了希望，阶级斗争就会愈演愈烈。天堂和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井中的两个水桶：当一个下降时，另一个就会升上来；当宗教衰退时，共产主义就会兴起。

起初，宗教似乎与道德没有任何联系。显然，［因为我们只是猜测，或者说只是回应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 的话，而佩特罗尼乌斯又是重述卢克莱修（Lucretius） 的话］“最初是恐惧创造了神” ——恐惧那些隐藏在大地、河流、海洋、树木、风和天空中的力量。宗教通过祭祀、供奉、咒语以及祈祷，成为了抚慰以及崇拜这些力量的手段。只有当牧师利用这些恐惧和仪式来支持道德和法律时，宗教才成为维持或者对抗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力量。宗教告诉人们，当地的道德和法律条规都是神祇授意的。它描绘了智慧神透特（Thoth）通过国王美尼斯（Menes）赋予埃及法律，沙马什（Shamash，古巴比伦太阳神，译者注）通过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给予巴比伦人法典，耶和华通过摩西给予犹太人《十诫》和《613条戒律》，圣女厄革里亚（Egeria）通过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给予罗马人法律。异教徒的祭仪与基督教的教义都宣称，地球上的统治者们是受神的指派，并受神保护的。出于感激，几乎每个国家都会与祭司分享它的领土和税收。

一些持反对观点的人，怀疑宗教是否曾提升过道德，因为即使是在宗教统治的年代，不道德行为依然猖獗。诚然，淫乱、酗酒、猥亵、贪婪、欺诈、抢劫和暴力，在中世纪的确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伦理、牧师的谆谆劝诫、圣人的以身作则，以及使人宁静、统一的宗教仪式来维护人心，可能五百年间因为蛮族入侵、战乱、经济萧条和政治混乱所催生出的道德失衡，将会更加严重。罗马天主教会努力减少奴役、家庭矛盾和民族纷争，延长停火与和平的时代，它用正规的法院审判取代了决斗或神裁断案。它减轻了罗马或蛮族法律规定的酷刑，并广泛地扩展了慈善的范围和组织。

尽管教会为国家效力，但它声称自己高于所有国家之上，正如道德也必须高于权力一样。它告诫人们，不受更高的忠诚约束的爱国主义可能会变成贪欲和犯罪的工具。它颁布了一部道德法典，适用于基督教世界相互竞争的所有政府。教会声称自己有神圣的起源，享有精神上的支配权，从而将自己当成国际法庭，要求所有统治者对此法庭负起道德上的责任。1077年，皇帝亨利四世 (1056-1105年在位，译者注)在卡诺莎（Canossa）不得不屈服于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的压力，确认了这一主张。一个世纪后，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又把教皇的权威和尊严提升到新的高度，似乎完全实现了格里高利的理想，即教会是一个道德上的超级国家。

这个宏伟的梦想，在民族主义、怀疑主义和脆弱人性的攻击下支离破碎。教会也是由凡人组成的，他们往往也会犯偏执、腐败、巧取豪夺的罪过。法兰西的财富和权力不断壮大，便利用教皇制度作为她的政治工具。国王足够强大时，便会迫使教皇解散对教权忠心耿耿的耶稣会。教会也自甘堕落，编造各种圣徒故事，伪造圣迹圣物，杜撰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礼”（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译者注），宣称君士坦丁大帝将西欧的统治权遗赠给教皇西尔韦斯特一世（SylvesterⅠ，314-335年在任），编造了一系列人称“假赦令”（约842年）的文件，将教皇的无上权力说得既神圣又古老，数百年来让罗马教廷从中获利无数。 教会上下越来越把精力用于促进其正统地位，而不是用于促进社会道德；宗教裁判所几乎丢尽了教会的脸。虽然嘴上倡导和平，教会却煽动了16世纪法国的诸次宗教战争，以及17世纪的德国三十年战争。在废除奴隶制这一现代道德的一大进步过程中，罗马教廷仅扮演了一个很平庸的角色。当然，它允许哲学家倡导人文主义运动，从而减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历史已为教会正名，因为它相信广大民众渴望一种充满奇迹、神秘性和神话的宗教。虽然在仪式、教士服饰以及主教的权力方面，可以出现一些微小的改变，但教会却不敢改变受到理性嘲讽的教义，因为如此一来，就会使无数人原本希望和神联系在一起的鼓励与安慰随之破灭。在宗教和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和解的余地，除非哲学家承认他们找不到其他办法来取代教会的道德功能，教会则承认宗教信仰和知识选择的自由。

历史是否支持对上帝的信仰呢？如果“上帝”不是指自然那富有创造性的活力，而是指一个智慧和仁慈的、至高无上的存在，那么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虽然不大情愿。就像生物学的其他分支一样，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个个人和群体中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它从不优待善心，它充满了不幸，最终的考验全看生存能力。除了犯罪、战争和其他的一些人类暴行外，还有地震、暴雨、龙卷风、瘟疫、海啸与其他一些“神之所为”，它们周期性地摧残着人类和动物的生命。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了一个可以说是盲目，也可以说是公正的宿命存在，它的偶然性或随机性的景象，被我们主观地赋予了秩序、荣耀、美丽或者崇高的品质。假如历史支持任何神学解释，那想必是一种琐罗亚斯德教或摩尼教那样的二元论：一个善良的神灵和一个邪恶的神灵彼此争斗，以求获得对宇宙和人类灵魂的掌控权。这些信念和基督教义（本质上是摩尼教的）都向它们的信徒保证：善良的神灵最终一定会获得胜利。不过历史没有为此提供任何保证。自然和历史并不认同我们的善恶观念，它们把那些存活下来的适者当作“美”，而把那些失败者和被淘汰者看作“恶”，宇宙对基督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也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

莱昂·热罗姆作于1863年的画作《基督教殉教者的最后祈祷》。在基督教早期，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采取迫害政策。

莱昂·热罗姆作于1863年的画作《基督教殉教者的最后祈祷》。在基督教早期，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采取迫害政策。

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人们日益意识到这一点，这进一步损害了对宗教的信仰。在基督教世界，我们可以把衰退开始的日子定在1543年 的哥白尼（Copernicus）。虽然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但是到1611年，约翰·多恩（JohnDonne）哀叹，地球已经成了世界的“郊区”，并且“新理念使得一切都受到怀疑”；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偶尔会歪戴帽子去见主教，宣称：“科学是已经被解放了的现代人类的宗教。”从那一代人开始，人们相信作为一个外在的神的“上帝死了”。

如此重大的结果，除了需要科学和历史知识的传播之外，还需要其他更多的因素。首先，是新教改革，它最初是在捍卫私人的判断权。随后是众多的新教教派和相互冲突的神学理论，它们既都诉诸《圣经》，也求助于理性。接着是对《圣经》更高级的注疏，揭示了神奇的经书不过是凡人不完美的作品。其后，又有英国的自然神论运动，把宗教降低到一种对和自然难以区分的上帝的模糊信仰。日渐熟悉其他宗教后，人们发现那些宗教中的神话，大多发生在基督教之前，所谓的事实依据其实类同于继承而来的教义。随即，新教揭穿了天主教的奇迹，自然神论揭穿了《圣经》的奇迹，一般人揭穿了宗教史中的一些欺诈、宗教审判不公及大屠杀事件。其后，工业取代了农业—每天机器不断的轰鸣声显示机器时代已经到来，搅乱了人们原来对生命轮回和成长奥秘的信念。此外，怀疑学派比如培尔（Bayle） ，以及泛神论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Spinoza），大胆冒进；法国启蒙运动时，对基督教进行了大举进攻；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也针对教会进行反抗。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现代战争中有很多平民被滥杀。最后，科学技术令人敬畏的胜利，全面提升了人类的能力和破坏性，向神圣的天命发起了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基督教也有点给自己帮倒忙的情况，许多基督徒形成了一种道德意识，使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传统神学中报复心很重的上帝。地狱的观念在教育思想中消失，也走下了布道的讲坛。长老会的教徒也把《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视为羞辱，这个信条让他们发誓信仰创造世间亿万男女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又预言，无论他们拥有美德还是罪恶，都注定要被打入地狱。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在参观西斯廷教堂时，会被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绘画所震惊，在画里，耶稣将犯罪的人一股脑地丢往燃烧着永不熄灭熊熊大火的地狱中，这就是那个“温柔的耶稣，既谦卑又和善”？这就是那个启迪我们年轻人心灵的耶稣？正如古希腊人的道德发展，削弱了他们对奥林匹斯山上争吵淫乱的诸神的信仰（柏拉图写道：“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神祇的存在。” ），基督教伦理的发展，也慢慢地侵蚀了基督教神学。基督摧毁了耶和华。

用世俗制度取代基督教是工业革命的最高峰和最关键的结果。政府应当努力放弃神学的支持，这是许多重要的实验之一，它动摇了我们今天的许多想法和行为。法律，在过去是代表上帝赋予国王判决的权力，现在已经明显地成为容易犯错误的凡人所颁布的命令了。教育，在过去是代表得到神启的牧师的神圣职责，现在却变成了卸下神学长袍与敬畏之心的普通饮食男女的职业，他们用理性和劝说去教化那些反叛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除了警察之外什么都不怕，而且可能根本学不会推理。大学曾经与教会合二为一，现在也被商人和科学家夺走。爱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接替了超自然的信仰和道德准则的教诲。宗教节日已经变成了假期。戏院即使是在周日也会满座，而教堂即使是在周日也有一半座位是空的。在盎格鲁 -撒克逊家族中，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和保护色。在美国的天主教家庭中，这种风气也很盛行。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中，宗教是“女性的第二性征”。无数迹象表明，基督教正在走向古希腊宗教衰落的老路，古希腊宗教的衰亡就是紧随智者和希腊启蒙运动发生的。

天主教得以生存的原因在于，它勾起了人们的幻想、希望和情感；它的神话安慰穷人的生活，并照亮了他们的希望；以及因禁止堕胎而导致的高生育率，使它的信徒逐步收回了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地盘。天主教失去了知识阶层的依附，并且由于和世俗教育与文学的接触，信徒也日渐不守教规。但是，天主教得到了两种人的皈依，一种人是对理性的不确定性感到苦恼，另一种人是希望借助教会之力，来压制内部的混乱，以及抵制共产主义的浪潮。

如果再有一场战争摧毁西方文明，毁灭城市，蔓延贫穷，让科学名誉扫地，就像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译者注）一样，教会就会变成劫后余生的人们唯一的希望和指引。

《打捞灵魂》（1614年）。这幅画表现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信仰之争。

历史的一个教训就是，宗教具有多次生命，有复活的传统。在过去，上帝和宗教死而复生太常见了！埃赫那吞（Ikhnaton）用尽法老的全部力量，消除了对阿蒙神（Amon）的崇拜，但在埃赫那吞死后一年，对阿蒙神的崇拜又恢复了。 在释迦牟尼（Buddhism）年轻的时候，无神论风行于印度，于是他创立了一个无神的宗教，但当他涅槃后，佛教发展成一个包括诸神、圣哲和地狱的复杂神学理论。 哲学、科学和教育将希腊的万神殿扫荡一空，但是这种真空状态吸引了成堆的东方信仰，使复活的神话更加丰富。1793年，赫伯特（Hébert） 和肖梅特 (Chaumette) 错误地理解了伏尔泰的思想，在巴黎建立了无神论的崇拜会，只信仰理性女神（Goddese of Reason）；一年之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在担心混乱的同时，又得到了卢梭（Rousseau）的启发，建立起了对“万物主宰”(Supreme Being)的崇拜；1801年，精通历史的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签署了协约，准许天主教会在法国恢复活动。在维多利亚女王与基督教的妥协下，英国十八世纪的非宗教化政策消失了：在教会默许附属于政府，以及教区牧师要谦卑地为乡绅服务之后，政府同意支持圣公会，受过教育的各阶层人士也压抑起自己的怀疑主义。19世纪的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理性主义也让位给了宗教复兴。

清教主义和异教主义，即情感和欲望的压抑与表达，在历史上相互作用，交互出现。一般来说，宗教和异教主义盛行之时，就是法律很无力，而需要道德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重担的时候。怀疑主义和异教主义（其他因素是一样的）挺进时，就是法律权威兴起之时，只要不危害国家的根本稳定，政府就会听任教会、家庭、道德衰落。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的力量与上述好些力量结合在一起，放任信仰和道德，并允许异教主义恢复其自然的影响力。也许我们的过激行为会带来另一种反应，道德失序可能会产生宗教复兴，无神论者也许会再次（就像法国在1870年惨败后）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学校，培养他们的宗教信仰。让我们来聆听一下不可知论者勒南（Renan） 在1866年的呼吁：

让我们来享受作为上帝子民的自由，但我们也要小心，免得一旦基督教教义走向无力时，我们会变成道德沦丧的帮凶、危害社会的帮凶。如果没有了宗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理性主义要统治世界，却不考虑灵魂对宗教的需求，那么，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历史是否证明了勒南的结论，即宗教对道德而言是必需品——自然的伦理力量太过脆弱，以至于不能抵抗那些潜藏在文明之中、展现在我们的梦境、犯罪行为与战争中的野蛮？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 说：“我不知道一个流氓的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一个诚实人的心里有什么；它很可怕。”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也能成功地维持。法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使他们的政府脱离了教会，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给予帮助。只有少数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不仅已经与宗教脱离关系，并且还拒绝其援助。或许，这个实验在俄罗斯取得了明显而暂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暂时将共产主义当成了人民的宗教，它取代了教会，成为了安慰与希望的供应者。如果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消灭民众的相对贫穷，这个新的宗教就将失去它的狂热和效果，国家也许就会默许恢复超自然的信仰，以此来缓和不满。“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

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按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描绘，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所以，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计划生育、社会主义，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小说的体裁也由浪漫主义改变为现实主义——以及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在这些运动中，那些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腊人要寻求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控制，可能到今天我们都不会知道阿伽门农（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耳（Hector） 是何许人。吸引千艘船汇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译者注）的，是经济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闪烁的万千颗繁星还要璀璨”的海伦 的俏丽脸庞。这些狡黠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诗意的遮羞布来掩盖赤裸裸的经济真相。

毫无疑问，经济的解释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和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就像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一样，都是西方世界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美第奇（Medici）家族的银行出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纽伦堡的贸易和工业造就了丢勒（Dürer） 。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力。

马克思并没有声称，个人总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他更不认为，是物欲导致了阿贝拉尔（Abelard）的恋情、释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济慈（Keats）的诗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于宗教的狂热，产生了激进的穆斯林和西班牙军队；由于民族的情绪，出现了希特勒的军队和日本神风敢死队；由于暴民的自取灭亡，造成了1780年6月2日到6月8日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以及1792年9月2日到9月7日巴黎的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可能是经济的，但是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情绪。在许多实例中，更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活动，就像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或者在南美洲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谁能够宣称，摩尔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亚和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武将可以用军事的方式阐述历史。

如果承认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经济分析中获得无尽的教诲。我们观察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拥有。今天，小农场无法使用最好的设备来实现盈利，迫使农业活动再次走向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有权下的规模化生产。有人曾经说：“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 但是到了现在，“人”和“锄头”都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只在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方向盘上的“手”。农业成为了一个产业，不久农民就必须在成为资本家的雇工抑或是国家的员工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历史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 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的趋势，引导资金的流动，使我们的钱发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他们进行风险最大又收益最大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Fuggers）、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childs）到纽约的摩根家族（Morgans），这些银行家们都稳稳地坐在政府的议事厅里，为战争和教皇出钱，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生产积极性。像奴隶制、警察监管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生产率太低，花费太高，或太短暂。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 —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的集中，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视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1776年前是相对平等的，现在已经被成千上万种生理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差异所击垮，以致于现在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的贫富差距，比自罗马帝国财阀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钱庄老板和他的妻子》（马赛斯，1514年）。随着银行汇票、信用证和汇兑票据渐渐为人们所接受，信用交易量也在相应增加。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说法：“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将它从骚乱中解放出来……似乎可行的方法，只有动用专制的权力。” 这些穷人发现自己的处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掌控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贪赃枉法的法院做出的每一项判决，都对穷人不利—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暴力反抗。而富人呢，又对向他们财产提出挑战的行为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理智占了上风，温和的势力确保了梭伦（Solon），一个出身贵族的商人，当选为最高执政官。梭伦贬值货币，从而减轻所有债务人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少一切个人间的债务，并且终止因欠债而坐牢的处罚；他取消了拖欠的税款和贷款利息；他创立了一种累进所得税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穷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税钱；他在更多的民意基础上改组了法庭；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担他们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富人抗议说，梭伦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没收；激进分子则抱怨说，梭伦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人们几乎都一致同意，梭伦的改革将雅典从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罗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闻名，但在意大利的财富逐渐集中到临近爆炸点的时候，它采取了不妥协态度，结果引发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贫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 本身是一个贵族，却被选为代表平民的保民官，于是提出限制所有权的议案：每人所拥有的土地不能超过333英亩（1英亩约相当于4047平方米，译者注），剩余土地分配给首都躁动不安的无产者。元老院拒绝了他的提案，认为这样做等于没收。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平民，告诉他们：“你们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就是把财富和奢侈品拱手让给别人去享受；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他违反罗马的法律，竞选连任保民官，但在一个选举日的暴乱中，他被杀害了（公元前133年）。他的弟弟盖约（Caius）继承他的事业，但并未能阻止暴力事件复发，下令让他的仆人杀死他。仆人服从命令将他杀死（公元前121年），然后也自杀身亡。盖约的三千追随者，全部被元老院下令处死。马略（Marius）成了平民们的领袖，当运动几乎要演变成革命时，他却退却了。喀提林（Catiline）组织了一支由“可怜的穷人”组成的革命军队，意图取消所有的债务。但他在西塞罗（Cicero）激昂的滔滔辩才面前无地自容，并在对政府的战役中死亡（公元前62年）。尤利乌斯·恺撒试图妥协和解，但经过五年的内战，也被贵族所翦除（公元前44年）。马克·安东尼失之于把支持恺撒的政治与个人野心和恋情搅在了一起；屋大维在亚克兴海角（Actium，希腊半岛西岸，译者注）击败了他，并确立了“元首政治”，在帝国疆域内的各国之间、各阶级之间维持了21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院子挤满了富裕的投资者。整个十七世纪，荷兰几乎垄断了欧洲贸易和海运，它所拥有的资金多得找不到足够的投资出路。

在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476年），历经数百年的贫穷，又重新缓慢地走上财富的重新积累和集中的道路，其中一部分集中于天主教教会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过减少德国和英国对罗马教会的支付，以及让世俗势力分享天主教教会的财产和收入，来做一次新的财富再分配。法国大革命是企图用暴力手段，在乡村实行农民暴动，在城市实行大屠杀，来重新分配财富，但主要的结局却是将财产和特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在1933年到1952年间，以及1960年到1965年间，追随梭伦的和平方法，完成了一次温和的、稳妥的再分配；可能是这些政策的制订者中，曾有人研究过历史吧！美国的上层阶级曾经诅咒过财富集中，遵从过财富集中，当然现在也在恢复财富集中。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财富集中与财富分散历史乐章的一部分。当然，资本家已经履行了创造性的历史职能：如他们用许诺分红和支付利息的方式，集合人们的储蓄变为生产资本；他们对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进行投资，并合理分配利润。结果是一大批商品如潮水般从生产者手中涌入到消费者手中，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把自由主义的自由信条付诸实施，为商人辩护，主张听任货物自由流通，免除通行税和法令规章的限制，因为比起产业由政客管理、人员由政府官员配备，以及无视供求规律的做法，发挥商人的作用能使社会大众在食物、居所、舒适与享乐方面，得到更多的实惠。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竞争的激励以及所有权的热情和兴趣，激发了人们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因为天赋和对技能的自然选择，几乎所有的经济才能迟早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相应的报酬；民主的原则支配着这个过程，因为大部分物品的生产、服务的提供，都取决于公众的需求，而不是取决于政府的法令。同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遗余力地奋斗，他的产品也会不断地精益求精。

凡此种种说法，今天看来大多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没有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对产业垄断、价格操纵、交易诈骗和不义之财的弊端充满着抗议和反对的声音？这些弊端一定很古老，因为在上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十多个国家都有过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实验。我们来看看大约公元前2100年的苏美尔的情况：

经济由政府组织经营。大部分的耕地属于国王，劳动者从交付给皇家仓库的农作物中获得定额的口粮。因为要管理如此庞大的国有经济，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制度，配额的运送和分配全记录在案。在首都乌尔（Ur）当地、在拉格什（lagash）、在乌玛 (Umma)，数以万计的记载着这些内容的泥板文书被发现。……对外贸易也用中央政府的名义来实施。

在巴比伦（约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法典曾规定了牧民和工匠的工资，以及医生做手术的费用。

在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ies，公元前343年-公元前30年）时期，国家拥有土地，并管理着农业，比如农民被告知要去耕种哪些土地，种植什么作物；他的收成要由政府指派的抄写员计量和登记，要在皇家的打谷场打谷脱粒，最后由农夫人接人地组成队伍，运输到国王的粮仓。政府拥有矿山，并霸占着矿石。它将油、食盐、纸草和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都国有化。所有的商业都由国家管理和控制；大多数零售业，也都掌握在代理销售政府产品的经纪人手中。银行业是政府的垄断行业，但是它的运营可以委托给私营行号。每一个人、每一份产业、每一道工艺、每一件产品、每一次销售，以及每一份法律文书，都规定了要交的税额。为了记录贸易和收入的课税，政府要维持一大批抄写员，以及一个非常复杂的关于人头和财产的登记系统。课税系统的收入，使得托勒密王朝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国家。 大的工程事业完成了，农业得到改进，一大部分的利润被用来开发和建设国家，以及被投资在文化生活上。大约在公元前290年，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博物馆和图书馆建成了。科学与文学蓬勃发展，在托勒密时代的某个时间，一些学者将摩西五经中的“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翻译成了希腊文。然而不久，法老们挑起了开支昂贵的战争。在公元前246年后，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酒池肉林，使国家的行政权和财政权都落入那些想尽办法从穷人手中攫取每一个硬币的流氓手中。一代复一代，政府的苛捐杂税愈演愈烈。罢工的人数和暴力程度不断增加。在首都亚历山大，民众得到各种恩惠，维持着歌舞升平的场面，但他们因为受到庞大军事力量的监视，不允许在政府中表达意见，最终都变成暴民。农业和手工业因为缺乏激励而衰退，道德日渐解体，直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将埃及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秩序才恢复。

罗马在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译者注）的统治下，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插曲。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困和群众的不稳定状态，同时又面临蛮族入侵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在公元301年颁布了《平价法案》（Edictum de Pertiis），该法案谴责囤积居奇，反对通过垄断哄抬物价，并对所有的重要商品和服务设定最高价格和最高工资。同时广泛建设公共工程，保证了失业者有工作可做，粮食免费分配或低价卖给穷人。政府——已经拥有大量的矿山、采石场和盐池——几乎把所有重要的行业和协会都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文献告诉我们：“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国家都是强大的雇主……它的强权笼罩着私人产业，无论如何，后者在一切事务上都受到苛捐杂税的压榨。” 当商人感到朝不保夕时，戴克里先解释说，野蛮人已经在我们的大门外徘徊，个人的自由必须被搁置起来，直到集体的自由得到保障。戴克里先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战时经济管制，是在恐惧外来攻击的前提下而产生的。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内部的自由和外部的危险是成反比例的。

对于戴克里先那个不断膨胀、既费钱又腐败的官僚体系而言，从经济上事无巨细地控制人已证明是太困难了。为了支撑这种官场局面—军队、法庭、公共工程以及失业救济 —税赋逐渐增高，以致于人们失去了工作和赚钱的动力。一边律师来帮助别人寻找偷税漏税的方法，另一边法官又制定新的法律以防止逃税行为的发生，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成千上万的罗马人为了躲避税吏，越过边境逃到蛮族人那里寻求庇护。为了制止这种难以控制的流动，并确保监管和税收，政府又颁布法令，要求农夫不得离开他们的土地，工人不得离开他们的商店，除非他们能先把欠债和税款缴清。这种做法，加上另一些原因，开启了中世纪的农奴制。

中国也曾经尝试过几次国家社会主义。司马迁在公元前145年告诉我们，为了防止私人“保有他们独占山泽之利，不让下层阶级自生自灭” ，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在位）实行了土地资源国有化，拓展了政府在运输和贸易方面的权力，提高所得税，兴建公共工程，包括能够连通河流和灌溉土地的运河。国家囤积了大量的商品，当价格上升时就出售这些商品，在价格下降时就购进更多。所以司马迁说：“这样将会阻止富商和大店主获得巨大的利润，……国内的物价也由皇室控制。” 据说，一时之间，中国的繁荣前所未有。汉武帝死后，“不可抗力”的天灾与人祸相接，迫使这项改革实验终止了。洪水与干旱交替爆发，造成了悲惨的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到无法控制。商人们抗议高税制，因为这会纵容懒惰和无能者。穷人受生活费用高涨所困，也加入到富人的行列，吵闹着要回归到旧制。有人甚至建议要将这个新制度的发明者下油锅烹煮。改革措施被一个个地取消了，几乎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直到后来有一位中国哲学家皇帝（王莽，译者注）要恢复这些改革。

王莽（8-23年在位）是一个很有建树的士大夫，一个文学赞助者，一个对朋友和穷人仗义疏财的巨富。他篡位之后，环侍其左右的皆是文学、科学与哲学方面的饱学之士。他把土地收归国有，将其平均分给农民，并且取消奴婢制度。像汉武帝一样，他也试图通过平准的办法来控制物价。他规定以低息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那些因为他的改革而利益受损的集团，阴谋要联合起来将其推翻。这些人得到了水旱灾害和夷狄入侵的帮助。富裕的刘氏宗室带头反叛，杀死王莽，废除他制定的法律。

一切又都恢复旧制了。

1000年之后，王安石出任宰相（1068-1085年），推行一项广泛的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他认为：“国家应该把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管理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期给予劳动人民帮助，使其不至任由富人鱼肉。” 他用低息向农民放债，使他们摆脱了债主的盘剥。他通过贷给他们种子和其他援助，鼓励新移民，等他们收获后再归还政府。他兴建大工程控制洪水，并借此防止失业。每一地区都指定有专人来负责管理工资和物价。商业被国有化。国家向老年人、失业者和贫困人口发放救济金。科举制度（它决定知识分子能否做官）也进行了改革；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说：“学生们扔掉他们诗词歌赋的课本，并开始研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是什么让这次改革失败了呢？首先是税赋过高，以供养政府日益膨胀的官员系统。其次是每户一丁的募兵制，以应付蛮族的入侵。第三是官场腐败，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要在私人豪夺与公共贪污之间做出抉择的问题。以王安石弟弟 为首的保守派声称，腐败和无能使得政府管制各个行业行不通，最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自由放任的、依赖于人的自然冲动的制度。那些富人因为自己的财富受到高额税收的剥削，商业又被政府垄断，于是倾尽自己所能，在变法中抹黑新制度，阻挠新制度的执行，直到新法被废除。这场反对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不断地向神宗皇帝施加压力。当又一波严重的旱涝灾害发生时，天空中出现了可怕的彗星，于是天子罢黜了王安石的相位，废除了他的新法，并召回反对者让他们当权。

历史上已知的持续时间最长久的社会主义政权，是由印加人（Incas）于13世纪在今天被称为秘鲁的地方创建的。印加人的权力，主要是立足于普遍的信仰，即地球上的君主是太阳神的代表，所以他有权组织并指导农工商业。通过普查，一切物资与个人及收入都被登记在册；专业的“驿员”利用优越的道路系统，维持着对于统治这片广大领土不可或缺的交通网络。每个人都是政府的雇员，并且他们似乎也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状，因为它能带来食物和安全的保障。这一制度一直维持到1533年秘鲁被皮萨罗（Pizarro） 征服为止。

古代印加人遗址。印加文明是在南美洲西部发展起来的印第安古代文明，随着印加人的末代首领被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杀害而衰败。

在南美洲的另一侧，沿着乌拉圭河两岸，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大约在1620-1750年之间，150个耶稣会士组织了20万印第安人，构建了另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执政的神职人员几乎管理着所有的农业、商业和工业。他们允许每一个年轻人在他们教授过的行业中选择职业，但是要求每一个体格健康的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他们为土著提供娱乐休闲，安排体育运动和舞蹈，以及组织千人大合唱的演出，他们还训练管弦乐队，来演奏欧洲的音乐名曲。他们还担任教师、医生和法官，并且设计了一部废除死刑的刑法典。从所有记载来看，当地人都是温和的，且对现况很满意，当他们的社会被攻击时，他们都竭尽全力地捍卫它，他们所迸发的热情和能力让袭击者都感到惊讶。1750年，在葡萄牙割让给西班牙的领土中，包括了7个耶稣会信徒所建立的定居点。有一个四处流传的谣言说，这些殖民地的土地中含有金矿，所以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坚持要立即占领该地区。葡萄牙在当地的总督是庞巴尔（Pombal，当时与耶稣会士不和），下令让神职人员和当地居民离开定居点，经过印第安人的一番抵抗后，这一实验寿终正寝。

在伴随着德国新教改革而来的社会动乱中，几个反叛领袖提出了基于《圣经》的一些共产主义的口号。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一个牧师，号召人民去推翻君主、僧侣和资本家，建立一个“精致型社会”，它的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大家共有。 他招募农民组成军队，用《福音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激励他们，并带领他们去战斗。结果他们被击败了，5000人被杀害，闵采尔也于1525年被斩首。受过闵采尔教诲的汉斯·胡特（Hans Hut）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组建了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再洗礼派社区，几乎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约1530-1622年）。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iden）也带领一群再洗礼派的人，占据了威斯特伐利亚的首都明斯特。在那里，他们维持了十四个月的共产主义政权（1534—1535年）。

十七世纪，在克伦威尔（Cromwell）的军队中，有一个叫 作“平等派”（Levellers）的团体，曾徒劳地请求克伦威尔在英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在王朝复辟期间，社会主义的煽动力一蹶不振，但是当工业革命暴露出早期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残忍时—比如雇佣童工、女工，工作时间超长，工资低廉，以及工厂和贫民窟容易滋生职业病——社会主义运动再次高涨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7年发表《共产党宣言》（译者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间是1848年），成为这次运动的大宪章，而1867年到1895年他们所发表的《资本论》，则等于是这次运动的《圣经》。他们期望社会主义首先在英国发生，因为英国的工业是最发达的，并且已达到集中管理的阶段，政府的介入似乎已经呼之欲出。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足够长寿，没能惊奇地看到共产主义首先在俄国爆发。

为什么现代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诞生 ?那里的资本主义还处于起步阶段，也没有多少大工厂可以很容易地转为由国家控制。虽然好几个世纪以来，农民的贫困和知识分子的反叛著作为起义铺好了道路，但是农民在1861年已经摆脱了农奴身份，知识分子也已经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这正好与政府管控一切的思想相反。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可能是因为沙皇政府在欧战中战败，并因为战争和政府的低能而蒙羞；俄国的经济已经崩溃混乱，农民携带武器从前线返回家乡，同时，列宁（Lenin）和托洛茨基（Trotsky）受到德国政府的安全保护，平安地回到俄国。俄国革命采取了共产主义的形式，是因为新政府内受混乱的挑战，外受他国的攻击。人们的反应是任何一个国家受到围攻情况下的自然反应——在秩序和安全恢复之前，可以舍弃一切个人的自由。这里的共产主义，也是战时经济。也许因为出于对战争的持续恐惧，共产主义得以存活下来；只消一代人的和平，它便很可能被人的本性所侵蚀。

现在俄国的社会主义，正在恢复个人主义的激励机制，以使得这个体制拥有更大的生产动力，并且允许她的子民拥有更多的身体上和知识上的自由。同时，资本主义也经历了与之相关的过程，它借助于类似于半社会主义的立法，通过“福利国家”的财富再分配政策，来限制个人所得。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不忠实弟子：他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解释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将会以社会主义的完全获胜而结束。但是，如果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公式应用于历史，工业革命是正题，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是反题，那么下一个状态就应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题。而且这种协调现象，西方世界已经很明显地在进行。西方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逐年上升，私营部门的比例在不断下滑。资本主义保留了私有财产制度、自由企业制度和竞争激励机制，货物产出充沛，商品供应无虞。让上层阶级不堪重负的高税收，使政府能在自我限制人口的情况下，为教育、卫生和娱乐方面提供前所未有的服务。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由；而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则迫使资本主义不断增加平等。东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东方，这一对双胞胎很快就会团聚。

第十章　政府与历史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认为，只有傻瓜才会对政府的形式提出异议。历史对所有的形式，以及政府这种普遍存在的东西，都会给予赞美。因为人类热爱自由，而在一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为规范约束的，所以约束是自由的基本条件；把自由搞成绝对的，它就会在混乱中死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权力当然要集中于中央，因为如果这种力量遭到分割、削弱或者分散，它就无法行之有效，就像当年波兰议会采取的“自由否决制”一样。因此, 君主政体在黎塞留（Richelieu）和俾斯麦（Bismarck）主政时不顾贵族的抗议而实行的集权，一向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赞扬。美国联邦政府也有同样的权力集中过程；当经济活动不管州与州之间的边界，只能由某种中央权力来管理时，谈论“州的权利”是没有用的。当今，国际政府组织也在发展，因为工业、商业和金融跨过国界，具有了国际的形式。

君主制似乎是最自然的政府体制，因为它的权威适用于群体，就像父亲在家族中或首领在战士们中享有的权威一样。如果我们以兴盛和持续时间来判断政府形式，那么我们应该给君主制掌声；相对而言，民主制一直是其中的插曲。罗马的民主政治，在格拉古兄弟（Gracchi）、马略（Marius）和恺撒（Caesar）的阶级战争中崩溃后，奥古斯都采用实际上的君主体制，实现了统治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即“罗马和平”（Pax Romana），从公元前30年直到公元180年，自大西洋至幼发拉底河、从苏格兰至黑海的整个帝国，一直维持着和平。在奥古斯都之后，君主制虽然受到了卡里古拉（Caligula，37-41年在位，译者注）、尼禄（Nero，54-68年在位，译者注）和图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译者注）等人的败坏，但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涅尔瓦（Nerva，96-98年在位，译者注）、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译者注）、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译者注）、安东尼·庇护（AntoninusPius，138-161年在位，译者注）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ruelius，161-180年在位，译者注）等人。勒南（Renan）曾经说，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善良和最伟大的一批相继出现的君主” 。吉本（Gibbon）也说：“如果让人找一段人类历史上最幸福和最繁荣的时期，那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从涅尔瓦继承王位开始到马可·奥勒留逝世这段时间。他们保持统一的统治，也许是历史上仅有的把谋求人民幸福作为唯一目标的政府。” 在那个光辉的年代，罗马人民都为自己享有的统治深感荣幸，而这个君主制度采取的是收养制度：皇帝不把皇权传给他的子孙，而是挑选能力出众的人，把他变成自己的养子，然后把他培养成对政府有益的人，并逐渐地把权力交给他。这个制度运行得不错，部分原因是图拉真和哈德良都没有儿子，而安东尼 ·庇护的儿子在孩童时期就去世了。马可 ·奥勒留有个儿子叫康茂德，因为马可·奥勒留这个哲学家没有另外指定继承人，他的王位就由儿子继承了；结果很快就引起了大混乱。

总之，君主制取得了中等的成绩。这个制度因为继承而引发的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和它的连续性和“正统性”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当这个制度采取了世袭制时，所带来的愚昧、奢侈、裙带关系、不负责任和奢靡之风，可能要比高贵气质和政治家风范为多。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译者注）经常被视为现代君主的典范，但法国人民却因他的死亡而欢喜雀跃。现代国家的复杂性，让任何想控制它的单一头脑都归于失败。

因此，大多数政府都是寡头政治 —由少数人来统治，这少数人或是因为出身被选中，如贵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组织选出来，如神权政治；亦或是因为财大气粗被选出来，如民主政治。多数人统治是不自然的（甚至卢梭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多数人是不能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统一的具体行动的，但是少数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假如大多数能力存在于人类的少数之中，则少数人统治，就会像财富集中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多数人所能做到的，顶多是定期把一个少数赶下台，再让另一个少数上去。主张贵族政治的人认为，与依靠金钱、神学或暴力掌权相比，靠出身而当政是最明智的选择。贵族政治使一小部分人从勾心斗角而又让人精疲力竭的经济竞争中解脱出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通过榜样、环境、下层官职培养他们，使其能够胜任政府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特殊的准备，它不是普通家庭或一般背景可以提供的。贵族制度不仅是治国理政技能的摇篮，也是教养、礼仪、规范、品味的储藏和传播工具。看一看法国革命之后，道德、礼仪、风格和艺术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吧。

罗马元老院。它在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政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不属于立法机构，但在罗马的政体中握有相当的职权。

贵族鼓励、支持并且控制艺术，但是他们很少能够创造艺术。贵族们蔑视艺术家，把艺术家视为匠人。他们喜欢生活的艺术，而不是艺术化的生活，从未想过屈尊受尽千辛万苦，而这通常是天才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也很少进行文学创作，因为他们认为为出版而写作是出风头和推销自己的表现。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是，现代的贵族中产生了无所用心而又浅薄的享乐主义，他们一生都是假期，将特权地位享受到极致，常常不拿责任当回事。一些贵族政体便是由此而没落的。从路易十四说出“朕即国家”，到路易十五声称“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也不过区区三代人的时间（约90年，译者注）。

因此，当贵族们专权垄断、自私短视剥削压迫人民的时候，当贵族们盲目地迷恋祖宗之法，使得国家发展迟缓的时候，当贵族们把人力和资源消耗在争夺王位和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一类王侯将相间的游戏中时，贵族制的优点也不能挽救它。后来，受排斥的人民在激烈的反抗斗争中团结了起来。新的富人阶级与穷人联合起来对抗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的贵族，断头台上砍下了数千贵族的头颅。于是，民主政治开始取代了这种人类历史上的恶政。

历史会替革命辩护吗？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路德（Luther）勇敢地与天主教教会决裂，而伊拉斯谟（Erasmus）则希望有耐心的和有秩序的改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支持法国大革命，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则要捍卫“成规”和连续性，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有些时候，就像1917年的俄国，顽固腐朽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去瓦解。但大部分时候，由革命所达到的效果，很明显不通过革命而通过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也能实现。在英语世界，美国没有经历任何革命也变成了一支主导的力量。法国大革命使控制着财力的商人阶级变成统治势力，取代了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却没有经历过流血牺牲，甚至都没有打扰到民众的日常安宁。与过去断然决裂，会导致狂热的行为，接踵而至的可能是突然的横祸和毁灭。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在任何情况下，链条一断，就会招致疯狂的反应，就像1792年9月的巴黎大屠杀一样。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但很快代表们在如何行使表决权这个基本问题上发生分歧。

由于财富是一种生产和交换的秩序和过程，而不是囤积（大多数都无法长期保存的）货物；是一种个人或机构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纸币或支票的内在价值。因此，暴力革命对财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会多过对财富的损坏。对土地可以进行再分配，但是人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占有和特权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数人权力，他们的本能从本质上说和过去的少数一样。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人。

按照民主一词的严格定义，它只存在于现代，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在美国，男性公民的选举权开始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执政时期，而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权开始于我们的青年时代。在古代阿提卡，31.5万人口中，有11.5万是奴隶，只有4.3万是享有投票权的公民。妇女和绝大部分工人、店员和商人，以及所有的外国人，都没有公民投票权。 这些少数公民又分为两派：寡头派——他们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包括小地主和小商人，以及已经降为从事体力劳动但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在伯里克利主政时期（Pericles，公元前460－公元前430年），贵族占了上风，雅典在文学、戏剧和艺术方面达到了顶峰。伯里克利去世后，贵族因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2年）的失败而名誉扫地。民众，或者说是下等公民，开始掌握政权，他们颇受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 (Plato)的鄙夷。从梭伦（Solon）开始，直到罗马征服希腊（公元前146年），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一直冲突不断，采用的手段包括书籍、戏剧、演说、投票、陶片放逐法 、暗杀和内战。在公元前427年的柯西拉岛［Corcyra，现名科孚岛（Corfu）］，执政的寡头派暗杀了60多名民主派的头目。此后，民主派又推翻了寡头派。在一个类似公安委员会的审判中，50名寡头派被处死，后来又有上百名寡头派饿死在监狱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让我们想起了1792年到1793年的巴黎。他说：

在整整七天的时间里，柯西拉人都在屠杀那些本是他们的同胞，现在却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公民……死神到处肆虐，正像这种时候通常都会发生的事情，暴力无孔不入。儿子被父亲杀死，祈祷者从祭坛上被拖走或在祭坛上被砍杀……革命从一个城市传到另外一个城市，后发生革命的地方，在听说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之后，便会以更极端的方式……施以更残忍的报复……柯西拉人成了这些罪行第一个例子……被统治者开始报仇雪恨（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平等的待遇，得到的只有来自统治者的暴力）……他们被激情所驱动，变得极端残酷无情……同时，处在（好战的）双方之间的温和派日益势单力薄……整个希腊变得动荡不安。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胜利：民主已经成为阶级暴力引发的混乱，它使文化颓废，使道德堕落。其中说到：

民主派对自制加以轻蔑，认为这是一种怯懦……傲慢，被他们称为有教养；无政府状态，被他们称为自由；浪费，被他们称为慷慨；厚颜无耻，被他们称为有胆有识……父亲要降低到和儿子相等的地位并且怕他们，而儿子和他们的父亲平起平坐，丝毫也不害怕他们的父母……老师害怕他们的学生，还要哄着他们，学生轻视他们的师长……老年人不喜欢被看成是古板和霸道，因此他们模仿年轻人……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的是，男女之间也有着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民众对权威已经很不耐烦了，只要稍加约束就会大发雷霆……他们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长期地漫无法纪……由这种情况产生的僭主制是合理的和辉煌的……任何事物极端地扩大，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民主慢慢地变为独裁，最恶劣的僭主制和奴隶制是在绝对自由政体下产生的。

在柏拉图去世的时候（公元前347年），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已经开始被历史所证实。雅典人重新获得了财富，但这个时候的财富乃是商业资财，而不再是土地，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爬到了重新积累的财富的顶端。这个变化使得人们对金钱产生了狂热的追求，希腊人称之为“拜金狂”（pleonexia）——胃口愈来愈大。“暴发户”（neoplutoi）建造了华而不实的豪宅，他们的妻子用名贵的礼服和珠宝装饰起来，成打的用人服侍着她们，她们用宴会款待客人，与之争奇斗艳，彼此攀比。贫富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雅典被分化成“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此城邦与彼城邦之间互相对立着” 。穷人计划通过立法、税收和改革的方式，来掠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也组织在一起共同对抗穷人。亚里士多德说，一些寡头派组织的成员竟然庄严宣誓：“我将是人民(即平民 )的敌人，我将在公民大会中对他们干尽所有的坏事。”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则在公元前366年说：“有钱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钱人宁愿把他们的财产扔到大海里，也不愿意拿出来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同时，那些穷人又觉得抢走富人的财产比发现一个宝藏还要开心。” 较为贫穷的公民如果获得了公民大会的控制权，就会投票把富人的财产放进国库，然后由政府性的事业或政府补贴的方式，重新分配给人民。政治家们则发挥他们的才智，为财政开辟新的来源。一些城邦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分散财富：米蒂利尼（Mytilene）的债务人把他们的债权人进行集体屠杀。阿哥斯（Argos）的民主派攻击富人，并杀死了数百人，没收他们的财产。相互敌对的希腊城邦的有钱家族秘密联盟，相互帮助，以抵制民众的暴动。中产阶级和富人一样，也不信任民主，认为那是让妒忌者掌权。穷人同样不信任民主，认为财富上的不平等让虚假平等的投票毫无意义。希腊的阶级斗争越演越烈，最终当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Macedon） 在公元前338年发动袭击时，希腊内部和外部都呈现出分裂的状态。许多有钱的希腊人欢迎菲利普二世的到来，认为这要好过一切革命。雅典民主政治在马其顿人的独裁下，消失了。

柏拉图把政治演进归纳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相继出现的过程，这在罗马历史中我们找到了又一个例证。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政治寡头制定了一个外交政策，训练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征讨和开拓了地中海世界。通过战争得到的财富，都被贵族们收入囊中，商业贸易的发展，又使得中产阶级变成了富豪。被征服的希腊人、东方人和非洲人，被带到大庄园做奴隶。当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无处安歇，沦为城市的无产阶级，只好接受小格拉古（Caius Gracchus）在公元前123年开始按月向穷人发放的救济粮。将军和总督从各省归来，为自己和统治阶级运回掠夺来的战利品；百万富翁成倍增加；流动的金钱代替土地成为政治权力的资源或工具；敌对派系为了竞争，大规模地收买候选人和选票。在公元前53年，有一个投票团体因支持某候选人而得到了1000万塞思特斯（Sesterces，古代罗马的货币名，译者注）。 当金钱不起作用时，谋杀就出现了：有时候投错票的公民们被打到半死，他们的房子也会被人放火烧掉。古代人从未见过如此富强而又如此腐败不堪的政府。 贵族们忙于利用庞培来保持他们的优势权益。平民们和恺撒同甘共苦。战场的判决取代了胜利的拍卖。恺撒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得到民众拥戴的专制。贵族们杀死了恺撒，但最终接受了他的侄孙和继子奥古斯都（Augustus）的独裁（公元前27年）。 民主政治结束了，君主政体复活了，柏拉图的轮子，转了整整一圈。

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些经典的例子中看出，古代民主被奴隶制、贿赂和战争所玷污，根本配不上“民主”这个名称，也没有为平民政府提供一个公共的标准。美国的民主政治则有着更深厚的根基，它开始时是受益于英国留给它的遗产：自《大宪章》以降，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就一直保护了公民不受国家的侵犯；新教徒则开拓了宗教和精神自由。美国革命不仅仅是殖民地居民对抗遥远政府的反叛，同时也是土著中产阶级对抗外来贵族的起义。因为有大量的无主土地，法律条文又极其少见，起义变得轻而易举。人们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在自然的限制内控制着自己的生存处境，政治自由有其经济上的基础；他们的人格和个性都扎根于土地。就是这些人使杰斐逊当上了总统—他既是伏尔泰那样的怀疑论者，也是像卢梭那样的革命论者。一个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释放个人主义的能量，这些能量把美国从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物质富裕的理想国，从西欧的一个孩子和被监护者，变成了他们的对手和保护人。农村的孤立促进了个人自由，两面环海的保护，使得国家的孤立促进了自由和安全。这些及其他上百种因素，才使得美国拥有了一个更基本的也更普世的民主政治，这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些形式上的条件，很多已经消失了。个人的孤立已经随着城市的成长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赖于不属于自己的工具和资本，以及那些非他们所能掌控的条件，个体的独立性也消失了。战争的花费越来越大，个人无法了解战争的原因，也无从逃避战争的影响。自由无主的土地正在消失，虽然家庭所有制还在扩展—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数量。从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大分销商的劳工，这可能反映着马克思所抱怨的现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锁链。经济的自由，即使是在中产阶级中，也越来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话，这并不是因为（像我们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所认为的那样）富人邪恶，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由于人性。在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每一种进步，都是对才能优异者的额外奖赏，从而也会加剧财富、责任和政治权力的集中。

在1787年立宪会议期间，约翰·保尔·琼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乔治·华盛顿步入位于费城的独立大厅。会议产生了世界宪法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难的一种，因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聪明才智，而当我们让自己变成主权者时，我们会忘记把自己变得聪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却因为头脑简单的人众多而永远受到阻滞。一位犬儒者说过：“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无知也不可能被长久崇拜，因为它会自愿被那些制造舆论的力量所操纵。林肯说过：“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或许是对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够多的人，以便治理一个大国。

民主政治对当前艺术的堕落有没有责任呢？当然，说堕落是可以被质问的，因为这是主观见解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对艺术的极端表现——五颜六色毫无意义的涂鸦，破布烂纸的拼贴，怪诞刺耳的音乐——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显然是自囚于我们的往昔，缺乏试验的勇气。这些毫无意义的创作，创作者并不是要吸引公众的共鸣——他们也把这些人视为狂人、废物或骗子——而是要吸引容易上当受骗的中产阶级购买者，这些人被拍卖商催眠，又被新鲜而畸形的事物所震颤。民主政治对这些颓废的作品是有责任的，但也只是意味着，民主政治未能发展出欣赏标准和品位，去替代过去贵族采用的标准和品位，它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个人主义限制在一定界线之内，使之可以理解交流，为生活带来启迪，以合乎逻辑的顺序和连贯的整体使各部分保持和谐。如果现在的艺术在奇形怪状中迷失自我，这不仅是由于艺术已经被群众的建议和支配地位所影响而庸俗化，而且也是由于艺术表现形式，可能已经被古老的学院派和古老的形式用尽了，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只好四处乱闯，以便寻找到新的模式、新的风格、新的规则和纪律。

历数民主的缺陷之后，它还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处较少而优点较多。它给人民带来的热情、友善，远远超过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给了人们思想、科学、事业以自由，这是使其得以运行和成长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权和阶级的城墙，在每一代人中，它从各个阶层和地位的人中选拔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雅典和罗马成为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城市，而在美国建国以来的200年里，也为大部分民众提供了空前丰厚的财富。民主政治目前专注于发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机会平等能够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将会是真实和公平的。因为这才是它的口号背后至关重要的真理：虽然人们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机会的获得会让他们越来越接近平等。民权不是去从政和行使权力，而是他们有选择每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选择也可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或者执政。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赐，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特权，它有益于群体。

在英国和美国，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今天的民主比以往更为强健。它用勇气和能力来保卫自己，抵御外国独裁制度的攻击，也不会让独裁政治在国内出现。但是，假如战争继续吸引它、支配它，或者为了统治世界的目的需要庞大的军力和开支，那么民主政治的各项自由，可能会一个个地屈服于武器和冲突。假如种族或阶级斗争把我们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把政治的辩论变为盲目的仇恨，那么一方或另一方就可能会用刀剑来推翻竞选活动的讲台。如果我们的自由经济不能像其创造财富那样有效地分配财富，则独裁统治将会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要这个人能够说服大众，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尚武的政府，随便用什么动听的口号，都足以吞噬整个民主世界。

第十一章　历史与战争

战争是历史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之一，不会随着文明与民主的发展而减少。在过去有历史记录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我们得承认，战争现在是竞争和人类物种自然选择的最终形式。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说：“Polemos pater panton.”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是各种观念、发明、制度和国家强有力的来源。和平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能靠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均衡来维持。

战争的原因与个人之间竞争的原因完全一样：贪婪、争强好胜、骄傲，以及对食物、土地、资源、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国家有像我们一样的本能冲动，却缺少像我们一样的自我约束。个人服从约束是靠道德和法律的力量，彼此都同意用协商的办法来代替争斗，因为国家为他提供了对生命、财产和各种法律权利的基本保护。而国家本身不承认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这或者是因为它太过于强大，可以不理会任何违背其意志的干预；或者是因为没有超级大国为它提供基本的保护，也没有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标准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就个人而言，骄傲使人们在生活的竞争中更有活力；就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也会使其在外交与战争中拥有额外的力量。当欧洲国家从罗马教廷的统治与保护中解脱后，每一个国家都提倡民族主义，使其成为海陆军的补充力量。如果国家预见到与某个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时，它就会煽动其人民敌视那个国家，并且制造口号，把仇恨推到最高点。与此同时，它又强调自己是多么地爱好和平。

特拉法尔加战役场景。此役过后，法国海军精锐尽失，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巩固。

特拉法尔加战役场景。此役过后，法国海军精锐尽失，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巩固。

这种导致国家间憎恶的精神动员只有在最根本性的冲突中才会出现。在欧洲，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到法国大革命，这种做法很少见。在上述战争期间，冲突国家的人民是被允许互相尊重各自的成果和文明的。当法国与英国开战的时候，英国人也能在法国安全地旅行；当法国人与腓特烈一世（Frederickthe Great）在“七年战争”中开战时，也不影响他们互相仰慕对方。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战争是贵族之间的竞争，与人民无关。但是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信息、交通、武器和宣传方式的进步，战争已经成为人民战争，平民也像战士一样被卷入其中，为了赢得胜利，需要大规模地毁坏财产与生命。现在的一场战争能把用几个世纪建设的城市、创造的艺术、逐渐形成的文明习惯化为乌有。在今天的战争中，唯一可以稍感自慰的，就是战争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那些致命的发明，假如没有在普遍的贫困与野蛮中被遗忘，也许会有助于人类在未来的和平时期，推动物质进步。

在每一个时代里，将军与统治者［像阿育王（Ashoka）和奥古斯都（Augustus）那样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例外］都嘲笑哲学家怯懦厌战。在历史的军事解释中，战争是最后的仲裁者，除了懦夫和傻子，这一点已被几乎所有的人所接受，认为它是自然而又必然的事情。若非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图尔取得的胜利，还有什么能阻止法国和西班牙变成穆罕默德的子民呢？如果我们不用武力对抗蒙古和鞑靼人的入侵，我们的古典遗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嘲笑寿终正寝的将军（忘记他们活着比死去会更有价值），但是当他们击退希特勒或成吉思汗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建起雕像。一位将军说，许多年轻人战死沙场让我们感到痛心，但是更多人却是死于车祸而非战争，而且由于缺乏自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任意挥霍，生活堕落；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发泄口，以便能够让他们的好战、冒险与对平淡无奇生活的厌倦，得到发泄。如果他们迟早都要死，为什么不让他们在战争的麻醉和荣耀的幻想中，为祖国而死呢？即便是一个哲学家，当他了解历史后，也会承认，长时期的和平也许会严重削弱一个民族的尚武基因。目前，由于国际法和国际协议的不完美，一个国家必须准备随时保护自己；当国家的重大利益受到侵犯时，这个国家就会被允许使用任何它认为是必要的手段，以求得生存。当自我保护危如累卵时，摩西十诫也只好被丢到九霄云外。

图拉真圆柱是罗马皇帝图拉真为纪念两次达契亚战役而修建的大理石圆柱纪念碑。

这位将军继续说，英国在十九世纪很好地履行了保护西方文明免受外来威胁的职责，美国今天必须接过这一职责。新兴国家渴望通过一次工业革命，来获得经济的繁荣与军事力量的壮大，他们对苏联在政府管制下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印象深刻。也许最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有更高的生产力，但是发展速度似乎较慢；一些新的执政者热衷于控制他们国家的资源与命脉，很可能被共产主义的宣传等活动所俘获。除非这一扩张过程被终结，否则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几乎都将被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下，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和西欧，将四面八方被包围，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影响到日本、菲律宾、印度以及意大利强有力的共产党的情况吧；想象一下意大利共产党的胜利对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吧。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与西德，将会听由一个占有优势的“共产主义大陆”摆布。现在如日中天的美国，会把这视为不可避免的未来而接受吗？它会缩进自己的疆界，让自身受到敌意国家的包围，控制住它的货物与市场进出口通道吗？它会像任何陷入困境的人一样，模仿它的敌人，建立起独裁政府，主宰原来自由而充满活力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吗？美国的领导人，是只应该考虑现在贪图享乐的一代人，回避这一重大问题呢，还是也应该考虑到，未来数代美国人民会希望这些领导人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立即去抵抗，对敌人发动战争，到国外的土地上进行战斗？只要是能换来美国人民的安全与自由，能让人民按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哪怕是献出十万美国士兵的生命和上百万非战斗人员的生命，这是不是更明智的做法？这难道不是与历史教训完全一致的、有远见的政策吗？

沉默者威廉的次子奥伦齐亲王莫里斯收复了大量的尼德兰领土，这部分地区后来成为联合省共和国。

哲学家回答：是的，造成的破坏性结果会与历史相符，除非增加的武力数量与调动，使用的破坏力空前的武器，使这种结果成倍增加。有些东西比历史更重要。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挑战千年以来罪恶的先例（这里是指“以战止战”，译者注），要敢于将伦理学上的“黄金法则”（指“以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不以你不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译者注）适用于国家，就像信了佛教的阿育王在公元前262年所做的那样 （该年阿育王宣布以弘扬佛法代替战争。译者注），或者至少也要像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时所做的那样，吩咐大将提比略停止进一步入侵日耳曼。 无论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也不应该在中国境内制造上百个广岛那样的悲剧（指向中国投放原子弹，译者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过：“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往往是最为明智的，一个伟大的帝国与狭隘的心胸合在一起就糟了。” 试想一位美国总统对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这样说：

假如我们一定要按历史的常规来办事，那我们就必须与你们开战，因为我们恐惧你们会在一代人之后干些什么。或者我们应该继续1815年神圣同盟的可怕先例，把我们的财富与我们最可爱的年轻人，送去镇压任何地区反对现有秩序的暴乱？但是，我们愿意尝试一种新的途径。我们会尊重你们的人民与你们的文明，把它们当成是历史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我们要想法理解你们的感情，以及了解你们要发展自己的制度并希望不受攻击的渴望。我们必须不让彼此间的恐惧将我们推向战争的深渊，因为我们的和你们的武器杀伤力惊人，会造成历史上不为人知的境遇。我们打算派代表参加一项持久的会议，以便调和我们的分歧，终止敌对与颠覆行为，裁减武器装备。在境外，无论在何处，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为争取民心而与你竞争，但是我们愿意服从当地人民全面而公平的选举。让我们互相敞开大门，组织文化团体交流，以此增进彼此间的尊重与了解。我们不担心你们的经济制度会取代我们的，你们也不需要担心我们的要取代你们的；我们相信，每一种制度都会吸收另一种制度的长处，在相互的合作与和平中共存。也许我们每个国家，在持有适当的自卫能力的同时能够与其他国家签订互不侵略与互不颠覆的公约，通过这些公约，就能重建世界秩序，在其中的每个国家都会保持主权独立，只受自愿签订的协议的限制。我们邀请你们与我们携手挑战历史，坚定地为各国关系注入文明守礼的因素。我们在全人类面前宣誓，将会带着全部的真诚与信任从事这项事业。如果我们在这场历史的博弈中输了，其结果也不会比继续执行传统的对抗政策更坏。但是如果你们和我们成功了，则我们将会为后世留下一份伟大的功业，值得人类永志不忘。

很多人会对此嗤之以鼻。有人会说：“你已经忘记了所有的历史教训，你也忘了你所描述的人类本性。一些基本的冲突不可能用谈判来解决；而且在被延长的谈判期间（如果历史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南），颠覆活动仍会继续前行。世界秩序的未来，不能仅凭一纸君子协定，而是要借由列强之一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使它能够支配和执行国际法，就像从奥古斯都到奥勒留（Aurelius）期间罗马的所作所为一样。这种广泛和平的插曲是不自然的例外现象，很快会因为军事力量均势的改变而告终结。你已经告诉过我们，人类是竞争性的动物，而国家也一定像人类一样，优胜劣汰今天是在一个国际平台上展开。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合作，只有当他们面对外来的共同攻击时才会实现。也许我们现在正在朝着竞争的更高层次迈进；我们也许会与其他恒星与行星上的野心勃勃的物种接触；不久，可能就会有星球大战。那时，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地球上的我们，才能成为一家人。”

第十二章　增长与衰退

我们曾把文明界定为“促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 。政治秩序是依靠习俗、道德和法律而得到保障，经济秩序则是依靠连续的生产和交换而得到保障。文化的创造则是由观念、文学、礼仪和艺术的原创力、表达、测试和生成的自由与便利而来的。文明是错综复杂又很不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来很辛苦，摧毁则很容易。

为什么历史上到处都是文明被毁灭的遗迹？难道是像雪莱（Shelley） 在《奥西曼达斯》（Ozymandias）中告诉我们的一样，死亡是万物的定数？在历史的成长与衰亡过程中，是否有任何规律可循，能使我们得以由过去存在的文明的进程，去预测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有些想象力十足的古人就是这样想的，甚至还详细预测着未来世界的细节。在《第四田园诗》里，维吉尔（Virgil） 宣告，总有一天，变化的能力耗尽之后，整个宇宙，或因预定的计划，或因偶然，将陷入与已被遗忘的古代完全一样的境地，将因在劫难逃的天命，一一重复那种境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会有另一个先知提费斯（Tiphys ），

也会有另一艘神船阿耳戈（Argo），

载来受人爱戴的英雄；

又将会有另一场战争，

伟大的阿喀琉斯（Achilles）将会再次被送回特洛伊。

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因为这种“永恒循环”的幻觉而发了疯。这真是再愚蠢不过，但在哲学家中间确实能看到这种事。

历史一再重演，但只是在大的方面与大的事件上是这样的。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推测，在未来，就像在过去那样，会有一些新生国家兴起，而一些古老国家会衰亡；会有一些新的文明伴随着畜牧业和农业开始，随着商业和工业扩大，进入到奢侈腐化的阶段。思想，就像维科（Vico） 和孔德（Comte） 所认为的那样，一般而言，会历经超自然解释、传奇解释到自然主义解释的过程；新的学说、发明、发现和谬见，也将会激励各种思想潮流；新生的一代将会反抗老的一代，但是会经历由反叛到适应再到对抗的阶段；道德上的实验也会稀释传统，威胁到它们的受益者；创新的狂热会因时间的无情而被遗忘。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上重复着，是因为人类天性的改变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悠然，在面对经常发生的状况，以及像饥饿、危险以及性爱一样的刺激时，总是准备用最古老典型的方法去应对。当然，在高度发达和复杂的文明社会中，个体要比在原始社会中的个体有更多的差异和独特性，许多情形中包含新奇的情况，需要修正直觉的反应。习惯在减少，推理在扩展；结果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未来是否重复过去并不那么确定。每年都会有奇遇。

一些大思想家，一直想把不那么严谨的规律变成充满威严的范式。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克劳德 ·昂列·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 将过去与未来划分为“有机时代”和“批判时代”的交替：

人类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两种不同而又交替的社会形态：一种是有机社会，人类的一切活动是分等级的，能被预见的，受一般理论控制的，社会活动的目的很明确；另一种是批判社会，所有思想上的联盟，所有的公共活动，所有的协调都停止了，社会仅仅是相互斗争的分散个体的聚合体。

每一种这样的情形或状况，都占有两个历史时期。希腊时代，即我们所说的哲学时代，但应当更公正地把它称为批判时代，在它之前是一个有机的时代。之后新学说出现了，很快蔓延到各个方面，最终形成了支配西方文明的强大政治力量。教会制度开启了新的有机时代，它结束于十五世纪，此时宗教改革敲响了批判时代到来的钟声，这个时代至今仍在继续。

在有机时代，各种基本问题（神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已经得到至少是暂时性的解决。然而之后不久，借助于这些暂时性解决取得的进步，以及在它们所实现的制度的保护下，会让那些答案变得不够完善，会催生新的事物。批判时代——辩论、抗议……过渡的时代，将用怀疑、个人主义和对重大问题的漠视取代旧思想……在有机时代，人类忙于建设；在批判时代，他们又忙于破坏。

圣西门相信，社会主义的建立，将开创一个包含统一信仰、组织、合作和安定的新的有机时代。如果共产主义证实了是一种取得胜利的新生活秩序，那么圣西门的分析与预测就是正确的。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 改变了圣西门的提法，他将历史划分成各自独立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像四季循环一样，有着独特的生命过程与轨迹，不过，它主要包括两个时期：一个是向心的时期，它将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结合为一个独特的、具有内聚力的艺术形式。另一个时期是离心的时期，破坏有机体的力量使教义和文化陷入分裂与批判精神，结果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畸形艺术的混乱。圣西门是向前看，期望社会主义成为新的综合体，斯宾格勒（像塔列朗 一样）向后看，认为贵族制时代生活与思想都是连续的、有秩序的，而且创造了生动的艺术品。他说：

西方生存的分水岭是1800年——这道分水岭的一边，生活充实而自信，它是在一个内在的、伟大的、不曾中断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从哥特人野蛮的孩提时代一直持续到歌德和拿破仑。在它的另一边，是我们大城市里那种迈入暮年、造作而无根的生活，为它塑造形式的是理智。这种结果是必然而不可改变的，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必须打消理解历史的一切愿望。

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即文明都会经历生长、繁荣、没落、消亡的过程—或者说由以前生机勃勃的洪流变成一潭死水。那么，文明成长的原因是什么？消亡的原因又是什么？

今天不会再有学者严肃看待17世纪的概念，认为国家的起源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也许大多数国家（指组成一个政治组织的社会），都是由一个集团征服另一个集团，以及征服者持续使用武力加诸被征服者之上形成的；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最早的法律；这些命令再加上民族的民俗，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秩序。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明显地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当统治者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像埃及和亚洲的河流），组织被统治者劳作时，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又构成了文明的另一个基础。当思想与感情的活动，超越了原始部落的常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紧张关系。对于发展的进一步刺激，来自于周围环境的一切挑战性的改变 ，如外部的入侵或者是降雨的持续短缺——这种挑战可能通过军事上的改革，或者建造灌溉水利系统而得到解决。

雅典学院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彰显了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

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问一句：一种挑战是否会引起回应，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答案是，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有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他们思路清晰，意图强大（这几乎就是天才的定义），能对新的情况做出有效的反应（这几乎就是智慧的定义）。假如我们再问，怎样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个体？我们就得从历史回到心理学和生物学——也就是从环境的影响和染色体的奥秘中去寻找答案。总之，如果成功地回应了一种挑战（就像美国在1917年、1933年以及1941年的情形一样），而且胜利者又未大伤元气（就像英国在1945年的情形一样），则这个国家的地位与士气便会上升，从而使它有能力去应付更进一步的挑战。

如果这些是文明成长的源泉，那么，什么又是文明衰退的原因呢？我们是否应该像斯宾格勒和其他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认为每种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自然而又神秘地被赋予成长的能力和死亡的命运？用生理学和物理学的比喻，来解释群体行为，以及把社会的退化归因于它的生命中某些固有的内在局限，或者是内部力量的不可抗拒的流失，这样的做法的确很吸引人。这样的比喻也许提供了暂时性的解释，正如我们把个人的联合比喻为细胞的聚合，或是把银行钞票的发行与收回流通，比拟成心脏的收缩与扩张。但是，群体除了是由单个的人组成外，并不是真正具有生理作用的有机体，它没有自己的大脑和肠胃；它必须依靠其成员的大脑和神经，进行思考与感知。当一个群体或是一种文明衰亡的时候，它并不是由于群体生命的神秘限制，而是由于政治领袖或思想领袖在回应变革的挑战中遭受了失败。

挑战可以来自于好多原因，而且可以通过重复或结合在一起，提升破坏力的强度。降雨量或绿洲水源的缺少，会让大地因干旱变为不毛之地。土壤也许会因为不合理的耕种或者破坏性使用而被消耗殆尽。用奴隶制劳工取代自由劳动力，能降低对生产的激励，从而导致土地弃耕，城市萧条。贸易工具或贸易路线的改变——例如海运或航空业的兴起——也会使旧的文明中心萧条和衰败，像1492年后的比萨或威尼斯就是这样。税收过高，也许就会让投资和生产失去动力。海外市场和原料会因更具开拓精神的竞争而丧失。进口远大于出口，也许会用尽国内宝贵的金属储备。财富的集中，也许会让国家在阶级斗争或是种族战争中分裂。人口和贫穷都集中于大城市，会让政府被迫做出选择：要么采用会让经济萎靡不振的救济政策，要么冒叛乱与革命的风险。

新航线开辟后，由于缺乏直接进入新世界的优势，威尼斯衰落了。

在一个社会中，因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平等，就会分化成两个阶层，一个是少数的文化精英，一个是多数的芸芸众生，他们十分不幸，因为天生的原因或者环境的关系，无法继承或者发展出高贵典雅的水准。随着这个多数的增长，它会对少数的文化起到拖累作用；它的谈吐、服饰、娱乐、感情、价值判断会向上扩散，多数内部的野蛮化是少数控制教育和经济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随着教育的普及，神学失去了威信，它表面上还得到服从，但已经不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希望。生活与理想日益世俗化，不再对超自然的解释心存敬畏。当道德法典的人类本源被揭示出来，神的监督与惩罚消失之后，道德法典也失去了光辉和力量。在古希腊，哲学家们摧毁了知识阶级中的旧信仰；在近代欧洲的许多国家，哲学家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只不过是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变成了伏尔泰（Voltairs），第欧根尼（Diogenes）变成了卢梭（Rousseau），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变成了霍布斯（Hobbes），柏拉图（Plato）变成了康德（Kant），特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变成了尼采（Nietzsche），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变成了斯宾塞（Spencer），伊壁鸠鲁（Epicurus）变成了狄德罗（Diderot）。古代就像现代一样，善于分析的头脑瓦解了支撑着道德法典的宗教。新的宗教出现了，但是它们与统治阶级分离，不再为国家服务。在理性主义战胜了神话之后，是基督教之前一百年里怀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时代，随着基督教时代之后一百年里类似的胜利而出现的，也是这样一个时代。

若是处在旧道德规范已去，新规范尚未形成之间的伦常松懈时期，失去约束的一代人对旧的限制和生活方式，仅有一点残留的依附感，绝望之中便会陷入奢靡腐败、家庭伦理等一片混乱之中。不会有人认为“为祖国献身是高尚的、荣耀的事情”。领导者的一次失败，就可能使国家的力量被内讧所削弱。在这个过程的最后，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失败可能会成为最后的一击，或者外部的野蛮入侵会与内部泛滥的野蛮现象结合在一起，让一个文明寿终正寝。

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吗？不完全是。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而言，都无权要求生命永恒、长生不老。死亡是自然的，而且假如死亡来得正是时候，则死亡是可以得到宽恕的，而且是有益的，思想成熟的人面临死亡，也不会感到悲愤。但是文明会死吗？也不完全是。希腊文明并不是真的死了，而只是外壳不再存在了，栖居地发生改变了，内涵得到延伸了；希腊文明永远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它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即便是终其一生，也难以将其全部吸收。荷马的读者，今天的人数要远远比他那个时代和国家多得多。在每一座图书馆和每一所大学里，都存放着希腊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个以哲学“为人生乐事”的研究者，在钻研柏拉图，以期获得思想的领悟，扩展生命的维度。创造性思想的这种经过考验的存在能力，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才是真正的有益人心。

国家消亡了。古老的地区变得一片荒芜，或者是遭受了其他的变迁。韧性十足的人，重振精神，拾起了他的工具和技艺，带着他的记忆。如果教育能够加深和延伸这些记忆，文明就会随着他而迁徙，在另外某个地方重建家园。在新的土地上，他不需要完全重新开始，也不需要在没有朋友的帮助下独自前行；通讯和交通仍会使他和祖国联系在一起，犹如生活在有营养的胎盘里一样。罗马引进了希腊文明，并向西欧输出；美国从欧洲文明中获益，又准备以前所未有的技术方式，再次传播出去。

文明使人类的灵魂世代相传。人的生命通过传宗接代而超越了死亡，一个有生命的文化也会超越时空、漂洋过海，将它的遗产传递给继承人。甚至就在这些话被写下来的时候，商业与印刷、电线与电波，以及看不见的空中“信使”，正在把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文明联合在一起，为所有人保存已被赠予的人类的遗产。

第十三章　真有进步吗？

若以国家、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貌为背景，“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进步难道只是每一代自诩“现代”的人，徒劳无益、习惯性的吹嘘吗？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就是科学的中立：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坏起来也更厉害。现在想来，培根骄傲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多么不合适啊！有时我们感到，相比于今天我们一再努力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们的目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在强调神话和艺术，而不是科学和力量，其做法显然要更为明智。

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善与恶的特点兼而有之。生活上的舒适与便利，可能已经削弱了我们体质的活力与道德品质。我们极大地发展了运输方式，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用它来方便犯罪、去杀害我们的同胞，或者是杀死我们自己。我们两倍、三倍甚至百倍地提升运动速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精神变得更加懈怠，拥有双腿的我们，每小时能够移动2000英里，但我们始终不过是穿着裤子的猴子。我们为现代医学治疗和手术的进步而喝彩，但愿它没有带来比病痛更坏的副作用；我们感谢医生超强度的勤勉，他们疯狂地与细菌的复活和新疾病进行赛跑；我们也很感谢医药科学帮我们延年益寿，如果这种延长不是被病痛、残废与忧郁所包围的话。学习和报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能力比过去增加了上百倍，但是有时我们又羡慕我们的祖先，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只是偶尔被村子里的一些琐事骚扰。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们也任由阴暗、破烂的贫民窟在城市中溃烂。

我们为摆脱了神学而欢欣，但是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一种自然的道德伦理——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规范——其力量足以阻止我们自私、好斗和好色的本性破坏我们的文明，从而避免陷入贪婪、罪恶和淫乱的泥潭之中呢？我们是否真的超越了偏执，还是仅仅把对宗教的敌视变成了对民族、意识形态或种族的歧视？我们的风尚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坏了？一位十九世纪的游客说：“当你从东向西游历，风尚有规律性地在变坏；在亚洲是坏的，在欧洲也差不多，在美国的西部各州，则是集坏之大成。” 而现在东方却在模仿西方。为了保护人民不受社会与政府的侵犯，我们的法律是否对犯罪太过宽大？我们让自己享有的自由，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我们智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或者，我们的道德和社会的混乱已如此不堪，使惊恐的父母重新跑进圣母教堂，求她管束自己的儿女，无论付出什么样思想自由的代价？是不是自笛卡尔（Descartes）以来，由于哲学不承认神话在安慰人类和控制人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导致所有的哲学进步都是一个错误呢？“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

鲁本斯的《四巨人》。十七世纪的哲学家不再讨论宗教的权威，他们开始辩论上帝的存在。

自孔子以来，哲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 ?或者自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以来，文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我们的音乐，虽然有复杂的形式和强大的交响乐团，就一定比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 的音乐更加深沉？或者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用他们简单的乐器随意伴奏下的单调歌声，更加悦耳或感人？［爱德华·拉内（Edward Lane） 谈到开罗的音乐家时说：“我曾被他们的歌深深吸引……比我以前欣赏过的任何音乐都要好。” ］我们的现代建筑—虽然风格大胆、新颖、令人难忘 —与古代埃及或希腊的神庙相比又会如何呢？或者我们的雕塑，与埃及法老海夫拉（Chephren）的雕像，或者希腊信使神赫尔墨斯（Hermes）的雕像相比，又会怎么样呢？或者我们的浮雕，与古波斯帝国的都城帕赛波里斯（Persepolis），或者希腊帕特农神庙相比，又如何呢？再或者，我们的绘画，与凡·艾克兄弟（van Eycks）或者霍尔拜因（Holbein）的画相比，又会怎么样？如果“用秩序取代混乱是艺术与文明的本质” ，那么美国与西欧的当代绘画，就是以混乱替代秩序，这不是我们文明堕落到杂乱无章的混乱状态的明显信号吗？

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以较为乐观的偏见选择我们的证据，我们也许能引申出更惬意的思想。但是，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进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认为人类和天地万物不值得我们赞扬，这种想法能带来隐秘的快感。如果用孩子的平均身高比过去高、生活用品也比过去好的例子，来证明现在比过去进步，似乎是愚蠢的 —因为可以确定的是，孩子总是最幸福的。有没有更客观的定义呢？这里，我们想把“进步”定义为增加对生活环境的控制。这是个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最低等生物的标准。

我们不能要求进步是持续不断的，或者是普遍的。很明显，正如个体的发展也会有失败期、疲劳期和休息期一样，衰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在现阶段对环境控制方面有进展了，进步就是真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几乎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一些国家在进步，也有一些国家在衰退，比如今天的苏联在进步，英国则在衰退。同一个国家，也可能在人类活动的某一领域进步了，在另一个领域却衰退了，正如美国在技术领域是获得进步了，但在平面艺术方面却是落后的。如果我们发现，在年轻国家中，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们的有才之士，都倾向于从事实用类、发明类、科学类和管理类的工作，而不是从事像画家、诗人、塑像家或者作家之类的工作，则我们就会了解，每一个时代以及每一个地区，在追求对环境的控制方面，是需要对一些类型的能力加以引导的。我们不应该把某时某地的作品，拿出来和人类各个时代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佳作品进行比较。我们的问题是，是否平头老百姓也都普遍增强了他们控制生活条件的能力？

英国画家贺加斯的版画《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贺加斯的系列版画描绘了伦敦的堕落及悲惨社会景象。

英国画家贺加斯的版画《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贺加斯的系列版画描绘了伦敦的堕落及悲惨社会景象。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些就会发现，现代人的生活虽然是不稳定的、混乱的、危机四伏的，但是和无知、暴力、迷信和疾病丛生的原始人生活比较，我们还不至于太过绝望。在文明国家，最低层的人与野蛮人相比可能只是略有差别，但是，在这之上，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达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这是原始人难以企及的。我们身处城市生活纷乱的压力之下，有时很想逃避回到文明前的淳朴生活方式。但是，这也只是偶尔的想入非非，我们知道这是对现实工作产生的一种逃避反应。将原始人偶像化，就像年轻人的其他许多心情一样，也是青春期一种不能适应环境的发泄表现，是自觉的能力尚未成熟、尚未派上适当用场的表现。“友好而潇洒的野蛮人”也许很开心，但是他要刀不离身，他得吃昆虫，他浑身脏兮兮。一项对现存原始部落的研究显示，他们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生命期都很短暂，体质和速度都不太强，更容易得病。 如果生命的延长表明了对环境有更大的控制力，那么死亡率就宣告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中，欧美白人的寿命已经延长了三倍。不久之前，殡仪从业者甚至开会讨论到，人类死亡从整体上说变得越来越迟缓，已经对其行业造成了威胁。 如果殡葬业者叫苦连天，那么进步就是真的。

在古今之争中，根本就不清楚古人是否胜出。在现代国家，饥荒已被消灭，一国生产的粮食不仅喂饱自己有余，而且还能出口动辄以百万计蒲式耳 的小麦给需要的国家，我们能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吗？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发展科学，由此大大减少了迷信、蒙昧与宗教偏执吗？我们不是正在积极地推广技术，由此能使食物、住宅、享受、教育和休闲活动，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吗？难道我们宁愿要雅典的公民大会或者罗马的公民大会，也不愿要英国议会或美国国会制度吗？或者仅仅是像阿提卡那样狭隘的公民权就满足了，或是由禁卫军来选举统治者的方式？难道我们宁愿生活在雅典共和国的法律之下，或者是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之下，也不愿生活在带给我们人身保护、陪审团审判、宗教和知识自由，以及妇女解放的宪法之下吗？我们的道德尽管松懈，但是真就比荒淫无度的阿尔比亚德斯（Alcibiades）更糟吗？我们美国有哪一位总统效仿过伯里克利，和高等妓女生活在一起？难道我们要以著名的大学、众多出版社和藏书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为羞耻吗？虽然雅典有过许多伟大的剧作家，但是有哪一位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呢？难道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能够像莫里哀（Molière）一样，学识渊博又道德高尚吗？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和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的口才，就一定比查真有进步吗？ 塔姆（Chatham）、伯克（Burke）和谢里登（Sheridan）更高一筹吗？我们能把吉本（Gibbon）排在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之后吗？在古代有哪一本散文小说，能从广度和深度方面，超过今天的小说呢？我们可以承认古人在艺术上的优势，但是我们可能有人更喜欢巴黎圣母院，而不是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如果美国的建国者们能够重返美国，或者福克斯（Fox）与边沁（Bentham）返回英国，或者伏尔泰（Voltaire）和狄德罗（Diderot）返回法国，看到我们今天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境况，他们难道不会斥责我们忘恩负义吗？这种幸福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甚至在伯里克利或者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也未曾出现过。

18世纪的英国工厂。十八世纪末，工业化对于不列颠已经不新鲜，到1800年不列颠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我们不应当为我们的文明也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死亡而过于烦恼。正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在科林对自己吃了败仗的部下说的那样：“难道你们能长生不老吗？” 生活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文明和中心有机会出现，这大概应视为一件好事。与此同时，迎接日益崛起的东方的挑战，也许会给西方重新注入活力。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 —人死功绩在。一些宝贵的成果，历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一直存在着，例如火与光的发明，车轮和其他基本工具的制造；语言、写作、艺术、歌曲；农业、家庭和父母之爱；社会组织、道德和慈善；以及传播家庭和种族经验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从一个文明历经危难而传给另一个文明，被顽强地保存下来。它们联接着人类历史。

如果教育能传播文明，我们毫无疑问是在进步之中。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如果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因此当代最好的成就，就是付出了空前的财力和人力，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更高的教育。过去念大学是奢侈的，是为有闲阶级的男士设计的；今天的大学到处都是，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变成博士。我们也许超不过古代那些出类拔萃的天才，但是我们的知识水平与平均数已经上升，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

除了孩子外，大概不会有人抱怨，我们的老师还没有根除千百年以来的谬见和迷信。伟大的尝试才刚刚开始，它还可能被不情愿的高出生率或有意造成的愚昧无知打败。但是假如每个孩子都必须上学并一直学到二十岁为止，而且可以免费进入收藏和提供人类智慧与艺术财富的大学、图书馆以及博物馆，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教育结果呢？不应把教育仅仅当成事实、年代和帝王将相的资料堆积，也不能仅仅当作为了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必要准备，而是应当作对我们精神、道德、技术和美学遗产等尽可能充分地传承，其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审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我们现在能够传承的文化遗产，要远比过去丰富。它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包括了它之后全部希腊文明的精华，又加上了后来的成就；它比达·芬奇时代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除了有达·芬奇的作品之外，还有意大利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它比伏尔泰时期的遗产要丰富，因为它囊括了整个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影响所及的成果。纵然我们有所抱怨，进步仍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比过去的婴儿更健康、更漂亮、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更丰富的文化遗产，生来便处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知识和艺术积累的增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支撑。遗产在增多，接受遗产的人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升。

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有共同爱好的人以及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历史学家不会悲伤，因为除了人们赋予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从中看不到任何意义。我们能够亲身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这意义有时能超越死亡，我们理应为此感到自豪。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

参考书目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人人文库。

瓦尔特·巴杰特：《物理与政治》，波士顿，1956。

托马斯·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纽约，1925年。

威廉·柯克塞，《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第3卷，伦敦，1847年。

威尔·杜兰特，《哲学的大厦》，纽约，1929年。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1.《东方的遗产》，纽约，1935年。

2.《希腊的生活》，纽约，1939年。

3.《恺撒与基督》，纽约，1944年。

4.《信仰的时代》，纽约，1950年。

5.《文艺复兴》，纽约，1953年。

6.《宗教革命》，纽约，1957年。

7.《理性开始的时代》，纽约，1961年。

8.《路易十四时代》，纽约，1963年。

9.《伏尔泰时代》，纽约，1965年。

10.《卢梭与大革命》，纽约，1967年。

《不列颠百科全书》，1966年。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米尔曼编辑，第6卷，纽约：诺丁汉社会。

J.A.戈尔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伦敦，1915年。

A.W.戈姆：《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人口》，牛津，1933年。

H.H.高恩和约瑟夫·哈尔：《中国史纲要》，纽约，1927。

马塞尔·葛兰言：《中国文明》，纽约，1930年。

伊索克拉底：《作品集》，洛布丛书。

卡尔·考茨基：《宗教改革时期的中欧社会主义》，伦敦，1897年。

爱德华·雷恩：《现代埃及的风俗习惯》第2卷，伦敦，1846年。

朱尔斯·勒迈特：《卢梭》，纽约，1907年。

布莱士·帕斯卡：《沉思录》，人人文库。

路易斯·保罗：《还在运行的古罗马》，伦敦，1927年。

柏拉图：《对话录》，乔伊特译，第4卷，纽约：杰弗逊出版社。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英豪列传》第3卷，人人文库。

欧内斯特·勒南：《十二使徒》，伦敦：麦修思出版社。

佚名：《马可·奥勒留》，巴黎：卡尔曼 -莱维出版社。

雷内·塞德诺：《历史没有意义》，巴黎，1965年。

弗里德里克·西伯姆：《约翰逊时代》，伦敦，1899年。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成年美国》，纽约，1927年。

奥斯瓦德·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纽约，1927年。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人文库。

A.J.托德：《社会进步理论》，纽约，1934年。

阿诺 .J.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0卷，伦敦，1934年。

译者的话

《历史的教训》一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作品。

威尔·杜兰特（1885-1981年），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杜兰特笔耕不辍，成就惊人，作品有《哲学的故事》《转变》《哲学的乐趣》《历史上的英雄》《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以及规模宏大的11卷《世界文明史》，是当时美国少有的集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

在撰写《历史的教训》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50年的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它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而荣获1968年的“普利策奖”和1977年的“自由勋章奖”。因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杜兰特夫妇在此巨著的基础上，于1968年写作出版《历史的教训》一书。

《历史的教训》是杜兰特夫妇的代表作。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它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当然，毋庸讳言，因为作者生活时代和环境的原因，书中也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以及对美国式民主的崇拜；作者对民族、宗教、东西方文明等内容的理解，也不一定正确。相信读者自会加以鉴别。

本书翻译由倪玉平负责，张闶、符泽军和郭小刚同志提供了初稿，然后由倪玉平进行总译和总校。由于学识有限，加之时间紧迫，本书肯定存在很多错误，敬祈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2014年9月

延伸阅读：《世界文明史》介绍

《世界文明史》被誉为“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 ”

一部曾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

杜威、季羡林、汤一介等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威尔·杜兰特旷世巨著《世界文明史》

要了解《世界文明史》这部书首先还要介绍写书的人。对作者威尔·杜兰特博士，中国人并不陌生，早在30年代很多中国学者就拜读过他的成名作《哲学史》。他和胡适先生都是大哲学家杜威的学生。杜兰特博士在西方世界更是声名显赫，他以《哲学史》一书成名，更以《世界文明史》一书达到其60年学术生涯的巅峰。从1935年出版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起到1975年出版最后一卷《拿破仑时代》止，每出一卷都好评如潮，人们看了上卷对下卷便产生了强烈的期待心理。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而又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地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他是学术领域一名空前成功的冒险家。我很敬佩他。同时，也应该为中国读者感到庆幸。西方世界期待他的巨著的全貌，一等就是30年。而今天的中国读者们接触的就是整整11巨卷的完整的《世界文明史》。

《世界文明史》全书约1500万字，有近千幅精美插图。上起“文明的建立”，下迄“历史的教训”。这是一部揭示人类文明遗产的旷世巨著。它几乎涵盖每一时代，每一国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科技等领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堪称文明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概括说来，它有四大特点：

(1)它是一部个人专著，而与众手编纂有别；

(2)它是一部“文明大典”，而与一般的史书有别；

(3)它是一部颇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著作，而与“流水账”式的史书有别；

(4)它是一部流畅优美的“故事”总集，而与纯粹学术的呆板文风有别。

西方学者称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台湾学者誉之为“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是很有见地的，决不是溢美之辞。因为它具有独立而深刻的见解，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哲学家的真知灼见。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历史的教训”，它集中表达了杜兰特博士对文明史的独到见解。

杜兰特博士认为东方的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源头和基石，因此在写《世界文明史》时，以《东方的遗产》作为全书第一卷。在东方文明中，杜兰特尤重视中国文明。他认为“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明重大成就之一”。他尤其惊叹中国文明绵延不绝。写到中国人，这位美国本土的博士总是充满激情：“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的精力充沛，那样的聪慧，那样的能适应环境，那样的能抵抗疾病，那样的能忍受灾难和痛苦，那样的在历史的熏陶下能沉静忍耐和等待复原。这个拥有如此物质、劳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加上现代工业的设备，我们很难料想出可能产生的那种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很可能将会比美国更富有，很可能将会与古代的中国一样，在繁荣和艺术的生活方面，居于领导世界的地位。”

（季羡林谈《世界文明史》）

《世界文明史》丛书书目

01.东方的遗产（Our Oriental Heritage），定价：78.00元

02.希腊的生活（The Life of Greece），定价：68.00元

03.恺撒与基督（Caesar and Christ），定价：78.00元

04.信仰的时代（上下）(The Age of Faith），定价：118.00元

05.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定价：78.00元

06.宗教改革（上下）（The Reformation），定价：108.00元

07.理性开始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n Begins），定价：78.00元

08.路易十四时代（The Age of Louis XIV），定价：78.00元

09.伏尔泰时代（The Age of Voltaire），定价：88.00元

10.卢梭与大革命（上下）（Rousseau and Revolution），定价：118.00元

11.拿破仑时代（上下）（The Age of Napoleon），定价：108.00元

（纸书总定价：998.00元，华夏出版社出版）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作品导读

作者介绍

序

前言

第一章　犹豫

第二章　历史与地球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第十章　政府与历史

第十一章　历史与战争

第十二章　增长与衰退

第十三章　真有进步吗？

参考书目

译者的话

延伸阅读：《世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