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卡斯特罗传

陈映虹
简介
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内容简介：

作者展现了卡斯特罗以踌躇满志地建构蓝图、开创明天为始，以一步步地回到现实、恢复过去告终这一惊心动魄的全过程，从广阔的视野探讨了２０世纪激进主义革命家共同的人生轨迹：从学生革命家到职业革命家，再到乌托邦实验家。在他们各种异想天开的改造社会和塑造新人的方案折腾下，过去的一切制度、传统和积淀都被摧毁，新建起来的却是缺乏社会历史基础、违反人性、因而毫无活力的体制。但这样的革命是以彻底消除社会不公正为号召，具有极大的道义优势，所以得到社会下层充分的支持。社会越不公正，这样的领袖和这样的革命就越有基础，这是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和警惕的。

《卡斯特罗传》目录
卷首语
第一章 “我生来就是一个革命家，一个政治家”
第二章 “历史将宣布我无罪！”
第三章 “这就是民主！”
第四章 “谁都别想给我穿上紧身衣”
第五章 “塑造二十一世纪的人”
第六章 “革命攻势”——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革
第七章 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八章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
后记

《卡斯特罗传》目录

前言

⊙第一章“我生来就是一个革命家、一个政治家”

土财主安吉尔

“这是上帝给你的报应”

反叛的个性

对体育的酷爱

古巴民族主义的历史

“我住在这个巨兽的肚子里，我知道它有什么样的肠胃”

“天生的”革命家

学生革命家的历史

哈瓦那大学：学生革命家的乐园

马克思主义启蒙

最初的政治斗争经验

结婚和前往纽约度蜜月

⊙第二章“历史将宣布我无罪”

短暂的议会民主之梦

巴蒂斯塔政变

蒙卡塔袭击

特殊待遇的政治犯

大赦、出狱和离婚

踏上流亡之路

相遇格瓦拉

特莱莎和“大男孩”

追求利莉亚

《七?二六运动宣言》

“格拉玛”号的登陆

十二个人进入马埃特腊山

“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

反巴蒂斯塔统一战线的形成

远眺乡野乌托邦

巴蒂斯塔出逃

古巴革命的特点

⊙第三章“这就是民主”

鸽子落在了肩膀上

“革命是群众的盛大节日”

“革命ｙｅｓ选举ｎｏ！"

统一战线的瓦解

个人崇拜的建立和“直接民主”的产生

“你们以为我知道怎样管理国家吗？”

不堪重负的“大男孩”

激进的社会改革

美国教授来教计划经济

特莱莎的叛逃

社会的组织化

“兄终弟及”定下继承权

“这就是民主”

用运动治理国家的开始

少年扫盲大军

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决裂

外资国有化

“要把安第斯山变成南美的马埃特腊山”

“蛆虫委员会”与猪湾入侵

“古巴革命现在是社会主义的了”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卡斯特罗式的“马克思主义”

“他要是社会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们也是”

艺术：“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离开革命，什么都没有！”（卡斯特罗的《演讲》）

“把波罗的海舰队派到加勒比海去给美国人瞧瞧”

赫鲁晓夫撤出导弹时

卡斯特罗击碎了墙上的镜子

⊙第四章“谁都休想给我穿上紧身衣”

要好的共产主义者还是要好的经济学家？

“菲德尔，我们要吃的！”

道德动力还是物质动力？

格瓦拉：人是一件半成品

“菲德尔在巨人的国土”

赫鲁晓夫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鸡蛋的战斗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家畜生产还要再加把劲！”

法国畜牧专家之死

“古巴Ｆ－１"

驾着吉普指挥经济

“毛主义分子”

格瓦拉称苏联是个猪圈

卡斯特罗挑起中古论战

“那个人应该去读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太阳时间长了也是要熄灭的！”

卡斯特罗的路线

胃在苏联心在中国

两种社会主义国家

“任何人都休想给我穿上紧身衣”

古巴共产党的建立

拿破仑的羡慕

格瓦拉为什么出走？

格瓦拉的魅力和革命清教主义

格瓦拉和非洲“自由战士”

⊙第五章 “塑造二十一世纪的人”

卡斯特罗的教育革命

住宿制学校和“学校办到农村去”

“人行道上的农学家”

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文科要取消

只有一个人配称教师

始皇帝与孔夫子

六千八百张象棋桌子

古巴革命与创世纪

“为什么他们愿意为革命而死，却不愿为革命而工作？”

“新人”的集体和个人样板

“寄生虫”取代了“蛆虫”

古巴人大规模的出走

最反美的国家还是最亲美的国家？

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的信

格瓦拉在非洲的失败

卡斯特罗世界革命的雄心

“三大洲的游击队员们，联合起来！”

“我们向智利总统挑战，看他敢不敢实行国有化！"“那些狗娘养的不要以为我们对他们的进攻毫无准备！”

“战斗一百年，牺牲一百年！”

“对游击战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的最后分手

“创造两个、三个和更多个越南！”

里吉斯?德布雷的“半诗歌的直觉”和《革命中的革命》格瓦拉的最后时刻

被西方知识分子崇拜的第三世界英雄格瓦拉的可敬与可怕

⊙第六章 “革命攻势”——古巴模式的文革和大跃进

粉碎爱斯卡兰多“反党集团”

反对小贩的斗争

劳动军事化

萨特在古巴

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

西方知识分子在古巴

国际文化大会

卡斯特罗向社会主义改革总算帐

卡斯特罗和铁托的积怨

“决定性的奋进”

反街头游荡少年的运动

一千万吨糖和取消假期

包围瑞士大使馆

一千万吨糖战役的失败

卡斯特罗向群众提出“辞职”

《反逃避劳动法》

⊙第七章 世界革命的新十字军

输出革命的暂停和国际处境的改善不结盟会议

革命的制度化

诗人帕迪拉的故事

卡斯特罗出兵非洲

“苏联帝国的廓尔克人”

再次攻击中国

⊙第八章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

十万古巴难民涌入美国

古巴势力被赶出格林纳达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卡斯特罗的未雨绸缪“纠正消极倾向运动”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

奥恰和托尼案件

扩大清洗

古巴势力被赶出巴拿马

卡斯特罗教奥尔特加如何防止“左派幼稚病”

尼加拉瓜的民主选举和古巴势力的撤出戈尔巴乔夫访古

卡斯特罗、戈尔巴乔夫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版税的笑谈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的滋味

“匈牙利公共汽车的废气毒死了多少古巴人！”

“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和“自行车时代”的来临有关种猪的黑色幽默

“革命者永不退休”

对改革派的警告

革命前的夜生活回来了

生物医学中心对赚取外汇的贡献

医疗保健的大锅饭

流产的苏联政变和苏古关系的雪上加霜叶利钦和古巴流亡分子的政治交易阿利娜出卖父亲的情书

经济改革的开始

卡斯特罗访问凡蒂冈

圣诞节回到了古巴

⊙后记

卷首语

“我可以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充满灵感的艺术家，他企图把人熔铸进根据他的独一无二的眼光所设计出的模式，就象画家掺和颜料或作曲家组合音响；人成为一种我可以把自己的创造性意志加诸其上的原材料。即使人在此过程中受难甚至死去，他们也被升华到这样一个高度，一个如果没有我对他们生活的强制——创造性的强制——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到达的高度。”

——艾赛亚?伯林《菲德尔?卡斯特罗：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序言（１９９８．９）

在完成了本书之后，我再一次翻阅那些从古巴革命胜利（一九五九年初）到六十年代中期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革命领导人的照片。当时他们只有三十出头，在沸腾的群众中间显得那么年轻、英俊，那么朝气蓬勃和精力充沛，谁都不会怀疑他们的革命就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喷发着灼人的热力。很多西方人在苏联和中国之后又一次认为他们看到了人类的未来，例如萨特当时访问了古巴后说：“古巴人必须胜利，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切，甚至希望。”

然而，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的革命领导人却在短短的三、四年中，把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热带岛国变成了一个什么都要配给的公社，把一个人人都能自由流动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每个人都有固定岗位的兵营，把一个即使在他们发动武装斗争反抗现政权时仍然有报刊为他们说话的言论自由的社会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言堂。这种物资极端匮乏的半军事化的只有一个声音的生活，古巴人一直过了三十多年。

卡斯特罗等人早期属于典型的学生革命家。他们在大学时就投身革命活动，把政治斗争作为毕生的志向，任何专业都无法满足他们那种“天生”的政治气质。相对自由的大学校园成了他们操练政治斗争技巧的场所，学生组织则是他们最早的动员群众的工具。离开大学后（很多人为了政治活动而辍学），他们几乎立刻就走上了直接斗争的道路，成了职业政治家。

他们从来没有管理过一个工厂或者商店、学校，更不用说更大规模的社会单位。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生计都不用操心，政治就是他们生活的来源。然而在夺取政权以后，这个没有起码的管理国计民生经验的政治集团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整个社会，他们认为最方便的管理经济的办法就是国有化、公有化和计划化，最有效的增加生产的途径就是否定个人的物质利益。

这样他们就从学生革命家变成了乌托邦实验家，这个过程也就是卡斯特罗等人“改造”社会和人的过程。

为什么社会需要被改造呢？卡斯特罗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忍受任何非正义。”

格瓦拉则说他一听见哪儿存在着非正义就会气得发抖。革命前的古巴无疑是一个存在着非正义的社会，但同时也是一个商品充裕、经济富有活力的社会。反过来说：一个连手纸都要配给的社会、一个让老百姓节衣缩食牺牲奉献了三十多年的社会难道会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吗？

在笔者看来，“旧”古巴和“新”古巴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正义”与否，而在于前者是历史演进的结果，者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因此问题是：我们能否相信一个人或者一批人有足够的理性、智能和能力去从头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合理的社会，在其中没有任何“非正义”的东西？尤其当我们考虑到这个人或者这批人在管理国家之前，连自己个人的物质生活都没有自理过、对如何挣钱养家糊口毫无体会的时候？

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人类至今所学会的一切东西、所获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和不公正的现象存的。但是在我们注目于形形色色的剥削、压迫和种种不公正现象的同时，往往会因此而忽略一个最大的不公正：在消灭“不公正”的口号下，个人的或者说少数人的意志成为了国家的意志，政治权力成了决定一切的力量，整个社会可以像一架机器似的被拆散后根据某个设计师的念头重新装配起来，过去的大部分零部件都被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临时组装起来的代用品。

然而改造社会还不是卡斯特罗最终的目的，他最热心的是改造人本身。

“新人”、“二十一世纪的人”，以及为了把人改造成他所想象的那个模式所需要的信念，这些就是他在公开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主题。人之所以需要改造，是因为他们部分来自于旧的被改造前的社会，而其余的则是受到前一部分人以及外在环境（例如西方国家）的影响。

他认为人如果没有这些外部的影响，就不会有任何利己的和自私的动机，因此对人的改造是完全有可能的。

卡斯特罗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工程在六十年代进行得轰轰烈烈，自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停滞，九十年代则逐步开始重新使用那些被他抛置了数十年的“旧”社会的零部件，例如外资、个体小企业、物质刺激、生活日用品的自由市场等等，也不再把报酬的不同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视为“不公正”。更引人注意的是，为了吸引外国旅游者和赚取外汇，过去被视为“旧”

古巴社会“不公正”之象征的一些现象，例如专为外国人提供的特殊服务甚至充满色情的夜生活，现在也回来了。古巴社会经过了几十年天翻地覆的实验，并没有找到一条通往天堂之路，现在正回过头来从昔日的废墟中寻找药方。现在美国还没有废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古巴正为此而大声疾呼。然而可以想象的是，一旦这种封锁被废除，“旧”的一切和“非正义”将会以加倍的速度重返这个岛国。

在两个意义上，笔者称卡斯特罗为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其一，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革命家；其二，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一个既发动了全面的对社会和人的改造，把一场国家范围的乌托邦实验推向顶峰，又一步步地从这个实验退，直到恢复采用那些被他的革命所摧毁的政策的革命领导人。通过本书，笔者希望展现出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一代革命家以踌躇满志地创造新世界为始，却以一步步回到现实甚至恢复过去告终。在世纪末到来的时候，重温这个历史过程对于新世纪人类将要遭遇的挑战可能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第一章 “我生来就是一个革命家，一个政治家”

（一）

菲德尔?卡斯特罗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受注意的人物之一，用一个崇拜他的美国教授的话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记录在案，甚至一呼一吸都有人在测量其吸氧量１。

然而这样一个大人物的出生日期至今却仍然有一点小问题：据他自己说他出生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但他的姐姐说他实际上生于次年，是他的父母为了让他提前上学而擅改了日期。

卡斯特罗的出生地在古巴东北部奥连特省的拜兰，离大西洋约二十五英里。古巴是原西班牙殖民地，很多居民来自西班牙，卡斯特罗的父亲安吉尔就是如此。他的老家圣彼得罗?兰卡拉在西班牙西北部怪石嶙峋，气候阴沉的加里西亚省，离省会鲁戈不远。安吉尔一家是穷人，靠在不同的季节采集水果、核桃或者挖掘土豆和种植玉米为生。从留下来的一张照片上看，他的家是乡间一座低矮的石砌小屋，据说只有二十英尺长，十五英尺宽，有一扇小窗，一个烟囱。他们一家就和豢养的家畜一起住在这个石屋里，每逢做饭的时候，烟雾总是从屋顶和石墙之间的缝隙中散发出去。这座石屋就象加里西亚人一样固执而结实，至今仍未倾颓，只是变成了一个邻居的鸡舍。

一八九八年，象很多加里西亚人一样，安吉尔抓住了机会参加了开赴古巴准备与美国开战的军队，离开了贫瘠的老家。西班牙战败了，安吉尔的命运也改变了。他选择了留在古巴，在奥连特省当劳工，为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砍甘蔗。他高大结实，又肯吃苦，不久就升为工头，腰间挂上了一根象征权威的皮鞭，这个习惯在他有了自己的雇工和工头时仍然保持着。

热带新世界对安吉尔这样的人确实充满了机会，不久他就积攥了钱买下了一座木材厂，还和美国做石料生意。到一九二五年，他已经是奥连特省有数的富翁了，拥有工场、商店和一万英亩的土地，雇佣五百人２，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是他的大主顾。一九五六年他去世时，其产业值五十万美元，即使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这笔钱在当时也是大富翁了。

安吉尔虽然成了大地主，但他日子仍然过得很节俭，象一个普通的奥连特农民。使他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他一直拒绝与当地的富人来往，不论做什么事从不理会左邻右舍的议论，出门时总是随身带着一把柄上镶着珍珠的柯尔特手枪。

安吉尔发家后和一个叫玛丽亚?阿戈塔的女教师成了亲，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他们在拜兰造了一幢大房子，它并不像奥连特省有钱人的乡间阔宅，反而象一座长长的兵营，鸡鸭猪犬随意地在院子里走动，奶牛每到夜间便被牵进屋内准备清晨的挤奶。仆人和雇工（都是牙买加和古巴黑人）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到处是泥泞、烟雾和动物的骚臭。他们没有书，没有艺术品，没有乐器，甚至从不考虑附庸高雅地置办一些这类东西。多年以后，当卡斯特罗出身望族的舅子自哈瓦那来探访时，他说这里的一切粗俗得就像是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描写俄国农村的小说里。

（二）

卡斯特罗的母亲并不是安吉尔的正房，她叫利娜?鲁兹?冈萨雷兹，是安吉尔家的厨娘，来到他家时只有十五岁。她出生在古巴，但她的家庭也是加里西亚人。卡斯特罗是她和安吉尔的第三个非婚生的子女，当时玛丽亚还活着。

安吉尔完全不理会乡间的议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玛丽亚病死后）一点也不考虑把利娜明媒正娶进来。

利娜是个快活而饶舌的女人，她最喜欢的就是在厨房里一边干活一边和黑人女佣们聊天，甚至在她当上女主人以后，她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烟火熏人的灶边度过的。每天她都准备一大锅饭菜，然在厨房门外用手枪朝天鸣放一响作为信号，于是长辈、亲属、孩童、客人、佣人和帮工一起涌进厨房，在同一口大锅里搅他们的饭勺。

卡斯特罗童年的开端是快活的。他是安吉尔和利娜的七个孩子中最受宠的。他整天和牙买加人、黑人和其它种族背景的穷人孩子在一起玩，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形形色色的脏话，尽管利娜一再斥责却毫无效果。操练脏话最合适的场合是卡斯特罗一年级的教室，对象是乡村女教师。他自己回忆说：“不论什时候只要我不同意老师说的，或者不高兴了，我开口就骂她，然尽可能快地逃回家！我们和老师之间好象总是在打仗。”３

有一天卡斯特罗在学校里辱骂了老师以后飞奔回家，却不料一跤摔倒在一块装运果酱瓶的木板上，舌尖被一根铁钉戳破。利那不失时机地教训他说“这是上帝给你的报应！”年幼的卡斯特罗信以为真。幸运的是，那一跤和那根铁钉并没有影响他日作为一个出色的演说家的才能，他的舌头照样可以让他一口气说五、六个小时以上。

卡斯特罗自幼就舞枪弄棒，喜欢清点家中的弓箭和长短枪。当他刚能搬得动枪的时候，就扛起一支枪来到后院，朝那里的鸡群射击。他的姐姐连忙奔到他母亲那里报告。他来的整个生活都和武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大学时代，他几乎每天身上都带着手枪。他第一次在丛林里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背的是一支带有瞄准镜的步枪。当了国家首脑，他不论开会、视察，还是陪同外国客人，总是一身戎装，脚蹬战斗靴，腰带上挂着手枪。直到七十高龄仍然如此。

卡斯特罗五岁多的时候（当时他已在当地小学读了一年），他的父母决定把他送到省会圣地牙哥一所叫拉萨勒的小学去念书，并在那里给他找了一家海地教师作为监护人，在他们家住了数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教师夫妇既严苛又吝啬，对卡斯特罗管得很紧，一放学就把他关在小屋里念书，除了纸板做的喇叭外没有给过别的玩具。他们还动不动就用送进学校当住宿生来威胁他，而这却是卡斯特罗暗中希望的。于是有一次他借故与海地教师大吵一场，被揍了一顿板子后送进了学校的住宿部。

卡斯特罗在外读书，家中给他固定的零化钱，每周平均两角。他用十分钱看一场周末电影，五分钱买冰淇淋，五分钱买小人书。据来和卡斯特罗一起革命并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卡洛斯?弗兰基回忆说，他父亲二三十年代时靠砍甘蔗生活（这也是古巴多数壮劳力谋生的主要手段），每天平均挣四角，但甘蔗收获期外（一年有六个月）必须找零活干。如此看来，幼年卡斯特罗一个月的零花钱大概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四天的收入。这笔钱虽然已相当可观，尤其对一个学龄儿童而言，但考虑到卡斯特罗的大地主家庭背景，应该说不奢侈。

卡斯特罗当了住宿生以后，虽然有一阵有些教士得知他的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大地主后对他很是另眼相看，但不久他的倔头倔脑和不守规矩就使他们对他头痛和厌烦起来。他经受了无数次处罚，写过无数次的检查和诸如“我再也不在上课时说话”或者“我一定排好队”之类的保证，成了很多教士的眼中钉。

卡斯特罗记得有一个教士对他特别有恶意。有一次他和一个最受这个教士宠爱的学生在校外打架，他把那个学生的眼睛揍肿了，他知道事情不妙。果然那天在礼拜快做完的时候，他被从教堂里叫出来，那个教士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不由分说就两记耳光把他打得旋起来，然把眼冒金星的他从办公室里赶了出去。来这个教士一再给他找茬，动不动就朝他头上敲一个栗子。卡斯特罗决心反击。有一次在玩球时他又和别人吵起来，教士赶来朝他头上猛敲，卡斯特罗把一块面包朝他脸上扔去，然一拳捅在他的肚子上，接着又用牙咬。多年以后卡斯特罗回忆说：“虽然我并没有怎么揍痛他，但这个义举成了那个学校的历史性事件。”

卡斯特罗掌权后，教育革命是他最热心的一项事业，他出席过难以计数的开学或者毕业典礼，每到一处他都要说旧学校是关押学生的监狱，学生是囚徒，只会服从和背诵，等等。

虽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来自他的意识形态，但幼年的这种经历无疑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对旧教育难以消除的成见。

当时在拉萨勒学校就读的，还有卡斯特罗的兄弟拉蒙（Ｒａｍｏｎ）和劳尔（Ｒａｕｌ）。他们三兄弟被说成是三个坏小子，他们的父亲安吉尔十分生气。有一年的暑假过，他决定拉蒙和卡斯特罗留在家干活，劳尔送到一家军校去。拉蒙和劳尔服从了。

但卡斯特罗却跑到他娘那里威胁说要是不让他回学校，他就放一把火把家里的房子烧掉。深知卡斯特罗脾性的利娜说服了丈夫，让他回到了学校。

少年的卡斯特罗除了对学校和师长充满反叛精神外，还做过一件出格的事。一九四零年当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十四岁的他给这位世界名人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祝贺，同时向他讨一张十美金面值的纸币，他的理由是自己从未见过十美金的纸币。

衣食不愁的卡斯特罗当然不会出于经济目的写这封信，他的动机纯粹可以说是少年的好奇和冲动。他得到了罗斯福的一封简短的回信，虽然他的要求被有礼貌地拒绝了，但这封来自美国总统的信却立刻在他的同学中引起了轰动。

卡斯特罗的一生和美国有着解不开的恩怨，可以说成也美国毁也美国，他对美国的看法和感情从少年起有过曲折反复的变化。他也和许多美国总统打过直接间接的交道，但唯一被他肯定甚至敬佩的就是他无缘一见的罗斯福。在他信奉社会主义之后，他把罗斯福看成美国少有的劫富济贫的英雄。

（三）

一九四二年九月，卡斯特罗进了哈瓦那著名的贝伦学校，这是一所为进大学而作准备的天主教学校。卡斯特罗能进这所学校，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成绩册并没有受他那桀敖不驯的个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家乡省会主教恩里克?西兰特斯的推荐有关，这位主教大人也来自加里西亚，是卡斯特罗家庭的朋友。

为了让这个全家的希望安心念书，卡斯特罗的父母派他的姐姐安吉拉随同前往，替他们在哈瓦那租了公寓。安吉拉的任务是照顾卡斯特罗，替他“整理衣服，擦亮皮鞋，修剪指甲”４。正在发育期的卡斯特罗长得飞快，到他三年后离开这里时已有六英尺高，一百九十磅重。他胃口惊人，要是他失踪了，到学校食堂里在伙夫中准能找到他，多年以后他解释说这是为了接触了解社会下层。卡斯特罗的食量来甚至成为观察家的话题，很多崇拜者把它几乎看成超人的特征。

在贝伦期间，卡斯特罗那奥连特乡下人的脾性收敛了许多。他读书勤奋，行为规矩，交了不少朋友。他酷爱体育，除了他爱好运动的天性外，这也是他唯一能显示其长处的项目。他最着迷的是篮球，不但白天不停地练习投篮，甚至说服学校管理人员晚上打开篮球场上的灯让他一个人练习。篮球容易让他失控，他和别人的争吵甚至殴斗多半为了它，有一次他在篮球场上被人打倒后不声不响地回到住处，然提着手枪回来找人，幸亏被别人拉开。

到卡斯特罗毕业的时候，他对体育的酷爱得到了报答，当上了学校篮球队的队长，这其说是一个责任不如说是一个荣誉。他的另一个爱好是在乡间和山区骑车远足，他这方面的才能也得到了学校的承认，任命他为自行车俱乐部的队长。来古巴有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说是卡斯特罗在中学时曾经得过古巴全能运动奖。

卡斯特罗一生都保持着对体育的爱好。当他成为一国之尊后，体育是他最热心地干预的事，他可以即兴要司机停车，下来冲进街上玩篮球的孩子们中间露一手，也可以随时放下公务看一场球赛然把教练召来让他全盘改变战术。

他酷爱水上运动，六、七十年代时一口气游上五、六英里毫无问题。他曾经创下过四小时不到钓鱼四百０六磅的记录，还戴上氧气面罩钡搅十英尺的海底。

所有这些，加上他高大强健的体魄，使他成了西班牙语中“男子汉”（ｍａｃｈｏ）一词的象征。要说个人魅力，世界上很少有领袖能在这方面和他篦美。

总的来说，卡斯特罗在贝伦的这三年过得比前十年愉快得多，虽然也是在以严格要求着称的天主教学校。主要原因应该说是他的个性逐渐成熟，学会了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控制自幼年起就一直给自己惹来麻烦的脾性，懂得适应大城市的生活，与有钱人家的子弟交朋友，以及给学校及教士们留下好印象。

卡斯特罗对知识的兴趣也有他的特点。从小学时起，他的算术一直不怎么样，但对历史和地理兴趣浓厚，尤其当涉及到战争和政治，特别是一些英雄豪杰的生平时，他的记忆力和熟悉程度一再受到老师的夸奖。他的这种兴趣甚至早在拉萨勒学校就读时就表现出来了。当他每天被禁闭在海地教师家中的小屋时，他的想象力就带着他在初级读本上的历史战争故事中驰骋，他喜欢把面包碎屑和纸球想象成士兵，在棋盘上津津有味地冲来杀去。这种一个人静悄悄的战争戏成了他每天最好的消遣。或许这是未来游击队领导人和驻扎在世界十几个国家里的古巴军队总司令少年时所显示的唯一军事才能。

到他在贝伦学校毕业时，校方给他的品学鉴定是这样写的：

“他在所有有关文科的课程上显示出特出的才能。宗教成绩和表现很好。

他是一个正真的运动家，热心而骄傲地捍卫学校的荣誉。他懂得如何赢得别人的热爱和尊敬。他将献身于法律事业，毫无疑问他生活的记录将充满辉煌的篇章。他还将会成为一个艺术家。”５

除了与运动和艺术（卡斯特罗来曾经说革命家就是艺术家）有关的评语，其它溢美之词可能在别的学生的鉴定上也能见到。任何学校、任何教师在学年结束时都会发现他们的想象力和词汇不够用。但不管怎么说，这份评语对卡斯特罗是个成功。只是今天已无法知道当卡斯特罗成为一个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势不两立的革命家，甚至为了多砍几根甘蔗而取消圣诞节的全国例假时，当年起草这份评语的教士是否还健在。

一九四五年，卡斯特罗自贝伦学校毕业，进了哈瓦那大学法律系，从此他开始接触并步入了政治的世界。他在拉萨勒和贝伦的那些教士、师长和同学除了对他的体育才能印象深刻外，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来自古巴最偏僻的乡村的年轻人不但将改变这个岛国的命运，而且将会影响整个拉美大陆甚至世界的政治走向。

（四）

一四九二年，当克里斯托佛?哥伦布踏上古巴东北海岸时，他说了一句来世世代代古巴人引以自豪的话：“这是人类眼睛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地方。”

古巴岛象一把狭长的弯刀，横卧在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和大西洋之间。它长七百五十英里，相当于朝鲜半岛的长度，但面积要小得多。这里岛屿密布，港湾众多，海水清浅，珊瑚丛生。它北面九十英里是北美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西面一百三十英里是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东面四十英里是海地，离巴哈马群岛和牙买加也仅一峡之隔。

古巴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加勒比海上北美和中南美之间的天然枢纽。

巴拿马运河开通以后它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通线上又占有一席之地。岛上气候湿热，是各种热带植物和水果、烟草，尤其是甘蔗的理想产地。哥伦布当时还又惊又喜地描绘道：“这里一片葱绿，就象阳春时节的安达卢西亚。”

古巴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自古以来北美南部和中南美地区各种移民汇聚之处。岛上最早的居民可以追朔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西布尼（Ｃｉｂｏｎｅｙ）印第安人。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杏〉安人不断地从各个方向来到岛上，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直到十五世纪末西班牙人登上了这个岛屿，才不但结束了他们那淳朴自然的生活方式，而且威胁到了他们世代的延续。

西班牙人一踏上这块土地，就宣布它归西班牙国王所有。在以后的四百年里，古巴变成替西班牙人生金蛋的母鸡。它是甘蔗和烟草的产地，奴隶贸易的中转站，海上商业的枢纽，也是西班牙人向拉美大陆扩张的桥头堡和与英法争夺殖民霸权的重要据点。它的面积和它对西班牙帝国的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

尤其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一八一零年到一八二六年拉美经历了独立革命，西班牙丧失了它在大陆的殖民地，原来在大陆的王党分子，教士和士兵纷纷撤到古巴，偏安一屿，使得古巴成了最顽固的西班牙属地，有“永远忠诚的岛屿”（Ｅｖｅｒ－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Ｉｓｌｅ）之称。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古巴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印地安人的自然经济荡然无存，经济上依赖向欧美大陆的出口贸易，政治上受西班牙总督的专制统治。但在另一方面，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也不可能完全违迕时代潮流，近代化的演进和民族意识的发展在这个岛屿上还是清晰可见。西班牙人在岛上逐步建立了众多的海港、城市、农产品加工设施，并将全岛划分为几个行政区。岛屿西端的哈瓦那和东端的圣地亚哥成为古巴东西政治和经济中心，具备了近代都市的功能和风貌。在有些方面古巴甚至位于拉美国家的前列，例如一七二八年古巴就建立了哈瓦那大学；一八三零年代在哈瓦那修建了拉美第一条铁路，来逐步贯通全岛。

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古巴的种族成份也有了变化，除了印地安人、黑人和欧洲白人，岛上象拉美大陆一样产生了土生白人，称为克里奥尔（ｃｒｅｏｌｅ，其中有混血的成份）。此外，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大量中国契约劳工来到这里，使得岛上的种族成份更为多样。以克里奥尔为主干形成的古巴民族是白人国家中最黑的，又是黑人国家中最白的。克里奥尔成为岛上的中上层阶级后，对西班牙的民族认同感逐步淡化，和殖民当局日益离心离德，从要求政治改革发展到民族独立。

早在一八零九年部分克里奥尔受大陆民族运动的影响就密谋起义，建立独立的共和国。

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以克里奥尔为主的密谋、起义和战争时起时伏，其中又以一八六八到一八七八年的十年战争和八、九十年代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为代表。古巴的独立运动虽然一再受挫，但本地白人的政治影响不可避免地逐步增强，政党和工会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已出现，形成了近代国家权力结构的雏形。最终，在十九世纪末的又一次独立战争中，西班牙被迫宣布给予古巴以自治权，但为时已晚，觊觎古巴已久的北方强邻美国以一艘停泊在哈瓦那港的军舰“缅因号”（这艘军舰是派去撤出美国侨民的）被炸为由，向西班牙宣战。

美国自十九世纪早期将濒临墨西哥湾的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并入版图以来，再经过工业革命，早已成为古巴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巴拿马运河的开拓更增加了古巴这个加勒比交通枢纽在美国两洋发展中的地位。十九世纪末美国在这个小岛上的投资已达五千万美元，以当时的币值来衡量是十分可观的。这种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使得美国对西班牙在古巴的既颟顸无能又专横霸道的统治早就不耐烦了，此前它曾经数次向西班牙出价要买古巴均遭回绝。

一方已是殖民老朽，一方却是初登国际霸权竞技场，这是美国的天时；美国紧邻古巴，这是其地利；美国的舆论早就鼓噪多时，痛责西班牙在古巴的非人道统治，支持古巴的独立运动，并催促政府干预，这又是其人和。美西战争在美国国内煽起了一股战争狂热，来当选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还辞去官职，带着一个团队上了战场，成就了一段他的个人传奇。美国出兵不过数月，西班牙便大败，一八九八年底美西一纸巴黎条约，古巴的主权落入美国之手。

殖民新秀美国果然有新招，不同于榆木疙瘩脑袋的老朽帝国。它不但放出话来许诺尽早结束对古巴的军事占领，而且热心于把在其本土行之有效的一套民主共和程序移植到这个热带小岛。在它的一手操办下一九００年古巴便产生了制宪议会，一九零一年产生了第一位民选总统，一九零二年古巴共和国正式成立，同年五月美国撤军。这可以看成是古巴在形式上取得独立的开始。卡斯特罗说古巴是拉美第一个被征服，最一个取得独立的国家，这话一点不错。

但是，“解放者”的恩德天长日久终究会淡化，“民主共和”的制度更不能确保古巴永远在美国的麾下。霸权需要的是更为实质性的东西。在将“独立”和“民主共和”赠与古巴的同时，美国把在它自己国会通过的《普拉托修正案》不但强加于古巴，而且让古巴国会写进宪法。这个文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未来的美古关系，既承认古巴的独立，将主权交给古巴政府，又说当古巴发生危及其独立或者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情况时，古巴政府同意美国有干预古巴内政的权利，但并未说明由谁来判断局势已到了需要美国干涉的地步。它甚至包括要古巴政府承担控制岛上的病疫，防止其流行到美国境内的义务。

即便如此美国仍不满足，又在这个文件中写进让美国在古巴购买或租借领土，建立军事基地以便美国行使其权利的条款，于是有了后来租借关塔那摩基地的下文。一九零一年六月古巴国会以十六票赞成，十一票反对，四票弃权通过了这个影响了古巴历史三十多年的外来法案。

古巴十九世纪末民族主义领袖何塞?马蒂在美国住过多年，他称美国为“巨兽”，说“我住在这个巨兽的肚子里，我知道它有什么样的肠胃。”他提醒古巴和拉美各国要警惕美国取代西班牙的殖民霸权。古巴独立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感。

古巴独立以后便患上了来在第三世界独立国家常见的形式上的民主共和制和实质上的独裁专制并存的社会综合症，根本原因是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既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又无力确保它不至于被颠覆或名存实亡的程度，政治文化中也缺乏一种均衡和妥协的理性精神，不择手段地夺取和保持权力在政治家心目中始终高于国家和民族的福祉，因此自西方移植来的那一套建立在讲理守法循序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当然水土不服。

从世纪初到四十年代，古巴政局一直动荡不安，更换过多届国会，修改了多次宪法，选举结果常常不是被当政总统推翻就是被西方舆论认为可疑，民主派和独裁者都既用选票又用子弹和对方打交道，其间招来美国的数次军事干预。一九四零年通过了一部被认为最接近西方民主的宪法，但有宪法不等于各派政治力量都愿意受它的约束，只是围绕着它展开新一轮的争斗。

同时，古巴单一的依赖制糖出口的经济结构在独立后不但丝毫没有改变，反而更受美国市场的影响，以砍甘蔗为生的劳工主力仍然处于每年有六个月生活没有着落的困苦境地。

美国垄断企业如联合果品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控制了古巴经济命脉。因此，国家的基本独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满足社会特别是中下层阶级的期望，矛盾的积累使得实行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呼声应者日众，特别是在大中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激进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潮甚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公开和地下的政治组织如野火般蔓延。

正是在古巴民族历史的这个特殊年代，菲德尔?卡斯特罗跨进了古巴学潮中心哈瓦那大学的校门。

（五）

卡斯特罗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政治和革命感兴趣的？又是什么时候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后一个问题必须留到下面去说，前一个这里必须先交待一下。

前文提及的卡洛斯曾经要卡斯特罗谈谈其思想的形成经过。卡斯特罗用充满个性的语言回答道：“从所有的迹象来看，我生来就是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家。”６为什幺呢？因为论从家庭和教育背景，以及对政治问题发生兴趣的年龄来看，他认为自己都应该属于那种最不可能成为革命家的人，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在他身上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生来”了。

他还强调了使自己成为革命家的那种近乎神秘的天命感。他是这样说的：“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文盲。因为我非出自一个政治家的家庭或者在政治气氛中长大。要不是在某个特殊的时刻我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天职感的话，我怎也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家，或者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成为一个革命家。”他接着说当他刚进大学的时候兴趣还主要放在体育活动上，为了发泄自己那无穷无尽的体力。然后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地，“我开始思考起我们国家的政治问题——几乎是下意识地。我自发地产生了一种关注，一种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兴趣。”而在此以前，“我的童年和生活环境，我所耳闻目睹的每一件事，要是让我培养起一种和我的那个充满特权和自私的阶级完全一致的习惯、想法和情感的话，倒是十分逻辑的和自然的。”７

卡斯特罗的直率道出了一个在许多革命领袖传记中找不到的事实：他们投身政治的动机既不完全由外在的社会因素如人民的苦难，民族的危机等等所催发，也不完全发自道德的义愤，而是有一种更内在更个人化的冲动。而用抱负或者志向也是不足以解释这种把个人的一生同社会政治问题、而非任何特定的职业或兴趣联系起来的深刻的精神和心理转变的。实际上，外在的社会环境不过是为这种内在的冲动准备或者提供了一个渠道，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掩蔽。

有意思的是，二十世纪的大革命家，如列宁、托洛茨基、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卡斯特罗、格瓦拉、波尔布特等等，并不出身于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机械唯物论观点应该天然地倾向于革命的社会下层，而是相反，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中上层，个别是小康。他们的家庭可以说是旧制度下的精英（在西方，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那些更激进地与现存制度决裂，从社会抗议和反越战发展到不择手段地使用恐怖手段的秘密组织，很多成员也出身于富裕和社会上层家庭，例如德国著名的“红军派”和意大利的“红色旅”的多数成员都不是苦出身。）。

卡斯特罗的这番“在某个特殊时刻我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天职感”的话甚至使人联想起一些宗教领袖“顿悟”，或者与神祉在某一神秘的瞬间实现了交流，从而道成肉身，变成某种崇高使命的代表的传说。如果这是他本人的真实感觉，那就是对上述推断的一个证明。如果他是借此强调自己的领袖地位和历史使命之不可怀疑和不可动摇，那人们也完全有理由问：为什么他要以这种语言，这种方式来表达呢？

当然，现实社会环境中的黑暗面对卡斯特罗之成为革命家不可能没有影响，他也不是不强调这一点，但却喜欢同自己的个性联系起来。例如，他后来最喜欢说的一句关于他自己的话就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不平等和不公正。据他自己说，他最早对社会的黑暗有所感受是在圣地亚哥念小学时，有一次他在当地高中的校门口见到水兵们用枪托将一群学生驱赶进到监狱去，又一次是他跟一个穷女人到监狱里去探望她的共产党员丈夫。这两件事姑且可以作为他最早的对社会政治的印象。

总而言之，可以有根据地说直到跨进大学校门时他还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信念，但却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政治冲动和个人抱负的的青年。他说：“在那些日子里，我是堂?吉珂德式的，浪漫的，是一个梦想家，对政治知之甚少，但同时却对知识充满了巨大的渴望，急不可耐地要投入行动。我并不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和什幺样的敌人作战，但我已经开始去发现这样的敌人了。马蒂和玻利瓦尔的梦想，以及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想法，已经模糊地在我心里发芽了。”８一九六七年他对美国记者说：“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又在耶稣会的学＠受了教育，在进大学时我除了反叛和直率的天性外一无所有。”

９

不但在政治理论和世界观上他尚未定型，就连专业选择上他也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九六一年他曾对记者说：“我曾问自己为什么要学法律。我不知道。我把这部分归因于别人老是说：”他喜欢说话，他应该去帮别人打官司‘！

因为我确实喜欢和别人辩论，我想我可以去做律师。“１０

（六）

四十年代下半期的古巴大学是激进学生的乐园。远自殖民地时代起，西班牙当局就并不拒绝由欧美大学所代表的大学自治的传统，政府和教会在世俗大学里的影响十分有限。一九二０到三０年代席卷拉美的教育改革运动给了学生更多的校园自治权，根据法律警察甚至不得进入校园，学生可以佩带武器。大学于是成了反政府势力的基地，激进学生或者自己出头露面或者被校外政治势力利用，成了当时古巴党派斗争中最活跃的力量。

学生革命家最初可以说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俄国，自西欧引进的大学自治制度当时成了沙皇专制下反政府势力的庇护所，革命和恐怖组织的温床。

很多青年进入大学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个不但可以逃避兵役而且可以从事政治活动，操练斗争技巧的场所。列宁和他的民粹党人的兄长当时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一八八四年沙皇亚力山大二世被刺后，大学的自治权利被全面收紧，直接置于教育部的管辖之下，教授选举校长的权利被取消，学生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政府还向大学派驻了政治督导员。但大学校园里仍然充满浓厚的政治气氛，学生的动向成为社会不满程度的晴雨表。一八九九年彼得堡大学学生因警察当局禁止举行传统的校庆活动而罢课，学运很快被一批“职业政治学生”所影响，他们迅即成立各级组织，向各地的大学派遣宣传和联络员发动罢课，协调行动，并派人进入工厂进行宣传，表现了熟练的政治技巧。这次的学运扩展到了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所有大学，持续了两年，其间教学基本停顿，它不但为一九０五年革命酝酿了气氛，而且培养了一批职业革命家。

俄国的由学生运动培养出职业革命家的模式对二十世纪的革命影响深远，古巴不过是又一个例证罢了。

卡斯特罗入读的哈瓦那大学位于哈瓦那的一座俯瞰市区的山坡上，山下是大片的广场，有漫长的台阶通往山上，那里竖着一个正在育儿的母亲伸出双臂的塑象，象征着这是一块培育智能，庇护真理的圣地。这里是古巴学生运动的中心，学生们享有着和欧美大学生相似的校园自由，却没有培养起相应的学生团队精神和合理的自治制度，校园生活很大程度上反而被学生激进政治组织所控制，“自治”实际上变成了反叛。

当时哈瓦那大学有两个势力最强的左翼组织，一个叫“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另一个叫“造反革命联盟”。它们对校园生活的影响有时几乎到了能呼风唤雨的地步，例如他们能够迫使教授按他们的授意给学生打分（尤其是那些因热心于政治活动而无暇学业的人），或者操纵教科书的选择和销售以从中渔利。校园内政治气氛浓厚，学生们常常聚在酒吧、咖啡馆或者学生食堂里高谈阔论，以他们极其有限和狭隘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为根据，为社会问题开出形形色色的药方，还未走进社会就想改变社会。当然，学生的政治活动也远非都是理想主义的，而是象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斗争一样，充满派系和利益之争。

学生组织之间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暗杀，有时和校园外的黑帮没有什么区别。

卡斯特罗进大学后，在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每月家中给他可观的生活费，他父亲还给他买了一辆新型号的福特ｖ８汽车，在当时这是很出风头的。大学校园的自由气氛使他那自幼就备受天主教学校和师长们压抑的个性第一次有了一个无拘无束的环境，而且他很快就发现在大学并不需要象过去在贝伦学校那样死用功，很多人都整日晃晃悠悠，无所用心。他来曾经对古巴学生说他在大学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从不去上课”，“除了临到考试从不去翻教科书”，或者“我一直在悔没有利用那段时间好好学一点别的东西”，“大学就象一个成人幼儿园一样轻松”等等。

然而，这不过是卡斯特罗的谦词罢了。实际上他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正是这种自由轻松的环境给了他最初的政治斗争训练的机会。他加入了“造反革命联盟”，腰间挂起了手枪，频繁地在学生政治活动的场合亮相，以他特有的莽撞打断别人正在进行的谈话，向陌生人介绍自己，要他们在学生组织中投自己一票。对他印象不佳的人回忆说他有的时候象个很有才干和很聪明的人，有的时候又让人觉得象个校园阿飞。不管怎么说，他那独特的行事风格最终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成了校园名流，照片有时甚至出现在哈瓦那的日报上。

（七）

一九六七年，卡斯特罗接受美国记者李?洛克伍德采访时就自己青年时思想的演变过程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并明确说：在大学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卡斯特罗的这番话是很受注目的。因为从一九五四年他领导武装袭击蒙卡塔兵营登上政治舞台开始，直到一九六一年美国支持的企图推翻他的“猪湾入侵”为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律师到革命领导人、国家总理，他就他领导的革命所信奉的意识形态问题用文章、演说和采访表白过无数次，但没有一次说他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相反，他一再说古巴革命仅仅是为了民族独立，社会正义，更具体地是要恢复一九四０年民主宪法，只有革命牡人才污蔑古巴革命是共产主义的，等等。不但如此，他还常常把共产主义列入被他领导的运动所反对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很多场合强调自己的反共立场。

然而在古巴挫败了“猪湾入侵”之后的半个月，一九六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突然对全国、全世界宣布他早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古巴革命的性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过去之所以否认这一点完全是出于争取大多数人支持革命的策略考虑。这样，他就给研究他和古巴革命的人带来了一个难题：是相信他的话，还是把他的这种公开的突然转向看成是另一种策略，一种为获得苏联支持、同时为在国内采取更激进的措施而采取的策略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而世界上多数从事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也从来都是公开声明其革命分两步走，唯有卡斯特罗是个例外。

卡斯特罗告诉洛克伍德说，在大学里他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宣言》对整个人类社会做了历史的系统的解释，这正是他当时所寻求的。不但如此，《宣言》的那种“好战的表达方式完全把我迷住了。”他比较了自法国革命以来的各种理论，觉得还是马克思主义最合他的胃口。他说：“从一开始有些观点对于我来说就是毫无疑问的，例如社会划分为阶级，阶级之间有互相冲突和不可调和的利益”１１等等。正如毛泽东有次说的：他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只取了其中的四个字：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思想处于形成期的激进青年特别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对人类历史所作的那种理性的明确的系统的解释给人以一种巨大的确定感，它给个人以一种俯瞰千古、远眺未来的视野，任何有关人和社会的问题（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等则把自然和宇宙问题也包罗了进来）在这里都有基本答案，所有的答案之间又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构筑成一个圆满自足的真理体系，这能给予人的理性追求以无可比拟的满足感。任何别的理论都难给个人以一个没有疑问——从宇宙观到社会政治——的人生，但马克思主义却能，这种心理效应就是它优越于其它任何理论和哲学之处。而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学说又给予激进青年的直接行动的倾向或者说天性以伦理上的合法性，并帮助他们去发现或者确定敌我友。因此，无论从世界观还是现实斗争需要来说，马克思主义都是激进青年的首选，这是一种和他们的个性和特定生活阶段的心理需要相一致的理论。卡斯特罗自不例外，尤其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既有反叛的天性又对社会问题充满求知欲。

除了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民族英雄玻利瓦尔和古巴民族英雄马蒂也给了卡斯特罗以很大的影响，但他接受这种影响的方式也是颇有个人特点的。在通读了波利瓦尔的传记之后，他说：“我把历史想象成背叛、出卖、政治腐败和军事野心的结果；以这种方式，我自觉地把其它国家的历史用我自己国家的历史来说明，它就是这种历史的一个典型。１２”但是，卡斯特罗承认他把这一切归咎于人的邪恶的天性，而非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也强调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

卡斯特罗第一次参加的直接行动是在一九四七年夏天。那时哈瓦那大学“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罗兰多和马那罗发起了一个军事组织，招募学生在暑假中前往多米尼加推翻那里的独裁政府。卡斯特罗报了名。他是属于另一个学生组织“革命造反联盟”的，因此他的动机引起了猜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被录取。

这是卡斯特罗多年来第一次不回家过暑假。老安吉尔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到哈瓦那恳求儿子回家，他母亲利娜哭哭涕涕地说：“要是图吉鲁（多米尼加的独裁者）不打死你，马斯菲尔（”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不会让你活的！”但他们的儿子无动于衷，他需要战斗。

卡斯特罗和其它招募来的人，其中很多是拉美其它国家的政治流亡者，被训练了一个半月。他尽可能谨慎地与喝得醉熏熏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们保持距离。这时，美国政府向古巴格鲁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阻止他们暗中支持的这次军事行动。九月二十日夜，古巴海军拦截了向多米尼加进发的船只并逮捕船上的人。卡斯特罗只身跳入海中，他自己来多次重复了这个故事：他穿着制服和战斗靴，背着汤普森冲锋枪，游过鲨鱼出没的海湾回到陆地，又走了二十英里才找到了栖身之处。此后，他躲了很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才回到学校。

卡斯特罗大学期间另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是一九四八年的中南美之行。

四十年代下半期，阿根廷激进民族主义领导人庇隆领导的庇隆主义运动在拉美很有影响，庇隆本人于一九四六年当选为总统。一九四八年初阿根廷政府派代表去各国招募拉美青年学生代表，准备召开拉美反美青年大会，阿根廷政府也想利用拉美民族主义高涨的机会收复被英国统治的福克兰群岛。古巴大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接受了邀请。卡斯特罗当时是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学联主席，他建议先去哥伦比亚举行示威，因为那里正在召开亲美的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卡斯特罗一行经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前往哥伦比亚，途中和这两个国家的学生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巴拿马，卡斯特罗深受当地学生反美情绪的影响，他们正在开展一个收复巴拿马运河主权的运动，为此已有了人员伤亡。然而另一件事对卡斯特罗的刺激更大。当他在巴拿马运河区散步时，看到两边是数不清的妓院、夜生活俱乐部和其它色情娱乐场所，尤其在靠近美国兵营的地方。而在这里卖身的女性中，又以古巴人最多。卡斯特罗说：

“因为古巴女人被认为是最漂亮的，许多其它国家的女人就先去古巴，在那里加入成千上万的古巴妓女队伍，然被国际人贩子拖进这种痛苦的职业，成船地运到巴拿马。……

当我知道这是古巴在它的国境线外唯一被人喜欢和因此而出名的原因时，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和愤怒！然而就是这些妇女，在古巴革命期间，将显示出惊人的热情、爱国主义和美德！“１３从巴拿马，他又去了委内瑞拉，在那里和其它人一起采访了刚当选为总统的原小说家罗慕洛?加里戈斯，他的平民作风给卡斯特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四月初他们抵达了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和哥伦比亚学生接触后，他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由加坦领导的政治上激进的自由党的党员，而原来他以为有影响的共产党在他们当中则没有多少成员。这是他最初对共产党在拉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拉美共产党当时处于苏联控制下，走的是议会道路，反对暴力斗争，因此在学生中没有什市场。来直到古巴革命成功，卡斯特罗和古共之间非但没有合作，反而互相攻击。六十年代以后的古巴共产党是由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组成的，和原来的古共没有继承关系（虽然包括了原古共的很多成员）。

随着各国学生代表的陆续到达，示威活动开始筹备起来，这时发生了一件令卡斯特罗既高兴又为难的事：由于古巴学生领袖在这次组织活动中的突出作用，他被各国学生代表选为主持这次活动的主席。卡斯特罗说当时他只是哈瓦那大学法学院的学联主席，而古巴全国学联主席当时正在前往波哥大的途中，不久就到达了。“他是个乏味的家伙，原来对这事豪无兴趣，直到他看出我们能搞出名堂来才决定参加进来”，卡斯特罗来这样评价那位全国学联主席。

当那位主席姗姗来迟后，卡斯特罗觉得自己处境尴尬——他强调说那个人在古巴学运中的“级别”比自己高。他向各国代表反复说明自己根本无意从这个职位上为个人谋取什好处，他对于拉美充满个人权位争斗的政治史太熟悉了，这决不是他的斗争目标。卡斯特罗说他的真诚是如此让人信服，最终代表们“一致”同意他继续留任。

这次本来或许可能有声有色的各国学生大示威不幸流产了。加坦会见了学生代表，和他们很谈得来，并约好了过几天再会面。当时他领导的自由党正取得了一次议会选举的胜利，可以说深得民心，上台有望。但几天过后，四月九日，他被不明身分的枪手杀害。加坦的死引起了反对派的激烈抗议并迅速演变成整个首都的骚乱，卡斯特罗不但自始至终作了观察，而且还冒险加入了骚乱的人群。城市愤怒民众爆发出的政治能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骚乱最终被镇压了，学生代表们生怕成为政治上的替罪羊而纷纷离去。卡斯特罗和另一个古巴学生经古巴大使的安排，乘坐一架为古巴的节庆而装运斗牛的专机回到了哈瓦那。这次行动虽然胎死腹中，但前后的经历对于青年卡斯特罗的见识和政治经验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自波哥大回来后，卡斯特罗又卷入了校园内的派系斗争，同时又被指控与一桩校警被杀案有牵连，来此案因无人作证而中止调查（卡斯特罗以前还因“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被对立的“革命造反联盟”的人马暗杀而被警察调查过，结果也是不了了之）。他一直到九月份才回到教室上课，但不久就又领导了一场反对公共汽车车票涨价的行动。公共汽车是学生们最常搭乘的交通工具，也是最容易成为他们发泄怒气的对象，夺取和焚烧汽车则是他们斗争的主要方式。这次斗争最终被认为取得了胜利，因为汽车公司取消了涨价的决定。

（八）

就在那年的十月，卡斯特罗结婚了，新娘叫米埃塔?迪亚兹?巴拉特。她是哈瓦那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其兄弟拉法耶尔是卡斯特罗的追随者，或许这是撮合他们姻缘的机会。新娘米埃塔也来自奥连特省，但却不是土财主家庭。她的父亲不但有钱而且有势，是参议员，还是大名鼎鼎的巴蒂斯塔的密友。巴蒂斯塔是三十年代的军事强人，曾经推翻或者驱逐过几任总统，自己并曾在四０到四四年间任总统，之后任参议员，一直是古巴政治的幕后人物。也就是飧霭蒂斯塔，五十年代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独裁统治，最后被卡斯特罗推翻。

照常情推测，米埃塔的父母对卡斯特罗的激进学生领袖身份大概不会太满意，因此这对新人之间，尤其是米埃塔，对卡斯特罗应该是至为情深的，否则这门亲事很容易遭到女方父母的阻击。卡斯特罗虽然在大学教授和有女初长成的父母眼里既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更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女婿，但他在大学校园里的风头，他的冲劲，他那象“希腊雕像一样的身材”（一个当初卡斯特罗向他拉过选票的学生多年以后这样形容卡斯特罗第一次给自己留下的印象）还是很令众多的女生动心的。

卡斯特罗在学生时代并没有粘上阔少爷寻花问柳的恶习，也没有象很多学生领袖那样一旦革命，便把所有的传统道德统统打倒为自己寻欢作乐制造借口。天主教学校给了他严格的禁欲主义教育，直到大学时期，他在性问题上还是十分保守的。由于后来他和米埃塔离婚了，这段罗曼史并没有成为革命婚姻的典范，所以今日留下的材料不多。但不管怎幺说，米埃塔是卡斯特罗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女性。

老安吉尔很高兴能找上这个有财有势的亲家。这个乡下土财主已经让他的儿子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但却无法让他收敛起那好造反的天性，而这门亲事无疑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不但替这对新人操办了排场的婚礼，而且出钱让他们前往纽约过一个长长的蜜月，在那里他们还租了一辆新车。女方的父母和朋友也送了礼并祝福新人，巴蒂斯塔出手不凡，送了两张五百美金的支票。１４

卡斯特罗前往美国度蜜月一事，说明他对美国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反美的，或者说他在理性上对美国的殖民主义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但在感性上并不厌恶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不管怎么说，任何人都不会选一个自己所憎恶的地方去度蜜月的，何况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度假胜地比比皆是。实际上，对西方殖民统治的理性认识并不导致对其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的排斥，这也是很多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共有的矛盾心理，正和甘地对大英帝国的态度相似。在上一个世纪，古巴民族主义领导人马蒂对美国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对美国的贫富分化和殖民主义政策有深刻的认识，但这又并不妨碍他在美国住了十四年，他的声望正是在美国建立起来的，他的民族革命活动也正是以美国为基地的。

卡斯特罗夫妇在纽约的布朗克斯租了一套公寓，开着租来的新车兜风，上了一个英文补习班，甚至打过主意要上附近的哥伦比亚大学。老安吉尔捎话来说要是他们打算在那里长住甚至上学，他会多寄钱来，他知道纽约样样都贵。

在帝国主义的心脏纽约，卡斯特罗买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革命书籍，或许这又让他想起了他那荒废了一阵的革命天职。同时，他在哈瓦那大学的学业已荒废得太久了，如果在美国留得太长，他的学生身份都会有问题。于是，他决定回哈瓦那完成学业，拿到学位。

卡斯特罗夫妇回到哈瓦那后，生活上仍然依靠他父亲。他们租了一套小公寓，一九四九年生了个儿子，取名菲力克斯，家中唤作菲德利托。卡斯特罗加快了进度，把原来耽搁的课程都补上了（主要通过阅读和写作）。一九五０年他如愿通过答辩，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

卡斯特罗离开大学进入了社会。

许多学生时期曾经是学运积极分子的青年踏上现实社会后，从激进变得保守，或者对政治活动的兴趣逐渐淡薄起来。但卡斯特罗相反，他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大学时期对他仅仅是操练，而走上社会才是真正的职业革命生涯的开始。

（第一章完）

第二章 “历史将宣布我无罪！”

（一）

卡斯特罗和另外两个法学院毕业生合伙在哈瓦那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在哈瓦那，这类私人事务所多如牛毛，生意很不好做。实际上卡斯特罗对日常事务性工作也毫无兴趣，他喜欢的是打球，漫无边际地阅读文学和历史作品，或者和别人通宵闲聊。他的生活习惯很特别，常常是白昼蒙头大睡，晚上精神十足，在他当政以后这种个人习惯不但影响了整个政府的日常运作，而且经常让整个国家从入夜开始听他长篇大论，一直到午夜时分，还常常把外国客人半夜从床上叫起来去见他或者跟他开着吉普下乡，在山路上颠跛。

他偶尔为一家自由派的日报写点稿子。此外就是参加各种政治集会。

卡斯特罗的个人生活十分随便，毫不注意穿著，衣服经常多日不换。有一次出席聚会时别人看他穿的衣服和长袜不配套，便提出借给他一双袜子，他却开口向别人再借衬衫。他对于物质生活确实并不在乎，虽然胃口很大，但对吃什么并不挑剔。因此，事务所的生意清淡并不使他发愁。他从小就没有为经济问题为难过，如今也根本不想在金钱上浪费精力，这倒并不仅因为赚钱与他的政治活动相悖，而是说即使在政治活动以外，他那散漫而无规律的生活习惯也不可能使他在经济上取得任何成功。

然而，米埃塔和他们的独生子菲德利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们已经独立生活，家中不再负担其生活费，一切要靠自己。卡斯特罗的不在乎使得米埃塔经常没有钱给儿子买牛奶，还欠了杂货铺和肉店不少钱。因为拖欠电费他们的电被拉掉过几次。他们的一辆汽车已经当掉了。好在交游广泛的卡斯特罗不乏好心的朋友，他们经常主动帮他付每月的帐单。

有一次卡斯特罗外出时，米埃塔打电话叫来了卡斯特罗的一个叫阿兹皮亚祖的朋友，流着泪说卡斯特罗没有付帐单就走了，家里的家具，连儿子的小床都被拖走了。阿兹皮亚祖自己也缺钱用，但他设法借了款替米埃塔买了几件新家具。当卡斯特罗回来时，他大惊道：“上帝，这不是我们的家具啊！”

离开了大学和学生组织，卡斯特罗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政治社群。他加入了古巴人民党。这是一个几年前从执政的古巴革命党中分离出来的新反对党，领导人是切巴斯，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因为它专门揭露执政党和总统以及高级官吏们的腐败。卡斯特罗加入这个党就是因为它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得它的政治前途看好。

卡斯特罗加入人民党以后的具体目标，是竞选这个党哈瓦那省的议员，从而进入国会。

他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各地奔走，接触基层选民，发表演说，给各种各样的人写信介绍自己，上电台演说，并写了不少专门揭露权贵黑幕的文章，西方和拉美新闻术语中称为“扒粪”。

这个时期，他醉心于西方式的民主，学得也很快。后来他曾经检讨说，自从刚懂事时起我们就通过小学教科书对希腊的民主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却不知道这种民主是建立在奴隶统治的基础上的。

一九五一年春夏之交，切巴斯对执政党的指控有了戏剧性的发展。他说教育部长挪用公款替自己在危地马拉造了豪宅，但当对方反驳时他又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八月五日，当他在广播电向全国公众演讲时，他承认自己现在还没有证据。但在演讲结束时他突然喊道他要用最后一枪来唤醒古巴人民，喊毕便掏枪向自己开了一枪。但他不知道当时因他的时间已用完，广播线路已转到另一个节目上了，只有播音室的工作人员知道出了什么事。而且他并没有伤在致命部位，这又给玩世不恭的人留下了话柄。但是医生却没法止住内出血，因此十一天后他死于医院。

切巴斯的死成了反对派和群众政治抗议的机会，他的遗体被放在哈瓦那大学供人瞻仰，广播电把麦克风接到现场直播实况。卡斯特罗在这次政治抗议中十分活跃，他是党内最激进的，不但号召利用这个机会把群众组织起来，而且提出把遗体抬到总统宫去，甚至利用群众的愤怒可以夺权。但党内其它人不同意。在下葬时，卡斯特罗因向警车扔石块而被拘留。当他被释放后，他责怪党内其它人没有充分利用这次大好的政治机会。

这次事件之后，卡斯特罗继承了切巴斯的遗业，调查和披露了许多政府高级官员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的行径，为来年的选战作准备。例如，他追踪了执政党总统皮略奥“购买”农场，廉价雇佣劳工甚至动用军队为自己造房子的事，并拍下了照片。他可不想象切巴斯那样关键时刻拿不出证据来。此外他还揭露了皮略奥利用职权包庇犯强奸罪的朋友的丑闻，轰动一时。很多人知道“菲德尔”这个名字，并不是从那个不景气的法律事务所，而是在报纸上。这种成功当然比多接几桩案子对卡斯特罗重要得多。

（二）

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古巴政党政治是最腐败和没有原则的，各派之间的组合分化让人眼花缭乱，连历史学家都要化一番功夫去理清其中的恩怨离合。一九五二年初的选举像是一个万花筒，折射出民主政治在这个热带小岛上如何演变得光怪陆离，及其最后的悲剧结局。

当时的主要反对党古巴人民党和执政党古巴革命党在选举前，都匆忙地和原来从各自的党中分离出去的力量以及其它政党妥协，各自组成新的联盟。公正地说，反对党的胜望要高于因腐败而名声发臭的执政党。但执政党也有绝招，它款项充足，选举前大量提拔地方官员，滥发没有照片因而任何人都可以去用的选票。

然而，正当这场选战朝着谁都无法预料的结局推进时，一个局外人插了进来，带来了一个更意外的结局。三月十日早晨，当哈瓦那人看到街头隆隆行进的坦克时，他们惶忽地打开了收音机，广播里没有总统候选人的论战，而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前总统、军事强人巴蒂斯塔在古巴军队总部“哥伦比亚军营”发表讲话，宣布在军方支持下发动政变，驱逐总统皮略奥，关闭国会，停止实行一九四一年以来的民主宪法，建立军人政权，并自命为古巴国家元首。这是一个在宪政体制之外集总统和总理的职权为一身的的临时头衔。

巴蒂斯塔政变用的籍口是在第三世界军事强人中最常见的：文官政府和议会制度把政治弄得腐败不堪，政府已经失去了信任，成为投机和犯罪集团，公共安全也无法保证。他强调了他“对古巴人民的爱”，并称他的政变为“新的和平行动”。

巴蒂斯塔并不象多数古巴政治家那样是白人，而是混血黑人，在拉美叫姆拉托（他也带有部分中国血统）。他象多数爬上社会顶层的拉美黑人一样，是职业军人出身，深受拉美独特的“卡迪略主义”（军事独裁制）影响，只认枪杆子。虽然他已转入议会，但仍然通过私人关系和过去的影响完全控制着军队。十多年前当他任总统时为军队修建了设施良好的兵营，由他确定的军队的待遇一直没有受到内政动荡的影响，将军们都是他的亲信（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说他是被拥戴他的军人推上台的，因为他们担心文官统治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会最终削弱军队的特权）。

对军队毫无影响的总统皮略奥只有流亡它乡这一条路。他出逃的方式也是在古巴历史上十分典型的：先在墨西哥大使馆避难，再去墨西哥，最在美国的迈阿密安身，那里距古巴只有九十英里，形形色色的古巴难民在那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同志。皮略奥从此在美国和墨西哥展开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斗争，后来和卡斯特罗的游击队结成了联盟。

巴蒂斯塔的政变对卡斯特罗不谛是晴天霹雳。他已经是上台有望的古巴人民党的积极活动家，即使人民党上不了台，他也有可能进入议会。他后来多次说，是巴蒂斯塔的政变击碎了他的议会之梦，最终走上了暴力斗争的道路。

政变发生后，因为平民反应冷淡，无人愿意为一个腐败的政府而走上街头，于是卡斯特罗立即赶到哈瓦那大学校园。那里的反应是最强烈的，不但学生，而且大学董事会、校长联席会和教职工会都一致声明反对政变，要求恢复宪制和文官政府。大学生们把藏在校园里多日未用的武器找了出来，和警察零星地交火。但是卡斯特罗却未能在这里给自己招集到足够的人马去组织一支象样的武装，或许是他离开大学已久，失去了原有的人脉。这时卡斯特罗想起了自己的法学专业。他起草了一份文件，指控巴蒂斯塔推翻宪制，要把他送上法庭判一百年。

当这份文件变成传单在校园里散发时，学生们哈哈大笑，没人把它认真地当回事。校园里的反抗最终因为缺乏社会的支持而逐步转入了地下。

（三）

巴蒂斯塔的政变和军事独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文官政府时期的腐败。在刚宣布政变时他就大幅度地提高了军队和警察的薪资，还任命军官管理海关，这无疑让军人放手敛财。为了镇压学生的反抗，他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关闭了大学。统治的黑暗使得反抗更为激烈，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走上了武装反抗和地下斗争的道路。

在这种日益激进的社会政治气氛下，卡斯特罗逐步地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一批志在武装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青年，其中有他的弟弟劳尔。劳尔从卡斯特罗竞选议员时就跟着他了，后来在哈瓦那大学加入了古巴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并在五三年五月去保加利亚参加了世界青年节，他是卡斯特罗的人马中最早和苏联集团有关系的，对苏式共产主义了解得比他哥哥多，但和他哥哥相比毫无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他中等身材，圆脸，皮肤白净，当时没有蓄胡须，举止象个少年，怎么看也和他那身材高大，橄榄色皮肤，满脸胡须，浑身冲劲的兄长相去甚远），所以只好一直追随在卡斯特罗身后。其它人有阿贝尔?桑塔马利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古巴职员）和他的妹妹海蒂；梅尔芭?赫南得兹（律师）；杰塞斯?蒙塔内（也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雇员）以及帕多?拉达（卡斯特罗大学时代的朋友）等等。他们以桑塔马利亚的公寓为秘密据点，发行地下出版物，商讨斗争策略。

半年过后他们已经有了近百人。卡斯特罗不仅开始了军事训练课程，而且着手筹备军火。

一九五三年春，卡斯特罗决定到古巴岛的东端‘他的老家奥连特省去发动武装起义，目标选在首府圣地亚哥的蒙卡塔兵营。

圣地亚哥城由西班牙殖民者迪亚斯建于一五一四年，是古巴乃至拉美最早的殖民城市和堡垒，一五一七年，正是从这里出发，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兹前往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成了对那里的印第安人的征服并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后来它它曾经是全古巴的首府，直到一七三三年其地位被哈瓦那取代。

这里是古巴东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人口有十五、六万，历史上是反抗以西部的首都哈瓦那为中心的殖民统治斗争的策源地。民族英雄马蒂一八九五年从美国返回时，也是在奥连特省登陆的。

卡斯特罗选中圣地亚哥，不仅因为这里具有反抗和革命的传统，而且因为他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对这一带十分熟悉，还有不少朋友。

他把起义的日子定在七月二十六日，因为前一天当地有一个彻夜的狂欢节，卡斯特罗估计有不少士兵会去参加，他想趁他们玩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发起突然袭击。

七月二十四日，将近两百名起义者陆续出发并到达圣地亚哥。卡斯特罗象往常一样，临行前未对他的妻子透露一点口风。次日晚，起义者们到圣地亚哥市中心十五英里的一处西布尼印地安人的农庄会合，卡斯特罗在那里等着他们，两个女人（梅尔芭和海蒂）已经为他们铺好了床垫，正在一刻不停地为他们烫专门准备的制服。制服是从一个军官那里弄来的，她们只须缝上表示起义者军介的标志。

卡斯特罗建议这些人临睡前多喝牛奶，因为它有助于睡眠，但自己却兴奋得难以入睡，那个自从童年以来就令他心神向往的指挥士兵的梦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凌晨三点，卡斯特罗突然想起一件要事。他独自驱车前往圣地亚哥找他的一位在广播电工作的朋友，想让他为自己在电播放起义声明，尽管他并不知道也没有把握那位朋友是否敢承担这样的风险，但这就是他的行事风格。他把朋友的母亲半夜叫醒，她告诉他自己的儿子去哈瓦那了，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卡斯特罗扫兴而归。

卡斯特罗回到农庄后，叫醒了众人，向他们宣布这次行动的目标是蒙卡塔兵营。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得知这个任务。但他们都知道那个地方，那是古巴军队在东部的主要基地之一。

卡斯特罗已派人刺探过，那里有一千四百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士兵，驻扎在坚固的堡垒里。而起义者只有两百人不到。有人对能否成功表示了怀疑，但多数人服从卡斯特罗的安排。有人领头唱起了国歌：“为祖国而死就是永生！”。接着分发武器，多数人只有短枪，他们指望打开兵营后先去抢夺重武器。

在卡斯特罗为起义而拟定的宣言中，他说他的革命建立在马蒂的理想之上，和古巴人民党的领袖切巴斯的原则一致，要恢复一九四０年的民主宪法。他还说起义者反对的是巴蒂顾而非古巴军队。一旦他们成功，将会用民主选举确定人民党在地方和全国的领导地位。宣言中提到了要把土地分给小农，让工人分享利润，没收政府官员通过贪污得来的财产等等，但并没有提及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这些卡斯特罗当政后采取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的经济措施。

起义者兵分三路：劳尔带数十人进攻警察局，阿贝尔领一小队人占领医院，为救护伤员做准备，主力由卡斯特罗率领，有一百十多个人，乘坐二十多辆汽车进攻兵营。卡斯特罗坐在第二辆车上，他给自己留了一支美国造的Ｍ—１步枪。途中他们与几辆满载士兵的军车擦肩而过，但却未引起怀疑。天蒙蒙亮时第一辆汽车驶抵军营大门，起义者喊道：“开门！将军来了！”

三个睡眼惺讼的士兵还没清醒过来，其中的一个就被打翻，武器被夺走，另两人与起义者交上了火。枪声一响，军营里的士兵立刻惊醒，蜂拥而出。等卡斯特罗的车抵达，已经枪声大作了。

卡斯特罗的人马中不但没有人有军事经验，而且事先对军营内外的情况知之甚少。他曾经派过一个人刺探过，画了一张简图，知道军营门内就有一个军火库。这就是整个行动的依据。

战斗打响后起义者一度利用突然袭击的优势冲进军营大门，打开那个“军火库”一看，原来是军营的理铺！更倒霉的是，面的几辆车上没有人象卡斯特罗那样熟悉这个地方，在匆忙行驶中他们落在了面，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那迷宫一样的道路中绕起了弯子，没有及时赶到战斗现场。卡斯特罗见势不好，匆忙地下令命令撤退。

这场规划得很糟糕的军事行动就这样仓促地开始，又同样仓促地结束了。

但这并没有妨碍它日后成为古巴革命最主要的神话，在一九五九年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哈瓦那都要聚集起几十万人举行一整天的庆祝活动，其中往往有五六个小时是倾听卡斯特罗的长篇讲话。而他当时虽然手上有一支长兵器，却并没有机会放上一枪。到战斗结束时，军营大门内外留下了八具起义者的尸体，十二人负伤；军队方面死十三人，伤十二人。这时，虽然劳尔和阿贝尔的人马顺利攻占了警察局和医院，但他们只是辅助行动，只好和卡斯特罗一起撤。

袭击蒙卡塔军营的行动失败后，军队迅速进行了追击和搜捕。少数起义者逃回了哈瓦那，约二十人跟卡斯特罗兄弟逃到附近的山里。大约一半以上的人（具体数字不详，一般估计在七、八十人左右）在头两天被捕获，军队由于受到意外的袭击而恼羞成怒，没有将俘虏循例交给警方，而是将他们绝大多数枪决，只有两个妇女幸免。有三个人甚至被拴在吉普车后拖死。

在哈瓦那，巴蒂斯塔立即宣布戒严，在广播中说袭击是一小撮为前总统卖命的雇佣军所为，同时还与共产主义有关。在当时的拉美，独裁者为了争取西方的支持和为镇压寻找借口，把任何反政府的行动都一概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

卡斯特罗在山里躲了五天。八月一日，搜山的士兵发现他睡在一户农民的草棚里。领队的是一个同情起义者的黑人军官，他原来在大学时见过卡斯特罗，他命令把俘虏押往警察局，而不是兵营。这很可能救了卡斯特罗的命。一到警察局，卡斯特罗被捕的消息就被新闻界传开了，这使得军队的报复变成泡影。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和其它躲藏起来的人也先后被捕。

对卡斯特罗等人的审判九月二十一日在圣地亚哥举行，古巴和外国的记者挤满了法庭。

卡斯特罗拒绝法庭为他安排律师，他要为自己辩护。他把辩护变成了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谴责，并表达了对自己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他的辩护词来以《历史将宣布我无罪》为题单独出版（经过了修改和润色，已不完全是法庭上的那个版本），不但是古巴革命的重要文件，而且成了古巴各级学校的教科书。

审判结果是：卡斯特罗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将在一所军事监狱服刑；其它人刑期从七个月到十三年不等。对于领导和参加武装暴动来说，这样的判决应该说是宽松的。他们比那些死在疯狂报复的军人手里的起义者要幸运得多了。

不但如此，后来卡斯特罗实际上只被关押了一年多就和其它人一起获得了特赦。客观地说，古巴当时的司法制度还是比较健全和独立的，对于反政府罪相对宽容，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和军人专横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司法体系。

（四）

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并没有被送到法庭指定的在哈瓦那的军事监狱，根据内政部长的一纸命令，他们被送到了位于古巴南面加勒比海的松树岛上。哈瓦那的监狱又老又旧，条件极差，而且十分拥挤。而松树岛监狱是新建的，管理比较文明，是政府的模范监狱。一直有人猜测说是卡斯特罗的有影响的丈人走了门子，给女婿换了个比较舒适的监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把政治犯关押在海岛上也比较安全，如台湾的绿岛和越南的火烧岛。两种可能都有。

卡斯特罗上岛以对这里的环境表示满意，在给他哥哥拉蒙的信中说这里的狱吏不像圣地亚哥监狱的狱吏那样不要脸地搜刮犯人，他们比较清廉而且通情达理，“我不想说我们生活在天堂里，但这里显然管理有方。”

这里的政治犯享有一些特权，他们的亲友可以给他们送书和食品，卡斯特罗还有雪茄。

此外囚犯可以往来。卡斯特罗立即抓住机会组织了学习小组，从狱外运进大量的各类书籍，从拿破仑战史到英美俄经典文学作品，应有尽有。还有很多苏联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介绍苏联社会的书籍，这是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除了美国和拉美国家外的另一类社会。他甚至利用每天早上的时间给同志们上哲学和世界历史课。他还对美国罗斯福新政时的政策有所钻研，说罗斯福为穷人做了很多好事，很多美国人因此而不宽恕他。

在物质生活上，他也并不匮乏。他的狱房内有炊厨设备，在给卡洛斯的一封信中他甚至说有时忙于烹饪并提到那几天他的食品，其中有火腿、番石榴酱、意大利面条、糖水菠萝、奶酪和鸡蛋等。雪茄是常备的，他特意提到的是那几天他哥哥寄来的一种优质哈瓦那雪茄。

他甚至说：“卡尔?马克思要是知道了象我这样的革命家会怎么说呢？”

当然也有苦恼的事，这就是每晚与蚊子的“战争”。然而在热带的古巴，蚊子是到处都有的，并非只咬政治犯。

当然，监狱毕竟是监狱。卡斯特罗之所以在对亲友的信中强调自己的生活乐趣，某种意义上也有苦中作乐、安慰别人同时也消遣自己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其铁窗生涯离一些人所想象的，或者日后的宣传所渲染的那种革命志士受苦受难的神话要有相当的距离。

和卡斯特罗一起关押的两个女人，梅尔芭和海蒂，很快就被释放了。卡斯特罗告诉梅尔巴出去后通过自己的妻子可以和他保持每天的联系，他提醒说：“最一点忠告：留神那些嫉妒你的人。当一个人有了名望以后，那些庸人会眼红的。尽量利用所有你能得到的帮助，但却不要信任任何人。”１

在卡斯特罗被捕以后，他的妻子米埃塔通过她的父亲的关系四处奔走，先是为从轻判决，后是为其在监狱中的待遇。她和卡斯特罗通过种种渠道建立了卡斯特罗所说的“日常联系。”

当梅尔巴出狱后，她们两人，加上卡斯特罗的姐姐利迪亚，频繁地去探望他，通过种种办法秘密地把卡斯特罗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分批带出，加以整理并找到了赞助，最后竟然秘密地印刷了两万五千册。当局得知后，为了惩罚卡斯特罗和断绝他与外界的联系，把他单独关押。这是卡斯特罗在狱中一段真正难过的日子。

这时，监狱外面的政治气候有了对卡斯特罗等人积极的变化。为把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同时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巴蒂斯塔宣布于五四年十一月大选，为此他作出了一些开明的姿态，包括放松新闻管制。一些跃跃欲试的报刊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卡斯特罗的妻子和姐姐写信给自由派的报纸《波希米亚》，说卡斯特罗被非法单独监禁，请求他们派记者调查。

信在这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上登了出来，称卡斯特罗是一个“高尚的古巴人”。《波希米亚》报果真向监狱当局提出实地采访，而且竟然被允许了。采访记来刊登在这家报纸上，引起了轰动。

这种变化对卡斯特罗来说，暗示着一种新的可能：一旦实现大选，便有可能实行传统的大赦，象他这样的政治犯肯定首当其冲。后来的发展果然和他的希望完全一致。五四年六月巴蒂斯塔宣布他“赢得”了六比一的绝对的多数，并宣布将实行大赦，包括武装袭击蒙卡塔兵营的犯人，同时仍然声明古巴政府的反共立场。巴蒂斯塔的“民主”立即得到了美国的赞赏，美国与古巴商讨改善经济贸易关系，并表示不改变当年古巴糖的进口配额。

古巴大选后，报刊的言论自由逐步恢复，《波希米亚》报甚至注销卡斯特罗朋友的信，说关押这样的人是古巴的耻辱。狱中的卡斯特罗已在认真考虑出狱以后的下一步斗争。当梅尔巴出狱时，他就安排她过一阵去墨西哥，在那里建立起活动基地，并强调必须服从他的领导，重要决定必须由松树岛来作出。

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卡斯特罗深谋远虑的一着棋。

当卡斯特罗出狱在即的时候，他却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战线上受到了打击。

自他被关押后，妻子米埃塔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卡斯特罗一直以为是自己和丈人的家族在负担和照顾妻儿，他没想到米埃塔的哥哥拉法耶尔通过关系给妹妹在古巴政府内务部找了一份领干薪的差事。他们一直把这事瞒着他，因为他很可能不会同意自己的妻子在这么一个反动透顶的地方做事，尤其是当自己正在坐牢时。当《波西米亚报》采访卡斯特罗的报导刊登后，内务部把米埃塔开除了，消息还登在了报上，卡斯特罗见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罪不可赦的背叛行为。他发誓出去后要杀了拉法耶尔。他觉得妻子的这种行为玷污了他作为革命家的声誉，更为可恶的还是背着自己。

公正地说，出身富贵之家的米埃塔在艰苦环境下对他的忠诚不下于他的那些同志，何况卡斯特罗没有一次把自己的重要活动告诉过她，她只有担惊受怕的份。而卡斯特罗自己在大学毕业后的社会交往中，开始和一个叫娜塔里亚的哈瓦那大学女学生有了婚外情，在卡斯特罗被关押期间，他给那时先在法国和美国读大学的她写了许许多多情书，他不但和这个金发女郎谈他们之间那“最纯洁最坚固”的钻石一般的爱，而且和她讨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他们之间的通信来成为研究卡斯特罗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重要材料。娜塔利亚成了他的精神安慰，她也给他寄了大量的书籍资料。然而，在他给米埃塔的信中，主要话题是关照她照顾好儿子，让他上私立学校，培养起好习惯，再就是开出自己需要的东西的清单。

毫无疑问，卡斯特罗和娜塔利亚思想上有更多的共同点，这无可厚非，米埃塔或许也非不知道这个情况，象她这样的女人实际上并不适合做一个革命家的妻子，她们还不能做到完全牺牲自己，服从丈夫或者丈夫的事业（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放任的娜塔利亚更不适合，只能做情人）。但卡斯特罗对妻子谋职这件事的反应却典型地表现了象他这一类人的特点：他们心目中只有自己的事业，个人的声誉，他们和别人的关系总是以政治的衡量和利益得失为唯一的考虑，他们自己可以随意行事，却要求别人对他们毫无保留，一切都说实话，不然就是背叛。

卡斯特罗的震怒使得他和米埃塔的关系无法维持下去，米埃塔向法院提出离婚，并得到了儿子的监护权。卡斯特罗将这视为自己的一次失败，他发誓将来要夺回儿子。在给他姐姐的信中他说“生活将会给他们（指前妻家）一个教训。”米埃塔后来和一个外交官结婚，住在纽约。当卡斯特罗一九五九年初向哈瓦那进发接管政权时，她及时把儿子菲德利托送回古巴。卡斯特罗在途中和儿子重聚的大幅照片成了哈瓦那报纸的要闻。菲德利托后来象很多古巴领导人的子女一样被送到苏联受教育，不过没有象别人那样取一个苏联名字。一九八０年古巴政府让菲力克斯?菲德尔?卡斯特罗出任古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五）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卡斯特罗在关押了二十二个月以后获得了特赦，松树岛上的其它政治犯也同时获赦。报刊现在没有顾虑了，几天前，大量记者就涌到岛上采访这个新闻，把当地的旅馆都占满了。《波希米亚》在报导中把他描绘成了一个民族英雄。

卡斯特罗出狱的那天，他的三个姐妹和梅尔巴、海蒂都来了。卡斯特罗从军车上下来，他穿著绉巴巴的衣服，扣子掉了几个，鞋带松着，胡子留得老长，一切都象他以往那样漫不经心，只是人略胖了一点。在照片上他周围看上去都是女人，她们都幸福而着急地想为他干点什么。他到了旅馆，那里一大群记者在等着他，还有其它一些囚徒的亲属也盼着见他。当他和同时被释放的劳尔等五人次日离开旅馆时已经都是西装革履（劳尔是紧身夹克，雪白的衬衣领翻在外面），每人手提一只皮箱，兴高采烈地地对着记者挥手。

总而言之，这不是出狱，而是凯旋。巴蒂斯塔把这样一个有潜力的政治对手放了出来，活该他三年后要垮台。而松树岛这个地方在古巴革命史上从此也就赫赫有名，十年以卡斯特罗把大量青少年招募到这里，建立了一个依靠志愿劳动，取消物质报酬的公社，成了古巴未来社会的样板。

卡斯特罗出狱后和他的姐姐们住在一起，她们又象他结婚前那样照顾他的起居，甚至在屋里到处安放烟缸让他随时有地方扔烟头。他写文章，对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举行新的自由选举，揭露政府的腐败。他对巴蒂斯塔直截了当地使用“专制独裁”这样的字眼。

他还谴责两年前蒙卡塔兵营的指挥官折磨和滥杀俘虏。巴蒂斯塔发现不能对他放任下去，于是关闭了两家专门刊登他的文章的报纸，派人威胁他。同时，他弟弟劳尔因卷入学生的暴力活动而被追捕，逃进了墨西哥大使馆避难，没几天就去了墨西哥。

卡斯特罗发现他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活动空间非常有限，这使他回想起数年前他处于政治幼稚期中，曾经寄希望于议会民主制的教训。他决定离开古巴，到国外联合现政权的反对派从事政治斗争，好在他已经陆续派人去墨西哥打前站了。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他登上飞往墨西哥城的班机，临行前对记者说：“我走了，因为所有和平解决的大门都关上了。当一个人这样离开他的国家时，他是不会回来的，除非独裁者的脑袋掉在他的脚下。”２墨西哥城是拉美政治流亡者的庇护所，一九一０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和三十年代的激进民族主义改革使得这里一直保留着对革命者的好感和同情，甚至当佛朗哥三十年代期在西班牙建立了独裁统治以后，很多西班牙革命者和自由派人士也纷纷把墨西哥城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这里象是拉美的巴黎和瑞士，云集着形形色色的流亡团体。古巴人在这里很多，但有钱的前政府人士多数去了美国的迈阿密（他们当政时往往就在那里开了帐户或者有了地产），在这里的多半是普通人。卡斯特罗和一群年轻的，没有固定职业的古巴流亡者常常聚在城里的廉价酒吧和咖啡馆里，常常赤膊在浓重的汗臭和雪茄烟雾中大声争论着用什么方法才能发动革命。

卡斯特罗刚到时在一个叫玛丽亚的古巴妇女家中安身，她和一个墨西哥摔跤手结了婚，但他当时人在美国。后来卡斯特罗搬入了一家小旅馆，但他仍然不时地利用玛丽亚的家作为活动据点。墨西哥的气候比古巴寒冷，说的西班牙语和古巴很不一样，加上刚到时的孤单，卡斯特罗一度患上了思乡症，或者叫文化休克。他在给梅尔巴的信中一再倾吐自己的苦闷和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梅尔巴是他自从策划袭击蒙卡塔兵营以来的另一个红颜知己。

但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结交了很多古巴流亡者，比较重要的是一个叫加西亚?卡尔扎迪拉的古巴人，当时在职业垒球协会当秘书，这是一个社交性很强的工作。加西亚回忆第一次遇见卡斯特罗时，卡斯特罗滔滔不绝地说了三个小时。这往往是他给别人留下深刻影响的一招。他很快就把加西亚的家当成自己歇脚或是用饭的地方，常常不期而至，吃完后伸开双脚躺在长沙发上抽烟，很响地醒鼻涕。他的不修边幅使替他介绍朋友的加西亚有时很难堪。

卡斯特罗还认识了一些有影响的墨西哥人，如前总统，任内曾推行社会改革的卡德纳斯，他在古巴革命后常常是卡斯特罗的座上客，在古巴发起的一些国际活动中亮相。

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在墨西哥城呆的时间比他哥哥长，而且认识了不少各国的政治激进分子和流亡者，其中有一个年青的阿根廷人，叫恩内斯多?格瓦拉。

格瓦拉出身于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患有难以治愈的哮喘病，为此他给自己选择了医学专业，一九五三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读完了医学士。

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和毕业以后，他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别人结伴骑摩托周游拉美各国，常常是靠在餐馆打工来赚一点生活费，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和住所，因为在外时间太久他甚至没有去延长他的护照有效期。

他曾经打算在外游历十年再回阿根廷，在这段时间里他看到了拉美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一个浪漫不羁的游子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激进分子，但又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

一九五四年格瓦拉和游伴罗久从哥斯达黎加来到了危地马拉，在那里他从阿根廷大使馆领取一点生活费。就在这时，他遇上了一位名叫希尔达的秘鲁妇女，她带有印地安和中国血统，脸庞很宽，长得有点胖。她有一份政府工作，但却是一个地下政党的活跃成员，她的政治见解和广泛的阅读面吸引了格瓦拉。同时，她负担了格瓦拉的生活费用，象一个大姐和母亲一般照顾他，两人成了情人，这使得周围一些对相貌英俊的格瓦拉感兴趣的姑娘感到奇怪。希尔达向格瓦拉推荐了大量的书籍，从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到瓦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

格瓦拉和希尔达后来结了婚，生有一个女儿。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革命刚胜利时，希尔达带着三岁的女儿赶去和丈夫团聚，但格瓦拉告诉她自己已另有心上人，是他们离婚的时候了。

从他们两人在女儿三岁的生日派对上的照片来看，希尔达确实不像翩翩年少的格瓦拉的娇妻，而象个母亲。

一九五四年夏，美国在冷战神经质下又做了一件令拉美民族主义者切齿痛恨的事。它借口危地马拉政府和苏联东欧集团有经济往来破坏了拉美政治稳定，支持危地马拉流亡分子颠覆了现政权，国务卿杜勒斯欢呼这是“美国民主的胜利”。危地马拉国内的政治动乱使得格瓦拉象很多外国人那样动身前往墨西哥城。希尔达来因为其政治活动而失去了工作，也来到墨西哥。这时他们面临着生活的困境。尽管格瓦拉的母亲一再要他的儿子回家，浪游成性的格瓦拉并不想就这么回去，他也不想把希尔达作为妻子带回去。

就在格瓦拉生命中这又一个关键时刻，他在一家旅馆的外面遇见了劳尔，据卡斯特罗来回忆说时间当在一九五五年七月或八月。３格瓦拉喜欢给不同国家的人摄影，时劳尔正土一个古巴人路过，或许这是格瓦拉第一次有机会拉住古巴人并让他们充实自己的像册。经过介绍他知道了对方是古巴的政治流亡者，这使得格瓦拉想起了在拉美具有传奇色彩的古巴革命的故事。他们一见如故，劳尔随即把这个阿根廷人作为他的新朋友带到他哥哥的住处。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相遇是古巴革命史上相当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相遇（尽管严格地说，托洛茨基直到十月革命前才是列宁的政治盟友）的事件。有趣的是，他们两人都对对方在初次相见中表现的政治立场作了高于自己的评价。格瓦拉说他在卡斯特罗面前完全象个小学生，只顾回答对方提出的关于危地马拉革命的问题，并被对方坚定的信念所吸引，“经过数小时的长谈，到天亮的时候，我就成了他未来的同志之一。”３而卡斯特罗则说格瓦拉当时的政治枷比自己更“进步”５。

客观地说，应该是古巴人当时给正在寻找生活方向和斗争道路的格瓦拉指点和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即和他们一起战斗。对于格瓦拉来说，这是他在长期流浪之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最终找到的归属。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没有人会预见到格瓦拉日对古巴革命所起的巨大作用，甚至成了其偶像。

格瓦拉当时对于古巴流亡者的直接作用是他粗通医道（虽然他有医学学位，但这和卡斯特罗的法学学位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临时抱佛脚考下来的，毕业后也没有好好用过。）。

他加入古巴人的圈子后，由于一时搞不清楚谁是谁，便常用“切”来招呼每个人，这是当阿根廷人觉得别人面熟但又不知道或记不起对方姓名时的称呼，有点象我们中国人的“喂”或者“哎”。

当他终于把人和名对上号时，“切”反过来成了他的绰号，后来甚至成了他的名字，只是有时加个引号。后来他成了举世闻名的革命家，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的人会以为这是个尊称，而阿根廷人则感到滑稽。

（六）

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站稳脚跟之后，便又开始筹款，购买武器。他和古巴前政府的成员有了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可观的资助。五五年十月他又去了一趟美国，也是为了筹款。他的活动引起了墨西哥警察的注意，警察跟踪到他租下的农场进行搜查，发现了大量武器，于是他又一次被投入狱中，这次是墨西哥移民局的牢房，格瓦拉也未能逃脱。卡斯特罗被捕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墨西哥左派舆论出来声援他，同时他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所以不久就获得释放。

如果说卡斯特罗的第一次被捕使他失去了妻子的话（虽然这并不是他妻子的过错），那么他的第二次被捕则使他得到了一个叫特莱莎的女人的关爱和鼎力相助，这是古巴革命中的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和意味深长的故事。

特莱莎?卡苏索出身于古巴奥连特省一个种植园主家庭，从小就养成了独立不羁的个性，十二岁时就和哈瓦那大学的一个学生领袖订婚，来在哈瓦那大学读书时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三十年代时她和丈夫因反对巴蒂斯塔的掌权而被迫出走美国（当时她只有十七、八岁），后来丈夫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阵线，在那里牺牲。特莱莎来在美国、古巴和墨西哥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写小说、剧本，再婚又离婚。

特莱莎长相和才华都十分出众，有一些很有势力的朋友，包括古巴总统皮略奥，五十年代初他们替她在古巴驻墨西哥使馆谋到了商务参赞的职位，但她的兴趣却主要在电影和戏剧活动上。巴蒂斯塔政变后她虽然对独裁政权深恶痛绝，但对武装反抗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和信心。

就在这个时候，她在报上读到了卡斯特罗被捕的消息，立刻被这个英雄所吸引。她马上决定去探监，虽然她甚至都不知道墨西哥当局是否许探望这些非法收藏大量军火的古巴人。

特莱莎当时不是独自一人生活，她的好友托她照看自己的刚满十八岁的女儿，让这个姑娘和她住在一起。她是墨西哥人，叫利莉亚，长得十分漂亮，当时虽然已经订婚但和未婚夫吵翻了，于是来和特莱莎作伴。特莱莎告诉了利莉亚这个消息后，天性好奇的利莉亚便与她同行，两人一起来到了墨西哥移民监狱。她们的探访要求被批了，于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她们见到了卡斯特罗和其它被捕的古巴人。

卡斯特罗对这两个女人的来访既意外又感动，他向她们介绍了自己的同志，特莱莎明显地感到了卡斯特罗在这个群体中的鹤立鸡群和绝对权威。当他被介绍给格瓦拉时，她感到这个阿根廷人是他们当中最聪明和最有吸引力的，当时格瓦拉的妻子也来探监，还带来了他们的小女儿，特莱莎象那些第一次看到这对夫妻的人一样对他们的相貌如此不般配感到奇怪，并在她来的书中留下了含蓄的描绘。

特莱莎和利莉亚的到访宛如女神下凡，古巴人热情地围住了她们，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故事吸引她们。特莱莎注意到虽然卡斯特罗把自己当作一个主要的谈话对手——显然是认为她具有成熟的政治思想和足够的社会经历——但他的眼光却不时掠过她的脑后瞟向被其它人围住利莉亚。特莱莎临走时留下了自己的地址，说不论何时，只要卡斯特罗出狱，就可以去探访自己。虽然特莱莎多年后说这不过是寻常的客套，但从这个女人的个性和政治观点来说，这决不是一般的敷衍。

两天后，当特莱莎外出回家时，她意外地发现卡斯特罗坐在门厅里等自己。他们已经被释放了，卡斯特罗出狱后直接来到了她家，已经等了他一个小时了。接下来卡斯特罗用滔滔不绝的谈话和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三个小时里把特莱莎变成了自己的同志。在特莱莎对卡斯特罗的态度中，有一种把母性和女性的温柔结合在一起的关爱。她一再称卡斯特罗——以及其它古巴人——为“大男孩”（她比卡斯特罗年长几岁），虽然做事莽撞，计划不周全，但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可爱。

在特莱莎成为卡斯特罗的同志后，卡斯特罗马上就详细打听她有那些朋友，其中那些是可以利用来为革命服务的。但她最直接的贡献是把自己的公寓变成卡斯特罗储存军火的地方。半夜里，卡斯特罗手下的人秘密地把各种枪支，包括轻型火炮用卡车运来，藏在她的阁楼里，她和利莉亚则打开电唱机来掩盖嘈杂的声响。后来卡斯特罗又通过她把邻近的一处公寓也租下，让一个叫坎铁罗的哈瓦那大学学机械的年轻人住在里面，看管和修理运来的枪支。为了卡斯特罗等人，特莱莎不但承担着极大的风险，而且拒绝了很多朋友的来访，她说她不得不等到古巴革命胜利才让这些老朋友原谅自己。

正如特莱莎从一开始就感觉到的，卡斯特罗迷上了利莉亚，一面领导革命一面追求这个女郎。他对自己的穿著变得十分在意并按时洗澡，经常请利莉亚外出吃饭。利莉亚显然对这种浪漫的追求很陶醉，有一阵似乎回报以热情，卡斯特罗的人甚至开玩笑说她会成为古巴的“第一夫人”。特莱莎见卡斯特罗买了很多贵重的衣物送给利莉亚，而据利莉亚说他每个月只能从家中收到七、八十美元的汇款，她怀疑卡斯特罗会不会在挪用捐献的公款。

但利莉亚最终的选择表明她也不配做革命家的伴侣，她要浪漫，但却不想冒险，在未婚夫回到她身边并答应马上娶她时，她思想斗争了几天，然在一个清晨悄悄离开了，留下条子请特莱莎转告卡斯特罗。那天早上卡斯特罗拿着一束花前来敲门，特莱莎忐忑不安地下楼开门，告诉他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卡斯特罗沉默了一会，然让特莱莎摸摸自己的手，他说这是让她知道他很镇定，手既不发抖也没有变冷。就在这时利莉亚从机场打来电话，特莱莎让卡斯特罗去接，他在电话中说他并不责怪她，只是请她“帮个小忙”，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她在这里所知道的一切。

卡斯特罗不愧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利莉亚一走，他立刻恢复了原来的生活习惯，邋邋蹋蹋，可以一连多日不洗澡，躲在阁楼上玩弄武器，拿邻居的天线当练习瞄准的靶子。有一天特莱莎走进原来利莉亚住的房间，看见卡斯特罗盘腿坐在利莉亚的床上，身边放满了各种枪支零件，他爱不释手地擦着一支枪，对特莱莎说：“我有了一个新的未婚妻。”

卡斯特罗虽然自己公开地追求利莉亚，却不准其它人学样。那个负责保养武器的坎铁罗对特莱莎非常痴情，但卡斯特罗却警告他不准和这个女人有超过革命需要的关系。当时特莱莎对此并不知情，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态度很奇怪，有时当他独自一人进来时他让特莱莎站得远远的。后来利莉亚告诉特莱莎，坎铁罗在单恋她，但遭到卡斯特罗的阻止。特莱莎来也对这个年轻人有了好感，但他们一直没有吐露的机会，直到坎铁罗跟卡斯特罗打回古巴并在那里牺牲。

卡斯特罗的这种禁令仅仅是为了工作吗？当时特莱莎并没有想得很多。但几年后，当又有人向她求婚她也同意时，卡斯特罗对她的态度立刻冷淡了许多。也许，卡斯特罗对某些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尤其是对自己完全服从的人，有一种占有欲。当他和特莱莎商量，想通过她和在美国流亡的前总统皮略奥接上关系时，特莱莎说了一句“皮略奥是我最好的朋友”，也许这仅仅是这个女人的夸口，但卡斯特罗立刻不满地说：“最好的朋友？那么我呢？排在第二？

”

（七）

墨西哥内务部释放卡斯特罗等人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在数周内离开，并随时报告其行踪。

这迫使卡斯特罗加快了筹款和招募人马的行动。他派特莱莎前往美国迈阿密，和前总统皮略奥建立了联系。皮略奥是老政客，手里有钱，但由于在任期间的腐败而名声不好，在古巴青年中没有号召力；而卡斯特罗的处境则刚好相反：有人，但缺钱五六年九月，他们在美国德克萨斯靠近美墨边界的一个汽车旅馆见面，商讨了共同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策略。卡斯特罗当时已用“七?二六运动”（即为纪念五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袭击蒙卡塔兵营）来命名他所领导的组织。皮略奥答应资助他十万美元。

同时卡斯特罗派卡洛斯?佛兰基（此人原来是古巴共产党报纸《Ｈｏｙ》的记者，来对古共的和平过渡路线和官僚腐败习气失望，加入卡斯特罗的运动并负责对外联络和文化方面的工作）去哈瓦那向那里的“七?二六运动”成员传达卡斯特罗的指示和与前总统建立联合阵线的事。这时古巴的另一名学生领袖、古巴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埃切维里亚去智利参加拉美学生大会，回国时途径墨西哥与卡斯特罗见面。他们达成协定：埃切维里亚领导的学运成员可以志愿地加入卡斯特罗的运动，两个组织互相配合，胜利后在古巴确立社会正义、民主和自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卡斯特罗发表了《“七?二六运动”宣言》，这是古巴革命胜利以前的最重要的文件。《声明》说“七?二六运动”的目的是要用古巴青年的力量去完成古巴民族一再被耽误和阻挠的历史任务，消灭“殖民地心态，外国经济控制，政治腐败和军人统治”这些被“共和国”这个外表所掩盖的社会罪恶。关于运动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声明》列举了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正义。在定义民主时它引用了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名言和古巴近代史上的民权主张，民族主义特别是指的是要改变外国对古巴经济命脉的控制，社会正义是指确保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人权。声明大量引用了古巴民族主义领导人何塞?马蒂的话，并用实现马蒂所说的“人的充分的尊严”来概括其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声明》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但却谴责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说它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在少数人手里的集中和多数人的受压迫，并说这使得资本主义的代表美国也不得不借助于经济计划的手段去确保社会秩序。《声明》说：“‘七?二六’运动赞成一种经济计划制度，它将把国家从单一经济、租借地、垄断特权、大庄园制以及其它殖民地经济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或者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将使每个古巴人有机会享受发达国家的公民正在享受的物质福利和个人尊严”６。这是一段颇为含混的表达，从中既可社会主义的主张，又可将之视为激进的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古巴革命胜利后的短时间里西方舆论正是这样评估的）；既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谴责，又有对其现实状况的称羡。

这种含混和矛盾非古巴革命所独有。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民族主义的目的相结合，把实行社会主义看成是民族利益的要求，革命开始时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但因为传统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使这些国家对外无力与外国资本相抗衡，对内不能集中资源解决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除了转向或者借助计划经济的手段外别无出路，革命会带有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古巴在这一点上并不例外。

这是表现在古巴身上的第三世界的普遍性。

这种理论上的含混在某种情况下——尤其是革命领导人在青年时期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并未接受其它意识形态——会引导革命从民族主义的轨道转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积极主动彻底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这又是古巴的特殊性，它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的一个在革命后领导人突然宣布转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国家。

卡斯特罗着手准备在古巴登陆。从一个在墨西哥的美国商人手里，他用两万美元买了一艘叫“格拉玛”的旧游艇。这艘船按设计只能搭载十二个人。这时梅尔芭从古巴来到墨西哥，带来了国内“七?二六”运动成员的意见，劝卡斯特罗稍缓其计划，认为国内的形势还不成熟，登陆以可能不会产生群众性的反应，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卡斯特罗坚持立即实行在古巴登陆的方案，而且还故意通过一些报纸和地下组织放风，说他在五六年底一定会打回来，以此扩大其影响。

不论卡斯特罗是明知冒险还是胸有成竹，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古巴正酝酿着一场推翻独裁政权的社会革命，这时需要一个公开的武装反抗作为一种象征去正面挑战独裁者，拉起革命力量的大旗，光靠城市地下斗争和学生的恐怖暗杀（古巴军事警察头头刚被学生暗杀，暗杀者躲进了海地大使馆，但古巴军警不顾国际法的约束冲击了使馆）是不成气候的。革命形势需要创造，不能等待，何况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这是卡斯特罗之所以不同于苏联控制下的拉美共产党人的根本点，也是他总结出的古巴革命的经验。

卡斯特罗来回顾古巴革命历史时多次说当他是个大学生时，大学里的革命者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当他发动蒙卡塔袭击和乘坐“格拉玛”号游艇在古巴登陆时，全国只有百分之几的革命者，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古巴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转变成了革命者。他喜欢用百分比来说明问题，虽然这种数据往往是他凭感觉信手举来，并没有什么统计学的根据，但这种“百分比”的逐步增加也确实表现了他作为革命家对政治形势的敏感和自信。他并不因为自己处于少数而缩头缩尾，无所作为。相比之下，当时古巴共产党满足于议会内的几个席位，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一切暴力斗争，生怕惹火了独裁者，把他们那一点点“民主”都剥夺掉，因此名为革命党，实际连改良派都不如。

就在卡斯特罗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之前，他的两个姐姐自古巴来看望他，带来了他的儿子菲德力托。卡斯特罗向前妻保证他会“象绅士一样”到时将儿子送回。在卡斯特罗出发的前一刻，他还将儿子扛在肩膀上。《波希米亚》报派了一个记者去秘密采访，记下了这感人的一幕。在菲德立托被送回去的半路上，一伙神秘的人物将他劫走，后来由墨西哥警方追回，此事一直是个悬案，反卡斯特罗的人认为只有他的人马才会劫这个小男孩。

在他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他的一个保镳叛逃了，出卖了特莱莎和另两个古巴人，他们以私藏军火罪被关押了二十四天，后来由前总统皮略奥保释出来。特莱莎在地牢的窗口接到梅尔巴在外面传进来的报纸，上面载有古巴起义的消息，虽然没有提卡斯特罗的名字，但特莱莎明白卡斯特罗已经回到了古巴。

特莱莎出狱后回到空空荡荡的公寓，心中非常难过，她说“到处都是那些男孩的魂儿在游荡。”７后来她建立了卡斯特罗在墨西哥最得力的中转站，把人员和军火从美国转运到虐汀在古巴革命胜利的那一刻这个不平凡的女人还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

（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在墨西哥城东北约三百英里的图克斯潘（Ｔｕｘｐａｎ），八十二名起义者跟着卡斯特罗在细雨中登上了“格拉玛号”

游艇。从这时起，卡斯特罗给自己定了“少校”的军衔，来“少校”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古巴的最高军衔。凌晨一点半，这艘超载数倍的旧船缓缓起锚，在暗夜中蹒跚地驶入风浪滔滔的墨西哥湾。

从图克斯潘到卡斯特罗预定的登陆地、他的老家奥连特省有一千一百英里之遥，卡斯特罗盘算下来五天可以到了，于是他临出发前给奥连特和其它一些地方的“七?二六”运动分子发去密码电报，要他们在当天武装暴动，里应外合。但他低估了墨西哥湾的风浪，高估了自己的航海经验和“格拉玛号”的能力。等他半途中发现五天无论如何到不了的时候，他已经无法通知他在古巴的人马停止行动了。实际上，他能否按时到达，对于岛上的起义者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作用，而岛上的暴动能否恰好在他登陆时发生对他倒是至关重要的。

十一月三十日，奥连特省省会圣地亚哥的起义者发动了对蒙卡塔兵营和警察局的攻击，其它地方也有零星的暴动，政府军在短暂的慌乱后发现这不过是又一次力量不足的冒险，于是稳住了阵脚，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哈瓦那风平浪静，因为替卡斯特罗传达电报指示的人半路上被警察追捕，他把电文毁了。巴蒂斯塔宣布在全国六个省份中的四个中止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权利，实行军管。

十二月一日，当又饥又渴的起义者在甲板上张望前面的陆地时，一架古巴海军的直升机低飞着掠过，他们被发现了，幸运的是周围没有政府军。卡斯特罗第一个下船，他把人马分成三个分队，劳尔殿后。由于在海上颠跛了近一个星期，起义者们都已筋疲力尽，劳尔无奈之下决定把重装备都扔掉。他们刚上岸就听见了政府军巡逻艇闻讯赶来的马达声，飞机也在附近盘旋，于是赶紧在树林里隐蔽起来。在匆忙上岸和隐蔽的过程中，已经有八个人失踪了。

他们登陆后第一个遇见的人叫安吉尔?佩雷兹，他是一个烧炭的农民，从他那里，起义者们知道了登陆的地点叫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佩雷斯为他们引路前往马埃特腊山区。第二天他们在丛林中找到了一家农民，他们给起义者们提供了三只鸡，这是他们一个多星期来第一次象样地吃到一点东西。农民说附近有大量蜜蜂巢，很多起义者一听就急着去弄蜂蜜吃，格瓦拉警告他们说因为肠胃多日没有正常消化食物，吃没有经过加工的蜂蜜是有危险的，但有些人不听，结果腹泻不止。

第五天凌晨，一支悄悄尾随他们的政府军趁他们仍在睡梦中，向他们突然袭击。起义军不但伤亡十多人，而且被打散了。卡斯特罗在甘蔗地里藏身数日，然撤进了马埃特腊山区，跟随他的只有十二个人，包括劳尔和格瓦拉８，凑巧的是，这个数字和“格拉玛号”船原ǖ载客人数相一致。

马埃特腊山区是省会圣地牙哥西面一长条沿海的高地，约一百英里长，平均二、三十英里宽，丛林密布，气候炎热而潮湿，对大规模军事行动极为不利。这里是一块化外之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一字不识，未经登记的婚姻数量是古巴全国平均数的一倍，很多农民在这里耕作和生活多年，却并没有合法占有或租用土地的凭证９。很多逃犯都在这里藏身，政府头律不是被蔑视就是干脆不为人所知。此外就是极端的贫穷，农民们世代住在密林里的草屋中，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块在古巴近代社会的演变中被遗忘的土地。

卡斯特罗在这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他们不但为起义军提供掩护，而且很多人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卡斯特罗来强调他的革命首先得到的是农民的支持，并说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成了他们参加革命的根本动力。但实际上，农民对革命的支持是一个远比土地要求更复杂的问题。在一些国家，包括古巴，参加革命的农民往往集中在那些土地贫瘠、务农不但无利可图而且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地区，而非农业富庶区。参加革命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其目的正是为了摆脱而不是得到土地，革命给他们的希望并不是在出生入死之后再回到艰苦的农业劳动中去，而是一种朦胧的新生活的幻想。

在马埃特腊山区，土地并不需要谁来分配，农民们可以随意占有，然后就是漫无尽头的毫无希望的生活。因此，未来在这里合法占有一块土地的诺言并不是或不完全是他们支持革命的理由。至少，这个地区所固有的对任何政府权威和现存秩序的藐视，以及对反叛者的同情（一种罗宾汉式的传统）也是农民支持卡斯特罗的重要原因。此外，卡斯特罗的传奇般的经历——从袭击蒙卡塔兵营到驾着一艘超载的旧船在风浪中从墨西哥回到古巴——和坚定的拯救受苦人的信念，对朴素的农民来说有一种救世主一般的魅力，农民当中还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能掐会算无所不知的神话。

卡斯特罗和他的人马当时在马埃特腊山区的活动并不是围绕着某个根据地，而是经常在转移，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军的围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贫穷的山区并没有一块可以提供固定的给养物资的地方，起义军的给养一大部分来自于外界，主要是城市的反巴蒂斯塔力量（到一九五八年情况有所好转，在游击队控制的地区有了一些小型作坊、修理所和医院）。马埃特腊山区主要为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提供了隐蔽所和兵源，以及一块和政府军周旋的地方，而不是象中国和越南那样能基本上在经济上支撑起革命政权的根据地，因此卡斯特罗没有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哪怕是名义上的革命政府。卡斯特罗最终取得的胜利，也并不是象中国那样依靠在根据地壮大的力量去和敌人作总决战，而是依靠整个国家形势的突变，尤其是城市反巴蒂斯塔力量（学生、工人、市民和知识分子等）的联合和军队的倒戈，可以说是一场政治的、道义的胜利而非军事的胜利。

（八）

从卡斯特罗在奥连特省登陆的那一刻起，巴蒂斯塔政权就宣布说卡斯特罗被打死了，他的人马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由于米埃特腊山区偏处东南一隅，远离哈瓦那，虽然有城市的地下组织在传播消息，但卡斯特罗觉得影响还是受到限制。他在大城市的斗争经验使他深知新闻界的重要，他不但需要让古巴人民了解真象，而且要树立起他所领导的运动的形象。曾经帮过他大忙的《波希米亚》报现在在新闻管制（自卡斯特罗登陆起政府又恢复了新闻检查制）下不再有用了。于是，卡斯特罗以他固有的大胆和魄力想出了一个奇招。

一九五七年一月底，回国后只有一个月，他就派雷纳?罗得里格兹到哈瓦那见“七?二六运动”在那里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富斯蒂诺?佩雷兹，告诉他想办法找一个西方记者，最好是美国记者，安排他到米埃特腊山区现场采访卡斯特罗。佩雷兹通过一个在墨西哥给“七?二六运动”提供资助的前政府人士找到了美国《纽约时报》的女记者鲁比?菲力普斯。鲁比愿意前往，但佩雷兹担心她的公开身份使她难以通过政府军的哨卡，于是鲁比推荐了她的同事、当时正和妻子在哈瓦那度假的赫伯特?马修斯。

“记者们很少创造历史。这不是我们的功用，我们只是记下我们的时代，顶多为历史提供材料。”１０马修斯数年后这样谦逊地回忆他的米埃特腊之行。他是《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那年五十七岁，已经为《纽约时报》工作了四十年（开始是办公室的听差），报导过二十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内战和二次大战中的意大利战事等。他的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觉得这是次值得冒险的采访，他说：“我想让那些年轻人看看，一个五十七岁的老头还能抢新闻。”

马修斯深知拉美的独裁者对美国的新闻媒介最头痛，尤其象《纽约时报》这样无顾忌的，它们经常揭露这些独裁政权的黑暗面，使得他们下不了台，从而在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或者和美国做生意时遇到国会的麻烦。他本人就有和拉美独裁者打交道的经验。他曾经在一九五五年时化装成阿根廷人深入阿根廷监狱采访未经审判就被关押的阿根廷学生，消息披露后阿根廷政府被迫在数日后将学生释放。《纽约时报》在古巴也有类似的故事。古巴革命后任古共政治局委员和理论家的阿曼多?哈特曾被巴蒂斯塔政权逮捕，消息被《纽约时报》披露后阿曼多获释。

《纽约时报》并非鼓动革命或者天生好打抱不平，而是因为西方新闻媒体的一条原则就是和形形色色的政府权威作对，只要反政府，它就感兴趣，反政府的力量一旦上了台，往往也就失去了它们的青睐。这条原则在现实社会中不失为一种制衡政府权力的良策，当西方新闻媒体把这条原则推广到非西方国家时它所带来的后果是复杂的，但就拉美的情况而言，当时无疑对反独裁的民主力量有利，卡斯特罗的一些活动已经被美国媒体报导过，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

佩雷斯让马修斯化装成去古巴旅游并有意购买农场的美国商人，和她的妻子一同前往。

他们顺利地通过了政府军的哨卡，在卡斯特罗派来接应的小队带领下进入了米埃特腊山区，见到了卡斯特罗。马修斯一见卡斯特罗就被他的魅力所倾倒：“他是条汉子——身材强壮，六英尺多高，紫铜色皮肤，脸庞宽阔，胡子浓密……穿着一身橄榄绿军服，挎着一支他引以为豪的装有瞄准镜的步枪。”卡斯特罗见到马修斯就拍拍那支步枪说：“有了这家伙我们可以在一千码外就干掉他们！”１１

卡斯特罗吩咐端上西红柿酱、三明治和咖啡款待客人，并开了一听哈瓦那雪茄。接着卡斯特罗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象所有接近过卡斯特罗的人一样，马修斯也被他说话的才能所折服：

“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谈话者！他的棕色眼睛闪闪发光，他那紧张的脸庞俯向听众，那耳语就象在舞台上一样充满了戏剧感（因为游击队的处境，所有对话都是低声的——本书作者注）。”

卡斯特罗告诉他已经和政府军打了七十九天了，政府军在这一带有三千多人，而游击队则分成二百人左右的分队。政府军的士气越来越不行，俘虏一抓一串。他让人拿来几大捆古巴比索，每捆值四千美元，“我们有的是钱，为什么这些士兵要为每月七十二美元而为巴蒂斯塔卖命呢？我们胜利后可以给他们每月一百美元——而且是为民主自由的古巴而战。”１２他并没有忘记补充这后一句。采访结束时卡斯特罗为证明其真实性，还在马修斯的采访笔记上签了名。

这是马修斯记者生涯中最令他心跳的一刻。当他揣着采访笔记和摄影底片回到哈瓦那后，立刻将这消息通知了《纽约时报》总部，总部告诉他将为他的采访记腾出几个周末特刊。在带着材料出关时，为了预防海关官员检查外国记者的文字材料，马修斯的太太把采访笔记藏在了她的胸罩里。回到纽约后，编辑部立即为马修斯的采访记拼出了版面。

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天，《纽约时报》注销了马修斯长篇采访记的第一部分，开头就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青年起义者的领袖，仍然活着并在崎岖而难以进入的米埃特腊山区英勇地战斗着。”采访记生动地描绘了马修斯的历险和游击队的生活，说卡斯特罗和他的“七?二六运动”是古巴全国性的反巴蒂斯塔独裁斗争的象征，卡斯特罗的理想是“自由、民主、社会正义、恢复宪法和举行选举。”光这些堆砌的名词就太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了，何况马修斯对卡斯特罗形象的描绘使得很多人印象深刻，简直是当代的罗宾汉和堂吉珂德。这是卡斯特罗第一次在国际有影响的报刊上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他十分珍惜这个美国记者的描绘，几十年来一直试图保持这个英武的形象。

《纽约时报》注销采访记的第一部分后，巴蒂斯塔如雷轰顶，那一期的《纽约时报》在进入古巴海关和邮局时（古巴有大量外国人和本国上层人士订阅此报），在一片剪刀的咔嚓声中被开了天窗。但古巴人从美国广播中得到了这个消息。政府出面否认，说这是西方新闻媒体的捏造，国防部长和奥连特省的司令都出来“作证”说卡斯特罗已死（巴蒂斯塔来说他上了军方的当，军方骗他说卡斯特罗被打死了），国防部长讽刺地说：马修斯先生是个老记者，他怎么忘了拍一张卡斯特罗的照片呢？

接下来一周的《纽约时报》在继续发表马修斯的采访的同时，注销了古巴政府的否认声明、马修斯的答复和一幅马修斯和卡斯特罗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卡斯特罗在点烟，马修斯在记录。巴蒂斯塔无奈之下命令手下人放下剪刀，第三个周末的《纽约时报》（马修斯的文章连登了三个周末版）在到达古巴读者手里的时候总算是完整的。

这是卡斯特罗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胜利。首先，他不但打破了政府的新闻封锁，向全国甚至世界表明他还活着，还在战斗，而且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英雄形象。对于一个处于弱势、隐蔽在偏远山区的反政府领导人，人格魅力和英雄气质是赢得群众支持的重要手段，而这光有一个名字和一个传说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活的形象，要让群众真实地感觉到他的存在。马修斯的笔和照相机帮助他达到了这个目的。

其次，卡斯特罗通过这次采访找到了一种利用西方和拉美新闻媒体去扩大“七?二六运动”和他个人影响的模式。马修斯造成的轰动使得西方（主要是美国）和拉美的多家新闻媒体派员冒险前往古巴，在“七?二六运动”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前往马埃特腊山区采访卡斯特罗和他的游击队，如一九五七年五月，美国最大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对卡斯特罗的电视采访，采访卡斯特罗的罗伯特?泰伯深受卡斯特罗的影响，革命胜利后他索性离开纽约前往古巴，在那里专门写宣传古巴和反美的文章；《芝加哥太阳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同年也派员前往；《纽约时报》五八年三月又派另一个记者前去采访，在那里住了两周，发表了系列文章。此外欧洲的报刊也积极加入采访的行列。通过这些国外新闻媒体。卡斯特罗不但塑造了自己和“七?二六”运动的形象，传播了他的政治主张，而且有时还进行一些策略性的活动，例如向西方表明自己愿意在国际监督下参加国内选举等等。

第三，这还是一场道义的胜利。本来，巴蒂斯塔的宣传机器把起义者说成是一小撮东逃西串的亡命之徒，马修斯和《纽约时报》使得美国公众第一次对这群青年革命者的理想和力量有了具体的认识，很多人对他们表示同情，并进一步反对政府的支持巴蒂斯塔政权的政策，这对于改善“七?二六运动”的处境，削弱巴蒂斯塔政权的力量无疑有积极意义。最后，这次报导事件也暴露了巴蒂斯塔政权的虚弱，使它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加深。

也许没有别人比卡斯特罗自己更有资格对马修斯和其它西方记者的工作进行评价。一九五八年二月他在给马修斯的信中说：“我们急切地期待着有机会让我们的人民能向所有这些有勇气的记者致以民族的敬礼，他们用慷慨而高尚的笔墨帮助了我们获得自由。”１３

马修斯的故事远没有结束。他后来一直密切注意古巴局势的演变，并多次去采访。同年他采访了巴蒂斯塔，报导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他说巴蒂斯塔看来并没有对自己记恨，虽然自己对他的统治所造成的破坏比任何反对他的记者加起来都大，而是很和气地和自己谈了一个半小时。他问这位独裁者有没有可能和卡斯特罗谈判，巴蒂斯塔一口回绝，说和罪犯没有什么可谈的。

古巴革命胜利的那个时刻（五八年底）马修斯在古巴，五九年又三次去古巴。当他目睹古巴从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轮到他和《纽约时报》倒霉了。

一九六０和六一年，《纽约时报》和马修斯遭到围攻，因为马修斯五七年对卡斯特罗的判断是他决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人道主义的，卡斯特罗也一再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他被认为是上了卡斯特罗的当，被者利用来建立影响，摆脱被围剿的孤立。而《纽约时报》则有替共产主义做义务宣传之嫌，当时收到大量指责的来信。右翼的《民族评论》杂志注销一幅有趣的漫画：卡斯特罗笑咪咪地坐在古巴地图上，文字说明用的是《纽约时报》刊登求职广告的专版所用的广告词：“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

处境狼狈的《纽约时报》发行人舒尔兹伯格不得不说马修斯的错误判断“误导了读者”，后来《纽约时报》不再发表他有关古巴的文章，尽管他仍然是记者中最了解古巴情况的。

在一片围剿声中，马修斯全力为自己辩护，最他的解释是：古巴领导人并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完全是根据现实需要来借用意识形态的口号，因此他们当时不是，现在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用格瓦拉为例说：“他本性就是一个反叛者，反对任何社会、国家、教会和现成制度的每一方面。因此从来也没有必要用共产主义去解释其思想和行动。”１４但当时已没有人愿意认真听他的理论。一九六七年他从《纽约时报》退休，到澳大利亚去度晚年了。

在马修斯身处逆境时，古巴人并没有想到这位老朋友，当时他们又有了一群新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朋友，其中有一些经济学教授热心地要把在苏联教科书上学来的经济学理论拿到古巴来操练，更有法国大名鼎鼎的萨特也来到古巴，希望在古巴看到“完整的人”。他们忙于应付和利用这些新朋友，当然不一定还会想到曾经帮过他们大忙，如今有口难辩的马修斯了。

（九）

当卡斯特罗在米埃特腊山区坚持武装斗争并不断扩大其影响时，巴蒂斯塔政权的腐败程度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五七年三月一份叫《Ｃａｒｔｅｌｅｓ》的杂志大胆披露说至少有二十个政府高级官员在瑞士银行有平均每人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存款。失业人数的比例从五七年底的百分之八点九上升到五八年一月的百分之十八。在政府的放任下古巴成了毒品交易、金融投机、赌博和色情业的天堂。色情业的扩张尤其迅速，在五七和五八年，据一份统计说在哈瓦那一地就有二百七十家妓院，一万一千五百名妇女以此为生１５。整个社会不但面临着民主与独裁的矛盾，而且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和道德危机，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联合战线在一九五七到五八年形成了，它主要由城市的青年学生、工人和海外的流亡人士（多数是前政府人士）所组成，得到了中产阶级、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它以中心城市为主要战场，充分利用了古巴完善的通讯和广播系统（古巴的这个系统在当时的拉美是最发达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曾经把古巴当作试验其新设备的地方），不但在国内使得巴蒂斯塔集团在政治和道义上日益孤立，而且最终使美国停止对它的军售，剥夺了其国际援助。当巴蒂斯塔政权人心丧尽时，它的核心集团——军队——发生了分裂，多数军人不愿再为这个独裁政权战斗，这样，巴蒂斯塔的丧钟就敲响了。

在这期间，几个重要事件的发生推动了这一进程。

首先是五七年三月埃切维里亚领导的哈瓦那学生武装起义。

当卡斯特罗离开墨西哥以后，古巴学联主席埃切维里亚来到了这里，象卡斯特罗一样利用这个地方招兵买马，进行军事训练。他的目的也是打回古巴，不过不是进入乡村，而是回到哈瓦那，用武装暴动直接推翻现政权。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埃切维里亚领导的起义者兵分四路在哈瓦那打响了战斗。他们的目标是：巴蒂斯塔的总统府、哈瓦那电台、国家广播中心和机场。他们的设想是在总统府击毙巴蒂斯塔，使政权瘫痪，然后组织临时军政府。起义军的主要成员是大学生，并受到古巴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的支持。行动时间选在哈瓦那忙碌的下午，交通拥挤时间，这样可以阻碍政府军的调动。这次起义的规模要大于卡斯特罗领导的数次行动，但可惜的是在两个关节点上出了差错。一是当起义者出其不意地冲进总统府直奔二楼巴蒂斯塔的办公室时，他在前一刻刚从二楼到三楼其住处换衣服，准备见乌拉圭大使，而唯一上三楼的途径是电梯，当时停在三楼。这一个停顿救了巴蒂斯塔的命，他的警卫部队及时赶来了。另一个差错是，埃切维里亚带人攻占了广播电台，他在麦克风前宣读了起义的声明，宣布巴蒂斯塔已死，号召工人总罢工，士兵放下武器。为显示他确实已控制了国家广播电台，他还插播了几段电台常播的咸鱼、雪茄和私人英文学校的广告，然他离开了电台，去哈瓦那大学建立他的总部。但他并不知道，麦克风上有一个附加的保护设备，当音量过大时会自动关闭机器，而他在兴奋中大声宣读其声明时，麦克风就已关闭了。他的汽车在街上与警车相撞，他在交火中当场阵亡。巴蒂斯塔立即宣布戒严，军警冲进大学校园，缴获了大量武器。

埃切维里亚领导的这次起义再一次震撼了古巴，显示了巴蒂斯塔政权全面危机的到来，因此实际上它比卡斯特罗对蒙卡塔的袭击和在奥连特省的悄悄登陆要有影响得多，因此三月十三日成了古巴革命胜利后一个每年都要纪念的日子。另一方面，埃切维里亚的死客观上使得卡斯特罗在革命的先锋力量——学生——中再也没有竞争对手，“七?二六”运动成了古巴学生革命力量的唯一核心，古巴学联必须要和它联合才能有所作为。

其次是同年九月辛付苟海军起义。辛付苟是古巴中部拉斯维拉省的一个海军基地，官兵有相当一部分受“七?二六运动”的影响，一些下级军官、青年士兵和其它海军基地的反巴蒂斯塔分子密谋起义，约定在九月五日。但到了那天，其它几处临时推迟了计划，只有辛付苟举起义旗。起义者占领了基地司令部和警察局，巴蒂斯塔政权调动了轰炸机、坦克和装甲车才将暴动镇压下去。

在事的清理和逮捕中，很多士兵仅仅因为衣服上有血迹，或者就因为长得年青就被枪毙。这次暴动对巴蒂斯塔政权的震撼极大，因为它发生在被认为是现政权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中，而事后的残暴镇压在军队内部，尤其是年青官兵中留下了更深的不满，为军队的最终倒戈创造了条件。

这次武装暴动的另一个后果是，根据美巴间的反共军事协定，古巴军队的重装备由美国提供，主要用来对付外部的共产主义威胁，条件是古巴如果要动用这些装备，必须事先征得美国的同意，而巴蒂斯塔政权当时根本无暇向美国请示就迫不及待地动用了轰炸机、坦克和装甲车，比对付大规模的外部入侵还紧张。这种无能和自作主张使美国深为不满，一些外交和军事人员失去了对巴蒂斯塔的信任，开始考虑停止对他的支持或在古巴发生国内冲突时对现政权实行军事禁运。这些措施在五八年开始实行并加速了巴蒂斯塔的垮台。

第三是五七年十月各派反巴蒂斯塔力量达成了《迈阿密协定》。当时古巴革命党、古巴人民党（这是巴蒂斯塔政变前的两个主要政党）、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一个成员复杂的激进学生团体）、古巴大学生联盟和流亡工会的代表在前总统皮略奥的主持和资助下在美国迈阿密聚会并通过了一个联合推翻巴蒂斯塔、恢复宪法、自由选举和释放所有政治犯的协定。这体现了原来各自为战的各派力量的初步联合。卡斯特罗在美国的代表菲利普?帕佐斯也应邀出席并签了字。但是卡斯特罗给他的任务只是在美国筹款，没有授命他在这一类声明上签字，虽然声明的内容与“七?二六运动”当时的宗旨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卡斯特罗觉得他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不能和其它力量平起平坐，跟在别人后面做尾巴，于是和劳尔和格瓦拉一起严厉批评了帕佐斯，说他把自己运动的利益全都牺牲掉了。但尽管如此，这个协定对于联合各派力量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十）

在古巴革命将要胜利的前夜，卡斯特罗对未来的社会有什么设想呢？他的那些公开声明的自由民主和宪政原则难道是他未来计划的全部吗？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个叫米内斯的法国记者来到他的营地，和卡斯特罗一起度过了几天。

他后来这样描绘道：“当我们绕着篝火坐下时，卡斯特罗象一头熊一样地踱来踱去，双手反背，详述着他的未来计划。每一个人，不但是他的游击队员，而且是那些到这里来看他和请他帮忙的农民，都一字不漏地倾听他的话。”

当游击队员们终于筋疲力尽倒在吊床上呼呼入睡时，卡斯特罗拉着米内斯找一个农民的小屋，面对着一支蜡烛坐下，一连几个小时畅谈他的未来蓝图（米内斯原来是西班牙人，和卡斯特罗说同样的语言），当米内斯也终于支撑不住而回到自己的吊床上时，卡斯特罗还常常意犹未尽地把他拉起来，继续听自己的长篇大论。

在这些谈话中卡斯特罗描绘了他心目中未来的农村公社，乡野乌托邦：“我将建立起两万五千人左右的农业单位……这些单位将为儿童设立训练中心，因为教育儿童比教育成年人要容易得多。这里会有牛和家禽，还有农业实验田。儿童们将由集体负责他们的居住、饮食、穿着和教育，但这些儿童将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来使得他们的中心经济上自立，偿还国家提供给他们的工厂和机器。”这个新古巴没有必要维持军队，钱都用在教育上：“一年的军费就可以建十个这样的教育中心，每一个可以容纳两万个农村孩子，给他们九个月的科学和技术教育，加上良好的饮食。”１６这样的农村乐园和训练营将为古巴培养出一代新人。

卡斯特罗从来没有在他的正式宣言和声明中描绘过这些让他激动不安，甚至难以入眠的远景。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这些朦胧而粗糙的以塑造人为中心的乌托邦幻想比他当时在公开场合多次重复的自由、民主、宪制、选举等等更让他着迷。尤其是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培养儿童的原则：脱离家庭的集体生活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早期结合，而这两个原则又必须在远离腐败的城市的农村才能实现。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将看到卡斯特罗是如何实现他的这个塑造人的雄心的。

时序进入一九五八年以后，卡斯特罗发动了新的军事和政治攻势，形势对巴蒂斯塔政权更为不利。二月起，“七?二六运动”开始了新的攻势，破坏制糖厂、炼油厂、烟厂、公共设备和铁路等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口号是“有巴蒂斯塔就没有收成，有收成就没有巴蒂斯塔”。

一些资本家和农场主原来就对巴蒂斯塔对外国企业的优惠条件深为不满，来在“七?二六运动”的压力下暗中与卡斯特罗建立联系，以经济资助来换取太平，脚踩两只船。在他们当中有号称是古巴第一富翁的朱利奥?罗勃，他拥有十多家糖厂和国际知名的哈瓦那棒球队，还有大地主富南德兹?卡萨斯。

到八月份为止，“七?二六运动”共破坏了两百万吨糖的生产。

三月份，美国宣布对巴蒂斯塔政权实行武器禁运，此举对完全依赖美国武器的军队的士气带来严重打击，许多将军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筹划出路。

在有利的形势下，卡斯特罗进一步利用外部舆论来巩固“七?二六运动”

的政治地位。

特别是其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三月，他通过《纽约时报》的记者霍默放出风声，表示愿意在美洲国家组织的监督下，以巴蒂斯塔从奥连特省撤军为条件参加当年的全国大选，这完全是一种争取国际舆论同情的和平姿态，当时却引起了“七?二六运动”内其它领导人的不解和反对。

五月，卡斯特罗对美国记者杜波依斯说“七?二六运动”从来没有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打算，它的目标只是恢复四０年宪法，其中有保护投资的条款。

当时劳尔和格瓦拉的一些言论被认为有社会主义色彩，属于领导人中的激进派，而卡斯特罗是温和派和民主派。古巴新闻界曾经流传过一封据说是劳尔给格瓦拉的信，谈论社会主义问题，引起轩然大波。为安抚那些仅仅为了自由民主而参加革命的人和联合阵线中的其它派别，劳尔被迫出面否认这封信出自他手。

实际上，在有关未来社会制度的考虑上，卡斯特罗的言论一向依据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对西方媒体，他强调其革命的民主性，不提甚至完全否认其朝社会主义演变的可能性；对古巴公众，他强调革命的目标是社会公正，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政策的暗示；在私下，他的谈论则不但涉及社会主义，甚至是乌托邦。他对革命策略的运用远比劳尔和格瓦拉成熟得多。

五八年夏季，巴蒂斯塔又遭遇到两个新的打击。一是在五月份他发起了对“七?二六运动”的最大的一次攻势，调动了一万二千军队和飞机坦克，加上海军的支持，企图一举剿灭游击队，但由于游击队受到马埃特腊山区农民的支持，军队士气的低落，加上负责军事行动的将军和巴蒂斯塔意见不合等原因，到八月份宣告失败。

在粉碎政府军这次最大的海陆空联合攻势后，卡斯特罗发起反攻，他委任格瓦拉为少校（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带领第八支队从古巴东部的奥连特省出发，向中部的拉斯维拉斯省进军，切断东西两端政府军的联络，孤立奥连特省会圣地亚哥的守军，同时代表卡斯特罗去收编沿途的大大小小反巴蒂斯塔武装。这是“七?二六运动”继劳尔前往奥连特省北部单独开辟根据地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卡斯特罗则留在奥连特省，围困圣地亚哥。

巴蒂斯塔遭遇的另一打击是，在六月份他一手操纵的“选举”中，代表巴蒂斯塔集团的总统候选人安德斯?奥古罗获胜，这是巴蒂斯塔想用代理人来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的企图，也是对西方压力的妥协。但这种拙劣的“民主”闹剧不但没有得到国内各派力量的认同，美国也表示暂时不承认这次选举所产生的政府，这对巴蒂斯塔集团无疑雪上加霜。到八月底九月初，每个具有现实感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巴蒂斯塔的垮台已是几个月以内的事了。古巴的新闻媒体在这一年更为大胆，《波西米亚》等报刊多次转载西方报刊对卡斯特罗和马埃特腊山区的采访，有的附有照片，巴蒂斯塔实际上不但不能控制舆论，反而面临着新闻媒介日甚一日的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五八年七月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各派反巴蒂斯塔力量再次聚会，签订了加拉加斯协定，其内容是统一各派的军事战略，由卡斯特罗领导的武装为主，卡斯特罗为全部革命武装的总司令；推翻现政权后组成联合政府，迅速向选举和宪制过渡，在这一阶段由前奥连特省法官？担任临时政府的总统。虽然这次会议是由流亡的前总统皮略奥出资并发起的，但实际上基本体现了卡斯特罗派的主张。卡斯特罗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了各派的承认，临时总统乌鲁希也是他提名的，因为此人在担任法官期间，曾经保护过受审判的“七?二六运动”成员，在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

为换取卡斯特罗对会议的支持，皮略奥会前又一次掏腰包资助“七?二六运动”，但卡斯特罗在协定上签名前又一次向他伸手，皮略奥只得再给四万四千美元（卡斯特罗并未与会，签字是由其代表事先准备的）。

以皮略奥为首的前官僚、政党人士和企业家企图利用卡斯特罗的力量推翻巴蒂斯塔，然后通过议会活动和选举恢复他们对政权的控制。乌鲁希在这一点上和皮略奥等人是一致的，他曾经踌躇满志地说卡斯特罗现在干的不过是体力活罢了，动脑子的事还要靠他们。

五八年十二月初，美国国务院见古巴形势日益失控，为防止发生革命，遂派代表威廉?帕莱前往哈瓦那，以在佛罗里达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为交换，劝巴蒂斯塔放弃权力，但被这个独裁者拒绝。这时古巴军队内部已经发生多起反对他的密谋，很多将军被关押。随着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向西部和首都推进，越来越多的士兵丧失了士气，放下武器。而在最东部的圣地亚哥，指挥官一面向巴蒂斯塔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倒向游击队，一面已在和卡斯特罗的代表接洽投降事宜。到十二月底，巴蒂斯塔完全失去对军队的控制。

巴蒂斯塔在古巴统治的最一幕颇有戏剧性：在总统府例行的新年晚宴上，巴蒂斯塔匆匆吃完一盘鸡肉米饭，向在场的达官显贵们宣布局势已失控，他就要离开古巴。在场的“当选总统”安德斯（巴蒂斯塔和他还未举行权力交接仪式）事先一无所知，惊得目瞪口呆。巴蒂斯塔宣布愿意跟他走的人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作准备，飞机已经在总统府外隆隆发动，随时准备起飞。宴会厅里顿时炸了窝，那些收括了无数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们夺门而出，回家收拾细软，跟独裁者逃命。

巴蒂斯塔出逃后，一批将军，以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坎铁罗为首组成军政府。此人凌晨四点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通知他巴蒂斯塔已逃往前往多米尼加，同时他还说他们已准备举行宣誓仪式，让最高法院大法官接任临时总统（但这位将军却连这个法官的名字都没记住）。

军方的这个安排立即被以《加拉加斯协定》为基础的各派联合阵线拒绝。

这位将军对美国大使说，他们从巴蒂斯塔那里继承了一支“死军队”，因此当格瓦拉率军向哈瓦那市郊势如破竹地挺进时，军方表示停火，向“七?二六”

武装投降。

（十一）

自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在蒙卡塔打响反对巴蒂斯塔斗争的第一枪，到巴蒂斯塔垮台，只有五年多一点的时间，这种政权覆亡的速度是历史上少有的。另一方面，卡斯特罗从投身政治到成为成功的革命的领导人，其时间之短也是惊人的，如果从他大学毕业算起是十年不到，从蒙卡塔算起则只有五年多一点。这说明他所领导的革命确实得到了古巴大众的支持，“七?二六”运动成为了反巴蒂斯塔斗争和古巴民族主义的象征。

西方舆论和学术界后来有一些观点，贬低他所得到的群众支持，把他和“七?二六运动”的其它领导人描绘成一群鲁莽的、靠机遇和运气成功的冒险家，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但另一方面，古巴革命也不是如古巴官方来所宣传的那样，是由游击队从根据地打出来的，或者如卡斯特罗自己喜欢描绘的那样，是由很少的装备很差的游击队战士所创造的，而是一个更复杂的由众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合阵线共同推动的变革过程。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场革命是古巴自独立以来，各种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在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下的激化和总爆发。所以，“七?二六运动宣言”提出要完成古巴民族一再被推迟和耽误的历史任务是有号召力的。

古巴革命的特点是，以“七?二六运动”为主力的革命力量不是象俄国革命那样靠中心城市的武装夺权来建立苏维埃政权，也不是象中国革命那样长期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和区域性的地方政权，然逐步向全国进军，而是城市、乡村以及海外的各种反巴蒂斯塔政权的力量互相配合，以城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导，充分利用了国际国内各种舆论工具，争取广泛的同情，孤立巴蒂斯塔集团，共同创造全国性的革命形势。而巴蒂斯塔政权的独裁和腐败使它最终不但把乡村和城市的民众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而且连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这是一场大众革命，革命的政治和道义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军事的因素，在革命武装和巴蒂斯塔军队之间并没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直到旧政权垮台，其军队基本上仍然是完整的，只是已毫无战斗力可言。

其次，在革命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古巴也有其特点。“七?二六运动”的纲领和口号，总的来说是在民族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和其它政治力量相比较，它略为激进，有均富和浪漫的色彩。尽管卡斯特罗等人当时已经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经济方案也有一定的国有化的内涵，但他们在公开场合都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以反共自称。因此直到推翻巴蒂斯塔为止，“七?二六运动”在群众中的号召力来自其反独裁和实现社会公正的主张，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卡斯特罗等人之所以没有打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主要因为拉美长期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之下，加上“冷战”时的特定气氛和斯大林主义的恶誉，使得任何信奉共产主义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赢得群众自发的支持，卡斯特罗后来完全承认这一点。

甚至当后来“七?二六运动”排斥了其它政治力量独掌政权时，它的领导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一九六０年当古巴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欧美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ＦａｉｒＰｌａｙＦｏｒＣｕｂａ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为古巴争取外界支持。他们不满足于古巴人的含糊其词，一再要卡斯特罗等人澄清其意识形态立场，他们得到的最明确的答复是“左翼民族主义革命”。直到美国策划的“猪湾入侵”失败后，卡斯特罗不但完全建立了对国家的控制，而且巧妙地把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和社会主义相联系，这时才宣布他“早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

自列宁以来，策略问题一直是国际共运中有关革命成败的最重要问题，但还没有哪个党的领导人象卡斯特罗这样为了夺取政权，长期对人民隐瞒自己真正的意识形态，直到大权在握才突然公布真象的。

卡斯特罗在领导这场革命中建立了他的个人权力和威信，革命的迅速成功使他对下一步的社会改革甚至乌托邦实验信心十足。“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人在开始掌握国家权力时都十分年轻，卡斯特罗三十二岁，格瓦拉三十岁，劳尔二十六岁，其它领导成员很少有超过三十岁的。这些“大男孩”（特莱莎语）大都是在大学期间就投身政治活动，毕业后立刻从事革命，除了政治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经济和其它方面的经验。整个“七?二六运动”的成份呈现出反差甚大的两级：毫无社会管理经验的城市知识青年和基本是文盲的青年农民。这种年龄和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整个“七?二六”运动是一支打天下有余坐天下不足的队伍。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有时把他们的革命说成是“堂?吉珂德精神和革命狂热”的结合，那幺，这样一支队伍在掌握了国家权力以后能够治理好古巴吗？

（第二章完）

第三章 “这就是民主！”

（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卡斯特罗在奥连特省他的兄长拉蒙家中度过了元旦（这时他的父亲已去世，母亲仍在）。半夜他被游击队员的朝天鸣枪所惊醒，手下人向他报告说巴蒂斯塔已出逃。他立即起身前往省会圣地亚哥，和联合阵线其它派别商量接收权力的事宜。

一月二日，临时政府总统乌鲁希在圣地亚哥宣誓就职，任命米罗?卡迪那为临时政府总理。米罗是原哈瓦那大学法学教授，曾教过卡斯特罗。总统正式任命卡斯特罗为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同时他还宣布恢复一九四０年宪法，总统选举将在一年半以内举行。

古巴革命胜利后，一月七日美国宣布承认新政府（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五八年夏天由巴蒂斯塔所操纵的选举所产生的古巴政府），拉美其它国家随即跟上。很多驻外大使纷纷对新政权表示效忠，但在拉美最重要的驻墨西哥大使馆情况略有不同。特莱莎元旦的早上从广播中得到巴蒂斯塔下台的消息后，立刻穿上最庄重的服装来到大使馆。她发现大使馆里冷冷清清，得知大使此前已经回古巴了。她立刻宣布自己代表卡斯特罗和新政府接管使馆，使馆的官员在惊慌中服从了她的指挥。当时她最担心的是在墨西哥的古巴难民前来使馆报复和打劫，果然她刚到使馆，古巴难民和流亡者们就蜂拥而至，多数人身上都有短枪，但在特莱莎的劝说下没有发生任何骚乱和抢劫。后来特莱莎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大使馆处理了政权更替期的业务，直到卡斯特罗把她召回哈瓦那。卡斯特罗在下榻的希尔顿旅馆穿着睡衣听了她的汇报，立刻打电话给外交部任命这个能干的女人为无任所大使，六０年改为驻联合国大使。

卡斯特罗没有预料到巴蒂斯塔这么快就放弃权力。他在匆忙中首先要为临时政府提出代表“七?二六运动”的人选，其中奥兰多?罗得里格兹任内务部长，阿曼多?哈特任教育部长，曼纽尔?雷任公共工作部长，富斯蒂诺?佩雷兹任搜寻非法财产部部长（任务是寻找和没收前巴蒂斯塔集团成员的财产）。

为卡斯特罗负责对外联络和文化工作的卡洛斯当时正忙于建立“起义之声”电台和《革命》杂志，当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的街道上看到他时，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把他叫住，，对他说要提名他为劳工部长。卡洛斯开玩笑说要是当这个部长的任务就是让工人夺取工厂，他能胜任，否则的话他对管理工厂和工人一窍不通。卡斯特罗又焦急地说那提名你为金融部长，卡洛斯说他对此更是一无所知。卡斯特罗说看来我们的人什么都不懂！随即跳上吉普车急驶而去。

卡斯特罗一月二日出发，向哈瓦那进军，留下劳尔驻守奥连特省。拉蒙则当他的勤总管，负责沿路的供应，他尽管从没参加过游击队，但这时也是一身最时髦的绿色游击队制服。

在路上卡斯特罗经常被欢呼的群众所拦截。他自己停过两次，分别是向海军起义烈士墓和埃切维里亚的墓地致意。一月八日，卡斯特罗在满载游击队员的坦克、吉普和卡车护送下进入哈瓦那。那一天哈瓦那万人空巷，群众象跟随摩西进入红海的犹太人一样簇拥着卡斯特罗的车队，“菲德尔！”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旗帜和彩带漫天飞舞，哈瓦那沸腾了。

那天晚上卡斯特罗在前总统的大本营哥伦比亚军营发表讲话，通过国家电台向全国转播，他站在面对广场的阳台上，下面是无数欢呼的群众，背是那些数年前还瞧他不起的老政治家，如前总统皮略奥等。在讲话中他重申了“七?二六运动”过去已经提出的原则，如恢复一九四０年宪法，建立公正廉洁的政府，自由选举，分土地给农民，提高生活标准，为儿童建更多的学校，摆脱美国垄断企业的控制，取得经济独立等等。此外他还强调“七?二六”的武装是唯一合法军队，不但前古巴军队要解散，而且其它反巴蒂斯塔的武装也要被收编。

在卡斯特罗讲话时，有人放出了一群鸽子，其中的一只盘旋了一阵，竟然落在了卡斯特罗的肩膀上，这个意外的插曲使得群众激动万分，如醉如痴。类似的插曲在卡斯特罗带领游击队进入拉斯维拉斯省省会圣塔克拉拉时也发生过。有的西方作者怀疑这些鸽子是事先训练过的，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不管怎幺说，群众当时的狂热不是任何人用一些小技巧可以操纵的。

列宁曾经说，革命是群众的盛大节日。这话确实只有群众心理学的大师才说得出来。自法国大革命起，节庆和相应的群众狂热就成为维持革命气氛的重要方法，在古巴这不过显得更加突出罢了。

古巴民族能歌善舞，融合了印第安传统、拉丁艺术和非洲部落文化的音乐和舞蹈，创造了一种热情奔放的街头和大众文化，音乐和舞蹈成为男女老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娱乐和消遣活动，在大街或广场上打鼓吹笛就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忘情地舞蹈起来，下班回家后只要有人打起鼓点邻里就会出门聚在一起唱唱跳跳。

在革命后的最初日子里，这种民族性格在政治解放的气氛下更是变得奔放不羁，以至热烈的欢庆气氛在主要城市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使得原来被西方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压抑、处于非主流地位的黑人和民间文化摆脱了束缚，第一次成为被政府鼓励的文化，因此黑人和下层社会的文化热情得到了一次尽情发泄的机会，而卡斯特罗也充分利用了下层群众的这种热情来支持其政权。

这种盛大的节日气象来成了古巴革命的传统，每年规定的节庆和群众性的集会游行名目繁多，以至主管文化工作的卡洛斯?佛兰基有次告诉困惑不解的苏联人（他们自己的节庆已经不少了）说古巴的革命就是欢乐的革命、喜庆的革命。这很难说是在革命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只能说革命胜利那一刻群众的狂热给了领导人一个启发，开了一个先例。当然这种做法渐渐地也有了实用主义的目的：物质生活越是匮乏，领导人就越想用节庆来给群众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革命总得给群众一点东西，没有看得见的实惠，跳跳蹦蹦也好。

临时政府内部的温和改良派（以总统乌鲁希和总理米罗为首）很快就和“七?二六运动”的激进改革路线发生了冲突。

卡斯特罗派企图利用革命后群众的狂热和直接行动的倾向，以及长期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反感，创造一种抛开政府和法律程序，由革命领导人直接和群众发生联系，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局面。在审判前政府和军队成员时，卡斯特罗利用群众的反对，推翻了法院的审判结果，要求重新审判，从严惩处。他说“革命正义并非基于法律程序，而是道德信念”。当时很多人都直接找卡斯特罗个人申冤，而卡斯特罗则鼓励群众采取直接行动，此外“七?二六运动”自己设立了“革命法庭”，根据群众的要求和调查处决犯人。由于卡斯特罗派掌握着唯一的武装，总统和总理都缺乏强有力的后盾，政府在“七?二六”运动咄咄逼人的势头前十分软弱。

在选举问题上，卡斯特罗派要求推迟允诺的选举日程。格瓦拉说“群众现在是革命第一，选举最后。”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卡斯特罗提到选举时下面的群众大声呼喊表示反对，卡斯特罗结束讲话后对身边的总统乌鲁希说：“你听到人民是多么反对选举了吗？”１卡斯特罗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这样和群众对答：“革命—？”“Ｙｅｓ！”“选举—？”“Ｎｏ！”到矗本是革命纲领之一的选举在“要革命，不要选举”的口号下被实际上被无限期地推迟。

卡斯特罗之所以反对选举，决不是如西方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害怕失去权力。要是在五九年初举行选举的话，没有人能向卡斯特罗和“七?二六运动”

，挑战，无论是总统的职位还是议会的多数都非他们莫属。但卡斯特罗和其它“七?二六”领导人已不再对哪怕是形式上的议会制国家感兴趣。革命的迅速成功，群众的高昂热情，对西方式的国家制度的反感，以及自己对通过正常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程序管理社会的毫无经验，这一切使得他们企图抛开一切现成的国家形式和常规，创造一种全新的，依靠领导人和革命组织直接掌握群众的运动治国的模式。

此外，在立法程序上，二月七日政府在“七?二六运动”的压力下已经宣布了一个《基本法》，把社会改革的法案在程序上定为由政府提出，总统批。这不但是回避了建立新议会的要求，，而且实际上意味着一九四０年宪法的中止。

在“七?二六运动”控制了群众的局面下，总理米罗无法履行职能，只得提出辞职。二月十六日，卡斯特罗宣誓就任总理。

米罗的辞职不过是加拉加斯阵线破裂的开始，从二月到六月，卡斯特罗和乌鲁希的矛盾不断激化。乌鲁希对内阁提出的法案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签署。卡斯特罗必须找一个巧妙的办法来清除这个绊脚石。

七月十七日，卡斯特罗突然宣布辞职。“七?二六运动”的主要报纸《革命》在那天早上出了带有大幅标题的号外，加引了数万份，并说当晚卡斯特罗将发表电视讲话。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使得古巴几乎瘫痪了，群众涌上街头高呼“菲德尔，我们和你在一起！”“跟着菲德尔战斗到死！”信件和电报雪片一般涌进卡斯特罗的几个不同的办公处。

临时总统乌鲁希瘁不及防，四下打电话找卡斯特罗，可是那里还有他的影子。内阁开会时卡斯特罗也不在，部长们要乌鲁希下台，然而这不是内阁所能决定的。

当晚卡斯特罗在一处未经透露的地点发表电视讲话，他说总统一再拖延签署改革法令，他已无法再合作下去。他说他并不想当这个总理，当初只是看到内阁一点社会改革的动作也没有才同意出任的。他指责总统现在还拿十万美元一年的薪水，和巴蒂斯塔一样。而他和其它“七?二六运动”的部长都自动削减了自己的报酬等等。实际上，卡斯特罗从来没有过正式的薪水，他自己从不带钱，这个习惯自马埃特腊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他的生活一直由一个叫西里娅?桑切兹的女秘书负责，她原来是“七?二六运动”在奥连特省的地下工作者，后到卡斯特罗身边负责财务和日常事务，她和卡斯特罗关系亲密，甚至就住在同一个套房里，被视为卡斯特罗的大管家，领导核心以外的人想要见卡斯特罗先得通过她。与此同时，乌鲁希的总统府门口已围满了愤怒的群众，他意识到此刻再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于是偷偷从后门溜出，到委内瑞拉大使馆避难。

乌鲁希的出逃引发了政府中大批自由派和温和派的辞职，他们中多数因为担心局势的进一步左倾而离开古巴去了美国，开始了古巴革命后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或者逃难潮（第一次是巴蒂斯塔及其随从）。卡斯特罗后来挑选了任革命法律部部长的奥斯瓦多?多铁戈斯任总统。多铁戈斯出身富人家庭，从青年时期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他从此加入卡斯特罗的领导集团，是他们当中唯一没有参加过武装斗争的，但立场却很左，格瓦拉死后他被认为是领导集团内极左派的代表。

就这样，卡斯特罗驱逐了总统乌鲁希，把权力集中在了“七?二六运动”

手中。同时，他的个人威望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进一步经受了考验。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使卡斯特罗避免了任何法律上的麻烦：前总统是自己畏罪出逃的，卡斯特罗不但没有逼宫，反而自己辞职在先。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卡斯特罗的风格：既敢冒险又有把握，常有惊人之举但结果却总是对他有利。

从乌鲁希出逃开始到七月二十六日（“七.二六”纪念日），整个古巴沸腾了。在十天当中，“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人一直在准备一个盛大的纪念集会。此外，卡斯特罗辞掉的总理职务也不能静悄悄地恢复（尽管也没人接受他的辞职）。七月二十六日黎明，哈瓦那市中心挤满了人，成千上万的农民一周前就涌进哈瓦那，住在居民家中等着这一天。

清晨，卡斯特罗坐着直升机从天而降，教堂钟声齐鸣，白鸽翱翔，彩旗和气球漫天飞舞，无数把农民的古巴刀在阳光下灿灿生辉。卡斯特罗心情愉快地来到海边，爬上一辆坦克，用枪瞄了一会远处的渔船，这是他自幼就最喜欢的游戏。

下午，阅兵式拉开了正式庆祝活动的序幕，起义军由年轻姑娘作前导齐步前进，乐队鼓声大作。坐在检阅台上的多铁戈斯通过扩音器问群众：他们是否要卡斯特罗回到总理的职务上来？群众回答的声音如暴风雨一般。多铁戈斯对应邀出席这个仪式的墨西哥前总统卡迪纳斯说：“在革命中这是第一次，菲德尔没有在领导的岗位上。现在是群众在领导并向菲德尔发布命令，要他回到总理的岗位。”２卡斯特罗微笑着喷出一口雪茄，他现在什幺都不用说了。

当晚，百万群众聚集在哈瓦那市中心的广场（古巴当时的人口七百多万，其中近两百万住在哈瓦那，参加这个集会的群众数字是古巴新闻机构提供的，外国记者的估计与此接近），听卡斯特罗的长篇演讲。他故意迟来了两个小时，但这反而使得群众更急切不安。当他拿过麦克风时，群众的欢呼长达十分钟。卡斯特罗说他服从群众的决定，这是“群众的意志”，这就是民主，真正的民主。

从卡斯特罗担任总理时起，报刊就称他为“最高领导人”（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ｅａｄｅｒ），这种“最高领导人”和群众在广场上的问答和呼应（或曰“公共对话”），来成了古巴所独创的“直接民主”的主要形式。无论什幺时候，当卡斯特罗觉得某些重要决定有必要实行“民主”时，他就等到下一个节日，或者即兴挑选一个场合，在数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通过扩音器和群众问答，用群众的欢呼声作为他的政策受到支持的证据。有了这种方便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议会和选举等等当然显得累赘不堪了。卡斯特罗后来说在古巴多数人的意志就是这样连续而直接地随时随地地得到表达，并不是靠定期的选举，也不用通过谁来代表。

格瓦拉曾经对这种“直接民主”的本质有过论述。他说政府最高层在使用一种“几乎是直觉的方式”倾听群众的要求，而卡斯特罗是这种艺术的大师，他本能地察觉到群众的欲望，“他的那种特别的与群众相融合的方式只有当他和群众在一起时才能被欣赏到。”在这种“直接民主”下，卡斯特罗的演讲才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群众的情绪随着他的语调而历经起伏，最后到达高潮。

即使在他偶尔停歇时他也会设法激起群众的欢呼来填补演讲的空白。

卡斯特罗在他六七年那次和洛克伍德的著名的谈话中，不但公开承认他确实有那种格瓦拉称之为神秘的直觉，而且自得地说：“很奇怪的是，我们的人民有了不起的感觉、灵敏和接受能力去理解我的话，在有些地区甚至理解得更快”。他指的是乡村。他发表重要讲话时，常常要从其它省份或者哈瓦那的郊区事先召集大量农民进城，所以他说他喜欢农村，农村好于城市一千倍，要是他能为自己作主的话，他宁愿生活在乡村而不在哈瓦那。

对卡斯特罗和群众之间的这种对话，格瓦拉还有一个来被广泛引用的比喻：卡斯特罗和群众之间的这种呼应和激荡，有如一对音叉，它们彼此之间有节奏的互相振荡不断增强旋律的力度，把音乐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然后，在某一个最高点上，就象激动人心的旋律嘎然而止，卡斯特罗突然结束，群众在刹那的停顿后爆发出战斗胜利的呼喊。３然而，这种景象虽然壮观，但对于熟悉三十年代欧洲历史的人来说并不新鲜。何况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如果依靠这种方法来获得公意，为自己的统治寻求合理性和信心，那和原始部落的酋长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卡斯特罗的个人崇拜在这种群众的狂热中迅速地建立起来。他的名字“菲德尔”（拉美和西方相似，以称名表亲近或非正式，称姓表疏远或正式）和大幅照片布满了古巴的大街小巷，学校教师在教小学生认字母时说“Ｆ”就是“菲德尔”。在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同时又廾闭塞的乡村，卡斯特罗被当成救世主，他带十二个人进入马埃特腊山的故事正巧合了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的传说。

这种神化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文人的推波助澜。一九五九年八月《波希米亚》刊登了一幅卡斯特罗的画像，头顶上有一个象耶稣基督那样的光环，并附了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谈古巴农民是怎样看待革命的“奇迹”（这里是宗教意义上的用法，如耶稣的复活等）和“信念的再生”的。文章说，对农民来说，菲德尔不是菲德尔，而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此成千上万的农民涌进城来买这张画像。诗人充满想象地说：“他是当上帝想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人时灵感的电光石火。但他却又不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另一个和卡斯特罗的个人崇拜有关的细节就是前面提到的鸽子落在他肩膀上的故事。古巴有一种叫桑塔利亚的民间宗教，最早是从非洲传进来的，在古巴黑人和下层社会中流传很广，和非洲部落文化、图腾崇拜、民间音乐等都有密切联系，它的主要活动形式就是聚集教徒和着鼓点边歌边舞。它也崇拜上帝，同时也有很原始的用诅咒来加害于敌人的巫术。巴蒂斯塔之所以选在新年到来之前出逃，据这个教派说就是为了逃避他们的诅咒。鸽子是这个教派的神鸟，他们把鸽子落在卡斯特罗肩上看成是一种神兆，一种经过上帝挑选的证据。

卡斯特罗当时确实一心想获得这个在民间和古巴黑人中有相当影响的教派的好感和支持，因此那种认为这些鸽子事先经过训练的猜测非空穴来风，因为这样的事太离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又太凑巧。

但特莱莎说，这样的事在卡斯特罗访问美国时也发生过，而且她亲眼看到了。那是五九年四月，卡斯特罗在林肯纪念堂前站立了片刻，一只鸽子落在了他的肩膀上。当时特莱莎被卡斯特罗委任为古巴驻联合国大使，正陪同他访问，因此这个记载是比较可信的，但人们往往只知道前两次。或许这些自天而降的鸽子增强了卡斯特罗那种神秘的“天命感”吧。

此外，卡斯特罗还有所谓“幸运之星”的传说，即他在很多关键时候有特别好的运气，常常化险为夷，例如打游击时他有时突然毫无道理地命令改变行动路线，后来证明正是这种改变使他们避过了政府军的伏击。这种“幸运之星”在农民中成为他个人崇拜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历史学家并不能因为这种现象不能用自己的知识来解释就斥为无稽，或者一笑置之，而是应该承认这是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并多多少少影响人们的心理从而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

美国一个电视摄制组数年前在古巴拍摄记录片时采访了一位桑塔利亚的黑人老法师，他当时就在欢迎和支持卡斯特罗的教徒之中。他深信超自然的神迹，至今仍然说那两只鸽子就是上帝的本尼迪克逊（祝福），当时他们确信卡斯特罗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拯救古巴的。４卡斯特罗对这个教派一直比较宽容，把它列为古巴民族传统的一部分，没有象对待天主教那样严厉，它的街头歌舞仪式也融合进了革命的群众文化之中。

总之，世界把巴蒂斯塔的垮台和卡斯特罗的上台看成是纯粹的政治事件，谁知道很多古巴人自己却另有一种解释。

（二）

刚就任总理职位的卡斯特罗面临一团乱麻般的政务，有一次他对一个因被任命去负责自己一无所知的部门而朝他发牢骚的人说：“你以为我知道怎样去管理一个政府吗？我们都在学！”

有一个叫古勒莫?加西亚的游击队英雄，出身农民，几乎没受过教育，进城后被任命为部长。

他多年后对美国记者说当时他连办公室的电话都不知道怎么用，如果文化考试的话最多只有小学二年级水平。他敬佩地说“我们只管干，一切动脑子的事都让菲德尔去操心”。此人数年后任古共政治局委员，成了国家领导人。

游击队员们刚进城时，陶醉在胜利的狂热和对前政府（包括官员和富人）财产的占有中，最常见的就是随意地驾驶没收来的高级轿车疾驶如飞，撞坏了就扔在路边再换一辆，一时马路上到处可以见到废弃的汽车。特莱莎从墨西哥回到哈瓦那时，卡斯特罗给她配了一个司机，但没过几天她就被这个游击队员的莽撞吓坏了，不敢再让他开车，自己抓过了方向盘。

卡斯特罗的亲信们有时喜欢带他们领导人年幼的独子外出开车兜风，同样开得飞快，一天终于出了车祸，司机身亡，小菲德力托经过紧急抢救才挽回生命，但摘掉了脾脏。当时总统乌鲁希亲自前往医院，卡斯特罗在手术室外痛哭流涕，说不该让儿子跟他们外出。

《纽约时报》的马修斯五九年一月回到哈瓦那，他发现一切都混乱不堪，而卡斯特罗那随意的个性和行事风格，以及掌权的前游击队员们完全缺乏管理经验，或者说是完全不顾秩序和管理是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例如卡斯特罗进城后就住在哈瓦那最好的希尔顿饭店，这个饭店成了他的指挥部，他包下了一层，其它的则挤满了他的随从。住宿当然是不要钱的，吃饭只要登个记，“革命”会来付帐单的。很多游击队员把他们的亲属和女友带到饭店游玩一番，然去餐厅点菜。卡斯特罗自己自从进了很哈瓦那以后，他那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有了物质保障。无论何时只要他饿了，就让大饭店直接把点的菜送来，或者自己跑到饭店的厨房里，站在那里大嚼一顿。住在希尔顿旅馆似乎和在马埃特腊山上没有什么区别。

卡斯特罗的秘书西里娅成了他的财务总管，她仍然象过去打游击时收集捐款那样管理卡斯特罗的财政，把现款和支票都放在她自己房间的一个小铁盒里，只有她才能开启。卡斯特罗虽然身上从不带钱，但自从当总理以后，口袋里倒是揣了一本支票簿，遇到他认为有理的请求就大笔一挥。他的生活和工作日程变幻莫测，只有西里娅才掌握，政府部长们常常不知道他当天或者近几天究竟在何处，要听了每天的广播才知道，预订的会议经常被取消。卡斯特罗兴之所至时还常常自己驾着吉普就回他的老家和昔日打游击的地方去忆旧，有时拉上内阁全体部长同往。

但不要以为这种绝对的权力和无拘束的生活给卡斯特罗带来的都是快活和舒畅。事实恰恰相反。特莱莎对这一点有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她在革命后一个多月回到哈瓦那，然就去希尔顿旅馆找卡斯特罗。虽然她是个大功臣，和卡斯特罗之间又有着微妙的感情联系，但她发现卡斯特罗被他的游击队员们围得水泄不通，她称这些人为“马埃特腊山的贵族”，任何外人要见他都要通过好多关口。这些人对如何管理国家、处理具体事务毫无经验，却竭力不让卡斯特罗接近那些虽然没有参加革命但却是各方面的专家的人，特莱莎的结论是他们唯恐失去自己的位置。

特莱莎不无妒意地发现另一个女人西里娅代替了自己过去在菲德尔身边的位置，而西里娅对她的出现也怀有戒心。但西里娅还是帮她作了安排，见到了卡斯特罗。他们在希尔顿大饭店卡斯特罗的总部里重逢后，卡斯特罗和她匆匆打了个招呼，命令她：“留在这儿！等着我！”

然后就忙着口授各种指令，把她晾在了一边。特莱莎觉得十分委屈。另她感动的是，格瓦拉好象看出了她的情绪，和过去一样和她亲切地打招呼，陪了她一阵，给了她很大的安慰。

特莱莎发现这个“大男孩”被接踵而来无休无止的文件和各种请求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些事情本该交给各方面的专家去处理，但卡斯特罗身边的人却都堆到他们的总司令身上。

特莱莎一开始受到了卡斯特罗的重用，他任命她为无任所大使，处理对外宣传工作，和蜂拥而来想采访卡斯特罗的外国记者打交道。他还命令西里娅在同一层楼上腾出一间空屋给特莱莎。

特莱莎重回卡斯特罗身边后，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竭力想在这个主宰一切的人周围培养起一种尊重常规和正常化的工作程序，但很快就发现这是徒劳的。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卡斯特罗有时感到不堪重负，精神十分紧张。特莱莎说他常常突然抛开公文大吼一声：“走！”于是带着卫队驾着吉普旋风般地消失，一连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不知去向，与此同时他办公室的门外还有人排着队等着见他。（笔者刚开始阅读他六十年代对外国记者的一些谈话时，对他一再说自己怀念过去游击生涯的简单和纯朴的话并不以为然，但接触的材料多了，觉得这有时确实是肺腑之言）。有时甚至西里娅都不知他的主人到了何处。

有天凌晨她粗暴地敲开特莱莎的房门，问卡斯特罗在不在她这儿，特莱莎被这种暗示和无礼气坏了，西里娅甚至拉开特莱莎衣厨的门检查，然后没有说声道歉就离开了。

有一次特莱莎在卡斯特罗的办公室里见他疲惫不堪地瘫在椅子上，她心中的那种久违的母性和女性的温情又复活了，觉得他是个在社会问题的丛林中迷路的大孩子。她上前抚慰他，还在他脸上吻了一下，卡斯特罗非常感动。在那一刻特莱莎又看到了墨西哥城的那个虽然自大但却容易接近和交心的卡斯特罗，而不是在掌权后变得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总司令和总理。

有两次特莱莎亲眼看到卡斯特罗大发脾气，起因并非什么大事，而是手下的人没有安排好会见外国记者和在电视上露面的时间，特别是为他准备的服装是他所不喜欢的，而会见和记者招待会又迫在眉睫。特莱莎说那两次卡斯特罗实际上是发泄长期积累起来的压力和紧张，导致完全失去控制，他大叫大嚷，最后倒在床上泪流满面，用脚猛踢床架，和男孩发脾气一模一样。特莱莎站在卡斯特罗房间的阳台上，看着下面街道和建筑物上卡斯特罗那庄严的画像，心想：权力和革命一样，也会吞食自己的孩子。特莱莎后来和卡斯特罗的革命分手了，她说在那一刻她开始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以及古巴悲剧的根源：要使群众变得如羊群一样驯服，领袖的精神平衡和心智健全并不是必要的条件。５

（三）

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政后曾经有一个发布新闻，阐述政策，与人民谈心的节目，叫“炉边谈话”，通过电台向全国转播。卡斯特罗受此启发开辟了一个“和新闻界见面”的定期节目，他还曾经在这个节目中针对外国舆论对他独揽大权的指责以罗斯福当年也遭到新闻界围攻作为答复。

三月十三日，他请了一批大学生来参加这个节目，主题是教育改革。他让学生来出主意，修改教科书，增删课程。他说要让学生去教老师什么是对的。

他质问道：“在一个腐烂的、对欺诈比对教学更感兴趣的教育制度下学校怎可能教给学生任何东西呢？”这仅仅是他日后教育革命的一个开始。然而，他鼓励的是学生造教授的反，至于有悠久历史传统，并曾经孕育了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学生革命家的大学自治制度，在革命成功之后便显得不合时宜了。

政府先是改组了大学的董事会和各种管理机构，取消了教授治校的原则，又发动参加了游击队的学生穿上军装回到校园，掌握了大学生联合会。后来建立了“大学生民兵”，要求大学生全体加入，在校园内必须穿军服。这又是教育军事化的开始。到一九六二年，政府对入学标准作了修改，加进了政治条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了必修课。

五九年一月，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按例为四月份的年会邀请一位外国名人来发表演说，他们选中了卡斯特罗。在邀请时他还只是总司令，但到了四月份他成了总理，因此这便是一次半官方的访问。在华盛顿他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谈了两个小时，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在记者招待会上卡斯特罗说革命政府不会没收私人财产，并再次重申了反共的立场。对记者的关于何时举行选举的问题，他请他们放心：“我一分钟都不会恋栈”。出席了大使馆的宴会以已是深夜，正是他最容易觉得饥饿的时候，何况宴会上的礼仪也让他受到束缚，于是和随从驱车到一家中国餐馆吃了一顿夜宵。

卡斯特罗任总理后，社会改革的速度骤然加快。一九五九年头九个月中通过了一千五百条以上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其范围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

最重要的是三月份通过的城市改革法和五月份通过的农业改革法。

城市改革法的核心是大幅度降低私人住房出租业的房租，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不等。古巴是个劳动力和人口流动量很大的社会，加上众多的外国旅游者，城市住房业成了国家的主要经济产业之一，原来很有利可图，吸引了大量资本，自然也是造成社会贫富不均的一个主要原因。经过改革，贫穷的房客固然大大减轻了负担，但城市的住房建设基本上失去了私人资本的投资，后来全部由国家包揽。

农业改革法限制了私人拥有土地的规模，一般不超过一千英亩，甘蔗、大米和畜牧业可以放宽到三千三百三十三英亩。超过这个限度的收归国有，由国家支付一定的债券作为补偿。

国有土地或者变成国家农场，或者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改法还创立了农业改革委员会，它名义上是只管测量和分配土地，但来其职权一再扩大，把农村的道路、教育、卫生、信贷、住房等等全部包括进去，实际上成了乡村政府和“七?二六运动”控制农村的主要组织。

此外，电话和电力的费用被大大降低，所有劳工合同和契约被重新审订和谈判，砍甘蔗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被冻结，所有前政府高官，如市长、省长、高级军官和两院议员（巴蒂斯塔独裁时期）的财产被全部没收，还对进口的高级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征收高额税（来古巴再也没有进口过美国汽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在古巴街头仍能看到许多在美国已经只有在拍卖中才能见到的老式轿车，它们行驶正常，远胜过很多苏联和东欧进口的轿车）。到一九六０年，劳工部冻结了全国的工资，垄断了工资的等力。

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劫富济贫和国家干预的性质。毫无疑问，在古巴这样一个经济畸形发展、投机盛行、贫富极为不均的国家，政府必须在维持社会公正方面承担责任，使用包括行政命令和立法在内的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新分配，保障多数人起码的生活条件和福利，这也是为卡斯特罗所敬佩的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精神。

但是，依靠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大规模重分财富，限制私人资本，干预市场运行等等，虽然在短时间里可以对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公正问题作矫枉过正的清算，甚至可以大快人心，为新政权树立道义优势，赢得贫民的支持，但却并不是发展社会生产的正常途径。如果被短期的社会效果所鼓舞，以为无论是谁，不管对经济运行和国家管理是否有经验，用这种方法都能管好经济，无疑是外行的天真想法。

更危险的是，历史已经证明，当这种政策的制度化带来不可避免的物质匮乏时，政策的制定者往往寄希望于用更加激进的措施来摆脱经济困境，从依靠国家权力重新分配财富走向依靠国家权力全面规划经济，从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恶性循环。古巴来的发展完全应验了这一点。

实际上，这些措施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超出了维持社会公正的的范围，开始发展为一场经济制度的革命。卡斯特罗来曾经说：“自从哥伦布以来我们就有市场经济了。我们有市场经济已经若干个世纪了。结果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四十亿饥民！”６

有关古巴革命的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古巴走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是被美国的经济封锁逼出来的，还是其领导人早就有计划的（这样的问题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其领导人都公开声明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实行计划经济只是条件和时间问题）？随着古巴后来的发展，其领导人的计划经济的立场已经被公认了，换句话说，这不是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有意识形态背景的。但在六十年代，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论的。

法国哲学家萨特和美国经济学家巴兰曾提出过在西方有影响的“挑战—反应”理论，说古巴走向社会主义经济是对美国挑战的唯一可行的方案，古巴领导人原来是人道主义者，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立场，他们是用实验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这种观点来进一步发展为认为美国对古巴的敌意和威胁使得古巴别无选择，只有倒向苏联阵营。

针对这种观点，一九七一年美国学者罗伯特?伯纳德出版了《古巴的道德动力理论》一书，通过对古巴自革命成功到整个六十年代的经济决策和争论的分析，提出一个观点：领导古巴革命的年轻知识分子是反市场的，他们企图运用国家权力将经济生活理性化，用道德动力取代物质动力，他并认为这种立场在拉美激进知识分子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证明，早在美古公开交恶之前，一九五九到六０年古巴的市场机制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就已经瘫痪了，但只姑有进入完全的计划经济，是一种“社会主义自由放任”。古巴领导人可能由于缺乏经验，不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应用计划经济，因此他们有一到两年的时间在摸索。

在这段不知道如何搞计划经济的时间里，由于古巴还没有和苏联结盟（苏古外交关系自巴蒂斯塔政变后破裂，到六０年五月才恢复），他们通过北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了解计谩三个美国左派经济学家巴兰、斯维齐和霍布曼五九年和六０年两次去古巴，每次三星期，笔惫巴已经成立中央计划委员会。他们给古巴全体高级领导人开设了计划经济的讲座，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都洗耳恭听。三个人中，斯维奇（ＰａｕｌＳｗｅｅｚｙ）最左。他说全面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秘密武器，在这二者之间没有妥协余地，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消灭利润。他警告古巴领导人说，“半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不但不稳定而且危险，他这话是有所指的，因为他认为南斯拉夫就是走这条道路而腐败变质了（此人一九六四年曾在美国《每月评论》上发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一文）。

这些美国左派教授的观点对在匆忙中夺取了政权，对经济事务一无所知的卡斯特罗等人来说，如果不是影响至深，至少也是启蒙。古巴领导人来对南斯拉夫一直嗤之以鼻，对苏联六十年代主张经济改革，承认利润、个人利益和企业自主权的利普曼主义充满敌意，这和他们最初从美国左派教授那里受的教育不无关系。此外，当时拉美的左派知识分子，如墨西哥的诺耀拉（ＪｕａｎＮｏｙｏｌａ）也急着把古巴当作计划经济的实验室，拿着苏联和捷克等国计划经济的译本来到古巴出谋划策。

（七）

虽然拉美各国政府一致反古，但美国深知在腐败和独裁下的拉美“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怕。中央情报局一年来一直积极地在迈阿密的古巴流亡分子当中（和巴蒂斯塔独裁时期相比，现在他们当中只是少了“七?二六运动”的成员）招兵买马，甚至为了师出有名，想拉一个流亡政府的班子，但这些古巴人虽然都与卡斯特罗不共戴天，自己内部却四分五裂，有上百个派系和小集团，只有美国人能把他们拢在一起，中情局只好作罢，拼凑了一个“古巴革命委员会”（卡斯特罗称为“蛆虫委员会”）。后来在危地马拉的一处秘密丛林里，中央情报局设立了训练基地。美国教官对受训者很不放心，有时晚上把他们的靴子都拿走，防止他们逃跑。

一九六一年春，中央情报局认为万事具备，制定了在古巴登陆的“霸王计划”（模仿盟军当年在诺曼底登陆的计划名称）成立了由古巴人组成的纵队，其中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占了多数，也有百余名工人，五十多黑人，平均年龄约三十岁，总数约一千五百人９。当时还有桓“天鹅电台”天天向古巴广播，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政府。他们以为卡斯特罗的政权和巴蒂斯塔一样，只要有人号召，有一支武装，有一个电台，几家报纸，加上国外的支持就能推翻。

古巴已经是一个干柴堆，就等着他们去点火了。他们完全不懂古巴现在已经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任何外界的入侵和压力只会增强而不是削弱这个体制的凝聚力。对于卡斯特罗来说，他们来得正好。

四月十五日，两架Ｂ２６轰炸机由流亡的古巴飞行员驾驶在哈瓦那上空扔了几颗炸弹。卡斯特罗早就对这次入侵作好了准备，自从一年前他就要古巴人民准备战斗了。第二天卡斯特罗在被炸死的人的葬礼上讲话，说这些飞行员和苏联首次太空飞行的尤里?加加林相比是多么怯懦和无耻，古巴人民要战斗到最一滴血。古巴进入了紧急状态。

四月十六日夜，入侵纵队在巴拿马上船出发，多数人是到最后一刻才知道目的地的。尼加拉瓜军事独裁者索摩查特意赶到码头叮嘱替他带几根卡斯特罗的头回来。远征军由美国驱逐舰护航，乘坐一艘美国在拉美最大的农产品企业——联合果品公司——提供的货轮到达预定海域。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确保登陆的成功，原来打算直接使用美国海军，但这个计划被刚上任的总统肯尼迪否决了。他的态度比艾森豪威尔保守。计划是在前总统任内制定的，肯尼迪就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再三询问中央情报局，后者让他放心，说这不过是又一次多米尼加罢了。

肯尼迪的原则是美国可以支持这些流亡分子，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能直接参与。然而，这个消息却一直没有正式对远征军公布，所以这些人登船时士气高昂。登陆地点选在拉斯维拉斯省面朝加勒比海的猪湾，具体地点是吉隆滩，距哈瓦那约一百英里。

凌晨三点十五分，卡斯特罗还没有睡，他得到报告说敌人登陆了。于是他立即调兵遣将，任命何塞?费尔南德兹为战场指挥官，自己也赶往离战场最近的城市。从上午开始，古巴的飞机和军舰开始袭击入侵者。而远征军还固守在滩头等待增援。整个战斗呈一面倒的态势，这是中央情报局历来规划得最糟糕的入侵行动。

在古巴国内，各种群众组织紧急动员起来，每个人都有预定的岗位，“保卫革命委员会”这时充分显示了其威力。从十五日的空袭后，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就在各地展开，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两千五百个特务，两万个嫌疑犯被一网打尽１４，美国记者有很多也被暂时关押。

卡斯特罗还趁这次机会进一步打扫屋子，顺带收拾了教会。他以入侵的“蛆虫”中有两个教士（他们是替战死者做祈祷的随军教士，这是西方国家的惯例）为由将古巴所有的主教逮捕起来。此后教会有两年多的时间停止活动，来恢复活动后只能做祈祷，不能做洗礼和吸收新教徒。

十八日早晨，中央情报局向肯尼迪报告说除非美国直接干预，否则海滩上的古巴流亡者全都会完蛋。肯尼迪再次拒绝（此时古巴驻联合国的代表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制止美国入侵古巴的紧急呼吁了）。这样就决定了这批入侵者的命运。当时不要说一千五百人，就是一万五千人也推翻不了卡斯特罗。一九六一年时古巴民兵（建立于一九五九年）就有三十万人，就算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全付武装的，也二十倍于入侵者，更不要说海陆空三军和刚从苏联进口的重型武器了。

到二十日凌晨，古巴宣布粉碎了美国支持的入侵。一千五百人中多数被消灭，其余成了俘虏。卡斯特罗亲自前往俘虏营，逐个审问了一些令他觉得奇怪的俘虏，如黑人和农民，他们为什么也会当上雇佣军来反对人民的国家呢？他感到不解。这些俘虏中部分被处决，余下的两百多人卡斯特罗留着有用。为什么不用这些蛆虫去换一些古巴需要的拖拉机呢？有一次他这样对一些人解释道。一年后，经过讨价还价，他要美国付了六千二百万美元的赎金，放这些人回了迈阿密。

二十三日，卡斯特罗出现在“人民大学”的电视节目中，这是一个取代原来“和新闻界见面”的节目。他向古巴人民介绍了这次胜利，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在拉美的第一次失败。

出人意外的是，他嘲笑中央情报局这次行动的草率和完全丧失了一些有利的军事机会，例如登陆后没有及时向内地发展而是死守海滩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卡斯特罗问道。当然没有人能回答。卡斯特罗告诉古巴人民说这就是美国社会的致命弱点：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缺乏计划和无组织性。那里没有训练，没有纪律，任何人都可以搞一个工厂，完全不考虑有没有需要，符不符合现实，美国的工厂有三分之二是闲置的。但在古巴，在苏联，所有的工厂都是充分运转的。这就是有计划的社会和没有计划的社会的区别。有计划的社会必然胜利，没有计划的社会必然失败。

（八）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卡斯特罗在数十万人的“五?一”集会上正式宣布了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说一九四０年宪法太老了，过时了，被革命抛在了面，“革命，如我且经说过的，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选举已经没有必要去讨论了，“革命不值得在这些愚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古巴革命“已经用人民的直接统治取代了假民主”，“这就是社会主义”

十二月一日，他又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他首先宣布在“人民大学”

节目中开辟一个新的系列，叫“革命的机体”，由他开讲。他把这次例行的纪念“格拉玛”号远征的演说变成了一个冗长的有关他个人（虽然他强调说他不想利用这次机会给自己作传）政治思想转变的回顾，从在贝伦学校的那个“政治文盲”开始说起。

他说在大学里，他第一次对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偏见产生了怀疑。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特意说他读了《资本论》的头三百七十页（西方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他特意为让苏联人相信自己真的读过马列而安排的细节）。他说自己早在一九五三年就信了马列，但并不完全理解。到夺取政权以，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使他进一步对马列主义的正确性深信不移。他告诉古巴人民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论，唯一革命的理论。

在应用了这种理论的苏联，它已经充分显示了威力：苏联在科学上已经超过了西方，在房屋建筑方面领导着世界，创造了最低的婴儿死亡率，在长寿方面世界第一。二十年内苏联将完全超过美国。

卡斯特罗这次长篇大论的目的是要告诉古巴人民：只有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拉美才能取得今天苏联那样的成就，尽管他并没有去苏联看看那里到底搞得怎么样。古巴今天没有第三条道路，它已经作了正确的选择，大约三十年内，古巴将进入共产主义。他说：“我在这里自信和高兴地宣布：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将始终如此直到生命的最一天。”

这次延续到午夜过后很久的演说听上去很象是一个牧师就他是如何找到上帝的长篇独白。对当时在拉美处于孤立的古巴人民来说，他们需要一个信仰，加上一个未来的许诺，幸运的是有苏联这个未来的样板和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因此卡斯特罗的布道并不空洞。

从这时起，他给予古巴人民的，除了各种喜庆外，又有了具体而生动的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它有时以苏联为例，有时则信马由缰，随着他毫无羁绊的想象而任意驰骋。一些古巴人私下叫他“将来会有先生”。

卡斯特罗在他的政权巩固后突然宣布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这和他过去一直申明的政治立场相矛盾，为此他不但受到流亡海外的原加拉加斯阵线成员的攻击，而且经常受到国外新闻界的追问。六七年美国记者洛克伍德说他在他袭击蒙卡塔兵营时发表的声明和来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中说他的革命目标是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尊重私人企业、恢复一九四０年宪法等等衷这些都没有成为现实。他答道那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计划，任何革命都有不同的阶段，法国革命开始没有说要推翻君主制，俄国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说要马上就要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在另一次采访中他又加上了一点：林肯在南北战争爆发时也没有说要解放黑奴。

如果说法国革命和林肯的事例还有点道理的话，俄国革命的事例是不适用的，因为不但布尔什维克，而且连孟什维克也都从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它们只是先参加民主革命而已。洛克伍德追问道你是否认为那些因为相信了你的蒙卡塔声明而追随你的人上当受骗了？

卡斯特罗只是答道他从没有说谎。

然而，象他同时代很多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一样，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也完全是他自己的版本。

早在一九六０年二月，当时苏联还摸不透卡斯特罗的底，不知道他到底算是铁托式的还是毛泽东式的，要不就是象埃及的纳赛尔和印度的尼赫鲁，只是比他们更左一些，于是派米高扬访古。此人四九年时也奉斯大林之命到中国，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见毛泽东，刺探中国共产党人的底。卡斯特罗把苏联代表团拉到奥连特省他过去打游击的山上，在帐篷里过夜。这是卡斯特罗式的招待客人的方式。

那天晚上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屏去左右，在苏联人的帐篷里向老大哥交底，提出要苏联的援助，说他们想搞社会主义，但在帝国主义占优势的拉美没有苏联的支持不行。卡斯特罗说在五到十年内古巴仍基本维持现状，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然向社会主义过渡。格瓦拉摇头说等那么长时间革命早不行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一点分歧。然卡斯特罗大谈古巴革命的历史。他说马克思错了，在古巴不是共产党，而是他的游击队领导了革命，古巴共产党袖手旁观，什么活都没干。“我们干成了！我们推翻了马克思，我们证明他是错的！”１５

这仅仅是卡斯特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是游击队，而不是党，在领导革命。在来的年代里他和格瓦拉一起发展出了古巴牌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心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成熟不是革命的前提，革命的形势不是等来的，而是由武装斗争去创造的，一小部分武装人员可以推动全国人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走向革命。没有党不要紧，关键是要有枪，枪可以创造革命形势。这就是所谓“游击中心论”。

在革命后的发展问题上，古巴的理论是必须废除市场、利润、个人利益，取消货币，用道德动力取代物质刺激，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卡斯特罗对共产主义的定义首先不是一个物质高度丰富的社会，而是“人在其中达到最高觉悟程度的社会”，而当时的古巴只有一部分人达到了这个觉悟，因此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有这种觉悟的人的比率不断扩大的过程，就象他的游击队员的数量不断扩大一样。从这一点又发展出了古巴革命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创造“新人”、“二十一世纪的人”。如格瓦拉曾经定义的那样，这样的人是革命机器上的“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

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理论中根本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社会物质条件——无论是发动革命还是建设未来社会——的重视。其次，自列宁以来发展起来的革命精英主义——即少数革命领袖对工人和群众灌输革命理论和革命意识，克服他们的自发倾向，把他们的经济要求转变为政治觉悟——也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理论中得到了更极端的发展。他们认为古巴革命成功于一个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没有任何客观条件的环境（即既没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也没有高度成熟和觉悟的工人阶级，更没有共产党），但革命先锋的作用突破了环境的限制，这个经验证明对经济力量的机械解释是错误的。古巴革命后他们更认为世界范围内革命觉悟的发展可以由他们的枪杆子去创造，而国内的经济建设也可以由少数人所体现的觉悟去带动多数人来完成。

因此，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一个用枪杆子打天下，然在一个热带小岛上建设乌托邦罢了。虽然它在一些方面确实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实现公有制和消灭私有财产阶级（这里指的是法律意义而非事实上的占有）问题上，但人们也有理由就它完全不顾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物质条件的强调，而称它为唯意志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至于依靠在广场上居高临下、一呼万应式的“直接民主”，那更是卡斯特罗的创造，和任何主义都沾不上边的。

在卡斯特罗终于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曾经仅仅为了民族和民主主义的目的参加革命的人早已或是辞职、出逃，或是被清洗了。那些并没有明确主张的普通干部和群众又是怎样看的呢？广场和大街上那些为这个转变而发动的热闹的庆祝和游行能够充分体现群众的意志吗？一个欧洲知识分子曾经记下过两个有趣的故事。

这个人叫Ｋ?Ｓ?卡罗尔，他的生平是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迁的活见证。此人出身于波兰，四十年代时倾心革命，在苏联留学。

战因对斯大林主义绝望，离开苏联和东欧来到法国。此后他把希望寄托在了穷国的革命上。六十年代他曾访问中国，并四次前往古巴，着有《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和《掌权的游击队员——古巴革命的经过》二书（均出版于六十年代）。他对中国六十年代的继续革命充满了溢美之词，纯粹是一部朝圣记录，今日已没有多大文献价值可言，但奇怪的是他对古巴革命的观察却不乏洞见和预言，所选择的事实也十分令人深思。《掌权的游击队员》一书今日在西方学术界，无论左派右派，咸称是了解古巴革命的必读。

卡罗尔第一次到古巴时是六一年四月，正是古巴宣布转向社会主义的关口。他的感觉是古巴普通人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汇还很陌生，缺乏了解和好感。但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去接受这个现实。当卡斯特罗作了宣布以，卡罗尔就此事采访了格瓦拉。格瓦拉说：最近常和一些同志谈话，他们对转向社会主义不高兴，“于是我问他们：你是说你反对土改？或反对没收美帝的财产？或反对国有化、社会正义和每个人拥有劳动成果的权利？他们说当然不是。那么，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于是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去工作了。

”

卡罗尔在乡下问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她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女孩迟疑了半晌回答说她是一个革命者。他又问你不知道菲德尔已经宣布你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了吗？女孩脸红了，但随即说：“要是菲德尔这么说了，他当然懂得比我们多。他要是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也是。”

这个回答赢得了周围的一片掌声。

（九）

卡洛斯?佛兰基五九年后一直主管革命的喉舌《革命》报，但他又是个精力过剩、热情洋溢的青年知识分子，总想为革命再干点什么。五九年三月他为《革命》创办了一份周刊，叫ｌｕｎｅｓ，登一些文学作品或评论，范围从西方到苏联东欧，当然也包括古巴自己的文学和锩领袖的言谈。有些在苏联东欧被批或被禁的作品，如卡夫卡、托洛茨基（此人的文论很有名）、乔依斯、帕斯捷尔纳克等也出现在周刊上。

古巴六十年代初在文化上还是非常自由化的，很多理想主义的革命青年，如卡洛斯，对革命充满了信念，他们的本意是要把革命弄得多姿多采一点，不要象苏联那么死板和僵硬。革命无坚不摧，要说小说和诗歌能破坏革命，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苏联的文化政策他们倒是有所风闻，但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还是干他们自己的。

这份周刊在国内办得很红火，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和录音带公司，定期制作电视节目，而且在古巴被拉美其它国家政治上孤立的时候，在国外拥有很多订户，六一年时发行量达到二十五万份（古巴只有一千万人口）。但他们不知道，当卡斯特罗对他们还并不在意的时候，古巴共产党却把他们当作了反苏分子。

自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什么活都没干的古巴共产党开始积极地向“七?二六运动”靠拢。

尤其是古巴和苏联政治上结盟以后，卡斯特罗自己也在考虑模仿苏联的模式建立一个共产党，因此他对古共的态度逐渐转变，为他们在政府和群众组织中安排一些位置。一九五九年底时他就不顾古巴工会联合会的反对，亲自坐镇选举会场，把一些古共成员安排进了领导职位。

这些古共成员被卡斯特罗重用以后，早就憋着足了劲要显示自己的本事了。猪湾危机时他们帮不上忙，他们拿手的是擦亮眼睛搜寻异端。

ｌｕｎｅｓ在一九六一年夏天编辑了一个叫ＰＭ的电视节目，描写普通古巴人的生活，既有工人农民，也有小偷闲汉。节目播出后观众很感兴趣，于是卡洛斯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年轻诗人和作家（卡洛斯当时的身份有点象卡斯特罗等领导人与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之间的桥梁）策划着把它制作成电影。

他们打了报告交给电影委员会，但电影委员会早已从古巴共产党那里得到小报告，说这是一部“反革命的和放荡的作品”。他们拒绝放行。卡洛斯等人上诉到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会的头头说这样吧，六月十六日我们一起到国家图书馆去谈谈。

六月十六日，卡洛斯和ｌｕｎｅｓ的编辑、作家、画家和记者如约来到国家图书馆，踏进会议室的时候他们惊得不知所措：卡斯特罗、总统多铁戈斯、教育部长阿曼多?哈特（此人一直主观意识形态）和他的妻子海蒂（就是那个最早加入卡斯特罗组织的两名妇女之一，此时也是某个文化机构的主管）、以及文化委员会和电影委员会的头头济济一堂，已等候他们多时了。此外还有一大批一直批评ｌｕｎｅｓ的革命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的作家和诗人，坐在会议室的后牛个个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和卡洛斯这一群人之间既有立场的分歧，也有看不惯他们出风头的红眼病。

待卡洛斯他们心神不定地坐下，总统多铁戈斯和颜悦色地说：随便谈谈幺，不要有什么顾虑。

没有人敢说话。冷场半晌后多铁戈斯的笑容更温暖了：怕什么呢？说嘛。

有意见只管提。终于，卡洛斯阵营中一个短篇小说作家承认他被这个场面吓傻了，就象是面临卡夫卡式的没有任何罪名、但自己确实有罪的审判一样。

接下来坐在排的知识分子们开炮了。ｌｕｎｅｓ的罪名是形形色色的，从给他们某些人的稿件或节目换一个媚俗的题目，到节目的内容太性感（其实这很难下判断，因为热带古巴的舞蹈艺术历来热情奔放），比较严重的是歪曲古巴黑人的形象和对革命的描绘容易给人产生错误的印象，等等。知识分子们说完后，多铁戈斯宣布会议要延长。第二次会议上，古巴电影委员会头头阿尔弗雷多发言，他指控卡洛斯等人用文艺破坏革命，具体来说是反苏、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发表颠覆性的文章和西方的腐朽作品，等等。

会议从六月中旬开到月底。最后一天，卡斯特罗发言了。象往常一样，他把手枪从皮带上卸下，放在面前的桌上。在前一阶段的会议上，他不但没有加入那些足以把这些艺术家们枪毙的指控，而且在那天的讲话开始时反而缓和了会议的气氛。他说没有人不犯错误，尤其在文化问题上。但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最重要的是确保革命的最终胜利。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确定了这个显然没有人反对的前提之后，他转向了他的中心论题，这是一个也只有他才有资格加以阐述的问题。他问在座的：在革命的古巴，作家和艺术家有表达自己的自由吗？

当然没有人回答。于是他开始了长篇大论。他说已经有人在担心革命会损害创作自由，但这只是那些没有把自己真正和革命结合起来的人的担心。艺术形式的自由始终没有问题，但内容的自由——这种自由存在吗？一个真正的革命艺术家必须始终把革命的任务放在他个人的创作之前。“如果我们问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说是人民，是被压迫阶级……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判断什么是好的、有用的和美丽的事物。”因此，艺术的标准是革命而不是美学。

那么，在古巴，艺术家有什么权利呢？他环顾会场，四周一片肃静，每个人的笔都严阵以待。他说：“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离开革命，什么都没有。”１６这就是卡斯特罗对艺术的看法，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看法。它把艺术纯粹看成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就和机器和农田一样，也有所有制，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为这个阶级及其政治目的服务。革命对于艺术的意义就是把它从剥削阶级那里夺过来，交给劳动人民。

一九六七年他在和美国记者洛克伍德谈话时说他不能想象科学和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他不相信有哪个社会的艺术是不为哪个目的服务的，而在古巴整个艺术必须确保“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种人服务。”当然他也还承认不是每一件作品都必须有政治内容，但必须“带来有益的和高尚的人类情感。”

在卡斯特罗的世界里，任何东西都属于一个别的什么，为别的什么服务。

没有什么东西是独立的，圆满自足的，只为自己而存在的。他完全不能理解这样一种观点：艺术除了其社会功能以外，其本质是个人的一种自由表达，这种自由表达有时可以、有时则未必能够与别人共享。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艺术家。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功利的考虑在内的，和任何政治都没有关系。要从卡斯特罗式的对艺术的观点的怪圈中走出来，只有回归艺术的这种原始的本质。如果和他争论艺术除了革命的功用以外还有其它用处，例如消遣和娱乐等等，那就陷入了这个怪圈，而且你永远处于道义上的绝对劣势。

卡斯特罗这次讲话宣布了ｌｕｎｅｓ的命运。三个月后，它停止了出版。

同时，这次事件也提醒了他还有一条被忽视的战线。两个月后，第一届古巴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政府的文艺家联盟，号召艺术家们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走进“真实的世界”。卡斯特罗在会上说不要忘了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也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

从此，古巴的艺术家和别人一样，也成了国家的雇员，对政府的意图领会得迅速而透彻的成为幸运儿，他们的作品被预定和包销，有汽车、别墅，可以去苏联东欧度假和公干。

这就帮助艺术家们理解了卡斯特罗的话：“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

没那么机灵的就没那么幸运，但一般来说生活绝对没有问题，比一般工人农民好多了，无论如何属于社会上层。这也是很多对资本主义图书市场既憎恶又恐惧的西方作家到了古巴以印象最深的事实。

所谓和“革命相结合”也是一个灵活的，不一定拘泥于政治和思想标准的概念，一切都取决于能否为“革命”服务，即对卡斯特罗有没有用。一个特别的例证是卡斯特罗的私人摄影师科达的故事。此人摄影手段高明，为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拍过很多流传甚的照片，刚好这两位年轻英俊的领导人又是非常理想的摄影对象。他最出色的一张照片是一九六０年三月五日裢拉留下的。在前一天，三月四日，古巴的一艘装载军火的船在哈瓦那港发生爆炸，当时格瓦拉曾奋不顾身地上船抢救军火，被别人拉下了。此事被认为是美国特务的破坏和入侵的前兆。第二天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全体领导人站在革命广场的阳上对群众发表讲话，科达的镜头扫过格瓦拉时他看到切头颅微扬，面容严峻，那片刻的表情正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科达按下了快门，这就是那张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的切的照片。

科达属于那种浪漫不羁的艺术家，他曾说他一生中只对两件事感兴趣：为菲德尔拍照和同女人做爱。后者对于他就象呼吸一样，而前者则给他以一种超越感。革命对他是充满了刺激的冒险，和卡斯特罗等领导人的关系又给了他种种特权。他在革命后的哈瓦那有自己的摄影社，穿的是在西方制作的名牌服装，开的是美国汽车，其生活方式和在旧制度下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卡斯特罗对他十分信任。这也是很自然的：革命给这一类知识分子所带来的远远不是普通人的牺牲和奉献，他们当然乐意和这样的革命相结合。

虽然卡斯特罗把古巴的文艺也给组织化了，但这非等于从此古巴的文艺就是一潭死水般的没有生气。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古巴在文艺上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开放的，除了对国内的题材有所限制以外，对西方的艺术比苏联东欧和同时期的中国要宽容得多。西方的小说、电影，如意大利著名导演菲里尼的作品，在古巴还可以上映和出版。六十年代中期左右古巴读者对卡夫卡、乔依斯、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作品非常欢迎，这些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的原因一是古巴历史上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比中、苏要深，这种联系在革命后短短几年中一时不可能完全割断；二是古巴革命当时确实很有生气，对西方的艺术并不害怕；三是古巴虽然受到西方和拉美国家的孤立，但西方和拉美的知识分子中不乏对古巴革命倾心的人，而这种联系对卡斯特罗来说十分重要。这些知识分子厌恶苏联式的封闭和缺乏自信的文化政策，古巴使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与不宽容和封锁信息不是一回事。因此，这种文化上相对自由的情况是古巴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

出于这种种原因，古巴的文化气氛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左右一直较宽松，有时极左派还被迎头痛击。如六三年时，古巴共产党（当时还是原来的那个古共）的书记在报上写文章，要求禁演菲里尼的电影，遭到古巴电影委员会主席阿尔弗雷多（就是在六一年那个会上给卡洛斯他们扣帽子的那位）的痛斥，说他想把古巴人都变成吃消毒食品的婴儿。当时据说阿尔弗雷多得到了卡斯特罗的支持。卡斯特罗同时还对一个著名诗人说古巴是同帝国主义而不是同诗人和画家作斗争。但这种宽松的气氛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古巴发动“革命攻势”，向共产主义提前过渡时渐渐消失了。

（十）

猪湾事件以后，古巴领导人中对美国可能的直接入侵日益感到紧张。对于迈阿密的那些“蛆虫”他们并不在意，但美国海军陆战队毕竟分量不一样。他们一再对苏联人表示要增强古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于是，赫鲁晓夫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主意。

一九六二年五月初，苏联驻古大使馆一等秘书阿列克谢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阿列克谢夫是苏古建交前克格勃在古巴的特使，公开身份是塔斯社记者，他是苏联人中最早和古巴领导人有接触的，苏联领导人对古巴最初看法都由他提供。苏古建交后，他虽然不是大使，但他的观点却是是苏联领导人对古巴政策的主要来源。

五月四日，阿列克谢夫在克里姆林宫先和克格勃的主席谢列平和安德罗波夫见面，他们通知他说赫鲁晓夫已任命他为驻古巴大使。这时赫鲁晓夫打来了电话，让他们立刻到他办公室去。他们过去后，阿列克谢夫先是谦逊地说古巴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懂经济的人当大使，帮助他们对付经济问题，而他于这方面一窍不通。赫鲁晓夫说那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菲德尔和其它领导人的朋友，他们相信你。”他立刻打电话吩咐组织二十个各部的经济学家准备和阿列克谢夫一起回古巴。然他说过几天再和他谈一些具体问题。

五月底阿列克谢夫再次被召到克里姆林宫，这次在场的有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和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还有米高扬等。赫鲁晓夫再次向他逐一询问了古巴领导集团里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阿列克谢夫同志，为了帮助古巴，为了拯救古巴革命，我们已经决定把核武器运到古巴。你怎么看？卡斯特罗会有什么反应？他是不是会接受？”

阿列克谢夫吃了一惊，他回答说据他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卡斯特罗的革命就是为了摆脱外国的控制，重建古巴的独立，他怎么会接受苏联的核保护呢？他的观点引起了在场的领导人的争论。午饭后赫鲁晓夫宣布他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战略火箭部队司令，使用化名和阿列克谢夫一起去古巴，向卡斯特罗面陈此事。赫鲁晓夫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保护古巴，美国人只懂武力。

既然他们可以把核武器安置在土耳其，我们也可以回敬他们。”

阿列克谢夫带着苏联的“农业代表团”回到了哈瓦那。一下飞机他就去找劳尔，告诉他代表团里有一个“农业工程师”实际身份是苏联核武器最高指挥官。劳尔心领神会，立刻去见他哥哥。数小时以他们在多铁戈斯的办公室里见面。听了苏联人的解释，卡斯特罗并没有表现得如阿列克谢夫预想的那样犹豫甚至反对，他边听鼻子里边发出赞同的哼哼。但阿列克谢夫也注意到，劳尔在一边做着笔记，这是从未有过的。

等苏联人谈完后，卡斯特罗说明天再和他们谈这事。苏联大使明白他要征求格瓦拉的意见。

第二天古巴全体最高领导人和苏联人见面，通知说他们已决定接受苏联的方案。格瓦拉态度非常积极，说只要为了保护古巴革命，什么代价都不在乎（据Ｋ。Ｓ。卡罗斯说，他一年前采访格瓦拉，问到古巴转向社会主义以后，万一美国要武装干涉怎么办时，格瓦拉告诉他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这是卡罗斯第一次听古巴领导人如此暗示，当时格瓦拉已经访问过苏联了）。于是卡斯特罗和苏联人一起拟定了一个秘密军事条约草案，派劳尔马上去苏联。

古巴和苏联之间的这个条约内容是：古巴接受苏联的二十四个中程和中远程弹道火箭，每个携带两枚导弹和一个核弹头；二十四个先进的萨姆－２地空导弹发射器；四十二架米格战斗机和四十二架伊尔－２８轰炸机；加上其它一些海岸防卫武器。这些武器由苏联人掌控，另外樟派四万二千名军人驻扎在古巴。根据苏联有关人士的回忆，和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宾馆会客室里在条约草案上签字后，（劳尔的身份是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相当于国防部长，），劳尔十分紧张，柯西金叮嘱一个高级官员留下陪他喝酒聊天，帮他放松情绪。

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虽然一个出身于乌克兰农家，另一个生长于热带岛国的地主庄园，两人的个性却十分相似，都是好冲动，容易异想天开，常有出人意料之举，“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某个中东国家，他在谈起核武器问题时轻松地说：苏联很快就要象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导弹和火箭。随他出访的他的儿子扯扯老子的衣袖说：你忘了这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友了吗？再说我们怎么可能象生产香肠一样生产火箭呢？赫鲁晓夫说：怕什么？我就是要让他们去告诉美国人。再说能不能真的象生产香肠一样生产火箭又有什么关系？有次他去英国访问，英国首相艾登为了和他套近乎，特意把他请到自己家中作客。宾主刚在暖融融的壁炉前坐下，艾登未来得及发话，赫鲁晓夫就说：嗨，你知道要摧毁你们这个小岛需要多少个核弹头吗？艾登张目结舌，赫鲁晓夫说：五个，只要五个。我们明天就可以办到。１７

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决策过程不是这里交待得清楚的，但当劳尔向他转告卡斯特罗最担心的问题，即万一美国知道了怎么办时（尤其是如果导弹还在部署中未能进入战斗状态时），他说不用担心，要是美国人紧张了，我们就把波罗的海舰队派到加勒比去给他们瞧瞧。

劳尔说那棒极了，菲德尔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八月底，当苏联的武器已经在古巴部署时，卡斯特罗派格瓦拉携带军事条约的修改本去苏联。格瓦拉要求赫鲁晓夫尽快把条约公开，但赫鲁晓夫说等他对古巴进行正式访问时再说。对格瓦拉的和卡斯特罗相似的担心，他重复了他的派波罗的海舰队去的保证。格瓦拉虽然没说什么，但显然不象劳尔那么满意。谁都不知道赫鲁晓夫究竟心里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底。古巴人已把他们国家的命运置于核战斧之下，而赫鲁晓夫则大大低估了美国方面可能的反应。他的如意算盘是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导弹在古巴安置好，等到既成事实以后再和美国摊牌，所谓派波罗的海舰队的许诺完全是他为了安慰古巴人的信口开河。

九月份，美国就陆陆续续地发现了古巴海岸线上有苏联军事设施和舰艇，这立刻成为当时正在举行的国会选举的辩论话题：美国能容忍苏联在离自己九十英里的地方集结军事力量吗？

肯尼迪说还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在古巴已部署了进攻性武器，他的这个立场立刻遭到了共和党方面的激烈指责。十月十四日，中央情报局的Ｕ－２侦察机在古巴上空拍摄到了苏联弹道导弹氐照片。

赫鲁晓夫等人当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古巴的自然环境：古巴虽然森林茂密，但缺乏高大的林木作为导弹发射架的掩蔽。九月和十月初，古巴上空连续阴霾，不然美国人会发现得更早。

当被发现时，一部分导弹已部署好了。十五日一早，中央情报局的报告送到了肯尼迪的案头。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是后来国际关系史上称之为“古巴导弹危机”的事件。美苏两国剑拔弩张，从今天披露的材料来看，形势确实到了爆发核大战的千钧一的关头。肯尼迪甚至暗示赫鲁晓夫：如果他稍示退让的话，他面临的不是国会的反对，而可能是军方不顾宪法而对总统实行武力胁迫。这一点来成为赫鲁晓夫说服苏联领导集团从古巴撤出导弹的理由，即美国人是要真干。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冷战就是一个美苏双方不断在各个地区试探对方决心的过程，谁都不会轻易越过底线。十月二十八日，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达成妥协：苏联撤出导弹，接受美国在公海上的检查；而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并逐步从土耳其撤出核武器（这一条当时并没有公布）。

这是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和核对峙中，人类唯一的一次公开地面临核毁灭的威胁。相信在当时，除了极少数狂人以外，所有的人，不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都松了一口气。毕竟，如果世界毁灭了，或者至少文明被摧毁了，那么也就没有地方坐下来争论谁的制度更先进了。

杜勒斯曾经说相信到了第三代苏联会和平演变，而赫鲁晓夫则说你们的孙子将要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不管谁的预言被兑现，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不能断子绝孙。二十年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经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提出过一个命题：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其实这个命题和任何主义都不沾边，不过是一句大实话罢了。

在古巴方面，卡斯特罗已经做好了应付美国入侵的一切准备。古巴全国军事化了，领导人忙于动员、组织，到处视察，发表讲话，分发武器，忙得不可开交，一切又回到了久违的革命刚胜利时的那种紧张兴奋的情绪之中。开始变得麻烦起来的经济生产已经没人觉得是个问题了：早在猪湾危机时格瓦拉就发现，在四天的紧急状态下不但没有旷工、迟到和早退，依靠大量的志愿劳动生产反而上去了，而且不用多付报酬。再来一次这样的紧急状态，“新人”就在襁褓中了。

此外，古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反美斗争的最前哨，因为有了核武器而在世界战略中占据了一个要点，这使得古巴领导人十分自豪，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直接告诉老百姓苏联人在他们的岛上部署了核武器。这一回卡斯特罗没有召集几十万群众问问他们是否同意把自己的生命置于核毁灭的威胁之下。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能让群众知道，那不叫直接民主，那叫无政府主义。

此外，原来卡斯特罗确实担心美国的报复，那是因为古巴自己毕竟不能和美国单打独斗，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人已经脱不开身了，它有那么多军队和武器在这里，古巴要有个三长两短，它也别想太平。实际上，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部队已经在没有得到莫斯科同意的情况下击落了一架美国侦察机。

但卡斯特罗万万没想到，赫鲁晓夫在没和他商量的情况下和美国作了交易，他本人还是从广播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当他证实这个消息时，据说他一拳把房间里的镜子砸得粉碎。

格瓦拉当时正在他的野战指挥部里时刻等着美国人（和猪湾危机时一样，他负责整个古巴西部的军「事指挥），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命令切断和邻近的苏联部队的电话线，随即赶往卡斯特罗的驻地。古巴普通人的反应也是难以置信。一个外国记者说二十八日下午，当一个民兵军官离开阵地到他的办公室要几支雪茄时，他告诉他美国人不会来了，苏联人已经让步了。那位军官说开什么玩笑，小伙子们正在战壕里等着我呢！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卡斯特罗不停地咒骂赫鲁晓夫出卖了古巴。他周围本来就有一批人对苏联没有好感，如卡洛斯等，此时更是认为苏联人暴露了他们懦夫的真象。十一月一日，卡斯特罗在电台和电视上接受采访。他拒绝联合国派核查小组来古巴。他说在古巴和苏联政府之间有一些分歧，但我们毕竟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已经为古巴作了很多贡献，古巴人永远不会忘记。战略武器（他没有明确提导弹或核武器）会从古巴撤走，但其余的会留下。

卡斯特罗一次都没有提赫鲁晓夫的名字。

倒霉的米高扬被赫鲁晓夫派去安抚古巴人，卡斯特罗让他等了十天才见他。米高扬在古巴呆了几个月，其中只是短暂地回过莫斯科，甚至当他老婆去世都没能回国奔丧。他和古巴领导人谈了很多次，场面充满了火药味。有一次因为苏联翻译过分紧张，使得米高扬的话被古巴人错误理解了，于是双方都失控了，大声咆哮起来。等到好不容易澄清了翻译的错误，格瓦拉不动声色地抽出身上的手枪递给翻译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他的话没说完，意思是干脆自杀算了。苏联人尴尬地笑了起来。

几星期以后，当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报纸《每日工人报》的记者采访格瓦拉时，他忿忿不平地说当时导弹要是掌握在古巴人手里，说不定就发射出去了。

格瓦拉并不是一时冲动，早在六０年他就在拉美青年代表大会上说古巴人为了彻底解放并不害怕被核武器彻底消灭。

那个时期卡斯特罗的心情十分压抑，他的情绪从亢奋一下跌落到低沉，甚至变得十分消极悲观，常常阴郁地预言未来。有次在对一批学生的讲话中他说苏联人可能会彻底抛弃古巴，不过那也不要紧，顶多没有燃料，退回到原始社会，但古巴的主权毕竟保住了。

但是，卡斯特罗付不起和苏联破裂的代价，所有这些愤怒都是在私下发泄的。古巴的报纸二十八日当天就说这是一个“理性的、现实的、公平的方案”

，表面上苏联还是“兄弟”。

卡斯特罗对苏联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几十枚核弹头，何况古巴的安全毕竟得到了保证。这是赫鲁晓夫安慰卡斯特罗的主要理由，在给后者的一封信中他说肯尼迪很可能会连任，那么从现在算起古巴有六年的时间不用担心美国的入侵，要是肯尼迪以后的美国总统不认帐，到那时世界形势早就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转变了。

第四章 “谁都别想给我穿上紧身衣”

（一）

从五九年初革命胜利到六一年五月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古巴革命的“急风暴雨”阶段。在这期间古巴领导人忙于破旧立新，没好好考虑过最最平庸但也最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也许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使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宣布了人民当家作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挡都挡不住。

卡斯特罗把经济大权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格瓦拉。他同时担任工业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前一个职务是卡斯特罗直接任命的，因为他需要一个有闯劲的人去搞国有化，和那些狡诈的资本家打交道；后一个则是格瓦拉毛遂自荐的，在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说他要找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主管国家银行，格瓦拉闻言立刻举手，卡斯特罗惊道：切，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格瓦拉开玩笑地答道：哦，我以为你说你要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事关一国国计民生的国家银行行长的职务就这么定下来了。

身兼二职的格瓦拉只拿工业部长的每月约二百美元的薪水，把银行行长的一千美元的薪水还给国家。有次搬家时太太不舍得原来公家住宅里漂亮的吊灯，于是摘下来一起搬走，被他得知后大骂一顿，随即送回。他的汽车是国家配给的，他从来不让家属使用，即使小孩生急病也是如此。

当古巴实行食品配给制以后，一次格瓦拉听见一个下级在发牢骚，便教育他说他自己的家属吃得和外面一样，但那个下级顶嘴说高级领导都有特供。格瓦拉吃了一惊，调查属实后立刻取消了自己家的特殊照顾。他是领导人中唯一不按照官方规定穿着的人，即使会见外宾也常常既不穿军服也不穿西装，有时就是一件绉巴巴的军便服，口袋塞得鼓鼓囊囊地，衬衫的下摆还从来不束在皮带里。

银行和工业部有他更多的传说。他担任银行行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正在设计新银行大厦的设计师找来，问道：“你是小资产阶级吗？”设计师答曰不是。格瓦拉说那么你就是革命者。

设计师说他并没说自己是革命者，他倒是个大资产阶级，他事务所的秘书是小资产阶级。

格瓦拉满意地说你是你们那个阶级中最诚实的人。接着格瓦拉问他为什么新银行大楼要装电梯，设计师说因为它有三十二层。格瓦拉说他认为有楼梯足够了，要是连象他这样有哮喘病的人都能爬上去的话，其它人有什么不行呢？

接着他又问设计师为什么要从美国和德国进口窗户，没等设计师说那是因为抗热带暴风的技术需要，他就又转到厕所的话题上。他说要砍掉一半的厕所，设计师争辩说革命后人们上厕所的次数并不比以前少，格瓦拉说：“以后的新人就不是这样，他会作出牺牲。”

设计师终于有点明白了：问题不在于电梯，也不在于窗户和厕所，而是格瓦拉根本就不打算造新楼。

格瓦拉上任不久就在自己主管的部门建了一个农村干部学校，地点选在古巴岛最偏僻的西端，把部里所有犯大小错误的人，从任用亲戚、迟到早退到搞婚外恋，都送到那里劳动，不去的就开除公职。他的另一个建在农村的实验农庄则相反，是他和他的一些老战友在那里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不拿报酬的乌托邦小天地。他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出去义务劳动，弄得他的部属很尴尬，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最能说明格瓦拉的个性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一个下属看到他外出开会没带表，便把自己的有金表链的手表摘下借给他，等格瓦拉开完会把表还给他时金表链不见了，换了一根皮表带，还有一张银行的收条，上面写着：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赠。

难怪在他所到之处，干部们窃窃私语，互相提醒：当心，切来了。

古巴潮湿炎热的气候比凉爽的阿根廷对格瓦拉的哮喘影响要大得多。格瓦拉对付哮喘的主要方法是从不开启他办公室的门窗，内外空气不流通，室内不铺地毯，哮喘发作时就光着上身躺在凉爽一些的地板上，甚至常常坐在地上接待来访者。他反对使用空调，这就使得上述办法成为减轻哮喘的唯一措施。

然而，象格瓦拉这样什么都不顾一心革命的人毕竟不多，何况身居高位的他容易看到将来的美景，而部里的小职员和厂里的工人早上一睁眼便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开门七件事。

自六一年起，古巴经济就开始下降，只有个别紧急状态时期，如猪湾危机时除外。古巴领导人先从美国教授那里了解到一些计划经济的基本知识，然后直接去苏联取经。有一阵他们觉得苏联东欧阵营中，捷克和古巴最象，面积差不多，于是又想请捷克人来。格瓦拉说不出一年，国有化将消灭失业，这在拉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许通过国家干预，失业率确实下降了，但生产也大幅度下降了。

六二年三月，革命后仅四年，卡斯特罗就宣布部分日用品实行配给，包括米豆蛋油奶鱼鸡牛肉牙膏和洗衣粉，这倒是在古巴和拉美历史上确实没有过的。其实在上一年，很多消费品就从货架上消失了，卡斯特罗当时对全国人民说：记住我现在的话，这些东西明年一定会回到货架上来！他没有食言，过了一年它们确实回来了，只是要有一张卡才能去买。古巴过去是有不少穷人，但货架从没空过。

一九六二年六月，马坦扎斯省会卡迪那斯的妇女游行反对食品配给制，她们敲着锅碗盘盏，挥舞食品配给卡高喊：“菲德尔，我们要吃的！”。当地政府组织反游行，免费发放啤酒和郎姆酒（一种用甘蔗液酿制的低酒精饮料，和雪茄一样是古巴的特产），但力量还是不够，于是打电话向劳尔告急，劳尔又请示他哥哥。卡斯特罗作出从临近的哈瓦那省调兵的果断决定，总统多铁戈斯在游击战时期寸功未立，这次带着坦克、炮兵和步兵火急赶到动乱地点，迅速平息了这起事件。

生产下降、商品短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不希罕，每个国家都可以举出很多和计划经济及平均主义无关的原因来解释，而古巴则可以说是其中最情有可原的，它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革命以后大量管理和技术人员，原来的业主，甚至包括教师外逃，造成了人才的极度短缺，当然影响了经济的运转，而这种情况在被国有化的原美国企业中尤为突出；二是自六一年底美国开始的经济封锁。

然而，美国对古巴经济封锁的主要手段是取消古巴食糖向美国市场的出口和美国及西方国家对古巴的能源进口，但自从古巴和苏联结盟以后，古巴的糖不愁没有人买，同时苏联向古巴大量进口廉价能源，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美国对古巴封锁真正产生重大后果是在苏联解体，不再承担对古巴的经济义务之后。再说，古巴是个农牧渔业自然条件极为优越的国家，全国宛如一个热带大花园，即使工业有问题，人民的基本生活物资当不会有严重短缺。何况美国宣布经济禁运时开始并没有包括食品和药品。万幸的是，古巴到处是甘蔗，所以再怎么折腾也不会饿死人。

（二）

一九六二年起，苏联经济学界展开了对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反思和讨论，主张用价值规律、企业自主权和物质刺激等来增加生产，这是自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以来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胆的一次经济体制的讨论和改革，苏联总理柯西金是这场讨论背后的支持者。它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反响：东欧多数国家谨慎地跟上，在捷克则发展到对政治体制的挑战，演变为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国断然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这场争论在古巴也激起了波澜。古巴领导人分成两派，展开论战，从六二年延续到六五年。争论从是否应运用价值规律开始，一方以农业改革委员会主席罗德里格兹和外贸部长菲尔南德兹为首，主张实行非中央集权的独立核算制，企业自负赢亏，通过市场和其它企业交换产品，个人收入根据其劳动量而定。另一方以格瓦拉为首，主张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每个企业都在国家的预算之内，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在企业之间的交换不具有商品性质，个人收入与劳动量并不挂钩。这是古巴革命后领导集团中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分歧，直接关系到古巴走那条道路的问题。

一些在古巴帮着出主意的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积极地加入了论战。

法国的夏尔?贝特海和雷纳?杜芒站在罗德里格兹和费尔南德兹一边，他们引经据典，强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物质基础的重视，认为物质条件为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变设置了界限，社会主义道德不能单靠教育来灌输。针对格瓦拉“新人”的理想，他们认为只有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和组织形式，人的习惯和行为才会根本改变，教育的作用只是把已经创造出来的新生产力及其道德标准灌输下去。而在此之前，只能利用物质利益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杜芒在古巴调查了很多国有化以后建立起来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农场，回到哈瓦那以后面陈格瓦拉，建议对在农闲时留守农场维护设备的工人和超额劳动的工人发放津贴和超时工资，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农场的主人。

格瓦拉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

格瓦拉并非完全反对利用价值规律，只是拒绝把它作为一种增加生产的基本方法，他更不能同意那种依靠物质刺激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他本能地嗅出这场争论背后气味的不正，把它看成是一场道德动力和物质动力的斗争，一场他的“新人”能否培养成功的斗争。在六二年底英国《每日工人报》的采访中他公开表示对苏联总理的主张不感兴趣。一九六三年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对乏味的经济的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同贫困作斗争，但我们也和异化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的是消除利益、个人利益的因素，并从人们的心理上找到发展的动力。如果共产主义没有这一点，那只是一种分配的方法，而不是一种革命的生活方式。”１

一九六四年最后一次访苏时，他虽然不能公开批评苏联的政策，但邀请了一些苏联学生到古巴大使馆座谈。当有人问他对正在进行的经济讨论怎么看时，他说：坦率地说，你们所发现的企业的利润在市场经济下既不新奇也不是什么秘密，资本家知道所有这些获利的方法；当你鼓励所有的企业去竞争时，你就是释放了无政府的力量，必然导致不可收拾的危机，最后除了发动另一场革命，恢复社会的理性以外别无它法。２在另一个场合下他说他看不出苏联和美国工人有什么不一样，他们都为了钱而工作。

那么格瓦拉用什么来解决经济困难呢？从他的主要著作《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一九六五年发表）中人们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答案。他开始就说有人认为古巴革命为国家而牺牲了个人，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始终是古巴革命中最受重视的因素。从蒙卡塔战斗开始，革命的先锋队就是创造革命必须的客观条件的催化剂，他们把革命意识灌输到了当时还没有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在和平年代，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战争年代的这种英雄态度灌输到日常生活之中，为此整个社会必须变成一个大学校。

他把人定义为一种双重的存在：既是个体又是集体的一分子，但“最简单的途径是承认他的未完成的性质。他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

怎样才能把这个未完成的产品加工完毕呢？工业部长提出了两道工序：首先通过国家机器和群众组织的直接教育，其次是自我反省的间接教育。这样个人身上旧社会的影响会被清除，人就会从形状各异的毛坯变成统一规格的制成品，其最主要的性能是认识到劳动已不再是异化，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从而把劳动作为生活中最大的快乐，把工厂和车间当作度假的乐园。

在这篇长文中格瓦拉再一次论述了他早在一九六０年八月对医务工作者的讲话中就提出的创造“新人”的设想。他说古巴革命要创造的既非十九世纪也非二十世纪的人，而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从旧时代过来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身上带有原罪，他们可以被改造，但这好比把梨树嫁接到榆树上去。“我们能把梨树嫁接到榆树上并让它们结果，但我们必须直接种植梨树。”

所谓梨树指的是新的一代，他们身上没有原罪，是“可塑的陶土，没有任何旧时代的污点，用他们可以创造出新人。”３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格瓦拉这篇主要著作的中心，那就是“牺牲”。活着就是牺牲，革命就是一切。他曾经这样说：革命者有孩子，“但在他们蹒跚学步时并不知道叫父亲；他们有妻子，但她们的生活也必须为革命胜利而牺牲；他们的朋友必须被严格地限制在革命同志之中，除了革命，他们没有别的生活。”４革命先锋就是牺牲，古巴就是为拉美，为世缍牺牲。他特别指出真正的革命家固然对人民充满了爱，但他最可贵的品质是必须把火样的革命热情和铁一般冰冷的决心结合起来，在作出最痛苦的决定时毫不手软。最后他说：“我们的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这种自由随着牺牲而不断地扩大。”

正是格瓦拉的这种“牺牲”精神和“冰冷的决心”使他在和美国的冲突中为古巴人民设想了最坏的打算。早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就对拉美青年代表说古巴人民乐意为了自己和拉美人民的彻底解放而不惜被核武器一扫而光。当苏联试图在古巴部署核武器时他是古巴领导人中态度最积极的，而在古巴导弹危机和平解决后他又是最愤怒的。

有这样充满牺牲精神的经济领导人，也就有了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主要手段。一九六二年底劳工部建立了劳动竞赛委员会，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为每个部门的工人确定劳动定额和竞赛定额，用点数来表示，超产百分之一加三点，相反则倒扣六点。

同时劳工部实行了劳工卡制。这是一个十四页的手册，载有个人的工作单位、工种、出勤率、工作速度、义务劳动情况和政治表现等等。它实际上成了每个人的身份证。一九六二年格瓦拉在一次讲话中说工人的迟到和缺席已经到了亮红灯的程度，必须用扣除工资来作为惩罚措施，可见他也被迫承认经济手段的有效。在劳动竞赛中，物质奖励还是存在的，尽管其形式必须与社会主义的性质相一致，例如，尽量不使用现金而用实物，对劳模常常用假期和去苏联东欧参观来代替物质奖励，等等。格瓦拉有一次在工业部的劳模表彰大会上说他为劳模们准备了一点奖品，却不打算在大会上亮出来，因为那会让人产生物质刺激的印象，那是他最不愿见到的。

（三）

在这场时间不短的经济论战中，卡斯特罗意外地沉默寡言，他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反那种不管什么题目都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的常规。或许他并不想公开地偏向某一方，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对经济事务真的一窍不通，连格瓦拉都不如。只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他需要时间。

但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可以不对这场辩论表态，却必须对国家的经济前景拿个主意。古巴究竟在经济上采用那种模式，对老百姓有什么样的许诺，这样的话只有他才有资格去说。于是他决定还是亲自去苏联看看那里的共产主义究竟建设到了什么程度。导弹危机（古巴人叫十月危机）之后他之所以仍然称苏联为兄弟，其原因固然多多，有经济也有军事，但更深的原因是他已经说过苏联是古巴的明天了。半年多后，他对赫鲁晓夫的怒气逐渐平息下来，毕竟这是古巴唯一的靠山，不能意气用事。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他启程前往苏联。

卡斯特罗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半年就决定接受邀请，这让赫鲁晓夫喜出望外。他派了一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１１４客机前往哈瓦那接卡斯特罗，邮政部门发行了三张新邮票纪念卡特罗的到访，航天部门还以向古巴革命致敬的名义发射了一枚卫星。

卡斯特罗的专机在苏联摩尔曼斯克停了一宿后于二十八日抵达莫斯科。下午五点飞机在伏努科沃机场降落，赫鲁晓夫在玄梯下等着他，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上一次是六０年十辉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那次卡斯特罗迟到了半个小时。卡斯特罗穿着大衣，戴着狐皮帽子走下玄梯，边走便用在飞机上从苏联大使那里学来的俄国话喊道：“哈罗！”赫鲁晓夫给了卡斯特罗一个拥抱，按照俄国方式在他两边脸颊上很响地亲了亲，然后递给他一个袖珍收音机，里边正在实况转播对卡斯特罗一行的欢迎。

“莫斯科在等着你！”赫鲁晓夫兴奋地说，他已经在红场上安排了一个盛大的群众欢迎仪式了。

从那天起一直到六月三日，赫鲁晓夫把卡斯特罗五个星期的访问日程排得满满的，他要让这个热带岛国的共产党领袖好好看看西伯利亚的社会主义乐园。卡斯特罗本来没想待那么久，但是赫鲁晓夫盛情难却，他本人也越逛越有兴致，于是便大大地超过了原定的日程。

苏联人对卡斯特罗（劳尔、格瓦拉和总统多铁戈斯都没去）有浓厚的兴趣，用崇拜来形容都不过分。和那些由斯大林调教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相比，古巴人最年轻、最英俊、最有活力、最富异国情调。在那些衣冠楚楚，面孔铁板，毫无趣味，说话干巴巴的兄弟国家领袖中间，卡斯特罗成了明星。当他和赫鲁晓夫站在一起时，后者简直成了陪衬。在五个星期里，卡斯特罗成了苏联人家谈巷议的话题，一些父母把他们刚出生的孩子取名“菲德尔”（而很多古巴人早在导弹危机前的古苏蜜月里就给他们的孩子取俄国名字了，就连对俄国人并没有多少好感的格瓦拉也未能免俗，他一个孩子就叫阿留沙），在中亚的塔什干，农技师把一种第一次开花的杂交植物也起名“菲德尔”。

在第一个星期里，卡斯特罗待在莫斯科，站在赫鲁晓夫身边检阅了五一节的阅兵和游行，会见了各方面的官员和代表，参观了莫斯科的名胜古迹。他不但可以在赫鲁晓夫在场的情况下喷云吐雾（苏联官员是不被允许的），而且穿着军服和战斗靴前往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天鹅湖》。

有一天晚上，他说现在在哈瓦那不过是下午，时间早得很，我们出去逛逛，于是带着代表团上了街。古巴人的绿军服和大胡子即使在夜色中也很显眼，他们身的俄国人很快象雪团一样越聚越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惊慌地响作一片。卡斯特罗逛了一圈以后，进了莫斯科大饭店，随行的苏联人刚松一口气，他又从后门出去了，到了另一个旅馆，那里有一群古巴留学生在等他，他和他们一直谈到午夜才回代表团的驻地。第二天赫鲁晓夫就把他接到自己的乡间别墅，并把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夫妇也找来陪他。他们一起打野鸭，还去列宁大街专为政府官员和外国人开设的商店购物，卡斯特罗对一条皮带很感兴趣，但他却没有钱，赫鲁晓夫说记在他的帐上。

第二个星期卡斯特罗开始了对苏联其它地区的走马灯式的访问。他去乌兹别克，看赫鲁晓夫的要把苏联农业革命化的处女地实验，甚至还到地里驾了一会拖拉机。他的平易近人和那些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官僚形成了鲜明对照，乌兹别克人十分喜欢他。然后他到了远东的伊尔库次克，在这里他也受到了成千上万的人的欢迎。一个农学院的学生给了他一条小狐狸，他牵着它在贝加尔湖边散了一会儿步。他在依尔库次克停的时间不长，但当地党政领导一再恳请他去看一下两个水电站，其中一个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看完后他又去了西伯利亚的一个正在兴起的工业中心克拉斯诺夫斯克和乌拉尔地区的工业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五月十五日他到了列宁格勒，他已经跑了七千五百英里（约一万二千公里），但更多的访问还在等着他。

在俄国革命的圣地列宁格勒他受到了更盛大的欢迎，老布尔什维克告诉他说只有当年的列宁才有这么大的排场。他参观了工厂、幼儿园、斯莫尔尼宫（十月革命时列宁的指挥部）、拉兹列夫湖（列宁避难和写作《国家与革命》之处）和“阿芙乐尔”舰（十月革命时炮轰临时政府发出起义信号的军舰）。在“阿芙乐尔”舰上，舰长告诉他说他的水兵们都知道在大洋彼岸也有一艘引导革命的船，它叫“格拉玛”号。参观完列宁格勒，卡斯特罗于五月十九日回到了莫斯科，这里还有很多地方上次没看。第二天他去看了《真理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这使他想起了他的《革命》报有时还喜欢闹点小独立性，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必要时改刊。

五月二十日卡斯特罗又飞到乌克兰的基辅，参观了农庄，和农民一起进餐，有次在路上他还让车队停下，他走到农田里对正在播种的农民提出一点小建议。当他回到莫斯科时，总理柯西金、外长葛罗米科和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机场上等他，然后直接把他送到莫斯科大学去接受名誉博士头衔。

五月二十三日在列宁体育场，赫鲁晓夫当着十二万群众的面授与他最高的金星列宁勋章，这是外国领导人第一次获此殊勋。那天天气极热，赫鲁晓夫穿著西装，等他看见卡斯特罗只穿衬衫时他匆忙地脱去外衣，这时暴露出了一个小秘密：他的领带一向嫌长，下端是塞在裤子里的。站在他身后的苏联领导人见赫鲁晓夫脱去外衣，于是一个接一个地脱下了西装。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说：“普罗米修斯把永恒之火传给了人类……你，古巴的为了自由而战的勇士，把十月革命的圣火传到了西半球，”他还说古巴是照亮美洲海岸的“自由火炬”

。

赫鲁晓夫的款待还没有尽兴。那天晚上克里姆林宫又举行盛大国宴，出席的有中央委员、高级将领和社会名流。同一天古苏发表了联合公报。然后赫鲁晓夫又把他的客人请到黑海边的休养胜地索契，一起度过了几天，再到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在这里赫鲁晓夫第一次告诉卡斯特罗在解决导弹危机时肯尼迪也答应从土耳其撤出导弹。赫鲁晓夫无疑觉得这使得自己脸上有光：美国佬也让步的，只是当时没说

当卡斯特罗再次回到莫斯科时，他的这次漫长的国事访问终于画上了句号。六月三日，当他登上那架巨大的图－１１４客机时，《真理报》给了他一个意外的礼物：他的这次访问已经被编辑并印刷成一本装祯精美的书了。５二十年后，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古巴也出版艘槐书，题为《菲德尔在巨人的国土》，附了大量照片，但没有一张是有赫鲁晓夫的，也没有一个字提及他。

这位前苏共总书记、卡斯特罗访问时唯一全权接待的主人，从历史记录中不留一丝痕迹地消失了。当时是一九八三年，还不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但修改和消灭历史记录从而创造或者操纵人的历史记忆已经有数十年的实践了。

一九六三年以后出生的古巴人如果根据这本书去了解往事的话，赫鲁晓夫连个鬼都算不上。

（四）

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的款待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它和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前往苏联寻求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时受到的接待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次斯大林让毛泽东等了很久才见他。在卡斯特罗所到之处，很多城市和乡村的日常工作都停顿下来，一切都围绕着他，苏联人急切地要让他看他们最好的东西，什么都不想漏掉。

当时古巴和苏联到底谁更有求于谁呢？应该说是卡斯特罗更有求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如此盛大的接待，其原因并不在于一些国家之间实用主义的目的，而是那个年代苏联这样的大国领导人的一种典型心态，它要抓住一切机会向世界炫耀这个体制的成就，显示它得到了群众的完全彻底的支持，这种成就和支持使得领导人甚至可以任意地使日常生活停顿下来以接待一个外国客人。这种心态在接待一些小国领导人时更是掺杂上了一种大国的优越心理，但却以一种夸张的好客态度表现出来，例如，“把我们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家吧”或者“想看什么想去那里只管说”，等等。可以理解的是，当他们接待比自己富或者比自己强的客人时，他们的这种劲头就差远了，往往只限于官方礼仪。

此外，赫鲁晓夫那种喜欢作秀和容易冲动的个性也是一个原因，当时如果不是他，而是一个比较循规蹈矩、注重实效的官僚在掌权，例如柯西金，卡斯特罗无疑也会受到盛大的欢迎，但会不会到这样远远超出常规的程度则是一个问题。

在回国途中卡斯特罗的心情好极了，自导弹危机以来的那种不满和怨愤一扫而空。他关照机组不要和总统多铁戈斯联系，他要让他吃一惊。到了机场，已经有记者闻讯赶来，他说他要专门就这次访问发表讲话。然后他拿起电话，用一块手帕捂住话筒，让声音听上去象是在很远。他拨通了多铁戈斯的家，“多铁戈斯吗？我是菲德尔，我还在苏联的第比利斯，我想和你说说那天我和苏联人的会谈。”没等多铁戈斯回话，他自己先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何塞?马蒂机场。古巴总统着急地说让他稍等，自己这就紧急通知各部领导前往机场迎接。卡斯特罗说不用了，他自己坐出租车回家。他果真和随从坐了出租车回到他的哈瓦那十一号大街的住宅，身上还没钱付帐，但司机无疑因为接了卡斯特罗而十分幸福。

当天晚上卡斯特罗出现在久别的电视节目中，回答四个记者的提问。他非常兴奋，完全没有长途旅行后的疲态。他不断地打断记者的发问，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提问，如何编排和整理问题，并挥舞着一支铅笔来强调他的重点。

卡斯特罗告诉古巴人，苏联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不象古巴还有许多小私有者。苏联人创造了世界奇迹，在莫斯科可以按动电钮来操纵西伯利亚的水电站。

苏联人充满了热情，“从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洋溢着乐观主义。”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工作勤奋，勇于献身。他们把工作变得容易多了。他们的饮食也妙不可言，和那里的气候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苏联人的消化功能是那么良好。他列出一些统计数字，告诉古巴人苏联人每天平均有两磅面包，两磅！

儿童很健康，这一眼就看得出来。城市规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交通，纽约的地铁和莫斯科的简直没法比，他去过纽约，照他看甚至都比不上基辅的。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社会正是古巴的未来，古巴人的信念不能有任何动摇。

看过苏联以后，卡斯特罗说自己觉得很羞愧：“我们没有充分地重视经济，我们还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我们宣传鼓动得太多，动员得太多。”古巴人无疑是爱国的，我们为了国家和革命不惜牺牲自己，这是必要的。但我们却在建空中楼阁，不懂得任何东西都要有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我们犯了理想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他花了半个小时赞美赫鲁晓夫，说他具有“出类拔萃的人类品质，”“超群的精力和能力。”他非常有人情味，甚至和古巴代表团中地位最低的成员交谈。他诚实，纯朴，睿智，头脑“完全、完全、完全”的清醒。他在这里作了三次重复，想必是间接地告诉古巴人不要再计较半年前这个头脑清醒的俄国人对肯尼迪的退让。不但如此，赫鲁晓夫才思敏捷，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对所有的经济问题了如指掌。

最鼓舞人心的是，卡斯特罗提高了声调说，赫鲁晓夫对古巴的蔗糖生产十分关心，提了很多建议，并答应替古巴设计一种割甘蔗的机器，这样古巴再也不要为每年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砍甘蔗而发愁了。苏联政府已经保证先提供一千五百台拖拉机和三千五百台收割机。苏联人不但保证以市场最高价收购古巴的糖，而且同意古巴每年在世界市场上以不论什么价格出售糖，不影响苏联的收购价格。

他还提到苏联人是多么爱戴他们的赫鲁晓夫：“我们看到了。我们在那里。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我们直接和人民谈了。我们看到人民是怎样爱戴他，干部是怎样爱戴他。我们什么都看到了。”６赫鲁晓夫真是社会主义阵营当之无愧的大哥。

（五）

对苏联的访问确实在卡斯特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巴的落后，拉美革命的迟迟无望，使得他也面临二、三十年代斯大林所面临的那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此后他对经济和技术问题在几年中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当然是以他的那种独特的方式，即极度的自信，认为技术问题也和闹革命一样，只要有决心就行。更重要的是，只要他关心了，只要他在指挥，不管什么客观条件都可以改变，不管什么指标都可以达到。一九六三年糖欠收，只有五二年大丰收的一半。卡斯特罗定出下一年的产量是五百五十万吨，再下一年跳到七百万吨。

卡斯特罗宣布一九六四年为经济年，一月他再次访苏，这次是秘密前往，直到飞机抵达莫斯科才对外宣布。他对自己最信任的摄影记者说去打猎，但要带上厚衣服，记者以为是去他的老家奥连特省的山里，但飞机不知往哪飞了半天，下来一看才知到了莫斯科。这次苏联人和他达成了协议，固定了今后六年内古巴向苏联出口糖的价格，这等于预支了古巴今后六年的一大笔外贸收入。

苏联人还向他展示了割甘蔗机的试验机型，但告诉他这只能在比较平坦的农地上使用。

卡斯特罗回国后，二月份在一个农业技术学校讲话中宣布说苏联人三个月就制造出了砍甘蔗机，迈阿密的那些蛆虫说不可能，应该让他们来看看。当机器还没有经过实践证明其效果时，他就一下把人工打入地狱，说使用古巴刀砍甘蔗的是史前人类，机器将使古巴人成为现代人，成为巨人。他说到一九七０年古巴将产一千万吨糖，在六五年时一个月产五千万个埃可以百分之百地担保。

但苏联专家的警告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在技术上还没有解决在地势起伏的农田里用机器收割甘蔗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平坦的小麦地里的经验不适合古巴的国情。于是卡斯特罗对农业技术的热情转到了提高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上。

卡斯特罗这一年他不论走到那里都谈农业，谈农业的技术革命，好象他一下就成了农学专家。他嘲笑城里农学院的专家教授，说他们住在城里，但一粒粮食也没见他们从人行道上种出来，今后农学院必须办到乡下去。三月十三日他对一批大学生讲话，说“我们没有做到的只是因为我们不敢去想。”后来又在另一个场合说在社会主义的古巴问题不是生产多少而是需要多少。八月份他就引水和排灌问题发表讲话，宣布他自己正在做一个有关降水和甘蔗生长的实验，虽然古巴是世界最大的甘蔗生产国，但平均产量却让人羞愧，而且打开有关甘蔗的农业教科书，一个字都没提古巴的技术。他自己要为古巴人编一本关于农学的书目，他虽然不是农学家，但读得不少，想得更多。

卡斯特罗确实真干，在好几个省都有自己的实验农场，兴致一来开着吉普就去，不像有些领导人只是前呼后拥地下到小麦田里，抓起一把麦穗让记者拍个照。一九六六年有次在卡马威省的甘蔗地里，卡斯特罗向记者介绍他砍甘蔗的新方法，他说他研究了阳光照射的角度，发现在上下午采用不同的姿势要比采用单一的姿势少晒太阳，他还说他应用了打棒球的动作，这样更省力，更有节奏感，“打棒球帮助我砍甘蔗，砍甘蔗也帮助了我打棒球。”

每次卡斯特罗下到甘蔗地里，古巴的报纸都要在头版加上大标题来报导，十有八九有他的长篇讲话，于是整个国家都集中注意力听最高领导人在甘蔗地里又有什么新主意。有次国家电台还把话筒递到他面前，让听众能清楚地听到他们总理的砍刀的嚓嚓声。美国《时代》的记者那年到古巴（美古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人可以通过加拿大或墨西哥前往古巴），卡斯特罗用吉普把他带到他自己的实验农场，说他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用在推动农业上。美国记者注意到吉普上有法国农学家的书。卡斯特罗说现在你们美国的农业也不见得比我们应用了更多的技术，要不了多久美国农民就会到古巴来取经了。《时代》的摄影记者李?洛克伍德六七年去古巴时卡斯特罗兴致勃勃地把他带到自己的实验田里，说他的甘蔗只种了几个月就比周围的高出许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他担保其产量比最高的美国夏威夷的甘蔗还要高出百分之二十五。７

卡斯特罗一九六四年在农业中没有见到奇迹，于是他宣布一九六五年是“农业年”，要全国动员投入农业。政府宣布首先要在“鸡蛋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报纸上有这样的大幅标题：“鸡蛋的战斗已经取得初步胜利，家畜生产还要再加把劲”。卡斯特罗宣布要重奖劳模，其中有五百个名额去苏联和东欧国家旅行，一千五百人可以获得东德摩托车。

（六）

和农业相比，卡斯特罗对畜牧业更有着特别的热情，他亲自畜养家禽家畜，热衷于培育新品种，或许这更能给他以一种创世纪和造物主的感觉。他要让世界看看革命的古巴不但能创造新人，而且能培育新的家畜。

到他住处采访的记者经常看到房间里堆着有关畜牧和家禽业的书，很多是西方的。他喜欢养鸡，经常说要取消古巴的鸡蛋配给，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蛋吃。卡洛斯?弗兰基一次陪一位意大利出版家到卡斯特罗住处谈出版其传记的事，见到许多良种的莱克亨鸡在卡斯特罗的房间里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卡斯特罗以一种父亲般的自豪说他正在观察它们每天到底能下多少蛋。他还对如何配种培养出良种鸡化费了很多心血。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三日的古巴党报《格拉玛》上有题为《一曲革命凯歌》的长篇报导，副题是〈通过技术革新鸡蛋生产获得丰收〉。报导附了养鸡场的多幅照片，从照片上看，那些鸡确有半人高。

卡斯特罗对饲养牛的兴趣更大。他打算建立八个大工厂生产酸奶，说这对胃和消化都有好处，而且营养丰富。此外还可以生产奶酪。但是他不同意当时拉美畜牧业已经普遍采用的把牛圈在牛栏里的饲养方法，认为那不自然，他主张自然放牧，就象他小时候家中的牲畜那样，这样不但牛奶和牛肉更有利于健康，而且对环境也好。

当时法国有一个著名农牧学家叫伏以辛（ＡｎｄｒｅＶｏｉｓｉｎ）也主张自然放牧，他在法国诺曼底有大农场实验他的方法，主张在最大限度保护土壤的前提下增产，在西欧农牧学界很有影响。

卡斯特罗不知从那里知道了这回事，立即派人去西班牙大量购买此人著作的西文译本，用飞机运回古巴，他还亲自去机场监督卸运。他请伏以辛来古巴开讲座，事先让他把讲稿寄来译成西文。

六四年十二月三日伏以辛到哈瓦那，卡斯特罗不但去机场迎接，而且把客人送到旅馆，他说只待几分钟，结果却谈了三个小时。在欢迎宴会上，法国大使和伏以辛本人都只讲了几分钟，卡斯特罗却说了两个钟头。他请伏以辛尝古巴奶酪，并一再追问是否比法国的奶酪好。法国的奶酪是世界著名的，就象哈瓦那雪茄一样。伏以辛先是含糊其辞，后来推说不坏。但卡斯特罗不满足，一定要他说古巴和法国奶酪哪个更好，伏以辛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从卡斯特罗的雪茄烟合里抽出一根，对主人说他是否认为世界上的雪茄有比古巴产的更好？

卡斯特罗亲自出席伏以辛的讲座，此外还带着客人到处参观。伏以辛东奔西走，忙得不亦乐乎。结果是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悲剧：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参观一个国营农场时他心脏病突发不治身亡，当时还不到六十岁。卡斯特罗亲自出席了他的葬礼并致了悼词。

伏以辛死后卡斯特罗又从英国请了两个农学家来主持新建的动物科学研究所。但他们与卡斯特罗意见不合，他们主张发展圈养的肉牛，认为古巴不具备自然放牧的条件，而且他们对卡斯特罗事无巨细的干预深感厌烦，最后挂冠而去，临走时诅咒说古巴只有把卡斯特罗暗杀了才有指望。

所有这些都没有影响卡斯特罗对养牛业的兴致和让古巴成为世界第一产奶大国的雄心。

古巴本地的牛虽然适应热带气候但产奶量低，于是他化了巨额外汇从寒带的加拿大进口了世界良种霍尔斯坦牛，并让它们在有空调的牛棚里过渡，但还是死了很多。

后来卡斯特罗想到可以让这些牛和古巴本地牛交配，这个办法证明有些效果，交配产下的杂交种能适应古巴的气候，于是他热心地计算每头加拿大牛每年可以和多少头古巴牛交配，一些加拿大牛因操劳过度而早死。后来利用了人工授精技术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每年交配（后来是人工授精）和生育多少头杂交牛——他给起名叫“古巴Ｆ－１"——成了报纸和会樯暇常宣布和不断增加的国家计划，经常可以在报纸头版看到"明年的计划——人工授精多少万头Ｆ－１牛"这样的大幅标题。六八年他对荷兰记者说十年内古巴将向以良种奶牛着称于世的衫汲口种牛。

在那几年里，哈瓦那省的畜牧中心成了卡斯特罗个人给公牛取精为母牛授精的实验室，也是他向外国客人展示他的杂交牛的展览馆和新古巴的又一象征。六七年九月，他驾着吉普车把越南党政代表团带到那里，越南付总理把卡斯特罗和高大的种牛一起拍了照片，要带给胡志明。卡斯特罗还兴致勃勃地把他们带到给牛人工取精和授精的实验室，观看了整个操作过程。

十一月，他又驾车把以国家主席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带到这里，先是参观了整个畜牧场和实验室，然后请客人从显微镜里看采集到的牛的精子。

六八年十一月，当他把东德党政代表团带到这里时他骄傲地向他们介绍了一头叫“塔罗”的重两千五百四十磅的种牛，说它一年的生产力足以让两万头母牛受孕。《格拉玛》周刊说外国客人都为卡斯特罗对技术细节的了解而叹服。８另一头曾经为古巴获得国际博览会奖牌的叫做布兰卡的种牛甚至获得了更高的荣誉，死后经过防腐处理，抹上香油，放在玻璃罩子里供人瞻仰。

（七）

卡斯特罗对经济和技术细节的这种投入，使得古巴的经济在六十年代实际上已经远远不止是计划经济，而成了卡斯特罗个人直接干预的经济。他不但每年规定糖、奶、肉、鸡蛋等等的生产指标，而且直接指挥基层的具体经济技术问题。曾经在古巴担任经济顾问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杜蒙跟着卡斯特罗出巡过多次，留下了十分生动的描绘。他说卡斯特罗喜欢看到一切都在他的指挥之下，一切都在他的监督之下：“他就象一股旋风一般刮过整个古巴……他要亲自做每件事，他的想法如喷泉一般每天每分钟地涌出来，往往在还没有搞清楚全部情况时他就下令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行。……他的吉普在路上遇到了一座不太结实的桥，他命令立刻修好它。跑了五十公里，他的吉普陷在了泥里，‘你给我在这里造一条真正的路，一条沥青路！’另一次，他看到一片庄稼地明显处于干旱状态，‘你立刻给我在这里造一个小水库！’到了另一个地方，‘这里没有农业技术学校？马上造一个！‘”９

当卡斯特罗了解了一些日本横贯全岛的高速公路的情况之，立刻要在古巴照搬，造一条从西部的哈瓦那直通东部的圣地亚哥的高速公路，而且也要象日本那样八条车道的，尽管有人认为根据古巴的交通量四条车道足够了，可以省下大量土地和资金，但他并不理会。在农业省马坦扎斯，他要这条路在水稻田中直穿而过，据说他的想法是要在路上能放眼看到两边的农田。

前面提到的卡罗尔也跟卡斯特罗多次出巡，他说经常听到古巴农民问他们的总理给甘蔗浇多少水才合适，给牛喂多少饲料正好，或者一块土豆地该下多少种子，等等。好象革命后农民连地都不会种，牲口都不会喂了。一次在一个村子里外国客人听到一个老大娘喊道：“菲德尔，你答应给我们的水井有了，但村里没有电，水打不上来！”卡斯特罗答道：“村里有没有党组织？有没有妇女协会？”

卡罗尔说外人一开始可能会被卡斯特罗如此接近他的人民而吃惊，但不久就会对一国领导人有没有必要对这种应该让小干部去管的事如此操心而产生疑问。杜蒙同样也指出了这一点，虽然他并不否认卡斯特罗的这种出巡确实有助于发现一些问题。这个疑问在他们看来导向古巴问题的核心：在卡斯特罗事无巨细的干预下，古巴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行政和管理制度。他们并没有被卡斯特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而迷惑（有趣的是许多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访客却常常为此着迷），他们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从表面看来应该讴歌不已的的现象背后发现了古巴经济为何如此糟糕的原因。

特莱莎曾经这么评价过卡斯特罗：他是个行动者，不是个深思熟虑的人，不会停下来检查自己，如果犯了一个错误，就用下一个错误来弥补；如果摧毁了一个有用的东西，就用摧毁下一个来继续。

革命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只要有了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卡斯特罗对这点也是深信不疑。但是说穿了，象他这样的人最终迷信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的神力，所谓革命、先进思想云云，都是从他们身上发源的，一定意义上就是他们自己。这是一种极端的自负，认为自己和别人根本就不一样，别人做不到的自己能做到，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对自己不过是家常便饭。所谓真理和规律都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不过，卡斯特罗还没有发昏到相信在自己的思想指导下，革命人民可以创造出亩产几十万斤的神话，这真是古巴人民的大幸。他虽然有一股狂热，一股蛮劲，但对技术问题确实下功夫。

或许在别人看来，这种对琐屑的细节的关注乃至投入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的古巴，这正是卡斯特罗受到很多人爱戴的原因，尽管鸡蛋和牛奶的配给——和绝大多数其它生活日用品一样——直到九十年代都没有取消。

（八）

六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古巴除了国内的经济困难和经济政策的争论，还夹在当时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的意识形态争论之间，而这两种争论又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和苏联的东欧盟国不同的是，古巴在中苏论战中迟迟不表态，在公开场合一再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

这种中间派的立场有着颇为复杂的背景。

古巴领导集团中最亲华的是格瓦拉。一九五四年，当他在危地马拉，在前妻希尔达的指导下广泛地阅读政治著作时，他就对一本介绍中国革命的书深感兴趣，他当时就感觉到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区别，认为中国的道路比俄国更适合拉美的情况。一年以后，当他在墨西哥时，他曾在一封信中告诉他母亲他很想去中国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如果有人愿意负担一部分旅费的话，他想看看“毛的土地”当时他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打工，经济十分拮据，后来没去成。当他和希尔达的女儿出生时，他还把她叫作“小毛”。

古巴革命胜利不久他第一次出访亚非欧时，因为当时古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还很谨慎，所以计划中没有中国，但他非常想从亚洲国家领导人那里间接了解中国的情况，尤其侨嗣公社和大跃进。他在中国的近邻印度访问时，印度总理尼赫鲁热情接待他，把女儿英?甘地、外孙桑贾伊和拉吉夫这些后来成为印度领导人的晚辈都介绍给他，但尼赫鲁对中国当时热火朝天的共产主义试验毫无兴趣，何况中印之间的冲突正在酝酿之中。

尼赫鲁一直不提格瓦拉暗示了多次的中国问题，格瓦拉等得不耐烦了。在尼赫鲁为他举办的国宴上，格瓦拉抓住机会问尼赫鲁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印象如何。尼赫鲁顾左右而言他地说：你尝了这些苹果吗？后来格瓦拉又问：总理先生，你读过毛泽东吗？尼赫鲁说：看到你喜欢这些苹果我真高兴。离开印度以后格瓦拉断言说印度既不想实行激进的土改，又不想和宗教传统决裂，人民还将生活在贫困之中。

他后来两次访问中国。一次是一九六０年十一月，在他访问了莫斯科和平壤以后。他的计划一是让中国多买一点古巴糖，二是亲眼看看这个亚洲的共产主义实验。他的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据说中国当时答应次年包下一百万吨古巴糖，并提供一笔巨额贷款给古巴用于购买中国商品１０。他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招待会上说中国革命为拉美革命指出了一条道路，并称赞了中国的人民公社。这样的话他在苏联从没说过。当时中苏已经开始论战，他的这番话甚至引起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注意。他第二次访华是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当他出席完联合国大会，又在非洲大陆访问了许多国家并秘密安排了他去那里开展游击战的事宜之后。他的这次访问披露的情况很少，而且毛泽东也没再见他。他受到的冷遇很可能是古巴当时在中苏对峙中逐步倒向苏联所受到的回报。

虽然当苏联人指责他是“毛主义分子”时格瓦拉一再辩解，但他的话显然言不由衷，只会使“老大哥”更加疑心。他曾经赞扬在他的工业部里工作的中国专家不从古巴政府那里领取报酬，说这体现了“新人”的道德标准（苏联专家的工资是从苏联给古巴的贷款中扣除的），并说他看不出苏联工人和美国工人的劳动目的有什么不同。

有一次一个参加编辑和翻译西班牙文的《莫斯科新闻》的古巴诗人回哈瓦那，去找格瓦拉抱怨苏联的官僚主义和重视物质利益的风气，当时格瓦拉正在发哮喘，光着上身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这样可以使得呼吸顺畅一点。当那位诗人发牢骚时格瓦拉轻蔑地说他早就知道这一切了，“我去过那里，我知道那个猪圈是什么样子。”接着他说：“很多人批评我，说我太强调牺牲了。但是牺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中国人很懂这一点，比俄国人强多了。”１１

他在国内经济政策的辩论中反对把苏联的一套体制搬到古巴，反对用物质刺激，这些都和当时中国的立场一致。

最触怒苏联人的是他对苏联的外贸政策和“和平共处”的挑衅。他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该是不讲报酬，没有交换的，是单方面的赠与，而苏联却要接受援助的革命国家为物质援助而支付代价，把价值规律应用到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来，这和殖民主义一样。他这话是六五年在阿尔及尔出席亚非团结组织的经济大会时公开说的。他完全不理会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一再把他训练的游击队派往拉美各国，苏联人非常担心他的军事冒险主义把苏联拉入一场和美国的直接对抗，因为苏联已经承担了对古巴的安全保证，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一再说对古巴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进攻。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后，苏联的这种担心更是日甚一日。

虽然他并没有公开地批判“和平共处”，但也没有象卡斯特罗和其它领导人那样对这个政策表态拥护（卡斯特罗后来表示赞成和平共处，但又认为它不适用于拉美）。

格瓦拉的这个立场和当时中国极左的对外政策以及对苏联的和平共处路线的批判也是相近的。如林彪一九六五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就以纪念抗日战争为名，把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成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尽管任何有起码的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部分，这用中国的人民战争的概念是无法包容的），鼓吹用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农村去包围西方的城市，打一场新的世界范围的人民战争。这种主张不论今天听来多么荒唐，当年却真是一些领导人的雄心。当这篇文章发表时，格瓦拉已经在非洲进行游击战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他看到或听说了林彪的雄文，但他们的心应该是相通的。

实际上，格瓦拉是古巴领导人中最早推动和苏联建立战略联系的，除了军事合作之外，他还寄希望于让苏联帮助古巴迅速工业化，建立自己的重工业。

他并没有认真考虑古巴的自然条件能否使它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国家。一九六０年十月他访问苏联时，向赫鲁晓夫岢鲆苏联帮助古巴建立钢铁厂，赫鲁晓夫答应考虑，他也果真组织了专家论证。格瓦拉在访问中每次见到赫鲁晓夫都要催问钢铁厂的事。后来赫鲁晓夫终于对他说：“是这么回事，切，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可以帮你们建一个钢厂，但古巴没有煤炭，没有铁矿，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古巴刚开始建立的工业消耗不了一百万吨钢。你看要是你们造一个小一点的钢厂，以废旧钢材作为原料好不好？这样可以节省很多钱。”

对赫鲁晓夫这个比较现实的建议格瓦拉不以为然。他说古巴可以从墨西哥进口铁矿石，从其它地方找到煤炭，例如运糖到苏联去的船在回程中就可以装煤炭，至于技术人员很快就可以训练出来。对工业化有经验的苏联人显然觉得这样的钢铁工业成了运输业。

格瓦拉的方案甚至在古巴国内也没有得到急于工业化的其它领导人的支持，所以他后来也不提这件事了。但他对他的苏联翻译解释说，他的意图是要古巴迅速摆脱经济上依赖单一的制糖出口的局面，让古巴成为一个拥有各种经济门类从而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不是一个条件上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需要。格瓦拉的这个想法同样也是卡斯特罗在六十年代早期的观点，但后来古巴的自然地理和长期形成的经济格局使他放弃了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想法，还是转向把糖出口给苏联阵营换取工业品的道路。格瓦拉对此是失望的。

苏联人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嗅出了格瓦拉身上异端的气味，一九六二年他们就在格瓦拉身边安插了一个克格勃特务，他叫奥列格，身份是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格瓦拉身边做翻译，随时向莫斯科报告其动态。而在奥列格之前，格瓦拉还有一个叫尼考莱?列奥诺夫的苏联翻译，这个人自一九五四年格瓦拉在墨西哥城时就和他熟悉了，西方历史学家中有人怀疑此人也是克格勃，当时的使命是在拉美政治流亡者中发展亲苏分子。此人六０年格瓦拉访苏时还嗡的翻译，后来据说因病退职。古巴原来和苏联基本没有政治和经济联系，绝少人懂俄语，因此刚和苏联打交道时多数翻译都由苏联人担任，这就给苏联领导人以更多机会了解古巴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

格瓦拉是古巴领导集团中历次激进转变的主要推动者：国有化、和苏联建立军事联系、和美国决裂、宣布转向社会主义、发动拉美革命、经济计划化和中央集权化、限制和缩小物质利益，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他在一九六０年七月就对一个朋友透端正在催促卡斯特罗尽早宣布转向社会主义，八月份在他那次对医务工作者的提出“新人”概念的著名演说中，针对当时沸沸扬扬的古巴要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猜测，他说要是古巴革命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一样的道路，那么古巴革命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种间接的承认或者说暗示，比卡斯特罗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正式宣布要早了近九个月。

（九）

至今为止没有确凿的材料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那个时候就有大的分歧。

他们对古巴革命的目标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很难说卡斯特罗在思想和行动上比格瓦拉保守，只是因为他要为全局负责，所以表现得比格瓦拉谨慎或者慢半拍。而且从古巴革命的历史来看，是他而不是格瓦拉或者其它人对政策和策略掌握得更为老练。但自从他访问苏联以后，他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称赞就和格瓦拉的轻蔑和不置一词（当然格瓦拉在某些场合也必须要逢场作戏地赞美苏联）形成了对照。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六三年以后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要利用苏联的力量，参照苏联的模式先把古巴的经济发展起来，巩固古巴的社会主义；而后者则认为离开了拉美和世界革命，古巴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单独维持下去，而且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古巴不能走苏联的官僚主义和物质刺激的道路。从六三年五月卡斯特罗访苏到格瓦拉六五年四月出走非洲，在两年的时间里古巴在国内经历了一场经济政策的辩论，同时在中苏论战中基本维持中立，这不能不说与格瓦拉的影响有关。由于古巴历来对党内斗争的信息封锁很严，因此现在很难对这场内部冲突有一个清楚而全面的描绘。但无疑，卡斯特罗受到苏联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古巴放弃格瓦拉的路线。

六五年初，卡斯特罗终于在一次讲话中对历时三年的经济论战简短表态说：“革命者的责任不是在哲学领域进行抽象的论辩。”１２他这话的含义是论战应该结束，双方都不要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对方。从此曾经热闹一时的论战烟消云散，报刊上再也见不到争论的文章。

同年三月，格瓦拉在阿尔及尔发表了明显具有反苏内容的讲话后，回到哈瓦那不久就从公开场合消失了。

格瓦拉的消失为苏联迫使古巴在中苏论战中表态扫清了障碍，同时，卡斯特罗也正在为国家的经济状况寻找一个新的替罪羊。六六年一月二日，哈瓦那举行例行的阅兵和五十万人的群众集会，在展示了苏制的Ｔ－５５坦克和米格－十五战斗机以后，卡斯特罗发表了三个小时的讲话，挑起了古中论战。

在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形形色色的蛆虫之后，他说古巴革命又面临新的威胁：大米配给的减少。他宣布今年的大米配给要从六磅减为三磅。古巴是拉美国家中大米消费比重很大的一个，过去多半从美国进口，革命后主要依赖中国，从六二年起实行配给。他说因为中国不履行条约的义务，单方面削减了对古巴的大米供应，造成了古巴大米的进一步短缺。

接下来古巴的党报《格拉玛》连续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背叛了古巴的革命，加入了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二月六日《格拉玛》报用好几个版面注销古巴政府的声明，由卡斯特罗签署，其对中国党的攻击是非夷所思的。它说古中争端的关键是一个大国是否有权利去歪曲真象，讹诈和侵犯小国，扼杀小国的革命，是否有权利恢复所有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由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和当代帝国主义所采用的最恶劣的海盗和土匪行径去压迫一个小国。声明并且指控中国驻古巴外交机构往古巴居民家中寄送宣传品，说这是任何有主权的国家都不能允许的。

二月十一日，苏联和古巴签署了又一个经济协定，苏联向古巴提供九千万美元的贷款。

二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并嘲笑古巴政府害怕它的人民知道真象。三月十三日，卡斯特罗前往哈瓦那大学，在那里对成千上万的学生讲话。他不但说中国人是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者，而且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大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应该习惯吃小麦，那样对健康更好。然后他的指控变成了人身攻击，他说中国领袖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发誓说古巴的领袖今后决不要超过六十岁（他当时三十五岁）。针对当时中国的红太阳崇拜，他大声嘲笑道：“那个人应该去读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太阳时间长了也是要熄灭的！”

（十）

然而，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卡斯特罗的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古巴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和苏联完全一致。要了解古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和苏、中的关系，有两个历史背景是必须强调的。第一，古巴是苏联阵营中最具有独立性的，如果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代表了苏联阵营中比较自由化的一极（前者和西方关系友好，后者经济政策比较宽松），那么古巴则是这个阵营中左的一极。第二，整个六十年代，古巴的政策总的来说是不断地左倾，直到六八—七０年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革命攻势”惨败为止。在这个总的背景和趋势下，卡斯特罗有时出于战略和经济的需要向苏联的压力作些让步，这在一九六五年的上半年表现得比较明显，但在多数情况下是既利用苏联的力量抗衡美国，维持古巴的经济，同时又坚持古巴自己的路线。

什么是古巴自己的路线呢？简单地说，就是在国际上口头同意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但认为拉美是个例外，从不放弃在拉美发动武装斗争的机会；在国内虽然对苏联的工业化、机械化和某些管理方式表示兴趣，但实际上并无意照搬苏联的模式。在卡斯特罗对苏联的一度着迷的背后，是一种想把苏联的技术和古巴的革命热情结合起来向共产主义迅速过渡的空想。

对于苏联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建立起来的那种既有公有制和高度的计划性，又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行政管理程序和一个官僚管理阶层的国家制度，古巴人只对前者感兴趣。而且古巴领导人，包括卡斯特罗本人，只是有时默认而从未公开赞同苏联的物质刺激的方法。

古巴的这条路线和他们总结的历史经验密切相关：其一，古巴的革命是拉美很多国家的革命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在美国控制下的拉美，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离不开整个拉美的革命；其二，古巴革命更是由少数革命先锋的觉悟和革命意识直接推动的，卡斯特罗的百分比说和格瓦拉的牺牲说都强调了古巴革命中“人”比客观条件要重要得多，不是客观环境为人创造了革命条件，而是人创造了革命环境，这种“历史经验”在革命后遭遇经济困难、或者说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中遇到挫折时就成为用革命觉悟创造物质财富的观点的基础。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之间虽然对具体政策有分歧，但在对待古巴革命的这两个根本经验的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卡斯特罗考虑的是如何既争取苏联的援助，又不放弃古巴自己的路线；而格瓦拉则是为了坚持古巴的路线不惜与苏联分手，甚至把苏联都作为世界革命的敌人。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分歧也带有个性的色彩：象格瓦拉那样极端的革命家即使在革命家中间也是罕见的，他不愿为了任何现实的功利的因素而作哪怕是很有限的妥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此不惜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去作孤注一掷的战斗。难怪卡斯特罗在格瓦拉死后有次说很难找到一个能和切相比的更纯粹、更完整、更能成为典范的革命家。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这种极端性也可能在古巴其它比较现实的领导人中间引起不满，他们会自然地联想到这毕竟不是他的国家，虽然他早在五九年就通过一条授予参加古巴革命并取得高级军事职务的外国人古巴公民权的法律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卡斯特罗则比格瓦拉灵活而现实，懂得政策和策略是革命的生命，深知如何通过迂回的方式和其它力量去达到目的。此外卡斯特罗对事物的判断不象格瓦拉那样固执己见，常有很大的起伏，容易心血来潮，例如他访问了一次苏联，看到的都是波将金村庄式的东西，回来后就把苏联捧到了天上，虽然这种赞美也有让古巴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实用主义的考虑，但从他当时的表现来看，他确实被苏联迷住了，而在这之前和之，他对苏联的观点和那个时刻又不一样。相反，格瓦拉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就看破了苏联人，他的看法不但没变，反而不断加深，甚至成了憎恶。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卡斯特罗在访苏时对它还基本保持沉默，回国后才逐步表态同意。但他从未说这个政策适用于拉美。一九六０年七月他宣布要把南美的安地斯山变成拉美的马Ｌ乩山，引起了拉美各国的反响和抗议，他九月份发表了坚持在拉美发动革命的权利的《第一次哈瓦那宣言》；六一年五月他正式宣布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六二年一月美国策动拉美一些国家把古巴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理由是古巴已加入苏联的阵营（当时拉美一些大国虽然在政治上反对古巴，但不同意开除一个成员国这种毫无先例的做法，在美国的胁迫和利诱下，六个反对国，有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投了弃权票才使得决议案通过），二月份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广场发表《第二次哈瓦那宣言》，重申古巴的立场，号召拉美农民拿起武器，他还说拉美的工人阶级太弱小，只有这个阶级的先进分子才能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宣言成为古巴在拉美发动革命的经典文件，也宣布了“和平共处”之不适用于拉美，古巴后来从未对它们作修正。

在物质刺激和利润原则等问题上，虽然古巴领导人中有人主张加以利用，但从来都是将它和革命觉悟并提，或将它置于后者之下。卡斯特罗本人一向强调革命觉悟，在经济争论中他对物质刺激的容忍并不表现在公开的赞成，而是保持沉默，后来的表态其用词也是模棱两可的。可以说在心里他赞同格瓦拉，但出于现实的考虑又不能禁止使用物质刺激。这是一段经济政策上的徘徊时期。

到了六六年以后，在国际国内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卡斯特罗思想中向共产主义迅速过渡的乌托邦倾向占据了压倒优势，物质刺激原则被公开地批判，经济政策又来了一个大转变。当时格瓦拉已经出走，古巴实行的是没有格瓦拉的格瓦拉主义；格瓦拉死后古巴更是到了左的极端，发起了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革命攻势”。这时虽然古巴维持着和苏联的军事联盟，但内部，或者说国内，早已几乎是公开地批判苏联的政策了。这些都说明，卡斯特罗的经济思想和格瓦拉并没有大的区别。

在古中论战中，古巴对当时国际共运中的这两个重大问题（和平共处和物质刺激）的矛盾态度也得到了体现。古中论战并没有象中苏论战那样涉及一系列根本的理论分歧，而且两、三个月后就休战了。一九六七年上文提及的卡洛尔去古巴时，他十分惊讶地发现在党政干部中没有人愿意再提三年前那场与中国的争论。古巴文化委员会把卡洛尔关于中国的那本《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的部分章节印成小册子内部发行，很多人向他了解中国的情况，特别对中国的平均主义和不用物质刺激感兴趣。他们不解地问卡洛尔：为什么中国人不把我们当作真正的革命家？为什么他们忽视切发出的发动拉美革命的号召？等等。他还发现古巴人也象中国人一样，把苏联叫做修正主义，例如他们把苏联进口的卡车和剃须刀称作“修正主义的”。

他们告诉他菲德尔常读毛泽东的著作。当时甚至有一句话说卡斯特罗是胃在苏联心在中国（有些书上则说是大脑在苏联心在中国，笔者认为前一种说法更为形象）。

卡斯特罗曾经这样对卡罗尔概括过中、苏、古的差异。当他和卡罗尔在青年岛共产主义实验基地长谈时，卡斯特罗说：“听我说：中国人也许正在做令人感兴趣的实验，但我们比他们走得更远。他们的社会计划中钱还是核心，虽然是从平等的角度，而俄国人处心积虑地鼓励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则想摆脱金钱的神话，而不是去迁就它。我们要彻底废除钱。”１３

虽然卡斯特罗等人对中国非没有兴趣甚至好感，但古巴的报刊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介绍几乎是空白。翻阅那几年的《格拉玛》周刊，除了和中国的短暂论战，仅仅在六六年六月登过一条北京大学领导人变更的消息，那是文革开始的信号。后来数年内中国就象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中国的近邻越南和北朝鲜倒是三天两头登上报纸的头版，但却从来不提中国对越南的全力援助。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格拉玛》周刊有一篇介绍朝鲜战争的长文，歌颂了朝鲜人民的英勇顽强和金日成的领导有方，全文没有一处提及中国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更令人诧异的是，文章配发了三张照片，内容分别是美国人的“入侵”、“投降”和“失败”。虽然照片经过复印已经不太清楚，但笔者看来看去，第一张照片上，那穿着厚棉袄，端着苏式轻机枪的，分明是中国的志愿军，那里是什么美国佬。

当然这是因为缺乏常识或者粗心大意，但这也可以看出口口声声高唱“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人，实际上可能心胸远不象其口号那么宽广，他们眼里只有自己输出革命的丰功伟绩，对别人的奉献不但不愿意承认，而且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国际主义”就是这样和狭隘民族主义希奇古怪地结合在了一起。

（十一）

在古巴领导人对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看法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讨论，而它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革命的制度化和继续革命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在六十年代，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们一般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忽视了它还有一套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建立起来的比较严格的行政管理机构和程序，有一批受过专业训练、分工明确、重视实用价值、讲究实用理性的官僚和技术阶层。前一个特征是在三十年代就基本形成了，而后一个则是到五十年代，随着斯大林式的对党政机构的定期清洗的结束，干部队伍的长期稳定和苏联的城市化而成形的。恰恰是从这后一个特征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导致旧体制瓦解的力量。这个社会阶层，不论它是出于理性的认识还是本身的利益，重视制度、程序、规范、效果，反对非常规的群众运动式的方法，特别是抵制最高领导人对国家行政和经济事务随心所欲的干涉，领导人的意志即使要得到实现，也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由官僚机构来执行。这就是革命的制度化，或者说把革命束缚在制度的框架之内。

一些极左的社会主义国家，继承的是苏联的公有制、中央集权和计划化，而对这后一点则加以拒绝。它们实行的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国家集权和国家干预，成了个人独断和个人干预，而行政和技术官僚的存在以及相应的一套体制和程序显然束缚了最高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实现，因此他们对本国初现苗头的这个阶层通过继续革命的方式加以解决，如中国的文革。如果忽视苏联模式（如果指的是五十年代以后的苏联模式，则和斯大林模式有区别，因为它不再有定期的对国家机构的清洗）的这种二重性，不但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而且难以解释苏联后来变化的远因。

这个问题在古巴也有体现。卡斯特罗等人对苏联模式的兴趣很明显是只要其集权、计划化的一面而拒绝其程序化、官僚化的另一面。苏联阵营中有人早就劝卡斯特罗用法制民主的外衣取代领导人和群众问答式的大民主，例如一九六０年底卡斯特罗出席联大和苏东国家领既说一次见面时，波兰的哥穆尔卡就建议他考虑实行选举和组织议会，借此也可以缓和国际舆论的指责，然而被卡斯特罗轻蔑地拒绝了。卡斯特罗后来说他知道这种“民主”是什么货色。

卡斯特罗自六十年代早期，革命后没几年就开始了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虽然古巴当时确实有官僚主义，但对国家管理和经济发展来说，官僚主义和个人随意干预何者危害更大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卡斯特罗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和毛泽东一样，主要是因为这个阶层妨碍了自己的意志直接下达到群众，或者说妨碍了自己随心所欲地发动群众。他甚至也曾号召青年造反。一九六七年他对奥连特省的一批青年说要是政府进一步官僚化，他们可以起来夺权，甚至可以把他本人也推翻。１４据卡洛尔的观察，卡斯特罗是想把国家总理和群众反对派的身份结合起来。

格瓦拉更是全力反对国家机器官僚化的倾向，并把它和反对苏联的路线联系起来。他的一篇指责东欧国家通过其顾问和经济援助在古巴培养官僚主义的文章一九六七年曾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在内部下达。在他的《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必须找到一种把革命“制度化”的形式（这里的制度化恰好相反，指的是不断地进行革命而非用制度去束缚革命）。他说：“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形式，它作为一个整体，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被用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避免滑向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特殊需要”，他并且说为此已经做了一些实验，意在让群众有更多的机会去组成一个有意识的创造历史的共同体。

这种既非国家又非社会的“形式”和共同体究竟是什么呢？格瓦拉并没有进一步展开。不过从他前文对卡斯特罗和群众之间的“直接对话”和群众在这种场合下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的赞美来看，不外乎是一种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和制度形式的运动，一种在领导人召唤下群众直接响应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种运动提高到了一种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的高度，并非仅仅是某种反对官僚主义的手段。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并说要把这种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制度化，“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时，格瓦拉已经离开古巴了，不然听听他的评论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十二）

卡斯特罗对“直接民主”的倾心和对常规制度的反感甚至使他迟迟不愿按苏联模式建立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后来虽然建立了却在十年中没有召开过党代会。他把党都看是实现他个人意志的障碍物。这是古巴革命的又一特色。

卡斯特罗夺权以后，一直是以总理和军队总司令的头衔发号施令的。国家机构中既没有议会，也没有最高法院这些即使在巴蒂斯塔独裁时期也仍然存在并有一定独立性的制衡机构，只有一个以卡斯特罗为主席的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另有一个空头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部长会议完全按卡斯特罗的意志行事，它没有定期的讨论问题和决策的程序，对总理也没有任何牵制性，甚至它的成员经常都不知道他们的总理人在何处，对国家大事的影响远不如卡斯特罗的管家西里娅。卡斯特罗的日程对部长会议的成员经常是个秘密，这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他自己不愿受规定日程的束缚，他要享有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在他驾着吉普车事无巨细地指挥经济时，有次风闻部长会议中有人在酝酿设立一个定期讨论经济问题的程序，他勃然大怒道：“任何人都休想给我穿上紧身衣！”１５在他看来，对他个人意志的束缚就是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古巴政府的运作在外人眼中完全是难以理解和想象的，总理既可以亲自到一个小村庄去过问饮水问题，也可以把原定的出访日期在国外临时延长数周。而部长会议内的分工和职能也常让外人看不懂。例如格瓦拉身兼工业部长和银行行长，但他却经常或是代表卡斯特罗或是自己秘密出国，有时长达三、四个月，在这段时间没人说得清楚他的部门是如何运作的。此外，领导人们还经常莫名其妙地失踪，过了好一阵才重新抛头露面，此后或者是根本没有解释，或者相反，向人民宣布他们是去秘密地做一件大事，例如卡斯特罗第二次访问苏联。总而言之，革命后古巴的政府体制就是如此地反常规，它为少数领袖人物提供了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的环境。

在这样的自由下，没有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确实没让卡斯特罗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他政令下达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一呼万应的“直接民主”，一是通过革命后建立起来的种种组织，特别是遍布全国的“保卫革命委员会”。他并不是不喜欢组织，相反，组织是他革命的命根子，控制国家的网络。他不喜欢的是那种可能对自己造成束缚的、除了他别人也会有一些法定权力的组织，特别是那种必须要通过它自己才能和群众发生联系的组织。

因此，古巴革命后有七年之久，卡斯特罗没有建立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一个美国学者分析道：“古巴共产党的难产表现了要把领袖的个人魅力与党的组织性相妥协的困难。创造一个象苏联那样的官僚机构的党可能会对菲德尔和拥戴他的大众直接的个人魅力的联系造成损害，而这种联系对政权的大众支持是最关键的。”１６

格瓦拉也曾对这种制度化正规化表示担心，并以他的那种特殊思路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使革命和个人避免异化的高度。他说：在采用一些正规制度的时候“我们的步骤很慢，非常担心任何正规的方面使我们丧失革命的最终和最重要的目的：人的完全脱离异化。”１７

然而，既然宣布了信奉马列主义，迟早就要建立一个承担历史使命的先锋党。何况这也是苏联人衡量古巴革命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标准。如前所述，古巴原来有一个共产党，奉行苏联的和平共处和和平过渡路线，在巴蒂斯塔独裁时期小骂大帮忙，日子过得很自在。

他们在哈瓦那有办公室，出版党报《Ｈｏｙ》。卡洛斯?佛兰基曾经是这个报纸的校对和记者，搭档时主编阿尼巴尔?爱斯卡兰德月薪一千美金（约有现在的上万美金），给手下雇员的薪金却少得可怜。编委们和老板一样和秘书调情，喝杜松子酒和威士忌，还从独裁政府那里收受贿赂以换取对政府的丑行保持沉默。卡洛斯因向往革命而来到这个报社，结果大失所望，后来投奔了卡斯特罗，从他身上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共产党在古巴激进青年中毫无影响。

当然这个党里也有一些明白人，如卡罗斯?拉发耶尔?罗德里格斯，此人是个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在五八年前往马埃斯特腊山区面见卡斯特罗表示归顺，后来是卡斯特罗政府中少数来自前古巴共产党而受到重用的人，担任农改委主席（从六二年到六五年，在此前后这个职务由卡斯特罗自己担任）和一系列领导职务，还斗胆和格瓦拉辩论经济问题。

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共服从苏联的指挥开始巴结卡斯特罗，而后者也给他们一点甜头，在政府和群众组织中给他们一些位置。当多数非“七?二六”运动报刊被封闭时，《Ｈｏｙ》坏出不误，有时比“七?二六”自己的《革命》还左（多年前因对《Ｈｏｙ》失望而脱离的卡逅瓜正主管《革命》）。

为了向苏联靠拢，也为了统一革命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组织，卡斯特罗在六一年就把“七?二六”运动、古巴共产党（当时叫人民社会主义党）和一个叫“三?一三革命指导者”的学生组织（名称来自古巴学联主席埃切维里亚五七年三月十三日对巴蒂斯塔总统府的袭击，是个独立于“七?二六”运动的学生革命组织，在大学生中有广泛的支持）合并为一个“革命团结组织”，以此作为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的基础。到六三年又把它改名为“社会主义革命联合党”。但这两个组织或者叫政党都不是苏联模式的执政的共产党，而是向共产党的过渡。卡斯特罗不过是在用它们向莫斯科显示自己是要建立共产党的。它们在这四年中对古巴政治生活毫无影响，只是空头组织，一切决定都由卡斯特罗本人或者部长会议作出。

实际上，卡斯特罗要是真想建立一个共产党，以他大刀阔斧的作风一夜之间就可实现，并不需要什么过渡。他实在是看不出要个执政党有什么用，在这段时间里只是在敷衍苏联人。

到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在卡斯特罗宣布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将近七年之后，古巴共产党才宣告成立，它的前身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联合党的形式也到此为止。古巴共产党的成立是由卡斯特罗宣布的，连形式上的代表大会都没有，卡斯特罗许诺说要召开党代会，但等到他实现其诺言，已是整整十年之后。

古巴共产党的核心是政治局，开始时有八名成员：卡斯特罗兄弟、阿曼多?哈特（组织书记）、总统多铁戈斯，另外四人都是有少校军衔的老“七?二六”运动成员，如那个刚进城时电话都不知道怎么用、自称只有小学两年级水平的加西亚。在政治局之下是书记处，有七个成员，卡斯特罗任第一书记，劳尔任第二书记，这里容纳了两个原古共成员，他们是罗德里格斯和原古共报纸《Ｈｏｙ》的主编罗卡以及一个原“三?一三革命指导者”的领导人。当时裢拉已经出走，所以这两个机构中都没有他的位置。

古共也有中央委员会，成员都是由卡斯特罗圈定的，凑了一百的整数，大多数是“七?二六”老战士，其中五十四人有少校军衔，六个是上尉。原古共有二十二人入选，有几个有军衔，“三?一三革命指导者”只有两人入选。１７在最初的中央委员中，有三人后来被清洗，三人在玻利维亚和格瓦拉一起被杀。

新的古巴共产党成立以后，卡斯特罗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中央委员会有时召开全会，但并没有预定的计划或程序，只是为第一书记提供又一个长篇大论的场合，而且事先全不宣布，由卡斯特罗个人说了算，古巴人民常常是从报上才知道他们的党又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作出了若干重要决定。

在卡斯特罗之下，他的兄弟劳尔是接班人，他身兼古共政治局委员、第二书记和武装力量部部长的重任。他的接班人的身份是在一九六０年五月一日卡斯特罗和群众的对答所确⒌模那次卡斯特罗提到了美国可能的入侵，并说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劳尔会接任总理职位的，群众对他的安排报以欢呼，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和卡斯特罗及格瓦拉相比，劳尔全无个人魅力可言，论学养他又远逊多铁戈斯和罗德里格斯（此二人抛头露面时一身深色西装，带着黑框或金丝边眼镜，派头和欧美大学的教授差不多，在清一色戎装的其它领导人中显得与众不同），论工作热情和在青年中的活动能力又不如阿曼多?哈特。

或许正是这几个不如，加上兄弟情分，他才当上了第二把手和接班人。

古巴共产党的中央机构在六十年代虽然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它的基层组织还是起到了先锋作用的。党员的挑选十分严格，必须同时是好几个群众组织，尤其是“保卫革命委员会”和民兵组织的成员。基层党组织在吸收新成员时程序比较公开，让群众讨论候选成员的表现，通过这一关的才被考虑。但古巴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好几个官方的群众组织先于古巴共产党而存在，已经起到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因此古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基层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象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独一无二，党和政府的号令常常同时通过几条途径贯彻下来。

古巴共产党成立后，原来古巴共产党留下的《Ｈｏｙ》报和原来“七?二六”运动的《革命》报（六一年后是古巴政府的机关报）都停止出版，合并为《格拉玛》报。卡斯特罗一直对《革命》报不太满意，早在第一次访问莫斯科并参观《真理报》时他就对这份报纸与苏共中央的完全保持一致印象深刻，当时就萌生了仿效之意，这次干脆彻底改组，另起炉灶。《格拉玛》报的报端印着“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日期用的是双重历法，在公历之后是革命历法，如“团结年”、“英勇的越南人民年”、“英勇的游击队员年”、“决定性奋进的一年”等等。

七十年代以后不这么用了，改称“古巴革命第某某年”。

这份报纸创办后，尤其在六十年代下半期，几乎成了卡斯特罗个人行止的记录，尤其是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一登就是五、六个版面，通常的做法是第一版用不同尺寸的字体摘出讲话的要点，接下来每一版又有不同的重点和小标题。据说他从不准备底稿（除了一些数据），一旦开讲就如江河般直泄而下，滔滔不绝地延续五、六个小时。从他讲话的长度和密度（例如一个月内讲话的次数）来看，确实没人能为他准备讲话稿，只有让他临场发挥，这确实是他的本事。他在各种话题间随意地跳来跳去，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各种标题上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根本猜不出这是在一次什么样的场合下的讲话。

例如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他在古巴工会大会上的的讲话登了七版（根据《格拉玛》报的英文周刊），其中部分标题是：我们将制定法律，到一九七０年没有人需要付房租不管有没有一个政党，拉美人民都将发动革命一九七五年：古巴每一寸土地都将栽上作物我们深知我们和国际革命运动团结一致的政策将使我们面对威胁明年党代会上思想工作将变得更重要我们已经取得了近代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农业革命的胜利我们把妇女结合进生产，但不让她们干重活领导人必须懂得经济生产这届大会已经不再分析现在而是展望将来我们向智利总统挑战，看他敢不敢实行国有化

除了刊登他的长篇讲话外，他的照片也是这份报纸的重要内容，有时大半个版面是他的头像，配上他讲话的要点；有时每个小标题旁缀上他的袖珍侧影，只有指甲大小；有时则是连续的系列照片，是在讲话的某个时刻他的某个动作的全过程，如同一长条洗好的电影胶卷。他不但是古巴最伟大的演说家，而且是最红的明星。

在古巴流传着关于这份报纸的一个笑话：有一次卡斯特罗邀请古罗马的名将汉尼拔、独裁者凯撒和法国的拿破仑观看他的军事检阅。当汉尼拔看到整齐的士兵方队时叹道要是他有这样的士兵就能征服世界了，而凯撒看到隆隆驶过的坦克大炮时惊道要是他有这样的武器罗马帝国就不会亡了。当导弹和火箭的战车驶来时卡斯特罗转向拿破仑，他发现后者一直在聚精会神地读《格拉玛》报，当卡斯特罗问他对这个阅兵式有何感想时，拿破仑放下报纸羡慕不已地说要是他有这么份报纸，就没人会知道滑铁卢了。

（十三）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格瓦拉结束了从参加联合国大会开始，然后到非洲大陆参加亚非团结组织会议，然后访问了几个非洲国家，最后再访问中国的漫长的国外旅行回到了哈瓦那。

卡斯特罗和多铁戈斯去机场迎接，同去的还有他的论战对手、古巴农业领导人罗得里格兹。格瓦拉刚在阿尔及尔发表了指责苏联的讲话，他的活动和古巴其它领导人对他的态度成了各方面注意的对象。虽然古巴领导层显然已经受到苏联方面的压力，但他们仍然给格瓦拉应得的礼仪。不但如此，格瓦拉在阿尔及尔的讲话几天后全文刊登在古巴政府的一份季刊《国际政治》上，这使得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怀疑卡斯特罗实际上是在利用格瓦拉散布反苏情绪。

回国以后，格瓦拉二十二日在工业部发表了简短讲话，然后又去看了他在马坦扎斯省的和一些老战友一起共同劳动的农场，告诉那里的人说他要去砍几天甘蔗，然后回到哈瓦那。在他离开古巴出访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妻子阿莱达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阿莱达是格瓦拉在在游击战的年代里认识的，长得很漂亮。在那几天里他们一家六口留下了最后的一张合照，婴儿躺在格瓦拉的膝上，阿莱达肯定已经得知格瓦拉的计划，她的微笑带着忧郁。几天前，当格瓦拉回到哈瓦那时，她和卡斯特罗等一起去机场迎接，当时她在照片上就已经愁眉不展了。

就在那几天的一个早上，格瓦拉、阿莱达和他们孩子的保姆苏菲亚在一起吃早餐，格瓦拉问苏菲亚当一些古巴男子在革命中牺牲后，他们的妻子是否改嫁，苏菲亚说很多人如此。

格瓦拉转向阿莱达，指指自己的咖啡杯子说：“要是那样的话，你现在为我冲的这杯咖啡，也可以给另一个人”。苏菲亚当时对格瓦拉的这句话并不明白，因为她和绝大多数古巴人一样，对格瓦拉的计划一无所知。但这句话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后来格瓦拉出走并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她回想起来才明白那是格瓦拉婉转地劝告阿莱达要是自己回不来的话，她可以而且应该改嫁。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格瓦拉离开了家，也离开了古巴，但不是以格瓦拉的名字，而是用了拉蒙?本尼特兹的假名。他剃掉了胡子，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眼镜，看上去象是一个大公司的经理在作商业旅行。

格瓦拉为什么要出走？为什么要放弃在古巴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和责任？

在前文的叙述中，读者不难看出一些基本的原因，如苏联的压力和从派遣别人到亲自出马输出革命。除此以外，最根本的就是他对在和平时期塑造“新人”

的失望。

塑造“新人”是格瓦拉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所有理论和实际活动的最终目的，但身为工业部长的他，对古巴普通劳动者在和平时期并不象在战争或紧急状态下那么充满牺牲精神并象他一样忘我劳动而困惑，对他们在“当家作主”后并不被道德动力所激励反而仍然为物质刺激所驱使而茫然。他早就说过“新人”的榜样就是那些跟随他打游击的年轻人，在他身据高位以后他喜欢和老战友们在他的看不见钱的农场里边劳动边忆旧。

为了让“新人”的产生有一个相应的环境，格瓦拉希望古巴能一直处于象猪湾危机或导弹危机时那样的紧急状态中，依靠动员和强制来管理国家，最理想的是经常处于战争状态。

六一年八月在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时他当面对美国代表古德温说感谢美国支持的猪湾入侵，古巴革命现在比过去巩固多了。然而随着古巴成为美苏战略中彼此制约的一个因素，美国对古巴的直接入侵看来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样，“新人”的目标变得越来越遥远，除了回到战场没有别的途径。

此外还有一些原因。格瓦拉在古巴领导人和普通人中显得很不合群，这部分是因为他不是古巴人，然而更多地是来自他的个性。在一个最喜欢聚会、跳舞和非洲、加勒比民间音乐的国家，格瓦拉对这几样古巴人社交和娱乐的主要方式毫无兴趣。他从不，或极其难得邀请别人来自己家，也不去别人家，他的一个朋友住的地方离格瓦拉家只隔几栋房子，但几年中格瓦拉只有一次路过时进去坐了坐。古巴人在一起时都喝朗姆酒，但格瓦拉只喝红葡萄酒，而多数古巴人从不碰这种欧美人的饮料。古巴人喜欢吃煎猪排，格瓦拉喜欢的是炸牛排。虽然他和古巴人一样猛抽雪茄（这对他的哮喘不好），但他喜欢的是一种阿根廷的牌子而不是哈瓦那雪茄。

从游击战的年代起，格瓦拉在和古巴人交往时就以清廉出名，这种清廉有时到了不顾情理和胡乱怀疑别人动机的程度，把任何馈赠都看成是有某种企图。有一次他的一个警卫送了他一双靴子，他大怒之下给了那个警卫一脚，骂他是马屁精，并扣了他一个星期的津贴。有一次他甚至让妻子把卡斯特罗的管家西里娅送的意大利女皮鞋送回去，因为普通古巴女人从来没机会穿这样的进口鞋。而卡斯特罗经常通过西里娅向他的同志和下属分发高级礼品。

在一个性风习浪漫奔放，很多男人都有公开情人和非婚生子女的的国家（这一点在革命后并没有多大改变，性自由的风气在革命者的圈子里是一种时髦），格瓦拉自律极严地实行一夫一妻制，尽管他的相貌、个人魅力加上地位使他赢得了无数女性崇拜者，尤其在西方和拉美的左派女文人、记者和激进青年中间。

阿根廷有一个叫朱利亚的女记者，编辑一份支持古巴革命的刊物，名称就叫《切》，她采访过格瓦拉的母亲（格瓦拉的父母一直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六一年八月格瓦拉去乌拉圭参加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时，她赶去采访她的“切”，向他请教革命，并设法在那里租了一套房子让切和他久未见面的父母团聚。后来这个女记者想入非非地说要是她不是深爱自己丈夫的话，她就会不顾一切地跟格瓦拉走了。在那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古德温不无妒意地注意到当格瓦拉步入大厅时，所有在场的女人都呼拉一下涌到他的身边。

有一次一个随从大胆问格瓦拉当初为何和长得一无可取之处的希尔达结婚，格瓦拉斥责了他的放肆，但后来承认希尔达是一个好的“伴侣”，并说在床上一个女人是否美丽关系不大。

在社交场合格瓦拉多次受到女崇拜者的挑逗和调情，他有时不得不令她们放规矩些。但有一次，当他出席一个外国大使馆的宴会时，大使故意把自己在哈瓦那社交界以美丽出名的女儿安排在格瓦拉的身边，格瓦拉极其不自在地耽了一会，然后对随从耳语到：趁我现在头脑还清醒，赶快替我找个借口离开这里。

所有这些，特别是他的革命清教主义——表现在他生活的所有方面——使得很多古巴人觉得他和他们太不一样了，甚至他的在场都会让他们觉得不安。

虽然很难说这种不和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格瓦拉的出走有关，但这个因素确实是存在的。

但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应该同样强调的是，格瓦拉的献身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榜样，在一个特定的青年革命者的圈子里有着强大的感染力，成为了革命的化身。他有着一批自游击战时期就跟随他的坚定的追随者，对于这些经过考验对他和革命忠诚不二的人，他回报以忠诚和信任。这些人多数也是古巴人，无论格瓦拉把他们派到那里他们都毫不犹豫，有很多人接到命令抛下家庭就走。如果不看到这一点，无疑就忽略了古巴革命从而是格瓦拉的个人魅力的最深刻的原因。

另外，他和卡斯特罗之间的矛盾也是原因之一。但由于古巴官方对这个问题从来就是持不承认主义，至今为止观察家们都无法获得有关细节。一九九七年美国和加拿大出版了最新的格瓦拉传记，作者安得森虽然是美国人，但长期在古巴为《时代》等报刊工作，采访过很多了解内情的人，包括格瓦拉的遗孀、警卫，前克格勃官员，接触了大量古巴政府文件，但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材料和收获。目前只能从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公开讲话中对苏联的态度上看到他们明显的分歧。格瓦拉对卡斯特罗忠心耿耿，更是卡斯特罗个人崇拜的制造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卡斯特罗就是党，就是人民。卡斯特罗也一直十分尊重格瓦拉，给他很高的礼遇。

历史上他们之间只有一件事引起观察家的猜测，那是一九五九年革命刚胜利时，卡斯特罗派格瓦拉出国访问，为新古巴和一些国家建立友谊，那次他离开了三个月，去了十四个亚非国家。等他回国时卡斯特罗不但已决定接受美国报刊协会的邀请访美，而且劳尔已经当了武装力量部部长，格瓦拉的军权没有了。有点奇怪的是，卡斯特罗为什么要派一个非古巴人的领导人代表古巴出访，如果从他要排除格瓦拉在那个时刻对决策的影响，这或许是个好的借口。

但后来格瓦拉在古巴政治中的作用几乎覆盖了各个方面，即使卡斯特罗当年是有意剥夺他的军权，后来也看不出对他有任何不信任或冷落的迹象。因此，这个因素用中国话可以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有一件事倒是很能反映出他们的个性差异和相互关系。就在格瓦拉五九年那次漫长的出访中，有一次卡斯特罗把格瓦拉的新婚妻子阿莱达召到办公室，他已经接通了日本的长途，让他们夫妻通话，并向格瓦拉建议让阿莱达前往东京和他团聚，但格瓦拉拒绝了。又有一次是格瓦拉在摩洛哥的时候，卡斯特罗又以这种方式表示他的善意和关心，但又被格瓦拉推辞了。这样的事情在那次出访中大概还有过一次。阿莱达多年后回忆说“菲德尔总是想让我们在一起”

，她不仅是指的是这次出访，而且是在哈瓦那的日常生活中。格瓦拉是个工作狂，周末也不例外，除了义务劳动就是看文件，只有星期六的上午是他拨冗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平时还常到外省工作。

卡斯特罗的关心大概是想把格瓦拉的那种狂热的有时让别人难堪的革命清教主义稍微缓和一点。而他自己在和前妻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娶，这大概也和他那不愿受任何束缚的个性有关。

他的单身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和形形色色的女性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媒体喋喋不休的话题。

一些美国报刊为了得到采访他的机会，常常挑选长相比她们的新闻业务出色得多的女记者去接近他。一九六三年卡斯特罗访苏前，突然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利莎?霍华德的采访。利莎是个漂亮而好出风头的金女郎，她提出采访要求后在古巴耐心地等了很长时间，当卡斯特罗就要动身去苏联时，她绝望地订了回美国的机票。但在最后一刻，卡斯特罗通过瑞士大使通知她前往某个旅馆，卡斯特罗要见她，当时正是午夜。他们在旅馆的酒吧里啜着鸡尾酒和威士忌一直谈到天亮。后来卡斯特罗又让她采访了一次。利莎的采访记和第二次采访的录象引起了美国同行的嫉妒，《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时代》这些报刊都不无妒意暗指了她的性感和她的成功之间的联系。

就在那次访问苏联时，卡斯特罗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当他在基辅参观完一个工厂后，他的卫队长找到古巴党报《革命》在莫斯科的记者阿克恰，交给了他一个任务，要他设法找到那个菲德尔在参观中表示了极大兴趣的年轻女工，负责把她送到菲德尔的旅馆里，因为只有他懂俄文。阿克恰不太乐意，这时苏联人过来了，大使阿列克谢夫接过了这个任务，记者后来看到那个女工跟着进了大使的汽车。

（十四）

格瓦拉出走的原因主要在他自己，而不是被谁逼走的。就在他五九年出国访问的途中，在日本，他对同行的古巴人谈起在南美找一块和几个国家接壤的地区，在那里投进一股游击队，革命就会扩散到整个南美，古巴的革命就会变成拉美的“大陆革命”。他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有所心得，不知道他这个想法和毛选择在江西和湖南交界的井冈山开辟根据地的想法有无关联。他在派出的游击队多次失败后，一九六四年最后选定了玻利维亚作为他自己万一离开古巴直接指挥游击战时的地点。于是，那年三月，一个名叫塔尼亚的年轻漂亮的女人走进了格瓦拉的办公室，这是格瓦拉的生活中最后一个重要的女性。

塔尼亚的背后有着一个漫长的故事。她本名海蒂?塔玛拉?邦克，一九三五年出生于阿根廷。她的父亲是德国犹太人，也是个共产主义者，三十年代从德国流亡到阿根廷。当她十四岁时她父亲带着全家回到二战后建立的民主德国（东德），继续追寻过去的共产主义理想。她在德国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

她的西班牙语才能受到了重视，成为政府的翻译。她和她的父亲不同，一直想回到她的出生地阿根廷去解放那里的人民。古巴革命的胜利为她梦想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六０年春天她为替格瓦拉的访问打前站的古巴代表团作翻译，向他们提出了去台啦加斗争的请求，古巴人对这个热情的革命女郎留下了深刻印象，格瓦拉自然也听说了这件事。

几个月后格瓦拉在访问了苏联以后，又去东欧几个国家访问，在柏林见到了塔尼亚，对她十分欣赏，或许这个年轻姑娘是他在苏联东欧见到的少有的“新人”。经过组织的安排，塔尼亚梦想成真。

六一年五月，她来到了古巴，名义上是在哈瓦那大学新闻系学习，实际上格瓦拉为她安排了特殊的训练。从那时起，格瓦拉就为她在自己未来的游击战计划中预定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三年后她完成了训练，在格瓦拉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格瓦拉要她到玻利维亚潜伏下来，为将来的游击战作准备。塔尼亚对自己能在切的大陆革命计划中承担这样一个任务而自豪。她很快就离开了古巴，用假护照先到欧洲旅行，为自己将要在玻利维亚使用的假身份（过去的履历）而熟悉一些地方，然后便去了玻利维亚。

然而格瓦拉却并没有把玻利维亚，也没有把拉美作为他出走的最初地点。

这一方面是因为玻利维亚的准备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形势有了重要变化，正在同西方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进行斗争的非洲看来有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可能，而且在非洲开展武装斗争也不会与苏联的“和平共处”战略直接冲突。

格瓦拉选中了刚果这个非洲的腹地去辐射革命，他进一步想用刚果的斗争创造一个新的反帝联盟去取代在他看来战斗性不够的亚非团结组织，由古巴充当其领袖。六四年十一月他最后一次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大典，在那里他进一步感觉到苏联对古巴的压力，从那时起他最终决定离开古巴。据最新的格瓦拉传的作者安德森在古巴得到的材料（但他并未指明材料的来源），格瓦拉是在那次访苏以后决定离开古巴并将他的决定告诉卡斯特罗的。十二月他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在讲上宣布如果有必要，他将亲自去任何需要他的地方进行反帝斗争。然后他没有回古巴，前往非洲访问，实际上是为出走做好准备。

这是又一次漫长的访问，前后共三个多月，而且行程十分奇怪。他先去阿尔及利亚、马里、刚果、加纳、几内亚、达荷美，然后又回到阿尔及利亚。接下来他飞到中国，然后又经巴黎回到阿尔及利亚。很多人认为他那次去中国肯定和他后来去非洲展开武装斗争有关，因为当时中国是这些非洲新独立国家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一定是想和中国领导人谈些什么，但这个问题只有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去用最新公布的材料作结论了，因为至今他的这次中国之行没有透露一点内容。回到阿尔及利亚以后，他又去了坦桑尼亚和埃及，又停留了一个月左右才回古巴。

格瓦拉这次得到了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的许诺，可以用坦桑尼亚作为后方从事反对刚果政权的武装斗争的基地。坦桑尼亚和刚果隔着一个坦喀尼喀湖。当时刚果有一个民族解放阵线在和亲西方的政府作战，这个阵线由很多派别组成，其中一个较大的由中国支持，当时控制了北方重镇斯坦利维尔。在坦桑尼亚，他会见了刚果各个派别的领导人，被他们之间的分歧搞得有些发晕，而且他很不高兴地看到很多从事解放斗争的领导人——他称他们为“自由战士”——都在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姆住着奢华的旅馆套房。

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给格瓦拉安排了一个和这些“自由战士”的见面会，约有五十多人出席，代表了十多个非洲国家，每个国家又有两个以上的派别，然而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要古巴的援助，都提出把他们的人送到古巴训练。格瓦拉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他告诫这些“自由战士”——很多人不久前还是部落首领——说古巴负担不起这样的费用，他们应该把自己大陆的刚果当作现成的训练基地，就近参加反帝运动。他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在刚果进行斗争。

一听话不投机，很多“自由战士”对他的态度立刻冷淡下来，客气地和他拜拜了。

格瓦拉虽然对非洲的这些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印象不佳，但他和一个人建立了关系，此人叫劳伦特?卡比拉，二十多岁，在法国上过学，当时在刚果东部战线控制着一彪人马。

他对格瓦拉说他来自最前线。格瓦拉从他的谈吐中觉得他是这些人中最有政治见解和眼光的。

虽然他后来知道此人也是坦喀尼卡湖畔一个有名的酒吧和妓院区的常客，但衡量下来，他还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他控制的地区正好和坦桑尼亚接壤，于是答应向他提供援助。

格瓦拉离开坦桑尼亚后去了埃及，把他的计划透露给埃及民族主义领导人、在第三世界威望很高的纳赛尔，后者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他不认为一个白人能够去领导派系复杂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在纳赛尔看来，这个阿根廷人空有一股热情，对黑非洲的内幕一点都不了解。

格瓦拉最后去了阿尔及尔，参加亚非团结组织会议。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领导人中，他最谈得来的的朋友是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他们一起规划在拉美和非洲的武装斗争。后来格瓦拉死后阿尔及尔还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

格瓦拉这次在会上发表了他最后一次国际性的讲话，成了他的天鹅绝唱，其中把苏联说成和殖民主义一样。这次讲话为他在古巴的革命生涯画上了句号。四月一日他秘密离开古巴，在古巴情报和外交机构安排下转道莫斯科和开罗到达达累斯萨拉姆，当时连古巴驻那里的大使都不知道切会亲自出马，开始也没有认出他来。

为了和非洲人并肩作战，他挑选了一百多个清一色的古巴黑人，他们分作几批经过不同的途径到达坦桑尼亚。格瓦拉在一本斯瓦希里语词典上给自己选了一个黑人名字：塔托。

格瓦拉的出走，无疑使苏联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很可能私下诅咒让他在黑非洲的腹地得疟疾而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格瓦拉出走以后，古巴的政策又来了一个大转变，实行的是没有格瓦拉的格瓦拉主义。在格瓦拉出走的那一刻，绝大多数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他在古巴影响的终结，但后来的发展却证明恰恰是在他出走乃至牺牲以后，他在古巴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第五章 “塑造二十一世纪的人”

（一）

英国哲学家伯林曾经对二十世纪履见不鲜的以塑造人为使命的社会改造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以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充满灵感的艺术家，他企图把人熔铸进根据他的独一无二的眼光所设计出的模式，就象画家掺和颜料或者作曲家组合音响；人成为一种我可以把自己的创造性意志加诸其上的原材料。即使人在此过程中受难甚至死去，他们也被升华到了一种没有我对他们生活的强制——创造性的强制——他们将永远不可能到达的高度。”１还在马埃特腊山打游击时，卡斯特罗就在和那个法国记者的谈话中把教育儿童作为他未来乌托邦社会的基石。古巴革命以后，教育体制的改革在他亲自指导下成了整个革命中最激进的一部分，正如他自己一九六七年在出席一个新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所说的：“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教育方法的彻底革命。”

贯穿在这场教育革命中的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教育与政治的结合、学校与家庭的结合、学校与社会的结合、教育与劳动的结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城市与乡村的结合，等等。它们彻底打破了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一种专业所需要的环境、设施和独立性，力图把它和家庭之间的联系切断，同时强化它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甚至想把教育融合进社会。

它强调实用知识，轻视抽象思维；强调技术性，轻视人文性；强调乡村和基层对教育的要求，忽视城市和高级管理部门的要求；强调培养学生的共性，轻视发展他们的个性。

当古巴还没有正式宣布转向社会主义时，卡斯特罗就为培养未来的革命家而建立了“革命指导学校”，这是个全国规模的学校系统，吸收十四岁和六年级文化程度的少年，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卡斯特罗说这个学校系统的任务是：“形成革命者的政治立场，然后通过这些革命者去带领其它人，形成他们的政治立场。”

这样，古巴未来的领导人成了通过一个特殊的学校系统自少年时就被选拔出来着意培养的政治精英。

在一九六０年那次动员了数十万少年下乡扫盲的运动中，古巴还同时建立了培养小学教师的专门系统。它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数百名经过挑选的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个别的只有十一岁）被送到马埃特腊山区，在曾经是格瓦拉的指挥部的地方搭起帐篷，建立学校。这里极其荒芜，一无所有，学生们必须从无到有地把必要的物质设施建立起来。从那时起，这个地方（ＭｉｎａｓｄｅｌＦｒｉｏ）逐步出现了一片片的校舍和生活设施，到六七年成了一座“学校城”，容纳八千学生，入学条件是六年级文化程度。这里的生活完全军事化，从早上六点钟到晚上十点，一切活动都严格按计划进行，严然是个小斯巴达《格拉玛》周刊一九六七年有篇报导描绘了这里的生活：“每天清晨，学生们在各自的宿舍前排好队，向国旗致敬，高唱国歌……这个仪式过后，教师就昨天的活动作总结，并宣布当天国际国内有那些重要新闻。这里的学生应该知道古巴和世界每天的大事，并且用批判的眼光去分析它们。”在这个军营化的山村学校学生们必须学习两年。

第二阶段是在另一个以一个扫盲烈士命名的山区学校学习两年，同样过的是集体化和军事化的生活，不同的是文化课的比重有所增加。最后一个阶段是到哈瓦那的马卡连科教育学院学两年。马卡连科是五、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享有盛名的苏联教育家，他的教育方法不无可取之处，如信任儿童，尊重他们的自尊心等，但同时他提倡集体化甚至军事化的教育和生活方式，对共性的强调远甚于培养个性（马卡连科之所以以教育儿童成名，主要还是因为苏联的革命、内战、强制集体化和移民以及大清洗等造成了大量孤儿，成了社会问题，而他的成就自然反过来又成了苏联制度在改造儿童上的优越性的象征）。

通过了前两个阶段的学生，被认为有能力抗拒城市舒适环境的腐蚀，在毕业以后会响应召唤回到山区和农村去。根据《格拉玛》报的介绍，这些新型的教师不但传播文化，而且要成为乡村共同体的革命领导人。

在中小学教育中，古巴有两个创新。一个是用住宿学校代替全日制学校。

在住宿学校之前先有一个全日制托儿所，父母亲必须把他们一个月大的婴儿全天放进去，以便让母亲能够去工作。这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劳动力的问题，而且是从尽可能早的时候就让儿童脱离家庭，适应社会化的、教养员无区别对待的生活。父爱、母爱和家庭环境只会被认为妨碍这种教育的社会化。

接下来是小学阶段。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很多寄宿制学校，不辞劳苦地出席了很多开学或者启用仪式。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出席了圣安德鲁斯公社的这样一所学校的开学典礼。圣安德鲁斯公社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古巴专门化巨资建立起来的新型社区之一，它不是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而是人为地规划出来的。在这里，工、农、兵、学一体化，连洗衣服的设施都是公用的。那年那里有一个三百人的寄宿制学校，五个托儿所，另外还有一些在建造中。卡斯特罗在讲话中提出儿童的生活必须从他们刚满月时就完美地组织起来，然后他用他所特有的对细节的关心这样说：

“当孩子们到了上学校的年龄时，他们的生活应该围绕着学校被组织起来。学校在教他们的同时，也要负责他们的吃和玩。他们从星期一进学校，一直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回家。我们还要看看哪个办法更好：是让他们星期五回家，还是让他们在星期六参加完了体育活动后在下午回家。”２关于这样的寄宿制学校的教育方针，他虽然保证要有全面的教育，但强调说：“即使他们只有六岁，只有一年级，也要让他们知道如何种出一束莴苣……最重要的是，一旦他们有起码的推理能力，就要让他们知道物质财富是怎样生产出来的。”３要让儿童们从小就知道食锊是简单地从店里用钱买来的，而是别人辛苦劳动的结果。这里的问题不是激发儿童对自然万物的好奇心，而是着意培养一种“高尚的劳动观念”。培养劳动观念本身是件好事，但人的心理和智力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劳动是谋生的第一手段这种常识，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自然而然地承认，至少生活的压力会迫使他正视这个事实，除非他用犯罪的手段去获取生活资料。

卡斯特罗让刚发蒙的幼童从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角度去理解劳动，倒还不仅是拔苗助长，而且反映了他一直被古巴工人的劳动态度所困扰，他把这归于古巴工人都是在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接受了视劳动为负担和下贱的旧观念，而新古巴人从小就要对劳动有新认识。他不但要让儿童们培养起这种观念，而且要让他们在不受父母影响的条件下来培养。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提倡寄宿制学校的原因。

第二个创新是“学校办到农村去”。这是个一九六六年始于卡马威省的实验，后推向全国的初高中。它规定每年有六周的时间，学校必须把全体学生、教师、必要的教学设备搬到乡下去，在农场里搭起帐篷，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个计划最初源于农业人手不够，但后来它的教育功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据《格拉玛》报的报导说，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把教育与生产、理论与实际、半工半读与农业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等等结合起来，强化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４“学校办到农村去”的地点是有选择的，那里必须有甘帷畜牧、采矿、水果业等等，更要有革命历史意义，如曾出过烈士。通过这样的实践，学生了解了农村的需要，对他们日后选择大学专业时有指导意义。

卡斯特罗对大学的态度更是耐人寻味。自他五九年召集学生代表商讨大学改革以来，他一直把改造旧大学放在心上。他在多次讲话中嘲笑大学和研究所的专家教授，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学问，农学院的教授们没有从哈瓦那的人行道上种出一粒粮食来。“人行道上的农学家”

后来成了卡斯特罗对一切为他所鄙视的迂腐无能的旧知识分子的统称。在他的高产甘蔗试验以及良种鸡和牛的实验中，他宁愿从西方国家请资产阶级专家也不愿向本国的行家请教，他可以承认西方的权威，但不想让人觉得古巴有人比他高明。一九六六年四月，当卡斯特罗在卡马威省的甘蔗地里时，古巴最好的甘蔗专家劳尔?艾斯帕扎在马德里出走了，这件事加深了他对专家的偏见、戒意和轻视。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卡斯特罗的一次讲话再典型不过地表现了他对“专家”的态度。他说的是一个革命刚胜利时的故事。有一次他出巡到一个沿海地区，这是一个新开发的地区，有一批哈瓦那的专家教授在这里指导。有人告诉他有个哈瓦那农学院的教授在附近种了六十七公顷甘蔗试验田，他跑去一看是在一块只能长矮灌木的半岛上，根本不可能长出水果来。

在讲这个故事时卡斯特罗四次强调了这是一个“专家，一个哈瓦那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一个听上去什么都懂的人”。他说革命后我们要依靠一个在书本知识以外的东西去避免这种无知，在用了一长串排比句以说明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之后，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实践经验。

也许这个故事是真的，现实生活中不乏比这位专家更无知的或滥竽充数的教授，但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上如此嘲笑这个无知教授的“专家”身份，真意是要贬低正规教育和高级研究的地位和声誉。

卡斯特罗一九六九年三月在哈瓦那大学为纪念埃切维里亚而和学生的一次讲话更表现了他对整个高等教育的观点。他说那种把受教育的和没有受教育的、脑力的和体力的人分开的传统大学的日子到头了。共产主义的古巴必须机械化，每个人都必须懂得技术知识。传授空洞知识的大学必须被技术学院取代，大学本身只是单纯的研究机构，不用来培养学生。所有的学生，不论其专业如何，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学业：农学的下乡，机械的下厂，畜牧的去农场，医学的到医院，等等。所有的人文学科——历史、文学、社会研究等等——都要取消。事实上，这些课程中很多已经从大学的课程表上消失了，尽管系科的名称和机构可能还在。大学师资大大地年轻化了，很多教授并没有学位，哈瓦那大学哲学系的主任据说只有二十一岁，卡斯特罗偶有所思时便驾车来到这个哲学系，在那里抛下他的一两个新观点让学生和和教授们去讨论。

从一九六一年扫盲运动开始，卡斯特罗就说革命的古巴将在教育上创造奇迹。当时人们以为他指的是消灭文盲，普及教育。但渐渐地，古巴的新教育制度成形了。上述介绍还不包括学校生活的军事化——学校组织军事化和定期的军事训练。这种新教育从本质上说，是要消灭教育作为一个社会行业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和独立性，剥夺学校的培养人的个性、心智和道德的使命，把它交给社会。从二十世纪激进主义革命的历史来看，苏联和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类似的教育革命，对教育体制的彻底改造成了第二次革命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因为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多半是在革命前接受的训练，有的甚至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因此学校成了旧制度的影响最集中的地方，从而是培养新人的主要障碍。

然而，在这种制度改造的背后，领袖人物的心态也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不但好为人师，而且好为全民师的心态，它希望建立一种能由自己直接教育人民、塑造人心的制度，就象由自己直接发动群众一样。而独立的教育制度——哪怕在外人看来它贯彻的正是领袖人物的思想——或多或少成为一种障碍，它对意识形态再重视也仍然避免不了领袖的敌意和不耐烦。而教师和教授之所以一再受到领袖的轻蔑和嘲讽，并不在于他们有什么具体的过错，例如红而不专，专了又不红，有理论了就说你没有实践，等到你有了实践又会说你站得不高，诸如此类，从来没有不受指责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唯一的罪过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是教师，而在这个社会中只有一个人配称教师。

卡斯特罗在很多场合说过这样的话：人是可以被改变的。一九六九年他在发起古巴革命后最大的运动“革命攻势”时甚至用破斧沉舟的语气说如果我们是因为相信人能变得更好而失败的话，那就让我们失败好了，但我们永不放弃对人的这种信念。因此，他的老朋友、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是他的一种近乎神秘的信仰。５其实，三十年代一些访问苏联奈鞣知识分子对革命和革命领导人已经作出了这样的观察。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悉尼和比阿特利丝夫妇在他们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一书中就说列宁等人不相信人性是不变的，认为人性是环境的产物，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变人。当时莫斯科体育俱乐部墙上有一条引起他们注意的标语：“我们不但根据科学原则重建人类社会，而且要根据它修理人类。”这些知识分子正是被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工程所震撼并对之敬佩不已。

一个崇拜卡斯特罗的美国教授观察到了一个别人或许会忽略的问题：自游击战的年代起，卡斯特罗就没有写过著作，他所有成文的东西全都是演说和谈话，他喜欢通过人的听觉影响他们的心灵，这比通过阅读要有效果得多。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古巴的文盲率太高，文字形式的政治宣传不如广播和演说传播广泛。这个美国学者也注意到卡斯特罗偏爱用一种教育和启蒙的方式，从道德而非政治的角度去发表他的观点，从来不用单纯的军事命令或理论阐述的形式。６

另一个美国学者说卡斯特罗首先是一个教育家，当他演说时，其场面就象是一个巨大而气氛轻松的教室，卡斯特罗在上面说，下面人们可以照常吃喝拉撒，妇女还可以喂小孩（这没有办法，因为演说常常起码延续四五个小时），他的教育方法使你难以入睡（卡斯特罗的演说常常选择从入夜到午夜这段他自己精气神最充沛的时候）。这个美国学者也注意到对道德的关注（特别是诚实）是卡斯特罗演说的基调。７

总之，很多人都对他的那种天生的导师或者牧师的气质印象深刻。他那么喜欢说话，除了对说服人、教育人、塑造人有特别的爱好，用别的都难以解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他是要身兼政统和道统，既要做始皇帝，又要当孔夫子。

卡斯特罗所创造的这种新教育制度强调了社会基层的、技术的、乡村的需要而排斥了精英文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反抽象思维和反人文传统的特点。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学生从小就没有机会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和爱好，接触和比较各种不同的对事物的观察方法，对自然和社会培养一种超功利的思考和兴趣，而是被束缚在极其具体实用的知识上，甚至刚刚发蒙，一生的职业道路就已经被外在的力量所固定了。

然而，这种明显的对发展个性和健全人性的压抑，却具有一种强大的道义优势：这是为了培养学生对社会的义务感，让他们成为对社会、尤其是对落后的农村有用的人。初级教育的普及和技术教育的发展是卡斯特罗当政数十年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成就不但以其它教育为代价，而且它们本身也是对教育和人性的扭曲，这种教育制度的最完美的产品就是心灵完全实用化的技师。卡斯特罗曾经确实说过：“我们将把这个民族变成一个技师的民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技师的民族。”８

对这种扫盲和文化的普及，有个苏联历史学家曾经有过精辟的概括，他所指的是当初苏联的文化普及，但更适用于古巴的情况。他指出苏联在扫盲的同时降低了文化水准，“知识的传播有了广度却失去了深度。”９

卡斯特罗的教育思想中农村价值和生活方式远胜于城市。他本人说过乡村胜于城市一千倍，他宁愿住在乡村而不是城市。这并不完全是他的矫情，对古巴最受欧风美雨浸染的哈瓦那，他远不象对更古朴的圣地牙哥那样有好感，在古巴革命刚胜利时他甚至想定都于圣地亚哥而不是哈瓦那。对城市的青少年，他热衷于把他们送到乡下甚至偏远的山区去，在那里不但和城市隔绝，而且和家庭隔绝，不但过乡村生活，而且是集体化的和军事化的生活。西方有人说他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有民粹主义的色彩，这当然有一定的理由，但也不妨说想他这一类人本来就厌恶城市生活的复杂和精致，喜欢乡村生活的简单和粗鄙。他希望古巴的下一代就在这种简单和粗鄙中成长起来，而这种艰苦的生活经历无疑会大大地降低他们的物质欲望，从而对任何起码的物质改善和保障心满意足。

卡斯特罗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具有他那种随心所欲和兴之所至的特点。他自己喜欢下象棋，于是象棋成了政府提倡的有益于儿童智力发展的戏。六六年古巴主办过世界象棋锦标赛，这次赛事成了国家大事。卡斯特罗亲自出席开幕式，体育场成了巨幅棋盘，少年儿童打扮成象棋子在场地上穿梭来往表演团体操，哈瓦那街头竖起巨幅电子棋盘转播棋局，报纸每天用头版加以报导。比赛结束时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上摆了六千八百多张棋桌，由参加比赛的各国棋手和古巴人多面打，卡斯特罗和古巴党政领导几乎全部出动，端坐在棋桌前，他们的对手是苏联人。

从照片上看，广场上万头攒动，盛况空前，其中很多是少年儿童。那天还在下雨。但这还不算是规模最大的。有一次据说哈瓦那曾摆出过两万五千张桌子，组织了从五岁起的少年儿童参加象棋活动。这个数字虽然不太可信（前一个材料来自古巴党报的报导，应该是有根据的，后一个则是西方访客的记载），但至少说明那次世界锦标赛的动员还不是最大的。

（二）

由卡斯特罗的教育革命，很自然地联系到古巴革命最强调的一个目的：塑造新人。这个口号最初是由格瓦拉提出的，后来也成了卡斯特罗多次讲话的主题。他最喜欢重复格瓦拉的一句话：“一个没有新人的新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

他在很多场合发挥过这个思想，但最有他个人特色的是一九六九年一次对一批美国青年的谈话，这些美国左派知识青年组成了纵队到古巴帮助砍甘蔗，卡斯特罗去看望他们时谈到了新人问题。

象二十世纪的许多伟人一样，卡斯特罗也有不着边际地高谈历史哲学的嗜好。在谈到古巴正在塑造的“新人”时，他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人类演化史的高度。

卡斯特罗说：“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目前为止还处于史前人类时期，一个野蛮的人类，一个充满了国际罪行、战争、剥削，以及各种暴行的人类。我们怎么能把这样的人类称为文明和正义的呢？我相信只有扫除所有这些罪行人类才能脱离史前时代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生物学的分析显示现代的人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人没有多大的区别。他可能有更多的处理信息的手段，但并不比三千年前的人更聪明。”他说人已经从海藻类和鱼类演化出来很久了，但“这个过程在历史或史前史的某个时刻停止了。”１０虽然人的理性法则已经取代了盲目的自然法则，但它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地发挥，新人还没有创造出来。

这就是卡斯特罗的人类演化史，他是从创世纪的高度来看古巴革命的，或者用中国人赞颂革命的话来说就叫做开天辟地。这种观点把人类历史——或者谦虚一点，本国历史——一刀挥作两段，以革命为界，革命之前不但一片黑暗，甚至是史前时代，是革命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个历史的新纪元呢？就是因为出了那么一批不但通晓历史规律和人类发展，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尽善尽美的伟人和圣人。创世纪就是创造万物，以塑造人为核心。所以听了卡斯特罗的话和在古巴考察过以后，那些美国青年敬佩地说：“通过他的领导，古巴正在培育出菲德尔的一代”。

如果说卡斯特罗塑造新人的计划在幼童和少年身上进展顺利的话，那么在古巴工人那里则多少遇到了麻烦。六二年到六五年的那场物质刺激和道德动力的争论部分原因就是古巴工人劳动效率的低下。在此以前，六一年，格瓦拉发起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部成了劳动竞赛委员会，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政府又规定了工会的主要作用是贯彻政府计划，努力增加生产。

六二年实行了劳工卡制，从卡上可以看出工人的劳动表现和参加义务劳动的情况，这张卡等于是工人的身份证。

一九六四年古巴颁布了劳动正义法，用国家农改委主席罗德里格兹的话说：这个法将采取措施“矫正那些反社会态度、疏忽怠工、懒惰，以及那些……劳动时间不满八小时的人。”１２格瓦拉一九六五年在给别人的信中承认工作还是强迫性的，即使是义务劳动也是如此，“人还没有把所有外在的强制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条件反射”。１１一个干部这样说：“我真不明白这些人……在猪湾入侵时他们拿着枪满腔热情地奔赴他们的岗位，随时准备牺牲……几个月后却看到他们在田里打盹，工作放在一边。我问自己，为什么他们愿意为革命而死，却不愿为革命而工作？”１２

卡斯特罗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在旧制度下产生的心理，他列出三条：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劳动的蔑视、奴隶制下劳动者对劳动的厌恶以及——最重要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１３这样，他就把劳动者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心和由此而决定的劳动态度解释为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即在旧环境下产生而现在仍然起作用的因素，和新建立的制度没有关系。他想了很多办法去消除这种心理，最主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在其中人们可以完全不受旧制度的影响，完全被新生活所包围。于是他建立了一些样板社区，所有的都远离城市。

最大的一个样板社区是他曾经坐过牢的松树岛。

这里地处加勒比海上，离古巴岛六十英里，原来有八千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六五年岛上的监狱被关闭，全岛被转交给古巴共青团，在两年内共青团向岛上输送了五万青年，最小的也是十三、四岁。他们在岛上开荒种柑桔，卡斯特罗说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岛的柑桔产量要超过世界上产柑桔最多的以色列和美国。此外这里还有卡斯特罗最喜欢的家畜养殖业。

这个半封闭的岛屿成了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这里生活设施和生活资料全部免费，分配物资的多少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数量，唯一看得到钱的地方是岛上个别的文化娱乐场所，不但基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且使得卡斯特罗取消钱的愿望梦想成真。这里的劳动积极性奇高，很多外国访问者来了以后经过提醒，惊奇地发现在工作场所看不到钟，接待人员解释说工人们劳动时从不看时间。每年古巴各地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参观取经，外国客人更是把这里看作必到之处，卡斯特罗常常带外国客人来，有时还在这里庆祝自己的生日。

除了这个岛，其它还有一些地方，如ＰｉｎａｒｅｓｄｅＭａｙａｒｉ，这是一个在六五年左右开发的新矿区，也由志愿人员建设，多数是妇女，生活上从伙食到住房一概免费，领导人据说只有三十岁。这两个地方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另外有很多社区，如上面提到的圣安德鲁斯公社，可以说是半共产主义，货币还是分配的主要手段，虽然一切都要配给，但毕竟还有钱多钱少之分。

（三）

在这些集体的样板之外，还有大量的个人模范，他们的工作热情听上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例如在格瓦拉的工业部里有一个叫阿乃特的劳模，他在六个月中工作了一千六百另七小时，等于连续工作二百另一天（八小时一天）没有休息日。但这和卡斯特罗表彰的劳模还没法相比。

那是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天，卡斯特罗来到一家钢铁厂，在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他一口气报出了二十多个劳模的名字和事迹，他们的共同点是长期不离开工作岗位、大量的义务劳动和不要加班工资。一个叫安吉尔?列奥纳多的技师每天工作时间是十六小时?有四次是二十四小时，他积累了二百个小时的义务劳动；一个叫爱得米罗?佩德罗索的金属切割工，五十七岁，每天工作时间起码是十六小时，有次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另一个叫佩德罗?帕米尔的焊接工也是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有五次是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还有两个人是连续工作四十五个小时，等等。卡斯特罗说那些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人应该问问他们自己，这些工人在另一个制度下会不会做出这种业绩。

没有必要去怀疑这些榜样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些劳模的献身精神是无可置疑的。问题是这些榜样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它人仿效，或者即使对于这些榜样自己来说，连续工作一个昼夜或者更长是否真的能保证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问题更在于最高领导人这样大张旗鼓地表彰劳模，恰恰反映了普通工人劳动热情的低下。根据卡罗尔从古巴政府有关部门了解到的情况，六六年到六八年每天平均八小时的劳动时间中，只有四小时是有效的，这个统计在六六年八月古巴工会代表大会的材料上也出现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的《格拉玛》周刊报导了一起典型的怠工事件：一个拥有一百一十四台机器的工厂一年只生产了一千四百二十一个小时，而不是计划的四千二百二十个小时，实际上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

因此，“游手好闲”成了又一个社会罪恶，和党和政府全力要消灭的现象，“寄生虫”

一词自六十年代中期起在卡斯特罗的讲话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几乎有取代“蛆虫”之势。

根据《格拉玛》周刊六七年九月十日的报导，政治局委员哈特在哈马威省动员城里青年下乡砍甘蔗时甚至说青年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必须从那些既不读书也不工作的人中征募，由此可见这支“游手好闲”队伍的庞大。

古巴劳动力最大的缺口是每年的甘蔗收获期。革命前这个问题也存在，由劳动力市场来解决，工人每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根据报酬来选择雇主。

革命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用政治组织来代替劳动力市场，由国家动员大量的城市工人和青年下乡，名义上是志愿劳动，实际是非去不可。由此出现了大量的怠工、旷工、偷懒现象和生产效率的低下。

历史上古巴从来没有由国家制定糖的生产指标，一九六五年卡斯特罗第一次制定糖的生产指标，定为六百万吨。那年气候帮忙，加上猪湾危机带来的全国紧急状态的刺激，最后超产了十五万吨。被这个结果所鼓舞，卡斯特罗接着每年都规定糖产量，结果没有一次达标。六六、六七、六八、六九年的指标分别是六百五十万、七百五十万、八百万和九百万吨，其产量分别为四百五十四万、六百二十四万、五百十六万和四百四十六万，换句话说最低的时候只有规定产量的一半。这个数字不是西方媒体和古巴问题专家估算的，而是卡斯特罗自己一九七０晡逶二十日在讲话中承认的，后来分别在报纸和电上公布（《格拉玛》报五月三十日，哈瓦那电七月三十一日）。每次没有达标后卡斯特罗都会总结出若干原因，然后宣布下一次一定会加以克服，于是提出更高的要求，越是失败越是不服输。

大量动员城市劳动力下乡不但没有达到糖产量的国家指标，反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每年有三到六个月，工厂和各级机关的大量工作人员要抛下他们的工作，例如一九六七年在哈马威省的甘蔗地里就有七万城市青年。这样无疑又造成了城市和工厂生产秩序的混乱，而对付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那些工人的妻子来顶替几个月的空缺，因为她们最熟悉她们丈夫的工作！这个主意同样用声势浩大的运动和组织来贯彻。而那些妇女自己原来的工作又由谁来干呢？

这个问题笔者至今没有搞清楚。

自六五和六六年起，古巴劳动管理部门和各行业的人事部门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家计划：对每个劳动岗位进行评估，凡是妇女能干的今后一概由妇女担任，把男子节省下来统一派到重体力部门。例如六七年三月十九日的《格拉玛》周刊转引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话说在数年内全部银行工作人员都由妇女担任，男子要派到农业、建筑、水利等部门。

这种轰轰烈烈的气氛并不能掩盖懒懒散散的出勤。卡斯特罗于是又找出了一个新的原因：不发达。于是“不发达”一下子便挂在了每个人的嘴上，用来说明每一个消极现象。卡斯特罗又以他特有的海阔天空和旁证博引来说服群众。卡洛尔有次在一个水泥厂听卡斯特罗对工人们讲话，他说英国和德国人以准时着称，但在他们过去还没有发达时，我怀疑他们是否比我们更准时。但卡洛尔心想农民在树阴下打磕睡，工人在坏掉的机器旁休息而不是去修复它，这些难道也是不发达？或者是象过去强调的那样，是旧社会轻视劳动的遗传病？他认为如果说刚取得独立的刚果说自己的问题是不发达是符合实际的，而古巴革命已经七、八年了，在教育群众上化了很大的力气，如果在生产劳动中群众仍然缺乏积极性，那一定是革命本身有什么问题。古巴人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说革命热情从来没有如此高涨过，只要看看满街的标语就可以知道：“为共同利益而奉献！唾弃金钱！平等！更高尚的生活！完整地教育人！真正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等等。但低下的生产效率却是个摆在人们面前的如此顽固的事实。

卡罗尔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在“日常和平的社会主义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和战争年代相同的动力，那肯定是新的社会关系中丧失了一种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其直接后果就是生产量的下降和反社会行为的上升。

象很多来访者一样，卡罗尔起初也为社会主义古巴的这种矛盾现象所困惑。后来他根据自己在战时苏联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在政府要求和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双重标准”的概念。

他说二次大战时苏联就是前方的高昂士气和后方的黑市存不悖。当时他在罗斯托夫上学，什么都有黑市价，包括电影票，红军进入德国后黑市商品越来越多。他和很多学生一样，当时靠苏联政府微薄的奖学金生活，当他们去港口劳动时，每天晚上可以出去两三次，他们就把船上的鱼装在大衣的口袋里带出去高价卖给农妇。谁都知道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但管理部门就是眼开眼闭。和其它人相比，他们这些学生还算是小打小闹。因此，卡罗尔觉得古巴社会出现这种矛盾和反差并不奇怪。１３

（四）

除了工人低下的劳动积极性，另一个使卡斯特罗和其它领导人头痛的问题、同时更反映了古巴“新人”社会工程实施进度的现象是大批古巴人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出走，古巴成了世界上按人口比例来说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

古巴革命以后直到六二年导弹危机为止，政府并没有限制要求移民的人，移民的社会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的深入逐步从过去的社会上层向下移动。第一批出走的是巴蒂斯塔的追随者和在旧制度下有民愤的；第二批是古巴开始国有化时，主要是企业家和技术管理人员。

这两批人虽然影响很大，但人数相对较少。从六０年到六二年十月导弹危机前，是第三批鲎叩浪潮，其原因是六０年以后逐步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高压，这一阶段约有五十万古巴人鲎撸绝大多数是蓝领工人、农民和渔民，当时古巴的人口大约是七百五十万，就是说在三年中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古巴人出走，这里只是说普通人，还不包括前两年出走的富人或白领阶层。

六二年导弹危机之后，古巴人海外移民的合法途径被中止，这引起了要求移民的人的恐慌，于是他们利用大小渔船、游艇、木筏甚至救生圈逃往九十英里外的迈阿密。难以计数的人在海里丧生，佛罗里达海峡自此有“死亡之峡”

之称。美国迈阿密的渔民有许许多多关于古巴逃亡者的离奇故事。当时拉美国家还没有和古巴断交，它们在哈瓦那的大使馆挤满了要求政治庇护的古巴人，委内瑞拉使馆三个家庭大小的院子里容纳了四百多人，乌拉圭、洪都拉斯、巴西和阿根廷使馆内都有差不多数量的难民。这些古巴人化装成小贩、送货员、医生或者警察蒙混或者硬闯过古巴警察的守卫进入上述使馆。

美国政府对古巴移民的态度是表面标榜“人权”，欢迎移民，实际上把移民作为给卡斯特罗制造难堪，煽动国内动乱从而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美国政府宣布古巴人只要到美国就给永久居留权，这是美国建国历史上少有的给一国国民的移民优惠。卡斯特罗曾经说过去古巴人要移民美国很难，现在却只需要一个绝妙的理由：反革命。美国的这种以影响它国内政为目的的移民政策是它在冷战甚至后冷战时期（九十年代美国曾经通过对海地移民给予这种优惠来动摇海地政府的统治）的政治工具，和它建国早期的移民政策相比已经包含了复杂的政治和外交的考虑在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指出并谴责美国利用其移民政策来干涉它国内政，并没有触及古巴难民问题的实质。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简单的道理，当一个国家有百分之七、八的人口非法进入另一个国家，而这个百分比显然还没有包括那些想走和没有走成的人的时候，人们到底应该从它国还是本国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根源呢？

然而，随着非法移民的大量增加，美国方面终于也感到不胜其扰，于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妥协：美国方面意识到不能完全放任，古巴方面则认识到不能完全阻拦，于是一九六四年，双方签订了协议，每周有两班飞机载运一百五十人去迈阿密。此外还有相同数量的航班飞往马德里和墨西哥城，这也是两条古巴人传统的出走途径。这样非法移民的人数大大下降，但向政府申请移民的名单却越来越长。起初每个提出申请的人立刻就失去了工作，但到六八年卡斯特罗说不能让这些寄生虫吃白食，他给这些古巴人起了个美国名字叫“约翰逊”（当时的美国总统就叫约翰逊），让“保卫革命委员会”把这些“约翰逊”们集中起来送去义务劳动，直到离开古巴的那一天。

在出走的古巴人中不但有过去的富人、白领阶层和普通人，甚至有高级领导人的亲属，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其中包括卡斯特罗和劳尔的两个姐姐、政治局委员阿曼多?哈特的兄弟、卡斯特罗的管家西里娅的兄弟、古巴内政部长的姐姐、中央委员、卡斯特罗最亲密的老战友曼努伊尔?皮内罗的全家，等等。

世人皆知古巴是最反美的国家，卡斯特罗也以和美国作对自豪，但实际上古巴恰恰也是最亲美的国家，现在在美国的两百万古巴裔美国人就是见证（现在古巴本国人口不过一千万左右）。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古巴的生产下降和经济困难在六六年以后日甚一日，但卡斯特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个人干预、高度计划和完全忽视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做法。相反，自一九六八年开始，他发动了一场新的“革命攻势”，其目的是彻底消灭古巴经济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军事化，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从六八年到七０年，古巴社会在已经经历了十甑天翻地覆后，又被卡斯特罗彻底翻了个个，折腾了三年，直到他一九七０年五月承认失败人民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今后再也不能靠拍脑袋搞建设为止。在这个大转变之前，一个在古巴以外发生的事件推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折腾，这就是神秘地失踪的格瓦拉最后在玻利维亚的被杀。

（五）

一九六五年四月格瓦拉和一百多古巴游击队员陆续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他们绝大多数是黑人，只有格瓦拉和他的个别随从是白人。开始时坦桑尼亚人和刚果人甚至不知道化名塔托的白人是切自己，因为不久前他们商谈古巴派人来参加游击战时切只是做了一般的安排，并没有透露他自己出马的决定。

从四月到十月，格瓦拉在古巴领导层的消失引起了广泛的猜测，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伸长了鼻子四处探嗅。五月一日，古巴举行例行的阅兵和游行，卡斯特罗带着格瓦拉的小女儿站在主席台上，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站在劳尔的身边。外国记者频频发问，卡斯特罗神秘地说切在他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古巴政府没有义务透露他的确切地点。六月十六日在内务部的一次会上卡斯特罗嘲笑了外界的谣传，用他一贯的对美国人喜笑怒骂的口吻说：帝国主义紧张了？

那就让他们去紧张吧。帝国主义害怕了？那就让他们去害怕吧。“让他们用Ｕ－２高空侦察机フ宜吧！"

格瓦拉临离开古巴时留下了三封信，分别给卡斯特罗、他的母亲和他的五个子女。十月初，在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共产党建立并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安排座次的的时候，这时他再也没有理由故弄玄虚了，于是他宣布格瓦拉已离开古巴，到某个最需要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去战斗了。他把格瓦拉给他的信拿出来念给与会代表听，同时通过电转播出去。格瓦拉的信是古巴革命的重要文献，而且不长，这里不妨照录：菲德尔：

在这个时刻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尤其是当我在墨西哥城玛丽亚?安东尼亚的家中和你见面，你提出要我和你们一起战斗时，那时心里充满了紧张不安。有一天他们过来问我万一我死了的话，他们应该通知谁，那时我们都被那种真实的可能性震撼了。后来我们知道这确实是会发生的。革命就是或者成功，或者死亡。

今天一切已不再那么戏剧性了，因为我们都更加成熟了。但是这种情景仍然在重复。我感到我已经完成了在古巴的土地上为古巴革命而奋斗的任务，我现在对你说再见，对同志们说再见，对你的人民说再见，他们现在也是我的人民。

我正式辞去我在党内的领导职务，我的部长职务，我的军衔，以及我的古巴公民身份。现在我和古巴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法律的联系了……

回忆我过去的生活，我相信我一直在用自己的正直和奉献精神为巩固革命的胜利而工作。

我唯一严重的失误是在最初在马埃特腊山区时对你没有建立起充分的信心，没有很快地理解你作为革命领袖的品质。

我经历了峥嵘岁月。在加勒比危机（即古巴导弹危机，本书作者注）那些光辉而又令人痛苦的日子里，站在你的身边我感到了属于我们人民的骄傲。一个政治家很难象你那样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得那么伟大。

世界上其它国家在期待着我的微薄的贡献。我所能做的是你作为古巴的领袖所不能去做的，现在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了。

我想让你知道我现在心中既有喜悦又充满悲伤。作为一个建设者，一个深爱着你们的人，我留下最美好的祝愿。我离开了一个把我当作他们儿子的人民，那将在我的心中留下创伤。但我会把你教给我的信念、革命精神和完成最神圣使命的崇高感带到新的战场上去，和帝国主义战斗，不论何时何地。这将给我以安慰并治愈我的创伤。

我再一次声明我和古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古巴对我将要做的一切不负任何责任，除了它的榜样作用。如果我倒在另一块天空下，我最后牵挂的仍然是这个人民，特别是你……。

我并不为自己没有留下任何物质的东西给妻儿而后悔。我很高兴能这样。

我不为他们要求任何东西，因为国家将提供给他们足以生活和接受教育的条件……

我带着全部的革命热情和你紧紧拥抱。

切

曾经有人怀疑过格瓦拉的信的真伪，特别是信中对卡斯特罗所表示的忠诚，听上去更象是出自卡斯特罗自己的手笔。但格瓦拉确实是卡斯特罗个人崇拜的主要制造者，这封信的语气和他的个性也十分吻合，况且当它公布时卡斯特罗知道格瓦拉肯定能看到或听到，因此由卡斯特罗自己捉刀的可能性不大。但它很有可能是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前者离开古巴时商谈的结果，而不太可能完全是格瓦拉自己的想法。格瓦拉在离开古巴前到底和卡斯特罗谈了些什么，至今无从知晓。

有个叫列奥?萨维吉的法国学者曾经出版过一本《切?格瓦拉：一个革命家的失败》，其中对格瓦拉离开古巴时和卡斯特罗达成的条件作了一些猜测，其中包括：写封信澄清出走的动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再回到古巴，卡斯特罗则保证对切的活动给予支持，等等。这种看法可以作为参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格瓦拉是古巴的重要领导人，他的出走也是在古巴政府和情报机构的安排下实现的，出走后又得到了古巴的物质和人力支持，因此在出走前他和卡斯特罗之间不可能没有商量和安排。

其实，更重要的是，格瓦拉的信达到了卡斯特罗的既要显示古巴仍然在支持世界革命，甚至用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又要推卸古巴在国际法上对输出暴力革命和卷入它国内政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既表达对苏联“和平共处”的不满，又避免了向这个政策正面挑战。

卡斯特罗知道苏联人也急于知道切的下落，但他却故意不告诉他们，或许这也是一种报复。在格瓦拉消失一个月后，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五月一日卡斯特罗邀请苏联大使阿列克谢夫参加一个在卡马威省的砍甘蔗活动，在甘蔗地的帐篷外单独告诉他切在非洲，但又要他不要打电报告诉克里姆林宫。这是典型的卡斯特罗式的故弄玄虚，那有一国大使不把这样的大事向本国政府通报的。

阿列克谢夫通过使节口头向克里姆林宫做了报告，后来在他回国向勃列日涅夫当面报告时，他发现新任总书记对那个阿根廷人此刻到底在哪里似乎并不很感兴趣。

在给他母亲的信中，格瓦拉说他象是又一次骑在了唐吉珂德的马上，并说“我相信武装斗争是那些争取自由的人们的唯一办法，我的行动就是我的这一信念的结果。……很多人将称我为冒险家，我确实是个冒险家，但却是一种特别类型的、一种把他们的生命置于他们的信念之上的冒险家。”１４他给妻子阿莱达留了一盘录音带，其中有一些他最喜欢的聂鲁达的情诗。格瓦拉夫妇伉俪情深，夫妻生活不乏浪漫色彩，格瓦拉经常在卧室里给阿莱达朗诵情诗。有次格瓦拉去看望丈母娘，老人问他要不要洗个澡，他半开玩笑地说除非把阿莱达叫来一起洗。他的最后一封信是留给子女的，关照只有他死了才能拆，他在其中叮嘱他们也要成为革命者。

格瓦拉的非洲之行在军事上是一场灾难。他四月二十四日到达刚果，然后忙于建立前进基地，六月二十九日对一个政府军的据点发起进攻。在这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刚果游击队的缺乏训练、组织混乱和纪律松驰。游击队中盛行对女巫的迷信，任何失败都要归咎到女巫的作祟。

同时又有很多人相信刀枪不入的巫术，当地叫做达瓦（ｄａｗａ）。他还亲眼看到游击队员们把苏联和中国援助的枪炮漫无目的地乱放，加上运输和管理的不善，造成了惊人的浪费。

和格瓦拉合作的刚果东线指挥官卡比拉一直在开罗，好象根本就不把古巴人当回事。甚至当格瓦拉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给卡比拉的参谋长，参谋长又向他报告后，他还是迟迟不来，但又总是安慰格瓦拉说就要来了。一次格瓦拉终于耐不住了，问那位参谋长卡比拉为什么不来，他得到的答复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将要去开罗，卡比拉要在那里和其它游击队领导人等着一起向中国人要援助呢！在这段时间里格瓦拉发烧，拉肚，折腾了一个月才恢复过来。他带领的古巴人十有八九也经历了这个适应过程。

古巴人在和刚果人和图西族人等一起战斗中对他们的士气、训练和彼此的合作越来越失去信心。卡比拉直到七月份才出现，不久就又回到达累斯萨拉姆了，他在那里甚至有一辆奔驰车。最后古巴人几乎是孤军奋战，损失惨重，到十一月二十日左右不得不领着少数幸存的古巴远征军战士渡过坦喀尼卡湖撤回坦桑尼亚。格瓦拉原打算在刚果战斗五年，结果只有六个月。有次在日记中他写道身边剩下了十三个人，只比菲德尔当初进马埃特腊山时多一个。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后，卡比拉终于推翻了扎伊尔（原来的刚果）的蒙伯托，枪杆子里面出了政权。然而这个持久的武装斗争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国内的和平。

从刚果撤出后，格瓦拉秘密地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古巴使馆住了一段时间。

这时古巴仍然没有透露他到底在何处，但西方情报机构从一份在刚果缴获的古巴人的日记中知道古巴人已卷入刚果内战，猜测格瓦拉可能在那里。卡斯特罗劝格瓦拉回古巴，他拒绝了，说要直接到拉美去。但去哪个国家呢？古巴的情报机构说一时还不能准备好，因此他只好在坦桑尼亚再住一段。到了元旦以后，这次是应格瓦拉的要求，古巴情报机构把阿莱达送到坦桑尼亚去和他团聚。

阿莱达在路上先后化装了两次，到了达累斯萨拉姆以后被从机场直接带到使馆的一栋只有大使和少数人才知道的小楼房的二层，那里只有两小间屋子，他们夫妇就在那里足不出户地过了六周，连吃的东西都是由可靠的人从外面带进来。阿莱达后来说这是他们结婚以来唯一的一次不受打扰的单独相处。到二月底她又象来时一样秘密地离开了。

阿莱达离开后，古巴情报人员告诉格瓦拉说他们正在为他去南美作准备，他最好离开这里先去布拉格中转，那里更安全。格瓦拉同意了。三月的某一天，格瓦拉秘密地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古巴关系很好，它曾经是古巴领导人觉得在经济上最容易仿效的东欧国家。

两国情报机构早就有来往，捷克人甚至让古巴情报人员在首都周围买了一些房产，对古巴人在那里干些什么并不过问。格瓦拉这样的大人物前来捷克住了一段时间，捷克的情报机构居然一无所知。格瓦拉在布拉格近郊的一栋乡间小屋住下，阿莱达又化装来和丈夫团聚了一段。

（六）

如前所述，格瓦拉当初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古巴和苏联的结盟妨碍了他更加激进的路线，尤其是向外输出革命。然而，就在他出走之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古巴的政策又一次朝着激进的方向转变，这使得在国外的格瓦拉反而有了新的作用了。

这种变化首先是国际的。一九六五和六六年美国在亚洲大规模入侵越南，在加勒比入侵多米尼加，在世界其它地方加强了对各种反共独裁力量的支持，这使得古巴领导人再一次产生了美国直接入侵的危机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虽然中国给予了越南大量的援助，但实力更为雄厚的苏联和东欧集团相比之下则援助得十分有限，生怕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这又使得古巴加深了对苏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作为靠山和有决心支持世界革命的怀疑。卡斯特罗原来指望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抛弃和平共处的路线，但现在看来他们仍然怕美国。

自六五年起，古巴和北越的关系日益密切，越南战争成了卡斯特罗向人民警告美国可能的入侵的例证和始终保持半军事状态的理由，把各项国内工作都和支持越南联系起来。一九六五年是“团结一致年”，一九六六年又是“英勇的越南人民年”。当时如果不是有个越南，不知卡斯特罗会用其它什么来作为凝聚老百姓的动力。在国际上，他号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放弃分歧，全力支持越南。这明显是针对苏联和中国而言。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在勒紧自己的裤带的情况下也要保证的，因此卡斯特罗的这种呼吁更明显是针对苏联的三心二意。三月份他大声疾呼越南应该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不不惜代价的保护。这种态度无疑表达了对苏联的不满。

另一方面，美国的四处干预进一步绷紧了卡斯特罗头脑里那根世界革命的弦，他把这看成帝国主义就要崩溃的迹象，美国干预的地方越多，它垮台的日子就越近。而古巴对这场即将来临的大变动力所能及的贡献就是在临近的拉美国家策动革命，创造更多的越南。

在国内形势上，古巴经济生产的停滞和下降、物资的紧缺、人民的不满、单一经济结构的难以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苏联的依赖，所有这些都使得卡斯特罗对长期的建设失去了曾经有过的热情、信心和耐心。如果有一个国际革命的高潮，那么古巴也就可以摆脱这种在拉美孤军奋战的困境。国内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国际革命来解决，这是自列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来就有的思路。

此外，古巴虽小，却也有成为世界革命策源地的雄心。卡斯特罗不甘心做苏联的走卒，也不甘心只在拉美施展身手，他要让古巴的影响超出拉美大陆。

为此，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一九六六年一月由古巴作东，召开了亚非拉人民团结大会，又称三大洲会议。卡斯特罗打算用它和亚非团结组织和不结盟会议相抗衡，从它们手中夺过第三世界领导权。这两个组织当时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反帝反殖的要求，但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眼里它们不要说革命性，连斗争性都远远不够。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到十五日，八十二个从三大洲来的代表团云集哈瓦那，但它们当中只有极少数是政府代表，如非洲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和亚洲的中国、北朝鲜和北越，大部分代表团是各国的游击队、地下党或者民族解放阵线，如南越、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苏联集团派了观察员与会，唯一事先就被古巴声明拒绝接待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南斯拉夫，因为它早就复辟资本主义了。从与会代表团的数量来说，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直到今天为止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会议代表们被安排在哈瓦那的希尔顿旅馆，哈瓦那全市乃至全国总动员，大批的干部和工人临时调来担任工作人员、翻译、侍者、厨师、清洁工和汽车司机。古巴虽然已经实行了四年的食品配给制，但会议上的供应却是应有尽有。

这次会议一共发表了七十二份决议、声明、报告和其它文件，但除了空洞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号召以外，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然而，对于卡斯特罗的面子这已经足够了。

在会议的闭幕式上他讲了几个小时，但这还不够，古巴政府发表了一份六十二页长的声明，其中说：“全人类压倒多数的代表聚集在古巴共和国——美洲第一块自由的土地——的首都……开始了革命人民最宏伟的运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世界范围的、尤其是最近这几个世纪来反剥削斗争的新阶段……它再一次重申了这样一个口号：‘三大洲的游击队员们，联合起来！’”

这种极度的夸张和铺陈是典型的卡斯特罗语言，要么这是他的口授，要么就是他的文风已溶化到了政府宣传干部的血液里。

但实际上这个会议的影响和它表面的热闹并不相称。出席会议的苏联和中国早已交恶，他们在第三世界各有各的盟友，经济上不能自立的古巴光想用喊口号来让第三世界承认加勒比海的这个岛国是反帝斗争的中心，也只有卡斯特罗才会认为这是一个现实的想法。何况会议刚结束，古巴和中国之间的论战就迅速升级。这次会议名为“第一届亚非拉人民团结大会”，实际上再也没有下一届，所以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它唯一留下的痕迹是一份叫《三大洲》（《Ｔｒｉ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的杂志，成了古巴宣传世界革命的又一工具。

在这一时期，卡斯特罗的输出革命在语言表达上有了新的夸张。四月二十四日《格拉玛》周刊报导他的一次讲话说：“当我们提到‘民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古巴人的民族，而仅仅是指革命的古巴人的民族。当我们说古巴革命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拉美革命，当我们说拉美革命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世界范围的革命：亚、非、欧的革命！”

（七）

三大洲会议刚结束，拉美国家政府随即通过一项不承认这次会议有代表拉美国家的权利的联合声明。象以往拉美国家的表态一样，这个联合声明又一次刺激了卡斯特罗，同时也给了他把事情闹大的机会。二月中旬，他致电和此事毫无关系的联合国秘书长，说“全世界人民有权利用最暴烈的行动扫除——或迟或早要扫除——那些叛徒政府。”

在向拉美邻邦发出革命警告的同时，卡斯特罗肆意嘲笑其它国家的内政，尤其是选举，说那都是“笑剧”。他特别挑出智利总统佛雷作为靶子来猛轰，佛雷写信给他要他尊重别国的内政，卡斯特罗的回信在古巴报纸头版刊出，在其中他说：“在古巴任何一个大一点的省份，我们都可以发动起足够的愿意为了革命而就地躺下牺牲的公民，他们的数量都会超过智利佛雷政府在帝国主义帮助下操办的选举中的全部选民。”还说智利经验进一步反证古巴道路是拉美大陆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同年八月他在古巴工会大会上又突如其来地点了佛雷的名，说：“我们向智利总统挑战，看他敢不敢实行国有化！”

对他国内政的这种指手画脚成了古巴领导人的集体行为，例如农业领导人罗德里格斯当年十一月说智利的农业改革是一场滑稽戏，根本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他大概忘了智利还不至于象古巴那样连鸡蛋都要配给。上行下效，古巴报刊也是把拉美邻邦当作小菜一碟，随时拈来下饭，例如六月的一期《格拉玛》周刊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一番古巴教育的成就后，话题忽然转到哥伦比亚，说古巴人有接受教育的自由，哥伦比亚人有无知的自由。

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基地附近发生了枪战，一名古巴士兵被打死。美国方面说是古巴士兵潜入基地，古巴方面则说是美国士兵越出基地。这起冲突等于是火上浇油，使得已经亢奋的革命神经质达到了炽热的地步。哈瓦那召开数十万人群众大会，卡斯特罗号召世界人民起来消灭美帝国主义，他说“那些狗娘养的（ｔｈｅ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ｉｔｃｈｅｓ）不要以为我们对他们的进攻毫无准备！”这句话被用大号字印在了《格拉玛》周刊的头版。他还说：“如果美国入侵，我们要战斗一百年！牺牲一百年！”

这两个一百年于是又成了一句新的口号，一直沿用至今。

劳尔宣布古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一旦战斗警报响起，在三小时里我们就能武装二十五万人，十二小时之内五十万人，然后他神秘兮兮地说：“我们现在不告诉帝国主义，在二十四小时内我们能武装多少万人！”他还说古巴已经从政治和军事术语中取消了三个常用字：妥协、投降和失败。总统多铁戈斯召集社会主义国家大使，说美国的进攻攻迫在眉睫，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北朝鲜首先响应，苏联也勉强表了态。同时，古巴还以亚非拉人民团结大会主办者的名义向全世界人民呼吁，要求他们派志愿者前来古巴。

从当时情况来看，美国方面并没有在拉美再陷入一个越南战争那样的泥潭的意思，也没有那样的准备，尽管卡斯特罗以他特有的想象力告诉他的人民说：美帝入侵古巴是为了稳定国内市场的价格。

在这样的期望下，一度沉寂的以古巴为后援的拉美暴力革命运动重又兴起。《格拉玛》报专门开辟了一个叫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ｉｏＧｒａｎｄｅ的版面，介绍中南美的游击战、革命和人民的苦难，标题常常是：“古巴的今天，就是拉美的明天”或者是“干一场象菲德尔那样的革命”。古巴一时成了拉美的莫斯科，古巴革命政府是拉美的第三国际。

但这些以古巴为基地的远征结果都不妙。一九六五年六月，秘鲁的两个武装革命组织ＭＩＲ和ＥＬＮ在两年的地下活动后又开始武装暴动，但秘鲁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到十二月份便消灭苏饬个组织，ＭＩＲ的领导人被打死，ＥＬＮ的领导人被囚。在哥伦比亚，一九六六年二月古巴支持的另一支ＥＬＮ的领导人被打死，运动重又转入地下。危地马拉的情况开始很乐观，古巴支持的位鞫打死了美国顾问和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但却并没有战略性的成果。六六年三月，危地马拉秘密警察一举破获危共领导集团，二十六人被屠杀。

当时拉美的左翼力量分为苏联派、亲毛派和托洛茨基派，苏联派一向主张和平过渡，后二者主张武装斗争，但三派在各国又是有分有合。其中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情况比较复杂。委内瑞拉共产党在六二年时还支持武装斗争，后来退缩了，转向苏联路线，六六年三月政府甚至释放了委共领导人作为对这个党放弃武斗的奖赏。从此委内瑞拉共产党成了古巴批判苏联路线的靶子，几乎是叛徒的代名词，卡斯特罗不能直接攻击苏联，便拿委共来出气。六七年三月十九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纪念埃切维里亚的讲话中说：“对游击战的态度是真假共产主义者的分水岭”，还说“古巴只对一件事负责：这就是发动世界革命并取得最后胜利。”

这与其说是讲给美国听的，不如说是对苏联和平共处路线的驳斥。同时古巴在委内瑞拉又另外培植了一批坚持武装斗争的分子。在玻利维亚，右派军人六四年十一月发动政变，苏联派的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马里奥?蒙杰拒绝武装反抗，党内的亲毛派年轻成员以奥斯卡?扎马拉为首另组一派，试图得到古巴的支持。

（八）

在这样的情况下，卡斯特罗希望格瓦拉能够在南美打开局面，建立第二个古巴。但究竟让他去那里成了问题。格瓦拉自己除了对玻利维亚感兴趣外，最终是想回到阿根廷闹革命。经过反复考虑，卡斯特罗还是选中了了玻利维亚。

他把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两派找来，想都加以利用。总书记马里奥?蒙杰虽然拒绝武装斗争?但他控制着玻共的地下组织，应该说服他加以协助；奥斯卡?扎马拉这一批人则应该招募进切的队伍。于是卡斯特罗以参加亚非拉人民团结大会为名，向两派都发出了邀请。当时格瓦拉还在坦桑尼亚隐居在古巴使馆的小楼里。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蒙杰经过捷克（当时捷克是苏联阵营的各国共产党去古巴的主要中转站）到了古巴，卡斯特罗说有个重要人物要经过玻利维亚去阿根廷，要他协助。蒙杰答应了，他原来以为卡斯特罗要在他的国家搞武装斗争，那是他不愿协助的。以奥斯卡?扎马拉为首的另一派人则很爽快地同意了。

卡斯特罗只想让蒙杰同意帮忙，没有告诉他古巴人真正的想法是到了玻利维亚以后就地展开武装斗争，这给格瓦拉的使命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直到六六年夏天，古巴人派愿意和格瓦拉一起打游击的玻利维亚人去玻利维亚买下一个农场作为训练和落脚之地，这时才向蒙杰透露玻利维亚本土也在游击战的计划中。

古巴人选中玻利维亚的另一原因是格瓦拉已经在那里埋下了伏兵。塔尼亚在那里已经两年多了，她不但取得了永久居留权，而且在教育部得到了一个工作，业余还教德语。她活动能力很强，加上年轻貌美，在政府官吏中认识了不少人。这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卡斯特罗安排好以后，格瓦拉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左右秘密回到古巴，住在一个乡下农场里，只有卡斯特罗和极少数人知道。在等待去玻利维亚的这段时间里，格瓦拉专攻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他在达累斯萨拉姆住在那座与世隔绝的小楼中时就开始的工作。他不但要用行动来批判苏联路线，而且要留下理论成果。在他的手稿中，他把苏联革命的蜕化，资本主义的复辟追溯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胆结论。古巴意识形态的领导人阿曼多?哈特在收到委托他保管的手稿后秘密地印发了几百份，在高干中传阅。

格瓦拉这段时间究竟和卡斯特罗相处了多久，谈了些什么，并没有充分的记载。不过卡斯特罗肯定了解和掌握格瓦拉准备的每一步。有一次他让经过化装的格瓦拉和古巴高级领导人在一起聊天，介绍说他是自己的一个外国朋友，竟然没有人认出格瓦拉。在卡斯特罗自己撰写的回忆格瓦拉的文章中，他把他们之间的最后道别描写得很象是两个善于克制自己的汉子之间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的分手，但据在场的其它人的回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难以抑制自己的伤感，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拥抱后两人分开，他们的双手仍然伸向对方，就这样互相凝视了一会，然后格瓦拉迅速转身登上汽车，命令司机快开。格瓦拉离开后卡斯特罗独自一人在远处垂首坐了很久（他们是在一个秘密营地告别的）。黎明时，卡斯特罗叫大家出来看那架载着格瓦拉的飞机在天上飞过。

格瓦拉和他家人的告别更是令人伤感。为了保密，格瓦拉甚至不能以他父亲的身份和儿女见面。阿莱达准备了一桌菜，让经过化装的格瓦拉坐在他过去坐的桌端，告诉孩子们说这是“拉蒙大叔”。孩子中间最年长的希尔蒂塔被带开了，因为她已经十岁，有可能认出父亲。最后格瓦拉让每个孩子和他吻别，最小的阿留沙和“拉蒙大叔”亲完脸后跑到她妈妈那里说：这个大叔真喜欢我！这一刻格瓦拉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

格瓦拉化装成为美洲国家组织工作的乌拉圭商人，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到达了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在那里和塔尼娅以及其它先遣人员会合，然后前往游击队的训练基地ＮＡＮＣＡＨＵＡＺＵ，这里靠近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边界。

他满怀激情地准备投入战斗，全人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全看他在这里干得怎么样了。

十二月底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蒙杰也来到营地，他本来就因为卡斯特罗没有让自己知道格瓦拉要在他的国家开展游击战而耿耿于怀，现在一见格瓦拉双方就军事领导权的归属争论起来。格瓦拉本来就没把这个念念不忘走议会道路的总书记放在眼里，现在对他更是十分轻蔑。

蒙杰见周围都是切的人，便表面上对这个阿根廷人表示归顺，说自己回一趟拉巴兹就来和他一起战斗。但一转身，便要格瓦拉队伍里的玻利维亚共产党人离开这里，不然就停发他们家属的生活津贴。但这些玻利维亚人本来就是党内的武斗派，他的威胁并没有效果。

在他返回拉巴兹的路上，他在一个叫圣塔克鲁兹的城市停留，见了当地党的领导人，说格瓦拉他们想把党组织都毁掉，要他们赶快隐蔽起来，不要和那些游击队发生联系。这样，格瓦拉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支持，只能孤军奋战，从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蒙杰或许是个小人，或许他很清楚离开了他控制的党组织，等待着格瓦拉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听任玻利维亚的党组织被古巴人领导的游击队利用，有谁知道格瓦拉的游击战会不会把玻利维亚共产党一块搞垮？

格瓦拉并没有认识到和蒙杰的破裂有多么了不起，他满足于那些留下来的波共成员的忠诚。然而在人地生疏的玻利维亚山区，他和他的那支几十人的队伍（由古巴人、玻利维亚人、秘鲁人、一个阿根廷人——即切自己——和一个东德人塔尼娅组成）不久就陷入了困境。

当地的农民和矿工并不象马埃特腊山区的农民那样愿意加入他们的队伍，有的还向军方报告他们的动向。当玻利维亚军方证实这支游击队是由古巴人直接参加和领导的之后，他们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来帮助围剿。从六七年三月打第一仗开始到十月初格瓦拉被擒，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一步步被逼到山穷水尽的故事。格瓦拉身边的人，包括塔玛拉和他在古巴工业部的付手，一个个在政府军的伏击下身亡，有的就死在他的怀里。

（九）

在格瓦拉的玻利维亚远征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它们在六十年代国际共运的历史上应该留下一笔

第一是他一九六七年四月发表在《三大洲》杂志上的信，题目就叫《给《三大洲》的信》。在这封信中他质疑了二次大战后二十年世界和平的正义性，认为这种和平人为地延长了世界人民的痛苦，号召发起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总体战，不惜代价地消灭全人类的敌人美国。

格瓦拉说：“仇恨是我们斗争的基本因素；对敌人的无情的仇恨，驱使我们超越人先天所具有的种种生理的限制，把人转变成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冷血的杀人机器。我们的战士必须成为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仇恨就不能消灭残暴的敌人。”

象他过去的演说和文章一样，这封信也充满了“血”、“牺牲”、“奉献”、“战斗的呼喊”、“全部的生命”以及“最后的呼吸”等等令人窒息的字眼。除此之外，他信中一个后来反复被引用的说法就是“创造两个、三个和更多个越南”，他的玻利维亚游击战也因此而被人认为是要在拉美创造一个越南，把美国拖入一场直接的战争。他十分关心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动向，当他得知美国顾问已经到了玻利维亚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或许正在看到一个新越南的诞生。”

由于他并没有说自己到底在何处，卡斯特罗也没有披露，这封信和格瓦拉本人又一次成为了国际注意的焦点。卡斯特罗要的就是这种神秘感。那年八月，哈瓦那又一次云集着外国客人，古巴召开了“拉美团结组织大会”，与会的是各国的游击队和地下组织以及美国黑人运动的代表。格瓦拉被缺席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在大会上，一个美国黑人代表发言时说格瓦拉的信激励了美国黑人的斗争，对格瓦拉的创造更多个越南的呼吁，他说：“当美国国内有五十个越南（美国有五十个州），国外有五十个越南时，帝国主义垮的日子就到了。

”他鼓励他并不知人在何处的格瓦拉说：“不要绝望，我的同志！”

第二件事是大约在三月份，一个叫里吉斯?德布雷的法国人来到了格瓦拉的营地。

德布雷其人今日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世界革命和各国的游击战运动中，凡是知道格瓦拉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从他的身上后人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欧美新左派青年的形象。而他的革命生涯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他出生于一九四一年，其家庭背景是法国的上流社会，父母是五六十年代巴黎政坛上保守派的成员。六十年代初当他在大学读书时正是激进思潮在欧美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的时候。他的专业是哲学，崇拜的是柏格森、萨特、罗曼?罗兰和梅洛?庞蒂，爱好是文学和艺术，这些都是新左派青年的特征。后来他很快从思想反叛转向直接行动，为此他一九六一年到了古巴。

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古巴《格拉玛》周刊的采访中德布雷说：“当时吸引我的是一种罗曼谛克的革命想象。象很多欧洲的学生一样，对我来说，拉美是一块神秘的大陆，一个赤道上的幻境。”他说在古巴他用一种“半诗歌的直觉”

把列宁的国家学说和古巴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理解，完成了向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然后他又访问了南美除了巴拉圭以外的所有国家，进一步坚定了拉美只有走古巴道路的决心。此后他留在古巴教法语，同时在法国的左派杂志上发表文章，有些是在萨特的直接帮助下发表的。在古巴的宣传中，他无疑是一个西方进步青年心向古巴的绝好证明。

但对于古巴来说德布雷的作用远不止是个朝圣者。一九六七年夏天，古巴的书店里出现了他的一本名为《革命中的革命》的书。此书篇幅不大，但震动了拉美各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苏联，也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对于正在高潮中的西方新左派运动更是一个新的刺激。

德布雷在书中完善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所提出的“游击中心论”（西班牙文是ｆｏｃｏ），认为古巴革命为拉美甚至整个第三世界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中国和越南革命的道路，其要点是：拉美的共产党根本不能承担领导革命的任务，游击队是革命的核心，党必须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游击战是拉美革命主要和唯一的方法，它可以削弱现政权，克服农民对革命的消极旁观态度，也是组织群众的主要形式；在游击战中，对政府政治和道义权威的摧毁必须通过积极主动的进攻来实现，烧毁一辆卡车和公开处决一个警察都能在群众中收到这样的效果；在游击战成为革命中心的情况下，体力的强健和革命思想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革命领导人必须是身强力壮的汉子。

他和卡斯特罗及格瓦拉一样也喜欢流血和死人，强调牺牲在扩大革命影响和把群众转变到革命一边来的作用。他说当烈士的名单越来越长，当每一个英勇行为都成为一种牺牲的形式时，群众就不会怀疑革命的目的，就会懂得这是为了换来一个根本的改变。换句话说牺牲和对牺牲的宣传会对群众产生道德上的压力，这就是革命的心理资源。此外，德布雷对暴力行动的渲染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他所从事的革命的另一个心理资源：暴力是用来打破人民因循苟且的惰性的主要方法，一旦把群众卷入暴力行动，他们就将面临暴力的报复，从而除了进一步诉诸暴力保护自己外无路可走，这样革命就有了动力和积极性。

德布雷的这本书在古巴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他和卡斯特罗以及格瓦拉的关系。实际上它并不是德布雷一个人的理论成果，而是他和卡斯特罗数次长谈的产物，时间当在六六年底和六七年初前后，正是卡斯特罗计划在拉美掀起新的革命浪潮的时候。书出版后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西方把它看成是古巴世界革命的新的宣言和战略，而德布雷的充满激情的表述则又使它具有一般理论著作所没有的感染力。

为什么卡斯特罗要让一个二十七岁的法国人来总结他的主义呢？答案恐怕是他自己对这些问题已经在无数个场合长篇大论地阐述过无数次了，再多一次也不见得会给人以新鲜感，而一个上流社会出身的法国年轻人，在欧洲最有名的高等学府里读过最有名的西方哲学家，由他来用一种诗歌和启示录般的语言加以发挥，一定能起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卡斯特罗虽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反西方的领导人，但他却比任何人都懂得怎样利用西方人的心理，懂得怎样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种方式既宣传了古巴的立场，又避免了过分刺激苏联，因为虽然人人都知道此书和他本人的关系，但它毕竟又署的是一个法国人的名字，这就是卡斯特罗的聪明之处。

完成了这本书后，德布雷就身体力行，前往玻利维亚参加格瓦拉的游击战。但格瓦拉却觉得他的最佳岗位是回到欧洲，争取那里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格瓦拉特别提到他要带一封信给英国的伯特兰?罗素，欧洲知识界最著名的反越战人士，请他组织一个基金会援助玻利维亚的斗争。格瓦拉的这个想法大概是来自罗素给拉美团结代表大会发了热情的支持电报。

但德布雷却不愿逃避斗争，他离开了格瓦拉，但并没有离开玻利维亚，结果四月中旬左右被玻利维亚军队捕获。虽然古巴的报纸上接连报导了德布雷在玻利维亚法庭上英勇斗争的事迹，还登了他在法庭上的答辩，题目是：“如果我曾经在玻利维亚战斗过的话，我并不想隐瞒”，但根据六月份一个玻利维亚将军对外公布的他们已确定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消息，格瓦拉判断德布雷说得多了一点。从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就不再是个秘密，连古巴自己不久也承认了。

德布雷的父母赶往玻利维亚活动，但受到他们儿子的拒绝。他十六岁就离开了家，现在做的一切更不用他们来操心，连他母亲要他出庭前理刮胡子的要求都不理睬。他被判了三十年徒刑，但数年后就获释，回到法国。

自那以后德布雷仍然活跃在法国左翼知识界，但政治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不再提暴力革命、游击战和牺牲，而是着重于哲学、思想和社会文化评论，成了一个著述颇丰的学者。一九九六年他发表了回忆录，其中说卡斯特罗是自大狂，格瓦拉可敬但不可亲，对人太过严厉和苛求。在他八十年代回到古巴访问时说今天力量已经不再体现在物质的东西，如军队和领土上，而是资讯的生产和分配，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到了告别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即ＡＫ－４７冲锋枪，一种苏式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很普遍的武器）的时代，应该在文化上回到传统价值，技术上进入计算机时代。八十年代初他还担任了密特朗政府的拉美政策顾问。

（十）

德布雷的被捕获使得波军方证实了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领导游击战的猜测，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他们加紧了围剿。到十月初格瓦拉只剩下了十七个人，和古巴早就失去了联系，在山林中躲避政府军的追击。十月七日，他们遇见了一个老大娘，这是他们多日来第一次见到老百姓，也是唯一的情报来源。老大娘告诉他们说周围都是政府军。

格瓦拉让手下的人给了这个老大娘五十比索，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看见游击队的事。但格瓦拉在自己的日记中说他根本不对这个老大娘抱什么希望。确实，在这一点上格瓦终是正确的：金钱买不到革命觉悟。正是这个贫苦的、格瓦拉想要去解放的农村大娘向随后而来的军队告了密，估计又得了一笔赏钱。

这个故事发生在格瓦拉以创造新人为使命的革命生涯的尾声，确实让人感慨万端。

十月八日，玻利维亚军队在最后一次伏击中将格瓦拉的队伍全部消灭，格瓦拉和数人被捕。听说抓住了格瓦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迅即赶到。此人实际上是个古巴人，名叫罗德里格斯，出身于古巴一个富翁家庭，古巴革命后流亡美国并矢志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他加入了中情局，参与了对古巴的一系列颠覆和入侵，猪湾入侵时他还冒险潜入古巴策应。四个月前当他的上司告诉他已证实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问他是否愿意去协助围剿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中央情报局给他的任务不仅是围剿格瓦拉，不让游击战蔓延，而且是从中了解古巴在拉美大陆的整个战略。

罗德里格斯赶到现场后劝玻利维亚军方将格瓦拉交给美国人，送到关塔那摩基地去，但被拒绝。玻利维亚军方不想背上把格瓦拉交给美国人的罪名，他们深知此人在拉美激进分子中的影响。他们的决定是立即处决，对外宣布格瓦拉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这样便无可指责。

罗德里格斯无奈，只好把缴获的文件迅速拍照，包括格瓦拉最重要的文件《玻利维亚日记》。拍完后他来到囚禁格瓦拉的小屋，和他进行了谈话。

格瓦拉从罗得里格斯的谈吐中怀疑他不是古巴人就是波多黎各人。罗德里各斯告诉他自己出生于古巴，现在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对付古巴的２５０６纵队。格瓦拉于是知道这不是一个中情局的职业特务，而是一个和他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信念的人。也许正是这个因素使得他对罗德里格斯的态度显然比对那些玻利维亚军人（他们多半粗野无知，只想从俘虏身上搜寻值钱的东西或者纪念品，他们有俘虏的物品可以保护自己的迷信）要缓和得多。据罗德里格斯的回忆录说，他和格瓦拉谈了好几个小时，到后来罗德里格斯承认对这个放弃高官厚禄出生入死献身于自己信念的人，他已经没有了国破家亡的仇恨，而是一种真正的尊敬。

这里又有一个不无深意的小插曲：当罗德里格斯说在古巴人民自己的物质生活都成问题时，它有什么理由去解放其它国家时，格瓦拉说古巴的困难是美国的封锁造成的。罗德里格斯问道：难道你认为象你这样既没有经济经验又没有起码的金融知识的人去管理国家的工业和银行，古巴的经济能搞得好吗？格瓦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告诉他了那个自己在一次会议上用“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从卡斯特罗那里得到了那个本来应该给“一个好的经济学家”的国家银行行长的职务的故事。格瓦拉在生命最后关头有讲这个故事的心情，确实可以让人对他的个性以及对国家经济事务的态度有更深一层的了解。１５

十月九日下午一点十分，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人枪杀。后来当玻利维亚的记者们赶到现场采访时，他们被告知格瓦拉是在战斗中打死的，记者们还看到了他身上的弹洞。但对记者进一步的追问和怀疑，军方一概拒绝回答，并警告了一些公开表示不相信军方说法的记者。

当时有一位将军在做了有限的介绍之后，对追问的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余的就是历史了。”格瓦拉的遗体被秘密埋葬，直到三十年后才被发掘出来。当它被运回古巴时，卡斯特罗为这具在野地里深埋了三十年的骸骨举行了国葬。

格瓦拉是二十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他的死在拉美、西方甚至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反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来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革命运动的反响远不如西方世界。苏联阵营和拉美绝大多数共产党把他的死看作是暴力革命和个人冒险主义的最后失败；而中国正处于文革的最高潮，对外处于封闭状态，普通人甚至都不知道格瓦拉是何许人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左派中，只有古巴影响下的拉美激进分子和几个非洲国家把他看作偶像。

但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间，格瓦拉不但是对西方物质主义个人至上社会的否定，人类崇高信念和精神超越的象征，也是对苏联官僚制度和异化了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卡洛尔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崇拜格瓦拉是因为“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真正重要的：创造新人，个人与共同体的完全结合从而反映出人的真正性质……在他看来革命斗争是升华人和解放人的手段，它使得人在通向完美的阶梯上不断攀登，直到完美。”１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左翼知识界对格瓦拉的另一个评价和他们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密切相关。有一本题为《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革命战争》的书（１９７４年出版）认为格瓦拉主义“超越了斯大林主义和改革主义，回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１７因此是当代革命的希望。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斯大林主义当然是令人厌恶的，但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改革也不是出路：改革出不了英雄，演不出史诗，只会带来物质满足的平庸，看来只有以格瓦拉为代表的革命后的革命，不断革命，永远革命，从一场以社会制度为对象的革命转变为以人为对象的革命，才能象一出高潮迭起的精彩戏剧那样使他们这些旁观者感到刺激和满足。

这些生活在西方“腐败”和“异化”的物质社会中吃穿不愁的知识分子终于等到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英雄。这个英雄使他们忘掉了那个他们觉得乏味不堪的、而又恰恰是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念念不忘的发展和吃饭问题。他以堂吉珂德的精神与人的物质欲望战斗，以十字军的气概远征，以艺术家的热忱塑造人。而且他又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最后象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样献身。

这使得他们太激动了。萨特用典型的萨特式的语言说格瓦拉是这个时代“最完整的人”。美国诗人、学者辛克莱?刘易斯说他是当代的加里波的。他还成为很多音乐和美术作品的题材，好莱坞在一九六九年就拍摄了一本正面歌颂这个英雄的故事片，找到了一位相貌酷似切的演员。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汗衫、钮扣、帽子和手帕上。在哈佛、柏克利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这些美国学生运动的重镇，他成了学生的偶像，印有他头像的衣服和纪念品和娱乐、体育界的明星照放在一起地摊上出售。这种现象在伦敦、巴黎、柏林和蒙特利尔都能见到。甚至在当今欧美大学的学生宿舍和办公楼里，有时还可以看到他那张著名的以血红色为背景，头颅微昂、面容严峻的照片。

在格瓦拉留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信中，他说到他们长大成人时，那时已经是世纪末。如果那时他还活着的话，他说将在两种情况下和他们在一起：要么共同拿着武器和帝国主义战斗，要么就和他们一块坐着宇宙飞船向着月亮飞去。

换句话说，在他眼里，人类只有或者是地狱或者是天堂的两种前途。

一九六０年，有一次格瓦拉的一位叫尼库拉斯?昆塔那的建筑师朋友去看他，当时正是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的时候，这位朋友的密友因为传播反共传单而被杀。谈话当然是极不愉快的。

格瓦拉说：“革命是丑恶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过程的一部分是不公正的，但却是为了未来的正义。”昆塔那说他从来不相信任何基于不正义的东西。格瓦拉问道：“即使是为了卫生的不正义？”当再次得到昆塔那的否定的回答后，格瓦拉说：“你必须离开古巴。你有三种选择：立刻离开古巴，我不阻止你；或者是三十年徒刑；再就是面对行刑队。”次年，当卡罗尔第一次访问古巴时，他采访格瓦拉，特别问到为什么在革命后的古巴不允许有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自由，格瓦拉回答道：“我们拒绝这种自由，因为我们认为革命的第一位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对人民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在每天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给人民以在正确和错误的意识形态之间徘徊的权利等于犯罪。”１８

正是这种对“未来的正义”的信念，和自认为有“给”人民以选择信仰和意识形态自由的权力，使得格瓦拉在他的代表作《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提出了人是需要改造的半成品、在革命过程中有一种自然的选择使得一部分先锋注定要去分配奖赏和惩罚、知识分子有“原罪”以及革命领导人在不惜牺牲自己的时候必须对群众的命运有“冰冷的决心”等等直言不讳的说法。他的古巴人民不惜被核大战一扫而光的惊世之语因此也决不仅仅是愤怒时刻的夸张。

作为国家最高经济领导人，格瓦拉这样的人对任何国家的金融和工业都会是一场恶梦。他对经济和金融不但没有最起码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也没有起码的兴趣。货币在他看来本来就是应该废除的，而经济生产的动力只应该来自于人的革命觉悟。很多人赞美他下乡义务劳动，一去往往就是一两个月，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最高经济领导人这长时间脱离领导岗位，难道人们还能指望有一个商品充裕的经济吗？他脱离经济领导岗位最长可达三个多月（出国访问并布置自己的出走），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银行和工业部如何运转？

那些西方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可能性：如果这个被他们赞美的英雄跑到他们的国家去接管经济和金融大权，那将会是怎样一种灾难？他们还会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个“最完整的人”吗？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代表了二十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牺牲自己和强制他人的结合。

这个现象至今还有相当的迷惑性。格瓦拉一生和人的物质性、自利性和个体性作斗争，最后不惜牺牲自己来为“新人”作榜样。如果他是一个宗教人物，例如一个高僧或者一个传教士，仅仅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道德感召来来为尘世树立一个超越的榜样，那么他确实为人类精神的历史留下了不灭的一章。

但他是一个政治家，当他利用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来强行灌输他以为是唯一有价值的原则时，便无疑剥夺了其它人，尤其是无法表达出自己意志的普通人对生活的选择权利。其次，牺牲这个事实本身，无论多么壮烈感人，都不是评价为之牺牲的那个事业的标准。如果壮烈牺牲能说明事业的正义的话，那么世界上“正义”的事业数都数不过来了。格瓦拉总是说自己痛恨非正义，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对普通人命运的控制和操纵就是最大的非正义。塑造“新人”是他认为最伟大的使命，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他本人也是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和别人没有区别，那么他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利去“塑造”其它的人？

在伦理上，格瓦拉对人的“塑造”不但缺乏最起码的正当性，而且夸张一点说，是一种独夫的暴戾和控制他人命运的渴望。如果说他的自我牺牲精神极其可敬的话，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他对他人的强制便极其可怕。波普尔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自己，但没有人有权利去强迫或者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

直到今天，格瓦拉仍然是古巴革命的偶像。他的画像贴在大街小巷和各个学校和单位，提醒人们他们现在的生活都是这个英雄的牺牲换来的，他们一辈子都还不完欠下的这笔债。

古巴的儿童从小就会唱这样一首歌：

“我们可以象他，我们应该象他。

象谁？象谁？

切.格瓦拉。”

第六章 “革命攻势”——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革

（一）

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十月初，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密切注意着来自玻利维亚报刊和电的消息，从只言片语中判断格瓦拉的处境，并定期告诉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

十月九日和十日，格瓦拉死亡的消息和遗体的照片先后传到哈瓦那，阿莱达还从公布的日记照片上确认是她丈夫的笔迹。至此，格瓦拉的死是确定无疑的了。虽然对卡斯特罗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他的以切为核心的拉美革命的计划流产了（据说他象在数年前得知苏联人决定撤出导弹时那样一个人关起门来捶墙砸门），但他还是竭力想从格瓦拉的死中发掘出他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

十月十五日，在古巴国内日甚一日的谣传中，卡斯特罗神色凝重地出现在国家电视台，证实了格瓦拉的死讯。他宣布了三天的国丧和一个月的下半旗，把十月八日定为一个新的纪念日，叫“英勇的游击队员日”，另外宣布三天后的晚上在哈瓦那的革命广场召开集会纪念这位英雄。

十月十八日，百万古巴人云集革命广场。卡斯特罗发表了长篇悼词，说格瓦拉是革命美德的道成肉身：“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并不属于现在而属于未来的人的榜样的话，我从心底里说这样的的毫无瑕纰的榜样就是切！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想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从我们的坚定的革命者的信念出发我们说：让他们成为切！”１那些天里古巴的报纸上几乎天煊懈瓦拉的大幅照片，十月二十九日，《格拉玛》报用一整版的篇幅注销了格瓦拉在一次讲话中的四十八张连续的照片，这样的待遇过去只有卡斯特罗才能享受。

然而，尽管卡斯特罗想把死去的格瓦拉在精神上复活，利用这次机会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斗志和觉悟，格瓦拉的死客观上仍然是对古巴的重大打击，它象征着输出革命政策的破产。在半年前的五月一日的群众大会的讲话中，卡斯特罗在宣布格瓦拉在拉美某地战斗时还这样信心百倍地说：“拉美人民完全可以信任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的才能”。但半年不到，格瓦拉的队伍就在四面楚歌声中全部被歼，只有三、四个人在一些玻利维亚共产党员的帮助下辗转回到古巴，次年三月玻利维亚又释放了五个被捕的古巴游击队员。

如果说远离本土的军事行动的失败在所难免的话，令卡斯特罗难堪而让拉美其它共产党冷嘲热讽的是：格瓦拉的队伍在玻利维亚农民和矿工那里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支持，在政府军的围剿下他们不但没有从当地的老百姓那里得到掩护，反而经常被告密，最终成了涸辙之鱼。格瓦拉的这个可悲结局宣布了卡斯特罗的向拉美输出暴力革命的政策的破产，坚持了将近十年的“大陆革命”至此只得从大张旗鼓的策动转向零零碎碎的渗透。这无疑让走议会道路的拉美各国共产党更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同时，欧洲共产党也普遍声明或发表文章反对格瓦拉的路线，法共《人道报》说玻利维亚农民、甚至包括一向被压在最底层的印地安人，生活得都很小康，没有革命的欲望。环顾全球，没有哪个有影响的大党在古巴为格瓦拉大办丧事时对格瓦拉的死说上一两句让卡斯特罗觉得安慰的话。格瓦拉的壮烈牺牲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中换来的竟然是这么个受尽奚落的结果，这让卡斯特罗几乎陷于狂怒之中。

早就对格瓦拉看不顺眼的莫斯科在《真理报》上转载了阿根廷共产党领导人的批判格瓦拉的文章，还发了编者按。苏联人的幸灾乐祸招来了卡斯特罗的报复，他和古巴其它重要领导人都拒绝出席不久后的苏联十月革命六十周年庆典。这本来是苏联阵营的合家欢，苏联方面当时对古巴公开道歉，收回那篇编者按，恳请卡斯特罗出席以显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大团结，但卡斯特罗不为所动，只派一个卫生部长前往。苏古关系于是跌入导弹危机以来的深谷。

古巴国内立即开展了一场节约汽油的运动，准备应付自中国减少大米供应以来的又一次“大国的讹诈”。

（二）

六七年底和六八年初，是革命十年来卡斯特罗最不顺的时候。经济停滞和物资匮乏依然如故，基本生活物资都要配给，盛产热带水果的古巴连香蕉和芒果在店里都看不见，城市居民家中每天断水断电，连厕所都没法冲。国际上，大陆革命的计划随着格瓦拉的死而流产，在被拉美各国孤立外在国际共运中又陷入新的孤立，因此古巴国内的政治气氛十分沉重，一切迹象都显示将要有一个大的政策变化。

卡斯特罗在元旦讲话中宣布六八年的年号是“英勇的游击队员年”，说古巴仍然毫不犹豫地支持世界革命，同时国内的革命还要尽可能地强化。他警告人民说这将是“艰苦的一年”、“牺牲的一年”，特别是因为苏联没有答应增加石油供给，这使得古巴不得不动用战备用油，而美国的入侵威胁偏偏又从未如此严重过。他还说苏联在过去一年里一直没有按时运来石油，这给古巴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苏联方面立即由《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澄清真象，说苏联的油轮从来都是准时的，是古巴自己的管理系统有毛病。

元旦过后，古巴领导人的亮相比以往少了很多。一月下旬很多领导仿佛都失踪了，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有的说中央领导在开重要会议，卡斯特罗作了十个小时的报告，但内容保密；有的说将要和苏联公开决裂；有的说劳尔将接任总理，卡斯特罗退二线，专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或者农业和人工授精技术；也有相反的传闻说卡斯特罗将自己出马去拉美领导游击队；等等。流传最广的是一个年轻人最关心的话题：政府将在一段时间里禁止结婚，不发结婚证书，因为新结婚的夫妇有婚假，这样就影响了组织人力义务劳动和下乡砍甘蔗。这个谣言引起了卡斯特罗本人的重视，他在五月份的一次讲话中专门就此事辟谣，说只有那些急不可耐要结婚的人才会想出这样离奇古怪的谣言。党报五月二十九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详细的数据和图表，用几个月来婚姻登记数量的上升说明谣言的毫无根据。但问题是，有那样的谣言之后，婚姻登记的数量必然会上升的。

到一月二十八日，政府宣布将有重要新闻，于是整个古巴都似乎停止了呼吸等着看哪个传闻会被证实。晚上卡斯特罗出现在电视台，他宣布革命取得了新的胜利：在党内挖出了一个小派别和叛徒集团，它有四十三人，包括两名中央委员，其领导人是阿尼巴尔?爱斯卡兰多。此人是原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六五年底新古共成立时被“结合”进中央委员会，但实际上和原“七?

二六运动”的成员相比无权无势。

古巴党过去也曾揭露过类似的反党小集团，都是突如其来地宣布，在公开消息的同时不但罪名已定甚至审判也已经结束了。例如六六年三月挖出一个以罗兰多?库比拉斯为首的叛徒集团，罪名是企图谋害卡斯特罗。这个消息公布时由“国家检察官”主持的审判已经结束，根据卡斯特罗给检察官的信的精神，没有判他们死刑，最高的是二十五年徒刑。卡斯特罗给检察官的信说消灭社会上的邪恶比消灭叛徒本身更重要。所谓社会上的邪恶，就是腐败、寄生、好逸恶劳现象。他同时强调“人民只有用今天已经表现出来的和明天将会表现出来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血汗劳动才能赢得伟大战斗的胜利。”把挖出反党集团和人民的劳动态度相联系，从中人们不难琢磨出这场“党内斗争”的真正用意。

接下来的几天里报刊电大量刊登了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其中有反对道德动力，主张物质刺激；预言一九七０年生产一千万吨糖的计划会破产；污蔑格瓦拉是托洛茨基分子和跋占，说他作为工业部长应该为经济失败负责，他的出走对古巴是件好事；攻击最高领导人盲目自大，好象古巴是“地球的肚脐”

（意为世界的中心——本书作者注），认为他自己比马克思还了不起；等等。

爱斯卡兰多承认自己有罪，恳求把自己隔离到某个农庄去，在监督下劳动，他说在革命的古巴被隔绝在党和人民之外和见不到菲德尔，这就是最严厉的惩罚。最后他被判了十五年，但没过多久就被放了出来，被分配去主管一个小的遗传研究所。

爱斯卡兰多到底有没有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虽然报纸上注销了他和他的小集团在一起密谈的照片，但从照片上根本看不出他们到底在谈政治还是聊家常。卡斯特罗还没有忘记提醒听众注意：美国至今还不敢公布肯尼迪被刺案的调查报告，而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小集团的全部材料公之于众，谁民主谁独裁不是一目了然吗？

实际上，卡斯特罗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刻需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向国内外显示他仍然控制着一切，强调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路线，并向苏联示威，表示不怕它的高压（这个“反党集团”的很多成员都是和苏联关系密切的前古共成员，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听上去和苏联集团对卡斯特罗的不满如出一辙，在它被“粉碎”后，大量苏联专家撤回了国）。此外，国内对漫长而没有尽头的配给制，对每况愈下的城市管理和越来越频繁的义务劳动有所不满的人在这个反党集团被揭露后也及时地闭上了嘴。

（三）

然而，这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党内斗争只不过是一场新的大变动、大折腾的开始。卡斯特罗是想借此事件为将要发起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自五九年以来最大的政治和经济运动扫清道路，预先消除所有不满和反对的声音。在这场运动中，他要为古巴人民找出一个新的为一切挫折负责的敌人，进一步清扫古巴社会，更加彻底地把古巴人民动员和安排到各种组织中去。一个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将古巴的劳动力军事化，分配更平均主义化，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他独特的用更激进的革命来回应自己一手造成的挫折和困境的方法。

六八年三月十三日，又到了纪念埃切维里亚领导的武装暴动的日子，这是一个卡斯特罗用来宣布过很多重要决定的场合。入夜时分他来到了哈瓦那大学，在数万名各界代表面前发表由电视和电实况转播的演说。他一开始就说对于今天他要发表的讲话来说，这个地方似乎小了一点。这是他一贯的以带点幽默的口吻来起头的风格。接着他就警告听众说今天晚上的演说可能会变得很枯糙，因为他将要使用大量的数据甚至图表。

卡斯特罗首先想让古巴人民知道革命后他们享受到了多少奶制品。他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和数据，分别显示了他的政府自五九年以来每年从国外用最紧缺的外汇为老百姓买了多少万吨全脂奶粉、脱脂奶粉、新鲜牛奶和其它奶制品。

他还用单独的图表让老百姓明了今年古巴的每一个省每天所消耗的牛奶将会比去年增加多少，每个省的数据都有所不同。这真是一个让人暂时忘却几乎所有的生活日用品和食品都要配给的图景，而牛奶恰恰是其中最紧缺的东西之一。

古巴人民因而生活在两种现实之中：他们每天实际体验的和卡斯特罗化五、六个小时描绘和提醒他们的。

如果说这些数据让古巴人感到温暖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数据则会让他们义愤填鹰。

大哈瓦那市政管理局（包括哈瓦那市和周围的郊区）在那段时间里发动了大量民兵和“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人员对哈瓦那市内外的小贩做了一次调查，卡斯特罗今天要向古巴人民公布调查结果。他首先详细地地介绍了在哪些区作了调查，其中每个区在卖热狗、煎蛋卷饼、肉煎饼、鱼煎饼、炸土豆、汉堡包以及卖虾、尤鱼、甘蔗汁、卷烟、火柴、糖、咖啡等等的小贩中各抽取了多少百分比的人进行调查，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小贩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他们要为古巴经济困难和多数人生活物资的不足负责。具体来说，小贩的罪恶是：

从不把自己和革命相结合，从不参加革命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出国的人数最多，其中又以卖热狗的小贩——这是典型的美国食品——的比例最高；绝大多数小贩的身体非常强壮，但从不参加义务劳动或者下乡砍甘蔗，而在此同时千千万万体力不如他们的妇女却争先恐后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劳动；很多小贩没有合法营业执照；很多摊位卫生状况极差，成为威胁古巴民族健康的疾病之源；剥削：其形式多种多样，有雇人看摊位的、有出租摊位的、有名义上合租实际剥削合作人的；非法的原料来源：目无物资配给制，有的从黑市上进货、有的以高价从农民那里套购、有的干脆从公家店里盗窃；等等。他特别提到很多小贩都是工人，他们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和薪水，甚至是养老金，但他们却或是辞职或是在替公家干活时吊儿郎当，把精力节省下来在自己摊位上吆喝，严重影响了其它工人的士气。

卡斯特罗接着转向小贩的收入和利润。他列举了一长串从不同的地点和摊位收集到的数据并做了一些算术题，例如炸肉丸子，成本八分钱，卖两毛钱，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利润；炸鱼，成本一毛，卖三毛五，百分之二百五十的利润；鸡蛋卷饼，成本一毛一分，卖三毛，百分之一百七十三的利润；等等。最终他算出平均每个小贩每天做六十六块四毛的生意，成本平均是二十二块八毛三，获利四十三块五毛七。２卡斯特罗小时候不怎么样的算术看来在他当了总统以后有了很大的长进。

“我们到底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发展摊贩呢？”

卡斯特罗问道。下面的听众哄然大笑，他们太熟悉最高领导人这种戏谑式的否定了。

然而卡斯特罗却没有往常那样的轻松心情。

“先生们，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做生意的权利。那种革命发生于一七八九年——那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纪，正如你们在书本上读到的那样，一个商人的革命，一个资产者的革命。”

在给群众上了一堂资本主义发家史的课之后，卡斯特罗严肃地问道：是谁给了这些摊贩在社会主义下做生意的权利、获利的权利、乃至剥削的权利？谁给了他们在整个国家节衣缩食过着简朴生活的时候他们却大把大把赚钱并花天酒地的权利？群众很早就对这种现象感到不理解了，“很多人都奇怪这究竟是什么革命，为什么过了九年我们仍然允许这些寄生虫去繁殖。”

而事实证明警告对这些人是无效的。

“现在最后一分钟到来了”。卡斯特罗把“最后一分钟”重复了三遍，“很清楚很明确，我们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的形式。”

卡斯特罗在这次讲话中还对“剥削”的概念做了进一步发挥，把一部分工人也归纳到剥削者之中。他说：“资本主义剥削是一座金字塔，一座顶上的人剥削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再剥削更下面的人的金字塔……这种剥削甚至扩展到了工人中间，例如有些工人的工资是砍甘蔗的工人的五倍。”３他说过去有些工人能从美国人那里买二手汽车，而这实际上是砍甘蔗的替他们付钱。这样，他就找出了为什么一部分被认为是最先进阶级的成员的工人也热心于获利和剥削活动的经济和思想根源。

如果卡斯特罗是对的，不但有钱人和知识分子有罪，而且有技术有专长的工人也不可信任，最革命最进步的是那些从事最简单的重复劳动的工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整个文明的基础就是罪恶。卡斯特罗说他曾经读过《资本论》的头三百七十页，不知他自己是否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宣布向小贩开战的同时，卡斯特罗用他一贯的“你们要我这样我偏不这样”的语气向世界重申了古巴将继续走“自己的路”，建设“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决心。

“不愿跟我们一起奋斗的人甚至没有权利谈论‘主权’，没有权利谈论‘独立’！”

卡斯特罗挥动右拳，砸向半空。他把国家的主权和独立都变成了他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的附庸，成了他的政府的专利。当时最紧迫的坚持古巴“自己的”道路的办法，就是节衣缩食，减少对外援的依赖。曾经被他说成是古巴革命的未来的那个社会主义大国，现在被他暗示成把物质援助当成武器来胁迫古巴屈服的恶霸。一切就是这样的翻云覆雨。

有没有人不同意他这条路线呢？当然有的。“我们的路线违反了反党小集团的原则”，在他们眼里，“尊严就是罪恶，荣誉就是罪恶，革命就是罪恶。

”面对这不可赦的三大罪恶，任何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只能闭上他的嘴。

（四）

卡斯特罗的这次演讲一直延续到午夜三点多。当演讲还在舰帽子和手帕上。在哈佛、柏克利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这些美国学生运动的重镇，他成了学生的偶像，印有他头像的衣服和纪念品和娱乐、体育界的明星照放在一起地摊上出售。这种现象在伦敦、巴黎、柏林和蒙特利尔都能见到。甚至在当今欧美大学的学生宿舍和办公楼里，有时还可以看到他那张著名的以血红色为背景，头颅微昂、面容严峻的照片。

在格瓦拉留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信中，他说到他们长大成人时，那时已经是世纪末。如果那时他还活着的话，他说将在两种情况下和他们在一起：要么共同拿着武器和帝国主义战斗，要么就和他们一块坐着宇宙飞船向着月亮飞去。

换句话说，在他眼里，人类只有或者是地狱或者是天堂的两种前途。

一九六０年，有一次格瓦拉的一位叫尼库拉斯?昆塔那的建筑师朋友去看他，当时正是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的时候，这位朋友的密友因为传播反共传单而被杀。谈话当然是极不愉快的。

格瓦拉说：“革命是丑恶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过程的一部分是不公正的，但却是为了未来的正义。”昆塔那说他从来不相信任何基于不正义的东西。格瓦拉问道：“即使是为了卫生的不正义？”当再次得到昆塔那的否定的回答后，格瓦拉说：“你必须离开古巴。你有三种选择：立刻离开古巴，我不阻止你；或者是三十年徒刑；再就是面对行刑队。”次年，当卡罗尔第一次访问古巴时，他采访格瓦拉，特别问到为什么在革命后的古巴不允许有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自由，格瓦拉回答道：“我们拒绝这种自由，因为我们认为革命的第一位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对人民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在每天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给人民以在正确和错误的意识形态之间徘徊的权利等于犯罪。”１８

正是这种对“未来的正义”的信念，和自认为有“给”人民以选择信仰和意识形态自由的权力，使得格瓦拉在他的代表作《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提出了人是需要改造的半成品、在革命过程中有一种自然的选择使得一部分先锋注定要去分配奖赏和惩罚、知识分子有“原罪”以及革命领导人在不惜牺牲自己的时候必须对群众的命运有“冰冷的决心”等等直言不讳的说法。他的古巴人民不惜被核大战一扫而光的惊世之语因此也决不仅仅是愤怒时刻的夸张。

作为国家最高经济领导人，格瓦拉这样的人对任何国家的金融和工业都会是一场恶梦。他对经济和金融不但没有最起码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也没有起码的兴趣。货币在他看来本来就是应该废除的，而经济生产的动力只应该来自于人的革命觉悟。很多人赞美他下乡义务劳动，一去往往就是一两个月，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最高经济领导人这长时间脱离领导岗位，难道人们还能指望有一个商品充裕的经济吗？他脱离经济领导岗位最长可达三个多月（出国访问并布置自己的出走），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银行和工业部如何运转？

那些西方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可能性：如果这个被他们赞美的英雄跑到他们的国家去接管经济和金融大权，那将会是怎样一种灾难？他们还会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个“最完整的人”吗？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代表了二十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牺牲自己和强制他人的结合。

这个现象至今还有相当的迷惑性。格瓦拉一生和人的物质性、自利性和个体性作斗争，最后不惜牺牲自己来为“新人”作榜样。如果他是一个宗教人物，例如一个高僧或者一个传教士，仅仅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道德感召来来为尘世树立一个超越的榜样，那么他确实为人类精神的历史留下了不灭的一章。

但他是一个政治家，当他利用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来强行灌输他以为是唯一有价值的原则时，便无疑剥夺了其它人，尤其是无法表达出自己意志的普通人对生活的选择权利。其次，牺牲这个事实本身，无论多么壮烈感人，都不是评价为之牺牲的那个事业的标准。如果壮烈牺牲能说明事业的正义的话，那么世界上“正义”的事业数都数不过来了。格瓦拉总是说自己痛恨非正义，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对普通人命运的控制和操纵就是最大的非正义。塑造“新人”是他认为最伟大的使命，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他本人也是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和别人没有区别，那么他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利去“塑造”其它的人？

在伦理上，格瓦拉对人的“塑造”不但缺乏最起码的正当性，而且夸张一点说，是一种独夫的暴戾和控制他人命运的渴望。如果说他的自我牺牲精神极其可敬的话，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他对他人的强制便极其可怕。波普尔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自己，但没有人有权利去强迫或者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

直到今天，格瓦拉仍然是古巴革命的偶像。他的画像贴在大街小巷和各个学校和单位，提醒人们他们现在的生活都是这个英雄的牺牲换来的，他们一辈子都还不完欠下的这笔债。

古巴的儿童从小就会唱这样一首歌：

“我们可以象他，我们应该象他。

象谁？象谁？

切?格瓦拉。”

第六章“革命攻势”——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革

程映虹

（一）

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十月初，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密切注意着来自玻利维亚报刊和电的消息，从只言片语中判断格瓦拉的处境，并定期告诉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

十月九日和十日，格瓦拉死亡的消息和遗体的照片先后传到哈瓦那，阿莱达还从公布的日记照片上确认是她丈夫的笔迹。至此，格瓦拉的死是确定无疑的了。虽然对卡斯特罗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他的以切为核心的拉美革命的计划流产了（据说他象在数年前得知苏联人决定撤出导弹时那样一个人关起门来捶墙砸门），但他还是竭力想从格瓦拉的死中发掘出他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

十月十五日，在古巴国内日甚一日的谣传中，卡斯特罗神色凝重地出现在国家电视台，证实了格瓦拉的死讯。他宣布了三天的国丧和一个月的下半旗，把十月八日定为一个新的纪念日，叫“英勇的游击队员日”，另外宣布三天后的晚上在哈瓦那的革命广场召开集会纪念这位英雄。

十月十八日，百万古巴人云集革命广场。卡斯特罗发表了长篇悼词，说格瓦拉是革命美德的道成肉身：“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并不属于现在而属于未来的人的榜样的话，我从心底里说这样的的毫无瑕纰的榜样就是切！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想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从我们的坚定的革命者的信念出发我们说：让他们成为切！”１那些天里古巴的报纸上几乎天煊懈瓦拉的大幅照片，十月二十九日，《格拉玛》报用一整版的篇幅注销了格瓦拉在一次讲话中的四十八张连续的照片，这样的待遇过去只有卡斯特罗才能享受。

然而，尽管卡斯特罗想把死去的格瓦拉在精神上复活，利用这次机会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斗志和觉悟，格瓦拉的死客观上仍然是对古巴的重大打击，它象征着输出革命政策的破产。在半年前的五月一日的群众大会的讲话中，卡斯特罗在宣布格瓦拉在拉美某地战斗时还这样信心百倍地说：“拉美人民完全可以信任久经考验的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的才能”。但半年不到，格瓦拉的队伍就在四面楚歌声中全部被歼，只有三、四个人在一些玻利维亚共产党员的帮助下辗转回到古巴，次年三月玻利维亚又释放了五个被捕的古巴游击队员。

如果说远离本土的军事行动的失败在所难免的话，令卡斯特罗难堪而让拉美其它共产党冷嘲热讽的是：格瓦拉的队伍在玻利维亚农民和矿工那里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支持，在政府军的围剿下他们不但没有从当地的老百姓那里得到掩护，反而经常被告密，最终成了涸辙之鱼。格瓦拉的这个可悲结局宣布了卡斯特罗的向拉美输出暴力革命的政策的破产，坚持了将近十年的“大陆革命”至此只得从大张旗鼓的策动转向零零碎碎的渗透。这无疑让走议会道路的拉美各国共产党更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同时，欧洲共产党也普遍声明或发表文章反对格瓦拉的路线，法共《人道报》说玻利维亚农民、甚至包括一向被压在最底层的印地安人，生活得都很小康，没有革命的欲望。环顾全球，没有哪个有影响的大党在古巴为格瓦拉大办丧事时对格瓦拉的死说上一两句让卡斯特罗觉得安慰的话。格瓦拉的壮烈牺牲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中换来的竟然是这么个受尽奚落的结果，这让卡斯特罗几乎陷于狂怒之中。

早就对格瓦拉看不顺眼的莫斯科在《真理报》上转载了阿根廷共产党领导人的批判格瓦拉的文章，还发了编者按。苏联人的幸灾乐祸招来了卡斯特罗的报复，他和古巴其它重要领导人都拒绝出席不久后的苏联十月革命六十周年庆典。这本来是苏联阵营的合家欢，苏联方面当时对古巴公开道歉，收回那篇编者按，恳请卡斯特罗出席以显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大团结，但卡斯特罗不为所动，只派一个卫生部长前往。苏古关系于是跌入导弹危机以来的深谷。

古巴国内立即开展了一场节约汽油的运动，准备应付自中国减少大米供应以来的又一次“大国的讹诈”。

（二）

六七年底和六八年初，是革命十年来卡斯特罗最不顺的时候。经济停滞和物资匮乏依然如故，基本生活物资都要配给，盛产热带水果的古巴连香蕉和芒果在店里都看不见，城市居民家中每天断水断电，连厕所都没法冲。国际上，大陆革命的计划随着格瓦拉的死而流产，在被拉美各国孤立外在国际共运中又陷入新的孤立，因此古巴国内的政治气氛十分沉重，一切迹象都显示将要有一个大的政策变化。

卡斯特罗在元旦讲话中宣布六八年的年号是“英勇的游击队员年”，说古巴仍然毫不犹豫地支持世界革命，同时国内的革命还要尽可能地强化。他警告人民说这将是“艰苦的一年”、“牺牲的一年”，特别是因为苏联没有答应增加石油供给，这使得古巴不得不动用战备用油，而美国的入侵威胁偏偏又从未如此严重过。他还说苏联在过去一年里一直没有按时运来石油，这给古巴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苏联方面立即由《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澄清真象，说苏联的油轮从来都是准时的，是古巴自己的管理系统有毛病。

元旦过后，古巴领导人的亮相比以往少了很多。一月下旬很多领导仿佛都失踪了，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有的说中央领导在开重要会议，卡斯特罗作了十个小时的报告，但内容保密；有的说将要和苏联公开决裂；有的说劳尔将接任总理，卡斯特罗退二线，专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或者农业和人工授精技术；也有相反的传闻说卡斯特罗将自己出马去拉美领导游击队；等等。流传最广的是一个年轻人最关心的话题：政府将在一段时间里禁止结婚，不发结婚证书，因为新结婚的夫妇有婚假，这样就影响了组织人力义务劳动和下乡砍甘蔗。这个谣言引起了卡斯特罗本人的重视，他在五月份的一次讲话中专门就此事辟谣，说只有那些急不可耐要结婚的人才会想出这样离奇古怪的谣言。党报五月二十九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详细的数据和图表，用几个月来婚姻登记数量的上升说明谣言的毫无根据。但问题是，有那样的谣言之后，婚姻登记的数量必然会上升的。

到一月二十八日，政府宣布将有重要新闻，于是整个古巴都似乎停止了呼吸等着看哪个传闻会被证实。晚上卡斯特罗出现在电视台，他宣布革命取得了新的胜利：在党内挖出了一个小派别和叛徒集团，它有四十三人，包括两名中央委员，其领导人是阿尼巴尔?爱斯卡兰多。此人是原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六五年底新古共成立时被“结合”进中央委员会，但实际上和原“七?

二六运动”的成员相比无权无势。

古巴党过去也曾揭露过类似的反党小集团，都是突如其来地宣布，在公开消息的同时不但罪名已定甚至审判也已经结束了。例如六六年三月挖出一个以罗兰多?库比拉斯为首的叛徒集团，罪名是企图谋害卡斯特罗。这个消息公布时由“国家检察官”主持的审判已经结束，根据卡斯特罗给检察官的信的精神，没有判他们死刑，最高的是二十五年徒刑。卡斯特罗给检察官的信说消灭社会上的邪恶比消灭叛徒本身更重要。所谓社会上的邪恶，就是腐败、寄生、好逸恶劳现象。他同时强调“人民只有用今天已经表现出来的和明天将会表现出来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血汗劳动才能赢得伟大战斗的胜利。”把挖出反党集团和人民的劳动态度相联系，从中人们不难琢磨出这场“党内斗争”的真正用意。

接下来的几天里报刊电大量刊登了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其中有反对道德动力，主张物质刺激；预言一九七０年生产一千万吨糖的计划会破产；污蔑格瓦拉是托洛茨基分子和跋占，说他作为工业部长应该为经济失败负责，他的出走对古巴是件好事；攻击最高领导人盲目自大，好象古巴是“地球的肚脐”

（意为世界的中心——本书作者注），认为他自己比马克思还了不起；等等。

爱斯卡兰多承认自己有罪，恳求把自己隔离到某个农庄去，在监督下劳动，他说在革命的古巴被隔绝在党和人民之外和见不到菲德尔，这就是最严厉的惩罚。最后他被判了十五年，但没过多久就被放了出来，被分配去主管一个小的遗传研究所。

爱斯卡兰多到底有没有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虽然报纸上注销了他和他的小集团在一起密谈的照片，但从照片上根本看不出他们到底在谈政治还是聊家常。卡斯特罗还没有忘记提醒听众注意：美国至今还不敢公布肯尼迪被刺案的调查报告，而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小集团的全部材料公之于众，谁民主谁独裁不是一目了然吗？

实际上，卡斯特罗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刻需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向国内外显示他仍然控制着一切，强调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路线，并向苏联示威，表示不怕它的高压（这个“反党集团”的很多成员都是和苏联关系密切的前古共成员，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听上去和苏联集团对卡斯特罗的不满如出一辙，在它被“粉碎”后，大量苏联专家撤回了国）。此外，国内对漫长而没有尽头的配给制，对每况愈下的城市管理和越来越频繁的义务劳动有所不满的人在这个反党集团被揭露后也及时地闭上了嘴。

（三）

然而，这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党内斗争只不过是一场新的大变动、大折腾的开始。卡斯特罗是想借此事件为将要发起的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自五九年以来最大的政治和经济运动扫清道路，预先消除所有不满和反对的声音。在这场运动中，他要为古巴人民找出一个新的为一切挫折负责的敌人，进一步清扫古巴社会，更加彻底地把古巴人民动员和安排到各种组织中去。一个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将古巴的劳动力军事化，分配更平均主义化，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他独特的用更激进的革命来回应自己一手造成的挫折和困境的方法。

六八年三月十三日，又到了纪念埃切维里亚领导的武装暴动的日子，这是一个卡斯特罗用来宣布过很多重要决定的场合。入夜时分他来到了哈瓦那大学，在数万名各界代表面前发表由电视和电实况转播的演说。他一开始就说对于今天他要发表的讲话来说，这个地方似乎小了一点。这是他一贯的以带点幽默的口吻来起头的风格。接着他就警告听众说今天晚上的演说可能会变得很枯糙，因为他将要使用大量的数据甚至图表。

卡斯特罗首先想让古巴人民知道革命后他们享受到了多少奶制品。他使用了大量的图表和数据，分别显示了他的政府自五九年以来每年从国外用最紧缺的外汇为老百姓买了多少万吨全脂奶粉、脱脂奶粉、新鲜牛奶和其它奶制品。

他还用单独的图表让老百姓明了今年古巴的每一个省每天所消耗的牛奶将会比去年增加多少，每个省的数据都有所不同。这真是一个让人暂时忘却几乎所有的生活日用品和食品都要配给的图景，而牛奶恰恰是其中最紧缺的东西之一。

古巴人民因而生活在两种现实之中：他们每天实际体验的和卡斯特罗化五、六个小时描绘和提醒他们的。

如果说这些数据让古巴人感到温暖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数据则会让他们义愤填鹰。

大哈瓦那市政管理局（包括哈瓦那市和周围的郊区）在那段时间里发动了大量民兵和“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人员对哈瓦那市内外的小贩做了一次调查，卡斯特罗今天要向古巴人民公布调查结果。他首先详细地地介绍了在哪些区作了调查，其中每个区在卖热狗、煎蛋卷饼、肉煎饼、鱼煎饼、炸土豆、汉堡包以及卖虾、尤鱼、甘蔗汁、卷烟、火柴、糖、咖啡等等的小贩中各抽取了多少百分比的人进行调查，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小贩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他们要为古巴经济困难和多数人生活物资的不足负责。具体来说，小贩的罪恶是：

从不把自己和革命相结合，从不参加革命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出国的人数最多，其中又以卖热狗的小贩——这是典型的美国食品——的比例最高；绝大多数小贩的身体非常强壮，但从不参加义务劳动或者下乡砍甘蔗，而在此同时千千万万体力不如他们的妇女却争先恐后地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劳动；很多小贩没有合法营业执照；很多摊位卫生状况极差，成为威胁古巴民族健康的疾病之源；剥削：其形式多种多样，有雇人看摊位的、有出租摊位的、有名义上合租实际剥削合作人的；非法的原料来源：目无物资配给制，有的从黑市上进货、有的以高价从农民那里套购、有的干脆从公家店里盗窃；等等。他特别提到很多小贩都是工人，他们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和薪水，甚至是养老金，但他们却或是辞职或是在替公家干活时吊儿郎当，把精力节省下来在自己摊位上吆喝，严重影响了其它工人的士气。

卡斯特罗接着转向小贩的收入和利润。他列举了一长串从不同的地点和摊位收集到的数据并做了一些算术题，例如炸肉丸子，成本八分钱，卖两毛钱，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利润；炸鱼，成本一毛，卖三毛五，百分之二百五十的利润；鸡蛋卷饼，成本一毛一分，卖三毛，百分之一百七十三的利润；等等。最终他算出平均每个小贩每天做六十六块四毛的生意，成本平均是二十二块八毛三，获利四十三块五毛七。２卡斯特罗小时候不怎么样的算术看来在他当了总统以后有了很大的长进。

“我们到底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发展摊贩呢？”

卡斯特罗问道。下面的听众哄然大笑，他们太熟悉最高领导人这种戏谑式的否定了。

然而卡斯特罗却没有往常那样的轻松心情。

“先生们，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做生意的权利。那种革命发生于一七八九年——那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纪，正如你们在书本上读到的那样，一个商人的革命，一个资产者的革命。”

在给群众上了一堂资本主义发家史的课之后，卡斯特罗严肃地问道：是谁给了这些摊贩在社会主义下做生意的权利、获利的权利、乃至剥削的权利？谁给了他们在整个国家节衣缩食过着简朴生活的时候他们却大把大把赚钱并花天酒地的权利？群众很早就对这种现象感到不理解了，“很多人都奇怪这究竟是什么革命，为什么过了九年我们仍然允许这些寄生虫去繁殖。”

而事实证明警告对这些人是无效的。

“现在最后一分钟到来了”。卡斯特罗把“最后一分钟”重复了三遍，“很清楚很明确，我们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的形式。”

卡斯特罗在这次讲话中还对“剥削”的概念做了进一步发挥，把一部分工人也归纳到剥削者之中。他说：“资本主义剥削是一座金字塔，一座顶上的人剥削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再剥削更下面的人的金字塔……这种剥削甚至扩展到了工人中间，例如有些工人的工资是砍甘蔗的工人的五倍。”３他说过去有些工人能从美国人那里买二手汽车，而这实际上是砍甘蔗的替他们付钱。这样，他就找出了为什么一部分被认为是最先进阶级的成员的工人也热心于获利和剥削活动的经济和思想根源。

如果卡斯特罗是对的，不但有钱人和知识分子有罪，而且有技术有专长的工人也不可信任，最革命最进步的是那些从事最简单的重复劳动的工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整个文明的基础就是罪恶。卡斯特罗说他曾经读过《资本论》的头三百七十页，不知他自己是否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宣布向小贩开战的同时，卡斯特罗用他一贯的“你们要我这样我偏不这样”的语气向世界重申了古巴将继续走“自己的路”，建设“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决心。

“不愿跟我们一起奋斗的人甚至没有权利谈论‘主权’，没有权利谈论‘独立’！”

卡斯特罗挥动右拳，砸向半空。他把国家的主权和独立都变成了他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的附庸，成了他的政府的专利。当时最紧迫的坚持古巴“自己的”道路的办法，就是节衣缩食，减少对外援的依赖。曾经被他说成是古巴革命的未来的那个社会主义大国，现在被他暗示成把物质援助当成武器来胁迫古巴屈服的恶霸。一切就是这样的翻云覆雨。

有没有人不同意他这条路线呢？当然有的。“我们的路线违反了反党小集团的原则”，在他们眼里，“尊严就是罪恶，荣誉就是罪恶，革命就是罪恶。

”面对这不可赦的三大罪恶，任何有不同意见的人都只能闭上他的嘴。

（四）

卡斯特罗的这次演讲一直延续到午夜三点多。当演讲还在进行中的时候，各地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就行动起来了。民兵们在这个委员会的干部的带领下闪电般扑向那些私人小店和摊贩，没收他们的财产。私人的酒巴也被占领。

这些酒吧其实也就是在出售用甘蔗汁酿造的朗姆酒的同时提供一些桌椅，让喝酒的人们有个聊天的去处，和我们中国的茶馆差不多，但却是当时古巴为数不多的没有组织化政治化的场所（除了私人酒吧，所有的过去被国有化的酒吧和类似的娱乐场所也同时被关闭。）。这些私人业主们都被集中起来，年老体衰的由国家发给生活费，其它的一概统一分配到各个劳动地点。

两天之内，哈瓦那一地就召开了七百多由古巴共产党、共青团、保卫革命委员会、妇联等发起的集会，小贩和私人业主们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有的店铺和摊档被砸，业主被打，在古巴的外国人说其场面就和三十年代德国排犹时的情景差不多。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又想起了那些提出移民要求的“约翰逊们”。不能只把他们从单位里开除，那样他们不但满足了游手好闲的愿望，而且还可以享有用他们家属或亲戚的配给食品。

于是这些人也被集中起来组织到各种劳动营去。

卡斯特罗在他的讲话中承认，小贩们和私人业主们之所以有剥削的机会，是因为国家在这些行业中没有向人民提供充分的服务，他要求各地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在没收了这些摊贩和小店之后一定要保证服务质量。数日后这个委员会发表公告，提出了一系列的保证措施，从服务人员、装修、卫生到礼貌待客无所不包。公告承认那些旧业主是有管理经验的，现在要让他们看看没有他们照样能行。

地方政府和“保卫革命委员会”还应卡斯特罗的要求组成一个新机构对当地的服务行业进行管理和监督。这个机构叫“人民管理者委员会”，它既非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也不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商业组织，而是在政府领导下由“保卫革命委员会”出人和组织活动的半官方半群众组织，其职能除了管好店铺，保证服务，还包括在各地分配生活物资，监督和检察各种服务行业。

卡斯特罗大概是想创造一种新的用群众运动来管理经济和商业的方式，如果能成功，这将是划时代的，因为到那时为止，资本主义创造了市场，社会主义发明了计划，还没有人想到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来管理生产和商业。但运动的高潮一过，在无差别的报酬之下这些店铺的服务便每况愈下，店里的设施和用具由于无人关心而经常损坏，法国人杜蒙说对这些小店里的烤面包器的修复成了又一个由国家直接干预的事务。

对私人业主和小贩的打击一定程度上受到古巴普通人的支持。卡斯特罗在他的讲话中如此详细地列举了这些剥削者和寄生虫的数据，就是为了激起在严格的配给制下牢骚满腹的普通百姓的义愤。很多私人业主被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在电视上播出，从汽车零部件（古巴革命前很多城市居民有美国制造的汽车，并不限于少数人，革命后很多人为保养汽车而藏起了不再进口的零部件）到黄油和香水，用来展示这些剥削者的奢侈生活，尽管多数业主为提防红眼病，实际上小心翼翼地过着和街坊邻居差别不大的生活。而政府通过发现和揭露这个新的敌人，不但无须为经济困难负责，反而再一次成为了人民利益的保护者。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古巴人对这种办法能否解决供应问题而抱怀疑态度，特别是那些最现实的家庭主妇，她们过去就依赖这些小贩得到一些国家不供应或供应不足的生活物资，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在一些地方一些大胆而顽固的家庭妇女甚至和执行任务的“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人员发生了对峙。

这场打击和取缔私人商业的运动不仅有应付当时的政治经济困难的用途，而且有更深刻的背景。《格拉玛》周刊四月初发表的社论引用了列宁的“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名言来说明这场斗争的性质，说私有企业是腐败、寄生和反革命的根源，革命的古巴没有“中间人”（即商人）的位置，“我们必须彻底拔除商业制度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根源”，“格瓦拉同志说全面的计划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外在表现，在我们国家不能让私人利益妨碍计划的实现。”在半个月前的另一篇社论中说共产主义道德只有在共产主义财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用卡斯特罗自己的话来说：“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给环境消毒，彻底清理干净，创造一个真正的工人的国家。”４因此，这是一场通过消灭小贩和个体商业使整个国家进一步革命化的斗争。

（五）

对小贩的斗争实际上是整个“革命进攻”运动的战前动员，一场热身赛。

通过它卡斯特罗把由于格瓦拉的死和与苏联关系的恶化而惶惑不安的群众重新组织了起来，为接下来的更大规模的运动做好了准备。这表明上台十年后，卡斯特罗在运动群众方面的技巧日益成熟，运动不但成了达到目的的工具，而且也成了摆脱不利处境的以攻为守的手段。

这场运动被称为“革命攻势”，它从六八年三月卡斯特罗的那次向小贩宣战的讲话开始，到七０年夏天卡斯特罗宣布一千万吨糖的战斗失败结束，前后两年半不到。很多古巴人臀鞣学者、记者都把它和同时期中国的文革相比。但如果要比的话，它更象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既有政治目的又有经济指标。从四月份《格拉玛》报根据卡斯特罗一系列讲话精神所发表的两篇社论中可以概括出这场运动的出发点。

《格拉玛》报说，通过对小贩和私人业主的斗争，古巴已经彻底完成了在革命权力指导下的国有化。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没收了伍万七千多个私人产业（其中多数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小摊而已），寄生虫的社会基础已经被挖掉。农业方面，古巴当时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尚在私人农民手中，但他们从生产计划到产品销路全部由国家控制，因此并不形成对计划经济的挑战。卡斯特罗有次说他不喜欢合作制——这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的过渡形式——说要么把农业社会化，要么维持小农所有制，由国家控制其生产。他说：“我们向农民提供肥料、设备，甚至为他们义务劳动。以此为交换，我们仅仅要求他们种国家所需要的东西。”５

卡斯特罗对半社会主义的东西，如合作社、公私合营等不感兴趣，认为它们反而会妨碍进一步社会化，因此古巴经济在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点是没有或者很少苏联和中国那样的从私有到公有的过渡。

在结束了城市小私有制的存在以后，虽然农村还有一点小农所有制，但《格拉玛》报认为该公有的都公有了，古巴已经形成了共产主义的所有制，人民已经成了全体财产的主人，因此新的觉悟、新的工作态度必须以更强有力的方法贯彻下去，而经济建设的高指标在这种新形势下也必然会完成。这就是“革命攻势”的依据：没收小贩——共产主义———新的觉悟——新的指标。

“革命攻势”的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就是那个老问题：塑造“新人”。

“新人”这个词在六七和六八年的出现频率一下子变得高了起来。卡斯特罗在三月十三日的讲话中重提了数年前那次著名的道德动力和物质动力的争论，这次他毫不含糊地下了结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看上去象是一个方法问题，但我们的观点是，这是一个比方法要根本得多的问题。共产主义的人不能用鼓励人的个人主义的欲望和野心来培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如果我们是因为相信人能够变得更好而失败的话，那么就让我们失败好了。但我们永不放弃对人的这种信念！”６

六月十日在出席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说：“革命的伟大任务就是塑造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和切所说的新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觉悟的人，真正的共产主义觉悟的人”。在同年纪念“七?二六”的讲话中他又说：“真正革命的科学是革命觉悟的科学、对人的信念的科学、对人的信心的科学。”

然而，这种强调实际上正反映出他的这种信念和科学在现实中的困境。三月十九日的《格拉玛》周刊上转载了一篇《格拉玛日报》的社论，题为《革命攻势和劳动纪律》，说劳动纪律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周密的组织和政治努力的结果，要开展一场每天都不松懈的反“旷工、怠惰、低效率和其它各种影响生产的因素”的运动，说菲德尔教导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它”以便让它在群众的脑子里扎根。同一天这张报纸还登了古巴工会联合会的宣言，题为《让我们把劳动纪律变成革命攻势的一部分》，它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开展一场把“觉悟指标”放在“产量指标”之上的运动。工会的任务就是更严格地监督出勤率、节约资源和原材料、最有效地使用机器，等等。每个工人每天在开始工作时都要下定决心做到这几点。

如果说在塑造“新人”问题上这次卡斯特罗有新的观点的话，就是把这个问题和古巴的物资匮乏的处境联系起来，用“新人”的理想来鼓励群众吃苦。

他说“难道我们能用钱来鼓励人劳动，而他们拿了钱又什么都买不到吗？”他甚至坦率地说：“如果要谈物质刺激的话，有谁能付得起比美帝国主义更高的报酬呢？”这句大实话甚至被作为那次讲话的大标题之一登在了报端。

卡斯特罗还为古巴的高积累政策、为把钱都投资到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无关的领域的政策作了解释，不过是用他那种极端的比喻方式，在这种比喻之下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我们难道可以停止对能使我们缩小和其它国家的差距的行业的投资，把钱用来进口化妆品和小玩意吗？难道古巴比索这样一来购买力就会提高，而古巴人就会觉得他什么都有了吗？”

为了塑造“新人”，必须解决一个一直使卡斯特罗烦恼的问题：钱。他说：“不幸的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还不能立即消灭作为分配工具的钱，但我们至少必须堵死源于金钱的许多特权和途径。现在我们还不能废除金钱，但总有一天，当我们到达共产主义时我们将立即废除它。”７两个多月后，劳尔在奥连特省庆祝“五?一”节的讲话中说：“我们拒绝向金钱‘上帝’下跪，我们决不把人的觉悟拿来向它献祭！”这种夸张的语调完全继承了乃兄的风格。他这次的讲话也在报上登了五大版，同时第一次用一整版的篇幅配上了他在讲话过程中几十张连续的小照片。为了在新运动中鼓舞大家的士气，劳尔给听众讲了一个革命故事：在打游击的时候，他有一次被打散后与其兄长重逢，“我看见菲德尔和两个人在一起，他们有两支枪。菲德尔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几支枪？’我说有五支。他说：”好！用这七支枪我们可以打胜仗！

‘自然地，我所能做的就是抓抓脑袋，点头表示同意。“８

（六）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线，是最大规模地动员城市居民下乡，参加收割甘蔗，种植土豆、咖啡、柑桔和一些建筑工程，如修建公路、学校和医院等等。

也有一些更大规模的，如一九六七年春天，卡斯特罗说哈瓦那喝咖啡的人在全国占了一多半，而他们自己却并不生产咖啡，于是他提出一个口号：“你要喝咖啡，就必须自己去种！”他提出一个“环哈瓦那绿带工程”的计划，要把哈瓦那周围全部种上各种经济植物，如咖啡和柑桔。这个工程就靠动员哈瓦那市民志愿劳动来完成。他这样对哈瓦那人说：“我们可以造房子、道路，一切必须的东西。

我们会给你们种子和树苗，作为交换，你们把它们种下去并照顾好，你们怎么想？同意吗？好，让我们干起来吧！“这个工程一年之后仍在进行之中，卡车每天都把成千上万的哈瓦那人运到市郊，很多办公室的门都锁上了，贴着纸条：我们去种咖啡了。

卡斯特罗对哈瓦那城市居民的动员，是在一种认为城市人好逸恶劳，只消费不生产的奇怪想法的驱使下，好象城市人都是由农民养活的，只有体力劳动才创造财富。六八年十月六日的《格拉玛》周刊引用他的话说，在城里人下乡以后，“哈瓦那省不再是国家的负担了！”六十年代卡斯特罗对如何在古巴建设新社会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最大程度的农村化，最小程度的城市化。”他的把城市青少年放到农村去接受教育的教育革命，他的在荒僻地区开发新城镇的建设规划，他把城市居民大规模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实践，以及对农村生活的赞美和对城市生活的厌恶，都不是孤立的想法，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大凡乌托邦主义，总是对城市和乡村采取和卡斯特罗的态度相似的立场，社会组织以远离城市的农村公社为核心。

所有这些任务，是在完全军事化的状态下完成的。当时古巴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都分头到各个省去领导，当特派员，省一级的党书记就是当地的司令，次一级的是参谋长，各个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以及工厂、农场都找此办理。各个单位——从省一级到工厂和农场——的机构都分成两个部分：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地里或建筑工地上）和后勤部（设在原来的机关里），人马也相应地分作两拨。

四月份是“吉隆滩月”（吉隆滩即猪湾，为纪念粉碎“猪湾入侵”，每年四月以此命名）。每年的这个月都是集中义务劳动的时候，六八年在劳动军事化的推动下更是热闹非凡。

卡斯特罗的家乡奥连特省一马当先，他派弟弟劳尔亲自前往那里坐镇。从这个省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窥见卡斯特罗“革命攻势”的一斑。

奥连特全省的劳动力被划为前线部队和后备梯队两部分，前线部队的总指挥部设在巴亚慕的甘蔗地里，后备梯队和后勤部设在省会的政府机构，各级地方政府和工厂农场都照此办理。

各个农庄的甘蔗地都有前线指挥所。全省是一个战区，第一书记是战区司令，由他任命第二书记为后备梯队司令和后勤部长。各级干部都授予象征性的军衔，如农场场长是“上尉”。

“战斗”就是在某一天假定外敌入侵，警报响起，城里的全体男女老少立刻各就各位，青壮年男子登上事先准备好的卡车奔赴前线——甘蔗地，妇女在后方接过男人留下的工作。

在甘蔗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奥连特省根据这个军事化的安排还举行了若干次演习。四月一日全省在凄厉的空袭警报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战斗计划动员起来，九万三千人登上了卡车，用在现场指挥的劳尔的话来说，整个行动象时钟一样准确，一件意外都没有发生。为了制造真实的战争效果，很多任务厂甚至拉掉了电源，把工人先赶到防空洞里，然后再解除警报，让工人们重返车间，有的还故意在照明不足的情况下生产，意在让这种紧张的战时气氛刺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经过数次试验，劳尔宣布演习是成功的。

四月下旬的某一天，甘蔗收获期开始了。清晨，战斗警报在奥连特全省响起，各级指挥部的作战命令通过电讯工具和通讯兵下达到各个甘蔗地。城里，成千上万的男子登上长长的卡车行列，他们的家庭和亲友们前来送别，就象把他们送上战场一样，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军乐。

后方的梯队不但时刻准备增援，而且把广播线路接到“前线”，随时报告战况，还及时印刷各种“战报”和特别报导：某地的甘蔗已经收割了多少吨。

城里，妇女们在“保卫革命委员会”和妇联的组织下前往她们丈夫的工作岗位，或者前往劳动量轻一些的咖啡地，据《格拉玛》报说有四万人——其中多数是妇女——下了咖啡地，收获的咖啡被送到由关闭的酒吧改成的脱粒厂。其它的妇女则在街上巡视，以发现那些“反社会分子”、“游手好闲者”和其它一切“没有权利享受他人劳动成果的人”。

在这种“一切为了前线”的气氛下，儿童们不上学了，学校已经关闭，教师们也下了乡。

但儿童也参加了战斗：他们来到甘蔗地里，传送胜利的捷报，递上开水和毛巾。《格拉玛》周刊报导说：参加这种战斗“将是这些儿童的一种特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教育方式。”然而要这些没有父母照顾的儿童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留在“前线”，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从六五年起，随着每年都要动员大量城市劳动力下乡，卡斯特罗给无人照看的儿童想出了一个国家计划，叫“街头乐园”。“保卫革命委员会”和古巴共青团在街头安排了各种体育和戏，把儿童们组织起来，从举办在人行道上画支持越南人民的绘画比赛到整条大街放满桌子下象棋，应有尽有。为了宣传这个“街头乐园”，一个最生动的口号是“当爸爸下乡砍甘蔗时我玩得更欢！”

当时劳动军事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大量军队参加劳动，弥补劳动力的不足。

这个方法也非始于六八年，只是在这一年到了高峰。军队成建制地被派到农村和建筑工地，在一些地方军官代替了地方官员指挥生产。当时最有名的是一支由二百五十台重型拖拉机和推土机组成的纵队，成员都是军人，担任最艰苦的清理土地为开垦作准备的工作。卡斯特罗说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土地清理队伍。六八年四月的一期《格拉玛》周刊上有大幅标题“建设国家要靠军队”，还登了卡斯特罗信任地拍着军人肩膀的照片。

这种劳动的军事化使得整个省甚至全国成了一个兵营，一切都进入了战时状态。从一方面来说这当然显得很紧张，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则又不免显得很滑稽，尤其是那些假戏真做的演习，象是一场顽童的打仗戏。卡斯特罗虽然指挥过很多次战斗，但从来没有一次全国性的、动员了全国老百姓的总体战，而这一次他过足了瘾。哪怕没有外敌入侵，他也能让整个国家变成纵队、支队、小队或者团、营、连，由他在指挥部里随意调遣，就象三十年前在那个海地教士的小屋里，他在棋盘上拨弄那些由碎面包屑和纸球想象成的士兵一样。

（七）

就在卡斯特罗加紧对外输出革命并把古巴变成一个大军营的六七和六八年，古巴对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强。大量的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涌到古巴，想亲眼目睹“新人”呱呱坠地。而卡斯特罗那特别的殷勤和好客也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西方知识分子对古巴的兴趣自革命刚胜利时就开始了。如果说在游击战的年代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马埃特腊山区的记者们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和新闻意识的话，那么革命后涌向古巴的大学教授、社会评论家和哲学家们则是对继苏联和中国之后的又一次国家规模的社会实验感兴趣。美国的一批左派教授在一九六０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为在国际上支持新古巴，成立了“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成员包括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ＬａｎｇｓｔｏｎＨｕｇｈｅｓ）和艾伦?金斯堡（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ｓｂｅｒｇ）以及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罗伯特?泰伯（ＲｏｂｅｒｔＴａｂｅｒ），此人现在辞去了职务，在哈瓦那帮助办《革命》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怀特?米尔斯（Ｃ。ＷｒｉｇｈｔＭｉｌｌｓ）可以说是这个委员会中最出名的。他一九六０年去古巴，卡斯特罗亲自去旅馆看他，特意提到在打游击的时候，他所写的《权力精英》（ＰｏｗｅｒＥｌｉｔｅ）一书是很多游击队员的枕边读物。米尔斯没想到自己的书竟然如此受古巴革命者的重视。卡斯特罗邀他一起旅行了三天半，据说每天有十八个小时在一起。这个美国左派教授回去后兴奋得不能自持，当年就出了一本书，题目叫《听着，美国佬》（Ｌｉｓｔｅｎ，Ｙａｎｋｅｅ），说他在古巴呼吸到了新鲜空气，遇到了新类型的革命家，大声疾呼美国人不要敌对古巴，否则这个人类的新婴儿会由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投向苏联的怀抱，象苏联一样变成令人厌恶的官僚社会主义。

革命初期访问古巴的还有一个西方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六十年代新左派运动的思想导师让?保罗?萨特。六０年初《革命》报的主编卡洛斯去古巴，面请这位大人物，当然是邀请扩大古巴革命在欧洲知识界的影响。萨特接受了邀请，他曾在一九四七年去过古巴，在那里见了海明威。古巴革命后，这个加勒比的小岛再一次吸引了这个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场真正的革命的法国哲学家的注意。

萨特和波娃对古巴的访问从六０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三月二十一日，不但见到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而且和他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光。古巴革命有足够的理由吸引萨特：沸腾的民众、“直接民主”（萨特是少数最先使用这个概念的人）、狂热的反美主义，而最使他感慨的是这个革命和它的领导人是那么年轻、充满朝气。一位萨特传的作者说，在萨特对古巴的着迷中，人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这个哲学家身上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症状：对青春、再生和复活的迷恋。

９热情、精力和活力就是他在古巴所发现的东西，“掌权的没有老人！……我遇见的都是可以做我的孩子的人”。１０这正是他在受到法国青年簇拥时的那种心情。

卡斯特罗也果真事萨特若父。他亲自驾车前往萨特和波娃下榻的旅馆将他们接出来，带他们参观访问了很多地方。卡斯特罗还带他们去了自己的老家，午饭前他来到湖边，掏出手枪朝湖中连发数响，一条大鱼应声肚皮朝上浮出了水面。萨特的行踪不但被报纸跟踪报导，卡斯特罗还把他们带到电视台向全国人民介绍说这是自己的朋友，于是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人兴奋地高喊“萨特！这是萨特！”

萨特对卡斯特罗所创造的“直接民主”和他所保证的让人民要什么有什么印象深刻，他曾经问卡斯特罗：“要是他们（指群众）问你要月亮怎么办？”

半夜三更，卡斯特罗让萨特和波娃在现场观察自己的演说和下面群众的反应。

萨特对古巴的不眠之夜印象深刻。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竟然能够改变和抑制人的生理需要！他说这是“白夜、民族之夜、卡斯特罗（萨特用的是”他“，指卡斯特罗）之夜”。

有一次卡斯特罗和他谈到半夜，五十五岁的哲学家实在撑不住了，“我十分难为情地承认，我是第一个要去睡觉的人，当时是午夜一点左右，我只想睡觉，什么东西也听不进去了。”

卡斯特罗、劳尔和西里娅离开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留给了波娃，其它的人都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当时卡斯特罗把萨特等人带到了外地）。萨特被纱窗上雷鸣般的蚊声搅得无法入睡，然后他注意到劳尔和西里娅在两点左右回来了，卡斯特罗在三点十五分也回来了。他们也许打了个瞌睡，也许根本就没睡。

萨特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打游击时昼伏夜出的习性在和平年代的延续，而是上纲上线道：“彻夜不眠是一种激情”，而卡斯特罗又是这些古巴人中最有这种激情的。

格瓦拉曾经和这个法国哲学家订了一个午夜的单独约见，在他的办公室，而卡斯特罗则是凌晨两点。在萨特看来，古巴革命者征服了睡眠，征服了休憩，也就是征服了自我。

萨特在访问中应卡洛斯之邀为《革命》报写了文章，题为《意识形态与革命》，后来又出版了《萨特论古巴》一书。他的结论是古巴革命是直接民主，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虽然他指出这场年轻人的革命在很多方面是孩子气的、不成熟的，但他又强调这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回法国途中萨特在纽约停留了八个钟头，古巴驻纽约的代表机构不失时机地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让萨特谈感想。回国后他在《法兰西晚报》上发表了文章，说卡斯特罗就是“整个古巴岛，因为他没有为自己占有一寸土地。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１１

萨特对古巴和卡斯特罗的赞美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因为这是法国——甚至欧洲——第一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古巴革命所作的观察和判断，而且是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之后。萨特对古巴的访问和赞美甚至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他们在这位法国左派哲学家的档案里加进了有关内容，但却无知地说波娃是萨特的“妻子”。

（八）

古巴革命在拉美知识分子中也曾经引起过很高的热情，墨西哥作家丰塔斯（ＣａｒｌｏｓＦｕｅｎｔｅｓ），和瓦尔加斯?略萨（ＭａｒｉｏＶａｒｇａｓＬｉｏｓａ），墨西哥诗人帕兹（ＯｃｔａｖｉｏＰａｚ）和智利诗人聂鲁达（ＰａｂｌｏＮｅｒｕｄａ）等都曾支持过它。这些都是拉美“文学爆炸”中的头面人物。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他们都先后和卡斯特罗分道扬镳，聂鲁达在某次访问古巴后对危地马拉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ＭｉｇｕｅｌＡｎｇｅｌＡｓｔｕｒｉａｓ）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是不幸，我们用生命去保卫的是一个我们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国家。”１２此时只有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

马尔克斯（ＧａｒｃｉａＭａｒｇｕｅｚ）仍然维持着和卡斯特罗的亲密关系。

马尔克斯和古巴的关系可以追述到五九年初，古巴革命刚胜利的时候，那时他赶往哈瓦那采访和观察。从此他和卡斯特罗在几十年中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卡斯特罗叫他“加博”（Ｇａｂｏ），在哈瓦那第五大街上给了他一幢带泳池的房子，供他来古巴时小住，里面有四个佣人一个花匠，还有一条只有供外国人住的旅馆里才有的国际电话线。古巴人都知道这是“加博的屋子”。

卡斯特罗还供应他一辆奔驰２８０汽车。

当马尔克斯在哈瓦那的小住的时候，卡斯特罗经常造访，有时他在回自己在哈瓦那十一号大街的住宅时顺便拐个弯就到了马尔克斯家，手上会提一瓶酒。卡斯特罗和马尔克斯之间没有客套，卡斯特罗有时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当作知心朋友，向他倾吐自己的苦闷，发泄对不利处境的愤怒，有次他对马尔克斯说“我就象个车轱辘上的齿轮一样终日转个不停，身不由己。要是时光倒转的话，我真不想干政治了！”１３这也算是权力的孤独吧。

拉丁美洲头号文豪和古巴领导人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友谊引起了广泛的评论或者指责。马尔克斯过去的文友帕兹、略萨和丰塔斯在和卡斯特罗决裂后都批评马尔克斯继续和这个“独裁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略萨甚至说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ｃｏｒｔｅｓａｎｏ１４但马尔克斯很偬匾为自己作辩护。他只是我行我素。他在古巴办了一所“拉美电影学校”，把自己接受采访的报酬（据说有时西方报刊愿意出价一万美元得到他的专访）作为对这所学校的资助。

他在古巴和外界之间承担了某种沟通的作用，有时在卡斯特罗面前为一些古巴的政治犯和知识分子说情。

他曾经不无道理地说：“我维持和卡斯特罗的关系对于拉美来说远比和他决裂重要得多。”１５不管别人如何指责，也不管古巴和卡斯特罗在国际知识界的名声变得每况愈下，他都说他决不抛弃老朋友。

卡斯特罗不但对这些大人物礼数周到，对一些不那么有名但也有社会影响的人他也并不怠慢。例如美国摄影记者李?洛克伍德对古巴的访问就是如此。

洛克伍德五九年初在古巴，目睹了革命初期万众欢腾的节日气象。后来他得到了一份卡斯特罗手写的邀请书，这份手令足以使任何美国人在墨西哥获得去古巴的签证，而且没有时限，“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卡斯特罗说。

六七年洛克伍德去古巴，在卡斯特罗的伴随下化了七天的时间周游全岛，卡斯特罗不但亲自开吉普，而且驾驶汽艇。洛克伍德在马埃特腊山区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卡斯特罗是怎样为这些外国客人制造效果的：清晨，洛克伍德被当地干部带到一处山头，这里是过去的战场，干部甚至指给他看当初菲德尔站的位置。一队武装民兵在晨光中学习《基本教育课程》，这些人过去都是文盲。

当他被介绍给这些民兵后，一个汉子上来质问他为何美国政府要敌视古巴，被那个干部喝住。

下午时，一架飞机在低空飞过，洒下无数鲜花，每个人都飞奔过去欢呼着接花，然后又是一架飞机来洒下古巴国旗，这是特意给在场的儿童的，群众欢呼着“菲——德尔！菲——德尔！”

就在万众欢腾的时候，一架直升机降落了，这是劳尔。然后才是卡斯特罗自己的直升机缓缓降落。群众的欢呼雀跃达到了高潮。卡斯特罗来到群众中间时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告诉他们说现在一切都是人民的。有一个老兵说他的养老金还没落实，卡斯特罗吃惊地记了下来，答应马上解决。

洛克伍德后来和卡斯特罗作了数次长谈，回国后出版了《卡斯特罗的古巴，古巴的菲德尔》，此书图文并茂，由大量第一手材料组成，其中还有卡斯特罗对自己世界观的形成期的介绍，被认为是六十年代有关古巴革命的重要材料。洛克伍德虽然不象有些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完全为卡斯特罗着迷，他的观察还是很谨慎的，但他的结论是卡斯特罗给了古巴一个没有腐败的政府，实行了社会改革，提高了民族地位，因而受到了人民的支持，美国应该正视这个现实。

总的来说他的这本书是有利于卡斯特罗在西方的声誉的。

（九）

卡斯特罗不满足于个别接待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他发起了一系列国际大会，广邀四方佳宾，以扩大古巴和他个人的国际影响。

一九六七年八月，古巴召开了“拉美团结组织大会”，与会的只有古巴一个政府代表团，其它的都是游击队、地下组织和激进学生，还有美国黑人代表，当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正转向武装斗争，底特律等城市的黑人和警察展开了大规模的枪战。很多黑人把古巴看作他们的天然盟友，黑豹党（美国黑人的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激进政党）的一些领导人先后来到古巴参加各种集会，特别是这次大会。

黑豹党的活动家尤利乌斯?莱斯特（ＪｕｌｉｕｓＬｅｓｔｅｒ）在大会发言中说他这辈子自由过两次，一次是在越南访问，一次是来到古巴。１６对格瓦拉的创造更多个越南的呼吁，他们的回答是在美国国内创造五十个。卡斯特罗在大会上说黑人兄弟必须懂得：古巴无论何时都是他们的家。

但他却没有就在美国国内创造五十个越南的问题作更多的发挥，也没有象对拉美那样坚持古巴有从精神到物质上支持美国国内革命力量的义务。

卡斯特罗有不怕美国的名声，也以输出革命作为使命，但他却一直谨慎地避免对美国国内的激进分子提供军火和训练，即使当最受压迫的黑人拿起武器时他也没有提供这种支持。

不但如此，每当古巴在海外的力量有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时，他所表现出的谨慎可以说超过了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这说明他是非常有现实感和分寸感的。他的反美主义总是以支持某个外国的革命运动或暴力组织为目的，以美国支持的某个政权为对象，从来都避免自己直接向美国挑战。有次谈到美国及其拉美盟友对古巴可能的入侵时，他说古巴会立刻将巴西的师团踢下海去，但对美国佬，他重复了那个“战斗一百年，牺牲一百年”的誓言。

这次大会名为“拉美团结”，却邀请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作为佳宾，卡斯特罗不放过任何有可能扩大古巴在世界上影响的机会。罗素是他竭力想要请来的，但未能如愿。然而罗素却发来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贺电，罗素的贺电和他的照片同北朝鲜的金日成和越南的胡志明（这是六十年代古巴的两个最受尊敬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和贺电并排登在《格拉玛》报上。也只有他们三人有这样的殊荣。奇怪的是，当时有很多被卡斯特罗称作同志和兄弟的第三世界的领袖或者革命领袖也发来了贺电，但这些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直接斗争的战士的待遇却不如一个英国哲学家，这充分说明对于任何有影响的西方人，卡斯特罗都是非常当回事的。

罗素在电报中说：“我希望（拉美）解放运动找到一条共同斗争的道路，使得在玻利维亚的斗争（罗素这里指的就是格瓦拉），举例来说，和巴西的解放联系起来。这个大陆所受的压迫是超越国界的。美国统治阶级所挑起的战争正在受到整个大陆的反抗。”１７

为了最充分地利用这次大会，卡斯特罗让参加会议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前来古巴，参加七月二十六日的革命纪念活动（拉美团结组织大会拟于八月初举行）。当时美、法、德和加拿大等国的音乐家和其它知识分子在古巴举行了“抗议歌会”，法国还在古巴举行了一个法国文化展览会，尽管其中有很多不革命的成份，但卡斯特罗照样批。他太需要欧洲知识分子的支持了。数月以前，古巴宣布那年的“七?二六”纪念活动将在圣地亚哥，即“七?二六”袭击的发生地举行。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和西方知识分子都被运到那里，法国人最多。卡斯特罗那次“七?二六”讲话的大字标题是：“一代更革命的青年正在形成”、“最体现革命的目前就是劳动”、“除了革命没有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法”、“要么武装斗争要么放弃解放的希望”、“到一九七五年，古巴不可能再被叫做不发达国家了”等等。演讲持续到午夜。

午夜过后，卡斯特罗还有新的节目。凌晨两点在野外，他会见了西方知识分子，陪同的有负责文化和对外联络工作的卡洛斯。在一片景仰的目光下他和这些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轻松的交谈。

法国作家莫尼克（ＭｏｎｉｇｕｅＬａｎｇｅ）正在主持法国在哈瓦那的那个展览会，她敬佩地对卡斯特罗说：“在古巴，没有办不到的事。”卡斯特罗回答道：“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米契尔?莱利斯（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ｉｒｉｓ）是一个有些知名度的法国诗人，他说这次在古巴的所见所闻给自己上了一课，问卡斯特罗回去后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持古巴的斗争，卡斯特罗答到他们做得已经很多了，办一个书展，开一个展览会都是贡献。

这时有人提到法国知识分子应该联合起来声援被囚的德布雷，这个诗人说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有义务声援他。大概他们把德布雷当作又一个德雷福斯了。有人说古巴的革命进展很快，卡斯特罗表示同意，他对这些知识分子介绍了古巴的未来，特别提到了他的良种牛繁殖计划。

卡斯特罗还对他们介绍了即将举行的国际文化大会，希望他们都能参加。

当卡斯特罗在黎明的晨曦中离开后，一个报导中未提姓名的法国作家让一个拉美歌手猜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总理会在半夜三更和作家艺术家亲密交谈，你知道他是谁吗？”１８

不要以为卡斯特罗已经尽兴了，更精彩的节目还在后面。凌晨四点，所有与会代表被组织起来，坐上大客车和卡车从圣地亚哥前往一个叫ＧｒａｎＴｉｅｒｒａ的山区小镇。这是一个革命后新建起来的社区，有寄宿制学校和护士学校和其它社区公共设施，卡斯特罗来此是为了给新学校剪彩。

早晨六点，卡斯特罗出现在疲惫不堪的客人和早已组织好的当地居民面前，开始了又一次讲话。他说：昨天我们在城里庆祝了一整天，当时大会的组织者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把代表们带到这里来，因为交通不便，道路太差。有一个人要为这个匆忙的决定负责。这个人就是我。

我坚持要你们到这里来，因为外国人到古巴来总是看哈瓦那，但哈瓦那是不发达国家的超发达地区。我们从圣地亚哥到这里要经过几个小时的旅行，我想路上一定又热又颠跛，灰尘漫天，难道不是吗？而且你们必须在三点起身（实际上人们根本就没时间休息），翻山越岭，路上还要和当地的人民见面，所以一定没有休息好。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特权：我在这里打过仗，知道一条近路，所以我多睡了一点点，然后和你们差不多同时到这里。但我也很疲劳，所以我的讲话尽可能短一些。他的这次讲话确实很短，报上登了三大张，估计不到四个小时。

卡斯特罗的这种安排看似随心所欲，实际上有他的考虑。哈瓦那是旧古巴，再好也不是他的功劳，因此不是“他的”古巴。“他的”古巴不在已经建设得有模有样的城里，而在乡下，在山上，在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他要外国人经过一番艰苦旅行后疲惫之极时眼前一亮，柳暗花明，惊叹他竟然在这么崎岖的地方领导人民建立了新城镇，过上了新生活。因此看似一场儿戏般的捉弄，实则有良苦的用心。

（十）

一九六八年初卡斯特罗又作了一次更大的东道主，发起召开了国际文化大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邀请了七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名知识分子代表。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对他冷眼相看时，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其存在和重要性。这是古巴人民的又一件大事，他们不但要进一步节衣缩食以保证这些虽然向往革命但生活上有时马虎不得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一个月前就由“保卫革命委员会”布置了二十个问题学习和讨论，它们在报纸上登了两大版。知识分子如何和革命进一步结合，或者说外国知识分子如何和古巴革命进一步结合是所有问题的中心。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革命就是艺术”。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查ＧｕｅｒｒｒｉｌｌａｓｉｎＰｏｗｅｒＰ３９８）。萨特和罗素发来了贺电，他们的电文和奥地利著名无机化学家恩斯特?费彻（ＥｒｎｓｔＦｉｓｃｈｅｒ，一九七一年得到诺贝尔奖）的电报并列登在古巴报纸上。罗素在电报中说在帝国主义加紧向世界人民进攻时这次大会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它应该在古巴举行，因为古巴在发展世界社会主义、民族独立、反帝斗争和成为文化和科学的先锋以及文化的自由表达方面站在世界的前面。萨特的贺电是直接给卡斯特罗的，他原来接受了邀请，但在电报中说病了，医生不准他出行（但有人认为这是这个哲学家的托辞，真正的原因是他担心与会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会就他的亲以色列态度向他发难），然后他用冗长得让人找不到尽头的句子铺陈了一番大会的意义，两次“恳求”总理先生向大会转达他和亚非拉兄弟的团结一致。

有这样热烈的贺词，这些大人物不来，卡斯特罗也觉得足够了。

一月十四日大会开幕，总统多铁戈斯致开幕词。他说未来的人将是全面和完整的人，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将不再是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而是文化的主人。卡斯特罗在二十一日的闭幕式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又一次赞美了这些知识分子所崇拜的切，说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纯粹的革命家了。当时玻利维亚建议用德布雷交换古巴政治犯，卡斯特罗提出反建议：用格瓦拉的遗体交换一百名古巴反革命，他说可以由美国人随意点名，要谁给谁。要是美国人不愿意的话，这就表示他们对死的格瓦拉比对活的更怕。他的反美主义在这次讲话中有了新发展，他说：“如果人类历史上有一个真正的人类公敌，那个敌人，那个真正的敌人，那个真正的全人类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１９然后他转向了苏联和它的拉美小伙计。他说很多共产党都躲在反帝战线的后面，变成了假马克思主义的教会。现在不是这些共产党，而是知识分子接过了切的旗帜。

卡斯特罗不愧是看人说话的天才，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与会知识分子的长时间欢呼。

然而，这次会议虽然热闹，却象三大洲会议和拉美团结组织会议一样没有具体的结果。

知识分子们议论了一番，发表了几个激昂而空洞的宣言，然后各自打道回府。他们唯一具体的承诺，是不接受任何来自美国的邀请、资助、研究金、工作机会和合作项目，认为它们都是美国这个人类撒旦文化奴役政策的工具。但究竟有多少人离开会场后真的受这个承诺的约束还是个未知数。

（十一）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的“世界文化大会”标志着国际知识分子对古巴的热情或者说是痴情达到了高潮。然而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这种感情纽带在种种政治和经济因素面前有时显得十分脆弱。这一年同时也是这种热情骤然降温的时候。

六八年五月，法国爆发了以学生反政府运动为主体的“五月风暴”，这次运动势头很猛，引发了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和体制危机，西方左翼知识界为此而欢呼。

如果这场运动发生在美国，卡斯特罗早就发表长篇讲话和声明了，何况这多少会使得他回想起自己的学生革命家时代。

然而卡斯特罗这次的态度却十分保守，迟迟没有正式表态。古巴报纸对此事的关切也不如对奄奄一息的拉美游击战的报导。其中的奥秘在于，二次大战后主宰法国政坛的戴高乐奉行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一些被美国视为眼中钉的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包括中国和古巴。它不但是古巴当时主要的西方贸易伙伴，而且还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古巴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联系虽然并没有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但卡斯特罗完全清楚它对古巴的意义。他并不想让内外交困的戴高乐在此时对古巴记仇。

直到七月份，法国的事态到了担当世界革命重任的卡斯特罗再也无法低调处理的时候，他才让古巴学生联合会在“七?二六”纪念日发表声明，声援法国学生，卡斯特罗随后表示支持这份声明。他的这种态度大大出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意料。

另一件事发生于古巴的近邻墨西哥。七月二十六日，在全球性的学生造反的气氛下，墨西哥学生游行，纪念古巴革命，游行被警察驱散，死了十个人。

第二天所有的大学罢课，包括高中。在学生酝酿更大的游行示威时，墨西哥政府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假意同意学生在一个叫作“三文化广场”的地方集会。

十月二日集会举行时，政府派来大量军警和坦克进行镇压，官方宣布死了三十人，实际当然不止此数。

奇怪的是，平时拉美邻国有个风吹草动就集会游行的古巴却对这件大事反应平淡。卡斯特罗一直没有公开谴责墨西哥政府，而墨西哥也一直不象其它拉美国家那样三天两头被卡斯特罗自己或是古巴报刊随意挑出来品头论足。这里的原因也是十分现实的：墨西哥是拉美唯一一个和古巴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

在六八年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时古巴的低调反应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当年十月墨西哥要举办奥运会。屠杀事件发生后，国际上掀起了一个抵制在墨西哥举办的这届奥运会的浪潮，萨特和罗素发起了一个签名运动，，很多几个月前参加“国际文化大会”的知识分子都为此奔走呼号。

但参加奥运会在当时是古巴几乎是除了联合国大会以外唯一的在国际上亮相的机会，而且卡斯特罗对有些项目很有信心。体育是卡斯特罗自己的爱好，革命后在他的直接关心下古巴的棒球、篮排球、拳击和田径等项目发展很快。

六六年在波多黎各举行了中美和加勒比地区运动会，古巴获得的金牌数是最多的，卡斯特罗亲自去机场迎接归来的运动员，他说：“我们把体育的胜利看成是社会制度的胜利”，报纸的标题是：“古巴革命赢得了又一场反帝斗争的胜利，又一场吉隆滩的胜利”。运动员们成了民族英雄，在全国巡回演说。被这次胜利所鼓舞，卡斯特罗曾提出下届运动会要包揽全部金牌，这话又成了报纸的大号标题。有这样的背景，卡斯特罗当然不肯轻易放弃让世界对革命的古巴刮目相看的机会。他的这种表现无疑使得萨特和罗素为代表的那些知识分子深为失望，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十二）

然而，和这两件事相比，那年八月下旬发生的另一件事影响更大。这就是八月二十二日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占领。

捷克斯洛伐克是六十年代中期苏联东欧集团的改革中走得最远的，六八年一月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取代了保守派、斯大林主义分子诺沃提尼，当上了捷共总书记。四月份捷共发表了《行动纲领》，号召一场全面的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这场改革很快就使得苏联东欧阵营内的保守派组成了欧洲历史上又一次“神圣同盟”，以老沙皇的传人勃列日涅夫和德意志皇帝的后裔、德共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为首，一手策划了八月二十一日的对捷军事占领。

苏联和东欧集团的武装入侵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外，宣布了一个“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原则，即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独立的主权，它的主权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据塔斯社说，入侵是“应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请求”，但在一九九二年七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交给了捷克总统瓦克拉夫?哈维尔一份文件，这是六八年五个苏共政治局委员给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信的复印件，信中他们要求勃列日涅夫以一切手段防止捷克落入西方之手。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震惊了世界，除了苏联阵营自己，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站在它一边。第三国家中最亲苏的埃及、印度和阿尔及利亚也没有表示对苏联的支持。西方知识分子本来就对苏联式的官僚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统治深为厌恶，五六年苏联对匈牙利改革的镇压曾经引来不少西方知识分子的谴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记忆淡薄了，如萨特当初是反对苏联镇压匈牙利的领头人物，但到六二年又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这次捷克事件无疑又揭开了老伤疤。萨特、罗素、马尔库斯等人发表联名信表示抗议。萨特说感谢捷克人的流血，现在他对苏联再也不报任何希望了。

古巴和捷克本来关系很好，捷克人民在“布拉格之春”中表现出的对苏联的不满在古巴报刊中得到了广泛的报导，卡斯特罗似乎很高兴看到捷克人给苏联人惹麻烦。但他光顾着高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苏联入侵捷克后，古巴政府没有象其它国家那样迅速表态。在两天时间里古巴报刊和电视用了“入侵”这样的字眼，哈瓦那电广播了捷克大使的谈话，否认他的政府要求苏联干涉的说法，说苏联的入侵违反了华沙条约、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的准则。古巴的《格拉玛》报用大字标题报导了他的谈话。《波希米亚》报用特刊报导了罗马尼亚和西方共产党对苏联行动的谴责。一些捷克技术人员流泪在街上游行，打出标语，要苏联人回自己的国家。古巴人同情地在一边围观。

在古巴人普遍期待最高领导人出面给个说法时，八月二十三日，政府宣布晚上卡斯特罗要就国际形势发表重要讲话，古巴人普遍的心情是：这回菲德尔要给俄国人一点颜色瞧瞧了。

那天晚上卡斯特罗没有在广场或公共场合对群众发表这个演说，但这次演说却是他难以计数的演说中真正有内容的一次。它不像他的绝大多数演说那样是同一话题的重复，而是针对特定的重要突发事件的表态。特别在今天，回顾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它为后人了解国际共运中顽固地反改革的势力及其理论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而卡斯特罗之所以没有选择一个万众欢腾的场合，是因为他深知他的态度将和古巴人普遍的期待相反。

卡斯特罗在电视转播室里发表演说，背后墙上是格瓦拉那张面容严峻的画像。他开始时承认今天晚上他的任务是艰巨的，因为他要向人民分析一个复杂的局面。然后他告诉古巴人民，他知道所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德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的作用。他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捷克和西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说西方已经用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把捷克引向了资本主义，所谓“民主化”实质是自由化，在这种“民主化”下捷克已经投向了美国的怀抱。这样，他形象地把一度和古巴最要好的捷克描绘成了一个经不起物质诱惑而失节的女子。

然后他转向苏联的入侵。毫无疑问，自己的国家被外国军队占领，对捷克人民来说这是痛苦的，然而这是不可避免的痛苦。“我们承认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不会谴责这个决定”，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允许一个成员国倒向西方。这样他得出了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相同的结论。当然，他和苏联人有分歧，苏联人说捷克的主权没有受到侵犯，那是说谎。

从国际法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入侵，但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只能从政治的必要性去分析和接受这个事实。

对捷克事件的定性，为苏联的入侵辩护，从而纠正古巴人民的认识，不过是卡斯特罗这篇演说的一个次要目的。他的更重要的目的是就这次事件对整个国际共运敲警钟，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思潮算总帐，出一出自格瓦拉死后憋在心头的那股恶气。他要让俄国人知道，捷克的演变正是他们政策的必然结果。

卡斯特罗说，在捷克流行的自由化在其它国家也存在了很久了。很多在苏联东欧留学的古巴学生都对那些国家盛行的对物质刺激的提倡和对个人利益的纵容感到不解甚至恶心。

那里的人只关心钱、利益、工资，义务劳动毫无吸引力。他说不止一个古巴学生在那里受到了真正的心理创伤。他引用了塔斯社的宣言，其中说：不幸的是，在捷克，经济改革的讨论发展到了危害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步。卡斯特罗严肃地问道：

“我们很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打算在经济领域限制那种日益倒向商业关系和自发倾向的现象，是否打算限制那种日益为市场的用途和市场在决定价格的过程中的作用而辩护的做法？苏联是否意识到了必须制止这种倾向？不止一个帝国主义的报刊兴高采烈地提到了在苏联也存在着这种现象。”１９

还有就是对“和平共处”的幻想和热情。苏联东欧到处都是“和平万岁”

的口号，每个东欧国家都和美国有外交关系和经济往来，和平共处取代了世界革命。卡斯特罗说这是“田园诗一般的幻想”。他还指责这些国家和古巴的拉美邻国保持外交关系，说古巴人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奇怪的现象。他又引用塔斯社的声明，其中表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永远不会坐视其中任何一个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应捷克人民的请求华约的军队开进了捷克。卡斯特罗接着问道：

“这个原则包括越南吗？包括朝鲜吗？包括古巴吗？要是美帝国主义扩大或发动对这些国家的进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提出这样的请求的话，华约的部队会去援助他们吗？”

在给苏联人上了长长的一课之后，卡斯特罗还要挖一挖社会主义阵营自由化的更早更深刻的来源。他转向了南斯拉夫，这是一个除了拉美共产党以外卡斯特罗在国际共运中从不放过的靶子。

就在半个月前《格拉玛》报还有一篇评论，题目是：《南斯拉夫道路就是机会主义和叛变》。在这次讲话中，卡斯特罗为南斯拉夫专门列了一个标题，叫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发明者、它的主要辩护士，就是那个被称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从篇幅来看，这一部分说了不下一个小时。他先追究了南斯拉夫在捷克斯洛伐克演变中的作用，说正是铁托纵容捷克意识形态弱化，政治软化，他数星期前访问布拉格时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然后他说古巴从一开始就反对苏联的和南斯拉夫妥协，并恢复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的做法（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由于苏联的大国大党霸权主义而在一九四八年破裂，五六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和南斯拉夫和好），这样他就把问题追到了五十年代的非斯大林化。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么坚定不移地反南斯拉夫？卡斯特罗说要给古巴人民讲一个故事，他总是为某些特别的时刻保留一些故事，这使得他的演说即使到了深更半夜也还有听众。他说在五九年的时候，当古巴既不能从传统的军火供应国美国得到军火，又没有和苏联接上关系的时候，他们向南斯拉夫提出购买军火。虽然数量不多，但南斯拉夫却不但要古巴付美金的现款，而且要按照黑市的价格，理由是军火交易数量的多少并不影响万一美国知道后对南斯拉夫的报复。更为令人气愤的是，在清理巴蒂斯塔政府的档案时，他们发现南斯拉夫竟然在五八年底，通过他们在墨西哥的大使和巴蒂斯塔驻墨西哥的大使（卡斯特罗强调就是那个在蒙卡塔袭击后屠杀起义军的将领）进行交易，向巴蒂斯塔提供武器。在讲这个故事时，卡斯特罗用了大量的细节，他不但大段大段地照念文件档案，甚至包括当时绘声绘色的对话。

因此三十年后的今天，他的这两个故事读来仍然引人入胜。

世界于是恍然大悟他和这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巴尔干国家原来有一笔老帐要算。

卡斯特罗用胜利者的姿态宣告了苏联东欧改革和和平共处路线的破产，同时重申古巴决不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他说当古巴援助一个国家时，决不附上帐单。千万个古巴青年随时准备奔赴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我们的麻烦是每个人都盼望获得批被派到一个需要他的国家，去帮助那里的革命运动”。

最后他用典型的卡斯特罗式的语言说：“人总是要死的，或迟或早，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但革命者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愿自然死亡。当然我们不想为了逃避自然死亡而挑起战争。革命者并不总是能做他们想做的、或使他们最舒畅的事，因为他们的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

如果说有谁对卡斯特罗的这次讲话表示欢迎的话，那只有苏联人。虽然他们被这个岛国的共产主义领袖教训了一顿，但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卡斯特罗是除了苏联集团外唯一的一个认为苏联侵捷是一个正确的（虽然是“痛苦的”

）决定的国家领导人。《真理报》在国际性的抗议浪潮中及时引用了卡斯特罗的关于捷克已经投向帝国主义怀抱的话。这是几年来《真理报》第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引用这位古巴领导人的话。这成为六八年以后古巴和苏联再度和好甚至结成紧密的军事联盟的先声。

卡斯特罗对苏联侵捷的支持无疑使他丧失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好感。萨特等人当时虽然没有把批判从苏联扩大到古巴，但这笔帐显然记在那里。数年后他们就古巴著名诗人帕迪拉被政府迫害一事发表联名信表示抗议。卡斯特罗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有失去萨特等人的可能，但如果入侵捷克表明苏联的政策有重大转变，特别是苏联将对西方采取强硬的对抗态度，在国内停止改革政策，那么古巴的立场就将重新获得苏联的认可。一边是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另一边是西方知识分子的道义声援，鱼和熊掌卡斯特罗不能兼得，他只能作一个最现实最实惠的选择。

果然，卡斯特罗一表态，苏联方面立刻宣布增加下一年的原油供应，苏联在古巴的技师增加到五千名，那些因爱斯卡兰多反党集团事件而回国的苏联专家们也回到了古巴。因此，卡斯特罗还是上算的。

卡斯特罗对捷克的指控和对苏联的支持无疑使古巴人民吃惊，但十年的经验已经使他们习惯于使自己适应最高领导人的思路。“原来是这么回事”，多数人听了讲话后恍然大悟，觉得自己过去对捷克的真象简直一无所知，差点上了当。“菲德尔真了不起！”“他及时地把斗争转向了美国人！”“我知道ＣＩＡ在捷克的阴谋！”诸如此类就是古巴一般干部的反应。“保卫革命委员会”在内务部的布置下紧急行动起来，当晚就组织了游行支持卡斯特罗的讲话。

对这次讲话的学习和纠正对捷克事件的认识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九月份。《格拉玛》报九月初的社论说，通过这次风波，他们“骄傲地”看到由菲德尔和切发展起来的革命思想的根在群众中扎得更深了，古巴人民又一次显示了他们“战斗到底，赢得胜利”的决心。“

（十三）

一九六九年是古巴革命十周年，同时也是卡斯特罗宣布的要达到糖产量一千万吨的年度。这两个数字对卡斯特罗已经具有了神秘的魔力，在这一年他特别的亢奋，似乎真的相信这一年将是他的革命的幸运年，古巴将为人类历史开创一个新起点。就象一个将军把他的全部预备队投入一场最后决战那样，他把整个古巴的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动员到了极限，统统投入到甘蔗地里。这一年因此而被命名为“决定性奋进的一年”，这是一个让人已经想不出有什么更有冲劲、更具有历史终结意味的年号。

卡斯特罗一贯不忘提醒人民忆苦思甜，现在为了动员人民迎接更大的牺牲，他的这本备忘录上又增添一个只有他的想象力才能描绘出的关于旧社会的令人毛骨竦然的图景。六八年十月六日，在马坦扎斯省一个农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他先向人民再一次保证明年什么都会有，他重复地说：“一切都会有！绝对会有！”然似乎是觉得可能有人会在革命十年后面对普遍的匮乏而怀疑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他说：“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革命，如果不革命的话，我们早就人吃人互相吃光了！”２０

怎样让人民认识到革命十年的丰功伟绩呢？《格拉玛》报的大幅标题是：“十年——每年都象是一个世纪！”它排出了一份收支对比表，人民得到的是：农业改革、扫盲运动、城市改革、国有化、粉碎猪湾入侵、渡过十月危机、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和古巴共产党，等等。

当然，古巴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失去了切?格瓦拉和其它一些同志。那些从货架上失踪多年的日常生活用品并不是损失，那是贡献。

对革命后新生活的赞美经常采用活泼生动而又不乏夸张的笔调。

六七年四月《格拉玛》周刊报导了一个与世纪同龄人的话，说活了大半辈子，他觉得“只有在今天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六八年十一月报导卡斯特罗视察一个半寄宿制学校时说这一代人真是“得天独厚”和“享有特权的”。

在卡斯特罗准备他的“决定性奋进”之前，他再一次检查后方战线，结果发现了新的威胁：街头闲逛的青少年。他们似乎取代了被消灭的小贩，成了哈瓦那街头不堪入目的景象。

九月二十八日，怒不可遏的卡斯特罗在哈瓦那革命广场数十万人的集会上发起了对街头巷尾的青少年的攻势。他说在哈瓦那的一些广场和旅馆周围，成百上千的青少年无所事事，他们的裤腿那么紧，头那么长，裙子那么短。很多人手里有短波收音机，在听美国广播。他们偷窃公共财产，损坏街头设备，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不但焚毁古巴国旗，甚至敢在切的画像上涂鸦。

“他们以为他们生活在那里？在资产阶级社会？在布拉格？”

卡斯特罗质问道。

古巴警察和“保卫革命委员会”给了这些青少年几天的时间，让他们改邪归正，然后发起了大规模的逮捕，那些穿着来路不明的牛仔裤的人成了最突出的目标。哈瓦那一地一夜之间就有五百多不轨少年落网。他们被集中起来，穿上军服，送到再教育营劳动。他们并不是没有父母管教，而是他们的父母把家庭生活的时间都献给了革命。

一九六九年元月二日，近百万古巴人从半夜就开始由“保卫革命委员会”

组织，排队进入哈瓦那革命广场，卡斯特罗将在早上十点发表讲话。他说他不想影响三日的工作，所以把讲话放在二日白天，而不是例行的半夜。这或许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他的讲话使古巴人丧失了无数个工作日，从现在起他要惜时如金。

卡斯特罗在冗长的新年讲话中告诉人民到一九七五年古巴用的肥料将是整个南美的一倍半，农业生产将七倍于人口的增长，捕鱼船队将是革命前的八倍，等等。这就是古巴革命和委内瑞拉选举笑剧之间的差别。

在展望未来一番之后他向前倾身，征求群众的意见：我们去年已经节约了汽油，今年为什么不能进一步节约用糖呢？他提出将当时也许是唯一还没有配给的糖实行配给，当然“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尽管到处都有“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观察，下面群众的欢呼声这一次听上去还是有点半心半意。“你们是不是真的同意？”他又大声问道。下面的反应在他看来还不热烈。

“让我们再来一次，”最高领导人挥拳喊道，“一个月六磅糖够不够？（古巴人糖的消费量非常高——本书作者注）”这次他满意了，然后说：“要是你们同意的话，这个措施明天就开始实行。”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更大的牺牲的一小部分。从六九年一月开始，到七０年七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都是为了一千万吨糖而战斗，所有的假日全部取消，年底的圣诞节和新年假放到明年的七月和一千万吨糖的胜利一起庆祝，这样卡斯特罗把千百年沿用下来的日历也改变了。实际上圣诞节从此被取消，直到将近三十年后，为了迎接教皇来访，古巴政府才恢复了这个西方和拉美最大的节日。卡斯特罗还宣布甚至星期天都要取消：“如果我们中断这个历史性的努力，如果我们耽搁这个决定性的战斗，我们就有失败的危险。”把所有的节日和庆祝，包括那些为了节庆而配给的食品，全部留到一九七０年那个光辉灿烂的七月吧！

为了增强群众的斗志，卡斯特罗还告诉他们：“甘蔗是一种魔术般的东西”。在完成了一千万吨糖的指标后，除了出口和食用，剩下的可以喂养家畜，可以变成牛肉、牛奶、猪肉、鸡蛋和其它一切匮乏的食品，“没有任何作物能向甘蔗那样每公顷生产出更多的营养品！”

一月底他在一个学校的剪彩仪式上说一千万吨糖“将使古巴变成巨人”。

这种“岛国巨人”的心态使他的繁殖良种牛的热情再次高涨。二月份他视察了种牛繁殖中心，他宣布古巴已有四千个人工授精设备，它们在南美是根本看不到的。他还警告人民说他已得到情报，反革命正企图通过传播病毒来破坏种牛繁殖计划，“我奉劝他们在犯下这种荒谬的白痴一般的罪行之前三思！”。五月份他在古巴动物科学大会上致闭幕词，又使用了大量图表告诉人民他的生产肉和奶的计划，他的讲话登了六大张，估计不下六个小时。

在食品配给制实行了七年之后，卡斯特罗发现了新的肉类来源。五月初的《格拉玛》周刊大幅报导了国家的养兔远景，告诉古巴人说早在六五年，在卡斯特罗的亲自关心下哈瓦那省就开始建立养兔场，现在已有三十个。报导中详细地介绍了正在养殖中的三种兔子，列举了五个月中它们的出生、死亡和存活率，说兔肉蛋白质极高，容易消化，皮毛还可以再利用，浑身是宝。“必须指出，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有这样大规模的养兔业。”

六月十四日卡斯特罗来到奥连特省，参加那里的砍甘蔗开工仪式，宣布一千万吨糖的战斗正式打响。在这里他又发表了长篇讲话，除了重复了他的什么都会有的诺言，还说古巴已经被孤立了十年，它的头颅始终高昂着，下一个十年还要昂得更高。他还说任何拉美革命都只能指望得到一个政府的支持：古巴革命政府。说完他头戴草帽，手执砍刀第一个走进甘蔗地。

整个古巴就等着他砍第一根甘蔗作为战斗开始的信号。

六九年十月份，政府宣布取得了第一个百万吨糖的胜利，完全按计划的时间。七０年一月，第二个百万吨，比计划时间略迟了十三个半小时。接下来一次比一次晚于计划的时间。卡斯特罗从二月份开始承认某些省的计划订得高了一些，但总体还是能完成的。“我们下定了决心要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四月十日哈瓦那电不祥地报告说虽然计划的时间已过去了五天，但糖产量却是五百六十五万吨而不是计划的六百万吨。政府把星期六的劳动时间增加到十小时，星期天则和平时一样是十二小时。

一千万吨糖的战斗打响后，劳工开始接受战场纪律的制裁。早在六八年九月份《格拉玛》报就说反革命的人头必须落地，卡斯特罗说这一次我们再也不客气了。六九年初，报纸上第一次注销公开处决犯人的消息。六九年的九月份，为补充原来的劳工卡，政府发布了第１２２５号法令，规定为每个工人建立劳动档案，上面不但包括个人历史、劳动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还有革命觉悟的程度。这份档案是确定工资和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的凭证，任何伪造和更改甚至遗失都是犯罪。２１从二月份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被送到各地的强制劳动营去。

（十四）

然而，尽管全国总动员加上严刑峻法，到了五月份，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一千万吨糖成了一个将要破碎的泡沫。但谁都不知道如何为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找一个阶。早在一年多前，六八年三月份，卡斯特罗就说过一千万吨糖已经不是经济指标，而是革命的荣誉了。

就在这时，流亡美国的古巴反革命为卡斯特罗提供了一个发泄怒气的机会：两个流亡组织在公海上绑架了一些古巴渔民，提出用他们作人质来交换古巴的政治犯。

卡斯特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也不会仅仅把迈阿密的蛆虫当作对手。

他又一次把美国挑出来作为一个最有效地展现他的英雄气概和凝聚群众斗志的对象。本来在这一时期古巴的反美主义就似乎变成了一种强迫症，例如八月三十一日《格拉玛》周刊头版在最显要位置注销大幅标题：“古巴打败了美国！

”下面内容是在圣地亚哥的业余棒球赛上古巴队赢了美国。

又如五月份报导卡斯特罗的讲话说，“要用把技术应用于农业来更严厉地打击美帝！”这次在群众大会上卡斯特罗说对古巴渔民的绑架是美国入侵的前兆，如果美国入侵，将会被古巴的铁拳击得粉碎。但仅仅是这种豪言壮语并不能让他满足，他需要一个有形的对象。

卡斯特罗环顾哈瓦那：美国人是找不到的，他们早就滚出去了。他的目光落在了瑞士住古巴大使馆上。瑞士大使馆的房子是原来的美国大使馆，美古断交后被瑞士人乘机占据。“他们这么做经过我们的同意吗？”没有。卡斯特罗的怒气一下子上来了。他又想起瑞士在古美断交后曾经是两国之间打交道时的中间人，特别是很多古巴蛆虫和败类在那里获得移民美国的途径。

因此瑞士大使馆虽然不是美国，但却是哈瓦那和全古巴今天最能令人想起“美国”这两个邪恶的字眼的地方，尽管瑞士还是古巴在欧洲关系不错的国家，但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

接连三天，瑞士大使馆被十万愤怒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架起了高音喇叭，威胁着要冲进使馆去。群众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画成和希特勒相似的模样，在瑞士人面前挥舞，他们高喊口号：“菲德尔，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把他们撕成碎片！”

政府说这些群众都是“自发的”，但源源不断的食品和其它用具都不是在严格配给下能够“自发”地汇集的。不过群众也许确实有一肚子的怨愤，他们已经有六个多月没有休息一天了，但付出了这么多，那个一千万吨糖仍然落空。英国路透社驻哈瓦那记者塔诺斯基冷言冷语地说：卡斯特罗找到了一个替群众发泄怒气的对象。

瑞士外交部长发出了强烈抗议。美国国务院勒令古巴流亡分子交出人质，迈阿密的联邦调查局还袭击了这些人的驻地。结果人质安全返回古巴，卡斯特罗前往港口迎接，然后又到围困大使馆的现场向群众演说。他怒斥了塔诺斯基的恶语诽谤，也驳斥了瑞士外交部长。他说我们从来没有企图威胁外交官，瑞士大使馆当初占据美国大使馆的已经被古巴政府国有化的房产是完全非法的。

现在古巴政府不再让瑞士大使馆当美国的利益代表，那些蛆虫就找不到出逃的途径了。这样卡斯特罗在一千万吨糖的战斗失败的同时，总算了取得一次反美斗争的胜利。

（十五）

就在那次对包围使馆的群众的讲话中，卡斯特罗第一次宣布没有达到一千万吨糖的指标。

他说要用加倍的努力来回答国内外敌人的嘲笑，“在面临失败的时候我们的头颅要昂得更高。”

官方宣布七月二十四日是甘蔗收获的最后一天。两天以后，卡斯特罗在庆祝“七?二六”的数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他一方面说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收成（约八百五十万吨，但这实际上是十八个月而不是一年），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大的农业胜利，但另一方面坦率地承认没有达到预定的指标。他对失败原因作了分析，认为群众没有责任，是领导人对“客观因素”判断失误，他说：“道路是艰难的，是的，远比我们以为的要艰难得多。”他指出低下的效率是最直接的技术原因（这次收获中每吨甘蔗的产糖量是历史上最低的）。

讲话中卡斯特罗的语调一度变得十分沉痛。他说在学习如何搞经济建设时，“我认为，我们，革命的领导人，在此过程中已经让我们的人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不幸的是，我们的问题——并不是革命的问题，”说到这里卡斯特罗因为激动而语句不连贯了，这句话没有说完，他突然这样接了下去：“人民可以撤换我们，任何时候，只要他们愿意——现在就可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

这是下面的群众万万想不到的，震惊了片刻后才有人高喊：“不！菲—德尔！”这个喊声似乎并不响亮，等卡斯特罗重复了一遍群众有要求领导人辞职的权利后，回答的声音才变得响亮得多了：“不！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

”

群众既然没有同意，卡斯特罗也就不再坚持。但责任还是要追究的。他撤换了糖业部长和教育部长，换上来的都是军人。

一千万吨糖的战斗的失败，确实给卡斯特罗在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挫折。

自从六十年代早期开始实行国家计划和指标以来，虽然他经历过多次失败，但每次都是使他下更大的决心，提出更高的指标，更加彻底地动员国家。或许是多次的失败已经在他心里积累了怀疑的种子，所谓“决定性奋进的一年”的提法就带有孤注一掷的意味，要是再失败，就说明整个战略方针必须调整。事实上，这不但是糖业生产的失败，而且是“革命攻势”的失败，是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失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整个古巴社会围绕着一千万吨糖而运转，随着这个指标的破产，古巴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处于瘫痪的状态。那个以生产咖啡为中心的“哈瓦那绿带工程”结果也不妙。无数工人、干部、学生和家庭主妇辛苦了一年，开荒种地，撒下了十亿颗咖啡种子，第二年长出来的咖啡树却不结果：哈瓦那地区不适于种植咖啡。

因此，一九七０年七月成为古巴革命后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是越来越激进的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由卡斯特罗驾着吉普车指挥经济；在此之后卡斯特罗放弃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打算，也多少修正了那种纯粹依靠个人专断来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做法，那年九月他说了一段类似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不能再靠拍脑袋来指挥经济的话：“让我们再也不要向过去习惯的那样……把一个来自于我们头脑里的主意直接在实际中实施，而这样的方案常常在现实世界中碰壁”２２。同年八月他还检讨了急于培养“新人”的失误，说：“也许我们最主要的理想主义是相信一个刚刚摆脱资本主义的社会能一下就跳进一个人人都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２２

然而，这表示卡斯特罗仅仅抛弃了那些把古巴经济和社会引向全面灾难的激进措施，并不表示他打算全面改弦易辙，对个人专断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作深刻的反思。就在他承认错误、发表“自我批评”的讲话的同时，他又让古巴人民放心：革命现在进入了一个“严肃的、成熟的、扎实的”新阶段。这个结论是建立在他对这次一千万吨糖的失败作总结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只要他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新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那么，卡斯特罗是如何总结经验的呢？他八月份在古巴妇联大会上的讲话被认为是有代表性的。他说：“我们的成就被说得太多了。当然，成就意味着鼓励……然而，我们的人民已经成熟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可以毫不担心地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效率的问题。我们的人民已经成熟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他们已经不再需要经常指出他们的成就，以便鼓励他们为新的行动作好准备。”

２３这样的话虽然听上去就象是一个家长在表扬其幼年子女的懂事，但也确实表现了卡斯特罗原来对承认错误后在群众中所带来的后果的忧虑，结果事实证明，群众对他的“信念”并没有动摇。这是使他满意的。这都要感谢古巴社会的组织化。

在这篇讲话中，卡斯特罗强调了党和政府在管理经济上的没有经验，提出要更加依靠群众，他指的是组织起来的群众。卡斯特罗一一列举了古巴当时的群众组织，一一计算了它们的成员。最大的是“保卫革命委员会”，有三百三十二万成员，这个数字差不多囊括了古巴所有成年人（古巴当时人口八百万左右），其它有妇联、青年团、农民协会以及学生团体，还有各种义务劳动组织，一个人有时会隶属于好几个不同的组织，可以说天网恢恢。其中青年团是还是半军事化的。最有意思的是，卡斯特罗还提到了一个叫“教育的战斗母亲”

的组织，根据注释，这是个以家庭主妇为对象的组织，其任务是检查学校中学生的旷课和课外作业，帮助学校工作，必要时（大概是指教师下乡砍甘蔗吧）当代课老师。这样，在革命后的古巴，连小学生的家庭作业都组织化了。

卡斯特罗接着感叹道：“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给予这些组织以充分的注意，我们没有在工人中把这些组织的发展推进到最严密的地步，因为我们有一百八十九万五千工人在我们的生产单位中——就是说，在属于人民的生产单位中：工业、建筑、服务和交通。一百八十九万五千工人！”

在列举了这些数字以后，卡斯特罗说把所有这些组织的力量加起来——他在一段话中把这些组织一个一个地加上去，一共“加”了七次——“再加上一个科学的革命的理论”，这样加了八次以后，得出的和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

（十六）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不甘心仅仅由他和领导阶层来承担失败的责任。在下“罪己诏”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对旷工、怠工、不负责任、游手好闲等等现象的谴责变得越来越严厉。

他要为“革命攻势”和一千万吨糖的失败寻找出更广泛的原因。

很快，古巴全国又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和大讨论，中心是制定一个“反逃避劳动法”。卡斯特罗说由于奴隶制留下的影响，工人仍然视劳动为负担，他们需要强制。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没有制定类似的法律，而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却需要这样的强制呢？并没有人想到问这样奇怪的问题，而是他自问自答：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自己就是寄生虫，他们当然不会制定这样的法律来束缚自己。２４

九月份，劳工部长提出了法律的草案：十五天旷工或两次警告就要被送进再教育营，关押一到两年，劳动是每个十七岁以上的男人每天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次于关押的惩罚是剥夺和减少配给的食品，没有资格购买耐用品，如电视机，等等。他说工人早就要求我们制定这样的法律了，但我们不想太匆忙。《格拉玛》周刊说必须让人民生产得比他们当奴隶时多，必须让他们懂得自由意味着什么。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凌晨，整个古巴在屏息等待着政府宣布通过这一法律，据说三百万以上的古巴人在半年中热烈地“讨论”了这个法律草案。当经过彻夜等待，政府宣布后，全国的工厂和码头汽笛长鸣，汽车按响了喇叭，成千上万的群众举行集会，欢庆又一个伟大的胜利。确实，自从一千万吨糖泡汤后，人民很久没有这样欢乐过了。《格拉玛》周刊说古巴工人“又一次行使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社会寄生虫现象已经被连根拔掉了。这样，一千万吨糖的失败就被反社会寄生虫的胜利取代了。

持续了近两年的“革命攻势”失败了，古巴社会和人民在天翻地覆的折腾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卡斯特罗本人的地位和体制并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如果他犯了天大的错误，那也只有等他本人来纠正。他纠正了，还是他的英明。卡斯特罗体制的稳固性一直使很多人觉得不解，他们以为不管怎么说，他给予人民的还是超出了被他折腾掉的。

这个问题虽然有待下文进一步分析，但这里笔者可以先提供一个解释：古巴国内缺乏一个反对现行体制的力量。在一千万不到的人口中，最反对现体制的人多数逃到了国外，有好几十万，新产生的不满分子总是把外逃或合法移民作为首先考虑。这样，国内当然不会聚集起有力的反对派了。其次，古巴政治犯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一九六七年卡斯特罗接受李?洛克伍德采访时承认古巴当时七百多万人口中有近两万名政治犯，占人口的百分之三。２５有很多人是纯朴的农民，仅仅给不相识的人一点食物，而后来证明这些人是流亡的反革命。有些文盲只是在自己看不懂的宣言或者声明上签了字。有些地方的农民长期不明不白地支持反革命，整个村庄被迁走。在一个家庭中，当丈夫被关押时，妻儿往往也要搬到乡下的再教育营去，这叫“第二号计划”。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古巴的这类再教育营（包括关押不好好劳动的工人的）并不象苏联的集中营那样严酷，营中的生活物资是得到保障的，犯人还可以定期出去和家人团聚，在再教育营周围有的还有学校等设施提供给犯人的子女。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惩罚和与社会相隔离的措施还是很有效地防止了反对派的产生和扩大。因此，卡斯特罗政权的稳固性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在人口中百分之八、九的反对派移往国外、百分之三被关押后，任何天怒人怨的政权都能生存下去的。

第七章 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

（一）

和轰轰烈烈的六十年代相比，卡斯特罗的七十年代，特别是上半期，显得比较乏味和平淡。

经过十年的折腾，也许卡斯特罗终于意识到了一个常识：古巴还是过去的古巴。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客观条件”并没有变。在七０年八月的一次对古巴妇女的讲话中他告诉她们禾阳和月亮“不可能为了我们而改变它们在天上的位置，”他戏剧性地高高举起手臂，食指指向上苍。既然奇迹不可能出现，最高领导人对国内事务的热情便远不如前十年。他不像过去那样事事插手，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天一个点子。过去每年十几个重要纪念日的讲话由他一个人包揽，加上那些即兴的，现在就象一个顽童对自己独占的玩具终于厌倦了一样，他同意由劳尔、多铁戈斯和阿曼多等人来分享，因此古巴人民十多年的睡眠不足总算得以缓解。

卡斯特罗的视线更多地转向了国外。一九七０年智利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领导人阿连德上了台，实行了一些国有化政策，卡斯特罗次年十一月前去访问，鼓励他们进一步朝社会主义发展。和第一次莫斯科之行一样，他逛得兴起，原定的十天行程变成了二十五天。他有时一天发表两、三次讲话，一直讲到嗓子发哑。他把智利铜矿工人和农民看成了古巴人，为他们算帐，每天增加多少产量可以换来多少外汇。当他访问一个畜牧场的时候他告诉智利人，很不幸的是他们国家的畜牧生产水平和三十年前一样，而古巴则由于有了他的人工授精中心而位居世界的前列。有时他的滔滔不绝使得他忘记了在一百英里以外他还有一个讲话和会见。

一次在智利一个海拔很高的地方吃了他最喜欢的炖鸡后，卡斯特罗召来了智利厨师，问他在这个地方水在多少度可以烧开，厨师答不上来。卡斯特罗开怀大笑，告诉他说在五千六百英尺的地方是九十八度。“好好学习吧，你会发现自己是多么无知！”

一九七二年四月，苏联给了古巴航空公司一架新的四引擎伊尔６２客机，它能运载一百五十名乘客，不加油飞到马德里或布拉格。卡斯特罗象见到新玩具的儿童一样，一个星期后就先乘坐它出国。在机场上当被问到此行大概会多长时，他摇着头说：“连我自己也说不准。”或许每个国家都要呆上五、六、七天吧？反正和苏联人说好了在六月底以前要到那里，“总有一些地方到最后一分钟才加进日程。”他抱怨道。最好回古巴过“七?二六”，不过那也不能担保。

他的这次访问包括拉美、非洲和东欧、苏联，一共六十四天。此行的收获是和秘鲁、塞拉利昂、毛里塔尼亚、赞比亚和南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被苏联接纳入了经济互助会。在卡斯特罗几个月后再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时，苏联答应把古巴糖的进口价格翻一番，古巴的债务推迟到一九八六年，未来三年还给古巴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看来苏联人十分清楚卡斯特罗在国内闯了多大的祸。

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国际形势对古巴来说不像前十年那么严峻，它的生存空间大大地扩张了。首先，“布拉格之春”后古巴和苏联集团重新修好。其次，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放弃了在拉美大规模策动革命的政策，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样。很多拉美国家和它逐步恢复外交关系（到七五年为止，有智利、秘鲁、阿根廷、巴拿马、委内瑞拉）。七五年时，为鼓励卡斯特罗的安分和守规矩的表现，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的同意下取消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和古巴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古巴在拉美和国际共运中受孤立的情况改变了，它从中获得的不但是政治利益，更有经济实惠。

七十年代卡斯特罗在国际舞上的一个重要场合是不结盟会议。

早在一九六一年，当二十三个发展中国家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开会发起建立不结盟会议时，古巴就是其中之一。

但后来卡斯特罗觉得南斯拉夫的铁托和埃及的纳赛尔等人在这个运动中的影响比自己大得多，而且古巴的赌注是下在输出暴力革命上，因此对这个组织并不热心。到七十年代卡斯特罗改弦易辙，回过头来发现这是个他可以抛头露面的场合。

一九七三年九月他参加了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届不结盟会议，在会议上他企图纠正很多国家领导人的“两个帝国主义”（即美、苏）的“错误认识”

，把苏联列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真正朋友，结果遭到桀敖不驯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痛骂。卡扎菲说古巴和苏联的关系就象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一样，他建议要严格定义不结盟，把古巴这样的国家驱逐出去。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和被苏联抛弃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起而应和，古巴的不结盟身份一时都成为问题。

在黑云压城的紧要关头，卡斯特罗又一次急中生智。就在会议将要结束的三个小时前，他作最后发言，突然宣布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古巴长期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伙伴以色列保持着外交关系，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多，经济上并没有这样的必要。

也许两国的处境相似，都是小国，被敌对国家包围。在列次中东战争中古巴人常常不掩饰对以色列的同情和钦佩。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卡斯特罗本人有犹太血统，他的祖先是西班牙的Ｍａｒｒａｎｏｓ犹太人，他们在十六世纪为了逃避对异教徒的迫害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具体原因如何，直到七十年代初古巴和以色列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而此刻这个问题成了卡斯特罗手上的一张王牌。在他作了这个宣布后，卡扎菲立刻上前和他拥抱，两人不打不成交，后来成了密友。卡斯特罗还赢得了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欢心。总之，甩掉了一个以色列，卡斯特罗得到了众多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古巴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得到了保障，后来卡斯特罗还担任过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在哈瓦那作东召开过不结盟会议。

（二）

七十年代，古巴国内政策也有了变化，一些研究者认为卡斯特罗开始参考苏联模式，向革命的“制度化”方向发展。所谓“制度化”，是指最高领导人的不受限制、随心所欲的决策权力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受到限制；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由一个小集团分享；国家机器的运作有了一定的规范和可预测性；各个下级机关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性，不必事事汇报，同时领导人不再插手技术和管理细节问题；信息的传达和沟通不再是以往那样单方面由上往下的灌输，而是有了群众自下往上的反馈；等等。形象地说，如果过去是卡斯特罗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脚戏，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完全是即兴表演，现在则是有了配角和群众演员，台词也基本是事先拟好的，虽然所有的配角和群众演员以及台词等等全都由主角来定，但大家毕竟对演什么唱什么心中有了底。

革命“制度化”的一个表现是古巴共产党组织的健全和活动的正规化。自从六五年卡斯特罗宣布建立古共后，他一直答应说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从来没有付诸实践。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召开第一届，以后每五年召开一次。

党员的数量从六十年代末的六万发展到七五年的二十万（八六年是五十二万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强１，一九九七年古共五大宣布党弊苋数为七十八万，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在所有的工作单位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正规党组织的作用越来越比“保卫革命委员会”等群众组织重要。

在国家机构方面，一九七六年召开了第一届古巴国民大会，古巴在革命十五年以后有了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它制定了古巴新宪法，选出了国务会议作为常设机构，规定国务会议主席和政府（部长会议）总理必须由同一人担任，这自然说的是卡斯特罗。国民大会象党代会一样，也是每五年召开一次。这样，卡斯特罗权威的来源不再是单纯依靠过去那种在群众大会上一呼万应式的“直接民主”，而是有了一定的授权程序和法理依据。古巴军队也正规化了，不再被频繁地用作劳动力，还模仿苏联建立了军阶，卡斯特罗等人不再是“少校”，而成了将军。

在革命“制度化”的过程中，古巴并不是全盘照搬苏联的模式，而是有自己的创造，这就是它的“人民权力”组织。这是一个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见不到的东西。它的代表直接由基层群众选出，产生地方一级的“人民权力”，地方一级又选举产生省一级、省一级又产生中央一级。“它们的作用是把立法和行政的功能结合起来。它们监督——有的时候是直接参与——工厂、商店、学校、医院、住房和其它企事业的管理。”选出的代表就象议员一样有义务反映本选区选民的要求，将政府的决定反馈下来。２据介绍在产生这个机构以前，六十年代时桓最小的社会单位，如餐馆、小学、街坊诊所等往往都要直接向哈瓦那的官员请示。而现在，“人民权力”有权作出决定。古巴有各级国民大会，因此“人民权力”又并不同于立法机构。

在常规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之外设立这样一个独特的机构，代表了卡斯特罗的在将革命“制度化”的同时与苏联模式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和建立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渠道的想法，是古巴社会主义的独特性。毫无疑问，这个机构的产生有一定的民主性，但在古巴缺乏个人自由的社会体制下，这种民主最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基层社区的一些有限的公共利益，并不能改变整个国家权力仍然集中在领袖人物和上层机构手中的现实。卡斯特罗反对的是官僚主义，并不是集权体制。而集权体制和大众民主有时不但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历史证明，个人自由、法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掌权人物或者政党的作用的限制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首要条件，没有个人自由和法制的民主，在消极意义上是暴民专政，积极意义上只能保障一点基层或集体的利益，与民主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一回事。

（三）

七十年代上半期卡斯特罗做了一件最终引起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和古巴革命决裂的事，这就是逮捕和迫害诗人帕迪拉（ＨｅｂｅｒｔｏＰａｄｉｌｌａ）。

帕迪拉十六岁就出版了诗集，后来长期生活在西方，能用三种语言写作。

他和很多古巴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对革命十分拥护，还受格瓦拉的派遣前往西方和苏联从事文化交流活动。

从一九六二年起他逐渐和革命疏远，写下了很多对革命失望和讽刺的诗篇，成了革命神话的破坏者。他最喜欢引用的一首诗是：“有时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个人为了一个民族而牺牲然而从来也不应该／整个民族为了一个人而牺牲”。

他写道：“古巴诗人再也没有梦想／甚至在夜晚”。他有一首题为《不参加戏》的诗，表面上是献给一个受希腊军政府迫害的诗人，实际上讽刺的是古巴的现实，题目就是针对卡斯特罗“和革命结合，就有一切；不参加革命，什么都没有”的名言，他写道：

“诗人！把他一脚踢出去！／他在这儿什么活都不干／他不参加游戏他从不激动／从不清楚地表白自己的立场他的眼睛看不到奇迹／时间都化在挑错上”。

一九六八年古巴作家协会评选每年最佳作品时，帕迪拉的《不参加戏》和另一部作品榜上有名（古巴作协按传统邀请了西班牙和拉美的一些作家参加评选）。古巴军队的一份刊物立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帕迪拉。六十年代古巴文艺领域的相对宽松的气氛到此结束了。

帕迪拉不但没有被评上奖，反而失去了出版的机会和生活来源。一年后他写信给卡斯特罗要求给他一份工作维持生计，说不管国家对他的诗歌有什么看法，社会主义的古巴不能拒绝一个人的工作要求。象斯大林一样，卡斯特罗具有那种在生活细节上专制君主对文化人的宽容和赏赐的态度。他立刻回信，安排帕迪拉到哈瓦那大学教英国文学。

苏联侵略捷克之后，卡斯特罗对苏联的支持使他在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中声名扫地，他对这些知识分子开始变得忌恨起来，这种态度使得和国外联系密切而又对现实不满的古巴知识分子日子更加难过了。六九年一个叫凯斯勒的西德教授前往古巴访问，被古巴的Ｇ－２（秘芫察）以间谍罪逮捕，牵涉到一些和他接触过或有联系的古巴知识分子，帕迪拉也在其中。

七一年三月，在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卡斯特罗终于下命令给Ｇ－２，逮捕了帕迪拉。抓他的军官说："你以为你是碰不得的吗？你以为一直骂我们是法西斯可以太平无事吗？"

几天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发表讲话说对帕迪拉的逮捕说明，在古巴没有人享有特权，即使他们是作家和艺术家。他预言说对帕迪拉的逮捕将会在国际上引起反响，这是件好事，它将使我们看清谁是古巴的真正朋友。

帕迪拉被捕后，卡斯特罗并不想把这个大知识分子看成一般的犯人，他一向对谁有什么样的用处心里很清楚。他要帕迪拉自己认罪，以此来反驳国际舆论的指责。不久卡斯特罗就去帕迪拉住的病房和他面谈。七一年四月帕迪拉被释放，次日他就出现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尤其是利用外国媒体来反对古巴革命，树立自己的形象，还说是自己要求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帕迪拉的“认罪”不但被报刊全文转载，而且拍下了电影记录片。

帕迪拉被捕后，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果然如卡斯特罗所预料的那样行动起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后，四月九日法国《人道报》发表了三十个知识分子给卡斯特罗的联名信，表达他们对逮捕帕迪拉的不满。签名的人有法国的萨特、波娃、意大利的莫拉维亚、拉美的丰塔斯、略萨、帕兹、马尔克斯和原古巴《革命》报的主编、长期为卡斯特罗主管宣传的卡洛斯?佛兰基（此人在捷克事件以后对卡斯特罗完全失望并叛逃）等。这是古巴革命后第一次遭到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的集体反对。几天后卡斯特罗在古巴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上反击了这些知识分子，他特别挑出曾经在古巴帮助经济计划的法国人杜蒙和数次访问古巴的波兰人（长期居住在法国）的卡洛尔，说他们出版的关于古巴革命的书严重歪曲了古巴现实，滥用了古巴对他们的信任。

帕迪拉“认罪”的消息发表后，五月二十二日，法国《人道报》刊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第二封给卡斯特罗的公开信，说帕迪拉的交待令人感到愤怒和羞耻，使他们想起了斯大林主义的最肮脏的年代，但他们还是希望古巴革命能回到“我们认为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在上次签名者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不见了，他说上次他就并没有同意在信上签名。

和他相反的是，秘鲁作家瓦尔加斯?略萨完全和古巴决裂，他写信给海蒂?桑塔马利亚（此时主管出版工作），辞去他的古巴出版工作顾问的头衔，说古巴已不再是他所希望的那种社会主义。

他的辞职没有被接受，海蒂回信说他的职务已经不再存在了。

帕迪拉后来几年中一直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靠翻译英国文学为生。但他没有被外界忘记。七十年代末，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有一点改善的迹象，美国麻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是卡斯特罗在美国政界的一个传递信息的渠道，他出面要卡斯特罗放帕迪拉出国。其它一些有影响的美国人，如犹太作家、美国作家组织的负责人伯纳德?马拉默德也出面游说。于是，八０年三月十六日，帕迪拉突然被允许去美国，肯尼迪的一个助手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帮助他办理入境手续。

在帕迪拉离开古巴前，他被召到卡斯特罗的住处，两人进行了最后的谈话。卡斯特罗说：“你也许受了一点罪，但我不相信这是你想出国的唯一原因。

我的看法是你从来没有改变你过去的想法。”好不容易被恩准出国的帕迪拉小心谨慎地一言不发。卡斯特罗说：“难道革命的文化工作中没有一点值得你肯定的东西吗？”帕迪拉字斟句酌地说：“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出版社都不错。”

“还有呢？”“电影业也很好，古巴有了自己的电影业，拍了一些不错的片子。”

卡斯特罗高兴了，他最后一次教育这个诗人：和写一本书不一样，电影是集体的努力和创造，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３帕迪拉在美国获得了几个基金会的资助，后来一直在大学淌椴用西班牙文写作。

（四）

七十年代初是古巴放弃在拉美策动革命的时代，但它很快在非洲找到了一个新的输出革命的对象。

古巴和非洲有密切的种族和文化联系，古巴革命后领导人一直把向非洲大陆输出革命的事放在心上。古巴最早向非洲提供武装援助是在一九六三年，当古巴在非洲的盟邦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发生武装冲突时，卡斯特罗派遣了数百人的军队前往阿尔及利亚。接下来最大的行动就是格瓦拉在刚果的军事冒险。

此后古巴对非洲的支持一直没有中断，只是规模不大。

一九七四年四月，葡萄牙发生了军事政变。葡萄牙是赖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殖民国家，政变削弱了葡萄牙对殖民地，主要是安哥拉的控制，新政府甚至决定从非洲脱身，定下七五年十一月为向殖民地交权的日期。殖民地的各派政治力量加紧了争夺权力的斗争，美国和苏联立即卷入。当时安哥拉有三派政治力量：美国支持霍尔顿?罗伯托的安哥拉解放民族阵线（这一派也得到了扎伊尔领导人蒙伯托?塞塞?塞科的支持），苏联支持阿古斯廷霍?尼托的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还有一派是由约那斯，萨文比领导的安哥拉彻底独立民族联盟。

美国给予了罗伯托大量的物资援助，尼托一派向苏联告急，要求苏联直接派武装人员参战。苏联生怕自己的人员卷入后可能和美国发生直接对抗，于是尼托在七五年八月派使团前往古巴，要求古巴的直接援助。

卡斯特罗多年来一直说古巴青年愿意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解放那里的人民，但一直没有找到一块可以让古巴人去大规模流血的地方。现在安哥拉的请求总算圆了卡斯特罗的这个梦想。于是随着葡萄牙人的撤出，苏联的伊尔－６２运输机载运着古巴军人横渡大西洋前往非洲，到吡年初古巴在安哥拉已有一万五千军人，美国支持的霍尔顿?罗伯托被打败，逃到了扎伊尔，曾经卷入的南非军队也撤回了。古巴终于取得了输出革命的第一次胜利，但"革命攻势"失败后好不容易出现的比较平稳的发展也就此结束，开始了新的一轮世界革命的军事冒险。和六十年代的"大陆革命"不同的是，这一次在物质上有苏联的保障，战略上是和苏联配合，同时国内政策没有大的折腾。

安哥拉是古巴重新大规模输出革命的开始。一九七八年一月，卡斯特罗又派遣了两万古巴军人前往非洲之角，支持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政权。埃塞俄比亚的左派军人在推翻了海尔?塞拉西皇帝之后，建立了自称是“马列主义”

的红色政权。埃塞俄比亚的邻邦索马里当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权，他们起初都从古巴那里得到支持。但是意识形态的相似并不能消弥民族矛盾，后来埃索两国发生了对欧加登地区的争夺，卡斯特罗从中调停无效，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这迫使苏联和古巴在他们当中选一个。他们选中了埃塞俄比亚，尽管卡斯特罗在索马里有七百多军人在建立一个训练非洲各国游击队的基地，索马里领导人西亚德不久前还授予他最高勋章。古巴军队于是又卷入了非洲的另一场战争。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卡斯特罗在海外支持“世界革命”的高峰，他直接扶持的政权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南也门，以军事、经济和其它形式支持的国家有叙利亚、赤道几内亚、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塞拉利昂、伊拉克、阿富汗、老挝和越南等。

古巴在海外的军事和其它人员的数量有不同说法，但一般认为起码在十万人以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当于当时十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有一千多万人在海外。

此外，卡斯特罗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在西半球的“革命”权利。七十年代初加勒比海上的格林纳达发生革命后，卡斯特罗应新政权的要求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和大量教师和技术人员。

古巴还大力支持萨尔瓦多反政府游击队。在哥伦比亚，古巴支持一个叫做Ｍ－１９的游击队，结果哥伦比亚政府一九八一年再次中断了和古巴的外交关系。七十年代末古巴在加勒比海地区取得了一次胜利：一九七九年，中美洲尼加拉瓜的索莫查独裁政权在国内反政府联合阵线的进攻下解体。美国为了不让联合阵线中的激进派掌权，迫使索莫查辞职交权，但古巴支持的左派桑地诺游击队还是控制了政权。七九年古巴纪念"七?二六"时，桑地诺解放阵线派出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一名尼加拉瓜女战士将一支缴获来的枪赠给卡斯特罗，作为沿着古巴开创的游击队打天下的道路取得胜利的象征性礼物。

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西欧天主教会为了从伊斯兰“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输出天主教，先后发动了多次对地中海西岸的“十字军”远征，从西欧各国动员了大量的基督徒从军，最后以失败告终。古巴在七、八十年代的海外军事冒险，是一场输出革命的新十字军运动。如果说基督教的十字军运动多少还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一点积极作用的话，古巴的“革命”十字军除了使这些地区的战乱进一步升级，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任何正面的评价。

卡斯特罗在这一时期的四处出击，无疑充当了苏联和美国争霸战略中的小伙伴和急先锋的角色。很多时候苏联为了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便让古巴打头阵，同时对古巴国内经济进行输血，换取古巴的支持，此外还给古巴一些意想不到的荣誉，例如一九八０年苏联让一个古头尚员坐上了它的宇宙飞船遨游太空，这个飞行员从此被写进了古巴革命史，成了古巴又一个世界之最（即第三世界国家最早的宇航员），后来此人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古苏友协的会长。苏联的全力支持是古巴以一个小小岛国却有如此国际能量的根本原因。为此，美国参议员莫伊尼汉曾经说古巴成了苏联帝国的廓尔克人（廓尔克人是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长期被英帝国军队雇佣，以能征善战闻名）。有些国家（如当时的中国）则称古巴是苏联的雇佣军。

但廓尔克人和雇佣军的比喻都忽视了，或有意回避了卡斯特罗本人长期以来从未消减的输出革命的雄心壮志。在苏联和古巴之间固然有主有次，但古巴不是苏联的走卒，而是一个小伙伴，他们之间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卡斯特罗通过和苏联的战略配合，扩大了古巴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以“解放者”自居，满足了他的“岛国巨人”的心态。而更巧妙的是，当他把自己拴在苏联的战车上后，既可以放心地和美国对抗，又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摆出不怕美国的好汉姿态，引来一片仰慕的目光，真是一举两得。

（五）

古巴成为苏联的伙伴之后，它和中国的侧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外交战略处于直接对抗的状态，于是它又开始了对中国的攻击。同时，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更被卡斯特罗认为是无耻的背叛。因此，相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他对中国政策的攻击倒是出于他的真心的。

一九七八年底，美中恢复了外交关系。本来卡斯特罗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就恨之入骨，他把中美关系变坏的希望放在卡特政府身上。但美国国务卿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使他的希望破灭。一九七九年初，他在古巴国民大会纪念古巴革命二十周年的讲话中大骂中国是出卖革命理想来换取贸易优惠，说全世界革命人民不会因为中国的叛卖而停止斗争。中国驻古巴的外交官以退席表示抗议。

一星期后在接受《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的采访中，卡斯特罗又一次以他所特有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语言对中国的政策作了尖刻的攻击，他说北京在各方面的机会主义政策是“对革命原则的彻底背叛和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革命的公然合作”。他说中国被孤立了，它的唯一朋友是北约、南非种族主义者、智利法西斯分子、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者和各地的反革命。

一个多月后，中国开始了惩罚东南亚小霸越南的有限战争，数小时后古巴街头就出现了支持越南的标语，上面写着：“为越南流尽最后一滴血！”卡斯特罗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谴责中国的“侵略”。企图称霸东南亚的越南反而被卡斯特罗说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大国强权受害者，再一次成为古巴世界革命歇斯底里的焦点。对越南的这种支持，充分说明卡斯特罗只是不断地需要找出一个邪恶国家来为他的“世界革命”寻找合理性，不管这个国家是美国还是中国。

不过，卡斯特罗和过去一样，在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还保留着分寸，没有真的把在安哥拉的军队派到东南亚去完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命”。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越南是古巴六、七十年代叫喊得最起劲地要去“流血”的地方，但它对越南的实质性的援助非常有限，更没有象在非洲那样派出大量军队。其中的奥妙大概在于卡斯特罗的小算盘：越南是中国的邻邦，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大量援助，将来一定会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因此古巴没有必要去浪费资源。所以，越南对于六、七十年代的卡斯特罗来说，其作用是提供了一个凝聚国内民心和不断把他的反美主义升级的对象。

卡斯特罗虽然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改善关系看不顺眼，但他自己在和美国对抗的同时，也并不放弃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关系，达到使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压力，尤其是对在美国的古巴政治流亡团体的支持的目的。一九七六年美国民主党的卡特竞选成功，他上台后在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中一方面打出了“人权”这张牌，另一方面提出和苏联和古巴等缓和关系。对古巴，卡特取消了在古巴上空多年来的侦察飞行，暂时取消了对美国人去古巴旅行的禁令。

卡斯特罗对卡特政府的反应是邀请了美国一些议员前往古巴访问。一九七七年美国和古巴在对方首都还互设联络处。卡斯特罗甚至邀请了古巴在美国的流亡团体的代表回国谈判，释放了四千名政治犯，让他们去美国。在接待这些流亡人士时，卡斯特罗不再象过去那样说他们是“蛆虫”，而说他们是美国的教授和专业人士，这仿佛使他脸上增光。他甚至称这些反革命为“古巴海外社团”。但随着古巴一九七八年后在非洲军事行动的扩大，卡斯特罗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企图落空了。到八十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八章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

（一）

八十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剧变的时代。苏联在和美国长期对抗，军事力量达到顶峰之际，却由于国内经济的长期停滞而无法继续和美国进行劳民伤财的竞争。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开始了政治改革，其结果却引起了旧体制的全面崩溃和苏联东欧阵营的解体。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上是苏联的小伙伴、经济上依靠苏联输血维持的古巴尝尽了这个历史性巨变所带来的酸甜苦辣。

七十年代末对卡斯特罗来说是比较顺遂的。他在非洲处处得手，在加勒比添了一个格林纳达，中美洲又有了一个尼加拉瓜。他在拉美不再孤单了。但八十年代一开头就给了他一个不祥的预兆：他长期的管家西里娅在患癌症后去世。西里亚不但是卡斯特罗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她是卡斯特罗的耳目，在很多人不敢和最高领导人说真话时，卡斯特罗通过西里亚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西里娅死后卡斯特罗一度心情很坏，而就在这时哈瓦那发生了一件令他震怒的事。

一九八０年四月一日，一辆巴士一头冲进哈瓦那第五大街秘鲁驻古巴大使馆，车上装满了求政治避难的古巴人。古巴卫兵在匆忙中开火，不料打死了一个自己人。

这是自年初以来的第四起、也是最严重的一起古巴人冲进外国使馆寻求避难或移民的事件。自从七十年代下半期古巴一度和美国缓和关系，并允许流亡国外的古巴人回国探亲后，要求合法移民的人数和非法移民的事件激增。卡斯特罗曾经说那些移民是蛆虫，到了美国以后男的都是歹徒，女的都靠卖淫。但这些人回国探亲时的言谈举止都不像是靠这些下贱行当谋生的，而且出手不凡，带来大量电器、照相机、名牌手表和食品。这些在严格配给下的古巴无疑引起了羡慕，因此企图偷渡和寻求政治避难的古巴人又纷纷铤而走险。

当时古巴从苏联东欧进口了大马力的巡逻艇，从海上逃跑变得更危险了，于是冲进外国大使馆成了一条比较快捷的途径。多数大使馆位于交通不便的小街，由古巴卫兵严密把守，而秘鲁和委内瑞拉大使馆位于大街上，交通繁忙，不利于阻拦，车辆开到那里可以突然转弯冲进使馆，因此成了避难者的目标。

四月一日的这起事件后，盛怒之下的卡斯特罗不知为什么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主意。古巴政府发言人宣布取消秘鲁和委内瑞拉大使馆的警卫，《格拉玛》报解释说古巴无法保护那些不肯在安全问题上和古巴政府合作的大使馆。卡斯特罗大概是想再放一些古巴人进大使馆，让他们给大使馆造成麻烦，然后这些国家的外交官就得好好考虑他们的庇护政策了。这样的策略他曾经对美国人使用过。美国不是把引诱古巴人前往美国作为给古巴制造麻烦的手段吗？

卡斯特罗曾经几次放开口子，把刑事犯和在古巴为数不少但又不见容于社会的同性恋者大批从海上放到美国，确实使美国海关人员头痛。

但这一次他犯了一个大错。决定刚宣布时，人们以为其中有诈，是在引蛇出洞，于是只有少数胆大的溜进使馆。但数小时后，当人们发现这是真的天赐良机时，他们来不及去考虑这个怪诞的决定的动机（他们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最高领导人的难以理喻的心态）就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秘鲁大使馆。到了下午六点钟，秘鲁大使馆聚集了一万名以上的古巴人。大使馆的建筑和院子当然容不下这么多人，于是很多人爬到了树上，蹲在屋顶上或者坐在围墙上，当卡斯特罗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他已经无法用武力去阻止或者解决这股难民潮了。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让他们都走！放他们去美国！他的蛮劲上来了，他要看看美国到底能接受多少古巴人。是美国人制造了这场阴谋，他们要承担责任。

于是古巴政府官员前往大使馆，保证每个想走的都能走，发给他们特殊通行证。

与此同时，“保卫革命委员会”又一次动员起来，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谴责美国的阴谋，怒斥那些想离开古巴的蛆虫、坏蛋和恶棍。卡斯特罗那阵下班回家经过第五大街时，可以看到仍然挤得水泄不通的大使馆，外面马路上是“保卫革命委员会”组织的游行和集会，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很多人高举的漫画中把使馆里的同胞画成正在抽水马桶里被水冲下去的粪便。“保卫革命委员会”还组织了对逃走的人亲属的批斗会，不少人在会上被愤怒的群众——多数是街坊邻居——殴打。一个平时伪装积极，这时乘机出逃的党员干部的家被那些上了当的邻居包围，他们切断水、电和煤气，把锅碗瓢盆敲得震天响，被那个干部抛弃的家属在屋里吓得发抖。

四月十六日，第一批古巴难民乘坐飞机到达哥斯达黎加，从那里转道前往美国。他们多数是青壮年。接下来每天都有班机前往哥斯达黎加。兴高采烈的卡特政府开始感到不太妙，于是给移民局下令，只给三千五百个名额，号召拉美国家接收其余的。

“美国人想溜？没那么容易。”卡斯特罗要让世界再吃一惊。他通知迈阿密的古巴流亡组织，让他们回古巴把他们的亲属接走。

刹那间古巴面朝迈阿密的海滩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每天有六百艘以上到达迈阿密，不少人在匆忙的摆渡中落水丧生。标榜“人权”的卡特开始时还显得很沉着：“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将继续敞开心胸伸出双臂欢迎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寻求自由的难民”，但很快他就发现哈瓦那的那个对手此刻豁出去了，哪怕把他的国家的一半人口放到美国都有可能。

更令他目瞪口呆的是，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正紧急动员，把监狱里的在押犯、精神病人和有同性恋嫌疑的人都集中起来送上前往迈阿密的船。于是他紧急下令给佛罗里达州海岸警卫队，要他们阻止古巴难民潮，逮捕迈阿密的古巴船主。

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开怀大笑。这次美国佬可尝到了自作自受的苦头了！五月一日，他又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已经有好些年没有在“五?一”亮相了，他把这个场合让给了他的兄弟，而这次他有话要说。他说必须给敌人一个教训，必须让他们懂得人民和革命并不是傻瓜。他说如果有谁还想走，政府将发给他们护照。他还宣布在前美国大使馆的建筑前举行示威游行，于是第二天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又渡过了热热闹闹的一天，提出出国申请的人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这次古巴难民潮中，一共有十万以上的古巴人合法或非法地到了美国１，给佛罗里达和临近的州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光是辨别这些人的身份就是一件耗费不贷的工作（最终他们都获得政治庇护），美国人开始为他们纳的税而焦心。这些人中确有大量的罪犯和妓女，他们被送进了阿肯色等州的教养所，政府官员们开始讨论要不要把妓女送到拉斯维加斯，在那个赌城和色情业的天堂她们可以自食其力。卡特处理这次难民潮的颟顸无能使他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他同时还面临着经济衰退和解救伊朗人质行动的失败。同年十一月在大选中他输给了共和党的里根。

（二）

美国共和党的里根是美国最念念不忘消灭共产主义的总统，他上台后曾有一次对记者开玩笑说他已经下令对“邪恶帝国”苏联进行轰炸，这番话被电视转播了出去，引起了一片骚动。

总统身边的人说他每天上床睡觉前，就象儿童要听故事似的希望随从能给他一两个让卡斯特罗这样的“独裁者”受惊的念头。

针对古巴在中美洲的扩张，美国一再放风说不再容忍古巴对萨尔瓦多和其它国家游击队的支持，国务卿米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黑格都说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制止“古巴模式的国家”在中美洲的蔓延。美国国务院的专家甚至说一九七０年国务卿基辛格的不入侵古巴谋Ｖ不再适用了。

当然，美国也知道卡斯特罗的古巴不但是苏联的宠儿，自己更是武装到牙齿的，所以除了加紧对古巴的宣传攻势外，并没有对古巴本土有进一步的打算。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宣传战已经持续了多年，双方都能对用中波对对方广播。

对《美国之音》的宣传，古巴设立了同样功率的电去干扰，这种干扰甚至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商业广播，使得美国有时威胁说要摧毁古巴的发射天线。里根政府上台后对古巴的新措施是建立一个以古巴民族英雄马蒂的名字命名的《马蒂电台》，专门对古巴广播。

卡斯特罗凭他和多位美国总统打交道的经验，本能地知道里根是一个不好对付的敌手。

他警告人民说里根上台就是五十年前的希特勒上台。他号召人民参加一个新建立的“领土民兵”组织，每个人贡献出一天的工资作为购买武器的开销。

对美国人的威胁，他说如果美国入侵的话，他们将面临一座蚂蚁山，一座“全副武装的、不可战胜的、永不屈服的、决不投降的”蚂蚁山。

对《马蒂电台》他嗤之以鼻，他说连美国自己的宪法都没有读过的里根，懂什么马蒂？

他恐怕连华盛顿、林肯和杰佛荪都没有读过。卡斯特罗这话并非信口开河，演员出身的里根对政治历史读物从来是敬而远之，甚至对其它读物也极少涉猎。据说当他和外国客人会谈前，有时让一些演员在他面前模仿将要来访的客人的言谈，他从中得到一些客人将会说些什么的概念，这样就省得费事去读材料了。

卡斯特罗对美国人一向喜笑怒骂，对新任副总统布什，他故意把他的名字Ｂｕｓｈ念成Ｂｕｃｈｅ（俚语中吻屁股或恶棍之意），引得古巴人哈哈大笑。

美国人不能对古巴本土下手，他们就挑选了格林那达。这个加勒比小岛只有一百三十平方英里，九万五千人口，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七十年代初取得独立。七九年一个叫做“马克思主义新宝石”（ＭａｒｘｉｔＮｅｗＪｅｗｅｌ）的左派政治组织在毛里斯主教领导下夺了权，和古巴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大量古巴军事和技术人员前往这个靠近委内瑞拉的小岛，在那里修建机场和其它设施。这个从来不为人所知的小岛忽然成了世界新闻媒体的焦点，美国人说“古巴章鱼”游到了拉美大陆的边缘。一九八三年十月，这个新近革命的小小岛国发生内乱，掌握军权的奥斯丁不听卡斯特罗的劝告，为争夺权力杀了毛里斯主教。伺机以久的美国籍口它在岛上的一些学生的安全受到威胁，一支假装开往中东的海军陆战队途中突然转向，在格林那达登陆。

对美国在加勒比的一举一动从不放过的卡斯特罗预料到美国的这一手，事先给岛上的古巴人下令要他们不要主动开火。在两万名美国军人的压倒优势下，杀掉毛里斯主教后掌权的奥斯丁向卡斯特罗呼吁援助，然而卡斯特罗在和美国直接打交道时从来不是那么莽撞。他拒绝出兵，并悻悻然地他说一向反对革命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岛上的古巴人不听号令，和美国军队交了火，死伤几十人，剩下的当了俘虏。

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场时，美国人发现岛上不满十万的人口中竟然有七、八百古巴人，还有东德人、利比亚人和北朝鲜人。在把他们统统遣送回国时，里根政府得意洋洋地问道：他们在这里干什么？美国这下更是师出有名了。格林纳达的管治权被交回给英国，伦敦白检了个便宜。在哈瓦那，卡斯特罗说在格林纳达的古巴人军事上失败了，但道义上胜利了。

古巴被赶出格林纳达，卡斯特罗一边舔着伤口，一边气愤地发现苏联对美国的霸权行径竟然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反应。他并不知道，在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同时，苏联已日益走下坡路，一个阿富汗就已经够苏联人应付的了。在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之后，契尔年科当了总书记。这位年迈体弱的领导人对加勒比地区毫无兴趣，根本无心在那里和美国计较。美苏之间的势力对比已经在表面上核均势的同时发生了决定性的倾斜，一场历史性的转变就要发生。

（三）

一九八五年到来了，东西方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将是冷战结束的开始。古巴和过去一样，占总人口百分之一强的青壮年在海外支持“世界革命”，国内一切都要靠配给。每人每月有五磅米、半磅食油、四磅糖、十盎司赤豆、十二盎司牛肉和鸡肉、三罐炼乳，另外每周每人有五个鸡蛋。２卡斯特罗自六十年代起亲自操劳的种牛繁殖业并没能让古巴儿童每人喝上牛蹋只有婴儿和特殊需要的人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可领到一份。而即使是这些东西还得每个月初早早地去国营商店排队，总有人排到最后缺这少那。古巴有人把这些消费品比作美国人，政府老是说要来要来，却总也来不了。在美国里根政府的高压下，古巴和西欧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变得更困难了。早在八二年古巴就宣布它无法按期偿还欠西方国家的十二亿美元的债务，要求展开谈判。

感谢苏联人和他们强制下的东欧，古巴每年把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糖卖给他们，从他们那里换来石油、面粉、汽车和纺织品。国际市场糖的价格波动不定，在八四年左右每磅糖卖五美分，古巴卖给苏联东欧是二十五美分（美国为了保持它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在收购加勒比地区的糖时也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如八七年时国际市场糖价是七美分一磅，美国收购价是二十一美分）。难怪卡斯特罗这一时期给苏联人和东欧国家发去了频繁的电文，其中充满了“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以及“牢不可破的同志情谊”等等火热的情话。他还告诉古巴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四面楚歌、前景黯淡时，唯有苏联东欧有着“明确的、必然的、不可改变的未来”。这话还真让他说中了。

八五年三月，老朽的契尔年科死于肾衰竭，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在这位最年轻的苏共领导人就任总书记前访问英国时，有“铁女人”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发现这是一个自己“可以和他打交道的”苏联领袖。撒切尔的评价立刻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

这无疑引起了卡斯特罗的不安。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开放性”

在卡斯特罗那里更引起了他的疑惑，他虽然对苏联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不知道这位新任总书记为何好端端地却要改弦更张，但历尽国际共运风霜雨雪之后，他有了一种本能的预感：古巴要为苏联政策可能的变化而未雨绸缪。

他把环顾全球、寻找世界革命新目标的目光暂时收回，又一次俯撖他的岛国，忽然发现由于多年未搞大规模的运动，社会松了，人心散了。

问题总是先出在党内。卡斯特罗发现在古共内部也有一批小戈尔巴乔夫在冒出来。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洪伯特?佩雷兹就是代表。此人是新上来的干部，没有什么革命资历。他六十年代在苏联留学，脑子里装的东西显然就和那些四、五十年代（或更早）

在老大哥那里留学的人不一样。自八三和八四年起他就企图扩大企业自主权、进一步利用物质刺激。

八四年底被卡斯特罗批评过，并失去了部分权力。戈尔巴乔夫八五年四月刚提出一个全面经济改革的方案，佩雷兹就出来为自己喊冤，主张经济管理在企业一级非中央集权化。卡斯特罗毫不客气地在五月份宣布解除佩雷兹的行政职务，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一撸到底。同时，为了进一步观察苏共的动向，看看戈尔巴乔夫究竟能不能站稳，以此来决定古巴的对策，他还宣布推迟举行古共三大。

社会上的问题更复杂。一九八六年七月，政府发布了一个报告，列举了各种问题。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革命攻势”无声无息的收场，古巴农民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一部分剩余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出现使得很多人擅自到农村去开荒，然后把农产品拿到城里去卖，卡斯特罗叫他们“野猫农民”。此外城市的小手工业者也又有了一定的活动余地。到八十年代他们利用卡斯特罗忙于世界革命之际，活动的范围更加广泛了，许多任务人上午上班，下午就溜到自由市场去摆摊或是运输。许多经理擅自用高薪雇佣那些并不符合条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从中收取好处，很多从这种途径得到工作的人是经理的亲朋好友。企业的生产状况每况愈下，没有人在认真监督工人的劳动定额，经理们有时靠虚报产值来蒙骗上级。赚钱成了第一位的目的，物质动机压倒了道德动力，义务劳动几乎看不见了。很多干部甚至利用特权，用公款从西方进口高级消费品，或者用手上掌握的计划物资为个人换取好处。等等。

总之，古巴的社会主义既受到有限度的自由市场机制的挑战，也面临特权和金钱相结合所带来的腐败。

（四）

卡斯特罗捋起了衣袖，他要再发起一次蒙卡塔战斗，继续他的“道德动力”十字军远征。

但这次他的运动在气势上已经不能和过去相比了，叫做“纠正消极倾向运动”，一听就知道是防御性质的。在四月份纪念吉隆滩战斗的集会上他宣布发起这个运动，说古巴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我们的一些工厂领导已经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我们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者”。７在五月份对农民代表的讲话中他宣布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六路菰哈瓦那省工厂干部的讲话中他说前一阶段是“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在要举行“战略性的反攻”。在纪念“七?二六”的讲话中他严厉批判了“物质动力”，重新大力褒扬“道德动力”。年底他在另一次讲话中又说：“共产主义精神和觉悟、革命意志和使命感曾经、正在和永远高于金钱！”３

运动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那些已经变成“资本主义者”的、正在受到腐蚀的和不称职的干部，动员群众和他们斗争。一个主要形式是由群众代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前往各个工作单位，检查那里的情况，质问他们不满意的干部。另一方面干部也要频繁地下去和群众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解释一切。用哈瓦那省党的书记的话来说：“党的干部必须清楚和直接了当地向工人和其它人民说清楚……为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４运动最直接的结果是在哈瓦那一地就有四百多干部，包括一百多任务厂领导被解职或降职。５同时干部的物质配给被降低了，普通工人的配给相应地提高了。那些同腐败变质的干部鞫?争的小人物受到了表彰。圣地牙哥有一个女出纳，因为拒绝给单位领导包销不符合规定的帐单被穿了小鞋，后来还被开除了。事件被报导后由党组织作了处理，那个女会计恢复了工作，那些打击她的干部反而丢掉了饭碗。

这些处理虽然听上去令人振奋，但这种方法其实了无新意，不过是在中国模式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模式的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模式之间的折衷罢了。令人深思的是，古巴以拥有形形色色的“直接民主”的群众组织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别具一格，卡斯特罗也称得上是与群众接触最多的领导人，但到头来还得通过党和政府的权威自上而下地解决一些干群矛盾，通过组织处理而非法律渠道解决问题。这就是依靠组织的社会和依靠法制的社会之间的区别。事实证明，没有健全的法制对掌权者的制衡，没有自由舆论的监督，所谓的“直接民主”不但无法和极权官僚体制相抗衡，反而是这种体制的遮羞布。而由上级官僚对下级官僚作出的惩罚，虽然一时大快人心，但说到底是维护了、而不是损害了这个集权体制的整体利益，因为它无疑告诉人民这个体制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根本变革的必要。

“纠正消极倾向运动”在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上治标不治本。而更重要的是，它对市场机制从过去一定程度的容忍到取消、对党组织——而非法制——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的坚持、对群众运动——而非依照法律的民主程序——的依赖，实际上间接表明了对当时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以市场经济和健全法制为目的改革的否定，是为旧体制作修补，而无意改革。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发展中变得更加明显。

（五）

古巴在“纠正消极倾向运动”中渡过了八六和八七年。一九八八年，卡斯特罗对苏联政策含沙射影的攻击变得更加频繁，他曾经对党的干部说：“我不知道那一个敌人更危险，是面前的（美国）秃鹰还是背后的（俄国）黑熊”。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中他越来越多地强调古巴革命“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开讲话中有时把“不同于”这个词的音节拉开，音调拖长。对任何要他进行政治改革的建议他都不予理睬。有一次他的老友马尔克斯利用自己和他的交情对他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卡斯特罗说：“不行！听我说，加博，那会是一场灾难。”６当苏联在全球范围收缩时，卡斯特罗仍然在坚持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八四汉城举行奥运会时，为了显示古巴和北朝鲜的团结一致，他宣布古巴抵制这届奥运会，“我们决不拿原则和金牌做交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期《格拉玛》周刊上报导他的讲话时出现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警世恒言：要防止“意识形态的爱滋病”。在那个阶段，对格瓦拉的宣传重又成为热点，并成了对现状的某种批判，卡斯特罗本人在八七年十月纪念切的讲话中就说国家正在纠正一切否定和偏离切的理想的现象。

一九八九年初，卡斯特罗发表了他的新年讲话。在风急浪高时，作为舵手，他抛头露面的时间增加了不少。以往他讲话到最后总是以一句“我们必胜”

的口号收尾，这句口号已经沿用了几十年了。但这次在结束讲话时他停顿了一下，全力喊出了一个新的口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这句新口号从此代替了“我们必胜”成为所有官方讲话的结束语，它不但象征着卡斯特罗那曾经轰轰烈烈的日子和过人的自信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显示出卡斯特罗对未来的更加不祥的预感。

苏联东欧内部的变化使他提高了警惕，从这时起他外出的警卫增加了，不但有两卡车的士兵跟随，而且有一辆车装着发电机，另一辆车装着功率强大的电台，这样不管他到那里，都能保持通讯联络，必要时直接号令全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古巴革命的不变颜色，除了开展群众运动，他还要让世界再看看自己的决心。

这一年的七月十三日，一队囚徒被带到了哈瓦那郊外的一个刑场。他们的眼睛被蒙上黑布，捆在木桩上。古巴司法部长亲自监刑。谁都说不清楚古巴革命后一共处决过多少政治犯，但这些犯人的身份却非同一般。他们当中有曾经是卡斯特罗最得力的特工头子、替他在海外执行过无数次重要使命的安托尼奥?加迪亚上校（古巴特工和领导人叫他托尼），和为卡斯特罗的世界革命戎马十多年，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地指挥古巴军队的阿纳尔多?奥恰将军。

其它两个人也是古巴特工的高级军官。托尼和奥恰表现得很镇定，奥恰甚至还要求沿用过去西班牙军队处死古巴反叛者时的惯例，由犯人给行刑队下开枪的命令，但被拒绝了，在临刑前被问道有何遗言时，他说他要让这些士兵知道自己决不是革命的叛徒。一队手持苏制冲锋枪的士兵逐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当卡斯特罗观看行刑的录象时，他对奥恰的表现十分满意：“他死得像条汉子。”

对奥恰和托尼等人的处决是古巴革命后最令人震惊的内部清洗事件，它发生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古巴在迈阿密的流亡者中立刻传开了这些人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的谣言。然而，事实上奥恰和托尼等人毫无反骨，他们仅仅是卡斯特罗政治权谋中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这次处决的犯人实际上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托尼和另两人是古巴高级特工，他们是因涉嫌利用古巴军队和特工的势力和哥伦比亚毒品集团相勾结，向美国大量走私毒品一案东窗事发而被抛出。托尼和他的兄弟帕切西奥（他们是双胞胎）革命前曾被有钱的父母送到美国，在迈阿密上大学。他们无心念书，五九年古巴革命刚胜利时就回国进了哈瓦那大学，参加了学生组织。在卡斯特罗参加的一次划艇比赛中得到他的赏识，从此参加了革命。一直深受卡斯特罗的信任。

托尼是个胆大而又精干的特工，主持过古巴在海外的一系列重要行动。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他曾奉命在纽约联合国大厦下面安放五百公斤炸药，企图在美国入侵古巴时引爆。

七三年他带人前往西班牙想把前独裁者巴蒂斯塔绑架回古巴，但因为巴蒂斯塔突然去世而罢休。七十年代中期他在欧洲主持过一系列由古巴特工策划、拉美恐怖分子出面执行的绑架工业家、勒索巨款和抢劫银行活动。七七年他带领第一批古巴军人参与尼加拉瓜内战帮助桑地诺阵线夺权。

七九年时卡斯特罗派他前往美国，和那里的古巴流亡分子谈判。到八十年代，托尼成了古巴进出口管理局的领导人，当时由于里根政府加紧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古巴的进出口成了一个和特工和走私联系密切的行业，进出口管理局就是从内务部分出来的一个机构

一九八七年初，托尼领导的古巴进出口管理局和美国的毒贩发生了联系。

美国的毒品有一大部分来自哥伦比亚的麦德林集团，他们用飞机把毒品运到加勒比地区，然后用船运往美国。

他们一直想在加勒比地区找一个可以降落的机场，在那里可以从容地卸货和装货。古巴和加勒比地区的毒贩曾经有过联系，毒贩的飞机可以飞过古巴的领空，作为交换，他们必须在另一个地点装上古巴给尼加拉瓜等国游击队的武器，但卡斯特罗从未允许毒贩的飞机在古巴领土上降落。八七年初通过托尼，哥伦比亚毒贩获得了古巴军方的同意在古巴领土上降落，将毒品卸到小船上，再运到美国的迈阿密。古巴进出口管理部门从中收取可观的报酬。这个行动就其规模和性质来看，没有卡斯特罗的默许是没人有此胆量的，但却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没人想到的是，美国在这些毒贩中安插了一个间谍，他是执行毒品飞行任务的飞行员，他录下了古巴特工和他进行交易时的谈话。在毒贩被美国反毒品机构逮捕后，古巴在这件毒品交易中的角色被抖了出来，使得古巴十分被动。

于是托尼和其它几个经手此事的古巴特工被逮捕，罪名是受西方资产阶级影响，利用职权腐化堕落。这个罪名对托尼倒也是成立的，此人一方面出生入死，另一方面又花天酒地，在哈瓦那有好几幢别墅用来养情妇，在国外执行任务时从不放过享乐的机会，人称花花公子。

奥恰完全是另一类人。他是最早参加卡斯特罗在马埃特腊山的游击队的青年农民之一，当时十八岁，只有六年级文化。革命胜利时他是上尉，这已经是当时第二等的军衔。六十年代初他在委内瑞拉领导游击战，然后在格瓦拉的麾下被派到刚果，领导一支游击分队，还训练来自纳米比亚、莫三比克和南非的游击战士。七三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战争时，他在戈兰高地训练叙利亚军队。七五年以后他是古巴在安哥拉数万名军人的指挥官，后来又去埃塞俄比亚指挥那里的古巴军队在欧加登和索马里作战，还负责建立埃塞俄比亚的民兵。他还担任古巴、苏联、东德、波兰和匈牙利在安哥拉的联合部队司令。八三年以后他被派到尼加拉瓜担任桑地诺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他在古巴军队中威望极高，能同时指挥游击战和大规模的正规战，被苏联东欧集团认为是古巴最出色的指挥官。卡斯特罗在一九八四年授予他古巴军人的最高荣誉：革命英雄勋章。

奥恰是个职业军人，对士兵十分体恤，个人生活十分严谨，有格瓦拉的作风。他在哈瓦那住着很普通的房子，家中最值钱的就是一台日本电视机和放像机，那是劳尔送给他的。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曾经为了报答他对自己的支持而送了一辆奔驰５００给他（门格斯图为吮３平衡，不得已还送了另外两辆给了劳尔和古巴内务部长），后来被他送给了尼加拉瓜军队的领导人。他保持着农民的朴素，邻居在他回古巴时经常看到他光脚坐在自家门口吃饭。然而在保持着农民的朴素的同时，他也保持着后来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的农民的直率。

奥恰从尼加拉瓜回古巴后，在等待卡斯特罗给自己新任务（当时内定他为最重要的哈瓦那军区司令）的同时，对国内的许多现象看不惯，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批评一些政策。他对腐败现象和政府机关的无能和低效深恶痛绝，尤其引起他不满的是自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古巴不得已从非洲之角撤军后，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兵回到古巴，除了一个象征性的勋章和一笔生活费以外一无所有，多数工作单位都不愿接收他们。很多老兵连住房都无法解决，一些胆大的找到奥恰家中向他诉苦，奥恰有时拿出自己的积蓄周济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反映古巴状况的新闻记录片中可以看到，当这些老兵回国时，他们乘坐的轮船在港口都受到盛大的欢迎，这些在非洲出生入死的老兵一个个手拿两面小国旗——古巴的和他们为之战斗的国家的——热泪盈眶地走下甲板，和欢迎他们的人群拥抱。

八九年五月底，在等待新工作的时候，奥恰参加了古巴交通部长的一个家庭派对。这位交通部长原来是从军队出来的，和高级军官仍然关系密切，在内务部也有很多朋友，他的一个女儿就嫁给了托尼。在这次派对上，有人提起了前不久叛逃的两位将军，还有人批评了政府的一些政策，发泄他们的不满。这些都是高级干部私下聚会时难免的牢骚，尤其是在时局艰危之际。奥恰也说了几句。

谁也没有料到，古巴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对这次聚会了解得一清二楚。劳尔派人在这位部长家中安放秘密摄像机，把这次聚会拍了下来。劳尔为什么要监视这位部长呢？因为这位部长和内务部关系密切，而内务部是劳尔的武装力量部的竞争对手，劳尔一直想借机整一整。

托尼的毒品案被外国新闻机构曝光后，劳尔认为调查此事的内务部会偏袒由内务部出来的托尼，于是秘密派人进行另一场调查，想从中搞出一些经济问题，借反腐败运动打击内务部。托尼的丈人就是这位交通部长，不监视他还监视谁呢？

谁知这一监视竟然监视出了重大政治问题：这么多高级军官和内务部的人员聚在一起谈论时政、发泄不满，这不是造反的苗头吗？卡斯特罗看了劳尔献上的录象，立刻联系到了这些人的背景。查查他们和苏联的关系，他吩咐道。

一查，果然多数都在苏联受过长短不一的训练，在非洲时又和苏联人过从甚密。卡斯特罗又想到奥恰：这个在军队中地位和威望仅次于自己和劳尔的人也在那里，这使得他不得不多问几个为什么。他要劳尔暂缓对奥恰的哈瓦那军区司令的任命，对此人设立专案秘密调查。劳尔得令而去。

这一查又查出了大事。当奥恰在非洲时，卡斯特罗只命令他东征西讨，从不给足军饷。这本来也难怪，古巴一直就是勒紧腰带支持世界革命的。奥恰被迫自己想办法，他的前任已经开了走私非洲象牙和宝石的先例，他也照办，把这些非洲特产运到尼加拉瓜卖给尼军队，后来又和巴拿马商人合作走私，把这些东西运往西欧和北美市场。在此过程中他和托尼建立了“工作关系”。在卡斯特罗“世界革命”的“正义事业”下，古巴军队和特工部门成了洲际走私团伙，连最廉洁的司令官都牵连得很深。到八九年，奥恰在巴拿马一个银行还有二十万美元的存款。

政治问题加上贪污，背后是劳尔和内务部的派系之争和卡斯特罗对手下最出色的将军的猜忌，所有这些，加起来超过了宣布革命英雄奥恰是叛徒和腐败分子给民心带来的打击。

卡斯特罗经过权衡，将奥恰下狱，同时逮捕了托尼和一大批内务部和进出口管理局的干部。奥恰的被捕使得苏联东欧阵营十分吃惊，很多将军和国家领导人都为他说情，这就把奥恰进一步钉上了死刑柱。

审判奥恰等人的法庭强调了被告的“反对领袖罪”，说：“在破坏菲德尔的威望时，奥恰就是向人民和祖国的背后戳了一刀。菲德尔是我们声音，我们的代表，我们在危难时刻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只有他才有权力在海外、在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中代表古巴解释我们的真实情况……”在宣布判处奥恰等人死刑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连罗马教皇有次都对卡斯特罗呼吁刀下留人。这种国际反应使卡斯特罗觉得十分痛快，他就要让他们看看自己在古巴仍然是唯一说话算数的人。七月十三日，奥恰等人被处死刑。在奥恰之前，古巴党内虽然有过多次清洗，但卡斯特罗从来没有动用过死刑，很多人被清洗或判刑后不久就或是被特赦或是安排了工作，奥恰等人案发得不是时候。

奥恰等人被处死后几周，卡斯特罗扩大了清洗。内务部长、卡斯特罗长期的个人保镳阿布兰提斯和另外三个内务部领导人被捕，一大批内务部高级官员被迫退休。古巴内务部是在苏联克格勃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干部都在苏联和东欧受过训，这时成了卡斯特罗怀疑苏联在古巴散布“新思维”的牺牲品。

但这个清洗并非完全毫无根据，内务部确实有迹象显示患上了卡斯特罗所说的“意识形态的艾滋病”。

当古巴其它领导人对“新思维”三箴其口时，内务部长阿布兰提斯不知为何，在八九年三月对古巴作家协会发表讲话（在一次古巴安全机构的成立纪念会上），突然大谈改革和公开性。他说：“我们不需要一个官方的文化，不需要一个驯服的文化，不需要一个消极的和严格控制的文化，因为这将是一个死的文化，不能对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种文化是官僚的理想，但不是革命的需要。”他还说他并不是对那些和政府观点一致的人、也是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说话。他的这次讲话还登了报。７阿布兰提斯也许以为在这个关头总得有人出来说这些话许这就是将来的资本。但他失算了，卡斯特罗正想枪打出头鸟。结果此人以腐败罪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其它让卡斯特罗不放心而被清洗的有：主管古巴移民的罗伯特?卡索将军、古巴海关的主管奥斯卡?戈麦斯将军、交通部长迪阿克尔?托莱尔巴、古巴边防军司令阿马多?冈萨雷兹，甚至古巴消防部队的长官也在其中。他们的罪名都是腐败，丧失了革命精神。

从古巴革命后的历史来看，这是一次没有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以斯大林主义处理政敌的方式开展的党内斗争，卡斯特罗虽然没有公开把它和抵制苏联东欧的改革联系起来，而是用“腐败”来给这些人定罪，但明眼人都看得出其中的含义。通过这次清洗，卡斯特罗和他的兄弟加强了对军队和安全系统的控制，使得那些有改革愿望的干部不寒而栗。

（六）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美国出兵巴拿马，以向美国境内贩毒罪擒拿军事独裁者曼努埃尔?诺列加。

美国这次行动明的是针对诺列加，暗的是冲着卡斯特罗。诺列加原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掌权后曾经帮助美国监视古巴，把在巴拿马境内进出的古巴人和利比亚人的护照偷偷复印下来送给美国。但此人后来在走私毒品的巨额利润的诱惑下逐渐和美国离心离德，为了抗衡美国而和古巴发展了关系。自八七年开始，巴拿马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国际关系，成了古巴对外贸易和情报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海外据点，上述奥恰和托尼的走私和贩毒活动和巴拿马都有关系。巴拿马驻纽约的总领事八八年叛逃，曾经向新闻界披露古巴和巴拿马之间的各种交易，尤其是毒品走私。此人甚至说他亲自和卡斯特罗谈过毒品交易。美国政府本来一直怀疑古巴和加勒比地区的毒品贩运活动的关系，这下算是有了一个证据。这位领事的叛逃和大事张扬，使得卡斯特罗从此和巴拿马人谈话时都使用录音机，免得将来再有类似的说不清楚的指控。

一九八八年二月美国公开指控诺列加的贩毒罪，美国和巴拿马之间的冲突国际化了。在此前后，诺列加从古巴得到了武器，光是苏式的ＡＫ－４７冲锋枪就给了两万支。为了掩饰古巴的军援，古巴人出主意让巴拿马国防军把美式步枪给民兵，自己换上苏式武器，让民兵举着美式武器上街游行，给人以巴拿马并没有古巴援助的印象。古巴在巴拿马建立了情报站，派遣了大量军事顾问。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卡斯特罗和毫无原则、只知个人权位的诺列加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但在苏联全面收缩时，古巴急需盟友，何况巴拿马在中美洲的战略地位是其它国家无法相比的。因此，在革命家卡斯特罗和臭名昭著的独裁者诺列加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同盟。巴拿马在一九八七到八九这三年间为古巴的对外贸易提供了方便，例如古巴的海产品运到巴拿马后，换上巴拿马商标出售到美国，为古巴挣了不少美元，从而为卡斯特罗在苏联东欧的援助逐步减少时稳住阵脚作出了贡献。

在巴拿马和美国关系恶化后，格林纳达的阴影开始笼罩在诺列加头上。他派出国防部长到古巴，向卡斯特罗要求在美国入侵时得到古巴的直接军事援助。卡斯特罗象以往一样，不想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海外交锋。他另有妙计。他告诉巴拿马人：首先要全民皆兵，武装到牙齿。

当然这并不足以抵抗美国人，但只要能坚持一周以上，古巴就在联合国展开活动，要求停火，苏联集团大概会跟上，加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足以通过一个要求各方停火的决议。这样，毒品指控就会演变为对它国武装入侵的控告，巴拿马将后发制人。巴拿马国防部长怀揣斗争经验丰富的反美英雄卡斯特罗的锦囊妙计喜兹兹地回国了。

果然不出卡斯特罗所料，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深夜，以第八十二空降师为主力的两万多美国军队在巴拿马空降，这是自越战以来美国最大的海外军事行动。杀鸡不惜用牛刀，美国吸取了越战的教训，再也不想被迫让战争不断升级，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诺列加当时正和他许多女朋友当中的一个在度春宵，被炸弹惊醒后完全忘了卡斯特罗授给他的机宜，四处逃窜了一阵后躲进了凡蒂冈大使馆，不久被使馆交出，送到美国受审。依靠贩毒建立起来的巴拿马军队毫无斗志，许多军官听了美国的广播后主动到美军处自首，根本看不到有规模的抵抗。

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摇头叹息。他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倒省了许多心思，回到床上睡觉了。但是令美国人不解的是，和在格林纳达不同，他们连一个古巴人都没见到。这些古巴军事顾问，包括其它人员，在数小时前接到上级紧急命令，让他们全部立即撤进使馆和有外交豁免权的地方。当时诺列加都不知道美国的行动，美军的飞机刚刚发动。卡斯特罗是如何得到这一情报并作出判断的？

据古巴驻巴拿马大使说，美国已经对巴拿马采用过好几次大事张扬的恐吓性军事调动了，而这一次古巴情报人员在他们日夜监视的美国南方司令部的电视频道上并没有看见演习的转播，于是判断看来不象是一次心理战。

美国活捉了诺列加，古巴的势力被赶出了巴拿马，苏联再一次没有对美国的霸权行径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但这时的卡斯特罗已经不象六年前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时那样对苏联人抱有幻想了。

（七）

卡斯特罗还没有从巴拿马事件后恢复过来，两个月以后他又受到了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古巴全力支持的尼加拉瓜左派桑地诺政权在大选中败给了美国支持的由十四个反对派组成的联合阵线。尼加拉瓜一夜之间变了颜色。

一九七九年取得胜利的尼加拉瓜革命在某些方面是古巴革命的翻版：独裁者索莫查在美国支持下倒行逆施，反独裁的民主派组成联合阵线，以左派桑地诺游击队为主力，最终迫使美国放弃对索莫查的支持；索莫查垮后桑地诺派利用控制的武装力量独掌政权，排斥其它民主派，宣布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被桑地诺派排斥的其它民主力量被迫重上井冈山，在美国支持下再度拿起武器展开游击战。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不同，掌权者和古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虽然诺列加在和美国决裂后也时常谈论起“社会主义”，以便让他和美国的源于毒品走私的矛盾蒙上一层“意识形态”的色彩），因此可以算是古巴在中美洲的真正盟友，通过尼加拉瓜古巴可以直接援助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游击队。

桑地诺游击队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一九七九年当上了总统后马上就去古巴见卡斯特罗。奥尔特加是个年轻人，卡斯特罗一见他就想起了自己二十年前朝气蓬勃地进军哈瓦那时的光景，因此他对这个后生十分亲切，关起门来倾囊相授。

尼加拉瓜对于卡斯特罗实在是太珍贵了，因为这是古巴二十年世界革命和大陆革命后第一个沿着马埃特腊道路打下的江山，他希望这个红色政权能够在变幻多端的世界形势下和古巴成崎角之势。然而，出乎奥尔特加意料的是，卡斯特罗并没有教他如何继续革命，而是给他上了如何防止“左派幼稚病”的一课。一九九一年初，下台后的奥尔特加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办公室里接收美国记者采访时回顾了卡斯特罗那次和自己谈话的情景。

卡斯特罗说：不要追随古巴六十年代的模式，不要实行过于激进化的社会政策，不要主动触怒美国，引起经济封锁和入侵的危险。要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实行混合经济，政治上甚至可以给反对党一定的余地。革命力量内部不能分裂。和教会也要搞好关系。他一再说，尼加拉瓜和古巴不同，古巴有大海作天然屏障，尼加拉瓜是个周围和敌对国家接壤的国家，外部压力比古巴大，所以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同时，对外交和政治斗争要更加重视，防止被孤立。８

卡斯特罗对奥尔特加的这番教诲，充分揭示了这个被外界舆论认为只知继续革命和坚持强硬路线的革命领导人的另一面。自六十年代以来，就国内而言，古巴自己十多年的折腾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就国际而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日益穷途末路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些对卡斯特罗内心的冲击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也许有时他会这么想：如果历史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他或许会改行一条不那么一味激进的路线，古巴的经济和国际处境可能会好得多。

已经走过的道路是无法改变的，但对于后来者，这却可以成为一种借鉴。

在卡斯特罗无数次的公开讲话中，他从来没有表露过他的这种全面的反思，但在和奥尔特加的谈话中却多少让人看到了这个强人的另一面。毕竟，作为一个并没有丧失起码的现实感的革命领导人，国际共运的剧变不可能在他思想中毫无反响。与此相关联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卡斯特罗向尼加拉瓜提供了大量专家，但其中却很少有经济顾问，或许这就是卡斯特罗的自知之明。

奥尔特加照卡斯特罗说的去做，尼加拉瓜虽然政治上是桑地诺派掌权，但经济和社会生活上还是比较多元化的。奥尔特加每年都要秘密访问古巴四、五次，汇报工作情况。数千名古巴军事和技术人员（很多人在非洲、格林纳达和巴拿马支持过“世界革命”）涌入尼加拉瓜，不少人前往尼加拉瓜人自己都不愿前往的贫穷地区教书或是做技术工作。古巴甚至包下了尼加拉瓜大西洋沿岸一些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此外，大量的尼加拉瓜学生在古巴免费学习，古巴甚至连他们的服装都包下来。古巴人民在自己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为卡斯特罗的世界革命确实作出了惊人的牺牲，这种牺牲换来了古巴的民族骄傲。

除了古巴，尼加拉瓜还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巨额援助。一九八一年奥尔特加前往苏联，签订了一个五年协议，得到了大量重型武器。苏联和古巴的经济支持，是尼加拉瓜革命政府得以维持的主要物质来源，它甚至还利用这笔援助在国内对穷人实行了一定的社会福利措施。但是，尼加拉瓜和古巴、苏联公开的盟友关系，进一步促使里根政府下决心除掉这个加勒比地区的第二个古巴。美国加紧了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和游击队的支持，正是这个因素导致了尼加拉瓜和古巴关系的变化。

到八十年代中期，尼加拉瓜政府出于自己的境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古巴有了分歧。

奥尔特加急于解决国内的反政府游击队问题，同时受到苏联改革的影响，一九八七年八月和中美洲四国签订了中美洲和平协定，要美、苏、古放弃对各自的反政府游击队的支持，各国的反政府游击队放弃武装斗争，和政府谈判，最终和平解决国内争端。卡斯特罗非反对尼加拉瓜问题最终获得和平解决，他的方案是把拉美大国，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也拉进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的协定里来，这样对美国会有所约束，如果仅仅是几个中美洲小国的协定，他担心最终的结果是奥尔特加做了让步，而美国却仍然我行我素。

中美洲和平协定后，奥尔特加政府为了换取美国放弃对游击队的支持和对尼加拉瓜的经济封锁，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自由化的政策，允许反政府力量发行报刊，举行集会和游行，甚至宣布一九八九年举行自由选举。一九八八年二月，奥尔特加在和中美洲四国首脑的会谈中宣布大选将受国际监督，以此为条件其它国家放弃了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的支持。

卡斯特罗在当时国际范围的民主和自由化的气氛下，虽然从未正式反对尼加拉瓜的选举方案，但在私下多次提醒奥尔特加要谨慎，他说：“选举是冒险的事，你参加了比赛就要准备输。”古巴人以巴拿马曾经举行的选举为例：当时诺列加控制着报刊和电以及政府机构，以为必胜，但选举结果是输给了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后来诺列加不承认选举结果），古巴人说：“选举是美国人的游戏，你玩不过他们。”

但奥尔特加没有听卡斯特罗的，他以为他找到了一条不同于古巴的道路。

与此同时，苏联也和美国就中美洲，尤其是尼加拉瓜问题达成协议：双方放弃对代理人的军事支持，让民主选举决定政权的归属。这是苏联为全面结束冷战在美洲采取的重大措施。卡斯特罗对苏联派到古巴的特使表示了对美国动机的怀疑，但苏联表示不会改变既定方案。卡斯特罗无可奈何。世界形势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一九九０年二月尼加拉瓜的选举可以说是苏联东欧剧变在中美洲的翻版。

苏联鼓励奥尔特加走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道路，奥尔特加对自己政权曾经有过的大众支持也有充分的信心。

或许这个最年轻的革命领导人对斯大林模式早就没有兴趣了。在选举前，为了从反对派那里拉选票，他脱下了卡斯特罗式的军服，穿上了花衬衫和牛仔裤，走访教会，在反对派的报纸上亮相，甚至在选举前一个月，他谴责起古巴在萨尔瓦多支持的游击队来。他曾经向苏联提出要一些专为选举而安排的商品，把它们陈列在商店的橱窗里，苏联表示无能为力。

九０年二月，尼加拉瓜大选中反对派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票，桑地诺阵线得了百分之四十一。这个结果出乎国际舆论的预料。奥尔特加毕竟不是诺列加，他和伤心流泪的妻子在电视上亮相，表示承认选举结果。在尼加拉瓜的古巴人立刻打点行李，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和国际舆论相反，卡斯特罗的政治本能使他对这个结果似乎早有预感。在尼加拉瓜大选前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他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胜利，有时必须作一些妥协，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要有清楚的认识。他形象地解释了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不能后退的原因：

“如果你给他们一小片指甲，他们就会要你的一小段手指；如果你给了他们一小段手指，他们就会向你要整个手指；如果你给了他们整个手指，他们就会向你要你的手；如果你给了他们一个手，他们就会向你要一条胳膊；如果你给他们一条胳膊，他们就会把你的头砍下来。”９卡斯特罗是对的，世界上有些政权不是为了自由选举而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妥协，只有生存或者毁灭。

尼加拉瓜剧变象征着古巴世界革命十字军运动的终结。差不多与此同时，古巴在安哥拉大规模撤军。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古巴和苏联、美国在纽约签订协议，结束安哥拉内战，古巴和苏联军队撤出，美国保证不乘虚而入。古巴在安哥拉的伍万军队必须在九一年七月撤完。

古巴人一走，他们支持的总统桑托斯势单力薄，不得已和美国支持的游击队领袖萨文比谈判，也准备起选举来。当数万名古巴军人和其它人员从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其它地方回到古巴时，他们不但面临着就业的难题，而且还有一个谁也答复不了的问题：他们这么多年在海外的奉献，为古巴和他们自己究竟换来了什么？

（八）

一九八九年四月初，卡斯特罗在哈瓦那迎接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这是苏共总书记第二次访问古巴，上一次是七四年，来访的是勃列日涅夫。

戈尔巴乔夫的这次访问是为苏联全面减少对古巴的援助和从古巴撤出军事和技术人员打招呼，卡斯特罗对这一点心中有数。在公开场合，两位领导人都仍然强调苏古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但和过去不同的是，两人又都声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这表明戈尔巴乔夫无意把改革和公开性输入古巴，同时古巴也不要批判苏联。

但在戈尔巴乔夫对古巴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卡斯特罗抢在客人前面发表了一次议程中没有安排的四十五分钟的讲话。他说他是想向大会介绍这位客人，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是想限制戈氏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出苏联的改革和公开性适用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但陈述了苏联反对输出革命的立场，这无疑至少是对古巴前一阶段政策的间接批判。

在为戈尔巴乔夫来访举行的宴会上，戈尔巴乔夫、卡斯特罗和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有一段关于版税的笑谈。

当时正在古巴小住的马尔克斯也是宴会上应邀的贵宾之一，他倾心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曾经向老友卡斯特罗建议走苏联的道路，但被一口回绝了。前不久他刚访问过苏联，和戈尔巴乔夫见过面，这次戈氏隔老远就在贵宾云集的人群中看见了他。

或许是在古巴总算见到了一个自己政策的拥护者，苏共总书记满面笑容对马尔克斯招手。

卡斯特罗循着戈氏的目光看到了正举着酒杯走过来的马尔克斯，对戈氏说：“当心，那个家伙来向你要他的书在苏联的版税了。”戈氏哈哈大笑。在他和马尔克斯握手时卡斯特罗对他的老友说：“我正在为你在苏联出版的书向他讨版税，你应该付我佣金。”马尔克斯于是对戈氏凑趣道：“要是你能说服这个人为我在古巴出的书讨来版税的话，我一定付你佣金。”三人大笑不已。

卡斯特罗早在六七年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宣布不再承认国际版权规则，他宣布古巴放弃版权要求，美国可以出版古巴的任何著作，古巴也不受限制地出版美国的科技作品，“谁为莎士比亚要过版权？”他振振有词地发问。

（九）

卡斯特罗的计委官员可没有他那样好的兴致，在和苏联副总理的谈判中，他们得知今后都要用硬通货付帐，再也不是以物易物，古巴进口到苏联的糖要逐步和世界市场价格一致，苏联再也承受不起每年数亿美元的援助。

不久，苏联付总理阿巴尔金前往古巴签订古苏五年外贸协定，苏联国内的保守派此时正由于东欧的瓦解而想保住古巴这最后一个盟国，因此阿巴尔金和古巴人签的协定还是给了古巴很多优惠。卡斯特罗又把阿巴尔金带到古巴的一些医院和疗养院，那里有数千名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中患病的儿童在古巴免费治疗。卡斯特罗是想感动上帝。但阿巴尔金回国后遭到猛批，改革派的《莫斯科新闻》对政府仍然如此扶植反对改革的古巴提出质疑。这份刊物有西班牙文版在古巴发行，卡斯特罗立刻下令禁售。后来苏联派了外贸部长来古巴，通知说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五年计划了，只签了一年的合同。

古巴外贸官员不久去苏联提取协定上规定的十万台冰箱。当他们敲开苏联国家计委的门时，苏联人客气地对他们说现在不用经过中央了，他们可以直接明斯克的制造厂去提货。现在工厂都有自主权了。这可是新鲜事，过去来这里办事一向只是盖章签字，苏联人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古巴人风尘仆仆赶到明斯克，冰箱厂的经理说他很高兴他的厂能和古巴在硬通货交易的基础上继续合作。古巴人愣住了，说贸易协定上规定了这笔买卖仍然是以货易货，他们是和苏联国家计委打的交道。经理说他很抱歉，但那个协定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古巴人两手空空回到莫斯科。

什么叫变天？这回古巴人算是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滋味。苏联人不履行协定的消息立刻在古巴官员中传开了，他们质问苏联外贸官员，得到的回答是现在他们拿下面的企业根本没办法。不久古巴外贸部又收到苏联摩尔达维亚洗衣机厂的传真，通知说由于他们厂和意大利企业合资生产最新牌子的洗衣机，原来和古巴订的十二万台洗衣机合同作废。

除了撕毁合同，古巴人还尝到了撤走专家的滋味。

苏联在古巴有数万名军事和技术专家，他们的薪水是用美金支付的，比国内的同行高好几倍。他们不但是古巴国家外汇的来源，而且是古巴家庭主妇的好帮手。苏联人在古巴有自己的住宅区和专用商店，那里有古巴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来古巴支持世界革命的苏联人在这里学会了做生意，他们把专用商店里的肉、蛋、奶制品和肥皂粉、刮胡刀等等倒卖到古巴黑市上高价出售。这不是一笔小买卖，苏联在古巴有几万人，如果在一个大国当然掀不起什么浪头，但古巴人口一共才一千万左右，一半以上住在哈瓦那等少数几个苏联人集中的地方，这样苏联人物资供应的影响就大多了。苏联人提供的商品成了哈瓦那黑市的一个主要来源，苏联专家和军人的太太们对比他们在国内的同行，感到十分满足。到了一九九０年初，苏联专家开始纷撸古巴政府固然少了一大笔外汇收入，而家庭主妇要找到一个大宗的黑市货源更非易事。

老大哥是如此不讲情谊，东欧前小兄弟的脸色更难看。他们在经互会里抱成一团，要修改和古巴之间的贸易条件，无非是硬通货交易和取消优惠，和其它国家一视同仁。一九九０年一月，卡斯特罗在电视上谈到刚刚闭幕的第四十五届经互会大会时，对古巴人民感慨地说：在这个曾经是社会主义兄弟的大家庭里，“同志”一词已经被资产阶级的先生和小姐取代了。

令卡斯特罗愤怒的事还在后面。那年三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人权会议，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调查古巴人权状况的决议。捷克和波兰竟然是美国这个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又投了赞成票。相比之下，一些一向被卡斯特罗看成是美国的走狗的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倒是投了弃权票（这些国家前几次都对美国的提案投了反对票）。

几天后，在古巴妇联大会上，卡斯特罗用拳头猛击讲台，他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变得颤抖了。在指责捷、波、匈、保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之后，他说：“如果有一天帝国主义入侵我国的话，这些昨天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一部分的国家将要为我们流的血负责！血也会流到捷克和波兰，流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流到那些为这份历史上的邪恶的文件而负责任的政府和领导人的头上！”１０。

然后卡斯特罗开始怒斥东欧国家的蹩脚产品。他说：“我们是唯一的还在购买保加利亚卸货车的国家！我们是唯一还在购买这些一钱不值的老是出毛病的机器的国家！……匈牙利公共汽车跑六公里就要耗去一加仑汽油。它们把我们的城市弄得乌烟瘴气。它们毒害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算算，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数据：匈牙利公共汽车的废气毒死了多少古巴人！”

（十）

一九九０年夏天，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进入了一个“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

。特殊年代的特殊措施主要是针对苏联东欧减少和断绝对古巴的援助的，它们包括在农业劳动中用畜力和人力代替汽油和电，木柴和炭要重新成为燃料。为弥补由于能源减少而引起的人力需求，城市居民要下乡劳动。这一时期古巴街头的汽车数量大大减少，为了节省油和多载客，一些加长的平板运输车焊上栏杆后被用作公共汽车，可以载上数百人。另一个解决交通问题的措施是从中国进口了几十万辆自行车，每个古巴人都能叫得出“永久”、“凤凰”、“飞鸽”的英文名称，在“特殊时期”里，它们听上去非常吉利，有振奋士气的效果。

卡斯特罗宣布“‘自行车的时代’来到了”。“难道还有别的比自行车代表的生活方式更健康吗？”卡斯特罗在一次电视转播的会议上问道，“很多人担心回家后如何健身，现在他们在下班的路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知道荷兰有一千二百万辆自行车。这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但他们为了生态和健康的原因而宁愿多骑自行车。这是一个健康的习惯，非常健康的习惯。”在最高领导人的号召下，古巴人学骑自行车的热情很高，医院的急诊室里一时都是骑车摔伤的人。哈瓦那一地在九一年头五个月中有二十六人死于自行车事故，一百八十人受伤。

“特殊时期”的配给也是特殊的。据英国《卫报》报导，和八十年代中期相比，一些消费品的配给进一步下降，配给的期限也有变化，如鸡肉或猪肉是每九天一磅（每人，以下同），鱼是每两周一磅，面包是每天一个。此外鸡蛋每星期四个，糖每月四磅（古巴人糖的消耗量比中国人多得多），每人每月洗澡和洗衣肥皂各一块，等等。牛奶只给七岁以下儿童和病人。１１

在医院里，由于不再有东德的Ｘ光胶片，急诊室医生大大限制了拍片检查的人数，苏联进诘氖术用的橡皮手套洗干净再用，有的要重复使用七、八次，病房的床单由于缺水断电和没有洗衣粉常常用了好几个病人还不换。

在古巴有这样一个黑色幽默，反映了卡斯特罗的随心所欲、官僚制度的盲目谄上和政府援外优先的政策与老百姓缺衣少食之间的关联：卡斯特罗有次视察一个模范农场，他在一头怀孕的母猪面前停下：“多么漂亮的种猪！我打赌她一定能产至少十头小猪！”不久母猪生产了，令每个人难堪的是她只产了六头猪仔。为了不想让最高领导人太失望，农场主任在报告上把猪仔的数量改为七头。他的上级，地区农场主管改为八头。国家农场主管收到报告后改为九头。

当报告送到国家农业部长的案头时，他沉思了一下，把数字改为十头。卡斯特罗见到报告后大喜：“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将出口百分之六十，国内消费百分之四十！”

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在实行“特殊时期”政策后半年，面对更加困难的形势，卡斯特罗进一步考虑古巴被彻底孤立的可能。在一次对古巴大学生联合会的讲话中，他提出在燃料供应为零的情况下古巴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运转，这个方案被称为“零行动计划”。为了试验这个方案，每周有一天，全国切断电源，城市和农村完全依靠最原始的燃料和动力以及人力生产，在城市郊区新建了一些简陋住宅供应给那些下乡支农的城里人。

不但如此，古巴食品部门开始探讨老鼠和松鼠的食用价值，卫生部门开始研究草药对多种疾病的防治作用，作好在能源不足时关闭制药厂的准备。由于缺乏燃料，古巴的邮政系统已经不能正常运转，古巴共青团宣布了一个用信鸽取代航空邮政的计划。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个信鸽邮政局在哈瓦那建立，在哈瓦那三月十三日广场，革命博物馆的对面，树起了高大的木桩，顶上有鸽子洞，鸽子就在那里面丢下信件。据说哈瓦那有二十多处这样的信鸽邮政局。

总之，卡斯特罗为了坚持他的社会主义，准备让古巴回到中世纪。

社会上的问题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八九年在奥恰和托尼事件后偃旗息鼓了一阵的改革派——实际上谈不到“派”，仅仅有那么几个人而已——这时又讷讷欲言。他们以主管经济的卡洛斯?拉杰和团中央领导人罗伯托?罗比那为代表，大多数是新上来的三、四十岁的干部。古共领导层在六五年格瓦拉出走后，到八十年代又失去了一些人，主要是原总统多铁戈斯，原劳工部长、卡斯特罗推行义务劳动的干将马丁内兹，和古巴革命女英雄、主管文化工作的海蒂?桑塔马利娅。蹊巧的是他们全都是自杀的，海蒂就死在一九八０年的“七?二六”革命纪念日，这位古巴革命妇女的象征曾经说有了卡斯特罗，拔们才可能谈论真理和现实“１２。这些人为什么要自杀至今还是一个谜。在剩下的老战士中，主管意识形态和教育的阿曼多?哈特和主管农业的卡洛斯?拉发耶尔?罗德里格兹有时谨慎地支持这些新上来的干部。

在准备第四届党代会时，有人策划让卡斯特罗放弃他的部分权力。卡斯特罗这时身兼古巴国家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党总书记和军队总司令五个职务。在古巴国家机构中没有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理职位，部长会议主席虽然类似总理，但被卡斯特罗兼任后形同虚设。卡斯特罗虽然不再象六十年代那样具体管到一个村庄的饮水或修路问题，但仍然保持着对基层事务的热心干涉的习惯。由于年事渐高，他不能象以前那样开着吉普到处视察以发现问题，于是亲自挑选了二十个人成立了“菲德尔办公室”，一年到头跑基层，为最高领导人收集材料，反映情况。此外他还时不时地亲自出马解决一些在他看来非他出面不可的问题，如八十年代末他拍板决定哈瓦那市啤酒的分配实行定量制。

改革派认为如果把部长会议主席改为总理，由别人担任，可以削弱卡斯特罗对国家事务无微不至的关怀，逐步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以总理为首的行政机构。在国际性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改革浪潮中，卡斯特罗曾经对外国记者表示他愿意在第四届党代会上卸下一部分责任，“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也会疲倦的。”他叹息着说。但后来他在一次会见法新社记者时却改了口风，在被问道有没有退休的打算时他答道：“革命者永不退休。”

改革派的另一个企图是削弱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代之以古巴传统的民族主义。阿曼多?哈特就曾经谈到要“回到何塞?马蒂”。这些人对新的结束语“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觉得不吉利，于是他们作了一次尝试。一九九一年四月，共青团领导人罗比那和卡斯特罗一起出席共青团的一个大会。罗比那是卡斯特罗看重的干部，他有干劲，有点子，能为卡斯特罗的讲话聚集起大量青年，但也有一些出格的行为，如允许举办滚石乐音乐会和开放服装样式等等。卡斯特罗对他总的是满意的，爱称他为：“罗伯提可”。

在这次集会上，罗比那讲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喊道：“我们将象切那样永远跟随菲德尔直到胜利！”他离开讲后卡斯特罗上前和他热烈拥抱。然后卡斯特罗讲了两个半小时，都是照常的革命口号和反美主义，没有新鲜的内容。

但结束时他提高了嗓门，先是感谢罗比那作了精彩的演讲，然后说也许罗比那在用切的口号结束讲话时忘记了什么，现在他来替罗比那补上，也为自己的讲话收尾，卡斯特罗举起拳头全力喊道：“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

这是对罗比那——以及那些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的答复和警告。卡斯特罗在这一时期说古巴一不搞多党制，二不搞市场经济。面对“特殊时期”下出现的群众骚乱和抗议，九一年六月古巴建立了“快速反应纵队”，用来对付突发事件。然而这不是一支职业的防暴部队，而是由街坊邻居和民兵组成的遍布全国的新的监视网络。用群众来监督群众，这是符合卡斯特罗自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以来一贯的思想的。

（十一）

然而，“特殊时期”并不是一个劲地勒紧腰带，它也意味着一些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特殊”措施。在这些“特殊”措施中，卡斯特罗再一次表现出帮助他渡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急关头的高度的灵活性，一九九０年十二月他就对党内说不要进行空头的争论：“这不是理论分龅氖候，而是前进、斗争和克服困难的时候。”同时，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古巴人民也象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民一样表现出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旅游业又一次成了维持古巴经济的支柱。过去，西方旅游者、高级饭店和专为外国人提供的服务是旧政权的罪恶，是卡斯特罗的革命的对象，现在这一切都回来了。国家提出了旅游业的指标：一九九０年是三十万，到九五年要达到一百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外国人在古屯蹲建造旅游设施在十年内免交所得税，外国人开办的旅游事业中可以解雇古巴工人。政府请了西班牙和德国人前来举办“礼仪学校”，训练那些吃惯了大锅饭，干什么都懒洋洋的的雇员。

在古巴极度匮乏的物资供应情况下，外国人在这里除了有只对他们开放的旅馆和娱乐场所，还享用着一切优先的待遇。为了吸引外国人，在专为他们开辟的娱乐场所，昔日古巴的色情舞蹈又回来了，十四、五岁的少女象四十年前一样衣不蔽体地狂舞，美国的《花花公子》被允许印了一份十页的古巴姑娘专辑在旅游点散发。作者在撰写本书时，在美国波士顿周围的一些社区图书馆借了一些反映古巴现状和为旅游业做广告的录象，看了那些反映古巴专为外国人提供的夜生活的场面，任何人都会觉得四十年再“罪恶”恐怕也不过如此。

治疗古巴经济的第二个办法是利用古巴的生物工程基础。自从卡斯特罗六十年代对种牛繁殖和其它生物技术发生浓厚兴趣并化了巨大代价之后，古巴虽然并没有解决自己的牛奶和鸡蛋供应，却也发展起了一些设备和实验室，培养起了几代技术人员。这些人员和设备在古巴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是脱节的，空有屠龙之技。

一九八六年，卡斯特罗接见了美国德州休士顿安德森医院的一个医学博士，了解到一些有关急需开发的治癌新药的信息，他对生物工程的兴趣重又爆发了。古巴要在这场新的生物医学革命中迎头赶上！他立即派了一批技术人员去那个美国博士所在医院取经。第二年，卡斯特罗拨了相当于一亿四千万美元的巨款建造了拉美最大的生物医学中心。他本人有时每周就去一次检查工作，对每个进展了然于心

古巴的这个生物医学中心制造的药品虽然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和美、德等国产品竞争，但能通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药检标准，在拉美和非洲销售。尤其是突然出现的对艾兹病的检验药物的需求为古巴的药物提供了市场。这样，卡斯特罗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连阿斯匹林都难以保证供应的国家却能大量出口某些紧缺药品。

还有一个有效的赚取外汇的手段是向外国旅游者，主要是拉美人提供低价格的医疗服务，如器官移植、美容等等。最便宜的是人工流产，四百美元一次。

在“特殊时期”下，古巴挺过来了，没有象西方舆论在柏林墙倒塌时所预言的那样崩溃。

古巴一直说自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虽然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但无人挨饿，街头没有乞丐，没有那种拉美比比皆是的华厦与陋屋、阔老与穷鬼存的景象。此外，古巴的文盲率是拉美最低的，连残疾儿童上学都有充分保障。种族问题在这里不存在，到处都可以看到黑人医生、工程师和其它职业人士，而在五十年代黑人是进不了大学的。

也许革命最突出的成就是彻底的免费医疗，连美容都成了国家包下来的服务。古巴最令人称道的是发展起了一个覆盖农村的家庭医疗保健网络，十万以上医生散布在乡村和深山老林，每人都有一幢房子，配有助手，他们负责周围农民的生老病死，监督儿童从一生下来就按时注射各种防疫针，如果漏了一个，政府就会追究医生的责任。这确实是第三世界国家罕见的，和卡斯特罗对儿童的那种特别热心的关怀不无关系。

但这种医疗保健的大锅饭天长日久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弊端。例如，一个令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是：古巴医院人工流产手术的数量非常高（一个统计数字说每年十六万，相当于人口中的百分之二不到）。为什么他们不采用避孕措施呢？原因是人工流产手术是免费的，而避孕工具往往要用进口材料或药物，反而要自己化钱。此外当然也有社会原因。古巴强调了多年社会主义道德，但古巴的离婚率在拉美是很高的，少女妈妈也不少见，据一个外国记者引古官方的《波希米亚》周刊的统计说，在一九八九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新生儿是非婚生子。

性自由的风气是如此盛行，以致很多人干脆就不结婚。或许性成了古巴人革命之余唯一不受官方配给影响因而特别活跃的活动。古巴开放旅游业后，过去的卖淫业又沉渣泛起，也是利用了国家免费医疗作后盾。

普及基础教育和免费医疗是古巴社会主义的两大成就，此外还有国家免费分配住房的制度。

住房不是商品，但可以互换。在哈瓦那的一些特定场所形成了住房交易市场，人们举着“三室换一室”或“一室换两室”之类的牌子在那里游荡。以小换大都有相应的黑市价格，国家不允许房屋交换中有任何金钱交易，仅仅是互利和互相帮助，但谁都知道这条规定是行不通的。

毫无疑问，古巴革命将近四十年来取得了一些连反对派也不会轻易否定的成就。早在一九八四年，西方一批官方色彩浓厚的拉美问题专家以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拉美问题顾问托马斯?休为首开了个讨论会，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古巴革命：二十五年以后》。即使这批人也不否认古巴确实在革命后的二十五年中取得了一些社会进步。但问题是，人们可能很难发现一个掌权了数十年的政府在国内相对和平的状态下找不到一个可以用来说明其成就的社会领域。在科技和工业发达、国家控制社会和调配资源的能力大大加强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

总起来看，古巴革命后的成就集中在国家能重新分配财富的领域内，即教育和医疗卫生，以及住房和其它一些社会福利。具体来说，古巴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婴儿死亡率下降了，营养标准改善了，城乡差距缩小了。这些成就自六十年代初国家控制经济和分配财富时起，就成了卡斯特罗用来显示他的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的主要例证。如六六年四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古巴现在是全美洲，包括美国（他特别强调指出），教育和医疗上最先进的国家。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古巴在那时就是全世界教育和医疗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当然世界上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卡斯特罗的这个宣布。

在财富的生产方面，这个体制远远不象分配方面那样有效。计划经济、基本取消市场、否定个人能力的不同和废除物质刺激等等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这在很多实践了这些原则的国家已经是公认的教训，而这些原则在古巴又曾经因为长期的军事化和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而到达了极端。这个体制在分配和生产财富上的失衡造成了所有访问古巴的外国人一眼就能发现的对比和矛盾：一方面是路无饥馁，贫富不殊；另一方面则是商品、尤其是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的极度匮乏。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和物资以及社会服务匮乏的情况下古巴人民也摸索出了生存的门道。黑市是其中之一。房屋是如此，其它亦然。除了苏联人，在古巴受训的非洲和拉美学生也是黑市的货源。古巴人的鞋是配给的，于是一些外国学生在专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商店里一买就是十双，然后倒卖给黑市贩子。走后门是最常见的，关系网更是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每月生活物资的配给一般能维持三周，此后就靠各显神通了。商店的经理们每月都会收到亲朋好友的条子，要求给一些额外的照顾，因为要请客，或是其它原因，经理于是作出调整，这次满足这个，下次则轮到那个。家中的水管或电路坏了，政府是有这类服务的，但不知要等多长时间，于是一个通过私人关系提供服务的网络就建立起来了。

总之，环境再艰难，老百姓总能生存。何况，许多访问过古巴的西方人都有这种体会：古巴人似乎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很少愁眉不展，总是嘻嘻哈哈，就在卡斯特罗一次次地宣布减少配给的讲话中，他们照样被他逗得哈哈大笑。物质生活虽然艰难，但古巴人却总是一有机会就给自己找乐。西方有人把卡斯特罗比作唐?吉珂德，把古巴普通人比作那个忠心耿耿的仆人桑乔?潘扎，虽然桑乔对他主人浪漫的理想并不以为然，有时还怀疑他神志是否清醒，但主人答应给他的报酬是如此有诱惑力，使得他不顾理智的判断，跟随主人从一个冒险走向下一个冒险。

（十二）

一九九一年八月，哈瓦那举办了又一届泛美运动会。在经济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卡斯特罗仍然决定化费巨额投资举办这届运动会。他不想让加勒比和拉美的邻居看笑话，更想在美国面前挣这口气。结果是出乎预料的好：在有三十九个国家参加的运动会上，古巴获得了值得夸耀的胜利，赢了一百四十面金牌，超过了美国。卡斯特罗收到了拉美各国的祝贺，他这次邀请了大量的外国记者，美国ＣＮＮ（有线电视新闻）的老板泰德?特纳和他的太太简?芳达ň是能个在越战时跑到河内声愿越南反对本国的左派女星）也在其中。卡斯特罗观看了很多比赛，运动场上的群众在古巴运动员获胜时高呼“菲——德尔！

菲——德尔！”这是近年来古巴少有的欢乐景象，或许真是一个好兆头。

八月十八日晚，卡斯特罗宴请一些运动员和外国客人直到深夜。午夜时分，卡斯特罗的助手匆匆来到他桌前，告诉他有一个重要电话。卡斯特罗起身到隔壁接听，这是政治局委员卡洛斯?阿尔达那打来的，告诉最高领导人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苏联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政变领导人已经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

当扫了一眼这个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时，卡斯特罗不敢相信一九九一年八月竟然会成为他时来运转的日子。他太熟悉这些挺身而出拯救十月革命故乡的好汉了，他们都是古巴在苏共高层的老朋友。救国委员会头头、副总统亚纳耶夫去年初访问过古巴，一直是支持恢复对古巴援助的；克格勃主席克鲁奇科夫两个月前访问古巴，任务是加强和古巴之间的情报联系；国防委员会付主席巴克拉诺夫九０年时来过古巴，是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在克里姆林宫的要好笥押直接联络人；国防部长亚佐夫六十年代初在古巴服役，他的名字现在还刻在古巴一个导弹基地的纪念碑上。

就在两个月前，卡斯特罗派卡洛斯?阿尔达那访苏，再次通报古巴的经济困难，要求苏联的援助。当其它人都敷衍阿尔达那时，苏联付总统亚纳耶夫明确告诉他：古巴将在下半年得到莫斯科的充分支持。现在卡斯特罗知道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苏联政变失败后，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根据叛逃到美国的古巴空军付司令拉发耶尔?皮诺的话报导说卡斯特罗很可能事先得知了政变的消息。１３

但卡斯特罗没有匆忙行事。这些年来他已经经历过太多的希望和更多的失望了。何况莫斯科的局势远远谈不上明朗。直到八月二十日，古巴政府才发表了一个措词谨慎的声明，说不想对苏联的事变下判断，只是希望这个伟大的国家能克服眼前的困难。十几个小时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就土崩瓦解了。卡斯特罗虽然并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好几个成员是在喝得醉熏熏的时候出来“救国”的，但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感情用事。八月二十九日，《格拉玛》报发表了题为《我们最神圣的任务是拯救国家、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长篇社论，作为对苏联事变的表态，其中说：“无论在苏联发生了什么，都不会使我们偏离我们选择的道路。”

但卡斯特罗的谨慎并没有换来莫斯科的报答。恢复总统职位但已被架空的戈尔巴乔夫急于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争夺西方的支持，这时古巴成了他手上的牌。

九月初在和美国国务卿贝克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突然宣布苏联从古巴撤军（此前苏联撤走的主要是专家）。卡斯特罗是从他办公室电视上的美国ＣＮＮ新闻中得知此事的，这次戈颓夫根本就无暇和他打招呼了。卡斯特罗虽然愤怒，但毕竟不象二十九年前从广播中得知赫鲁晓夫撤出导弹时那样冲动了。

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你依附一个大国，就必须时刻准备被抛弃甚至出卖，就象巴蒂斯塔当初被美国抛弃一样。

他一方面要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撤军客观上是给美国的入侵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赶紧和苏联商量，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一个决议，至少以联合国和平努力的形式而非苏美双边协定的方式宣布撤军，同时以美国从古巴的关塔那莫基地撤军作为交换。这样不管能否成功，古巴面子上可以过得去。

但苏联那边置若罔闻。戈尔巴乔夫派副外长前来古巴，草草地和古巴人打了个招呼就直飞华盛顿，和美国人刚见面就说苏联不会为从古巴撤军而要求美国作出任何妥协。

（十三）

和戈尔巴乔夫相比，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古巴就更没有一丁点同志感情了。但他和卡斯特罗最初的交往还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在八七年时，卡斯特罗作为兄弟党代表应邀参加苏共代表大会，当时正是叶利钦利用特权和腐败等问题向戈尔巴乔夫挑战，遭到戈氏压制甚至罢官的时候。卡斯特罗或许是为有人向戈氏发难而高兴，加上腐败也正是他在古巴发起的“纠正消极倾向运动”的对象，于是在叶利钦结束发言时，他上前和他按俄国方式热情拥抱。在他那次访问中他一共拥抱了叶利钦三次，给了这个失意的改革派不小的安慰。

但是卡斯特罗的俄国式拥抱留下的温馨回忆很快就被“古巴美国人民族基金会”的美元冲击得无影无踪了。

一九八九年，叶利钦以俄罗斯民主派领袖的身份对美国进行个人访问，企图在即将到来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他此行看了美国十一个城市，最后来到了迈阿密。

每个古巴人都知道“迈阿密”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自六十年代初以来，数十万古巴难民和移民在这里谋生，并从事反对古巴现政权的活动。和多数从其它地方来的移民不同的是，古巴美国人（Ｃｕｂ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并没有老是吵吵嚷嚷地说要进入美国的所谓"主流社会"，并为出思父科学家和工程师而兴高采烈。他们从事建筑、旅游、交通以及赌博和色情业，经济上成为佛罗里达州最有影响的族裔，开始象犹太人一样利用金钱对美国的"主流社会"施加影响。

这些流亡的古巴人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了一个“古巴美国人民族基金会”（ＴｈｅＣｕｂ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简称ＣＡＮＦ），投进的巨额资本享受免税待遇。他们声称这是一个用和平方式促使古巴转变的组织，实际上渗透、爆炸、暗杀、策动叛逃等等都干。

对这些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眼开眼闭，他们曾经想过一些只有在詹姆斯?邦德的００７电影中才想象得出来的手段去暗杀卡斯特罗，如在他的食品中，乇是海鲜中下慢性毒药，或使用一种会喷出毒液的钢笔等等，这种活动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任内特别活跃。对这些阴谋，美国新闻媒体和出版界象揭露政府丑闻一样热心，如《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和五月曾经连载过一份美国参议院一个秘密委员会的报告，内容就是这些暗杀卡斯特罗的活动。此外还有两本书，一本叫《鱼是红的——反卡斯特罗秘密战的故事》（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ｓＲｅ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Ｗａ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ａｓｔｒｏ１９８１），另一本叫《从来没有过的战争》（ＴｈｅＷａｒｔｈａｔＮｅｖｅｒＢｅｆｏｒｅ１９７６），专门介绍美国特工部门对卡斯特罗的暗杀和通过其它密谋方式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企图。

后来中央情报局改变了战略，纵容“古巴美国人民族基金会”去干这些“肮脏的活”，希望他们去做自己办不到的事。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二日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日刊用了两大版的篇幅报导了对这个基金会的一个特工的采访，内容就是这个基金会是如何受到美国情报和执法机构的支持的。１４两周后，卡斯特罗在奥连特省圣地亚哥的万人集会上大段宣读了这篇报导中的材料。

然而，这个基金会更重要的活动是在国会支持着一个院外活动集团，并通过对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选民的控制和金钱交易基本操纵了佛州议员，竭力促使历届美国政府对古巴实行严厉的封锁政策。美国每次总统选战，候选人在少数族裔的势力上，都一要看犹太人的脸色来谈中东问题，二要看这个基金会的脸色谈古巴问题。

叶利钦在迈阿密一下机场就被“古巴美国人基金会”的人和反古的《迈阿密先锋报》记者包围。来的几天中，“古巴美国人基金会”包下了叶氏此行的所有费用，基金会主席卡诺沙单独和叶氏坐游艇在海上逛了五个小时。叶利钦此时已经远远不是什么改革派，而是转向反共了。政治上他和这些人一拍即合，经济上他领教了这些人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这个基金会对美国国会和总统的影响。于是俄罗斯的未来领导人和迈阿密的古巴反卡斯特罗势力达成交易：“古巴美国人基金会”经济上支持叶利钦，在华盛顿做工作，促使总统正式邀请他访美，为叶利钦在国内与戈尔巴乔夫争权积累资本；叶利钦答应一旦他当选俄罗斯总统，即全面停止对古巴的援助和政治支持。

苏联“八?一九”政变流产后，八月二十一日，古巴美国人基金会主席卡诺沙写信给叶利钦表示祝贺，信中要叶利钦用他“强有力的道德权威迫使苏联撤出驻古巴的军队，并结束对卡斯特罗军事政权的资助。”１５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不久发表的声明中说古巴不再是它外交政策的重点，俄罗斯不再给古巴任何政治和军事援助，俄古之间的贸易必须以硬通货为基础。九月初卡诺沙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给叶利钦的信（要求俄罗斯中止对古巴的援助）飞到莫斯科，同行的有两名美国众议员。他们和叶利钦以及俄罗斯外交部长会谈，叶利钦答应不再和古巴签订任何新的外贸协定，同意“古巴美国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办事处。这是一国政府给另一国流亡政治势力的最高待遇了。

（十三）

九十年代，古巴革命进入第四个十年。这已经是一代人的时间。卡斯特罗曾经说人类进化的过程停止了，古巴革命要以培养“新人”、“二十一世纪的人”来重新启动这个过程。

这个奢望已经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九一年十二月二日，卡斯特罗亲自出席古巴少先队第一届代表大会。他站在主席台上接受了少年儿童的献花和对他唱的赞歌，还弯下腰让他们给自己别上勋章。一个女孩站到麦克风前说他们时刻准备放下铅笔，拿起冲锋枪。她还恳求最高领导人允许少年儿童加入为对付突发事件而新组成的“快速反应纵队”，卡斯特罗欣慰地点头了。

然后卡斯特罗来到麦克风前，他说在这多令人感动的场面之后，他不想说得太多了。但两个多小时后他还在说，话题已经不是那么令人感动的了，从蔗糖生产的数据到美国入侵的威胁，最后转到格瓦拉。难道在今天“让我们都成为切”不再现实了吗？不！“我们必须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切。当我们谈到切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人类的原型……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神话……他是一个人类的原型，一个代表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榜样！”１６。

下面的儿童——坐在第一排的只有六岁——开始玩手边所有拿得到的东西，甚至有人在折纸飞机抛来抛去。卡斯特罗已经完全感觉不到面前的反应，他只是在对他自己说话，在自己声音的回声中修筑起一道把他和这个变化得认不出来的世界隔开的柏林墙。

培养“新人”的社会工程的成败究竟如何呢？人们或许可以从卡斯特罗自己子女的情况中得到一点印象。

卡斯特罗有一个身份公开的儿子：菲德立托。经过从小培养，现在是古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当他受任之际，只有三十岁，当时正是古苏第二个蜜月中，古巴想通过苏联的帮助建立核电站，一举解决古巴最急需解决的能源问题。

大概是卡斯特罗一直忙于世界革命并满足于苏联的低价燃料，加上苏联可能顾忌在古巴建立核反应堆对美国的刺激，这件事没有抓紧。等到苏联开始撤走专家撕毁协定时，卡斯特罗已经来不及抓这件足以使古巴在能源上独立的大事了。

苏联未遂政变后，俄罗斯宣布由于古巴无力用硬通货支付，它不再承担帮助古巴建立核电站的义务。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不管菲德立托主管的这个委员会有多少实事可做，凭这个职务人们或许可以假定他成了“新人”。

卡斯特罗的另一个半公开的女儿阿利娜则是父亲的逆女。她是卡斯特罗一九五五年五月从松树岛监狱释放出来后和娜塔利娅幽会的结果，当时娜塔利娅是一个医生的太太。当卡斯特罗从墨西哥打回古巴时，曾经托人给娜塔里娅带信，让她到马埃特腊山来和自己同甘苦，但娜塔利娅没来。卡斯特罗后来对身边的人感叹道：“娜塔利娅没有搭上那班船！”后来娜塔利娅想上船时已经晚了。

阿利娜后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古巴，卡斯特罗偶尔会去看她，但她和母亲却不可能去找他。

她记得父亲第一次带给自己的玩具是一个和他本人一样装束、留着大胡子带着枪的木偶娃娃。

阿利娜十六岁时就结了婚，卡斯特罗开始时竭力反对，后来还是默认了，并送了几箱可口可乐和酒水给女儿操办婚礼。他警告女儿说：“要是离婚，你可别让我知道！”阿利娜答道：“不用操心，反正我没你的电话！”１７

象斯大林的女儿一样，阿利娜成了父亲和父亲的事业的叛逆，也象斯大林的女儿一样来到了美国（一九九三年）。不久就用西班牙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出版了以自己的名字作为书名的《阿利娜》，她在书中以最权威的身份证实了卡斯特罗的研究者一直没有直接证据的这位革命领袖的婚外情。然后，一九九七年二月，或许她继承了乃父的要让世界吃惊的性格，她在西班牙一份叫《ＡＢＣ》的报纸上公开了卡斯特罗在一九五四——五五年间给她母亲的六封情书Ｊ界各地的报纸立刻把这些情书炒得沸沸扬扬。

阿利娜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没有解释，只是说当她十岁时她母亲就告诉了她自己的生父是谁，后来把这些情书拿出来给她看，和她“共享”这些如今成为历史文件的所有权。所以她可以决定是否要公开它们。很多人，特别是古巴在美国的移民，把这件事纯粹看成是为了钱。西班牙《ＡＢＣ》为得到这些书信大概化了四到五万美元。很可能在出国前，阿利娜就作好了蛞活不下去就卖老子的情书的打算。

卡斯特罗有好几个亲戚出走海外，她们都是在旧社会长大的，不是“新人”，但她们并没有象那个在新社会长大的阿利娜那样把家庭秘辛抛出来赚钱。

在迈阿密古巴人居住区开杂货铺的卡斯特罗的姐姐杰尼塔轻蔑地谈到她的这个没有被家庭接纳的外甥女和她的母亲：“这真让人恶心。一切都是为了钱，为了钱什么都能做。”

杰尼塔长期以来一直是她的兄弟卡斯特罗政权的反对派（她在他兄弟领导的革命刚胜利时曾去他下榻的希尔顿旅馆看他，想谋点实惠，结果被卡斯特罗命令警卫把她赶了出来，后来一度还把她逮捕入狱），此刻她甚至担心别人把阿利娜的行为和古巴海外流亡者组织联系起来，以为是他们用来败坏卡斯特罗名声的手段。她说“这种行为贬低了我们争取自由的事业。

我从来没有利用这种关系出卖过这类故事。哪怕饿死我也不卖！“１８。

在卡斯特罗的家族中，看来倒还是“旧人”能经受得住被卡斯特罗深恶痛绝、一直要废除但却没有做到的金钱的诱惑。

（十四）

一九九二年美国大选，白宫易主，民主党的克林顿当选。次年三月，克林顿刚入主白宫，卡斯特罗就伸出了橄榄枝。他对美国ＡＢＣ电视台的记者说：“我的印象是克林顿是个爱好推的人，我还觉得他是个有道德的人。”这是卡斯特罗对美国领导人极为难得的夸奖，外界都把它看作是卡斯特罗不堪经济封锁的压力，企图和美国改善关系的表示。

实际上，美国的敌对和封锁对卡斯特罗从来就有双重效果。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种敌对使得卡斯特罗能够扮演一个和巨人歌利亚搏斗的大卫角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英雄。大卫是《圣经》中记载的古代以色列国王，歌利亚是和以色列人作对的腓力斯丁人的勇士，大卫在童年时毫不畏惧地和这个巨人搏斗，用投石器将他杀死。大卫从此成为勇气和胆略的象征。

西方学者和新闻记者常常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卡斯特罗的反美主义在世界上给自己造成的影响。

在国内，卡斯特罗的这个形象当然更有助于古巴人民对他的崇拜和体制的巩固。

卡斯特罗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过正是美国造就了他在世界上的形象。一九九一年访问墨西哥时，英国路透社报导了他的一段话。他说：“是美国人把我变得这么出名。如果有很多人钦佩古巴的话，我们要归功于美国人。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对手，从而使我们赫赫有名。”１９

当然，只有在苏联东欧集团对古巴大量输血的条件下，只有在被纳入了苏联全球战略的范围内并受到苏联保护的情况下，卡斯特罗才能扮演这样无所畏惧的大卫角色。说到底他不过是依靠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罢了。虽然没人怀疑，就个性而言，他或许确实是第三世界国家领袖中最不畏大国强权的，但如果没有苏联自六十年代初就开始的撑腰，卡斯特罗的反美主义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很有疑问的。

正是在苏联东欧集团停止了对古巴的援助后，美国对古巴封锁的消极面越来越突出。美国的封锁对古巴造成的损失是很难有一个精确估算的，据古巴《格拉玛》周刊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援引古巴国家银行的统计，在头二十年中（一九六二到一九八二年），美国的封锁给古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每年四亿五千万美元。九十年代后，古巴经济状况的糟糕是只要看一眼哈瓦那的市容就可以知道的：廉价油料燃烧时的黑烟笼罩全城，车辆越来越少，夜间经常停电，食品商店里除了一些罐头以外货架上常常空空荡荡。据卡斯特罗在古共五大上的讲话，一九九０年到九三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百分之三十四。因此，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卡斯特罗越来越把废除美国的经济封锁放在外交政策的首位，他再也没有扮演大卫的心情，更不象以前那样以被美国孤立而自豪了。

然而克林顿无意改变历届政府的古巴政策。在一九九二年，“古巴美国人民族基金会”出钱买通了许多国会议员，由新泽西州民主党议员托利切里提出并通过了一个“托利切里法案”，制裁那些敢于和古巴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取消它们的政府外贸补贴，直到古巴“恢复民主”

为止。这个法案因此就叫做“古巴民主法案”。总统布什没有马上批。

当年总统选举时克林顿跑到迈阿密，一面接过“古巴美国人民族基金会”的捐款支票，一面说他如果当选，一定批准。布什在大选的最后关头害怕失去佛罗里达州的二十五张选举人票，于十月份批了这一法案。

一九九五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个由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赫尔姆斯和印第安纳州众议员伯顿提出的“赫—伯法”，进一步制裁和古巴做生意的外国公司，理由是他们从被古巴没收的美国财产中获益。美国把古巴的国有资产看作是在把美国投资国有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直没有放弃对古巴的赔偿要求，现在这一问题被反古巴的势力作为压制想和古巴做生意的美国和外国公司的借口。

其实类似性质的争执在苏俄革命后企图与西方恢复外交关系时就发生过，当时西方国家要求赔偿被苏联国有化的财产，列宁则提出要西方赔偿外国干涉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双方不了了之，外交关系照样恢复，生意照样做。如果美国国内没有这么一个古巴流亡分子成立的基金会在和卡斯特罗作对，或许古美恢复关系不会象现在这么艰难。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制裁问题上如今孤家寡人的不是古巴，而是美国了。在冷战结束的九十年代，西欧、日本和加拿大都只想做生意。当初托利切里法案就引起了一片反对浪潮，欧洲、加拿大和拉美国家在联合国表决反对美国的这一法案，要求保护贸易自由。加拿大一向对自己的外交独立十分敏感，即使在六十年代也维持和古巴的外交和外贸关系，美国无可奈何。

到九六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联合国表决，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对美国的反对票从一九九二年的五十九票增加到九六年的一百三十八票。随着冷战的结束，古巴和一百五十六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国际处境已大为改善。

但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古巴国际环境的改善，不但是国际大环境的改变和强权政治的没落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苏联结束了对它的支持后，古巴不得已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和邻国和平相处，不再对它国内政指手画脚，不再支持它国的游击队，更不再把军队派到大洋彼岸。

现在古巴对国际问题的原则不再是坚持发动和支持世界革命的权利，而是强调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二十年前拉美邻国对卡斯特罗的要求。

（十五）

一九九三年以后，卡斯特罗的古巴也有了一点悄悄的变化。个体经营重新被允许，范围不断扩大，私人出租车和饭馆到处可见。农村多数地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国有农场逐步被合作农庄取代。过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象征的福利制度开始收缩，政府在考虑福利制度的改革。私人可以拥有外汇，大量古巴海外移民向国内亲属的汇款成了国家外汇的一个重要来源。外资在古巴经济中的比重更是不断加大，旅游、烟草、制糖和矿业中都有外资融入。卡固罗已经不再重复决不搞市场经济的誓言，曾经说如果要实行市场经济的话，或许会采取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措施在九０年开始生效，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停止了下降，增张百分之零点七，九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五，九六年是百分之七点八，九七年则降到百分之二到三。当然，考虑到前几年下降的幅度，这些增长所带来的改善还是十分有限的。

卡斯特罗虽然开始了经济改革，但至今为止他还没有在允许小规模的私有制和外国投资以外，认真考虑对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作象中国这样的革命性的改革，也不打算全面引进市场机制。很清楚，开放个体小私有制和外国投资，以及在一部分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和消费上实行市场调节，是为了给原有体制输血，这还停留在将近八十年前列宁的“利用”资本主义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上。

卡斯特罗不再敌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远远走在古巴前面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九五年，在庆祝“七?二六”的讲话中他把中国和越南放在一起加以称赞，认为改革开放和马列主义是一致的，中国和越南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

年底，卡斯特罗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参观了经济特区。他还去了越南，考察那里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回国几个月后，古巴宣布建立几个自由区，规定了外资的免税待遇。古巴终于也搭上了改革开放的最后一班车。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晴朗的日子，卡斯特罗在意大利访问时去了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教皇国凡蒂冈。他向教皇发出访问古巴的邀请。

当他结束了与教皇的会谈后出来时，有记者问教皇何时可能访古，卡斯特罗答道：“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在他访问凡蒂冈时，人们发现他在谈到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和资源问题时，虽然还是象以前一样喜欢海阔天空地东引西证，还是象以前一样有历史哲学癖，但内容上和以前的说法很不一样，不那么意识形态化，不是动不动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了。

卡斯特罗说：“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人间天堂里。《圣经》上说人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就是亚当和夏娃，就这么多。但现在我们有好几十亿了，而且还在以可怕的速度增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没有生育控制。当时相信共产主义可以由增加生产来达到。”他环顾了一下周围凝神静听想从他的话中发现一些新鲜说法的记者，“我不打算给你们上一堂马克思主义课，但在那个时候人们确实相信人类的能力和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是有限的。”２０

这些话要是换一个人来说，恐怕没有人会认为它们超出了中学课本的水平。但由卡斯特罗来说，就成了世界上一些大报和通讯社的头条。毕竟，这位古巴领袖过去的说法是“除了革命没有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法。”

为了促成教皇访古，卡斯特罗还表示了他对人工堕胎的看法。他说他“个人”不支持这种办法，和天主教会的态度一样。堕胎“对妇女健康不利，对家庭不利，对社会道德不利。”但这是古巴政府的政策，关系到他前面所说的资源和人口的平衡问题，他个人无法改变。

在西方世界，人人都知道凡蒂冈和共产主义革命是水火不兼容的。最反共的政治家——如希特勒、邱吉尔和尼克松——都和共产主义国家留下过和解或互相利用的记录，但教皇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历史。凡蒂冈代表的是并不是某种和苏联或者古巴根本不同的经济或政治制度，而是一种在最终结的意义上和共产主义革命不同的人类价值。何况在历任教皇中，约翰?保罗二世是最反共的。他出身于波兰，青年和中年是在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下渡过的。他是历任教皇中第一个不是从意大利的主教中产生的。历史的巧合是：他的教皇任期刚好和苏联东欧阵营的解体相重合。他上任不久就去波兰访问，在精神上给了当时正被宣布为是非法组织的团结工会极大的支持，波兰政府甚至用直升机把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接来，让他和教皇见面。波兰后来成了苏联集团中最先崩溃的。

美国有一本新近出版的这位教皇的传记，题目就叫《约翰?保罗二世与苏联》，作者用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位教皇是历任教皇中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个，他的神职生涯贯穿着一个世俗的政治目的：用教会的精神影响去配合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在西方政治家不便或不能出场的时候亮相，全力促成苏联集团的崩溃。

卡斯特罗对这一切知道得很清楚。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教皇在世界上数亿天主教徒中的威望和他对欧美各国政府的影响，卡斯特罗把他看成迫使美国放弃对古巴的经济封锁的最有力的外部力量。任何经济封锁都是和教会的慈善济世的宗旨不符的，教皇已经在各种场合多次声明呼吁美国放弃经济封锁。卡斯特罗正是冲着教皇的这个利用价值来的。

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经历了八位总统，至今没有废除的迹象（虽然近来克林顿政府作出了一点减轻制裁的表示，如一再下达行政命令推迟执行国会通过的“赫—伯法”和恢复古美之间的航班等），欧洲、拉美和加拿大的反对，并不能使美国改变政策。这些国家虽然有很多公司想和古巴做生意，在古巴投资，有的已经这样做了，但它们都害怕美国的制裁会使自己丧失和美国做生意或者在美国投资的机会，因此古巴的用吸引外资和进口物资来减轻经济困难的计划始终受到极大的限制。可以说，只要美国不放弃经济封锁，古巴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大的起色，更不用说有根本好转。而且从古巴历史上看，如果和美国相比，任何其它国家和古巴的经济贸易关系都不过是零打碎敲。只要古巴单一结构的经济方式不改变，或者找不到一个象苏联那样慷慨的主顾，从长远来看，它必须和美国发展关系。

这就是古巴的悲哀，更是卡斯特罗的悲哀。他反了大半辈子美国，有那么一阵好象反得有声有色，到头来孙悟空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而在教皇这方面，他的公开意图是让古巴政府进一步实行宗教自由，改善天主教徒的处境，增强古巴教会的地位，但谁知道他心里有没有让波兰的奇迹在古巴重演的念头？

在教皇抵达古巴的三天前，卡斯特罗利用周六的时间在电视上对全国发表了一次五个半小时的讲话，一方面是动员，另一方面也是告诉人民应该怎样欢迎贵宾。确实，自从国家把所有的事务都包办下来后，老百姓有时连怎么待客都有点陌生了。卡斯特罗要人民既热情有礼，又不卑不亢，特别注意的是，当教皇和古巴领导人一起露面时，谁都不许象往常那样对着领导人高声欢呼，那对客人是不礼貌的。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哈瓦那万众云集，街头飘扬着教会的旗帜，竖起了教皇的巨幅画像，而这些地方原来供奉的是马克思、列宁和格瓦拉。

这是二十世纪最奇特的景象之一。自从一九六九年卡斯特罗宣布为了不影响收割甘蔗而取消圣诞节以来，古巴人已经有将近三十年没有过上这个西方和拉美最隆重的节日了，然而在教皇到来前的九七年底，政府却突如其来宣布恢复这一假期。按古巴当时开放的程度，如果在前两年恢复这个节日也不会让人奇怪，可能卡斯特罗确实是把这个节日忘在脑后了，要不就是他把恢复这个节日作为礼物留着送给某个对他十分重要的客人。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当初取消是为了一个目的，现在恢复则是为了另一个目的。而教皇是当之无愧的受礼人。

在何塞?马蒂机场上，欢迎的人群在烈日下焦急不安地仰望着晴空。卡斯特罗带着党政要员站在面对停机坪的遮阳伞下。人们发现最高领导人今天身穿一身深色西服，打着领带，而不是那套即使在联合国的讲台上也没有造条件。

程映虹１９９８年９月

后记

程映虹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写作，《菲德尔?卡斯特罗：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终于脱稿了。这本书从卡斯特罗的童年生活和学生革命家生涯写起，一直到一九九七年教皇访问古巴为止。这里有必要把此书的构想和写作经过对读者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在我一九九四年秋赴美留学前，对古巴和卡斯特罗其人的了解可以说等于零。一九九五年我确定了论文题目，打算写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和观感。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稍微涉猎到西方知识分子对古巴的介绍，从星星点点的材料中我逐步被这个原来远离论文中心的课题所吸引。

我发现对于经历了大跃进、文革、斗私批修和世界革命狂热的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的古巴实在比隔壁的苏联老大哥要近得多。实际上，中国和古巴在六、七十年代属于同一个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用继续革命和彻底消灭“私”字来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但直至今天，我们对这个国家，对这场革命及其领导人仍然是惊人的无知。

随着阅读材料的增加，我的兴趣完全从西方知识分子转到了古巴，论文题目也改为中国和古巴革命的对比研究。我没有学过西班牙文，也没有可能在兴趣转变后的短时间里把西班牙文修到能够阅读原文的水平。好在出于自己的战略目的和文化兴趣，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古巴的国家，在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社区图书馆你都能找到够你看上一年的关于古巴的普通读物，在大学图书馆和研究图书馆，关于古巴的材料简直是汗牛充栋。这些材料的立场和视角是极为多元的，既有反古反卡斯特罗的，也有同情古巴革命和崇拜卡斯特罗的，或者竭力要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的，更有卡斯特罗本人的著作和古巴党报的英文版（直接由古巴出版，有的是缩微胶卷）。此外还有大量的录象和录音材料，加上新闻媒体多年来对古巴的报导，可以说即使是英文材料也让人看不过来。因此，在美国，语言上的障碍并不妨碍一个中国读者掌握关于古巴的基本材料。

我读得越多，就越被卡斯特罗这个人物所吸引。最后我觉得，如果中国读者已经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或者恩维尔?霍查有所了解（并非“完整地、准确地”了解）的话，那么他们没有理由忽视卡斯特罗。尽管自己并不懂西班牙文，但在某个通西班牙文的中国作者写出一本卡氏传记之前，我可以为中文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个空白。于是从九八年初开始，我利用论文写作的空隙，集中精力投入了本书的写作，直到九月份完成书稿。

在本书付印之前，我真诚地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学术界和新闻界能有人根据西班牙文的材料写出一部卡氏传记，那应该是比我这本书更为可信的。我也十分清楚，用英文材料给卡氏立传难免有很多疏漏，加上写作时的匆促，本书在了解拉美和古巴问题的读者眼里一定会有诸多缺陷。至于立场和观点的争议更是一部政治人物传记所不可避免的。笔者欢迎从材料到观点的各种质疑和批评，希望它们能为将来有机会修改此书创造条件。

程映虹１９９８年９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