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王国

[英]丹·琼斯 著

周文佳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自序

日期小注

第一章 《基督胜利》

第二章 圣殿中的麻烦

第三章 参加十字军

第四章 帝王将相

第五章 伦敦

第六章 兰尼米德

第七章 被包围的英格兰

第八章 “无神”

后记

附录1

附录2

致谢

版权页

自序

金雀花王朝的漫漫历史充斥着具有戏剧色彩的光景。这个时代有突如其来的战争，也有意料之外的革命；有悍勇的人民起义，也有极具毁灭性的瘟疫；有胜利时刻的欢呼雀跃，也有屈辱光阴的遗憾唏嘘。但是这些或跌宕起伏，或血腥残暴的年代，无论从情节还是重要性而言，与1215年相比都相形见绌。1215年是政治波谲云诡、动荡不安的一年，充斥着反抗、内战、攻城略地和宗教冲突。1215年也是令“无地王”约翰颜面扫地的一年：在连年的对外战争中，他失去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近乎全部的领地。同时，1215年见证了虽然短命，但首次限制封建君主权力的《大宪章》的签署。如果让我们细数中世纪的历史丰碑，1215年堪比诺曼人入侵的1066年和博斯沃思决战后开创都铎王朝的1485年。

对于一些人来说，1215年是相当痛苦的一年。一位传记作家曾为生活在金雀花王朝时代最伟大的骑士威廉·马歇尔作传，在其充满活力的1.9万字的史诗故事中谈到这特殊的一年时，他刻意掩盖了1215年的重大事件。“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件，”他写道，“但都是些无益谈及的话题。”

但事实上，这位传记作家却不由自主地谈到这一年。就像通常对待威廉·马歇尔的传记一样，相比谦逊地回避自己擅长的话题，他对炫耀自己对重大史实有多么如数家珍更有兴趣。因此，在声称自己对1215年无话可说后，他转而迅速对这一年风起云涌的政治冲突及其衍生的伟大历史篇章——刀光剑影的内战及彻头彻尾的外敌入侵——做了简洁且一针见血的总结。

发生何事？一言蔽之。

男爵索权，国王婉拒，

男爵不悦，危言吓之。

不得特权，将欲弃之。

无复效忠，害之无所不用其极也。

从某些方面来看，至少在高层政治中，这的确是1215年的大事记。金雀花王朝第三代国王约翰与男爵们的关系彻底崩溃，王朝命运岌岌可危。1215年6月，在温莎城堡附近的兰尼米德，在威严且满腹经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的调停下，与教会联盟的男爵代表要求约翰王以书面形式（并盖以国玺）确认一系列其及历代国王曾经滥用的王室权利以及忽视已久的应尽义务。这些权利与义务一方面被视作宪法创新[1]，另一方面也被视为对英格兰古代法典的回归，这些法典似真似幻，曾经管理过在这之前更好的英格兰——从盎格鲁–撒克逊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忏悔者”爱德华时期，至更近期的诺曼王朝国王、约翰的曾祖父亨利一世时期。约翰签署的“新协议”探讨了宗教、赋税、平等、兵役制度、封建支付、度量衡、贸易特权及地方政府等诸多问题。“新协议”还间或触及了一些重要准则，最著名的一则是约翰被迫承诺“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同时，“（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另外，这些准则主要满足了一小撮英格兰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的利益。协议中所说的自由人，最多仅占英格兰成年人口的20%。

《大宪章》开启了个人自由权利新纪元，限制了封建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1215年一整年的故事。但这大谬不然。事实上，《大宪章》中有一条关键条款时常被人们忽视，它不仅成为1215年大事记的导火索，也与每一位英格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宪章》中提出了一个概念上简洁，却具有灾难性缺陷的方法去强迫国王坚持其所做出的承诺：如果约翰违约，男爵们将不再对其效忠。如此一来，整个13世纪所依赖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土崩瓦解。用威廉·马歇尔的传记作家的话说，“男爵无所不用其极地加害约翰”，或者，更简明地说，他们将发动战争。这些严肃的威胁在《大宪章》中都有所体现，其中，约翰声明如果违约，他的男爵可以“采取剥夺土地、没收财产等手段对其予以制裁……以拯救臣民及其子孙后代”。

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从1215年6月至兰尼米德男爵胜利的“辉煌瞬间”，当我们细数其中的历史点滴，我们能够看到1215年开始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是的，约翰承认了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大宪章》，但这是在男爵的武力相逼下被迫签署的。因此，蜡印未干，约翰就开始逃避《大宪章》中的各种约束。1215年，《大宪章》签署两个月后就被宣布无效。教皇斥责《大宪章》为“可耻、非法、不公正和有损尊严的”。他声称任何看了《大宪章》的人都将招致“全能的上帝及其使徒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愤怒”——一种间接的方式称他们将在永恒的地狱之火中受尽折磨。在随后的全面内战中，城镇沦陷，尸横遍野，王室珍宝在沃什湾被沼泽地吞噬，法兰西王室继承人被邀请前往英格兰取代约翰。1216年10月19日的凌晨，约翰因痢疾离世，内战因此戛然结束。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年前颁布的《大宪章》仅仅是一次试图约束国王的勇敢却有瑕疵的尝试，而这部宪章在如此有利于男爵方面的情况下，却仍旧以失败告终。

当然，自1215年6月15日开始，《大宪章》“在那片被称为兰尼米德的草甸上”被颁布后的800年间，这部宪章可能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最讽刺的一部文件。因为这个原因（暂且不管正确还是错误），1215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反对暴政，争取自由的“元年”，而1215年版《大宪章》的副本分别被保存在大英图书馆、林肯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中，与古老的宗教典籍一样，受到人们最敬畏的对待。《大宪章》1297年的版本曾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议会大厦中展出。[2]此外，每一位到访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访客，《大宪章》都是他通过安全区域后看到的第一件展品：这是《大宪章》的另一份1297年版本，该副本在2007年的一次拍卖会中被以超过2000万美元的高价拍下，并被视为美国自由史开端的有形物件，极为隐喻地被安置存放着。人们引用美国第32任总统——伟大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一句话，为该副件作注——“在人类的历史中，对民主的渴望不仅是在近阶段才有的需求，而是早就写在《大宪章》之上的话题”。然而，那样的民主在《大宪章》中却少有提及，这可能是1215年版《大宪章》的制定者们最后才想到的命题。其实最为普遍的说法都称《大宪章》与1215年互相成就彼此——1215年就意味着《大宪章》，《大宪章》就代表了1215年。

然而，恕我不能赞同这种说法。我已著有一本关于《大宪章》的薄书，专门研究该宪章在金雀花王朝早期历史中的长远起源，并分析了其中的各项条款。而目前您手中这本书（虽然与那本薄书在同一时间创作，但两本书写作的目的却不尽相似）是为了达成一些其他的目标。这本书的核心之处仍旧是叙述约翰与以“上帝之军和神圣教会”的名义四处游走的一众男爵的纠纷。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增添了些许政治与宪法的历史，是我另外两本讲述金雀花王朝历史的书籍——《金雀花王朝》和《空王冠》的姊妹篇，但是这本书相较于它们，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

1215年的关键词是“变化”，其规模甚至比那年6月的一系列事件所引起的剧变更大。我希望将我的探索延伸至一群大人物反唇相讥的风暴之外。在法兰西，一场关于金雀花王朝与卡佩王朝国王的主权争夺战如火如荼地进行，并最终以后者胜出而告终。随即，英格兰人民面临的是如何解决诺曼底失败（该事件的意义与1066年诺曼征服同等重要）的一系列后果。其间，好战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十字军东征运动，我们不能够在回溯英格兰政治以及英格兰社会时，忽视了那段时期的宗教生活（那是一个在基督教历史中，宗教显得格外重要且强势的时代）。同样，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1215年英诺森三世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在罗马举行。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令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会议事无巨细地颁布了各种新的指令：从告解圣事，至鉴定识别犹太人和穆斯林穿戴的服饰，再至各教区教堂需要被清洗的次数。当时（1215年），很多有识之士认为这是比兰尼米德发生的地方性集会更加重要的一次会议。而关于这一点，本书也将有所提及。

上述几点仅仅从几个方面描述了英格兰历史上金雀花王朝里程碑似的一年的故事。而纵览全书，我将尝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来描绘1215年的故事。我会将叙事史与被称作“社会史”（人的历史：人的想法，由人组成的社会及人的生活方式）的叙述方式融合。因此，除了讲述这一年政治舞台的发展变迁之外，您还会看到1215年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真实生活：国王与男爵，骑士与商人，牧师与农民。除了正统地讲述历史，本书中还涵盖了许多简单的故事：1215年的人们如何吃、睡、工作、说话、思考、打斗、祈祷及买卖；人们的称谓，他们如何穿戴，如何生活以及他们如何死去。相比国王、教皇和男爵们的所做所为，上述关于1215年的描写常常在历史中被人们忽略。在本书中，我将不时地在各个章节中插入一些短小精悍的随笔散文，这些讲述个人生活的散文常常让我着迷。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涵盖了历史中的“最底层”和“最上流”的社会；这不仅是一本既专注专题，又涵盖漫笔的书，同时还是一个拥有着推动力的故事。最后，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此书知晓1215年是关乎世界革新的重大年份，同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它仅仅是中世纪英格兰生活的平凡一年。

正如我时常讲到的，我需要重申，这是一本兼具讲述历史与娱乐大众的书籍。我希望它在这两方面都能得到大家的肯定。

丹·琼斯

巴特西，伦敦

2015年夏

[1]《大宪章》是英国封建专制时期宪法性文件之一。英国不是成文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宪法典。——编者注

[2]《大宪章》在1215年首次准予后，重新被确认、发行了无数次。（重发的年份包括1216年、1217年、1225年、1237年、1253年、1265年、1276年、1297年及1300年。）13世纪上百份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宪章副本（一些副本和《林苑宪章》）一同被保存至今。通过研究人员梳理地方档案，更多的副本正被发掘面世。

日期小注

1月1日，是如今西方社会之新年伊始。然而早在13世纪初，有更多的方式定义一年之初。历史年，采用耶稣纪元法来定义年份——从8世纪初圣彼得尊者时期起，人们就开始将耶稣诞辰之日作为一年的伊始，并开始逐年累加计算年份。而教会行政年则以3月25日——圣母领报节（或又称天使报喜节）开始计算年份。同时，根据包括皇室记录在内的众多史料记载，帝王加冕之日也是计算年份的方式之一。

约翰于1199年5月27日加冕。碰巧的是，这天刚好也是耶稣升天节。在教会年历中，这个节日的时间每年都不固定。因此，约翰统治时期每一年的长度都有所不同。1214年，耶稣升天节为5月8日，是约翰继位的第16年，被人们写为“约翰16年”。1215年的耶稣升天节是5月27日，因此这一天是“约翰17年”的伊始。

旧时的纪年方式令人混淆不清，在此容我将1月1日算作1215年的第一天，那么我就从这一天开始讲述我的故事。

第一章　《基督胜利》

1214年的圣诞节，英格兰国王约翰的私人教堂中响起了圣乐《基督胜利》。神职人员盛情吟唱，约翰王细细聆听，他将为这次演出支付不少的费用。一个月之后，圣乐的领唱——圣东日的罗伯特和圣殿骑士詹姆斯将会收到25先令——这相当于他们一周的工资。虽然昂贵，但这天籁般的圣乐却物有所值。这两名技艺高超的独唱家与集体合唱团交替演唱，令不同音色的拉丁语赞歌交织萦绕，并将副歌送进高潮：“基督胜利，基督为王，基督基督，统治万邦。”虽然，这仅仅是众多圣诞庆典主题圣乐之一，但它深得约翰王的欢心，因为《基督胜利》（这类圣乐也被称为《基督君王颂》）丝毫不缺少对王室的礼赞。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大帝（几乎可以被称为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统治者）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自那时起，这首圣乐就一直在欧洲皇家加冕仪式中被人吟唱。[1]在诺曼人入侵英格兰时，这种传统也被带入这片疆域。因此，在1199年5月约翰加冕为王以及1200年10月约翰的妻子伊莎贝拉加冕为后之时，圣乐《基督胜利》均响彻在这位君主的耳畔。在约翰整个统治时期的圣诞节和复活节，他都花钱聆听这首圣乐。而今，当僧侣歌手放声诵唱时，约翰再次听到这熟悉的音乐。僧侣歌手们祈求众多圣男、圣女赐福：从圣彼得和圣母玛利亚，到托马斯·贝克特和圣埃塞德丽达——一位7世纪的东盎格鲁修女，曾成功摆脱一个试图强暴她的淫荡国王的魔掌（相传她的手杖长成了一棵白蜡树）。训练有素的男声一同祷告他们的国王能够享受这繁荣光景。他们祈求虔诚与喜乐，呼唤和平降临大地。“致上帝加冕的英格兰国王，因救恩而得胜”，他们吟唱着。对于像约翰这样的国王，他的一生及其统治生涯绝不会平静，因此，这些圣诞愿望再合适不过。

约翰在伍斯特庆祝圣诞节。自诺曼征服以来，这个坐落于英格兰西部边陲的古城一直都是国王们青睐的驿站。约翰也不例外，他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伍斯特的重要性类似于格洛斯特之于南部、赫里福德（一个起源于英格兰与威尔士之间肥沃土地的边境城市，这里被来自坎布里亚山脉的瓦伊、塞文河浇灌，乡村显得格外绿意盎然）之于西部。这里是文明的最西方，因为越过边界，随处都可以看到闲逛的威尔士人，这是一个奇怪至极、粗野蛮横且热爱争吵的民族，其方言充满着慷慨激昂、大胆野蛮与诙谐机智的情绪。然而，当骑马战斗时，留着长须的威尔士人经常赤脚上阵，面部鲜亮，显得异常凶猛暴躁。他们对自己的邻居英格兰人既敬畏又害怕，感情颇为错综复杂。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在1154年至1189年执政期间，与威尔士人既曾同袍而战，亦曾各自为战、短兵相接。他评价，威尔士人“非常勇敢不羁，即使手无寸铁，在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敌军时，他们仍旧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到访过威尔士的人都提到过一个地方，这里聚集着诸如杀人雄鹿、半猿半狗的混种及野猪等怪物猛兽供人狩猎。自约翰的高曾祖父——“征服者”威廉一世开始，就开始在伍斯特修筑防御工事抵御这些奇怪且古老的不列颠人，而这座城市，在两代人之后的金雀花王朝统治期间，也一直都是皇家要塞。

除了固若金汤之外，伍斯特能成为王室圣诞庆典场所的一个主要原因还要归功于这座城市足够大，得以妥善自保。在官方文书中，这座城镇的城堡被称为“国王之家”，能够容纳包括厨子、仆人、牧师、抄写员及工匠等在内，宛如军队般的皇家核心随行人员，附近修道院也能够为光临这里的名门望族提供盛大奢华的住所，这些名门望族包括国王、国王尊贵的随行同伴及皇家骑士等。僧侣还可能被要求举办一场适合皇家出席的派对，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别说宗教节日，无论在哪一天，国王都会被成百上千的扈从簇拥包围，因此国王需广施恩德，隆重地对待每一天。必须指出的是，47岁的约翰王并没有因其荣誉与慷慨而广受称道。（事实上，很多人视其为贪得无厌的恶棍，背信弃义的小人。）然而，即使是“身负恶名”的约翰，人们也期待他能在圣诞节做出努力。

在那个时代，圣诞庆典需要提前进行翔实周全的计划。从12月25日的耶稣诞生之日至次年1月6日主显节，这个仲冬最主要的节庆通常需要庆祝整整12天。在这期间，人们将举行一个喧闹的传统盛宴——1月1日的割礼节。根据12世纪一位来自沙蒂永的诗人、神学家沃尔特的圣歌中记载，割礼节是一个用来“逗乐”的“混乱”节日，而由于“这有着耶稣割礼（源自犹太风俗切割掉耶稣的包皮）的神秘象征”，它又是一个除净身上恶瘤的日子。无论如何，有国王出席的圣诞节一定是极尽奢靡、挥霍无度的。王宫一天的花销可能会陡增至平日花费的7至8倍。1206年12月，约翰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温切斯特停留。其间，王室厨房向宴会庆典交付1500只鸡、5000枚鸡蛋、20头牛、100头猪和100只羊。1213年，在温莎举办的另一个更大型的圣诞庆典中，有400颗猪头、16000只母鸡、10000条鳗鱼和15000条鲱鱼供人享用。诸如撒上面包屑和动物脂肪的辣椒酱配姜汁红酒烤鹿肉，以及填充了六七种不同种类家禽肉的巨型馅饼等传统圣诞菜肴，都来自中世纪后期的食谱。1214年的圣诞节也不例外，这些“纵酒狂欢者”期待着受到同样的盛情款待。7周之前，约翰指派他在约克郡的仆人前往皮克灵林苑捉捕野猪。他们将屠杀的100头野猪进行腌制，野猪的头被保存在葡萄酒或啤酒之中。同时，约翰的长期顾问、行政人员兼赌博伙伴——休·德内维尔，也从迪恩林苑的圣布里弗尔斯皇家狩猎小屋带来50只山羊和40头猪。20只银碗亦被整齐地归置于马尔堡城堡修葺一新的厨房中。与此同时，还有从其他王国订购的食品，其中包括来自法兰西南部王室领地的进口葡萄酒。这些葡萄酒曾经在遍及英格兰各地的酒窖中储存，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沿着皇家行程路线，它们也被用马车运送到伍斯特。诸如位于多塞特郡的科夫堡一样门庭若市的大型皇家城堡，一次性可接收30桶葡萄酒——这些葡萄酒多达几千升。

对于伍斯特当地居民而言，王室的到访既是诅咒，又是恩泽。从很多方面来讲，亲自招待国王都是一件繁重劳累的任务：为了给国王让路，有些居民甚至会被从自己家中驱逐出来；王室庆典令当地人头攒动，比肩接踵，而“庆典狂欢”留下的粪便、动物骨头及腐烂垃圾等都肆意地堆积在城市街道的两旁，这都展现了中世纪城镇热闹的生活方式与特点。然而，当地商人的确又可以从王室的到访中获益，有些时候，作为回馈，国王还曾对城镇加以修缮。例如，在1204年，国王命令改用石头重建一座被大火烧毁的木质门房。然而，1214年国王约翰的到来更像是再一次提醒当地的居民，最近国王又向他们征收了重税，例如“领地税”这样的任意税种，在过去10年间，竟然上涨了500%。

然而，任何一个置身于圣诞王宫的客人，当他第一次徜徉在伍斯特城堡走廊，透过窗帘向窗外张望，都会发现这个地方弥漫着厚重的皇家威望和浓郁的历史感。附近的大教堂是修道院的一部分，教堂最初是一座诺曼风格的建筑。自1113年盛夏，该教堂在一次横扫伍斯特的毁灭性大火（在过去的百年之间[2]，4次主要的大火曾将这座城市化为灰烬，1113年是第一次）中被烧毁后，一直被翻修重建。而现在，尽管只是半成品，由于大教堂中安放着两座尊贵圣人的坟墓，这座教堂又被人重新修建。这里是约克大主教圣奥斯瓦尔德的墓地，圣奥斯瓦尔德于992年，在为伍斯特穷人洗脚时不慎身亡。在圣奥斯瓦尔德墓地旁，坐落着圣伍尔夫斯坦的墓地。伍尔夫斯坦是少有的在英格兰出生的大主教，他在诺曼征服中幸存下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赞助教堂的修葺及图书制作。13世纪早期流行着对伍尔夫斯坦的崇拜。他于1203年被封为圣徒，一本盎格鲁–撒克逊的圣徒传记记录了很多关于伍尔夫斯坦的奇迹和伟大功勋：一名叫作希格里德的女子患有关节炎，伍尔夫斯坦通过写信的方式将这种顽疾治愈；赌徒和游手好闲之辈曾经常在一棵坚果树下不务正业，伍尔夫斯坦诅咒了这棵树后，它就枯萎凋零了；他也曾经成功说服布里斯托贩卖奴隶的商人放弃这项惨无人道的生意。这本传记还被著名的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翻译成拉丁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伍斯特在约翰的家族史中也有特殊意义。在1159年复活节，约翰的父亲和母亲——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在一次王室巡游中到访伍斯特，并且把众人召集到伍斯特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戴冠仪式。虽然这离约翰出生还有些年头，但直至约翰去世，他都以崇敬之情看待伍斯特和圣伍尔夫斯坦。

自约翰出生至其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是一个统一但又极其复杂的国度。它占领了不列颠群岛大部分领域，其北部边界紧邻苏格兰王国，而西部边界又紧邻威尔士王子的领土。这些边界时常因战争而发生变化。同时，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又有亲密的联系，英格兰当时声称在爱尔兰享有某种程度的主权。除此之外，英格兰与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的大陆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至少在约翰统治早期，英格兰国王一直掌管法兰西的大片疆域。而金雀花家族与卡斯提尔王国、西西里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及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家族也有血缘关系。

英格兰气候温和湿润、沃野千里，人民辛勤劳作。从西北部的旷野山脉，到中部至南部海岸线的肥沃低地，英格兰地势起伏，绝非一马平川。据英格兰国王于1086年颁布的《土地赋税调查书》[3]记录，（据不完全统计）该年度英格兰人口已达到268863人。到约翰统治时期，英格兰的人口至少增长到了200万人，并很有可能已达到400万人。大多数人口以几百人为单位群居在分散的小村庄中，他们男耕女织，饲养牲口，勉强自给自足。[4]英格兰人口最多的郡县在其东部——肯特和艾塞克斯、东安格利亚和向北部蔓延开来的一系列被称为约克郡的地方，另外一处人口聚集地在其西南一带，包括格洛斯特郡、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及德文郡。除此之外，英格兰也以拥有大量繁荣昌盛的城镇为荣。伦敦是当时最大、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政治中心，12世纪诗人约旦·方托斯姆称其为“无可与之媲美之地”。二线城镇包括诺里奇、布里斯托、温切斯特、林肯、卡莱尔和约克，其中每一座城镇的居住人口都达到几千人。

大部分英格兰人及其家庭居住在乡村部落，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封地，并被封地领主管制，这些领主常常同时管理好几个封地。那些被划为“不自由”的维兰和农奴，为了得到居住在一小片土地上的权利，每周不得不为领主劳作数日。被划为“自由民”的村民则有偿劳作，向领主以现金方式支付租金，在面临法律纷争时，他们有权利进入王室法庭解决问题，而这对于那些“非自由民”而言是望尘莫及的特权。这些“非自由民”在面临纠纷时，只能寄希望于领主的私人法庭。大致来讲，当时英格兰的东部比西部更加“自由”，土地占有模式及其比例东西部大相径庭。

两类不同的阶层统治着这些民众，这两类阶层大都富贵荣华，并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一类是先知、圣人。英国的教会富可敌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7个主教辖区给予教会大片土地，众多的修道院则是遵循各种规则的僧侣的家。英格兰的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大主教通常都极具贵族气派，甚至具有王室血统，他们是国王颇为重要的谏言者。在约翰的统治时期，他曾为了争取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权利与教皇激战——若要遵守教规，任命主教是罗马的特权。

第二类阶层是大的世俗领主。在英格兰数百万人口中，大约有10000名贵族，他们每人拥有一块或两块封地。这些贵族在地方政治中活跃度较高，甚至还在当地拥有公共办公室。在这些贵族之上，还有近千名骑士——这个说法虽然暗指军事训练与军队规模，但这些骑士仍然需要依靠大片的土地去维持自己的地位，从而获取政治话语权。在贵族和骑士之上，是英格兰的精英阶层——男爵，他们大约有100人左右。这些人富可敌国、军力强劲且极具威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诺曼征服时期以来进入英格兰的家族（包括王室家族）的后裔。男爵精英们拥有“伯爵”头衔，统治着乡下大片的土地，他们的财产还包括大量封地以及蔓延几百英里[5]范围的政治利益，他们与国王的私交甚好。另一方面，当着手统治英格兰时，这些伯爵便成为国王希望私下结交、合作并咨询的最佳人选。当一位无能的国王不公正地统治这个国家时，国王最希望管控的也是这群伯爵。在约翰统治英格兰的最后两年里，他就与男爵们发生过令人震惊的冲突。

约翰是家族中最小的儿子——这个著名的家族如今被大家称为金雀花家族。在结束知名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毁灭性内战后，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于1154年加冕。这场内战使得王室权威颜面无存，亨利穷尽35年的光阴重塑王朝权威。基于渐入民心的普通法，亨利创造了一个强大、稳定且集权化的政府。亨利推动新的司法进程，并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及行动对抗违逆自己的男爵。从亨利的统治末期，至他的二儿子“狮心王”理查一世继位，王室权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段时期的英格兰被严格而有效地治理着。

1199年，约翰继承其哥哥理查一世的王位。理查在围攻位于利穆赞沙吕–沙布罗尔的一处城堡时驾崩，他被弓箭射穿肩膀，随后伤口发展为不宜手术的坏疽。不久，这位刚毅的“狮心王”在百般折磨中痛苦地死去——虽然最终被俘获并且被活剥的杀手彼得·巴西利乌斯死得更为惨痛。由于“狮心王”理查没有子嗣，因此继承王位之人只能在以下二人中挑选：一位是他的弟弟约翰；另一位是他的侄子——约翰去世的长兄杰弗里的12岁儿子——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约翰最终赢得了王位，但是在他的政治舞台开始之初，已经有人质疑他是否是王位最合适的继承人。

约翰在1199年继承的王国疆域广袤无垠。他的父亲亨利二世通过征战、继承及联姻等手段，纵横捭阖，占领相当于现今法国1/3的土地及其绝大部分的西部海岸。[6]据王室文件记载，约翰加冕时有一系列头衔，包括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及爱尔兰之主等。平心而论，守护如此广阔的江山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极具挑战，而包括时任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在内的历任法兰西国王，对统治大片“自己国家的”疆域的敌对国王又极不友好。哪怕是“狮心王”理查也是穷尽浑身解数，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才能够勉强维持这个庞大但并不那么稳固的帝国山河的统一。

然而，约翰却在继位不久后，以令人手足无措的速度，迅速失去了理查曾经誓死捍卫的近乎全部领土。从加冕之日起，到1203年至1204年更迭的那个冬天，约翰被赶出安茹、曼恩、都兰，阿基坦的大部分疆域（仅有位于加斯科涅区波尔多附近的一小片领土被保存下来），以及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诺曼底。约翰残忍且善变的坏名声传遍千里，民众普遍怀疑他是否拥有像其哥哥那样的战斗勇气，最初的一小拨异见者很快发展成一大批叛离者。他们离开约翰，誓死效忠腓力·奥古斯都。中世纪不同风格的统治者常被人们冠以各式各样的外号，而约翰在位时期，正值诺曼底大溃败之时，所以大家给约翰取的外号更为不客气。据坎特伯雷的编年史家杰维斯回顾，在约翰加冕不久后，这位新君王就被大家调侃为软剑王。

帝国的大溃败，尤其是诺曼底失守，令约翰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首先，他需要亲自经历一场与英格兰男爵的政治决裂，这是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决裂，这令人尴尬窘迫，事实上，事发也非常突然。在1204年之前，很多英格兰贵族家庭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拥有土地。当诺曼底被法兰西控制后，大多数家庭的土地都一分为二。然而，这两个国家都奉行封建土地保有制度：土地拥有者必须向该国国王表示敬意——宣誓效忠并允诺军事支援。但同时向两个君主效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约翰和腓力这样经常兵戎相向的君主。因此，约翰在1204年的军事败北，令很多英格兰男爵蒙受了巨额的财产损失。

其次，诺曼底大溃败后，约翰决心重新夺回这片土地。这是约翰承载十年的使命，是主宰他整个统治期的政治推力。这个决心也令约翰的经济政策昭然天下：约翰为征敛金钱不择手段，以此补贴军费，重新入侵海峡另一端的大陆。而这项政策影响了他与教会的关系：约翰欣然接受了一项五年禁令——教皇下令在约翰的统治区域内停止一切教会事务——因为这项禁令允许他向英格兰神职人员搜刮数额巨大的财富。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丧失诺曼底令约翰与英格兰男爵的关系降至冰点。多年以来，男爵们已经习惯了国王的缺席，正因为“天高皇帝远”，国王对搜刮男爵财富的需求也相对缓和。然而，约翰上位后却几乎时时萦绕在男爵周围，对金钱贪得无厌，他穷尽浑身解数，用尽狡诈的计谋对上流社会进行搜刮压榨，横征暴敛到史无前例的规模。约翰家族均冷酷无情且有着生硬粗暴的野心，这里有一个著名的笑料：约翰的哥哥理查一世曾号称金雀花家族起源于魔鬼，在将来也将归于魔鬼的宿命。他们的父亲亨利二世在温切斯特的城堡中委托匠人画了一大幅壁画，将自己刻画成一只被四只雏鹰撕得粉碎的老鹰。每一只雏鹰都代表亨利二世的一个软弱的孩子。在这幅壁画中，最小的雏鹰——约翰——坐在父亲的脖子上，伺机啄食他的眼珠。亨利二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仲裁者，虽然他对约翰溺爱有加，但他准确无误地认为他的这个小儿子是众多儿子中最容易背信弃义的一位。当约翰成长为一名国王时，男爵们发现亨利二世对约翰的评价不失毫厘。

最后，由于约翰痛失家族遗产，在精英阶层的眼中，他应该对金雀花王朝打江山时犯下的一切罪行负责。这连同其他种种因素，为一次蓄谋数月之久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而这将在1214年的圣诞节爆发。尽管约翰在伍斯特斥巨资举办圣诞庆典，并聆听他最爱的圣诞音乐，但实际上，那时他根本不想置身于庆典中，而且不愿在伍斯特多逗留一刻。不过值得约翰庆幸的是，庆典上数日的大快朵颐，已经足以迷惑民众，也使他自己暂时从拯救四分五裂的家族遗产的紧迫任务中抽身。1214年的12天圣诞庆典原本计划在行进中庆祝，但12月26日，在纪念圣斯蒂芬的庆典上，约翰下令将自己的财产装上马拉大车，王室车队一行浩浩荡荡地向伦敦驶去。

王冠，长袍……与拖鞋

1890年春，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的棺材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开棺。沃尔特被安葬于1205年7月14日，几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平静安详地长眠于三一礼拜堂那庞大的长方体石制棺材中。他身着华服，一如生前最辉煌显赫的那段岁月。

在沃尔特棺材中发现的珍宝如今被保存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档案馆中，这些珍贵的物件给人带来了最直观的感受——在《大宪章》时代最有权力的英格兰人是如何穿戴打扮的。作为英格兰教会的大主教，沃尔特理所当然能接触到最昂贵奢华的布料、宝石及精制的成衣。显而易见，沃尔特也充分利用了这些华服、布料和宝石，为自己精心打扮。他的那顶由金色丝绸制成的法冠，至今依旧闪烁着令人难忘的光芒。一双高统靴（即带有饰品的布靴），被星星刺绣覆盖并悬挂着流苏；这双鞋的高度正好能达到沃尔特的膝盖之下。棺材中还有一双镶有奇珍异石，看起来柔软舒适的仪礼拖鞋，脚踝的位置下面还缝上了似神龙或狮鹫的图案。而大主教的圣带，尽管其大部分断片随时光的流逝仅剩最初的几何样式（原来曾拥有光彩夺目的颜色），但圣带与法冠的金丝仍相映成趣。

休伯特·沃尔特礼服中所展现出来复杂精细的针脚彰显了被世人称作“英国刺绣制品”的独特魅力。（在13世纪的发展进程中，英格兰逐渐同时享有了“深谙如何制作全世界最好的礼服法衣及最精美装饰的世俗服装”的盛名。这种声誉在沃尔特离世的若干年后逐渐流传开来。）丝绸可能从西班牙或中东进口，甚至有一部分很可能是由沃尔特亲自带入英格兰，因为他曾跟随“狮心王”理查到访圣地，有机会与当地的商人进行织布交易。毫无疑问，与沃尔特具有相似社会地位的人，也曾从耶路撒冷带回过类似的精美织物：威廉·马歇尔曾在12世纪90年代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带回美丽的织物，当他寿终正寝之时，就身着由这种布料制作而成的寿衣，并在其离世后的20年间，衣物都保存得完好无损。因此从沃尔特的墓中发现与马歇尔类似的华服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沃尔特坟墓中发现的衣物质量足以反映那个年代华服的水平。这些礼服甚至并不是沃尔特拥有的最好的服饰：从沃尔特的遗嘱中可以发现，他为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教士们留下了更多更加精致的宗教礼服。准确地说，这些留给教士的华服最终为国王约翰所掠夺。1206年，在约翰忠实的仆人兼亲信彼得·德罗奇就任温切斯特主教的典礼上，约翰转而将沃尔特留下的华服悉数送给德罗奇。

从沃尔特寿衣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对1215年的英格兰人——或者至少是当地最富有、最有权力之人的穿着有一定的印象和了解。他们十分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常常花费大量财力购买服饰，以保证衣着得体，并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自己的身份。虽然直到14世纪法律才禁止“奢靡之风”，明确规定个人应根据需要，身着与自己社会地位相符的服装，但人们仍然非常重视穿衣打扮，无论男人或女人，只要从身后观察他（她）的服饰就可以辨别其身份与社会地位。

因此，国王、教皇、男爵、骑士及主教等人的服饰都极为华丽，由昂贵的布料、进口的毛皮和装饰着奇珍异石的丝绸组合而成，此外还带有金线装饰的精美图案。马修·帕里斯著名的“约翰王水墨肖像画”就对此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约翰正襟危坐，身体被宽松、自然下垂且五彩斑斓的布料包裹，腰线被一条细腰带束扎起来，腰带上饰满了似炙热的太阳和小光点一样的东西（可能是珠宝），且被摆放成三角形的样子。当然，他头上还戴着一顶金色的王冠。人们通常认为从中世纪后期开始，诸如爱德华三世、爱德华四世的王宫才逐渐变得饱含骑士精神且富丽堂皇，王室才真正开始穿着皇家礼服。事实上，至1215年，国王及其身边的扈从都已颇具时尚气息。从1215年开始，我们就能从约翰在位时的记录中找到很多例子：国王为嘉奖宫廷中对他忠诚的人，时常赐予他们毛皮及色彩鲜艳的布料，作为他们提供良好服务的报酬。上至国王同父异母的兄弟，下到约翰妻子的洗衣女工都得到过这种恩赐。在王室面前，每人都被期待做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服饰不仅仅代表个人虚荣心，或者无聊的王室文化的承载品，它还具有政治属性。回看1215年之前的一代，约翰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曾在1173年至1174年“大叛乱”期间，为了逃避她丈夫的部队而女扮男装，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编年史家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写道，“埃莉诺换装后被逮捕，并受到严密的关押拘留”，他还称埃莉诺“有着高贵的血统，但是行为极其轻浮”。杰维斯有可能在这段话中想通过描写埃莉诺的异性装扮，来隐喻她假设自己是一个男性政治角色的野心和抱负。但是，无论他是用文学性的语言还是象征化的辞藻来描写这个故事，都想表明同一个观点，即女性不应该穿着男性服饰。《圣经·旧约》对此做出严禁，《申命记》在第22章第5节中指出，“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值得注意的是，约翰自己并不在意《圣经》的禁忌，服饰禁忌也毫不例外。在约翰统治期间，他曾数次公开身着祖母玛蒂尔达王后的加冕盛装。）

那么在1215年期间常见的服饰是什么样的呢？对于普通人而言，当年最基本的服饰包括长袜、长袖衬衫、齐膝（或超过膝盖）的束腰外衣或长袍，以及在冬季为取暖而裹在肩上的披风。女性的服饰在腰间收紧，裙子从腰间向外飘下，而追求时髦的女性更愿意选择长袖衣衫。双脚穿着薄皮革鞋，由于当时的衣服没有自带口袋，因此她们的腰带间会外挂着一个女士钱包。

人们对极长的裙子、袖子及斗篷趋之若鹜，由此我们看到当时的富人为炫耀自己的财富而进行的一系列不必要的挥霍性消费。然而，时尚的元素却随着时间千变万化，比如人们对下身服装长度的接受程度就在发生着改变。约翰的父亲就因为追求裁剪简洁的斗篷，而非传统的长斗篷，被很多人戏称为“短斗篷王”。约翰的曾伯父罗贝尔·柯索斯，在1087—1106年期间为诺曼底公爵，也因追求腿部空荡荡的感觉而被人取外号。

对于社会更低层的人士及（理论上讲）下层的神职人员，衣着不可避免更加简单、粗糙，同时更换的频率也不高。基于费用和工作性质的考虑，农民衣服的下摆通常短于上流社会富人衣服的下摆。显然，最新款的带有刺绣图案的服饰或外国进口的丝织品，对农民而言都过于昂贵，即使他能够承受高价，对于每天从事耕犁、照看菜地或放羊的人来说，这样的高档货平日里也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对于农民来讲，衣着服饰同样也是地位的象征。某种意义上，这还是他们政治资本及政治效能的标志，但从其粗糙的衣着来看，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普遍不具有任何发言权。

对于社会中一些人而言，浮夸的排场、漂亮的饰品和华丽的服饰本身就是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及信仰的标志。然而，正是在歌颂身着华丽服饰的休伯特·沃尔特等人的同一所教堂里，同时存在着另一类明显对立的思想，即崇敬贫困、简朴和节制的复古保守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很多修道院里，以及在如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这些神圣骑士的信仰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这些骑士发誓守卫圣地，因此需放弃世俗生活中追求物质奢靡的轻薄想法。

在1215年之前，这种习惯就已经在很多地方被编成法典。举例来说，圣殿骑士团及第四届拉特兰会议规定要反对那些沉迷于花里胡哨的服饰并以此炫耀的牧师。圣殿骑士团规定，教友只能穿着白色、黑色或棕色的衣服，他们“不能穿着华丽服饰，并展现出骄傲的一面”。他们被禁止穿着带有毛皮的服饰，并认为设计服饰的目的不是用来展现优雅或用以炫耀的，而是依照“着装和脱装便利，以及穿鞋和脱鞋方便”为准则来进行设计。任何抱怨这个规定的圣殿骑士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法规规定，“如果任何教友出于骄傲或傲慢，而想拥有一件更好且更精致的服饰，那么相对地，就给他最差的”。该法规在其他方面还指出，穿尖头或蕾丝鞋是对“曾说过‘像我一样降临人间’的上帝的承诺”的一种厌恶。

很显然，这种好似羊毛般温暖的虔诚受到推崇，上述的规则被继续遵守着。1215年年末，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召开第四届拉特兰会议，力图将教士的简约主义传至更多的教堂。法规第16条写道，神职人员应遵循以下规则：

外衣需紧密合拢，不能过长或者过短而惹人注目。衣服的颜色不能为红色或者绿色，上衣的袖子不能过长，鞋子不能刺绣，鞋子尖头处也不能带有曲线，缰绳、马鞍、胸饰和靴刺不能镀金，也不能有其他不必要的装饰。教士及那些二流阶层的神职人员做礼拜时不能穿着带有袖子的斗篷……在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并且，除非礼仪需要，他们也不能佩戴镶金或镶银的扣子、皮带等饰品，包括戒指。

这些制度的关注点甚至还延伸至神职人员的发型。削发仪式——头发的长度要短于头上的风帽——这是神职人员地位的重要外化标志，并且其重要性也被第四届拉特兰会议的法规明确地陈述出来。当然，在教堂之外，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个年代，无论男女，头发都被蓄得很长——男人的头发直至双肩，女人的头发直至后背。如果已婚，他们的头发会被扎成辫子，如果未婚，头发则是散落开来的。胡须是成熟男性的标志，而且曾是一本（幽默）专著的主题，该专著名为“辩解的巴比斯”，由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贝勒沃的伯查德所著。这本专著对胡子的长度、清洁度、胡须的本质及其包含的道德和神秘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然而，大多数教徒都将胡须刮得干干净净。

与第四届拉特兰会议不同，《大宪章》中对衣着、面料或公开的炫耀少有提及。而这刚好符合像约翰这样热爱穿着光鲜华丽服饰的国王的意愿，因为这样他自己的穿着就不必再受到任何的指责。然而，《大宪章》却通过提及三种类型的布料：染布、土布以及被称为“haberget”的布，来间接衡量一个人的衣着。“haberget”这个词很难理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猜测后得出的最可能的结论是，该类布料由于编织式样的特殊性，而隐约与锁子甲（一种中古时代武士用的铠甲）或链甲衣类似。

[1]《基督胜利》至今仍旧流行——曾于2005年在教皇本笃十六世当选典礼上被人吟唱。

[2]此处是指以13世纪为基准此前的100年。后文出现的“现在”亦指13世纪。——编者注

[3]即《末日审判书》。——编者注

[4]13世纪，英格兰人一餐大约摄入1500至1650卡路里，其中90%以上的卡路里来自植物。［S.Broadberry,B.M.S.Campbell and B.van Leeuwen,‘English Medieval Population:Reconciling 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al Evidence’,qub.ac.uk（2010），23.］然而，现在只有希望尝试快速减肥的人才会被建议摄入如此少量的营养。

[5]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6]亨利二世从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诺曼底的爵位及公爵领地，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安茹、曼恩和都兰等领地。而他在1152年与阿基坦的女公爵埃莉诺的联姻，使他拥有法兰西南部延绵不断的领土。而在战争中他还获得法兰西西北部的布列塔尼的控制权。

第二章　圣殿中的麻烦

庆典结束后，约翰启程离开。王室马车队伍行进的道路是英格兰王国里最主要的交通干线之一。这条大路贯穿泰晤士河谷，四周是延绵起伏的翠绿景色，并将伦敦（英格兰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与重要的边境城镇格洛斯特连接起来。中世纪其他主要的交通干道也以伦敦为中心向外辐射：东南方向，从伦敦延伸至多佛尔和科尔切斯特；而北部，则从伦敦延伸至约克和切斯特。这些交通干道都沿袭了古罗马式的道路修建方式，比如福斯路、华特灵大道和埃尔迈恩街。自耶稣诞辰后的400年间，占领者们挖掘这些道路，并铺上石子。不过，中世纪的道路普遍都比较宽阔，它们未经工程设计，世世代代的行人多了，自然就形成了康庄大道。英格兰最大规模的道路起源于撒克逊时代，道路将港口和定居地与祭祀和贸易的地方连接起来。商人、牲畜贩子、士兵、信使、朝圣者及送葬队伍等则选择稍小规模的道路行进。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中世纪的道路上呈现出一番别样的风景。无论是大型的道路，或者人头攒动的小型道路，只要是金雀花王朝的王室人员途经的地方，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令人瞠目结舌，印象深刻。用12世纪的朝臣兼作家沃尔特·迈普的话来说，国王宫廷的队伍中包括“无数的手推车、驮马、驮鞍、驮篮，甚至还有鹰和猎犬，以及众多的男男女女”。

约翰外形显著，他身高稍矮于正常男子的平均身高，约5英尺[1]6英寸[2]半。人到中年的他，头发逐渐花白，但牙齿依旧保持着良好的状态。他身披昂贵的斗篷，并用白毛皮给斗篷做衬里。[3]同时他还喜欢佩戴珠宝：1202年，一位名叫伯纳尔的男子碰巧发现了约翰丢失的项链，作为奖励，约翰承诺每年赏赐伯纳尔20先令。约翰喜怒无常的脾气尽人皆知，虽然人们很难知道可以从他那里期待些什么，但当他高兴的时候，出手还是十分阔绰的。约翰常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们经常看到约翰与其最亲密的陪同们窃笑，他与这些人分享别人的厄运，并以此为乐。而当他生气时，金雀花王朝世代沿袭的暴怒脾气在他的身上就彰显得淋漓尽致。编年史家迪韦齐斯的理查德曾这样描述约翰发脾气的场景：“他的前额因愤怒布满皱纹，他的双眼迸射出灼热的火花，怒火中烧，原本色泽红润的脸庞显得异常的暗沉。”（这位编年史家曾描述过约翰的哥哥理查一世发脾气时的样子，“他熊熊的怒火令他最亲近的伙伴都胆战心惊。”）亨利二世发脾气时喜欢大叫“上帝的眼睛”，理查一世喜欢怒吼“上帝的腿”，而约翰竟然连最喜欢咒骂的脏话都沿袭了金雀花家族的“传统”，一位作家曾听见他用“上帝的脚”进行咒骂。

最著名的一张关于约翰的画像展现的是这位国王狩猎时的情景。他身着鲜艳的服饰，红色的束腰外衣上披着一个颜色明亮的蓝斗篷。他骑在一匹带有金马镫和马嚼子的巨大白马上，蓝斗篷在他身后迎风飘扬。这幅墨水画是约翰离世很多年后才创作出来的，画作的风格十分写意：约翰虽然头戴王冠，却还在追逐驯鹿。然而，这幅画依然暗指了这位国王及其侍从狩猎时的奢华场面。从画中能明显看出，即便是国王的侍从，服饰颜色都十分鲜艳明亮，且款式多样：国王的灰狗饲养员和信使分别穿着蓝色和绿色的服装。即便是最底层的随从，约翰对其服饰都分外留心，连约翰妻子的洗衣女工都穿着兔毛服饰，而所有衣着服装的开销，都由王室国库统一拨款。

与国王同行的浩荡队伍中不仅包括一大群随从，还配有猎狗，王室的行李车中还装载了武器、沉甸甸的钱袋、珍贵的餐具、美酒佳肴和帐篷，而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个可以在路边迅速搭建起来的小型教堂，教堂内还有圣人的遗物。所有的人和物品都由强壮的马匹拖拉，其中一部分马拖着行李，而另外一部分则拉着裹着兽皮的车，这无疑可以使马匹的牵引力加倍。近期的发现表明，约翰车队的车轮镶有铁边，如此一来，当车队在仲冬沿着泥泞的道路颠簸前行时，车轮将会更加耐用，这使得约翰可以不断地向前行进。约翰始终都在奔波，他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好几天，无论酷暑或者严冬，平均每个月，约翰的王宫都会在英格兰的道路上行驶13次。虽然约翰需要处理的事务大都集中在英格兰中部——由多佛尔、约克、伍斯特及埃克塞特组成的一大片菱形地带，但他还会到访一些几百年间都未曾有君主涉足的地方：1201年，他曾到访边远的西北城镇卡莱尔，自1062年威廉二世以来，还从未曾有其他国王到访过这片土地。约翰的这种不知疲惫、高度活跃的性格是遗传自或习自其父亲亨利二世的众多特质之一，沃尔特·迈普曾经这样描述过亨利：“他永远都在旅行，就像信使一般到访过很多地方，并且对其所到之处毫不留情。”该编年史家回忆其曾清楚地看见在一次亨利带领他的骑士和侍从出行的途中，当亨利正与一位颇受他信任的顾问畅谈时，突然有一位僧侣在他们行进的道路前方摔倒，这时他俩都忍俊不禁。通过这件小事，亨利二世的习性昭然若揭。如果将约翰置于相似的场景中，他与亨利的行为举止恐怕大同小异，而那一丁点儿的“小异”一定是：当僧侣跌倒的时候，约翰肯定会忘记王室的礼仪，肆无忌惮地捧腹大笑。

圣诞节后，约翰突然从伍斯特离开，并朝着图克斯伯里南下。他在图克斯伯里有一栋房子，该房子曾经属于他的第一任妻子——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随后，王室浩荡的队伍又转向西，朝着格洛斯特郡的庙亭行进。每一站之间相距大约15英里——对于由10到20辆装载了大小细软的两轮或四轮马车组成的王室车队来说，这个距离可能意味着一整天的行程。

在旅行期间，约翰需要处理大量的政事。他的指令由一小片皮纸送出，而指令的内容将会被国王的文书人员备份在上等皮纸长膜上，保存在王室档案机构以供日后参考。（这种被拉伸和漂白处理过的上等皮纸由牛犊皮革精制而成。）这些备份被装订在一起，并被卷起来，以便储存和运输。有一些纸卷幸存至今，它们被分成两类——分别为不公开的纸卷和公开的纸卷：不公开的纸卷包括国王私人的指令，在寄出的时候需要密封；而公开的纸卷在传送的时候无须加封。约翰是一位高瞻远瞩、颇有才华的管理者。从决定如何支配经手的王室财产，到向商人、士兵和使节分发安全通行证，再到向受到王室青睐的人员馈赠价廉物美的首饰和各种动物，这一系列的政务都由约翰亲自处理，运筹帷幄。而他解决问题的速度之快令人感到惊讶。12月28日，在图克斯伯里，约翰曾发送命令，允许行军的首领、曾经的罪犯富尔克·菲茨韦林[4]前往莱斯特郡的王室林苑，捕捉5只野鹿。他也曾向包括伦敦市市长、掌管国库的男爵，以及埃塞克斯、格洛斯特、贝德福德和约克的郡长们发号施令。指令事无巨细，包括处理付款单，转送仆人两只由挪威国王赠送的“品种优良的老鹰”。他的抄写员拼命工作，记录了大量的名字及命令，并将这些指示寄送到王国的偏远地区。约翰的官僚机构以非常高的速度运转，因此在该机构里工作并且能保持身体健康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约翰于1月7日到达伦敦，一如往常般寄宿在“新神殿”中。这里是圣殿骑士团在伦敦的总部，这个极度富有的骑士团体于1119年前后成立于耶路撒冷，他们的权力纵横整个欧洲大陆，直至圣地。这座现代圣殿教堂是河边众多建筑物的中心，拥有卡昂石料制成的圆形中殿，波白克大理石柱及高雅的哥特式拱门，这一切显然都令约翰宾至如归。他的圣殿骑士朋友（诸如日后成为圣殿骑士团团长的艾伦·马特尔）在殿中身着装饰着明亮的红十字的白袍，这种衣着打扮象征着他们愿意为保护基督教圣地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每晚仅睡4个小时，每天参加弥撒却多达7次，并且一周会斋戒3次。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发誓要洁身自好，避免愤怒和诅咒的情绪，拒绝接受礼物，并从不沉迷于奢华放纵。他们还明确地发誓杜绝华而不实的事物——驾马不用缰绳，穿鞋不系鞋带。在骑士团最初的制度中，这些物件均被视为“属于异教徒的可恨物品”。曾有人抱怨称，随着数十年间财富的累积，圣殿骑士团对其规章制度有所懈怠；尽管如此，圣殿骑士的任务依旧是集中精力进行宗教活动，以及艰苦的军事训练。他们不是喧闹的连队，而是一支高效的卫队。

对于约翰而言，“新神殿”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便利。它坐落在伦敦敦厚的罗马墙外的舰队街上，这条街道将城西的鲁德门与泰晤士河以北约1英里的行政村威斯敏斯特连接起来。“新神殿”称得上是一套相当漂亮的住所。无论是它的大堂、厨房，还是圣殿骑士生活和工作的庭院，都是花团锦簇且被果园包围，整个区域都毗邻内河运输繁忙的泰晤士河码头。一道由泥土和石头砌成的墙穿过主城区，而在舰队街的另一头，是圣殿骑士竞技的场地，被称作“适者之地”。约翰不仅喜欢神殿，同时也十分欣赏圣殿骑士。就像对待欧洲其他的君主一样，这些圣殿骑士贷款给约翰，并愿意向王室提供类似于银行功能的半正式的服务。作为对国王厚爱的回报，骑士僧侣异常尊敬国王。1215年1月，在约翰借宿神殿期间，他奖励圣殿骑士团的教友每人一块位于拉德内奇，价值10英镑一年的土地——一座位于白金汉郡南部奇尔特恩丘陵边缘的庄园。他还赠送英格兰圣殿骑士团团长艾伊莫瑞克教兄一份私人礼物——位于北安普敦的房屋和宫殿，而这都是约翰从一位来自林肯名叫亚伦的富有犹太投资家手中抢夺来的。约翰去世多年后，圣殿骑士团仍旧请牧师在神殿教堂中吟诵着弥撒曲，为约翰在炼狱中的亡灵做祷告。

然而，在1月7日至15日，当约翰刚在“新神殿”搭建起王宫时，他却没有时间欣赏周围美丽的环境，也没有时间陪伴他富有且端庄的伙伴。因为这时，他需要与从各地前来的贵族们解决一系列繁杂的事务。12名主教及至少12名最高级别的男爵来到神殿会见约翰。其中一些来客比较友好，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态度——他们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和最忠诚的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然而更多的贵族却是心怀不满，满腹牢骚。这些贵族从全国各地历经长途跋涉来到伦敦，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北部，也是在路途中度过了圣诞节，他们携带着武器装备，准备参与一个事先安排好，将于1月8日星期四召开的会议。

约翰与男爵们会晤的目的，是解决自去年（1214年）秋季从法兰西灰头土脸归国以来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利害攸关的事务很多，且涉及范围广泛——从约翰自身的问题，到一些已经争论了超过50年的极具争议的话题。1214年7月27日星期日，在位于布汶的村落附近的佛兰德战场上，两军的交战令约翰所有的外交野心幻化为尘埃，消失殆尽。而正是这发生在1214年夏的灾难性事件，令所有矛盾集中在了一起。

在那个温暖的星期日下午，当两支庞大的军队在布汶交锋时，战场上旗帜飞扬，但其中有两面旗帜最令人印象深刻。一面旗帜属于约翰的侄儿——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另一面旗帜属于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曾亲历现场的编年史家布列塔尼的威廉这样描述奥托四世的旗帜：它由双轮马车推出，旗帜下长长的旗杆上缠绕着一条龙，“龙的尾巴和翅膀随风飘动，它张开血盆大口，并露出了令人恐惧的牙齿；在巨龙之上盘旋着一只朱庇特的金翅鸟；两轮战车的表面由黄金覆盖，显得华美灿烂，其闪烁的明亮光芒甚至能与太阳媲美”。相比之下，腓力的旗帜更加简单，是一面军旗：法兰西的神圣旗帜——“这块简单的鲜红色的丝制布料，能够被带到任意一个战场，并飘动在所有旗帜的最前端”。战场上飘扬着奥托四世和腓力的旗帜，然而唯独约翰的旗帜——印有象征金雀花王朝的花豹或（根据纹章盾的名称）侧身行走目光正视的狮子——却没有出现，这是因为约翰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布汶战役中。尽管约翰本人已为支持奥托四世的军队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但在1214年7月27日，他仍在400英里外的拉罗谢尔附近等待，并没有注意到北部已经打响的战争。

布汶战役的策略直接明了——“与敌人的敌人结盟”。约翰出钱与腓力·奥古斯都的敌军结盟，盟军包括奥托四世、佛兰德伯爵及布洛涅伯爵等。这样的联盟军已经发展了数年，在1214年布汶战役之前，约翰坚信攻打法兰西势在必行，盟军将竭尽全力，为自己夺回此前在法兰西失去的领土。1214年夏，约翰计划兵分两路，夹击腓力二世：第一支部队由约翰带领，从普瓦图出发，集合他的南方联盟，横穿法兰西领土，从南向北进攻；另一支部队是由约翰的异母弟威廉·朗格斯佩带领的剩余盟军力量，从北部攻击腓力二世。按照该计划，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围攻巴黎。然而信心满满的约翰不曾料想到，自己耗费极大的心血和财力构建的联盟在战役的早期就开始逐渐瓦解。起初，当约翰成功登陆普瓦图时，还品尝到了一些初期甜头。然而，腓力二世却不肯正面交锋，向北而行，留下自己的儿子路易王子去对付约翰。路易王子率军杀来，令来自普瓦图的盟军瞬间丧失信心。他们临阵逃脱，作鸟兽散。7月上旬，面对路易王子的军队，约翰无力抵抗，不得不无奈撤退。约翰的南北夹击计划中的南部进攻被迫中断，他躲在拉罗谢尔，谋划着下一次行动。

与此同时，在北边战役正式打响之前，奥托四世带领的北方盟军与腓力二世的法兰西军队互相盯梢了一段时间。7月27日恰逢星期日，星期日被视为一周中最为神圣的一天，因此大家都没有料想到战役将在这一天发生。然而，对于与教皇英诺森三世长期不和，并被逐出教会的奥托四世而言，他并不理会这样的禁忌，虽然他的士兵用条状布料制成十字架，用以装饰盔甲，但在至少一位编年史家的眼中，这是极具讽刺的标志。该编年史家称奥托四世带领的士兵佩戴的“并非耶稣光荣道义的十字架，而是不断增长的邪恶”。

奥托四世的北方盟军已经跃跃欲试，然而49岁的腓力二世这时还在白蜡树下坐着歇息，感受着这仲夏的灼烈炽热。因此，当他的联络员传来消息称，敌军打算开战，血洒沙场，玷污这个平静的安息日时，腓力二世陷入困境：自己是应该背弃神圣的教规勇敢迎战，还是应该不光彩地撤军并被人视作胆小如鼠之辈。然而，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腓力二世并没有耗费太长的时间便做出抉择。虽然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位法兰西国王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但这时候的腓力二世却整装待战，他很快前往教会祈祷，并开始为激战做准备。

两军交战的地点就在布汶城外，距离马克河岸边的沼泽地很近，这一块区域足够大，能够容纳下两支大军，同时两军还可以排列成长队，相向而站。两支军队的战马和骑兵都配备沉重的铠甲。布列塔尼的威廉曾这样描述他们的装备：“每一位骑士都将数层铁皮覆盖在其士兵身上，而骑兵自己则更是全副武装，胸部被盔甲、一片片的皮革以及其他种类的护胸甲保护着。”君主、国王、公爵和伯爵指挥着骑兵、步兵作战。对于这些士兵而言，在开阔地带准备战斗是极为不寻常的。在那个时代，他们更加偏向于进行包围作战——这种战术虽然作战速度慢，但是相较于在开阔区域战斗，他们更胸有成竹。不过，在这个竞技的黄金时代，两军最好的骑兵将在混战中迅速积累战斗经验：在从前的比武大会中，全副武装的骑士冲锋演习，理论上就是为有一天能够在类似于布汶战役这样的激战中大显身手。虽然演练和真正的战场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双方的骑兵依旧如同训练时一样准备就绪且士气高昂。号角响起，激战开始。

这场大屠杀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这场战役对于普通士兵而言，如炼狱一般残酷，而由于贵族的赎金高昂，敌军一般不会杀害俘虏来的骑士及高级指挥官。布列塔尼的威廉描述了当时的残酷场面：“长枪被击得粉碎，兵戈相向，刀光剑影。士兵们用双面斧头砍下对方的头颅，将兵器直接刺入战马的腑脏。”许多主教也骑马进入战场杀敌，由于教会严格的制度规定神职人员不得手握兵刃，血战沙场，因此在这次激战中，他们并没有使用武器，但即便是挥舞着并不锋利的权杖和棍棒，他们也能够击碎敌兵的头盖骨。由于攻击骑兵的战马会直接令其在战场中笨拙倒地，并极易受到伤害，因此在布汶战役中，最严重的暴力事件是对骑兵的战马实施攻击。（腓力二世在战斗过程中也曾落马，但是他又强悍地爬上去，继续战斗。）布列塔尼的威廉那天目睹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战马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地上，奄奄一息。胃部受到重伤的战马吐出自己的内脏；肘关节断裂的战马，有气无力地伏卧在地上；而一些幸存的战马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主人，在布汶平原上到处游荡，随意供人骑用：几乎已经找不到一处没有战士尸体和奄奄一息的战马的地方了。

士兵们被这毛骨悚然的场面吓得不知所措。“相比起战役的失败，他们更加害怕死亡。骑兵和步兵纷纷主动投降。”

几个小时的混战之后，原本整齐划一的两支队伍开始变得混乱不堪。险些被俘虏的奥托四世从战场仓皇逃走，约翰的异母弟威廉·朗格斯佩、佛兰德伯爵和布洛涅伯爵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都被俘虏，押至巴黎。而骑兵联盟最后的抵抗——突破法兰西长矛兵的包围——也因为骑兵数量的减少而败北。这一天以腓力·奥古斯都的完胜告终。威廉·马歇尔的传记作家记录道：“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溃败。”这个消息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南下传到普瓦图。当约翰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知道自己前期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约翰不得不为了祈求法兰西国王释放他的异母弟，而同意与法兰西休战18个月，垂头丧气地归国接受应有的惩罚。马歇尔的传记作家鄙夷地写道：“从这以后，国王与男爵之间的战争、不和及愚蠢的冲突就开始了。”

对于任何一位国王而言，在诸如布汶战役这般规模的战争中败北都是令人感到羞耻的，因为某次决定历史进程的军事溃败往往成为评判一位君主的关键考核因素。然而对于约翰而言，这次战争的失败意味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虽然他没有亲赴沙场，但他耗费了十年的光景，采用具有争议且逐渐引发不和的王室政策，下定决心在法兰西一举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然而，他自认为运筹帷幄的赌注却以失败告终。当他回到伦敦，男爵在一系列会议中向他施加重压，并要求他保证局面会逐渐好转。

在布汶战役打响的至少两年前，英格兰男爵中的部分改革者和部分造反派就对约翰乃至金雀花王朝的治国之道颇有微词，他们开始变得野蛮好战起来。约翰近期的失败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关于这些不满的诉求被男爵们一并列入《大宪章》，并成为其中的精华。

不可否认，约翰劣迹斑斑，曾做出很多令男爵对他产生敌意的事情。他对待一些男爵的态度极差，时常用尖酸刻薄的语气同地位显赫的男爵和神职人员争吵，这种行为令其外在的帝王般高贵的气质大打折扣。约翰被形容为心胸狭窄，没有侠义心肠的人，他的品性不适合成为一位王子。他生性多疑偏执，甚至荒诞不经地喜爱遮遮掩掩：他会精心制作一连串的编码和密码，并通过此做法将真实的命令与有意伪造来掩饰真实意图的虚假指令区分开来，随后却将密码忘记。他对待囚犯的方式也十分残暴：那些冲撞他的人会被用铁链锁入地牢，并在那里被活活饿死。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相传在1203年，约翰于鲁昂的监狱[5]谋杀了他的对手——他的亲侄子阿尔蒂尔一世[6]。约翰的上述劣迹给他最尊贵的臣子留下了持久的坏印象。

约翰并不是众多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中，唯一一位有怪癖的国王。相反，国王原本就没有被期待成为一个善良的君主。（一些过分圣洁善良的君主，诸如路易七世——“忏悔者爱德华在法兰西的化身”常被人在背后嘲笑。）相传，约翰的曾祖父亨利一世曾将兄弟的仆人从鲁昂城堡的最高处推下，令其丧命。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曾下令鞭打一群在牛津郡被逮捕的卡特里派异教徒，并在他们身上刻下烙印，再将他们送到严冬的室外直至被冻死。尽管并非有意，亨利二世曾下令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而这令他在整个欧洲声名狼藉。约翰的哥哥“狮心王”理查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屠杀了几百名战俘，这让他在欧洲贵族中树敌，在他返回英国的途中，被囚禁了18个月，花费150000马克的赎金才重回自由身。[7]如此看来，前几任英格兰君主的暴力程度远超约翰，因此约翰遭到男爵的反抗并不是因为暴力。那么是因为他荒淫无度吗？约翰的确被看作好色之徒，会对自己朝臣的妻女伸出奸淫之手，但这类事件于王室而言也十分寻常。所有自尊自大的君主常常都会调戏朝臣的妻女，而这些被王室玩弄后的女子可能无法再嫁他人。[8]

因此约翰与男爵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私人恩怨。1215年1月，英格兰的男爵们聚集在神殿前，大呼改革，除了暴力与奸淫之外，他们对约翰乃至金雀花王朝的历任国王们更为不满的，是他们在这大约60年间，一直滥用王权。男爵们认为这种治国之道需要采用尽可能多的方式加以控制。

自从亨利二世加冕以来，英格兰政府朝着两个方向平行发展。一方面，随着王室委派的官员及王室法院在地方上的权力逐渐与当地的男爵相当，王室的影响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遍及整个英格兰。亨利二世出台一系列的“法令”，建立新的法律程序，使得诉讼当事人可以在王室法律前对土地纷争提出质疑。诸如“占有令”“侵占令”可以以相对合理的价格从王室法院获得，专业的王室法官也开始在英格兰全国巡回，而这被称为“巡回法院”。如此一来，地方性的冲突也可以在最高司法权限的审判下进行裁决。[9]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室司法变得更加日常化、官僚化，同时也更加高效。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变得越来越职业化，王室利用法律来盈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公民使用王室法而缴纳的行政费，败诉方承担的诉讼费，以及触犯刑法或林苑法的人应缴纳的罚金，都成为王室攫取利益的机会和来源。为了搜刮金钱，政府官职被国王频繁地拍卖。尤其是理查一世，在他登上王位的1189年，他降价出售政府官职，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筹措资金。随着金雀花王朝的野心及军事兴趣从诺森比亚扩张至耶路撒冷，政府长期需要资金支持。因此，原本可以由官员运行的司法体系，却成了为王室提供利润的重要关口，这显然对官员十分有利。

如果在当时的英格兰，权倾朝野的金雀花政府需要特殊对待某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一定是被称为“直属封臣”的男爵阶层：他们如果有意见或建议，可以直接面见国王，而不需要通过中层官吏来转达。由于英格兰政府许多部门的运转日渐机械化，因此王室统治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武断随意。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们为榨干贵族们的封建收入无所不用其极：贵族们通过特权积累的财富不得不贡献给生而为王的君主。为了换取某些特权——当贵族家庭的长子受封骑士，女儿出嫁，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业或结婚之时，均需向国王支付费用。拥有显贵的头衔或不动产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王室要求这些贵族在政府需要的时候向王室军队提供骑士。而如果缴纳了“兵役免除税”或者“税盾”，他们就可以免除这项义务。在战争年代，这也是王室收入的稳定来源之一。

封建支付通常沿袭惯例。理论上，这种支付的方式古老而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应该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在金雀花王朝统治时期，尤其是在约翰统治时期，支付额度已逐渐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档案机构里记满了约翰向英格兰偏远地区使节发出的命令，要求他们向贵族施压，奉行“如果可行，攫取更大一笔资金”的态度，为搜刮他们的财产不择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这为约翰在法兰西征战筹措了资金。不过，比这个更令人讨厌的是，如果一些运气欠佳的男爵令约翰龙颜不悦，他会采用金融手段去欺负、恐吓男爵，甚至会想尽办法，令男爵们破产。国库——为王室筹措资金的政府机构，在约翰的统治下，不仅是一个会计机构，还是负责骚扰与勒索的部门。由于这些男爵有“封建附带义务”，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中会因为这些义务而欠国王一大笔债务。按传统惯例，很多的债务要么没有偿还，要么只偿还了一半。对于国王的亲信，免除他们的债务成为当时政治奖励的工具；然而，在约翰的统治之下，强制执行债务成为主要的政治威胁方式。

很多贵族都受到约翰政府的金融威胁与压迫。其中还包括布里尤兹的威廉，他曾经一度是国王最亲密的同伴、仆人。1208年，威廉的妻子玛蒂尔达指控在5年前，约翰谋杀了他的侄子阿尔蒂尔一世，为此约翰与威廉闹翻。威廉由于此前被授予了头衔和领土，而欠下王室巨额的债务。1208年，约翰决定与威廉断绝关系，并要求威廉还清债款。约翰声称威廉拖欠债务，派人将威廉的房产没收，并逮捕了他。威廉仓皇逃到爱尔兰，被同情他遭遇的熟人收留了一段时间。约翰随后命令一支军队去抓捕威廉。威廉又灰头土脸地逃到法兰西。然而不幸的是，就在他逃亡法兰西之时，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被送入地牢，并被活活饿死。这显然是国王因积怨而采用的卑鄙手段。一封公开信更让旁人看清了约翰的本质——约翰在信中用“国库语言”，严肃并言简意赅地宣称，威廉逃避债务、拖延偿款时间，以及他和他妻子的可疑行径都是导致其家破人亡的主要原因。今天来看，约翰对待威廉一家的行为更像是一位善于恫吓威胁的官吏的惯用手法，同时，通过这个案例，也让后人对他的残暴习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1211年，威廉在法兰西流亡的时候客死他乡。在1215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对约翰的高压政策非常不满。其中就包括杰弗里·德曼德维尔。1214年，他曾被鼓励与约翰的第一任妻子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约翰在1199年加冕后不久就与伊莎贝尔离婚）结婚。约翰政府以“与一名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40岁出头的女子通婚”和“为了将最有利部分留给国王而严格限制伊莎贝尔所继承之物”的名义，向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征收高昂的罚款——20000马克。德曼德维尔被要求分4次[10]，以每次5000马克的方式分期偿还罚款。因此，在1214年秋至1215年1月的伦敦会谈上，在贵族反对派中看到德曼德维尔的身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1215年1月，所有全副武装来到“新神殿”的男爵都对至少三年前的那次抵制国王的历史十分清楚。在1214年出征法兰西失败之前，约翰就曾经历过一次男爵明确的反叛。当约翰要求他的男爵完成封建义务，给他贡献军队或根据每一位男爵需要提供的骑士数量缴纳相应的兵役免除税时，男爵们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他。而在1215年早期，反叛约翰政府的男爵力量已经形成，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根据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大约在约翰从布汶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一场男爵会议在贝里圣埃德蒙兹举行。罗杰称，满腹牢骚的贵族打着“向缀满黄金且供奉着19世纪撒克逊国王埃德蒙的圣殿朝圣”的借口，聚集在贝里圣埃德蒙兹。男爵们举行会议的圣祠，令人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国王曾在加冕的时候在此被乱箭暗杀。[11]据罗杰称，男爵们秘密交谈了一会儿。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也劝说男爵们，约束国王最好的方式是要求约翰承认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于是“他们在大圣坛中宣称，如果国王没有授予男爵们应有的自由与法律，国王将失去男爵们的效忠。除非国王用国玺加印，确认每一项请求，否则，他们将会对国王发起战争；圣诞节过后，男爵们一致同意他们应该一起去向国王请旨，要求国王赐予他们上述的自由”。1100年，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意图废除英格兰的“受不义压迫的邪恶风俗”。宪章中还包括发誓不再搜刮男爵的财产，不再提出不合理的封建支付要求，保证寡妇的财产权利，勾销旧债，避免出台一系列新的不受欢迎的税种，并遵守法律。

我们不确定那场男爵会议是否是按照罗杰所描写的那样进行，但是能够确定的是，在1214年圣诞节前，男爵的确进行了一场气氛紧张的政治讨论。国家正处于反叛的情绪之中，与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相似的契约被要求出台，如果约翰不同意反叛者的要求，他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暴力对待。而约翰是一位在受到牵制时有能力进行巧妙闪躲的国王。在一周最好的时光中，约翰在神殿里聆听着男爵对他的愤怒控诉，男爵要求他能够重新确认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约翰声东击西，巧妙地回避男爵的诉求，并终止了谈话。约翰声称自己对男爵提出的要求还没有准备完善，他谴责男爵的要求是“新事物”。约翰称他可以妥协，不过前提条件是“站在国王这一边，并与其他的男爵作对”，并发誓再也不向国王提出类似的要求。就像在秋天做的那样，他非常绝妙地拖延着时间。约翰提出在复活节之时对男爵们的提议做出答复，他相当于下了一个赌注——男爵们很生气，但是还没有暴怒到要发动战争的地步。

约翰成功地在这场赌局中成为赢家。1215年1月15日，神殿的会议以谈判破裂而告终。男爵们神色沮丧，这场谈判既没有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解决方案，也并没有因他们对国王的不满而诉诸武力。约翰在1月15日的前一天，已经准备下令让位于伦敦与英格兰北部之间的大领主向“在主显节来到伦敦述说自己不满情绪的人”提供通行证——约翰很明显地意识到英格兰已经徘徊在彻底暴乱的边缘，但是，即便如此，他还不想认输。与盛情款待自己的圣殿骑士团告别后，约翰及其随从再次动身，踏上了英格兰古老的道路。这次，他一路向西，有了自己的计划。

豪食，憨饮……与作乐

当您通过文献回溯约翰王统治时期的历史，您一定会对食物、葡萄酒在中世纪君主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感到吃惊。大量的葡萄酒被源源不断地送至国王狩猎时的住所和城堡中。约翰会分配权利给他某些得势的臣子，允许他们也能进入林苑里猎捕（我们猜想，同时也享用）鹿与野猪。国王还会赠予他们鱼，并在斋日，下令屠宰许多野兽供王室食用。约翰对食物的贪婪比起他其他臭名昭著的罪名，有些相形见绌，但很明显，把酒言欢、大快朵颐一直都是萦绕在他头脑中的重要课题。当约翰在位于威尔特郡的莫尔伯勒和拉德格舍尔的城堡中委派任务时，他特别强调新的厨房内需要囊括容量足够大的烤炉——每次烘烤，烤炉需能容得下2至3头牛。甚至，在1215年的秋天，当他派人去取40头猪的肥肉部分，用来给罗切斯特城堡下的煤矿生火时，约翰明确地下令，在寻找这40头非食用用途的野猪时，需要确定它们的肉“不那么好吃”。在众多国王中，约翰并不是最贪婪的那一个，他仅仅是贵族文化的产物，热衷于慷慨赠予，以及铺张奢华的大众消费。

当然，国王及他的同伴非常幸运，因为他们足够富有，可以在一场盛宴中享受饕餮大餐。诸如在1206年的圣诞周，在温切斯特举行的王室派对中，他们沉浸在八珍玉食之中，大快朵颐。在那场聚会中，仅是桌布就消耗了500厄尔（等同于超过600码[12]）的布料。当然，与这种大型派对相伴而生的一定是餐桌的浪费和厨房的奢靡——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约翰在其他方面时常遭受挫折和失败，但在举办宴会派对方面，他永远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位君主。《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国王史》一书的作者写道，国王“慷慨赠予食物，毫不吝啬，王室食堂的大门从未向老百姓紧闭，愿意享受食物之人，都欢迎进入食堂”。

在食堂之外，奢靡之风有所消退。不过，在好日子里，英格兰老百姓依旧可以享受到丰富多样的饮食。大部分的卡路里主要从小麦、燕麦及大麦（诸如此类的食品）等谷类中摄取。而谷类大都被制作成面包和麦芽酒，它们与肉汁（用谷物、豆类制成的一种浓汤，并用任何一种当季蔬菜使其增色）共同组成了英格兰家庭的日常主食。考古挖掘的证据显示，13世纪人们享用的食物绝不乏味重复。人们食用根茎类蔬菜、新鲜的园艺草本植物、豌豆和黄豆、新鲜水果及干果等。牛羊猪成为他们主要的肉食来源，被制成牛肉、小牛肉、羊肉、羔羊肉、猪肉、火腿和培根。（食用猪肉或者培根都象征着某一社会地位：食用猪肉的人象征着富有，而培根及火腿则是专供穷人食用的——不过无论如何，英格兰的富人吃的肉都比低阶层的穷人吃得多。）牛和羊为人们提供奶制品，并制成黄油和芝士。同时，鸡也成为人们桌上的佳肴，除此之外，鸡还为人们提供可食用的鸡蛋。考古数据显示，从城市垃圾中发现的动物骨头时常是被砍开的：骨头中的骨髓被视为炖汤时极有价值的原材料。

然而，教会有一系列关于在哪一天能吃什么食物的规定。对于那些遵守修行制度的人而言，用膳有很多的约束。圣本笃规定，僧侣一天只能在教规时间的第6个时辰和第9个时辰分别食用一顿正餐，即相当于正午及下午3点左右，每一餐包括两种熟食（如果能够有的话）和新鲜蔬果。每一位教友允许食用一磅[13]的面包。如果某一天工作量特别大，“会由修道院院长来判定是否需要增加教友的食物，当然，这些食物必须经过精心挑选，是院长认为教友能够食用的食材。除此之外，他还禁止一切的浪费行为”。规则同时还规定，除了十分虚弱的教友，其余人禁止食用“四只脚的动物”，然而，这条规定并不常被人遵从。

在中世纪，并不是只有修道院的僧侣在日常饮食方面有限制。中世纪的日历中，人们需要在接近一半的时间里禁食，其中包括每周的星期五和星期日，以及大斋节和降临节的星期三。在这些日子里及许多其他的宗教节日中，任何人都不允许食用肉制品。他们只能从奶制品或者鱼类食物中获取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因此，捕鱼成为13世纪英格兰的大买卖——这就是在诸如泰晤士河以及梅德韦河等主要河道两旁，建造了很多的渔栅的原因。《大宪章》中曾对此有过一些抱怨。人们从河中捕获了成堆的鲱鱼（它们常被用盐腌制以储存）、鳕鱼、海鳗、狗鳕、比目鱼、鲭鱼和贝类。

当时最美味的一道佳肴要数八目鳗：这种无颚鱼，形状很像一般的鳗鱼，身体细长。它用它形似带刺玫瑰的角质齿吸取食物。或者偶尔钻破鱼体，吸食血和肉。从罗马时代开始，八目鳗就被英格兰人所推崇，他们对这种食物的喜爱程度不亚于当今伦敦执政者对鱼子酱的钟爱程度。约翰的曾祖父亨利一世最后患的致命疾病，便被人认为与他在1135年穷奢极侈地食用八目鳗有关。即便这样，约翰依旧沉浸在这美味可口、肉质弹嫩的鱼类中。在约翰执政的早期，他命令一名叫作萨姆森的侍从持安全通行证，一路从安茹的博热到距离布列塔尼80英里外的南斯，为布卢瓦的伯爵夫人取回八目鳗。在约翰执政的中期，他心中依旧惦记着渔业。从约翰写给格洛斯特郡郡长的信件中能明显看到这一点，他指导郡长保证当地的八目鳗的价格不可超过每条2先令。（2先令在当时价值不菲，这个价格可以买到相同重量、质量上乘的三文鱼。）任何违反命令的人都将面临罚款和失去财产的惩罚。

很显然，在13世纪的英格兰，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食用诸如八目鳗这样的山珍海味。事实上，每一位尽情享受海陆空野味的君主身旁，都有着无数个在一小块农田上竭力维持生命、勉强过活、饥肠辘辘的奴隶。圣本笃的规定提醒读者，“没有什么事情比铺张浪费与基督教的宗旨更加背道而驰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教徒都将此规定放在心上。从13世纪后期遗留下来的一封餐饮宴请中可以看出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多么声色犬马、暴饮暴食。这封邀请函是伍斯特的主教发给该市行政官的：“下周日下午1点，和我们一起来享受口味上乘、肥嫩多汁的鹿肉，以及偶然得到的肥鹤，我们诚挚地期待您的加入……以主之名辞别。”

在骑士文化的影响下，赴宴之人需要煞费苦心地学习、遵守一系列的用餐礼仪。这些礼仪规定了英格兰上层在进餐时的待人礼仪。最早关于英国礼仪的书是贝克尔斯的丹尼尔所著（该作者很有可能是亨利二世的侍臣）的三千行《自由都市》，这本书提醒读者，在大宅的食堂中，不能够骑马；用餐时，不能将手肘放在餐桌上；不允许吃饭时满口饭菜地讲话；在贵族食堂中，客人不能公开搔挠腋窝；此外，如果主人的妻子跟客人调情，客人需要佯作生病的样子。

“谨防像酒神巴克斯一般将杯中酒贪婪地饮尽”，贝克尔斯忠告读者，虽然对于英格兰人来讲，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酒水都是日常饮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富有的男女饮用葡萄酒；当苹果成熟了，人们可以饮用苹果酒；老百姓最经常饮用的要数由大麦芽、香草、香料及酵母发酵而成的麦芽酒。麦芽酒需要在新鲜时饮用，这样可以保持混浊，味道并不苦涩。

英格兰人时常饮酒过度，整日处于醉醺醺的状态。在那些对骑士礼仪着迷的朝臣和作家眼中，1215年的英格兰是一个粗俗、下流、极为放纵的国度。餐桌上的觥筹交错透露出的明显的乡土气息，与英格兰社会所宣扬遵守的严格礼节格格不入。在餐桌上，“我们一起！”是回应“喝吧！”的礼貌答复，随后两人便将美酒一饮而光。就这样，人们推杯换盏，直至深夜，这时被酒精麻痹的人们早将礼仪抛到身后，口中吐露粗俗下流的言语。尖刻的编年史家、旅行作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记载了一个关于亨利二世的故事。他热情地加入与西多会的修道院院长的祝福比赛，修道院院长发现与擅长拼酒的国王相比，自己力有未逮。在这样的交往中，很多上流社会的餐桌礼仪都被忽略。（约翰的父亲有一次直接骑马进入自己王宫的餐厅，冒犯了与之共餐的托马斯·贝克特。）

13世纪的另一项禁令禁止人们当众诅咒，这也是一个常被人们无视的规定。相比现在，咒骂在1215年并不那么污秽，或全是关于女性的侮辱，相反，当时的咒骂主要集中在亵渎神明的誓言上。“不要诅咒基督的降临、诞生、激情、身体、大脑、肠、心脏、墓地、耳朵、脚、胳膊或者腿部”，贝克尔斯曾如是警告世人，但我们知道贝克尔斯本人都时常做不到这一点。约翰王习惯性地诅咒“上帝的牙齿”[14]，就像其父亲喜欢咒骂“上帝的眼睛”一样，他还曾辱骂过上帝的骨头及其指甲。照字面的意思而言，这些都是亵渎的言语：他们亵渎神圣，因此在那个高度虔诚并过分讲究的年代，这些粗俗的言语比今天我们在咒骂中提到性器官或者狗屎更令人震惊。

虽然没有明确的信息表示英格兰人在醉酒后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口无遮拦，但英格兰人是以喝酒时夸张的英雄气概而出名的。他们的这种品性甚至渗透到了文学著作中，哪怕与酒馆并没有一点儿关联。在描述十字军东征的一个章节中，作家迪韦齐斯的理查德故意描述英格兰人是“酒后恐惧”。

在上流社会，如此的酩酊大醉与暴饮暴食一样，是堕落、罪恶的象征。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诺曼征服是对终日沉迷于醉酒的英格兰人的惩罚。而神职人员酗酒更是一种恶劣的行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奇切斯特的杰维斯曾经责骂在工作或宴请时醉酒的牧师。《艾利之书》的作者记载曾有一名醉醺醺的牧师，尽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但他依然想进行弥撒，最后却在众人面前，在自己的衣服上又吐又拉。

不出所料，当时很多刑事案件都是由酒精变相导致的，例如13世纪来自斯科特的阿克顿在英国什罗普郡的证词中所述的一起刑事案件。圣诞节的傍晚，有人在酒馆外唱歌。一位名叫休·德韦斯顿的牧师，喝得酩酊大醉从酒馆门外走过，并与这位歌者争吵起来。争吵很快转化成斗殴，休责怪歌者约翰·奥克斯，称他用剑“几乎切断了他左手的两根手指”。在这之后的扭打中，约翰拿出刀子，向休的胸部刺去，“即刻杀死了他”。难怪10世纪的说教作曲家埃尔弗里克认为酗酒是“如此巨大的恶习，以至圣保罗笃信，并向众人传达——嗜酒者不能进入上帝之国”。

[1]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2]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3]白毛皮是纯白无瑕疵的，是用鼬、貂冬天时的毛皮制成。

[4]大家都错误地认为虚构的英格兰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罗宾汉来自约翰统治时期。事实上，最早被人们所熟知的罗宾汉叙事诗歌是在约翰的孙子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才被创作出来。不过，13世纪早期的确真实存在着一位一贫如洗的贵族——富尔克·菲茨韦林，他正如罗宾汉一般，是一位劫富济贫的“歹徒”，虽然他来自什罗普郡，而非约克郡或英格兰中部城市。在1200年，当他被约翰否认其拥有合法的继承权时，还与国王发生了纠纷。富尔克与他的亲属对国王的决议予以反抗，1203年11月他重新获得王室青睐，在此前接近3年的时间里，富尔克一直都在当“歹徒”。他的故事被人们传奇化，在大约13世纪后半期，文人创作出了名为《富尔克·菲茨韦林》的诗篇，诗篇中还包括一些异想天开的章节，比如年轻的国王约翰与富尔克因为一场棋局而争吵。富尔克的传奇故事可以在现代翻译T.Ohlgren（ed.）,Medieval Outlaws:Ten Tales in Modern English（Stroud,1998）一书中读到。

[5]原书表述为“Rouen Castle”（鲁昂城堡），但该城堡建于1204年至1210年，与阿尔蒂尔一世的死亡时间不符，故此处译作“鲁昂的监狱”。后文关于鲁昂城堡的表述亦有时间出入，参考此注。——编者注

[6]即前文所述“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编者注

[7]理查一世的赎金额度很难折算成现代的金额，但相当于当时王室收入的com的一个合理保守的估计，赎金相当于今天的250亿欧元，即400亿美元（该数据为2015年的汇率，后文亦同，不缀注。——编者注）。

[8]在亨利一世统治的35年里，他至少有20名私生子。亨利二世最出名的情妇是克利福德的罗丝蒙德，在将他的妻子王后埃莉诺监禁后，亨利二世公然地与罗丝蒙德同居。

[9]遗产占有令是寻求制定继承权的过程；新的侵占令是指土地被占用，并将其归还土地原持有人。亨利二世制定了这两道法令并确立了一些其他的法律程序，它们共同构成《克拉伦登诏令》（1166年）及《北安普敦赦令》（1176年）的一部分。

[10]这门亲事在1214年花费了20000马克，相当于今天的5亿英镑。这个数据是由measuringworth.com根据当时的收入或财富的经济状况来评估的。

[11]在855—869年期间，圣埃德蒙统治着东安格利亚。869年，他被称为“维京雄狮”的一群维京人杀害。关于圣埃德蒙殉难的故事记载道，他被弓箭射伤致死，并身首异处。一只会说话的狼召唤了一群虔诚的基督教教徒在森林重新找回他的头颅。圣埃德蒙的神龛是英格兰最好的圣坛之一，被珍贵的石头、金属装饰得富丽堂皇。约翰向僧侣们承诺，自己死后会将镶有一大颗红宝石的黄金让与这座神龛。［R.Yates,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Abbey of St Edmund’s Bury，（London 1843），part II,40.］这座神龛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损毁。

[12]1码=0.9144米。——编者注

[13]1磅≈0.4535千克。——编者注

[14]此处与前文约翰常咒骂的“上帝的脚”一样，均为原文表述。——编者注

第三章　参加十字军

沃尔特·茂克莱克于1215年2月中旬到达罗马后，感觉身体有些不适。在从英格兰到罗马教廷的漫漫征途上，他不畏严冬寒冷，跨过英吉利海峡，穿越法兰西，一路骑马南下。圣奥尔本斯的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曾制作过一张13世纪的地图，清晰地描述了从伦敦至罗马的几条路线：从多佛尔起航，行驶至加来或布伦，而后从巴黎或兰斯骑马至里昂，随即从世代的朝圣者行走的塞尼山口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继而从意大利北部一路南下，通过卢卡、锡耶纳，至此到达目的地——罗马。一般而言，整个旅程至少需要3个星期。沃尔特·茂克莱克却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到达罗马，他在写给约翰王的信中称“疾病耽误了我的行程”。在那个时代，旅行本来就是一件艰难缓慢，又极为消耗体力的事情，而在身体健康状况不理想之时穿越大陆则更是难上加难的挑战。然而，这位自信“伴君左右，永远忠贞不贰”的英格兰王室心腹和仆人却顺利地完成了他的任务。2月17日，星期二，沃尔特终于到达圣城，他抵达拉特兰宫，并被基督教近期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教皇之一——英诺森三世召见。沃尔特·茂克莱克此行是有备而来的，行囊中装满了约翰向罗马教廷求助，以抵御英格兰男爵的信件。

英诺森原名洛塔里奥·德·康提，在1198年1月就当选教皇，那时他才37岁，从此之后他就一直佩戴着（罗马教皇的）三重冕头冠。年纪轻轻就当选教皇，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在苏比亚科的圣本笃修道院有一幅英诺森三世的壁画，这幅壁画展现了一位拥有着杏仁脸型、单薄面孔的年轻人。他棕色的秀发刚刚齐过耳尖，一件神职礼服彰显了他在教会中显赫的地位：一件鲜红色的斗篷优雅地披在他的肩膀上，并搭配着绣有蓝色十字架的奶油黄羊毛披肩。虽然这幅壁画将英诺森三世描绘得过于理想化，但画中人物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庄严的形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英诺森三世的气质。在担任教皇的17年间，英诺森通过不懈的努力，提升了罗马教廷的威望及其在罗马的统治地位。

英诺森非常适合身居要职。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叔叔是克莱门特三世，而英诺森自己则曾是一位非凡的学者，先后在博洛尼亚和巴黎攻读教会法与神学，他在这两门专业中极有造诣。他建言立说，著有非常多的神学著作，其中包括《论蔑视世界》，虽然这本书书名阴暗，令人沮丧，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本书受到了大众广泛的欢迎。在英诺森之前，很少有教皇在任期像他这般自信，富有政治敏锐性，且统治得如此成功。他时而残酷无情，时而极其敏感，虽然常常表现得盛气凌人，但他有能力调节各国王室间的矛盾与纷争，并将他们紧紧地团结于基督教之中。他在解决微不足道的关于欧洲身份最为卑微的人的法律案件时，对待案件的态度与处理各种敌对势力的政治纷争时一样的严格、精确，无愧于人们赋予他的“神圣罗马皇帝”[1]的称号。[2]

英诺森三世不仅扩大了（或者说再次扩大了）罗马在其周边邻国之中的势力，还将影响力蔓延至诺曼王国的西西里岛以及德意志诸公国。基督教国家的国王们感受到英诺森三世的烦恼：教皇不得不在众多国王、贵族中周旋，帮助他们处理政务，其中包括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以及他的对手斯瓦比亚公爵菲利普、莱昂国王、葡萄牙及阿拉贡国王，甚至包括挪威国王。法兰西南部的一个抵抗清洁派的残忍运动造成了在图卢兹附近长达7年的大屠杀，这个故事也许与病怏怏的沃尔特·茂克莱克有关，在他前往英诺森三世教廷的途中，他也曾踏足那片实施恐怖统治的土地。[3]

英诺森三世除了在政治上颇有成就外，在其统治时期，他还推动了艺术的进步。教皇的主要寝宫——罗马拉特兰教堂最能反映这一点。在英诺森三世的监督下，这座教堂被翻修得金碧辉煌。大约在100年后，诗人但丁这样写道：“现世的所有艺术都无法与这座教堂相匹敌。”如若有人能够在这座富丽堂皇的教堂大厅被英诺森三世召见，其感觉就如同是面对那个时代的巨人一般——也许英诺森三世就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了。但是茂克莱克也明白，站在他面前的这位伟人与英格兰国王曾有过节。更值得忧虑的是，代表英格兰男爵的使者也聚集在这座教廷，试图向英诺森三世呈上“男爵版本”的关于近期发生在金雀花王朝的故事。为了英格兰的利益，甚至为了主人约翰的王冠，茂克莱克必须给英诺森三世留下一个好印象。

公平而言，在统治英格兰期间，约翰及他的先辈们的名誉并不是全然清白的。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曾间接地导致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圣坛前被人谋杀。因十字军东征的英雄事迹而著称的“狮心王”理查，非常喜欢开玩笑地称金雀花家族起源于魔鬼。其他人对于这个家族也有相似的看法。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在他的书《根据王子的指令》里记载了一位北部的隐士、作曲家、受欢迎的圣人芬奇利的戈德里克接收到的一个幻象。在戈德里克的幻象中，他步入一座教堂，看见亨利二世与其4个成年儿子在用亚麻布拂去尘土，在圣坛前跪拜，他们逐渐攀上圣坛，擦拭挂在墙上的十字架。当他们触及十字架的最顶端时，“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开始向圣坛撒尿排便，随意地损毁圣坛”。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是一位热衷于批评金雀花王朝的评论家，此人喜欢讲荒诞夸张的故事，尤其喜欢拿粪便和性方面的话题来博人一笑。而金雀花王朝的统治与历史，尤其是约翰的种种行径，恰恰可以为他提供源源不断且颇有价值的写作命题。约翰与英诺森三世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杰拉尔德书中提到的戈德里克的幻象就是对此的一个恰当比喻。

约翰与英诺森三世的不和始于一起死亡事件。1205年夏，精干高效，但实际上极为顺从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特因痛疖感染高烧，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于英格兰王室而言，这是重大的损失，但是这也给了约翰一个机会，可以重新任命一位与沃尔特（而不像他父亲的敌人贝克特）类似的，不仅乐意为全体基督教教徒效劳，更愿意为国王卖命的人担当新的主教。约翰对这次新的任命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选择他的前档案机构神职人员、亲密的伙伴——诺里奇的主教约翰·德格雷。由于坎特伯雷教堂圣职（歌咏）团的僧侣们宣称他们有选择新主教的特权，约翰威逼利诱这些僧侣选择他偏爱的约翰·德格雷。然而这些僧侣另有偏好：他们更想选择修道院的副院长——雷金纳德，僧侣们匆匆让雷金纳德收拾行李并前往罗马，希望他能够早日取得教皇的许可。

约翰对僧侣们的做法非常气愤，他游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尊重他的决定。1206年，英诺森三世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他拒绝了双方的请求，任命了另外一位候选人——斯蒂芬·兰顿。作为一位在英格兰出生的欧洲大陆学者，兰顿原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人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英诺森三世的决定令约翰暴怒不已，不仅因为他想任命约翰·德格雷的想法落了空，而且最令他愤慨的是，如今需要接受的这位人选，曾在他最憎恨的敌人——腓力·奥古斯都的王国首都巴黎的巴黎大学生活和任教20余年。更糟糕的是，兰顿沿袭了贝克特及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学术传统，他们都曾严肃地批判英格兰国王及其拥护者的原则，并认为基督教会的权力应该凌驾于帝王之上。因此，1207年，当英诺森三世在维泰博把兰顿奉为主教时，约翰禁止他访问英格兰。一年之后，作为报复，英诺森三世下达了对整个英格兰王国实行停止圣事的禁令，又在1209年将约翰逐出了教会。欧洲两位最为执拗的统治者渐行渐远，所有生活在英格兰的人民都体会到了随之而来的苦果的滋味。

在中世纪，教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老百姓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英格兰教会成立于7世纪晚期，经过近500年的发展，到约翰统治时期，英格兰教会已十分富有，教会的制度也值得信赖，教会的影响力渗透到英格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法律、政府、文化、经济、教育、艺术及建筑等领域。几乎每一个英格兰人从出生的洗礼至身后的埋葬都由教会处理。同时，大多数英格兰人会依照教会的礼法来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结婚。几千个教区教堂坐落在英格兰的各个角落，并被17位英格兰（及4位威尔士）主教监管。这些教区教堂是英格兰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活动中心。小方石塔的钟声为当地居民报时，而教会的服务——无论当地老百姓参加与否——是为了保证上帝受到人们的敬重，确保尘世间的国度都在寻求着上帝的青睐。教会不仅仅是关乎神学的领域，人们相信去世之后，自己会根据今生的所作所为而进入天堂、炼狱或者地狱。而这种想法会约束他们今生的言行举止，因此教会还对整个王国男女老少的精神福祉负有重大责任。

人们受教会雇用，在教会中接受培训或献祭，这些使得那个时代英格兰社会的大部分人均与教会联系在一起。其实，在约翰统治时期，每6个英格兰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被赋予诸多特权：有权进行税款减免；一旦犯罪，有权接受仁慈的教会法庭的审判，而不是受到曾将许多异教徒判以肉刑或死刑的国王法律的审判，教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包括主教、神父、执事与副执事，这些都是高级神职。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神职，他们接受一些形式的教会训练，并削去头发，以此与一般的平民大众相区别。次级神职包括守门人，即照看教会门房的人；诵经员，即在弥撒之时诵读《新约全书》的人；驱魔员，即参与洗礼与祷告的负责圣水之人；襄礼员，即帮助神父做圣餐的人。除了高级神职人员、次级神职人员之外，还有世俗神职人员，受国王与领主们雇用在私人小教堂中工作的神父就是世俗神职人员的一种，他们在教堂中教导管理员阅读、写字。如此一来，这些管理员能够成为书记员、抄写员或者老师。所有的神职人员都需要削发、禁酒，避免与人发生冲突，同时还需要衣着朴素，禁止赤膊。虽然偶有人员违背这些禁令，但是绝大多数的神职人员都按规行事。神职人员所制造的暴力事件是引发12世纪60年代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整个中世纪，人们都对神父有一些成见，认为他们是无赖的、粗俗的。12世纪至14世纪盛传的法兰西下流故事诗中，对这种现象有着最精辟的总结。保存下来的故事诗中有一个关于狡猾的神父捉弄诚实的乡下人的故事：神父欺骗该乡下人让他给自己一头牛，但最终输给这个乡下人两头牛作为惩罚的故事。还有一个关于一位浮夸的主教的故事：他在路上发现了一枚闪闪发光、镶有宝石的戒指并据为己有，随后他惊讶地发现这是一枚充满魔力的戒指，可以赋予佩戴者难以驾驭的生殖力量，结果使得这位主教的生殖器从他的裤子里强有力地勃起，只得踉跄前行。

在英格兰还存在着大量的生活在繁缛规矩之下的僧侣、教士和修女。从圣殿骑士到普通的教友，他们在修道院过着简单的群居生活，需要遵守苛刻的规则，为贞洁和贫穷欢呼，并拒绝以任何形式沉溺他物、放纵自己。[4]本笃会修士（或修女）在圣本笃制定的规则下生活，他们穿着象征着“苦修”的暗黑色的服装，因此得名“黑（衣）修士”。然而，在11世纪后期至1215年之间，有大量的“白衣修士”涌现出来，这其中包括西多会的修士（以他们的发源地——勃艮第的西多而命名），他们苍白的服装代表着纯洁，日常居住在十分偏远的修道院中，他们故意尝试追求比黑修士更加简朴的，生理上更加难以忍受的生活方式。英格兰少量的加尔都西会（该教会以位于法兰西阿尔卑斯山脉的加尔都西山命名，成立加尔都西会的圣布鲁诺在这里修建其第一个隐居处）的教士也十分克己，他们生活在小型的社区，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以沉思和承受苦难。同时，教士也遵守一个规定（通常是圣奥古斯丁的规定），他们生活在社区里，但常常与教堂或者其他礼拜的公共场所相连，相比僧侣，他们行使着更多的祭司职能。总体而言，男修道院多于女修道院：1215年，在英格兰有500个男性修道院，仅有150个女性修道院。建立女性修道院会存在最基本的现实困难，因为如果女性无法成为神父，这就意味着她们不能够举行弥撒。因此，女修道院时常附属于男修道院，或时常建在男修道院旁。

除了由于品级不同，神职人员的衣着打扮各异之外，修道院每天的生活可谓例行公事，平淡至极——遵守修道院的生活规则意味着，无论男女，都要反对占拥财富、领土，避讳暴力、性爱。日复一日地祈祷、缄默、吟唱圣歌，以及进行体力劳作和《圣经》研究。为了在缄默时，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多种符号语言被发明出来。其中一种符号语言就由柏林的圣托马斯修道院记录流传下来，该修道院里居住着奥古斯丁天主教教士团的成员。一种表示索取一本福音书的手语信号如下进行：伸出一只手，并且像一本书的书页一样翻动这只手，同时，用另外一只手在前额上比画十字的符号；请一同用餐的人将一盘萝卜递给自己，则用如下手语表示：用一根手指划过嘴唇使其微微打开，目的是为了表示从嘴唇经过的味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生活在教会正式形式之外的苦行僧。这些隐居者（男女皆有）以一种近乎隐匿的方式生活在尘世之外。他们在冷冰冰的石头小屋或者洞穴中休憩，在物质条件完全匮乏的情况下，孤独地祈祷，在穷困之中寻找超越世俗世界的方式，竭尽全力去了解神圣领域的神秘之处。隐士生活的禁地（严禁随便出入的生活区）是完整且不可更改的——他们住在附属于教堂的封闭小屋中，小窗户是他们与外界相连的唯一方式。通过这个小窗，人们可以给隐士们递进食物，隐士们也可通过小窗将小屋中的垃圾搬离开来。大家都普遍认为，宗教隐士能够将日常生活与他们的愿望相连接，奇迹与幻象时常与他们相随。他们的力量是卑微的，但也可以是巨大的。萨默塞特郡的一位名叫圣伍尔弗里克的隐士，大约在约翰还未出生的10年前就去世了，他曾经诅咒咬烂他披肩的一只老鼠，这只被诅咒的老鼠突然就死掉了。而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目不识丁，以面包、水及祷告为生的约克郡人——韦克菲尔德的彼得，以眼前出现了耶稣之子的幻象而著名，耶稣之子曾出现并对他讲：“和平，和平，和平。”1212年，彼得因预言约翰之死而变得声名狼藉。当约翰得知这个预言，他将彼得锁在科夫堡的地牢中，更糟糕的是在这之后，约翰命令用马匹将彼得拖到韦勒姆（距离科夫堡大约有60英里）并实施绞刑。

这一切都意味着教会在中世纪日益庞大，同时人们也十分重视教会的精神力量。因此，1208年，对于约翰所有的臣民而言，要被迫接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禁令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惩罚。除了依然能让婴儿受洗之外，该项禁令停止了一切包含宗教仪式的圣礼，就连人们的婚姻都不被神佑。人死之后不能举行圣餐仪式，教会也不接受他们的忏悔，就连埋葬遗体也禁止在圣洁之地进行。教堂被封，庄严的钟声消匿无影踪。英格兰的灵魂在5年之间集体湮没无闻，被人遗忘。英诺森三世的禁令经由伦敦、伊利和伍斯特的主教转述给了约翰，英格兰所有的主教都有义务停止在他们的教区举行礼拜仪式。

然而约翰却欣然地接受了这项禁令。在宣判前，收到最后一次警告时，约翰迅速命令郡长们夺走那些遵守教皇之命的神职人员的土地与财产。由于大多数的郡长都按照约翰的指示行动，约翰占有了教会大量的财富，并将其转移为自己的财产。这令约翰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富有的几位国王之一。他通过这项禁令变相获得的财富估计达到100000英镑——等同于王室4年的收入。令英格兰教会恼火的是，大部分的财富都被用得不太像话：坎特伯雷教堂的大部分收入都转入王室腰包中，并用来为约翰的王室成员、猎人猎犬添置奢侈的服饰和珠宝，为国王的狮子以及饲养员添置新的服装，并添置了2000把弩及军装。对此，教皇也进行还击，他针对约翰增加了一项个人惩罚：于1209年将约翰逐出教会，对此约翰还一度保持镇定。

1215年2月，当茂克莱克接受英诺森三世的召见之时，他对教皇与约翰之间惨淡的关系了如指掌。但是，茂克莱克与教皇都知道从禁令颁布开始，约翰与教皇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奇妙的转变。如果将英诺森三世的教徒比作他的羔羊，那么约翰就是其中最黑暗的那一只，并不太可能成为教皇钟爱的那一位。英诺森三世以约翰是教会的敌人之名，鼓励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发动对英格兰的全面侵略，而就在这时，也就是1213年，约翰才最终被告知自己被逐出了教会。正在为1214年那场即将到来的“时运不佳”的布汶战役备战的约翰急于避免这一切的发生，终于，他聪明地在书面上做出屈服。他不仅接受了兰顿作为英格兰的大主教，还允许他回到英格兰，约翰还在1213年5月15日，将自己的王国置于罗马的掌控之中——接受罗马教皇作为英格兰教会的统治者和封建领主。约翰将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几乎在一瞬间，他就从英诺森三世最棘手的对手变成他最喜爱的儿子。理论上讲，英格兰王国已经属于罗马，在罗马教皇最慈爱的保护之下。正如当时英诺森三世所说：“瞧，你的王国现如今更为尊贵和可靠，王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约翰被强制禁止抢夺英格兰教会的财产。1214年年末，当约翰从布汶灰头土脸归国的时候，他还被迫发布了一份自由宪章，保障英格兰教会有权利进行自由选举。差不多同一时间，约翰还给英格兰神职人员派发了和解的礼物——土地及权力。在面临诸如1215年早期的困难之时，约翰绞尽脑汁试图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交好，并希望他能成为自己最忠诚、最有权力的同伴。然而，虽然他无所不用其极地做了看似有价值的努力，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通过如下这段话我们能够了解茂克莱克在2月17日面见英诺森时的情形，“我在罗马拉特兰教堂看见了教皇，我走向他并替您向他做了最为正式的致敬，将您的信件呈上，”茂克莱克在寄给约翰的信中如是写道。信件中所描绘的教皇的反应正是国王约翰所期盼看到的，“教皇仁慈地接纳了信件，同时他煞费苦心地询问了您及您的王国。在他得知您一切安好时，他甚感欣慰，感谢了全能的上帝”。茂克莱克还在信中提到，男爵代表也正在游说英诺森三世，控诉那场1月份在“新神殿”举行的气急败坏的会议。他们声称：“您违反了自己以往的誓言，不屑授予他们古老而惯有的自由。”茂克莱克建议约翰派遣更多的使者前往罗马，保证英格兰王室使团的论据更加符合新的事态发展，同时能够更加强烈地表达约翰的意图。然而，与此同时，他的信中充满了自信，他保证教皇定会同意约翰的主张：“陛下应该知道，我已经获得了许多的善意，教皇对您深表尊敬。”他写道，“教皇和所有主教都一致认为，在诸多拜访教廷的英格兰人中，没有任何人比您得到了更多的青睐与肯定。”茂克莱克的乐观态度并不是空穴来风。英诺森三世毫不含糊地站在他的家臣约翰的身后，并在此后的时间里一直是约翰忠实的支持者。约翰早期的屈服投降可能赢得了英诺森三世的信任，但约翰知道他还需要做得更多，英格兰即将发生的事情致使他比以往更加确定自己需要得到教皇的欢心。在沃尔特·茂克莱克愉快地晋见了教皇两周之后，约翰更进一步地走入了教皇的心中——3月4日，他遵循金雀花王朝长期以来的习俗：宣誓要进行十字军东征。

至1215年，十字军运动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但是从西方前往圣地（通常在法语中被称作海外）的热情一如往常般炽热。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用简洁的语言总结了弥漫那一整个世纪的氛围，他写道：“所有基督教的国家对于战争、复仇都有着强烈的兴趣，因此，所有异教徒的国家及当地的异教徒们也同样热衷于抵抗和造反；这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多年以来，世界上从未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冲击与震荡。”在英诺森三世的维护下，教会声称可以宽恕那些参与十字军东征的人。这是一个直接的、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精神约定。与死后在炼狱中所承受的苦难相比，现世经历的一切痛苦与悲伤都不值一提，可以一笔勾销。

教皇乌尔班二世鼓动了1095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直接导致4年之后，耶路撒冷被占领，基督教教徒在近东建立起了一个基督教王国。在全盛时期，这个基督教王国的领土延伸到地中海的整个东部海岸。从那时开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被统称为西欧人）就参与战争，抵抗聚集在地中海东部的伊斯兰教武装力量的攻击。战争不定时打响，基本上无休无止。1187年夏，战争再次打响，并与深重的苦难不期而遇。在哈丁战役中，基督教的武装力量惨败，他们还失去了一件珍贵的木质遗物，这块木头被认为是耶稣遇害时被钉的十字架的一部分。数月之后，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萨拉丁带领的武装力量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对于那个区域的穆斯林而言，这是“伊斯兰伟大的胜利”，也证明了“穆斯林真主穆罕默德的真理超过基督教的教规”。然而，无论是对于海外的基督教教徒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教徒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巨大灾难。

约翰的哥哥“狮心王”理查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他曾在1191年至1194年期间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然而这次东征依旧没能重新夺回耶路撒冷。此后，这座城市再未被成功征服过。在英诺森三世上任的第一年，他就阐明自己想要“唤起基督教国家为主而战”的意图，然而，由他发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同样是一场彻底的溃败——只在君士坦丁堡[5]（另一个基督教城市）一役中取得胜利。英诺森三世非常失望，但这没有打消他继续战斗的欲望。1213年，他颁布诏书，声称自己已经预见伊斯兰的灭亡，诏书写道，“穆罕默德一直在欺骗大众，蒙蔽大家的双眼”，他重新向基督徒们诚恳地保证，上帝已经给其暗示，“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穆罕默德）已经离死期不远了”。诏书的颁布标志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开始。虽然直到1215年，仍没有军队起兵东征，但英诺森三世依然认为组织另一场进攻是极为迫切和重要的。教皇英诺森三世预见根除基督教的敌人——异教徒是一回事，而西方基督教武装力量长途跋涉3000英里前往地中海东部亲睹究竟发生了什么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约翰有充分的理由立下他的十字军誓言。金雀花王朝向来都与十字军运动有着渊源。约翰的曾祖父——安茹的富尔克五世，在1131年至1143年期间曾是耶路撒冷的国王，除此之外，随后的多任耶路撒冷国王都是约翰的堂兄弟。此外，在赢得英诺森三世的尊重和青睐后，作为一名十字军战士，约翰被允许进行债务汇款，他不必立即履行自己的世俗义务，相反，他得到了一个三年的宽限期。换句话说，在1215年期间，任何折磨约翰的男爵问题至少都可以推迟到1218年来解决，因为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国王需要最优先处理的重要事务。但是，约翰当然全然明白十字军运动牵涉什么，也清楚与上帝的敌人作战需要蒙受的个人和政治方面的代价可能会十分高昂。人们有理由怀疑约翰立下他的十字军誓言的真实性：是像他的哥哥理查一样怀揣着忠贞不贰的东征信念；还是像他父亲一般，虚伪地立下誓言，却在离世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东征的实质行动与计划。约翰那时仅仅是怀抱着实现他短期目标的心情去立下那个誓言的。英格兰的男爵们当然认为他们知道：根据克洛兰的一位编年史家称，约翰的种种表现“并不是因为虔诚，也不是因为对上帝怀抱着崇敬之情”，整件事情仅仅是他的一个诡计。

通常来说，这些承诺要进行十字军东征的人会在情绪浓烈、富有戏剧化的场景下许下诺言。优秀的十字军鼓吹者往往会唤起大众的狂怒。人们被要求向上帝许下私人的诺言，承诺他们有意东征，与异教徒相战相杀，但是公众集会最主要的情节是“利用十字架”：布片被剪成或者撕成十字的形状，并被缝在这些未来的勇士的右肩斗篷或束腰外衣上，让他们在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同。

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曾当着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的面，在勃艮第的韦兹莱鼓动大众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从以下的文字中能感受到迎接十字军东征的热情：

修道院院长当时就在那里，在指定的地点与受到鼓舞的群众站在一起。为了让修道院院长能够站在高处面向周围的观众进行演讲，在韦兹莱的外围场地，人们专门为他搭建了一个木质的讲台。圣伯纳德与佩戴十字架的国王一道爬上讲台……（在圣伯纳德传道之后）讲台周围的人们大声呼喊，要求得到十字架。当圣伯纳德将事先准备好的十字架分发给人们后，他不得不将自己身上的衣服扯成十字形状，只要他在小镇里，他就致力于做这项任务。

一些十字军战士的热情直接演变为某种形式的狂热。最狂热的战士甚至会裸露身体，并在皮肤上刻上十字，外敷草药，用以保证伤口新鲜。一位神职人员甚至还将十字架的符号烙印在自己的前额上。当然，也有人在被鼓动点燃起十字军精神后不久，又为自己草率的决定感到十分懊恼。13世纪的一位诗人吕特伯夫曾冷嘲热讽地描述了一些东征战士的动机。“熊熊的壁炉之火加上纯酿的葡萄酒，令人眩晕，催人入眠。无须任何召唤，你便加入了十字军，随后，你意欲与苏丹及其臣民战斗。但当你第二天早晨苏醒过来时，你已经改变了你的说法和决定。”不过，改变决定是一个大麻烦，食言于曾经许下的“加入十字军东征”的诺言是一件令人不悦的事情。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曾嘲笑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曾用修建三座修道院来代替他曾经许下的亲赴耶路撒冷的誓言。（杰拉尔德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你可以对上帝撒谎，但是你不能欺骗上帝。”）1196年，伊夫舍姆的一位名叫艾德蒙的僧侣看到了一个幻象——一位放弃参加十字军的年轻骑士在炼狱中承受苦难：他每晚都被恶魔强迫承受他一生中曾试图避免的那些痛苦和灾难。

1215年3月4日，圣灰星期三，约翰在伦敦塔加入了十字军。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大斋节的第一天——一个赎罪忏悔的日子，在这一天教会的礼拜仪式上，信徒们被允许在自己的前额用灰烬标注十字架的形状。我们没有关于约翰参加仪式的资料记载，不过根据一本同时期的名为《兰布雷希特主教仪典书》的文字记载，我们能够推测出当时的情形——那些参加十字军的人首先听到弥撒曲，继而躺在教堂或者小礼堂的地上，手臂舒展开来，并呈十字状。随后他们将自己的外衣放在祭坛旁，聆听会众吟唱圣歌和诗篇。随后，《慈悲经》《天主经》响彻耳畔，更多的人加入祈祷。神父祈求上帝祝福这些战士将在沙场上奋勇杀敌，并赐予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受保护的灵魂”，恳求他们在死后通往天堂的道路比常人更加平坦、顺利，保护他们免于遭受“恶魔的袭击”，躲避开“路途中敌军的每一道埋伏”。随后，十字布被洒上圣水，并弥漫着持久的香味。同时，圣会轮流吟唱圣歌，颂扬耶稣的木质十字架。“奇妙的迹象发生，魔鬼彻底被击败”，这能够令十字军“击溃不虔诚的敌军，并有能力攻占救赎的港口（比如，耶路撒冷）”。此外，他们还为东征的船只、人力及被十字军战士携带作为礼仪性装饰的钱袋祝福祈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他们不仅仅是战士，还是一名朝圣者。最后，神父请求上帝“用各种方式来帮助您的仆人东征，如此一来，他们将无往不利，攻克种种难关。希望他们经历的所有事情都是有益健康、顺利无阻的。这样他们可能会为了正直的渴望去奋斗，他们可能会很快实现他们所希望的成就”。当然，这一切对于英诺森三世而言就如同美妙悦耳的音乐，令他无比畅快；而约翰无疑也有着类似的感受。当英诺森三世得知约翰意欲东征，他已经准备在罗马写信称赞约翰的忠诚，并将其称为“光荣的国王”。

我们能够推断，约翰允诺将他不朽的灵魂赌在东边战场时的心情——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怀揣着那些虔诚的理想，相反，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约翰继续处理着国内的事务，尤其是他最爱的消遣——打猎。约翰准备好可供四处奔波的马匹与马夫，付清对灰狗、侦探猎犬及小猎犬饲养员积欠下的债务，帮需要购买新渔网的渔夫结清账单，并做出详尽的指令应如何看管好他的猎鹰与隼——它们需要被大驯犬看管，“丰满的鹅肉或时而搭配的母鸡”是它们的食物，同时，一周还需要食用一次“野兔的肉”。约翰送给其弟弟——索尔兹伯里的威廉100条梭子鱼，用以填充威廉的鱼塘，又对位于诺丁汉郡的金思哈夫庄园小礼堂的祭坛进行了重新装饰，还建议翻修王室的移动厨房——添置新的亚麻桌布，新的面包篮，新鲜的皮革及帆布用以覆盖用作餐具室的马车，新的厨房器皿，并将新厨房转交给仆人罗伯特。

不过显然，约翰相信战争即将到来。整个1月和2月，约翰都持续通过彭布罗克的伯爵威廉·马歇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与反抗他的男爵洽谈商议。同时，约翰召集大陆的雇佣兵，在诸如富有作战经验的普瓦图士兵——莫莱翁的萨瓦里克队长的带领下，将弩手、战马、轻武器及被称作弩炮的巨型木质投石器送到自己的城堡中。其实，这都是一些混淆视听的信息。马歇尔和兰顿向反抗的男爵解释，约翰有意愿让步，并检讨金雀花王朝在过去约60年中逐渐养成的“邪恶风俗”。但与此同时，诺丁汉、科尔切斯特、赫特福德和温切斯特等英格兰的皇家要塞都得到增援，变得更为固若金汤。一大批专业的挖掘工人被雇用去加宽科夫堡的护城河。约翰前往伦敦塔宣誓东征，促使他命人在伦敦的主要避难所加强建筑的结构工程——但很有可能是加强避难所的防御工事。（他们砍伐了艾塞克斯林苑里的十棵橡树作为木材。）

约翰宣誓参加十字军后，立即变得非常忙碌。他在3月上旬周游伦敦、萨里及肯特，之后他会在3月18日左右在诺丁汉度过3个星期。4月，他回到泰晤士河谷，在牛津郡与伯克郡之间巡游。现如今，复活节一周的假期又快到了——已经到了处理难以对付的男爵的最后期限。沃尔特·茂克莱克和其他使节从罗马传来的消息令男爵们越来越焦躁。约翰已经竭尽所能地用自己的力量，同时利用教会的庇佑，来保护自己的王国。目前，他所能够做的就是等待英诺森三世的消息，无论什么时候传来，都希望能够足以游说、劝阻男爵不要再宣战反抗自己了。

智慧，健康……与美貌

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在1215年经历了知识领域的革命性阵痛。国际学术文化在此前的100年迅猛发展，并在13世纪早期盛行开来。在诸如巴黎、博洛尼亚和摩德纳这样的城市中，学校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地涌现。在幼时接受了良好的拉丁文教育的年轻聪明男子从欧洲各地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来到这些学校学习。这种趋势在英格兰也逐渐流行起来。如果学术传统在之前没有萌芽，那么诺曼征服可谓一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后，学术在牛津生根发芽。1167年，类似于学校的机构已经在牛津逐渐成形，但为躲避镇民的攻击，1209年，一群学者转而到达剑桥，并在那里创办了一家新的学术机构。因此，在1215年前后的英格兰社会中，受到高等教育的神职人员在一起授课、学习、生活并为琐事争吵。在共同生活学习期间，他们研究出了大量基础性学科供人学习。这些学科主要被分成三组，并用拉丁文进行教学。三学科由文法、逻辑和修辞构成；测试学生的四门学科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些课程统称为7门人文学科。一旦学生掌握了这7门学科的精髓，他们便可以进阶学习最有难度的学科：神学、法律及医学。

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学科上各有所长——巴黎是神学研究的中心，而有抱负的律师则愿意选择博洛尼亚的学校就读深造。这两座城市的学校里都少不了英格兰人的身影。巴黎更是挤满了聪慧的英格兰人：当然，其中最为聪明的学者正是在约翰统治时期，英格兰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斯蒂芬·兰顿。在1206年至1213年的禁令危机之前，斯蒂芬·兰顿就一直是巴黎大学神学的明星人物。他做了数百场演讲，并将其关于限制王权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完善和阐述。兰顿的这一套理论为反抗的英格兰男爵及之后的《大宪章》注入了原料与活力。那个时代的大学不仅是热爱钻研知识，探索神秘领域，也是脾气暴躁的教员的避难所：这些学校欣欣向荣的人文活动是学校生活中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学校为社会孵化培养出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员，他们在欧洲的政府中从事重要的工作，用大致相同的方式为国王建言献策。学而优则仕，因此，学习成为出生卑微之人晋升、步入上流社会不多的路径之一。托马斯·贝克特是一位纺织商人的儿子，虽然社会地位比农民高，但仍旧不能说是权贵之人。贝克特努力学习自由教育的基础知识——从伦敦文法学院毕业后一年，辗转前往巴黎学习——逐渐步入事业巅峰，成为显贵。沃尔特·迈普的言辞曾被约翰的家庭教师拉努尔夫·德格兰维尔关注，迈普这样写道：“我们国家的贵族过于骄傲，或者过于懒惰，不将他们的孩子送往大学就读；而农奴的表现则与贵族大相径庭，虽然不被允许，但他们仍旧争先恐后地将自己或受到忽视或堕落的后代送至学校接受人文科学的教育。他们不是希望通过上学改掉恶习，而是认为读书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能够发家致富。”迈普的论证理由似乎有些势利，他认为人文科学，如同其字面的意思一样，仅仅是为启迪那些生而自由的人们。

由于神职人员掌管着教学环节，因此知识与教会理所当然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在金雀花王朝早期，学科内容却并不是全然由《圣经》决定。实际上，基督教与海外学术的混合发展，共同塑造着那个时代的面貌特征。其中，古罗马、古希腊的作品，以及在伊斯兰世界萌芽、运用的学科对英格兰的影响尤甚。

到了1200年，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著作都被从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因此，这位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的作品在欧洲的学术界广为流传，学生们都能够了解他的思想和理论。他的《论灵魂》揭露了关于人类精神的本质、众生的顺序（从植物到动物到人类）及感官如何真实地工作等最基本的问题。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异教徒，在1210年，人们曾尝试查禁他的作品，同时还取缔各种各样评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文章。然而，这个以巴黎大学文学院为中心的禁令却失败了。同时，这个禁令还给其他的竞争机构可乘之机，打着“学生可以自由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文章，畅聊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旗号，这些新的机构在13世纪早期不断涌现，这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大学的权威。避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进行学术研究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理解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精髓，并进行细致的分析是欧洲学术界的起点，而将这种古老的思想与基督教的教义融为一体（特别是如希坡的圣奥古斯丁写的那样）是当时学术的最终目标。

除了亚里士多德以外，学生们还希望学习古罗马巨匠的理论思想：西塞罗、奥维德、维吉尔及贺拉斯。为了研究天象，学生们博览群书，例如2世纪的希腊亚历山大哲学学派的占星家、数学家托勒密的文章。伊斯兰学术，特别是科学领域的知识也在这时传入欧洲。这些知识被诸如巴斯的阿德拉德、莫利的丹尼尔等学者接受，他们将其中最重要的段落翻译成拉丁文——以阿德拉德为例，他将阿拉伯版本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为拉丁文，自然哲学中的冥想理论也从古希腊文被翻译成为阿拉伯文，进入阿拉伯学术领域。诸如11世纪的波斯学者阿维森纳，12世纪身为穆斯林的伊本·路世德，这些博学者的著作传入西方，使伊斯兰世界的学问成为改进基督教，了解数学运算（相比起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更简洁易懂）和天文学的基本原理。星盘（一个用来测量和预测星位的仪器）曾在古代世界被人使用，而经由伊斯兰的天文学家对其的进一步开发、改进，才进入中世纪基督教国家中。

当然，在与其他文化相关联而展开的所有学习之中，基督教课本及对《圣经》的学习在13世纪初期，依然是西方知识领域的核心。神学被看作知识领域的最高分支，无论是字面上读到的历史，还是道德讲堂、寓言的重要来源渠道，《圣经》都被理解为可以解释所有生命重大议题的字典——经过专门的训练，精通其中智慧之人就能够理解《圣经》文字中所包含的神秘答案。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主教斯蒂芬·兰顿最伟大的成就可能并不是促成《大宪章》的签订，即便整个过程实属不易（如果是这样，他最终的“奖励”将是被教皇停职），而是他在巴黎大学将《圣经》整理成不同的章节，分章后的《圣经》一直沿用至今。

中世纪最有趣、最实际，也最有用的学问就是医学。以人类目前的标准来看，1215年人类的预期寿命非常短，那个时候的医疗并不十分有效。1199年的那场手术并没有将“狮心王”理查从败血症中救过来，当1216年约翰遭受致命顽疾的时候，也没有医生能够帮助他。显然，距抗生素与麻醉剂的研发成功还有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通过祈祷、朝拜或祷告圣人留下的遗物等方式来获得治愈的力量，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祈福。然而，13世纪的外科及医学已经较为成熟，同时实践科学、一系列理论体系及行为守则也得到发展。而这些医学发展与之前所述的精神疗愈和谐无间，共同服务大众健康。

如果说巴黎是学习神学的顶级殿堂，博洛尼亚是求学法律的圣地，那么，意大利沿海地区、那不勒斯东南部的城市萨勒诺则以医学享誉欧洲（大主教阿勒法诺斯曾说过，没有任何疾病可以在这里扎根）。这里的医生学习古希腊名医伽林的理论，并将伽林医学著作中的理论与日常实践中的新理解相结合。很多医疗领域领先的书本在萨勒诺出版，有钱人常常将这里视为妙手回春的绝妙之地，专门行至此地治疗他们的疾病。

无论在萨勒诺还是在基督教国家的修道院、医院中，医术最高明的医师都精通草本治疗法，他们根据伽林的四种体液理论为病人开药方。四种体液包括黄色胆汁、黑色胆汁、痰液及血液。医师还会利用昆虫、动物进行治疗。（他们会利用水蛭进行与当今类似的放血疗法，食用狮子的鲜肉被认为可以治愈“那些被妖魔鬼怪缠身的人”。）其他的药材则源自遥远的地方，价格不菲。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位英格兰的医师想用一种被称作“亚美尼亚黏土”的粉红色泥土治疗腹泻和痢疾，他需要跋涉2000英里才能获得这种材料。

外科医生利用很多制作精密的工具来做手术。压脉器用来止血，拔火罐通过在伤口周围制造一个真空来放血，灌肠管被插入人体用来灌肠。不同形状的烙器被加热用以灼烧化脓的伤口或腐烂的肉。扩张器用来保障切口处于张开的状态。外科缝针与丝线并用，用以缝合伤口。最有野心的手术是依照罗杰·弗鲁加德的手术指南——这本指南通过一本13世纪的法文手稿保留下来，其中详细地阐述了如何医治头盖骨破裂患者的6个步骤，包括用海绵给外伤止血，用羽毛在碎裂的头盖骨上钻孔，凿边并将残余的碎骨拿出。

妇科也是当时先进的医学领域。大约在11世纪或12世纪时，被称为萨勒诺的特洛图拉的神秘作者（或作者们）的医学著作在整个西欧盛传。被当今熟知的《特洛图拉》妇科医学典籍阐述了人们能想到的所有妇科疾病。包括月经不调、子宫溃疡、孕期腿脚浮肿、胆结石、晒斑、虱子、疥疮、尿床、过多的雀斑、牙齿松动或溃烂、口臭、阴道或肛门脱垂，以及癌症等，还建议想采取避孕措施的妇女携带黄鼠狼睾丸或者一只从未生育过的山羊的子宫。相对地，对于那些在医生眼中因过于肥胖而导致的不孕妇女，医生将上等葡萄酒涂抹在牛粪上，并将其放入病患的蒸汽浴缸中——这个过程“每周重复三至四次，随后患者就会发现她已经变得足够纤瘦了”。

除了传统的医学治疗，《特洛图拉》还有关于化妆品的处方。比如一种脱毛霜是由黄瓜叶子、杏仁乳、生石灰、水银、砷、油、红酒、乳香和丁香混合而成的。而由脱毛霜所引起的灼热感可以通过涂抹两种润肤膏而得以缓解——它们分别由糠、指甲花和蛋白制成。人们还可以用一种粉末进行牙齿美白，这种粉末由矿物天然碳酸钠、红岩、盐和浮石制成，人们需要用亚麻布将这种粉末涂抹在牙齿上。当时还有一种可以确认“女人贞洁已经不在”的药水，它由树液、红黏土、栎五倍子和车前草汁制成，并通过阴道栓剂置入，用以验证女人是否已经“堕落”。《特洛图拉》同时指出这剂药方还能够治疗鼻出血。

[1]原文为“Holy Roman Emperor”。——编者注

[2]英诺森三世在1204年的所作所为十分显著地表现了这一点。当一位意大利女人发现自己的丈夫阳痿的时候，她抛弃丈夫并与一位能够满足她强烈性欲的情人结婚。这位女人的主教强迫她回到第一任丈夫的身旁，但是他的第一任丈夫感觉无地自容，进入修道院，并很快在羞愧中死去。英诺森三世不仅烦心于这个案件的细节，还做出了一个裁定，这个裁定结果重新给教会针对关于阳痿与婚姻的立场下了定义。［C.M.Rosseau,‘Neither Bewitched nor Beguiled:Philip Augustus’s Alleged Impotence and Innocent III’s Response’in Speculum 89（2014）.］

[3]清洁派是一个二元论的基督教异端，在大约12世纪中叶，该教派从罗马帝国东部传至法兰西南部及意大利北部。清洁派的信徒们一致认同世界上有两位上帝——一位是善良的上帝，一位是邪恶的上帝，并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来源。中世纪的天主教持有的观点是上帝独自创造了这个世界，因此，清洁派直接挑衅了教会最基本的一神论。英诺森三世最初尝试着利用传教士来解决清洁派的问题。但在1208年一位教廷使节被人谋杀，仅仅是因为将未能成功解决清洁派问题的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逐出教会。英诺森三世将这位死去的使节追认为殉道者，并由西蒙·德蒙福尔（他是之后的一名英格兰伯爵、反叛者的父亲）带领，发起全面的军事进攻。这支军队如今被人称作“阿尔比十字军”。如果需要关注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介绍，请参阅J.Sumption,The Albigensian Crusade（London,1973）及更近期的R.I.Moore,The War on Heresy:Faith and Power in Medieval Europe（London,2012）.

[4]不过，需要阐明的是，尽管他们的规则很严苛，但僧侣们仍旧可以雇用大量的仆人帮助他们耕地、做饭和做清洁。其中一些修行制度包括可以雇用在修道院干勤杂工的俗人修士——他们没有被授予神职，通常是一些贫穷、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与僧侣们分房而住，在修道院做一些繁重且卑微的杂务。

[5]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编者注

第四章　帝王将相

约翰王曾经向男爵承诺会在复活节与他们在北安普敦见面，解决长期以来男爵对王室心怀不满的问题，但他迟迟没有任何行动。相反，他在其最喜爱的地点——伦敦“新神殿”度过了整个复活节。

在教会的年历中，圣周是最隆重庄严的节日。圣周开始于圣枝主日，在这一天人们上街游行并聚集在教堂庆祝耶稣基督荣进耶路撒冷。圣枝主日随后的一整周都有很多礼节性的仪式，在庄严肃穆的大斋节（亦称“齐斋节”，自圣灰星期三开始至复活节前的40天，人们在此期间进行斋戒和忏悔）后，人们为了纪念耶稣受难与复活的重要时刻，教堂时刻萦绕着圣乐，骤然之间充满活力与色彩。约翰是英格兰第一位纪念濯足节的国王，在这一天王室会给贫民洗脚。当然，这些贫民都是由王室精心挑选的，并不是所有的贫民都有机会享受如此待遇。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贫民曾作为王室忏悔的对象，接受过王室馈赠的礼服与礼金。英格兰其他地方的人们在复活节前夕，则忙碌着修理他们的头发和胡须。

在一个典型的耶稣受难日中，英格兰教区居民会来到教堂，聆听约翰福音中详述的耶稣受难记。随后，一尊十字架置于祭坛上，在仪式盛典中，神职人员及信徒们赤脚缓慢行进前去亲吻祭坛底座，这种行为被大家称为“爬向十字架”。而在1215年的复活节，约翰的娱乐方式则与在圣诞节时如出一辙——聆听《基督胜利》的表演。这次的合唱由瑟恩的马斯特·亨利和克桑顿的罗伯特共同演绎。虽然在几日后王室发布的单据中简单地称他们为“教堂中的神职人员”，但事实上，这两位歌手一位来自多塞特，另一位来自法兰西的普瓦捷。

约翰选择的音乐一如往常般传统且得意扬扬，这正符合他当时乐观上扬的心境。他正如火如荼地扩军备战——订购弹弩、十字弓，召集雇佣兵，在城镇设置路障。城堡中人头攒动，成千上万的方头弩为保卫要塞时刻准备着。艾塞克斯郡、北安普敦郡、赫特福德郡和约克郡的王室林苑中充斥着因砍伐树木而发出的吱呀作响的声音，这些木料将作为防御工事的材料被运往各地。复活节的前几周，约翰从伦敦订购了五件新战袍，以及五面带有金雀花王室徽章（三只全身绣满金色的狮子）的旗帜。虽然约翰气势汹汹、口出狂言，但他想紧紧抓牢的王权却并非稳若磐石。

在英格兰国王使者和男爵使者一个月的游说下，3月19日，身在罗马的英诺森三世决定不再三缄其口，保持沉默，他终于给出答复。他将三封阐述自己观点的信件密封，依次寄给约翰、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以及其余的英格兰主教和英格兰的权贵们。这三封信件所传达的主旨明显偏向国王约翰，而对于男爵一方，英诺森三世则称他们的叛乱是“令我们痛苦的”罪恶源泉，“除非通过明智的商讨、恳切的关心将问题解决，否则叛乱终将导致严重的损失和后果”。英诺森三世继续写道：

我们以罗马教皇的名义谴责自该王国与教士爆发纷争以来，进行的所有无效的结盟与阴谋。我们通过“逐出教会”的惩罚，禁止未来有人再次图谋类似的情节——我们谨慎地告诫并强烈地要求你们平息该事件，并顺从国王，显示出你们的忠诚和谦恭……如果你们决定向国王提出你们的要求，你们需要怀着尊敬之心而非傲慢地要求国王，应维持国王及其王室至高无上的荣誉。

对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及英格兰的神职人员，英诺森三世更加直言不讳。他怒喝道：“你们直到现在还对国王与男爵、权贵、权贵的伙伴之间的分歧置若罔闻，你们任意地闭上双眼，从不将和解事宜记挂在心中……一些人还曾怀疑，称你们正在给予国王的对手恩惠，帮助他们造反。对此，我们不得不感到震惊与愤怒。”

令约翰欣喜的是，他之前所有细心的游说终于有了回报，英诺森三世的态度完全符合约翰的心意。然而，虽然这三封信件富有对约翰的同情意味，但并不具有任何的调和意义。最终，英格兰男爵的怒火不仅没有被熄灭，反而被煽动起来。约翰所憧憬的和平是当男爵勉强而又痛苦地向他道歉时，一脚用靴子踩住他们的喉咙。教皇的信件充分证明，让国王接受男爵的条件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假定英诺森三世的信件从罗马寄出至英格兰需要4周的时间，那么它们很可能在复活节当日或者之前，就已经抵达英格兰。从那一刻起，大部分的英格兰男爵认为他们再无后路，不得不决定向国王发动战争。

1215年，英格兰仅有200多名男爵，其中地位较高的20名男爵被称作伯爵。[1]当时，步入英格兰贵族阶层的途径并不唯一：一些人生而尊贵，一些人通过通婚或精明地进行土地收购成为贵族，另一些人则因受到国王的宠幸从此平步青云。虽然人们成为贵族的方式大相径庭，但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一般而言，英格兰男爵自认为他们所属的阶层都拥有亲密的家庭关系，相似的兴趣，同样的行为准则，同时在王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集体作用。更为清楚的是，这些男爵专门将他们在英格兰拥有的社会地位归功于效忠宣誓礼时国王的资助。作为回报，男爵下跪，并紧握双手发誓他会成为国王忠诚的仆人。宣誓仪式就像一款礼节性的胶水，将英格兰的政治社会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男爵们一旦向国王宣誓效忠，那么只有在极端情况下，他们才会背信弃义，抛弃原有的诺言。

一旦在效忠宣誓礼中被国王认可，男爵可以表现得像一位迷你国王。男爵可以在城堡中开堂审讯，拥有一群男男女女的仆人，有权从骑士及更低级别的贵族那里获得忠告和建议，能够在私人法庭上做出审判，还可以赞助修道院，委托其让自己及家人在百年之后，得以入土为安。男爵还有权利用自己特殊的印章认证文件，可以在一场战争、比赛或迁徙中通过纹章盾及旗帜来亮明自己的男爵身份，还可以用私人纹章颂扬功臣。由于上流社会不可避免地要涉入战争，因此一位男爵通常在很小的年纪就被授予骑士称号，并逐渐意识到日渐崛起的骑士精神，而骑士精神（虽然他们并不经常遵守）在灵魂、社会及伦理方面是指导男爵如何行事的重要手段。13世纪的作家，《骑士精神秩序丛书》的作者拉蒙·鲁尔曾在书中写道，一位具有骑士精神的人的责任与义务包括要伸张正义，守卫道路，守护农民，以及依法惩治叛国者、小偷和强盗，同时需要全副武装四处游走，参与竞赛，召开协商会议，练习击剑，捕捉野鹿、熊、野猪、狮子及其他野兽。同时，他们还需要修身养性，避免奢赌成性、自吹自擂，并被禁止行鸡鸣狗盗、苟且之事。当时一些最受人们欢迎的故事也渗透出这种价值观，骑士精神也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开来：“亚瑟王的故事”本质上是蒙默思的杰弗里记录的一段天马行空的野史，但因其扣人心弦的情节而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

男爵们过着明显富足且奢华的生活，反之，倘若他们没能享受到极尽奢靡的物质条件，则会感到万分羞愧。男爵和他们的家人都身着由进口丝绸和绣花布料装饰的精致皮上衣，男性均身穿昂贵的盔甲，并可以使用一系列的武器：刀剑、权杖、长矛及短剑。他们有充足的业余时间尽享娱乐活动——欣赏吟游歌手、杂技演员的表演，玩色子、木球和象棋[2]。他们的饮食多种多样，十分丰盛。野兽、鸟类、鱼类搭配着芝士、水果、米饭和牛奶，一同成为男爵们桌上丰盛的美味佳肴。蜂蜜、肉豆蔻及异域辣椒（诸如东方进口的形似干胡椒状的干梅——荜澄茄）与进口葡萄酒组合，男爵的餐桌着实令人垂涎欲滴。1215年4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漫长的大斋节占据——大斋节持续7个星期，其间宗教禁食的规定令鱼类成了人们唯一能够食用的含有动物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男爵家庭日常的饮食依旧丰盛，他们的生活状态远不至于饥肠辘辘：根据13世纪的一本账簿记载，在大斋节期间莱斯特的伯爵每天会消耗掉400至1000条鲱鱼，这些鲱鱼从诸如大雅茅斯的北部海港运送至莱斯特。鲱鱼通常搭配姜、辣椒和肉桂，制成馅饼，男爵在食用馅饼前，也许还会从青铜色的水罐中倒出少许清水洗净双手。中世纪的水罐是一个小型餐桌水壶，通常被铸造成马、独角兽或马背上的骑士的形状。男爵在大斋节期间的生活依旧是英格兰大多数普通民众无法企及的——对于这些普通人而言，大斋节通常意味着寒冷、饥饿与劳累，他们的手指几乎从未被青铜器皿中流淌出的涓涓细流清洗干净——如此可见，男爵阶层享受到了难以想象的特权。

并不是所有的男爵（也许甚至并不是大多数的男爵）在1215年复活节都站出来与约翰公然对立。然而不得不说，在英诺森三世的信件公之于众后，约翰所经历的是自1173年至1174年那场差点儿夺取他父亲王权的大起义后，金雀花王朝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男爵反叛。从1213年第一次出现与男爵的敌对状态开始，最前线的男爵就被当时的编年史家称为“北方佬”，克洛兰编年史家写道：“大多数反叛的男爵都来自英格兰北部，因此他们被称为‘北方佬’。”他们大多数人来自林肯郡、诺丁汉郡、德比郡及往南延伸至苏格兰边境的郡县。在诺森伯兰郡的阿尼克拥有大量沿海要塞的领主——尤斯塔斯·德维希勋爵与在《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的国王史》一书中被称作反抗者的罗伯特·德罗斯、理查德·德珀西、威廉·德莫布雷及罗杰·德蒙特贝通一样，在北部有着大量的土地产权。不过同样，也有很多男爵的大片私有土地坐落在除王国北部之外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东安格利亚。约翰最著名的敌对者——邓莫的领主罗伯特·菲茨沃尔特正是来自东安格利亚。菲茨沃尔特的女婿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和布里尤兹的玛蒂尔达的儿子、赫里福德的主教贾尔斯也都来自英格兰的东南部。贾尔斯曾在约翰统治早期饱受这位国王的摧残。

罗伯特·菲茨沃尔特的银印模具如今陈列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该模具展示了这位领主希望被大家想象成的模样——他全副武装骑上一匹披着马饰的巨型战马，头戴一个结实的方形头盔，手持一面盾牌挡在身体前方，他的全身（从有软垫的领口至手腕、脚踝）都被锁子甲覆盖，手中挥舞的锥形双刃宝剑与其手臂一样长。菲茨沃尔特策马向前，准备朝长脖子卷尾龙的方向挥动宝剑，而这条龙显得畏畏缩缩。在战马的前面还有一块刻有不同纹章图案的盾牌，这是菲茨沃尔特的朋友兼战友——温切斯特伯爵萨尔·德昆西（他也在自己的盾徽中加入龙的元素）的武器。从菲茨沃尔特的银印模具可以准确无误地推测，他希望自己成为13世纪早期勇猛且高贵的完美典范。《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的国王史》的作者的观点与此恰好遥相呼应，书中称菲茨沃尔特是“英格兰最完美、最有权力的人之一”。

菲茨沃尔特广袤的领土及个人历史当然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作者上述的观点。当时，大领主的领土是根据“骑士领”为单位来进行计量的：这个单位并不精确，因其地理位置不同而有一些出入，但被认为足以提供维持一名骑士一年生活的收入。“骑士领”在中世纪是评估政治、领地和财务的重要会计手段，这也是“骑士领”能成为《大宪章》中著名专有名词的原因。每个“骑士领”供养一名骑士，当国王需要时，男爵有义务提供一名骑士为国王服役（或者缴纳等价的金钱）。[3]在金雀花王朝时期的英格兰，仅有大约130人持有10个以上的“骑士领”——该水平的土地占有范围可以标志他们的男爵地位。通过继承遗产，并与诺曼底一位男爵的女儿贡诺拉通婚，菲茨沃尔特拥有了98个“骑士领”，[4]如此庞大的土地占有量，令他惬意安然地成为男爵中的精英。虽然他位于邓莫的广阔领土坐落于艾塞克斯、萨福克的边境交界处，菲茨沃尔特却因其拥有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堡（最著名的城堡包括位于赫特福德郡的赫特福德城堡、贝宁顿城堡，以及位于伦敦的巴纳德城堡）而被众人熟知。他曾先后在诺曼底侍奉理查一世和约翰王，虽然1198年在沃德勒伊的防御战中，法兰西国王毫无争议地攻下城池，并将菲茨沃尔特囚禁起来，但在约翰统治时期，菲茨沃尔特成功地付了赎金，返回英格兰。

直到13世纪早期，菲茨沃尔特才拥有一个较为传统的男爵生涯。如同其他男爵一般，他的首要兴趣是处理自己广袤的地产及发动战争。但又区别于他们，菲茨沃尔特的火暴脾气一触即发，即便以他所处年代的标准，他的性格也因喜欢过于急迫地诉诸武力而著名。更糟糕的是，1212年菲茨沃尔特卷入了对抗国王的阴谋之中，而这不仅令他在余生都背负着反叛者的名声，还将他带至1215年戏剧性冲突的面前。当约翰尝试着为那场劫数难逃的布汶战役征兵时，他获悉了菲茨沃尔特和尤斯塔斯·德维希的秘密计划。虽然对密谋的细节尚未掌握清楚，但是约翰得知菲茨沃尔特、尤斯塔斯·德维希以及他们的同谋者——至少包括四名王室国库的职员，苏格兰的亨廷顿伯爵及另一位北部男爵乌姆弗拉维尔的理查德，这些人曾计划当自己到达威尔士时，进行暗杀行动，之后他们会邀请狂热的来自法兰西的男爵、异教徒的追击者西蒙·德蒙福尔来到英格兰，取缔自己并登基为王。约翰严肃地处理了这场密谋，这令菲茨沃尔特和尤斯塔斯·德维希从英格兰仓皇逃窜，分别流亡至法兰西和苏格兰。在其逃亡期间，菲茨沃尔特的土地被国王占用，他重要的城堡都遭到侮辱性的损坏——工程师以及工人们摧毁了城堡的城墙以及防御工事，他们搬走了有价值的木材和石头，并将其作为材料，用在其他的建筑工程上。菲茨沃尔特还告诉法兰西的国王，约翰曾试图诱奸他的女儿。菲茨沃尔特与约翰的关系在1213年的夏天曾一度走向正常化，但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狐疑猜测。到1215年春，菲茨沃尔特作为反叛运动的首领，再次回到英格兰。

反叛者们并没有在复活节那一周在北安普敦与约翰见面，他们一直都在林肯郡斯坦福德的骑士比武大赛场地集结并全副武装（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菲茨沃尔特用印章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当英诺森三世的信件要求他们“抚慰顺从国王，并用自己的忠诚和谦恭来证明自己的立场”时，男爵们也一直待在原地，纹丝不动，丝毫没有按照英诺森三世的指示行动。根据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记载，男爵的军队除了骑兵、随从和步兵之外，估计总共还有2000名骑士。就算罗杰有所夸大，这支军队也依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全体朝着北安普敦郡布拉克利的第二个骑士比武大会场地进发，该场地归尤斯塔斯·德维希所有。男爵们携带着正义的条幅，怀揣着公平正义的情绪向前行进。菲茨沃尔特开始自称“上帝军和圣教会的司令”，并决定直面英诺森三世对男爵的谴责。菲茨沃尔特的军队于4月27日星期一之前来到布拉克利，他们开始谋划一系列的要求，并称如果约翰想避免在暴力中被废黜，就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让步。

4月27日星期一，约翰还远未到达布拉克利。彼时，他正从威尔特郡克拉伦登的燧石狩猎小屋赶往多塞特郡浩大的科夫城堡。这个堡垒拥有护城河、巨塔、优雅的新式哥特王室公寓及英格兰最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地牢。这里毫无疑问给予约翰高枕无忧的安全感。而在科夫城堡东北130英里开外，约翰将与男爵协商的艰巨任务留给了两位才能兼备、能谋善断的代表——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和威廉·马歇尔，后者是地位甚至比菲茨沃尔特还要尊贵显赫的彭布罗克伯爵。

根据威廉·马歇尔的自我评价——其他人也如此认为——他是那个年代最好的骑士。而他将自己漫长的一生都献给了金雀花王朝，这令他扶摇直上，登上英格兰上流社会金字塔塔尖，成为当时最显耀的贵族。威廉·马歇尔在12世纪中叶被称作“无政府状态”的内战期间出生，这位二流男爵的小儿子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极具戏剧色彩。马歇尔5岁时，他的父亲就将他作为人质，交给敌方英格兰国王斯蒂芬，然而马歇尔的父亲并不遵守承诺，出卖了自己的儿子。斯蒂芬无比愤怒，决定将威廉·马歇尔用抛石机掷出，但在最后关头被劝阻。幸免于此后，马歇尔成长为一名出类拔萃的骑士，精通马术，年纪轻轻就在法兰西的骑士比武大会上早早赢得了美誉。在这里，他参与了约翰富有魅力却奸诈狡猾的长兄——“幼王”亨利组织的骑士队。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他前往耶路撒冷并暗下决心，在自己生命结束之时，要以“圣殿骑士”之名与这个世界告别。当马歇尔回到英格兰，他迅速成为“狮心王”理查的左膀右臂，在1194年至1199年期间，为保卫诺曼底而浴血沙场。虽然他与约翰的关系时常令人担心，但马歇尔却为自己寻求到一份好姻缘，他娶到安富尊荣的克莱尔家族的继承人，并通过这门亲事获得彭布罗克的伯爵爵位以及在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虽然在1215年，马歇尔已经年近七旬，但他仍旧是英格兰最富有活力、令人敬畏的人之一。

在威廉辞世后，一本《威廉·马歇尔的历史》（或简称为《历史》）的诗篇集面世，它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多彩且珍贵的13世纪男爵生活环境图。这本书中还囊括了马歇尔认为一名骑士或男人应具备的勇敢的优良品质，并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英勇事迹加以详细佐证。马歇尔信念的精髓在于他认为一位侠义肝胆的男人应该慷慨大方，忠贞不贰。甚至是在马歇尔的个人小记中，文字的措辞以及细节都无一不展现了贵族文化：一位有“色子运”的雇佣兵首领在攻城略地时成功俘获一位主教；囚犯被绳索拴在一起，“如同被皮带套牢的灰狗一般”；值得一提的是，上等葡萄酒分为两种，要么是“口感清淡温和的静止葡萄酒”，要么是“添加丁香或香料令口感层次丰富的起泡葡萄酒”；一道晚宴需要由是否在餐后配有“香梨、苹果和坚果”来评定其是否完美卓越。但是马歇尔最推崇的是惊人的身体素质，例如原始正义和优秀品行，以及正面传统的战争故事。

《威廉·马歇尔的历史》一书中关于马歇尔的奇闻逸事特别像炉边奇谈，成为教育、娱乐年轻人如何追寻尊贵高尚的品德及骑士精神的范本。在一个典型的骑士比武大会上，“在场上出席比赛的骑士需要声称自己的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富有伟大骑士精神的比武大会，无论是出席赛事的任何一方骑士，都要说上述的话语来称赞马歇尔的英勇，并认同他是最优秀战士的荣誉”。在一个讲述“狮心王”理查攻打诺曼底小镇米利的故事中，马歇尔英勇善战的品性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攻城期间，马歇尔从城堡的沟渠顺着阶梯爬到防卫墙的顶端，他身着一身战袍盔甲，佩戴着宝剑，仅凭单手就能恐吓击退每一个防御者。他战胜并抓住城堡的总管，并一直坐在他的身上直至援军到来。在《威廉·马歇尔的历史》大量的记载中，关于马歇尔最精彩的故事，还是要数当他还是一位年轻骑士时，在约翰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身边当保镖时期的事迹。被浩浩荡荡的法兰西敌军攻打，年轻的马歇尔卷入了一场以寡敌众的小规模战争。马歇尔英勇剽悍，“像一头面对猎狗的野猪”奋勇向前，直到另一位骑士非常阴险地从他的身旁慢慢爬上前，用长矛狠狠地刺向他大腿处，并将其俘虏。马歇尔被孤零零地拴在驴背上，没有人帮助他包扎伤口，为他擦拭“从身体和血管中源源不断涌出的血液”。马歇尔在彼时似乎看到死亡之神的降临，伤痛一直持续至他成功地说服“一位品格高尚、善良的妇女”，请她帮忙将上好的麻布绷带夹在面包片中，偷送给他，他的病情才逐渐舒缓。伤口慢慢开始恢复，直到一个夜晚，马歇尔看见在被俘虏者中的一些骑士和贵族在玩一个力量游戏，他们的目标是比赛谁能将石头投掷得更远。不出所料，马歇尔参与了此项游戏，他理所当然地将石头“投掷到比最优秀的选手远一英尺半的地方”。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由于他运动时拉扯到伤口，他腿部的旧疾再次撕裂开来。因此，马歇尔在被俘期间长期饱受着疼痛的折磨。最后，他曾保护过的埃莉诺王后筹措了足够的资金才将其赎回，使其重获自由之身。事后，埃莉诺奖赏了马歇尔“马匹、军队、金钱及上好的布料”。马歇尔则有礼貌地称埃莉诺是一位“温文儒雅且十分值得尊敬的女性”。

虽然马歇尔十分敬重埃莉诺王后，但埃莉诺王后最小的儿子约翰却在其统治的16年里，令马歇尔侧足而立，鄙夷不屑。但即便这样，在以忠贞不贰为骄傲的中世纪英格兰，马歇尔依旧坚定地选择在复活节的前一周，作为国王的代表与男爵进行谈判周旋。虽然马歇尔在1215年4月底与反叛者商榷的结局令人气馁，但在英格兰王国上下，再没有比他更加老练可靠的男爵能够代表国王前去平息反叛者的怒火了。

人们并不完全知晓从4月27日起的那一周，菲茨沃尔特与马歇尔之间经历了些什么。但那场会晤的气氛很可能十分紧张，甚至剑拔弩张。根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男爵将一封文件递给前来商议的使者，这封文件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包括法律及英格兰王国古老的风俗。他们声称如果国王不迅速盖章确认文件中的条款，他们将占领英格兰的要塞逼迫国王妥协，直到他们满意为止”。人们并不知道所谓的“文件”具体为何物，不过，很多在1215年春起草的“男爵文件”至今仍留存在世，目前依然是相关方面的实用指南。其中，有一份由能够接触到国王反叛者的人制作的“王室特许（权）一览表”草案，不幸被人们索然无味地称为《未知宪章》。这份初稿并不是一份正式的文件，而是被看作一份早期草拟的谈判声明。这张详细记述了国王需要让步哪些权利的羊皮纸稿中还包含了亨利一世在1100年《加冕宪章》的12篇内容，它们作为“约翰王已经让步的特权”在计划中被提及。

从《未知宪章》中可以得知，在斯坦福德和布拉克利聚集的男爵最关心的是王室政府四方面的问题：正义与公平、遗产法、军事服务，以及王室林苑管理。宪章第1条便写道：“约翰王承认不会在没有审判之前捕获任何人，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不会接受任何贿赂，也不会行任何不义之事。”这条条款十分全面，同时也点出了约翰最富有个人特色的管理治国方式——他对待王公贵族的油腔滑调在当时臭名昭著，他武断专行，对周围的臣民疑心重重，在没有法律的公平审判下，对诸如布里尤兹（威廉）的家庭施以暴行。

接下来的5项条款更加关注细节，解决了在父亲或丈夫去世后，继承者财产继承的流程问题。宪章抨击了约翰政府收取继承者天价遗产费的政策。除此之外，另一项政策规定：继承人若还未成年，那么他所继承的土地将由“4位守法的骑士”有偿托管。如此一来，待到这位继承人成年后，国王将不能够再次收取继承税。《未知宪章》还要求国王遵守死者的遗嘱，并应该允许寡妇根据遗嘱的要求改嫁。（而不是根据国王的愿望，无视竞价人的社会地位，将寡妇卖给出价最高之人。）寡妇有资格在其夫君去世后，在丈夫家继续停留40天，“拿到自己应得的遗产”后再离开。同时，继承人不用再偿还其父亲欠下犹太人的任何债务利息。

在关于寡妇的规定后，还有两条关于海外政策的条款。条款申明“国王的子民不能够为英格兰之外的军队服务，去保护诺曼底及布列塔尼”，当然也不能保护约翰在1214年年底出征的普瓦图。同时，他还限制了国王收取免服兵役税的权利，一位骑兵只需付“一个银马克”，这相当于一英镑的2/3，也就是13先令4便士。这两项条款共同激进地限制了国王募兵及部署军力的能力，也限制了他榨取男爵用以支付雇佣兵为他而战的能力。诸如像菲茨沃尔特这样的男爵，他拥有98个“骑士领”，从理论上讲，他有义务支付的兵役免除税最高仅为65英镑，而不是在1213年至1214年的布汶战役期间，约翰曾要求的196英镑的兵役免除税。[5]

在约翰统治的16年间，他向男爵征收了11次兵役免除税，而他的父亲和兄长在45年的统治期间，总共才征收11次。对于国王而言，要接受如此限制征收军事税收的苛刻条款意味着他再也不能承受另一场不列颠群岛之外的军事行动。这可能是反叛者中“北方佬”的真正意图，对这些人来讲，普瓦图比挪威王国更加遥远。

《未知宪章》中其余的条款都是关于王室林苑改革的细则，这是金雀花王朝早期一直存在并被关心的问题。英格兰很多的田园地区都被指定为林苑（而这些田园原本可以归为沼泽、农业用地及树丛）。在当时的英格兰，林苑属于国王的私有财产，为其狩猎提供场地，有另行的一套法律体系专门负责管理。一位臣民能够在王室林苑中捕捉野鹿是受到王室青睐的标志。然而那些贫穷的、在社会中无关紧要的人，如果随意地在林苑中拾掇柴火、砍伐树木，等待他们的将是高昂的罚款或残酷的肉刑。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无止境地扩张王室林苑的边界，如此一来，英格兰人需要承受更加严格且处罚高昂的法律法规的约束，这令很多人极为苦恼。《未知宪章》旨在逼迫约翰将“所有林苑恢复回我们的父辈长兄以及我们曾使用的普通用地”。

除了重申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外，上述条款还强调了支付合理的遗产、婚嫁和守寡费用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国王需承诺不再扩张林苑土地，并做出维护和平、教会自由等广泛、好意的申明。可能最重要的是，亨利一世签署的宪章在其第一项条款中就申明国王不仅仅“借由神的恩赐”来管理王国，还需要根据“英格兰王国男爵们的共同忠告”来进行管制。而这成为除了具体细致地反对国王的计划之外，深深铭刻在1215年春走上战场的男爵心中的重要条款。但如果男爵那时候知道国王将会以牙还牙，他们一定会在事先就打消这个念头。根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威廉·马歇尔及大主教兰顿将在布拉克利的男爵的要求细节传达给约翰后，约翰勃然大怒。

当约翰听到男爵们的意图，他讥讽且愤慨地说：“为什么他们会提出如此不正义的要求，他们如此狮子大张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要求我把王国给他们？他们的要求是徒劳且充满幻想的，即便有再多的恳求，我也不会同意。”最终约翰恼怒地咒骂，“男爵的要求会把他们自己变为奴隶”，他绝不会同意男爵关于自由的要求。

最终，约翰还是平静下来，他提出一个含糊且带有一丝侮辱性的措施：他将废除那些陋习，并采纳“忠诚之人”的忠告——这自然排除了那些曾在中部骑士比武大会场地进行军事聚合的男爵。不管怎样，约翰的做法需要得到英诺森三世的认可，而直至目前为止，通过英诺森三世的信件可知，他是毫无疑问站在约翰这边的。

调解、仲裁似乎都不太奏效。菲茨沃尔特及男爵们在5月5日派遣了一名使者［根据萨瑟克区（伦敦自治市）及默顿修道院的年鉴作者记载，这名使者是一位萨瑟克区的教士］前往国王所在的城市——雷丁，通过传递谈判最终破裂的消息，正式与国王对抗。男爵不再含糊其词，他们单方面公然挑衅他们的君主，并不再信守效忠宣誓礼时许下的承诺，在此之前，誓言直接关乎男爵与国王的关系，也是维系整个英格兰政治社会稳定所倚赖的基础。因此，这些男爵被约翰视为罪犯、反叛者及英格兰王国的敌人。5月9日至10日，约翰颁布了两部文件：第一部文件专门书面致辞英格兰“忠实的基督信徒”，自称是为了教皇英诺森三世才出面仲裁与男爵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这部文件不太奏效。而在第二天公开发布的信件中，约翰承诺“在谈判时不会用武力攻击男爵，而是通过王国的法律来进行审判”，而这似乎也行不通。约翰真的确定这两部文件已经足够平息对他的治国理念萌生出诸多不满的男爵的怒火了吗？似乎不太可能。更可能的情况是，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通过文字上的强烈对比，约翰希望向人们暗示男爵是一群煽动力极强，且不敬畏上帝的邪恶之人。如果有人被约翰的巧言令色蒙蔽了双眼，过不了一会儿，也能看清他的真实面目。

5月12日，约翰下发命令，要求郡长们“占领我们敌人的领地”，“为人民攫取他们的财产及领土之上的动产”。这时候，男爵们离开了布拉克利，朝着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王室城堡行进（大约20英里）——这座城堡恰巧位于北安普敦，兵临城下，战争开始了。

公正，法律……与亡命之徒

从英格兰的国玺上可以看到，金雀花王朝的统治者被刻画为战士和法官的模样。国玺其实想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直白，如果国王的其中一个任务是战斗，保卫自己的王国，那么另一个任务便是提供正义，捍卫法律，这与其军事角色不可分割。从实际且日常的角度出发，这意味着国王需要处理从解决复杂的男爵土地纠纷至将权力下放给法官（“巡回法院”在英格兰进行定期巡回，并对盗贼实施绞刑）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显而易见，1215年反叛的男爵们认为约翰在治理国家时在正义和公平方面做得糟糕透顶，希望通过《未知宪章》逼迫国王能够亲自废除自己曾经残暴而不公平的统治方式。“约翰承认不会在没有审判之前捕获任何人，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不会接受任何的贿赂，也不会行任何不义之事。”当《大宪章》被准允之时，上述的承诺成为很多项条款的基础，论述了哲学及金雀花王朝司法制度的相关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第18项条款，这则条款要求国王应该以每年4次的频率向英格兰的郡县调派两名王室法官，如此一来，英格兰各个郡县的案件都能够被受理。这些案件主要侵犯了三大令状：遗产占有令、新的侵占令和最终占有令。在亨利二世统治期间，他将法律程序标准化并广泛普及开来。这也是亨利二世常常被称为普通法系之父的原因。这三部令状都与土地纷争相关，王室法官有权解决由它们引发的法律案件。要启动一项法律程序，人们有必要去威斯敏斯特王室法院取一张法院传票：传票是一张写有命令相关郡长提出法律诉讼的羊皮卷。随后，郡长需要确认该案件已移交巡回法院的法官跟进，选任的陪审团是信誉良好的人——最理想的情况是骑士。虽然诉讼的费用通常十分昂贵，所耗费的时间也很长，但法官和陪审团一般都能够解决，或者至少能推进案件的审理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大宪章》的第18项条款中要求国王更多（而非更少）地介入审理阶段。

抛开内战不谈，总的来说1215年的英格兰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刑事司法系统，由于在当时的英格兰乡村并没有警察部队，因此社区的每一位村民都肩负着侦查犯罪的责任。一旦有人遭受或者亲睹了一场犯罪，他们有义务提高分贝，大声喊叫——毫不夸张地说，足够大声地喊叫能够引起邻里壮丁的注意，从而协助逮捕罪犯。除了一般的村民外，形形色色的公务人员也都参与到侦查犯罪的行动中来，村落中有治安官，这是最类似地方警察的职务。在当时的英格兰，乡村与乡村之间聚集形成更大的单元，被人们称作“百户邑”，每一个百户邑都拥有一个由法警组织的普通法院。而如果罪行过于严重，以至于在百户邑无法解决，那么该案件将被移交至由郡长管理的郡法院进行审理。

在两种主要情况下，受到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会被直接移交给王室法官。第一种情况，也是最为传统的情况，如果受害者能将犯罪嫌疑人送至法庭，那么该（私人）起诉就能够立案。第二种情况，从亨利二世执政开始，英格兰有了公开上诉的系统。陪审团成员聚集在一起，他们虽然没有权力审判法律案件，但他们有权决定哪些案件需要起诉。当确定上诉某一案件时，涉及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会被移交至法庭，向法官解释被控罪行。

在没有法医严密调查的年代，如果缺少目击证人，刑事案件索证自然相当困难。因此，中世纪的英格兰人认为最好的法官便是上帝，那时候有很多方式去窥探上帝对某一案件的观点。虽然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的法制改革曾涉及水审和火审，不过这两种神判方式在约翰执政期间依然盛行，被认为是能够验明犯罪嫌疑人是否行凶的有效方式。司法对决通常是由两方或者双方指定的优胜者进行抗争——而这个做法在这之后沿袭了几个世纪，尤其是在贵族纷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了神判之外，另一个索证的方式则是免罚宣誓，犯罪嫌疑人可以笼络一批贤德之人，让他们愿意为犯罪嫌疑人发誓保证他的清白。基于此，也许实际查看当时两起王室法庭审理的案件，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中世纪英格兰法律制度的实际操作方式——这两起案件都显示了理性审判和盲目迷信相互交织的过程。

1214年夏，王室法官们都聚集在米德尔塞克斯，审理在郡县发生的一起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出席审判，他们的“所谓”罪行被认为只能进行神判。第一个被指控的是一位名叫沃尔特·特伦奇博夫的人，他被指控共谋一场血案。盖伊·福利奥特被法尔丁斯托普的英格拉姆刺死，沃尔特被指控向凶手英格拉姆提供凶器——匕首。虽然除此之外的信息我们一概不知，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法院决定将沃尔特的罪行交由水审进行裁决。

水审的实施流程来源于与万能的上帝进行交流的传统且复杂的宗教仪式。上帝被认为与被告一样，对诉讼有着浓厚的兴趣。在12世纪，犯罪嫌疑人沃尔特的水审会经历如下程序：在一个星期二的夜晚，他穿着羊毛衣，赤脚在黄昏中行进。然后，他将经历三天的禁食，只能食用未经发酵的面包、豆瓣菜和食盐，饮用清水。到了星期五，他被脱去外衣，并裹上一小块缠腰布、披上斗篷，被引入一个庄严隆重的宗教队列，随行向挖好的深坑走去。这个深坑有12英尺宽，20英尺长，清水没过坑口边缘，深坑之上被一个木质舞台覆盖，牧师可以站在上面向水祈祷。法官及原告则站在水坑周围。沃尔特及原告发誓完毕后，沃尔特的双手会被紧紧地绑在他弯曲的双膝后面，一段绳子系在他的腰间。绳子上打了一个小结，用以标注“沃尔特最长的头发”——估摸有12英寸长。为了避免激起很大程度的涟漪，他们轻轻地将绑着绳索的沃尔特向水池的深处放，此时这里沃尔特有可能会浮起来或者沉下去。如果绳索上打有小结的地方没入水中，那么证明沃尔特是无罪的，如果浮在水面，则说明他有罪。

沃尔特浮出水面，因此该案件有了裁决结果。沃尔特被拉出水面——想必他那时浑身战栗，气息短促。随后，法官宣判裁决的结果——上帝发话，称沃尔特明显向其共犯提供了匕首，同谋杀害了盖伊·福利奥特。最终，沃尔特被施以绞刑。

现代研究人员曾试图模拟中世纪的水审，实验结果令他们认为只要不是过于肥胖，在做准备工作时，尽量禁食，并在快没入水中时尽可能地将肺部的空气呼出，那么4/5的中年男子都有可能安全通过水审。的确，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数据记录来看，人们通常会下沉而不是上浮。因此，在那些祈求得到神灵指示的人的眼中，沃尔特不幸地上浮意味着有罪。

事实上，1214年夏，在米德尔塞克斯审讯的第二个案例就充分证实了上述观点，这个案件也是通过神判进行裁决的。一个年轻的男子，在这里简单地称他为西蒙，罗伯特的儿子。他因与盗贼团伙厮混而被捕入狱。根据法院的审判，他被清水洗涤净化——换言之，他沉入水中——被拉出水面后，他被判释放，但前提是他需要离开英格兰王国，永世不得返乡。（在约翰统治时期的另一个审讯的案件中欧多·德伊萨尔汉被判在威廉·柯克的死亡中无罪，他被流放至海外，而约翰私自干涉这个案件，允许欧多·德伊萨尔汉回到英格兰，欧多·德伊萨尔汉发誓以优良表现来洗清自己的名誉。）

除了水审之外，在13世纪早期的英格兰还有另外一些神判的方式。其中就包括火审，被告在指定的时间内手持烙铁，如果伤口感染，那么就证明其有罪。然而，当1214年沃尔特·特伦奇博夫和西蒙经历神判之时，这项法律进程正逐渐过时。1215年的第四届拉特兰会议尤其关注司法领域，同时还讨论了神职人员通过世俗权力拥有的裁决死刑、肉刑的权力以及扮演的角色。教规第18条指出：“任何神职人员都没有判决死刑及执行类似判决的权力，他们也不能出席任何的罪犯处决现场。任何通过冷热水或烙铁进行司法测试或神判的人都不会得到任何的祝福与恩赐。”

失去了最根本的神圣宗旨，神判迅速被淘汰。同时，由于《大宪章》将审判的责任赋予了熟悉案情的人，因此，英格兰古老的裁决方式被由街坊邻里所组成的陪审团取代。陪审团有权决定一个法律案件是否有罪。当然，神判不会就这样销声匿迹——不仅在近代初期政治迫害的时刻重整旗鼓。但是正是在1215年中世纪的英格兰，人们开始慢慢地摸索追寻着微弱的正义之光，就此，那个12英尺宽、20英尺长的水坑开始与司法审判渐行渐远。

那个年代，审判程序充斥着皮肉之苦，刑罚方式多种多样，从罚金至挖眼，砍掉嘴唇、耳朵、双手甚至死刑——因此很多犯罪嫌疑人都设法直接躲避法律的制裁，成为逃犯。任何人都被允许杀掉或逮捕这些法外之徒（身份高贵的人也不例外）——在约翰统治时期，布里尤兹的威廉与罗伯特·菲茨沃尔特都被以逃犯的身份来对待。当然，一位贵族逃犯的日子比穷人逃犯轻松许多，同时，在放逐的过程中幸免于难的机会也高出很多。

金雀花王朝早期的逃犯通过当今的大众文化渲染，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脑海中。事实上，一些亡命之徒的传说的确起源于约翰王统治时期。《僧人厄斯塔什》的故事写于1223年至1284年期间，押韵华美的两行诗体记述了厄斯塔什·比斯凯富有戏剧色彩的故事。厄斯塔什是布伦的一位贵族的儿子，由于不满布伦的司法体系，他成为一名自由战士、航海家和海盗。他曾为约翰效劳了一段时间，但在1214年，他站在了反叛的男爵这一边。在《大宪章》被废除后发动的那场战争中，厄斯塔什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并帮助法兰西路易王子登上英格兰的土地。厄斯塔什在1217年的桑威奇一役中被捕，并在海上被斩首。诗人在记录厄斯塔什的行为时这样总结道：“作恶多端的人永远不可能万年长寿。”同样地，现在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单篇原稿中记载的富尔克·菲茨韦林（上述）的传说，将约翰统治时期现实中边界领主的故事美化。原稿将流放富尔克·菲茨韦林至布列塔尼、法兰西和西班牙的约翰王称作“一个一生充满邪恶和恶意的人，他十分执拗，没有道德良心，被所有好人所憎恨。此外，他是淫荡的：每当听到任何淑女或尚未出嫁的女子的消息，他都会想办法得到她们，或者通过花言巧语、赠送礼物来迷惑对方，或者施以强暴”。

虽然在如今大多关于罗宾汉传说的主流的电视电影作品中，约翰都被刻画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但最初关于罗宾汉的民谣和印刷品都来自15世纪，由此推断，罗宾汉的故事似乎发生在金雀花王朝的其他时代。很显然他的故事发生在14世纪上半叶，执政的君主既不是国王约翰，也不是“狮心王”理查。而是“爱德华，我们英俊的国王”，这段表述出现在《罗宾汉的客人》（印刷于伦敦，1495年前后）一书中。所以这个国王最有可能是爱德华或者他的孙子爱德华三世。

[1]“伯爵”的头衔是在诺曼征服时传到英格兰的。在颁发《土地赋税调查书》的11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7位伯爵。随着时间的流逝，英格兰伯爵的队伍扩大了许多。萨尔·德昆西在1208年被约翰封为温切斯特伯爵，这是距今最近的一次伯爵授封。

[2]从斯堪的纳维亚进口的由海象象牙铸造的路易斯西洋棋显示了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丰富的象棋种类。路易斯西洋棋目前被一分为二，分别保存于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和位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

[3]英语中“封建”一词源于“费用”，继而得出了“封建制度”一词。“封建制度”一词用来形容所有英格兰自由且拥有土地之人的理论关系。理论上来讲，国王是英格兰唯一的领主。他将领土分封给他的男爵，作为回报，男爵会向国王提供封建服务。拥有领土的男爵继而又将土地分租给其他人，这些租赁到土地的人也会向男爵支付费用或者提供更多的封建服务。如此一来，土地成为一个纽带，国王站在这个土地所有制金字塔的最顶端。

[4]菲茨沃尔特与贡诺拉结婚后，从妻子那里获得30.5个骑士领，从妻子的叔叔那里获得2个骑士领，从其父亲那里获得66个骑士领，共计98.5个骑士领。后文亦有提及。——编者注

[5]按照惯例，需要附加说明的是，65英镑的兵役免除税相当于现在的55000英镑。同样地，195英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65000英镑。这些数字是根据measuring worth.com计算出来。

第五章　伦敦

反叛的男爵们在北安普敦的城堡外持续扎营超过两周，将北安普敦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曾称自己不再信守诺言，效忠国王，而以目前状况来看，他们的确说一不二。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称，“在紧锁大门，并在大门及沿着墙的位置加强警备后，男爵们开始攻击部署在要塞的驻军”。但随着事态的推进，令人感到男爵们似乎选择了错误的目标。文多弗的罗杰称：“在战场上持续15天之后，男爵方面仅取得了微不足道的优势。”

北安普敦城堡是一个精美壮观且防守极为严密的王室要塞，首建于诺曼征服后。这座城堡屹立于繁荣集镇的西北角，最初由北安普敦的伯爵西蒙·桑利斯修建，但在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时，城堡被这位新上任的国王永久接管。此后，在金雀花政府的手中，这座城堡逐渐兴旺繁荣，绽放出迷人的光芒。城堡的门廊顶上有着优雅的拱桥和石头装饰的枕梁。（托马斯·贝克特在1164年与亨利明确且果断地摊牌后，正是从其中一个拱桥下仓皇逃走的。）同时，城堡的维护保养也可谓不惜成本。这座城堡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塞，仿佛一个巨型石制哨兵，守卫着通向英格兰中部的入口。这里的镇民通过一块刻有金雀花雄狮的印章彰显着自己效忠王权的诚心。国王是这座城堡的常客，一年平均会到访两次。在其统治期间，曾花费300英镑对城堡进行修缮。[1]

约翰在2月底来到这里，但即便是在当地狩猎，他还是心系城堡的防御情况。约翰颁布了关于如何警戒北安普敦囚犯的具体细则。在复活节前的一周，他下达了更多的指令，要求将北安普敦城堡的构造改建得更加安全，用以抵御敌人潜在的攻击。北安普敦城堡被内内河（River Nene）所充盈的护城河所包围；土方工程保护了城堡的正门，结实的墙体包围着一块面积为3英亩[2]的城堡外庭庭院。为了令城堡更加坚不可摧，林官被命令提供“木材和木料元素，用以加强和防御我们的城堡”；同时约翰还购买了10000只弩箭，填充军械库。为了抵御、警惕潜在敌人的围攻，约翰下令在城堡食品储藏室中储备“40个季度的谷物及24头肥猪”[3]。北安普敦的守军已经全方位准备好如何在各式各样的围剿猛攻下严守到底。5月的第一个星期，在菲茨沃尔特带领下的男爵在经历了一番艰苦拼搏后也体会到攻城的不易。

保卫城堡的领军人是杰弗里·德马蒂尼，杰弗里是约翰最为信任的中尉之一——“雇佣老兵”杰拉德·阿泰埃的亲属。德马蒂尼与阿泰埃都来自都兰，其中，阿泰埃曾为洛什的军事要塞配备军力，该要塞是在腓力·奥古斯都1203年至1204年期间的征服运动中，最后一个被攻克的金雀花王朝城堡。由此看来，德马蒂尼并不是一位意志薄弱的谄媚者，而是一位与约翰最富有经验的雇佣兵并肩作战的人，他因屡次在国王危难之时服役，而被带入英格兰。然而，德马蒂尼仿佛一位年迈的女人，对攻城大战毫无经验。然而即便这样，他依然能够坚守北安普敦城堡，因为虽然菲茨沃尔特及由其带领的军队兵多将广，却没有任何攻城所需要的机具。约翰耗费三个月的时间，订购了不计其数的弹弩和十字弓，并将它们送至英格兰王国上上下下的城堡中，男爵们却丝毫没有类似的武器。由此可见，哪怕是英格兰最尊贵的领主，其掌握的资源与国王相比，也可谓天壤之别。缺少重型大炮的男爵根本无法攻破北安普敦城堡坚不可摧的城墙。对他们而言，唯一的策略便是封锁围剿，他们希望将驻军包围，使驻军饥饿而死——如果不是因为漫长的等待未果，他们并不会轻易这么做。

男爵们在北安普敦外停留越久，局势将对他们越不利。文多弗的罗杰记载道，好几名男子在围城期间被杀害。而更为难堪的是，遇难者中还包括菲茨沃尔特的旗手——“令很多人痛心疾首的是，他被十字弓放射的弩箭刺入头颅，不幸身亡”。基于不利的形势，当一则“如果能够东行20英里到达贝德福德将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传到男爵耳中时，他们便草草地停止围攻，迅速离开了。男爵到达贝德福德后，受到了威廉·德比彻姆“尊敬”的迎接，这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贵族，在当地拥有一座城堡。

这一刻极具戏剧色彩——男爵时来运转，好运渐长。菲茨沃尔特和男爵们一到达贝德福德，从伦敦赶来的信使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并偷偷告诉他们，“如果希望进入伦敦，现在必须立马进城”。信使说，如果男爵们动作迅速，“上帝的军队”极可能会拿下英格兰的首都并将中南部的城堡留作后补。情况紧急，危急万分。根据一位作家形容“男爵们怀着对国王的恶意”，匆忙赶往伦敦。

男爵们在夜色中行军，随着春日和煦的晨光洒在伦敦的城墙上，他们抵达了伦敦市郊。这一天是5月17日，一个星期天。由于这一天正值当地居民做礼拜，一百座教堂的钟声鸣起，响彻正沐浴在阳光中的伦敦。时间刚刚好，菲茨沃尔特和男爵们被告知，他们进入伦敦不需采取要任何军事行动，因为“这里的富人支持男爵，穷人则唯唯诺诺，并不敢与男爵作对”。趁着伦敦市民正在做礼拜，在支持者的帮助下，男爵们翻墙，轻松挺进伦敦。文多弗的罗杰记载道：“男爵们将自己的警力安排在伦敦的各个城门口，随后，随意地安排着其他事宜。”男爵们比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抵达伦敦的时间更早，威廉曾寄希望于控制伦敦，从而夺取英格兰王位，然而他的野心却因一群佛兰德的雇佣兵徒劳地猛冲伦敦而以失败告终，他在伦敦门口被打败。而朗格佩斯的失败对于男爵而言至关重要，和21世纪类似，控制伦敦是掌控英格兰的关键一步。

菲茨沃尔特和男爵们于1215年抵达的伦敦是一个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同时在面积、影响力及国际认可度等方面，早已远超温切斯特、诺里奇、约克和英格兰的其他大城市。这座城市的发达程度已经可以与巴黎和一些欧洲发展迅速的首都相媲美。在13世纪，伦敦的人口达到一个峰值——大约8万人。威廉·马歇尔的传记作家曾称伦敦为“伟大的城市”，很多同时代的人也全都赞成“这是一座惬意的城市”的说法。

威廉·菲茨斯蒂芬（托马斯·贝克特的随从兼传记作家）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出伦敦当时的样貌。菲茨斯蒂芬于1173年至1174年著有《托马斯·贝克特的一生》一书，在前言里，他通过热情浮夸且浪漫的赞美诗的形式，称这座城市是自己的家乡。菲茨斯蒂芬宣称英格兰的首都是全世界众多著名、显耀的首都之最。伦敦的荣耀、名声相比其他国家的首都，延伸至更远的地方。伦敦在众多城市中骄傲地崭露头角。忽略巴黎或者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或者罗马，至少在菲茨斯蒂芬的眼中，当时的伦敦是一座天堂，拥有健康的空气、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傲人的军事实力和地理优势，这座城市的公民文明进步，女性贞洁纯良，男性勇猛彪悍，卓尔不群。在伦敦的街道上，可以看见互相狡黠逗乐的学生，专卖顶级珠宝皮草的商贩，“主妇们都是萨宾人”[4]。这是一座新的特洛伊城，“就如同一位多子的母亲一样，孕育了众多贵族”。

事实上，除了尽情享乐的红脸颊男人和贞洁善良的少女之外，伦敦还拥有更多迷人之处。伦敦将它的卫星城镇——萨瑟克（泰晤士河的南岸）及威斯敏斯特（朝西几英里处）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组成英格兰西南部的商业、宗教、政治及军事中心。这里广阔、富庶且波谲云诡：人员混杂，充斥着商人、公使、政客及店主，这座城市有自己独有的城市品质与性格，人民真诚地希望城市领导者能够自由独立，不受王室的过分干预。除此之外，它还有着运行良好的内部体制，并且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实践中）富有了民主色彩。城市的自由人会在被称为群众大会、市法院的地方听审，参与城市商业交易、谈判。城里的商人是监管公会的成员，而伦敦也在地理上被划分为各个行政区——被人们称为“分区”。分区由世代担任公职的富有家庭的精英推举出的郡长进行管理运营。在12世纪至13世纪期间，16个家族因通婚、生意往来联系在一起，他们在伦敦政治舞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西至东弯曲蔓延3英里的古老罗马城墙中透露出人文生活的点滴色彩与味道，而城墙内方圆330英亩土地上，宫殿、宅邸和市场紧靠着朴素的房屋、医院和酒馆而建。《厄斯塔什僧人》一书的作者曾将当时雇佣兵和海盗的生活浪漫化，将当时的伦敦描述成一个奢侈的地方——将众多建好的壮丽宏伟的宫殿、宅邸推倒，并用更好的装饰材料重建。同时，这里还是由蒙默思的杰弗里所杜撰的、颇受人们欢迎的亚瑟王历史故事中，传奇的英格兰国王康斯坦丁杀害敌人的儿子——曾在修道院中避难的莫德雷德的地方。

在伦敦交汇的道路，东南方向可至多佛尔、坎特伯雷，通往东安格利亚的科尔切斯特、剑桥和诺里奇，向西可达牛津及温切斯特之间的走廊，经由被称作“埃尔迈恩街”的古老罗马街道可以到达林肯、约克。由水路，上游可连接包括温莎在内的富裕的王室聚居地，下游可连接位于入海口的城镇埃塞克斯、肯特。除此之外，这里还有通往大陆的航线，航线可以直至世界已知的每一个热闹非凡的港口。

伦敦的南部边界由泰晤士河长期冲刷形成，泰晤士河深邃宽阔，河流湍急，河水一整天随着潮汐起起伏伏。伦敦是由罗马时代的要塞“伦底纽姆”演变而来，它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归功于其所处的位置——它坐落于泰晤士河下游的最低点，从这里，人们可以安全地横跨泰晤士河。即使如此，这条河仍是一条宽广且偶尔致命的航道。伦敦桥是一座宏伟的石质建筑物，有将近1000英尺长，40英尺宽，是唯一一个横跨泰晤士河的公路桥。伦敦桥周围人口稠密，在供奉托马斯·贝克特的教堂周边并排挤满了商店、房屋。河面上停泊了几百艘船只，它们从位于斯特兰德（连接伦敦至威斯敏斯特的道路）的宅邸行至东部更远处的码头、港口，在岸边搭载来来往往的乘客。石桥于1176年起建，至1209年竣工，其中部分建设由一位名叫伊森伯特的人监工，伊森伯特是一位建筑名家，曾经在圣特斯以及阿基坦的拉罗谢尔建造过精美的桥梁。然而在1212年，一场大火以毁灭性的程度摧毁了这座新建桥梁，这场大火还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虽然重建工程已经启动，但距离再次竣工还有些时日。

在伦敦的西边还有另一条河道：舰队河。舰队河在后来被称为“黑衣修士”的地方注入泰晤士河。第三条河道被称作“沃尔布鲁克”，这条河曾经分割伦敦，但很早之前因河道淤积，在北部城墙外形成了大片的沼泽与湿地。

在伦敦的中心，鲁德门山之上屹立着圣保罗大教堂。直到1215年，诺曼大教堂已经施工超过一个世纪，虽然在未来6年内，这座教堂都不会完工，但它已经赫然耸立在这座城市之中——面积至少与英格兰前首都温切斯特的大教堂一样大。教堂内部，长形中殿的两侧由巨型凹槽石柱支撑着。在教堂庭院外，伦敦人聚集在一起闲聊八卦、提出抗议，并见证所有形式的政治盛况。沿着作为伦敦的商业、行政和生活中心的市政厅前行，映入眼帘的是伦敦城墙内最为重要的建筑——圣保罗大教堂。从地理位置而言，它是城市中心的标志，条条大道在这里交汇。同时这里还是精神中心，供奉着无数诸如玛格纳斯、玛格丽特等圣人的教区教堂围绕着圣保罗大教堂而建，最短距离几百码就有一座教区教堂。这里还有一小部分的犹太人口：其中紧邻市政厅就有一个犹太会堂，这座犹太会堂的入口就是一个被称为“跛子门”的英格兰古老犹太公墓。

穿过伦敦朗伯斯区的河流，就来到了坎特伯雷和罗切斯特大主教的官邸。其他的神职人员的宅邸则修建在城墙外的河滩上，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这里修建起了小旅馆和寺庙。在伯蒙齐有一座大型的克吕尼隐修院，同时，在城墙内外坐落着很多的小修道院和医院，包括位于史密斯菲尔德的知名小修道院和圣巴塞洛缪医院。通过在5月17日星期天清晨几百座教堂的钟声响彻伦敦的盛况来判断，精神寄托及宗教信仰已经融入这座城市每个人的生活之中。

如果将伦敦比作“精神的蜂房”，那它亦是“贸易的天堂”。东市场路和西市场路这两个大型市场主导着伦敦。在这里，人们可以以物易物，交换日常用品。他们经由连接乡村和伦敦的道路，用推车将货物运输至此；或是通过船只，将货物运至泰晤士河河口。至1215年，伦敦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着贸易联系。与佛兰德的羊毛、织物布料贸易日渐兴旺，同时，大量的红葡萄酒从波尔多涌入伦敦。自约翰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1154年成为王后开始，波尔多就与英格兰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38年，一位罗马教廷使节到访伦敦，被这里衣着极具异域风情的修女们纷扰得眼花缭乱。她们斗篷的衣领都被富有异国情调的皮草（诸如灰狐毛、黑貂皮、岩貂皮，以及冬季白鼬的白色毛皮）装饰，大部分的皮草都来自波罗的海。根据威廉·菲茨斯蒂芬在贝克特的传记中记载，伦敦有从中东进口的黄金、香料和焚香，从斯基泰进口的武器，从尼罗河河谷进口的珠宝以及从中国进口的紫色丝绸。即便这段记载有夸大的嫌疑（从这个时间段起的8个世纪内，“斯基泰人”都没能在如今称为伊朗的平原策马奔腾驰骋，因此不太可能与英格兰有弓箭贸易），但无论如何，通过上述描写，我们都能够看到伦敦作为英格兰的首都，其贸易往来已经蔓延至千里之外。

然而，5月17日进入伦敦的男爵们将会知道，在财富与荣耀下，伦敦暗潮涌动。迪韦齐斯的理查德与菲茨斯蒂芬对伦敦赞赏有加的态度截然相反，他通过虚构一位曾到访且不怎么喜欢伦敦的顽固的犹太人的视角，表达了他眼中的“伦敦印象”。“普天之下各种类型的人都集中于此，自吹自擂。居住在此的人无法避免犯错，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邪恶或满怀恶意的事情，你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他继续列举出这座城市的邪恶之处：这里有着拥挤不堪的餐厅、戏院和酒馆。伦敦下流社会的人士也被他提及：“在这里你遇到的狂妄者甚至比在法兰西还要多，同时，贪得无厌的寄生虫更是数不胜数。演员、小丑、皮肤光滑的青年、摩尔人、奉承者、漂亮男孩、无男子气概的人、鸡奸者、风尘女子、江湖郎中、肚皮舞者、女巫、敲诈者、夜晚流浪者、魔术师、哑剧演员、乞丐和丑角……如果你不愿意与坏人为伍，那么一定不要住在伦敦。”

就连菲茨斯蒂芬都承认，光彩壮丽的城市生活偶尔也会陷入混乱，即便他仅承认这座城市“有着无节制痛饮烂醉的傻瓜及偶尔发生的火灾”。事实上，1212年7月的那场大火不仅损毁了伦敦桥，还将萨瑟克区和伦敦市区烧得满目疮痍。然而，火灾并不是伦敦人面临的唯一问题，卫生及废物处理等方面也是他们长期面对的挑战。建筑的法定标准在理查一世统治初期的1189年就做了规定，英格兰出台了一系列管理规划细则，规定了关于人行道、排水沟、拱门、墙壁及门道等建筑的高度和位置，同时还规定不能够在距离邻居土地3.5英尺之内的地方挖掘无墙的垃圾坑。

这座城市时而发生骚乱。1196年，威廉·菲茨奥斯本（一位出色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以长胡须著名的公众演说家）曾经带领伦敦的穷人欲意谋反，呼吁向他们的主人发起反抗。而这次叛乱的结局非常悲惨：此举由于惊吓到了英格兰王室，菲茨奥斯本被关进一座正被大火燃烧的教堂，当他试图逃脱时，被狠狠地刺了一刀，随后他被马匹随意拖曳至泰伯恩刑场并被施以绞刑。（该绞刑架后成为凭吊穷人的地点，许多人在这里抓起一土，直到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且难看的洞。）

1244年巡回法院的王室法官到访伦敦时审理的案件可以反映出伦敦黑暗的一面。这些审讯追溯到1215年后的一代人，然而案件中描述的这种运行状况以及悲剧反映了整个中世纪最真实典型的生活状态。从法院记载中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悲伤的案件，那是一个远离“在结冰的沼泽滑冰，或者嗅探异国香料”的世界。“拿着一块芝士的伊莱亚斯·普尔图尔在布拉德大街摔伤致死”，伦敦的治安警官约翰·谢普将一名罪犯“狠狠地扔进监牢的最深处，将其脖子折断致死”。除了这个案件之外，还有很多的记载都在讲述一个个悲伤的故事：一位名叫威廉·戈德夏尔伍的疯子用刀自杀；威廉·加姆邦在从一艘船爬上另一艘船之时，跌落进泰晤士河溺亡；约翰·德拉韦尔登咬掉了劳伦斯·特平的右手拇指；金斯敦的罗伯特用斧头杀死了“爱丽丝的儿子亚当”；“一名约莫8岁的小女孩被人发现在圣玛丽萨默塞特的教堂墓地里身亡”，据称，这个小女孩是由一名妓女抛弃至此，而该名妓女，很有可能正是这个小女孩的母亲。

在这座包容万千、热闹非凡的城市，防御工事是菲茨沃尔特及其“上帝军队”认为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伦敦的城墙内有两座极为重要的城堡：伦敦塔和贝纳德城堡。这两座城堡都坐落于泰晤士河的河岸。属于国王的伦敦塔墙面厚重，犹如一个巨大且凶猛的怪兽，自从“征服者”威廉将其建成后，它就一直赫然耸立在这座城市里，是王权强有力的象征。（据菲茨斯蒂芬称，伦敦塔的“根基非常深，由灰浆和动物的鲜血调和而成的材质固定起来”。）而控制从上游至伦敦入口的贝纳德城堡则是罗伯特·菲茨沃尔特的权力基地。1213年1月，国王为了惩罚菲茨沃尔特的不忠，开始弃用这座城堡，[5]而在6个月之后，当菲茨沃尔特被国王宽恕时，贝纳德城堡又再次恢复了昔日的荣光。菲茨沃尔特掌握着贝纳德城堡，同时与伦敦有着密切的利益往来，这一切都意味着，（从约翰绝望的角度来看）男爵们目前已经转移到了一个拥有绝对实力的阵营之中。

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称，菲茨沃尔特领导的叛军吸引了大量拥有贵族血统的青年男子：“那些参与反抗的权贵子孙希望在这里冒险，并追求在战争中赢得名声”，但这还远远不是一个纯粹为了贵族利益而战的团体。伦敦这座城市与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有着悠久且有些敌对的历史。在1215年5月的最后几周，伦敦人民看到了反对国王的好机会，基于王室目前处于苟延残喘的脆弱时刻，这次的叛变很有可能可以逼迫国王做出让步。

伦敦市民向来喜爱强迫国王让渡自己手中掌握的特权，并做出允许他们独立的承诺。1130年，他们向亨利一世支付100马克，用以确认这座城市的市民可以自己推选出他们的“市长”。当斯蒂芬国王卷入一场被称作“无政府状态”的战争时，为了换取首都的财政以及军事支持，他赋予伦敦自由——当斯蒂芬的敌人女王玛蒂尔达在加冕前夕被驱逐出伦敦时，作为奖励，国王于1141年赐予了伦敦人民自由推选出市长的权利。在理查一世的统治早期，当理查征战在外时，他的大臣们为换取白银支撑国王东征，愿意考虑近乎所有的进谏。而在那段时间，伦敦甚至成功获得自由选举第一任市长的权利。亨利·菲茨艾尔温自1191年起直至1212年离世，一直担任伦敦的市长一职，从亨利开始，“被推选出来的当地领导人可以行使独立的权力”成为长期以来沿袭至今的传统。在菲茨艾尔温离世不久，约翰迅速确认了这项权利，他准予伦敦的市民所有古老的自由。因此，到1215年，当一位名为塞洛的绸布商人被选为伦敦的市长时，伦敦已然是一座熟习如何结合自身优势与王室保持良好关系的城市。5月，在男爵抵达之后的数月中，这座城市将向约翰索取更多的特权。

当叛军们在伦敦镇守住自己的阵地后，他们决定要力保自己在更远的地方也有盟友的帮助。根据记载，叛军们寄信给仍旧对国王显示出忠诚之心的英格兰的伯爵、男爵和骑士。叛军们将私人财产和领地的安全，与废黜一位“发假誓、与自己的男爵作战”的国王视作息息相关的事情。叛军们建议剩下的男爵应联合起来，为了权利与和平，同国王抗争到底。此外，还恐吓他们，如果他们拒绝加入反抗国王事宜，那么叛军们将向他们所有人宣战，将他们视作公开的敌人，叛军们将损毁他们的城堡、烧掉他们的房子及其他的建筑物，毁坏他们的养兔场、公园及果园。叛军们在伦敦的行动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决不妥协让步：他们攻击属于犹太人的房屋，抢劫业主财产，并将业主房屋的石头拆除，用以加强城市的防御工事。

男爵们目中无人地占据首都，其效果就是令伦敦陷入困境。基于约翰所能支配的军火、大炮及人力来看，约翰已经没有成功围攻伦敦的可能性了。他失去了两处主要的财富来源地：国库和伦敦塔。但他仍旧在附近控制一系列的城堡和庄园，同时，很多英格兰重量级的伯爵和男爵仍旧支持约翰，他们包括：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威廉·马歇尔、切斯特伯爵、康沃尔伯爵、瓦伦伯爵及阿尔比马尔伯爵。国王忙碌地往返于温切斯特和温莎间，监视着敌人在首都的一举一动。如是持续了很久之后，事态发展得非常清晰：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征服另外一方，唯一能够令英格兰达成表面和平的方式只有谈判。

从5月底至7月初，信使们在国王和藏匿在贝纳德城堡及其周围的叛军中间来回奔波。叛军们步步为营，试着开始摸清国王为令他的敌军消失而愿意接受的和平条约的底线。曾引发约翰统治早期很多问题的斯蒂芬·兰顿站在国王与叛军之间，非常明显，他更偏向于后者。兰顿将会是双方的一个重要调停人，也将为1215年6月最终出台的宪章提供深远的知识贡献。到6月10日，协议的提纲已经采取详细的形式呈现出来，约翰准备好亲自会晤反叛的男爵。所选择的场地是从伦敦沿着泰晤士河上行23英里的一个宽广葱绿的草地。《大宪章》将会这样描述那个地方：那块草地坐落在温莎与斯泰恩斯之间，被称为“兰尼米德”。

语言，传奇……及姓名

1215年的英格兰是一座使用多语言的王国。虽然在该国的一小撮地方仍有包括威尔士语、凯尔特语、希伯来语等语言在被人使用，但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仍为三种最主要的通用语。通过了解这些语言如何相互影响、作用，我们能够知晓当时社会的划分方式。

拉丁语通常用于教会和法律，同时也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用以在整个基督教王国乃至更远的地方进行交流的一种国际语言。拉丁语教学成为教士的标志，同时，精通拉丁语表明一个人有着超群的智力。除此之外，拉丁语还是《圣经》文章及教会服务的常用语。至少在教会法庭，要采用拉丁语进行诉讼，同时政府职员会用拉丁文进行文字记载。如果一个人没有熟练地掌握拉丁文，这意味着他将在知识界及政府谈话中被人排挤。甚至在文化圈内，不精通拉丁文的人会受到歧视及不公平的对待。

此外，拉丁文几乎是当时所有编年史、重大条约的通用语，诸如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沃瓦特·迈普、文多弗的罗杰，以及马修·帕里斯在内的作家都以能够熟练使用拉丁文，自如地从《圣经》、古典作品中引经据典而感到自豪。通过频繁地涉及这些经典作品，我们可以推测很多与王室相关的作者在进行写作时，通常一次性写至少两种不同水平的文章：在平铺直叙事件本身的同时，他们还会针对那些拥有良好文化背景的读者，专门写另外一个版本的文章，在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历史典故，以及只有圈内人才懂的笑话。而大多数的典故和笑话，当今学术界可能都不甚了然。

因此，拉丁文既是官方商务的语言工具，又是社会文化精英主义的通用语。自然而然，《大宪章》也是用拉丁文写作而成。正如大部分的官方文件一样，《大宪章》中很多拉丁文字都运用速记符号缩写暗示部分单词，很多单词都为了节省空间而进行了省略（尤其是结尾词）。这种缩写方法对于13世纪的书写员而言早已司空见惯，当被问及正式文本时，他们能够立马在心中将省略的文字填补出来。然而，对于那些对官方速记符号的特性不了解的人而言，令状、宪章及信件会让他们感到晦涩难懂，高深莫测。

如果说拉丁语让教士在世俗之人之中脱颖而出，那么理解并使用法语和英语则能够区分富贵之流与赤贫之辈。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法语成为国王们的通用语，虽然这并不是国王们使用的唯一一种语言。据说亨利二世就通晓从英吉利海峡至圣地的绝大多数的语言，尽管沃尔特·迈普记载，“他只用法语和拉丁语进行交流”。直至约翰时期，法语依旧是宫廷中的通用语，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约翰的父母都说法语，他的妻子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和他的哥哥理查一世也同样说法语。但这并不是说在英格兰通用的法语与在其他地方说的法语相同。就如同法兰西北部和南部由于地方差异，方言及发音都大相径庭。［因为法兰西北部的人将“是的”讲成“oïl”，而法兰西南部人则讲成“oc”，所以当时的人们将这两种语言分别称为“langue d’oïl”（奥依语）和“langue d’oc”（奥克语）。］同理可推，英格兰人讲的法语与巴黎人说的法语也不太相同。沃尔特·迈普的著作中常常用漫谈的方式记述英格兰朝政，其中就有记载称，为了攻击讲法语的人有某些错误，人们常常指责这些人讲一口“马尔堡法语”，因为在马尔堡“人们都说着一口蹩脚的法语”。这种由语言而划分出来的社会等级反映出生活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人天生的优越感。因此，年轻的威廉·马歇尔作为侍从，在海对岸位于诺曼底的唐卡维尔（而非自己的出生国家）为英格兰王室服务8年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而马歇尔的传记作家通过诺曼法语来例证、赞美这位将自己看作英格兰的骑士、贵族的模范代表的人，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直到14世纪中叶，金雀花王朝才接受英语作为法庭辩护、立法机构辩论或者为宫廷资助人写诗的通用语言。然而，虽然法语在1215年是英格兰精英阶层的通用语言，但它并不是或者并没有被英格兰人广泛地使用。英格兰人依然使用英语，由于诺曼征服破坏了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标准，因此，英格兰人的英语夹杂着大量的方言——即便是邻郡两地，英语的发音可能都大不相同。而地理位置相隔甚远的两地，人们的交流很有可能就像鸡同鸭讲，不知所言何物。虽然有一些势利之人要求尽可能用拉丁语或者法语解决问题，然而，在整个中世纪，英语依旧是英格兰大部分人使用的通用语言，这意味着下至农奴，上到王子，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掌握这项实用技能。

至1215年，在书写语言中，英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作为老式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曾取而代之，成为行政管理、官僚机构、编年史，以及历史记载的通用语言。一些作家继续将圣人生活的故事及叙事诗用他们当地的方言记录下来，但这仅仅是拉丁语和（相对更少使用的）法语主导时期的一些个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的那样，大约200本由蒙默思的杰弗里于12世纪中叶所著的关于亚瑟王传奇的中世纪副本——《不列颠国王历史》，就是用拉丁文写作而成，因此比同时期保存下来的任何类型的英语手稿的字数都要少。作为一门严肃的语言学问，或即使是一门娱乐性质的语言，英语并没有完全消亡。1190年至1215年的某段时间，英格兰牧师莱亚门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包括16000行头韵诗的史诗《布鲁特》。他的这篇著作的角色、内容都与蒙默思的杰弗里的作品类似，实际上，他的确借鉴了杰弗里的作品，但是他是使用本土语言——英语，将《布鲁特》创作完成的。

因此1215年的英格兰是拥有着众多语言的一片土地，虽然不像《圣经》中描述的那样——“修塔之人奢望通天，上帝怒其狂妄，乱其语言”，但英格兰的男男女女的确因为所说语言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比一个人的名声还更加明显地反映出其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这在其他地域是看不到的。这一方面是没有特例的，草拟《大宪章》的双方——王室及男爵，都热衷于使用大陆语言。虽然国王的伙伴们更熟悉他的法语名——让，但他在《大宪章》中被称为约翰尼斯。约翰的哥哥们分别被称为威廉、亨利、理查，以及杰弗里。在1215年，这些名字明显都是法语名称。作为一个根源并非英格兰，而是安茹、诺曼底和阿基坦的王朝，这些法语名显得更加贴切。

在国王左右的位高权重之人也都拥有非英语的名字。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名字为斯蒂芬，而叛军中最著名的两位领袖分别为罗伯特（菲茨沃尔特）和尤斯塔斯（德维希）。而他们所带领的阵队中有无数的“罗伯特”“理查德”“亨利”“杰弗里”。甚至是一些与《大宪章》有关联的罕见的名字，诸如“萨尔·德昆西”，伦敦市长的名字“塞洛·梅塞”，都源自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没有最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名字——“埃德蒙”和“爱德华”，也没有“爱德温”和“埃塞斯坦”。这显示出自1066年起，法兰西诺曼殖民对英国贵族生活的改变有多么彻底。

而在《大宪章》之外，又该另当别论。记载王室法院活动的国王法庭卷宗显示，英格兰平常百姓的世界，与贵族迥然不同。在一个案件中，黑斯廷斯的埃德蒙与他的妻子佩德罗尼拉来到苏塞克斯法院。在该记录中“埃德蒙”远不是唯一一个古老的名字。我们还看到了诸如“埃尔诺特”“埃德里克”“埃德加”“乌特雷德”“格尼拉”“福思乌尔夫”等名字。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更为奇特、不可思议的名字：普柏琳、哈梅林、斯佩多拉、基莱露芙、厄门加德、比亚孟德、戈德浩克、戴尔拉娜、亨弗里德。

除了“名”之外，在从1215年起的历史记录中出现的当然还有如今被我们称作“姓”的单词。这些姓氏以各种形式被创造出来。这些姓氏通常以诸如“德”“勒”“阿特”“菲茨”，以及“……的妻子”和“……的女儿”等连接冠词与“名”相连。正如一位现代作家描述的那样，“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中世纪的名字都是源于地名、职业、特征或者传承父姓”。

在1215年，男爵家族中的姓氏是世袭的，姓氏可以反映出家族中一位杰出的祖先，一个发源地，或者一个官职。而一些著名的中世纪贵族世家的姓氏却在1215年之前就确立了——在25位执法男爵中，诸如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和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非常具有代表性。而在稍低阶层中，固定姓氏并不常见，取名显得更为自由、散漫。

而女人的姓氏通常简单地跟随自己丈夫的姓氏，比如，在前文所述的黑斯廷斯的埃德蒙与佩德罗尼拉的例子中，卷宗记载：“黑斯廷斯的埃德蒙与他的妻子佩德罗尼拉。”而这在孩子的姓氏中同样适用：他们直接简单地称某小孩为罗伯特的儿子约翰——或者同样的逻辑，西奥里克的儿子哈姆林。（但偶尔这种创建名字的方式会变得复杂晦涩：罗伯特·德博姆的妻子艾米西娅的儿子约翰，需要寄希望于自己长大后，能有一番作为，用以更换一个简单的姓氏供人识别自己。）

另一些姓氏能够透露出一个人的出生地。因此“外国人”是最容易辨认的：诸如布列塔尼、弗莱明和达内斯，或者有些人会按照家附近的地名为自己取姓氏，比如托马斯·德林肯、马乔里·德伊夫舍姆。然而，在那个人们迁徙不甚频繁的年代，更多人的姓氏是按照自己所做的工作来确定的：射手（Archer）、仆役长（Butler）、木匠（Carpenter）、营业员（Clerk）、警官（Constable）、玉米商人（Cornmerchant）、市长（Mayor）、僧人（Monk）、牧羊人（Shepherd）以及酒商（Vintner）。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代表着职业的姓氏变为世袭，因此一位姓“射手”的人并不代表他的职业是弓箭手，也许他的父辈才是从事该项工作的人。

而通过一些姓氏还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基本信息，比如“私生子”和“寡妇”。同时，还有一些姓氏仅仅是一个人的绰号。以下的这些名字甚至不用想象就可以猜出它的缘由：沃尔特·普雷（意为：纯洁）、约翰·桑普勒（意为：质朴）、罗伯特·普尤雷（意为：伪证）、约翰·普里哈德（意为：努力），而诸如罗杰·戴夫（意为：聋人）、杰弗里·鲍尔德（意为：秃头）的名字就更容易猜出其由来了。当然，给人取绰号的习惯并不限于农奴阶层。毕竟，连约翰王都遭遇过幼年时被戏称为“无地王”的经历。而当他1203年至1204年期间失去诺曼底的领地时，人们给约翰封了一个更难听的绰号——“软剑王”。

[1]大概等同于今天的240000英镑（370000美元）。由measuringworth.com计算。

[2]1英亩≈4046.9平方米。——编者注

[3]一个季度折合成8个蒲式耳——因此40个季度的谷物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当测量谷物时，将体积转换成质量并不是一个精确的科学测量方式。但国王在1215年4月送到南安普敦320蒲式耳的谷物大概相当于9000公斤。

[4]历史上，萨宾的女人以其美貌、声誉和智慧而著称。在公元前750年，她们将自己置于交战的父亲（萨宾男人）与丈夫（罗马人，他们曾为了与其通婚而诱拐萨宾女人）之间。作为中间人，她们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成功换取和平。

[5]自贝纳德城堡不被重用起，不超过2年，于1213年7月，城堡又重归菲茨沃尔特的管辖。因此在1215年，这里有可能是一块建筑工地。

第六章　兰尼米德

这片苍翠繁茂的草地名叫兰尼米德，大约坐落在伦敦以西23英里之处。泰晤士河流经此地，并灌溉着这片低洼、潮湿的绿野。兰尼米德周围树木成荫，西侧逐渐高耸，成为如今我们熟知的库珀山。自从撒克逊时代开始，兰尼米德就被视为一片边缘地带：这既是一个入口，又是一个边界，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一片渺无人烟之地；远古时期，这里是政治会晤之处——冲突双方常常在这个中间地带交锋，解决矛盾与纠纷。兰尼米德（Runnymede）可以拆分为三个古英文单词，分别代表该地在当时扮演的角色：rūn，ēg和md，他们依次代表立法机构、法律顾问聚集之地，以及不是被水而是被沼泽和低丘包围的小岛，换句话说，兰尼米德是一块草地。毫不夸张地讲，在这片湿地上，国王可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接受大众的劝告。这一点在1215年发生的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拉丁语中，常用草地——一大片草甸子，来描述兰尼米德。但马修·帕里斯曾写道，兰尼米德如此出名是因为在“远古时期”，这里是为了王国和平而召开会议的地点。

在英格兰历史中，在类似于兰尼米德的边缘地带解决政治纠纷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传统。在1016年，敌对的两位国王克努特大帝与埃德蒙二世在塞文河的阿尔尼小岛发誓，同意将王国一分为二。有人认为所谓的“赫斯特爱斯维特”，就是1041年忏悔者爱德华与英格兰领主们见面，并为了顺利加冕而同意领主们提出的条款的地方。“赫斯特爱斯维特”位于赫斯特之角的沙嘴处，这块突出水面的沙滩位于汉普郡与怀特岛之间。而在兰尼米德举行的“和平大会”可谓是对这一传统的认可。同样，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1215年夏天的兰尼米德也是约翰会晤反叛男爵的最佳选择。兰尼米德位于温莎西北与已被男爵占领的伦敦的中间地带。男爵们可以经由一个名为斯泰恩斯的小镇到达这片草地；以泰晤士河为界，它位于温莎的河对岸，连接两地的公路是唯一通达彼岸的方式。如此一来，男爵与国王双方之间都没有为对方设下圈套的可能性——在会晤之地，不会有埋伏；双方也不会从自己的基地兵营中，向对方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兰尼米德的土地过于稀软，并不是发动战争的最佳场所，因此任何一方都不会不顾后果地鲁莽行事。

在1215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这块渍水草甸上挤满了几百人。编年史家科吉歇尔的拉尔夫写道，男爵们“聚集在此，其中还有许多全副武装的著名骑士”，他们就地搭起帐篷，这很有可能是用以显示反叛男爵首领的武装力量。菲茨沃尔特的战友——温切斯特伯爵萨尔·德昆西、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尤斯塔斯·德维希及另外两名英格兰最伟大的领主——诺福克伯爵和克拉尔伯爵，上述的所有人都收到王室颁发的安全通行证，并被其保护。而国王的阵营在另外一边，是一个半永久式的大帐篷。除此之外，约翰还将自己在春季订购的王室旗帜插在了显眼的位置：那是一面由金线缝合而成的金雀花狮子大旗。

但国王并没有在兰尼米德露营，而是更多地留宿在其专横的温莎城堡之中，他高踞白垩岩绝壁，俯瞰河流。在这里，约翰接待了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未来院长休，休在寻求国王批准自己选举时，在温莎城堡中找到了约翰——当约翰必须出现在兰尼米德时，他或是骑马或是从下游驳船前往目的地。神职人员（大主教兰顿、都柏林的大主教亨利、伦敦的主教威廉，等等）以及一些忠贞不贰的男爵（其中包括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威廉·马歇尔、瓦伦伯爵及阿伦德尔伯爵等）是约翰的主要顾问。[1]我们并不知道约翰在这场讨论中真实的个人想法，但可以推测他不大可能十分高兴且谦恭地去面对近期曾密谋杀害自己的人（诸如菲茨沃尔特及德维希）。但在那个情况下，约翰并没有其他的选择。虽然该事件发生时马修·帕里斯只有15岁，但在他描写这场13世纪的谈判时，依旧将国王想象并塑造成引人注目、花言巧语的形象。帕里斯写道，约翰虽然在公众场合光芒四射，富有魅力，但私底下他“咬牙切齿，爱翻白眼，像一个疯子一般猛地抓住棍子或者稻草，狠狠地将它们咬断”。的确，约翰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行为举止。反叛军早在6月上旬就在研究一系列新的且具有毁灭性的条约，这将制约包括约翰在内的未来英格兰每一位国王的权利。

5月中下旬，从国内传到约翰耳中的消息令他感到极度气馁，男爵们不仅堵住了伦敦的城门，叛军们还攻破了林肯郡和德文郡。威尔士人在其领袖卢埃林·阿普·约尔沃思的带领下在西边造反，进入并占领什鲁斯伯里。北部也面临着同样的外国反抗，苏格兰的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全然准备好与英格兰的“北方佬”联盟。不需要想象都能够猜出，看着自己的敌人——金雀花王国的窘迫境遇，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的内心该有多么欢愉雀跃。

因此，伦敦仅陷落一个星期，约翰就无奈地决定与男爵进行谈判，他认为男爵们能够在安全通行证的保护下前来见他。其中一封安全通行证就于5月25日星期一发给了尤斯塔斯·德维希。两天之后，另一封安全通行证发给了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允许他来到斯泰恩斯，“充当王室与男爵的和事佬，恳求双方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通过大主教担当谈判的调停者，约翰彼时与他的敌军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一开始，约翰并没有打算全身心地投入和解谈判，争取王国的和平态势。他命令都柏林的大主教威廉·马歇尔准备“两艘上好的桨帆船，并配上精锐船员”。同时，为威廉·朗格斯佩配备400名威尔士士兵用以保卫索尔兹伯里。在温切斯特，约翰还集合了从普瓦图调遣来的外国雇佣兵。6月的第一个星期标志着圣灵降临节的开始，约翰还利用这个绝佳的时机来到温切斯特，并在这里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检阅他的军队。与此同时，约翰还直接挑衅他的男爵叛军：他剥夺了属于反叛者的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和休·德比彻姆（贝德福德的城主，他曾在5月上旬接待了叛军）的庄园领地，并重新分配给自己的朋友——莫雷昂的萨瓦里克和哈斯卡尔夫·德苏利尼。但也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约翰开始感到财源匮乏，财政吃紧。6月11日寄往斯卡伯勒的一封信展现出，国王为了支付拖欠仆人和弩手的薪水，绝望地将债务人的钱取出交给债主的情形。逝去的每一天都更充分地显示出，国王需要向男爵妥协，并给自己充分的时间整理队伍，重整旗鼓。

男爵们在6月的第二个星期提出的条款内容非常具体。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居然掌握了大量关于条款起草的程序与内容。因为除了《未知宪章》（《未知宪章》代表1215年初春的某个时点男爵向国王提出的要求）以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宪章工作草案，其中也记录了国王的敌人们要求的款项。这个工作草案被人们称为《男爵条款》。一项项的条款被记录在一张羊皮纸上，并用王室印章进行了确认。由于这份条约被保存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中，因而据此推测，很有可能是大主教兰顿妥善保管了条约。

在《男爵条款》制定起草之时，男爵已经在心目中描绘出想与国王达成的“和平”蓝图。“以下就是男爵要求国王应该授予的条款”，条约以这句话开始，在这之后一共有49项子条款，男爵的要求甚为广泛，从继承、婚姻、商人的权利，到国王的官员逮捕国民的权力等。国王被要求从王国放逐他的外国雇佣兵，并驱逐一系列的外国顾问。除非公众许可，否则国王被禁止征收兵役免除税。“通过协商会议决定”，被约翰关押的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人质需一律释放归国。

在《男爵条款》中不再涉及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取而代之的是，《男爵条款》坚定地制定出最终有约束力，且很快会被国王公布的协议。《男爵条款》的第一项条款就坚持要求国王设定一个继承遗产所需要缴付的资金限额，并称这样做的好处和价值将在“宪章中得到解释”。最后的条款再次提到“他（也就是国王）的宪章”，同时，还提到在一定的期限之内“问题会在宪章中得以解决”。换句话说，《男爵条款》是基于“认为约翰会很快做出和解的行为”这一条件起草的，男爵们认为所有条款中争论的问题显然都会得到恰当解决。

在《男爵条款》中并没有记录具体的起草时间，但是有理由推测，保存至今、有约翰印章认证的那个版本起草于6月10日星期三。漫长的商议拉开序幕，在条约中还提及对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特许权，这显示出随着新联盟的加入，男爵的要求也有所膨胀。再者，《男爵条款》还开始为男爵以下的阶层声张利益。一些条款担保，国王不应该允许男爵剥削其领主上的人，不得强迫他们履行封建义务。另一项条款还对骑士服务的界限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场谈判渐渐充斥了一连串新的利益主张。但在这个草案中，也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留白：比如，只有很少的言语提及约翰对教会的义务，这令人吃惊，因为大主教兰顿在这场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约翰也曾在公众面前显示了自己作为基督教徒的忏悔，并与罗马结成诚挚的联盟。不过综上所述，《男爵条款》显示出，到6月的第二个星期，约翰迫于压力至少需要在英格兰（实际上，是整个不列颠）政治社会的要求中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

显然，《男爵条款》并不是一项已然完成的协议。但和平条约，初现雏形，并差一点儿就将实现。在6月上旬，王室及男爵代表们一直在研讨条约的细则。6月8日（星期一）和6月11日（星期四），王室派发了更多的安全通行证，允许男爵们进入兰尼米德，前往斯泰恩斯。有证据显示，6月10日星期三，约翰从温莎起身亲自前往兰尼米德，并与他的顾问及反对者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因为当贝里的修道院院长来到温莎城堡，希望面见约翰时，被告知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5天之后，最终版本的条约面世，历史上将其称为《大宪章》。

6月10日星期三，国王约翰与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院长——休，在温莎城堡中共进晚餐。随后，他们在王室房间约翰的床榻坐下，“秘密地交谈诸多事宜”。记录该事件的编年史家将当时的情形描述得神秘且沮丧——虽然他在文章中暗示约翰毫无耐心（约翰对修道院院长的一位同伴说的一句无关痛痒的言论突然表示不满，他大发雷霆直到这位可怜的人“满脸涨红”，主动退出王室宫廷），却对休与约翰更多私密的聊天内容不甚了解。然而，并不需要过多的猜测我们就应该判断出，他们的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围绕着下游兰尼米德发生的事件展开的。休那一整天都在温莎城堡等待着约翰的出现，他看到男爵及其骑士、仆人和文职人员都在草甸上漫无目的地乱转。一些人与国王针对《男爵条款》的细则进行谈判，而另一些人就和休自己一样，四处闲逛。如果说休事先并不知情，那么如今他应该从约翰口中得知，谈判已经到达最终阶段，条约已经盖上国王的印章，和平的橄榄枝正向英格兰王国挥舞示意——修改完善的条约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等待被确认，随后，这些条约将在整个英格兰王国正式公布。而休也应该推测得出，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在同一天，约翰将颁发给男爵的安全通行证的期限又延长了4天。男爵们将在6月15日星期一回到兰尼米德，再次与约翰会晤。十有八九，到那时候，谈判会最终告一段落，国王与男爵的交易将在那一天彻底完成。

6月14日，王室按照惯例会庆祝圣三主日。教会为了纪念这一天，将会上一堂课，聆听圣约翰启示录的第4章。如果包括国王在内的听课者想要寻找接下来一周将会发生事件的征兆，那么他们可能在这节课中发现奇怪且具有启发式的幻境：24位佩戴着花冠的长老，向神圣并登上王位的国王鞠躬，国王佩戴着深红色的宝石，他的王位周围环绕着一座彩虹，闪烁着光芒，犹如一颗光彩夺目的绿宝石。约翰对光芒四射的珠宝的喜爱人尽皆知。约翰对这堂课的兴趣不会持续太久，且很可能会被最后的几句诗激怒，诗句描写道，长老们向他们首领的宝座鞠躬，并丢弃了他们的花冠。这难道不是对兰尼米德的某种比喻吗？那个首领会是约翰吗？他的王冠似乎就狠狠地被摔在了地上。

星期一，国王和男爵们的代表团再次在老地方见面。关于条款的细则，双方还有一些未达成一致的地方。但当时已经到了一个非和平即放弃的阶段。当然，双方都选择了和平。首先，国王向男爵代表发誓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随后，正如协议中所说的那样，以王室第三人称的方式宣称——“已经经由我们的双手”。换句话说，在档案机构工作人员开始制作协议的副本之前，国王需要宣誓，并正式批准、确认协议中要求的每一项交易条款。每一个副本都被视为一份正式文件，每一份文件上面都被立法当局用王室印章[2]进行了显而易见的认证。至于写在这张羊皮纸上的内容，可谓酝酿良久。

文件以“受命于上帝的英格兰国王兼爱尔兰领主、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谨向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男爵、法官、林官、郡长、总管、家臣及所有乡长和忠实的臣民致候”开始。法规由4000个拉丁文单词组成，全面且委婉地批评了约翰的整个政治体系，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正方案，同时还有很多内容是抨击国王的特权和权力的，其篇幅比包括49条细则的《男爵条款》长了一倍多，共有63条细则。宪章的某些地方非常精确，经过了仔细斟酌并极度尊重法律，但仍有一些地方模糊不清，过于理想化。宪章的条款细则并没有按照完全清晰、富有逻辑的顺序——事实上，宪章中有部分内容是一些不相关允诺的大杂烩。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尚未完工的作品，还需时日进行修改完善。同时，在兰尼米德谈判结束的两年后，《大宪章》才拥有了赫赫名声。[3]但即便这样，毫无疑问，这也是一部“伟大的宪章”，而像这样的评价在此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在序文中提及约翰的谋士后，《大宪章》以教会开始，“首先，朕及朕之后嗣坚决应许上帝，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第一条条款如是写道，并解释称，根据约翰早前的宪章，以及他与英诺森三世的好交情，他将允许教会“自由选举，而这被认为是极为重要且必需的”。但《男爵条款》中并没有提及该项内容。我们可以由此洞察到，在谈判晚期，大主教兰顿的参与会保证约翰对教会的承诺（成为教会的捍卫者和十字军），被认为是高于任何一项条款的允诺。事实上，正是因为这项条款的后半部分让它拔得头筹，其重要性位居《大宪章》之首。这部分这样写道：“此外，朕及朕之子孙后代，同时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朕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因此，涉及教会自由的条款并不仅仅是排序第一，它还因其文风与之后各项条款截然不同而成为一项承诺，这项条款无比神圣，并令这一宪章重新生效。

《大宪章》的再次生效也是经过了字字斟酌。被批准生效的《大宪章》颁给，“朕之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自由这一点十分重要。在1215年6月15日星期一，英格兰男爵被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属于约翰的盟友，是约翰忠实的部下，曾在某一时刻向他宣誓效忠。此外，就是那群叛军。他们所有人都单方面明确地在布拉克利违抗国王，他们无礼地将一名奥古斯丁的教士派遣至雷丁，亲自告诉约翰他们将无复效忠。这些叛军，当然并不被视为王国的“自由民”，他们不受国王的法律保护，而且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直到他们的态度变温和，并再次宣誓效忠国王之后。约翰在宪章中授予人们自由的权利，然而这些自由仅仅针对那些愿意唯王是从的人。

接下来，宪章解决了一个男爵与约翰直接存在的最难以攻克的问题：遗产减免事宜。宪章对国王能够收取臣民财产金额的总数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缩减）——诸如男爵威廉·菲茨艾伦在继承遗产时不再被收取高昂的费用——10000马克：《大宪章》要求，所有的男爵继承人在缴纳100英镑的最高限额之后，即可享受男爵的全部遗产。如果是一名骑士，则最多被收取100马克的费用，即可享受全部的骑士封地。虽然这依旧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与国王曾经搜刮的财产相比，数额可谓是相去甚远。此外，《大宪章》还严格限制了国王利用“使某人陷入债务危机”的手段去进行政治管控的权力。“凡欠债人之动产足以抵偿其债务时，无论朕或朕之执行吏，均不得强取收入以抵偿债务”（宪章第9条）。《大宪章》中还有两项条款专门为去世之人的债务制定了核算流程——这种方式能够禁止王室官员武断专行地指定一个极为夸张的金额，并通过强制手段搜刮人民的财产。

在现代社会被我们笼统地归至“税务”名下的一些政府领域，也同样在讨论之列。各郡曾以固定水平征收的郡长的“地租”，将仅以“古老的”比例进行征收（宪章第25条），但该比例本身并未明确给出，这也体现出《大宪章》的未完成状态。另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兵役免除税——也在《大宪章》中得到了解决。军事税将被“合理化”。早在《男爵条款》的时候就有了预兆，但根据《男爵条款》，军事税仅仅在一些特殊场合进行征收（当国王的长子受封为骑士或者长女出嫁之时），或者与“协商会议”一起，以一种新的程序进行征收（宪章第14条）。虽然在那个时候还无人知晓，但这将在日后带来深远的影响。随后，在13世纪，这种共同协商会议将演化成议会，在这里收税的权力需要以改革作为交换：这种加强《大宪章》的政治争辩，最终成为英格兰政府运作的常规模式。（最终，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成为一种神圣的模式。）

法律的其他方面和继承的问题同样也得到了密切的关注。“寡妇于其夫身故后，应可立即无障碍享有其嫁资与遗产，寡妇之自愿孀居者，不得强迫其改嫁，她们不需要在继承属于自己遗产时，向国王付出任何代价”（宪章第7、8条）。如果继承人还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那么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将被豁免支付继承的费用。由于授予监护权在封建生活中很常见，因此，这种做法——帮助未成年继承人监护土地与财产——将会继续。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那些被授予监护权的人不再有权剥夺未成年继承人的资产，并以此快速获利。更确切地说，监护人需要照看“房屋、林园、鱼塘、水池、磨坊及其他附属物，当继承人成年后，即应按照耕耘时之需要，就该土地收益所许可之范围内置备农具，并归还之”（宪章第4、5条）。

在约翰统治时期，法律、司法程序曾被大肆滥用，而这两方面的约束在《大宪章》中也得到了充分阐述。当约翰在英格兰无止境的道路上徘徊时，诉讼法院——英格兰最高法院停止跟随他的脚步。取而代之，一般诉讼将在“固定地方”举行（宪章第17条）。不过和以往相同，具体这个固定的地方在何处，并未体现在条款之中。郡法院将通过国王指定“法官二人，每年4次分赴各郡，会同该郡推选出的当地极具声誉之骑士4人”来进行审判，在宪章的其他地方还要求，法官和法律工作者必须非常有能力（宪章第45条）。伯爵与男爵，非经其同级贵族陪审，并按照罪行程度外不得科以罚金（宪章第21条）。然而，《大宪章》最著名且影响深远的还要数第39条和第40条内容，它们一同陈述了正义之大道理。在这两条条文中，如是写道：“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当地法律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除非经平等之士或英格兰法裁决，朕亦不会对其或派人对其施以暴力。朕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迟其应享之权利与正义。”

自《未知宪章》起草，或者更早的时候，男爵们就开始酝酿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在《未知宪章》的首条条文中就考虑要求约翰承认“他不会在未经审判前逮捕任何人，也不会接受违背公正的事件，同时也不会做不正义之事”。而在《男爵条款》的第29条和第30条条文中，也体现了类似的观点，并最终在《大宪章》中列举出来。反叛者们自始至终都将矛头全面直指约翰的统治精神，而如今，他们终于将所有的想法都集结成文。

除了上述野心勃勃的大道理之外，《大宪章》还涉及大量其他方面的内容。谷物、羊毛及布匹的度量衡被统一。国王或王室免费征用货物、粮食、人力及车马的特权被禁止（宪章第28、30及31条），桥梁建筑也受到管控（宪章第23条）。女性（不同于寡妇）的法律特权被剥夺，“凡妇女指控之杀人案件，如死者并非其夫，即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人。”而另一些条款则针对国王的林苑进行管控。国王承诺不得以普通传票召唤林苑以外之居民赴林苑法庭参加审讯（宪章第44条）。国王承诺调查腐败的林苑官员，并解决绿化问题。在约翰统治时期，以及之前的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统治时期，一大片乡村土地被设计成林苑——国王的私人领地，人们禁止在这里捕捉鹿、公猪，也不能在这里拾柴火，砍伐树木，搭建建筑。随着英格兰人口的增长，这成为沉重的负担。正如《对话国库》的作者理查德·菲茨奈杰尔在其作品中写道：“那些居住在林苑中的人都有可能被禁止在房屋周围的林地中拾柴火。”在《大宪章》中，约翰承诺凡在其即位后所划出之林苑，及建为防御工事之河岸，皆应立即撤除（宪章第47条）。不过，他拒绝对之前所造林苑进行重新修改规划。而在众多改革条款中，这并不是国王巧妙躲避责任的唯一地方。

约翰在圣灰星期三发表的十字军东征的誓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他希望的，但的确有利于其目的的实现。在《大宪章》第52条中国王承诺，对曾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受到其不公正对待的所有人恢复“土地，城堡，自由或权利”。但对曾在亨利二世或理查一世在位期间受到同样不公正对待的那些人，约翰仅以“将按照参加十字军者获得暂缓债务权利之一般规定办理”来应对。同样的准则适用于1199年之前的英格兰林苑划拨，以及同时期在威尔士造成的所有不公正事宜（宪章第53条和第57条）。换句话说，对于民众提出的抱怨和不满，约翰仅打算接受其统治期间内的，而对于针对其前任们的，他都视而不见。确实，如果约翰真的东征，采用军事方式教训圣地的穆斯林，鉴于此前他已败于法兰西国王，那么，不难预计，东征所用的时间会更长。

然而考虑到《大宪章》的篇幅和涉及范围，即使像约翰这样老练的故态复萌之人，能实现和达成的也非常有限。宪章中有许多利益互相冲突的条款，以至于约翰发现自己批复的事宜既涵盖了本土的，又包括了王国之外的。宪章中第13条承诺伦敦几乎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允许“无论水上或路上，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该自由的权利和习惯甚至被延伸到“所有其他的城市、郡县、城镇和港口”。（显然，在兰尼米德的商议中，其他城市的代表对伦敦享有的特权极为嫉妒，他们也要求国王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商人被授予自由移动的权利：“能够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经营商业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宪章第41条）。今后，除海岸线以外，其他在泰晤士河、梅德韦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须拆除（宪章第33条）。

除此之外，《大宪章》的某些条款还提到了骑士，“不得强迫持有骑士采地，或其他自由保有地之人，服额外之役”（宪章第16条）。向威尔士人承诺，“未依照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判，不得夺取威尔士贵族之土地、自由或其他物品”（宪章第56条）。勒威林王子也被提及：将归还一切人质（宪章第58条）。同样，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姊妹作为人质，被拘押在约翰的法院中：其姊妹及其他的人质都将归还。为了避免亚历山大的自由与权利被冒犯，约翰承诺“一如朕对英格兰诸男爵之所为”（宪章第59条）。

综上所述，大量的新条款为国王确立了许多需要遵守的新义务。一切看起来都进展得很顺利，约翰同意《大宪章》的各项条款，他的抄写员们在羊皮纸上正式地誊写宪章的条文。（每一份文件都用干燥漂白的羊皮纸制成，抄写员用上等鹅翅的羽毛制成的鹅毛笔书写，而墨汁则是萃取的橡木汁。）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令国王遵守这些条款呢？

问题的答案在《大宪章》的末尾处也有所体现，该条款被称为安全条款（宪章第61条），与《大宪章》中的其他条款一样，对英格兰之后的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以珍视自由权利与法定诉讼程序而著名的第39条和第40条条文，其中设置的强制执行宪章各项条款的机制极具革命意味。

自制定《男爵条款》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以约翰的性情，不会适应宪章中提到的关于限制王权的激进条款。因此，早在制定《男爵条款》之时，人们就开始设想要制定一项安全条款。《大宪章》对安全条款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如果“违反任何一项和平条约”，英格兰国内推选出的25名男爵将在法律上有权“以一切方法向朕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朕之城堡、土地及财产等，但对朕及朕之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然而，这25名男爵应该是谁，并没有在文中进行具体的解释——可能当时还没有最终决定。我们得以知晓这25名男爵的身份，仅仅因为其他的资料记录了他们的名字。不过非常清楚的是，《大宪章》本质上给予了男爵们发起内战的许可证。

理论上，这的确具有一定意义。在顺从暴虐的君王与危险选择将尊敬之心抛诸脑后，逾越法律界限攻击国王之间，上述条款为人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然而，在实践中，安全条款却后患无穷。《大宪章》之所以能够严谨地起草，正是因为英格兰上上下下，并没有人真正愿意通过与国王在战场上交锋来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这是一项和平条约。然而，这个和平条约，却用强制性的手段去倡导战争。人们应该都发现了宪章呈现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也许在6月15日星期一的确是这样。在那一天，国王批准了《大宪章》。国王的官员们和被特意挑选出的助手们开始誊写文件，并将副本分发至整个王国，希望通过主教和修道院进行宣传。[4]

最终，在6月19日，同一周的星期五，国王正式签署《大宪章》，批准其为有效文件。然而，虽然《大宪章》得到了认可，但反叛的男爵如若不能重新对国王效忠，回归“忠诚的臣子”之列，他们依然不能够享有《大宪章》应允的诸多权利和特权。问题来了：男爵们真的准备这么做吗？

全盘考虑，《大宪章》的确是一项意义非凡的协议。相比较其他约束王权的英格兰法律、风俗而言，这项协议篇幅更长，更细致全面，同样也更为复杂。它事无巨细，包罗万象。从罢免约翰的海外党羽，到保证国王不会“屈枉正直”，《大宪章》的各项条款涉及方方面面。它并没有照搬《未知宪章》中的一些基础法律，而是要求古老的风俗与支付方式保持“古老”的水平，但是它并不是如同从前那样，简单地做一个法律声明。它代表了改革与紧缩，同时其中的各项条款并不完全保守。

《大宪章》承载着两个影响深远的观点。第一，可以将英格兰的男爵视为王国的一个联盟——这个团体拥有共同的权利诉求，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利益。第二，国王明确被希望认识到自身需要承担的两项义务。他虽然依旧是制定法律的人，但如今他同样需要遵纪守法。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曾写道，明君与暴君的差异就在于，虽然他们都制定法律，但是明君会严于律己，遵守自己拟定的法律条文。而约翰，他亲自用自己的王室印章批准并生效了《大宪章》，从这个层面而言，他的明君（而非暴君）之路前景广阔。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约翰。在6月15日之后的几天中，男爵们曾尝试针对宪章中的某些问题，重启谈判。一些男爵对缴纳100英镑（而不是100马克）的遗产免除费用感到不满。同时，一些男爵还尝试将安全条款的措辞变得更加强硬。在宪章的条款之外，约翰还被迫解雇司法官、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切斯——一位在英格兰不受欢迎的人。包括菲茨沃尔特在内的反叛男爵在伦敦与约翰签署了二次协议。协议中，约翰被迫同意他的敌军（依旧自称上帝的军队）在未来两个月内，继续占领伦敦，直至8月15日大主教兰顿接管伦敦塔为止。对于男爵而言，这是将约翰与其王国的首都及收入最佳来源地切断联系的最方便简单的方式。而对于约翰而言，这种做法粗暴可恶。即便如此，对于一些男爵来讲，他们依旧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约翰。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记载，在《大宪章》颁布几天之后，“亨伯河另一边的一些富豪”离开了兰尼米德，“他们以没有亲临《大宪章》之授予仪式为由，继续对国王保持敌意”。

而对于那些留下的人而言，6月19日星期五既是典礼之日又是和解之时。反叛的男爵重新受到国王的接纳，并被国王授予和平之吻。他们重拾对国王的尊敬之情，并和约翰在盛宴上大吃大喝，庆祝这一天。包括尤斯塔斯·德维希在内的一部分人被劝告前去亲睹官方文件的真迹，而这显然是受到王室青睐的标志。在这期间，约翰的抄写员们继续抄写这个协议，执行吏使尽浑身解数，将这些条文一一在全国传播开来。而那些没有做这些费劲工作的人员则被安排写信给各地领主、郡长和治安官，命令他们归还在战争期间及之前非法占有的财产和领地。当国王从“统一盛宴”回到温莎城堡后，一封颇具代表性的信件就在6月19日时送至威廉·朗格斯佩处：“你必须要知道，男爵与我们之间重建和平的友谊，我们将迅速归还那些曾经未经公正审判就占领的城堡和财产。”6月23日，约翰甚至还下令要求他的一些外国雇佣兵回到普瓦图。国王竭尽全力地示好，然而，在这些表象之下，却暗潮涌动。马修·帕里斯描述的关于约翰在谈判中口吐白沫、嘴咬木棍的形象有可能是作者想象的样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约翰的公众行为与他的内心世界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兰尼米德举行的会议结束后的那一个星期，因为不断增强的不信任感，而显得有些混乱不堪。虽然国王允诺菲茨沃尔特，男爵可以在伦敦继续占据两个月，但菲茨沃尔特依旧不放心就这么离开首都，他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后，伦敦的防御工事会溃败。菲茨沃尔特尝试着鼓励尽可能多的盟友通过在兰尼米德附近举办一次夏季比武，在南部继续掌权。这次比武的终极大奖是一头熊。

然而在这期间，约翰考虑更多的则是自己，而不是任何的比武或者熊。《大宪章》批准的后果是约翰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犹如洪水般的要求。人们坚持要求约翰归还曾经被没收的土地、城堡及特权。在6月19日盛宴之后的10天中，约翰被强迫为55位反叛者复职。菲茨沃尔特、萨尔·德昆西和尤斯塔斯·德维希均因此直接获利，他们分别获得了赫特福德城堡、莱斯特郡的索雷尔山城堡，以及在诺森伯兰郡的林苑中遛狗的权利。

约翰如是维持了4个星期。但很快，人们的企图或羞辱就令他感到不可忍受。在7月16日至23日期间，国王与他的反对者在牛津再次召开会议，共同讨论在《大宪章》执行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随后，6份最新制作的正式文件被分发出来，而从内容中可以看到，约翰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但是在这个时候，约翰已经开始筹划一些将迅速打破和平状态的政治策略。通过大主教兰顿及其他一些高级别的神职人员，约翰发布了一封针对男爵的公开信，要求他们给自己提供一则申明——他们“发誓”将用性命保卫国王及他的继承人。然而，男爵拒绝了约翰的要求。事实上，男爵“置之不理”的态度在会议期间，约翰痛风发作时就有体现。当天，约翰脚疼不止，瘫倒在床上无法动弹，而当他命令男爵进入房间召开会议时，男爵们并没有理会他。根据马修·帕里斯的记载，约翰的雇佣兵都在耻笑他，他们窃笑着说在英格兰还有25位君主，而约翰却成为令王权蒙羞的那一位君王。正是从这时开始，双方仅存的那一丁点儿信任也消失殆尽。随着牛津会议以敌意告终，约翰做出了一系列行动，彻底地冲刷掉所有美好的愿景。约翰写信给英诺森三世，解释在自己王国发生的一切，要求他宣告《大宪章》无效，并豁免自己不再遵守曾经允诺的誓言。

一位叫邓斯特布尔的编年史家写道，兰尼米德脆弱的和平景象仅仅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陈述。在8月底，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回信充斥着合乎正义的愤怒，他称自己比欧洲任何人都更能号召人心。他写道，在英格兰发生的一切，是魔鬼的杰作：

虽然我们最爱的耶稣基督之子，杰出的英格兰国王约翰，曾令人悲伤地冒犯了上帝及教会，但国王最终恢复了理智。然而，人类的敌人（比如撒旦），总是憎恨美好的景象，他通过诡计煽动了英格兰的男爵，令他们的行为变得邪恶且反复无常。当国王损害教会利益时，男爵支持他，当他改过自新时，男爵却发起反抗。

教皇复述他曾对英格兰男爵的指示，称自己曾经明确地告诉男爵，“用忠诚和谦卑的行动证明自己，并努力调和与国王之前存在的矛盾”，但男爵置之不理。教皇补充道：“通过可能会影响最勇敢、有胆量之人的武力与恐惧，国王被迫接受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不仅令人感觉受到侮辱，还让人无地自容，同时这项协议还不合乎法律与正义。它过分降低且损害了王室的权利与尊严。”“……我们拒绝忽视如此伤风败俗的推测，”教皇恐吓道，“国王的权利因此受到了威胁，英格兰王国蒙受耻辱，所有东征的计划濒临破产。”

而之后的内容则没有给人留下任何解释的余地：“我们完全拒绝并谴责这种解决的方式，在被驱逐出教会的威胁之下我们命令国王不应该遵守它，并且男爵及其同伴也不应该要求其被遵守……我们宣布它无效，并永远失效。”

这封信落款在英诺森的家乡——罗马附近的阿纳尼，时间是1215年8月24日。当这封信从教皇的秘书处寄出时，《大宪章》已然失效。事实上《大宪章》早已失效。9月5日，忠实于约翰的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切斯和教皇使节潘德尔夫·韦拉齐奥，指名道姓地将反叛者首领驱逐出教会。作为回应，在9月上旬，男爵们给法兰西王子路易写信，邀请他来英格兰，顶替约翰的位置。两周之后，约翰下令占领罗伯特·菲茨沃尔特的领地。英诺森三世的信件在9月底抵达英格兰时，仅仅是在确认一项众所周知的事情。

随即，王国的战争爆发了。

妻子，寡妇……与儿童

《圣经》中有两位典型女性的形象能够完美地诠释当时的中年妇女：圣母玛利亚和夏娃。玛利亚的形象——她受孕成为母亲，但奇迹般地仍旧保有少女的贞洁——这为宫廷爱情、骑士精神及宗教崇敬之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夏娃将女性的形象塑造成道德脆弱、内在有罪的人，这鼓励男性将女性视为更低等的生命，性别完全限定了女性的一生：她们成为被嘲笑抨击的对象，在政治游戏中遭到忽视，并沦为交易品。她们被动地投入工作，并被排除在法律程序之外。她们疲惫不堪，并时常被妖魔化。

这两种极具冲突色彩的女性形象支持了整个中世纪社会采用矛盾、偶尔凌辱性的方式对待女性。在14世纪，杰弗里·乔叟曾经取笑英格兰人对待占国家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复杂态度。“巴斯妻子”的传说就是针对这个话题的一则精彩巧妙的笑话，故事讲述了亚瑟王的骑士探索女性最渴望什么的故事。他了解到，女人们渴望“拥有超乎丈夫之上的主权，并征服自己的丈夫”。这篇传说以巴斯妻子带有恳求语调的述说而结束：“耶稣基督，愿您将一个温顺、年轻且充满活力的丈夫送到我们的床上。”如是的语句在14世纪后期会令听众愉悦万分，而在1215年也同样如此。

中世纪社会的基本情况证实了乔叟的幽默感，现实中，几乎每一个女人的地位及生活状态都仰仗着一位甚至多位男人。在当时，由于婚姻与生育是将庞大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纽带，因此大多数女人在豆蔻年华就已嫁为人妇，通常在挑选丈夫上，她们并没有太多发言权。至此之后，社会期待她们将一生奉献给自己的男人，并将此视作一项需要毕生经营的事业。无论是在贵族的城堡，还是在农奴的窝棚，女人们都被期待兢兢业业地操持家务。她们被迫束缚于与男人的关系中。即便是那些进入修道院的贵族女性，为了表示她们已经是耶稣的新娘，在进入修道院时，她们通常会随行携带嫁妆。

无论在神学上还是事实上，女人依附男人都是有必要的。《圣经》中记载，女性的劣等属性是上帝的旨意——在圣保罗寄给蒂莫西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女人“需要穿着朴素的服装，应该面露羞怯与节制，不能梳辫子，也不能够佩戴金银珠宝，穿着名贵的衣物。女人要沉静学道，顺服温柔……我不容许女人颐指气使，也不容许女人篡夺男人的权威，她们只能够默默无闻地存在”。13世纪的法兰西神学家雅克·德维特里曾写道，“在亚当和上帝之间仅存在一个女人，她不停地忙碌，直到成功地将她的丈夫驱逐出尘世乐园，并谴责耶稣在十字架刑具上所受的煎熬。”此外，还从大量类似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女人不被允许作战，不被允许参与弥撒圣祭，也不被允许在法庭上进行审判。的确，偶尔在一些场合下女性能够居于支配的地位（通常在一些临时场所）：参与法律诉讼，分配土地、救济金，在市场进行交易，操持或大或小的家务。然而，大多数的活动都需要在男性准许的情况下进行。相比之下，对于失去丈夫的寡妇而言，她们获得了稍多的自由，但是缺少亲密男性的庇护，有些女人仍容易受到伤害。农妇在某种惨淡的意义上，得到了与男人平等的待遇。她们被希望与男人们在田地间承担同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是社会底层女人的状态，然而，对于社会上流的女人来讲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根据另一位13世纪的作家罗伯特·德布卢瓦记载，理想中的贵族女人应该非常有教养，本质上应举止文雅，冷淡且屈从，“她们能够持有并放飞隼和雄鹰……她们熟识琴棋书画，知道如何阅读浪漫的诗歌，讲述传奇的故事，唱出悦耳动听的歌声”。同时，作为女人，她们天生具有某些职能——需要生育子女，维持丰富的家庭生活，为丈夫在其朋友中挣足面子，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虽然罕见且稀有，但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坚决反对她们仅仅扮演传统的角色。阿基坦的埃莉诺就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她参与十字军东征，与两位国王结婚，煽动了针对她丈夫的大规模叛变，在15年的软禁中幸存，在理查一世统治时期扮演摄政者的角色，在约翰统治早期大量参与政治，直至年过八旬与世长辞。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即便是最为任性的女性，生活都受到了限制与拘束。欧马勒的伯爵夫人——哈怀斯，被编年史家迪韦齐斯的理查德描述成“一位几乎等同于男人的女人，她除了没有男性器官外，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阳刚之气”。但在1212年，当她的第三任丈夫贝蒂纳的鲍德温离世后，约翰强迫她支付5000马克的罚款，来获得其亡夫的遗产，从而获得不再嫁人的自由。

在贵族文学中，虽然将女性的形象描写得更为理想化——颇具骑士精神，令人崇拜，但字里行间，依旧流露出对女子柔弱本性的歧视与嘲笑。在亚瑟王的传奇中，正是吉尼维尔王后的不忠诚导致了一连串事件，而这最终致使亚瑟王在与莫德雷德的交战中失去生命。12世纪的一首礼仪诗《礼貌之人》警告那些寻找贤妻的人，要避免“独身牧师、教士、虐待者、恶毒的教区执事（比如，盛气凌人的官员）、演员或者那些借钱之人”的女儿或寡妇。作者将没有教养的女人，比作漏水的屋顶和烟雾笼罩的房间——他称这些女人都是令人感到讨厌和麻烦的。

由于诸如欧马勒的哈怀斯这样的贵族女人，曾经遭受过约翰恶名昭彰的虐待，因此《大宪章》中曾针对这些问题有简短的关注。在《大宪章》的第7条和第8条条款中，明确规定了寡妇的权利：一位寡妇能够“毫不麻烦地立即获取属于自己婚姻的嫁妆与其亡夫遗产”，国王自此之后不被允许在寡妇正当获取其亡夫遗产时，要求寡妇缴纳一定的罚款。寡妇有权利在其丈夫去世后的40天内继续留在原住所，“只要寡妇不愿意，并接受独身的状态，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她进入下一段婚姻关系”。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大宪章》第54条严格约束了女性在刑法方面的权利。“凡妇女指控之杀人案件，如死者并非其夫，即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人。”即使在这项条款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出，无论是父亲、兄弟或是未婚夫，女人几乎完全且仅仅附属于男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通过1215年后的一代人之中发生的一个小例子可以看出，《大宪章》的颁布并没预示着女性解放的来临。在1244年，当王室法官到访伦敦时，大量的居民被召集前来面见法官，并解答犯罪指控，或者简单地提供针对该城市近期死亡案件的信息。在诉讼接近尾声时，塞洛的妻子，一位名叫伊莎贝尔的女子出现在法官面前，她控诉一位名叫威廉·贝尔托内的男人在1242年复活节时闯入她家，“殴打虐待她”，并导致她早产下一个畸形男性死胎。执行吏问道，关于此案件是否有任何的证据，他们称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但另一位王室官员证明“他看到那个婴儿的头颅被压碎，左臂折成两段，整个躯干因被殴打而呈现黑色”。随即，威廉来到法庭，否认曾经做过此事，是伊莎贝尔诬蔑了他。

在13世纪，当没有目击证人时，有多种方式对一个案件定罪。然而，神判此时已经被教会谴责，而比武审判在这里显然不合适。因此法院采用宣誓断讼法来解决问题，按照这种审判方法，当有足够多的证人宣誓保证被告无辜时，被告即可能被宣告无罪。

这正是威廉·贝尔托内同意采用的方式，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回到法庭，并通过“36双手为自己辩护，其中18位辩护人来自沃尔布鲁克河的一边，18位辩护人来自沃尔布鲁克河的另一边”。沃尔布鲁克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将伦敦南北隔开——它河道淤积，不再流动，但是它仍旧是城市象征性的路线。威廉面对执行吏、高级市政官，以及伊莎贝尔，发誓称“他从未殴打过伊莎贝尔，而伊莎贝尔早产的孩子在出生之时就已经没有了生还的可能性”。威廉的6位辩护人发誓“依据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威廉的誓言是真实可靠的”。威廉随即再次宣誓——另外6位辩护人紧随威廉之后发誓，以此类推。在所有人发完誓言后，法院有了自己的裁决结果：威廉已经成功证明自己无罪，同时伊莎贝尔因诬告被带入监狱。

几乎每一位妻子首要的任务都是为自己的丈夫繁衍后代，而连这一点都无法完成的妻子将面临困难与问题：约翰曾与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联姻，而正因为伊莎贝尔无法生育，在约翰加冕称王之后，这项婚约便被废除。中世纪的人们并不存在“幼年或童年”的概念。但其实在1215年，成年与未成年人间就有了清晰的区别。未成年人不能够向牧师忏悔、参加圣餐仪式、进入有约束力的婚姻生活，也不能够向教会纳税，在法律上也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在《大宪章》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诸如《大宪章》的第4条和第5条——关注救济与监护的条款，对此就有所体现。童年结束的年龄并非简单划一——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儿童们被认为将以不同的年龄迈入成熟。7岁结束婴儿时期，14岁结束幼年时期，青春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解释为持续到28岁。

由于孩童的死亡率比较高，大部分婴儿在出生之时就会受洗——或者尽快受洗。如果一位儿童还未受洗便夭折，会被视作罪恶，并应受到惩罚的行为：但丁曾在他的作品中刻画出这些夭折婴儿的灵魂与贞洁古老的异教徒们一同被困在监狱之中。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在早期会受到他们母亲的照顾（在上流社会被奶妈照料）。之后他们大多会跟随一位家长，父亲或母亲——男孩儿依葫芦画瓢，跟随父亲野外作业，女孩儿则跟随母亲打理家务。

孩子们玩耍、沐浴，享受着鞭抽陀螺、撞柱游戏及把玩玩偶的快乐时光，他们还会学习哼唱童谣和儿歌。即便他们不参与学校的课程，但人们仍旧希望他们去学习祈祷歌曲，包括英文的主祷文、使徒信经及圣母颂。富裕家庭中的孩子则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他们忙于学习各类知识。而对于那些命中注定要去教会的孩子而言，则需要学习文学知识。大约7岁时，农夫的孩子会帮助大人们干农活，而贵族家庭的孩子则被送到其他男爵家中，学习贵族事务。同样，早在7岁，孩子们就可以订婚，到12岁（女孩儿）和14岁（男孩儿），他们就已经可以成婚了，而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这样结束了。

[1]在《大宪章》的序言中提到，约翰在兰尼米德的顾问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大主教兼圣罗马教会枢机主教斯蒂芬，都柏林大主教亨利，伦敦主教威廉，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巴斯及格拉斯顿伯里主教乔斯林，林肯主教休，伍斯特主教沃尔特，考文垂主教威廉，罗切斯特主教本尼迪克特，主教的副助祭、心腹——潘道夫及英格兰圣殿骑士团团长艾伊莫瑞克教兄；尊贵的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瓦伦伯爵威廉，阿伦德尔伯爵威廉，加洛韦的艾伦，苏格兰的治安官，瓦林·菲茨杰洛德，彼得·菲茨赫伯特，普瓦图的总管休伯特·德伯格，休·德内维尔，马修·菲茨赫伯特，托马斯·巴塞，艾伦·巴塞，菲利普·丹多比尼，洛普斯雷的罗伯特，约翰·马歇尔，约翰·菲茨休，以及我其他所有的臣民们”。

[2]尽管《大宪章》通常被认为、被记录、被描述、被相信，却从未被“签署过”。1215年国王及其他的领主仅仅用他们的印章留下印记，他们即便能够，也从不愿意屈尊使用笔墨进行签署——用笔写字，那是王室抄写员的专职。密封是被称为“盖印人”的王室官员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王室许可一份文件的无可争议的标志。对于那些干预王室封印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编年史家沃尔特·迈普讲述了一位“聪明的工作人员”的故事，他伪造了一枚亨利二世使用的铜制印章。国王发现后当即判处这个工作人员绞刑，虽然最终由于国王怜悯他的家人，对他进行了减刑，但这名伪造者最终被幽禁在了修道院中。“以免他的怜悯显示出过分的溺爱。”M.R.James（ed.and trans.）,revised by C.N.L.Brooke and R.A.B.Mynors,Walter Map:De nugis curialium:Courtiers’Trifles（Oxford,1983）494–5.

[3]约翰去世后，他的儿子亨利的御前会议曾两次重新发布宪章。1217年，第二次发布时，一部《林苑宪章》也同时颁布。为了与《林苑宪章》做区分，《大宪章》才因此而得名。为了明了便利，我在这里也用《大宪章》来指1215年颁发的宪章。虽然不合时宜，但这种做法经常被现代历史学家采用。

[4]1215年的《大宪章》有4部副本幸存至今。其中，两部被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中——一本完好无损，另一本在一场大火中被严重损毁，经过19世纪笨拙的修补，保存至今（后者曾一度属于坎特伯雷大教堂）。另一部副本属于林肯大教堂，曾在附近的林肯城堡的美术馆中陈列。第4部副本为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所拥有。索尔兹伯里的《大宪章》与其他三部副本不同，它是由著名的宫廷草体手写而成。由此推测，在兰尼米德，由于工作量巨大，需要很多人来誊写宪章，因此一些非宫廷抄写员也被指派前来帮忙。

第七章　被包围的英格兰

当士兵们的尸体被冲上了岸，英格兰人才知道海难发生了。骑士及其同伴们的尸体首先被冲上岸。在这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佛兰德，而如今，北海无情的海水却冷冰冰地将他们扔至他乡。这是一座防御力极强的城镇——大雅茅斯，这座城镇坐落在诺里奇以东几英里处，以鲱鱼贸易而出名。随后，骑士家人的尸体也被冲到了岸边：这些原本对新生活怀揣着憧憬的女人和小孩，此时命已归西，她们的尸首死气沉沉地堆在小船上。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作为结束，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这些士兵原本受雇于曾为约翰效力的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军事承包商——休·德博沃，文多弗的罗杰评价博沃为一名“勇敢却自负、不讲信用的人”（而另一位编年史家，邓斯特布尔也极为厌恶博沃）。约翰为了反击男爵叛军，派遣博沃前往欧洲西北部，帮助自己筹措军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征兵较为成功：运兵舰护卫队已经从欧洲大陆到达多佛尔数日，约翰也亲自现身多佛尔，目睹自己雇用的军队下船上岸。但所有的海员都知道，秋季横渡海峡险象环生。从9月起，狂风肆虐，惊涛骇浪，海浪能轻易地将船舰淹没，此时，沿着海岸线航行可能相对较为安全，最好的选择绝非冒险驶入战栗汪洋。

然而，博沃的船队却依然选择冒险一搏。在他们横渡海峡之时，风暴来临，将博沃的船只撕得粉碎，船上所有的人都失踪了。就连博沃也没能幸免于难，他的尸体也被冲上大雅茅斯的海岸。根据文多弗的罗杰的记载，“海岸的每一个港口都能够发现相当数量的散发出恶臭的男男女女的尸体”。在罗杰的描述中还记载道，溺死的孩童们异常安静，如同在他们的摇篮中熟睡着；当被掷入海水中，“汪洋中的野兽以及天空中虎视眈眈的鸟类”啄食啃咬，直至小小的尸体骨肉分离。

当得知博沃的死讯时，约翰勃然大怒。“他暴怒至极，令人害怕，他似乎被疯狂控制，一天没有进食，直至夜晚来临。”当然，我们的这位国王对自己周遭的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他关注的重点绝非故去的这一大批佛兰芒人。受到来自南部的普瓦图和加斯科尼，以及北部鲁汶和布拉班特的士兵的支持，那些成功横渡海峡的人组成了一支势如破竹的队伍。9月底，终于到了勇士们集合的时间点。

大家都清楚，能够持续占领伦敦，才是掌握英格兰命脉的关键。由于伦敦市市长塞洛的支持，目前首都依旧掌握在叛军手中，但毋庸置疑，约翰一旦觉察到自己的队伍足够强大，他一定会朝着伦敦大步挺进。目前，国王的雇佣军队羽翼日益丰满，逐渐庞大。9月底，为了拖住约翰咄咄逼人的前进脚步，男爵们决定攻占位于伦敦与多佛尔之间防守紧密的要塞：罗切斯特城堡。这场攻占威风凛凛的罗切斯特城堡的战斗，将会成为中世纪最出名的一场围攻战。

1066年诺曼征服期间，英格兰就引进了建筑城堡的技术。自此之后，在英格兰崎岖鼠丘上的城堡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过150多年的演变，城堡修筑术成为英格兰最重要的一项军事技术。英格兰有着严格的法律条文规定——谁能够、谁不能够建造城堡；同时还有条文专门规定，哪些建筑物能够建造成锯齿状，成为堡垒要塞。这至少从亨利一世统治时期开始——亨利一世制定法律条文规定“国王独自拥有土地管辖权，同时对当地居民及由三面墙体组成的筑城要塞具有管辖权利”，“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建造筑城要塞”是冒犯的行为，会“将一个人置于国王的‘怜悯’之中”。国王、男爵们兴建并保有了数量众多的筑城要塞，而在英格兰王国众多建造优良的城堡中，多佛尔城堡占有一席之地，修建该城堡耗费的王室支出高达7000英镑，耗时11年才得以竣工。[1]

史料记载，那些精通如何建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的人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兼具创造性和巧手之人或“工程师”，但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更像建筑师或包工头。工程师莫里斯（同时也被人称为泥瓦匠莫里斯）的职责是对多佛尔城堡及12世纪70年代坐落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城堡主楼进行监工，每天的工资为1先令；而工程师弗迪纳斯的报酬则是一些布匹：在1203年至1204年期间，他因帮助国王修筑了科尔切斯特城堡而获得一件长袍。优秀的工程师能够世世代代为王室服务。约翰的父亲和哥哥都曾享受过牛津的伊莱亚斯的服务，他为王室修建了宫廷建筑、狩猎小屋及伦敦塔，而约翰自然也继续享受着他的服务。王权统治少不了城堡的辅助，因此那些建造城堡的人自然也得到了社会的褒奖与尊重。

自亨利二世之后，历任金雀花王朝的国王都在想办法将更多的城堡力量置于王室的掌控之中。一些城堡从零开始建造，而另外一些则是对已有的城堡进行修缮、维护。而更为常见的是，王室从城堡原有的主人手中将其抢夺而来。在1173年至1174年大战争期间，为了惩罚反叛者，大量的城堡被纳入国王麾下，大约55%的英格兰要塞都在王室的掌控之中。

国王约翰掌握着英格兰国内超过100座的城堡。其中既包括简单朴素的军事基地，也不乏诸如多佛尔、科夫、奥迪厄姆、凯尼尔沃思及伦敦塔等身形庞大的城堡。他耗费巨资，对尤其是坐落于东南地区边境、威尔士边界以及苏格兰的北部边界的城堡进行整修。他斥资2000英镑打造斯卡伯勒城堡，同时，耗费1000英镑修建凯尼尔沃思、纳尔斯伯勒及奥迪厄姆城堡。当时，修筑城堡所耗费的资金成为最高昂的一项消费。无论是对于约翰还是他的长兄父辈而言，这笔庞大的支出都是地位与勇气的象征。城堡是政治舞台的硬通货，此外，它们还扮演着王室宫殿、监狱、藏宝库、要塞及当地政府中心的角色。坐拥一座城堡，就意味着对城堡周围地区具有支配的权力。在国王的许可之下掌控一座城堡是受到王室青睐的标志。相反，如果在违背国王意愿的情况之下坐拥一座城堡则有着向国王宣战的挑衅意味。

到底谁有权力掌管罗切斯特城堡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罗切斯特城堡由罗切斯特主教甘道夫（为了偿还债务）于1087年至1089年间修建而成，与同时期城堡一样，罗切斯特城堡由巨大、低矮的矩形石头组成，厚重的城墙与“城堡外庭”包围着它：这块地区防御森严，包括了外屋、工作坊、仆人宿舍及动物圈舍。当地的一种被称为“硬质岩石”的坚硬蓝灰色肯特石灰岩被制成了城堡的墙体。与其他修建精良的城堡相同，罗切斯特城堡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坐落在梅德韦河的一处弧形地带，并被遥远的南部山脉及北部和东部的沟渠保护。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罗切斯特的保管权问题。1127年，亨利一世将它赐予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威廉·德科贝伊，赐予的条件是该城堡的永久保管权归威廉的正式继任人所有。因此，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上任后，拥有了城堡保管权，斯蒂芬安排肯特的官吏雷金纳德·康希尔对城堡进行日常维护。从1215年8月9日起，约翰开始试图将城堡转交给他的一位属下——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切斯。然而，逐渐无法在国王与国家之间保持中立立场的兰顿执意反抗这种做法，直到大主教在9月中旬离开英格兰前往罗马参加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该会议由英诺森三世组织，是一场大型的基督教盛会，几乎每一位基督教的主要神职人员都被传唤与会——罗切斯特城堡保管权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个难题最终交到了康希尔的手中，8月初，康希尔决定将自己的命运及罗切斯特城堡，交付到叛军的手中。

10月的第二周，大约由90至140名骑士组成的军队涌出伦敦，奔赴罗切斯特。他们由莱斯特郡的贝尔沃领主威廉·多比尼带领，多比尼是25位要求强制执行《大宪章》的男爵之一。根据记载，他也是一名“胆大刚劲，在战争中备受艰辛与苦难的人”。多比尼熟识城堡内外的一切，同时，他在贝尔沃城堡的军事基地是英格兰中部最强大、最主要的基地。同时，他对面对敌军袭击时固守要塞的技巧精通熟稔。因此，骑士们几乎想都没想就跟随了多比尼，在随后的几周内，面对愤怒的英格兰国王派遣前来攻击以削弱罗切斯特城堡的层层部队，多比尼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反抗作战。

从理论上讲，围攻城堡更有利于城堡之内的防卫者。13世纪早期，几乎所有英格兰的城堡都是石制的，而非由木材搭建（虽然在诺曼征服之前的确是用木材），因此，这些石制城堡能够抵御大火、弓箭、弩箭、石子、长矛、斧头及基督教界定的近乎全部的轻武器。当一座大型且维护良好的城堡足够安全之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座城堡可以仅被一小撮人掌握。即便外部墙体被敌军攻破——虽然攻破城堡外体本身就并非易事——耸天立地的石制塔是金雀花王朝城堡的一大特色，这也令敌军很难成功袭击。由沟渠、厚壁塔楼及狭小窗户构成的防御体系，使得防卫者的投掷物和弓箭很容易通过窗户裂缝瞄准外部敌军；反之，敌军倘若想从外部通过裂缝袭击，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城堡最底层通常是第二层，而不是第一层。如此一来，当城堡面临攻击时，防卫者可以简单地将通往城门的木制楼梯拖上来，或者直接烧毁，这样城堡很难被攻陷或因撞击而被摧毁。[2]石头、弓箭、热滚的液体及炽热的沙子极有可能由上至下伤及攻城者。想尝试通过阶梯、脚手架突破城堡防御的攻城军极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综上所述，一座城堡很难覆没，而一旦被攻破，往往并不能代表城堡防御工事的失败。相反，是那些丢失了勇气决心、身心俱疲的防卫者将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了攻城之人。

1215年秋，一大群骑士及他们的随员侍从驻防在罗切斯特城堡，相比次年在汉普郡的奥迪厄姆城堡负隅顽抗8天的13人，此次的防御力量已经算是阵容庞大了。然而，阵容庞大并不意味着物尽所用，人尽其能。当多比尼及他的随从们冲破城堡，他们发现“这里不仅缺乏武器及食物等必需品，同时，各个种类的物资也极为匮乏”。文多弗的罗杰曾在记载中明显对多比尼进行了褒奖，他称攻城者立即失去了攻城热情，他们想就此放弃这座城堡，然而，多比尼劝止了他们，他警告他们这时候撤退会令骑士精神蒙羞，并被人看作“骑士的背叛者”。罗切斯特城内的物资被搜刮哄抢一空，但是这时“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没有时间收集周围村郡的战利品了”。换句话说，在这座庞大的方形塔堡的主楼内，有无数饥肠辘辘的士兵，可怕的是，可供给的食物却极其匮乏。并且，约翰和他的雇佣兵军队已经在途中了。

在约翰的驻扎地多佛尔和叛军们狂乱地四处搜刮食物与必需品的罗切斯特之间，有一条被称为华特灵大道的路，这条路最初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罗马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迁徙。根据文多弗[3]的记载，约翰的军队——如今由“无数充满着恐惧与沮丧的骑士及士兵”组成（这非常使人震惊）——仅用三天就从南部海岸撤营，并围困了罗切斯特城堡。那是一幅令人生畏的场面。除了训练有素的士兵（包括“嗜杀成性”的弩手），王室军队还带来了大型的攻城武器——包括文多弗所谓的petrariae，或投石器，即投掷石块的巨型大弹弓。[4]它们被设置在能够攻击到城堡的射程范围内，并开始工作；约翰用“接连不断的石头及其他武器给守城者带来了严重的烦恼”。伴随着猛烈撞击要塞的隆隆声，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尘埃与噪声。

围攻战是中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战争形式，从西欧至中国和蒙古，无一例外。围攻战更有规律可循，战果更容易预测，相比之下，开阔区域的激战的可变因素则极多，约翰就曾于前一年在布汶战役中尝到了激战的苦果。根据数百年的兵法与军事科学，在骑士行为规范的指导下（或多或少的指导下），围攻战继续在实战中被人采纳。围城者与防卫者在围攻战中达成交易，并确定相互首肯的交战条款。围攻前，围城者会制定协议，特意注明围攻城堡预计的时间长度。为解决冲突，防卫者要么在驻地前投降——这样会受到对方仁慈的对待——要么就坚持对峙到底，直到猛攻与杀戮的来临。欧洲的这种事先告知战争的智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诸如公元前1世纪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以及4世纪罗马维吉提乌斯的著作均被中世纪的宫廷及王室图书馆搜集整理，并供后人研究学习。[5]

围攻战虽然科学，且受到规则的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冲突形式是文明先进的。双方在围攻战役中，所采用的猛烈且狡黠的策略会让攻城者与防卫者都面临食物及生活必需品匮乏的尴尬境地。追溯历史，由围攻战引发的许多故事都声名狼藉。比如，在717年至718年间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阿拉伯围城军就遭遇了这种尴尬狼狈的境遇。在食物匮乏的窘境之下，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将人肉及人类排泄物捣烂，并制作成小馅饼，烘焙食用，聊以维持生计。虽然，这种描述也许仅为了引发人们对围攻战的厌恶之情，可能有夸大之嫌，但类似丑恶的故事绝非个例。918年，维京人围攻切斯特，防卫者朝其扔掷滚烫的麦芽酒及沸水，并放出蜂房中穷凶极恶的蜜蜂。维京人的皮肤因此泛起了水泡，并开始脱皮，他们的双手双脚也因为蜜蜂的蜇伤而红肿溃烂，围攻的维京人就此被防卫者击退。据传，约翰的祖父——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五世曾经制作了一种被称为希腊火药的传奇药剂，这种火药由胡桃油及椒麻混制而成，当若弗鲁瓦五世攻打位于安茹与曼恩省边境的蒙特勒伊贝莱的一座城堡时，他从石弩中投出了希腊火药，所引起的爆炸对该城堡造成了重创。12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尤其擅长在围攻中实施恐怖战术：采用消耗战作为作战策略时，生活时常了无生趣。因此，他们想尽各种方式折磨俘虏：据说他军中的士兵将敌人的头颅当作足球来踢，并剥掉俘虏的头皮，砍下其手脚。而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消遣时光，娱乐自己。

围攻时常常会使用一些残酷且不寻常的器械：除了一些常见的围攻工具，诸如梯子、扩展塔、钟楼、破城槌及弹弩之外，攻城者有时候还会采用生物战和心理战，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攻城方式极有可能使其堕入邪恶的深渊。为了挫伤防卫者的士气及传播细菌病毒，腐烂的尸体——动物或者人类的尸体——被抛入城堡内，或者将其沉入水的源头。在围攻战期间，为了避免食物短缺，防卫者往往会将非作战人员驱逐出城堡或者城镇。然而，在战争法则中，围攻部队在城堡视野内的无人地带诱捕手无寸铁的居民，并将他们活活饿死是完全合法的。

就算暴力并不荒谬，但由于围攻战的地点充斥着病痛与饥饿，因此，对于对峙的双方而言，这个地方都恐怖至极。约翰的长兄理查一世正是在1199年沙吕–沙布罗尔的围攻战中身亡。一名防卫者手持厨用平底锅作为盾牌，并从护墙中偷偷发射弩箭击中了理查。因此，这一次罗切斯特围攻战中，约翰的军队及在罗切斯特城堡内设路障的男爵们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境遇危险，且可能会危及生命。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从未遭遇过如此窘困且负隅顽抗的围城之战”，克罗兰的编年史家写道。一连好几日，约翰连续采用弹弓重击城墙，他的弓箭手、弩手也顺势不断发射弩箭。然而，这一切攻城手段似乎都无济于事，他们很快发现，罗切斯特城堡的防御工事坚不可摧，绝不是简单的发射物就能轻易攻破。（这里还有一个十分讽刺的地方：约翰自己曾在其统治早期，拨款115英镑用于加固当时还短暂属于王室的罗切斯特城堡的防御工事。）10月14日，国王向坎特伯雷附近的城镇下了令状，命令当地官员日夜不停地制作镐头（比如鹤嘴锄）。如果无法正面攻破城墙，那么他们会转而从城堡下方进行攻击。这对于多比尼及防卫者而言是一则坏消息。而这种方式——在堡垒下挖隧道——无论坎特伯雷的长官能够输送多少镐头，整个过程绝不会速战速决。对于多比尼及防卫者而言，他们最希望的快速结束围攻的方式是从外部解除危机。

10月26日，一队全副武装的男爵骑行出伦敦，朝着罗切斯特前行。他们意欲分散约翰的力量。该突袭部队包括700匹骏马——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救援队伍，但是当他们还未到达德特福德（距罗切斯特25英里），他们就得知更加庞大的约翰的队伍正准备阻止他们的行进。然而，叛军首领并不倾向于发起此次战争，因此，尽管他们曾明确发誓帮助驻军，他们却仓皇逃回伦敦，并期待着更好的事情发生。在文多弗的罗杰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怯懦表现。“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老窝，却背叛了在围困之中的威廉及其随从。”他们在伦敦很安全，编年史家继续写道（也许是虚构的），“他们玩着危险的抛掷色子游戏，且任意挑选并品尝着上乘美酒。他们捡起了从前的恶习，并将围困的伙伴抛诸脑后，任由他们忍受着各种痛苦，且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约翰命令他的弩手和投射手夜以继日地轮流对要塞进行轰炸炮击，与此同时，多比尼的随从则极为挑衅地将这些从外部抛掷进来的石子再扔还给敌军。而在碎石击城的响声之外，人们还依稀能听见城墙下铁锹的动静，虽然声响细微，但极具破坏力。他们挖掘着肯特的土壤，朝着要塞缓慢进军。

挖地道虽然冒险，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攻城方式。这种方式需要人们在城堡下挖掘隧道，防御地基会因此而变得较为脆弱。当隧道体积足够大的时候，攻城者会故意将隧道瓦解，从而带动部分城堡轰然坍塌。虽然在这期间会存在一些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隧道过早坍塌，仍在施工的坑道工兵会被活埋，但这依然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约翰自己曾在1203年至1204年期间，亲身体会过地道带来的令他厌恶的结果。正是由于坑道工兵在可移动木制盾的保护下免受轰炸威胁，并夜以继日地在城墙地基开展作业，金雀花最伟大的城堡——坐落于诺曼底塞纳河河畔，由约翰的长兄理查建筑用以抵御攻击的盖亚尔城堡——才部分坍塌，并彻底被法兰西人掌控。在中世纪，挖掘地道与反地道成为一项精湛的技术，而城堡的防卫工事也由此延伸至城堡之下，建造拦截坑道工兵的隧道，如果需要的话，防卫者可在隧道中与坑道工兵赤手肉搏，逐一击退。[6]然而，1215年在罗切斯特，防卫者对约翰的坑道工兵却无计可施。

罗切斯特城堡的东南角被大炮及掘地者同时看中：因为在这块区域，城堡的主楼与城堡周围的护墙距离较近。在某一时刻，大约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上下不间断的攻击令城堡的墙壁开了一个孔。这个小孔意义重大，是约翰付诸人力物力，倾注心血获得的胜利证明。这意味着王室的力量已经攻入了城堡的外庭。然而，150英尺高的城堡主楼依然屹立在那里，防卫者仍旧可以稳固地退到这外壁粗糙，却极为厚实的主楼中。在强行破门而入之前，约翰的军队依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约翰从不缺乏决心，他命令挖掘工们继续埋头苦干。

挖掘工们按照国王的要求继续工作。显然他们推进的速度令人满意，因为在11月25日，约翰向他的法官及忠实的仆人休伯特发出去了一道命令，要求他提供更多的不寻常的服务。他要求休伯特“快马加鞭送来40头肥猪，此类的肥猪不需要非常美味，它们会被用来引燃堡垒底座”。这条信息只能说明一点：位于东南角主楼下的隧道被认为足够深，能够完成任务。立柱已经做好了塌陷的准备——约翰希望，随着立柱的塌陷，4个塔楼的其中之一也能够随之坍塌，它们目前仅依靠坑道工兵安置的木制支柱支撑着。

大约45摄氏度时，猪肉脂肪融化；120摄氏度，猪肉脂肪会冒烟；而当温度攀升至300摄氏度时，猪肉脂肪会自发地燃烧起来。约翰地道中的木制支柱上被涂满了40头猪的猪肉脂肪，这足够直接引燃东南角的主楼。对于那些饥肠辘辘的防卫者而言，这是一种令人特别不安的经历，根据文多弗的记载，他们在这个时刻，早已饥不择食，沦为食用战马腐肉的瓮中之鳖。木头燃烧的烟味首先与炙热的烟熏肉的香味相互交织，随后猪油燃烧的辛辣味也混入其中，并弥漫开来。约翰带领的攻城者急于想看看他们连续数周挖掘的隧道是否有效，因此，想必在那个时点，他们停止了轰炸与炮击。最终，随着一声可怕的雷鸣般的声响，砖石建筑有如宿命般，顷刻倒塌。随着约翰精心挖掘的有如地狱一般的隧道的瓦解，东南角塔楼的一大片建筑也随之崩塌。攻城者迅速进入之前攻破的城墙洞孔之中，而多比尼的军队则不得不逃窜进最后一片安全之处躲藏。

罗切斯特城堡的主楼中有一堵牢固的内隔墙，它将建筑分成了两个部分，这种建筑风格令它有可能将城堡中一半的房间都封闭起来。目前驻守军队之中的一小部分后防部队躲避在内隔墙之后。然而，并没有足够的房间安置每一位防卫者，因此，那些被大家认为身体最为孱弱的人直接就被扔出城墙外。显然，这些被弃之人受到了国王军队肆意的蹂躏，他们的手臂、双腿被砍掉，供军队娱乐消遣。双方都意识到，也许围攻战即将接近尾声：根据文多弗的记载，防卫军十分清楚摆在自己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停止防御，出来求和；要么继续在最后的安全地带按兵不动，这样虽然一时太平，但日复一日，他们终将因食物匮乏，饥饿至死。当东南角的城墙坍塌后的几天——或者也有可能仅在几小时后，在分隔墙后驻扎的防卫军余兵做出了最后决定。11月30日，他们进行了一次商讨，他们达成共识——“如果没获得战争胜利，却死于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将是一件更加耻辱的事情”。此次攻城之战，以防卫军的投降而落下帷幕。防卫军们从最后的避难所中狼狈地走出来，模样凄惨不堪，将自己及残留的破烂藏身之所拱手献给了那个得意扬扬，但勃然大怒的国王，听凭他的处置。

罗切斯特城堡的围攻战持续了将近两个月。防守时间如此之长，足以能够说明反叛男爵们刚毅的战斗精神，他们不屈不挠、固守到最后一刻，由此牵制了国王约翰的兵力，令伦敦及其他东南部战略重镇免受国王的攻击。而在围攻战中罗切斯特城堡遭受的损害如此之惨烈，也证明了国王约翰急于迫切渴望成功的决心，他希冀通过这一役，挽回自己蒙羞的面子，并恢复元气。虽然获得了胜利，但两个月的艰难作战依旧让约翰恼羞成怒，他希望将所有的贵族都施以绞刑。冷静的谋臣劝告约翰尽早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某天局面反转，反叛的男爵也会用同等残忍的手段对待国王。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战争惯例法则都不赞成杀害主动投降，而非暴力逮捕的俘虏。回观此次围攻战，虽然约翰的军队通过隧道的方式潜入了主楼的中心地带，但战争最终得以结束还是因为多比尼防卫军队的主动放弃。而当多比尼的军队选择投降之时，也期待着敌军能够慈悲以待。最终的结局也许令人扫兴，约翰虽然许可了叛军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却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多比尼和他的贵族伙伴们被国王拘留在臭名昭著的科夫堡地牢。另一些人则被约翰留在了身边——据文多弗记载，这些人包括罗伯特·德查恩，理查·吉法德和林肯的托马斯。国王约翰打算在诺丁汉庆祝这一年的圣诞节，因此，他们也随着王室，从被烧毁的罗切斯特离开，朝着北方的英格兰中部行进。

飞禽，走兽……及血腥竞技

在英格兰金雀花王朝时代，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有些时候甚至有些血腥暴力。在日常生活中，动物为当时的人类提供了交通、食物、布匹及驱动农业的动力；在狩猎场、竞技场上，动物是猎物、捕食者（狩猎与竞技在当时是受到欧洲上层社会追捧的活动，作为宠物，它们是人类最友好的伙伴）；从心理层面而言，动物是人类一直深深迷恋的事物——它们是神话与寓言的主角，是大家族纹章盾徽上的圣像，也是中世纪手稿中奇怪涂鸦的灵感源头。

绵羊是中世纪英格兰最常见的一种被驯化的动物。据《末日审判书》记载，在11世纪末，绵羊的数量占了英格兰家畜的75%，直到13世纪初，这个数字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牛、山羊、猪的比例依次递减。上述家畜为人类提供奶制品或肉类，或者两者均提供。其中，仅绵羊，除了提供肉类及羊奶，还为人类提供羊毛，而这成为当时英格兰经济的支柱产业。归功于英格兰羊毛出口生意的兴旺发展，布匹贸易也随即在北海一带的佛兰德兴盛开来。除此之外，纺织业贸易蓬勃发展，未加工的羊毛纺织成纱、线，织成布料，漂洗（即浸泡、清洁、拍打用以清除天然油脂及灰尘，并将其粘接起来）以及染色，加工制成完整的产品就可在市场上售卖。所有的这一切都依赖于家庭作坊，英格兰当时饲养的绵羊总量多达数百万只。

虽然英格兰绵羊的数量庞大，但论及地位，它们依旧无法与数量较为稀少的马相匹敌。马在英格兰受到人们的尊敬，至少对于国王、男爵及骑士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动物。在当时，马是基本的代步工具，也是农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215年，徒步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而骑马代步一天则至少能够前行20多英里——如果更换运载工具，转坐公共马车行进，花费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无论对于在田间地头耕作的劳动人民，还是坐拥领土的上流阶层，能够拉犁、运载沉重货物的马匹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马力，英格兰的经济绝不可能如此发达，生产绝不可能如此高效。

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马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进行军事进攻时，马匹是最强有力，能够长驱直入的交通工具：13世纪，一位在马背上全副武装的骑士相当于一辆坦克，会对步兵造成强大的威胁。最富裕的军人骑着战马，而这些战马又被分成军马（大且强壮，很适合用于马上的长枪比武）、骏马（敏捷且机灵，在战斗中十分有用）及多用途马匹（也可被当成驮马使用）；而普通男女日常骑行通常会选择一种小型、步伐平缓的马匹——骑用马；一些稍小，却更加健壮结实的马匹——驮马，能够帮助人们运载行李。

除了马以外，食肉动物——主要包括猛禽及猎狗，也是当时英格兰极具价值的高级动物。狩猎是早期英格兰的国王及其伙伴热衷的娱乐项目。13世纪对狩猎的推崇更是到了一种如火如荼的地步，就连作家都开始著写狩猎实用手册。据富瓦的伯爵加斯顿·费布斯所著的实用手册记载，在14世纪初，狩猎的主要对象为赤鹿、狍、小鹿和驯鹿、野羊、野兔、熊、野猪、狼、狐狸、獾、野猫，以及水獭——根据费布斯的记载，这种动物是猎狗唯一乐意追逐的对象。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就连曾在1220年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也曾著写过一本猎鹰训练术的详细指南——《用鸟类狩猎的艺术》，书中细致地描述了猎鹰的习性与生理特征，同时还记录了如何训练猎鹰捕获猎物的具体方法。

国王约翰虽然从未著写过任何相关的书籍，但他对狩猎的热情确是显而易见的。他拥有上百只猎犬，包括灰猎犬和纯血猎犬，它们被关在遍布英格兰王国上上下下的城堡、房屋之中，方便约翰在任何休息的时候进行狩猎活动。除了猎犬外，就如同腓特烈二世一样，约翰十分关注猎鹰的训练。他饲养着猎鹰，并训练它们如何击败包括鸭子、鹭及鹤在内的猎鸟。事实上，国王对狩猎的热情可以在《大宪章》的几项条款中窥见一斑。猎鸟通常来讲都沿着河畔饲养、筑巢和生活，而约翰则将河畔用栅栏隔开，并指定这个区域为他私人的狩猎场，而这曾经还成为激怒臣民的主要原因之一。宪章第47条和第48条要求国王承诺恢复河畔的开放状态，并由他的官员调查发生在河畔的胡作非为事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犬类都被用于狩猎，一些女士为了消遣娱乐，会饲养宠物狗。而关于猫的饲养，考古学家发现在1215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将猫饲养成为家畜——大约已经持续了200年。但是，猫的生活并非娇生惯养，大多数的猫都被饲养成为捕鼠能手，并以它们捕捉到的老鼠为生。中世纪的人们对待猫也有着自己的智慧。人类没有将他们作为自己的食物——由于猫食用其他动物的肉，这让它们与食用腐肉的鸟类一样，成为食用的禁忌——但是猫的皮毛是一种相对便宜的奢侈品，社会成规允许较低阶层的人士穿戴。人们常常垂涎于长相姣好的猫那身诱人的皮毛，并对它们进行追捕、猎杀。

13世纪的英格兰男女常通过游戏和竞赛进行娱乐消遣。而在这些活动之中，通常也有动物的参与。对于男爵及骑士阶层而言，竞赛能够培养他们战争中所需的技能，尤其是骑士比武大赛，能够充分锻炼他们的技艺。训练有素的军人可自由参加竞赛，他们都想通过比武来证明自己有着较高的骑术和作战技巧。在创作中世纪故事时，现代小说与电影常将骑士比武大赛作为创作主题。1215年的骑士比武大赛，与15、16世纪发展成为仪式化盛会的大赛相比，相对更粗糙一些。在《大宪章》时期，一场骑士比武大赛通常是由庞大的队伍在开阔的乡村地带进行——比赛的场地蔓延12英里甚者更长的地段。骑士们在比赛场地疾驰飞奔，追逐着对手的战马，竞赛失败者，其战马会被赢家没收，或者向赢家支付赎金。竞赛中选手的得失都相当惊人：青年威廉·马歇尔在骑士比武大赛中展现的技能才干为他今后的财富与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而言，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普通人只能作为旁观者参与骑士比武大赛。他们模仿这些最受欢迎的精英运动，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简陋版本。贝克特的传记作者威廉·菲茨斯蒂芬曾记载了许多伦敦流行的体育娱乐活动。他曾在大斋节的一个星期日到访史密斯菲尔德，并写道，看到“一群年轻人”在一条环形线路上驰马竞赛，他们手持钝的长矛，试图攻击对方。菲茨斯蒂芬写道，在夏季的斋日，年轻的男子们沉溺于剑术运动之中，“奔跑、跳跃、摔跤搏斗、抛掷石头、扔标枪，以及用刀剑和圆盾搏斗”。菲茨斯蒂芬曾提到，伦敦的每一所学校和贸易行会中都能看见踢足球的老百姓。同时，动物的相互攻击也是当时颇受人们欢迎的一种娱乐形式，公鸡、牛、野猪和熊常被人们引诱进入斗殴状态。此外，老百姓常“玩弄空中的飞禽，与猎鹰、猎犬一同在树林中狩猎”。

即使动物没有直接参与，老百姓通常也会玩一些受到战争影响的运动。菲茨斯蒂芬曾这样描述伦敦人当时的情景：他们在伦敦大桥下的小船船尾互相对抗作战，他们激流勇进，旨在用长矛尖攻击固定的木盾。冬季，待城北的沼泽地结冰之时，青年人会用动物的胫骨制成溜冰鞋，他们在结冰的沼泽上比赛，嬉戏玩耍。而其中更勇敢点儿的人则会参与冰枪竞赛，用长矛直接攻击对手。据菲茨斯蒂芬记载，在进行冰枪竞赛时，选手的骨头时常被折断，“当冰接触到选手的头部时，他们的头部皮肤常常会出现大面积擦伤”。

在13世纪，人们对动物的兴趣十分浓厚，并不仅仅局限在屠杀或利用它们的劳动力这两点上。当时，动物学是一门吸引人且十分有趣的学科。约翰统治时期，伦敦塔开始逐渐成为王室的小型动物园。其实，亨利一世曾经在牛津郡的伍德斯托克收集过包括狮子、老虎、骆驼及豪猪在内的动物品种。然而，伦敦塔所建立的王室动物园的意义却更为非凡，持续经营的时间超过600年。从1210年开始，伦敦塔就成为数只狮子的家园——这对于金雀花王朝而言非常合适，因为在该王朝的纹章盾徽上就刻有三只雄狮。当狮子被引入伦敦之时，一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描述了当时到访伦敦塔的访客如何看待这些猛兽。书中写道，狮子与人类国王有着相同的完美特性——他们残暴凶猛，却又有着一颗慈悲之心。“狮子仁慈的本性可以用无数的例子加以证明，它们会饶恕躺在地上的人，它们会将俘虏带到自己的家中，它们通常更偏向于攻击男性而非女性，除非它们饥肠辘辘，否则它们绝不会杀害儿童。”

上述的描写并非平实记载，相反更像是一则寓言。但与当时其他一些描述动物的方式相比，并不那么奇怪。根据同一部动物寓言记载，海狸知道人类认为它们的睾丸具有药用价值，也正因如此，令它们遭受了灭顶之灾。因此，当海狸被人追逐的时候，它们会自发咬掉自己的睾丸。雌虎会被丢下的玻璃球欺骗，它们会混淆玻璃球与它们的幼崽，并尝试着开始哺乳。豹子的气息十分香甜，能诱惑世上的所有动物跟随它——除了龙，龙十分的嫌恶这种气味，它们会尽可能躲避开这种味道。饥肠辘辘的狐狸会在自己的肚皮上涂抹红土，并佯装成一堆腐肉，一动不动，当鸟禽从空中俯冲下来，并试图啄食之时，狐狸会突然发动猛攻，将这些愚蠢的鸟类一口吞食。

公正而言，当时最富有异国情调的野兽并没有生活在动物园中，而是存在在编年史家们的想象之中。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记载，1215年之前，英格兰有一种“奇形怪状的鱼类”（pisces insolatae formae）。它们鳞屑的条纹令它们看起来如同有着盾牌和头盔作为武装的士兵。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曾游历过不列颠群岛及其之外的众多区域，他曾经描写了许多他在旅行途中遇见的行为怪异的动物。在他的《爱尔兰的历史与地形》一书中，他描述道：“在巴黎，我看见一头狮子，它在幼年的时候被主教送给了腓力·奥古斯都。这头狮子曾经与一位名叫约翰娜的愚蠢女人相恋。”根据杰拉尔德的描述，如果这头狮子从牢笼中逃走，只有约翰娜能够通过一些“女人的技巧”使它恢复平静。除此之外，杰拉尔德还在爱尔兰观察过一只属于康诺特省国王鲁艾德锐的山羊，“这只山羊因其皮毛的长度和角的高度而出名”。如果我们相信杰拉尔德的记载，那么这只山羊与腓力·奥古斯都的狮子一样，“曾经与一些……卑劣的女人有过人兽杂交的行为”。虽然杰拉尔德对这种传说有着明显的兴趣，但是在每一篇寓言描述中他都仔细地加入了自己对这种行为的严厉批判。他用“坏不堪言”来描述这只康诺特的山羊。同时他也认为应该对那头巴黎的狮子处以死刑才合适，“不是因为它的罪恶，而是希望杀鸡儆猴，起到威慑作用”。

[1]13世纪，在诸如多佛尔城堡的公共资本项目上花费7000英镑相当于如今花费至少17亿英镑（27亿美元）。根据measuringworth.com，提供的信息，该价值代表了相对经济成本。

[2]比如，多佛尔城堡大方形的主楼，高95英尺，在一、二楼有着一个八角形底座及一个原始的入口。亨利二世于12世纪80年代建造了多佛尔城堡，随后约翰对其进行了改进修缮。

[3]此处的文多弗为文多弗的罗杰，即前文所指的罗杰，此处按原文译，余同。——编者注

[4]中世纪投石器的术语多样且模糊不清，但在日常使用中似乎有几种类型。重力抛石机有着一个轴心式摇臂，并被一个平衡锤驱动。现代测试显示，一个有着重量为一吨平衡锤的重力抛石机能够吊起15公斤的碎石块，根据砂浆测量，碎石块总长约120至180米。（参见P.V.Hansen,‘Reconstructing a Medieval Trebuchet’,Military History Illustrated Past and Present 27,1990.）弩炮是一个由绞车驱动的巨型石弓。军用射石机通过固定的木制投掷臂发射石头，发射石头的过程中，投掷臂会被回拉，并击打在一个横梁之上。这些投石器常常会被冠以可怕的名字，诸如“上帝之石头投掷者”“恶表弟”“狂怒者”，以及约翰的孙子爱德华一世声名狼藉的投石器——“领战狼”。根据维盖提乌斯的记载，从罗马时期开始，投石器在设计上有一些变化。参见Flavius Vegetius Renatus,De Re Militari,66.

[5]坐落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拥有维盖提乌斯在11世纪和12世纪创作的20个原稿。毋庸置疑，中世纪围攻战与罗马有着直接的关联。参见J.Bradbury,The Medieval Siege(Woodbridge,1992),3-4.

[6]到访多佛尔城堡参观的游客至今仍能看到地下战争的迹象与证据。

第八章　“无神”

外国军队和雇佣兵在罗切斯特城堡外已经驻扎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而这无疑是一件既耗费资金，又令人沮丧的事情。因此，罗切斯特城堡轰然倒塌不到一周，约翰就立即允许其士兵自由活动，他们开始大肆地搜刮掠夺。围城期间，罗切斯特附近的区域已经千疮百孔，损毁严重。而如今，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国王约翰准许士兵们将这种恐怖行动蔓延至全国各地。

这种做法十分大胆。然而，事情的发展态势似乎再次朝着约翰希望的方式进行着。约翰方面在摧毁罗切斯特城堡的行动上，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然而对于怂恿路易亲赴英格兰的男爵们而言，夺取王位的希望不仅前路未卜，且逐渐渺茫起来。萨尔·德昆西与赫里福德伯爵亨利·德博恩曾前往法兰西，敦促路易王子尽快前往英格兰登基加冕。但路易王子似乎有点儿无动于衷，他仅派遣了140名骑士前往伦敦，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征兆表明他会亲赴伦敦，并发动全面入侵。

与此同时，约翰在罗马对反叛男爵进行的政治诉讼却越发猛烈。在罗切斯特城墙轰然坍塌的当天——11月30日，在十分诡异的巧合之下，教皇英诺森三世公开对那些胆敢反叛英格兰国王之人嗤之以鼻。整个11月，英诺森三世一直在主持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虽然法令最终一定会渗透到基督教教徒的生活之中，但他依旧希望通过召开此次会议，团结教会的力量，并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进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提议。协商会议给予了英诺森三世亲自介入英格兰事端的机会，除了4名主教外的所有的英格兰主教都出席了此次会议。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70条教规或者法令——在其创立之前曾有一个声明，即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信仰中人类的堕落与救赎的承诺——推进了基督教教徒生活的广泛改革。这种类型的会议算得上是旷世难逢：第三次拉特兰会议曾在1189年召开，而第五次拉特兰会议在300年后的1514年才再次召开。此次会议，英诺森三世召集了超过1000位的神职人员前来赴会，其中还包括另外四大教区牧首中的2位，他们都支持英诺森三世复兴基督教的强烈愿景，并愿意为其提供帮助，他们将“是时候振作起来，进行新的一轮十字军东征”的消息带回各自的家乡。

会议的议题所关注的方面多种多样。而居第一位的，要数教皇长期对异教以及不合规教义的关注：会议谴责了“所有违背神圣、正统天主教信仰的一切异教”，并威胁会将“任何名义下的异教徒”逐出教会，开除教籍。在英诺森心目中，最不可小视的就是来自法兰西南部的卡特里派的异教徒们，他曾经发动了残忍的运动去打压该异教。然而，这种异端宗教在英格兰却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沃尔特·迈普曾记录了一段关于卡特里派在一位以一只巨大的黑猫形态出现的大师授意下，进行兽性般狂欢的淫秽场面的描述，并在这之后说道：“来到英格兰的（卡特里派的异教徒）至多有16人，奉国王亨利二世之命，他们被人用棍棒鞭打，并被刻下烙印，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该事件发生于12世纪60年代，从那时起，有组织的英格兰异教就因缺席而著名。然而，人们对教义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大约在1200年，伦敦修道士康沃尔的彼得曾写道：“有很多人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认为，世界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而被统治起来的，并非是由上帝统治的。他们也不相信人类死亡之后，灵魂还会继续存在。”如果约翰一旦考虑放松对异教的监管，那么拉特兰会议的教令会让他三思而行。康沃尔的彼得低沉有力地写道：“如果一位世俗贵族忽视了肃清领土上异教污物的重要性，那么他将有可能被驱除出教会。”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提高牧师、教士的素质及教育程度，同时，还显示出对神职人员坠入性欲和酗酒深渊的低容忍度。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禁止神职人员将他们的家具放置在神圣的殿堂中，文章还间或对“肮脏的圣坛、圣餐服饰”进行谴责，称“其肮脏的程度令人震惊”。同时，还禁止教士狩猎或放鹰，也不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猎犬或猎鹰。他们不被允许“观看哑剧及艺人、演员的表演”，也不能够穿戴时尚或者带装饰点缀的服饰。根据教规规定，教士一旦进行了不正当的性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醉酒也成为暂停神职人员办公的理由。会议还特别关注了饮酒游戏，“在一些地方，饮酒之人相互拼酒，针锋相对，在他们眼中那个能够喝倒所有人，并将最深的酒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的人最受人赞赏”。

当然，这些规定是否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位声名狼藉的教士的认知还值得商榷：与这种傲慢与放纵之罪极为相似的罪孽将支撑着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下的反教权主义。然而，在生活的其他领域，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也有着深远长久的影响。第18条教规这样陈述道：

任何一位教士都没有宣判死刑的权力，也没有权力实施任何涉及血腥手段的惩罚，或在实施血腥惩罚之时亲临现场……任何教士也不能够上书或命令他人进行血腥惩罚……教士不能够受雇佣兵、弩手或者任何类似血腥暴力之人的命令行事……并且任何教士都不能通过沸水、冷水或炽热烙铁的审判来判定某人是否无罪。

上述简明扼要的法令重新划分了教士与他们所服务的世俗权力之间的边界。曾经几代的主教都可以上阵打仗杀敌，而彼时，勇士主教屈指可数。教士依然能够参与战争、攻城略地——但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的武器从棍棒、权杖变成了十字架、圣骨以及经文。正如在前文中所提及的，神判被弃用。

如果说从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开始，教会逐步从世俗司法制度核心决定权、管理权的角色中退出，那么在其他方面，该会议则令基督教教义深入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中。第21条教规如是写道：“每一个信徒，不分男女，应该在达到能辨别善恶的年龄后，每年一次，在他的本堂神父面前，诚实地承认他所犯下的一切罪恶，并尽全力，做完规定给他的补赎，且至少在复活节期间，虔诚地领圣餐一次。”在12世纪，忏悔逐渐成为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尤其在所谓的“赦免之日”——濯足节更是鼓励信徒进行忏悔。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将忏悔纳入教条之中，彰显其在诸多教会圣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忏悔还与圣餐紧密相连。忏悔仪式将基督教世界的每位成员联结在一起，仪式中神奇的面包和葡萄酒代表着耶稣的鲜肉与鲜血，而忏悔仪式成为中世纪宗教文化的中心支柱之一。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结束后的二三十年中，由于人们对圣餐仪式的颂扬，一种新的节日——圣体节诞生了。到了14世纪，圣体节成为教会年历中最重要、最喧闹的场合之一，圣体节在圣三主日后的星期四进行庆祝（具体盛会的时间并不确定，一般是五月中旬及六月中旬之间的某一天）。人们会采用游行、神秘剧及（十分讽刺的）拉特兰会议专门加以谴责的狂欢宴会（人们暴饮暴食、过度酗酒及进行各种不道德的行为）的形式进行庆祝。

1215年12月，当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教规的结论在基督教国家中公布并传播开来时，其中的含意远没有被世人完全理解。根据文多弗的罗杰的记载，其中的条例似乎“对于一些人而言易于接受，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冗长乏味，令人生厌”。但是，如果有人开始思索在1215年立下的哪一份协议能够对英格兰社会产生久远且深层次的影响，人们可能并不会想到约翰与反叛的男爵立下的那份短命且不能令人信服的条约。兰尼米德的和平景象迅速结束，而由英诺森三世汇编的教规（其长度堪比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教规），似乎承诺了一个相对更为深远且重要的变化。

同样，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对英格兰也产生了剧烈的影响。11月4日，在会议开幕之时，英诺森对大主教斯蒂芬·兰顿的停职事宜（停止其一切基督教职责）进行了确认。这是对前9个月中，斯蒂芬对反叛男爵进行调停失败的一种惩罚。在会议最后的环节中，教皇确认将英格兰所有（反叛）的男爵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全部逐出教会。同时，英诺森三世将他的裁决送回英格兰，并在每个星期日及宗教节日中，公开在整个王国的教会中进行宣读。与此宣判相伴的是警钟长鸣。其实，早在两个月之前，教廷使节就已经宣布了判决结果，而这次教皇的宣判仅仅是对使节宣判的再次确认。然而，教皇的这种明确且毫不含糊的做法却令约翰备受鼓舞。如今圣诞节快到了，约翰有信心再次牢牢掌控自己的王国。

12月18日星期五，国王约翰和他的一批随员抵达赫特福德郡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他们研究着如何与男爵进行下一个阶段的战斗。星期日，约翰在这座占地面积庞大的修道院礼堂中将他的部下聚集一堂，当“大主教兰顿被停职、男爵被逐出教会”的教皇信件被大声宣读时，僧侣也在现场。随后，国王与他最亲近的谋臣退回至修道院的回廊，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在回廊中，他们提出了瓦解敌人的计划，并根据在国王约翰指挥下作战的外国雇佣兵的薪酬对他们进行了安排”。

他们萌生出的计划在战略上很简单，然而在战术上却很无情，可谓毫无怜悯之心。王室军队被分成了两个部分。约翰会带领一半的军人北上，威廉·朗格斯佩及约翰的外国顾问与军事首领法尔科斯·德布鲁特和莫莱翁的萨瓦里克则继续坚守南部。除了诸如威廉·马歇尔一般的保皇派顾问外（他虽然归于国王，却声称“为两派军队所实施的暴行深感悲痛”），上述两方面的军队都将会“用火与剑蹂躏整个王国”。这完全是一场由来自另一片土地的专业士兵大肆发动的战争。任何妨碍王室军队行事之人的未来都将是惨淡不幸的。

当关于约翰将不再拘束其军队的消息四处传播之时，叛军们神情低落，心情跌入谷底。克罗兰的编年史家记载：“他们（叛军们）沮丧气馁，被这恐吓吓坏了。他们聚集在伦敦，或者修道院里，如今没有人愿意聚集在堡垒之中。”这并不令人吃惊：罗切斯特城堡一直以来都是英格兰最坚实的堡垒之一；而面对国王密集部署的石弩和配有镐和猪脂肪的工兵，在远不及罗切斯特坚固的城堡里，还有什么生存希望呢？

没有人会喜欢面对一支主要是由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并且这些雇佣兵还被赋予可充分使用武力的权利。二三十年之前，沃尔特·迈普曾写道：雇佣兵与那些逃避弥撒的异教徒一样邪恶。迈普称他们为“鲁捷”，但是他们也被唤作布拉班特人，因为他们之中最残忍的那一部分人通常被认为来自低地国家，特别是来自布拉班特地区。（其他招募士兵的好地方包括阿拉贡、纳瓦拉、巴斯克地区和威尔士。）雇佣兵首先是为利益而战斗，其次才是忠诚，并且通常他们会在自己本国之外的地方活动：这类人被人们认为是几乎不考虑他人的安乐幸福，也不会尊重其所肆虐领土的任何风土习俗。沃尔特·迈普描述这些鲁捷“用皮革、木棍和剑从头武装到了脚趾”，并且指控他们使“众多的修道院、村庄和城镇化为灰烬，随意实施强奸暴行，并真心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

1179年的一次教会会议宣判将雇佣兵和所有的雇佣者逐出教会，因为“他们既不尊重教会也不尊重修道院，并且不分年龄、性别，不放过任何寡妇、孤儿、老人或年轻人。他们摧毁所有事物，像异教徒一样将一切化为废墟”。该观点得到了英格兰大多数荣誉骑士的认同。威廉·马歇尔对约翰的雇佣兵持怀疑的态度，马歇尔认为他们不仅仅是一群声名狼藉之人，还是一群可怜的盟友。在他的传记中曾提到，1215年的秋冬，国王的“外国骑士、士兵每天被教唆进行烧杀掠夺，并几乎从不考虑如何在战争中推进国王的事业，相反，他们一心想着的都是如何摧毁国王的土地”。

首先，“应该如何处理国王的敌人和叛徒的土地？”，约翰命令他的执行吏、军事统帅没收叛军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转交给效忠者。国王的档案机构散播出来的大量颇具先兆性的命令犹如一张张特许状，批准全国的追随者们自行夺取敌人的领地。随后，从圣奥尔本斯开始，国王从北部一路南下到达叛军领土的心脏地带。文多弗的罗杰用一段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国王途经之处造成的破坏与损失。罗杰这样记载：

国王将他的军队广泛地分散至各地，士兵们烧毁男爵的建筑物及宅邸，搜刮他们的私人财产及牲畜，损毁一切挡道的物品，他们所到之处，无不现出一幅凄惨悲凉的景象。如果某天财产损毁的程度没有达到国王的预期，那么他还会命令士兵在行军途中，对树篱及小镇放火。国王通过摧毁敌人的领地、财产来翻新自己的视野，并且还通过偷盗来支持他罪孽的邪恶手段。

那些没有在教堂院落避难的位于不同条件和阶层的居民都沦为囚犯，在被百般折磨后，还会被强迫支付繁重的赎金。当听到国王军队的逼近的消息，主管男爵要塞的城堡主们仓皇而逃，前往隐蔽的地方躲避。他们将粮食及各种各样的储备物品留在城堡中，这直接成为国王军队的战利品；随后，国王将他的随从们安置在这些空无一人的城堡中，并沿用这种方式，和他邪恶的随从们一同挺进诺丁汉。

约翰在圣诞节之际，按时抵达诺丁汉，并在此停留数日。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的记载，约翰“并没有采用平日的方式庆祝该节日，相反他在作战征途中度过了圣诞节”。他集中全力，将他的王国至于恐怖境地，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想缓和此种恐怖氛围的动作。英格兰目前所经历的一场战争不仅仅击倒了诱发冲突的男爵，同时还对占英格兰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男女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普通人并没有受到《大宪章》承诺的触动，但他们显然受到《大宪章》失败的伤害。

13世纪大部分的英格兰男女都是农民：这些乡村小佃农的一生都很不容易。仅有少数人是自由民，他们有权利和自由选择在哪里生活和工作，并且被允许在王室法院为自己辩护，也许甚至还足够幸运，能够有多余的土地进行租赁，或者在农忙时节雇用他们的邻居帮助自己劳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受压迫者——也被称作维兰或农奴，这些人从属于领主。领主们允许他们生活、吃住、耕作、结婚，组成家庭，并最终颐养天年，安心死去，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每年需要免费为领主进行体力劳作。他们听凭领主的支配，不能够搬离自己所住的土地。当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去世了，他幸存的家庭成员需要支付租地继承税——该税种由他们所拥有的上等公牛、奶牛和马匹组成。当家庭中的女儿出嫁时，他们需要向领主支付婚嫁税金，同时，领主还会根据一整年的情况，征收一种被称为佃租的其他任意税收。农奴们会跟随土地的交易，被任意买卖。实际上，他们就是一种动产。

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维持着繁忙的奴隶贸易——购买或者拐骗村民，并将他们运送到王国的其他地方，尤其是爱尔兰地区。多亏教会的压力，这种现象在12世纪早期得到了遏制。就生活条件方面相比，13世纪的佃农与11世纪的奴隶有着显著的差异。生活在13世纪的佃农至少拥有一块与自己相关联的土地，虽然他们的自由依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但他们至少有一丝希望能够获得自己希冀的生活，不会仅仅因为领主的意愿，就被杀害或受伤致残，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够随便地被售卖。然而，即便如此，在一些关注该议题的人士眼中，隶农制与奴隶制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典型的英格兰农夫生活在狭小却分布广泛的英格兰村庄中。乡村居民高度依赖着邻里交往，以及乐善好施的领主，他们的生活则主要依赖英格兰变幻莫测的天气情况。在乡村居民之中，人们能够看到一些范围相对广泛的繁荣景象。生活富足的自由民大约能够拥有55英亩的土地，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佃农而言，他们能够耕作的土地面积仅有5英亩至30英亩不等。还有一些少数家庭耕作的土地会低于这个水平——仅能在几英亩的土地上进行耕作，而一些家庭可耕作的土地也许比这还少，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完全依赖别人的施舍，或者直接受聘于自己的邻居。

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木构架的建筑物中，建筑物通常长25英尺至50英尺不等，宽12英尺至16英尺不等。其中最优质的建筑物的墙体由石头、黏土或者柴泥灰墁（黏土、稻草以及水混制而成）砌成，家庭成员与牲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每户因生活的地理位置不同，赖以为生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在英格兰大多数地方，养羊业是一项大生意。除此之外，农夫们在自己及领主的土地上播种庄稼，用牛耕犁的方式在大片田野之间沿着条状地带耕种，他们春季播种玉米、小麦、燕麦和大麦，并在夏末等待收割。猪、牛享有同一片放牧场，同时农民在其住宅之外的花园中也会种植一些有用的国内农作物，诸如洋葱、青蒜、卷心菜、豌豆、蚕豆、欧洲防风草、芹菜、大蒜、欧芹、苹果、梨、李子、樱桃及核桃等。在英格兰南部偶尔也能看到葡萄藤；相比今天，在那个时代的英格兰，葡萄酒更加常见。不过农夫们主要饮用啤酒，而非葡萄酒。因此，酿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种，那些技艺差劲儿的酿酒师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在切斯特，他们会被强迫坐在“狗屎座位”上——“狗屎座”大概是一种树桩的类型。）酿酒并不是农夫唯一能够操作的专业工种——根据姓氏推测，在13世纪早期，英格兰法律记录的工种还有面包师、管家、木匠、厨师、染工、渔民、行李搬运工、磨工、铁匠、制革工人和织布人。

一部出色的文献曾记录了1215年之后大约30年间，英格兰农夫的日常生活。这部文献是一封根据规定设计而成的信件，教授学生如何进行初级写作，但其中透露出当时大多数英格兰居民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文献中有夸张、讽刺等修辞学手法，但无论如何，该文献给我们描绘的13世纪的生活方式，与由男爵、主教及骑士共同打造的《大宪章》条款中所呈现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

信件如是开头：“各位农夫们，你们好。”

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有着一位严酷的上帝，一位狡猾的士官，一位邪恶的城镇长官，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却贫瘠荒凉，寸草不生，这一切对我们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不利影响。我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生活中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恢复精神……并且由于自由民对普通礼节及普通百姓深恶痛绝，要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着理智的灵魂，我们早就如同疯狗一般向他们怒吼撕咬。面对上述的窘境，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因为如果抱怨，那么我们的抵抗，我们的痛苦将中断。我们只有唯一的慰藉：我们可以选择死亡，只有死亡能够将我们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农夫家庭来说，紧随《大宪章》之后发动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呢？在他们看来，数个月的商议及解决问题的过程并不能代表英格兰的司法进程有所改变。更准确地讲，诸如约翰与其男爵们爆发的战争是他们每隔30年都会经历的一次痛苦回忆。12世纪和13世纪初，相对于法兰西来讲，英格兰是一片相对和平的土地——大多数英格兰的战争发生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但是，一旦冲突爆发，就一定是令人恐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

在12世纪，诺曼诗人罗伯特·韦斯曾经对掠夺成性的军队时代战争的共同体验有过一段阴郁的描述。他写道：“他们给这个优秀民族和这片美丽土地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和伤害？士兵们烧毁房屋，损坏城镇，他们对骑兵、农奴、牧师、修道士和修女进行迫害、攻击、谋杀……你或许看到很多土地被损坏殆尽，女人受到侵犯，男人被矛刺中，婴孩在摇篮中被开膛破肚，富人被查封，羊群四处逃窜，塔桥被降低，城镇被烧毁。”这不仅仅是一部惨淡的战争诗篇。《智慧之书》中一句老话讲到“强大的人会受到更多困难的折磨”，但这些强大的人绝不会孤立无援。

1216年新年，在这个传统的馈赠礼物的节日，约翰的军队突袭了艾塞克斯的科吉歇尔修道院，盗取了22匹马。不得不说，这一年的新年开门不利。而这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可谓时乖运舛，多灾多难。首先激怒约翰的便是北部地区，尤其是那个姜黄色头发的苏格兰国王，他选择利用敌人的困境，与约翰的敌对方签署了协议。在围攻罗切斯特城堡时，北方的男爵在尤斯塔斯·德维希的领导下，赞成承认亚历山大二世成为英格兰北部三郡——诺森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及坎布里亚郡的最高统治者。而这明显是对1209年亚历山大的父亲——“狮子”威廉一世强迫大家服从的1209年诺曼契约条款的藐视。1216年1月中旬，约翰欲意北伐，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在巢穴中去追捕苏格兰红狐狸。正如之前苏格兰人在英格兰的疯狂践踏一般，如今约翰的雇佣兵也对苏格兰进行了肆意破坏，暴行远至福斯河岸，他们对村落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掠夺抢劫。随后，约翰又转而朝南，对东安格利亚发起猛烈的袭击。在这几个月中，约翰强迫战败的敌军发誓不会再遵守《大宪章》中的条款，他似乎在用自己的方式赢回其至高无上的主权。但是随着春天的来临，形势开始逆转。根据马歇尔的传记，国王那时候几乎濒临破产。更糟糕的是，法兰西的王位继承人——“狮子”路易八世，在拖拉数月之后，最终决定跨越海峡，加入男爵一方进行战斗。而该消息一出，大大重振约翰的敌人——叛军们的士气。

1216年5月21日，路易在英格兰登陆，他抵达了肯特萨尼特岛的桑威奇，他的身后跟随着浩荡的军队。昔日的约翰——那位曾经一度被嘲笑为软剑王的约翰——再度回归了。面对曾经在普瓦图遭遇进攻的威胁，并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那个人，他不寒而栗，后退了好几步。在1200年至1214年期间，这种唯唯诺诺的态度令他失去了金雀花王朝在法兰西大部分的领土：而现如今，这种软弱的态度似乎还会令他的王位岌岌可危。路易顺利通过肯特，一路抵达伦敦，当他到达伦敦的消息传播开来后，辅佐、侍奉约翰的人不约而同地溜之大吉。在《大宪章》中被列出的诸如瓦伦、阿伦德尔伯爵等顾问放弃支持约翰的事业；17名王室骑士抱头鼠窜；最令约翰痛心疾首的是，就连自己的异母弟，威廉·朗格斯佩也叛逃到了路易那一方。逐渐，留在国王身边的谋臣变得屈指可数——当然，除了金雀花王朝模范忠臣威廉·马歇尔。（“他是一位忠诚、高尚的人物，即便在国王最艰难的境况下，马歇尔依旧守护在他的身旁，”马歇尔的传记作者如是记载，“他从未改变过自己对王室坚定不变的忠心。”）对于除了马歇尔之外的所有人而言，约翰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而即将登上王位的路易才是掌握着英格兰未来的“明日之星”。

伦敦庆祝着路易的到来。威尔士人在西部重整旗鼓，抵抗着约翰的势力，亚历山大二世重拾起自己的奋矜之容，亲自起航前往多佛尔，为苏格兰在英格兰北部获得的胜利向路易表示敬意。在夏末传来了一则消息，7月16日，教皇英诺森三世突然在佩鲁贾去世，享年约56岁。约翰失去了仅存的一位支持自己的教皇，他继续在英格兰王国上下四处游走，用尽全力扑灭敌军燃烧的火焰，然而，截至彼时，约翰花费的精力开始表明，他的好运快用光了。

10月11日，约翰路过了主教林恩——现在是国王林恩——的城镇，这座城镇坐落于目前被称为沃什的庞大、方形河口的南部沿岸，威兰河、内内河及大乌兹河都会流入沃什河。这是一个危险的地带。约翰绕开了河口，朝着位于沃什地区林肯郡一侧的斯温斯黑德方向出发，但是随着行李搬运车的跟进，他的仆人判断错了当时的潮汐。[1]约翰的二轮运货马车、动物及随行人员迅速陷入流沙之中。根据科吉歇尔的拉尔夫的记载，约翰“遗失了他的小教堂与文物，还有一些载有各种各样家庭用具的驮马”。文多弗的罗杰声称，这次损失是毁灭性的。根据他的描述，约翰失去了“宝物、贵重的器皿及其他他特别珍视的物品……没有任何一个步兵成功地逃离，并告知世人这个灾难性的消息”。说句公道话，这样的事情不合时宜且令人尴尬，但更加糟糕的还在后面。

约翰的包裹沉没在北海沉甸的重沙之中，而比这更加棘手的是，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约翰才48岁，但身体已十分羸弱：1215年，痛风就令他步履蹒跚，如今他又身患痢疾。（据传言称，约翰所患的痢疾是由于他在热情的宴请中，食用了桃子和苹果酒而导致的。）与失去文物以及家庭用具相比，身体的病痛无疑是更严重的事情。就连当时医学治疗的重要部分——神之干预，如今也显得无能为力。约翰的病痛日益加剧，这样被病痛百般折磨好几日后，约翰对自己的生活几近绝望。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时刻，约翰居然转念想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赎罪，他将一块土地赐给了位于赫特福德郡的修道院，用以纪念布里尤兹的玛蒂尔达及其大儿子（他是被约翰活活饿死的）。10月15日，约翰悲惨地向新教皇洪诺留三世请求，希望教皇能够赦免他以往的过错，并希冀上帝“能够用仁慈的双眼看待我们，并把我们看作值得遴选为上帝选民的人”。三天后，约翰在他的临终之床弥留；在纽瓦克市，10月18日至19日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约翰去世。约翰去世时，威廉·马歇尔就在他的病榻旁，并向自己的传记作者描述约翰作为一个心怀忏悔的国王，在“死神这个邪恶苛刻的掠夺者到来，并掌控他，不放他走”之前为自己的罪行道歉。

约翰在位17年零6个月，他的统治生涯最终走向不幸与失败。国王在雷鸣般的轰隆声中去世，而他的王国或王朝却并没有因他的去世而幸免于难。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和约翰的两个儿子都还过于年幼：亨利9岁，理查仅7岁。（他们的三个女儿——琼、伊莎贝拉和埃莉诺也都很年幼。）1209年，约翰要求男爵们对当时年仅2岁的亨利——作为约翰的接班人——宣誓效忠，从1212年开始，亨利就在温切斯特主教，约翰忠实且坚定的伙伴彼得·德罗切斯的监护下进行学术学习。然而，这似乎很难保证金雀花王朝王室成员能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或者也很难重振这个风雨飘摇的王国，令它成为一个政治稳固的国度。

约翰的遗体并没有被安葬在他统治初期修建的比尤利修道院，因为当时敌军还占领着该修道院。相反，他的内脏被取出，并由克罗克斯顿的修道院院长保管，同时他的身体被雇佣兵随员运至伍斯特大教堂中。在这里，约翰被埋葬在主教圣伍尔夫斯坦的坟墓旁，在10世纪，伍尔夫斯坦因奇迹而被人熟知。伍尔夫斯坦在世时修建了大量的教堂，并发起了禁止贩卖奴隶的运动。约翰的双腿及躯干被深红色的绣花长袍覆盖，他的左手拿着一把皮革剑鞘的宝剑，无冠的头颅上被捆上了僧侣的头巾。1214年的圣诞节，约翰坐在同样的地点，享受着私人演出的《基督胜利》，而不到两年的光阴，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约翰去世20年后，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深思约翰灵魂命运之时，他曾有过如下著名的评价：“英格兰充满了约翰污秽的事迹，就连最肮脏不堪的地狱都是被约翰玷污的。”不过，约翰留在人间的王国比地狱更加龌龊污秽、恶浊丑陋。

[1]13世纪的沃什海岸线位于现今南部的沿海地区。因此，曾经一度坐落于沃什海岸线的很多的小镇（诸如金斯林）如今都变成了内陆城镇。

后记

1216年10月28日，约翰的长子亨利三世加冕。一小拨长期受苦的忠臣在威廉·马歇尔的带领下，见证了此次加冕之礼。新的教廷使节瓜拉·比基耶里也陪伴在亨利左右。这时，路易的军事力量依旧占据着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9岁的亨利是否能够被英格兰国民接受还尚不清楚，更不用说他是否能够恢复他的父亲、伯父及祖父在英格兰拥有的霸权。除了立即对叛军及法兰西侵略者发动战争外，目前，年轻国王的谋臣为敌军提供的和解理由显得尤为重要——应做出和解的姿态，让敌军相信国王约翰已经去世并被埋葬，而阻挡和平的所有障碍均已铲除。

在约翰濒死之时，他恳求周围的人亲证，以其儿子的名义，授予马歇尔王国指挥权。这并不存在任何的争议：虽然马歇尔已至古稀，但他仍旧是英格兰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他也是为数不多的，直到最后，依旧对他的国王保持忠诚的臣子。虽然，最初他不大情愿地接受了摄政王的职位，但任职后，他就开始慢慢重拾王室昔日的远景、目标。他收到了瓜拉极为珍贵的支持，瓜拉将所有跟随路易的人全部逐出教会。没有任何一位主教会加冕一位被逐出教会精神共同体的国王。而这为忠诚事业争取了时间并给予其微弱的希望。马歇尔有着熟练的处理政务的能力，因此在他摄政期间，约翰曾经的敌人都逐渐被拉拢至英格兰新王的麾下。

男爵们收到的信件中称，如若谁能归于英格兰新王麾下，那么王室会向他提供赔偿经费并恢复其原来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约翰极不情愿地与男爵签订条约后不久，该条约再次被引入，并且作为一种润滑剂，将那些摇摆不定的男爵再次聚拢起来。在威廉·马歇尔及瓜拉·比基耶里的准允下，《大宪章》在1216年11月12日首次重新颁布。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动作。毕竟，英诺森三世后期曾谴责该宪章“永久无效”——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解释的空间。约翰至死都在发动反对该宪章主张的战争。但此时，英诺森与约翰都离世了，而新环境决定了新思维。值得赞扬的是，马歇尔和瓜拉的思维足够灵活，他们认为只要对宪章的一些细微却重要之处进行修改（去除掉棘手的“安全”条款），《大宪章》并不会威胁金雀花王朝的统治。相反，它还可以成为新君主制的基础。

新《大宪章》产生的效果令人振奋，却并不直接。我们可以从一系列连署见证人名单——大多数英格兰的主教及除了马歇尔之外的三名伯爵——中看到新颁布的《大宪章》确实说服了一些人，令他们回归。然而，更多数的男爵却继续保持战斗姿态。战争拖延至1217年，令双方都饱受更多的痛苦。根据马歇尔的传记记载，100名法兰西人在温切斯特与拉姆西之间被杀害，他们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饥肠辘辘的狗从尸骨上撕扯下一片片人肉用以充饥。最终，法兰西众志成城的战斗决心及资源都开始逐渐溃散，并最终消失殆尽。在早春，路易离开英格兰8周，穿越海峡回到法兰西处理一些政务。虽然之后他再次返回英格兰，但他短暂的离开令反抗者营地出现了倒戈的迹象。对于英格兰的男爵而言，拥护一位未加冕的法兰西王子，而向一位已加冕并承诺改革的英格兰国王宣战，看上去越来越不合理。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相信，渐渐地，对于诸多叛军而言，倒戈的唯一难处在于羞于成为变节者。

虽然反叛者这边士气逐渐低落，而亨利一边军心大作、斗志昂扬，但战争依旧持续了好几个月才到达决定性的一刻——直到1217年5月20日林肯郡的战争爆发。林肯郡一役，威廉·马歇尔带领着强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武装部队袭击了城堡，他们击溃了扎营在此的反叛军，并捉捕了大部分反叛军首领。对于路易而言，这是一次致命的失败，自此之后，他的加冕事业一蹶不振。

1217年8月，在肯特郡海岸，休伯特·德伯格在桑威奇战役中击溃了一支法兰西舰队。路易立即为自己找到台阶，使自己能够从英格兰离开时，不至于太丢颜面。9月20日签署的朗伯斯条约使双方达成和解，路易离开了英格兰，离开时，为了安慰他受伤的自尊心，他还带走10000马克的贿赂（相当于英格兰王室一个季度的收入）。当路易离开英格兰后，英格兰开始着手恢复政务，希冀王国能够从两年疲惫的内战中恢复过来。国王约翰曾在兰尼米德极不情愿签署的《大宪章》又再次颁布。

此次颁布的同时，国王亨利三世还颁布了另一个新宪章——《林苑宪章》。自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开始，金雀花王朝就倾力扩张土地，并将之归为林苑用地。而《林苑宪章》的发行推翻了从前恼人的林苑法体系。该宪章缩小了王室林苑的范围，并严格限制了林苑法官、林务官员对林苑的管理权限。林苑用地的范围被规定维持在1154年亨利二世加冕时期的状态。自由民被允许在林苑中放养猪；即便在林苑中建筑磨坊，挖掘池塘，拾掇柴火，他们也不会被起诉。“无论任何的大主教、主教、伯爵或男爵经过林苑，在林务官的监管下，均可捕获1至2头野兽”，其中一项条款如是写道。另一项条款承诺“自此之后，没有人会因为偷猎而失去生命或致残”，虽然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之下，在林苑中捕获王室野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狱中监禁一年零一天，并被逐出英格兰。正是从1217年起，《大宪章》才有了这个闻名遐迩的名字——为了与《林苑宪章》区分开来。

1216年、1217年重发的《大宪章》相较最初版本，条款内容有了一些重要变更。其中，秘密取缔了1215年宪章强调的对外邦大臣措辞强硬的声明，因为尚未成年的亨利三世的谋臣，都是外邦出生，比如彼得·德罗斯。国王或王室以低价征用供给人力、车马的特权被复原，同时，对寡妇的权利进行了大量调整与规定，此外，还对王室及犹太放债者追偿债务的程序进行了规范。1217年宪章中出台的一项条款下令摧毁近期战争中所筑的城堡。同时，新的规制限定了法官开庭审的频次，调查亨利二世及理查一世统治时期所犯下历史暴行的承诺也消失了。

有说法称1216年、1217年重发的《大宪章》都并没有提及“安全条款”。在整个中世纪，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约束失控的国王的问题被人们不断讨论，然而在1216年及1217年，这个话题被搁置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公开好战的方法并没有促进和平，另一方面还有着替内战辩护的意味。而更重要的是，《大宪章》的用途及其目标在两年间已然改变。虽然，两次重发的《大宪章》都是在内战的危险境遇中颁布的，但此时此刻，这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由国王的敌人强加给国王的和平条令。这时候的宪章更像是由国王的朋友提出，设计用以展示新政权自愿履行的义务，以及按照王国上下能够接受的原则管理国家的一项条令。《大宪章》从一个国王勉强接受的妥协文本变为新政权善意真挚的保证。书记文员将抄写的新《大宪章》的副本分发至英格兰各郡，并由当地的执行吏在法庭上大声宣读，而这时，宪章已经呈现出新的目的。

威廉·马歇尔于1219年5月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他告诫年轻的亨利“不要步一些邪恶祖先的后尘”。新教皇对斯蒂芬·兰顿处以停职判决，他于1218年回到英格兰，直至1228年7月离世之前，他一直在为宪章保持活力而努力着。在亨利三世此后的统治生涯中——确切地说，是13世纪余下的时光中——《大宪章》在各种政治不稳定或危急时刻，都会被重新确认并颁布。

1225年，亨利三世18岁，另一个版本的修订宪章再次发行——根据宪章序文——国王称之为“来自我们自发的善意”。而其实这却透露出了一丝狡猾与虚伪。1225年版本的《大宪章》第37条清楚地表明，此次重新颁布事实上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国王承诺维持王国的风俗习惯，为了报答国王的善举，“朕之子民将交付1/15动产于朕”，换句话说，国王为了税收收入让渡了自由。

这种做法屡试不爽。在13世纪至14世纪，英格兰政府一直沿用此项准则——如果国王愿意针对人民的不满，进行改革补救，那么他也能够行使向臣民的征税权。1225年版本的《大宪章》第一次明确地对这种想法加以阐述。1225年版本的《大宪章》也因其在序文中提到赋予“王国所有人”自由而著名；然而，特定的几项条款仅适用于“自由民”。

随后，《大宪章》再次颁布。1237年1月，两个版本的宪章以装订的形式被再次确认，并受第三次颁布的“小宪章”的保护（1215年兰尼米德的几位老人见证了该版本宪章的颁布）。同时，王室也再次开始征税。从这个时候开始，事情变得神奇且不可思议起来。在每一次修订与再公布的过程中，宪章开始广泛流传开来。《大宪章》频繁地在法律案件中被人提及。男爵开始向自己的佃户出示《自由宪章》，而《自由宪章》显而易见是根据《大宪章》的形式与内容为范本创作而成的。

宪章仍然受到教会的特别保护。《大宪章》在英格兰的教区教堂中由白话文形式进行宣读。1225年版本及1237年版本的《大宪章》都将被逐出教会作为对违命抗命者的惩罚。1253年5月13日，这两个版本的《大宪章》以及《林苑宪章》均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中得到确认。正是在该修道院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及13名主教对违背《大宪章》条款的人宣布了类似的判决。（被要求严格遵守惩罚的圣人包括了忏悔者爱德华及托马斯·贝克特。在历史上，他们均曾组成小团体，反叛约翰及金雀花王朝的皇亲国戚。）宣判时，主教们将手中燃烧的蜡烛扔下，并集体宣称：“自此蜡烛熄灭，那些攻击此项判决之人将在地狱散发出臭气。”国王亨利承诺将捍卫《大宪章》中的所有条款，他宣称这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基督徒，一名骑士及奉神之意的国王”所需要履行的责任与义务。

自约翰于兰尼米德颁布《大宪章》，到王国陷入内战，至约翰去世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各种版本的《大宪章》大约被誊写了上千次。至今尚存的中世纪副本就已经超过一百部。包括被保管于伦敦，索尔兹伯里市和林肯郡的1215年《大宪章》官方文件正本，以及民间私人保存在修道院和档案馆的文件副本。在众多民间副本中，其中有一本在多塞特郡的瑟尼修道院中保存的副本，笔迹清秀雅致，是1217年与1225年两个版本的一个混合体，该副本中，《林苑宪章》就如同《大宪章》的部分条令一样，直接与之相连接。这些文件不仅仅具有古文物研究的价值，还令《大宪章》的重要性明确且频繁的被人提及。即便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的条款显得过时且老旧，但作为谈判的筹码，《大宪章》的理念依旧举足轻重，尤其是涉及税收方面的条款。

1242年，为了征战法兰西，亨利三世提案向议会申请经济援助，这是英格兰历史上对议会的首次记载。然而，他的请求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他们认为国王并没有将前几次所征之税进行良好的支配管理，“因为国王在获得他所要求的税费后，从未遵守《自由宪章》的条款，不仅如此，他还对其王国臣民实施了更严重的压迫折磨”。在13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当亨利及他的长子爱德华卷入了与莱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福尔无休止的战争中时，《大宪章》再次在政治角力中处于核心地位。在1265年上半年，当德蒙福尔达到权力顶峰之时，他不仅逼迫亨利和爱德华宣誓遵守在前一年制定的章程，他还要求国王对《大宪章》和《林苑宪章》进行重新确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将宪章拉回到了最初的状态——成为英格兰政治中反叛派系的武器，反叛者通过威胁恐吓，设法得到国王的承诺。德蒙福尔在1265年对《大宪章》的坚持同样也证明了仅《大宪章》这个名号对于那些希望在英格兰政府留下印记的人而言，具有多大的象征性意义。希冀寻找合法性的德蒙福尔，在《大宪章》中找到了苦苦追寻的答案。

亨利三世在其任期内，大约每隔5年就会确认或重新发布一次《大宪章》——逐渐地，《大宪章》以法文、英文及最初起草所用的拉丁文流通普及。《大宪章》在诺曼底被人熟识，并成为在这里商讨的《自由宪章》之范本。到1272年亨利去世，《大宪章》已经成为政治常识性文件，就算人们记不住其中条款的细节，其重要意义已经在每一位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心中根深蒂固。不过，《大宪章》最终确定的版本某种程度上不是经由亨利三世，而是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1272—1307年）颁布的。

这位高大威武、仪表堂堂、极为好战的国王在统治王国时，虽然比其父亲、祖父更优秀，却依然面临着一些危机。对国王最不利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297年，爱德华在攻占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在加斯科尼抵抗法兰西大陆先遣部队攻击时损失惨重，男爵与主教联合起来抵制爱德华压制的管理方式及无休止的财政需求。针对此次抗议，爱德华同样做出让步，在1297年10月，发布了《大宪章确认书》，其中《大宪章》和《林苑宪章》被重新发布。同时，国王还在一些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并保证将对王国进行更良好的管制。并不是所有国王承诺的条款都被他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照章履行——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大宪章》的历史是国王未能信守承诺的历史。尽管如此，到13世纪末，这部80年前仅仅持续数周的和平条约，从很多方面来说，已经成为英格兰法律和政府的整个系统之基石。

在1300年，爱德华最后一次确认并重颁《大宪章》及《林苑宪章》。[1]之后中世纪的国王对宪章中的某些条文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是《大宪章》再未以像1215年6月那个版本的正式形式被人抄写分发。然而，许多次国会请愿及私人立法都诉诸《大宪章》中的条款。《大宪章》也为在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在位）及理查二世（1377—1399年在位）统治期间兴起的男爵反叛运动提供了范本，男爵们在两次运动中均尝试通过法令条例及合约的形式，限制王权，并强迫国王与王国中首要的大臣合作管理王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宪章》的法律意义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然而，它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它的传奇故事将名垂青史，浩然长存。

[1]2015年2月，1300年《大宪章》的一个版本在英国海滨小镇桑威奇的档案室被曝光，该版本曾被妥善保管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剪贴簿中。虽然损毁严重，但依旧价值950万英镑（1500万美元）。

附录1

The Text of Magna Carta

1215

John,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 Lord of Ireland, Duke of Normandy and Aquitaine, Count of Anjou, to his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barons, justices, foresters, sheriffs, reeves, officers and all his bailiffs and faithful subjects, greetings. Know that, for the sake of God and for the salvation of our soul and the souls of all our ancestors and heirs, to the honour of God and the exaltation of the holy Church, and for the reform of our realm, by the advice of our venerable fathers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Primate of All England and Cardinal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William, Bishop of London; Peter, Bishop of Winchester; Jocelin, Bishop of Bath and Glastonbury; Hugh, Bishop of Lincoln; Walter, Bishop of Worcester; William, Bishop of Coventry; and Benedict, Bishop of Rochester; Master Pandulf, subdeacon and confidant of the lord pope; Brother Aymeric, Master of the Knights Templar in England; and the noble men William Marshal, Earl of Pembroke; William, Earl of Salisbury; William, Earl Warenne; William, Earl of Arundel; Alan of Galloway, Constable of Scotland; Warin FitzGerald; Peter FitzHerbert; Hubert de Burgh, Seneschal of Poitou;Hugh de Neville; Matthew FitzHerbert; Thomas Basset; Alan Basset; Philip d’Aubigny; Robert de Roppel; John Marshal; John FitzHugh and other ofour faithful subjects:

1. Firstly, we have granted to God and confirmed by this, our present charter, for us and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 and shall have its rights in full and its liberties intact; and we wish this to be thus observed, which is clear from the fact that, before the discord with our barons began, we granted and confirmed by our charter free elections, which are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to the English Church, and we obtained confirmation of this from our lord Pope Innocent III; which we shall observe and which we wish our heirs to observe in good faith in perpetuity. We have also granted to all the free men of our realm, for ourselves and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all the liberties written below, for them and their heirs to have and to hold of us and our heirs.

2. If any of our earls or barons, or others holding in chief[1] of us by knight service, dies, and at his death his heir is of full age and owes relief, he shall have his inheritance by paying the ancient relief: that is, for the heir or heirs of an earl, £100 for the whole earl’s barony; for the heir or heirs of a baron, £100 for the whole barony; for the heir or heirs of a knight, 100 marks at most for the whole knight’s fee; and anyone who owes less gives less,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custom of fees.

3.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heir of any such person has been underage and has been in wardship, when he comes of age he is to have his inheritance without paying relief and without a fine.

4. The guardian of the land of such an heir who is underage, shall not take from the heir’s land any more than reasonable revenues, reasonable customs and reasonable services, and this shall be done without the destruction or waste of men or goods; and if we have committed the wardship of any such land to a sheriff or anyone else who answers to us for its revenues, and he destroys or wastes the lands, we will take amends from him, and the land shall be committed to two law-abiding and discreet men of the fee,[2] who will answer to us or the person we have assigned them, and if we give or sell the wardship of any such land to anyone, and he destroys or wastes it, he shall lose the wardship, and it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two law-abiding and discreet men of the fee who shall answer to us as previously said.

5. Moreover, so long as the guardian has wardship of the land, he shall maintain out of the revenues of the land the buildings, parks, fishponds, pools, mills, and other things pertaining to the land; and when the heir comes of age he shall restore to him all his land stocked with ploughs and growing crops, such as the agricultural season requires and the revenues of the land can reasonably sustain.

6. Heirs shall be married without disparagement, provided that before a marriage is contracted, the heir’s closest relatives are informed.

7.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a widow shall have her marriage portion and inheritance straightaway and without difficulty, nor shall she pay anything for her dower, her marriage portion or her inheritance which she and her husband held on the day of his death. She may remain in her marital home for forty days after his death, during which period her dower will be assigned to her.

8. No widow shall be forced to marry for as long as she wishes to live without a husband, provided that she gives security that she will not marry without our consent, if she holds of us, o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er lord of whom she holds, if she holds of someone else.

9. Neither we nor our bailiffs will seize any land or any rent for any debt, so long as the debtor’s chattels are sufficient to pay the debt; nor are the pledges of the debtor to be distrained so long as the principal debtor has enough to pay the debt. And if the principal debtor defaults on the debt, not having the means to pay it, the pledges are to answer for it. And if they wish, they may have the debtor’s lands and rents until they have had satisfaction for the debt they have settled for him, unless the principal debtor demonstrates that he is quit with regard to the pledges.

10. If anyone has taken any sort of loan from the Jews, great or small, and dies before the debt is settled, the debt shall not carry interest for as long as the heir is underage, whoever he holds from; and if that debt should fall into our hands, we will take nothing but the principal sum recorded in the charter.

11. And if anyone should die owing a debt to the Jews, his wife shall have her dower and pay nothing of that debt; and if he leaves surviving children who are underage, their needs are to be provided for according to the holding of the deceased, and the debt shall be paid from what remains, saving the service owed to the lords. Debts owed to others besides the Jews are to be dealt with in the same way.

12. No scutage or other aid is to be levied in our realm, except by the common counsel of our realm, unless it is to pay for the ransoming of our person, the knighting of our first-born son or the first marriage of our first-born daughter; and for these only a reasonable aid is to be taken. Aids taken from the City of London will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13. And the City of London shall have all its ancient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both on land and on water. Furthermore we wish and grant that all other cities, boroughs, towns and ports shall have all their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14. And for us to have common counsel of the realm for the levying of an aid (other than in the three cases previously mentioned) or for the levying of a scutage, we will hav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and greater barons summoned individually by our letters; and furthermore we will have a general summons, made by our sheriffs and bailiffs, of all of those who hold from us in chief for a fixed day, at least forty days away, and at a fixed place; and in all our letters we will explain the cause of the summons. And when the summons has thus been made, the business shall proceed on the agreed day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those present, even if not all of those summoned have come.

15. In future we will not grant to anyone that he may take an aid from his free men, except to pay a ransom on his person, or on the knighting of his first-born son, or on the first marriage of his first-born daughter; and for these there is only to be a reasonable aid.

16. No one is to be distrained to do more service for a knight’s fee, or for any other free tenement, than is owed for it.

17. Common pleas are not to follow our court, but are to be held in some fixed place.

18. Recognizances of novel disseisin, mort d’ancestor and darrein presentment[3] are not to be held except in their proper county court, and in this way: we, or if we are out of the realm our Chief Justiciar,[4] shall send two justices to each county four times a year, who, with four knights of each county chosen by the county court, shall hold the said assizes in the county court, on the day and in the meeting place of the county court.

19. And if on the day of the county court the said assizes cannot be held, as many knights and free tenants [as are required] out of those who were present in the county court on that day will remain for the sufficient making of judgment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business is great or small.

20. A free man may not be amerced [i.e. fined] for a small offence, excep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and for a great offence he shall be amerced according to the magnitude of the offence, saving his livelihood; and a merchant in the same way, saving his merchandise; and a villein shall be amerced in the same way, saving his growing crops, if they fall into our mercy. And none of the said amercements may be made, except upon the oaths of honest men of the neighbourhood.

21. Earls and barons are not to be amerced except by their peers, and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22. No clergyman is to be amerced on his lay tenement, 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of his offence, in the way of others mentioned previously, and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ze of his ecclesiastical benefice.

23.Neither town nor man shall be forced to build bridges over rivers, except those who are obliged to do so by custom and right.

24. No sheriff, constable, coroner or other of our bailiffs shall hold the pleas of our crown.

25. All counties, hundreds, wapentakes and ridings[5] shall be at their ancient farms, without any increment, except for our demesne manors.

26. If anyone holding a lay fee of us dies, and our sheriff or bailiff shows our letters patent of a summons for a debt which the deceased owed us, it is to be lawful for our sheriff or bailiff to attach and record the chattels of the deceased found on the lay fee, to the value of the debt, in the view of law-abiding men, so that nothing is to be removed from there, until the clear debt is paid to us, and the residue is to be relinquished by the executors to carry out the will of the deceased; and, if nothing is owed to us by him, all the chattels shall go to the deceased, saving reasonable portions for his wife and children.

27. If any free man dies intestate, his chattels are to be distributed by his closest kinsmen and friend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hurch, saving to everyone the debts that the dead man owed them.

28.No constable, or any of our bailiffs, shall take anyone’s corn or any other chattels, unless he immediately pays for them in cash, or else he can agree with the seller to postpone payment.

29. No constable may compel any knight to give money instead of performing castle guard, if he is willing to perform that guard in person, or, if he is for some good reason unable to do it himself, through another reliable man. And if we have led or sent him in the army, he shall be relieved of guard du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mount of time he spent in our military service.

30. No sheriff or bailiff of ours, or anyone else, may take any free man’s horses or carts for transporting things, except with the free man’s agreement.

31. Neither we nor our bailiffs may take anyone’s timber to a castle or to any other business of ours, except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timber’s owner.

32. We will not hold the lands of convicted felons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a day, and then the lands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lord of the fee.

33. In future, all fish-weirs will be completely removed from the Thames and the Medway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England, except on the sea-coast.

34. The writ called Praecipe will not, in future, be issued to anyone for any holding in respect of which a free man could lose his court.

35.There shall be one measure of wine in the whole of our realm, and one measure of ale, and one measure of corn, namely, the quarter of London, and one width of dyed, russet and haberget cloths, namely two ells within the borders. Let it be the same for weights as it is for measures.

36. Nothing shall in future be given or taken for the writ of inquisition of life and limb, but it shall be freely given and not refused.

37. If anyone holds of us by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6] and holds land of someone else by military service, we will not, by reason of the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have wardship of his heir or of his lands belonging to another man’s fee. Nor will we have custody of that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except if the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owes military service. We will not have custody of anyone’s heir or anyone’s lands which he holds of someone else by military service, by virtue of some petty serjeantry by which he holds of us by the service of rendering us knives, or arrows, or suchlike.

38. No bailiff is in future to put anyone to law by his accusation alone, without trustworthy witnesses being brought forward.

39. No free man is to be arrested, or imprisoned, or disseized, or outlawed, or exiled, or in any other way ruined, nor will we go or send against him, except by the legal judg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40. To no one will we sell, to no one will we deny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

41. All merchants are to be safe and secure in leaving and coming to England, and in staying and travelling in England, both by land and by water, to buy and sell without any evil tolls, but only by the ancient and rightful customs, save in time of war if they come from an enemy country. And if such are found in our land at the beginning of war, they will be detained without damage to their persons or goods, until it is clear to us or our Chief Justiciar how the merchants of our land are treated in the enemy country; and if ours are safe there, the others shall be safe in our land.

42. In future it is lawful for anyone, saving his allegiance to us, and except for a short period during time of war, to leave our realm and return, safe and secure by land and water, for the sake of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realm; except for those imprisoned or outlaw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people from the enemy country, and merchants – who shall be treated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43. If anyone dies who held of any escheat, such as the honours of Wallingford, Nottingham, Boulogne, Lancaster, or of other escheats[7] which are in our hand and our baronies, his heir will not pay any relief or do us any other service than he would have done to the baron if the barony was in the baron’s hand; and we will hold i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baron held it.

44. From now on men who reside outside the forest will not come before our justices of the forest on a general summons, unless they are impleaded, or they are pledges for any person or persons who are attached for forest business.

45. We will not appoint justices, constables, sheriffs or bailiffs, other than those who know the law of the realm and intend to keep it well.

46. All barons who have founded abbeys, for which they have charters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or ancient tenure, shall have custody of the abbeys when they are vacant, as they should have.

47. All forests which have been afforested in our time shall be immediately disafforested, and let the same be done for riverbanks which have been fenced off during our time.

48. All evil customs, of forests and warrens, and of foresters and warreners, sheriffs and their officers, riverbanks and their keepers are immediately to be investigated in each and every county by twelve sworn knights of the same county, who are to be chosen by upright men of their county, and within forty days of the inquiry [the evil customs] are to be entirely abolished, provided that we, or our justiciar if we are not in England, know about it first.

49. We will immediately restore all hostages and charters that have been given to us by Englishmen as security for peace and faithful service.

50. We will completely remove from their offices the relations of Gerard d’Athée, so that from now on they shall have no office in England: Engelard de Cigogné, Peter and Guy and Andrew de Chanceaux, Guy de Cigogné, Geoffrey de Martini and his brothers, Philip Mark and his brothers, and his nephew Geoffrey, and all their followers.[8]

51.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we will remove from the realm all foreign knights, crossbowmen, serjeants and mercenaries, who have come with horses and arm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kingdom.

52. If anyone has been disseized or dispossessed by us of lands, castles, liberties or of his rights, without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it shall immediately be restored to him. And if dispute should arise over this, then let it be settled by judgmen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as mentioned below in the security clause. For all those things of which anyone was disseized or dispossessed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our father or King Richard our brother, which we hold in our hand or which others hold, which we ought to warrant, we will have respite during the crusaders’ term, excepting those cases when a plea was begun or an inquest made on our order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but when we have returned from our pilgrimage, or if by chance we do not go on our pilgrimage, we will immediately do full justice.

53. We shall have the same respite, and in the same manner, in doing justice on disafforesting or retaining those forests that Henry our father or Richard our brother afforested, and concerning wardships of lands which are part of another fee, wardships which we have held by reason of a fee which someone held of us by knight service, and of abbeys which were founded on a fee other than ours, in which the lord of the fee has claimed his right. And when we return, or if we do not go on our pilgrimage, we will immediately do full justice to those complaining about these things.

54. No man shall be arrested or imprisoned because of the appeal of a woman for the death of anyone other than her husband.

55. All fines which were made with us unjustly and contrary to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all amercements made unjustly and contrary to the law of the land shall be completely remitted, or shall be settled by the twenty-five barons mentioned below in the security clause, or by the judgment of the majority of them, together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f he can be present, and others such as he may wish to bring with him for this purpose. And if it is not possible for him to attend, let the business proceed without him,provided that if any one or more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are in such a suit, they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is particular judgment, and shall be replaced in this case only by others chosen and sworn in by the twenty-five.

56. If we have disseized or deprived Welshmen of lands or liberties or other things without lawful judgment of their peers, in England or in Wales, they are to be returned to them immediately. And if a dispute arises about this, then it is to be settled in the March by judgment of their peers, for English ten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England, for Welsh ten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Wales, for tenements of the March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March. And the Welsh will do the same to us and ours.

57. However, with regard to all of the possessions of which any Welshman has been disseized or dispossessed without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by King Henry our father, or King Richard our brother, and which we have in our hand, or which others hold which we ought to warrant, we will have respite for the common crusaders’ term, except in cases where a plea was started or an inquest held by our instruction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however, when we return, or if by chance we do not go on crusade, then we will immediately do 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Wales and the parts previously mentioned.

58. We will immediately restore the son of Llywelyn and all the hostages from Wales, and charters that were delivered to us as security for peace.

59.We will deal with Alexander, king of the Scots, regarding the return of his sisters and hostages and his liberties and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ay we deal with our other barons of England, unless it should be otherwise under the charters which we have from his father, William, former king of Scots. And this will be by judgment of his peers in our court.

60. All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customs and liberties which we have granted in our kingdom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our own men, shall be observed by all men of our realm, both clergy and laity, as far as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their own men.

61. Since we have granted all these things for God and for the correction of our kingdom, and for the better settlement of the discord that has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barons, wishing these things to be enjoyed with full and firm stability in perpetuity, we make and grant them the following security: namely, that the barons are to choose twenty-five barons of the realm, whoever they wish, who with all their strength should observe, uphold and cause to be observed the peace and liberties which we have granted to them and confirmed to them in this present charter, so that if we or our justiciar, or our bailiffs, or any other of our officers shall in any way offend against anyone, or transgress against any of the articles of peace or security, and the offence has been shown to four of the said twenty-five barons, those four are to go to us, or our justiciar if we are out of the kingdom, setting forth the offence and demand that it be set right without delay. And if within the space of forty days of being shown the offence, we do not set right or if we are out of the realm, our justiciar does not set it right, the said four barons are to refer the case to the res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and those twenty-five barons, with the community of the whole realm shall distrain and distress us in all ways possible, by taking castles, lands, possessions and in any other ways they can, until it has been put ri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judgment, saving our person and the persons of our queen and children. And once redress has been made let them obey us as they did before. And whoever of the land wishes may swear that he will obey the orders of the said twenty-five barons and with them distress us as much as he can, and we publicly and freely give permission to swear to whoever wishes to do so, and we will never prohibit anyone from swearing. Furthermore we will compel all those of the land who do not wish to swear with the twenty-five barons to distrain and distress us with them to swear as has been said. And if any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should die, or leave the land, or is in any other way prevented from doing his duties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the remainder of the aforementioned twenty-five barons are to elect another in his place, by their own discretion, who will be sworn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rest. Furthermore, in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the twenty-five barons to undertake, if it should happen that the twenty-five are present and disagree among themselves on anything, or if any of them, having been summoned, will not or cannot attend, whatever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esent shall provide or command shall be considered as fixed and binding, as if all the twenty-five had agreed to it. And the aforementioned twenty-five swear that they will faithfully observe all the aforesaid and cause it to be observed to their fullest ability. And we will ask nothing of anyone, either ourselves or through anyone else, through which any of these grants and liberties shall be revoked or diminished. And if any such thing shall be obtained, let it be null and void and we will never make use of it, through ourselves or through anyone else.

62. And we have fully remitted and pardoned all ill-will, indignation and rancour that has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men, clergy and laity, during the time of discord. Moreover, we have fully remitted to all men, clergy and laity, all the trangressions committed as the result of that discord between Easter in the six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nd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they are completely forgiven. And in addition we have had letters patent made by Lord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Lord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and the aforesaid bishops, and Master Pandulf testifying to this security and the aforesaid grants.

63. Wherefore we wish and firmly command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 and that men in our kingdom have and hold all the aforesaid liberties, rights and grants, well and in peace, freely and quietly, fully and completely,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heirs of us and our heirs, in all things and in all places, in perpetuity as has been said. This has been sworn to both on our behalf and on behalf of the barons, that all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things shall be observed in good faith and without evil intent. Witness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and many others. Given by our hand in the meadow called Runnymede, between Windsor and Staines, on the fifteenth day of June,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1]‘Holding in chief ’ – i.e. as tenant-in-chief, holding land directly from the Crown.

[2]‘Men of the fee’ – men connected to the land in question.

[3]‘Novel disseizin, mort d’ancestor and darrein presentment’ – common legal procedures initiated by writs of Chancery, all connected with ownership of property.

[4]‘(Chief) Justiciar’ – the principal royal servant in legal and political matters, effectively a chief minister, sometimes regent.

[5]‘Hundreds, wapentakes and ridings’ – administrative subdivisions of counties or shires, with their origins in Anglo-Saxon times; ‘farms’ – fixed sums of money due annually in taxation from an area of land.

[6]‘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 different forms of feudal tenure (where payments or military services are owed to the king in return for possession of land).

[7]‘Escheat’ – land that reverted to its lord if the tenant were to die without an heir.

[8]This group represented the only people to be condemned specifically by name in Magna Carta: the foreign mercenary captain Gerard d’Athée and his relatives had been rewarded for their service to John with high office in England and favour at court.

附录2

The Charter of the Forest

1217

HENRY,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 lord of Ireland, duke of Normandy, Aquitaine, and count of Anjou, to th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priors, earls, barons, justiciaries, foresters, sheriffs, governors, officers, and all his bailiffs and faithful subjects, Greeting.

Know that we, for the honour for God and for the salvation of our own soul and the souls of our ancestors and successors, for the exaltation of Holy Church and the reform of our realm, have granted and by this present charter have confirmed for us and our heirs for ever, by the counsel of our venerable father, the lord Gualo, cardinal priest of St Martin and legate of the apostolic see, of the lord Walter archbishop of York, William bishop of London and the other bishops of England and of William Marshal earl of Pembroke, guardian of us and of our kingdom, and of others our faithful earls and barons of England, these underwritten liberties to be held in our kingdom of England for ever.

1. In the first place, all the forests made by our grandfather king Henry, shall be viewed by good and lawful men, and if he made any other than his own proper woods into forests to the damage of him whose wood it was, it shall forthwith be disafforested. And if he made his own proper woods forest, it shall remain forest, saving the common right of pasturage, and of other things in the same forest, to those who were formerly accustomed to have them.

2. Men who live outside the forest, from henceforth shall not come before our justiciaries of the forest, upon a common summons, unless they are impleaded there or are sureties for any other persons who were attached for something concerning the forest.

3. Also all woods which were afforested by King Richard our uncle, or by King John our father, until our own first Coronation, shall forthwith be disafforested, unless they shall be our demesne woods.

4.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priors, earls, barons, knights and freeholders who have woods within forests shall have them the same as they held them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coronation of our grandfather king Henry,[1] so that they shall be discharged forever of all purprestures, wastes, and assarts made in their woods after that time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year of our coronation.[2] And those who in future shall without our licence make wastes, purprestures or assarts within them, shall answer for such wastes, purprestures or assarts.

5. Our regarders shall go through the forests to make a view as it was used to be made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coronation of our grandfather, king Henry, and not otherwise.

6. The inquisition or view for declawing dogs living within the forest,[3] for the future shall be when the view ought to be made, namely, the third year in three years; and then it shall be done by the view and testimony of lawful men, and not otherwise. And he whose dogs shall be found then still clawed, shall give three shillings for mercy, and for the future no one’s ox shall be taken for failure to declaw. Such declawing also shall be done by the assize commonly used; which is, that three claws shall be cut off outside the ball of the fore-foot. Nor shall dogs be declawed from henceforth, excepting in places where it hath been customary to expeditate them from the time of the first coronation of king Henry our grandfather.

7. No forester nor beadle shall for the future make any scotale,[4] nor collect sheaves of corn or oats, or any grain, or lambs, or swine, nor shall make any gathering but by the view and oath of twelve regarders; and when they shall make their view: as many foresters shall be appointed to keep the forests, as they shall think reasonably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8. No swainmote for the future shall be held in our kingdom,[5] excepting thrice a year; namely, in the beginning of fifteen days before the feast of Saint Michael when the agistators meet for the agisting of our (royal) demesne woods; and about the feast of Saint Martin, when our agistators ought to receive our pannage-dues: and in those two swainmotes the foresters, verderers, and agistators shall meet, and no others by distraint; and the third swainmote shall be hel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een days before the Feast of Saint John the Baptist concerning the fawning of our does; and at that swainmote the tenants shall meet the foresters and verderers, and no others shall be distrained to be there. Moreover every forty days through the whole year, the foresters and verderers shall meet for seeing to attachments of the forests, as well of vert as of venison,[6] by the presentment of the foresters themselves and before those who are attached. And the aforesaid swainmotes shall not be holden, except in those counties where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be held.

9. Every free man shall agist his own wood in the forest as he wishes and have his pannage.[7] We grant also that every free-man may drive his swine through our demesne wood freely and without impediment to agist them in his own woods or anywhere else as he wishes. And if the swine of any free-man shall remain one night in our forest, he shall not on that account lose anything of his for it.

10. No man henceforth shall lose life or limb for taking our venison, but if he shall be seized and convicted of taking venison he shall be fined heavily if he has the means to pay; but if he has not the means, he shall lie in our prison for a year and a day; and if after a year and a day he can find sureties, he shall leave prison; but if not, he shall abjure the kingdom of England.

11. Whatever archbishop, bishop, earl or baron shall be passing through our forest, it shall be lawful for them to take one or two deer under the view of the forester, if he shall be present; but if not, he shall cause a horn to be blown, lest it should seem like theft.

12. Every free-man for the future, may, without being prosecuted, erect a mill in his own wood or upon his own land which he has in the forest; or make a warren, or pond, or marl-pit, or ditch, or turn it into arable land, so that it be not to the detriment of any of the neighbours.

13. Every free-man shall have the eyries of hawks, sparrowhawks, falcons, eagles and herons in his own woods, and he shall likewise have the honey found in his woods.

14. No forester from henceforth, who is not a forester in fee-farm, giving to us rent for his bailiwick, shall take any cheminage,[8] within his bailiwick; but a forester in fee, paying to us rent for his bailiwick, shall take cheminage; that is to say, for every cart two-pence for the one half year, and two-pence for the other half year; and for a horse that carries burdens, one half-penny for the one half year, and one half-penny for the other half year: and not that excepting of those who come out of their bailiwick by licence of their bailiff as dealers, to buy underwood, timber, bark, or charcoal; to carry it to sell in other places where they will: and of no other carts nor burdens shall any cheminage be taken; and cheminage shall not be taken excepting in those places where anciently it used to be and ought to be taken. Also those who carry wood, bark, or coal, upon their backs to sell, although they get their livelihood by it, shall not for the future pay cheminage. Also cheminage shall not be taken by our foresters, for any besides our demesne woods.

15. All persons outlawed for forest offences from the time of king Henry our grandfather up to our first coronation, shall be released from their outlawry with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they shall find sureties that for the future they will not trespass unto us in our forests.

16. No castellan or other person shall hold forest pleas whether concerning vert or venison but every forester-in-fee shall attach forest pleas as well concerning both vert and venison and shall present them to the verderers of the provinces; and when they have been enrolled and put under the seals of the verderers they shall be presented to our chief forester, when he comes into those parts to hold forest pleas and before him they shall be determined.

And these liberties concerning the forests we have granted to all men, saving to th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priors, earls, barons, knights, and others, ecclesiastical as well as secular; Templars and Hospitallers, their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in forests and outside, in warrens and other places, which they had previously. All these aforesaid customs and liberties which we have granted to be observed in our kingdom for as much as it belongs to us; all our whole kingdom shall observe, clergy as well as laity, for as much as belongs to them. Because we have at present no seal, we have caused the present charter to be sealed with the seals of our venerable father the lord Gualo, cardinal-priest of St Martin, legate of the apostolic see, and of William Marshal earl of Pembroke, guardian of us and of our kingdom. Witness the before-named and many others. Given by the hands of the aforesaid lord, the legate, and of William Marshal at St Paul’s, London, on the sixth day of November in the second year of our reign.

[1]Sunday 19 December 1154

[2]Purpresture was trespass and the erection of illegal dwellings. Waste was worthless land that had been cleared but lay uncultivated. Assart was land cleared for cultivation.

[3]Declawing or expeditation meant cutting off the claws of a dog, to inhibit it from chasing deer.

[4]Scotale was the keeping of an ale-house within a forest by an officer of the forest, who might abuse his position to get trade.

[5]Swainmote was a court held before the foresters as judges, by the steward of the court, with swains, i.e. freeholders within the forest, making up the jury.

[6]Vert was green forest vegetation, which formed cover or providing food for deer.

[7]Agistment pasture is livestock for a fee. Pannage was the right to allow pigs to forage in woodland, for which a fee might be charged.

[8]Cheminage was a toll levied on transport in the forest.

致谢

感谢我才华横溢的代理人——乔治娜·卡博尔的支持。最初，是安东尼·奇塔姆启发我，令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在此，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同时，也要感谢Head of Zeus出版社的理查·米尔班克及埃莉诺·里斯对本书的精心制作，并对最终的书稿进行润色打磨。此外，我也要感谢美国的编辑乔伊·德梅尼，她曾致力于制作该书的另一个版本，并对其中多个章节进行改进加工。我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大英国书馆和分别位于伦敦和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以及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大力帮助。同时，许多博知的学者花费了很多时间，和我分享了他们的想法及建议。在此，我要尤其感谢大英图书馆的朱利安·哈里森和克莱尔·布里博士、国家档案馆的尼克·巴勒特博士、牛津大学的伊丽莎白·伊娃·利奇教授、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埃莉诺·吉劳德博士、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美里·鲁宾及托马斯·艾斯布里奇（博士）教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大卫·卡彭特教授、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的路易丝·威尔金森教授、凯特·怀尔斯博士及海伦·卡斯托博士。玛尔塔·米索及奇亚拉·赞弗里林对我所研究课题的多个方面倾力相助。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乔·维奥莱和艾维·琼斯。我一如往常地深爱着你们。

分裂的王国

[英]丹·琼斯　著

周文佳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字 数：181千字

-------------------------------------------------------------------

纸书书号：978-7-5086-7914-3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书院

中信书院：App下载地址https://book.yunpub.cn/（中信官方数字阅读平台）

微信号：中信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