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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奥斯特作品系列：冬日笔记

作　者：【美】保罗·奥斯特

译　者：Btr

品牌方：99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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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你以为这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以为这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以为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会在你身上发生这种事的人，而随后，一件接着一件，它们都开始在你身上发生，与发生在其他每个人身上一样。

你爬下床走到窗前，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你六岁。外面，雪在下，后院的树枝正在变白。

现在说吧，趁还来得及，然后希望一直说下去，直到再也没有更多可说的。毕竟，时间快用完了。也许可不妨暂且把你的故事放在一边，试着检视从你记事第一天起到这一天，活在这个身体里有怎样的感觉。一系列感觉资料。人们可称之为“呼吸现象学”的东西。

你十岁，仲夏的空气是热的，热得压抑，那样潮湿、那样令人不适，甚至当你坐在后院树荫下，前额都聚满汗水。

无可争辩的是你不再年轻。一个月后的今天，你将满六十四岁，尽管那不算太老，不是那种人们会视作耄耋之年的岁数，但你仍然忍不住想起那些没能活到你这个年纪的人。这便是一例或可永不发生、但实际上已发生的事。

上周暴风雪时扑面而来的风。冷得刺骨，而你在外面空荡荡的街上，讶异于自己竟在这样猛烈的风暴里出门，然而，就当你努力保持着平衡时，有那种风带来的狂喜，有看见熟悉的街道变成一片模糊的纷飞白雪的喜悦。

身体的愉悦和身体的痛苦。最重要的是性快感，但也有口腹之愉，有裸身泡热水澡、挠痒、打喷嚏、放屁、赖床一小时及在晚春初夏的温煦午后面向阳光感受暖意在肌肤驻留的乐趣。不胜枚举，每一天都有某个或某些身体愉悦的时刻，但痛苦无疑更持久、更难对付，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几乎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曾受到攻击。眼和耳、头和颈、肩和背、臂和腿、喉与胃、踝与脚，更不用说有一次从臀部左侧长出的巨大脓肿，医生称之为“毛鞘囊肿”，在你听来像某种中世纪的痛苦，令你一星期无法坐在椅子上。

你小小的身体接近地面，这三四岁时属于你的身体，也就是说，脚与头之间的距离很短，而那些你不再注意的东西一度是你常见的、专注的：由爬行的蚂蚁和丢失的硬币、落下的枝条和压扁的瓶盖、蒲公英及三叶草组成的小世界。特别是蚂蚁。它们是你记得最牢的。成群结队的蚂蚁在它们的粉状山里进进出出。

你五岁，蹲着俯视后院一座蚂蚁山，专注地观察六脚小动物来来回回。不知不觉，三岁邻居潜行至你背后，用一把玩具耙打你的头。叉刺破了你的头皮，血流进头发，流向后颈，你尖叫着跑回家，在家里祖母为你处理伤口。

祖母对母亲说的话：“你的父亲会是那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假如他变得不同的话。”

这个早上，在又一个一月破晓时分的昏暗中醒来，一道柔和的浅灰色光渗进卧室，你妻子的脸转向你的脸，她的眼睛闭着，仍在熟睡，被单一直拉到颈部，头是唯一可见的部分，你惊叹她看起来多么美，多么年轻，即使是现在，你与她初次共眠三十年后，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同床共枕了三十年后依旧如此。

今天雪继续下，你下床走到窗前，后院的树枝变白了。你六十三岁。你想起少年时代至今的漫长旅程中几乎没有一刻不在恋爱。结婚三十年，对，但在此前的三十年里，有多少痴心与迷恋、激情与追逐、谵妄与疯狂燃起的欲望？从生命有意识之初起，你就一直甘愿作厄洛斯[1]的奴隶。你男孩时爱的女孩，身为男人时爱的女人，每一个都与其他的不同，有些丰满、有些苗条，有些矮、有些高，有些书生气、有些爱运动，有些喜怒无常、有些开朗外向，有白人、黑人、亚洲人，表面上的一切你都不在乎，你只关心探测到的内心之光、个体的火花、展露出的自我火焰，而那道光会令你觉得她美，即使别人对你看见的那种美视而不见，随后，你会渴望与她在一起，靠近她，因为女性之美是你永远无法抗拒的东西。回到你上学的最初几天，在幼儿园班里，你爱上了那个金色马尾辫女孩，有多少次你和心仪的小女孩偷偷溜开、两人一起躲在角落恶作剧而被桑德奎斯特老师惩罚，但这些惩罚对你而言不算什么，因为你在恋爱，而那时你是个爱情傻瓜，正如你现在也是。

你存下的伤疤，尤其是脸上那几个，每天早上对着浴室镜子刮脸或梳头时都会看见。你很少想到它们，但无论何时一想起，你就会明白它们是生活的印记，那刻入脸庞的各种突起线条是来自秘密字母表的字母，它们道出了你是谁，因为每个伤疤都是伤口愈合的痕迹，每个伤口都是与世界意外撞击造成的——也就是说，一场事故，或某件本不必发生的事，因为照定义来说，事故就是某件不必发生的事。与必然事实相对的偶然事实，这个早上你望向镜子，意识到整个人生都是偶然的，只有一项必然的事实除外：或早或晚，生命会告终。

你三岁半，你二十五岁怀孕的母亲带你去纽瓦克[2]市中心的百货商店进行一场购物之旅。她由一位友人陪伴，也是一个三岁半男孩的母亲。一度，你和你的小伙伴逃脱了母亲们的控制，开始在店里奔跑。这是个巨大的开放空间，无疑是你曾涉足的最大的房间，而能够在这庞大的室内区域里野奔，有明显的兴奋感。最终，你和那男孩开始朝地板上俯冲，在光滑表面滑行，有点像不用雪橇滑雪，这游戏显得那样有趣，令人产生欣喜若狂的感觉，你们越来越不顾一切，愿意越来越大胆地尝试。你们到了一处店里正在施工维修的地方，没有注意到前面有什么障碍物，你又一次在地板上俯冲，顺着玻璃般的表面航行，直到你发现自己正一头冲向一个木制的木工长椅。你略微转动小小的身体，以为可以避免撞上扑面而来的桌腿，但在那你不得不改变路线的短暂一秒，你没有意识到有个钉子从桌腿上戳出来，一个长钉子，正好与你的脸一样低，而你还没来得及停下，左侧的脸颊便在飞身而过时被这钉子刺穿了。半个脸都破了。六十年后，你不再记得这事故。你记得那奔跑和俯冲，但一点不记得疼痛、流血及马上被送往医院的情形，或缝合你脸颊的那位医生。他干得很漂亮，你母亲总这么说，因为目睹第一个孩子半边脸被撕裂的创痛从未过去，她经常说起那精妙的双重缝合法，这方法使伤害降到最低限度，也令你没有终生破相。你本可能失去眼睛，她会对你说——或者，更惊人地，你可能会死。无疑她是对的。多年过去，伤疤越长越淡，但每当你去找，它都依然在那儿，而你会带着那好运（眼睛没伤！没死！）的象征，直到去往坟墓。

眉部撞伤的疤痕，左一个，右一个，几乎完美对称，第一个是在小学体育课躲避球比赛上全速奔跑，撞上了一堵砖墙（后来那些天里巨肿的黑眼圈，令你想起拳击手吉恩·富尔默的一张照片，差不多那时候，他在一场冠军赛中被休格·雷·鲁滨逊打败）；第二个是二十出头时，在室外篮球赛上切入上篮，被身后犯规撞飞到篮架的金属柱上。另一个伤疤在下巴处，来源不明。很可能是童年早期摔倒所致，重重摔倒在人行道或石头上，令你肉体裂开，留下印记，每天早上刮胡子时仍可看见。没有故事伴随这伤疤，你母亲从来没有谈论过它（至少你不记得），假如不算彻底令人迷惑，你也觉得奇怪，这根永恒的线条被只可称作“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东西镌刻在你下巴上，而你的身体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地，这些事件并没有被一笔勾销，从历史里消失。

1959年6月。你十二岁，一星期后你和那些六年级同学就要从这所语法学校毕业了，你从五岁起就开始上这学校。天气极好，是最明媚的晚春，阳光从无云的蓝天倾泻而下，暖得恰好，湿度小，柔风搅动空气，拂过你的脸庞、颈项及裸露的臂膀。一放学，你和一帮朋友就结伴去格罗夫公园打皮卡棒球[3]。格罗夫公园与其说是个公园，不如说是片乡村绿地，一大片保养良好的长方形草地，四周都有房子，一个舒适之处，新泽西小城里最赞的公共空间之一，你和朋友们经常放学后去那儿打棒球，因为棒球是你们所有人的最爱，连着打好几个小时也不厌倦。没有大人在。你们建立自己的基本规则，自己解决争端——通常用言语，有时也用拳头。五十多年后，对于那天下午打的那场比赛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你真正记得的惟有这个：比赛结束后，你独自一人站在内野中央，自己玩接球，也就是，把球高高掷向空中，追随它的起落，直到它落进手套，这时你立即又一次把球掷向空中，每一次掷球，都比前一次飞得更高，而掷了几次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球会腾空好几秒，白色的球升向明净的蓝天，白色的球落进手套，而你整个人都专注于这项不动脑筋的活动，你全神贯注，除了球、天空及手套外什么都不存在，这意味着你的脸是朝天的，你追随球的轨迹时是抬着头的，因此你不再注意到地上正在发生的事，而当你抬头望向天空时，地上发生的事是：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不期然朝你冲来，这碰撞如此突然、猛烈、充满力量，你立刻就倒在了地上，感觉仿佛被一辆坦克击倒。最糟糕的一击在头部，尤其是前额，但身体也受到撞击，当你躺倒在地、气喘吁吁时，你看见血从前额流出，不，不是流出，是涌出，于是你脱掉白色T恤，把它压在血涌之处，仅仅几秒后，白色T恤就全部变红了。其他孩子们惊呆了。他们朝你冲来，尽其所能帮助你，直到那时你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似乎是你们那帮人中的一个，一个叫作B.T.的（你记得他的名字，但不想在此透露，因为你不想让他难堪——假设他依旧活着）高瘦笨拙和蔼的白痴对你那高耸的、摩天大楼般的投掷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他渐渐也想加入进来，他没有告诉你，他也想试着接一次你的投掷，便开始朝球下落的方向跑去，当然，头仰着，用他那呆呆的方式张着嘴（谁跑步的时候张着嘴啊？），而一瞬间后，他在全速奔跑中撞到了你，张开的嘴里突出的牙齿直接撞向你的头。因此现在血从你身体里涌出，因此你左眼上方的皮肤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幸运的是，家庭医生的办公室正好就在附近，在格罗夫公园周边那排房子的某一栋里。男孩们决定立刻带你去那儿，于是在朋友的陪伴下，你拿血淋淋的T恤捂着头穿过公园，也许有四个朋友，也许六个，你不记得了，你们集体冲进了科恩医生的办公室。（你没有忘记他的名字，就像你没有忘记幼儿园老师的名字，桑德奎斯特老师，或者那些你少年时期其他老师的名字。）前台告诉你和你的朋友，科恩医生正给一位病人看病，她还没来得及从椅子上起身通知医生有紧急状况需要处理，你和朋友们就门也不敲地冲进诊疗室内。你看见科恩医生正在和一位丰满的中年妇女讲话，她坐在检查台上，只穿着胸罩和衬裙。那女人发出一声惊叫，但科恩医生一看见你前额涌出的血，就要求那女人穿好衣服离开，并要你的朋友们回避，然后匆忙开始缝合你的伤口。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来不及麻醉，但你在他穿过皮肤缝针时尽量不发出嚎叫声。他的活干得或许不能与1950年缝合你下巴的那位医生媲美，但好歹很有效，你没有流血至死，头上也不再有个洞。几天后，你和六年级同学们参加了语法学校的毕业典礼。你被选为旗手，这意味着你要举着美国国旗顺着礼堂走道，把它插进台上的旗座。你头上包裹着白色纱布绷带，由于血仍不时从缝合处渗出，白色纱布上有一大块红色印迹。典礼后，母亲说当你举着旗帜行走在走道时，你令她想起一幅独立战争受伤英雄画。你知道，她说，就像《76年精神》[4]一样。

持续猛烈攻击你的，一直持续猛烈攻击你的是：外部，意思是空气——或更准确的说，你的身体在周围的空气里。你的脚底锚住地面，但你的剩余部分暴露在空气里，而那便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在你的身体里，而一切也会在身体里结束。现在，你正思考着风。稍后，若时间允许，你会思考冷与热，无数种雨，如同盲人蹒跚穿过的雾，癫狂的、机枪似的砸在瓦尔省[5]屋顶瓦片上的冰雹。但此刻，是风抓住了你的注意力，因为空气很少静止不动，在几乎不可见的、呼吸包裹着你的虚无之外，有微风和飘香的轻风，突如其来的阵风和飑风，在那栋瓦顶屋子里经历的长达三天的西北强风，横扫大西洋海岸的润湿的东北风，还有大风、飓风和旋风。而你在那儿，二十一年前，你走在阿姆斯特丹街头，去往一场已取消但未告知你的活动，试图尽责地恪守许下的承诺，你在那场后来被称作“世纪风暴”的飓风中，一场超级强烈的飓风，就在你固执而不明智地决定冒险外出后一小时内，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大树将被连根拔起，烟囱将栽倒在地，停泊的车辆将被举起、在空中航行。你迎风而行，试图沿着人行道前进，但尽管你努力地想到达目的地，你无法挪动。风吹进你的身体里，在接下去的一分半钟里，你困住了。

十三年前的一月，你在都柏林半分桥[6]上，在又一个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飓风过后的晚上，过去两个月来你一直在导演的那部电影拍摄的最后一晚，最后一场戏，最后一个镜头，只是要把摄像机固定在女主角戴着手套的手上，然后她转身，放开一块小石头，让它落入利菲河的水中。非常简单，全片最不费力、最无需创造性的镜头，但你在那强风之夜的湿冷及黑暗中，在九周充满数不清问题（预算问题、工会问题、选景问题、天气问题）的艰苦卓绝的拍摄工作后你筋疲力尽，你比开拍时轻了十五磅[7]，在桥上与剧组成员一起站了好几个小时后，爱尔兰那潮湿、寒冷的空气已渗入你的骨头，就在最后一个镜头快要开始前一刻，你意识到手已被冻住，手指无法动弹，你的手变成了两块冰。为什么没有戴手套呢？你问自己，但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离开宾馆去桥边时根本没有想过戴手套。你又拍了一次最后那个镜头，随后你和制片人、女主角、女主角的男朋友和几位剧组成员，去临近的酒吧解冻并庆贺电影完成。这地方很拥挤，挤得满满的，密闭的房间里满是大声说话的、闹哄哄的人们，他们窜来窜去，带着末世般的欢乐，但有一张桌子是为你和朋友们保留的，于是你在桌前坐下，就在身体与椅子接触的那一刻，你明白你已经精疲力竭了，所有的身体能量、所有的感情能量都流失了，以一种你从未想象到的方式消耗殆尽，那样崩溃，以至于你觉得随时可能流下眼泪。你点了一杯威士忌，而当你握住酒杯，将之举到唇边时，你高兴地发现手指又能动了。你点了第二杯威士忌，然后第三杯，然后第四杯，突然之间你睡着了。尽管周围狂乱嘈杂，你却成功地一直睡着，直到那个好人、你的制片人把你拉起，半拖半拽地把你弄回宾馆。

是的，你酒喝得太多，烟抽得太多，掉了牙齿也懒得去补，你的膳食不符合当代营养理念，如果说你不吃大部分蔬菜，那只是因为你不喜欢，你发现就算不是不可能，你也很难去吃不喜欢的东西。你知道妻子担心你，尤其担心你的烟酒习惯，但幸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X光显示你的肺有任何损害，没有血液测试显示你的肝有任何问题，于是你继续带着恶习前进，深知它们最终会带给你严重伤害，但你越是年长，就越是觉得不可能有意愿或勇气放弃那可爱的小雪茄和时不时的几杯酒，它们在这些年里带给你如此多的愉悦，而你有时想，如果要这么迟将它们从你的生活中去除，你的身体会垮，系统会停止工作。无疑你是一个有缺点、受过伤的人，从一开始就带着伤口的人（要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要花整段成年时光令词语流到纸页上？），而你从烟酒之中得来的好处就像枴杖，撑起你残破的自我，令你在世上前行。“自我疗药”，你的妻子这么称呼它。与你母亲的母亲不同，她不希望你与众不同。你的妻子容忍你的缺点，不粗言不责骂，如果她担心，那只是因为她希望你永远活下去。你计算着那么多年来你一直拥她在旁的理由，这一定是其中之一，在广袤的恒久之爱的星座里最亮的一颗星。

更何况，你咳嗽，尤其在夜里，当身体处于水平状时，在那些气管严重阻塞的夜晚，你爬下床，进入另一间房，发疯般不断咳嗽，直到把所有那些粘滞的东西都咳出来。照你的朋友斯皮格曼[8]（你认识的烟瘾最重的人）的说法，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抽烟时，他都必答：“因为我喜欢咳嗽。”

1952年。你五岁，裸身在浴缸里，独自一人，那时已长大、可以自己洗澡了，当你躺在温暖的水里，你的阴茎突然出现在视野中，在水面上冒出。在这一刻之前，你只从上方看过阴茎，站着往下看，但从这个新的角度，或多或少与视线平行的角度，你发现你那环切过包皮的男性器官顶端与头盔惊人的相似。一种老式头盔，就像十九世纪末消防队员戴的那种。这个发现令你高兴，因为在你人生的那个特定时点上，你最大的抱负就是长大后成为一名消防队员，你觉得那是地球上最有英雄气概的工作（无疑，的确如此），而多么合适，有个小小的消防员头盔恰好秘密展示在你身上，在你身体的那个部位，而且，不但看起来像水喉，也有水喉的功能。

你在人生旅途中曾无数次陷入困境，比如，那些你感到有种紧急的、压倒性的需求要清空膀胱、但身边没有厕所的绝望时刻，那些碰上交通堵塞的时候，或坐在一辆停在两站之间的地铁上，强迫自己要忍住的纯粹焦虑。这是一个无人谈论的世界性难题，但每个人都有过那样一个时刻，每个人都渡过了难关，在人类苦难中没有一例比肿胀的膀胱更喜感，因此你往往不去嘲笑这些事件，直到你成功地释放了自己——有哪个三岁以上的人会愿意在公共场合尿裤子呢？因此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这些话是你朋友父亲的临终遗言：“要记住啊，查理，”他说，“永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小便的机会。”就这样，长者的智慧代代相传。

也是在1952年，你坐在私家车后座，一辆1950年产的蓝色德索托，父亲在你妹妹出生那天买回家的。母亲在开车，而你们已经上路了一会儿，从哪儿到哪儿你不再记得，但你是在回家路上，离家不超过十到十五分钟车程，在过去的一小会儿时间里，你忍不住要小便，你膀胱里的压力持续累积，而现在你在后座上扭动着，双腿交叉，手夹在裆部，吃不准是不是还能再忍一会儿。你告诉了母亲你的痛苦，而她问你是否可以再坚持十来分钟。不，你告诉她，你觉得不行。那样的话，她说，因为从这儿到家之间没有地方可以停车，你就尿在裤子里吧。对你来说这是个如此激进的想法，背叛了你认为来之不易的独立的男子汉气概，你几乎无法相信她说的话。就尿在裤子里？你对她说。对，就尿在裤子里，她说。有什么两样呢？我们一到家就可以把你的衣服扔进洗衣机。就这样，有了你母亲完全明确的批准，你最后一次尿了裤子。

五十年后，你在另一辆车里，这次是辆租来的车，一辆崭新的丰田卡罗拉，因为你自己没车，你已经开了三个小时，正在从康涅狄格回布鲁克林家的路上。这是2002年8月。你五十五岁，而你从十七岁就开始开车，总是娴熟而自信，乘过你车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好司机”，在近四十年的驾驶生涯中没有任何事故记录，除了一次剐擦到保险杠。你的妻子和你一起坐在前排，坐在右侧座位上，后排坐着你十五岁的女儿（她刚在康涅狄格的一所学校完成暑期表演课程），裹着在过去那个月里用作被褥的被子和枕头摊手摊脚地睡着。同时在后排睡觉的还有你的狗，你和女儿八年前从街上带回家的毛茸茸的杂种流浪狗，你叫它杰克（根据纳什[9]《不走运的旅行者》的主人公杰克·威尔顿命名），自那时起它便一直是颇受宠爱的家庭成员，即使有点疯癫。你的妻子会担心很多事情，但从未担心过你的驾驶，实际上她还经常表扬你在各种交通状况下处理得有多好：比如说，在多车道的高架上超车，或穿行于难走的城市街道中，或从容地在边远地区那些曲折蜿蜒的道路上驾驶。然而今天，她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你有点心不在焉，时机掌握得也略有偏差，她不止一次要你多加注意。你现在明白了最好不要去怀疑妻子话语里的智慧，因为她拥有一种诡异的能力，能读懂他人的想法，看透他人的灵魂，嗅出任何人类状况中隐藏的潜流，而一次又一次，你惊异于她的直觉被证明多么准确，但就在这一天，她的焦虑如此剧烈，以至于开始令你恼火。你难道不是一个著名的好司机吗？你问她。你曾经出过事故吗？你曾经做过任何令你在世上最爱之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事么？不，她说，当然没有，她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想。而你们一到三区大桥[10]的收费站，你就对她说，看，我们到了，纽约市，现在离家很近了，而此后她答应对你的驾驶不再多说一个词。但的确有哪里不对，即使你不愿意承认，因为这是2002年，在这个发生了好多令人不快之事的意外之年，为什么你的驾驶技术就不会突然难以解释地抛弃你呢？其中最糟的是，五月中旬你母亲之死（心脏病），它令你震惊，这并不是因为你不明白一个七十七岁的人可能、也的确会毫无预警地死去，而是因为她的身体显然还那么健康，就在她生命最后一天的前一天，你还和她打过电话，她那时精神相当好，说笑着、讲着有趣的故事，你挂电话之后对妻子说：“听上去她好多年都没有这样开心了。”最糟的是你母亲之死，但还有二月初你坐经济舱飞了九小时去哥本哈根时在左腿形成的血块，这令你卧床了好几个星期，并在此后几个月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更不用说你一直以来都有的眼疾，开始时左眼角膜流泪，几周之后右眼角膜流泪，接着在过去好几个月里，这只或另一只眼不断出现完全偶发的状况，而损伤都在你睡觉时发生，这意味着你无法做点什么来阻止它（因为眼科医生开的药膏没起作用），而在那些早晨，你醒来时角膜又一次破了，疼痛很强烈，因为眼睛无疑是全身最敏感脆弱的部分，而当你滴好医生为这种紧急情况开具的止痛眼药水后，一般需要二到四小时疼痛才会开始消失，而在那段时间，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用一块湿冷的布敷在受伤的眼睛上，眼睛一直闭着，因为睁开那只眼睛会让你感觉仿佛有一根针刺进来。还有一次六个月静脉曲张的不断袭击，随后是慢性干眼症，还有你人生中第一次全面爆发的恐慌症[11]，就发生在你母亲去世后两天，在紧接着的那些日子里又发生过好几次，而现在你有时会感觉自己正在解体，那个曾是天地间的强人、能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攻击、能抗得住困扰他人的身心上的辛劳的你，已经一点都不再强大，而正在迅速变成一具虚弱的残躯。你的家庭医生开了药来控制恐慌症，也许是那些药影响了你在这个下午的驾驶技术，但你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以前你也曾吃过这些药后开车，那时不管你还是你妻子都没有觉察出什么不同。不管是不是有所损害，现在你已经经过了三区大桥的收费站，开始了回家之旅的最后一段，而当你驾车穿过城市时，你并没有在想你的母亲或你的眼睛或腿或你为了控制恐慌症而吞服的药丸。你只是想着你的车以及抵达布鲁克林家中所需的四五十分钟，现在你妻子已经平静下来，似乎不再担心你的驾驶，你也很平静，从大桥开到你家附近地区的那些路上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发生。你的确想要小便，在过去的二十分钟里你的膀胱一直在向你发送信号，那是更快速更强烈的焦虑信号，因此你开得比本该的速度略快了一些，因为你双倍渴望回家，当然，是为了回家而回家，也想能如释重负地摆脱车内拥挤的限制，但也因为回到家你便能跑进楼上的洗手间“释放你自己”[12]，然而就算你稍嫌急迫了一些，一切都还好，现在你离所住的街道只有两分半钟的路程了。车正沿着第四大道开，由破败的公寓建筑和空仓库组成的一段难看的路，而因为这些街区的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什么人，驾驶员们几乎不必担心有人横穿马路，尤其是绿灯的间隔时间比大部分街道长，这使得驾驶员们会开得很快，开得太快，经常远远超过了限速。这并没有带来什么问题，假如你一直直行的话（毕竟这就是你选择走这条路的原因：因为会比走任何其他路更快到家），但急冲的车辆会令左转弯变得有些危险，因为你必须在绿灯亮的时候转弯，而对你来说绿灯亮着的时候，对于那些朝你疾速开来的相反方向的车辆来说也是绿灯。现在，你来到了第四大道和第三大街的路口，你必须在那儿左转回家，你停下车等红灯，而突然之间你忘记了从父亲那儿学来的教训，那是差不多四十多年前他教你开车的时候。他自己是个糟糕的、不够格的司机，一个不专心的、会做白日梦的驾驶员，每次把钥匙插进点火器就会引来灾难，但就算他开车时有种种缺点，对于他人却是个很好的老师，他曾给予你的一则最佳建议是这个：开车时要有防御意识；要假定路上的其他所有人都又笨又疯狂；不要想当然。你一直在脑子里牢记着这些话语，而这些年来这些话令你受益匪浅，但现在，因为你急于清空膀胱，或因为一颗药丸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或因为你累了没有多加注意，或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一具“破败的残骸”，你冲动地决定冒个险，也就是说，具有侵略性地开。一辆褐色货车正朝你开来。是的，开得很快，但也不过每小时四十五英里[13]，你觉得最多五十英里，在估算了货车与你停车处的距离与货车速度之比后，你确信左转穿过路口毫无问题——但你必须动作迅速、立刻踩油门。然而你的计算，是基于你相信货车是以每小时四十五到五十英里的速度驶来的，这实际上并不对。它开得要比那更快，至少有六十，或许甚至有六十五英里，因此，你刚左转开始匆忙穿过路口，货车已经突然出人意料地到了你跟前，而因为你正望向前方而不是你的右侧，你没有看见那货车正向你的车撞来——一次九十度的撞击，直接撞进前门副驾驶座一侧，你的妻子坐在那一边。这撞击是雷鸣般的、抽搐般的、灾难性的——一次响亮的爆炸，足以终结世界。你感觉仿佛宙斯朝你和你的家庭掷来一道发光的闪电，而一瞬间之后车在旋转，失去了控制，发疯一般沿着街绕圈，直到撞上一根金属灯柱才戛然而止。随后一切都陷入了沉默，整个宇宙被沉默包裹起来，而当最终你又有能力思考时，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你还活着。你望向妻子，看见她的眼睛睁着，她在呼吸，因此她也活着，然后你转身去看后座上的女儿，她也活着，被货车及灯柱的双重撞击从沉睡中惊醒，她坐了起来，用迷惑的大眼睛看着你，嘴唇比你见过的所有嘴唇都白，如同你现在正书写的那张纸一样白，于是你明白了她睡觉时裹着的被子和枕头救了她，人们睡觉时肌肉是彻底放松的这一事实救了她，所以没有骨折，头部没有接触到任何坚硬表面，因此她会没事的，的确没事，狗也没事，它也在被子和枕头里睡觉。然后你转回头又看了一眼妻子，她是离撞车最近的人，而从她坐在你身旁的样子看，那样安静、沉默，仿佛并不在周围环境里，你害怕她的头颈或许受伤了，她那颀长苗条的头颈，那美丽的头颈是她出众美貌的最佳标志。你问她感觉如何，是否感到疼痛，如果是的话哪里疼，但就算她勉强回答了你，她的回应也是含糊不清的，声音非常细小，你几乎听不见她说的话。现在，你开始意识到车外的喧嚣，事情在你周围发生，好几件事同时发生，最容易注意到的是驾驶货车的女人的尖叫声，她正在街上上窜下跳，愤怒地指责你造成了这起事故。（后来你才知道她没有驾驶执照，那辆货车并不是她的，她还好几次与警察惹上了麻烦——这些都能解释她何以如此愤怒，因为她害怕犯法——但现在她站在那儿朝你大声叫嚷的时候，你被她的自私震惊了，惊讶于她甚至懒得问一下你和你的家人是否还好。）仿佛要抹杀这个女人（用你父亲的话来说，她既愚蠢又疯狂）的恶毒行为，一个小奇迹随即发生了。一个男人正沿着第四大道走，通常没有行人的要道上唯一的行人，与所有理性、所有逻辑、所有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假设不同的是，这个男人穿着医院里的白大褂，他是个年轻的医生，一个有着光滑褐色皮肤及俊朗脸庞的印度人，他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事，便靠近你的车，开始平静地与你妻子说话。车窗上不再有玻璃，这使他能够倚近小声与她说话，用他那安慰人的印度口音，你听见他问了神经科医生会问病人的所有标准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今天是几号？谁是总统？——你明白他正在竭尽所能使她保有意识，而不致陷入深度惊恐的状态。考虑到撞车的影响，你并不惊讶她暂时看不见任何颜色，她眼前的世界只可见到黑与白。这位医生，他不是鬼魂，而是个真实的人（但又怎能不去把他想象成一个圣人，前来拯救你的生命？），一直陪着她，直到救护车和急救队到达。现在你和女儿及杰克已经下了车，但你的妻子还不能移动，人人都担心她的头颈可能受伤，而当你站在那儿看着救火队员用一种名为“救生颚”的工具切开右前车门时，你端详着那毁坏的车，无法理解你们所有人何以仍在呼吸。车看起来像被碾碎的昆虫。所有四个轮胎都瘪了，摊展开，扭曲着，副驾驶座那侧凹了进去，而后侧，现在你才意识到那是撞上灯柱的那部分，已经皱成一团，后窗玻璃完全没了。慢慢地，救护人员把你的妻子绑在一块木板上以使她固定不动，他们迅速将她搬进救护车，你和你女儿被放进另一辆救护车，然后你们所有人一起去往湾岭[14]路德医疗中心的创伤单元。在两次CAT扫描和几个X光检查后，医生们宣布你妻子的背部或颈部没有任何骨折。很高兴，你们所有人都很高兴，然后，尽管刚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你们一起离开医院时，你的妻子开玩笑似的报告说，负责做CAT扫描的医生对她说，她拥有他曾见过的最完美、最美丽的头颈。

自那天以来已经过去了八年半，对于这场事故你的妻子一次都没有责怪过你。她说开货车的女人开得太快因此该对发生的事负全责。但你知道不该赦免自己。是的，这女人的确开得太快，但最终那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你在不该冒险的时候冒了险，而那判断失误继续令你充满了耻辱。因此你离开医院后发誓不再开车，因此在你几乎杀死家人的那天后你不再坐在方向盘前。并不是因为你不再信任自己，而是你觉得耻辱，因为你明白在一个近乎致命的瞬间，你几乎与那个撞向你的女人一样愚蠢而疯狂。

撞车两年后，你在法国小城阿尔勒，正要在公众面前朗读你的一本书。和你一起露面的将是演员让—路易·特兰蒂尼昂[15]（你的出版商的朋友），他会把那些你用英语朗读的段落，重新用法语译文朗读。双语朗读，在读者并非双语的国外是惯例，你们两人一段一段交替，一起读完你为这活动选择的那些书页。你很高兴能成为特兰蒂尼昂今晚的伙伴，因为你非常尊敬他的演技，而当你想起看过的他演的电影（贝托鲁奇的《同流者》、侯麦的《慕德家的一夜》、特吕弗的《情杀案中案》、基斯洛夫斯基的《红》——就说你最喜欢的几部），你很难说出另一个你更崇拜的欧洲演员的名字。你对他也怀有巨大的恻隐之心，因为你知道数年前他女儿被残忍地谋杀，那件事广为人知，而你深切地觉察到他经历过、并在继续经历的可怕痛苦。和许多你认识及共事过的演员一样，特兰蒂尼昂是个害羞而寡言的人。并不是说他没有散发出善意友好的气息，而是与此同时他渐渐被自身包围，一个觉得与他人谈话很困难的人。此刻，你们俩正一起在台上排练当晚的表演，独自在那座巨大的教堂或前教堂里，朗读会将在那儿举行。特兰蒂尼昂的音色、他那嗓音的谐振让你印象深刻，那种把伟大的演员与普通好演员区别开来的音质，而听着你写下的词（不，不完全算是你的词，而是你的词被翻译成了另一种语言）经由那出色的嗓音乐器传达，带给了你巨大的愉悦感。在某一刻，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特兰蒂尼昂转向你，问你几岁。五十七，你说。随后，短暂的停顿之后，你问他几岁。七十四，他答道。随后，又一个短暂停顿后，你们俩重新开始工作。排练结束后，你和特兰蒂尼昂被带进教堂某处的一间房间，等待观众入座及表演开始。房间里有其他人，作品出版公司里的各位成员、活动组织者、你不认识的不知姓名的朋友，加起来差不多有一打男女。你坐在椅子上，没有和人讲话，只是安静地坐着看房间里的人，然后你看见了特兰蒂尼昂，在离你约十英尺远的地方，同样安静地坐着，托腮向下看着地板，显然陷入了沉思。最终，他抬头，看见了你，带着意想不到的诚恳郑重说道：“保罗，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在我五十七岁的时候，我感觉老了。而现在，七十四岁时，我反而觉得比那时年轻了不少。”他的话令你迷惑。你不理解他想要告诉你什么，但你感觉到这对于他很重要，他正试图与你分享某样重要的东西，而正是那个缘故，你没有要求他解释他的意思。在过去近七年里，你一直继续思索着他的话，尽管你依然不确切知道它们的意思，但有一些闪光，一些微小的时刻，你觉得几乎参透了他对你说的真相。也许就这样简单：一个男人在五十七岁时比七十四岁时更害怕死亡。又或者他在你身上看见了某种令他担心的东西：在2002年那段可怕的岁月里发生的事的残存痕迹。实际上现在六十三岁的你感觉比五十五岁时更强壮了。脚的问题早已过去了。多年来你也没有再患恐慌症，而你的眼睛，虽然时而还会出点状况，也不像从前那样频繁了。还要说的是：不再有撞车事故，也不再有父母可以哀悼。

三十二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从现在这分钟算起几乎半生以前，你父亲在前一晚去世的消息传来，另一个一月的雪夜，就像这一晚，冷风，恶劣的天气，所有这些都一样，时间在走但又没有在走，一切变了然而一切又没变，噢不，他没有这运气活到七十四岁。他六十六岁，而因为你一直觉得他定能长命百岁，对于清除始终横亘于你们之间的迷雾从来没有紧迫感，因此，当他的死讯突如其来时，你有一种未了却的感觉，那种话语未被说出、机会永远失去的空虚的挫败感。他在床上与女朋友做爱时死去，他是个健康的人，但他的心脏莫名停止了工作。在1979年那个一月的日子之后的那些年里，有无数男人告诉过你这是最好的死法（小死[16]变成了真死），但没有女人这么说，而你自己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死法，当你想起葬礼上父亲的女友及其创伤的眼神时（对，她告诉你，真的很可怕，这是她曾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你祈祷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你妻子身上。到今天已是三十二年前，而你一直都在后悔那太过突然的告别，因为你父亲没有活得足够长，没能看见他那笨拙、不实际的儿子最终没有穷愁潦倒，他一直担心你会那样，再多活几年或许就能令他足以理解这点，而你觉得伤感，当六十六岁的父亲在女友怀中死去时，你仍在多线奋斗，仍在遭受失败的羞辱。

不，你不想死，即使你接近了父亲生命告终时的年纪，你还未曾打电话给任何墓地安排后事，没有丢弃任何一本你肯定自己不会再读的书，还没开始清清嗓子道别。然而，十三年前，就在你五十岁生日后一个月，你坐在楼下书房里吃一个吞拿鱼三明治当午餐时，你如今称为假心脏病的病发作了，一阵漫长的不断加重的疼痛漫过你的胸膛及至左臂升到颚部，心脏紊乱及损伤的经典症状，是那种可以在几分钟内终结人的一生的冠状动脉梗塞，当疼痛持续增长，愈演愈烈，你的身体内部及胸口如火中烧时，你被这猛烈发作弄得虚弱而晕眩，蹒跚着站起，双手抓牢栏杆缓慢地爬上楼梯，倒在楼梯顶端的客厅地板上，那时你用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妻子求救。她从顶楼奔下来，当她看见你仰面躺在那儿时，她抱起并扶着你，问你哪儿疼，告诉你她会打电话给医生，而当你仰头望着她的脸，你深信自己将要死去，因为那样强烈的疼痛只会意味着死，但奇怪的是，也许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奇怪的事，你并不害怕，实际上你很平静，对于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完全接受，你对自己说，就是这样了，现在你即将死去，而也许死亡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糟，因为在这儿你在你爱的女人怀里，如果你现在必定要死去，就想想自己也有幸活了五十年。你被送往医院，整夜都在急症室床上，每四小时验一次血，到了第二天早上，心脏病已经变成了食道发炎，这无疑是因为你三明治里浓重的柠檬汁而加重的。你的生命已经归还给你，你的心脏复原了正常跳动着，而最好的消息，是你懂得了死亡不再是你会害怕的东西，人之将死时，他的存在会变成另一区的意识，而他有能力接受。或者说你是这样想的。五年之后，当你的恐慌症第一次发作时，那种突然的、野兽般的发作撕裂你的身体，令你倒在地上，你却一点都不平静、不接受。那时你也想你快要死了，但这一次你恐惧地嚎叫，比你生命里任何一次都害怕。其他区域的意识原来不过如此，于是你静静离开了泪谷。你躺在地板上嚎叫，撕心裂肺地嚎叫，因为死亡在你身体里但你不想死。

雪，过去这些天、这些星期里下了那么多雪，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纽约降雪已达五十六英寸。八个风暴，九个风暴，到现在你已经记不清了，而整个一月，布鲁克林最常听见的歌是铲除人行道厚冰块的铲子制造的街头音乐。无节制的冷（有一天早上只有华氏三度[17]），小雨和细雨，迷雾和半融的雪，持续的烈风，但最主要的还是雪，它不融化，而当风暴一个接着另一个到来时，你后院的枝条和树木全都裹上了越来越长久、越来越重的雪须。是的，这似乎要变成那些冬天里的一个，但尽管寒冷不适，尽管你无用地渴望春天，你依然忍不住佩服这场气象大戏的活力，于是你继续以男孩时期同样的敬畏望着飘落的雪。

打打闹闹。那是现在你思考童年乐趣（与痛苦相对）时会想起的词。与父亲摔跤，是难得的情形，因为在你醒着的那几个小时里他很少在家（你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去上班了，而在你已经上床睡觉后他才回家），但或许正因如此才更难忘，他的身体和肌肉有着非同寻常的尺寸，当你抓住他的手臂时他是如此大只，在近身肉搏中你努力想击败这位新泽西之王，还有比你年长四岁的表兄，在那些周日下午你与家人拜访叔叔阿姨家时，同样有过度的身体运动，你和他在地板上打滚，享受身体的快乐，放纵的快乐。奔跑。奔跑、跳跃、攀爬。奔跑，直到你感觉肺要炸了，直到你肋部疼痛。日复一日直至傍晚，那漫长的、渐渐隐没的夏日黄昏，而你在外面草地上，全力奔跑着，脉搏在耳朵里跳动，风扑面而来。再后来，美式足球擒抱，骑马游戏，踢罐游戏，城堡之王，夺旗游戏。你和朋友们那样敏捷，那样灵活，那样热衷于打仗游戏，以至于你们以无情的野性彼此攻击，一个个小身体压向另一些小身体，把对方撞倒在地，推拉手臂，攫住头颈，又推又绊，用任何方法、所有方法赢得游戏——你们很多人是动物，彻头彻尾的野生动物。但那时候你睡得多香啊。关灯，闭眼……然后明天见。

更精细，更美好，从长远来看更令人满足的，是你不断提高的棒球技术，体育运动中最不暴力的，也是你从六七岁起就开始热爱的。接球和投球，防守地滚球，学习在一场比赛整个进程的每个时刻如何站位，取决于有多少次出局，有几位跑垒员在垒，以及预判当球朝你的方向击来时必须做的事：投向本垒，投向二垒，试图双杀，又或者，因为你身为游击手，要在一次垒打后跑进左侧场地，随后迅速转身投一个接力长球到场上的正确地点。不管球评人会怎么想，没有一刻是沉闷的：在一种总是在期待的状态下做好准备，总是准备着，脑子里充满各种可能，随后是突然爆发，球朝你飞速而来，亟需做必须要做的事，需要快速反应来完成工作，需要细腻的感觉捞起击向你左侧或右侧的触地球，并将之准确有力地掷向一垒。但最大的快感莫过于击球，摆好阵势，注视着投手正面投球，然后笔直地击球，感觉球与球棒的主要部位接触，在追随身体的摆动、看着球飞向外野深处时聆听那击球声——不，没有一种感觉能与之媲美，没有什么如此接近过那一刹的狂喜，而随着时间演进你愈来愈擅此道，所以有许多这样的时刻，你为这些时刻而活，其他一切都无法相比，你完全陷入这无意义的男孩运动之中，但在过去，那是你快乐的顶点，是你的身体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

性进入等式之前的那些年，那时你还没有理解两腿之间的微型救火队员除了帮助你清空膀胱外还有何他用。一定也是在1952年，但也可能稍早或稍晚一些，你问母亲所有的孩子都会问父母的那个问题，那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标准问题，也就是说你是从哪儿来的，是以怎样神秘的过程进入这世界成为一个人类的？你母亲的回答是那样抽象，那样闪烁其词，那样隐喻，以至于令你完全困惑不解。她说：父亲在母亲身体里播下种子，而渐渐地，孩子开始生长。在你生命的这个时点上，你唯一熟悉的种子是种花和蔬菜的，农夫在耕种季节撒在大片田地上、在秋天开始新一轮收获的那种。你脑海中立刻浮现一幅图景：父亲打扮成农夫的样子，穿着蓝色外套、头上戴一顶草帽的卡通版农夫，肩上扛着大耙走着，在乡间不知何处迈着轻快而漫不经心的步伐走着，正在去播种的路上。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每当有人提及孩子话题时，这便是你看见的图像：父亲作为农夫，穿着蓝色外套戴着破旧草帽，肩上扛着耙。但是，你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因为种子总是种在地里的，要么种在花园里，要么就是大田地里，而你母亲既不是花园也不是田地，你不明白该如何做这生命事实的园艺演示。有可能有别人比那时的你更笨吗？你是个小笨孩，缺少再问一遍问题的智慧，但事实是你乐于把父亲想象成一位农夫，乐于看着他穿着荒诞的衣裳，总而言之，如果母亲对你的问题真的给一个更准确的回答的话，很可能你也未必能理解她在说些什么。

在这次与母亲的对话之前或之后几周或几月，用玩具耙撞你头的邻家小男孩莫名失踪了。他发了疯的母亲冲进你家后院叫你和你的朋友去找他，于是你们一同出发，闯进被你用作秘密躲藏地的野生灌木及缠绕着灌木丛的交杂之地，大声呼唤男孩的名字，他叫迈克尔，虽然大家一般都叫他小子或野兽——一个把迄今为止的人生全部奉献给恐怖主义及暴力行径的侏儒重犯。你进入一块密集的灌木丛，拨开挡脸的树叶、分开枝条前进，满心期待这位落跑阿飞蜷缩在你脚下，但你找到的只是一窝黄蜂或马蜂，你不小心踩到的，而几秒钟后你被这些蜇人的生物吞噬了，它们攻击你的脸和手臂，甚至当你试图把它们赶走时，另外一些爬进了你的衣服，刺向你的大腿、胸膛和后背。可怕的痛。你跑出灌木丛到后院的草地上，毫无疑问在死命狂叫着，而你的母亲在那儿，她看了你一眼后立刻开始剥下你的衣服，而当没有东西再蜇你时，她一把将你赤裸的身体猛拽入怀中，与你一起朝屋里奔去。一到室内，她就抱你上楼，打开水龙头，给你洗了个很冷的冷水澡。

男孩找到了。如果你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在自己家里被发现的，睡在客厅地板上，要么是躲在沙发后面或是蜷缩在桌子底下，但假如你需要他没在那天死去或消失的进一步证据，那你只能回想四五年之后的那个下午，那时你患流感卧床，穿着密不透风的睡衣度过的那种倦怠的病休日，发着烧，每隔四小时吃一次阿司匹林，想念着你的朋友，他们已经放了学，毫无疑问正在格罗夫公园打皮卡棒球，因为阳光耀眼天气和暖，是理想的适合打棒球的下午。你九岁或十岁，而你在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记起，当时你独自在家。室外后院里，家狗拴着父亲为它搭建的电线滑索，在草地上打瞌睡。在两年多或更长的时间里它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非常喜欢它——欢闹的年轻猎兔犬，喜欢冒险，有追逐汽车的疯狂倾向。它已经被撞过一次，左后腿严重受伤以至于再也不能用了，这使它变成了一只三脚狗，在你看来是只虚张声势的盗版狗，但它已经适应了自己的病症，即使用三只脚，它仍然能跑得比邻居的四脚狗快。于是你躺在楼上房间的床上，深信你的残疾狗被安全地拴在后院绳索上，而那时突然一阵刺耳的声音在静默中爆发：在你家门口的急刹车声，随即而来的是一声高亢的痛苦的嚎叫，痛苦的狗的嚎叫，而从那狗的声线判断，你立刻就知道了这是你的狗。你跳下床奔出屋子，小子在那儿，那头野兽，他向你承认是他解开了狗的滑索因为他“想和它玩耍”，还有那个开车的男人，一个非常紧张深感不安的人，对那些聚集在他身边的人说他别无选择，男孩和狗直直冲到了马路中央，要么撞向男孩要么撞狗，因此他转向撞了狗，而那是你的狗，那几乎惨白的狗躺在黑漆漆的街道中央，死了，而当你把它拾起抱进屋里时，你对自己说，不，这男人错了，他本应该撞那个男孩而不是狗，他本该撞死那个男孩，你对于这男孩对你的狗所做的事是如此愤怒，你无法停下来想一想这是你生平第一次希望另一个人类去死。

当然，有打架。没人能度过男孩时期而不打些架，或打很多架，而当你想到参与其中的那些争斗与对抗，打出或被打出的鼻血，那打向腹部、重击膈部的几拳，愚蠢地夹住头、把手弯曲到背部，令你和对手在地上乱爬时，你想不起有哪怕一次是你起的头，因为你厌恶关于打架的一切，但因为身边某处总会有个恶棍，有某个无脑的恶霸以威胁、挑衅、侮辱激怒你，有几次你觉得必须要维护自己，即使你是较小的那个，几乎肯定要被揍。你热爱美式足球和夺蛙游戏式的模拟战争，那种不顾一切冲向本垒捕手的杂乱情形，但真正的打架让你恶心。它注定会带来太多情绪后果，在它引起的怒火中太过痛苦，甚至当你胜利时，你也总会想在之后大哭一场。在暑期营里的一个男孩从小屋椽上跳下攻击你、而你以牙还牙把他撞向木桌结果摔断了他的手臂后，用“要么揍要么被揍”的方法解决争端对你完全失去了吸引力。你那时十岁，而在那一刻之后你尽量远离打架，但打架继续时不时出现在你面前，至少直到你十三岁，那时你终于明白你可以打败任何一个男孩，只要用膝盖顶住他的睾丸，用你能够集结的所有力量顶向他的裆部，就那样，只要几秒钟工夫，打斗就会结束。你取得了“肮脏战者”的名声，或许多少有点道理，但你像那样打架只是因为你不想打架，而数战之后，消息传开，没有人再来攻击你了。你十三岁就永久退出了拳坛。

不再和男孩打架，但对女孩有持续的热情，亲吻女孩，与女孩牵手，始于你的青春期开始前很久，在男孩本不该对这些事感兴趣的时候。早在幼儿园班级里你就爱上了一个金色马尾辫女孩（她的名字叫卡西），你总是热衷于接吻，而即使在那时，五六岁的年纪，你和卡西就会时不时接吻了——当然，是纯真的轻吻，但即使那样已有深深的愉悦感。在所谓潜伏期的那几年，你的朋友们还都在公开鄙视女孩。他们会嘲笑她们，捉弄她们，捏她们，然后拉起她们的裙子，但你从未感觉到那种反感，从不会让自己参与这些攻击，而在你生命中的整个早期语法学校时期（也就是说，直到十二岁，那时你头上绑着浸染着血的绷带，举着美国国旗，参加班级毕业典礼），你继续臣服于对于女孩的各种迷恋之中，如帕蒂、苏西、戴尔、简和埃塞尔。不止接吻和牵手，当然（生理上你还无法性交，性的机制对于你还相当模糊，因为你直到十四岁前还尚未完全性成熟），但到你毕业的时候，接吻已经变得非常激烈。在你进入初中之前的最后一年里，有一些舞会和无伴侣的派对，几乎每个周末，你和那帮十五或二十个朋友会受邀去某人家中，在那些郊外客厅及装修好的地下室里，还未性成熟的男孩与乳房刚发育的女孩会伴着最新摇滚乐（1958及1959年的流行曲）跳舞，最后，当夜晚渐逝，灯光会被调暗，音乐停止，男孩女孩们结对在房间的隐蔽角落里，疯狂地接吻抚摸，直到回家的时刻到来。那一年你学会了很多唇舌之事，懂得了享受怀抱女孩身体、感受女孩环抱的愉悦，但充其量就是这些。有不能被跨越的线，而那时你还乐于不去跨越它。不是因为你害怕，而是因为你还从没有想到。

最后，你冲过男孩期来到青春期门槛的那天到了，而既然你已经感受了那种感觉，既然发现了你的救火队员老朋友其实是神圣祝福的代理人，你生活其中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那感觉的狂喜赋予了生命新的目标，一个新的活着的理由。阳具迷恋的年代开始了。像游荡在世上的每一个其他男人一样，你慑服于发生在身体里的奇妙转变。在大部分日子里，你很难想到别的事——在有些日子里，没有任何别的想法。

尽管如此，当你回忆起紧接着转型期的那些年，你会突然觉得当时是多么谨慎保守。尽管你充满热忱，尽管你不断追求初中及高中里的女孩，与凯伦、佩吉、琳达、布赖恩娜、卡罗尔、萨丽、鲁思、帕姆、斯塔尔、杰基、玛丽和龙尼调过情、有过几段罗曼史，但你的情色冒险非常平淡无奇，差不多只超出你十二岁时经历的边缘性行为一小步。也许你不太走运，或者你不够大胆，但你倾向于认为与时间和地点更加有关，六十年代初的中产阶级郊外小城，潜规则是女孩并不委身于男孩，好女孩要维护自己的名声，而界限划在亲吻及爱抚这儿，即最不危险的爱抚形式，也就是说，男孩的手放在穿着两三层衣服的乳房上，一件毛衣（取决于季节）、一件衬衫和一个胸罩，想把手伸进衬衫里的男孩只会徒增烦恼，更不用说探入胸罩里的禁地，因为那只手会被想维护好名声的女孩迅速推开，就算那个女孩也和男孩一样偷偷希望这只手在那儿。有多少次你以这样的方式遭拒啊，你想，你的手有过多少次伸向裙子和衬衫的枉然之旅，又有多少次在大门口被拒的、朝向裸露肌肤领地的半途旅行？这便是你早期情色生活的悲惨状况。不允许裸露肌肤，没有衣衫褪尽，最后，忘了吧，生殖器在你玩的游戏里一无所用。就这样你和琳达继续接吻，接吻并更多地接吻，一直吻到你的嘴唇开裂，口水滑向脸颊，而与此同时你祈祷裤子里突出的勃起不会爆炸。

你生活在沮丧的折磨和无休止的性唤起中，在1961到1962年的每个月份都打破了北美手淫纪录，一种并非基于选择而是条件所迫的体外射精，困在你不断成长、不断成熟的身体里的那个五英尺二英寸的十三岁少年，现在变成了五英尺十英寸的十五岁少年，或许，还是个男孩，但已经是个在男人躯壳里的男孩，每周刮若干次胡子，有体毛在前臂和大腿上，腋窝下，还有阴毛，因为不再处于发育期而几乎完全成熟了，而尽管你伴着功课及体育运动逐渐成长并进一步走进了书的宇宙，你的生活依然由被压制的性饥渴主导，你觉得其实饥渴得要死，没有比尽快失去童贞更重要的抱负了，对于你痛苦而饥渴的自我，也没有更核心的目标了。无论如何，这是你的欲望，但没有白纸黑字写着欲望必须被满足，于是折磨继续，从1962年精神错乱般的克制一直到1963年的秋天，最后，终于终于，一个机会自己出现了，尽管不算理想，根本不是你一直想象的样子，你仍然毫不犹豫地说了是。你十六岁。七八月间，你在纽约上州的一个夏日营里当侍者，而那个做搭档的家伙，一个有趣的语速很快的、来自皇后区的孩子（一个对纽约街道了如指掌的城市男孩——而你恰恰相反，几乎一无所知），打电话告诉你，他有上西城一间妓院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你愿意他会为你预约，而因为你的确想，接下去的周六你乘巴士进城，在一栋八十年代中期兴建的公寓楼前见你的朋友，就在河边不远处。这是九月下旬一个潮湿的飘着细雨的午后，一切都是灰烂的，要撑伞的天气，或至少是个要戴帽子的日子，但你既没撑伞也没有戴帽子，即使如此也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因为现在你最不关心的就是天气了。妓院这个词在你脑海中唤起了一系列诱人的图景，你期待着走进一栋装修豪华的大型建筑，有红色绒面墙壁和十五或二十名诱人的少女（是哪部糟糕的电影把那种想法放进你的大脑？），而当你和你的朋友踏进电梯时，那电梯是全纽约最慢最脏且充斥着涂鸦痕的，你迅速调整了期望值。结果，豪华妓院是一间破旧的一室户小公寓，那儿只有两个女人，女房东凯，一个快五十岁的丰满黑人女子，她以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你的朋友，就好像他们是老相识，以及一个年轻得多的女人，也是黑人，看起来像二十或二十二岁左右。她们俩都坐在小厨房的长凳上，未及地的薄帘将厨房与卧室区隔开来，两人都穿着彩色的丝绸长袍，而让你松了口气的是，年轻的那个非常有吸引力，有漂亮的脸庞，或许甚至算得上美丽。凯宣布了价目（十五美金？二十美金？），随后问你和你的朋友谁想先来。不，不，你的朋友笑道，他只是来打酱油的（无疑皇后区的女孩脱起衣服来要比新泽西的女孩爽快），于是凯转向你，说你可以选择她或者她的年轻同事，而当你没有选择凯时，她看起来也并未被冒犯——只是耸耸肩，微笑着，摊手说道，“来点小钱，亲爱的”，这时你伸进口袋掏出你欠她的那十五或二十美金。你和年轻的那个（不知是太羞涩还是太紧张，你忘了问她的名字，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年来她对你来说是无名的）走进了另一间房间，凯在你们身后拉上了帘子。女孩把你带向角落里的床，她滑下长袍并把它扔在椅子上，而你生命中首次看见了裸体女人。一个美丽的裸体女人，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极美身体的年轻女人，有美好的乳房、美好的手臂和肩膀、美好的后背、美好的臀部、美好的腿，在三年漫长的沮丧失败的年月后，你开始感到快乐，如同青春期开始以来你感到的任何快乐一样。那女孩指导你脱下衣服，然后你们两个一起躺在床上，都赤身裸体，而你真正想要的，至少暂时来说，是触碰她亲吻她感受她肌肤的润滑，那真是无比润滑的肌肤，那样润滑以至于你只是把手放在她身上就颤抖了，但吻嘴不是其中一项，因为妓女是不与她们的顾客亲嘴的，而且妓女对前戏没有兴趣，对仅仅为了愉悦本身的接触与被接触没有兴趣，因为在这情形下的性不是愉悦而是工作，而客人越快干完付了钱要干的事越好。她知道这是你的第一次，你是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绝对新手，于是她和善耐心地待你，你觉得，她是个好人，假如她想立刻去做那操的部分，没问题，你会再愿意不过按她的规则玩，因为毫无疑问你已经准备好了，从你看见她脱下长袍的那一刻起你就一直在勃起，因此，当她仰面躺下时，你开心地爬到她身上，让她引领你进入那多少年来一直渴望去的地方。好，一切都很好，就像你一直想象的那么好，不，甚至更好，好得多，而在那开头一小会儿一切都很好，那时候似乎只要几秒工夫你就能干完，但随后你意识到凯与你的朋友在厨房里说说笑笑，那儿离床不过十到十二英尺，而一旦你意识到了他们，你开始觉得分心，而一旦你的大脑开始离开手头的任务，你就能感受到那女孩有多厌烦，对她而言这整个活儿是多累人，而尽管你躺在她上面，她也根本不在你身边，她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随后，她失去了耐心，问你是否可以结束，当然，你说可以，二十秒之后她又一次问你，而你说，好的，当然可以，但接下去她再对你说话时，她说：“出来吧，让我来帮你手淫。你们这些小子，你们整天手淫，但到了打真军的时候，你们又一点都不懂。”于是你让她为你手淫射精，这完全与过去三年里你对自己做的事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小差别：用她的手比你的手更舒服。

你没有再回去过。在接下去的一年半里，你继续与毛衣、外套和胸罩缠斗，继续亲吻抚摸并与不当射精作斗争，随后，在十八岁时，你放纵自己翘掉了高中的最后两个月课——先是生了单核细胞增多症，令你五月份的大部分时光都体弱卧床，随后在你班毕业三周前，乘坐一艘学生船前往欧洲。学校领导允许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的成绩好并已被秋季大学录取，因此你就去了，照你的理解九月初就会回来参加期终考试并正式获得证书。在1965年，飞机是一种昂贵的旅行方式，但学生船不是，而因为你的预算很紧（过去两年暑期打工挣来的钱），你选择了“S.S.奥里莉亚号”，从纽约到勒阿弗尔需要缓慢的九天。船上大约有三百名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业，这意味着大部分人都比你年长一些，而你和乘客伙伴们缓慢跨越大西洋时几乎没什么可以做的，只能以睡觉、吃饭、看书和电影填充时间，而再自然不过、如今在你看来无可避免的是，三百多个十八到二十一岁间的年轻人脑子里应该大多充满了性。近乎无聊，一次风平浪静的海洋旅行的倦怠，明白船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在那儿发生的所有事都不会有持久的影响——所有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无防备的感官享乐的气氛。第一天太阳还没落山，调情就开始了，而他们继续着，直到二百小时后船靠岸。这是公海上一座漂浮的淫乱宫殿，情侣们在黑漆漆的船舱里溜进溜出，男孩女孩们交换伴侣度过一天又一天，而在这次航程中你和别人睡了两次，每次都是与一个可爱聪明的女孩，与那些和你在新泽西一起长大的好女孩并无二致，但这些女孩来自纽约，因此更细腻，比来自你家乡的那些爱用手势的处女更有经验，而因为彼此都相当吸引，第一次是你和勒妮，第二次是你和珍妮特，你们毫无负罪感地褪下衣服，钻进被子里做爱，以一种在上西城忧伤的公寓里不可能的方式，接吻、抚摸、真实的情感此刻都成了冒险的一部分，而这是真正的突破，你首次获得了两个伴侣平等参与持久亲密活动的愉悦感。当然，还有很多要学。那时你还不过是个初学者，但至少你上了路，至少你发现了还有多少值得期待。

后来，七十年代初你住在巴黎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孤身一人，夜复一夜地睡在狭小的女佣房的窄床上，身旁没有别的身体，有时在没有女人的孤独中你变得半疯，不仅仅因为缺少性的释放，而且因为缺乏任何身体接触，而因为无人可以求助，没有一个女人你可以指望作你渴求的伴侣，有时你会出门给自己找个妓女，在你住在那儿的几年里也许有五六次，沿着如今已经拆除的巴黎大堂区附近的小路游荡，就在你住所旁边的街角，或者，大胆地走远一些，步行到圣丹尼斯路及邻近巷弄、小道、石路上，人行道上挤满了一排排靠屋墙而立的女人，走到情人旅店[18]，那里可能有大量的女人，范围从二十出头的漂亮女孩到五十多岁的浓妆艳抹的街头老手，妓女们代表了每一种想象得到的血型、种族、肤色，从丰腴的法国女人到苗条的非洲人到曲线毕露的意大利人和以色列人，有些挑逗地穿着迷你裙，乳房从低胸胸罩及轻薄的外套中呼之欲出，另一些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不显身材的毛衣，与家乡那些上学去的女孩没有什么两样，但她们全都穿着高跟鞋或靴子，黑色或白色的皮靴，而头颈里经常围着羽毛或丝绸围巾，偶或有S&M女孩盛装打扮穿着皮外套，偶或有假扮的学生妹穿着格子花呢裙和白色校服，总有些什么来满足每一种欲望和偏好，而走在没有汽车的街道中央，男人们，总有一群沉默的男人，以秘密的一瞥或大胆的凝视检视着人行道上的可能性，各种各样的女人准备好将自己雇给各种各样的男人，从孤独的阿拉伯人到穿着正装的中年嫖客，一群群缺少女人的移民、性饥渴的学生和厌倦了的丈夫，而一旦你加入了那些行列，你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属于醒着的世界，你滑进了一个既惊悚又不稳定的情色之梦，因为只需支付一百法郎（二十美金）就可以与那些女人中的任何一个上床的想法令你晕眩，生理上的晕眩，而当你徘徊在狭窄的街道寻找一个伴侣来满足那使你从房间来到这肉体迷宫的欲望时，你发现自己看的是脸而不是身体，或者说先看脸再看身体，寻找一张漂亮的脸，一张眼神并未死去的人类的脸，某个精神尚未完全溺死在淫行的匿名与虚伪中的人，而奇怪得很，在你那五六次前往完全合法、政府监管的巴黎红灯区的旅程中，你通常能成功地找到一个。而且，没有不快的经历，没有令你充满遗憾或悔恨的相遇，而当你现在回首时，你觉得当时被善待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指甲肮脏的散发着臭味的工人，而是一个没什么攻击性的、卖相还不错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男人，对与他一同上楼的女人没什么特别的或令人不快的要求，他只是对不必独自躺在自己床上心怀感激。另一方面，把这些经历中的任何一次归为难忘是不对的。快速而直接，善意但终究是公事公办，完全是因为付了钱而产生的服务，但因为你不再是从前那个懵懂的十六岁雏鸟，那完全就是你所期待的一切。尽管如此，有一次还是有件不寻常的事发生了，在你和临时伴侣之间燃起了交流的火花，这正好也是你最后一次付钱与女人睡觉，那是1972年夏天，那时你在《纽约时报》本地分部工作，做总机接线员，赚些急需用的钱，夜班，差不多是晚上六点到凌晨一点，你不再记得确切时间，但你会在白天的办公室清空之后到达，独自一人坐在桌前，成为右岸建筑那变暗的楼层里唯一的一个，等待电话响起，这很少发生，并利用这些时间里未被打破的静谧读书、写诗。一个工作日的夜晚，你下班，离开办公室踏进夏天的空气，夏日空气温暖的怀抱里，而因为地铁已经不再运行，你开始走路回家，在柔和的夏日空气里往南散步，当你沿着空旷的街道走回你那狭小的空房间时根本不觉得疲累。不久你到了圣丹尼斯街，尽管时间已晚，但在那儿一群女孩仍在工作，随后你转到附近一条小街上，最漂亮的女孩们往往聚集在那条街上，你知道自己还不想回家，你已经孤独太久，害怕回到空房间里，而就在那条街的半路上有人吸引了你的注意，一个高挑的深棕发女子，有可爱的脸和同样可爱的身材，而当她朝你微笑问你是否需要陪伴时（“我来陪你？”），你想都没想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她再一次微笑，对快速成交很满意，而当你继续望向她的脸，你明白了假如她的两只眼睛不那么靠近、如果她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斗鸡眼的话，她会是个让人心脏停止跳动的美人，但那对你来说并不重要，她依然是曾经走过这条街的女人中最吸引人的，而她的笑容令你解除了防备，你觉得那是一个巨大的笑容，而你想到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微笑，就不会有战争或人类冲突，和平和快乐会永远统治地球。她的名字叫桑德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法国女孩，而当你跟着她走上蜿蜒的楼梯到达旅馆三楼时，她宣布你是她今晚的最后一个顾客，因此没有必要赶时间，你可以照你喜欢慢慢来。这是从未有过的，违背了所有的职业标准和协定，但对你而言很显然桑德拉与在那条街上工作的其他女孩不同，她缺少那种做这工作似乎必然会有的冷酷无情。然后你和她一起进了房间，而一切继续与你在这部分城市里此前的所有经历都不一样。她很放松，温柔而健谈，即使当你们双双脱下衣服时，即使当你发现她的身体美得如此与众不同时（你想到的词是“惊人之美”，在某种意义上某些舞者可被称为惊人之美），她还是健谈而俏皮，一点也不急着直接干正事，根本不因为你触摸及亲吻她的欲望而沉默下来，而当她和你一起放松地躺在床上时，她开始展示各种各样她与朋友和客人们使用过的性爱体位，圣丹尼斯路的《爱经》，她会帮助你扭转身体到合适的姿势，扭来扭去在她上面插入，在她告诉你每种体位的名字时轻轻嘲笑所有一切。不幸的是，现在你只记得其中一种，很可能是最乏味的一种，但也因为它那样乏味而成为最有趣的一种：“le paresseux”，即“懒人式”，也就是简单地从侧面与你的伴侣面对面地交配。你从未遇见过一个女人对自己的身体如此放松自信，展示裸体的方式那样宁静，而最终，尽管你希望这些展示可以一直持续到天亮，但你已经太过兴奋再也无法把持自己。你猜那会是这一切的结束，在过去，享受[19]总是这一切的结束，但就算在你完成之后，桑德拉仍然没有催促你离开，她希望与你一起躺在床上说说话，于是你和她一起待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快乐地被她怀抱着，头枕在她肩上，讨论着那些在你脑中消失已久的东西，而当她最后问你是做什么工作时，你说你写诗，你当时料想她会冷淡地耸耸肩，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但并非如此，这次不再如此，这一次你们开始谈论诗歌，桑德拉闭上眼开始背诵波德莱尔，以饱满的感情和惊人准确的记忆朗诵了几长段，而你只希望波德莱尔从坟墓里坐起聆听：

我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

我全部的快乐，我全部的敬意！

你呀，你可曾记得抚爱之温存，

那炉边的温馨，那黄昏的魅力，

我的回忆之母，情人中的情人！[20]

这是你生命中最非凡的时刻之一，你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甚至在你回到纽约开始书写故事的下一章节后，你依然一直想起桑德拉以及与她共度的那晚时光，思忖着是不是应该跳上飞机，冲回巴黎，并要她嫁给你。

总是迷失，总是朝错误的方向出击，总是原地转圈。你一生都苦于无法在空间里找到自身的位置，即使在纽约，最容易穿行的城市，你成人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城市度过，你也经常遇上麻烦。无论何时你乘地铁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假定你登上了正确的列车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布鲁克林方向而去），一旦爬上楼梯到了街上，你就会特意停下一会儿搞清楚周围方向，但你仍然会南辕北辙，东西不分，甚至当你试图战胜自己，明白你的缺陷会让你走向错误的方向因此去纠正错误时，你还是会做你试图去做的事的反面，该向右的时候往左，该向左的时候往右，你依旧会发现自己正朝错误的方向移动，不管你已做了多少调整。忘了在林中独自跋涉吧。几分钟内你就绝望地迷了路，而即使在室内，只要你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建筑中，你就会走错走廊或乘错电梯，更不用说更小的封闭空间，像餐厅，因为你只要在有超过一个就餐区的餐厅上厕所，你就会在返回途中不可避免地转错弯，最终要花好几分钟才会找到你的桌子。大部分其他人，包括你的妻子，有她总是正确的内在指南针，似乎总能毫不费力地行走四方。他们知道身处何方、曾在哪里以及要去哪里，但你一无所知，你永远会在这一刻迷失，在吞噬你的每个连续瞬间的空无之处，不明白真正的北方在哪儿，因为对你而言四极并不存在，从来不曾存在。至今为止这还是个小缺点，谈不上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那并不意味着不会有那么一天，你意外跌下悬崖边缘。

你的身体在小房间和大房间里，你的身体在上楼和下楼，你的身体在池、湖、河、海中游泳，你的身体在泥泞地里曳行，你的身体躺在空旷牧场高高的草丛间，你的身体走在城市街道，你的身体费力地爬上小丘和大山，你的身体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舒展在沙滩上，骑行在乡村路上，走过森林、草原和沙漠，奔跑在煤渣跑道上，在硬木地板上跳上跳下，站着淋浴，踏进温暖的浴缸，坐在马桶上，在机场和火车站等待，乘电梯上上下下，在汽车和巴士座位上扭动，不撑伞在暴雨里步行，坐在课堂里，浏览书店和唱片店（安息吧），坐在礼堂、电影院、音乐厅里，在学校体育馆与女孩跳舞，在河里划独木舟，在湖里划船，在厨房桌前吃饭，在餐室桌前吃饭，在餐馆吃饭，在百货商店、家电卖场、家具店、鞋店、五金店、杂货店、服装店购物，站着等待领取护照和驾驶执照，背靠椅子、腿搁桌上、在笔记本上写字，在打字机前弓着背，不戴帽子在暴雨里走，进入教堂和犹太教堂，在卧室、宾馆房间、更衣室里穿衣脱衣，站在自动扶梯上，躺在医院病床上，坐在医生检查台上，坐在理发师和牙医的椅子上，在草地上翻跟头，在草地上倒立，跳进游泳池里，在博物馆里漫步，在操场上运球、投篮，在公园里打棒球和橄榄球，感受走在木头地板、水泥地板、瓷砖和石地板上的不同感觉，脚踩在沙、土、草上的不同感觉，但最主要的是在人行道上的感觉，因为每当你停下来思考你是谁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个在行走的人，一个终其一生走在城市街道上的人。

庇护你的身体免于露天的屏障、住所、小房间和大房间。从你在新泽西纽瓦克柏斯以色列医院出生时起（1947年2月3日）不断旅行到现在（2011年1月这个寒冷的早晨），这些地方是这些年来你安置自己身体的地方——这些地方，不管结果好坏，你都称之为家。

1.南哈里森街75号；东奥兰治，新泽西。一栋高高的砖结构建筑里的公寓房。零岁到一岁半。没有记忆，但根据后来童年时代听到的故事，父亲送给女房东一台电视机才成功租到房子——二战结束后席卷全国的住宅短缺使这项贿赂变得必要。因为父亲一直拥有一家小型五金商店，你与父母一起住的这间公寓里也装有一台电视机，这使你成为最早那批美国人，也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最早的那批从出生之日起就与电视机一起长大的人。

2.维列治路1500号；尤宁，新泽西。在一个叫作史岱文森村的低矮砖结构建筑群里的一间带花园的公寓。几何排列的人行道边有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地。不过，考虑到那时你那么小，大片当然是个相对的讲法。一岁半到五岁。没有记忆，然后有一些记忆，然后有丰富的记忆。客厅里暗绿色的墙和百叶窗。用一把镘挖虫子。一本插画书，关于一条叫皮威的马戏团狗，一只神奇地长到正常大小的玩具斑点狗。排列微型汽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队。在厨房水槽里洗澡。一匹叫白白的机器马。一杯滚烫的热可可打翻在你身上，在肘弯处留下永久的疤痕。

3.欧文道253号；南奥兰治，新泽西。一栋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两层白色板房，有黄色前门、砾石车道和一个大后院。五到十二岁。几乎所有童年回忆的发生地。在很久以前你开始在那儿生活，在你刚搬入的一两年里牛奶还是用马车递送的。

4.哈丁道406号；南奥兰治，新泽西。与上一栋相比是幢大房子，都铎风格建筑，尴尬地栖于一个丘陵角落，有最小的后院和最阴郁的内部。十三到十七岁。在这栋房子里你忍受着青春期的煎熬，写下最初的诗歌和小说，而父母的婚姻瓦解了。父亲继续住在那儿（独自）直到他死去那天。

5.范·韦尔索广场25号，纽瓦克，新泽西。两卧室公寓房，离维夸海克高中及你出生的医院都不远，在父母分居、离婚后由你母亲租下。十七到十八岁。母亲和妹妹睡卧室，你睡在小间里的折叠沙发上，但你对这新安排没有丝毫不快，因为你乐于见到父母痛苦失败的婚姻告终，释然于你不再住在郊区。随后你有了一辆车，一辆花六百美金买来的二手雪佛莱科威尔（同样的残次品汽车开始了拉尔夫·纳德的政治生涯[21]——尽管你的车从未出现过任何严重问题），每天早晨，你会开车去位于并不太远的梅普尔伍德的高中，不情不愿地做着高中生，但现在你自由了，没有成人监管，来去自由，作好了远走高飞的准备。

6.卡门楼814A套房；哥伦比亚大学宿舍。一房两室，一室两住户。渣煤砖墙，油毡地板，窗下对摆着两张床，两张书桌，一个放衣服用的嵌入式壁橱，以及一个与814B的住户共用的公共卫生间。十八到十九岁。卡门楼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哥伦比亚校园里第一座新建的宿舍。环境简朴，丑陋，毫无魅力，但尽管如此仍比那些更陈旧宿舍（弗纳德，哈特利）里地牢般的房间好得多，有时你去那儿拜访朋友，会被脏袜子的臭气、逼仄的双层床和无止境的黑暗所震惊。1965年纽约大停电时你在卡门楼（到处都是蜡烛，有种欢庆无政府主义的气氛），但对房间最深的记忆是你在那儿读过的几百本书和有时与你上床的那些女孩。恰好在你大一那年开始时，大学本科男生的异性访问规定被大学管理机构改变了，现在女性被允许进入房间——关门也行。此前有段时间，她们已被允许进入，但必须把门开着，随后有几年过渡阶段门可以半掩，留一本书的厚度，但接着一些拥有塔木德学者一样大脑的聪明男生用一个火柴盒来挑战权威，而那便是必须开门规定的终结。你的室友是位儿时的朋友。在第一学期中途他开始沉湎于嗑药，随年月愈演愈烈，而你对他说的任何话都毫无作用。你无望地旁观并看着他崩溃。到了下一年秋天，他已经退了学——再也没有回来。你便因此拒绝沉浸在毒品里，尽管酒神般的六十年代在你周围喧嚣。酒精可以，烟草可以，但不吸毒。到你1969年毕业的时候，你有其他两个童年时代的伙伴因吸毒过量而死去。

7.西107街311号；曼哈顿。在百老汇与河滨大道之间一栋四层无电梯公寓三楼的一套二房公寓。十九到二十岁。你的第一套公寓，与大二同学彼德·舒伯特合租，你早年读本科时最好的朋友。一个破败的设计糟糕的屎洞，除了租金低廉及有两扇大门外一无是处。第一扇通向大房间，那儿是你的卧室和工作室，也是厨房、餐室和客厅。第二扇通向与第一间房平行的狭小走廊，并引向后部的小房间，那儿是彼德的卧室。你们两个是糟糕的管家，那地方很脏，厨房水槽一次又一次堵塞，电器比你们都老，几乎无法运转，破地毯上尘螨越长越肥，渐渐地你们俩把这租来的小屋变成了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因为在那儿吃饭太过抑郁，也因为你们谁都不知道怎样做饭，你们常常一起出门去廉价餐馆吃饭，去汤姆餐馆或者the College Inn吃早饭，渐渐更喜欢后者，因为他们的点唱机很不错（比莉·荷莉戴、艾迪特·皮雅芙），而夜复一夜在绿树吃晚饭，一家在阿姆斯特丹道和西111街转角的匈牙利餐馆，在那儿你们靠匈牙利炖牛肉汤、煮烂的青豆度日，加好吃的薄饼[22]当甜品。因为某种原因，对于发生在那套公寓里的记忆很模糊，比对此前及此后你住过的其他地方的记忆更模糊。这是段噩梦连连的时期——许多噩梦——你记得很清楚（与唐纳德·弗雷姆[23]开蒙田研讨会以及上爱德华·泰勒的弥尔顿课的记忆还很鲜明）。但总的说来，如今重回你记忆的是一种不快的感觉，一种要去别处的迫切欲望。当时越南战争愈演愈烈，美国分成了两半，你周围的空气沉重，几乎无法呼吸，令人窒息。你和舒伯特一起报名参加了“大三在巴黎海外项目”，七月离开纽约，八月与主任争吵于是放弃了项目，作为非学生、前学生一直待到了十一月初，住在一家极贫乏的小旅馆里（没有电话，没有独用卫生间），在那儿你感觉自己又一次开始呼吸，但随后你被说服返回哥伦比亚大学，考虑到征兵以及你反战，这是个明智之举，但你离开的那段时间帮了你，当你不情不愿地回到纽约时，噩梦结束了。

8.西115街601号；曼哈顿。就在百老汇边又一套房型古怪的两室公寓房，但在比上一幢牢固得多的建筑里，优点还包括有一个真正的厨房，在大房间和小房间之间，大小足够（或勉强）挤进一张小型折叠桌。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你的第一套单身公寓，因为在二楼所以一直很暗，但其他都令人满意，舒适，足以满足你当时的需求。你大三大四都住在那儿，这是你在哥伦比亚最狂野的年月，示威静坐之年，学生罢课及警方镇压之年，校园暴动、驱逐、警车将数百人运至监狱之年。你勤奋地钻研课业，给学生报纸写书评和影评，写诗并译诗，完成一部最终放弃了的小说的好几个章节，但在1968年，你也参加了为期一周的静坐，这导致你被丢进警车，驶往市中心“墓地”[24]里的一处牢房。如前所述，你已经很久不再打架，而你并不打算与警察纠缠，当时他们撞开数学楼的房门，你与其他几名同学在那儿等着被捕，但你们谁也不想合作自己走出那里。你让身体变得瘫软——一种民权运动时期在南方发展起来的被动抵抗的经典策略——认为警方会毫不大惊小怪地把你抬出去，但那一晚战术巡逻部队的成员们很愤怒，他们侵入的校园已经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战场，而他们对你们那种非暴力、高度自律处事的方法毫无兴趣。他们踢你，拉你头发，而当你仍然拒绝站起来时，他们中的一个用他的靴子后跟跺你的手——一次直接的打击，这令你的关节肿胀搏动了好几天。在第二天早上的《每日新闻》报上，有一幅你被拖拽到警车上的照片。图例写着“倔强的男孩”，毫无疑问在你生命的那一刻，那就是你的样子：一个倔强的、不合作的男孩。

9.西107街262号；曼哈顿。又一套带大厨房的两房公寓，但不像其他那样房型古怪，一个大房间和一个稍小的房间，尽管如此小房间也够大了，绝不像前两套那样只有棺材大小。位于百老汇和阿姆斯特丹道之间的一栋九层建筑顶楼，这意味着比其他纽约公寓光线更足，但房子不如上一栋好，维修管理拖拖拉拉、无组织性，那位喜感的房管员，是个肥硕的、有宽阔胸膛的名叫阿瑟的男人。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生日后数周，总共一年半。你与女友一起住在那儿，你们俩都是首次尝试与异性成员同居。第一年，你的女朋友正在巴纳德学院[25]完成文科学士学位，而你是哥伦比亚比较文学博士项目的研究生，但你只是在等待时机，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持续不会超过一年，但大学给了你奖学金和一笔补贴，所以你写起了文学硕士论文，后来变成了一篇六十页的散文《饥饿的艺术》（书中探讨了汉姆生、卡夫卡、塞利纳和贝克特的作品），你经常向你的论文指导老师爱德华·萨义德求教，参加了一些必修的研讨会，逃掉些讲座课，并继续写你自己的小说和诗歌，其中一些开始在小杂志上发表。那年结束时，你按计划退出了那个项目，永远告别了学生生活，去一艘埃索油轮上工作，该油轮往返于墨西哥湾及亚特兰大海岸线上的各个炼油厂——这工作报酬不错，你希望能以此赚到暂时搬去巴黎的钱。你女友找到了某人，在你出门的那几个月分担公寓费用：一个睿智的年轻白人女子，她在一家黑人电台假装黑人DJ谋生——显然，非常成功，你觉得这很有意思，但又怎能不将之视为时代的病症，视为另一例接管美国现实的疯人逻辑呢？对你和你女友而言，居家同居的实验多少令人失望，自你从那段商船生涯返回、开始准备去巴黎的旅程后，你们俩都断定罗曼史已然告终，你将独自一人启程。在你出发两周前的一个晚上，你的胃开始造反，击中肠道的疼痛如此剧烈，那些攻击那样令人痛苦，你蜷缩在床上时那样无情，你感觉就好像晚饭吃了一锅铁丝网。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急性阑尾炎，你想应该需要马上手术。那时凌晨两点。你摇摇晃晃地走向圣路克医院的急症室，极度悲惨地等了一两个小时，随后，当医生最终检查后，他自信地声称你的阑尾没有任何问题。你患的是急性胃炎。吃这些药，他说，避免辛辣刺激的食物，慢慢你就会开始感觉好起来。他的诊断和预测都是对的，而直到后来，多年以后，你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你害怕——但你害怕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害怕。离家的前景使你陷入一种极端压抑的焦虑之中；想到要与女朋友分手无疑比你想象的更加令人难过。你希望一个人去巴黎，但一部分的你害怕这样的剧变，于是胃部紊乱开始把你撕成两半。你总是这样。无论何时来到岔路口，身体就会崩溃，不管是单核细胞增多症、胃炎还是恐慌症，你的身体总会承担你的恐惧及内心斗争的主要影响，承受那些大脑不能或无法抵抗的打击。

10.雅克莫瓦斯路3号；第15区，巴黎。又一套带大厨房的两室公寓，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三楼。二十四岁。在你到达巴黎后（1971年2月24日）不久，你开始重新思考与女友分手之事。你给她写了一封信，问她是否有勇气再作一次尝试，而当她同意时，你与她那时好时坏、时断时续、起伏不定的关系继续了下去。她会在四月上旬来巴黎与你相聚，在这段时间里，你出门寻找全装修的公寓（油轮的钱不少，但并不足够让你买家具），不久你找到了雅克莫瓦斯路上的一处，那儿干净、光线充足、不太贵并且有一架钢琴。因为你的女友是一名优秀而忠诚的钢琴家（巴赫、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你要下了那处公寓，知道她会多么满意这转运。不仅仅是巴黎，而是有一架钢琴的巴黎。你搬了进去，而一旦你开始打理基本家务（床褥、锅碗瓢盆、毛巾餐具），你就找了个人来家里调走音的钢琴，那架钢琴已经很多年没有被弹过了。第二天来了一个盲人（你很少会遇见一个不盲的调琴师），一个五十来岁肥硕的人，面孔粉白，眼珠在眼眶里往上转。样子很奇怪，你觉得，但不单单因为眼睛。是因为皮肤，那种漂白的、粉扑般的皮肤，看起来像海绵易于弯曲，仿佛他住在地下某处从不让光线接触他的脸。有个十八或二十岁的年轻人跟着他，那人扶着他的手臂，带领调琴师穿过前门来到后屋乐器前。在造访过程中这个年轻人没有说一个词，因此你没有弄明白他是儿子、侄亲、表亲还是雇来的同事，但调琴师是个健谈的家伙，完成工作后，他停下一会儿与你聊天。“这条街，”他说，“第15区的雅克莫瓦斯路，是一条非常小的街，对吗？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只有几幢建筑。”“很有意思，”他继续道，“事实表明战争时期我住在这里。在那时候，这里是找公寓的好地方。”你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许多以色列佬曾经住在这个街区，但后来战争开始他们就离开了。”起初，你没有意识到他试图告诉你的东西——或不愿意相信他告诉你的东西。“以色列佬”[26]这个词或许会让你略受打击，但你的法语足够好到令你明白这也不过是单词juif（犹太人）的一个普通的同义词，至少对于经历过战争的那代人而言，尽管在你的经验里它总是带有一种轻蔑的意味，与其说直白地表明了反犹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法国人疏离犹太人的方法，把他们变成某种外国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东西，变成那种穿着古怪服装、信仰充满复仇心的原始上帝、来自沙漠的那些好奇的古人。那够糟了，但那句子的下一部分充满了那样一种无知的意味，或有意的拒斥，以至于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在与世界上最大的白痴或前维希[27]合作者交谈。“他们离开了。”毫无疑问是乘上一艘豪华环球游轮，在不受打扰的五年假期里沐浴着地中海阳光，在佛罗里达群岛上打网球，在澳大利亚海滩上跳舞。你希望这盲人离开，尽快从你的视线中消失，但当你递给他钱时，你忍不住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噢，”你说，“他们离开时去了哪里？”调琴师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寻找答案，而答案没有来，他朝你抱歉地笑了笑。“我不知道，”他说，“但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回来。”那是你在那幢房子里懂得的法国人为人处世的几个教训的第一个——下一次是“管道之战”，发生于几星期后。公寓里的管道设备并不新，而那带有头顶水箱的抽水马桶当时不能正常运作。每一次你冲水时，水流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发出相当大的噪音。你对此未加注意，冲水中的抽水马桶对你而言只是个小小不便，但似乎这对你楼下的公寓造成了巨大干扰，洗澡时全速运转会带来雷鸣般的声音。你没有意识到这点，直到某天一封信从门缝里塞了进来。信来自楼下邻居，某个鲁宾斯坦女士（那位调琴师要是知道他的战时旧居里仍旧藏着些没死的以色列人该有多么震惊啊），写了一封愤怒的信抱怨你午夜洗澡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扰攘，通知你她已写信给在阿拉斯的房东告知你的行径，如果他不立即启动对你的驱逐程序，她就会将此事移交警方处理。你被她语气中的暴力震惊了，错愕于她根本懒得敲开你的门，面对面与你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公寓的住户之间，这是解决争端的标准方法）而是直接绕过你去接洽“权威机构”。这是法国人的方式，不同于美国人的方式——对于权力结构有无限信心，毫不怀疑地相信能通过官僚途径分辨是非并纠正最小的不公。你从未遇见过这个女人，不知道她长什么样，而现在她用野蛮的侮辱攻击你，通过一件你直到那时才注意到的小事向你宣战。为了避免料想中的立即驱逐，你写信给房东，解释了你的观点，保证修好坏了的马桶，你收到了一封欢快的、极其鼓舞的回信：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生活并放手生活吧，不要担心，只是要小心水疗法，对吧？（恶心的法国人反面，也有好心的法国人：在你住在那儿的三年半中，你遇见了一些地球表面最冷酷最尖刻的角色，但也遇见了你见过的最慷慨的男女。）和平持续了一段时间。你仍然没有见到鲁宾斯坦女士，但楼下不再有投诉。然后你的女友从纽约到来，沉默的公寓里开始充满她弹奏钢琴的声音，因为你热爱音乐超越其他所有东西，你难以想象有人会反对从三楼飘出的乐韵杰作。但一个周日下午，晚春一个尤其美丽的周日下午，当你坐在沙发上听着女友弹奏舒伯特的《音乐瞬间》时，楼下突然爆发出一群尖利而恼人的声音。鲁宾斯坦一家在招待客人，那些愤怒的声音在说的是：“难以置信！够了！受不了了！”随后有人开始用扫帚敲打就在钢琴下的天花板，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叫：“停下！快停下这讨厌的噪音！”对你来说这同样难以忍受，而二楼的尖叫声仍不断传来，这时你冲出公寓，奔下楼，然后敲——重重地敲——鲁宾斯坦一家的门。门在三秒内就开了（无疑他们听见了你正过来），而你在那儿，面对面地站在原本看不见的鲁宾斯坦女士面前，结果发现她是个四十多岁颇有魅力的女人（为什么人们总希望假定讨厌的人是丑的呢？），没有任何客套，你们俩立刻开始了一场全力喊叫比赛。你不是那种容易发怒的人，你并不费力就能控制自己的脾气，通常你会竭尽所能避免争吵，但在那特别的一天，你全身充满了怒气，而因为你的怒气把你的法语速度和准确性提升到了新的水平，你们两人在口头战中旗鼓相当。你的立场：我们绝对有在周日下午弹钢琴的权利，在任何一个周日下午弹，在任何一个月任何一周的任何一天里的任何时间弹，只要那时间不是太早或太晚。她的立场：这是一栋尊贵的布尔乔亚房子；如果你想弹钢琴，那么去租个单人间；这是一栋高级的布尔乔亚房子，这意味着我们要遵守规定行为文明；吵闹声是禁止的；去年有一个侦探住在你公寓里时，我们因为他作息时间不定而把他赶出了房子；这是栋体面的布尔乔亚房子；我们的公寓里也有一架钢琴，但我们有弹过么？没有，当然没有。你觉得她的论据只是糟糕的、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同义反复，这些滑稽的断言有莫里哀笔下朱尔丹先生的气质，但她的口气愤怒而恶毒以至于你没有心情大笑。对话进入死胡同，你们谁也不愿改变主意，你们在彼此之间建起一堵永久的恶意之墙，而当你想到若你们一直这样针对彼此、未来该有多痛苦时，你在那一刻决定打出王牌，改变争议将之引向全然不同的方向。多伤感啊，你说，两个犹太人像这样争斗是多么伤感和可怜啊；鲁宾斯坦女士，想想所有那些磨难和死亡，我们的人民曾经历的所有恐惧，而我们却在这儿为一件什么都不是的小事朝彼此喊叫；我们应该会自己感觉羞愧。就像你希望的那样，这策略起了作用。你说这些话的方式里有某样东西传达到了她那儿，战役就突然结束了。自那一天之后，鲁宾斯坦女士不再做对手了。每当你在街上或楼道里看见她，她都会微笑着用这样的相遇所要求的正式礼节与你讲话：“你好，先生。”对此你会回答，并礼貌地回一个微笑：“你好，夫人。”这就是法国人的生活。人们出于习惯攻击你，纯粹为了攻击的愉悦而攻击，而他们会一直攻击直到你向他们表示你愿意回击，这时你会赢得他们的尊敬。加入你和鲁宾斯坦夫人都是犹太人这个或然事实，便再没有理由继续争斗了，不管你的女友多频繁地弹奏钢琴。你厌恨允许自己采用了这样一种不义之策，但这张王牌起了作用，而这为你在雅克莫瓦斯路上居住的剩余时光带来了安宁。

11.卢浮宫路2号；第1区，巴黎。一间旧时代那种女佣房，在一栋面对塞纳河的六层楼建筑顶楼。二十五岁。你的房间在后座，于是你望向窗外时看见的是从邻近教堂——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的钟楼上伸展出的一个石像鬼，1572年8月24日，这间教堂的钟声不停地敲响，传递着圣巴托洛缪大屠杀[28]的新闻。望向左侧时，你会看见卢浮宫。望向右侧时，你会看见大堂区，以及更远一些，巴黎北部边缘，蒙马特大教堂的白色穹顶。这是你曾住过的最小的空间，房间小到只适合容纳最简单的必需品：一张窄床、一张微型桌和一把直背椅、一个水槽，床边有另一把直背椅，你把单头电热炉和你有的唯一一个锅放在那里，用来烧热水冲速溶咖啡煮鸡蛋。厕所在走廊尽头；没有淋浴或浴缸。你住在那儿是因为你缺钱而这间房是免费给你的。这极其慷慨的房产代理人是你的朋友雅克和克里斯蒂娜·迪潘（最好最善良的朋友——愿他们的名字永远受尊敬），他们住在楼下二楼的一套大公寓里，而因为这是一栋奥斯曼时代的建筑，他们的公寓额外伴有一间在顶楼的女佣房。你一个人住。又一次，你和女友没能成功相处，又一次你们分手了。那时候她住在爱尔兰西部，在斯莱戈[29]外几英里处与一位高中好友合住一间泥炭取暖的茅舍，尽管有一次你去爱尔兰试图赢回她的心，但你的英勇姿态一无所获，因为她的心已经与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纠缠在一起，而你去的时候，他们的恋情还在最早的阶段（后来他们最终也没成），这意味着你去的时机不对，于是你离开了斯莱戈刮着风的绿山坡，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见到她。你回到房间，回到房间的孤独之中，这最小最小的房间常常令你出门寻找妓女，但说你在那儿不快乐也是不对的，因为你对于适应小环境没有任何问题，你欣喜地发现自己可以几乎一无所有地度日，而只要你能够写作，你住在哪儿或怎样生活都没有什么分别。在你住在那儿的几个月里，房子正对面的施工队日复一日地工作，正在挖一座四五层深的地下停车库。夜晚，每当你来到窗前，望向楼下那掘开的土地、那在地面上不断扩展的大洞时，你会看见老鼠，成百只潮湿而闪光的老鼠在泥泞地里奔跑。

12.笛卡尔路29号；第5区，巴黎。又一套带有宽敞厨房的二房公寓，在一栋六层建筑的四楼。二十六岁。几份报酬不错的自由工作使你脱离了赤贫，现在你的财务状况已经足以支持你租下又一套公寓。你的女友已从斯莱戈返回，那个爱尔兰人出局了，又一次你们两个决定团结起来再尝试一次同居生活。这一次，事情还颇为顺利，一路并非没有些碰撞，但也许，不像以前那样剧烈了，而你们谁也不再威胁离开对方。笛卡尔路29号的公寓一定是你在巴黎住过的最舒服的空间。甚至连门卫也很可爱（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一头金色短发，嫁给了一个警察，总是微笑着，总是言辞友好，不像那些通常管理巴黎公寓楼的好管闲事、脾气糟糕的老女人），你喜欢住在城里的这一部分，旧拉丁区的中心，就在护墙广场往上一些的地方，有咖啡馆、餐厅以及生动而充满活力的剧场般的露天市集。但前一年做自由职业赚来的钱渐渐用完了，又一次，你的财富日渐减少。你觉得自己可以撑到夏天结束，然后你将不得不打包回纽约。然而在最后一刻，你在法国的逗留出人意料地延长了。

13.圣马丁；穆瓦萨克—贝勒维镇，瓦尔省。普罗旺斯东南部的一间农舍。两层楼，巨厚石墙，红瓦屋顶，暗绿色的门和百叶窗，周围有几英亩田地，田地一侧是国家森林，另一侧有条土路：在一个哪里都不是的地方的中央。前门上方的一块石头上刻着L’An VI字样——第六年——你觉得是指革命[30]的第六年，暗示这栋房子建于1794年或1795年。二十六到二十七岁。你和女友做了九个月这栋偏远南部房产的看管人，从1973年9月初到1974年5月底一直住在那儿，尽管你已经写了一些在那栋房子里发生的事（《红色笔记本》的第二个故事），还有很多你没有在那五页书里讲到的东西。现在当你想起在世界的那个角落度过的岁月，你首先想起的是空气，只要你走在屋边田野里，身边总有麝香草和薰衣草的香味升起，那芬芳的空气，当风吹拂时那强劲的空气，当阳光低低射入山谷、蜥蜴与蝾螈爬出石缝在热浪里打盹时那令人昏睡的空气，随后是乡村的干燥及粗砺，灰色熔岩石，垩白白土，某些小道和路段上的红土，森林里的屎壳郎推开大山般的粪球，鹊鸟俯冲向田野和邻近的葡萄园，羊群经过屋子上方的草原，突然出现的羊群，数百头羊簇拥在一起随着铃铛的叮当声前进，暴烈的西北风，风暴会一连持续七十二个小时，摇动每扇窗、每扇百叶窗、每扇门，掀动屋瓦，春天漫山遍野的黄色金雀花，正开花的杏仁枝，迷迭香丛，带有粗糙树干及闪亮叶片的矮小、发育不良的橡木，那寒冷的冬天，你不得不关闭屋子二楼，住在底楼的三间房里，一间靠电热器取暖，另一间靠柴火，附近悬崖边一座教堂的遗迹，圣殿骑士军曾在与十字军交战途中在那儿停留，从你那信号微弱的晶体管收音机里传来的电流干扰声，有两个星期你在午夜努力收听来自法兰克福的美军电台播出的国家职棒联盟季后赛大都会对辛辛那提的比赛，世界系列赛[31]大都会对奥克兰的比赛，然后是你另一天想到的雹暴，冰雹捶打着红陶屋顶，在屋子周围的草地上融化，也许，没有棒球那么大，但像九英尺高的男人们打的高尔夫球，之后还有一次下雪，一切瞬间变成白色，还有你最近的邻居，一位独居的单身佃农与他的贵宾犬住在一栋残破的黄色屋子里梦想着世界革命，牧羊人在穆瓦萨克—贝勒维的山顶酒吧喝酒，他们手上、脸上满是黑色尘土，是你曾见过的最脏的人，而每个人都用法国南部口音说着卷舌儿的“r”，增加的“g”音则把红酒和面包之词变作了vaing和paing[32]，在法国其他地方略去的“s”仍存活在普罗旺斯源头，把étrangers变作estrangers（陌生人，外国人），而在这地区的岩石与墙上都刷着那句标语Occitanie Libre！，因为这是一片oc而不是oui的中世纪土地。对，你和你的女友在那年是estrangers，但相比巴黎生硬的礼节和浮躁，在这个国家的这一部分生活要柔软多少啊，而你在南部的这些时间里受到了多么热情的款待，甚至那对传统的布尔乔亚夫妇，有个怪名字叫阿西耶·德蓬皮尼翁，他们也会经常邀请你去他们在邻村雷居斯的家一起看电视里播的电影，更不用说你在欧普斯结识的那些人，离你家七公里，你一周两次远赴那儿买东西，因为经过一连好几个月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个人口三四千的小城感觉就像大都会，而因为欧普斯只有两家主要咖啡店，右翼咖啡馆和左翼咖啡馆，所以你经常去左翼咖啡馆，常客们在那儿欢迎你的到来，那些褴褛的农夫和机械师要么是社会主义者要么是共产主义者，这些吵嚷健谈的本地人越来越喜欢这对年轻的美国estrangers，你记得在那间酒吧与他们坐在一起看电视里播的1974年总统选举，蓬皮杜去世后竞选在季斯卡与密特朗之间展开，你记得那晚的欢乐和最终的失望，人人喝醉了在碰杯，人人喝醉了爆着粗口，但在欧普斯也有你朋友屠夫的儿子，和你年纪相仿，在他父亲店里工作，正打算接手生意，但同时是个热忱的技术高超的摄影师，他花了一年记录了一个小村庄的搬迁及拆除，为了建一个大坝那个村庄计划要被淹没，带着令人心碎的照片的屠夫的儿子，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酒吧喝醉的人们，还有德拉吉尼昂的牙医，你的女友不得不一次次上门让他为她做那复杂的根管治疗手术，她在他的椅子上度过了许多时光，而当最后工作完成，他向她出示账单时，一共只有三百法郎（六十美元），总价如此低廉，与他为她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比那样不成比例，她问他为什么只收那么一点钱，对此他摆摆手略略耸了耸肩，回应道：“没关系。我自己也年轻过。”

14.河滨大道456号；在西116街与西119街之间的长段中央，曼哈顿。两房，之间是一个刀片般薄的船式厨房，在一栋俯瞰哈德逊河的九层建筑的十楼，或者说是北边阁楼。在这里“阁楼”是一个有欺骗性的词，因为你的公寓和毗邻的南边阁楼并不是你所住房子的结构部分。北阁楼和南阁楼坐落在用灰泥建成的单独、独立、平顶的微型平房里，位于主屋顶之上，像是从墨西哥村后街运来的极不协调的农舍。二十七到二十九岁。内部空间逼仄，勉强够两个人住（你和女友仍在一起），但租得起的纽约公寓其实非常少，而你出国三年半归来后，你花了一个多月找地方住，找随便什么地方住，你觉得很幸运能成功找到这一处就算有点拥挤、但空气不错的栖息地。明亮的光线，反光的硬木地板，从哈德逊河上吹来的强劲的风，还附送一个宽敞的L形屋顶露台，等于或超过了公寓内部的平方英尺面积。天气暖和时，屋顶减轻了幽闭恐惧症的影响，而你永不厌倦地走出房间到那儿看房前的风景：河滨公园里的树，右侧的格兰特之墓[33]，在亨利哈德逊公园大道上行驶的车辆，特别是这条河，它有永不止歇的风景，无数船只与帆船沿河道航行，还有货船和拖船，驳船、游艇和带房舱的摩托艇，遍布河中的工业船与休闲游艇日日争流，你很快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与你所居住的那片土地并肩运转的平行世界，一个在土石之城上方的水之城。有时流浪鹰会在屋顶上停驻，但最经常来拜访你的是海鸥、乌鸦和欧椋鸟。一天下午，一只红鸽停在窗外（鲑鱼色，有白色斑点），一只受伤的雏鸟，有无畏的好奇和奇怪的眼眶发红的眼睛，而在你和女友喂了他一星期、他痊愈足以再次飞翔后，他不断回到公寓屋顶，连着几个月几乎每天来，如此频繁以至于你女友最终给他取了个名字，乔伊，这意味着鸽子乔伊已取得了宠物地位，与你分享同一住址的室外伴侣，直到夏天来临，他最后一次拍动翅膀，永远地飞走了。在这一阶段早期：中午到下午五点为东69街上的古书商工作，写诗，写书评，再次渐渐习惯美国，这时美国正经历水门事件及理查德·尼克松的下台，这使之成为一个与你离开时略显不同的美国。1974年10月6日，在你们搬进来两个月后，你和女友结婚了。在公寓里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随后一个住在附近的朋友组织了一场派对，他的公寓比你的大得多。考虑到从一开始就困扰你俩的善变的心，这些来来去去，这些与别人的情事，之后那些像季节变化般频繁的一次次分分合合，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在这一时刻考虑结婚的想法令你觉得是一件妄想的蠢事。至少你们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以坚固的友情及成为作家的共同野心下注，希望把婚姻变成不同于你们已然共同经历过的东西，但你们赌输了，你们俩都输了，因为你们注定要输，因此你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1974年10月结婚，1978年11月婚姻告终。你们宣誓时，两人都是二十七岁，也许，已足够年长，应该懂得更多，但同时你们中谁也没有成为彻底的大人，你们本质上仍然是青年，而残酷的事实是你们没有机会了。

15.杜兰道2230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一套单身小公寓（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厨房），在大学足球场对面，从大学校园步行可达。二十九岁。烦躁，出于无以名状的原因不满，感觉囿于过分微小的纽约公寓，突如其来的一笔横财救了你（来自因格朗·梅里尔基金会的奖学金），打开了一扇通往其他可能性之门，对于如何及在何处生活的问题有了其他解决方案，而因为你觉得彻底改变自己的时刻到来了，你和你的第一任妻子在纽约登上火车，来到了芝加哥，在那儿下车转乘另一辆火车，随后朝西海岸而去，经过内布拉斯加一望无际的平原、洛基山脉、犹他和内华达的沙漠，历经三天旅程后抵达旧金山。那是1976年4月。你们的想法是在加利福尼亚生活半年试试，看看是否会想永久搬去那儿。在这地区你有几个好朋友，前一年你曾拜访并获得了不错的印象，而你之所以选择在伯克利而非旧金山做这个试验，是因为那儿的租金更便宜，而且你没有车，没有车的生活在湾区的那一边会更易掌控。这套公寓没什么出挑的地方，窗户关着时是个隐约带有霉菌气味的低顶盒子，但也不是不能住，不压抑。然而，你想不起是怎样下决定租下它的，因为在你到城里后不久，第一周里的某个时间，当时你还暂住在朋友家，你受邀参加一场皮卡垒球比赛，在第二局，你完全站在底线外等待来自外场的传球时背对着跑垒员，而这个跑垒员故意离开他的线路从后面撞向你，用一个谋杀般的美式橄榄球里的阻挡动作（犯规）把你放倒，因为他是个大个子而你对这一击没有准备，冲撞直击向你的脑后部，随后你摔倒在地，造成严重急性颈椎损伤。（攻击你的人，因其臭名昭著的体育精神而经常被称作畜生，其实是个很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后来他写了几本有关十七世纪荷兰绘画的书并翻译了好几位德国诗人的诗。结果发现他是你从前一位教授以前的学生，你们俩都很崇拜那位教授，他深感后悔，说他假如知道你是谁的话就断然不会撞向你。你一直觉得这道歉令人不解。他是不是想说只有安格斯·弗莱彻从前的学生才能免遭他的肮脏策略，而其他所有人就要公平竞争？你现在依旧迷惑不解。）朋友把你送进当地医院的急诊间，在那儿你得到了一个柔软的、有尼龙搭扣、可调节的颈垫圈，打了一针大剂量的肌肉松弛剂安定，一种你从未用过也希望永远不再用的药，因为虽然它能有效减轻疼痛，它也令你在大脑一片空白的麻木状态中度过了几乎整整一周，抹除了那些事情发生之后的记忆，意味着你生命中的某几天从日历上被抹去了。当你戴着弗兰肯斯坦怪物般的颈圈四处走动并吞下那些导致失忆的药片时，你一点都想不起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因此，当你和你的第一任妻子搬进杜兰道的公寓里时，你表扬她找到了地理位置那样好的住宅区，尽管在你们俩决定住在那儿之前她曾与你详尽讨论过。在租下来的六个月里你们住在那儿，但没有更久。加利福尼亚有很多优点，你们爱上了那里的风景、植物、空气里遍布的桉树的味道、雾和沐浴一切的光线，但一段时间后你们感觉想念纽约，想念纽约的大和杂，因为你们越是了解旧金山，似乎就越觉得它又小又无趣，而尽管你不介意住在最遥远的孤绝之中（比如，住在瓦尔省的九个月，对你而言是一段最贫瘠的时光），但你觉得如果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定得是个大城市，最大的城市，这意味着你可以囊括遥远的乡村及巨大的都会两个极端，对你而言这两者好像都不会令人厌倦，但小城市和小城镇太快就会耗尽，最后它们让你觉得冷。于是你们在九月回到纽约，重新要回了面向哈德逊河的小公寓（被转租给一个下家），又一次住了进去。但时间不长。十月份，有好消息，你极为期盼的消息是孩子怀上了——这意味着你们将不得不另找地方住。你们希望住在纽约，你们完全期待住在纽约，但纽约太贵了，找了几个月你们能负担的更大的公寓后，你们接受了失败开始在别处找。

16.米利斯路252号；斯坦福城，纽约。北部杜奇斯县的一幢白色两层楼房。建成日期未知，但既不新也不特别旧，看起来像是1880年至1910年间某时建的。半英亩地，后面有个蔬菜园，前面有个昏暗的、松树庇荫的院落，而在你的房子与南侧那栋之间有片小树林。一个残败但也不算完全衰朽之地，若有足够资金可以慢慢改造，配有起居室、餐室、厨房，一楼有客房兼书房，楼上有三个卧室。买价：三万五千美元。有一定车流量的乡村路边数幢房子中的一幢。不像普罗旺斯那种极端的隔绝，而是一种乡村生活，如果说你从未在这里遇见利他主义的牙医或左翼农夫，你在米利斯路上的邻居是和善、可靠的公民，其中不少是有小孩子的年轻夫妇，所有人你都多少认识一点，但对于杜奇斯县邻居你记忆最深的是发生在那些房子里的悲剧，比如，那二十八岁就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女人，或隔壁那对悲恸的中年夫妇，他们二十五岁的女儿在过去那年里死于癌症，那位母亲因为只喝杜松子酒如今已瘦得皮包骨头，而她体贴的丈夫尽力让她振作起来，有那样多的苦难在那些房子闭锁的门和不祥的阴影背后，而在那些房子之中，你自己的也在其中。三十到三十一岁。一段黯淡的时光，无疑是你曾经历过的最黯淡的时光，唯一的亮点是1977年6月儿子的降生。但那是你第一段婚姻破裂的地方，你经常为钱所困（如同在《穷途，墨路》中描述的那样），而你的诗人之路也走进了死胡同。你不相信有闹鬼的房子，但当你现在回首那段时光，你觉得那时你活在恶毒的诅咒中，对于降临到你身上的麻烦事有部分要怪责于房子本身。在你搬进去之前的好几十年里，主人一直是一对没结婚的姐妹，叫作斯提摩曼的德裔美国人，到你从她们手中买下此地时，她们已经老得不行，八十岁后期或者九十刚出头。一个盲，另一个聋，而两人都在一间疗养院住了快一年了。同一条路上住在几扇门之外的一位邻居为她们处理商谈事宜——一个生于古巴的活泼女人，嫁给了一个安静的美国汽车修理工，她收集大象的玻璃雕像（！？）——她讲了几个臭名昭著的斯提摩曼姐妹的故事给你听，那对姐妹显然彼此厌恶，自孩童时代起就殊死争斗，两个被生命牵系在一起、到最后却成为死敌的人，据说她们如此大声、恶毒地吵架，整条米利斯路前前后后都能听见。当那邻居开始讲述聋姐姐如何把盲妹妹关在楼下壁橱里惩罚她时，你情不自禁地想起哥特小说中的场景，记起六十年代早期由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馥主演的那种俗气的黑白电影。多有趣，你想，一对滑稽疯狂的角色，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你和怀孕的妻子会把年轻和活力带进这栋老房子，一切都会开始改变——同时全然忘记考虑斯提摩曼姐妹已在那儿住了五六十年，也许七八十年，每一英寸的房子都浸淫着她们邪恶的气息。一天你在古巴女人家里真的遇见了聋姐姐（她在喝一杯温咖啡时差点呛死），但她似乎对你足够和善，你就没有再多作思考。随后你搬了进去，最初几天打扫、整理家具时（有些家具随房附送），你和第一任妻子在楼上走廊将一把扶手椅从墙边拉开时，发现背后地上有一只死乌鸦——一只死了很久的乌鸦，彻底变干了但保持完整。不，那不有趣，根本不有趣，尽管你们两人都试图一笑了之，你们在此后几个月都继续想着那只死鸟，那只死去的黑鸟，经典的恶兆。第二天早晨，你在后门廊找到两三盒书，而因为你好奇想看看是否有什么书值得留下，你打开了盒子。一本接一本，你拿出约翰·伯奇协会[34]的小册子，关于共产主义密谋渗透进美国政府的平装本书，有几卷关于给美国儿童洗脑的氟化物阴谋，战前以英文出版的支持纳粹的手册，还有，最令人不安的是，一本《锡安长老会纪要》[35]，史上对反犹主义最反动最有影响力的辩护书。你从未扔掉过一本书，也从未试图扔掉过一本书，但这些书你都扔了，你开车把这些盒子运到小镇垃圾站并故意将之铲到腐烂的垃圾堆下。不可能住在有这样的书的房子里。你希望那故事到此为止，但就算你消灭了那些书，依旧不可能住在那儿。你试过了，但就是不可能。

17.瓦里克街6号；曼哈顿。在现在被称作翠贝卡地区的一栋十层工业建筑顶楼的单间房。多层转租，童年好友的准女友转租给你的。一百美金一个月，特权是可暂住在前电器供应商的办公室里，一个并非为人类居住而设的破壳，直到最近还一直被用作门厅对面阁楼艺术家的储藏室。一个冷水水槽，没有卫浴设施，没有厨房设备。居住状况与你在巴黎卢浮宫路上的那间女佣房并无二致，但这间房比那间要大三四倍——也要脏三四倍。三十二岁。1979年初入住那儿之前，一系列旋风般的惊恐、突变及内心动荡使你调转头来，令你的生活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无处可去，即使知道要去哪里经济上也负担不起，你在婚姻崩塌之后继续住在杜奇斯县的房子里，睡在楼下书房角落里的沙发床上，你现在意识到（三十二年后）那曾是你孩童时期的床。几星期后，在去纽约的路上，你经历了神示，那火热的、顿悟般的清晰时刻推着你越过宇宙的罅隙令你得以再度开始写作。三周后，在重生、解放、新开始及父亲去世的意外重击后，你沉浸于那篇立即动笔写的散文里。值得称道的是，你的第一任妻子陪伴你度过了这些惨淡的日子，随后几周辛苦地帮你安排治丧及处理房产事务，处置你父亲的领带、礼服、家具，料理卖房事宜（这已经开始操作了），陪伴你处理父亲去世之后所有痛苦的俗事，而因为你们不再是夫妻，或只在名义上是，婚姻的压力消除了，又一次你们成了朋友，很像你们最早在一起的时候。你开始写《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的第一部分。到了早春你搬进瓦里克街时，你已经投入其中了。

18.卡罗尔街153号；布鲁克林。亨利街附近一栋四层建筑三楼的一套火车式套房[36]。三十三到三十四岁。三个房间、一个大厨房及浴室。卧室面朝前方街道，面积足以放下一张你自己睡的双人床和一张儿子睡的单人床（就是你小时候睡的那张沙发床，斯坦福城的房子变卖后你将之赎回）。两间中房，一间没有窗，你把它变成了临时书房，另一间作客厅（有一扇窗俯瞰花园），接着就是厨房（一扇窗）及后座卫生间——俗丽而破烂，对，但比你此前所住的地方进了一大步。1980年1月你失去了瓦里克街的住处（那位艺术家放弃了他的阁楼），而当曼哈顿的房租被证明高得找不到一处可供你和两岁半儿子居住的公寓时（他每周有三天与你在一起），你跨过东河开始在布鲁克林找。在1976年你怎么就没有想到这点呢？你想。当然这比向北跋涉一百英里在杜奇斯县买一栋闹鬼的房子好得多，但事实是，那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起过布鲁克林，因为纽约就是曼哈顿且只是曼哈顿，对你而言外围行政区就像大洋洲的遥远国度或北极圈一样陌生。最终你找到了卡罗尔花园，一个自我封闭的意大利社区，那儿大多数人会努力令你感觉不受欢迎，以怀疑及沉默的盯视对待你，就好像你是他们之中的入侵者，一个estranger，就算你自己可被当作意大利人，无疑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或许，是你衣着的方式，或你走路的样子，或仅仅是眼中的神态。近两年来一次又一次，沿着卡罗尔街走回公寓时，会有老女人坐在她们屋前台阶上，你走到听得见她们说话的地方时，她们会停止对话，看着你一言不发地经过，而男人们眼神空洞地站在周围，或者望着汽车引擎罩下，那样执著、投入地检查那些汽车引擎，他们令你想起哲学家在寻找关于人类存在的某些终极真理，而仅有一次有个女人朝你点头，那是你带着儿子，你那金发的小儿子，沿街行走时，除此之外你就是一个幻影，一个因为无权在那儿而不在那里的人。幸运的是，你的房东约翰和杰基·卡拉梅罗，住在花园公寓底层的三十出头的一对夫妻，既和蔼又友善，从不对你显示出哪怕一点点怨恨，但他们是你的同龄人，而他们不再抱怨父母那代人。乔伊·加洛[37]的姑妈住在你的街区，在亨利街转角附近有些老派人白天聚会的社交俱乐部，假如说卡罗尔花园被视为城中最安全的街坊，那是因为它为暴力的潜流所辖，那报复性的暴力和强盗的伦理。黑人会远离这守卫森严的聚集地，他们知道假如涉足其边界之内就会有危险之虞，一条假如你未曾亲眼看见其执行或许就不会理解的潜规则，有一天在明媚的秋日午后你沿着考特街步行，街道另一侧有个提着便携式收录机的修长黑人男孩遭三四个白人少年突袭，他们殴打他，弄得他满身是血，并把他的收音机砸在人行道上，你还来不及插手，那黑人小孩已经蹒跚而去，跌跌撞撞地前行，然后开始奔跑，因为白人孩子们朝他吼叫黑鬼并警告他永远不要回来。另一次，你有了机会插手。晚春的一个周日下午，你沿着卡罗尔街朝位于史密斯的地铁站走去，当时你稍停了几分钟看卡罗尔公园的沥青场地上的一场旱冰曲棍球比赛，你看见一面红白黑的纳粹大旗，挂在围绕公园的铁链围栏上。你走入公园，找到了那位挂旗帜的十六岁男孩（其中一队的装备教练），叫他取下来。他很迷惑，根本不理解你为什么要他做这样一件事，他听你解释这面旗帜代表了什么，而当他听你谈及希特勒的罪恶以及被无辜杀害的数百万人时，他看上去真心羞愧。“我不知道，”他说，“我只是觉得它看起来酷。”你没有问他活到现在都在干嘛，而是等着他把旗帜取下，再继续步行去地铁站。尽管如此，卡罗尔花园也并非没有优点，尤其是食物、面包房、肉铺，夏天卖西瓜的男人驾着马车穿过街区，D'Amico's现场烘培的咖啡以及每当你走进那家店时袭人的扑鼻香味，但也是在卡罗尔花园，你问出了成人生活最愚蠢的一个问题。一天下午你在楼上公寓里，在没有窗的书房写《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的第二部分，这时一阵巨大的喧嚣声从外面街上升腾起来。你下楼去看发生了什么，而整条街的人都出来了，一群群男男女女站在屋前，二十场兴奋的对话同时进行着，而你的房东也在那儿，魁梧的约翰·卡拉梅罗，坐在你俩同住的那栋房的台阶上，平静地注视着这混乱局面。你问他怎么了，他告诉你一个刚刚出狱的人闯进沿街的空房子和公寓偷东西——珠宝、银器、任何他能够染指的值钱东西——但他来不及逃跑就被抓住了。你就在那时问出了你的问题，发出了那些证明你是个彻底的蠢蛋的著名词语，你对于你碰巧居住其中的小世界依旧一无所知。“你报警了吗？”约翰笑了。“当然没有，”他说，“男孩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用棒球棒打断了他的腿，并把他扔进了一辆出租车。他不会再回到这个街区了——如果他想继续呼吸的话。”这便是你在布鲁克林的早年岁月，如今你已经在那儿住了三十一年，而在你生命的那个过渡期，始于你婚姻崩溃及父亲之死，在瓦里克街的九个月和在卡罗尔花园的最初十一个月，一段充满噩梦与内心挣扎的时光，一阵阵的希望与无望交替，与各种女人滚床单，你试图去爱几乎爱上但无法爱上的女人们，你确信自己再也不会结婚，写书，翻译儒贝尔[38]和马拉美，编撰庞大的二十世纪法国诗歌选集，照料你迷惘、有时陷入困境的三岁儿子，同时有很多事发生在你身上，包括你父亲葬礼后仅仅十天你母亲的第二任丈夫近乎致命的心搏骤停，六个月后在医院守夜看着祖父疾速衰竭而死，你的身体再度失控便很可能无法避免，这一次是怦怦跳的心脏，一种心律不齐会突然难以解释地在你胸腔内加速，阵阵心动过速在夜里你正要入睡时发作，或在你刚睡着时将你唤醒，要么与你儿子独自在房间，要么躺在安或弗朗索瓦或茹比睡着的身体边，疯狂跳动的心脏会在脑中回响，如此响亮、执拗的撞击让你以为这噪音是从房间某处传来的，你最终发现是一种甲状腺病，令整个系统完全失序，为此你不得不连吃两三年药。随后，在1981年2月23日，你三十四岁生日后二十天，就在她的二十六岁生日后四天，你遇见了她，你发现自己被介绍给了“那一个”，自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以来你一直与她在一起的女人，你的妻子，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将你俘获的伟大的爱，而你们在一起的最初几周，那时你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你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互相朗读童话的习惯，你们一直这样做直到六年后女儿诞生，就在你们发现以这样的方式为彼此朗读的亲密愉悦后不久，你的妻子写了一首名为《读给你听》的长诗，第十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重现了你的心脏不规则的跳动，诗的背景设置在卡罗尔街153号三楼公寓的床上：

残忍的父亲把愚蠢的孩子送进树林去死，但杀手下不了手放走了他，而带回一颗鹿心给父亲，这个男孩对狗、青蛙、鸟说话，而最后鸽子对他耳语，弥撒的话语，一次次重复入耳，而在某个其他地方，我对你耳语，讯息，讯息从我到你，关于你的膝盖后部和手肘内侧和上唇之上的印象，从我到你，就算你现在不在身边。我耳语如同我读给你听的故事里的鸟，在你带我去的房间里重复。那些部分是一样的，但正在改变，总是在变动中，在不知不觉中交替，如同你在薄薄的光线里倚靠着我，脸上的表情从微笑到严肃。所以我祝你在阅读一个故事的时候得到它，在写作一个故事的时候得到它。我们也传承故事、环境、脸庞、心灵、膀胱、柔弱和贫困。他的心周围有水，沉溺着，生病的心，心病，最脆弱的部分，你测出的心跳有时太快于是你吃药使它慢一些，使它正常而有节奏感，而不是像其他东西那样随意而不可捉摸。我愿你在床上得到一个故事，在那儿他们在老人死后挂起月亮于是它永远照耀着你并且永不停止，即使它自身不发光，而是借来的循环的光。我会带走这个月亮，这个借来的、偷来的、从大到小变化着的月亮。这最小的月亮，单薄而柔弱，在冬日一朵云后，是我选择的风景。

19.汤普金斯广场18号；布鲁克林。科布尔山一排由几乎相似的房子组成的单段街[39]上一栋四层褐石公寓的上两层，位于卡罗尔花园与布鲁克林高地之间的街区。三十四到三十九岁。离卡罗尔街153号不到半英里，但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口比你过去二十一个月里所住的种族复合地更混杂多样。并非与房子的楼下一半隔断的复式公寓，而是两个独立楼层，楼上低顶的那个带厨房（角落大小）、充裕的用餐区，外加一个未隔开的客厅，和你妻子用的小书房；下面那个高顶的房间里有：紧凑的主卧室，给你儿子的更大的卧室兼游戏室，你的书房，和楼上你妻子的那个大小相似。总体设计有点残破，但比你曾租住过的任何公寓都大且坐落在一个有伟大建筑之美的街区：每栋房子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夜晚每扇大门前都会点起煤油灯，当冬天白雪覆盖地面，你感觉旅行回到了十九世纪，你觉得如果你闭上眼足够仔细地聆听，会听见街上的马蹄声。六月中旬一个闷热的日子你们在那套公寓里结了婚，那是初夏最炎热沉闷的日子之一，地平线远端有风暴渐渐聚起，当时间流逝，天空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而就在你们结为夫妇的那一瞬间，就在你挽起妻子的手臂亲吻她的那一瞬间，风暴终于来袭，巨大的雷声撕破了头顶正上方的空气，震响房间窗户，摇撼脚下的地板，而房间里的人们惊叹着，就好像天堂在向世界宣布你们的婚讯。多少有点诡异的戏剧性的时机，既没有任何意味但又似乎意味着一切，在生命中你首次感受到正在参与一项宇宙事件。

20.第三大街458号，公寓3R；布鲁克林。一套狭长的公寓，占据了公园坡地区一栋四层建筑三楼的一半。前部客厅俯瞰街道，中间是餐室和舱式厨房，一条伴有书架的走廊通向后部的三个小卧室。四十到四十五岁。当你搬到位于汤普金斯广场的前一套公寓时，你的房东，碰巧也是楼下的邻居，警告你不能永远住在那儿，他和他的家人最终会接下整栋楼。那时你一定已经理解了这点，但在那儿住了五年零一个月后，那是你自儿童时代在欧文大道的那些日子以来时间最长的住所，你已经逐渐把非自愿离开的想法逐出了大脑，而因为你在汤普金斯广场的那些年是最快乐的，是生命迄今最有成就感的阶段，你便拒绝去面对事实。随后，1986年11月——就在你妻子发现自己怀孕后仅一星期——房东礼貌地通知你时候到了，他不会再让你续租。他的宣布令人震惊，而因为你再也不想身陷这样的处境，无法忍受在未来某个时点被赶出另一个地方的想法，你和妻子开始寻找可以买下的地方，一套属于你并在此后保护你免受他人随心所欲之扰的业主公寓。离1987年华尔街崩盘十一个月，纽约的房地产狂热急剧上升到失控，价格每周、每天、每天的每分钟都在上涨，而因为你只有这点钱可用作预付款，你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第三街的公寓很吸引人，无疑是你搜房时拜访过的众多地方中最有吸引力的，但对于四个人来说太小了，尤其当其中两位是作家的时候，他们不但要住在那地方，还要在那儿工作。所有三个卧室都各作其用：一个给你和妻子，一个给儿子（他有一半时间继续和你们住在一起），还有一个给小女儿，即使三个之中最大的那个，所谓的主卧，也小得放不下一张桌子。你的妻子主动提出在客厅一角设立她的工作空间，而你出门在第八大道的一栋公寓楼里为自己找了一个小小的单人间，离第三大街458号有一个半街口之遥（见20A条）。太挤，而且，也不算太理想的安排，但你的境况远非悲惨。相比科布尔山安静的街道，你和妻子都更喜欢公园坡的活力，而你开始在佛蒙特州南部度过夏天（连续五年每年去住三个月——见20B条），几乎或完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尤其当你想到过去曾住过的某些破地方时。住在业主公寓里使你与邻居的接触比此前或之后都亲密，你一开始面对时多少有点害怕，但在你的房子里没有鲁宾斯坦夫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不断恶化的冲突，而你必须要参加的业主大会也相对较短，话题轻松。有六个家庭参加，其中四个有小孩，在委员会成员里有一个建筑师、一个承包人和一个律师，你的邻居们都愿致力于维护房子外观完好及财务良好。你的妻子，在你们住在那儿的五年里作为书记秘书，写下了每次业主会议的纪要——很有娱乐性的、戏谑的报告，相关的每个人都很欣赏。一些摘要：

10/19/87。臭虫：这个极度令人不快的话题是在场成员以最微妙的方式传达的。至少有一位成员使用了“问题”这个委婉词。玛格丽特甚至说“数以百计的宝宝”。迪克推荐了一款叫作COMBAT的产品。希里赞同此推荐。也有人建议灭虫者换一种毒药。随后，伴着一声释然的叹息，成员们转向了另一个话题。

3/7/88。栅栏：对于栅栏，提奥的学生向他报价五百美金。某些成员觉得这价钱高得离谱，其他人则不这么认为。隐约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说，这协议如此隐晦，如此脆弱，或许它根本就不能被称作一个协议——如果提奥的学生保证把活做好，他们就能得到五百美金。但这又说不定……

10/18/88。旧事：有一瞬间犹豫。成员们是否能回到过去想起我们谈过的旧事？主席用一份旧的会议纪要拷贝拯救了我们。

2/22/90。3R的屋顶：保罗向全团宣布3R的屋顶要塌了。紧张的表情见诸业主伙伴的脸上。他的妻子，亦被称为秘书，试图指出其丈夫有夸大其辞的倾向以安慰其他人。毕竟，这男人之营生，便是制造虚构，有时浸淫在想象世界会扭曲那另一个世界，“现实世界”，没有比之更好的措辞了。姑且备个案：3R的屋顶并不会马上塌，其住客已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这不会发生。泥水匠和漆工应搞定这个轻微凹陷……

3/28/90。3R的屋顶：它真的要塌了！曾将该公寓修复到可接受水平的漆工确认了保罗的悲观预测。砸到我们头上只是时间问题。

6/17/92。水患：地下室被淹了。劳埃德“要么治理水患要么在地下室存放鳟鱼”的尖锐评论一语中的。修理预计要花费一百到八百五十美元，取决于什么是必须做的。我们同意价钱越低比越高好以及我们应该先用便宜的“倏通—疏通”[40]公司。来自“倏通—疏通”公司的那位绅士，一个朋友、熟人或至少是个劳埃德认识的人，叫雷蒙·清洁[41]，考虑到他工作的性质，是个令人信任的名字，以及，谁晓得呢，或许也激发起了清洁先生的人生使命感。

10/15/92。窗和罪：乔，修窗师傅，被正式控告卷走秘书的一百美金并不接电话。他可能已离开本国。提奥和玛格丽特特别指出，他没有修好他们的balances，因为它们一周后又停止了工作。成员们对于为一百块美金可以干出多离谱的事有一些推测。或许我们不得不去霍博肯[42]找他。

12/3/92。在第三大街458号墙外，那晚天气寒冷潮湿，冬天朝我们而来。我们在一种期待的基调中结束了会议。玛格丽特讲了关于塞浦路斯的故事，语气中绝对有憧憬。在那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天气温暖光线明媚，衣服在阳台上十分钟就干了……就这样它与我们站在了一起。总是有另一个地方，在那儿阳光照耀，在那儿衣服很快就干，在那儿没有窗户修理工，没有维修保养，没有工人津贴，或淹水的地下室……

1/14/93。工人津贴：有人想起关于是否保护在执行公务中受伤的业主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我们不。要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吧：打字机上手指骨折，执行业主事务时电话线勒住头颈，腿或手臂骨折，会议时喝太多红酒而头晕。我们必须忍受，像人们曾经的那样。我们会称之为命运。我们会省下约五十大洋，而五十大洋就是五十大洋、就是五十大洋。

20A.第八大道300号，1-I公寓；布鲁克林。一栋六层公寓建筑底楼的一间单房一室户，房间在后部，看得见一口风井和一堵砖墙。比卢浮宫路上的女佣房大，不及瓦里克街茅舍面积的一半，但有卫浴设施以及建在一面墙内的各种厨房用具：水槽、灶头和迷你吧冰柜，你很少劳神去使用，因为这是你的工作空间而不是生活空间（或进餐空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金属书柜和几个储存柜；屋顶中央挂着裸露的灯泡；窗户上方有个空调，你早上到了之后会把它打开，来过滤楼房里传来的噪音（夏天开冷风模式，冬天开通风模式）。是啊，斯巴达式的环境，但就工作而言，环境从来就没什么要紧的，因为当你写书时，唯一占据的空间就是鼻子底下的纸，而你正坐着的房间，这些你在其中已经坐了四十多年的各种各样的房间，在你的笔在笔记本的纸页上推进或用打字机把已经写下的东西誊写在干净纸页上时几乎是隐形的，那架自1974年从法国归来后就一直在用的机器，一台你从朋友那儿花了四十美金买来的二手便携式奥林匹亚——一件半个多世纪前西德工厂生产的、目前仍在运作的老古董，毫无疑问将在你死去很久之后继续运作。工作室公寓的号码因其象征性而使你满意。1-I，意味着单个的自我，每天七八个小时独自一人隔绝在房间的掩体内，一个与世界剩余部分切断了联系的沉默之人，日复一日坐在他的书桌前，仅仅为了探索自己头脑里的内部世界。

20B.温德姆路；西汤森德，佛蒙特。一栋两层白色板房（约1800年），在西汤森德城外三英里一条陡峭土路的最顶端。6月到8月，1989年到1993年。仅需每月一千美金，你便逃离了纽约的酷热和太过狭小的公寓的限制，到佛蒙特州南部山上避暑。屋前有个铺着草坪的四分之一英亩大的庭院；就在庭院前方有茂密的树林绵延，直到数英里外的旷野；土路另一侧有更多树木；旁边有个小池塘；院落边缘有栋附属建筑。厨房里除了水槽及一个廉价老式炉灶外，没有任何有用的设施：没有洗衣机，没有洗碗机，没有电视机，没有浴缸。电话通讯是公用的；电台讯号最好的时候也时断时续。房子外部粉刷一新，里面却在崩塌：扭曲的地板，凹陷的天花板，橱柜及抽屉里的大群老鼠，卧室里难看的水迹斑斑的墙纸，到处都是不舒服的家具——凹陷不平的床，摇晃的椅子，以及客厅里一张没有坐垫、偷工减料的躺椅。没有人再住在那儿。如今已去世的前主人，一个年长的没有直接继承人的独身主义者，将这栋房子遗赠给好友的孩子们，八个住在本国不同区域的男男女女，从加利福尼亚到佛罗里达，但没人在佛蒙特，没人在新英格兰的某处。他们太过分散，没法对房子做些什么，无法就是否变卖、修缮、拆除达成一致，于是将房子的监管交由一家本地房产商代理。上一个房客，一个把此地变成大麻农场、雇用了一群厉害的单车党做销售、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年轻女人，如今正面临严刑。她被捕后，有几年这栋房子无人居住，当1989年春天你和妻子仅凭一张该屋的外景照（那样漂亮）就将之租下时，你们对于自己惹上了什么麻烦还一无所知。对，你告诉了代理商你们正在找一个遥远的地方，而乡野这个词没有吓倒你们或引起任何疑虑，但尽管他告诫你这栋房子状况不佳，你们之中谁也想不到你们会走进一个残破的窝棚。你记得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怀疑是否可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忍受整个夏天，但妻子比你更平静地接受了这份惊讶，她让你耐心点，等上一星期左右再决定是否放弃，结果比你以为的好得多。第二天早上，她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摩擦、漂白、消毒，开窗给闷塞的房间通风，丢弃破窗帘和坏地毯，清洁变黑的炉灶和烤箱，清除垃圾，重新整理厨房碗柜，扫地，除尘，擦拭，她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带着祖先的正义与奉献精神沸腾着，同时你带着笔记本和打字机穿过庭院来到附属建筑，一个近年所建的小屋般的建筑，被大麻女孩和她的摩托朋友所毁，变成了一个丢弃旧家具和破窗户的地方，墙上覆着涂鸦，一个没有希望和救赎的地方，而渐渐地，你竭尽所能清理这团乱麻，消灭破东西，清洗开裂的油毡地，就在几天之内，你就将自己置身于前屋一张绿色的木桌前并重新开始写你的小说，而一旦你开始安顿下来，占据了你妻子从污秽与杂乱中拯救出的房子后，你发现你喜欢在那儿，起初貌似无所不在、难以改变的凄楚，实际上不过是种困顿的年久失修的状态，而你们可以忍受凹陷的地板和崩陷的屋顶，你们可以学着忽略房子的缺陷，因为这不是你们的房子，而渐渐地你们开始欣赏这地方所提供的不少好处：安静，清凉的佛蒙特空气（早上要穿毛衣，即便是在最热的日子里），下午在树林里散步，看小女儿赤裸着在庭院里疯玩，那静谧的隔离令你和妻子可以不受打扰地专注工作。就这样你不断回到那儿，夏复一夏，在那儿庆祝女儿的两岁生日、三岁生日、四岁生日、五岁生日、六岁生日，最终你们开始戏言要买下这房子，房子不贵，比周边几英里的其他房子便宜得多，但当你考虑到修缮夏日废墟、将之从即将到来的崩塌及死亡中拯救出来的代价时，你意识到负担不起这样的承诺，而假如你有了那些可供支配的钱，当你有了那些可供支配的钱，你就应该离开第三大街那套过小的业主公寓房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住在纽约。

21.公园坡某处；布鲁克林。一栋四层褐石房，带有小型后花园，建于1892年。四十六岁到现在。1978年秋天，你的妻子离开明尼苏达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她选择哥伦比亚是因为她想在纽约，为了待在纽约她拒绝了来自康奈尔和密歇根的更丰厚更重要的奖学金。1981年2月你遇见她时，她已经是个资深曼哈顿人了，一个忠诚的曼哈顿人，一个不再能想象住在任何别处的人。然后她决定与你共命运，最终安顿在布鲁克林腹地。没什么不好，也许，但布鲁克林从来就不是计划的一部分，而既然你们俩已经决定找另一个地方住，你告诉她你愿意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你并非那样眷恋布鲁克林，离开不会令你产生任何悔意，假如她想回到曼哈顿，你会很高兴与她一起去那儿看看。不，她说，让我们待在布鲁克林，她不假思索，也不必思索。她不但不想回到曼哈顿，她还想继续住在你们如今所在的街区。幸运的是，那时房地产市场已经崩塌，尽管你们卖掉曾被高估的公寓时不得不亏了点钱，但你要买的房子正好在你的财力范围内——或稍微超出一点，但没有高到会有任何持续性的困难。你不懈寻找了一年才找到这里，又花了六个月收尾才住进来，但随后它就是你们的了，最终这是一个足够大的地方可容纳你们所有人，你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卧室和书房，你们要用来存放所拥有的数以千计的书的墙面空间，一个足够大、可通风的厨房，足够大、可通风的卫生间，可接待朋友和家人的会客室，厨房对面可在温暖的日子吃饭喝酒的阳台，下面的小花园，而渐渐地，你们在那儿已经住了十八年，比你住过的任何其他地方都长，比你在别处住过的最长时段长三倍，你们逐步修缮了每层楼每个房间的每英寸地，把一栋多少有点破旧、邋遢的旧屋变成闪亮美好的东西，一个你每次步入其中都会得到愉悦的地方，而在十八年后你们早就不再考虑其他街区、其他城市、其他国家的房子。这是你们居住的地方，而这也是你们希望继续居住直到你们再也无法上下楼梯的地方。不，甚至有过之：直到你们再也无法爬上爬下楼梯，直到他们把你抱出来将你放进坟墓。

从出生到现在的二十一个永久住址，尽管永久很不像是个正确的词，考虑到在你生命过程中多么经常搬家。那么，是二十个停驻地，一组地址引向那一个或许会或许不会被证明是永久的地址，然而尽管你在二十一处不同的房子及公寓里住过，付过那儿的煤气费和电费，在那儿登记选举过，你的身体很少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坐着不动，而当你打开国家地图并开始计数的时候，你发现已去过五十个州中的四十个，有时只是经过（像1976年乘火车去西海岸途中经过内布拉斯加州），但更经常是去造访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比如，就像去佛蒙特，或加利福尼亚，你在那儿不但住了半年而且在七十年代初期你母亲与继父搬去那儿之后不时去拜访，更不用说你去过南塔克特岛[43]二十五或二十七次，每年夏天都去那儿看朋友，他在岛上有栋房子，每年至少去一周，加起来总共约有六个月，或者你与妻子在明尼苏达共度的好几个月，她的父母在挪威时有整整两个夏天你们住在那儿，在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十年数不清的春游和冬游，加起来也许有五十次，也就是说比你生命中的一年还长，还有自少年时代起去波士顿的频繁旅行，1985年和1999年在西南部旷日持久的漫步，1970年当你身为商船海员时油轮在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墨西哥湾海岸停泊的诸多港口，驻校作家工作把你带往费城、辛辛那提、安娜堡、鲍林格林、杜伦，以及诺默尔、伊利诺斯，乘美铁[44]去华盛顿特区的短途旅行，当时你在为国家公共电台做一个“全民故事计划”，你八岁和十岁时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四个月的夏令营，三次在缅因逗留（1967、1983和1999年），以及，别漏了，1986年到1990年间你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时每周回一次新泽西。有多少天是不在家里度过的，有多少夜你睡的不是自己的床？不仅在这儿美国，还有国外，因为当你把地图册翻到世界地图时，你发现除了非洲和南极洲，你已经去过所有大陆，而就算扣除住在法国的三年半时间（在那儿，暂时地，你有几个永久住址），你的海外之行依旧频繁，有时还很长：住在法国之前和之后去那儿的多次旅行加起来有一年，在葡萄牙五个月（大部分在2006年，为了拍摄你最近的一部电影[45]），在英国四个月（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在加拿大三个月，在意大利三个月，在西班牙两个月，在爱尔兰两个月，在德国两个半月，在墨西哥一个半月，在贝基亚岛（在格林纳丁斯群岛）一个半月，在挪威一个月，在以色列一个月，在日本三周，在荷兰两周半，在丹麦两周，在瑞典两周，在澳大利亚两周，在巴西九天，在阿根廷八天，在瓜德罗普岛一周，在比利时一周，在捷克共和国六天，在冰岛五天，在波兰四天，在奥地利两天。你也想算算去往这些地方旅行途中的小时数（也就是说，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但你不知道如何开始，你已经没法算清在美国有过多少次旅行，记不清你有多频繁离开美国、去往国外，因此你永远无法算出一个确凿、甚或大约的数字来告诉你生命中有几千个小时是在两地之间度过的，从这儿到那儿再返回，那些你花在乘坐飞机、巴士、火车及汽车上的大量时间，努力克服时差影响所挥霍的时间，在机场等待登机的无聊，站在行李转盘边等待箱包从坡道滚落时那要命的沉闷感，但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比乘飞机本身更令人不安了，每次步入机舱便会将你吞噬的不知身在何处的奇怪感觉，以每小时五百英里的速度穿越空间的非现实感，离开地面如此之高，你开始失去自身的现实感，就好像你自身存在的事实正缓缓从你身体里流出，但这是你为离家所付的代价，而只要你继续旅行，在家的这儿和某处的那儿之间的无名之地将继续成为你所生活过的地方之一。

你想知道你是谁。几乎或全然没有指导，你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是庞大的史前迁徙的产物，征服、强奸和绑架的产物，先人部落漫长而迂回的交错已然遍及众多领土与王国，因为你毕竟不是唯一一个旅行者，人类部落已经在地球上搬迁了千万年，而谁又知道是谁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以至最终生了你的双亲而他们又在1947年生了你？你最远只能追溯到你的祖父母，对于母亲一方的外曾祖父母仅有少量信息，这意味着他们之前的几代人不啻是空白，一种猜测与臆断的虚空。四个祖父母都是东欧犹太人，父亲一方的两个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生于荒僻的加利西亚省斯坦尼斯拉夫城，那时属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之后归波兰，后来二战后归苏联所有，冷战结束后如今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你母亲一方的两位生于1893年及1895年，外婆生于明斯克，外公生于多伦多——在他的家庭从华沙移民去那儿之后一年。你的两位祖母都是红发，而在你家庭双方的成员里，不少后代的生理特征都有一种混乱的组合，从深色头发到金发，从棕色皮肤到灰色和浅棕色，从卷发及波浪头到直发及无波浪，从有粗短手指及粗腿的肥硕农民身材到另外一些有纤细修长轮廓的身体。属东欧基因库，但谁知道那些无名幽灵在来到俄罗斯、波兰及奥匈帝国前又一直在哪儿游荡，不然又该如何解释你的姐姐出生时后背上有一个蒙古斑[46]呢，一种只出现在亚洲婴儿身上的东西，而又该如何解释你有褐色皮肤、波浪发以及灰绿色的眼睛，在整个一生中都未被识出种族来，有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对你说你一定是、简直可以肯定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西班牙人、黎巴嫩人、埃及人甚至巴基斯坦人？因为你对自己从何而来一无所知，很久以前你就决定假定自己是所有东半球种族的集合，部分非洲人，部分阿拉伯人，部分中国人，部分印度人，部分高加索人，无数交战的文明在单个身体里的熔炉。与任何其他东西一样，这是一种道德立场，一种消除种族问题的方式，种族问题在你看来是个伪问题，一个只会给提问者带来羞辱的问题，因此你有意识地决定成为每个人，拥抱你身体里的每个人以便成为最完整、最自由的自己，因为你是谁是一个谜，而你不相信它会被解开。

你的生日来了又去。如今已六十四岁，越来越接近于老年公民，那些享用医疗和社保福利的日子，越来越多的朋友应该已离你而去的年代。他们之中有不少已经去世——但等着吧，更多的将接踵而至。让你颇感欣慰的是，这日子顺顺利利地过去了，你悠然地与友人在布鲁克林吃了顿小饭，对已经到达的难以置信的年纪你几乎没有想起。2月3日，就在你母亲生日后一天，她在刚满三十二岁的那个早晨生下了你，比预计时间早了十九天，当医生用一把镊子将你从她麻醉了的身体里拉出时，午夜刚过二十分钟，她的生日还刚过去不到半小时。因此你们一直一起庆贺生日，甚至现在，她去世约九年后，每当时钟从2月2日转向2月3日时，你还是必然会想起她。六十四年前的那个晚上，你一定是个多么意外的礼物啊：为她生日而生的男孩，为庆祝她出生的诞生。

2002年5月。星期六，与母亲在电话里起劲地长谈，电话打完时你转向妻子说：“听上去她好多年都没有这样开心了。”星期日，妻子出门去明尼苏达。她父亲的八十大寿庆生准备在下周末举行，而她去诺斯菲尔德帮助母亲安排。你和女儿留在纽约，她十四岁，必须要上学，但你们两个当然也要去明尼苏达参加派对，你们的票定在星期五。期待着这事，你已经为岳父写了一首打油诗——唯一一种你还在写的诗：为生日、婚庆及其他家庭活动而写的欢快的助兴之作。星期一来了又去，那一天发生的一切都已从你的记忆中消除。星期二，下午一点你要与一位过去几年一直住在纽约的二十多岁的法国女人会面。一家法国出版社约她写一本城市指南，因为你喜欢这个人，觉得她是个有前途的作家，所以你答应去和她谈谈纽约，你怀疑你说的东西对她的项目会有多大用处，但尽管如此你还是愿意试一下。中午，你站在浴室镜子前，脸上涂着剃须泡沫，正准备拿起剃须刀，开始为采访打扮自己，但你还没来得及剃掉一根毛，电话就响了。你走进卧室接电话，笨拙地挪动手里听筒的位置，以免碰到剃须泡沫，而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在啜泣，打电话给你的这个人在极度伤心的状态中，而渐渐地你明白了这是戴比，一周一次去你母亲公寓打扫并偶尔帮她办点杂事的女人，而现在戴比正在告诉你的是她刚刚进入公寓，发现你的母亲在床上，你母亲的尸体在床上，你去世了的母亲的尸体在床上。当你听见这消息时脑中空白一片。你感觉晕眩而空洞，无法思考，尽管这是现在你最没有预料到会发生的事（“听上去她好多年都没有这样开心了”），戴比告诉你的事也没有令你吃惊，没有错愕，没有震惊，甚至没有难过。你怎么了？你问自己。你的母亲刚刚去世，而你变成了一块木头。你要戴比待在原地，你会尽快去那儿（维罗纳，新泽西——靠近蒙特克莱）。一个半小时后，你在母亲的公寓里了，看着床上她的尸体。你过去见过几次尸体，你熟悉死者的了无生气，一种非人类的寂静包裹着不再活着的身体，但那些尸体都不属于你母亲，没有一个其他死者的身体是你自身的生命从其中开始的身体，而你看了不过几秒钟就把头转开。她的肤色是蓝色调的灰，半合的眼睛盯着空无，一个熄灭的自我穿着睡衣和浴袍躺在床单上，一条裸露的大腿从床沿垂下，嘴角有白色的口水干涸的痕迹。你无法望向她，你不愿意望向她，你觉得望向她令你无法承受，然而甚至在医护人员用一个黑色的尸体袋将她推出公寓后，你仍然没有任何感觉。没有泪，没有痛苦的嚎叫，没有悲伤——只有内心涌起的模糊的恐惧感。现在你的表亲里贾纳陪着你，你母亲的嫡亲表妹，她从格伦里奇附近的家中开车过来帮你忙，她是你外祖父唯一的兄弟的女儿，比你母亲小五六岁，你的嫡表亲，也是在双方家庭里少数几位你感觉有所联系的人之一，一个艺术家，另一位艺术家的遗孀，这位年轻的波西米亚女人在五十年代初期逃离布鲁克林住进了格林威治村，然后她陪你度过了一整天，她和已成年的女儿安娜，她们两人帮助你整理母亲的财产和文件，在你努力决定如何处理一个既没有留下遗嘱也从不讨论身后事（土葬还是火葬，办葬礼还是不办）的人时与你交换意见，与你一起列出必须要处理的、宁肯早些做的实际任务，而那天晚上，在餐厅吃过晚饭后，她们带你回到她们的家，把你安顿在客房过夜。你的女儿在公园坡与朋友们待在一起，你的妻子在明尼苏达与她父母在一起，而在饭后与她电话长谈之后，你无法入睡。你已经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陪伴你，就这样你坐在楼下房间里直到凌晨三四点，喝掉了半瓶欧本，同时你努力思考关于母亲的事，但你的大脑依然麻木，几乎什么都想不起来。有零碎的念头，不重要的念头，但依然不想哭，不想崩溃并显示真诚的悲伤及遗憾来哀悼母亲。也许你害怕假如你放任自己，会有什么发生在你身上，也就是一旦你允许自己哭，你将无法阻止自己，痛苦会太过汹涌而你将会无力应付，而因为你不愿冒险失去对自我的控制，你忍住痛苦，吞下它，埋在心里。你想念妻子，比你结婚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想念她，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足够了解你、会问正确问题的人，她有把握及理解力来说服你揭示关于自身的、你自己常常都不理解的事，而此刻假如你与她一起躺在床上该有多好，而不是凌晨三点伴着一瓶威士忌独自坐在漆黑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你的表亲们继续鼓励你，帮助你做手头的工作，去太平间，选骨灰盒（在咨询了你的妻子、你母亲的妹妹以及你的表亲后，一致决定火化并不办葬礼，等夏天某个时候再办纪念仪式），打电话给房产商、车商、家具商、有线电视员，所有那些你必须联络的人，以出售、断开及丢弃，随后，在漫长一日浸淫在空无的凄凉气氛里之后，她们开车把你送回布鲁克林的家。你们所有人和你女儿一起吃了外卖晚餐，你感谢里贾纳“救了你的命”（你的原话，因为要是没有她你真的不知道会做点什么），而她们一离开，你多留了一会儿与女儿说话，但最终她也上楼去睡觉了，既然你又孤身一人，你又一次觉得自己在抵抗睡眠的诱惑。第二夜是第一夜的重复：伴着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这一次你喝到了底，而依然没有泪，没有清晰的念头，不想结束这一天然后去睡。好几个小时后，虚脱感终于淹没了你，五点三十分当你倒在床上时，屋外已然破晓，鸟儿已开始鸣叫。你计划尽可能地睡，若能够的话睡十或十二小时，知道如今唯一的治愈方法便是遗忘，但八点刚过，你仅仅睡了差不多两个半小时，以一种醉鬼特有的方式睡着时——深度地、愚蠢地[47]——电话响了。如果电话是在房间另一侧，也许你还不一定会听见，但它在枕边的床头柜上，离你的头不足十二英寸，离你的右耳十一英寸，而在许多次铃声后（你永远也搞不清响了几下），你的眼睛不情愿地睁开了。在那半意识的最初几秒，你明白了你从未感觉更糟，你的身体不再是你曾称之为自己的身体，这个新的、异己的身体自我被木槌打过一百遍，被马匹在有岩石及仙人掌的贫瘠土地上拖过一百英里，被一百吨重的打桩机变成了一堆灰尘。你的血液里充满了酒精，你能闻到它们从毛孔里散发出的味道，而整个房间充满了口臭和威士忌的臭气——恶臭、有毒、恶心。如果现在你要什么的话，如果你可以许一个愿的话，即使作为交换，短寿十年也在所不惜，那就是再闭上眼回去睡觉。然而，出于你永远不能理解的原因（习惯的力量？一种责任感？确信打电话来的是妻子？），你翻身，伸长手臂，接起了电话。是你的一个堂亲，你父亲那边的嫡亲堂姐，比你大十岁，是一个爱吵架的、自封的道德判官，这地球上你最不愿意与之交谈的人，但既然你已经接起了电话，你就不太好挂断她，不能在她说话、说话、说话的时候挂断她，停顿的长度几乎不足以让你说一个词，给你一个机会插进来把对话缩短。怎么可能，你想知道，有人会像她那样快地不停唠叨？就好像她已经教会自己在说话时不呼吸，在一次不间断的呼气中喷出所有段落，没有标点的连篇废话涌出，不需要不时停下吸气。她的肺一定是巨大的，你想，世界上最大的肺，还有这样的耐力，这样一种灼热的冲动对每个话题都强辩到底。你和这位堂亲过去曾吵过无数次，开始是1982年《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出版时，在她眼里这构成了对于奥斯特家族秘密的背叛（你的祖母在1919年谋杀了你的祖父），此后你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人，一如母亲在与父亲离婚后变成了一个被抛弃者（这也是你决定不为她办葬礼的原因——以免不得不邀请那个家族的某些成员参加仪式），但同时这个堂亲不是一个笨女人，她是成绩最优异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有广泛成功执业案例的心理学家，一位豪爽、精力充沛的人，她总是特别卖力地告诉你有多少她的朋友读了你的小说，而多年来她的确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想与你重归于好，消除二十年前对你的书恶毒攻击所造成的损害，但尽管她现在声称崇拜你，她的心里仍然有一种不变的积怨，在她友谊的企图里继续潜伏着一种敌意，没有什么是纯粹的非此即彼，而你们之间的整体状况充满了枝节，因为她的身体不好，在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癌症治疗，而你不免为她感到遗憾，而且因为她不怕麻烦地打电话来，你希望假定她是善意的，允许她进行这简短敷衍的对话然后翻身回去睡觉。她说了所有的客套话作开场白。多么突然，多么出人意料，你一定措手不及吧，想想你的姐姐，你那可怜的精神分裂的姐姐，现在你母亲走了她可怎么办啊？够了，你觉得，足够证明她的善意和同情了，而你希望可以再说一两句话就挂断电话，因为你的眼睛快要闭上了，你绝对已经精疲力竭，而假如她能够在接下去的几秒内讲完，你将会毫不费力地再次陷入深眠。但你的堂姐才刚刚开了个头，就好像，卷起她的袖子朝手中吐了点口水，在接下去的五分钟里，她与你分享了对于你母亲的早期记忆，遇见你母亲时她还是个九岁女孩，那时你母亲自己也很年轻，只有二十或二十一岁，以及在家里有那样一个漂亮的新婶婶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样温暖而充满生机，于是你继续听着，你没有力气打断她。而不久她完全在说另一个话题了，你不知道她是如何说起的，但突然你听见她的声音在对你说你的抽烟问题，恳求你停下，永远戒烟，不然你会生病死去，死得很早很惨，在你死的时候你会充满悔恨，恨自己以这样一种不假思索的方式“谋杀了自己”。到这时她已经讲了九或十分钟了，你开始担心无法回头入睡，因为她讲得越长，你就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正变得有意识，而一旦界限过了，就绝对无法回头。你无法只睡两个半小时活下去，以你现在的状况不行，你的血液里还有那么多酒精的时候不行，你的一整天都会被毁掉，但尽管你觉得越来越想挂断她的电话，你找不到这样做的意志力。随后猛攻来了，你从接起电话那一刻起就本该料到会有这词语炮轰的弹幕。你怎么会这样天真，竟觉得那些好话及类似歇斯底里的警告会是结束呢？仍然有你母亲的性格问题要解决，尽管她的尸体仅仅在两天前被发现，尽管新泽西的火葬场已将焚化她尸体的时间定在当日下午，那并不能阻止你的堂姐用言语攻击她。在你母亲离开你父亲三十八年后，这家人已经编撰好一组针对她的控诉，迄今成了家史之类的东西，旧八卦变成了确凿的事实，为什么不最后一次过一遍她的错误清单呢——为了像样地欢送她去她应该去的地方？永不满足，你的堂姐说，总是在寻找别的东西，太轻佻自私，一个为吸引男人的注意力而活着并呼吸的女人，性欲强，像个婊子，滥交的人，不忠的妻子——太糟了，一个有那么多其他优点的人竟会这样一团糟。你一直怀疑你母亲的前夫家以那种方式说她，但直到这个早晨你还从未亲耳听见过。你朝电话里咕哝了几句挂了电话，发誓再也不和你的堂姐说话，余生再也不对她说出一个词。现在睡觉已经不可能了。尽管这超自然的倦意令你进入近乎无感状态，太多东西在你心里翻腾，思想正朝无数方向飞奔而去，肾上腺素又一次在你的身体里澎湃，而你的眼睛拒绝闭上。对此除了起床开始新的一天外别无他法。你下楼并准备了一壶咖啡，多年来你做得最浓、最黑的咖啡，思忖着假如你用巨量咖啡因淹没自己，你的精神会提升到类似于醒着的状态，半醒，这会令你梦游过完余下的早晨并持续到下午。你慢慢喝了第一杯。烫得过分必须要小口啜饮才能吞下，但那时咖啡开始凉了，于是你以比第一杯更快的速度喝了第二杯，第三杯喝得比第二杯更快，一口接一口，液体像酸一样落进空空的胃里。你能感觉到咖啡因令你心跳加速，令神经紧张并开始让你活过来。现在你醒了，彻底醒了但依然疲倦，精疲力竭但更警觉了，而脑子里有一种从前没有过的嗡嗡声，一种低音调的机械声，一种哼唱声，一种怨诉声，仿佛来自远处一台音调不准的收音机，而你喝得越多，就越感觉到身体正在变化，越来越不觉得你是血肉之躯。现在你变成了某种金属的东西，一个刺激人类生命的生锈的玩意儿，一个由电线及保险丝组成的东西，庞大的电线电路由随机电脉冲控制，而既然你已经喝下了第三杯咖啡，你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结果发现是最后一杯，致命的那杯。发作从内部及外部同时开始，突然感到身体周围空气的压力，就好像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正试图把你推下椅子撞到地上，但同时脑子里有道神秘的光亮，一种令人晕眩的金属声在颅骨之墙上鸣响，而同时外部继续挤压着你，此刻内部变空了，更黑暗更空洞，就好像你马上要晕过去。随后你的脉搏加快，你能感觉到心脏试图跳出胸腔，而一瞬间之后肺里不再有空气，你无法再呼吸。就在这时恐慌淹没了你，身体崩溃了，你倒在地上。你仰面躺在地上，你感到血不再在血管里流动，渐渐地四肢变成了水泥。就在那时你开始嚎叫。现在你是石头做的，而当你躺在餐室地板上时，僵硬着，嘴巴张开，无法挪动或思考，你恐惧地嚎叫，等待身体沉溺在死亡那深黑色的水中。

你哭不出来。你无法像人们通常那样伤心，于是你的身体崩溃了，替你伤心。如果没有各种在恐慌发作前到来的附带因素（妻子不在、酒精、缺少睡眠、表亲来电、咖啡），有可能永远不会发作。但最后那些因素只是次要的。问题在于你为何无法在母亲去世后的那些时分释放自己，为什么，整整两天，你都无法为她流泪？是因为一部分的你偷偷为她的去世而高兴？一个黑暗的念头，一个如此黑暗而令人不安的念头，表述它甚至就令你害怕，但尽管你愿意承认这有可能是真的，你仍怀疑这能否解释为何你无法哭泣。父亲去世后你也没有哭。祖父母去世后也没有哭，最亲的表亲去世后也没有哭，她三十八岁时死于乳腺癌，这些年来那些离你而去的朋友去世后也没有哭。甚至十四岁时，那个离你还不足一英尺的男孩被闪电击中而死时也没有哭，你坐在那个男孩的尸体旁，此后的那一小时里在雨水浸湿的草地上守护着，绝望地试图让他的身体暖起来、唤醒他，因为你不明白他已经死了——即使那可怕的死也没能从你那儿哄出一滴眼泪。当你看某些电影时眼睛会潮湿，你也曾在众多书的纸页上落泪，你曾在个人极其伤心的时候哭，但死亡令你凝固，把你关闭，剥夺了你的所有感情，所有情感，与自身心灵的所有关联。从一开始起，你就已在死亡面前噤声了，而当母亲去世时情况同样如此。至少对开头那会儿、起初的两日两夜是这样，随后闪电再一次来袭，而你被烧焦了。

忘了你的堂姐在电话里对你说的话。对，你生她的气，震惊于她会堕落到在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时候说出诋毁之词，对她的龌龊及道貌岸然地蔑视一个从未伤及她一丝一毫的人感到恶心，但她对于你母亲不忠的指责对你而言已是老生常谈，而尽管你没有证明、没有证据来支持或否认这指控，但你一直怀疑母亲在与父亲的婚姻中有可能曾出轨过。与堂姐作那番交谈时你五十五岁，而花了那么多时间思考父母不幸婚姻的细节后，实际上你希望母亲已经在另一个男人（或男人们）身上找到某种慰藉。但什么都不肯定，仅有一次你看出了苗头，有什么可能不太对，你十二或十三岁时的某个时刻，那时候你完全迷惑不解：一天放学后走进家中，以为家里没人，拿起听筒想打个电话，结果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线，不是父亲的声音，说的不过是“再见”，也许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词，但语气相当温柔，然后你的母亲回应道：“再见，亲爱的。”对话就那样结束了。你不明白语境是什么，无法识别出这男人，几乎什么也没有听到，然而你担心了好几天，那样担心以至于最后你找到了勇气问母亲，你觉得，她一直对你诚实而直接，从不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但这一次，就这一次，当你告诉她你听见了什么时她露出迷惑的表情，就好像她猝不及防，然后一瞬间后她大笑，说她不记得了，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完全有可能她的确不记得了，有可能那对话无关紧要而那亲热并没有你以为的意思，但那天一丝怀疑植入了你的脑中，在随后到来的几星期和几个月里怀疑迅速消失了，但四五年之后，当母亲宣布要离开你父亲时，你忍不住回想起那碰巧偷听到的最后一句对话。其中有什么是重要的吗？不，你无法想象。从你父母结婚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注定要分开，而无论母亲有没有与她称为“亲爱的”那个男人睡，不管是否有另一个男人、好几个男人还是根本没有男人，对他们的离异都没有影响。症状不是原因，而不管你的堂姐会对你母亲藏有怎样肮脏的小念头，她对任何事都一无所知。无法否认的是她的电话令你的恐慌症发作——电话的时机，电话的环境——但她那个早晨对你说的东西早已是陈腐的消息。

另一方面，尽管你碰巧是她的儿子，你自己也几乎一无所知。太多隔阂，太多沉默与逃避，多年来有太多失落的线索，你无法缝缀出一个连贯的故事。所以，从外部谈论她是无用的。任何可以被讲述的东西一定来自内部，来自你的身体里，来自身体里继续随身携带的记忆和感觉的累加——而这令你，出于永远无法被完全知晓的理由，在餐室地板上喘着气，确信自己即将死去。

一次草率、考虑不周的婚姻，两个不相容的灵魂间一次急躁的婚姻，在蜜月结束前已然失去了动力。一个二十一岁来自纽约的女孩（生长于布鲁克林，十六岁时搬去曼哈顿）和一个三十四岁来自纽瓦克的单身汉，他一开始生活在威斯康星并在十七岁时离开那儿，丧父，那时你的祖母在他们的厨房里射杀了你的祖父。新娘是两个女儿中较年轻的那个，另一次考虑不周、错配的婚姻的产物（“你的父亲会是那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假如他变得不同的话”），她高中辍学后去工作（办公室里的文职工作，后来做一位摄影师的助理），从未告诉过你太多关于她早期的爱情与罗曼史。有个模糊的故事，关于一位在战争中死去的男友，还有个更模糊的故事，关于与演员史蒂夫·科克伦的短暂艳事，但除此之外根本什么都没有。她去夜校上学（商业高中）获得了文凭，但后来没上大学。你的父亲也没上大学，他进入工作领域时还是个孩子，他十八岁高中一毕业就开始供养自己。那些是已知的事实，少数传递给你的可证实的信息。随后而来的是隐形的年月，你生命中最初的三四年，不可能回想起的空白时光，因此除了母亲后来告诉你的各种故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十六个月时差点死于扁桃体炎（华氏一百零六度[48]高烧，医生告诉她：“现在他在上帝手中了。”），易怒而不听话的胃反复无常，一种被诊断为对某些东西过敏或无法忍受的病症（小麦？麸质？），而你被迫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只吃香蕉度日（在有记忆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吃了那么多香蕉，以至于你一闻到或看到它们就会退缩并在这六十年里一根都没吃过），1950年在纽瓦克百货商店里划破你脸颊的那枚突出的钉子，三岁时就能识别路上每一辆车的品牌和型号的卓越才能（你母亲认为异乎寻常，将之视为天才早期的征兆），但最主要的还是她向你讲述这些故事时的愉悦感，对于你存在这个简单事实所表现出喜悦的方式，而因为她的婚姻是那样不快乐，你如今意识到，她把你当作某种形式的慰藉，赋予她的生命以意义和一个不然就会缺少的目的。她的不快乐令你受益，而你被深爱着，被特别地深爱着，毫无疑问深深地被爱着。最重要的，比所有其他东西都重要的，可以说是：在你的婴儿期及儿童时代早期，她对你而言是个热情敬业的母亲，而如今不论你有什么优点，无论你拥有什么力量，都来自那段你还不记得你是谁的时光。

一些早年的微光，几座回忆的小岛在否则便是漆黑一片的无边大海里。等待你新生的妹妹与父母一起从医院回家（年龄：三岁零九个月），当汽车终于停在家门口时与你母亲的母亲一起透过百叶窗板看着并上窜下跳。照母亲的说法，你是一个热情的哥哥，根本不嫉妒这位进入你生活的新生儿，但好像她以极大的智慧处理了这件事，没有冷落你而是把你变成了她的“帮手”，这给了你一种错觉，好像你真的在积极地照顾妹妹。几个月后，你被问及是否愿意试试去托儿所。你说好的，不太确定托儿所是什么，因为在1951年学前教育远不像现在那样普遍，但一天之后你就受够了。你记得你不得不与一群其他孩子一起排队，假装在一间杂货店里，而最后轮到你时，似乎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你将一叠假装的钱递给一个站在假收银处的人，他还给你一袋假食物。你告诉母亲托儿所是愚蠢地浪费时间，而她也没有再试图说服你回去。随后你们一家人搬进了欧文大道的房子里，而次年九月当你开始上幼儿园时，你已经做好了上学的准备，一点也不担心将来要离开母亲生活。你记得第一个早上那杂乱的序幕，当他们的母亲与他们告别时那些孩子咆哮着、叫嚷着，被遗弃者痛苦的哭号在墙壁间回响，而你平静地挥手与自己的母亲告别，你不理解所有那些扰攘，因为你喜欢在那里，现在感觉像个大人了。你五岁，你已经在朝别处而去，不再只活在母亲的轨道上。更健康的身体，新的朋友，屋后院落里的自由，而这就是生活自治的开始。当然，你仍然尿床，你摔倒撞伤膝盖时仍然会哭，但内心的对话已经开始了，你跨入了有意识的自我领域。尽管如此，因为你父亲要花时间工作，因为他在家的任何时候通常都在长长地瞌睡，他大部分时候都不在这个家庭里，而母亲继续成为权威和智慧的中心力量，决定所有最重要的事。是她哄你入睡，是她教你如何骑自行车，是她帮助你的钢琴课，是她帮你缓解焦虑和愁苦，她是大海变得暴烈时你可以抓牢的那块大石。但你渐渐养成了自身的心智，不再崇信她的每个判断及见解。你讨厌练习钢琴，你想到室外与朋友们玩，而当你告诉她你宁愿放弃，对你而言棒球远比音乐重要时，她没有多说什么就松口了。随后是衣着问题。大部分时候你穿着T恤和牛仔裤（那时候叫“工作服”）跑来跑去，但在特殊场合——节日、生日派对、拜访在纽约的祖父母时——她坚持要你穿剪裁精良的衣服，到你六岁时这些衣服开始令你尴尬，尤其是那白衬衫、短裤及膝袜加凉鞋的组合，而那时你开始反对，声称穿着那些东西感觉滑稽可笑，你想要的只是与其他每个美国男孩一样打扮，她最终让步并允许你决定自己穿什么。但到了那时候她同样也在往别处而去，在你满六岁后不久，她进入了工作领域，而你开始愈来愈少见到她。你记得并没有为此而难过，但还是要说，你真的知道自己有什么感觉吗？重要的是要牢记你近乎一无所知——对她的婚姻状况、对于她与你父亲在一起有多不快乐几乎毫不知晓。多年之后，她告诉你曾试图说服他搬去加利福尼亚，她觉得要是他不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他令人窒息的母亲和哥哥，他们之间就没希望了，而当他拒绝加以考虑时，她退出了这无望的婚姻。对她而言，孩子们还太小，没法考虑离婚（在那时候，在那里，在五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做不到），于是她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法。她那时只有二十八岁，而工作打开了那扇门，使她走出家门，给了她一次机会来建造自己的生活。

你的意思并不是她消失了。她只是比以前出现得少，少很多，而如果说自那个时代起你的大部分记忆都局限于在男孩时期小世界里的追求（与朋友们四处奔跑、骑车、上学、体育运动、集邮和棒球卡、看漫画书），你的母亲有几次令人印象深刻地出现，尤其是你八岁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你与差不多一打朋友一起加入了幼童军[49]。你想不起来多久聚会一次，但你猜是一个月一次，每次在不同成员的家里，而这些聚会是由三四个女人轮替的队伍、也就是所谓的“母亲队长”主持的，其中一个是你自己的母亲，她作为房地产经纪商的工作并不那么紧迫，可以偶尔请一个下午的假。你记得你多喜欢看着她穿着母亲队长的海军蓝制服（又荒诞，又新奇），你也记得她是男孩们最喜欢的母亲队长，因为她是所有母亲中最年轻漂亮的，最有娱乐性、最放松的，她能不费力地得到他们所有的注意力。你可以非常清晰地回忆起她主持的两次聚会：建造木制储存盒（什么用途你不再说得清，但每个人都非常勤奋地投入这项任务），以及随后，学年将近结束时，那时候天气和暖，所有人都已经厌倦了童子军的规章制度，最后一次或倒数第二次聚会是在欧文大道你家举行的，而因为没人再有兴趣假装扮演成微型战士，你母亲问男孩们大家希望怎样度过这个下午，而当一致的回应是“打棒球”时，你们一起进入后院，分队打比赛。因为你们只有十或十二人而队伍还缺人手，所以你母亲也决定一起玩。你无比满足，但因为你从未见过她挥拍的样子，你对她没有什么期待，只觉得她会出局。当她来到第二局将一个球高高打过左外野的头顶时，你远不止满足了，你被震惊了。你仍然记得母亲穿着母亲队长的制服在各垒间奔跑并以一次本垒打跑回本垒——气喘吁吁地，微笑着，沉浸在男孩们的欢呼声中。自童年时代起在你所保留的关于她的全部记忆里，这一段是你最经常回想起的。

很可能她并不美，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那种美，而是足够漂亮，极具吸引力，足以令男人们在她每次走进房间时都盯着她看。就纯粹的好看而言，就某些可能是可能不是电影明星的女人的电影明星相而言，她所缺少的东西，由她散发出魅力的光环加以弥补，尤其在她年轻时，从二十八九岁到四十岁出头，有种姿态、风度和优雅的神秘结合，她的衣着指向但不夸大衣服里面的人的性感，香水、化妆、珠宝、时髦的发型，以及，最重要的是，眼中那俏皮的神态，既直接又害羞，“一种自信的样子”，而即使她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也表现得仿佛是，而一个能够成功做到这点的女人无疑会有人回头看，这无疑令你父亲家族里那些执拗的家庭妇女们在她离家后鄙视她。当然，那是些艰难岁月，在一再延宕但难以避免地与父亲分手前的那些年，那些“再见，亲爱的”之年，在那些年里，你十岁时的一天晚上，她撞毁了一辆车。你仍然记得次日清晨她走进家门时染血的漂亮的脸，尽管她从未告诉你太多关于那场车祸的事，只是平淡而笼统地讲了一些与真相并无多大关联的东西，你怀疑其中有酒精的影响，那时有一小段时间她一直饮酒过度，因为后来她曾略略暗示她去过A.A.[50]，而事实是她此后再也没有喝过酒——连一杯鸡尾酒或香槟都没喝，什么都没喝，哪怕一口啤酒。

有三个她，三个似乎彼此不相关的单独的女人，而当你长大并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她，将她看作某个不只是你母亲的人，你永远不知道在特定的某天她会戴上哪一个面具。在一端，有个女神，那个在公众场合闪耀世界的盛装迷人女，那个嫁了位迟钝而心不在焉的丈夫的年轻女人，她渴望其他人的眼神投向她，不愿让——不再让——自己囿于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在中间，最大那一部分的她，是一个坚强而负责的人类，一个智慧和有同情心的人，那个在你年少时照顾你的女人，那个出门去工作的女人，她在这许多年里做了许多小生意，是个四星级的笑话大师、玩填字游戏的高手，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能干、慷慨，洞察周围的世界，政治上是个忠诚的自由派，一个意见领袖。在另一端，在她那极端的一头，有一个惶恐而虚弱的神经质，易受焦虑猛攻的无助生物，那个随着年月渐长能力渐失的恐惧症患者——从早期的恐高症演变成各种形式的瘫痪的爆发：怕自动扶梯，怕飞机，怕电梯，怕开车，怕靠近大楼顶层的窗户，怕独自一人，怕开放空间，怕步行去任何地方（她觉得自己会失去平衡或昏迷），并变成一种永远存在的疑病症，渐渐到达了害怕的最高峰。换一句话说：就是怕死。最终也可能无异于这样说：怕活。在你小时候，你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点。对你来说她好像是完美的，即使在她第一次晕眩发作时，你碰巧见证了这件事，当时你六岁（你们俩正在攀爬自由女神像的内部楼梯），你并没有警觉，因为她是一个尽责的好母亲，她把下楼变成了一个游戏，成功地向你隐藏了她的恐惧：一起坐在楼梯上，每次只往下走一级，屁股坐在梯级上，一路欢笑到了底楼。当她老去时，不再有笑声。只有空洞在她脑海里回转，极度的担心，冷汗，一双看不见的手扼紧她的喉咙。

她的第二次婚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每个人都渴望的那种婚姻——直到它不是。你乐于见到她那样快乐，那样明显地相恋，你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她的新丈夫，这不仅因为他爱着你母亲并知道如何用你觉得她需要被爱的所有方式来爱她，而且因为他自己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一个头脑敏锐、很有个性的劳工律师，一个似乎在生活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人，他在饭桌上大讲老派教条并讲述往日趣事，他立刻就把你视作某个小弟弟而非继子，这令你们成了亲密而稳固的朋友，总的来说你觉得这次婚姻是曾发生在你母亲身上的最好的事，这件事将最终使她的一切都步入正轨。毕竟，她那时还年轻，还不到四十岁，而他比她小两岁，你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们会白头偕老相拥而死。但你继父的身体并不好。他虽然看起来强壮有力，却不幸有颗脆弱的心，他三十出头第一次冠心病发作，结婚一年后第二次剧烈发作，而从那时起，一种不祥的预感就笼罩着他们的共同生活，数年后他第三次发作时情况就更糟了。母亲一直活在失去他的恐惧之中，而你亲眼看见了这些恐惧是如何逐渐逼疯她的，她长久以来一直隐藏着的弱点渐渐变得更糟，在他们在一起的最后那段岁月里，那患有恐惧症的自我完全展现了出来，而当他五十四岁去世时，她已不再是那个他们结婚时的人了。你记得她的最后一次英雄事迹，在加利福尼亚帕罗奥图的那一夜，那时候她不停对你和你妻子讲笑话，而你的继父躺在斯坦福医疗中心重症监护室里接受没把握的心脏手术。最后的、绝望的一步，情况已被视为毫无希望，临终的继父躺在床上连接着那样多的线和机器的恐怖场景使这房间看来如同科幻电影的布景，而当你走进房间在那儿看见他时，你那样震惊而悲伤，你发现自己正努力屏住泪水。那是1981年的夏天，你和妻子相互认识了差不多六个月，你们住在一起但还没结婚，而当你们俩站在继父的床边时，他伸手握住你们俩的手，说道：“别浪费任何时间。马上结婚吧。马上结婚，照顾彼此，生十二个孩子。”你和妻子与母亲一起待在靠近帕罗奥图的一栋房子里，某个不知名的朋友借给她的一栋空房子，而那一夜，在餐厅吃晚饭，当侍者回来告诉你厨房卖完了你已经点好的菜时你几乎要再一次崩溃了（将悲伤表现为最显著的形式——到那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你觉得荒诞的眼泪在眼中聚起，这可以解释为被压制的情感的体现，它再也无法被压制了），而你们三人一回到屋子里，那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幽暗的屋子，你们都深信你继父已时日无多，你在餐桌边坐下，喝一杯饮料，而就在你想谁也不可能再说出一个词的时候，在你内心的沉重似乎把所有词语都压出身体时，母亲开始讲笑话。一个笑话随后是另一个笑话，然后又一个笑话接着下一个笑话，这些笑话那样好笑，你和妻子一直笑到再也喘不过气来，两个小时的笑话，每一个都掐得时机恰好，语言如此干脆简约以至于有一瞬间你觉得胃都要笑出来了。大部分是犹太笑话，一连串无休止的经典长舌妇故事，嗓音和语调都相当合适，犹太老女人们围坐在纸牌桌边叹气，一个个轮流叹气，每一个都比前一个叹得更响，直到一个女人最后说：“我想我们曾商量好不谈论孩子们的。”那一晚你们都有点疯狂，但情况那样糟糕那样难以忍受以至于你需要发一点疯，而不知为何你母亲成功找到力量令之发生。你觉得，那一瞬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一个她做到最好的崇高例子——因为虽然那晚你那样痛苦，但你知道与她的痛苦相比算不上什么，绝对算不上什么。

他挺过了斯坦福医疗中心回到家，但此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你相信她也在那时候死去。她的心继续跳动了二十年，但你的继父之死是她的终结，自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渐渐地，她的悲伤转化成一种怨恨（“他怎么可以比我早死，抛下我一个人呢？”），听她那样讲话令你痛苦，但你理解她的恐惧，她在找一种方式冒险走出下一步并蹒跚地朝未来而去。她讨厌一个人住，性格上无法活在孤独的真空里，不久之后她回到公众场合，如今身体变得十分沉重，超了好多磅，但仍然有足够的魅力让一些上了年纪的男人回头。那时候她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住了十多年，而你们彼此不常见面，差不多每六个月才见一次，而你知道的关于她的事大部分都来自电话里的交谈——自有用处，但你很少有机会观察她的行动，结果仅仅守寡了十八个月后当她告诉你打算再婚时，你既惊讶也不惊讶。在你看来，这是桩愚蠢的婚事，又一次匆忙的、考虑不周的婚姻，和她与父亲1946年的那次婚姻并无二致，但她与其说在寻找真爱，不如说在找一个避难之处，某个可以在她修补脆弱自我时照顾她的人。第三任丈夫以安静而笨拙的方式对她忠心耿耿，这当然有点用，但尽管很努力用心，他依旧无法把她照顾得足够好。他是个木讷的人，前水兵及前NASA工程师，在政治及举止上都很保守，要么是温顺要么是柔弱（或许兼而有之），因此与你那奔放迷人的左翼自由派继父相比是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个坏人也不残酷，只是木讷而已。如今他的工作是一名自我雇佣的发明家（致力于各种发明），但母亲对他的近期发明抱有很高期望——一个静脉医疗设备，不用管线可以手提，可与传统的IV线媲美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潜力——因为看起来像一桩板上钉钉的事，她嫁给他时，确信钱很快就会滚滚而来。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一项聪明的发明，甚至算得上英明，但发明者没有生意头脑。在语速很快的风投及假惺惺的医疗供应公司的夹攻下，他最终失去了对自己设备的控制，当他最后拿到了一些钱离开时，根本就谈不上滚滚而来——其实，是那样少，几乎不到一年就花完了。你的母亲，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被迫重新开始工作。她重新开始做几年前抛下的室内设计生意，她的发明家丈夫做办公室助理及会计，现在她才是供养他们的人，或努力供养他们，每当他们的银行账户有接近于零的危险时，她就会打电话向你求助，总是泪汪汪，总是充满歉意，而因为你的确应该给予帮助，你时不时地寄支票给他们，有时是大数目，有时是小数目，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寄去一打支票及电汇。你不介意给他们钱，但有时你觉得奇怪，甚至有点丧气，不明白她那前海员会那样彻底放弃自己以至于不再能尽其本分，这个本该供养她、带领他们步入惬意老年生活的人，甚至无法鼓起勇气感谢你的帮助。现在你的母亲是老大了，渐渐地他的角色从丈夫变成了忠诚的男管家（床上早餐，购买杂货），但他们仍然继续着，还不算太糟，显然本可能更糟的，而尽管她对于情况的发展很失望，她也明白有点什么总比一无所有好。随后，在199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就在她刚醒来时，母亲走进浴室发现她的丈夫躺在地板上死了。中风，心脏病，颅内出血——很难讲清楚，因为没有进行验尸，至少你不知道有验过。当那天早晨稍晚她打电话到你布鲁克林家中时，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惧。血，她对你说，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到处都是血。在你认识她的所有这些年里，她第一次听起来像发了疯。

她决定搬回东部。二十年前，她曾把加利福尼亚视为应许之地，但如今那不过是个疾病与死亡之处，坏运气和伤痛记忆之都，于是她穿越美国以靠近她的家人——首先是你和你妻子，但还有她在康涅迪格州的精神不正常的女儿，她的姐姐和两个孙辈。当然，她已身无分文，这意味着你需要资助她，但如今这几乎不是个问题了，而你非常愿意这样做。你为她在维洛那买了一套单卧室公寓，为她租了一辆车，并每月给她你们俩都觉得足够的津贴。你大概不是世上第一个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处境的儿子，但你并不因此就不觉得奇怪或别扭：去照顾那个曾经照顾你的人，到达生命中的那一刻，你们的角色互换了，现在由你作父母一方，而她变成了无助的孩子。这财务安排有时造成了一些摩擦，因为你母亲很难花钱不超过预算津贴，尽管你数次提高金额，她依旧做不到，这令你陷入了尴尬的处境，你不得不时不时地斥责她，有一次，你有可能对她太过严厉，她崩溃了并在电话里哭泣，对你说她是个没用的老女人，也许她应该自杀，那样就不再是一种负担了。在这突如其来的自我怜悯之中有些好笑的东西（你知道你正受其摆布），但同时这令你觉得心酸，而最后你总是让步，让她得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你更加担心的是她无力做任何事，无法走出她的公寓让自己与世界发生关联。你建议她做志愿者，担任贫困孩子及不识字的成人的阅读老师，参加民主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活动，上课，旅行，加入社交俱乐部，但她就是不愿意去尝试。直到那时，缺少正规教育对她来说一直不算是个障碍——天生的智慧及敏捷似乎弥补了任何缺陷——但现在她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工作，没有任何事令她忙碌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你希望她能对音乐、艺术或读书感兴趣，其实随便什么都行，只要是某种狂热的、持续的爱好，但她始终无法养成培育内在追求的习惯，因此她继续漫无目的地踉跄而行，每天早上醒来时始终不太确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读的唯一一类小说是侦探及惊悚小说，甚至连你的书和你妻子的书，每当出版时你俩都会自然而然地送给她——她自豪地将之展示在客厅一个专门的书架上——也不是她能读的那类书。她看很多电视。在她公寓里，电视总是开着，从一清早一直喧嚷到深夜，但与其说是为了看节目，不如说只是为了盒子里放些声音出来。那些声音安慰了她，事实上对她来说是必要的，它们帮助她战胜了独居的恐惧——这很可能是那些年里她取得的最大成功。不，那些年不是最好的年代，但你不想给人一种印象，说那是一段连绵不断的忧伤而杂乱的时光。她经常去康涅迪格拜访你的姐姐，在布鲁克林你的家里与你一起度过无数个周末，看她的曾孙女在学校表演戏剧，在学校合唱团里独唱，接着她的曾孙对摄影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遥远加州的所有那些年后，如今她又成为了你生活里的一部分，总是在生日、假期和特殊场合出现——即你与妻子在公众前露面时、你电影的首映式（她为电影疯狂）上，有时与你的朋友们一起吃饭。在公众场合她依然迷人，甚至到了七十四五岁时，因为在她心里的某个小角落，她依然把自己视为明星，视为世上最美丽的女人，而无论何时她从那衰退的、基本自闭的生活里冒出来时，她的虚荣似乎丝毫无损。如今她变成的样子令你伤心，但你觉得不可能不为那份虚荣、为她仍能讲一个好笑话而人们在听而羡慕她。

你把她的骨灰撒在展望公园的树林里。那天你们有五个人在——妻子、女儿、姨妈、表亲里贾纳和你自己——而你选择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是因为母亲小时候经常在那儿玩。一个接一个，你们都大声朗诵诗歌，随后，你打开四边形的金属骨灰盒将骨灰撒在落叶及草丛上，你的姨妈（通常没有什么表示，她是你见过的最内向的人之一）忍不住落下了泪，她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她妹妹的名字。一两周后，在五月末一个明媚的下午，你和妻子带着你们的狗在那公园里散步。你提议回到你撒母亲骨灰的地方，但当你仍然走在一条开阔的路上时，离树林边缘足有两百英尺，你开始觉得虚弱而晕眩，尽管你吃了药来保持状况稳定，你仍然可以感觉到又一次恐慌症开始发作。你拉着妻子的手臂，两个人掉头回家。那差不多是九年前的事。此后你再也没有试图回到那片森林。

2010年夏。热浪袭人的天气，那只明星狗从早吠到晚直至入夜，一连几天九十多度，而现在，突然之间，一路升到了一百零六度[51]。午夜刚过了一两分钟。你的妻子已经去睡了，但你太焦虑睡不着，于是你走进楼上的客厅，你们俩都称之为图书馆，一个宽裕的空间，三面墙摆着书架，而因为那些书架现在都满了，塞满了成千册你和妻子这些年来积攒的精装本及平装本，地上也有一堆堆书和DVD，随着岁月匆匆而过无可避免地溢出更多，给予这图书馆一种杂乱但愉悦的富足及舒适的气氛，是那种所有来客都会将之描述为温馨的房间，是的，这毫无疑问是你最喜欢的房间，有柔软的皮沙发和平板电视，一个读书看电影的完美之处，因为外面恼人的天气，空调开着而窗关着，隔绝了街上的所有声音，午夜狗吠及人声的组合，还有那奇怪的胖男人在整个街区游荡，用有穿透力的假声唱着舞台剧流行曲，以及卡车、汽车和摩托车经过的隆隆声。你打开电视。大都会队的比赛几小时前结束了，既然体育世界没有什么可让你分心，你转到了你最喜欢的电影频道，TCM[52]，有播放美国老电影的整点节目，而在开始看了几分钟这个故事后，你想起了一些重要的事。电影开始时，你看见这个男人跑步穿过旧金山的街道，一个疯狂的人冲下医疗中心的石阶并闯进街道，一个无处可去的人，沿着拥挤的人行道奔跑，飞奔入车流，在冲过人们身边时撞到他们，他是颗发了狂的怀疑的炮弹，刚被告知他将在几天内死去，假如不是几小时的话，他的身体已经被一种发光毒素感染，而因为已经来不及把毒素从他的身体系统里冲走，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就算他看起来依旧活着，其实他已经死了，其实他已经被谋杀了。

你曾经就是那个男人，你对自己说，而你正在电视屏幕上观看的东西，准确呈现了2002年你母亲去世后两天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那不期而至的打击，随后是无法呼吸，狂跳的心脏，晕眩，盗汗，摔倒在地的身体，手臂和大腿变成石头，从疯狂的密不透风的肺里炸出的嚎叫声，以及确信你完蛋了，从现在起一秒钟后世界将不再存在，因为你将不再存在。

这部电影1950年由鲁道夫·马泰导演，名叫《D.O.A.》，警方对“到院前死亡”的缩写，而主人公兼受害者是个名叫弗兰克·比奇洛的人，一个没有显著特征或兴趣的人，一个无名之辈，一个普通人，大约三十五岁，一个会计师、审计师及公证人，住在加利福尼亚班宁，一个靠近棕榈泉的小荒城。大块头，肥脸厚唇，他是个脑子里除了女人几乎什么都没有的人，因为他感觉被那个爱慕他的、神经质的、过分黏人的秘书宝拉——他或许打算或许不打算娶这个女人——闷得透不过气来，他冲动之下决定休假一周去旧金山独自度假。当他入住圣弗朗西斯饭店时，大堂里聚满了扰攘的宾客。碰巧这是个“市场周”，前台服务员告诉他，旅行业销售的年度会议，而每次有魅力的女人悠闲经过时（这家饭店里的所有女人都很有魅力），比奇洛都会转头色迷迷地盯着看，带着那种打猎男睁大眼张大嘴的色相。更明确地说，每一瞥都伴随着一声滑稽口哨版的二音狼叫，就好像在暗示，比奇洛不太相信他的好运气，在这特定的一天住进这间特定的酒店，他将很有可能得手。当他上到六楼房间里时，走廊里满是喝得半醉的狂欢者（更多狼叫式口哨声），而正对房间的门开着，使比奇洛对正在进行中的派对一览无遗。就这样休假开始了。

宝拉早已从班宁打来电话，比奇洛还没打开旅行箱住下，就回了电话。似乎有个来自洛杉矶的叫尤金·菲利普斯的紧急消息，他说比奇洛必须立刻联络他，他们必须在一切太迟之前谈话。比奇洛不知道谁是菲利普斯。我们和他做过生意吗？他问宝拉，但她也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就在对话进行的同时，比奇洛被门廊对面发生的事分了神。女人在他打开的房门前停下，和他打招呼，对他微笑，而他挥手微笑着回应，尽管他仍在继续和宝拉说话。别去管菲利普斯了，他对她说。他现在在休假，不想被打扰，等回到班宁他会处理这件事的。

他们挂电话后，比奇洛点了一根烟，一位侍者拿了杯饮料来，随后门廊对面来了一位狂欢者，自称哈斯克尔，他走进房间，问是否可以用一下电话。617房间的派对再要三瓶波旁酒和两瓶苏格兰威士忌。当哈斯克尔得知比奇洛是城中来客时，便邀他同乐（“喝几杯，乐一乐”），于是两分钟后比奇洛就已经在对面喧闹的房间里与哈斯克尔的老婆一起跳伦巴了。休急吼吼醉醺醺的，一个在找乐子的失落女，而因为比奇洛显然是个娴熟的舞者，他成了她的头号目标——也许，考虑到她的丈夫就在一旁见证她的洋相，这举动不算最聪明，但是休既鲁莽又坚决。几分钟后，617房的一队人马决定离开旅馆出门去城里。不情不愿的比奇洛也被他们拖去了，很快他们到了一家叫作渔人的爵士俱乐部，在这狂热之地，一群黑人音乐家在大声唱着欢乐快速的句子，他们背后的墙上写着一个词JIVE[53]。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吹萨克斯的、弹钢琴的、小号手、贝司手以及鼓手演奏着他们的乐器，其中穿插着观众的狂热反应，而在那儿，比奇洛和他的新朋友们坐在桌边，性急的休紧紧倚着他。比奇洛看起来无精打采的，他受够了，他一点都不想要休或这嘈杂的攻击，而哈斯克尔自己看起来同样消沉，默默审视着他的妻子，看着她在门廊对面向陌生人投怀送抱。在所有这一切的某个时点，摄像机捕捉到有个人从后面进入了俱乐部，一个高个子男人，戴着一顶帽子，外套衣领翻起，古怪的、完全教人好奇的衣领，衣领反面有黑白格子图案。这个男人走近吧台，而一两秒钟后比奇洛终于成功摆脱了休和她的同伴。他也走向吧台，为自己点了一杯波旁酒，根本不知道这个有着奇怪衣领的男人将要在他的饮料里下毒，而他，比奇洛，将在二十四小时里死去。

一个时髦的女人坐在酒吧的另一端，当比奇洛等着他的饮料时，他问酒保那个金发姑娘是否独自一人。结果发现那个金发女名叫珍妮，一个“痴迷于捷舞”的富家女，她泡吧并用像dig和easy[54]之类的词（比如说，copacetic[55]，swell[56]，没问题）。比奇洛侧身走向她，而在他离开饮料的那几秒钟里，有着奇怪衣领的男人迅速把特定量的有毒药水倒进玻璃杯，执行了谋杀任务并从视线中消失，现在他的饮料已被下毒并在酒吧另一端的老地方等着他。比奇洛与优雅的珍妮聊着天，她既酷又友善，是一个神态自若的嬉皮女王，酒保递给他如今已下了毒的饮料，如今致命的饮料。比奇洛喝了一小口，他的脸立刻显出惊讶、厌恶。第二小口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他推开玻璃杯，对酒保说：“这不是我的。我点的是波旁酒。给我那杯饮料。”

与此同时，休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找比奇洛，看起来焦虑、烦乱，不明白他为什么没回来。比奇洛看见了她，随后迅速跑过去邀请珍妮与他一起去某个别的地方。有些人他不想看见，他说，旧金山肯定还有些别的有趣的地方。对，珍妮说，但她在渔人还没有喝够。他们为什么不晚些时候再见呢，等到她去当晚的下一场时，于是她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电话号码，让他一小时后在那儿打电话给她。

比奇洛回到旅馆房间，拿出那张写有珍妮电话号码的纸片，拿起电话，但就在他打电话前，他抬眼瞥见有一束送到他房间里的花。包装纸上系着一张宝拉写的卡片，卡片上写着：“我会在窗前留一盏灯。祝好梦。”比奇洛学乖了。他那夜没有再出门追逐女人，他撕掉了珍妮的电话号码并将之扔进了垃圾筒，而就在这故事刚刚呈现出另一番样子时，真正的故事开始了。

毒药已经开始起作用了。比奇洛觉得头疼，但他以为是自己喝太多，等一觉睡醒就会感觉好转的。他爬上床，而此时空气里充满了奇怪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远处一个女歌手的回声，爵士俱乐部的心理碎片，身体不适的迹象不断增加。当早晨醒来时，比奇洛的状况没有改善。他仍然坚信是自己喝太多，是因为宿醉而不舒服，他打电话给客房服务，点了一杯提神酒，就是那种酸酸的万能提神药，加了辣根和伍斯特郡沙司[57]，应该可以令人立刻清醒，但当侍者端着这混合物出现时，比奇洛无法面对它，仅仅看见这饮料就让他恶心，于是他要求侍者将它拿走。出大事了。比奇洛抓了抓肚子，觉得晕头转向，而当侍者问他是否还好时，已病入膏肓的受害者兼主人公，对已然降临到他身上的事依旧一无所知，说他一定是夜里喝大了，需要一些新鲜空气。

比奇洛走出门，略略有些摇晃，他用手帕擦了擦前额，爬进了一辆经过的有轨电车。他在诺布山站下了车，随后开始步行，在大白天步行穿过空旷的街道，有目的地步行，正去往某处——但这某处是何处，目的又是什么呢？——直到他找到了正在找寻的地址，一栋高大的白色建筑，石面上刻着医疗中心几个大字。相比于他向旅馆侍者假装表现出的样子，比奇洛其实担心得多。他知道，实际上他知道，他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

起初，检查结果令人鼓舞。看着比奇洛的X光片，一位医生说：“肺部状况良好，血压正常，心脏没问题。还好其他人不像你。不然我们医生要没生意做了。”他吩咐比奇洛穿好衣服，此时他们在等他的同事谢弗医生的验血结果。当比奇洛面对着镜头，面无表情地在前景系领带时，一位护士在他身后走进房间，迷惑得说不出一个词，用一种兼具害怕及怜悯的神色盯着他看，就在那个瞬间，毫无疑问比奇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谢弗大夫走了进来，试图表现出他的忧虑。他与第一位医生确认了比奇洛未婚，在旧金山没有亲戚，以及他是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城市的。为什么要问这些？比奇洛问。你病得很重，医生说。“你必须准备好接受打击。”随后他们告诉他已经进入他身体系统的那种明亮有毒物质，这种物质将很快攻击他的重要器官。他们希望能够做点什么，他们说，但这种特别的毒药没有解药。他不会活多久了。

比奇洛无法相信，他充满了愤怒。这是不可能的！他大叫道。他们一定搞错了，一定是出了错，但医生们平静地捍卫着他们的诊断，安慰他并没有弄错——反而令比奇洛更加愤怒。“你们是在告诉我我要死了！”他咆哮道。“我甚至还不知道你们是谁！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他说他们都疯了，把他们推到一边，冲出了办公室。

画面切到一栋更大的建筑——一所医院？另一间医疗中心？——然后是一个比奇洛奔上屋前台阶的镜头。他闯进一间标着急诊室的房间，怒气冲天，一个快要爆炸成一百块碎片的人，他推挤着经过两位迷惑而害怕的护士，坚持要立刻见医生，声称某人检查后发现他中了发光毒药。

这位新医生与前一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你已经明白了，很好。你的系统已经将之吸收了。”为了证明论点，他关掉了头顶上方的灯，给比奇洛看装有检查结果的试管。这是幅奇怪的景象。这东西在黑暗中发光——就好像医生拿着一小瓶发白热光的牛奶一样，像一个充满镭的磨砂灯泡，或更糟，充满来自核弹的液化辐射性微尘。比奇洛的愤怒退散了。面对这样压倒性的证据，他暂时麻木了。“但我不觉得难受，”他平静地说，“只是有点胃疼，仅此而已。”

医生警告他不要因为无明显症状而受骗。比奇洛只有一两天能活了，最多一周。“现在什么都做不了。”随后医生得知比奇洛根本不知道是怎样、何时或者在哪儿吞下了毒药，这意味着一切是由另一方操作的，未知的一方，进一步说也就是意味着有人故意要杀死他。

“这是桩谋杀案。”医生说，他伸手去拿电话。

“谋杀？”

“我觉得你没明白，比奇洛。你已经被谋杀了。”

就在这个瞬间比奇洛崩溃了，这时发生在他身上的那恶魔般的东西变成一种耗尽一切的恣意的恐慌，这时极度痛苦的嚎叫开始了。他冲出医生办公室，冲出那栋大楼，开始在街上奔跑，而当你追随着电影的这一段落，这个跟着比奇洛穿越城市疯狂神游的长镜头时，你明白正在见证一种内心状态的外部表现，这毫无意义、勇往直前、无法阻挡的奔跑不啻是在描写一颗充满恐惧的心灵，你正在观看一场恐惧之舞。一次恐慌症发作被翻译成穿越城市街道的气喘吁吁的冲刺，因为恐慌不外乎表达了一种精神运动，当你受困时身体内部涌起的不期而至的力量，这时事实太沉重以至于无法承受，这时再也无法面对这无法逃避的不公正的事实，因此唯一可能的反应是逃离，关闭你的心灵，将自己转化成一个气喘吁吁、抽搐的、神智不清的身体，而有什么事实可以比这一个更可怕呢？被判在几小时或几天里死去，出于你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生命将戛然而止，你的生命突然减少为几分钟、几秒钟、几次心跳。

后面发生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你专心地观看电影的下半部分，但你知道故事已经结束了，就算故事继续，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比奇洛将用他在地球上的最后几小时来试图解开谋杀的谜团。他将会知道菲利普斯，那个从洛杉矶办公室打电话给他的男人，死了。他将前往洛杉矶调查各种小偷、精神病患及双面女人的行为。他将遭受枪击并被殴打。他将得知卷入这个故事纯粹是出于偶然，恶棍们要他死是因为他碰巧公证了一份关于被盗运的铱的销售文书，而他是唯一一个还活着可以指认元凶的人。他将会追查到谋杀他的人，那个有着奇怪衣领的男人，他也是谋杀菲利普斯的凶手，在一段幽暗楼梯的平台上，他在枪战中杀死了他。随后，在那之后不久，比奇洛自己将会死去，就如同医生们所言——他把故事讲给警察听，几乎来不及说完。

这样安排剧情也没有什么不对，你觉得。这是一种传统的做法，男人式的、英雄主义的选择，适合所有历险故事的修辞，但你觉得奇怪，为什么比奇洛始终没有将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透露给任何人呢，甚至没有告诉他溺爱的、相思的宝拉呢？也许因为主人公必须保持强硬直到苦涩的结局，甚至当时间快用完时，他们也无法允许自己陷入无用的伤感之中。

但你不再强硬了，是吗？自从2002年那次恐慌症发作以来，你已经不再强硬，尽管你努力想成为一个像样的人，离你最后一次觉得自己很有英雄气概也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如果你设想自己处于比奇洛的处境，你肯定自己永远不会像比奇洛那样做。你会在街上奔跑，对，你会一直奔跑直到你再也无法迈出另一步，无法再呼吸，无法再站立，然后呢？打电话给宝拉，一停止奔跑就马上打电话给宝拉，但假如她的号码在你打去时碰巧正忙呢，又会如何？伏倒在地上哭泣，诅咒这世界允许你有此生。或者，很简单，爬进某处的一个洞里，等死。

你看不见你自己。你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是因为有镜子和照片，但在广袤的世界里，当你行走于人类同伴之间，无论是朋友、陌生人还是最亲密的爱人，你自己的脸对于你来说是隐形的。你可以看见自己的其他部分，臂和腿，手和脚，肩膀和躯干，但只能看见前面的，后面的都看不见，除非你把大腿弯成合适的角度，才能看见腿的反面，但看不见你的脸，永远看不见你的脸，而最终——至少对于别人而言——你的脸决定了你是谁，是你身份最根本的事实。护照里没有手和脚的照片。甚至你，如今已在你的身体里住了六十四年的人，都很可能无法从一张单独的脚的照片里识别出自己的脚，更何况耳朵或手肘，或某一只眼的特写照片。在整体的背景下你才觉得一切很熟悉，但一样一样分别拍摄时，则完全是匿名的。对我们自身而言我们都是异国人，假如我们对于自己是谁有什么意识的话，这只是因为我们活在他人的眼中。想想十四岁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吧。在夏天快结束的两周里，你在泽西城为父亲工作，你加入了一个小团队，修理及维护他和他的兄弟们拥有并管理的公寓大楼：粉刷墙壁及天花板，修缮屋顶，把钉子敲进方寸之间，掀起破损的地毡。和你一起工作的两个人是黑人，每间公寓的每个房客都是黑人，这个街区的每个人都是黑人，而在连续两周只看见黑人面孔之后，你开始忘记你自己的脸不是黑的。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脸，你在周围人们的脸上看见你自己，而渐渐地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你根本就不再想到你自己。

望着你的右手握住用来写这本日志的黑色水笔，你想到了济慈在相似情境下望着他自己的右手，他正在书写他最后几首诗中的一首并突然停下在手稿边沿涂了八行字，一个年轻人苦涩的呐喊，他知道他将英年早逝，第一行现在这个词悲观地强调了这一点，因为每一个“现在”一定暗示着一个“以后”，而除了他自身的死，济慈还有什么以后可以期待呢？

这只活着的手，现在还温热，

还能真诚地握紧，但如果它是冷的

在坟墓冰冷的寂静里，它会

那样出没于你的岁月和冰冻你做梦的夜晚，

你会希望你的心血液枯竭，

因此在我的血管中红色的生命将重新流动，

而你的良心得到安宁——看，它在这里——

我把它给你。

最初想到的是济慈，但就在你想起《这只活着的手》之后不久，你想起了某人告诉你的、一个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故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乔伊斯在巴黎，在八十五年前的一个派对上游荡，当时一个女人走近他，问是否可以与那只写《尤利西斯》的手握手。乔伊斯没有马上伸出右手，而是将之举到半空中，端详了几秒，然后说：“让我提醒你，女士，这只手也做了不少其他事。”没有提供细节，但这是一个多么淫荡和隐晦的好段子，且因为将一切都留给那位女士想象而更加有力。他希望她明白什么？擦屁股，很可能，挖鼻孔，夜晚在床上手淫，将手指戳进诺拉的阴户、搞她的肛门，挤脓包，挖嵌在牙齿里的食物，扯鼻毛，挖耳屎——合理地填空，关键在于：任何让她觉得最恶心的事。你的手也曾派上相似的用场，当然，每个人的手都做过那些事，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忙着做那些只需要一点或不需要思考的任务。开门关门，把灯泡拧进灯座，拨打电话，洗餐具，翻书页，握住你的笔，刷牙，吹干头发，折叠毛巾，从钱包里取出钱，拎杂货袋，在地铁旋转入口刷地铁卡，按机器上的按钮，早晨从门前台阶上拿起报纸，掀开床罩，向列车乘务员出示车票，冲马桶，点燃小雪茄，在烟灰缸里熄灭小雪茄，穿裤子，脱裤子，系鞋带，将剃须泡沫挤到指尖上，在比赛或音乐会上鼓掌，将钥匙滑入锁孔，抓挠脸部，抓挠手臂，抓挠屁股，在机场推运行李，打开行李箱，将衬衫挂在衣架上，拉起拉链，扣好皮带，扣上夹克衫的纽扣，系领带，在桌上敲击手指，将纸装进传真机，将支票从支票簿上撕下，打开茶盒，开灯，关灯，睡觉前把枕头弄蓬松。那些同样的手有时也用来揍人（如先前所述），而有三四次，在极度沮丧的时刻，它们也捶过墙。它们曾把碗碟摔在地上，把碗碟掉在地上，再把碗碟从地上拾起。你的右手握过很多手，你几乎无法数清，曾挖过鼻孔、擦过屁股、挥手告别，次数比最大的词典里的词汇量还频繁。你的双手曾拥抱过孩子的身体，擦干过孩子的眼泪，抚摸过孩子的脸庞。它们曾拍过朋友、同事和亲戚的肩膀。它们曾推推搡搡，把人从地上拉起，抓住那些快要倒地者的手臂，引领那些无法行走者的轮椅。它们触摸过穿衣及裸体女人的身体。它们曾掠过你妻子裸露的肌肤，及至她身体的每一部分。它们在那儿最快乐，你觉得，自从你遇见她的那天起，总是在那儿最快乐，因为，用乔治·奥本诗中的一句话来说，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在你妻子的身体上。

2002年车祸发生后次日，你前往垃圾场取回你女儿的物品，你的车被拖去了那里。是八月一个周日早晨，和暖如常，迷蒙的雨雾令街道斑驳，你的一位朋友驾车送你去布鲁克林某个荒凉的街区，一个只有残破仓库、空地及封起的木屋的无人之地。垃圾场是一个六十五六岁的黑人开的，一个留着长胡子、眼神清澈而坚定的小个子，一个和善的牙买加黑人，他像牧羊人照料昏昏欲睡的羊群那样照看着那片毁损车辆的领地。你告诉他你为什么去那儿，然后当他把你带到一天前你还在驾驶的闪亮新丰田面前时，你被它如此彻底的损毁震惊了，无法理解你和家人是如何从这样一场灾祸中成功死里逃生的。撞车之后你立刻就注意到了车辆损坏有多么严重，但你被冲撞弄得紧张而愤怒，没有完全弄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但现在，一天之后，你看见了金属车身被撞得如此厉害，看起来就像一张揉皱的纸。“看看那个，”你对那个牙买加黑人说，“此时我们本该都死了。”他端详了这辆车几秒钟，看着你的眼睛，随后抬头望天，此时细雨落在他的脸上和茂密的头发上。“有个天使在关照你，”他轻声说，“你本该昨天死的，但那时一位天使伸手将你拉回世间。”他说那些话的时候平静而坚定，你几乎就要相信他了。

当你睡觉时，你睡得很沉，很少辗转反侧，直到早晨起床时刻。然而，你有时会遇到的问题是，一开始不愿意上床去睡，深夜澎湃的能量让你不想结束这一天，直到你读完又一章你正在阅读的书，或在电视上看一部电影，或者，如果是棒球赛季，大都会队和扬基队在西岸比赛时，收听来自旧金山、奥克兰或洛杉矶的报道。此后，你爬上床睡到妻子身边，不消十分钟就已经闷头大睡，直到天明。尽管如此，时不时地，总有些事会干扰你正常的酣睡。比如说，如果你碰巧最终仰面而睡，你也许会开始打呼噜，很有可能你会开始打呼噜，而假如你制造的噪音足够响、吵醒了妻子，她会温柔地要你翻身，而假如那善良的计策失败了，她会推你一下，或者摇摇你的肩膀，或者捏你的耳朵。十次中有九次，你会在无意识中做她所要求的动作，而她会很快回头再睡。在另外的十分之一次，她推你时你会醒来，而因为你不愿意进一步妨碍她的睡眠，你就会沿着走廊去图书馆，在沙发上展开四肢，那张沙发长得足以容下你完全展开的身体。更经常的情形是，你重新成功地在沙发上睡着了——但有时候你睡不着。在这些年里，你的睡眠也曾被房间里嗡嗡叫的苍蝇和蚊子所打破（夏日之害），或被你妻子不小心一拳打在脸上，她常常会在床上翻身时甩臂，有一次，只有一次，当妻子在她自身的梦中开始歌唱时，你从梦中惊醒——她在唱一首小时候看的电影里的歌，你那聪明、博学、极细腻的妻子回到了在中西部的童年时代，精彩、大声地演绎着朱莉·安德鲁斯在《欢乐满人间》里唱的那首《没有什么好说的时候可以说些什么[58]》。这是你们八年的年龄差距凸显在你面前的少数情形之一，因为你对于那部电影来说太老了，因此（还好）你从来没有看过。

但在夜半时分，当你在凌晨两点到四点间的某刻醒来，在书房沙发上展开四肢、无法再次入睡时，该做些什么？时间太晚读不了书，时间太晚无法打开电视，时间太晚无法看一部电影，于是你躺在黑暗里沉思，让你的思绪随意流动。有时候你很幸运，能想到一个词、一个人物或正在创作的书里的一个场景，但更经常的，你会发现自己在想过去，而根据你的经验，每当你的思绪在凌晨三点转向过去时，那些思绪通常是灰暗的。有一段记忆相比其他所有的更经常萦绕你，而在那些你无法入睡的夜晚，你觉得很难不回想起来，重提那天发生的事件并重新经历后来你感觉到的羞耻，此后你一直感觉到那种羞耻。那是三十二年前，你父亲葬礼之日的早晨，而在某个时点你发现自己站在你的一个伯父身边（在你恐慌症发作的那个早晨打电话给你的那位堂亲的父亲），你们两个与一排哀悼者握着手，他们拖曳着脚步经过你们身边，说着安慰的话，是那种在每个葬礼上都有的常规握手及空洞话语。大部分是家庭成员，父亲的朋友，男人和女人，你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脸，随后你与汤姆握手，某张你不认识的脸，他告诉你多年来他一直是你父亲的电工长，你父亲一直待他很好，他是个好人，他说，这个带着泽西城口音的小个子爱尔兰人在告诉你，你的父亲是一个好人，而你为此向他道谢，你为此又一次与他握手，随后他继续向前与你的伯父握手，而当你的伯父看见他时，他立刻要求汤姆离开，这是一场私人的家庭葬礼，他说，不允许有任何外人，而当汤姆咕哝着说他只是想来表达敬意时，你的伯父说抱歉，他必须离开，于是汤姆转身离开。他们的对话持续了不过十五或二十秒钟，而你在汤姆离开之前几乎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当你最终意识到你的伯父所做的事后，你充满了厌恶之情，震惊于他竟然可以这样对待一个人、任何人，但特别是这个人，他去那儿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而至今仍然令你恼怒的，仍然令你充满羞愧的是，你什么都没有对伯父说。不用在乎他是个坏脾气的人，一个容易暴怒、不时会大吵大嚷的急性子，而假如你那时就与他对抗，很有可能他会在你父亲的葬礼中对你发火。但那又怎样？你本该对抗他的，你本该鼓起勇气回骂他，假如他开始朝你叫嚷的话，而如果你没那样做，那么你为什么不至少追出去告诉汤姆他可以留下呢？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在那个时刻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你受父亲突然去世的打击决不是借口。你本该行动的，而你没有。在你整个一生，你一直支持着那些未被善待的人，这是一个你深信的超越其他一切的原则，但在那一天你沉默无为。当你如今回首往事时，你理解了这一次的不作为是你不再把自己当成英雄的理由：因为没有借口。

九年前（1970年），那时你在“埃索佛洛伦斯号”蒸汽油轮上当船员，你曾威胁要揍、甚至杀死一个同船水手，因为他故意用反犹的侮辱话语激怒你。你抓住他的衬衫，把他摔到墙上，然后挥起右拳打在他脸上，令他不准再叫你的名字或是其他什么。马丁内斯立刻畏缩了，他道了歉，而不久你们成了好朋友。（鲁宾斯坦女士的阴影。）九年后，也就是说你父亲葬礼九年后（1988年），你几乎又揍了一个人，这是最后一次你几乎要像小时候打架那样参与打斗。那是在巴黎，你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9月1日，在法国日历上是特别的一天，“开工日”[59]，是暑假季的官方结束日，因此这一天拥挤不堪异常混乱。此前的六个星期，你和妻子及孩子一直待在南部你的法国出版商的家里，阿尔勒以东约十五公里的地方。对你们所有人而言，这是一段休闲时光，一个半月的平静及劳作，在莱萨尔皮耶的白色山脉间漫步远足，在花园悬铃木下露天就餐，很可能是你生命中最享受的夏天，还有额外的愉悦，看着你一岁的女儿脱开父母的手迈出摇摇晃晃的最初几步。你一定没有想清楚才把回巴黎的时间定在9月1日，或许你只是不明白当你回到那儿时会有什么等着你。你已经把十一岁的儿子送上回纽约的飞机（从尼斯直飞），因此只有你们三个人在那天乘火车北上，你和妻子以及小女儿，带着一整个夏天的行李和半吨婴儿用品。然而，你期待能到达巴黎，因为你的出版商告诉你，有一篇关于你作品的长文将刊登在那天下午出版的《世界报》上，而你想一下火车就买一份报纸。（你已经不再读关于你自己的文章，不再阅读书评，但当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明白忽略人们对你的看法有益作家身心健康。）从阿维尼翁乘高铁的旅途有点累人，主要是因为你的女儿对高铁太感兴趣，无法坐定或睡觉，这意味着你在这三小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车厢走道带着她走来走去，而当你们到达里昂火车站的时候，你已经昏昏欲睡了。车站人山人海，大群大群的旅客蜂拥朝各个方向而去，你不得不推挤着奋力朝出口走去，妻子抱着孩子，而你尽力推拉着一家人的三个大箱子——考虑到你只有两只手，这不算最简单的活儿。再说，还有一个帆布包挂在你的肩上，里面装着你正在写的小说的开头七十五页，而当你停下来买了一份《世界报》时，你也将之塞进包里。当然，你想读那篇文章，但在查阅了这天下午的报纸上的确刊登了那篇文章后，你把报纸放了起来，你觉得可以在排队等出租车时再细读。但等你们三个人总算出了出口，你发现那儿没有排队的队伍。有出租车在站前，有在等那些出租车的人，但没有排队的队伍。人山人海，但与英国人不同，只要有超过三个人在场，英国人就会习惯排好队，随后耐心地站着直到轮到他们，甚至连美国人，也会散漫地排一排，带着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及公平竞争的态度，而只要有太多法国人聚集在一个有限空间里，他们就会变成任性的儿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并不会一起维护秩序，而是突然间变成了人人为己。那天里昂火车站门口的混乱场面令你想起某些你曾看过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新闻简报：黑色星期二，黑色星期五，全球股市崩盘，世界要毁灭了，而在那儿，在证交所里，成千个丧心病狂的人声嘶力竭，每个人都快要突发心脏病猝死。这便是二十二年半前的9月1日你所加入的人群：乌合之众逍遥法外，而无人负责，而你身处的地方，与巴士底狱原先所在之地近在咫尺，两世纪前将之攻陷的一众暴民与这一群同样不羁，但现在空气里并没有革命的味道，人民想要的并不是面包或自由而是出租车，而因为出租车供应量不足本该有的五分之一，人民愤怒了，人民在吼叫，人民已准备好将彼此撕裂。你记得，你的妻子很平静，对于展现在她周围的景观饶有兴致，甚至你的小女儿也很平静，用她好奇的大眼睛接纳一切，但你变得越来越恼火，旅行时你总是状态最糟，紧张、易怒、永远不那么像自己，而你最恨的是被困在人群的混沌之中，因此，当你估量所陷入的困境时，你的结论是你们三人将不得不在那儿足足等上一两个小时才能找到一辆出租车，也许要六个小时，也许要一百个小时，于是你对妻子说或许去别处找出租车是个不错的主意。你指向另一辆停在山脚下的出租车，在几百码之外。“但这些包怎么办？”她说，“你没法把这三个沉重的包一路搬到那里。”“别担心，”你说，“我能搞定。”当然你搞不定，或只能勉强搞定，仅仅就在将那些怪兽拖了二三十码之后，你明白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但到了那一刻再要回头就太蠢了，于是你继续前进，每隔十秒钟就停下重组负载物，将那两个包和另一个包在左右臂之间轮换，有时把其中一个背起来而用手拎另外两个，不断地调换重量，加起来大概有一百磅重，自然而然地你开始出汗，在午后阳光的炙热下毛孔开始冒油，而等你到达下一个出租车站时，你已经彻底精疲力竭了。“你看，”你对妻子说，“我告诉过你我能做到的。”她用一种人们朝傻傻的十岁孩子微笑的方式向你微笑，因为事实是，尽管你成功抵达了下一个出租车站，但并没有出租车等在那儿，因为城中每个司机都朝里昂火车站驶去。现在无计可施了，除了四处游荡并希望他们中的一个最终会朝你而来。几分钟过去了，你的身体开始凉快下来，或多或少接近了正常体温，随后，就在一辆驶近的出租车进入视线之时，你和妻子看见一个女人朝你们的方向走来，一个年轻的、极高挑的非洲女人，穿着彩色的非洲服装，以一种完美挺直的姿态走路，一个小宝宝睡在胸前裹着的背囊中，右手拎着重重的一包杂货，左手拎着另一个沉重的包，而第三袋杂货顶在她的头顶。你意识到，你正望着一幅人类优雅的图景，她摆动臀部那缓慢而流动的姿态，行走时那缓慢而流动的动作，一个女人用一种你视之为某种智慧的东西来肩负起重担，每样东西的重量均匀分配，头颈和头部绝对平稳，手臂绝对平稳，孩子在她胸前安睡，在你令人尴尬地展示了将一家人的行李拖到此处之笨拙后，你觉得她的出现荒诞不经，敬畏于同为人类，她可以将你无法做到的那件事掌握得如此完美。当出租车停下时，她仍在朝你走来。现在你松了口气并高兴起来，你把行李放进后备厢随后钻进后座妻女身旁。“去哪儿？”司机问，而当你告诉他你要去哪儿时，他摇摇头叫你下车。起初你没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说。“我在说这行程，”他答道，“路太短了，我可不想为赚这么一丁点儿可怜的钱浪费我的时间。”“别担心，”你说，“我会多给点小费的。”“我才不在乎你的小费，”他说，“我要你下车——马上。”“你瞎了吗？”你说，“我们有个孩子还有一百磅行李。你想要我们怎么办啊——走路？”“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他答，“出去。”对他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如果前座的那个混蛋不把你送到你给他的地址，除了下车、把行李从后备厢取出、再等另一辆出租车之外，你还有什么选择呢？那时候你已经怒火中烧了，和这些年里你生气与沮丧的时候一样，不，更愤怒，更沮丧，比你能记起的任何时候都更愤怒，而当你把包从后备厢中取出、出租车司机开始驾车离开时，你取下挂在肩膀上的帆布包，包里装着你正在写作的手稿的唯一一份拷贝，也不管里面还有你迫切想读的《世界报》上的那篇文章，就朝正在离去的出租车方向扔去。它轰然一声落在汽车后盖上——令人深感满足的轰然一声有着五十磅字号大的感叹号所具有的所有力量。那司机猛踩刹车，走出出租车，握紧拳头开始朝你走来，大声叱责你攻击他值钱的车，摩拳擦掌准备动手。你握紧自己的拳头与之对骂，警告他不许再向你迈出一步，否则你就会打得他片甲不存，屁滚尿流。当你说出那些词时，你无疑准备好了要与之缠斗，什么都无法阻止你恪守诺言、毁掉这个男人，而当他望向你的眼睛，看见你所言不虚时，他转身爬进了出租车，扬长而去。你走到马路上取回你的包，而就在那时，当你弯下腰将之捡起时，你看见那年轻的非洲女人带着她的孩子和三个沉重的包裹从人行道上走来，此刻正好经过你身边，也许离你站立之处有十到二十英尺，而当你看着她走向远方时，你端详着她缓慢而均匀的步伐，惊叹于她身体的平衡，你明白了除了她臀部的轻柔摇摆，她身上没有任何部分在动，除了她的腿。

一次骨折。考虑到你在男孩时代参加过数千场比赛，你惊讶于除了这次没有其他骨折，连少数几次也没有。脚踝扭伤，大腿撞伤，手腕扭伤，膝盖疼痛，手肘酸痛，胫骨夹板，头部撞伤，但只有一次骨折，你的左肩，十四岁时在一场美式足球比赛中受的伤，这伤使你在过去五十年里无法完全举起手臂，但没有什么严重后果，要不是因为你母亲在这故事里起了作用，很可能你现在都懒得再提及，而最终这成了她的故事，而无关你作为九年级队的四分卫如何在后场飞身扑向一个漏接地面球、最终把自己肩膀撞伤的，完全不是对方球队任何一个队员的错，而是你太迫切地飞身过远救球，最后落在了错误的地方，陷入了窘境，就这样在你撞向硬地的时候撞断了骨头。那是在十一月末一个寒冷的下午，比赛没有裁判也没有成人监督，你把自己撞伤后，站在边线看完了余下的比赛，对于无法再参加比赛感到失望，尚未明白你已经骨折，只是觉得这次受伤很厉害，因为你只要一挪动手臂就会感到尖锐的疼痛。后来，你与朋友搭顺风车回到家，你们两个仍然穿着足球队服，而你记得多么困难才脱下球衣和肩垫，那样困难，其实没有朋友的帮助你无法做到。是个星期六，家里没人。你姐姐和朋友出门去某处了，父亲在工作，而母亲也在工作，因为星期六通常是带潜在买家看房的繁忙日子。在朋友帮你脱下肩垫后约两分钟，电话响了，你的朋友去接了电话，因为你现在很难移动，不然就会加剧疼痛。那是你的母亲，她对你朋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保罗还好吗？”“还好，”他答道，“其实，不是那么好。他好像弄伤了他的手臂。”而那时你母亲说：“我知道。那就是为什么我会打电话来——因为我担心了。”她告诉你的朋友她会马上回家就挂了电话。后来，当她开车送你去医生那儿拍X光片时，她告诉你那天下午她突然有一种感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而当你问她是什么时候有那种感觉时，结果发现她开始担心你的时候恰好就是你飞身扑向地面撞伤肩膀的那一刻。

你从没用过“美好往昔”这个词。每当你发现自己陷入一种怀旧的思维框架，缅怀那些似乎会使生活比现在更好的失落的事物时，你会告诉自己停下来仔细思考，用与看现在同样的细致眼光回首过去，而很快你就会得出结论，两者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别，这个现在和这个过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然，你对于当今美国生活之恶与蠢心怀各种怨念，没有一天你不曾长篇大论地哀泣，反对右翼之兴盛，经济之不公，对环保之轻忽，基础建设的崩塌，无意义的战争，将酷刑合法化的野蛮主义及非常规引渡，如水牛城和底特律般贫困之城的解体，劳工运动的朽坏，为了进入太过昂贵的大学而令我们的孩子承担的债务，贫富间不断增大的裂缝，更不用说我们在拍的垃圾电影，我们在吃的垃圾食品，我们在想的垃圾念头。这些足以使人想要发动一场革命——或者在缅因州的森林里像个隐士般生活，靠吃浆果和树根获取营养。还有，回到你的出生之年，试图回想起在那战后繁荣的黄金时代美国是怎样的：吉姆·克罗法[60]在南方全面实施，反犹的配额限制，秘密堕胎，杜鲁门在所有政府雇员中创立忠诚誓言的总统命令，“好莱坞十人”的审判，冷战，红色恐慌，核爆。历史的每个瞬间都充满了自身的问题、自身的不公，而每个阶段也自有其传奇及虔诚之举。肯尼迪遇刺时你十六岁，高中一年级，而如今的传奇说所有美国人民都因为这发生在11月22日的惨剧陷入了一种失语悲伤的状态。然而，你要讲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因为在葬礼那天你和两个朋友碰巧去华盛顿旅行。你想去那儿是因为你崇拜肯尼迪，他代表了艾森豪威尔漫长的八年后一种令人惊讶的变化，而你想去那儿也因为你很想知道参与“历史事件”会有怎样的感觉。是那个星期五[61]之后的那个星期天，鲁比开枪杀死奥斯瓦尔德的那一天[62]，你以为旁观的人群会沿街而立，当葬礼队伍经过时，他们会尊敬而静默地站在那儿，“处于失语悲伤的状态”，但你那天下午遇见的却是一大群吵闹的、摇头晃脑的八卦客，人们拿着照相机爬到树上，人们把他人推开以便看得更清楚，而最主要的是，你想起了一种公开绞刑的气氛，暴力的死亡景观之中有一种惊惧。你在那儿，你亲眼见证了那些事，然而自此之后的所有日子里，你一次也没听到过有人谈起真正发生了什么。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从前的东西你会怀念，尽管你毫不渴望看见那些日子重来。老式电话的铃声，打字机的敲击声，瓶装牛奶，不设指定打击手[63]的棒球比赛，黑胶唱片，套鞋、长袜和吊袜带，黑白电影，重量级冠军赛，布鲁克林道奇队和纽约巨人队，三十五美分的平装书，政治左派，犹太乳品店，双片连映，没有三分球的篮球比赛，宫殿般的电影院，非数码的照相机，可以用三十年的烤面包机，蔑视权威，纳什漫步者和木舷旅行车。但你最怀念的还是公共场所禁烟之前的那个世界。从你十六岁抽第一根烟起（在华盛顿肯尼迪的葬礼上与朋友一起）到千禧年末——除了少数例外——你一直可以自由地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抽烟。起初是餐厅和酒吧，还有大学教室、戏院阳台、书店和唱片店、医生候诊室、出租车、棒球场和体育馆、电梯、旅馆房间、火车、长途巴士、机场、飞机以及送你上飞机的机场穿梭巴士。有了极严厉的禁烟法令后，如今世界很可能变得更好，但也有一些东西丢失了，而不管那东西是什么（自在感？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喜感？清教徒式的痛苦的缺席？），你怀念它。

有些记忆你觉得那样陌生，那样不可思议，那样难以置信，以至于你觉得很难把它们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你是那个经历了这些你正回忆的事件的人。比如，十七岁时，你第一次出国旅行后从米兰飞往纽约的旅途中（去拜访在意大利的你母亲的姐妹，过去十一年她一直住在那儿），你坐在一位迷人的、非常聪明的十八九岁女孩身边，在一小时的交谈后，你们在剩余的旅途中毫无顾忌充满激情地彼此亲吻，在其他乘客面前丝毫不觉羞耻、不自觉地热情爱抚。这似乎本不可能发生，但它发生了。更奇怪的是，在次年欧洲短途旅行的最后一个早上，你乘坐学生游轮开始跨越大西洋的那次，你在爱尔兰香侬机场登机后发现自己身边又坐着一个漂亮女孩。在一个小时严肃地谈论了书、大学和你的夏日历险后，你们两个也开始接吻，你们那样激情以对，最终你们盖上了一块毯子，而在毯子底下，你的双手在她全身、在她裙底游移，而仅仅因为一丝意志力尚存，你们俩才没有冒险踏入赤裸裸做爱的禁地。这样一件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年轻人的性能量难道如此巨大，仅仅出现另一个身体便可作为性爱的诱引？现在你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甚至不敢去想做这样的事——不过话说回来，你也已经不再年轻。

不，你从不曾滥交，尽管有时你希望能允许自己更狂野、更冲动一些；但虽说你行为节制，你还是与可怕的亲密病毒数次交战。淋病。你曾得过一次，那时你二十岁，而一次已经够受的了。一种黏稠的绿色黏液从你的阴茎顶端渗出，感觉像一根金属针塞进了尿道，而小便这样简单的行为也变成了煎熬。你永远没明白是怎么得的淋病，可能的候选人选有限，而她们中没有一个让你觉得有可能是那恶疾的携带者。但五年以后，当你发现自己患上阴虱症时，你的确知道谁该负责。这次不疼，但阴部持续瘙痒，而当你最终低头去看发生了什么时，你惊讶地发现你被一营队的小阴虱感染了——外形与那些住在海里的蟹相似，但大小是微型的，不比瓢虫大。那时你对性病一无所知，你从未听说过这种病痛，直到自己染上此病，你甚至从不知道有阴虱这样的东西存在。盘尼西林治愈了淋病，但只需要一种粉就能去除在阴毛里扎营的害虫。所以说，只是个小牢骚，隔开一段距离看颇为喜感，但在那时你觉得难过，很难过，因为那个使你感染那些瘙痒魔鬼的人正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真爱，那十五岁时把你击倒并在青春期的剩余年份里一直折磨着你的疯狂爱情，而如今与她共眠，在你成人期的开始，令你感觉或许注定要再一次爱上她，而这一次——如果上帝在你这边——你的爱将得到完全的回报。但你们共度的那命中注定的周末并不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它是老故事的结束——以它自身方式取得的大团圆结局，但仍是结局，绝对的结局，而在裆部爬行的小虫，不过是那终章伤感的小尾声。

人们认为瓢虫会带来好运。如果有个瓢虫落在你手臂上，你应该在它飞走前许一个愿。四叶草也是好运代理人，在童年时代早期你有无数时间在草地上爬行，搜寻那些小小的奖励，它们的确存在，但很难得才找得到，于是这便成了庆祝的理由。第一只知更鸟的出现预示着春天的来临，那褐色、红胸的鸟会在一天早晨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你的后院里，在草地上四处跳动挖虫吃。此后你会计算知更鸟的数量，发现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每天把更多的知更鸟加入总数，而到了你不再数它们的时候，天气将会转暖。你搬进欧文大道屋子后的第一个夏天（1952年），你母亲在后院种植了一座花园，在花床土壤上的一年生植物及多年生植物丛中，独有一棵向日葵，随着几周过去它继续生长，起初到了你小腿处，然后到了腰间，随后往上与肩齐高，之后，到达你头顶后，一跃超过你到了六英尺[64]高。向日葵的生长是那个夏天的中心事件，是积极投身于时间的神秘运作，每天早晨你会奔去后院与它比高低，看看它正以多快的速度追上你。同在那个夏天，你结交了你的第一个密友，儿童时代第一个真正的伙伴，一个叫比利的男孩，他家就在离你家不远处，因为你是唯一一个在他讲话时能理解他的人（他讲话口齿不清，就好像词语还未来得及以清晰的声音吐出来就又沉入他那满是口水的嘴巴里），他依靠你向世上其他人翻译他的话，你也依靠他，把他视为勇敢的哈克，而你是更谨慎的汤姆[65]。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你们每天下午都一起在树丛里搜寻，寻找死去的鸟——如今你明白了，大部分是雏鸟，它们一定是从鸟巢里跌了出来，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你们将它们埋在你家屋旁的一堆土里——还有非常严肃的仪式，伴有假装的祷告和长时间的默哀。那时你们俩都已经发现了死亡，而你知道这是一桩严肃的事，某种不允许开玩笑的东西。

你清晰记得的第一桩人类死亡事件发生在1957年，那时你八十岁的祖母心脏病发作跌倒在地，那日稍晚在一间医院去世。你没有去葬礼的记忆，这也许意味着你没有去，很可能是因为那时你十岁，父母觉得你还太年轻。你记得的是此后好几天屋子里充斥的黑暗，人们来来去去在客厅与你父亲一起服丧，不相识的人们以含糊不清的嗓音背诵着无法理解的希伯来祷词，所有这些奇怪的平静的骚动，父亲的悲伤。你自己几乎完全没有被这死亡所打动。你感觉与祖母没有任何维系，没有来自她的爱，对于你是谁没有好奇心，没有哪怕一丝爱的光芒，而少数几次她用双臂抱着你，来一个祖母式拥抱时，你觉得害怕，渴望拥抱马上结束。那时候1919年的谋杀案仍是一个家庭秘密，你直到二十岁出头才知道那件事，但你始终感觉得到祖母是个疯子，感觉到对这位操着破碎英文、不时狂暴吼叫的小个子移民女人最好敬而远之。甚至当哀悼者在屋子里进进出出时，你都在做十岁男孩自己的事，而当拉比拍拍你的肩膀，说你可以离开参加当晚的棒球小联赛时，你上楼走进自己房间，穿上棒球服，奔出了屋子。

十一年之后，你母亲的母亲之死是另一回事。那时你已经长大，十四岁时杀死你朋友的那道闪电令你懂得了世界变化无常，我们随时都可能失去未来，天空充满了闪电，这些闪电不但能击倒并杀死年轻人，也能击倒并杀死老年人，而永远，永远如此，闪电总是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来袭。这是你关心的外祖母，你所爱的令人尊敬、略显焦虑的女人，她经常与你在一起，一直出现在你生活中，而如今你思忖着她的死，及其死之本质，她的死缓慢、可怕、令人不忍卒睹，你意识到在你的家庭里，其他所有的死都是突然的，是一系列闪电，与杀死你朋友的那道闪电相似：你父亲的母亲（心脏病，几小时内死去）、你父亲的父亲（在你认识他之前被枪杀）、你的父亲（心脏病，几秒钟内死去）、你的母亲（心脏病，几分钟内死去），甚至你母亲的父亲，他并未死在一瞬间，他活到八十五岁还身体健康，然后，在两三周迅速衰竭后，死于肺炎，也就是说，因年老而死——你觉得，是一种令人嫉妒的死法，生命直达你的第九个十年，然后，并非由闪电执行电刑，而是有机会消化你正在告别人世这一事实，有机会稍作回顾，随后入眠并飘向那空无之地。你的外祖母没有飘向任何一个地方。她如坐针毡般拖了两年，当她七十三岁去世时，对她来说几乎什么都不剩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通常称作路格瑞氏症[66]。你见过人们的身体被致命癌症自动吞噬，见过有人被气肿逐渐扼杀，但ALS[67]一样暴虐一样残酷，一旦你被诊断罹患此症，就没有了希望，无可挽回，在你面前只剩下一场朝解体与死亡而去的漫长征程。你的骨头溶化。皮肤之下的骨骼变成灰泥，器官一个个衰竭。令你外祖母尤其难以忍受的是她最初的症状出现在喉咙，她的言语功能在其他一切之前遭受了攻击：喉咙、舌头、食道。有一天，无缘无故地，她发现很难清晰地发出词语的音，音节变得含糊不清，略有间断。一两个月后，它们令人担心地消失了。几个月后，一阵阵痰阻塞了她的句子，如闷窒的水流声，病症之屈辱，而当没有一位纽约的医生能弄明白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时，你母亲带她去马约诊所[68]做全身检查。是这些明尼苏达人宣布了她的死刑，不久她的言语就变得不知所云。此后她被迫通过书写交流，不管她去哪儿都带着一支小铅笔和一沓纸，尽管她的其他部分似乎暂时还好，她仍然可以走路，仍然可以参与身边的生活，但当几个月过去、喉咙肌肉不断萎缩时，吞食成了问题，饮食成了一种永久的考验，而最终，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开始背叛她。在医院的最初一两周，她还能使用她的臂和手，还能用铅笔和小纸簿沟通，尽管她的字迹已经退化得很严重，随后开始有一位名叫莫兰小姐的私人护士来照看她（小个而高效，有种不变的假笑粘在她的脸上），她从你外祖母那儿拿走了纸和铅笔，而你外祖母越是抗议般嚎叫，纸簿就越长时间离开她。当你和母亲开始怀疑正发生的事时，莫兰就被解雇了，但外祖母与那虐待她的护士间的战斗耗尽了她剩余的所有力量。这个在你生病时为你读莫泊桑故事、带你去无线电城音乐厅看演出、请你去施拉弗特[69]吃冰淇淋圣代的温柔谦逊的女人正在曼哈顿上东区的医师医院死去，而就在她太过虚弱再也拿不住铅笔后不久，她发疯了。她身体里仅剩的无论什么力量都归于愤怒，一种痴呆的怒火使她变得无法辨认，用不断嚎叫来自我表达，是那种来自无助僵化的人的闷窒压抑的嚎叫，挣扎着不在她自身的痰堆里沉溺。生于明斯克，1895年。死于纽约，1968年。“生命之终是苦涩的。”（约瑟夫·儒贝尔，1814）

当时的一切自有其方式，而你从不停下来质疑它们。在你的城里有公共学校和天主教学校，因为你不是天主教徒，你上了公共学校，它们被认为是好学校，至少以当时衡量这类事的标准而言，而母亲后来告诉你，正由于这个缘故，你们一家才在你快要开始上幼儿园之前数月搬进了欧文大道的屋子里。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你的经历做比较，但你在那个系统里度过了十三年，最初七年在马歇尔学校（K—6），随后三年在南奥兰治初级中学（7—9），而最后三年在梅普尔伍德的哥伦比亚高中（10—12），你遇到过一些优秀的老师和一些平庸的老师，少许出类拔萃、鼓舞人心的老师和少许差劲、不称职的老师，而你的同学们有聪明的、普通的，也有准白痴。所有的公共学校都是这样。每个住在该地区的人都可以免费上，而因为你在一个特别教育尚未来临的时代长大，还没有建立另外的学校来接收所谓有问题的孩子，你有几个同学是生理残疾的。你不记得有人坐轮椅，但你仍然记得那个身体扭曲的驼背男孩、那个缺了一个手臂的女孩（她的肩膀以下延展出一截没有手指的断肢）、那个口水滴在衬衫前面的流口水男孩，和那个几乎不比侏儒高多少的女孩。如今回首往事，你觉得这些人是你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如果他们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对于何为人类的理解或许会变得贫乏，缺少深度及同情，缺少对于痛苦及不幸的形而上的洞见，因为那些孩子是英雄般的孩子，他们不得不比其他人努力十倍才能为他们自身找到一个位置。如果你仅仅生活在生理健全的人之中，生活在像你自己那样的、将健康的身体视作理所当然的孩子们之中，你又怎么会明白什么是英雄主义呢？你早年的朋友里有一个是戴眼镜、长着一张平常的没有下巴的脸的、不爱运动的胖男孩，但因为他聪颖幽默、有数学细胞及当时你视为不同寻常的慷慨精神而极受其他男孩喜爱。他有一个患病卧床的弟弟，男孩的病使他的生长停止、骨骼脆弱，与坚硬表面最轻微的接触也会令他骨折，会完全无缘无故地骨折。你记得有好几次放学后去朋友家，进屋看望他的弟弟，他只比当时的你小一两岁，躺在装有滑轮和管线的病床上，腿上裹着石膏，他的头很大，皮肤灰得不可思议，在那间房间里你几乎无法开口，你觉得紧张，也许有些害怕，但那弟弟是个好孩子，友善而聪明，而他不得不躺在那样一张床上总是令你觉得荒谬、甚至愤怒，每次你看见他都会想，是哪个白痴上帝判定了他要被锁在那个身体里，而不是你。你的朋友对他很忠诚，他们如同你曾认识的其他兄弟一样彼此亲密，他们分享一个私密的两人世界，一个由共同爱好主宰的秘密宇宙：他们打想象中的棒球比赛，玩一种由骰子、纸牌、复杂的规则和详尽的统计记录组成的棋盘游戏，并详尽记录他们的每一场比赛，这逐渐演变成整个赛季，每一两个月成为另一个赛季，在一个接一个想象游戏的赛季里，岁月荏苒。你现在意识到该有多巧，在1957—1958年赛季的一个冬日傍晚，就在道奇队宣布从布鲁克林搬回洛杉矶后不久，正是你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你罗伊·坎帕内拉，那位全明星队捕手，遭遇了车祸，车祸如此严重，就算活了下来，余生也都将瘫痪。你的朋友对着电话哭泣。

2月23日：你与妻子相遇第三十周年，你们共度第一夜三十周年。你们俩在黄昏离开家，跨越布鲁克林大桥，入住曼哈顿下城的一间宾馆。或许，有点放纵，但你不希望这二十四小时悄然流逝，没有做什么来留念，而因为从来没有过办一个派对的想法（一对夫妻为什么会希望在别人面前庆祝自己的纪念日呢？），你和妻子在宾馆餐厅里单独吃晚饭。之后，你们乘电梯到九楼进了房间，在那儿你们很快一起喝完了一瓶香槟，忘了打开收音机，忘了打开电视机看看那四千多部供选的电影，而在喝香槟的时候，你们彼此交谈，好几个小时你们什么都没做只是在交谈，并非在谈论过去及身后的三十年，而是谈论现在，谈论你们的女儿和你妻子的母亲，谈你们现在正在忙的工作，谈所有那些既切题又琐碎的事，而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个夜晚与你们婚后的其他任何夜晚并无不同，因为你们俩总是在交谈，正是这交谈以某种方式定义了你们，而所有这些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这始于你们相遇之日的漫长而不间断的对话中。外面，是又一个寒冬夜晚，又一阵冻雨抽打着窗户，但现在你与妻子躺在床上，宾馆的床是温暖的，床单柔滑舒适，枕头绝对巨大。

无数次动心与调情，但在你早年生活里只有两次大的爱情，青少年中期及后期的剧变，两次都是灾难，随后是你的第一次婚姻，同样以灾难告终。从1962年开始，当时你爱上了十级英语班上的那个美丽的英国女孩，你似乎有一种追错人的特殊才能，想要你无法拥有的东西，将心交给那些不能或不愿以爱回报你的女孩。有时是大脑感兴趣，有几次是身体感兴趣，但全然不曾动心。几近疯狂的女孩，她们都令人销魂，具有自我毁灭的特质，令你极其兴奋，但你几乎一点都不理解她们。你创造了她们。你将她们视作自身欲望的虚拟化身，无视她们的问题及个人史，无法在自身的想象之外领会她们是谁，然而你越是无法理解她们，你就越热切地渴望她们。高中的那个开始了一场秘密绝食行动，结果进了医院。那时候厌食症这个词还不在你的词汇表里，于是你想到了癌症或白血病（她的母亲几年前得白血病而死），否则又该怎么解释她那曾经可爱的身体的衰退呢，那可怕的消瘦，你记得曾试图去医院探访她但遭拒，每天下午都遭拒，爱和恐惧令你精神错乱，但最终她并非是为男孩们准备的，尽管在你二十出头的时候有几次她又不知不觉回到你的生活之中（以阴虱症溃败告终），但她本质上是一个为其他女孩准备的女孩，因此你与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第二个故事始于你大学第一年的那个冬天，那时你爱上了另一位情绪易变的女孩，她既想要你又不想要你，而她越是不想要你，你就越热忱地追求她。一位病态的游吟诗人和他变化无常的女伴，甚至几个月后她割腕、心不在焉地试图自杀之后，你继续爱着她，这个裹着白色绷带、露出动人而歪斜的笑容的人，随后，在绷带拆除后，你让她怀上了孩子，你用的避孕套破了，于是你不得不花了一大笔钱来支付堕胎费。惨痛的记忆，又一件令你夜不能寐的事，而当你确信你们俩做出了正确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时（十九岁和二十岁的父母，可笑的想法），你被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的记忆所折磨。你总是想象那会是个女孩，一个红发女孩，一个奇妙的出色的女孩，而意识到如今她会有四十三岁这点令你痛苦，这意味着极有可能你本该在一段时间之前就当上了外公，或许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如果你让她活下来的话。

考虑到你过往的失败、误判、无力理解自我及他人、处理心灵问题时的笨拙方法，你最终进入了一场持续如此之久的婚姻就似乎很不寻常。你曾试图弄明白命运意外转折的原因，但你从未能得到答案。一天夜里你偶然遇见一个陌生人，你爱上了她——而她也爱上了你。你配不上这爱情，但你也并非不配。就这样发生了，而除了运气，无法解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从一开始起，和她的一切都是不同的。这一次不是臆想，不是内心幻想的某种投射，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你们俩一开始交谈，她就将她的现实加诸在你身上，那是一次诗歌朗诵会后，在第92街Y的大堂里，你们共同认识的一个熟人介绍你们认识彼此，而因为她既不腼腆也不难以捉摸，因为她直视你的眼睛、勇敢地身为一个全然合理的存在，你就无法将她变成她所不是的人——无法创造她，如同过去你对其他女人所做的那样，因为她已经创造了她自己。美丽，是的，毫无疑问绝对美丽，修长的、六英尺高的金发女郎，有美丽的长腿和四岁孩子般的小手腕，是你曾见过最大的小人，又或许是最小的大人，然而你又不是在望着某个遥远的女神客体，而是正在与一个活生生的、正在呼吸的人类主体交谈。主体，并非客体，因此不会有幻象。不会有欺骗。智慧是一种无法伪装的人类特质，而一旦你的眼睛适应了她美貌的光芒，你就明白了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是你曾遇见过的最优秀的心灵。

渐渐地，当你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开始更好地了解她时，你发现对于几乎所有重要的事你们都有相同的观点。你们的政治观点相同，你们在乎的书是相同的，你们对于生活里想要什么也有相似的态度：爱情、工作和孩子——金钱和财富在清单上远远居后。令你甚感安慰的是，你们的个性毫不相似。她比你爱笑，她比你更自由更外向，她比你更温暖，然而，一路往下到底，在你们相结合的最低点，你感觉自己遇见了自己的另一个版本——只是那个人比你进化得更充分，更能够表达你憋在心里的东西，一个心智更健全的存在。你爱慕她，而在你生命里第一次，这个你爱慕的人也爱慕你。你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来自明尼苏达的路德会年轻女孩，一个是来自纽约的不那么年轻的犹太人，但在三十年前的那个2月23日，你们偶遇后仅仅两个半月，你们决定同居。直到那时为止，你所做的每一个关于女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但这一个不是。

她是个研究生，也是个诗人，你们在一起的最初五年，你看着她完成功课，学习并通过口试，随后经历了一段艰苦的论文写作期（论狄更斯的语言和身份）。在那段时间她出版了一本诗集，而因为你们婚姻早期缺钱，她打好几份工，一边编辑佐恩出版社的三卷本选集，一边秘密重写某人关于雅克·拉康的博士论文，同时教书，主要是教书。第一个班级是教保险公司的低阶员工，这些有野心的年轻工人希望通过上英文语法及说明文的强化课程提高晋升机会。一周两次，你妻子带着学生们的故事回家，有些故事很有趣，有些相当动人，但你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期终考试里出现的一个滑稽的错误。在学期中，你的妻子讲了一堂关于修辞方法的课，其中讲到委婉语的概念。作为例子，她举例说“过世”是“死”的委婉语。期终考试上，她要求全班同学给“委婉语”这个词下一个定义，于是一个不甚专心的学生答道：“委婉语的意思就是‘去死’。”在保险公司班之后，她去了皇后大学，在那儿作为助手工作了三年，一份累人的低薪工作，每学期上两门课，教英文补习班及英文写作班，每个班二十五个学生，每星期要改五十份作业，每学期要与每个学生进行三次个别会谈，早上六点开始踏上从科布尔山到法拉盛的两小时旅途，随后要乘两次地铁和一次巴士，随后是反方向的两小时旅途，只为那份一年八千美金没有福利的薪水。漫长的日子让她精疲力竭，不只是因为工作和路途，也因为在皇后大学的荧光灯下度过的那些时间，这种快速闪烁的光线会使那些患偏头痛的人头疼，而因为你的妻子自童年起一直有那种状况，到傍晚走出门时她很少不是眼有暗圈、脑袋剧疼。她的论文进展缓慢，对于研究与写作需要的专注时段而言，她每周的日程太琐碎了，但突然间你的财务状况稍稍开始变好，足够让你说服她不惜任何代价地辞去教书工作，而一旦她空了下来，她迅速在六个月里写完了狄更斯论文的剩余部分。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她依然决心完成它。一开始读研究生是有意义的：单身女人需要一份工作，尤其当那个女人来自一个没有钱的家庭时，而尽管写作是她的志向，她无法依靠写作维生，因此她愿意做一个教授。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她结婚了，财务状况越来越安全，她不再打算找一份学术工作，然而她依然继续奋斗，直到拿到了博士学位。一次又一次，你问她为什么这对她那么重要，而她给你的各种各样的回答都直指那个核心问题：她曾经是谁，她现在仍是谁。首先，因为她不愿勉强让自己放弃已经开始做的事。一个关于倔强和骄傲的问题。其次，因为她是个女人。顺风顺水地，你一年后就摆脱了研究院，你是个男人，而男人掌控着世界，但一个佩戴着高学历徽章的女人会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赢得一些尊敬，不会像没有那徽章的女人一样被看低。第三，因为她喜欢。努力工作及高强度研究的纪律性提升了她的智力，使她成为一个更好、更敏锐的思考者，而即使未来她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来写小说（她已经开始写她的第一本），她也不想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就马上放弃她的知识分子生活。这些便是二十五年多前你和她的交谈内容，但好像她那时已经开始努力望向未来，看见了她身前未来的轮廓。从那时算起：出版了五部小说，第六部正在写，也有四本非虚构类书，大部分是散文，有宽泛主题的许多散文：文学、艺术、文化、政治、电影、日常生活、时尚、神经科学、心理分析、认知哲学以及记忆现象学。1978年，她是一百个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英文专业的学生之一。七年后，她是仅有的三名成功坚持到底的人之一。

和你的妻子结婚，你也和她的家庭结了婚，而因为她的父母仍然住在她长大的那幢房子里，另一个乡村渐渐被吸收进你的血液：明尼苏达，上中西部乡村王国最靠北的省份。不是你想象中的平坦世界，而是一片有起有落的起伏之地，没有高山或小山的挤压，但极远处的云模拟着大小山脉的样子，幻觉般的一大块，一团雾状的白，柔化了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单调的起伏之地，而在那些没有云的日子，有一路向地平线延伸而去的苜蓿地，低远的地平线上方横跨着巨大的、永无止境的天空，天空如此之大，它一路朝你的足尖落下。地球上最冷的冬天，随后是酷热潮湿的夏天，极其干燥的炎热带着成百万只蚊子朝你袭来，蚊子如此之多，连卖的T恤上都印着那些杀人的俯冲轰炸机的照片，说明上写着明尼苏达—州鸟。你第一次去那儿，是1981年夏天去住了两个月，你当时正在写二十世纪法国诗歌选集的前言，一篇很长的文章，有四十多页，而因为你未来妻子的父母在你造访时不在城里，你就在未来岳父在圣奥拉夫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在一间饰有北欧海盗头盔照片的房间里炮制那些关于阿波利奈尔、勒韦迪[70]和布勒东的段落，每天早晨开车去几乎无人的校园，而一周后校园突然苏醒过来，那时学校把几幢建筑租给了基督教导师年会，你是多么喜欢在早晨泊车时看着那些导师走过啊，众多长相几乎相同的男人，留着极短发，挺着大肚皮，穿着百慕大式短裤，随后你走进挪威系你的房间，在那儿你要再写几页法国诗人。你在诺斯菲尔德，它自诩为“奶牛、大学和满足的故乡”，一个约有八千人的城市，最出名的是，这是杰西·詹姆斯和他的同党在一次未遂抢劫中的丧命之处（弹孔依旧留在迪威臣街银行的墙上），但你最喜欢的地方很快变成了19号公路上的美多麦工厂，它那高耸的烟囱涌出白色的云雾，带着坚果味的麦粒，它们用于制作那种黄褐色的法里纳纹理的早餐麦片，它就在你岳父的办公室到城中心的路上，而几百码外，就是那个夏天的某个下午你和妻子停步看着一列慢车经过的铁道，那是你曾见过的最长的火车，有一两百节货车车厢，但你没有时间去数，因为你和未来的妻子正在交谈，主要是关于你们回纽约之后要找的公寓，而就在那时，结婚的问题第一次出现在你们之间，不只是住在同一屋檐下而且也要由婚姻维系，那是她想要的，那是她所坚持的，于是尽管你曾决定再也不结婚，你还是说当然好，你很乐意娶她，如果那就是她想要的，因为那时候你已经爱她足够久，你明白无论她想要什么，那也一定是你也想要的。正因为如此，你在那个夏天才那样仔细关注身边的一切，因为这是她度过童年及少女时期的乡村，而研究了那片景色的细节后，你觉得你会渐渐更了解她，更理解她，而一个接一个的，当你逐渐认识了她的父母和三个妹妹后，你也开始理解她的家庭，这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她，感受她行走其上的土地之坚固，因为这是个坚固的家庭，和你长大时自己那个破碎临时的家庭迥然不同，而不久之后你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现在这也是你的家了，这是你永久的幸运。

接着是冬访，新年到来时的返家，在一个空气沉默的冰冻世界里待一周到十天，匕首般的风刺穿你的身体，早晨透过厨房窗户望向温度计，看见红色的水银卡在华氏零下二十度、零下三十度[71]，对于人类生活而言，这温度是那样不适合居住，你经常问自己怎么会有人能住在这样的地方，你脑海里的图像是苏族[72]从头到脚都裹在水牛皮里，那是在苔原似的草原上被冻死的拓荒家族。没有一种冷像这种冷，一种不可能的冷，踏出门的那个瞬间便朝脸部肌肉袭来，连续击打你的皮肤，使皮肤皱起，使血管里的血液凝固，然而有一次，并非许多年以前，全家人一起走进黑暗里看北极光，你就看过那唯一一次，难以忘怀，难以想象——站在寒冷之中抬头凝视令人震惊的绿色天空，天空在夜晚的黑墙上闪烁着绿光，你曾见证的事物里没有一样堪比这令人兴奋的宏伟景象。在另一些夜里，晴朗无云的夜里，天空挤满了星星，从地平线到地平线满满当当的，比你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过的星星都多，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合并成了密集而明亮的一片，头顶上一锅粥一样的白，而接着是白色的早晨、白色的下午，那雪，那永无止境落在你身边的雪，积到了膝盖处，到了腰部，如同小时候在母亲花园里那些超过你头顶的向日葵般生长，比你见过的任何雪都大，而突然之间，你在重新经历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瞬间，那时你和妻女去明尼苏达进行每年一次的圣诞朝圣，在那个暴风雪之夜你在那儿开着车，从妻子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姐妹家驱车前往她在诺斯菲尔德的父母家，只有不到四十英里远。坐在后座的是三代女性（你的岳母、妻子和女儿），而与你一起坐在前排的，坐在右侧副驾驶座的，是你的岳父，在你与他的长女结婚的那些年里一直善待你的男人，尽管从很多方面看，他是一个疏离而自闭的人，与你自己的父亲很相像，两人都忍耐过艰苦贫困的童年时期，而对你岳父来说还有额外的折磨，他曾在二战中当步兵（吕宋岛战役，菲律宾，新几内亚的丛林），但你是掌握与自闭人沟通艺术的终身专家，假如说你的岳父有时与父亲相像的话，你觉得在他身上有更多的温暖和柔情，他比你父亲更易被了解，更像是人类的一员。你四十六或四十七岁，身体状况极佳，在中年里还算年轻，而因为你仍被视为“好司机”，后座上的女性团绝对相信你有能力将她们安全地送到诺斯菲尔德的家中，而因为她们信任你，她们没有警惕风暴的潜在危险。实际上，在开车回家的整个旅途中，她们三个忙于热烈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表现得就好像这是盛夏一个温煦的傍晚，但你一发动汽车、离开表姐家，你和岳父就都明白了你将迎来一段糟糕的旅程，天气状况糟透了，简直到了难以对付的程度。你刚上高速公路，开始在I-35号公路上向南而行时，雪已经鞭挞在挡风玻璃上了，尽管雨刷全速运作，你仍然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因为雨刷刚完成它们的弧线，雪又开始在玻璃上聚集起来。在高速公路上，头顶没有路灯，而对面车道上朝你驶来的车的前灯照亮了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雪，因此你看见的就不再是雪，而是一片小而炫目的光线。最糟糕的是，路很湿滑，像溜冰场一样光滑而结满了冰，一小时开超过十到十五英里后会使轮胎失去摩擦力，刹车也变得失灵。每隔五十到一百码，在你的左边和右边，你都会经过一辆辆滑向路边的车，半翻在小山一样的雪堆或积雪里。你的岳父，一辈子都生活在明尼苏达，对于在这样的风暴里驾车的危险太熟悉不过了，他一直全身心陪伴着你彻夜缓缓移动着车，坐在领航员的位置上，凝视着不断涌向挡风玻璃的闪亮雪云，提醒你将要到来的弯路，使你保持平静和专注，在他的脑子里、用身体肌肉和你一起驾驶，于是你们终于回到了诺斯菲尔德的家中，你和那老兵在前排，女性在后排，两小时的艰苦跋涉，而不是通常的三四十分钟，而当你们五个人走进家里，女人们还在说说笑笑，但你的岳父，他知道一直令你担心着的是怎样的考验，因为这也令他神经紧张，他拍拍你的后背，朝你使了个眼色。将制服束之高阁五十年之后，这位军士向你行了个礼。

在明尼苏达州诺斯菲尔德的圣诞晚餐，每年如此，从1981年到2004年岳父去世，此后家里的房子变卖，你的岳母搬进一套公寓，于是传统改变了以适应新情况。但在近四分之一世纪里，这顿饭都很正式，任何细节都经考虑，没有一个元素和前一年不同，而1981年你坐下时身前的那张桌子，当时桌上只有七个人——岳母及岳父、你的妻子、她的三个姐妹和你自己——随着日积月累、妻子的妹妹结婚并开始生养她们自己的孩子而渐渐扩展，因此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后，有十九个人围坐在桌边，包括那最年长的和年长的、年轻的和最年轻的。需要注意的是圣诞节是在二十四号晚上庆祝的，而不在二十五号的上午和下午，因为尽管你妻子一家住在美国心脏地带，他们曾是、现在也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家庭，一个挪威家庭，而所有的圣诞礼仪都遵循那部分世界的传统而非这里的。你的岳母，1923年生于挪威最南面的城市，直到三十岁才跨越大西洋搬来，尽管她的英文很流利，她还是带着明显的挪威口音说着她的第二外语。她年轻时经历了战争及德国入侵，十七岁时曾因参加早期反纳粹游行入狱九天（如果晚一些发生在战时，她说，她或许就被送去集中营了），而她的两个哥哥都是地下党的活跃成员（其中一个，在越狱之后，为了逃离盖世太保滑雪去了瑞典）。岳母是一个聪明博学的人，你非常钦佩她，对她很有感情，但她有时应付英语语言和美国地理时会出洋相，也许，没有比十五六年前的那个晚上更好笑了，那时她和她丈夫乘坐的前往波士顿的飞机因为机场大雾无法降落而改降纽约奥尔巴尼，而他们刚在奥尔巴尼降落，她就打电话给你妻子，在电话里向她宣布：“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我们要在阿尔巴利亚过夜了！”至于岳父，他也完全是个挪威人，尽管他是第三代美国移民，1922年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坎农福尔斯，最后一代十九世纪牧场孩子，在没有电也没有室内管道设施的木屋里长大，而他所居住的乡村社区那样偏僻，无一例外地住着挪威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以至于他在大部分早年生活里说的是挪威语而非英语，因此他在整个成年及老年阶段都保留了一种口音：不是像你岳母那样的浓重口音，而是一种轻柔的音乐腔，用一种你从未在其他人那儿听见过的方式说的美式英语，你听起来总是觉得非常悦耳。在被战争长时间打断后，他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完成了大学，并在研究院及奥斯陆大学的福布莱特计划[73]中继续他的学业（他和你的岳母在那儿相遇），最终成了一名挪威语言文学教授。所以说，你的妻子在一个挪威家庭里长大，尽管它碰巧位于明尼苏达，因此圣诞晚餐也是严格而完全挪威式的。实际上，与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你的岳母还是孩子时与她的家人在挪威南部吃的圣诞晚餐一模一样，一个远不及如今富足的年代，现在超市里会备有两百种早餐麦片及八十四种不同口味的冰淇淋。那顿饭永远不变，而二十三年后菜单上没有增减哪怕一道菜。没有火鸡、鹅或火腿——人们猜想中的主菜——而是猪肋骨，略加盐和胡椒，在烤箱里烤，吃的时候不加沙司或佐料。配菜是煮土豆、花椰菜、紫甘蓝、球芽甘蓝、胡萝卜、越橘，米布丁当甜品。没有哪一餐比这一餐更简单，更挑衅般地对抗着一顿合适的假日餐该由哪些菜组成的当代美国观念，但当你几年前向最年轻的侄子和侄女做民意调查时（这传统仍在纽约继续），问他们是喜欢从前那种圣诞晚餐还是更愿意看到一些改变时，他们全都大声答道：“不要变！”这是作为仪式、作为传承、作为家庭凝聚力的食物——一种象征性的锚，以防止你漂向大海。这就是你嫁入的宗族。当你那机智的女儿大约十五岁时，她想出了一个新词来描述她的背景：犹太挪威人[74]。你怀疑会不会有很多人认同属于这个由交杂身份组成的特殊类别，但毕竟这是美国，是的，你和妻子是一个犹太挪威人的父母。

你小时候爱的食物，从最初的记忆到青春期来临，如今你惊异于有几万叉、几万勺食物进入你体内，吃了多少口、咽了多少次，多少次小口啜饮及大口猛灌，从白天不同时段你喝的无数种果汁开始，早晨喝橙汁，也喝苹果汁、葡萄汁、番茄汁和凤梨汁——玻璃杯里的凤梨汁，但夏天也喝在冰格里冻成块的凤梨汁，你和姐姐将之称作“凤梨块”——还有无论何时只要获准便会一饮而尽的软饮料（可口可乐、生啤、姜汁啤酒、七喜、橘子汁），还有你热爱的奶昔，尤其是巧克力的，但有时为换口味喝香草的，或把两种结合起来称作“白加黑”，随后，在夏天，狂爱漂浮沙士，通常是用香草冰淇淋做的，但对你来说要是冰淇淋的口味是咖啡的会更好吃。任何一个早晨，你都会以一道冷麦片开始（玉米片、卜卜米、碎粒麦片、膨化麦片、爆米花、燕麦圈——碰巧在厨房碗橱里的随便什么），你会将之倒进碗里，浇上牛奶，然后加上一勺匙（或两勺）精白糖。接着是一客蛋（多数时候炒，但偶尔也煎或煮成糖心蛋）和两片黄油吐司（白、全麦或黑麦），通常配培根、火腿或香肠，或者一盘法式烤面包（涂枫树糖浆），或者，极少的时候，但总是最渴望，吃一叠烙饼（也涂枫树糖浆）。几小时后，午餐肉夹在两片面包之间，火腿或萨拉米，粗盐腌牛肉或博洛尼亚香肠，有时是火腿加美国芝士一起，有时单吃美国芝士，或者吃一个你母亲最信任的吞拿鱼三明治。在寒冷的日子里，像这一天一样的寒冷冬日，三明治前经常会先喝一碗汤，在五十年代早期通常是罐装的，你最喜欢坎贝尔的鸡汤面和坎贝尔的番茄汤，无疑那时每个美国小孩也都喜欢。汉堡和热狗，炸薯条和薯片：是一周一次在当地一家名为克里克伍德的快餐店里的美食，每周四你和同学会在那儿一起吃午餐。（你读的语法学校没有食堂。每个人都会回家吃午饭，但从你九、十岁开始，你和朋友的母亲允许你们饕餮一番：每周四在克里克伍德吃汉堡和/或热狗，一共只要二十五到三十美分。）晚饭，也称作正餐或晚餐，假如主菜是羊排的话就最好，烤牛肉是紧接着的第二名，接着，不分先后，是炸鸡、烤鸡、炖牛肉、红烧牛肉、意大利面和肉丸、嫩煎牛肝和炸鱼腩焖茄汁。土豆总是有的，无论怎么烧（主要是烤或做土豆泥），它们永远会带给你深度的满足感。玉米棒超过了其他所有蔬菜，但那快乐限于夏日最后几个月，因此你欢乐地狼吞虎咽那些在你碗里的豌豆或豆配胡萝卜或青豆或甜菜。爆米花、开心果、花生米、棉花糖、一堆堆蘸有葡萄酱的苏打饼干以及那些在你童年后期开始出现的冷冻食品，特别是鸡肉派和萨拉李的磅蛋糕[75]。在你人生的这个时点，你几乎已经失去了对甜食的爱，但当你回首男孩时代那些遥远的日子，你会震惊于你曾渴望并吞下了那么多甜品。首先是冰淇淋，你似乎对冰淇淋有无法满足的胃口，无论是盛在碗里的纯冰淇淋还是裹着一层巧克力酱，无论是以圣代、苏打还是雪糕（就像在好心情冰淇淋吧和Creamsicles里一样[76]）的方式呈现，还有埋伏在球形（糖糖）、三角形（爱斯基摩派）和圆筒（烤阿拉斯加）里的冰淇淋。冰淇淋是你年轻时代的烟草，是潜入你灵魂并不断以其魅力诱惑你的瘾，但你对蛋糕（巧克力层！天使的食物！）和各种曲奇也没有抵抗力，从香草手指[77]到伯里双份巧克力，从菲格纽顿到玛洛马斯，从奥利奥到社交茶点，更不用说你在十二岁前吃掉的成百上千的糖果棒：银河系[78]、三个火枪手、大块头、查尔斯顿牛轧糖、约克夹心薄荷糖、朱尼亚夹心薄荷糖、玛氏巧克力棒、士力架棒、雀巢鲁斯、太妃焦糖牛奶巧克力豆、暗笑、古伯斯、点点、枣树、凯子老爹以及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牌子。你消化所有这些糖分后怎么还能在那些年里保持苗条，当你朝青春期而去时身体又是如何纵向而非横向生长？幸好，现在所有那些都过去了，但时不时地，也许每隔两三年，长途飞行前你在机场消磨时间时（出于某种原因，这仅仅发生在机场），如果你晃进一家杂志店找报纸，一种古老的渴望会突然抓住你，于是你会将目光投向收银台下陈列的糖果，假如碰巧有暗笑，你就会买。十分钟内，五粒胶状糖果就会全被吃光。红的、黄的、绿的、橙色的和黑的。

儒贝尔：“生命的终结是苦涩的。”就在写下这些词后不到一年，六十一岁时，在1815年这个年纪看起来一定会比现在大得多，他匆匆写下另一句关于生命终结的、更具挑战性的构想：“人必须可爱地死（如果可以的话）。”你被这句话感动，尤其是括号里的词，你觉得，这表明了一种少见的精神敏感度，一种来之不易的、对可爱有多难的理解，尤其是对某个年老的、正不断衰退而需由他人照顾的人而言。“如果可以的话。”最终很可能没有比可爱更伟大的人类成就，无论那终结是否苦涩。以尿、屎和口水将临终之床弄脏。你告诉自己，我们所有人都将朝那儿而去，问题是当处于无助和退化境地时，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为人。你无法预见当你最后一次爬上床那天到来时会发生什么，但如果你不是突然离世，像你的双亲那样，那么你希望能可爱。“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一定不会忘了说起1971年你差点被鱼骨鲠喉而死，或2006年的一天夜里在漆黑的走廊里死里逃生，当时你的前额撞进门框下缘并朝后跌去，随后，试图重获平衡的时候，又朝前倒下，脚绊在门槛上，面部朝下飞向你正走入的那间公寓的地板，头顶落地时离厚实的桌腿只有几英寸之遥。每一天，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人们死于那样的跌倒。比如，你朋友的叔叔，你十九年前写过的那个人（《红色笔记本》，第三个故事），他逃过了枪伤，二战时参加反对纳粹的游击队抵抗组织时屡陷险境但幸存了下来，一个令人目瞪口呆、不时成功逃离某个死神及（或）断肢的年轻人，战后搬到了芝加哥，住在和平时代美国的宁静里，远离年轻时的战场、飞弹及爆炸的地雷，一天晚上他醒来去上厕所，在漆黑的客厅里踩到一件家具，头撞到厚实的桌腿后死去。荒诞的死，无意义的死，五年前你的头撞地时假如朝左偏上几英寸你也可能这样死去，而当你想到人生告终时这些荒诞的死法——跌倒在楼梯梯级上，从梯子上滑下，意外溺水，被车撞倒，被流弹击中，因为收音机掉进浴缸而触电——你只能总结道，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留下一些死里逃生的印记，每个成功活到你现在年纪的人已经避过了不少潜在的荒诞而无意义的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你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过程里。更不用说，无数其他人曾面对更糟的情形，不曾拥有过日常生活的奢侈，比如，战斗中的军人，战争中死去的平民，被独裁政府谋杀的受害者，以及无数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洪水、地震、台风、瘟疫。但即使是那些在灾难中幸存的人，相比我们这些没有遭受类似恐惧的人，也一点也没少受日常生活变化无常的影响——就像你朋友的叔叔，他在战争中逃生，却于某夜死于芝加哥公寓上厕所途中。1971年，一根鱼刺卡在了你的喉咙深处。当时你在吃一块你认为是大比目鱼鱼腩的东西，因此你当时并不担心会遇到任何骨头，但突然之间你不再能够吞咽而不感到疼痛，某样东西在那儿，而传统疗法没有一样有哪怕一点作用：喝水，试图用手指拉出鱼刺。那根骨头进入了喉咙的极深处，它又长又粗足以刺穿两侧的皮肤，而每一次你又试图把它咳出来，唾液里都带着血。那是四五月间，你已经在巴黎住了两到两个半月，当你渐渐明白你没法自己把骨头取出来后，你的女友离开了在雅克莫瓦斯路上的公寓，步行前往街区里最近的医疗设施，布西科医院。那时是晚上八九点钟，护士们不知该对你做些什么。她们在你喉咙里注射了一种麻醉液剂，她们和你聊天，她们笑着，但卡着的骨头还是碰不到因此无法被取出。最后，大约十一点时，夜间急诊医生来上班了，一个名叫梅耶尔的年轻人，在这曾住着钢琴调音师盲人的街区里的又一个犹太人，结果天晓得，这个年轻医生，比你年长不超过四到五岁，竟是个眼鼻喉科的专家。在预检时你吐出了一些血之后，他叫你跟他穿过院子来到医院另一侧大楼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你在椅子上坐下，他在椅子上坐下，随后他打开了一个装满四五十把镊子的大皮箱，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闪亮银器，各种尺寸用途一应俱全，有些是直头的，有些是弯头的，有些带勾，有些头是旋转的，有些是循环的，有些短有些长，有些看起来那样复杂而古怪，你想象不出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在人的喉咙里经过。他叫你张嘴，一个接一个地，他操着各种各样的镊子慢慢在你的食道里进进出出——那样深入以至于每一次他取出又一把镊子时你都会嗌住并吐出更多的血。要耐心，他对你说，要耐心，我们马上就要取出它了。随后，在第十五次尝试中，他使用了最大的一把镊子，祖父级别的镊子，在一端有一个极其夸张的弯钩，他终于抓住了那根骨头，将之夹紧，来来回回地摇动使它从卡进的肉里松开，缓慢地将之提起，穿过你的喉咙隧道拿了出来。他看起来又满意又惊讶。满意于手术成功，但惊讶于骨头的尺寸，它足有三到四英寸长。你也很惊讶。你怎么会吞下那么大的东西呢？你自问。它令你想起爱斯基摩人的缝纫针、鲸须胸衣支架，或一枚毒镖。“你很走运，”梅耶尔医生说，他仍然看着那根骨头，把它举起在你的面前，“这根骨头本可能轻易要了你的命。”

自2月1日那夜后没有下过一场大雪，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太阳、多风多雨的严寒之月，每天在你房间里专注地写这份笔记，这穿越冬季之旅，如今到了三月，依旧寒冷，依旧如一二月的冬寒般冷，然而现在每天早上你仍出门检视花园里的雪，寻找色彩的迹象，番红花叶破土而出的最小尖端，木犀树丛里的第一抹黄，但至今仍一无所获，这一年春天将迟来，而你思忖着还要过多少个星期你才能开始寻找第一只知更鸟。

舞者们救了你。正是他们使你在1978年12月的那个黄昏起死回生，使你得以经历那“驱策你越过宇宙罅隙的、清晰顿悟的尖峰时刻”并使你能再一次开始。身体在运动中，身体在空间里，身体跳跃、弯曲，穿过空旷的、畅通无阻的空气，八个舞者在曼哈顿一座高中体育馆里，四男四女，都是年轻人，八个二十岁刚出头的舞者，而你坐在看台上，身边是十几个编舞者的朋友，观看她新作的公开排练。你受戴维·里德之邀而来，他是1965年你在去欧洲的学生邮轮上遇见的画家，如今是你在纽约最老的朋友，他请你来是因为他正在与编舞者妮娜·W谈恋爱，你不太认识她，她与戴维的情事也好景不长，但，假如你没有搞错的话，你相信她是作为一名舞者从梅尔塞·坎宁安[79]剧团起步的，如今她将精力转向编舞，她的作品与坎宁安有几分相似：强劲有力、自发即兴、不可预料。这是你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你那时三十一岁，第一次婚姻刚刚瓦解，有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儿子，没有固定工作，也就是说没有钱，作为自由译者勉强偷生，作为三本小诗集的作者在全世界最多有一百位读者，为《哈珀斯》、《纽约书评》及其他杂志写评论来填补你微不足道的收入，而除了前一年夏天为弄些现金而匿名写的一部侦探小说（仍未找到出版商），你的工作渐渐陷入停滞，你被困住、陷入迷惘，一年多来你一首诗也没有写，而你慢慢意识到你可能再也无法写作了。这就是三十二年多前的那个冬日黄昏你走进那座高中体育馆观看进行中的妮娜·W作品公开排练时所处的状况。你对舞蹈一无所知，对舞蹈尚且一无所知，但每当你看见舞蹈出色完成时，内心总会涌起一阵快乐，而当你在戴维身边坐下时，你不知道有什么可期待的，因为那时候你还没看过妮娜·W的作品。她站在体育馆地板上向一小群听众解释排练会分成两个交错的部分：舞者展示全剧的主要动作以及她的口头评点。随后她走向一侧，而舞者们开始在地板上四处移动。第一件令你吃惊的事是没有音乐伴奏。你从未想过这种可能性——因为对于舞蹈而言，音乐似乎总是核心的，与舞蹈不可分割，不仅因为它设定了表演的节奏和速度，而且因为它为观众建立了一种感情基调，将一种叙事的条理赋予那否则会变得全然抽象的东西，但现在这样舞者的身体要负责建立全剧的节奏和基调，而一旦你开始进入其中，你发现音乐的缺席完全令人振奋，因为舞者们听见了他们脑子里的音乐，脑子里的节奏，听见了无法被听见的东西，而因为这八个年轻人是出色的舞者，其实是优秀的舞者，不久之后你也开始在你的脑中听见那些节奏。于是，没有声音，除了赤脚撞击体育馆木地板的声音。你无法记起他们动作的细节，但在脑海里你看见了跳跃和旋转、落地和滑行，手臂起伏、手臂垂向地面，大腿踢开、向前奔跑，身体接触随后不再接触，舞者的优雅和美感令你印象深刻，仅仅看见他们运动中的身体似乎就在把你带向某个自身未经探索之地，而渐渐地你感觉有某样东西从内心升起，感觉到快乐穿越身体上升直入大脑，一种生理的快乐，也是大脑的快乐，一种不断增长的快乐铺展并继续在你身体的每一部分铺展开。随后，六七分钟之后，舞者们停下。妮娜·W走上前向观众解释他们刚才见证的东西，而她说得越多，越热切激昂地试图表达舞蹈的动作与样式，你就越不理解她在说什么。这不是因为她在使用你不熟悉的术语，而是因为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她的话语彻底无用，不足以描述你刚才所见的无声表演，因为没有词能传达舞者们所表现的身体的丰富程度及无理性。然后她走向一侧，舞者们重新开始运动，立刻令你感受到暂停之前同样的快乐。五六分钟之后，他们又停下，妮娜·W再次上前讲话，又一次无力捕捉你刚才所见的百分之一的美，就这样来来回回又持续了一个小时，舞者们与编舞者轮流，运动中的身体之后跟着词语，美之后跟着无意义的噪音，快乐之后跟着厌倦，而在某刻，某样东西开始在你内心打开，你发现自己正越过世界与词语间的罅隙，越过将人类生活与理解或表达人类生活真相的能力割裂开的峡谷，而出于至今仍令你不解的缘由，突然穿越空旷无限的空气令你充满了自由和幸福的感觉，而到了演出结束的时候，你不再才思枯竭，不再为过去一年里一直令你烦恼的怀疑所累。你回到杜奇斯县家中，回到婚姻终结以来一直睡的楼下的工作间，而次日你便开始写，你工作了三个星期写了一篇类型无法定义的文章，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你试图描述在那座曼哈顿高中体育馆里观看舞者跳舞及编舞者谈话时的所见所感，一开始写了许多页，随后将之缩减为八页，这是你作为作家重生后的首部作品，是通向此后那些年里所写的一切东西的桥梁，而你记得写完时是一个周六大雪之夜，凌晨两点，你是这座静寂的房子里唯一醒着的人，而那一夜最糟糕的事，那一直令你害怕的事，就是在你写完文章、你最终取名为《白色空间》的文章时，你的父亲正在他女友的怀中死去。叫人毛骨悚然的三角命运。就在你重获新生的时候，父亲的生命正在告终。

为了做你做的事，你需要行走。行走带给你词语，使你在脑海里写下这些词语时听见它们的节奏。一只脚向前，随后另一只脚向前，心脏的两次鼓声。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臂，两条腿，两只脚。此，然后彼。彼，然后此。写作从身体开始，是身体的音乐，而就算词语有涵义、有时可以有涵义，涵义也是从词语的音乐开始的。你坐在书桌前，为了写下这些词，但在脑海里你仍然在行走，始终在行走，你听见的是心的节奏，心的跳动。曼德尔施塔姆：“不知道但丁写《神曲》时穿破了多少双鞋。”写作，作为简单的舞蹈形式。

你在九十页前为旅行编目时，忘了提及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之间的旅程，自1980年搬到金斯县三十一年以来在你自己城市里的旅行，平均一周两到三次，加起来有几千次，其中不少是乘地铁在地下旅行，但还有很多是开车或乘出租车来回跨越布鲁克林大桥，一千次跨越，两千次跨越，五千次跨越，不可能知道有多少次，但相比其他旅行，这一定是你生命中最经常的旅行，而没有一次你不赞叹大桥的建筑，奇特但总体令人满意的新旧交融使这座桥区别于所有其他桥，巨石组成的中世纪哥特式桥拱与精细的钢缆网络既冲突又和谐，曾经是北美最高的人造结构，而在自杀式谋杀者尚未造访纽约的那些日子里，一直是你最喜欢的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的过桥方式，期待着到达那个确凿的点，可以同时看见左侧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和前方逐渐接近的闹市区天际线，那些突然跃入视线的巨大建筑，当然，其中有双子塔，这并不美的塔渐渐成为地景的一个熟悉的部分，尽管每当接近曼哈顿你仍然会赞叹天际线，如今没有了双子塔，你每次过桥时不再可能不想到那些死者，想起在你家顶层透过女儿卧室的窗户看着双子塔燃烧，想起袭击后三天，烟与灰落在你街区的街道上，而那令人痛苦的、无法呼吸的恶臭逼迫你关上家里的所有窗户，直到星期五布鲁克林的风向终于改变，而尽管在此后的九年半里你依然一周两三次跨越大桥，但不再是一样的旅程了，死者仍在那儿，而双子塔也还在那儿——在记忆里脉动，依旧作为天空中的一个空洞而存在。

你听见死者在召唤你——但仅有一次，在你活过的所有这些年里仅有一次。你不是那种能看见不存在的东西的人，而你经常迷惑于你所看见的东西，但并不相信幻觉或对于现实的空想式改变。对于耳朵同样如此。时不时地，出门步行穿越城市时，你觉得听见有人在叫你，你觉得听见了妻子或子女的声音从街道另一边传来，大叫着你的名字，但当你转身寻找他们时，总是某个其他人在说“保罗”或“爸爸”或“爹地”。然而，二十年前，也许二十五年以前，在远离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你经历了一次幻听，这幻觉一直逼真有力地迷惑着你，你听见的声音音量巨大，尽管死者朝你尖叫的合唱持续了不过五或十秒钟。当时你在德国，在汉堡度周末，周日早晨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德国出版商迈克尔·诺曼提议一起去拜访伯根—贝尔森[80]——或者，更准确的说，去伯根—贝尔森曾经在的地方。你愿意去，尽管一部分的你有点迟疑，而你记得那个多云的周日早晨，那趟几乎是空的德铁之旅，一英里接着一英里的平地上挂着灰白色的天空，你看见路边一辆汽车撞进了一棵树而司机的尸体躺在草地上，如此毫无生气、扭曲的尸体以至于你立刻明白这男人已死，而你在那儿，坐在车厢里想着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姐姐玛戈，两人都死于伯根—贝尔森，与数以万计的其他人一起，其中不少人因为伤寒、饥饿、任意毒打及谋杀而惨死在那儿。当你坐在车厢客座上时，你曾看过的关于死亡集中营的电影和新闻影片掠过你的脑海，而当你和迈克尔接近目的地时，你发现自己变得愈来愈焦灼而孤僻。集中营本身什么都没剩下。房子被拆除，军营被推倒、运走，铁丝网消失，而现在矗立在那儿的是一座小型博物馆，一个充满黑白照海报及阐释性文本的单层建筑，一个阴冷的地方，一个可怕的地方，但又光秃秃且一尘不染，以至于你很难想象战争年代此地的真实情况。你感觉不到死者的在场，成千上万人被塞进那铁丝网包围的恶梦之村的恐惧，而当你和迈克尔一起步行参观博物馆时（在你的记忆里，那儿只有你们在），你希望集中营原封不动，那样世人就可以看见这野蛮主义的建筑式样是如何的。随后你走到室外，走到集中营的原址，但如今这是一片草地，一片可爱的、保养良好的草地区域，向四周延展了数百英尺，要不是地上置入了各种各样的标识说明军营曾经所在的位置及特定建筑所在的位置，你绝对猜不出几十年以前在那儿发生了什么。随后你到了一片略略升起的草地上，比其余地方高三四英寸，一个二十英尺宽、三十英尺长的完美矩形，一间大房间那样的尺寸，而在一个角落，地上写有这样的标识：“这儿躺着五万个俄国士兵的尸体。”你正站在五万个人的墓顶。似乎不太可能把那么多尸体放进一个这样小的地方，而当你试图想象那些在你下方的尸体，那五万个年轻人交缠的躯体被塞进定然是最深的深洞里时，你开始感觉晕眩，你想到如此多的死亡，如此多的死亡集中在那样小的一片地里，而一瞬间之后你听见了吼叫声，奔涌的巨大声音从你脚下的土地里升起，你听见了死者的尸骨痛苦的嚎叫，痛苦的嚎叫，声嘶力竭、震耳欲聋的瀑布般的嚎叫。“地球在尖叫。”你听见了他们五秒或十秒，随后他们就沉默了下来。

在梦中对父亲说话。迄今已有多年，他一直在意识另一侧的暗室拜访你，与你长久地坐在桌前，从容交谈，平静而谨慎，总是和善亲切地待你，总是仔细听着你对他说的话，但一旦梦醒，你想不起你们之中无论谁说的哪怕一个词。

打喷嚏和大笑，打呵欠和大哭，打饱嗝和咳嗽，挠耳朵，揉眼睛，擤鼻涕，清喉咙，咬嘴唇，转动舌头舔下排牙齿的背面，战栗，放屁，打嗝，擦去前额的汗，用手梳理头发——你已经做过那些事多少次？多少次踢到脚趾，撞伤手指，撞到头？多少次绊倒，滑倒，跌倒？你的眼睛眨了多少次？走了多少步路？有多少个小时你的手中握着笔？你给予并收到了多少吻？

抱着你的婴儿入怀。

抱着你的妻子入怀。

你爬下床走到窗口，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你六十四岁。室外，空气是灰色的，几近白色，看不见太阳。你问自己：还剩多少个早晨？

一扇门已关上。另一扇门已打开。

你已经进入生命的冬天。

（2011年）

[1]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2]纽瓦克，美国新泽西州城市。

[3]皮卡棒球（pickup baseball）：指临时拼凑的棒球比赛。

[4]《76年精神》（Thespiritof’76）是美国画家阿奇博尔德·威拉德（1836—1918）反映美国独立战争的著名油画。

[5]瓦尔省：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所辖的省份。

[6]都柏林利菲河上的一座古桥，因过桥要收半分钱而得此名。

[7]约合6.8公斤。

[8]指美国漫画家阿特·斯皮格曼，他曾为保罗·奥斯特《玻璃之城》绘本作序。

[9]托马斯·纳什（1567—1601），英国剧作家、诗人。

[10]三区大桥，连接纽约市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皇后区的大桥，也称罗伯特·肯尼迪大桥。

[11]恐慌症（panic attack）是一种精神疾病，患者在强烈恐惧下会表现出心悸、呼吸困难、颤抖、手脚麻痹等身心症状。

[12]“释放你自己”即小便之意。

[13]约等于每小时72.4公里。

[14]湾岭，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西南部分。

[15]让—路易·特兰蒂尼昂，法国演员，曾荣获196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也是2012年戛纳金棕榈奖电影《爱》的男主角。

[16]小死（The little death），对应法语里的La Petite Mort，意为性高潮。

[17]华氏三度约等于摄氏零下十六度。

[18]原文为法语h?tels de passe。

[19]原文为法文jouissance。

[20]这一段诗取自波德莱尔的《阳台》，郭宏安译。

[2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雪佛莱公司科威尔型汽车引发了一百多起事故诉讼。1965年，拉尔夫·纳德基于对汽车安全的调查撰写了《什么速度都不安全》一书。

[22]原文为Pala inka，一种东欧薄饼。

[23]唐纳德·弗雷姆（1911—1991），美国学者，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24]墓地（the Tombs），曼哈顿拘留中心的俗称。

[25]巴纳德学院，美国一所私立女子文理学院，创建于1889年，1900年起并入哥伦比亚大学。

[26]原文为Israelite，是对犹太人（Jew）的一种具有冒犯意味的称呼。

[27]维希是指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

[28]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1572年8月23日晚上起，该教堂钟声敲响，标志着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开始，数千名来到巴黎参加皇家婚礼的胡格诺派教徒被暴民杀死。

[29]爱尔兰西北部小城。

[30]指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

[31]指美国职棒大联盟每年十月举行的总决赛。

[32]法语里，红酒与面包原本为“vin”和“pain”。

[33]格兰特之墓，指格兰特将军国家纪念馆，建于1897年。

[34]约翰·伯奇协会是美国极右政治组织。

[35]《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是1903年在沙俄出版的一本反犹太书，作者不详。

[36]火车式套房（Railroad flat）：一种类似于二十世纪中期火车车厢的布局，通常包括一条狭长的走廊。

[37]乔伊·加洛是纽约一黑手党家族成员。

[38]约瑟夫·儒贝尔（1754—1824），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整理了他的笔记《随思录》。

[39]单段街（One-block street）：指只有一段的街道。

[40]原文为Roto-Rooter。

[41]原文为Raymond Clean。

[42]位于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哈德逊县的城市。

[43]美国马萨诸塞州南部的一个岛屿。

[44]AmTrak，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的简称。

[45]指《马丁·弗罗斯特的内心生活》。

[46]一种良性胎记，呈蓝色，常见于东亚洲等蒙古人种。

[47]原文为法语。

[48]约等于摄氏41.11度。

[49]Cub Scout：童子军中的一种，主要对象是七到十一岁的儿童。

[50]指Alcoholics Anonymous，匿名戒酒会。

[51]九十度及一百零六度皆指华氏，约等于摄氏三十度及四十一度。

[52]Turner Classic Movies，一个播放老电影的电视频道。

[53]捷舞，即牛仔舞，一种黑人舞蹈。

[54]俗语，dig用作侮辱对方，easy指性态度很随便。

[55]非正式俚语：井然有序。

[56]非正式俚语，指富有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尤其那些被看作很时髦的人。

[57]Worcestershire sauce，一种类似于辣酱油的佐料。

[58]原文为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一个剧中生造的词。

[59]原文为法语，la rentrée。

[60]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61]指1963年11月22日，即肯尼迪遇刺身亡的那一天。

[62]指1963年11月24日，杰克·鲁比杀死了被认定为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中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63]美国职棒大联盟于1973年首次采用“指定打击”制度。

[64]约合1.83米。

[65]哈克和汤姆都是马克·吐温小说里的人物。

[66]Lou Gehrig’s disease，即渐冻人症。

[67]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缩写。

[68]Mayo Clinic，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著名医院，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69]Schafft’s，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一家糖果及巧克力店。

[70]皮埃尔·勒韦迪（1889—1960），法国诗人，影响了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及立体派等艺术运动。

[71]华氏零下二十度，约合摄氏零下28.8度；华氏零下三十度，约合摄氏零下34.4度。

[72]苏族（Sioux），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73]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根据时任美国参议员的J.威廉·福布莱特提案于1946年设立。

[74]Jew-wegian，由Jew（犹太人）和Norwegian（挪威人）组合而成的生造词。

[75]SaraLee出品的一种奶油蛋糕，通常一磅重，因此得名。

[76]括号中的皆为冰淇淋品牌名。

[77]皆为蛋糕品牌名。

[78]皆为糖果棒品牌名。

[79]梅尔塞·坎宁安（1919—2009），美国舞蹈家及现代舞编舞大师，被称为“现代舞之父”。

[80]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纳粹德国在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州建立的集中营。1943至1945年，约有五万战俘死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