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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陵“56.25平方公里”揭秘

- 秦始皇生前并没有预修陵墓

- 从建筑学角度剖析秦陵地宫

- 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只是臆断

- 秦始皇死后葬于河北的理由

- 俑坑里有没有“军事方阵”？

- 俑坑里根本就没有“战车”

- 俑坑之车竟然出不了函谷关

- 难道秦王朝没有骑兵部队？

- 秦俑歪髻与楚苗先民习俗

- 秦俑服色的启示

-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 谁是劫走俑坑兵器的人

- “吕不韦戈”的真相大白了

- 两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

- 秦宣太后如何退出政坛

- 秦宣太后下达陶俑制作令

- 俑坑具有楚俗的铁证

- 后记：一个跨世纪的考古奇案

秦陵“56.25平方公里”揭秘

在1981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的《秦始皇陵考古有新发现》这一重要消息中说：“考古工作者的普查和钻探结果表明，陵园及其从葬区的范围比较大，东西南北各15里（7.5公里），总面积225平方里（56.25平方公里）。”在有关“三百丈”的纷争中，我们对“钻探测量”的功能，已经有所认识，这一次又看到用洛阳铲去进行钻探，从而准确地查明了56.25平方公里的秦始皇陵园辖区，不免又让人顿生疑窦。难道单靠着这样一把极普通的铲子，就能将地下每一件文物的年代、属主，一律都判定为秦始皇，而绝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

如果，这一次的“普查和钻探”，不再重蹈当年的覆辙而具有真正科学价值的话，那么对于秦俑的“定性”，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在人们依据真实的材料，将有关“56.25平方公里”整个来龙去脉都彻底弄清之后，就能够发现“56.25平方公里”另外的一种土地的真正用途。原来这个“56.25平方公里”面积的决定，只与控制当前的各项工程建设用地规划、国土管理的行政管理部门有关，只是一块以保护环境为目的、以防止乱占滥用土地为特点的控制区用地，而与秦始皇陵当年的建设布局和陵园的实际占地范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工程上的任何关系。

为什么通过“普查和钻探”就能准确地划出一块土地，认定它就是当年秦始皇陵的陵区辖地，既不多一分、又不少一分，刚好是“56.25平方公里”，这在任何考古发掘报告及学术论文之中，是没有人出来论证过的。唯一能够让人知晓的是，他们在这个范围内，总共打了70多万个钻孔，如果把钻过的土体连接起来，据说能够环绕地球两圈，面对着这天文数字的“钻探”总长度，人们也只好认账了：这还能有错，还是相信他们吧！然而，这个数字是不真实的：2007年11月24日，岳南先生发表文章说，秦俑馆程学华先生亲口告诉他，那里只打过10万个钻孔。

到底钻过多少孔，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怎么连一个技术性的统计工作都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错。钻孔数量悬殊之大，说明了实际工作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暴露出“56.25平方公里”陵区论证的虚弱性。秦陵考古队的一个对外正式发布的材料中说道：“过去几十年中，考古人员用洛阳铲在近60平方公里的秦始皇陵区钻了70多万个孔，由于没有科学的定性范围，结果收效甚微。”他们认为，要继续采用这种办法，至少再需要200年的时间。可见，当初那种根据“70万个钻孔”就认定“56.25平方公里”陵区的说法，纯粹是一个梦幻般的“构想”而已。

这种状况延续了8年之后，在袁仲一先生撰写的《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一文中，“56.25平方公里”陵区又以新的面目与公众见面了。文章说：“秦始皇陵地面上有两重围墙，已为考古资料证实，似乎已经成了学术界的定论。但自中山王陵的铜版兆域图出土后，对始皇陵有几道墙垣，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兆域图上刻着内外两重回字形的墙垣，文字注明为‘内宫垣’、‘中宫垣’。以此推之必然还有‘外宫垣’。那么始皇陵是否也会有个范围更大的外城垣呢？有的同志认为还应该有个外城垣。”该文的注说，有一位叫聂新民的先生，在和袁先生谈话时，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他认为在秦始皇陵园外围，还应该有一道外城垣，秦兵马俑坑的东边千余米处，有个双阙的夯土台基，可能是外垣的东门。

袁先生接着说：“目前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外垣的夯土围墙，所谓双阙夯土台基，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但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值得探讨的。……假若以始皇陵封土顶点为基准，向东西、南北四方各延长3750米，南到骊山，北到新丰塬，东到鱼池水，西到赵背户村西边的古河道。山、原、河形成一个长、宽各为7.5公里的自然屏障。这个自然屏障有可能是始皇陵的外围边界。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予以验证。关于秦始皇陵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如果秦始皇陵外城夯土围墙外，确实还有自然屏障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1991年11月，孙嘉春在《秦始皇陵园地学研究报告》中说道：“鼓风机厂北侧500米的一处土、砂、石构成的高丘，曾被一些研究者称作秦东门阙。但出土的瓦当的时代，还有待研究。”袁先生在其《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仍然坚持着一种实事求是的说法：“在陕西鼓风机厂附近，有两个南北对称的高土堆，有人认为可能是陵园的东阙门。由于未作详细勘探，此土台的性质尚难确断。”此书是2002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也就是直到这本书出版之前，所谓“秦陵东阙门遗址”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仍然是建立在“推测、假想”基础上的。

如果要将它变成一种现实，那么就要去做大量的工作才对。遗憾的是，就在袁仲一先生这?《纪要》发表不久，那个原本处于“待定”状态的“56.25平方公里”的说法，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变了质，变成了一个“铁定”的“56.25平方公里”秦始皇陵园占地的考古结论。在2006年2月28日《西安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袁仲一说，秦始皇陵的面积，目前所知是56.25平方公里，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张文立的《秦俑学》一书，也说“秦始皇陵园规模很大，陵园占地56.25平方公里，俑坑往东三四里，就是秦始皇陵的东门阙。”

其实，在2002年由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秦陵博物院项目建议书》中说得很清楚：“秦始皇陵重点文物保护区，面积2.26平方公里；一般文物保护区19.63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东起戏水河、西至临潼城区、南到骊山、北达新丰塬下，总面积56.25平方公里。”由此可见，这一个建设控制地带，只是根据《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是由当地城市规划部门、国土部门，在秦始皇陵的重点文物保护区和一般文物保护区之外，划出的一块辅助性质的用地，目的是控制各项非农业的工程建设，防止对秦始皇陵陵区整体环境的破坏。硬要将它曲解成当年秦始皇陵的建设过程中整个陵园的实际占地，那是完全没有一点根据可言的。

秦始皇生前并没有预修陵墓

几乎在秦俑考古队提出的与秦俑“定性”有关的所有材料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确凿可靠的论证依据，有的只是不断重复的“猜测和想象”，而所有的“猜测和想象”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理念基础。在他们看来，为什么“秦俑坑是秦始皇陪葬坑”的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必进行任何的考古论证，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地记载着“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司马迁说的这一番话，难道还会有大错吗？秦俑坑与秦始皇陵之间的距离，又是如此的接近，那秦俑坑的真正主人，除了秦始皇之外，还会是一个别的什么人？

1984年9月考古学家聂新民先生，在一篇题为《兵马俑坑属始皇——答中外游客》的文章中，就直截了当地说过：“如果说兵马俑坑不属于秦始皇陵的从葬工程，那么在秦陵内外城垣之间的这些从葬坑，也就不会是秦始皇陵的从葬工程了。然而，从逻辑上讲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推倒‘骊山’，说这座高大的封土下面，根本就不是秦始皇的陵墓。”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谁有足够的证据和能力，证明秦始皇陵墓不在骊山，证明秦始皇生前没有预修过陵墓的话，那么秦陵内外城垣的从葬坑，就不是为秦始皇陵从葬的，而兵马俑坑也就不是为秦始皇陵而修建的从葬坑了。

司马迁说的话就一定是正确的？《史记》说阿房宫是秦始皇临死前几年才建造的，而《汉书》说阿房宫，是由秦始皇的高祖父秦惠文王始建的。《太史公自序》说，《史记》130篇，52.65万字。《后汉书·杨终传》记载着，“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的《史记》，仅剩下10余万言，而如今的《史记》，却有55.56万字，由此可见，这近46万字，都是经过后人改写或者掺杂进去的。难怪马雍先生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一文中要说：“《史记》当中有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

秦始皇一即位就为自己修建陵墓的说法，完全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因为秦国的任何一位国君，生前都没有预修过寿陵，秦始皇登上“秦王”宝座后，首先要修建的是，自己父亲秦庄襄王的陵墓和尚未完工的祖父秦孝文王陵。另外，曾祖父秦昭王比祖父早死3天，秦昭王陵的工程也要由秦始皇来收尾。不久，祖母夏太后和华阳太后去世，接着自己生母也去世了，所有的这些亲人的丧事，难道不是秦始皇必须列为最紧迫的丧事来办吗？我们从“茅焦说太后故事”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是个大孝子，任何“以孝为本”的人，哪有置先祖丧事不顾，去修造自己坟墓的？

秦始皇雄才大略，勤政有为，崇尚法治，是一位事业型的君主。《史记》称，在他当政期间，“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泰山刻石》上也有“治道运行，诸产得宜，夙兴夜寐，建设长利”的刻辞，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工作狂”。章炳麟《秦政记》中也说：“秦始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其他无过。”其实，任何人只要不抱偏见，尤其是将他与历史上那么多昏君，去作一番比较的话，良莠也就显示出来了。

一生把全部身心放在国事上的秦始皇，即便有点邪念，也是千方百计派遣众人去寻找“不死之药”，以使自己能真正的“长生不老”。对他来说，远大的治国信念，让他根本无暇顾及“百年后事”，对朝廷大臣来说，既然主子的最大心愿是“长生”、是“找药”，有谁敢违背旨意，去扫“万岁爷”的大兴。人们说这话，是有充分依据的。因为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的明确记载。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东巡途中在平原津病危之际，没人敢出来说半个“死”字，可见在他的生前，更不会有人敢给他去做半件“死事”的。

当时的宰相吕不韦，应该是几代秦王陵墓工程的主持者，然而吕不韦自始至终都是主张节丧、反对厚葬的。他在《吕氏春秋》这一部法典性的巨著中，提醒过当朝的所有人：“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是无不抇之墓也。是故大墓无不抇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什么叫“抇”呢？《荀子·尧问》说“深抇而得之甘泉”，“抇”就是被挖掘的意思。要让吕不韦违背自己的问政方略，去主持众多秦国君王高大奢华的陵墓，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何况他还是秦始皇一直言听计从的辅政“仲父”呢！

那么真实的秦始皇陵，到底有多大的工程规模呢？从1962年第8期《考古》杂志上发表的陕西省文管会的《秦始皇陵调查简报》中，可以看到：除内外城的精确尺寸之外，在小面积范围内，发现有瓦、红烧土、灰烬遗迹，这是已经完工、并被烧毁的地面建筑；几个地点有地基、有砖瓦，但无红烧土、灰烬，这是未进行木结构建筑的工程；封土北侧有大面积夯土台基遗迹，但无砖瓦、红烧土、灰烬，说明这是陵上大型宫殿的位置，但只是完成夯土地基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地面的建筑施工，便被迫全面地停工了。加上那一个巨大封土堆，这就是可寻踪迹的全部了。

封土肯定不是生前夯筑的，地面上的一些零星的、“半拉子”的建筑，也不可能是生前就完成的。生前不进行最重要的陵寝建设，而去搞大量的“陪葬坑”，更是不合情理的事情。如果“秦始皇用37年预修的陵墓”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们的真实工程量，全部都应该在地面以下的地宫之中。我们都知道，地宫土方开挖，只要投入足够人力就可以了；地宫“黄肠题凑”的墓室，用柏木做成墙体砌块，也很快就能完工；至于陪葬的珍宝随时可以运进。这一切都证明，秦始皇陵的这些工程量，没有一项确实是在生前完工的，可见秦始皇“预修陵墓”之说只是一种臆断。

从建筑学角度剖析秦陵地宫

秦始皇陵“地宫之谜”的文章，已经是“多如牛毛”了，可惜它们大多出自作家之手，而作家的材料依据，大多数又都是拼凑和虚构出来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位建筑学家出来对这个重要的问题，发表过任何一点意见。其实古代的陵墓建筑，无论是地面工程，还是地下工程，应该怎么布局、怎么设计、怎么施工，应该采用什么结构、什么材料等，都是由当时宫廷建筑的掌门人，来统一决策、统一安排、统一指挥、统一验收的。弄清古代地下遗址，那是建筑学、建筑史上的事情，离开了建筑学、建筑史，谁都不可能“考”出一个真正的“古代遗址”来。

建筑，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的工程实体，有它独特的发展、演变规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建筑。另一方面，它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渐进过程。简而言之，后代能够复制前代，前代不能超过后代。在2004年1月3日《深圳晚报》上的一篇题为《始皇陵地宫之谜》的文章中，介绍了袁仲一先生这样的观点：“秦始皇陵地宫的结构形式，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应当和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大型墓室结构近似，即多层台阶或近似方形的土圹。”这一观点无疑是与当时工程技术的特点相符的。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除了汉文帝“因山为陵”一类的凿石墓室之外，其他具有最高等级和规格的墓室，应该是汉武帝茂陵一类“黄肠题凑”的墓室了。按照袁仲一先生的说法，秦始皇陵的地宫部分，只能在“黄肠题凑”的技术条件下，去进行陵墓的施工建设。从史料上看，在《吴越春秋》中，就有“文石为椁，题凑为中”的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的记载；在《汉书·霍光传》中，有“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黄肠题凑一具”的记载。秦始皇陵的土圹，可以比别人大，但“黄肠题凑”的墓室格局，却是不能超越的。

什么叫“黄肠题凑”的墓室？《汉书·霍光传注》说“以柏木黄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礼记·檀弓上》称：“题凑，其方盖一尺。”《疏》注，“椁材，皆从下累至上，始为题凑。凑，向也，言木之头相向而作四阿也。”由此可知：所谓“黄肠题凑”，就是一种以上等的柏木制成截面一尺见方的“砌块”，用它自下而上垒砌成墙体，墙体上再密集地放置棚木，形成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墓室空间，棚木上铺以席垫，然后堆以木炭膏泥。“题凑之室”完成之后，再进行土方回填工作，有的还堆起高高的坟丘，这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地宫结构。

建造这种“黄肠题凑”的地下墓室，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这类地宫，难道需要帝王生前来“预修”吗？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竖穴土方大开挖，“黄肠木、黄肠石”的砌筑，本身并不复杂，其他随葬器物，可以取自宫廷珍宝，只要解决建筑材料，不费多少时间，便能大工告成。《荀子·礼论》里有“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须足容事，事足以容成”的记载。从去世到入葬地宫，这7个月的待葬“殡期”，正是土方开挖、垒砌“黄肠题凑”、内部整修的工期。这一切都是“后事”的核心部分，根本就不需要生前进行“预修”。

帝王的灵柩，能够存放7个月的时间吗？《周礼·天官》记载：“凌人，掌冰政，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宾客，共冰，大丧，共夷盘冰。”古代宫廷中，一直都有掌管储冰的官职，平时供王室夏日饮冰，遇上大丧，供冰以便冷藏尸体。又有人问：为什么竖穴土坑墓，不需事先进行“预修”呢？回答是：帝王“驾崩”时间很难准确预计，如果即位后立即“预修”地宫，一旦当政几十年，那么挖成的大坑，经过风雨侵袭，就可能变成一个水坑。等到要派上用场，临时将水抽干都非常困难，而找这么一块潮湿之地去建造阴宅，正是历代帝王们最为忌讳的事情。

上自陕西风翔秦景公大墓，下至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都采取竖穴土坑墓的方式，并且以“黄肠题凑”的结构建成地宫，它向人们显示出秦汉时期，可能具有的工程技术的等高线。只要生活在这个时段之内的任何人，包括秦始皇和汉高祖，他们的墓葬除了出自文人作品的“虚构”和“创作”之外，谁都不可能超越这一工程技术的特定界限，再搞出别的什么地宫结构来。“黄肠木”或者“黄肠石”，犹如现代的大型砌块，它的工程量也相当可观，它的建造技术也是非常复杂的。应该说，竖穴土坑加“黄肠题凑”就是秦始皇陵的地宫唯一能采用的最高等级的葬法。

有人会反驳说：两汉的帝王陵墓，都是在竖穴土坑中建造的“黄肠题凑”，不都是在他们生前“预修”起来的吗？是的，西汉惠帝、景帝、武帝、宣帝等，都有“预修”初陵的记载，所谓“初陵”，是指陵墓所有的地上附属工程：比如，兴修陵邑、迁移商贾、建造寝殿和司马门等。汉成帝在临潼“预修”的昌陵，首先完成上述工程，后来测得地宫可能遇到地下水，大臣提出“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迫使汉成帝去扶风，另行择地建造延陵。汉哀帝也有建造初陵的记载，但他在死后100多天才入葬义陵，这一切充分地说明“地宫”工程是在最后时刻进行的。

汉代“预修”陵墓为什么首先要建地面上的工程？《独断》记载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它的意思是：陵上出现大规模寝殿建筑群，是秦始皇开创的一种墓祭制度，因为陵上的大型宫殿，本身就是生前宫殿的再现，所需梁柱巨材，若要临时采伐，建陵的工期，前后要延续几十年时间。所以，汉代“预修”陵墓的目的，主要是提前建好地面工程，帝王一旦“驾崩”，再紧急挖掘竖穴、垒砌“黄肠题凑”，主人入葬后，便能及时进行隆重的墓祭。帝王去世之后，若是先建地宫、再建寝殿，那么一切墓祭活动，就要一直往后拖延了。

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只是臆断

1996年北京日坛“物探”的结果，已经让人大失所望，而常勇、李同两位先生早在1983年第7期的《考古》杂志上，发表的《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论文中，有关 “秦始皇陵地宫埋藏大量水银”的说法，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了。此文告诉人们：在对于整个封土堆的土壤汞量测定过程中，只有1个点的含量达到1440ppb，其余53个点的平均含量只有205ppb。据说，距封土2370米处的鱼池水库附近土壤含汞量仅为5～65ppb，于是得出了封土汞含量异常的结论，进而还认定封土汞异常的原因，是来自于秦始皇陵地宫之中，有着象征江河大海的“水银”。

材料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有些人认为这是秦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史料记载，得到了当代科技手段的肯定，认为这是地宫建设超越时空界限的铁证，更有权威人士据此提出：由于有大量水银的保护，秦始皇本人虽然死了2000多年，但他仍然可能完好无损地安卧在地宫之中。当然，也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对“物探”成果的真实性、适应性，提出了合乎逻辑的质疑意见。比如：在1986年的秦俑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对“汞异常”的说法进行了全面质疑：如果要使秦俑馆方面的观点得以成立的话，首先就要排除以下几种外部汞污染的可能性。

一是，要排除陕西省缝纫机厂电镀车间排出的含汞废水、废气，对秦始皇陵封土所产生的各种污染；二是，要排除秦始皇陵附近的农作物，曾经使用过各种含汞的农药；三是，要排除长期以来，在骊山进行开山工程爆破过程之中，曾经使用过含汞的起爆剂。临潼地区汞污染的现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临潼县志》说：“1978～1980年，对全县苯、汞、铅作业工人进行普查，涉及21个工厂(缝纫机厂、鼓风机厂等)中毒人数1193人。”《陕西省志》说：“长安、临潼、蓝田县，农药中的汞、砷等有毒物质，大部分残留于土壤中，并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

电镀、化工、造纸、制革、染料等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汞污染的严重性，是世人皆知的。另外，农药中汞污染现象，也是十分严重的。据《陕西农牧志》介绍：陕西省“从1950年起，曾使用有机氯杀虫剂、有机汞杀菌剂赛力散、西力生；50年代后期，普遍使用乐果、赛力散、西力生；60年代杀菌剂仍以有机汞赛力散、西力生为主；直到1978年，才停止使用有机汞杀菌剂赛力散、西力生。”据著名土壤学家熊毅先生《中国土壤》一书可知：土壤一般含汞量为10～300ppb，表土含汞量常高于底土，当土壤受到汞污染时，含汞量可达到40000～500000ppb的超高值。

专家质疑说，如果秦始皇陵地宫集中埋藏着大量水银，它的地下无疑是一个特大的汞污染源，历史上应该有汞污染引起的病史资料才对；而且在紧靠秦始皇陵封土附近几个村子的水井中，也应该测得汞异常的技术数据。还必须强调指出，为了彻底排除外部污染的可能性，还必须在封土顶端1440ppb的汞异常地点，继续向下、直达墓底，不断取出土样，分别测出各个深度的含汞值，如果从墓底直到封土这个垂直方向上的汞含量，“从下到上”呈现出一种逐渐递减趋势的话，这样才能证明封土汞异常的源头，确实不在封土外部、而在地宫的深处。

地壳中汞平均丰度为0.08ppm，土壤为0.03～0.3ppm，大气为0.1～1.0ppt。汞在大气中呈蒸气态，因而雨水中也有汞，平均浓度为0.2ppb。水中汞的本底浓度，内陆地下水为0.1ppb，海水为0.03～2ppb，泉水可达80ppb以上。所以，对秦始皇陵封土堆土壤汞量测定过程中，除含量达到1440ppb这一个点，确实属于不正常之外，其余53个点的平均含量达到205ppb，也都在地壳土壤本体平均丰度0.03～0.3ppm（即30～300ppb）正常值的范围之内；此处地下水汞含量，也没有超过80ppb的正常值。可见，有关秦始皇陵封土汞含量严重超标的那种说法，是很不真实的。

西安有一位学者，对《史记》中“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相机灌输”的话，深信不疑，于是提出“在秦始皇陵地宫深处，存在着13000多吨水银，几千年来它们还在不断地流动着”。在他眼里，秦始皇陵地宫中，有一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永动机”。这种“永动机”的说法，是否符合科学的法则，人们可以进行评论。而对这13000多吨水银的来源，人们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用现代化设备生产的汞，每年只有900多吨。而在秦代，以出产水银著称的“巴寡妇”所在的四川涪陵汞矿，一直到明清两代，进贡朝廷的汞每年只有300多斤。

要在秦始皇陵地宫中，灌进13000吨水银，按照明清时期朝贡数量估算，得让四川的这个“巴寡妇”，生产9万多年才能满足要求。要知道，如果在几十米深处的地宫，有13000多吨水银，那么它在封土堆表面形成“污染圈”的汞含量，?可能要达到500000～1000000ppb的特高数值了。即使有的学者，将地宫中的水银，压低到了200吨的数字，也得让人家生产1330多年的时间。尽管天文数字的水银，不可能取得；真的大江大海，也不能搬进狭窄的“题凑之室”中，但是古代聪明的工匠，还是有办法、有能力，用一种特殊手段，营造出“江河大海”的景观来！

在《述异记》中，有“鲁班，以石为禹九州图”的记载，在《后汉书·马援传》中，有“聚米为山，指画地形”的记载，以指画地，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等，说的都是制作“四渎、五岳”的立体地形模型。既然，在秦始皇时期就有制作山川模型的技艺，那么将这类模型放入墓中，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凡是善于做模型的人都知道，在有限的空间内，使江河形象逼真，只需在相应部位上粘上一些银粉或者涂上一层水银就可以了。这种用涂银粉、涂水银表示“水面”的方法，凡是当年在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模型厂待过的师生，那是人人都会的。

秦始皇死后葬于河北的理由

任何人，如果死地和葬地一致，及时入葬是正常的。如果死在遥远的外乡，遗体完好归葬的可能性非常小，大多只能进行骸葬或者埋入衣冠。所有正史、野史及民间传说材料，都说秦始皇死在河北邢台，而葬于秦都咸阳。其实，河北邯郸是秦始皇生母的故乡，又是他的出生之地，如果死后能够安葬河北，也不失为是他的“叶落归根”之举。更何况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使他在去世之后无法离开河北，而迫使宰相李斯等人采取了一种罕见的就地秘密埋葬的方式。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些将秦俑坑和秦始皇陵绑在一起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人们一定要问，为什么秦始皇有可能葬在河北的这个地方呢？请大家看一看以下几个真实的情况：一是秦始皇去世之后，这里发生了一场极其诡秘的政治变故；二是政变者既要掩盖“死讯”，又要妥善运尸，就存在着一系列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秦始皇从公元前210年10月开始，进行了第五次全国的大巡游，他出武关、去云梦、到零陵、下同安、临浙江、过润州、上琅玡、登成山，至德州的平原津后，就突然地得了重病，结果于当年7月在赵国原来的沙丘宫内去世了。在他离开咸阳的10个月时间内，总行程约10000多公里，平均每天的行进速度为30公里。

按照常理，他死后护送灵柩的队伍，应当一直向南，取道洛阳，穿过秦时唯一的东西通途——崤函古道，往西返回秦都咸阳。可是，这其中有一段240公里的道路，非常的狭窄，它“车不方轨，马不并辔”，地上车辙宽度只有106厘米，根本就不能通行四马驾驭的、车轮轮距为204厘米的“辒辌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秦始皇浩浩荡荡的回归队伍，却是从邢台向北，经井陉、进太原、入雁门、过云中、抵包头，然后沿着“直道”回到咸阳的。这一路上翻山越岭的行程，大约有2500多公里，按照每天30公里的速度去计算，也必须要耗去80多天时间。

秦始皇东巡途中去世，只有李斯、赵高等少数人知道，他们为了达到篡权的目的，采取了“秘不发丧”的做法，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是绝对地封锁消息的。这样，秦始皇虽然已死，但原有的行程不变，百官的奏事不变，死的痕迹一点都没有显露出来。一句话：当时并没有进行公开的“治丧”活动，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腐措施。谁都知道，七八月份的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一直都是酷热难熬的地区，把秦始皇“闷”在“辒辌车”之中，“闷”他两三个月，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惨状呢?《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

人死之后，夏季不“过三”，冬季不“过七”，不然尸体就会迅速变臭腐烂，开始以“鲍鱼臭”能掩饰一阵，等车队千里迢迢绕道返回秦都，除了尸虫和一堆白骨外，还能留下什么东西？所以，真正能入葬到骊山墓中去的，就只能是他的一堆衣冠了。有些考古学家说，铜车马坑中的二号铜车，是秦始皇御用“安车”的原型，安车也可称“辒辌车”，可以改作灵车使用。根据相关资料可知，二号车的车舆，可分为前、后两室，前室为驭手使用，只有在后室，才能安放棺木。而后室的尺寸，宽78厘米、长88厘米，放大一倍后的原型尺寸是，宽156厘米、长176厘米。

一直都有人说，秦人向来崇尚形体高大，有以形体高大象征人体美的好传统。秦始皇的身高就在190厘米以上。根据战国时期棺椁的等级标准看，秦始皇的外棺尺寸应该是：长320厘米、宽210厘米、高219厘米；内棺尺寸：长250厘米、宽127厘米、高132厘米。显而易见，秦始皇的安车，临时坐一坐，问题不是很大，但去世之后，要作为灵车使用，可就大成问题了，因为不管你怎么“摆”，车上是放不进那具特大棺木的。在死讯“秘而不宣”的诡诈时刻，要去公开地改装“安车”、或者从外地调运特制的棺木、继而抬运棺木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将秦始皇的棺木塞进那一辆“安车”之上，它也是不能驶出河北省界的。井陉古道是秦代“车同轨”制度，遗留至今的唯一实物凭证。然而，井陉关隘是从整块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两条深深的车辙，让人感到历史车轮的“威力”所在。但它的车辙宽度，只有140厘米，只能通行秦统一六国，并实行“车同轨”之后的所有车辆。而轮距为204厘米的“安车”，是根本不能从这全国统一的“车辙”中通过的，因为两边隆起的岩石，完全吞噬了车轮向外滑动的任何空间。不论何时何地，任何违背统一车制，不在固定车辙内就位的车，都是寸步难行的。

井陉关和其他直通山西的七大关隘一样，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的，四马并驾的“安车”，除非它能够“蹦”过去，“飞”过去，否则谁都别想“跳”出河北的大圈圈。这种“大车子、小车辙”的状况，不是一时一地产生的行车困难，而是全国道路普遍存在着的交通障碍。有人会问：秦始皇的东巡“车队”，既然出不了河北，那么他又是怎么来到河北地界的呢？由于“安车”车体窄小，加上道路不平，一路之上难免颠簸抖动，不论谁坐在里面，都是难以忍受的。其实，秦始皇出巡乘的是“辇”、骑的是御用骏马，任何尺寸的车辙，对它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又有人会说，车不能通行，那大家将棺木装在“大辇”上，再整体地抬着走，不就完事了吗？但人们要知道，要抬着棺材走，可是一件很费时日的事情！当年慈禧太后要到清代东陵入葬，120公里的道路100人抬棺，整整走了五天。而要让100人，抬着秦始皇万斤重的棺木，拥挤着来到井陉关、雁门关等千里绝险地带，不用说众人无立足之处，关键还在于，这种“大动千戈”的举动是要彻底暴露出“秘丧、篡权”阴谋的，因为这回归的一路上，都是赵高、李斯视为宿敌的蒙恬将军的部队，只有将秦始皇在河北秘密埋葬，他们才能一直把“戏”演到咸阳！

俑坑里有没有“军事方阵”？

《博物志·史补》记载：“赵襄子率徒以十万，狩于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赵襄子是战国时赵国的国君，他的狩猎队伍有10万人之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看吧，齐王出去田猎，也是“车千乘、骑万匹”的。田猎的主要方法：一是追逐野兽；二是射伤猎物；三是捕捉动物；四是擒获鸟类。田猎可以驱驰骑射，围猎捕杀，而且还能模拟实战，调遣士兵，组织进退，甚至使用兵车围逐。可见，古代帝王进行田猎的队伍，规模非常大。

有无数的军车，有大量的骑士，它在集体演练过程中的排列阵势，与军事作战十分相似。但毕竟这是一种非战争行为，所以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区别。田猎的捕杀和围捉的对象是野兽和鸟类，用弓箭、标枪、陷坑、火焚之类的行动，足以制伏猎物，田猎者本身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对方的“回击”。而在真正对敌作战的战场上，交战双方都要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对于你的进攻，人家要进行拼死反抗，人家还要千方百计地将你消灭。所以，作战部队和田猎部队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必须要有头盔、盾牌等自身的防护装备，而后者自身根本就不需要“设防”。

俑坑里的这支军队，虽然有军人、军车、军马，有弓、戈、矛、铍的兵器配备，也排列成一定规律的队形，只要经过认真分析，就可以看出：俑坑里的队列，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阵”；俑坑里的车辆，根本就不是实战用的战车；俑坑里的马，根本就不符合战车用马和骑兵用马的标准；俑坑里的士兵，根本就缺少作战必需的基本装备。用这支部队去田猎、或者担负辎重任务，不会有多大问题，比如：《史记·穰侯列传》记载：“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要让它们去征讨当时的六国诸侯，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最早说秦俑坑里有作战“方阵”的，是《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它说：“前边三列南北横队，当为军阵的前锋，俑坑西端面朝西的一列横队，当是军阵的后卫；位于俑坑南北两边分别为面南、面北的各一列东西横队，当是军阵两侧的侧翼卫队。在四周严谨环卫下的中间38路面朝东方的锐士，是军阵的主体。这一军阵的性质似为《荀子·议兵》所说的圜居方止的屯卫方阵。”袁仲一先生的《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这篇文章中，也说“二号坑第一单元，即曲尺的东端，是由徒兵组成的方阵；第二单元，即曲尺的南半部，也是由战车组成的方阵。”

军阵，指的是古代军队屯营或者是作战的布兵队形；阵形，指的是构成军阵的基本阵图形状；方阵，即纵横队列齐等划一的布兵阵势。方阵，顾名思义，是一种严格地按照正方规则配置的屯营方式或者是战斗的队形。哪里有什么不是正方形队列的“方阵”。所以，在东西长210米、南北宽62米的这个一号坑里面，不可能布置出任何一种“方阵”来。尤其是二号坑，明明是一个“曲尺形”的平面，根本与“方阵”沾不上一点边。仅仅有几百人，一二十辆车，根本是没有资格称“方阵”的，在战场上“方阵”是一个活动的军事堡垒，它必须有大量的兵员基础。

我国早在兵锋剑利的殷商时代，就有比较固定的作战队形了。到了春秋时期，各种军阵已普遍运用于实战中。至少从公元前13世纪开始，就出现了“大排面”的方阵。从《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和《孙膑兵法·十阵》所说“钩行之阵，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的情况看，它们的本体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方阵。“大排面”方阵上的“排面”有多大？《国语·吴语》记载：“阵，士卒百人以为彻，万人以为方阵。”《注》：“彻，通也。以百人通为一行，百行为万人，谓之方阵”。这就是古代军事“方阵”的基本兵力构成。

方阵，是临战前显示实力的战斗队形，它由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队列组成。开战之后，它可以向各个方向的敌人发起进攻，当强敌来袭、自己处于守势时，可以立即收缩变为圆形军阵。这就是军阵必须具备的一种“变阵”的功能。《尉缭子·兵令》上说：“阵以密则固，常阵皆向敌，向外所以备外。”布阵为的是对敌，为的是备外，阵面不“向敌”、不“向外”，布阵还有什么意义。《淮南子·兵训略》记载，“变化无常，以应无方。”如果不能适应多变特点的阵，是没有资格称之为阵的。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军队作战队形，必须具有一种随时进行调整的机动能力。

俑坑里的所谓“方阵”，无论是一号坑还是二号坑，所有主战的“车马”都一律向东，几乎所有的武士均按一个方向排列。当遭受?方四面攻击时，不能形成前、后、左、右四支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部队。因此，一旦局部失控，它们就会自顾不暇，进而产生“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严重后果。由于俑坑里的“方阵”，有的“战车”密集地挤靠在一起，都朝一个方向排列，说明它们只能完成一个正面向前的作战动作，只能进，不能退，当敌人从后面或者两侧来袭时，它的“战车”和队伍丝毫都没有转向、掉头的能力。

所以，秦俑坑里面的所谓阵，是一个不能“变阵”的阵，是一个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阵，它在战场上，肯定是一个“败阵”或者是一个“死阵”。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们，过去都是站在“秦始皇兵马俑”这个角度，把秦俑当成秦始皇征灭六国诸侯的精锐三军看待的，人们当然要按照军事作战的规律和常识，来对它进行认真的识别和检验。经过人们的努力，证明了“方阵”之类的说法，存在着严重不实的现象。应该说，用这么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阵，去给秦始皇陪葬，是完全说不过去的。由此可见，拥有这支队伍的，肯定是一位与军事作战并无直接联系的政治人物。

俑坑里根本就没有“战车”

在当前的考古工作中，经常出现一种偏向：有人见到一个“车”字，就认为它一定是“战车”；有人只要挖出一辆“车”，就认为它一定就是“战车”，这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实在是很固执、很机械、很不妥当的。比如说，秦俑坑里挖出那么多的“车”，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车，它们到底能不能用于实战，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车”，本来就值得人们去认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现在，还是让人们来看看秦俑坑出土的“车”为什么都不是作战用“车”的各种事实和证据吧！应该说，用它们去否定和推翻秦俑的那一种“定性”结论，实在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古代，用于进行拼杀的“战车”，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要有满足三名甲士在车上完成各项战斗动作所需的内部空间，不然就无法进行战场格斗；其二，要有适应在外域疆界特殊车辙前进的通行能力，如果战车都开不到敌国，哪还有什么“车战”可言；其三，要有极其平坦开阔的、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场地，在作战区域之内，不能有河沟阻断，不能有崎岖地形，否则遇到的麻烦就大了；其四，要有足够的主战兵器以及弓矢器材的储备，装备不全的甲士，到战场无疑是去送死。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验证一下秦俑坑里面的“车”。

古代木制战车，是相当笨重的，一乘车的车体宽度，不应少于2米，驾驭战车的四匹战马，横向活动空间也在3米以上。春秋时期的战车，轮径大多都保持在2米左右。这种车的自重，再加上各种兵器，重量实在太大，战马拉着它要取得很高的速度，是很困难的。车体又不能太宽，轮距也不能过大，否则拐弯调头都很困难。秦俑坑所谓“战车”，车舆的宽度和进深尺寸是：1.00米×0.90米、1.10米×1.00米、1.20米×1.00米、1.30米×1.20米、1.37米×1.10米、1.40米×1.08米、1.43米×1.08米、1.45米×1.10米、1.50米×1.20米。难道这样一些尺寸的车，就能作为真正的战车，在战场上进行拼杀吗？

如果它们确实是秦代的战车，那么就应该按照秦王朝的法令去行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而舆六尺。”《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中，也有“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的规定。这是说，秦王朝制造的所有车辆，尽管用途各不相同，但车舆的主要尺寸、车轴长度、车轮轮距，必须按照标准化、系列化要求，以统一制定的基本尺寸，去安排和组织生产。任何有违法律和制度的车辆，是不允许出厂，不允许上路的。即使它们上了路，也是无法在秦代统一固定的“车辙”内自由通行的！

我们看到的秦俑形象，个个都是膀大腰粗，如果让3个大汉，挤在只有1.00米×0.90米的小车子上，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以中国人体标准体宽0.60米计算，3名甲士所需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在1.80米以上，否则这些甲士，根本就不可能施展任何的战斗动作。由于秦俑坑这些车的车舆尺寸非常小、非常杂乱，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制定“舆六尺”的制度，完全不相符合。可以肯定这些车根本就不可能是秦王朝时期制造的车，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个时代能够用于作战的车。应该说秦俑坑里面的车，是一些早年制造的、只用于非军事作战目的的“等外车、杂牌车”。

出于研究的目的，有必要浏览以下资料：殷商遗址的轮距为2.40米、2.20米、2.00米；陕西老牛坡遗址的车辙宽度为2.25米；陕西周原齐家村的轮距为2.00米；甘肃秦安上袁家秦墓的车轨宽度为1.80米；秦国霸城遗址测得的车轮轮距为1.50米；西安北郊一处遗址中的车辙宽度为1.50米。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中的车辙间距为1.10米；河北井陉天门关车辙宽度为1.40米；长沙浏城桥出土的车轮距为1.39米；云南曲靖古道上的车辙宽度为1.40米；辽宁朝阳一处城门，留有宽度为1.40米的车辙印痕。这么多尺寸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好几个宽度为“1.40米”的车辙了。

车舆、车轨、车辙、轮距、轴距、轨距，它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说文解字》说：“辙者，通也；车辙者，谓舆之下两轮之间空中可通，故曰车辙，是谓之车轨。上距舆，下距地，两旁距轮，此之谓轨。”车轨既指车舆两轮之间车轴的长度，也指两个车轮着地形成的车辙距离。从《铜车马发掘报告》的材料可知：一号铜车轮距为0.95米；二号铜车轮距为1.02米；放大一倍后的原型尺寸，一号铜车轮距为1.90米，二号铜车轮距为2.04米。俑坑出土几辆车的情况：多数车轮直径在1.34米～1.35米之间，只有一辆车的车轮直径为1.80米；只有一辆车的轮距为1.80米。

人类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始终都与“车、轨”两个字紧密相连的。所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和“人生轨迹不可磨灭”，都有一种缜密的哲理性。秦始皇的时代精神或者?代对“车”的立法背景，还体现在“车同轨”的法定制度中。“车同轨”制度确定之后，秦代所有车辆的车轴长度，必须是统一的，也就是车辆的轮距，必须是相同的。任何一辆车是否属于秦代，最权威、有效的鉴别方法，就是看看车的轮距尺寸，是否符合“车同轨”的制度。秦代许多历史悬案，如果不从当时“车轮”和“车轨”的角度去认真地进行梳理和解剖，恐怕是很难进行破解的。

李白《北上行》一诗中，就有“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岗”的句子。说的是各种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时，对路面都要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即使在石质道路上行进，时间一长也会磨出两道深深的车痕，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车辙。杜牧在《池州诗》里，也有“九衢林马过，千门织车辙”的句子，说的是在四通八达的城外，处处都有如织的车痕。在古代，车轮总是沿着相对固定的轨迹行进的，车辙本身起了一种很好的导向作用。如果车轮正好与车辙相一致，那么车辆就能够十分顺畅平稳地前进。而任何难以与车辙吻合的车辆，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种特定的轨道上行驶。

俑坑之车竟然出不了函谷关

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战车根本没有它的用武之地，所以认为秦军是以战车进入敌国而取胜的说法，只是一种想象而已。比如，只要在关隘任何的地点，开挖一些横向的大沟、大坑，战车就休想再往前方推进。在近代的工业社会，许多国与国之间的铁路轨距，往往是不相同的，如果谁要想进入对方的路网，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换轨交接措施。在古代，外交使团频繁进出对方领地，也要在指定地点换乘专车，才能够保证成行。而对于来自敌国的各种军事侵袭，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任何以“车”的方式，不同车辙的道路是将强敌拒于国门之外的最佳手段。

张文立、王云度先生在《秦帝国史》一书中说过：“战国时，各国车轴的长度不同，路面形成的车辙也不同。”车不同轨，就意味着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车辙有别、互不通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郡国各除道、治道运行。”表明对全国主要道路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造和整治，成了秦王朝最为紧迫的工作。秦始皇计划在原来六国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以咸阳为中心的“国道网”。平原地区土质路面和车辙，比较容易修整；但全国绝大多数的山区道路和车辙，当碰到坚硬基岩时，改造起来特别困难。一直到秦朝灭亡，有一些重要的路段，改造工程并未完成。

最早提出“车同轨”并且加以实行的，并不是秦始皇本人。在《管子·君臣》里，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在《礼记·中庸》中，也有“车同轨，书同文”的记载。证明各诸侯国，自身都作了改辙的尝试。秦始皇是中国全面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的第一人。《隋书·礼仪志》上说：“殷周所以异轨，秦汉于焉改辙”，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由于诸侯疆域之间的“异轨”不通车，于是才有秦代全国性的“改辙”工程。应该说，“要致富、先修路”经济发展战略的倡导者，就是这位秦始皇。因为，只有整治道路，才能通车，才能真正加速秦朝经济大发展。

秦代“车同轨”制度，是指全国范围之内，需要在“国道”上行驶的车，不论车型有多大差异，但车上主要部件尺寸必须完全统一，这个部件就是车轴。由于车轴统一，车辆的轮距随之统一，这是车辆制造“标准化、系列化”的先决条件。有了这项措施，秦朝就能在最短时间内大规模、高质量地制造出急需的军用和民用车辆。统一车辆主要构件问题解决了，随之而来的就要解决一个更重要、更困难的问题，这就是要彻底整治六国留下的封闭、割据性质的道路设施，就是要拆毁和清除一切有碍“行车”的道路障碍，要让秦朝的车辆直接通向全国、通向边远地区。

路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加上“车同轨”制度的实施，统一轮距之后制造出来的车辆，在行车过程中发生车辆损坏之后，所有标准化的零部件，都能够得到及时地更换，这对加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秦朝统一后的轨距，具体的尺寸到底是多少？“秦式”古道的遗迹又在哪里？2000年8月17日《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称，“井陉古道两条车辙之间的距离，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轮距相同”。2001年8月17日《新华网》一篇文章也指出：“井陉古道车辙与秦陵铜车马坑中铜车的轮距一致。”考古界一致认为，井陉车辙是秦王朝“车同轨”留下的重要实物佐证。

调查资料显示，井陉古道的轨距是1.40米，俑坑出土的“战车”，轨距是1.80米；铜车马坑出土的一号车，轮距是1.90米，二号车的轮距是2.04米。有意思的是，井陉秦皇古道上的车辙，根本不与俑坑的轮距相合，也不与铜车的轮距相同，可是它却与公元前55年，古罗马战车1.435米的轮距，几乎“同出一辙”。1.435米的轮距，在英国沿用了2000多年，现已变成了国际公认的铁路标准轨距。相对而言，秦王朝留下的1.40米的车辙，说明中国轮距的统一工作，比古罗马时期早了165年。应该肯定，秦王朝采用标准轨制度，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贡献。

铜车马坑出土的两辆铜车，它本身就不能做到“车同轨”，哪里谈得上去与井陉古道“车同轨”。如果井陉古道车辙尺寸是秦代“车同轨”的凭证，那么可以断定，铜车马坑中，无论是一号车、或者是二号车，根本就不可能是秦代之物。同样，秦俑坑中那么多的车，大小尺寸各不相同，尤其是1.8米轮距大车的出现，也突显出它违背秦代“车同轨”制度的重大情节。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俑坑里面所有的车，处处与秦王朝的“王令国禁”、“基本国策”相抵触，根本不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的车。这一些目无王法的车，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秦始皇面前去为秦始皇陪葬？

周秦时期，凡是不符合制度的车，均称为“奇车”，《释文》里说：“奇车，奇邪不正之车。”《礼记·曲礼上》中，有“国君不乘奇车”的记载。许慎《说文解字·叙》里说，秦统一之前的诸侯各国，“田畴异?，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袁仲一不认同这一说法，他在2006年2月28日《西安日报》上说：“俑坑中的轮距一般都是1.9米左右，即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天下也有不同类的车，有辇车、战车、独轮车等之别，不同类的车当然车轨不一样。再说，‘车同轨’制实行的如何，还是未知数。”

袁先生认为，秦代实行“车同轨”，根本是“多此一举”的事情，理由是：不同类型的车，就有不同的车轨，不管什么车，都是能够在任何道路上自由地通行的。难道袁先生真的认为俑坑那1.9米轮距、四马驾驭的“战车”，是能够通过狭窄难行的崤函古道而进入韩魏等国的吗？崤函古道有一段石质的车辙，至今仍然完好地存在着，车辙的宽度只有1.06米，这些道路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的。除非使用骑兵和步兵，想用这些杂七杂八的所谓战车进军六国，想用这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去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单相思”。

难道秦王朝没有骑兵部队？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一书中，明确地指出：“阡是田间南北车路，陌是东西车路。战国时战争用步骑兵，兵车极少用，田间无须留宽广的车路。东方各国阡陌早已逐渐开辟为田地。商鞅开秦国阡陌，用意正相同。”《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意思是，为了大力发展农业，尽量增加农田面积，秦孝公采用了商鞅的建议，不再保留原来为适应战车通行的阡陌大道。它充分地说明了秦国早年的车战作战方式已逐渐为步战、骑战所取代。这里说的骑战，就是从秦孝公开始，在秦国积极推行的以步兵、骑兵为主的战争。

《通典》：“骑者，能离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骑兵在马上作战机会多，战马以极高速度投入战斗后，由于战马不断腾空和地形变化，敌人弓箭对骑士的命中率非常低。相反，当骑士与敌人近距离接触时，只要是训练有素的刀手，就能百砍百中，而且大多一刀就能致对方于死地。一根碗口粗细的大木桩，骑兵们挥手一劈，瞬息之间就能被拦腰斩成两截。当那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骑兵，手握一把轻便、锋利的钢刀，随着战马以每秒8～12米的速度冲向敌阵时，它的杀伤力绝不亚于现代的一挺冲锋枪。步兵和骑兵，相得益彰，成为最佳的军力组合。

古代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靠实力、靠智慧、靠计谋取得主动权的。秦始皇征灭六国的过程中，不能缺少一支担负野战任务的步骑部队，不能缺少一支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机动灵活的正规作战部队，有了它就能突破障碍、攻关陷城，去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很遗憾，人们在《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中，看不到一个骑兵的形象。俑坑中大量围着“车”排列的步卒，它们的职责是跟随着“车”、侍候着“马”，是不能承担独立作战任务的。应该说，硬要将秦俑坑里这一支既没有骑兵、又没有步兵的部队，称之为秦始皇时期的正规军，实在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骑乘和骑兵，首先出现于我国西北部和北部少数民族游牧地区，中原地区在殷周时代多乘车，春秋初期北方少数民族已有骑兵。当战车受损不能行进或者战车遇到障碍失去功能时，车兵跳下车子骑上马，就变成了骑兵。公元前307年，聪明的赵武灵王，把步兵善“击”的动作和能够奔驰的单“骑”，巧妙地加以融合，穿上轻便舒适的“胡服”，并配备赵国锋利的铁制兵器，正式组建了一支“神奇、快捷、勇猛”并且具有一种超级战斗力的新型骑兵。骑兵作为独立的兵种，创建于春秋少数国家，到了战国中期，中原各国都已普遍拥有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

赵武灵王开创了骑兵制胜的先河，其他各个诸侯国家，自然要竭力地跟进和效仿。其实，只要有足够的骏马和锐利的铁制兵器，经过一番战术及动作的训练，组建骑兵的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战国末期，有人将已经成熟的骑兵战术，总结为完善的军事理论，写进当时《六韬》这部军事著作中。从《六韬·略地》所说“凡攻城围邑，车骑必远屯警戒”可以看出：在以步战、骑战为中心的攻防体制中，已经没有多少“车战”的痕迹了。尤其在北方劲敌，即匈奴骑兵部队的严重威胁之下，组建骑兵成了各国的当务之急，敌国骑兵的进犯，只有靠骑兵才能抵挡。

《懒真子·卷三》中记载，“盖胡人终长骑射，其所以取胜，独以马耳，故一胡人有两马。此古法也，北征诗云：‘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是知一胡人，两马也。中国若不修马政，岂能胜之。”北国骑兵得以长驱直入的优势在于：一靠它不受崎岖地形的限制；二靠骏马飞快的前进速度；三靠有闪电般的制敌能力；四靠每一骑兵有两匹精良奔马，可视战况调剂使用；五靠长途出击得不到食物时，可吸马血维持体能。古代骑兵这一惊人的军力，是其他兵种无法达到的。而要北却匈奴，就非采用骑兵不可。

秦国骑兵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的呢？《韩非子·十过篇》中记载：秦穆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畴骑”的本意就是“世代传习的骑士”。在骑兵刚刚出现的时候，骑术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军事技术，称它为“世代相传之业”是很自然的。从秦穆公以武力帮助重耳归晋称王，一次就派2000“畴骑”来看，应当不再是当年的单骑者，而是具有军事意义的秦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总之，在公元前7世纪，秦国是有各种条件组建骑兵部队的，秦国的骑兵与赵国的骑兵相比，提早了300多年时间。

这应该是秦国拥有大量骑兵的有力凭证，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拥有骑兵的史料记载。其实，秦正规骑兵的出现要早于东方各国诸侯，因为它地处西北高原，自古就是产马、牧马的适宜地区，向来?以养马业著称于世的。秦养马业的发展，为骑乘和骑兵的出现创造了良好条件。秦人长期生活在西部地区，自建国以后，又长期与戎狄交往（战争或和平），在这种交往过程中，秦人至少能感受到骑兵在军事上的威力和作用。应该说，种种主客观因素都对秦国首先组建自己的骑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一些考古学家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否定这一史实。

在春秋战国时期，连年的战争和频繁的兼并，使各国的军备竞争，不断地加剧升温，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为确保自己的国家不受兵灾之祸，都以最大可能和努力去组建一支强大的战骑部队。在秦昭王时期，为了争夺长平地区的控制权，秦赵两国进行了一场大决战。从《史记·白起列传》的有关记载看，在整个进军、追逐、包围、坚守过程中，没有一点“车战”的影子，而对歼灭40万赵军起着关键作用的秦国骑兵部队，则醒目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长平之战说明，秦国的战车部队已经销声匿迹，而步、骑部队则已经正式地登上军事作战的大舞台。

秦俑歪髻与楚苗先民习俗

俑坑中绝大多数的武士俑，头顶上都盘着一种世人十分罕见的、十分不解的“发髻”。这种“发髻”一点也不像号称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跽坐俑和直立俑，后者的“发髻”都盘在头顶正中的脑后部位，与秦俑坑里那一些将“发髻”高高盘在头顶左侧或者右侧的形象，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凭着“发髻”位置不同这一特点，作为一种充分、确凿的理由，就可以将秦俑坑与秦始皇陵的关系，进行令人信服的时代切割。秦俑这种偏于一侧的“发髻”，与历代汉人的装束形象是大相径庭的，说明它与汉民族在风俗习惯上，存在着一条难以消磨的“大鸿沟”。

在中国的服饰史上，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对于头部形象的各种装束，历来都是给予高度重视的，就以秦人的衣冠服色而言，从来都是崇尚俭朴、反对奢华的。在《荀子·强国》中，有“应侯问孙卿，入秦何见？孙卿曰：其固塞险，形势执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的记载。应侯是秦昭王的宰相，孙卿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荀子，“其服不挑”，是指在应侯治理下的秦国，秦昭王时期是看不到奇装异服的。秦俑头顶一侧，梳起一个歪髻，是一种最典型的奇装，它只能出现在应侯主政之前的秦国。

歪髻的形象，在一些地区，是和丑角、滑稽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西南省份，有的面具艺人，会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斜眉扯眼、歪嘴咧牙、五官失调”的样子。在贵州榕江地区发现，在一些石雕之上，除雕有“骑马战将、古塔祠庙、白鹤长蛇、麟凤狮龙”之外，还刻有“歪髻、长裙、赤足”的内容。不能说，凡是梳着“歪髻”的人群，本身真的就属于“丑类”，但它至少能反映出他们与汉人之间，确实存在某些风俗习惯上的重大差异。不管怎么说，“歪髻”这种奇特式样的头饰，在几千年来整个“汉文化”的发展演变史上，几乎是找不到任何一点痕迹的。

经过一番努力探索，人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终于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绩。首先，在《皇清职贡图》一书上，就有“土人结髻于右，汉种结髻于中”的明确记载，正是这一正式的、权威性的史料，完全割断、排除了“歪髻”和汉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各种联系。土人，是指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一部分被称之为“土著”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头顶偏于一侧的“歪髻”的真正源头，应该是汉民族之外的“土人”或者与“土人”有血统关系的人群。换一句话说，如果要找秦俑“歪髻”的根，就要从“土人”或者与“土人”有血统关系的人群中去找。

对于在秦俑坑里面，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不是汉人“正髻”，而是土人“歪髻”的问题，秦俑馆众多的考古学家，自始至终没有公开地去接触过、思考过，更没有对它进行过系统、周密的论证工作，因而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开的学术之“谜”。有了“土人”的大方向，那就只好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寻获有关“歪髻”的线索了。不久，人们就从《贵州通志·卷七》中，找到了镇远等地的苗民中，有梳“偏髻”的记载，在吴家萃的《苗族服饰》一书中，看到贵州的“歪梳苗”人，就有各种“歪髻”的文字和图形资料，看来“歪髻”的发源地，就是在这里了！

1984年7月出版的《楚文化考古大事记》一书中，出现了“湖北江陵马厂一号楚墓中，发现墓主人古尸梳有偏髻”的材料。材料中交代：“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江陵马山公社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一座土坑竖穴楚墓（即江陵马山1号墓），该墓由于墓坑挖在天然的白膏泥层中，所以棺椁和随葬器物都保存得比较好。该墓的墓主人为女性，年龄在40～50岁，身高约1.60米，出土时皮包骨架，头发乌黑，梳有偏髻，仰身直肢葬，手脚用锦带捆缚。”这里的“偏髻”和“歪髻”意思是相同的。在湖南罗子国芈姓楚人的墓葬中，也发现梳有“偏髻”的陶俑头像。楚人存在“歪髻、偏髻”的实物，在荆楚大地之上，终于又被人们发现了。

在吴文英的《风流子》中，还有“堕妆偏髻，露浓如酒，微醉敧红，自别楚娇天正远，倾国见吴宫”这样的句子。它告诉我们：偏髻梳妆，胜若美酒，远自楚天，近出吴宫。1974年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出土了一个梳着偏髻、束冠、身着长袍、腰系宽带的跽坐俑。在山西省长治市，出土了一件陶舞俑，男子独舞，周围有8人伴奏，此舞俑头顶左上方，梳着一个“偏髻”。在陕西省铜川市枣庙秦墓中出土的泥俑，头上也梳着“偏髻”。所有这些“土人”特有的“歪髻、偏髻”，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由苗人推向楚人，由楚人推向楚地，由楚地推向四方。

果然，“歪髻、偏髻”在秦都咸阳露面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收藏的两个玉人，造型为一男一女。由蒲纹玉璧残料改制而成，质地是新疆和田青玉，男性玉人面部以阴线勾勒弯眉、大眼、圆鼻、横长方形阔口，上唇饰八字胡，下颌有四道胡须，头顶梳的是“偏髻”。另外，由西安市文物局收藏的众多男性玉人，出土于阿房宫的多处遗址内，玉人为男性，头上也梳着“偏髻”，与玉人一起出土的还有玉璋、玉琥、玉钩、玉鱼、玉磕、玉璜等王家礼器。从阿房宫“北司”遗址发现有“芈、月”两字的铭文看，证明头顶梳有“歪髻、偏髻”，和苗人、楚人的习俗密切相关。

所谓“楚蛮”，即楚地少数民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芈姓家族，一直是楚人、楚国的构成核心，远古的苗人传统习俗，代代沿袭，并且是根深蒂固的。秦惠文王的爱妃芈氏，楚人，封号八子，是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的生母，由于她出身显赫，在秦楚联姻之时，远嫁秦国。《汉书》记载，阿房宫由秦惠文王修建，未成而亡。随后，由她执掌秦国朝政长达41年之久，大量王室玉器和楚苗式样“歪髻、偏髻”玉人的出土，加上遗址当中“楚”字瓦当的发现，充分地说明阿房宫工程，是由她进行续建的。同样，有着“歪髻、偏髻”的秦俑坑，当然也就与她有直接关系了。

秦俑服色的启示

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说，一号坑出土1087件俑的上衣中，红色衣88件，紫色衣52件，绿色衣118件，天蓝色衣16件，白色衣2件。王学理先生的《秦侍卫甲俑的服饰与绘彩》也说，“秦俑服色缤纷多姿，而且秦宫室的壁画，同样绘得富丽堂皇，如秦都咸阳北坂第六号高台建筑，曾发现两种作几何图形的壁画，一种是彩绘，另一种是粉底墨绘。” 张占民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又说，“当时在秦国流行的服色有黄、绿、白等。如《中华古今注》说，袍以朝见也。秦始皇制，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说来说去就是回避有黑色的衣服。

刘占成的《秦俑战袍俑》一文说：“秦俑战袍的颜色，统计有朱红、枣红、粉绿、天蓝、粉紫等色，其中朱红、粉绿占比例最大。”王学理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也指出：“组成秦俑军事序列的诸坑俑群，以三号坑陶俑的颜色保留较多。其所涉色阶有朱红、玫瑰红、粉红、桔红、紫红、粉紫、深兰、珠宝兰、石绿、赭、深赭（褐）及粉白等十三种。在1977年第一次发掘时，刚刚出土的陶俑色粉绚丽，鲜艳如初。”根据这四位考古学家描述的材料来看，在当年的这个秦俑坑里面，完全是一个五颜六色的缤纷世界。可惜的是，大部分陶俑衣服上的颜色，已经被人为因素毁坏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由此可见，“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这是秦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服色，指的是国家正式推行的服御之色。什么叫服御之色？服御之色，就是按照“五德”理念，“改制度，易服色”，规定天子的服饰和装束，又以“服制、服章”的方式，制定各级官员必须遵循的衣服器物使用制式，如《汉书·元后传》所说的，“变更正朔，服制亦尝自更”那样，一切要按照规章去办。《左氏春秋》里也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围绕着“水德”两字，秦始皇是做足了文章的：“更名民曰黔首”，黔是黑的尊称；“收天下兵”，以铁兵取代，铁是“黑色的金子”；秦陵选址“南依骊山、北临渭水”，骊是黑色的马，北方的水，它本身就象征着“水德”。

秦始皇陵以北阙为正，面向的是北方，而秦俑坑以东阙为正，面向的是东方，两种布局的方式，没有任何一点相同之处，如果秦王朝“尚黑”制度确实得到贯彻执行的话，那么以“红、紫”为主调的秦俑服色，不可避免地就要向前推移到崇尚“火德”的那个朝代中去了。一边有秦代“尚黑、水德”的制度，一边有秦俑的“尚赤、火德”的铁证，这“水、火”不兼容的两件事，当然是不可能同时并存的。应该说，在整个秦俑坑里面，是看不到任何“黑色”服装的，为什么在一个“衣尚黑”的秦代，反而见不到黑衣，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袁仲一先生发表文章，解释说：“尚什么色，是以某种色为贵，并不是规定天下子民，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历代的舆服志中反映得很清楚。始皇陵铜车马上的铜俑，穿天蓝色外衣，镶着彩色的衣缘，能说这些不是始皇帝的陪葬品吗？”张占民先生也出来说明：“关于秦武士服装来源问题，云梦秦木牍两封家信曰：‘遣黑夫钱，毋操夏衣来，今书即到，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裙者’，可见秦士卒服装是自备的。秦俑塑造的士卒形象，来自全国各地，而各地服色各异。因此服色杂的特点，完全合乎情理。”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就把秦代“尚黑”制度给彻底否定了！

其实，楚国人向来有一种“尚赤”的风俗。在《墨子·公孟篇》上说：“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大量衣衾，图案虽然繁缛，但仍以赤色为主色。俑坑的赤色和楚人的“尚赤”，在此竟然合二为一了！《韩非子》中说：“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长缨。”《刘子·从化》中也说：“鲁哀公好儒服，举国皆着儒服；赵武灵王好鸟，国人咸冠冠；楚灵王好细腰，臣妄为之约食，饥死者多。为何如此，随君所好也，君好之，民必从之，人之从君，如草之从风，水之从器。”

说秦始皇推行“水德、尚黑”制度，居然得不到任何人的响应，而且竟能容忍以“火德、尚赤”的秦俑，作为自己的陪葬品，这种莫明其妙的说法，论证上的矛盾之处，实在?太多了！有人以《广博物志》中“秦始皇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的记载，以《史记索隐》中“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居西畤，祠白帝，……献公时，祠白帝”的记载，以秦咸阳宫中的彩绘壁画为依据，因而就认为秦始皇并不真正崇尚“水德、尚黑”，以此为秦俑违背“水德、尚黑”制度，找到了一个正式的理由，为秦俑“定性”打通一个久攻不下的学术“突破口”。

但是，那些都是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材料。林剑鸣先生在《秦尚水德无可置疑》这篇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应当指出，秦尚水德，以六为纪，乃是统一中国以后才定为制度的。在统一以前，尽管‘五行终始说’对某些方面已经出现了强烈的影响，但并没有起法典的作用，所以并非一切事物均非‘六’不可。……举秦俑坑中的一些例证，企图否认‘秦尚水德’，自然也难于成立。因为众所周知，关于秦俑坑的建造年代，至今仍未有一致的看法，而多数学者，则认为应建于秦统一中国前。用统一中国之前的资料，来否认统一中国之后的问题，自然是南辕北辙了。”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据说，在秦俑坑已经出土的近4万件兵器中，除1件铁矛、1件铁镞之外，其余剑、铍、戟、戈、矛、镞等，都是清一色的铜制兵器。为了证明俑坑没有铁制兵器的历史必然性，就要向外界推出一个“秦朝铜制兵器，并不落后、并不过时”的观点。有人说，俑坑出土的兵器是“无比锋利、无比精良”的，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善的武器装备”。有人甚至还说，“秦王朝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冶铜工业”。这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俑坑的青铜兵器，是一种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对所有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根本不会有人出来去做一番认真的回答的。

有人说，俑坑的青铜兵器，与商周相比较，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大提高了，这时以青铜材料铸造的兵器，既含铬又含镍，工艺复杂，加工精细，怎么能说它们不是一种先进的兵器呢？其实，兵器先进不先进，不要和早年的同类兵器比，而要和同时代自己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还要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有时候，自己拥有的青铜兵器，比过去是更好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如果和同时代出现的其他材料制造的兵器比，在质量、性能、锋利程度方面，差距立即就会暴露出来。青铜兵器先进不先进，一定要和当时用钢铁材料制造的兵器去比。

《管子》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铜矿资源匮乏，矿石的品位，一般在1％～2％左右，冶炼很困难，产量又很低；铁矿资源丰富，矿石的品位，一般在30％左右，冶炼很简便，产量却很高。有了资源和技术上的保证，所以到了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够“断山木，鼓山铁”炼出熟铁和生铁，还能够用熟铁渗碳，制造出各种钢铁的兵器。铁器时代拉开了帷幕，立即就登上了历史前进的大舞台，以铁制兵器为代表的先进武装，正式展示出新姿，铜制的兵器，哪里还有什么称霸的本钱！

在一个号称秦王朝精锐部队的众多武士手中，拿着的竟然都是已经过时的、落后的劣等兵器，该是一件多么大煞风景的事情啊！按照秦始皇个人的性格，他统帅的这一支庞大军队，战斗力应该是最强大的，装备应该是最精良的，车马应该是最优等的，兵器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就兵器而言，凡是诸侯六国拥有的先进兵器，他也必须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如果作为一国之君，面对别国有最好的作战武器，却一直无动于衷、不思进取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蠢才。俑坑中，没有发现主战的铁制兵器，这本身就充分显示出，它们与秦王朝存在着一条时代的“鸿沟”。

什么叫时代“鸿沟”？请先来了解一下诸侯六国铁兵器生产的状况。战国时期的楚国，铁制兵器已经广泛地使用：湖南长沙、衡阳、郴州等地楚墓出土铁剑的数量就很多，长沙杨家山65号楚墓里有钢剑；长沙沙湖桥楚墓里有铁剑；长沙郊区楚墓里有铁剑；淅川10号楚墓里也有铁剑；高至喜先生撰文说过：“光是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钢剑31把，长沙是楚国锻造钢铁兵器最发达的地区。”楚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章》中提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是一种刀身剑锋的、能刺能砍的长剑。湖南郴州楚墓出土的铁剑，长度达到了1.40米左右。

齐国冶铁业的情况，从临淄发现的10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中，看到了它的规模，遗址中出土有“齐铁官丞”之印，可见齐国已有冶铁主官。曲阜鲁国故城，也发现冶铁遗址。《战国策·齐策》说：“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说明铁剑也是很长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太康地记》也有“汝南西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剑，特坚利。故天下之宝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赙，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七曰太阿，其剑皆出西平县，有铁官，是古铸剑之地也”的记载。

河北滦县战国墓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0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4米。燕下都城内冶铁遗址有3处，最大面积为30万平方米。燕下都44号墓中，一次就出土92件铁制兵器，其中钢质兵器13件，铁质兵器62件，铜铁合金剑20件（有钢剑15件、铁矛19件、铁戟12件、铁刀13件、铁胄1件），其中剑、戈属于特殊钢。剑长1.04米的赵国钢剑在大连被发现。魏国在安邑、皮氏、绛等地，均设有铁官，那里是巨大的冶铁中心。魏军曾以铁制兵器而称雄当世。史称魏军甲兵犀利，武卒均为重装步兵，披重铠、持戈剑，精良装备武装到了牙齿。

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春秋战国以来，铁器登上了历史舞台，各国竞相以铁兵器装备自己的部队。楚国‘宛巨铁，惨如峰虿’的铁剑，比当时最长的铜剑还要长出一倍。韩国的冥山、棠溪、邓?生产的铁剑，可以‘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关东各国普遍地使用了铁制兵器。战国时代，用块炼法得到海绵铁，再用增碳办法制造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关东诸国用当时这种最先进的冶铸术制造钢铁兵器，并用来装备自己的队伍，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相比之下，秦国确实略逊一筹。秦之铜剑，较之楚燕的钢铁长剑，却有小巫见大巫之嫌。”

《中国军事史·兵器》说：“战国以后，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从此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杨泓先生在《中国古代甲胄》中明确地说过：“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开始出现，遂使当时占据主要地位的青铜兵器黯然失色。”蓝永蔚先生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也说，“自春秋末期铁兵开始出现，到战国初期广泛应用于战争，它不仅大大提高武器的杀伤能力，而且由于铁的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可以用来装备巨量的步兵。特别是连弩的发明，提高了箭的射程、射力、命中率和发射速度，使步兵能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地阻止密集整齐的车战进攻。”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一面是诸侯六国铁兵器占有绝对的优势，一面是秦俑坑几乎看不见铁兵器的影子，应该说出现这种兵器方面的反差，本身就隐藏着一个考古论证上的学术危机。按照常理，秦国不可能脱离铁制兵器的发展轨迹，甚至还应该赶上或者超过各国的发展水平；然而，一旦承认和接受这种观点，那个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秦俑坑，自然而然要被排除出秦王朝的时代序列。有人为了证明俑坑“无铁有铜”的过时兵器，仍然属于秦代正规军唯一的武器装备，只好违背历史事实，提出了一个“秦国资源匮乏、冶铁技术落后，而根本无力生产铁制兵器”的避让观点。

李诠先生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中说：“秦国自古兵器不如近邻，铁兵较少，……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想其铁兵器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秦的铜兵器占多数，理其宜也。秦俑坑铁兵器极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不是绝对没有，铁铤铜镞即是。”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一文中说：“从秦国兵器铸造史来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所铸兵器，几乎全是青铜武器。统一之后直至秦二世元年，中央政府所铸兵器仍然是青铜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所以当时的秦军以青铜武器为装备。”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陪葬坑》中说：“秦始皇在下销毁铜兵令后，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铸造铜兵器。如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和陇西守戈，始皇二十七年上郡戈、三十三年诏吏戈，以及秦二世元年丞相李斯督造的石邑戈等，就是明证。”他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之中，甚至还提出一个更惊人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铁制兵器要全面取代铜制兵器是秦代之后的西汉中晚期，直到东汉才最后完成，不用说秦代军队，不可能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即使是当年的六国军队，也谈不上以铁制兵器武装起来。总之，无论是哪个国家，仍然都在使用铜制兵器！

考古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十分讲究逻辑性和科学性，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成“有”；或者把本来就“有”的东西，偏偏要说成“没有”，如果真的在“学术论坛”上，出现了这一类极不正常的语言，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不知张占民先生说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这句话，有没有更多的佐证材料。张先生在未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把众多秦墓出土的铁兵器开除出秦国、秦朝的军籍了！

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第208页上的材料可知：在湖北宜昌前坪出土的1件铁剑，陕西黄陵韩庄出土的2件铁剑，陕西凤翔高庄出土的5件铁剑，陕西临潼下刘村出土的2件铁戟，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中的1件铁剑，都被确认为是秦墓中出土的“铁质”兵器。另外，秦始皇陵城垣之内的建筑遗址中，也有铁剑的出土；在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铁剑也是存在的；即使在甘肃礼县发现的早期秦葬中，也是有铜柄铁剑出土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张先生所说那一番话，是“由有变无”的典型例证，他对于秦铁兵器的种种贬低，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礼县—凤翔—咸阳—刑徒墓—秦始皇陵城垣内，连成一条线，说明秦人在漫长的兴邦、建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有铁兵器与他们紧紧相随，这条铁兵器发展的证据链，在其他的诸侯国当中，几乎是很难再寻找得到的。众多的铁兵器，尤其是铁兵器之王——铁剑，都出现在秦代宫殿、秦始皇陵里面了，甚至都作为陪葬品放在刑徒墓当中了，对照一下之后，人们应该得出一个正确、也是必然的结论：在一个号称是秦始皇陵陪葬坑里面，居然找不到一件主战的铁剑类兵器来。如果秦始皇有所谓的“在天之灵”，他一定会发出怒吼：难道我真还不如一个卑贱的刑徒！

林剑鸣先生在《秦俑之谜》一文中说：“当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炼出生铁和熟铁，还能用熟铁渗碳制钢、锻造宝剑。到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已得到普遍的使用。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制武器，乃是战场上常用的武器，在湖南的楚墓里就多次出土过铁剑。秦国的冶铁水平，绝不低于其他各国。恩格斯就多次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军队里开始运用。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国军队，不使用当时先进的铁制武器，而手执已经过时的青铜武器，不论是用发展不平衡，还是以别的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战国的后期，燕国也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再把渗碳钢片对折锻打，制成兵器。把‘块炼铁’放在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用淬火、正火等热处理方?，改进钢材的性能。”《列子·汤问》说：“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这种钢铁兵器，锋利无比，上等的钢刀、利剑，也传到秦国，深得秦王的喜爱。在古代，兵器的互通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孔丛子·陈士义》中就有“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木，秦贪而多求，求欲无厌”的记载。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统一之前只能称“秦王”，统一之后才能称“秦皇”或“秦帝”。朝代变了，物质没有消失，技术也没有退化。硬说秦代没有铁制兵器，那么张文立先生所说的比秦国先进了“一二百年”的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其实，秦始皇的时期，拥有全国的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从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说秦代铁兵器堆积如山，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说秦代武库中的铁兵器，要比秦俑坑里的那些青铜兵器更先进、更精良、更令人羡慕，那是一点不夸张、不虚构的。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中国的铁器时代是有三个段落的，第一次是用作耕器；第二次是用作手工业的器具；第三次是用作武器。江淹的《铜剑赞》序文有‘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献，而且也是很正确的。《国语》中有管子的一句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所谓美金便是铜，所谓恶金便是铁。”铸铁，除铸造农具外，确实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经历几百年的演变后，铁终于摇身一变，成了一种优质的钢材，其性能远远赶上并超过铜锡合金的青铜。当它作为制造上等兵器的材料，被世人完全认可之后，身价自然就飞速地上升，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铁之重反于金”现象！《叔苴子·内篇》：“物莫重于金铁，而宝剑跃水而成龙，精之至也。”这说明，过去铜比铁吃香，现在是铁的价值和在兵器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却显得更为突出，更受到社会的青睐，铜和铁原先的“贵贱”关系，已经被完全地颠倒了过来。铜的历史地位被否定和取代，尽管是残酷的、不可逆转的，但总是一件很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情。

历史的前进，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秦国起到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秦始皇在接受诸侯六国铁矿资源、冶铁技术、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就有足够的条件和力量，去整顿军队、更新武器，最后完成铜铁交接、铁取代铜的历史重任。一些人，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否定这种观点，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是徒劳、无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继续使用青铜兵器，这是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从以下众多事实看，此时的秦朝军队已经全面停止使用青铜兵器了。

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什么是秦王朝第一件“急法”的、立即要办的事情呢？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地记载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置廷宫中。”它的本意是，秦始皇统一了诸侯六国之后，就明令收缴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铜制兵器，并将它们集中运送到秦都咸阳，全部加以销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安置在秦阿房宫的北门大道两侧。收缴全国铜制兵器，这是一场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全民参与的大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全民”大动员的惊人举措。

袁仲一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说过，俑坑是秦统一中国后的10年时间内修建的，如果当年都把铜制兵器上缴、销毁了，哪里有可能“抗旨不遵”，而留下4万多件铜制兵器。人们凭着这一条，本来就能够将“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加以推翻。然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人观点，说：“秦始皇收缴的只不过是私藏于民间的兵器，而全国军队手中的铜制兵器、武库里储备的铜制兵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只有将当时的铜制兵器分成两个部分，让一部分去体现史料记载的权威性，让另一部分去解释俑坑为什么还存在有铜制兵器，为此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理由”。

这种将铜制兵器“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凭证可言的，也是不值得人们一驳的。有关的史料上都明确地说，秦始皇下令收缴的是“天下”的铜制兵器，而袁仲一先生却偏偏要说：秦始皇当年所要收缴的，只是存在于民间的兵器。什么是“天下”呢？在《书·大禹谟》上有“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记载；在《礼记·礼运》中有“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的记载；在《三国志·吴志》中也有“割据江山，拓土万里”的记载。由此可知，“天下”就是“江山”，“天下”就是“国家”的意思，收集“天下”的铜兵，就是明令收缴全国疆土范围之内的所有铜制兵器。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中说：“文献明确记载，秦始皇收缴天下之兵的目的，在于‘以弱天下之民’，防止人民‘犯上作乱’，而不能理解为把秦军的铜兵以及武库内的铜兵，统统都销毁了，只有愚夫才会这样做。”这一说法的离奇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正史上，只有收缴铜兵的记载，而对于存在于全国各地的铁制兵器，是不包括在销毁之列的，也就是说在秦王朝，铁制兵器完全是允许存在的。由于铁制兵器不被收缴，原来诸侯六国地区大量的铁制兵器，仍然普遍地藏在民间，可见袁先生“以弱天下民”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韩信“少年好带刀剑”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籍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然而，项羽是秦始皇十五年生，死于汉王五年，死时只有31岁。秦始皇二十六年销毁铜兵时，项羽只有11岁，叔叔教他学剑、学兵法，当然是在他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事情。项羽能“学剑”、韩信能“带刀剑”，都表示在秦王朝时期，民间的习武之风仍然非常盛行，也证明除铜兵之外的铁兵器，还是可以公开存在于民众手中的。

运到咸阳的“铜兵”，铸成12个大铜人，到底销毁了多少兵器呢？根据《三辅旧事》一书记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每个铜人按34万斤计算，总共熔化了408万斤的兵器，一柄铜剑，按4斤估算，相当于销毁100多万柄青铜剑。一件矛、一把戈的重量，都不到1斤，佩剑是一种身份的标记，只有少数军官佩带，一柄剑的青铜，能够造出无数的短小兵器。应该说，秦始皇为浇铸12个铜人，实际上是销毁了几百万军队原来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也就是说，除非另有大宗的铜兵来源，否则这400多万斤的青铜兵器是不可能仅仅从私人手中收缴的。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尽管淤泥层的厚度和层数不同，但是在俑坑各处淤泥层的最底部和最上部代表的这一段时间差，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淤泥层的底部，代表着俑坑建成后，首次进行淤积的年代；而淤泥层的表面，则代表着俑坑最后被焚毁之前的时间。另外，在淤泥层很薄，或者没有淤泥层的地方，只要俑坑焚毁后的坍塌土、坍塌物压在薄层的淤泥之上，甚至直接压在俑坑的坑底之上，那么俑坑原来计算存续时间的原则和方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因为，坑内其他地方存在着的“14层淤泥”，就把“俑坑的建造、俑坑的焚毁”这两个时间，已经完全拉开了距离。

现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淤泥层问题上来。“吕不韦戈”到底是在俑坑哪个位置出土的呢？请看：袁仲一先生在1985年第1期《文博》杂志上，发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的话：“俑坑已出土的带有明确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共20余件。其中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相邦吕不韦造的戈5件。三年、四年和七年吕不韦戈出土时，和矛连在一起构成合体戟。戟上带着木鞘，装有木柄，鞘和柄已朽。其中2件出土于砖铺地上，其余都出土于淤泥层的下部。淤泥层覆盖着黄土及坑顶的倒塌土，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的扰动。”

袁仲一先生显然是用“吕不韦戈有的出土在砖铺地上、有的出土在淤泥层下”和“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扰动”这两条理由，去说明“吕不韦戈”的出土位置的。对此，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吕不韦戈”出土在砖铺地之上和出土在淤泥层之下，会存在着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秦俑坑建成之后不久，外部的洪水冲进了俑坑内，经过了无数次周期性的沉积、干涸，自然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坑底的铺地砖上。其实，坑底铺地砖之上就是淤泥层，淤泥层之下是坑底铺地砖。所谓“铺地砖之上”和“淤泥层之下”，难道不是一回事，不是属于同一个地层位置上的吗？

应该说，在俑坑的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中间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个能将两者隔开的“未经人为扰动的地层”。其实，袁先生的这番论述，说过来，说过去，无非是向外界宣称：秦俑坑里所有的“吕不韦戈”，通通都是被压在淤泥层之下的，它们根本就不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之上。而且这一种“淤泥层压在吕不韦戈之上”地层之间的关系，是从来没有被扰乱过的，它们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永久的、固定不变的状态，只要这种地层关系不变，“吕不韦戈”进入俑坑的年代，就必然是在坑内形成厚厚的淤泥层之前，那么俑坑属秦始皇的“定性”也就不会有错。

然而，在秦俑坑里面，包括“吕不韦戈”在内的大量兵器，并不像袁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在“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个地层出土的。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5页和46页上，就明确无误地说过：“陶俑和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的遗迹、遗物，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淤泥层最多者约14层，在淤泥层内及其表面出土有大量的兵器。”而5件“吕不韦戈”，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落到淤泥之下、淤泥层之中、或者淤泥层之上的，这是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加以分辨的！

证明“吕不韦戈”，不在淤泥层底部、而是在淤泥层之上的材料有很多：俑坑第0924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6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11过洞“上部”的红烧土中，它距现有地表2.50米之处，也未发现有木柄的痕迹。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出土的位置，根本不在坑底的铺地砖之上或者是淤泥层之下。又由于有戈而无木柄，说明这件“吕不韦戈”只能被徒手“挥舞”使用，戈是不能拿在手上和敌人进行拼杀的，因而它不可能属于俑坑内军队正常装备的原配兵器，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它来自于外部。

俑坑内的第0710号“吕不韦戈”，它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8过洞的0.29米厚的淤泥层“上面”，木柄也是残缺的。由此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根本与袁先生所说的“坑底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的说法，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正是由于它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所以这件“吕不韦戈”的进坑年代和秦俑坑实际的建造年代，也必然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时间差，加上木柄残缺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它也不可能是秦俑坑内的“原配兵器”，因为木柄残缺的戈本身，就不可能是帝王墓葬的陪葬品。

俑坑0577号“吕不韦戈”的位量——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7号俑～20号俑的踏足板前。材料上，对它具体位置没有任何说明，但从《报告》提供的图版180上显示出来很深、很重的阴影来看，此戈出土的位置，也不在俑坑底部，而是在厚厚的淤泥层上。俑坑01392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10过洞101号俑的右前方，从袁仲一先生所著《秦兵马俑》一书的附图中，能看到在该戈的下面，有一层十分明显的淤泥层，可见它也不直接落在俑坑最底部。

俑坑0576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3号俑～16号俑的前方，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也未提及它具体的出土位置。但从该《报告》提供的图版180（2）显示出来的阴影部分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该戈也不直接落在俑坑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以上这一些来源于秦俑馆方面的确凿、可靠、权威的考古发掘材料，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这5件“吕不韦戈”，确实不出土在俑坑最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也不是被压在俑坑淤泥层的下边。应该说，将“吕不韦戈”定为外来之物，是完全可信的。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发布的材料看：俑坑出土的5件“吕不韦戈”，多数分布在俑坑东北角的19探方和20探方之中。如果“吕不韦戈”确实是俑坑“原配兵器”的话，在武士、车马、队列都呈对称布局的情况下，那么在它们相对称、对应的1探方和2探方的位置上，也应该有相同的“吕不韦戈”才对啊！然而这些地方，是根本找不到“吕不韦戈”的。在俑坑已经发现的4万多件兵器中，5件“吕不韦戈”的出现，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个别的、奇异的现象。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这些“吕不韦戈”与俑坑其他“原配兵器”之间会有某种实质性的联系。

“吕不韦戈”虽然在俑坑出土，但并不意味与俑坑内其他兵器有着相同的制造年代。其实，“吕不韦戈”和俑坑内其他兵器比较，无论在铭文内容、出土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就是说，“吕不韦戈”的出现，展示了俑坑内很多兵器存在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时代风格上的差异点。到底有哪些地方与其他兵器“格格不入”呢？“吕不韦戈”和俑坑其他所有兵器之间的最大差异之处，就在于这“吕不韦”三个字上。《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说得很清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意思是秦代法律规定，凡是官方督造的任何兵器，都要刻上督造者的名字。

所以，在各地出土的青铜戈上，刻有督造者“吕不韦”的名字，说明这些青铜戈的铸造，完全是符合《秦律》规定的合格品。然而，在俑坑中除了几柄青铜戈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了，这说明“吕不韦戈”和秦俑坑兵器之间有一个“时空的隔阂”。正是在秦俑坑里出土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才能将大量的、无铭文的、无“督造者官名”的俑坑其他兵器，连同俑坑本身的建造实际年代，彻底地与秦始皇时期无情地进行“切割”。由于俑坑“14层淤泥”的存在，说明秦俑坑的建造时间，一定要向前大大地推移才对。

将秦俑坑的建造年代向前推移，这是秦俑馆的许多考古学家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考古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后世的器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明明是秦始皇时期的“吕不韦戈”，怎么可能跑到几十年前其他人的陪葬坑里面去呢？袁仲一先生在接受《都市文化报》记者王彬先生采访时表示：“秦兵马俑坑内，发现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在早期的其他人墓葬中，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著名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也宣称“说铜戈是后人放进去或后世战乱中带进去的，不是如同把汽车、电脑放进秦始皇陵墓一样荒谬吗？”

秦俑馆有的考古学家，也一直强调说：晚期的器物、后人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跑到早期的墓葬、前人的陪葬坑中去，这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应该说，在一个完整的、未被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确实不可能出现在前期墓葬中；但是，在一个已经被严重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难道这也不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吗？秦俑馆的《发掘报告》明明写着“秦俑坑焚毁前，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吕不韦戈出土在淤泥层上”，难道还要继续坚持认为，俑坑之内绝对不会出现晚期的器物？

如果是人为因素的破坏，那就要认真地分析研究了。秦俑馆发布的考古材料都说，“洗劫秦俑坑的绝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伙，而是人数众多的、非常特殊的集团。这个集团对秦俑坑，不是一般的窃取财宝，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拿取兵器、车轮。我们认为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袁先生在《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中也说，“一号坑发掘中，发现很多文物都被人拿走了；三号坑文物遭到的破坏，比一、二号坑更严重。出土的车迹十分凌乱，车子被人砸成碎片。兵器和车马器出土数量很少，说明三号坑塌陷前遭人为的洗劫。”

俑坑大量的兵器，肯定是被外来的“扰乱者”劫走了。那么，现在出土的各种兵器，必然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俑坑建成之时，安放在地上、或者被武士握在手中的“原配兵器”；而另一部分，就是后期进入俑坑，劫取兵器过程中，那一大批外来的“扰乱者们”，也就是党士学、张仲立两位先生所说的“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简陋不堪的、残缺断裂的、不能配套的、陈旧落后的”兵器。既然，俑坑在焚毁之前，都曾进来成建制的外来军队，那么在坑内留下一些与他们身份相符的兵器，难道这是一种荒谬之说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一些“吕不韦戈”，是不是像秦俑馆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俑坑进水的过程中，由于受水的冲击，而从陶俑身上落入淤泥中”去的原配兵器？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大暴雨的时刻，骊山洪峰冲?俑坑是必然的，但从《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15页的材料看，灌入俑坑裂口的洪水，是以“漫流”形式到达各处的；又从第51页的材料看，尽管在淤泥层上的陶俑、陶马，东歪西倒，破坏严重，但被淤泥层所掩盖的陶俑、陶马的腿脚部分，大体都是完好的，尤其是几乎所有陶俑的足踏板，一个个仍然都保持着原来整齐排列的位置。

这些现象均说明：一次次“漫流”进来的洪水，水是进了俑坑，但水势不足以把一个个陶俑冲倒，如果水势能冲倒陶俑，陶俑倾倒方向应该一致，足踏板都应该翻倒。但秦俑出土时，足踏板不倒，位置不乱，说明俑坑被外来人扰乱之前，淤泥不断增厚、层数不断增加，所有陶俑、陶马都被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陶俑手上的兵器，掉落到淤泥层表面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开始洪水来得太猛，真的要将陶俑一个个冲倒，那么这些兵器也应该落到底部铺地砖上才符合常理；时间拖得越长，淤泥积得越厚，陶俑被固定得越结实，他们手中兵器，就越难往下掉！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如果是一支军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才如此缺乏兵器、缺少战车车轮，非要潜入到阴暗、潮湿、几乎不见光线的俑坑中，打碎陶俑，砸毁战车，取走车轮，收集兵器，以便补充自己的武器装备？而要弄清“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就一定不能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

所谓的“政治变故”，是指政治大动乱和大纷争引起的政权交替。在秦王朝末年，所谓的“政治集团”，无非是指在当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中，形成的主要政治派别。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秦末只有三支农民起义大军先后到过骊山附近地区：一是由周章率领的号称百万之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距代王镇不远处的戏水河畔；二是由汉高祖刘邦率领的“约法三章、严明纪律”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骊山西侧的灞上地区；三是由西楚霸王项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现今新丰镇附近的鸿门地区。

据说，还有一支由章邯率领的秦王朝军队，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秦始皇陵附近地区。有人认为，是章邯缺乏兵器，于是下令拿走俑坑内的兵器。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就被人们否定了。理由是：第一，这种看法不切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二，没有将兵器的丢失同俑坑被严重破坏、焚毁联系起来；第三，没有考虑到几十万骊山刑徒与数千件(套)兵器之间的比例(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护陵的部队，怎么可能会缺乏武器，没有武器，又怎能管住几十万修陵的刑徒？请注意，在刑徒墓中，在秦始皇陵城垣之内，是有铁剑等精良兵器的，那才是当年秦军的武器装备！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认真分辨的是，在秦末到过骊山地区附近的三支农民起义大军之中，究竟是谁最缺乏兵器，最急需作战装备？究竟是谁，最希望从俑坑中得到铜制兵器，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究竟是谁，最有必要在重大的决战前夕，愿意钻进并不完全敞开的、几乎寸步难行的秦俑坑深处，去搜罗大量的作战必需的各种兵器？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胆而又秘密的军事行动，能够策划这一切的，必定是一位既谨慎、又有冒险精神的军事家！从最后结果看，他们制定的计划和安排，都已经得到顺利、圆满的执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他们到过秦俑坑的很多证据。

有可能按照周密计划，从而取走兵器的到底是谁？先说一下那位汉高祖刘邦吧。自从丰沛起义之后，他在萧何、樊哙等人的辅助下，过五关斩六将，大破秦军，很快就挥兵进入了秦都咸阳，迫使秦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子婴，屈尊道旁，前来归顺请降。随后刘邦“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他的几十万部队，对关中的父老，秋毫无犯，连对立阵营的范增，都说刘邦“今入关，财物无所获，妇女无所幸，此基志不在小”，后来他即位称帝，还对秦始皇陵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要说刘邦对俑坑的那点兵器感兴趣，无论谁都是不会相信的。

再说，那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项羽，当他率领8000精兵起义之后，大破秦军于襄城、东阿、濮阳、雝丘、定陶，迫使秦军主将章邯等人率部投降。仅在新安一战，一夜之间20多万秦军，全部都被他“坑杀”。不言而喻，当他挥兵进入咸阳之前，已经全歼了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秦代最先进、最精良的兵器，包括原先收缴六国精良的铁制兵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已经悉数归他所有，在这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真是兵勇、将广，兵器精良，这才是“战胜者”不可一世的、充满霸气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军光辉形象的再现吗？

作为“西楚霸王”的项羽，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拥有大量钢铁兵器的楚国，他的军队占领咸阳之后，刘邦让出了全部所得，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说他会钻进秦俑坑黑洞洞的地下，去窃取那么多过时、落后的青铜兵器，去卸走那么多“战车”上的轮子，简直要让人笑掉大牙了。项羽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到俑坑捡这点“破烂”东西干什么？《古今刀剑录》和《名剑记》里都有记载，“刘季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说明在“鸿门宴”上，刘邦佩带的是秦代的铁剑，项羽少时舞的宝剑也是铁剑，只有铁剑对铁剑，才不会在客人面前丢丑呢！

可是，最先到达骊山的周章起义大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陈胜、吴广是因为“适戍渔阳，会天大雨，失期法皆斩”而被迫“起事”的。起义行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切从“零”开始。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俛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说到：“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坚甲利兵，劲弩强卫也；伐陈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筡，奋儋，以当修戟强弩。”

由此可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只能以耜头、铁耙等农具充当兵器，苦于器械不足，再向山中轩木作棍，截竹为旗，方得粗备军容。这一支自发组成的农民起义军，自东向西，沿途收集车马壮士，迅速地扩充了队伍，一旦遇有秦军坚守的城寨，一律绕行而过，所以一直未与秦军直接地交锋。当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像潮水一般向咸阳挺进的途中，他们除去能够发出气壮山河的“最后吼声”之外，可都是一群赤手空拳的饥民啊！让他们拿什么去和强大的秦王朝军队去拼出一个真正的“你死我活”来？星星之火，虽然可以燎原，但星星之火，也是最容易被扑灭的！

谁是劫走俑坑兵器的人

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在它的最初发展阶段，力量总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要真正“成事”，并且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一个不断壮大、不断积蓄“力量”的过程。尤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就必须依靠一种让敌方感到措手不及的“突击行动”，才能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是，对于周章来说，时间不等人，缓慢的办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像《六韬·龙韬·军势》中所说的那样，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的方式，一鼓作气地杀向咸阳秦宫的话，或许还真的能够产生一种惊天的“爆炸力”，把秦二世的那一个乱世朝廷，打它一个底朝天！

然而，起义军中唯一掌控军事实权的周章，在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刻，犯了书生军事家常犯的大毛病，诱发了一个军事上的大错误！《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周文，陈之贤人，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这就是说，周章是一位很有才德的军事家，懂得古时演兵列阵。“军”是什么意思呢？《战国策·齐策》说：“军于邯郸之郊”，《注》：“军，屯也。”军焉，就是屯驻成营的意思。这里的情况是，当队伍浩浩荡荡向前推进时，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之下，突然就停止前进了！

周章下令几十万大军，沿着骊山北麓的戏水河一线，安下营，扎下寨，一连几天不见动静。几千年来，世人一直都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得起义军莫明其妙地损失了最为难得的“争分夺秒”的最好战机。此时，身处深宫里的秦二世，只是在周章部队戏水扎下大营，并随后暴露行踪之后，才得到送来的紧急密报。有谁想到：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一军会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作为秦王朝中心的咸阳，几乎是一座空城，他要临时下令，调集各个郡县的兵马，前来保驾、勤王，已经“远水不解近渴”了。

在万般无奈、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只好任命一个管钱粮税收的官员——章邯，去骊山释放正在修建秦始皇陵的刑徒，匆匆忙忙地拼凑起一支由刑徒组成的征讨、平定大军。秦二世的旨意下达之后，不能想象在一两天的时间之内，就能组建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刑徒部队：部队要任命各级军官，要按战斗需要进行士兵编组，要从武库运来各种作战武器装备，要让刑徒们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要做好军队组建的工作，是需要时间支持的，没有时间的保障，一切都是徒劳之举。然而，周章失去了最为宝贵的战机，而给了秦二世喘气、进而出兵还击的大好时机！

2005年9月3日，美国总统发布命令说，700名现役军人要在72小时内，到达新奥尔良市的飓风灾区，执行一项救灾任务，这是高速度的派遣效率，受到人们的赞赏。但要知道，这700人本来就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人，只不过是要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所要准备的是各种民用防灾器材，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受灾地区。现代的美国，紧急组建一支救灾性质部队都需要三天的时间。而当年的秦二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组建一支几十万人的军事作战部队，难道他比现代人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一个古今军队紧急调动效率的对比资料罢了。

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军事家太多了，赵国著名军事家赵括，自少熟“知兵法，言兵事，以为天下莫能当”，结果在与秦国大将白起交战时，40万大军被秦军“坑杀”。周章本人早年也跟随楚国的春申君、项燕等人学过军事，掌握众多战法、战例，他能投身于农民起义，当然会得到陈胜、吴广的赏识、重任，统领军事部队。周章最初策略是对的，避开正面冲突；但他总认为，秦都咸阳的最后一战，肯定迟早都要发生。论士气，不成问题，论兵器，自己却是完全处于劣势，怎么办？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决定去冒险采取一个劫取兵器的大胆计划。

俑坑建成不久，地裂形成缺口，致使洪峰涌进，年复一年，裂口不断扩大，兵器逐渐暴露，有人难免要入坑去探个究竟。于是，坑内有陶俑、财富、兵器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就被不断地传向四方，传遍六国诸侯。对周章这位军事家来说，俑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武库，是他能够得到作战所需武器的场所。这里的兵器，他是非拿到手不可的，然而这也正是他悲剧的起点：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获得俑坑兵器后的战斗力；他过低地估计了秦二世迅速组织反击部队的可能性；更为可怕的还在于，在两军对垒的紧要关头，却把难得的攻击时间拱手让给了敌人。

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克敌制胜的上策！在战场上，谁争取到了时间，谁就争取到了主动权；谁失去了时间，谁就要被动挨打。古代战争史上，由于贻误战机而饱尝战败之苦的战例还少吗？这位周章，可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二个赵括。秦俑馆考古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周章大军到达戏水河，不再继续前进了”，想以此证明起义军，没有光顾秦俑坑。其实，戏水河与俑坑相距，不足6公里，人们从《史记·李斯列传》里“陈胜、吴广……，兵至鸿门而却”的记载中，看到了周章的起义部队，又从戏水河向西推进了5公里。

如果起义军从戏水向西整体推进到“鸿门”一线的话，那么战线南端的西杨村，也就在它占领的范围之内了。《汉书·刘向传》中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骊山之作，指的就是秦始皇陵，可见周章的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秦始皇陵很近的地方。《西汉博闻》中也说到：“周章，陈胜之将也，往者皆发掘之，以求财物也。”周章既然没有去发掘秦始皇陵，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发掘，他又去发掘了什么呢？这在过去是没有人回答得了的。他是否真的去过秦俑坑，是否取走了坑内的兵器，仍然需要以下出土文物的“怪异”现象，才能够加以证实。

“吕不韦戈”的真相大白了

俑坑中所有的陶俑、陶马、木车，几乎都是被推倒、砸碎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应该弄清的是，对俑坑的人为破坏，可能不止发生过一次。《吕氏春秋》说过“自古无不抇之墓”，古墓难免都要被人掘开，何况一个常年能涌进洪水的俑坑，更不能阻挡外人的侵入。当然“外来者”来到俑坑的目的，有的是出于好奇，想钻进俑坑看个究竟；有的看到坑内满是俑群，就不再往前进；有的想知道里面更多情况，试图走得更远，这就要推倒一些陶俑；有的或许带着成见进入坑内，见俑就砸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有的早就进来取走一些兵器，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早期将一个完整的陶俑，靠人力能够推倒；到后期坑底积淤泥越结越厚，再想去推倒它，那就很难了。“外来者”想要走遍俑坑内部，只有砸断、砸碎陶俑，才能打开通道，才能取走陶俑手中的兵器。而要把坚硬的陶俑打破，那是需要从外面带进“大工具”来的。周章部队进入俑坑，是俑坑焚毁之前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遭劫，所以他们见到大的兵器就拿，见完整的兵器就拿。俑坑内的车轮，几乎都被卸走了，要卸轮子只得将车子砸掉。总之，凡是在他们视线范围内的兵器，也就是位于淤泥层以上的兵器，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能运走的也都被运走了。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提到的，在俑坑内“发现有落在淤泥层之上的铁器工具，以及被烧毁的竹篾编织物及绳索炭迹”的材料看：坑内器物经长期水泡，有的已严重腐朽变质，无燃烧的可能；唯独竹篾编织及绳索等能够焚烧成炭，说明这一些东西和铁矛、折剑头及“吕不韦戈”一样，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带进俑坑的“外来物”。应该说：俑坑的陶俑、陶马是被铁工具砸坏的，大件的兵器是被绳索捆绑扛走的，小件的兵器是装在编筐内弄走的。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也还有一些是想拿而没有拿走的东西。所以，俑坑内很多器物，出土时都有很严重的位移现象。

周章起义军的秘密行动，至少要持续数天时间，在最后的时刻，俑坑内有的地方，由于火光停留时间过长，使棚木底部触火点燃，开始时起烟、起火，于是呛烟弥漫，紧接着火势逐步扩大，热焰让人无法停留，周章在无奈之下，只好组织部队匆忙后撤。俑坑的内部燃烧起来，一股股浓浓烟柱升上天空，入坑劫兵之举，很快就被暴露出来，随即引来两公里之外的修陵警卫部队。在整个劫取兵器及其后撤过程中，一部分随身携带的兵器，包括一些箩筐、木箱、绳索，就遗留了下来。尤其进坑不久，得到“上等”兵器之后，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些自带兵器，也是情有可原的。

秦俑坑最后毁于火焚是肯定的，在焚毁之前遭到了外来者大规模的洗劫也是肯定的，问题是在最后一次洗劫之前，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小规模的或者个别人的零星扰乱，并没有人对此作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其实，从俑坑能够进人的那天起，直到它被焚毁的这段时间之内，不能排除有留下不同时期“外来者”器物的可能性。因为，有些不是俑坑的“原配兵器”，既不在坑底，也不在淤泥层的表面，我们可以根据兵器在淤泥层中的不同位置，判断出它们进入俑坑的不同年代。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一定能够从俑坑中，再分辨出越来越多的“外来”兵器。

看来，袁仲一先生当年宣称的“既然现在俑坑出土的铜兵器是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俑坑内的遗留物，说明它还是俑坑的原物，不是客体”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在俑坑出土的兵器，既有建坑时的“原配兵器”，也有火焚之前众多“外来者”携入的“非原配兵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客体”，它们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不能因为它们出土在同一个地方，就抹杀当年这些兵器持有者本身所代表的不同时代背景，甚至去掩盖、混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政治大“变故”。如果有人能够承认俑坑中，有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遗留物，也应该是一件好事！

有的考古学家，对提出不同观点的其他人进行了严厉抨击：他们发表文章说：“吕不韦戈”等兵器与俑坑的底层，处于考古学上的同一地层，把铜戈视为“外来兵器”是荒谬的。他们提醒对方，做事情不能太主观、太盲动。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吕不韦戈”是与俑坑的底部处于“同一地层”之中，更不承认它们是“外来者”遗留下来的兵器。所谓“同一地层”，是指在一个遗址内，显示出来的一种具有相同年代的土层叠压关系，也就是说，从垂直方向的土层结构断面去看，只要位于同一个土层位置的不同器物，它们所处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

根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3～15页的材料看，俑坑自上而下的土层，在垂直的方向上，可分为7个叠压层次。第一层为耕土层，厚0.3米～0.4米；第二层为五花土层，厚2.5米～2.7米；第三层为?木上的红烧土层，厚0.2米～0.3米；第四层为过洞内的倒塌土层，厚0.1米～1.2米；第五层为淤泥层，最厚处为0.44米；第六层为坑底铺地砖；第七层为铺地砖之下的夯土层。书上说：“陶俑、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可见，说这些“吕不韦戈”是与俑坑底部处于“同一地层”，是不正确的。

淤泥层之上的“吕不韦戈”和淤泥层之下的俑坑铺地砖，无论如何扯不上属于“同一地层”。考古发掘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没有经过人为的移动，那么属于上一个“文化层”的年代，必然比下一个“文化层”的年代要晚，淤泥层表面出土器物的年代，要比淤泥层底部的年代更晚，这就是判断“吕不韦戈”作为一种“可移动文物”，何时进入俑坑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和依据。毫无疑问，“吕不韦戈”和其他已经被学术界公认的非“原配兵器”一样，都是“外来者”的遗留物。反之，要把这些“吕不韦戈”视为俑坑的“原配兵器”，那才叫荒谬呢！

两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

《后汉书·李贤注》：“昭王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太后摄政，始于此也。”《秦会要订补》一书里也说得很清楚：“汉、唐以来，女主临朝专制，自芈太后始。……尊加于妇，故谓之太，此称太之正义也，后人太后之称，实始于此。”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一书中，对于秦宣太后有如下精辟的见解：“宣太后用事四十余年。当是时，各国母后用事者，赵有惠文后，齐有君王后，韩亦有女奉弱主，称之为战国四后。秦昭王为魏冉一派贵族所包围，且拥太后训政，昭王之一举一动，皆不得自由。权势之隆，殆与清之慈禧训政时，无以异矣，宣太后则为两千年前之慈禧。”

秦宣太后把持着秦国41年的朝政，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后世女主擅权专制的太后，没有一个能够超越她的。汉代的吕后，从公元前187年～公元前180年，才掌权7年；唐代的武则天，从公元684年～705年，才掌权21年；清代的慈禧太后，从公元1861年～1908年之间，三次垂帘听政37年。很多人一直在说，秦宣太后作为一个女人，她的陵墓怎么能够与帝王相比，当人们去看吕后陵、武则天陵、慈禧陵的巨大规模之后，可以想见：秦宣太后陵的规模，也不会逊色于她同时代的秦王陵。只要自己不断子绝孙，终究会有后世即位的皇帝，为自己以王礼厚葬的。

太后自治，是封建社会氏族王权政治的产物，由于新立帝王年幼或者懦弱无能，为了政权不致落入旁系之手，太后们就要亲临朝廷，摄行国事。据《资治通鉴》记载：“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秦昭王为人忠厚谦和、懦弱无能，与其长兄秦武王“欲车通三川，窥周室”的治国气概与理念相比，显得逊色一筹。秦武王死后，众多异母兄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芈氏倚仗自己两个弟弟的鼎立支持，控制了政局，从燕国接回作为人质的儿子，紧紧握着秦昭王的这一张“王牌”。

以秦宣太后为首的芈氏家族，在控制了秦国政权后的第一年，就出兵攻打魏国的皮氏；第二年，平定了秦国的内乱，灭杀了曾与昭王争位的王弟及其王母；第六年，伐楚方城；第七年，复攻楚，楚军死者三万，又取新城，楚怀王恐；第八年，秦将军芈戎攻楚，取八城，诓骗楚怀王入秦；第九年，秦取楚十六城；第十年，楚怀王逃离，被秦军捕获；第十一年，楚怀王死于秦国；第十三年，伐韩取武始；第十四年，白起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第十五年，攻楚，取宛、叶之地；第二十七年，击楚……楚割汉北及上庸之地；第二十八年，攻楚西陵；第二十九年，白起攻楚；第三十年，拔楚黔中。

芈氏执政时期，没有打过什么败仗，魏国河东（今山西南部）、楚国鄢郢（今河南南阳，湖北江陵）的大片土地，不费力地就划进了秦国的版图。疆界的扩大，国力的增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奠定了秦国进行统一战争的物质基础。秦国这一切政治军事活动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扫灭六国诸侯，建立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在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过程中，首先要清除和扫灭的对象，就是称霸一方、实力最为雄厚、地域最为广阔的芈氏自己的故土——荆楚之邦。公元前223年，秦始皇命大将王翦、蒙武东进，全歼几十万楚军，直捣寿春，将楚王负刍生擒活捉。

芈氏治理的内政，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荀子·强国》：“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故四世有胜……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什么叫做太平盛世，这时候的秦国，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呢！可是到了秦始皇时期，战争连年不断，战后殚耗民力，最后招致灭亡，真老虎变成纸老虎，最终被人民所推翻！

秦宣太后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俗话说，十个手指还有长有短，人也不可能事事都做得非常完美，况且她的一些行为，也的确让人不可思议，这其中最能掀起风浪的，就是她的从政资格是否合理的问题了。因为，眼看儿子进入花甲之年，而自己也年近八十之秋，仍然不肯交出政权，就招来包括秦昭王本人在内、上下各方人士的非议和不满，所以一场逼其退位的活动，很自然的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地酝酿着、策划着，只要条件一成熟，很快就能将它的“盖子”揭开！另外，岁数不饶人，芈氏当然也一定知道，自己该以一种适当方式“下岗”了！

这么大的事情，在秦昭王的心里，是有话不敢说；在宣太后的心里，是有愧意而不好说，大家都在等待一个能够“挑头”的人。这个人终于等到了，他就是有“天下辩士”之称的范雎。经过一番曲折奔走，范雎逐渐地接近、并且一步步地说服了秦昭王。《史记·范雎列传》记载，范雎曾经对秦昭王说：“臣居山东时，闻秦之有太后、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有之也。”

以秦宣太后为核心的“四贵”成员中，一个是担任秦国右丞相的魏冉，号穰侯；一个是担任秦国左丞相的芈戎，号华阳君，他们两人都是秦宣太后的弟弟，秦昭王的舅舅。“四贵”的另外两个成员，一个是秦公子悝，号高陵君；一个是秦公子市，号泾阳君，他们两人都是秦宣太后的儿子，秦昭王的亲弟弟。这是一个典型的秦国王室集团，原本就是一家人，由于太后具有的楚人身份，使它又充满着楚国的色彩，在外人的眼里，秦国成事者是他们，秦国败事者当然也应该是他们！

秦宣太后如何退出政坛

要让秦宣太后及“四贵”下台，总得要找到几条像样的理由才行。从《史记·穰侯列传》及其他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这个“四人帮”集团，被人指控的主要罪状，是秦宣太后专制，穰侯等人专权，会改变秦国未来的血统色彩。范雎在与秦昭王密谈时说过：“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

所谓“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它的意思是，如果太后擅政，不予制止和根除的话，秦国就不可能再是嬴姓的秦国，秦国就要变成一个芈姓的秦国了。说秦宣太后的“专制”，这是秦国未来面临危亡、变质的最根本原因，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擅行”；什么是“擅行”？“擅行”就是“专行”；什么是“专行”？“专行”就是“独断”；什么是“独断”？“独断”就是“独裁”；什么是“独裁”？“独裁”就是国家的一切大权，为某一人所独揽。芈氏家族主宰了秦国朝政，虽然他们还打着秦国的旗号，但可以说，这已经是芈氏家族一统天下了。

秦宣太后年迈体衰，还掌控着秦国，这是关东六国共知的奇闻怪异，地处八百里秦川的秦人，何尝不是忧心忡忡。这种反常的局面，难道就不能画上一个句号，难道就没有一个尽头？“秦独有太后，安得有王”，这是人们街头巷尾经常议论的话题，也是对过于忠厚怯懦的好人——秦昭王，发自内心的一种同情之心；外人可以说三道四，但关起门来，大家都还是一家人；说一千道一万，秦昭王总是芈太后的亲生骨肉，太后总还是秦昭王的生身之母。不管怎样，人间最可贵的母子亲情，总是存在于最原始的人性之中。或许只有这一点最难得的真情，才能出现最后的转机！

几千年来，在几乎所有史料中，没有一点秦宣太后如何向秦昭王最后交出政权的传闻，也未曾显示有任何进行军事夺权、武力逼宫等非常手段的文字记载。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范雎的手里并没有兵权，他只能“动口”，不可能对拥有兵权的“四贵”，真的去“动武”，他只能“感人”而不能“治人”。从秦昭王的本性来说，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母后”采取非礼行为。既不可以用暴力方式夺权，又要让太后自行退出，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只有在一种特殊的环境条件之下，才会使得矛盾转化，才会出现奇迹。这个环境条件归结起来只有四个字：“病入膏肓”。

汉代的吕后专权，大臣们怨声载道，但谁都不愿动手，直到自己病危时刻，留下了遗言：“高帝定天下，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这才愿意还权给汉室。唐代的政权被武则天篡夺，朝野奈何不了她，只是“则天将大渐，遗制去帝称”，这才还政于李家，所谓“大渐”，就是疾病甚重，将死之前的“弥留时刻”。清代的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握有治国大权，直到临死前一天，才命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新的大清皇帝。

对于秦宣太后而言，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内外纷争之后，已经是一个疲惫交加、病魔缠身的人了，她无愧于已经做过的往事，但要掌控未来，早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死”字，难免经常涌上自己心头。儿孙们天天殷情相侍，也许这种挚诚孝心，终于使宣太后的“天性”大开。正如《论语·泰伯》所言那样：“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国几乎所有“女主擅权”的始末，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秦宣太后的一切，无疑是吕后、武则天等女流之辈的“楷模”，后世“女主弥留”时的交权结局，应该发源于早年的秦宣太后，这才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

他们母子之间，经过一场外人并不知晓的感人对话之后，便出现了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的历史奇迹：由宣太后作出安排，让“四贵”彻底移交军政大权，自己也从此退出秦国政坛。宣太后不久真的离开了人世，魂归生她养她的故土。以和平方式处理政权更迭，当然不是没有条件的，一方要让出政权，另一方要作出许多承诺。秦昭王至少要向母亲表白：秦国绝不放弃统一大业，一定要打到楚都了却太后的心愿；一定以母后所希望的传统方式，安排好一切的后事；保证追随母后多年诸位老臣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所有这些，秦昭王实际上都一一照办了。

秦宣太后于公元前265年去世后，穰侯也在咸阳住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回到自己被封的河南穰县，颐养天年去了。穰侯离开秦都，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一路东行，辎车相随，好不风光。在他过关出境验车时，千乘车上，车车都是满载宝器珍怪。秦宣太后的另?个弟弟华阳君——芈戎，相隔4年之后，才移居自己的封邑。秦宣太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高陵君和泾阳君，也相继出关奔赴所封之地。他们都带走了有如王室那样的私家财富。他们走了，楚人的势力并未消失，秦昭王、秦孝文王的妃子，还是楚人，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进入后宫，仍然要穿楚服、行楚礼！

《战国策·秦策·注》记载：“是太后初未尝废，穰侯虽免相而未就国，太后葬后，始出之陶。”这是一个重要材料，它充分地说明，秦宣太后不是被自己儿子“废位”的，她仍然享有作为王室成员的最高礼遇。尤其是秦国“四贵”退出政坛后，还继续留在秦都，使他们能够和秦国后宫其他楚人一起，有机会参加秦宣太后的隆重葬礼。穰侯作为相国主持秦宣太后陵工程的职责，不会被取消，按太后生前遗愿选择墓地、以楚式习俗进行入葬的安排，不会被阻止。宣太后比“四贵”任何一个都拥有更多的财富，她的陵墓不管怎么搞，都不必担心会出现财力上的大问题。

秦宣太后下达陶俑制作令

在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的安排下，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于1982年5月22日，在与秦俑持有不同观点者进行会见时，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位秦宣太后，只是一个被秦昭王废黜权位的人，没有条件再去修建这么大的陪葬坑，秦俑坑这么大，又在秦始皇陵的附近，所以俑坑的主人，应该是秦始皇，而不会是其他人，只有秦始皇才有这样大的魄力和财力，去搞这样大的工程。”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到当年那些为秦俑“定性”的所有材料都一个个地被挑战者们彻底地否定之后，这种“魄力、财力”说法，就成了他们心中的最后一道情感障碍线了。

在一些人看来，秦宣太后都“下岗”了，还会有什么特权可言？人们不要忘记了：在没有统一六国以前，秦宣太后也曾经是称霸过一方的最高统治者，如果她生前要预先选定一个墓址或者要搞一批陶俑，那是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的。几千年以来，骊山地区一直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控制。谁真正有权有势，谁的权势更大，谁就能任意地使用这块土地。“凡所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历朝历代都是一样的：周代拥有天下的周幽王霸占过骊山；秦代拥有天下的秦始皇也霸占过骊山；而统治过秦国41年之久的秦宣太后，当年也曾拥有骊山这块土地的支配权。

《战国策·秦策》记载：“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明知死者之无知，何为空以生所爱也，葬于无知之死人哉！太后曰‘善’，乃止。”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宣太后在病中，对于“死”字，是有所考虑的，对于“死”事，是有各种准备的。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对许多身后之事，都作了妥善安排，就像武则天临危交权一样，她将政权以和平的方式，交还给自己的儿子——秦昭王。政权是交出去了，丧葬大权是不会被剥夺的，儿子也不会降低母亲的安葬规格。

她直到去世之前，还在行使“出令”权，她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不过是她还有理性，放弃了原来提出的“人殉”要求，这种善于“纳谏”的精神，当然是可取的，说明秦宣太后直到最后，还算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既然太后提出了由“谁”来“为我葬”的问题，当老臣进言：不能以“有知”之人，去陪自己“无知”之人时；那么以“无知”之人，去为死后“无知”之人陪葬，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谓的“无知”之人，当然是一种与真人大小一样，形象雕造逼真的“象人”了。对母亲的这种以“无知”之人陪葬的“出令”，秦昭王是没有理由加以拒绝的。

秦宣太后生前对自己的“死事”有所安排，而“死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墓地的选择和工程的主持者。西杨村墓地是由她决定的，因为这里本来有她曾经居住行乐过的骊戎城和甘泉宫。芈氏交权后范雎任秦国宰相，由他来掌管芈氏陵工程，芈氏不可能答应。因为，一是范雎不是她的近臣，没有共同语言；二是芈氏是楚人，按芈氏家族传统习俗建陵，范雎很难胜任；三是秦国后宫楚人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对宣太后葬礼，有很大影响力；四是作为秦国宰相的穰侯尚未出关，有担当芈氏陵修建的适宜条件。俑坑中发现几个刻有“冉”字的陶文，就是魏冉参与修陵的铁证。

在骊山北麓的西杨村—下和村附近，实际上存在着四个俑坑，它们的平面形式、长宽尺寸、结构布局、陶俑多寡、车马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已经施工结束，有的没有最后完工，有的刚开始挖坑，总之工程进度是很不一致的，比如，一号坑平面是230米×62米的东西向的长方形，面积12460平方米，土隔梁为条形，青砖铺地，工程已完工；二号坑的平面呈不规则的曲尺形，面积6000平方米，土隔梁以封闭形态围成一个个单独的空间，有相当一部分没有铺地砖，工程已完工；三号坑平面呈“凹”字形，面积520平方米；四号坑是一个最后遭到废弃的空坑。

尽管俑坑有一、二、三、四号之分，应该都是同一陵墓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施工过程中有先有后是正常的事，但前期统一规划、布局的工作，按常理说是必不可少的，很多结构方案、做法、材料，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四个坑之间，会有各种不同的做法？这与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四个坑有四种不同的做法，意味着这些工程，是由四位不同的人主持进行的。现在看来，这四个人应该是：秦宣太后的两个弟弟——丞相穰侯、华阳君芈戎，秦宣太后的两个儿子——高陵君嬴悝、泾阳君嬴市。四个人分工，每个人负责修建一个俑坑。

为什么不能一个人直接负责到底呢？这是秦宣太后的四位亲人，不能始终在秦都咸阳长期居住下去，穰侯一年之后走了，其他的三位，4年之内也都被迫陆续离开咸阳，回到各自的封邑去了。根据他们四人的地位和身份，可以认为：一号坑是穰侯主持修建的，俑坑宏伟规整，左右对称，气势非凡，有君王出巡、归葬的意味。穰侯走了之后，芈戎接手修建，同时着手进行二号坑的修建。二号坑里，以密集的车马为主，这与芈戎的军旅经历有关，也与楚国鼎盛时期以大量车马陪葬的传统相符。芈戎走了之后，高陵君、泾阳君接手修建，并着手进行三、四号坑的修建。

只有64个俑、一辆车的三号坑，工程量并不很大，很快就完工了，等他们想再搞一个大坑的时候，刚把坑开挖，高陵君、泾阳君就接到必须离开咸阳的指令。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原来的建坑计划。这时候，除了加紧进行原有俑坑收尾工程之外，新的俑坑也就不准再搞了。俑坑中有些俑的形象，是委靡不振的；有些俑的肢体，是残缺不全的，究其根本的原因，都出在最后这位俑坑工程主持者——宰相范雎的身上。他前前后后、拖拖拉拉，将俑坑变成一个耗时长达10年左右的“胡子工程”，当了10年宰相的范雎，自己也被秦昭王找了一个理由“免相请归”了！

俑坑具有楚俗的铁证

有人一定会说，既然真正的秦宣太后陵并没有被人找到，那么再去谈论秦俑坑的主人，还会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这种做法岂不也是空对空吗？对于这么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人们应该作出一种什么样的正面回答呢？应该说，经过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秦俑坑本身的存在，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现在之所以有争论，是因为对它的最后归属问题，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一方认为它的主人是秦始皇，一方认为它的主人是秦宣太后。两种观点之中，总有一种是对的，总有一种是错的，或许有可能两种都是错的，但绝不可能两种都是对的！

大洋彼岸有一位叫张万鑫的先生，早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他在《我对秦始皇兵马俑的质疑》这篇文章中说：“兵马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与秦始皇陵没有关系。因为兵马俑在秦始皇陵的东侧，而且相去甚远，兵马俑面向东方，秦始皇陵则背南面北，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整体布局。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硬是把兵马俑坑说成是秦始皇陵的随葬坑（是合乎逻辑的）。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课堂上，有的教授认为秦俑坑出土的许多器物，与秦始皇时期推行的制度，有显著的区别。他们认为俑坑的实际建造年代，还要往前推上很多年，很有可能是属于先秦时期的东西。”

2004年11月，在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谢万幸、杨飞先生所编著的《中国考古未解之谜》一书中，对秦兵马俑主属问题的争论，也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书中说道：“一直以来，人们坚信兵马俑的主人，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认为只有秦始皇才有如此魄力，修造这么大规模的兵马俑坑，只有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才配得上建造这么气势非凡的兵马俑坑。……事实果真如此吗？史书上，对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一举一动，包括收缴兵器、统一文字、修筑长城、建造陵墓等等，都记得一清二楚。奇怪的是：唯独对其建造兵马俑坑，只字不提，这是否有悖于常理？”

他们接着说：“有人于是大胆提出，秦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据考证那人就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秦宣太后，曾经参与秦国的朝政，权力很大。又因为她是楚国人，所以她死之后，他的儿子秦昭王，就命人塑造了这些兵马俑，象征着护送队，护送宣太后重返故乡。这种看法也不是妄加揣测的。”这两位先生，在没有与本书作者进行沟通联系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了解和观察，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出几条理由，来说明秦兵马俑确实与秦始皇无关。他们甚至还断言：即使这一个兵马俑坑，最后被证明不是秦宣太后的，至少也不能说一定就是秦始皇的。

谢杨两先生提出兵马俑的主人是秦宣太后的五大理由是：首先，秦兵马俑坑位于咸阳以东，面向东方，宣太后的故乡是东方的楚国，如果秦俑真是宣太后的护送队，那么朝着这个方向，应该是正确的。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秦兵马俑根本不具有战斗力。因为，兵马俑坑虽然阵容强大，有马也有车，但其队列方式与战国时期的作战方式不符。如果兵马俑坑是宣太后的话，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关于秦始皇建造兵马俑坑的事，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这也就反证了兵马俑的主人，不可能是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俑坑仍在发掘之中，人们期待着能够发现更多的证据。

他们接着说，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兵器全是青铜的，以前认为兵马俑只是象征性的，没有必要使用正式的新式武器，用已淘汰的青铜兵器就足够了。可是，按秦始皇的个性，他是不会屈就的。宣太后死时铁兵器较少，普遍使用青铜兵器。既然并非打仗，使用青铜兵器陪葬，有何不可？在俑坑最重要的三号坑内，有鹿角及其他动物的朽骨一堆，这些东西和战争是无关的。为什么陪葬坑中会出现鹿角，在先秦时期哪些人和“鹿”有最密切的关系？有一点是肯定的，秦国自身不产鹿，秦国的“鹿苑”，建在秦宣太后儿子高陵君的封邑高陵县，高陵县的“鹿”又来自哪里呢？

《管子·轻重篇》记载“齐桓公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每头生鹿的价格高达八万钱，可见当时楚国拥有的鹿，不仅品种极其优良，而且也是非常珍贵的。其他人是不是珍惜，那是其他人的事，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谁拥有了它，肯定是要引以为自豪的。楚国的鹿是什么鹿呢？回答是：麋鹿！《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有楚国大将乐伯射杀麋鹿的记载；《墨子·公输》中，有“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的记载。湖北江陵藤店一号楚墓中，出土有彩绘的木制麋鹿；江苏仪征陈集神墩遗址中，出土了麋鹿角制成的“骨戈”。

麋鹿属于鹿科，因为它的形象，头部像马，两角像鹿，蹄子像牛，尾巴像驴，因此又称为“四不像”，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以青草和水草为食物，体长可达2.0米左右。古时候相当繁?，原为楚国所特有的一种珍贵动物。在秦始皇陵周围那么多的陪葬墓中，都没有发现过有“鹿骨”的痕迹，而它却居然在三号坑之中被人发现了，“麋”字与芈氏楚人的“芈”字，发音极为相似，这也充分地说明，秦俑坑和楚人的观念、习俗、爱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鹿角”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秦俑坑和芈氏楚人、秦宣太后是有着最紧密、最直接联系的！

其实，秦俑坑所面临的两种归属，不论是秦始皇陵还是秦宣太后陵，它们本身真正的位置，都是有待于最后加以确定的。就秦始皇陵而言，说它葬骊山的北麓，是根据《史记正义》的记载，而他是否真的葬在骊山，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秦始皇陵一直没有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有关它的工程规模和墓室结构，几乎都是根据《史记正义》等有关描述，而任由文人想象、构思、推断的，完全经不起建筑专业及秦汉最高建筑技术实践的检验。可以说：有朝一日如果真的能够打开“秦始皇陵”的地宫，肯定是一座没有真正主人的空墓，最后会证明它与俑坑完全无关。

后记：一个跨世纪的考古奇案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严格地限制在有关秦兵马俑“定性、定名”中的学术是非的范围之内，它完全属于考古领域本身正常进行的一场学术争论，因而它不与各种非学术性的理念有直接的牵连；更不与政治、商业及其他方面的敏感问题有任何的冲击。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完全不带有“红”或“黑”色彩的学术著作；这是一本“以理说话，以材料说话，以文明语言说话”的书；这是一本“摆事实、讲道理，以事服人、以理服人”的书。不管怎样，从挑战者这一方面来说，这是以规范自己、约束自己、要求自己、把握自己，作为撰写此书立论和行文标准的。

“以事服人、以理服人”去论证问题是一个方面，而是否真的能够让对手心服口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在学术争论中，对于同样的一个问题，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专业、不同材料占有”出发，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学术上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态度，去正确地面对和妥善地处理。应提倡“百家争鸣”的方针，并通过平等交流、自由讨论的办法，让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将自己的学术观点，都能说够、说透。只要把握好大的方向，只要真正有“理”，何愁不能去“走遍天下”！

在学术争鸣的讲坛上，观点对立的双方，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有的观点支持者再多，是一家之言；有的观点支持者再少，也是一家之言。在学术领域中，是没有什么“大家”和“小家”之分的；关键的问题是，被称为“一家”的先生们，都应拿出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学术对学术、以观点对观点的方式，进行开放的、公正的学术争鸣。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学术问题，一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二不能搞民主集中制。”而一旦非学术的手段强行介入学术的领域，性质立即发生变化，学术之争就变成非学术较量，学术活动不是变成学术吹捧，就是变成学术围剿。

当年胡乔木、梅益等同志，对秦俑不同的学术观点，是作出过几次重要批示的，是有书面材料可以证实的，是赞成进行学术争鸣的。所以，对秦俑“定性”等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是一个很单纯的考古方面的学术问题，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产生，是研究工作不断向深度、广度推进的一种必然趋势。经过反复地交流、讨论，能够暴露出更多新现象、新证据，对秦始研究的总体发展是有好处的。秦俑是举世之宝，它既属于陕西，更属于整个世界，不仅秦俑馆在研究它，国内外还有更多的人，在关注它、研究它。作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这里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科学不分国界，学术不分地域，观点不分时限，秦俑问题也是一样，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进行各种的研究。作为一个高品位、高档次的秦俑博物馆，如果能够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收集各种不同观点的研究成果，这都应该是“秦俑学”宝库之中的珍品。当然，听取、收集各种材料，并不意味必须要赞同、支持别人的观点。但如果他们只认一家，排斥百家，以我独尊，自我称霸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受到来自各方的谴责。

任何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搞学术、搞争鸣，实际上也是在探索和追求一种学术真理。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人出来阻拦、施压，那毕竟是少数；有人感情上接受不了，发出种种怨言，应当给予理解；还有人沉默、观望，也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千方百计拿出最好的成果，让人们参加评论、发表意见，并且认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只有做到有错必纠，这才是做学问、搞研究的真本事、真功夫，也是做一个学者，最根本的道。

陈景元（chenjingyuan1937@hotmail.com）

Table of Contents

秦陵“56.25平方公里”揭秘

秦始皇生前并没有预修陵墓

从建筑学角度剖析秦陵地宫

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只是臆断

秦始皇死后葬于河北的理由

俑坑里有没有“军事方阵”？

俑坑里根本就没有“战车”

俑坑之车竟然出不了函谷关

难道秦王朝没有骑兵部队？

秦俑歪髻与楚苗先民习俗

秦俑服色的启示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谁是劫走俑坑兵器的人

“吕不韦戈”的真相大白了

两千多年前的“慈禧太后”

秦宣太后如何退出政坛

秦宣太后下达陶俑制作令

俑坑具有楚俗的铁证

后记：一个跨世纪的考古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