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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语

- 作者简介

- 内容简介

- 目录（1）

- 目录（2）

- 目录（3）

- 目录（4）

- 目录（5）

- 细节一 开国大典（1）

- 细节一 开国大典（2）

- 细节一 开国大典（3）

- 细节一 开国大典（4）

- 细节一 开国大典（5）

- 细节一 开国大典（6）

- 细节一 开国大典（7）

-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1）

-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2）

-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3）

-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4）

-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5）

-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6）

-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7）

-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8）

- 细节十 初露锋芒日内瓦（1）

- 细节十 初露锋芒日内瓦（2）

- 细节十 初露锋芒日内瓦（3）

- 细节十 初露锋芒日内瓦（4）

-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1）

-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2）

-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3）

-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4）

-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5）

-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6）

-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7）

-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8）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2）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3）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4）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5）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6）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7）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8）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9）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0）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1）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2）

-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3）

-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1）

-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2）

-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3）

-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4）

-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5）

-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6）

-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7）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2）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3）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4）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5）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6）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7）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8）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9）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0）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1）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2）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3）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4）

-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5）

-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1）

-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2）

-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3）

-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4）

-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5）

-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6）

-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7）

-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1）

-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2）

-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3）

-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4）

-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5）

-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6）

-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7）

-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8）

-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9）

宣传语

读史须重细节。细节是最生动的，也是最能打动人的。

不知细节便无以知历史，因为历史是由细节串成的。我们读了太多大而化之的历史，却很少知道鲜活曲折的细节。教科书里千篇一律写的，课堂上周而复始讲的，简单的逻辑，生硬的表述，原本丰富生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历史，在许多人看来却单调枯燥、味同嚼蜡。但是，本书将给你完全不同的感觉。原来，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我们看似了解，其实并不清楚；原来，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事倒因为果，倒果为因。历史在人讲，也在人看。这本书中的细节，会让你惊，让你喜，让你叹为观止，掩卷唏嘘。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开国大典前夕，被迫请来了搭彩棚的高手。

与毛泽东合影，斯大林总要往前挪上一两步。

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对中国领导人封锁消息。

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好斗的公鸡”。

毛泽东认为朱德“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

五一六通知“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

刘少奇请求“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美国大使一把拉住雷阳的翻译，用波兰语说……

江青大哭大闹，说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对他说：我可能已被跟踪……

胡耀邦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万里主政安徽，看了农民之苦，泪流满面。

全国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

邓小平说：“深圳，就叫特区吧！”

江泽民强调西部大开发，在开发前加了个“大”字。

“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该结束这个谈判了。”

“嫦娥一号”，实现中华民族奔月梦想。

作者简介

李颖，女，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第一研究部三处处长，同时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国共关系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党史人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多年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有大量党史、国史类著作获得国家级奖项。

参与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是中央电视台8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杨尚昆》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参与中央及中央党史研究室交办的各种文稿及书籍的撰写。

著有《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百年外交纵横》（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决胜东北》（海潮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主编《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书，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丛书》（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的副主编，在《人民日报》、《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各类报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由细节构成的国史。与一般大部头、粗线条的国史书不同，本书力在挖掘细节，用细节反映共和国六十年的风雨历程。

共和国六十年，有太多需要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有太多值得铭记和讲述的故事。很多事情，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看似清楚，实则模糊。在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背后，往往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细节。

本书即选取了共和国历史上五十个重大事件，五十个重要的关节点。可以说，这些事件和关节点，影响着历史，改变着历史，也创造着历史。而这些事件和关节点中的许多细节，曲折生动、真实鲜活，看似微小、意义重大，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隐身于历史的深处，难露真容。

开国大典的准备、出兵朝鲜的决策、庐山风波的由来、林彪外逃的内幕、对日索赔的放弃、中美坚冰的消融、改革开放的起步、经济特区的创办……

读史须重细节。细节是最生动的，也是最能打动人的。从细节中，往往能够发现许多重大事件的真相……

目录（1）

细节一　开国大典1

关于新中国国名的讨论/整修天安门广场/广场旗杆修建一波三折/阅兵式的各项准备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10

斯大林：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毛泽东：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毛泽东受到了大大出乎自己想象的冷遇，威胁说要提前回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细节三　苏联援华“156项”18

中苏开始蜜月时期/苏联老大哥的一份“大礼”/陈云：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那确实是援助

细节四　和平解放西藏23

毛泽东曾提出以西北局为主经营西藏的问题，后改为由西南局担任/十八军担任进藏任务/邓小平亲自起草西藏问题十项政策/“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细节五　抗美援朝33

中国对朝鲜爆发的战争事先没有任何准备/聂荣臻：当时党内意见倾向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这是毛泽东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定决心出兵朝鲜

细节六　土地改革46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农民盼了几辈子的事情，终于实现了

细节七　镇压反革命49

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毛泽东亲自督促指导广西剿匪工作/镇反运动形成高潮，北京走在前列

细节八　“三反”运动55

刘青山参加过农民暴动，张子善在国民党狱中进行过英勇的绝食斗争/黄敬：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正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

细节九　三大改造59

“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围绕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中央领导层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许多单干农民直接参加高级社，被喻为“一步登天”/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一再提前

目录（2）

细节十　初露锋芒日内瓦65

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僵局”/周恩来舌战群雄

细节十一　万隆走出“一边倒”70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震惊中外/周恩来：“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周恩来展示了个人的巨大魅力和外交机敏

细节十二　中共八大的探索76

著名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出自八大开幕词/邓小平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毛泽东：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

细节十三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81

“原样地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

细节十四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88

“大跃进”出现在1958年，不是偶然的/毛泽东也不甘示弱，宣布中国要“15年赶超英国”/人民公社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搞“一平二调”/提出“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94

“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艾森豪威尔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完全被毛泽东调动/“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

细节十六　“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104

斯大林像他们不挂，我们挂/苏方：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而要建立一支共同舰队/毛泽东：你们是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细节十七　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108

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仁至义尽，作出了最大让步/达赖出逃途中，某国情报机构沿途空投物资，保持无线电联络/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14

原本是个神仙会/彭德怀一封信惹起庐山风波/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向他和党中央“下战书”/没等朱德讲完话，毛泽东就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

目录（3）

细节十九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28

毛泽东推心置腹：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印军一意孤行“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毛泽东：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十年的稳定

细节二十　中苏大论战134

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难中国/毛泽东：如果需要，就论战一万年/毛泽东确定两个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

细节二十一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43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150

刘少奇最初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一无所知/刘少奇请求“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逐步升级的迫害/刘少奇：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细节二十三　二月抗争158

叶剑英责问陈伯达：“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陈毅：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谭震林给林彪写信：这个反我造定了/林彪在信上批示：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

细节二十四　珍宝岛边境自卫反击战162

苏联边防军屡次侵入我国/“先礼后兵”，“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毛泽东：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68

林彪：“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 《“571工程”纪要》/林彪外逃

细节二十六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184

神秘的华沙会谈/小球推动地球/基辛格秘密来华/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一周”

细节二十七　重返联合国196

美国力图保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周恩来：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我们胜利了！”

目录（4）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199

战后中国政府提出日本应该进行战争赔偿/中国将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周恩来：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细节二十九　天安门事件207

天安门广场成了悼念周恩来的灵堂、斥责“四人帮”的法庭/江青：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212

毛泽东逐渐察觉并首先提出“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华国锋、叶剑英等周密部署，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细节三十一　真理标准大讨论222

寻找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两股思考的力量聚合到一起/胡耀邦审阅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发激烈交锋

细节三十二　伟大转折230

“抓纲治国”的思路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中央工作会议突破原定议题，开始了各种观点的直面碰撞/邓小平重要讲话起了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

细节三十三　安徽农村改革241

1977年，万里主政安徽，看了两户农民后，已是泪流满面/安徽省委《六条》拉开农村改革序幕/小岗村20户农民秘密开会商议，决定瞒上不瞒下，实行包干到户

细节三十四　平反冤假错案246

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

细节三十五　中美建交253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僵局/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艰苦谈判，达成协议

细节三十六　创办经济特区261

邓小平细细寻思，他说：“深圳，就叫特区吧！”/“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

细节三十七　百万大裁军266

邓小平：“军队要消肿”，“虚胖子能打仗？”/消“肿”必须改革体制/改革的主要办法大体上是撤、并、降、交、改、理等/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目录（5）

细节三十八　“863计划”271

美国开始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四位老科学家联名致信邓小平/邓小平：“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863计划”成果斐然

细节三十九　1988年的抢购风潮277

中央正式公开提出价格“闯关”的口号/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呼啸而至/有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500盒火柴/“四十道金牌”治理整顿

细节四十　1989年的政治风波285

胡耀邦逝世成为触发风波的直接导火线/四二六社论发表，中央明确表态/动乱在北京地区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细节四十一　戈尔巴乔夫访华289

三十年来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细节四十二　邓小平南方谈话296

“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邓小平向深圳市委负责人再一次叮嘱说：“你们要搞快一点！”/“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

细节四十三　抗洪抢险304

江泽民夜不能寐，提出“严防死守、三个确保”的战略方针/全国受灾人口有2亿多人/人民解放军不顾一切保卫人民

细节四十四　西部大开发308

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多次强调西部大开发，在开发前加了一个“大”字/江泽民：“我所以用‘西部大开发’，就是说，不是小打小闹”

细节四十五　港澳回归313

“一国两制”的提出/“一国两制”运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围绕香港问题的中英斗争

细节四十六　中国入世322

一谈就是十五个春秋/固守底线，绝不妥协/最难打的硬仗，莫过于中美谈判，其次是中欧谈判/朱镕基：“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该结束这个谈判了。”

细节四十七　“非典”事件327

一种新传染病恐怖地突降中国广东/非典从广东蔓延至北京、港台/中国政府勇敢面对，积极抗击

细节四十八　汶川地震331

胡锦涛：“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第一位是救人！”“一线希望，百倍努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细节四十九　北京奥运335

漫漫申奥路/举国欢庆/北京，呈现给世人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细节五十　飞天中国342

“神五”杨利伟，创造中国历史上首次载人航天的完美旅程/“神七”翟志刚，茫茫太空第一次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嫦娥一号”，实现中华民族千年奔月梦想

主要参考书目346

细节一 开国大典（1）

关于新中国国名的讨论

整修天安门广场

广场旗杆修建一波三折

阅兵式的各项准备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30万军民在天安门前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伴随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奋进的旋律，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毛泽东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声音传遍天涯海角，震撼神州大地。从此，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关于新中国国名的讨论

为了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的诞生，中共中央拟于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中共中央对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十分重视。1949年7月1日纪念党的第二十八个生日后，就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林伯渠、聂荣臻、李维汉任副主任。经过充分讨论研究，拟定开国大典由三大议程组成：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人民群众游行。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充满了极其民主而和谐的气氛。从《共同纲领》、政府组成，到国名、国旗、国歌、国徽，无不是经过反复的讨论，按会议程序表决通过的。

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中原本提出的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直到最后一天的讨论，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提出置疑。他说，他和几位老先生都觉得这名字太长，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好。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何况，“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义与“人民”相同。于是，经过层层讨论和表决，终于采纳了这个提议，确定新中国的国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细节一 开国大典（2）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简称“中华民国”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时，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表述方式。周恩来对此作过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中华民国”已经叫了38年，一下子，怕有人不能接受。

对“中华民国”这一简称的使用，大家有不同看法。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周恩来和林伯渠极为慎重，联名设午宴邀请30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征求意见。这些都是追随过孙中山先生的老人。反复交换意见以后，大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中华民国只能代表旧民主主义，二者不能混淆，因此不能用其作简称。

这样，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所有大会文件中，统统去掉了“（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

整修天安门广场

在开国大典筹委会确定的三项议程中，无论哪一项，首要的问题都是选定场地。最初选择场地时，曾考虑到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两处。经过周密对比研究，最后选定了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原本是皇家专用的一块禁地，是不许老百姓通过的。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广场，就是中华北门及其东西两道南北走向的红墙之间，直到金水桥前凹形的空场，其南北长百余米，东西宽七八十米，远没有现在这么宽大。

1949年3月下旬，北平市人民政府曾组成清运委员会，动员党政军民学商各界对全市积存多年的垃圾进行大清除。据估计，当年北平市区的垃圾有数十吨，不仅偏僻的地方堆着垃圾，连大街小巷，甚至天安门广场，也堆着垃圾。市清运委员会动员市民和学生义务劳动，突击清运垃圾。当时规定，无论公家还是私人的各种能载物的车辆，凡空车出城，都必须先载运垃圾。

从3月下旬到6月底，九十多天里，经过清户、清巷和清理大街及重点地区两个阶段，从市区清除垃圾几十吨，天安门广场也得到初步清理。

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举行第一届市民代表会议，会上又作出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遵照这个决议，北平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制定了天安门广场整修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四项：一，整修广场场地供群众集会用；二，修补东西长安街道路供游行的群众队伍和阅兵式军队通过用；三，粉刷天安门城楼；四，在天安门广场最适合的位置设计并修建与天安门城楼顶一样高的旗杆，供大典时升国旗用。四项任务中的第四项为重中之重。全部整修工程必须在9月份完成。

细节一 开国大典（3）

整修天安门广场场地，主要是靠北平市各界群众义务劳动实现的。

共青团北平市委筹委会和北平市学联，要求各校在9月10日星期六下午组织4300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义务劳动。消息在报上和各学校一公布，两天时间内，就有18000人报名。各校只好采取抽签办法决定谁能参加。抽到的笑逐颜开，没抽到的很着急，有的同学忍不住哭了。

9月10日下午3点，劳动开始。《人民日报》发表《新的开始——记北平学生参加修筑天安门广场》一文，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文中写道：

在欢乐的锣鼓声中，“北平青年建设队”、“星期六义务劳动队”、“劳动服务队”、“建设人民首都”的旗帜迎风矗立，几千支手愉快地举起锄头、锹、镐，挖松了泥土，拉起了石头，拔除了青草。尘土在习气，歌声在飘荡，抬土的人用赛跑的速度在飞奔。一个个土坑迅速填平，几千支脚把土踏实。不到3小时，方才两片面积占了19980平方米，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七高八低的荒地，已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略微向两旁倾斜的一片光滑眉眼舒展的广场了。

在广大学生的影响下，北平市各界群众纷纷来到广场，参加义务劳动，广场很快就旧貌换新颜了。

广场旗杆修建一波三折

修建旗杆是整修广场工程四项任务中的重点，完全由专业人员承担。市建设局相关技术人员主持这项工程。当时提出要求：国旗自动升降，升旗时间要同国歌演奏时间相协调，国歌奏完，旗升到顶，并自动停止。原来，中央要求旗杆要与天安门城楼顶等高，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时间紧迫，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些变更。

技术人员到自来水公司选了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用钢管，套起来焊接到一起，只能做到22.5米高，报经上级批准后，按这个修建。施工人员日夜加班，靠搭脚手架，把22.5米高的旗杆树起来，在底座上固定牢，同时安好了自动升降装置。在装上旗杆前，对这套装置进行了仔细认真的调试，基本做到了正常运行，时间上也符合要求。

为了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开关，他们又在修补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时，预埋了一根横穿马路的钢管，导线通过钢管横穿马路，沿金水桥越过金水河，从城楼东南角引到城楼中央，在那里接一开关按钮。经过多次试验，确认自动装置运行正常了，施工人员才撤除了旗杆四周的脚手架。

细节一 开国大典（4）

9月30日，在正式启用前，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试验。没想到的是，旗子升到顶了，马达还在转动，结果旗子绞到杆顶的滑轮里撕破了，卡在里面退不下来。这时，脚手架已经拆除，无法修理了。

这下，可急坏了大家，马上向建设局领导报告。很快，调来了组建不久的消防队。可消防队架起的云梯比旗杆顶还低好几米，根本够不着。这时，有人急中生智，提议找来两位善攀高、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的搭彩棚的高手。哥俩到现场一看，二话没说，冒着危险从云梯爬过去，再攀到杆顶，把旗子从滑轮里取了下来。

技术人员又连夜进行多次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终于有把握保证升降装置正常运行了。但是，他们还是怕“万一”再有意外。经报请大典指挥部批准，又准备了一套保障措施，即：开会时，让一人守在旗杆下，万一再发生旗子升到顶自动装置不停的情况，便立即手动切断电源使升降装置停下来；另一人守在天安门城楼安装开关电钮的三角架边上，以便从技术上保障升旗顺利完成。

那天，直到五星红旗冉冉升到旗杆顶端，升降装置自动停下，大家悬着的一颗颗心才终于落了下来。

阅兵式的各项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将是这支走过22年光辉战斗历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打败了国内外反动派的人民子弟兵，在新中国，第一次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这是全军将士的共同荣耀。

朱德总司令担任阅兵司令员，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处长唐永键、中共北平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平市总工会主席萧明、共青团北平市委秘书长萧松六位同志任副总指挥。正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从华北军区和平津卫戍区以及有关军兵种抽调人员到指挥所工作。

正规的阅兵式由检阅式和分列式两部分组成。开国大典将要举行的就是这样正规的阅兵式，这是人民解放军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对全军上下都是一个新课题和新考验。

阅兵指挥所的同志们大量翻阅书籍，向我军中有过这方面阅历的高级将领请教。比如，杨成武就找到刘伯承，他当年在苏联留学时看过莫斯科红场阅兵。刘伯承回忆了他所见的阅兵式的许多细节，最后概括指出：阅兵无非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细节一 开国大典（5）

秉性豪放的陈毅说得更精彩。他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的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在首长们的指示和鼓励下，指挥所的同志们很快拿出了《阅兵典礼方案》，获得中央军委审批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强调：“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按阅兵方案要求，开国大典的受阅部队官兵总数为1.64万人，序列是：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和东海舰队各一个排编成；二，陆军代表部队，编队由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组成，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各一个组成；三，空军，飞机17架。受阅的陆军大部分是二○兵团和平津卫戍部队派出的，海空军组建时间短，是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的。

7月底，艰苦的阅兵训练正式在北平郊区几个地方同时展开。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多次对阅兵部队讲：我们是一支有光荣传统和英雄气概的部队，在这次阅兵中，一定要把这种精神面貌展示出来。他对阅兵式各个环节和当天可能遇到的情况，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并作出应对措施。在谈到阅兵式上的防空问题时，他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万一在阅兵进行时遇到敌人空袭，全体受阅部队原地不动，保持阵容和队形！就连分列式进行中，如发生车辆熄火，骡马失蹄或拉屎拉尿，采取什么应对措施，他都一一问到。

海陆空三军部队，经过一段时间各军种单独训练后，再集中到一起进行合练。在训练后期，阅兵指挥所组织受阅的三军部队，夜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过两次合练，也就是正式阅兵前的实地“彩排”。

9月30日午夜，受阅部队开始入城集结。阅兵指挥所设在天安门东侧的城墙根，用有线电话与各分所联系。

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标志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举世所瞩目是理所当然的。

细节一 开国大典（6）

为了这一盛典，各项准备工作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训练参加阅兵仪式的各兵种部队，准备好要放的礼炮、礼花，城楼和广场的会场布置，保证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顺利升起，以及组织30万群众参加庆祝而有条不紊，所有这些都自上而下层层有专人负责，而且不断检查。在那时，对新生的共和国而言，这一切都是头一回，没有经验，但又不能出一点差错。为了这个开国大典，不知有多少人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也不知有多少才华出众的人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直到10月1日天蒙蒙亮，周恩来还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作最后的检查，然后又来到广场审视了整个布局。

这一天，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八盏宫灯，八面巨大的红旗迎风飘扬，使古老的城楼焕发出媚人的青春。显然，对她来说，从今天起，她将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当时还没有电梯，登上城楼，得一步一步迈上那古老的台阶。每一个登上城楼的人，都是那么意气风发，心花怒放。特别是那些历经枪林弹雨的将领们，这时更是感慨万端。当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沿着台阶走上来的时候，只是笑着举手和大家亲切打招呼，并没有组织什么夹道欢迎。

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云霄。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与此同时，鸣礼炮二十八响。接着，毛泽东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所有这一切，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传遍了神州大地。这还是新中国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现场直播，担任播音的是当时最优秀的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如今，重放当年的录音，还能听到丁一岚那清脆悦耳的声音：“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顶尖，开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受阅部队。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一文，文中写道：

细节一 开国大典（7）

密林般飘扬在高空的红旗，无数红色的五星灯、圆灯、各种兵器与镰刀斧头，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巨幅标语下标志出人们一致的强烈愿望：要巩固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政府。所以，在朱总司令检阅人民的海陆空军部队与这些部队在会场中心举行分列时，群众中涌起了同样狂热的欢呼。整整两个半钟头的检阅，许多人连坐也没坐一下。电影机、照像机、望远镜和几十万双眼睛，一直集中凝结在受检阅的部队身上，生怕看不清或漏过任何一个可以看得到的武器与战士。

人民的武装部队两个半小时的检阅，给予人民的是更加坚固的胜利信心。我国年轻的海军部队与空军部队，第一次公开地列队出现在人民领袖和广大人民的面前了。海军陆战队整齐的步伐、焕发的精神，使人坚信它们既然从无变成有，必将从小变成大。随着我们伟大祖国的整荣鼎盛，我们会建设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空军成列成队地飞过会场的上空，人丛中帽子飞舞起来，手巾挥舞起来，手里拿着的报纸和其他物件都飞舞起来。人们随着军乐队奏出的《解放军进行曲》的响亮节奏拍着手，合着拍子，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几十万的脉搏同速地跳动。

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战车部队与骑兵部队以等距离、等速度整连整团整师地稳步行进，是检阅中历时最长的一段，一直顶到太阳西下。但是，人们不厌其多，不厌其久；人们互相询问着：“这是什么炮呀？”“这是什么人呀！”每个人都把别人当成全知者，想更多地得到对自己部队的知识。指挥台上久经战阵的军官们向身旁的非部队人员不断地解答着：“头两辆并排的小吉普车是指挥员和政委，后两辆是参谋长和政治主任，后面一辆是旗兵，这队野炮是日式九零野炮，能打三十华里，这是美国的十五生的大榴弹炮，这是中型坦克，这是装甲车营，……”所有摩托车与战车、炮车……都是油漆了的，装了红星与八一字样，轮子一圈白，颜色壮美而一致。这是人民的战士们加意装饰了的。

往西长安街看，不知部队已走出多少里；往东长安街看，不知还有多少里长的部队准备走进会场来，人们越看越振奋，觉得自己祖国的武装力量已是如此地强大。骑兵部队的许多连队最后以极整齐的五马并跑经过主席台前时，激起多次的热烈鼓掌。不仅跑的齐，而且马的颜色也是以各个连队为单位，要白全白，要红全红。最后一队骑兵跑过去的时候，天安门紫壁上的太阳灯、各色灯光在黄昏里开始发亮，人丛里的灯笼火把都点着了火，全场一片火光红浪；爆花筒向高空成群成群地放出红色、绿色、雪白色火球，拉着无数美艳的火丝，回头下降，劈劈啪啪响成一片。东西长安街上夹道的人群，开始围观提灯游行的漫长行列，交互地喊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声。

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1）

斯大林：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

毛泽东：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受到了大大出乎自己想象的冷遇，威胁说要提前回国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二十八周年的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旗帜鲜明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多年宿愿

毛泽东非常重视同苏联的关系，早在新中国的桅杆刚刚冒出地平线时，他就多次提出过访问苏联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成行。新中国刚一宣告成立，毛泽东不顾新政府面临的千头万绪，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要求。

1949年11月5日，毛泽东要求斯大林的联络员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他想去莫斯科的愿望。他说，他希望12月份就去莫斯科拜访斯大林，因为那时恰逢斯大林七十岁大寿，苏联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将从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这样，“访问莫斯科将更具有公开的性质”。

为正式表达他的愿望，三天后，毛泽东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希望访问苏联。毛泽东仍不放心，考虑到以往的几次访苏要求都被斯大林以各种借口婉拒，他这一次下定决心要达到目的。因此，毛泽东又通过多种方式向斯大林表明他的强烈意愿。

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致电新任驻苏大使王稼祥，说明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立即询问苏联方面，斯大林准备何时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去拜会苏联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毛泽东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

经过这一连串的催促之后，苏联方面终于作出了正式答复，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斯大林七十岁诞辰庆祝活动举行之前，前往莫斯科开始他的正式访问。

毛泽东抵莫，初次会晤斯大林

1949年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十二下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车站。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2）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人在车站迎接毛泽东。他们知道毛泽东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解释说，本来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因天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

总之，所有档案材料都表明，毛泽东受到了大大出乎自己想象的冷遇，他并未受到他所期望的那种热烈的拥抱和欢迎。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

6时正，厅门大开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泽东。这是破例的一次，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会谈时担任翻译的是师哲和费德林。

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能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翻译师哲坐在左侧。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谈话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3）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回答：“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这句现在经常引用的话当时颇令苏联人困惑不解，中方翻译师哲试图但并没完全翻译清楚这句话。

毛泽东这里所谈到的“这个东西”，其实指的就是两国之间应该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这件事情在建国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与斯大林初步商谈过了。毛泽东急于到苏联来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东西”。毕竟新中国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新面貌，而以一种显示共产党国家之间平等关系的新条约来代替国民政府同苏联订立的旧条约，也是向国人和世界证明毛泽东选择“一边倒”的必要性的最有力的证据。

而斯大林没有理解东方人的幽默，还是猜不透毛泽东此次访问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泽东不肯明说，可能是他认为苏方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主动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泽东没有回答。

总之，在第一次会见中，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斯大林的内心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而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5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或者说是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4）

莫斯科冬日里的冷遇

第一次会谈之后，毛泽东感到有点奇怪，他不曾再见到斯大林或其他政治局成员再来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1月。

这个时间对正在进行访问的毛泽东来讲是相当长的，他等得不耐烦了。在这段时间里，经常访问他的较低级别的官员也没和他提及条约或其他任何真正的事情。的确，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可能仅在一种更大的场合与斯大林见了面，那是12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和其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团一起参加了斯大林七十大寿的庆典。

从此时到年交之际的那段时间，斯大林给毛泽东打了两三次电话，但电话的内容非常普通，并没有打算打破当时的停滞。这些电话的调子与斯大林和毛初次见面的调子基本一致，暗示在12月斯大林仍不愿推动正式条约的谈判，以及相应重新谈判1945年的殖民地问题。毛泽东在以后几年的公开言论中没有怀疑这段时期的事情，没有怀疑斯大林纯粹不想签订一个条约。

毛泽东曾在1956年与苏联大使尤金会谈时对此进行了回忆：

在和斯大林的第一次非常会见中，我建议最后搞个国与国之间的条约，但是斯大林没有回答。在我们第二次会见中，我又重谈这个问题，给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建议签订同样条约的电报。我建议周恩来可以来莫斯科，因为他是外交部长。但是，斯大林反对这项建议，说这很不便利。因为资产阶级的报刊会大叫整个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接下来，斯大林避免与我见面。我试图给他的公寓打电话，但他们总是回答斯大林不在，并提议我与米高扬见面。

就在12月21日寿辰庆典之前，毛泽东对苏方的这种慢节奏开始表示愤怒了，并开始把他想与斯大林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想法公之于众。

毛泽东在住处接待了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并请柯瓦廖夫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与斯大林见面，同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要么正式解决一揽子问题，其中中苏条约是关键；要么发表共同声明，以体现双方的某种理解。

不过，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应毛泽东的请求，毛泽东的状况并未真正改变，还是和从前一样地“孤独”着。

有人提出，这段时间双方交流停滞的部分原因，是12月24日柯瓦廖夫向斯大林递交了关于中共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以中共在东北的领导人高岗的证据为依据，批评了某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有关他们对苏联所作的许诺，以及他们对美国人所表现的软弱。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5）

以后，毛泽东曾回忆起12月在莫斯科的事情。他说，在他滞留莫斯科期间，他已感觉到了斯大林对他的伤害和侮辱，结果他下定决心待在别墅里一动也不动。和柯瓦廖夫、费德林的谈话是不愉快的，他有意这么做，因为他想通过这两个人把他不满的信息传给斯大林。此时，这两个人其实是担任了翻译、陪客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信使”。

有一次和科瓦廖夫交谈时，毛泽东怒气冲冲，要求知道烦请他来莫斯科的原因。“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此时，如何处置中国客人，对斯大林来讲已成为一个难题。但是几年后，毛泽东说斯大林并不想签订一个条约，这可能太牵强了。斯大林可能想签约，但这取决于他的条件。两党历史上的关系不畅导致了双方现在的猜忌与分歧，斯大林担心再和这个强硬的新中国领导人谈判条约时可能要解释什么事情，并担心与中国这个无法预知的伙伴结盟后可能要遇到什么困难。

当时凑巧还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毛泽东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会晤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当然要引起种种猜测。中国代表团为此很着急。王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泽东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

1951年1月2日，这个《答记者问》见报。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谣言不攻自破。

不管怎么说，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斯大林对待毛泽东有了根本转变。尽管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但仍有一定的线索可查。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发展开始加强毛泽东的地位。那时，印度、缅甸和英国已准备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并且，1月1日毛泽东在对苏联大使罗申谈话时机警地提到了这些事。从北京到莫斯科的旅行中罗申一直陪伴着毛泽东。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6）

此外，在和柯瓦廖夫、费德林相处时，毛泽东一直威胁说他要提前回国；在年交之际会见罗申时，他曾传达了这种威胁，表明了他对目前状况一直不满。有鉴于早时他预期离开北京三个月，毛泽东告诉大使，他现在打算仅待两个月，希望在2月6日返回北京——事实上考虑到路途时间，访问要少于两个月，而现在只剩下四个星期了。

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访苏了。

终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月2日晚上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门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自从与斯大林初次会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忙于与苏联政治领导人的庄重的、实质性的讨论。

在和苏联两位政治人物交谈的过程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中苏此次谈判的三种选择：（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二、三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第一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

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7）

至此，由于中苏条约签订与否而引起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快，总算是烟消云散了。

最难的一关过去了，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开始努力表现友好合作的姿态。

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两天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双方的配合很默契。这一点可以从会谈记录的一个片段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重新侵略。既然希望两国繁荣，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说的两点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两个缔约大国要求联合国承担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细节二 毛泽东首次访苏（8）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由以上会谈记录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已经相当融洽，在许多问题上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与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挪上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他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出席仪式的中苏官员都显得精神亢奋，场面相当热烈。

应该说，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他一系列坚持不懈的努力，促使斯大林最终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完成了此行的主要目的，使中苏两国关系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同时也基本上达到了沟通两位领导人之间思想与感情的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相应协议，尽管少数条款还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符合中国愿望的。不仅中国于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收回，而且它的平等性质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极大地提高和巩固了新中国政府的威望和地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苏新条约和新协定的缔结，对于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推动和加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细节十 初露锋芒日内瓦（1）

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僵局”

周恩来舌战群雄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性会议，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

中国高度重视日内瓦会议

根据朝鲜停战协议，1954年1月在柏林召开了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于2月19日发表公报，建议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2月底至3月，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3月3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情况。会议批准周恩来报告的意见，并委托周恩来先期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谈出席会议的有关事宜。

4月1日，周恩来一行人起程飞莫。在莫斯科，周恩来同赫鲁晓夫等人进行了多次圆桌会议形式的商谈。赫鲁晓夫先谈了对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的设想和看法。他说：“这是一次带政治性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不要期望解决什么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周恩来则代表中国政府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对日内瓦会议的不同考虑。他说：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同出席这次会议，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胜利。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说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周恩来还一再声明：中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缺乏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随时交换意见，互通情报，统一口径，以便协同行动。

对周恩来的这些要求，赫鲁晓夫等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方面草拟具体方案。周恩来对此也比较满意。这恐怕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交往中最愉快的一次。

细节十 初露锋芒日内瓦（2）

在周恩来回国的前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恩来。酒宴上，兴高采烈的赫鲁晓夫和周恩来拥抱旋转，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干杯，一边踢踏着他的腿脚，在宴会厅的空地上跳起了他最为拿手的乌克兰民间舞蹈“戈巴克”，并不时地“喊”几句俄罗斯民歌。

宴会的气氛轻松热烈，周恩来的情绪也非常高涨，在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的轮番劝酒中，也豪爽地连连干杯。可能是饮酒过量，加之过度疲劳，周恩来感到不支而呕吐。莫洛托夫等人赶紧把周恩来送回宾馆，并一个劲地道歉。回国后，周恩来为此专门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微笑着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4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另外，为了锻炼新中国的外事工作人员队伍，代表团还吸收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专家近200人。

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僵局”

4月26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幕。

日内瓦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朝鲜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五大国和朝鲜双方外，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12国。会议由泰国、苏联、英国三国首席代表旺亲王、莫洛托夫、艾登轮流主持，后期同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平行进行。

朝鲜问题的讨论，正如周恩来在会前预计的那样，形成了一个“僵局”。

会议一开始，朝、中、苏三国代表为公平解决朝鲜问题作了巨大努力。4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三点方案：一、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第二天，周恩来发言，完全支持南日提出的这个公平合理的方案。

但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这样，会议开了三天，周恩来就在致电中央的电报中作出初步判断：“根据三天会场情况看来，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敷衍局面，因美国不打算解决问题，法国对朝鲜问题又不便发言，英国也表示不想发言。”

细节十 初露锋芒日内瓦（3）

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吵了整整一个半月，除小组会外，先后举行了15次全体会议，美国自始至终没有提一项积极性的建议，会议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周恩来舌战群雄

6月15日，日内瓦会议举行讨论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艾登担任会议主席。南日首先发言，他说：如果会议不能在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上取得谅解，那么我们也应当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首先在维护朝鲜和平问题上取得谅解。他提出了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六点建议。周恩来支持南日提出的六点建议，莫洛托夫主张与会各国发表宣言，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他们三人发言后，主席艾登说：在我的名单上没有要求发言的名字了。这时，有人突然建议暂时休会，得到主席同意。

这次休会的时间长达40分钟。重新开会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史密斯首先发言否绝了朝、中、苏提出的所有建议。

几个人接着发言后，一位泰国代表宣读了一份包括美国等十六国的共同宣言，结论是：“由本会议进一步考虑与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想把在日内瓦会议上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大门完全关死。

这时，周恩来站了起来，压住怒火，以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说道：十六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接下来建议通过如下内容的决议，即：“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给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与会各国都感觉到了，周恩来最后这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

周恩来的发言引发了以后广泛流传于外交界的一场妙不可言的舌战。

比利时代表斯巴克马上解释：“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建议与十六国宣言并不矛盾。我们不同意，只是因为它们的精神已被包括在停战协定与十六国宣言中了。”

周恩来马上反驳：“斯巴克的说法没有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并没有如我们建议的规定。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

细节十 初露锋芒日内瓦（4）

斯巴克又解释道：“我说的是周恩来的建议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头我毫不反对周恩来建议的精神。我相信，英国代表与我其他的同事持有与我相同的态度。”

周恩来毫不示弱，起立发言：“如果说十六国宣言与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达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却连这一点和解的精神都没有吗？我必须说，我是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中学到了这条经验。”

周恩来的发言合情合理，富有说服力，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和许多与会代表一样被周恩来的诚意所打动，发言表示：“为了消除怀疑，我本身赞成以同意票决定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建议。”

尽管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各国都无人反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只好说：“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美国代表史密斯急了，马上起立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

周恩来再一次以缓慢而沉重的语调作了发言：“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质的建议。”周恩来补充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有关朝鲜问题的这最后一次会议，时间超过五个半小时。主席在裁决所有这些发言都将载入会议记录以后，宣布会议闭幕。

日内瓦会议上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终于在美国的阻挠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但这个讨论的意义又是巨大的，正如周恩来在1954年7月8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报告中所讲的：“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证明了苏联、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是用各种建议求得达成协议，达成朝鲜的民主统一、民族独立。”“美国在表面上很凶，但背后却很虚弱。艾登6月26日在国会演说时也曾说：朝鲜问题并没有在议程中抹掉。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出的宽阔的政治家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给与会者及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新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初露锋芒。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1）

“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

艾森豪威尔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完全被毛泽东调动

“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

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是在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而其决策是1958年中央北戴河会议。

炮击金门的决策和准备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都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停战，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中国希望发展这种形势，抓住时机，加快国内经济建设。

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决议，确定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方针。1957年初，毛泽东分析，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以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主张继续加强同它们的团结和合作。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争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主张积极支援它们并且大力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关系。对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它们也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中间地带（后来毛泽东称这一部分国家为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国家为第一中间地带），因而也要争取同它们发展关系。对美国，主张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它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威胁，一方面仍然要争取同它和平共处，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

美国对中国仍然抱公开敌视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是武装插足台湾问题。在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承担不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中国坚决捍卫原则立场，即：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当局谈判，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实现祖国统一，但是这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中美之间关于相互放弃使用武力的外交谈判，必须导致美国在台湾地区的武力威胁的解除，中国决不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

由于中国一切合情合理的建议都遭到美国顽固的拒绝，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由周恩来声明而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57年底中断。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2）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国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同时，美国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的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为了打击国民党部队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的前沿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8月开始炮击金门。

关于决策炮击金门的情况，时任福州军区第一政委、炮击金门的总指挥叶飞曾回忆说：

我记得当时福建正是刮台风的时候，部队、机关都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作物，我也在下面工作。突然通知我回福州接电话，而且明确说要我到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一接电话，原来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我负责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已经到任接替我的工作。

我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我来指挥呢？我有点疑问，就问王尚荣：“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他答：“是中央决定。”

我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

王尚荣感觉到我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在电话里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我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刘培善说：“那你就不用问了。”我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叶飞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叶飞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叶飞即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钧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7月19日，叶飞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3）

7月27日，叶飞收到毛泽东致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的信。信中说：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接到毛泽东电报后，叶飞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于是，他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斗争方针政策的教育。

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由于福建的几个机场已抢修完毕，第一批转场部队于7月27日顺利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及沿海机场推进，至8月13日进驻龙田机场止，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线机场的转场任务。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不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能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调来任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

炮兵调来约三个师，还有一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4）

王尚荣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并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对叶飞说：“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求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叶飞指挥。

同美军的较量

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的猛烈和密集，后来有人评论：“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金门岛都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解放军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琏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五分钟！后来得到情报，解放军开炮的时候，胡琏和美国总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们打死。要是晚五分钟，必死无疑。

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了两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泽东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不但中国人，包括福建前线的指战员，还有蒋介石，而且外国人，包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泽东这一重大决策是一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六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三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当时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了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他从以上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的行动，绝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于是，下令将地中海美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加强第七舰队。由此，中东局势缓和下来了。

可见，艾森豪威尔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完全被毛泽东调动了。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5）

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然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中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

台湾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料罗湾港口，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截断了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金门蒋军的补给全靠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

9月7日，蒋军以美舰护航，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相距仅二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军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

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打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决定的，只能由中央、由毛泽东作出决定。

此时，已从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的叶飞立即向毛泽东请示这个问题。

毛主席回答：照打不误。

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

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同时，毛泽东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求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

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叶飞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明确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听到这一回答，叶飞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二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6）

为了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叶飞亲自向三十一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

各炮群接到命令，都很吃惊，纷纷追问。叶飞又把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9月7日中午12时整，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叶飞立即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北京接到电话后，毛泽东即下令开火。叶飞迅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

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驶去。美国军舰一走，蒋舰及所有运输船只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遭受了我军炮火猛烈打击。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大骂“美国人混蛋”。他们急了，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了，我军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击沉三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了。

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

1958年8月下旬开始的对金门的大规模炮击，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把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到了台湾海峡，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攻击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之战，又把美帝国主义的底摸得清清楚楚。到了这个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下一步的文章怎么做？

顺理成章的是，下一步就只有登陆解放金门了，如果金门解放，那么马祖的解放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顺手牵羊就是了。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7）

此时金门已被我军炮火封锁了一个多月，海上补给线已断，金门蒋军的粮食供应已发生危机，弹药也已消耗得差不多了，金门的防御工事也已被我军炮火摧毁得差不多了，已是弹尽粮绝。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作战，金门唾手可得。所以，福建前线的解放军将士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毛泽东下命令。就像叶飞说的：“我们都摸不透毛主席下一步的意图何在，总以为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实行登陆、解放金门。”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国庆节后的第五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

细节十五 炮击金门（8）

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6日上午1时

这份文告的发表，标志着炮击金门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转到打打谈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阶段。

以后，炮击金门不但变为单日打，双日不打，而且炮击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虽然双方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议，实际上成为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我军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金门蒋军的回炮，同样也只打到我们的海滩上。后来又发展到逢年过节，停止三天炮击，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

中国政府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的。9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美国企图用“让出”金门、马祖，换取中国同意对台湾和澎湖不使用武力，实际仍然是要搞“两个中国”。这不但是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的，台湾当局对此也十分不满。考虑到在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同国民党集团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中国政府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

解放金门一事就此搁下，再也不提了。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此作了解释。他说：“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而且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

原本是个神仙会

彭德怀一封信惹起庐山风波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向他和党中央“下战书”

没等朱德讲完话，毛泽东就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

“大跃进”造成的严峻现实，迫使人们在一种较为冷静的气氛下总结经验，继续纠“左”。1959年7月2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18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具体政策。会议原本的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但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引来了一场浩大的庐山风波，会议由此延长共计开了46天，此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原本是个神仙会

1959年6月30日，彭真召集在北京被通知上庐山的人，说是开神仙会，讨论问题。毛泽东6月29日在船上，7月2日在山上，两次讲话，提出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题目。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参加两次会议的李锐根据笔记回忆，毛泽东所谈问题的简要内容如下：

1.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地委以上干部应读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下卷。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1957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8月份读一个月。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者；“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者，各省找几个例子；从去年到现在中央的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2.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程度。八大一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对！要坚持。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主要是综合平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弄不清，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怪话让人说。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2）

3.任务。今年钢1300万吨，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每年增加1000亿斤，1964年搞到10000亿斤。钢明后年都只能增加400万吨。确保质量。15年赶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过得舒服，才有利于建设。两种积极性：盲目和实事求是。

4.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现在要适当收回。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5.食堂。自愿参加，节余归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6.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4800亿斤标准过日子。

7.恢复三定。产、购、销，三年不变。增产征四留六。

8.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9.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包括：农业本身，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10.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11.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不管党，生产队长代替了。

12.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四大指标定高了（指1959年），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13.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铁的含硫超过标准。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14.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15.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16.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协作区要搞些调查研究。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3）

17.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000受处分，是个分裂。

18.国际问题。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几十年，讲统战时一切忘了。

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近一段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庐山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以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大跃进”任务。

开会的人都上了山后，7月3日开始，分六个组开座谈会，按照18个问题摆情况，谈意见。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有的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感到沉痛，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另外不少与会者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总之，最初，庐山会议很正常地进行着，大家在拥护总路线的前提下，畅所欲言地发表着各自的看法。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和谐、轻松的，用李锐的话讲，“白天开会，晚上跳舞”，确实是个“神仙会”。

7月10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13日，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再增加6人，指示他们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并叮嘱：“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

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7月14日彭德怀一封信惹起庐山风波

7月14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就在大家以为会议马上要结束的时候，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参加庐山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4）

这一天清晨，毛泽东还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他还特意询问在东北养病的陈云，病情如何，能不能来庐山参加七天会。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人参加会议——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动的，是7月14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5）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6）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7）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关于写这封信的初衷，彭德怀在后来的《彭德怀自述》中作了说明。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彭德怀参加了一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彭德怀说：“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1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9000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彭德怀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他提出了客气的批评，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彭德怀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德怀“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8）

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考察。这几处给他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或者是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或者是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1957年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生产数字，而将1958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1957年的生产数字。彭德怀想：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彭德怀恰与薄一波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彭德怀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彭德怀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彭德怀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1200亿斤，只能征购900亿斤。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彭德怀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1959年5月，彭德怀访问了东欧各国，6月中旬回到北京。

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彭德怀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他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4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

彭德怀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克城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

7月2日庐山会议开始后，周小舟来彭德怀处谈过两次。张闻天住在隔墙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初期，彭德怀参加了西北小组。7月2日开幕以后，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中，在小组会上共有7次发言（或者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9）

正如彭德怀所说：“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辞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关于7月14日那封信，彭德怀说：

“到7月12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7月14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13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

对彭德怀一封信的最初反应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李锐回忆说：“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指田家英——引者注）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小组讨论中，大家对彭德怀的信看法不一。有些人说这封信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有埋怨泄气情绪，甚至认为这封信实际上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也有许多人表示基本同意信的内容，认为提出意见是好的，但不赞成信中诸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有些说法。

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还提到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0）

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10点，毛泽东又找李锐、周小舟、周惠、胡乔木和田家英五个人去谈话。根据李锐的笔记，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如下：

关于总路线，真有70%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1957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乱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7月11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到吴起镇剩七千，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还是指1958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反复讲1300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1959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说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11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5%，一般水平是95%，而我们只能立足于95%。全国年增产30%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1）

据李锐讲，在彭德怀信传阅之初，“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

事实上，似乎也确实如此。以下两例事情可以佐证。

一是7月19日，刘少奇参加第三组会议并发言，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从目前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左”和右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是主要倾向？（二）有的同志说，北戴河会议以后，只是在三个月中出了些乱子，这三个月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三）现在把钢产量落实到1300万吨，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请大家讨论，同时强调：“对成绩要肯定够，对于缺点，对于缺点错误，也要讲透，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果确有缺点错误，不加以检查，不纠正，不总结经验教训，下一次还要碰这样的钉子，这是危险的。”通过刘少奇的发言，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不言自明。

二是7月20日，李锐曾向周恩来询问，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究竟有什么看法。周恩来当时还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会议由纠“左”逆转为反右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著追求。他认为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决定，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到1959年5月提出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已经“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一个调整指标的决定，大家照此去工作，形势就会好转。

彭德怀、张闻天等却一再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这样，毛泽东就认为，彭德怀等人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2）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

毛泽东讲话完了，即散会。彭德怀在门口挡着毛泽东，说他的信是向主席个人写的，并没有让大家来讨论。

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会议的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彭德怀回忆说：

16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18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20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18号晚或19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7月23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开会，集中揭发批判彭德怀的“错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出席，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

第一天的会上，朱德没有发言。第二天第一个发言。他的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没等讲完话，毛泽东就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

接着，林彪发言。他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为进一步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

细节十八 庐山风波（13）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连续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彭、张历史上的是非，“新账老账一起算”。一大堆政治帽子，如“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等，都提了出来。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

毛泽东在8月16日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对庐山会议进行了定性。他说：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分别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

至此，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全党范围内随即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使得持续不到一年、成果还很不巩固的纠“左”付诸东流，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就是很难避免的了。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1）

刘少奇最初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一无所知

刘少奇请求“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逐步升级的迫害

刘少奇：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动，是与打倒刘少奇联系在一起的。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即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多顶大帽子，重重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又强加给他“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由此制造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最初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一无所知

最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一无所知。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表示了对刚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难以适从的心境。他说：“文化大革命怎么革，你们不晓得来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诚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是不晓得。”“现在只能够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更具体的方法，你们如果不晓得，我也不晓得。”

直到8月1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八届十一中全会仓促召开后，刘少奇才开始意识到“大革命”的矛头所向。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路线错误”。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于8月7日印发全会，明确指出党中央内部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否定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领导，将矛头直指刘少奇。

直到这时，刘少奇才切实意识到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2）

此后，会议转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10日，刘少奇、邓小平都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表示“决不逃避责任”。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新闻媒介以中央领导的新排列加以报道，这马上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疑虑。同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社会上开始出现了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党中央内部的矛盾开始公诸于众。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林彪在会上先后发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讲话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大量印发到群众之中。会上，一些人指名道姓地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批判。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查。刘少奇的检查有三个方面内容：首先讲了五十多天的情况，表示要负主要责任；其次，讲了历史上犯了“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的情况，着重说了1962年和1964年的事情；再次，检讨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是不理解运动，怕乱，错误估计当时运动的形势，思想上还存在许多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好毛泽东思想。刘少奇的检查基本上是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作的，违心地承担了许多责任。

毛泽东事先早已看过刘少奇检查的初稿。9月14日，毛泽东在初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但刘少奇的检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时，毛泽东的批语被删掉了。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讲了话，关于刘、邓的问题讲得和缓而有分寸。10月24日，他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他在10月25日全体会上讲话时又说：中央分一、二线，我也有责任。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他还说，北京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可见，此时毛泽东还是把刘少奇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希望用对待党内矛盾的方式解决。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3）

逐步升级的迫害

1966年11月25日，刘少奇陪同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12月11日，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名义给肯尼亚发出一封礼节性贺电，则是最后一次表示了他的国家元首的身份。此后，刘少奇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遭到无情的批判斗争。残酷的迫害接踵而来。

12月18日，中央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审查所谓“特务嫌疑问题”。江青等人开始公开鼓噪打倒刘少奇，竭力把刘少奇先在社会上搞臭。

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秘密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负责人蒯大富，唆使他们采取行动搞臭刘少奇、邓小平。

12月23日下午，中南海院内出现了第一批点名攻击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12月24日，戚本禹到北京矿院对师生们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污蔑王光美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

12月25日，蒯大富组织清华“井冈山兵团”5000多人，在北京闹市区游行示威、演讲，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

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北京部分大中学校师生座谈会，江青鼓动说：“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还没有定，阶级斗争激烈得很。刘少奇的检讨不像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

1967年元旦清晨6点钟，一些人到刘少奇住宅院内，张贴书写“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之类的标语。

1月3日晚，中南海内的一伙造反派冲到刘家，强行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到走廊门口，进行了40分钟的批斗。刘少奇据理力争。当造反派强迫刘少奇背语录，嘲笑起哄时，刘少奇义正词严地回答：

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但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当时的历史背景，针对什么问题，当时所起的作用，在理论上有何创新，这才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篇文章，我都可以解答。

从1967年1月份起，从北京到各地的红卫兵小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揭发刘少奇的文章。2月1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井冈山报》，刊登了《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列举了“十大罪状”。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4）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派车接刘少奇谈话。刘少奇郑重向毛泽东提出：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2）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18世纪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到门口，嘱咐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的辞职要求，几天前曾向周恩来口头提出过。

与毛泽东的会见，曾使刘少奇的心情宽松了一时。但不久，1月18日，中南海电话局一伙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撤了刘少奇的电话。从此，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

在江青一伙的一再鼓噪下，3月，毛泽东批准了康生诬蔑刘少奇是叛徒、建议中央对其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6月3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由此，刘少奇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随之升级，进入全民大批判阶段。

7月18日晚，中南海“造反派”300多人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内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关于这次“相当残酷”的批斗，刘少奇当时的贴身卫士贾兰勋，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他说：

我把少奇同志送到会场前面，他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就叫我站到他一侧了。进入会场时，他们呼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时有人叫少奇同志低头，还有人叫他弯腰坐“喷气式”，但他没有弯腰，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听他们发言。正值酷暑炎夏，虽已是傍晚，西斜的阳光仍强劲地直射在西墙通体的大玻璃窗上，而少奇同志就站在西大灶的西墙窗下，面朝东正对着造反的人群。不多时，少奇同志出了很多汗，短袖的确良衬衣都湿透了，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淌。我就在他旁边，这时我给他递了一块手绢，说：“你擦擦汗。”他都不敢接。我说：“没事儿，你擦一擦。”少奇同志拿起手帕刚要擦头上的汗，有人喊起来：“刘少奇把手放下来！”后来不知是谁冲上来，“啪”地把脑袋一按，这一按少奇同志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只好低头在那听着。这次批斗会斗了1小时40分钟，最后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中散了会。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5）

在这次批斗的同时，中南海内的造反派还抄了刘少奇的家，抄走刘少奇笔记本61本，王光美笔记本127本。

批斗完后，刘少奇和他的家人就被隔离开了。刘少奇押在前院，王光美押在后院。子女们在中院，也失去行动自由，不准到前院，也不准随便离家。迟群还以中央的口吻向警卫人员宣布：“你们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刘少奇，而是看管刘少奇。”从这一天起，刘少奇的文件停发，他只能看看报纸，收听广播，基本上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

8月5日下午，在戚本禹的安排下，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分三处在各家院内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批斗，69岁的刘少奇白发蓬乱，鞋子被踩掉，衣服湿透，腰腿受伤，疲惫不堪，行走困难。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后，按铃唤来机要秘书，拿出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的职务？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秘书连夜写了汇报，给中央反映了刘少奇的抗议，但没得到任何回答。

9月13日，王光美正式被逮捕入狱，刘少奇的子女们也被赶出中南海。

刘少奇被开除党籍，受尽折磨，含冤逝世

1967年3月，中央决定审查刘少奇后，王光美专案组的人数就增加了，由原来的3个人增加到40人左右。5月18日，专案组从中组部调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档案。

1968年9月，专案组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提出刘少奇三项“叛徒、内奸、工贼”的“罪状”材料，即所谓“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刘少奇1927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刘少奇1929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的大叛卖”。还列举了刘少奇7项“其他反革命罪行”。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6）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52.7%。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被允许出席的中央委员中许多人是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八大一次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总数为97人，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到会者只有40人，不足半数。开会时决定从被允许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增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98人，除增补为中央委员10人，去世12人外，只有9人出席会议。

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中央委员陈少敏在通过决议时拒绝举手。

刘少奇在被审查期间，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受尽折磨。

卫士贾兰勋回忆说，从八五批斗刘少奇与王光美再次分离后，“少奇同志的生活就全仗他自己了。以前在一块儿的时候，光美同志从各方面照顾他。工作上的配合默契自不必说，生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关怀与安慰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这种强行的分离对晚年的少奇同志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垮了下来”。

刘少奇不仅在精神上受到残酷的折磨，而且在生活上也被百般摧残。连为刘少奇当了16年的厨师，他们也抓走了。

从1968年年初起，被单独关押的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据卫士贾兰勋回忆，这年3月以后，刘少奇吃饭、走路都很困难了。他说：

细节二十二 刘少奇冤案（7）

后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也就二十几米远，要走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一条腿已经是拖拉着抬不起来了。就这样，仍然是全副武装的哨兵，背着卡宾枪，像看犯人一样跟着，走一步跟一步，寸步不离。我们卫士也只能在后面跟着，不许搀扶。

吃饭时，手和嘴也配合不到一起了：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就是这样，哨兵仍然盯得死死的。本来我们话就不多，这时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扶扶他、搀搀他都不行。不是不行，是不让，说你划不清界限。

刘少奇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摧残，他的哨兵在记录中写道：

由于受疾病的折磨，少奇同志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是伸开手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由于实在不忍心看他这种痛苦的样子，我们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拿给他，让他捏在手里。到后来，这两个塑料瓶完全变了形，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到了后期，少奇同志不再讲话，即使在遭受病痛折磨时，也是默默忍受。他是用沉默来表达自己心底的抗争。

1969年7月5日，刘少奇支气管炎发作，发烧、咳嗽、呼吸增快，心率加快。医生会诊后的《病情报告》称：“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后经过抢救治疗，病情暂时稳定。

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往河南开封，秘密关押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原“同和裕银号”旧址。到达开封后，刘少奇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和11月10日三次病危。

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病逝。

后来经过认真复查，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冤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的统计，因这个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达28000多人。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

林彪：“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571工程”纪要》

林彪外逃

通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集团的势力更加扩张，他们意识到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争论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当晚，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一部分人仍主张设国家主席。会议最后商定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工作：第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面商；第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4月8日完成修改工作；第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从此，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4月11日，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多数人表示赞同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将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接到报告的当天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2）

4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审议《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送审稿）》。次日，工作计划稿分别报送毛泽东、林彪。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九届二中全会与林彪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礼堂召开。25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会。周恩来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家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位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

林彪并没有预先正式打招呼，拿出一份事先准备的讲稿，抢先发言，长达一个多小时。他说：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彪又着重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发言后，康生讲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特别强调：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3）

康生讲完后，毛泽东立即宣布：“散会，大家去讨论。”

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议，“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商会议上的“提议”，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当天夜里，陈伯达、吴法宪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瞒着毛泽东、周恩来，私下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天才”的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

8月24日下午起，各组连续两天听了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并进行了讨论。事先，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等组同时发言，表示要拥护林彪的讲话，宣讲“天才”材料，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煽动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调要“揪人”。

25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住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了单独谈话。会上，毛泽东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他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充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还警告说：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26日到30日，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慰吴法宪：“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4）

8月31日，毛泽东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700多字的批示，并在这个批示的抄件上加了《我的一点意见》标题。这个批示的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8226;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的意见，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这场政治风波中，陈伯达起到了冲锋陷阵的作用。以毛泽东的智慧，不难看出陈伯达与林彪的密切关系。但由于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林彪采取了谨慎的态度，集中点名批评了陈伯达。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曾有这样一句话：“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如获至宝。”可是，在印发全会前，毛泽东有意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后的批示拿给林彪看。9月1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5）

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讲话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还是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571工程”纪要》

早在1969年10月，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0年10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并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林立果还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组成“调研小组”。

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装起义”三字的谐音）。

《纪要》全文包括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部分。《经要》指出：“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夺权正在进行”，对方（指江青一伙）目标在改变接班人。“中国正进行一场逐渐的和平演变式的改变”，“改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的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实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政变的手段是：“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打着B—52旗号打击B—52的力量（B—52是他们对毛泽东的诬蔑性称呼）”，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或者“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杀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或者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正当“联合舰队”积极准备发动罪恶行动的时候，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他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附近各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9月5日晚，周宇驰、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探听到毛泽东在长沙同一些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当即密报林立果、叶群。6日，李作鹏在武汉得到武汉部队政治委员刘丰关于毛泽东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谈话内容的密报，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叶群。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6）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带来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10日上午，王飞将密封亲启件送黄永胜。当日，黄永胜同叶群五次通电话，最长的两次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

9月8日至10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向有关人员传达林彪的手令，策划部署杀害毛泽东。据时任中办主任的汪东兴回忆，通过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采用多种办法谋害毛泽东。详情如下：

第一种办法：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据王维国交代，他们安排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了。他们准备从外地调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个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对王维国说：“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联合舰队”一伙试图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是何等阴险毒辣！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7）

林彪外逃

8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国庆节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之前举行九届三中全会。随后，毛泽东离京南下，巡视中南、华东等省市。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其内容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庐山会议的问题。之前，由于黄永胜等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8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人谈话时说：“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25日，毛泽东在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谈话时说：“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23、24、25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7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确有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张耀祠回忆，听了这些反映后，毛泽东“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在丰台，毛泽东约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向他们讲述了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他最后说：“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8）

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通过他们的亲信得知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陷于极大的恐慌之中。9月13日凌晨，叶群、林立果偕林彪强行乘飞机外逃，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关于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及其后的内情，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卫戍区政委的吴德，事后有详细的回忆，现全文实录如下：

（1971年9月13日凌晨——编者）3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我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就去了。

我到大会堂时，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刚散，我看见黄永胜等人都急匆匆上车走了。我碰见了纪登奎，就问他总理找我有什么事，纪登奎用手遥指着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说：你去找总理吧。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的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我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周总理打完电话后告诉我，林彪外逃了。他曾经对山海关机场作了一个决定，没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但林彪还是在山海关机场坐三叉戟飞机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飞去了，雷达跟踪飞机进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二百多公里处，飞机不见了。

我说：哎呀，怎么不把它打下来？

周总理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周总理对我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还有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这架飞机是周宇驰等人乘坐的，方向也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地点。周总理还说：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我向周总理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

周总理同意了。由总理办公室的人立即打电话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9）

在陈先瑞、吴忠还没来的当儿，周总理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林彪逃走的迹象及山海关机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是林豆豆向驻北戴河8341部队报告的，林豆豆和她的爱人在一起。驻北戴河部队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北京，周总理让吴法宪给山海关机场打过电话，通知飞机调回，吴法宪打完电话后对周总理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陈先瑞、吴忠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又讲了发生事件的情况，并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备战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执行，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

我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总理提出，卫戍区的杨俊生政委应该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总理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我们说杨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同志，他参加工作便于执行任务。周总理表示同意，指示北京紧急备战工作由吴德、吴忠、杨俊生三个人负责，除此之外，现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林彪外逃的消息。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我和吴忠回到卫戍区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把杨俊生找来，一起布置了任务。首先布置动员民兵监视天空，卫戍区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行动到飞机降落的地点。之后，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我们命令部队进驻机场后，全都真枪实弹，对没有周总理的命令，强行起飞的飞机立即开枪、开高射炮；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第三要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掉，同时加派部队看好油库。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后来在向周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很满意。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0）

13日，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当地民兵马上报告了县武装部，县武装部长报告了驻在那里的警卫三师，三师立刻派部队包围了这个地区，对沙峪周围进行了严密戒严。上午10点，北京卫戍区办公室接到了警卫三师从怀柔渤海所打来的电话，报告说三师的七团和当地的民兵已经在怀柔沙峪找到了迫降的直升机，并包围了。

飞机在降落前，民兵们看到直升机在天上摇晃。后来知道，那是陈修文驾驶飞机在天空中兜圈子，陈修文与周宇驰进行了搏斗，他在抢周宇驰的手枪时，周宇驰开了枪，陈修文牺牲了。以后李伟信供称，陈修文、陈士印和周宇驰坐在前边，于新野、李伟信坐在后边。于新野在后边听到枪声，就慌里慌张向前边打了一枪，这一枪打到周宇驰的手腕上了。

陈士印当飞机降落下来后在直升机中躺下装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飞快跑下来。周宇驰一边走一边撕林彪的政变手令、林给黄永胜的信和安排黄、吴、李、邱去广州的飞机号码、人员表。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跑了一阵，意识到跑不了，就商量自杀。周宇驰说我先把你们两个人打死，然后我再自杀。于新野、李伟信说还是自己死吧。他们就在玉米地中，一人站在一垄上，各自开了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李伟信的枪是向天空放的，没有自杀。

卫戍区部队保护好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

当时还出观了一个小插曲。9月13日当天，空军来了一支武装的小部队到现场，可能是空军的警卫部队，他们找到卫戍区的人，提出要把人、直升机和直升机上的一切物品都交给他们带回空军，这个部队说他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林彪叛逃后，中央派李德生处理空军问题，坐镇空军司令部。但我们未接到这个命令，这次来的又是武装部队，卫戍区要不要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执行，吴忠与我进行了商量。当时，我们不了解武装部队的人是些什么人，我说：空军出的事情，这些东西再交给空军处理，很显然是不妥当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人和东西我们不能交。我还说要告诉卫戍区戒严的部队，没有周总理的指示，无论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允许进入戒严区，更不允许取走任何物品。

后来，吴忠让人好好招待这个部队，但把这个武装部队的枪都收缴了。他们回去时把枪还给了他们，他们是在卫戍区的武装监视下离开的。这个情况及处置的办法，吴忠后来都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同意。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1）

当天，把飞机上的物品和李伟信、陈士印都送到卫戍区了。地上被撕碎的纸片当天能找到的也都送来了。

晚上，周总理打来电话询问收缴了些什么东西。

我报告周总理说，录音，我们听不懂；信，我们也没有对出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我们不懂这方面的技术，工作很慢。

周总理指示：你告诉公安部，由他们派人解决。

公安部李震、于桑来了，经过公安部的技术处理，我们再听录音就很清楚了，信也经技术处理后很快就对出来了。李伟信交代：这个录音，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录音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

信拼对出来了，一件是林彪的那个政变手令；一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要他有事和王飞接洽。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登记起来，开出了一张清单。我和吴忠、杨俊生、于桑等人在清单上签字后，就报送中央了。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成立了林彪专案组，组长是周总理，日常工作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中央指定我和吴忠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

9月14日，周总理打电话来，要求把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送给他。

过了一两天，我和公安部商量，先把对出来的几件重要材料报送周总理。我记得一共报送了五件：第一件是林彪的手令；第二件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第三件是“小舰队”的名单；第四件是南下飞机的号码、人员安排表；第五件是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和他们的谈话，顾同舟还在信上表忠心，说他在继续观察情况，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顾同舟派他的老婆送给林立果的。

《“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

《“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2）

我们把五件材料报送周总理后，政治局开了一次会议，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都参加了，也通知我列席了。我去时，就看见周总理拿着几份东西在看。然后，周总理拿出林彪给黄永胜的那封信让黄永胜看。黄永胜看完后很紧张，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没有说他是否看见过这封信。

周总理又拿出一个名单给吴法宪看。这时，吴法宪也紧张了，手直哆嗦，他看完后说这些人都是空军的。这张信纸的下角上写了一个江字，吴法宪说这个名单的字迹是江腾蛟写的，他认识。周总理拿着名单很仔细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问，问他们的职务、家庭住址等情况。当时，我想总理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些材料呢，我担心这样会出问题。事实上，周总理走着很稳妥的步骤和做着很及时的调查，把重要情况都立即掌握起来，他们逃不出周总理的掌心。

以后，这些“小舰队”的人都被抓起来了。大概有一个人没抓，他是人民日报社鲁瑛的弟弟，叫鲁珉。林立果他们商量让他驾驶飞机去炸桥，然后轰炸毛主席的专列。鲁珉接到“小舰队”的命令后，让他当医生的老婆用盐水把他的眼睛擦红肿了，进了医院，以此来应付林立果等人。

9月16日，周总理告诉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抗议我们的武装飞机进入他们的国境。这架飞机已在蒙古境内坠毁。

周总理指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向蒙古方面道歉，说明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境内的，要求把死亡人员的尸体运回来。蒙古方面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人坐的飞机坠毁了，由于我们已经道歉了，也没有再多为难我们，但他们不同意把尸体运回中国，提议就地安葬。周总理考虑，苏联当时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怕因运回尸体问题同蒙古发生争执会提醒苏联，就同意了蒙方的建议。尸体埋葬前，中国大使馆派人到现场察看和进行了拍照。尸体都烧焦了，认不出面目了。照片很快送回国内。周总理还让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去看过，叶群还能看得出来，她有长头发，林立果在腰上插着两枝手枪也能看出来。

使馆的同志回来后说，飞机的翅膀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一千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击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

开始，苏联没有发觉。后来听说苏联怀疑到有问题，就把死尸挖出来锯下头骨弄回苏联。林彪曾在苏联治过病，从他口腔的牙齿可以判明是否是林彪。当时，好像还甩出来一个空军什么人的证件。这样，苏联鉴定出死者就是林彪。传说勃列日涅夫连说：可惜呀，可惜！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3）

有人怀疑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不是。我们没有打，蒙古方面也没有打。

周总理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

林彪叛逃后，空气很紧张，还要保密。那时，街上贴有如“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大标语，我们提出清除一下，都不让动。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等待黄永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代，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一谈问题的口径。

这些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及最初一段时间的情况，关于其后的智捉“四大金钢”，吴德也有生动的回忆。他说：

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

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

我们研究了怎么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我说，明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周总理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我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

周总理说，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毛主席的指示的传达，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

周总理让我回去同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

我们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总理和叶帅、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第三师。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4）

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我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在场。我记得是在东大厅的小房子里边，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飞机场送先念同志时，周总理镇定自然，谈笑风生。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跟他先谈话，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

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的时间都没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和我坐在那里焦急地等着。叶帅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

我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帅报告说，有一个团在附近。

叶帅说，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

又过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决定，周总理让我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

周总理与他们的谈话谈了很久，我听到黄永胜在嚷嚷，说他们冤枉等等。

我们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我让吴忠到会场上看一看情况，吴忠进去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出来。黄永胜是第一个出来的，吴法宪好像是第二个，他们依次被带走了。

细节二十五 林彪集团的覆灭（15）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被带走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了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叶剑英主持。

周总理让我参加这个会议，我对周总理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怎么处理。当时，把这些人的枪、公文包都缴了，他们坐的汽车也都搜查了。

周总理说，卫戍区找一个地方，农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办学习班，让他们学习、揭发，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并不等于他们有问题。

我对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过去没考虑到，现在需要布置一下，我得去卫戍区一趟。

吴忠等卫戍区的负责人陪着黄永胜等人走了，卫戍区只留下邹副政委在，我向他作了布置。黄永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被拉到团河附近的一个农场去了，邹副政委亲自到农场去安排的，这个农场有一个连的部队。

这个问题解决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周总理通知让我回人民大会堂。我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周总理交代让我守在电话机旁，了解黄永胜等人是否已押送到关押地点、到达后怎样安置等情况。当时，卫戍区从师里、团里专门调了一些干部去看管他们。

不久，这些人顺利到达关押地点的情况先后报告上来，我都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让他放下心。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读史须重细节。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逝世，9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说：“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林彪反革命集团”已悄然变为“林彪集团”了。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1）

战后中国政府提出日本应该进行战争赔偿

中国将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

周恩来：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是由当时国内国际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切向前看”，为了中日两国的长期友好。

战后中国政府提出日本应该进行战争赔偿

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在《日台条约》里虽然就战争赔偿问题作过规定，但由于该条约的非法性，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

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依据《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向日索赔。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发表的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声明中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地发展和平经济，并恢复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使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再受战争的威胁和损害而得到真正改善的可能，同时，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中国政府虽然提出日本应该进行战争赔偿，但1951年9月美国在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情况下一手操纵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使中国丧失了通过普遍和约的形式结束敌对状态，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机会。

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将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

旧金山和会后，日本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于1952年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双边和约，这就给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将谋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中国首先是通过民间外交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1952年2月即将出席于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致函日本国际经济恳谈会，表示愿与日本代表在会议期间进行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商谈，对方表示同意。在苏联，中日双方代表协商确定在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基本方针下开展中日贸易。5月间，日方三位代表应中国邀请来中国进一步商谈，并于6月1日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样打开了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

为了进一步争取日本对新中国的理解和了解，1953年中国还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在华日侨的归国工作，并负担了日本侨民抵达港口以前的一切费用。中国在日本归侨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深得日本国内的赞许，一时日本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很高。1953年10月以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应邀来华，双方签订了每方进出口总额为3000万英镑的中日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2）

1954年底，吉田下台，继任的鸠山对改善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1955年3月，中国贸易代表团应邀访日。鉴于前两次民间贸易由于未获日本政府支持，贸易额并未完成，这次中国代表提出要发展国际间的经贸关系，民间努力固然需要，政府承担起应负的责任更为重要，中日两国政府应就双边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并签订协定，在未做到这一点前，民间签订的贸易协定应取得政府的支持和协助。日方对中方观点表示赞同。5月4日，双方签订了第三次协定，实现了民间协议与官方挂钩的目的。

在中日关系出现较好势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曾希望在鸠山任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了争取日本，中国以宽大为怀，于1956年4月决定对关押的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进行处理；1956年6月，宣布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分批释放回国，对45名罪行特大的战犯也分别从宽判处了徒刑，并同意日本亲属在其服刑期间可以来华探视。

另外，当时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初步有了放弃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打算。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袁光回忆，他们在起草有关审判日本战犯的决议时，“有的同志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和灾难，坚持要在决议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赔款”。当时他们都认为，“既然苏联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问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也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物，我们要求日本赔偿，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将此想法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当场明确地指示我们：“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1956年11月，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原参议院副议长松本治一郎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周恩来总理在与松本治一郎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道：“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丝毫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尽管中国政府为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轻审判了战犯，并打算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当时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还不可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鸠山内阁由于美国的压力及内部亲美路线的制约，未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向前迈出大步。

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后推行亲台湾、敌视大陆的恶化中日关系的政策，并竭力鼓吹台湾反攻大陆，阻挠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为了缓和中日关系，中国在1958年1月，由廖承志向日方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条件：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新中国的言论和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之正常化。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3）

1960年6月，岸信介下台，中日关系又出现了转机，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的战争赔偿问题已基本上明确了要放弃的立场。

196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溥杰夫妇（博杰之妻为日本人）时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

196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回答日本东京广播报道局长桥本博“在恢复中日邦交时当然会出现赔偿问题，对于日本的赔偿问题是怎么想的”这一问题时，回答道：“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对此，中国人民有权要求赔偿。但是，战争已过去快20年了，现在中日两国连和平条约都还没有缔结，这个问题从何谈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待中日关系，从来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目前中日两国政府需要共同努力来解决的，首先是如何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尊重日本人民的愿望，就应该有诚意、有准备、有步骤地来解决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大问题。当两国邦交恢复时，其他具体问题是容易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的。”陈毅的这段话表明，对中国来说，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头等大事，赔偿问题绝不会成为妨碍中日邦交的障碍。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进入70年代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形势日趋成熟。从国际上看，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正开始接近。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各阶层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日益得到了日本广泛的赞同。

1972年7月，敌视中国的佐藤下台，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伊始，在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对于田中的态度中国立即作出积极反应。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讲话中表示：“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4）

7月18日，田中内阁通过了对在野党国会议员提出的中日关系问题所作的答复，表示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8月11日，日本大平外相在会见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时正式转告，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

为了准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日本外务省组织了由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负责的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工作小组所顾虑的是如何能实现与中国邦交正常化又不否定日台和平条约，此外便是中国对于战争赔偿问题的明确态度。

为了摸清中国政府对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全面立场，1972年7月27日，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了沟通中日政府之间的特殊使命。竹入来华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竹入作了披露。这八项中的第七项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内容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使竹入很为震惊，据竹入自己回忆，当他听到这一条时“已经感到头昏脑胀了”。他后来回忆道：“之后，周恩来总理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我回答说，那还不知道，不过，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中国的草案经竹入带回日本后，日本对中国准备放弃对日索赔的善举并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相反，日本外务省经过研究，提出了若干疑问。他们认为日台条约里已经宣布了中国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权利，如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再次写入同样的内容，会被认为中国仍然具有这种权利，容易引起矛盾。因此，日方打算在中日谈判联合声明的时候要设法避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正式访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

但在26日上午双方外长会谈中，日本条约局局长高岛坚持认为关于中国战争赔偿要求权利在日台和平条约附属议定书里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此次没有必要再写进联合声明中。在当天下午双方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高岛的谬论严正地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5）

经过反复讨论，在中方的坚持下，最后日本还是同意了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容，但在表述上则采取的是以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形式，而且将至关重要的“权利”二字从声明中删去。

9月29日，双方最后达成的声明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内容，首先是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然后在第五条里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中国所致的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问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放弃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只是放弃了对日本国家间的赔偿要求，至于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并未作任何规定。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到1945年的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所幸的是这场战争最后还是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无论从何种角度都完全有理由要求日本对中国进行赔偿，但中国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要求。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我们大致可以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找到答案。

（1）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

（2）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心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

（3）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

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这三条理由的确代表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真实想法，它既包括了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在原因、外交策略，也有客观上存在的对日索赔的困难。

从内在原因来看，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时是把人民和统治者严格地加以区别的，具体对日本而言就是把日本人民和过去的军国主义者加以区别。这样，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为，如果让日本对华进行战争赔偿，最终的负担必将落在日本人民身上，使无辜的日本人民背上战争赔偿的负担，这是中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6）

从外交策略来讲，70年代初，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苏联。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非但如此，苏联还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加紧与美国争夺日本，企图在战略上全面包围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讲，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必将有利于对苏联的牵制，减轻其对中国的威胁。鉴于当时日本国内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力量还很有势力，如果中国坚持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势必在客观上助长反对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的势力，不利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大目标。此外，自从1952年日台签订和约以来，日本与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官方”关系，使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有相当活动余地，如果我们通过放弃对日索赔，争取日本与中国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必然要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这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无疑也是有利的。因此，从外交策略上看，放弃对日索赔既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就中国对日索赔的实际困难而言，1952年在日台条约里台湾当局已经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权，虽然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日台条约的合法性，但该条约毕竟在日本是很有影响力的，如果中国政府在邦交正常化时提出对日索赔，必然会引起日本国内亲台、亲美势力的煽动和蛊惑，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因此，日台条约在客观上的确也给中国的对日索赔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现在看来，中国政府当初放弃对日索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72年的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建设没有被摆在应有的位置，中国自然不会考虑通过对日索赔，一方面增加自己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也遏制其军国主义的复活。

1972年9月29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签字，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在人民大会堂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回顾了1972年9月两国宣布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认为在此期间，根据联合声明的精神，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很大发展，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各种交流明显增多，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友好的愿望与日俱增，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双方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细节二十八 正式放弃对日索赔（7）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举行，邓小平副总理赴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并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交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

福田首相也发表讲话说：“这次缔约不仅对日中两国加强和发展日中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反映了两国希望为亚洲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共同愿望。”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和批准的当天，日本裕仁天皇还特意会见了邓小平，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会见在皇宫正殿举行。会见充满着友好的气氛。日本裕仁天皇对邓小平副总理在百忙之中特意抽空来日本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的批准书仪式“感到特别高兴”。天皇从战争责任这个角度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并且深表歉疚地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也“有过不幸的事情”。对此，邓小平表现的是一个大国领袖的风度，他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很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尽管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还有些分歧，但总的说来在主流上双边关系不断取得进展。中日关系的原则也发展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这四项原则已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1）

毛泽东逐渐察觉并首先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

华国锋、叶剑英等周密部署，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毛泽东逐渐察觉并首先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粉碎林彪集团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毛泽东重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气焰更为嚣张。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中共十大选举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同时，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得以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据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十大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寄予了希望的。吴德说：“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他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并且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2）

据吴德回忆，毛泽东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他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之后，毛泽东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接着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指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一次，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内点明了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

第二次是1974年10月，是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的毛泽东对他的指示。

毛泽东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那时，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不听劝诫，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去长沙转达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她提出：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的意见以后，毛泽东一下戳穿，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提出朱德任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任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安排在邓小平之后。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的这个谈话，经毛泽东批准在政治局传达了。

吴德还回忆了王洪文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状的事情。他说：以后我们知道，王洪文去长沙是经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的，他是背着中央政治局的。王洪文向毛主席诬告，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像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一样。王洪文谈后，毛泽东当场严厉地批评了他。毛泽东对江青的意见和再次批评，点出了江青有野心，制止了江青集团夺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是全国人民和全党克服林彪事件影响以及努力克服其他各种困难的结果，是毛泽东稳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措施的结果。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3）

第三次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

毛泽东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泽东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削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

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

据吴德回忆，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泽东的住地，同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泽东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

后来，决定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同华国锋大吵大闹。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病重，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由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将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逝世后，“联络员”的任务没有了。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信，提出要回辽宁自己工作的岗位。华国锋接到信后，征求了江青的意见，江青当时没有反对。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4）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要想控制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华国锋说：毛远新现在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

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但是，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对此，吴德回忆说：“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

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指示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北京市没有接到这个电话通知。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他们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5）

对此，吴德说：“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急。”

面对“四人帮”的猖狂活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深感忧虑。他一面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活动，一面与政治局委员及其他老同志个别接触，交换看法。陈云、聂荣臻、邓颖超等几位老同志都曾找过叶剑英，征求处置“四人帮”、扭转局势的意见。同时，叶剑英多方面了解华国锋的处境、主张和态度变化，多次主动找他交谈，分析局势，剖陈利害，坚定了华国锋同“四人帮”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华国锋也主动找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交谈，沟通思想。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那时，李先念心脏不好，在家里养病。在邓小平已经被批评，但还在主持工作时，李先念向邓小平请过假，提出到外地休息、养病，医生也写了一个报告，邓小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但还未走。后来，毛泽东逝世前后，华国锋曾对李先念说过，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其实，在这之前，华国锋已与叶帅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时，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国锋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当时叶剑英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此前，华国锋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6）

叶剑英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华国锋的家里。

据吴德回忆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谈话，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交换意见。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吴德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吴德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商量的结果是：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中共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接下来，他们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他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毛泽东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泽东的夫人，要考虑到他们利用散布“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但是也要认清“四人帮”的活动在加剧，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动作。吴德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地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7）

周密部署，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吴德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吴德进一步商议。华国锋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吴德：“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吴德回答说：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

华国锋同意了，还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2日，吴德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华国锋曾问过吴德：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吴德回答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经请示华国锋批准，吴德与吴忠进行了谈话，向他讲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吴德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与吴忠谈话后，吴德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做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吴德负责。华国锋同时让吴德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去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8）

此前，华国锋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又把吴德找到他的住处，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各项准备工作。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具体做法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为名，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指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后，由华国锋宣布他们的罪状，随即由汪东兴组织的人分别对其实施隔离。汪东兴派张耀祠到江青住处宣布政治局对她隔离审查的决定。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解决。

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

华国锋要求吴德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吴德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汪东兴在电话中说，只有姚文元现在还没有来，请即令卫戍区派人去抓。

姚文元不住在钓鱼台，他的住地是由卫戍区负责警卫的。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吴德当即要吴忠亲自去解决。

细节三十 粉碎“四人帮”（9）

吴忠带着人到姚文元住地时，看到姚文元正坐车出来，车往中南海方向行驶。吴忠没有惊动姚文元，相机随着姚文元的车子到了中南海。姚文元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

“四人帮”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当晚，华国锋通知中联部部长耿飙到怀仁堂接受任务。耿飙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他立即接管由姚文元等人领导、控制的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新闻机关，夺回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权。

隔离“四人帮”后，卫戍区部队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隔离审查了。当时，由市委办公室主任陈一夫以吴德的名义通知他们立即到市委开会，他们一到就被吴忠派人隔离了。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

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二，通过［1976］第16号文件，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粉碎“四人帮”这一行动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的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创造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