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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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从府院之争说起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半总统制的制度陷阱

“凤雏”徐树铮

契约精神的丧失

第二章 对德宣战的纠葛

站哪边，真是个问题

绝交而不参战的民意

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

第三章 督军团政治

督军团的缘起

反过来叫，声音照样大

总理可以请辞，总统不能罢免

不给段祺瑞面子，也就是不给北洋系面子

第四章 复辟烟云

士绅政治下的晚清

复辟三巨头

第五章 张勋来了

空头督军的简历

治兵者张勋

第六章 徐州辫子兵

当兵是吃粮，为匪也是吃粮

忠诚、倔强、强悍、土

第七章 张勋小影

农民企业家的范儿

仗义、念旧、冬烘、颟顸

第八章 徐州会议

一个武人干政的聚会

政坛闹“瘟疫”，能指望的，居然是个蹩脚“大夫”

第九章 在火炉上被烘烤的黎元洪

大富大贵的老实人之相

这个家到底谁当

不得不犯的错误

第十章 复辟进行时

都是两边押宝，两边不放钱

尽换五色旗，升起黄龙旗

复辟后的政治安排

第十一章 讨逆，讨逆

段祺瑞运筹讨逆

捍卫共和的文胆——梁启超

北洋系众生相

第十二章 游戏战争

几万军队参与战争，伤亡二十五人

不是真的恨张勋

第十三章 复辟后事

躲的人以后还要出来，大家还都要见面的

总统换人，未必是好事

第十四章 关于复辟，说不完的话题

共和的各种药方

草根、遗老、武夫，都已不如精英对社会的影响

帝制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

第十五章 复辟戏里列强那只看不见的手

日本的政策和对华影响

欧美列强的阴影

附录

特别的遗老

并不尴尬的殉节问题

“辫帅”的人缘

倪嗣冲的规矩

哦，空军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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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中的帝制

作　　者：张鸣

出 版 人：周五一

选题策划：晋璧东

责任编辑：杨佳凝

监  制：于向勇 康 慨

特约策划：赵 辉

封面设计：吕彦秋

版式设计：崔振江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这个事，说起来挺简单。虽然说，这些年一直在晚清和民国这一带转，但可写的东西，其实挺多，不一定非得落到张勋头上。最直接的刺激，是两三年前，有人出大价钱，让我写民国题材的电视剧，点的，就是张勋复辟。这个价钱，比我写专栏、出书都高，高到无法类比，不由得我不动心。记得去年（2012年）翻明人笔记，翻到过一则逸事：明代图书市场发达，好些读书人是靠写书挣钱的。有书商找自己熟悉的某小名人约稿，小名人说，先拿一摞银子来，放在案头，哪怕写完了你再拿回去，这钱必须有，因为它提神。这个故事我喜欢。著书为稻粱谋，高人不耻。但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只要写的玩意儿不诲淫诲盗，煽动杀人放火，搞阶级斗争，或者溜须拍马，坑政府，坑大人物。写字卖钱，煮字疗饥，或者换来千钟粟和颜如玉，都没有什么问题。郭敬明的文字，只要他不抄袭，其实我也能容忍。不高兴的，只是某种势力，想让作家都变成郭敬明。

所以，我真的动心想写张勋复辟，是看在稿费的面上。当然，试了一下，发现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胆量，可以放开了写历史剧，真的写出来，连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中途改道，又变成了历史叙事，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历史叙事，把注释也加上去了。此时，让我埋头找资料、爬梳史料的真正动力，变成了这个事件本身。无疑，张勋复辟，跟我研究过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不一样，在近代史上，是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话题。一碗冷饭，再怎么炒，加多少油或者葱花，都炒不出名堂来。事太小，又过于简单，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还弄了八十三天，而张勋复辟，从开始到彻底完结，不过十二天。其实，到第三天头上，就已经结束了。这么点事，原因似乎也简单，无非“封建军阀”，无非“历史倒车”。一个坏人，干了一件坏事，还没有干成，因为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不得人心。教科书的叙事，也就是研究者的解释。从复辟结束那日，有话语权的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一直说到今天。

但凡一件看起来过于简单的事情，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大家众口一词，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样的解释，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宪帝制的失败上合适，放在张勋复辟没闹成上，更对路。这样的历史万金油，其实屁也不是，连万金油也不是。万金油不能治病，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症状，这样的解释，连这样的作用都没有，充其量，只是某些头脑简单的史家，头脑发热骗自己的昏话。到了21世纪，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了没有？我看都不一定。

退一万步说，就算民心向着共和，如果有权有枪的人都要复辟，民心能挡得住吗？抗战胜利，民心思和，不想打仗，仗还不是打起来了？而且规模空前地大，吓死个人。农业集体化，农民都不乐意，杀猪宰牛地抗议，不还是大规模地集体化了？一直搞到人民公社。原来的宣传，是说集体化的农村是天堂，所以不能让地主、富农进去。人们不久就发现，不进天堂，反而是种优惠，所以，只好把地富也拉进去了。后来包产到户，农民都乐意，都饿到半死了，听说包了，马上生龙活虎玩命地干。最后，还不是伟人一句话，就不让包了？民众的意向，对于长时间段的历史进程，肯定是有作用的，但在短期的历史事件里，他们不是台上无聊的龙套，就是台下无奈的看客，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没有任何作用。除非，民意被适时地动员起来，形成组织的力量，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这种时候，民意又往往是野心家的工具，被表达出来的民意，谁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民意？没准，是种“被民意”。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接连两次帝制复辟，操盘者本质上都是民意论者。他们实行复辟，其实都是着眼于国情，喜欢帝制的国情民意。无论怎样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抬出清废帝的事件中，都找不出底层民众对此的抗议。相反，老百姓对皇帝又来了，还挺欢迎。尤其是第二次帝制复辟，当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几乎是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这里头，其实没有辫子兵挨家挨户地威逼，张勋的时代，还没有人想到这样控制居民。再说，他一共就带了五千人，想这样干，人手也不够。那个时代，是个放任自流的时代，老百姓其实不用这样表达对政治行为的态度。共和的时候，他们没挂五色旗，复辟了，他们也不用挂龙旗。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发自内心。一个小警察在胡同口吆喝一声，大家就都照办了。龙旗的市场大好，于是有人突击用纸糊，小贩满街卖，一个大子一面。吃棒子面窝头加咸菜的百姓，指望皇帝能带给他们便宜的米和面。

当然，皇帝回来了，面包也是不会有的。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变成共和体制，没了皇帝，民众的确感到不习惯、不自在。将中国办成共和的人们，却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说，根本不会办共和。所以，举国上下，怎一个“乱”字了得？挂龙旗，无非是这种不习惯、不自在的反弹。中国需要一个皇帝，民众需要一个王法。但是，底层社会却没法儿推出一个皇帝来，即使推出来，也没有人认账。而上层社会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认可。袁世凯做不成，小溥仪，也坐不稳。即使坐稳了，也没法儿带给民众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去，又不成。这就是当时中国可悲的现实。

对历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对于澄清真相，却只能添乱。可悲的是，我们对于民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基本上都是道德审判。凡是提及这样的事情，可恶的预设就已经有了。等于先有一个标准，把某些历史事件判定为反动的，然后再加以论述。而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成了已经插上死罪牌的被告，接受法官遥控下的群众审判。这样的审判，自然会把被告涂成白鼻子的丑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进步史观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历史观，让人们乐观，也让人踏实。无论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无望，人们都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开倒车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倒退跟进步一样，是经常出现的。五代十国，相对于唐朝，就是倒退。金与元，相对于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绝对主义皇权专制，相对于汉唐，当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国人反掉了，但比帝制还要专制的制度，却从侧门溜了进来，又怎么样了呢？

其实，两次帝制复辟，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参与者，不仅有袁世凯和张勋这样的军阀，也有很多文人墨客和学问家。两次，他们都是要回到君主立宪去，复辟的主流人等，没有几个觉得君主专制好。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代议制，难道说，历史走到今天，人们还非要说，法国大革命一定优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和美国的体制，一定比英国的制度更优越？一个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传统的国家，走英国的道路，也是难免的。

这些年，人们对于当年的某些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的学者，比如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严复、吴宓，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解和宽容。认同他们的学问，也认同他们的人格，但唯独谈到他们跟皇帝的关系，还是讳莫如深。很多人完全否认，王国维的自沉，确有殉清的成分，好像王国维要是为那个皇帝死了，就一定很丢人似的。跟复辟有关的人物，袁世凯、杨度，尤其是张勋，人们还是难以宽恕。近年来，袁世凯和杨度，在某些场合，评价已经有了正面的声音，但张勋，却还是骂声一片。当年的知识界，就对这个民国了还留着小辫子的将军没有好感，到现在，种种恶评依旧。其实，无论讲人品，还是论带兵，此人并不比当年的任何一个将军更差。辫子军的纪律，不比其他军队好，但也差不到哪儿去。他统治下的徐州和海州，也不见得老百姓就怨声载道。别的军阀有野心，张勋也有，别的军阀爱国，张勋未必就不爱。提到这样的话题，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怎么，张勋也会爱国吗？那么，段祺瑞爱国吗？曹锟爱国吗？吴佩孚爱国吗？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挺爱国的。也就是说，张勋复辟，不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人，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其中的武人，不比其他的武人更坏。其中的文人，也不见得比其他的文人更没品。无论道德学问，都有可称道之处。清华四导师，被今人誉为教授中的教授，我们称道梁启超，难道就不佩服王国维吗？这两个同事，当年可是站在对立面上的。

没错，张勋复辟跟袁世凯称帝一样，都是干了一件好大的蠢事。即使没有被人利用，为人火中取栗，也是妄图翻历史的烙饼，瞎折腾。历史不能翻烙饼，正面不对，反面未必就一定对。但这个道理，当时人未必明白。辛亥革命，把中国一下子变成美国式的共和体制，扭曲太过，但简单地将之扭过来，回复到君主立宪，也是个错。夹生饭没办法加水重煮，因为满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皇帝。历史不是油画的画布，画错了划掉重来就是。如果论扭曲，当初中国正好在异族统治时期遭遇西方，进入近代，本身就是扭曲。最近读李洁非先生的明史著作，他解读的那段历史，正好是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在这个时刻，中国恰好第二次整体沦为异族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带给中国的封闭和保守，尤其是思想上的禁锢，让中国在本该转型的时刻，缺乏创造力和适应性。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结尾，要等到张勋复辟，才露端倪。一个原本需要帝制立宪的国家转型，却因为异族的统治，大好机会被轻易放弃。放弃之后，有些人却发现还是原来这个异族皇帝好些，想让他回来。这样的事，想想都替国人悲哀。当然，这样的反复拉锯的故事，实在令另外一些人气闷，于是再往回拉。因为这个时候，环顾世界，君主国已经日薄西山了。先进的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容忍头上有个皇帝了。

辛亥的突变，给中国留下一道难解的题。民国的乱局，就是这难题的展开。这个难题，国人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做难题，要有三个条件，一有知识，二有时间，三有耐心。复辟回到从前，和跨越式发展，走捷径，都是没知识、没耐心的表现，都是动辄来结构性的颠覆。从本质上，文化保守主义者跟后来的激进主义者，犯的是一样的错误，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张勋复辟，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却不幸地被人们大幅度地简单化了。我写这个事件，仅仅是想展示这种复杂性，绝非要做什么翻案文字。我一向觉得，所谓翻案文字，限于考据是可以的，但用在道德评价上，则是扯淡。对于过去的人和事，做价值评判和道德审判，很容易，几乎人人都可以做。有的时候，历史像个路边的菜园子，但凡看过几本书的，都可以进来摘菜。但实际上，干这个活儿，并不那么简单。要真的想试试，肚子里比从事别的行当的人多几千本书才能入门，当今之世，能耐着性子做到这一点的，就没有多少。所以，剩下的事，就别提了。

这几年，似乎历史很热，民间写史，层出不穷。也有人说，出现了民国热，微博上，还冒出了好些“国粉”。但说实在的，民国的热，其实不过是一点儿虚火，若干不满于现实的人，借题发挥，起一点儿小哄。民国的很多事，还是一笔糊涂账。人们对于这段唯一没有皇帝的历史，还缺乏基本的知识。从前说不好的，现在说好，从前说好的，现在说不好。来回翻烙饼，不是这一面，就是那一面。

这些年，写的历史随笔比较多。这玩意儿属于读书笔记，乱翻书的时候，偶有所感，写下来就是，非常轻松而且愉快。只是，我还不能忘情于专题性的研究，隔段时间，就会弄一点儿。累是挺累，大热天，埋在故纸堆里，汗一身，尘一身，资料从案头摊到地上，甚至床上，令人落脚几难。但无论怎么辛苦，只要弄清楚一件事，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读书人本是贱人，君子爱财，但真正钱多的活儿，又不好意思干。一身大汗地折腾，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虽然我还是教授，跟学界却越来越隔膜。这些年，开始是人家不带我玩了，后来自己也自觉地脱离了学术界，不想跟昔日的同行们玩了，算是一种自我放逐吧。但愿，没有了我的学界，能慢慢变得像样一点儿。

自打1989年出第一本书开始，每本书，我都是自己作序。开始是求不到名人，后来是不好意思打扰，再后来，就成习惯了。自我解嘲，序也是我书的一部分，自己不写，求人代写，书就不完整了。

是为序。

第一章 从府院之争说起

黎元洪和段祺瑞也许都没有想到，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制度的陷阱。举国一致赞同恢复的民元约法，充其量只是一个过于粗疏的宪法草案大纲。今天来看，这个大纲十分粗糙，上面所规定的政府制度，有着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实操作起来，国会、总理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和权限很难界定。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张勋复辟，实际上是洪宪帝制的一种延续，也是后袁世凯时代政治的一场突变。突变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刺激和诱因，就是府院之争。

府即总统府，院则国务院，或者说总理府。所谓府院之争，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斗。政治就是打架，王朝政治，暗斗多，两人恨得死死的，但见了面，堆得一脸的笑，掉下来能砸到脚面。朝堂之上，打不起来，也不能打，上面有个皇上呢。较劲，只能在私底下。俩人，或者几伙人斗来斗去，下手，都是借着皇上打人，隔空发力。民国了，政治斗争至少在一个场合可以公开化了，吵架拌嘴可以在议会里来，姑嫂勃谿的范儿，可以再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晚清的咨议局开会，还只是吵吵嚷嚷，而民国的国会里，动辄拳脚相加，墨盒乱飞。墨盒是石头的，飞起来危险很大。后来工作人员干脆把国会议员面前的墨盒固定了，免得伤人。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政治还有一个中心，袁世凯死后，总统、总理、国会，谁都想做老大，但谁也不是老大。政治斗争依旧，但发力方式，却有了本质的变化。让人感觉，虽说斗得激烈，但愈发没了章法。

一般来讲，政治斗争，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是斗不起来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猫。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当之无愧的北洋领袖，多数的北洋旧人，无论有势力无势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1]。但是，后袁时代的情势，却造就了这场纷争。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虽说是北洋之龙，却只是一个事务性人才，老实，能办事，但于政治没想法，也无所求。冯国璋倒是员战将，至少，按教科书打仗，没有问题。辛亥革命的时候，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在兵力不敌革命军、海军又倒戈的情况下，居然将武汉三镇连克两城，剩下一个武昌，也是指日可下，仅仅是因为袁世凯不想打了，才罢战休兵。但对此，前线指挥的他，却怎么也想不通。没办法，袁世凯只好用段祺瑞把他换了下来。只有段祺瑞，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跟他的主公心领神会，话都不用说明，点到即止，一点就透。段祺瑞一介武夫，居然南北议和也能插上一脚，插得还恰如其分。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之果落到袁世凯的手中，有情势上的必然，但如果没有段祺瑞出色的配合，这个过程未必会如此顺当。正因为如此，拥段的人们，称段的功业为三造共和，第一造，就是辛亥这段的表演。

当然，就后袁时代而言，段祺瑞更抢眼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在袁世凯，他是严修一类的诤友；在北洋团体，则是有先见之明的高人；在反袁者看来，则是拥护共和的倒戈者。这样对帝制不合作的姿态，在洪宪帝制期间北洋团体一片趋炎附势的三跪九叩中，特别难能可贵。再加上但凡北洋系统的军校，包括保定军校，段祺瑞都做过总办（校长），几乎所有的北洋将领，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这样的人脉，加上这样的威望，由他来继承北洋的遗产，的确是众望所归。这其实也是袁世凯的意思，袁取消帝制后，就把段祺瑞请了出来，郑重道歉，委以重任。很快就让段祺瑞取代了徐世昌，取消了不伦不类的政事堂和国务卿，让段做了总理。临终，又托以后事。其实，由于段祺瑞反对帝制，袁段二人芥蒂不小，在段祺瑞称病不出期间，据段的仆人回忆，袁世凯送来的参汤什么的，都没有人敢喝，只能倒掉。原来亲如姐妹的于夫人（袁的正妻）和张夫人（段的妻子），也没了来往。[2]最终把大事相托，还是看在段祺瑞的能耐上。从这点看，袁世凯确有知人之明。

我们知道，尽管西南讨袁，袁世凯也真的就因此而翘辫子了，但如果老袁的命硬一点儿，就是不死，赖在总统的位置上，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但西南方面也奈何他不得。因为天下，还是北洋的。北洋将领中有人也反了，但那是由于帝制，由于地方反袁势力的压力。致袁命的“二陈汤”（四川陈宧，陕西陈树藩，湖南汤芗铭），至少有两味药，是迫不得已。依当时的情势，只要袁世凯不死，硬赖，还是能赖下去的。袁世凯一死，换上帝制期间表现不错的段祺瑞，西南方面，可以接受。连孙中山都一个劲儿夸他，说他“劂工甚伟”[3]。而在拥戴他的北洋人看来，共和再次重生，就是段公之力，所谓再造共和是也。不仅挽救了共和，而且挽救了北洋。

再看黎元洪，在晚清官场，黎元洪位不过一个小旅长（协统），而段祺瑞则是江北提督，进而北洋军统（军长）。如果不是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强拉他做了革命后的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充其量也就是个没了兵的将军。在袁世凯的天下，欲求复出都难。但是，人说命相好的黎元洪，就是因缘际会，成了首义元勋，然后，做了副总统。底儿潮，资历浅，在重资历的官场政界，被人看轻，没有办法。但如果后来表现不俗，也未必不能服人。可惜，在袁世凯时代，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显然不是黎元洪的文胆所谓的“位备储贰”，多少有点像袁世凯华贵的囚徒。来北京之初，袁世凯把黎元洪安置在中南海的瀛台，这个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的小岛，第二次锁了一位政要。如果说，二次革命之前，黎元洪这个副总统，还有湖北这个地盘、若干隶属他的军队，那么，一旦进了北京，就只能唱虎落平阳了。只是，他又并不是一只虎。

不是虎的黎元洪，在袁世凯的猜忌中，得以自存。搬到东厂胡同之后，黎元洪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但是这个摆设，在洪宪帝制之时，却犯了一回倔，死活不肯接受袁世凯封他的武义亲王的爵位。就连年终，袁世凯给他送礼，红帖上有“赏武义亲王”字样，都拒而不受。过了一日，袁世凯去掉了他给黎元洪的头衔，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名义（袁和黎是儿女亲家），黎元洪方才收下。[4]这迟来的倔强，给黎元洪带来一些好名声，但对他的实力却没有任何影响。西南军阀不是他的人，北洋系也对他不信任。依法统继承总统职位的黎元洪，依旧是个无权无用的老实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他是老实人，而非枭雄，北洋系才能容他“登大位”，而西南方面也才能接受他。然而，人的自我观照，跟他在别人眼里的形象，永远都不能合拍的。况且，袁世凯倒台，北洋系发蔫，对于黎元洪，舆论上一致看好，西南方面，也表示拥戴。即使一个老实人，在突然之间近乎举国一致的忽悠中，也会膨胀起来。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去见他，这个即将上任的总统自信满满地宣称：“我已经找到了获得各派合作的办法。”甚至谈到他要改革国会，至少要瘦身一半。[5]应该说，这样的自信，委实是太满了。

段祺瑞跟袁世凯不同，这个懂政治的武人，性子相当直率，没有袁世凯那么多手腕，也没有袁世凯那么多心机，但却比袁世凯更加刚愎自用。如果放在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大概段祺瑞不会买黎元洪的账。在现实生活中，俩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交集。他应该不会像袁世凯那样，为了拉拢这个可能的敌人，与之攀儿女亲。当然，在那个时代，黎段之间，也不会斗起来。但是，洪宪帝制的失败，让情势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死了，北洋系也随之受挫。从废弃约法，废置国会，走到称帝，袁世凯走得太远了，北洋这个摊子的继承者，即使没有举国一致恢复民元法统的呼声，也会考虑改弦易辙。虽然，段祺瑞并不真的相信议会民主体制，但他乐意试试看，毕竟很多西方国家因此而强大了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记录下了这位后袁时代第一任总理的话，是这样的：“我并不期望从恢复国会中得到很多好处；党派斗争和与政府作梗的情况将会层出不穷。但是，至于这种通过清谈进行治理的古怪的现代方法，我基本上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但我还是愿意让它得到一种公正的试验。”[6]即使在后来，受困于府院之争，督军们也叫嚣要推翻国会之时，段祺瑞依然认为，不能用武力变更国会，这样做的话，会诱使武人不断干政，导致共和体制的垮台。[7]

后袁世凯时代，几乎看起来举国一致的拥戴，让原来一直投闲置散的黎元洪有了一些底气，至少，让他周围的人，气粗了不止一分两分。反过来，很有脾气的段祺瑞，却一时间变得很低调。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受命组阁，提出了内阁名单，亲自送到总统府，让黎元洪定夺。黎元洪也就不客气，提出两个人——唐绍仪和孙洪伊必须加入，三个人——刘冠雄、章宗祥和曹汝霖必须换掉。当时内阁一共才九个部，一下子动了五个人，可谓伤筋动骨，但段祺瑞居然也忍了，至少没有当面表示异议。[8]然而在袁世凯时代，段祺瑞却没有这样恭顺过，很少亲驾总统府不说，做陆军总长的时候，要用徐树铮做次长，老袁不高兴，说到处都是东洋刀，但段祺瑞还是坚持用了。袁世凯成立陆军模范团，用袁克定做团长，段祺瑞也持异议，最后逼得袁世凯不得不自己来干。此时，段祺瑞的恭顺随和，显然是想争取跟总统处好关系，开一个好局。此时的段祺瑞，不仅对黎元洪恭顺，对恢复的民元国会也相当友好。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反袁世凯之道而行之，就得先按宪政国家的规矩办试试。对此时的段祺瑞来说，袁世凯的教训，实在印象深刻。一般来说，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如果前一个时代的当家人失败了，这个失败对后来人的触动必定很大，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教训，力求避开前代的陷阱。

半总统制的制度陷阱

但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也许都没有想到，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制度的陷阱。举国一致赞同恢复的民元约法，充其量只是一个过于粗疏的宪法草案大纲。今天来看，这个大纲十分粗糙，上面所规定的政府制度，有着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实操作起来，国会、总理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和权限很难界定。连最起码的国会与行政体系之间的制约条款都没有，甚至没有规定行政机构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散国会、什么时候举行大选、由谁来举行大选。关于政府体制，更是一笔烂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采用的似乎是美国体制，临时大总统直接负责内阁，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里，就没有内阁总理一说。但是，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答应反正，起义各省按原议，同意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手中未有一兵一卒的孙中山，断没有恋栈的道理。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走了捷径，迅速奏功。这样的捷径，其实说白了，骨子里是因为革命党人没有把握拿下北洋军，打败袁世凯。首义的鄂军政府，在兵力占优势，还有海军支持的情况下，武汉三镇丢了两镇，黄兴亲临前线指挥，尚且一败涂地。张勋只能算是北洋系的一支非嫡系的偏师，孤守南京，跟占绝对优势的各省联军相持多日，最后还是放走了之。后来虽然北伐的调门很高，北伐军也来了不少，但没等开仗，先自兵变。南边底气不足，把取得全国胜利的宝押在争取袁世凯身上，实在是情势所致。

可是，尽管如此，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这样一个清朝官僚、对共和制度态度暧昧的强人做总统，委实放心不下。在参议院讨论《临时约法》时，一个湖南议员说，袁世凯是不能放心的，“我们要防总统的独裁，必须赶紧将约法完成，并且照法国宪章，规定责任内阁制。要他于就职之时，立誓遵守约法”。[9]所以，等到让位之意已定，《临时约法》出台之际，政府组织在国务员这一项中，就多出来一个总理了。“国务总理本为组织大纲（即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笔者注）所无，改制约法始置也。”[10]设置一个总理，显然，傻子都明白，这是针对袁世凯的。有了总理之后，政府首脑就变成了总理，袁世凯是总统，但不能直接控制政府，虽然不能说是架空，但至少是一种制约。为了落实这个制约，孙中山在辞职前，还跟袁世凯约定了三事：一、首都定在南京。二、袁世凯到南京履任。三、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以及孙在任时颁布的一切法令。[11]后来事实证明，革命党人前两项都可以通融，特别在意的，就是最后一项。而袁世凯根本没把孙中山给他设的绊子当回事，但唯独对于内阁和总理，一直都没有大变。即使称帝把国务院改成政事堂，总理改成国务卿，也还有那么回事。当然，袁世凯意中的内阁和总理，是君主立宪体制的内阁和总理，跟当初孙中山的原义，已经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

然而，孙袁交接之际，孙中山这点小计谋，却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大国的制度变了，从总统制变成了半总统制。或者说，从美国体制变成了法国体制。这种制度，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议会内阁制。议会内阁制，总统是虚位的，行政权在内阁，内阁向议会负责，由议会选举席位过半数的党或者党派联盟组阁。而总统制则由全民选出的总统负责组阁，但阁员的提名需要议会的同意；总统掌握完全的行政权。一般来说，议会内阁制，议会对内阁的反制力度比较大，一旦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案通过，内阁就只有下台，或者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但是，在总统制下，议会即使反对党占多数，一般也只能在议案上加以阻击，要想换人，只好等下一次大选。一般来说，议会内阁制政局动荡大一点儿，而总统制则容易导致总统权力过大。半总统制在理论上可以取两者之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种制度从表面上讲似乎是政府中总统模式和议会模式的结合，但它不太可能将两种不同的政府模式融合在一起。”总统比较强势的时候，它更像是总统制。[12]然而，革命党人加给袁世凯的半总统制，比成熟的法国体制，还要含混。《临时约法》第四章，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而第五章只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但并没有规定，总理是政府首脑，国务员对谁负责，谁来任命，谁来罢免，仅仅规定了，“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13]然而，《临时约法》出台之后，革命党人众口一词，都说已经是责任内阁制了。

尽管辛亥革命的先驱们，一直将他们的革命，比附为美国独立战争，但他们对国家制度的设计，却全然没有美国开国者的认真和虔诚。在权力上用的心计，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对于革命党人的这种计算，袁世凯并没有太在意。他的着眼点，一是名分，二是实权。只要南北谈判，定下将来内阁的要害成员，比如陆军部、海军部、内政部、外交部和财政部是他的人掌握，而他又有大总统的名分就行，并不担心你怎样利用制度设置架空他。而革命党人，仅仅因为未来的总理唐绍仪名义上加入了同盟会，就大体满意了。[14]袁世凯是人们眼里的枭雄，是强人，无论谁做总理，只要不听他的，就只有走路。袁上台后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仅仅因为直隶都督问题，就下不来台。这个在朝鲜时就是袁世凯至交的留美幼童，只好不告而别，自我人间蒸发，国务院上下遍寻总理而不得。[15]很快，袁世凯就甩掉了《临时约法》，连国会也废掉，任何一丁点儿的制度羁绊，都不复存在。

可是，袁世凯的路走到了头，后来人又改回到《临时约法》去了，总统和总理之间，就有麻烦了。在国务院这边，人们想的是责任内阁，在总统府这边，人们想的却是总统才是总揽大权的人，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袁世凯做总统威风八面的样子。在袁世凯就任之初，国会还存在的时候，有限的内阁实践，总理是总统提名的，内阁名单是总统和总理商议决定的，然后交国会通过。段祺瑞最初组阁，也是沿用这样的惯例，由他提出内阁名单，请黎元洪定夺，然后协商出台，最后交议会通过。这样的做法，更坚定了总统府一班人的想法，在他们眼里，总统是个实权职位。反过来，国务院的人依旧认为，当下是责任内阁制，总统就是一个盖章的机器。双方对制度理解的分歧，直接导致了两边的冲突。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在给黎元洪的信中说，所谓府院问题，就是“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一句话，把总统当成了盖印的机器，总统没有权力。[16]总统没有权力，总统身边的人，就心气不平。

中国政坛，就像鲁迅说的那样，但凡一个猛人，就有一群包围者，或者幕僚，或者亲近人。在袁世凯时代，黎元洪周围的人，有以后来接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丁世峄（佛言）为首的四大金刚，另三人是金永炎、哈汉章和黎澍（有一说，以孙武代替丁世峄）。由于他们在总统府春藕斋办公，又称春藕斋人。除此而外，还有一干从湖北跟来的旧人，压抑久了，好容易有个出头之日，可以施展拳脚了，怎么也消停不了。即使黎元洪想低调，恐怕周围的人也不会让他低调。而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曾毓隽、靳云鹏等人，一直就是北洋圈子里的人，从来都以当家人自居的，更没有落在人后的道理。对于这些人来说，辛亥首义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谁都知道，黎元洪这个首义功臣是怎么来的。换句话说，他们谁也没把黎元洪放在眼里。

“凤雏”徐树铮

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就是一个根本没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的人。同时，徐树铮又是个段祺瑞离不开的人。徐树铮，在民国又称小徐，以区别于徐世昌，就像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一样。徐树铮是秀才出身，很早就跟上段祺瑞做了记室（秘书），两人一见如故，身为幕僚的小徐，特意留心兵事，每天跟大兵一起出操，深得老段之心。[17]老段做了统制（师长），就设法把他送到日本留学。文人出身的他，进了日本士官学校，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学成回国，属于国内还相当稀罕的士官生的一员。从此，文人小徐，摇身一变成为武人小徐将军。

小徐号称知兵，却喜欢跟旧派文人打交道，一些宿儒和文坛巨匠，都是他的座上客，吟诗作赋，诗酒酬唱。还办了一所不错的中学，北京九城闻名。在北洋圈子里有跋扈之名的小徐，见了文人，从来都彬彬有礼，谈吐风雅，从来不当面让人下不来台。[18]然而，这个柯劭忞、林琴南眼里温文尔雅的君子，却是个迷恋铁血和权谋的强人。晚清和民国，自比诸葛亮的很多，但人们买账的诸葛亮却不多。但在段祺瑞的皖系圈子里，小徐的确够得上一个小诸葛，最次也是庞统。做过皖系师长的陈文运说，小徐像《三国演义》中的凤雏庞统一样，可以“五官并用”，“一面和我说话，一面批公事”。[19]他的见识和谋划，也的确有过人之处，而且对段祺瑞忠贞不贰，因此段祺瑞对他特别信任。他在段祺瑞帐下，也跟小说中描写的诸葛亮似的，经常越俎代庖，自作主张。做陆军次长的时候，就经常替段祺瑞当家，很多事情，连问都不问段一声，公文就批出去了。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对青岛的德军开战，中国政府由于得罪不起日本，是持中立态度的。但偏偏小徐亲德，德国在青岛的守军缺乏陆战武器，小徐居然私自应德国人之请，偷偷给青岛送去了两千支带子弹的步枪。[20]这种事，在当时如果被日本人知道，是会有大麻烦的。但是，无论小徐的独断专行捅出多大的娄子，段祺瑞都会给他扛着。对于段祺瑞而言，小徐跟家人一样，甚至，他信任小徐超过信任自己的儿子。所以，做了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别的都好说，小徐是一定要用的。

可是，小徐的为人，恃才傲物，如果说他对文人学士还比较客气的话，对武人，对官僚们，可就鼻子朝天了。即使笑着跟你说话，脸上总带着一丝讥讽。说良心话，当年北洋圈子里，才具能比得上小徐的人的确不多，但同样在这个圈子里，人缘比小徐坏的，也不多。漫说别人，就是在皖系这个小圈子里，徐树铮都不让人待见。至于北洋圈子外的官僚，比如黎元洪之辈，小徐更是嗤之以鼻了。黎元洪曾经领教过小徐的轻蔑，还不止一次。在洪宪帝制取消之时，西南方面逼袁下台。冯国璋提出了八项主张，主张依旧维持袁世凯总统的地位。然后由林长民拿着这个提议，交给黎元洪，让黎元洪也签名。黎元洪不肯，小徐接着来，两次到黎元洪府上，连利诱带吓唬，非常不客气。就在黎元洪快要答应的时候，又有人插了一脚，最终，黎元洪没有签名。但小徐的阴狠和跋扈，却令他印象深刻。[21]

所以，当听说段祺瑞要用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他几乎跳了起来。坚决表示：“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真芒刺在背。”最后居然说到“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的份儿上。最后，没有办法，段祺瑞只好请出老徐（即徐世昌），出面调停。晚清的时候，老徐是数一数二的重臣，资格比黎元洪不知道老多少，加上又是北洋老人，人缘又好，黎元洪得罪哪个，也断然不敢得罪此老，所以，只好答应。[22]就这样，徐树铮成了国务院的秘书长，要天天跟总统打交道。这边任命还没有发表，段祺瑞就已经让徐树铮布置国务院了。黎段之间，由于有了这么个小徐，从此多事。

按道理，国务院秘书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沟通府院，所有内阁形成的文件、命令由秘书长呈交总统审阅，内阁议决的公文，也是由秘书长呈交总统，总统用印之后，才算生效。由于府院对于政体的理解有偏差，在国务院尤其是小徐看来，总统用印，就是走过场，总统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过问，因为责任内阁，总统是虚位。说白了，政府唱戏，总统如果不是龙套的话，也无非是没有什么词的“王帽子”[23]，摆设而已。内阁所有需要盖印的，做总统的用印就是，无须多嘴。然而在总统府这边，却觉得总统有必要过问政务，任何一项政令，只要总统觉得不对，就可以不用印。

只是，在当时的府院之间，总统府还是弱势，不大能够分庭抗礼。偶尔有一次半次，总统问得多了点，小徐也不客气，当场就把个大总统堵回去。比如，一次内阁更换山西三个厅长，徐树铮持命令来总统府盖章。黎元洪觉得蹊跷，怎么一次换了三个厅长？遂多问了几句。徐树铮回答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24]气得黎元洪有时候也会发脾气，大叫：“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25]曾经兼任过总统府秘书的韩玉辰回忆说，黎元洪曾经有过这样的抱怨：“昔日受项城（袁世凯——笔者注）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以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26]当然，说是这么说，黎元洪也知道，他的这个国家元首，底气不足。而国务总理，背后有北洋系的支持，腰杆子比他硬多了。所以，尽管嘟嘟囔囔，每天核算下来，发现还是被小徐当了盖印的机器，心里未免气闷。最初，总统府秘书长是张国淦，此人是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官僚，在府院两边都有面子。黎元洪接受徐树铮，一个要求就是以后见徐，张国淦要陪着。但小徐如此跋扈，总是给总统气受，害得张国淦两边不讨好，于是找个机会辞职了，由清末山东咨议局议员出身，而且做过报人的国会议员丁世峄接任。我们知道，当年的咨议局议员，个个都是大炮，报人更是嘴上无德，这下子，针尖对麦芒，有戏看了。

另外，约法恢复，民元国会也重开。所以，在总统和总理之外，还有个国会。民元的国会，是一个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800余人，人称八百罗汉。这八百罗汉，主要来自国民党和进步党，其中，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是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人，抢占了国民党都督的地盘，在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居然没有什么反抗，反而把个袁世凯选成正式大总统，而后又被袁世凯追缴党证，赶出国会，颜面丢得差不多了。党魁孙中山，却又另起炉灶，组织中华革命党，打手模、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者方为党员。多数国民党议员，大小都是个人物，何以能受这个屈辱？所以，国民党实际上也就散了。而那边国会被袁世凯废掉之后，进步党原本就是个议会党，没了议会，党也就没了。因此，尽管在讨袁过程中，进步党似乎很活跃，但其实只是个人的行为。民元国会重开，尽管报界有时还提什么国民党议员如何、进步党议员如何，其实事过境迁，原来的党派，已经基本化为乌有。这时的议院，已经不存在原来的党团了。各个议员，依照各自的地域、同学、同年和同事的关系，结成各种圈子。比较典型的，就是各种研究会、学社、俱乐部，比政党更加松散。在吃喝嫖赌中，也谈点正事。比较大的团体，有以前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宪政商榷会，下面又分成客庐系、丙辰俱乐部系和韬园系三派，后来商榷会散掉，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独立。以前进步党人为主体的是宪法研究会（人称研究系），此外还有宪法讨论会、平社、宪法协议会、宪政会、宪友会、苏园、衡社、友仁社、潜园、静庐等。后来又分化出民友社、政余俱乐部、中和俱乐部和政学会。彼此分分合合，互相掺和，头绪很乱。[27]但相当多的议员是前国民党人，领袖人物吴景濂、孙洪伊（人称小孙，以别于孙中山）都不省油，这些人，或多或少，跟北洋系还是有那么点隔阂。因此，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国会时不时地会站在前者一边。即便有了袁世凯时代的教训，当时的国会中人，还是有着国会专权的自负，在他们看来，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之中，唯有国会是民选的，所以，他们的权力应该最大。刚恢复国会不久，从前属于国民党的议员孙洪伊对美国公使芮恩施颇为自负地说：“国会不可能只限于进行它的主要工作即完成宪法的制定；它还必须控制国民政府。”[28]三个都那么自负的角色碰到了一起，麻烦自然是少不了了。也可以说，由于历史的积怨，后来所谓的府院之争，国会肯定不会是一个旁观者，它跟军阀组成的督军团一样，都是帮忙打架的。

契约精神的丧失

府院之争的序曲，是府院之间关于两者权限的厘定。议员丁世峄取代随和的张国淦成为总统府秘书长，安心就是来打抱不平的。他对总统府秘书韩玉辰说：我一定要跟“歪鼻子”（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歪）较量一番。韩忧心地说，如果治不了他，坏了事怎么办？答曰：那也得试试。[29]就这样，新秘书长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提出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明确地提升了总统的权力。明确规定，总统可以随时出席国务会议，总统如果对国务院议决事项有不同意见，可以交国务会议再议。[30]国务院方面理解的责任内阁，总统是虚位的，现在这个虚位总统不仅要管事，而且还出席国务会议，那这个会议的头儿是谁呢，总理，还是总统？这个令段祺瑞和徐树铮头痛的草案，偏偏很有可能得到国会的通过。反正《临时约法》就是一个很有黏度的橡皮糖，只要谁能运作国会来抻它，谁的权限就大一点儿。鉴于刚刚恢复旧章，段祺瑞本人，也有心按共和国的规矩办事，经过一番犹豫和苦恼，府院双方讨价还价，徐世昌和熊希龄也掺和进来调解，最后双方达成有关府院办事的五点协议。总统虽说不必随时出席国务会议了，但如果他认为有需要，还是可以去的，只是要国务院事先准备。国务会议议决事项，如果总统不同意，再议免了，但需要总理和国务员前来说明。最后一点，是直接针对徐树铮的，要求院秘书长每日呈阅文件以及呈请用印，要亲自来府上。[31]

规矩定了，但守不守规矩，却是两说了。老段倒是想守规矩，但他是甩手掌柜，好些事，要小徐来办。而小徐，却是个根本不讲规矩的人。别说这刚刚定的五点协议，就是比这更严肃的规矩，他也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在府院双方对各自权限协商之际，徐树铮就接二连三地擅权胡来，不是不经总统盖印，就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命令，就是擅自以国务院名义，对国会发咨文。害得段祺瑞不得不一次次一边把事揽到自己身上，一边发文对徐树铮进行“约束”。

在中国，规矩都是针对弱者定的，强者只有在认为有必要遵守的时候，才会遵守，没有必要，就肯定不遵守。关键是，对不守规矩的惩罚，落不到强者头上。

不过，在1916年秋天的时候，段祺瑞和徐树铮还没有强到可以肆无忌惮的份儿上。而老段也真心想试试按规矩办事，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更大的冲突，就在此时爆发了。

孙洪伊原来是国会议员，而且是国会中的头面人物。小孙虽说比不上大孙知名，脾气之大，却过之。他的名言是“政治家要硬干”[32]。由于得到黎元洪的支持，孙洪伊入阁，做了内务部总长。那时候，议会制在中国实行不久，议员薪水不少，收入不菲，但能入阁或者外放做官，都是乐意的。因为按照中国传统，只有做官，才是光宗耀祖的事，也是积累财富的终南捷径。当年，内政部是个挺要害的位置，管着警察，段祺瑞没能安排自己的人，本来就不爽，而这个小孙，偏又跟小徐针尖对麦芒，斗个没完，一点儿没有让步的意思。

1916年的9月下旬，孙洪伊整顿内务部，大动干戈，撤掉了一部分部内官员的职务。这种砸人饭碗的事，无论在哪个时代，做起来都是有绝大难度的。这些人一纸状纸，将小孙告到平政院，即行政法院。这样的案例，后来有一例特别著名的，就是鲁迅告章士钊案。1926年，作为当时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煽动学潮为名，将担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免职。跟这回内务部官员告孙洪伊一样，平政院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这次平政院议决内务部原命令违法，违反了《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护法草案》，撤销原议，裁决这些人回原部门任职。一般来说，虽然平政院的裁决，还需经过总统的认可，但只要裁决做出，作为总长的，大抵是要走人的，至少也得认账。后来的章士钊，就因此而辞职了。

但是强悍的孙洪伊，却不肯退让。他居然以平政院是1914年袁世凯设立的为由，质疑平政院的合法性。作为总统的黎元洪，也对孙洪伊表示支持，不肯在平政院的裁决书上盖印，而按照孙洪伊的意思，把此案交给国会裁决。早受不了孙洪伊的小徐和老段，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索性提出要罢免孙洪伊。而孙洪伊则策动一部分国会议员，提出了对徐树铮的弹劾案。府院之争，却在国会里打成一团。

显然，在平政院裁决这件事上，孙洪伊和黎元洪没有多少道理。行政法院，原本就是受理行政诉讼的，包括行政体系内成员之间的诉讼。文官没有重大过失，不能随意撤职，是民主国家的通例，孙洪伊所为，不管有多少理由，本身就涉嫌违法。裁决出来，不利于自己，就说法院的存在不合法，近乎强词夺理。尽管袁世凯称帝犯了大错，但1914年的时候，他还是国会，也包括孙洪伊自己，选出来的中华民国合法总统，不能说后来的袁世凯做错了，凡是袁世凯做的事，就都是错的。行政法院原本就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一种制约，如果总统站在行政一边，轻易否定司法裁决，三权分立的原则就被破坏了。将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裁决，交给国会裁决，更是没有道理。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怎么可以给法院的判决做裁定？在那个时代，各方势力，包括内阁、总统、国会，还都没有学会如何按照三权分立的规则运作，所有的法律、规则，都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合意，则遵守，不合意，则废弃。对于府院之争的两大巨头而言，黎元洪是受不了徐树铮，而段祺瑞则是想去掉孙洪伊，两个看似简单的人事问题，却演变成了一场打乱仗的内阁危机。

由于丁世峄是报人出身，一班报界老友，在府院之争中，“声气相求，不知不觉多袒黎责段”，徐树铮遂创办《公言报》，反其道而行之。[33]政争从来都伴随着舆论战，说是舆论监督，但政界不成熟，媒体也成熟不了，监督未了，各自站边，也成了帮忙打架。

当然，中国式的政争，还是得依赖中国的方式来解决。法院也好，国会也罢，谁都说了不算。最后，还是得请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大佬，最终，在和事佬徐世昌的调停下，这一轮的府院之争，以徐树铮和孙洪伊双双去职而告结束。内务部总长换人，而徐树铮也为比较温和的张国淦取代。接着，在段祺瑞看来比较碍眼的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也被免了，以比较随和的夏寿康代之。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经过这番较量，黎段关系大坏，近乎撕破脸皮。而段祺瑞原本的尊重规则之心，也减了不止一分。府院之间，隔阂已深，几个月后，双方因为对德宣战问题，最终，还是彻底闹翻了。

注释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19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有限公司，1980。

[2]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4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合订本。

[3]《中山对于时局之主张》，载《申报》，1916年6月13日。

[4]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1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155—1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58页。

[7]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10—11页。

[8]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1页。

[9]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86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10]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5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136页。

[1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第694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3]孙文《大总统宣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34—35页。

[14]此议，是赵凤昌提出来的，得到了孙中山和黄兴的热烈回应。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7页。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15]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560页。

[16]《丁世峄上黎元洪呈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282页。

[17]陈文运等《徐树铮的生平》，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82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18]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792页。

[19]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792—793页。

[2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21]参见：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177—178页；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2页。

[22]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201—202页。

[23]京剧里的帝王角色，一般称“王帽子”，看起来尊贵，但没有什么词，也没有深戏码。

[24]张国淦《北洋军阀直皖系之斗争及其没落》，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47页。

[25]徐樱《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98页。

[26]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1页。

[27]参阅谢彬《民国政党史》第八章《共和复活时代之政党》，见《近代稗海》第六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8]（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59页。

[29]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0页。

[30]《政府公报》第225号，1916年8月19日。

[31]上海《大公报》，1916年9月2日。

[32]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4页。

[33]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见《近代稗海》第六辑，第233页。

第二章 对德宣战的纠葛

中国是个弱国，多年跟列强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庚子之役，更是败得输掉了底裤，以致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军人一见到洋人军队，腿就打哆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跟德国决裂，刀兵相见，虽说是跟在协约国后面，背靠大树，但选择站边，等于押宝，赢了固然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万一协约国输了，我们怎么办？

站哪边，真是个问题

1914年7月28日，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为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大战，本是欧洲列强两大集团对峙多年的结果。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欧战。既然是欧战，似乎跟中国人就没多大关系。不过，那个年代，虽说不能讲“地球村”，但欧洲发生的事情，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难以完全置身事外。更何况，欧洲两大集团的国家，都在中国有实体性的存在。东方，恰好还有一个已经脱亚入欧、曾经战胜俄国的日本。日本由于英日同盟的关系，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它动刀兵的地方，不是欧洲，而是中国的青岛。在那个年月，海洋是英国人的天下，德奥的海军不行，战端一开，在中国的德国人，就成了孤儿。所以，当日英联军打来时，德国人无论如何都抵抗不了。占绝对优势的日本军人，围攻青岛，打了一个月，不到五千名临时招来的德国人投降。据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说，日本官兵因此役授勋者达十四万人。[1]看来，第二次对白人的优胜战绩，虽然有点胜之不武，但仍然令日本兴奋，因为，对手毕竟是多年作为楷模的德国。

如果欧洲的战争也像日德青岛之战那样，速战速决，那么，这场白人之间的厮杀，的确不怎么干中国的事。孱弱的中国人，只能像多数欧洲战争一样，远远地看着，发一点儿不痛不痒的议论，自己保持中立了事。虽然按西方研究者的说法，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国站在他们一边参战，但由于日本的反对，此事没有结果。在大战之初，日本人把欧战视为独占中国的天赐良机，不乐意看到中国有任何出头露面的机会。[2]按莫理循的说法，当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提出动议后，袁世凯表示，须英法俄日四国共同提出邀请，他才考虑。但当英法俄三国驻日使节向日本政府提议之后，却遭到日本政府的断然拒绝。[3]1915年11月间，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发现日本报纸纷传中国参战之事，曾经就此事问过国内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回答说，英国和俄国，曾经试探性提议让中国参战，我方正在慎重研究。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郑重其事上门询问此事，中国方面的回答是，英俄并未正式提议。最后，此议由于日本方面不乐意而作罢。[4]而此时的英国人，显然也没把争取中国参战太当回事。因为，在战争之初，大家几乎都认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战争打不了太长时间，几场大战役之后，就可以分胜负了。但是，偏偏战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旷日持久，打成了消耗战，绞肉机式的消耗战。双方掘壕据守，反复争夺，人力损失巨大。这时候，就用得着中国了。挖战壕、抬担架、运弹药这样的苦活儿，以及后方的工厂、工程，总得有苦力才行。而中国人，那个时代，在欧洲人眼里，就是苦力（coolie）的代名词。此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同盟国的人，已经被日本赶走了，那么征集苦力，也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有资格。自1916年春天起，法国人就开始在中国张罗招募劳工，随后，英国人也加入了进来。按欧洲的标准，华工非常廉价，每名华工，每月所得工资才二十二元，其中安家费为十元。但是，山东一带的农民，趋之若鹜。四个星期，就可以招募到九千人。[5]民国没办好，农民的生计艰难，出国做苦工，虽说危险，但也是一个出路。

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死亡士兵越来越多，谁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欧洲不仅劳动力紧张，兵源也紧张。中国是中立国，任何一方在中立国大规模招人，都有不便。日本人虽然参战，但想让他们为欧洲的事，到欧洲打仗，还是比较困难。所以，中国人越来越被人惦记，不仅惦记中国的劳力，也惦记中国的军队。自从袁世凯小站练兵以来，新式的中国军队，给在华的欧洲武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只要加以适当的训练，中国人是可以成为优秀士兵的。而日本由于欧战，成了战争物资的供应商，很发了一笔，底气很足。加之，很有可能英法俄等国，也对日本战后的要求，有所许诺。[6]最关键的是，既然已经加入协议国方面参战，总是希望协约国会赢。所以，日本也一改初衷，也同意中国参战了。这样一来，19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参战的问题，就非常正经地浮上了水面。

不过，虽然说甲午之后，德国人强占青岛，委实霸道了一回，后来闹义和团，还把德国公使克林德给杀了，但总的来说，中德关系一直都不错。当年德国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中国新建陆军，法乎其上，学的就是普鲁士。所以，军政两界，崇德者甚众。很多人去日本学军事，但日本也是学德国，所以，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人，几乎个个是普鲁士军人的粉丝，连徐树铮这种眼高于顶的日本士官生，也是个崇德派。德国人占了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开始固然霸道，但后来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还不坏。所有的建设，都做得有板有眼，德占青岛的秩序也好。所以，日德开战，不像当年日俄战争，中国舆论一边倒地向着日本。很多人对德国的失败，感到惋惜。欧洲战事胶着，孰胜孰败，一时间真的不好判断，单就战场态势而言，同盟国有德军参与的战线，同盟国方面还占着上风。中国是个弱国，多年跟列强打交道，从来没有占过便宜，庚子之役，更是败得输掉了底裤，以致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军人一见到洋人军队，腿就打哆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跟德国决裂，刀兵相见，虽说是跟在协约国后面，背靠大树，但选择站边，等于押宝，赢了固然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万一协约国输了，我们怎么办？

在1917年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一个肯定的回答。然而，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中国政府不参战，实在太困难。道理很简单，在东方，德国人已经被赶走了，存在于中国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人员，除了使馆，就是租界和商界的零星人等。但是，协约国，尤其是英法的势力却依旧存在。再加上一个日本，就更不得了。后来，美国也加入了协约国，这样的话，在中国的西方国家，几乎一致要求中国参战。以当时中国如此弱的情势，即使上下都不乐意，人家非要逼你，事实上也无法拒绝。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当时的中国，即使想跟德国结盟，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跟协约国走。“东亚均势之局，即在战前，而德之力已极孤微，奥更无论。若今日则德在东亚之势力，已达零度。以吾所策，德虽不败，而十年之内，其势力不能复振于远东明甚也。质言之，中国所托命之均势，则英俄法美日五国均之而已，而当欧战疲敝之余，能生死我者尤莫如美日。我若能提絜美日，而自伍于此五国之林，虽进无所获，而退焉必足以自保。”[7]意思是说，在欧战打到这个份儿上的情形下，今日之远东，中国的生存，无非依赖于英俄法美日五国的均势，具体地说则取决于美国和日本，只要跟着他们走，中国即使无所获，也可以自保。后面的话，他没说，实际上，中国也不得不跟着美日走，即使前面有深渊，也只能跟着。实际上，对于已经改了主意，力主中国参战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要参战，只能跟着日本走。日本寺内首相的密友和特使西原龟三回忆道：“欧战渐渐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中国尚在犹豫观望，若想保持目前的现状直到战争结束，已经不可能了。若任其站到德国方面去，当然是一件很坏的事；但若坐视其被美国拉进协约国方面来，也会使好容易打下的一点点日中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我为此异常焦虑，曾数度向政府提出种种建议，内阁终于决定劝告中国参战。本野外务大臣委托我前去处理此事。”[8]当然，美国方面也多次表示了希望中国参战的愿望。驻美公使顾维钧，不仅向中国政府传达了美国甚至还有英国的这方面的意愿，还强调，如果跟着日本，则有丧失主权的危险，而跟着美国，则没有这样的危险。同样，美国也可以因我参战，给予经济上的援助。[9]只是，就当时而言，美国在华的存在，远不及日本强势。美国人虽然也因欧战发了大财，但一时间还没有意思改变日本强势的格局。中国的参战问题，势必跟日本有着解不开的干系。

绝交而不参战的民意

当然，即便如此，参战，也得有个由头。这个由头，是美国人弄出来的。

德国在一战的时候，为了弥补海军的劣势，实施了无限制潜艇战，跟英法俄缠斗。在水底下打水面舰只，这样的斗法，难免伤及无辜，影响中立国的利益。无论客轮“露西坦尼亚”号事件是否美国参战的原因，但至少这个令百多名美国人死亡的事件，的确可以构成美国参战的非常合适的借口。1917年2月，由于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与德国断交，不久加入欧战战团。在断交之时，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使节，看能否要求中国跟他们一致行动。整个事情挺有戏剧性，接到指令，美国公使芮恩施立刻就来见段祺瑞，进到总理的会客厅，才发现双方都没带译员，只好干坐着抽烟，等翻译。幸好，这时中国的海军总长来了，他的英语不错，双方之间才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探讨的结果，段祺瑞表示，中国政府虽然乐意就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表示抗议，但对于绝交，还是相当犹豫。因为在他们看来，“近几年来，德国一直慎重对待中国，若突然与之断交，看起来象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过了几天，芮恩施又得到通知，美国国务院要他不要对中国的参战问题，过分热情。显然，这是美国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压力。[10]显然，在那个时候，美国并不想开罪日本，拿下在东亚的主导权。美国人一主动，日本人就吃味了。

到了晚上，中国方面还是妥协了，答应提出抗议，准备断交。[11]当然，这是因为日本的意见。下午曹汝霖跟日本公使进行了接触，日本方面，也劝告中国可以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雷厉风行，随即对德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的由头，跟美国一样，也是无限制潜艇战。其实，当时还没有听说有中国公民因此而受害的。[12]湖南督军谭延闿就来电表示疑惑，说是“中国并无船只往来，协约国有无封锁似于中国无关”。[13]即便如此，由于有了美国人的掺和，日本有点不满意了。当中国公使章宗祥去见日本外相的时候，日本外相说，中国做得不够，应该马上“宣布断绝国交”。并对中国提出抗议之前，没有跟日本政府协商，表示不满。（其实是协商过了的，只是章宗祥没有及时约见日本外相而已。）随后，段祺瑞即直接给驻日公使章宗祥来电，要他与日本方面协商对德绝交之事。在一番紧锣密鼓的交涉之后，日本表示满意，也提出了新的希望，希望中国在绝交之后，“再进一步加入联合战团（即协约国——笔者注）”。[14]当时的英法两国，的确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有精力、也有工夫影响中国的，只有美日两国。但美日之间，也存在小小的争夺，相对而言，美国争的劲头小，日本的醋劲大，即便是参战，日本也生怕中国跟着美国走。在讨论中国是否对德绝交和参战的问题上，根据章宗祥的回忆，日本方面掺和得相当深。段祺瑞和几个亲日、知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与日本公使，以及来华的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为此接触频繁。[15]此时，日本已经换马，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的大隈内阁已经下台，新上台的寺内内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由“强横蛮干”的霸道，改为也非“宋襄之仁”的王道。[16]尽管如此，这些主张实行对华柔化政策的日本人，也是一副大哥的架势，还是个小心眼的大哥。小弟稍有差池，就一脸不高兴。

自晚清以来，从来都是西方列强在华势力，影响着中国的外交走向。《辛丑条约》之后，这样的列强意向，更为明显，晚清如此，民国也不例外。外事，就得看外国人的脸色。自打德国人被日本驱逐出了山东和青岛，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就剩下使馆、租界和零星的商人、传教士了。这种在华存在近乎零度的状况，当然很难抵抗英法俄美日五国的影响。政界人士中，即使对德颇有好感者，其实也知道这回欧洲列强打架，非要中国人站边的话，大概也只能选择站在协约国一边。即便如此，对德绝交的提案，还是遭到了总统府的坚决阻击。黎元洪和他身边的人，都不喜欢开罪德国，当时的舆论，整体上是希望中国保持中立。为了通过对德绝交案，段祺瑞不得不以退为进，辞职出走天津。在段祺瑞撂挑子之后，黎元洪发现，他居然在可能担任总理的名流中，找不到一个乐意接手的人，而各地督军也纷纷来电，挽留段内阁。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只能妥协，请回段祺瑞，自然，对德绝交也就一帆风顺了。内阁对德绝交的决定，很快参众两院都通过了，黎元洪也盖了印。

晚清著名的史官恽毓鼎，跟德国人关系密切，日记中记录此时凡两次见德国公使辛慈。辛慈觉得中国如此决定，是中了日本的计。他在日记里哀叹：“众议院表决加入战团（其实只是绝交——笔者注）已通过，间有数十明于理势之人，无如寡不敌众也。”[17]尽管有许多人表示不满，但总的来说，如果仅仅是对德绝交，舆论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绝交是为开战做铺垫的，两国走到绝交这一步，下一步多半是要开战的。怂恿中国对德绝交的协约国列强，以及力主参战的段祺瑞和研究系诸位干将——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诸公，最终的目标，都是参战。段祺瑞也认为，参战是必然的选择。可是，参战议题真的提出的时候，北京却炸了窝。梁启超后来回忆道：“夫绝交与宣战，不过同一事件进行先后之程序。既已绝交，则宣战乃当然之结果，何至成问题！而吾国人心理，乃有大不可思议者。宣战论之兴，不独前此反对绝交者反对之，即赞成绝交者亦大半反对，即不反对亦迟疑观望。”[18]其实，按冯国璋的说法，绝交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在他们意见中，中国对德绝交，应该是狭义的。“则绝交之后，条约仍属有效”，并非真的跟德国闹翻。[19]也就是说，很多人心目中的绝交，其实是假绝而已，装装样子，当不得真。真要是来真的，绝交之后参战，一时间，反对声浪之高，达到了吓人的程度。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反对，前国民党的议员反对，保皇党人也反对，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骂梁启超“病狂”，说一年后德军进北京，要拿他做元凶惩罚。政府内部很多文官反对，各地军阀，多数也持反对意见。力主复辟的遗老遗少，也一连声地反对。连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都极力反对，口口声声说，合肥（段祺瑞）为梁某人所误。[20]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中国没办法拒绝协约国的要求，站边也就可以了，站在协约国一边看热闹。参与打架，是突破了底线，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国的上层人士，在别的事上，经常打成一团，唯独在对德参战问题上，无论保守与激进，奇怪地达成了空前的共识。从沈曾植到孙中山，反对参战的理由，居然出奇地一致。

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

问题的关键是，主张参战者并没有回答反对者最初的疑问，这场欧洲战事，谁能赢？参战派最有话说的梁启超，也不过是说，欧战就算协约国方面赢不了，同盟国也未必能吞下英法俄美日这五大强国。而中国无非是靠列强之间的均势才能生存，如果真的德国赢了，一统天下，中国参战与否，怎么都是个死。所以，还不如趁机交好五强，为日后争取外交主动，进而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做个铺垫。[21]在此期间，总统府外事顾问英国人辛博森，提交了一系列外务报告，主要内容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察。尽管他作为英国人，本身就有倾向，但在1917年4月之前，这些报告也没能就孰胜孰负提出明确的看法。[22]在那个时代，晚清中国军事改革，学的就是普鲁士陆军。德国陆军天下第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陆战有优势，海战呢？眼下德军进行的无限制潜艇战，似乎协约国方面又没有好的办法应付，这让中国人更加心里没底。原本，两个巨无霸强汉打架，中国不过是个旁边看热闹的小混混，在两条汉子分出高下之前，按说小混混的最佳选择，是避免站边，即使不得已靠哪边近点，也最好避免加入一边助拳，免得吃眼前亏不说，站错了队，日后会被人秋后算账的。当日李经羲在给段祺瑞的信中有句话很有代表性：“本是生就矮人，实难暴成长汉。不求有功，先求免祸。”[23]人们对于中国的实际地位，心中有数，“矮人”而已。他们悲观地意识到，中国参战，即使协约国胜了，也没好果子吃。用杨度的话来说就是，“协约国胜则我不分其利，协约国败则我并蒙其害”[24]。应该说，这样的选择判断，是饱含中国人传统智慧的识时务之举，而梁启超们的想法，倒像是赌徒赌命式的押宝。其时很活跃的政客金永在给张勋的信中，就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外交，是“以全国为孤注，危险至于极地”[25]。有这样忧心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因此，在多数人眼里，尽管身边的列强逼我们站边，宣布对德绝交，但表明我们站过来了也就可以了，参战是万万不能的。一参战，就等于惹祸上身，万一德国赢了，中国就万劫不复了。所以，在众多支持绝交的人眼中，绝交就是一个底线，一个无奈的底线，无论如何，都不能走到参战上去。不仅黎元洪如是想，多数国会议员如是想，连坐镇南京、手握重兵的副总统冯国璋也这样想。当初绝交，他就十二分地不乐意，还亏了一干美国人跑到南京游说，蒙骗他说，绝交“并不意味着走向战争”，这才让他勉强赞同政府的政策。[26]段祺瑞身边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反对参战，前面已经提过。段祺瑞的爱将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明面上通电拥护政府对德方针，[27]但私下里致信张勋，却洋洋洒洒列举了不可参战的八条理由。[28]倪嗣冲是督军团的猛张飞、急先锋，贯彻段的意志不遗余力，但来北京之前也曾致电黎元洪，声言反对对德绝交。他的理由，跟其他反对者几乎一模一样：“将来欧战终了之时，德败，于我无大利；德胜，则大害至焉。”[29]他后来的表现，其实并不说明他真的想通了。如果按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的说法，黎元洪反对参战，其实还有另一层忧虑，怕中国因此被日本控制。[30]当时，日本内阁换人之后，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频繁跟院方的人接触，把他搁在一边，也加重了他的这种忧虑。

然而，按当时的情势，不管中国人有多少疑团，只要协约国诸强，尤其是日美两国坚持要中国参战，中国政府，恐怕很难拒绝。参战的第一步已然迈出去了，第二步死活不挪窝，估计也扛不住。欧战需要中国的劳工，这是不可抗拒的大题目，中国政府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如果死活不参战的话，也得跟协约国签一个“供货”条约。如果这样的话，万一协约国打赢了，中国不是战胜国，是没好果子吃的。协约国败了，由于帮助过协约国，更没好果子吃。这样的考虑，梁启超们实际上是有的。但是，真正有决定权的，不是研究系的文人，而是段祺瑞和他的皖系干将们。力主参战的段祺瑞和他的阁僚们，肚子里的算盘，其实跟梁启超有所不同。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的利益。

袁世凯死了，中国的政治重心也消失了。各地纷纷对中央政府断粮，各省督军，应该上缴的税款，一分没有。但各地督军手里，往往有一个或者两个师，这些驻军本是督军的看家本钱，但理论上军饷却该由中央政府负担，他们不给中央政府交款，却一个劲儿地冲中央要。你只要让他们干点事，就非出钱不可。北京政府的收入，除了几条铁路，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剩下的关余和盐余（庚子赔款是指定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支付的），再加上发行一些越来越没有信誉的公债。这样一个闹穷的政府，需要钱。而参战，眼前就有钱上的好处。首先，如果参战，庚款中德奥部分就不用赔了，而且德奥在中国的租借和其他产业，还可以没收。其次，协约国方面也放出空气，如果中国参战，不仅庚款整体上可以缓付，而且中国的关税，也可以提高。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在跟日本外务省交涉参战事宜之时，日本方面屡屡放出空气，说是这两个问题都好商量。在北京的协约国公使，也表示乐意讨论这个问题。[31]已经身在北京的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已经在跟段政府商谈大笔的借款事宜。其中，参战借款，是重要的一笔。通过这笔借款，日本方面固然可以通过给予武器和训练支配中国军队，但段祺瑞也可以由此得到一支精锐的嫡系武装。这一点，对于手中没有可以直接掌控的军队的段祺瑞来说，显得格外地具有诱惑力。正因为如此，在德国留过学的段祺瑞，反倒主张对德宣战，而受英式教育（黎元洪是学海军的，当年的海军学的是英国）的黎元洪，却偏偏偏向德国。本质上，府院之争，就是个利益问题。1917年3月6日，正当段祺瑞又一次跟黎元洪闹别扭，要辞职时，段的爱将张敬尧来电，认为中国如果不得不加入欧洲战局，应该争取到几个优待条件，比如“改议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各方交涉免除庚子赔款”“接济我若干军费”“助增我国足用之军械弹药”等。[32]此电，应该说反映了当时皖系集团多数人的意见。他们不是不明白参战的危险，但也意识到了当家人不得不参战的“形势”，更看到了参战后可能拿到的好处。

西原龟三关于跟段祺瑞交流参战问题的回忆，很有意思。1917年2月，他第三次访华，跟段祺瑞交谈，一上来就说，你作为军人，认为两边谁能赢？段祺瑞说，德国方面似乎还占优势。西原说，我也这么认为。但你认为德国能渡过海峡，攻下英国吗？段祺瑞说，当然不能。最后两人达成的共识，是德国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时西原说：“既然德国无法制胜，那就勿须耽心德国势力会在六七年内闯进亚洲。因此，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合力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此乃千载一时之良机，万不可失之交臂。寺内首相对此十分关注，希望能够实现。”西原说完这段话，没等翻译译完，段祺瑞“即用双手击股，猛然站立起来，显示出武人的姿态，用一种几乎带有几分颤抖的语调说：‘明白了，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33]

然而，在参战与否的争议中，段政府的理由，多少有点说不出口。你总不能说，参战就是为了钱。跟日本人的协商，也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一时难以公开。而能说出口的梁启超理论，又显得有点苍白和不切实际，很难令人信服。聪明善辩如梁启超，也没法儿告诉人们，到底谁能赢。更重要的是，在府院之间，院方的利益，也就是段祺瑞集团的利益，不是府方的利益。退一万步说，黎元洪也不过是个甩手掌柜，他无须操心政府的财政，也不用看那些纷至沓来的索饷电报。他耳边的七嘴八舌，十有八九，都是对参战后中国悲惨命运的预测。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以后，对俄国能否继续坚持，大家更是没底。当时纷传，美国人不过绝交而已，不会参战，而俄国必然退出战团，“德之潜艇战略已奏奇效，一月后必破巴黎，两月后英民将全数饿死，三月后德军将乘西伯利亚铁路直捣北京也”。[34]即使在1918年的夏天，复辟已经过去多日，中国已经参战大半年了，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还是提到，中国依旧在害怕，害怕万一协约国失败，遭受德国人的报复。[35]

在战争胶着状态下，这些后来看来近乎扯淡的预测，征诸那年月西方的报界，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参战问题，猛然之间，就变得事关民族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了。你还真的不能说，这些嘈嘈切切的议论里面没有真的焦虑。原本，府院之争，里面有彼此的利益之争，也有意气之争，但唯独在参战问题上，反对的府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正义感，找到了道义支撑。起哄的国会，更是义愤填膺，喧嚷不已。偏偏，在这种时候，特别固执、执意要贯彻自己意志的段祺瑞，发现按规矩出牌，实在寸步难行，不得已，又惯性地回到了他主公的老路上，策动军人干政。一旦非常规手段出来，段祺瑞走一尺，他的部下就能走一丈，一群大兵上阵，粗手粗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让主张参战的一方，主要是段祺瑞自己的道义感，流失得更快。而对手黎元洪，似乎也就有了本钱，跟段祺瑞撕破脸大干。

注释

[1]《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709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

[2]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718—719页。

[4]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16—1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5]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一册，第169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

[6]王芸生持这种看法，认为英法俄与日本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有秘密交易。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75页。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提到这回事。（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96页。

[7]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

[8]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35页。

[9]《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84—185页。

[10]（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195、第199页。

[11]（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194—196页。

[12]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2—113页。

[13]《谭延闿关于德领对我抗议陈述六点意见致段祺瑞抄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4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4]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4—115页。

[15]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4—115页。

[16]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17页。

[17]《恽毓鼎澄斋日记》（2），778—77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8]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9]《冯国璋拟中德绝交始末及其利害意见书稿》，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1170—1171页。

[20]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1页。

[21]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

[22]参见《辛博森外务报告》，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

[23]《李经羲为对德关系致段祺瑞函》，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51页。

[24]杨度致张勋函，《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29页。

[25]《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47页。

[26]（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197—198页。

[27]张敬尧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165页。

[28]《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41—42页。

[29]李良玉等编：《倪嗣冲函电集》，第29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0]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编》（上），第206页。

[31]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17—118、121—122页。

[32]张敬尧劝段祺瑞留任及参战原则致傅良佐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下），第1202页。

[33]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36—137页。

[34]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1页。

[35]《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733页。

第三章 督军团政治

督军团，是府院之争之际，媒体给干政的督军们起的名号。所谓督军团政治，就是军人干政，而且是公开、赤裸裸的干政。虽说道理上，人们都知道这样做不对，但终北洋之世，军人干政，从来没有停止过。只要中央政府施政，地方督军们认为不合理，他们就会公开地叫，大声反对。小则针对某个阁员，大则针对整个内阁，甚至总统。最严重的干预，就是诉诸武力。

督军团的缘起

督军团，是府院之争之际，媒体给干政的督军们起的名号。所谓督军团政治，就是军人干政，而且是公开、赤裸裸的干政。虽说道理上，人们都知道这样做不对，但终北洋之世，军人干政，从来没有停止过。只要中央政府施政，地方督军们认为不合理，他们就会公开地叫，大声反对。小则针对某个阁员，大则针对整个内阁，甚至总统。最严重的干预，就是诉诸武力。民国北洋时期的军人干政，其实不仅仅是军人干文官政府的政，而且是武人干武人政府的政，有的时候，是政府里的武人，借助地方的武人同道，来干议会的政。督军团，就是这样的产物。

军人干政，是共和制的大忌。但凡有这种事，国家注定不稳。但是，很多后发国家，民主政体似乎很难避免军人干政。拉美如此，非洲如此，一些亚洲国家，也如此。中国初办共和，最初的两个临时大总统，都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在袁世凯时代，军人干政，曾经是他操纵政局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路径依赖，顺手了。如果说，辛亥年北洋将领忽而帝制忽而共和的呼吁，还多少有些不得已的话，那么曹锟第三镇的北京兵变[1]，就很不像话了，开了一个政治问题利用军人以非常手段干预的恶劣先例。此后在大总统选举中，用所谓公民团来包围国会，这样的公民团，也是由军警组成。这样的干政，更为恶劣，委实为军人干政的一种流氓化的表现。

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使不是共和政体，就算是袁世凯喜爱的君主立宪体制，甚至王朝帝制，军人干政，也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现象。任何一个开国皇帝，打天下用武人，打完了，就得提倡文治，以文治武，以文压武，让武人在政治上没有说话的份儿。好弄权术的袁世凯，在坐稳了总统椅子之后，马上发现自己此前热衷的把戏，不知怎么的，成了病，轮到自己头痛了。

辛亥革命后，各省的首脑是都督，军政大权一把抓，这是战争期间的军事管制体制，按道理只能是临时性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实际上给了袁世凯一个肃清异己、建立威权的机会，也给了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地方制度的机会。然而，这场战争，实际上却只给了袁世凯手下将领们一个据地自雄的机会。建立战功的各路战将，都变成了督军和镇守使。兵权和行政权的结合，是可怕的。武人有了地盘，有了财源和人事权，那么，武人迟早会从中央政府的工具，变成不听话的刺猬。袁世凯对据地自雄的武人，有这样多的迁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共和制的总统，底气不足。后来虽然中央政府另派省长，试图将军权和行政权分割。然而，曾经全权在握的军人，怎么可能痛快地让出权力？因此各地的省长，如果不肯乖乖做督军的小媳妇的话，就只能走路。最关键的是，这样的胡来，袁世凯也拿他们没办法。废督不成，废省设道缩小行政单位也不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称帝，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借帝制，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吊诡的是，在帝制引起的讨袁战事中，恰是因为各地督军的观望甚至倒戈独立，才让袁世凯走向穷途末路的。

袁世凯死后，一个强人消失了，督军专权的结构，却留了下来。中国政治再一次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各地的军阀，对于中央的期待，就是来自那里的合法任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任命，他们就宣布独立。其情形，跟晚唐时期的藩镇割据，非常相似。各省不给北京政府一分钱，除非特别情况，也不许北京政府插手他们的事务，但是反过来，却要对北京政府的政策，说三道四。虽然说，自同光以来，地方督抚过问中央政府的政事，已经成为某种惯例，但这样的干预，是应中央之请，而且相当客气。而且，即使专权，督抚也多数是文官，而眼下的各省督军，却都是军人。

督军团，这是当年媒体起的名号，但督军们自己，也自认有一个团体。要论源起，应该说到1916年5月。此时，洪宪帝制已经宣布结束，袁世凯的统治走到末路，北洋系也人心摇动。在帝制中，坐镇东南，一直首鼠两端的冯国璋，发起南京会议，召集各省督军来南京开会，商议善后事宜。在会上，挺袁和主张放弃袁世凯的两派，争执不下，会议事实上被坚持挺袁的死硬派人士倪嗣冲和张勋搅黄。会后，挺袁的七省督军和代表被张勋请到他的根据地徐州接茬儿开会，形成了死硬派的七省联盟。史称，第一次徐州会议。

中央政府尚在，未经中央政府授权，地方大员擅自召集会议，商议国家大事，原本就是一种中央权威失落的表征。这样的现象，在袁世凯死后，民元法统恢复之际，理应被严格禁止。但是，由于府院恶斗，在段祺瑞越来越难以摆平国会、驯服总统的情况下，这样的地方军人干政的现象，不仅受到鼓励，而且转化为一种准日常机制。但凡地方军阀们对中央有点想法，他们就开会。

这个转化，是段的心腹傅良佐等人的功劳。当然，对此段祺瑞也是认同的。

段祺瑞原本同意与黎元洪合作，同意恢复民元国会和约法，就是姑且一试。试的结果，是处处碰壁，一件痛快事都做不得。须臾不可分离的小徐，也因此而不得不弃用。然而这样的让步，并没有换得对方的妥协。国会摆不平，总统府也摆不平。在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参战问题上，黎元洪就是不肯让步，无论如何也要将参战案搁置。对黎元洪来说，同意绝交，已经妥协到底了，下一步，过于莽撞，事关国家的命运，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段祺瑞为此请来各方大佬商议，黎元洪依然固执己见。他的背后，有国会，还有社会舆论。所以，黎元洪的固执，在这个问题上，非同一般。在跟诸位大佬商议的时候，黎元洪说：“此事当取决舆论。所谓舆论者，不独国会，切当并及省议会商会。”梁启超回忆说，当他发表应该参战的意见时，黎元洪对他怒目而视，连起码的官场礼貌都没有了。[2]显然，在黎元洪看来，舆论，包括督军们的舆论，都在他这一边。

反过来叫，声音照样大

然而，作为北京政府的实际当家人，段祺瑞又非让中国参战不可。对他而言，参战不仅可以获得现实的好处，而且是国家翻身的机会。而且，已经获得日本支持，这个支持，是指向他个人的，机会难得。所以，此事非同小可，绝对不能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段祺瑞也就只好运动督军了。软的一手不行，就乞灵于硬的，文的不成，来武的。1917年4月25日，段内阁以陆军部的名义，召集各省督军进京开“军事会议”。会议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张罗的，原本打算在中南海西花厅开会，但由于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的反对，改在别院统计局大厅。到会者有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绥远都统蒋雁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安徽省长倪嗣冲等，其他省份的督军则派来了代表。[3]当时安徽督军其实是张勋，但地盘却被倪嗣冲占着，张勋的地盘是江苏徐州。所以，身为安徽督军的张勋，赖在徐州，只有一部分部队放在安徽北部吃粮。而安徽实际上由省长倪嗣冲干着督军的活儿。当年在北京，也多次跟这些督军打过交道的美国公使芮恩施，对这些督军印象很差。在回忆录中引述了“粗暴的大块头”山东督军张怀芝在省议会的讲话：“‘先生们，’这位督军非常直率地说：‘你们象一群聚在大笼子里的鸟。如果你们规规矩矩，并且唱一些悦耳的歌儿的话，那么我们就喂养你们，否则，你们就什么都没得吃。’”[4]张怀芝虽然是个大兵出身的粗人，但在省议会是不是真的这样说，还不好说，但这样的话，肯定是他的心声，也是众多督军的心声。在那时，督军们几乎没有喜欢议会的。段祺瑞把这些人召进北京，就是要利用他们跟各省议员的地缘关系做工作，同时，让这些武人，直接对黎元洪施压。

但是，当时各省的督军，多数都反对参战。张勋和倪嗣冲，还在报纸上发表了通电。因此，比较憨直的张勋，根本就没来开会，仅仅派了个代表应付。应该说，参会的督军们，对参战问题，实际上是跟黎元洪意见相近的。可是，在人脉上，他们又是段祺瑞的人。在会上，段祺瑞和傅良佐他们将绝交、参战的始末讲清楚，尤其是讲清楚了参战之后，可以从协约国和日本得到的种种好处。即便此前有种种顾虑，作为实际的政务操作者，在眼前的一堆利益面前，焉能不动心？呼啦啦，督军们的态度转变了。当初拼命叫喊不能绝交、不能参战的倪嗣冲，一连声地反过来叫了，声音照样地大，弄得就是有人有疑问，都不好意思张口了。会议当天，结论就出来了。第二天，曹汝霖电告驻日公使章宗祥，说“督军团会议，督军到者11人，代表列席14人。对德宣战，赞成政府方针者17人，余从多数，全场一致通过。此次会议，以倪嗣冲最为尽力云”[5]。但此前张勋的反对声音和没参与督军团会议的表现，却给黎元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接受张勋进京调停，埋下了伏笔。

随后，督军们涌进了国务会议，坐催。等国务会议通过了参战案，他们又去面见总统黎元洪，死缠烂打，逼黎元洪同意将议案提交议会表决。接下来，他们又举行宴会，招待两院议员，以各省督军的名义，极力劝说议员们在参战案表决的时候，投下赞成票。一时间，北京到处都是督军和随从的身影，八大胡同，每日高朋满座，莺莺燕燕之间，指挥刀和大礼帽相映成趣。

但凡有议会的国家，都有院外活动，由军人们出面的院外活动，虽然听起来有点别扭，但还不至于为议员们接受不了。如果督军团的活动，仅限于请大客喝花酒，限于八大胡同，人们还能接受。但是，段祺瑞的走卒们，玩过了。这年的5月10日，当众议院审议参战案的时候，众议院的门口，忽然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公民团”。跟当年袁世凯时代的公民团一样，组成人员有些是军警，换了便衣，就成了公民了。其中有一些，连装都没来得及换，穿着军装就来了，只不过打的小旗上面写着“海陆军人请愿团”。这些人是公民团的主力，更多的，则是临时雇来的，什么人都有。据记者调查，从天桥打零工的苦力，到街头的乞丐都有，由于层层发包的缘故，参加者，干一天，才能拿到十到十五个铜板。[6]打的旗号，诸如“商界请愿团”“学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五花八门，比当初洪宪帝制的时候少一些，没有什么女性，但战斗力绝对很强，领头的还冲进去见议长，强烈要求议案在当天通过。[7]当初袁世凯时代，议会选举大总统时，公民团的口号，是不选出公民满意的总统，不许出议院半步。现在则是不通过参战案，不许出议院半步，出去“则打死无赦”[8]。好些议员，也就真的挨了打。老国民党人邹鲁回忆说，那天他坐了马车去议院，“车子一到议院门口，所谓请愿团等等就涌来殴打，马车上窗门等物均被打坏。接着有许多议员，也遭到同样的强暴。”气得他等段祺瑞来议院的时候，冲上讲台，要还以颜色。[9]《新青年》对此事的观察，相当细致：“公民请愿团俱有代表统率。昨日先后投刺于议院者，如刘世钧，曾任九江镇守使，癸丑后向袁政府自首，现为陆军部差遣；张尧卿前年与刘艺舟等同时自首者，现为陆军部谘议；白亮为众议院速记，新由院中开除者；赵鹏图为前北京《日日新闻》主笔；此外又有吴光宪、刘坚、周勋锡、史俊民、徐功金诸人。而公民团总代表，则中华大学校长、宪政促进会会员之孙熙泽也。其余分子，除二三等首领外，皆由雇募。传闻有由各杠房中召集而来者，而人力车夫亦颇不少。象坊桥空地，为发给小旗处，不知其属于何团。公民中，有外衣长衫而里裈破碎不堪者，有某校之茶役，是日长袍马褂，杂于广众之中，而自溷于政界代表之列。若就各团而论，军界尚整齐，惟北京市民请愿团，衣衫褴褛者十居八九。平时骡马市大街中国银行兑现处，鹄立其门者甚多，是日独少，闻均为请愿团雇用。人类不齐，可以概见。至于给予代价，闻亦有等差，有半元者，有铜元二十枚者，甚有十五枚、七八枚者，不一其数。”[10]公民团的把戏，当时就被记者把底给挖掉，不知是段祺瑞的人玩得拙劣，还是记者高明。

总理可以请辞，总统不能罢免

同样一种把戏，对同一群人玩，而且老是玩，西洋镜就穿了。当年袁世凯玩这个，本钱大，准备足，尚且让原本很顺当的投票，变得不顺当起来，议员们心不甘情不愿，折腾了三次，才让袁世凯坐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这回段祺瑞的属下玩这个连式样都不换的老把戏，本钱小，花钱少，雇来的人乱七八糟，当场就被记者问漏了底。这样的玩法，不仅议案通不过，段祺瑞自己也下不来台。议员们群情激愤，有人要冲过去打段祺瑞。事闹大了，把外国记者也招来了，还伤到了一个日本记者，由于害怕引起外交纠纷，最后段祺瑞只好亲自出面让警察总监吴炳湘派警察强行驱散公民团。

督军团和公民团最终断掉了参战案协商通过的路，议案被议会搁置，国内舆论由此大哗，报上骂声一片。黎元洪在国会和舆论的支持下，胆气愈壮。当有记者问强藩干政如何应付时，黎元洪吐出“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九个字，[11]为媒体誉为“九字总统”。反过来，段内阁的阁员们，受不了舆论的压力，纷纷辞职。剩下段祺瑞一个光杆总理，还在督军团的支持下，坚持不退，把“一人内阁”[12]的游戏玩下去。一般来说，内阁到了这个地步，总理是早该辞职了。即使再恋栈，也不至于内阁都空了，自己还赖着不走。以往府院风波，稍有不适，段祺瑞就要辞职，有时甚至还动身去天津，可是这回，却一反常态，赖着不走了。段祺瑞这个人，才具不如袁世凯，玩权术也不大擅长，可韧劲却远过之，他认准的事，天塌下来也得做，一挺到底。1920年，直皖大战，皖系战败，他也是硬挺，就是不离开北京。据说曾国藩写过一本《挺经》，其实子虚乌有，是李鸿章杜撰出来的。但李鸿章在甲午之后，身体力行，就是挺。在举国一致的骂声中，死活都不自己退场。袁世凯受人之托，前去劝退，还吃了一鼻子灰。此时的段祺瑞，就是在施展挺的功夫。然而这一挺，却惹恼了原本懦弱的黎元洪。督军团和公民团这两团登场，闹这步田地，黎元洪已经有些怒不可遏了，但中国人的政治，面子总是得给。因此，内阁所有成员辞职，他都照准，专等段祺瑞辞职。一等，段不动，二等，段如故。从5月11日等到5月23日，实在没有耐心了。再等下去，估计他都要崩溃了。于是，破天荒地，总统发布命令，免去了段祺瑞总理的职务。

到底当年的总统有没有权力免去总理的职务？这又是一笔制度的糊涂账。严格地说，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47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13]当时，段祺瑞虽说成天挨骂，但国会并没有弹劾他，总统怎么就把他免职了呢？况且，临时约法规定，总统令需要有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当时国务院只有总理一个国务员，免了总理，怎么让总理副署？所以，免总理此举，至少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无论当时的中国，算是议会内阁制，还是半总统制，这样的事情操办起来，似乎在制度和程序上都有点问题。从这点看，就像我在第一章说的那样，府院双方，对于当时的政体，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偏差。在毅然免去段祺瑞职务那一刻，黎元洪和他身边的人，是把自己当成孙中山和袁世凯时代的总统了。不仅总统自身认识有问题，他们身处其中的制度，更是粗陋到糊里糊涂，让里面的人，每到关键时刻，就陷入违法的困境。

中国政治，是讲面子的，即使是君臣之间，只要没到万不得已，皇帝也得给大臣一点儿面子。民国之后，过去的君臣态势不存在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压力也消失了。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发现跟内阁阁员打交道的时候，撕破脸皮，板着脸说话都很难了。最高国务会议，与会者前天夜里通宵赌博，开会迟到，他既不能责备，也不好查办，只好密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密查大员中有谁赌博。吴炳湘也不敢得罪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14]一般来说，总统和内阁成员之间，无论闹到怎样不堪的地步，位居上者，大概也只能设法让其知难而退，很少会径直免职的。强势的袁世凯都不敢做的事，弱势的黎元洪却做了，不仅做了，而且对北洋系的首领下手。这一下，的确非同小可。有种猜测是，在免段之前，黎元洪得到了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芮恩施“允为后盾”。[15]但芮恩施自己的说法却是，由于督军团的督军们忽然离开了北京，从观察者的角度，感觉黎元洪已经占了上风。在下手之前，黎元洪也心情愉快地告诉他，自己要免段祺瑞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16]即便如此，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去见黎元洪，感觉气氛依然剑拔弩张，黎元洪的幕僚金永炎，居然对他拔枪相向。[17]可见，撕破脸皮，对于当时的政治情形，是件多么令人紧张的大事。

当时的美国，已经认可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否则不会有《蓝辛石井协定》。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授权，一个公使胆子再大，也很难擅自表态给一个没有实力的中国总统做后盾，参与府院之争。所以，黎元洪能下这样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跟公民团事件之后，几乎举国一致的义愤有关，这样的义愤增加了自己坚持不参战态度的正当性和道义感。而张勋以及冯国璋对此态度的暧昧，也间接地鼓励了他。芮恩施的观察也许有道理，原来气壮如牛的督军们忽然悄然离开北京，也的确令黎元洪错判了形势。[18]

不给段祺瑞面子，也就是不给北洋系面子

没了面子的段祺瑞，只能走路，作为中国人和中国官僚，他不可能还赖着不走。但他很愤怒，也破天荒地发表通电，表示免职令没经过他的副署，违法。[19]不给段祺瑞面子，也就是不给北洋系面子。黎元洪的断然之举，一下子惹恼了整个北洋系，一瓢冷水，浇到了滚开的热油里，炸了。

首先发声抗议的，是那个没进京参加督军团的张勋，在免段的命令下达第二天，张勋就发表通电，斥责免段令为非法。扬言，中央首先破坏法律，那么“各省惟有自由行动”。[20]这个张勋，其实未必对段祺瑞有多少感情，更未必是在意法律，但是他反感国会，早就对国会种种作为不耐烦了，此前，一直在骂街，找国会中前国民党议员的麻烦。一个莫须有的张耀曾贩毒案，被他翻来覆去骂个没完。但此时，张勋还只是抗议，而督军团最活跃的团员倪嗣冲，径直采取行动，宣布独立于中央政府，并派兵扣留津浦线上大量车皮，扬言要运兵北上，“准备与奉鲁豫三省共同进兵北京”。[21]接下来，参加督军团的团员们，纷纷宣布独立。连有国民党前科的山西督军阎锡山，都打电报给倪嗣冲，信誓旦旦，要秣马厉兵，筹备进兵，“追随公后”。[22]如果真的都独立的话，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就没了。自打讨袁以来，各省宣布独立，成为地方反抗中央政府的一种撒手锏。所谓的独立，不是真的脱离中国，自立国家，而是脱离中央政府管辖，自行其是。一般这种独立，对中央政府的威胁都不太大。但是，此番的独立，却非同一般，不仅火药味更浓，而且真的对中央政府具有颠覆性的威胁。独立的各省在6月2日居然在天津成立了军务总参谋处，宣称要另立临时政府。[23]而此时的中央政府，代表者是黎元洪，而黎元洪大总统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空头总统。

当倪嗣冲宣布独立的时候，某些外国人认为，如果黎元洪马上下令将倪氏免职，并下令惩办他，“并指定一个地位低于他的军官代其职务，则其余的军阀都会跟倪氏疏远，总统就可以各别地对付他们”。但是，他（黎元洪）被人说服，反而给了倪氏一封安抚的信。[24]

当然，这更助长了倪氏的气焰。然而，罢免一个督军（倪嗣冲等于是督军），这连袁世凯都做不到，黎元洪怎么可能做到？

更令黎元洪焦心的是，不仅督军团没有怕了他，而且原来属意的接替段祺瑞的人选，一个也不肯出任总理。本来，他以为得罪了段祺瑞，不得罪北洋系就好，再请出一个北洋元老，也就行了。没想到，继任的总理，徐世昌不肯做，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也不肯做。无可奈何，只有一个说起来跟北洋系有点关系的前清半遗老李经羲肯出头，也就只好让他出头了。这个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辛亥革命的时候，做到云贵总督，是个精致的公子哥儿。新军云南起义，他做了俘虏，蔡锷放了他一条生路，去了香港。此人贵公子出身，自负倒是很自负，可是本钱有限。进入民国，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肯痛快出山，也不能断然隐居，做伯夷叔齐。袁世凯尊他为嵩山四友，无非是把他当尊菩萨供起来。黎元洪选他，一来是没有办法，二来觉得北洋系是从淮军脱胎而来，而他是淮军祖师爷的侄子，多少有点关系，没准儿能行。而李经羲也有这样的自我感觉：“北洋出自淮军，余乃淮军前辈。”[25]其实，说北洋出自淮军，已经相当牵强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的确有不少人是从先前的淮军中来的，但新建陆军，却是另起炉灶的产物。当时李鸿章还在，袁世凯已经对李不大尊敬了，后来的北洋系，谁会买这个无权无势的半遗老的账呢？

不过，李经羲出来，也有一个作用，就是促使黎元洪下决心，请出张勋。因为李经羲出山的条件之一，就是让张勋来调停。在李经羲看来，巡防营底子的张勋，跟淮军的关系更密切。就这样，复辟的大戏正式开锣，张勋登场了。

黎元洪请张勋来做调停人，固然觉得张勋本意也反对参战，屁股没准儿会坐在他一边，但本质上，却是对督军团的一种妥协。张勋是徐州会议的盟主，而徐州会议的参加者，就是督军团。黎元洪扫了督军团一个老大的面子，想通过给另一个老大更大的面子来挽回形势。刚上台的时候，黎元洪曾经声色俱厉地斥责过军人干政，然而没多久，就屈身下节，央求张勋前来“干政”。让秘书长催，自己催，而且联电催促，生怕人家不来。这不只是黎元洪个人的尴尬，而且是共和制度的尴尬。军人不干政的原则，在现实面前，只能算作一个不值钱的头花，一旦政治需要，就可以当用过的抹布，丢进垃圾堆。

注释

[1]北京兵变还找不到袁世凯授意的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是有的，而且，兵变的结果，恰好可以灭掉革命党要他南下就职的安排。

[2]《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第731页。

[3]《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1917年5月1日。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07页。

[4]（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2页。

[5]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第127页。

[6]《中华新报》，1917年5月14日。

[7]《中华新报》，1917年5月24日。

[8]《晨钟报》，1917年5月11、12日。

[9]邹鲁：《回顾录》，第7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10]《宣战案与政潮》，《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11]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6页。

[12]这是陶菊隐的话，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第20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1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35页。

[1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2页。

[15]许田《对德奥参战》，载《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二期。

[16]（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5页。

[17]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0页。

[18]（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5页。

[19]《中华新报》，1917年5月27日。

[20]《申报》，1917年5月27日。

[21]李良玉等：《倪嗣冲年谱》，第157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

[22]《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卷，第48页。台北，“中华民国国史馆”，2003。

[23]《申报》，1917年6月6日。

[24]（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6页。

[25]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1页。

第四章 复辟烟云

这个伦理型的国度，日常的伦理，无非三纲五常，无非忠孝仁义，山野农夫、贩夫走卒都知道。而君主恰是这个伦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旦这个关键的要素残缺了，整个伦理道德架构都在摇晃。

士绅政治下的晚清

最后几年的清朝，就像一个慢性病人，患病多年，病入膏肓，眼看就要咽气，忽然间得一良医，服药治病，看着渐有起色，但不知怎的，病人自己偏又不肯治了。不仅不治，而且一味胡闹，生冷不忌，冷不丁得一次感冒，搁在平日无事，现在却病来如山倒，稀里哗啦就完了。一个王朝完了，一般来说，怎么都有殉节的，有抵抗的。有力者抵抗，无力者殉节，两者加一起，算是这个王朝丧礼上的最后一阵哭号，或者说最后一点儿体面。

但是，清朝的覆灭有点特别。一来它是异族王朝，如果说，庚子以前，汉人还有点含糊的话，庚子之后，革命党人宣传攻势一阵紧过一阵，不管乐意不乐意革命，好多人都知道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怎么都不会开心。窗户纸，不捅便罢，捅了，人心也就透亮了。哦，原来你们是胡人，非我族类。同时，清朝灭，民国兴，怎么说都是先进制度取代落后制度，社会达尔文主义自打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之后，深入知识界的人心。日渐开化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变革，多少还是有些期待的。毕竟，晚清七十年，受西方的窝囊气太多，挣扎来挣扎去，似乎只有一条路——学西方。既然非走这条路不可，谁不想来个彻底翻身呢？眼看着一个最先进的制度落地了，怎么能没有指望？

所以，在这个王朝的弥留之际，哭号之声并不大。整个过程，能抵抗一阵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勋，一个是前陕甘总督升允。西安旗营的抵抗，仅仅是因为起义者尽是帮会中人，存心报复，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无奈挣扎了一下而已，很不像样子。至于北洋军冯国璋带兵打武汉，在他而言，也许是抵抗革命，但在他的主公袁世凯，只是打出一点儿讨价还价的本钱。众多名臣之后，王公大臣，事到临头，充其量就是走人，带上家小，去香港、青岛、大连，去上海租界，没有哪个肯为这个王朝殉节的，哪怕做做样子的都没有听说过。按道理说，如果这个王朝真的像这些人后来怀念的那样，深仁厚泽，怎么说，也得有几个肯抹脖子跳井的。

中国是一个士绅社会，士绅在政治上说话的份额，朝代不同，大小不一。同样是清朝，湘淮军兴起前后，也大不相同。清朝的中前期，对汉人士绅，一般说来是防范多于倚重。虽然地方官办事，还是得倚重士绅，但士绅公然干政，还是不被允许的。尽管嘉、道以来，朝廷统治机器锈蚀，有事就得让士绅发动群众，练乡团帮忙，但士绅们真正堂堂正正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在皇帝被长毛逼得走投无路之后。从此以后，士绅的崛起，就无法阻挡了。到清末新政，汉人士绅和绅商，已经成为足以左右朝政的最重要的力量。反过来，朝廷变法，也是沿着嘉、道以来的习惯，越来越多地依赖士绅，也就是放权给士绅。士绅通过地方自治、社会团体、民办报刊以及咨议局和资政院四种渠道，干预政事，发出自己的声音。

尽管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革命党越来越活跃，但他们的活动，仅仅策动了极少数激进分子。对于多数汉人士绅而言，革命党人的宣传，显然要比他们的起义更有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仅限于消解满人统治的合法性。革命，是革命党人唯一的选项，却并不是多数士绅和绅商的选项。但不容否认的是，革命排满的宣传，对满人“原罪”的揭发，的确消解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令士绅和绅商们对满人统治者缺乏了耐性，不大能容忍他们犯错，尤其是犯大错。

1908年年底，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虽然并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但却执意要把权力和资源都抓在自己手里，让朝政的轨道，重新回到清朝中前期满人当家、汉人做事的老路上去。这样的好事，连经验老到的西太后都做不到，载沣这样的黄口孺子，当年的80后，做起来就只能招人笑，也招人恨了。三年不到，载沣就从赶走袁世凯，走到皇族内阁，同时，还把各省原本民营的铁路，收归国有（中央）。这样的倒行逆施，即使思想保守的人，也未必会赞成。而在新政中一干声音很大的人，几乎都给惹翻了。提前预备立宪的请愿，实际上就是一种公然的抗议，可惜，载沣们收权收得上了瘾，根本没意识到这点，依旧按既定方针走下去。

所以，皇族内阁问世的时候，立宪派中靠近康梁的这部分人，已经非常愤怒，快要被逼反了。保守持重一点儿的，也感到不可思议。在江南一言九鼎的张謇、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很生气，也很失望。张謇的自编年谱上有这样一段话：“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这是他当年真实的感觉。为此，张謇甚至到上海，联络汤寿潜等人，上书切谏，要求摄政王改弦易辙，任用汉人有学问阅历者。[1]自打中进士点翰林辞官南下以来，十几年不进京城的张謇，破例来到了北京，面见摄政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当面劝阻。舌敝唇焦地苦谏半天，最后，不得要领，张謇这才明白：“自家拼命的自杀自亡，他人是救不来的！”[2]连张謇这样的人都感到绝望，这个王朝真要有人推的时候，就没人帮了。经历过辛亥革命的冯友兰老先生，说辛亥革命，至少有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3]，其实，不是绅打倒官，而是汉人士绅帮忙推倒王朝。一部分的官，像程德全这样的人，实际上也参与推了。

汉人中，真正帮忙扶保江山的，大概只有张勋这样的莽夫。其他的人，除了帮忙推的，都站在一旁作壁上观。这也是王朝更迭时的常态，众多大佬，让他们马上背弃旧主吧，多少有点不忍，也不适应，更不知道新朝会开什么价码，所以只好等。即使张勋，在清廷退位之际，也没有带兵进京勤王，还是接受了改朝换代的现实。他自己解嘲，是因为“诏改共和”，他只能遵行。[4]换个说法就是，由于接掌政权的是袁世凯，而袁恰是他的故主兼恩师，加上大势所趋，只能顺从。他在自述中说：“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5]只是，江山易主了，他却不肯剪辫子，也不让自己的部下剪。虽然自己也接受民国的政令，但只要进入他的领地，看起来就像清朝还没有走。摆了一个忠臣的姿态，算是宽慰自己。其实，张勋这样做，对于他的部下而言，未必不是一种福利。民国成立，剪辫令下，即使北洋军里，士兵们也多不乐意。冯玉祥回忆说，当年他事先做了动员，把嘉定屠城和扬州十日的故事，细细讲给士兵听，还发了赏钱，但剪的时候，还是哭成一片。“剪过后，有的把辫子郑重地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个三四天不止，总觉得不惯。”[6]到了1915年8月，洪宪帝制已经闹得铺天盖地之时，张勋也不能免俗，给袁世凯发了劝进电。电中特意强调了清室不能复辟，因为当年清室就是“我大总统”保全的，而只有我大总统高升一步，清室的优待条件才能得到保障。[7]也就是说，张勋在清亡之后，对于袁世凯，一直是认账的，即使胡闹到了帝制自为，也还是认账。这一点，跟其他的复辟狂，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基本上都深恨袁世凯，说他是曹操，是王莽。帝制自为之前恨，帝制之后更恨——既然中国要皇帝，为何不还给清室，非要自己做？所以，当时有人说，对于袁氏而言，张勋“既为功狗，又为顺臣”[8]。忠诚度，其实跟其他北洋将领比并不差，也就是脑后多了一根辫子。

辛亥鼎革，对于国人而言，没了辫子，还只是个审美的问题，没了君主，不仅不习惯，后面的麻烦也更大。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如果算上王制，则至少有三千年的传统），骤然之间没有了皇帝，可不是件小事。辛亥前，即使革命党人的宣传，也多数在讲排满，民主共和在革命党人中间，也不甚了了。民众，包括多数的士绅，已经习惯了皇权下的生活。君主立宪没有问题，但去掉皇帝，心里的天平，未免失衡。这个伦理型的国度，日常的伦理，无非三纲五常，无非忠孝仁义，山野农夫、贩夫走卒都知道。而君主恰是这个伦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旦这个关键的要素残缺了，整个伦理道德架构都在摇晃。所以，这场大变革，虽然革命的烈度不大，破坏也比预想的小，但革命后制度变革导致的动荡，却出人意料地大。

习惯了三纲五常的中国人，没有了皇帝，统治层很难建立效忠的结构，作为总统，不敢轻易处罚各部的总长。对于各省越来越不听招呼的督军，一时也找不到好的办法。废省设道的构想，在各省督军的反对下，成了一张废纸。每个省的督军，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可能被赶走。同样，师长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旅的旅长，也照样坐不稳。每一层对下级的控制手段，只有赤裸裸的武力威慑。再不就任人唯亲，让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做下属，练一支七姑八姨外加舅老爷的部队。底层社会的治安状况，比之刚刚过去的清末新政，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由于没有了“王法”，过去非法存在的第三社会，变得空前活跃。帮会、土匪、私盐贩子，纷纷公开活动。[9]一个小小的白狼团伙，居然让北洋军围追堵截了好几个月。不是北洋军战力下降得太快，而是普遍的秩序混乱，给追剿造成了格外的麻烦。

民国的乱象，让那些原本站着观望的遗老遗少，猛然间生起对前朝的无限怀念。有些人，是期待“新朝”的召唤，久候不至，心生怨望。有些人，则是看到纷纷扰扰的乱象，开始对这场大变革失望。走得远的，就开始期待甚至策动前朝回归了。

像蒙古贵族升允、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这样的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组织宗社党，希图恢复清朝，本不奇怪。说起来，满蒙贵族中，这样的人应该说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多数人，尽管进入民国之后，境遇不佳，却都默默认命。真正的复辟呼声，其实来自汉人，汉人的遗老遗少。这批人“包括以前曾任清朝中央政府的太傅、大学士、尚书、部臣、大学堂监督、翰林院编修、地方政府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提学使，乃至一般的幕僚、部属等等。他们大多数是进士出身，因此除官僚职务以外，还具有‘文人学士’的身份，他们受传统文化熏染最深，又是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和直接传播者，因此在社会上的影响较满蒙王公贵族为主的宗社党为大，活动范围也更广泛”[10]。由知情人撰写的《丁巳复辟记》上说：“辛亥国变以后，遗老旧臣，志图兴复者，有升公允（字吉甫）、刘公廷琛（字幼云）、沈公曾植（字子培）、王公乃徵（字病山）、胡君思敬（字漱唐）、陈君毅（字贻重）、温君肃（字毅夫）及伯兄曾寿（字仁先）等。六年以来，奔走筹画，未尝一日懈其志，而诸将中可与谋者，唯张勋一人。”[11]这里提到的升允、刘廷琛、沈曾植、王乃徵、胡思敬、陈毅、温肃和陈曾寿，除了升允，都是做过前朝高官的汉人遗老。其实，后世称道的大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在前清虽然没有官职，但按思想观念，也都算是遗老遗少，而且他们对复辟也有期待。不过，武人之中，可以言复辟者，却并非仅有张勋一人。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倪嗣冲，一个是冯国璋。

复辟三巨头

倪嗣冲说起来，原是个文官。祖父中过秀才，父亲中过举，自己也有秀才功名。这在他的家乡皖北，就算是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了。其父倪淑，闹太平军时，组织过乡团，跟着苗沛霖打过仗，还属于那种清末以来有武装的实力派人物。跟张勋一样，倪嗣冲的发迹，在于跟上了袁世凯。所不同的是，张勋是草根，而他有来头。不过，无论是在山东剿义和团，还是进京宿卫皇宫，抑或出关在东北剿匪，他的地位，都在张勋之下，半属于跟着张勋混的。辛亥革命爆发，已经被革职多时的他，因袁世凯的关系得以起用，被任命为河南布政使。为了跟革命党争夺安徽，袁世凯派他回到皖北。他以家乡子弟兵为基础，聚拢了一支杂凑的军队，在他的家乡打败了革命党人，占据了皖北。二次革命，顺势驱逐国民党都督柏文蔚，成了安徽王。袁世凯称帝，西南抗命，倪嗣冲被派往湖南平乱，张勋变成安徽将军。但倪嗣冲并没有全军赴湘，不久，帝制完结，他的军队又撤了回来。但是，接任的总统黎元洪却任命他为安徽省长，张勋为安徽督军。实际控制安徽的是倪嗣冲，张勋则依然驻扎在徐州，占着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地盘。在那个时代，张勋、倪嗣冲和冯国璋的关系，是最为奇特的组合。

倪嗣冲做省长，但他并不是文官。他另一个头衔，是安武上将军。跟张勋一样，他的部队，基本上是巡防营的底子。类似的部队，比如陆荣廷和张作霖的队伍，都变成了新式陆军的编制，唯独他和张勋，还有毅军姜桂题部，没变。他的部队叫安武军，张勋的部队叫定武军，依旧巡防营的编制，营为基本单位，若干营上设统领。根据日本黑龙会的情报，张勋应该是安武和定武军的总帅，拥有精兵五万。[12]这话有点夸张，但在很多事情上，倪嗣冲的确都听张勋的。

虽然说，安武军没有留辫子，但官佐和士兵，头脑却很旧，他们的统帅更旧。跟张勋一样，倪嗣冲做督军也好，做省长也好，还是前清巡抚的派头。府里的所有规矩、仪式完全抄袭巡抚衙门，大门如何，二门如何，卫士如何，侍从如何，都是前清的规矩，连端茶送客，都是老一套。不管什么人介绍来求官谋职，备好红帖、履历，双手奉上，他就乐意接，否则，事情就麻烦。部属见他，一律行跪拜大礼。发号施令，动辄发出令箭。上级有公事下来，需要通知下属，不用电报，也不用通信员，依旧沿用前清时代的“滚单”方式，一个通知交给部下传阅。据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王法、王法，有王才有法。没有皇上了，还谈得上什么法。”[13]

这种一脑子前清规矩的人，按道理，应该是张勋的同道。《盛京时报》就说倪嗣冲和张作霖，是军头中对复辟“赞成最力”的人物。[14]其实，倪嗣冲也不是没打算做同党来着。最后一次徐州会议，商议复辟，别的军阀，也许是虚与委蛇，但倪嗣冲应该是当真了。只是，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张勋并没有事先跟倪嗣冲交底。张勋复辟，虽然仅仅给了倪嗣冲一个安徽巡抚的名分，但他立即响应，恢复宣统年号，下令全城挂龙旗。据他的侍从讲，复辟当日，倪嗣冲就把收藏多年的袍褂顶戴花翎找出来，辉煌地穿戴起来。[15]若不是段祺瑞那么迅速地马厂誓师，宣布讨逆，他的拥戴复辟的电报，说不定就拍出去了。

冯国璋是大兵出身，但他这个大兵有点特别，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淮军武备学堂学生身份考上秀才的。当年武备生多出卒伍，冯国璋考中之后，李鸿章很是高兴，说：“武校出文生矣。”[16]后来，跟上了袁世凯，在北洋军里，冯国璋步步高升，每到需要考试的时候，都基本上没有问题，不像他的老把兄段祺瑞，动不动就得袁世凯出面疏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袁世凯出山之后，武汉前线的指挥官是他冯国璋。冯国璋一口气把武汉三镇拿下了两镇，革命军那边，黄兴亲自督战，照样节节败退。眼看第三镇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军自己也打算放弃了。冯国璋因此而得到朝廷的嘉奖，得了二等男爵。但是，在这个关节眼上，袁世凯却下令停战。冯国璋几次三番发电报，要求接着打，但袁世凯就是不肯。担心冯国璋妄动，袁世凯用段祺瑞换下了冯国璋，让他回来坐冷板凳。新上任的段祺瑞在前线随袁世凯起舞，配合得天衣无缝，而退下来的冯国璋却郁闷得要死。据他自己后来说，曾经上书隆裕皇太后，只要再发四百万两饷银，他就可以独自领兵平乱。隆裕拿不出那么多钱，冯国璋退而求其次，要求发三个月饷，也可以，隆裕还是拿不出来（宫里的内帑，都给了袁世凯）。[17]清廷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满人王公不肯屈服，可说来说去，可以依仗的，却只有一个冯国璋。溥伟大着胆子，说他可以上前线，但这个公子哥，从来没沾过兵，谁能信呢。隆裕说载涛管过军队，问他兵力状况如何，但载涛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18]

在那个历史性的关头，就算冯国璋有心力挽狂澜，事实上也做不到。北洋军，是袁家的，他自己，也是袁系人物，离开了袁世凯，他什么也做不了。南北和谈告成，清帝退位，冯国璋很不满意，“公以无位则帝号不存，位为虚，政为实，政可让，位不可去，力争累日”[19]。但是，从武汉前线回来之后，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兵权，就是想干点什么也干不了。尽管如此，在满人亲贵眼里，他却跟张勋一样，是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之人。正因为如此，也只有他，可以去统领基本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只求自保的禁卫军，也可以相信他，能捍卫他们的利益。这个大兵里的秀才，对清室的感情，硬是跟别人不一样。进入民国之后，某些奔走复辟的遗老遗少，一直都把冯国璋视为争取对象，冯的幕僚里，也有胡嗣瑗这样的复辟狂。虽然说，他没有听这些人的鼓动，轻举妄动，但也没有把这些复辟分子抓起来，送到北京究治。袁世凯称帝，他显然不赞成，但是他的不赞成却和段祺瑞不一样，好像是说，既然共和不好，要恢复帝制，那还不如还政于清室。后来袁世凯皇帝做不成了，要退回到总统。他作为北洋大将，当然不好明确反对，提出的意见，却跟西南反袁者根本不一样。他说，袁可以继续做总统，因为是当日清室授权的。“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项城仍居大总统之地位。”[20]这样的调子，跟遗老们所说的，袁世凯是奉清室之旨办共和，几乎一模一样。

第四次徐州会议，冯国璋自己虽然没有与会，派代表来的，但对张勋毕恭毕敬，一个劲儿地表示，“谨当追随其间，遇事总与我哥取一致行动”[21]。但是，另一方面，他安排在日本的情报人员，将日本的寺内政府跟段祺瑞的秘密交易情形，也都告诉了他。他非常清楚，他的老把兄段祺瑞的本钱有多大。[22]所以，张勋挂起龙旗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响应。尽管曾经在他幕中的胡嗣瑗已经提前来南京游说，但毫无作用。

来自文武两方面的复辟势力，自民国成立以来，活动是越来越频繁。从本质上讲，他们跟以满蒙王公为主体的宗社党是不一样的。宗社党的活动，没有什么社会基础。这些人，原本在晚清就是些无能之辈。说玩，什么都行，说干事，则百无一能。只有一个升允，稍微强一点儿，但他的基础，大体在回民那里，只要回民领袖不买他的账，也就无所能为了。如果没有一些日本人不断的支持，宗社党的活动，根本不值一提。（日本政府出于给袁世凯捣乱的心理，对此也暗中给以便利。）但是，以汉人遗老遗少为主体的复辟势力，却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很多前朝过来人，不管是不是希望清室回归，对于民国这种纲常紊乱、时局不靖的局面，都十分忧虑。

如果说，袁世凯在的时候，张勋心里还算踏实，袁世凯一死，他可是真动了清帝复辟的心。在袁世凯死后的那一个月里，由于遗老们的穿针引线，连冯国璋都被说动，打算跟张勋联合行动，实行复辟。1916年一位遗老胡思敬在给另一位遗老，也就是后来张勋复辟的谋主刘廷琛的信中，提到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曾经说动了冯国璋，想要跟张勋一起行动，实行复辟，“允拨一旅先行，并济饷四十万，后即随时接应”。后来因为见了日本领事，临时打消了主意。[23]曾在冯国璋幕中做事的恽宝惠也回忆说，1916年袁世凯死的时候，他在幕中曾经见过张勋给冯国璋要求联合行动一起复辟的信，冯似有所动，但后来没有动作。也说是因为见了日本领事，因而打消了行动计划。[24]徐致靖的后人回忆，说康有为谋复辟，曾经跟徐致靖联系，说是“冯河间等已联络妥，事大有可为”[25]。这种事，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来自日本方面的情报是说，为了进军北京，张勋曾经给冯国璋亲笔写了信，但冯国璋因为国民党方面的游说，以及段祺瑞派的工作拒绝了，因此惹得张勋十分恼火。[26]虽然说，冯的思想的确靠近遗老，但让他行动，却也很难。那么大的事，只派一个旅，有点不像样。如果是真的，很可能也是半心半意，试探着来。冯国璋和段祺瑞同为北洋之杰，但行事风格却大不一样。段是有主见也敢干的人，冯恰恰相反，他需要人替他拿主意，拿完了主意，还要指挥他。这个指挥他的人，还得是有这个资格的。而在当时，举国上下，还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此番复辟未成，但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权威坠落，割据态势已成。接掌北洋的段祺瑞，显然没有袁世凯的威望，连个黎元洪都搞不定，府院之争，国会的纷扰，不断地把张勋等人复辟的念头燃起，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张勋带了不到五千人马，就敢推行复辟，而且复辟之后，如果不是段祺瑞在第一时间宣布讨逆，各省军阀，多数的态度其实相当暧昧。如果张勋能站稳脚跟，对这些人来说，再有一个皇帝，也未必不是一种选项。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军阀，面临的问题，跟袁世凯一样，在三纲缺了关键的一纲之后，维系体系的忠诚，成了严重的问题。

对于那些遗老遗少来说，他们不仅忧心没有了皇帝之后，“道德廉耻之沦丧”，还痛感“时局犹如五代割据”。对复辟的追求，实际上根据有的学者研究，是出于一种“‘五代式民国’下道德的焦虑”。[27]同时，对于民国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纲常紊乱、风习西化的局面，遗老们更是痛心疾首。在他们看来，这是顾炎武所谓“亡天下”的征兆。向往复辟，就是渴望通过王朝的复辟，挽回世道人心。

但是，自打严复的《天演论》问世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风靡中国上流社会。这种风靡，有着学习西方包括日本的背景。制度的演进，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撑。而大小军阀，其中好些人，最初不过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产物。对他们而言，之所以投笔从戎，不过是遵从这个风靡天下的主义的命令。共和制度，是被西方印证了的先进制度，虽然在中国的实践有点乱，但让这些武夫全盘否定这个制度的魅力，他们还没有这个自信。他们中间，也就是张勋、倪嗣冲和冯国璋这样的人，以及一些绿林大学毕业的好汉，才会对遗老们的哀叹比较听得进去。即使是他们，一旦周围有了新人物，也会动摇起来。冯国璋身边的翰林幕僚，一个个离开，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时的中国政治，毕竟要受外交的影响。军阀们做什么，做了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西方列强，尤其是近在咫尺的日本的态度。在摸不准日本明确态度的时候，没有几个傻子，会贸然蛮干的。

遗老们的忧心是真的，有些人学问做得也不错，但却拿不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工具，甚至找不到一个真心支持复辟的列强，做他们的后台。支持宗社党的日本人，其实也未必真的是想要清室重掌大权，无非是给中国添乱而已。复辟狂们，拿不出像样的货色，能让这些武夫对他们具有充分的信任。其实，遗老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军阀们所赐。正是这些军阀（当然也包括张勋）的割据，才造成了当时的乱局。然而，遗老们复辟的大梦，偏偏又寄托在这些武夫身上。事实上，就算张勋复辟成功了，拥戴他的军阀们，也根本不可能交出兵权，放弃割据。有了皇帝，五代再现的局面，也还是依旧。五代一天都没缺了皇帝，但武夫割据，其统治远比北洋时期更残忍，秩序更混乱。北洋的武夫，除了极少数人外，由于欧风美雨的浸润，多少都会讲点文明，做事还有底线。

民国之后，复辟的烟云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上空，但却始终只是浮云而已。张勋成不了气候，即使加上倪嗣冲和冯国璋，也照样成不了气候。

注释

[1]张孝若《辛亥革命前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37页。

[2]张孝若《辛亥革命前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38页。

[3]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自传》，第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张勋：《松寿老人自叙》，民国十一年刻本。

[5]张勋：《松寿老人自叙》，民国十一年刻本。

[6]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3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1050—1051页。

[8]张赣盦《复辟详志》，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597页。

[9]过来人回忆说，皇帝没有了，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没有了皇帝，老百姓钱粮不乐意交了。浮浪之人，大街上就公开聚赌，私盐，也堂而皇之地在大街上卖。县知事要禁，反而被私盐贩子聚众冲击公堂，吓得逃走。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7—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0]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53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

[11]冷汰《丁巳复辟记》，见存萃学社编《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2页。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

[12]《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122页。

[13]吴学显《封建军阀倪嗣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第436页。

[14]《盛京时报》，1917年7月5日。

[15]吴学显《封建军阀倪嗣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第441页。

[16]张一麐《冯国璋事状》，见《近代稗海》第五辑，第598页。

[17]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13页。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第7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8]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八），113—114页。

[19]张一麐《冯国璋事状》，见《近代稗海》第五辑，第601页。

[20]张国淦《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177页。

[21]《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52页。

[22]蒋士立《1917年美日拉拢中国参战密报》，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219—220页。

[23]《胡思敬致刘廷琛函》，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91—92页。

[24]恽宝惠《张勋复辟见闻》，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9页。

[25]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第五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9页。

[27]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180—18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

第五章 张勋来了

贫苦的农民当兵，多半是为了吃粮。如果命好，打仗玩命而后还没死，又遇上贵人赏识，升了上去，能混出来的，多半在朴实憨直之外，还有点农民的狡黠和能干，张勋也是这样。张勋很憨厚，但由于做过书童，伺候过大人物，所以很懂得察言观色，辨人面高低。说话办事，讲究分寸。

空头督军的简历

张勋在民国，是个大人物。民国做过督军的多了，有哪个督军能比得上他这个空头督军有名呢？但是他这个大人物的大，跟别的军头有点不一样。当年军阀林立，张勋名为安徽督军，但安徽的地盘，却是倪嗣冲的。若论实力，他占地不过徐州和海州（今连云港）二地，军队不足三万人，比一个镇守使稍微强一点儿。横说竖论，似乎不该有这么大名气。但在当年，众军头论起来，除了段祺瑞、冯国璋，就数他了，好些督军，都唯他马首是瞻。袁世凯洪宪帝制有了大麻烦，冯国璋召集各省督军到南京开会，安着心打算不臣。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张勋去了一搅和，还就是把冯国璋的图谋给挡了。随后，在段祺瑞和徐树铮主导的督军团政治中，徐州还真就成了中心。

张勋早年，按现在的标准，有份不错的简历。出身好，三代贫农，幼年就成了孤儿，是个放牛娃，苦得不得了，都快活不下去了。做过书童，后来混不下去了又去投军，赶巧进了苏元春的部队，偏又赶上中法战争，参加过著名的镇南关-谅山之战，有股子憨劲儿，敢玩命，而且命大，积功成为参将。如果他的历史到这儿戛然而止，按后来写史的标准，那么张勋无论如何都是个正面人物。因为复辟的缘故，留下来的关于他早年经历的文字，多有演义，漫画式的演义。其实，即使安心涂白鼻子，人们也还真找不到张勋太多的劣迹。在清朝，从军的贫寒子弟，只要能活下来，都会拼命往上爬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小兵混成大帅，更是要用张三、李四等同伍兄弟的血来换，一路上都是血，都是人命，自己也是脑袋别在裤带里，不知哪天就丢了。张勋的命不错，跟洋鬼子一场血战，居然活下来了。后来又很早就进了袁世凯的大营，在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之时，还担任过袁的中军。这让他在北洋团体里，也有了一份资历。算不上是嫡系，但也是一分子。只是在山东的时候，他一丁点儿阶级觉悟都没有，追剿义和团，一点儿不手软，手上沾了不少义和团的血。由于袁世凯的保举，升到了总兵的位置上。随后被袁世凯派去为从西安回銮的西太后和光绪帝护驾，凭着那股子农民的憨劲儿和忠心，得到了西太后老佛爷的赏识。据说是雪夜亲自在西太后驻跸的营帐外站岗，被西太后发现，感动得不得了。那年月，西太后刚刚经过庚子逃难之灾，对所有的效忠，都特别容易感动。进北京之后，张勋负责皇城的午门宿卫，担任颐和园护军统领这种此前满人才能担任的职位，可见西太后对他的信任之深。在做颐和园宿卫之时，还借机跟西太后身边一个得宠的太监马宾廷结为兄弟。后来到东北，又遇上了赵尔巽和徐世昌，这俩文官，都很赏识这个粗人，他先担任防营统领，后为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营。东三省马贼多，作为防营，必须得剿匪。张勋颇有心计，以毒攻毒，收匪剿匪，因此有功，升为提督，赏穿黄马褂，爬到了旧式武将的顶峰。在东北，还结识了从胡子从良的张作霖和冯德麟，这俩人后来一直都很乐意追随张勋。复辟时，张作霖滑头一点儿，加上正在跟冯德麟闹矛盾，只在家里响应，没有贸然出头。而冯德麟则直接去了北京，参与复辟。也是在东北，张勋干了一件很有性格的事，在徐世昌调职时，他居然擅自跟着走了，一去不回，被接任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参了一本，说他擅离职守。由此可见，他跟徐世昌的关系之深。不过，由于老佛爷太喜欢他了，他也没受什么处分，只是赋闲了两年。1910年奉命到南京，统帅江防各营，辛亥革命前夕，补授江南提督，算是个武职的方面大员了。

贫苦的农民当兵，多半是为了吃粮。如果命好，打仗玩命而后还没死，又遇上贵人赏识，升了上去，能混出来的，多半在朴实憨直之外，还有点农民的狡黠和能干，张勋也是这样。张勋很憨厚，但由于做过书童，伺候过大人物，所以很懂得察言观色，辨人面高低。说话办事，讲究分寸。历朝历代，这样的将领，皇帝喜欢，文人出身的上司也喜欢。因为，在皇帝和上司面前，他们就是一些能打仗、敢玩命、头脑简单的莽夫，这样的莽夫，只要给点甜头，就会像狗一样忠诚。其实呢，这多半是皇帝（有时还有太后）的一厢情愿。从历史上看，并非所有憨直的粗人，都会誓死效忠的，朱温这样的刁滑之徒，也不少。有的时候，憨直，不过是这类人的假象。

不过，张勋不是朱温，历史也没有给他做朱温的机会。如果给了他这种机会，他会不会做朱温，历史不好假设，没法儿说。至少，在当时人的印象中，张勋天性里，就是有狗一样的忠诚，念旧，而且感恩。也许，是经过庚子之变惊吓的西太后，碰上张勋这样憨直而且忠诚的人，格外体恤，由此深深打动了这个粗人。反正，张勋对太后皇帝的感情，的确是真的。1908年，当西太后和光绪的死讯传来，张勋哭得真是血都出来了，谁见了谁感动。

这个张勋，也不只是仅仅有朴素的农民感情，带兵打仗，也有一套。他是旧军出身，但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里也待过，后来统带巡防营，很有一套。清末新政，整顿改造军队。新军是正规的国军，而好一点儿的淮军和由淮军改编的练军，都编成巡防营，略等于后来的武装警察，或者地方部队。其他的绿营、湘军和淮军，则淘汰的淘汰，不能淘汰的，就编成地方警察。按说，各省的新军和北洋军，是正规的野战军，而巡防营，只是地方部队，在装备、待遇上，跟新军有很大差距。在外观上，巡防营根本比不了新军和北洋军。但某些巡防营，战斗力却不差，甚至比新军还要强。像陆荣廷、张作霖、徐宝山这种由土匪盐枭招安改编的巡防营，就比较能打。这可以理解，人家原来就是刀头舔血的弟兄，做贼也好，做兵也罢，凝聚力高，敢玩命，自然能打仗。另外，广东提督李准和张勋手下的部队，也很有战斗力。新军西式卡基布军装，皮裹腿，皮靴，枪械闪亮，正步踢得也漂亮，但战斗经验却不多。当年的朝廷，还有点舍不得用新军去剿匪。所以，剿匪的活儿，都落在巡防营头上，仗打多了，实战经验也就多，如果头领也比较懂行，部队就更能打。张勋所部的巡防营，虽然看起来不怎样，但却实用。辛亥革命，张勋所部从南京败退徐州之后，一个英国外交官来到了徐州，见识了张勋的部队，并跟许多士兵谈了话。“他们的勇气和体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训练有素、久经风霜的战士，与革命军中占极大比重的毛头小伙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看来，他们服装整洁、装备精良和情绪高昂。”[1]新败的军队，还能保持如此的面貌，可见张勋治军之能。

治兵者张勋

虽说张勋剿匪什么的，打过些仗，但第一次展示张勋本事的战事，却是辛亥年的南京保卫战。本来，江南这种地方，受西风习染，开化程度很高。革命发生，能够成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张立宪的绅商们倒戈，不再支持清政府。在上海被商团光复，苏州的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反正之后，两江总督所在地的南京，已然风雨飘摇。士绅联络各方，策动独立，布政使樊增祥以下，司道官员也都同意。两江总督张人骏虽不肯担任都督，但大势所趋，也准备走人。江宁将军铁良，即使不情愿，也独木难支。上来横插一杠子，把独立的事情搅黄的，是统领江防营的江南提督张勋。当时的情形，就跟东三省的独立，被巡防营的张作霖阻止一样。张勋来了横的。有人描绘说，当时张勋“头扎布巾，腰佩双枪，推门而入，听了几句话后，突然拔出一支枪来，瞪眼吼道：‘不必多说！独立就是造反，造反就是强盗。今天我们是同事，明天谁要背叛朝廷，竖起白旗，我就把他当作强盗对待！’”[2]但是，张勋的命比张作霖苦，东北要革命的人势力不大，新军是北洋的老底子。协统蓝天蔚虽然有心革命，但下面的军官却不乐意。张作霖的巡防营，势力又大，一耍横，蓝天蔚只好走人。当时的江南，已是四面楚歌。张勋可以依赖的，只有自己手上一万五千余人的江防营，但分布在长江下游各地，在南京的不足万人，剩下的就是“宁防、旗营、卫宁、徐防暨扬州调来缉私各营”。兵力既薄，武器也差。旗营武器虽好，但没什么战斗力，不过是摆设。[3]能指望的，总计也就是一万三四千人的兵力。见张勋执意不降，大部分官绅都离开了南京，旗营的满人，非常恐慌，成天哭泣。[4]

在风雨飘摇、人心动摇之际，驻扎在秣陵关的新军第九镇反了。当年新军一镇即一个师，第九镇是个足额的镇，一万两千余人，兵强马壮。唯一的缺陷，是弹药不足。当年各地新军，大抵不被督抚信任，所以，除了平时打靶发的弹药之外，其余的弹药都统一收缴。尽管新军士兵和军官平时都会攒一点儿，但要是真打，不够用是肯定的。辛亥革命那年，各地新军起义，大多是靠手里那点子弹闹起来的，漫说一个师，就是一个营，也足以把事闹成。一般来说，巡防营都不堪一击，一击即散。这也是第九镇敢于扑城的原因，他们没把张勋当回事。当第九镇扑城之时（缺一标，即一团），张勋面对的局面是，外有强兵，内有叛乱。革命党人在城里有几百人，而且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几百囚徒，统统武装起来。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张勋凭手里那么点兵力，居然内平接应，外却强敌。城内的接应被扑灭，城外的进攻，也被击溃。此仗，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奏报说，一共“枪毙四五百名”，“炮毙五六百名”。[5]应该有所夸张，但第九镇的确吃了大亏，全镇溃散。个中人自己回忆说，是被张勋马步两队包抄了。[6]溃败的新军首领徐绍桢，不得不逃往镇江，依附前部下——已经起义的镇江驻军管带林述庆，还没讨得好脸色。[7]实际上，第九镇的镇统徐绍桢是盲人瞎马，盲目乐观。但张勋却对来敌一清二楚，盲目扑城的第九镇，实际上掉进了张勋的口袋阵里，因而被迅速打垮。

接下来，在江浙联军的围攻中，张勋的表现也相当抢眼。联军阵容强大，组成的时候，是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苏军三千，浙军三千，镇江林述庆部三千，柏文蔚的安徽军两千，徐宝山的扬州军两千。[8]既然原来第九镇的镇统徐绍桢被推为总司令，第一次进攻南京失败的第九镇官兵，也应该会陆续归队。所以，开战时，联军方面应该不止这个兵力。张勋说，对手约两万五千人，后来又说是有三万人，虽然有点夸张，但围攻的兵力超过他的，应该不错。[9]而且，联军方面，还有海军和江防炮台的支援。原来停泊在武汉的江防舰队，统统起义，归向了革命党。[10]此时已经南下到了下关江面。在武器方面，联军则有着绝对的优势，他们背靠江南制造局，而且还截获了大批从上海进口的外国军火，火炮和机枪都多于守军，在火力上，有压倒性优势。

即便如此，在当年十月四日发动进攻之后，联军在最初的几天，还是吃了亏。浙军进攻朝阳门，苏军进攻雨花台，均受挫，几次三番都攻不进去。张勋此役，表现非常凶悍，也非常不讲人道，抓到俘虏，不论多少，一律就地正法。在给内阁的电报中，多次出现“生擒若干，立即正法”字样。[11]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小册子上讲，张勋“自将上衣脱下，结发辫于顶，赤背执鬼头大刀，跪于全军之前，挥泪求兵丁死战。有众位弟兄，帮俺老张一场，老张死亦甘心。倘若得胜，许你们奸掠三天，俺老张背盟，就是王八蛋。”[12]不一定是事实，但当时的张勋，如果想激励他的部下的话，能说点什么？大抵也就是这种话。

战事转机，发生在初九这天。据张人骏说，是由于联军方面的援军到了。[13]联军方面的人士回忆中，也提到了从上海来了攻城大炮。[14]在越来越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南京城外的高地要塞先后陷落，特别是制高点紫金山上天保城的失守，使得南京全城都暴露在进攻者的炮火威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张勋无法再守。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派人求和，要求允许他们和张勋所部退走。联军方面，所有条款都答应，就是不许张勋走路，[15]实在是恨得牙痒痒。但是，最后张勋和他的部队，还是逃走了。张勋先将张人骏和铁良送走，然后悄然撤出南京，渡江进入浦口。这么多人渡江，联军竟然不知道。等到联军醒悟过来，派兵进攻浦口时，张勋已经离开了。他自称到徐州时还有八千人，另外“四千人候火车装回”。[16]虽说那四千人也许是没有了，不过，他的部队，至少主力还在。这也就为他后来二次革命时，杀回南京，埋下了伏笔。

退到徐州一带的张勋所部，很快得到了来自主政的袁世凯内阁的金钱、武器和兵员上的补充，并委任他护理两江总督，可以自行征发徐海一带的钱粮，还招抚了多股土匪。[17]兵力很快复原到江防营原来的规模。日本的青木将军评估，此时张勋的部队，其旧部二十五个营，山东和江北的巡防部队十个营，再加上从第五镇派来的步兵和炮兵分遣队，“所有兵力加在一起共计一万一千到一万二千人”。[18]这些人后来成为辫子军的基本部队。

不久，南北和谈成功，清帝退位。张勋当然很不乐意，但他也没有引刀自刎抹脖子，更没有打上北京去勤王。此后，对于民国的政令，大体也能遵行，部队改编成武卫前军，改驻兖州。只是不肯剪辫子，自己不剪，也不许麾下官兵们剪。当然，如果张勋是王国维或者辜鸿铭，辫子剪与不剪，没有关系，是他个人的自由。但共和之后，他身为民国的将军，剪辫是民国的政令，他却抗命不遵，事实上是违法的。袁世凯曾经为此劝了他好几次，但他就是不肯。对带兵的将军，袁世凯优容第一，也就算了。随着社会上剪辫子的人越来越多，张勋和他的辫子军，就成了民国一景，进步人士和西方人不喜欢看到的一景。也有人说，在这个转折点上，有人曾建议将张勋除掉的，是徐世昌前往张勋处，劝说张勋不要妄动，办民国不过是袁世凯的权宜之计。因张勋拜过徐世昌为老师，所以很听话，随即发电报给袁世凯，表示“拥护宫保的共和民国”。[19]

二次革命，攻打南京，是张勋所部经历的第二场大战。经过南京保卫战，张勋对革命党特别仇恨。在多支攻城部队中，张勋特别卖力，大有复仇之意。但是这场攻城战，张勋却胜之不武。张勋所部兵临城下时，实际上由黄兴策动的起义已经失败，被迫起兵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已然宣布取消独立。之所以打起来，只是因为一个文人何海鸣的鼓噪，或者说胡闹。守城者，只是亲国民党的第八师和第一师的部分士兵。参与抵抗者，加起来总共不过几千人，而且群龙无首。而袁世凯政府方面，除了打头阵的张勋部一万余人，还有第三、第四、第五等三个师，此外，第七师和当年站在张勋对立面的徐宝山所部，也参与了进攻，再加上配合的海军，进攻一方在兵力上十数倍于守军。如果说，当年辛亥革命时，革命军攻城，还仅仅是有优势的话，此番张勋做还乡团回来，则是压倒性优势。对手严格来讲，不是军人，只是一些激进的青年。虽然说，张勋此役非常卖力，一直冲在前面，但他的辫子军，却今非昔比，远远没有当年那么凶悍。一个紫金山天保城的争夺，居然四上四下，几易其手。[20]打了几天，也没将城攻下，还是让后面跟进的冯国璋捡了个便宜。罪魁祸首何海鸣，也没有抓到。但比较起来，就事论事，进攻南京，一个张勋的确比那五个师出力都多。最后论功行赏，张勋得了江苏都督，也算是该得的。

可是，江苏这个地方，开化程度高，绅商们反清也反得早，有这么一个头上留辫子、身穿袍褂的都督，绅商们看着难受，在南京的外国人，看着也不舒服。而得胜之后，大概是跟部下兑现了当初大索三日的承诺，辫子军的士兵们纪律大大地不好，淫掠过了头，竟然伤及日本人，引起外交纠纷。尽管张勋放下身段，亲自到日本领事馆道歉，事情还是没了结。而袁世凯也并不放心这个非嫡系的武夫，掌握这样一个重要省份。于是，借着外国人说话，逼他走人。最终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张勋辞掉都督，得了一个半空头的长江巡阅使的头衔（这个头衔，可以节制长江的水上警察）以及几十万元的开拔费，率军退回到了徐州。

不过，有了这两次战绩，张勋能战之名，在北洋圈子里算是立起来了。在军人圈里，能打，就是本钱。也正因为如此，张勋凭徐州弹丸之地，居然可以在军阀之林中以老大自居。

注释

[1]朱尔典爵士1912年1月27日函的附件。章开沅等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8），第20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2]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81—82页。

[3]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七），第94页。

[4]马涯民《南京光复见闻琐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5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5]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七），第95页。

[6]杨啸天《参加第九镇南京起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七），77—78页。

[7]徐森等《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42页。

[8]徐森等《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43页。

[9]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十六日江南提督张勋致内阁电，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七），第106、第111页。

[10]徐森等《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244—245页。

[11]参见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张勋两电，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七），第111页。

[12]孤竹理奴：《张勋秽史》，第九页。无出版社，民国六年版。

[13]宣统三年日期不详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七），第119页。

[14]许崇灏《镇江新军起义和镇军会攻南京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52页。

[15]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沪军都督陈其美致各省都督电，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七），第109页。

[16]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张勋电，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七），111—112页。

[17]参见张勋退徐后的历次与清廷内阁电稿。河南巡抚、直隶总督的电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丛刊》（七），112—121、126页。

[18]章开沅等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8），第203页。

[19]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26页。

[20]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册，第277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第六章 徐州辫子兵

早在辛亥革命期间，前来造访的英国外交官，在比较了革命军和张勋的部队之后就写道：“（张勋的部队）他们的勇气和体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训练有素、久经风霜的战士，与革命军中占极大比重的毛头小伙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看来，他们服装整洁、装备精良和情绪高昂。”

当兵是吃粮，为匪也是吃粮

徐州这地界，虽然地属江苏，可不仅跟苏省的江南部分不相干，跟苏中的扬州、镇江、南通一带，也差距很大。语言风俗，距离很大，彼此丝毫没有同乡的感觉。此地风俗习惯，反倒跟山东南部非常接近，人长得也像。以省为地方单位之后，这样的事情，在很多省份都有。这都是蒙古人跑马圈地、胡乱划界作的孽。但是，徐州是个民风强悍的地方，自古以来，出兵多，出匪也多。跟鲁西南一样，习武成风，盗匪也成风。这一带的男子，高大威猛，古来就是好兵源，加之生活困窘，民不畏死，当兵吃粮，是个人人都乐意干的好买卖。1927年孙传芳兵败龙潭，十万大军损失殆尽，到苏北竖起大旗招兵，不旋踵即填满了空缺。

占了徐州，严格地说是徐州和海州，对张勋来说，有利有弊。得利处明显，招兵容易，而且招之能战。弊端也很明显，苏北是个穷地方，当年各个军阀据地自雄，招兵买枪，没钱不行。有块膏腴之壤，好处多多，可以多刮地皮，多娶姨太太，多多存款。但徐州这个地方，民穷财尽，单靠当地的出产，养活不了多少军队。好在，海州出盐，虽然说，海州的盐业，晚清末叶已经有些衰势，但对张勋还是不无小补。张勋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经营。别看张勋土头土脑，看起来形象很旧（此老永远地袍褂、官靴，脑后垂一条粗粗的大辫子，从来不沾任何西式的服饰，哪怕是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公干，也连新式军装都没有穿过，更别说西装了），但是，他对于投资新式产业，却相当有兴趣，而且经营有道。民国时期，银行业中北四行赫赫有名，张勋因为跟张镇芳的关系，在盐业银行有五十万元的投资，在大陆银行，也因旧部万璧臣的关系，投资三十万元。在北京商业银行，投资三十万元，天津大业银行，投资十万元。还有一些厂矿，比如北京自来水公司、山东华实煤矿，都有大笔的投资。他家乡的九江久兴纱厂，就等于是他的产业，资本超过百万。在北京和天津，还有大量的房产和地产。[1]这些产业，虽说有亏有赢，但总的说来却是赚多赔少，让张勋财源滚滚。在这方面，张勋应该说比多数的军阀都生财有道，只有湖北的王占元，跟他有一拼。但王占元的产业，多为旧式的当铺和商店，而张勋投资的大宗，却是新式企业。这个出身农家的丘八，正儿八经地具有农民企业家的头脑。这些经营有道的产业，在张勋复辟失败，没有了地盘之后，还能够支撑他过奢侈的生活，甚至他死后，家业依然不败。“张勋的大女儿出嫁之时，张勋已死，嫁妆之多，无一不备，最后有汽车一辆。”单嫁妆单，“红纸黑字，写了凡十张”。[2]

不消说，投资所得的钱，要供他一家人开销，供自己过奢靡的日子，找一个又一个的小老婆。此外，还有大笔的捐助，人情往来，以及赏给艺人的包银，像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高庆奎、王凤卿这样的名角，动辄上万。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弄来的钱，也用来养兵。对军阀来说，兵才是他们看家的本钱、产业的基础和在政坛上发言的底气。张勋是个聪明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当然，除了“白”的产业之外，张勋还有“黑”的产业——种鸦片卖大烟。张勋在徐海一带种鸦片，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清末新政时期，由于朝廷加大力度禁烟，中国鸦片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但是，进入民国之后，又有点死灰复燃。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孱弱，各地军阀自行其是，有些军阀开始有组织地种植鸦片谋利。但在1917年之前，这一切还都是偷偷摸摸的，一般都是边远地区的军阀才干这种事。像张勋这样，公然在交通干线周边种鸦片的，还真是罕见。当时，民国政府跟英国定有协议，所以外国人有时会定期来勘察。张勋惹不起外国人，所以，每当老外来的时候，他们就事先把烟苗给铲了，和中国禁烟机构的官员联手，一起蒙老外。[3]

张勋辫子军的老底子，来自巡防营。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改革，正规陆军角色由新军承担，新军包括北洋军和各省的新军。八旗兵虽然武器给得最好，但早已废弛，属于供在军事祭坛的三牲。原来的绿营和湘军基本上被裁撤干净，到了辛亥革命时，只剩下一点儿零星的部队，作为地方警察存在。而甲午后由淮军改造成的练军，则大多改编成为巡防营，属于地方部队，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武装警察部队，西方的观察家称之为“半现代化”的军队，总兵力在十几万到二十多万之间。巡防营的编制，还是淮军勇营式的，基本单位是营，每个营步队，由三哨组成，定员三百零一名，还有马队，每队一百八十九名官兵。在营之上有路的编制，若干营，为一路，路设统领。但有的巡防营，一营有五哨，故每营五百多人。[4]

“这些组织差不多全部只有步兵和骑兵单位，加上有限的几门炮，兵士们多数使用1888年式毛瑟来复枪。但武器不如新军划一。”[5]后来，很多被招安的土匪、盐枭也被编为巡防营，因为这些人能打仗，可以帮助官府剿匪，这让防营的成分更加复杂。相对于新军，巡防营从人员构成上就比较旧，接受新思想的人非常罕见。这不是说所有的巡防营都不可能反叛，也有过革命党人收买防营成功的例子，这种事情实际上并不少。但在地方官看来，防营就是要比新军可靠。在新政后期，由于地方督抚对于防营的信任超过新军，所以，巡防营的武器多少有些改善。巡防营有枪有弹，新军经常有枪没子弹。子弹受限，训练也越来越差。防营弹药充足，而且武器也有很大的改善，经常受倚重。一国军人的不同部队之间产生摩擦，是常有的事，而新军与防营互相看不起，擦枪走火，在所难免，但有子弹的，多半要占便宜。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军的叛逆，多少跟地方官的偏心和与防营的摩擦有关。张勋的部队，就是清末巡防营的一个缩影，有练军、有招安的盐枭、土匪和湖匪，深受地方督抚的信任，经常有仗打。加上张勋统带有方，所以训练好，战斗经验丰富。在张勋部下眼里，由徐绍桢指挥的新军第九师，就是花架子。而第九师在南方新军中，已经是翘楚了。张勋部下跟徐绍桢部下的摩擦，后来演化成张勋对革命党的敌意。后来，我们知道，在南京攻防战中，第九师吃了张勋的大亏。新军与防营的敌意，被张勋成功地转化为战斗动员，所以，仗打得比较好。

清末新政时期，除了陆荣廷和张作霖这样土匪出身的巡防营部队，有三支巡防营部队是比较能打的，一个是广东水师的李准部，一个是毅军姜桂题部，还有一个就是张勋部。进入民国之后，巡防营的编制仍然都保留着，很多地方都有巡防营。但只有毅军和张勋部比较有战斗力，其他的巡防营，不是摆设，就是被其他地方军阀吞并了。[6]不过，张勋所部，巡防营底子，毕竟只有万把人，队伍的扩张，还要靠在当地招兵。徐海一带，土匪很多，占一个地方，必须得剿匪，否则被土匪分走的资源太多，就站不住脚。一般军阀剿匪，都是化匪为兵。但是，部队里土匪多了，控制也就难了。所以，还是得招些寻常百姓，掺和掺和。所以，张勋的办法是，在当地农村按征收的田亩捐的多寡征兵，每个乡都要出兵十几人或者几十人。这些人，大多是可能为匪之辈。当兵是吃粮，为匪也是吃粮，但是，当兵就不能为匪，自然，匪也就少了，匪少了，匪患也就少了。[7]但是张勋定武军和倪嗣冲安武军，此时已经不是清末留下的防营了，而成为安徽和江苏北部的正式国军。但两部的编制，皆任意为之，“与定制既不符，复非巡防绿营之旧章。各营队人数之多寡亦至不齐一。官佐之阶级，及升调统帅，皆自由定易，陆军部不得过问。至全部官兵人数究实若干，枪械若干，则不仅外人鲜有知者，即身在其中之人，亦莫名真相。”[8]

忠诚、倔强、强悍、土

尽管自成体系，黑幕重重，但按当时的水准，张勋的确是个会带兵的人。从留下的老照片看，辫子兵的确个子高大，精神头不错。辫子军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张勋挑出来的大汉。早在辛亥革命期间，前来造访的英国外交官，在比较了革命军和张勋的部队之后就写道：“（张勋的部队）他们的勇气和体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训练有素、久经风霜的战士，与革命军中占极大比重的毛头小伙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看来，他们服装整洁、装备精良和情绪高昂。”人们如果到了辫子军练兵的校场，看到他们的武术演练，摔跤拳脚，以及演习大刀劈杀，会发现个个都很雄壮威武，而且杀声震天，军威甚壮，带着点恐怖，令人印象深刻。[9]不过，我还真没有找到过这样的材料，说谁对辫子军的武器装备有过什么印象。看来，张勋没有在更新自己部队的武器上，花太多的钱。

但是，这个老粗却在培养跟士兵的感情上，下了不少功夫。他能跟士兵同甘苦，打成一片。也可以说，他很善于收买人心。有个传说，说他一次得了两瓶美酒，他“命令把酒倒入缸中与士卒分而饮之”[10]。如果此事为真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模仿古人的作秀。不过，另一个传说，倒像是真的：“有一次，一个士兵枪伤了手，血流如注。因伤药放在‘御赐’的鼻烟壶中，由于迫切需药，张勋立即敲碎鼻烟壶，取药疗伤。事后有人问张：‘为什么要敲碎宝贵的鼻烟壶？’张勋说：‘救伤如救火，岂可重东西而轻生命？’”[11]这种事，不管是不是作秀，都能让士兵很感动。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勋的部队还是旧模样，根本没有引进军医。士兵有了伤，得由张勋用传统伤药救治。不过，虽然说，在清末新政时期，新军是配备了军医的，但是否有合格的西医还真不好说。到了民国的北洋时期，士兵们有伤，多半按自己的土法子来治，抓把土按上，或者用火药烧一下，然后用块大洋按上包好。辫子军这个受伤的士兵，比较有福气，赶上张勋在场，如果张勋不在，那么这个士兵大概只能像当时多数的士兵一样，用土法子对付，不化脓感染才怪。当然，除了敲碎鼻烟壶之举，张勋收买军心，也靠给平常的好处。“一到暑天，即从江西抚州购大批马瓜，运赴军中，分饷部属。”[12]

当然，张勋练兵，也是老法子。训练无非是格斗、拼刺、耍大刀，顶多加点西式的队列、立正稍息、齐步走。从留下来的辫子军老照片看，这些军人，至少在军风军纪上，很不怎么样，吊儿郎当的。别的军阀，尤其是那些军校或者留学生出身的，带兵多少会有一点儿现代化的成分，但张勋没有。用人，也不用军校生。只要老实、忠诚，越土越好。当年各地军阀中存在的保定系、士官系、讲武堂系，在张勋的部队根本没有地位。那个时代，中国军队普遍的战术水平不高，很多部队，营以上单位都有自己的旗帜，如果长官姓张，旗帜上就有一个“张”字，跟清朝时的军队类似。打起仗来，旗手举着大旗就往上冲。有哪支部队的军官士兵敢玩命，先在气势上，就占了优势。几个冲锋下来，对方也就垮了。所以，张勋这样的土造军队，也不见得就打不过别个。

张勋带兵，还有一个特点。他虽然对家乡人很好，不仅经常撒钱，而且每逢过年，只要家乡人来看他，多少都有赏赐，但他却很少用江西人。他部队的高级军官，如白宝山、苏锡麟、殷恭先、陈德修之辈，基本上都是北方人，半数为剽悍的山东苏北大汉。他奉新的同乡，只有两个管带，十个哨长。因为他的士兵，基本上都是苏北和山东人，他用人不任人唯亲，对于争取兵心，大有助益。给士兵传递的信息，就是他信任本地人，拿他们当自己人。在这一点上，张勋比同时代的很多军头都强。当年人们之所以称北洋军阀为封建军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地军阀由于解决不了系统的效忠难题，所用之人，非亲即故，再不就是乡人。大多数军阀，都是靠子弟兵撑着。北方的军阀还稍好一点儿，至少招兵范围比较广，南方的军阀，连招兵都只能招自己的家乡人。但是，辫子军的凝聚力，官兵对张勋的忠诚度，还真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军阀。从这一点上讲，张勋的确深得中国传统带兵之术的三昧，还算是一个将才。

进入民国之后，正式国军的军服，大体一致，都是灰色军装，大檐帽，帽子缝里，缀有金辫一道。帽子的中央，有陆军军旗帽徽。军服为斜纹布，袖口军官绣金线，士官为银线，士兵为红线。上衣军官四个口袋，士兵两个口袋。有肩章，按阶级，有金银之别。士兵有领章，标明所属部队。[13]由于扩招太多，显然布料没有清末新军那么好了，一色卡其布，有的部队干脆就是土布，但颜色基本上都是灰色的，样式也大体差不多。蔡锷的讨袁军，也只是在帽子上有一圈红色，以示区别。但是，那个时候的姜桂题的毅军和张勋的辫子军，却穿蓝色服装，还像清朝勇营一样，有号坎。帽子很随意，从老照片看，还有戴礼帽的，一副游击队、杂牌军的范儿。在美国公使芮恩施眼里，张勋的士兵，既彪悍，又令人畏惧，骑兵“穿着宽大的黑色制服”。在张勋经过的路上，辫子军的骑兵实行戒严，不许任何人员车辆通过。芮恩施正好要从这条路上过，不管司机怎样设法，张勋的士兵都一直拦着，要想继续前进，“只有开车从他们身上碾过”。[14]敢跟洋大人如此横，不是张勋胆子大，做义和团状，而是张勋下了戒严命令，而他们只忠于自己的大帅。其实，如果张勋知道有这么回事，肯定会亲自到美国使馆道歉的。即便是复辟，他也并没有开罪洋人的胆量。只是，公使大人由于隔着汽车窗户看辫子兵，又是夜色朦胧，把蓝色看成了黑的（也不排除辫子兵的衣服比较脏，蓝的也变成了黑的），陡然增加了自己对这支闯入北京的辫子军的厌恶。服装上的差异，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跟辫子一样，代表着军队主人的某种情绪。

张勋复辟失败后，当时的一些即时之作，都说辫子兵如何横暴，纪律如何不好，但说来说去，也就是买东西不给钱，随手顺点东西什么的。伤人淫掠之事，即使这样的著述，也没有提及。平和一点儿的纪实作品，提到辫子兵比较骄横，说是他们跟警察一起站岗，稍不如意，就殴打岗警，岗警诉之巡官，巡官反而要向辫兵赔不是。[15]许宝蘅先生当时在北京政府里做官，看他的日记，复辟期间，包括开战以后，他都行动如常，对辫子军没有任何恶感，反而称许死后的辫子兵神态“颇从容”。[16]相反，讨逆军的曹锟部，也有马兵抢人的银表的事情。记录者记此事，颇为详细，被抢者有名有姓。[17]看来，军纪这回事，辫子军跟其他民国军队一样，得意的时候，就骄横一点儿，霸道几分。有乱子可乘，看得不严，就拿人东西。抢掠行淫，这样的事，有这样的形势，就肯定有。讲纪律，没有谁更差，或者更恶劣，顶多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由于辫子军的“落伍”，他们在媒体中的形象一直都不怎么样。二次革命后，南京抢劫的传闻，一直伴随着他们，挥之不去。很多知识人一提到辫子兵，就有心理反应，打心里反感。鲁迅1913年自北京回乡，路过张勋所部驻地兖州，在日记里写道：“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18]厌恶反感之情，溢于纸上。周作人在复述了鲁迅日记中火车路过兖州，遭遇辫子兵盘查的记录之后说道：“现今的人，没有见过‘辫子兵’的，恐怕不能想象那时情景吧，因为一个人如果剃去头上四周头发，只留中间一块，留长了梳成一条乌梢蛇似的大辫，拖在背上，这决不是一种好看的形相，如果再加上凶横的面目，手上拿着凶器，这副样子才真够得嚇人哩。”[19]

讨逆之役，张勋的部队，不过十个营，加上卫队，应该是六千人左右。讨逆军的主力，是李长泰的第八师、曹锟的第三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这个旅比较大，跟别的一个师相若），一开仗，原来附逆的京畿部队，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师和几个零星的旅，加上步兵统领的人，全都倒戈了。而在作战过程中，辫子军的十个营也被劝降下来六个，剩下的部队，只有两千来人。据带兵的统领苏锡麟自己说，只有一千五，而讨逆军，差不多有六万五千人。众寡如此悬殊，而辫子军给人的印象，并不是一触即溃，抱头鼠窜，还真是死命地抵抗了一阵。在南河沿张勋的住宅和天安门、中央公园一带，发生了激烈的交火。苏锡麟说他的部下“士气旺盛坚强一致”，或多或少，倒也有那么点意思。[20]最后不打了，还是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反复劝说，并许诺多发三个月的饷，他们才答应的。这样的条件，开在一支必败的军队身上，耐人寻味。缴械之后的辫子兵，倔强依然。还是穿着自己的军服，辫子也没剪。接受记者采访，“语竟，其神色似仍倔强不服云”[21]。为了让这一千多辫子兵放下武器，讨逆军多付了八万元，等于是拿钱买来了最后的胜利。而这八万元，大概已经超出了段祺瑞的预算，不得不临时问日本人借。日本公使林权助找来正金银行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筹集了这笔款子，林权助写道：“该款出了公使馆大门约二个小时左右，战火就停熄了。”[22]那个年月，外国人嘲笑中国的内战，不是在用枪炮打，而是用银圆和烟土打，从讨逆之役看，还真有点那么个意思。此前的六个营，实际上也是花钱买降的。

张勋带到北京的辫子兵，被遣散了，但是他大部分的部下，还在张文生和白宝山统领之下，并没有因此而遭遇灭顶之灾。战火尚未停息，张文生就识时务地发表通电，谴责复辟。据说，张勋进京之前，曾跟张文生约好，如果形势不妙，就以“送兰花五十盆”为号，让张文生加派五十营增援。结果，讨逆军兴，张文生接电之后，“即装傻充愣，真的遵电解送兰花五十盆赴京，不出一兵”。[23]其实，以当时的形势，即使张文生肯出兵，大概也只能用腿向北走，铁路已经被讨逆军截断了，而且即使走过来，也无济于事。冲过了安徽，也冲不过山东。这种时候，就算张文生依旧效忠于张勋，也只好大难来时各自飞了。张勋失败之后，他的旧部下白宝山依然做着海州的镇守使，隶属冯国璋，张文生则带队来到了安徽，会合原来在安徽的定武军，被改编为新安武军，隶属于倪嗣冲。部队并没有被缴械，实力仍在。只是没有了张勋的辫子军，也就不成其为辫子军了。张勋的辫子没丢，但他昔日的部下，却保不住辫子了。冯骥才小说《神鞭》里的人物，辫子没了，神还在，但辫子兵们，张勋没了，辫子没了，整个军队的神也没了。第二年，新安武军被派往湖南前线，参加南北战争。倪嗣冲死后，张文生短暂地做过安徽督军，但随后被倪嗣冲的旧部马联甲挤下了台，新安武军全部被改编，在军阀混战中，他们悄声无息地逐渐被淘汰了。

张勋的部下，当然都乐意有皇帝。但是，帝制却并非他们的信念。在那个时代，辫子兵和其他的士兵一样，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参与复辟，打仗放枪，跟对面的士兵一样，不过各为其主。长官说打，就打，长官说不打，也就不打了。本质上，他们跟做看客的北京市民，没有什么不同。

复辟失败之后的张勋，由于有巨大的产业，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但再也不能回到徐州，重掌帅印。昔日的辫子军还在，但已经变成了旧部。从北洋时期过来的军阀，只有阎锡山和张学良，可以离开自己的军队和土地，最后还能回来，重掌大权。别的人，一旦离开部队，就永远地离开了。没有了张勋的辫子军，没有了辫子，虽然实力还在，但已经变成张文生和白宝山的军队，不是他张勋的了。张勋经营有道，但治军却没有阎锡山那两下子，没能构建一个致密的控制网络，更没有村治的模式，人下野了，依旧可以控制部下，掌握地盘。北洋军阀最头痛的病灶——部下的离散趋向，在张勋身上依然会发作。因此，下野之后的张勋，尽管依旧有钱，依旧受人尊重，但却只能待在天津做寓公。没有了兵，一个军人，在政治上，就再也没了发言权。

注释

[1]侯艺门《张勋的行行色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769—770页。

[2]侯艺门《张勋的行行色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70页。

[3]俞莱山《谈万绳栻与张勋》，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727—728页。

[4]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一编，第十页。台湾，文星书店。

[5]（美）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2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6]张勋复辟之前，时担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冯玉祥，就被调职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参见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42页。

[7]《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一册，第31页。

[8]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257页。

[9]赵欣余《丁巳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9页。

[10]万嘉熙《关于张勋的事情》，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39页。

[11]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1页。

[12]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1页。

[13]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一编，第69、71页。

[14]（美）保罗·S.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第209页。

[15]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17页。

[16]《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599页。

[17]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87页。

[18]《鲁迅日记》，第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20页。

[20]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302页。

[21]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95页。

[22]《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73页。

[23]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19页。

第七章 张勋小影

张勋向不着西服，军服穿时也很少。他极力模仿旗人的打扮，不听谈话，一看模样，不认为是王公大臣，亦是旗籍官僚。他头戴尖顶缎帽，上面缀有宝石或钻石；身穿大褂或者马褂，尺寸肥大；腰间缠有绸带幅下垂，挂着眼镜盒、扇子套及槟榔荷包等件。夏天穿两截大褂，足蹬官靴。

农民企业家的范儿

张勋长什么样？有老照片在，未必逼真，但大概模样是能知道的。当年的张勋，虽然很有钱，但留下来的照片不多，而且都是晚年的。从照片看，不过一个身穿袍褂、头顶瓜皮小帽的胖老头，看上去连官僚都不像，十足一个发了财的商人，宛如今日爆发而且发福的农民企业家。我还看过一张复辟失败之后，张勋躲在荷兰使馆里时照的相片，袍褂还是袍褂，瓜皮帽依旧瓜皮帽，但神态却活脱脱一个病猫，神态颓然，眼中无神。

民国大大小小的军头，大抵都会有一张戎装照，军装，肩章，勋章，有冠或者免冠，有的还手把一柄东洋指挥刀，有的还骑着高头大马。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形象，那时往往挂在各个照相馆的橱窗上，供人瞻仰。但是，我却从没看到过张勋的戎装像。也许，军装这玩意儿，原本就是现代化以后才像样，传统的军队，只有当兵的才着军服，而那时的军服，无非号坎，背后一个大大的“勇”字。当然，也有当官的穿，清朝的将领，军服就是盔甲，这玩意儿，也没见张勋穿过。进入民国之后，国家军服变了，张勋又不肯变，所以，即使带兵，也只能一身便装。对他来说，正式的官服，就是顶戴花翎，外加补服。民国有一本上海萃英书局出版的《宣统复辟演义》，上面有人物的绣像。张勋、万绳栻、张镇芳是清朝的朝服，顶戴花翎，朝珠补服俱全，康有为倒是民国人常穿的袍褂。而黎元洪、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一身民国的军人打扮，徐世昌倒给了一身西服。其实，顶戴花翎加袍褂补服，即便是张勋，也是偶尔才穿。平常的打扮，就是袍褂加一顶瓜皮帽。

当然，民国的将领们，包括那些留学东洋的，说起来都是将军，赳赳武夫，别看几乎人人都有戎装照，但平时最爱的服装，跟张勋一样，都是袍褂，有钱的讲究多一点儿，没钱的，讲究差一点儿。在老照片中，只有冯玉祥一个，除了戎装照，就是士兵服的照片。这些将领跟张勋的不同，就在辫子上。民国年间，有身份之辈，无论军人、官员还是商人，平时的穿戴，大抵差不多。只有个别特洋化的，才西装革履。更过分的，是无论士官系、北洋速成系还是保定系，平时行军打仗，都坐轿子，不骑马。宽大的轿子里面，什么都有，还有烟枪。即使行军，也让人抬着，在里面吞云吐雾。张勋有没有烟瘾？没看见人提过。

所有见过张勋的人，都对张勋的辫子印象深刻，几乎都会提上一句。看来，他的辫子太扎眼，以至于遮蔽了他的形象。有的说辫子又粗又长，也有的说，就是一根花白的小辫子而已。遮蔽了他形象的辫子，已经变成了张勋个人的符号。不过，在留下来的文字中，也有人描绘过他的长相。他的一个老相识赵欣余说，张勋个子不高，看来很枯瘦，留着两撇小胡子，“态度有些严肃，配着他那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乍一看有些老诚持重的样子”。[1]看来，这位老相识对张勋的印象不错，即使是1949年之后的政治空气，也没能让他改变。但从照片看，张勋无论如何都是个胖子，不知此人为何说他很枯瘦。也许，他们认识得比较早，早年的张勋，还没有发福到后来那个地步吧。不过，在小皇帝溥仪的回忆录中，张勋的形象就有点差了：“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到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2]小皇帝的描述，是在他本人经过改造之后，其中的贬义，也许跟时代有关。

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张勋的穿戴。在一个纨绔子的眼里，张勋是这副模样的：“他头戴瓜皮帽，帽前有一块蓝宝石帽花。这样帽子在我眼睛里面不是初见，童年在‘大清银行’钞票上看到过李鸿章相片上就是戴的这样帽子。张身穿蓝三角缎袍子，黑三角缎马褂（三角缎系三角花纹凸出，当时穿的人就不多，后来没有看见旁人穿过），足踏缎靴。与普通老官僚的样子差不多。不过他的袍褂上都钉有陀罗金花边，很特别，也是我从来没有看见旁人穿过的。”[3]一句话，张勋的穿着打扮，一身行头很名贵，很费钱，跟寻常富贵人不同。说明什么？人家有钱，料子讲究，有专人打理。给张勋打理生意的人回忆说：“张勋向不着西服，军服穿时也很少。他极力模仿旗人的打扮，不听谈话，一看模样，不认为是王公大臣，亦是旗籍官僚。他头戴尖顶缎帽，上面缀有宝石或钻石；身穿大褂或者马褂，尺寸肥大；腰间缠有绸带幅下垂，挂着眼镜盒、扇子套及槟榔荷包等件。夏天穿两截大褂，足蹬官靴。”[4]其实，这样的打扮，在清末民初，即使汉人官僚士绅也是如此，说不上是模仿旗人。民国之后，实际上上流社会的服饰，还是“满人范儿”的天下，无论男女都是如此。男人袍褂，女人旗袍，革命排满，却没有把满人服饰排掉，不仅没有排掉，而且成了流行风。即便后来国民党掌权，中山装横空出世，袍褂和旗袍也还是很流行。

张勋占据徐州时，一个徐州师范的老师，对张勋以及辫子军的印象是这样的：“勋貌丰而体中，背微偻，发辫细而曲，粘附肩背间。眉目间亦不甚犷悍，且有倦容，语讷讷不易出。”至于衣着，则“衣黄灰色大花缎袍，上加一绛紫色半背，似一文职官吏”。但是，在他的笔下，张勋麾下的统领们，形象不知怎样，但人品则差得紧——穿着无非袍褂，但每人跟随童子二三人，“此辈皆衣浅色缎袍，娇黄嫩绿，姹紫嫣红，纷如花锦。袍上束白绸腰带，斜垂腰际，上加半背亦娇艳其色。此辈面皆傅粉，下连其颈。发辫四周蓄短发长且厚，南中称为‘刘海’，北方所谓‘齐眉穗’也。往日惟小女子蓄之。此辈非男非女，亦男亦女。随统领之后，佯嗔低语，浅笑轻颦，如入无人之境”。[5]这位教书先生，看来有点道学，看不得这辈武夫喜好男风。但是，张勋似乎不好这口，他的性取向挺正常。他看上了平津一带有名的坤伶王克琴，挖空心思，纳之为三姨太。送了她一件“珍珠蝴蝶锁”，是用名贵的大珍珠串成的蝴蝶形大环锁，光彩夺目。张勋复辟失败后，王克琴逃出张家，把好些贵重物件，包括这个价值连城的珍珠蝴蝶锁都当掉了。张勋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陆续找回来。[6]不过，这个在女人身上舍得花钱的男人，却有些怪毛病。王克琴说，张勋有喜好睡在女人身上的怪癖，让她受不了。[7]怪虽怪点，但毕竟此公好的是女色不是男风。王克琴拐带了那么些宝贝离家出走，张勋也没有说动用他的关系将之捉拿回来。张勋虽然已经下野，但在军政两界，关系很多，如果他对一个伶人问罪，完全做得到。但他没有，只是将王克琴当掉的东西赎回来就算了。后来王克琴的口述，似乎她进入张门，是张勋强逼的，但在别人印象里，王克琴嫁给张勋之后，还很得意，也很骄横。[8]在众艺人眼里，她也挺受宠的。别的不讲，单从最后她逃走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张勋对她，还算是厚道。

张勋最神气，也最精神的时刻，是他宣布复辟的那一日。有人这天在街上看见了张勋的仪仗，他乘着十六抬蓝呢大轿，“红顶花翎，马蹄袖外套，前后黼黻，项系朝珠，雍容自得，面貌清秀，不类武夫。前哨为步兵，后为炮队、大刀队、仪仗队、马队，一皆戴红鹰帽，沿东交民巷、长安大街、东安市场向清宫前进，逾两小时，队伍始全部通过。”[9]派头之大，就算溥仪出宫，也不过如此。连炮队都带着，这样的仪仗，可真让北京人开了眼。不过，这样的神气活现，只维持了两天，第三天头上，段祺瑞马厂誓师，他就不这么招摇了。

仗义、念旧、冬烘、颟顸

张勋虽然长得像个土佬，但为人仗义，而且念旧。发迹之后，凡是过去帮过忙的，有恩必报。他年轻的时候，做过江宁布政使许振祎家的书童，许家待他不错。在南京，做了江南提督，每年过年，都到许家拜年，一定要在大门口外下轿，向许老太太磕头，死活都不肯平起平坐。[10]老家江西奉新县赤田村的乡亲，张勋每户给盖一栋大瓦房。北京的江西会馆，也是他资助建的，江西籍在北京读书的学生，他全部资助。逢年过节，徐州过往的火车上，尽是张勋的江西老表，家乡人来打秋风，总有好处。如果说，对家乡人好，是那个时代军阀的共性，不算出奇，那么，跟某些军阀比起来，在待人接物方面，张勋也的确出手大方，为人豪爽。亲朋故旧来访，一律盛情款待，走的时候，还送一笔盘缠并一张铁路上的“张勋免票”的乘车凭证，拿着这张凭证，不限车次，不限时间地点，一定有头等车厢的一个位置，白吃白喝。那时候的京剧名角，几乎个顶个地喜欢张勋。张勋的老相识赵欣余回忆说，张勋跟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交情很深，他经常被张勋奉为上座，喝茶聊天。[11]梅兰芳跟张勋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的儿子回忆说：“每年张勋生日或其妻的生日，辙邀请梅兰芳、姜妙香等人在家里演戏，在他家后楼内盖有很大的戏台，我第一次看到梅兰芳先生的演戏就是在张勋家里看的。”[12]张勋进京复辟，隔三岔五唱大戏，梅兰芳几乎场场不落。演员孟小如回忆说，张勋对演员没架子，并且彼此建立了“友谊”。即使在复辟的当口，他权焰熏天，从宫里出来，红顶花翎，朝珠补服，衣服都没有换，就跑到后台跟演员聊天。当年张勋攻下南京，请北京的艺人去演戏，部下进谏，说是战事刚停，不该铺张，结果戏没有演，他们在南京住了半个月，干拿钱。[13]1922年，张勋已经下野多时，在天津做寓公，过寿唱堂会，北京的名角几乎没有不来的。曾经跟谭鑫培齐名的孙菊仙，此时已经退隐多年，听说张勋的堂会，硬赶着，也想要唱一出。[14]那时候的艺人，没有政治观念，卖艺吃饭，喜欢的就是仗义大方之辈，这一点，无可厚非。仗义的张勋，跟同辈军人相处，也是这个脾气。憨厚，大方，不计较，在赌桌上，赌风甚佳，输了钱，从不赖账。这一点，好多人都做不到。在客厅上，好美食，也好客。民国戏剧研究大家徐慕云从张勋的爱妾王克琴那里听来，说张勋喜欢跟人骂着玩，只要入木三分，诙谐滑稽，即使被辱及先人也无所谓。还喜欢恶作剧，说是有一日，张勋夫人口渴，张勋把自己脚上抠下来的老皮和胳膊上搓下的黑泥，悄悄放进茶壶，眼瞧着夫人喝下，自己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15]这样一个脾气秉性的张勋，在武人圈子里头，是很有人缘的，尤其入那些行伍和绿林好汉出身的粗豪之辈的法眼。张作霖就特别喜欢张勋，死活都要跟张勋结亲，几个闺女，任张勋挑，最后由张勋选定了张作霖家的四女儿。[16]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张作霖多次为张勋说话，后来徐世昌做总统之后，给了张勋一个林垦督办的头衔，就是张作霖的提议。

张勋没上过学，但却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据说是在许振祎家做书童的时候，许家的教书先生教他识的字。他的雇员说，张勋不仅识字，而且把四书和《通鉴》都读得挺熟，有些章节，晚年还能背诵。[17]也有人提到，张勋的晚年，不仅读四书，而且圈点《资治通鉴》和《曾正文公家书》，还经常练习颜体大字。一群遗老，温肃、陈毅、商衍瀛和陈衡恪（陈寅恪的哥哥）依旧是他晚年的座上客。这些人，经常给张勋讲书。[18]虽然实际上是张勋用这种方式，给这些人一点儿生活资助，但能耐下性子来听课，至少说明他有向学之心。

民国史学大家柯劭忞（著有《新元史》，被列为二十六史之一）在张勋死后，有挽奉新张忠武公（溥仪给张勋的谥号）诗二首：

其一：白首论兵气益振，功名何必画麒麟？不怜扩廓奇男子，百战终全牖下身。

其二：连云甲第化烟埃，想见将军血战回。呜咽菖蒲河里水，十年流尽劫余灰。[19]

直将张勋比作他最欣赏的元末名将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感慨其功业不朽，却未能如唐代名将一样，题名麒麟阁。这个扩廓帖木儿，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奇男子，十分遗憾没能收服之。在研究元史的柯氏眼中，这样的评价，基本上就登峰造极了。然而，柯劭忞没有治当代史，即使写了当代史，也没有用。因为复辟的缘故，在当时和后来的史家笔下，张勋是一个保守、冬烘、颟顸而且粗暴强横的武夫，一个无论政绩还是人品都无足称道之人，一个比袁世凯还不堪的白鼻子丑角。

没错，复辟这事，他是干砸了。

近代的历史，是持进步史观的人书写的，凡是开历史倒车的人，命里注定，都是丑角。民国的时候，对于有钱剩米的城里人来说，照相已经是一种有点时髦但却可以选择的行为了。很多人都到照相馆里摆姿势拍一张照片，称为小影，分赠友好。张勋在历史上，在文人笔下，也有一张小影，姿容难看到了极点。然而，今天回过头来仔细考察张勋的形象，的确不怎么好看，但其实也不是白鼻子的丑角。

注释

[1]赵欣余《丁巳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9页。

[2]溥仪：《我的前半生》，第98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

[3]俞莱山《谈万绳栻与张勋》，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727—728页。

[4]侯艺门《张勋的行行色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70页。

[5]郝梦侯《张勋轶闻》，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72页。

[6]王子寿《天津典当业四十年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47页。

[7]杨文恺《张勋之妾王克琴的自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76页。

[8]参见徐慕云：《梨园外纪》，第10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9]刘凤翰主编：《民初纪元》，第127页。

[10]俞莱山《谈万绳栻与张勋》，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6页。

[11]赵欣余《丁巳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8页。

[12]万嘉熙《关于张勋的事情》，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39页。

[13]孟小如《复辟期间的张勋》，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777—778页。

[14]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65—167页。

[15]徐慕云：《梨园外纪》，104—105、108页。

[16]万嘉熙《关于张勋的事情》，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0页。

[17]侯艺门《张勋的行行色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69页。

[18]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0页。

[19]徐一士《一士类稿》，见《近代稗海》第二辑，第133页。

第八章 徐州会议

徐州会议，是一个武人干政的聚会。这样的会，之所以在徐州开，跟张勋的好客不无关系，跟他的大哥大身份关系更大。但是，这个会能开成，而且开了四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武人干政，在共和制度下，毕竟不怎么光彩。

一个武人干政的聚会

军阀时代，说话声音的大小，要看实力。兵精粮足占地广大者，声音就大，底气足。按这个逻辑，张勋在那个时代，充其量不过是个中等角色。虽然名义上，他也是一省督军，但对于名下的安徽，却不能染指一丝半毫，地盘不过苏北的徐州和海州。张勋控制徐海，原没有合法权力，但却跟其他军阀一样，当地的所有地方官，都由他派遣，县知事如此，各地厘卡也归他管。征粮抽税，一点儿都不马虎。漫说江苏省长不能过问，就是督军冯国璋也徒呼奈何。苏北一向寒苦，招兵倒是不成问题，但养兵却难。一般来说，一省督军怎么也要有几个师的实力（江苏督军冯国璋就有四个师左右的兵力），张勋的辫子军，六十余营，老式的营一营五百人左右，总共不过三万余人。虽然媒体上传说他要增兵（1916年就传他要增招四十营）[1]，但多了养不了。就这点兵，还要亏了海州（连云港）有海盐的收入。张勋为了增加收入，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广种鸦片，惹得国际禁毒组织屡屡来查，但也拿他没办法。虽然说，张勋也在逐步扩展势力，媒体甚至说不仅徐海，连淮扬一带也被他控制。[2]但南边毕竟有冯国璋在，冯也有自己的军队需要养活，染指一下也许是有的，但真的要南下，张勋还没有这个实力。为了养他这点兵，他还要耍点赖皮，拿他的安徽督军头衔说事，把辫子军放在安徽十几个营，让倪嗣冲替他养着。

实力不强的张勋，为人却很仗义，仗义疏财，好客，出手大方。他有钱，但有钱的军阀不止他一个，其中抠门的不少，但张勋却不。凡是打过交道的人，都喜欢他。虽然在某些人眼里，他不过是个冤大头。在一群武夫粗人中，张勋这样的性格，很招人喜欢。正因为如此，加上他对革命党的战绩，实力不强的张勋，才能有这武人之林大哥大的身份。在他的时代，军阀中有三个人，是为政界看重的，一个是冯国璋，一个是陆荣廷，还有一个就是张勋。冯国璋据地东南，实力雄厚，还是副总统。陆荣廷控制两广，是南方最大的实力派。张勋能跟他们比肩，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因为一些无形的东西。

徐州会议，是一个武人干政的聚会。这样的会，之所以在徐州开，跟张勋的好客不无关系，跟他的大哥大身份关系更大。但是，这个会能开成，而且开了四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武人干政，在共和制度下，毕竟不怎么光彩。武人声音大了，这边国会提议禁止，那边大总统明令谴责。张勋、倪嗣冲们为自己辩解，只能胡搅蛮缠。吉林督军孟恩远甚至说，国民都可以议政，“军人亦国民之一分子，何以对军人独请明令禁止？”[3]不光彩的事，武人们还非要干，有个憨大领头，大家何乐不为？于是，张勋就成了当仁不让的首领，开会，也就只能去徐州开了。每次督军团在徐州开会，当年不大的徐州，几个像点样的旅馆，都被挤得满满的。记者想来打探点消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徐州会议的起因，其实要从冯国璋说起。1916年6月，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末路途穷，冯国璋起了另起炉灶之心，召集各省督军，到南京开会，商议善后事宜。在会上，张勋搅局，让会议无果而终。会后，张勋邀集各省与会代表去徐州，有去的，有不去的，去的主要是北方各省的代表，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再加上一个安徽的倪嗣冲。这些督军和督军代表，在徐州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有结果，形成了一个决议，挺袁，但强调各省的独立性，还特别强调要保证清室的优待条件。人们传说，在会上，张勋缅怀“大清朝深仁厚泽”[4]，绝对有这个可能。共和办到袁世凯称帝，称帝又不成，像张勋这样的人陡起怀旧之情，合情合理。后来又传说他要联合冯国璋发兵北京，拥立清帝复辟，但因冯国璋临时变卦，半途而止。其时，袁世凯这棵大树将倒，前程难料，众军头惴惴不安，聚在一起喊一嗓子，以给自己壮胆。冯国璋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贼心，做后袁时代的盟主，可惜气魄不足，聚拢来了人，结果却便宜了傻大胆的张勋。

有其一，就有其二。同年九月，张勋再次邀请九省督军和督军代表来徐州议事。后来，参加者扩大到十三省。此次会议，参会者固然有“防止北京政府之集权”[5]的意图，但背后其实有北洋老大段祺瑞的影子。徐树铮给张勋的信中提到，在会前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就来了一趟徐州，跟张勋有过商议，为的是“中外提携，以维国脉”。[6]传统说法，所谓“中”就是指朝中，所谓“外”，指的是地方。这里说的就是在地方的军阀和中央的段政府，要紧密合作。然而，倪嗣冲一来，用力过猛，连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都给否了。会开不下去，段祺瑞直接派亲信曾毓隽赴会，连反对唐绍仪出任外长的通电都代为拟好，要张勋他们直接发出。虽然有个别督军代表有异议，通电还是依样葫芦，由张勋、冯国璋和王占元领衔发出。[7]这次会议，其实就是因为段祺瑞和黎元洪初次合作，提出的内阁名单，被黎元洪改了个稀里哗啦，心有不甘，又不便公然反对，总不能一开局就破局，所以，只能玩点小把戏，让外面的武夫们闹一下。这一闹，唐绍仪自然不敢就任，黎元洪的内阁名单也就大半告吹。

其实，不仅第二次徐州会议背后有人操控，第一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指使者。袁世凯的心腹谋士阮忠枢多次致函张勋，要张勋和倪嗣冲联手，将南京会议“设法打消”，抵制“宁垣”（即冯国璋），甚至可以结成团体或者联盟，自任盟主。[8]虽然我们没看到张勋的回复，但后来的事情，张勋的确是按照阮忠枢的布置做的。不过，张勋并非布袋戏中的傀儡，完全按照牵线人的操控行动。第一次徐州会议，他往里掺和了自己的私货——首先要求尊重清室优待条件。第二次徐州会议，他的主意就更多了，按参会的曾毓隽的说法，在会上，“张勋主张以徐世昌组阁，段退为徐阁之陆军总长”。曾推测说，这是因为张勋想先借徐州会议夺取段之北洋派领袖地位，其次用徐世昌为复辟开辟道路。[9]当然，此时的张勋，是否会有如此的深谋远虑，还不好说，但段祺瑞和徐树铮这样操控军人干政，的确给了张勋某种壮大声势和名望的机会。俨然盟主的张勋，虽然麾下大兵不多，但既然可以对中央政府说三道四，也就可以对段祺瑞说点什么。徐世昌不仅在清朝时资历和官阶都比段祺瑞高，而且在北洋系，也是老资格的谋主。让徐世昌出面组阁，段祺瑞做实权的陆军总长，文武搭配，也不失为一种北洋派当家的理想组合。其实，段祺瑞也未尝没有这样想过，只是他想的是，徐世昌做空头的总统，他做实权的总理，总统和总理，都是北洋一家人。这样的组合，在粉碎复辟之后，还真的就实现了。

第二次徐州会议废掉了黎元洪的内阁名单，这让黎元洪大为光火。初登“大位”，气比较粗，因而发布了一通措辞严厉的“禁武人干政令”。[10]随后，段祺瑞也做出姿态，以内阁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身份，对若干“犯禁”的下属发布训词。[11]而另一个北洋大佬，三杰之龙王士珍，也特意致函张勋，说是国会已经“力矫前非”，变得稳健了，总统和总理，关系也不错，你呢，也就别添乱了。[12]武夫们折腾一回，落幕时，黎元洪得了面子，段祺瑞得了实惠。武夫们偃旗息鼓，回到后台，安静了好一段时间。

张勋们的再度活跃，是在府院之争进入白热化之际。段祺瑞再度试图利用军人对黎元洪和国会施压，于是有了第三次徐州会议。第三次徐州会议的由头，是给冯国璋做寿。1917年的1月3日，是冯国璋的六十大寿。一个坐镇东南、手握重兵的副总统，一个北洋大佬，这样的好日子，无论如何都是要隆重庆祝一下的。众军头来到南京，为冯国璋过寿，但是，酒酣耳热，吃饱喝足，热闹完之后，其中的一些人似乎是顺便地来到了徐州。与会者，不仅有各个督军和督军代表，还有来自北京的段祺瑞门下四大金刚——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和曾毓隽。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军头们聚会，不是冲着冯国璋，而是冲着张勋。

其实，在北洋诸位大佬中，段祺瑞并非一个对权术有着特殊爱好之人。但是，他麾下的大将，尤其是徐树铮，却是《三国演义》中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到哪儿，哪儿肯定有阴谋。他玩阴谋，最初段祺瑞未必知情，但玩出来之后，段却只能认账。原本是一台寿宴，到了徐州，却跟变戏法似的变成了一场军人干政会议。根据曾毓隽的回忆，是做出了五项决议：“（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会；（三）拥护段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13]根据当时的政府密报，有三条决议：“一、实行责任内阁；二、除府内群小；三、限一月宪法告成。过期则议员由各省另选。”[14]非常直白地在府院之争中，站在院的一边，而且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们对国会的一贯痛恨。

徐州会议重开，社会舆论当然一致反对，但是，对于陷于总统府和国会泥潭里的段祺瑞而言，却是一种福音。而军头们的声音，对于黎元洪，无疑是一种压力。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认真看待这种压力。他没有想到，段祺瑞麾下的大将们，不久之后，居然甘冒舆论的谴责，把督军团带到北京，直接干预府院之间关于对德参战问题的争议。对军人干政多次表示过批评的段祺瑞，对督军团的嚣张，实际上乐见其闹。

但是，督军们跟徐树铮一样，对于段祺瑞力主的对德参战，其实心里并不以为然。此议刚出，张勋和倪嗣冲都公开表达过反对。后来在段祺瑞的协调下，虽然表面上不再发声抗议，但思想其实并没有转过来。毕竟，北洋系是按德国的路数教出来的军人集团。当年德国教练和德国武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不可能因为他们的老大功利性地转向而消失。张勋虽然属于北洋系的外围人士，但也在圈子里混过。况且，跟他走得比较近的满人王公，也无一不是德国陆军的崇拜者。跟他来往密切的遗老遗少，也都力主中立，不希望中国得罪德国。跟黎元洪走得比较近的政客金永甚至在给张勋的信中说，阻止参战，是“中国救死之计”[15]。别的军头，只要老大发了话，就可以跟着起哄，但是张勋却不一定会这样做。尽管在了解段祺瑞的主张之后，他不再公然反对参战，但却没有像倪嗣冲那样，冲在前面，拼命鼓噪参战。在私下里，他还是希望中国能严守中立。[16]同时，张勋也跟若干坚决反对参战的人士鱼雁往来，声气相投。[17]张勋的这种姿态，让黎元洪对他好感大增。

更微妙的是，由于有了第三次徐州会议，张勋的盟主地位，开始像模像样。各方势力，都在跟张勋套近乎。大小军头跟着起哄不说，一干遗老，像江瀚、康有为这样的人跟张勋自然更加密切，其他政客，如杨士骢、唐宝锷之辈，也纷纷前来讨教。连梁启超和汤化龙这样的研究系领袖，原本道不同志不合，此时也放弃原则，跟张勋眉来眼去，力争说服这位“辫帅”，赞同他们的主张。[18]武人干政，就这样在舆论和国会的抗议声中，越来越为各方买账，越来越和谐了。民主规则，仅仅是规则，落实到具体的政争上，任何一个有实力的势力，都是必然要被人重视的。

第三次徐州会议，以及督军团和公民团的闹场，极大地毒化了府院之争的氛围，也捎带着把国会彻底推到了黎元洪一边。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黎元洪，在一边倒的舆论和国会的支持下，不惜走向决裂。督军团的众军头在黎元洪那里被骂得灰头土脸之后，离开北京，径直来到了徐州，于是，第四次徐州会议，在1917年5月22日召开。会议的第二天，原本就义愤填膺的军头们，就听到了段祺瑞被免职的消息。于是，这次会议，就变得火药味十足了。

政坛闹“瘟疫”，能指望的，居然是个蹩脚“大夫”

黎元洪罢免段祺瑞，一方面致电梁启超和熊希龄，要他们设法恳请徐世昌出山组阁，也针对张勋的来电询问，专门给张勋回电，说他免段职的不得已，暗示是由于国会方面的压力，希望“久主齐盟”的张勋，“剀劝同僚，咸体斯意”。[19]意思是说，我黎元洪跟段祺瑞闹翻，有参战的不得已苦衷，跟段祺瑞闹翻，不等于跟北洋系闹翻，对北洋系，我还是充分尊重的（徐世昌也是北洋元老）。你是盟主，多劝劝军头们，让他们别闹了。但是，黎元洪这种撕破脸皮的壮举，无论如何都令徐州会议的与会者无法消气熄火。段祺瑞的免职，引爆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倪嗣冲和张作霖首先通电抗议，随后，倪嗣冲邀请各省督军，宣布与中央断绝关系，并自己率先动手，于5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我倪嗣冲，与中央“脱离关系”。[20]接下来，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督军，也纷纷与中央脱离关系。6月2日，这些与中央脱离关系的各省，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在北京的大门口，俨然摆出一副称兵造反的架势来。

虽然，在武夫们反黎元洪的大合唱中，张勋也跟着唱，但是，他的态度，还是跟倪嗣冲有微妙的不同。根据当年袁世凯的谋士阮忠枢给张勋的信，此次徐州会议，原本是倪嗣冲的动议，事先跟段祺瑞和徐世昌商量过，两人都表示赞同。也曾经约过冯国璋，但冯不肯参加。所以推张勋做盟主和领袖，“执坛坫之牛耳”。但目的不过是利用张勋，推倒国会和黎元洪而已。阮忠枢觉得，张勋不应被其利用，因为段的对德政策必然失败，所以不如作壁上观，暗中操控一切。[21]从后来的事情看，张勋的确听进了阮忠枢的意见，没有被倪嗣冲利用，反而利用了倪嗣冲，而且用得相当到位，做着盟主，暗度陈仓，用完了，还差点把这个老把兄带到沟里去。

在接下来的徐州会议上，张勋没有跟众多愤愤不平的军头起舞，自己没有宣布脱离中央，而且，在一片要求段祺瑞复职的呼声中，唯独张勋提出，可以请徐世昌出山组阁。[22]看来，对德参战问题他和段祺瑞相异的立场，以及段祺瑞在这个问题上招致的一片反对声，包括来自北洋系内部的反对声浪，使得张勋错估了形势，觉得段祺瑞大势已去，已经被国人抛弃。北洋大佬，段不足惧，而冯国璋则优柔寡断，王士珍早就不涉足政争，所以，北洋系武人里的老大，非他莫属了。张勋这样一个念念不忘大清的保守派军人，复辟一直都是他的一个梦。但是，能不能把梦落实到现实中，他的算盘，却跟众多跟他过往甚密的遗老遗少大不相同。民国这些年，他不仅没有兴兵复辟的动作，甚至跟宗社党的作乱，也毫不相干。只有在袁世凯死的时候，靠山倒了，心里恐慌，由于遗老们的策动，同时冯国璋也答应一起干，才蠢蠢欲动了一回，但兵尚未动就收兵了。复辟，这么些年，仅仅是他时常在嘴边说说而已的一个话题。到了黎元洪做总统，段祺瑞做了北洋老大之后，从理论上讲，复辟的机会似乎大多了，一些小军阀也怂恿他率先举旗，但他却回答：“我倡之谁和之？”即使人家告诉他“同志孔多”，他仍然没有回应。[23]然而，当此纷纷扰扰的乱局，一干北洋旧将要兴兵北上，西南方面的唐继尧虽然对黎元洪表示了拥戴，但没有一兵一卒要过来的迹象，另一个西南领袖陆荣廷则默不作声，人们甚至传闻他也有意复辟。不仅如此，居中造谣起哄的，唯恐天下不乱，不是造谣说中央已经免了“脱离关系”诸省督军的职，就是说北军马上就要打上北京了。所有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徐州，投向了张勋。如果说，在第一、第二次徐州会议的时候，军头们还是把张勋当成闹事时顶在头里的憨大，现在，张勋则已经是军阀群里执牛耳的真正盟主了，跟众军头讲话，无形之中，气粗了不少。

别看叫得欢，真的兴兵北上，拿下北京，推翻合法政府，这些个军头，未必有这个胆量。不然的话，嚷嚷最响的倪嗣冲和张作霖一南一北，两省军队合击，一百个黎元洪也打掉了。这个总统，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而已。然而，张作霖一兵未动，倪嗣冲也只是做做样子。但是，如果这口气真的吞下去，都闹到快另立政府的地步了，却什么也没干，众军头面子上不好看不说，这个台阶又怎么下呢？黎元洪和段祺瑞成了僵局，众军头跟黎元洪也成了僵局，能打破僵局的人，都缩起来一声不响，大家只好都眼巴巴地看着“辫帅”张勋。政坛闹起了“瘟疫”，能指望的，居然是个蹩脚“大夫”，而蹩脚“大夫”开出的药方，是复辟。对此，冷汰的《丁巳复辟记》有段章回小说似的描写：说是徐州会议期间，突然有一天，“众排闼径入，谓张曰：‘公意必在复辟，余等誓从公后。’张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须坚定不渝。’众曰诺。乃皆定约署名而散。大旨分三部进行：一解散国会，二迫黎退位，三复辟。”[24]是不是真有这样如章回小说里所写的情景，不大好说。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随员回忆说，王占元跟他们讲过，当时会上张勋的确表明了复辟的态度，要大家签名，并说复辟之后，大家的地位保持不变，只是换个头衔。但王占元并没有说，到底他们签了没有。[25]王占元下属的回忆，也是听王占元本人说的，他并没亲耳听到。王占元的话是这样：“张勋在徐州开会，逼得大家真难过，他把痰筒摔在地板上，砸了一个大窟窿，势很凶恶，大家都唯唯诺诺而退。”但到底众军头签了没有？不得要领。同一个人，在另外一篇回忆上说，是王占元在回程的车上跟他们讲的：“开会时，张大帅向大家说：‘中国国体不适于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上复位，京内外各同仁都已同意，各国也都乐予支持。现在请与会诸公共襄此举，如荷同意，请即签名。’”[26]还是没提，他到底签了没有。也有人声言，说是看见过军头们签字的那张黄绫。[27]这张黄绫，据说是在张勋失败后，被部下卖了。有人甚至非常确切地说，黄绫的保管者，就是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在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前两天，被冯国璋派总参议胡嗣瑗以现大洋二十万元买了去。[28]其实，此时胡嗣瑗已经不在冯的幕中了。尽管人们传得有模有样，由于始终没有见到过这些人的签字文本，那张黄绫丢的过程又有点蹊跷，所以，我们没办法断定，当年与会者真的达成过关于复辟的具体的协议。从情理上讲，要真的达成文字协议也有困难。众军头虽然捧张勋做盟主，但张勋毕竟不是真正的盟主，这样重大的议题，没有人敢当场拍板。但是，毋庸置疑，会上复辟的议题，肯定提出来过。结论估计也是没有的，但的确也没有人提出反对，再加之诸多暧昧的信函和电报，这在张勋看来，就等于大家认账了。在第四次徐州会议期间，复辟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辫子军的军官，也在私下议论此事，觉得自己快要因此而升官了。[29]

在这个时候，黎元洪来电，正式邀请张勋进京调停。说是“事势至此，惟以国家存亡为重，宁计个人曲直之争，尊论根本解决，所云但在宪政范围以内，于民国名义无妨，苟有方法维持，无不委曲迁就。”同时以大总统令的方式，正式召张勋进京，给足了面子。令云：“据安徽督军张勋来电，沥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至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此令。”[30]此前，黎元洪跟张勋之间电报往还频繁，黎元洪还派总统府顾问李盛铎和他的亲信哈汉章去徐州面见张勋，多次密商。此时的黎元洪，真心相信，这个徐州盟主，可以“挽回大局”。[31]听闻张勋要进京调停，王士珍、曹锟、孟恩远、李纯、陈光远、陆建章以及在北京做步兵统领的江朝宗，都来信表示“翘企”——翘首企盼。一向矜持的冯国璋也特地派人带了亲笔信，来到徐州见张勋，表示“追随其间，遇事总与我哥取一致行动”[32]。这些有实力的军头，不像倪嗣冲和张作霖，除了一个孟恩远，其他人平日和张勋是有距离的，其中李纯和陈光远，一向跟冯国璋走得很近。现在，似乎都表明了态度，唯张勋马首是瞻。当日，地方军阀有三大巨头，冯国璋已经这样谦恭了，而陆荣廷在3月份进京，不仅见了小皇帝溥仪，而且报效崇陵（光绪陵）植树一万元。他还特意绕道徐州，拜见张勋。据说，两人见面，居然行的是“跪拜大礼”。[33]谈了什么，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陆荣廷绝没有劝阻张勋复辟的意思。

当然，在复辟问题上，段祺瑞的态度，相当关键。从后面的结果看，张勋复辟，最大的获益者实际上是段祺瑞。段不仅因此解开了跟黎元洪的死结，而且等于是借张勋之手，赶走了他的政敌，这个政敌在走人之前，还不得不重新任命他为总理，让他率兵讨逆，从而送给他了一个再造共和伟人的头衔。从此让他带着光环，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局，开始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皖系时代。大陆比较有影响的通俗民国史作者陶菊隐认为，段祺瑞为了达到让张勋为他火中取栗的目的，实际上是在纵容甚至诱使张勋行动，本质上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阴谋。[34]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比较谨慎，但也认为实际上张勋是被段祺瑞利用了，段当时采取的是一种姑息纵容的态度。[35]当时人王武写的《张勋复辟逸史》，说在徐州会议上，段祺瑞的第一号亲信徐树铮“对复辟问题阳为赞许，又婉言拒绝在决议书上代段签名”。[36]当年跟段祺瑞走得很近的曹汝霖回忆说，段的确派了徐树铮参加会议，但以段无授权为理由，没有签名。[37]而当年跟段祺瑞走得很近，担任段的讨逆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的叶恭绰，则认为张勋复辟，就是段祺瑞给设下的陷阱，让张勋为他火中取栗，而他则做了螳螂捕蝉背后的黄雀，成为三造共和的英雄。[38]倪嗣冲的副官回忆说，复辟发生后，他偷听了来蚌埠的徐树铮的谈话，说倪嗣冲是个死心眼，他当初在徐州，并不是真要复辟。[39]而作为当事人，参加过徐州会议的曾毓隽，回忆说自己作为段祺瑞的代表参会，多次和张勋单独密谈，还跟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私下用福建话密谈，也明确地告诉过张勋，段祺瑞不同意复辟。但他也说，他事后听皖系另一员干将王郅隆说过，说徐树铮曾经跟王说过，“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40]作为张勋带进北京的两个统领之一的苏锡麟，在回忆中也提到，当年定武军的总司令张文生也跟他说过，张文生偷听到徐树铮说过类似的话。[41]日本方面一度从北洋政客张弧那里得到消息说，倪嗣冲派兵北上之际，张勋跟段祺瑞也达成协议，由张勋也派兵参加，“驱逐黎元洪，一气呵成实行复辟”。但随后又发现，张弧说的话，并没有确证。张勋和段祺瑞之间，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42]可见，在当时那种变幻莫测的形势中，很多高层的政客，对几位大人物的意向，也无从判断。在我看来，对复辟阴谋，如果摊在面上，段祺瑞肯定是会反对的。但是，只要没有摊开，则事实上必定化为默许纵容，或者给张勋留下了默许的印象。否则，如果他一直大声疾呼，拼命反对，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复辟声势。在段系人物中，玩弄权术，又是徐树铮的强固的爱好，无论什么事，只要他掺和进去，阴谋也就来了。徐州会议，他去参加，原本就不是段祺瑞的正式代表，所以暧昧一点儿，无关宏旨。固然曾毓隽已经明确表了态，但在张勋眼里，徐树铮才是段祺瑞的谋主，徐树铮的态度才是段祺瑞的真实态度。退一万步说，在当时，在张勋眼里，一个众望所归的复辟情势已经形成，就算张勋真的知道段的真实态度，也未必会真的很在意，毕竟段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也未必能拦得住他。毕竟，所有军权在握的实力派人物，没有一个出头反对的。

就这样，第四次徐州会议闭幕，在黎元洪和众军头的翘首企盼下，在一团雾中，张勋率领十个营，五千辫子军，乘车前往北京，来做调人了。尽管众望所归，张勋也动了复辟的念头，但他还是一路走，一路看，其实并没有最后下决心。

注释

[1]《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一册，第31页。

[2]《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一册，第31页。

[3]孟恩远反对众议院“禁止军人干政提案”通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53页。

[4]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7页。

[5]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8页。

[6]《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六页。

[7]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8页。

[8]《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4—5页。

[9]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8页。

[10]《政府公报》，1916年9月30日。

[11]《政府公报》，1916年10月2日。

[12]《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7—8页。

[13]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8页。

[14]《徐州会议密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46页。

[15]《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27页。

[16]参见唐宝锷的信。《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24页。

[17]参见《张勋藏札》中的多封“某人函”。

[18]参见《张勋藏札》。

[19]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446—448页。

[2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52页。李良玉等编《倪嗣冲函电集》，308—309页。

[21]《张勋藏札》，见《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44—46页。

[22]《申报》，1917年5月30日。

[23]《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十页。

[24]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编》，第43页。

[25]杨文恺《徐州会议之星星点点》，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56页。

[26]杨文恺《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段》，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95页。

[27]赵欣余《丁巳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50页。

[28]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18页。

[29]杨文恺《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段》，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94页。

[3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60页。

[31]《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49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58页。

[32]《张勋藏札》，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52页。

[33]俞莱山《谈万绳栻与张勋》，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30页。

[34]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217—218页。

[35]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第461页。

[36]王武《张勋复辟逸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95页。

[37]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5页。

[38]叶恭绰《我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54页。

[39]吴学显《封建军阀倪嗣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第441页。

[40]曾毓隽《忆语随笔》，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69页。

[41]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95页。

[4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23页。

第九章 在火炉上被烘烤的黎元洪

人就是这样，即使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只要陷进去了，一般都会惯性地跟着走。已经走到这一步，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张勋这根救命稻草身上，张勋要做什么，也就只好做。没有道理，也得做。

大富大贵的老实人之相

从照片看，黎元洪是个相貌堂堂的汉子。要单论相貌，不仅张勋不能比，段祺瑞也不能望其项背。脸方鼻直，浓眉大眼，外带厚嘴唇。这副尊容，在清朝官场，是招长官喜欢的相，如果赶上举人大挑，十有八九，是会被选中的。听外国记者讲，在那个时代，黎元洪居然可以用英语跟外国记者对话，绝对民国总统里的唯一，一个时髦人物。辛亥革命期间，采访他的外国记者说他“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做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1]

这样的相貌，的确像富商，或者说高官也行，反正属于麻衣相书上的福相，大富大贵之人。当年，旅长这个级别的军官不少，单武汉就好几个呢，怎么就轮到他被起义士兵找出来做了鄂军都督？说是从床底下拽出来的，有点过分，不过的确是用枪逼着，走出藏身处的。谁能想到，这么一逼，逼出来一个首义元勋，一个副总统。袁大总统死了，又变成了总统。袁世凯修改后的总统继承法，类似清朝的秘密建储，由他自己先写好三个人选，藏之金匮石屋。人们原以为肯定得写上袁克定、袁克文什么的，但袁世凯死后，人们打开金匮，发现居然第一名是黎元洪。当然，如果恢复民元约法，按法理，即使袁世凯不这么写，总统多半也得是黎元洪的。除非，按张勋和冯国璋的想法，把政权还给清室。袁世凯死的时候，他的帝制自为已然失败，厚着脸皮，从皇帝又退回到了总统。称兵造反的西南方面，根本不买账，一个劲儿地要他退位下台。临要撒手，袁世凯明白，此时如果非把总统换成自己人，明摆着是添乱。而黎元洪，则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在北洋团体，这是个没有一兵一卒的空头总统；在西南方面，则是个忠厚老实人，法理上的合理接位者。而实际控制北京政府的，当然是北洋第二号人物段祺瑞。这个人，也是袁世凯指定的。

其实，黎元洪曾经也是个实力派。孙中山做总统的时候，他这个副总统坐镇武汉，兵多将广，麾下最多的时候，有五个师。轮到袁世凯做总统，他还是兼职湖北王，虽然有人捣乱，但毕竟直接掌兵权。二次革命的时候，还不大不小地帮了袁世凯一下。然而，等到国民党被收拾之后，他就只能只身来到北京，做袁大总统身边的副总统，实际上是一个华贵的囚徒。全然没有可能像后来的冯国璋一样，在南京做副总统。他明白，如果他不来，下一个被收拾的，就是他了。

袁世凯当政期间，用武力扫平了对手，但也给自己戴上了一个武力的枷锁。没有了皇帝的中央政府，全然没有像样的权威，能够以文治的手段控制地方的军头们。制度转换之后，混乱的地方秩序，非用武力不能镇抚，督军的权位必然很重，文职的省长，势必蜷缩在军头们的淫威之下。这样武重文轻的局面，漫说建立新的共和秩序，就是恢复传统的文治，都困难重重。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其实无非是为了重建中央的权威，但当年贫弱的中国，袁世凯又不可能靠对外战争的胜利，获取开辟新朝的合法性资源。于是，帝制自为，变成了帝制自祸。地方军阀坐大的局面，从此不可挽回。实际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也是政令不出都门，即使是北洋团体内的众弟兄，也照样割据一方，一个大子都不会给北京政府的，反而一个劲儿地向中央要饷。大大小小的军头，占块地方，就驱逐地方官，自己征粮征税。有固定地盘的如此，没有固定地盘的，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情形下，黎元洪这个总统，实际上并没有人看得起。政坛上，真心实意看好黎元洪的人，只有章太炎，誉为“民国之斗杓”。[2]可惜，章太炎学问做得不错，性子也倔得不行，但什么都说了不算。袁世凯死后，各方一致对黎元洪的拥戴，实际上是虚的，当不得真。但黎元洪这个老实人，和他身边的幕僚们，却有点当了真。尤其是在组阁问题上段祺瑞的让步，以及后来军人唱反调，虽然反掉了黎元洪心仪的外长唐绍仪，但他的一番禁止军人干政的厉声恐吓之后，各地的军头，还真就不再作声，这让黎元洪或多或少有点膨胀了。在参战问题上，段祺瑞操纵督军团和公民团，把事情弄砸了，一时间声名狼藉，四面楚歌。在舆论的一致拥戴声中，黎元洪真格地头脑发昏了。在他和他的幕僚看来，段祺瑞已经失去民意的支持，即使在众军头中，也陷入孤立。内阁都唱独角戏了，他还赖着不走。他不走，僵局就打不破，于是，到了让他走路的时候了。为此，看起来老实厚道的黎大总统，不惜甘冒坏规矩的危险，撕破脸皮，下决心硬干。

这个家到底谁当

尽管在心里，觉得段祺瑞已经成了死老虎，而且免段之职，也绝非想甩掉北洋系，另起炉灶，但在决定要罢免段祺瑞之时，府院双方，空气还是相当紧张。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在总统府跟黎元洪谈这个事的时候，黎元洪的幕僚金永炎，也就是所谓四凶中最凶的一位，突然闯入，“拔手枪相向，大声言：‘这不是你说话之地……’”黎元洪见状，忙叫金出去，一个劲儿地给张国淦作揖，赔不是。[3]由此，似乎可以闻见府院双方浓浓的火药味。

显然，黎元洪也知道，罢免了段祺瑞，不能得罪北洋系。他之所以敢打破民国政坛的规矩，撕破脸皮把段祺瑞给免了，是估计段祺瑞在参战问题上一意孤行，不仅得罪了媒体，得罪了国会，也得罪了北洋军人。他知道，众军头虽然跟着段祺瑞玩督军团的转圈游戏，但心里对参战是打鼓的。他本以为，自己执意不肯在参战问题上点头，不仅争得了民心，而且也争得了军心。一个段祺瑞走了，政争的结也就解开了。他预料，为了北洋的大局，北洋系别的大佬不会不出来接盘的。为此，黎元洪的免职令煞费周章，值得一读：

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前因办事困难，历请辞职，叠经慰留，原冀宏济艰难，同支危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立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本大总统有厚望焉。”[4]

在免职令上就把后续的安排讲出来，一个徐世昌，一个王士珍，不是给段祺瑞看的，而是冲着北洋人在讲话，明白告诉他们，我不想得罪北洋团体，接下来，还是你们的人在当家，换人，不换系。

然而，黎元洪完全不了解北洋团体的个性，低估了段祺瑞这个几乎是所有北洋军头老师的人物，在众军头心中的分量。别看他们不给中央一分钱，但到目前为止，段祺瑞还是他们的老大。撕破脸皮，对段祺瑞就等于羞辱。他们的老大被羞辱了，他们也就都没了面子，所以，这样干，他们都不会答应的。团体内部的分歧是一回事，跟外人闹翻，又是一回事。别看平时老大未必有威，未必言出令行，但老大没了面子，大家就都没了面子。退一万步说，即使你黎元洪接下来还是选北洋人当家，但是我们的一个大佬，你想免就免，这个家到底是你当，还是我们当呢？

黎元洪并没有食言，真的马上就跟另外两个北洋大佬接洽联系，让他们接盘。免职令下达的第二天，即5月24日，即派吴笈孙、饶汉祥两人去天津，求徐世昌出山。被拒绝后，自己亲自登门，拜见王士珍，央求王士珍出来组阁，结果也不得要领。与此同时，黎元洪还给梁启超和熊希龄发了一封电报，诉说了自己免段职的不得已，央求两人去徐世昌那儿劝驾，希望能让徐世昌回心转意。为此，黎元洪还奉送了两人一顶高帽子：“两公国家柱石，与共休戚，值此千钧一发，当不忍坐视阽危。务祈不吝鼎言，必得所请而后已。”[5]

徐世昌是何许人也？黎元洪还是小旅长的时候，他已经是清朝的责任内阁的协理大臣了，是当年汉人中权位最高的一位。此公会做人，会做官，晚清第一号。而王士珍号为北洋三杰之龙，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做人也是第一流的。两个人同为北洋大佬，对北洋众将官的脾气秉性是太了解了。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羞辱了北洋老大，在有一个交代之前，让他们蹚这浑水，怎么可能？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想干，也得看看段祺瑞的反应啊。

段祺瑞还真就发话了。在5月25日，他发出漾电，开列黎元洪免他职的总统令，以及令陆军部次长代行总长职务，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司令等三道命令，说“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能负责，特此布告”，署名依旧是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也就是说，你黎元洪的免职令，不合法，我还是总理。

一边离开北京，离职到天津“隐居”，一边宣称总统令不合法，不能发生效力，活生生是要给黎元洪难堪。《临时约法》的制度陷阱，这一次让黎元洪掉进去了。从法理上讲，总统可以免国务员的职，但需要国务员副署。可当时整个内阁，只剩下了一个国务员，就是段祺瑞自己，当然没法儿让段祺瑞副署罢免自己的命令，非要找国务员副署的话，只能重新任命一个代理总理。这等于是下一任的国务员了，似乎跟约法的规定不大对劲。用同一把刀来削这把刀的刀柄，这事也太难为人了。所以，段祺瑞这样说，也有道理。只是，自己已经走路，再说这样的硬话，实际上等于发牢骚。牢骚的确是牢骚，好大的牢骚，但也蕴含着好大的威胁，你撕破脸皮，我也抓你一下，发个通电，号召北洋军人为他打抱不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明眼人不用看都知道。果然，众军头轰然应声起舞，宣布跟中央脱离关系，性急的都要进军北京了。

在此风声鹤唳之际，虽然黎元洪已经跟张勋接洽，让他出面说话，但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北洋系能接受的人选做总理。徐世昌不干，王士珍也不干，总得找个肯干的。也就是说，怎么也得找人解套。黎元洪实在是过于膨胀了，免掉段祺瑞，居然事先没有找好下家，临时抱佛脚，一团乱。他心目中理想的人选，都请不来，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任何时候，不自量力者，都是有的，这个人就是李经羲。这个李经羲，本是黎元洪到王士珍家苦劝王出山，王士珍这个老好人，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为了给自己解围，避免尴尬，才提出来的人选，其实在王而言，不过是为了把祸水引出去而已，并非真心认为他合适。但是，没有想到，李经羲却当真了。[6]

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第三子。以优贡入仕，托庇于长辈的福荫，一路高升。到辛亥革命时，已经贵为云贵总督。是李家后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蔡锷等新军将领云南起义，将之礼送出境，因为他在晚清大员中，头脑还比较新，为政大体清平。北洋系出身淮军，李鸿章的家人，又做过督抚，当然得礼遇，袁世凯废掉议会之后，成立政治会议，让李经羲做议长。洪宪帝制，封徐世昌、张謇、赵尔巽和他为嵩山四友，说是可以跟袁世凯平起平坐的。从一个方面，是说这个李经羲，被袁世凯视为老资格，是“德高望重”的政客。从另一个方面说，供为上宾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永不叙用。贵公子官做大了，有点自负，难免。徐世昌和张謇，都明白这层意思，但李经羲却未必明白。当年不明白，六年过去了，还是不明白。他觉得别人不行，他肯定行。正因为如此，别人不敢蹚这个浑水，他敢。在他看来，北洋军出自淮军，而他呢，李家的后代，则是当然的淮军前辈。特别是当时看起来举足轻重的张勋，其部队更是直接由淮军蜕变的。所以，当张勋有意进京调停之后，他也力主张勋来京。熟悉北洋政事的张国淦甚至说，李经羲组阁的条件，就是“必须张勋北来”。[7]而李经羲的总理任命，5月28日，居然很顺利地经国会通过。5月27日是星期天，众议院特别召集开会，“四百八十三票中，以三百三十八票通过李经羲为总理”。“28日，参议院又以一百六十六票对二十六票通过。”[8]旁听席上的记者写道，“一时五十分许，辞职未准之外交总长、代理总理伍廷芳君，由其令公子伍朝枢扶之出席，场中鼓掌之声忽起，即如博士者亦既闻之矣（博士指伍廷芳，耳聋——笔者注）。伍代总理袖中出一小纸条，操半官半粤之音，为李仲轩读（即李经羲——笔者注）履历。鼓掌声中，但闻某省总督，某省巡抚，政治会议议长似略而未读，可惜也。”[9]这个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理，就这样在议员的阵阵掌声中诞生了。赶走段祺瑞之后，国会变得非常听话，总统要什么，就给什么。议员们绝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居然是解散国会，让他们走路。

但是，北洋系的军头们，似乎并不买这位淮军前辈的账。北方十三省各个军头次第宣布脱离中央独立，独立各省在天津成立军务总参谋处，由雷震春主持，大家公推徐世昌做大元帅（徐并没有答应）。性子急的倪嗣冲，派他的安武军六个支队北上，由他的侄子倪毓棻率领，前锋已经登车。[10]另一个急性子张作霖，若不是跟他的军务帮办冯德麟闹得不可开交，估计也把部队派出来了。据倪嗣冲讲，连北京的警队，都表示要“联行一致”。[11]虽然说，号称“拥法卫国”的北洋军头们，未必真的攻打北京，也未必马上能另立政府，但这种四面楚歌的阵势，却是黎元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不由他不害怕。毕竟，自己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当然，他还有张勋，也只能全靠张勋了。退一万步说，既然已经撕破脸皮，他也不能马上收回成命，让段祺瑞回来，即使他真的这样做了，段祺瑞十有八九也不会答应。5月30日，黎元洪在给张勋的电报中，把个定武上将军捧上了天，说他是“国家柱石，与同休戚，众望所归，一言九鼎，且与仲宣总理交谊素笃，当可密商大计，共挽狂澜”。[12]随后，正式下令，电召张勋进京。[13]病笃乱投医，他一点儿也没想到，来的可能是个乱治病的蹩脚大夫。日本公使林权助后来回忆说，当得知黎元洪要张勋进京调停的消息后，他曾去面见黎元洪，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张勋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使自己成为独裁者”。但黎元洪坚持认为不可能，他有把握，无须多虑。[14]这个时候，不是箭在弦上，而是箭已经发出去了，前面就算是悬崖，他黎元洪似乎也得跳了。

然而，黎元洪的殷殷期待，很快在“跂予望之”的过程中变了味，渐渐地，事情变得有点不对头了。当听说张勋带领大批人马北上时，黎元洪感觉有些棘手了。调停，要这么多兵干吗呢？无奈，他只好打电报给在天津的徐世昌、段祺瑞和李经羲，要他们设法说服张勋，把军队留在天津，只身进京就好。说是北京军警林立，张勋的安全不成问题。[15]然而，急来抱佛脚，有事现上香，哪里有用？这个时候，能买黎元洪账的，只有一个李经羲。但李经羲能说服张勋吗？他会去说吗？此时的这位淮军前辈，大概还陶醉在新任总理的兴奋之中，根本没把黎元洪的担忧当回事。其实，有关复辟的传闻，已经沸沸扬扬了。张勋周围走马灯似的穿梭来往的遗老遗少，压抑不住兴奋，不断地向外放话。张勋其实也真的有复辟的准备，却一丝都不向这位淮军前辈透露。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打电报向他询问此事，他不回答。[16]夏寿康奉黎元洪之命，到天津迎接张勋和李经羲，见面首先就问李经羲复辟之事，李斩钉截铁地回答“决不复辟”。当夏寿康对张勋带兵之多表示怀疑时，李经羲居然想当然地对夏说，这些军队不进北京。[17]贵公子办事，就是一副大包大揽的派头，其实呢，他自己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可是，张勋却没有这么客气。别看动身之前还给黎大总统留了点面子，来往电文，足够温和，也没有跟中央脱离关系，但等到了天津，脸就变了。张勋对前来迎接的夏寿康提了两个条件，否则不进京调停。其一，驱逐总统府的“四凶”；其二，限三日内解散国会。[18]在张勋这些军头眼里，总统周围的小人，尤其是国会，是万恶之源，他们早就对之不耐烦了。之所以兵临城下才堂而皇之地提出来，不过是图穷匕首见而已。如果黎元洪不答应，下一步，没准调停的张勋，就成了北伐的先锋。

不得不犯的错误

接到张勋的最后通牒，黎元洪感到了几分不祥。但是，人就是这样，即使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只要陷进去了，一般都会惯性地跟着走。已经走到这一步，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张勋这根救命稻草身上，张勋要做什么，也就只好做。没有道理，也得做。解散国会，是天大的事，等于推翻了袁世凯死后各方达成的所有政治约定。别说跟国民党没法儿合作，就是西南方面，也没法儿交代了。一旦做了，此前一边倒向他的舆论，马上就会反目相向。按道理说，内阁制的政府解散国会，是常有的事情。但解散国会之后，马上要组织大选。可是，当时的中国，宪法还没有出台，在制度上，不过一个半吊子共和，仅仅有一个《临时约法》在凑合，关于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散国会、什么时候进行大选，《临时约法》提都没有提过。也就是说，无论总理还是总统，都没有法定的权力解散国会。况且，一旦国会解散，国会议员就等于失业了。别的不讲，一下子砸了八百政治精英的饭碗，这事就非同小可。但是，黎元洪已然做错了第一步（罢免段祺瑞），又错了第二步（请张勋入京调停），第三步，不走也得走了，硬着头皮走。有的时候，人总是试图用后一个错误弥补前一个错误，越错，越离谱。

到了这一步，当初气壮如牛的总统府幕僚们，已经进入半傻之状，没有人能出一个好一点儿的主意。“四凶”，自觉地就回避了，而多数人都同意，顺着张勋。跟黎元洪走得很近的山东省省长孙发绪，写信劝黎元洪接受张勋的最后通牒，认为“尚无迫人以难堪之处”。说是虽然约法没有解散国会的条款，但也没有不可以解散的条款，解散国会，在法理上可以解释。[19]也有人提出，黎元洪干脆辞职，以退为进，但也是说说而已，没有人乐意，黎元洪自己也舍不得。扛了几日，实在扛不住了，没办法，黎元洪只好下令解散这个一直支持他的国会。代理总理的伍廷芳不肯副署，撂挑子走了，找内阁其他人，所有人都躲了。没人副署，命令就不能生效。段祺瑞脸皮薄，不好意思赖着不走，但国会议员可不是吃素的，解散议会，等于砸了人家的饭碗（每月工资五百大洋，还不算车马费），这八百罗汉岂能甘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作者陶菊隐说，6月12日夜，总统府开会商议对策，熬了一夜，天都亮了，江朝宗熬不住了，自己站出来说愿意为总统解围，出面副署解散国会令。[20]而张国淦说，正好步兵统领江朝宗来总统府办事，黎元洪告诉他，伍廷芳不肯副署。江朝宗说他敢，于是就地被任命为代理总理，在总统令上署上了自己的名，由此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21]就这样，在府院之争中，大部分时间站在总统一边的国会，就这样儿戏地被牺牲掉了。江朝宗这个名声不怎么样的家丁头儿，就这样变成了代总理。虽然仅仅是为了副署一个臭名昭著的总统令，江朝宗的后人，却因此而感到有几分荣耀。后人提到这位江大人，都会加上一笔：曾任民国政府代总理。张勋对于解散国会，志在必得，听说代理总理伍廷芳不肯副署，他还特意打了一个电报，严词催逼。[22]但是，没有效果。尽管没有人肯副署解散令，但急于解套的黎元洪，还是找到了办法，不是办法的办法。

是时也，名记者邵飘萍写道：“今日总统之居三海，其悲愤抑郁之状态，殆如明皇车驾幸蜀，途径马嵬被逼于骄兵悍将之时。”[23]悲愤归悲愤，抑郁归抑郁，事还是得做，文章还要写。黎元洪的解散国会令，也是一篇妙文。《新青年》录其全文时，说是可以看出当时黎元洪之“无可如何，婉转马前之情状”。[24]现录于下：

上年六月，本大总统申令：以宪法之成，专待国会，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等因。是本届国会之召集，专以制宪为要义。前据吉林督军孟恩远等呈称：日前宪法会议及审议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悚异常。考之各国制宪成例，不应由国会议定。故我国欲得良妥宪法，非从根本改正，实无以善其后。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惟有仰恳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等语。近日全国军政商学各界，函电络绎，情词亦复相同。查参众两院，组织宪法会议，时将一载，迄未告成。现在时局艰难，千钧一发，两院议员纷纷辞职，以致迭次开会，均不足法定人数。宪法审议之案，欲修正而无从，自非另筹办法，无以慰国人宪法期成之喁望。本大总统俯顺舆情，深维国本，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尅期另行选举，以维法治。此次改组国会本旨，原以符速定宪法之成议，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邦人君子，咸喻此意。[25]

基本上等于胡言乱语了，估计草拟此令时，大牌一点儿的幕僚已经离开，剩下的人，又人心惶惶，所以才有此“佳作”。既然《临时约法》没有规定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那么，本届国会宪法会议通过的那几项条款，不是可以拿来充数吗？非说人家骇人听闻，自己震悚异常。接下来，还厚着脸皮，把议会没有及时制定出宪法，作为解散的理由。明明议会刚刚还通过了李经羲做总理的任命，怎么转眼就说人家迭次开会不过法定人数？前面一个字都没提哪个督军做了什么请求，后面冷不丁来了一句：“应即准如该督军等所请，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这样的一份大总统令，难怪没有人乐意副署，丢人丢不起。当年杨贵妃婉转马前死的时候，如果唐明皇有诏令的话，大概也是这样胡说八道的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黎元洪要按他自己的承诺，不违法，那么就只能按《临时约法》来做。而作为当时政府基础的《临时约法》，委实太粗疏了。它没有规定，既然总统令都得总理副署才能生效，那么，总统免总理的时候，该谁来副署。更没有规定，总统可以解散国会，如果解散了国会，何时大选，怎样大选，什么规定都没有。如果抠法律的字眼，显然黎元洪免段祺瑞总理之职涉嫌违法，但毕竟《临时约法》中还规定了，总统可以免国务员的职。可是对于总统解散国会，《临时约法》则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及，那么黎元洪凭什么就解散国会了呢？如果说，罢免段祺瑞，还算是一脚踩在陷阱里，那么这一回，则整个身子都掉进去了，成为他黎元洪历史上，一个很大的污点。而此前动不动就对段祺瑞大呼小叫的国会议员们，面对这样一个蛮横的总统令，居然不声不响，更没有聚众到总统府抗议，却一个个悄然溜出北京。到了上海，某些人才发表一个通电，宣布解散国会令无效。

黎元洪在干了这件毫无道理、彻底违法的勾当之后，一面给梁启超、汤化龙和熊希龄一封电报，说自己如何如何地“忍尤含垢，委曲求全”，“区区苦心，当邀共谅”；[26]一面通电全国，诉说自己不得不如此的曲衷。在通电里，他承认自己知道由于《临时约法》上并没有规定，所以他解散国会是不合法的。之所以还这样做，主要是各个军头脱离中央、兴兵作乱逼的。特别是另组临时政府和实行复辟两个威胁，更为可怕。而解套的唯一出路，就是张勋的调停，但张勋的调停，则以解散国会为先决条件。并且公布了他的代表跟张勋之间的交涉，说是如果不答应张勋的条件，张勋就“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那么危险迫在眉睫：第一，国体难以维持（复辟）；第二，发生战乱；第三由于战乱发生在首都，所以会引起西方干预，进而有亡国之忧。所以，他才不得已这样做，由此“吞声茹痛，内疚神明”。[27]当时的军政要人中，冯国璋对他还是表示体谅的，在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前，冯国璋就有一个通电，认为实在不得已的话，可以解散国会。因为国会跟国家比较，宁牺牲国会，不能牺牲国家。[28]这个说法，后来也被黎元洪引入自己的通电中，不过，舆论并没有因此而原谅他。此前，报界已经封他为“九字总统”了，现在还是九个字，只是标点符号变了：“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29]

说黎元洪怕死，其实倒也未必。但吞声茹痛的黎元洪此时完全乱了方寸，倒是真的。他居然没有想到，所谓对共和国体的威胁，所谓的复辟，其实主要来自“辫帅”张勋。天下三尺童子皆知，至今还留着辫子、怀念大清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张勋。答应了张勋的无理要求，这个威胁就能消除吗？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为张勋实践这个威胁，扫除了一个最难扫清的障碍。从清末到民国，政坛人物，对于民意，都在乎。张勋虽然平日对国会恨得牙根痒痒，却也不希望由他出面来强行驱散国会。这样的脏活儿，得让黎元洪来干。让共和国的总统，亲手违法地毁掉共和国的国会。这样的共和国，还有什么脸面呢？下一步，就该让黎元洪本人走路了。被人嚷嚷了许久的清帝复辟，终于该登台了。曾兼任总统府秘书的韩玉辰后来回忆说，在张勋进京之后，他曾经劝过黎元洪，尽早辞职，徐观时变，“可告无罪于天下”。但却被黎元洪断然拒绝，认为他是受段祺瑞指使，来运动他下台的。他说，此时的黎元洪，思想深处，说破了还是“个人第一，国家第二”。[30]时任农商总长的前国民党人谷钟秀也给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写信，担心张勋进京之后，会发动复辟，要黎元洪干脆痛斥叛将（即独立各省督军——笔者注），然后辞职，让冯国璋代理总统，借此解套。[31]但也没有结果。正是对个人权位的迷恋，导致黎元洪一连串的判断失误，连傻子都看得很清楚的事情，他反倒不清楚，陷入跟段祺瑞较劲的陷阱里不能自拔。似乎，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段祺瑞。究其实质，召来张勋，一连串无原则的妥协，已经不是为了救共和，而是救他自己，救他的总统宝座。在他个人历史上，曾经两次被赶下总统宝座，两次都把总统的印信带走，可见，这个一直号称不在乎权位的人，其实，对这个总统，是超级在意的。当然，话说回来，有谁坐上了总统宝座，能不在意呢？

自6月3日就再次出发来中国的日本人西原龟三，作为日本首相的特使，一直在掺和中国的政事。在国会被解散之后，他曾运作促使徐世昌和段祺瑞一并出山，并模仿当年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的办法，成立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政治会议这样的机构（国政审议府），代行两院职责。据他给日本政府的电报，说是徐、段两人都答应了。而且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表示同意。可是，这个方案，却因张勋的仓促复辟，而胎死腹中。[32]现在看来，西原龟三的这个方案，的确是保全共和、暂时化解危机的最好的办法。而且由西原提出，背后有日本政府的背景，也容易为各方接受。只是太晚了，还没来得及跟黎元洪尤其是张勋商议，张勋这边，就已经发动复辟了。黎元洪在最后时刻爬出热锅的机会，就这样消失了。

6月13日，在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后，张勋发了一个通电，说他张勋“未尝蔑视夫国会，亦何仇于议员”。只是因为国会表现太差，群怨所归，已成众矢之的，“举国人民，交嫉共愤”，所以他才不避嫌疑，代为请求。“幸大总统洞烛舆情，俯采众议，特颁明令，解散两院。既明且决，有识同钦。”[33]得了便宜卖乖，然后兴高采烈地开入北京，实行他的复辟大业去也。记者道：“难坏了黎菩萨，却成就一张大帅矣。”[34]

注释

[1]埃德温·J.丁格尔：《1911—1912亲历中国革命》，第五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0页。

[4]《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六页。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编》（上），210—211页。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46页。

[6]《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七页。

[7]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211—212页。

[8]《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七页。

[9]《申报》，1917年5月30日。

[10]《倪嗣冲函电集》，第314页。

[11]《倪嗣冲函电集》，第315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56页。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60页。

[14]《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171—172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71页。

[16]《夏寿康往来函电》，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82页。

[17]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

[18]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九页。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91页。

[20]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第227页。

[21]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

[2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43页。

[23]《申报》，1917年6月9日。

[24]《新青年》，1917年5月第三卷第六号。

[25]《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9—10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78页。

[2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79页。

[2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42页。

[29]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90页。

[30]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91页。

[31]夏寿康往来函电，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82页。

[32]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42—143页。

[3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49页。

[34]《申报》，1917年6月14日。

第十章 复辟进行时

不管中间有几番折腾和曲折，反正到了6月30日，张勋领着一群遗老和在北京的实力派人物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和吴炳湘，拥进皇宫，恳请小皇帝复辟。于是第二天，也就是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就变成了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北京城，又张挂黄龙旗了。

都是两边押宝，两边不放钱

1917年6月14日下午，张勋率领五千彪悍的辫子军，进入北京。军队驻扎在天坛，自己帅随从进城。这一天，北京城从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宅，沿途黄土铺路，军警林立。张勋坐在小汽车里，由辫子军的马队前导，沿途交通管制，因此北京东西城的交通为之中断了四个小时，连美国公使的车，也被拦在路上不能动弹。这气派，都快赶上皇帝出巡了。《顺天时报》报道说：张勋到站，“欢迎及看客非常拥挤，二十余丈内已断绝交通。有时兵士以枪口向路旁作拟准状，人马皆辟易。故军容十分严肃。张大帅既乘汽车过后，似有万马奔驰，小车遇之辄碎。外人咸啧啧叹观止。”[1]为了迎接张勋，黎元洪特地下令打开中华门，就是天安门广场前，前门楼子后面的一个大牌坊式的门，清朝叫大清门，进入民国之后，改称中华门。这个门，据陶菊隐讲，民国以来只打开过三次，一次是为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使团，一次为孙中山，再一次，就是为张勋了。[2]前来迎接的人，除了黎元洪的特使，还有步兵统领江朝宗、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和警察总监吴炳湘。这一刻，原来众多遗老遗少千呼万唤的清帝复辟大戏，主要角色，都进了剧场，就等一声锣响，好戏就要上场了。

自从第四次徐州会议以来，军政各界，都知道“辫帅”要复辟，一路走来，也没有听到反对声，如果按张国淦的说法，唯一发声反对的是段祺瑞。张勋到天津之后，去拜访住在天津段芝贵府上的段祺瑞，段祺瑞郑重地对张勋说：“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3]所有的人都在等着看戏。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政治僵局，怎么也得打破，但怎么打，张勋上台之后，戏怎么个演法？如果复辟，皇帝回来会怎样？共和会不会真的完了？军头之中，虽然有几个是将宝押在复辟上的，但钱其实并没有真的放进去。其他人，都是两边押宝，两边不放钱。只有少数人，比如像第十六混成旅前旅长冯玉祥，也许是把宝押在维持共和上的。总之是很少有人有个准主意，有准主意的，说了都不算。段祺瑞的表态若是真的，到底是一种姿态，还是警告呢？真的不好说。至少张勋不认为是警告，就算是警告，他也不认为很严重，因为段手上没有一兵一卒。显然，段祺瑞知道张勋进京之后，有可能复辟。徐州会议上的种种，他不可能不清楚。但是，他并没有阻止张勋进京的意思，反对复辟的话放出来，也就结了。当时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报道说，张勋和李经羲去见段祺瑞，段祺瑞说，“时局如此，请二公善自为之，某刻下则无论如何不愿再作冯妇。”[4]如果按这个报道，那么段祺瑞不仅没有表态反对复辟，而且还有怂恿之嫌。说自己不愿再作冯妇，意思就是说他不再过问政治。果真如此的话，就不会有后来他应黎元洪之命再任总理领兵讨逆之举了。在段身边当差的人回忆说，那天张勋来见，两人密谈了约半个小时，临行将出客厅门口，段问：“你几时去北京？”张答：“今天下午就去。”段说：“好吧，你到北京看着办吧！”[5]看这光景，两人肯定没翻脸。但是，等到张勋进了北京之后，据日本人的情报，段祺瑞对他的好友说，如果发生了复辟，会导致中国国内刀兵相见，四分五裂，因而引发列强瓜分。因为复辟违背了大众的民意，与世界大势相违背。而且也不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只能满足某些人的私欲，不仅不利于清室，甚至会危及清室。[6]然而，这样的意见，段祺瑞只是私下跟亲信聊聊而已，他自己也知道，根本到不了张勋的耳朵里。

另一个北洋大佬的态度，则更为暧昧。曹汝霖回忆说，在张勋见了日本的参谋（此指田中义一）之后，声称日本支持他复辟。徐世昌闻此，急急找来曹汝霖，要他到北京问一下田中，是不是真有其事。曹到了日本使馆，田中已经离开，日本公使林权助郑重其事地回答，日本绝无支持复辟之意。曹汝霖回去告诉了徐世昌，结果此事居然被张勋知晓，说曹到日本公使那里，坏他的大事，放言：“我非揍他不可！”把个曹汝霖，吓得不轻。[7]由此看来，张勋见徐世昌，虽然他们多半谈了复辟的事，但徐的态度，并不明朗。有人说，第四次徐州会议，徐世昌也派了代表参加，并表示同意复辟。但张勋来到天津看徐世昌的时候，由于徐已经了解到张勋实际上是着了徐树铮的道，所以劝张勋不要复辟。张勋进京之后，徐世昌还写信给他，劝其不要草率行事。此信，作者还看到过。[8]老于政海的徐世昌，能否如此明确地表态，反复劝人，还真不好说。但看徐世昌那几日的日记，记的都是吃饭、写字、作诗、应酬，无一字提到张勋，无一字提及复辟，似乎有点反常。直到7月1日（丁巳年五月十三日）传来复辟的消息（6月30日发生的事），才提了一句：“今日得京中信息，张勋恭请皇上复临御天下躬理大政，闻皇贵太妃、醇王、世中堂均不以为然，无力阻止，有哭泣坠泪者。”曲折地暗示了他对复辟的不赞成之意。[9]徐世昌的不赞成，不是说他根本不希望清室复辟，而是觉得此事此时做不了，至少眼下做不了。显然，日本政府的态度，对徐世昌影响甚巨。一个进入民国还一口一个皇上的人，怎么可能不想复辟？此前，就复辟事宜，他跟张勋肯定有过沟通。只是这个老官僚知道，日本的态度分量如何，他的不赞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事情难成这一点的。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回忆说，在日本政府换届之际，中国方面原本打算派曹汝霖作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授勋为名，打探新政府的动向。但表面上接受段祺瑞委派的曹汝霖，暗中却有一项使命，是受徐世昌和张勋的委托，打探日本方面对清室复辟的态度。后来由于国会对曹汝霖不满，使命未成。后来，另一个亲日派官僚陆宗舆，也接受了类似的使命，主使者依旧是徐世昌和张勋，但日本外相本野表示，日本不支持复辟。[10]另一个遗老郑孝胥，也在日记里提到过此事，说刘廷琛跟他讲过，张勋和徐世昌派陆宗舆赴日商量复辟事宜，升允还对此不满意。[11]日本外交档案中，也有陆宗舆来访的记载。明确说明，陆是受了徐世昌的派遣。而徐世昌对于中国的共和能否搞下去，有着很深的疑虑，但对于张勋复辟的急躁，也很担心。此行，就是为了跟日本方面探讨复辟的可行性。回国后，陆宗舆还特意去了一趟徐州，传达了徐世昌的意思，让张勋慎重。[12]曹汝霖在回忆中，没有提及此事。但他也提到，张勋进京之后，对他特别冷淡。在江西会馆设宴演戏，没有一言相交，令他如芒刺在背。[13]我们在张勋的藏札中，见过曹汝霖给他的信，口气相当亲密。此时的冷淡甚至光火，也许是跟曹汝霖前后的态度变化有关。曹汝霖肯接受徐、张二人的秘密使命，想必原来不会对复辟特别不满。此时临要行动了，却对徐世昌如此说，近乎拆台，张勋当然不会高兴。如果此事属实，那么，徐世昌也许真像后来张勋多次强调的，他是第一个知情人。但是，知情是知情，此时的行动，徐世昌却未必赞同。只是这个老于宦海的老江湖，未必马上暴露他的真实态度。连在日记里都是这样的曲笔，跟张勋见面时，多半不会直接表态。从张勋对曹汝霖光火的消息来看，徐世昌大概仅仅是提到了曹见日本公使的这件事而已。

说到徐世昌，就必须得多说几句。徐跟袁世凯是至交，1895年袁世凯刚刚插手小站练兵，身为翰林的徐世昌，就受邀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做了袁世凯的幕僚。当年徐世昌虽然是一个九年没有外放的黑翰林，但以翰林身份，去跟一群大兵混，还是有点掉价。但此举却得到了袁世凯和他麾下一干武夫的尊重，也由此飞黄腾达。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就成了北洋系资格最老的元老。府院之争，几乎每次都得请他当和事佬。当年徐世昌在袁世凯幕中的时候，曾经收张勋为门生。这种文官收的武夫门生，当然比不得因科举形成的师生关系，只不过是武夫希图徐世昌这个翰林的光环，以之为自己充充门面。不过，在那个时代，即使是空头的师生关系，也说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后来徐世昌做东三省总督，招张勋去带领巡防营，也跟“门生”二字有关。只是，民国以后，跟张勋关系密切的遗老，对徐世昌做民国的官，非常不满，因此也累及张勋跟徐世昌的关系，不似此前那样密切了。这也是复辟前后，两人不能好好合作的一个原因。当然，徐世昌自己，也有他的问题。此人太会做官，太会为人。当初摄政王轰走袁世凯，却让徐世昌这个袁世凯的密友，做了汉人最大的官——内阁总理副大臣，可见他八面玲珑、官运亨通之一斑。晚清的名将吴禄贞曾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即东三省之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有什么幕僚，就有什么主人。徐世昌，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样子光鲜、谈吐文明的漂亮人物。这样的人物，跟张勋这样的老粗，还是会有点隔阂的。

其实，张勋虽然打好了主意，借机复辟，但如果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铁心要干，却也未必。即使进了北京，他也得看看。当时的北京城里城外，光正规军就三个师两个混成旅，再加上步兵统领衙门里的万把人，如果大家都反对复辟，那么张勋这五千兵再加卫队即使浑身都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漫说实行复辟，就是喊一嗓子，都玄。

尽换五色旗，升起黄龙旗

说起来，张勋其实是跟总理李经羲联袂进京的。李经羲很一厢情愿地把张勋当成了自己的依仗，但他本人，却不赞成复辟，真心实意是要给黎元洪解套的。所以，从天津一来到北京，就住进了黎元洪的总统府。张勋当然也没把这位淮军前辈当自己人。在天津时，李经羲曾经问张勋，是不是要复辟。张勋回答说：“复辟不能变更，但目前还不想办。”[14]这无非是一句搪塞，李经羲却因此而一块石头落了地，高高兴兴地跟着张勋进了北京，与黎元洪商议，张罗筹组他的内阁。

这边，张勋进京，正式担纲调人，通电全国，要求“独立”各省督军，“电到之日，请即取消独立名义，以慰邦人望治之殷”。[15]随即，宣布跟中央脱离关系的各省军头，给老大面子，宣布取消“脱离”。天津的总参谋处，原来就是个名头，现在也宣布取消。已经把兵派到北边的倪嗣冲，也宣称要把军队撤回，要津浦铁路局准备车辆。[16]这样一来，黎元洪总算松了一口气，而李经羲内阁人也凑齐了。此时的李经羲，担心的居然不是自己身边的张勋，而是天津的段祺瑞，致函黎元洪，处处为张勋张本，说段祺瑞的势力与张勋为难。[17]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袁世凯的一个老朋友，对此在日记有段叙述，煞是有趣：“当复辟之前一日，李尚有大请客单，联请至数百人。演说政见者，乃正在兴高采烈之中，而霹雳一声，张勋复辟矣。如演剧然，正角未到，垫剧一出，前台支吾时刻之间，后台武剧扎束衣甲已齐，随即演出。垫剧未终，匆匆收场焉。”[18]章太炎来电讥讽，说他不过是“张勋走使”，“名为总理，实是副官”[19]，其实是一个用完了就甩的副官。6月18日，一直跟张勋紧密合作的倪嗣冲，给张勋发了一个密电，要他废掉即将登台的李经羲内阁，另组军人内阁，“务乞我公主持”。[20]什么叫军人内阁呢？他没有说明，想必不是一个军人当总理的内阁，而是军人组成的内阁。看来，他倪嗣冲，也开始跃跃欲试了。然而，此时的张勋要的，却不是一个内阁总理，他的野心更大些，他要做的，是清朝中兴的第一号名臣。

从6月14日进京，到7月1日宣布复辟，这半个月里，张勋一面跟一群跟来的遗老密室商议，筹办复辟大业；一面跟各方接触，尤其跟北京的实力派人士接触，试探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应该说，他得到的反应，相当正面，北京的坐地虎们，从王士珍到江朝宗，加上几个师长旅长，没有表示任何异议。连日来，一面在江西会馆，大演其戏，北京的名角粉墨登场，好戏连台；同时，张勋却一直对媒体放风，他就是来调停的，一旦李经羲内阁成立，他就要打道回府了。直到6月28日，《顺天时报》还报道说，据张勋身边的人讲，张勋的行止，要看李经羲内阁，内阁组成，则张勋出京。[21]可惜，转天，同一个报纸不无遗憾地说，调停已毕，外界传闻张勋行将带兵出京，然而，眼下似乎又没准儿了。此报道的标题就是“张勋出京无期”。[22]第二天，轰隆一声响，张勋复辟了！6月30日晚上，张勋在江西会馆大演其戏，中途，特意把梅兰芳从压轴转为大轴的位置上（即从最后挪到倒数第二）。看罢了梅郎，戏还在演着，张勋就带了一群人进宫请求宣统复辟。街上，辫子军已经尽换五色旗，升起黄龙旗了。[23]真的不知道他哪一出是戏，哪一出是真事。

其实，如果根据某些知情人的说法，张勋复辟的过程，还是有些波折的。虽然，进京的第二天，张勋就一身朝服，以两江总督的名义，进宫去拜见了小皇帝溥仪。但是，由于各省纷纷取消了“脱离”，倪嗣冲的军队也着手撤回，在外界看来，北京政府的危机，已经开始消解。这让一干热衷复辟的遗老，很是不爽。按他们的设计，原本就是要利用各省“独立”和相应的军事压力，进京直接逼黎元洪退位，迎宣统复辟。没承想，张勋不仅没有抓住机会，反而让黎元洪卸了压。跟张勋走得最近，也是张勋同乡的刘廷琛最为愤怒，一度埋怨张勋，“欺君卖友”。当然，话虽这样说，这些遗老偶尔倚老卖老，撒下娇可以，但最终还是得指望他们的张大将军。于是，刘廷琛、胡思敬和胡嗣瑗等人，还是来到北京，劝说张勋实行复辟。胡嗣瑗给陈曾寿的信上说，他们虽然觉得机会已经错过，还是跟万绳栻一道，“搜索枯肠，始得一出题之法”。这个出题之法，就是“密电各省，令反对李经羲之内阁，利其纠纷不解，以为复辟之机”。[24]果然，各省莫名其妙地纷纷发出通电，反对李经羲内阁。其中倪嗣冲最为积极，让还没走完法定程序的李内阁，胎死腹中。

遗老们一腔复辟热忱，一上手，就是阴谋权术。不大光彩的阴谋权术，把一个对张勋无限信任、也是他们的前同僚的李经羲玩了一道。不过，在他们看来，李家世受国恩，为了皇帝，委屈一点儿也无所谓。因为担心张勋对李经羲有顾虑，陈曾寿在代上海诸遗老写给张勋的信中，不仅把张勋大捧了一通，让他抓紧这个“千载一时”之机会赶紧复辟，还在信后附了一段话，说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迈，对李经羲阻碍复辟感到不满，让张勋勿让李经羲“贻门户之玷”。[25]当然，让张勋干大事，仅仅是捧，肯定是不行的。由陈曾寿起草的天津诸遗老给张勋的信中，为张勋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东三省的军头们对复辟最积极，可以作为屏障。冯国璋态度一向保守，必不会反目相向。四川内讧，自保不暇。广西的陆荣廷，有故主之思，料不会反对。云南贵州，就是有心反对，也鞭长莫及。而北洋各督则已经采取一致行动了。唯一的麻烦是广东，有革命党捣乱，但有龙济光在，也足以应付。[26]这样乐观的形势判断，应该是跟张勋不谋而合。所以，胡嗣瑗在转交了陈曾寿的信之后，给陈回了一信，说是张勋览信之后，“意已大动”。[27]我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资料室，找到一份手抄资料，上面标记是从沈曾植的乱纸堆里发现的。内容通篇都是复辟的事，其中也谈到，对于各省同盟督军，应该封赏，对西南则要分化瓦解，料定他们地势偏远，兵力单薄，不足为惧。而广东广西的龙济光和陆荣廷，则必然心向复辟。[28]意思差不多。

张勋复辟，谋主主要是刘廷琛、胡嗣瑗、陈曾寿、沈曾植、王乃徵这些比较标准的遗老，他平日也跟这些人走得近。平时，这些人多聚集在天津和上海两地，闻讯后，纷纷赶到北京，为张勋帮忙。平日跟这些遗老有些隔阂的康有为，也是一个复辟的热心人，也赶到了北京。其实他跟张勋不是一路人，平日关系也一般，但是比起那些过气的“纯遗老”来，他的名气大。后来一说复辟，必讲“文武二圣”，武则张勋，文则康有为。张勋对康有为虽然客气，迎之到南河沿的家中居住，但复辟过程中，对于康有为一整套的方案，并没有当回事。

不管中间有几番折腾和曲折，反正到了6月30日，张勋领着一群遗老和在北京的实力派人物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和吴炳湘，拥进皇宫，恳请小皇帝复辟。于是第二天，也就是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就变成了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北京城，又张挂黄龙旗了。7月8日，早已反正多日的陈光远在给冯国璋的电报中，叙述了6月30日发生的事情：他说，自打辫子军进京以来，“都人畏张军如虎”，“六月卅日夜二点，王总长（王士珍——笔者注）在江统领（江朝宗——笔者注）处电召速来，当经王总长面称张勋夜协约谈，不知有何要事，值得公同前往。至则张勋直言云复辟事成，更无商酌余地，王总长谓此事重大，究竟手续如何？张答外交确有把握，冯陆（指冯国璋和陆荣廷——笔者注）均表同情，各督军一致赞可。”正说着，两个近畿旅长向张勋报告，说是已经奉命调兵进城。然后张勋就进宫请宣统复辟了。[29]言外之意，他和王士珍，也是被胁迫的。他们的部下，已经被张勋策动，转而威胁他们了。当然，这是陈光远的事后托词，不足为凭。但6月30日夜里，张勋肯定讲了内有支持、外交无问题的大话，陈光远和王士珍，也信了他的话。

复辟后的政治安排

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这一天，以小皇帝溥仪名义颁布的复位诏书，公布了“约法九章”：

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二、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

三、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

四、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俗等事，并著所司条议具奏。

五、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订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

六、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着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

七、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

八、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

九、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30]

这个约法九章，如果放在1898年戊戌维新的时候，也许还有点意思，可是搁在1917年，几乎就是陈腐的代名词。除了不许亲贵干政，多少还有点吸取了清末的教训之外，剩下的事，没新鲜的。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什么“禁除党派恶习”，什么意思呢？不许有党派吗？这岂不连清末新政都不如了？允许有党派，不许人家有恶习吗？那你怎么确定什么是恶习呢？连复辟后的政体，都是一笔烂账。说是善法君主立宪政体，却非拿出光绪戊戌变法时的谕旨说事。“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那个时候的中国政体，连二元君主制都不算，顶多是个开通一点点的君主专制政体。这样的复辟，还真就只能是个落伍的“大清帝国”。别的不讲，比起武昌起义后清廷的十九信条，都差得很远。十九信条强调了国会的权力，强调了国会对君权的限制。但是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时间过去了六年，复辟后的朝廷，居然敢在政治体制上大踏步地后退，不能不说主事者脑袋出了问题。

约法九章之后，是具体的制度和人事安排。内阁是有的，但却没有总理大臣，负责管理内阁的是以张勋为首的议政大臣。张勋的两个心腹谋主万绳栻和胡嗣瑗为内阁阁丞。下设十一个部，分别由若干复辟的功臣和有名望却未必能来的人担任头脑，但部长次长都改回为尚书侍郎。还好，没退回到六部去。另设了一个不知道干吗用的弼德院，由徐世昌和康有为做正副院长。从名称上看，是想让这些人辅弼皇帝，提高他的道德水准，但实际上这种事，自古至今都没法儿下手。徐世昌跟洪宪帝制时一样，再次被高高挂起，供了起来。但一门心思准备大干一场的康有为，也被这样挂起之后，滋味却不好受，等于被扔在了冰窖里。余下来各省长官的安排，基本上是把督军变成总督或巡抚。但是，直隶督军曹锟，莫名其妙地被授予了直隶巡抚，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却给了张勋，等于把曹锟的地盘，给了张勋。而一直跟张勋走得最近、叫嚷声最大的张作霖，原本指望升一级，但也不过就是个奉天巡抚。难免心情不好，“颇怏怏”。[31]其实，怏怏的不止曹锟和张作霖，连一向被遗老寄予厚望的冯国璋，心情也舒畅不了。此时，人家已经是民国的副总统了，仅仅给人一个两江总督，其他荣誉衔或者爵位也没有一个，明显是被冷落了。湖北督军王占元，也是个不高兴的。他身边人回忆说，接到诏书，王占元对他们讲：“你看看这八道上谕。张勋任第一位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各省督军改为总督、巡抚或都统，给咱一个湖北巡抚，给张作霖一个奉天巡抚，我看张作霖一定是不满意的。给徐世昌一个弼德院院长，这都不对的。”[32]在清朝，驻奉天的，一般都是东三省总督，驻武汉的，固然督抚同城，但此时没有别人只有他王占元一个，不给总督，只给巡抚，当然不对。政客、文人，不对也就罢了，康有为这样的，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又能怎样？但是，武人感觉不对，麻烦就比较大。内阁各部，都成了虚职，无事可做，只有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很忙，自打上任，就一直在跟外交使团接洽，希望复辟的政府，能得到承认。当然，没有结果。只是给了他一个好处，复辟失败，梁敦彦躲到美国使馆。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讽刺他说，这个留美学生如此热衷复辟，是因为长年抽鸦片，“因而神智迷糊”。[33]同为当年留美幼童的詹天佑，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根本就没来上任。其他的政府部门，复辟一开始，就停摆了。所谓的内阁，实际上只有两个阁丞有事做，忙得要死，操纵一切。当时有记者问日本公使林权助，对复辟的观感。林权助说：“若泛言之，君主民主固各有其短长。君主立宪未始不可以为治，但张勋等今日之设施，则同治以前之君主专制耳。腐朽官僚聚一处，只可视之为古物陈列所，且叹其无一稍有价值之古物。”[34]

这样的约法和人事安排，大抵是从沈曾植那里来的。此老是清末的大学问家，经学、史学都有一套，尤其是西北史地学问，在学者圈子里，人人钦敬。眼高于顶，学贯中西，从来不知“谦虚”两字怎么写的的辜鸿铭，唯一佩服的晚清学人，就是沈曾植，他曾说过，中国历史上只有三个聪明人，“周公、纪晓岚、沈曾植”。[35]可是，这个聪明人，政治上可不怎么高明。在戊戌维新时，他或许还算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然而到了民国六年，他的脑袋却还停留在戊戌变法的那个时刻。沈曾植在复辟前夕，有封给刘廷琛的信，信里附了三个文稿，是他为张勋草拟的复辟施政策划案，其中一个“第一月行政大略”是这样说的：

草创时，暂时不设内阁，置议政大臣于外朝（四至六人不拘），置军机大臣于内廷（二三人，宜少不宜多），随时诏授，不必定额。

特诏各部长均改为尚、侍，督军、省长改称督、抚、藩司（其下庶僚，由所司逐渐规复），以改易海内视听。

桓侯（指张勋，暗比拟张飞——笔者注）统环卫之任，定武军选数营为侍卫军。桓侯仍为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之首席。

征召遗老，以电旨行之。可分数次，每次数十人。

复翰林院、两书房。修史馆为实录、国史馆（本纪隶实录，志、传隶国史）。

议院封闭（恐其犹未散也）。其诸会不散者，军警监视，不必下明诏。

凡诸措置，皆可以简单谕旨行之。不必事事详言其所以。

凡今日秘书之职，实为政治枢机，必不可诿之他人。诸公不可不置身其间，握其关辖。尚、侍皆虚车耳，以尊有功，以待耆旧。[36]

显然，复辟后的制度和人事安排，基本上就是按照沈曾植的设计办的。内阁不设总理大臣和副大臣，由议政大臣统领，内阁办事的是秘书（阁丞），内阁各部改称尚书侍郎，但都用来应酬遗老。各省督军省长都变成了督抚，只是直隶为了照顾张勋的意愿（此老实在太想做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做过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生造出一个直隶巡抚来。宫中的侍卫，也的确换了，或者说掺和进了辫子军。在制度安排上守旧也就罢了，没想到，这些老于宦海的遗老，居然在人事上也出臭招。此时，各省割据态势已成，各个军头，就是各省的土皇帝，要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实惠给不了，虚名也得给点。皇帝登基，在这些军头眼里，大家都得官升一级才对。官衔、爵位这些玩意儿，清末就不值钱了，此时多批发点，又有什么关系？所有督军都给总督，挑大个的，加赏一等公，岂不皆大欢喜？不，遗老们到这时候，却吝啬起来了。

康有为也是一个拿方案的人，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比沈曾植更热心、更积极，带来的方案也更为完整系统。如果说戊戌政变之后他流亡海外，说自己是帝师，其实不过是吹牛，那么此番复辟他欣然前往，倒的确是想过一过帝师瘾的。据说，张勋起身进京之前，曾经征求过他的意见，康有为告诉张勋，要注意六件事。第一，复辟当实行虚君共和制，万不可恢复大清旧号。第二，政权归于内阁，内阁对议会负责，君主无责任。第三，张勋本人不要包揽政权，内阁总理请徐世昌担任。各省军政长官仍旧，不可妄自更动。第四，定武军一万入京，一万守济南、德州之间，一万留守徐州。另调冯德麟一师入关，控制京奉路。第五，把段祺瑞挟持入京，万不可留之在外。第六，遗老缺乏知识，不明世界大势，清朝之亡，实由此辈，不能用他们。[37]这个说法，过于像事后诸葛亮，事事针对张勋之失，可信度不大。但康有为的确有自己的复辟方案，在他的方案中，复辟后的国家，国号不再是大清，而是中华帝国。这在他平时在《不忍》杂志发表的议论中都有。他的方案，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君主立宪方案，所以，冷汰说，他是“欲行虚君之制，宗旨固别有所在”[38]。可是，兴冲冲去做帝师的他，却没人理会。他“事先拟就一大套诏书，有‘复辟登基诏’、‘保护各教诏’、‘免跪拜诏’、‘免避讳诏’、‘合新旧诏’、‘亲贵不许干政诏’，等等，但全没用上”。[39]

显然，以今日观之，康有为的方案，明显比沈曾植的强很多。虽然说，按康有为的主意来，复辟也未必能成功，但至少给人的感觉，尤其是给知识界的感觉会好一点儿。仅从制度上看，康的方案，是一种对民国的修正，既克服了没有君主之后国人伦理的摇晃，也避免了满清统治造成的民族不快。复辟，但不复旧。然而，这样的方案却被束之高阁，没人理睬。复辟过程所有的机密事宜，康有为都没有资格参与。外界把康有为传成张勋的谋主，认为复辟种种文案，都出自他的手笔，种种策划都是他的主意，活活让他像大观园里的晴雯一样，担了个空名，不是风流之名，而是个恶名。

最后落到实处的复辟，在制度和施政上，说他们想要回到传统的帝制，倒也未必。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连预备立宪时期的体制都不如的旧制复辟。政党政治否了，连准议会的资政院也没有重新召集。要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已经宣布实行立宪，按这个说法，复辟后的“大清帝国”，理所当然该是立宪体制。可是，在复辟诏书中，所谓君主立宪，恰恰是含混不清的。

没办法，遗老是讲究学问的，而沈曾植的学问公认的大，所以，只能按他的意思来。沈曾植是遗老们的精神领袖。沈曾植大展宏图之时，也就是复辟在说法上不得人心之日。一个没有理论头脑的张勋，加上一群过于冬烘的遗老——身边的谋主，一个万绳栻，一个刘廷琛，这两个人，头脑比沈曾植还旧，连君主立宪都不以为然——角色就位，但演技太差。复辟大戏，一开锣，就把正剧演成了笑剧。也许，他们实在是太怀念昔日的大清了，一复旧，就走过了头。在沈曾植替溥仪起草的三份诏书中，每份都用较大的篇幅，讲到了民国的时局纷扰，民生的艰辛。这种说法，对于这些平时总是听到民国负面消息的遗老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宣传，而且是真实的感喟。[40]沈曾植手稿其中有言：“乃自辛亥以后，国家既日阽于危亡，我民人则益辗转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所控诉。今则群情惶骇，讹言日间转徙流离，不安生业。加以负担过重，朘削方殷，商税田赋，倍征于前，以掊克之吏，行擭括之策深，爪牙四出，网罗竭泽而渔，无所底止。吾民终岁勤动，不得养其父母妻子，蒿然丧其乐生之心，北向怒曰：吾侪安得复为清廷之氓乎？”[41]在他们看来，既然民国搞得民不聊生，民心民意归向大清，那么还是还给民众一个原汁原味的大清更好一点儿。

说到民意，当时的北京人，是怎样看待复辟的呢？许指严系复辟亲历者，他的《复辟半月记》上，零星记载了一些民众的反应。说是7月3日，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口，一个报馆贴出反对复辟的《顺天时报》，一老者阅毕，“愤骂主张复辟之人，谓实遗害皇室，殃我满人等语”，结果被便衣抓走。[42]还记载说，复辟后，把中华门的门匾由中华门换成大清门，工人正搭架子换的时候，有人出来“指天画地，大肆讥评，谓撤换门匾事，实属不满人意”，结果也被拿下。[43]甚至还录了一篇旗民泣告同胞书，痛骂复辟。[44]但也提到，复辟之后，“黄色龙旗，飞扬甚盛”的事实。即使讨逆军起，城内的商家，依然悬挂。[45]一本专门漫画化诋毁复辟的著述《复辟之黑幕》，也说北京商民为了改挂龙旗，一时来不及制作，用在原五色旗上画龙形的龙旗应付。[46]应付也许是应付，但这个踊跃劲儿却也可见一斑。复辟的第四天，莫理循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这里一切很安静，我的老佣人告诉我，人民欢迎这次变革，张勋干得好。”[47]当时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芮恩施也提到，复辟那天，他的一号男仆老高，在进来工作时显得很兴奋，喊道：“皇帝又回来了！”然后喋喋不休地告诉他的主人：“皇帝真的回来了，居民家家都挂出了黄龙旗。”芮恩施派人出去打探，发现果真如此。他在回忆录里接着写道：“当复辟消息传开时，群情激动，一片欢腾。到处飘扬着黄龙旗子，全城很快地呈现着节日的景象。对过去的光辉的记忆的复活，似乎使北京居民全都成为帝制派。”[48]一个复辟的亲历者马超俊也回忆说，他当时住在广东七邑会馆里，复辟之日，茶房推门进来，“先向我作揖，说：‘恭喜！恭喜！’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张大帅来了，宣统皇帝已经复位，我们要太平了，从今天起，会有廉价米面吃。’他说话时，满脸骄傲，神气活现的样子，使我感到变故重大，就跑出大门探望，发现北京城内地区与平常不同，大街小巷，都挂满了黄龙旗。”[49]会所里的茶房，跟老外的仆人，感觉高度一致。教育部的佥事周树人，为了抗议复辟，离职不做了。[50]跟弟弟周作人一道，准备离开，仅仅因为讨逆战事已启动，才没有走成。[51]许宝蘅这个当年北京城里的中层官僚，算不上是遗老，也不是复辟派，但看他复辟那半个月的日记，却充满了对复辟的同情。五月二十日（7月8日），张勋政权危机，参与复辟的诸位大佬纷纷请求开缺，有的干脆溜之大吉，他还愤愤地说：“事临危急，纷纷退避，可恨！可恨！”[52]名士张伯驹，也说过，复辟的时候，北京市民好多自己挂龙旗的。[53]对复辟反感到家的周作人，也提到张勋复辟失败后，北京的商会中人，为之抱屈。他解释说：“北京市商会一向多有‘怀古’之情，特别对于满清更是留恋，大约因为久居辇毂之下的缘故，所以养成这一种根性，这时大概又发什么议论，替清室辩解的话。”[54]北京之外的民众对复辟的反应，也有一例。离北京不远的山西太原，有位乡绅刘大鹏，7月4日才得知复辟的消息，在日记里写道：“午后言旋，一路之人闻宣统复辟，欣欣然色喜而相谓曰：‘今中国之大权仍归旧主矣，何幸！’”[55]到底谁的记录靠谱，我现在还真不好说。只是有一点疑惑，许指严说的反对复辟的老百姓，净是些旗人。这些人在饱受歧视之后，自己的王朝复辟了，居然要出来反对，从情理上似乎有那么点不对劲。那个旗民的声明，洋洋洒洒数千言，更不像是出自旗人之手。不过，北京老百姓到底是帝制派还是反帝制派，其实，跟政局都没多大关系。兴奋也好，沮丧也罢，都是看客，不花钱看戏的看客。张勋进城，他们看，皇帝登基，他们也看，等到两边开仗了，能跑的都跑了，铁路局发了一笔横财。跑不了的，胆小的躲在家里啃咸菜窝头，胆大的，跑到街上看双方交火。把打仗当戏看，在民初，还真就可以有。看戏的，当然也有立场，但这立场，跟台上的戏没有关系。不花钱看戏，没有人会过分挑剔。

民意没有多少用处，无论支持复辟，还是拥护共和，都没有人出来帮忙抬担架、送弹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回事，在古代就是文人的夸张，此时更没有影。可以说，在从府院之争到清帝复辟的一系列事件中，始终没有民众什么事，他们是被动的。不过，同样有点被动的两个“国家元首”，复辟之后，却有人欢喜有人愁。

按民国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退位了的小皇帝，是被民国政府视为“外国君主”的。那么，一个首都，就存在两个“国家元首”。所以，进了北京的张勋，换上朝服，以两江总督的名义，去见小皇帝溥仪，其实不算违规。民国的好些人，包括徐世昌和陆荣廷，都这样做过。但是，复辟圈里的人冷汰说，当日张勋见了小皇帝，就央求小皇帝出来主持大政。[56]但小皇帝自己回忆，却没有这回事。当时的溥仪还小，有关复辟的嘀嘀咕咕，张勋即使嘀咕了，也是跟溥仪身边的师傅和随臣们。溥仪自己说，是过了差不多半个月，人家才请他再次出来当皇帝的。他还问了一句，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是不是再给他优待？[57]以一个十二岁孩子的想法，当年他退位人家优待了，现在大总统给废了，是不是也要优待一下？

大总统黎元洪呢？此时的黎元洪，很可怜，他被强奸了。复辟狂们替他上了一道“拥戴王室”、要求退位的折子，还替他声明，当年武昌起义，是被迫从逆（其实也不假），现在幡然悔悟，大政归还。复辟的前几天，复辟大戏的锣鼓，鼓点已经很密了，但他居然一点儿风声都没有耳闻。直到6月28日，在给岑春煊和赵尔巽的电报中，还看不到一点儿危险的迹象，居然还派人请赵尔巽出山，帮他的忙。[58]遗老们替他拟了一个“拥戴王室”的退位声明的同时，替小皇帝赏了黎元洪一个“一等公”。忒不大方，袁世凯称帝，还给了一个亲王呢。其实，这个时候，黎元洪既没有退位，也没有走路，整个北京城，7月1日之后，只有总统府还挂着五色旗。这个时候，黎元洪知道，他不能再退了。毕竟，军人出身的黎元洪还是条汉子。他也非常清楚，共和是他的底线，他之所以有今天的位置，就是因为武昌首义，建立共和。为了坚守这个底线，在袁世凯的高压之下，他都没有退让，更何况张勋呢？复辟当天上午，梁鼎芬和王士珍等人，到总统府逼劝黎元洪和平让出政权，未果。这个梁鼎芬，是黎元洪的旧交，当年在武汉，同在张之洞手下做事，觉得自己会有面子，结果，吃了软钉子，黎元洪一言不发，恢复辛亥时黎菩萨的状态。过了几小时，王士珍和江朝宗、陈光远再来，还是没有结果。[59]随后黎元洪在托日本使馆转发的否认复辟通电中，提到了“梁鼎芬等人”前来游说，而他严词拒绝。[60]到了这个份儿上，应该提一笔总统府的卫队了。这个卫队旅，是黎元洪亲自派人招募的。原本按制度，该接着由袁世凯的卫队负责总统安全，但黎元洪不放心，更不放心从别的部队抽调，于是派亲信从山东等地招了新人，由一个留德学军事的同乡萧安国当旅长。复辟前夕，有人问萧安国，如果张勋有变，你能应付吗？萧说，看看办吧。[61]复辟发生，黎元洪卫队的士兵们都接到了“皇上”的赏赐，连旅长也找不到了。[62]总统府实在没法儿待了，第二天，也就是7月2日，黎元洪带着他的侍从武官和秘书，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躲进了日本使馆。[63]同一天，黎元洪听了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的劝告，准予免了李经羲的总理，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让他兴兵讨逆，并电请冯国璋副总统代行总统之职。[64]最后时刻，黎元洪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关于黎元洪，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复辟期间，黎元洪的顾问丁槐携带总统印信来到了上海。据他子女回忆说，是黎元洪让他父亲把印信交给孙中山。结果，在英租界里，突然被巡捕抓走，连印信一并交给上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复辟结束后，丁槐还被关押审讯，罪名是盗印。最后无罪释放。[65]显然，丁槐带印南下这档子事是有的，但多半不可能带给孙中山，因为黎元洪明确让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送印，也是该送给冯国璋。但丁槐把印带到上海，迟迟不到南京，里面也有可能有点猫腻。最后因为没有证据，段政府也只能放人。显然，黎元洪对他的大印，是过于看重了。张勋复辟的是清朝，而小朝廷里，当年的皇帝之玺至少还有几枚在，用不着抢他的民国总统大印。

但是，另一个“国家元首”却有了点小麻烦。此次复辟，操盘的遗老们，尽管头脑冬烘，但对于一件事却特别在意，这就是严防亲贵干政。谋主沈曾植当年在皇族内阁出台之时，曾感到愤怒异常，和张謇联手抗议过。在他看来，清朝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亲贵干政的缘故。所以，这次复辟，别的都好说，亲贵干政这一点，一定要严防死守。因此，在他起草的几稿即位诏书中，都有不许亲贵干政这一条。这样的意见，也得到了溥仪身边的梁鼎芬和陈宝琛的赞同。可是，这样一来，满人王公可就炸窝了。在他们看来，复辟，就是复的满人天下，不让他们出山，怎么行？小皇帝的亲爹，醇亲王载沣，也大不高兴。就算他无所谓，也架不住周围王公贝勒贝子们见天地闹。这些王公，还拥着皇帝的爹，要去跟张勋理论，幸好被小皇帝阻止了。[66]另一说是，载沣要任命他的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做近畿司令，连圣旨都给拟好了，被刘廷琛给拦下了。刘的举动，得到了小皇帝的支持。[67]后一种说法，得到了当时可以出入宫禁的许宝蘅的证实。据他的日记记载，撤销命令，是他劝刘廷琛这样做的。[68]当然，如果复辟真能成功，小朝廷撑下去了，亲贵们和张勋及遗老们的争吵，会没完没了。复辟后的体制，并非一个虚位君主制，所以，当国者其实没有制度的力量，阻止皇族自家人出来分享权力。

只是，这边还在为亲贵干政与否这点事闹个不休，那边的段祺瑞，已经开始动作了。大家的梦，都该醒了。

注释

[1]《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十五日。

[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第160页。

[3]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

[4]《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十八日。

[5]贾润泉《我随段祺瑞离京到马厂的见闻》，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58页。

[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31页。

[7]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6页。

[8]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02页。

[9]徐世昌：《徐世昌日记》丁巳年五月，未刊本。

[10]《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168—170页。

[11]《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41页。

[1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9—10页。

[1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6页。

[14]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2页。

[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86页。

[16]《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85页。

[18]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4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1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65页。

[20]李良玉等：《倪嗣冲函电集》，第322页。

[21]《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22]《顺天时报》，民国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23]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45页。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00页。

[24]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4页。

[25]申君《丁巳复辟侧记》，《清末民初云烟录》，110—111页。

[26]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5页。

[27]申君《丁巳复辟侧记》，《清末民初烟云录》，第110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沈曾植手稿《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

[2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1262页。

[30]《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3页。

[31]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7页。

[32]郑廷玺《我所知道的王占元》，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253—254页。

[33]《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660页。

[34]《申报》，1917年7月7日。

[35]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第187页。

[36]申君《丁巳复辟侧记》，见《清末民初烟云录》，第115页。《沈曾植函稿》，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47页。

[37]伍宪子《丁巳复辟真相》，转引自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219页。

[38]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6页。

[39]申君《丁巳复辟侧记》，见《清末民初烟云录》，第117页。

[40]申君《丁巳复辟侧记》，见《清末民初烟云录》，121—125页。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沈曾植手稿《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

[42]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116—117页。

[43]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24页。

[44]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130—132页。

[45]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151—152页。

[46]天忏生《复辟之黑幕》，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263页。

[47]《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655页。

[48]（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译本，210、212—213页。

[49]刘凤翰主编：《民初纪元》，126—12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10。

[50]在鲁迅日记里，关于此只有一句话：（七月）三日雨。上午赴部与侪辈别。见《鲁迅日记》，第278页。

[51]周作人：《关于鲁迅》，第559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52]《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598页。

[53]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28页。

[5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56]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5页。

[57]溥仪：《我的前半生》，第99页。

[5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89页。

[59]《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二日、三日。

[6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499页。

[61]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90页。

[62]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91页。

[63]《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四日。

[6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500—502页。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14页。

[65]丁瑞年《丁槐的‘盗印’、护印、失印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762—763页。

[66]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1页。

[67]冷汰《丁巳复辟记》，见《1917年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48页。

[68]《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597页。

第十一章 讨逆，讨逆

运筹讨逆，钱是关键。晚清时节，一个军（两个师）一个月的军饷，不过十八万两多的白银，折换成银圆，也不过二十余万元。民国只会比这少，不会更多。

段祺瑞运筹讨逆

关于复辟的事，虽然说，第四次徐州会议上，众军头都点头了，或者含糊答应了——字签了没有，不好说，按当时军头们的行事风格，很可能是口头承诺（后来说有条黄绫子，被万绳栻卖了。但万绳栻复辟失败后，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坚持复辟理想，似乎不大可能干这样的事[1]）——但真到操练复辟之时，跟来的，除了遗老，就两个过气的家伙，一个张镇芳，一个雷震春。本来遗老复辟行动派的升允，答应说准备将冯德麟、汤玉麟以及蒙古王公巴布扎布和日本人川岛手上的残兵，编成两个师，协助张勋，[2]但也没有影子。后来过来的实权派军人冯德麟，还是因为跟张作霖争权闹翻了，才过来的。张作霖占据了督军位置，有地利人和，身段又软，冯德麟在奉天实在争不下去，才只身跑到北京，希图参与复辟，混个大名目，再回去跟张作霖算账。剩下的盟兄弟们，个个出声不出力，当然更不出钱。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徐世昌，一直躲在天津不肯出来。奇怪的是，张勋似乎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按道理说，徐世昌在晚清官拜太傅、内阁协理大臣，袁世凯被逐之后，是汉人中权位最高的一位。而且他跟北洋系关系极深，很早就以翰林之身，进了袁世凯幕中，北洋大佬，多以师礼相待。而且，民国之后，徐世昌的声望很高，各方军政要人，都很买他的面子，要推荐个人，一张二尺宽的条子就行了。同时，他也保持着跟小朝廷的良好关系，看徐的日记，经常能接到宫里的赏赐。从情理上，徐世昌没有理由反对复辟，他对共和，没有丝毫感情。这样的人，按说拉也要拉进来。可是，张勋和遗老们却没怎么拉过。“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说，徐世昌原本也是一个复辟的积极发动者，张勋也有意联合之，但他要求复辟后的朝政，由他徐世昌自己掌控（做辅政王），而且要求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做皇后。另外，复辟成功之后，以兵工厂合办及军队警察一部分管理权酬谢“某国”（实际指的是日本——笔者注）。[3]这个说法，也得到某些日本人的证实。[4]正因为如此，张勋才不带徐世昌玩了。可是，按非常接近徐世昌的曹汝霖的说法，徐世昌是听说日本政府正式表态，不支持复辟，才变得很冷淡。在徐世昌的日记里，复辟当日（7月1日），就借所谓宫里人的态度，表达了他的反对之意。说什么“皇贵太妃、醇王、世中堂均不以为然，无力阻止，有哭泣坠泪者”。复辟失败在即（7月8日），居然痛骂张勋、康有为，“如此儿戏，卤莽灭裂，置国家、幼主于不顾，殊堪愤恨”。张勋逃入荷兰使馆之后，他又补了一句“屡劝张勋罢兵不听，致有今日，卤莽灭裂，焉能成事，张勋已矣”。[5]这样激烈的词句，严厉的抨击，在他的日记中，非常少见。很显然，两个人在复辟之前，的确没有谈拢，原因恐怕不是孙毓筠讲的那个。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在得知日本的真实态度之后，料定其事难成，所以无论如何，不去蹚这趟浑水。反过来，在遗老群里，徐世昌一向就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正因为他在晚清位高权重，所以一进民国，他就做了袁世凯的官，这让遗老们很是受不了。因此，此番复辟，即使从感情上，遗老们也没打算让他再出山。给个弼德院的院长，多半还是张勋的意思。一个北洋大佬段祺瑞，已经被挂起来了，压根儿就打算让他从此在政坛消失，张勋和遗老们，甚至没有打算考虑一下这位北洋之虎的情绪，连个弼德院之类的安慰都没有。强拉上一个老好人王士珍，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尽管如此，复辟诏书一下，多数的军头，都挂了龙旗。连不大满意的曹锟所属的直隶，也不例外。段祺瑞所在的天津，早早就把龙旗挂出来了。有人说，挂龙旗的是已经做了复辟朝廷民政部尚书的朱家宝，此人当时为直隶省长。可是当时朱家宝已经进京做复辟朝廷的官了，实际挂龙旗的，应该是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此人在马厂誓师之前，对挂龙旗十分热情。后来，还担心受到惩罚，托人经段芝贵的父亲向段祺瑞说情。[6]当然，天津的商民，似乎也很热情。为段祺瑞谋划军费的曹汝霖，从北京一到天津，就看见龙旗飞扬。“各官署及车站均已悬挂黄龙旗”。[7]在没有大佬明确反对之时，各地的军头，都是走走看看，既然皇帝都出来了，龙旗肯定是要挂的。

只是，段祺瑞怎么可能如此轻易被人冷落。对于复辟，其实，他早有预料，也早有安排。一个复辟亲历者回忆说：“段祺瑞自被罢国务总理后，即赴天津寓居。兵谏事起，杜门谢客，表面不谈时事。及张勋奉总统令召，过津趋访，段对之态度殊冷淡，盖已料及张有乘机复辟之阴谋也。特嘱张曰：‘复辟万不可行，余听公便宜从事可也。’至7月1日晨，有人以电话具告昨夜（6月30日）复辟计定，‘诏’且下矣。段勃然色变。当即遣人驰告居津之梁启超，且促其即来晤谈。梁至段寓，进言曰：‘公能起兵讨贼，吾则从公。不然，则请公从我，偕亡命于日本。’段对应曰：‘吾计已定，公从我乎！’语已谈笑从容。”[8]是不是这样谈笑从容，我们不知道，但跟梁启超定计讨伐张勋，倒是可信的。

曹汝霖是段祺瑞马厂誓师成立讨逆军的总后勤。他回忆说，复辟当日，他从北京来到天津，到段祺瑞住的王郅隆府上，看见段祺瑞已经在和梁启超、曾毓隽、徐树铮三人密谈。见他到了，马上邀他一起商议。段祺瑞说，已经决意讨伐复辟，但手头无兵。目前可以考虑的，只有驻扎在马厂的李长泰的第八师以及驻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他跟李长泰不熟，但已找人疏通。第十六混成旅原来的旅长是冯玉祥，被罢免后全旅一直不服新旅长，所以可以以复职为由，调动此旅。但是，眼下要紧的是钱，至少得有一百五十万元，才够用。曹汝霖说，可惜直隶也挂龙旗了，不然可以从省里先借。段祺瑞说，经过疏通，曹锟已经答应参与讨逆了。于是他们找来直隶的财政厅长，厅长说省库里没钱，但有一百万元的开滦股票。于是，曹汝霖拿了这张股票，回到北京，到日本的三菱公司，借了一百万元，然后马上回到天津，把支票交给段祺瑞。后来，段祺瑞又通过财界大佬李思浩（字赞侯）弄到了盐余（即盐税抵付庚子赔款之后的余额）五十万元。钱算是凑齐了。[9]研究系中人刘以芬回忆说，讨逆是蓝公武听到了复辟的消息，告诉他们，然后梁启超和汤化龙都来了，二人联袂谒段。段祺瑞和他们一起乘汽车去马厂，刚走，住处就来了警察。[10]说得有点玄了。首先，张勋的手伸得没那么长，可以到天津抓人。连黎元洪都没想起着人看住，何况远在天津的段祺瑞？第二，复辟当日，段祺瑞也不可能去马厂。钱没到手，运动军人就无从措手。

运筹讨逆，钱是关键。晚清时节，一个军（两个师）一个月的军饷，不过十八万两多的白银，折换成银圆，也不过二十余万元。[11]民国只会比这少，不会更多。讨逆军初兴，满打满算，动员的兵力不过两个师一个旅，要这么多钱，显然是有额外的需求。冯玉祥回忆说，讨逆之役，他的旅，只报销了一万多元，但其他人每个师都报销了六七十万元，每个旅都二三十万元。[12]最初筹的钱，根本不够用。实际上，筹集的钱还不止这一百五十万元，来自交通系的叶恭绰回忆说，他不仅求京奉铁路局长给讨逆军弄了一车皮的面包咸菜，而且另从交通银行借了十万元，作为犒赏将士用。[13]另据掌控交通系的梁士诒的一个亲信回忆，梁士诒在复辟期间，指示叶恭绰，从天津交通银行借了段祺瑞两百万元。[14]根据日本的外交档案，在开战以后的7月6日，曹汝霖又让交通银行以开滦煤矿为担保，从日本方面借了七十万元。[15]有了这么多的钱，仗就好打了。在犒赏所用之兵方面，段祺瑞一向出手大方。只要你肯打仗，要什么给什么。但当时的情形，钱其实主要不是用来犒赏将士的。

当年，孙中山闹革命，需要拿钱雇会党，现在段祺瑞讨逆，也要拿钱收买军人。段祺瑞这个北洋之虎，门生故吏满北洋，但官当大了，不直接掌兵，急用之时，一筹莫展。民国的体系效忠问题，再次显现，只要不直接掌兵，就等于手里没兵。连各省督军，如果不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都可能被架空，更何况多年高高在上的段祺瑞！张勋之所以轻视段祺瑞，也就是这个原因。不仅张勋这个武夫看不起段祺瑞，连他身边的遗老，也大抵如斯。没有参与复辟，但心跟沈曾植相通的王国维，直到讨逆军起，还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由于王士珍跟张勋合作，“段于北方旧势力早悉为王士珍所有，王张合一，段恐不能为祟”。[16]其实，由于王士珍一向不争权，进入民国之后，他在北洋系的声望早就不如段祺瑞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段祺瑞在日本内阁换人之际，被日本人看上。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可以拿到钱。有了钱，再加上他的声望，兵也就来了。

纷纷挂起龙旗的军头，一听说段祺瑞要起兵讨逆，马上换了口风。思想跟张勋最接近的倪嗣冲，在马厂誓师那日，给了山西督军阎锡山一个密电，说复辟这事，“发表以前，毫无商榷，猝然揭幕，殊属孟浪，惟沈机观变，俟各省与副座（指副总统冯国璋——笔者注）筹商办法，再行表示。我同志各省既已团体坚结攻守同盟，则所有主张，自应折衷至当，一致进行。”[17]感觉有点不妙，但还依依不舍，首鼠两端。到了5日，讨逆军大势已起，倪嗣冲就通电讨逆了，骂张勋这位老把兄，跟段祺瑞一个调子：“张勋此次入都，本系调人，且已表明宗旨，拥护共和。乃自本月一号，警电纷传，竟捏列多名，强迫复辟，独行独断，一手遮天，清室供其牺牲，国体视同儿戏。事前既未与闻，事后誓不承认。”[18]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但狐狸尾巴，还是露了一点儿。说他对复辟，“事前既未与闻，事后誓不承认”，大有此地无银的嫌疑。倪嗣冲如此，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徐州会议上对复辟至少相当暧昧的军头们，此时都成了誓师捍卫共和的好汉。

捍卫共和的文胆——梁启超

从参战问题起到讨伐复辟，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跟段祺瑞的皖系之间的蜜月期。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看上去是个温文尔雅的书生，但气魄胸襟，却大得惊人，自信满满，一点儿都不让于乃师康有为。1909年5月，他在跟他弟弟梁启勋的信中说：“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派也。”[19]当年的中国，没有举国听他的，但国内的立宪派，倒也不见得比他差到哪儿去。让清朝覆灭者，显然不是半桶水的立宪派，而是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真正举国听之的时刻，反倒是讨袁和讨逆。此时的梁启超，不仅不保皇，反而是捍卫共和的文胆。在张勋那里，其师康有为妄称“文圣”，丝毫作用不起。但在讨伐张勋的阵营里，梁启超却真的是谋主而且兼文胆，所有的讨逆文告，都是他的大手笔。其中，他的讨逆声明[20]，文采飞扬，“笔端带着感情”，感情恣肆汪洋，但立论严正，一副捍卫共和的思想家面目。从道理上讲清楚了复辟的无理：政治的无良，跟国体关系不大，而党派之争，但凡立宪国家，都难免有这样的过渡——复辟诸公，也未必敢说不立宪。而此番复辟建立的政权，非驴非马，发展下去，很可能是董卓和朱温一流的军人专制。这样的专制，危害更大。如果因此而招来国外的干涉，中国将国将不国。里面只有道理，没有权谋。其中“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一句，脍炙人口，传诵至今，不仅骂了张勋，而且骂了他的老师，其实也不只是他的老师，还有更多的遗老。遗老们，用“大言不惭”来形容，都不无道理。此时的梁启超，大有古之文人下马草檄的气势。但有意思的是，声明并没有强调共和制的“新”，所有的驳论，都是从形势出发，从权变考量，苦口婆心地说明，复辟何以不行。

有声明，就会有檄文，檄文自然也非他莫属。民国流行的四六文，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绝不让饶汉祥之辈专美于前。这一篇大文章[21]，大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气势，处处扬己之理，曝人之短，虽然有点强词夺理，但的确骂得对方一佛出世，二佛生天，说不出话来。张勋，变成了蟊贼、垃圾，遗老则成了烟鬼、鹦鹉。辫子兵，则变成了群丑、土匪。古来能医人头风的檄文，大抵就是这个样子。然而，你再看由他起草的段祺瑞针对敌军的通电[22]，则是另一种风格，先讲讨逆军的兵力和声势，然后先是把清室择出来，不提众遗老，再把在京的其他部队择出来，说他们已经通款输诚。接着择出张勋带到北京的辫子军，说他们其实也不乐意，敢怒不敢言。接着再做在徐州的辫子军的工作，说他们本质很好，不乐从逆。如果跟张勋脱离关系，一切不问，还有赏赐；如果执迷不悟，则玉石俱焚。通篇都是纵横捭阖、分化瓦解之术。檄文中的“丑类”“凶党”，此时都化为可以争取的同胞了。这样的檄文，辫子军的士卒是看不懂，但有人能看懂。有了这样的檄文，清室在受了点磨难（挨飞机轰炸）之后，就会打退堂鼓。众遗老，也争先恐后，逃离北京。（因而惹得没有参与复辟的遗老，如王国维辈，对沈曾植他们不能“一死谢国”，感到万分的遗憾。[23]）而徐州的辫子军将校，见大事不好，即使是权宜之计，也会声明跟张勋脱离关系。在京的辫子军，虽说未必因此而土崩瓦解，但只要银子一到，还是可以收买的。仗打到一半，辫子军大半，就已经输诚投降。一共十个营，瓦解了六个，统领李辅廷领着差不多三千人装聋作哑，当缩头乌龟，剩下能抵抗的不足两千了。

北洋系众生相

讨逆发动时，段祺瑞一开始对黎元洪急来抱佛脚委任他做国务总理，态度冷淡。但他也明白，此时兴兵，有这个名义，比没有好，遂答允就任。黎元洪闻讯，十分高兴，马上派人把委任状和命令给段祺瑞送去，并表示，大小印绶，因携带不便，如果段祺瑞需要，可以派人秘密到京来取。[24]此时的段祺瑞，并没在乎那些印章，最要紧的，是组织讨逆军。最现成的部队，是驻扎在马厂的第八师。第八师师长李长泰，资格很老，是小站练兵第一批的成员，也是段祺瑞在北洋武备学堂的同学。据说是个老实人，胸无大志，所以升迁比较慢。但此人既非段祺瑞的门生，也非故吏，交情一般。此人政治态度暧昧，在黎元洪解散议会、张勋进京的前夜，他还发了一个通电，认同国会的解散，寄希望于张勋的调停。[25]据说，为了说动李长泰，他们找到了李的老婆，发动夫人攻势。[26]这里，当然少不了银弹的攻势。李长泰是个出了名的怕老婆的人，在李长泰的书札中，见到别的军头给他的信，经常会提一句“问嫂夫人大人坤安”。[27]虽是戏谑，但也说明李长泰的确有惧内之名。

段祺瑞的身边人有段回忆挺有意思，说7月2日吃过早点，“李长泰之妻由他儿子李壮飞扶着到师长办公室来见段，李长泰陪来。段迎在办公室门口，笑问：‘大嫂你好哇！’李妻说：‘总理好哇！你还是那样年轻，没看出老来呢。’进屋后，坐谈约半小时，互询两家眷属情况。最后李妻向段说：‘你大哥（指李长泰）当了半辈子官了没有剩下什么，都老白了毛了，还能干多少年哪！总理你若不提拔他，还能有谁提拔他呢！这次你回北京，把九门提督（民国后改称步兵统领）给他吧！’段略加考虑说：‘大嫂放心！一定照办。’”[28]李长泰的夫人，挈夫将雏，亲赴兵营来谈判，有妇如此，女将军也。从口气上看，当初运动夫人给的钱，夫人还感到不够，于是来提新条件了。勒脖子还价，不由得段祺瑞不答应。从这里看，段祺瑞动员李长泰，代价不小。后来，李长泰还真就做了油水极大的北京步兵统领。但是，段祺瑞也借机把他的第八师给了自己的学生。李长泰这个九门提督，也没做多长时间，1919年五四运动起，就被借机罢免了。实际上，段祺瑞对李长泰夫人这种掐脖子提高价位的做法，是不怎么满意的。

另一支可运动的部队，是第十六混成旅。这支军队，是冯玉祥一手带出来的。士兵都是他亲自从农村招来的，脑后有小辫，手上有老茧，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带兵多年，士兵多数人的小名他都能叫出来。跟其他带兵官不同，冯玉祥从来不为自己捞钱，钱都用在了军队上，尽其所能扩招。所以，别人一个旅，从两千到四千人不等，他的一个旅，则比多数的足额师人数还多，有万把人的规模。而且训练很好，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但在复辟之前，因为跟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不和，被段祺瑞内阁的陆军部免了职，派到正定巡防营当统领。[29]但是，这支他一手练出来的部队，对于别的人来做旅长，很难接受。即使升一个里面的团长，也不行。这段时间，等于这个旅就没有旅长。冯玉祥是在辛亥年就参加反清滦州起义的军人，在思想上就反对复辟。所以，只要让他官复原职，这支部队也就搞定了。幸亏段祺瑞的动作比较快，将冯部纳入自己的麾下。按冯玉祥自己的说法，在段派人运动冯之前，冯玉祥已经打算兴兵了，为此，他跟陆建章和张绍曾商议过的。[30]

第八师和第十六混成旅加入之后，因为仅仅得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直隶巡抚而感到窝囊的直隶督军曹锟，也被说动，加入讨逆军序列。这样，讨逆军就有差不多四个师的实力了。段祺瑞派段芝贵为东路军司令，曹锟为西路军司令，兵分两路，从东部和南部向北京压过来。大兵一动，北京城里的武人们就都坐不住了。曾经跟着张勋进宫劝进的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参加讨逆，接下来，不仅第十二师，连第十一师、第十三师和两个混成旅都转向了。把守城门的步兵统领江朝宗转得慢了点，但最终也乖乖地打开城门。至于那条神龙王士珍，一见大事不妙，从此杜门不出，张勋再也看不到他了。几天前还气壮如牛的张勋，不旋踵就变成孤家寡人。张勋还没有授首都门，这边老兄弟们就都翻脸了。张勋进京前表示一切听张勋的的冯国璋，就任了代理大总统，出兵对付留守的辫子军，而一向是张勋先锋官的倪嗣冲，也降下了刚刚升起的龙旗，做了讨逆军南路司令，跟冯国璋一起，断了张勋的后路。

此时的张勋，是真的想打退堂鼓了，回徐州接茬儿做他的大帅去。这个主意，是郑孝胥出的。他打电报给小朝廷（实际上是给张勋），说北洋军起兵，主要是因为张勋大权独掌，因此才使得张勋“孤忠亮节而不为众人所谅”。所以不妨让张勋“暂出督师”，就是放弃这些权力，回徐州去。然后把政权交给徐世昌，“令依君主立宪制度设立责任内阁”，就可以解决问题了。[31]病笃乱投医，有个主意，就得试试。接到电报，一刻都没敢耽误，刚做了七天首席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张勋，一股脑儿，把这些官衔都丢了，宣布辞职不干了。辞职通电，也是一篇妙文，不录可惜：

我国自辛亥以还，因政体不良之故，六年四变，迭起战争。海内困穷，人民殄瘁。推原祸始，罔非共和阶之厉也。勋以悲天悯人之怀，而作拯溺救焚之计，度非君主立宪政体，无以顺民心而回末劫。欲行君主立宪政体，则非复子明辟，无以定民志而息纷争。此心耿耿，天日为昭。所幸气求声应，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与其谋，东海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来，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画之一。嗣以事机牵阻，致有停顿。然根本主义，讵能变更？

现以天人会合，倖告成功。民不辍耕，商不易市，龙旗飘漾，遍于都城。万众胪欢，咸歌达旦。使各省本其原议，多数赞成，何难再见太平。不意二三政客，因处地不同，遂生门户之见。于是主张歧异，各趋极端。或故违本心，率以意气相向。或反持私见，而以专擅见规。遽启兵端，集于畿辅。人心惶恐，辇毂动摇。勋为保持地方治安起见，不能不发兵抵御。战争既起，胜负难言。设竟以此扰及宫廷，祸延闾里，甚且牵惹交涉，丧失利权，则误国之咎，当有任之者矣。惟念此次举义之由，本以救国济民为志，决无丝毫权利之私掺于其间，既遂初心，亟当奉身引退。况议政大臣之设，原以兴复伊始，国会未成，内阁无从负责。若循常制，仅以委诸总理一人，未免近于专断。不得已而取合议之制，事属权宜。勋以椎鲁武人，滥膺斯选。辞而后任，方切惭惶。爰于本日请旨，以徐太傅（徐世昌——笔者注）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王士珍——笔者注）暂行经营。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但使邦基永定，渐跻富强，勋亦何求。若夫功罪，惟有听诸公论而已。敢布腹心，谨谢天下。[32]

复辟之始，到底是什么政体，君主专制还是君主立宪，含含糊糊，国会也不说召集，内阁非驴非马。现在兵临城下了，立宪也有了，国会也要召集了，内阁也名副其实了。其实是玩不下去了，自己祸惹大了，火烧眉毛，还倒驴不倒架，非说自家复辟大业已成，现在是功成身退，大咧咧把烂摊子一厢情愿地交给徐世昌就完了。徐世昌能干吗？当然不会。但他张勋脚底抹油，要“率队回徐”了。之所以气这么粗，依仗的，就是通电一开始讲的，徐州会议上各个军头的赞同意见。由此看来，是没有那块签字的黄绫的，如果有的话，此时被逼到墙角，哪能不提（随后一电，也只提到各督军对复辟图谋，“亦无违言”，征求各方意见时，“密电具在”，不行我就给你们悉数公布[33]），提的只是“信使来往，俱有可征”。潜台词就是，不放我走，我就给你们全部公布。10日，张勋再发通电，委屈地宣称自己“孤忠耿耿，天日可表”，而讨逆诸公“翻云覆雨”，直截了当宣称要把“历次会议纪录并往返函电汇集刊印分送”。[34]

张勋实在太可爱了，连一起进宫劝进之人，都可以脸一抹，全不认账，说是被你胁迫的，何况似是而非的口头承诺，含糊其词的密电往来？就算张勋入京时，将所有的来往密电，都带在身上，可以对报界公开，但一来此时的报界，未必肯接着公布于众，即使肯做，衮衮诸公来一句“你那都是伪造的”，也就混过去了。反正没有签字，即使有了签字，当年也没有证据鉴定，想要赖账，总是有办法的。当年的政坛军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报界见得多，百姓见过的也多。即使把讨逆的诸将都弄成言而无信的王八蛋，也改变不了张勋兵微将寡、行将就擒的大局。漫说别个，就是一向以讲义气自我标榜、同时又是张勋的亲家兼超级粉丝的张作霖，这个时候，也只是远远地看着，别说伸手相帮，就连句话也没有。张勋复辟，在诸遗老看来，也许是义薄云天，很有道义感，但在诸军头眼里，也不过争夺权柄的操作。遗老们在几天之内，显然还没来得及将自己感知的这种道义感传递到社会上，也许，也没法儿传递到社会上，所以，尽管张勋感觉到的是“民不辍耕，商不易市，龙旗飘漾，遍于都城。万众胪欢，咸歌达旦”，但那其实不过是民众照常过日子而已。就算喜欢皇帝比总统多一点儿，又能怎么样呢？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只是看客。就是有人有心帮忙，也帮不上什么忙。

7月10日，困守孤城、变成孤家寡人的张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打算从中国银行弄钱。弄钱估计是准备走路或者买路，但是，银行的外国襄理卢卡斯挡住了他，说是没有江朝宗和王士珍的签字，一块钱也不给。[35]可是，这两个宝贝，已经找不到了。张勋实在没有这个勇气，跟外国人动粗，不给，也就算了，怀揣着一肚皮的委屈，准备坐下等死。

注释

[1]据遗老郑孝胥讲，万的这本小册子名为《复辟记》，凡十四章：“第一章复辟之由来，第二章宗社党，第三章宗社党与张勋，第四章康有为、张勋之关系，第五章三次革命、增兵计画与复辟，第六章徐州会议与复辟之动机，第七章军人与国会挑衅之意义，第八章督军团再会于徐州，第九章赞成复辟之函电，第十章带兵入都之预料，第十一章复辟时各方之态度，第十二章意外之反噬，第十三章君主优于民主，第十四章结论。”见《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79页。

[2]《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65页。

[3]孙毓筠《复辟阴谋纪实》，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55页。

[4]《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132页。

[5]《徐世昌日记》，丁巳年五月十四、二十日、二十四日，未刊本。

[6]夏琴西《我所了解的杨以德》，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第592页。

[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6页。

[8]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78页。

[9]《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

[10]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转引自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232页。

[11]罗尔纲：《晚清兵志》第二、第三、第四卷，第228页。中华书局，1997。

[12]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55页。

[13]叶恭绰《我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52页。

[14]李汉青《梁士诒在被通缉前后的活动》，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26页。

[15]《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61页。

[16]《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96页。中华书局，1984。

[17]《倪嗣冲函电集》，第328页。

[18]《倪嗣冲函电集》，第328页。

[19]《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上册，第448页。中华书局，2012。

[20]昊天不弔，国生虺孽。复辟逆谋，竟实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夫以民国之官吏臣民，而公然叛国顺逆，所在无俟鞫讯。但今既逆焰熏天，簧鼓牢笼恫胁之术，无所不用其极。妖氛所播，群听或淆。启超不敢自荒言责，谨就其利害成败之数为我国民痛陈之。倡帝政者首借口于共和政治成绩之不良。夫近年政治之不良，何容为讳。然其造因多端，尸咎者实在人而不在法。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觉悟，洗心革面，则虽岁更其国体，而于政治之改良何与者？若曰建帝号则政自肃，则清季政象何若？我国民应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过去罪将焉蔽？况前此承守成余荫，虽委裘犹可苟安，今则悍帅狡士，挟天子以令诸侯，谓此而可以善政，则莽卓之朝，应成郅治。似斯持论，毋乃欺天。帝政论者又动以现今之党派轧轹为口实，夫党争之剧，吾侪亦曷尝不疾首痛心，然须知既以宪政号于国中，则党别实无可逃避，容之则渐纳于轨，蹙之则反扬其波。今之定策拥立者，岂能举全国青年才智之士而尽坑之，坑之不尽，党固在也。坑而尽，又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今之主动者以浅薄之凭借，而谬师操懿之故智，处文明之世运，而梦想雍乾之操术，叩以立宪之义，盖举朝莫之能解。使其政府幸而有一年数月之寿命，则其政象吾敢为预卜曰，桓玄朱温时代之专制而已。夫专制结果必产革命，桓玄朱温，宁有令终？所难堪者，则国家之元气与人民之微命也。然使果能得一年数月之苟安，则吾民或且姑为容忍。殊不知立国于今世，非闭关所能自存。苟不获自厕于国际团体之林，则国实不成为国。今我民国，各友邦所承认也，当思前此易帝而民，此承认果几经艰辛而得之者，今易民而帝，其得承认也艰辛将益倍于前。当此国交中断之期间，国将谁与立于大地者？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他勿具论。即如中央政费每月七百余万，向仰给于盐课余款及各省解款，不足则借债以补之。试问现在北京之滑稽内阁，对于此三项收入，有何把握？颇闻此次之恶作剧，有某国牵线于幕内，许出其银行存款供挥霍。兹事信否，诚不敢知，借曰信也，为数几何？一两月涸可立待耳。又彼董卓与朱温者，在今日气盖一世，志得意满，纵其逆军，横行辇毂，饷糈视诸军独厚而必索现银，气焰视诸军独高而动肆陵轹。以有教育有纪律之军队，与彼共处一城，而谓可相安无事以历旬月，其谁信之？是故就外交论，就财政论，就军事论，此滑稽政府皆绝无可以苟延性命之理。虽举国人士，噤若寒蝉，南北群帅，袖手壁上，而彼之稔恶自毙，吾敢决其不逾两月。最可痛者，则天下万国，将谓我国无复一人，其绾军符者膺疆寄者乃如犬马。凡能豢养而鞭棰我者，即慑伏而乞怜于其下，则此耻真不可洗涤矣。最可忧者，迨董卓朱温自毙之时，小之喋血都门，大之流寇数省，而群帅中曾无一人有戡乱之力，势必至劳邻封越俎而代，则此国其真永劫不复也。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伐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抑天下固多风骨之士，又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抑启超犹有欲赘陈者，一年以来，党派主奴之见，其诡谲变幻，出人意表。启超深痛极恸，向两方要人苦口忠告，劝其各自觉悟，勿驰极端，以生反动。在吾则既竭吾才，声嘶力尽，曾不蒙省察，而急进派之策士，惟日从事于挑拨构煽，引甲抵乙，谓可以操纵利用，以遂其排挤之私，而结果乃造成今日之局。今有董卓，谁实何进？今有朱温，谁实崔允？启超前此曲突徙薪之论，适以供若曹含沙噀血之资，亦既痛愤积中，誓将缄结终古。今睹濒覆之巢，复吐在喉之鲠，知我罪我，固不所辞，来轸往车，愿质明哲。（《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16—18页。）

[21]天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颠覆国命，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同愤。该逆出身灶养，行秽性顽，便佞希荣，渐跻位显。自入民国，阻兵要津，显抗国定之服章，婪索法外之饷糈，军焰凶横，行旅裹足，诛求无艺，私囊充盈，凡兹稔恶，天下共闻。值时多艰，久稽显戮。比以世变洊迫，政局小纷，阳托调停之名，阴为篡窃之备，要挟总统，明令敦召，遂率其丑类，直犯京师。自其启行伊始及驻京以来，屡次驰电宣言，犹以拥护共和为口实。逮国会既散，各军既退，忽背信誓，横造逆谋。据其所发表文件，一切托以上谕，一若出自幼主之本怀。再三胪举奏折，一若由于群情之拥戴。夷考其实，悉属言。当日是夜十二时，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二十余人，列戟会议，勋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该伪谕中横捏我黎大总统、冯副总统及陆巡阅使之词奏，尤为可骇。我大总统手创共和，誓与终始，两日以来，虽在樊笼，犹叠以用电话手书，密达祺瑞，谓虽见幽，决不从命。责以速图光复，勿庸顾忌。我副总统一见伪谕，即赐驰电，谓被诬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则陆巡阅使联奏之虚构，亦不烦言而决。所谓奏折，所谓上谕，皆张勋及其凶党数人，密室篝灯，构此空中楼阁。而公然腾诸官书，欺罔天下。自昔神奸巨盗，劝进之表，九锡之文，其优孟儿戏，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

该逆勋以不忘故主，谬托于忠爱。夫我辈今固服劳民国，强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恋，谁则让人。然正惟怀感恩图报之诚，益当守爱人以德之训。昔人有言：“长星劝尔一杯酒，世岂有万年天子哉。”旷观史乘，迭兴迭仆者几何代、几何姓矣。帝王之家，岂有一焉能得好结局？前清代有令辟，遗爱在民，天厚其报，使继之者不复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优待条件，勒诸宪章，砺山带河，永永无极。吾辈非臣事他姓，绝无失节之嫌。前清能永享殊荣，即食旧臣之报，仁至义尽，中外共钦。今谓必复辟而始为忠耶？张勋食民国之禄，于兹六年，必今始忠，则前日之不忠孰甚？昔既不忠于先朝，今复不忠于民国，刘牢之一人三反，狗彘将不食矣。谓必复辟而始为爱耶？凡爱人者必不忍陷人于危，以非我族类之嫌，丁一姓不再兴之运，处群治之世，而以一人为众矢之的，危孰甚焉。张勋虽有天魔之力，岂能翻历史成案，建设万劫不亡之朝代？既早晚必出于再亡，及其再亡，欲求复有今日之条件，则安可得？岂惟不得，恐幼主不保首领，而清室子孙，且无噍类矣！清室果何负于张勋，而必欲借手殄灭之而始为快？岂惟民国之公敌，亦清室之大罪人也。

张勋伪谕，又借口于民国不能善政，谓必建帝号，乃可为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张勋何人，乃敢妄谈政治。使帝制而可以得良政治，则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观万国历史变迁之迹，由帝制变共和而获治安者既见之矣，由共和返帝制而获治安者未之前闻。法兰西三复之而三革之，卒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确立共和，国乃大定，而既扰攘八十年，国之元气消耗尽矣。国体者譬犹树之有根也，植树而屡摇其根，小则萎黄，大则枯死。故凡破坏国体者，皆召乱取亡之道也。防乱不给，救亡不瞻，而曰吾将借此以改良政治，将谁欺，欺天乎？

复辟之遗害于清室也如彼，不利于国家也如此。内之不特非清帝自动，而孀妃耆傅，且不胜其疾首痛心。外之不特非群公劝进，而比户编氓，各不相谋而瞋目切齿。逆贼张勋果何所为所恃而出此？彼见其辫子军横行徐兖，亦既数年。国人优容而隐忍之，自谓人莫敢谁何，遂乃忽起野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以次刬除异己，广布腹心爪牙于各省，扫荡全国有教育有纪律之军队，而使之受支配于彼之土匪军之下，然后设文网以坑贤士，钳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于彼股掌之上，及其时则取而代之耳。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此而不讨，则中国其为无男子矣。

祺瑞罢政旬日，幸获息肩，本思稍事潜修，不复与闻时政。忽遘此变，群情鼎沸，副总统及各督军省长，驰电督责，相属于道，爱国之士夫，望治之商民，好义之军侣，环集责备，义正词严。祺瑞抚躬循省，绕室彷徨，既久奉职于民国，不能视民国之覆亡。且曾筮仕于先朝，亦当救先朝之狼狈。谨于昨日夜分，视师马厂。今晨开军官会议，六师之众，佥然同声，誓与共和并命，不共逆贼戴天。为谋行师指臂之便，谬推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义之所在，不敢或辞，部署略完，尅日入卫。

查该逆张勋，此次倡逆，既类疯狂，又同儿戏。彼昌言事前与各省各军均已接洽，试问我同袍僚友，果有曾预逆谋者乎？彼又言已得外交团同意，而使馆中人见其中风狂走之态，群来相诘。言财政则国库无一钱之蓄，而蛮兵独优其饷，且给现银。言军纪则辫子军横行都门，而国军与之杂居，日蒙凌轹。数其阁僚，则老朽顽旧，几榻烟霞。问其主谋，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似此而谓能济大事，天下古今，宁有是理。即微义师，亦当自毙。所不忍者，则京国之民，倒悬待解。所可惧者，则友邦疑骇，将起责言。祺瑞用是剑及履及，率先勇进，以为国民去此蟊贼。区区愚忠，当蒙共谅。

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亦宜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诣本总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后酬庸之典，国有成规。若其有意附逆，敢抗义旗，常刑所悬，亦难曲庇。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室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难戡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则多难兴邦，国家其永利之。（《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20—23页。）

[22]张勋造逆，颠覆民国，危扰前清，不义不忠，神人同愤。本总司令（此檄文是以段祺瑞的名义发布的——笔者注）承近畿诸军及各省督长公推，暂领今职。已派段上将军芝贵为东路司令，率三纵队进驻廊坊，派曹锟督军为西路司令，率四纵队进驻良乡。咸候师期，会同进剿。都中原有军警多于逆军十倍，此辈皆吾旧侣，咸密来输款，静候指挥。顺逆之义既殊，众寡之数绝悬。逆勋头悬阙下，旦夕间事耳。义师初起，昨已檄告天下，谓罪止张勋，他无所问。诚以此次倡逆，惟勋一人。军士义取服从，附乱岂其本意。胁从罔治，古训聿昭。反祸为功，懋赏斯在。昨据都中探报称，勋所带驻京军队，对于此次逆举，多敢怒而不敢言。其妻其侄，叩头力谏，几遭枪毙。又据称徐海道尹李庆璋陈称，在徐定武军各将校，尤多深明大义，正拟联电力争，争而无效，则宣告与逆勋脱离关系等语。本总司令采闻之下，嘉欣殊深。逆勋此次举动，求诸史乘，实与董卓、朱温鼎足而三。复辟非清帝本意，当逆勋上殿逼胁之时，世中堂叩头流血，瑜太妃痛不欲生。盖知其事必无成，恐缘此失优待条件。试环顾京城及近畿劲旅几何？全国劲旅又几何？逆勋以区区数千之众，深入重地，反全国人之心理，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文明之世欲而效古代挟天子令诸侯之事，立于必败之地，而独嚣嚣然自鸣得意，其悍逆固可愤，其愚蠢亦可怜。定武军者，非张勋之军，民国之军也。受民国饷糈，为民国守土。张勋昔为民国将帅，则忠于张勋，即所以忠于国家；张勋今为民国罪人，则国家所养之军，岂能随人作贼？诸将校不乏有勇知方之士，凡兹大义，谅所共明。今南北义师云集，咸瞋目切齿，请克日合围淮、徐，犁扫巢穴。本总司令以为论上天好生之德，固不能不教而诛。况诸将士本非造乱之人，更安忍一网而尽。为此剀告诸将校等，宜审顺逆之分，察成败之势，审核既明，断行宜勇。仰即谆谕士卒，捧籍归诚，一面即合电逆勋，数其罪而与之告绝。则事定之后，本总司令当牒告政府，其士卒则仍列尺籍，为国干城。其将校则案照勋劳，渥颁懋赏。若犹执迷不悟，怙恶不悛，蟊贼所在必除，国法安能曲贷。以一徐州而当天下之师，虽孙吴复生，何能为役？逆勋在京悬首藁街之日，亦即定武军在徐州玉石俱尽之时。诸将校顺逆去就，转移于一念之微。而或为功首，或为罪魁，或流芳百年，或遗臭万载，祸福两途，惟所自择。事机一发，失悔难追。今特露布此意，咸使闻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507—508页。）

[23]袁英光等编：《王国维年谱长编》，第216页。

[24]《黎元洪致段祺瑞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501页。

[25]《中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1248—1249页。

[26]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第257页。俞莱山《谈万绳栻与张勋》，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33页。

[2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李长泰书札》。

[28]贾润泉《我随段祺瑞离京到马厂的见闻》，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58页。

[29]此事可参见，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2章。

[30]冯玉祥：《我的生活》，248—249页。叶恭绰《我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51页。

[31]《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71页。

[32]《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27—28页。

[33]《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29页。

[34]《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29页。

[35]《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661页。

第十二章 游戏战争

虽然花了大笔的钱，动用了几万部队，但这场讨逆战事，从军事角度而言，只能算是一场……什么呢？说是游戏吧，人家有真刀真枪；说是战争吧，又太像游戏。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战争游戏。

几万军队参与战争，伤亡二十五人

讨伐张勋复辟，是一场有几万军队参与的战争。论规模，不减于辛亥以来的任何一场战事。莫理循在复辟结束后不久，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讨逆战事。他是这样写的：

7月1日爆发了惊人的帝制复辟，及至7月12日，我们这些家住北京的人，又亲身见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热闹“大战”——张勋手下的兵，同一个原先热烈支持帝制，却在这次事变中成为共和国有力维护者段芝贵将军所率的军队，在城内交锋对垒。伤亡人数总共二十五人。多数死于流弹。我揣想，双方互射所发子弹不会少于五千万发。双方都出动大部队。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烈。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全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空中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弹道学还不是中国现代军队所必须有的知识。现在有位美国作家叫甘露德的，竭力主张重新使用弓箭。他的意见是一个手拿步枪而不知道怎样发射的人，还不致象一个只有弓箭但懂得怎样使用手中武器的人那样危险。一个有步枪的中国兵在二十五码以外不成其为重大威胁，而一个熟练的弓箭手却或许能在三百码之内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是甘露德的论点。他认为，如果重新使用弓箭，用弓箭装备起来的两支军队就不可能在两英里的距离对峙，耗费足够开办一所军事学院和伤兵医院那么多的钱。[1]

有类似说法的，还有亲历者周作人。他根据鲁迅日记回忆，说是最后总攻的那天，“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个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东南打过来的。残烧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去，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2]

史家陈恭禄明显是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对于复辟之役，他写道：“下午四时，战事停止。美使外出参观战迹，天坛辫兵尚未缴械，吃饮谈笑如常，声称死者只有五人。据其访查所得，枪炮多向天空施放，死者二十六名，伤者七十六名，大半反为平民。”[3]

不消说，那位曾任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记者先生，对于此次战事的描述，多少是受了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的流行观感的影响，这种描述，无疑有点夸张，有很大的调侃意味，对他所服务的中国政府的国军，很是不敬。但是，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记者，一个现场的观察者，他应该有自己对这场战事的观察，他认可这种流行看法，也有他的观察在内。问题更严重的是，这样的观察，跟实际情况，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虽然花了大笔的钱，动用了几万部队，但这场讨逆战事，从军事角度而言，只能算是一场……什么呢？说是游戏吧，人家有真刀真枪；说是战争吧，又太像游戏。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战争游戏。

讨逆军声势浩大，但段祺瑞的讨逆军事布置，却很有意思。讨逆军机要科长保留下来的段祺瑞讨逆之役的一份作战命令是这样的：

（1）张逆顽强无理，以武力制之；

（2）阵地布置妥后，未攻击以前数小时，通知各使，务避扰及外人；

（3）逆兵释械逃遁，不得以枪追击，施放火力仅在南池子逆宅一隅为是；

（4）逆勋妻孥可勿加害；

（5）天坛逆兵派队监视，阻与城内联络；

（6）预备骑兵两支队，在东西北三面，逆兵果成队逃遁，当尽力歼除。[4]

这份作战命令应该发布在讨逆军攻城之前。说是作战命令，但主要精神却是低调，低烈度，尽可能减少伤害。主帅旨意如此，战斗会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按说，讨伐复辟，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参加战斗而且获胜一方的将领李长泰和曹锟以及作为曹锟先锋的吴佩孚，我们却从来没见过他们对这场战事的描述。不爱说话的曹锟不提，也就罢了，很爱说话的吴佩孚，居然也不提。而在回忆录里提及战事的冯玉祥和陈文运，也是轻描淡写，对战斗几乎没有多少渲染。讲得最多的属冯玉祥，他记录讨逆第一战，离廊坊不远的万庄之战，是这样的：

（开战前，冯玉祥派了一位骑兵排长易家君，前去侦查。）“他飞马跑到万庄阵地，看见敌兵正架着枪，不过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休息。易为人忠实勇敢，一直走到敌兵眼前，想看看个确实数目。敌人看见了，大声嚷起来，说：‘这是什么人！定是侦探，快捉！快捉！’当时只有人上来捉，却没有人放枪，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地脱逃回来。”然后，冯玉祥下令进攻，“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败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5]

进城之后，最激烈的战斗，冯玉祥也就是几句话：“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到了右安门，绑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时即爬入城内，开了城门。由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时陈光远部已到，复合兵在天坛猛攻，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对方始挂出白旗投降，即把他们全数解除武装。”[6]一场值得夸耀的正义之战，居然就这样打发了。连冯玉祥的部下，在回忆战事的时候，也没有提到他们的英勇或者战况的惨烈。万庄之战，只有一句话，“约十一时许，与敌开始接触，激战一小时许，敌即全线溃退。”[7]莫理循说整个战争，只死了二十五人，也许说少了。一个曹锟部当时的排长回忆，在永定河一线，他们团“总计伤亡只有六人。辫子兵遗下尸体不过十具，却丢弃枪支数十只，这就判断敌人的士气不振，似有弃械逃亡者”。还说，此次战事，他们全旅死伤官兵二十余人。[8]一个旅如此，整个讨逆军的死伤肯定要比这多得多。另一个当事人回忆，说是讨逆军各路，死伤不过百人，官阶最高者为第一师第一团二营营长赵云亭。[9]当然，多年之后的回忆，在具体人数上多半是会有误差的。《顺天时报》的现场报道说，战斗最激烈的张勋宅邸南河沿和东华门一带，也就只有九具辫子兵的尸体。[10]一场动用了大量的机枪、大炮甚至飞机的战斗，只有这么点伤亡，实在谈不上烈度了。

事实上，如果没有北京驻军的参与，张勋根本没有本钱打仗，漫说布防，就是守内城，沿着城墙排一圈，那点兵都不够。然而，段祺瑞一动作，北京驻军中实力最强的陈光远部首先倒戈，剩下的人自然心无斗志，连被派到万庄和丰台一线的第十三师也临阵转向。到了这个地步，开战，已经成了扯淡。所以，所谓的前线接触，只能是一触即溃，等于没有打。（奇怪的是，有些文人笔记，居然说初战双方互有胜负。[11]）守城门的江朝宗的部下，大概是由于信息不灵，没有马上倒戈。有的城门，是攻城部队厉声喝骂才开的，有的，则是攻城部队爬城上去，再打开城门。但江朝宗的部下，显然没有敢对进攻者开枪。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张勋只能把兵力收缩到天坛和皇宫及他的住宅一线。这不是要打仗，而是要使诈。这一线临近东交民巷使馆区，让讨逆军担忧伤及外国人，打不下去。然后谈条件，最终放他和部下走人，回徐州继续做他的大帅。等于拿外交使团和北京的外国人做隐形的人质，要挟段祺瑞。

据台湾学者胡平生研究，在讨逆军攻城之前，外交团已经插手两边的调停。英国和日本公使一致同意，只要张勋和部下缴械，他们保障其安全。结果江朝宗带此条件去跟张勋谈的时候，遭到断然拒绝。接着段祺瑞也按照外交团的思路让张勋取消帝制，放下武器，也被拒绝。[12]面对如此冥顽不灵的张勋，在北京的外交团（使团），只好把屁股完全坐在段祺瑞一边，让讨逆军去打好了。当时正值外交使团轮值主席为荷兰公使，而荷兰在欧战中，是中立国。协约国的基本立场，是支持段祺瑞的，同盟国的势力，已经退出远东，所以公使团是受协约国支配的。因此，当段祺瑞派汪大燮前来交涉的时候，外交团允许讨逆军开战，不加干涉。[13]到了这一步，辫子军如果不放下武器的话，也就只能背水一战了。即便如此，据当时的报道，凡是容易伤及外国人的地方，辫子军的抵抗就激烈一点儿，比如在正阳门，讨逆军前后发动数十次进攻，方才攻下，原因就是背后有美国兵营，进攻者不敢动用重武器。[14]这还是在隐隐然拿外国人当挡箭牌。当然，讨逆军方面，其实也没有真的卖力，或者说没法儿卖力真打。数十次的进攻，也无非像莫理循说的那样，机枪放得比较响，子弹横飞，但看不见人出来。莫理循说他们都冲天开枪，那是讽刺，但枪弹的准确性的确不怎么高，更重要的是，无论怎么打，士兵都没玩命冲锋的。守的一方，坚守不退，就是像辫子兵的统领苏锡麟说的那样，无非仗着弹药充足，一旦弹药消耗差不多了，就该谈投降的事了。另一个统领李辅廷守天坛，打了三个小时，基本上就在消耗弹药，弹药打得差不多了，就举白旗投降，等于放了三个小时的鞭炮。真正受害的，是天坛的院墙和大门，大门被打得弹痕累累，土崩瓦解。要说一个人没伤到，倒也不至于，但战后前去参观的市民，的确没见到什么死人。只有大门旁的小房子有血迹，听说是辫子兵中弹死亡暂时浮埋于此。[15]一个门房，能埋几个人？刚刚停战，两边的士兵，在阵前开始互认老乡。[16]前面提到的那位参战者回忆的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他说，在张勋公馆附近的战事，“时届正午，我们忽见有插着白旗的汽车一辆，出了正阳门，从东向西，驶个来回。再约十数分钟，插白旗的汽车又出来了。车中人乱摆白旗，并大声喧嚷‘停战’，驶过前门桥，停在前门牌楼北侧。由车内跳下一个穿警官制服和一个穿洋服的人，就分向打磨厂，西河沿跑来，高喊‘停战’。”然后大家就真的停战了。[17]这一带的战事，无疑是整个讨逆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但调停谈判的人，还是可以大摇大摆地乘汽车出入。看来，无论打得多么热闹，士兵们的枪还是不大喜欢往人身上招呼，对天射击的可能性真的很大。如果真的枪炮齐射，那么密集的火力，漫说是辆小汽车，就是装甲车也不敢这样贸然闯火线。事实上，接走张勋的汽车，是得到讨逆军许可的。曹汝霖回忆说，他听北京警察厅的一个高官讲，在交战中，警察总监吴炳湘两边交涉，上城下城凡十几次。最后张勋离开，都是谈妥了的，由吴炳湘亲自陪着，送到荷兰使馆。[18]一个警察头子在火线来回穿梭，如果这仗是真打的话，他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赔的。

所以，在战争进行时，北京的居民并没有特别害怕，战争参加者回忆：“北京城内人民，与城外大不相同了。他们虽然是家家关门，可是许多人伫立在街口或房上，有如看热闹一般。大街小巷，虽然不断发出枪声，人们来来往往，搬东倒西，好似没有打仗一样。更有黄包车夫和小贩们，兜揽买卖。叫他们躲躲，他们说‘我们不怕’。问他们怎不挂龙旗，他们说‘我们不挂’。询问这次打仗意义，他们均摇着头说：‘反正儿是张大辫子闹出来的。’”[19]龙旗，其实好多人都挂过的，此时不挂，是因为辫子兵败了。这个时候说人心向背，没有什么意义，但市民不怎么怕，倒是真的。7月13日一大早，战事刚刚平息。其实对于一般平民而言，战争到底结束与否，还不大清楚。有人看见，前一日刚刚发生激烈战斗的天坛，已经有旅游者了，“且有外国人等乘汽车载照像机进内摄影。普通市民往观，群围于门外，熙来攘往，几无隙地，大有同年4月25日储备票开奖之景况，惟不能入内耳。门外每一辫兵均围十余人或数十人，问其情况或感想”。[20]

做了五百多年的帝都，北京是个闲人比较多、而且好事好热闹的城市。这工夫的北京市民，已经完全把讨逆之战，当戏看了。天坛，不过是戏园子，而参战的人，主要是辫子兵，则成了演员，卸妆之后，怎么可能放过机会，不来围观一下，看个热闹。1916年，四川军阀最初在成都开战，成都人也有搬着板凳出来看热闹的，没想到北京人也这样。这样把打仗当戏看，前提是战况并不激烈。如果真的人一排排地倒下，血流成河，估计就没那么多人乐意出来冒险了。双方拼命地放枪放炮，完全不追求命中率，感觉就像一场烟花爆竹的大燃放，这样好看的事，怎么能不让人出来看呢？喜欢看的，不仅有中国人，外国人也出来凑热闹。交战的地点，离外国人住的地方很近，也有好些外国人出来看热闹。当时的报纸报道，7月12日这天，有两名洋人在城壁上观战，被流弹所伤。另有一个日本士兵，伤在脚上，一个法国兵和一个美国兵，也给伤到了，美国士兵伤得比较重，据说竟然不治身亡。[21]日本外交档案上的记载，有四名美国人、一名意大利人受伤，日本士兵有一人受了轻伤。[22]看热闹的洋人，被流弹伤到，多半是因为站得太高，在东交民巷的围墙上。他们没有想到，对于枪口抬高三寸的双方士兵而言，这样高的看台，危险性真的很高。民国年间，在北京的老外，日子过得特别滋润，哪怕只是个大兵，也有闲有钱。没想到居然染上了北京大爷的习气，人家打仗，他们看热闹，被伤到了，只能说是活该。

战事的低烈度，还体现在买卖上。从一开始，讨逆军方面就想方设法收买辫子军的将领。据辫子军的一个统领苏锡麟说，开战不久，进京辫子军的两统领之一的李辅廷就被收买，允诺按兵不动。（但据冯玉祥和其部下的回忆，天坛守敌的投降，是他们进攻的结果。[23]看来，即使被收买，李辅廷也可能仅仅是按兵不动，不主动进攻，不协助张勋住宅的守卫而已。据胡平生的研究，李辅廷举白旗投降，也是有条件的，要发三个月的饷。为此，前线部队还特意问张弧要了八万元，只是不知道这八万元是否日本公使说的那八万元。[24]）而针对苏锡麟，先后来了三拨游说者，第一拨是王士珍派来的，苏的结拜兄弟。没劝动。第二拨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以外国干涉为由，劝他罢战。还是未果。第三拨来的是苏的胞叔和两位舅父。受傅良佐和张志潭（两位都是段身边的人物）之托，说如果苏能像李辅廷一样，按兵不动，那么就给他一个实缺的镇守使，外送十万元大洋，并且还把他的部队改编成混成旅，他的胞叔，还可以得到一个实缺的道尹。[25]尽管买下了李辅廷，没买动苏锡麟，但最后辫子兵放下武器，也不是打不下去了，还是接受了收买的条件。每个士兵发三个月的饷，枪支另算。至于军官，条件应该更优越一点儿。这样的优待，在后来的战争中就不大能够有了。俘虏就是俘虏，不打不杀，已经是优待了。（陈恭禄说，最后每名辫子兵，付了八十元，才打发掉的。[26]）从辫子军统领苏锡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场战事，从头到尾，总是有人来说和，打一会儿，谈一会儿，总是有从中调和的中间人穿梭来往。这样的人，有王士珍派来的，有江朝宗的人，还有警察总监吴炳湘本人。战场不是战场，倒像是市场。最活跃的，不是战士，而是中间人。当年的外国人，讥笑中国的内战，不是用枪炮打，而是用银圆和烟土在打，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国人不愧为天生的商人，硬是无师自通地把战场变成了市场，把战争变成了交易。

不是真的恨张勋

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象征性的。当“友军”倒戈之后，张勋也知道这个仗没法儿打。但他就是不服气，不服你们耍我这个气，非要斗一斗不可。说起来，张勋也是一个从清末混到民国的高官了，但他对官场的凶险，还是预料不足。毕竟，这个武夫，一路爬上来，还是太顺了，赏识他的人远比不喜欢他的人多。在东北的时候，碰上一个比较不讲理的锡良，他居然敢撂挑子不干。要不是西太后赏识这个粗人，他的脑袋都可能搬家。一路走来，至少从表面上，他就是靠着憨厚和鲁直混上来的。人们欣赏他这一点，袁世凯优容之，段祺瑞也优容之，黎元洪不仅欣赏而且信任之（不然不会吃他这么大的亏）。所以，憨厚和鲁直，就成了他的路径依赖。尽管在复辟过程中，他也耍了不少权术，使了很多的诈，但却自以为一个“忠”字，把所有的不良痕迹，全都遮蔽了。他的自我感觉，依旧没有变。复辟走到末路，不是他负天下人，而是天下人负他。恐怕一直到死，他都认为复辟是件顺天应势、顺民心的好事。平时交往的有学问、有修养的遗老们，就是这样告诉他的，而他的观感也是如此。

府院之争，走到黎段决裂、各省独立这一步，在各省军头看来，民国实际上再一次走进了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困局，濒临崩溃。走不下去的民国，袁世凯办不好，段祺瑞办不好，似乎只能让清室来办了。毕竟，民国这些年来，人们的感觉还真不如清朝的时候。对国事日非的议论，不仅在四次徐州会议上，就是在这些军政要人平日的聚会中，也是常见的话题。很多人的牢骚，愤激之词，恐怕比之张勋和遗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我们从此前诸多督军和师长旅长的通电中，就可以看出。抨击当下的反面，多半就是怀旧。无论是否主张复辟，今不如昔的感慨，都难免会随口冒出来。而正儿八经的复辟议题，在徐州会议上提出来的时候，虽然涉嫌反叛，但绝对不会有人反对的。彼此来往的函电，含糊表示同意的，量也不少。就目前披露的函电中，大人物明确表示支持复辟的倒是没见到，但中等军头的表态，还真是有，而且赤裸裸。张勋被逼到墙角之际，频繁表示要披露函电，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但这些函电，是不是都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清室复辟？倒也未必。

对于张勋这样的人而言，行为的正当性，也许不来自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大道理，但守信义这样的个人信条，却是非常重要的。张勋认为，大道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干的事，是大家一致认可的行为。结果呢，所有人都成了反复辟的好汉，就他一个成了复辟的罪魁。你们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只耍我一个。因此，一肚皮的委屈。在历史上，辛亥南京保卫战张勋之所以玩命抵抗，有人说是因为他曾经派出过代表，去跟江浙联军谈判，但代表却被杀掉。张勋痛恨这种无信之行，从此对革命党人深恶痛绝。[27]战端一开，张勋当然知道自己没本钱打，但要停战罢兵，至少得让他带人回徐州才行。为此，他辞去了复辟后的高官，但绝不放弃他原来的长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他根本没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闯了大祸，自己从法理上，已经成了国事犯。他的委屈，他的较真，都是在个人道德层面。在这个层面，的确是他有道理。这说明，此时的张勋显然没有能力也缺乏勇气讲复辟的大道理，共和就是办得再不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道理，依旧强固，“倒退”也依旧底气不足。兵临城下，张勋还对外国记者侃侃而谈，声称他有所有大佬拥护复辟的函电。直到最后一战的前夜，他还坚持全身而退的要求，并通电要挟，不仅骂到徐世昌、段祺瑞，说段祺瑞并没有明确拒绝复辟，而且派代表来，说只要推倒总统，“复辟一事自可商量”，而且骂了跟他一起复辟的陈光远、王士珍，说他们“翻云覆雨”。自己是为“群小所卖”，一定会把历次会议记录并往返函电刊印，分送中外。[28]但是，讨逆已然开打，罪魁总得有一个。已经将所有人，包括清帝周围的人都开脱了，如果连张勋也觍着脸放走，那么，这场弥天大祸，谁来负责呢？让段祺瑞的脸往哪儿搁呢？三造共和的功业，岂不大打折扣？所以，张勋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老实认罪，然后等一个宽大处理。显然，这样的出路，有一肚皮委屈，加上一肚皮傲气的张勋，是不可能接受的。因此，只好鱼死网破，张勋倒想看看这帮上个月还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的军头，能把他怎么样。最后决战前夜，他对英文的《字林西报》记者，发表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谈话，可算是张勋风格的一个标本，不得不录：

予之来京，意在为国民及清室谋福利也。各督军在徐州时，无一不请予为复辟领袖，誓与赞助，即段祺瑞或亦知我辈之意，特未与有成约耳。至于清室，并未预闻，猝然被推，实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盖复辟而成，则为清室之利，若其失败，则由予一人负责。是故爵秩非予所欲，已尝两次力辞王位。今日之事，若帝国确立，予愿退隐，否则，决不让步。各督军昔以全权与我，今乃弃我如遗。我有兵三千，当与敌五万相抗。至其责任，当由彼等负之。彼等并未正式提议调停，仅间接要求缴械，我敢誓于我皇上、同僚及所部军队之前：我必不降！盖降则自觉有负皇太妃、皇上等之付托也。我将牺牲一切，但必保持荣誉、忠信。我最后之一言惟有两字：非“帝国”，则“战争”而已。[29]

都被逼到墙角了，还要他的“帝国”，真够有个性的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一直像游戏的战事，到了最后关头，非真打不可了。开战前最后一夜，日本黑龙会佃信夫等三人还来到张勋的家里，对张勋做最后的劝说，劝他至少应该把家人转移出去，但张勋依然不肯。[30]开战前最后一刻，王士珍做了最后的努力，用电话告知张勋，他派了一员特使，做最后的调停。然而特使到了张勋家之后，只是把外交团轮值主席荷兰公使允许交战的意思，通知了张勋。[31]接下来，攻击张勋宅邸的战斗，变得激烈起来。几十挺机枪，响成一片，一直没怎么舍得用的重炮，也开始动真格地向南河沿张宅轰击。在性命攸关的时刻，张勋终于扛不住了，他和他周围的人发现，昔日的兄弟，这回是真的准备将他置于死地了。这时候，外国人来了。在一个德国人和几个荷兰人的保护下，张勋坐上使馆的车，一溜烟开出了战区，进入了东交民巷使馆区。《顺天时报》的报道说，是两个外国人，乘汽车先把张勋的家眷送到德国医院，然后再把张勋送到荷兰使馆。[32]当时，正值荷兰公使做公使团的主席。协约国的公使们，反对张勋复辟，却对中立国荷兰接受张勋避难，表示理解。有人说，载张勋出逃的汽车，是德国人的，保护张勋逃走之人，也是德国人。[33]张勋走后，当日辉煌的南河沿张宅，在讨逆军的炮火下，化为一片废墟，活活给轰平了。显然，如果这个仗早是这么打的话，在讨逆军众多山炮野炮的轰击下，张宅又不是按野战工事设计的，早就被轰平了。那么，漫说一个张勋，就是有十个张勋也是活不成的。

莫理循的讥讽，指向中国军队的能力。但能力只是一方面的事，讨逆战事的开打，本身就有假对假的意思。双方都是北洋团体里的兄弟，没冤没仇的，没人想来真的。按加拿大学者陈志让的说法，北洋军阀之间，即使打仗，也都有一点儿绅士风度，不做穷寇之追，不伤害对方的家眷，不侵夺对方的财产。此番作战，其实是北洋团体内的一次内战，或多或少，讨逆一方的军队，对于张勋是内疚的。当初起哄，大家都参与了，至少，没有人阻止。人家玩真的了，也未必就真心反对。之所以参加讨逆，一是看在钱的面上（张勋似乎拿不出这些钱，或者舍不得拿钱），二是看在段祺瑞的面上（在北洋团体内部，段祺瑞的面子显然要比张勋大），三是看在日本人的面子上。所有的参战部队，包括据说很恨清室的冯玉祥，这个时候，也不是真的恨张勋。即便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内心深处，也没打算把个张勋怎么样。只要他肯放下武器，条件肯定要比后来坚持不降优惠得多。审判一下，意思意思，然后找个理由开释，其家人和家产是一点儿都不会动的。风头一过，还是会给个官当。弄到张勋家被打烂，人躲进荷兰使馆待了一年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勋实在过于倔强，不识时务。

当然，此时的北洋军，论战斗力，也的确下降了很多。当年辛亥武昌起义后，冯国璋带的北洋军南下作战，整个打下来，双方死伤上千。北洋军按部就班，照教科书作战，打得有板有眼。接下来的二次革命，也打了几场硬仗。但是，到了蔡锷讨袁之时，入川作战的北洋军，就不大中用了。辛亥年打武汉，张敬尧还是个营长，打起仗来嗷嗷叫，撸起袖子干，冯国璋奉命停战，他还上去骂街，不甘心休战。二次革命打李烈钧，变成团长了，也还算骁勇。但是，后来进了四川，碰到实力并不强的讨袁军，已经成为第七师师长的他，却一筹莫展，能躲就躲，就能祸害老百姓。看来，夺了天下之后，北洋军俨然变成了骄兵悍将，兵力大大增加了，但训练严重失序，清末那样的全国性演习，南北对抗，一次都没有。原本，清末的军事改革，军事知识的引进，就很皮毛。莫理循说的弹道学知识，的确没什么人懂。进入民国之后，军队训练马虎，军事教育进步也不大。好些部队，长官为了方便控制，刻意不进军官学生（军校学生），反而喜欢用什么也不懂的老粗，因为这样的人才可靠。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的俄国专家发现，中国军队的炮兵，根本不懂如何使用仪器，不知道如何间接射击。而步兵则对机枪充满神秘，只要出了事故，就只会往里浇机油。当事人回忆说，都到1930年了，刘湘的军队，作战的方式，还是日俄战争式的古老战法，“即攻击时，列成横队，一线冲锋，防御时，不讲纵深，一线防御”。[34]其实，这样的战法，在所有民国军队中都有，属于模式化的例行公事。所以，军阀内战，经常会有忽然的溃败、忽然的大胜，偶然性非常强。练兵出身的袁世凯做了总统，不仅无法督促各地的督军练兵，反而操心起他们的专权来了。所以，民国的军队，作战能力大大退化。

其实，自打引入洋枪洋炮，推行军事现代化以来，作为步兵基本功的瞄准射击，就严重欠缺。在战争中，清末淮军和练军上阵不知瞄准，乱放枪，借枪壮胆的现象，由来已久。这样的军队，对付武器落后的部落军队和农民起义军，还凑合，碰上训练有素的外国军队，就不灵了。无论甲午陆战，还是抵御八国联军，中国军队都是一上来就拼命放枪，子弹打完，就到了撤退的时候了。进入民国后，这样的弊病也难以轻易消除。冯玉祥民初做营长，训练新兵，就发现“士兵不谙瞄准，胡乱放枪，空耗子弹”是一大弊端。不仅新兵如此，参过战的老兵也是这样。[35]他做了旅长，参与围剿白狼战事，部下一个团在子午镇堵截，“战况很是激烈。可恨军队射击技术太无训练，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可是最后点验土匪的尸首，连二百人都不到。[36]这样的毛病，在注重训练的冯玉祥部都有，别的部队，就不用说了。虽然说莫理循的说法有点夸张，但绝不会没有影子。进攻的一方，绝少玩命冲锋，防守的一方，也绝不冒险出击，大家躲在墙后面放枪，探头都算是勇敢了，反正子弹有的是，放枪还有快感。这样的对射，在外人看起来，就像是对天射击。反正子弹打光了，如果对手强大，就四散逃命，如果对手像张勋这样弱，那就等着对方缴枪。讨逆军方面，弹药消耗多了，还可以借机报功并报销。别的战事，功劳要看消灭了多少敌人，点验尸首，而此番作战，对手就那么点人，论功奖赏，就只能看弹药消耗了。而且，在这方面，段祺瑞一向大方，钱也好，给养也好，子弹也好，要多少给多少。仗打得跟游戏似的，但物质和金钱的消耗却惊人，最初筹来的一百五十万元耗尽不说，还得另外跟日本人借。这个毛病，一直延续到接下来的南北战争，南下的北军，几乎每支部队都是弹药和军费的消耗大户，日本人给段政府的西原借款，几个亿的巨款，几乎都耗在一场稀里糊涂毫无希望的战事上了。这样的打法，论作战效率，还真不如恢复弓箭。直到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新直系跟段祺瑞闹翻，吴佩孚北上，直皖开战，段祺瑞麾下的皖系部队，还是这个德行。冲锋打仗马马虎虎，要钱要给养认认真真，一场动员二十几万人的直皖大战，两个星期就打完了，总共也没死伤几个人。这种游戏式的战争，直到军阀们争夺得非常激烈了，才会有所改观。到了这种时候，士兵们就该收集子弹，卖给土匪换钱花了。

注释

[1]《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本，下卷，第680页。

[2]周作人：《关于鲁迅》，第560页。

[3]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52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4]段宏纲《先伯段祺瑞事略》，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第813页。

[5]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51页。

[6]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53页。

[7]张之江等《冯玉祥与讨伐张勋复辟》，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66页。

[8]王之佑《参加恢复共和西路军作战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2、第744页。

[9]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2页。

[10]《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

[11]汪曾武：《劫余私志》，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254—255页。

[13]《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

[14]《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四日。

[15]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6页。

[16]王武《张勋复辟逸史》，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12页。

[17]王之佑《参加恢复共和西路军作战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4页。

[18]《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8页。

[19]王之佑《参加恢复共和西路军作战亲历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3页。

[20]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6页。

[21]《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

[2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88页。

[23]参见冯玉祥：《我的生活》第253页。张之江等《冯玉祥与讨伐张勋复辟》，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67页。

[24]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第258页。

[25]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300—301页。

[26]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520页。

[27]胡锡畴《辛亥革命元老柏烈武的生平》，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07辑，50—51页。

[28]《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29页。

[29]《字林西报》，1917年7月12日。

[30]《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136页。

[31]《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

[32]《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三日。

[33]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2页。

[34]杨芳毓《四川军阀刘湘的整军练兵活动》，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第361页。

[35]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39页。

[36]冯玉祥：《我的生活》，第169页。

第十三章 复辟后事

黎元洪换了冯国璋，总统换人，国会消失，参战问题，自然没有障碍了。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尽管国会议员还在嚷嚷不合法，但段祺瑞却可以因此不加理会。一个复辟，给了段祺瑞和研究系再造国会的机会。有了所谓三造共和的功业在，种种不合法的瑕疵，也就没有太多人在意了。

躲的人以后还要出来，大家还都要见面的

复辟大戏，从开锣到谢幕，一共十二天。比第一次复辟戏的83天，短得太多。其实，复辟的第三天，段祺瑞一到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复辟，戏就演不下去了。显然，自以为得到多数军头赞同和拥戴的张勋，真格地把自己当老大了。他完全没有想到，众军头拥戴他这个只有小半个省地盘的人做盟主，至少有一半的心思，是将他当作了冤大头，让他领头操练军人干政，做了一个嗓门大的喊操人。虽然，在头衔上，他不输于任何一个军头，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在当时，全国只有两个巡阅使，一个是他，一个是陆荣廷（两广巡阅使）。从头衔上看，他有越出一省的管辖权。但军阀是讲实力的，陆荣廷这个巡阅使，至少可以当广东一半的家，而他这个长江巡阅使，却基本上沾不了长江的边。军阀还讲资历，讲人脉。北洋团体，他只是边缘人士，真正的老大，当然不可能是他，而是北洋三杰，此时的第一号，是段祺瑞。北洋军毕竟是新军，所有的官佐，差不多都出身于北洋系统的军校。而段祺瑞，则做过所有军校的校长（监督）。大小军头，都得尊他一声“老师”。这样的人脉，在传统味道很浓的中国，有谁能比呢？然而，盟主的虚幻自负，居然让他看轻了段祺瑞。府院之争中，被总统和国会反复折腾的段祺瑞，一时间，似乎也没法儿让人不看轻。如果张勋能事先想到，这个看起来没有一兵一卒的段祺瑞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的话，那么张勋对清朝皇帝再有感情，对民国再怎么反感，也未必会轻举妄动。

自打府院之争以来，张勋的行动，一路走来，实在是太顺，大家都捧着他。进了北京，当地的军队，那么多大佬，也都顺着他。不仅顺着他拉出小皇帝复辟，而且顺着他做老大，当家做主。原来的一介武夫，现在不仅做了首席议政大臣，还顺带着坐坐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椅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妄想成为北洋团体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复辟之后，还顺着他胡来，尽遗老的意愿，弄出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清国，连君主立宪都含糊了。哪里知道段祺瑞的兵一开过来，所有人都倒戈了，让这个老大，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候张勋才明白，从徐州会议走到今天，自己扮演的无非就是一个勇敢地伸出手来，替人家从油锅里捞银圆的傻子。过于愤怒的张勋，丧失了理智，原本是打算把傻子做到底，死在昔日的兄弟们面前，也好羞臊羞臊他们，但架不住周围人比较惜命，而且洋人也出来帮忙——北京城头的政争，洋人总是起这样的作用。张勋忠实的部下苏锡麟说，张勋实际上是被架上车的，张勋气壮如牛，但身材矮小，很容易被架走，上车的时候，他还咬了架他的荷兰人一口。[1]其实根据别的记录，并没有这么回事。张勋没有被绑架，上车顶多是半推半就。按日本人的说法，张勋实际上是被两个德国人架上了汽车，他的部下，还在后面推了一把。[2]其实，段祺瑞马厂誓师之后，如果张勋足够聪明或者滑头，及时领兵或者自己开溜，回到徐州，段祺瑞绝对不会拿他怎么样。民国以来，对于实力尚在而且在军中的军头，有哪个真的给过惩罚？顶多给个象征性的处分，然后过两年销掉，也就完了。开战之初，北京也没有四面被围，可以溜的机会大把的。是张勋他自己，一口浊气上涌，非要往绝了走，当然只能赔掉老本，躲进使馆了。

张勋进了荷兰使馆，大家都松了口气。这跟被打死也差不多，反正一时半会儿出不来。如果抓住了，以后审判什么的，还得操心，这家伙在法庭上乱说，中外记者乱报，大家都麻烦。人活着，进使馆躲躲风头，人人都明白，躲的人以后还要出来，大家还都要见面的。张勋被逼急了的时候，宣称要将所有会议记录和来往函电公之于众，但打完仗，冷静下来，谁能这样做呢？漫说他张勋未必有这个条件，上北京不见得带着机要室跟着走，而昔日部下张文生，断不可能由着张勋的性子胡来，人家可是已经宣布与张勋断绝关系了。就算他张勋带了所有的文件，此时多半也不会往绝路上走。老一辈的北洋军人，做事基本上都有夫子之道、中庸之风。所以，尽管风早就放出去了，人们也在传说有那么一块军头们都签了字的黄绫子，但始终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最后，什么东西也没有公布。媒体和民众一样，知道的都是传闻。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当然，胜利者按照北洋系的老规矩，也没有为难张勋的家人和旧部，张勋的所有财产，都被保全，他名下的产业，依旧在经营。只有南河沿的张宅被轰平了，没有给重建。就凭这一点，张勋也不会太过分。事情过去三个月后，张勋还躲在荷兰使馆。段祺瑞政府感觉有点不放心，主要是担心张勋有可能悄然被偷运到荷兰，而荷兰跟德国毗邻。由于中国的参战，德国正在策动中国的反段势力捣乱，显然中国不想由于张勋的加入，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化。因此，中国外交部跟荷兰使馆以及英国和法国使馆多次交涉，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请荷兰公使交出张勋，中国政府保证其生命安全。二是让张勋离开中国，另找一地点安置，并令其声明，永不离开此地，并不再有扰乱中国情事。[3]因为事关参战事宜，所以法国和英国都赞同后一方案。法国方面同意将张勋安置在法属雷佑宁岛（在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附近），由法国政府监视居住。[4]但这一方案始终没有得到荷兰方面的响应，而英法方面，似乎也不是很积极。事情一直拖到1918年10月，复辟的事淡了，新上任的总统徐世昌，赦免了张勋。张勋这才走出“荷兰水瓶”[5]，买下了小德张的旧宅，在永康胡同住了下来。然而，不久直皖交恶，张勋再一次被卷入纷争，皖系造谣说，直系要跟张勋合作搞复辟。为了避免麻烦，张勋于1920年夏来到天津，做了寓公，在这儿一直生活到1923年七十岁去世。日本人很奇怪，像这样的政治叛乱分子，怎么可以如此快地被赦免，而且他的家产也没有被没收。[6]但这就是当年的中国。不过，做了寓公的张勋，却收获了众多的子女。他六十岁的时候，只有一男一女，但到了七十岁死的时候，居然有了九男五女。不管政事，不操心复辟了，就一心一意纳妾制造人口。

为复辟蜂拥而来的遗老们，一个个七老八十，腿脚都不利索，走路都得人扶着，但复辟失败后一溜烟都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六万多讨逆军，把个北京城围得像铁桶一样（当年的城不大，相当于今天的二环以内的城区），却一个都没逮住，当然也许根本就没想去逮。康有为和沈曾植早早就躲进了美国使馆境内的一座教堂，万绳栻则溜进了法国医院。陈毅走得更快，已经溜到了天津英租界。陈曾寿则躲到了法华寺，而胡嗣瑗此前已经被派往冯国璋处疏通，见机得早，躲进了上海租界。其他人怎么消失的，还真不清楚。

奇怪的是，几个当过兵、腿脚利索得多的家伙，却落入了法网，被讨逆军给抓住了。一个是张镇芳，一个是雷震春，还有一个是第二十八师师长、奉天帮办冯德麟。一群七老八十的文人能走，这几个武夫却走不了，个中的蹊跷，还真不好说，反正像是有蹊跷。按张镇芳之子张伯驹的说法，讨逆军中有人看中了他家的钱财，想要敲他一笔。张镇芳时为盐业银行总经理兼大股东，张镇芳被捕，讨逆军前敌总指挥段芝贵派人接掌盐业银行。[7]张镇芳的老朋友王锡彤在日记中也说，被逮后的张镇芳，越是花钱营救，处境就越是危险。[8]看来，没有那么多钱的雷震春，是因为跟张镇芳一起逃，吃了挂落了。当然，都是北洋旧人，诈出点钱来，也就完了。审判的时候，几个审判官都互相推，这个说，他（雷震春）是我的老师，那个说，他曾经是我的长官。最后还是陈文运出面，草草定案。而段祺瑞对此，没有任何意见。[9]两人经过军法审判，判了无期徒刑，但坐了几天监，也就出来了。至于冯德麟，连装样子的审判都没有。因为这个胡子出身的国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有一个自己带出来的师在东北，段祺瑞不想因此引起事端。奉天督军张作霖出面安抚了冯德麟的那个师，或者说，冯德麟把这个师交给了张作霖，作为交换，张作霖提请保释冯德麟。于是，冯德麟没了兵权，回家乡养老，参与复辟的罪过，一笔勾销。原本对复辟极其热心、跟张勋是亲家的张作霖，最后反而因复辟，成了大赢家，一举消除了冯德麟这个最大的隐患，彻底控制了奉天，一举奠定了日后统一东三省的基础。冯德麟此前，是奉天帮办，跟做督军的张作霖实力相若，积极参与复辟，原本是想借复辟回去反压张作霖一头，却没有想到连本钱都丢了，真是世事难料。

至于张勋的旧部张文生和白宝山，眼看大事不好，识趣地宣布大义灭亲，及时反正。定武军驻扎在安徽境内的二十几个营，经倪嗣冲“劝导”，也都“深明大义”，“均有悚惶无措之态度，无团结抗拒之心”。[10]而且这时候又出现了徐州地区兵变的传闻。为了安定团结，大局为重，所以张白两部，就算没有事了。除了主人换了人，其他的原封不动。定武军变成了安武军，连编制都是依旧。只是，一分为二，张文生归倪嗣冲管，白宝山归江苏督军管。徐州的地盘，让给了段祺瑞的亲信第七师师长张敬尧。1917年下半年，南北开战，原辫子军一部还被派往湖南前线。1920年，直皖开战，北军溃败，辫子军逃得比较快，虽有损失，但大体完整。倪嗣冲死后，经江苏督军李纯推荐，张文生还短时间做过安徽督军，但很快就被倪嗣冲的旧部赶走。此后在军阀混战中，张文生部逐渐消亡。1927年，白宝山部也被调出海州，参与跟北伐军的战斗，最终消耗殆尽。这期间，张宗昌督鲁，张勋旧部苏锡麟还一度东山再起，但遂起遂灭。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张勋的旧部就已经完全消亡了。

总统换人，未必是好事

复辟之役结束，枪炮声息了。城里城外，还有零星的抢劫。有趁机打劫的流匪，更有仗势作案的国军。但总的说来，局势还算平静。这么多大兵进了北京，一点儿乱子没有太难了，但只要不像1912年曹锟北京兵变那样，由长官领头抢劫，就没有大事。北京号称首善之区，善就善在有外国人，当兵的不敢太造次，警察也还算负责任。前门一带，商铺没有什么损失，市民该干什么干什么，秩序井然。唯有几个工人，在忙于将大清门的匾额，再换成中华门。除了天坛和南河沿一线，除了遍地的子弹壳，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看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日记，两人复辟前在小馆子吃酒，复辟后依旧吃小馆子。

7月15日，段祺瑞乘火车由天津进京。此番回来，跟当日离开，光景可是大不相同。当初是报界唾骂的落魄者，灰头土脸，现在是光复共和的英雄。只是，浑身光环的段祺瑞没有时间去品尝胜利的荣耀，他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一进北京，马不停蹄，立即驱车前往日本使馆，晋谒总统黎元洪。两人此番相见，对于黎元洪来说，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昔日的政敌，竟然成了他的救命恩人，这个恩人，还是他央求来的。显然，此时的黎元洪，应该想明白了府院之争以来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当初的道理不管有多少，最后的结果却是招来了复辟。苦酒毕竟是自己酿的，有多少，都得自己喝。两人见面，其实各怀鬼胎，但客客气气，握手寒暄，看起来十分欢洽。什么话都没有说，但心里想什么彼此都明白。黎元洪知道，段祺瑞来见他，是什么意思，这是他该走路的时候了。经过两次帝制复辟的黎元洪，毕竟是条汉子，从情理论，他也不可能不走。

然而，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就在黎元洪从日本使馆回到家的头一个早上，即段祺瑞见他的第二日，7月16日清晨，黎元洪的卫队旅出事了。《顺天时报》报道：“今早（十六日）五时，黎邸卫队一士兵谋刺黄陂，将向内室进入，连长及一将校急出防止，均被刺杀。该兵持手枪闯入内室，幸黄陂躲避获免危险。该兵不能达目的，而逃出。有一兵士开枪击毙凶犯，又黎公即赴法国医院避难。惟该卫兵所以敢出此凶行者，背后必有人主使，可知殊堪注目。”[11]关于此事，《复辟半月记》里记载甚详，说是材料来自警察厅：“本月十六日上午五时，驻扎黎总统住宅旁花园内之护卫队兵王德禄，忽发疯狂，手持刺刀两柄，由所住兵房内冲出寻人。时该护卫队多身睡未起，猝未及防，致被扎死正目王凤鸣，三等护卫马占成。旋奔至该护卫队官长室内，连长宾世礼见其来势甚凶，持手枪向击，未中，追至室外假山石下，连发两枪未响，该凶手反刀将宾世礼扎死。又连伤伍长李保甲、卫兵张洪品二名，奔出大门外，持刀乱舞。护卫队多名，追至东厂胡同东口小巷内，枪击凶手腿部，即时倒地，被乱枪戳死。”[12]但日本人的记录，说是凶手冲进了黎元洪的起居室，但没有找到黎元洪，最后被击毙。日本人还说，这个人受到了俄国恐怖主义的影响。[13]当年俄国的恐怖主义者，就是刺杀沙皇的民意党人。

大清复辟的时候，卫队旅躲起来了，民国总统黎元洪安然无恙。复辟事了，自己的卫兵却要暗杀他。这样的蹊跷事，任谁都会起疑。舆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是冯国璋派人干的，有的说，这个刺客因为受了刺激，发狂杀人。[14]要知道，民国这么些年了，暗杀总统的事，还真是新鲜。该卫队是黎元洪用私人名义招募的，平时对卫队很是优待，恩义有加。复辟时分，虽说没用，但加害于他倒也没有可能。黎元洪回府，段祺瑞曾经表示是不是派警察来保护，但黎元洪却认为还是自己的卫队可靠，谢绝了段的好意。[15]结果，马上就有他好看了。从案情记录看，凶手似乎并非意在刺杀黎元洪，主要冲同僚下手。但被刺杀者躲了，刺客也死了，死无对证，但当事人想必心里都明白。段祺瑞政府借机将黎元洪的卫队旅悉数解散，连收编到其他部队都不肯，整个把人遣散回老家。保护总统宅邸的任务，由步兵统领衙门负责——此时的步兵统领，已经换成了前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因为卫兵出事，解散卫队，黎元洪没法儿不答应，可答应是答应，人却依旧待在法国医院不出来，坚决拒绝段政府的保护。黎段之间，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据日本方面的情报，黎元洪实际上是躲在法国使馆，因为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也在法国医院，担心不安全。[16]

偏偏这个时候，报上报道，湖北督军王占元等十八省督军，来电恳请黎元洪复职，一口一声，要他收拾大局。[17]冯国璋也表示，代理完毕，要奉还大政。17日，倪嗣冲则通电全国，要求黎元洪赶紧走路，在通电中，他径直称黎元洪为“前大总统”，说复辟黎元洪也有责任，无力制止，反而逃到日本兵营，求保性命，“以民国堂堂元首，托庇外人，更何以驭临兆民，昭示中外”。[18]黎元洪明白，这两边话分明都是一道道的催行令。为了不让催行令变成催命符，黎元洪当即决定，马上离开北京，回到天津做寓公。为了让所有想让他离开的人放心，他还表示要去日本游历，然后再去欧洲。[19]就这样，黎元洪离开了政坛，段祺瑞和他身边的人，真的可以放心了。这一走，就是三年多，等黎元洪再次出山，“废物”再利用，要等到北洋派大裂变，直皖开战以后了。

显然，不放心的人之所以不放心，是有道理的。复辟之时，黎元洪虽然被逼离开了总统府，无法行使职权，但也只是委托冯国璋代理总统，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全权讨逆。现在讨逆完毕，共和重光。虽然此番变故，原本就是黎元洪惹出来的，就情理论，已经觍着脸请段祺瑞再次出山，挽救共和，那么总统的椅子，就不好再坐了，而且黎元洪也的确表示过辞职的意思，连总统大印，都已经交出去了，但从法理上，黎元洪还是法定的大总统。冯国璋代理的理由，随着复辟的失败，也已经消失，只要黎元洪继续赖着不走，谁也没办法让他走路。按《临时约法》，总统是国会选的，现在国会已经消失，若是黎元洪不知趣，漫说赖着不走，就是多磨蹭几日，整个政局都会为之动荡的。从府院之争，到清室复辟，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在某些人看来，就是为了驱逐这个黎元洪，到最后黎元洪居然不走，怎么像话？

也许正因为如此，黎元洪刚从日本使馆出来，就遭遇刺客，刺客居然离奇地就是自己的卫兵。行刺未成，刺客死了，但总统却因此连个卫队都没有了，境遇比复辟时还糟。不走路，怎么能行？当然，一个没有实力的黎元洪，脸皮也不会真的有那么厚，也没资格厚。虽然他躲到天津租界之后，北上接任的冯国璋，路过天津，还装模作样地到他府上去恳请他复职，但这只是冯的客气和礼貌。形势比人强，无论如何，他都只能退隐租界了。孙中山失去权位，还有自己的一个党，而他黎元洪，连个党也没有。退了，就只能干净地退掉，回家抱孩子吃老米。

黎元洪换了冯国璋，总统换人，国会消失，参战问题，自然没有障碍了。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尽管国会议员还在嚷嚷不合法，但段祺瑞却可以因此不加理会。一个复辟，给了段祺瑞和研究系再造国会的机会。有了所谓三造共和的功业在，种种不合法的瑕疵，也就没有太多人在意了。从表面上看，似乎府院之争的阴影也消退了。冯国璋和段祺瑞，是北洋同人，是拜把子兄弟，此后自可以同心协力了。其实，如果段祺瑞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会后悔现在的选择。一个北洋系的总统，未必能保证府院同心。两个同样有实力的军头，反倒更有可能打起来。政治不是道德和友谊的温柔乡，而是权力的角斗场。只要进入了那个领域，即使原本无意争斗，到时候也一样会有矛盾。如果黎元洪继续做总统，做满他的任期，一个没有实力的空头总统，一个犯过大错的人，一般来讲没有可能再来与段祺瑞抗衡。段祺瑞后来的日子，显然要好过得多。北洋系直皖两派的矛盾，也许就不会那么早就显露出来。北洋系，也许就不会那么早就分裂。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刚愎自用的段祺瑞，断然没有可能再与黎元洪共事。

讨逆成功，段祺瑞三造共和的功业固然值得宣扬，但是，对于再掌政权的段祺瑞本人来说，尽量消除事变的影响，才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后人也许不知道，但当时的段祺瑞知道，复辟，未必真的不得人心，怀念清室，也未必不是没影儿的胡扯。所以，对于善后事宜，他采取的是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需要惩办的祸首，只开列了六个：张勋、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和胡嗣瑗。结果一个没有抓到，也没想抓。稀里糊涂抓到的三个人，张镇芳、雷震春和冯德麟，也是走走形式，关了几天，就稀里糊涂放了。至于清室，从讨逆开始，就已经被开脱了。这源自徐世昌的一种说法，说清室本不同意复辟，总管世续哭，两位太妃也哭，后来被发展成皇帝的亲生父亲醇王载沣也哭，小皇帝干脆就是被胁迫出来坐龙廷的。尽管这样的说法，未必有人真信，跟事实也严重不符，但编出故事来，意思就是要开脱清室的复辟责任。这样说，不仅安抚了北京的满人，也安抚了全国的遗老遗少。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小皇帝也就可以继续安然住在皇宫里，做他的外国君主，民国的优待条件——虽然岁费一直都没有给过——也就可以延续了。当时，不是没有追究清室责任的呼声，徐世昌们骗鬼的说辞，并没有蒙住所有人，但是，这样的声音，都被压制了。总之，一场弥天大祸，一场颠覆国体的事变，从上到下，竟然没有一个人为此真正受到惩治。有记者写道，“昨日洪宪遗孽孙毓筠氏发为牢骚之言，中有数语曰：‘今此结果仅仅牺牲一张勋，且恐仅仅牺牲一张勋安徽督军与长江巡阅使之头衔。’”[20]一场复辟，一个叛乱，最后只牺牲掉了张勋的官衔。当然，还有他的辫子兵。

参与讨逆的“功臣”们，却都有了安置。李长泰如他夫人所愿，得了一个肥缺——北京步兵统领。但他的第八师师长，却给了他原先的部下旅长、段祺瑞的学生王汝贤。有捞钱的机会，但没兵了。步兵统领衙门里，兵倒是不少，但都跟他没关系，而且根本打不了仗。此事，说起来是论功行赏，但是福是祸，真不好说。原来的步兵统领江朝宗，在讨逆之役中表现一般，城门开得太晚。官丢了，只落了一个空头的将军府的将军。冯玉祥还是旅长，没有变化。同样，另一个讨逆急先锋，曹锟手下的吴佩孚旅长，也没有得到奖赏。段祺瑞的左右，对这种不会来事的武夫，不感兴趣，有功不酬，埋下了日后冯与吴佩孚合作反对皖系的种子。先是附逆，后来反正的陈光远，原先就跟段祺瑞有过节，尽管讨逆之役，陈很卖力，但过后依旧没有得到段祺瑞的青眼。战后，陈光远被段祺瑞发到绥远做绥远都统，还是陈走了冯国璋的门路，经过冯的疏通，才得以派往江西，做了江西督军。此后，陈光远变成了直系的长江三督之一。研究系的文人们，在战后得意了不少日子，梁启超进了新的段内阁，做了实权的财政部长，另一员大将林长民，做了司法部长。可惜，研究系和段祺瑞皖系的蜜月，没有持续太久。梁启超和林长民的总长，都没做几天。研究系精心设计的第二届国会选举，在小徐的操纵下，研究系居然大败，此后，两下就彻底分手了。

复辟之后，唯一的亮点，是一场审判。北京地方审判庭，在经过复辟期间的停顿之后，继续审理此前府院之争时的公民团闹事案。当年被提起诉讼的公民团代表白亮等人，经过诉辩双方的辩论，被法庭最后裁决，公民团代表因妨碍公务罪被判拘役和罚金。唯一遗憾的是，此案的审理，没有，也没法儿追究这些代表幕后老板的责任。但是，尽管经过复辟，三造共和的英雄的声威如日中天，但民国的司法人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段祺瑞，军人干政，扰乱议会，是违法的。

可惜，司法人的努力，救不了共和。躲进“荷兰水瓶”里的张勋，后来也被赦免，甚至被任命为林垦督办，尽管张勋没有就任这个过于奇怪的职务，但名誉实际上是被恢复了。1923年8月张勋死的时候，从天津到他的老家江西奉新县，沿途军政长官路祭，招摇过市，一个半月，灵柩才抵达墓地。“殡仪之奢，极一时之盛”[21]，堪称民国以来最为盛大的殡葬仪式。各界名流送的挽联挽幛，排满了会场。遗老遗少并军政长官，都将这位昔日的“辫帅”捧成了忠义双全的圣人。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人，每个人胸前，都戴着张家发给的张勋头像的徽章，上写“张忠武公贵像”。[22]一个亲历者描绘的张勋最后大出殡的仪式，值得一读：

张勋的棺材特别大，里面置有鼻烟壶几百个，翡翠花翎管子几十对，嘴里含的是大珠，靴头镶的是大珠，帽顶缀的是大珠，浑身的宝色珠光，璀烂夺目。棺面用的是鹅黄缎子绣花的千佛罩，上面竖立着用鲜花穿成的一丈见圆的大宝盖一个，顶上立着一只松柏扎成的仙鹤。在棺罩的四周绕以几十个聪明活泼的真童男童女，一个个手持接引幡。抬柩者为六十四人，一律穿着灰袍黑褂，白飘带，戴着尖圆顶黄铜顶子的白帽。棺罩的四角缀以银镶玉炉四只，分芸香、檀香、柏木香、奇兰香四种，香气氤氲，袅袅不绝。在长达十里的殡列里，分二三十站，大致为：第一站是几百个绸纸扎成、镶以纲珠的童男童女，四大金刚、哼哈二将、大接引佛等。第二站为松柏扎成的八仙过海、狮子滚球、麒麟、狮、象等动物纸扎以及接引幡宝盖几百个。第三站是建威将军一丈多高的白缎旗帜和将军旗（北洋政府曾授张勋为建威将军——笔者注）、龙虎旗、帅字旗、大张字旗及桂旗等五种旌旗。第四站是几百个喇嘛僧金鼓齐鸣。第五站是一百个和尚、尼姑炷香游行。第六站是满汉乐队及西洋乐队。第七站是用五彩绸绫扎成的亭台楼阁、金山银山。第八站是几百把大红缎子彩色缨络覆盖的万民伞。第九站是全副銮驾十八件（清廷官僚用全副銮驾出殡的只有张勋一人）。第十站是一百多人引路，手捧香气四溢的檀香。第十一站是建威将军一丈多高红缎子的绣旗以及尚方宝剑、盔甲、龙箭马甲、金狮孔皮马褂、黄马褂及将军印。第十二站是张勋崇像亭的乌木大轿并有相亭五个（分军服、朝服、礼服及便服等等）。第十三站是缎子扎的透明纱罩、由十六个十五岁的少年抬着的神主大轿。第十四站是清字、汉字巴图鲁勇号及二等轻车都尉缎子描金的封号榜金顶蓝呢大轿（四角吊有四个银熏香炉）。第十五站是日月掌扇。第十六站是古瓷大鼎。第十七站是黑绒扎成的黑马队一营。第十八站是白绒扎成的白马队一营。第十九站是用五彩缎子扎成的张勋坐骑，马鞍子是用玛瑙镶嵌，四个马夫都是用绸缎扎成，上面打着一丈见圆粉红缎子的宝伞，两边飘带高扬，上书‘护国佑民’四字。第二十站为长达二里多路的挽联、挽幛等。凡张勋在生游过的亭台楼阁，应有尽有，均用绸缎扎成。[23]

殡仪队伍后面，还跟着五百辆车，陈列着西太后和皇帝赐给张勋的宝物。[24]

这样盛大隆重而且奢华的大出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朝）民（国）交错的大丧礼，在民国历史上，恐怕是仅见的。漫说冯国璋、段祺瑞不能及，就是他的主公袁世凯也赶不上。那绵延两里多地的挽联和挽幛，铺天盖地的溢美之词，不是凑出来的，没有谁强迫命令，或多或少，代表了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的某一翼的某种意识倾向。一直到死，张勋也没有改变，但他周围的世界，也没多少变化。在所有赞同复辟的人中间，参与谋划的一干遗老文人，后来的声誉不佳，里外不是人。最卖力的谋主刘廷琛，死的时候，都没有拿到清废帝溥仪赐给的带有“文”字的谥号。但是，唯独对于张勋，人们却一直赞不绝口。已经离开紫禁城的小皇帝溥仪，给张勋的谥号为“忠武”，对于一介武夫来说，这样的谥号，已经臻于顶点了。从此以后，某些上流社会的人士一直称张勋为忠武公。上流人士如此，市井百姓，似乎也没有忘记这位大帅。

名士张伯驹回忆说，民国时他住在西城弓弦胡同似园。街西有一小庙，中有一个道士。有一天，他不意间进庙游玩，道士供茶，然后引他到一个房间，房间里供着一个神像，道士从像后取出一个牌位，上书“张忠武公勋长生福禄之位”。[25]这是个别现象，还是代表着某种民意？不知道。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知识界出了好多小册子，都是嘲骂张勋及辫子兵的，媒体上，也对复辟，一边倒地谴责。但是，你想不到，在北京城里，却有这么一座小庙。

注释

[1]苏锡麟《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302页。

[2]《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136—137页。

[3]《张勋逃匿荷兰使馆交涉文电》，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98页。

[4]《张勋逃匿荷兰使馆交涉文电》，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200页。

[5]荷兰水就是汽水，当时上海报纸有漫画，画张勋躲进汽水瓶。

[6]《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137页。

[7]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03页。

[8]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48页。

[9]陈文运《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291—292页。

[10]《倪嗣冲函电集》，330—331页。

[11]《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十七日。

[12]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210页。

[13]《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91页。

[14]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5页。

[15]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211页。

[1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91页。

[17]《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18]《倪嗣冲函电集》，第333页。

[19]《顺天时报》，民国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20]《申报》，1917年7月27日。

[21]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3页。

[22]万嘉熙《关于张勋的事情》，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0页。

[23]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4页。

[24]龚师曾等《张勋的生活经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24页。

[25]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25页。

第十四章 关于复辟，说不完的话题

如果说，辛亥的转型选错了模式，这个错，其实是此前当家的满人亲贵犯的。但接下来却只能将错就错，用更大的耐心，把一锅夹生饭煮熟，把共和办好。慢慢学会操作议会政治，操作政党政治，操作三权分立，而不是总在变换制度上打主意。君主立宪的药方，看起来不错，但放在清末对症，放在民国，就不对症了。这剂药的药引子，找不到了。

共和的各种药方

提起张勋复辟，即使在当时，很多人也都认为是一场闹剧。之所以是闹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闹成。张勋活儿干得太草率，太鲁莽，也太糙。用徐世昌的话来说，“卤莽灭裂”。这个成语，用在张勋复辟上，挺合适的。张勋只带了五千兵进京，而且决定复辟后也没有增兵，甚至没有让支持复辟的冯德麟带兵进京。似乎，他一路走来，一直举棋不定。为此，已经进到北京的张勋，还受到遗老的埋怨。到了6月30日夜，除了刘廷琛和万绳栻，几乎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这边唱着戏，那边就突然带着众人，包括王士珍和陈光远这样的重量级大人物，进到宫里，请十二岁的小溥仪出山了。当然，这一出，宫里事先是知道的，但是外面的人，的确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是猜的。虽然，人们一直在传说，张勋要复辟，但复辟行动的如此突然，还是让人吓了一跳。突然的背后，是仓促。其实，在复辟的前夜，日本特使西原龟三，还在运作由徐世昌和段祺瑞一起组阁，破解僵局，但是，复辟的锣声一响，什么都变了。

根据日本人的判断，民国初年的复辟论者，实际上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汉人为主体，复辟的目标是虚君制，汉人当家；一派是满蒙王公为主体，目的是完全恢复清朝旧制，满蒙天下。[1]显然，此番张勋复辟，基本上是汉人派的行动，但也不完全排斥满蒙王公。但是，复辟给人的观感，却是一个旧制度的复归。这样的复归，在操作者看来，是有道理的。在遗老看来，帝制的复归是天经地义的，但洪宪帝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是拥袁为帝，而不是回归现成的清室。

当然，就张勋而言，抬出皇帝，清室复辟，自以为是干了一件众望所归的大好事。九斤老太的感慨，进入民国之后，张勋已经听腻了。民国在社会观感上不如清末，遗老遗少与贩夫走卒的认识大抵相同。民国政治混乱，即使拥护共和的梁启超辈，也不能否认。说起来，对于政体的改变，军头们的顾虑，未必一点儿没有。毕竟，真的大清回来了，自行其是的日子，还能不能这样过下去，还真是个疑问。大清过去不久，那时的日子，大家还有记忆，虽说督抚专权，但如今的独立王国，还是没法儿比的。然而，徐州会议的一次次聚首，在张勋看来，军头们似乎已经打消顾虑。只要他张勋肯干，把皇帝请出来，肯定一呼百应。

皇帝真的出来了，各地的军头，还真的就响应了。挂龙旗的，比比皆是。远在甘肃的甘肃督军张广建，正在接待一个特别的客人——前清大名鼎鼎的端郡王载漪。这位儿子做过“大阿哥”、身兼义和团大首领的前王爷，原本是第一号的庚子祸首，只是由于西太后的刻意保护，才免于一死，流放新疆。民国六年了，这位王爷还全须全尾地活着，思想观念都没变。听到复辟的消息，张广建待载漪更殷勤了，不仅拿出一顶清朝官帽，而且对载漪表示，准备跟陕西、新疆联合通电拥护复辟。[2]只是没过几天，复辟就没戏了，通电没有来得及发出。这样在家响应，最后没发出通电的军头，实在太多了，比如奉天的张作霖、吉林的孟恩远、河南的赵倜、山东的张怀芝等，连后来担任讨逆军南路司令的倪嗣冲，都挂起了龙旗。群起响应的态势，之所以没有形成，关键是段祺瑞马厂誓师迅捷。要不是段祺瑞横插一杠子，复辟还真就成燎原之火了。连曾经参加过反清滦州起义的冯玉祥，对待复辟，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开始就坚决反对，当有人征求意见，要他签名时，他只是回答：“我的官儿太小，还是请大官儿们签吧。”[3]

复辟的理由，今天看荒谬，当年说起来却很正当。用沈曾植的话来说，有四大道理。其一，政局动荡。先是二次革命，然后洪宪帝制和反袁起义，再则府院之争，六年凡三次震荡。其二，国会胡闹。国会原本就是不良的国民党人主导，缺乏民意，开会则肆意妄为。其三，军阀割据。武人割据，如东汉末年，联甲倒乙联乙倒甲，互相吞并。如果有外人乘之，不独有五代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之事，还可能沦为异族的奴隶。其四，生灵涂炭，水深火热。横征暴敛，数倍于前，以致百姓丧失乐生之心，呼号：“吾侪安得复为清廷之氓乎？”[4]除了这四条理由之外，还应加上“五代式民国”造成的纲常伦理之失，道德廉耻之沦丧。[5]在王国维看来，这样的沦丧以及国民的苦难，跟辛亥以来，中国之政治学术，全为西方新学说统一有关。[6]

这对于遗老来说，类似于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不用说，这样下去，中国文化就完了。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民国惹的祸。复辟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个标准的丛林时代。这种时代，流行的价值观，都有国家主义倾向，富国强兵是起码的标准。按这个标准，民初远在及格线以下。

所以，这样的对民国的指控，按当时的标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国会党争，民众因为军队扩张，互争地盘，内战频仍，的确比之清末新政时期负担加重而且痛苦程度加剧。至于皇帝没有了，所造成的纲常伦理的紊乱，也是实情。比较起来，民国以来，由于是首都的缘故，北京的情况是最好的，社会稳定，经济也不差。但是，从张勋复辟北京市民的反应来看，民众其实对复辟还是相当有兴趣，也相当期待的。

民国，或者共和没搞好，的确是实情。即使共和的捍卫者，也不能讳言这一点。有病是肯定的，但药方怎么开？杨度的药方是四个字：君主立宪。而遗老们的药方还要再加上四个字：清室复辟。沈曾植说：“中国政体，莫宜于君主立宪，三百年之共主，全国人民所欣戴。论语云，名不正言则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日救国救民，舍复辟而外，更无他策。”[7]另一个著名遗老罗振玉说，中国的民生涂炭，“皆由帝政改为共和，导天下人以向利忘义，浸成不夺不餍之局，三尺童子亦知其害。故欲挽横流，非恢复旧制不可。”[8]一句话，不仅要皇帝，而且要旧皇帝。

在他们看来，袁世凯称帝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恢复旧制不对，而是因为还不够旧。他们的答案是，若要帝制，非全盘复旧不可，只能回到清朝。因为人民恋旧，怀念大清。为了复旧，复辟的操作者，甚至连君主立宪都含糊起来。就算其中的明白人，也认为只有君主立宪加清室复辟，才能救中国。

客观地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而且有着系统的围绕帝制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而言，最合适的转型方式，是英国道路。清末的预备立宪，虽然名义上的目标，是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但以当年的绅商的力量，最后走下去，肯定会走到英国道路上去。但不幸的是，后来的满人亲贵，非要开倒车，硬是把一个放权改革，变成了收权的复辟，使得中国走向了革命，制度的方向，改到了美国道路。显然，这样的突变，对中国而言，是一种不适合国情的扭曲。共和制的不稳定，几乎是命里注定的。无论是袁世凯帐下的留学生，还是康梁之流的海外保皇党，抑或国内的立宪党人，甚至孙黄和宋教仁这样的革命党人，对于如何操作美式或者法式的民主，都是盲人摸象，自说自话。

共和政体玩不好，不仅给遗老遗少带来了焦虑，统治者的困扰也不少。从袁世凯到各省的督军，他们发现，在共和制度下，由于君主要素的缺失，传统纲常伦理的摇晃，很难建构一个效忠体系。袁世凯无法保证督军们对他的效忠，而督军以下的军人们，也无法保证下属将领对他们的效忠。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武力控制，系统就维系不住。如果说有别的办法的话，就是用自己人，自己的家人亲戚，或者同乡、同学、学生。任人唯亲，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现象。再就是引进宗教，引进学理，基督教、喇嘛教和会道门都成为军阀们控制部下的手段，村治、军国民主义、“五爱”[9]都成为维系统治的法宝。吴佩孚不是一个复辟论者，但他也感觉到了没有皇帝之后的伦理困境。在他不多的著作中，多次阐述如何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重建效忠的问题。他强调忠君仅仅是效忠的一部分，真正的忠，应该是忠于内心，诚实无伪的内心，忠于人，忠于事，忠于长官，等等。[10]但是，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部下的背叛，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遏制这种离心的倾向。不仅是吴佩孚，几乎每一个军阀，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都是内部的叛离。此番讨逆，段祺瑞的胜利，实际也是收买和瓦解对手换来的。这样的胜利，在此后的内战中，高频率地再现，谁都这么干，谁也没办法避免。

袁世凯的帝制，实际上在设计者杨度那里，无非是一种对辛亥扭曲的矫正。然而，在当年的中国，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国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给一个强人击败外国入侵或者遏制外国欺负的机会。在二十一条背景下的帝制，遂丧失了起码的合法性，在民族主义的考试中，得了负分，这样的开国之君，就成了石敬瑭和张邦昌。况且，袁世凯还要面对自严复《天演论》以来，新的历史进步观的政治信仰。依康有为的“三世说”，君主专制是据乱世，君主立宪是小康世，民主共和是大同世。制度的演进，本身就有这样一种进化的递进关系。在这个信仰里，制度的倒退，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虽然说，进化论的历史观，仅仅是那些心怀异志的军阀的一种借口，但他们之所以心怀异志，其实还是共和制效忠体系出了问题。

客观地说，袁氏称帝及其失败，实际上是中国共和制度的一场危机。这个危机的苗头，从民国一开始就已经显现，袁世凯应付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向后转，挖掘传统资源。在形式上，越来越趋于专断和独裁，让总统向皇帝靠拢。在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反抗之后，废掉了国会，也随之废掉了政党政治，然后尊孔祭天，重新崇尚传统价值。宪法迟迟不能问世，但总统的职权却一日比一日重，到复辟前夕，袁世凯已经变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提名下一任总统，近乎一个皇帝了。通过这种方式，消减共和带来的问题，结果只能导向帝制，而这个帝制，虽然说依旧有宪政的框架，但事实上皇帝有了，国会却还没有影儿。当杨度、梁士诒们将一个洪宪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共和的制度危机，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达到了顶点。最后，在遍地烽火中，袁世凯只能尴尬地退了回去，但政局，已经不能复原了。袁世凯的死，表面上缓解了危机，让制度和政局，再次回到民元的原点。然而，回到原点的共和，问题依旧，人的毛病和制度的先天不足，一起发作，不久，就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府院之争，共和的制度危机，再一次爆发。

显然，遗老和张勋，也许还有冯国璋，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在他们看来，这种危机，靠共和自身是无法排解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帝制——原汁原味的帝制，回到清朝。然而，他们只看到了袁氏称帝，是由于共和的危机，却没看到连袁世凯这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枭雄都办不成的事情，才略比袁世凯低了不止一个档次的张勋，怎么可能办成？难道要靠清朝本身的余威吗？那些听闻帝制复辟就高高兴兴挂龙旗、指望能吃上便宜的米面的北京市民，到底是指望皇帝呢，还是非要一个满人皇帝不可？就算北京人对满人皇帝情有独钟，那么南方呢？其实，即使幻想满人皇帝具有魔力的人们，一旦这个魔力没有如愿出现，也就算了，一哄而散。遗老们念兹在兹的“大清三百年深仁厚泽”，不见得都是正资产，因为这三百年，也有民族的压迫和杀戮，还有令读书人印象深刻的文字狱。

当然，我们不能说，张勋的复辟，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他和他的遗老们，也有家国之思，也有拯救国家危亡的考虑。他们想尽他们的力量，将这个国家列车，扳到一个合适的轨道上来。但是，他们开的药方，其实并不对症。

草根、遗老、武夫，都已不如精英对社会的影响

不能不说，遗老们是一群读书种子，他们对传统文化过于钟情，也对于近代传统的衰亡过于敏感。清亡之后，很多人没有出仕，但也没有归隐山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他们无山林可隐，只能大隐隐于市——现代化的大都市。首选是上海，其次则天津。德占的青岛和日据的大连，也是遗老比较喜欢待的地方。在这些西化的大都市里，传统的衰落和人心的变化以及风习欧化，特别明显。因此，他们对于更改国体导致的纲常伦理的紊乱，比所有人都有着更深切细腻的感受。这样的敏感和担忧，几乎构成了他们进入民国后精神生活的最主要部分。他们是真诚的保守主义者，爱这个国家，更爱这个国家的文化。他们的敏感和忧虑，将他们的视野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聚焦在帝制的回归上。应该说，这些遗老的精神品质，极大地影响了张勋。尊崇文化人，是那个年月老粗们的共同习好。老粗不懂遗老的学问，但这些学问却让他们对遗老有高山仰止的感动。在跟遗老的接触和来往中，这个思想守旧的老粗，也部分感染了遗老的神经过敏，全盘接受了他们为国家未来开的药方。

张勋复辟，在大方向上，就已经错了，而他们的具体操作，则错上加错。张勋复辟的热心参与者张镇芳的好友王锡彤说过，张勋的复辟，从表面上看，是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实则大谬不然。“其实康之复辟，乃模范（仿）英吉利帝国之制，皇帝仅保虚位，国会实操全权。每年开会、闭会以皇帝命令行之而已，决非恢复宣统旧制也。张采取复辟之美名，乘北洋派愤怒之际，欲以钦此钦遵之文章，而自居大司马、大将军之尊位。一班失意官僚，冀遂其升官发财之望者，遂不顾青红皂白，突然发之，一似皇帝之诏旨一行，百辟即靖，共无贰者，何其愚也。曾不思袁项城（袁世凯——笔者注）雄才大略，笼络天下英才，亲与之角智斗力，而后收为己用者有多少人，居高位以殊恩异宠要结天下英雄者有多少日。逮筹安会发动，势可熏天，犹徘徊顾望，不骤登宝位者，诚知天下人智识日开，从前迷信皇帝之梦已大半苏醒。‘奉天承运’四字诚不易范围无间也。张乃敢以死之帝位凭一手足之烈，扶之以起，嘘之以生，其胆则大，其识则浅矣。况北洋派中资格之深，不数张勋。将士多数出段氏门墙，段登高一呼而万方响应，张其奈之何哉？”[11]

张勋复辟最倚重的遗老沈曾植，虽然也说中国最适合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但什么叫作君主立宪，他却未必了了。此老被王国维佩服得一塌糊涂，也有人说他“学盖淹贯天人”[12]，但大抵精通者，无非中国旧学，而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基本上连皮毛都没有。正因为如此，复辟后的政体，才含糊其词，好像是君主立宪，又好像是戊戌变法时的政体，连回到辛亥时十九信条时的境况，都没能做到。国会一字不提也就罢了，但资政院的人大多还在，可以恢复吧，也一字不提。如果按照康有为设计的方案，变大清为中华帝国，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废除跪拜之礼，利用清室昔日的余温，偷换帝制的格局，虽说也成功不了，但至少在观感上，让一部分上层人士看了还顺眼一点儿。然而，康有为被挂了起来，所有的政策，均出自沈曾植、刘廷琛和万绳栻之手。所作所为，完全按这些年遗老们的感觉来。而这些人的感觉，实际上并不十分靠谱。在他们平日的感觉中，这个国家除了革命党和少数西化派人士，都盼大清复归，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复辟之后的政权，一定要旧，才能得人心。政府旧，官职旧，连皇室也旧。同时，这些人，尤其是沈曾植，对光绪皇帝有很深的感情，对当日的戊戌维新，有着无限的遗憾，复辟帝制，一定要打光绪的招牌，隐隐约约，让戊戌变法重光。哪里知道，时至今日，这样的搞法，让复辟变成了白头宫女话玄宗，没有一丝一毫的新意，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单讲权谋机变，刘廷琛、胡嗣瑗这些人，也远远不及徐树铮和曾毓隽他们。隐居的日子过长了，好些事情都弄不明白了。复辟失败后，待在上海没有前去凑热闹的郑孝胥，一个劲儿地埋怨张勋无谋，谋士躁妄，“才智不足”。[13]但即使他亲自操盘，估计也好不了多少。后来溥仪做伪满洲国的皇帝，他不是去了，还不是照样灰头土脸？

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都是文人附庸强人做出来的。正如王锡彤所说，张勋跟袁世凯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绝对是第一流的人物，即使是枭雄，也是一流的枭雄，见识、气度、雅量都超过当时人。张勋即使在喜欢他的人们眼中，也不过是一个憨厚的财东，出手大方，仗义疏财，言而有信。在众军头眼里，不过一个莽夫，敢打敢冲敢玩命。军政两界，没有人真的当他是领袖。做了盟主，无非是机缘巧合，大家起哄。背后的谋主，沈曾植和杨度相比，前者也更像一个迂夫子。洪宪帝制，袁世凯做起来，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尽管这样，还是没有做成，不仅没有实现他加强权力的目的，反而葬送了自己。而张勋复辟，几乎是一哄而起，唱了一夜的戏，第二天，中国就帝制再现，而他，就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了，真是“其胆则大，其识则浅”。

政治上一塌糊涂，听凭一群冬烘的遗老折腾。军事上没有布置，完全不考虑如果有人反对应怎样应付。亲自跑来参加复辟的实力派人物冯德麟，除了几个随从，没有带一兵一卒。升允吹出来的蒙古骑兵，也没有影子。为了过一把做北洋领袖的瘾，张勋居然做起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顺便就把最不该得罪的直隶军头曹锟给得罪了，等于活活在人家的地盘上抢了人家的帽子。自古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一个只带了五千兵的武夫，连强龙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一条过路的菜花蛇，却敢这么干。论盟友，但凡有实力的主儿，都没有搞定。冯国璋的支持是虚的，段祺瑞连口头承诺都没有，徐世昌也是含含糊糊。陆荣廷的支持，更带有想象成分。讲人事，则尽用旧人，内阁班底，一干失意官僚而已。核心权力圈的几块料，没有一个明白人。说起来，张勋复辟，所有的底气和保障都来自徐州会议上军头的承诺以及这一阵他们来往的函电。漫说这些承诺未必真的有，就算有，有哪个政治家敢凭借这些空头承诺就行动的呢？徐世昌说张勋卤莽灭裂，真是一针见血。袁世凯的帝制都不能成，张勋能成事，简直没有天理了。说到底，张勋并不是北洋系的老大，连嫡系都不算。由他出面复辟，做了小朝廷的老大，没有人会真正服气。遗老之一的陈毅，说这些北洋将领最终没有响应复辟，是“其志盖在争功”，其实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14]一个小小的徐州王，忽然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论功行赏，连官帽子都不肯多批发几个，每人升一级的虚名，都不肯满足，搁在谁身上，能心平气和呢？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之所以在两年之内接连发生两次帝制复辟，当时的中国，的确也存在需要帝制的民情。我们的教科书说，两次复辟失败，说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显然过于想当然。怎么不想想，共和都深入人心了，为何会有两次帝制复辟？其实，如果这期间有哪个强人，能够操作出帝制而且巩固之，那么，老百姓还真的就能接受并欢迎帝制。遗老们通过帝制复活而重建社会伦理结构的企望，在民间也是有呼应的。在任何时代，作为社会精英的乡绅都渴望秩序，老百姓也都渴望秩序，尤其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秩序。革命革掉了皇帝，所带来的伦理道德的摇晃，也让一般百姓感到了困惑和不安。而由伦理摇晃加剧的社会动荡，更是令他们的生活变得糟糕了。兵乱，匪乱，流氓的滋扰，在民国之后，都在加剧。清末原本处于非法状态的帮会，民国后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秩序的中枢，连士绅都非得加入帮会才能自存。民国的建立，即使在袁世凯这个强人当家的时代，都没有给老百姓以他们期待的秩序，更何况后袁时代？就秩序而言，民国就是一个乱世。借用陈志让的说法，一个社会从绅军秩序，变为军绅秩序，被统治者的感觉并不好。军阀割据，就意味着军人的发言权至大，也意味着战争。一方面，统治的语言变为强权说了算，一方面，则战事频繁。尽管，说当时就相当于五代十国，有些夸张，多数的军阀，还不至于没有文明的底线。毕竟，他们原本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已经到了20世纪，军人即使作恶，也不至于像五代军人那样，胡乱杀人，用人肉做干粮。但军人的统治，在某些地区，的确没有清末新政时期那样规矩也是实情。

毋庸讳言，当时的中国人，是要皇帝的。民众要皇帝，乡绅也要皇帝。湖南名绅叶德辉，于洪宪帝制十分热心，却于张勋复辟皮里阳秋。山西乡绅刘大鹏，对洪宪帝制，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对帝制中操纵民意代表的国体投票，感到不满，觉得他们有意操作，弄虚作假，寡廉鲜耻。[15]但对于张勋复辟，则欢喜若狂。山西督军阎锡山宣布讨逆，他觉得实在悖谬。[16]他们甚至不像某些上层精英那样，在乎皇帝的族群是不是汉人（但肯定也不会是非满人不可），只要这个皇帝，不过分要钱，能给他们带来秩序就好。但是，当皇帝倒台的时候，他们没有去阻止，而再有人给他们皇帝的时候，也没有举国一致的拥戴。不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们没有这个自觉。辛亥以来，政坛如戏台，上上下下，城头变幻大王旗，悲也罢，喜也罢，对他们是福也好，祸也好，他们就是看着，也只能看着。底层民众不是没有力量，但这个力量非得组织化，才能显现。而大规模的民众组织化动员，非魅力超群的野心家难以办到。单靠呼唤皇帝是没戏的，非得均贫富的动员才行。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动员，乡绅和民众势必两分，社会和文化的割裂更甚。组织化的底层动员，所展示的力量倒是民众的力量，但其方向，却是野心家的方向。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人一样，两次帝制复辟的主导者，都不是草根野心家，也都没有动员民众的心情和动力。反过来说，即使张勋之辈有这个心，去动员草根民众，仅仅靠他们那点对皇帝的好感，显然是不够的，这需要均贫富的行动和动荡得快要活不下去的社会形势。

未经动员的草根民众，在政治事件中，就只能是看客，麻木的看客。哪怕你折腾出大天来，对我来说，不过一场好戏。辛亥革命时，清朝的皇帝无法指望民众拉他一把，同样，袁世凯帝制的时候，民意也帮不上忙。尽管在帝制的造势过程中，组织了很多民意请愿团，但即使民意赞同帝制，也跟这些请愿团毫无关系。民意不是没有力量，即使未经动员的民意，也一样可以显现出它的威力。只要统治者总是逆着民情做事，不给民众活路，没有秩序，民意之火或早或晚总会烧起来的。肯定会有野心家利用这些普遍的不满，将分散的不满集聚起来的。即便是乌合之众，一样会有拔山填海的威力。尽管破坏很大，玉石俱焚，但任何人绝对无法忽视之。

在没有人动员草根之时，决定政治事件成败的关键，在上流社会，在精英的态度。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割裂化日趋严重，少数的通衢都市和广大的乡村是两个世界，都市精英跟众多乡绅也是两个世界，遗老遗少跟西化知识分子，更是两个世界。但是，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是城市决定乡村，而且小半个身子进入了媒体时代。尽管多数乡村根本看不到报纸，但媒体上的声音，新式学校里的动向，却越来越左右着中国。即便是权倾朝野的军头，在行动之前，也得在媒体上造势。两边要开打，兵马未动，先打电报战。对于上流社会而言，声音大的群体，权力也大，声音小的，权力也小。洪宪帝制期间的帝制造势者，以杨度为首的六君子，其实也属于半个西化派。杨度也不见得比梁启超文笔差，但他们的声音就是压不住共和主义者。尽管袁世凯的权力操作没有太大的毛病，能安抚的人，都安抚了。北洋派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及时压住。但中国毕竟有租界，有不听话的报纸和外国人的报纸，梁启超一支笔，还是搅动了整个上流社会，调动起了所有反对者的士气。进化论的魅力，还是要高过国情论。比起国情的不合适，人们更相信先进制度的威力，只要袁世凯没有本事，像土耳其凯末尔一样，打一仗，外却强敌，他就只能败在进化论上。到了张勋登台时，蔡元培已经做北大校长快一年了，就连陈独秀都任北大文科学长了。《新青年》已经开始风靡天下，全国的学子开始为之狂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白话文运动已经吹响号角。一代五四新人物，对于段祺瑞一干武人干政，当然是反对的，但是，武人再怎么干政，这些人都不会离开北大，而张勋一复辟，他们就要走了。这些新人物，没有一个会容忍中国再出一个皇帝。不管新人物的道理如何，他们的声音，都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主流。在一个转型中的中国，无论如何，求新都是年轻的知识界的欲望，谁抓住了这一点，谁就抓住了知识界的年轻人。张勋复辟，撞上这样的文化背景，实在是太不幸了。

遗老们自以为代表民意，但进入民国以来，他们的声音却一直在衰减。媒体上，学校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到了复辟时分，他们的声音，比起那些西化和半西化的知识分子，已经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遗老们所有的电文，包括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在内，都抵不过梁启超一篇文章。媒体界，基本上是西化派的天下。张勋复辟，遗老郑孝胥悲哀地看到，上海的报纸，一致反对，仅仅康有为的报纸《国是报》赞成，但是《国是报》在沪上根本微不足道。[17]其实，在京津两地，也是一样。复辟也许是得民心的，但却根本不得报人心。张勋复辟，老师帮着张勋，学生帮着段祺瑞，结果老师完败。道理非常简单，进入民国之后，康梁二人就渐行渐远，虽然在反袁问题上暂时达成过一致，但实际上貌合神离。康有为越来越像遗老，只有一个被人嘲弄的空头名声，而梁启超，却与时俱进，依旧是时代的弄潮儿。

与时俱进不见得就一定对，但不与时俱进，声音变小，却是一定的。张勋复辟期间，康有为被他的门徒骂为“大言不惭之书生”，却没有招架之功，只能暗地恨恨连声，骂梁为枭獍，食父食母的恶兽。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甚至包括陈寅恪，学问做得不错，人品也不坏，但学界之外却没有什么声音。自我封闭，不谙世事，不碰政治还好，一碰政治，就接连失误。其实，共和也好，君主立宪也好，原本是可以讨论的话题。遗老的想法，未必就一定没有道理。而持进化论的西化精英，也未必就一定全都正确。但在当时的中国，两者却各执一端，绝无交集，各说各话。洪宪帝制前的共和不合国情之论，原本是一个可以探讨的学术话题，却不幸地演变成为复辟造舆论。学理的讨论，被淹没在针尖对麦芒的政治操作中。经过两次复辟，双方势同水火。趋时的主流，愈变愈激进，经过五四运动催化，走了极端。而保守的一翼，也是同样。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相当多的呼应张勋复辟的遗老，比如罗振玉、郑孝胥等人，居然也掺和进去，也走到极端了。

帝制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

从后来的结果看，说白了，所谓的张勋复辟，就是一次武夫出面驱赶黎元洪的特别行动。从徐州会议算起，张勋忙活了几个月，最后无非是为段祺瑞火中取栗。黎段闹翻，撕破了脸皮。段祺瑞从来没打算从此归隐租界，但东山再起，找回脸面的唯一办法，就是有人替他赶走黎元洪。赶走黎元洪，如果不打着复辟的招牌，那就是倪嗣冲此前做的，派兵进军北京，为段祺瑞撑口袋。这样做，太赤裸裸，赶走黎元洪不成问题，但给人的印象就是军人干政，武装政变。然而，由黎元洪自己召来的张勋，出面搞了清室复辟，性质就变了。黎元洪下台，交出总统大印，让冯国璋代理总统，甚至重新任命段祺瑞做总理，这都是黎大总统心甘情愿做的。就情势而论，在面临清室复辟之际，他这个武昌起义带来的总统，如果丢了共和，连挣扎一下都不敢，将一文不值。然而，黎元洪这样做，显然是张勋逼的。张勋逼走了黎元洪，当然不是为了请回段祺瑞，而是要自己做老大。可惜，他一套拳法打完，首席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椅子还没坐热，就发现自己成了抓了一只金蝉，背后却有只黄雀的螳螂。

复辟之后，很多人都相信这出复辟戏，就是段祺瑞的一场阴谋，包括跟他走得很近的人，也满腹狐疑。虽然，阴谋的直接证据一直都没有发现过，但整个过程，好像一直都有一只手在推着张勋按某种既定的路线走，每一步，都踩在点上。整个过程，是不是安排的阴谋，不好说，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段祺瑞和他的谋士们，不像黎元洪，他们一直都知晓徐州会议的每个秘密，也完全掌握张勋要复辟的图谋。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面阻止这个图谋。复辟以及复辟的后事，恰是他们所期望的最佳结果。

就算是巧合吧，没办法，历史不是说书，但也没法儿排除巧合。

短命的张勋复辟，一直被人称为一场闹剧。但是，它实际上是一场有着悲剧内容的闹剧。中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如果仅仅用个人权欲的动机来解释，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很难说，所谓往前走的制度变革，都是救国救民，而反向的努力，都是猥琐卑鄙、落后反动，这样的解说，未免太进步史观了。当时的中国，共和的确是一锅夹生饭，但对付这锅夹生饭，却不能将之变成生米重来一次。被扭曲的东西，再一次强行扭过来，不会复原，而反倒容易折断。共和有点过了，回到君主立宪的设想虽然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却实现不了。中国需要一个君主，但整个中国却找不到一个能让人接受的君主。清朝的皇帝，包括皇室及满人统治集团，已经失信，而且统治能力之弱，政治能力之差，人所共见。况且，满汉间的种族畛域，也并非像热心复辟的遗老说的那样，早就在三百年统治中消弭了。[18]满人再作冯妇，汉人遗老倒是满心欢喜，但皱眉头不高兴的也大有人在，觉得再一次做满人奴隶的，也大有人在。再立一个汉人皇帝，即使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最终不也立不起来吗？那种把袁氏帝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道德上的失德，认为袁氏的不得人心，是因为叛清自立，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遗老心态。虽然说，也的确有不少人拥有这种心态，有些人，袁氏称帝他们反对，但却不反对张勋复辟。但是，袁氏都做不成皇帝，清室回归，就更是荒唐。事实上，辛亥后的制度抉择，人们尝试过找朱元璋的后代，找孔门嫡传衍圣公，但是都失败了。如果说，辛亥的转型选错了模式，这个错，其实是此前当家的满人亲贵犯的。但接下来却只能将错就错，用更大的耐心，把一锅夹生饭煮熟，把共和办好。慢慢学会操作议会政治，操作政党政治，操作三权分立，而不是总在变换制度上打主意。君主立宪的药方，看起来不错，但放在清末对症，放在民国，就不对症了。这剂药的药引子，找不到了。

中国进入近代，正好赶上一个异族王朝，大概从开始就意味着某种不幸。随着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民族主义的觉醒是一个必然的副产品。这样的副产品，跟中国古老的华夷之辨融合起来。对于作为异族的王朝政府，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对于知识精英，也是一种别扭。两者加起来，平白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转型难度。清末满人亲贵的收权，本身就是这种梦魇带来的恐惧感的结果。而这样做的结果，却进一步印证了“非我族类”的汉人猜想，使得本该走英国道路的转型，变为不可能。后面的路怎么走，历史给国人留了一个非常难做的题。做难题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知识，二是时间，三是智慧。显然，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国人在这三个方面，都太欠缺了。缺乏知识，绝少智慧，而且不给当家者时间。

孙中山设计的政治演进三步走的方案，不无道理。唯一的缺憾，是训政阶段的训，由国民党来训导人民，是有问题的。这个训，如果理解为民众在精英帮助下的自我训练，民主政体的训练，也许就比较靠谱了。当然，这样的训练，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而民国时期，恰好赶上世界丛林时代的竞争高峰。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不落，全部赶上。中国没有在共和制上亡掉，已经算是万幸。

两次帝制复辟失败后，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部分的知识精英趋于激进。他们当然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药方，却跟遗老们相反，试图用进一步的思想和伦理变革，来挽救国运。在进化论的路径上狂奔，用一次次更激烈的制度变革，来解决变革本身的问题。结果，不仅遗老们的焦虑加深，连当年反复辟的健将，也开始焦虑了。

1927年3月，康有为死的时候，梁启超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去青岛奔丧。但此时的他，似乎对老师在复辟中的作为，有了一点理解。在他亲拟的祭文中，并没有忌讳复辟的话题，他写道：“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在这里，至少，康的复辟，已经隐含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了。[19]此时，北伐已起，大革命席卷全国，梁启超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却已经开始忧心赤化了，“今大乱方作始耳，他日迁流所届，曾不知其垠”。[20]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跟遗老一样，有斩不断的感情，也有了丝丝拉拉的忧虑。

复辟失败后，湖南名绅叶德辉嘲笑复辟遗老，说现在还有人称他们复辟时的官衔，既然称这样的官衔，“则主忧臣辱，当死难京城，岂有背负尚书官衔，而逃命上海者。前此复辟，请归政之首衔二人，一则电报窃名，一则亡命逃走。遗老架子可谓倒塌尽矣。尝言今日遗老皆亡国大夫，断无再作中兴功臣之理，今之新人，动曰爱国，而日寻干戈。今之旧人，动曰复辟，而日谋金钱。中国之不亡亦天幸矣”。[21]其实，遗老们之所以复辟，绝对不排除有故国和文化之忧，当然不是为了弄钱。其实，他们倒不见得对那个小皇帝有多少感情，对光绪倒是有些怀念，甚至不见得真的对清朝有多深的情感。只是极目四望，要恢复帝制，能做皇帝的，大概也只有尚留在紫禁城里的小皇帝了。你说他们士品低下，不及春秋的士，也不及东汉的儒生，对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太重，都无不可。但是，他们真正在意的，是文化之亡的亡天下。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全然不在意满汉之别和种族之分。

对于有些遗老，如果宣统小皇帝真的有了危险，他们是可能殉节的，比如小皇帝身边的梁鼎芬和陈宝琛。但是，恰恰讨逆军从一开始，就把清室开脱了。皇帝没有危险，他们又有“保护”皇帝之责，当然不能死。只有一种情形，有可能让这些遗老中的某些人去死，那就是真感觉到文化的危机不可挽回。就文化意义上，叶德辉其实也是一个遗老，只是他这个遗老一贯不正经，喜欢整理《玉女经》，钻研房中术，因此为别的遗老所不齿。其实，他的内心未尝不想帝制复辟。到了大革命席卷中国，赤化的威胁似乎不可避免之际，此老依旧本性不改，冷嘲热讽，嘴里不干不净，结果被湖南农民协会给枪毙了。这个读书种子，因言而丧命，不仅惊动了另一个读书种子章太炎，还吓到了又一个读书种子王国维。王国维在复辟后，其实也不满这些遗老不殉节的，但他比较厚道，没有像叶德辉这样没口德。[22]复辟后的王国维，不仅是清华国学导师，而且还是废帝溥仪的师傅，而王国维其实更看重的是后一个身份。即便如此，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他的感觉是在“惊涛骇浪间”。他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23]（真实情形，当然没有这样凶险）。但他并没有殉节，或者没下决心殉节。可是，听说叶德辉的死讯，而且料定大革命无可阻挡之际，却毅然决然跳了昆明湖。遗老罗振玉说他是殉清，而更懂他，也多少有遗老心态的陈寅恪，却说他是殉文化。现在看来，陈寅恪说的是对的。王国维的遗言，“义无再辱”，代表了一种对文化前途的绝望。在遗老中，他对文化危机的预感，是最早的。叶德辉，其实也是一种殉节，更惨烈的殉节。没有殉节的陈寅恪，多活了若干年，后在政治风云中悲惨地死去。

从历史演变的逻辑看，两次帝制复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关系的。恰是复辟倒退的刺激，促使另外一些文化人，试图用更西化的变革，防止中国的倒退。客观地说，这场文化运动，对中国的文化变革，具有相当的正面意义。但是，新文化运动经过五四政治运动的嬗变，却驱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激进变革的快车道，在这条快车道上，在文化上，砸烂旧世界的冲动，挥之不去。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说，由若干当日的五四青年倡导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没有五四的影子。而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遗老，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对这场运动持反对态度，有生理性的厌恶。自由主义者的全盘西化，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开窗户，而特意宣扬掀房顶的宣言。但砸烂旧世界，却值得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直怀有遗老心态的陈寅恪的死，具有含义丰富的象征意义。

接连两次帝制的尝试都失败了，从此而后，除了零星但绵延不绝的农民称帝事件外，在这块土地上，帝制消失了。可是，帝制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这个幽灵比帝制本身更可怕，像一只无形的手，拖着历史往专制、独裁的方向走。

注释

[1]《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11页。

[2]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0辑，第135页。

[3]张之江等《冯玉祥与讨伐张勋复辟》，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64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

[5]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四章第一节。

[6]袁英光等编：《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20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

[8]罗振玉：《雪堂自述》，第5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9]云南军阀唐继尧的主张。

[10]吴佩孚：《吴佩孚先生集》，第45、第132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11]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47页。

[12]袁英光等编：《王国维年谱长编》，第361页。

[13]《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72页。

[14]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第132页。

[1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220—221页。

[1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246—247页。

[17]《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70页。

[18]沈曾植认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跟大清三百年深仁厚泽比，微不足道。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而罗振玉则说：“大清二百余年，圣贤之君六七作，德泽深入人心。在昔光宣之间，虽政治衰弱，然有苛税百出，不恤民命如今者否？有征缮不已，千里暴骨如今者否？有伦纪颓废，人禽不别如今者否？有官吏黩货，积资千万如今者否？有盗贼横行，道路不通如今者否？凡是之类，三尺童子亦能知之。”见罗振玉：《雪堂自述》，第60页。

[19]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第30页。

[20]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第31页。

[21]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56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2]讨逆战事起，北京情况不明，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道：“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王国维年谱长编》，第216页。

[23]《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29页。

第十五章 复辟戏里列强那只看不见的手

民国的外交，跟外交团有关系；民国的内政，跟外交团也有关系。像张勋复辟这样的大事，西方各国的动向，尤其是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动向，有时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日本的政策和对华影响

讲民国北洋时期的历史，“外交团”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查阅当时人的电文、函稿以及报纸上的通讯报道，只要涉及政事，每每提及“外交团”。所谓外交团，就是在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清末以来，各国使馆，都涉足北京的东交民巷，所以，东交民巷，也就成为外交使团的代称。民国的外交，跟外交团有关系；民国的内政，跟外交团也有关系。像张勋复辟这样的大事，西方各国的动向，尤其是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国家的动向，有时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西方各国的意向，大抵要通过外交使节来表达，其他的渠道当然也有，但外交使节的作用，毕竟不可替代。所以，那时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包括各地督军的动作，都会考虑外交团的观感。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外交团不同意，多半干不了。在有外国人，尤其是有外国军队的地方动刀兵，如果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基本上什么也做不了，非要打的话，也得换个地方。

愤激者说，自清末以来，东交民巷，是中国的太上政府。这话有点言过其实，但并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从晚清到民国，世界还处在丛林时代。丛林时代的殖民地，其外部的利益，还有宗主国来代理，而像中国、奥斯曼帝国这样大而弱的主权国家，就是被争夺和撕咬的对象。外边的事，要自己管，管又管不了。自己家里的事，人家要来管，挡又挡不住。被干涉内政，在所难免。民国时中国的局面，是庚子义和团之后，《辛丑条约》体系的产物。外交团的威势是跟京津到山海关一线外国军队的存在相联系的。中国政府，只要没有本钱抹掉《辛丑条约》，这种外交团干政的态势，就只能忍受。

客观地说，自庚子之后，中国政府的外部环境，已经变得非常恶劣。中国的生存，实际上就是靠列强的均势，一旦均势被打破，局面就异常凶险。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洪宪帝制，实际上背后都有西方的影响。在某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辛亥革命，某些西方列强，比如日本，曾经设想过要武力干涉来着。仅仅是因为列强之间的均势，英法和美国不赞成，才没有变成现实。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在华的均势被打破，日本一家独大，就不可能有二十一条的提出，没有二十一条的刺激，洪宪帝制即使还会有，也未必会是这个样子。而这个帝制复辟，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由于欧战，列强均势被打破的一个直接的恶果。当然，张勋复辟，也类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在中国势力尚在，中国就没有参战这一说，当然，复辟也就无从谈起了。就大的方面说如此，从细节上讲，也是如此。张勋复辟，几乎无处没有西方，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的阴影。

从晚清到民国，支持中国的反对派捣乱，虽然不能说是日本的国策，但的确是日本某些势力喜欢做的事，这样的事，有时也得到其政府方面的认可。辛亥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上台，这个结果，是为日本所不喜欢的。著名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回忆说，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跟他说过，他们日本人，宁愿接受孙中山，不喜欢袁世凯。孙中山没做过清朝的官，一直革命，但袁世凯世受清朝之恩，做到总理大臣，自己做总统，总不免有“篡夺之嫌”。[1]这样的道德谴责，倒未必是日本的真心话，其实，他们担心的是，在一个强人领导下，中国的先进制度，能发挥出巨大的效能，让中国由弱变强。

所以，终袁之世，清室复辟这点事，一直得到日本人明里暗里的资助。但是，恭亲王溥伟、肃亲王耆善和升允这些所谓的宗社党，包括一些蒙古王公，实在是不中用，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过是给袁世凯挠痒痒。袁世凯死后，由日本人川岛浪速与肃亲王耆善组织的勤王军，联合蒙古巴布札布孤注一掷，发动叛乱，差点全军覆灭。而汉人有实力而且有可能参与复辟的军头张勋和冯国璋，却又一直按兵不动。复辟之事，虽然没有闹成，但是，日本却成功地借欧战之机，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损毁了袁政权的合法性。

后袁时代，日本内阁换人，对华的政策，按西原龟三的话，也从所谓的“霸道”转为“王道”。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既然日本成功地倒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目标已经实现，收敛一点儿，从外部捣乱变为选择支持代理人，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演变。日本公使林权助的来华，跟西原龟三使华一样，事实上代表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小的分歧）。所以，从大方向上，日本政府是不会支持复辟的。一来，他们选定的支持的目标，是段祺瑞；二来，关于参战问题，他们本是怂恿者和支持者。要实行他们的计划，非段祺瑞执政不可。张勋在参战问题上态度暧昧，而且跟德国有勾结，因此，他们只能坐在段祺瑞一边。

但是，在复辟酝酿时期，日本的意向并不明显。而且在内阁交替过程中，原有的惯性，还在起作用。从日本外交档案看，早在第二次徐州会议期间，日本驻华公使就已经派人（小村翻译官）去徐州，跟张勋、张勋精通日语的幕僚谢介石、万绳栻以及直隶省长朱家宝的代表密谈，而且谈及清室复辟问题。[2]当然，日本人在密会中应该没有表明态度，但是，这样来自日本官方的参与，而且是密室相会式的参与，关系非同一般，意义更非同一般。退一步说，即使日本文官政府变了，日本的军方和某些势力，也不一定一直都跟文官政府保持一致。所以，从日本方面传递过来的信号，是复杂的。

日本黑龙会的佃信夫和日本参谋本部的次长田中义一，是两个对张勋复辟行动影响最大的人。佃信夫是黑龙会的骨干成员，也是黑龙会内“对支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属于可以直通首相的大人物。当初，他们的态度，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出于信念，反对袁世凯，支持清室复辟的。袁世凯死后，他们又在中国选择新的复辟人物。跟黑龙会的其他人不一样，佃信夫在华工作的重心，就是张勋。一度，他甚至以张勋的“幕宾”[3]自居，经常出入张勋的密室，跟经常往来张勋处的若干遗老，关系都非常密切。郑孝胥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张勋与佃信夫的过从，并有佃信夫赴徐州“催张勋起义”的记载。[4]佃信夫和一干黑龙会成员在中国策动复辟，在遗老中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从后来黑龙会的记录看，他对于府院之争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动态，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如果按黑龙会的说法，在张勋行动之前，实际上日本的新首相寺内正毅，经过他的说服，已经同意了复辟的计划，但随后不知为何又改变了。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军方的意思。[5]即便如此，佃信夫还是在张勋复辟的前夕，赶到了北京。尽管黑龙会的记录说佃信夫在张勋复辟发动之后，感觉比较唐突，是“搞糟了”，但他却依旧帮助张勋联络日本使馆，故意为张勋开脱，说复辟是他的部下所为，张勋是被动地承担，以争取日本公使林权助的支持。[6]当然，对于早已定下方针，以段祺瑞为援助对象的日本政府来说，这样来自日本民间的活动，自然不会支持。尽管如此，在张勋躲入荷兰使馆之后，佃信夫还设法买通使馆的岗兵，携带和服一套，潜入张勋的住所，想把张勋偷出来。只因张勋已经知道徐世昌要赦免他，才最后作罢。其间，两人笔谈半晌，洒泪而别。[7]

田中义一，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日本人。谁不知道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呢？这个奏折，无论真假，这个搞情报出身的日军参谋本部的干将，都是一个侵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日本军方的一个著名阴谋家。他在张勋复辟前夕，来到中国，当然不会是真的来旅游的。事实上，他比黑龙会的人，还要熟悉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去见张勋的时候，两人当然谈到了复辟的事情，田中“随声附和”了张勋，态度极其暧昧。显然，这样的暧昧，会使天真的张勋，认为他的行动，得到了“日本军部的谅解”。[8]负责接待田中义一的陈文运说，田中这回来华，只带了一名汉语极好的翻译，从北京南下，第一站就到了徐州。摒挡一切，只有一个翻译在场，跟张勋密谈了两三个小时。事后，陈文运问张勋谈了什么，“张勋淡淡地说：‘他有什么谈的，闲扯罢了。’”[9]这闲扯扯得，不仅让张勋造成了“误解”，连陈文运也一并蒙了。但据章宗祥讲，田中义一的态度，导致张勋误以为日本赞成复辟。曹汝霖乃将此情形，告知了他，他去拜会日本外相本野，“责以日本不应有双重外交”。结果本野大愤，认为日本没有这样的情形，外务省的意见和军部的意见是一致的。本野为此，去见寺内首相，由首相电令田中派员向张勋解释，他并没有支持复辟的意思。“但张（张勋——笔者注）之意见竟牢不可破。6月6日，陆（陆宗舆——笔者注）来电，谓张挟各军坚持复辟，徐（徐世昌——笔者注）力劝无效，将不问事。”[10]鉴于田中此行，引发了日本文官政府的愤怒，田中领衔代表在华的几位重要军界人士，给日本政府发了一个电报，对此做了含糊的澄清，说全是误会云云。但也表示，日本对华的政策，应该在各派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11]虽然日本政府有这样明确的表示，但此前日本使馆跟张勋的亲昵关系，以及田中所谓不偏不倚、暧昧含糊的表达，在中国满世界乱跑、跟遗老们打成一片的黑龙会骨干的活动，给人的信号，并非他们决然不支持复辟，甚至是相反。

正因为日本人传递出来的信号混乱而且暧昧，所以，很多军人和政客，都会感到迷惑。林权助提到在复辟发生前，徐世昌和张勋，两次派曹汝霖和陆宗舆去日本打探日本政府对复辟的真实态度。[12]现在看来，曹、陆二人，受徐世昌指派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儿。而徐世昌在得到日本外相否定性的答复后，还不放心，在张勋进京之前，又让曹汝霖再次探询日本公使的意见，得到决然否定的答复之后，才决定不参与张勋的行动。[13]后来，陆宗舆也在一份密电中，提到了此事。[14]

在袁世凯死后，日本的捣乱政策，已经没有必要。而新上台的日本寺内内阁，已经决定改弦易辙，选择一个可以支持的对象，加以支持，以便更方便地控制中国。[15]所以，最合乎日本利益的做法，是支持段祺瑞，而非张勋。这一点，早在张勋复辟发生前，就已经确定了。[16]日本政府的改弦易辙，是出于日本自身的经济压力。由于欧战的缘故，日本积累了巨额外贸出超，危害了外汇资金的交流，“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所以，日本一定要“诱使中国参战”，谋求日本战时经济的调整，即将资金投放到中国来。[1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得段祺瑞重新执政不可。但是，在政策转变过程中，不是所有的捣乱政策都会戛然而止的。说佃信夫是出于道义支持张勋，田中义一是不经意间犯了暧昧的错误，显然都难以令人信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支持复辟，都是给中国添乱。能添乱，就添乱，对某些日本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在复辟过程中，甚至双方交战的时刻，张勋身边，不仅有德国人，而且有日本人，若干日本黑龙会的“志士”，一直都没有抛弃张勋。一位当年在讨逆军服务过的交通部要员回忆说，冯德麟的出逃，是他在丰台车站的眼线查到的，当时在冯的身边，有五个日本便衣保护他。但是，为了防止冯德麟出关调兵，又必须截住他，不得已，他派了一队士兵，不顾外国人的抗议，日本人的阻拦，强行把坐在充满外国人的头等车厢里的冯德麟拉了出来。冯下车后，还在地上滚来滚去。[18]如果当时日本政府真的是表示中立，这五个日本人，也许会动武的。

日本的新政府，已经决定把段祺瑞作为支持对象，为此，他们做了详尽的考察。客观地说，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日本非要选一个人支持，通过这个人实现影响力的话，段祺瑞也的确是不二人选。为此，日本新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亲信西原龟三，已经多次访华，做了大量的工作。退一步说，作为一个已经开罪了德国，加入协约国的东方强国，由于利益共同体的缘故，他们必须让协约国赢，因此，中国的参战，也是必须促成的。而在中国，只有段祺瑞重新执政，参战才有可能。当然，日本方面，其实也完全知道张勋要复辟，而且对于府院之争以来中国所有的动向，都一清二楚。看日本这段时间的外交档案，里面记录了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角色的活动，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张勋，就改变既定政策。但是，他们也清楚，张勋的行动，其实可以为段祺瑞搬开黎元洪这块挡路的石头。有资料说，在田中义一访华之后，回国大谈中国的复辟事。孙中山不放心，派戴季陶去日本了解情况。戴季陶到了日本，此时张勋复辟尚未发生，他见过两个日本将军，一个田中，一个海军的秋山中将，两人以各种比喻暗示中国可能会出现复辟，但不日可平。日本外交档案，也证实了这一消息。[19]

当然，复辟事件的角色，不是提线木偶，日本人，也不是提线木偶的表演艺术家。张勋的复辟，以及段祺瑞的讨逆，都有各自的自主性在。戏是两边的人在演，而且演的不是木偶戏。但是整个事件的大致走向，日本人还是清楚的。万一段祺瑞不讨逆，或者讨逆意外失败，他们也不会过分担忧，因为毕竟他们在张勋身上也有投资，可以在以后施加压力，逼张勋顺他们的意思参战。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工作要费事得多。

尽管讨逆得到了日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及时资助，讨逆军不会那么快地集合起来，但是，借款大多是通过日本在华的公司支付的，而日本政府，只是采取纵容默许的态度而已。每笔借款都合乎市场惯例，而且没有什么破绽。为此，日本外务省，还特意给日本天津领事馆发了电报。[20]但我们看到，没有一笔钱，是白给的，借款也需要抵押，而且抵押品一点儿都不便宜。在对华外交上，日本人从来都是精明的商人，大账要算，小账也算。只是复辟之后，大笔借给段政府的西原借款，有点亏了。西原龟三这个精明的政客，为了迅速将段祺瑞扶起来，大笔地投钱，虽然利息并不低，但抵押物却不靠谱。最后，段祺瑞的皖系一枝独大，引发了北洋系内部的大裂变，皖系下台之后，大部分的借款，都成了呆账。

欧美列强的阴影

不过，日本人的投资，至少在复辟当时，还是大有收益的，可德国人却吃了亏。中国参战，对于已经在战场上吃紧的德国人来说，当然不是福音。双方掘壕据守，拼消耗，两边都吃不消。按道理，中国是中立国的时候，协约国可以从中国买苦力，德国也可以，但事实上却不行，因为他们在远东的存在，被日本和英国人联合灭掉了。如果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那么，不仅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会助协约国一臂之力，甚至中国的军队都有可能参加战斗。两个大汉，打得筋疲力尽，旁边冒出一个帮手，尽管弱，但帮谁，谁就有可能赢。所以，在华的德国人，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中国参战。

中国参战的酝酿时期，德国公使就频繁活动，约见中国朝野的人物，力劝中国别“坠入东洋计中”。活动能力很强，有遗老范儿的恽毓鼎，成为他们的争取对象。目的就是运动议员，尽量搁置参战议案。[21]当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也报告称，据日本方面的密报，“德人以巨金运动京外要人及议员，冀阻害断绝国交，日政府甚为不安”。[22]也有资料表明，在1917年3月，段祺瑞内阁宣布对德绝交之后，德国公使找到一个跟北洋系关系很深的中国的军火掮客雍剑秋，要他去和段祺瑞疏通，“暂缓对德宣战，至少推迟六个月，并致送四百万元作酬劳。他衔命见段，段没有接受。”[23]就德国的利益而言，在黎元洪和段祺瑞闹翻之后，维持黎元洪的地位最为有利。但是，以他们在中国的力量，显然不足以达成这样的目标。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张勋复辟，他们则有更多的期待。

复辟前夕，郑孝胥在日记里提到，在上海的德文报纸经理人司格礼跟他和升允等人见面，说是能不能以德国准备承认“帝国新政府”，即复辟后的中国政府为条件，要求新政府重开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废止对德绝交案），严守中立。如果可以的话，他马上转告本国政府，得到允许后，承认中国的新政府。[24]显然，这样的意图，是符合德国利益的。如此提议，应该不是在华的德国报人的个人行为。

许指严在《复辟半月记》中，罗列复辟跟德国有关的证据凡六条：“（一）德使辛慈回国之途，经过徐州，在张勋处住宿二夜。（二）张镇芳、雷震春曾屡次与德使会见。（三）复辟宣言后，梁敦彦特访法（？）使。当时曾谓中国复辟成效（功），应取消对德断交，仍归纯然中立国。（四）复辟后解除其在西山所收容之德俘四十二名，仍允回其兵营。（五）十二日战斗时，由德兵营曾贷与张勋机关枪。（六）德国报纸对于复辟，极表赞同。”[25]里面有真有假，但却反映了当时反对复辟的人们，对德国与张勋复辟的一种看法。

事实上，即使德国人不插一脚，张勋也有恢复中立的意愿。在参战问题上，张勋实际上是站在黎元洪一边的，这也是众多遗老的意见。大概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德国方面才下大力气做张勋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尽管德国在华的势力，大体已经被驱逐，但毕竟在华经营多年，潜势力还在。而且，中国朝野，对德国人有好感的人颇多。所以，他们总能找到机会和门路，接近他们想要接近的人。而日本人，对此则有着特别高的警惕，对德国和张勋以及其他政要的接触，都严加防范。张勋进京调停，李经羲内阁出台之时，作为日本首相特使的西原龟三，就意识到了张勋有可能不利于日本，他的背后，是德国。[26]

郑孝胥的日记，还提到了德国给张勋的借款，数额不明，但提到有可能已经为日本侦知，遗老内部由此出现内讧。[27]而驻日公使章宗祥则提到，据日本外相本野说，此番张勋复辟，不仅德华银行出了钱（资助现洋七百万元、借款两千万元），而且给张勋提供了武器。德国公使由梁敦彦（复辟时担任外务部尚书）介绍，还曾去过徐州，将八千多支步枪和四门炮，运往徐州。[28]西原龟三的情报是：“德华银行已允以现金约七百万元、纸币约二千万元供张勋自由使用。与德华银行的交涉是由徐恩元、张镇芳、梁敦彦进行的。徐恩元（中国银行前经理）在张勋派兵护卫之下奔走于上海、天津、北京之间，正在筹集现款。”[29]这些钱和武器，是不是送到了张勋手里，我们不大清楚。是不是在日本的阻击下，这些钱仅仅是个传说，也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德国的确想要资助张勋，通过张勋，实现阻止中国参战的目的。无论张勋拿没拿到这些钱，他在花钱收买人方面，手笔都实在太小，段祺瑞手里不过才一百多万元，就能买通那么多人。就算德国人的钱没有到位，张勋自己，实际上也拿得出一百万元。看来此公是舍得请客，舍不得往人口袋里塞红包。不仅不肯撒钱，而且赏官也抠门得紧。张作霖不给个东三省总督，王占元不给个湖广总督，曹锟的直隶总督，还给他自己占了。这样做，焉能不失败？

按当时列强在中国的态势，德奥势力已经基本被逐出。英法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但基本势力尚在。美国和日本，在华势力最大，但美国无意在远东跟日本争胜，此时又准备加入协约国作战，所以，只要不是二十一条这样的大事，日本的态度，基本就是列强的态度。美国人也好，英国和法国人也罢，都不会真的跟日本人唱反调。无论张勋在参战问题上的态度如何，但跟德国走得近，势必会得罪日本。得罪了日本，复辟怎么都不可能成功。然而，张勋和他的遗老们，似乎并没有看明白这一点。复辟后的内阁，用有明显亲德倾向的梁敦彦做外务部尚书，而且，在对德参战问题，没有丁点儿的表态，加剧恶化了日本，包括美、英、法等国对他的反感，以至于外交团居然破天荒地允许讨逆军在使馆区边上开战，即使伤及他们的人，也一声不响。

当然，同为协约国的成员，几个国家在华的利益不同，彼此也是有矛盾的。英法无暇东顾，唯一可以管一下中国事的，就是美国。日本掺和府院之争和复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把中国纳入他们的轨道。在参战问题上，美国人稍微积极了一点儿，就引起了日本的强烈反弹，同样，在府院之争和复辟问题上，美国人的插话，也引发了日本的不快。据章宗祥的观察，如果美国干涉，日本“势难坐视”。[30]实际上，日本从来就没有坐视过，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事件，几乎每个环节，都有日本人的身影，交战双方，里面都有日本人，就差没有直接出兵干涉了。中国亲英美的人士，其实希望中国跟在美国后面参战。在美国受过教育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多次来电，建议中国跟美国后面参战，说这样有四大好处，关键是没有被人控制之危险，免去了沦为朝鲜之忧。[31]但由于美国本身不想得罪日本，这样的想法，根本没有可能实现。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复辟事件，背后列强伸过来的那只手，主要是只东洋手。

注释

[1]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02页。

[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6—9页。

[3]《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124页。

[4]《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653—1654页。

[5]《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126—127、129页。

[6]《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134—135页。

[7]《张勋与佃信夫》，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5号，第137页。

[8]《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170—171页。

[9]陈文运《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80页。

[10]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第132页。《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28页。

[11]《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15页。

[12]《林权助笔下的张勋复辟》，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168—170页。

[1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6页。

[14]陆宗舆《段祺瑞的参战和借款》，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78—179页。

[15]参见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西原借款”一节。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

[1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4页。

[17]《西原借款资料选译》，载《近代史资料》总第45号，第174页。

[18]刘景山口述，《民国军阀》，44—4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19]徐晓林等《我们所知道的戴季陶》，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30辑，第138页。《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第44页。

[20]《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二册，80—81页。

[21]《恽毓鼎澄斋日记》（2），778—779页。

[22]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第116页。

[23]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的一生》，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75页。

[24]《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66页。

[25]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98页。

[26]（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第49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7]《郑孝胥日记》，第三册，第1656、第1657页。

[28]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第136页。

[29]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第144页。

[30]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第133页。

[31]《美国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载《近代史资料》总第38号，184—185页。

附录

特别的遗老

一般来说，所谓的遗老，都是怀念前朝、在易代之际绷着不肯入仕之辈。换言之，遗老多少得有点气节，那么一点点不食周粟的气节。不过，气节跟饭碗有点干系，没饭吃，气节多半就保不住。就算自己肯饿死，家人也不好办。所以，改朝换代，能守得住的遗老，一般都在吃饭上面有点办法，如果家资不丰的话，也得有别的来钱之路，可以教书，可以鬻书、卖字画什么的。所以，凡是没有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的，一般都不敢奢称遗老。日子过得不错的遗老，有时候也会守不住，受了新朝的诱惑，出山做官。明清易代，开始守着的也多，后来清朝皇帝日渐怀柔，“一队齐夷下首阳”，山上剩下的就不多了。清朝覆灭之后，也是如此，只要民国政府拉的力度足够大，冷板凳真能坐得住的，其实没几个。

徐世昌是清朝末世官做得最大的汉人，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还是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清亡之后，不顾袁世凯的苦苦挽留，毅然决然地去了青岛。而当时在德国人手里的青岛，是清朝遗老的最大麇集地，一大堆看不惯民国的前清官员和满人王公，都混在那里。徐世昌的加入，令这些人很兴奋，觉得吾道不孤。徐世昌的弟弟，同为清朝遗臣的徐世光，也在青岛。

其实，徐世昌跟众多隐居青岛的遗老大不一样。他是袁世凯的密友，武昌起义后，建议清廷起用袁世凯的是他，到洹上劝驾的也是他，后来，建议给予袁世凯全权的还是他。据考证，清帝退位诏书，虽然是张謇的手笔，却也经过他的修改。这样一个帮着袁世凯给清廷挖了坑，再埋上最后一锹土的人，待到袁世凯得了大位，他却弃官不做，跑到青岛做遗老，为清朝守节，怎么看，都有点不对劲。

其实，徐世昌压根儿就不是一个遗老，原本就没打算做伯夷叔齐，从一开始，就是脚踩两只船的人。清朝如果保住了，就继续做清朝的官，如果换了朝代，就做新朝的官，换的是民国，当然无不可。但是，易代之际，作为士大夫，多少要矜持一下，做做姿态，看看新朝能给他们开个什么价码。也得给世人瞧瞧，他不是那么热衷，对前朝是有情有义的。徐世昌也是做姿态，但姿态不用做给袁世凯看，对于多年的老朋友，他还是有把握的，只要他肯出来，位置总归是有的。但是昔日的同僚、同年和同乡那里，却要有所表示，依旧蹲在紫禁城的清朝皇室那边，也要意思意思。做人不能一面光，面面都得光。当初作为袁世凯的好友，袁世凯倒台，其他党羽都跟着倒了，就他一个人不倒，不仅不倒，而且还升了官，就是他做人的高明。高明，就要高明到底，所以，徐世昌来到了青岛。

一直处于高位的人，是闲不住的，一闲下来太难受。矜持了两年，袁世凯把内阁变成政事堂，总理变成了国务卿，民国制度里原本一人之下的高官，一下子似乎变成了总统的幕僚长。这时候请徐世昌出山了。面对袁大总统的邀请，徐世昌仅仅扭捏了一小下，就欣然就道了。可他的弟弟徐世光是个真遗老，觉得哥哥受清朝这么大的恩，位极人臣，居然要出来做民国的官，实在不成话。出来苦劝，一边说，一边哭。徐世昌一句话也不说，也陪着哭，哥俩哭了一夜。第二天，哥哥还是跟着前来劝驾的人，上火车走了。

可惜，徐世昌这个幕僚长，做了没多长时间，袁世凯就要当皇帝，民国真的要变新朝了。这样一来，徐世昌还是得再矜持一下。在帝制劝进的关键点上，幕僚长不给力怎么可以？所以，徐世昌只好辞职。洪宪帝制告成，封徐世昌为嵩山四友之一，可以见了皇帝不称臣的，而且还有个矮几可坐，每个人，每年有两万元的年金。但是，徐世昌并不高兴。原本矜持一下而已，并不是从此不做官了，封了嵩山四友，好听是好听，见了新君不用下拜，但也从此见不到皇帝了。供到不臣的高台上，官再也别想做了，这让官瘾大的徐世昌，怎能开心？在徐世昌的心里，有遗老的影子，也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做高官的意愿。做遗老的时候，想着做官，做官的时候，想着做遗老。真的没官做了，官瘾就要发作了。

幸好，袁世凯的皇帝，没做几天，北洋系的接班人，还是得拿他这个老前辈当回事。七折腾八折腾，机缘凑巧，徐世昌居然成了民国的总统。虽然说穿惯了袍褂的他，穿上总统的燕尾服，怎么看怎么别扭，但在老百姓看来，也算是登大位了。只是，做了总统之后的他，在私下里跟前清逊帝通信，还是自称臣子。这让后来发现这个秘密的国民党人，非常愤怒，吴稚晖还写了文章，在报上破口大骂。

其实，穿上大总统燕尾服的徐世昌，内心深处，遗老的影子并没有消失。一个特别的遗老。

并不尴尬的殉节问题

一个王朝的覆灭，大抵总会有几个臣子为之殉节的。以自杀的行为，报答君主，也给自己留个历史上的名声。但是，清朝翘辫子的时候，这样的人虽不能说一个没有，但的确非常稀少。出身名门的封疆大吏，在革命到来之际，“从逆”者不多，但殉节者也无。只有一个湖北的马姓臬司，打算殉节来着，但大老婆小老婆一哭一闹，也就罢了。多数人，都选择了走路，走到香港或者上海的租界躲起来，还清闲。德占的青岛和日据的大连，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去处。

民国了，国家并没有因制度的转换而变得更好，秩序反而更乱了。底下乱，上面也乱。政坛上的国会打架，政党纷争，府院不和，凡此种种，都让一干从清朝过来的官僚，看不顺眼。所以，在清朝没有殉节的官僚们，一股脑儿变成了遗老。原来是做伯夷叔齐之状，等待新朝招安的，现在凑在一堆，开始发牢骚，九斤老太式的牢骚——今不如昔，纷纷怀念起大清的深仁厚泽来。

在袁世凯刚放出风声，要帝制复辟的时候，遗老们很是欢欣。觉得当初骂这个家伙是王莽、曹操，其实是冤枉了他，这家伙果然有心机，搞掉了革命党之后，就要还政于大清了。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发现是自己会错了意，人家复辟帝制，是要自己做皇帝。于是，相继大愤，恨恨连声，但也无可奈何。

袁氏帝制，维持了八十三天，就宣告结束，不仅帝制完了，袁世凯自己也跟着翘辫子了，天下更乱了。遗老们敏感地感觉到，袁氏的称帝和失败，实质上是一次中国共和制的危机。不仅遗老有这样的感觉，一些军阀，比如那个始终不肯剪辫子的张勋和坐镇东南的北洋大将冯国璋，也有同感。

原本，袁氏称帝，就是基于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估计。这种来自中外学者的估判，其实不算错。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而言，尽管已经跟西方接触了百多年，但老百姓还是非常不习惯没有皇帝的生活。没有了君主，作为日常伦理的三纲五常，也因此而缺了关键的零件，变得摇晃起来。国家的效忠，西式的中国没有，旧式的已经动摇。民主政治的操作，上层人士又都不熟悉。因此，出现危机，并不奇怪。在遗老和张勋们看来，即使出于挽救国家，也需要清室再次出山。

于是，在一次严重的府院危机之后，复辟，真的重现了。

复辟的时候，遗老们兴高采烈，涌到北京，争先恐后为张勋出主意，争先恐后做小朝廷的大官。但是，讨伐复辟的军队打来了，这些七老八十的遗老，瞬间就人间蒸发了，一个个溜得连人影都没有了。六万多讨逆军，连一个遗老都没抓住。不消说，他们，又一次没有殉节。

比较起来，张勋的表现，至少在表面上，比这些慷慨激昂的遗老要强些。虽然只有五千辫子军，他却不肯放下武器，也不肯寻求外人的庇护，非打一下不可，只是在最后关头，被洋人用汽车接走。有传说，说他不肯上车，还咬了架他上车的洋人一口。

这样一来，没有殉节的遗老，遭到了那些同情复辟，却没有参与行动的事外遗老的嘲笑。湖南名绅叶德辉就嘲骂这些人，既然参加复辟，主辱臣死，就该殉节，既然不死，那以后就不要再自称遗老了。叶德辉是个读书种子，但一向不正经，热衷翻刻《玉女经》，热衷谈房中术，过去总是为遗老们所不齿，现在轮到他反唇相讥了。

另一个没有参与复辟行动的遗老王国维，也对遗老没有一个殉节的，感到不满。不过他比较厚道，没有这样公然嘲笑，只是在给友人的信中，隐隐然表示了不满。

其实，当日参加复辟的遗老，对当时的小皇帝溥仪，没有什么感情。他们在意的皇帝，是光绪。如果光绪尚在，倒没准儿会有几个殉节的。据说曾在张之洞手下做事的梁鼎芬，在光绪死的时候，就动过殉节的心。后来，又到光绪的崇陵上辛辛苦苦地守陵，费了好大的力气，筹钱为崇陵种上了好些松树。

在今天看来，众多遗老固执地想要复辟帝制，从本质上倒也并非真的对帝制情有独钟。进入民国之后，他们没有隐居乡下，而是大隐隐于市，在现代化大都市里待着。很多人生活在上海，其他人也生活在天津、青岛和大连。恰是这些地方，在民国之后，受欧风美雨的浸润，西方风习的影响，变化特别大。传统在中国的衰落，在这些地方，体现得格外明显。不仅仅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在这些地方越来越不值钱，而且人心的变化，新一代人风尚的改变，也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他们。一种伦常夷陵、道德崩溃的危机感，冲击着他们。在他们看来，军阀割据、武人专权的民国，再一次回到了五代，一个曾经儒学沦丧、斯文扫地的时代。顾炎武氏“亡天下”的感慨，时时浮上他们的心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复辟，目的其实是挽救文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在乎种族的差异，刻意要把一个满人皇帝再一次抬出来，不担心人家讥笑他们甘愿做满人的奴隶。

所以，复辟失败之后，你说他们气节不够，也可以。毕竟时光走到了20世纪，遗老比不得春秋的士，也比不得东汉的儒生。他们拿自己的性命太当回事，即使行将就木，也不肯轻易抛掷。你也可以说他们对小皇帝没感情，这个小皇帝才十二岁，没有了不得的德行，也没有感动他们的功业，他们犯不上为这个黄口孺子去死。你也可以说，他们的牵挂太多，每个人都有一大家子要靠他们养活，一旦他们殉了节，一家人的生计就都没了。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复辟的，其实不是清朝，而是一个帝制，一个由他们当家的帝制，这样的帝制，皇帝不再具有从前的地位，所以就没有必要为他的屈辱殉节。当然，这些遗老中，也有人可能殉节的，比如小皇帝的师傅梁鼎芬和陈宝琛，他们都是实心眼的儒者。但是，作为皇帝的师傅，在小皇帝还在，并没有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是不可能自己死的。反过来，皇帝安然无恙——这是讨逆军事先就声明了的，也成为众多遗老不肯殉节的一个最好的借口。

其实，这些不为皇帝，也不为王朝殉节的遗老，在一个事情上，倒是可能自戕的。那就是当他们真的感觉到，他们视为生命的文化，遭遇灭顶之灾之时。在他们参与复辟的时候，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文化的衰落，但毕竟当时的统治者，思想还相当地旧，即使是新派人物，对于旧学也不陌生，更不排斥。他们复辟帝制，无非是要争取挽回文化坠落的颓势而已。

到了大革命兴起，中国面临赤化可能之际，这些敏感的遗老，才感觉狼真的来了。在复辟时，针尖对麦芒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两个，此时也有了共鸣——对赤化担忧的共鸣。康有为死的时候，梁启超撰写祭文，对老师参与复辟，给予了相当的理解。然而，那个嘲笑丁巳复辟遗老不肯殉节的叶德辉，却依旧刻薄，出言不逊，骂得兴起，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大革命的浪潮中，被湖南农民协会处死。这个读书种子因言得祸的遭遇，不仅惊动了章太炎，更吓到了王国维。

王国维是一个复辟的拥护者，也是一个死心眼的读书人。此时的他，除了清华导师之外，还有一个他更看重的身份，那就是宣统皇帝的师傅。长大一点儿的小皇帝溥仪，虽然仅仅是拿这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做点缀，但王国维却十分当真。他在乎这个身份，甚于清华的导师。但是，尽管如此，在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之时，他也并没有去死，或者说没有坚决地去死。到了三年后，大革命席卷中国，叶德辉死后，他才跳了昆明湖。罗振玉说他是殉清，最懂他的人陈寅恪说他是殉文化。应该说，在诸遗老中，王国维是最早感觉到赤潮对传统文化的威胁的，十月革命不久，他就发出了警告。王国维死前“义无再辱”的遗言，其实是深深的绝望，对文化的绝望。其实，这样的感觉，临死前的梁启超，也是有的。多活了若干年的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被葬送在文化惨变之中，经受了不止一次的再辱。

遗老的殉节问题，其实并不尴尬，尴尬的，是这个时代。

“辫帅”的人缘

“辫帅”就是张勋。此人进入民国之后，脑后依然留着辫子。有人说，是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也有人说，不过是根花白的小辫子。不管怎么说，反正张勋就是有辫子，不仅自己留辫子，而且自己麾下三万大兵，个个都有辫子。因此，人称他为“辫帅”。

“辫帅”留辫子，是为了显示他对清朝的忠诚。在民国初年，好些遗老，都是这个范儿。像辜鸿铭这样的，脑袋上原本就没几根头发，也留着辫子。做北大教授，雇了一个黄包车车夫，也留着辫子。拉上车跑起来，前面一条大辫子甩来甩去，后面一根小辫子也甩来甩去。车夫也好，教授也好，吃闲饭的遗老也好，留不留辫子，是他们的自由。但张勋是民国的将军，他的部下是民国的士兵，民国有明令剪辫，他们却坚持不遵行，严格说来，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张勋就是抗命，袁世凯做民国总统，自己也剪了辫子，但拿张勋就是没辙，没有丝毫的处罚，连句硬话都没有。

张勋的驻地，先是兖州，后为徐州，部下士兵，都是鲁南和苏北的农民，个子高，块头大。当地穷，当兵吃粮，是个好去处。但是，这样的士兵，观念保守。说可以不剪辫子，个个都高兴。其实，鼎革之后，即使是北洋军的士兵，下令剪辫子，都哭得死去活来。张勋部下免了此灾，绝对是一种福利。

“辫帅”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因为他闹了次复辟，把小皇帝溥仪拉出来，重新做全国的皇帝。结果混了十二天，就混完了。把自己的官位连同地盘和士兵都混没了，名声也臭了。

其实，张勋的名声不好是历史记录的缘故。中国的历史记述，一直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帝制复辟，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哪怕你仅仅是要君主立宪，也是大逆不道，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历史书上的张勋，当然臭了。然而在当年，复辟似乎没有那么不得人心。在好些人的心里，都觉得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退回去走君主立宪的路，也许可行。已经习惯了有皇帝的国民，一下子没了皇帝，还真是不习惯。复辟当日，北京市民欢声一片，家家户户挂龙旗，让在北京的外国人见了，好生奇怪。

而从当时人的回忆来看，张勋这个人，头脑是有点旧，但也仅限于留辫子，效忠清朝皇帝。其他的方面，倒也不是那么惹人恨。跟其他军阀比起来，他的地盘小，地方穷，但他会投资，善经营。别的军阀买房子置地，他却把钱都投到新兴产业上，结果财源滚滚。善于理财，人也大方。对家乡人特好，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子，一家给造一座大瓦房，凡是家乡江西奉新县出来上北京读书的人，一律资助。江西会馆，也是他给建的。每到过年，来徐州的火车上，净是他的家乡人，只要来了，肯定有好处，好歹也能弄点银子回去。他对家乡人好是好，但他的部队，基本上不用家乡人。因为他的部队，都是苏北、山东人，他不乐意背个任人唯亲的名声。“辫帅”麾下的辫子兵，在外面人家看着都像怪物，但个个对张勋都很忠心。复辟的时候，带了五千人进北京，讨逆军打来，花大价钱收买，基本上没有买动。一个说法是，买动了一半，另一半没买动。但开仗的时候，说是被收买的那一半，似乎也是得打下来。

张勋在军阀之林中，人缘也不错。跟人交往，憨直，不藏奸，关键是大方，舍得花钱。张勋复辟前，有盟主之名，军阀们开会，都喜欢到徐州去。不是徐州风景好，也不是徐州妓女漂亮，只是因为张勋舍得出钱，好吃好喝好招待，哪怕花大价钱从上海找厨师，从北京请戏班子，也要让大家吃好，乐得。虽说军阀们不缺钱，但抠门的人也不少，碰上这样的大头，乐得奉承，张勋也吃这个奉承。

张勋对文化人也好，当然对老式的文化人更好。张勋三代贫雇农，没有文化，是自己混世界的时候，识了几个字，据说是可以看《论语》写大字了。对有文化的人，格外尊敬，当年清末有名的文人，如沈曾植、郑孝胥、刘廷琛、赵尔巽之辈，都是他礼遇的前辈。张勋特别喜欢向这些人求教，有困难找他，一准帮你解决。诗酒酬唱谈不上，但酒肉招待绝对没有问题。这些人，经常跟张勋发脾气，张勋却没脾气。当然，这些人，都是怀念清室的遗老。张勋之所以复辟，跟这些人绝对有关系。

最喜欢张勋的人，要属艺人。跟多数有身份和地位的老粗一样，张勋特别喜欢听戏。当年京剧的名角，个顶个地跟他有交情。民国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甚至老一辈的谭鑫培、孙菊仙都买他的账。只要他开堂会，请谁谁都来。据说，跟他交情最好的，当属梅兰芳。复辟发生当天，他就在江西会馆请名角唱戏，突然动议晚上要进宫请溥仪出山复辟，所以把梅兰芳的压轴戏，挪到了前面。

艺人喜欢他，是因为他出手大方，不拿架子，而且懂戏。经常跟人称戏子的人，打打闹闹，打成一片。真格地爱戏，也爱戏子。还把一个有名的坤伶，纳为姨太太。他对艺人好，艺人也投桃报李，对他也好。复辟之后，讨逆军起，在他穷途末路之际，所有人都开溜了，原来的合作者都变脸倒戈了，唯有艺人，还跑到他在北京南河沿的家里去看他。复辟失败，他在荷兰使馆躲了一阵，然后回到天津租界的家中，无权无势，名声大坏。但是要唱堂会，北京的名角还是争先恐后。孙菊仙老了，已经多年不登台了，但张勋的堂会，却自告奋勇，非给“大帅”唱一出不可，拦都拦不住。

张勋复辟的失败，其实不像我们以前历史书上讲的，是因为复辟不得人心，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当年的老百姓，对于上面有个皇帝，其实并没有什么不高兴，因为两千多年的帝制传统，大家都习惯了。正因为如此，喜欢张勋的人，不会因为他闹了复辟，就不喜欢他了。都复辟过去好些年了，名士张伯驹先生，还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发现了一座小庙，庙里供着张勋的神像和他的牌位。所以，他的人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好。

只是，喜欢他的人，包括他复辟的时候挂龙旗的北京市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力不大。遗老们虽说还是精英，但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出的点子都是馊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一般的人民群众，虽说并不一定向往共和，但他们说了不算。对于政坛上的风云变幻，他们只是看客。对于台上的角色，他们固然有爱憎，但哪个角色倒了台，他们就是喜欢这个人，也没办法。

所以，复辟的成败，其实不在于所谓的民意，跟张勋的人缘，更没有关系。整个复辟事件，其实更像是段祺瑞和他身边谋士的一场阴谋。因为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来闹去。有实权的总理，背后有众军头，没实权的总统，背后有国会。最后因为是否跟在协约国后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双方闹僵，最终撕破了脸皮，总统把个总理给免了职。在段祺瑞，僵局打破，脸面的挽回，唯一的办法是赶走黎元洪。结果，为人火中取栗的人就变成了张勋。张勋复辟，赶走了黎元洪，还逼得黎元洪为了保住共和，觍着脸重新任命段祺瑞做总理，兴兵讨逆。然后段祺瑞召来人马，大军开动，恢复了共和，自己成了再造共和的元勋，而黎元洪只好辞职下台。

一场震天动地的复辟，替段祺瑞解了难题，却牺牲了张勋。虽然说，是张勋自家的野心，让他掉进了人家挖好的陷阱，但这副傻乎乎的憨大劲头，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同情。所以，张勋这样一个重大的国事犯，在复辟之后，并不讨人厌。在官场如此，在民间也如此。没过多久，第四任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就赦免了他，不仅赦免，而且还给了他一个看起来很大的官衔——全国林垦督办。虽然是一个无事可做的空头官，但级别可是很高，特任级，跟内阁总理平起平坐。只是，此时的张勋，已经对这样的虚衔没了兴致，依旧待在租界里做他的寓公，优哉游哉。

死后的张勋，得到了一个晚清民国以来最隆重的丧礼。光挽联和挽幛就排了两里多地，送葬的人们，浩浩荡荡，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着一个有张勋头像的像章。

不知道，这样的像章，还有没有留下来的？

倪嗣冲的规矩

倪嗣冲在北洋军阀里，名声不好。主掌安徽多年，但安徽在外面的老乡们，却一直在骂他。民国时期报端经常会有倪嗣冲的安武军耸人听闻的劣迹，后来查证，大都不是真的。所以，倪嗣冲的恶，其实不过是旧而已。此人在民国时期，还是一套旧做派，不办新事，也不热衷实业，连手下的军队，都是旧军模样。按道理，此公也在北洋军里混过，但不知怎的，对军师旅团营连排这样的新军编制，全然不感兴趣。他的安武军，一直都是清末巡防营的建制，而巡防营则是脱胎于绿营。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之上，设统领。军队的建制，跟武器是相匹配的，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其实不该还像绿营一样，一营一营地配置。但是，那年头中国人开战，也没有打过多少现代化的仗，所以，旧的编制，也能凑合。

倪嗣冲在民国的北洋时期，开始做的是安徽的省长。只是别的省长是文官，他却是带兵的人。安徽的督军是张勋，但张勋却只能在徐州，占了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地方，安徽实际上是倪嗣冲的地盘。按道理，张勋可以要求名实相副，挪到安徽去，但偏偏张勋和倪嗣冲关系不错，臭味相投，不好撕破脸。再加上，真的动武，抢下一省的地盘，谈何容易。冯国璋不撵张勋，张勋也就不去安徽了。所以，在张勋复辟之前，张勋在安徽的存在，只有少量的军队，大概是需要安徽出粮饷接济的。整个安徽，都是倪家的天下。

倪嗣冲在晚清，官做得并不大，但却特别喜欢清朝官场的排场和规矩。按他的思路，他在民国时的位置，就是一省督抚了，但偏偏没有了督抚的名号，没办法，只好在礼仪排场上想辙。省长衙门里的仪仗，一律仿照前清，大门如何，二门如何，尊贵的客人驾到，还要放炮。遇到喜庆日子，要鼓乐了，别的督军都安排军乐队，就他弄吹鼓手，把合肥戏班子里的鼓乐都调来，给他吹吹打打。出门照例是八抬大轿，前导的是马队、仪仗，轿子的两边，还必须有挎着大刀的卫队扶轿而行。每次出行，都得净街，行人车马回避。办公事，也跟前清的督抚一样，端着“大帅”的架子，像唱戏似的，发下一支支令箭，让下属捧着令箭下去公干。需要有事情通知下面了，不发电报，不写公文，只手书一份命令，让下属传阅。当差的骑着马，一处一处地送，地方长官看了之后，在文件上标清已阅，然后再传下一个。有客来到，当差的得双手高举大红名帖，一路小跑引领前行。到了客厅门口，要大喊一声“×大人到”。见客的时候，如果倪嗣冲觉得话已说完，就照例按清朝的规矩，端茶送客，喊一声“上茶”，听差就得把客人领出去。如果有人想求职谋事，也得按前清的规矩来，备上红帖履历，双手举过头顶奉上，倪嗣冲就比较高兴，如果不会这一套，即使推荐的人来头很大，事也未必能办成。

这样酷爱清朝风物的一省大员，按道理，张勋复辟的时候，他应该高兴才是。但是，张勋复辟之后，率先反对复辟的几省之中，就有安徽。其实，张勋复辟，发表他为安徽巡抚，他是接受了的，不仅袍褂顶戴都备好了，穿戴整齐，而且在安徽也挂起了龙旗。此前，张勋复辟的前戏，督军团发声明，派兵北上威逼黎元洪，倪嗣冲都干得很欢。只是，张勋复辟之后，北洋系的两大巨头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表示反对，而且握有重兵的冯国璋要北上，还得经过安徽。复辟之前，他倪嗣冲跟张勋平起平坐，复辟之后的王朝，成了张家天下，他不过就是一个安徽巡抚而已，犯不着为张勋挡枪子。倪嗣冲毕竟是在袁世凯帐下混过的，知道段、冯这两位北洋干将的分量。说一千，道一万，据地自雄，实力是第一位的。自家的安武军有几斤几两，别人不知，他自己知。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倪嗣冲也就转向了。反正转向之后，还可以关起门来讲规矩，做没有巡抚头衔的巡抚。真要像张勋那样，把本钱给丢了，那就只好躲到租界做寓公了。

民国是共和国，但在很多地方军阀那里，这个国家并没有共和国的样子。他们还是做他们旧式的官。有的地方，甚至身穿袍褂，足蹬皂靴，像清朝一样审案子打板子。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因为没有了清朝官员的头衔而感到遗憾。在他们看来，做官，就得做帝制时代的官，有排场，有威仪。做民国的官，讲点排场，还要被人指手画脚，还要被人说成是公仆，难受。

哦，空军也来了

近代的中国，虽说是落后国家，海军的发展，比西方晚了好几个世纪，当西方人闯入大门的时候，我们辽阔的海岸线，却只有不中用的水师，但空军起步却不算晚，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没几年，在美国的华侨，就赶上了这个时髦。华人飞行家冯如，在辛亥革命前，就在广州做飞行表演。好时髦的广州将军孚琦就是因为去观看飞行表演，才被革命党人刺杀的。革命后，冯如又投奔到了孙中山旗下，有了好几架飞机。1916年中华革命党在山东起兵讨袁，居然也谋划用飞机参战，只是地面的仗都没打起来，所以空中助战也只好免了。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则在1913年春就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了南苑航空学校。派留学法国学军事而且会开飞机的秦国镛为航校的校长，从法国购买了十二架双翼的教练机和一些器材，聘了几个法国教练，利用原来南苑的军营加以扩建，把操场修整成为机场，加建了一些房舍、停机棚和修理厂。“随即招考学员”，于当年的秋末，就开学了。[1]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卖到中国的军火，一般都比欧洲的落伍，飞机也不例外。作为航校的教练机，按道理怎么也该是双座的，但这十二架飞机，却是单座的，给教练增加了很多的困难。得先在地面上比划，然后放学员上天，万一操作不好，就得掉下来。[2]好在，那时的飞机速度慢，飞得也不高，即使掉下来，飞行员也未必会死。

虽然说，自清末以来，在军事现代化过程中，新式军队的编练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但相对于陆军，海军和空军这样的军种，成员的知识含量会更高，“新”的程度也非陆军所能望其项背，即使一般的官佐，也得是专门学校毕业的。相对而言，空军比海军还要洋一点儿，能上天飞的，都是不折不扣的军官学生，当初选学员的时候，就都找的有文化的。学成之后，不仅需要具备航空和机械方面的知识，因为法国人直接授课，外语还得过关。[3]不像陆军，即使是大老粗，只要跟长官关系好，也能混个一官半职。只要机缘凑巧，自己会钻营，混成高级将领似乎也没问题。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知识和学历水准高的军人，思想也比较活泛。所以，辛亥革命发生，海军被派往武汉江面，镇压起义，不久就整个舰队倒戈相向，给了清朝当家的权贵心理上沉重的打击。同样，航校的师生，也多半倾向共和。张勋复辟，航校的满人学员兴高采烈，但多数汉人学员和教练，却非常郁闷，觉得要再次成为满人的奴隶了。因此，满汉学员之间，发生了冲突。满人学员寡不敌众，被迫离开航校，去北京告状，由此将汉人学员和教练，置于危险的境地。所以，讨逆方面一来联络，整个航校，就在校长秦国镛的带领下，加入讨逆军，成立了讨逆军“临时空军司令部”。[4]

在当时，飞机更多地像玩具。即使西方的所谓空军，参战的话，也只是执行侦察和通信联络的任务。真的要参与战斗，顶多能扔几颗炸弹，吓唬吓唬地面的人，或者敌对双方驾机升空碰上了，互相用手枪放几枪过过瘾。能把机枪带上飞机的，都属于特例。所以，飞机对于地面战斗，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当然，讨逆军所属的空军，当时也就只能做这点事。不过，由于中国落后，绝大多数人别说见过，连听都没听说飞机这东西。即便是城里人，对飞机也只有来自画报的知识。徐州来的辫子军，大半是当地土得掉渣的农民，就更是不知道飞机是怎么回事了，所以，飞机升空之后，还真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据《民国初期的复辟派》一书的作者胡平生考证，当时南苑空军在讨逆行动中，一共出动了八次。7月5日一次，飞到永定门、丰台一带，侦察敌情。7月6日凌晨五时一次，飞到北京城里撒传单。当然，既然是飞机，也可以用来侦察敌情。所以，传单撒毕，同日六时飞机又一次升空，飞往黄村、卢沟桥和永定门一带侦察敌情。同日七时派机一架往长辛店侦察敌情，并往皇城内投掷警告书。午后，连派飞机两架，先后飞往廊坊通信联系。7日上午六时，派飞机一架飞往马厂，向段祺瑞汇报情况。七时，复派飞机一架，往丰台投掷炸弹，炸散了当地的辫子军。十时，派飞机一架，直接飞到皇宫上空，投掷炸弹数枚。[5]

用飞机撒传单，是讨逆战事的心理攻心战，第一份传单，是以空军司令秦国镛名义写的警告书。这样的传单，在中国内战史上，还是第一次，不得不录：

为布告事：照得驻京城内诸军队，皆我同胞，素无私怨。惟以民国成立，于今六载，世界各国，靡不钦颂。张勋何人，敢以私意背叛民国，以复辟欺我全国人民，并害清室。且以仓卒专横势力，迫胁京内同胞，竟使素来拥护共和之军人，为不忍糜烂计，一时曲为附和，动摇国本，涂炭生灵。国镛不敏，随同志诸军长后，率领空军以速解决。惟念城内诸军，平日共事，有同僚之谊，乃先警告。无论附和首逆，克日解散，俯首投诚，复我民国，以副天下公意。倘执迷不悟，即以炸弹从事，玉石俱焚，后悔何追。谨布悃诚，惟希鉴察。特此布告。空军讨逆司令秦国镛率飞行全体人员警告。[6]

这张传单，口气太像衙门的布告，不伦不类。另一张传单上的文字稍微好些：

张逆乱国，五族同愤。人心向背，不问可知。京内官佐，不乏旧雨。屈于暴权之下，一时骤难反抗，亦属情有可原。犹希趋机诛盗，以明心迹。倘仍观望不前，执迷不悟，助纣为虐，甘犯不韪。尔时炸弹交掷，玉石俱焚，悔无及矣。[7]

简捷明快，口吻很像当年的革命党，只是革命不够彻底，口口声声，让附逆的北京军队反正，不然就扔炸弹。北京军队的倒戈，主要是段祺瑞的运作和收买。于是，炸弹就只能威胁复辟死党了。当然，作为军人，辫子兵倒未必真的怕，可是宫里的满人就不一样了。清末的时候，满人就怕炸弹，革命党也最爱用炸弹。只是，革命党的炸弹，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而现在的空军可以真从天上向下扔炸弹。空军参战，段祺瑞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尤其没指望他们能左右战局。但撒传单，却是他的意思。前一份传单，大概是空军自己写的，后一份，似乎为讨逆司令部的产品。撒这样连劝带吓唬的传单，为的就是劝退附逆的北京部队，至少对中层官佐起点作用。

轰炸完毕，航校校长兼讨逆军空军司令秦国镛还发了一个通电，这也是那时打仗必不可少的程序，为何打，怎么打的，得通过媒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要不然，似乎就白打了。通电云：

南京冯大总统，天津段总司令，保定曹督军，广州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护军使，上海两院议员，各省义军，各报馆钧鉴：民国板荡，天下同仇。逆贼张勋，假复辟之名，行篡窃之实。仓卒变更国体，以威权迫胁近畿诸军长。本校麻日与南苑陈督练军一致进行，炸散丰台一带逆军，阳日炸击清宫，本校空军正在竭力开战。知关诸公廑念，特此奉闻。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庚日。[8]（所谓麻日、阳日，都是诗韵的日期代码，分别代表6日和7日——笔者注）

当时作战双方的战况，并不激烈。双方打仗，近乎做游戏。飞机来了，那么大个的东西，两层翅膀，在天上飞来飞去，嗡嗡作响，引得辫子军个个抬头呆看。看着看着，只听轰的一声，炸弹落下来了，炸死炸伤几个，大家一哄而散，四散逃开。但辫子军的节节败退，其实跟天上掉炸弹关系不太大，因为一次不过一两架飞机，扔两三个巴掌大的小炸弹，扔过之后，半天都没有动静。这样的轰炸，对于军人来说，等于吓了一跳。也有人说，在丰台炸死了辫子军四十余人，小贩平民误伤者十余人。[9]不过这种说法得于传闻，不一定确切。辫子军的后退，主要还是讨逆军兵力太多，张勋想收缩兵力，负隅顽抗。

飞机参战，最有戏剧性的，是轰炸皇宫。当日的《顺天时报》报道说：“该飞机在皇宫内投掷炸弹三枚，一弹落在乾清门外，爆裂时炸伤侍卫一员，并将伊克坦（清废帝溥仪的满文师傅）之轿夫一名炸伤，旁有一狗，亦被炸毙。”记者的记录文字，过于干巴，还是看溥仪的回忆，有点意思：

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是安全的。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噪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10]

充其量，这场轰炸，仅仅是一场威吓。其实，即使讨逆军想真干，也干不了。据航校学员回忆，当时南苑航校的飞机，都是法国造的高得风式教练机，这种飞机，相当落后，而且原始，单座，只能乘坐一人。[11]但是，据投弹手的回忆，这次行动，飞机却是双座的，是航校马力最大的飞机，有八十马力，大抵也就相当于今天一台中型拖拉机。为了保险起见，飞机由航校的教练潘世忠驾驶。这样的飞机，其实根本就不能用于作战（当时，在1916年，即使在如火如荼的欧洲战场上，飞机也不是用于作战的），既无投弹仪器，也无瞄准机，仅仅带了几枚十二磅的小炸弹，比后来的手榴弹或者手雷还小。投弹者手里拿一个，两个衣服口袋里各装一个，“在投弹前，先以牙齿将弹上之保险针拔去，然后再以两眼注视地上应行轰炸之目标是否合适，方可投下，其简单拙笨，可想而知。飞行高度约在三百米以上，在此高度飞行最为危险，倘敌人稍有航空常识，集中火力对我猛烈射击。莫说我是一架二架，即十架二十架，也早已被敌人打下。只禁卫军和辫子军无此常识，任凭我低空飞行，随意轰炸，实属侥幸之事。”[12]这样的所谓轰炸，根本谈不上是空袭。十二磅的小炸弹，威力远不及后来的手榴弹，对于当年的皇宫里的建筑，基本上造成不了什么伤害，顶多震碎几块玻璃。太监们的防范措施，其实是有效的。只要躲到房子里，就伤不到，躲到床下面，就更保险了。当年的空军，无论哪个国家的，都没有这个本事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能打到这个程度，也真是不错了。而且，南苑航校的飞机，即使按当时的水准，也是相当落后的，很多部位都是木制的。那时辫子军和皇宫护军手里的步枪，有效射程都可以达到五百米至八百米，不要说还有机枪，就是步枪对天排射，飞机连驾驶员也一并报销了。当然，那个时代，飞机在欧洲都是稀罕玩意儿，在中国就不用说了，不敬为天神，已经算他们不迷信了。人们对飞机的知识有限，即使北京城里有知识的文化人，看见事变中天上的飞机，也称之为“飞艇”。[13]他们对于飞机的知识，多半是从19世纪的上海《点石斋画报》上来的。北京上空飞过飞机，对于居住在北京的人们来说，不仅是个新鲜事，而且是个大事。记事极简略的鲁迅，在日记上也记了一笔：“（七月）七日晴，热。上午见飞机。”[14]

这样纸老虎式的轰炸，炸到了皇宫，不仅吓坏了小皇帝和他的师傅们，也引起了宫中普遍的恐慌。两位还活着的太妃，吓得饭都吃不进去。“瑜太妃对于张勋颇多怨言。且痛哭先帝，愤不成声，将有自杀之势，经太监宫嫔等跪请始寝。”[15]复辟开始时的欢欣鼓舞，都去了九霄云外了。因此，这种纸老虎规格的轰炸，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寻常。航校的人回忆说，轰炸完了，皇宫内务府的主管世续马上就跟航校临时司令部通电话，说“请贵校飞机不要进城，我们皇帝是不愿坐了”。[16]而另一个说法是，溥仪的师傅梁鼎芬“通过一个日本人名叫含泽（可能是日使馆的书记官），央求日本驻北京的公使林权助，致函段祺瑞的陆军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停止轰炸”，有梁鼎芬的信函为证。[17]而当时的报纸《顺天时报》则称，是因为王士珍电告，清室已经恐慌，要求不要再炸，派代表前去接洽谈判了。事实上，此时的废帝，由于天上落下来的炸弹，即使有燕人张翼德之后护驾（鲁迅小说《风波》语），也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坐龙廷了。当然，地上的辫子兵也快挺不住了。两天以后，连张勋都逃到了荷兰使馆，一场复辟好戏彻底落幕。当时有记者报道，说是“兹者共和复活，张逆焰消，岂非七日凌空一掷之效力哉！甚矣，飞将军之威力也”。[18]夸张是有点夸张，但还是有影的。

很难想象，空军轰炸皇宫，是讨逆军司令部的意思。对于参加讨逆的多数军头而言，小皇帝是不能碰的。尽管已经民国了，但除了极个别人，凡是进皇宫见溥仪的，多半还是要三跪九叩的。从讨逆开始，段祺瑞和梁启超们，就已经按照徐世昌的调子，开脱了皇室的责任，说他们是被胁迫的。开脱皇帝，有情感问题，也有争取民意的意思。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派飞机轰炸呢？万一炸弹不长眼，伤到了皇帝，会让段祺瑞感到很难堪的。所以，此番轰炸，应该是空军将士的自主行为。这个时候，大概也只有空军，受欧化影响最深的空军，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来。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两颗小炸弹的威力，居然这样大，顶得上地面一个旅了。但是，飞机的参战，到此也就只能告一段落了，因为外国人不干了。7月9日，日本人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样的轰炸，会危及在北京的外国人的安全。因此，段祺瑞和段芝贵发出命令，停止空军行动。此后的北京天空，就没有飞机了。显然，当日的飞机，虽然不靠谱，但只要不有意冲外国人扔炸弹，是根本威胁不到老外头上的。日本人不是担心炸弹扔到他们头上，而是担心把小皇帝溥仪炸死，留着这个小皇帝，他们还有用。

北洋时期的内战史，大体上就是陆战史，连颇具规模的海军起的作用都不大，顶多也就是敲敲边鼓，起个擂鼓助威的作用，还不成气候的空军就更谈不上了。唯独此次例外，轰炸辫子军，对其造成的伤害有限，但轰炸皇宫，却对遗老遗少的威慑作用相当大。虽然说，没有空军参战，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复辟方面早晚也得失败，但飞机一来，几颗威力不大的小炸弹，的确加速了复辟失败的进程。清末的人们有种说法，满人怕炸弹。所以，革命党起义，偏爱弄炸弹。此番炸弹从天上飞下来，而且直接飞进了皇宫，史无前例，动静实在太吓人了。此后，各地军阀，有实力的，都开始筹建自己的空军，东北空军，四川空军，云南空军，广东空军，不一而足。有跟美国人学的，跟日本学的，跟法国人、意大利人学的。地上的武器是万国博物馆，天上的飞机也开了一所万国空中博物馆。规模比较大的战事，比如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与国民军的战争，飞机都曾升空助战，但是，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对于久经战阵的老兵来说，只要扔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伤亡不那么厉害，头一两次害怕，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他们依然不知道如何用步枪或者机枪打飞机，可是飞机，也对他们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1921年，意大利的杜黑就提出了制空论，强调空军独特的价值和制空权的重要性。但直到1930年以后，世界上飞机有了很大的改进，空军有了长足的进步，空战和轰炸，才成了气候。再传到中国，空军参战，也才真正有了实战的作用。

注释

[1]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43—144页。

[2]陈嘉榞《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第三期学习见闻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第482页。

[3]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4页。

[4]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回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6页。

[5]胡平生：《民国初年的复辟派》，245—246页。

[6]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140—141页。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三），第516页。

[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下册，第1295页。

[9]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3页。

[10]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3页。

[11]陈嘉榞《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第三期学习见闻记》，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第482页。

[12]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回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7页。

[13]《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598页。

[14]《鲁迅日记》，第278页。

[15]张霁人《丁巳复辟见闻录》，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684页。

[16]杜裕源《南苑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讨伐张勋复辟的回忆》，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第747页。

[17]汪宗衍《丁巳复辟和我国第一次飞机投弹》，见《1917年丁巳清帝复辟史料汇辑》，第163页。

[18]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见《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