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2016年1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书名：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

著者：王煜全，薛兆丰 著

字数：191000

电子书定价：37.99美元

目录

版权信息

各方赞誉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前言

PART1 创新新生态：无法阻挡的全球新机遇

技术推动资本主义自我革命

新生态：广泛协同的创新体系

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硅谷

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以色列

工业4.0错在哪里

全球风口中的中国机会

创新大视野：中国长板优势何在

PART2 积木式创新：高科技创业家如何改变世界

积木式创新系统何以可能

美国投资第一案：Wicab与双长制

Cerevast与《拜杜法案》

Maverick为什么要找中国人投资

XCOR与长板优势

1366：投资人如何找到新机会

Terrafugia：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交通解决方案

WiTricity：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术无异

LightSail：美女学霸的创业之路

MC10与创新公司嬗变

Metabolon：酒店里发现的健康大数据公司

AngelList与风险投资创新

创新大视野：积木式创新的原动力

PART3 创造未来：机器人时代与灵性文明

当机器人来敲门

当人类基因也被编辑

金融技术革金融的命

超级城市里的超级机会

超人类主义

人的机器智商与机器的人类智商

灵性文明：让科学改变人类的超验知识

各方赞誉

我们当今的社会和经济缺少的不是投资而是思想。王煜全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投资家。在《全球风口》这本书中，他对美国的创新机制和中国的创新方向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看法和观点。我强烈推荐这本书。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有没有创新能力？在新的全球创新浪潮中，中国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在大学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方面如此成功？与占据媒体主流的“中国连马桶盖都造不好”的观点不同，本书提出的发挥中国的开放式制造和市场优势，参与积木式创新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陈文光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每隔几个月我就得见见煜全，为自己充充电，听他卓尔不同地侃高科技创新，侃跨中美机遇，尤其是侃他的“积木式创新”理论。在我的课堂上，我经常会说：“我的朋友王煜全的积木式创新如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直接去看这本书了。

李善友

混沌研习社创办人，中欧创业营发起人

世界是不确定的，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了解整个世界的全部细节；世界又是确定的，我们可以了解某个局部的机制并重复证明。通过分析各种“创新积木”（确定的机制）并应用到整个创业过程（不确定的细节），也许能在探索提升创业成功率的难题上运用全球经验，探索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吕本富

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

《全球风口》是关于创新的时代特征与意义的讨论，而非简单地介绍了一种创新模式、形式、方法和经济学原理。两位作者对创新及其生态所孕育的战略（意图）和趋向（能力）的深刻洞察，可能会引导我们发现实现中国“双创”的真正路径。

马旗戟

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这部涵盖前沿趋势、实战案例、学理分析的著作，从全球视野阐述了“积木式创新”这一独具特色的创新模式，令人耳目一新。两位作者都是我熟识的好朋友，倾力推荐并热情点赞！

段永朝

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

与王煜全已经相识很多年了。这些年，他把在企业战略咨询中积累的经验和能力转化到创投领域，用一系列诸如创造性的“积木式创新”理念指导创投实践，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中国现在大力弘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刻，读读王煜全和薛兆丰教授共同撰写的这本《全球风口》，对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投资和创新是非常有裨益的。

张醒生

老牛基金会理事长，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地区首席代表

创新是价值要素和价值结构的突现，是想象力的飞跃。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通过海量连接、交互和激活，既令创新空前活跃，更使创新走向创新，极大地拓展了创新的可能性边界。《全球风口》所呈现的基于生态体系的积木式创新，正是位于创新可能性边缘的最前沿、最具想象力的创新形态。这是中国的机遇，更是所有平台、共享、小微和生态创新者的机会。

梁春晓

阿里巴巴集团前高级研究员、副总裁

煜全以前是位学者，起码从气质上看起来是。他研究问题很有套路和体系，擅长总结经验，为客户们找到解决之道。煜全现在还是位学者，因为气质没什么变化，但就像他自己说的，通过大量前沿投资实践，找到了预见未来的方法，开始为全球的创新提供解决之道。来，让我们一起搭搭积木！

王江（连长）

航班管家创始人、CEO

今天再审视全球化创新的逻辑，是互联网改进了软件、硬件的一体化迭代，是创新成果越来越取决于连接的方式。可扩展的连接方式提升了创新效率，也打开了中国资源重新梳理和定价的机会。积木式创新的要素，一是专利，二是协作。专利是“内圣”，协作是“外王”，这是中国创新机遇的原点。煜全兄和兆丰老师的梳理，是对种种浮躁认知的正本清源，更是可行的创新方法论。

吴声

场景实验室创始人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去硅谷或者以色列参访，希望在那些著名的公司里找到创新的诀窍。和那些浮光掠影仅仅看表面热闹的人不一样，王煜全拥有多年投资美国高科技创新企业的经历。他在和大学、企业家及投资机构等美国技术创新体系的各个层面打交道的过程中，对积木式创新有着深刻的认知。这样一种正在生成的生态体系对于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济来说，无疑会是一次全新的机遇。

陈伟鸿

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主持人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从长远来看，在技术、法律和体制层面都要有新思维。王煜全不仅投资美国高科技创新企业，更让人欣慰的是，他对美国高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的内在机制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期待他和薛兆丰教授的新书能够给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带来新的启发。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推荐序一

创新的积木到底怎么玩？

汤敏

国务院参事

现在人人都在谈产业转型，但应该转向哪儿，又如何转呢？

除了自主创新之外，通过对外投资，与世界上的中小创新公司合作，结合我国的庞大市场及大规模制造的优势，与世界科技创新的源头形成全面深入合作，这就是积木式创新的核心意义。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科技创新往往都是由大公司来完成的。这是因为大公司有自己庞大的研究机构，有充足的经费与人力资源投入。仅是贝尔实验室，就推出了像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数字交换机、通讯卫星、蜂窝移动通讯设备、长途电视传送等一系列改变了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产品。

但是，近来这种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小企业成为创新转化的主体。这些变化最早起源于美国于1980年通过的支持科技成果转让的《拜杜法案》。该法案规定：高校的研究机构转让科技成果后可以继续拥有知识产权，而且可以继续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非营利性研究；而企业可以独家享受科技成果产品化的收益。受此法案影响，美国高校科研成果转让给中小企业进行产品转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对美国高科技创新企业的考察。亲眼看到了大量的美国创新企业从高校科研机构获得专利授权，并陆续把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投入市场。今天具有产业洞察力的小企业家们已经成为积木式创新浪潮的主导。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由于这些创新公司天生的“缺陷”，它们很难独立完成产品开发的全部工作，往往是利用自身的创新优势，大量地与优秀的外部公司合作，形成群体加速的创新环境。

这种创新的分工模式留给中国企业大量的合作机会。

但是，要抓住这些机会谈何容易。一方面，我国为世界大型企业配套的制造大多是以代工的方式完成，对如何与国外中小企业进行深度国际合作依然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国外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对中国市场不了解，由于资金的限制，它们也没有能力覆盖中国市场，更何谈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再加上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措施不力，中国制造业能与美国高科技创新中小企业达成深度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更何况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都以吸引国外大中企业为主，而对吸引国外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则缺乏特别有效的特殊政策。

那么，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抓住这些新机遇？

对于美国的中小高科技企业来说，当产品研发基本完成，在产品面市前后这个阶段，恰恰是它们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投资人更易以理想的价格投资进去；它们没有能力来占领中国市场，但在投资之外帮助其开拓中国市场，他们是欢迎的。最后，在中国制造可以使美国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但是，美国中小企业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担心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不敢在中国生产。当我们投资成为股东后，便能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帮助它们在中国找到制造上的合作伙伴，降低其产品成本。

因此，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雄厚的资本能力，是我们融入世界创新体系的三大砝码。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制造优势，配合我们的投资资本以及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更好地为全球的科技创新企业服务，我们就有可能在世界新的科技创新环境中成为不可替代的一环。

欲知你的城市、你的企业、你本人应该如何抓住这些新机遇？更具体的，这堆“积木”应该如何玩？去看看这本书吧！

推荐序二

互联网深水区的积木式创新

唐彬

易宝支付CEO及共同创始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全面到来，互联网从比特回归原子，进入深水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第二波浪潮。这一波浪潮彻底融合了虚拟和现实世界，形成大规模的跨组织协作，推动着传统行业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管理闭环，快速迭代改进服务，使得组织更加开放、高效、灵活、透明。互联网强大的协同能力带来了新企业机制，极大地丰富了企业生态，让创业和创新变得更加容易。

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一股热潮。创业的根本是创新，创新的背后是制度和信仰。作为一个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在互联网深水区的大背景下，中国该如何创新？在本书中，作者从全球大视野出发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中国的创新既不能学硅谷，更不能学以色列，而是应该通过积木式创新抓住因为科技进步、互联网发展、风险投资等带来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的全球风口，在民族复兴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大台阶。

我和煜全认识多年，见证煜全从一个激情的创业者、勤奋的咨询师，成长为一个另类的投资人。说他“另类”是因为煜全投资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只考虑财务目标，而是心怀产业梦想，更多的是从产业的角度利用资本协调，推动产业发展。正是这种多元的背景、广阔的视野和另类的角度，让他看透了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机制，看到未来的产业趋势和正在变化的社会形态，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制造业和应用层面创新的优势。看到中国利用制造、市场和资金等优势，聚集战略性环节，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和产业整合的积木式创新。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是和世界上先进生产力结合的结果，未来30年仍然要贯彻这个思路。在互联网深水区的大背景下，协同能力大大提升，中小企业已取代跨国企业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积木式创新要求我们采取以企业家为核心的运作模式，打造以核心企业家为盟主形成联盟化的协作生态系统，积极通过资本在内的方式拥抱高科技中小企业。积木式创新的核心是协作，以先进科技为基础，创新企业通过开放协作的形式迅速具备大企业所需要的所有能力和完善的生态体系，从而获得成功。

创新的背后是文化，互联网以去中心化的平等结构和新技术融合东西方文化，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世界的变局正在来临，全球风口已经成型。美国正在迎来利用高校科技形成的创新浪潮，中国要在第一时间积极参与，立足自身优势，开放大规模的制造能力，包括庞大的市场，以应用层的拓展为主对接世界级的先进科技，形成“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的积木式创新时代的新格局，在全球的创新生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前言

不只做投资者，更要做产业协调人

我1994年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创业了，当时做的是咨询公司。因为专业是生物学，所以便从医药咨询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

到了1997年，我慢慢意识到做咨询需要知识库，需要系统积累，需要知识储备，也觉得自己积累不够，毕竟大学刚毕业就去创业，很多知识并不具备，也缺乏经验。幸亏当时的中国没人愿意从事咨询行业，但凡有工作经验的人都去创业了，而且很多人并不愿意成为咨询行业的个体户。那时，咨询行业在中国基本上是空白领域，所以我们才能有机会活下来。

风险投资是一场充满发现和惊喜的旅程

但是，我也意识到自己实力不够是做不大的，所以就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看看谁能帮助我们建立知识系统，帮助我们走得更远。于是，我们找到了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Sullivan）——一家立足硅谷、致力于研究全球企业成长的咨询公司。1998年，我们跟它合资了，业务也从原来单纯的医药咨询扩展到了电信、IT、工业品，包括仪器仪表、电子设备等领域。

开始的时候，我们采取的还是比较传统的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的模式——写报告。我们在任何一个行业领域都有专家写中规中矩的行业分析报告。但之后发生了一件很偶然的事情——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连带的后果是我们当时的IT电信部门垮掉了，没人买报告了。

垮掉以后，我就痛下决心要转型，要从传统的写报告式的咨询转成偏战略和管理的咨询，实实在在帮人做事，而不只是分析。于是，我们就切入到电信领域，我重建了电信咨询部门，开始做所谓的电信运营咨询。运气也很重要，那时正是中国电信业刚刚蓬勃发展的时期，推出了很多新业务，对咨询的需求也很大。但是，当时基本没有人能做电信咨询，因为对咨询业的人来说，电信属于陌生领域。

我们的运气比较好，有写电信行业报告的基础。我便下决心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培养我的队伍。我们可以没有项目，但是要熟悉电信行业的实际操作，摸爬滚打，慢慢做进去。当时的电信运营咨询行业，基本没有竞争对手。

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别人不愿意付出的东西，比如专门写了一系列名为《电讯运营体系》的报告，十几本汇集起来，厚度惊人。不过一本也没卖出去，都是送出去的。现在很多运营商老总的书架上应该还有那套《电讯运营体系》报告。

虽然没卖出去，但是我们把这个系统研究透了，所以对咨询工作非常有用，之后给运营商做了很多年咨询。做咨询的那些年，我有两个体会：一是咨询不是一个好商业模式，因为要靠人。越资深的人，别人越希望你去做咨询；而越不资深的人，别人越不希望你去做咨询。所以，新人没有机会得到锻炼，而老人会被累死。二是咨询按小时收费，它是体力活。你再贵，他也会说“别人200元1小时，你2000元1小时行了吧”，他不会跟你说20万元1小时，所以价格空间很有限。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咨询对产业的推动能力比较弱。因为你需要说服别人，但是人是很难被说服的。所以我们发现真正要推动产业，投资比咨询更好。因为是我给别人钱，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人，不给他钱就可以了，只给自己喜欢的那些项目就好了，所以，投资对产业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更大。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就慢慢地从天使投资做起。从2007年开始尝试，找了一群业内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但是，天使投资有它自身的局限，回报周期特别长，且只能投资很小的项目，所以对产业的推动力也没有那么大。慢慢地，我们决定还是要去做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所以建立了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我们做风险投资有一个信念：不只是做投资人，我们的投资理想是协调产业，推动产业发展。

但是我发现，真正的投资人没谁做这件事，因为他只要求能赚到钱。投资人在意的是我是不是投中了百度，是不是投中了阿里巴巴，而不是我是不是协调了产业，为产业作出了贡献。投资人在整个生态里有点像攫取红利的人，有点像寄生者。

所以，一般产业的交流会议也不会邀请投资人。投资人是另外一群人，他们谈论的是投资机会，与产业无关。但是因为我们在做电信咨询时曾经很长时间都在做协调产业的事情，习惯了从整个产业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是只做一个投资人，而是想利用投资这个工具推动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就投资了一批社交网络公司，就是最早的O2O，也就是当时所说的电子商务的线上线下打通模式。

一方面因为中国市场中的企业科技含量太低，另一方面当时我太太正好到国外读书，我去陪读。那段时间没其他事可做，就研究国外的科技创新，发现国外的科技创新这两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为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的股东，我能看到它的所有数据。数据显示，最新、最前沿的科技并不在大公司手里，而是在小公司手里。

这个发现让人震惊，通过深入探索其原因所在，我们发现了美国积木式开放创新的新趋势，也发现了《拜杜法案》带来的科技产业化的价值，包括互联网造成的积木式拼插合作机制的顺畅化。我认为，中国投资人投资美国企业的机会到了，这还可以实现我们当时的理想。

创新是紧密结合的社会网络中的深度协作

现在，我们在美国的科技前沿领域都有系统性布局。所以回到本质上来讲，我们还在坚持一个信念，即希望对产业有贡献，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或者基金。

中国的投资人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金融或者财务出身，积累了一定经验后自立门户；另一类是创业非常成功的人，企业上市后赚了很多钱，再去融资做风险投资。我们两者都不是，既没做到企业上市也不是金融资本出身，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时刻，我们有自己的独特价值：产业协调能力。这是之前我们做电信行业咨询时积累下来的经验、视野和能力。

那为什么我又一直强调是运气呢？因为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市值达2000亿美元，所以别人愿意跟你合作，他们相信你有资本，也相信你会越来越正规化。中国的市场扩大以后，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也就加大了。过去，中国市场只占全球市场的百分之几甚至零点几，没有人会在乎你。现在的中国市场占全球市场的30%，国外企业自然就会重视你。

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我们投资的这些企业也很愿意进入中国，愿意被我们引领着利用中国的资源继续发展。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踩到了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有点像当初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所说的：如果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你会发现过去的很多经历都对这件事有价值，那就证明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们常常也是这种感觉，当初做电信的产业协调，根本就不觉得是多么有价值的事情，今天它的意义都显现了出来，使我们能够从产业的角度利用资本的杠杆去推动整个高科技行业的发展。既然上天给了我们这种运气，让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就应该恪尽职守，把这件事情真正做好。这不仅能提升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更可以用中国的实力来推动世界科技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013年10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刊登长篇报告，讨论世界科技与创新形势。文章指出，“很多人以为创新就是某个人脑子里的灵光一闪，其实现在的创新更像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网络中不同专长的人之间的协作”。这与我在美国投资企业的过程中观察到的趋势非常一致。很幸运的是，在一次美国考察的旅途中能够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薛兆丰教授有深入的交流，他对美国高科技创新产业转化的趋势也非常感兴趣，且有敏锐深刻的洞察，于是我们决定合作写作这本书，将我在投资实践中的观察和体会以及薛兆丰教授的研究分享给大家。在此，薛兆丰教授也感谢王兰夫、王俐、周克成、唐夕雅和丁凌霄诸君的资料收集和文字整理工作。

“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这也许是本年度最热的词汇了，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的创业氛围越来越浓厚。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大家打开另一个视野，看看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机制、未来的产业趋势和正在变化的社会形态，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看到我们的新机会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投资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进程，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次自我革命，某种程度上它会对全球经济形成一次革命性的冲击。如果从机会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将其称为“全球风口”；如果从一个更为系统的角度来阐述，我想将其定义为新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化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

西方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人士往往将改造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一种信念，他们希望能打破跨国公司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希望提升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希望人类能够有更为美好的未来。这一切已然发生。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全球协作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创新涌现出来。

如果说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从而在30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希望我们能再次抓住新的全球变革机遇，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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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创新新生态：无法阻挡的全球新机遇

PART1

创新新生态：无法阻挡的全球新机遇

技术推动资本主义自我革命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多年的历史，对这一社会形态的分析和评价也已经非常丰富。我感觉资本主义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将其命名为社会化资本主义，其形成有6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最基本的因素是科技的发展。

《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他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资本的增值速度超过了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速度，这意味着，如果你是资本家，你将永远都是资本家。

但现实并没有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在资本主义阵营里领跑的国家里。一方面，资本家过世之后，子孙后代在继承财产时要缴纳很大一笔遗产税，很多人由于缴不起税，遗产只好捐赠给国家。当然，美国还有洛克菲勒这类家族，他们的财富积累并不完全依靠财富本身，还要依靠家族的人丁兴旺、教育水平高、子孙的努力以及财富和人脉优势，才能保持家族财富的不断增长，并不仅仅是因为家族的资本优势。

打破这个逻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富在不断地被新人创造。比尔·盖茨的父母并不是亿万富翁，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父亲也不是亿万富翁，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都是因对新科技的掌握和运用而获得了巨额财富。所以，《21世纪资本论》把美国单独列出，因为美国的科技变化太快。假设没有高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肯定会向垄断的方向发展。

当对人力的调度水平足够高时，才能完成很多复杂的个体不能完成的工作，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长城都需要举国之力才能完成。那时，国家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它能驱动最先进的生产力去做任何事。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跨国企业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它能够调动最先进的生产力，调动最为庞大的资源，在全世界做想做的事情，包括让航天飞机上天以及修建高铁。跨国企业基本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标志性形态。

但是，跨国企业有先天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提出的人的异化，在一个几十万人的跨国企业里，每个人都成了一颗螺丝钉，自身的价值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些跨国企业中，一方面，人们会追求安全感、良好的工作和福利保障，不过，获得安全感的代价是自身价值的丢失，你成了一颗螺丝钉，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也就感受不到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了。另一方面，当跨国企业庞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有操纵社会和政府的倾向，因为它强大的实力让它获得了跟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力，那为什么不通过和政府讨价还价来获取更高的利益呢？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跨国企业的讨价还价，政府被迫支持工会，因为工会不仅仅代表劳工的利益，也是对跨国企业的一种制衡。但是这种制衡往往会产生消极作用，因为工会本身没有更先进的诉求，所以用工会来制衡有时会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此时就会衍化出一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即一方面希望现代科技，包括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实惠通过跨国企业来实现；另一方面，跨国企业也像一只贪婪的“老虎”，不断为自身攫取更多的利益。

马克思看到了这个矛盾，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现在可以通过科技革新来改善这种状态。当科技迅速进步时，很多跨国企业原本赖以生存的竞争力基础就不再有竞争力了，新的科技完全可以替代既有的科技，使得跨国企业本身也要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例如，柯达曾经在胶卷产业做到了全球垄断，但是当数码照相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它就被淘汰了。跨国企业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原因并不是市场多么有效，而是科技的发展会带来新的撒手锏，让曾经的垄断很难再持续下去。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教育。

教育的普及使得很多新兴科技并不是始终掌握在传统的拥有各种垄断资源的人手里。在古代，只有贵族才能上学，知识永远掌握在富人手里，富人可以利用对教育的垄断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不过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更高素质的工人，所以教育必须普及化。这样的结果是，最先进的科技并不仅仅被资本家掌握，而是更多地被掌握在普通民众手里。

不过，西方的底层社会受到的教育有很多局限，最优秀的人才往往出自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孩子受到了最好的教育，能从高校把科技拿出来，实现更快、更广的转化和扩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里，从原来的非常稀有变成了对公众而言的完全普及。想想20年之前电脑是多么稀有的东西，现在基本上每个人出行大概都会随身带着一台电脑。

这根本上取决于教育的普及，计算机学科也已经成为通识课程之一，每个中学生都需要学习计算机，教育使得这些先进科技不再稀缺。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曾经写过一本书《IT不再重要》（The Big Switch：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主旨是信息技术在多年的发展之后已经不再是稀缺资源，已经非常普及而不再是独特的竞争力。其实任何科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掌握它的人太多了，甚至已经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对任何个人和企业而言，都不再是可以取得竞争优势的力量。要想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必须谋求在下一代科技变革中掌握最新的技术，才能获得先机。这一切都是教育的功劳。

第三个因素是协同，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虽然教育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良好的基础，但是对社会的真正推动还是要通过企业来完成。在前互联网时代，人的能力再强，往往也只是大公司的螺丝钉，所有的技能也只是一颗螺丝钉的技能，人被拧死在那儿很难改变自己的职能或者换一种与人合作的方式。但是有了互联网，尤其是远程办公或者远程沟通越来越普及之后，原来需要一个大办公室才能跟别人协作完成的工作可以通过网络来完成，一个人可以物理上独立于大企业。而在实际协作上，依然是按照大企业的运作方式使得各部分紧密配合。

创新

积木

新企业机制

过去处在很多大企业里的职能部门纷纷独立出来变成相对独立的公司的前提是，有足够强的协同能力。这种独立恰恰丰富了整个生态系统，当创业公司需要任何过去只有大公司才能完成的协作服务时，很快就能从各种小公司那里获取这样的能力。

我们投资的XCOR公司做的是私人航天飞行器，公司目前只有110个人，可以完成整个航天飞行器的设计、开发和制造，其原因并不是这110个人有多么聪明，而是利用了协作的力量。比如，它的起落架是美国一家专门设计战斗机起落架的公司帮助设计的，这样的公司在过去也许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波音公司的一个部门，独立出来之后不仅可以为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公司提供服务，也可以为XCOR这样的创新企业提供帮助。飞机起落架这么狭窄的领域都有独立的企业生存，你可以设想整个生态系统是多么地完备。

生态系统的完备和复杂恰恰是新物种能够繁衍和成长的重要前提条件，沙漠里的动物种类很少，但是在热带雨林里，各种各样的动物层出不穷。所以，一个创新生态的前提是协同性的增加和各个职能单位的相对分离。

第四个因素是信用。

大规模的社会化协作需要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信用。资本主义社会非常强调公司的信用，越是大企业，越是世界500强这样的知名企业，企业品牌树立以后，越有客户愿意埋单。

现在小企业和个人也需要有信用，关键不是为了产品销售，而是远程协作。如果两家企业能够相互信任，那么很快就能合作起来。例如当下非常热门的Airbnb，任何一个家庭只要有富余出来的房子，甚至客厅里的一个沙发只要愿意出租，都可以将信息发布到其平台上，别人看到后就可以来租。这个平台建立了一个双向评价系统，使得租户和出租者可以相互评价。这种商业模式能够建立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普遍信用的确立，不会出现类似“青岛大虾”那样的宰客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阿里巴巴对整个中国零售业的最大贡献并不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民零售信用体系。过去，商品的质量要通过质量监控部门监测，但作为政府机构，质量监控部门的效率不够高，很难对那么多的商品提供足够有效的保证。通过用户的自动评分系统，基本上保证了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对等。

第五个重要的因素是人，是企业家。

当科技足够发达，独立小企业乃至个人就可以协作，而当信用体系基本确立之后，最重要的一类人登场了，他们是企业家。这些人可以把所有这些因素贯穿起来，迅速获得和过去的巨无霸般的跨国企业竞争的能力。企业家可以从大学里拿到科技专利，可以集结一批高素质人才，找到最有信用的公司形成一个联盟。这种联盟在具备了跨国企业的能力的同时又能避免跨国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

创新

积木

新木桶理论

我把这种以企业家为核心的运作模式叫作“新木桶理论”：最好的企业家拿到最先进的科技专利，找到最具行业洞察力和执行能力的人一起合作，找到最好的协作企业共同开发，迅速对跨国企业形成冲击和挑战。

这时，你的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再是原来的木桶理论所说的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因为在新木桶理论中，每个人的贡献都是独特的，没有人会有自我价值的缺失感，只有最好的协作能力才能带来更好的发展。

最后一个因素是风险投资。

这是整个机制的润滑剂。不管多么先进的科技，在挑战巨无霸企业时，后者总会想方设法封杀后来的创新企业。比如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就是PC领域的垄断者，如果你开发了一款新浏览器，微软就会在Windows系统上捆绑自己的浏览器跟你竞争，虽然微软为此遭起诉而被罚了很多钱，但还是有很多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垄断竞争而不得不退出市场。

这时创新企业要想占领市场，就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实力和巨头企业对抗，资本的来源就是风险投资家们，他们用自己的资本实力再匹配创新企业的科技实力，才有可能打翻身仗，将跨国企业巨头掀翻。

新生态：广泛协同的创新体系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技、教育、协同、信用、企业家再加上风险投资机制，造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这个新的经济形态具体有哪些特征呢？

旧的经济形态以跨国企业为象征，新的经济形态以拥有先进科技且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为象征。以他们为核心组织各种资源，使得新型企业的成长速度非常快，最近经常听到的说法是“指数级增长”，那些老的跨国企业一般需要上百年的历史才能长成如此庞大的规模，而这些新兴资本主义企业的生长方式是“积木式创新”，外部协作资源像积木一样即插即用，就好像乐高积木，不管最终的规模有多大，都是由一堆小积木组成的。这样来看，新兴经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企业成长速度非常快，其潜台词是——很可能衰落速度也非常快。因为这些企业往往依靠单一科技成长起来，一旦这个科技产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有可能迅速衰落。

也许你会说它还是不如百年老店好，但是在新的经济形态中，恰恰不再塑造百年老店。我们认为百年老店其实是社会进步的阻碍，不再是一个推动力。这就相当于人类之所以有今天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一直追求长生不老活到了今天，而是人类祖先中最聪明的人谋求让他们的孩子更聪明，不断地把智慧传递给下一代，因此人类一代比一代强，才走到了今天。你能想象一个原始人生活在今天，他的那些早已过时的生存技能怎么才能适应这个社会吗？

我觉得一个社会要健康发展也应该如此，不应该追求百年老店，而是应该追求任何一个企业完成了自己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之后，社会能够给它足够的奖励和回报，企业家、投资人都能得到合理的回报。当它完成历史使命后就退出历史舞台，让其中的每个角色都能各得其所。

第二个特点是协同工作的程度会越来越深。过去以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为平台的协作模式，更多的是基于生意基础——给多少钱交多少货，即便是供应链上企业间的合作也是货和钱的关系。但是，未来的协作可能会涉及很多股权的方面，以实现长期的利益共享。这时一种崭新的协同方式出现了。过去，跨国企业强调的是管理的顺畅性，从“泰勒制”开始都是在考虑如何能够管理好更多的人，但现在“管理”这个词提得越来越少，即使一个企业的协同生态系统涉及10多万人，能够被管理的也就是处于公司内部的少数人，企业外部的协作人员是不归它管的。

我认为有一本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那就是LinkedIn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联盟》（The Alliance）。未来，“联盟”是新经济形态的标准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协作，不再有谁依附于谁的概念。所以，这些年在西方管理学界，“Leadership”（领导力）这个词一直是核心词汇，它强调的不再是更粗鲁、更权威的管理方式，而是领导者的身先士卒精神、示范作用和影响力。因为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你需要协同生态里的合作伙伴一起完成任务，靠强硬的命令是做不到的。

可以看到，很多创新企业成长的速度非常快，市值增长更是迅速，参与协作的生态系统人数庞大，但是一个企业内部的员工并不多。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对比：Facebook上市时，大概有3400名员工，那时它服务于9亿多用户；中国移动当时也服务了9亿多用户，但有10万员工，这在中国的运营商里已经是规模最小的了。从服务水平上看，Facebook的投诉肯定比中国移动少，因为用户是自维护的，每个人都是它的合作伙伴，都在Facebook上贡献价值，已经成为Facebook的生态协作者之一。所以，你可以说它有了9亿多协作者，而不是9亿多用户。这种广泛的协同会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新的颠覆，很多人不再像过去那样追逐金钱，很多新的慈善资本家也出现了，这些人采取的是“裸捐”的方式，在世时就把自己的钱全都捐出去。这也许就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创新

积木

联盟生态

新资本主义协作生态以核心企业家为盟主形成联盟化的协作体系，正在迅速击败很多传统的跨国企业，我认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里，全球经济中处于这种协同生态的新型资本主义企业家将会成为主流，传统企业家会慢慢消失。

很多数据都支撑这一点：1973—1983年间，全世界《财富》1000强企业里有350家消失了，但在2003—2013年的10年里，全世界《财富》1000强企业里有712家被换掉了。更换的速度在加快，一方面是跨国企业本身谋求更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很多新的大企业，但是更多的是新兴科技企业用协同的方式迅速地占领了世界1000强的位置。

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硅谷

如今的中国讲创业创新，都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创意和突破。大家赶时髦般去硅谷“朝圣”，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去那里“朝拜”，朝拜那些叫谷歌、Facebook的企业，希望在谷歌公司的食堂里吃个饭，沾染点“仙气儿”。

如今的硅谷在中国人眼中变成了美国创新的代名词。但是我认为，硅谷不能代表美国创新，我也认为，中国的创新不能学习硅谷。

为什么这么说？先回顾一下硅谷的历史，历史上的硅谷并不是今天这样。如今的硅谷充满商业味，似乎人人都在创业，希望成为亿万富翁。但如果当年的硅谷就是这样，它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它当初的环境恰恰是非常反商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微软是从硅谷里出来的，比尔·盖茨最开始将公司设在硅谷，但是遭到了很多硅谷人的声讨。因为微软最早对软件进行收费，但是硅谷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叛逆。他们认为终于有机会建立一种和现实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这个新的虚拟世界里，他们希望世界大同、平等和免费。比尔·盖茨当时受到了很多攻击，他自己说搬到西雅图是怕竞争对手挖墙脚，但是不是被骂惨了之后灰溜溜走的，其实也未可知。硅谷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恰恰是因为当时的多样性。而今天，硅谷的多样性消失殆尽了，大家都忙着挣钱。

第二个原因是，硅谷当年是借着软件和互联网的潮流兴起的。微软的英文名“Microsoft”的意思是“又小又软”，但是软件和互联网走到今天，整个产业出现了巨大的回潮。

回潮是什么呢？软件和互联网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没有硬件，用户体验就不会很好，所以软硬结合成为必然的趋势。举例来讲，大家都说特斯拉其实是一个互联网汽车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互联网的“软”植入了汽车的“硬”件里，所以如今特斯拉卖的就不是“又小又软”，而是“又大又硬”的汽车。如今的硅谷还有Space X、XCOR，这些公司生产的航天飞行器可都是大家伙。

这些产品当然也需要软件和互联网，但是在硬件时代，创新就不是靠硅谷了。硅谷的特点是业务模式突破，因为底层技术是差不多的，不管是TCP/IP协议，还是WWW协议，基础是一样的。在基础上能产生什么样的应用，这是硅谷擅长的，恰恰也是中国现在鼓吹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鼓吹这种业务模式创新——我的模式跟你不一样，你的模式叫Friendster，我的模式改了名叫Facebook，那我就赢了，但其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过去硅谷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如惠普、微软，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科技含量不高但业务模式领先，如Snapchat或者Instagram这样的企业。

为什么慢慢把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挤出硅谷呢？道理很简单。起初硅谷以高技术含量起家，聚集了很多风险投资人。这就意味着企业融资相对容易，业务模式好的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赢家通吃，一旦成功就能够占领整个互联网。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未必是赢家通吃，它可以占据一个利润非常稳定的市场角落。赢家通吃是风险投资人的最爱，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赌博式的投资行为。

对于风险投资人来说，他追求的不是成功率，而是最成功的那个企业带来的最大回报是多少。这时，商业模式就特别受人追捧，这样的创业公司就容易在硅谷拿到钱。

另外，如果企业只有模式优势，要想实现赢家通吃，就必须用“快鱼吃慢鱼”的策略——在对手还没反应过来时已经把对方吃掉了。没有特殊的技术壁垒又要跑得非常快，这样的企业在硅谷很合适，因为这里充斥着很多希望一夜之间变成巨富，而又确实身负绝学、编程技能好得不得了的技术人才。他们希望效命于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有风险投资公司支持，摇身一变成为巨富。所以，硅谷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更容易找到顶尖的技术人才帮助其迅速实现扩张，用“快鱼吃慢鱼”的方式巩固自己的优势。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是“微软”而是“大硬”的时代，硬件有很多的专利保护，那么那些专利从哪里来？是从高校里来的。全美国的高校都有大量高科技专利，不仅是在硅谷一枝独秀的斯坦福大学。而因为有了《拜杜法案》，这些专利的产品化速度也得以加快，高校周围聚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

创新

积木

硅谷之外的高科技

在美国高校附近的创新企业拿到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专利技术，这比聘请一个顶尖程序员重要得多；如果专利技术足够强，那么你根本不需要去硅谷找投资商，他们反而会来找你。硅谷对这类企业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了，反过来讲，如果这样的企业真的待在硅谷反倒有弊端，至少付给员工的工资要高很多。

总的来讲，在这一轮创新潮流中，硅谷模式并不那么受青睐。不过，人们对硅谷也有很多误解。比如，很多人以为硅谷的文化很开放，整个商业体系都支持创业，但实际上，硅谷的商业体系非常不支持创业。总部位于硅谷的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全球总裁阿洛普·朱特希（Aroop Zutshi）有一次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硅谷能有今天的成功，政府支持得很得力，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硅谷会比今天更成功。”

其实就是说，政府帮了倒忙。最近还有很多人呼吁政府要改变对硅谷的政策，比如，硅谷对移民越来越不友好，硅谷的大学对华裔抵制得非常厉害，等等。那么，是不是硅谷就没有优势了呢？其实并不是，硅谷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与自由叛逆是相关的——奖励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的古训在硅谷得到了承认。今天的硅谷依然还有这样的优势，鼓励失败，甚至奖励失败——你失败了，我会认为你积累了经验，下一次更愿意相信你，但是其他优势几乎都消失了。

那么这种时候，中国能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生态环境，并不是每个环节都需要创新，有很多环节并不负责创新。比如，一辆跑车最重要的指标是速度，它的音响系统和座椅与速度并没有多大关系。创新衡量的是什么呢？整体来看，创新系统要保证能有更多适应市场的新产品，还要能迅速占领市场，但要完成这个过程，其实只是第一个环节需要创新，即在实验室产品开发阶段最需要创新。按美国人的平均估计，一个实验室里出来的技术实现产品化的过程，需要5～8年的时间和上千万美元的投入。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多钱？因为实验室里研发出的技术是单项冠军。比如通信技术，如果是传输速度快，这仅仅是单项冠军。其他因素，如能传输什么、通信时要配备多大的电池和显示器、需要什么样的传感器、要不要GPS模块，这些问题才是产品化阶段需要面对的。

这个阶段会将诸多单项功能整合到一起，形成完整的用户体验，这和前期的技术开发完全不同。因此，现在国内鼓励科学家创业是绝对错误的。科学家从小被培养的技能是科研，就是如何跑成单项冠军；而做企业有两个阶段的技能最重要，初级阶段的技能叫作“产品转化”，即懂得和科学家、工程师们协同研发。想想iPhone手机，它并没有什么核心技术是苹果公司的，但是它确实整合了世界上很多先进的科技，是一个整合者。

产品化阶段的核心主导者是产品化型企业家，他知道怎么做协同研发。下一个阶段是开发国际市场，到了这个阶段，企业就需要更换CEO。新任CEO的特点是什么呢？要懂得协调市场资源，懂得打广告做宣传，懂得扩大队伍，懂得批量生产，保证渠道供应。这都属于经营型企业家。但是不管哪类企业家，他所具备的技能都和科学家所掌握的技能相差甚远。这两类企业家需要的都不是创新能力，而是管理技能和管理科学。如果把这个阶段再细分的话，还需要有人开发全球产品销售渠道，有人生产制造。目前，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制造。

这些技能都是完成整个创新闭环所需要的。顺便我也想纠正一本书——《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Zero to One：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里的一些观点，大家以为这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写的，就一定是对的，其实错了。因为从0到1只有在纯虚拟的环境才成立，因为那样的产品在复制时几乎没有边际成本。

另一本书叫作《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也是绝对错误！为什么？只要生产产品，就肯定有边际成本。生产一部iPhone手机到生产100万部、1000万部iPhone手机没有成本增加吗？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一辆特斯拉汽车卖10万美元，据说每辆车差不多补贴3000～5000美元，这不是边际成本是什么？

这说明在大规模制造上，中国的优势是有全球价值的。只要全球的趋势是“大硬”，它就需要产品，中国是全世界最擅长优质低价地生产制造的国家，可以帮助创新企业完成创新闭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最不需要创新的重复生产环节。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中国，不管这家企业的技术多么创新，都谈不上成功。

甚至可以预言，特斯拉失败的风险巨高无比，虽然它非常领先，但迄今为止，特斯拉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从中国进口过。那就意味着，它根本没有利用中国优质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假设特斯拉利用中国的这种能力，估计今天一辆汽车的售价也不会是10万美元，而是3万美元了。特斯拉现在的年量产能力是3万多辆，如果跟中国合作大概会是300多万辆，那么它早就占领全球市场了。

也就是说，中国是创新企业能否成功的最后一班岗，根本没有必要去学习硅谷。美国硅谷是过去时代的典范，代表着开放和自由，借着互联网的潮流探索未知，然而，如今的时代带来了更加开放的创新，硅谷已经成为过去式。

积木式创新的特点是协作，以领先科技为基础，创新企业以开放协作的形式迅速拥有了大企业需要的所有能力和完善的生态系统，能够使业务繁荣，让企业获得成功。

因此，中国的创新不需要学硅谷，不仅学不来，硅谷自己也在变化着。对于美国正在兴起的新浪潮——利用高校科技转化形成的创新，中国正好是完成闭环的最后一步。大规模生产能力，也包括庞大的市场，甚至还能提供资金，才能够保证这些创新企业真正站稳脚跟。

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以色列

以色列是另一个中国人特别爱讨论的地方。一说创新就是以色列多么多么的好，但是大家是否发现，以色列本土并没有大公司。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因为国家小，市场小，不可能有大公司，但至少它的科技可以为别人所用。

实际上，国家小对于公司的成长确实有致命伤害。举例来讲，中国台湾地区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体验的很多细节上都比大陆的互联网公司做得好，但是做不大，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用户需求。

说起来有些委屈，但细想想会发现，内地的企业恰恰从根本上解决了用户需求。阿里巴巴的胜出并不是网站的页面更优美，也不是交互设计做得更好，而是做了一套评价系统——用支付宝保证货到以后再决定是否付款。由此形成了一套信用保障系统，让每个商家都可以积累信用，让买家根据“信用”决定购买谁的商品。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比设计出优美的用户界面要关键得多。这样的成就只有在大市场里锤炼才能够实现，此时，国家小就是先天劣势。

也许你会争辩，这里讨论的是创新，不是大公司，以色列的创新不是很厉害吗？但另一个现象是，以色列大量的创新公司都被卖掉了。以色列人为什么爱创新？众所周知，犹太人的商业头脑非常发达，很会赚钱，所以结论很简单，因为创新能赚钱。以色列人为什么爱卖珠宝？因为卖珠宝比开餐馆更赚钱。就是这么简单。做创新企业要比做传统企业更赚钱，这就是以色列人爱创新的潜台词。

一旦是为了赚钱，很多事情的性质就变了。所以，像Waze这家通过收集每个人的交通情况来判断路况的企业，因为谷歌的收购价高就被卖掉了。但是美国有很多创新公司都没有被收购，比如Snapchat，因为它们有自己的理想，价格再高也不卖。这就是区别。那么，我们能跟以色列的这类逐利企业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的是，中国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在创新企业的技术产品化阶段完成后将其卖掉。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科技产品转换之后的交易市场？

坦白讲，中国现在并没有形成这样的基础，其基础在于要有大量的科技能够被转换，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样才能形成交易。如果基础科研水平不高，转化效率也不高，还经常受困于山寨问题，显然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交易市场的。由此看来，目前中国想向以色列学也没得学。

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导致我们根本不该学以色列？以打麻将为例，三缺一还容易成局，一缺三就很难了。创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从开始的科技实力到产品转化到量产再到全球化，在这几个环节里你会发现，像美国这样开放创新文化比较成熟的大国，往往也是三缺一的局面：先进的高科技在高校里，产品转化机制有《拜杜法案》作保证，还有很多企业家积极地与科学家合作。

特别要强调的是，产品转化的核心是企业家，不是科学家。所以在美国，企业家不一定对科学技术了解得多么透彻，但是他们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往往年龄也很大了。这些人是创业者，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90后。科学家可以很年轻，他们是高校里的人才，可以在企业做首席科学家。实际上，中国不应该鼓励高校教师创业，而是应该鼓励他们兼职成为企业的首席科学家。企业家的工作是完成产品研发阶段，寻找真正的市场潜在需求，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对于全球市场这个要素，美国、欧洲的渠道很通畅，日本和韩国也不错。但是，它们最缺的就是大规模制造能力。

美国在30年前把大规模制造业移出了自己的国家。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制造业是必需的。此时，全球范围内能提供开放性制造能力的只有中国。所以，美国高科技的“三缺一”局面缺的正是中国。以色列是“一缺三”，虽然科研水平很高，但是产品转化能力、全球市场开发能力和制造业都不强。以色列擅长做成单项冠军，但并不擅长真正的复杂协作。

如今的科技创新门槛越来越高，这意味着，越来越少的高科技能直接产品化，而是需要复合的协同研发能力。但是以色列的协同研发能力并不出色，所以它更多的是直接将创新技术和产品卖掉，而不是自己做大。

那么，中国人缺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美国的研发能力吗？目前来看必要性不强，美国的高新技术水平很高，中国人的研发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说实话，技术研发与创新这个长板，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错，所以我们的选择余地也相对大一些。中国其实更应该学习美国的技术转化机制，然后用自己的制造能力和巨大的市场与别人对接。这就是所谓的积木式创新。就像乐高积木，所有拼插件的口径和标准都是一致的，就可以拼成非常大的玩具。

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是以色列的创新能力，而是和国际标准接口的问题。我自己印象颇深的是，我们投资了很多美国高新科技企业，在将这些企业带到中国之后往往会发现，看似双方的需求很匹配，但彼此说不到一处。比如在商业合作层面，美国人谈如何才能保护知识产权，中国人说我很有钱；美国人问如何能放心在中国销售，不被抄袭和侵权，中国人说我们的渠道很强大。经常会有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形出现，强大和有钱不代表就懂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现在的机会很好，毕竟经济发展起来后就有了足够的资本实力。但是我们不要有穷人暴富心态，要懂得钱不是万能的，协作才是本质。这样我们才能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结合，在整个创新生态环境里扮演最重要的那个环节。

工业4.0错在哪里

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人人都有了话语权，人人都是自媒体，各种各样的言论被自由传播。虽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说什么的权利，但更多的人只是选择了转发或者传播的权利。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公众都参与了信息的扩散，不过这不代表被扩散最广的结论就是正确的。因为很多时候公众对某些专业领域并不了解，更愿意感性地选择——宁愿单纯地相信什么是对的，而不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

当下传播很广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是错的，就是所谓的“工业4.0”概念。为什么公众愿意传播这一概念？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困境，不仅仅是出口下滑，科技升级也面临困境。

另一方面，德国制造还是响当当的牌子，产品质量非常好，我们国人也恨铁不成钢——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德国制造那样的品质呢？所以，德国的工业4.0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我认为问题是对的，但是答案是错的。德国的高科技产品推出的多吗？快吗？实际上，高科技产品还是美国推出的最为密集，他们为什么不喊工业4.0呢？

中国制造业的真正问题不是质量高低——iPhone手机就是在中国生产的，质量非常高。中国制造业的真正问题是科技升级。工业4.0是用更为系统化、集成化和整体化的思路去提升制造水平，它能使制造业变得更精密和高效。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才能提高科技水平呢？这个时候就不要抓错了药方，头疼反而医了脚。

创新

积木

美国超市观察

我曾经在美国逛超市，其实也是在调研，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这个产品本身需要的材料不超过5种，比如塑料盆——一个塑料压铸成型就好了，许多国家都能生产。衣服更不用说，基本上就是布料、线、扣子或者加一个拉链，肯定不超过5种材料，全世界都在为美国生产衣服。只有电子产品基本上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再小的电子产品也超过5个元器件，甚至是由几百个元器件组装起来的。只要产品的构造很复杂，基本上都是中国生产的。为什么不是德国生产的呢？德国是有能力生产构造复杂的电子产品的，但是他们只为自己国家的企业生产。日本和韩国也是一样。只有中国是为第三方生产的代工模式。

中国的生产能力并不体现在生产自己的产品上，而是帮别人生产，然后再由别人去销售。但是，代工生产的模式很被我们中国人自己看不起，觉得这是来料加工，只能赚点儿加工钱。经常被拿来举例的就是iPhone手机，产品质量确实好，但是苹果公司赚了多少钱？而我们为苹果公司代工才赚了多少钱？

如果我们只是为一个成熟企业的成熟产品做代工，肯定是很便宜的。但是如果是为更多创新企业的产品做代工，我们就要承担更多风险，这时我们就有机会跟对方谈判，才有可能拿走更多的利益。

为什么此时会出现工业4.0这样的概念呢？这与大规模工业化的悖论相关，如今的制造业在要求越来越高的整合度的同时，对灵活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为新产品总是越出越快，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这时就出现了悖论，德国制造的整合度很高但是灵活度不够。所以美国最先进的产品不是找德国而是找中国做。德国提出的工业4.0推的恰恰是自己的优势，而不是应对全球的需求，它强调的依然是整合度。当工业化到一定程度时，也曾经推广过“企业资源计划”，即ERP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不过很多大型企业都有过受制于ERP系统的时候，因为ERP系统能提高整合度但是会降低灵活度，这意味着产品最好不要修改，一旦要修改就会遇到大麻烦，因为缺乏适应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真正的未来趋势，不仅要对整合度有要求，更关键的是灵活度，要追求灵活度基础上的整合度，而不具备灵活度的整合是没有前途的。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在喊“Made in America”，呼吁制造业回迁。很多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美国过去这么多年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但是将制造业外迁是一个重大失误，造成了美国经济振兴乏力和就业岗位缺失。

但是今天有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其实美国人完全没有必要再回迁制造业。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笑话是这样讲的，乔布斯还在世的时候，奥巴马就希望他能把iPhone工厂迁回美国，因为美国需要就业机会。不过乔布斯说，如果iPhone的设计需要修改，马上就可以传到中国，两小时之内中国的工人们就会从床上被叫起来进入到生产线开始加班生产，24小时后具备新特征的产品就可以交付。如果美国工人能做到，我就迁回来。据说，奥巴马从此就不再提这个要求了。

当然，这是我们靠人辛苦实现的灵活度，不过这也是现代高科技制造业的标准，它就需要这么强的灵活度。虽然上面的笑话应该让奥巴马深思，但是他还是想把制造业迁回美国，所以美国也有很多教授一起写“命题作文”，研究制造业对美国有多重要。

因为这是奥巴马的“命题作文”，最后的结论自然是制造业非常重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讲德国因为其精密制造能力，所以保持了经久不衰的实力。德国制造的伐木机损坏率特别低，所以大家更愿意买价格更高的德国伐木机。因为伐木作业都在深山老林里，如果伐木机坏了，就要把它运出深山，修好了再送回来继续工作。这期间无法工作的损失比伐木机的成本大多了，所以人们宁肯买更贵的，也要保证不出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它的假设是如果不是德国制造，就得不到德国品质。其实不然，中国制造也能有这样的品质，好的品质不一定非要工业4.0做保证。第二，虽然在深山老林里替换伐木机不方便，但未来如果无人机足够发达，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被覆盖，就可以用无人机直接吊装，飞出去再飞回来可能也就一天时间。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从过去推断未来，那样很容易犯错误，而是要看到未来的发展是不断加速的，越来越多的新科技会不断地融入进来。

未来的核心问题是，能够灵活地制造出更多的新产品，而消费者并不会那么在意新产品的耐用性，有时过分耐用反倒是一种损失。圆珠笔刚开始被发明出来时，用到一定时间就会漏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所有人都绞尽脑汁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有人说能不能控制圆珠笔油的量，在还没开始漏油时就已经把油用完了，那么直接扔掉这支圆珠笔再买一根新的就可以了。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日本就曾经推出过不耐用的便宜雨伞，放在商家的店门口，很多人购物时遇雨，消费者可以直接打伞回去，不必还回来。再比如我们的手机，有人用钛合金外壳，有人会镶上钻石，把手机当成耐用品来设计，但如果你还拿着一个10年前的镶钻手机，大概会被嘲笑。

耐用性的问题可以有很多技术进行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适应用户的需求。德国的伐木机之所以到今天还能卖，恰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销量非常小，才没有足够强大的企业去研发更为便宜的产品。它的幸存恰恰是一个市场高度细分的结果，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在电子产品制造领域的市场非常大，如果号召大家学德国进行很小的市场细分，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德国很羡慕中国可以海量制造产品，其中的钱都被中国人赚走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工业4.0的概念给忽悠了，丢了我们的老本事。全球经济对精密复杂的产品的灵活制造的需求，德国是满足不了的。这并不是说高整合度不重要，市场的特点是什么、地方有什么需求，就会有人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我们要学的师傅不是德国，而是美国，我们的挑战也会来自美国。如果不能跟美国学习，它就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未来抢中国工人饭碗的不是德国精密度很高的机器人，恰恰会是美国Rethink Robotics公司具有灵活度的机器人。

这样的机器人有一个特性是德国机器人不具备的，师傅能手把手地教它。人的操作动作是没法精确定义的，要跟机器人精确地说明也很困难。未来机器人甚至能做到模糊学习，它们无疑比那种虽然精确但是很笨、严重缺乏灵活度的机器人要有用得多。这种机器人也是中国劳工的大敌，因为用它来替代人很容易。

我们能不能未雨绸缪，在美国机器人替代工人之前，先在生产线上用美国机器人装备上，先请老师傅把机器人训练好，让所有机器人都能炒个好菜，让所有机器人都能装配得好任何复杂的产品，让中国继续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而且比原来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

全球风口中的中国机会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达到了协同生态的新高度，此时企业不再单纯追求规模和垄断，而是追求协作和共同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旧资本主义的弊端就被消除掉了。

这里就有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30多年前，邓小平推动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要与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结合，那时跨国企业是新的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产业界研发投入中，大于25000人的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约在70%，也可以说，整个产业的研发投入都依靠大公司的支撑。

所以那时，我们跟跨国公司的合作，主要是承接它们的制造业资源的全球供应功能，由此带动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迅速发展，到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创新

积木

跨国企业不再是最新生产力

我们必须意识到，跨国企业已经不再是最新生产力。1980年，美国《拜杜法案》通过之后，大公司的科研占比迅速下降。到今天为止，25000人以上的大公司在整个产业界的研发占比已经跌到了35%，基本跌了一半，剩下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平均员工不到1000人的小企业里，它们现在的占比超过了20%。

这些小企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了研发上，就是为了把产品推上市，然后利用协同生态迅速转化成大企业。它们现在变成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比如我们投资的WiTricity，它研发非接触式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用磁共振的方式实现了电的能量传递，这是100年前的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想做但没做到的事情。今天WiTricity做到了，发明人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林·索尔亚契奇（Marin Solja?i?）博士，他在2005年发明了这项技术，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企业开展进一步的产品化研发工作，如果在过去这项技术可能早就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收购了，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由科学家自己作为企业创始人与各路精英合作将企业孵化出来。如今，很多大型跨国公司都希望得到它的技术授权。但它本身却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小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

我们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中国过去30年的繁荣是与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结合的结果，未来30年依然需要贯彻这个思路。不过在战术上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从国际角度来讲，最先进的生产力已经不是跨国企业而是高科技小公司，这时我们要积极拥抱这些高科技小企业，和它们一起成长。在谷歌还未成长为今天的谷歌时，在Facebook还没有上市时，在苹果还没有推出iPhone时，我们就能成为它们的合作伙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科技能力和经济实力也将会非常强大。

当然，这个过程不仅需要看到未来的前瞻视野，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需要处理。这样一个创新生态系统遵从的是即插即用的积木式创新原则，遵从的是新木桶理论。这个生态非常支持创新，身处其中的创新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比大公司发挥得更好。跨国企业里创新的转化效率很低下，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Christensen）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一书研究的就是跨国企业的创新效率问题，但是他找到的解决方法在今天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跨国公司的官僚体系肯定会造成效率下降，它竞争不过一个协同的开放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势，恰恰在于解决了跨国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若要知道在这个更优的生态里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就要去看它还缺什么，要去研究新木桶到底还缺哪块长板。美国的科研效率依然是全球最高效的，依然是世界科技的核心。美国也有培养企业家的商业环境，一批批企业家不断地涌现出来，很多创新企业都成了新兴企业家的“黄埔军校”。美国的“PayPal黑帮”就是如此，很多创新企业的领军人物都是从这家公司走出来的，这有点像硅谷的“黄埔军校”。这种现象在中国企业界也越来越多，新兴的创业家、企业家们很多都来自阿里巴巴、腾讯或者百度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中国创新企业家的生长环境已经慢慢成熟起来，也慢慢形成了一个生态。

美国并不缺乏创新的企业家，其信用体系也相对完善，而且投资者很多，那么它缺乏的是什么呢？这就需要考察一下新的产业趋势，看看新的风口在哪里。过去这些年，高科技创新产业里最活跃的领域是软件和互联网，可以借用一个公司的名字来概括这个浪潮，那就是“微软”。相对于很多传统产业，软件业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大规模制造和大规模销售，尤其在互联网成为全球的数字神经网络之后。不过，接下来就要向更高难度的产业领域转移，国外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做的事情就是变得“又大又硬”，比如特斯拉做电动汽车，Space X做火箭，XCOR做航天飞机，甚至有人在琢磨做民航客机，也有很多创业公司正在瞄准轻型核电站。从这个趋势来看，新型的创新资本主义协作体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侵蚀和瓦解之前由大型跨国企业垄断的地盘。

在“又大又硬”的潮流之下，一方面，跨国企业慢慢被颠覆；另一方面，颠覆者也面临一个问题：在“微软”时代的创新是从0到1的过程，因为从1到100万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是新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切入边际成本相对更低的领域；但是当新经济向制造业扩展时，边际成本就不再为零了，那么大规模制造的能力从何而来？

跨国企业都有很强的大规模制造能力，但是西门子、丰田、三星等跨国企业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它的大规模制造能力是封闭的，不会开放给第三方。现在不少中国人在喊德国的工业4.0，但是西门子什么时候能对一个创业者开放它的制造能力呢？虽然我们的制造业水平不如德国严谨，但恰恰有一个优势是德国人根本不具备的——我们早早地学会了跟第三方对接，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够做大规模代工生产的制造业国家。为什么iPhone明明可以追求德国品质，却要在中国生产？因为德国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先进的科技企业对接。

恰恰是中国的制造能力——全球唯一的开放性大规模制造能力是真正的开放创新所必需的，所以不像《从0到1》和《零边际成本社会》所说的，新经济并不是零边际成本，而是从零边际成本起步逐渐扩散到所有需要高边际成本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行业都会趋向零边际成本。此时需要的是大规模的个性化制造，而中国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不过也有很多人在说，国内市场非常大，只要刺激内需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保持繁荣。坦白讲，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如果仅靠刺激内需是不可能做大做强的，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富强都离不开出口，离不开世界经济。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体完全依靠内需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从中国企业变为全球企业，如何从中国企业家变成国际性企业家，标志就是要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毫无疑问，美国依然是全球第一的科技重地，美国企业家的第一市场依然是美国本土。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考虑的第一件事不是琢磨怎么把车卖到中国，而是琢磨怎么把车做出来，怎么在美国卖得好。如果不能紧跟全球科技第一市场，虽然中国自己有庞大的内需市场，但是在科技指数级增长的时代，很多人看重的进口替代技术可能随时都会被淘汰。中国电视机产业曾经从进口电视机到进口生产线，最后逐渐占领了当地的本土市场，把国外的品牌都打倒了，结果国外的科技更新换代，从原来的显像管变成了液晶屏，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再一次遭到打压，不得不从头再来。

如果中国企业能以积极的心态与先进科技合作，那些新兴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很容易就能看到你的价值，这时不管中国市场还是美国市场都会是你的。当你与最先进的科技进行深度合作时，就会慢慢学会如何更深度地介入到更前端的科研环节，自身的能力也会得到更快的进化和成长。

科技创新分三个层次。第一是基础科研，这方面中国正在追赶但是距离还是很远。第二是产品化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近距离学习。过去的30年，我们吸引外资的策略可以看作是把跨国企业引到国内来贴身学习，我们得到了相应的制造能力。前些年，企业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全面质量管理或者六西格玛培训，都是为制造业企业的能力提升服务的。柳传志一直讲的“贸工技”的学习路线，即过去30年里中国企业从“贸”走到了“工”，并没走到“技”。未来30年我们不能待在国内了，要到国外去跟人协作，研究别人怎么做产品转化，研究我们的制造业如何跟他们对接。

科技创新的第三层次是应用层的扩展。这方面日本有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人发明了记忆合金，主要用在航空产业——卫星到达太空后，记忆合金会在合适的温度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可以将太阳能电池板打开。而日本人将这项技术用在了女性内衣上，不管怎么洗、怎么揉搓，一旦穿到女性身上恢复合适温度后，内衣的龙骨就会挺起来。你可以想象卫星的市场并没有多么大，但女性内衣的市场就大多了。也许中国人未必擅长将基础科技运用到卫星上，但是我们可以把基础科技用到内衣上，中国当下的“互联网+”思潮大有燎原之势，大家都在鼓励创新创业，应用层的拓展肯定有很大的市场。不过一定要记得如果只是做女性内衣，没有记忆合金做支持，壁垒是不强的，优势也不显著，只有与先进科技结合才有可能产生裂变。

我们一直提倡这样的理念：“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世界的变局正在来临，所谓“全球风口”已经形成，中国应该在第一时间积极参与并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放我们的制造能力。同时，政府应该转变角色，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家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寻找新的机会。“一带一路”是个非常棒的战略，利用我们已有的先进科技和先进生产力去带动比我们落后的国家。但是不要忘了，虽然中国在经济上进入了国际第一阵营，但在科技上还不是。中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产品出口国，但原创不是我们的，这就需要和先进的生产力对接，进入那个领域并逐渐实现自己的控制力。

当下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家往往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经过30年的市场磨练，他们有了很好的产业、管理和资本实力，这些人应该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想问题，应该勇敢地站到世界的最前沿，变成全球的雄鹰。我认为这是这一代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创新大视野：中国长板优势何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曾经生动地描述过，当制造一根针的过程被精细地分解为18道工序后，生产效率便会得到上千倍的提高。

一个未曾受过这个行业训练的工匠……即使竭尽所能工作，一整天也许都做不成一枚别针，若想做20枚，就更不可能了……一人抽铁线，另一人拉直，第3人切断，第4人削尖，第5人研磨顶端以便装头；而制作针头则需要特别的工序……于是，制作别针的主要工作就这样大约分成18个特别工序。有些工厂，这18个工序分别由18个特定的工人完成，但也有些工厂，一个工人会兼做两三个工序。我曾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了10个工人，因此当中几个必须负责两个或三个工序。尽管他们很穷，一些必需的机械配备显然捉襟见肘，但如果他们努力工作，一整天下来却能做出约12磅的别针……等于每人每天做了4800枚别针。

事实上，随着近百年来通信和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今天的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链条都已被成百上千倍地拉长，其中涉及的劳动和技术等要素也成百上千倍地增加。过去，许多人终生只能享用方圆几公里内生产的粮食和商品，而现在的我们手中哪怕是一支再简单不过的铅笔，也是由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共同生产的。任何希望全盘包办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任何类似“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上”式的羡慕妒嫉恨也是没有必要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应该集中考虑的焦点，一是明确定位自身的产业结构在积木式创新过程中最适合的环节，二是如何在这个环节上竭尽全力地将工作做到极致。

美国的科技创新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科技文化中心的欧洲所望尘莫及的。美国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通过大半个世纪持续而殷实的政府资助、由20世纪80年代起一连串的法律事件和制度安排引导以及由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民营资本牵引而达到的。

创新

积木

法律与制度安排

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美国的科研基金、科学家和企业家这些有形的要素，以为把它们结合起来就能产生奇迹，而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因素背后的法律和制度安排。事实上，法律和制度安排不仅是把科研基金、科学家和企业家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的无形纽带，而且还是这些因素的催生力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大量的资本投资活动、发明创造活动和创业拓展活动，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发明创造专利确权资本筛选生产制造全球营销”的链条中，中国应该分别以多大的力度往哪几个环节突破，这是举足轻重的战略问题（见图1-1）。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强自身的科研投资政策和引进人才政策，但与美国相比，投入资金的规模只能用杯水车薪来形容，而背后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更是捉襟见肘。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在全球独领风骚，其纵向的品种覆盖面广，深度的垂直整合度高，产业链的完备、集中和灵活，还有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和劳动法规的相对宽松，都为中国在积木式创新中以制造业称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应该成为未来积木式创新的基本格局。

图1-1　中国的比较优势

中国人才引进政策可否推动创新

中国政府的引智计划种类繁多，仅中央政府各部委的政策就有十多项，各省市区分别出台的政策也多达数十项，多数以提供工作便利、资金支持为主要方式，效果如何则实难评估，只能在少数计划中去看相关政策吸引了多少人才回国，而回国人员贡献如何亦暂时未见相关论述或介绍文章。

资金支持力度比较大的引智政策，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的“千人计划”、由李嘉诚资助和教育部主导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由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的“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计划”，还有由各地政府推出的科技人才政策（如“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和“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等）。这些政策的相似之处，是给予职务（领导职务、项目负责人、有资格申请政府科研基金）、福利（医疗、子女教育、社保和购房）以及按工作时间、按年或一次性的奖金（从每年20万元人民币到一次性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不等）。

尽管这些计划促进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前沿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创造，但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奖励的对象欠精准。奖励的挂钩办法往往是以行政管理为导向的计件法，按照发表论文数量、刊物的权重、被引用次数等进行奖励，而不是以市场估值为导向的计价法，即按照专利实际投入后应有的市场价值来奖励。

究竟是在科研的投入过程以研究经费的方式进行奖励，还是在科研的产出过程以专利数量进行奖励？究竟是奖励已经有成就的学者本人，还是奖励他们手上积累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究竟是这些学者的独创，还是其团队的合作结果？这些科研成果（如专利）是由这些学者本人持有，还是更为可能地由其所服务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持有？在有关专利的具体信息极其微妙，背后所牵涉的法律问题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我国只有建立一个系统性的专利交易平台，提供国外所有科研项目及其成果的展示、验证和资本撮合等功能，才能克服其中存在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奖励的额度不足。按国外有成就的学者的收入水平而言，我国大部分的引智奖励充其量只能起到锦上添花般改善生活以及消解学者及其家庭在国内生活的后顾之忧的作用。每个月多几万元的收入，或一次性得到100万元的奖励，与其发明创造所可能带来的价值是不成比例的。

奖励的档次相对僵化。由于这些引智计划都是由政府主导，所以不可能对每项发明创造和知识进行合理而到位的评估，而只能以僵化的有形标准来划分奖励的档次。这对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激发那些能够创造巨大市场价值的发明创造的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难以起到精准刺激的作用。

与美国《拜杜法案》下所形成的“资本驱动创新”的整个创新大机器相比，中国的创新支撑体系仍然非常羸弱，要在可见的未来比较全面地赶超和替代美国的“创新+资本”板块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的制造业优势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尤其是入世后20多年的历炼，中国的制造业在众多维度上看都已经跃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制造业的产量大、领先产品的覆盖面广、产业纵向整合程度高、产业横向布局日益集群化、技术和设备升级换代速度快、劳动力价格上升空间宽，都是国家的比较优势，都是中国在积木式创新中担当制造业主力的雄厚资本。

2015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高度评价中国制造业，指出中国制造业的“三大优势称雄世界”。文章指出，中国的第一个优势是，尽管中国也涉足高端市场、开拓高附加值产业，但它始终紧守着低成本制造业这一领域。事实上，中国在全球服装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从2011年的42.6%上升到了2013年的43.1%。同时，中国还掌握了更多的“中国制造”原材料。世界银行发现，进口零件在中国零部件总额中所占比重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60%的峰值下降到了如今的35%左右。这一现象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拥有一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高效供应商。中国的第二个优势就是“亚洲工厂”。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一些低成本作业确实在被淘汰，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转交给了东南亚地区那些收入水平更低的众多人口。三星、微软、丰田以及其他跨国企业在中国削减生产，转向缅甸和菲律宾等地区，也恰恰巩固了这条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供应链。第三个优势是，中国正逐渐成为需求链上的关键一环。随着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品位的提高，“亚洲工厂”也在高利润率的市场营销与客户服务中抓取了更大的份额。与此同时，来自中国市场的需求更是大大加固了一系列亚洲供应链。

制造业的产量大

自2001年入世后，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大幅上升。2014年，工业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4）No.4》，指出中国的总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在2003年超过英国、法国，2004年超过日本，2010年超过德国，2012年超过美国。而推动中国国际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的首要动力源于货物贸易，在货物贸易中，制成品是主力军。2013年，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的比重达到11.75%。

报告还指出，中国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已经在2004年超过日本，2006年超过美国，2007年超过德国。中国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由2008年的12.7%增加到2013年的17.4%，占其货物出口的比重在2003年已超过90%，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则一直稳定在93%左右。

与此同时，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的进步也十分迅猛。2014年，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介绍，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全球占比超过1/3，稳居世界首位。

领先产品的覆盖面广

中国制造产量大，且涉及领域广泛，在多种品类的产品中位居世界前列。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指出，当前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提升到19.8%，规模位居世界第一，220余种工业产品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见表1-1）。

表1-1　中国制造业主要产品产量

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商品数量

2014年，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发布的名为《通过世界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商品看外国出口竞争力》的报告中，在2012年的“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的世界排名上，中国以1485种产品数位居第一。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指的是，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而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产品则是在全球同一产品的出口市场占有率中排在第一位的出口产品。

据该报告，2012年“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前10名依次为中国（1485种）、德国（703种）、美国（603种）、日本（231种）、意大利（228种）、印度（144种）、荷兰（138种）、法国（104种）、比利时（94种）和英国（81种）。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65种）和印度尼西亚（60种）分别排在第13和第15位，韩国是第14位（见图1-2）。

图1-2　2012年各国家和地区“全球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示意图

资料来源：韩国贸易协会，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

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通视（Global Insight）的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为19.8%，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资料，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根据《中国青年报》于2011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国制造”不要为虚名所累》的报道：“从基础工业数据看，2010年，中国粗钢产量6.27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4.3%，超过第2至第20名的总和；水泥产量18.68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60%；电解铝1565万吨，占世界总量的65%；精炼铜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4%，而消费量占世界一半；煤炭产量32.4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5%；化肥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化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2.6%；玻璃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除了石油、乙烯，中国的基础工业产能大多名列前茅。”

“在具体产品上，中国的成绩同样出众——汽车产量1826.47万辆，超过美国，占世界总产量的25%；船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1.9%；工程机械占世界总产量的43%。中国还为世界生产了68%的计算机、50%的彩电、65%的冰箱、80%的空调、70%的手机、44%的洗衣机、70%的微波炉和65%的数码相机……有趣的是，随着黄金投资热在中国兴起，2010年中国还生产了340吨黄金，排名世界第一。”

产业纵向整合程度高

唐海燕和张会清在其论文《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分析》中指出：“2009年第2期在国际分工的前期，中国正视自身劳动力要素充足的优势，承接了发达国家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然而，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近年来也在不断地发展并出口，中国制造业在不断走向价值链高端的过程中，与日本、美国一样，会将一部分低端的生产加工制造转移到有劳动力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低端产业转移的合理性。”

唐海燕和张会清进一步解释，“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垂直整合程度也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上，说明中国的产业链条趋向完整和成熟。若运用投入产出法将一国进口品分为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两部分，然后按进口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垂直专门化比率（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简称VS）。我们可以依据加工贸易的数据来计算我国的产品内分工规模，即VS=加工贸易进口额”（见表1-2）。

唐海燕和张会清的结论是：“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大多保持在0.35以上，只有在2006—2008年期间低于0.35。根据研究，20世纪70—90年代，大部分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指标都在0.33以下。与世界主要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还是很高的。”

表1-2　中国产品内分工指标测量（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产业横向布局日益集群化

和劳动力成本相比，产业集群正在对产业转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根据刘友金、胡黎明在2011年发表的研究《产品内分工、价值链重组与产业转移——兼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大国战略》，目前我国正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与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耦合转移。

这两位作者的研究报告指出，地方产业集聚形成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集群就产生了；另一方面，集群内的领先公司逐渐关注于全球价值链的某个或某几个优势环节，而放弃或弱化非核心经济活动，从而带来领先公司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吸引集群内其他企业纷纷跟进和模仿，这样就会出现集群整体产业活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离”。报告还指出：“整个集群逐渐专注价值链‘战略性环节’，弱化或转移非核心业务，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整合。正是各个价值链环节的地理集聚特性，很多地方产业集群成了全球价值链条中的一个从属部分”。

他们还认为：“在产品内全球分工背景下，一般的企业更多地只从事某个生产环节，甚至某个生产工艺，他们对产业的关联性和本地配套性的要求高，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单个企业通常难以生存，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已不再是零散地、小规模地进行，而是倾向于整体地、集群式地展开。这就出现了企业的‘抱团’流动，价值链的跨区域重组，产业的‘集群式’转移。”而“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迁移的倾向和方向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

1.集群企业的本地关联性。如果集群中企业的数量多，集群的产业链条长，前向后向联系紧密，在集群中获得的成本优势就明显，企业迁移的可能性就小。

2.集群企业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如果集群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强，产品大量进出口，则企业就会对运费等贸易成本很敏感，更容易集中在沿海地区，很难向内陆地区迁移。

陈耀根据本地关联性和外贸依存度（或外向度）两个标准的不同组合，将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划分为三种类型：“高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低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和“低关联、低外向度”产业集群（见表1-3）；并分别对三类集群的特征、迁移性和迁移方向进行分析。

陈耀认为，“高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迁移倾向较小，“低关联、高外向度”产业集群迁移倾向较大，“低关联、低外向度”产业集群的迁移倾向也较大。

表1-3　中国沿海地区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迁移性

资料来源：陈耀，《东西部合作互动、集群迁移与承接策略》发表于《发展研究》杂志，2009（6）：4-8。

横向产业的集群化的典型体现，就是无论技术、设备、材料和劳动力都集中在某个范围很小的物理地点。在《纽约时报》于2012年1月22日发表的一篇题为《iPhone为何在中国制造？》（Why is the iPhone made in China and not America?）的专题报道中，作者有过这样生动的描述：

一名苹果前高管说：“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吗？隔壁就有这样的工厂。需要100万颗螺丝钉吗？厂子就在一个街区之外。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吗？三个小时就可以办到。”

……富士康科技公司（Foxconn Technology）在亚洲、东欧、墨西哥和巴西拥有数十家工厂，组装的电子消费品估计占世界总量的40%，客户都是亚马逊、戴尔、惠普、摩托罗拉、任天堂、诺基亚、三星和索尼之类的公司。

珍妮弗·瑞格尼（Jennifer Rigoni）担任苹果公司全球供需经理至2010年，却拒绝谈论自己的工作细节。她说：“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雇来3000人。哪家美国工厂能在一夜之间雇来3000人并说服他们住进宿舍呢？”

……对苹果公司来说，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有利条件是中国可以提供大量技师，数目令美国望尘莫及。按照苹果管理层之前的估计，生产iPhone最终要用到20万名装配线工人，需要大约8700名工业技师来承担监督和指导的职责。据苹果公司的分析师预计，要想在美国找到这么多的合格技师，所需时间将会长达9个月。但到了中国，这件事情只花了15天的时间。

麻省理工学院副教务长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说，苹果之类的公司宣称，“在美国建厂的难点在于寻找技术工人”。这些公司还说，具体说来，他们需要的技师应该受过超过高中阶段的教育，但又不是非得拥有学士学位。管理人员们坚称，这种层次的技师在美国非常难找。施密特说：“这样的工作相当不错，美国却找不出足够的人来填补这些空缺。”

技术和设备升级换代速度快

在物品产量上称雄全球的同时，“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几年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医药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工业从无到有，蓬勃发展，成为带动我国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因素。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8.9%。重点电子通信产品中，手机、计算机、彩电、数码相机、激光视盘机2009年的产量分别占全球的49.9%、60.9%、48.3%、80%和85%，电子通信产品贸易额占全球15%以上。”

与此同时，机器人也开始成规模地进入中国制造业。2015年3月，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用工荒的问题，劳动力不够可以找机器人。所以在广东珠三角，特别是佛山、东莞这些城市，已经大量掀起机器换人的计划，大量的智能机器人已经开始运用到很多生产线中。一方面是这些企业本身的转型，另一方面也为发展智能机器人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研究智能机器人的研究院来广东发展，欢迎制造机器人的企业到广东投资，也欢迎更多的企业使用机械手、机器人。”还有一些个案可以说明中国制造在技术上的提升。比如2014年11月，中航工业直升机哈飞与美国维珍航空公司签署了20架运12系列飞机的销售合同，这是中国首次向美国大规模出口民用飞机，在中国飞机制造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制造依然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

近年来，由于产业工人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普遍觉得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减弱，甚至有些人认为已经没有多大优势。这种感觉大体上是对的，但要看与谁比较，如果与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越南、印度相比，中国制造在劳动力成本上是没有什么优势的，但如果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具有巨大优势。

对此，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在2014年年底发布的《优势依旧——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图景。该报告基于数据归纳，得出如下主要结论：2001—2012年，按本币计算，中国每小时制造业劳动报酬的年均增幅为11.9%。经济学人智库对省级数据加权计算的结果显示，2012年，全国制造业劳动者平均收入从2000年的3.4元/小时增长至13元/小时。2001—2012年，制造业劳动者收入年均增幅达到11.9%。这期间的人民币稳步升值，因此若以美元计算，这一增幅会更大。2012年，全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达到了2.1美元。与之相比，2000年的数据为0.4美元，年均增幅为14.6%（见图1-3）。该分析报告预测，这一增速将延续至2020年。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供给不足将为收入的增长提供支撑，给工人在工资谈判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图1-3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智库，《优势依旧——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析》。

尽管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但中国在国际上仍将保持很强的竞争力。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收入虽在快速增长，但2012年的平均水平也仅为2.1美元/小时，也就是说，中国工人的收入仍仅是他们的发达经济体同行的一个零头。经济学人智库国别数据（源自国际清算银行）显示，2012年，美国对应的劳动力成本为35.7美元/小时。欧洲的该项数据甚至更高，德国和法国分别达到45.8美元/小时和39.8美元/小时。

经济学人智库预测：“未来几年的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增速将大幅高于发达国家，但绝对值仍然相差甚远。比如，2019年时（经济学人智库国别数据预测的截止年份），中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预测仍将仅为美国的11.2%。中国的此项数据也仍将低于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拥有强大制造业的发达亚洲经济体。”

经济学人智库预测：“甚至与那些成熟的新兴市场相比，中国未来几年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仍很可能保持价格竞争力。我们预测，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仍会低于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到2019年，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工资与这几个国家同项数据之比分别为35.2%、55.2%和75%。”

经济学人智库指出，“实际上，只有在与新近崛起的制造业国家相比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竞争力才会相对明显下降。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三个国家通常被认为最有望成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受益者。由于未来几年这些国家劳动力供给量的大幅增长将抑制其工资增幅，中国与其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将进一步扩大。到2019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与越南和印度的数据之比将分别从2012年的147%和138%上升至177%和218%”（见图1-4）。

图1-4　中国劳动力成本竞争力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智库，《优势依旧——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析》。

然而，中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力也不见得就高枕无忧。同样，在这份分析报告中，经济学人智库指出：“我们的数据表明，近年来中国国内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增幅显著高于劳动生产率增幅，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快向价值链上游迈进的步伐。单靠价格优势已不足以保持该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中国需要展现更强的创新能力。”该报告指出，“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者收入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利变化。2007年以来，制造业实际生产率的增速呈趋缓势头，而劳动者实际收入增速则居高不下。2008—2012年的5年中，有4年的收入增速都高于生产率增速。2013年的不完整数据同样显示，当年劳动者收入再次大幅上升”（见图1-5）。

图1-5　中国制造业实际劳动生产率与收入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智库，《优势依旧——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析》。

对此成因，经济学人智库还在该报告中一针见血地写道：“劳动者收入的过快增长与国内传统制造业中心地区的企业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需要为员工提供工资溢酬有关。政府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政府积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和用工单位的社会保险出资标准，这对员工收入构成了上行压力。与此同时，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也不愿意让业绩不佳的企业倒闭。”经济学人智库称此发展趋势“令人忧虑”。

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主要因素应该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相应的“水涨船高”，这是好事。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社保因素、新《劳动法》等政策因素，等等。

2014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经济日报》发表的文章《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经历转折性变化，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将成为常态，这将给广大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巨大压力。近几年来，我国正逐步迎来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大转变，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2年第一次出现345万的绝对下降，2013年继续下降了244万人。据预测，截至2020年都将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下降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近年来持续上升。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共有26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18%。另有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成本已是越南、缅甸的3倍。

近年来随着社保费率的提高，社保问题越来越受人关注。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测算，中国5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中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2014年年末，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回答委员询问时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

同时，也有评论文章认为，“政策性因素直接影响劳动力成本上涨”。梁达发表在《上海证券报》上的文章指出：“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对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效地规范了企业的用工模式，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2012年，有不少家企业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了全体员工的工资福利水平，整体工资水平的同比涨幅在10%以上。此外，新《劳动合同法》也促使企业依法为员工购买社保，随着工资基数、社保缴费基数的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呈加速增加态势。”

概括而言，劳动力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合理且有效的。中国的劳动力生产率在逐渐提高，低端生产环节逐渐外移，工人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恰恰是改革开放所要追求的目标。纵向来看，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在过去30年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横向来看，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离欧美日韩等国家仍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保持劳动力的竞争力依旧是有潜力的。然而，来自税赋、养老和新《劳动合同法》等政策法规带来的压力也愈来愈大。撇开这些政策法规的良好愿望不论，其共同的经济后果是人为地拔高了劳动力的成本，使得劳动力工资率高于真实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虚高程度越大，工人的全球竞争力就越低。固然，现代社会大部分国家都存在劳动力工资由于形形色色的福利政策而产生虚高的现象。所以，这是一个“比丑的竞赛”——谁的虚高较低，谁就能存活。中国只要尽量控制住这种虚高，中国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就依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中国的机会

要把握住积木式创新下的机会，中国就必须认清和尊重经济规律。科技创新和互联网颠覆了人们的生活，但并没有颠覆经济规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人在辩论，究竟是否应该用专利来排斥更多的人利用发明创造，但今天已经很少还有人会怀疑，排他性的专利制度不仅对发明创造的商业转化，还有对鼓励科学家继续发明创造都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科学家、投资家和企业家是优势互补的，只要采用能够在不同生产阶段调节各方角色和收益分配的制度，发明创造就能迅速创造巨大的价值。事实上，过去在传统经济中胜败攸关的因素，包括产权界定、激励制度、信息不对称及其解决方案、依据比较优势所进行的分工与合作、产业的垂直整合、产业的横向集群、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等，在今天的创新时代依然举足轻重。

民间和政府的力量应该取长补短才能相得益彰。比尔·盖茨在给畅销书《集装箱改变世界》（The Box：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所写的书评里写道：“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简单化的观点，比如没有政府就不可能有创新；或者另一个极端的观点，政府在创新问题上除了挡道以外就一事无成。但现实是相对复杂的。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船运公司不可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来修建新的起重机、深挖航道和完成其他使得港口有益于集装箱和轮船的建设，只有依靠政府才能做到这一切。但与此同时，政府也阻碍了大量创新并增加了许多成本。所以说现实是复杂的……同样，互联网依靠的是共同遵守的通信协议，但当时很难预见怎样才能形成这些标准。很少有人能提前知道互联网的协议标准产生于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大学研究项目。”

美国的科技创新来源于它大半个世纪的人才积累、联邦政府和企业的不懈投资、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拜杜法案》和其他一系列司法判决造就的精巧的专利制度以及风险投资家长期积累的敏锐的眼光。这是中国在短期内难以超越的美国长板，然而制造业才是中国的长板，这也恰恰是美国所欠缺的。我们应该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唤醒政府和民间的注意，修筑中美分别在专利、资本、制造和营销层面对接的立体平台，打造未来“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的积木式创新时代的新格局。

对此，我们倡议：

1.[信息层面]建立世界先进科技研究智库，或鼓励国内既有智库加强该领域的研究，系统、深入和实时地加强国内对世界先进科技研究的动态，并加强智库与制造业的联系，及时捕捉能将国际最新发明付诸商业应用的机会；鼓励中美交流，举办美国创新投资家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家的交易会和互访活动，增进理解和信息更新，有效促进中美两国在创新和创业的大循环中的优势互补和对接；具体做法包括国内的智库与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美国大学科技经理人协会等机构的合作。

2.[法律层面]大规模地引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证明行之有效或已经被普遍遵守的知识产权纠纷仲裁机制，减少美国创新企业在相关技术法规上的学习成本和交易成本，迅速消解美国创新企业担心将技术输入中国进行大规模生产后泄露商业秘密的隐忧，具体措施包括在我国建立国际化仲裁体系，并设立先行赔付专项基金；加强国外高科技企业对中国整体经营环境的信任，具体做法包括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

3.[项目筛选与融资层面]建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关权威机构对接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帮助中国企业家准确有效地查询、验证、发现和筛选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专利，从而克服高科技创新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障碍，减少误判带来的巨大损失，消除中国引入人才和技术中存在的技术、商业和法律隐患；具体可以与AngelList合作建立国际化的股权众筹融资平台，一揽子解决知识产权的交易和融资需求。

4.[战略合作层面]改变中国企业家过去仅仅对美国创新企业进行“财务投资”的保守模式，而改为对美国创新企业进行以产业规模进行配套对接的“战略投资”模式；以便充分利用中国制造业既有的优势，进而推进未来目标明确、以明确产品制造为导向的转型升级。

5.[税负与管制层面]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普遍减少对与美国创新产业对接的制造业企业的税负，确保企业家施展才能的机会，释放企业的竞争活力；与此同时，减少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行政管制，赋予和维护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自愿缔结劳动合同、灵活制定合同条款、寻找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的基本自由，从而缩小实际劳动力生产率与实际劳动力工资率之间的差距，公平而准确地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从而释放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潜力，为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飞跃保驾护航。

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在过去几十年里，纵观世界各主要区域经济，只有美国拥有足够的创新活力，不断有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且小企业成长为跨国大企业的速度越来越快。

美国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国际科技创新的范式有什么新变化？在投资美国高科技创新企业的过程中，我们不再将目光盯着硅谷，而是拓展到互联网领域之外的很多产业领域，在与科学家、企业家、风险投资人等接触的过程中，在惊讶于美国社会超强的创新能力的同时，我们也慢慢总结出了自己的投资模式，找到了识别真正具有改变世界能力的创新企业的方法。

风险投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在与那些真正有着创新技术和产品的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在与那些有着前瞻视野和开拓能力的企业家交流的过程中，你能看到有着魔力的新技术，能看到令人憧憬的未来生活图景。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充满了兴奋和惊奇的发现之旅。

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我们的投资故事，能为大家梳理出更清晰、更具体，也更生动的美国创新产业的发展脉络和格局。

2

PART

积木式创新：高科技创业家如何改变世界

PART2

积木式创新：高科技创业家如何改变世界

积木式创新系统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较容易受符号化和形式化的影响，很容易进入运动模式，现如今人人支持创新，反而听不见反对的声音了。实际上，一个创新系统最大的特征恰恰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不同的声音都能存在，这意味着必然要有反对的声音存在。如果把反对的声音都消灭了，其实就是扼杀了创新。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人人都支持创新时，整个系统恰恰是反对创新的。

如何解决创新的高科技门槛

在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创新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理解的所谓创新，首先要做出来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达尔文认为，生物进化的过程十有八九都是在退化，剩下十分之一是在进化，提升了物种的存活率，所以它是有价值的。因此，创新也意味着要允许失败，因为绝大多数创新都会失败。

我认为，当下创新的主要矛盾是不断增高的门槛与大众普遍参与之间的沟壑。创新到今天为止已经不像爱迪生时代了，那时为了找到适合做灯芯的材料，他可以把任何东西都拿来试。但是今天如果你研究材料科学，还用在实验室里不断烧东西的方法去试，那会被所有人嗤之以鼻的，因为现在的研究已经到了原子结构层面，这时需要的是深厚的科学积淀。

坦白地讲，如此复杂的系统科学已经逐渐远离大众了。你也许已经发现我们对很多前沿的科学知识已经无法讨论了。但是过去并不是这样，那时的很多科学家对各个领域都很精通，但是在今天见不到这种通才了，因为每个细分领域已经积累了很深厚的理论和知识，有了很高的门槛。结果就是，创新如果没有科技的支撑，没有高科技的门槛，其实和吹牛没什么区别。因为你所说的创新，别人转眼都能做，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新的机会——当社会化公众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后，很多非专业人士的认知也可以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也能参与很多科研项目。比如，通过Folding@home项目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做蛋白质折叠实验，用群体智慧解决科研中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众包”。再比如，Galaxy Zoo项目让全球天文爱好者通过互联网联合起来，寻找新的类星体。

严格来说，绝大多数参与其中的公众依然还处于外围，只不过网络扩大了参与的范围，外围用户越多，核心层就越容易升得越高，因为帮忙的人越多，群体智慧的功效就越大。

但不管怎么说，这里依然有很高的门槛。另外，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将各种繁文缛节去掉，使得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任何效率低下的情况都可以得到改进。

创新

积木

大公司阻挠创新

虽然大公司拥有非常前沿的创新研发部门，但在落实到生产层面的时候，生产部门可能就不以创新为目标了，它并没有义务支持创新研发；或者落到营销部门时，营销部门因为有自己的考核目标，也很难配合。大公司的协同成本比较高，最终可能要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才能推进。

虽然有以上种种问题，但在过去似乎也只有大公司才能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仅靠实验室里的一个想法是不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包括把想法变成产品，产品还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并尽快推广到用户手里，让每个用户都能使用，如此才能真正推动社会发展。

这些事情当然不是由一个人能完成的，一个小公司往往也无法完成，只有大公司才能协调完成所有的事情，但是大公司的制度又是僵硬的。现在却有了这样的可能性，能够相对较好地解决我们所说的创新在这两个层面上的问题：科研门槛高、创新的复杂度不断提升。那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积木式创新。

它是怎么解决的？首先要解决科研的高门槛。不是像过去的大企业那样自己培养一个强大的研发机构，也不是直接从高校或者科研机构里把整个实验室买出来。1980年美国通过的《拜杜法案》允许转让专利的独家商业权益，把专利的商业部分剥离出来，把非商业的科研部分留在高校，专利还是高校的，科研还可以继续进行，只把商业部分剥离给创业公司去转化。

这样的结果是显著降低了创业的成本，一家创业企业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就可以参与到技术转化的进程中，公众也就有了更多从高校获取最先进科技的能力。另外，谁能获取商业授权其实也很关键，如果不能交到能够将其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人手里，也没有意义。

所以，现在已经有了反向筛选机制。因为专利转让的成本降低，就会有更多的申请者出现，对于专利持有人来说，初期得不到太多费用，只有等产品上市后的销售分成。所以，专利持有人对未来专利的商业预期就跟受让人的商业成就绑在了一起，转让专利之前就必须判断受让人能否成功，这看似降低了成本，实际上只是资金的门槛降低了，但是对人的要求门槛提升了，专利只会转让给那个看起来最有可能成功实施的人。这些人就是那些最懂市场和经营的企业家们，当然更有可能是有成功先例的企业家。从这里开始就要遵从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

新木桶理论

下一个问题也很关键：如何既能有创新的复杂系统，同时又可以避免大公司的僵化？还是要依靠积木式创新系统，以企业家和高校的科研组合为核心，将需要的相关能力按照新木桶理论，通过长板和长板结合的方式拼凑起来。此时，你会检视这堆长板里最必要的部分有哪些。其中一部分属于业务型长板，除了研发以外，还有设计、生产、销售、营销、客服；另一部分是支撑型长板，如资本运营、财务、人事管理，等等。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大公司，因为大公司的待遇更好，还能享有足够的资源。但是现在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第三方协作的方式来解决，有专业的人力资源公司、专业的财务公司、专业的设计公司和专业的营销公司帮你打理各个专业领域，这些事情通过互联网基本上都能做到。

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很多实质性的改变。其中一个重要改变就是以远程办公为代表的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并进一步催生了一个开放环境的诞生，原来属于公司内部的各个功能现在都变成了独立的公司。

这时，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产生了——强强联手，长板一拼，大公司需要的职能小公司瞬间具备，甚至这些拼凑起来的职能的效率远超大公司。一个大公司有内部设计师，但是无法保证内部设计师是行业里最优秀的。但是如果创业公司有一个作品一定要找行业内最优秀的设计师合作，那么它的效率显然比大公司高多了，竞争力也会更强。

积木式拼接的前提必须要无缝，假设中间咬合不上，就不是积木，也拼不成一个像乐高一样的玩具，这个前提其实就是每一部分都要足够职业化、标准化。如今的中国之所以不能奢谈积木式创新的生态环境，就是因为各个部分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标准化。在当下的中国，一个企业足够强大后，把任何职能都内部化的效率反倒更高，我们还在重复西方四五十年前的路，要把企业做大。这是一个差异。

我们已经看到，国外很多企业的员工都非常少，它们只管理自己核心的部分，比如WirTricity只有70个人，其中还包括50位工程师。它的主要职能就是把技术、专利授权给别人，工程师负责支持别人的开发。这可以看作是横向积木式拼插，当创业公司把握了自己的核心职能以后，其他职能都是高效的拼插式，甚至比大公司还高效。

还有一种纵向积木式拼插，其核心职能需要CEO来完成，但是CEO也有更新换代的问题，也可以用拼插的方式解决。比如，创业企业第一个阶段的重点显然是研发或者产品化，把实验室里的一个概念做成商品。那么，擅长产品开发的CEO和之后的阶段需要的擅长管理大规模企业和全球性市场营销的CEO也不会是同一个人，因为需要的能力不一样。

在中国，我们发现企业管理的备件并不是标准化的，而是经过多年磨合后最终咬合在一起的，很多时候下级适应的不是标准化管理，而是适应自己老板的管理方式，换个老板就不适合了。所以在中国的公司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老板离开就会把下属全部带走，新的老板来了也要把原来的下属带来，因为他们都是非标准件。

作为投资人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一家公司的成长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CEO，起初是研发型，然后是市场型，最后是战略型。但是，公司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却不敢换CEO，因为CEO及其下属都是非标准件，换掉CEO就意味着他的下属也要全部换掉。

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老板有快速学习的能力，能从学研发到学市场，到学生产、学战略，再到学全球化，全能自己一个人一路学过来。我相信中国今天成功的企业家如果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基本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以至于他发现学习太重要了，甚至会专门去国外读书学习。比如万科的王石，他发现原来学习很有意思，做企业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所以干脆去哈佛大学接着读书了。

但是这不符合企业高效运营的原则，一个人不可能在任何领域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所以，我们看到国外公司也出现了纵向积木式拼插。企业在每个阶段不论需要怎样的高级管理人才，都能迅速、高效地找到合适的候选人——研发型CEO到了下一个阶段往往自动降格为首席技术官，之后市场和经营管理型CEO就位，帮助企业进行全球化运营，解决生产、销售、调度等所有问题，带着企业继续往前走。

只有横向和纵向都是可以拼插的标准件后，创业企业才有资格与大企业竞争。所以，我们看到积木式创新在今天已经显露峥嵘，这种协作方式已经战胜了很多传统企业，比如像特斯拉这样的创新企业，其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汽车企业。

传统大企业的职能已经基本内部化，并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协调完成复杂的任务。目前来看，大企业已经在慢慢衰落，但还没有衰落到底。积木式创新和大企业，一个上行，一个下行，目前两者的实力差不多。所以你现在会觉得积木式创新没有全赢，大企业的封闭创新也不完全错，不过再往后看30年，积木式创新一定能完成更复杂的事情。

今天，还没有一家创业企业用积木式创新的模式完成复杂的核电站设计，也不能用积木式创新的模式生产出一架波音747。但是，我们已经能生产出复杂的手机、复杂的汽车，甚至我们投资的一家企业已经能够生产出复杂的飞行汽车，我们也投资了能够生产复杂的航天飞机的企业，这意味着积木式创新系统将会越来越成熟。所以从趋势上来看，未来一定属于积木式创新。

未来

洞察

积木式创新的三个特点

1.以了解市场的企业家为核心。企业家通过找到最新科技，针对市场中的核心问题，推出革命性的产品或服务，就找到了撬动世界的支点。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应该纪念乔布斯了吧。

2.拥有产品或服务的最长板。企业家利用最先进的科技打造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的最长板，然后与其他最长板合作，包括设计、外包生产、外包渠道、合作营销，等等，迅速达到一个大企业需要的所有功能，并和大企业形成竞争。我们把这个模式叫作“新木桶理论”，即企业的关键不是修补自己的最短板，而是找到自己的最长板并加到最长，才能获取和别的最长板合作的资格。

3.具备打闪电战的能力。当你具备了以上要素后，就要开始迅速地奔跑，用最快的速度占领全球市场。不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领先于紧紧跟随的竞争者，还因为这样才能达到效率和效益最大化、成本最低、用户利益最大化，甚至在自己的产品上建立起社区，支持二次开发，使用户享受到更多的功能。这种迅速地奔跑也就是所谓的“大爆炸式创新”。

走向开放的创新文化

要让开放创新系统得以成型，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化配合。为什么这个创新系统是在美国实现了，而不是在德国、日本或者韩国？实际上，德日韩恰恰走向了反面的极端，恰恰是封闭式的大企业运营得最好。它们都有集体主义的特点，德国人强调纪律性，强调集体是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日韩也是一样，属于东方传统文化，强调纪律和协调。

现在的中国丢掉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的纪律性不强，更像是西方崇拜个人英雄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而在日本的公司里，有人级别并不比我高，但早进公司一年，也是前辈，见面都要毕恭毕敬地鞠躬，这种文化在中国的公司里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日韩诞生了成功的大企业，甚至超越了很多欧洲国家？因为相对保守的儒家文化是适合大企业的，东方人在大企业里会觉得舒服，他们喜欢大企业的环境，喜欢受拘束，因为他们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这样的企业文化是不可能诞生所谓的积木式创新的。

开放创新系统要求的是允许冲突，允许互相批评，允许有差异性，有宽容的氛围，而封闭系统则是不允许差异存在的，所有人必须思想一致，认识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相对也是一个封闭系统。

但是中国又很幸运，一般来说，封闭系统是反对创新的，德国并没真正讲创新，为什么到今天才有所谓工业4.0的概念，是因为德国这么多年来其实并不怎么支持创新。日韩更是如此，风险投资在日本就发展不起来；韩国也是以大企业为荣，这些国家和文化本身是不支持创新的。

中国是唯一的例外，中国也是封闭文化，但是因为邓小平推动的30年改革开放国策，我们是唯一一个不许说创新坏的封闭文化。这是不是有问题呢？绝对有，因为它不是真的创新，其实是假的。

但是不是还有机会呢？也有。积木式创新需要配套能力，我们非常愿意为创新做配套，因为我们认为创新是好的，把创新与时髦等同起来。但在其他国家，创新不等于时髦，保守等于时髦和高档，比如西方的很多奢侈品一定要人工手缝，手缝出来的针脚自然不比机器严密，但是手缝是传统，传统就等于高档。只有到了中国，创新等于高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悖论，在人类历史上也极其罕见：封闭系统突然之间以用户创新为目的，所以这给了我们一线生机，我们可能知道自己并不是真的创新，但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去拥抱创新。

这时应该怎么做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与创新相匹配的事情，创新系统里的非创新部分是什么呢？正好是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在纯粹的互联网领域，能够从0到1就可以了，因为从1到100万的边际成本很低。但是只要是实体经济，不管是工业、农业还是服务业，从1到100万的成本都是数量级的提升。

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积累了强大的制造能力，此时恰恰是西方创新从纯粹的互联网转到了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领域，已经从所谓的零成本社会转化到了有成本的社会，如何才能有效降低成本，这正好能发挥中国的优势。虽然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不足，但是可以成为别人创新的保障，没有中国的支持，谁的创新都不算成功。

创新文化的第一个特质就是容忍冲突，但是目前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氛围。不过从创新的配套能力和保障能力而言，中国可能是全球最好的。这种优势使中国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甚至可能跃升至第一大经济体。在保障创新企业完成从1到100万的过程中，从净利润额上来看，我们可能会比后者得到更多。此时中国可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但不是第一强经济体，因为第一强经济体需要创新的驱动。如何锁定“第一强”，保证“第一大”，我认为这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创新文化的第二个特质是容忍失败，因为很多经验是从失败中学习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容忍失败，才能让更多的人成长。硅谷的众多优秀品质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创业失败的人不仅不受影响，可能还会因此受到鼓励，因为投资者会更喜欢你。硅谷的文化就是奖励失败，因为失败是有好处的。

创新文化的第三个特质是工匠精神，要有DIY的能力。实验室的想法本质上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必须要动手去做。我们投资的一些国外高科技企业的车间里，复杂精密的设备应有尽有，这跟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美国的教育之所以叫作STEA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Art、Mathematics，即科学是原理，技术是操作，工程是具体的实现手段，数学算法来保证持续运行，并且还要把问题解决得很美），就是因为有了这5项能力，任何新想法或者出了任何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去动手解决它。我会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如果世界上还有其他人也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帮助他们，如此一来就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创新文化的第四个特质是协作。积木式创新其实是由各种复杂的协作组成的。只有能标准化地跟人合作，能够把感性的东西放一边，相对理性地互相配合，才能够完成一个复杂系统的搭建。西方社会非常强调职业素质，就是不把个人情绪和个人感情带到工作中。

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的CEO到中国拜访客户的过程中，突然接到通知说他父亲去世了，这一变故要求他必须在第二天晚上紧急回去处理父亲的丧事，但是在他回去之前的那天白天照样拜访客户，完全不受影响，这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素质。也是一种合作精神，其背后是长期对职业信用的培养，而创新文化中的协作看重的就是这种职业信用。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在中国做事要找关系，要找人介绍。但是在美国，你可以直接上门。问题在于上门以后，要亮出自己的信用，而且对方能够查证我的信用如何。有了标准化的信用，整个社会就能顺畅地合作，效率也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很多国家虽然开放，但是经济规模不大；也有很多国家经济规模大，但是不开放。只有中国开放，而中国的大规模制造能力有赖于两件事：一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即使只为中国供货也是10亿人的市场。二是改革开放在吸引外资时，中国政府要求外资企业在本地设厂，它们必须要把制造能力开放给中国，这造就了只有中国是全世界唯一开放且具有大规模制造能力的国家。

创新

积木

中国长板

积木式创新要拼接的这块积木仅中国独有，而这又是整个积木式创新浪潮里最后一块且最重要的积木，没有它前面的成果都不算成功。中国的机会在于能够在这块积木上和其他国家拼接得更加顺畅，也就融入到了全球积木式创新的浪潮中。

如果借助这一开放创新的潮流，也许能够影响中国的文化逐渐拥抱开放，真正具备开放特质，能够容忍多样性和差异化。我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最大的财富不是制造业，也不是经济繁荣，而是在未来的开放创新浪潮中，我们拥有了一块特别长的积木，这个积木非常强大，其他国家是绕不过我们的。

这时，我们就有了机会在未来的竞争中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实力。柳传志说得非常好，企业的发展策略是“贸工技”，过去30年里我们从“贸”走到了“工”，未来30年我们用“工”这张船票，如果能走到“技”，真正实现技术上的创新，中国就真正强大了。

对接中国制造与美国创新

从中国经济层面来看，目前的产业政策在战略上没有问题，而具体采取的战术基本是三种方法。一是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目标依旧是大企业。二是“千人计划”，重点扶持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三是大众创业热潮，鼓励90后创业。

战术上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这三点都没有打中当下积木式创新的潮流趋势。美国的积木式创新多由高科技主导，与过去不同的是把科研工具交到企业家手里，真正改变世界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企业家们发现了问题或者机会，利用科技作为一种武器来改变世界，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无疑，实际上的主导者是企业家。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西方过去以跨国大企业为主导，现在因为有了积木式创新模式，更多的是资深企业家经营小企业，这些小企业可以迅速成长为大企业。但是，这类企业在我国现有的招商引资政策里并不涵盖，我们的政策支持世界500强企业，但是对于那些有潜力成为未来世界500强的企业，我们却缺乏相应的招商引资对策。

国内的情形也一样，中国经济的核心贡献者是什么人呢？其实不是90后，因为他们的创业才刚刚开始。根据我们的投资经验，创业企业若要小有成绩，往往要在七八年以后，偶尔能够看到一些速成的例子也是凤毛麟角，不太可能支撑一个产业。一个资深的企业家往往要在一个行业里有10多年的经验，对产业有足够深的理解，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后，才能对行业的变革提供充分的贡献。但这些人往往得不到任何优惠政策，因为他既不是海龟也不是90后，而是70后或者60后。对经济贡献最大的主体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这是政策需要调整的重要原因。真正要做到的是，既能够吸引海外的创新企业，让它们进入中国，也能让中国真正的经济主体受益。

美国的积木式创新以企业家为核心，企业家们拿到了高科技专利，把最先进的科技转化为产品作为第一块积木，再把其他积木拼进来。而这个拼接过程中的最重要环节就是生产制造能力，也是中国企业最擅长的，尤其是全球化的大规模制造能力。

反过来讲，中国的制造长板之所以没有能力去争夺全球市场，而且很多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下降，甚至陷入了价格战的恶性循环里，就是因为产品的科技含量过低，虽然质量很高，但是没有进入壁垒，人人都能制造，最终只能拼价格。

一旦中国的制造能力与西方的先进科技相结合，作为先进高科技产品制造者的我们就能有更高的获益。比如，小米手机的利润就比深圳华强北的山寨机高很多。所以，我们提倡这一理念：“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

美国科技有了中国制造后，就可以量产高科技产品，能够让全球消费者更早地使用到物美价廉的产品。中美企业当然是最大的获益者，甚至中国企业会是最大的获益者，美国企业会用授权或其他合资方式让中国企业帮其生产。假设是一部2000元的手机，交给无线充电公司的专利授权使用费也就两三元，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就要添加很多零配件，所有这些零配件加在一起可能会增加10元的成本，但是新手机因为有了无线充电的功能，就更能在全球热卖。

美国企业因为有先进科技，毛利率很高，每部手机两元的专利费只需要研发做支持，没有任何其他成本，所以利润可能是1.5元，因此它的利润率很高。虽然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不高，一部2000元的手机可以赚200元的利润，利润率为10%，但是利润净值要比美国企业高很多。这就体现出了制造业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喊“Made in America”，要把制造业迁回美国，因为他们发现制造业会对国家经济有巨大的贡献。

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警示：虽然制造业是一块长板，但如果不能与美国科技这块长板做积木式拼接的话，未来堪忧。美国的积木式创新环境中，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短板，就会有很多人想办法弥补，我们投资的CircuitHub公司就试图用一种更开放、更社会化的方式做硬件制造、硬件设计，以弥补美国制造业的短板。

创新

积木

全球机会窗口

现在正在成为主流的3D打印、工业机器人，都很有可能弥补美国制造业的短板。我们可以预言，10年之内，如果中国的制造业与美国的先进科技不能实现充分对接，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进入全球创新产业的大机会。这个机会本身也是个开放系统，是一次强强联手的合作，趁着我们还有一块长板，赶紧强强联手一起占领全球市场。

我们的政策如何使得这两块长板的拼接更加顺利，这是中国招商引资政策应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个方向怎么实现？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机制来调节。为什么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扶植“千人计划”，吸引海外有所成就的教授或者博士回国，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央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和指标。

现在有契机指明了一个特别可行的方向，需要制定相应的考核指导标准，使得各地方政府能够积极响应：我们的制造业应该能够尽快吸引大量先进科技并快速提升自身的设备水平，才能够作为积木式创新里的一块重要积木，融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积木式创新潮流中。

如果我们的政策从“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千人计划”和“90后创业”转向支持中国本土企业与美国拥有先进科技的企业合资，给予政策支持，土地税收优惠，甚至直接投资这样的企业，它们的竞争力就会得到迅速提升。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些创业公司的技术不论是来自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还是哈佛大学，其先进性都毋庸置疑。我们自己研发可能还需要时日，但是让相关领域的中国专家去评价别人的专利是否先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很容易去评价国外进来的创新企业是不是应该获得政策支持。

其次，也不用去考察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到底如何。因为有了《拜杜法案》，美国的知识产权开放性大大增加，因为高校在专利授权中获得的前期费用不高，更希望从销售提成里拿到更多的回报。所以，好的高校的好专利在挑选专利受让方时既不会选择大企业，因为大企业的效率不高甚至可能会为了竞争而雪藏专利；也不会选择90后，因为90后在企业经营方面没有足够的信用，无法判断他能不能把市场做起来。所以，它会挑选特别有资格、有经验的企业家，甚至大多都是连续创业者。因为这些人一旦下定决心拿到专利授权，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好产品，并推广到全球。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考察对方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只要看他手里有没有好专利。他们在与中国合作时，其实更需要的是中国的制造能力，尤其是能够为全球供货的制造能力，以及对中国市场的开拓能力。所以，当他们的产品和技术足够好时，他们在选择中国的合作伙伴时不会选90后，也不会选海归，因为90后还没有累积足够的信用，海归也没有在中国开拓市场的能力。他们一定会选择中国的中坚力量，就是那些在自己的领域里奋斗了一二十年的本土企业家们。而作为提供政策支持的政府部门，也无须去管是哪些中国企业，只要它们能够和外方签协议，能说服拥有斯坦福大学专利的企业跟它合资，政府给予支持就好了。

我们认为，在招商引资这件事上，可以利用国外积木式创新的机会，利用中国的制造业长板，吸引国外开放创新的核心——先进专利、先进知识产权的长板，鼓励跟拥有国外先进知识产权的企业合资，在政策、法规，甚至资本上给予支持。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大量拥有先进知识产权的企业会涌进来，制造业的科技实力会迅速提升，我们也能够更容易挤占全球市场，因为拥有先进科技的产品更容易打开国际市场。一旦制造业发展起来，一定会有大量资本回流制造业，还能进一步扩展到全球市场，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就一定能更加繁荣。

美国投资第一案：Wicab与双长制

人并不是天生什么都会，我们在美国投资高科技企业的经验也是逐渐摸索出来的。摸索的开端就是Wicab。因为之前积累了高科技产业咨询的经验，所以对特别革命性的技术和产品有下意识的好奇。

当时对Wicab的报道比较零星，只有偶尔几张图片会报道出来，Wicab当时的产品BrainPort，其原理已经公布出来：摄像头将拍摄到的信息处理完后，通过舌头将电刺激传到大脑，这样能够让盲人获得对外部世界的三维感知。当时的BrainPort还需要一个独特的装置绑在头顶，因为有三个非常大的摄像头挡住了眼睛，所以没有办法做成墨镜，只能绑在额头上。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据说他们拿了美国军方很多钱作为科研经费，所以我以为他们一定不会跟我们有什么合作，因为军方的科研肯定是机密。比如这三个摄像头会不会让未来的美国战士上战场时都可以闭着眼睛，只经过舌头把信号传进去，或者这三个摄像头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是视频，另一个是声呐，第三个是红外。因为从理论上来讲，人对声纳和红外不容易产生视觉理解，但如果放到舌头上，就能产生对声呐的理解，甚至能像蛇一样对气味产生视觉理解，形成立体感知。但事实并非如此。跟Wicab沟通之后才知道，之所以放三个摄像头，是因为当时的摄像头技术并不先进，景深不够，所以只能用一个摄像头看远处，另一个摄像头看近处，通过这种调节摄像头的方法来解决距离远近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当时的电子器件不够先进的问题。

另外，军方的研究并不只是针对军事装备，还是针对眼睛更直接。它的核心目的还是因为美国军方每年会有很多士兵因伤致残或者失明，军方认为这种装备对失明的美国士兵以后的生活会有帮助，所以愿意去赞助。

但不管怎么样，因为对科技本身的好奇——它能再现视力，还有自己的想象，所以开始了对Wicab的跟踪并持续了很多年。

另外，在国内做投资时也有一些感慨，中国的项目大多是所谓的模式创新，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再加上中国现在的投资热，任何一个产品出来后都会被媒体炒作出一个高价，所以投资的成本也在节节攀升。比如有很多新创企业既没收入，也没利润，一问估值却有几个亿，让人惊愕。所以，我们的投资更倾向于国外企业，它们的高科技基础更扎实一些。

投资Wicab的过程有两个意外。第一就是对方很热情，在我去之前他们就给我回信说，他们已经告诉董事会有中国投资人要来考察他们的项目。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它那时还没上市，所以没有申请任何外面的风险投资，之前的800多万美元融资都是个人融资，一共有几十个投资人。这些投资人一半是因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也确实是很好的科技；另一半是因为项目创始人的感召——创始人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保罗·巴赫-利塔（Paul Bach-y-Rita）。

他也是现代神经科学最大的一个进展——神经可塑性的最重要的几个发现者之一。

神经可塑性与大脑视觉

利塔教授的这一发现也充满了传奇性，他的父亲是一位美国著名诗人，在老年时得了中风，突然摔倒后全身瘫痪了。在当时，全身瘫痪被认为是不可恢复的，当时的医学界也是这个态度，既然瘫痪了就养着吧，没法恢复。

但是利塔教授的哥哥很不服气，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诗人，现在突然没有了生活自理能力，吃饭、睡觉、拉屎都要在床上，这很没有尊严。他并不是从事医学领域的，也拒绝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把自己的父亲接回了家，训练他。从头开始，甚至有些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残酷，比如把自己的父亲放在地上，训练他必须努力爬，不然就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就这样非常残酷地逼着自己的父亲从爬开始到坐，到慢慢能站、能走，甚至能跑。整个过程只用了三年时间，他的父亲基本恢复了各种正常的生活机能。

这堪称一个奇迹，当然之前很多邻居特别不理解他哥哥的做法，甚至上门与之理论。但是三年后大家都服气了，因为他的父亲因此有了新的生活。更有意思的是，当时他的父亲离婚了，身体恢复以后又再婚了，最后他的父亲去世是因为登山的时候引发了心脏病，不是其他任何原因，和这次瘫痪也无关。

利塔教授是学医的，最让他感到震惊的事情是，在医学上已经定论的不可恢复的瘫痪，他的父亲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个谜。因为是自己的父亲，他不敢解剖，就请他的好朋友解剖了父亲的遗体，发现了一个很震惊的事实：他父亲的脑干损伤得很厉害，达到97%的损伤，因为脑干是主管运动的部门，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个人不应该能站起来。

他认为一定是有更有力的医学解释，能说明是大脑中没有损伤的部分接管了损伤部分原来负责的运动机能。所以他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才发现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神经可塑性”或者“大脑可塑性”。过去的研究认为，大脑里的不同部位分管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是固定的，比如这部分负责阅读，那部分负责音乐。但利塔教授却发现并非如此，我们的大脑更像计算机硬盘，格式是标准化的，你可以让它负责一件事，也可以让它换一个功能。

除了大脑的可塑性，利塔教授还有另一个发现，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我们是在用大脑看世界，而不是用眼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眼睛只是一堆感光细胞，感光细胞只是把外界的光线放进来后，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之后电信号被传递到大脑里，但是这一堆电信号是杂乱无章的。而且就目前来看，人的感光能力跟高分辨率的摄像机差很多，但是摄像机在进行移动拍摄时，画面就会很不清晰。那么，为什么人类很差的感光能力却能得到如此清晰的外界图像？实际上，所有的合成功能都是由大脑的视觉区——大脑枕叶这部分区域完成的。

实际上，人有两种能力能看到外界，感光细胞本身有两个通路，一个是传递到视觉区构建对3D外部世界的理解，这是意识能够知道的。另一个是下意识的，通过脑干、小脑进来。所以，人类的感知和运动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这就会造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的视觉区损坏了，而感光系统完好无损，就会出现这样一类盲人：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但是你跟他说，他就能猜着往前走，能躲过障碍物。另一类盲人的情况是感光系统坏了，但是大脑的视觉区完好无损，他会经常在意识里或梦里重新构建一个色彩斑斓的外部世界，也是活生生的、立体的，只是他的眼睛看不到。甚至有些盲人可能会有妄想症的特点，比如他说这里有门，但实际上并没有真的看到门，门只是幻想出来的。因为他的视觉区没有问题，所以对3D世界的建模能力还在。

这属于两类不同的盲人。利塔教授就想发明一种技术去解决盲人看不见的问题，因为他发现绝大多数盲人只是感光系统坏了，但是视觉区并没有问题。他认为，如果能用其他信号传输方式将信息传到大脑的视觉区，视觉区依旧还能起作用，还会构建3D外部世界。他刚开始做的模型是在椅子背后用400个小突起刺激盲人的后背，实验在初期就得到了很直接的结果。比如，当椅子接触盲人的后背时会给他一些英文字母，让盲人猜是什么字母，盲人可以清楚地猜出来，他们完全可以辨认。

但是，这个设备最大的问题是不方便，因为设备太大，所以就需要更便捷的——先证实了这件事情的可行性，然后就需要更好的输入途径。他选择了舌头，用400个微小的电极去刺激舌头和用400个突起去刺激后背的效果一样，甚至更精准，因为舌头上密布的神经感知能力比后背强很多。这个产品的原型就出来了。

教授托孤与双长制

利塔教授发明了这一专利，但是当时很不幸的是，教授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看不到产品的上市了，于是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举动——找到了罗伯特·贝克曼（Robert Beckman），希望他能接手这个项目，请他担任创业公司的CEO。贝克曼原来是另一家成功上市的医疗器械公司的CFO，对这个行业非常了解。

之后，因为利塔教授在业界的威望和这一产品在科技上的突破性以及能给盲人带来的革命性帮助，所以就有了主要以教授的朋友为投资人的几十个人融资的800万美元的投入，这个公司才开始运转起来了。

在美国，任何一个高科技产品至少需要5～8年的研发周期和大约1000万美元的研发投入。但实际上，这个公司到今天的全部投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800万美元，因为不管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还是卫生系统的基金以及军方的赞助都投资了很多钱，总数差不多有2000万美元。终于，这个产品成型了。

还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就是，我刚开始联系Wicab时，它还没有拿到欧盟的确认CE Mark[1]，是在我去拜访他们的前几天才刚拿到，所以当我去见贝克曼时，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说：“你真是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因为我们刚刚拿到欧盟的认证，至少这个产品可以在欧盟卖了。”

既然产品已经上市，我们的投资也会进一步加快。2015年6月，它又获得了美国FDA认证[2]，这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可以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中国）销售这一产品。

在投资Wicab这件事上，我们的理解有两个层面。首先，我们发现好的公司都有这样的特质：优秀的科技创新公司背后往往都有很优秀的科学家，另外再找到一位善于经营企业的创业者，比如罗伯特·贝克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双长制”——有着深厚技术研发背景的科学家和有着丰富市场经验的首席执行官，这两者的结合往往会带来高科技产品对市场的实质性推动。

其次，我们发现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创新有巨大的价值。尽管产品已经上市，但仍有量产的问题。一般来说，产量与价格成强烈的反比关系，即产量越大，价格越低；而价格越高，销售也越困难。所以，为了占领全球市场，就一定要尽量低价，才能有更好的销量。

而对一个创业企业来说，能不能占领全球市场是性命攸关的。因为如果一个企业不能迅速长大，不能迅速占领全球市场，那么就很可能被大公司吞并。哪怕一个科技再领先，在目前的全球市场上也很难保持长久的独占性，最多两三年。所以，一个创业企业的成功高度依赖自身的发展速度，只有把全球市场全部占领，才能保证基本的稳定。如果之后有新兴企业参与竞争，就可以用资本手段收购它。

创业企业如何做到全球化？首先，中国的市场很庞大，尤其在盲人市场，中国的市场潜力甚至比美国还大。美国约有50万全盲盲人，中国据不完全统计约有500万全盲盲人，所以中国的市场是美国的10倍。其次，就是制造能力。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地方能像深圳一样，上百万、上千万台的设备都能制造出来。

因为我们的投资，使得投资人和被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往往有更深的信任关系。我们请贝克曼来中国时，他也有很深的感触。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他还没有来过中国时会很抵触，只听说过各种山寨品、不遵守商业规则等负面信息。但他来了以后却发现并非如此，中国的商业规则还是很清晰的，和西方也是接轨的。而且有大量的中国商人会说英语，了解他的商业逻辑，沟通交流完全没有障碍。他也发现大家很守信用，也很维护知识产权。所以，他已经决定在中国设厂生产。

BrainPort全套设备

图片来源：www.wicab.com.

这是我们海外投资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有几个收获：第一，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双长制”模式。第二，这种模式的公司有一大批，投资的机会也很多。第三，在投资的同时，我们还能让它们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这些高科技创业公司都需要中国放大市场的能力和降低价格实现量产制造的能力，从而帮助它们实现全球化。

创新先锋

Wicab：让盲人重新“看到”世界

Wicab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米德尔顿市，成立于1998年，由保罗·巴赫-利塔博士（1934—2006）创立，并以妻子的娘家名为公司命名。作为一家私人企业，Wicab专注于一款服务于盲人或视力受损人士的可穿戴式辅助设备——BrainPort?V100的研发。BrainPort?V100基于利塔博士在感觉替代、神经可塑性方面的研究，它能成功地将摄像中的视觉信息通过背上的震动板传送给盲人。

Cerevast与《拜杜法案》

Wicab是我们在美国投资的第一个项目，那之后我们就思考这个模式是什么，如何能找到更多这样的企业，也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还有更多这类企业。我们发现，虽然这个项目是由利塔教授发起的，但模式实际上很清晰，那就是一个好的企业家和一个大学的科研成果相结合。

大学的科研成果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我原来从事的咨询行业，一般都是卖给别人报告，一份报告里搜集了上千家基于高校科研成果创业的公司的信息，虽然如今我们积累的数据库已经比它大了很多，但毕竟只是一个起点。

在咨询报告里找到的好公司

我是在咨询报告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公司——Cerevast，它的产品让我觉得很新鲜——把一个像头盔一样的东西戴在病人头上，通过超声振荡的方法能够把中风病人大脑里的凝血性血块振松，同时配合药物治疗，使血栓形成的现象大大减缓。这种方法的愈后效果要比传统的中风急救好很多倍，能救很多人的命。按照它官方一点的说法，这是一款非侵入式设备，它通过头戴装置发出的超声震动和辅助的药物静脉注射，能够在治疗急性缺血性脑中风上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是中风患者的福音。

中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中国每年有2000多万人发病，中风病人很容易瘫痪，在发病三年之内的死亡率也很高，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死亡杀手。

我们认为这个产品很有革命性，而且，在Cerevast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特点：又是一个创业者布拉福德·扎克斯（Bradford Zakes），他创立的上一个公司ImaRx Therapeutics主要开发对肺部的血栓进行抗凝血的治疗药物，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他又寻找下一个目标。和Wicab创业者很像的是，他们都在医药领域做了很多年，对这个产业非常了解。

Cerevast公司的专利比利塔教授的要复杂一些，它们来自美国几个不同的高校，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家公司拿到了这些专利的授权进行研发，但是没有产品问世。布拉福德·扎克斯为了拥有这些专利而购买了这家公司。我们也因此发现，在美国创业和在中国创业很不一样，创业公司的产品需要有高科技含量，而高科技往往不是自己拍脑门拍出来的，而是高校的专利。

这也是一个普遍规律，科学技术走到今天早已超越了爱迪生时代。比如，你今天想发明一个灯泡，再像爱迪生一样去测试各种材料，看看烧完以后适不适合做灯丝，这种方式基本上已经不可行了。如今已经有专门的材料科学，从分子结构上研究电转换成光的效率问题。现在可以说，任何一个领域的背后都有深厚的基础科学研究为支撑，才能出现真正的发明。

创新先锋

Cerevast：中风患者的福音

Cerevast医药公司在神经学和神经系统紊乱领域占有领先地位，其非侵入式治疗设备能用头戴装置发出的声能来治疗急性缺血性脑中风，可以在病人被送入医院并开始进行溶栓药物静脉注射后立即使用。这种设备通过16个超声波换能器，向大脑的局部发射能量，将血栓分解开来，整个过程被称为超声溶栓。

《拜杜法案》：美国创新的发动机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发现：美国优秀的高科技公司都是从高校里获取专利。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而过去却没有？通过进一步追问，我发现了一个国内不太为大家所知的很有趣的转折点——1980年，美国通过了《拜杜法案》。我经常会在一些参与人数众多的大会上问大家这个问题：谁知道《拜杜法案》？大约有千分之一二的人会举手，可见《拜杜法案》的知名度在中国很低。即使在美国，大家对于这个法案对今天科技创新的意义和影响也没有完全理解。

但是我认为，1980年的《拜杜法案》引爆了美国各个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浪潮。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魔力？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创业公司井喷式的出现？关键的原因在于，过去知识产权转让的价格太高了。《拜杜法案》之前，知识产权主要在高校里，科研的成果主要是高校的产品，一个公司要想获取这些专利只能购买。专利由高校拥有，大多属于教授的职务发明，被公司作为专利买走之后，专利的所有权就不再属于高校，教授也就不能再继续进行研究了。那么，一家公司为了买断教授的专利，往往要把教授甚至他的实验室全部买过来。过去的很多大公司，比如贝尔、西门子都曾这样做过，把整个实验室从高校买出来。

大学好不容易聘请到了著名的教授，建立了实验室，研究出了先进的科技发明，如果被企业花钱全部买走之后，大学就要从头再来。因此，很多时候即使企业花费很高的价钱，大学也不会卖，大学教授的志向是搞科研，而不是去产业界发展。所以那时，大学专利转让的数量一直不高，而且价格一直很昂贵。

于是大公司发现，要花很多钱才能买到专利，而大学里的专利又这么多，买不起怎么办？所以，很多美国大公司就推动降低高校的知识产权转让费用的法案。美国有个机构——美国大学科技经理人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简称AUTM），由这个机构来推动降低知识产权转让费用的工作。终于在1980年通过了《拜杜法案》，法案的核心内容是高校依然拥有知识产权和专利所有权，大学教授可以继续进行研发，转让的只是独家商业权益，而科学研究还可以继续。

商业转化部分被剥离给公司，转让费用分为两笔。首期是预付费，标准一般不高于100万美元，很多已经创业成功的个人都支付得起。另一笔是专利研发产品上市以后，专利所有者按照销售业绩获得提成，标准一般不超过3%。这就是公司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比《拜杜法案》之前的纯专利转让费用要低很多。

降低专利转让费用，其目的是促进更多的专利从高校流向产业界。但是，一个更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虽然是很多大公司为了降低专利转让成本推动了这个法案，但是，一旦专利转让成本真的降低以后，那些大公司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竞争力，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和那些创业者同时争夺专利。因为在《拜杜法案》之前的专利转让费用昂贵到创业者想都不敢想，而法案通过后所需的首付还不到100万美元，而且后面的费用要等5～8年后产品上市才会分走1%～3%，这个费用还是支付得起的。

创新先锋

美国大学科技经理人协会

美国大学科技经理人协会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通过教育、职业发展等方式支持和加速全球学术技术的转让，从而将学术研究带入日常生活。协会包括来自全球超过300所大学、研究机构、医学院附属医院以及商业和政府组织的3200位知识产权代表专家，拥有完善的高校可供转让的专利数据库。

另一方面，从谈判的角度来看，大公司最多只须派一名律师找高校做法律文书。因专利属于教授的职务发明，所以要跟教授所在的高校谈判。创业者则不同，他会跟高校谈判说未来的工作就是帮助实现这项技术，所有的战略投资都会围绕这项技术的产品化，因此，创业者的重视程度肯定比大公司高得多。另外，创业者会跟教授谈他的后续研发对产品开发也很有用，所以教授最好成为这家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们也发现，这也是一个基本已成为标准的模式：创业公司通常会转给科学家20%的股权或期权。

这时你会发现，突然之间个人，尤其是有信用或已经成功的个人创业者，获取了比大公司大得多的竞争优势，高校更愿意跟这些人合作。一部分原因是，高校发现所有创业活动都围绕着自己的专利，这让人觉得更容易成功。另一部分原因是，有了这些围绕着专利的创业活动，才可能卖出更多的产品，高校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大公司会同时购买很多专利，同时开展很多产品线，甚至购买很多专利的行为只是防守性的，为了让竞争对手再没机会获得这一专利，等待专利的命运就是长时间地被冷藏。

因此，高校专利的所有者不仅更倾向于创业者，而且会非常仔细地挑选创业者。不难发现这非常符合达尔文的生存竞争法则，要想获得一个好专利，你就必须是一个特别牛的CEO或者成功的连续创业者，这些人有信用，了解产业，对产品和客户也非常清楚。而如果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CEO，也一定会想办法获取最好的专利。反之亦然，如果自身资格不够，就拿不到好的专利；专利不够好，就没有好的创业者为之服务。

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来推动美国创新的主力并不是90后，因为这些人还没有信用，他们还没能证明自己；往往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连续创业者，创立过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公司，而且已经成功上市或者成功退出。他们非常熟悉产业，也看好这个专利能够让他如虎添翼，进一步改造市场，满足用户，造福社会。

创业往往是习惯性行为，一旦你喜欢上创业，就会不断地去做。只不过你每次创业的起点越来越高，你能够拥有改变这个世界的专利和知识产权的分量也会越来越大。这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美国有一批中年甚至偏老年的想改变世界的人，研发创新的“枪械库”已经向他们打开，他们拿到了改变世界的“武器”，并成批地把这些“新武器”投入到了市场，进而改变了社会。

我认为，《拜杜法案》不仅降低了创新门槛，因为对所有企业来讲，门槛都降低了。它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把创新主导者从原来的科学家——先有科技才有办法创新，变成了企业家。所以说真正要改变世界，仅有科技是不够的，科技只是武器，真正改变世界的是懂得利用武器，能够把武装潜力发挥到极致，基于新的武器发展新战略的企业家们，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推动力。从这个角度来想，你就会理解为什么美国人那么怀念乔布斯。乔布斯不是科学家，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发明的，他的计算机水平也比他的合伙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phen Gary Wozniak）差了不知道多少，但是他懂产业，懂用户需求，懂得怎么把最先进的科技应用到社会和市场上。

有了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有了《拜杜法案》，再加上美国这么多年科研的深厚基础，在过去30年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的高科技创新产业机制，这就是今天美国科技驱动创新的原动力。

有很多数据支持这个观点。第一，很直观的一点就是，全世界除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蓬勃发展，出现了很多跨国公司，世界上还有哪个经济体还在不断地产生跨国公司？只有美国，这么多年依然不断有新的跨国公司出现，而且一个比一个成长得快。国外有一组数字，世界《财富》1000强公司里，在1973—1983年间有350家公司被换掉了，新崛起的高科技公司替代了很多传统公司。

但在2003—2013年的10年间，也就是《拜杜法案》颁布后的30年间，世界《财富》1000强公司有712家被替换掉了，多于2/3的公司都下榜了。新上榜的公司无疑都更具有科技含量，如谷歌、Facebook。当然也有很多是硬科技公司，如埃隆·马斯克的火箭公司、基因测序公司Illumina，等等。这些公司背后无一例外都有大量从高校转让过来的知识产权支撑着其科技产品的发展。

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找到了这个规律，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企业的机会来了

Cerevast公司的CEO布拉福德·扎克斯发现这个规律之后，他知道要在一个领域里有所建树，必须将该领域的专利牢牢控制住。所以，除了之前购买的专利外，他继续获得了更多专利授权，加上自己的研发团队也开发了很多专利，迄今为止，他一共拥有200多项专利。所以当我们投资他的时候，他拍着胸脯跟我说：“煜全，我们公司的成败当然取决于我的经营，但是不论公司经营情况如何，别人想开发这个产品的可能性已经为零，因为这个领域里的专利全都在我们手里。”

话虽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可以躺在床上睡懒觉。因为产品不能上市专利也就没用，而且你还不知道未来哪一天会有更先进的科技在治疗血栓上展现出更大的价值，也许哪天会研发出毫米级的蛇形机器人进入血管清除掉血栓。所以，扎克斯还是要努力工作，尽快将产品推向市场。

这时，中国再一次显露出它的魅力和威力。我们邀请扎克斯来到了中国，他到达深圳后立刻就有一家中国医疗器械生产厂家愿意跟他合作，这家企业具备所有的生产条件，甚至还可以帮助其开拓市场。深圳这家生产厂家的产品在中国各个医院里都有，但它缺乏科研能力。

说到科研能力，其实利用这类技术解决血栓问题，中国也曾有人研究过。但因为科研水平相对粗糙，频率不精确，不但血栓没有疏通，反而出现了颅内出血。Cerevast的对比实验显示，配戴这个产品发生颅内出血的概率比没戴这个设备的概率低，科研实力在细微之处便体现了出来。

这时扎克斯意识到，要在中国降低成本，需要的不仅仅是中国市场，还有降低成本后迅速供应全球的能力。不仅是因为抢时间能够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而且像这种救死扶伤的新产品，早一天普及便意味着早一天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也觉得很自豪，当我们投资时，不只是简简单单赚了点儿钱而已。我们有更高的目标，能够以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制造能力助力这些科技，使得更多的全球先进科技早一天面世，早一天造福社会。

Maverick为什么要找中国人投资

我们投资了Cerevast和Wicab之后，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的网站上也进行了报道，美国西北部医药企业协会也专门请Cerevast的CEO布拉福德·扎克斯演讲，分享他们是怎么融到中国人的钱的。这样一来，我们在美国医药圈有了点小知名度，好处便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项目：Maverick公司的可溶性心脏支架。

慕名而来的创业公司

现代社会的心脏病发病率很高，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发病的大多数原因都是由于心脑血管阻塞。过去的治疗方法是进行大手术，现在可以通过微创手术，从腋下划开一个口，放进一个小探头，将心脏支架放到相应阻塞的地方，撑开血管，疏通阻塞，以保证血流通畅。

但是，传统的心脏支架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得心脏病是由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所以安装了心脏支架并不代表生活习惯就会改善，如果过一段时间后依旧发生血管堵塞，怎么办？或者，虽然这一段装了支架后不堵了，但可能后面一段又堵上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一个支架，后面再想安装心脏支架就无法通过，所以就很麻烦。

国际市场上已经有人在研发可溶性心脏支架，这种支架能在18个月内溶解掉，因为即使心血管出现阻塞，沉淀物的沉淀也需要很长时间，往往会在两三年之后才出现新的堵塞，而之前安装的支架早已经溶解，就可以再放入新的支架，这种技术比传统的方法领先很多。

另一个问题是，随着支架放入的时间越来越久，还会产生所谓的排异反应，因为毕竟是体外的异物放进血液里，虽然血液里的白细胞会专门杀死异物，但原来可能仅仅是脂肪沉积造成的堵塞，现在又多了异物导致白细胞聚集，所以会更加堵塞。从理论上来讲，要在体内长期放置异物依旧很危险，如果隔一段时间后能够溶解，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了。

这一技术的关键是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可溶性导管材料，Maverick公司还从另一个高校得到了另一项专利，可以把抗排异药物放在可溶性心脏支架上，这样就无须再吃抗排异药物。因为传统心脏支架放进去以后，要坚持吃很长时间的药，甚至要终身吃药，才能解决排异反应的问题。现在这一技术本身就带有抗排异的药物，又可以溶解，这对心脏病人来说是个福音。

按我们说的模式来看，这个公司的前景已经很清晰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好的专利，为什么给这个公司？Maverick找到我们融资的时间相对较早，一般来说，我们的投资会偏A轮、B轮，甚至很多都是私募股权投资，也就是在一家公司上市前三年内进行投资。Maverick那时刚拿到专利授权，团队刚刚组建起来，只做了一些临床前的实验，基本仍处于临床前期，还没有进入临床试验。

专利转让的“潜规则”

为什么Maverick能拿到专利呢？他们专门给我讲了国外公司拿到专利授权的一个小的“潜规则”。

因为有了《拜杜法案》，所以现在的专利授权，尤其是所谓的独家商业权益的授权非常便宜：只有不到100万美元的前期费用，之后等产品上市后再分成。所以，如果产品根本就无法上市，或者负责的团队不能有效地打开市场，那么对高校来说就是损失，因为只得到了前期的几十万美元，太少。所以一旦高校有了非常好的专利，它就必须严格审查这个团队的资质，以确保这个团队能够把专利做成产品并上市取得成功，高校才能从后期分到钱。所以，看似是专利费降低了，人人都能从高校里拿到各种好专利出来创业，但实际上要拿到好专利还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就在于，高校不会轻易把好专利转给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90后创业者，而是会找一个最有经验、最有实力、让人信得过且能成功的团队，这样才能保证未来的利益最大化。

说到这一点，也顺便说一下目前国内比较热闹的90后创业的话题。为了鼓励创业，现在有一批90后被推到了前台，貌似他们才是真正懂得市场、懂得消费者的人，而今正当年的70后和80后们似乎已经没有说话的余地了。且不说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有20岁的王牌程序员，但是没有20岁的产业专家，因为要看懂一个产业，没有一二十年的浸润、思考和试错，是不可能的。

话说回来，罗格斯大学的这项专利一定是未来心脏病治疗的趋势，所以当创业者试图获得这项专利时，他们就需要证明自己。Maverick的创始人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的上一个创业公司Medlogics Device Corporation，就在上一轮心脏支架的技术潮流里，研发出了比当时的技术更加领先的产品。但产品还没有上市，就被竞争对手公司发现，高价收购了他的公司。

美国高校的很多专利都很厉害，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些专利做很多开拓性的事情，做很多革命性、梦幻性的产品出来。但如果专利过于开创，大众不接受你的产品理念，那么你就要去培育市场，培育消费者。但小公司可能负担不起，所以对小公司而言，最好的办法不是杀入一片蓝海做开拓者，培育出消费者一个新理念；而是杀入一片红海，利用自己在科技上的领先性，杀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这一轮克莱因“故伎重演”，已经有一家国际大公司计划在2017年推出可溶性心脏支架。现在Maverick公司拿到了罗格斯大学的专利，它就可以做同样的事情，针对同样的概念，由其他大公司先推出，克莱因可能晚1～2年推出，这样等对方培育完市场，到时我只要强调一点——现在这类产品是潮流，而我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我自然就获得了这个市场。

美国投资中的中国优势

我们从中能看到什么呢？一方面，市场不一定是蓝海比红海好，如果有比竞争对手更领先的科技，红海更好，可以踏踏实实地赚钱。另一方面，技术转让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资源竞争符合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法则，即有好专利的高校往往会花很大功夫去挑选真正能够成功的优秀团队。反之亦然，一个优秀团队一定会想办法找到真正足够强大的专利，以确保自己因为专利的优势而更容易成功。

这支团队最终获得了罗格斯大学的专利授权，因为他们有足够资深的创业者以及非常清晰的创业理念，甚至还组建了一支超豪华顾问团队。这支顾问团队里的成员都是心血管领域的专家，知道心脏支架应该怎么做最好。超豪华的创业团队和超豪华的顾问团队终于打动了罗格斯大学，把这么好的专利授权给Maverick。这样才完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

而这个项目之所以能被我们发现，是因为Cerevast帮我们做了些宣传，克莱因听说这个故事以后就主动找到我，他知道我们的投资策略很积极，而且会选择有高科技支持的资深创业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双长制”。

坦白来说，我们都不是所谓的财务投资人出身，尤其在一个公司的初创时期，看它的财务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识别出成功企业的模式，成功企业的模式就是优秀的专利和优秀的团队，而这两者基本是相伴的，因为优秀的团队不会找差的专利，差的专利不会给优秀的团队。一旦发现两者都足够优秀时，投资一定没错。所以我们对这个项目的决策很快，和创业者见完面，拿到相关的医学资料并确认完它的医学领先性之后，就已基本决定投资它。

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国内能够了解这种投资模式，能够帮助大家找到最有希望的高科技创新公司，并尽早跟它们合作。另一方面，虽然美国这些初创公司有很多优势，但它们也需要资金和市场，需要中国市场来扩大生产规模。实际上，是他们主动来找中国的投资公司，我们背后靠的就是中国这座大山。正因为我们是中国的投资公司，而且他们知道这样能利用中国的很多优势，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在初创期的团队，中国一样能够在这么领先的项目里投资进去。

创新先锋

Maverick血管科技公司：引领血管复原新浪潮

Maverick血管科技公司（Maverick Vascular Technologies）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专注于下一代生物可溶性血管支架（BVS）以及用于冠状动脉或静脉的外围设备的生物可溶性涂层的设计和发展。Maverick的生物可溶性血管支架和涂层是第一个真正的生物制药的血管移植物。

XCOR与长板优势

任何人对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接触的过程，一开始我对美国航天的热爱仅限于卫星，因为卫星是看得见的，而且我了解其中的商业运作，因为之前我们曾给高德地图和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

航天领域的新机会

我们一开始在美国考察了一批卫星企业，很多企业都相当优秀，而且有些企业已经发射了很多小卫星，包括用安卓系统做的卫星，地面上任何想操控卫星的人都可以写程序进行操控。比如，美国有一家公司同时发射了28颗卫星，叫“鸽子群”，就像一群鸽子一样，每颗小卫星就是一只鸽子。可惜发射时间是马航客机失联一周之后，如果它们能在“马航事件”之前发射这个“鸽子群”，也许飞机就能找到了。

虽然一开始对卫星产业很兴奋，但是细想下来又觉得这个市场相对比较单调，其最主要的用途是对地面的航拍，其他探测离商业用途相对更远。另外，也有很多让人担忧的地方，比如已经发射上去的这类小卫星太多，而各个小卫星之间的差异并不大，真正的差异体现在将它们发射上去的载体上。目前，成功的商用载体有两种，第一种是Space X公司将火箭从地面发射上去后直接把货物放到四五百公里的地球轨道上，它的缺点是每次发射的成本都很高，而且每次发射的间隔都很长；好处是能够直接把货物送到地球轨道上，因为不管是卫星还是空间站，都是将来人类探索月球、探索火星的基地。

还有一种做法很经济，先用小航天飞机起飞，飞出大气层到一两百公里的太空，然后慢慢加强动力，最后也能到达地球轨道。目前，采用这种做法的只有两家公司：一家是维珍银河——被著名的唱片公司老板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收购的一家美国创业公司。他们做了一架6座航天飞机，但不能直接在地面发射，而是搭在一架大飞机的背上，由大飞机将其带到万米高空，然后在空中脱离，火箭再点火，把它从万米高空推到100多公里的高度。另一家公司叫作XCOR，它的机身略小，只有两座，一个是驾驶员，另一个是乘客。它能从地面直接起飞，进入垂直状态直接升到100多公里的高空。

相比较来说，首先，维珍银河的方式会让乘客很不舒服，因为从地面起飞后会失重，而且要先脱离飞机掉下去，然后再助推，冲力过载会很大，老人、孩子可能会不适应。而如果是从地面水平起飞后慢慢加速，重力过载就不会那么大，普通人都可以接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异。

另外一个更大的差异是，维珍银河用的火箭推力发动机本身自带燃料，燃料汽化后把气体高速向后推出形成动力，这样它就能在没有空气的太空里飞行。但是，所有的火箭动力发动机都是一次性的，所以不管是维珍银河还是Space X的发动机用完了都只能扔掉。只有XCOR实现了火箭动力发动机的重复使用，这是它非常独特的一个知识产权，而这个知识产权现在已经授权给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使其能够直接运用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动力发动系统。

这项发明将会带来很多革命性的变化，比如试飞更频繁。如果每试飞一次都要把发动机扔掉的话，成本太高，试飞次数肯定不够。那么，XCOR的火箭动力发动机可以使用多少次呢？XCOR首席执行官杰夫·格雷森（Jeff Greason）回答说：“第一代可重复使用发动机在使用了上千次之后退役了，退役时所有性能都是完好的，只不过因为型号老了才退役。”言外之意是还能用很多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贡献。

作为投资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要能投得进去。维珍银河已经被理查德·布兰森收购，成为其私有公司，无法再投资。但XCOR可以，所以我们就选择投资了它。

太空情怀与商业模式创新

当然，我们也是受XCOR里这些人的感召。一般来说，进入航天领域的个人都是巨富，理查德·布兰森、埃隆·马斯克都是巨富，是巨富们为实现理想而做。只有XCOR里是一帮很穷的人，他们也是为理想而奋斗，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和努力。创始人杰夫·格雷森原来在英特尔做智能芯片，他在前一个创业公司也做火箭，但是失败了；之后再创业做XCOR，到现在已经在洛杉矶旁边的沙漠里住了一二十年，现在慢慢接近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

XCOR公司位于沙漠里的办公室

图片来源：www.xcor.com.

作为投资方，我们也很看重它的实力。一方面，XCOR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因为XCOR在这个领域实践、积累了很多年，从高校出来的技术未必比它更强，很多基础科学的积累要在高校里，但像这种技术实践经验是这些先驱者们用时间和年头堆出来的。所以，XCOR的年龄要大大高于我们投资的其他公司。从高校拿出来的专利一般需要5～8年时间完成孵化，我们希望能在公司成立5～7年时投资进去，所以我们投资的公司的成立时间都不到10年。但XCOR已经成立十七八年了，它在沙漠里从头开发出了一套完整的新技术，这很了不起。

另一方面，我们也特别看重它在商业上的创新。和我们接触最多的是XCOR的COO安德鲁·尼尔森（Andrew Nelson），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去了华尔街做风险投资，做得很成功，但是还是希望追求人生理想。我见到他本人时，一直以为他很年轻，30岁出头，因为他长了一张娃娃脸，后来聊得很深入以后，我便问了他的年龄，才知道他已经50多岁了。他也是在40多岁的时候，为了追求人生理想加入了XCOR。

他加入XCOR时，正是这家公司最艰难的时候，也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XCOR的资金来源基本要断了，因为研究了10年离试飞还是遥遥无期。尼尔森带去了一项很了不起的金融创新——湿租赁。设备租赁是非常常见的商业模式，很多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是租赁的。但在设备租赁过程中，一般由承租方负责运营和维修。

尼尔森的“湿租赁”是什么意思呢？相对于传统的设备租赁只出租设备，由承租方自己负责维修、运营，湿租赁就是承租方只负责日常运营，其他事情都交给XCOR, XCOR的所有维护人员、后勤以及其他一切服务都租给承租方，而不只是简简单单地出租设备。因为是XCOR开发的航天飞机，所以它知道怎么维护，怎么培训航天员，也知道整套流程是怎样做的。

为什么湿租赁对XCOR那么重要？因为XCOR的理想是把人类送到太空旅游，游客可以在太空看地球，看自己的家园。XCOR已经在全球卖出超过350张票，在中国大概卖出30张，占1/10。一张票10万美元，而且它现在卖出的每一张票都要支付至少一半的预付款，所以它已经从卖票上收了很多钱。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票都还卖不成呢，因为离试飞都还很遥远。

如果在洛杉矶边上建设一个发射场，把人带上太空，再降落回来，一天能够飞四五趟。从理论上来讲，从洛杉矶的发射场飞上去可以看到美国西部，但是肯定看不到东岸，更看不到欧洲。所以如果我想看我的祖国，就需要在它附近建发射场，所以全世界应该有很多个发射场，比如在欧洲、非洲、亚洲的中国都可以建，因为游客想要看的是自己的国家。

尼尔森的方案是，如果有人愿意建发射场，要先支付预付款，然后等一切都成熟后，XCOR用湿租赁的方法帮其维护航天飞机发射的整个过程，承租方只需要卖票、招人经营。XCOR的第一个湿租赁客户来自荷兰，2008年时，这家公司付给它300万美元，救了它的急，财务危机就这样被解决了。

荷兰的那家公司应该能看到2015年的试飞，也许8年、10年后，这家荷兰公司拥有了自己的发射场，就可以把大批游客送上太空去看看地球了。这就是尼尔森的金融创新，拯救了XCOR。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中国也去湿租赁，XCOR的要价会不会更高，这一点我也不知道，但我希望未来在中国也能有一个发射场，不仅可以去荷兰看欧洲，也可以看中国、日本、韩国，或者在中国香港或上海也建一个发射场，让这些地方都能被看到。

我们认为，航天飞机不仅有科技创新、金融创新，还有很清晰的商业模式。离正式发射还有很久就已经卖掉300多张票，那么一旦可以日常发射，比如预定下周就可以上太空，参与的人自然会更多，所以它的市场前景会很广阔。最重要的是，XCOR的目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们希望通过大量的航天飞行经验积累出更多的技术，让它飞到更远的地方，飞到空间站，甚至飞到地球卫星的范围，去拜访其他行星，它是最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航天器的工具。

这个项目除了在中国卖票，离落地中国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它的技术非常高端，而且美国政府会很介意，它不能把这种技术输出到中国，比如它的火箭动力发动机技术是不能输出到中国的，不过也许可以在中国建发射场。

虽然是湿租赁，但可能需要在中国招聘维护人员，这样我们也许慢慢会对它的技术有更多的了解。最早的波音飞机也是限制技术出口，现在中国已经能够组装自己的大型飞机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为了更遥远的理想，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是科幻的时代，而是真真实实地来到了这个航天时代的门口。如果我们能够做点贡献去推动它，这就很好。

复杂商业生态中的长板优势

为什么中国有公司声称可以发射火箭，但是没有人敢声称可以发射航天飞机？因为航天飞机这样一个复杂系统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比如舱内的生命维持系统、降落伞、宇航服，甚至各种导航系统和电子设备，一个飞机的复杂程度要远远大于火箭。

这里有一个老的公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因为国防需要，面临着国防工业应该先研究导弹还是飞机的两难选择，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同时研究。飞机听起来更洋气，因为当时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体会到飞机的优势，但是，毛主席还是拍板决定研究导弹。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工业体系相对不够完善，导弹是一次性的，如果我们的钢不太过硬，反正打出去只要飞到那个地方炸了就可以了。但飞机是重复使用，是耗材，如果钢的疲劳性不好，多飞几次或者哪天翅膀上的哪个铆钉坏了，飞机就会机毁人亡。所以，他决定做导弹。

飞机需要更复杂的生态系统，各个方面都要足够强大才能支撑整个项目的完成。美国之所以能生产出航天飞机恰恰取决于它有足够强大的支撑系统来支持它要完成的每一件事。XCOR里除了尼尔森是金融专家，其他主要的研发者都是两方面的专家：推进专家和空气动力专家。飞机的外形和推进有力都是靠它自己的研究，其他航天飞机部件主要靠外部专家，比如请最好的救生系统专家设计舱内，甚至请外部的操控设计专家设计操控杆、仪表板的位置，等等。

我认为这是美国创新体系中与《拜杜法案》相辅相成的一个方面，这是积木式创新系统中很本质的东西。每个公司都很小型化，各自的优势只集中在某个很强的领域，做出自己的长板，长板要强到务必是全美甚至全世界第一。单个长板不能完成所有的事，但是可以作为一个核心发明专利去结合其他长板。比如，科技长板可以结合设计长板、生产长板、销售长板、金融财务长板，等等，这样就可以瞬间拼起一个大公司需要的所有功能。

简单来讲，所有这些功能在从属关系上都是松耦合，彼此互不从属，甚至每个功能都是一家小公司、一个个人、一个专家。但是在合作程度上是紧耦合，大家紧密合作来完成一个需要高度协调能力才能完成的使命，比如设计一架航天飞机。

也就是说，生态环境的复杂程度越高，拥有的长板越细，科技发明就越容易有所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原创性的思想会更容易落地，我不需要大公司或者巨额的投资才能协调整个项目，我只需要把这些长板聚在一起。就像一架航天飞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帮不那么有钱的人聚在沙漠里待了一二十年，现在看起来曙光就在眼前了。这就是积木式创新的魅力所在。

这家公司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中国能不能有更多的长板，更多的细分优势？中国的国际优势在于制造业，我们的长板是开放的制造业。就制造能力来讲，日本、韩国、德国都很强，但是相对封闭。美国拥有最多的开放长板，中国最起码拥有了制造能力，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开放长板让创新的生态环境更繁荣，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一个挑战。

商业太空，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机会

安德鲁·尼尔森

美国太空旅行公司XCOR总裁

10000亿美元市场的概念是什么？全世界的电力市场只有3000亿美元。全球的民用航空收入也只有743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很大，但还是不到10000亿美元。根据高盛的调查数据，全世界的电子商务市场在2014年达到了15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1/3，这是一个非常惊人、庞大的数字。

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新的10000亿美元的市场呢？首先，我们必须根本性地影响每一个人。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个市场结构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这个倒金字塔分成三个不同部分，包括基础设施、平台和应用。

以手机为例，基础设施是通信产业，平台是手机本身，应用就像你手机上的微信。在基础设施部分，一般有10家左右大型公司，其投资规模一般在10亿～1000亿美元。平台这个层次会有更多公司——从几十家到几千家，它们的投资额在1000万～10亿美元之间。还有大量的具体应用，投资额基本在0～5000万美元。

要想创建一个上万亿美元的市场，你需要非常独特的方法来解决别人的问题，需要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管理框架或者规章制度，还需要创新和领导力。

那么，太空商务旅行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我认为发射是其中一个瓶颈。在今天的市场上，如果你要发射一颗卫星就要使用一艘火箭，但火箭只能使用一次。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要从北京飞到美国，等你到达后你所乘坐的客机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太空旅行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旅行方式。

我们认为必须设计出能够重复使用的飞行设施，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案。这样才可以大大降低商务太空旅行的价格，然后催生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对于每100公斤的载重，我们可以把它的成本从10000美元降到100美元。随着费用的下降，我们的发射次数就需要大量提升。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型呢？我们需要向后看，才能看到未来。

1940年时，我们就以为我们会去太空中生活，那将是一个非常绚丽的景象。1950年的时候，我们以为太空旅行在科学上更可行一些，但还是非常科幻。到了2001年，《201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这部电影里展示了“泛美”号太空飞船的样子，当我看到它时，就立志献身于太空旅行这个行业。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酷的太空飞行器。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太空飞行却并非如此，比如“水星”号和“双子星”号火箭、登月的“阿波罗”号火箭、最早的太空站实验室以及在那之后的航天飞机——我们用航天飞机建设了国际空间站。真正的现实与我们过去想象的未来不太一样。我认为，未来仍然会是一个非常绚丽的未来，但是更加现实。

首先，飞行器将会实现亚轨道飞行。这一亚轨道飞行器不会进入地球轨道，而会直接返回地球。所谓的亚轨道飞行就是垂直起飞、垂直降落。我们的竞争对手维珍银河公司采用的方式是把飞行器用飞机送上去之后，再从大气层中发射升空。XCOR公司飞行器的飞行模式是从跑道上起飞，然后进入太空。它每天可以起飞、降落4次，而价格只需要60万元人民币。与其他方式比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其次，飞行器将多次进入轨道，就像普通的太空飞船。当你能够实现太空飞行器的多次使用之后，就将催生一个非常巨大的、超过万亿美元的市场。今天，现有的太空市场仍然会继续存在，政府和卫星通信在这个市场中将只占4%。我们认为会有两个新的市场方向：一个是太空的发电市场，另一个是行星的采矿市场。

顾名思义，太阳能发电就是利用太阳发电。你在地球的同步轨道上修一个巨大的太阳光反射器，大小约为40公里×20公里，而且它会把太阳能直接传输到地面上的太阳能接收器上。未来有一天，它可以消除中国对所有火力发电厂的依赖，甚至是全世界所有的火力发电厂。这对环境将是一个巨大的保护。

我们今天在地球上使用的所有金属其实都来自外太空的白金小行星，它在很多年前撞击了地球。未来我们在电器方面的研发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稀有金属，这些稀有金属在太空中并不稀有。现在已经有很多公司准备去外太空把它们带回地球供人类使用。谷歌的创始人就是其中一家公司的主要投资人。

再次，飞行器将可以在轨道上进行生产。Bigelow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它已经发射了两个在轨道上可供人类生存的太空舱，而且已经在轨道上飞行了近10年——证明这个设备可以被长期使用。到2016年，这家公司就会把另一个新的太空舱安装到国际空间站上。它可以在太空中进行生产，甚至有一天可以变成一家旅店、酒店。想象一下，有一天你就能在太空中度蜜月了。而且，我们不仅会在太空中生产出可以在太空中使用的东西，还可以生产出地球上使用的东西。

最后，飞行器将发展平台和平台上的应用。其中一个平台实际上非常小，现在每年大概能发射1000颗小型通讯卫星，每颗卫星的大小只有30厘米×10厘米。还有另外一种地球观测卫星，只有100公斤重，体积非常小。这家公司发射了两颗卫星，并以500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谷歌。GeoEye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它的估值也是百亿美元。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属产品也会大大增加这个市场的规模，比如增压服，它可以进行载荷处理。当然，还有月球机器人。想象一下，在未来你只需要花费100美元就可以在家里的计算机上遥控这个机器人30分钟。

思科公司正在研究一种太空路由器，而有一家名叫零重力解决方案（Zero Gravity Solutions）的公司正在国际空间站里研制一种新型药物，因为它的分子构成很特殊，所以它可以给某些疾病带来非常特殊的治疗效果。

太空商务旅行将会有一个广阔的未来，我们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XCOR研发出的飞行器的名字叫“山猫”（Lynx）。山猫是一种生活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猛兽，短尾，耳朵上有毛。我们认为“山猫”飞行器将会是一种在未来十分热门的飞行器，只有两个座位——飞行员和乘客。乘客可以坐在驾驶舱的第一排，成为太空人或者宇航员；乘客就像宇航员一样，也要穿一套增压服；也可以像宇航员一样，打开收音机；还可以像宇航员一样接受训练，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宇航员。

我们非常激动地看到，这种航天飞机将成为第一种可以被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行器。它不只是让游客到太空中旅行一圈，还可以同时用来做很多科学研究。比如，可以在乘客的椅子上做很多科学实验，在驾驶员背后的空间进行小型实验。这架飞机后面还有一个很小的空间，乘客可以从大气层的最顶层采集一些空气样本，或者把一些电器暴露到外太空，甚至未来可以用来发射小型通讯卫星。

XCOR“山猫号”航天飞机

图片来源：www.xcor.com.

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产品，同时也会对人类和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1366：投资人如何找到新机会

美国波士顿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所著名的大学，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创业机制和氛围更令人兴奋一些。黄亚生教授在一本书中曾经引述过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09年，有25800家公司以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为依托，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创办的企业总产值超过2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

对于专注于高科技创新的风险投资人来说，波士顿无疑是一个充满了吸引力的未来之地。这里不仅有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还有众多有着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更有一个广泛且活跃的校友网络。在初步摸索到投资美国高科技创新企业的模式之后，我希望能在波士顿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基础与创新机制就成为我们投资的首选大本营。

我们有一项投资跟湛庐文化有很深的关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是湛庐文化的顾问，我曾经专门到麻省理工学院拜访过他，他给湛庐文化推荐了一家很好的企业——1366，黄亚生教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另外，湛庐文化策划的《富足：改变人类未来的4大力量》一书中对1366也有介绍：

1366科技公司（1366 Technologies）把自己的使命确定为：把硅晶片的消耗降低到现在的1/10。这个公司是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伊曼纽尔·萨克斯（Emanuel Sachs）创立的。（公司名称则取自地球每平方米土地的年平均太阳能照射量）。1366科技公司已经找到了无须事先把整块硅原料切割成小块的方法，这就大大降低了太阳光电系统中最昂贵的部件的成本。

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在2009年时曾对一批太阳能新能源企业做过分析和报道，当时有6家新能源企业获得了美国能源部的资助。从理论上来讲，五六年过去了，如果这些企业的技术可行，应该也快到收获期了。按照我们的投资原则，目前的时间点应该是最好的投资进入期。搜索一番之后我发现，当时6家企业中的5家都消失了，只有1366还在，而且发展得非常好。

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著名教授伊曼纽尔·萨克斯

图片来源：全球能源网络研究所（Global Energy Network Institute），www.geni.org。

因为湛庐文化的引荐，我们跟1366的人聊得很深入。虽然在投资过程中要看一家公司的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但是面对很多新兴科技企业，这些指标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没有收入，更谈不上利润，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研发上。但是，积木式创新模式——优秀的科学家加优秀的CEO却是个很好的识别模式。

1366恰恰具备了一个成功企业必须具备的这种模式。一方面，它的专利是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著名教授伊曼纽尔·萨克斯的研究成果，后来，1366的CEO弗兰克·范米尔洛（Frank van Mierlo）专门带我去波士顿参观了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和各个实验室，各种各样的精密设备摆在巨大的厂房里，与其说是一个实验室，还不如说是一个现代化的车间，甚至可以直接量产很多产品。

1366科技公司CEO弗兰克·范米尔洛

图片来源：www.bizjournals.com.

另一方面，作为1366科技公司CEO的弗兰克·范米尔洛也符合我们的标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业者，有自己独特的故事。他已经50多岁，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又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读了一个硕士学位。在不同的公司工作多年以后，他决定创业做无人驾驶潜水艇，其公司名为Bluefin。之所以做无人驾驶潜水艇，主要是因为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好朋友是人工智能与机器控制方面的专家，他们一起创业，选择了水下无人驾驶这个最难的领域。

无人驾驶飞机和无人驾驶汽车，无论在操控性还是通讯的便利性上都比潜水艇更容易，水下的通讯没有保障，因为水流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无人驾驶潜水艇的科技含量要大于无人驾驶汽车和飞机。

经过多年研究之后，Bluefin公司研究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黄色潜水艇。这家公司后来被成功收购，美国一家有军方背景的大公司花了很高的价钱收购了它。马航失踪之后，美国人派到深海去探测失事客机遗骸的就是Bluefin潜水艇。

这又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加优秀CEO的模式。我们还发现这个模式是跨领域的，并非只在医药器械领域，也可以在太阳能产业。其实在很多我们投资的公司里，如金融、电子、机器人等领域里，这个模式都不断地出现。

创新先锋

1366科技公司：太阳能电池的革新者

1366科技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其技术可以直接将硅晶片铸造入模具并形成最终需要的形状，而不是像传统方式那样从大块铸块上进行切割，这一新方法将比传统的硅晶片生产方法节省约40%的成本。1366的市场目标就是利用直接铸造成型的硅晶片，而不是传统的切割方法生产低成本的太阳能电池。

Terrafugia：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交通解决方案

投资1366之后，我们希望能够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创业网络中找到新的投资机会。在波士顿，这样的机会似乎并不难找。2014年12月去波士顿时，我拜访了一家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创办的充满了科幻感的公司——Terrafugia。公司的名字有些奇怪，“Terra”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地面”，“fugia”的意思是“逃离”，所以这家公司的目标是“飞离地面”。

这家企业的产品是会飞的汽车，但并不是科幻电影里看到的那种会飞的汽车，它是有硬性标准的。其硬性标准在于作为要上路的汽车，必须通过交通管理部门的审核，空管也有相应的审核，Terrafugia是世界上第一家造出了同时拥有汽车和飞机两个牌照的飞行汽车的公司。不过，迄今还没有实现量产，只做了两辆。第一辆是第一代原型车，第二代做了很多重大改进，两代车都可以飞上天，而且同时拿到了行驶和飞行的牌照。有意思的是，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辆飞行汽车，美国一个著名的飞行博物馆已经跟它预定了：你这架“飞机”将来一定要捐给我们的博物馆。

Terrafugia公司的布置很有意思，一边是很普通的办公室，另一边是大厂房，所有的生产机库都在里面。办公区的过道里挂了很多幼儿园小朋友的画。因为美国有很多关于其飞行汽车的新闻报道，所以很多幼儿园的小孩们听说了飞行汽车后就画出了很多他们想象中的飞行汽车，虽然是非常幼稚的涂鸦，但是很美。

Terrafugia的飞行汽车现在还不能量产，它融资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量产，因为设计、原型都已经实现了。原型设计的优势也很显著，一方面，它能从任何飞机跑道上起飞；另一方面，它也能在任何公路上行驶。最巧妙的地方是飞行汽车的体积并不大，翅膀折叠起来后可以放到美国家庭现有的标准大小的车库里。在美国，飞机的停机费用非常昂贵，拥有私人飞机不仅意味着花钱买飞机，而且在任何一个机场租个机库的费用也很高。Terrafugia飞行汽车本身是辆车，可以开回家停到自家车库里，要飞的时候再从家里开出去就好了。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那天在波士顿约了晚上和1366的CEO弗兰克·范米尔洛一起吃饭，之前要见1366的董事长，这位董事长是1366第一轮风险投资基金的合伙人。在与弗兰克·范米尔洛约地点时，他得知我要去参观Terrafugia，而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是他的校友，他们在一次校友聚会上见过面。

等我到了Terrafugia，其CEO卡尔·迪特里奇（Carl Dietrich）对我说，1366的CEO弗兰克·范米尔洛晚上不仅要来接你，还会参观他的公司。那天的行程就变成了我和夫人以及1366的CEO弗兰克·范米尔洛一起参观Terrafugia。我太太是舞蹈家、艺术家，和科学没有关联，但是她看到飞行汽车后依然受到了很大的感染，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虽然无关，但有很多共鸣，有很多艺术上的特性。我认为，能够制造出飞行汽车的人，骨子里一定是一位艺术家。这也是让我感受很深的一个地方，科技走到今天逐渐跟艺术交融，未来理性和感性也会有很多交融的地方。

在制造飞行汽车的厂房里有一个制造大型模具的车床，大型模具被制作出来后，用一层层碳纤维纸贴上去，上百层碳纤维纸形成了机壳，跟如今的汽车外壳一样。因为它的材质是碳纤维，非常轻，人很轻易就能把飞行汽车的前机壳拎起来，但是它的强度大于钢铁。

飞行汽车的制造过程也令人惊讶不已，原来就是一张张纸纯手工贴上去，从制作精度看绝对是量产的水平。这是我的另一个感慨，美国人的动手能力让人非常佩服。你去家得宝家用材料商店，能看到精密车床；去参观Radioshop，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电路板。这个国家对动手能力的爱好到了偏执的程度，这样的能力使得他们有任何理想都可以自己动手去实现。

很多人都有各种梦想，比如造飞机或者汽车，但是大多数人可能连足够的原材料、碳纤维纸或者车床都找不到。美国还有一个新项目发展得非常快——Techshop，它对外开放，提供车床、水压机、模具机器、3D打印等各种先进制造工具，任何人若想制造点什么都可以去Techshop。

美国教育提倡的STEAM使得被教育者在未来碰到任何现实问题时，不仅不会犹豫，还能变成主动解决者。问题解决以后，还可以将解决方案固化成产品，向全世界推广。后来加入其中的“A”就是“Art”，是希望问题不仅能被解决，而且还要解决得很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苹果的第一台iPhone手机刚推出时，乔布斯说这是互联网沟通工具、iPod和手机三者的结合，其实还有一个潜台词他没说，就是这个东西还很美。为什么iPhone那么热销，因为它不仅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还是一个非常美的艺术品，让很多人愿意拿在手里炫耀。

Terrafugia公司研发的最新型飞行汽车TF-XTM

图片来源：www.terrafugia.com.

我们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信心，是因为知道未来的问题不仅是可以解决的，还可以用科学、技术和艺术结合的手段解决得很美好、很艺术，甚至解决问题的过程都能变成一件艺术品。

创新先锋

Terrafugia：会飞的汽车

Terrafugia公司正在催生一次个人移动革命，其产品将个人交通带到了一个更加安全、便捷、自由的新境界。为实现自20世纪就梦寐以求的飞行汽车，Terrafugia研发的符合道路行驶要求的飞机——The Transition?就是实现这一梦想的第一步。Terrafugia致力于让个人航空业成为主流产业，以已被证实的技术为依托，让个人航空成为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方式。

WiTricity：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术无异

投资中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能看到很多特别先进，甚至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科技，WiTricity就是这样一家公司。

为全球化做好准备

我第一次去参观WiTricity时，它的CEO艾里克斯·格鲁泽（Alex Gruzen）给我看了各种产品展示：墙面上嵌了一台电视，电视没有电源线，直接通过接收无线电的方式通电；地上有一个长方形的黑色金属盒子，是专门用于电动车的充电装置。未来当电动汽车普及以后，每辆车的停车位上都会有一个像长方形井盖一样的装置给车充电。等你打算将车开走时，电已经充满了。

让我觉得更奇妙的是他带我去的一间叫作“未来屋”的房间，他们认为这就应该是未来家居设计的样板间。地面上铺着很多办公室常见的地板砖，揭起来能看到地板砖背后是一圈线圈，有了这样的线圈，地面上就布上了磁场，电磁转换就可以让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接收到电。台灯底下也安装了相应的装置，随便放在房间里的任何位置，一打开就是亮的；手机放在茶几上也可以直接充电。

丰田曾经推出过一款非常著名的混合动力汽车——普锐斯。2016年，丰田将会推出普锐斯的全新电动版汽车，用的就是这种无线充电装置，或者叫非接触式充电。技术提供方就是WiTricity，也许今天对大家来说它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再过几年，其他若干家世界大型汽车公司都会推出全系列的电动车，用的都是WiTricity的充电方案，那时大家就会认识这家公司了。

这个公司听起来很神奇，若要探究它的发源地的话，我们又回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马林·索尔亚契奇最初开发这种科技的原因，就是嫌手机充电太麻烦，他想开发一个无需接触便可以直接充电的装置。

WiTricity创始人马林·索尔亚契奇

图片来源：John D.&Catherine T.MacArthur Foundation.

按照一般规律，这样的产品从实验室原形到真正上市，基本上需要5～8年时间以及上千万美元的投入。这家公司于2007年成立，到现在也有了8年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临界状态了。

WiTricity正是我们要找的那种高科技企业的典型。它有高校的技术孵化，专利性强，他的办公室墙面上全是一个个专利证书，他们把每个专利证书做成了小铜牌，墙面上钉满了这样的小铜牌。这家公司的基础性专利有90多个，这些专利集合在一起便形成了非常强的防御能力。

有了如此好的技术，2007年，马林·索尔亚契奇与几个合作伙伴一起创办了这家公司，团队中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和博士，他们花了几年时间将产品做到了可以量产的阶段，下一步就需要更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时他们从外部邀请了CEO进入。

现任CEO格鲁泽于2014年到任，他曾经在索尼、戴尔等知名跨国公司担任高管，有丰富的全球市场经验。他的特长是在一个企业发展到产品即将大规模上市、打开全球市场时，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成长。由此你可以看到，国外的企业家也有分工与定位，有些人可能擅长与高校合作，从专利开始将产品做出来，因为他擅长与教授或研发人员沟通，像1366的CEO弗兰克·范米尔洛，他当初就是到麻省理工学院找一个个教授聊天，寻找自己下一个创业的技术和产品机会。

还有些企业家拥有大型跨国企业的运营经验，对全球运作胸有成竹，能安排各种资源，能让一个创业企业迅速成长为大公司。这是一个大爆炸式创新的时代，任何创新企业，不管技术多么领先，也只有一个领先周期而已，不是没有替代性技术出现的可能，这时小公司必须要快跑，必须要迅速挤占全球市场，才可能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市场位置。

即使这么先进的技术，其实也有若干替代性方案，虽然其他方案可能没有WiTricity的磁共振方案好。比如在电动汽车领域，汽车对电量的需求非常大，充电时间长，还要保证安全性，WiTricity的方案能同时满足这三点要求，所以它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的非接触式充电的标准。

中国制造的长板优势

说到电动汽车，就不得不提特斯拉，因为它是电动汽车的先驱。特斯拉看似在某个领域很领先，但在整体的思考上有很大的不足。首先，它迄今也没有使用非接触式充电，所以特斯拉的汽车看着很好，但还要拉出一根很笨的线才能充电。

其次，虽然特斯拉的电池组的管理技术非常领先，但是它所谓的大爆炸式突破的速度明显慢了。当其他竞争对手反应过来，开始提供量产车时，特斯拉的量产能力明显不足。特斯拉声称要建一个年产量10万辆的工厂，据说选址定在了内华达州。但是，从选定厂址到建成投产再到实现10万辆的量产，在汽车产业里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因此要实现量产能力，它大概要等到2018年了。

不过，WiTricity知道全球各大汽车生产商何时会推出电动汽车，因为它们使用的几乎都是WiTricity的无线充电技术。丰田汽车会在2016年推出电动汽车，到2017年，各大汽车生产商都会推出全系列电动汽车。这意味着什么呢？2017年的电动汽车市场会进入一个激烈竞争的状态。这时的特斯拉还没准备好呢，它的产量也跟不上，所以就很被动。

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的地方。特斯拉的技术很领先，它的电池组技术在5年前就已独步江湖。不过这种领先性正在逐渐丧失，一方面，从特斯拉出来创业的团队已经有了几个；另一方面，各家电动汽车公司电池组管理的水平也纷纷赶了上来。虽然特斯拉的科技很领先，但无法保证永远都是最好的。

我们假设5年前特斯拉就早早进入中国，跟中国的汽车厂商合资，或者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型制造厂，那它可能在三年前就已经实现了量产，它在中国可能迅速就会生产出几十万辆，甚至上百万辆，那么特斯拉汽车的价格可能就会很低了。现在，一辆Model S大约10万美元，如果降到5万或3万美元呢？

现代制造业的核心就是数量和价格成反比，数量多，价格必然下降。因为没有这样做，特斯拉今天就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虽然它的技术领先竞争对手5年，但是当竞争对手慢慢领悟并且追赶上来时，竞争对手的优势反倒显著了，因为这些竞争对手都是全球性的汽车厂商，比如让福特汽车或者通用汽车年产几十万或上百万辆汽车，肯定要比特斯拉轻松。

我们认为，在积木式创新的趋势里，对美国企业来说，特斯拉是一记警钟，是一个反例。那就是如果不能尽早和中国合作，不能尽早放量生产，不能尽早挤占全球市场，不管技术多么领先，还是有危险的。为什么呢？虽然积木式创新能够让一个初创企业迅速具备大企业的能力，但是毕竟大企业也积聚了自己的能量，它们不会坐以待毙。创新者必须要以最终把大企业驱逐出市场作为胜利的终点，不能只满足于把产品做出来，那离革命成功还远得很。

可以说，中国是国外这些科技创新企业革命成功的重要伴侣，因为我们可以帮助它们实现量产。目前来看，在IT电子、家用电器和汽车这三大领域中，中国都是最大的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

WiTricity非常积极主动地要来中国迅速发展，这说明中国在全球积木式创新的趋势中有自己独特的位置。中国只要积极主动地走出去与先进科技合作，或者把先进科技带进来，就能造福于全世界。

看似是我们要向别人交专利和技术转让费，但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技术转让的费用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如果产品能卖到全球市场，其收入绝对值会大很多，利润也比专利费高很多。

另外，中国借助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比如中国与WiTricity合作生产出一系列世界最领先的产品，甚至可以返销到美国、欧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全球任何地方。我认为这是积木式创新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机遇——和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合作，利用帮助其做大做强的机会，同时确保我们作为全球高科技制造业的核心地位。又因为我们制造和生产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可以更进一步巩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能够向全世界出口，这就是一种强强联合的双赢。

创新先锋

WiTricity：无线充电技术的先行者

WiTricity公司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将无线充电技术商业化，这一技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支物理学家团队在两年前发明并获得了专利。WiTricity将成为连接电网和一系列移动无线装置的中介，进而促进全新的用户、商业、工业装置的进一步发展。通过研发一系列无线充电装置，使得各行各业的设计者和生产者的产品真正实现“无线”。

LightSail：美女学霸的创业之路

未来，新能源将是一个万亿美元的市场，我们投资了一家新能源储能设备研发企业LightSail。“Light”的意思是“光亮”，“Sail”是“帆船”，若用中文直接翻译过来，这家公司的名字应该是“光之帆船”。

新能源的储能环节是个产业难点。不管是太阳能电站还是风能电站，它的能源供应都未必是持续的，有风、无风或风力大小，又或者阳光的强度，这些条件都是不能控制的。

这时就需要储能，在峰值高时把能源储存下来，在低谷时释放出去，这样才能保证能源的持续稳定供应。如果没有储能环节，虽然看起来新能源的发电成本比较低，但是很多能源都会被白白浪费掉，总体的能源效率还是不高。过去储能市场的解决方案相对昂贵，有的会用锂电池，但当大规模储能时，锂电池的使用和维护费用都非常昂贵。

黑头发的科学家与花白头发的企业家

LightSail这家公司是由一个传奇人物创立的，今年才二十七八岁的小女孩——丹妮尔·方（Danielle Fong），她是加拿大籍华裔。丹妮尔12岁上大学，17岁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热力工程学博士，属于典型的美女学霸。在做博士研究时，她找到了解决储能问题在技术上可行的低成本方案。于是她辍学了，一开始在某家公司工作了一两年，在找到合作伙伴，也就是LightSail公司的CEO史蒂夫·克兰（Steve Crane）后，他们就迅速成为合作伙伴，开始了创业历程。

LightSail联合创始人及首席科学家丹妮尔·方

图片来源：lightsailenergy.com.

LightSail联合创始人及CEO史蒂夫·克兰

有意思的地方是，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理解：科学家是白发苍苍的，因为做科学研究得干一辈子，企业家往往很年轻，20多岁就出来创业。但实际上，LightSail恰恰相反，丹妮尔是创始人，她的身份是首席科学家，技术是她带头研发出来的。CEO克兰其实已经40多岁了，也是博士，且有多年创业公司的管理经验。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道理很简单。科学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的突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的，谁最容易做出学术上的突破呢？就是站在优秀科学家的肩膀上，在优秀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做研究，跟优秀科学家读博士的人，因为这些科学家已经在其科研领域很领先，继承他所有的优势，在前沿领域里再找到一个突破，你就站在了世界制高点。丹妮尔在这个领域里全球最好的实验室读博士，又有了一项革命性的发明，她就站到了科研世界的巅峰，虽然还很年轻。

但为什么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全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呢？误解在于，科学家真正出成绩的时候是很年轻的，而诺贝尔奖是在这个成绩被社会认可有重大贡献时才会授予，到那时的科学家们往往都老了。因为科研成果要真正被社会认可为重大贡献，往往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

再看LightSail这家公司，它的科学家非常年轻，但企业家却是头发花白之人，因为做企业需要的是对产业的理解和洞察。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一上来就讲要颠覆某某产业，但你对这个产业都不懂，又怎么颠覆它呢？搞懂一个产业不是三两天的事情，没有8～10年的浸润根本就理解不了它的核心，也找不到它的痛点在哪里。

另外，做企业往往要协调各种资源，年轻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优势，要协调很多人做好管理非常不容易。这些都需要时间积累经验，没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只能自己从头积累所有的经验。所以，照理就应该是企业家的年龄很大，科学家很年轻，这在LightSail这家公司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伟大的创新往往看起来像魔术。去拜访LightSail之前，我在它的官网上看到相关介绍，看起来真的就像魔术。他们研发储能的方法真的很简单，就是压缩空气储能——通过电能驱动活塞，将空气挤压进一个大罐子里变成压缩空气；需要电的时候再让空气释放，活塞再往回运动，将压缩空气转换为电能。

这个方案听起来似乎可行，不过给人的感觉是效率很低，压缩完空气再转换为电能后，原来的电能可能只剩下1/10。这也是LishtSail的突破所在，也是丹妮尔的发明，压缩空气过程中产生的热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在表面喷水从而将热能吸收掉。水储热是最好的方式，凉水喷进去后变成热水储存起来，释放时如果外界温度很低，压缩气体释放不充分，就会把热水喷回罐子上令它升温，罐体升温后就能让热能更充分地释放。加了这么一个巧妙的喷水、储水和再返回去喷水的环节，热能的效率提高到了50%多，基本可用了。不过，LightSail还在提升储能效率，目标是超过60%。

60%看起来也很低，相当于发10度电要损耗4度。但在综合考虑时，总体成本降低了，对于新能源发电来说，因为前期的风与阳光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储能环节这部分的损耗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家公司给我的启示是，听起来很神奇的功能通过这么简单的原理来实现，这背后需要大量的高科技技术沉淀。我去参观他们的实验室时发现，整个控制系统非常严谨，做实验时，所有能量输入和输出的数值都会显示在上面，通过不断做实验寻找最优解。

如何迅速地从1到100万

我的另一个感触是丹妮尔·方特别欢迎我们的投资，我也很好奇她为什么会对中国的投资那么欢迎。其实他们并不缺钱，他们的投资人里有比尔·盖茨，有最近在中国大名鼎鼎的《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还有不少非常优秀的风险投资企业。

她说是希望向其他投资人证明：我们有中国的投资，可以用到中国的资源，这对公司的长期发展非常有利。不管是储能罐还是压缩和释放系统，其核心控制部件上真正高精密的部分并不多，多数都是很粗笨的标准件。这种部件在中国生产有巨大优势，因为中国擅长量产标准化的产品，而且能够把成本压到非常低。LightSail提供的本就是一个低成本解决方案，希望在中国量产以进一步压低成本，这样公司的竞争优势就会更大。她认为中国能够在制造上帮很大的忙。

其实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制造优势不仅仅是锦上添花，或者降低成本那么简单，更有可能是雪中送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制造能力，不仅成本降不下来，企业的生死存亡也会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理论上来讲，在美国进行大规模制造也可以，但前提是要先巨额投资在美国建设制造厂。这笔投资从哪里来？往往是拿不到的。这是鸡和蛋的问题——要先建大规模制造厂，才会有生产能力，才能存活。但在存活之前就让投资人出一大笔钱建厂，没有投资人愿意冒这个风险。投资者更愿意做的事情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我们在美国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规律：只要跟制造业相关的企业，在大规模生产之前，融资都像是过不去的鬼门关。

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不管是找人代工还是其他合作形式，你都不需要重建工厂，只需要进行协作的一点资金投入就能实现大规模生产。这是所有高科技制造企业梦寐以求的。一旦企业实现了大规模制造，很可能就赢得了市场。

之所以说从0到1往往没有从1到100万那么重要，是因为后者往往能决定生死。这种放大产能的力量只有中国有，这就是丹妮尔为什么那么欢迎中国投资的根本原因。作为投资公司，我们也希望跟地方政府、企业界合作，能够把大规模制造能力做成乐高积木那样的标准件，拼插到美国积木式创新的系统里，变成一个核心的积木块，最终形成共赢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是核心积木块，决定这条商业链的生死，所以肯定不能像以前代工企业那般利润微薄。我们帮助这些创新企业成长壮大，帮助它们成为下一个苹果或者特斯拉，利润肯定会高很多。我希望在中国能批量地引进LightSail这样的创新企业，帮助其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若能在中国找到低成本的制造资源和潜在市场，这些创新企业的估值肯定会大幅提升。

如果能够将双方有效对接起来，那么中国既能推动全球的开放创新，也能给自身带来更多的经济繁荣，甚至能够带动整个行业的平台级的变迁。在基础科研层面，中国企业在跟国外公司合作时不是大股东，但是到了提升量产规模时，中国就能够做到优势和规模对等。再到应用层面时，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且擅长微创新，所以应用的丰富化是可预期的，这部分的市场主要就是中国的。

创新先锋

LightSail：“空气电池”来储能

LightSail由丹妮尔·方、史蒂夫·克兰和埃德·伯林（Ed Berlin）于2009年联合创立，目的是生产世界上最干净、最经济的能源存储系统，通过压缩空气创造热能。LightSail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注射浓密的水雾，快速吸收压缩空气中的热能并从热能中获取再生能源。

MC10与创新公司嬗变

我对MC10这家公司的兴趣还是因为在2012年12月参加了湛庐文化组织的“对话最伟大的头脑”未来之旅游学活动，其中一站去了锐步公司。作为一家体育用品企业，锐步对湛庐文化的访客非常友好，在它们的商店买鞋半价，结果每个人都抱双鞋出来。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没买鞋的，我买了一顶帽子，不过帽子也不是为了自己戴。我发现那个帽子背后有一个小尾巴，小尾巴上有几个小点，这个尾巴实际上是一个集成电路片，小点就是指示灯。

帽子的后面是哪家创新企业

把这顶帽子的内里掀开，我发现它里面衬了一圈柔性集成电路。这顶帽子是做什么的呢？主要是为了检测橄榄球运动员有没有脑震荡风险。美国的橄榄球运动非常普及，小孩子都会玩。橄榄球运动员的剧烈冲撞很频繁，有时头部会受到猛烈冲击，这时要判断他有没有脑震荡的可能性，一般都是裁判员过去问，或者翻翻眼皮，看他能不能清醒地回答问题，或者跑起来稳不稳，但这些检查方法都不准确。

最准确的方法还是根据头盔里大脑受到冲击的水平来判断。但是，这种技术不能做成硬性的，所以它贴在一顶很软的帽子里，戴上帽子以后再戴头盔就能检测了。为什么要在后面留一个尾巴？因为头盔是整个罩在脑袋上的，露在头盔后面的小尾巴上的指示灯可以显示等级，如果红灯亮起，说明运动员可能已经受伤了，必须下场。

由锐步生产的用于检测运动员脑震荡风险的帽子，红色的指示灯即为M10的集成电路传感器

图片来源：www.bostonglobe.com.

后来我发现，与锐步合作的这家企业正是MC10，只有帽子是锐步做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对MC10产生了兴趣。毫无疑问，这样的公司和产品未来会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因为它的科技和产品非常炫。柔性的集成电路不仅可折叠、可揉搓，而且有计算能力，还可以加入很多监控各种生理指标的传感器。

他们将这个柔性集成电路命名为“生物印章”（Biostamp），在皮肤上盖一个戳就可以检测身体的各种生物指标。这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远程移动医疗，在可穿戴设备逐渐普及的今天，这些可以帮助我们逐渐解决一个问题。以前的医疗只是从一个截面或者时间节点上处理问题，医生只是在你去看病的那个时间节点做检查，所以他掌握的是那个时间节点的信息。但是，更有意义的信息是历史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的状况，而持续监测就需要像生物印章这样的技术。所以，美国很多研究未来科技的报告都把柔性集成电路看作未来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MC10就是这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风险投资人如何催化创新企业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MC10是一家被风险投资人拼出来的企业。

这也是积木式创新的魅力所在。如果一个风险投资人足够了解这个产业的规律，那么他们能提供的就不仅仅是资本，还可以提供远远超出这些的更为正面的东西。而且很多风险投资人之前都是很优秀的创业者，因为拥有雄厚的业内资源，所以他们足以促成很多好公司的形成。

MC10的诞生就与一位美国风险投资界很有名的人物有关——卡迈克尔·罗伯茨（Carmichael Roberts），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创业成功后就去当初投资他的风险投资公司做合伙人，这家投资公司是北桥（North Bridge）。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基金投入风险投资的部分就由北桥来掌管。

卡迈克尔·罗伯茨和MC10是什么渊源呢？他做了风险投资以后，知道高科技企业是怎么样形成的。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中发现了一位优秀的创业者——罗兹贝·加法里（Roozbeh Ghaffari），是研发型CEO的好苗子。他同时也认识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的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教授——他研发的柔性集成电路技术非常领先。卡迈克尔·罗伯茨撮合这位年轻的CEO与教授见面，两人产生了化学反应，决定一起创业。所以，这个公司的成立应该说和卡迈克尔·罗伯茨的撮合息息相关。

最近，MC10又完成了另一个转化。在经历了七八年的成长之后，公司的技术路线已经很成熟，跟很多优秀企业也有过合作。目前已基本完成产品研发周期，需要向下一步迈进了，加法里也从CEO变成了CTO，新任CEO是来自Brandcom公司的斯科特·波梅兰茨（Scott Pomerantz），他岁数比较大，大概50多岁了。

我的衡量标准其实很简单，岁数比我大的就是好的CEO。波梅兰茨拥有全球运营经验，他的到来也是在罗伯茨的协助下完成的。罗伯茨帮忙找到了这位CEO候选人，跟他面谈觉得合适，然后就把他引入到公司里，团队接受起来也很快，几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交接。现在的MC10在充满活力的状态下准备进行全球拓展了。

这时，我读到了一篇专门讲MC10诞生故事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罗伯茨怎么撮合两个人见面的事情，我就给罗伯茨写了一封邮件，希望他能帮我介绍这家公司。罗伯茨回复说没问题，我再去波士顿时，他本来马上要去机场，但为了这次见面，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半个小时，详细给我们双方介绍各自的背景，尤其对我们说了很多赞美的话，让对方产生了信任后才离开。

为什么会对我们特别重视呢？其实不是对我们这样的公司，而是对中国重视。谈到生物印章时，我就问他们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对方说现在因为是小批量生产，还在为量产做准备，要等到技术方案成熟之后才可以量产，所以目前一个生物印章的成本是几美元。

这其实也是他们的目的，“我希望跟你们一起在中国生产，我的生物印章就能做到不止几千个，而是几亿个”。按照电子产品的价格规律，产量达到几亿时的成本就是几美分了，甚至可能是几分钱人民币。你可以设想，如果是几分钱人民币，又是可抛弃的话，用完就可以直接扔掉。但是它里面是集成电路，一样可以和手机中的APP连接起来，可以把它监测到的数据传到手机中，再通过手机传到云端，完成复杂电子元器件的所有功能。

你可以设想“生物印章”在未来的应用场景。比如很多人会去游乐园，为了增加乐趣，游乐园会在游客的手上打一个戳，但是它只是一个纪念印章而已，没有其他实质功能。未来的游乐园可能会在游客手上贴一个生物印章，它能记录你的位置、你的生理指标，知道你在哪里，玩了哪些项目。你玩云霄飞车时的生理指标如何、兴奋度有多高，游乐园可以非常精确地知道云霄飞车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或者有多少人玩过以及每个人的生理指标都上升到了怎样的高度。

如果你去看电影，将来的电影票可能就是个生物印章，可以将男女主角的照片印在上面，贴在你的手背上，但它的实际目的是记录你看电影过程中所有的生理指标，然后再和剧本对应，就能得到对情节好坏的客观评价，因为一个人的生理指标是不会撒谎的。这就意味着，真正淋漓尽致的大数据时代到来了。

这个产品的应用前景肯定不止这些，未来在产品基础上会有更多的应用出现。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家公司的特性，一个优秀的CEO碰上了一个先进的科技，第一位CEO将产品带到了研发完成阶段，第二位CEO将会把产品带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然后，它需要与中国合作，在把产品带到更高阶段，尤其是在市场化阶段，就更需要中国帮它从1做到100万甚至1亿、100亿，这样才能把M10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基于个人实时监测的大数据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创新先锋

MC10：时刻记录你的健康状况

MC10是一家以生产可佩戴电子产品闻名的科技公司，其主要产品医疗诊断贴纸“生物印章”是由网状电路和传感器组成的健康监控设备，可以直接喷涂到人的皮肤上并记录下人的电生理学数据（如表皮温度、佩戴者的水合作用状态）。美国军方用其监测士兵的身体状况，运动品牌锐步利用生物印章监测体育赛事中影响力量的因素，欧莱雅则利用它追踪皮肤的水合效果。

Metabolon：酒店里发现的健康大数据公司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生物学，那时实习经常去野外，徜徉在森林里或者大海边，打开自己的听觉、视觉、嗅觉，去观察那些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东西，可能是路边一棵不起眼的小草，如果能发现它和其他所有草都不一样，那么你就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

在国外投资高新技术企业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常常让我想起大学时去野外实习的感觉。现在我去美国旅行时，会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总能得到一些新鲜的感受。这感觉就像当初在森林里穿行一样，总希望下一眼看到的是新的东西，这种体验令人兴奋。

有一次我去波士顿时住在麻省理工学院旁边的玛丽亚酒店，在酒店闲逛时发现二楼有家公司正在开产品介绍会，一系列展板勾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展板上介绍的内容与我大学所学的专业相关，于是我就凑上去看。

没想到，我被展板上介绍的内容打动了。这家公司从事的是人体血液检测的业务。一般血液检测都是化验单向指标，比如这次测血糖，下次查乙肝，而这家公司能做到在一滴血里进行包括蛋白和多肽的各种大分子的全样本检测，大分子在学术上的叫法是代谢中间体，因为很多成分都是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通过对这些代谢中间体的检测，可以得到相对全面的人体健康数据，对于疾病的预测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Metabolon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一滴血里做全样本检测的服务提供商。它的商业模式是这样的：公司的设备集中在美国几个生物医学最发达的地方，除了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还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等。

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研发三角洲”，这里有不少生物医学公司。客户的血样要先寄到公司总部，通过它的专有设备进行检测，然后给客户出具一份非常复杂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复杂度几乎可以和人类基因组相媲美。所以，Metabolon公司的CEO跟我见面时就说到，Metabolon其实是一家大数据公司，每个人的一滴血都是一个数据库，他们已经积累了很多人的数据库，已经算是一家标准的大数据公司。

我认为有两个大数据对人体来说非常有意义，一个是基因组大数据，另一个是全蛋白中间体大数据。一滴血就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仅是有没有传染病，还包括一个人完整的健康情况：心脏、肝脏等内脏器官的各种指标以及患肿瘤的可能性，在他们的检测数据里是一个完整的截面。

基因组实际上是表示一个人未来生病的可能性的纵向指标，但并不精确。代谢中间体的截面则是一个精确的现时指标。如果能够在代谢中间体中多切几个截面，就能对纵向指标进行更加精准的判断，所以未来基因组的数据库、现有患者的病例库和蛋白中间体数据库合并起来后，我们就能对人的完整的疾病进程的理解有革命性突破。

但是Metabolon如今的商业模式有些问题，因为所有的血液样本都要寄回公司总部，所以非常费时。Metabolon的能力并非仅限于把所有的大分子都检测出来，之后的解读才是最关键的。为什么呢？因为Metabolon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人体健康数据，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大数据问题。传统的检测擅长单因子分析，目的是为了找到因果关系。但Metabolon所获得的数据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蛋白浓度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健康状态。没有足够多的数据的积累，没有庞大的计算机数据库，是不可能分析出来的。

所以，Metabolon是一家大数据公司，它的实力体现在数据库的积累和算法上，并不仅仅在检测上。这就意味着他们完全可以把设备交给别人，虽然别人能轻易得到病人这滴血里所有的蛋白质数据，但并不知道怎么分析。

最理想的业务模式应该是生产10000台设备，放到各个检测地，不管是诊所还是医院，患者只要滴进去一滴血，数据就可以通过云计算解读后再发送回来。检测本身可能不收费，但后面的每一次解读都可以收一次费，这是最好的模式。

但是问题就来了，谁能生产这10000台设备呢？中国的优势就立刻凸现了出来。这个项目也给我们一个信心：不管是什么高科技，只要有设备生产的需求，只要想占领全球市场，那么就只有中国有这种能力。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有中国制造业的能力做后盾，我们就有了跟最先进的科技企业谈判的资格，因为我们不只是投资于对方，还能帮助对方解决生存问题，帮助其成为下一个乔布斯，成为下一个苹果公司。这是中国对世界科技前沿的一个独特贡献。

反之亦然，能和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合作，中国也能因此受益，全世界都能因为中国和世界前沿科技的结合而受益。这也是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是赚钱，还能为整个社会的进步作出一点贡献。

创新先锋

Metabolon：一滴血里有多少秘密

Metabolon成立于2000年，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是一家业界领先的提供代谢组学分析服务的公司。Metabolon拥有160位员工，其中包括来自分子学和生物化学等多个领域的40位博士。Metabolon目前的核心业务包括两部分：生物标志物服务与临床诊断服务。生物标志物服务主要是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及商业机构提供代谢组相关的分析测试服务。在临床诊断服务领域，Metabolon的研发策略是针对肥胖相关的慢性疾病开发相应诊断产品。Metabolon的第一个商业化试剂Quantose IRTM用于早期胰岛素抵抗水平的评估以及糖尿病前期患者的治疗监测。另一个试剂盒Quantose IGTTM则用于评估个体的血糖耐受受损水平。

AngelList与风险投资创新

因为有了《拜杜法案》，使得美国高校的专利技术能为企业家所用，同时又有那么多优秀的企业家利用这些科技成果创新。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由于有了IT技术和互联网，在相对发达的商业环境中，很多原来从属于企业内部的职能，如会计、生产、设计等都独立化了，变成了一个个第三方外包服务公司，开放创新也进入了积木式创新的阶段。

创新

积木

谁是最有力的创新推手

积木式创新还需要一个出发点：谁站出来挑这个头——就是那些拥有了最先进科技的企业家。产品越好，专利越先进，就会有越多的优秀公司与之合作：最优秀的营销人员、最优秀的产品设计师都会前来助力，这样一个创业公司就可以迅速实现一个大企业的所有职能。

这造就美国开放创新的新一轮创业潮，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涌现出来，不仅在硅谷，在美国各地的各个高校附近都孕育了大量的新公司。这些新公司出现以后，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么多公司，投资人怎样才能找到它们呢？新创企业又怎么找到相关的投资者？

群体决策机制改变风险投资

互联网的特性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现在终于来到了风险投资领域，美国有一家公司叫作AngelList——它就是风险投资的集贸市场或者说是“淘宝”。创业企业把自己的项目或者公司当作货品摆到AngelList的网站上，投资人在上面注册等级，然后认为哪个项目或公司不错，就可以投资进去。

AngelList成立于2010年，在短短四五年间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股权众筹平台。很多人都对股权众筹有非议，他们认为投资不能众筹，而应该是专家说了算，尤其有很多风险投资人这么认为，其中肯定有很多惶恐和害怕的成分。如果说未来创业投资都用众筹的办法去解决，还要风险投资干吗呢？

我们应该去追随全世界的科技潮流，让来自中国的资金能够投资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企业。我们也要去研究投资的潮流，如果未来风险投资不存在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投资美国科技企业？因此，我们应该去研究未来的科技风险投资会发生什么变化，而我们自己能不能首先做革命者，革自己的命，介入到这种变化里。

我们关注到AngelList，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好项目。我自己当时就在AngelList上发现了一个好项目，但是AngelList迄今为止只对美国基金开放，如此一来，就需要先注册账户，再把资金放到账户上，这个过程要花费很长时间，结果就是项目的融资期结束了，我们错过了这个好项目。

那家企业当时在AngelList上做天使融资时只要200万美元，结果超额募资600万美元。融资结束后，我去跟他们直接谈判时，他们的估值已经涨了至少10倍，因为已经被那么多投资人认可，之后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家公司的估值就涨了10倍，那时，我就感觉AngelList这个平台太重要了。一方面，它利用群体智慧做决策，当一个人认同这个项目时，我相信其他人也会认同，所以才会有这么踊跃的投资，才会造成好项目价值的迅速提升。

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警醒：如果不能参与进AngelList，那么我们对好项目永远是后知后觉的，甚至到后来，大家都在AngelList上融资，我们反倒更难以做投资了。

当然，风险投资还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在投资时，一方面会看整个产业，找出产业里的重点公司，然后主动与之接触，希望能投资进去，这种做法属于全行业布局。AngelList的众筹在单个项目上有很大优势，但很难进行全行业布局，因为很难调动一群人去投资整个行业。

我始终认为投资不能背离经营产生利润的本质。企业要为产业提供价值，产业要为社会提供价值，然后才能获得合理的回报。《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里就专门讲了一个悖论——资本回报率超过了国家GDP的增速，这意味着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把钱拿去投资，就可以比辛苦工作和经营生产赚更多的钱。如果长此以往，社会肯定会出问题。

在美国也是如此，很多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和一些风险投资者只关注单个公司，能赚钱就投资，不能赚钱就撤资，纯粹为盈利，低买高卖。我认为这样的基金是不牢固的。只有当基金真正在新兴产业里提供持续性支持，产业才能获得更良性地发展，所以我们认为风险投资还是有长期存在的价值的。

但从早期项目来看，我们也认同“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方式，很多人一起关注某个项目的效率一定高于个人。我们对很多项目的投资会偏重中后期，除了极个别项目会在前三年投资，大多数项目基本上都会到第六七年，也就是在产品快上市时进行投资。因为此时的投资效率最高，产品的研发已经基本完成，之后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打开市场。而且，企业此时的估值相对还没有那么高，因为产品还没有上市，所以此时是最好的投资时点。

但是如果有更好的前期项目，像Maverick这样模式清晰的公司我们也会提前投资。但是像Maverick这样专业的领域，需要有行业背景。如果针对的是大众消费市场，群体决策的效率会更高，这时AngelList就更有优势。

所以，我们会从全产业的角度进行布局，倾向于投资产品相对成熟的公司，而更前端的项目希望能够和AngelList合作，那么在消费品领域的创新公司刚出现时，我们就可以系统地布局。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去接触了AngelList。让我惊讶的是，虽然AngelList成立仅四五年时间，但是它的名气却很大，在股权投资领域是名副其实的第一，而且和第二名拉开了几个数量级的差距，所以我判断这个公司的估值一定非常高，肯定没有投资的机会了。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有两点：第一，我们依然还有机会投资AngelList，它的估值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高，还是物有所值的。第二，我们还谈到了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希望和AngelList一起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投资大量的早期项目，每个早期项目的投资总额并不多。AngelList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支持这种基金，叫作“Syndicates”。例如，有个项目需要融资100万美元，尽管有人愿意投资，但也希望能分散投资风险，比如只投资10万美元。因为跟AngelList有专门的合作基金，投资人只要在单项投资上超过10%，就可以成为领投人。

领投人的权益是：当领投人的投资比例超过10%时，后续其他投资人投资的90%的资金收益的10%归领投人，就相当于领投人为这个项目成立了一个小基金，其他人也投资到了这个基金里，然后通过基金再投资到项目里。现在，我们已经跟AngelList合作做成了中国第一支Syndicates，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很自豪的一件事。

一方面，我们把握到了行业脉搏的最前沿，因为AngelList绝对是风口浪尖上的潮流公司。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有雄厚的实力，AngelList非常愿意和来自中国的基金达成战略合作，他们也认为这对自身业务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原因就在于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需要借助中国的实力实现爆炸性成长，成为10亿美元级别的大公司。从0到10亿美元级的跨越和蜕变，如果能有来自中国的合伙人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无疑有非常大的帮助。

通过AngelList我们也认识到，互联网在当今世界绝对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AngelList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交网络，它的投资逻辑很简单。为什么必须要成立Syndicates呢？为什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领投某个项目呢？因为投资人必须有这个资格，必须足够专业。当有人投资了10%时，就是给其他人做了一个投资决策的参考，别人会相信你。实际上，这就是信用的传递，因为有信用，当你投资了某个公司后，别人也会觉得这个公司赚钱的可能性很大，愿意跟投。这是典型的社交网络的应用，利用社会影响来做投资决策。

风险投资行业的内在变革逻辑

当下，很多新公司都与互联网高度相关，也许它并没有从高校获得多么先进的专利技术，像AirBnb和Uber，更多的是互联网社会化运用的成功实例。当互联网，尤其是社会化和无线运用与高科技相遇时，一定能碰撞出更多的火花，我们相信AngelList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有了AngelList这样的平台，我们就可以对国外的创业公司进行大规模筛选和布局，AngelList也会跟我们一起探讨哪些公司更有成长机会。很多人觉得风险投资应该是最领先的，实际上跟很多其他领域相比，风险投资反倒相对更传统。投资人一般有两种出身：一种是投资出身，在大型投资公司里工作多年，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后选择自主创业或者成为投资公司负责人；另一种是创业成功后做投资。实际上，这两种模式的内在逻辑都有欠缺。创业成功后做投资的问题在于：会创业就一定会看创业团队吗？这是两回事，就相当于美国有很多很厉害的篮球明星，但当教练时的水平就很差。

还有就是一直做投资的人。其实，投资有很强的时代性，我也跟国外一些著名的投资人交流过，他们说自己能看懂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投资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却看不懂了。这里又可以细分出两种类型的投资人。一种是看产业的投资人，不同的时代，产业重点也是不同的。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硅谷以硬件为主，那个时代酝酿了惠普。后来慢慢以软件为主，酝酿了微软。现在则以互联网为主，酝酿了谷歌、Facebook。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主旋律，了解互联网的人不一定了解软件，它们需要完全不同的经验和技巧。

更麻烦的是，很多财务投资人的专业是金融，他们在产业投资上的表现往往更差。总的来讲，我们认为风险投资产业如今面临很多问题。一方面，AngelList引入了数据对决策的支持，引入了群体智慧的概念和操作手法，引入了信用的概念，那么早期投资会被AngelList挤压得很厉害。

但是我们认为早期投资不应该消亡，一定会重新找到自己的特殊价值。首先，我们很看中自己识别模式的能力，因为我们能识别出“双长制”的公司。其次就是产业布局的能力，我们会在一个产业里进行系统化投资，这些企业彼此也会产生协同效应。最后还有投资前期和后期相互带动的能力——后期投资能带动前期投资，并不局限在要么进行天使投资，要么进行风险投资。美国投资界有些奇怪之处，风险投资的界限最高为1000万美元，最低200万美元。股权投资应该是多少，或者天使投资应该是多少，各有分工。但在一个产业里，一定是大、中、小公司都有，所以必须要从整体产业的角度进行协调，硬生生地分出前后阶段，过了某个公司的估值阶段就不投资了，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的挤压来自很多未上市公司。美国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很多公司为了谋求更高额的回报选择推迟上市，甚至会推迟到做成10亿美元级的公司，也就是“独角兽”。但在过去10年里，全球可以数出来的“独角兽”公司也就100家左右。创业公司的目标都是越大越好，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迟上市。但推迟上市又带来一个矛盾，如果企业成立一二十年还没上市，创业时的待遇又不够好，那么大家创业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企业在上市之后可以兑现股票价值，就能改善生活。但现在推迟上市，激励手段不到位怎么办？

第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公司是Facebook。过去投资人把钱投资给公司，但是不允许创始人把钱拿回去分掉，因为这钱是给公司运营用的，创始人只能支付合理的报酬给自己，因为投资不是利润，不能拿去分红。但是因为大家都希望Facebook做成更大的公司，所以投资人直接跟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讲，我们允许你拿走几百万美元改善生活，你可以买个房子或者车，这样，你的公司就能跑得更远，不用着急上市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公司在上市前的阶段需要更强的资本流动性，公司还没上市，创始团队的股票和期权就可以变现一部分。现在也有很多为未上市企业提供资本流动性的平台，最典型的是纳斯达克二板市场，专门为未上市公司提供股权交易服务。一旦能进行股权交易，公司就有了估值，融资时就可以在估值的基础上卖出一些股票。那就意味着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的后期服务也不需要了，只需要在平台上把它卖出去就好了，因为价格是市场定价，相对来说还是公道的。

因此，风险投资正在两头受挤压，很有可能两方面会逐渐合拢，创业公司前期用众筹，众筹到一定程度后直接上资本流动性平台进行交易，然后再挂牌上市。一旦这个闭环能够走通，也就不再需要机构投资人。我认为这是AngelList，也包括很多其他美国金融创新带来的一项挑战。

创新先锋

AngelList：股权众筹第一家

AngelList是美国一家著名的创投平台，其员工仅有30人，已经为来自全世界超过650家初创企业提供了2.0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就包括如今大红大紫的Uber。AngelList独创了“领投-跟投”模式，即在众筹过程中由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人作为“领投人”，众多跟投人选择跟投，这一创新模式被AngelList称为“Syndicates”。

创新大视野：积木式创新的原动力

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有必要探究科技创新和市场创业的内在机理，抓住中美优势互补的机遇，迅速修筑在专利、资本、制造和营销层面与美国对接的立体平台，打造未来“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的新格局，才能在全球化积木式创新浪潮中找到取胜之道。人们通常认为技术创新由科学家驱动和主导：首先是科学家形成想法、做好实验、有所发明并获得专利，然后是科学家把自己变成企业家，或者再找到企业家进行投资，从而把发明创造转变成产品并投入市场，进而逐步且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创新

积木

流行观念不一定对

一些流行的观念认为，在整个漫长的创新、制造和销售链条中，技术是最核心和最有价值的部分，谁控制了核心技术，谁就控制了利润的分配权，而其他环节只能充当配角，获得边缘利益。基于这些理解，许多人也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若想要在创新的时代获得主导权，就必须从创新的源头抓起，从引进人才、培养研发和占有专利抓起，否则就只能陷于被动，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然而，本书的前半部分描绘了一幅颇为不同的图景。一方面，是美国政府稳定而持久地对研究型大学进行科研投资，使得美国大学及其科研人员积累了大量具有商业价值的发明专利，这些科研成果的积累本身就是其他国家难以以杯水车薪之绵力在短时间内追赶的；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尽管美国政府对科研的资助逐年增大，但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步伐却在放缓。直至30多年前，美国若干重大法律制度的变革才扭转了这个趋势，这些变革不仅释放了沉淀的科研成果的商业潜力，还使得美国的创新业由科学家驱动转变为资本驱动，进而极大地加速了美国创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这幅图景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科学家驱动了创新，且更重要的是由资本驱动和引导的科学家去进行创新。

这幅图景的内在机理，就是信息不对称及其解决方案。科学家的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的应用活动，都是在某种历史沿袭下来的制度安排中进行的。这当中有两张皮。一张皮是经济规律，它不仅决定了一项发明创造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决定了在整个从创新到应用的产业链条中每个环节的参与者应该获得的分成比例。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各生产要素的回报，应该与其边际贡献相匹配。另一张皮就是现实中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而形成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决定了生产链条中各个环节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他们所能得到的分成比例。这两张皮，一张是应然的客观规律，另一张是实然的人为规定。这两张皮咬合得好，社会就进步；咬合得不好，社会就内耗。结果就是，哪一种制度和合约安排更适合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哪一种制度和合约安排就能更好地存活下来；而越是适合这些制度和合约安排的地区，就越容易培养、吸引、集聚和催生更多的创新活动。同样地，不适当的激励机制就会发出错误的信号，鼓励不适当的行为。

我们也看到，美国创新产业取得成果的关键在于，发明家终于拥有了知识产权，而随后他们又能准确地识别融资者，而融资者又能准确地识别生产者，生产者又能很容易地找到销售者做搭档。与此同时，由于人是有预期的，所以这一环环相扣的链条还可以倒过来，那些最了解市场需求的人完全可以反过来，通过投资来指挥科学家进行科研活动的方向。而在整个过程中，美国的联邦法律和各州的特殊政策恰恰给予了这种调整最有力的保护和鼓励。各种有利的因素能够凑到一起，很难说不是一种巨大的运气。

面对美国的成功，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要“模仿”，但“配合”可能比“模仿”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在资本驱动创新、创新刺激制造、制造孕育市场的链条中，我们只有认清中国应该选择的位置和策略，将国家发展的重点从投资自主研发以及技术门槛较低的全民互联网创业，转向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创新与投资对接、以全产业制造业为重点的产业政策，才能在积木式全球创新潮流中把握自身优势和机会，找到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创新的发动机：《拜杜法案》

美国技术创新的爆发绝非偶然。自20世纪70～80年代起，一连串的关键事件共同促成了今天的格局。例如，分子生物学本身的发展，使得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入实用阶段成为可能；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重要判决《戴蒙德v.查卡拉巴提》案（Diamond v.Chakrabarty），确定了活体生物能够成为申请专利的对象，也极大地促进了专利数目的增加。但另一个无可争议的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3]，它是促进美国近35年来汹涌澎湃的创新活动的一台最重要的发动机。

早在《拜杜法案》通过以前，美国联邦政府就一直致力于扩大科学和技术的分享范围，并筛选出具有商业潜力的学术研究，提高其实际应用的价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法律规定，凡是接受过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其成果都归美国政府所有，而美国政府也不会向其他任何人颁发独家使用许可。根据相关的规定，发明者与其发明无关，两者是分离的，承担科研项目的大学或科学家不能独占他们的发明专利的使用许可。

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政府将科研投资硬性地圈定为“公地”，任何得到资助的科学家都必须无偿地将成果拿出来供所有人分享，而对于在此“公地”上取用成果的资本家而言，不仅申报的程序烦琐，而且还要随时向政府通报利用此“公地”取得的耕作成果。在这一规定下，一方面，研究者缺乏将其科研成果申报专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资本也缺乏申请使用专利的积极性。其结果是，专利的申请数量减少，而大部分得到批准的专利则无人问津，整个专利制度的价值由于“公地化”而大大地稀释了。截至1978年，美国联邦政府持有超过2.8万项专利，但只有不到4%的尖端专利技术被成功商业化地运用到各个产业中。

《拜杜法案》带来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对大学、小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授权，让它们对其在接受政府科研资助的情况下所得到的发明创造，选择是否先于政府获取所有权。上述机构如果选择放弃谋求所有权，那么联邦政府就接管了对发明的控制权，但联邦政府随后可能会放弃对发明的使用权，而让发明者继续保留这一权利。如果上述机构选择保留使用权，那么它们就必须履行一系列政府规定的义务，包括及时申请专利、及时向政府汇报发明创造的利用情况以及在这些发明创造利用不力的情况下允许政府的积极介入等。

立法的缘起：在《拜杜法案》颁布之前，对于签订履行资助协议再获得政府资助研发的专利权，美国联邦政府各自相关的专利授权机构都有各自不同的监管政策与授权程序。要想签订资助合同，完成项目研发，需要遵守每一个部门的操作流程，政策上的重叠加上相互矛盾的规定使得从获得专利许可权到后续的技术转让进程困难重重。庞大的联邦政府机构从职能上看并不具备将专利商业化的动能；市场虽有动能将专利商业化，无奈却没有明确的立法支持那些闲置的政府资助专利在市场中被确权并进行有效的配置。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专利无法转化为生产力创造财富，这违背了大学，尤其是作为发明人的科学家与教授们的意愿和利益。起初，教授们通过适当的公开方式表达要求获得专利特许所有权至少能进一步被授权，但却一直看不到事态的进展，并由此导致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在大学取得的专利数目越来越少，能被商业化的专利数目则更是骤减。

20世纪70年代，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一位教授在美国能源部的研发资助下取得重要发现，却未能取得专利许可所有权；校方代表投诉到参议员伯奇·贝赫，他派人介入调查。同时期的另一位参议员鲍勃·杜尔也注意到类似的议题，两位参议员基于杰弗逊思想达成一致，合作起草了一项法案。他们的合作在美国国会赢得的修改专利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促成了《拜杜法案》的通过。

法案要点：《拜杜法案》的第二部分第200～211条专门针对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的专利许可所有权问题进行了规定。该法案第200条首先明确了此法案的“政策和目标”，即“国会的政策和目标是通过采用专利权体系，使从联邦资助的研发中所取得的发明创造得到充分利用；鼓励小企业最大限度地参与联邦资助的研发项目；推动营利性组织和包括大学在内的非营利性组织相互合作，确保由非营利性组织和小企业的发明创造被用来推动自由竞争和企业发展；促进美利坚合众国产业界和劳工界发明创造的商品化水平和公众可及性；确保政府取得由其资助的发明的专利充分的所有权来满足政府需要，并且以反对不使用或滥用发明创造的行为来保护公众利益；并将这一领域的行政管理政策费用最小化”。

在《拜杜法案》通过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来管理政府资助的发明创造转化为商业用途的活动；而《拜杜法案》则统一了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发明创造者的权利和义务。这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拜杜法案》中最具改革性质的规定包括[4]：

非营利性组织，包括大学和小企业可以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产生的专利发明所有权。

允许非营利性组织和小微企业就部分或者全部联邦资助下研究出的创新成果申请专利，而大学必须在联邦政府机构对其专利申请做一系列的尽职调查后方可获得专利权。

专利权共享条款要求大学与合同当事发明人共享特许专利费。

鼓励大学与商业公司合作推动联邦政府资助下的发明的实践应用。

给予小企业和致力于生产加工的小企业注册专利许可的优先权利。

鼓励大学优先向小企业转让技术专利许可所有权。

政府奖励将专利版权收入再投资于研发的大学合同当事人（科学家/发明人）并资助整个研发周期。

在选择发明内容的条款中要求：学术机构要想申请某项专利头衔必须以书面形式在披露此项发明后的两年之内向联邦政府报告。

验证许可证条款则买断式授权联邦政府使用专利许可。

在对联邦政府披露发明项目的条款中规定：发明人在向大学技术转让处披露一项发明后的两个月内，发明人所在的大学或学术机构被要求向联邦政府披露此项发明。

当专利未被充分利用或被滥用时，联邦政府保留介入权。

为确保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联邦政府保留非排他性的专利许可所有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施专利的应用。

为与《反垄断法》保持一致，法案还规定如果某个独占性专利许可被确定为会削弱竞争或者导致该项专利技术在合众国的部分商业区域或者产业中过度集中，那么联邦政府机构不可授权此独占性专利许可。

1984年，《拜杜法案》在首次修改中剔除了对独占性专利许可所有权的限制。

对法案的评价：权利得不到保护，知识就得不到善用，所以确权才是核心。《拜杜法案》不仅唤醒了沉睡中的专利，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更多专利的产生和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斯福总统决定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其思想基础源自范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一篇名为《科学——无限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的著名报告中阐述的内容：“科学的进步作为一个国家安全的关键必要条件，使得民众更健康，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达到更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进而推动文明的进步。”然而，罗斯福政府并没有统一的专利政策来治理所有的联邦政府资助机构。由联邦政府机构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与许可权一直由政府持有，即使可以发放许可也非特许，并将发明人从发明的专利项目上隔离了开来，再加上没有统一的联邦政策，更导致从政府到私营部门的技术转让在法规与监管上成为一道迷宫般的难题。由此导致积压的巨量专利躺在政府部门无人问津。

《拜杜法案》改变了原有立法的关键点，使得在联邦政府资助下产生的专利许可的所有权被清晰地确立；授权大学、小企业或者非营利性组织优先于政府选择注册专利许可所有权。此法案使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对获得专利权的大学或者小企业的监管和约束更加细化且行之有效。由此可见，《拜杜法案》是通过“资助合同”确定了政府和被资助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对被资助者的专利确权的同时，对政府监管专利技术的商品化作出坚实铺垫，使得专利许可所有权人不能滥用具有独占性质的专利权，不能阻碍科技的进步，不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拜杜法案》的实施使得产业界、科研机构和联邦政府三方共赢，在创新和技术转让领域的合作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学获得的专利数量也成倍增长。《拜杜法案》中有效的制度激励，加快了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使得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能够继续维持其技术优势，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

任何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和专利，都不会自动投入商业应用。动力！动力！动力！我们需要动力！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对知识“确权”，即把专利的使用权免费转交给大学、研究机构和相关的研究人员持有，鼓励他们将发明创造运用到现实当中，从而实现这些发明创造的市场价值。这条路一旦走通，就不仅是大量沉睡的专利将被唤醒，而且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也会产生很大的积极性，主动地将其科研活动与现实应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市场驱动资本，资本驱动科研”的良性互动。

执行的效果和成就：自《拜杜法案》执行以来，专利权许可和授权的效率明显增高，技术转让市场的成交量加剧增多，三方均赢的前瞻性得到了证实：更加快捷的大学专利商业化和更专业的专利许可服务使得大学快速实现了创收；专利权费用与大学共享使得科学家、发明人的个人收入明显增加；社会比原来更快速地获得了新产品与新服务；尖端技术的频繁商业化更强化了美国的企业家精神（见图2-1）。美国继续保持了基础与应用研究领域全球霸主的地位，利用应用研究与创新提高本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图2-1　美国学术机构专利权收益

资料来源：AUTM，2003年。

大学的研发帮助创造出了一整套新兴产业，如生物技术就是美国至今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之一。自《拜杜法案》颁布以来，围绕大学的研发有超过4000家新公司成立，绝大多数公司都位于大学城附近；单就2012年来看，591项源自大学研发的新产品被推广到了市场。大学技术转让每年为美国经济体创造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美国前议员、《拜杜法案》起草者之一贝赫于2008年12月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演讲中讲道：“《拜杜法案》实施后，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各大学的知识产权工作，加快了其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1980年，美国大学能够被授予的专利不到250件，这些创新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成功转化。在1991—2002年间，专利从1584件增长到7921件，从1991年美国大学科技经理人协会开始调查至2002年，专利总量达到了1.328万件；从1991—2003年，每年新的许可量从1229件上升到了4516件，总量达到了2.5979万件。据2003年美国大学科技经理人协会的报告显示，有412项新产品成功转化到市场。1980—1993年，美国高校自己创设的公司达1013家，到2003年共成立4081家。”2007年，美国大学科技经理人协会统计显示，新增上市产品686种，555家创业公司成立，又有3622项新专利诞生，5109项新的专利许可所有权和销售权被签署。例如，佛罗里达大学2002年研发出神经组织再造专利AxoGenTM，2007年基于此科技专利生产出用于长间隔神经组织损伤治疗的第一种上市产品AvanceTM；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研发的生物燃料技术潜在地将脂肪转化为喷气式飞机的动力燃料，已经将专利授权到各类能源公司。

资本：高科技专利转化的催化剂

仅靠发明创造就能提高经济增长率未免有些牵强，社会运行背后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忽视资本的力量是如何成为驱动创新的绝对引擎的，《拜杜法案》并非万能，之所以能够在特定的时空节点获得通过，商人力量的推动功不可没。

每当学者被问到为什么要从事学术研究时，他们都会回答说是因为好奇心和兴趣。但出于好奇和兴趣从事科研活动，并不意味着学者们的选择不受金钱的影响。事实上，资本对科研的影响也可以从科学家的收入和进行科研活动的成本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在美国，科研经费的额度可以达到大学教员工资水平的4～5倍，有些大学的教授还会从科研项目中拿到上亿美元的分红。相比之下，欧洲的许多国家，包括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大学教授属于国家公务员，他们拿的是全国划一的工资，既不分专业也不分学校。因此，教员们不仅没有创新的动力，就连搬迁的积极性都没有。美国吸引了欧洲大量的出色学者，所以欧洲近几十年科研成果的乏善可陈，也就不足为奇了。保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的著作《经济如何塑造了科学》（How Economics Shapes Science）这样描述道：

科学实验的成本也是超乎一般人想象得高昂。经过特殊处理的供实验专用的白鼠（如那些用于糖尿病、肥胖症和老年痴呆症实验的白鼠）价格约莫在每只3.5美元左右。一只白鼠每天的饲养成本大约是0.18美元。虽然听起来不算贵，但有些实验室需要大量的白鼠，其年成本可能高达20万美元。

一所公立大学的普通实验室通常由8位研究人员组成，其中包括1位首席研究员，3位博士后研究员以及4位博士研究员，外加1位行政助理。这样一年的工资开销就有40万美元。每年的实验耗材费用为1.8万美元，再养上500只白鼠，就是每年55万美元。普通的仪器可能就得再用上5万～10万美元。要是做大规模的实验，费用就得成倍地往上涨。没有60万美元，实验室是没法开张的。

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伊丽莎白·波普·伯曼（Elizabeth Popp Berman）在其著作《创造市场大学：纯科学如何成为经济引擎？》（Creating the Market University：How Academic Science Became an Economic Engine）中进一步从整体上分析了企业界历年来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投资情况。

伯曼指出：“图2-2中的实体线记录了产业资本，即风险资本注入美国大学研发的资金量从1953—1978年一直处于缓慢增加的平缓状态；虚线峭壁式下降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期风险资本投资于大学研发的比例急剧下滑，取而代之的是联邦政府的资助占绝对比重。1963—1977年风险资本的投入积极增加的趋势也与投资比例正相关。最能反映出问题的是，自1977年开始，实线与虚线陡峭向上，表明风险资本投资于大学研发的资金量迅猛增加，即使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大力资助大学研发，风投所占总投资的权重也正相关地明显增大，资本持续投入量与投资占比成正相关地攀升了20年。直到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资本的投资占比才急剧下降。而从2000—2008年的走势来看，风险资本与企业家精神一样勇往直前、不惧万难地继续加大投入，占比的陡然下降证明了当市场由过热走向衰败时，联邦政府又加大了资助力度来保护市场。”

图2-2　美国大学研发支出（资金量与占比）

伯曼进一步指出：“图2-3的虚线代表投资于大学研发的产业资本年增长率的走势；实线是三年增长率数值的移动平均值的走势。增长率变化的节奏显示，资本的动作是与市场同涨同跌的，并且成同向并在最终加速的态势。图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业资本占总学术研发投资的比例的暴跌恰好证明了联邦政府的资助成7倍的增长，即便产业资本实际上也一直在增加投入。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产业资本占比开始稳步增长，经济不景气，联邦资助下滑。1977年，产业资本占比开始加速，保持近乎12%的实际平均增长率长达10年至1987年。在1985—1986年之间，产业资本创纪录地成长了18%；1987年的增长率见顶，增速开始加速下降并持续到1994年。”

图2-3　美国大学研发支出（增长率）

图2-2和图2-3是历史客观数据的两种表现形式，都表明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投入一直在增加，资本的投入则是选择时机；资本对事物的缘起与条件非常敏感，更天赋性地选择时间点爆发式地介入产业；资本的效率更高，但跟随市场同向运动，助涨助跌。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政府资助技术创新与资本的投入需要无限接近于线性地结合；政府与资本配合到“无形的默契”就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艺术。

《拜杜法案》成为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资本的力量功不可没；美国经济、社会、人文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仅源自其不断突破的立法与改革，而且还基于资本的无处不在与无穷力量，二者缺一不可。

回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拜杜法案》的争论，美国大学在当时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游说帮助法案通过；其中最著名的的大学就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大学为何如此积极参与游说？伯曼的解释是：“通过确保研究成果市场化，大学成功地将其自身从纯科学的学术体转型成经济引擎；这种转型的催化剂从根本上源自联邦政府低调的政策变革。”

泰勒·奥尔德里奇（T.Taylor Aldridgea）和大卫·奥德利施查（David Audretscha）在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政策研究的文章中，充分采集了分别有利于和抑制科学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并作为假设因子，然后做标准方差、相关系数以及几率回归来测试科学家的企业家精神到底怎样不同于更被大众化认知的企业家精神。

奥尔德里奇和奥德利施查发现，那些积极参与校外企业咨询和顾问活动的科学家最具有企业家精神。换言之，科学家从多大程度上倾向于创业成为企业家，既不是人格特质，也不是人力资本，而是社会资本的水平与私营企业相关联的程度。由此可以逻辑地推断：社会资本一直默默地滋养着美国企业家精神，大学里的科学家在资本的抚育中不断强化企业家精神。事实上，正是这种企业家精神迫使大学一直在努力游说美国国会通过《拜杜法案》；资本的力量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视为处于与《拜杜法案》同样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此同时，科学家从科研中获取的巨大利益，也成为激励科学家勇往直前探索的标杆。1970—1980年的10年间，资本的加码作势与联邦议员的积极游说不仅扶正了《拜杜法案》，从立法上完善并保护了专利权和技术转让，而且逐步地为全美大学的科研专家和教授提供了健康、安全、富足的研发条件，大学真正成为创新的土壤与创业的摇篮。那是美国大学的教授成果倍增并与大学分享辉煌与财富的历史性的第一个10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然是科恩-伯耶（Cohen-Boyer）DNA重组（即基因拼接法）技术的经典例子。这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个主要出自大学研发的轰动性专利。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与赫伯特·伯耶（Herbert Boyer）在1972年成功克隆了预期假设的DNA图案模型，于1974年开始应用。到1980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戴蒙德v.查卡拉巴提》案中确定了活体生物能够成为申请专利的对象，同年12月《拜杜法案》生效，而科恩-伯耶DNA重组技术旋即被美国联邦授予专利，此后与之相关的另外两项技术也被授予专利。这三项专利被分配给科恩当时任副教授的斯坦福大学；而专利特许费收益则由斯坦福大学和伯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共享。截至2001年年底，三项专利创造了总计2.55亿美元的特许费收入，两位发明人获得的份额大约在8500万美元。

科恩-伯耶DNA重组技术的轰动引领了更具财富效应的专利陆续涌现。2005年，吉列德科学和专利制药公司（Gilead Science and Royalty Pharma）买下用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治疗的盐酸恩曲他滨（Emtriva）的特许费的完整权益；三位发明人——丹尼斯·利奥塔（Dennis C.Liotta）、雷蒙德·斯辛纳齐（Raymond Schinazi）和崔佑柏（Woo-Baeg Choi）的权益共占了40%，分享埃默里大学拿到的5.25亿美元中的2亿美元。

天量交易又出现在了2007年。先是纽约大学出售其抗炎药物专利获利6.5亿美元，发明人维尔切克夫妇为了回馈社会，不仅成立了维尔切克基金会奖励移民类科学艺术家，还捐赠了1.05亿美元给纽约大学。然后是西北大学于2007年年底又将其普瑞巴林类药物专利出售并获利7亿美元。按照西北大学技术转让政策，联合发明人化学教授理查德·西尔弗曼（Richard B.Silverman）和博士后研究员赖扎德·安德鲁斯克维兹（Ryszard Andruszkiewicz）分享其中25%的特许费权益。西尔弗曼反过来捐赠西北大学建立西尔弗曼研究中心，金额未公开。

概括而言，1967年由白宫创新发明委员会发表的《查皮报告》（Charpie Report）是一份科技创新环境和管理的报告，极大地反映了美国工商界的观点。报告认同真正的创新是在公司中的创新，而非政府主导的创新；强调小公司、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指出事实上，研发经费只占了创新实际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报告最终建议，政府应该创造一个让私人创新蓬勃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去直接发展创新。这样的观点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坛博弈中胜出。里根总统曾发表过一番经典的言论：“直接的政府投资就能带来工业界的创新，对于这种观点我是嗤之以鼻的。能够带来创新的只有好的经济环境。政府支出缩减，监管形式改革，稳定的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将会激励企业界更多地投资在新的项目和研究上。”从那时起，美国的尖端科技时代便诞生了，其世界技术创新的霸主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我们如今的生活状况，包括我们用的手机，坐的飞机，开的汽车，如果让200年以前的人类来看，就是一个个彻彻底底的神话。但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如果说我们活在古代人的神话里，似乎也不为过。

在做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在与众多的高科技创新企业的交流中，未来，是所有人都关心的事情，而机器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这些从大学高校里孕育出来的技术到底会怎样改变人类的未来，现在来说大家似乎都没有特别清晰的概念。

不过，未来就是在不断摸索和探寻中慢慢清晰的。下面这部分是我们在投资过程中不断学习、观察和思考之后，对于未来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未来已经发生，只是分布不均。”技术的演进到底会给人类一个怎样的未来，甚至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自身，这些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与一群能够创造未来的人一起，迎接新的文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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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未来：机器人时代与灵性文明

PART3

创造未来：机器人时代与灵性文明

当机器人来敲门

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估计很多人都关注到了，那就是机器人对人的替代。很多人都在问：未来人的工作是不是都会被机器人代替？尤其让美国人紧张的是，过去大家以为机器人只能替代体力劳动者的工作，这不会有多大危害，反正那类工作的工资也不高。美国引以自豪的是其纺锤形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数量最大，社会才能够稳定。机器人如果只是抢了底层人的工作，我估计很多美国人会想，干脆让他吃劳保吧，可以不用干活了。

但是，为什么关于机器人的讨论突然变得这么热烈？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接连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另一本是《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都是讨论机器对人的替代。主要原因是这一波机器对人的替代，替代的恰恰是这个纺锤形结构的中间部分，也就是中产阶级。现在，智力劳动已经可以被机器替代了，比如美国已经有新闻出版机构用机器人写稿，也有很多律师事务所用机器人代替律师审阅卷宗。过去，这些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工作，现在都被机器人替代了，所以美国人觉得很恐慌：未来机器会不会把人的所有工作都替代了？机器到底能干什么？人又能干什么？其实未来没有那么恐怖，依然有很多事情是机器替代不了的。先抛开哲学命题不谈，从科技的角度入手，来看看机器人有哪些类型，或者机器人产业里有没有能成为下一个谷歌的公司。

越来越近的类人机器人

机器人可以简单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类人机器人。它们的行动和人很相似，这种机器人一开始不能直接学人，因为人很复杂很难学，仅仅两足行走这件事就让机器人界困惑了很多年，机器人的两足行走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被很好地解决。所以，很多机器人是从4足甚至8足开始的，但是目标都是能够像人一样完成复杂的动作，甚至让有些通用型机器可以做人能做的所有事情。

在这个领域里领跑的公司是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目前已经被谷歌收购。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创始人安迪·鲁宾（Andy Rubin）曾经是摩托罗拉的员工，后来摩托罗拉也被谷歌收购。他在谷歌把安卓系统做成了移动计算设备上最大的操作系统。之后鲁宾就想去追求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做机器人，“Android”这个词本身也是“机器人”的意思。据说他所写的安卓系统本就是为了控制机器人的操作系统，只不过被用在了手机上。

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希望鲁宾能帮助谷歌进行机器人产业的布局，就给了他一张30亿美元的支票，让他去收购这个产业里的其他公司。安迪·鲁宾用两年时间收购了这个领域里最前沿的六七家机器人公司。现在安迪·鲁宾已经离开了谷歌，继续去追寻他的机器人梦想，他新创办的公司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主攻方向是机器人。安迪·鲁宾有着硅谷极客的风范，不管是做安卓操作系统还是收购机器人公司，他都不是为钱，而是为理想，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机器人产业之所以让人兴奋，也在于很多从业者就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而不只是为追求很高的利润回报。

而我们恰巧就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不管是机械技术还是人工智能技术，都处在一个突破的临界点。这个时代的机器人将不仅能满足我们儿时的各种想象，同时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能够让机器人的发明人和公司发财致富。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做着自己最理想的事业同时还能赚钱。

科技发展至今，类人机器人离突破已经越来越近了。去年，我曾和湛庐文化一起去美国拜访硅谷一位专门跟踪、研究机器人进展的记者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他的新书《与机器人共舞》（Machines of Loving Grace）中文版已经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他给我们看了一些市面上看不到的视频资料，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人形机器人背后拖着电源线，身体和手脚与普通人一样，动作也能达到普通人的水平，它会在爬上桌子之前先用一条腿去踩踩桌面是否结实，确认足够结实之后，另一条腿再迈上去，跟人类平时进行尝试时的动作一模一样；当它跨越水坑时，如果水坑不够宽，它会左右两只脚分别踩在水坑的两边，用手扶着墙一点点蹭过去，那个动作简直太像人了。

但是，类人机器人仍然面临一些问题。第一，技术的突破刚刚到来。第二，突破仍然属于小范围、小批量，且价格相当昂贵。第三，这种类人机器人的主要市场在军方。波士顿动力公司的产品除了人形机器人之外，最出名的是“大狗”（Bigdog），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人从侧面踹了“大狗”一脚，它在冰面上踉跄了几步，最后又站稳继续往前走。这个机器“大狗”没有头，负重量很大，是为美军装备的。以后如果有战争的话，“大狗”就可以上战场打仗，也许将来可以在“大狗”的头上架一把机枪，就可以替换掉人类士兵了。

工业机器人的学习能力

军用机器人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远，但工业和家用机器人就离我们很近了。如果你去参观工业机器人的展览，就会看到多数都是德国和日本的机器人，但我却不认为它们就是未来。这就相当于iPhone手机出来以后，日本和欧洲的手机产业就没落了一样，我认为美国的工业机器人出来以后，日本和德国的工业机器人也会慢慢没落下去。美国工业机器人的代表是Rethink Robotics公司，强调的是机器人的学习性和适应性。日本和欧洲的机器人则强调机器人本身的能力，强调机器人的灵活度和自由度。

未来

洞察

机器的学习能力

为什么学习和适应能力更重要呢？不管机器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没有学习能力，也只是能做到那一件事情而已。一般来说，工业机器人多用于制作先进且复杂的设备，这些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使用周期也越来越短，这意味着生产线要不断升级，就需要工业机器人能够与人一样具备学习能力。

Rethink Robotics公司的核心就是让机器人掌握学习能力，这与美国和欧洲在互联网产业刚兴起时的争议很相似。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互联网赢了，互联网的底层是一个相对来说在安全性上有问题的4层结构。欧洲人强调安全性，所以设计了一个非常严谨的7层结构，但是这种结构最大的问题是适应性和开放性不够，扩展能力不强，所以使用的人并不多。未来的机器人市场也会是这种趋势，方便性一定会超过精确性。

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市场潜力非常巨大。熟练工人可以训练Rethink Robotics的机器人，手把手教机器人做一遍之后机器人就可以自己去做，而且可以做得跟人一样好，甚至当条件产生些微变化的时候，机器人也会进行自我调整。其实看看现在很多工厂的环境，你就会发现很多需要人来做的工作都会慢慢被机器人替代。机械工作枯燥、噪声大、粉尘大、空气不好等都是困扰人类的问题，但是对于机器人而言，它们可以不需要灯光，不需要空调，不怕污染，所有人类不能适应的环境机器人都可以适应。未来你会看到很多工厂里都将没有人，机器人不会抱怨工作的环境，困扰人类的问题对它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家用机器人与情感计算

第三类是家用机器人。这类机器人可以分为功能型和情感陪护型两大类。功能型机器人的核心任务是帮人类做事，比如美国iRobert公司生产了最早的扫地机器人，它是一款智能扫地机器或吸尘器，把这个机器人放在地上它就会开始打扫，没电了它会自己充电，完全不需要人类控制。新一代的iRobert，主人可以用语言命令它先打扫客厅，或者先打扫卧室。

类似的机器人还有很多种类，它们的人工智能水平都比较高，能够理解指令并且完成相关动作。比如有专门剪草坪的机器人、高尔夫机器人、擦玻璃的机器人、洗衣机器人，等等。

还有一种特殊用途的家用机器人，它们做的是情感陪护的工作。因为情感化计算领域发展得非常快，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同样也进化迅速。情感化计算是通过摄像头捕捉人类的情绪，并通过计算机来分析，然后作出与人相呼应的情绪反馈。

我们投资的汉森机器人公司（Hanson Robotics）的机器人就有各种面部表情。你笑它也会笑，你哭它也会哭，这叫作“情绪镜像”（Emotion Mirror）。这样的机器人就可以与人共情，达到深度沟通，也许未来机器人会成为人类的知己也未可知。

这类机器人还有另一种模式，即美国一款叫作“Jibo”的机器人，它能够侦测到人的表情，但它不是类人表情机器人，因为类人表情很复杂，要用很多个小马达来牵动类似人的肌肉，才能做出那些表情。Jibo是直接用电子屏来显示表情，它的处理方式更简单，更强调互动。未来，也许在你身边会有越来越多的能够做出各种表情的平板电脑跟你互动。

这类机器人虽然只能摆放在桌面上，但是有巨大的价值，因为人在沟通互动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进行情绪交流而非信息交流。比如，家里有老人需要陪护，他也许并不需要有人帮他按摩或者做饭，很多老人在生活上都能自理但却要面对孤单，如果能有个“人”陪着他，甚至这个“人”可以长得跟老人的儿子一样，并且能够表情丰富地跟老人聊天，老人可能就不再感到那么孤单，这无疑对老人的看护也更好，因为机器人可以通过摄像头“看”到老人的身体和活动状态，有问题时也可以随时给人发出信号。

我们在投资汉森机器人公司时发现了另一种特殊的情感陪护需求，主要针对自闭症儿童。人的面部表情携带了大量信息，正常人的情绪和状态大多能通过面部表情看出来，不过对于很多自闭症儿童来说，面部表情的信息过多，他们的大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数据量。所以，有的自闭症儿童在看到他人的面部表情时会感到紧张，心跳加速，甚至浑身出汗。所有的这些特征跟机器崩溃的状况有些相似，这意味着让正常人去引导自闭症儿童，让他们学会适应一张复杂的脸是很难的。

但是机器可以，因为机器人面部表情的复杂程度远远低于人类。比如普通人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时会脸发红或者生气的时候会发白，这些表情机器人都做不到。我们曾经投资过一家动画企业，跟他们交流过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当然地认为电影《变形金刚》中那些复杂的滚动画面应该是最难做的，对方却说那是最容易的，最难的恰恰是用动画呈现出一张特别逼真的脸，动画做得再精巧，放到一个人面前，他还是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哪张是真人照片、哪张是画出来的。人的面部表情因为血液的细微分布而存在差异，因此会呈现出上百万种不同的颜色，这是计算机目前很难做到的。

迄今为止，机器人在和自闭症儿童互动时，自闭症儿童并没有出现崩溃的情况，不会浑身出汗、心跳过速或者紧张。用机器人训练自闭症儿童，让他们慢慢理解微笑或者难受的感觉，这个过程有点儿童心理学上的脱敏训练，慢慢加强对自闭症儿童的刺激程度，让其逐渐适应，从而让自闭症儿童重新回到社会。

当人类基因也被编辑

2015年10月，中国医药专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这是让中国人非常高兴的事情。而我认为有个人未来也能得诺贝尔奖，他叫张峰，是美国哈佛-麻省理工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Harvard and M.I.T）的研究员。

基因编辑将改变人类

为什么他能拿奖？因为他获得了一项专利：CRISPR/Cas9。CRISPR实际上是一个原核生物（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细菌）在抵御侵蚀时的一种防御手段。谁能杀死细菌呢？有一种物质叫噬菌体，相当于一个小细胞，它在碰到细菌后就会在其表面钻个孔，然后把自己的DNA遗传物质注入到细菌里，利用细菌里的遗传物质复制自己，复制完成之后，就会形成新的小噬菌体，继续破坏其他原核生物。

这听起来很恐怖，有点像寄生虫把宿主杀死了。实际上细菌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而且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防御手段。被噬菌体感染之后的细菌会把噬菌体带进来的遗传物质片段整合进自己的基因里。不过，这并不表示两者融为一体了，而是这个基因片断会表达出RNA、DNA的切割酶，如果遇到新的入侵噬菌体，只要RNA能够识别为原来同类的入侵者，基因剪切酶就会直接把对方的DNA切碎。换个形象的说法，如果再有外部的噬菌体进来，一旦被识别，马上就会被切掉，自己就能存活下来。自然界进化的特征不是强者压倒弱者，而是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这也可以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这个机制是早就存在的，只不过科学家们没有想到如何利用它，现在出现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基因编辑。因为人类的全基因组测序已经完成，进入基因时代的人类已经开始从基因的角度去思考什么是致病基因以及如何在基因层面上治疗人类的疾病。有人预言，未来整个医疗产业会发生剧变，药厂将很难继续生存，因为任何生理问题都可以不再依靠吃药而是通过基因修复解决。从基因上就把疾病都解决了，所以人肯定是健康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基因修改的时代，之前对基因进行编辑（或者叫敲除、修改）都需要工具，但是工具的效率很低，操作起来也很麻烦，而且经常出错。包括张峰在内的几位美国科学家想到了用CRISPR把酶提取出来，和某些特异的DNA片断结合到一起，就可以去编辑其他基因了。

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冲突。最早在《自然》杂志上刊登基因编辑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张峰，而是另外两位科学家。但张峰确实是Cas9系统的发明者。为什么叫Cas9？因为用Cas9这样的酶进行剪切的效率最高。张峰的发现使得剪切的精准度大大提升，还可以实现商业用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是，虽然别人更早地发表了相关文章，但张峰后来向专利局和法庭出示了证据——他在实验室里的研究记录，证明他更早地使用并且完善了这一方法。后来，专利局采信了张峰的笔记记录（所以每天记笔记的习惯还是很重要的），把专利权给了张峰。

不过，专利的归属问题还有点小悬念。专利授予的依据是谁首先公开宣布消息，实验记录的笔记本算不算首先公开？理论上可以算也可以不算，毕竟是在实验室里公开的，但并没有针对公众。《自然》杂志当然算是面向公众了，所以现在这两位科学家也向法院起诉，希望要回专利。目前这个案子还在审判之中。

为什么要拖这么久审而不决呢？因为这件事的意义太大了。基因编辑工具的成熟意味着基于基因的各种技术的提速，包括中国科学家最早把基因编辑技术用在恒河猴身上，看看它会有什么变异。中国科学家甚至还把这种技术用在了胚胎上，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科学界是抵制将其直接用在胚胎上的。

基因编辑工具非常强大，将会影响到治疗、诊断、药物研发、人体器官培养等各个方面。这就引出一些问题：专利授权给谁？授予的程度有多深？如果专利授权非常独家而且卡得很严，会不会让很多科研都受到影响？如果授予得过松，也会打击发明人的积极性。

中国可以抓住第一机会吗

类比来看，核磁共振出来后，认知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基因编辑工具成熟以后，基于基因编辑的各种技术也会呈现爆发性增长，新出现的技术也可以申请专利。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在CRISPR/Cas9基础上将会有非常多的衍生专利。目前，已经有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的专利在申请注册，这些是不是也要向基础专利付费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有趣的是，尽管如此悬而未决，但在看到了这个工具的价值后，很多公司已经依托于此成立了。例如，以张峰为主和另外几位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一起创办的爱迪塔斯医药公司（Editas Medicine）已经成立一年，虽然还没有任何产品，但已经拿到了1.2亿美元的投资。和张峰有专利之争的另外两位科学家也联合创立了一家公司，而且还授权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这期间还有其他人也在相继成立公司。就在专利授予谁尚未尘埃落定的时候，已经有至少六七家公司明确表明自己在这方面拥有前沿技术，开始进行商业化运作。

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首先要抓住机会，虽然专利权的最终归属人未定，但是可以基于这项专利进行后续的技术开发，新研发出的技术和产品还可以注册专利，之后至多交一些基础专利费用，但是也可以收取别人的专利费。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势并不在基础科研上，而是在应用上，所以要紧盯世界前沿，一旦有任何重大突破，首先可做的就是尽快将其在各个应用领域推进，那么我们最终获得的收益未必会比基础专利少，甚至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因为我们直接把技术运用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新技术商业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过去的普遍规律是，一项新技术出来后可能要等20年甚至30年才能得到认可。有一个玩笑就说，能不能拿到诺贝尔奖，科研成果本身当然要过硬，但是更重要的是科学家要长寿。诺贝尔奖不会颁发给去世的人，成果再好也要熬到七八十岁才能拿到诺贝尔奖，才会被认可。

但现在不一样了，张峰的科研成果于2012年发表，2013年被授予专利，2014年就成立了公司，基本上都是前后脚的功夫。恨不得实验室里刚有成果，马上就有人与之合作开发商业应用。这时，一项科研成果对社会的推动很容易从商业的角度去鉴别，很多应用性的技术会直接被社会接受，所以它对社会的贡献早就清晰可见，被授予诺贝尔奖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张峰很可能在10年之内拿到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各种大规模的商业应用已经在尝试了。

对中国来讲，我们要理解全球科研商业化的提速，要紧紧盯住最领先的科研技术，更快地介入其商业化进程中。因为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是一项巨大变革的开始，如果中国人在其中投入更大的精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可能会催生一个崭新的基因治疗的时代。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能够对社会、对全世界作出的贡献。

金融技术革金融的命

当下国内有一个很热门的词——互联网金融，国外也是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来冲击传统的金融领域，但是不叫互联网金融，而是金融技术（Financial Technology）。原因在于行业的普遍共识是，互联网只是提升金融水平的工具之一，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也可以让金融服务更为高效和便捷。

从本质上来看，金融服务只是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一个传统工具而已，但是银行系统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很多业务的阻碍。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能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释，可能是次贷危机，也可能是人的恐惧和贪婪。但是恐惧和贪婪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伴随着我们，为什么之前没有金融危机呢？为什么是跟房子有关的次贷业务造成全球各个行业的金融都出现了问题？

其实在互联网时代，金融系统将科技的潜力发挥得最为彻底。表面上看银行还是传统的银行，但在过去几十年里银行系统已经早早地IT化了。虽然我们还在讨论谁是著名的股票交易高手，但是美国的量化交易早就超过了50%，早已占据了垄断地位，最大一部分的交易其实是计算机和软件做的。以至于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很有趣的事，一天某个自动交易系统突然出现故障，根据系统设定的条件，所有的自动交易系统都开始不停地抛盘，很快就造成了股市崩盘。但是很快就有人发现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怎么股指突然就崩盘了？然后就马上恢复买入，前后不到半天的时间，股指就从很低的位置被迅速拉回，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一直以来，金融系统对IT技术都运用得很好，但是有些本质问题如果不从根上去改变，仅仅提升自动化程度，甚至有可能会使这些问题恶化。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集中化。很多人都有存款或者贷款的需求，这些存贷需求会汇集到一些大银行里。全世界都一样，各国最大的商业银行都有垄断的优势，人们愿意把自己的钱存到大银行里，因为大银行让人踏实，大而不倒。但是，这些大银行却成了危机的真正来源，它们吸纳了各个行业的钱再通过各种形式把钱回吐给各个行业，此时如果某个行业出现了问题，很有可能会感染到其他行业。

这是金融危机的关键问题，当资金的聚集程度越来越高、流动性越来越强时，某个领域的问题就会迅速扩散到其他领域，造成整个资金系统都会有风险。坦白来讲，这不是传统金融系统对科技的利用不当，而是系统在本质结构上有缺陷。作为集中的大节点的银行，一旦出问题，就会殃及所有人。

互联网平台解决金融痛点

这时就会有新的解决方案应运而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LendingClub。Lending Club恰好回避了集中式的特点，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大平台，人们都到这里来交易，但是所有的交易都是分散式的。比如，A有贷款的需求，B有放贷的需求，A和B一匹配就可以成交；或者甲有贷款需求，乙有房贷需求，甲、乙双方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匹配成交。如果A和B的业务出现问题，并不会影响甲和乙的业务，也不会影响C和D的业务。它们互相之间是独立的，平台只是撮合交易，虽然个别小业务单元会出问题，但是整个系统是安全的。

Lending Club将信贷业务通过互联网平台分散化了。支付领域的分散化已经有了很多尝试，比如PayPal，一开始和银行系统打通，但是发展到今天它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支付系统。很像中国的支付宝，一开始因为有淘宝，大家在购物时为了解决支付和信用问题，发展出了支付宝这样的中间组织，很快这个系统就变得很大并且具有了结算作用。那么现在呢？支付宝实际上也有银行的功能，可以代客理财，也可以付利息。理论上讲，它已经演化成了一个银行，而且这个银行和结算系统先天就是一体的，它的效率要比传统结算系统高。

传统的金融服务还有投资、股权证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功能。一般来说，银行系统主要承担储蓄、信贷、支付和结算等功能，投资、股权证券和金融衍生品的功能由投资银行或者投资公司来完成。

如今，像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这样老牌的投资银行，也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过去投融资平台是这些大公司的专利，因为只有它们有足够的资金提供融资，但是现在很多项目都通过社会化方式融资，其价值大大高于传统投资银行的融资方式。总的来说，投资银行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交易，它们知道哪些项目可投资，然后再去接触那些高净值客户，也就是手里有钱的那部分人，劝说他们来投资，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投资银行是中间商，起到撮合交易的功能。

如今，互联网使得信息足够透明，投资人可能早就知道了哪些是好项目，因为好项目早已在互联网上被广泛宣传。这时你会发现，作为中间人的投资银行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比如，阿里巴巴准备上市时也要先进行一轮融资，投资银行还要收取高额融资费用。实际上，谁都知道阿里巴巴上市会赚钱，因此有大量人排队要购买。我认为从理论上讲，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融资，略过中间机构。

目前，比较成功的去中介化投资方式就是所谓的股权众筹平台，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AngelList。它是一个为初创企业做股权融资的平台，因为初创企业的名气相对较小，需要一个平台来展示自己，让投资人看到。否则投资人自己去搜索海量创业信息，再从中找到投资标的确实有些困难。AngelList确实撮合了很多优秀公司，共享经济的标杆企业Uber最早就是在AngelList上筹资成立起来的。

我们认为，不仅是AngelList，这种众筹趋势未来会越来越向投资后期延伸，越来越从企业融资向项目融资延伸。以阿里巴巴为例，所有人都知道阿里巴巴上市肯定会赚钱，这时就可以直接在公开的互联网平台上购买。实际上，这已经发生了，美国有一个平台叫作SharesPost就在做这样的事情。还没上市的公司希望获得一定的流动性，需要融资，或者有些人已创业多年，希望出让自己的一部分股票，怎么办呢？SharesPost建立了一个平台，可以帮助一些未上市企业进行股票买卖。这个平台上最早、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它曾经帮助Facebook的一些员工卖出了部分股票，就在Facebook上市之前。当然真正要感谢它的是买了Facebook股票的人，因为Facebook上市以后，股价翻了很多倍，买了它股票的人都赚了大钱。

最大化IPO与融资新渠道

2015年，中国股市起伏得很厉害，不仅是中国，全球股市的涨跌幅度都很大。其实，资本市场中二级市场赚钱的空间在缩小而不是增大。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追求巨大的IPO，美国IPO的记录一次次地被刷新。最新的记录是阿里巴巴创造的——2000亿美元。这之前是Facebook上市时曾经创造过1000亿美元，那是在2012年，到现在已经翻了一倍。阿里巴巴一定不会永远是IPO市值最大的公司，未来一定会出现3000亿或者4000亿美元的公司。因为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未上市的公司明明已经可以上市，但是投资人会支持创业者继续做大，所以他们宁肯让这个公司不上市，继续做到更大，期待未来能有一个巨大的IPO。所以，这就导致未来巨额市值的IPO一定会越来越多。

但问题是，市场空间是有限的。如果IPO市值不高，未来的市场成长性就会很好。比如，腾讯当初IPO时的市值其实很小，后来才会有上百倍的成长空间。这给投资人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能够分享腾讯的成长。不过未来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因为IPO的市值已经非常大，我不太相信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未来能带来10倍的回报，它已经达到2000亿美元，如果想要10倍回报，市值就是20000亿美元。这确实很难做到。

这样看来，上市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大大降低了。真正有保障的回报是那些已经具备上市资格但是等着三年之后再上市的公司，它们是最理想的投资标的。这些投资本身不是可交易的股票，投资者无法买到未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就需要SharesPost这种平台。现在，很多很好的公司都会通过SharesPost卖出它的股票。

不过，那些希望最大化IPO的公司也变聪明了，不仅用SharesPost平台，也利用传统投资银行。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未上市的公司希望有足够大的股权流动性，更有持续融资的需求，在这个阶段投资是很合适的。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也发现SharesPost在做未上市企业的交易平台，而且做得很好，纳斯达克自己也有一个未上市企业的交易平台叫作Pink Sheet，也叫纳斯达克场外版或二板市场（Second Market），不过其中的企业鱼龙混杂，公司的质量明显不如SharesPost。纳斯达克在发现这一点以后，就主动跟SharesPost合作，如今它们已经合并并改名为纳斯达克私有板（NASDAQ Private Market），承担的是大资本的股权众筹功能。

我认为会变成众筹的另一类融资是项目融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一个奇思妙想，他首先提出了“超级高铁”（Hyperloop）的构想——在地面上修建真空管道，然后让客舱（相当于没有翅膀的飞机）在真空管道里高速飞行。因为真空管道里没有阻力和摩擦，飞行速度可以与飞机的速度一样。这样的交通工具既能像天上的飞机一样高速行驶，又能像铁路一样完全可控，还不怕雷电暴雨天气的影响。他们希望先建立一条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超级高铁线路。

超级高铁目前只是一个设想，埃隆·马斯克已经是三个公司的负责人，实在忙不过来，但是希望别人能够实现他的构想。现在有两类人在推进超级高铁项目。他们是怎么推进的呢？其实很简单，他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找一帮人为公司打义工。因为公司没有钱，但是义工的工作时间都会被折算成公司的股份，因此，即使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报酬但也会为其工作。公司也因此融到了一部分钱，目的就是做一个小型实验，以证明这个设想的可行性。

实验系统一旦运转成功，公司就会寻求上市融资，然后再投资搭建整个系统。理论上来讲，超级高铁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巨大型项目融资案例。虽然这个项目离成功还有很远，但至少在金融上有积极尝试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摆脱传统投资银行模式，同时又能为巨型项目融资的方法。

这是投融资领域的新尝试。除了上面提到的公司，还有很多机构也在尝试。众筹是一个大潮流，在美国有不下上百家公司。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不喜欢抄袭，但是众筹网站却如此之多，为什么呢？

目前来看，只要网络平台运营方能找到好项目，就可以在网站上帮助它们融资，这些项目的相似性也很大。不过如果向未来看的话，我并不认为这么多众筹平台都会长期存活下去，它们要找到各自的生存空间。比如，AngelList已经领跑天使融资，纳斯达克私有板更看重未上市企业的股权交易，还有其他一些平台可能强调项目融资。例如，已经有专门为太阳能项目融资的Solar Power，如果有人愿意建一套家用太阳能系统，这个平台可以就此专门安排融资。

这样来看，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专项融资机构出现。互联网的特色是赢家通吃，每个领域只有1～2家公司存在，不过互联网会使得生态丰富化，各种机构类型只要稍有差别，就会产生不同的互联网公司，因为各自专注的领域不一样。

未来

洞察

IPO可能会消失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上市融资IPO甚至可能会消亡。为什么呢？如果公司从一开始天使投资时就用众筹的方式，就会有多个股东，那么股权必须很明确，价格也应该很清晰。慢慢往上走到纳斯达克私有板，每股股票的价格肯定会更清晰。到一定程度之后，IPO只是一个线，就是公众投资人能不能买你的股票。因为前期投资过程中需要的是认证投资人，他们才有资格买卖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对认证投资人的规定是，在银行里有足够的存款才允许购买非上市公司的股票。

这种规定某种程度上也会带来一定的不公平，因为未上市股权投资的回报更大，但是普通投资者不能进入。按照刚才分析的结论，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会选择尽可能推迟IPO时间，意味着公开市场上的投资者们的预期回报会降低，而波动风险会加大，这种时候反倒允许不合格的投资人进入，看起来这是个悖论。

我认为未来将会有两个方向：一是对股票投资的操作会有很多限制，如果操作不够专业，交易过程中会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不能做杠杆融资；另一种是对未上市股票的融资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放，美国现在有很多人在游说政府，预计在未来一两年内，认证投资人的门槛会降低。一方面未上市企业的投资相对安全，另一方面当它也有一个平台来承载股票交易时，就意味着交易的份额可以小型化，不必至少上百万美元的投入，门槛可以相应降低。

目前来看，上市也是特别浪费钱的一件事，但是未来的趋势是两头挤压，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都在挤压，也因为公司股票价值的连续清晰化和流动性的增加，最终的结果是上市或者不上市只是一个很容易被跨越的小门槛。到了一定阶段后会有一些好公司也许会通过网站提交的方式帮助其完成上市，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完成上市的整个审核过程没有哪一步是不能电子化的，只是现在贪婪的华尔街吸血鬼们还想攥着上市这块肥肉。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的上市，首先是点名大的承销人才有资格承销，承销费必须降低，其次是不能再做竞争对手的承销业务。以至于后来京东上市时能找到的都是二流的投资银行。我认为阿里巴巴对大投资银行的“欺负”是有正面意义的，它告诉很多未来的创业者，可以琢磨在IPO这件事上去撼动今天的华尔街，用互联网的手段去做华尔街依靠昂贵的人才能做的事情。

投资理财面临算法变局

说起股权证券投资，可能就会更简单了。这部分业务由两方面组成，一是交易，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自动化预测和交易，未来的股票证券投资会慢慢被算法统一，这意味着利差慢慢消失了。过去人们并不知道谁的投资收益高，或者会直接选择巴菲特或索罗斯，因为他们以前的成绩都很好。不过股票投资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的成绩不能代表未来。所以我认为，未来一定会用量化预测的方式替代人，到那时人们无疑会选择最好的软件系统，而不再是找某个特定的投资人，某种程度上算法能够稳定二级市场的投资回报，也就很难有黑马出现了。

另一个市场是理财。理财要合理地分配资金，股票、对冲基金、养老基金或风险投资，等等。过去的理财资金主要放在二级市场里，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者基金，现在有很多公司用算法理财，根据投资者的年龄、收入和风险偏好等帮助其配置资产。这是一个高度分散化的市场，负责投资的基金成千上万家，谁都自称收益高，都是用自己业绩最好的那两年的数据做样板。我相信从概率上讲，每家投资机构肯定有至少两年投资回报率超过平均水平的，低于平均水平的时候肯定就不说了。但实际上，从整体来统计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的整体投资回报率是低于股票的，也就是投资股票市场的指数股都会比投给基金更赚钱。

但是这些基金数量有那么多，而且还有新的在不断涌现。普通投资者不断地相信：也许我投的就是下一个索罗斯或者巴菲特。但也许巴菲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10年巴菲特也许都不会是赢家。我认为未来是量化分析的时代，是理性决策的时代。大多数人都认为二级市场投资的核心是战胜恐惧和贪婪，人总是在贪婪和恐惧的情绪中追涨杀跌，结果是该恐惧的时候贪婪，该贪婪的时候反而恐惧，这是人在股市中赚不到钱的原因。但是计算机没有恐惧和贪婪的概念，它只会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运作。

所以我认为，大量的二级市场理财会自动化和智能化，而且越来越多的理财份额不再是二级市场，而是一级市场或者其他理财方式。比如对具体项目的投资，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式，尤其是如果能很好地预测电影票房的话。这方面一直有人在做各种尝试，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未来

洞察

颠覆传统金融的力量

总结来看，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正在被颠覆。我认为颠覆的力量来自三个层面，第一个来自P2P领域，集中模式被分散模式所颠覆；第二个是算法，聪明人被算法所颠覆；第三个是被全面完善的网络颠覆，即在全球范围内用算法来支撑的分散式的金融系统。

以上是我所观察到金融互联网或金融技术的一些特点。总结来看，你发现谁更有可能拥有未来呢？应该是硅谷。前段时间我曾就硅谷和华尔街争夺未来金融市场制高点的问题请教了一位美国金融专家：未来是硅谷还是华尔街会赢？他的回答很有意思：“我不知道硅谷会怎么做，它建立了很多新规则，打破了很多旧规则，硅谷这么做肯定会摔跟头；但是华尔街是输定了，硅谷可能会有低谷，但是未来一定是它的，而华尔街一定没有未来。”

超级城市里的超级机会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陪同老外走访中国某个中小型城市，跟他们介绍这个城市在中国比较小，也就500万人口，然后把老外吓坏了，他说我们整个国家也只有几百万人口。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的城市真伟大，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潮流，这么大的城市确实要算中小型了。全球各地出现的所谓超级城市，甚至还有若干个城市连在一起的超级城市走廊，也被称为超级经济区。甚至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也出现了超级贫民窟。有一次我从印度乘飞机，飞机起飞后会看到机场周围连绵不绝的油毡搭的贫民窟的小棚子，像海洋一样一眼望不到边。

超级城市与环境智能

为什么会出现超级城市？其实道理很简单，聚居比独居更有好处，食物供给也会容易很多。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其实取决于快递业的发展，因为要把物品送到别人手里。中国的快递业发展得比国外好，因为我们的城市人口相对密集，配送效率也相对较高。

在人口密集的超级城市，服务的种类和复杂度都比小城镇或者人口稀少的地方多很多。生活的方便性又吸引人们向超级城市聚集，慢慢就形成了滚雪球的马太效应。最终的结果是，超级城市在全球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

从现代技术的角度来看，超级城市还带来一个便利性，那就是物联网应用的普及。人生活在一个布满了各种传感器的环境里，并与其产生互动，产生数据的交流，西方将其称为“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

现在已经有科学家在研究用Wi-Fi监测一个人的行为。当然，未必需要收集每个人的行为数据，但是环境智能技术的发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想象不到的便利性。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下雨天要带伞，但是今天到底下不下雨还要自己查天气预报才能知道，一般人在出门时才会想起看天气预报，但那时却未必有闲心在手机上安装一个APP再看看天气如何吧。

西方在2008年就研究出了这样的产品，只不过今天的科技条件更好了，使得这个操作更容易实现。就是在伞把上安装一个小的发光二极管，人们出门时只要看一眼伞把，它如果发蓝光，天就不会下雨，也就不用带伞；它如果发红光，就很可能会下雨，把伞拿上就好了。你的伞有环境智能，可以接收天气预报，可以提醒你要不要带伞，这肯定比你事先去查天气预报方便多了。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以后这类产品会越来越多。

未来我们和周围的环境会有大量的数据互动，而且这种互动会越来越真实。iPhone在推一个叫作iBeacon的应用，可能是iPhone应用里最被忽视的一个。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商业价值，因为万物互联和环境智能的条件还不是很完备。iBeacon是一个短距离通讯系统，它能让你的手机与你周围的智能硬件相互之间短距离通讯。理论上讲，这就是万物互联的基础。举一个例子，大城市里有很多酒吧和餐厅，这些餐厅应该放什么背景音乐？最好是放餐厅里大多数人都喜欢的那种音乐。但是怎么能知道大多数人都喜欢哪种音乐？如果你所在的环境的智能条件很充分，你的iBeacon会把手机里存放的歌单发送到周围的某个装置上，这个装置在读取了当天用餐用户的歌单之后，根据大多数人的喜好来更换背景音乐。这时你发现，其实人并没有参与互动，而是手机和环境里的机器产生了互动，时髦一点的说法叫作“Machine to Machine”。这种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对话，会让我们人类感觉更为方便，也更为舒服。

超级城市里的商业机会

如果将视野再放开一些，不仅仅局限在技术领域，那么超级城市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商业机会。

首先，超级城市会使得创意产业极度繁荣。比如戏剧，如果你生活在某个小城镇，想要看戏剧表演估计不仅演员不好找，听众也凑不齐，但是在大城市里就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话剧、歌剧、音乐剧，各种各样的表演形式层出不穷，甚至还会见到街头表演的艺人。再说设计，人口密集的地方对设计的需求也必然大，家家户户都住在一模一样的“鸽子笼”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家里跟别人不一样，比如希望挂一幅更加高雅的画，类似的设计需求也会层出不穷。再看时装产业都是在巴黎、纽约、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里才有可能发达，很少见到有人在小城镇里进行时装表演。因此，当人口基数足够大时，每一类艺术形式都可以培养自己的拥趸和粉丝。他们会形成一个自组织系统，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所以艺术在未来会更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次，超级城市带来的困难也会变成商机，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交通出行。不仅是中国，很多超级城市的堵车问题都很严重。现在全球都在对交通进行深入研究，很多大型汽车公司也在改变自身定位——“我们原来是汽车公司，但是我们的使命不再是制造汽车，而是提供出行解决方案”。如果路上拥堵不堪，卖出去的车也只能是堵在路上。所以，汽车公司干脆直接提供端到端的出行解决方案：从出家门到目的地之间需要怎样的交通工具。假设从北京去上海，从家出来后走多远才能进地铁，从地铁能不能直接搭上高铁，从高铁到上海出站后能不能直接转地铁进市区，或者也可以使用出租车或者其他便捷的交通工具迅速到达目的地。这就是全面无缝的端到端出行解决方案。

目前来看，有两方面的趋势很明显。一是交通工具的多样化。汽车、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甚至小型两轮电动滑板车、独轮车等各种形式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二是交通方式的整合化。比如在美国加州，很多人是骑自行车从自己家到地铁站，然后直接把自行车拎上地铁，下车继续骑自行车。所以，火车上也会专门设置相应的能够容纳自行车的系统。

我们投资的Terrafugia公司的产品就是飞行汽车——一辆和普通汽车差不多大小的车两边有两个折叠的翅膀，打开后就变成了一架可以飞上天的轻型飞机，它恰恰也是一种端到端出行方案。你驾驶着飞行汽车，从家出来开进机场等候起飞，飞到目的地后开出机场又变成了一辆车。

这个交通工具与飞机相比的另一个优势是，飞机如果遇到天气情况不好就不能起飞，但是飞行汽车如果遇到天气情况不好，可以就近找机场降落，然后在公路上继续行驶，因为一般的雷阵雨不会影响高速公路。等到恶劣天气消散后，再找就近的机场继续起飞完成后面的旅程。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端到端出行解决方案。这也意味着，未来还会有更多层出不穷的公司和创意诞生。一方面会有很多公司在创造下一代交通工具，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公司致力于把各种交通模式整合起来。比如租车公司Zipcar，比如现在大红大紫的Uber和中国的滴滴。

再者，还有能源和环保的问题。超级城市需要的能源和产生的垃圾一定更多。这种时候，在超级城市里即使不产生能源，哪怕能多节省一些都是有商业价值的。现在很多建筑师都在研究如何才能设计出更节省能源的建筑，他们甚至会研究白蚁的蚁穴，因为蚁穴里虽然没有动力系统，但是却冬暖夏凉，适宜居住。也有人在研究在每家每户的房顶铺上太阳能板，研究分布式能源和能源互联网。除了传统的多晶硅太阳能板之外，还有很多新的突破。有人已经研究出能吸收太阳能的透明薄膜，可以在整个窗户上贴一层，太阳照射到窗户上，然后通过这层薄膜就能产生电。

斯坦福大学的华人科学家郑晓琳已经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据说她是受到烤匹萨原理的启发，这种薄膜可以折叠和卷曲。这意味着，以后的建筑物的那些不规则的外墙表面也可以涂上能够产生能源的物质，家家户户都变成了发电厂，基本上每家的能源消费都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超级城市带来了便利，但是人毕竟还是动物，居住的密度一旦过高就容易产生群体性的焦虑和抑郁，这就是所谓的都市病。其实不仅仅是人，就是把一群老鼠关到一起，密度太大它也会发病。因此，心理健康也会成为未来都市一个必不可少的产业，包括禅修、瑜珈，甚至城市周边游，凡是能够让受到压抑的心理得以舒缓的方法都会产生商机。

除了便利性之外，为什么大家还需要超级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超级城市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阿莱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教授的《智慧社会》（Social Physics）[5]一书就专门讲到这点，当信息的密度足够大时，更多的智能就会从中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洞察和新的创见都是在信息密度足够大时才会涌现出来。超级城市恰恰是信息密度最大的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从中必然会产生出无限的创意，甚至很多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法也会因为超级城市里大量的脑力激荡而产生。我们对未来是乐观的，因为超级城市本身就会提供人类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超人类主义

现代社会中，战争相对来说不再那么频繁，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和平。我们内心的那些激素无处发泄，都转变成竞技比赛和体育运动了。所以，奥运会这些年来常盛不衰，“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也很刺激人。

但是我很担忧奥运会在未来会越来越办不下去，不是因为大家的竞技精神会消失，而是因为很多规则在今天已经无法被遵守了。曾经有一个下肢残疾的短跑选手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别人给他起名为“刀锋战士”。他跑起来的速度完全不像普通的残疾人，比健全的普通人还要快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下肢被截掉了，所以他腿上的重量比普通人要轻；还因为他带的钢片不是很沉；而且钢片的弹性非常好，能够带来更强的弹性和爆发力，所以他的速度反倒比常人要快。

从外骨骼到超人类主义党

这也许还是一个孤例，但未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类不再是单纯的人类了。在整合了很多高科技之后，他变得像个“超人”。电影《钢铁侠》（Iron Man）里的场景看似很遥远，实际上离我们已经很近了。

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外骨骼（Exoskeleton），我们碰巧投资了产品是外骨骼的这样一家公司。外骨骼有两大用途，我们投资的这家公司致力于很和平的用途。当人年老体衰之后，如果还住在都市里，很可能面临着上楼梯的问题，怎么办？这时，人可以穿上一套外骨骼，基本上就是腿上的一套金属盔甲，只要腿部有轻微摆动，它就能捕捉到这个信号并且将其放大，人就能很轻松地上楼梯。这就相当于汽车方向盘的助力系统，现在女性司机都可以很轻松地把控方向盘，就是因为有了助力系统。这也是外骨骼的作用。外骨骼的另一大用途主要应用在军方。据说美军外骨骼的标准能够做到一个人负重300公斤还能正常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去参加奥运会的举重比赛，那他就赢定了。

这样来看，奥运会上“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无效了。一是越来越缺乏参考标准，什么算是普通人？什么算是半机器人？什么算是机器人？美国电影《机器战警》（RoboCop）中的主角RoboCop，除了大脑是人类的，其他部分都是机器，那他算不算人呢？《钢铁侠》中也是外骨骼上阵，唯一还不能实现的就是飞来飞去，因为那套装备太沉了。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未来，人类和机器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必要区分这种界限？未来，如果人类和机器一定要往融合方向发展的话，人是不是直接接受就好了？

如果大家都认为人和机器的结合会使人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智力上都能更强大的话，那么这个选择肯定是义无反顾的。如果人类已经能做到日行8万里，那还有没有必要进行百米赛跑，看看谁脱掉了机器外衣会跑得更快？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了。甚至有些机器很难脱掉，因为植入体内的东西已经无法摘除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出现了一个新词汇：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甚至现在有一个“超人类主义党”（Transhumanism party）。这个党的主席佐尔坦·伊什特万（Zoltan Istvan）也是一个神人，他从21岁起连续几年独自驾船周游了100多个国家，船上唯一的货物是重230公斤的古典书籍。他摄影、撰文给《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也经历过很多危险，进过熔岩火山口，踏着滑板下山，也到过很多战乱地区。这些经历让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改变了人生观，认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事就是“活着”，只有活着才能体验世界的美好，因而他热衷“超人类主义”，同时为了参与美国总统选举而成立了超人类主义党。

相信超人类主义的人认为，未来科技可以让人类变得更好。除了外骨骼这样的机器之外，还可以用生物技术改良人类的基因，使得我们更健康。比如最近，最激动人心的生物学界的贡献之一，就是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对基因层次上的东西进行修改。

未来我们会不会对刚结合之后的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把一些致病基因敲除，换来一些健康甚至更强壮的基因呢？当人类能够这样修改基因时，这个界限就变得很模糊了。有的人的视力仅有0.1就算是有病，那要修改到多少算合适？1.5或者更好的2.0？这个界限就很难界定。如果说没病不能做基因修改，但是有病的人能通过基因修改变得比正常人更强壮？正常人虽然没病，但是可否对稍微有点弱的基因进行修改？扁平足的基因可不可以修改？

理论上来讲，这些争议会被抛到脑后，因为人类一定会追求更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结构都会产生本质性的变化。比如人都变得长寿了，如果还按照60岁退休进行管理，很多人如果都活到120岁，退休金该如何领取？如果退休年龄改成80岁，未曾做过基因编辑的普通人又该怎么办？

这里就出现了矛盾。超人类主义党就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超人类主义党主席佐尔坦·伊什特万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参加了美国2016年的总统竞选，甚至希望总统竞选时有人刺杀他，原因是这样就能够更方便地让别人知道超人类主义党的存在。

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有多么偏激，但是他确实很有意思。他的观点是，我今天参加选举可能会惨败，因为别人都不知道我，但是你不知道多少年之后，我们可能就成为主力了，因为社会正在朝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

这话听起来也很有道理，虽然他的观点今天还不是主流，但是潮流会来的。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例子，比如外骨骼是机器对人的能力的补充。其实机器人与人的互动和互补在加强，很多未必需要发生在体内。举例来讲，美军直升机经常失事，原因往往是直升机在雾天下降时，飞行员无法知道直升机离地面还有多近，常常是已经离地面很近时还以为很远，还在快速下降，就会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为了弥补飞行员视觉方面的感知局限，美军就研究了一个有振动功能的坐垫，飞机离地面越近，坐垫振动得就越厉害，这时飞行员自然就会知道直升机离地面已经很近了，要减速了。实际上在这个瞬间，坐垫变成了人的感知装置，成了人的一个超距感知系统。

增强智能技术可以改变人类吗

人类本身有眼、耳、鼻、舌、身5种感官，但是在今天却有了很多新的感官诞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开车或者坐车时间久了，如果发现自己的车正和别人的车贴得很近，甚至快要碰撞时，你自己能感觉到要撞上了，不是车要撞上而是人。此时你会感觉到疼，实际上如果是车撞在一起，人是不会疼的。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和车逐渐融为一体了。其实就是人机的交互协同越融洽，人机统一的感觉就会越强。可以说，这是机器对人的身体能力的补充。

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趋势是要让机器做人能做的工作，潜台词是有了人工智能，人就不需要工作了。这让大家很害怕，人不就失业了吗？

不过，还有另一个词叫作扩展或者增强智能（Augmented Intelligence，也简称AI），是帮助人类用机器来对抗机器的。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扩展或者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现实生活中没有实时数据供人参照，所以你看着对面一个人很可能就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在扩展现实环境里，软件系统会帮你把他的名字标在旁边。人类的智能是有限的，但是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做这些事情，在很多方面可以扩展人的能力。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谷歌，有了搜索引擎的互联网成了人类记忆的扩展，过去我们需要记住太多的细节，现在只需要记住大概，更多的细节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找到。

未来扩展智能的技术应用会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智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么更本质的问题就来了：不管是机器还是算法，这些毕竟还是外在的辅助，是不是可以在人体里植入芯片呢？比如回家开门都要用到钥匙或者刷卡或者指纹密码等，未来可否在人的身体里植入芯片，人走到家附近时门锁就能自动感知到主人的到来，直接就把门打开了。

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问题：从生物的本质上来讲，能不能对人做突飞猛进的改变？人类发展到今天，竞争的关键已经不再是体能而是智力，比如很多科幻片里的外星人都是身体瘦弱、头很大，科幻作家们似乎也在暗示这才是赢得竞争的关键——头大的才会胜出。

也许他们没有认真考虑：用生物技术去改造大脑的话，真的是越大越好吗？人类历史上有一类人叫尼安德特人，脑容量比我们现代人还要大，但是最终灭绝了。据说是被人类灭绝的，看来未必是脑袋越大越好。所以核心的问题不是让脑袋更大，而是运用生物技术来增强大脑的功能。因为认知科学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大脑确实有很多缺陷，比如我们会有夸大自我的能力，会产生各种误差和偏见。未来能不能在生物技术上改造我们的大脑，使它拥有更强大的智能？如果真能如此的话，大脑没有被改造的人不就变成了劣等人？

你会发现这个场景有点像电影《金刚狼》（Wolverine）的主题：变种人处处受排挤，但是变种人处处比人更优秀，未来会不会是变种人的天下？超人类主义党主席佐尔坦·伊什特万说，未来他们不叫变种人，而是超人类（Transhuman），反倒是普通人该被淘汰了。潜台词是达尔文的自然进化时代要画上句号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结束了。未来是人来决定往哪里走，所以要研究超人类主义。到底在身上装哪种机械装置，会让人的大脑增强哪一部分功能？如果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是不是需要选择让大脑的地图功能更强大？如果你是一位数学老师，你的计算能力是不是要更强大？

这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是没有人能够具备所有超能力——出租车司机、优秀的数学老师或者音乐天才，一个人只能选一项。但是选择了某一项之后，如果不可更改怎么办？我们的生活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有着无限的多样性，而增强技术恰恰限制了这样的多样性。

300年以前有牛顿、达芬奇被称为通才，他们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什么都会。但是今天的科学界没有通才了，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花费毕生的心血都未必有所成就，更别说跨其他领域了，专家们成了被束缚在专业领域的专才。未来人类这个整体可能很繁荣，但是人类个体会很可悲，成了一个个分化的小细胞，因为一个人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紧跟着的问题是，有些细胞会不会慢慢失去价值。过去一个智力发育正常的人，尽管数学水平一般，但也算是一个正常人。未来的人或许就需要具备超能力，比如不能理解大数据的人可能就会被认为是病人！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未来可能会出现某种病——信息处理能力缺乏症。虽然只是不懂大数据，但很可能就会被社会淘汰。

人类未来的发展永远是踩钢丝，虽然人类逐渐在往上走，甚至进入了云端。一方面人类的能力在极大地增强，另一方面危险也在迫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大舒一口气，放心地说明天会越来越好。人类的能力确实在增强，但是毫无疑问明天的危险也会更加严峻。所以，人类还是要不断地研究未来，研究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人的机器智商与机器的人类智商

大家也许都看到过宁波一位中学校长的开学致辞：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卸其QQ，封其微博，删其微信，去其贴吧，收其电脑，夺其手机，摔其iPad，断其Wi-Fi，剪其网线，使其百无聊赖。然后静坐、喝茶、思过、锻炼、读书、弹琴、练字、明智、开悟、精进，然后必成大器也，谨以此文献给即将开学的孩子。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位朋友转发这条信息，就给他回了一条：“唯一的问题是，这样会容不进社会，找不到工作。”他回复说：“你支持玩游戏呀？”我说：“当然了，未来生存必备的技能都在游戏里。”他说：“看来我儿子应该拜你为师。”我说：“拜游戏为师吧。”

人要学会与机器深度合作

这样的对话看似是个玩笑，但我认为其中还是有些道理的。那就是人对机器越来越依赖，越来越离不开。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中国很顶尖的幼教专家，他说，至少在他的幼儿园里的孩子们不接触电脑，不接触iPad，不接触任何电子产品，因为这些产品是智能和理性的。人的理性发育是12岁开始，这之前不要用理性干扰人的自然发育。

美国有位著名教育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6]，他提出了多元智能的说法，包括身体智能、音乐智能、图形智能、抽象智能，等等。霍华德·加德纳共总结出8种智能，但是今天只能听到7种。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有一种智能到了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用了，那就是自然智能。对原始人而言这种能力很重要，能让一个人在森林里不迷路，知道如何躲避猛兽，找到食物。这种自然智能对原始人的生存非常重要，但在今天已经没有用了：我们有GPS，不可能迷路；可以直接去商店里买食物，不需要自己采集；也没有猛兽会伤害我们。

但是我认为加德纳没有看明白的是，虽然有的事物被淘汰了，可另一些事物又兴起了。今天的自然智能就是和机器互动，因为机器就是我们的森林，就是我们的环境。小孩子待在电脑前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与朋友、同学、家长和老师在一起的时间，那么电脑就变成了他的朋友。为什么孩子从小要接触机器？因为要培养他们对机器的感性认知而不是理性认知。12岁再开始培养理性认知没有错，但是要想熟悉森林，不能单纯地理性分析森林。我大学时的生物学教授会带我们去森林里认识鸟类，教大家听各种声音。不过他远不如牧场的工人做得好，因为牧场工人每天都浸泡在森林里，那是一种感性的认知。教授虽然专业，但是不职业，反应不够快。

《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讲到大脑有快和慢两套系统，理性是慢系统，而真正想要做到反应迅速就需要建立快系统。如何让孩子从小对计算机建立起快系统，首先是从小就要用它。我给这种能力取了一个名字：人的机器智能（Human Machine Intelligence）。机器智能（Machine Intelligence）的意思是机器会像人一样具有智能。人的机器智能并不是要让机器像人一样拥有智能，而是指人操控机器的能力。

机器智能再发达，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达到人类的水平，它没有创造力，也不懂得如何与人充分地互动交流。但是机器有可能会超越我们，如果人类能充分运用机器超越我们的那些能力，用人类的灵活性来补充机器的不足，我们就可以与机器一起变得更强大。

这其实已经发生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大约10年前有一家生产掌上电脑的公司Palm，当时他们想攻克这样一个难题：在一台小型手持式电脑上实现手写输入很不方便。困扰大家的是，无论如何优化软件，手写输入的识别率总是很快就达到了极限比率，很难再有所突破。最后他们发现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英文字母有些本来就很相像，机器很难识别些微的差异。Palm公司就研究出了一套新的手写方法——Graffiti，让每个字母和传统英文字母的手写方式都略有不同，自此以后，机器识别英文字母的概率大大提升。

人的灵活性体现在哪里呢？教人使用Graffiti这种笔体来写英文要比写一个软件容易得多，大家很快都学会了。这是典型的人利用自己的机器智能去适应机器的例子，而不是让机器去适应人。

人为什么要适应机器？因为在某些能力上，机器确实超越了人。尤其是在算法等这类硬实力方面，机器一定比人强，蒸汽机的动力一定比人的力气大，计算机的算法也一定比人脑算得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蓝”战胜了卡斯帕罗夫，后来IBM的“沃森”在问答节目里战胜了人类对手，这是机器的蛮力胜利了，就是单纯靠记忆力、靠速度。

但是，卡斯帕罗夫输给“深蓝”以后，他认为人不应该跟机器较量，如果人机能够结合到一起的话，两者都能做得比以前要好。卡斯帕罗夫举办了一场人机结合的国际象棋比赛，称之为自由组合式国际象棋比赛，不限人数，人和人、人和机器可以自由组队。比赛冠军不是国际象棋大师，不是国际象棋大师的连队，也不是超级计算机，而是两位业余象棋高手将五六台家用电脑和各种电脑程序放在一起，他们根据电脑的算法来判断决定下一步怎么走。他们用人机混合的方法战胜了最强的国际象棋大师，战胜了最强的计算机。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他们之所以能赢，是因为他们是最懂计算机的业余国际象棋选手，他们的人类机器智商（Human Machine Intelligence Quotient）是最高的。

机器能更懂人类吗

畅销书《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曾讲到，情商高的人更容易成功。也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观点，比如李嘉诚的情商就很高，所以他成了香港首富。但是李嘉诚也没有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富有，而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情商都很低。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更富有呢？我认为是他们适应了未来。未来更容易成功的人不是靠更高的情商，而是靠更高的人类机器智商。

无疑，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机器智商都超越了普通人，他们知道应该如何驾驭机器，甚至知道让所有的机器协同，让所有人类都能接受机器。我们将这种能力称为人类机器智商，人要懂得机器才能更好地运用机器。当然，机器也要更好地懂得人类，才能更好地跟人协作。

过去我们衡量机器智能的方法是把机器当人看，评估它有多聪明。未来我认为衡量一个机器好不好要看机器的人类智能，看它可以多么了解人类，知不知道如何跟人类互动。有一次，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在硅谷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我在硅谷的街上走着，傍晚天已经逐渐黑了下来，突然从背后蹿过来一辆车，快速地从我身边闪过去，吓了我一跳。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你可以看出，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的机器智能做得非常好，好到它从人的身边快速驶过时，百分之百不会撞到人。但是它的机器的人类智商太低，它不知道这么快的速度从人类旁边经过会把人吓着。

未来

洞察

机器的人类智商

未来的机器应该知道它如果快速地从人旁边经过会把人吓到，这个要求是不是过高了？不是，凡是人机要协同的环境，都需要机器对人的理解。只要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上路，它就必须要让人不害怕，要不然一辆辆车“嗖嗖”地从人身边驶过，你还敢走那条路吗？

恰好我有一位朋友在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团队里做研究，我把这条消息转给了他，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确实在提升汽车在这方面的能力，希望以后车在遇到人时会自动减速，不是因为会撞到人，而是怕吓到人。

另一个真实的例子来自美国机器人公司Rethink Robotics，研发的是能够被训练的工业机器人，人教它做动作，它就会记住，下次就能模仿出来。这是有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人，机器的人类智商很高，当机器独自操作时速度很快，当人靠近时就会减缓速度。这样设计的考虑是怕撞到人，也不会让人感到害怕。

未来的世界应该是非常美好的，因为人的机器智能将越来越高，人会越来越擅长对机器的利用，会有越来越多的业余象棋选手战胜卡斯帕罗夫。机器也在理解人，能跟人更好地协同和配合。

这两者的结合，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个机器，而是很多人和很多机器的合作。在未来社会，也许会出现很多人和很多机器合作的超有机体，人与人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协作将会很顺畅。整合在一起的超有机体能够完成难以想见的复杂任务，这才是人类真正的未来。

灵性文明：让科学改变人类的超验知识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有趣的时代，科技的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很多正向的变化。我们要感谢科学，但是你会发现周围总是有很多对科学相对负面的评价。有人说科学进步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福利，但是人会变得更堕落、更贪婪；有人说科学发展得快，不过早晚要失控，会把地球都毁灭掉。

神创论为何死灰复燃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负面评价？毫无疑问，科学确实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因为核物理领域的发展而有了原子弹，人就有了毁灭地球的能力，不过人类并没有毁灭自己，而是更加克制了，也更加安全了。其实，最经典的一个负面评价应该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进化论的抵制。1925年有一个著名的美国田纳西州“猴子审判案”，最后法庭判定“在课堂上不能教授进化论，要教神创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90年，现在大家都认为这种判决很荒唐。

后来慢慢地，进化论占了上风，美国中学开始要求教授进化论，不允许任何宗教的东西进课堂。但是有一派科学家编撰了一套智能设计理论，他们认为“自然界，特别是生物界中存在一些现象无法在自然的范畴内予以解释，必须求助于超自然的因素，即必然是具有智慧的创造者设计了某些规则，造成了这些现象”。

这些人的逻辑是：如果一切都是进化来的，我只要找到有些东西是不可能进化来的，或者至少说明是被创造的，虽然不知道创造它的是不是上帝，但至少有超越进化的更高智能的创造者存在，这不就可以证明上帝存在了吗？

这一派人有两个比较经典的例子。一个例子是眼睛。这个复杂精密的人体器官中聚集了那么多功能，而且一旦其中几项功能出现问题，整个视觉系统都会彻底失灵。这难道不是被更高级的智能生命设计出来的吗？

另一个例子更经典。自然界有一种很小的原生生物叫作草履虫，有一类草履虫带有可以高速旋转的尾巴，尾巴在旋转时就会带着原生生物在水里游动。草履虫没有智能，旋转的尾巴相当于32个蛋白构成的一个小马达，32个蛋白中的任意一个功能缺失或者有修改，尾巴就不会转了。

智能设计派的学者们就认为，进化不可能会产生一个偶然事件使得32个蛋白突然凑到某个原核生物身上，造成鞭毛可旋转，因为进化属于极小概率事件，32个蛋白全都凑到原核生物身上的概率几乎不存在，何况还有遗传物质。因此他们认为，要从基因设计上让这32个蛋白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为零。

这一派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进化论也是一个科学假说，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被证明，因为永远都有可能出现一只“黑天鹅”。科学可以证明某些理论不对，但科学不能证明某个理论一定是真理。不过所有的宗教教义都是自圆其说的，总是能够证明自己。

所以这个学派的人就到法院起诉，申请在中学课堂里教授神创论，而不是上帝造人，应该是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可能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智能设计才存在的。这件事情一路闹到大法院，很多人就开始站队，因为美国信教的人很多，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也支持神创论。

美国的联邦大法官们既不偏袒科学也不偏袒宗教，在法庭上，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神创论，因为有曲线进化理论，虽然鞭毛虫不是一开始就可以旋转，但是有一些物种拥有一个不能转的鞭毛，使得整个原核生物能够更稳定。鞭毛的稳定功能在曲线进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异，具有了运动功能。所以这不能证明是智能设计的结果。

眼睛这个器官就更是如此。人类已经找到一些只有一个眼点，也就是只有一个感光细胞的生物，当然也有复眼那种复杂的设计结构，这些都是逐渐进化而来的，而不是今天看来很复杂的设计一开始就必须被智能设计出来。

这样论证完之后，大法官算是打了小布什的脸，神创论不成立，不许在高中课堂里教授。由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科学在历史上的反反复复，从一开始法院宣布不许教授进化论，到现在法院宣布不许教授非进化论的内容，可以看出科学是如何逐渐站住脚的。

作为总统的小布什也不是傻子，他为什么要支持神创论呢？因为他做这件事会讨得别人的欢心，因为信仰神的人会喜欢这个总统。这里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人是非理性的，甚至会有很多决策判断是感性的。这就好像小布什知道自己的选择会错，但即使是错的，也会更受欢迎，因为在感性上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选择。美国确实有人对信仰宗教的人做过研究，他们发现不是因为教义更好人们才会选择这个宗教，而是因为选择了这个宗教，就会认为这个宗教的教义更好。

进化论里也有类似倒置的因果关系。比如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很甜人才喜欢吃，而是因为喜欢吃所以才觉得它是甜的。美国社会中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摩门教在美国扩张得很快，这个宗教的教义要求家庭多生孩子，如果你生在一个摩门教的家庭里，那么信仰摩门教的概率就大大超过信仰任何其他宗教。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教义，需要的只是让这个孩子生在宗教家庭里。

让科学成为我们的超验知识

此时你会发现原来人真的是非理性的，如今科学也在一步步地把非理性这个谜团揭开。《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这本书就认为，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有清晰的规律但又不是完全理性的。作者丹·艾瑞里（Dan Ariely）是行为经济学的后起之秀，他专门研究心理学，包括认知科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另一本很流行的著作《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行为经济学的前辈，他提出人的思维模式有快、慢两种，人有左脑和右脑，相应的也有理性脑和感性脑之分。与卡尼曼不同的是，有人将人脑分为上脑与下脑，快思维或者说直觉思维部分来自脑干（原始脑），现代脑则是理性的。

现代人和猩猩的主要区别源于大脑新皮质的皱褶更多更密，这部分被称之为上脑，主管人的理性思维。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不是左右脑，而是上下脑。但是这个区分还是太底层了，哪种理论能把人的决策机制描述得最清晰呢？《人人都是伪君子》（Why Everyone[else]is a Hypocrite）里讲得更清晰一点。人的大脑有若干个决策机制在互相竞争，比如中午吃饭时我看到一块肉，生存本能的机制告诉我去吃它，但是理性决策机制提醒我血脂过高，不要吃不健康的食品。于是两种决策机制互相竞争，但是人们往往觉察不到这种纠结，只知道结果是吃了还是没吃。

实际上，人的决策并不仅仅是左右脑或者上下脑的区分那么简单，而是多个不同场景同时启动的决策机制，有些一致，有些则互相冲突，某个决策机制超过某个预值以后进入到意识层面，人就会有相应的决策。

由此看来，这和佛教的理论很像——人类是一种无我的动物。人其实是一个自动机，决策机制在下意识的领域生成，“我”只是执行这个决策机制里的优胜方的决定。简单说来，“我”是一堆机制竞争的结果，没有一个“我”存在。这些机制的运转其实都是自动化的，当然也就有其规律。

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作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他第一次说明了社会中所有人都愿意遵从的规则是什么。每个社会之间虽然有很多差异，比如有的更开放更包容，有的更传统更封闭，但是不管开放还是封闭，很多规则都是有共性的。

他认为人类社会中有6条共同的道德原则：关爱/伤害、公平/作弊、忠诚/背叛、权威/服从、圣洁/堕落、自由/压迫。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更关注关爱/伤害、公平/作弊这两个原则，而忠诚/背叛、权威/服从、圣洁/堕落这三个原则在相对传统的社会中强调得更多。我希望再加一个注解：在不同的场景中，人们遵从的道德原则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人在政治上普遍很开放，美国大法院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的法案，虽然有的州保留不同意见，但是大家仍然可以很平静地讨论。但是美国人在狂热地支持自己城市的球队时，似乎所有的开放都消失了，有些人甚至会为了自己城市的球队跟别的城市的人打架，而如果是本城市的球星跑到了别的城市的球队，就会被很多人憎恨。所以在非政治领域，美国人又暴露出很强的封闭倾向。

不管怎样，海特第一次揭示出全社会其实是遵从着共同的行为规则的，这里的问题是，有些行为规则是好的，比如要有正义感；也有些行为规则是坏的，比如在封闭社会中容易形成小团体主义以及对非我团队的敌视，等等。如今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的整个机制，知道哪些机制是好的或哪些是不好的，也找到了道德伦理的基础。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道德伦理的标准也在变化。过去母系氏族社会的道德标准就是听母亲的，父系氏族社会又变成听父亲的。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也不一样，道德是变迁的而不是恒定的。有个概念叫作“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即某种行为在人群中越常见，整个社群的凝聚力就越强。反之，如果让整个社群越来越离散，就是反社会行为。

为什么同性婚姻法在美国得到了通过？因为在过去相对封闭的社会中，同性恋被认为是反社会的，如果纵容同性恋，一方面会使得道德标准混乱，生育率降低，没有足够的人丁去劳作和参加战争，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但是今天的社会相对和平，也更倾向于包容和创造力，对同性恋的包容也变成了一种亲社会性现象。

如今，我们对人的理解已经达到一个相对充分的层面，那么如何利用我们对人的充分理解把社会改造成更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马克思说，人人都在研究如何理解这个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改造世界。我更认同的是，在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去改造世界。一说到改造，矛盾就来了。人都是非理性的，也许一个人表面上会同意你但内心还是在抵抗。这就回到了最开始的场景，为什么小布什知道智能设计论可能是错的却还要支持它？

因为人的决策是下意识的，是快思维，是脑干层的产物，是被固化了的超验的东西，不需要思考和论证。不过，超验并不是永恒不变。原始人超验地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经受了科学训练的我们则超验地认为万物并非有灵。古代社会认为天圆地方，大航海时代之后，人类超验地认为地球就是圆的。现在的教育已经没有必要从小教孩子地球是不是圆的，这是知识遗传的模因，固化了很多对世界的超验理解，这种遗传的过程是通过神话和艺术来完成的，而不是科学。

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的灵性文明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的发展推翻了很多既有的，甚至是超验的概念和思维模式。看起来这是个叛逆的时代，但是因为理性没有掌握将其转化成人类超验知识的手段，所以在推翻了很多传统思想之后，新概念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的冲突。比如，卓别林曾在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嘲讽机器对人的异化，但是回头想想恰恰是机器的大量使用才带来今天的富足社会。

科学意识在科学时代与人类的既有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主要是因为科学把人们过去超验的东西完全颠覆了，形象一些来说，科学很强势，感性和直觉就很委屈，但是直觉才是“主人”，所以就会时不时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电影《阿凡达》（Avatar）是一个非常好的隐喻，所有动物通过树的根系连接在一起，这就用一种寓言或者童话的方式，使得经过理性检验的、被认同的思想植入到了所有人的头脑里，植入到孩子们的头脑里。

我们期待的灵性时代就是这样，那些经过科学检验的东西以感性的方式植入人类的大脑，变成亲社会性的下意识行为，成为下一代人的超验知识。

人类会进入灵性文明，那时科学、艺术与宗教，理性与感性真正融为一体，那时，人类一定会更幸福。

湛庐，与思想有关……

如何阅读商业图书

商业图书与其他类型的图书，由于阅读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因此有其特定的阅读原则和阅读方法，先从一本书开始尝试，再熟练应用。

阅读原则1  二八原则

对商业图书来说，80%的精华价值可能仅占20%的页码。要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进行阅读时间的分配。

阅读原则2  集中优势精力原则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突破20%的精华内容。也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攻克一个主题的阅读。

阅读原则3  递进原则

高效率的阅读并不一定要按照页码顺序展开，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再从兴趣点扩展到其他部分。阅读商业图书切忌贪多，从一个小主题开始，先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了解文字风格、观点阐述以及案例描述的方法，目的在于对方法的掌握，这才是最重要的。

阅读原则4  好为人师原则

在朋友圈中主导、控制话题，引导话题向自己设计的方向去发展，可以让读书收获更加扎实、实用、有效。

阅读方法与阅读习惯的养成

（1）回想。阅读商业图书常常不会一口气读完，第二次拿起书时，至少用15分钟回想上次阅读的内容，不要翻看，实在想不起来再翻看。严格训练自己，一定要回想，坚持50次，会逐渐养成习惯。

（2）做笔记。不要试图让笔记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不需要有深刻的见解和思想，只要是文字，就是对大脑的锻炼。在空白处多写多画，随笔、符号、涂色、书签、便签、折页，甚至拆书都可以。

（3）读后感和PPT。坚持写读后感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能力，做PPT可以提高逻辑分析能力。从写读后感开始，写上5篇以后，再尝试做PPT。连续做上5个PPT，再重复写三次读后感。如此坚持，阅读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

（4）思想的超越。要养成上述阅读习惯，通常需要6个月的严格训练，至少完成4本书的阅读。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思想开始跳脱出来，开始有了超越作者的感觉。比拟作者、超越作者、试图凌驾于作者之上思考问题，是阅读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好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难就难在执行。需要毅力、执著、长期的坚持，从而养成习惯。用心学习，就会得到心的改变、思想的改变。阅读，与思想有关。

［特别感谢：营销及销售行为专家孙路弘智慧支持！］

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封底和前勒口都有“湛庐文化”的标志

并归于两个品牌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书架陈列中清楚地找到湛庐，我们在每本图书的封面左上角，以及书脊上部47mm处，以红色作为标记——称之为“小红帽”。同时，封面左上角标记“湛庐文化Slogan”，书脊上标记“湛庐文化Logo”，且下方标注图书所属品牌。

湛庐文化主力打造两个品牌：财富汇，致力于为商界人士提供国内外优秀的经济管理类图书；心视界，旨在通过心理学大师、心灵导师的专业指导为读者提供改善生活和心境的通路。

阅读的最大成本

读者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往往把成本支出的焦点放在书价上，其实不然。

时间才是读者付出的最大阅读成本。

阅读的时间成本=选择花费的时间+阅读花费的时间+误读浪费的时间

湛庐希望成为一个“与思想有关”的组织，成为中国与世界思想交汇的聚集地。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商业组织的思维方式，与世界先进的理念接轨，帮助国内的企业和经理人，融入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

我们知道，这项工作就像跑马拉松，是极其漫长和艰苦的。但是我们有决心和毅力去不断推动，在朝着我们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所有人都是同行者和推动者。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读者一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当下改变未来。

延伸阅读

《创新的创新》

◎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创新思想引领者黄亚生教授解读最新全球创新范式，看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创新时代！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易宝支付CEO及共同创始人唐彬专文作序推荐！

《大爆炸式创新》

◎这是一本超越颠覆式创新，引领我们进入创新新时代的力作。本书创造性地将创新的新生命周期分为奇点、大爆炸、大挤压、熵4个阶段，帮你及时发现潜在的颠覆者。

◎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研究员，《超越S曲线》作者拉里·唐斯与保罗·纽恩斯首次提出大爆炸式创新的概念。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鼎力推荐。海银资本合伙创始人王煜全专文推荐。

《伟大创意的诞生》

◎《经济学人》年度优秀图书，“数字化未来十大科技思想家”、TED演讲人史蒂文·约翰逊经典力作。作者深入人类600年重要发明的创新自然史，首度揭开创新源起的7大关键模式。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周涛，畅销书《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联袂推荐。

《Z创新》

◎世界知名创造力研究专家，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育学教授凯斯·索耶多年研究的结晶！

◎打破只有天才才能拥有创造力的“天赋才能说”，8个步骤让创新不再神秘！

[1] CE标志是产品进入欧盟国家及欧盟自由贸易协会国家市场的“通行证”。——编者注

[2] FDA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简称，它的职责是确保美国本国生产或进口的食品、化妆品、药物、生物制剂、医疗设备和放射产品的安全。——编者注

[3]《拜杜法案》也称为《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Amendments Act），是美国用以管制在联邦政府资助下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法律。《拜杜法案》由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伯奇·贝赫（Birch Bayh）和堪萨斯州参议员鲍勃·杜尔（Bob Dole）共同发起，于1980年12月12日通过实施。

[4]此部分内容参考了https：//www.autm.net/advocacy-topics/government-issues/bayh-dole-act/上的信息。

[5]本书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6]霍华德·加德纳被称为“多元智能理论之父”，其阐述多元智能的著作《多元智能新视野》、《智能的结构》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各方赞誉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前言

PART1 创新新生态：无法阻挡的全球新机遇

技术推动资本主义自我革命

新生态：广泛协同的创新体系

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硅谷

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以色列

工业4.0错在哪里

全球风口中的中国机会

创新大视野：中国长板优势何在

PART2 积木式创新：高科技创业家如何改变世界

积木式创新系统何以可能

美国投资第一案：Wicab与双长制

Cerevast与《拜杜法案》

Maverick为什么要找中国人投资

XCOR与长板优势

1366：投资人如何找到新机会

Terrafugia：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交通解决方案

WiTricity：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术无异

LightSail：美女学霸的创业之路

MC10与创新公司嬗变

Metabolon：酒店里发现的健康大数据公司

AngelList与风险投资创新

创新大视野：积木式创新的原动力

PART3 创造未来：机器人时代与灵性文明

当机器人来敲门

当人类基因也被编辑

金融技术革金融的命

超级城市里的超级机会

超人类主义

人的机器智商与机器的人类智商

灵性文明：让科学改变人类的超验知识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各方赞誉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前言

PART1 创新新生态：无法阻挡的全球新机遇

技术推动资本主义自我革命

新生态：广泛协同的创新体系

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硅谷

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以色列

工业4.0错在哪里

全球风口中的中国机会

创新大视野：中国长板优势何在

PART2 积木式创新：高科技创业家如何改变世界

积木式创新系统何以可能

美国投资第一案：Wicab与双长制

Cerevast与《拜杜法案》

Maverick为什么要找中国人投资

XCOR与长板优势

1366：投资人如何找到新机会

Terrafugia：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交通解决方案

WiTricity：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术无异

LightSail：美女学霸的创业之路

MC10与创新公司嬗变

Metabolon：酒店里发现的健康大数据公司

AngelList与风险投资创新

创新大视野：积木式创新的原动力

PART3 创造未来：机器人时代与灵性文明

当机器人来敲门

当人类基因也被编辑

金融技术革金融的命

超级城市里的超级机会

超人类主义

人的机器智商与机器的人类智商

灵性文明：让科学改变人类的超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