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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传

作　　者：【德】艾密尔·鲁特维克

译　　者：文　慧

出 版 人：谢清风

责任编辑：胡如虹

监　　制：于向勇

策划编辑：刘　伟

营销编辑：吴建荣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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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第一章 闲人

1、武士的后代

2、逆子

3、狂放少年

4、涉世之初

5、不甘寂寞的小乡绅

6、柏拉图恋情

7、初识未来妻子

8、订婚与信教

9、投身政界

10、当选议员

11、解救国王

12、再次当选

13、婚姻生活

14、外交官之路

第二章 斗士

1、大使生活

2、政治魔方

3、欧洲政坛新星

4、内心的渴望

5、摄政王威廉

6、赴任彼得堡

7、仕途转折点

8、出使巴黎

第三章 功臣

1、“铁血宰相”

2、君臣之间

3、持不同政见者

4、奥地利受挫

5、犹太人拉萨尔

6、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7、会见拿破仑三世

8、遇刺

9、普奥战争

10、普奥议和

11、君臣新一轮斗争

12、新德意志宪法

13、遏制法兰西

14、大权在握

15、瓦森别墅

16、挑起普法战火

17、大赢家

18、腓特烈太子

19、参谋总长毛奇

20、成立德意志帝国

第四章 执政

1、帝国议会

2、颁布“五月法令”

3、挥舞惩戒之杖

4、众矢之的

5、阿尼姆案件

6、战友罗恩

7、奥古斯塔皇后

8、独裁者

9、是超人还是骗子

10、夫里特利士鲁新居

11、爱犬之死

12、儿子的婚事

13、三国联盟

14、柏林会议

15、与奥地利联盟

16、左右逢源

17、好斗的老头子

第五章 逐臣

1、老皇帝逝世

2、威廉二世

3、议会选举失败

4、君主震怒

5、被逐

6、孤独晚景

7、怨恨与报复

8、撰写回忆录

9、斗士的风采

10、政治预言

11、最后的归宿

作者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画像。昏沉幽暗的光线笼罩着画像中全身披挂的人。他就是奥托·冯·俾斯麦，而且只能是奥托·冯·俾斯麦。

在俾斯麦最后的岁月中，围绕在他身边的是党派的偏见、怨恨、仇视。这些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他那威武刚强的外表也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忧郁和失望。

俾斯麦在世时很少得到人们的爱，他也很少对别人付出爱。因此，当他死后，人们对他自然没有多少怀念之情，只是为他塑了一座石像，而且这座石像位于一处并不繁华的场所，看上去冷冷清清的。石像中的他目光肃穆，视线投向前方，面无表情，令人难以合情合理地诠释他的内心世界。

我写作此书，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因为屡屡获胜而四处找事的将军的形象展示出来。在这本书中，俾斯麦是以骄傲、勇敢和怨恨的形象出现的。这三种元素是构成他的性格的基石。直到现在，人们对俾斯麦的功过得失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倘若想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他的精神历程是很有必要的。

历史人物常常是有机的统一体，他们的性格比较复杂。今天，对于这些人物，我们无须用学院方法，更不用对其加以太多的注解，只需把他们的形象具体地描绘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或是向世人提出警告。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和政客是密不可分的，其行为和情感是相互关联的，公与私往往如影随形，紧紧相伴。如果美术家想真正认真地对待其作品，就一定要多角度地了解他的创作对象。

俾斯麦的性格基本定型于1830年初。当然，在此之前的15年间，他的性格波动比较大。此后，俾斯麦所做的仅仅是把性格中那些重要的部分加以强化。在本书中，我之所以花费很多笔墨去写他的少年时代（从事政治活动之前）的生活，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传记作家在为俾斯麦作传时，对其少年时代都是一笔带过，只有被人误会的作家克莱因·哈丁根曾较为细致地描写了他的心理，而且这种描写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1911年，我也着手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描写俾斯麦的性格，以期通过对他那种令人难以猜度的性格的描写对抗所谓的“铁血宰相”的稗史。10年后，我又创作了一部关于他的戏剧，并一度希望此剧能在德意志的舞台上演出。

我在自己较早的关于俾斯麦的著作中从不谈政治，如今已有所改变。本书和我的第一本关于俾斯麦的书相比，视角更接近真实。不过，主人公的性格令人无法猜度，是新旧两个版本的共同之处。因为环境变化了，我对俾斯麦的描写更为新颖，更具批判性。欧战之后，更多的关于俾斯麦的事实材料也为我的写作大开方便之门。

在本书中，由于变换了视角，俾斯麦的形象更加丰满。很明显，他的一生不是为了竖起一座无人喝彩的雕像，而是为了一位奋斗家的功业而苦苦追寻。俾斯麦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奋斗，当然，他指挥的战斗有胜有败，但他永远满怀激情，对现状永不满足。尽管他也会办错事，而且这种事并不少，但即使办错了，也能从中看出他的天才的特点。总之，他就是这样一个令传记作家着迷的人物。

第一章　闲人

“就这样，我在生命的河流中漂来荡去，充当把舵物的只有一时的意向，别无他物。至于自己在何地可以被水推上岸，我一点儿都不去想，也不想管。”

——俾斯麦

1、武士的后代

一个闷热的夏日，在园中的一棵老橡树下，一个孩子在欢快地嬉戏着。他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

这是一个四岁的男孩，他的样子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此时，他正手拿铲子聚精会神地刨土，然后把那些成块的土装到小推车上，再推到池塘边放下。看样子，他好像在用这些泥土和石块建造什么。当然，他干得很卖力，这从他对待园丁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因为当园丁来请他回去吃饭时，他不但干脆地加以拒绝，还为此发了一通脾气，就因为对方干扰了他。

这个男孩家的住宅看上去很简单，是普通的乡下房子，并不像一些乡绅的住宅，有着那么多的装饰。这座房子基本是由木头建造而成的，房子有两层，每层的宽度大概可以开五扇窗户。

男孩再次出现是在一楼明亮的窗户前，他正在出神地眺望远方。从他的角度看去，远方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庄稼已经成熟。在秋风的吹拂下，金色的波浪翻滚着，形成了一幅富有诗意的画面。望着这幅画面，男孩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说的话。男孩的父亲每次带着他去村子里的时候，都要指着这些麦田，自豪地告诉他：“这些都是我们的。”最近，父亲又得到了2000英亩田地，这些田地就在尼朴甫。

男孩在一岁前，和父亲一起居住在萨克森的申豪森。一岁后，父亲带着他来到了波美拉尼亚。望着这片平原，男孩在心里说：“这全是我们的。”的确如此，这个村子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佃户，只是雇用种田的小工。这些小工其实就是农奴（当然，他们本人和雇用他们的乡绅们都不肯承认这一点），住在破草房里。在这个村里有煤窑，也有打铁铺。

一天，男孩兴高采烈地来到牛栏，在牛身上爬来爬去。90岁高龄的布兰德老头负责看管这些牛，当他看到男孩的举动后，着急地用日耳曼方言喊着：“少爷，母牛只顾专心吃草，不会看到你，它一旦抬腿就会踢到你的眼睛。你要小心啊！”

70年后，当年迈的俾斯麦想到自己的孩提时光时，他还依稀记得这个慈祥的老人。正是这个乡下老人给儿时的俾斯麦讲了许多关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故事。据这位老人说，远在腓特烈成为皇帝之前，他就在库斯特林亲眼见过这位国王。

每逢庆祝日，俾斯麦的父亲费迪南都会带着他来到那个有三扇窗户的大厅，给他讲许多古老的故事。在大厅中央，挂着好几位先祖的画像。画像中的先祖全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士。因为岁月的流逝，这些画像上都落满了灰尘。在俾斯麦九岁时，他已经比较懂事。面对着这些画像，父亲会为他讲更多古老的故事。从父亲讲述的故事中，他知道自己的祖先们在500多年前的易北河畔做着乡绅，是一些在地方上拥有实权的地主，拥有庄园和大宅院，许多农奴为他们干活。就像如今许多地方仍然保留下来的习俗一样，每逢星期日，他们会与亲人分开，独自端坐在教堂里另外一个地方的橡木座位上。

或许俾斯麦的父亲还告诉过他，其祖先都是旧玛赤的硬汉子，之所以远走他乡大多是出于对君主的不满。父亲说，很久以前，俾斯麦家族被一位诸侯强行夺走最好的森林，换来的则是申豪森。100年前，国王坚持让旧玛赤的武士们纳税，而武士们坚决不同意。他们声称自己是自由的武士，不是纳税的地主。为此，俾斯麦的父亲的曾祖父携带着众人的抗议书去面见国王。结果，国王在临终前，将一份黑名单交给了儿子小腓特烈。四个抗命不遵的姓氏名列其上，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俾斯麦氏。

俾斯麦的长相和其祖父很像，他的祖父是一个喜欢饮酒和打猎的人。据说，他曾在一年内打了154只红鹿。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年轻的夫人去世时，是在威尔德时代之前，他在发表的一篇动人的挽歌中描写了自己的夫人和他们结婚的细节，描写赤裸而大胆。

俾斯麦的祖父已经不是武士了，他的父亲也一样。作为卢梭的弟子，他的祖父热衷于读书，他的藏书室里的书籍全都内容深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希望自己的四个儿子都能成为谦谦君子。于是，他亲切地称儿子们为“我的朋友”，而且特别喜欢阅读儿子们写给他的文辞优美的书信。作为法国文明的信徒，他既教育孩子们如何成为贵族，又要求他们抛弃阶级偏见，平等待人。受父亲的影响，费迪南和他的几个兄弟都胸无大志，虽然他们都参加过战斗，也都立过赫赫战功，但都宁愿在家悠闲地待着，也不愿做官。

俾斯麦的父亲费迪南极其厌恶战争，他在22岁参加过一次战斗后就甩手不干了，转而把精力投注到教育儿子上。国王很生气，一怒之下罢了他的武职，收回了他的盔甲。在很久之后，国王还是把盔甲还给了他。尽管当时正值乱世，费迪南却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到了1806年，弗兰茨皇帝已经退位，而正值壮年（40岁）的费迪南躲到乡下，不参加当时的耶拿战役。

俾斯麦的父亲身材高大魁伟，性格急躁（这一点，俾斯麦和他一样），感情异常丰富。对于自己在孩提时代和腓特烈大帝说过话的那件事，他记忆犹新。他牢记并感激父亲的谆谆教导，一生始终保持一种泰然宁静的心境，自己当家做主，不存在什么奢望。他总是那么快乐，依靠自己的产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田产是交由别人管理的，而他本人则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打猎和饮酒。好饮酒是俾斯麦家族数百年来的习惯，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费迪南的信中窥见一斑：“今天是奥托（就是俾斯麦）的生日，没想到，我最喜欢的公羊死了，天气也很糟糕……由于我常喝的两种葡萄酒好像不太够劲儿，所以我改喝波打和舍早，但愿这两种酒能合我的意。不过，如果没有浓咖啡，我是没法儿过的。”随后，他在信中还写到了牡蛎和鹅肝冻：“虽然我总是吃这些好东西，但腰还是痛，毕竟人老了，不中用了。”

费迪南35岁时娶了门肯家族的一位少女做妻子，她就是俾斯麦的母亲。这位17岁的少女长得非常漂亮，有着高而挺的鼻子、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而且，她面容冷峻，显得极有教养。具有强烈的奢望、处事讲理不讲情是她最显著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遗传自她的父亲门肯。作为100多年来一直担任着历史或法律教授的家族的后代，这两种特质在门肯的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当年，腓特烈皇帝在位的时候，门肯曾先后担任内阁参政、内阁主席，并在1792年因为失宠而被革职，当时恰好国王因俾斯麦的父亲拒绝参加耶拿战役而发怒。1800年，再度为官的门肯一上任就弹劾腓特烈国王，要求国王确定权限，极力主张国王实行内阁责任制。门肯一再表示自己是一位改革家，和斯泰因男爵一样。而斯泰因也曾恭维他，说他是一个优秀的自由党分子。俾斯麦的母亲继承了自己父亲的许多优点，做事极有主见。她热爱城市生活，喜欢出风头，还特别喜欢宫廷。她很不安分，和自己的丈夫极为不同。她的丈夫只想着自己过安安静静的日子，不希望受到干扰。

可以说，俾斯麦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理性，也继承了母亲那不为情所动的睿智。但是他的脾气和性格则遗传自父亲。他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几种性情，证实了叔本华的学说。

2、逆子

1815年，俾斯麦出生，他比哥哥小五岁。他出生时，法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大事：拿破仑刚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维也纳会议也刚好解散，新联盟由普鲁士在欧洲建立。同年4月2日，法国皇帝在巴黎发表宣言书，反对这个联盟。那天早晨，费迪南·俾斯麦的二儿子出生的消息刊登在报纸上，他出生在尼朴甫。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和自己的母亲不对眼。俾斯麦成年后，曾数百次谈起自己的家庭状况，对于自己的母亲，他从没说过一句好话。他一直以讥笑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女腐儒为乐趣，说她对自己极不负责任。从俾斯麦的话语中，人们能听出他对母亲的怨恨。他说他的母亲很少有柏林人所说的“慈爱感情”，他还说母亲对待他极其苛刻和冷漠。对于自己憎恨母亲的原因，他说是因为孩提时发生的两件事：一件事发生在冬天。当时他的母亲正在柏林的家中款待宾客，迫于房间狭小，俾斯麦的父亲不得不让出自己的床。这件事对俾斯麦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还有一件事是关于祖先的画像的。当时，他正站在一位祖先的画像前得意地评述着。母亲为了惩戒他这种以祖先为荣的习气，坚决把那幅画像收了起来。正是这两件事，在小俾斯麦的心里埋下了仇恨母亲的种子。

俾斯麦后来奋斗进取的动力来源于他的自豪感，这从他孩童时代那些牢记不忘的记忆中可以看出来。有一次，俾斯麦因为受了哥哥的欺侮，愤而离家出走，虽然他只是在栽满菩提树的大道上走来走去。还有一次，躲在屋角的俾斯麦偶然听到几个男客质疑他的性别，他便站出来大胆而豪迈地宣布：“先生们，我是一个男孩！”此举令客人们无比惊讶。

俾斯麦一直认为自己在学校的几年所受的教育是极不成功的。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在柏林柏拉曼学校浪费了八年时光而恼恨不已。他说：“我从小就离家在外读书，从那时起，我就接受除了充实知识、其他全都抛弃的教育。当然，那时候真该多学些知识。”他还始终认为节制并扼杀家中一切的根源就是自己的母亲，为此，他把自己在寄宿学校所受到的种种苦楚都归咎于她。他诉苦说，那时，教育制度极其严厉苛刻，自己在学校吃的是陈面包，冬天穿的衣服不够厚，冻得瑟瑟发抖。直到80岁时，他还常对人提起当年的学校教育：“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被一把细长的刀子戳醒。”

俾斯麦10岁的时候，深受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和雅恩党徒们过火的自由主义及反贵族行为的影响，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应该是武士阶层中的一分子，应该反击那些威胁贵族们的自由主义分子。相反，他的母亲则具有比较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为此，他更加痛恨那些“乌七八糟”的思想。此时，他对学校的生活充满抱怨，他常说：“我从来都吃不饱……吃到的肉也常常是硬的。每天早上5点30分，我们就得起床，6点到7点就得写东西。我们的待遇还不如部队里刚入伍的小兵。我们在比剑的时候，臂上往往要受到很重的打击，以致造成的伤痕通常要过好几天才好。”学校的位置太偏僻，令人感觉寂寞难耐，毫无乐趣。他一心想回家，甚至渴望学校坐落在皇宫所在的地方，这样国王就能从此经过。每当看到窗外的农夫优哉游哉地驾牛耕田时，他就忍不住泪如雨下。因为想家，他甚至生了一场病。后来俾斯麦说，自己终年盼望放假，以便可以赶快逃离那里，因为当时家里答应他放假就可以回家。

没想到的是，俾斯麦在急切盼望中接到的竟然是母亲希望他可以继续留在柏林的来信。这封信让他大失所望，而且对母亲的厌恶更加深刻了。母亲在信中告诉他，自己要在7月份去海边避暑。在俾斯麦上学期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每年夏天都是如此。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俾斯麦有好几年都没机会回家，没机会看到家里的田地、粮仓、马号、打铁铺、大花园、老房子和村子。成年的俾斯麦提到学校的生活就说没意思极了，这得归因于他的母亲。从此以后，在俾斯麦看来，母亲所要的、所教的、所喜欢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好的。

长大之后，俾斯麦认为，自己的家庭受到了母亲的活动和奢望的巨大伤害。俾斯麦的母亲喜欢新鲜事物，偏爱尝试新方法，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丈夫太守旧，为人温和，容易说话，会把很多事情搞砸了。所以，每年春天，她都要在尼朴甫尝试新机器和新的耕种方法。而到了冬天，她则和丈夫一起去柏林。当她来到俾斯麦位于柏林某条街上的住处时，她就说住在那条街上太不时髦。晚上，她则要精心打扮一番，和俾斯麦的父亲一起乘着马车去赴大臣的夜宴。俾斯麦一直记着母亲花枝招展的样子。他说：“我清楚地记得，她戴着长手套，穿着高腰裙，两团鬈发披在两边，一根很大的鸵鸟毛插在头上。现在想来，那一切就像发生在今天一样。”关于自由党的口头话，他也是从母亲的口中第一次听说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半大孩子，经常奉母亲之命去买巴黎报纸，因为上面刊登着七月革命的消息。尽管每次他都去了，但他内心非常不情愿，也因此更加瞧不起自己的母亲。后来，他曾写道：“那一天是她的生日，我被一个男仆从学校接回家。到家后，我发现母亲的房间里摆满了她特别喜欢的鲜花——野百合花，房间里还有许多书籍、衣物和各种零碎儿，都是别人送的礼物。随后，许多少年军官和馋嘴的老头子来到家中。在此期间，我因为吃了一个女仆送的鱼子，或者别的好吃的东西，脾胃几乎被毁掉。那时，仆人们趁机偷了许多东西。……我从未受过正规的家庭教育。……我的母亲忙于应酬，没有时间教育我们……”

在12岁到17岁期间，俾斯麦就读于格罗克罗斯特高等学校。俾斯麦的同学大多是平民的子女，他们极其仇视贵族，且这种仇视越来越严重。与之相反，出身贵族的俾斯麦的门第自豪感越来越强。开始，他和父母住在一起，但由于受不了母亲的一些举动，看不得为人随随便便的父亲那种漠然的态度，他只好和大他五岁的哥哥住在一起。俾斯麦的哥哥是一个学者，他“对物质生活比较关注”。和俾斯麦在一起的，除了哥哥，只有一位先生和一个女仆。可以说，在俾斯麦品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几年间，由于没有人指导他的思想，他完全是自由发展的。从7岁到17岁，俾斯麦的生活中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他的楷模的人，除了他的父亲，他不爱任何人。

在俾斯麦的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他们二人从不去教堂。相反，他们的孩子们受到了极好的宗教教育。俾斯麦的母亲虽然自称为无神论者，但她对斯威敦堡、普勒夫的女预言家和麦斯麦的诸多学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诚如她的儿子所说：“除了这种事，她对于别的事情都很明白。”她自信是一个学问家，虽然她看不起文法稍微欠通的丈夫，但她什么事都不瞒着他。费迪南曾经幽默地对一位朋友说：“她虽然有学问，但并不聪明，以至于连羊毛价钱收市时比开市时低也看不出来。”

对于儿子们的表现，父母二人的态度截然相反。相对于母亲的永不满意，父亲很喜欢孩子们，总是为他们的表现而自豪。他曾对俾斯麦说：“每次看到你写的报告，我都非常满意。昨天比洛他们来了，我让他们看了你的报告，他们夸你写得好，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母亲则常常教训他：“你得留心看看周围的人是怎样评价你的报告的，这样你才会明白你将来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别总认为自己是有学问的人，要知道，你那点儿东西在将来根本不顶用。”俾斯麦14岁时，在一次骑马时不慎跌落下来。母亲看到了，不但不安慰他，还教训他说：“我的宝贝，就像你父亲说的，你根本不能驾驭你的马，因此你从马上跌落下来是必然的。况且，你的马鞍很破，只不过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对于自尊心极强的俾斯麦来说，母亲的言行让他感到憎恶，他是不能容忍这种伤害自己的自尊心的言行的。这种不能忍受就形成了他喜怒无常、飞扬跋扈的性格。

在所有学科的学习中，俾斯麦的德文最出色，相反，历史不怎么样，有时候，他的论文写得也极差，但他并不在意。他平时态度傲慢，蔑视老师们。他不喜欢起早，到了下午就精神头十足，晚上更是精神焕发。这是精神呈现病态的人的特点，而俾斯麦终其一生都是这样的。

这个少年是那么闷闷不乐，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女人。他最初最钟爱的玩伴是小他12岁的妹妹玛尔维尼，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俾斯麦14岁时在日记中写道：“玛尔维尼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姑娘，她能说法语和德语，只看她的喜好。”15岁以后，俾斯麦可以放假就回家度假。一次，有人发现他和一个农夫的妻子在一间田舍里厮混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他在16岁时曾被人看到和一个美丽的保姆在邮车里做很冒险的事情，结果那个女人最后晕倒在他的怀里。此外，他还曾请自己的哥哥帮自己送一件小玩意儿给一个邻居的女人，却没透露自己的姓名。从俾斯麦在乡下写来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怀疑主义充斥在这个15岁的少年的心中。他在信中写道：“那天是星期五，有三个少年越狱逃走了，他们分别是纵火犯、抢劫犯和窃贼。当天晚上，尼朴甫的驻军出动了25名士兵追捕他们三人。……当这三人和这些士兵遭遇时，首先慌了神的是这些士兵。最后，双方对喊，都很害怕，也不肯做出答复，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到了17岁，俾斯麦心中的怀疑主义达到了顶峰——他不相信任何事情。普遍怀疑一切成了他最早的政治信条。这一年，歌德去世，也是在这一年，俾斯麦离开了学校。他离开学校的时候，即便不是一个共和派成员，至少也应该相信共和是立国的最合理的体制。……其实，这些对自我的理想化见解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普鲁士人君主制的情感在他的内心是生来就有的，他的历史同情心和崇尚的东西仍旧属于法权一边。他把布鲁图和哈莫狄阿斯看作罪人，认为他们是反叛者。在俾斯麦看来，德意志诸侯对皇帝的抵抗都会让他恼怒不已。

在俾斯麦的记忆中，他只就国体这样空泛的概念表过两次态，而他的性格也从这两次表态中体现了出来。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俾斯麦就对古老派的演讲非常反感。他觉得，古老派那种粗鄙和骂人的演说词让他感到恶心……这种自吹自擂式的做法是荷马时代的英雄们在打仗前的习惯做法。这恰好说明，俾斯麦对政治上说空话是如此强烈地反对。少年时代，他就坚决反对非情绪的动作，认为激情应该始终充满人类的所作所为，而且这应该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他鄙视威廉·退尔，并说：“在我看来，世上任何一个善射的人，都应该被允许把那个当靶子的孩子射死。对于没把握射中苹果的人，与其射中苹果，不如抓紧射死奥国的总督，这样做既符合自然的意图，也显得非常高贵。面对那些残忍的号令，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发出了公道的愤怒。我不喜欢隐藏埋伏。”

俾斯麦反对宗教信仰，这自有他的理由。早在16岁时，他就放弃了宗教信仰。对此他是这样说的：“从小我就习惯于祈祷，现在不再祈祷了，并不是我轻视宗教，而是因为我的思想成熟了。在我看来，祈祷行为和我对上帝的理解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我常告诉自己，如果不是因为上帝无所不在，规定着每件事物，且不依赖于我的思想与意志……否则，就是我的意志不依赖于上帝，相反，认为人类的祈求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上帝，那么人类就未免显得太自大了。”

俾斯麦的这种推理是唯一值得我们注意的。俾斯麦从小就受怀疑派的教育，因而他本性善疑，不可能有绝对的信仰。当然，这种个性的形成和他的父母有着直接关系，少年俾斯麦成为一个自高自大的务实主义者，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促成的：他不会向一个更高的权威让步，除非他屈服于现实环境。这个少年崇奉虚无主义，对什么都不相信，但他又怕得罪上帝，所以不肯明说。他虽然不祈祷，但用表面上的忠诚掩饰自己对上帝的藐视，并运用外交手段把这种责任推到上帝的身上。尽管上帝不习惯，但他用强迫手段使上帝从二者中选择一个。因为他知道，他的自重的锻炼并不能靠近流俗的屈膝崇拜。

他在第一次拜见国王时，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3、狂放少年

一个身材瘦弱的少年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走着，神色严肃，不过显然是装出来的。他的样子不但奇怪，而且惹人注意——他嘴上叼着一支长烟卷儿，头上戴着一顶奇形怪状的小帽子，身穿一件鲜红的外衣，手里还挥舞着一根手杖。随着他发出的“亚利厄尔”的叫声，一只黄色猎狗跑过来紧靠着他的膝盖。这个少年就以这样的一副打扮，大摇大摆地向格丁根大学走去——他要到那儿去见地方裁判官，因为他的行为与所穿的奇装异服让这位长官感觉不像样，于是把他传来审问一番。几个小学生走来，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头上戴着他们队里的有着特别标记的小帽。当他们看到这个少年的样子时，禁不住放声大笑。为此，这个新来的学生非常恼怒，并立即向他们挑战。班长竭力劝阻这些学生，让他们赶紧入队，不要为此惹出太大的麻烦，但劝阻无效，决斗最终还是发生了。于是这个新生因为第一次决斗表现出来的力大无比，在第一个学期就给全班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队里一个重要的角色。

俾斯麦的同学莫特利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奥托·冯·雷本马克》的小说，在小说中，他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个时期的俾斯麦。他是这样写的：“他很年轻……应该还没到17岁，但他很聪明……比我所见过的所有人都聪明。……我几乎没见过像他这样面目可憎的人……但我和他相处了很长时间……起初，我觉得他的长相还说得过去。他头发凌乱，颜色很杂，介于红白之间，略带橙色，脸上满是雀斑，两眼的中心没有颜色，好像有一圈红线围绕在他的双眼旁边。他的脸上有一大块伤痕，从鼻尖延伸到耳朵，那是最近与别人决斗时留下的纪念，一共缝了14针……一旁的眉毛又被他剃去了，因而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张令人恐惧的脸，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他身材瘦小，仿佛还没完全发育好，但是个子很高……他穿着一件既没有领带也没有扣子，可以说完全不像样子的褂子，一条非常宽大的裤子，脚上穿的是靴子，铁跟儿，且有着极大的靴底。那没有领带的内衣翻过去盖住了双肩，头发拖到了耳朵和脖子上。嘴上是似有似无的胡子，这个胡子的颜色也是说不出的。在他的腰间挂着一把大刀。以上就是他的面貌和打扮。”

在小说中，莫特利还告诉我们，这位外形怪异的贵族公子不但会弹钢琴、拉小提琴，而且能说四个国家的语言。不过，只有当莫特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说较文雅的词。后来，俾斯麦自己说：“我喜欢这种羞辱人的方式，并努力想出种种办法，企图闯入最好的群体。当然，这只是一种小把戏。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成为我的同学的领导，就像我将来统治一个国家一样。”少年小说家莫特利写道：“一个英雄的好材料在这里被糟蹋了。”这个评价是在他与俾斯麦成为同学一个学期后发出的。当时，正好是俾斯麦成名之前10年。

这位新来的同学——俾斯麦处处表现得与众不同，他的胆色，他那狂傲的性格，他那放荡的行为，他的奇装异服，他的残暴与慈爱交织在一起，这些无不表明他是一个怪异、奇特到不可思议的人。于是，俾斯麦被同学们送了三个绰号，它们分别是“金柯甫”“卡素比”“阿里”。当然，这三个绰号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即“怪物”。当时，学生们都穿平常的衣服，只有他穿着苹果绿的短褂和长长的袍子，或者干脆穿着海虎绒的褂子，上面还钉着螺钿扣子，以此向大家表明，他的好衣服还有很多。有时候，喝了许多酒的他，会摇晃着走出酒馆，来到河边，一直坐到半夜，心血来潮时还会跳下河畅游一番；有时候，他会因为吸烟和吵闹而受到老师的责骂、校规的处罚；有时候，他因为藐视学校管理员，会故意做出一些事情，在这方面，所有同学都无法与之“媲美”；有时候，因为贴身的竹布内衣让他感到痒，他就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地躺倒睡觉，而他的同学绝对没人敢招惹他，因为他们都知道招惹他的后果——不得不接受他的挑战，进行无法避免的决斗，而且，他每次决斗都会取得胜利。在最初的三个学期里，俾斯麦与人进行了25次决斗，仅有一次受到处分。这些辉煌的战绩在同学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俾斯麦达到了让所有人惧怕自己的目的。

俾斯麦经常光顾的那个酒馆是个国际性场所。在这里，俾斯麦，这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少年贵族，几乎总是和外国人交朋友。也正是在这里，他结交了两个朋友，而且这两个人成了他的终生挚友。他们就是美国人莫特利和库尔兰人柯雪林伯爵。这两人和俾斯麦的其他密友不同，他们和俾斯麦的友谊绝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断绝。莫特利是一个性情和悦的有教养的人，对所有的事物一视同仁。他在少年时是一位想象派的著作家，后来又成了历史学家和外交家。柯雪林伯爵则是一个知识渊博、非常刻苦的人，他是一位自然哲学家，偶尔也会在官场里混混。因为这两人都比俾斯麦年龄大，所以他们的自制力比较强，做事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俾斯麦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许多自己没有的长处，因而也受他们的影响最深。他们是晚年的俾斯麦仅有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早年，俾斯麦的父母希望他能学法律，将来成为一名外交官。母亲则希望他重新取得他的父亲失去的权力和地位。当然，这只是他的母亲一厢情愿的想法，俾斯麦家族并不看重这些，他们从来不愿意做官，当军官除外。对于俾斯麦来说，无论母亲在心里打着怎样的算盘，他对这件事都持无关紧要的态度，因为这件事根本没有列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不想做一名军官，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才好。于是从17岁到20岁，他的生活就像一杯无味的白开水，他更是虚度了许多大好时光，他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街头，无所事事。

他对政治看得很淡，似乎并没有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他不喜欢学生会，对于学生会的会员们对着国王举杯祝寿和唱爱国歌曲的行为，他一概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当然，这些只是他厌恶学生会的原因之一。正如他所说，他还讨厌他们贬斥学生们决斗或者狂饮。因此，俾斯麦总是想方设法逃避大学校园里的名目众多的聚会。然而正是在这些聚会中，他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观念慢慢产生了。在这些聚会中，普鲁士人是谁都喜欢的玩笑对象。为此，俾斯麦经常向那些讥笑普鲁士人的学生发出挑战，声称自己是为普鲁士人的名誉而战。甚至有一次，他同时和六个人进行决斗。有人这样评价他：“这个一年级的学生说话的方式好像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腓特烈大帝时代。”俾斯麦好像对本国的问题并不在意，并且不愿意去听，即使这个问题是由当时特别有名的教授在演讲时提起的。他宁愿在美国独立日那天选择和美国朋友们喝酒庆祝自由，甚至醉得跌到桌子下面。不过，一旦谈到德意志至今尚未实现统一，他就断定德意志各邦在25年内必将成为一个联合体，甚至为此要和人家赌上25瓶香槟。当然，最后的赢家还是他，因为13年后，德意志真的成了一个大帝国。

不过，他行事还是相当小心谨慎的。那时，他的哥哥已经是一个小军官，他曾给哥哥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俾斯麦提醒哥哥：“你在写回家的信中，一定要掩饰自己的思想。在我们的家庭里，你要想达到目的，外交诡诈和谎话比夸张的说话方式更有效。”俾斯麦放荡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吃穿用度要花费很多金钱。为此，大学一年级之后，他对自己的家庭相当不满。一次，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抱怨：“老头子不愿意替我还账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相当糟糕。……不过没关系，我仍然可以过着很放荡的生活，因为我很讲信用。但是，一旦放荡得过分，我就会得一场大病。那时，我脸色苍白，面无血色。等我在圣诞节回家的时候，老头子就会认为这些是由于饥饿导致的。那时候，我要坚守自己的阵地，一口咬定就是这个原因。我会告诉他，我宁可去信奉伊斯兰教，也不愿意再忍饥挨饿了。从此以后，我就又可以随心所欲了。”

能写出这样一封信的学生，一定会成为一个天才的外交家的。要知道，玩弄权术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善于驾驭人们，能权衡动机，善于利用暂时的地位，自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而让仇敌承担责任。俾斯麦的母亲虽然一向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但她就是想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8岁时的奥托·冯·俾斯麦，由于体弱多病，精力不足，开始厌恶过去彻夜狂欢的生活。像大诗人歌德少年时一样，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疗养。在那里，他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但过的是宁静平和的日子。不久，他就恢复了健康。病好后，他又想出去求学了，这次他要去柏林。而他的母亲则认为他之所以想去读书，是因为实在想不出别的事可做。俾斯麦后来回忆说：“我的母亲更愿我穿上蓝色的军装，站在哈勒门前保国。因为那天我起得很晚，她就对我说，她认为我实在不像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事实上，俾斯麦的确不想读书，不过他更不想去当军官。当时，他常常和表兄布兰肯堡、少年罗恩在一起。后来，每逢关键时刻，这三人总会待在一起。但是，莫特利与柯雪林还是俾斯麦最喜欢的两个朋友。和莫特利住在一起的时候，俾斯麦最喜欢看他戴着拜伦式的衣领子（当时，他还不太熟悉德文），坐在书桌前翻译歌德的《浮士德》，也喜欢看他坐在窗前，支起双腿，让底下走过的人看到他的两只红拖鞋。那时，俾斯麦是相当高兴的。每逢两人为了哲学问题而费了半夜的工夫讨论时，莫特利一点儿也不会照顾俾斯麦的面子，更不会让着他。这两人的争论经常从终点又回到起点，这让俾斯麦非常生气。不过，这些不愉快很快又会被他们抛到脑后。后来，俾斯麦说，自己之所以喜欢莫特利，就是因为莫特利不但长相英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而且聪明又脾气好。俾斯麦喜欢柯雪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并不是因为柯雪林的睿智。柯雪林相貌英俊，举止潇洒，深谙人情世故，而且会弹钢琴。他能弹贝多芬的曲调，且一弹就是几个小时。在音乐上，只有贝多芬的音乐能打动俾斯麦，贝多芬是他的偶像。

俾斯麦对世间所有的事都不满意，因而他对一切事物都持讥笑的态度，甚至对自己也不例外。他曾在写给一位同学的信中说道：“我每天花费许多时间打扮自己，然后用剩下的时间去喝酒。夜晚来临时，我就坐在音乐剧院的头排，我总是做一些无礼的事情……那个从格丁根来的懒人某君，他还在这里。……还有那个瘦长条儿的贵族少年。他没有做过成为一个人的物事，相反，他却去做任何一件可以成为一个客栈管房间的人的物事。在这里，他经常和30个同类生活在一起，过得很快乐，因而他对他们再也不能说什么不满意的话了。……他们不吃东西，不喝酒——你能想象到他们会做什么吗？他们在向自己的祖宗致敬。”

他厌世几乎到了极点。他看不起各种各样的应酬以及游手好闲、装模作样的行为，但他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可怜自己的这些弱点。既然如此，他应该去做什么事呢？只剩下与人决斗或者赶紧结婚了。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应当辞去外交职务，暂且教练几年新兵，以此为消遣。随后我就娶亲，教养孩子，种地，酿很多白兰地酒。如果十年八年后，你来这里看望我，出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一个身体肥胖的民兵军官。他脸上长着大胡子，张嘴就喜欢骂人，对法国人相当憎恨。他很野蛮，打猎狗，也打仆人，却怕他的夫人，被她管教得很厉害。我会穿上革制的裤子，在羊毛市上被人们取笑。如果他们尊称我为伯爵，我就一边很和气地捋着胡子，一边和他们快乐地打着招呼。因为他们这样称呼我了，我还会便宜两元钱把羊毛卖给他们。每逢国王万寿日，我就会在喝醉酒时高呼万岁。那时，我会经常喝醉酒，谈论收成和马匹。”后来，因为怕娶亲，俾斯麦并没有过上这样的生活。他曾订过几次婚，最后又毁婚。最后，他甚至对婚姻产生了害怕的心理，一提起恋爱和婚姻就头痛。但在这方面，俾斯麦是相当矛盾的。莫特利曾说：“俾斯麦对于恋爱是无所顾忌的，有时是跟着感觉走，有时，他又热烈地恋爱。那时，他就会对我们说，过不久，他就会娶亲了。他曾说，如果他的爱情能持久不变，他就会娶亲。最可笑的是，他被人家当作一个冷血的憎恶女人的人。人们就是这样自欺着，常常只是相信道听途说的内容。”

20岁时，俾斯麦从一位先生手里得到了许多应考资料，于是他决定去参加律师考试。当时，他是抱着碰运气的想法去的，结果出乎意料，他竟然取得了律师资格。后来，他就在柏林的法庭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律师。其实，俾斯麦本人是极其厌恶做这些无聊的事的，去做律师只是他为了避免当军人的无奈之举。他曾说：“当时，我的父母总是强迫我去当军人，我一次次地拒绝了。最后，我竟然说服了他们。”虽然俾斯麦极擅长游泳和剑术，可以称得上是行家里手，不过，他极其厌恶陆军的操练。然而，为了实现父母希望他进入宫廷的愿望，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他说：“我并不想进入宫廷，但父母坚持让我去，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因为他们认为我进入宫廷后，一定会前途无量。”后来，在一次宫廷舞会上，俾斯麦见到了比自己年长一倍的普鲁士亲王威廉。亲王见到这位拥有卫队将官身材的少年律师，非常诧异。他问俾斯麦：“你为什么不当军人？”俾斯麦答道：“殿下明鉴，我想我在军队里并没有升官的希望。”亲王说：“依我看，你当律师，前程也不一定会有多么好。”

这是俾斯麦与普鲁士亲王威廉的首次谈话。从二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双方性格上的差异。普鲁士亲王威廉的一言一行无一处不体现出他是军人，俾斯麦的一言一行则无一处表明了他是军人。当亲王看到俾斯麦有着军人的魁梧身材却不去从军时，他不禁表示惊讶。而这位贵族公子俾斯麦以自己升官无望来搪塞威廉。后来，在两人的相处中，俾斯麦为了掩盖自己不从军的真正原因，也为了不伤害威廉这位普鲁士军人的荣誉感，经常用这个借口来对付威廉。

虽然俾斯麦一再表示不想参军，但面对无聊的律师事务以及行业内的激烈竞争，他还是灰心丧气了，觉得这一职业没什么前途。最终，舒适的宫廷生活和对美好前程的渴望，诱使他改变初衷，重新为自己设计未来，并开始潜心去做自己从前不喜欢但对自己的前途有利的事情。这时候，他的朋友们发现，俾斯麦这个从前愤世嫉俗的家伙开始改变了，变得胸怀大志了。直到20年后，柯雪林还清楚地记得俾斯麦当年说过的话：“宪法是必需的，虽然这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但我们必须虔诚而恭敬地对待它。”他还曾微笑着说：“我就像一个充满智慧的膜拜者，正要去拜谒那些全身披挂着许多功勋宝星的人物。”

也许，这个20多岁的青年已经预见到，在新的普鲁士王国中，倘若不借助这些方式，别想办成任何事。其实，他心里最厌恶的就是宪法，对它根本谈不上虔诚和恭敬。虽然他说那些话是违心的，但这些话可能给他带来好处。这就足够了，至于是否能做到表里如一，这并不重要。他对柯雪林说自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膜拜者，后来，他果然成了这样的膜拜者，而他的言行也表现了他深藏不露的志向。虽然他对代表功勋的宝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对于实权充满了欲望，因为他知道有权就可以得到这种荣耀。最后，他对柯雪林说：“好吧，尽管我们内心深处实在不愿对宪法表示虔诚和恭敬，但我们还是要在表面上这样做。既然实在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全是在胡说八道，还不如继续喝我们的酒。”

如果想探究俾斯麦的内心世界，弄清楚与他的雄图大志相抵触的东西，或者了解他是怎样傲慢地、不屈不挠地和那些东西相抗争的，我们就一定要留心阅读他写给朋友沙勒克的信。沙勒克是在格丁根认识俾斯麦的。俾斯麦一般很少给他写信，不过，只要写信，他就必定在信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俾斯麦还是一名律师的时候，他在给沙勒克写的一封信中谈了自己的志向：“我的志向从来不曾确定，原来我走的路通往另一个方向，现在却强迫我改变方向，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获得进步。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和从前一样，一边喝着酒，一边嘲笑着我的愚妄。虽然我并不想把这种心境和你分享，但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无比愉悦的心情。我现在沉迷于做各种各样的小事，我认为我从那些无聊的工作中获得的唯一快乐就是糟蹋时光。”

但是，他马上嘲笑自己所做的一切，他说：“当我仔细审视自己做过的事情时，我发现自己真是个可怜的家伙。每天，我从清晨就开始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到了晚上，我还必须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入宫或者参加官场上的各种社交宴会。其实，我的愚妄程度还没达到让沙勒克嘲笑的地步，我觉得这样的时光，既没那么快乐，也没那么讨厌。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眼下身心被禁锢的惨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即使我获得了德意志最高的荣衔，佩戴着最为光彩夺目的宝星，获得了最煊赫的名声。我经常想丢掉笔墨去田间耕地，也想抛开文件去林间打猎。但是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一定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俾斯麦这种我行我素的天性得自他的父亲。这种品性和他的母亲对他的要求、安排相抵触，而且在他的性格中占了主导地位。他生来自满狂妄，从不认为自己想做的事情会失败，因此，他也不会因为一些小成就而沾沾自喜。

话是这样说，他也会为谋求成功做出令人叹服的努力，他经常为取得最快的成功，绞尽脑汁地思考恰当的地点和恰当的手段。当他知道要想在律师界取得更高的地位，就必须通过在莱茵河上报名的律师考试时，他就全力以赴地去做这件事，以至于几乎忘记了其他所有的事情。因为他真的下定了决心，所以不久之后他就获得了成功。

21岁时，俾斯麦回到了老家申豪森，他的父亲住在那里。后来，俾斯麦说：“这座大宅子有30间屋子，其中有两间带家具，里面还铺着几块可爱的东方地毯，可惜这些地毯已经破旧了，几乎看不到底色。许多老鼠在屋子里乱跑，风在烟囱里吼叫——总之，这里就是我的祖先们留下的庄园，忧郁和憋闷的空气弥漫在这里……负责照料这些家产的是一个老管家，他已经65岁了，是我父亲的好伙伴。我住在这儿准备考试，能听到莺儿啼叫，偶尔还可以打靶，读伏尔泰的书，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从家里的老厨役那里知道，农民们都在说：‘可怜的少主人，他将来要在这里做什么呢？’不管他们怎么说，反正我对这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每天，我6点钟起床，投入地研究学问——我在以前是做不到这点的。我认为自己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大概是因为我在这个冬天陷入了恋爱之中——你或许会说：‘啊！没什么乐趣的恋爱，无聊的恋爱，寂寞、忧愁……’——这么说也行，但不管怎么说，我目前就是无忧无虑的。按照斯宾诺沙的心理学观点来看，我似乎由于恋爱变得冷血了。”

俾斯麦的父亲慈爱地注视着他，他正坐在大菩提树或橡树下，接受着一个乡下女人的照料。这个不甘寂寞的人竟然能在数星期内首次安分下来，刻苦地学习。现在他变得很平和，不再愤世嫉俗。他的改变得益于他对斯宾诺沙的心理学书籍的阅读，他学会了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心态。

俾斯麦——这位曾经游手好闲惯了的贵族公子俾斯麦，最后居然携带着最好的报告和履历书，前往埃斯拉沙伯——他那善于盘算的母亲挑选的地方。他的母亲之所以挑中这块新的普鲁士殖民地，就因为它的主席是从玛赤来的阿尼姆氏。她认为，两年后，俾斯麦一定会追随他的外祖父门肯的足迹前进。

4、涉世之初

著名的矿泉镇处于普奥意三国的交界处，是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那些外国人喜欢在这里浪费光阴，糟蹋钱财。这里就像当年的埃斯拉沙伯一样，是外国阔少的欢乐场。当然，你不能指望一个年仅21岁的曾疯狂过的贵族少年死心塌地地做律师，而且是在那样一个无聊寂寞的衙署内。俾斯麦在这里受到了阿尼姆的盛情接待，其形式如同对待一个世袭贵族王爵。吃过丰盛的大餐后，有着英国绅士风度和仪容的阿尼姆慷慨激昂地讲演了一番，其内容就是对俾斯麦未来的一切规划。按照他的规划，俾斯麦不久就可以做到判事顾问的职位，随后就可以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外交家。后来，俾斯麦回忆说：“不管我是先到俄都，还是先到里约热内卢，都无关紧要。”

没想到，这个骄傲自负的贵族少年对于父母费尽周折为他找到的可以向上爬的机会根本不珍惜。他宁愿每天陪着贵族少妇们骑马玩乐，甚至有一次还跌下马来，摔得特别重，不得不卧床休养。在养伤养到极其烦闷的时候，他又产生了厌世的情绪。他必须躺在床上休息，不得不把时间用在阅读西塞罗所著的《论责任》上，用在阅读他钟爱的斯宾诺沙的作品上，甚至用在阅读《理查三世》和《哈姆雷特》上。等到他可以下床后，他每天沉浸在快乐的新潮世界中，享受着令人吃惊的一次吃上150个牡蛎的充实的感觉。对于别人的吃惊，他不但不以为意，还非常乐意教别人吃牡蛎的最佳办法。“17个英国人、两个法国人和我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坐在贵族的那边，同坐在一起的还有克利夫兰公爵夫妇、和蔼又美丽的拉塞尔小姐。”俾斯麦爱上了一个名叫劳拉的年轻的英国女子。她来自一位公爵的家里，长得美丽动人，穿着得体而漂亮。等劳拉离开埃斯拉沙伯的时候，二人已经秘密订婚了。

为了弄到足够的钱迎娶劳拉小姐，俾斯麦想尽办法。他想从赌桌上赢钱，但他通常是越赌越输。与此同时，他得到的关于劳拉小姐的家世的情况，让他大为吃惊，由此放弃了迎娶她的念头。原来，劳拉小姐的家世极其显赫，她的父母绝对不会同意她嫁给俾斯麦。没过多久，俾斯麦又和一个30多岁的女人恋爱了。此事之后，他有一段时间很勤奋地读书，结果却由于思乡心切而生了病，不得不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由于听不惯父母的唠叨，他又产生了厌世的情绪，并且在此期间还欠了别人许多债务。最终，他想通过打猎的方式排遣自己的寂寞。当时，这或许是一个好办法。“我认识到，我必须管住自己，我的身上依旧存在着许多浪漫之处。”从他在这段时间里写给他哥哥的信中的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窥见他的情感世界，那里正毫无约束地骚动着。（由于赫伯特·俾斯麦一直保存着俾斯麦在这个时期写给他的信件，所以在1909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信。遗憾的是，赫伯特·俾斯麦去世后，这些信都被他的妻子销毁了。可以说，这位寡妇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随后的又一个夏天里，一个英国女人又迷住了俾斯麦。这个名叫伊沙贝尔·罗琳的英国女人，虽然家世不如劳拉小姐显赫，但长相远胜劳拉小姐。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女儿，伊沙贝尔·罗琳有着淡黄色的头发，苗条的身材。为了她，俾斯麦不但休了两周的假，还不顾在埃斯拉沙伯欠下的重债，带她到威斯巴登。巧的是，在这里，他竟然遇到了劳拉，因为伊沙贝尔·罗琳和劳拉是好朋友。俾斯麦处于这样的境地，非常尴尬。于是不久，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借这个机会，我将提前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订婚了，和你一样也想娶亲了。一个英国少女成了我的意中人。我将陪她及其家人去瑞士，并在米兰和他们告别……原因是我要抓紧时间去见我的父母，毕竟我已经有两年的时间没见到他们了。……我计划把婚礼安排在明年春天，到时你一定得陪同我到英国，参加我的婚礼。”

俾斯麦还是那么骄傲和矜持，那些官吏根本入不了他的眼。直到两个月后，他把一切主意都打定，才提笔给他在埃斯拉沙伯的长官写了一封信，信中交代了自己长时间擅离职守的原因。他在信中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有必须要处理的紧急私事，所以我一定得离开。”随后，他又正式请假，并说自己很快就会递上辞呈。这时，他的家人和他的感情也越来越疏远，他的父亲已经不愿意再给他寄钱，他正在生病的母亲也因为他而非常生气。最后，等俾斯麦把手中的钱财挥霍干净后，他不得不回家请求帮助。他回家时搭乘了一个陌生人的马车，但是，这个陌生人让他非常憎恶。这又是为什么呢？

俾斯麦后来写道：“我原本胸怀大志，有着被世人称为可以奔向锦绣前程的好机会，而我的理想原本也引导着我勇往直前。但不幸的是，一位突然出现的英国女子，以其美貌将我从理想之路上引开，从而令我走向另一个方向。她引导着我（在此期间，我并没有请假）在外面游山玩水达半年之久。后来，虽然经我的极力阻止，她听从了我的劝告，不再游逛下去。但5个月后，她弃我而去，跟了一个独臂军官。这个军官虽然50多岁了，但他有4匹马，15，000元的存款。相反，我的钱却快花光了。我心里很难受，不得不回到波美拉尼亚……我是搭乘一条笨重的让人不舒服的大船回去的。”

和上次回家一样，这次俾斯麦的身体状况还是极其不妙。因为神经紊乱，他写的信里经常出现很多错别字，仿佛鬼使神差一样。就这样，他回到家乡见到了父母。他的母亲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为日益破落的家道而忧郁，但为了儿子，她还是尽自己所能，为他谋到一条新的出路——在波茨坦的行政处供职。阿尼姆从埃斯拉沙伯给俾斯麦写了一封信，在信里又是讥笑又是嘲讽。俾斯麦看过后，告诉母亲：“尽管这位少年子爵曾经很努力地勤恳做事，但他极不成功，因为他没能抵挡住埃斯拉沙伯繁华的诱惑。”此时，一份对俾斯麦极其不利的报告出现了。这份被呈递给波茨坦的报告记载了俾斯麦在其居住过的寓所和其他地方欠下的众多债务，总额累计有几百元。报告证明，俾斯麦离开埃斯拉沙伯是由于那笔沉重的债务。

然而，这位被告却非常骄傲而矜持地辩解道：“我不会把自己的私事拿出来和埃斯拉沙伯的行政处讨论，我要以侵犯我的私人权利为由状告他们。”当债主们向俾斯麦的父母讨债时，他的父亲特别愤怒，以至于此后再不和那些官吏通信来往。对于贵族们来说，自由独立就是这样的，他们数百年的传统就是这样的。对于那些官吏，他们高兴何时与他们来往就何时与他们来往。结果，俾斯麦的前程并没有受到那份对他不利的报告的影响，由于有人替他活动，他顺利地谋到了上文提到的波茨坦的那个职位。不过，他也被要求写下保证，承诺就职后勤奋工作。

在这里工作后，这位自以为是的少年在工作中的表现并没比在埃斯拉沙伯时好多少。这儿的事都是苦差事，而一些细微的小事俾斯麦又不看在眼里。加之，他的顶头上司们都非常迂腐，总是要求他按照规矩办事。于是，三个月后，他再次不辞而别。此时，俾斯麦的家道已经要破落了。他的母亲患了癌症，不得不到柏林治病。不过，她虽然身患重病，但由于她从前过于自私，因此没有人用心地照顾她。这时，他的父亲也已经年老了，一下也学不会打理家产。于是他的父亲说：“让别人租种田地吧。”他的母亲则主张：“开办一家炼糖厂吧。”作为儿子，俾斯麦曾长时间陪伴着母亲，他在母亲去世后的很长时间内，还因为母亲要求他为自己阅读那些神秘的书，对母亲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俾斯麦一心想逃过兵役，即使他已经23岁了。他曾给父亲写信说：“最后，我在柏林曾想办法逃避兵役，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我还想缩短服兵役的期限，为此，我会告诉他们我一旦举起右臂就全身无力，原因是我的右臂之前受过伤——但很不幸，伤口太浅了。……不管我是提前入伍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月，我都必须接受操练，以便迎接大阅兵。我原来应该在三个月前入伍，最终我晚了很久。”作为一个健康的少年，俾斯麦为了不当军人，想出了那么多软弱无力的理由。而他之所以那么不愿意当军人，就是因为他不喜欢受人强迫，他与生俱来的傲性使他不甘屈居人下。这从他是一个骑马、比剑和放枪的好手上就可以看出来。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证明他是一个颇有胆量的人。俾斯麦最终还是当了军人，但他在加入雅吉卫队后不久就与他的长官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件事，他怒吼着说：“我和我的长官们是绝对不可能友好相处的。”

此时，他的家中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糕。由于女主人——俾斯麦的母亲重病缠身，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没人打理。儿子们不但不为家里增添进项，还伸手向家中要钱。一旦父亲不给他们钱，他们就去借高利贷，为此付出一分到二分或者更高的利息。显而易见，危机似乎即将降临到这个家庭。出乎意料的是，不久，情况竟然有了转机。谁也不清楚促使这个转机发生的主意是谁出的：是奄奄一息的母亲，还是面对家庭的情况而着急上火的父亲？是俾斯麦那位较有能力的兄长（此时正在读书），还是那个整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懒惰少年俾斯麦？总之，一个简单而实际的主意产生了：两兄弟中的一人必须回到乡下来，以保证全家不致陷入破产的境地。或许促使他们想出这个办法的就是俾斯麦什么事情都不喜欢做这个现实。俾斯麦对自己的母亲说总得想些办法解决家庭危机。于是他的父亲写信给俾斯麦的哥哥说：“奥托非常不喜欢在行政处工作，他对那里极其厌恶。倘若他愿意在那里多混几年，或许将来就可以做到主席的职位，那样就可以拿到2000元的薪资了。事实证明，只靠运气是不能成事的。他请求你母亲帮他另外找件事做。……他想开一家炼糖厂。为此，他准备先到马格德堡学习，然后再回尼朴甫办厂。看到他那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我也很难过。同时，我想到当初在尼朴甫，你对耕种非常关心，我清楚地知道，倘若我住在柏林，我们全家就会同归于尽，一起完蛋。因此，我决定让你们兄弟二人管理尼朴甫，我只要拥有申豪森的进款就够了。”不管怎么样，这兄弟二人还是要投考的。

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原来是一个健谈的人，对于自己的这个决定，他并不感到为难。而俾斯麦的母亲之所以能够那么爽快地答应，是因为她看到家庭危机的到来是如此迅速，而自己又病入膏肓，恐怕不久就要辞世。果然，几个月后，她就去世了。当时，她只有50岁。这位母亲对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很失望。她原本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出人头地。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数十年后，她的儿子们让她美梦成真了。

当家庭出现危机时，他们没能得到远亲们的帮助，反而听到了不少闲话。这也是为什么俾斯麦在答复一个表妹的警告信时会说那些话。在这封信里，他既大方又坦白，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因为早在一两年前，他曾与这个表妹谈过恋爱，所以他决定对她以诚相待。他一直保存着这封信的底稿，并在10年后将其送给了自己的未婚妻，以作为他的传略的一部分内容：“我的性情不适合办事和做官，因此，即便我能做官，甚至做了部臣，我都不会以此为荣。在我看来，无论是种田还是办公，都是尊贵的职业，而且在某种情况下，种田更为实用。我愿意发号施令，但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命令。我无法说出具体的理由，我只能说自己就是喜欢这样。……一位普鲁士军官就如同乐队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他在其中担任的是第一提琴手，还是三角铁打击乐手……他都要跟从乐队的其他成员演奏同一个曲调。……而我自己则要演奏自己认为最动听的音乐——否则，我宁愿不去演奏。

“就几位有名的大臣而言，这一点在专制国家尤其是这样。原来他们做官是为了爱国主义，但更多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奢望，他们想大权在握，想得到好名声，想青史流芳。我得承认我并不是没有这种奢望。对于许多功名，有的是军人在战时获得的，有的则是大臣在自由宪法之下获得的，像皮尔、奥康尼等人——他们的功名就是凭着在剧烈的政治运动中的突出表现而获得的——我对这样的功名充满渴望，并能为之抛弃别的顾虑；面对这样的功名，我如同扑火的飞蛾。

“当然，我也可以凭着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工作来获得功名，也可以通过考试、投靠其他势力、研究案牍、凭资历或长官的情面而获得功名，但我不稀罕这些方法。虽然我是这样说，但我还是不时地追悔官场中那些可以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事情，还有那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的强烈的满足感。……当别人把我看作有才华、可堪大用的人时，我会为此感到快乐。我认为，这是我本人和我的家庭的荣耀——这些想法令我沉醉，尤其在我喝了一瓶酒之后。然而，一旦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我就确信这些虚荣和满足就如同无知的虚妄织成的蜘蛛网，又如同浮华公子们自以为了不起的华美服饰，又好像是银行家们自以为骄傲的钱财；这些都使我确信，只为求得自己的欢乐和他人的赏识的举动是多么傻。只有意识到这些，我才确信自己是一个懂事理的人，应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并坚定地走下去，而不必过分在意别人的评价和对自己的印象，更不应该因怕生前或死后遭到别人的毁誉而改变想法。

“总之，我并不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只不过我认为大志和其他激情一样糟糕，甚至还比那所谓的激情更让人变得无知。因为假如我竭尽所能地为实现自己的大志而努力，可能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和自由，却不能担保我可以侥幸获得自己内心的满足。……即便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还是不能获得足够的薪俸以满足我的需求。如果我想在市镇里安顿下来，我就一定要等到年满40岁升到首席长官的位置才能办到。而等我到了40岁，我一定已经成了一个干枯无味、抑郁不得志的人，而且还会因为长年的伏案工作，使身体变得相当糟糕，必须得娶一个妇人来照顾我。

“当我听到别人称呼我为‘主席大人’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深知自己花了国家的许多钱，却没为国家做过什么有益的事，有时候甚至还成为国事进行的阻碍，危害国家——我不会为这样的‘利益’而心动。因此，只要国内还有几千人（其中有很多地位尊贵的人）愿意得到他们自认为可贵的众多利益，愿意处于我不愿意处于的地位，我就决心保持自己的自由。我是绝对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精力的。”

这份文件体现了俾斯麦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他孤傲的性格、敏锐的感觉和藐视一切的个性，还有胆识。而这几样正是他的性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最终得以成名的潜在原因。这也是造成他很少享受到欢乐、晚年思想自相矛盾的原因。对于那些喜欢钻营的人，他极尽挖苦之能事。在他看来，这些人不管怎样牺牲精神和气力，只要最后能得到别人一声“大人”的称呼，他们就会深感欣慰。这正是俾斯麦瞧不起这些人的原因。他认为，每个做官的人都会有上司，因此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自由是何物，更得不到欢乐。写这封信时，俾斯麦还只是一个23岁的青年。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他就能发现有些人成为官迷并不是由于沉醉于从政的乐趣，虚荣不能和名誉相等同，众人合奏不能等同于独奏，拥有富贵并不等于拥有权力，这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早熟！同时，他在信中所言也告诉读者，普通人认为人生的富贵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他们喝醉酒后得到的启示。他还告诉我们，将身体养得像钢铁那样结实的乡下人，重视自己的身体远胜于自己的前程，喜欢树林和游戏远胜于公文和官职，这些想法是多么令人羡慕。

总之，那时的俾斯麦傲慢得令人难以置信，只要涉及牺牲他的自由的事情，他坚决不会答应，也不肯服从任何一个人。他轻视爱国主义的动机，常常喜欢将许多国家问题置之不理。不过，倘若他成为独裁者，为了揽权，为了得到名誉，而并非是要实现某种理想，他会如扑火的飞蛾一样勇往直前。直到今天，他的很多想法只有在自由的国家才能得以实现。当他写就上面这番言论的时候，皮尔刚成为英国的首相，并在下议院强迫政党们推行自由贸易。与此同时，奥康尼正在为爱尔兰的自由而奋斗。这两位革命者都在闹革命，不考虑国王的欲望而只顾自己的精力和见解。弥拉波想在法兰西限制君权。然而普鲁士却和这些国家截然不同，这里既没有宪法，也没有上、下两议院，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一个发狂的男爵的奢望而已。

以上就是对俾斯麦的描画。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独裁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力量，其行动既不为忠君，也不为感动天地；既不是为了表现爱国之心，也不是为了对广大群众负责。他只是一个伟大的独立者，一个愤世嫉俗者；他只是一个奋斗者，一个革命家，他很不安分地等待着时局发生改变。当然，他也是一个冒险家，现有的、停滞不前的一切都让他瞧不起。他想按自己的想法节制一切，决不允许任何人凌驾在自己之上。

5、不甘寂寞的小乡绅

这里是一些草房，一共十几所，是尼朴甫雇农们的居所。每所草房内住着四家人。雇农们非常贫穷，每人每月几乎只能挣一元钱。在每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为雇主白干活。而他们每年所得不过是免交房租，免费使用柴草，每人有三亩地及牧场，有干草，还可以获得一些粮食罢了。每当收成不好的时候，倘若地主高兴，他们或许会获得一些帮助。在尼朴甫，地主拥有司法权，他们是那些雇农的宗教主。倘若地主们坐在那儿的议会室里，他们就成了立法院的议员。总之，这些地方的地主可以决定雇农的祸福。在1840年，当地的雇农不但没有权利，而且利益也不能受到保障。他们是奴隶，对主人忠心耿耿，而这种忠心来源于他们的祖先，因为他们的祖先侍候过他们的地主的祖先。

俾斯麦对待自己庄园的雇农不但很友好，而且还能在他们面前保持着一个庄园主的地位。他的一位朋友曾写信对他说：“……你是一个对雇农热心的地主。……倘若我听到我的雇农们这样评价我，我会感到高兴的。”然而有一次，一辆耕田的车子在高堤上不愿意给身为庄园主的俾斯麦让路，双方就闹了起来。这辆结实的耕田的车子把俾斯麦的车给碰碎了，结果可想而知。在给朋友的信中，俾斯麦说自己想过新的生活，并且从此之后“不做仆人，只做主人，不再抄公文了”。

俾斯麦虽然热爱他的哥哥，但他们两人不能长期合作。俾斯麦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和任何一个具有同等权利的人相处很久。如果他和哥哥相处久了，那他们就只有分家了。对待这件事，俾斯麦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不久，我将和我的哥哥分家产。倘若有人愿意出高价，我就请哥哥分家产。”从这之后，兄弟二人各做各的事情，而俾斯麦也开始了自己艰辛的还债之路。

后来，俾斯麦用几个月的时间在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研究耕种，在埃尔登纳学院学习化学。这时，柯雪林送了他几本植物学的书，他结识的一位博士还在化学的学习上帮助他。在此期间，他不但和别人进行过几次决斗，还和巡警发生过几次冲突。此时，他虽然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羽翼丰满的乡绅，但他通常喜欢坐在那些到集市上来的地主中间。“我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谈话，以至于每当我想到自己听到的话时，我在晚上就会梦到打麦子的场面，梦到肥料和已经收割过的麦田。”

诚然，他说话时还是带着挖苦人的腔调，不过，他一旦决心专注于自己的产业，他就会尽力耕种好自己的田地。他从市镇上的农业会里借了许多农业方面的书，自己小心地管账——这些账目通常是许多关于借款还款的记录。他经常资金周转困难，不过当他自己外出旅行时，只要能够玩得痛快，他是不惜花费钱财的。有时候他也赌钱，不过下的都是一些小赌注。他将自己所有的私人费用，甚至包括在赌桌上的输赢，都记录在产业里报账。他喜欢骑马巡视自己的田地，有时候是独自一人，有时则由他的总管陪同。在巡视中，他打听、询问并查看田中的情形，继而发布命令。当他骑到“加立巴”（马名）背上时，他感到相当舒服。因为他喜欢骑马巡行，所以他能清楚地知道下人、农人、买卖粮食的人的情形，也对田产的实际情形相当了解，甚至能够预测天气情况。他原来就极佳的记忆力，现在变得更好了。他能说出上百句农谚，而这些农谚也丰富了他的词汇。这种务实的生活更令他注重世事，藐视理想。每天晚上回到家，他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喝掺了波打酒的香槟，这是他的最爱。

在此之后的九年间，俾斯麦就这样在乡间度过。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大量的书。他说：“正是这段无所事事的时期，我获得了我拥有的几乎所有的知识。那时候在乡下，我还拥有一间藏书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我好像要把这些书吞到肚子里去似的。”他读过很多历史书，尤其是关于英国史的书籍。他还看过好几种社会学著作，路易·勃朗的著作就是其中之一。他也读了不少外国著作，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还喜欢读拜伦、雷瑙、布尔卫的作品。正是这种独居生活促进了他的思想的形成，也可以说是这种独居生活造就了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满足于这种生活。他说：“我或者住在京都，或者住在乡下。”

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感受到了躬耕田园生活的快乐，“这是因为能独立”。

然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很快就不见了。他写道：“我从阅历中得知，田园般的生活情趣是许多人向往的，但这并不切实际。”俾斯麦逐渐意识到，这样的生活太过孤寂，他解除寂寞的方式只能是骑马打猎，或者坐着马车去拜访邻居。这种索然无味的生活越来越令他厌倦。他说：“我仅仅希望他们能买下我的产业，而不是留我吃饭！他们看不上我的阉羊，但这种羊在柏林的市价每天都在降。”有时候，他会带着一瓶酒，独自坐在船上赶鸭子，偶尔读一读拜伦的作品。出身于武士家族的他，自然和专门从事农业的乡绅不同，和那些贵族乡绅也有所区别。因为他去过许多地方，还到过宫廷。他能讲故事，擅长骑马，甚至有人说他见到女人就疯狂。然而，他却有许多理由来嘲笑那些小乡绅：“如果我问一位小乡绅：‘你好吗？’对方会回答：‘谢谢你，我很好。不过，我在这个不幸的冬天深受皮肤病的折磨。’”

渐渐地，他的名声变得不太好了，因为他越来越苦闷，也就越来越无法用正常的行为消遣。他的那些非正常的暴行令他的邻居非常震惊。为了解除自己的烦闷，他去当了军人——在一个长矛队里当一名小军官，还为此接受了一番操练。在和他的小妹妹一起居住的时候，他经常跳上马车令马匹狂奔不止。为此，他出行时，常常是用两匹马驾着两辆车。有一次，他参加宴会回来晚了，从马车上摔下来多次，昏迷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在那段时间里，原来极其怕冷的他却常常逼迫自己跳入水中学习游泳。他自己虽然在各阶层中都有女相好，倘若同一阶层的人公然与他们的女友同居，他却喜欢开他们的玩笑。一次，俾斯麦没能按时在早上到达约会地点。朋友们和他开玩笑，故意用一架抽屉厨把门堵住了。结果，俾斯麦就从敞开的窗子中用手枪射击屋内的天花板，子弹击起的灰土像雨一样落在室内的朋友的头上。大餐结束之后，他会坐在榻上打靶，如果一家木匠店被误中，他也不会理会，但如果看到他的马夫跌入水中，他会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施救。

如果有客人来访，他就会为客人提供大量的酒，请客人随便享用。一次，他同别人闹酒之后出去散步，经过一段泥泞的小路后，来到了一个田庄。这个田庄属于一个小乡绅。在那里，他看到了一群衣着华丽的客人。这些人看到他的样子很惊讶。由此，他获得了“疯狂贵族”的称号。其实他并不疯。这个绰号也可能得自于他惊人的食量。他这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吃不饱、喝不够的。一次，他到兵营做客，别人请他先在一个装酒的饮器内喝一口酒。结果，他将这个大饮器内装的酒一口气全喝光了。即使感到肚子不舒服，他还是对人们说：“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内，我的消化力一定会比从前好很多。”有时，俾斯麦也喜欢在京都谈论政事，他喜欢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在许多伯爵小姐的心目中，俾斯麦是一个能给她们在餐厅就餐时带来乐趣的人，但她们的母亲都不太放心。

在这段时间内，俾斯麦只当众发表过一次演说。他的演说针对的是一篇让他颇为不满的评论。这篇评论发表于一张在波罗的海海岸的自由派报纸上，内容是波美拉尼亚的贵族们骑着英国马带着猎狗出来打猎，践踏了民田，而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自卫的事情。俾斯麦的演说并未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但那篇极其精彩的演讲稿流传了下来。在这篇演讲稿中，他竭尽所能地证明冬天骑马不但不会伤害到种子，还可以为马匹带来益处，况且，贵族们骑的马是德国马，只有马鞭是英国产的。他还说他能够举出更不像话的人，这些人不只从英国输入马鞭，还输入内衣、乳腐、剃胡子的肥皂。随后，他声称：那些发表不满意见的作者表达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建立在真凭实据的基础上的。不管这位作者采取哪种方式，是告他还是用手枪和他决斗，他都将奉陪到底。此后，他还发表了许多有关社会和政治的见解。

“我很清楚，当那些骑在马上、穿着红衣服的人带着猎狗追逐兔子时，不仅四处奔逃的兔子不喜欢这样，那些看到这些景象的心怀怨气的人更不喜欢。而后者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他们穿的是黑衣服，没马骑，没猎狗可驱使，更没有打猎的机会。”他要求，“让他们得到个人的自由和波美拉尼亚人所应该享受的自由，使他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花钱游戏。”

这篇东西出自28岁的俾斯麦之手，是他第一次发表的政治言论。虽然这篇东西讨论的对象是兔子与收获后的田地，但字里行间表达了享有特权的贵族们对反对他们的阶级的憎恨。在这篇已经公布的文字中，他尽力维护自己所在的贵族特权阶级的利益，挖苦那些不能打猎的下等人，讽刺他们本来就没有打猎的时尚。市民或农民们不愿意见到成群的贵族猎人在田地中跑来跑去的心理，被他比作打猎人所追逐的兔子的心理。假如此时有人要求俾斯麦为民田被践踏付出合理的赔偿，他必定是愿意给的。然而，如果谁要是攻击他所拥有的特权，那么他就要摆出一副迎接挑战的架势。其实，俾斯麦的这篇政治文章就是主张阶级战争的文章。

这件事之后不久，俾斯麦为了排遣寂寞和无聊，第三次订婚了。邻近的一位姓普特卡默、名奥蒂莉的小姐成了他的未婚妻。虽然这位小姐本人同意，但她的母亲强烈反对。俾斯麦曾说：“两个星期后，我同我未来的岳母闹了起来。公正地说，这个老太太的脾气相当不好，因为她已经老了，总希望别人顺从她的意愿。”这位名叫普特卡默的老太太清楚俾斯麦的名声不好，于是要求这对未婚夫妻分开一年。尽管老俾斯麦试图写信从中调解——至少他写了信，写这封信具有外交手段的意味。不过，这封信显然是由俾斯麦本人口述，老俾斯麦执笔的。这封信中说：“你误会了他的骄矜，其实他是一个讲情讲理、活泼乐观的人。”结果这位老太太丝毫不为所动，督促自己的女儿写了回信，表达了自己坚决反对的态度，拒绝接纳俾斯麦！

接到这封信后，俾斯麦相当沮丧。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个女子，其实当时他已经厌倦了这位小姐，只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随后，他打定主意忘记这件事，“为这件事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为这件事糟蹋几颗子弹更不值得”。为了摆脱自己的愤怒，他准备去国外旅行。旅行回来之后，他说道：“现在，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我应该把从前被咒骂的事情当作一种幸福。”虽然他是这样说的，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觉得自己备受侮辱。四年后，当那位小姐的母亲向他递出橄榄枝，表达希望女儿能嫁给他的意愿时，他断然拒绝。正如他对一个朋友说的那样：“几年来，一个想法一直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最深最真的情感遭到了蔑视，我的隐私被揭露，我的骄傲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直到现在，这几件事造成的伤痛还不时在我的心头盘绕，我甚至无法压制这种感觉。……虽然我的意志坚强，但这种伤害很深的侮辱，我还是难以忘却，甚至不但不能忘却，就连试图忘掉其中的一部分，我都无法做到。”此后，他还表示自己“不再恋爱”了。就这样，他把自己的傲性、愤怒和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

英国是俾斯麦旅行的第一站。开始这次旅行时，他刚27岁。他于赫尔登上岸，随后坐船到了苏格兰，接着又到了伦敦。在伦敦，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贵族院外，他看到英国贵族们的坐骑，知道了这些英国贵族以骑马代替乘坐马车。他还发现，骑马快跑也是追求时尚的人的爱好。他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只要是涉及他的世界的事情，他都非常关注。在旅行中，他写信告诉父亲：“约克轻骑队的后备马匹，每匹马每天要消耗半斛莜麦、十二磅干草。”他还对英国人加以评论：“让我意外的是，英国人不但彬彬有礼，而且愿意替别人效劳。就连那些普通的英国人也非常懂礼，如果有人和他们交谈，他们的态度都很谦虚。”不过，英国人食量之大也令他惊诧莫名：“这是一个饭量很大的国家。……他的食物一次性送上来。那真是超出你想象的一大块肉。吃早饭时，你可以随自己的需要割肉，而且吃得再多也不额外加价。”俾斯麦在自己所写的信里，会有大段的关于饮食的描写，他甚至到了晚年也是如此。

当这位旅行家旅行到瑞士的时候，他急忙给家人写信，催促父亲和哥哥向这个人或那个人要钱，以及时还税，其语气是那么霸道：“我盼望着你们把这些当成顶顶重要的事去办，而且把这些事当成你们自己的事去做。”读了这样语气的信件，他的父亲和哥哥特别不高兴。

旅行后回到家，俾斯麦深深地感觉到波美拉尼亚面积的狭小，德国人太过严肃、古板。相对而言，外国人则要活泼得多。于是，他决定像拜伦一样，收起诗本，收起账本，再次出游。这次，他计划和老同学阿尼姆结伴同行，而且把埃及、叙利亚等国作为旅行的目的地，甚至可能走得更远。他想利用几年的时间，让自己做个亚洲人，能在印度的恒河边吸雪茄。遗憾的是，阿尼姆爱上了俾斯麦17岁的妹妹玛尔维妮，不愿意和他结伴同游。显然，印度之行告吹了，因为他的父亲给他寄来了一封“满纸辛酸泪”的书信，信中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老人的孤独之情。他的父亲在信中说，自己已经73岁了，不但是一个孤独的鳏夫，而且耳朵也聋了，恐怕死期将至，特别想看到自己的儿子。就这样，俾斯麦这个拜伦式的游历天下的梦想破灭了。

身为一个乡绅，在他的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寻求心灵安慰的浪漫主义情怀。30岁时，他写道：“这五年来，我在乡下过着孤独的生活，已经逐渐无法忍受这种小乡绅的生活了。如今我觉得还是做官好，或者去游历也不错。我非常寂寞，甚至由此产生了悬梁自尽的念头。我认为，只要是一个具备良好的教养的人，如果让他单身住在乡下，不娶亲，他一定会有类似的痛苦。”大概就在这时，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整天算账，整天在阳光下骑马或步行……人生真像一场幻灯戏。”有一次，他还假装自己生活在大世界里，为此他还在账本上记录了两个人的工钱——一个是守夜人，一个是酿酒人。当然，这两个人的名字是他自己想的。

那时，俾斯麦也受到了充斥在学生中间的虚无主义的影响。他就像一个生活在庄园里的孤独无助的武士一样，难以排遣自己的忧闷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扎根于此……除了按期办事，没什么其他的感觉。每天陪伴着我的是乡间的小乡绅，由于我的衣着体面，书读得好，因此在他们中间很有些威信。在捕捉野兽和鸟类方面，我技术娴熟得就如杀羊。我敢于骑马，能吸味道浓烈的雪茄，而且喝酒时能保持别人醉倒在桌下而我仍很清醒——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我只有在喝酒的时候才感到特别快乐。每天周而复始地做同一件事，就像一座时钟，既没有特别的愿望，也没有特殊的担忧之处，这真是一种令人生厌的情形。”

有时，俾斯麦也让自己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中。一次，因为在北海的赌桌上输了很多钱，他就戏称北海是“自己的情人”，将其调侃一番。

随着妹妹的出嫁，俾斯麦变得更加多愁善感。他是那么疼爱自己的妹妹，只要她不长大，他就能把她当作自己内心快乐和华美的典范。一连数月，他和父亲住在一起，读书、抽烟、吃八月鳗，偶尔也和父亲一起去猎狐。当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快乐。一个阴雨天，一群猎人将一堆树丛包围，看上去，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地方，除了几个老婆子在捡木柴，再也看不出任何东西。领头的猎人捏着喉咙，发出一种极其尖厉的声音，企图将想象中的那只狐狸引出来。“等到父亲问我看见了什么的时候，我心里感觉非常诧异，回答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我们每天会去探望橘子树两次，查看羊栏一次，每过一个小时我们都会将客房里的四个寒暑表做一下比较，同时用手敲一敲风雨表，看看表上所指的是不是晴天。表被我们校得很准，尤其是那几个固定的点数，除了书房的钟摆落后一点儿之外，所有的钟都是一起打点的。”俾斯麦非常幽默地对他的妹妹讲述自己的故事。他还嘱咐妹妹，即使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要写信告诉父亲：“马怎么样了，房门响不响，窗子透不透风……这些，你都要告诉他——总之，你得告诉他很多事情。”

在俾斯麦的内心深处，和顺与固执、厌倦与慈爱常常掺杂在一起，并进行激烈的斗争。由此我们就不能责怪俾斯麦直到30岁才第三次进入政界。这位世家公子以一副高傲的姿态给勃兰登堡的副长官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要进入政界的原因，“为了摆脱那种让我几乎产生厌世之情的环境，这种环境使我觉得不是非得住在乡下，现在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为国效力了”。

俾斯麦在第三次尝试进入政界后，不久就遭遇到了挫折——他和他的长官之间发生了冲突。事后，那位长官如此评价他：“在我经历的众多奇怪的事情中，我从没见过一个年轻的小律师能将63件事处理得极其不当的。”为此，俾斯麦愤而辞职。在他的长官解除他的职务之前，他委托差役转告长官自己要走了，而且不再回来。随后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又碰到了自己的上司，有人问：“你们两位认识吗？”他以“我不认识他”来作答，然后便兴高采烈地向大家介绍自己。后来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这种做法，说当时将这种尝试当作一种运用心思的招数，以便让自己的内心尽快康复。他觉得无事可做，所以每天无奈地做同一件事。遗憾的是，他的长官不但目光短浅，而且喜欢在众人面前摆出一种骄傲的、令人可笑的姿态，这令已经不习惯忍受的俾斯麦无法容忍。这种性格决定了他不断辞职，他甚至在一次替自己的哥哥当地方行政长官时，也因这种原因将职务抛弃了。

“就这样，我在生命的河流中漂来荡去，充当把舵物的只有一时的意向，别无他物。至于自己在何地可以被水推上岸，我一点儿都不去想，也不想管。”俾斯麦曾如是说。

6、柏拉图恋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加入虔信派成为波美拉尼亚乡间的小乡绅队伍中极其流行的做法。那些从军官学校毕业后在自由党的战争中成为军官的人，包括老塔登、他的妹夫路德维希·冯·格拉赫、路德维希的兄弟（是一位军官，也是君主的侍臣）老普特卡默、皮尔萨赫，他们早在柏林时就改信了新教派，并在回到波美拉尼亚时带回了新教，也带回了同教派的牧师们。这些牧师在这里讲经布道，很快人们就开会忏悔，并抛弃了自己原来的信仰，改信新教。

在这些虔信派教徒中，有一位玛丽·冯·塔登小姐。她是一个秀美、健壮、活泼的女子，感情丰富、多愁善感，喜欢读让·保尔和歌德的书；她爱好音乐，演奏过门德尔松的乐曲。她认识俾斯麦时，俾斯麦已经30多岁，正在计划去亚洲旅行，而她自己已经是莫里茨·冯·布兰肯堡的未婚妻。她爱着俾斯麦，但由于俾斯麦是自己的未婚夫的朋友，所以难以启齿，只能把这份爱深埋在心里。这个家境良好、易动感情的女孩在一封信里表达了自己对俾斯麦的炽热情感：“他潇洒的仪表深深地打动了我。因此，当我面对他时，我小心翼翼，唯恐出错。”在波美拉尼亚人的心目中，俾斯麦是一个风云人物，而在她的心目中，俾斯麦不仅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魔鬼。

作为虔信派的成员，玛丽·冯·塔登曾接待过俾斯麦，不过是以妹妹的身份。她在听过母亲与俾斯麦的长谈后，在写给未婚夫的信中说：“在他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人不信教或是泛神主义者，但俾斯麦那么坦白而真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然，他本人也不喜欢自己的这些见解，但作为一个爽直的人，他坦言自己害怕由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虚无缥缈的上帝。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祈祷时所说的话，也记得自己当初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不再祈祷的决定的……对上帝心存虔敬之心的人们常常自以为是。上帝是那么伟大，绝不愿意因那些渺小如沙子的人而烦恼。俾斯麦虽然看淡苦与乐，但他同样有无名的烦闷和无所事事的感觉。他说很难相信自己竟然没有信仰，他流露出寂寥和惆怅之情，却不想离开，虽然他接受了别人的邀请要到附近赴宴，却没去，而是留在了这里……俾斯麦很快乐，也很激动，因为他的灵魂中拥有了爱情……你是那么了解他，他是那么慈爱。我曾无数次想告诉他，抛弃不合时宜的行为吧，抬起头，向新的生活迈进。”

对于这个秀美而多情的女子的感情，俾斯麦曾给予回应。为了能够更多地和这个女子接触，俾斯麦多次给她的未婚夫写信，在信中探讨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此时，玛丽·冯·塔登的未婚夫布兰肯堡已经改信了新教，他也曾三次给俾斯麦写信，但并没有收到俾斯麦的回信。而俾斯麦对此人在信中的言辞评价说：“这是一个对基督教充满狂热之心的少年，他的信像一阵密集的冰雹打在不健康的心上，带着极其真挚的向往之情。”布兰肯堡的未婚妻也经常对他说：“这个来自遥远的波美拉尼亚的客人俾斯麦，在人们眼里是那么蛮横骄矜，但不知为什么，他那么迷人。”她将一朵深蓝色的花和一朵深红色的花分别送给布兰肯堡和俾斯麦，布兰肯堡快乐地接受了，俾斯麦也欣然接受，他明白她借花要表达的意思。

圣诞节那天，这对未婚夫妻在园亭里商量着要让俾斯麦激动起来。于是，他们把一个身患肺痨的女子写的信拿给他看。这个女子暗恋着俾斯麦，而且坚持自己一定要看到俾斯麦改变不信教的宗旨才死去。与这封信同时交给俾斯麦的，是布兰肯堡写的一封赞扬信。在信中，他在高度赞扬这个女子的同时，郑重其事地劝告俾斯麦：“这位患肺痨的女子已经去世了，但在死去时已得到消息，确信你的灵魂将有所依托……你知道这个已故去的人是怎样为你祈祷的呀！”俾斯麦是如何回应此事的，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俾斯麦的答复书信后来被盛怒的布兰肯堡撕碎了，起因是官场纷争。但在布兰肯堡的批复中有两句话：“你流泪的原因是什么？当我读着你的信时，为什么我的眼里也盛满泪水？奥托奥托，我能看出，你所写的每个字都充满真情。”后来，当俾斯麦意识到这件事对自己是个很大的刺激时，他不久就不再回信。因为他的傲性决定了他宁愿让人可怜自己也不愿意被别人分成三六九等，更不愿意被别人漠然待之。从此，这件事再也没被他提起。

诚如落在石头上的雨很容易被吸收一样，俾斯麦听见暗恋他的女子去世的消息而流泪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虽然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虽然他是一个伟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容易为情而动的人，甚至日后他在做出重大政治决策时，也曾落泪。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俾斯麦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终其一生，每逢他的身上发生特别侥幸的事时，他总将其归为天意。即使对于自己的最后一次定亲，他也认为：“我一直认为存在着天意，也认为自己和天意的距离是那么近，但这次身不由己的亲事将我的这种感觉破坏了。”即使这样说，但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怀疑主义，而且这种想法非常强烈。一次，他在海上遭遇大风，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有几位夫人晕倒了，还有几位夫人在啼哭，在男客的房间里，一个来自不来梅的商人在向上帝祷告，而在此之前，他对自己所穿的背心的关心要远胜于对上帝的关心。……无论怎样，这位商人的祷告似乎救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玛丽·冯·塔登结婚的时候，为庆贺所放的火箭竟然把全村都烧着了。此时，几个虔诚的教徒说此时泼水没有祷告来得重要，而俾斯麦则讽刺他们说：“我的孩子们，你们可以相信上帝，但切记不要弄湿了火药！”（这句话是克伦威尔说过的）随后，他立即骑马去救了一夜的火。第二天，有人对保火险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保火险夺去了上帝对人进行道德审判的权力。为此，俾斯麦说：“此举完全是对上帝的亵渎，因为上帝无所不能，他总能想到办法捉住他们。”

不久，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一种传言开始在人们中间流行。这种传言是关于俾斯麦与布兰肯堡夫人的，说布兰肯堡夫人是俾斯麦的爱人，但其实这二人之间并没有不守规矩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虽然经常在一起，但谈论的都是浪漫的事。在谈话中，俾斯麦盛赞拜伦，而布兰肯堡夫人则盛赞让·保尔。不久，布兰肯堡夫人怀孕了，因为行动不便，不方便常去看望俾斯麦。俾斯麦感觉特别无聊。后来他对布兰肯堡夫人说：“我来告诉你，因为你不能常来看望我，在那里，S小姐是一个特别世俗的人……后天我要赴一个美术茶话会，在会上会有书、祈祷，还会有波罗酒。”他总是这样随意地对待这个社会，因为他个性自由散漫，诚如他所说：“我就是家庭的全部。”

在这个社会里，俾斯麦始终是躁动不安的。每逢出去散步，他就会猛然感到一阵苦闷，甚至别人随意的几句不相干的话也能令他发愁。一次，玛丽由于无聊而玩耍两只玻璃杯，结果发出了声音，俾斯麦要求她立即停止，并说：“这种声音很凄惨，会令我想到贺弗曼所说的灵魂被幽闭在一把提琴里的故事。”

一天，俾斯麦和乔安娜·冯·普特卡默在布兰肯堡家里相识了。这是一个普通的意大利人的后裔，身材瘦小，皮肤略黑，没有玛丽那么可爱。但是，她给人一种祥和的感觉，尤其是她那两只灰色的眼睛，流露出感人的热诚。而且，她与玛丽最大的不同在于她的秀雅、她的自然。她感情热烈，只要下定决心就很难改变，能轻易为情所动。她只要爱上一个男子，就会无条件地崇拜他，甚至愿意无怨无悔地牺牲自己。而她对这个男人的要求就是疼爱自己。可以说，她为一个男人提供的就是一个避风港。

她和许多女人一样，喜欢俾斯麦这个怪物。她需要俾斯麦，不在乎俾斯麦是否信教。当然，她或许曾对他不放心，这从玛丽写给她的信中可以看出：“你放心，你的自相矛盾不会开罪于他，因为他是一个喜欢坦白的人，至于你认为他将来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他在内心深处已经改变很多了。但是他常把自己的变化隐藏在心里，别人很难窥到。”玛丽在这几句话中如此透彻地描写出俾斯麦的性格。她用一条冰封的河来比喻他，冰封的河面融化得很慢，并且还要借助外力。她认为他的性格如同谜语一样难猜，而他之所以在此之前要做堤坝总管，原因就在于他想倾听易北河春汛时的澎湃声，想看大水冲过时那壮美的景色。

当初俾斯麦从波美拉尼亚搬到易北河边，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迁居行为。对于离开这个自己生长的地方，这块自己家族执掌了几百年的故土，他心里也很难过。离开之时，他的眼里充满了哀怨：“在办完一些棘手的事情后，在日落时，我到我喜爱的地方辞行。附近所有的田地、水、老橡树似乎都是一种惨淡的模样。这是一个我为之操碎了心的地方，现在我却要弃它而去。有一个地方，我原来计划在这里盖一座漂亮的房子。我看到地上躺着一匹马的残骸，这是我心爱的坐骑‘加立巴’的，它曾伴随了我七年，走了不知多少英里路。它走路时有时神气活现，有时却不然，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我回想起自己骑在马背上经过的丛林、田野、湖泊、房屋，以及我还是孩子时在那里嬉戏的场景，往日的生活画面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泪水无声地落在草木上，我看着自己看了无数次的日落，那种凄惨悔恨之情仿佛要溢出我的心湖。我后悔自己少年时空有睿智的头脑、财产、健康，却不知珍惜，无目的、无结果地浪费着……当我回到房间后，我感觉自己被愁云笼罩着，我看到自己亲手种植的每棵树，包括每棵亭亭玉立的橡树都好像在责怪我将这里拱手让与外人，工人们也在怪我，聚在门外谈论着他们受制于别的佃户时的种种痛苦……他们告诉我他们已服务于我的父亲多年，其中一些年岁较大的人不由得流下眼泪。面对此情此景，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这些动人的语句富有诗的韵味，让人想到了歌德和他的避暑园辞行时所说的话语。我们不由得想追问俾斯麦离开尼朴甫的原因，是因为缺乏钱财，还是因为想去更好的房子里居住？以上猜想都不对，他的离开是出于对生活的奢望。

因为俾斯麦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此时，他已经开始和上面提到的社会中的人来往，而且关系亲密。他认为自己率心由性的少年时期已经过去了，在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意愿，那就是运用较为宽广的潜力，让自己今后的50年有所建树。借助祖先的荫庇，他能与贵族阶层来往。萨克森成为他的发迹之地，那里的堤工局在议会中拥有席位。这件事唤醒了他内心沉睡多年的感觉，他认为自己和这条河的命运息息相关，于是他尽力把这种感觉变成事实——从易北河河堤不用几步就可以到达议会。此时，一个虔信派教徒想将他送上东普鲁士的钦派委员之位，但俾斯麦并不愿意，这一点可以从他在申豪森写给哥哥的信中得到证实。

“虽然我可以在东普鲁士得到提升，但我觉得，无论我得到什么样的职位，我一就职，就会感到不满意。因为那些事情繁重而无味。倘若我到东普鲁士，我一定要辞了这里的堤坝总管一职，可事实上，政府已经答应把这个差事给我了……堤坝总管的差事和议会的差事，我敢说我一定会被选中，这就够忙的了，我已经很难照顾到自己的产业……我打定主意首先偿还我所欠的债务。”同时，他对当议员的前程也非常看重。

俾斯麦在心中计划，自己可以继续做堤坝总管，也会成为议员，甚至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坐上的那个职位的现任还能活几年。在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他开始想办法挤走原来的堤坝总管，让其因为擅离职守而被免职。俾斯麦一面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请求宽恕，一面设计减轻他的产业应缴纳的治河费。他找到一条古老的建议：所有的堤坝总管的地产必须与这个差事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还找出几百年前的一桩旧案，以说明此举一定会迫使他的祖宗们交换产业。他之所以做这几件事，目的是不仅可以巩固自己求得的这份差事，而且可以惠及邻居，以便告诉他们自己从无能之辈手中取得这个职位可以帮助他们。其实，他的这个举动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减轻自己应缴纳的费用。当然，他最终的目的是当上地方行政长官和代表。

精明、有才干，是个实干家，这是俾斯麦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他的首次政治活动中充分表现了出来，也使他的人生之路出现转机。于是，文化就成了他追求更高境界的动力。

7、初识未来妻子

申豪森不是一所庄园，而是一座结实庄严的建筑。这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四周都是高大的菩提树和橡树。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俾斯麦曾描绘过这座建筑：“我左手拿着雪茄烟，透过雪茄烟的烟雾向外看去，正北方是老菩提树，树后是一所古老的花园，周围的篱笆很整齐，一些石雕的神像矗立在那里，那里还有黄杨树、低矮的果树，树后有一大片麦田，可惜不属于我；数英里之外就是亚尼堡小镇……从南边的屋顶上的窗子向外看去，入眼是某处的几座高台；向西可以看到一处隐在云雾中的住所，那是一所三层高的大房子，有很厚的古老城墙。皮革、竹布制的帷幔上绘制的是东方的花样和山景。家具的样子很俗气，上面蒙着褪了色的绸缎。可以说，这些装饰的样子表明这家人的祖先远不如我的祖先富有。”

成了这所旧房子的新主人后，俾斯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它找一位女主人。他曾对几个女人加以品评：“拉文洛伯爵夫人的牙很好，脸是红铜色的，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位很庄严的女牧师；莱赞斯泰因夫人是有名的美人，身段苗条、知识渊博，如果夫妇两人一同出去散步，她是很能给丈夫争光的。”

这些用在女人身上的字眼显示出俾斯麦对女人有着一定的鉴赏力。他喜欢像买马人一样，让马匹逐个儿在自己面前跑过，在选择女人时，他最关注的是对方的家世，而不是她们的财产，因为他并不是要找有钱的女人。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实在应该成家了。自从父亲去世后，我觉得家里很冷清。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会感到愁闷，对恋爱充满向往。最终，我决定娶H.E.。这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应该娶她。……诚然，她对我很冷淡，但是别的女人不也是这样吗？……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仍然不能忘记轮匠之妻（靠不住的女人）——为了克服这个弱点，我决定从尊重自己开始。”

当俾斯麦坦承自己的内心需求和对恋爱的看法时，他已经在虔信派的社会里混了一两年了。其实，他认识乔安娜·冯·普特卡默很久了，远在他的父亲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就相识了。当初在布兰肯堡的婚礼宴会上，他们两人的座位被刻意地安排在一起，后来人们还邀请他们二人夏天一起到哈尔茨山旅行。他们很想让这个虔敬的女子承担起拯救他的灵魂的任务。因此早在这二人未曾相识时，布兰肯堡就在俾斯麦的面前说过她的种种优点：“她非常聪明，特别喜欢音乐，这一点很可爱。她的舞姿特别优美。她还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学者，看待事物极有见解，为人庄重虔敬……我的所见所闻都比不上她。你可以和她认识一下，如果你不要她，那我就娶她做第二个夫人。”

布兰肯堡的话说得是那么巧妙，其目的在于令俾斯麦激动起来，并不是过火的热心肠。玛丽给乔安娜·冯·普特卡默的评价更高：“她就像一朵浓香的花，但没有一只虫子敢碰她……她最美之处在于她的双眼和长长的黑发。她谈吐大方，做事机智灵活，无论与男人还是女人交往，她都是那么高兴。从外到内都证明她是一个至纯的女子……清洁透亮，澄澈得如同蓝色的海水。”

当然，乔安娜不同于玛丽的地方就是她为人特别刻薄，而俾斯麦这位坚固的怀疑派仍是充满爱意地走近了她。虽然乔安娜比俾斯麦小九岁，其阅历赶不上俾斯麦的百分之一，最后，俾斯麦还是娶了她，不是为了她的宗教信仰，不是为了她的睿智，而是因为她有一颗镇静明白、幼稚的心，而且敢于牺牲自己，一旦她要做一件事，她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这些是俾斯麦所没有的。在俾斯麦的心中，她不但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伙伴，不会和他争领导地位，心甘情愿受他的驱使。她时刻准备着为俾斯麦分担忧愁，甚至和他一起挖苦人、轻视人；她不像俾斯麦那样骄傲，却像他一样跋扈。在平静而不动声色的时候，她和俾斯麦一样，但在反抗仇敌时，她的表现却更为激烈。

在哈尔茨山游玩时，这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他们“彼此相知的时候，都互相感觉那么奇异”。俾斯麦经常和玛丽闲聊，在阅历上，玛丽要比乔安娜丰富得多，而且更有才华。玛丽将自己和俾斯麦的谈话及自己对谈话的感想记在日记上：“一生孤寂求和平，用了全身的力量，最终却一无所获。”一个人的选择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但是如果完全听从命运的安排就必须有所舍弃，这就是俾斯麦要结婚时的感觉。

布兰肯堡的来信深深地触动了俾斯麦，于是他用拉丁文写了一封关于乔安娜的信。在信中，他说自己简直不能左右自己。但他并没有把这封信寄出，而是将它和别的东西一起烧了，因为他怕这封信落到别人的手中。

那年，一场冬瘟病在波美拉尼亚爆发，玛丽的哥哥不幸染病身亡，接着她的母亲也被传染了。身为女儿的玛丽必须去看护。在看护母亲期间，她给俾斯麦写信，请求他快来，因为母亲快要死去了。俾斯麦很快赶到，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虽然晚上祈祷时，他仍然不肯和大家一起跪拜上帝，但显而易见，他也很伤心。后来，玛丽也不幸染病，几度晕倒。于是，俾斯麦告诉她，他要改变信仰。于是在自己第二个心爱的女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为她祈祷。这是他15年来第一次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他的朋友的生命。这次，他的精神受到了刺激，其执拗的性格终于在死亡面前屈服了！

这个濒死的女人和她的丈夫把死亡当作抢先对方一步开始的长途旅行，并且深信他们一定会再见面。这对夫妇的镇静让俾斯麦感到惊讶。作为玛丽的朋友，作为曾深爱过玛丽的人，俾斯麦对于玛丽的死特别难过，这对他是个打击。“开始时，我痛苦自己失去了一个朋友……其实，这是我首次因为朋友之死而感到失落。这个人的去世在我的生活中形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缺憾。这和一个人失去父母的感觉是不同的……儿女们和自己的父母的关系大多数并不是这样亲密……我永远不会再见到我所爱的这个人了。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太短了，我很难说服自己她已经去世了，我真的不能相信。”玛丽去世后，他第二次见到玛丽的丈夫时说：“我相信玛丽的心是赤诚的，这是我首次丧失一位如此热心的朋友。……现在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如果不是这样，世界就不是由上帝创造的。”他的话是如此具有分量。

他因为悲痛而进行的祈祷行为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做到的，无论这个人是否相信上帝。怀疑派俾斯麦因为一个濒死的女人的哀求和他们之间的交情后退了一步，居然进行了祈祷，但他在此后仍然保留着自己这一派别的作风——不祈祷。在自己60岁的时候，俾斯麦对一个朋友解释了自己之所以不祈祷的理由：他对世界是否是由上帝创造的心怀疑虑。

虽然在俾斯麦内心深处还回响着自己为所爱的那个女人的祈祷声，但这个女人并没有嫁给他，而他现在的情感已经向另一个女人靠拢，因为他认为这个女人适合做自己的好伴侣，并且他想娶她为妻。这个女人就是乔安娜。因为乔安娜的父亲是一个虔信派教徒，所以为了能娶到她，俾斯麦承认上帝的存在并不是欺人之谈。俾斯麦娶这位小姐的目的不是贪图对方的钱财，也不是因为双方的爱情，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的需要。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他的第二个家庭，而他需要乔安娜使自己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成员。

作为一个天生的外交家，俾斯麦在写信给乔安娜时，满怀逢迎收信人的虔敬之心，而且还引用了许多教会用语。这明显不同于他平常的做法。但是他知道，倘若要让人们相信他现在的信仰，他必须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从前不信教的行为。虽然他说的是真话，但是他的说法很巧妙，从这件事来看，他说的话很像他当初做堤坝总管时发的牢骚。他虽然这样说着上帝，但所用的腔调是非常谦和的，他说：“尽管那时候上帝没有听到我的祈祷，但他并没有放弃我，因为从那时到现在，我始终拥有向上帝祈祷的力量。能让我感觉到的即便不是心安，至少也是我已经很久不知道是什么的深信和胆识。……我相信上帝会让善有善报，我也很感谢自己那没有消失的坦白与忠诚，这仅是我对您坦露过的。”

当提到自己的时候，俾斯麦仍然用着相当傲慢的腔调：“对于您，我不会将内心的想法和感激之情说出来，因为我现在的行动比说的还要响亮，还要生动。我不会说出各种承诺，但我可以担保小姐您的幸福将来自我向上帝祈祷来的祝福。”

乔安娜的父亲并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俾斯麦，理由是“说他好的人太少了，说他坏的人则很多”。当俾斯麦接到老头子拒绝的信时，他突然跑到赖安菲尔，向对方展开攻势：“我一见到她，就马上展开追求。我紧紧地搂抱着她，此举令她的父母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事先没人知道这件事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结局。我的这一举动让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五分钟之内，所有的事都有了圆满的结局。”这就是真实的俾斯麦。他采用快捷的手段和勇敢的举动，把自己蓄谋已久的事情办成了。其实，这种攻其不备的手段是他经常使用的。

为了讨好这一家人，俾斯麦和老头子喝香槟酒、白葡萄酒，和自己的未婚妻跳舞。而他那位很难对付的未来丈母娘，虽然学术水平很高，但不久也开始喜欢这个留着胡子的不信正教的人。就这样，俾斯麦很快就征服了这一家人。虽然俾斯麦和自己的未婚妻多次谈过宗教的问题，但双方的谈话不像当初在布兰肯堡家里那样的沉闷。一次，乔安娜微笑着对他说：“倘若上帝不施恩于你，我是不会嫁给你的。”这句话让俾斯麦很高兴。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这句话和俾斯麦写给哥哥的信中的话不谋而合。

“就宗教信仰来说，我们二人的意见相左。然而，见解虽然不同，但不致相差太大，也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因为我已经被许多内心和身外之事而改变。所以，我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我已经成为众多信奉基督教的人之一（你知道，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一件新鲜事）。对于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或许是最重要的几条教义，我则认为，我并不能和这些人完全融合到一起，但是我和乔安娜心领神会地签了一种‘帕默协定’。而且我喜欢女人们笃信虔信主义，讨厌那种自命为文明人的女人。”不用他说得过于明白，我们已经从他的话语中捕捉到了他那善于鉴别女人的习气，也听到了他那深知女人心肠的回音。他自己的记录显示了他改奉基督教的历史是从“帕默协定”开始的，这就是他采取的一种和宗教争辩之间彼此容忍的手段。因为他喜欢女人们笃信虔信主义，所以他喜欢自己的夫人也有这种派头。

对于自己的订婚，俾斯麦采取的是一个深于世故的人所具有的态度。在此之前，他和自己的哥哥与妹妹通信时，极少谈到上帝，更多的是谈论类似将来出征时安抚家里的话。他说：“说到其他的事，我认为我交了好运，这个运气好到超过了我的期望值。我将和一位非常聪明、非常高贵的女子成婚，她不但为人和蔼，而且很会过日子，我所见过的女孩子都不如她……总之，这次订婚是我心甘情愿的，也是心满意足的。我盼望着你们也能喜欢她。”“至于其他的小事……我将和你们面谈。在此我只请求你和奥斯卡在对待我的未婚妻时，能用和蔼的态度。赖安菲尔与波兰的边界相连，这里居住的人很多，几乎每九平方英里就有800人；这里的人说波兰语，这种语言很适合乡下人说。”其实，俾斯麦的产业和此地的距离不过十几英里。

俾斯麦的未婚妻乔安娜有众多的表姊妹，这些人对于她和俾斯麦的定亲深感讶异。俾斯麦倒觉得很有趣，她们对自己竟然不知道乔安娜和俾斯麦之间的关系的进展而有些生气。俾斯麦仅仅到这里求过一两次亲。可是，她们现在一致说：“算了，她原本就要嫁人的，而他也是个很出色的人。”相对于朋友们对自己将来会变成虔信派的担心，俾斯麦则毫不在意。他对布兰肯堡说自己并不知道基督是上帝之子还是另一位神人，但他对《圣经》的教义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实在无法相信《圣经》中那些自相矛盾之处。在一封信中，他极力赞美魔鬼，而乔安娜却对魔鬼非常恐惧。

8、订婚与信教

俾斯麦在订婚之后，耗时费力地想尽办法讨好自己的未婚妻。当时，他给未婚妻写了很多信，这些信的语言诙谐有趣，意境独特，想象丰富，文笔巧妙精细，同时还包含着丰富的知识，可谓出神入化，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当时德国的男性，无论是阅世极深的人还是文笔优美的诗人，他们写给女人的信都不如俾斯麦写的精彩。甚至他本人后来写的信也不能和他此时所写的信相媲美。他就是用这种柔和的方法令这个女人无怨无悔地走上了和他相同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他用尽各种方法，不断地带给这个女人新鲜感，使她发自内心地崇敬他，更加服从他，最终逐渐地被他驯服。其实这个女人虽然年轻，但原来比他还野。这个女人的变化之大，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写给自己这位所谓的“疯子丈夫”的信中曾说过：“你对形式是那么注重，但我不在乎。只要把事情做到就行，我不在乎采用什么形式。”

开始的时候，她怕时间一长俾斯麦会对自己产生厌倦之情。为此，她在给俾斯麦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理：“你在看我时不要带着挖苦的表情……我会因为极小的事情就大哭一场……你对我应该再耐心些，等到明年春天，我们之间才会有结果。”之后她又想起别人说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于是她又写信给他：“我希望看到你的诚心。倘若现在我是在自欺欺人，那么结果就不言而喻了。不信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从你给我的信中，我发现你现在的文笔比从前更加率心由性。你的心是否也这样呢？”紧接着她又自问自答地写道：“如果是这样，其实也无所谓，我或许会改变自己，更加迁就你。”俾斯麦正是以这种温柔的力量，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将这个姑娘俘虏了。她已经完全投入了他的怀抱，甚至当他拒绝为她做自己讨厌的事情时，她也柔顺地忍受了。比如有一次，她要求俾斯麦为她阅读让·保尔的作品，俾斯麦拒绝了。还有一次，她要求俾斯麦穿一件天鹅绒的上衣，俾斯麦也拒绝了。

俾斯麦这个长期独居的男人，发自内心地感激这个女人的柔顺，也更加爱她。在两人订婚之前，俾斯麦虽然也知道自己有很多足以自傲的长处，但现在他将这一切都归功于这个女人。

他对这个女人的感情是那么深厚，这可以从二人定亲以后，他首次回家时写的信中看到，他说：“当我赶着马车走进村子里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袭上我的心头。那种感情就是拥有家的幸福和快乐……亲爱的甜心，你根本不可能想象在没有你之前，我外出后回到家中那一刻的感觉。那个时刻是我最低沉、最消极的时候。除了沉醉于读书中的时候，我在其余的时间里就如同一个机器人一样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但是现在，不管这种感情是不是与你相关的，它都让我觉得家里的一切焕然一新。此时，我觉得我的前程一片光明，甚至觉得从前讨厌做的堤坝总管和那些行政琐事都是有趣的。”在没能进一步体味自己所做的事之前，他就急忙从自己喜欢的拜伦的诗作中，摘抄了两首格调低愁的小诗送给她。他觉得这两首诗不足以表现他现在的离愁别绪，于是又在诗下写道：“全是胡说。”随后就把这封信寄给她了。

他在写给她的第二封信中，开始指导她，鼓励她，以便潜移默化地影响她。在信中，他用极其委婉的语气鼓励她努力学习法文，这样才能在上流社会中从容应对。不久，他还告诉她学会骑马的重要性。几周后，他又写信告诉她：“我现在不想对那些恶劣的英文诗予以关注了……我甚至希望这些破诗被两只猫玩弄在爪子中，直到被揉成一个球。”即使他这样说，他还是摘抄了些拜伦的诗送给她。他自欺欺人地对她说：“即使我再怎么读这些诗也没关系，因为它们已经不会对我的情绪产生影响了。”

一次，他在读过一首诗后深受触动，并为此大发议论：“和我的性情最相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有大风雨的夜晚，我想成为风雨的一部分，骑着一匹奔逸的骏马，从石壁上跃入莱茵瀑布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去，去充分体味这种极致的快乐。”这正是俾斯麦少年时代狂傲不驯的性格的写照。他的未婚妻除了对这段话产生些微的恐惧之外，并不可能完全理解他的感情。不过，她仿佛看到一个骑在快马上的意气风发的少年疾驰到石壁悬崖处，紧紧地勒住马，放声大笑，然后说：“这样的快乐，一生中仅此一次啊。”

在内心深处，俾斯麦是那么自相矛盾。

他一旦施展抱负，就显得极其兴奋。他甚至一连几天都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就像接生婆等在产妇的旁边催产接生一样。他把这种心情在书信中表达出来。他在信中写到易北河，写到如何开河，怎样准备对付碎冰。此时的他，即使半夜站在水里督工也倍感快乐。总之，对于这种与自然做斗争的事，俾斯麦总是感到心情舒畅。他在信中写道：“我们要暂时分开几天，因为河面上的冰块问题，我得去督工。我在督工时高唱柏本亥马进行曲，那些骑马的农民应和着我。倘若那些冰块能唱歌，那该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幅画面啊。我发现，只有在做实实在在的事时，我才感到自己仿佛获得了新生……”他还在信后写着：“五天后你会收到我的一封信，请你把这封信寄给我。”随后，他在信中具体地描述了那天晚上冰块碎裂的景象：“河面上，浮冰互相碰撞，一块才堆起来，另一块就涌了上来，冰块堆得那么高，如同房子一样。不久，冰块到达拦河坝了，由于河道被严重堵塞，冰块之间相互碰撞，最后，大块的冰块四分五裂，于是河面上就塞满了小块的冰块。当河流把这些小块的冰块送入大海时，这些冰块之间还在不停地碰撞着。”

自然界中的这种碰撞，正是俾斯麦个人内心自相矛盾的写照。从俾斯麦的文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他作为革命家发出的战斗的呼叫，也能真切地体会到只有具有那样的家世的他才能成为一代“铁血宰相”。

在俾斯麦奋斗的过程中，他也受到了诸多因素构成的威胁。在要求别人服从命令时，他是那么富有战斗精神，那么富有号召力。他的感动只出现在自己用智慧的政治手段调解某场争辩时。他在报告中充满热情地说：“有41个农民喜好争论，而且争论不休。其中的一个和其他40人相争，只要这个人能使另外40个人里面无论哪一个少收入10元钱，其他的人都是很高兴花30元钱的。今天早上，我已经把他们之间的问题调解好了。对此，我非常高兴。这件案子从我的前任开始，直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才了结。也许我的前任认为这是一件可以发财的事情……我只是花费了四个小时的时间来规劝他们，结果他们就同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当他们在协调书上签完字后，我把这份公文放到口袋里，登上了马车。我做了这样的官，是得不到多少快乐的，但这是快乐之一……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只有做了亲民之官才能体会到做官的快乐。如果做了高官——譬如宰相或部臣，那就不能和人民接触，只能整日和纸墨为伍了。

“我以为，纵使是位极人臣的大臣，即便是他手握重权，也极少能做到减轻人民的疾苦，增加人民的快乐。我在想，作为一国之君或一位大臣，怎样做才能让人们相信他长期统治国家会令人们的愁苦减轻，令人们的快乐增加？一想到这些，雷瑙的愁诗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的生命只能为我们的灵魂而存在……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世上的幸福，相比于我们自己的存在，其实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30年后，一切都化为了灰尘，在以后的千万年里灰飞烟灭。如今已经逝去的人，他们活着的时候也许是快乐的，也许是愁苦的，但如今这一切都和他们没关系了。”

你看，今年32岁的俾斯麦坐在马车里，身上带着一张签过字的公文。此时，他平生首次对自己和世界是那么满意。他坐在车里，想到那41个农民，想到他们彼此相争、彼此怨恨的原因。他在想，怎样才能了解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怎样才能让这些人之间不再彼此怨恨和争斗呢？他又由眼前的农民想到了国家，从而设想如果是一个政治家、一个部臣或一国君主，会采取怎样的手段处理类似农民纠纷这样的国家大事。他仿佛看到某些官员那令人憎恶的行为被一些普鲁士人看到后，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这些普鲁士人会在思想和行动上不自觉地变得像魔鬼一样把持朝政，令人民遭受无限的愁苦。

每逢在家中的闲暇时光，他就给乔安娜写信，经常是一页又一页地写，借书信向她传达自己的见解、感觉、疑虑。他几乎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少年时代的事情。他告诉她自己曾有过一位恋人，她的姓氏和乔安娜一样。对此，乔安娜非常惊讶，不相信一个人能够同样热烈地爱恋过两个人，于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充满了她的内心。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俾斯麦接着在信中述说自己的想法：“10年后的现在，我对自己针对国家行政所发表的见解仍会坚持……我从前的一个同窗，他如今做官做得顺风顺水，不断升迁。当我看到他时就想到自己，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所以，现在我常常反省自己。”他在真诚地写出上面的这些话时，也在努力参加议员的竞选，不断寻找各方面的关系，以便能当上地方行政长官。

对于乔安娜的怀疑，他经常用君主似的严厉和父母般的慈爱加以开解。他说：“我的天使，你这么痛苦的原因是什么？你把原因告诉我（我是一个喜欢穷根究底的人。我从2岁到17岁都在波美拉尼亚生活，因此即使一个简单的笑话我也要用较长的时间来慢慢领会）。你把你哭泣的原因告诉我。”他在探望过乔安娜后，接到了她的一封信。在信里，她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期望。对此，俾斯麦回答道：“你一定要学会对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心怀感恩之情，不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拥有了一件东西之后，马上哭喊着要另一件。你应该学会珍惜曾经拥有过的幸福。”俾斯麦一生都不曾满意过，此时他却对这个女子谈满意。倘若乔安娜因为自己拥有许多追求者而沾沾自喜，他就会相当不高兴，并认为乔安娜此举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伤害。他说她应该轻视那些不懂得她的价值的人，她应当对他们说：“先生，目前的情况是俾斯麦先生用他的爱证明了所有不崇拜我的男性都是缺乏判断力的粗人。”他说：“你不应该谦虚，因为你是我在北德意志的玫瑰花园中游玩了10年之后，花费了大力气才摘到的鲜花。”此时，虽然俾斯麦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他与生俱来的骄傲让他考虑他所选择的女人。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能够被自己选中的女人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现在，他经常阅读《圣经》，并喜欢在说话或写信时引用其中的语句。对于婚嫁，他的态度是路德派的。他经常说：“作为恋人，我们二人一定要心意相同，患难与共。在思想上，我们也要保持一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对我隐瞒。倘若我们在很多地方相抵触，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定不会快乐。”

他对她描绘了自己的仆人和那些从事手工业的人的老式家庭。他说到那些乡下人的祖先是如何伺候他的祖先的：“我觉得自己很难将那些伺候过我的人辞退。……我得承认，我以自己所遵循的旧观念而自豪。我的祖先居住在此处已达数百年，他们生于斯，逝于斯。我的祖先们披甲戴盔的画像挂在大墙上、教堂里，以供人们瞻仰。他们是生活在‘三十年之战’那个时代的骑士，留着长发和尖胡子。他们披着假发，穿着红跟鞋，走起路来发出巨大的响声。他们中间还有替腓特烈大帝打仗的，这些骑士拖着辫子。这一姓最后传下来的就是那个不好习武的文弱后裔，此时他正跪在一个留着黑头发的女人脚下。”

有时，基督徒俾斯麦也决心多关照自己的下人们。“我想，看似很少的1元钱常常可以帮助一个挨饿的家庭渡过几个星期的难关，而我每次去探望你至少要花费30元钱。这种花费令人不舒服，如同夺取了贫民的救济款一样。实际上，我应该用这笔钱救济穷人，同时也去探望你。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即使有两倍这个数目的金钱也只能救济极小的一部分穷人，而对于大多数穷人根本无济于事……因此我只能用这种强词夺理的方式聊以自慰。只好安慰自己，每次探望你不仅仅是身为未婚夫应尽的义务，还为了给自己带来快乐……对于我来说，倘若将为探望你所花费的金钱捐给穷人，也是一个难题。我不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从中取乐，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去这样做。有许多饥寒交迫的穷人生活在我的周围，他们甚至典当尽了自己的被褥，也无法去工作。我想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给穷人，但穷人的数目众多，即使我倾尽所有也做不到。”

这一次，这样的问题首次摆在俾斯麦的面前，他的信仰受到了考验，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这个问题。诚然，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自己强词夺理的说法，认为那不过是开玩笑而已。但是他既然意识到自己的花费仿佛是夺取于穷人手中的一样，他就不能安享他的地位给他带来的快乐，即使这快乐只有五分钟（他现在所享的福来自他那身为强盗武士的祖先）。这些见解对于俾斯麦来说，是极为新鲜的，而且不是他这种性格所能具有的。诚然，既然不是他这种性格所具有的，那自然不会长时间存在。地主们常想照顾自己的下人，但身为地主的俾斯麦不能明白也无法容忍这些下人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也许这些地主认为他们的生活应该得到保证，以确保自己能享受较好的生活。虽然俾斯麦在别人的劝说下信奉了基督教，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因此后来他并不能明白或承认当代社会的使命。

其实，他和他的未婚妻之间曾就《圣经》与信教的问题发生过多次争论，而他对自己内心的叩问则比较少。他能在今日说些漂亮话，明日却说些挖苦人的话。我们常常会被他在信中所写的内容感动，那是因为信中的话语都是他的真心话。比如，他能在刚对《圣经》进行批判后，转身就问：“波林是哪位？怎么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说到魔鬼，我从《圣经》中从未找到哪段经文提出禁用魔鬼的名字。倘若你知道，那么你就指给我看。”他说自己的祖先都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我的母亲也不信基督教。你是否听说过法里森，那个快要受洗礼的酋长的故事？这位酋长问他的那些不信教的祖先现在居于何处，教士回答说那些人受到了上帝的处罚。他不肯受洗礼，他说无论他的祖先们在哪里，他都将誓死追随。”俾斯麦借这个故事曲折地表达了自己不信教的思想后，接着说：“我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历史事件来叙述，实际上我并不看重这件事。”

俾斯麦虽然不信教，但他非常迷信。无论是少年时还是中年时，甚至是老年时，他经常计算自己死亡的年龄。“如果甲年后我没能死去，那么乙年后我一定会死亡。”他在信中这样告诉自己的未婚妻，“当你打开我写给你的信时，那座古老的英国造的大钟会突然停在6点03分的点上。这座大钟早在我祖父的时代就存在，至今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当然，你清楚我的迷信心理，这件事让我很不安，请你快快写信告诉我你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他的诸多动机也在他那日记式的长篇自白中表露出来。在那长篇自白中，他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丝毫不在乎收信人的感受。他在写信时喜欢用冠冕堂皇的语句：“诚然，作为人性的特点……一个人倘若注意节制地生活，那么他将活得更加无忧无虑……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庄严的东西……这些庄严的东西和堕落的天使非常相近；天使未尝不是美丽的，但在他们身上缺少安详和宁静；天使也会努力地做事情，制订一些可实施的计划，但遗憾的是，这些事情极少成功。为此，天使既骄傲又愁苦。”

以上几句话将他的本性刻画了出来。在这样的一个晚上，他独自一人坐在高大的房子里写信。他的灵魂就如同上面的语句描述的一样，那些语句就像诗人笔下的诗句，每句读起来都冠冕堂皇。天亮了，他要外出做事了，此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位世袭的武士。这时，他又会谈到拜伦的愁诗，这种忧愁的情绪充斥着他的心境。他这样评价拜伦的诗：“那是一种怯懦的诗，对于那句‘你如果不愿意用你的性命来冒险，那么你就不要期望赢得你的性命’，我认为意思是这样的，‘要无条件地信任上帝，马不停蹄地向前跑，无论你的身边有多少人生的激情，无论你要冒着多少伤筋动骨的危险，请不要害怕。’因为总有那么一天，世界上所有你留恋的东西，你都会将之抛弃，但并不是永远抛弃……当前，我不愿忧愁围绕着我。”

9、投身政界

就像一匹被关在栅栏里的骏马一样，俾斯麦一听到外面有马儿跑过的声音就想出猎。当他听到普鲁士王想从每个省的议会中成立一个联合议会时，他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就像骏马一样。这是因为，这个将在柏林召开的议会，将讨论宪法问题，而这也是自由之战后现任国王的父亲向人民承诺过的。这是德意志历史上首个真正的议院，这个议会的成立预示着普鲁士将成为“一个有自由宪法”的国家。骄傲的俾斯麦想到自己少年时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他怎能不激动呢？当年23岁的俾斯麦面对没有这种宪法的局面，选择不投身政界，如今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他怎能不努力争取呢？倘若他能在柏林的议会上占据一席之地，那么他就一定会在马格德堡占有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而这将使他走出波美拉尼亚，指引他在武士议会内任职。因为年轻，他那个阶层只派他给议会做个替身代表，这就意味着他只能在有人缺席的情况下出席。

现在，俾斯麦坐在申豪森的家中，正研究着有众多代表出席的首次家庭式的会议。他不断地在脑海中想象着以上各种情况。他清楚地知道，在柏林，那些代表不但身体结实，而且比自己资历深，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崭露头角，只能想办法拉下一个代表。于是他声称一个男爵刚刚当了省长（借用），不应该再做议会代表。结果那些老资格的前辈不以为然地反问：“你离开波美拉尼亚的原因是什么？”他一气之下，跑到了未婚妻那里。之后，当他再谈到这件事时，内心已经释然，不再耿耿于怀，只是付之一笑。不久，他就辞职离开了。

很快，机会来了。1847年，一位在柏林的萨克森武士患了病，32岁的俾斯麦趁机在背后耍了一些手段，让自己顺利顶替对方进入议会。

在柏林议会上，无论是莱茵河还是默麦尔都有代表列席。这是普鲁士统一的标志。但是在议会中，最有知识的人们的主张在德意志，而不在普鲁士。自由主义是所有展望未来的人的渴望，他们渴望一个由诸邦联合而成的德意志帝国出现。现在，尽管国内大多数人民都支持有这种想法的国王，但是前任国王痛恨这种想法。参加这次联合议会的500名议员中，保守派成员仅有70人，但这70人都不赞成德意志统一。

俾斯麦感觉自己是那么孤立无助，尽管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愿意应和君主的意思，但如果遵从他的个人意志，他则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从少年时期就是如此。这样的结果就是他无法真心归附任何一个党派。骄傲、胆识和愤怒本是他本性中最为突出的特点，现在身处的孤立状况将这些特性完全调动起来。在第三次议会上，保守派反对一个议员提出的建立一个由国家担保的农业银行，对此，他发表了第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为政府辩护，反对保守派。他的这次演讲极富攻击性，而且同时攻击两方面。他是那么瞧不起他们，因此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说：“我真奇怪，演说家的腹内并没有什么东西，竟然敢胡言乱语。他们在公众面前说了那么多废话，竟然还恬不知耻、自鸣得意。……我没想到的是，议会的事情竟然这么触动我。”他说：“我没想到的是，我对政治问题竟然如此激动。”

处于热恋中的俾斯麦已经抛弃了怀疑主义，现在他更要将其抛弃了。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着一些人和事。此时他如此激动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辩论的问题，因为对于农民，他并不太关注，更不会关注他们是不是得到了比较利于借钱的条件。他认为对于普鲁士和德意志的考虑并不会影响他晚上睡觉，让他如此激动的原因是，他终于进入了“战场”——议会。在这里，他可以大规模地“作战”。每次他要出门参加会议时，他都会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郑重地说：“我现在要去作战了。”如果说从前的俾斯麦是把自己的傲慢表现在瞧不起人上，那么现在的他则将这种傲慢时时刻刻表现在他那挖苦人的信中，或者表现在决斗中。他从未在傲慢上遇到过对手。他精力充沛，知识丰富。他过于骄傲，不愿意做官。他还太过自由，不愿意做一名军人。他管理的是一些农民，才华卓越的他轻而易举地就当上了领袖，并且从未遇到过对手。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找到了他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对象。当然，他并不会为实行政治或经济改良的特别规划而努力。在他看来，敢于大胆说话，大胆做事，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一名人民代表应该做的。

在出席第四次会议时，他发表了自己的首次长篇演说。那天，有一个目睹这一场景的人如此描绘俾斯麦：“他看上去三十出头，身材魁伟，双肩很宽。一张贵族的脸庞，线条流畅。他的鼻子并不太好看，双眉很柔和，宽宽的额头。他的脸的下半部分多肉，神情好像在挖苦人。他脸色红润，看上去很有力气，非常健康。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乐于过舒服日子的人，但倘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相当自信而且极具操纵欲望的人。”这段描写不仅能为俾斯麦后来的历史润色，还能使读者从中得到对他比较好的印象。然而，有一点被这位见证人忽略了，那就是此时的俾斯麦相比于此后数十年的他，说话时经常带着一种特殊的腔调，即他的语调有些尖厉，声音温和，话语有些半吞半吐。对此，所有听到他说话的人都予以认同。

一位自由派贵族在议会上说：“1813年，普鲁士人之所以出兵，并不是出于对拿破仑的怨恨，因为普鲁士这个高贵的民族，是不会有什么民族仇恨的。当时的情形远胜今日，因为在当时，人民是政府的根本。”在这两句话中，他表达了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自由之战的起源是因为国人渴求自由，1813年之战是为民众政治而战，而这是现在流行的思想。俾斯麦奋起反驳，而他的反驳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偶然之举，但实际上，这是他早就打算好的（当时发言的草稿现在还保留着）。他反驳道：“关于1813年的民众举动，如今理由和动机已经非常明确，不用什么别的理由和动机来加以解释。如果一定要用别的理由和动机来解释，那是非常可笑的。所谓的理由和动机，直白地说，就是帮助别人在自己本国驻兵，让自己的国家蒙羞受辱。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因为这种羞辱而热血沸腾。不仅如此，我认为此人的发言还严重伤害了我国的尊严。倘若一个被别人殴打的人，不对自己挥拳反击的行动加以解释，反而声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让利于第三者，这种说法合理吗？”

他的朋友们并不支持俾斯麦的这番反驳的言论。当然，他的一腔热情也没能落到实处，这实在是因为在此之前讲话的那个人的言论并不应该招来他的这番斥责。俾斯麦的这番驳斥传到了那些在解放之战中奋力拼搏的人的耳中，也传到了这些人的子弟的耳中，甚至保守党的一部分人也听到了，他们都对此愤恨不已。有人答复他说，有人之所以激励人民奋起抗争，其目的是为了爱国，而非对国家的仇恨。他俾斯麦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太年轻，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在内心深处，俾斯麦将这个人认定为一个敌人！俾斯麦高兴极了，他再次走上演讲台，说：“大家吵得太凶了，议长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可是，大家对他的提议不予理睬。这位年轻的议员非常生气，他掉过脸来，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开始阅读。等到人们安静下来，他又第一个站起来说：“解放之战时，我还没有出生。对此，我无能为力，只能深表遗憾。然而，今天在这里，我听到了你们的发言，便不再心存遗憾。因为在你们看来，普鲁士之所以成为奴隶，是你们自己心甘情愿的，而不是外国人要求你们这么做的。”

当然，他的这番话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说：“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让自己变得如此无理可笑，真是令人费解。”他的一位曾得过铁十字宝星勋章的亲戚对他说：“虽然你是对的，但这种话不应该由你说出。”布兰肯堡说：“在这里舔食过血的狮子，很快就要换个腔调大吼了。”当时还很年轻的历史学家济伯尔也在报上撰文批评俾斯麦，说他在演说中不该用这种方式区别维新和自由。

在包括布兰肯堡在内的所有的批评家眼中，济伯尔的批评是相当正确的。

但是在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俾斯麦之所以为自己制造如此大的一个笑柄的原因。实际上，原因就在于，只要是天才，他在与群众首次相遇时，常常避免不了与人们发生冲突。他提前准备好演说词的举动，恰好说明了他对自己没有把握。正是因为他无法理解当代的法律，所以他的举动才招致朋友的反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将自己的愤怒更多地指向那些仇视法兰西的人，而不是反对法兰西的人。作为议会中的无名小卒，他竟然在议员们争吵的时候第二次登台演讲，这正说明了他对这些人的蔑视。在这次斗争中，他以言行表明了自己是一个斗士。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说：“昨天我说的几句话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反对浪潮。这几句话是关于1813年人民战争的性质的，我在语意表达上确实有欠清晰之处。那些和我同党派的议员的虚荣心因为我的这几句话受到了打击，他们当然要全力以赴地反对我。他们当然会痛恨我，或许因为我告诉了他们真相……他们不但骂我年轻幼稚，还骂了我其他的话。”

他在写给乔安娜的信中，虽然柔情蜜意和从前一样，但他更多地向她汇报了自己最近的情况。当得知她生病时，他虽然也为她祈祷，但告诉她“自己不能擅离职守”。他本来答应乔安娜要在圣诞节时回去看她，结果圣诞节时他却爽约了，只是写信告诉她：“我不必解释我未能如约回去的原因……现在一些国家大事是由一张决议票来决定的……尽管我与你只相距一百几十英里，但我不能回去看你，因为我有自己的难处。你们女人真奇怪，面对面地说话要比书面谈话的效果好上很多。在赖安菲尔，我是一个闲人，只有我们结婚后，我们才能实现长相厮守的愿望。”

两人订婚几个月后，俾斯麦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就用她的丈夫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对恋人的激情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消逝。但是不久之后，他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面孔就暴露了出来——他不容许别人违抗他的意志。平生第一次，他产生了对时光的爱惜之情，声称自己是一个闲散人。他也是平生第一次把一些事情看得相当重要，他说，政治能让一个人废寝忘食，“反对党们用尽所有的手段来制造谣言，让我发怒”。虽然已经沉湎于政治中，但俾斯麦仍在不久后开始怀念那种田园式的农村生活和深爱他的乔安娜。在当了议员并工作两周后，他写信告诉乔安娜，自己对政治非常感兴趣，政治让他的人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信中，他还说：“倘若我能紧紧地拥着你，和你一起到遥远的森林里打猎，累了我们就在一个小屋子里休息。在那里，只有我们两人，我的眼里只有你那秀美的面庞。现在，我每时每刻都做着这样的美梦，我对无休无止的政治争斗产生的厌倦之情越来越强烈……倘若我能只和你在一起，那么我就不会如此渴望这些了。”

从这段话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他那自相矛盾的特点。早在自己还未体会到政治的滋味时，他就把自己想闯入社会的想法告诉了未婚妻。如今，他在进入议会后，却对在森林中打猎充满了渴望，因为那种与大自然的接近能让他放松。他的性情是那么令人捉摸不定，不管他身处怎样的职位，他都不会满意。他就是这样一个游移不定、四处游荡的闲人。

10、当选议员

当时在位的普鲁士国王是腓特烈·威廉四世。这位国王喜欢热闹、爱慕虚荣、性情不稳定。从本质上说，在人民和国家之间，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战场上的一个小丑一样。他是一个追求浪漫而头脑糊涂的人，妄想自己登上王位后就能将那些棘手的问题解决，同时还能促使东边各列强加强和法国的利益，最后和神圣联盟携手推进德意志的统一。为此，他摆出一副崇尚自由的姿态，决定履行他的父亲承诺过国人的条件。在召开首次议会时，他说：“你们将来一定会把全局毁掉。”他在应当放权给人民时，却一次次故意错过机会。他不懂现代人的精神，为人执拗又骄矜，执意相信自己是一个专制的君主。后来，他被发现出现精神病的征兆，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他得了精神病，不过，国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君主。20年后，他患有精神病的事情才被正式宣布。他向人民双手奉上一件利器，当人们敢运用这件利器时，他却转过头来威胁人民。他一面表达着自己对人民的喜爱，一面禁止人民向他靠拢。他说：“有些事情，只要君主知道就可以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俾斯麦可以说是和这位君主最不合拍的人。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1847年，俾斯麦还是经常出入宫廷。他曾陪同哈裴尔出巡。“复活节前夕，我们去探望朋友，除了宫里的人，没人敷衍我。”他在议会中发表的演说受到了那些贵族子弟的恭维，不过，国王不便恭维他，担心别人对这位最年轻的议员的独立性产生怀疑。他知道这位议员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君主的两位顾问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一个是军长，一个是主席（兄弟二人都非常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同时也是俾斯麦的顾问。这两人比俾斯麦年长20岁，其中后者是一个虔信派，曾经与俾斯麦在塔登家里见过，而且非常欣赏他。受君主的示意，路德维希把许多演讲的资料送给了俾斯麦。

此时，俾斯麦开始发愤努力，因为他既想做有利于君主的事，又想做有利于自己的事。他想通过忠于君主的行为来增强自己的势力，通过辅助君主来改变自己的前程，以暂时巩固君主权力的方式来为自己奠定将来的势力基础。当他首次和君主以相当亲密的方式接触时，他作为武士阶级的那种特有的情结便越来越深厚，这种情结最终演变成君主主义。后来，他称这种情结为“封建情愫”。

这种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培养起来的情操，其实本来就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他曾写了一封很秘密的信给自己的未婚妻。在信中，他说道：“请你在提到君主时，不要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来称呼，这是我和你都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不应该讲这些对君主无礼的话，这就如同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父母说无礼的话一样。即使君主做错了事情，我们也要牢记自己曾宣誓效忠于君主，我们应该尊重他。”在他从前的信中，他从未用过这么严厉的语气。他多次劝说他的夫人尊敬君主，就好像他的夫人屡次劝说他敬重上帝一样。他们二人各有各的信念。俾斯麦的祖先的确常常违背君主的命令，但他们绝不欺君，而祖先的血液流淌在他的血管里，因此，他一面将君主与自己的父母相比，意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怀疑君主；另一方面，他注意着这个大家族，颇具威严地高居其上，而别的人则都处于他的下面，对这个家族顶礼膜拜。今天，他所处的状况让他身为这个家族的子弟不得不这样做，但他的言行并不能抹杀他身上的傲气，他仍然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任何一个政党。尽管一些人对他采取敷衍的态度，但他身为一个批评家是不容否认的。当然，他的将来没人能知道，或许他会成为君主的顾问和指挥，但他始终是君主的臣子和仆人。

不管需要做出怎样的牺牲，这个年轻的议员都不会离开演讲台。因为不在此地，他的力量和睿智便无法展露出来。倘若议会年年召开，那么他一定要和他所厌恶的自由党投票选举。为此，他应该做点儿什么呢？当然，给君主造成麻烦是不忠的行为，因此他计划将这个重大问题放入不予表决之列。俾斯麦对于提议犹太人的问题，也不想出席表态，因为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和政府的态度不同。后来，他竟然愿意列席这样的会议，原因是，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成为极右派的众多领袖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说，针对的就是左派提出的“人民平等”问题，他称这是“令人厌恶的人道主义空谈”。

他傲慢地说道：“我不以犹太人为敌，纵使他们以我为敌，我也会饶恕他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都会爱他们。仅从我个人的意见出发，我愿意把所有的权利还给他们，除了不能让他们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中占据许多主要的席位。……在我看来，认为上帝是如何恩惠的话并不是空话……但是我仅能把那些能够带来福音的话作为上帝的意志……如果我们撤掉了国家的宗教基础，国家就会成为由许多权利偶然凑在一起的极不稳固的城墙……身处这样的国家中，我看不明白一些观念，如共产党的观念……因为我们不能侵犯人民所信仰的基督教。”

这种腔调是所有专制君主、专制大臣都具有的，无一例外。倘若俾斯麦的外祖父门肯也用这种腔调说话，他的君主也不以为怪。倘若老门肯不用这种腔调教育自己的女儿，俾斯麦的心里也不会被注入这种主义。或许小俾斯麦正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母亲的缘故，于是才最终成为一个自由派——倘若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吸收了许多反动观念！

少年时代，俾斯麦羡慕弥拉波与皮尔，曾经被拜伦的诗歌所吸引。

五分钟后，俾斯麦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传唤最底层的一个人，让他做自己的证人。“当我作为君主的代表出现时，我没想到要服从于一个犹太人。我承认，在当时的情形下，我觉得自己受到深深的侮辱。……我和底层人民有着相同的情感，身处他们中间，我不以为耻。”其实，他并不愿意服从于君主的任何一个臣民，无论对方是犹太人，还是基督教徒。尽管他本人也是君主的一个代表，但他认为，强迫自己服从君主的行为和自己的本性不相符。

他的傲气只有在与未婚妻相见时，或是思念未婚妻的时候，才会被那一刻的柔情冲淡。在未婚妻生病期间，他根本不理会那些住在赖安菲尔的基督教徒，原因就是这些人虔信上帝，认为祷告可以治愈疾病。而他则完全不相信这一套，他只相信医学，主张吃药治病。他认为药是上帝赠给人类的。

“当我的思想和你现在的生活方向日益趋同时，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我因你的悲喜而悲喜，尽管我们经常争执……因为这些原因，我很不高兴，但我仍然静静地为你祈祷，一手按在唇上，一手抚在心口。……我害怕你会变得越来越骄傲……或许你以后会更看不起并不热闹的赖安菲尔。”有时，乔安娜用这种胆怯的话语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恐惧。她甚至还用一种相当可怕的语气写道：“亲爱的，你真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热血人。”

随着婚期的日益临近，俾斯麦也越来越兴奋。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用一种很迷人的手法写道：“你盼望着我能在一个春风和煦的晚上，身穿黑色的天鹅绒上衣，头戴插着一根很大的鸵鸟羽毛的帽子，来到你的窗下轻声唱‘我们私奔吧’等（现在这些歌曲我已经很喜欢了，并且唱得相当不错）。我在中午跑来见你，身穿绿色的骑马服，手戴红色的皮手套，我用双手拥抱着你，什么也不说，什么歌也不唱，只是静静地拥着你。你喜欢我这么做吗？”不过，对于他劝她邀请几位朋友做蜜月伴侣的建议，乔安娜却拒绝了。

六个月后，他们的婚礼如期举行。在婚礼上，新娘得到了别人送的一块手帕，手帕里包着一朵白玫瑰花，这是对她的祝福。喝了许多香槟酒的新郎偶然间看到了这朵花，不等新娘解释，就鲁莽地用雪茄烟将花烧毁了。

他们过了一个长长的蜜月。像他的父亲一样，俾斯麦带着自己的新娘开始周游世界。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我真是老了，所有的新鲜景致在我的眼里都是平淡的，只有乔安娜的笑脸是我最大的快乐。”所有读过这封信的人都不会知道，此时的他只有32岁。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大的花销还在后面。我花光了手头的100个金腓特烈（币名），无奈之下，乔安娜不得不拿出她的200元。而这200元她原来是计划买银器用的。不过，不买银器也行，我们可以用瓷器喝茶，味道是一样的。而且，我们还有许多结婚礼物呢。这次蜜月旅行一共花掉了750元。按57天的旅行时间来算，平均每天花掉13元……可惜的是，在我们外出旅游期间，我的六头母牛病死了，它们都是不错的牛啊。”

他本来是一个冒险家，现在却变得老实了。现在，他在旅行时，出手阔绰，为人大方，无论是偕夫人同行，还是独自一人时都是如此。但是蜜月归来，他却计算着全部费用，并用蜜月天数57来除，以便将费用平摊到每一天。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声称自己为死去的六头母牛感到可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根据环境的变化而量入为出的人。

11、解救国王

1848年，国内的局势十分紧张，政治气味很浓。3月19日，俾斯麦正在探望一个邻居，他可能正与朋友们讨论着政治问题。这时，一辆马车突然飞驰而至。一些人从马车里走出，他们的脸上满是无法掩饰的惊恐。俾斯麦和他的朋友们得知，这些人是从柏林逃难过来的，因为柏林正在闹革命，群众将国王囚禁了起来。当时，由于没有召开议会，于是闲来无事的俾斯麦就带着妻子到申豪森过冬，要知道，这是他成婚后最安静的六个月。在最后的两个星期中，他内心非常焦急，这一点并不比别人强多少。这是由于新近巴黎也发生了乱民闹事的事件，就连国王都被闹事的乱民赶走了，这些人还宣布成立共和国。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德意志境内各处的政府罢免了一些反动派大臣的职务，任命了一些主张自由的人。可惜，此举晚了一步。3月18日，柏林的群众和军队在街上发生了冲突。随后，国王下令撤回军队。其实，国王完全不必下此命令，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害怕，并不是出于同情人民。一得到这个消息，俾斯麦就急忙赶回了申豪森。

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性命和这件事息息相关。他本来就是站在反动派一方的，那些愤怒的群众不来抢夺他的财产，不杀他，还会对谁动手呢？自然而然地，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产，身为人夫的他现在对这些财产关心备至。很显然，他要想办法保护自己的一切。而且，他身上的傲性与勇敢被这件事激发了起来，于是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攻红党。为此，他动用了武力。他马上动手，搜集自己手中所有可以用来防卫的工具。次日一早，当从市镇来到申豪森的委员们号召人们挂起黑、红、金三色大旗时，地主们就让农民们将这些委员赶走，而“农民们果然极听地主的话，马上把这些委员赶走了，甚至很多妇女都上阵帮忙”。俾斯麦将一面白底黑十字的旗帜悬挂在教堂顶上，然后命人搜集武器。他不但在自己的家中找出20杆鸟枪，还在村中搜集出50杆枪，随后还派人到市镇上购买火药备用。

接着，他带着自己那颇有胆色的夫人到附近的村子里巡视了一圈，发现大多数人愿意和他一起去柏林解救国王（因为当时流传着国王腓特烈·威廉被囚禁的消息）。他的一位自由党派的邻居对他们进行威胁，并且极力煽动农民们不要跟随他去柏林。俾斯麦对他说：“如果你敢煽动大家，我就马上开枪打死你。实话说，我如果想打死你，那么我就能说到做到。因此，你还是老实点儿，不要煽动为好。”

说罢这些话，俾斯麦又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政客，决定独自前往柏林。一路上，他首先到达波茨坦，从同党的军长们那里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军长告诉他，君主不允许他们攻占柏林，这个命令使得将士们愤恨不已。听到这些话语，俾斯麦知道这位君主实在无能至极，看来已经不能指望这位君主了，只能自己想办法做点儿事。为了让普鲁士威廉亲王发布命令，在别人的建议下，他只能去找王妃。

奥古斯塔王妃比俾斯麦大四岁，此时，她已经和亲王成婚快20年了。因为腓特烈·威廉的癔症越来越严重，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登上王位，以便取而代之。由于腓特烈·威廉没有儿子，现在又发生了乱事，于是王妃就认为自己一生的愿望都要化作泡影了，并认为这兄弟二人都没有做君主的命。虽然威廉亲王为了保命逃到了孔雀岛上，就连最亲密、最效忠于他的人都不知道他到底身在何处，这无疑给了他那美貌而霸道的妻子奥古斯塔王妃一个绝妙的施展本领的机会。这位王妃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王后之一。为此，她用自己的头颅做赌注，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她首先和自由党领袖芬克商量这件事。正在她谋划这件事的时候，君主党的领袖来拜见她，她决定在客厅里接见这位领袖，尽管这种举动非常不妥当，而且是前所未有的。

“在仆人的客厅里，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接见了我。她坚持不将她丈夫的行踪告诉我。她说她的责任就是保护自己的儿子应有的权利。而她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她认为君主和她的丈夫都没办法保住自己的地位。她的话真是别有意味。她表明自己的看法，希望她本人能在她的儿子成年前垂帘听政。”

此时，忠君的俾斯麦就站在那里。他心神不宁，非常想找到那位躲藏起来的亲王。他希望这位亲王能勇敢地反对闹事者。在仆人的客厅里，他见到了亲王夫人。坐在一张粗木椅上的亲王夫人，早已不对君主和自己的丈夫心存幻想，她只希望把这顶王冕留给自己的儿子。她将自己的这个几乎可以称得上大逆不道的计划告诉了这位议会议员，告诉了这个对她来说几乎是素不相识的人。然而，俾斯麦的计划和她的计划恰恰相反。我们不知道当时俾斯麦对她说了什么，不过我们可以从他后来提到芬克的话语中了解一二：“芬克以他的党友们的名义，或许是奉了更高阶层的人的旨意，请求我劝说议会让君主退位，将普鲁士亲王放置一边不管，估计是已经得到过他的允许。这位普鲁士王妃要求在她的儿子还年轻时由她垂帘听政。我对这个提议表示反对，同时我还对提出这个提议的人加以弹劾，认为应当以‘大逆不道’之罪对他们定罪。……后来，芬克坦然地抛开了那个计划，而且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将之抛开。他还说，如果没有右翼势力的帮助，想让君主退位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我是右翼的代表。在某家旅馆的楼下，我和他会面了。我们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商谈，不过所谈内容不便诉诸笔墨。”

最后这句话写于事后40年，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出许多重要的东西。当然，那个老家伙是不会将这些重要的东西轻易说出来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之所以在结束时这么说的原因。“我绝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威廉皇帝，即使我和奥古斯塔王后成为死敌，我也从没把这件事说出来——然而，要对一件事保持缄默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它对我生平养成的责任心和性格，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奥古斯塔王后是一定不会宽恕这位议员在政治上的贞节问题的。

俾斯麦之所以对君主忠心耿耿，并不是由于个人的私利。诚如上文所描述的情况，那只是俾斯麦效忠的第一次举动，或许这也是此后众多举动中最重要的一次，而且此时他正处于非常瞧不起腓特烈·威廉的时候。在此危急时刻，他的理性被他心中的众多情感所压制，因为他的情感来自于胆识、愤慨和武士的遗传傲性。倘若单纯从环境来说，在芬克看来，俾斯麦的计划是“一种政治上所必需的、需要精心谋划的办法”。事实上的确如此，芬克说得非常正确。处在当时那个革命的时代，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俾斯麦其实不一定要这么做。倘若他拼命效忠君主和君主的弟弟的话，他就不会得罪奥古斯塔王后。如果他扶持王后，王后会给他什么回报呢？

据俾斯麦自己的记录，此时，王室的命运就掌握在他的手中。倘若保守派赞成腓特烈·威廉退位，那么这个党派的决议就会决定整个时局。而议会的议员们绝大多数是自由党派，他们当然欢迎采用这个方法。不过，倘若这样，腓特烈亲王是绝对不会登上王位的，因为他的儿子腓特烈年满18岁就可以做普鲁士王，不用等到58岁。然而，俾斯麦无法预料腓特烈将来的发展，也不能预料自己将来的发展，所以，他决定走自己的路。第一次是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客厅里，第二次是在位于莱比锡大街的旅馆的楼下。这两次决定铺就了他后来的道路，也影响了普鲁士的历史。

他不愿意废除现任君主腓特烈·威廉，只是想对其行动加以限制。当天，他让腓特烈·查理亲王命令军事长官们带兵进入柏林，结果由于带兵的军长不听从命令（俾斯麦也劝他只听从君主的命令），俾斯麦不得不亲自赶往柏林，想尝试再次激起腓特烈·威廉的斗志。到了京都后，他剃去胡子，戴上一顶宽边帽，在帽子上插上一个徽章，同时，因为想和君主见面，他还穿上了一件礼服。由于他的装扮太过奇异，所以街上的人看到他就喊：“瞧，又一个法兰西人来啦！”事后他告诉我们，当有人要求他为那些正在作战的人捐钱时，他大声说：“一杆大铳会吓倒你吗？你们竟然给这些杀人犯捐钱。”在市民的防御处，他遇到了自己认识的一位裁判官。虽然他剃掉了胡子，但这位裁判官听到他的声音，转过头来看到他时仍然认出了他。他喊道：“俾斯麦呀，你的装扮很难看。你看，这里闹得太厉害了。”

因为守宫门的人不让俾斯麦进入，他无奈之下只好在一张碎纸上把想告诉腓特烈的话写下来。在这张纸上，他说在普鲁士的乡下，没有人愿意帮助革命（当然，他并没有确切的消息，只是用这几句话安慰这位君主），只要腓特烈·威廉离开京都，他还是君主。

尽管俾斯麦为此花费了许多心血，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最后，他不得不回到萨克森，让那里的总司令和波茨坦的军队互通消息。当他来到马格德堡后，有人劝他马上离开，理由是他如果在这里停留，他们就不得不以大逆不道罪拘捕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申豪森。后来，他忍住怒气，和一个农民代表一起再次来到波茨坦，因为这个代表要亲自和那里的军长说话。到达波茨坦后，他听到腓特烈·威廉和守卫的军官们说他此时感觉到自己在市民的保护下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安稳。俾斯麦在后来的报告中说：“军官们听了这句话，都喃喃自语，同时还有刀出鞘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在普鲁士的军官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们也希望这种声音永远不会被听到。我很伤心，不得不回到申豪森。”

原来怀着一腔热血反对革命的俾斯麦，此时不但懊恼而且失望。三月间爆发的动乱，竟然使得政府提议选举法律，而自由党政府竟然将这一法律提交议会予以表决。俾斯麦力排众议，最终删去其中许多恭维这些暴乱者的话语。他的这种举措让人心稍微安定下来。随后，国王又颁布新政纲，在其中提到了德意志问题。国王声称普鲁士一定要在德意志做事。对此，俾斯麦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以后慢慢再说。当国王决定实施新纲领时，他突然出现在演讲台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反对这个新纲领。当时，他仿佛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说话也吞吞吐吐。

开始时，他力赞国王的政纲，随后他又说：“我反对这个诏令的理由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事变。对于这件事，我心中的懊恼之情要远甚于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是，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手段都已经回天乏术了。如今，我们的君主还在自掘坟墓……如果有一条新的道路可走，而这条路又能让德意志诸邦联合起来，那我将对开创这条道路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然而，现在我却不能……”

说到此处，他突然大哭起来，以至于声音哽咽，无法继续说下去，不得不在话未说完时就走下演讲台。

当他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一种颓废的状态快把他击垮了。当他听说腓特烈·威廉和民众讲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自己所有的艰辛和努力都白费了。不过，他还是不相信这一切。同时，他凭着政治家的远见，意识到要将诸邦统一起来，并不是现在就能实现的，也不是用这种方法就能办到的。在他以一个辞令家的派头发表的演讲中，充满了明显的怀疑态度。他对那些创建新功的人表示感谢，转过身来就可以冷漠地批驳自己。此时，他的感觉似乎总在和自己过不去，他仿佛已经不敢面对前方的黑暗。这些天的激情和伤心全部涌上心头，他不由得放声大哭，然后走下了演讲台。

12、再次当选

两个月后，躲藏在英国的威廉亲王才回来。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俾斯麦就早早地在一个小车站等候他。尽管俾斯麦将自己小心地藏在人群中，亲王还是将他认了出来（原来，亲王夫人把自己和俾斯麦商讨的事情告诉了他，当然，她并没有把自己策划的事告诉他）。亲王穿过拥挤的人群，直接走到俾斯麦面前，拉着他的手说：“我清楚地知道你为我耗费的心血，我将永远记住你。”就这样，两人第一次同心协力地拉起手来，而这一切竟然是因为一场很奇特的误会。

亲王请俾斯麦到巴贝尔斯贝格宫去，他从俾斯麦的口中得知，在3月间发生的叛乱中，君主竟然禁止军队出动，因而导致士兵都很愤怒。为此，当时还有人作了一首诗来讽刺这件事。俾斯麦把这首诗大声地读给亲王听，诗的最后几句是：“从此以后，我们不是普鲁士人，以后全都是德意志人。”“黑鹰旗受辱卷起而逃，新的黑红金三色旗高高地飘扬着。沙洛略的光荣已被深埋于坟墓，废掉一个君主——这不就是同一个世界宣战吗？我们不想去追寻堕落的明星所走过的路。事情就是这样，亲王，您会为这一天而悲伤。您会知道普鲁士人永远都是忠于您的。”

听到这里，亲王悲从中来，痛哭了一场。此后还有一次，两人相见时又禁不住痛哭失声。这是两个颇具胆识的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他们竟然这样动情，这说明两个人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二人的脾气相同，只能说明在紧要关头，他们两人所采取的行动是一样的。这时，威廉已经50多岁了，在此之前，他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舒适生活，也从来不曾遇到过如此严重的阻碍，当然，少年时代的一些烦心的琐事和不成功的恋爱除外。现在，他在成功地躲避了这场灾难后，才明白俾斯麦所说的关于一个军人的歌曲的报告是自己所听到的第一句真话。

7月，俾斯麦仍旧像从前一样大胆进谏，然而一些事情令他伤心极了，他不再愿意入宫见君主。当时，君主派遣自己的一个贴身仆人去旅馆传他入宫，俾斯麦借口自己的夫人生病，马上离开那里回到了乡下。随后，君主又派一个副官去请俾斯麦的夫人进宫吃饭，这在这位君主的统治历史中还是首次。君主专门从宫中调了一名信差供俾斯麦调遣，让俾斯麦可以随时知道乔安娜的身体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不得不再次步入宫门。一次饭后，腓特烈·威廉和俾斯麦在无忧宫的平台上散步，君主很和蔼地问他：“你所在的乡下如今情况怎样？”“陛下，一切都不好。”“我原本以为你乡里的民情还不错。”“民情本来是不错的，可惜因为实施了您颁布的法令，于是乡间开始提倡革命，结果情况越变越糟。可见，您的帮助是无济于事的。”

后来据俾斯麦记载，王后听到这番话就从隐蔽处走出来斥责他：“你怎么能这样和我们的君主说话？”但是腓特烈·威廉说：“艾丽斯，请你走开，我自己会处理这些事情的。”随后，他又问俾斯麦责备他的原因。俾斯麦回答是因为君主主张“退出柏林”。“要知道，我当时并不想退出柏林。”此时，王后又过来打岔说：“你不能在这件事上责怪君主，他为此三天三夜都没睡觉。”“这件事，没有人比立法议会的少年们听得更清楚的了……最好的办法不是责怪君主，要想重整江山需要的是帮助、克己，而不是吹毛求疵的批评。”

此时，这个被邀请到宫中的贵客听到这种腔调，忽然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保护自己的利器，彻底被对方打败了”。

这是俾斯麦和一位普鲁士王首次谈论政治。就当时的事实而言，俾斯麦凭着自己当时所处的地位并不难达到目的，因为他在批评君主时，所倚仗的是自己君主党的资格。不过，从形势方面而言，他当时的处境却是很为难的，因为他入宫的本意就是想责备君主，因此他也一定不会受到君主的善待，他输掉的结果是必然的。不久之后，在格拉赫推荐俾斯麦做一部的大臣时，腓特烈·威廉在奏折上批示：“此人要等到短兵相接时再用。”倘若从政治角度分析，这句话不是很正确，但在当时当地，这句话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俾斯麦就是一个不管采用什么办法都要尽全力保全他的阶级的人。

当时，贵族地产可以不纳税的规定在别的地方已经被取消，等到普鲁士政府也想这样做的时候，俾斯麦就故意夸大其词地写信给君主：“这种做法，称之为霸道无理并不过分，因为只有霸道的帝王和侵略者才会做这种事情。这是不合法律的蛮横的事情，其目的是专门反对那些数百年来对君主忠心耿耿却又手无寸铁的阶级的子弟。我们会和大多数普鲁士人民请求陛下在上帝面前、在我们的后代面前承担起这份责任。如果我们看到有‘公道’之称的君主的父亲的名字被写在诸条法律的下面，那么这些法律将表明要舍弃这些普鲁士王所走过的道路，也就会使各位普鲁士王得到无瑕的美名，使无忧宫的磨坊变成一座历史的华表。”就这样，他用恐吓的话语、最不讲理的精神来反对君主。实际上，这位君主的父亲并没有这个称呼。

与此同时，俾斯麦在自己发表的几篇反对革命的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反对进步派和革命派的立场。此外，他还是新成立的田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田产党的机关报《十字报》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几年他还在此报上发表了许多社论）。他努力争取以便能被选入普鲁士国民会，成为其中的会员。等他失败后，他就努力策划一些阴谋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11月，国内发生了政变，议会被强行解散。其实早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就用尽办法以图保住自己的地位。当时，他在写给他的夫人的一封信中，以颇有些强词夺理的态度写道：“我不需要在这里等候什么，也不需要保护自己以便使自己免于冒不必要的危险……如果真要闹出什么事情来，那么我想我应该留在君主的附近。你大可不必为我担心（我是带着点儿懊恼的情绪说这几句话的），因为那里很安全。”

随后，他竭尽全力地争取再次获得被选入的机会。为了竞选，他屈尊向外界大肆宣传自己的优点，以此标榜自己。他在写给布兰肯堡的信中说，如果他在提拉图落选，那么就请布兰肯堡劝说选民们选举斯塔尔教授替代他，他会为此感谢两轮的选举法。“如果不这样，我或许真的需要你动用手中的权力来帮我一把。我相信自己有很好的理由让你相信，在这样的事情中，你的推荐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原本可以在勃兰登堡地区为自己的选举奔走一番，不过，我也清楚，那样做成功的希望很小。”

就这样，他为了选举四处活动，然而到了1849年2月间，他所做的事仍是他最不喜欢的。那时候，为了选举，他不得不巴结所有他看不起的人，尽管这是他十分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他多么想甩手不干，“今天，我需要去认识几位选民，我的信使们也到处为我游说，其中有两个爱国演说家竟然要前往卫德……就如同在大本营一样——每隔几分钟就有信差要出发……对于你的来信，我深表感谢，这封信是昨天收到的，当时我正被400个人的吵闹声包围着。……此时，有着恶臭气味的灯光照耀着我，我在读你的信。如果我最爱的人说要我脱离这种可怕的地方，我会马上退出来。……如果我能被选上，那么一想到那种让人无法安宁的生活，那可真是可怕。……现在选民们正在投票，我对此持听天由命的态度，我很冷静地等待着结果出来。相比于此时的镇静，不久之前，我还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作一团。”

当选后，他开始想尽方法找机会赶快脱离那些人——那些他为了被选上不得不去巴结的人。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在这个星期里，我是那么鄙视自己，因为我必须去巴结那些我从骨子里瞧不起的人……选举结束后，将举行一个大型宴会。有400多人来参加这个宴会。在会上，有人唱起我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歌，‘现在我们都感谢上帝，戴上了胜利的桂冠，我们欢迎你’。有人还高唱普鲁士歌。次日，我感到非常头痛，同时，由于经常和别人握手，我的右臂肌肉非常痛。第三天，有人打碎了我的几个朋友的玻璃窗，还有人将我的几位朋友揍了，不过，那时我已回到家里同乔安娜在一起了。”这些话充分表达了俾斯麦对这些事的蔑视，他为了得到权力不得不巴结平民。俾斯麦以地主的身份与资格，尽量避免和农民们发生冲突。如今，他成了一个政客，也就更加瞧不起农民了。在他看来，农民唯一的用处不过是在选举时助他一臂之力，在反对革命时他们会成为他手中的利器。

此时，普鲁士与德意志之间的关系与地位由他的意志决定。他对他的朋友乔特尔说：“我为什么要管那些小联邦？”“我唯一要注意的事情是保护和增强普鲁士的势力！”当他在议会的时候，对于别人称他是“德意志祖国失落的儿子”的说法，他回答道：“我的祖国是普鲁士，我从未抛弃它，而且我也永远不会抛弃它。”实际上，相比于他的君主制思想，他的普鲁士主义思想更严重。由于他的君主最近宣布（有点儿迟疑）普鲁士和德意志将合为一个整体，而他对德意志统一持反对意见，这主要是由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决定的，而他的普鲁士主义思想在其中的影响极小。革命唤醒人民促成德意志统一的思想。在法兰克福，当代表们建议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建造德意志帝国时，这种想法由于君主派之间的争斗、不团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君主派的行为对代表们反对民主制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自上而下地建造德意志帝国进行了破坏。各个小邦都反对普鲁士的优势，然而普鲁士王却反对法兰克福议院的优势。

40年后，俾斯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如果那一天（1848年3月19日）胜利了，我想倘若我能巧妙地加以利用，那么德意志将更轻而易举地完成它的统一大业。如此一来，是否可以更便捷、更持久？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再去讨论啦。……从巷战中得来的统一和从战场上得来的统一是不能相提并论的……1848年3月通过走捷径得到了胜利，这是不是就可以说它所取得的历史效果和现在形式上的统一相同呢？对于德意志人，这本来就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现在的统一给人的感觉是，君主派从前可能是主张各邦独立的，现在反过来比任何别的党派更加主张联合。”

在写自己那篇即将结束的大作时，这位大人物一定会在结尾算总账。在后10年里，当我们阅读他写的这样的文章时，他那众多反省的话语不能不打动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并不想诉诸武力，因为用武力得来的结果其实完全可以不战而得，甚至可以获得得更快，结果反而会更好。街道因巷战而堵塞，人人自危，在他看来，战斗还不如在战场上进行。他似乎从未把死亡的人数进行比较，要知道发生在3月间的巷战只不过死了一二百人，而后来发生的三次战争却导致几十万人死亡。俾斯麦不曾目睹许多朝代的灭亡，因而只要统一的德意志不灭亡，他就会认为王朝覆灭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结果，他没能活到那一天。当德意志处于最危急的时候，那些一度对德意志示好的国家纷纷远离它，最后能够援助德意志的只有各个党派、各个势力。

于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俾斯麦和君主之间彻底达成了一致的意见。4月2日，无论是法兰克福代表团，还是勃兰登堡伯爵、内阁主席，都相信次日君主会接受帝位。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到了次日，君主本人发表了一篇内容空洞的演说，表明自己不会接受帝位。到了晚上，威廉亲王与那位令法兰克福人失望的领袖西姆松就他的哥哥最终是否会接受帝位展开了辩论。对此，俾斯麦也大感诧异，因为早在前一天，他们已经在议会签署了一篇劝进文字，并将其献给了君主：“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们深信，请陛下担任德意志至高无上的皇帝……我们迫切期望陛下不要忽视德意志国会的请求。”

这篇劝进文章上不但有俾斯麦的签字，还有他的亲戚克莱斯特和阿尼姆的签字，上面还有两位有爵位的大臣的签字。但这件事并不为许多人知道，而后来所有的传记作家都将此事忽略了。俾斯麦就是这样承认他所深恶痛绝的法兰克福民族国会成为德意志人的舆论机关，并力劝君主接受帝位——只因他相信他的君主要做皇帝！1849年4月2日，他在这篇劝进文上签字。也是在这一天，他认为君主太过偏于民主派，会有演说反对他。当他说到一半时，忍不住放声大哭。显而易见，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位刚出道的外交家的忠心明显有了长进。

对于君主辞去帝位不做，人们深表诧异，然而，贵族公子们却相当放心。21日，俾斯麦在演说台上说：“对于法兰克福民族国会所颁布的只为显示自己欲望的不合法律的议案（此时有很多人出来打岔，议长不得不摇铃予以制止），我认为我们应该拒绝执行。”他认为此次会议是“法兰克福造出来的无政府”，俾斯麦不愿意帮助法兰克福贪得主权。

他接着说道：“我不可能同时写两个词……一个词是普鲁士，另一个词是德意志。而且德意志民族联盟范围较窄，除了普鲁士人民，别的民族仅占少数。”

他在最后说道：“谁不想统一德意志？……但是如果得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要以牺牲这样一个宪法为代价，我却认为大可不必……要是非得牺牲的话，我宁愿普鲁士还是普鲁士……也许由法兰克福奉献的帝冕能够发出奇光异彩，但是使光彩变得真实的是制冕的黄金。倘若普鲁士的王冕是放在熔炉里重炼出来的，那么在这样的宪法里还能放出光彩吗？对此，我绝对不相信。”

1849年，俾斯麦就这样抛弃了“统一德意志”的观念，其所用的理论就是常用的归谬法，20年后，这个办法被他自己放弃了。然而，当身为大臣的拉多维茨力劝君主赞成小德意志的办法，很详细地发展他的计划时，俾斯麦就以匿名的方式在《十字报》上撰文挖苦他：“拉多维茨的声音中都是赞美自己的话，当大家为此发出如雷的喝彩声时，这个大臣就像一个从坟墓里钻出来的鬼一样，扬扬得意地慢慢地走回到自己的执政座上。”

不管是在柏林，还是在耶尔福，有关联合宪法的问题都有拉多维茨参与讨论。俾斯麦不需要做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论是关于德意志的，还是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要做的只是防备革命的爆发。他公开反对议会有是否纳税的表决权。他大声呼吁反对同英法两国进行比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元首的王冕都是通过革命得到的。他还反对自由职业和法律式的结婚，尤其反对大城市，理由是大城市是“酝酿革命的温床”。他认为：“真正的普鲁士人并不一定存在于市镇中。如果大城市又要闹革命，那么真正的普鲁士人就会强迫市镇服从，即便以牺牲一切为代价也要将市镇削为平地。”这是一种很强硬彻底的态度。为此，当他在耶尔福时，有人把他和革命派领袖弗格特相提并论。

在私下里，他对自己所在的、热心为人民办事的议院极尽挖苦之能事。他说在这个会场里，“我们祖国的命运与前途由350人决定，可惜其中竟然只有不到50人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而在这50个人中，有30个是心存奢望的，但是他们要么是没有良心的光棍，要么就是战场上的小丑，他们的心被虚荣心所充满”。他对南部德意志还存在革命活动深表遗憾，他对罗岑菲尔德说：“尽管我明知祈求上帝来保佑你的军队是靠不住的，但我仍然会为你的军队祈祷。这样一来，战争就会愈演愈烈，那样就会出现更好的结果。到那时，这个已经溃烂的疮口就会彻底愈合。……如此一来，你们所希望的一切就会出现。倘若我们动用更大的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件事当然会更好办一些。”此时，他已经完全陷入一种非基督教的深恶痛绝的状态之中。“三月之乱”的第二年，他在看过那些为自由奋斗而战死的人的墓碑后，写信对他的夫人说：“我认为后人也不应该饶恕那些死者……因为他们十字碑上的碑文，都是对自由权利加以夸大的，而此举令人和上帝深以为耻！”

俾斯麦对革命深恨不已，因为革命会废除贵族制和其他特权制度。于是，从此之后，俾斯麦就在他的名字的前面加了一个“Von”。在此之前，他所有的签字，在他的名字前都找不到这个“冯”（Von）。他曾对一个自由党说：“我是两个贵族之子，因此我应该享受属于我的地位和权利！”然而，当委员会议召开时，他却喜欢坐在反对派里面说：“我曾经一度觉得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极其沉闷乏味，现在我感觉有趣多了。”在一次演讲中，他称赞普鲁士贵族的长处，说得可谓平和而透彻。这种说法让他的演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看见许多普鲁士贵族的确拥有自己的耶拿。“……然而，当我对贵族的全部历史予以考察时，我才发觉这些日子以来，人们对贵族们的攻击是毫无道理的。”随后，他比较了贵族和君主，尤其研究了威尼斯、热那亚、荷兰的贵族，最后他得出结论，造成欧洲大多数国家局势不太稳定的原因并不是贵族，而是时代。那时，独立的贵族们遭到有权有势的王公们的压制——这种趋势曾表现在腓特烈·威廉一世说的一句话中：“我将用铁腕建立王权。”

此时，俾斯麦走上了一条与反叛祖先相通的道路，这是一条向独裁制的法治制度挑战的道路。对于他的这番话，他的那些不太聪明的同事深表诧异，因为他将自己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紧紧地联系到一起。演说结束之后，《喧声报》的相关人员曾提问：“我想问，1813年的那位俾斯麦如今在哪里带兵？”俾斯麦马上予以回答，而且是带着一种报复心理回答的。对于有关他自身的问题，他会在报纸上一一给予答复。但是关于他的祖先们的问题，这其中有四位（却没有他的父亲）是在1813年的战争中担任指挥之职的。“倘若有人说出羞辱我的祖先的话语，我就想——等我找到了反击的证据时，我再对此予以回击——因为你那有逻辑的思路和我的思路并非完全不同……我希望我能从你那里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君子必须答复另一个君子的问题。”

有时候，冲突常常在力量和基督教这两个要素之间发生。——只不过，这种事情的发生只在家庭中。俾斯麦的岳母是一个极有见地的人，也是一个极其独立的人。因此，她常常和俾斯麦发生冲突。她对匈牙利自由派的观点持赞同意见，而对雷瑙加以贬斥，就因为这个人曾用血腥手段镇压自由党，将他们的一些期望完全扼杀。对此，俾斯麦在写给岳母的信（在此之前，他仅仅在她生日时写封贺信）中特别激动地说道：“对于波顿宜的亲戚们，您满怀同情之心，但对于千千万万无辜死去的良民，您就没有同情之心了吗？如果这千万人死去，他们将留下无依无靠的妻小，而这些凄凉的景象都是叛党们造成的。他们就像摩尔人一样，为了得到自己的快乐不惜用疯狂的办法。如果是这样，就算把他们都杀死了，能够赔偿那些被焚烧的市镇、被蹂躏的州郡，以及那些被无辜杀害的人民的损失吗？当奥地利的皇帝从上帝的手中接过法律和权力时，倘若皇帝也像您这样怜惜罪犯的话，他是要担负起最后60年国体走向的责任的。您声称奥地利政府将走民主制的道路，然而您正是将合乎法律的权利与叛逆之徒相提并论。以利刃担负起保护上帝交给人民的权利的只能是符合法律的权利，而叛党们却不应该拥有，当他们企图借助于利刃时，他们就变成了杀人凶手，而且是说谎的人。所以说，虽然他们能杀人，但他们无权采用正当手段判处一个人的死罪。路德曾宣称：‘教会以外的法权，不能宽恕那些作恶的人，一定要惩罚这种人。’……我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才给您写这封长信的，请您原谅我这么做。但是您的这些话很触动我，因为如果我能执掌大权，我不希望乔安娜对我的感觉就像您对雷瑙的感觉一样。……女婿俾斯麦。”

写这封信时，这个人似乎把这封信当成了一份执政大臣的批文。然而，当他开始明白自己的前程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或者当他要尽力得到自己的地位时，他认为自己一定要练就铁石心肠，不会怜惜任何人。其实，这个人原来心肠就很软。尽管他是那么爱他的夫人，但由于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她很危险，因为他认为有其母必有其女，而这个女儿每年都要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待几个月，因此，这种影响是很可怕的。俾斯麦不喜欢独裁者就如同不喜欢自由党一样，这在好动情的乡绅社会中是很普遍的。在我们所引用的这几行信中的文字里，俾斯麦发出了警告，他以此提醒家中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力图让他们改变观点，这样自己也会心安。

13、婚姻生活

此时，俾斯麦已经成了一名职业议员。在33岁到36岁之间，他把议员作为自己的专项工作，如果有人对他的行为感到诧异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为此所做的解释，想一想他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他正是凭着强大的意志力补救了自己之前所虚度的光阴。现在，尽管他还是那么狂妄，但他天生胸怀大志，驱使他努力去争取自己要达到的地位。如今，他身体健康，能吃能喝。“我吃了如此饱的一顿晚餐……饱到了差点儿坐不住的程度。”他又说：“在临睡前，我们又吃了些香肠。吃的时候，我们用刀将香肠割开，分作三次才吃完。在这中间，我们没吃一点儿面包。我们还发现，香肠薄的那一端不如厚的那一端好吃。不过，总体来说味道还是不错的。”还有一次，他写道：“今天我吃了很多无花果，还喝了点儿烧酒。”另有一次，他写道：“随后，我在屋里到处走着吃晚饭，最后我差不多把香肠都吃光了，味道真不赖，我还喝了整罐的啤酒；现在，我写信给你，我已经把第二盒杏仁糖收起来了……其实我本来还想吃，但此时我的肚子被香肠装满了，实在没有地方可以装这些杏仁糖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俾斯麦都那么专注，那么热心。一次，他散步时走出去很远，结果回来后由于过度疲惫倒头便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时间真长，为此，他的一位要出去跑马的朋友不得不在跑马回来后小心翼翼地行动，生怕惊动了他，因为俾斯麦一旦被惊醒就会大发雷霆。有时，他也会出去打野鸡，为此花上一天的时间。“昨晚我吃了很多鲟鱼，还喝了一些啤酒。”他顶着雨出发，从1点一直走到4点，在此期间他休息了三次。“因为太过疲倦，我多次跌倒在地，无奈之下，我只好躺在湿草上，任凭雨水将我淋湿。……我发誓一定要找到一只鸡。虽然我看到几只鸡，但由于距离太远，我没能打到它们。5点钟时，我终于回到家中……尽管我挨了24个小时的饿，所幸我的胃很好，在喝了几杯香槟酒后，我就一觉睡了14个小时，一直睡到午后1点。现在，我觉得特别舒服，比出发前更舒服。我回想起上帝赐给我的那些奇异的大自然风光，心里真是无比快乐。”他在研究修辞术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羞怯。他就像歌德在30岁时说的一样，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较快乐，达到了心境安泰的地步。不过，一旦略微有些不舒服，他就表示出不满意来。后来由于自己说话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就会为此深感不安。“由于患了伤风，我从早上开始就感到不舒服……我将我要说的最好听的话忘记了，可见我有多么糊涂。”他承认，“到了晚上，如果不是疲倦到了极点，我就会感到孤独和心烦”。

他痛恨自己在柏林要过的独居生活，不过尽管如此，他还得在柏林久住，其实这完全没必要。如果他想租几间房子过冬，他不但会写信告诉夫人屋子的样子，而且连他所睡的床放在什么位置，以及所花的房租占到议员薪水的三分之一，都一一告诉夫人。俾斯麦在他的一生中相当在意自己居住的地方。“我的东西遍地都是，没有人替我打理。小宝贝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你在红帐之内安宁地共眠，什么时候才能共享我们的茶点。”

他们夫妻二人的日子过得非常安宁，他们还想再享受40年的安乐时光。他们恋爱时那种如火如荼的感情到如今并没有丝毫减少。这并不是由于乔安娜比其他女人都好，只是因为俾斯麦在娶她做自己的夫人时，他的性欲最旺盛期已经过去了，并且他将之转化为同别人竞争的力量。他们轮流写日记。结婚那天，他写道：“结婚啦！”有一次乔安娜写道：“吵了一整天，两天不说话。”他看到这句话后就用笔划掉了，然后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在另一边写道：“好天气！”有时，他会给她写信：“我们分开仅仅42个小时，我就觉得从看见你站在山顶的杉树丛里向我摇动手帕到现在，好像已经有一个星期那么漫长……我的泪水滴到胡子上，我想起从前放假后，我要回学校时的感觉。离家之前，我哭了，此后这是第一次哭。想到从前，我就要由衷地感谢上帝，因为我还有令自己难舍难分的人。”

乔安娜和俾斯麦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俾斯麦对乔安娜说：“我喜欢这个女孩，即便你生下来的是一只小猫，我还是要感谢上帝，因为生完孩子，你就不用那么痛苦啦。”乔安娜快生产时，他睡在她的房间里，因为相比于那个伺候月子的看护，乔安娜更相信自己的丈夫。“我就是这样度过自己的日子的，有时写点儿东西，有时忙着策划政治奋斗计划，其余的时间，我就充当自己的夫人的看护。我认为我会将这两件事办得很好。”

如果他的夫人或儿女们生病了，俾斯麦会特别着急。他写道：“小宝贝儿，自从孩子患了红痧症，我为此时时感到绝望不安。接到你的最后一封信时，我非常难过。最后这几天，我的脑海中出现各种可怕的可能。”当他得知奶妈的孩子死于柏林的时候，他寄了三封信到乡下，告诉家里人应该如何将这个消息慢慢地告诉奶妈，以免她因为这个噩耗影响正在吃奶的孩子。

与此同时，他那种由于爱而滋生的专制思想也在逐渐增长。在离开自己的夫人几个月后，他就不允许她在娘家待产：“你如果在赖安菲尔待产，那么就等于我们离了一半婚。我既不愿意也不能和你这么长时间地分开，因为我们分离的日子已经够多啦。”当乔安娜在给他的信中附了一封给自己的一个朋友的信时，他就要求她下次“把住址、姓名写得明白些，我只要拿起大笔简单地在住址上写‘转交你的伊丽莎白’就可以了。不管你如何喜欢她，请你在信封上书写时一定要写得冷淡些、客气些，这是习惯”。

当初俾斯麦向乔安娜求婚时，虽然他自己是否出去做事还没确定，但他曾要求乔安娜出来做事。如今他已经混迹政坛，进入社会，他却不想让乔安娜再出去工作。他在信中写道：“这样的新闻虽然能满足你的父亲的兴趣，然而你是不会理解的。”但是他在写给她的信里，把国际政治与家庭琐事胡乱地混在一起。“如果孩子跟着奶妈成长得并不好，你当然就要做你提到的事情了。……君主的政治纲领和革命并没有混杂在一起。如果君主抱定这个宗旨……显然，一切都会保持原样，因为奥地利与别的邦绝不会给法兰克福的人们让步。……我没办法整理自己的内衣，因为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零乱地放在我的皮包底下。请你不要责怪我，我保证自己在星期天一定会收拾好。”他在紧接着的好几封信中都说自己快要回家了，结果却没有回去。于是有一次，乔安娜抱怨他只顾自己在上流社会里快活，却将她一个人撇在父母那里过着沉闷的日子。他就用非常活泼的语调回答她：“不管怎样，我每天一定要吃一顿大餐、一顿晚餐，我希望你在那里也是这样。”

他这样说的大意是他可以过相当随便的生活，但是如果有人将他的家庭琐事公开，那就等于触犯了他的禁忌，他一定会发怒。俾斯麦和乔安娜婚后第三年，他们的长子赫伯特出世了。后来当他们几人一起旅行时，他感觉讨厌极了。他给自己的妹妹写了一封很可笑的信，以此发泄他的懊恼。他在信中说：“我已经可以想象，我和孩子们在车站的月台上等车，紧接着他们俩相继上了车。因为孩子太小，他们常常不能控制大小便，因此产生了极其难闻的气味，同车的人都在嚷嚷臭气熏人，乔安娜非常不好意思地解开胸前的纽扣给孩子喂奶吃，而那个孩子却只知道哭，甚至哭得脸都青了……随后，我们一人抱着一个孩子站在月台上。……昨天，当我设想到这种令人讨厌的情形时，我就决定不去旅行了。到了晚上，乔安娜因为这个原因开始对我展开攻击，她一边抱着孩子，一边用尽女人全部的手段折磨我。现在看来，我们男人之所以在天堂居住不久就被驱逐出来，全是因为你们女人的狡猾。最后我没能说服她，全家还是出去旅游了。为此，我认为自己受到了相当不公正的待遇。明年我一定会有三架孩子睡的小车、三个奶妈，还有许多孩子的被褥等。……这些就算了，可我的议员的薪水不会随着我的儿女的增多而增加！你试着想一想，我原来拥有一份多么好的家产，就因为和许多孩子的旅游，我的家产被逐渐消耗尽了！我的运气真坏！”

现在的他过着相当节省的生活，除了偶尔喝点儿小酒，他几乎没有别的花销。在写给哥哥的信中，俾斯麦说：“这里的羊毛的行情和斯德丁一样……以前父亲常常安静地坐在羊毛包上，一坐就是五天或一周。在开市的第一天，我卖了73元，原本我应该卖到75元的……”读罢这封信，谁能看出这是两个贵族兄弟在通信呢。在以后的日子里，俾斯麦还是感觉钱不够花。他本来希望得到一笔70元的款子，但结果没有得到。这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无奈之下，他只好用骑的马来驾车。把申豪森出租，他可以收入三四千元。“计划到此为止，按今年来算，修理花园需要花费103元，从现在到圣诞节，必然要有四五十元的花费。”他把这笔准确的账目送给他的夫人，“油8元8，糖、蔬菜、盐9元2”。他计算他的仆人们需要花费多少，随后又说自己的计算标准太低了，这是由于他们的一部分伙食费已经包含在园子的工钱里，因为他们吃了园子里出产的食品。他把22磅茶叶从柏林寄给夫人，他说：“如果你要算账的话，那么别忘了把邮费也算上。”

倘若他能从议员薪俸中省下几个钱，他就会快乐无比。

每逢回家时，他就如同一个放假回家的学生。“我正享受一种极为安乐的闲散日子。每天我吸烟、看书、散步、和孩子们嬉戏，不过问一切政事。我只在读《十字报》的时候，才知道一些政治消息。……我安享着这种悠然自得的居家生活。我躺在草地上看书，听音乐，等候樱桃成熟。”他的行为就如同一个都市人，劳心者的得意充满了他的全身，他哪里像一个在乡间生活了10年的人！

如果他一个人回家，那么他的快乐就只保留在前三天，而这份快乐是他在有公事时盼望的。看到新种的小树长势旺盛，他会感到高兴。过了几天，他对于乔安娜和父母住在一起感到厌烦。他也会因为女厨子很脏，一定要将她打发走。尽管乔安娜对他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但也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把许多衣服送到别处去洗。“厨房脏到了极点，更何况这个人还有精神病。”不久，他就觉得独自一人太过孤单，感到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简直痛苦不堪，而他觉得苦并不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只是由于夫人不在身边陪伴他。因此在10月里，他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给她写了一大捆信，而出现在这些信中的仍是他从前的那种腔调，他太害怕再次忍受孤独了。

“我沉闷极了，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很想辞职回到赖安菲尔，与你长期守在一起……你一定要多给我写信，即使为此花费100元的邮票钱也在所不惜。我常常因为怕你生病莫名其妙地着急，我也想念孩子们，想念儿子和女儿，尤其想见你。……我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如果申豪森没有你，那又算什么呢？卧室里没有人，童车里空荡荡的，在这个浓雾的秋天……似乎你们都离我而去了。我经常想，我在你的第二封信里会读到不好的消息。……我一个人远在柏林时，虽然是一个人，还可以过日子，这是由于每天忙忙碌碌，加上有许多人可以和我说话。但在这里不行，闷得让人发疯。从前我独自一人时，还可以忍受这种日子。”此后不久，他寄了一个包裹给乔安娜，并附信把里边是何物说了一遍：“包裹里有一件红褂子，还有给孩子们的袜子，这可都是些很漂亮的东西。……这就让我感觉你仿佛就在我的身边……我很快乐。我又想到我们之间相隔了200多英里，而且其中一半尚未通铁路。波美拉尼亚这个地方确实太大了……裁缝说那块料子只能做五条裤子，我猜那第六条才是让我穿的。上帝保佑你！俾斯麦。”

虽然他曾经享受过许多热烈而温柔的爱情，但这个令人无法猜测的人还是害怕欢乐如此短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更加鄙视世人，更加眷恋自己的妻儿。尽管在这几个星期里，他的妻儿都非常健康快乐，可他还是不放心，唯恐他们生病，为此他有时会急得发狂，倘若有两三天没有收到乔安娜的来信，他就非常紧张：“我没法儿做任何事，只能呆呆地坐在火炉边，看着红红的火焰在燃烧，心里忐忑不安，想着1000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你们病了，或者你们死了……”他又说：“猛然间，我才意识到烟已经烧到手上……今天，我首次觉得你和孩子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我的全部身心都被你们充满了。因此，我觉得自己似乎不管面对什么人，即便是我的母亲，我的表现也极为冷淡，唯一例外的只有你。如果上帝惩罚我，让我失去你，我想……我会去依恋你的父母。”他是个一贯利己的人，却那样真挚、疯狂地想抱住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甚至于想到他们死了……

基督作为他的新的信仰并没有帮助他，他信教只有三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上帝只是一种法权，他为他亲爱的妻子向这个法权祈祷，希望能够保佑她平安。他告诉他的妻子说：“在晚上两点的时候，我常常为你们祈祷，也会为拯救我的灵魂祈祷。”他这几句话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在他写给家人的信中，他在每一封里都提到了他祈求上帝保佑他的妻子和儿女们，但好像没有一封信能够给出除了祈祷之外的其他证据，以便证明他是一个信徒。“我在屋里祈祷，求上帝不要把他所赐予的东西拿走。”这是他在自己的一个孩子得病时说的，完全出自真诚的父爱。但是如果一个自称信奉基督教的人贬斥执行布鲁姆死刑的言语被俾斯麦听到了，他就会生气地喊道：“你错了，你大错特错！如果有一个仇人落到了我的手中，我肯定会毁了他，这对我而言是责无旁贷的。”

为了祝贺他的岳母的生日，他用虔诚的话语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解释了自己不信教的理由：“我只想让上帝帮我，使我不再发脾气，但是能够将我的精神与肉体合二为一的只有上帝的神恩，它能使我善的部分战胜恶的部分。如果没有这种事发生，我就不会信教。”

由于他的傲性使然，让步到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至于其他，他为的只是家庭欢乐。有一次，他的夫人生气了，他就哀求她说：“你千万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我爱你就像爱我自己……要不是因为我有你，上帝恐怕是不会喜欢我的。你是我生活的港湾，让我这条船在这里停泊。如果这个港湾对牵牢这条船感到无力，我只能请求上帝怜悯我的灵魂了。”在他的观念里，安心与信仰，结婚与祈祷，是纠缠在一起的。他期望在他的空间里，信仰和自由各占一半。

他觉得把虔诚的信仰用在女人身上是最有价值的，由此我们能够知道他肯定不喜欢在教堂中集体歌唱。他写道：“我宁可听好的教堂音乐，以便知道如何为我所祈祷的人歌唱，牧师们穿着白袍，在香炉中升起的浓烟里低吟祈祷文，这样很好。……以前布沙尔有个男孩唱诗班，他们唱圣诗时带着很俗气的柏林土腔，不用钢琴伴奏，唱得不太合节拍。”

不过有时他也想把信仰和追求个人自由结合起来，但是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常常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他被传到马格德堡做陪审员的那天，君主邀请他一起去打猎。他很想去，但是他之前答应了夫人要去赖安菲尔探望她。于是，他的内心开始挣扎，“我正在用筹码做决定，我不知道在做这种孩子气的事时，应不应该想到上帝。如果我不说谎就不能拒绝君主的邀请，但其实在我的思想里我还是偏向上帝的。我最想去见你，可我不能把它作为借口（虽然这样的借口与其他的借口没有分别），因为它不适合一个经常出入宫廷的人来说。如果我说谎，要待在这里，便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如果我说实话，那么我可以说‘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样，君主一定会对我说些什么。……一些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已经盘旋了两个小时了，现在我想把它们说给你听。你知道，我有时敢于奉行上帝的戒条，抛开不久将与你相见的想法。现在我却在想，我应该到马格德堡去，可我又很想去打猎，这就好比是一只渴了的狐狸想吃葡萄了。但是我又害怕被人揭穿自己在说谎”。最终尽管他在心中保留着不去的想法，但他还是做出了违背良心的决定，答应和君主一起去打猎。他这样写道：“或许我的堤坝总管公事到星期四还不能完成，这样我就不用陪他去打猎了。”

虽然他尝试着跳出自己的影子，但是不管他怎么决定，最终还是会后悔。他不仅志向远大，很多在少年时代就怀有的藐视依旧在他的心里潜伏着，他能够很容易地清醒过来。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他就会说：“其实我早就厌倦了这种政治生活，想和你们一起在申豪森安闲地过日子。我常常回想起我父亲生前的一些行为，在尼朴甫的时候，一次他想捉住一只狐狸，于是便很认真地要求人们和猎狗们隐藏起来，然后耐心而专注地等着狐狸出洞。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狐狸。”

虽然俾斯麦摆脱不了这样的失望，但他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活，这和上文所说的猎取狐狸的事是一样的道理。希望能与夫人在一起是他求得的唯一补偿。这让他的激情找到了发泄的地方，而且总是充满了诗意。“我们一起在天鹅池畔的茶园凳上坐下。从前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天鹅还没有出世，而现在它们的羽毛已经变成了灰色，在脏臭的鸭群中扭动着肥肥的身体游来游去。……枫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深红色，园中的小径落满了黄树叶，人们走在上面便会发出哗哗的响声……我们在这里散步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在尼朴甫的日子，那时我曾经为了打竹鸡而布下一个又一个陷阱。我又想起在那树木青绿的时光里，我们俩身在何方。”他的这种心情真正表达出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写信把卖木料的事告诉了妻子，忽然他说了让我们感到非常诧异的话：“因为我的不忍心，所以我打算暂时留着我们的小树林，不去砍里面的树了。”有时他外出打猎，却会在发现猎物时不忍心扣动扳机，他说：“因为我看到的都是母与子。”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是一个情绪容易波动的人。有一次他偶然回到他最早进入的那所学校（离开这所学校的时候他只有十几岁），当一种柔和的懊恼替代了他惯有的怀疑主义时，他发现他成年后的生活多次与他的少年时代相连接，这就是流过他心脏的“海湾热潮”。“从前这个花园就是我的整个世界，但是现在看来，它是那么小。从前我常常在这里跑得喘不过气，完全不能想象有什么事情会在这里发生。我的小花园里还种着蔬菜……我在这里架过许多空中楼阁，不过它们都坍了……我当时非常渴望能够去社会上做事，那时我眼中的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有城市，有森林，还有风风雨雨等待着我去经历……站在花园里的时候，思绪如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如果不是汉斯喊我，我想我会落泪的。……我知道这座花园仅是威廉大街里的一个小小的点儿，木篱笆之外并没有引人注意之处……尼朴甫的多恩堡也只不过才16英亩，我们有一些公务要和格拉赫军长办理。”

14、外交官之路

现在，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铁柜里，一些有关德意志统一的文件、提议被锁着，钥匙由梅特涅保管。即便这样，自从解放之战以来，那些用以激励所有的德意志爱国者的烈火仍在无声无息地燃烧着，这些革命的火种隐藏在一些很小的邦中，并不敢四处传播，因为到处都存在着随时可以将这些火种扑灭的蒸汽，这些蒸汽是从“维也纳政府制度的铅制室里释放出来的”。此时，革命的中心已经第二次从巴黎转移到德意志。欧洲人看见政治的激情竟然在德意志人之中显露，不禁非常诧异。就在此时，不只是创造自由，而且还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否则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想要把自由和统一从贵族阶级或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那些王公、军阀、大权独揽的人都对自由持反对意见。在德意志统一的进程中，存在着一个民族的障碍，那就是新德意志化的普鲁士与有四分之三不是日耳曼的奥地利的反对。因此发生在1848年的大行动，即便以许多思想做支撑，即便有着境内的帮助，结果还是因为不久之后联邦所制定的《宪法》而夭折。这部《宪法》中规定了虚伪的自由，伴随着君主派和民主派之间的争吵，伴随着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之间的争吵，民主思想最终烟消云散。

如今，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许多活动、这个会议的德意志民权书、我们的国民议院第一次所制定的法律，以及这个议会体制的许多朦胧与抽象的观念都所剩无几，只有那残留在一张羊皮纸上的断简残篇，仍让人无所适从。从最初的时候，一切就受到那些仇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人的怠工之苦，后来试图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又毫无结果。如今，备受奥地利青睐的古老联邦议院又设立起来，到1850年夏天，这个议院将开会的正式请帖发了出来。

如今的普鲁士又处于怎样的情况中呢？腓特烈·威廉四世不愿意做世袭的皇帝，羞怯地让自己整天埋头于浪漫主义中。在所谓的联邦议院里，即北德意志的小邦与中等诸邦的靠不住的联合中，集合了他的德意志领袖的权力。在受到奥地利和俄国的恐吓后，耶尔福议院就宣布解散了，并从此不愿意派人到法兰克福的联邦议院参会，此举无异于向联邦议院挑战。

然而，身为奥地利新执政者的施瓦岑堡王爵是不会容忍这种骑墙行为发生的，因为在他看来，所有在小邦里所办的事都要受到宪法的约束，这令他感到难堪，于是他就刻意将维也纳式的政府体制介绍进来。黑森由此发生了民情不服的状况。施瓦岑堡王爵就这样借助手段，使联邦议院的主力为他的选侯担保，同时对他加以保护。在革命发生后不久，这样的挑战就出现了，我们还能认为会有比这更加无礼的办法吗？作为原联邦的领袖（黑森就是联邦之一），普鲁士自然会提出抗议。于是战争的发生就在所难免了，因为普鲁士本来就是自由的保护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普鲁士几乎受到全德意志人的爱戴。拉多维茨不但是一位军长，同时也是一位在柏林的大臣，尽管他不是恺撒，只是孤身一人，然而他敢冒全部的危险。在普鲁士军队的火力范围内，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严阵以待。此时，两大劲敌相较量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这一次将决定二者之间究竟谁会成为德意志的领袖，谁会将古老的日耳曼联邦制扫进垃圾桶里。这就是发生在1850年11月间的事。

原本是民团的一位军官的俾斯麦，现在也不得不应召归队，与此同时，他又被要求去尽一名议员的职责。就在他赶往柏林的路上，一个过去的乡下地方官到他的马车旁和他交谈。这个曾经参加解放之战的人问俾斯麦：“法兰西军队驻扎在哪里？”俾斯麦告诉他，这次的仇敌是奥地利人，而不是法兰西人。这位老军人听闻此话非常失望。俾斯麦一到达柏林就去拜访陆军大臣。在拜访中，他才得知普鲁士军队的布防太松散了，一旦战争爆发，柏林一定会投降。因此他答应抢在议院召开议会之前，尽力宣传和平的观点，因为过激的演说很可能令战火燃烧得更旺，普鲁士必须采用缓兵之计。在得到陆军大臣的允许后，俾斯麦得以暂缓服兵役。

极力主战的威廉亲王对拉多维茨颇为赞赏，因为他就是在此时提出辞职的。有人猜测他当时可能将佩刀解下来摔在了国王的脚下，嘴里还说着一句粗话：“一个在意体面的人是不可能继续在陛下手下做事的。”作为参谋总长，毛奇以为普鲁士有40万人可以参战。“即便是世界上最不好的政府，也不愿毁了自己的民族。不管怎样，普鲁士将来终究是德意志的领袖。……然而，德意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可怜的民族啦！”辞职之后，拉多维茨于临终之际写下了一篇名为《1900年的眼见》的文章，其中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已经复苏的德意志出现在我面前，普鲁士做了它的领袖。法兰西一旦失去了阿尔萨斯，它就会缩回自己的自然疆界，从此收起自己的侵略之心。”这个人即使预知俾斯麦政策的结果，仍然将俾斯麦称为“普鲁士的凶神”。

为什么俾斯麦要主和呢？难道他认为普鲁士的兵力不够强大？或许他对此事也像保守派的大臣们一样，之所以迟疑是由于考虑到自由党的势力。或许他也和大臣们、国王一样，宁愿和奥地利及其反动派保持一致，也不愿意接受统一的革命观念。此时的俾斯麦接连不断地吩咐，又接连不断地取消，预备马匹、皮靴以便自己随时可以从军，这些举动表明他的内心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对自己的夫人说，7000万人的命运取决于阴谋，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倘若为了保持和平的局面，或许他应该尽自己的一部分力。“此时打仗毫无道理可言，打仗的结果只不过是让我们的政府向左多走十几里罢了。”

他突然之间成了演说派的一员。在他下星期即将进行的演讲中，他将说无意义地把几十万人卷入这场战争是一种罪恶。他忘记了自己的说话对象是谁（因为在平常的时候，他能把信写得非常自然），他说：“普鲁士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们想征服，就要为这些人而征服。倘若我们在民主党的帮助下去征服，事后民主党就会向国家展示自己的伤痕，向国家要求获取他们应得的报酬。当我想到我的傲性、我的欢乐、我的祖国将要受到波及，当我想到忠诚的普鲁士人在喝过烈酒之后因为普鲁士的体面醉倒，我就禁不住流泪！”俾斯麦是一个善于写简单明了的信件的人，他从来不会给别人写这样的信，尤其当收件人是他不熟悉的人时。给自己的夫人写这种信更是不曾有过的事情。原来，他正在为演说拟草稿！几天后，时局又危急起来，战争仿佛不可避免了，于是他吩咐人准备好马匹与器械，摆出一副听到战争就由衷地高兴的派头，并以此结束了他的信。在写给夫人的信中，他首次自称“你的永远”。有一次，他在信中对乔安娜说：“不久之前，我原计划去打仗分分心。”

“如果我们想征服，就要为这些人而征服。”这就是好夸口的俾斯麦用以反对战争的理由。此次作战的首领是普鲁士，其目的是反对奥地利，达到德意志的统一。几天后，双方在俄国的强迫下决定议和。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就像俾斯麦在晚年所解释的那样）相比于普鲁士的国王，俄国沙皇更加喜欢奥地利的少年皇帝。于是新执政的曼陀菲尔来到奥尔米茨，告诉施瓦岑堡普鲁士不再称霸啦。关闭了两年的普鲁士联邦议院将重新设立，而奥地利则准备在法兰克福充当首领。

可以说，此次所有普鲁士人都为之激动。要求革去曼陀菲尔的职务，要求宣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当然希望俾斯麦顾全国家体面的热心被煽动，因为他经常是忠于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现在经过一番倒退之后，俾斯麦无法克制自己不去痛恨对手，而这种情绪简直要毁了他！俾斯麦是一个记仇的人，他只允许和那些被征服者调解，绝不能向征服者妥协。

不久，一件琐事被他知道了，并且这件事严重地挫伤了他的傲气。当时奥地利的王爵居住在奥尔米茨旅馆的二层楼里，随身还有一大帮陪同人员，而普鲁士的代表却住在楼下，并且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这样一来，普鲁士的代表一定会被人瞧不起。俾斯麦很注意施瓦岑堡的计划——施瓦岑堡向他的朋友们供认了自己的计划，先使普鲁士屈从，随后将其毁灭，这就是奥地利的目的。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奋斗家俾斯麦出手啦！他动手的原因就在他发表的那篇普通的演说词中。在议会面前，此人公开声明自己要保护政府，保护奥尔米茨！这是他当议员时所发表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演说。

“今天大国之间打仗的理由是什么？最重要的理由当然是利己主义，而非浪漫主义，这一点和小国明显不同。……当大臣的原本可以一边轻易地鼓吹战争，一边围坐在家中的火炉旁取暖。一个大臣也可以一边轻易地在这里大吹大擂，一边却指挥手持钢枪的军人在雪地中流血，以此来决定是否可以用打胜仗的方式赢得美名……一个执政者无缘无故地要向别国宣战，这是祸国殃民的行为，战争的理由应当是在战后仍能站得住脚的，只有这样的理由才是有力量的。战争结束后，你们将以别样的眼光看待发生过的这一切。你们要敢于面对那些思考自己的田产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农民，敢于面对那些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的人，敢于面对那些儿子阵亡的父亲，你们要敢于对他们说：‘虽然你们心里非常痛苦，但是你们要和我们同乐，因为统一的宪法已经获救啦。’”

说完这些挖苦的话后，他面向左边的人说：“这下人们要说普鲁士是很体面的啦，而且最奇怪的是自由党尤其喜欢这样说。但是你们不能把普鲁士的陆军变成议院的陆军，3月19日陆军……已经被列为被征服之列。普鲁士的陆军以服从君主为天职，因此永远是君主的陆军。我们感谢上帝，普鲁士陆军的勇气无须证明……洁身自好，不和民主政治做无谓的联盟，这是普鲁士要做的最重要的事，而普鲁士的体面就在于此。”接着，他又替奥地利说话，他说：“作为德意志种族中的一个强国，奥地利非常幸运地统辖着异族，而这些异族从前却是德意志各邦军队征服的对象……我认为，作为一个古老的德国的代表与继承者，奥地利经常能很风光地将德意志的利剑为己所用。”

这些话是俾斯麦在35岁的时候说的，最后他以一句诅咒的话结尾，反对那些只是为统一宪法而流血的人，以及那些为了统一而抛弃奥地利的人——然而16年后，他自己却也为了这样的联合而流血。俾斯麦为普鲁士这样进行辩护，但是我们证明不了这番演说就是外交手段的一种，隐藏了好战与反对奥地利的计划。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君主的所有参政大臣都附和奥地利，反对打仗。他们以奥地利的维也纳是反动的巢穴作为理由。如果俾斯麦需要他们作为自己前进的利器，他就不得不与这些人并肩前进。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如果他能用一大篇演说给政府和君主提供帮助，他就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时候对他来说赢得一部分权力是最重要的。得到权力之后，他就可以倚仗这种权力，顺着自己的意志扶持国家。俾斯麦具有所有传统的贵族公子的精神与门肯氏所介绍的新思想，这些把他变成了奥尔米茨的庇护人。

他的算盘打得很好，借助这番大演说，他替自己闯开了一条当外交官的路。在国家蒙受耻辱时，他敢于袒护这样的耻辱，那么他肯定适合在联邦议院代表这个国家，因为在那里，他依然需要与奥地利合作。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制订好计划了，那时他说：“只有将事情变得极糟，才可能会有扭转的机会，像克莱斯特和我这样的人，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将会在官场上找到我们的位置。”现在他终于等到了想要的时机，演说完四个星期之后，政府派他出使安哈特。他写信给夫人说：“我选择了听天由命，没有四处走动。不过这份差使很不错。因为公爵无能，驻使基本上就能够替代他了。以一个独立的公爵的身份在那里统治应该会是很舒服的……”

以前他从来没有写过“统治”这个词。现在他就像是用粗大的铁锤奋力一击，发出的声音使得那里的森林都被震动了。不过安哈特计划失败了，这使得他对第二步有点儿犹豫，他在心里暗暗琢磨是否要辞退自己申豪森的车夫。之后他又以地主的资格设想，语带嘲讽地说：“我知道卖家产是一种草率的举动，尽管我有许多将它们卖出去的理由，但是无法在上帝面前获得通过。”

他历数自己的同党、朋友们取得的地位，提出辞去堤坝总管的建议。声明他“只愿在申豪森或赖安菲尔或尼朴甫当地方行政长官”。“……如果我们一定要在申豪森居住，那么我应该再雇一个车夫。如果我奉命去别处办事，那就不需要了，因为我用惯了一个人后就不想换。”

听到他说“办事”二字，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刚刚丢掉了自己的职位的人，现在急于找饭吃。其实他现在仍然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不过因为他常常竭力避免服从任何人，所以他是绝对不会在众人之下做事的。现在他深陷于政治旋涡之中，不再考虑过私人的日常生活。在申豪森时，他一天也离不开自己的夫人，虽然他要在那里工作，但由于他的夫人不在那里，所以对于到那里去他就表现得极不情愿。他不能离开柏林，更不能离开宫廷，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厌倦柏林和宫廷。他已经好几年不跳舞了，如今他又开始跳了。独自一人在赖安菲尔的乔安娜自然难掩心中的醋意。不过，不久俾斯麦就巧妙地安慰了她。俾斯麦告诉她，有一次跳过舞后，国王告诉他：“在最后半个小时里，王后一直在向你暗送秋波，你竟然毫不理睬。”还有一次，俾斯麦在信中向乔安娜描述了王宫的宫殿如同仙境一般，并说那里有1000个女人和身穿制服的男士。“坐在走廊的白榻上，入眼四周都是棕榈树和喷泉，耳听着优雅的音乐，眼看着下面不停地旋转的男男女女——真是如同身处仙境一般，不由得人不若有所思。”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不停地发生在他的身上，但在他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他将它们置之脑后，不予理睬，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宫廷的宠臣。他在家信中向夫人卖弄自己出入宫廷的手段：有一次，一个从俄国来的使馆武官向他传达了沙皇和皇后对他的恭维话，于是他把这些话转述给他的夫人听，最后还加上了自己的批语，“这些话虽然确实好听，但我仅希望我们两个人在这间房子里静静地坐着，而房间最好位于尼朴甫，如此一来我才会感觉更加舒服，甚至比帝王的恩赐更令人舒心”。这封信是他在勃兰登堡君主的庄园里写的，其上所写的就是这个地点的情景。其实，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俾斯麦夫妇在尼朴甫过舒适的日子，但他们也不能轻视宫廷生活。在俾斯麦看来，如果能把君主的宫殿拖到自己家中，自己就可以一边从事政治工作，一边和妻子乔安娜过着闲适的日子，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景象。终日不停忙碌的生活是他喜欢的，也是他最不愿意摆脱的。不过，他在家信中还是说自己对这种终日忙碌的生活如何不满意。这是他的特点。“现在，我将我的生活描绘给你看：星期六，从上午10点钟到下午5点钟，不停地忙碌着。先是庆祝宗教节，7点钟召开商务局长会议、阅览公文，随后去拜见曼陀菲尔，然后吃茶点，讨论一些问题，直到深夜。回家后，我还要再写两封信，这样直到午夜2点钟才能入睡。我的星期日是这样度过的：6点钟起床，7点钟至9点钟就在安哈特-博恩堡驻使一事进行磋商，接着直到11点听布沙尔讲经，和内阁大臣议事直到中午，下午外出拜访到3点，6点和戈尔茨约会，商讨一件普鲁士亲王委托我办的事，然后在书桌上写这封信直到9点，随后去见斯图堡，直到午夜1点钟才上床休息。”

1851年春天，在格拉赫军长的劝说下，俾斯麦受君主的派遣到法兰克福。格拉赫声称这件事之所以能办成，应该完全归功于他，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他在事前一定和他的朋友们详细商量过这件事，尤其是他想让自己的计划借俾斯麦之手在联邦议院中顺利通过——俾斯麦被他看作自己在政治上的弟子。俾斯麦本人对这个差事也心存渴望，他为此还思考了好几个月（他也是很努力地去争取这个差事的），因为这个差事极其重要。在普鲁士，一个人要想当官是相当不容易的。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即便你有天大的本领，要想爬到上层，仍需要打通若干秘密关节。如果有人提议你做官，只是单纯的提议就要很多次，此外还要在宫廷和内阁中打点。

现在，俾斯麦正在给他的夫人写信，信中的语言是地道的外交官用语。他是费了一番力气才得到这个职务的，不过他本人却认为纯属偶然。他得到这个差事的过程，就像从前听过的一个“捕鸟者亨利”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亨利外出捕鸟，忽然遇到一个人请他当皇帝。对于得到外交官这一职务，俾斯麦的感觉也是这样。他探望夫人后，刚刚回到柏林就提笔给夫人写信。在信中，他说：“这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法兰克福这个差事，甚至连今天的报纸上也把这件事刊登出来了，而我本人一无所知。”第二天，他又在信中写道：“原来他们派给我的是一个外交差事。……我想长久地保有这个差事，以便能将你也安顿在那里。……或许我对这件事抱有过大的期望，因此可能会失败。……对于所有不能使我享受家庭之乐的差事，我很快就要摆脱它。”他又说：“倘若我乐于接受这种束缚，那么就意味着我要失去许多人生的快乐，这其中就包括失去和你及孩子们第一次过冬和过安闲日子的希望。我们的灵魂得到快乐的事情将由上帝来决定。……我还没有把我的想法对外说明，更不想在任何一方面活动活动。”又过了一天，他在信中说：“我的可怜的小宝贝儿，我们要去法兰克福啦，当然具体的职务还没确定，只有一份薪水而已。”

后来俾斯麦在解释这件事时说，这是上帝的手在对他的命运进行安排，在此我们要用“格拉赫”代替“上帝”两个字。他在上面提到的房子和家庭，尤其是他提到的“束缚”两字，都是他内心极为真实的写照。他认为必须先在法兰克福站稳脚跟，因为他不但想过舒服的日子，还不想放弃自己乐于从事的政治工作。又过了一天，曼陀菲尔问俾斯麦是否愿意担任这个职务时，俾斯麦只简单地回答了一个词“愿意”。他一得到这个差事就将自己那暗藏已久的傲气全部发泄出来，于是他去见了君主。

“你从来没有什么外交阅历，却勇于担起这份外交责任，这充分证明你是一个胆大的人。”

“陛下把这样重大的事托付给我，正说明陛下的胆子更大。如果我不称职，还请陛下毫不留情地免去我的职务。我不能自说自话地认为凭我的能力能否胜任这个职务，这要等我试过之后才敢说。不过，既然陛下有胆量任用我，我就有胆量去执行这个任务。”

“好呀，那么让我们来试试看吧。”

此次君臣二人的谈话重点在怎样为国家效力上，但是在13年前，俾斯麦辞职的时候，他仅仅向省长的门卫打了个招呼就一走了之。今天，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从前你曾因为长官们不肯委派给我官职而说过不满的话，现在令我意外的是，我突然得到了这个差事。现在看来，这个职位是我们外交差事中最重要的一个。”尽管他在信中提到当初他的夫人对于他没官做的难过之情，不过，现在他却安详地说：“这个差事不是我求得的，而是上帝的意思，于是我只能奉行。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能去做……倘若辞去这个职务，那就意味着我缺乏胆量，于是我诚心诚意地祈祷慈祥的上帝来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以便使它们不影响我们的幸福生活，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灵魂。”又过了几天，他却改变了这些想法，吩咐人缝制一些丝绸衣服，还置办了手枪，他认为倘若缺少这两种东西，那他就不能被称为外交家。他还告诉他的妻子，他仅仅做几个月的属员，随后就可以做大使。

现在，该轮到乔安娜说不满意的话啦：“你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他答道：“在国外显然会生活得很适意，但我一想起你和孩子们在乡下，而且和我相隔那么远，我就心怀怜爱，甚至忍不住要掉眼泪。……你一定要习惯这一点，明年冬天你就要到这个大世界来。倘若你不来，我就不会感到温暖。将来的几年里，我会不时地请短假回家看你们。……我是上帝的兵，他让我去哪里，我就得去哪里……所有上帝让做的事情都必须做好。让我们怀着这样的想法激励自己吧。……我害了思乡病，我想你们，想家乡那翠绿的春天，想乡下的生活。我心情沉闷。今天我去见格拉赫军长，他用条约和君主的情形来教训我，可是我却借机从窗口看底下的花园，我看到园里的野栗树开花了，花朵在风中摇荡，我只想和你一起看。因为我看得太过入神，以至于都没听到格拉赫说的话。昨天我收到了你的信，但我并不觉得快乐，因为我在心里认为你生病了，觉得你此时正躺在床上流泪。……我在法兰克福，开始的薪金是3000元。将来我要做一位参政——其实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参政，可是现在我却要做参政了。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只想抱你一分钟，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倘若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我就会特别难过。……对于突然之间得到的这份体面的差事，我在内心深处其实是很痛苦的……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爱你！”

在俾斯麦的心中，那些相互冲突的思想不停地来来去去。上帝和爱人让他无从选择。他也不能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很多用意，尽管这些用意是合情合理的，无论在哪方面都说得过去。那么令俾斯麦感到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既不怕权力，也不怕奋斗，也许只是通往官道的阶梯让他感到可怕吧，这是他由少年时代就望而生畏的东西，尽管当时他并没有爬到最高层，他仍旧害怕，他怕他的长官，怕被强迫，怕做报告，更怕他的长官随意指挥他。他怕在此过程中自己的傲骨被摧折，因此他忽然非常想回去过真正的田园生活，这是他多年来享受不到的清福。因此他想把乔安娜搂在自己怀中以找到欢乐，可是格拉赫正站在他的身旁，正在教训他，而且还未等俾斯麦的话说完就催促他马上动身。这位新任的外交家在写给他的夫人的信的末尾附了几句话，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当时那种悲喜交加的心情：

“以后你再写信就要写明寄到莱茵河边的法兰克福，收信人是钦派普鲁士大使馆参赞俾斯麦。”

第二章　斗士

“俾斯麦的性格如烈火一般，普鲁士人并不喜欢他，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俾斯麦的存在。现在，如果他突然闯进这个狭小且有限的环境中，普鲁士人能接受他吗？对于普鲁士来说，他真的适合吗？所以到最后，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把戏。”

——施勒策

1、大使生活

“说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觉得自己对这里面的种种实在是厌倦了。……虽然奥地利人不间断地搞着各种阴谋，但是在表面上我们还是得装出一副相处友好的模样……大致看来，各个小邦派出的代表都是作风老派的专业外交家。即使是借个火这样的小事，他们也会做出外交家的姿态。他们会用外交家特有的礼貌、精心选择的字词，摆出一副友好的态度，向你索要厕所的钥匙。……如果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不被他人挟制，我就要斩草除根，不然的话我就该回自己来的地方了。……在这里，我觉得自己的才能有些被埋没，自由也被无谓地剥夺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会得到一些改变。……除非我能手握重权，不然我就无法知道我们德意志的政策是否能够实行，如果能够实行，又不知道这种实行会达到哪种程度。……根据我的观察，我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在普鲁士的外交界里，一个成年人的奢望很少能够得到满足，实际上他能办到的事情根本没多少——除非这个人是一个君主、副军长或是一位外交大臣。”

基于上述理由，俾斯麦初入外交界时，心情状态在不耐烦与厌倦、挖苦与讽刺之间徘徊。他曾经渴望的东西到手也只过了几个星期，现在他处在可以影响整个普鲁士的地位，但是他也曾经说过，一个成年人并不会觉得他所做的事是值得做的。现在的他认为他的同事们非常可笑，同时他也很想解除自己身上受到的种种束缚。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跟他说，大权直到1862年才会落到他手上，并且问他愿不愿意再等上11年的时间，他一定会立刻递交辞呈，然后回到在申豪森的家里，悠闲度日。他喜欢当君主，但是完全不喜欢当副军长。倘若这能够成真，那么他会在瞬间解决德意志的问题。

然而现在让他神伤的事情是，他有了生平第一个顶头上司。他不但要听从这个上司的命令，而且还得面对这个上司上面还有一个上司的事实。俾斯麦第一天来到法兰克福就给乔安娜写信说：“我得习惯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办事人，按着时间办事，哪个时间做哪件事，而且做起事来总得好几个小时，然后就这样死心塌地地工作到老。上帝既然把我安排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就与那些游戏和跳舞再无关联，从此做一个认真办事的人。”他这样郑重地对他的夫人说这些话语。但是实际上，他的夫人和他一样，并不相信他会变成一个认真办事的人或者一个枯燥乏味的人。他依旧是以前的那个他，激情洋溢。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永远无法安静下来，不管他在某件事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功，过不了多久他对这样的成功就看不起了。如果像浮士德那样遇上必须通过长久的努力才能办成的事，按照他那永远无法满意的性格，这件事必定会被魔鬼破坏。

俾斯麦在写给格拉赫的信中说：“去年春天的时候，如果把我派到德意志做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代办或学徒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定反而会更高兴一些。”实际上，在他看来，不管是哪种差事，比起最后的三年里整日听着他所不齿的那些代表随便说些没道理的话来，都要强得多。他是首次与这些外交官打交道，对于他们，他的感觉是“比起下议院的代表们，他们更可笑，而且也更盲目自大。……现在我深深地知道，他们在一两年或者五年之内会做成一些什么事。只要他们乖乖地待在那儿，一整天都不要胡闹，我自己就能在一天之内办成”。他之前还夸赞过柏林的气候不错，哪知道在法兰克福待过几年之后，再度回到柏林的时候他又开始生气了：“议院里发生着很多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争辩，以及令人气愤的各种各样无理取闹的事情。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想在联邦的议事堂里，以有礼的姿态做一番长长的辩驳。”

俾斯麦的心情总是这样变幻不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细致而明确，而且他还善于推理，凭着这种技能，他总能快速解决许多问题，有时候甚至比一个议会解决问题的速度还要快；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的性情是变幻莫测的，这使得他一旦办成了某件事，马上就对这件事不屑一顾。如果俾斯麦能成为一个征服世界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再征服而愁苦地死去。

现在他担心的是腓特烈·威廉会因为承受不了奥地利施加的压力而最终取消大使的派遣。如果仇敌们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在给格拉赫的信里，他还说：“我的野心并没有你的兄弟想象的那么大。……倘若给我这个职务是因为党派的缘故，如果我辞职了，别人就会以为这是因为某个有势力的人觉得我不称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很渴望得到这份差事。”他通过这种双面夹击的方法来游说格拉赫兄弟二人，他认为这两个人一定会把自己说过的话转述给君主听。不过在他的内心里，对于自己的将来，他仍充满信心。他在写给夫人的信里说道：“现在我的薪水已经达到了3000元，加上我们自己其他的进项，在这里生活是没问题的，但是节省还是必要的。如果直到夏天我还是没能当选联邦议会的大使，那我就会要求他们给我加薪。如果这样的要求无法达到，那我就不干了。”

另一方面，他的朋友们却在设法劝君主下定主意：俾斯麦今年也才36岁，一向没为国家做过什么贡献，现在所有的例案都被推翻了，居然还当选了大使。这是因为他本来是君主麾下的侠士，是君主的几位最重要的侠士的一个朋友。

现在俾斯麦首先要做的就是置办家具。这些都是他一手操办的，这是因为他的夫人缺少社会生活阅历，兼之又不在他的身边。与少年和晚年时期一样，他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服，就必须添置一些物件。作为大使，他的薪俸从21000元起，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置办了许多东西，但是他还是坚持节俭的作风。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一年前，或者六个月之前，没有人能想到我会花5000金币（每个合2先令）来租套房子。为了预备君主生日的请客，我甚至还雇用了一个法国厨师。……虽然我已经在购置家具上花费了10000到12000元，但是到现在我还是没能将家具置办齐全。在我置办的所有东西里，花费最多的是金、银、铜、玻璃、瓷器等器具。在地毯和木器上花的钱却不算多。这是因为这里吃饭的规矩是每一个盘子都要配一个叉子，这样一算，宴请30位客人的话至少要准备100副餐具。……我准备开一个有300人参加的舞会。……仆人们忙碌于准备各种东西，没有用处的花费实在是太大……更不用说必须支付给那12个仆人的工钱，这些仆人男女各半，其实我宁可管理30个乡下来的仆人。”

这是一个讲究钻营的社会，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俾斯麦那样，在开始做一件大事的时候这样从容自如。他不是一个没见过大世面的人，但他还是会细致地对使用多少副餐具进行探讨，或者跟他的哥哥说起他的老马夫，说他穿上了新式衣服就像一位伯爵一样。从他对他的哥哥说的琐事里，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的祖先成长的家庭经济不是很宽裕。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女孩子们会把他称作“世界伟人”，但是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二等乡绅，他只不过突然就受命成了国家的代表。从一开始到最后，俾斯麦始终无法摆脱他那乡绅的本色，比如说少年时他花钱大手大脚，直到后来才开始知道要节俭，他一心想着如何增加田产，尽力还清因为田产而担负的债务，然后再添置新产以及森林和村庄，来为子孙们谋取利益。在某些时候，他觉得这么做令人感到厌烦，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养成了他以后的性格。正是因为经营着这许多产业，他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经济学家，而且他做事的风格也从家长制作风转变成了国父的作风。

而他的阶级骄傲，也突然间变成了进入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的种种做派，因为这种骄傲比一位图恩伯爵的骄傲更大，这位伯爵的观点是：请法兰克福的商人吃饭是失了身份的举动。俾斯麦在给他的长官——外交总长曼陀菲尔的报告中说道：“我与那些卖家具给我的商人的太太跳舞，她们非常有礼貌，有时候我甚至暂时忘记了她们的丈夫是狡猾的商人这个事实。那位女士坐在我的对面，她是把雪茄烟卖给我的商人的太太，而之前坐在我身边的女士正在与一位先生跳着舞，那位先生前天刚把窗帷卖给我的太太。”这就是俾斯麦所做的第一件事——向不同的阶级宣战，国内政策的施行也是如此，这些行为完全符合他的个性。

实际上，明了这一切的只有他的哥哥，但是对于俾斯麦的其他事情，他不太明白。这就是他的哥哥之所以被称为“一个老实地主的俾斯麦”的原因吧。虽然这两个兄弟事先商量好了，两人的钱财要区别开来，不能混淆，也从未有证据证明当外交家的俾斯麦托他的哥哥代为经营一些事情，不过，他们相互间却不断地传递经济方面的信息。他现在任职于当地的政事局，但是向局里诉说的主要是申豪森现在的主人要求的填补款子、河堤之类的事项。“现在我收到从申豪森送来的欠租，制订了很多还债的计划，看起来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很贪婪的资本家。”在他们夫妇不断收到王公贵族们的邀请时，他却在心里计算着“赴宴时必须得带着行李和仆从，坐马车和喝酒都需要花钱，这样一算的话，为赴别人的宴席所花的钱也足够我们自己在家请客了”。接下来他又开始算计，按照自己所处的地位需要请客的次数。“请这么多次客要花上很多钱，我必须要小心地打算好，和现在相比，我从前对于钱财太不小心了。我们现在很节省，赔补上去年冬天的费用后，到七月初一，我的财政状况就可以好起来。”对于这样一笔1000元的款项，过去他是可以记在公账上的，现在却变成自掏腰包，对此他当然很不高兴。所以在这之后，面对社会上的许多应酬，他就不愿意再花钱了。这些提到宴会的话不仅存在于他早几年的信里，甚至连后来六年的信中都有。“提到这些宴会，我最讨厌的莫过于那些被切碎了的肉！如果我自己把剩肉给吃了，我的脾胃就会被弄坏，如果我宴请的男女老少帮我吃掉了，而我自己喝了太多酒，我的脾胃也会受到伤害。”

基本上来说，他觉得外交官的生活实在是称不上有滋有味。他在给岳母的信中写道：“我从早上起来吃茶点，然后直到中午这段时间都在接见大使，听雇员们向我报告公事……随后再去议会那儿，直到闭会。不过，闭会总是很晚，最早也得到1点钟，最迟的时候甚至能到4点。闭会之后等到5点钟，我或者会去骑马，或者去阅览公文。……在吃大餐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有一两位随员会陪在我的身边，而且往往我还没吃完，就有人邀请我出去。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是餐后那一段时间。乔安娜和儿女们都围着我，我可以躺在大虎皮交椅上惬意地吸烟，翻阅20张报纸。但是，等到晚上9点或者9点半左右，就有人走进来报告说，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非常不快，我痛恨社会上所说的那种快乐，为了在欧洲的上等社会中演戏，我们还得装扮好自己。在这样的宴会上，乔安娜得陪同老年妇女们闲聊，我则要与她们的女儿跳舞，抑或是与她们的父亲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每次都要到半夜，有时还要更晚，才能回家。回家之后我一般都会躺在床上看书，看到自己睡着。等乔安娜叫醒我的时候，她会问我是起床还是继续睡。”

“使馆里倒是给人一种随意的舒适感，这种感觉来自于它的乱，因为反过来，太多的礼节往往让人不自在。有一次，一个美国人，我的老朋友莫特利来法兰克福探望我，在谈话中，他提到‘这儿有好几座大房子，人们在里面待着，非常随便’，这就是其中之一。……位于后面的私宅都向着花园。在这里，人们相处得非常亲密，老老少少，祖父母们带领着小孩儿，一条小狗跟在他们身边。在这样的大宅子中，像啤酒、饮料、香槟之类的东西应有尽有，每个人都收藏着很好的哈瓦那雪茄，想吸的时候就拿出来吸上一口。他们在这里吃、喝、吸烟或者弹钢琴，悠然自得。”让俾斯麦感到高兴的是，他可以在这儿穿着他那件带花的睡衣，而且穿到很晚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能穿到中午。但是，一旦到他要出门时，他就不得不脱下这件花睡衣，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买上五件更好一些的内衣要比买十件浆洗过的内衣好得多，因为只花两元钱是不可能买到好内衣的。”

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感觉自己活得很年轻，他的朋友柏克为他画的一幅油画可以做证。在这幅画中，俾斯麦显得年轻多了。在剃了胡子之后，他脸上的苍老感就减少了许多。他曾经显得有点儿苍老，但那是在他没有当上大使的时候，现在他渐渐地恢复了年轻的样子。他之所以剃掉了胡子，是考虑到自己是外交家。虽然他对夫人说的剃胡子的理由是遵从她的要求，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塞洛德的那句示意语。当时他正要觐见沙皇，有人猜测尼古拉不喜欢胡子，所以他就剃掉了自己的胡子。坐着不动的生活会让他觉得难过，他无法习惯这样的生活。他把不满意的话说出口：“那些宴会无休无止，这使我极度讨厌，乃至达到疯狂的地步。对我而言，这简直是一种糟蹋行为。人们要敷衍到宴席终了，就不免要吃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要毁了我的肝了——我就先不提这些不良后果了。”然而当他的医生对他说，每天早上得5点起床，披上一块湿布时，他就换了一个说法：“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死得更自然的办法，我宁愿选择更自然的死法。”

他长得比较胖，只能依靠骑马、打猎来稍微减轻一些体重。如果因为公事致使他无法出去打猎，他就会经常发火：“说到底，最好的消遣方式还是打猎。森林深处的地方，没有人，也没有电线，在这样幽静的地方，我会感到格外的舒服。我想过乡下的日子，都想出了思乡病。……日渐衰老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我很希望享受这种安逸闲适的生活。”为此，他向自己的哥哥要了一匹马。“它要能把我载起来，还得长得好看点儿，我不会在意它的脾气有多大，只要它有这样好的体力就行。”他在这10年间的变化从他需要什么样的马就可以看出来。过去，他认为马匹和女人是越野越好，但是现在，他已经不想驯服什么人了。例外的情况倒也有一些，当他在丹麦狂风大作的海口外，需要在船上过一夜时，当他在匈牙利听见他的朋友们在森林里同强盗格斗时，在露天宿营时，他有时候还会带着很大的火气发着牢骚：“在让人讨厌的法兰克福，人们是无法得到这样的阅历的。”

事实上，使他老得很快的是他的新事业。从37岁到48岁，俾斯麦一直担任大使，虽然他的精力在慢慢下降，但是他变得更难应付。看着时光转瞬即逝，他变得更加敏感。在这10年间，虽然他对普鲁士所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他无法去改变什么，在持续不断的报告和公文中，他的精力慢慢地被消磨掉。他在两年之后写道：“过去，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习惯例行公事这种事情，但是现在，我在这里已经习惯了这些。……我不愿意写东西和我的懒惰都是天生的，但是现在我对自己竟然可以节制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惊讶。”只要想想过去的俾斯麦是什么模样，你就会知道现在的他受到的约束是怎样的。有一次，他外出旅行，不过是两星期没有报纸看，他就后悔自己虚度了少年时的光阴。在法兰克福待了三年之后，他又说出了他的不满意，“因为无事可做”。

日常公事是由他的雇员去办的，所以他说的事自然不是日常公事，而是政治上的事。当议员们在联邦议院里发表一些繁杂而冗长的演说时，他在一边自在逍遥地写信。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有一次，他得知要拘捕一个犯了政治罪的少年，于是他大清早就爬了三层楼去找这个年轻人，对他说：“你赶紧躲到国外去吧。”少年对他的提议非常犹豫，于是俾斯麦又说：“看起来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估计你也没钱，我资助你一些钱，你赶紧逃到国外去。不这样做的话，别人就会说外交家办事不如巡警麻利了。”还有一次是在俄国都会，使馆认识一个逃犯，俾斯麦帮他预备衣服，使他改变装束，最后让他从后门逃走——之后俾斯麦反而责备警察，说是警察让犯人逃走的！当然，这种不合法的事不太多，但是每当遇上这种事，俾斯麦那种冒险、敢为的精神就占了上风。

他的脑子在写信时转得很快，这些可见于他的雇员的说法。他们说他穿着一件绿色的睡衣走来走去，从嘴里说出一句又一句的话，语速非常快，中间还往往夹杂些批评的话。而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就会拖住一位秘书，让秘书记录他的话语，从半夜一直持续到天亮。在做人家长官的时候，他是很正直且很和蔼的。但是他受不了他的秘书拘泥于礼节，因为这会让他感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舒服。他邀请他的秘书们和他一起去打猎，一起喝酒，当然，在不大得志的时候，不管秘书做什么事情都不会令他满意。他的两位秘书在谈论到他的时候，所描述的情形基本上是一样的，俾斯麦就像训斥两个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训斥他们。有一次，一位秘书虽然接受了他的命令，但是并没有完全听从，对此，俾斯麦说：“我觉得你以后必定会后悔的，因为我知道你我二人的见解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人如果顾及体面的话，只要他负责做一件事，他就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从俾斯麦口中说出这些的话本身已经颇有威慑力了，而且他还用一种非常和气的语气说出这样的话，这种情形真让听着这些话的人感到不寒而栗。有一次，一位秘书记错了一个历史事件，他用客气而冷冰冰的语气问：“柏克的世界历史××页记录了这件事，难道你没有读过吗？”

2、政治魔方

奥地利是他们最重要的敌人，俾斯麦本人最痛恨的当然也是奥地利。他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在尚未体验过哈布斯堡朝廷的傲慢无礼时，就已经列好了全部作战计划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奥地利。俾斯麦原本就不喜欢奥地利，又因为种种原因多了一层不信任的因素，所以他就更加反对奥地利了。俾斯麦在法兰克福已经等待了12年。先后四任外交部部长都受到过他的猜度，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正是他希望取得的。他所怀疑的对象甚至包括要取代普鲁士地位的每个国家，在他的眼中，只要是普鲁士界外的德意志都是别的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奥尔米茨事件带给他的难过甚至比条约本身带给他的难过要大。他想要延缓战事，却不想通过袒护这个条约来避免战事的爆发。在这种时候，他所要采取的方针是由个人的欲望决定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自己不能居于最高职位他不是很满意，但是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亲密的样子与十几位大使坐在一起。对于一个如此自大的普鲁士人来说，主席的职位是属于别人的，而不属于他，这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对俾斯麦来说，那个成了主席的人就是他要挑战的目标。就自大和狡诈这一方面来说，图恩伯爵不输给施瓦岑堡。俾斯麦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他：“穿着一件短褂坐在主席位上……他的衣衫扣着，但是里面显然没有穿上背心，领边只露出一点儿，在讨论议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像在拉家常一样。”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极其看不起这位主席。俾斯麦说他用来思考这位令人奇怪的主席所用的是科学家的理智和冷静，但是我们对他的话并不是很相信。“图恩经常出现在俱乐部里，往往是在赌博，赌博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4点钟。跳舞也是这样，从10点钟开始，直到凌晨5点才结束，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很舒服、很享受的样子。看到他的这种样子，真不知道他这一夜到底喝了多少冰镇的香槟酒，还有那些浓妆艳抹的美艳妇女……他身上融合了贵族的冷漠和斯拉夫民族农人的狡诈，而且他身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谨慎的诡谲。”对于图恩的副手，一个男爵，俾斯麦这样说：“这个人有时候是一个极易动情的诗人，看戏看到动情处常常不由自主地落泪。表面上看来他对人很和气，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但是他喝酒常常过量。”

这几句挖苦的话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激发他这番话的是什么情形，比如说是怎样的眼神和怎样的话语。俾斯麦曾任使馆秘书一职，在任时，他曾拜访过图恩一次，还有一位柏林的官员陪同他去。因为知道俾斯麦就快要出任大使了，图恩就特意撇开他，不同他说话。出来的时候，俾斯麦因为极为不安，声音都发抖了，他对同事说：“你看见了吗，图恩是怎么对待我的？”这一次不愉快的会面基本上决定了俾斯麦与图恩的个人关系今后的发展状况。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俾斯麦以大使的身份正式拜访图恩，这次图恩只穿着内衣（因为天气热）就接见了他，他坐着抽烟，而俾斯麦也在他面前点了一支雪茄。见到这样的情景，图恩大为诧异。这次俾斯麦可以说总算是出了一口气了。等到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想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

当联邦议会召开会议时，俾斯麦却在会上做着自己的事情——写家信：“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很糟糕，因为我被两面夹击了，夹击我的就是左右两位邻居的气味。你还记得吗？甲的气味是不干净的坏牙的臭味，而且他还有狐臭。而乙呢？他所发出的气味是因为吃了太多好东西却无法消化，这种气味是外交家们经常有的。”

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有明显的唯个人意志是从的倾向，这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体现，不只俾斯麦有这种情形。表面上看来，诸邦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因为最近一些历史事件，实际上称雄的是奥地利。普鲁士在三年前离开这里，宣布要重新建立一个联邦议会，也就是说要撇开奥地利，但是现在又觉得后悔了，重新跑了回来。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奥地利的代表一定会当着众代表的面欺辱普鲁士的代表。与奥地利有诸邦的支持相比，普鲁士的所有支撑只有北德意志四个小邦的投票。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其他邦的疑虑，他们对普鲁士十分怀疑。在他们看来，强大的奥地利不会在联邦议会上压制他们，但是普鲁士就有可能这样。因此，几乎全部诸侯，也就是说全部的专制派都比较附和奥地利。

俾斯麦在法兰克福见到的种种情景，都可以证明他从前的见解，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这里的情形并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诧异的。从中年到老年时期，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奥地利与普鲁士交好“只是少年人在解放战争之后的梦想”。他来到法兰克福，原本抱着的信念是反对奥地利，但是当他发现奥地利对普鲁士抱有那么深的仇恨时，他十分讶异。俾斯麦原本想去打听施瓦岑堡关于奥尔米茨的公文，其中所说的内容如下：要么侮辱普鲁士，要么很大度地饶恕普鲁士，这种决定权都掌握在施瓦岑堡的手中。在普鲁士议院里，俾斯麦对《奥尔米茨条约》是极力袒护的，现在他一看到公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心中无名的怒火就不由得蹿起来了。

到达法兰克福六个星期之后，他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奥地利都是赌钱的骗子，推倒一切就是奥地利人的奢望，和他们交往的时候，他们的外交政策都缺少一种正确的思想进行引导，我觉得他们一定找不到真正的同盟。”

在11月的时候，他得到了首次反击的机会：“图恩伯爵说话的意思和波扎（波扎是席勒所著的一出悲剧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又想对暴君施加影响的人）一样，发明了很多大德意志民族的幻想，我现在说一些话来补充一下他的发明。我说，按照这种情况，普鲁士存在于这个世间，尤其是出现了宗教革命，原来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在过去的欧洲，这样的普鲁士是不存在的，就如同腓特烈大帝的遗产不被承认一样。在我可以说服本国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之前，必须使用武器解决这些事情。”记载这两个联盟“友邦”谈话的还有另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把所有的遮挡都撕掉了。只是让我们感到诧异的是，俾斯麦之战直到15年后才发生。

多次被扔到维也纳的这种批评性的发言，自然会使两国对彼此的猜忌不断加深。与此相对地，在格拉赫为君主大声朗读俾斯麦的一段来信时，柏林的感觉也很糟糕。那封信上说：“这一切不幸的根源是我们向奥地利让步，因为比起一个外人来，和我同床共枕的人更能伤害我，打我、毒死我，甚至勒死我……尤其当和我同床的人是一个既残忍又懦弱的人时，这种事情更容易发生。”到那个时候，即使撤回图恩伯爵，也于事无补。接替他的职位的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未调来之前担任的是奥地利驻柏林大使的职务。

比起图恩来，普罗克施-奥斯滕伯爵较有意味，他对近东的情形很了解，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欧洲人，但让普鲁士大使不安的是他有个特殊的地方。普罗克施-奥斯滕曾经多次拜访俾斯麦，而且他一坐在那儿往往就得好几个小时，来了就只是做一些与孩童嬉戏的事，未免显得太过于和气。在开会的时候，他与俾斯麦谈话的时间总是很长。“总体来说，比起和图恩的关系，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与普罗克施-奥斯滕的关系还要更坏一点儿，因为图恩偶尔还会说点儿实话，而普罗克施从不说实话。”俾斯麦接着说：“不过即使这样，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还是经常可以看出一些真实的情况。”不幸的是普罗克施一时疏忽大意，卖掉了一张写字桌，而桌子里面有反对普鲁士的文书。这几份文书都是辩论革命的草稿，即将登在普鲁士的报纸上，刊登这种言论的事一向都是民主党们做的。俾斯麦看到这种情况，就在给上级的报告里建议采用相同的攻守办法进行反击。但是如果就这些文书向普罗克施提出抗议，使这位奥地利大臣无法立足，称不上一个正确的办法。最妙的办法是“倒不如让他自己感觉地位不稳固，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我们的同盟，使我们隐而不发。让他们产生这事对他们有利的错误认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在报纸上登载普罗克施的几则假论说，然后在私下里透露，说这些东西是政府从私人手里找出的，这样可以让政府产生疑心。

俾斯麦开始着手操办这件事，他非常狡猾，但是他经常表达自己的不满，说他的对手不够真诚！与此相对地，普罗克施也是一个精于世故的人，他这样描述俾斯麦：“俾斯麦对外宣称普鲁士是世界的中心。……想要破坏我们联盟的代表人物就是俾斯麦。如果有一天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如果他佩戴的不是普鲁士的徽章，俾斯麦甚至都不会让他进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就像马基雅弗利一样清晰明了，他这个人办事太麻利，对自己的锋芒也掩饰得很好，他当然会看到自己手中的利器，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一点：他办事会一直办到底……就这样，他坚持不懈地尝试，让联邦议会什么都做不了……他甚至不惜花钱收买报馆来取得话语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应该如何去指责奥地利的不是。……他坚信普鲁士一定会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对我说过很多次，说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一定会统一的。在我的一生里，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自信的人，过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

对于普罗克施对他的这些评价，俾斯麦自己也非常认同，后来的人也可以证明俾斯麦的这些特征。只要触犯了他的普鲁士，哪怕只是极微小的地方，他也要用手枪来对付。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维也纳的勒克堡伯爵同俾斯麦发起脾气，并提出要和俾斯麦到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决斗。俾斯麦的回应是冰冷的：“我们何必去那么远的地方？这里的花园怎么样？非常宽阔，也有很多空地，这么大的地方足够我们用手枪进行决斗了。我知道离这儿很近的地方住着几位普鲁士军官，当然对你来说找出几位奥地利人来也容易得很。我唯一的要求是你要让我把这次决斗的原因写出来，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君主误认为我是一个蛮横的人，连搞外交这种事情都要用武力来解决。”说完之后他就开始撰写报告。勒克堡发现他的这些行为让自己显得像一个傻子，觉得很无趣，就悄悄地溜走了，之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到维也纳的那一次行程，让俾斯麦对奥地利的仇恨又增加了几分。全部德意志的关税联合本来是德意志统一的先声，在过去，这个关税联合是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诸邦强有力的联合，但是现在奥地利也想跻身其中，目的是挫损这种政治联合的锋芒。如果奥地利全部的小邦都加入这个联合，那么今后的关税问题和一些政治问题自然地就要听奥地利的意见。对于这些条约和约定，俾斯麦同意的只有一个商务条约，在其他问题上则毫不退让，关税问题更是没有任何变动。事情一经处理完毕，俾斯麦就马上离开了维也纳。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次大胜利，因为不管奥地利采取什么措施，耍什么阴谋，关税联合也一直采取放宽的政策，但是奥地利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在维也纳和布达，俾斯麦喜欢的永远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现年22岁的少年奥地利皇帝。在他为皇帝阅读普鲁士王的来信时，他说比起霍亨索伦，他的家族居住在玛赤的历史要更加久远。他最喜欢说的就是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他常常说弗兰茨·约瑟夫的好话，称赞这位皇帝“不但有火气、有威望，而且还善于体恤别人，他的性格爽快、坦白，而且对人很真诚，特别是在他开心地哈哈大笑时”。

君主喜欢俾斯麦，这几年下来，俾斯麦和他的长官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种种原因，他的长官曼陀菲尔非常不喜欢他。主席的内阁大臣们对于俾斯麦能得到这份差事也很不高兴，因为为他争取这份差事的是格拉赫，曼陀菲尔和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差。在俾斯麦作为曼陀菲尔的部下待在法兰克福担任八年大使的时候，他看到曼陀菲尔为政的特点是小气、冷淡、狡狯、弄权，而且摇摆不定。实际上，在军事指挥方面，比起曼陀菲尔来，俾斯麦往往更有势力，这其中属于滋扰的势力比较多。曼陀菲尔很明白，俾斯麦将来会接任他的职位，同时他也很明白俾斯麦做事既大胆又缺少耐性，所以他在俾斯麦面前不敢摆出长官的架子，也很少阻碍俾斯麦做事。不过，有时在一些小事上，他却表现出顽强的执着，让人感到很吃惊，他居然敢在君主面前反抗俾斯麦。有一次，法兰克福发来的一封电报称，应该扣留一个可疑领事的行李。为了解决这件事，曼陀菲尔召开了内阁会议，还邀请这位领事本人来宫廷参加宴会。还有一次，俾斯麦想将一位在法兰克福使馆工作的很没有人缘的属员辞退，但是曼陀菲尔不同意。在格拉赫传俾斯麦到柏林的时候，曼陀菲尔写了一封信，用尖刻的语言嘱咐他不要逗留太久。

俾斯麦说：“今年的他比去年还要懒得多，因为虽然我这边频频请示，但是柏林那边很久都没有回音，我得不到任何结果。”表面上，他们两个人很和气，彼此常常有一些私信来往，而且曼陀菲尔是俾斯麦儿子名义上的义父，但是这位长官雇用了一位名气很大的私人侦探，打听到很多俾斯麦与君主、格拉赫的书信的内容。过了几年，君主想要探问俾斯麦是否愿意担任财政大臣一职，就通过曼陀菲尔来询问，曼陀菲尔没经俾斯麦同意就自作主张地代替他答复君主说：“俾斯麦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我面前大笑。”

很多阴谋的中心就是为了整垮格拉赫，他是副军长，又是君主的朋友，地位非常重要。他需要俾斯麦的帮助来反对曼陀菲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导俾斯麦。除了俾斯麦之外，他看不起所有与他接触的人。对于曼陀菲尔，他是这样评论的：曼陀菲尔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同时还是一个靠不住的大臣。他又说君主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暂且不说他是一个无法揣测的人”。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他把君主当作一个疯子。格拉赫阅历很深，虔信教义，可以说是一个大阴谋家。他比俾斯麦大25岁，视俾斯麦为自己物色出的人才，把自己看成是他的义父。但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只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个年轻而且官阶也很小的义子就变成了一个大阴谋家，甚至比起自己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超过了君主，还超过了曼陀菲尔。只要腓特烈·威廉在位，俾斯麦就会非常小心地和格拉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倘若威廉亲王成为摄政王，俾斯麦和格拉赫的关系就不能像过去那么亲密了，因为对格拉赫，威廉亲王是不能忍受的。

俾斯麦给格拉赫写了一些信，很多信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信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在这些信里，他表达了很多政治观念。同样，他给夫人写的信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些信里表现了他的很多的家庭观念。在这些信中，存在很多活泼的思想和讽刺的话语。其中，很多信有12页印版那么长，俾斯麦经常为君主高声朗读这些信，所以说他有直接影响君主的潜力。这些信包含的力量比由他口里说出的话的力量还要大，因为它们的作者是一位公文好手，而且它们是在此人准备成熟之后才写下来的。最开始的时候，俾斯麦在给格拉赫写信时，称他为“大人”，自称为“最服从的朋友与仆人”。后来称呼改变了，变成了“所敬的朋友”，把自己称为“忠诚的朋友”。在信中，村名代替了国名，个人的姓名也变成了莎士比亚作品里面的人名，很多信的内容和语言都很活泼，有的信里记叙了宫廷生活里的许多奇闻逸事，这些并不适合人们拿来闲谈。这些信全都带有一些目的，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让格拉赫读完之后觉得有趣，也是为了间接地让君主听了觉得有意味。俾斯麦费了这么多心思，他的义父也用尽了手段，只为不让他的势力变得太大。1854年，在君主想让俾斯麦出任大臣的时候，格拉赫从中阻拦，想方设法不让他栽培出来的人在保守党中得到太大的势力。但是在别的事情方面，格拉赫以牧师自居，并为此感到很快乐。俾斯麦那时提出“要起用一个光棍汉，因为这有利于办公”，格拉赫就认为提醒他是十分有必要的。“对别人提出警告，不要因为希望得到好处而去做坏事。”在此类事情无法办成的时候，俾斯麦经常是忍气吞声，暂时压抑他高傲的本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估计他就会得罪这个在他和君主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因此，在给格拉赫回信的时候，俾斯麦通常是怀着一种非常虔诚的态度，极力让格拉赫觉得满意。

“我尽量每天同您联系一次……同时还要做祈祷，遵从上帝的旨意，因为这是上帝要求我这样做的。”他又写道，“如果没有您，我是毫无根基可言的。如果我不跟您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大概就会被人连根拔起……即使我心情愉快地为君主效劳，如果不是因为和您有真诚、亲密的消息往来，我想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不只与您共患过难……无论我开展许多活动的宗旨与目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异，都不能使我脱离您。”他又在一封信的结尾说道：“我将同您暂时分别，请您相信我对您的爱，您可以怀疑天星是个火球，但不能对此产生半点儿疑虑！”他又有一次写道：“为了君主，同时也为了您，请信任我，我必定是最可靠的。希望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您对我的信任。”后来俾斯麦也接到过这种别人对他表示效忠的信，其实，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写信人是非常耻笑的。

但是他必须架起一座可以让他得到许多梦寐以求的权力的桥，他有着远大的志向，所以为了得到君主的扶助，他会不顾一切地抓住所有的依靠。更何况，这位君主还是一位专制的君主。腓特烈·威廉在很多年里都很欣赏俾斯麦，甚至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贤臣。俾斯麦对此笑称“他把我当作他所产下的卵”。对于君主来说，俾斯麦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比如可以用他恐吓自己的阁臣，让他们乖乖地听命。同时，还可以利用他来阻挠曼陀菲尔。当君主的神经质越发严重的时候，他经常欺骗他的阁臣们，让他身边的那一党负责起草重要的文件。他不让曼陀菲尔看这些文件，却将它们送到了身处法兰克福的俾斯麦的手中。有时候，对于君主的命令，即使作为腓特烈·威廉喜欢的人，俾斯麦偶尔也会发发牢骚，对君主这种突如其来的专制表示不满，他说：“他总是犹豫不决，办事毫无规则可言，容易被秘书所左右。”

在法兰克福时，俾斯麦常常遵从君主或格拉赫的命令去柏林。有一年，他就这样在法兰克福和柏林之间往返了无数次，其间所走的路程合计大约有2000多英里。有时，他因为君主的传唤到了柏林，但腓特烈因为被公务耽误不能见他，又不让他回去。“这是学校常用的一种教育方式，多用来对付被降级后又复了班的学生。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关在了沙罗滕堡的宫殿里，幸亏送来的早饭还不错，我可以勉强接受这一切。”当君主准备派他出任驻维也纳的大使时，俾斯麦认为这跟将自己交给仇敌没什么区别，只有专门命令他去，他才会去。君主说道：“你应该自觉自愿地去，而不是等我下命令，你主动求我派你去那是对你特别的恩赐。——你应该对我这样对待你心怀感激，因为只有你才值得我费这么多事儿。”

得到了君主的恩惠的臣子，就要忍受君主那变幻无常的喜恶，这便是君臣关系的榜样！有一次，君主把他叫到某处，让他修改曼陀菲尔的公文。修改好的公文发出去之后，君主称赞了他的一些用词。但是即便如此，他还坚持让俾斯麦侍奉在他的左右，不肯让他离去。当时俾斯麦的夫人身体不适，他早就想回家去看看了，于是他没有得到君主的命令就离开了。君主知道后龙颜大怒，发电追回改好的公文，将俾斯麦改过的语句又重新改了一遍，以此作为对他的惩罚。当时的普鲁士就处在这样的统治下。

俾斯麦对于君主的喜怒无常非常了解，他不会让自己过于重视君主对自己的态度。“当我手中的权力到达顶峰时，前途将是一片光明。这时，宫廷极力善待我，大人物争相讨好我，小人物拼命求助于我，然而我很清楚这样的辉煌可以在24小时内化为乌有。接着在宫廷宴会上，我就会发现很多人完全对我不理不睬，跟在我得意时很多人巴结我的情形一样。”

五年后，他在写给格拉赫的信中说过几乎相同的话，他对于这种情况丝毫不以为奇，“情况已经变了，幸好君主看出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与众人没什么两样，不然就会有很多人诋毁我——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不用像以前那样常常召见我了，宫廷的贵妇人和小姐们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着我和气地微笑了，男人们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了”。他换了一种腔调接着往下说：“我最尊敬的朋友，你应该没有他们那么小气，倘若现在你对我的信任和从前相比浅了许多，那么除了因为我受到君主的喜爱少了一些之外，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其他的理由是什么。”

君主对他的恩宠已经越来越少，但他如今用这种若无其事的笔调来取悦一位对君主极为虔诚的大臣，他对一位有哲学思想的人说的恭维话慢慢地取代那种略微有些责备的腔调。

3、欧洲政坛新星

因为沙皇尼古拉是当时欧洲最有势力的人，所以只有他统治的庞大的帝国境内尚无战事。俄国的农奴制还未改变，从这个国家的外部看来，好像根本没有人注意它。在匈牙利闹革命的时候，沙皇能够派军队援助弗兰茨·约瑟夫，其所派的兵力足以帮助弗兰茨·约瑟夫反败为胜。从那以后，沙皇尼古拉便想控制奥地利。现在诸国正在瓜分土耳其，尼古拉首先称土耳其人是“病夫”。然而拿破仑三世不肯让俄国独领风骚，他要洗刷拿破仑一世在1812年与1814年的两次战败的耻辱。还有一个最为可笑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那个傲慢的沙皇在给他写信时使用的称呼已经不再是“我的兄弟”，而变成了“我的老表”，这一点彻底得罪了拿破仑三世。当时决定欧洲命运的往往是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而不是什么大事。1854年年初，两方势力逐渐形成，一方是即将宣战的俄国，另一方则是英、法、土耳其三国组成的联盟。奥地利由于害怕俄国的势力在巴尔干半岛得以发展，便决定加入英、法、土耳其三国联盟。这个问题也列入了普鲁士当时讨论的内容。

所有想争取自由的人都想通过加入联盟来对抗俄国。围绕在君主左右的人中也有许多主张作战，比如说曼陀菲尔，而威廉亲王则是主战派的首领。只有老保守党反对攻打俄国，因为他们说俄国在1813年时原是普鲁士的同盟，老保守党的首领就是格拉赫。到了3月，局势越发紧张，俾斯麦便被格拉赫召回了柏林。威廉立刻召见了他们。虽然格拉赫并不喜欢俾斯麦，但是他知道俾斯麦对腓特烈·威廉会产生很大的潜在影响，他能够左右这位犹豫不定的君主。更何况最近威廉和曼陀菲尔还一起做了俾斯麦的次子（后来被叫作比尔）的教父。

威廉第一个发言说：“你看，现在有两个彼此冲突的党派摆在我们面前，一派以曼陀菲尔为代表，另一派则是以在俄都的孟士德和格拉赫为代表的亲俄派。君主召你来的目的是打算让你做个公断，由于你的见解很可能会影响时局，所以我希望你在向君主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能够考虑以下因素：俄国的态度已经引起了欧洲的一致反对，它肯定会败在欧洲的手下。这也是拯救俄国的唯一途径。”

俾斯麦回答道：“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宣战。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什么？不过是为了激发一个被征服的邻国的痛恨和对报复的渴望。难道因为我们害怕法国或者说为了帮助英国，就得像印度这类英国的殖民地一样为它的大英帝国效忠吗？”

威廉亲王听后勃然大怒，涨红了脸大声喊道：“这根本就不是因为害怕或向谁效忠的问题！”从亲王的话中，俾斯麦听到了奥古斯塔的声音，由于她不喜欢自己的俄国母亲，所以她也是反对俄国的（在不喜欢自己的母亲这一点上，俾斯麦和她似乎有某些相通之处）。俾斯麦认为奥古斯塔“对于国际大事的关心远远大于对于国内之事的关心”。威廉与奥古斯塔夫妇在科布伦茨建造了一座宫殿，其豪华程度简直可以与无忧宫相媲美。

这是威廉亲王和俾斯麦在政治上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四年前，威廉亲王主张向奥地利宣战，俾斯麦却提议去奥尔米茨议和。威廉亲王认为如果派他的政治对头去法兰克福当大使，那便象征着他已经向奥地利屈服了。如今这位亲王又唯恐会被俄国侮辱。难道俾斯麦是个懦夫吗？俾斯麦异常气愤，在写给曼陀菲尔的信中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倡议的政治活动看上去就像一个高年级的小学生提出的似的。”

其实这是俾斯麦第一次跻身于大型政治活动。克里米亚战争时，他成了欧洲的一个政治家。他认为普鲁士不管怎么做，都会让奥地利坐收渔人之利。因为这一点，他不愿意“让我们敏捷而坚固的战船和奥地利那生了蛀虫的战船发生合作关系，重大的时机对于普鲁士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要大胆地（甚至是残忍地）抓住并利用这个时机。……无论怎样，事态的发展会使帮助我们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大。”要想普鲁士同意帮助维也纳，奥地利必须承认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独尊地位，但是这位犹豫不决的君主不知道该做什么。今天他同意和奥地利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明天他就会免去主持这个条约的人的职务。柏林人都这样说：“君主今晚在无忧宫里与英法两国同眠，明天早上却会和俄国一同起床。”

第二年，俾斯麦的见解与宫廷的想法分歧变得更大。他去过一次巴黎，当时并没有肩负什么特别的使命，但在回来的时候，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普鲁士很可能会与拿破仑三世联手，只要环境对普鲁士有利。他的这个想法在无忧宫遭受到极大的非议。格拉赫甚至写了一封极为虔诚的信反对“与这样的魔鬼保持同调”。君主也表露出了对俾斯麦的极度不满。后来他第二次赴巴黎，这次他是奉公办事，但那个和拿破仑三世联手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在1857年到1861年之间，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先后有过四次亲密的会谈，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极度令人吃惊。他们这次谈话是在色当会晤时发生的，当时拿破仑三世满口胡言，俾斯麦差不多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与在巴黎签署和约之后，有了一种自己是欧洲最有全权独断的人的感觉。在殿前等候拜见他的那位普鲁士使者，仿佛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虽是这样说，但他还是隆重地接待了俾斯麦，让俾斯麦非常引以为荣。其实，皇后只是很敷衍地招待了他，他却被皇帝与皇后深深吸引，他甚至说皇后欧也妮本人比她在画像上看起来还要美貌、大方，拿破仑三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和蔼的人。他说：“我愿意称赞她，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人……当然，这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欧也妮却是这样形容俾斯麦的：“他比巴黎人要好说话得多。”）俾斯麦在写这个暴发户的意外得势时，写得深具挖苦意味，很看不起他，甚至还用带有些讥笑的语气称反而正是那次革命让拿破仑三世做了皇帝。可是在公事上或与私人交谈时，俾斯麦却说着恭维拿破仑三世的话，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看出俾斯麦的本质，他是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并且是一个君主派、正统派，现在对于巴黎以及和这两个暴发户的谈话，说得最多的就是他了。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他与法国还是投不了脾气，但他能够和英国保持友好往来。虽然今天的巴黎能够使他着迷，但是相信不用多久，他就会说出法国的种种不是。不过他为什么没有说拿破仑三世的不好呢？难道是因为拿破仑三世优待他，所以他才对拿破仑三世这样热心？

俾斯麦是一个性情冰冷的人，当国内尝试革命或民主制时，他在议会中压下自己心头的怒火，以一种料事如神的态度，冷冰冰地丝毫不为道德所打动，执意坚持使用武力干涉。他知道拿破仑三世很有诚意与被征服的俄国联盟，他还知道奥地利也正努力同沙皇修好。那么，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才能使普鲁士不处于太孤立的状况，免于被毁灭的危险呢？唯有同法国联盟！法皇愿意迁就他的一半条件，承认要求以莱茵河作为边界是一件很愚蠢的事，而且声称法国只想在地中海发展。

“法兰西人很擅长陆战，却不熟悉海战。所以他很想利用海战征服法国。普鲁士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取得什列斯维希、汉诺威与霍尔施坦，然后成为二等海权国，这样才能和法国一起对英国进行牵制。鉴于这种目的，一旦我国和奥地利为了意大利发生了事端，我们便应该保持中立。我想你应该就这件事去试探一下君主的意思。”

俾斯麦说：“我十分欣喜地听到陛下对我说的这些话。首先，我能从这件事中感觉到您对我的信任；其次，我虽然是普鲁士唯一的一名外交官，但是我能够在回国后保守秘密，甚至不向我的君主透露半点儿——因为这样的提议是我的君主绝不会容忍的。其实让君主知道这些事情是很不慎重的，因为如果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会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是非常危险的。”

拿破仑三世说：“这不仅仅是不慎重，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阴险的！”

俾斯麦说：“你会深陷泥潭。”拿破仑三世知道他说的这句话的潜台词，也感谢俾斯麦能够把话说得如此坦白，并且答应他不会再提这件事情。

第一次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角，俾斯麦的表现就非常不凡。他机智，有胆识，有责任心。他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德意志的事情，在人们发现火光之前，他就已经用脚将这火光踩灭了。虽然他把奥地利看作仇敌，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虽然他已经决定说服君主与法国联盟（在所有的普鲁士大臣中，他是唯一一个有这样计划的人），但他也要坚持这样做！他对自己说道：“你现在的样子太可疑了。”——这么机智的法国人却提出这样不严谨的计划，确实让人吃惊。让我们来猜一下，难道拿破仑三世已经看穿了这个普鲁士人的新外交政策了吗？他想以坦白的话来换得对方的坦白吗？

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那他就错得离谱了。因为当俾斯麦如此坦白地说话时，那正是他在威吓人或虚张声势的时候。一旦他获得了对手的完全信任，他就不会再那么坦白了。他用这种方式回答拿破仑三世，目的就是想取得他的信任，结果他真的成功了。他果真如他答应的那样，在报告中隐去了详情。但他一回国，就将此事和盘托出，详细地告诉了君主与格拉赫。他对拿破仑三世说他是唯一一个敢于隐藏他的提议的普鲁士人，在国内确实是只有他敢于劝君主请拿破仑三世来柏林——那时，《十字报》经常刊文指责法兰西皇帝的种种不是。在俾斯麦的从政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对波茨坦的浪漫派和专制派持反对态度，也是他首次将一个党派的宗旨抛弃，却从未宣誓要忠于这一党。在给格拉赫写的一封很长的信中，他说自己有种种理由和他分道扬镳。牺牲掉专制派的基础宗旨，从一个党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政治家，他愿意将自己从前所做的决定全部抛弃。

“那个人（拿破仑三世）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容易发现别人的短处，不容易发现别人的长处，所以我很少称赞别人，也许这正是我的弱点……如果你指的是可以推行法兰西与它的正统主义的宗旨，我肯定会表示赞同，我完全可以把它置于我的普鲁士爱国主义之下。我之所以会注意法国，只是因为它会牵动我的祖国。在我看来，法国仅仅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比较重要的棋子，我们只能与它发生政治上的关系。我在下这盘棋时，心中想到的唯一使命就是为了国家和君主。我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是我的祖国的利益，我认为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其他人，对于外国人都不可以心怀个人的喜、怒、恩、怨，一旦有了这样的联系就不是忠君也不是忠国了。……在我个人看来，即便是君主也不能让国家利益受制于这种喜、怒、恩、怨之下……

“我想问你，在欧洲哪一个内阁会比奥地利的内阁更能阻碍普鲁士的发展，有哪一个内阁会比奥地利的内阁更能削减我们在德意志的势力？……从外国来说，除了英国和英国仆人，我永远都无法对他们表示同情，我至今都无法摆脱这种情感。但是我们的友谊并不被他人所接受，需要有人证明给我看，是不是能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可靠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看见我们的军队将炮弹投向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或是奥地利人，我同样会感到满意。

“在这几个国家中，从没有哪一国表示过什么，即使有所暗示，但是他们暗示的是什么？是停止革命？我们的办法，就好像如果他们不危及我们，我们就会饶恕他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他们不悔过，甚至还引以为荣，那么在宗旨上，我们也就不必提出过高的要求了。……如果我们想找革命的发源地，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英国而不是法国，除非想在罗马或德意志寻找更早的发源地。……试问在近代的政治世界中，有几个朝代不是由革命兴起的？试考虑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希腊、英国、美洲的全部共和国、巴西……就今天的德意志诸邦侯王所取得的土地来说，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皇帝和帝国……当然，还有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的产业，不过这些都无法证明来历是完全正统的。就拿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吧，我们也不能说它根本不是靠革命取得的。……即便过去的革命也不能说明这一切，只是使人像《浮士德》里的女巫一样，对于这些现象，说道：‘这里有一个瓶子，现在什么恶气味也没了，因为我有时也自己吃几口。’——可是我们还总是不够贞洁，会禁不住因为相爱而拥抱。”

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俾斯麦，就是在这里。从他写给格拉赫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他的政治生活的情况。他在82岁时所持的见解与他在42岁时所持的见解一模一样。比如自由党的侦探局如同政府的侦探局一样，办事很得力。一位议员记得这位贵族公子在几年前曾诟骂过那些在巷战革命中获得王公侯伯之位的人。他在那封信中说了些什么？他说：“原来是这样的！”“既然如此，我们都是最初革命的。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却不是革命不革命，只是以前是什么时候革命的！所谓上帝惠赐的王冕，却并非从上帝手中得来。古时候，阶级斗争与诸侯之间的竞争，人民反抗王公贵族，都会使用武力决定谁能够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今天他们仍然准备这么做！如果这样的话，一个霍亨索伦难道就能比一个拿破仑更加正统吗？一个罗曼诺夫朝的沙皇难道比一个萨伏依氏的公侯更配做帝王吗？有什么能够证明只有贵族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些权利？这是否就是一个实行阶级对抗的人首次宣布的关于帝王和贵族的真实情况？”

事实并非如此，早在七年前俾斯麦就已知道，就像今天一样。明天他会正式对此予以否认，就像七年前所做的那样，那时他想方设法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巩固自己的阶级特权。在本国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做的。在外国却不然，只要觉得有利于本国，觉得可以自由行动，就可以这样做，他对于外交事务毫无成见。在本国已断定的事在外国人看来就是感情用事；在本国被当作国家理由的事被外国人耻笑为“浪漫主义”。度量本国政策与外交政策是俾斯麦的基本观念，这需要用不同的标准来度量，我们可以说他向黎塞留学习，将这两种标准介绍给德意志。以这样的标准进行划分，会造成全部的错误，在本国的德意志人会因此而久受痛苦。不过在外国不是这样，国家的势力会随着俾斯麦自己所谓的势力的增长而增长。

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对俾斯麦的势力有个大致的概念了，感情或宗教是不会动摇他的，他的意志是专门用于增强本国势力，对许多促使19世纪欧洲前进的观念进行耻笑的。在国外，当他的意志赢得许多胜利时，在本国却正在侵犯国人的许多权利——无论什么政治家都不可以强行夺取这些权利。俾斯麦不但爱看军队炮击外国人，而且爱看军队炮击德意志人，唯一的前提就是他认为这一切有利于普鲁士。后来，就因为普鲁士的一些反叛者在管理自己的土地时不采用他的方法，他就想动用军队对其进行镇压。

4、内心的渴望

俾斯麦在君主宣召他到上议院时，就非常注意费用方面的问题，他写信跟哥哥说：“虽然这个主意非常鲁莽，但是我还是准备使用它一段时间，以便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我对政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运用这样的影响力是不是有利，是不是合适，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一直以来都倾向于否定——有时被从爱国主义和个人奢望角度出发进行的考虑所打动，我也会为实行自己的政治计划寻找机会。……我只需六个月的掌舵时间。”不久，他由于感到有些为难，所以打算避开，不求再次入选。他利用在柏林的地位，在当地的朋友们打定主意投票反对政府，或当他需要投票反对自己的朋友们时，他就默默地溜走了。

当他与几个自由党成员在柏林的一个小酒馆里相遇的时候，他就是以这样的举动作为借口的。他和他们在桌旁坐了一刻钟，事后他比较满意地说：“事实上，他们的胃口都被我搞坏了。我抓抓这个人的手，摸摸那个人的脸，很和气地应付他们。对我而言，看到他们怒视的目光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不过他与自己所在党的意见也不一致。他坚持反对破坏宪法，“因为宪法越来越向一件空空的器皿转变，里面装满了君主的人格，它不再对政府办事予以干预”。就这样，他改变了自己的战略，从前对于国内的政事，他会说很不好的，现在却总是表示赞同。他甚至还研究永远做反动派是否属于智者的行为，如果一味做反动派的结果只是让奥地利得到几个小邦，那还不如换一种自由政策以便使诸小邦能够友好地对待普鲁士。他认为虽然柏林的两院有民主制的倾向，但是让他们畅谈德意志，使普鲁士是德意志领袖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最初的设想中，他便寄希望由普鲁士做德意志首领。他说：“虽然在我的祖国，我力主推行不惜牺牲权力的政策，但是我所具有的那些普鲁士人的自利主义，让我在面对汉诺威的权力时不用承受良心的谴责。”大德意志只是一个梦想，德意志联邦的独立消逝了，要不然也很快就会消亡。各小邦的“日耳曼意志”都是空话，天边又会出现莱茵河的联盟。他问格拉赫：“你凭什么相信符腾堡与巴伐利亚两王、巴登与达姆施塔特两位大公，预备做列奥尼达？你想象得出玛克斯王在符腾堡告诉拿破仑三世，法国人的皇帝要进入奥地利或德意志只能从他的尸体上走过吗？”

目前他对于德意志的情况非常了解，因为他曾在被任命后事先声明，必须由他去拜见全部的德意志宫廷。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已经认识了很多重要人物，如王公们、大臣们、报馆的主编们，以及其他一些阴谋家，他特别喜欢与这些人结交。当他在柏林的纷扰中给家里写信时，他用的是一种在他看来非常有趣味的独身男子的腔调。

他对于旅行非常偏爱，常常孤身一人在他并不需要旅行的时候去旅行。他之所以在给夫人的信中，大多数时候都说自己渴望与夫人在一起，是因为他非常喜欢永远保留这份心境。他去过布鲁塞尔、丹麦首都、匈牙利首都、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地方，现在他终于能以一个富人的身份去旅游了。有了钱和官阶，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把他当成一个有钱的外国人来欢迎。他非常享受这种待遇。在乔安娜带着父母和儿女们在瑞士旅游的时候，俾斯麦却在诺得奈的水边躺着，嘴里吸着烟，还做着美梦，或者想着因特拉根。让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别人请他出去打猎，如在丹麦或者库尔兰。“如果我明天能够打到一只麋鹿，我应该会腾出时间去你那里。如果我打不着，就得等到要走的时候才能走开了。”

在这样的几个星期里，他享受到了极致的人生乐趣，因为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所以他在奥斯坦德非常高兴地写道：“一个人之所以敢面对着全世界的女人脱衣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材是所有男子身材的典范——虽然我基本上对自己的身材比较满意，但是我宁可到较远的只有男人们洗浴的‘天堂’去……我会像刚才说的那样，赤裸着身体洗浴，我不喜欢身上有什么湿布。”一次，在7月的一个晚上，他驾着小船在莱茵河上游玩，在月光下游泳，享受着这样的浪漫时光，他还说最好每晚都能够下水游一次。后来他在与一位朋友饮酒时谈到了卢梭与上帝的哲理。

听音乐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消遣。在乔特尔的演奏中，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不停地走来走去。虽然官场的音乐会最为他所不喜，但是乔特尔那样的演奏是他喜欢的。“音乐就像爱情，必然是自由赐予的。我无法忍受那种被困在笼子里的感觉。”因为四人奏乐太过拘束，所以他不喜欢。同时他也不喜欢变化，只有当音乐声在惬意的气氛中悄然响起时，他才会认为这是一种享受。之后他会去看书，不过他自己的影子常常会在他的眼前晃动，这是由于在演奏完后，他经常会陷入因为一生的努力而引发的哭泣之中。“……如果我能经常听到这样的音乐，我就会时常感觉勇气与自信充满了我的全身。”这样的话，他在听过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之后就说过，他在想象中看见“克伦威尔手下的一个士兵骑马迎敌，缰绳松松地套在马颈上，他大概是骑着马闯入死地的”。在听过门德尔松的音乐后，他说：“这个人肯定很难过。”在听过巴赫的一段音乐的前奏曲之后，他又说：“从一开始这个人就有点儿游移不定，他是一步步打出一条出路，最终实现自己所追求的信仰的。”

即便他这般令人难以揣度，最终仍被贝多芬折服了。他说：“我比较偏好贝多芬，因为他与我的神经相契合。”他承认：“我能被好的音乐轻易地驱向相互矛盾的两方中的一方，要么就是让我预料到将有战事发生，要么就是将我引入一种田园般的乡村美景中去。”他在那段时间里，对音乐简直推崇至极。有一次乔特尔在奏乐时，通过钢琴上的镜子看见俾斯麦经由他身后走进屋子，然后将两手伸直放在奏乐者的头上停顿了几秒钟，“然后他就站在窗户边，在我奏乐的时候，他始终静静地凝望着黄昏的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俾斯麦在这样几秒钟的忘情中，深深地放松自己，同时出现的还有他少有的温情，那神情就像他少年时代寂寞时流露出的一样。

他很少回想他的少年时代。当再次到威斯巴登旅游时，他感慨万千。25年前，他在这里过的是一种大吵大闹的生活，对于当时那些曾做过自己同伴的女友，他现在心里好像已经没有任何喜爱的意味。他说：“那时少年的香槟酒冒着的气泡都是毫无结果的，徒留下一颗空虚的心。罗琳与拉塞尔小姐现在在哪里？她们又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我在心里胡乱地猜想着。……在一个人对自己进行反省时，却不知道应该反省什么，或不想听从上帝的忠告，如何才能不在自轻和愁苦中死去，而是去忍受生活，这些我都不清楚。……我以前是怎样忍受的呢？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如果现在再让我像从前那样生活，没有上帝，没有你和孩子们，我肯定没有任何理由来远离这样的生活，这就如同脱去一件脏内衣一样。……9月间，树叶开始发黄，人则是健康、快乐的，只不过稍稍带了些忧愁，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这样的好天气时的感觉。……我现在有些想家，想森林，想湖水与草地，想你和儿女们，这些渴望和日落、贝多芬的交响曲混成一处。”

现在宗教信仰和家庭信仰相互交织在一起，比从前更加有力。当他害怕自己没有信仰时，他对于重归自己旧时的孤独中去就特别恐惧。他带着一些忧愁与一种很奇特的仇恨回顾他的少年时代，这些回忆帮助他忍受到了暮年时光。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道：“我有些害怕40岁的到来，一个人到了40岁就像是到了山顶，再往下走就会到申豪森的墓中去，但是人们还是应该相信在眼前的生活中有许多美好而重要的东西……否认自己还年轻是很困难的。一个人在写自己的年龄时，先写了一个‘3’，即便这个‘3’下面跟着一个‘9’，也还是让人充满了幻想。人生有时很像拔牙，很多时候当我们特别想拔掉它时，会很诧异地发现它其实早就已经被拔掉了。以我在法兰克福的地位来说，吃大餐的比喻更加奇妙，早早端上来的烧烤和生菜，让客人的脸上露出一些失望的神情。”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讥讽，在另一件事上却是深深的自责——尝试强迫自己忍耐与克己，这与他渴望的生活相冲突。他的浮士德性情使他不能饶恕上帝，因为他经常要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而等候。到目前为止，从前所做的事在仔细想过之后似乎都毫无价值。在他42岁的时候，乔特尔问他：“你不觉得今天的生活中的波涛，比你做学生的时候汹涌得多吗？”他思考了一会儿，答道：“并非如此。如果我可以任意处理一些事情的话，我可能会说是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我只能听从上帝的劝慰并服从于他，将毕生的精力耗费在别人的手下。”

这番亲密的谈话（在以后还有过几次），不仅表露出了他灵魂最深处的东西，而且将其对信仰的看法也揭示出来。他用忠诚扶助信仰，使二者互相支持。这时他写道：“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指引着帝王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来到上帝赐给他们的供他们享受和独断专行的地位上。要使帝王们摆脱这些东西，只有基督教才能做到。”俾斯麦刚耻笑过正统派，证明革命在欧洲所有朝代的历史上都存在过，这时他偶然间与上帝相遇，于是他便将上帝高高供起。然而，当他受到上帝的观念的阻碍时，他又会毫不犹豫地将上帝摔下来。现在当他跟他的夫人辩论时，他敢说：“如果我的仇敌饿了，我也许会乐于给他点儿吃的。但是要想让我爱我的仇敌，这种可能大约是不会存在的。即使有的话，这样的爱肯定也是非常肤浅的。”当他让那些刚接受操练不久的海军发动进攻时，他根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这时他用来充当借口的两句话是相当残忍的：“进攻势必有牺牲，但不管怎样，这些人在40年后也要死去。”

路德维希·格拉赫原来属于虔信派，他看见俾斯麦（这个他精神上的义子）变成了一个马基雅弗利，大为恐慌。他让他的亲戚克莱斯特·雷策夫对俾斯麦转达他的警告：“你必须把俾斯麦的信仰煽得很热，不能让他掉入功名利禄的深潭中。他是用一种极为名贵的白石做成的。……他会变成一块既让世界分享又让魔鬼垂涎的很香的肉，一旦见了他这块肉，魔鬼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此外，你还得试探一下他的宗教信仰！”但是这些年来，俾斯麦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一直是他教授的。

在俾斯麦被卷入这场战斗时，这位基督教武士感觉自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以至于他无法解决面前的问题。在议院里，芬克就是俾斯麦政治上的对头。芬克曾在议会里发表演说时声称，俾斯麦办事毫无分寸，他在历史上的全部功绩都拘于图恩伯爵的雪茄烟里。俾斯麦对此反唇相讥，说芬克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为此，芬克扬言要与俾斯麦决斗。后来俾斯麦说，两人不和甚至要决斗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848年3月，在那个关于奥古斯塔有害计划的讨论上，当时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致到了今天芬克还记恨在心。那天晚上做祈祷时，俾斯麦问了牧师这样一句奇怪的话：“是否应该在扣扳机之前先瞄准？”“那一天的天气非常好，许多鸟儿都在欢快地唱着歌儿，我们一走进树林，所有的愁闷就都烟消云散了。”在树林里，还有人对他们进行调停，试图说服两个人放弃这场决斗。他们事先确定的是每人放两枪，现在改为每人只放一枪，倘若俾斯麦肯道歉的话，这件事就可以这样算了。可惜最终两个人还是没有互相谅解对方。“我开枪了，心中丝毫没有感到愤怒，但是我没有打中。……我从子弹的烟雾中看见了对方，我知道我们俩都还活着。然后周围的人欢呼起来，我却没有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对于减少了放枪的次数，我感到有些不高兴，因为我真想再开几枪。……然而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我们不得不拉起手来……也许上帝还想好好利用芬克，所以才不想让他就这样死去。”

在这个报告中，那些发狠的话想来应该是真的（因为这封信是他写给他的岳母的，信中充满了虔敬的态度），它将俾斯麦性格中那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喜欢拼搏、有骨气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说他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打枪无可厚非，不过瞄准却是不道德的，所以在开枪时不应该带着怒气。但是在烟雾散去时，他看见对方仍然毫发未伤地站在那里，他会忽然觉得有些生气，可是他没有考虑自己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的原因。他们都开了枪后，他在向上帝提问时只问饶恕芬克的原因，却不问上帝为什么他俾斯麦还活着。这件事与他所做的许多事一样，他对自己的对头的仇视要远大于对自己的爱。

过了很久乔安娜才饶恕了他。她希望家庭和睦，就像他喜欢打仗一样（乔安娜从来都没有这种爱好），她不喜欢两人争争吵吵。她对人生的追求并不高，也不爱慕虚荣，她的身体本就不太好，在生了孩子之后更是每况愈下。每天晚上她在安顿好孩子们之余，还要花很多时间教养他们（俾斯麦却对这一切不管不问）。她患了眼病，而且越来越厉害，于是俾斯麦决定让她去气候较好的地方休养。因为乔安娜身体不适，俾斯麦在途中会安排仆人好生伺候她，一有不如意便会立即予以辞退，然后再另雇，以找到好的仆人。为了生活得更舒适些，他还购置了些家具。对于这些事情，俾斯麦非常愿意去做。因为有着较深的阅历，所以他在做这些事时会感到得心应手。虽然他在日常生活中比乔安娜忙得多，但他还是常常给她写信，而她没有这样做，为此他曾多次向她询问。只是写信对乔安娜来说纯粹看个人喜恶，而且她也不太清楚如何才能更好地分配时间。

俾斯麦想做的所有的事以及所有他已经完成的事，都没有给乔安娜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然而对于他的日常生活，乔安娜却毫不掩饰她不以为然的态度。国家危急时，她在写给她的朋友乔特尔的信中说道：“如果我们能去申豪森，只顾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父母、好朋友，不管别的事——这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得和从前一样，身体健壮，精神饱满。……当他着手处理一件令人头疼的外交事务时，他得到的只是一些麻烦、仇恨和别人的厌恶，没有任何好处。他是一个正直、高贵、很顾体面的人，根本不适合做那样的事。然而妄想为国家尽忠的他却不肯脱离这一切。”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出她对俾斯麦的虔敬，也能够看出她对于俾斯麦能守在她的身边、过着和美的家庭生活的渴望。我们可以通过这封信窥见俾斯麦的许多动机。他并没有胡说八道，他肯定要对他那高人一等的道德观进行描写，要利人利己，并且声称他的对头、同事、长官（这些人确实比俾斯麦笨多了）比他狡谲得多！倘若他的夫人的狡诈比他更甚，或者他的夫人的欲望常常使得他去和别人明争暗斗，时间长了，他就会对娶这样一位夫人感觉难以忍受。在他决定娶乔安娜·冯·普特卡默时，他就知道她绝不是这样的人。对乔安娜来说，得到俾斯麦的心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她爱他，且只爱他一个人。

俾斯麦只会教她那些她应该会做的事，除此之外他不会再教她别的。“可怜的宝贝儿，你必须学会在大厅里姿态端庄地坐着。当你和大人们见面时，你一定要表现得聪明并且有才智。”这些是他在最早时写给她的信中提到过的。她还要学会骑马，学说法语，后来乔安娜把这两样都学会了。但是俾斯麦如果要求她做什么事，而她根本做不来，俾斯麦就会立即收回自己的要求，并且对自己为什么要提这样的要求感到很是生气。“因为上帝让我爱你所以我娶你，倘若你答应我的要求，那么我这颗漂泊不定的心就能够找到归宿，从此不惧世间的凄风冷雨，因为我的家庭给了我需要的温暖。如果外面风雨大作，我就可以躲回家中。”不过，他身为外交家的性情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她是真诚的，毫无城府的，因此她有时会在她的信中对某些人物进行率直而激烈的批评。每当这时，他就担心信在通过邮局时会被人偷看，于是他这样告诉她：“你要学着谨慎些，不要说某人这些闲话，你说的这些话是要由我来负责的，因为我是你的丈夫。更何况，你对这些人的评价有失偏颇。不要写那些警察不爱读的信，不要忘记你在浴室里附耳对夏洛特所说的话。你可知道，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无忧宫里，人们常常在一道菜被端上来之后给它加些作料。”

她第一次拜见君主就很讨了个没趣，当然这既不是她的错，也不是俾斯麦的错。他们被邀请到莱茵河的一条游船上玩耍，并在那里拜见君主夫妇。“在我们这几个人在船上玩的好几个小时里，这两位陛下都没有理她。王后之所以不太理会乔安娜，是因为她身体不适，而普鲁士亲王王妃却是存心不理她。……后来虽然亲王有意弥补王妃的过失，对她很和蔼，但她还是差点儿就哭了。……我的武士道精神使我认为我的夫人受到侮辱要比我自己受到侮辱还令我难过。……我只能试着让她相信，宫廷本来就是这种状况，她们并没有轻视她。”

当我们在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读到牢骚话时，当日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能够想象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乔安娜会怎样竭尽全力地向他证明这种生活有多么没趣，与他的性情又有多么不相符。从信中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普鲁士亲王王妃有多么无礼。当君主的游船到了第一次停泊的地方时，俾斯麦便毅然弃船登陆，这才是最真实的俾斯麦！

乔安娜想要什么，俾斯麦就给她什么。过去的生活阅历让他深知女人的性情，甚至于对于一些琐事他也会很小心地处理。他曾给一位在巴黎的同事写信，托他买一件羊绒披肩。在信中，他极为详细地描述了披肩的颜色。他在托他的妹妹替乔安娜缝制衣裳时，把要用什么布料，是什么尺寸，颜色必须选择纯白的，等等，说得既耐心又细致。他还为她买过一把那种摇动时很响的金扇，虽然他很讨厌这种响声，但为了乔安娜他还是心甘情愿地买了。在巴黎时，因为乔安娜喜欢一种叫蓝脖子的鸟儿，他便将巴黎的大街小巷转了个遍。乔安娜送给他一副链子，上面悬着几颗宝星，他居然降格把它挂在脖子上了，“假如她知道我非常不愿意往脖子上挂这种东西的话，她会很伤心的”。

他常将她的父母归到自己的至亲的范围内，一说到她的父亲，他就会表现出极大的爱意。他很喜欢他们到他的家中小住几个星期。他曾这样写道：“我们七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国。……在我们凡人的生活中有许多烦扰与忧患，这都是难以避免的，虽然在大街上人人都是冷冰冰的，但我们在家中是那么的亲热。”

5、摄政王威廉

君主的精神病不但没有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腓特烈·威廉在革命之后十几年的时间内的举动显得反复无常，而且往往自相矛盾，除此之外，他做事也过于夸张。这些举动使得在他周围的人们摸不着头脑，经常被搞得晕头转向，也难以保证政策的连贯性。奥古斯塔本就充满了野心，以“自由党”自称，这种情况更加刺激了她。此时，革命再次被君主谈起，他自认为从实际意义上说，自己头上的皇冕，只是一个“狗的项圈”，是由“不洁之物与泥土”造成的。很多次，这位君主都想下达一道圣谕，用它取代现存的宪法。他对弗兰茨·约瑟夫及沙皇说过的话，更加使得自己被这两位皇帝看不起，他对前者说道：“我活在世上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替奥地利皇帝执镫。”对后者，他则这样说道：“我希望你能保存你的大陆，因为上帝是把它作为产业给予你的。”

他的病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到1858年时，已经到了危及他的元首地位的程度。虽然他和一般的精神病患者不同，不像他们那样大喊大叫，但他的想象力已经完全枯萎了，这足以说明，他已经疯了好几年了。对腓特烈·威廉来说，那段时间是比较危急的，不过幸好有俾斯麦陪伴在他身边。他骑马时，俾斯麦也经常骑着马陪伴在他的身边，不时地替他抓住马缰。君主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他连火漆的味道也闻不到了，而且他一闻到烟草味，就会觉得恶心。沙皇很爱吸烟，有一次，君主在与沙皇共同乘坐大辂（这是古时大车的一种）时，他突然中风晕倒。在他中风后，激烈的竞争便在宫廷中的各个党派之间展开了。对于君主而言，他想要长久地保存禄位，想将政权长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那些王弟党不想这样，他们迫切地希望由自己掌握国家政权，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出头之日。

俾斯麦早就预料到宫廷中会发生争斗，所以发生这件事时，他并没有感到恐慌，此时的他正好身在柏林。他心里很清楚，威廉亲王将会怎样对待他，这点不难想到，因此，那座通向政权的桥有些动摇。

八年前在奥尔米茨，四年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俾斯麦多次使这位好战的亲王的希望破灭。起初，君主还比较认同亲王，但后来由于受到俾斯麦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每次都由支持亲王变为反对他。从内心来讲，俾斯麦与亲王两人都互相厌恶对方，不过由于政治上的需求，他们不得不多次会面，常常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这次也一样，由于君主中风晕倒，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威廉亲王便邀请俾斯麦长谈。亲王首先就国家形势询问俾斯麦有没有良好的计策。俾斯麦回答亲王说，他主张亲王摄政，只有这样，国内的局势才能得以安定，政权才能稳固，但是亲王摄政的前提是承认宪法，没有必要对宪法进行修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俾斯麦都要求自己做大臣？不一定！让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会有人将他从法兰克福召回到柏林。究竟该用什么方法与新执政联盟呢？

威廉亲王如愿摄政后，俾斯麦得到消息，有人提出如下提议：重新推立以前的疯君主上位，尽管他不能掌控政权，但可以让他的王后代为执掌政权。俾斯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去巴黎，把它告诉了亲王。没想到亲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回答得很坦率、很满意：“既然如此，那么我马上退出。”

俾斯麦给他出主意，他说道：“与其这样，你不如将曼陀菲尔传来，利用他将整个阴谋破坏。”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对于这个计划，曼陀菲尔肯定是知情的，此时此刻，他正待在乡下的宅子里等候这个事情的结果传来。亲王听取了俾斯麦的建议，召见曼陀菲尔。受到亲王的召见，令原本就因君主病倒而担心自己的地位的曼陀菲尔更加忐忑不安。他只好让俾斯麦陪伴着自己去拜见亲王（因为他一个人不敢前往）。不久，曼陀菲尔就被罢免。王妃在1858年秋鼓动亲王摄政，亲王于是宣誓当了摄政王，并重新组建了一个内阁——自由党内阁。乔安娜一直都希望俾斯麦能够主动辞职，在亲王摄政后，俾斯麦的朋友们也深信，他马上就会辞职。然而这些都只是别人的看法，俾斯麦本人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自己总是在一些危急的时刻替自己的新主人出谋划策，虽然他的新主人有些亏待他。所以俾斯麦内心并不惊慌，他对眼前的这种形式很有把握，因为现在新上任的宰相安登王爵是个保守党，所以对他而言，目前并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碍他。“乌泽多姆夫人想要搬到法兰克福去，所以得知我将到法兰克福去住的消息时，她很生气。”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必须保住自己的退路，因为亲王王妃非常恨俾斯麦，而威廉本人又非常懦弱。

他在这个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妹妹，信里这样说道：“生命在不停地变化，变化就是它的灵魂，如果能够回到1848年与1849年，我重新拥有那样的斗志，那么我希望自己能够年轻10岁。我的选择不会因为花费一笔优厚的薪水感到的快乐或是担负的重担而发生动摇，当然前提是乡绅与外交家这两种身份不能兼得。我的需要可以用自己的收入来满足，我只希望上帝能够将永远的健康赐给我的妻子，这样，不管事情怎样变化，我都会说：‘只要前进就足够了，不要理会其他。’要是能够做到这些，那么30年后，究竟我会当上外交家，还是成为乡绅，都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回头看看，我之所以不断地奋斗，是因为我想要争取一个好的前程，它应该是有力并且体面的。对于我而言，能够不受任何官场的束缚，不被它们所阻碍，就好像自己穿上了一件政治的游泳衣，这也具有同样的乐趣。这就好比每天都能有冬菇可以吃，做公务，奔着一等宝星的前程等。戏子说：‘到9点钟的时候一切都完了。’”他在提到自己将被派到俄都时，如此形容：“用政治上的话来说，我觉得此地天气变幻莫测，我很乐意身披熊皮，嘴里嚼着鱼子，边捕猎麋鹿边等候朝廷的命令。”

其实，这样的书信一可以产生广告效应，二可以起到保险效果，眼下他只是在等待时机。虽然他自己说，想要做回一个乡绅，但这不过是他的牢骚话，事实上他并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现在只有一个念头会在他的内心闪动，那就是马上跑到议院去打架。世事无常，在这几年时间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尽管摄政王要比君主年轻，但从年龄上来看，他也已经有60多岁了。奥古斯塔王妃也不再年轻，但这一次，她劝告她的丈夫将贵族间的自由党召集起来，而她的丈夫也听从了她的劝告。最终，奉命接管法兰克福的是乌泽多姆，他将其性格乖僻的夫人也一同带去了，俾斯麦则被免了职，被“贬”到俄都了。当俾斯麦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自己也不能接受，他将这件事详细地描述给摄政王听，他如同在做报告一样，如此说道：“我特别了解法兰克福的人与那里的情形，因为我在那里待了八年的时间，也在那里积蓄起来许多资本，可是现在，这些资本全被破坏了，并且毫无理由，真的是太可惜了。乌泽多姆由于他的夫人的关系，在那儿根本就站不住脚。”

摄政王如此回答他道：“可是事实原本就是这样。正因为乌泽多姆拥有这样一位夫人——不管是在哪个宫廷里都会跑出来闹事，所以他拥有一种本能，那就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可能会利用他。”

俾斯麦听摄政王这样说，只好回答：“既是这样，当初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没有娶一个难以对付的女人。如果当初我也娶了一个类似于乌泽多姆夫人般的女人做夫人，那么我想在要求一个职位时，我会有跟他一样的理由觉得自己非常称职。”

“其实，你应该知道，派驻俄都在我们的外交差使中是最重要的席位，你能被派去说明朝廷非常信任你，这本应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既然陛下这样说，那么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对摄政王表示了自己对法兰克福的担忧，摄政王听到后，如此回答道：“你以为我睡着了吗？对于这中间的事，我也很明白，所以我会自己同时担任外交总长与陆军总长的职务。”

听完摄政王的回答，俾斯麦分别对每个内阁大臣进行了评论：“现在的情形，即使是最称职的地方行政长官，也需要一位好的秘书来帮助他管理地方事务。相同的道理，陛下也需要一个好的部长。……看相家曾告诉过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额头，能够看出一个人思考问题是否周密而又谨慎，陛下可以观察一下施维林的半面像，他紧锁着双眉，看上去好像凝聚着无穷的思索的力量……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额头不够好。作为一个政治家，施维林是缺乏远见的。”

虽然之前俾斯麦与威廉进行过很多次谈话，但这次谈话是他们之间的首次官方谈话，很明显，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看待事物非常透彻，谈论事情也很有逻辑性，对于他的这种胆量，我们也颇为称赞。不过，他最让我们称赞的地方还不是他的胆量，而是他总是能够找到方法，将责任推给他的对头，之后他会很快将这些政敌一网打尽。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君主的镇静，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贬黜他的臣仆，相反，是在擢升。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威廉亲王一直在从一个军人而不是政治家的角度去剖析那些政治现象，所以可以说，他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没有对政治大彻大悟。他以前只是当了一段时间的军官，在军队里受到过纪律的约束，从他以往的这些经验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开阔的见识。他的哥哥腓特烈·威廉经常想出一些狂妄的计划，这些计划往往更加证明了他的无能。因此与他的哥哥相比，虽然威廉摄政王的想象力稍微差点儿，但毕竟还是多了一些长处，如他拥有较为结实的身体，同时还拥有普鲁士人的一些旧道德观念，这些都是他的哥哥所不具备的。尽管威廉亲王思考问题比较简单并且偏向狭隘，但做事比较有毅力，虽然有些刻板但很勤劳，并且他非常讲究公道，有一颗慈善的心，对待上帝也很虔敬，所以可以说，威廉亲王是一个绝对的正统派。

俾斯麦却与他截然相反，他做事喜好冒险，但缺乏威廉亲王那样的毅力，他对任何事情都很难满意。相较于威廉亲王的慈善虔诚，俾斯麦狡猾诡谲，比较残忍，是一个怀疑派。由于他的这种性格，别人很难揣摩他，或许今天他还是一个正统派，明天他就可能变成一个革命派，所以对待他的上帝与君主，他的态度经常也是飘忽不定的，但这些都不能否定他确实是一个天才，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威廉摄政王和俾斯麦两个人，一君一臣，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极其骄傲。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拥有胆识，这使得他们在某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携手共事，但是由于他们的傲性，他们之间时不时地发生冲突。由于威廉亲王出身于帝王之家，对于上帝，他拥有自己的虔敬，他的祖先们奉行着宗教仪节，这一切让他觉得任何与自己接触的人的地位都比自己低。但他没有因为这个理由而觉得自己比别人睿智，也高人一等。如今他更加自重，这种自重日渐演变成一个老年人的执拗，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他的阁臣们对他指手画脚都是他不能忍受的。俾斯麦的傲气常常促使他不断奋斗，这种傲气也常常提醒他在奋斗的过程中提防外界的干扰。他总是将自己与同事进行比较，尽管他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但他总是得出结论，认为自己要比他们强很多！所以，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俾斯麦经常会在不自觉间对威廉亲王进行指导，但威廉亲王不能忍受这个。幸好这两个人拥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否则这俩人是绝对不能在一起合作共事的。

俾斯麦的性格决定了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往前冲，在他的信念里，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从年龄上看，威廉亲王要年长俾斯麦20岁，但只要他还活着，并且执掌着国家的政权，那么即使是在德意志问题上，他也不会去为普鲁士征服什么。俾斯麦拥有野心，想要统一德意志，以此扩张普鲁士的疆土，他的性格比较暴躁，经常莫名其妙地发怒，无端地激动，不过到了危急时刻，他却表现得异常冷静，能将事情从头到尾分析得相当透彻，这与他平时的表现判若两人；与他相比，威廉亲王显得非常守旧，他只希望做一个守成的君主，按部就班地做一些事情，不过到了真正危急的时刻，他也会显得非常激动，会任性地发怒、发狂。这两个人好像拥有着完全相反的性格。可以说，俾斯麦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拥有才能，可以被称作天才，但他甘愿耗尽他所有的天赋为他的君主服务，做君主的奴隶，拖着这位蛰伏不动的老君主跟随他走。

6、赴任彼得堡

威廉亲王的外甥——亚历山大二世，是俄国的沙皇，基于这种血缘关系，两国结成了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至少到威廉亲王去世前会一直保持下去。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好，基本上没有因为利益而发生过冲突。尽管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经常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冲突，但是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彼此以友邦相待。事实上，威廉亲王本人内心较为简单，在情感上很看重家族之间的感情，他的妹妹——俄国太后，和他一样，所以即使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只要威廉亲王在位，他们就一直以友邦相处，是决不会交手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亚历山大二世就是个软弱的主儿，相反他是很难惹的。他的面孔和平常人一样，并没有突出之处，今年40岁。他的性情非常狂野、蛮横，从我们最近得到的资料可知，他还是个好色之徒，他将许多淫秽的春宫图挂在自己的私宅的墙上，挂了满满一墙。他的思想也经常飘忽不定，他有时想做个自由派的人物，有时却想做个专制者，对任何不满意的事情都想进行报复。不过有的时候，他也会显得很可爱，这些可爱往往能够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原本非常胆怯，但特别喜欢打猎，虽然他不是个军人。与他舅舅腓特烈·威廉四世相比，他更加能干，也更加懦弱，他们俩还一样都带有神经质，所以我们可以形容他是腓特烈·威廉四世在俄国的翻版。腓特烈·威廉四世曾经出于任性和懦弱赐给普鲁士一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形同虚设。亚历山大二世走了他舅舅的老路，同样由于他自己的懦弱与任性，他发出了一道解放农奴的敕谕，不过这道敕谕最终也只不过是一个摆设。威廉亲王从前很喜欢拥有波美拉尼亚贵族血统的俾斯麦，这个外甥和他的舅舅一样，也很喜欢俾斯麦，或许是因为他在将自己与俾斯麦进行对比后，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他喜爱俾斯麦的程度远超过了其他外国人，对于俾斯麦担任一位家族的大使，他表示非常欢迎。为了表示自己对俾斯麦的喜爱，他在接见俾斯麦时，接连不断地吸烟，对此使臣们都特别嫉妒。

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因，亚历山大二世觉得他和俾斯麦在政治上有一些相同的观点，这是他喜欢俾斯麦的又一个原因。当年拿破仑三世与加富尔结成联盟，订立的条件就是鼓动撒丁尼亚与奥地利作战，为此，拿破仑三世一直都在策划着这件事。就在俾斯麦奉命前往俄都的时候，拿破仑三世发动了这场战争。俾斯麦将奥地利看作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同时他又是一个君主党。在五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了反对世代的仇敌，“德意志”的奥地利得到了几乎半个德意志的出兵帮助。如今此种情景再度上演。与拿破仑一世一样，拿破仑三世也是想着先将奥地利消灭，之后再去消灭普鲁士。针对这个问题，众人的主张也不尽相同，有人主张作战，如为威廉摄政王所任用的参谋总长毛奇；也有人害怕作战，如威廉摄政王，他怕会重蹈他父亲覆辙，或许最终会和他父亲一样，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去反对法国的征服者。在这个时刻他能否采取另一种策略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如是否可以用另外一种名义去恢复神圣同盟呢？他开始追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是带着一种军人的情绪在回忆的，1815年，他攻入巴黎时拥有显赫的声势。因此最后，他决定任命另一个人——老格拉赫去攻打法国，并赐予他一柄宝剑。

俾斯麦很有可能被认为与自由党保持同调，但即使冒着这种危险，他也坚决反对攻打法国。在众多有名望的大臣中，持此意见的也就只有俾斯麦一人。自由党这边对波兰人与意大利人比较偏爱，他们极为热心地反对奥地利。不论什么时候，俾斯麦从来都不愿意帮助奥地利，从前的克里米亚时代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点从未改变。在众人面前，他常常将奥地利称为“外国”。此时，为普鲁士的利益考虑，他极力主张帮助法国，最起码也要保持中立。他认为《十字报》里所提倡的政策是“疯子政策”，对此他给予了批评。同时他还警告国人，反对他们扶助奥地利，因为奥地利向来是普鲁士的仇敌。他向自己的哥哥表达忧虑时，很善于挑选字眼，他说：“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最后，很可能是奥地利灌醉我们，使我们重新回到1813年去。”

奥军于6月间相继在马让塔与索弗林诺两处战败，不过由于法奥两国害怕别国的干预，它们在威廉准备发动军队去救助奥地利之前又言归于好。它们和好有自己的原因，就法国而言，如果拿破仑三世战败，它将失去所得的荣耀，所以它不肯冒险；就奥地利而言，如果弗兰茨·约瑟夫战败，则会丧失在德意志的地位，因此它也不肯冒险。就这样，很快这两国就在7月间议和。对此，除了俾斯麦之外，以摄政王为首的普鲁士人都感到十分愤怒。普鲁士没有卷入这场战事之中，一切如俾斯麦所愿，他因此而暗自欢喜。沙皇对于奥地利的战败拍手称快。

俄国沙皇对俾斯麦给予特殊优待，为此，俾斯麦想进一步加固俄普两国的关系。在这里，他感觉自己如鱼得水。当然，为了让自己被整个宫廷的人喜欢，他有时也会使用一些出其不意的手段来笼络俄太后，例如俄太后有病时，为帮助她排遣烦闷，俾斯麦就坐在她的病床前，陪她闲聊。他从这些友好的闲谈中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消息，比他在官场上获得的消息要多得多。有人向他报告说，俾斯麦得到了一位四岁的俄国公主的喜爱，被这位公主用俄文称赞为“一个可爱的宝贝儿”。这位公主在评价一位不讨她喜爱的军长时说：“他是臭的。”俾斯麦心里很清楚应该怎样对付像俄国宰相戈尔恰科夫这样狡猾的家伙，这种人往往要比大多数外交家自傲。所以在这种人面前时，俾斯麦总是像一个极为虔敬的弟子对待自己的师父一样，对他们恭恭敬敬的。但俾斯麦也很清楚，什么时候该激发他们的虚荣心，他总是能抓住时机。由于自己的官阶没有得到上司的提升，俾斯麦整天都在不断地发牢骚，因此在每次大阅兵时，俾斯麦总要自嘲一番，他说自己不过是一位肥硕的小军官，被隐没在一堆大鼻子军官中而已。虽然俾斯麦对柏林方面宣称：“在冬天的宴会上拜见沙皇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并不想在此时拜访沙皇。”但事实是，他多次拜见沙皇。

尽管俾斯麦在俄都时整天抱怨，不过有一段时间，他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住得舒服，所以他花在置办家具上的心思要比他花在工作上的心思多得多。在他还没有到达俄都的时候，布置住的地方的事情就已经有人在替他操办了，所以他到达俄都的时候很是满意。他的房间布置得很好，光照条件也很好，在冬天，太阳从早上一直晒到中午，除此之外，他还给他的儿女们预备了房间，他很高兴地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自己住在法兰克福的夫人。在信里，他还告诉夫人那些仆人的住处。像他从前当穷公子的时候一样，这些琐事他都亲自操办。由于俄国的东西价格很高，所以他让自己的夫人在达姆施塔特做些家具套子，用来包装他的夫人在法兰克福购置的许多家具。“虽然那些半丝半棉的花样不太适合我的书橱，但它们看上去好像是全丝的，特别适合我屋子里的绿色家具和门帘，也可以用在其他家具上。我觉得我的橱架很不错，不过要是能够再高一些将会更好。我再尝试去找一些可以摆在橱架上的其他家具。”他在信后还附注：“费劲儿去阻止孩子的乳牙脱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会有好的新牙在一两年后长出。”他将储存在地窖里的葡萄酒经由波罗的海运到俄罗斯，理由是“因为我不知道在申豪森谁会饮用这些酒”！在描述自己位于涅瓦河畔的房子时，他用很夸张的语气称它为一幢造型优美的、非常宽大的房子，并且这幢房子还配备了最好的马号以及一个私家练马场。为了与这幢大房子相匹配，他特意为自己定做了一张写字桌，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张很宽大的写字桌”，又买了一支“又大又厚像石头般的牙刷”。尽管他的收入在不断增长，但他并没有变得奢侈浪费，相反他越来越节俭。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三万元薪俸积攒下来。一般而言，他不举办宴会，除非客人在吃午饭时来访，他才会请客人留下来吃饭。只要能够省下私家收入，他就会觉得非常高兴。为了省钱，他托自己的哥哥将苹果与马铃薯从波美拉尼亚运过来给他，而田产上的水利及其他耕种上的琐事，他则请伯恩哈特来替他照管。

他对俄国的印象似乎就是做任何事情时规模都非常大，外出打猎时的情景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在俄国打猎甚至还可以猎熊，这很对俾斯麦的性格。在猎熊这件事面前，即使是他与俄国沙皇的交情，或者是奥地利在索弗林诺的败仗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有一次打猎回来，他写了一封信给乔特尔，他如此叙述此次打猎的趣事：“我打中了一只熊，被打中的这只熊两条后腿撑地，直立起前身，一边冲着我大吼，一边朝我这边走来，我在它离我仅有50步的距离时，才再次向它的胸膛开枪，我放了两枪后它就倒地死去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我背后还站了一个猎人，我开枪打死熊的时候，他正拿着两杆猎枪，那里面早已装上了子弹。……在这满是青草芬芳的森林里打猎特别有趣，我想再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有意思了。对于狩猎者来说，俄国就是他们的天堂。我弄回来一只小熊，我想把送到赖安菲尔，此时我正驯服它呢。这头小熊有一个习惯，它总是爱咬我的手指头，所以将来我还要为它娶个亲，之后再将它们俩赶去波美拉尼亚。”“猎人的生活其实是人的自然生活。”这是他在信的末尾写的，充满着肯定的语气。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熊朝他扑去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畏惧。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武士的血液，这使得他从不在危险面前低头。我们将这件事拿来，与其他类似的事情进行比较，让人们在回忆他时，为他的超人胆识、有勇有谋感到惊诧不已。除了超人的胆识，俾斯麦同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这使得他能够在宫廷中左右逢源。

如果他猎到熊，能够有腌熊腿送给他的妹妹，他会非常高兴。有时候腌制得不是太好时，他还会对他的妹妹说些抱歉的话：“这条熊腿是从一头中等大的熊那儿获得的，或许你会觉得味道稍微有些咸，但我希望你能喜欢它的嫩肉。”有一次，一位大公带着一盒雪茄前去拜见俾斯麦，并亲手把雪茄送给了他。大公走后，俾斯麦才打开那盒雪茄，他估计，盒里的每支烟的价值约为15个小银币，如果用英币表示，约为15个便士。30年后的一天，他去看望俄太后，他在日记上写道：“在俄国，我一直受到优待，这一次御厨为我预备了三顿大餐，而使馆的其他人员都只有两顿。……有一次，他们将所有的餐具都替我摆好，放在我的住处。第二次享受这种特殊待遇是在太后的饭桌上，那次是太后为了宴请我与我的同伴专门设的宴席，但因为是在太后的病榻边专门为我设的宴席，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作陪，但我的这个同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来。”有一次，俾斯麦看完四万士兵的大操练后，这样说道：“很好的材料，很好的人、马与皮革。”由此可以看出，他很容易就染上了俄国专制派的说话腔调，显得有些冷血。

前面已经说过，在俄国，什么事情都是规模庞大的。“尽管法兰克福每天的吵闹声已经很大了，但即使是最大声势的吵闹声，在俄国那些更重大、更有意味的吵闹声面前，也不得不屈服……现在看来，过去发生的那些争斗，以及那些钩心斗角，在这里只不过是儿戏罢了。……俄国人都很尊重我们，每次当我们坐马车回家时，如果听到楼上有人忽然大喊‘普鲁士大使’，所有看我们的俄国人的脸上都会带着善意的微笑，那样子就如同刚刚咽下了一口特别浓烈的酒！”在他的印象中，俄国虽然广大、雄厚、专制，但这个大国至今仍然在酣睡中，所以对俄国，他充满了同情。对于俄国的这些新的印象，使他的亲俄倾向进一步巩固，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将来的政策。虽然在此后的30年间，局势风云变幻，政策几经变换，但唯独一件事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俾斯麦的亲俄倾向，且没有丝毫改变。当他快到暮年时，他还一直在强调他受到的潜在影响，“俄国之所以能够与欧洲其他国家匹敌，原因在于它拥有的魄力与坚强刚毅”，在他所说的如上文所引的故事中，他就表达了这一观念。

在俄国，他一直享受着舒心安泰的生活，直到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这些事从前他没经历过，今后也不会再碰到。刚到俄都，他就发现使馆里已经有了一位秘书，虽然这个人是个二等秘书，但事实上，这个秘书在他的前任手下掌握着一切。他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接连几天，他都和俾斯麦一起谈话、吸烟。但当俾斯麦要准备一份很长的公文，他对秘书要求由自己口述，然后由他写出来时，这位秘书拒绝了，他说：“这种别人口述，由我手写公文的事其实并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这位秘书——施勒策比俾斯麦小两岁，出身文学世家。作为一个官吏，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他既不能被称为一个天才，也不能被称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是拥有胆量与自重。由于这种性格，他不能容忍自己被别人当作一部机器来支使，所以，一方面他在俾斯麦的手下做事，另一方面他却以俾斯麦式的骄傲去反击俾斯麦。

俾斯麦对于自己所处的这种地位根本不能习惯，可是他究竟该怎么办呢？以前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虽然在他的心里他也有些敬重施勒策，但在他内心深处，专制家的角色占了重要位置，再加上他没有多少哲学知识，所以他无法容忍这件事，他不甘心就这么让这件事过去。他随后找来另一位随员写文书，他“好像一位土耳其总督”一样，来回在屋子里踱着步子。至于施勒策，俾斯麦再没找他去做任何事情。之后又过了几天，他特意挑了一个不用工作的晚上，把那位秘书请来写密码。可是，施勒策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等他到来的时候，俾斯麦已经和另一位随员在一起办事了。作为他的上司，俾斯麦冷冷地接待了他。施勒策就和俾斯麦说了几句话，这样坦诚的话上司是不喜欢听的。两天之后，沙皇下了一道谕旨，没有封口便从大使馆发出了，需要施勒策副署，“我需要与施勒策讨论日行公事，所以他需要在每天11点来见我”。见到这封谕旨，施勒策便立即赶过来，语气严肃，但也显得很骄傲地问：“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办？”俾斯麦回答他时显得有些不安：“没什么事，其实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遇到公事时，我才要你过来。”

俾斯麦已经下定决心，要同施勒策闹一场了，让我们来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这两个人中，到底哪一个更有耐性一些。虽然表面上看他们俩还是和以前一样在一起工作，但是都在通过信件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怒。俾斯麦在写给宰相的信中说：“施勒策非常无礼，他根本连自己的职务都不看重，这着实让人惊讶，因此对他，我总是没有好脸色。……以往与我共事的人中，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这是非常让人难受的，但是我绝不会让步，我宁愿忍耐。”但是柏林总部的那些人都很看重这位秘书，所以他们也就是听听俾斯麦的牢骚，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与俾斯麦一样，施勒策也在自己的日记与书信中发表他的观点，在这件事情发生一个星期后，他写了以下这段话：“刻薄的俾斯麦总认为别人都是懦弱之辈，在他的手下干活真是让我受尽折磨。他经常把阴谋藏在暗处，但有的时候会突如其来地恐吓你。他不相信任何人，我想对于他来说，这样的生活也不舒心。……如果不张牙舞爪一番，他就会站不住，所以我尽可能地不同他交手办事。……他的政策就是先从柠檬里挤出柠檬汁，之后再将整个柠檬丢掉。”随后他还补充道，这是一个存在着许多阴谋的组织，“俾斯麦就藏在这个组织的背后，充当那个魁梧的打手！……我很率直地同他讲话，没想到他却要与我决斗。所以时至今日，在外交使团中，他始终没有任何进步”。

“之后，俾斯麦试着想和解，但是我不想。三个星期后，只要我去这位‘土耳其总督’的屋里，我总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向他示弱，一定要攻其不备！’虽然我也知道，他有能力推倒一切，也有人对我说过这个人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可以被我称为‘当家人’，但这些话我都不想听。他必须承认他对我不公。”

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这个‘土耳其总督’生了一个星期的病，这场病使他有所改变，他比以前温和了许多。这些日子以来，他总是在轻轻地弹弦，弹出的调子很悠扬，也很好听。除此之外，他还开始在背后恭维我，不再随意乱改我的稿子，但我还是离他远远的。在这之后不久，在上司的要求下，使馆里新来了一个做事的人——卡罗依王爵。但这位王爵不久就露出了他的本色，他总是招人笑话，不能胜任安排给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同这个人开玩笑就成了俾斯麦最喜欢做的事。但我不同，我不与这个人开任何玩笑，不对这位上司做任何表示友谊的举动。我甚至拒绝了他请我吃中饭的邀请，也屡次拒绝他请我吸雪茄的邀请。他之所以对我极为恼怒，其实是因为人人都惧他三分，只有我除外”。

俾斯麦的病一直没有什么好转，六个月之后，病情更为严重，他都已经离开使馆很久了。施勒策在给他的姨妹写信时说道：“以前我一直不想告诉你，其实这都是‘土耳其总督’的错，他总是想出各种办法来为难我。”俾斯麦走后，担心家具与仆人的事，于是在2月间写信给施勒策，因为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帮他办这两件事。“为了吃酸苹果，‘土耳其总督’写私信给我。……我客气地给他回信，两次都应他所求，为他把事情办妥。”与此同时，也就是俾斯麦与施勒策相见一年之后，俾斯麦在给他柏林的长官写的信中如此说道：“除了恭维施勒策的话，我没有其他的话说，最初我并不喜欢他，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现在情况完全发生了改变。”

转眼又过去了六个月，夏天已悄然来到，施勒策对俾斯麦的态度已有所转变，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已经同俾斯麦相处得非常好了，我会经常在柏林的外交场合上听到他说我的好话。我还听说，在他身体不好、工作也不太顺利的时候，最初有人跟他说一些我的坏话，他也说了我许多坏话，如今他却很诚恳地将他所说的有关我的坏话收回。虽然在政治上，他如同魔鬼一般，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但现在我们俩能够非常愉快地相处。”在写完这篇日记几天后，他又写道：“俾斯麦特地约我每天与他共进大餐。任何事情都能激励他，促使他为此采取一些行动，称他为政治的化身一点儿都不为过。他想要改变柏林的无秩序状态，建立起规范的秩序，但是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切入。……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经常自相矛盾。”到达俄都两年后，俾斯麦给柏林的长官写信，要求由施勒策担任一等秘书，替代无能的卡罗依王爵。他特意将施勒策叫来，给他看了这封信之后，才将这封信发出去。他在信里这样说道：“作为上司，与施勒策相处是有些困难，最初，我与他相处得不愉快，那段时光非常尴尬。但是不可否认，他为人正直，做事认真负责，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现在，我对他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

对俾斯麦而言，像施勒策这样独立的属员，他一生只碰到过一次，今后他绝不会再碰到。从这之后，他再也没有与那些骄横的属员议和过。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由最初的彼此讨厌到最后的彼此认同欣赏，惺惺相惜，他们赞叹对方的一些优点和伟大之处。俾斯麦常称赞施勒策的办事能力，而施勒策则称赞他是个天才上司。最初这两人水火不容，是因为他们都有贵族的傲骨，都是天才，他们只可以拜倒在天才与骨气之下，绝不会在资格或地位之前屈服。这两个有着坚强的傲骨的天才，最终都成了胜者，在这场较量中，没有输家。

7、仕途转折点

在俾斯麦到俄都两个月后的一天，也就是7月份的某一天，他刚刚在一所很热的练马场内骑完马，就马上回到家中，连大衣都没有披。到家后，他的两脚便开始疼痛。刚开始他不以为意，只是请来一位医生在他的左脚上贴上了一块膏药，这位医生是个日耳曼人。不过到了晚上情况却变得更糟糕，他的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疼得更厉害了。俾斯麦撕下膏药，竟发现那里的血管已经坏了。他非常愤怒，不知道是医生还是药师将他害了。于是他又请来一位有名的俄国医生，经俄国医生诊断，认为他的脚应该锯掉。俾斯麦听后问医生：“如果要锯掉的话，是从膝盖以上还是从膝盖以下开始锯？”医生说在离膝盖很远的下方锯下就行。尽管如此，俾斯麦宁愿忍受剧烈的疼痛坐船回家，也不愿锯掉自己的脚。

他的前程与他一生的功业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但他的睿智不会因为他只有一只脚而减少半分，事实证明，拯救他的全是他那过人的禀赋。当他在半愈时赶回俄都，在路上经过一位邻居的乡下别墅，他同他的家眷在那里稍事休息，但不幸的是，他忽然昏倒在了床上。有一个血块开始在他那坏了的血管里游动，他的肺部存在一块血栓，他的性命几次危险至极。他怕自己随时会离去，因此他写好了遗嘱。在俾斯麦年老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这样写道：“那时我真的宁愿死去，那种疼痛实在难以忍受。”此时，宗教信仰根本就没有被他提起，倒是部曹专制成为他最后的反对对象。关于自己儿女的事，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官阶很高的官员。

生病期间，他一直在柏林养病，不过他不像一般的病人那样关注医生，相反，他的目光一点儿也没有离开过政治。如果威廉摄政王能够将俾斯麦召回柏林的话，他早就这么做了，此次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将俾斯麦留在柏林。他一直担心，也非常害怕自己会被俾斯麦拖到战争中去。从内心深处讲，他不太喜欢俾斯麦，但是他想将俾斯麦留在身边，因为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他很可能与自由党展开一场拼斗，一旦这样，最后他或许只有一个人可以依靠，这个人就是俾斯麦。但对于这种介于两可之间的地位，俾斯麦不喜欢。既然现在俾斯麦已经在柏林这一个政治中心当上了外交总长，那么对于他来说，与在涅瓦河畔相比，这里要强得多，他可以在这里多建立几个关系。为了使自己的傲气不受损伤，他以治病为借口，以便长久地在这里待下去。他写信给自己的夫人，用很诙谐的语言说道：“我如同传说中的莱茵河上的女郎罗勒莱一般，站在阳台上，甚至连头发都懒得梳理，只是静静地观看着斯普累河上的船只经过闸门，唯一不同的是我却没有唱歌。在这里，我整年都与这家旅馆相伴，一代代的旅行家和跑堂的人从我面前走过，而我只能以思想为消遣。当我在这间绿色的小房间里喂麻雀时，我的头发在一根根地脱落。”

当时施莱尼茨官拜普鲁士的宰相，但俾斯麦不买他的账，说他是依靠奥古斯塔而起家的，是一个近臣。当时威廉摄政王一心等着他的哥哥去世，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登上帝位。威廉摄政王不想走极端的道路，他想从中找出一条折中之路，于是他将俾斯麦与施莱尼茨一起邀到宫中，共同商讨大事。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俾斯麦坚决要求实行一些计划与策略，威廉摄政王请他将这些东西阐述出来。俾斯麦曾经把普鲁士比作一只不敢走过一条用白垩所画的线的母鸡；威廉摄政王让他谈一下奥地利是怎样没用，而普鲁士是怎样强大，应该怎样保持同俄国的友谊。摄政王转而让宰相施莱尼茨讨论他的寓言，他这样做，似乎是在上演一出滑稽戏。宰相于是转而请威廉摄政王去追忆他父亲的遗嘱，“这根弦肯定会在威廉的心里激发出回响”。所谓这根弦，就是帮助奥地利去反对法兰西，它的音调是比较准的。在施莱尼茨刚刚说完后，威廉就开始了他的作答，他一气呵成，一点儿也没有停顿，很显然这番话是他事先准备好的。他说自己得遵循这一传统，因为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之后他就宣布散会。其实这一出戏剧的幕后导演正是奥古斯塔，她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反动派们知道，如果不按照这一传统去做，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多么严重的后果。在俾斯麦看来，她是出于自己的好恶才这样做的，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切实的目的。她讨厌俄国与拿破仑三世。“因为我的本性喜欢独立，又因为很多次我都没有将她的见解转告给她的丈夫，所以她很讨厌我。”

1860年，由于俾斯麦的德意志计划，阻挠他当领袖的人，除了奥古斯塔外，还有许多人。1859年爆发的战争将一种民族思想激发起来，并将其融入自由党与对1848年持诸多观念的人中来，就像在革命那一年，出现了许多演说与宴会，以及各种同胞会一样。大臣们各抒己见，没有达成共识，其中，最激进的主张是废掉与奥地利的联盟，将联邦的盟主更换为别人。这也就是说，他们愿意保存德意志联邦制。但俾斯麦不这样想，他想做的事情就是破坏德意志联邦制。“如果不幸得了一种病，又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医治，那么人们最终将会选择用火或刀来将它治好。”这是第一次一位驻使在写给他的长官的一封信中黑白分明地表明态度，那就是“用火与刀”。他认为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将德意志统一起来。在这之后没多久他就宣称：“如果与以往相比，我们没有与其他种族的人变得更亲密，更有组织地联合起来，那么我希望看到我们的旗子上写着‘普鲁士’而不是‘日耳曼’。因为如果不是用正确的形式、在合适的时候使用‘日耳曼’这个词的话，它就毫无力量。”

与此同时，他与摄政王也分离出来了，他们分离的标志是他与正统派的完全分离。此时，格拉赫已经毫无权力，俾斯麦给他写了一封很秘密的信，在这封信里，他如此发表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无论法兰西的统治者是拿破仑还是圣路易，从是非上的差别来看，法兰西依然还是法兰西，它不会因为它的统治者的改变而改变。当然从政治上的差别来看，自然还是很重要的。不过就外交而言，我并不觉得存在内在的责任……如果你要从权利与革命方面、基督教与无信仰方面、上帝与魔鬼方面来谈及它们之间的差别，那么我没有办法与你辩论。我只想说：‘我与你之间只是存在不同的见解，如果你想对我内心的事进行判断，那么这就超出了你的判断权限了。’……即使会两败俱伤，我也很愿意对法兰西发动攻击，并将它看作与攻打克罗地亚人、波希米亚人、耶稣军的忏悔人或班堡人一样，但这里面并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

俾斯麦之所以会用这种腔调同格拉赫讲话，是因为此时的格拉赫已经不再是君主的朋友，他已经无权无势了。如今，格拉赫不再受摄政王器重，所以俾斯麦敢于对他自由地诉说，将自己的心里话都说给他听。不久，俾斯麦就与别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将格拉赫渐渐忘记了。在这之后不久，俾斯麦又重新回到俄都。局势变得比以前更加紧张，在俄都，他远远地观望着外边的形势，他原本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因而显得非常激动，甚至到了发狂的地步，但是现实很残酷，他再次失望了。施勒策用下面这段文字对俾斯麦的情形进行了描述：

“俾斯麦是我的‘土耳其总督’，在柏林逗留时，他显得异常激动，令人有些害怕，流行在柏林的慌乱和疑虑让他激动得热血沸腾。他认为很快施莱尼茨就会辞职不干，自己的机会近在眼前，他的前景可谓是一片光明。但是他忽略了一些问题：俾斯麦的性格如烈火一般，普鲁士人并不喜欢他，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俾斯麦的存在。现在，如果他突然闯进这个狭小且有限的环境中，普鲁士人能接受他吗？对于普鲁士来说，他真的适合吗？所以到最后，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把戏。他不喜欢住在这里，因为这里的物价太高，人又特别少，终日也难得见到一个，所以他满腹牢骚。他很少运动，睡到很晚才起，几乎每次起床都到了中午12点。每次起床后，他会披上一件绿色的睡衣，之后便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酒也喝得比较多，喝完之后就开始在那里咒骂奥地利……他开诚布公地同我谈了许多话。对任何事情，他都显得猜疑不定，而对于理由化的东西，他总是不屑一顾，所以我觉得他的话充满了趣味。有时我会忍不住想，如果把整个外交部都交由他来掌管，那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近段时间，他总说‘君主会改任施莱尼茨为内务府大臣，然后在伯恩斯托夫、普尔特利斯和我之间挑选出一人，来担任国家的外交总长’。总督日夜都在梦想自己担任一部的大臣，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话！”

现在的俾斯麦就像是一只猛虎，被关在笼中，被铁链拴住，使得他无法吃人，所以他常常想从笼中挣脱出来。以前，他总爱与人交谈或是打猎，以此作为消遣，现在，这些对他来说都已经变得索然无味。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时常在他心里转动，那就是：“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手握大权？”以往写给夫人的信中，俾斯麦经常以一个受挫折的基督信徒的身份自居，直到这里，我们才看到一个真实的俾斯麦，与给夫人写信时的俾斯麦相比，此时的他要真实许多。

摄政王威廉足足等待了30年，终于在1861年1月做了普鲁士王，因为他的哥哥——疯子腓特烈·威廉死了。坐上这个位子的时候，他已经63岁了。登位后，他心中非常不安，因为他发觉他制订出的陆军新计划被自由党大肆地攻击，国内的局势极为混乱。除了国家的这些事，他在家中也得不到安宁，一回到家，他的妻子便向他开战，他们俩争吵不休。长此以往，他觉得有些心力交瘁。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想让30岁的儿子腓特烈继承他的位子。得知这一消息的全部保守党，也可以说是满朝廷的人，都为之震动。因为腓特烈的夫人是英国人，一旦他继位，肯定会因为他的夫人的影响，与自由党结成联盟。在君主周围的所有人中，只有正派军人罗恩最正直，也是他最重要的帮手。罗恩为人大气，从不嫉妒有才能的人，对于君主，他非常忠诚，他严肃、谦逊，不善于恭维别人。他以“做你所应该做的，忍受你所必须忍受的”这句话作为自己为人的座右铭。原本罗恩是最反对作战的，但偏偏是他铸造了普鲁士的各种利器，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社会中，武力决定一切，如果他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依靠武力。与罗恩一样，新君主本人也是军人出身，他还在当摄政王的时候就曾请罗恩帮助他整顿陆军。罗恩决心扶持这位君主，所以当威廉终于能够加冕时，他劝威廉学习他的祖先实行君主专制，要臣仆们向他们的君主宣誓效忠。除了罗恩外，其他的大臣们都反对这个主意，因为他们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罗恩知道只有一个人拥有坚强的毅力，在这种时候只有这个人会勇敢地做出决断，所以只有这个人才有资格担当施莱尼茨的职位，这个人无疑就是俾斯麦，除了他再无第二人。俾斯麦能够强迫那些大臣向君主宣誓效忠，如果立宪国与党派之间发生冲突，他能够力行整顿陆军。

但此时，君主需要的是能够管理这一摊事务的奋斗家与压制家，因此他只想让俾斯麦担任内阁大臣，而不会让他掌管外交部，他绝对不会对俾斯麦做出这样大的让步，更何况俾斯麦还是一个“拿破仑党”。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俾斯麦写了一封私信来对抗，在这封信里，他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德意志人，这也是他第一次对普鲁士人这个名词避而不用，他说：“如果别人硬要诬蔑我是一个魔鬼，那我不要被诬蔑为一个加尔种的魔鬼，我宁愿是一个条顿种的魔鬼。”当时罗恩一心想要将大臣们应该向君主宣誓列为一条须人人遵守的王室规矩，并且竭力将此事落到实处。他以“君主特别难受，因为在整个王室的至亲中，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劝他签署和约，而不顾他的体面”为由，请俾斯麦来柏林，将策略电传告知他。俾斯麦非常失望，因为他本想在这个冬季谋求一个部臣的职位，但现在都已经过去六个月了，他虽然得到了一个职位，但这个职位并非是他自己想要的。所以最后，他只是写了一封回信而没有电传告诉罗恩，并且将这封信写得很小心谨慎。

“当你命令我‘上马’的时候，我正在一边想着打一只嫩竹鸡，一边想着回家去看我的妻子，那么很明显，你的命令不合时宜，完全不符合我当时的心境。现在我已心灰意冷，整天都无精打采的，我也懒得动弹了，身体也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他认为，在国内政策上，普鲁士应该保守一点儿，而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则应该自由一些，但现实中的普鲁士在处理这两项事务时的态度正好相反。俾斯麦并不想执掌内部的一些事务，他认为宣誓也不是什么很要紧的事。由于他的心里有许多想法，所以在形容德意志人的时候，他说：“我们几乎与法国人一样，也是很虚荣的，如果我们真的在国外还有一定的威望，那么在国内，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是无可厚非的。”这两句话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他接着又写道：“对于别人，我根本就懒得理会，但对于我的君主，我非常忠诚，以至于到了可以牺牲自我的地步。我的心境既是这样，恐怕我的君主和我的想法不太符合，在他的心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顾问。”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封信的结尾忽然又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因为他如此说道：“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君主略微做出些让步，使得我和他的意思一致，我想我会特别高兴的。”

我们不能因为他这种半推半就的态度及不敢冒险的腔调而认定他有病，只能说明他这个人过于执拗。这只不过是他所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就如同他以健康为借口，但他能够在半夜起来，外出去打竹鸡。俾斯麦非常恼怒，因为他已经看破，与其他公事相比，对他的宣召一点儿都不郑重，他其实是被放置在一个极不庄严的位置上。之后他来到了柏林，正如他的老对头奥古斯塔所估计的那样，君主最终做出让步，不再要求他的臣仆们一定要宣誓效忠于他。罗恩说道：“君主的加冕礼服是2月定制的。但是君主似乎并不爱听他的话，而更愿意听王后与周围那群人的话。将来，我们会越来越受到议院制和共和制的束缚，如果君主的身体没有变得更加强壮，那么他将一事无成。”

很快，俾斯麦就赶去巴登，去拜见他的君主，他如此形容威廉见到他时的表情。“君主看到我时，表现出极不高兴的诧异，在他的心里，我之所以过来，是因为我看到了政府有变动。”这个“魔鬼”想要君主以友好的态度来对待他，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君主对他的见解深信不疑。一个日耳曼的学生认为对于德意志的统一，威廉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所以此时他想刺杀威廉，但他最终没有成功。俾斯麦也是这样认为的，威廉没有为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任何贡献，不过与这位学生不同，他没有采取暗杀的方式，他用许多观念而不是用手枪去射威廉。在发生暗杀事件之后，威廉幸免于难，逃过这一劫，同时他也被这名学生单纯的动机所触动。俾斯麦认为这是最佳时机，一定要紧紧抓住不放，于是他趁机对威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自己的意见说给他听，并且他随之写了个提要，将这些内容概括进去。这个提要是由他的夫人誊写的，正是他在赖安菲尔避暑时准备的。这份公文充分表露了他统一德意志、成立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思想。在公文里面，他的很多思想由不成熟逐渐变得成熟，并且很多思想都是非常可贵的。

“对于普鲁士来说，绝对不能处于德意志的从属地位。……比起任何一个邦，一个联邦拥有的权力要多得多，所以此时有一个统帅的力量来制约这个邦就显得非常必要。……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即派出德意志人的民族代表到联合的中央法权内，这样在诸邦出现分立政策的离心趋势时，为了与之抗衡，就可以依靠它将诸邦联络起来，从而形成一股对抗力量。如果不采用这种方式，而是用另外的方式，如在德意志的各个邦中都建立起民众代表制，那么此时整个德意志都是采用同类的方法，这已经不再是革命的办法。……如果既要确保会员的睿智，又得使他们行为保守，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会员由各议院公举，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议院应该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样将精力着重放在处理德意志的普通利益问题上，而不是无休止地争论一些穷极无聊的问题。”在各邦的内政方面，要保证各邦自己的法权不受到任何损失。如果由现在的联邦议院去实行这一计划，那是不可能的，很明显奥地利肯定不会采纳。“或许较为有利的一种方法是尝试通过走一条关税联盟的道路来促进异种民族的发展。如果宣布了这些计划，必然会产生一种双重的效果：第一层效果就是，我们要在计划的范围内，让德意志诸王侯明白，我们是很看重他们的心态的，我们关心他们是否是自愿的，至于让他们独立以保存他们的名位，我们并不在意；第二层效果就是，人们现在拥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一旦成立现在的联邦议院，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将会徘徊不前，我们要让他们抛弃这种错误的观念，从而保持他们的信心，而不是令人们灰心。”

俾斯麦拥有的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观念是从他那许多关于建立关税议院的观念发展而来的。在俾斯麦1840年发表的演说和书信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政客的影子，可是现在，我们不难看出，他已成为一个政治家。现在他想做的事就是将德意志统一起来，从而将他的革命理想转化为现实。从前，他因为某些原因曾抛弃过这种理想，他曾经这样说道：“虽然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想德意志能够统一，但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宪法存在，所以我宁愿它不要统一。”时至今日，对于德意志的统一，他极力赞成，虽然他仍然不要这样的宪法。多年之后，他曾经的顾虑已经化为乌有，并且现在也已经成了合乎法律的事情，“绝不能再称其为革命”。为了对付嫉妒的诸王侯，他不仅承认，而且宣称，允许德意志人并且只能是德意志人自己来统治！

俾斯麦曾写信给一位朋友，在信里，他使用了自己所特有的话语，有力地表明自己反对保守党的计划，这表明俾斯麦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在上文中所引用的公文是用律师笔墨来写的，下面我们来看看俾斯麦写给朋友的信件。“德意志诸王侯把自己作为欧洲的列强，站在用我们的联邦关系搭成的架子上，做着无上帝的、无法律的主权的妄想，这种妄想是很无稽的，就像是被保守党惯坏了的小宝贝儿。……我却不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向那些挑剔的民众让步，不管是在联邦内还是在一种关税联合的议院内。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彻底保守的民族议会，同时还能得到自由党的感谢。”

第一次德意志帝国议会果然召开了，就在俾斯麦说了这番话的10年之后。

8、出使巴黎

当加冕仪式正式开始时，威廉一世从神案上恭恭敬敬地拿下王冕规规矩矩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他的这种行为是要表示这个王位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人民的给予。接着开始检阅，一个身穿蓝色军服的身材魁梧的汉子出现在那些神采奕奕的富人的身影中。只要是经常出入宫廷的人就会知道他就是俾斯麦，当你靠近他并听到他大声讲话时你才可以肯定就是他，但他现在是满头头发。他说：“我现在很想做一件看起来十分有趣的事，我要戴上假的短发，穿上军服，在宫廷大院中把伯恩斯托夫压倒。但前提是我必须戴上假发，我可受不了光着头露天站上两个小时。”他在国王加冕的时候是这样，10年后皇帝加冕时他仍然是这副打扮。而国王呢，在第一次加冕和10年后的加冕时都躲着他的臣仆们。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消除外界关于他是反动派的说法。王后的做法已经让她的丈夫和她的对头俾斯麦十分难堪了，但她遇到俾斯麦时要比以前客气得多。在一次大礼中，王后和俾斯麦谈论起德意志的政策，“当时国王好几次想拉走王后，试图阻止她说下去，但都无济于事，她仍然滔滔不绝地说着”。

虽然国王成功加冕，可他还是因为国内混乱的局势而提心吊胆，年底进步党选举取得胜利，君主想要检阅新军，但没有得到议院的同意，直到春天，他才让自由党内阁解散，成立保守党内阁来协助罗恩。虽然伯恩斯托夫伯爵聪明、活泼，有独到见解，但薄弱的力量还是不能使他走上新道路。即使已经取代了施莱尼茨做了宰相，但大权还是在施莱尼茨的手中。后来当俾斯麦被从俄都调回柏林时，伯恩斯托夫伯爵就认为将来会有三位外交总长。黑森选侯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民不肯纳税时，派了陆军用武力去征税，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也成为别人攻击他的把柄。“要是伯恩斯托夫伯爵想与黑森抗衡，就任命我为次长吧。大的国内战事肯定会在一个月内发生。”俾斯麦向伯恩斯托夫保证说。

1862年的春天，俾斯麦为了当选内阁大臣开始热衷于工作，他认为自己擅长外交工作，但君主羞辱他，建议他试试其他的工作。这次他不再像两年前那样坐以待毙，而是警告他的君主：“我若没有得到任命就会辞职。”这种用辞职来恐吓君主的做法还是第一次。三个小时内，他就被派到巴黎担任大使了。巴黎与伦敦正好没有派驻大使，伦敦是伯恩斯托夫想要去的，巴黎自然只有俾斯麦去了。俾斯麦不招人喜欢，一是因为他糟糕的官运，二是因为他被王后视为眼中钉，被君主当作不祥的政治家，但俾斯麦还是冒着被勒令辞职的风险下最后通牒。伯恩斯托夫曾劝诫俾斯麦不要冒险，这是伯恩斯托夫的长处。只有很受君主重视的罗恩帮助俾斯麦。

俾斯麦认为自己在俄都的职务是暂时的，果然他任职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就被调离了俄国。在法国任职期间，他将之当作旅游，国内局势稍有变化，罗恩第一时间就将他紧急调回，这是两位好友之间的默契。俾斯麦从前喜欢巴黎，但现在巴黎很难有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使馆的气息令人窒息，法国土里土气、装模作样、虚伪。这两年，任何东西都令他生厌，他总是郁郁寡欢，想着怎样做才可以掌握重权，连他少年时最不愉快的时光他都常常追忆。

从俄都离职时，他在信中对妹妹说：“从我生病以后，在充满激情的环境中，我没有精力应付，懒于心计。三年前，对于宫廷来说，我曾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用的内阁大臣，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马戏团里生病的马夫。……我去巴黎、伦敦或待在这里或到哪里都要听从上帝和君主的安排，这些都无所谓了，我不会懊恼，也不会高兴。对于我来说，它们都没有影响我的政治生活，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承担一个内阁大臣的责任让我感到害怕，就像一个人洗冷水澡会发抖那样。我宁愿接受那些无关紧要的席位，或去法兰克福或伯尔尼，我在那里会感到很愉快的。……可能每个人都是爱慕虚荣并且心无恶意的，凡哈根也是如此。（俾斯麦在读凡哈根的日记）人与人的不同只在于生活怎样让他们的心走向成熟，就像成熟的果实，有的长了蛀虫，有的在阳光下生长得更饱满，有的被雨水淋坏，而且会有变苦、变甜、烂掉等现象出现。”

俾斯麦的夫人、孩子和家里的其他人接连不断地生病，他却很少受病魔的折磨，他写信到波美拉尼亚，特别是写信给他的妹妹，口气渐渐和蔼，也更加柔和。他会在得了重病时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感觉。他给夫人写信时怀着哈姆雷特的心境：“除了伪诈和幻术，世上什么都没有。不管是到了生命的终点，还是得了一场热病，或者是一个人的面具被一枚子弹扯了下来，人的这张假面具早晚是要扯下来的。扯掉面具后，是普鲁士人还是奥地利人，谁还可以分得清呢？人的肉体化为虚无，只剩下骷髅的时候，智慧和愚钝还有区别吗？在这种状态下看待世事，人们就不会被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的重责所束缚了。”

以后的日子里，他对待包括宗教的遗迹（他认为宗教的形象更不合理）在内的每件事物，甚至有时对他的夫人，都采用这种观点，他用这种观点进行反省。所谓魔鬼意味的真理都不存在了。他很少写家信了，就算写，也写那种很短，但用的是很亲密语言的书信。只有在描述大自然时，他才会发现许多深奥的东西——此时，他更像一个诗人。

在被命运打击时，他就用定数的观念来自我安慰。他的外甥在打猎中死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写信安慰妹妹：“二三十年后，我们两个人就再也不会为世事所苦了。那时，我们的孩子正好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会诧异于他们自认为刚刚起步的生活，其实已是在下山。要是不这样终了一生，就不值得穿衣服和脱衣服了……我们所爱的圈子会不断变小，只有在我们有了子孙后才会不断扩大。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新结识的人是不能替代死去的人的。”从这几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家庭和宗教的感情孰轻孰重。

但在日常生活中，在没有感情起伏又不颓丧的时候，他却将真理写了出来。例如，在给一位王爵送过殡后，他写道：“教堂中挂满了黑色的东西，我和戈尔恰科夫一直站着，直到送殡的人走出教堂后，还在用黑天鹅绒被盖着的棺材旁谈论政治。……讲经者讲的是第一百零三章圣歌作题目的经文，我们却在这里讨论我们的政策，似乎我们是长生不老的。”这是天生的解析家所应该有的冥想心境，这种心境在俾斯麦的少年时代是常见的，在他信奉基督教的10年间却极为罕见。此后，他在对待事情时也常常怀着这种心态，这样他可以更真切地看到真理。

现在他也是怀着这样的心境闲逛在巴黎的大街上。因为夫人不在这里，又无人陪伴，所以他还没有安顿好自己的家。因为没有达到目的，他的内心越来越不安，甚至到后来居然开始鄙视这种目的了。他在给罗恩的信中说道：“我很喜欢在这个世界良性运转时愿意在冰上跳跃的动物所具有的那种冒险精神。”他和罗恩商讨有什么家族理由能够让伯恩斯托夫推迟起程，这样的话就可以将危机推迟到春天。最后俾斯麦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最后的六个星期内我都没有收到委任的消息，现在却授予了我职务。可能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心思，又或者君主会下定决心不再任用我。”8月，由于他非常想知道在明年的冬天自己会去哪里工作，伦敦、巴黎还是柏林，所以他催促罗恩给他提供一些真实的消息。罗恩的回答非常有特色，他说：“因为君主会领悟这样的动机，所以它们将会产生超过政治上的考虑的诸多效果。”

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家，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这让他心神不安。他说：“我的马匹在附近的乡下，我的家眷在波美拉尼亚，我的东西在俄都，它们将会被封冻在那里让我无法取出……而我自己则正在路上。……我最喜欢住在巴黎，但是要让我知道我只在那里住几个星期，并且没有花费太多心力。我的家人太多，有太多不便之处。”随后他又说道：“我预备当内阁大臣，哪怕在今天上任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他还是为自己留出了一条退路，这是他惯用的手法。在写给哥哥的信中，他说如果他得到了这个大臣的职位，他也不会长久地干下去，他最终会选择回乡下种树。“我的想法是在沙地上种橡树，然后把树皮卖掉。即使种在石头最多的、最不好的地方，荷兰人也能获得每英亩至少40至60先令的收入。”有一次，他以一个玩了一夜之后的小军官的口气给他的哥哥写信，说：“昨天我吃了很多杏子，因为和妻子分离的生活让我觉得太沉闷了。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以便自己能够在那里安度余年。”

在巴黎度过的这两个月，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只有一次他在符腾堡与拿破仑三世进行过一番长谈。这一次和五年前一样，拿破仑三世依然耍弄着俾斯麦，不同的是他比上次急得多了。拿破仑三世好像有点儿预感到这个人不久就会大权在握，成为毁灭他的仇敌，又好像希望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场灾难免去。在两人一同散步的时候，拿破仑三世忽然对俾斯麦说道：“你认为君主会打算和我们订立同盟吗？”

“敝国的君主对于陛下有着极其友好的感情。敝国对于贵国也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成见。但是订立同盟只有在环境有利的时候才会有益，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同盟才是有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同盟必须有一种动机，且必须有一定的意义。”

拿破仑三世说：“这倒不一定。有些国家彼此之间非常友好，有些却并非如此。因为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所以必须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加强信任。我所说的同盟并不是随意订立的。在我看来，法兰西与普鲁士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只要没有成员阻挡，我们就可以建立一种亲密且耐久的友谊。尝试着去制造的话就错了。事态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仅无法预料它的发展趋势，也无法估测它的力量有多大。我们能做的就是事先准备好应付的办法。这样，在事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难随机应变了，甚至还可以对其加以利用。”他这是在试图表达一种建立外交联盟的思想，然后他忽然停住脚步说：“这几天奥地利想同我们签订的条款令人非常惊讶，你肯定想象不到其中的内容。……维也纳如同处在一个恐怖时代，梅特涅和我说过全权的问题，但是全权的范围太大了，他几乎不敢讲，他说他拥有君主从未给过使臣的大权，能够和我无限制地商定几个问题。他的这种宣言令我很为难，我不知道怎么答复他比较好。他多次说想和我商讨一些大事，同时表示既愿意牺牲一切，又毫无限制。姑且不讨论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冲突，单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就有一种唯恐会被卷进奥地利的命运之中的感觉。”

在这次谈话中，极其惊人的一点就是这个法兰西皇帝的不拘礼节，这可不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但是他将其展露在另一个以实际狡诈而表面坦白诚恳著名的政治家面前。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想，正是出于自己的任性和过去对这种礼仪上的事的轻视，拿破仑三世才会这样讲话，但是按照他的性格和历史来看，我们的猜测似乎并不值得相信。他知道外交家一般都比较喜欢闲谈，所以他不会毫无根据地制造梅特涅愿意答应他的条款的谣言；俾斯麦说的话只是一句借口，而不是他的真实见解。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俾斯麦那“贞洁”的推辞，他用波蒂娃夫人勾引约瑟来比喻自己的推辞（约瑟没有答应与波蒂娃夫人苟且）：“他的舌尖上有一种关于同盟的极不正当的提议，如果我半推半就，他可能会说得更明确。”

如果俾斯麦试图从拿破仑三世的口中探听到更多的消息，那么他会愿意冒怎样的险呢？他不太会顾及道德，因为他不是正统派。倘若他真的能够把法国的一个强有力的务实提议带回国，也许君主会愿意讨论这件事。更何况我们知道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伯恩斯托夫，信中对他同一天的报告进行了极为夸张的渲染，他说法国皇帝“极力扶助德意志小规模的统一，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和五年前一样，那时他在和我的谈话中说，他希望普鲁士能够变成一个海权国，至少也得是二等海权国，还说普鲁士一定要有军港，他认为收窄吉达海湾是一件无理取闹的事”。但是有关自己对奥地利的诸多提议答复拿破仑三世的话，俾斯麦并没有告诉他的长官，他只说了“不便以指明的条款同法国联盟，而且不愿意帮助奥地利反对法国”这两句普通的结束语，因为奥地利“绝不会心甘情愿地答应改善我们在德意志的地位，它只会牺牲威尼西亚与莱茵河左岸”。大致说来，“只要这些条款能够使奥地利在德意志压倒普鲁士，它就愿意订立”。

我们应该能够注意到俾斯麦没有把那番话告诉他的长官，因为他很快便确定了自己这次在符腾堡的发现，他对法兰西皇帝说的话要比对他的长官开诚布公得多。他正在等候这位长官的离开，以便取而代之。他还希望伯恩斯托夫不久就能出使英国，到那时他就可以成为外交总长了。从前是他的上司的人，如今就快成为他的属员了。为什么他会对伯恩斯托夫讲出几乎所有的谈话实情呢？他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其实俾斯麦绝对可以隐瞒这件事不让君主知道。虽然他只是把大概的情况对拿破仑三世说了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从拿破仑三世的嘴里必然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四年后，在普鲁士与奥地利打仗时，他同拿破仑三世距离较近，也许他又会对拿破仑三世提起这些事情。

当俾斯麦在巴黎时，他碰到了一个反对党的领袖梯也尔，后来他又去了一次伦敦。有人说他在俄国使馆吃过饭之后说的那些坦白话，令迪斯累里与其他领袖们感到惊慌，但是下面的这个传闻，我们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传说有人问他，如果他得到了政权，他会做些什么。俾斯麦答道：“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陆军。等到将陆军训练得极为强大的时候，我就能够得到第一次与奥地利算账的机会……我会解散德意志联邦，另外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让普鲁士做领袖。”俾斯麦讲话时喜欢用恐吓的语气，他觉得人们总是不太相信那些真实的恐吓，却对那些不真实的恫吓深信不疑。然而这一次他想错了，因为在座的人中有一个和他一样足智多谋。迪斯累里在转述俾斯麦所说的话时，非常聪明地加了一句，他说：“我们要提防这个常常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却不这么说的人。”

普鲁士陆军是德意志问题的关键，那时有三个党派，每个党派都想自己控制陆军。自由党希望普鲁士能够成为德意志的领袖。保守党分成两派，一派不愿受制于普鲁士，极力主张成为德意志人；另一派却极力主张做普鲁士人，不希望成为德意志人。人民、政界、宫廷、王室都分裂成这三个党派。他们之间的观念冲突此起彼伏，就像波浪一样，仿佛是在革命时代。

愿意听两种声音的只有君主一个人，他志在整顿陆军已经有30年了。他唯一关注的就是这件事，而且他还是这方面的行家。自从“解放之战”以来，陆军制度从未发生过改变，虽然国内的人口在成倍地增加，但是入伍的年龄始终保持不变。威廉那无能的哥哥已经死去，他现在已经手握大权。他希望创造一个全新的陆军，征召更多的人参军以扩充队伍，同时将兵役期改为三年。还有就是要减少乡兵，因为这些人都娶过亲了。这样一来在陆军的总人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营里的人数却可以从40万增加到70万，而且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士兵。这样一来，那些年纪较大的人就减轻了兵役，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讨好人民的做法。虽然君主自己也是一个军人，但最初他的心里也只想到了这一层。

不过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就不见得没有人对他的这种办法有其他说法。自由党认为可以从两方中的任意一方来对这种做法进行攻击，因为他们认为乡兵是民众最后的要塞，自从1813年以来最后连续据守的都是民众。从前的“解放之战”能够取得胜利，都是他的父辈、祖辈们的功劳，并不是贵族的功劳，因为到了紧要关头，贵族往往拿不定主意；也不是君主的功劳，因为君主与民众是对立的。从前沙恩霍斯特创建的民众的军队，现在居然要降格为君主的军队。更何况自由党与君主的观点一致，都想巩固陆军。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所以他们都赞成兵役的期限为两年。他们反对增强贵族对军队的操纵势力，反对扩充军官队伍与陆军学校的提议。他们不希望看见那些中等人家出身的军官被改为乡兵。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贵族的手上，全部的省长、外交官以及其他地方行政长官都是由贵族担任的。但是只要能够保证陆军还是民众的陆军，1848年的精神就会永存。

让这件事的冲突达到顶点的是罗恩，他是宗社党的，比君主厉害得多。他在议院宣布，紧要关头，君主的权力既不能依靠那些善于顺水推舟的大多数人，也不能依靠党派的演说。就这样，他当众表示自己反对宪法，使左派如他所愿的那样掉过头来自卫。直到宪法颁布之前，君主都是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陆军的人数的。“我们是希望普鲁士成为一个立宪国，还是像古时候那样的一个陆军国？”罗恩说道，“当兵必须领军饷，如果你们不肯投票决定三年兵役的军需，就把议会解散了吧。”于是这次冲突就这样闹起来了。

在几个星期里，柏林的形势始终非常紧张，而在此期间，俾斯麦每天午后都要在法国海岸中水势最猛的大西洋里游泳。他通常会在离西班牙的边界较近，离铁路邮差、德意志报馆都很远的比亚里茨游泳。他每天都享受着海水浴的乐趣，开始的时候他只想在那里待几天，后来却一连住了好几个星期。他躺在沙堆上，“吸着烟，悠闲地眺望大海，有时兴致好的话还会练练打靶。……政治已经被我忘干净了，甚至连报纸我都不看了”。伯恩斯托夫和罗恩为了把很重要的信给他一直追到比利牛斯山脚下。俾斯麦舒服地躺在沙滩上说道：“希望没有直接传召我去柏林！我的身上充满了大海与阳光的气息。……我泡在海水里半个多小时，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好像会飞，可惜的是我并没有翅膀。吃完饭我喜欢去沙滩上骑马，海水已经退潮，在月光的照耀下，我独自一人一直往前走。你知道吗，我又将过去那种雄伟的感觉找回来了。”

俾斯麦已经有十多年没像这些天那样快活过了，在这里他感到非常轻松与舒畅。他对于女性的性情非常了解，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得到女人的爱抚。他每天都给他的夫人写信，发狂般地谈起另一个女人，拿她与他们已死的朋友做比较。他虚构了一个自己少年时代的爱情故事：“我躺在两块上面开满了野花的石头之间，谁也没有发现我。我看着大海，水是绿色的，浪花却非常洁白。在我身边坐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如果你了解她的话，我相信你也会喜欢她。她让我想起玛丽·塔登……但是她是极其新鲜的——活泼、可爱、聪明、清纯、秀美。”俾斯麦在海边避暑的地方遇见了奥洛夫王爵夫人，她和她的丈夫形成了人间的一道美好的风景。到了晚年的时候，俾斯麦不再喜欢野蛮的森林与凸出的峭壁，反而很喜欢这种景致。“和你分开之后，我觉得很好，也很快乐。”他早睡早起，到了晚上，这个迷人的俄国女人就会给他弹琴，他则站在窗边，一边看着大海，一边欣赏音乐。她弹的都是他喜欢的贝多芬的曲子。“如果你了解她，你也会崇拜她。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他们相约去看一处灯塔，结果到了那里，他们发现管理灯塔的那个女人快要生产了。望着那个女人，这两个人被一种很奇异的浪漫的想法笼罩了，他们悄悄地把对彼此的爱意流淌到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身上，他们愿意做这个孩子的教父、教母。在这个男孩出生后，他们用两个人的联名替他取了名字——奥唐·拉伏雷。唯独这一次，俾斯麦忘记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他已经被这个俄国女人彻底征服了，虽然他阅历丰富，但是他很容易被外国女人吸引。在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这种激情了。

这时他是坐在这个美貌的女人的车里，走向对他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权力。

发出许多信，拍了无数个电报之后，他才在亚威农收到来自罗恩的警告。早在两个星期前，罗恩就通过信件事先与他打过招呼。当他回到巴黎时，对他的宣召便已经确定下来了。1862年9月18日，他收到了这封信，19日，他又收到了一封电报。他在19日凌晨坐火车回到了柏林。他的心情和15年前的一次非常相似。那一次也是在他等了很久之后，他的农人们骑马快速地跑到他位于申豪森的家门前，喊道：“男爵，请赶快来，冰已经开始化了！”

进步党在下议院拒绝通过陆军提案，要求必须将兵役期改为两年，否则坚决不予通过。由于受他的那些懦弱的同事逼迫，罗恩答应这件事他再考虑考虑。但是如今君主有毛奇扶助，态度非常强硬，对此丝毫也不肯让步。正在这些事情都处于僵持状态时，罗恩擅自做主，请回了俾斯麦，让他给这三位军长提供军队。

俾斯麦在巴黎接到动员令的时候，君主还在新巴贝尔斯贝格宫，事态对他的扰动很大。其实他只是一个贵族而不是一个政客，所以他不由得想到了让步，甚至还想到了退位。他平生所经历过的那些恐怖的镜头一一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曾经逃到默麦尔，长大后他又曾逃往孔雀岛与伦敦，还去过奥尔米茨。克里米亚开战的前一天，他无论做什么都失败。9月18日，他把他的儿子喊到了身边，给他看了看那份尚未签字的禅位文。但是太子为人太过懦弱，他对这些事情一点儿也不喜欢，更不愿意夺走他的父亲的王位。所以他以自己不能一登位就望着议院退步为理由，拒绝宣读这个禅位文。他还说禅位只会使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对于解决问题半点儿帮助也没有，右党的政客们会利用父亲来抵抗思想较为自由的儿子。在这里，他提到了俾斯麦的名字。

腓特烈说：“他是亲法派的。”

威廉说：“对于为什么不让他当内阁大臣，我有太多理由了。”

在罗恩又一次力举俾斯麦时，就连伯恩斯托夫也开始帮着他为俾斯麦讲情。老威廉在这两个人的逼迫下已经无路可走，只好说：“他现在肯定不愿意来，而且此刻他也不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与他商量这件事情。”这就是威廉最后做的努力，以避免根本不能避免的事。21日早晨，俾斯麦回到了柏林。有一个认识他的人在描述他到柏林的情形时，这样说道：“他很瘦，身体却很好，太阳把他的脸晒得黑黑的，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骑骆驼过沙漠的人。”在俾斯麦的眼中，所有的事都是纷乱的。很多人都有话要对他说，还给他呈上了各自的奏折。为了图个清静，以避免纷挠，君主和太子到了邻近的一个矿泉处。太子传召俾斯麦前来觐见，到那儿以后俾斯麦什么都不肯说，因为他还没有和君主进行过讨论。君主知道他见过太子了，当罗恩来觐见时，他便很不高兴地说：“俾斯麦已经去见太子了，和他不能办什么事。”这是俾斯麦自己日后记述的话，这句话显露出了威廉的全部性格特征，他宁愿退位也不肯向议院让步，因为他是个军人。其实他的儿子不肯继位也挺好，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长久地掌握大权。但是当他一想到他昨天刚刚同意宣召俾斯麦来柏林，结果俾斯麦今天一到这里就去巴结太子了，他心里不由得便满是怀疑。他怀疑这里面有什么阴谋，俾斯麦是罗恩自作主张并且自愿负担责任召回的，如此说来罗恩一定也知道这个阴谋。不幸的是这个令他怀疑的人已经到了，他不能不见自己的使臣，更何况其他的人也不见得能比俾斯麦强到哪儿去，对他们置之不理也毫无作用，眼前俾斯麦最想做的就是整顿陆军。

“好吧，让他来吧，给他一次尝试的机会，我们手上有什么利器，就用什么吧。”

22日一早，俾斯麦就去了君主在巴贝尔斯贝格宫的书房。这时的君主并不像三天前那样想着退位了，但是他还是把自己打算退位的想法告诉了俾斯麦，并且给他看了他已经给罗恩与太子看过的禅位文。虽然他对于上帝恩赐他当君主感到非常满意，虽然他是从神案上拿到的王冕，虽然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处于奋战之际，他身为军人的本色还是显露了出来，他多次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会选择退位。”

“除非我能对得住上帝、良心以及我的人民，否则我宁可不当这个君主。……我找不到一个愿意来执掌我的政府的内阁大臣，因此我决定退位。”俾斯麦知道君主会说这样一番话，君主也知道俾斯麦希望自己说这样一番话，因为所有的内阁大臣都能够了解君主的意思。俾斯麦回答说：“从5月以来我就表示愿意入阁，这一点陛下是知道的。”

俾斯麦以自己惯用的手段，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请我来了”。接着俾斯麦又说，罗恩必须继续留任，所以还要找其他内阁大臣。

“即使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你还会执意整顿陆军吗？”

“会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暂不退位，希望能够借你的帮助向前奋斗。”

整场谈话表明君主在开门接见俾斯麦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准备借助这个意志坚强的政治家的力量，继续他的统治，这样既保留了自己的面子也保全了自己的地位。他问的那几句话，引导对方给出了他所期望的回答。威廉这个人太过简单和直率，不肯像戏子那样装模作样，于是他撕碎了禅位文，同这位新来的大使手拉着手，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和俾斯麦一样，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以一句话来决定一件大事。君主请俾斯麦一起在花园里散步，又就一些问题询问了他的意见。这时威廉给俾斯麦看了自己写的七页长的时事提要，其中的内容涉及国内面临的所有问题，从让步于自由党到改良行政。这篇提要是计划抵御俾斯麦以保护威廉的，这是一种冒险的做法。俾斯麦粗略地翻看了一下就确信这肯定是皇后授意的。

俾斯麦知道暗中有一个人处处与他作对。不过既然已经对他委以重任，而且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他那往昔的自信与骄傲便又回到了他身上。在这样危险的限制面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政策，同时巩固自己的既得权力。于是他一改刚才的腔调，不肯讨论这个提要。他说：“现在要解决的并不是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问题，而是决定普鲁士将来的政体到底应该是独裁制还是议院制。如果有必要的话，在一个时期内应该用独裁制抵制议院制。就这一点来看，这种计划完全是在约束我们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之上，即使陛下命令我做那些在我看来并不明智的事，我也要对陛下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到时陛下仍坚持自己的见解，那么我宁愿与陛下一同死去，也不会在同议院做斗争时把责任全部推给陛下。”

他是在用一种以前从未用过的新的腔调谈话，对此他颇费了一点儿心思，因为这时他必须想方设法取得威廉的信任。虽然与此同时他声明自己会绝对服从命令，但是我们能够从他那“魔鬼”一样的心里听到他在说：“在他表示信任之前，我会一直拖着他走。”

他应召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以臣仆与军人的身份，还是以一个外交家的身份。一分钟后，他说出了他作为实干家的远见，那时君主正准备把那份变得毫无价值的计划扔进干沟里，不过俾斯麦将他拦住了。这是俾斯麦第一次以臣仆的身份对他的君主进行劝说。

在从巴贝尔斯贝格宫回来的路上，俾斯麦碰见了施勒策，这个人经历了许多波折才最终赢得俾斯麦的信任和重用。施勒策说当时俾斯麦用一种很奇怪的腔调对他说：“我想我已经被看管了。”

第三章　功臣

“这种政策是一首诗歌，是一个并非诗人的人突获灵感所作的诗歌。俾斯麦就像一个在绳索上跳跃奔逐的人，不会从绳索上跌落正是他备受赞誉的原因。而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给予这样的赞美，将难以符合每个人的雅好。”

——西姆松

1、“铁血宰相”

“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议会，我不得不听着那些稚气和情绪激昂的政客说的一些很怪异的傻话，不过，这倒是让我得到了几分钟的闲暇，尽管这种闲暇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当大使时仅是一个官员，不过我感觉自己算是一个上等人，可是当了内阁大臣以后，我反而觉得自己像做了奴隶。……人们因各不相同的动机聚集在这里，存在争吵自然就不奇怪了。……这种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大家以自相残杀为乐。……普鲁士是不能让这群只会空谈的人来治理的。对于这些缺乏灵气却生活过于舒适的人，我们必须加以抵制。他们生性愚蠢，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却自大狂妄……不过用‘愚’来形容可能略失恰当。因为他们受过德意志大学教育，聪明，也懂些知识，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很了解，这就好像我们还是学生时——我们那时懂的其实比制度还多。他们就像孩子不懂世事一样不了解外国政治。当他们通过议会聚集起来讨论其他事情时，他们也就都成了孩子。”

这封信是俾斯麦写给莫特利的，莫特利是他少年时的朋友。在他开始执政的前几个月，他就怀有这样一种态度。他一方面看不起这群他要与之共同奋斗的理想家，一方面又觉得这群人中还是存在一些有知识的人的。他觉得自己在有关欧洲的事情上比其他人都强。但由于他要和自己顾及体面的感觉不停地斗争，所以他觉得内心非常痛苦。以前倘若碰见看不顺眼的事，他肯定会毫无保留地回击，但现在他收敛了。以前他可以当面和对手争论，把演说台变成战场，这种事在他还是议员时是经常发生的，他当外交官时也可以在书信和报告中论战。但此后他不再这样了，他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和计划都隐藏起来，不让那些代表知道。因为要是不这样做，一旦消息泄露，被外国人知晓，他就不得不重新制订所有的计划。于是一旦他执掌大权，他就又变得独来独往了。

他看到一张柏林的报纸后甚感讶异，上面刊登了一篇恭维他升官的文章：

“他刚出来做事的时候，是个有适当政治知识的乡绅，他的见解和学问都没有比其他受过教育的人更好，1849年和1850年，他在议院的名声达到最高点。他把一些事情看得很淡，他的演说往往暴露出他是一个粗狂并且残暴的人。他有时候喜欢说一些俏皮话，但是常流于粗俗。这样的人怎么能发表政治观念呢？”一些民众确实有点儿看不起他，他在最后10年中为和平所做的重要事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晓。他没有教士的性格特征，但是他的很多行为非常秘密。《边疆报》曾刊登弗莱塔格的撰文：“假如一个人跟议院的强大势力碰撞，哪怕这个人拥有更大的魄力，他还是会触礁沉没。我们可以给俾斯麦一年的时间，让他去这样做。”果然是诗人的预言，俾斯麦掌权的时间长达28年。

此时他身边有个人经常觉得他神经有问题，因为这个人总是留心观察他。他的一个下属在几个星期以后写道：“俾斯麦患了不轻的神经病，有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对自己的行为的结果不太在意。比如，在给报馆发布训条时，他的思维非常活跃，犹如一匹奔腾的野马，以至于记录的人跟不上他口授的速度。由于他不注意休息，所以大部分柏林外交界的人都认为他的寿命不会太长。”

现在俾斯麦会用很科学的方法平和而且迟缓地对所做的每一件事进行仔细考虑。主意定下来以后，他并不是立刻下令执行，而是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实验后才小心地进行。他之前给罗恩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如果他掌握了大权，大众肯定会说：“现在要给魔鬼还债了。”他决定不按照他的对头们的猜想行动，因为这些人认为他的举动将激烈而且糊涂。他刚上任就以取消1863年决算的方式同议院停战。他想从老自由党中选出几个人入阁，于是跟这些人进行了商讨。他提议的内容已经令这些人感到惊愕，但是他提议时的状态更令人震惊。有个议员看不上俾斯麦，但是俾斯麦没表现出惧怕，觉得他就是个君主党，而且没什么意识，反而跟他进行长谈，表现出很了解君主同时又对君主进行批评的样子，这个议员事后会对他的朋友怎么说呢？有个自由党议员叫厄特克，说他第一次见俾斯麦时，觉得他肯定是“一个深具奴性的贵族，一个不做事又喜欢玩乐的赌徒”。“没想到，几分钟后他就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我发现他并不是这种人。……他长得很高大，走到门口非常客气地迎接我。握手时，我感觉他很有力气但是动作很轻柔。握手后，他把椅子顺手拉过来让我坐，面带微笑地说：‘好啊，原来是你，有失远迎，有失远迎。’然后他说，自从他强烈反对民众在街头大闹这件事后，时局改变了很多。他在法兰克福学到很多东西，他对《十字报》的咒骂并不少，而且他骂人的语句是我没有说过也没有听过的。”

因为俾斯麦的很多对手都猜想他是个特没礼貌的人，因此他用客气的接待和开诚布公的态度来对付这种猜想。这个叫厄特克的人不是什么做小生意的，也不是小官吏，也不是那些常在乡村俱乐部对政治高谈阔论的俗人，而是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律师，是黑森的诸多领袖之一。俾斯麦的盛情款待让他觉得很欢喜，不是因为俾斯麦作为宰相来接待他，而是因为这个和气的宰相是一个普鲁士贵族少爷。在那个地主乡绅自大无礼的时代，俾斯麦能这样做是很难能可贵的。大家都认为俾斯麦还会用这种态度对待别人，没想到他并不是这样，他的行为举止都很自然。即使对头们在场，俾斯麦也会批评那些反对自己的党派做得太过，表示自己并不会因为被民众称为“大人”而变得古板，也不会成为只讲理想的贵族公子，他对人情世故很了解，与众不同，却是一个可以被当成典范的普鲁士官员。

施勒策在俾斯麦掌握政权的初期有几次与其同饮，在这个时期他最为关注俾斯麦。施勒策这样写过：“俾斯麦总试着用自己的滑稽戏去吓唬君主和其他党派。任何人都能被他极好地敷衍，这很有意思。在兵役期限问题上，他正在试图让君主做出让步，他把自己提议的问题在上议院进行严重渲染以吓住他们。……他对待下议院议员们的方法有时很毒辣，有时又不是，不过他做这些都是为了让他的提议得到通过。他让德意志的各内阁都相信他新推行的加富尔主义连君主也阻挡不了。他到现在还是靠他天才一样的能力在人们心目中建立了自己伟大的形象，让他们称他为男子汉！”

他到现在为止对人都非常客气，虽然他在尝试过程中尝到了很多苦处。他在掌握政权才一个星期的一次委员会议会中，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坦白。他在辩论时打开了装雪茄的烟盒，把一根橄榄树枝拿出来展示给对头们说：“这是我打算送给民众的党派的，以作为议和的纪念品，是我不久前从亚威农捡来的。不过我现在觉得还不适合这样做。”虽然他神情轻蔑，但是语调很客气，就好似从亚威农也带回了客气。但是一会儿，这个政治老手就换了语调，说报纸上批判他的内容（讲他通过宣战把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了，导致人们对国内的动乱漠不关心）都是假的，他接着说：

“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战乱我们是很难避免的，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失误，德意志对普鲁士的自由主义置之不理，只关心自己势力的发展。因为南部德意志诸邦很想自由实行自己的自由主义，因此没有人想把普鲁士的地位交到他们手里！好机会已经往返过好几次了，所以普鲁士要把兵力汇集起来，为好机会做好准备。自打数次和维也纳签订条约以来，我们没有很好地划定边界，这对建立强健的政体非常不利。很多重大时局问题演说和多数议案都决定了（这本来是1848年与1849年的大错），它们只能靠铁血政策来解决。”

说这句话时，俾斯麦正站在一张绿色的桌子旁边，在他面前是一二十个议员以及几个阁员，没有人激他说这话，从表面上看这个演说似乎是即兴发挥的，其实这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尽管那个时候没有速记员记录这句话，可是当它传遍整个德意志，被报社及大众以“铁与血”的节奏发表并形成一种或真或假的恐怖氛围时，俾斯麦承认他说过这句话。

可是对于这三个字的使用他却感觉后悔。他当内阁主席后第一次挥拳时的情况和14年前他当议员后第一次挥拳时的情况一样，拳头都落在了空气中。这两次挥拳都把包括朋友和对头在内的全部人得罪了。罗恩是他的朋友和知己，在他们一道归家的途中，罗恩也对他表示了责怪：“它本来是新鲜而且有芳香的题外话。”俾斯麦在面对一个议员就这件事情进行解说时曾说：“我旨在说明君主需要军队。我说的那些话只是对维也纳和慕尼黑提出警告，并不是说要大步推进德意志问题，也不是说要使用武力反对德意志诸邦。‘血’指的是‘军队’。现在我才领悟到这些字眼应该小心选用。”这句话是俾斯麦所说的话中最受人关注的，但是成为他战略上最后的错误。

君主看到这些用词以后也感觉恐慌，在巴登时王后指责俾斯麦，王后过生日时，太子和太子妃也指责了他。这位宰相刚上任，就让君主非常担忧。一个星期前，这位新任宰相才对他誓言效忠，他也对王后做出承诺要严加约束这个人。波林雅克、路易十六与斯德拉福等诸王室成员听到这句话后都非常生气。俾斯麦说那句话的时候正好赶上王后的生日，所有庆贺生日的快乐都被弄得无影无踪。对于自己的演说会在巴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俾斯麦已有预感。他也能预料到君主心里在想什么，即使君主既没有给他发电报，也没有给他写信。他想象过几天威廉从巴登回来时，自己的耳朵里会装满怎样的一些警告和责备。因此俾斯麦开始采取手段应对君主，他秘密出行，事前也没告知君主和内阁，预备在君主回来之前就去半路上见一下威廉。

温鲁是一个认识俾斯麦的自由党成员，俾斯麦在买车票的时候碰到了他。他们在同一节车厢，小心地讨论着时局问题。俾斯麦在车到朱特博时就借口探望亲戚下了车。然后他在一个还没有建好的车站里头坐着，“在黑暗当中，坐在一辆小车上”。他的周围是很多工人，还有其他不相干的人。他向一个驾驶员询问君主所坐的是哪趟火车，结果得到了粗暴的回答。对方不知道他是何种身份的时候，他就是个凡夫俗子。他一贯主张人们应该向他那个高贵的阶级致意，但又好像不要人们向他的官阶致意。那个人人都知道的“铁血政策”的主张者，那个被全世界谈论同时也指责的人，现在正在一辆被推翻的小车上坐等着君主到来。

俾斯麦见到普鲁士君主的时候，他正独自坐在一列普通列车的单间里，灯光昏暗，看起来很沉闷。俾斯麦向君主提出对时局进行解说的请求，却被君主拦住，“这件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很明白。在奥本巴拉兹，就在我的窗下，他们会来砍你的头，再过一些日子，他们也会来砍我的头”。

在君主身后，俾斯麦觉得好像闪烁着奥古斯塔的影子，他答道：“陛下，那再后来是什么呢？”

“再后来，我们都死了！”

“对啊，我们到那时都会死了！我们最终都要死，这样死难道不是最体面的吗？我应该为我的君主和领袖战斗而死。对上帝赐给您的权力，您愿以您的鲜血来祭奠吗？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当作赌注，为了上帝的恩赐，最后死在战场上和死在绞架上都是没有差别的！路易十六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一个懦夫，他不是历史上出色的人物，君主您不必联想到他。查理一世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斗，败北走向绞架时不动声色，就死时显露出一股从容的王者之气，他永远是历史上高贵的人物，陛下不妨想一想他。陛下您除了奋斗已经无路可走了。即便是以您的生命去冒险，您也不能投降，必须坚决抗争！”

“我越说，君主的精神越振奋，越感觉自己是一个军人，为了自己的王位还有国家下定决心奋战。……普鲁士军官若非为了自己，是不会对死亡感到恐惧的，他们会服从所有命令，并且拼命战斗，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模范。若是为自己斗争，因为对在他之上的人们和世界的指责感到畏惧，他反而会变得懦弱。他在巴登为自己的夫人庆祝生日时已经没有了信心，但是我几分钟的鼓动就使他恢复了自信，人也开始显露出高兴的表情。……还没有到达柏林，但是从君主如何接待迎接他的大臣和官吏就可以看出，他很有兴致和干劲。”

事态的变化就好像上演了一出戏剧，让人感到惊讶。俾斯麦在30年后写了这件事，这件事也是他众多杰作中的一个。在这件事情中，俾斯麦只是试图让愤怒的君主改变立场，让君主支持一个他自己认为本不该说的演讲，他不是在逼迫君主主战，也不是在逼迫一个对头投降。俾斯麦良心不安地坐在那辆小车上，上任一星期的宰相无法向君主承认自己不该说“铁血”两字，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对头，他倒是可以认错。因此他鼓励自己努力劝说君主。最终俾斯麦激发了威廉的好战心，从而为以后的局势奠定了基础。

俾斯麦天生的机警和擅长谋划成就了他所有的手段，这也是他内心深处的感觉。俾斯麦自最初几次决斗后便准备好了活到老战到老。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对牺牲生命感到过惧怕。这个宰相有非常真实的勇猛特性，君主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胆量的军人，他可以最真实地理解俾斯麦的勇气和胆量，这也成为俾斯麦激发君主最有效的武器。

只要君主一显露出懦弱，俾斯麦就用这个好办法激励他。

2、君臣之间

俾斯麦曾说：“我跟亲王相处不融洽，对付这个人一定要采取细腻一点儿的方法。”威廉在那时已经做了摄政王，在俾斯麦成为宰相的前四年，君主更换，他也常常对格拉赫谈论各种觉得难做的地方。他对普鲁士来说合不合适是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施勒策既爱他，又恨他，不敢讲他是合适人选。君主是仅有的普鲁士人，能否将普鲁士交给他并允许他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呢？刚开始的时候必须笼络威廉，现在则要把威廉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俾斯麦和威廉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男人在对付他所爱的一个女人，这个男人知道不能完全相信她对自己的爱情，如同一个建造者对付一个资本家，他想要制造新的机器的话还必须靠这个资本家给他提供资本。他们的性格差异很大，他们为了自制而不是权力在无声无息地相互争斗，这种争斗规模浩大而且没有尽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互为所需，各自有各自的责任和功劳。究竟谁的功劳大一点儿并没有定论。这个君主岁数较大而且才智平平，但是得让这个岁数比自己小的人来当宰相，还要在各种事情上做出让步，他天资聪颖，深具才学，而不仅是个出身贵族的公子。他作为政治家有魄力有谋划，但是得迁就这个遇事不果断的君主，作为读者，你想想谁更为难呢？就好像一个老人在骑马，老人不相信自己骑的马，马也常常对老人的羁勒表示不甘。

他们两个人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都是谁有什么意见就直接提出来，但是常常事情还没有得出结论两个人就闹翻了，甚至想立刻就结束这种君臣关系，各走各的路。不过假如两个人都忍无可忍了（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种灵活的手段），为臣者就向君主请辞，君主就会因为害怕而退让。一般文字记述的都是些小争吵，他们俩有时也会愤怒大吵，局面僵持不下。

君主和他都还没掌握大权的时候，俾斯麦还是个大使，他就知道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他现在都是用宏观一点儿的方法处理他跟君主讨论的国事。他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很擅长出入宫廷。他有时是个军人，但是因为担心君主害怕，所以他经常称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君主现在已经72岁了。虽然君主年纪很大了，但是常常发怒，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因为在气头上把公文揉成一团。俾斯麦经常在君主发怒后笑着观察被揉成一团的公文，心里觉得特别有趣，就像一个大画家看见画像上的褶皱会觉得更有意思。君主发脾气时要保持镇定，这个本领是俾斯麦最近才学会的。他了解现在的君主跟口是心非的腓特烈·威廉不一样，腓特烈·威廉会欺骗自己的大臣，而且会利用这个大臣去打压那个大臣，而现在的君主性格直爽，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并且毫无保留地相信他，所以他也不责怪君主。

俾斯麦在刚开始处理国事的时候就知道君主是个怎样的人，因此也觉得君主不是小人，不会乘人之危。不过君主却在俾斯麦都已经在宰相一职上有了很多成绩之后才了解他，消除对他的很多偏见。他本来很不情愿跟俾斯麦共事，因为这个原因，开始那几年他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对他俩的君臣关系起了破坏之心。起初政客们都找亲信去求见君主，让他放弃任俾斯麦为宰相的想法。看着自己的人民对自己没有什么同情，老君主心里很难过。早前他不在乎有些人因为恨他叫他“霰弹亲王”，现在是自由的时代了，他又开始获得这种同情。俾斯麦当宰相四个月以后，有个是君主老朋友的军官致信君主说：“人民对陛下是忠诚的，可是他们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反而会紧紧地抓着……我请求上帝免掉一种可怕的误会造成的很多负面后果！”

这些话让他怒从中来，反抗让他更加坚持己见。他像个少年一样生气地给这个军官写了一封信，在他觉得重要且需强调的句子旁边还加注了两三行的密圈。信中这样说道：“向来我都说因为我的人民信任我，所以对于我的人民我也是绝对相信的！那些希望借由我的手让人民对我失去信任、失去爱戴的低俗行为都应该受到斥责。……人人都知道有人想达到这个目的会不择手段的。……难道我没有让400万吗——我实在太不幸了！……一个人如此使用自己的权力，把决算削减这么多，等于什么国事都不用办，就把他锁在精神病院好了！我想问你，什么事都是政府让步，而议员们决不让步的规矩哪条宪法里提到了？”

这封信是一个君主写给一个无官职的人的，我们相信他能写出这些愤怒的语句肯定是因为他的良心已经被严重扰乱了，虔诚的他同上帝争论正是为了他的宰相。

每次发生紧急状况，俾斯麦都要跟上帝祷告，然后才把写给君主的信件寄出去。君主在耶稣诞辰的时候赠予他一根手杖，他做了个不是很美妙的比喻，管它叫“艾伦的棍子”。俾斯麦会把每个有待做决定的大计划都详细地跟威廉讨论，然后把决定权抢到自己这边，但是如果决策还没有定下来，俾斯麦也会先细细琢磨君主的心思。他在给罗恩的信中写道：“君主的心不在这一边。……君主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动员令到达罗恩手里之前，“一拖再拖，指不定君主的心思在复活节前那个星期天又转变了，所以明天一定要让他发布命令”。几年后他又说道：“我什么想法都没了，老这样跟君主争来争去的，我真是不想干下去了。”

威廉和俾斯麦在开始的时候相互不喜欢对方。俾斯麦自认比君主能干，以至于常常自满，极不谦虚，他本来就是这种人。他年少时就爱对见到的那些人的身体情况还有气色进行细微观察，长大一些之后，为了让自己在各方面都比潜在的对手优秀，他开始研究起别人的学识。从威廉成为储君，然后成为一国之君，再到两人成为共商国是的君主和臣子，俾斯麦渐渐产生了两种感情，正是因为这样的感情，才让他对自己的处境多加忍耐。后来俾斯麦对君主的态度再次转变，开始一方面当他是封建制度的主人，另一方面当他是自己的父亲。俾斯麦在给自己新婚不久的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发誓对他的血统效忠。”现在俾斯麦每天都和威廉见面，看样子好像要成为保护君主的人，他所具有的封建制的忠诚精神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并且一看到年老君主威严庄重的天子容颜，这种精神就会被进一步加深。俾斯麦晚年的时候会和君主谈论他们之间这种君主和臣子的关系就好像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父亲爱发脾气，又很执拗，儿子不要有怨言，要多担待退让。不过俾斯麦说到这些的时候应该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其实对父亲并不是很敬重了。

那些年间，他慢慢让君主接受自己所说的话，他自己也渐渐体恤忍让君主。这种感情在威廉过世以后变得更加强烈，跟他对威廉二世的憎恶截然相反，他说得越发感性，打算给后来的人们看。在前十几年出现过好几次危机，每当这时，俾斯麦都站在他心性顽固的君主这边，并有机会目睹威廉纵横战场和不惧暗杀时的勇猛姿态。

王后对“战略方针”的批评是威廉唯一害怕的事情，俾斯麦很厌恶这种对政事进行干预的女人，最憎恶的就是这个“王后”，这种憎恶是从3月的一天跟奥古斯塔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大厅中谈话时引起的。虽然俾斯麦对王室很敬重，有的时候对女性还是很宽容的，也会说“女人也有女人自己的权利”，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对王后的憎恶少一些。

俾斯麦曾经把他和奥古斯塔之间的争斗称为“我这一生最恶的争战”。奥古斯塔不仅在枕边还在帐里跟君主评议俾斯麦，讲他怎样看不起自己，说了自己些什么坏话。她除了做这些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假如她能对俾斯麦提出异议，不管有什么政治观点或者意识理由，就算她败北了也是虽败犹荣；不过她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俾斯麦，只能讲讲这些空泛的人道主义。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再有一个1848年，她心里觉得俾斯麦会对自己的丈夫造成负面影响。可是她不知道3月时发生的事不是俾斯麦的错误，而是她的。俾斯麦对她的计划置之不理，要把君位留给她的丈夫；她诬蔑俾斯麦动机不纯，不帮助他，也不愿意承认他在保护君主权力上的功劳。

俾斯麦总觉得很多人要反对他，这是因为他生性多疑而且愤世嫉俗，不过在奥古斯塔这件事上，我们确实应该体恤他，因为奥古斯塔让他受了26年的苦。面对对手是一个女人而且是王后这个事实，他除了默默忍受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不管何时，被王后的谗言（奥古斯塔常常在用餐时用带有目的性的信件刺激君主）蛊惑的君主的心思，俾斯麦一眼就能洞穿。刚开始的时候俾斯麦如果向君主询问事情是不是王后主导的，回答只有一个，“君主会讲一句很严厉的加以否认的话。他哪怕真受了蛊惑也是不会承认的”。

俾斯麦会用很多很奇怪的恭维话来促使君主反对王后。1865年，他们在加斯泰因商讨奥地利条约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俾斯麦提出的方针。于是君主告知俾斯麦他刚刚把这件事秘密讲给了王后。回到家以后，面对君主应对国家大事的这种方法，俾斯麦失去了信心，他知道君主会这样做，以后也肯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他坐下来亲笔写了一封要求信（因为对这种需要谨慎的事情他不放心让别人做），这封信比较长，里面是这样写的：

“如果陛下觉得要特别谨慎地办这种国家大事，那么我想提及适才陛下对我所说的话，如果有冒犯您的地方，恳请饶恕。……王后陛下会严守您讲给她的秘密这一点，陛下相信，我也相信，可是因为对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过于相信，很多信息会从科布伦茨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者太子及太子妃耳朵里，或传到魏玛、巴登，我保守的秘密就会被众人知道。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足以因为这一件事就对我们永远失去信任，最后把整个局面都毁掉。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得不和奥地利交战。

“如果一定要宣战的话，也不是由隐藏的不轨之心决定的，奥地利也不会把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力给陛下，而是应该取决于事情原本的情况以及君主的责任。我会因为陛下出于后者的原因宣战而感到有所不一样并且觉得自由。我恳请陛下相信我这样想是为了帮助陛下的事业和陛下高贵的人格。可能是我多虑了，即便如此，倘若陛下真的觉得我的思虑无关紧要，那么我想陛下的心可能是受到了上帝的指引，但是我是不会就此忽视我的职责所在的。我恳请陛下允许我发一封电报，让信差传回萨尔茨堡，以让我的良心得到安慰。要传他回来的话只需用有重要的内阁公事做借口就行。明天早上可以用另外的信差，或者用追回来的那个信差。……陛下一直对人宽容，这一点我深深地知道，我也深信如果陛下不认同我的提议，您也会赦免我。为了尽责，更为了陛下您高贵的人格，我才如此忠心虔诚地为君主谋划。”

50年前，一个政治家觉得给君主写这么一封信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政治家，那么这个君主就只能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一个人。读这封信时我们不禁想象，一个搞政治的人要不就是求君主宽恕，要不就是求富贵荣华吗？因为当时加斯泰因发生了一些事，这封信的作者想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因此思虑了很长时间。在经过许久的奋斗之后，君主最终同意了他的提议。这么多的国事都跟上帝、责任、良心、国事的需要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擅长下棋的人，几步让人费解的棋就把他的对头逼入绝地并且要把其吃掉。他的主人正在和他讨论条款中几个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样与君主争来争去让他觉得非常疲惫，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泄露了，所以他的计划看来也将被摧毁。他想象自己的计划怎样借助闲言在国家之间传来传去。如果奥古斯塔告知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这个秘密，王妃在英国的母亲（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就会知道这个消息，女王就可以给德累斯顿或维也纳写信，利用外交和仇敌将整个计划毁掉。我们不能因为俾斯麦愈发看不起君主而责备他，他还是一个君主党反而让我们觉得讶异。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亲贵帮助俾斯麦。腓特烈受自己的夫人（他的知识没有夫人多）的压制，她经常对君主的谨慎加以反对。很多很好的英国观念都是他引进普鲁士的，但是他自己缺乏和国人争斗并使他们接受这些观念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俾斯麦颁布法令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以后，他表现得特别凶狠，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发威。那个时候太子和太子妃出巡到达但泽，公众非常欢迎他们。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腓特烈壮胆说：“我到这里时政府和人民之间不和，我觉得很惊讶。因此我不明白现在的法律，之前对这种事情也是闻所未闻。”

君主看到腓特烈的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后非常生气，不是因为太子做了回民主党演说家，而是因为太子是军人，接受过纪律约束，发表这种演说意味着陆军服从命令的基础已经面临质疑。10年前他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他很好地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同样是对命令只服从不反抗，他更加生气的是太子竟然当着这么多人发表异议。俾斯麦是干什么的！宰相很轻易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君主重罚太子。俾斯麦知道君主有权力把太子叫回来，或把他贬黜，或在炮台软禁他，以示惩罚。可是俾斯麦反倒让君主赦免太子，难道他想讨好太子？不是这样的！俾斯麦可能有这种想法，觉得要是让太子获罪，可能倒让他得了一份荣誉！由于君主很喜欢引用《圣经》中的典故，于是俾斯麦就跟他说：“您要谨慎地对待这个少年。您正在气头上，但是应该从国家大事出发，不要轻易做决定。如果少年弗里兹和自己的父亲有争执，儿子往往会得到更多人的同情。我自己觉得，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太子在内。”君主和太子之间的矛盾就这样被他这些谨慎的言语消除了。

腓特烈现在最恨的人非俾斯麦莫属，他经常斥责俾斯麦反对民主党的政策的言论，因为他对俾斯麦总是毫无保留地抗议，所以他也不愿意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声音。一些日子以后，当他们再次见面时，俾斯麦向腓特烈询问他这么久不入内阁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内阁过些时日就会属于太子，太子来发表一些看法对这个过渡有益。

这句话让太子非常震惊，俾斯麦说：“太子觉得（我认为是如此）我是想铺好路以让自己过渡为他的臣子。他说话时显露出来的骄傲，我好几年都忘不了。当时他微向后倾着自己的脖子，脸从左边斜着看我，涨得通红（俾斯麦在30年后提及这事）。我联想到阿尔巴和卡罗斯，努力平息自己的愤怒，跟他说我指的是朝代的过渡……我从来不想哪天成为他的臣子，也盼着他不要有这个幻想。他虽然易怒，但是也很快就平息了。他倒也很平和地说了最后那几句话。”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这两个带着佩刀穿着军装的人站在一间大厅里，里面阴冷，俾斯麦感觉被人重重地羞辱了一番，他的傲骨遭到了践踏！无论任何人都不曾这般对他表示轻蔑。他异常愤怒，有那么一瞬间甚至想挥起佩刀，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将羞辱慢慢自我消化。他猜想着对头在想些什么，逼迫自己以卑微的语气表示：“这种想法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曾有过。”

3、持不同政见者

除去一部分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俾斯麦的对手，许多人是因为志向和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与他不和，此外，理念的不同也使很多人成了俾斯麦的对手。俾斯麦正是根据这三种不同原因而将这些敌人划分为一、二、三等仇人的。

只有罗恩一个人是与他完全和谐的，除此之外，不论是阁臣、军长，还是其他出入宫廷的人，抑或是各党派的领袖都难以取得俾斯麦的完全信任。在俾斯麦的眼里，《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过于偏激，而在自由党看来，俾斯麦才更易走极端。唯有面对罗恩一人，俾斯麦才会流露出大丈夫应有的宽容与友情，不为某些相左的意见所干扰。曾经有一次，他极不情愿地批准了罗恩长达六个月的假期，他说：“假如失去了你的政治法权的辅佐，我将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因为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

俾斯麦曾经找到乔特尔来帮助自己。乔特尔是一位音乐家，同时也与乔安娜交好，因此俾斯麦非常信任他。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乔特尔曾经通过书信来劝诫俾斯麦，他认为在丹麦问题上，俾斯麦务必要争取舆论的支持。此外，他还强调，假如俾斯麦与他政见不合，他宁愿保持二人之间的友情，回去做一位音乐家。俾斯麦收到信的第二天就召见乔特尔，“轻声细语，显然是受到了很大触动”地问道：“麻烦你告诉我写这样一封信的理由，假如你妄想能够不动声色地改变我的决定，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对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你对我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在很早的时候就知晓我的为人，难道你以为我会像一个小军官一般性情急躁、粗心大意地办这样的大事？难道你不知道在上帝面前我要对我的行为负责吗？对此，我实在难以忍受，只要一想到就会连续失眠、辗转难安。你的辞职毫无原因可查……我要你切身体会你给我带来的伤心和愤怒！”乔特尔当即请求俾斯麦的原谅，表示要收回自己的信。俾斯麦说：“如此一来，我们之间冰释前嫌，再没有任何芥蒂。……如果你再与我意见相左，不要写信，要与我当面商讨……”

俾斯麦就是这般孤立无助，这个与他已有15年的交情、与他夫人相识远不止15年的朋友，如今却成了俾斯麦的下属，要毕恭毕敬地呈上他的奏折。他对事物的见解与普通观念一致，使俾斯麦这位政治家寝食难安。然而，面对媒体的批驳他并不为所动，他愤恨地想：“布鲁图，连你也与我对抗！”尽管这件事最终被遮掩，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如同破镜难圆一般不复以往。对俾斯麦来说，乔特尔只是一个才干卓越的帮手，是一个擅长音乐的人，他无法做到像施勒策那样赢得自己的尊敬。

对俾斯麦而言，外交部内所有成员的反对实在是一件“不必烦心”的小事。他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通过自卫的办法来应对驻扎国外的使臣对自己的反对。派驻佛罗伦萨的使臣乌泽多姆以及出使巴黎的戈尔茨为了成功当上外交总长，曾直接给君主写信，毁谤外交总长的政策、命令。然而，对自己的外交总长深信不疑的君主却将这些信件直接交给了俾斯麦，由他自己答复。这在腓特烈·威廉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俾斯麦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给君主和格拉赫写私人信件弹劾自己的领导，但如今他身在相位，绝不容许历史重演。这位带着特有自信的天才人物，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道德的基础，而戈尔茨与乌泽多姆的行径是不能与他之前的行为相提并论的，他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发生。戈尔茨伯爵原本是被他派驻巴黎的。俾斯麦给戈尔茨写了一封可以作为同类信中的独特范本的信函，在这封信里，公事与私人的问候相互交融，天衣无缝。他这样写道：

“不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反对总长的命令和政策，不过你的报告并不是习惯意义上的报告，而更类似于总长的奏折，来劝诫君主采取一种反对的政策。……这样相左的政见除了耽误正事之外，毫无用处。因为，这样的矛盾只会导致决策者更加优柔寡断。在我眼里，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要胜过多变的政策。……我很重视你的政治意见。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愚蠢透顶。我已经为接受你的指责——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做好了准备！让我告诉你，最后的两个星期，我所努力做的事情正是你报告中的提议，你听好了，你将会被我的爱国精神与见解所折服！

“不过既然你已经毫无保留地宣布你想反对当前的政策，你说，如果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又怎么可能放心地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告诉你呢？……假如要保证国家的利益不受侵害，那么我作为一位外交部长，就要绝对地开诚布公，即使是我的政令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对派驻巴黎的使臣交代得清清楚楚。我要扫除与其他阁臣、参政之间的所有障碍，包括那些活动于暗处以及与两院、报馆、外国宫廷的障碍。绝对不可以因为阁臣与使臣的争斗，通过一宗诬陷我管辖范围内的机构的纲纪而增加障碍。……今晚正是圣诞夜，下属都已经告假离开。我很少写如此长的信函，不管是给谁的信，都没有超过这封信的四分之一长的。而今天，我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我对是否应该用你在报告中所用的疏远冷漠的腔调给你写公事信踌躇不决……假如你要推翻内阁，你不能以你现在的地位推翻，你必定要成为反对党的领导者，在这里和报章内推翻。既然你已经决定要推翻这一切，望你以你自己的格言作为指导。当爱国主义与朋友交情难以两全时，务必以爱国主义为重。我会让你相信，我的爱国主义是坚定而纯粹的，虽然朋友交情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封信足以使写信人偃旗息鼓！俾斯麦尽管真的动怒了，却仍然通过高明的手段，以敬辞与恐吓的完美结合，使这封信威力倍增，同时也明确表露了他作为朋友的伤心。虽然他的恐吓并不是非常明显，但足以警告戈尔茨，倘若戈尔茨真的企图推翻他，恐怕从今往后将要麻烦不断。俾斯麦知道君主喜欢戈尔茨，因此才用官话来拒绝他。在“糖衣炮弹”的围攻之下，戈尔茨误认为他的长官对他赞誉有加。这位使臣向来喜欢他人的恭维，因此这种方法能投其所好，使他满心欢喜。尽管我们只引用了其中的四分之一，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这封信颇具美学艺术，假如再仔细地观察揣摩，就会发现我们好像在仔细察看一座古代石像。不得不说，仅仅是这样一封信函，就足以表现出俾斯麦卓越的外交才能。

曾经有人通过辞职来挑战这位犀利的长官，这个人就是什列斯维希的总督，他不仅是君主的朋友，也与俾斯麦交情颇深，因为难以忍受外交部对琐事的干预，他愤而辞职。俾斯麦在回信中写道：“我非常愿意批准你的辞职请求，并将其呈给君主，但是请你注意一点，如果君主任命你当外交总长，而我是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我提前声明，我一定会严谨奉行你的政令。……并且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事情使部里感到为难的事情。……如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经常说自己殚精竭虑，或许我早就应该隐退了，虽然赢得了表面上的安闲，但是由于听令于君主和为国效忠而获得的心安理得都丧失殆尽了。……因此，我希望你知道，我的这封信是在与你进行友好而秘密的交流，当然，我原本是更希望与你当面交流的。”

这样的俾斯麦还是一位主张“铁血政策”的宰相吗？这就是循循善诱的俾斯麦。

不过，对待他的敌人——自由党时，俾斯麦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有时他会对他们说些轻视的话，有时又会说些挖苦的话。与19世纪的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俾斯麦认为他自己的立场是公道而合法的。当他想要背离宪法从而使陆军获利时，就开始对宪法重新做出解释。他特意做了各种毫无意义的细致入微的区别。私下里，俾斯麦一定也觉得很可笑。曾经有一件事，因为涉及宪法中相互矛盾的三项内容，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在其中找到漏洞。1848年，俾斯麦怀着愤怒的心情目睹专制国家被推翻，如今它又被重建。在议会上，俾斯麦坦白道：“国家机器不可能停止运作，法律的冲突最终会演变为权力的争斗，不管是谁，只要他掌握了政权，那么他就可以随心所欲。”

换言之，俾斯麦的意思就是“强权胜于公理”——在面对疑难问题时，俾斯麦对这句话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聪明如他，自然不会让这句话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他在为自己狡辩时称：“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除此之外，我什么事都没有做。”

这是干脆而大胆的一步，它使俾斯麦身临峭壁，毫无退路。随后，他马上为上院通过了毫无更改可能的预算，并在下院宣称这个议案不合宪法时直接站了出来，要求议员在下午3点的时候到宫里来。俾斯麦在宫里宣布，君主已经做出实施改革的决定，因此议会被解散。消息一出，普鲁士媒体一片哗然。有人要求对宰相的权力加以限制，而保守党则希望罢免俾斯麦的职务。柏林人戏称，议会被解散后，剩余的少得可怜的11个人真可以被装在一辆街车里头。

不仅如此，俾斯麦在六个月之后的会议上采取了更加毒辣的手段，一时间，报馆的声讨与演讲的矛盾更加激烈。路西亚在一段文章里是如此形容俾斯麦的：“他的大胡子是棕褐色的，正如他头上的几绺短发一般。站在阁臣的桌子旁，他形容威武，身材魁梧，愈发显得精力充沛。即使在闲暇时，他的态度、举止及言辞也都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他的右手放在裤袋里，这样的情形使我联想起在学生们奋战时那些性格急躁的见证人。”他的言谈举止时时刻刻都带有挑战的意味。现在，他话讲得比第一个星期——也就是他还未在利用议会还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更加流利。施勒策也曾经这样描写：“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星期），他讲话时还略微口吃，没有两句话是连贯流利的，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一个人需要同时骑两匹马！”

但是现在，俾斯麦意气风发地宣告：“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宣战，议院没有权力做出任何决定。”他曾在1月27日说过：“普鲁士国（四年前的这个日子，普鲁士国的一位储君出生，这是一个吸引注意力的巧合）并没有奉行它的使命，并不打算只作为议院的装饰品而行事。”俾斯麦所说的储君指的是君主的长孙，即后来的威廉二世。

若干年后，俾斯麦表示，在议院中与他对抗的那些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无法超越他。这句话的凭据要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去寻找——正如回眸过去50年的历史，一切皆成云烟。从前欧洲所致力建立的功业不过就是“以君主为元首的共和制”，即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欧洲战事前后，在各国发生的诸多事情，大部分都被普鲁士的少年进步党的计划所记载。正像俾斯麦写给莫特利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进步党与他们的同盟，也就是最早的社会民主党“空有才干，缺乏从事外交的本领”。昨天自由党还受制于一个专制君主，而且专制和知识的增长是分道扬镳的，因此在一开始缺少历练是必然的。自由党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才能卓越，但是并不是实干家，并且创造性不足。因此，这些理想家习惯于闭门造车。而现在一位真正的实干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拥有更加深邃的眼光，可以对现在进行细致的观察，同时可以运用以往的策略来应对当前的一切。

在进步党中，菲尔绍最为出色，他在持人道主义的中下层社会中成长，外表文弱，仅仅比俾斯麦年轻几岁。菲尔绍勤奋好学，少有大志，比俾斯麦更甚，与俾斯麦一般，精于分析问题。但是，通过对比30岁的菲尔绍写的信与俾斯麦在相同年龄时所写的问题大致相同的信件，不难发现，这位少年即名声大振的大博士、颇具盛名的科学研究家却落后于那位懒散虚无、无所事事的贵族公子。菲尔绍的思想空洞而泛滥，多有妄想，颇为鲁莽；俾斯麦的思想却无一不是历经细致的思索而获得的。菲尔绍不止一次对他的父亲形容，他有一种感觉，却将其隐藏颇深——由此可见，菲尔绍所渴求的唯有感觉而已。而他自以为的强烈的感觉以及那些无法付诸实践的观念，却连续地被外部力量扫荡一空，被潮流冲击而去。“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当然从属于共和党，只有在共和制度的国家里，按自然规律和人性的要求做事才有实施的可能性。”少年时代的俾斯麦所写的信却是言之有物，且经过慎重的鉴别的，在他的信中时常流露出一种傲慢的意味，他的文笔也带有很深的感触。菲尔绍的信件惯用口语，鉴于他的官职，他承诺不在政治上制造事端，这就好像在1849年3月，俾斯麦剃去胡须，改变装束一样的合情合理。他们二人在30岁时都半路出家成了政治家，那时的俾斯麦只是一个二等的地主，但菲尔绍已经成为一个病理解剖学的巨擘，更何况，在少年时，菲尔绍就因为发表多篇有影响的社会评论而声名鹊起。但是此后的15年内，俾斯麦从国家内部状况入手潜心钻研政治，菲尔绍则致力于纤维病理学的研究。于是，一个对欧洲国情相当了解的人打败了空有政治天赋的人，其实说起来不足为怪。

俾斯麦和菲尔绍经常在议会里争辩不休，彼此都认为对方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某些毫无关联的事情，两位天才竭尽全力地对自己与国人进行糟践，这种行为真令人难以理解。

俾斯麦认为：“一个略微知晓解剖学的人，正在听众面前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讲。在政治上，他同情之前发表演说的那个成员，在私下也与其交好。但是对于解剖学，那位议员比他知晓得更多。在听众面前，这位言辞不如方才那位议员的演说家能够自信地说出几句与解剖学有关的话。而作为解剖学方面专家的议员，自然能够发现这个演说家的破绽，但是他是不是只有在面对那些同样对解剖学深有研究的听众时对这些破绽进行批驳，才能将其驳倒？”

菲尔绍则说：“但愿欧洲的许多外交家都极为看重的高贵地位被宰相获得，就像我在我所研究的专业中所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一样。他的政令缺乏固定的规范，也有人指责他实际上毫无政策……在民族政治方面，他可谓是一无所知。”

俾斯麦讥笑道：“我对这位议员在他所擅长的领域中获得的成绩表示认可，在此方面，我的确无法与其匹敌。但是当这位议员背离自己的专业，在缺乏任何历练的情况下对我的领域进行侵犯时，我就会让他知道，就政治而言，我并不看重他的观点。诸位，我在想假如一定要让我说出口的话，那么我只好承认，我的政治知识要远胜于他，这并非是我自夸。这位议员曾批评我对民族政治一无所知，那么我就去掉‘民族’二字，反过来评断他根本不懂政治为何物。在我眼里，这位议员对政治知识是一窍不通的。”

用化妆间里戏子的争吵来形容这两人的唇枪舌剑再合适不过，他们两个各夸各的重要性和受欢迎程度。难道还有其他的事情比俾斯麦与菲尔绍的争吵更让人感到他俩的小肚鸡肠和斤斤计较吗？菲尔绍曾经对他人说过，在他看来，宰相的话是缺乏可信度的，俾斯麦知道后大发雷霆，一定要与菲尔绍决斗，但菲尔绍写信拒绝了决斗。这时的俾斯麦已年届半百，这次的主动挑战是他少年时期血气方刚的最后一次再现。

在俾斯麦大权在握、做事得心应手之际，他所建立的功业就更加为人称颂。西姆松曾经赞颂俾斯麦说：“这种政策是一首诗歌，是一个并非诗人的人突获灵感所作的诗歌。俾斯麦就像一个在绳索上跳跃奔逐的人，不会从绳索上跌落正是他备受赞誉的原因。而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给予这样的赞美，将难以符合每个人的雅好。”俾斯麦则骄傲地表示：“雅好和正当这两个问题，我大可不必对其进行讨论。”

这就是他用来对付他的对手的常用手段和方法，但是当他运用国家这个利器的时候，就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丰富阅历，一些势力的因素是可以被用来解决某些国家大事的。实际上正是由于俾斯麦不想，或者说不再去想25年前所希求的皮尔或奥康尼的地位，现在的他认为运用独裁制的可能就是冲突的最好结果。他的自信以及他把持朝政的方式，实际上都体现了一个专制者的属性。因此，他反而觉得在那冲突不断的四年里做事要比在几十年的立宪政府里做起事来更加得心应手。只要与人民权利有关的事情，他都毫无顾忌，正如从前猎熊一样，他似乎不知道危险为何物。他时常暗自庆幸在“这样沉闷的如同普鲁士一般的国家中”还能有这样冒险的事情存在。

现在是参政们的仇人报仇的时候了，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用人上如此劳心的政府元首。不管何人，俾斯麦只要认为其思路不够规矩，都难逃被罢免的命运。那些在司法领域和行政领域有或者是被怀疑为有自由观点的人在他到任之初就立即被清除了，仅仅在最开始的四年里，被免职的官吏就达1000多名。下一步则轮到替那些被免职的官员求情的进步党的议员头上，连乡团的自由党军官也难逃被罢免的厄运。市长、市政厅的参议员、彩票员、银行的办事人员以及公用的种痘人的薪水都被扣除了二分之一。司法领域的官员也在此列，有的被惩罚，有的被扣减薪水，有的则被取消了养老金。

而报界则成了他集中火力、全力应付的最后一个目标。俾斯麦通过借鉴俄国的律法，颁布了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的报馆条律。曾有一家报馆仅仅因为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就被俾斯麦一怒之下列出种种罪状，责令永远禁止出版，而实际上，这家报馆本只需受到停版几天的处罚。俾斯麦的这些行为，都打着所谓的道德的幌子，并且援引一些宪法条文作为依据，以至于“近几年来因为党派或感情的深入人心且并非出自于自然的激动心境，将让位于安静平和与较为和谐的心境”。俾斯麦往往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出于上帝的教化和道德的感召，从而获得了君主对他的行为的公道性的认可，这是他最后的一招。而且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满意，因为乔安娜的母亲还健在，这位老太太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并未改变，俾斯麦没有忘记这位老太太对写给她的女儿的信中所表达的对匈牙利革命的看法，也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给她的回复。但是，他自己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借口来宽慰自己的良心，对这些人，他怀着蔑视的态度，只要他掌握政权，用武力驯服他们，这就足以让他感到满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俾斯麦是一个德意志人，因为，相对于自由来说，他更热衷于权势。

4、奥地利受挫

虽然普鲁士国内的激烈冲突使整个德意志都欢喜异常，但是这种冲突也日益巩固着普鲁士政府的权力。让议员对预算进行批驳是一些反动派的小邦的主要做法。在萨克森，博斯特任由百姓庆祝民族之战，并且任由年少的特赖奇克发表激烈的演讲去鼓吹德意志自由主义，来使他在柏林的同事感到愤怒；维也纳则格外开心；西摩林对一个立宪计划进行赞助；勒克堡发现了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办法；一个之前当过革命党的“平民”受到了绞刑，因为他实施了一个为自由与正统主义而制订的计划，而正是这个计划可以使奥地利与德意志迅速握手言欢。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而俄国与普鲁士正在订立同盟，这对正在革命中的波兰人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在1863年的春天，波兰之所以可以成功地反对俄国，一方面是因为戈尔恰科夫在俄国的首都争取到了一批亲波兰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民族自由的旗帜下，那些顺应西方自由趋势的使徒，将他们反对俄国的真实意图掩盖了。由于法兰西的妇女都痴迷于肖邦那震颤人心而令人沉醉的爱情音乐，甚至连拿破仑三世也对自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随即事态变得紧张，就像1854年那样，甚至还有下最后通牒的消息。也许最后的决定权就掌握在普鲁士的手中。这个时候的俾斯麦又有哪些行动呢？此时的他果断地与俄国皇帝签订了陆军条约，希望把握住机会，将沙皇紧紧地抓牢。

英国派驻的使臣郑重表态：“欧洲绝对不会给普鲁士帮助俄国的机会。”

而俾斯麦则一脸平静地发问：“欧洲是谁？”

“各个大邦。”

俾斯麦继续说道：“难道各个大邦还会联合吗？”英国大使沉默了！俾斯麦耗时12年才想出当前这种在三次重大的危机中会导致相同或相似的联合的局势。俾斯麦会在晚上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他所写的100多篇提要、报告和书信进行仔细的斟酌，从而判断这种局势会出现的各种可能。现在的他正如一个象棋手一般，伶俐、干脆、自信地布局，掌控全局。

在议会中，自由党大声呼喊：“俄国宣战，我国四五千万平方英里的面积难以逃脱战事摧残，而我国政府对此不管不顾……因为这样一种政策而使国人流血，这是多么罕见的情况！……我们被牵连到了以人为猎物的惨事当中，这种牵累多么无辜，这会被全欧洲所厌恶！”一旦特韦斯腾、沃尔德克和菲尔绍等发表这类演说，俾斯麦就会彬彬有礼地问：“一个独立的波兰肯将但泽与杜伦让与它的邻国普鲁士吗……将国家利益让与别国而不顾，这是一种德意志所独有的政治上的恶疾。”

这两件事因为这两句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就外交方面而言，俾斯麦是正确的。他的目的主要是亲近俄国，反对波兰则是次要。一个中兴的波兰与俄国以及法国组成联盟来攻打普鲁士是极其可能的。但是如果普鲁士给予俄国一定的帮助，不让俄国因为波兰而担忧，那么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交战时，亚历山大就不会选择帮助奥地利。俾斯麦仅仅以签一个字引起波兰商人仇恨的极小的代价收获了俄国的友谊，而非付出一场残酷的战争的代价，或者是发生任何流血事件的代价。俾斯麦曾接到过两封宣布他死刑的信，一封来自华沙，装在黑白带子捆着的盒子里，另一封则来自巴塞罗那，信上写道：“革命宣传委员会已经传召你到堂接受审判。委员们经过表决，一致同意定你死罪，并于下月第一个星期内执行。”

俾斯麦颇具武士精神，最好的体现就是他从来不会畏惧。正是这种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进发的精神，使他对一切障碍和阻挠，不论是两院的恐吓、君主的怀疑、王后的反对、朝廷的恶意攻击，还是大使的阴谋、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罪，抑或是不久之后发生的狂妄理想派的手枪事件都置之不理。即使他的根基尚未牢固，做的事都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胆识也是德意志文官和诸多有胆量的人的楷模。自他之后，许多领袖及诸王侯之所以悄无声息，皆因缺乏这种胆量。

维也纳善用阴谋，波茨坦则讲究胆量，目前，维也纳人更倾向于虚张声势的威胁，当日耳曼兄弟雷霆震怒时，奥地利的大臣却决定付之一笑。当他们知悉俾斯麦的计划时，他们已经开始微笑了。俾斯麦上任伊始就曾对克罗来伊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或者更好或者更坏，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更愿意两国交好，不过假如贵国的内阁并无迁就我们的意思，我们只能另做考量，并为之做好准备。……或者废除所谓的反对普鲁士的政策，或者废除一条名义上的条约。请相信我们更愿意为你们提供保护。当然若是你们对我们视而不见，忽视我们的想法与期待，那么我们将会用事实使你们明白，你们的选择有多么愚蠢和错误。”这是自腓特烈少年时代以来，第一个用这样的语气和态度对奥地利大使说这样的话的普鲁士人。即便如此，克罗来伊骨子里还是对这位“铁血宰相”极为赞赏，而且作为匈牙利人，他没有任何必要进行无谓的争吵，于是他很绅士地反问俾斯麦：“我们在哪里得到赔偿？”

俾斯麦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复：“将重心转移到布达佩斯是最好的办法。”这句极为聪明的话堵住了这位伯爵的嘴，实际上作为匈牙利人，克罗来伊虽然不好用自己的嘴说出来，但心中必然存着这种想法。不久，对另一位维也纳的使臣，俾斯麦则强调：“兄弟们‘自相残杀’这个字眼我是绝对反对用的，我所承认的唯一政策是一种不调解的政策，拳脚相向，拼命打击。”这种话传到维也纳产生的效果，就是维也纳的大臣们都微笑着认为俾斯麦得了很重的精神病。

对德意志联盟的形式进行更换就是奥地利的策略。以奥地利为正主席，普鲁士为副主席，设立五个总理，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个没有权力的、由德意志诸议院选派代表的代表议会。当俾斯麦用退席相威胁时，奥地利毫无优势可言。现在奥地利提议宣召所有王侯，在法兰克福召开议会，从而使他们自我感觉威风八面、高人一等。弗兰茨·约瑟夫在突然拜访威廉时曾说：“一切都将由我们这些上帝恩赐的王侯来商讨决定。”他提出成立帝国议院，不仅有王侯的议院，还有人民的议院。奥地利皇帝邀请普鲁士王与他同赴即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王侯议会，其他王侯都应邀赴约，威廉老王也深有此意，这使弗兰茨·约瑟夫非常高兴。

可惜俾斯麦这位深受普鲁士王痛恨的宰相常伴威廉老王身旁，哪怕是在奥地利的山中。俾斯麦在晚年时回忆：“1863年的8月2日，我正在加斯泰因。那时我正坐在一棵有长尾白头翁鸟巢的松树下，拿着一块表，计算着这两只白头翁在一分钟内会捉几次虫子给小鸟吃。正当我冥思苦想这种鸟的用处时，突然看见威廉正独坐在山溪对面的板凳上。”他回家后就看到君主的来信，让他去就奥帝来访一事进行商讨。“这实在是太迟了，如果我在研究那些自然景物上少浪费些时间，能够早些看见君主，那么奥帝的提议给他的印象自然会有不同。

“第一，他从未见过这样突然的毫无礼貌的邀请。不过威廉老王之所以觉得很高兴，大概是因为奥帝的提议意味着诸王侯的一致赞同……我也曾被伊丽莎白皇后逼迫去法兰克福，但我回答说：‘如果君主决定要去，我自当同行，替他分忧，但是这就意味着我将不再回来担任宰相。’这位对前途毫无信心的王后，见此不再劝君主与我对立，我费尽心力才成功地劝说君主不去法兰克福。到达巴登之时，我还认为君主已经同意了我的见解，未曾想到，萨克森王在我们刚到巴登之时，就以所有王侯的名义再次对君主发出邀请。我的君主多次提及，有30多位在位的王侯邀请，同时信差又是一位国王，这让他觉得无法推托……我绞尽脑汁，急得大汗淋漓才劝住我的君主。君主躺在榻上，不由得涕泗横流。我使出浑身解数才使君主拒绝了萨克森王的邀请，此时我已经精疲力竭，恍惚中几乎站不住身子。我走出君主的屋子，身形摇晃、步伐紊乱，精神状态非常差。当我从外面开门时，竟弄断了门把手！”俾斯麦将这封信交人送走之时，为了释放自己，故意摔碎了一个盛有玻璃盅的盘子。

经过这件事之后，俾斯麦与威廉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俾斯麦恐吓伊丽莎白的母后，说君主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奥地利是在占他的便宜，是自己让他慢慢明白过来。在注视着那对白头翁时，普鲁士的宰相既是个自然科学家，又是个执掌政权的政治家。当他正在为小鸟吃虫子计数时，他的君主却正在与奥帝商量谈判。假如遂了弗兰茨·约瑟夫的心意的话，四个星期之内，德意志诸王侯中的第二把交椅上又会出现威廉的身影。老王威廉因为自己不得不拒绝以一位国王作为信差的邀请而难过得流眼泪。甚至连俾斯麦这样铁打的人，尽管成功地劝说了君主，精神上也受了巨大的影响，不得不通过打碎盘子来平抑心情。一个是世袭的尊贵君主，一个是忠心耿耿的宰相，现在他们两个人开始构建一座宏大的德意志大宅，面前却遇到了重重障碍，看起来他们最终似乎难以取胜。

这是奥地利保持它在德意志的龙头地位的最后一次尝试，之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发生了。

5、犹太人拉萨尔

此时所谓的帝王们，不仅想象力匮乏，而且缺少实干精神，因此，俾斯麦的睿智在欧洲无人能及。弗兰茨·约瑟夫经验不足；拿破仑三世则没有精力；亚历山大又愚笨无知；威廉、维多利亚、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等各位王侯都资质平平，能力匮乏，竟然无力实施自己的决策；格拉德斯通和迪斯累里手中无权；戈尔恰科夫贪慕虚荣；加富尔确实才华卓越，威名远播，但是恰在俾斯麦登上历史舞台之际与世长辞。唯有拉萨尔这个普鲁士人颇具天资。作为革命派，拉萨尔虽然没有强大的党派做后盾，观念和势力也不足以吸引他的对手的注意，但是他迅速地被俾斯麦认可。正是由于同为天才的巨大的磁性吸引力，而不是别的，才将他们两个人拉在一起。

俾斯麦心思坚定，体魄强健，为了今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付出了几十年的时间。作为一个实干家，他看待任何事，素来只看事态轻重缓急，对观念不甚注意，主张用实际行动取代空洞的理想。此时的俾斯麦尽管年过半百，仍然豪气干云，壮志满怀。拉萨尔则如同一匹尚未被完全驯服的阿拉伯马，风度翩翩、性情儒雅温顺。虽然他刚刚过40岁，却好像任何事都已做到了尽头。瘦长的脸上，唯有双眸炯炯有神。作为一个画家，他那奇异的画笔消耗了他全部的激情，他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深邃的思想。他自梦想中的虚幻世界而来，在这个现实而功利的世界中，善于辞令，与人周旋并非单纯依靠武力。拉萨尔的双眼永远向着未来。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俾斯麦在历经冒险的少年时代之后，他那合乎流俗的生活，是由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俾斯麦，将道德情操弃之不顾，无论什么民族，无论什么政体，只要对他的国家有利，他都可以与之联盟。拉萨尔是个没有国籍的人，确切地说是个没有国籍的犹太人，他少年时生活得极为艰苦，但正是这样的生活塑造了他坚韧的性格，他一步一步地从痛苦的历练中走出来，他和自己的阶级作战，和他的继承人们发生冲突。受到自身情绪的鼓舞，他仍选择为那个并非养育他的国家和自己本不属于的阶级而奋斗。与无论做什么都会孤注一掷的拉萨尔不同，当俾斯麦开始奋斗的时候并没有做出太大的牺牲。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俾斯麦的地位由于职务的升高逐渐得到加强，拉萨尔却由于牢狱的生活付出了他的自由与健康。对于门第给予他们的生活，俾斯麦从32岁开始拥有，而拉萨尔却在22岁选择抛弃。

他们一个是社会党的犹太人，一个是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公子，虽然生活态度和方式不同，却拥有同样的激情，他们都不会踏踏实实地恋爱，都无所畏惧，不肯卑躬屈膝，都胆识过人，不肯趋炎附势，拥有铮铮铁骨的他们也是由此而产生了揽权的渴望。他们同样疾恶如仇，俾斯麦对势力强大的奥地利极其痛恨，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相对弱小的普鲁士的热爱；而拉萨尔对第三阶级表现出极大的愤恨，其程度也同样超过了对第四阶级的同情。因此在一群普鲁士贵族少年之中，俾斯麦显得有些孤僻，他交不到任何朋友，自己也不想要什么朋友；从最低等级出来的拉萨尔，从来找不到朋友，自己也不找朋友。俾斯麦并未去过那种经常在宫廷穿梭的生活。喜欢嘲讽和谩骂而又激进的他们对他们所属阶级人们的器量都嗤之以鼻。

俾斯麦一向喜欢干预国家大事，对能为君主做事感到骄傲，而拉萨尔则深入民众，前者似乎生活在一个看似坚固无比的城堡里面，但命运总被头顶上发出脚步声的人所控制，拉萨尔虽没有这样，但他生活在一座空中楼阁中而浑然不觉，这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他的神经今后许多年的飘摇状态。俾斯麦一直与诸位列强较量，但拉萨尔像一个小演员一般经常要为自己接下来应该表演什么而烦心不已。通过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俾斯麦做的一切都源于他的宏图大志，而束缚拉萨尔的却是虚荣，这也使他以成功为乐，目光也能更加长远，可以看到更远的未来，甚至远远超过俾斯麦所能达到的，而俾斯麦没有这种虚荣，他更加注重事实，可以为了成功而耐心地等候，不像拉萨尔一样急功近利。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俾斯麦的这种耐性使得他一定比拉萨尔更加长寿，但他享受快乐的时间恐怕就没有拉萨尔那样多了。

他们各自的价值，在世人还未充分地了解的时候，他们对彼此就已经了然于心了，我们假设俾斯麦和菲尔绍因为决战死于1863年，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名声不会比拉多维茨大，这个人早已被人们遗忘。而拉萨尔却在决斗中死去，虽然他比俾斯麦小了10岁。我们原以为他的一切会因为他的死去而消失，孰料他的名字却被更多的人膜拜。他的死使他更负盛名，因为他一直想着实现他的理想，但那一天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来。俾斯麦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纯粹德意志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这两个人是怎样产生交集的呢？原因就是市侩们之间的争斗。对此，他们依靠的力量不同，前者是权势，后者却是民众。权势被俾斯麦牢牢地握在手中，但他没有依附他的民众，因此只能将这利器强加给他们，讽刺的是虽然拉萨尔拥有这样的民众，他们也大吵大闹地想要这把利器，拉萨尔却无力给予。但他们有几点还是相似的，比如他们都独断专行，试图操控他人，都反对自由贸易，不管是货物还是理想，以及支持自由贸易的自由党，在这一点上，他们说过类似的话。1862年9月，俾斯麦说道：“权力问题转变为势力问题是很容易的。”1862年4月，拉萨尔这样说：“实际上，宪法问题是势力问题而非权力问题，只有在对当今社会诸多有关势力方面的问题进行合理充分的表达时，这些用条文写出的宪法才能显得宝贵并且持久。”拉萨尔的这句话说出来时受到了强烈的攻击，但是他的答复与俾斯麦说的话惊人的相似，他说他只不过在记录一件历史事实而已，并没有将强权加到公理之上的意思，这反映出他和俾斯麦一样都倾向于强权政治，因此他在自己写的一部戏剧里，让西金根（就是他自己的影子）这样说道：

“只有利剑才有使所有伟大的事业全部实现、所有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如愿以偿的伟大力量。”

通过这些，我们对于普鲁士伯爵们在上院与他的想法一致也就并不感到诧异了，对于《十字报》上做出的“他是一个实在的人物：既没有刺刀，又没有拳头，更非天才的自由党，无法打动别人”的评述，我们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因为反对党的意图昭然若揭，他们只不过想把工人引诱过来，使之脱离进步党。曾经有一个保守党成员这样反问道：“工人们不支持不为他们办事的政府，难道我们能够因此责怪他们吗？”听到这个，俾斯麦立即做出了反应，他派了一个委员团专门研究有关养老金的问题，并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生存环境。除此之外，他还让议员们讨论国家现在处在如同雇主的地位上，是否能够先做个榜样，制定做工章程，好让其他的雇主们有个依据。对于工人问题，他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对于工人的薪水标准，在辞退他们之前就应当事先制订好，他们之间的纠纷也要公平处理，并提议成立工会组织，制定工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他当上宰相六个月后就能够有这样的建议和计划，实在难能可贵，而且在1860年与1870年之间的欧洲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出这样的计划。俾斯麦的这些计划与拉萨尔的要求是相符的。

俾斯麦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源于对中产阶级的愤恨，而并非出自一颗爱民之心。因为国人反对他的政策，为了拉拢民心，他也曾尝试将社会改良的观念介绍给民众。而俾斯麦在得知拉萨尔斥责富足雇主们宣称他们自己是人民大众的朋友采用的是双重道德标准的时候，也甚为欣喜。这时已经有消息说拉萨尔成立了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就在这时连反对党的傀儡布赫尔也关照他要小心，并指出他这样出头帮政府说话会受到报复。

由于俾斯麦和拉萨尔生活的时代背景相同，因此在性格上他们有着一个不可磨灭的共同点，那就是没有防人之心。无论对方从属于什么政党，只要志同道合，就能够并肩作战。拉萨尔作为一个社会党人，甚至敢亲近那个千夫所指的外交总长，而且他们在外交上的政见也很相似，拉萨尔甚至在俾斯麦之前就有统一德意志的想法。在1849年间，当拉萨尔看到许多身穿官服的人从法兰克福来到波茨坦并想为日耳曼寻求一位君主时，他嘲笑并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简单地颁布敕令说明日耳曼的存在，他一直认为德意志统一只是一个种族问题而不是朝代问题，但承认不剥夺诸王侯的土地也有可能统一德意志，因为他的眼光只放在了群众身上而并不在诸王侯身上。俾斯麦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1850年到1860年）成了一位职业议员，而关于德意志议院的简报也在1860年发表。他们一致认为奥地利和匈牙利是阻碍德意志统一的绊脚石，并提出这两个国家的2600万人民并非属于德意志种族。这两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殊途同归，拉萨尔并没有看过俾斯麦的诸多著作，他自己形成了用于对付奥地利的见解。

拉萨尔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但到了危难的时候他宁可与法国联手抗击奥地利，也不愿与奥地利联手反抗法国，这一点，在拉萨尔的公函与俾斯麦的私人信件中也有体现。他在公函中说道：“如果拿破仑三世按照南方的民族主义对欧洲进行重新划分，我们在北方也理应如此。如果他要解放意大利，我们就要攻占什列斯维希，只有这样，普鲁士才可以洗刷奥尔米茨之耻。……普鲁士若还是犹豫不决，做观望状，那不过说明这个君主国不再能解决一件民族的事情了。”俾斯麦与他的立场是一样的。除此之外，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拉萨尔动不动就摆出民族派的招牌，这对于他的活动很有帮助，而俾斯麦作为一个外交家，民族派的招牌对他毫无用处，而且，俾斯麦是以马基雅弗利为师的，这与师从于黑格尔与费希特的拉萨尔也是不同的，拉萨尔的理论和言行带有更多的哲学的色彩，这就超出了俾斯麦的需求。拉萨尔曾宣称：“德意志这个玄学的民族能够获得这个大锦标，获得无上的历史荣誉，都要归功于那充分的、主观和客观历史符合整个民族的发展，从而能够在简单的、精神上的民族观念上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王国，可以通过思想使客观实在的物质产生。这就像上帝创造世界的一个过程！……在德意志统一的人心所向的招牌下，今天的这件事，仿佛就是一种宗教，激荡着每一个高贵的德意志人的心。整个德意志都在鸣钟欢庆德国诞生的那一天，我们也在庆贺费希特的正节，这是费希特精神与物质结合的佳节！”

对于拉萨尔文章中这种装模作样的做派，俾斯麦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并且将文章铭记于心，从而推敲出自己的结论。拉萨尔曾这样恭维他：“毫无疑问，俾斯麦的宪法知识极为准确可靠，他的许多见解与我的诸多学理完全吻合。他对一个国家的真实宪法相当了解，而这种了解并非从纸上的文字中得来，而是来源于客观现实的环境。”没过多久，在莱茵地区的一次规模极大的会议上，他肆无忌惮地说：“俾斯麦对进步党与法兰克福的诸王侯的暧昧不清感到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如果我们同俾斯麦交换一下，就算是在开火的时候，公理也会强迫我们说：‘与他这个真正的男子汉相比，其他人仅仅是些老太婆而已。’”

拉萨尔的电报在俾斯麦读到他的这些话之前就从索林根发来了，电报称索林根的官兵禁止他开会，他是这样描述的：“市长代表着进步党，带领着10名佩有枪支和刺刀的宪兵，蛮横地把我所召集的工会解散了。对于这种不合法律的做法，我虽然提出抗议，但毫无效果。我费尽心力才使参加集会的5000多名工人放弃武力反抗。请您尽快给予一个合法的令我满意的解决方案。拉萨尔。”

巧的是，俾斯麦正好需要这样一封电报。因为几天前，针对诸王侯召开的议会曾被德意志联邦议会要求介绍普遍平等的选择权，俾斯麦正在想方设法地向这个议会表示反对。于是他将拉萨尔这封申诉的电报交给司法官们。为此，拉萨尔特意拜访致谢。在1863年至1864年冬天的这段时间里，拉萨尔数次拜访俾斯麦，他们两个每次会面都会谈很久。多年后，对自己与拉萨尔的交往，俾斯麦仍津津乐道。他曾在帝国议会上说：“拉萨尔颇具个人魅力，这让我深为其吸引。我认为，拉萨尔称得上是所有与我交往的人中本领最强、最为和气的人，更何况，他志向高远。……我们的一次谈话常常要好几个小时，我总是觉得意犹未尽，对谈话的结束十分痛恨。……我想，在他的印象里，我应该是个不错的人，他应该认为我是一个睿智的聆听者。”

俾斯麦和拉萨尔堪称当代最具魄力的德意志人，这样的两个人的谈话，其谈论的问题自然也相当重大，那就是德意志究竟是以王侯为单位还是以民众为单位统一。他们的谈话区别于根本改革派所倡导的非此即彼的方案。拉萨尔已经明白，德意志的共和是毫无希望的事情，俾斯麦则对仅创立诸邦王侯的联合会表示强烈的抵制。私下里，他们都相信自己所倡导的最有利的解决办法绝不仅仅是空想。

俾斯麦曾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你们的人入选的可能几乎为零，所以你才不与保守党联手的吗？我们与你们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我们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并奋斗，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粉碎市侩派夺取政权的企图。”

拉萨尔则回答：“宰相大人，劳工党和保守党只是这一次好像有联盟的可能。我们携手前进的时间不会太长，很可能在以后我们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对抗。”

俾斯麦道：“你的意思我很清楚，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两人之中谁可以与魔鬼吃樱桃。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来就会知道！”

实际上，他们两人的争论涉及拉萨尔计划内的两点问题，但是这两点俾斯麦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实施。他在此之前曾经对国内人人享有选举权这个问题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说：“国家中关于君主制的传说有很多。效忠君主的观念会使自由派的市侩的势力宣布告终，从而致使人民开始公选君主派代表。选举章程被人为地做了限制，阻止了效忠君主的普鲁士人民将自己的真实见解公之于众。”在俾斯麦看来，在普鲁士，现在倡导普遍选举的条件尚不具备。如果他步速缓慢，拉萨尔则会不断加速。拉萨尔曾经试图劝说俾斯麦，不仅仅要向德意志介绍普遍选举（以后会谈及——由于俾斯麦和拉萨尔都认为重新整合德意志联邦制必然先要发生一场大战），同时要通过颁布敕令，将普遍选举的理念传播给普鲁士人，但是，在俾斯麦看来，这样做为时尚早。

在拉萨尔写给俾斯麦的信上，我们看到拉萨尔说：“我一定要为我昨天忘记向你重复有关选举权资格的事责备我自己，你务必要向所有的德意志人宣传这个理念。因为这对于政权来说，是一件可以凭借真实的道德征服德意志的锋利的匕首！另外，昨晚我为了选举的技术问题读了《法国立法史》。虽然对于我们的地位来说，这种技术毫无意义，但是我仍然想经历一番，我现在可以将你想得到的‘有符咒的灵验的秘方’给你，这对于规避投票和分散选举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我的建议的效力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我想和你就选举技术和其他要事进行商讨。我将耐心等待你的约见，恳求在晚上安排我们的见面，且一定不要让别人打扰我们。”

通过这封透露出二人亲密关系的信件，谁是这次约见的提议者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位较显年轻的40多岁的人写信给一位快到50岁的较老的人，两人继而约定见面，其时躺在交椅上吸着烟的俾斯麦，倾听着这位客人的谈话，并试图用一句类似于“有符咒的灵验的秘方”的笑谈激怒拉萨尔。为两人所爱好的精神决战不止一次在这封信中显示出来。而在这封信写就的五天后，普鲁士开始攻打丹麦，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使二人的交往被打乱，而拉萨尔因此愈加焦急：

“请你一定要谅解我对你又一次的打扰，这并非我的本意。但是因为环境的压力，我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上星期三的信件中我已经告诉你，你所需要的‘有符咒的灵验的秘方’我可以为你提供。我认为，尽快得出一个定论是迫在眉睫的，因此我们急需下一次谈话。为此，我决定明天上午8点半再一次拜访你，请原谅我的冒昧。”

拉萨尔竟然如此重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普遍选举权的问题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正引导着他一路向前，踏入一个他从来不敢奢望的境地！遗憾的是，此时忙于战事的俾斯麦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只好将其暂时延期处置。

几个星期之后，拉萨尔却因为被指控犯有罪大恶极的谋反罪而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在最高法院，拉萨尔强调也许彻底推翻宪法只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他的目的绝不限于推翻宪法。如今牌已上桌，他甘愿为此赌上最后一把！所以，他在最高法院这个严肃的地方对大家宣告，很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俾斯麦就会和皮尔一样，实行普遍选举与直接选举！

英国有位政治家名叫皮尔，一提到这个庄严的名字，民众的内心就充满了崇敬之情，但法庭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体味得出这其中蕴含着的别样意味。拉萨尔用别具一格的眼光和独有的智慧，精彩地剖析了这位无人理解的宰相。他将25年前被俾斯麦奉为榜样的人的名字公之于众。在25年前的一封信中，俾斯麦解释了他不愿做官的理由，原因就是在普鲁士他无法担任皮尔的角色。俾斯麦在这封信中的这两句话除了几个亲戚，其他人是一无所知的，或许当初写这封信的人也早已忘记了，但他知道自己以前是一直将皮尔、奥康尼、弥拉波等人铭记在心的。身为一名犹太革命家的拉萨尔这样勇敢地为自己的反政府罪行辩护，这使宰相俾斯麦对他由衷地敬重。当然，俾斯麦这些感情拉萨尔是无从知晓的。

作为社会党人的拉萨尔使俾斯麦的两个计划都按着他的意志实施，一个是要求政府给予一亿元的资金扶助生产合作社，另一个则是大规模地创办国有事业。这两个问题和那个普遍选举权问题包含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要用相同的方法来达到不同的目的。拉萨尔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遵循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国家；俾斯麦的目的是扩展国家权力，用以巩固这个君主国。如今我们回望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当时他只不过是对拉萨尔送了他一本有许多新的发展观念的小册子表示感谢而已，许多年后俾斯麦对这些方法的评价是：“这是一些非常重要且颇有深度的方法。”

但是拉萨尔认为皇帝应该拥有这本小册子，从而让威廉也知道“怎样的国家就会有怎样的未来”，因此他对俾斯麦的做法并不满意。他现在变得让人心烦，他急躁地想要为此求见俾斯麦，这让俾斯麦很不高兴。但俾斯麦也并没有因此立即中断与他的交往，只不过后来他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交往也比之前发展缓慢了，而他们关系的真正结束是在有一年发生的导致致命伤害的决斗之后，从那时起他们再没有见过面。

春节的到来使拉萨尔的活动更加频繁了，他做了一件在普鲁士史无前例的大事：西里西亚的穷苦纺织工人们所派的代表团由他亲自组织与君主会面。这个代表团见过君主后，俾斯麦与他们在前厅相遇，那时的俾斯麦用带有恐吓色彩的俏皮话与工人们聊了几句，他对他们说：“烧鹅这样的大餐恐怕下个星期你们还是品尝不到。”而那些只懂得在工厂埋头干活的工人只能小心翼翼地站在君主金殿里那光滑的地板上，唯恐一不小心摔倒，他们像可怜的乞丐一样战战兢兢，瑟瑟发抖，说不出一句话。而俾斯麦原本想通过这几句俏皮话表现出他的亲民，试图拉近君民之间的关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举动反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嫌隙也更深了。拉萨尔的住宅装修得非常华丽，工人们去拜见他时，站在昂贵的土耳其地毯上，处于石雕像之间，感觉非常不安，手足无措。拉萨尔在各种演讲的场合都会穿一些新颖华丽的背心，这些穷苦的人看见会觉得非常不舒服，认为拉萨尔与他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官吏们的日子并没比工人们好到哪里去，他们的许多社会特权都被俾斯麦用很严厉的手段限制着，俾斯麦甚至要求新近成立的工会同他一个鼻孔出气，他还与四个社会主义的著作家关系密切，当然拉萨尔并不包括在其中。这四个人中就有曾因反抗纳税而被贬出境后又被赦免回国的布赫尔，之后他成了俾斯麦的政府机关报——《北德报》的诸多办事人中的一个，他在这个报馆中待了整整20年。在俾斯麦冒险尝试从他敌对的阵营里招募新兵时，这个疯疯癫癫贵族公子的形象隐隐约约地似乎再次出现了。还有一位写过一首有名的诗的布勒斯，他在诗中说：“我们用红色来绘画，我们画得很美，因为我们是在用专制家们的血做颜料！”他在《北德报》中做事。在他之后进入报馆的是李卜克内西。马克思也曾被受俾斯麦委托的布赫尔邀请加入报馆，但是他始终不肯。不久，在得知布勒斯接受了政府的贿赂的消息之后，李卜克内西悄然离开了报馆。

曾有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让作为国家社会党一员的俾斯麦大为恼火，因为他偏信雇主的一面之词来处理穷苦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相关问题。俾斯麦质问这位长官，为何不站在公道的立场上办事，反而偏信雇主，助纣为虐？假如公道办事，这些事情就能够被正确处理。经此一事，俾斯麦认定此人断事之才不足，遂提议革除其行政长官之职。同时，为了对工人工资问题、养老状况及其他帮助工人的方法进行更好的研究探讨，他特意派遣一个委员会专项负责此事。他认为，在这方面，工人“需要一个通情达理、能够仔细倾听他们的声音的人来反对雇主，维护工人们的利益”。不仅如此，在俾斯麦的劝说下，君主都拿出自己的7000元钱，将拉萨尔的生产合作社的计划付诸实践，并“广泛地推广，虽然这势必会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损耗，但我们获得的阅历也是一种收获”。这个需要注册的合作社享有行动自由，正是这一点激发了工人的积极性，因为享有这种权利，不仅可以使工人获得工资，还可以获取卖出货物的余利。俾斯麦对自由党的痛恨和对新同盟的盼望，使其成为普鲁士的第一个国家社会党。

在这年夏天，拉萨尔因为名誉纷争决定同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决斗，最终死在他的枪下。俾斯麦在反对政府干预国家社会事务时，曾在报告中特意插入这样的文字：“洋葱汤加盐的稀饭是纺织工人们的主要食品，肥肉和咖啡也一减再减，提供的量刚刚够他们活命。”报告中提出，由于各个地方争相请求国家援助，所以全面地照顾到是不可能的事情。俾斯麦读到此处，停下来批注：“国家怎么能够仅仅因为这个就停止帮助呢？国家会援助！”正是这最后这五个字，表达了俾斯麦发展的意志。这五个字就是他与拉萨尔常常讨论的回声，就是那年冬天，拉萨尔所引诱他讨论的。

6、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虽然现在我在这里担任宰相，但我只相当于箭房里的一支箭，并且是最后一支尚未射出的箭。如果你愿意担负起联合斯堪的纳维亚并成立一个帝国的职责，我就会将德意志统一。将来我们成立一个实力强大到足以统一全世界的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同盟。我们的宗教和文化渊源是相同的，此外，我们有着相似的语言。请你让国人知道，如果他们不愿意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就只有动弹不得的下场。否则在我下定决心攻打其他一些地方时，一个强大的仇敌就会出现在我的背后。”

这是俾斯麦写给一个丹麦的老朋友的信，这个人有时会陪着俾斯麦打猎。他的这封信令人惊讶，让人感觉他是在跟他的老朋友开玩笑。这个人是布利克森伯爵，他是丹麦人，如今是丹麦的宰相。也许他会把这封信看上两遍。如果他了解俾斯麦这个人，他应该会明白俾斯麦是一个善于打算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疯子，更不是一个妄想家。当我们初次看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一个糊涂的政策，但当我们细细分析时，结果可能与我们一开始想的截然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三块土地在400多年前是联合的，由来自波美拉尼亚的人统治。这封信可能是一封警告信，而不是在开玩笑。因为那些绝对得不到的东西是绝不可能成为俾斯麦的目标的，他的警告是针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发出的。

这两个地方虽小，却好像德意志身上的两根刺。在最后的50年间，由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小国要永远合而不分，他们的群众的意见与态度就相当于反映德意志渴望统一的寒暑表。从整个欧洲400年前的条约来看，其实并没有人注意，甚至包括什列斯维希人与霍尔施坦人。丹麦君主的男女储君与霍尔施坦的公爵们让一些人费了不少脑力。这样的一位君主死后，继位者在什列斯维希与霍尔施坦及其他地方宣称要忠于新的宪法的誓言与民族主义者发生了冲突。有一位叫奥古斯堡的公爵出卖他的土地获得了200万元，但他的儿子找出了该买卖契约的漏洞，就把现在的争端作为利用对象，溜回他祖先的领地，写了篇宣言书，开头写道“敕谕我的臣民”，要求人民称呼他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公爵。

谁知一个普鲁士人就埋伏在他的身边，这个普鲁士人对这两个地方的德意志特性不太感兴趣。他们成为德意志联邦议会的会员后，只是增加了反对普鲁士党的势力。增加普鲁士的势力却是这个普鲁士人很注意的一点。他明白怎样利用那些渴求德意志统一的多数北方人的热心，但这不是他关注的中心，他的中心思想是“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将这两个侯国收归为普鲁士的两个省”。他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我坚信这样的道理，那就是如果采取与丹麦进行私人交往的方法，绝对会好于现在的交情；私人的交往肯定不如做一个独立的元首好，但做一个独立的元首肯定比不上同普鲁士联合。达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发动政变。他既然信仰马基雅弗利的学说，所以同丹麦进行交涉是他首先要做的。事成之后，再利用这个奥古斯堡来反对丹麦，然后与奥地利谈判——最后取得彻底的胜利。”

即便这种政策没有考虑到全部的详细计划，但这至少也算一串穿起所有事情的珠子，并且穿珠子的绳子已经预先制作好了。1863年中期，整件事变得越发紧急时，这个奥古斯堡的少年公爵受到了整个德意志的欢迎，整个德意志支持他从外国手上夺取一块德意志的土地。俾斯麦在国会上提议夺取这两国的土地，威廉听后抬头说：“在这两个侯国里我并没有权利。”

俾斯麦说道：“以前大选时，在普鲁士与西里西亚难道有腓特烈王的权利吗？所有的霍亨索伦族都是开拓疆土的人。”

君主听后保持沉默，太子则用手直指上方，好像在怀疑这个人有神经病。各位大臣也默不作声，甚至连罗恩都没有吭声。随后会议讨论了当日的公事问题。在俾斯麦读议事程序的时候，发现其中并没有自己的提议，秘书告诉他这是按照君主的要求删去的。“君主可能认为我是中午饭吃得太饱才这样提议的，其实他是不应该这样想的，我觉得他不喜欢再去听我说过的话，但我的提议必须被列入细则中。”

就在这时，俾斯麦写道：“如今我采取了和我以前打水鸟的手段相似的办法来办理外交事务，就是会先用脚小心地试探一下，之后才能够放心地站在那堆青草上。”他感谢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的起落让他可以操纵奥地利，首先让奥地利站到自己的这一边来，随后再把奥地利甩开，最后把奥地利踢出联邦议会之外。杜伯尔、柯尼希格雷茨的胜利让这个设想得以成为现实。但是这条路也会将他逼到欧洲的悬崖峭壁边上。他常用如驯狮者一样的一双眼睛来观察欧洲列强的情形和他的君主。有几次，他差一点儿就要失败，但是他层出不穷的鬼把戏使他化险为夷。土耳其的一句谚语说：“好运总会降临到那些有德行的男子身上。”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俾斯麦是一个极有德行的男子，因为他有着特别好的运气，特别是这次耍手段的好运气。

假如此后他还是采取单枪匹马地攻打丹麦的方法，被惹怒的欧洲就会来攻击他，紧接着又会引来奥地利的攻击。因此他没有采取这样的方法。他通知维也纳的外交总长勒克堡伯爵，称自己愿意独自承担当时最合乎德意志民情的任务——解放两个侯国。他的一些恐吓的话使得勒克堡伯爵附和他。这样有势力的同盟使得他不会再去理会德意志联邦议会。俾斯麦一一安抚好怀着种种疑虑与不安的欧洲各国。欧洲很安心，因为他们相信存在于这两个德意志强国之间的敌视使哪一个国家都不会取得绝对的胜利。俾斯麦一方面让奥地利成为自己的同盟，另一方面使欧洲保持中立，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世界大战，普鲁士便有机会联合奥地利对丹麦作战。在开启战事之前，俾斯麦这样写道：

“在奥地利尝试重新整理德意志联邦议会后的两个月，没有人再提及这件事时，奥地利因为他们要对丹麦作战感到极为高兴，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吗？我们12年的努力都未能办到我们今年夏天所要办的事。我们的计划已经被奥地利采用了。但如果在去年10月，这个计划可能会被奥地利当众耻笑。奥地利不愿意与符腾堡联盟，却愿意同普鲁士联盟，他们将接受我们的帮助。奥地利的内阁将会因为我们的不理睬而倒台。以前没出现过今天这样的情况：柏林来指挥维也纳，法兰西也来巴结我们。在伦敦与圣彼得堡，我们的讲话都很有分量，这是将近20年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我们的力量来自强权政治和我们应有的实力，而不是来自报馆与两院。如今我们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和忍受力来成就大的事业……其实奥地利并没有完全取得我的信任，但在此时，奥地利的帮助与附和还是我们需要的。至于是否要和它分道扬镳以及用什么样的理由和它分开，那是将来要考虑的事情，现在没必要考虑。”

这是俾斯麦在1863年耶稣圣诞日那天写给巴黎的戈尔茨的一封长信中的一段话。这封信让我们明白他在自己的劲敌面前大摇大摆的原因。他的这封信实际上是他个人的自白，因为他所说的“我们”二字代表的实际上是他自己。

俾斯麦在尽力争取能够得到君主的支持。俾斯麦在这番奋争之前，在议会中也极力抗争。我们可以从他与民主党的争辩中看到，与一个议院联手办事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除非每个国家都是这样，政府与议院携手。即使这样，还有许多问题难以克服。

菲尔绍说：“我们必须立刻让君主知道危险马上要来临了。那么多立场、观点被宰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他在还没有罗盘的情况下就已经疾驶到外交这个大海洋里……他没有办法辨认方向……他也不会清楚人们的呼声……德意志与普鲁士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被他用粗暴的手段破坏了……这就是他的弱点。他的灵魂被他出卖给了魔鬼。他是逃不出魔鬼的手掌的，这是注定的。”

俾斯麦说：“今天这个议会有350名议员参与，但不能在最后的紧要关头采纳这个可以强兵富国的政策，政府所制订的计划也不能被执行到底……即使是那些并非专家的政客也明白在棋盘上每移动一粒棋子都会影响到全局。……政治并非一门准确的科学。……民主制度不会让我害怕；假如民主制度让我害怕，我也不会下这样一盘棋了。（这时有一名议员喊道：‘一盘棋！一盘棋！’）假如议院不肯投预算票，那我们将会到各个有钱的地方去拿钱来用。”关于借款作战费的提案随即被议院投票否决了，而议院也被俾斯麦在一怒之下解散了，直到第二年才重新召开议会。

由于俾斯麦制订了许多与他的政敌们相反的措施，双方的冲突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菲尔绍既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不信奉宗教的无神论者。那时我们原可以盼望这位不信教的菲尔绍被俾斯麦这位信奉基督教的政客交给魔鬼，但最终的结果是俾斯麦被菲尔绍送到了魔鬼面前。

一方面，俾斯麦将议院作为自己强行实施君主给予他的权力的平台；另一方面，议院却成为他限制、恐吓君主的工具。他说唯有打仗这种强硬的外交政策方能堵住那些反对整治陆军者之口。在柏林的克罗来伊被他用符咒迷惑住，维也纳的勒克堡也受到他那威胁的话语的恐吓，他对勒克堡大谈民族主义的德意志情调带有革命的倾向。在维也纳上议院的人们能得到比较确切的消息，勒克堡的报告被一个议员耻笑为不符实的报告。他说：“全世界都对我们要同普鲁士的内阁联手去打仗的事情不以为然，但是我们要这样做！他国的人们会因俾斯麦的胜利而清醒！在普鲁士本国，普鲁士政府公然宣布要去开疆拓土。刚刚偷吃了西里西亚，普鲁士还未来得及消化，却又对这两个侯国产生了兴趣，居然还要求我们的军乐队陪同他们一起去开疆拓土，还要大吹大擂。那么，我们的军乐队奏什么调比较合适呢？”

普鲁士国王一方面受到俾斯麦的逼迫，另一方面还要时不时地接受他最亲近的人的警告，真是左右为难。这两方面的力量让他迟迟下不了决心。他眼看着自己面前闪过野兽，却又不敢去抓。有一次，他郑重其事地问他的宰相说：“你难道不是普鲁士人吗？”俾斯麦很绝望地写信给罗恩说：“我对君主不赞同这场革命的事感到十分困惑。他的对头能得到君主的信任，他的臣子却不能。听上帝的意思，再过上二三十年，我们与这件事就不再有什么关系，但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说不是这样的。……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这盘棋我们输定了，而我们都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普鲁士还会存在多少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上帝知道普鲁士将要亡国，那我的心里会有多么难过。”俾斯麦就是这样不停地念叨着上帝，乞求上帝的帮助，这证明他特别迷茫或是遇到了特别棘手的问题。

到了后来，威廉终于被俾斯麦说服，决意与弗兰茨·约瑟夫联手作战。此时俾斯麦还没决定到底要替谁去征服这些别国的土地。他还想让别人接受这场征服战争是“公道的战役”的观念。从表面上看，这场战争是要解放这两个侯国，但实际上德意志联邦议会将从中获利。这位外交家第一次开火之后就不肯停下来。他匆匆地给罗恩写了一个字条，说道：“我们只有两个中队的士兵在岛上，是不是不够呀？……我们的军队将因我们的炮兵守不住海峡而成为笼中之鼠。而我们又有太多的士兵驻扎在霍尔施坦。为什么我们不派些士兵来守住这个岛？请你不要因为我对你谈论这些军事问题而责备我。”如果罗恩给他政治性的提议，俾斯麦会怎么回应呢？但是他有大过任何一位军长的责任。这场战争本来就是他想出来的。

在三个月之内，杜伯尔就被俾斯麦的军队攻下了，其全部的领土被占领了，一直到亚琛。伦敦方面召开议会，要求俾斯麦先停战。巴黎的态度受到俾斯麦的特别关注，俾斯麦只是对拿破仑三世泛泛而谈，讲了些不着边际的话语，俾斯麦希望法兰西此时保持安静。现在与他人合作是俾斯麦所能采取的唯一方法，他替奥古斯堡公爵说话也是为了通过公爵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企图。通过律师的鬼把戏，俾斯麦强迫公爵让给普鲁士许多权利，使得奥古斯堡公爵一开始便没有什么势力。

伦敦的会议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的意见，这种情形使事态随时会转变到相反的方向。俾斯麦不得已又将公爵宣召到柏林。他让公爵与君主及太子盘桓到快到半夜的时候，他才与公爵见面（这也是他的一种启示或暗示的手法）。见面后，俾斯麦提出了新鲜的要求：自由党捣乱者不能在两个侯国存在。在此之前，由于公爵只想统治他的国家，所以他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全部条款。现在和威廉见面之后，公爵觉得他已基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于是公爵第一次对于俾斯麦的要求发表自己的见解。公爵说，他必须要求他的臣民们答应全部条款，这是他的“宪法”条款的要求。难道这个傻子因为在君主的宴席上喝了太多的香槟而变得更加神志不清了吗？他要把一些条文附加在他已经答应的条款之下，难道他想使这些条款作废吗？俾斯麦决定将所有的土地都归普鲁士所有，这是他已打定的主意。他立即运用他的技巧证明奥古斯堡所有的权力都是无效的。他认为这种情形与事实极其不相符，因为他曾写道：“我在政坛上待的时间越久，就越不相信人的谋划。”

这场战事的第二个阶段只是在7月份的两个星期中进行的，持续时间很短，最终取胜的是奥普两国。奥普两国掌握了这两个侯国的土地，现在怎样处置这些土地是唯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奥普两国的君主专门在兴勃隆宫里会见过一次。两位君主与俾斯麦及勒克堡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胜利果实让这四位同盟者激动不已。可能是良心发现，威廉显得有些不安。勒克堡亦是如此，简单且直爽的性格让他们根本不会玩这样的把戏。弗兰茨·约瑟夫与俾斯麦却是表情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他俩在内心里就决定了相互欺骗。

俾斯麦说：“现在我们已经被历史紧紧地联合在一起，我们的继续联合将使德意志处于我们的领导之下。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朝代的发展上，我们都将从中获益匪浅。只要我们联合一天，我们就会统治德意志一天。……假如我们共同获得的土地是在意大利，而不是在霍尔施坦，或者我们两国共同支配的是伦巴底，那么我会劝说我的君主反对我们之间的联盟而不是相信我们的想法。”

弗兰茨·约瑟夫说：“你是打算将这两个侯国变成两个省呢，还是关心这两个国家之内的多少权利会属于普鲁士？”威廉听后默不作声。

俾斯麦回答说：“听到陛下当着我的君主的面问我这句话，我感到很高兴。君主的想法也是我很想知道的。”威廉很犹豫地说：“实际上，我在那两个侯国内并没什么权利，我也不能奢求任何权利。”

这是一出非常精彩的戏剧！由于两国的宰相都不想出头，所以他们采取了强迫他们的君主出兵舌战的办法。这两国的君主却不知如何去处置士兵们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他们之间是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的，只能通过宫廷中冠冕堂皇的话表达出来。那位年纪较老的君主越是说他在这两个侯国里并没什么权利，就越令人生疑。威廉这样说也表明了他并不承认，换言之，俾斯麦采取的这场军事行动并没有得到他的支持。这两位君主彼此互用“您”“陛下”及“贵大臣”等敬辞，显出很客气的样子。会谈之后，他们开始用金银制作的餐具享用早餐，显示出至尊无上的高贵地位。藏于哈布斯堡地窖里的上好佳酿则被那个沮丧的宰相拿来，以消除他内心的不满。

7、会见拿破仑三世

丹麦之战后，人们的骚动不仅没有如先前预计的一样平息下来，反而如火上浇油般愈发严重，普鲁士国内的冲突也日趋激烈。关于整顿陆军的问题，一方面议员们无论如何也不愿答应，另一方面政府却向人们宣扬对陆军加以整顿可以给国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利益。事实上，虽然自由党能轻松地证明整顿陆军的行动并未开始，但他们仍激烈地反对整顿陆军的行动。他们如此反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其实不难猜测，用强权治理国家还是用公理治理国家便是引发冲突的焦点。

这个矛盾持续了很久，一直到普鲁士获得了战场上的胜利，还是迟迟未能得到解决。但不得不提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对俾斯麦待人接物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在胜负未决时，俾斯麦待人十分严厉，经常批判和挖苦别人，而战争胜利后，他则表现得比较平和谦逊。1865年1月，俾斯麦与人民代表们又在议院里相见，这时，他以谦逊有礼的态度回答双方争论的问题。凡事都会关注的自由党们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他们说：“政府的决策是被舆论引导的。”对于这样的质疑，俾斯麦毫不示弱地反驳道：“如果你们没有通过第一次借债就征服了杜伯尔和亚琛，那么此时我倒特别希望你们能凭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借债的方式创建一支普鲁士军队！”就这样，政府与议院间的争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也针对土地展开了激烈的争执。奥地利作为弱势的一方，他们希望可以将自己征服的土地变成德意志的一个独立的联邦，而不是将土地交归普鲁士所有。在这里，维也纳新上任的外交总长曼斯多夫伯爵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虽然是贵族出身，却完全不配做一个政治家。表面上，他像很多贵族一般，是一个乐观向上、优雅又高品位的绅士，然而其内在和10年前在法兰克福的图恩伯爵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俾斯麦采取了迂回应对的策略。为此，在谈到与这个人相处的方式时，他曾向身处柏林的克罗来伊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你看，我们就如同站在两个侯国面前的两个客人，虽然主人已经摆上了丰盛的宴席，然而，其中的一位客人胃口不好没有心情品尝食物，于是他就很严厉残酷地制止另一位明明肚子很饿、极想大吃一顿的客人，不让他去吃酒席。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耐心地等待，而且还要在表面上与之友好相处，以便在时机来临的时候饱餐一顿。”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已经到了夏天。然而这个夏天注定是不平静的，维也纳方面越来越焦躁不安，他们越来越不放心普鲁士，双方的关系似乎要断绝。这时的俾斯麦内心中满是不安与激动，谋划了15年的目标眼看就要实现，过往的奋斗就快要收获回报。在一次政事会议上，俾斯麦却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镇定。他面对着众人，缓慢却坚定地说道：“现在的时机利于作战，但是作为一名臣子，我们绝不可以劝君主走上这条道路，一切还要由君主自己来决定。”

到了1865年，摆脱了兄弟国之间相互残杀的噩梦的威廉又一次来到了加斯泰因，在距离兴勃隆谈话一年后，也就是诸王侯召集会议的两年之后，他告诫俾斯麦要努力消除与仇敌之间的隔阂。现在，曾经的矛盾已经解决，“房子的裂缝已经用灰给塞好了”，“胜利果实”也被公然瓜分了：普鲁士获得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与劳恩堡则被奥地利占有；同时两地的主权将是联合的。而曾经兴风作浪的奥古斯堡公爵则早已被完全撇开。对于这样的结果，欧洲诸雄觉得既生气又可笑，他们质问道：“难道你们就能确信，两国之间的盟约不会被解除吗？”对于这样的质问，俾斯麦的回答十分镇定，他说道：“我玩过多次纸牌赌十五点，这将是最后一次。很多人对我胡乱地赌表示讶异，但我总是有自己的原因的。正如布洛梅伯爵曾经说过的那样，同一个人赌十五点，是最能看出那个人的性格的。

因此，我十分愿意请他过来看看我赌十五点。按理说，我是在为公家办事，所以可以领些公款作为赌资。然而这次的赌牌我耍了点儿小花招，我深知他一直认为我是个十分爱冒险的人，但事实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我并没有那么爱冒险，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做出让步。”画完押，确定了条约之后，曾经有人做出过这样的猜测：签完条约的俾斯麦得意扬扬，高兴地对布洛梅说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要知道我可是从未想到一个奥地利的大使居然肯签下这样的条约，实在是太好啦！”然而事出有因，那时的奥地利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中，一方面国内掀起内乱，另一方面在异族的列强中也没有值得信赖的同盟，也正因为如此，奥国才不得不屈服，签订了这样一个对普鲁士极为有利的条约。后来，当奥地利又以250万丹元的低价屈辱地将劳恩堡卖给普鲁士时，占尽便宜的俾斯麦沾沾自喜，他说道：“在这一次的交易中，买方是体面而得体的，而以贱价出卖自己土地的卖方则被人轻视！在长久的岁月中，奥地利都会由于这一次低贱的交易为世人所唾弃。”

在历经了这么一场胜利的战争之后，有着为国开拓疆土之功的俾斯麦也受到了君主的嘉奖。他先是被封为伯爵，在与丹麦交战后，又获得了威廉赠予的黑鹰宝星作为赏赐。在屡次受到肯定和嘉奖后，名利双收的俾斯麦很是激动，从他写给自己夫人的信中，我们便能窥见埋藏在他内心中的喜悦之情，信上是这样写的：“虽然嘉奖让我兴奋，但最令我感动的是君主给我的那个诚恳的拥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言，是因为在俾斯麦看来，对于威廉赏赐的东西，哪怕是最高的徽章也算不上什么，当然那代表着至高荣誉的五等爵的新徽号不算在此列。真正让俾斯麦感到自豪的，是他为自己的家族所争得的荣誉和光彩。他一直是一个以门第为荣的人，因此每次去观看自己祖先的画像时，他总会带着骄傲而自豪的心情。根据前文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相比于霍亨索伦家族来说，俾斯麦家族住在玛赤的时间要久许多。和他同阶级的贵族公子中，有很多都身居体面之职，在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志只得逼着自己去做大官时，他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这些享有特权的人的面孔。俾斯麦其实还有着一个次要的动机，那就是想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使自己成为他所处阶级为人称颂、为人效仿的好榜样。但事实上，那些有着爵位的贵族，都是些自命不凡的人，对于那些低他们一等的乡绅，往往都是瞧不起的。

此时的俾斯麦早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无名小卒，他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在欧洲名扬四海。所以威廉颁发的那些徽章，对他来说，确实是根本用不着的。但是对乔安娜来说不是这样，她不过是遥远的波美拉尼亚的乡绅的女儿。在上流社会中，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其实是被人轻视的，但丈夫的荣誉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现在的她可以以伯爵夫人的身份自居。爵位所带来的荣耀对俾斯麦的后人来说也是影响颇大的。他的子子孙孙都可以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伯爵。这个爵位带给他的诸多实惠让他非常满意，远远超过他曾经拥有过的任何官职所带给他的，甚至超过了王后们及帝王的友谊所能给予的。因为对于俾斯麦来说，值得他关切的只有他的至亲至爱们，其他的人和事都是无关紧要的。俾斯麦今年50岁，他在52岁辞官不做时，在给朋友们写的信中曾有一句话概述自己的将来：“在羊毛市场上，如果有人称呼我为‘男爵爷’，那么即使是便宜三元钱卖给他们，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那位老君主在给俾斯麦的一封信中，向他解释封他这个爵位的原因，信中这样说道：“这些胜利都源于我巧妙的策略，而你不过是谨慎地执行而已。……你的亲爱的君主威廉。”这样的话语让俾斯麦不禁嘲弄君主的自鸣得意。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的胜利，都是他费尽心血，带领着君主一步步前行，才最终获得的。

眼看着秋后算账的日子即将来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俾斯麦更是不能松懈一分一毫，更加仔细地留意着拿破仑三世的一举一动。身为法国人民帝王的拿破仑三世一直以来对于普奥这两个德意志强国言归于好非常嫉妒和愤怒，甚至他所统治的臣民们也是如此。欧洲各国都感受到了德意志帝国强烈的威胁性，最先给出提议的英国则认为要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统一联盟，反对统一的德意志。而俾斯麦则迫切地想和拿破仑三世见上一面，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到他心中到底是如何考虑和计划的。为了能成功与拿破仑三世见面，俾斯麦来到了一个海边避暑地，开始了一段旅行。而在这之前，他刚刚采取同样的方法在加斯泰因与一位皇帝交谈过。这一次，俾斯麦住在距离拿破仑三世的离宫（夏天时拿破仑三世将此宫作为行宫）很近的地方，就如同一个在敌人的阵营里散步的人，他想通过一种“咒语”迷惑一位皇帝。当然这些都是俾斯麦内心的计划，放出的传言则大不相同。他解释道，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他身体很不好的夫人。然而，真正相信这些话的人也只有乔安娜一个人，她写道：“刚开始我一直在责怪自己，为什么要麻烦俾斯麦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却没有任何益处。其实，如果我没来旅行，而是住在汉堡，情况或许会好得多。”从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此时的俾斯麦早已不再是那个初婚时温柔多情的他，关于一些政治事件，他也早已不愿再告诉自己的夫人了。

真正让俾斯麦怀念的，其实是去年他孤身一人住在比亚里茨的日子。那时，他刚刚与丹麦签订完和约，在比斯开海湾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那里没有皇帝，他的夫人也不在身边，唯一的同伴便是那位美貌的奥洛克夫人和她的丈夫。在那几天里，俾斯麦过得逍遥又自在，他与同伴们一起洗海水澡、骑马、听音乐，尽情地放松着自己的身心。距离那一次罗恩吹号角将他从比亚里茨召回至今，已经过去了两年。在这期间，他曾六次与这位美貌的俄国夫人相见。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人的通信中，俾斯麦只是称呼她“凯茜”，这很容易令人认为她是一位俄国的王爵夫人。对于自己这段如神仙般快活的生活，俾斯麦曾用一种半梦半醒的腔调，在信中向自己的夫人一一诉说，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宝贝儿，你一定无法想象我在这里的生活是多么愉快，仿佛活在仙境之中。眼前是一片蔚蓝的大海，一望无际。抬头仰望，是万里无云的天空，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美好。有时，楼上会飘来悦耳的贝多芬的音乐，那是凯茜演奏的。最重要的是，在我所住的房子里没有一滴墨水，这让我完全放松！……有时我会想，即使现在有人给我送来公文，我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抛下公文，迅速地逃到比利牛斯的深山里去。不过，虽然是这么美好，我还是决定不在鲁本这块地盘上购置房产，因为在我看来，选择在伊朔克斯或是与达克斯相近的地方购置房产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亲爱的，每当这里的太阳烤得我们脱掉大衣或绒布衣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想到我们在巴登和巴黎生火取暖的日子。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们躺在海滩上，仰望着皎洁的月光，一直待到10点。今天我们又露天吃早饭——从天气方面来说，上帝对南方实在太偏爱了……亲爱的，你最近的生活怎么样？我急于知道。”

可以说，这时的俾斯麦早已不是那个在战场上残酷而又严厉的人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身处外国人的社会之中。与在乡下的森林中度过的时光不同，在这里，他在舒适的海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日子，身边有自己所欣赏的美女相伴，他在这种环境中尽情享受生活的愉悦。近处的水面波光粼粼，远处则是天水合一的完美融合。阳光、大海、美人——这是一个德意志人的梦境。

虽然上一段旅程是美好的，不过这一次却完全不同。这一次，他的身边没有自己欣赏的美女，有的只是自己的夫人和两位贵体欠安的小姐。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他的心中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脑海里充斥着的都是些政治谋划。比亚里茨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十分了解俾斯麦，甚至超过了德意志人对他的了解，那便是梅里美。他曾这样刻画过俾斯麦：“俾斯麦是一个机警且具有外交天赋的人，同时也是很有礼貌的伟大的德国人。虽然有时他或许显得有些不够聪慧，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极为机敏的人。”一年后，他又写道：“除非我们拥有了足够先进的武器可以与他对抗，否则实在不应该和他发生冲突。因为这个大人物的筹划实在是天衣无缝，现在的我们如果大胆妄为，一定会遭受许多难堪待遇的。”当然，我们对于俾斯麦这个政治家的赞美一定是多过对这个文学家的赞美。不可否认，俾斯麦就像一个极善于改变的美术家，转瞬之间他就会取得自己所需要利用的面目。这样机智的他，又能否再次成功地使用同样的手段，欺骗拿破仑三世呢？

当他们几个人一起在高坡上行走时，俾斯麦显得格外突出，他精神矍铄，双目有神。同时，他还边走边十分小心翼翼地嘱咐身边的人，每一次转身都要在皇帝的左边。拿破仑三世身边有一只名叫尼禄的小狗紧紧跟随着。与俾斯麦相比，拿破仑三世则显得分外苍老，暗黄的脸色，佝偻的背，无神又枯槁的双目，看起来比俾斯麦老了许多。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比俾斯麦年长几岁而已。如果有心人仔细观察他们各自的神色，都不难推断出五年之后，他们之间必定会发生冲突。

不过，如果只是根据这两个人的谈话，我们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法兰西皇帝少年的时候几乎是“每过几年就要打一次仗”，然而青春不再，现在的他得了膀胱病，以致身体变得很虚弱，最怕的就是有什么新战争爆发。不过，法国人还有个理想与事实相结合的愿望，那就是即使非要打仗，他也宁愿在地中海边或威尼斯打，他觉得这样不仅是为意大利、为民族自由打上一仗，更可以替自己赢点儿势力。不过，这样的两个目的只能通过同奥地利打仗才能达到。由此分析看来，拿破仑三世认为扶助普鲁士才是对自己最有好处的选择。不过，他认为这样的扶助给普鲁士带来了强大的后盾，因此一定得要求普鲁士给他带来丰厚的报酬。

对于给拿破仑三世的报酬，俾斯麦屡次绞尽脑汁。拿破仑三世总是不肯说想得到什么，所以他只好慢慢琢磨。普鲁士的土地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这个法国人对奥地利也不太感兴趣。后来，他将话题引到比利时，用几句简短的话就说明了大势，“一个人既然不想要外国的土地，我们就很难将外国的土地送给他”。随即，他又说到法国与瑞士，说到在莱茵河岸的德意志土地，说到德里弗斯与兰道。两人走走停停，话中都带着弦外之音，“直接送给你土地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会阻拦你自己去取”。当然，拿破仑三世也不会说出取土地的话，他总是用一种模糊的话语来表达：“我们很欢迎一个废除一切农奴制度的、不断扩充的普鲁士。”俾斯麦也空泛地回答：“一个胸怀大志的普鲁士很看重与法国的友谊，而一个心灰意冷的普鲁士则会与别国订立同盟，来反对法国。更重要的是，不可能创造时势，因此我们只能等待时机的成熟。”

对于俾斯麦的话，拿破仑三世应答道：“如果有一天环境使你们愿意同我们保持一种更加亲密的友谊，你的君主就不会有顾虑地同我谈话了。”

话说到这儿便打住了，因为威廉严格禁止俾斯麦谈到有关联盟的话题。不过，俾斯麦也不会将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都告诉威廉的。聪明的他只是用君主所能明白的话语将他能够接受的内容告诉他。自从掌握了政权，俾斯麦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开诚布公了。听他谈话的人应该知道多少，他就告诉对方多少。同理，对待君主他也是这样，这时他并不想让威廉知道已经到了要同奥地利打仗的程度。在报告中，他说的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话，与刚才所引的谈话很相符，“我的大致印象是整个法国朝廷的心境都是很利于我们的”。这位政治家如此一意孤行，不顾舆情，不顾君主的意愿，不顾欧洲的意愿，不顾一切地要同他的德意志兄弟打仗。我们也看到了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来安慰强大的法国的。

从上面的描述来看，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两人都有欺骗对方的嫌疑，所以，究竟是谁上了当，我们直到后来才得以知晓。可以说，1870年的枪炮胜仗虽未决定普法两国的胜负，但却从此终止了两国的交往。

8、遇刺

普鲁士人俾斯麦在1865年变成了一个德意志人。

我并不是说现在或从前他从没有想过要在德意志联邦议会中将奥地利打倒。在这件事上，一个人的理智被怨恨与自炫超过了。让普鲁士处在奥地利的地位上，征服他的劲敌，这些完全是基于他的血性的冲动，而不是什么“德意志观念”。从前自由党否认俾斯麦信仰他们的宗教是没有错的，现在的德意志已经变成了自由党的一种宗教。那时他就已经觉得自己同维也纳人与萨尔茨堡人一样，与莱茵河人和巴伐利亚人都不是同类。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心思区分境外的这些人呢？今天与他10年前写信给格拉赫的时候一样，如果普通政策要求开枪打死这些人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射击。再过几个月，他就会毫不在乎地亲眼看着千万个萨克森人、汉诺威人、黑森人为他的战争而战死沙场。他认为只有普鲁士是他的祖国，是他的桑梓之邦，阵亡的这些人都是外国人。

德意志的历史曾称爱国主义是德意志人所特有的。这一精神在俾斯麦身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俾斯麦在晚年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只是因为热爱那块土地，所以才会效忠于其父母之邦的君主。于是俾斯麦把自己大部分的感情都献给了波美拉尼亚。普鲁士不过是后来多次征服的土地，完全不能激起人们对它的国家感情，更不用说科隆与默麦尔了。然而俾斯麦决意不管普鲁士的地形是什么样子，他都热爱它，这是非常罕见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看重的只是王室的征服，毫不在意种族问题。他是勃兰登堡的武士，是普鲁士王的臣仆，在他心目中，他只考虑普鲁士的扩张，他宁愿像数百年前那样，通过征服德意志诸邦来扩大普鲁士的领土，也不愿费心解决存在于德意志联邦议会中的种种问题。除非不得已，否则他只想当“盟主”，而不想当“同列”，这是由在他身上流淌的血液所决定的！他有许许多多的想法因为诸多因素而难以实现。现在他只把眼光放在他能够做到的事情上，他想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领袖，想打倒奥地利。他当然要为普鲁士扩充领土，不过他不想再以征服为目的。

他有一种新的想法。对此，乔特尔是一个可靠的见证。10年前俾斯麦曾经对他说：“普鲁士的君位是我唯一注意的。”现在俾斯麦却说：“我的最大的奢望就是使德意志打成一片，联合成一个国家。”10年前，当本是一名党员的俾斯麦成为一个外交家的时候，他摆脱了许多反对派的成见，不顾道德地开始计算官职的大小，现在他从一个普鲁士宰相变成一个德意志政治家，又开始为德意志土地着想。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性情，那就是只考虑王室而不考虑种族。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这样的见解都是他摆脱不了的。所以俾斯麦能够成为当代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却成不了一个先知者。

在这个时候，俾斯麦很愿意看到奥地利为难。如同管理殖民地一样，奥地利认为管理霍尔施坦如此遥远的一个省是很困难的。奥地利很愿意以400万意大利银币的价格把威尼斯和霍尔施坦分别卖给拿破仑三世和普鲁士。如果奥地利不将这两处地方卖掉的话，它就只能任由奥古斯堡公爵捣乱，如此势必会违反《加斯泰因条约》对于诸多权利的规定。这个条约声称在这两个侯国内普鲁士享有发言权。现在俾斯麦就可以指给他的君主看，说什么有人侵犯普鲁士的诸多权利。现在他很坦率地说出他的计策，希望能够促使腓特烈·威廉再向前迈上一步。他对法国大使贝内德蒂说道：“君主的性格是这样的，如果我劝他要求一种权利，我必须向他证明别人也正在争取这种权利，只有这样，他才会为之所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胆敢限制他的法权，他就会立即做出决断。”

他给奥地利送去了一份公文，对权利受损表示极不满意，不久回文传来，也是很生气的答复。1866年2月，参政会议在柏林召开。在会议上，普鲁士王很坚决地说：“我们不敢去挑战，但我们也绝不会畏惧战争的到来。”对此，除了太子之外，全部阁员都表示同意。君主说：“这两个侯国是值得我们为之一战的，不过我们在事前必须仔细磋商，同时还要等待时机的成熟。我喜欢和平，但如果非得为之一战的话，我也不会有半点儿犹豫。现在希望上帝能够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18个月前，在兴勃隆时，上帝已经让他看得很清楚，他在这两个侯国内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利。今天单以他来说，奥地利与德意志联邦议会的许多权利也都已经变成了过去。

俾斯麦盼望已久的希望就在眼前，他同太子激烈地辩驳了一番。和那天晚上一样，他让秘书记录下自己口述的内容之后，就坐在窗口对乔特尔说：“如果曼斯多夫重新回头于旧政策，那么我们必须在他面前卖弄一番黑——红——金。我们必须同时解决纠成一团的什列斯维希问题与德意志问题，即使万不得已之下要作战，我们也在所不惜。其余的中等邦与小邦会被德意志议院约束住。”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如果偶然有个伟大的德意志举动，就会将他与他的主人打倒！”随后“他急忙站起来走了出去”。俾斯麦打定的就是这样的主意。他慢慢地想出对策。之后有一件历史上的与之相似的事情忽然闯进了他的心里，使他从历史转入了现实。他在反驳反对派的时候引据了这段历史，然后他站起来，说出了深藏于他心中的决定。

战事就要到来的时候，他准备实施自己的决定。如今独裁制被限制得更紧了，要是代表们喜欢说什么事，就让他们说去吧，不管怎样他们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那些检察官肯定会挖苦自由党，以滥用自由言论之罪对他们进行控告。因此俾斯麦派了两个可靠的副裁判员去处理这件事。议会知道以后不禁狂怒：“你可以奖给你的裁判官们所有的普鲁士国家的奖章，但是他们那不体面的举动是无法被这些表面的光辉遮住的，当然更遮不住世人的眼睛！唉，这些人不仅仅伤害了人民，更伤害了国家的体面……这样的举动会激发人们的悲观心态，进而对国家造成危害。即便曾经非常安分守己的人也在想将来只是一个复仇的时代了！”这是身为被控告者之一的特韦斯滕在演讲台上的大声疾呼。他最后的两句话，直指革命。

俾斯麦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将议院变成一个比至高无上的法庭还要高的法庭，将高过其他公民的特殊权利赋予议员们，即使是那些最善于想象的贵族阔少，也绝不会梦想到这样的特别利益。如果你可以随便乱说，那么只要是议员就可以讲一些羞辱人的极其粗俗的话！”只有在这种得不到解决的冲突中，君主才愿意做宰相的后盾。最终君主下令解散了议会。对于这个结局，俾斯麦感到十分满意。

俾斯麦要走的第二步就是将法兰西与意大利拿住。那天拿破仑三世曾会见威廉，并约定如果情况危急，就请普王立即给他写信。普王称现在已经到了写这封信的时候了，大使向拿破仑三世讲述了所有情形，表示时机已经成熟。戈尔茨对皇帝说：“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得到这两个侯国，我们最终还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让它以普鲁士为首。”同时法国皇帝答应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他又怀疑普鲁士会进一步拓展，于是他事先声明：普鲁士如果想再进一步拓展，他也要对莱茵河的土地提出一些要求。俾斯麦对于这个问题非常谨慎，他派自己最信赖的巴里施罗德去了巴黎。巴里施罗德把俾斯麦的想法对罗特希尔德说了，让他转告皇帝。就这样，俾斯麦在办公事时会任用一些与他私交甚厚的朋友，甚至会任用犹太人。过了不久，梯也尔在议院中称，北德意志的统一将会成为事实，为了保持法兰西的势力，必须阻止德意志的统一，议院中的各帮派闻之无不喝彩。拿破仑三世听后却感到极为恐慌，从这以后他就开始盘算是否该就奥地利失去什列斯维希一事向西里西亚求偿，否则的话，普鲁士就会变得太强大了。一个内阁来了又走，一个议院也是来了又走，重新划分国界的把戏在那里上演。来来往往得十分密切的带有密码的公文里面记述的都是关于战后列强想提出的种种要求，或许这场战争将不会爆发。

就在这时，一位意大利的军长出现在柏林。俾斯麦认为如果普鲁士与佛罗伦萨进行磋商的密约被泄露出去，让维也纳方面知晓，奥地利就会对此提出抗议。他想将奥国的君主激怒，这对他来说将会是一个很有用的策略。有了这种目的之后，他便将密约告诉了最喜欢四处传播小道消息的意大利军长弗兰格尔。俾斯麦对他说：“我希望我可以劝君主答应宣战，但是我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劝说成功。”所有在柏林的外国人都警告这位军长，让他不要上了俾斯麦的当，但是佛罗伦萨方面依然一意孤行。从维也纳方面传来的抗议文书果然到手时，意大利方面决意同普鲁士联盟。这个同盟契约票的期限是三个月。当普鲁士军队去侵犯波希米亚的时候，意大利发动了对威尼斯的进攻。俾斯麦是德意志君主党的一员，如今他却借助外国军队攻打德意志的哈布斯堡朝廷，且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

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在他的同盟准备签字的时候，威廉却表示反对！为此俾斯麦费力劳神，最后甚至变得神经衰弱。罗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俾斯麦，我们的朋友，他不分昼夜地连续累了好几天，最终将精力消耗殆尽。前天他的肚子疼得厉害，到现在他也打不起精神，却易发怒、易激动，这种状态很令人担忧……我今天也感到非常着急，因为俾斯麦正被病魔缠身，而国家偏偏在这时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在这几个星期里，对于辞职一事，俾斯麦与罗恩都很严肃地进行过考虑。后来罗恩恢复了曾经的信念，劝俾斯麦要坚强地一直往前走。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俾斯麦写道：“从你自己的阅历中总结出这个社会的形态后，你就会知道人生所发生的事情，经历的劳苦……我这样写并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心灰意冷，你也不要这样以为。我相信应该打这场仗，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亲眼看到，每一次这些事情都会让我精疲力竭。”这种带着哲学意味、字里行间却透出一丝无奈与疲惫的话语，很少出自这个奋斗家之口。

他的精神在他的反对派们纷纷结成团体来反对他、围攻他时，竟很快恢复并振作了起来。现在他的政策已经被多数的保守党抛弃了。以他们的眼光看来，攻打正统的哈布斯堡朝廷的君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他们认为现在那个曾在16年前抗拒拉多维茨的人已经变成了拉多维茨第二。路德维希·格拉赫有时是俾斯麦的朋友，有时是他的保护者。当他们晚上坐在火炉边，抽着雪茄烟，喝着苏打水的时候，格拉赫就以上帝的谴责对他进行恐吓。看到格拉赫在《十字报》上攻击自己的政策时，俾斯麦非常生气地反驳说：“我怎么会是一个头脑发热、急于将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潭中受累的人呢？”对待这位老虔诚家，俾斯麦就是说这些气愤的话：“我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跟着自己的方针走。这是我单独和上帝商讨的结果，我没有与本党的党员们进行过商议。”“他脸色涨得通红，怒气冲冲，直率的言辞中几乎没有一句和气的话。”当格拉赫说希望他们两个人不要因为政见上的不同而导致友谊破裂时，俾斯麦却低头沉默。他的沉默就代表了不同意，从那以后俾斯麦再也不和格拉赫讲话了。

太子与太子妃同时行动起来，为了反对作战而四处奔走，奥古斯塔格外卖力。很明显，他们这样做就表示反对俾斯麦。几封奥国宰相主张和平的信被一位希望和平的公爵交给了威廉。许多上流人士，如查理亲王、布达施温格、森弗特·皮尔萨赫、格拉赫，甚至所有虔敬派的人士纷纷出现，如同从坟墓中钻出来的一个个死鬼一样，结成了神圣联盟，共同反对作战。只有一个人在闹得这样厉害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安详的状态。毛奇在俾斯麦吹响战争的号角时宣称，奥地利关于兵力的报告夸大其词了。不过俾斯麦还是可以想方设法诱使奥地利率先出兵。俾斯麦知道威廉之所以反对作战主要是因为他怕老婆，于是俾斯麦说：“这时奥古斯塔的战略是反对本国的，当波希米亚边界上已经开战，还有多场极其可疑的交涉正在柏林进行……我知道，这一切的策划者都是王后。”

太子妃的行为更加恶劣。3月底她写信给她身在伦敦的母亲说：“那个恶人因为君主叫弗里兹写信给你，就表现得非常生气，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个恶人说不能这样做，因为会干预他的计划，说是无谓的干预……总之，他很生气，他现在正竭尽全力阻止任何人和事对他的干预。我直接写信给你是因为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件事，虽然这样做有些私通外国之嫌，但是我不得不如此做！”太子妃这样做不是在耍阴谋，而是谋反大逆。就算维多利亚公主（也就是太子妃）还是一个英国女人，那么她从英国阁臣们的传统中也应该知道，无论何时，这些阁臣都绝不会允许外来的王公们对他们的政事进行干预。

俾斯麦已经被扰动得像发热病一样。有一个目击者说，他在吃饭的时候，有时会用双手捧住自己的头低声说：“我想我们都是疯子！”

德意志的王侯们会怎么做？其他德意志民族会追随俾斯麦的脚步吗？现在他开始大胆地利用一些手段来对舆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向德意志联邦议会提议，召集一个通过普遍选举直接选出会员的德意志代表会议。虽然拉萨尔早已死去，但是他的几个伟大的观念中的一个死而复生了。到了晚年，俾斯麦曾写道：“因为要同许多国奋战，又受时势所迫，所以必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利用革命的手段。为了恐吓那些实行君主制的国家，以免他们来干预我们国家的政事，我很愿意采取普遍选举的方法（这是给予自由的最大权利）——我们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只能不择手段，不管什么利器都拿来用用。到了这个时候，如何才能取得成功是唯一的问题。怎么做才能使其他国家不来干预？！”

18年前身为一名议员的俾斯麦对普遍选举权持反对意见，他说：“一磅人肉与人骨不可以作为权衡的标准！”对此芬克曾大声回应：“灵魂是可以的。”

现在俾斯麦出人意料地宣布德意志之战，惹来了周围人的一阵哄笑！四年来一直认为独裁者的手段违背宪法的他，如今却要向国人让步，难道他不怕被国人耻笑吗？更何况这种让步会给人留下他似乎胆怯了的印象。如果把太子说的话公布出来，众人一定会表示欢迎：“即使是在做最神圣的事时，俾斯麦也是不虔敬的。一个穷兵黩武的宰相怎么能够解决德意志的问题呢？”1860年，他在巴登奏章里劝君主召集一个德意志议院的事，就连太子都不知道。特赖奇克写道：“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是在普鲁士严谨遵守宪法制度下筹备成熟的，而不是像用符咒请出鬼神来对付一种紧急的需要，这个理由很受欢迎，因为得到了普鲁士民族的坚定意志的扶助，也得到了德意志人民的允许——被全国人民久存在心中的观念，就这样走进了政治家的战场！……全国的人都惊讶无比，他们全在想为什么普鲁士的政策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至于把他们都弄糊涂了！”

理性被德意志精神战胜了！在德意志的理想家谈论道德，说“不是这样”的时候，俾斯麦忍住自己对议院的厌恶之情，理性地决定一切。

不管俾斯麦听到什么，都没有听到维也纳求和令他感到恐怖。奥地利政府也突然改变了政策，提议两国停战，向普鲁士求和。经历了这一波三折后，俾斯麦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真的病倒了，他只能通过信函与君主交流意见。因为有拿破仑三世做后盾，所以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决定出兵。奥地利调遣了足以抵御意大利的兵力，以倾国之师来迎战，因为它已经知道了在普鲁士与意大利之间有一个秘密约定。一听到这个消息，俾斯麦的病就不治而愈了。在内阁会议上，君主采取了很强硬的态度，当再一次被催逼时，俾斯麦便忍不住跳了起来，说：

“请陛下相信我，我并不想以自己的意志来影响君主对这场战争的态度，那与我的信仰及性情都不相符。我宁愿多多祈祷，也不愿意写奏折陈述利弊，对于由上帝指导陛下为祖国求得幸福的热心我很满意。但是我不能隐藏自己的看法。我相信即使我们主和，也不能使战争的危险就此消失，也许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战争的阴云就会笼罩在我们头上，到那时一切将对我们更加不利。……像我这样的人，在这16年里已经十分熟悉奥地利的政策了，它一直把普鲁士看成复仇对象，这是它们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旦维也纳内阁见到对普鲁士复仇的情形更加有利于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行动。奥地利的第一次努力就是要争取与意大利和法兰西作战中的有利地位，以便为他们对付普鲁士赢得最关键的一步。”

这一次威廉又要向上帝进行祈祷，对宗教的信仰会让威廉非常激动，俾斯麦不说则已，一说就表达得十分透彻。他将从前的奥尔米茨之事告诉了君主，16年前，他曾就此事同人争辩过，这个人正是现今的君主。一想到还会失败，老威廉便浑身发抖，他写道：“你可以跟曼陀菲尔说，如果有一个人在我的耳边低声说奥尔米茨之事，我就马上退位！”

到了5月初，虽然没有说明就要开战，不过威廉还是开了动员会。奥古斯塔一怒之下以离开柏林表示了自己的抗议。原是高级军官的太子说这样手足相残是没有好结局的，会导致西里西亚与莱茵河的土地的丧失。前王的王后原来是巴伐利亚人，她对此也表示非常愤怒。几位事先得知这次战争将发生在诸民族之间的老军官，同样对此表示反对。现在主战的决定让君主与俾斯麦陷入了孤立。君主说：“我知道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反对我，但是比起看见普鲁士让步，我宁愿亲自拔刀率军赴敌！”同时俾斯麦宣称：“我知道很多人都十分憎恶我——好运气就像人们的见解一样，是完全靠不住的。我的赌注是我的头，哪怕要在晚上就砍了我的头，我也必须赌到底！不管是普鲁士还是德意志，都没有办法和从前一样，这两国将来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它们不能不变，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是的，他确实是在用他的头做赌注。有一个刺客在全天候搜寻他，一旦这个人人憎恶的宰相再次当众露面，他就会动手。5月7日，俾斯麦第一次于病后离开家。见过君主之后，他独自一人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中街往回走时，突然听到三声响亮的枪声。他马上转过身来，看见一个持枪的少年正准备再次射击。他赶紧跳过去，一手抓住这个少年的右手腕，一手扼住他的咽喉。但是这个少年的敏捷程度并不比俾斯麦差，他用左手接过右手的枪，连续放了两枪。其中一枪穿过俾斯麦的衣衫射空了，另一枪却正好击中了俾斯麦。俾斯麦使出浑身力气，紧紧扼住这个人的咽喉不放，直到有一个过路人走过，并在两名士兵的帮助下将刺客捉住。此时乔安娜和几个客人还在家中等他吃饭，他虽然觉得有点儿疼，但是还能走回去，这一点令他感到十分诧异。

他进门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异样，于是他先进了书房，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衣裳，然后给君主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向他报告这件事。这些都做完后，他才出来与他的夫人坐在一起。他吻着夫人的额头说：“小宝贝儿，不要害怕，有一个人开枪向我射击，不过感谢上帝，我并没有受伤。”吃饭的时候，他就像描述出猎时碰见的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一样，轻描淡写地说起了这件事：“我本来就是个打猎的老手，我对自己说：‘最后两枪肯定会打中我，我将必死无疑。’但是我竟然能够平安无事地走回家。回到家后，我将身上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外套、背心、褂子上都有洞，但是子弹好像只是在衣服外边转了一圈，并没有伤到皮肤。开始时我的一根肋骨还有点儿疼痛，似乎是被子弹打到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就不疼了。野兽的肋骨被子弹打到后会呈现出凹凸的形状，甚至可能会被打断。子弹会擦去野兽身上的几块毛皮，这样才能看见子弹打到的地方。我想我的肋骨大概也是这样弯曲的，也许因为枪口就紧靠在我的褂子上，所以那两颗子弹的力量并没有完全施展出来。”

他像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一样，镇定地向朋友们诉说了这件事情的经过。他并没有向他们解释，他能够自救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胆量与镇定，以及他擒拿刺客的手段。他死死地扼住了刺客的咽喉，因此才使自己的性命得以保全。现在他又能镇定地与朋友们举杯畅饮了。没过多久君主就赶来了，他紧紧拥抱了俾斯麦。亲王们各怀鬼胎，许多人都聚在宅子里，在俾斯麦走出露台时，他的夫人紧紧地跟在他的身边。普鲁士人一向都非常憎恶俾斯麦，从来没有成群的人向他喝彩过。今天却由于一个刺客开枪没能打死他，使得民主党的人们对他欢呼喝彩。说过几句话后，俾斯麦喊道：“君主万岁！”第二天刺客就在监狱里自杀身亡了。这个名叫科恩·布林德的刺客还是个学生，他是半个英国人，他希望能够通过成功刺杀俾斯麦这个人民的仇敌来避免战事的发生。刺客已死的消息让俾斯麦感到非常懊恼，恨自己不能亲自处置这个刺客。如果俾斯麦的骨架真的是铁铸的，如果他饮弹而亡，如果他没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动力，普奥两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瞬间就可以被激发，但是绝对不会发生德意志之战。这既不是人民之战，也不是由两个内阁制造出来的战争，而是一位宰相策划的战争，他让君主、内阁成员、军长们都跟着他的脚步前进。如果这几个星期他卧病在床不能办事，用罗恩的话形容就是：“据我看来，科林这场战役，普鲁士人将会第二次被打败。”

俾斯麦遇刺之后，乔特尔说：“他认为自己是上帝选好的利器，但是他不会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乔特尔天天都与俾斯麦见面，他的观察十分敏锐，我们绝对可以相信他的话。俾斯麦的这次杀身之险恰恰发生在这场由他一手造成的战事之前，虽然并不知道战争的结局将会如何。他认为自己遇刺不死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也许是上帝在保佑他。

9、普奥战争

就在俾斯麦这个人民的仇敌遇刺五个星期之后，他就号令军队向自己的德意志同胞开枪。德意志军队还没有采取行动，巴黎方面就已经在喊叫着要求“赔偿”了。被梯也尔凶猛地攻击后，拿破仑三世开始后悔自己的政策。俾斯麦派人秘密告诉拿破仑三世说：“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鲁士人的成分比德意志人要多，所以如果我可以独立做主，或许我会为了这件事犯一点儿小小的欺君之罪，割让摩塞尔河口南边一小块莱茵河的土地给法国。但是，你知道，君主是不同意我这么做的。”听了这几句话后，拿破仑三世居然半信半疑。在这几个星期里，俾斯麦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用一个驯狮者来形容自己，却把拿破仑三世比作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每天晚上都会走到狮子笼跟前，纹丝不动地耐心等待着看狮子把那个驯狮者吃掉”。两三年后，几件泄露出来的事情把那位不疑心的君主吓到了，俾斯麦也承认确有其事：“即使这几件事情使我的政策被置于不利的处境……也只能不断地让贝内德蒂与意大利的人们知道我将走一条不怎么道德的路，但是我的君主对此不赞同，他们必须给我用来劝说君主的时间，好让他不再生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就没办法阻止拿破仑三世的政策。陛下知道，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做这种事情。……在法国人看来，我尝试去这样做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在这几个星期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怀着不同的目的劝君主反对俾斯麦。老年的密友也纷纷给君主写信，伯特曼·霍尔维（后来他的孙子给这个君主的孙子也上过类似的奏折）在信中说得尤其离奇，他否认行为不良的俾斯麦是个德意志人，他说：“只要这个人还陪在君主左右，还被君主任用，别国就免不了会对君主产生误解——这个人的举动导致别的国家都不相信您了，陛下。……事态已经非常紧急（此时已经到了11点），只要将这颗流血的骰子一掷，便连后悔都来不及了。”伯特曼·霍尔维不知道已经到了12点，君主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困境之中。因为到了6月初，霍尔施坦的各阶级的人已经被奥地利召集起来了。俾斯麦责备他们失信，威廉听说后简直勃然大怒！有一位信仰宗教的王公对君主发出警告，威廉回答道：“在奥地利背约之后隐藏的就是奸诈，而在奸诈之后隐藏的就是失信。我在祈祷中恳求上帝让我知道他的想法。我把普鲁士的尊严放在第一位，用它来敦促我凭良心做事！”君主相信了俾斯麦的话，认为普鲁士的体面被玷污了。南方的乡绅们在多瑙河边，用不同的语言向相同的上帝祈祷，希望能够保护他们的哈布斯堡的体面。

就在俾斯麦为此劳神费力之时，他突然觉得心神不宁。这天早上他随手翻开《圣经》以求得预告，打开的那一页上是一首圣诗：“我将因你而感到欢乐。我要对着你的名字高唱颂歌，你是高高在上的。在我的仇敌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会消失于你的面前，因为你维护我的权力以及我要做的事；你坐在高高的殿堂上，对公道进行判断。”乔安娜看见自己的丈夫在得了这几句话后，“变得神态安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是很正常的。这件事也被乔特尔记载过，他却没有问他自己，就是在那一天早上，曼斯多夫在他的家里或许是贝斯特在他的家里，是否能不去占卜？能不能不去相信上帝真的是在帮助他们？能不能不找那些类似的话来安慰自己？这位贤良的基督教徒（丢勒的武士、死神、魔鬼三者合一）在请求神明允许的同时，却在和一个匈牙利军长就能否招募一支匈牙利军队来反对其正统元首进行磋商，不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俾斯麦曾劝威廉宽恕这一次与1848年的革命党联手之罪，当然这件事也没人注意。

在普鲁士军队侵犯波希米亚的时候，他煽动捷克人起来谋反。在他贴出的一张告示上，他对“光荣的波希米亚居民”说，倘若普鲁士军队获胜，“对波希米亚人与摩拉维亚人来讲，时机会更加有利，他们就会像匈牙利人一样，凡事都按照自己的民俗随心所欲地去做”。

当时多数的德意志王侯都出兵对奥地利进行了援助，然后普鲁士退出了德意志联邦议会，并对黑森、拿骚、萨克森、汉诺威等邦下了最后通牒，限其在24小时内做出决定。在这些天里，俾斯麦曾经邀请一位从伦敦来的记者吃饭，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他们在一起聊了很久，说了些俏皮话，对巴黎的旧事进行了讨论，俾斯麦故意装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这位记者当晚就发电给巴黎，详细描述了这次吃饭的情景。在下最后通牒的那个晚上，俾斯麦与英国大使一起在外交部的花园里散步。他说起了阿提拉，并说他当天晚上找他是为了德意志的事情。“其实，阿提拉是个伟大的人物，他比你们下议院的约翰·布莱特要有名得多！”当钟敲响12下时，他掏出表来看了看，说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军队正在开进黑森与汉诺威，同以往相比，这次战斗会更加激烈，即使普鲁士会打败仗，我们的军队也会奋战到底，对于这一点你绝对可以相信。如果我军失利了，我将战死在最后一次冲锋陷阵中，不再回来。一个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战败了，那还不如一死了之。”

两个星期后，普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传来，令普鲁士人的心境与以前相比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自从上次那个理想派的刺客暗杀俾斯麦失败自杀身亡之后，有许多人偷偷地用桂叶装饰他的尸体，以示哀悼。如果俾斯麦在菩提树下的大道被刺死，可能都不会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当时有人还私下里编了一本小册子，里面画了一个面貌酷似威廉·退尔的表情骄矜决意复仇的人，他正举枪准备向俾斯麦射击。本来他是可以将俾斯麦杀死的，但是这时突然有个魔鬼出来进行干预，他站在这两个人中间指着俾斯麦说：“他是我的！”现在六个星期已经过去，情形大相径庭。成群的人簇拥到宫门前，大声欢呼他们的君主。这位君主在3月里的那几天不得不逃到一座小岛上躲避起来。君主站在罗恩与俾斯麦中间，对他的人民表示感谢。在俾斯麦准备坐马车回家的时候，许多人把马卸了下去，甘愿以人代马将俾斯麦抬回去。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他家门前，其中有一个人充满善意地喊道：“我们对这位军长在外交战场上的胜利表示欢迎。”俾斯麦和他的夫人站在窗口向人民讲话，他是这样说的：“很显然，君主的所作所为是非常正确的。”一阵雷声淹没了他的话尾，他大声喊道：“上天开炮向我们表示恭贺了！”不久，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他说的这句自大的话，对想了解俾斯麦为人的人而言，这几句话比任何别的宣传都有用。

俾斯麦从来不会去讨好群众，拥有现今这个地位的他便更加瞧不起他们了。为了寻求较为稳固的基地以解决冲突，他决定重新进行选举。在前方开火的第三天，他传召反对党的两位首领共同商讨有关事宜。曾在下院发表演说而与俾斯麦不合的特韦斯滕，如今也跑来见自己的对头俾斯麦了。我们相信他是怀着一种普鲁士人的信服精神，于国家危难之际前来拜见宰相的。虽然为了见到宰相花了好几个小时，但是特韦斯滕还算比较满意。同时被俾斯麦召见的还有自由党的成员温鲁，他们一起探讨了国家的新局面。俾斯麦是在夏夜清凉的时候与温鲁在花园里进行谈话的，因为他白天没有时间。温鲁只谈了谈宣言，并没有说任何关于立宪政府的话题。俾斯麦听后激动地说：

“人民通常认为不管是什么事情我都能办到，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谁能体会到这些？我不可能劝君主做所有我想做的事，但是人们常常以为这是我能够做到的。君主接着就会说：‘这篇宣言和宪法一样都不好。’照这样说，打完一场仗后，他们就可以裁减我的军队！这根本就办不到！”

这并不是借口，俾斯麦很率直地向这两个人转述了君主的话，这表明他与威廉明争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

温鲁说：“我们现在的局面与七年之战之前的普鲁士的局面很像。……不过，我对君主是很尊敬的。……”

俾斯麦说：“虽然局面相似，但是在位的君主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尽自己的全力去做……我对于自己居然能够劝一位普鲁士君主召集一个德意志议院感到非常得意。这种政策不是发一番空论。要决定几条议案靠空话是不行的，这需要50万士兵帮助解决。……我们是要和匈牙利、斯洛伐尼亚、鲁西尼亚打仗，而不是要和兄弟们打仗。”

温鲁说：“人人都对在宫门上挂旗表示诧异。”

俾斯麦说：“我就什么时候动手向君主问过几回，他听后很不高兴地回答我说，他自己会决定什么时候动手，所以你明白了我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做事。君主快70岁了，同时王后又常常反对我。”

温鲁说：“要是我们打败了，会有什么事发生？”

俾斯麦说：“到那个时候君主将会宣布退位。”

这几句话就像炸药一样，表示他此时和一个游泳的人没什么分别，只要跳下水了就必须用尽全力。暂且不管现在如何，最要紧的是游到对岸。在他和温鲁简短的对话中，他几次说出了君主现在的心境。他很清楚温鲁会把他说的话泄露出去，他也知道打败仗和君主退位都对他不利。当太子对他说可能会打败仗时，他也是凶狠地回答：“如果判处我绞刑，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的君位被那条绞索捆在新德意志之上，捆得越来越紧，那就够了！”

出兵三天后，俾斯麦与君主一起来到一个山顶上，那里离柯尼希格雷茨很近。此后，打了败仗的司令官布涅得克的命运是最令人关注和同情的，因为法兰西皇帝会对他耍一种很不体面的把戏。普鲁士这次能打胜仗，太子的师团功不可没，特别是他们做到了恰到好处的接应。乔特尔曾这样写道：“骑在一匹栗色大马上的俾斯麦，穿着灰色外褂，戴着钢盔，他的双眼中放射着耀眼的光芒，神色极为怪异，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到过的来自冰冻的北方的巨人！骑马的俾斯麦从大批阵亡的将士尸体中走过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很感性，低声对乔特尔说道：‘将来有一天，也许赫伯特（俾斯麦的儿子）也会这样横卧在沙场上，这种场景一想起来就让人感到心痛。’”

在炸弹四处炸响的时候，他哀求军长们将君主请出火线之外，但是一点儿用也没有。罗恩回答说，他们无权干涉君主的行为，他喜欢在哪里就在哪里。“军长们都非常迷信，既然他们是军人，那么他们就不会对君主说危险。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少校，君主被他们送到我这里……我的身边只有正在血泊中翻滚的10个披甲骑兵和15匹马。”他跑上前对君主说：“倘若炮弹打中了您，那么即使我们打了胜仗，那种欢乐也变得毫无意义了！请您尽快退出战场吧！”随后君主慢慢地向左走到了一条大路上，很快他就被几个山头遮住了，超过了敌人炮弹的射程。当时君主已经70岁了，他有50多年都没有看到过战争了。俾斯麦劝说君主走开的原因并不止这一个。他可能想到了怯懦的前君主腓特烈·威廉；要是现任君主中弹死了，他就得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他还会想到上帝，因为他在战后给他的夫人写的一封信中谈论到君主一事时说：“我宁愿君主保持这样，也不愿意他过于谨小慎微。”

在敌军开始做出让步的时候，他骑马过去向毛奇问道：“手巾的一角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你知道它有多长吗？”

“不清楚。至少有三个师团，也许是敌人的全部人马。”

打赢之后，有一个副官说了两句很能总括俾斯麦的问题的话：“大人，您现在是一个伟人了。不过，要是太子接应得太迟，您就会变成一个大光杆司令了。”俾斯麦听完后不但没有怪罪他，还仰天大笑了起来。

10、普奥议和

第二天一早，消息传到了罗马，大臣们与教皇大声嚷道：“巨大的毁灭要降临到这个世界了！”之后，普鲁士与身为强盗的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结成了同盟。就在开战那天，通过公开投票，普鲁士选举了140名保守派议员。第二天，俾斯麦就战事与太子进行商谈。君主表示支持和平。成立北德意志联合会，以推进德意志统一的计划在俾斯麦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他希望太子能够协助他办成这件事。虽然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合力办事，立了奇功，对此两人都深受感动。这次奇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两人以默许的方式对之前的矛盾进行了化解。太子亲赴俾斯麦的宴会，这是多年来俾斯麦第一次宴请太子。

这场战争使俾斯麦有机会看清周围群众的真面目，他说：“我们的群众很有胆量、安静、守秩序、服从命令；他们不掳掠，不焚烧，不管对什么人都很和气；他们非常信奉并且畏惧上帝。”在给自己夫人的信中，他说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是他亲眼所见。这番话在他看来好像是说他的农人们就像心慈的乡绅，因为他们对上帝心存敬畏，所以他们的身上产生了诸多美德。虽然平民的美德感动了他，但他与他们实际上仍是格格不入的。虽然他贵为宰相，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享受过特殊待遇。柯尼希格雷茨战后的第一夜，他所睡的地方“四周都是伤兵，只比粪堆稍微好一点儿”，后来一位公爵把他带到条件略好的地方。

俾斯麦常常被军长们气到。在他沉默不语时，军长们却会发号施令，对此他觉得非常难以忍受。有一天晚上，一位军长喊醒他，告诉他早上4点的时候君主准备骑马出去看一场小战斗。俾斯麦听后在床上勃然大怒，气冲冲地嚷道：“一定是你们过于热心，想布置一种后方的小战，以便在君主面前出风头，所以才不让我休息！”有一次刚打赢一场仗，他就给他的夫人写信说：“如果我们不相信已经征服天下，如果我们不过于苛求，我们会选择缔结和约。我要在发酵的酒上浇冷水，让人们知道欧洲并不是我们独居的，还有其他三个强国在嫉妒我们、怨恨我们！”

当俾斯麦集中注意力关注欧洲时，军长们正挥动着军刀，准备进攻维也纳。在琴尔纳霍拉召开的那次军事会议上，俾斯麦迟到了，君主把两个星期内大炮就会到达、届时将向维也纳进军的消息告诉了他。俾斯麦听后浑身发抖地说：“两个星期到！”肩章上既没有宝星，也没有红线，身为少校的他说出此话得到的只是军长们对他的冷嘲热讽。他劝告君主与其进攻维也纳，不如向普勒斯堡进发，然后从那里渡过丹努比河，这样敌军走东面的话就会处于不利的形势，否则就要退入匈牙利，用不着打仗就自动放弃维也纳。君主看过地图后，对俾斯麦的战略大加赞赏。后来俾斯麦说：“虽然他们采用了我的计划，但是心里非常不情愿。……将来与奥国发生冲突是我最担心的，必须避免发生难堪的记忆。……一旦普鲁士的得胜之师进入维也纳，势必会严重伤害到奥国的傲气。当时我与腓特烈大王的一致看法是，即使将来会发生战事，也要守护好这一战所获得的地盘。……在和奥国开战后，与法国之间势必也会发生战争，这在历史上是无法避免的事。”

几天后在布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提议与维也纳进行和谈。俾斯麦当面劝谏君主：“如果敌军退入匈牙利境内放弃维也纳，我们必须予以追击。一旦过了多瑙河，我们就无法与后军相接济，最妙的就是向土耳其都城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睿智镇静的俾斯麦，表现出天才的雄才大略，挑起战争与催促战争的都是他，但是在打过一次胜仗后，他却浅尝辄止，收兵待命。因为这时候一场新的战争就要爆发了，个人意志对其不能起到丝毫作用。战后10天，俾斯麦下定决心与奥地利“不索战费，不割土地”进行和谈。血气方刚的军长们要求向维也纳进军。身为少校的俾斯麦对此却找不出一个更好的方法，他只是一位有智谋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军事战略家，同时为避免君主不高兴（君主是军人），他必须实行他的计划。当军长们将俾斯麦少校精神不济的情况告诉君主时，威廉就有点儿不高兴了。俾斯麦只好另想办法。

由于法国恰在柯尼希格雷茨将战之时进行催逼，维也纳不得不答应只要拿破仑三世能够阻止意大利的进攻，就把威尼斯献给他。不过法兰西皇帝并不愿意干预他国的事，只想让双方进行交涉，他向普鲁士的波希米亚大营表示法兰西愿意在中间进行调和。俾斯麦听后深呼吸了一下，马上答应：不要奥地利的东西，巴黎方面由戈尔茨负责处理德意志问题。他说他预备向这个“高卢种”发一个汉尼拔的誓。这时巡哨兵与巴黎已经交换过电报，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危险。俾斯麦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此，他的目标是称霸欧洲，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庞大的权力——普鲁士王，竟然出来干预他了！

尝到了打胜仗的甜头的威廉，在将军们的怂恿下，从曾经的爱好和平变得对土地贪得无厌。他对俾斯麦说：“请拿破仑三世做调停人，告诉他普鲁士要做德意志的领袖，要索取军费赔偿，要占领他们的土地。”这是威廉向巴黎放出的第一支箭，第二支箭是俾斯麦从他自己的箭袋里取出放过去的，他让大使向拿破仑三世报告了详情。

拿破仑三世在大臣们的逼迫之下，“很动摇，很灰心”，这件事他做错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奥地利与萨克森是必须要保住的。对于成立德意志帝国，法国是表示反对的，在它看来，仍使南北分离是最要紧的，不管怎样，至少要保持表面上的分离。沙皇想趁机介入，提议开会商谈以便分享异味。这让拿破仑三世的情况更加雪上加霜。此时“瘟病”在欧洲蔓延，内阁们得了割地热病，传染病在普鲁士军中流行，不过战争的爆发并没有被霍乱阻止。

早晚都要同奥地利讲和，对此贝内德蒂的论调是：“我不愿意为了占小便宜而阻止和谈……”开始时他说：“我不能接受正式宣言，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进行商讨。即使打了胜仗普鲁士也不能割地，密切注视普鲁士在比利时的行动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贝内德蒂打电报给巴黎商讨让步，获得了对方的同意。1866年5月27日，在尼科尔斯堡宫召开了和谈会议。

打了胜仗的普鲁士将军们不肯善罢甘休，受他们的鼓动，君主也反对俾斯麦进行和谈。这是俾斯麦一生中最为关键的时刻，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他在军事和谈会议召开之前，必须完全独立地做出历史性的决定。平生第一次他拥有了这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在四年后的凡尔赛宫里，他已经无法独断专行）。这次他要孤军与奥地利打仗。如果他愿意与君主和军长们妥协，他可以递一份报告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必要时他还可以上书请辞，以保住他的名誉。但是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他很清楚只有获得成功，国人才会饶恕他。

这时恰好赶上俾斯麦生病了，他不能身穿蓝色军服，挂刀显示自己的威严，只好身着陆军便服在家里养病。君主与军长们早上骑马回来，他不得不在憋闷的病房里接待他们。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为此列出了好几个理由。君主对军长们乘胜长驱直入的提议大加赞赏，于是俾斯麦被彻底孤立了。在大脑连续工作几个日夜之后，他的精神都要崩溃了。他沉默地站起来，走到卧室里放声大哭，军事会议很快就散了。

他最后一次经历这样的刺激是在17年前，那时他正在进行演说。“如果我们走的这条新路能统一德意志，我将对发起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不过现在还不可以……”这是当时他对议会所说的最后两句话。为此俾斯麦已经奋斗了17年，他从长远利益，多角度、多方面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正是他不以一个单独观念或思想为目的，解开了一个结，又系起来，又再次解开。

踢开议会这块绊脚石之后，他的国君却又挡在了他的面前。17年前，君主不准他镇压革命，他献计用更大的力量！那时的国君非常懦弱，后来成了一个疯子并最终死去。然后威廉继位了，他既不懦弱又不疯，却对打仗非常厌恶。但是在还没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他突然产生了霸占土地的念头。这时俾斯麦已经成了百病缠身的老弱文官，不被君主和将军们放在眼里。事实上，这场战争的发起人正是俾斯麦，他们应该对他表示感谢。此时这位老政治家只是默默地走过去，不想听见他们说的话，也不想看见他们，他不再发表任何充满激情的抗议，也不再用辞职来恐吓他们。就像17年前的那场大哭一样，这绝对是一幕精彩的古典悲剧。

君主疑惑无措地站起身来，将军们紧随其后走了出去，正在痛哭的俾斯麦听见他们出去的声音，以他身为外交官的灵敏感觉，他当然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他打起精神详细地写下了和谈的理由，并附了一条要求——如果不能听取他的建议，他就申请辞职。第二天，他带着这份公文去见君主，在前厅便已听说军队中霍乱病流行的消息。他早就预料到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士兵在吃了水分少而熟透了的鲜果后将大闹霍乱。他劝告君主，要是奥地利受到了重创，它肯定会和法兰西、俄国联合起来对付普鲁士，这样势必会给奥地利留下一个空子，为它开辟一条新的革命之路。他再一次声明，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普鲁士根本没用，将德意志的奥地利同普鲁士混合起来，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不能把奥地利看成柏林的一个藩属来管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否则法国就会先下手为强了。

君主说这些考虑还不全面，必须让奥国献出西里西亚，再从德意志诸邦获得几块零碎的土地。对此俾斯麦竭力表示反对，他警告威廉千万不要听几个靠不住的同盟的话，不能分割那几个城邦。威廉只是一个陆军的军官，他既不想让获胜的军队中途停战，又找不到理由来反对俾斯麦，最后只好拍拍他的肩膀说：“必须惩罚那个首犯！至于那些被他误导而走错了路的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对此，俾斯麦非常不以为然：“我们的分内事不包括开庭审判，只要管好德意志政策就行了。对于奥地利同普鲁士争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就像普鲁士同奥地利争雄一样。我们要做的事，是成立统一的德意志，并且让其以普鲁士王为首领，或者先迈出走向统一的一步。”从前俾斯麦从没有说过这些超越民族的公道和创业道理的好话。800万德意志人同属于一个国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现在俾斯麦却要阻拦他们，对对立与分裂提出反对。因为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挑衅而引发了战争，可是他现在最想做的是治疗伤口。他只想建立起一种性质相同的合于理性的联盟，不要土地，也不要赔款。他对过分依赖武力非常排斥，相比之下，他更看重仔细地打“算盘”。唯有在尼科尔斯堡，俾斯麦才走近20世纪的政治思想。

反对俾斯麦的是生于18世纪的威廉，他十分生气，因为他不明白俾斯麦的意图。“我再往下解释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已经听不进我的话了，所以我只好走开。”俾斯麦出来后，先想到的是入伍当军官，手握利剑，继续打他认为很糊涂的仗。这一想法至少可以证明他是很有勇气的。走回去后他又觉得非常难受，“干脆从窗子跳下去死了得了。太子在这时推门走了进来，他将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轻轻地说：‘我原本反对打仗，因为要打仗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你要是感觉目的已经达到，想进行和谈，我愿意帮你跟父亲说说，做你的坚强后盾。’”

腓特烈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他神色镇定地说：“我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父亲答应了。”对俾斯麦来说，太子这样做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君主在俾斯麦的奏书上批道：“两军相抗，僵持不下，在这样危急的关头，宰相把责任交给了我，我暂时找不着替代他的人。我的儿子与宰相意见相同，对此我很难过，却又不得不顺从他们。”

这件事就像一幕滑稽剧：老头子很想跳舞，医生却不仅不许他再跳，还拿不再医治来恐吓他。因为找不出另一个医生，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儿子的劝告，点头示意乐队停止演奏，让优美婉转的音乐瞬间消失。

11、君臣新一轮斗争

君臣二人的新一轮斗气在布拉格开往柏林的火车上就开始了，而此时距尼科尔斯堡危机仅仅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俾斯麦不主张惩治国外的敌人，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就算不惩治国外的敌人，至少要惩治国内的仇敌。同俾斯麦斗争日久的极端反动派趁机一窝蜂似的一拥而上，他们要推翻宪法，至少也要修改宪法，也就是说，保守派的议员想要强迫君主，让他将新当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由党的牙拔去。

俾斯麦对这件事表示强烈的反对，他颇有远见地说：“出于对打了胜仗的德意志人要脱离强权的普鲁士的不满，几个新省会已经成为反对党的同谋，普鲁士的民族政策羁绊了我们征服普鲁士的脚步，使我们举步维艰。如今，国民对宪法非常重视，而政府的行为违反了宪法，我们应当依据英国的习惯恳求民众议会对其责任不予追究。”这个时候，俾斯麦用来劝诫君主的话语，与当初回国时的那句话如出一辙。

大获全胜之后竟然被要求请罪，难道在君主眼里，俾斯麦是一个懦弱无能之人吗？俾斯麦因为君主的态度而无比愤怒：“我什么事都没有做错！”俾斯麦强调：“如果政府和君主的关系是这样，据此来解决问题，的确是没有错的。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承认这些。尽管这句话颠倒是非，但是只有这样的话可以被君主理解，也必定会出现在君主的诰敕中。”后来，俾斯麦回忆说，时间非常紧迫，关于君主的诰敕中要出现的这句话，“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审慎而仔细地向他阐述我的看法，这使我疲惫异常。只有君主、太子和我在房间里。……虽然太子表现出赞同我的见解，但是他并非真心实意地想要帮我，他这么做只是作为我对君主的态度的回报。……君主最终还是妥协了，尽管极不情愿”。

四个星期前还强烈反对俾斯麦和君主的太子，现在也支持议院不再追究其责任，君主明知太子是自由派的一员，却给他的敌人示意，俾斯麦就是这样在他的逼迫下站稳根基的。在议会上，俾斯麦说：“我们要和他们合作，戮力同心方能解决眼前的困难。关于这件事，我保证绝对不会罔顾宪法的权威，越权行事。”他的这番讲话得到了空前的支持与赞同。他拐弯抹角地说：“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军队曾经获得的胜利只是增加了我们的胜算，这是一场博弈，倘若失败，我们将比从前输得更惨。诸位，保持全国事实和表面的一致才是当务之急。你们要高瞻远瞩，将目光放在国外，务必要做到齐心协力，一致抗敌！”这番话气势豪迈，堪称药石之言，自然赢得满堂喝彩。议院也因此不再因为政府的行为违宪而追究责任。

正如俾斯麦所预料的，拉斯克、芬克等几个自由党的领导人都赞成放弃追究政府的责任。俾斯麦一心要分裂自由党，不过此时，和君主一样，极端自由党也不知道这次仅仅是开了个玩笑。沃尔德克抗议道：“我们要对政府不承认我们的奋斗予以坚决反对！”菲尔绍也说：“我们不能盲目崇拜成功！”对此，俾斯麦回应道：“政治的确是实用的哲学……是一门极好的艺术。”假如在这门艺术中，只有打胜仗才能办到，那么政治就是崇拜其之所以胜利的诸多宗旨。并非仅仅是权力和自由之间的争论被柯尼希格雷茨的大炮解决了。当一个骑马奔来的副官对俾斯麦说：“要是太子接应得太迟，您就会变成一个大光杆司令了。”这难道不是人们开始崇拜成功的标志吗？

时隔10年，往事已成云烟，在菲尔绍的面前，俾斯麦坦诚地说：“10年之前，众议院毅然决然地决定了他们自认为正确的事，对此我深感敬佩，那时你对该政策的目的一无所知，我对这种政策的效果也无法证实。……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会反驳我说：‘在我们看来，宪法比外交政策更重要。’因此任何人我都不想责怪——尽管有时在激烈的争吵中，我会责备人，但那并非是我所希望的。”

议会的态度唯有此时发生了改变。这使议院与朝廷的所有保守党都愤怒无比，他们一致要求趁着和约尚未签字的时机，尽可能地多占有土地。如今到了最后的时刻，君主要将被奥地利抢去的东西一一夺回。一年之前，君主在兴勃隆无奈地宣布什列斯维希不在其势力范围内，而九个月后，君主却祈祷上帝，希望上帝允许自己打仗。取得胜利后，君主竟然对罗恩说：“胜仗激励了我，我想再打一场，使东西几省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务必要攻占汉诺威与选侯的黑森，既然符腾堡侵占了霍亨索伦的小块领土，我们就将其北方的一块领地划入普鲁士的领域，安斯巴哈和拜尔雷特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祖先的领地，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将其重新夺回来！”

虽然俾斯麦内心里对君主是支持的，但他对另外的某些人和事持反对态度。巴登人为了证明巴伐利亚的强大足以阻止德意志的统一而跑去柏林买卖市场。他们叫嚣唯有将巴伐利亚的一块土地割让给巴登，使南方各邦势均力敌，才能永葆和平。黑森人在巴登人走后接踵而至，要求巴伐利亚割地来补偿黑森所割让的土地。巴伐利亚大使苦不堪言，“假如普鲁士要汉堡，查理王妃会伤心欲绝的”。君主党俾斯麦却反驳他说：“如果王妃会因为那些在柏林的人伤心痛哭，那我们将得不到任何东西。”

俾斯麦对待南方诸邦是非常礼貌的。他将他们看作未来后宫里最迷人的佳丽，努力同他们交好。俾斯麦说：“涉及感情和家庭关系的问题我是不会处理的，我也不做这样的差事。这件事，君主可以委托给负责公众礼仪与教育的大臣，由他们来处理。”开始时他强烈要求巴伐利亚割地赔款，在巴伐利亚使臣无比灰心丧气之时，他转而说：“我可以同你订立一个和约，使你们不需要割地。”

“既然如此，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的条件是你马上和我订立攻守盟约。”俾斯麦的这句话使巴伐利亚大使兴奋至极，他激动地给了俾斯麦一个拥抱，差点儿喜极而泣。只有两三个人可以在公文中看到俾斯麦同巴伐利亚大使的这次私密谈话的结果。俾斯麦将这些公文锁在自己的铁柜子里，欣喜异常。

1866年8月的一天，正如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的天气一样，拿破仑三世的态度突然发生转变，强硬而坚定地要求使边界恢复到1814年时的状况。俾斯麦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他在和贝内德蒂的谈话中提到：“如果你步步紧逼，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讲和，我们不会在德意志民族中奉行独裁专制政策，甚至将南德意志割让给奥地利，或者是重新认可联邦议院。我们要做的是立刻联合兵马，调动80万大军到莱茵河夺回阿尔萨斯。我们两个国家的军队已经加入作战行列了，你的军队还没行动，请你仔细地权衡一下利弊！”最终，俾斯麦吓住了这个法兰西人。虽然如此，局势在1866年夏季的几个星期里仍旧动荡不安，赫因罗厄，这位巴伐利亚的宰相对俾斯麦“将巴伐利亚的部分土地割让给拿破仑三世，否则的话，普鲁士和法兰西之间的战争将一触即发”的言论深信不疑。法兰西随即从侧面和普鲁士商议，希望两国结成联盟，灭掉比利时。这个提议竟然得到了戈尔茨的赞同。这一年的9月初，俾斯麦在柏林整整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处理这件事。在此期间，他四处奔走，进行了多番尝试。如果俾斯麦没有预见到新的拿破仑王朝的不稳定性，或许他会接受这个方案，无论如何，他不相信口头上的允诺，务必要求书面的承诺。因此，贝内德蒂在他的请求下草拟了一份条约草稿，明确表示法兰西攻占比利时的打算。在对法国非常不利时，俾斯麦就会将这份草稿从铁柜中拿出。

俾斯麦将法国看作掌中之物，在和布拉格方面签订和约、成立德意志联盟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奥地利不仅要割让土地给三个德意志王侯，把德意志联邦议会解散，还需对在美因以北地区建立的新联盟表示赞同。除此之外，奥地利还需同意：务必要使这条线以南的各邦结成联盟，并同北德意志联盟的民族合并，达成和约，南方的联盟务必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定地位。

将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之外，这就是这位尼科尔斯堡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家的最终目的，而非单纯的割地、赔款。他在12年前就曾写过：“奥地利是外族。”现在，他成功地让奥地利不得不在全世界面前承认，它并非德意志的一员。

战争胜利后，威廉君主打算赏赐他的宰相，但是俾斯麦此时已位居伯爵，难道他还有什么可要的吗？军长的头衔，以及40万元的钞票都是他的。“挑起战争”被冠以“发动”的美名，“恕罪”又被“免去追究责任”所代替，“赏钱”也使用了“津贴”这样的美称，遗憾的是，此时的俾斯麦已经殚精竭虑，几乎累得要死，这笔赏赐也无福消受了。在胜利的队伍回到国都的时候，被太阳晒黑的君主威廉以及他的将军们，比出发时更显得精神矍铄，但骑马跟在君主身旁的俾斯麦不同于其他人，他面色苍白，虚弱得像刚从病榻上爬起来。俾斯麦明白自己的状况，身体虚弱，力不从心，他不无伤感地说：“现在只有辞职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为国家做过许多贡献，这个时候辞职，我将会流芳百世，我怀疑我已经耗尽精力，无力去做以后要做的事情了。”

乔特尔劝慰他说：“不如你在里维耶拉度过冬季，休养一段时间，这样你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

俾斯麦则回答：“波美拉尼亚的孕妇生产的时候，她们会说：‘我一定要勇敢地面对危险。’我也是如此。等到春天，国人因为战争胜利而激昂的心境基本上就平静了，如果我不辞职的话，就必须辛苦自己。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的职位，一旦我恢复精力，还有异常艰巨的任务等待着我。这个时候，我倒不如抽出几个星期的时间，到波罗的海海边休养。”

俾斯麦在军队进入国都后就离开了。在普特巴斯的时候，他在一家小客店里病倒了，几个朋友将他送回家。他的夫人匆忙赶来，发现俾斯麦像得了静脉炎的时候一样愁苦无神。她写道：“政治让他忧愁、愤懑，假如他放下心事，安静地观赏蓝天、碧野，翻阅一些有趣的图书，他将很快康复。”

他躺在病床上，远离自己的家庭。假如有人说起和他相关的事，他除了哭泣就是骂人。此时，国人正在称颂他的功劳，他被认为是谋划战争和取胜的灵魂人物，所有人都打算祝贺他，但是为国家尽心操劳、鞠躬尽瘁的他，现在任何事都做不了，只能偶尔翻阅带图片的书来消磨时光。

12、新德意志宪法

俾斯麦等不及完全康复，在身体略微恢复时就结束了自己的休假。在1866年9月的某天下午，他通过口述，让布赫尔拟定一部新的德意志宪法。当晚布赫尔就拟好了草稿，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就对此进行了讨论，并抓紧时间递交给诸邦的使臣过目。“打印的草案从印刷厂出来后就立即交给内阁会议进行审议，以至于许多都还是湿的。”德意志联盟的宪法，从始至终都没有多少变化。这个花费了10年的时间酝酿的宪法，拟稿人却在5个小时内把它完成了。这部宪法包含了俾斯麦全部的政治权术，在这部宪法当中蕴藏着他灵魂的影子。

这部宪法并不是人民的宪法，而是一部巩固君主制的宪法。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胜利，这种反对人民的革命已经施行了四年的时间。此时，德意志人的自治程度还比较低，而50年后的情形是不能依据现在的状况来推断的。当年指导俾斯麦的是他对群众的厌恶，而非信任，俾斯麦是强烈蔑视群众和群众领袖的。

俾斯麦不仅对群众有着深刻的厌恶与蔑视，对君权也没有任何的爱或尊重。

俾斯麦不但不信任君主的智慧，也对被选举出的领袖的智慧表示深刻的怀疑。正是由于他的自傲与对世界的诟病，使他无论是在处理日常琐事时还是在忙于国事时，都对群众的许多决议表示反对。他难以与人合作，因此他往往需要独自承担责任，又因为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国内最为聪慧的人，因此他相信他所知道的要超过其他任何人。自大、憎恶、有胆识，正是俾斯麦独揽大权的重要原因。独自承担责任，使他对全体自由派所要求的用来治理新国家的制度——议院制产生了排斥心理。他意识到国家的各项大权都被自己掌控在手里，于是这个霸道的人也担负起了所有的责任，如果是别人，恐怕不会愿意这样做的。他对城堡进行规划，仿佛庄园之主的位置永远都是他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拉萨尔很像，因为拉萨尔也是因为过于自大，从而导致他的诸多组织无法正常运行。

俾斯麦设立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也就是上议院和下议院，使它们相互制衡。在上议院，诸邦王公可以自由发表主权意见，而他们的使臣和原来的德意志联邦议会相同，以联邦议会的宰相为领导，也一并出席会议，实际上这个领导只是普鲁士外交部长的邮差。正是通过这个方案，俾斯麦使不愿臣服于法兰克福皇帝以及不愿将自身权力混同在法兰克福权力之内的人，全都成了新国家的君主。当然，这一切，只是用来隐藏普鲁士的真实权力的。从表面上看，上议院掌握了立法权和司法权，但实际上，权力仍掌控在普鲁士手中。如此，国体就像一艘各种器械都已经准备就绪的船，但是水浅无法通行，一旦有了“钢甲”，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行驶于议院的海面上，而且几乎是零风险。

这个计划是被当时的舆论所反对的。投靠反对党的新党不希望新的联盟里存在两个前线，他们希望就像在普鲁士一样，人民和政府实现联合，而且有负责下议院的大臣。俾斯麦最讨厌这种想法，他说：“在这样的体制下，承担责任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某件事做得不对，大臣就好像被一个隐藏的权力打了一耳光。在这种神秘的合作下，存在一种权力，使人们依赖而无法独立，正如一个秘密法庭一般。”

作为一个奋斗家，俾斯麦从来都是独握大权的。起初，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推行了议院制，尽管我们无法预测他将通过怎样的手段来结束这种尴尬的局面，但是很明显，将来所需要的与对方斗争的方法他已经了然于胸。只有当君主真正承认自己的智慧并非远胜于他人，并且同意接受一位睿智的政治家的建议和指导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才行得通。但是，即便如此，制度的推行仍然是困难重重的。反之，如果君主骄傲自大，宰相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与意见，面对统一的国家与这样的宪法，这种制度只会导致对权力的狂热追求，进而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阻遏。尽管俾斯麦预料到了这种状况，然而他仍旧选择了这样的道路，他只能在今天的权力与继任的权力中做出选择，而不能做到“兼得”，倘若让他在爱国与忠君两者中任选其一，他一定会像罗恩所说的那样，选择他认为的最有利于国家的形式，即通过对自身权力的巩固来应对政党的恣意妄为。虽然君主缺乏主见，但是他也必须重视君主，虽然君主的优柔寡断的危害与下议院缺乏主见的危害相比，要少得多。

当然有人会试图抵抗，为了使宪法具备近代国家法权的雏形，他们加入了这样一个公式，“以联盟的名义发出的联邦议会会长的法令与决断，务必要经过联邦议会宰相的签字，而宰相就是这样为别人担负责任的”。我们应当对谁负责？是对下议院，还是对上议院？是对君主，还是对最高裁判院？所有类似的问题，上议院均未做出答复。俾斯麦哈哈大笑，作为普鲁士的当家人，他决定去填补他与所有上议院的宰相之间存在的空白，决定由自己，而非萨维尼担任这个宰相。因为萨维尼实质上只是一个邮差，他不希望被人称作“宰相”。俾斯麦兼任上议院和普鲁士的宰相，在逻辑上，现任联邦国的全部官员都要臣服于联邦议会的宰相，全体官员都成了俾斯麦的下属，他正是如此巧妙地将对手的批驳转化成了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作为唯一的负责人，没有人知道俾斯麦究竟对谁负责。他站在争霸的焦点上，在以后的20年的时间里，下议院领导所有的竞争者对他进行抵制。帝国承认俾斯麦的计划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议会同意，自然可以不采纳这个计划。多数的议员仅仅为了自己的工资而投票，只有53票才是为了限制议院权力，为了民主政治而投的，至于民众党，很像德意志劳工总会，则明确提出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不要受制于普鲁士之下的小德意志，不要受制于奥地利之下的大德意志，废除世袭的中央集权，成立一个民主制的国家。

不同于自上而下制定的宪法，颇具强制性的普鲁士宪法是经过人民代表投票产生的，“人民自己成了缔造历史的主体，他们享有宪法的权利并负有宪法的义务，承担所有责任”。

下议院是通过秘密投票，而不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通过普遍选举成立的。

俾斯麦以一个令人诧异的理由为支撑，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秘密投票制度违背了德意志人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性格。拉萨尔曾就普遍选举能否首次成为实用政治的问题与俾斯麦争辩，遗憾的是，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拉萨尔同俾斯麦的暗中博弈，最终以失败而宣告结束，因为俾斯麦计划在普鲁士实行君主集权制。虽然民主党对此略有察觉，但他们因为无法对普选权进行批驳而遭人嘲讽。俾斯麦说：“假如普选权并无益处，那么我们就没有采用这个办法的必要。”尽管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俾斯麦仍然力排众议，为了在下议院中获得金钱和权力，而对议员享受俸禄的议案表示反对。俾斯麦的政策主要是依靠罗恩和毛奇的军队才得以施行的，许多与俾斯麦为敌的自由党议员未对俾斯麦表示反对，这使他更加鄙视他们。仅有19个自由党议员对他的宪法表示反对，他们批评道：“这个宪法存在缺陷，对人民权利进行了限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秉承拉萨尔思想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与少数党一起投票表示反对。在铁血主义取胜之后，无论是宪法国家，抑或是人民权利，都不再被广泛提及了，因为如今奥地利对德意志的统一没有任何意义了，像格拉赫这样的保守党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

新的民族自由党是最有势力的政党，它的名称即显示了两个世界的交融。普鲁士议会的几位议员：拉斯克、特韦斯滕、科尔肯贝克、温鲁，以及汉诺威的本尼格森，都是领导者。最重要的是，实业和轮船公司的股东提供金钱，教授提供公式。俾斯麦通过计算人数，在屈指可数的几件没有实质意义的事情上做出了让步。新国家的关键都掌控在他的联邦议会里，他大权在握，欣喜若狂。整个会议共有43票，虽然仅有17票被他控制，但作为会长的俾斯麦所操控的权力比奥地利曾在德意志所掌控的还要大得多。俾斯麦在写给罗恩的信中说：“普鲁士王只是形式上对德意志权力进行控制，因此，我毫不在意。我绞尽脑汁使他拥有实权，让他的控制变成事实。”

为了使君主、宰相和陆军掌握的权力增加，俾斯麦撇开在旧议会里没有奋斗价值的事情，转而开始在新的帝国议会里为之奋斗。就议会是否拥有拒绝为陆军提供物资的权力这一问题引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有的人花费五年的时间浴血奋战，有的人耗费一年的美丽时光，精疲力竭才能取得如今摆在你们面前的那些东西……而后那些对这种战斗毫无了解的先生，竟然拒绝为他们提供物资……除了请他们阅读《查理四世》剧本第一幕的最初几场戏外，我简直别无他法。当一位大臣向哈瑞·伯希要几个犯人的时候，哈瑞·伯希有什么感觉，贺特斯波尔身负重伤，辛苦劳累，而这个人的谈话里又处处充斥着火药味，这让他非常厌烦”。议员们随后要求帝国议会拥有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供给军需的权力。假如承认这种权力，就等于赋予了下议院决定陆军人数的权力。俾斯麦非常愤怒地说：“如果有一个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战争中肢体残疾的人质问你这几场血战的收获，你该如何回答他？德意志的统一还未实现，时隔不久总会实现……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假如继续赋予下议院投票决定供给军需的权力，势必会危及普鲁士的陆军。……我们之所以在普鲁士之外和奥地利浴血奋战，就是为了避免给普鲁士陆军造成伤害。”

俾斯麦16年前也曾经站在这个讲台上发表演讲，强烈抵制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当时由于奥尔米茨的国耻，自由党人全都在院里叫嚣着要发动战争。彼时的俾斯麦大声疾呼：“战争过后……你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一个因为战争而伤残的军人吗？有胆量对痛失爱子的父亲说：‘虽然你们损失巨大，但是我们拯救了联合的宪法，所以，你们要和我们共同欢庆吗？’”今天的某些议员肯定也听过俾斯麦当年的演讲，有人回忆说，俾斯麦所说的与拉多维茨所希望的一样，正是要实现普鲁士统治之下的德意志的联合，而将奥地利排除在外，这是在16年后才实现的。当年的俾斯麦没有伯爵的荣誉，也非国家官员，因而会受到许多不公道的嘲笑，而时至今日，他可以仅仅把拉多维茨的演讲重复一遍。这是因为，不管是他原来抵制战争，还是如今支持战争，全都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即制定新的德意志宪法。俾斯麦的内阁难以给予在此次战争中负伤的人较好的安慰和超越拉多维茨的战争补偿。目前，德意志的统一还未实现。虽然南德意志的民主党努力争取统一，但不幸的是，德意志的各位王公全都对此表示反对。仅有巴登的君主，也就是威廉国王的女婿表示赞同，在俾斯麦将南德意志的王公召集起来讨论关税联合的问题时，诸位王公认为这种联合必定会导致德国的初步统一，因而全部表示反对，当巴伐利亚的使臣为他的君主也就是普鲁士的劲敌喝彩的时候，他的脸色难看至极。那个时候巴伐利亚的君主是赫因罗厄王爵，他曾经对此事做了记载。正如巴伐利亚宫廷与巴伐利亚社会一样，他也对巴伐利亚加入联盟表示坚决反对。巴伐利亚信仰天主教，但巴伐利亚的君主对北方的耶稣教表示坚决而持续的反对，由于维特尔斯巴赫朝所处的历史地位，巴伐利亚只希望实现德意志各邦的联合，而非一个联合国，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巴伐利亚宁愿同奥地利结合，也不愿同普鲁士结成联盟。在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后，赫因罗厄曾就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发表看法，他说：“如果这两国发生战争，巴伐利亚和奥地利一定会支持法兰西。”1870年年初，符腾堡还坚持宁愿成为法兰西的一员，也不愿成为普鲁士一员的观点。不过此时，滥杀无辜的利器已经不被滥用了。尽管符腾堡的女王是一个俄国人，她却积极地反对普鲁士。黑森的大公是赫因罗厄的德意志统一观点的最有力的证人。1868年秋，这位值得尊敬的先生，在他的大臣达尔维克的支持下，对斯特拉斯堡的镇守官说，此时正是法兰西攻打普鲁士的时机，与此同时，这位大公将黑森在莱茵河以西的海口当作礼物和对其损失的补偿，来请求拿破仑三世做出牺牲，舍弃巴登。

而俾斯麦则在等待时机的到来，行动方案即将被设计出来，各邦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此。1870年春天，俾斯麦对符腾堡的使臣说：“如果考虑策略方面的问题，我们与南方的联盟并非十分稳固，不管是在政策上，抑或是在其他方面，我们完全不必与南方组成联盟。至于说谁是对我们最有威胁性的敌人，谁是支持你们的独立派，谁又是你们的民主派，是很难有定论的。在一个办事妥当的政治家眼里，迫在眉睫的事情要紧急处理，而并不十分紧急的事情，应当以后再处理……正如投饵猎鹿一般，首先来试探鹿饵的鹿是不能开枪打死的，要等到鹿群出现才可以一网打尽。”

13、遏制法兰西

俾斯麦在最后的10年里，特别是在最后的10个月里尤其关注法兰西，因为只有法兰西有能力阻止他，使他的目的难以实现。这位外交家的志向并不是征服法兰西，而是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最让他得意的是普奥交战时，他略施小计就成功地阻止了法兰西的干预。俾斯麦性格暴烈，他觉得战争是人类的自然性格。他要求贵族协助治理国家并不是出于对平民的仇视，就好像他任何时候都认为战争是改良民族的方法，并不是由于他钟情于这种深入人迹罕至的森林腹地、颇具危险性质的狩猎，也不是由于他对决斗和操练的推崇。人们引用他的话所写的文章有一万句之多，然而他从没有说过是因为要磨炼少年的意志，所以才对战争进行赞颂的。从出自他手的关于战争的书信里可以看出，他从未表述过战争如何伟大，他仅仅承认了战争的残酷。更何况他曾经在波希米亚亲历战争，因此后来愈加讨厌作战，而且现在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他对战争更加讨厌了。他曾对他想与之交好的外国人以及自己的心腹郑重地说过好多次他对战争的厌恶。他曾经亲历硝烟弥漫的战场，尤其是见过战时的医院，这一切使他用更为审慎的态度来对待战争。

他的态度的转变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更加清楚明白。在欧洲，他的名气越大，骂他的人就越多，而他就更鄙视军官的战术。在他位居宰相之职几个月之后，他曾说：“人们的愚蠢，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因为他一向不知道恐惧为何物——在这方面，他和齐格菲很像，特别像哈根——他没有任何恐惧地把战争这剂毒药放在了自己的药箱里，假如其他的药都没有效果，那么他将下这剂猛药。俾斯麦之所以在众多的德意志人中脱颖而出，既因为他坚毅勇猛，又因为他有勇有谋。

在俾斯麦看来，以武力征服法兰西对自己来说毫无益处，比较而言，他更偏向于以外交手段征服法兰西。很多时候他都认为战争是能够避免的。1866年年底，他对议会说过一番追忆从前的话：“我们和法国作战没有任何意义，就算取胜了也毫无益处。拿破仑三世不同于之前的几位帝王，他相信和平对两个民族的发展更为有利，德意志各邦在奥地利的领导下统一成为强大的国家并非是法兰西愿意看到的。尽管法兰西的边境已经扩大到莱茵河流域，但是法兰西仍然无法和统一的德意志相抗衡……只有一个和奥地利分离的德意志才可以使这种仇视关系发展为战争的概率大大降低。假如法兰西对自身利益进行精密的计算，我认为普鲁士与奥地利的衰落也不是它所希望的。”10年前，俾斯麦在符腾堡与拿破仑三世谈话时曾经说过：“你会陷进泥里，无法自拔。”

俾斯麦利用比利时捉弄拿破仑三世已长达五年之久，直至俾斯麦深感精力充沛的时候，他便劝告拿破仑三世夺下卢森堡，因为这个法国人十分贪恋土地，看到普鲁士变得强大就着急起来。拿破仑三世不过是想夺得土地——尼斯、比都、德里弗斯、兰道或者是卢森堡，任何地方皆可。也许，拿破仑三世的众多要求，皆是源于其提高威望的想法。他并不一定想获得法兰西最需要的东西，只是丝毫没有定见地尝试夺得他临时想获得的。俾斯麦将比利时献给法兰西时，其说辞甚是慷慨，如今德意志的联邦议会已解散，他能够慷慨大方地将卢森堡献给拿破仑三世，并迅速宣布普鲁士已丧失对卢森堡的权利。荷兰王曾经当过30年的卢森堡国王，如果能得到数百万法郎，必然会乐于将其卖给拿破仑三世。俾斯麦认为这是让法兰西感到满意的最廉价且最方便的办法。俾斯麦想通过一件既成的事实来应对下议院，他曾经对贝内德蒂说：“赶紧在买约上签字，之后立刻通知我们。”

德意志人一开始听闻此消息的时候，都在大声叫喊，叫喊声绝对不亚于之前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计划那般，他们呐喊着：“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本是德意志的，绝对不可以落入我们的世仇手中。”法兰西还没有准备好，普鲁士的参谋部就要打起仗来。俾斯麦阻止了这一切，他公布同南方诸邦所签订的攻守同盟条约，用以警告其对头。与此同时，他引起了荷兰的恐慌，他绝不愿意对荷兰王声明他究竟想做什么。当一名机智的匈牙利军长突然改了话头，谈及跟法兰西开战的前程，俾斯麦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突然问话而将实话供出来。这名军长说：“当他知道我已了解他的秘密的时候，他两眼如何发光的样子我如今仍记忆犹新。他特别能克制自己，这不得不让人敬佩，他非常温和地说：‘我绝对不想跟法兰西开战。’”之后他便立刻请这个匈牙利人去要求拿破仑三世将贝内德蒂调回去。“更何况我的君主从我和贝内德蒂所阅览过的条约里头得知我对比利时究竟存着何种态度，至于卢森堡，我并不想问在该国的大部分人是不是亲附法兰西，我只想说：‘拿走吧。’”当这个匈牙利人在推勒里谈及这件事时，拿破仑三世说：“我清楚他为何厌恶贝内德蒂，他应允过我们太多的事情了，更何况俾斯麦并不想把他所有的东西都送给我们。”

俾斯麦并不想和法兰西开战。他跟一名议员交谈时说：“我不可以将战争说成是绝不能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这种做法会给我们或者是法兰西带来何种真正的利益，武力并不是解决一切的手段……除非是为了国家的体面（切莫跟所谓的国威相混淆），或者是为了最严重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否则，不管是哪些人都不该轻易地宣战。不管哪些当政的大臣，即便是他自己相信在某个指定时期内战争无法避免，也不该当一个始作俑者。如果各个国家的外交部长经常要尾随其君主或其陆军司令官奔赴战场的话，那么历史便不会记录如此多的战事。我亲自到过战场，也看过陆军的医院，那儿的情景简直惨不忍睹。我看见很多年轻人躺在那儿。当我从窗口朝外看去的时候，我能看到威廉大街上走着很多残疾人。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当他走过，抬头望见外交部大楼时，会这么想：‘是在楼上坐着的那个人，造成这场可怕的战争的。如果不是他，我如今还会是个四肢健全、身体健康的硬汉。’如果我因某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或者因奢望，或者因追求民族的荣誉，而让我的国家开战，那么我肯定会自责，我的内心一刻也不会得到安宁。”

他的心腹乔特尔记录过相同的谈话，这些谈话时而是他在写字桌旁说出的，时而是在夜晚无事的时候说出的，它们都很真实，十分坦率。相比在演说台上所讲的字斟句酌的话语，这些显得由衷得多。在闲谈时，不但不用谈及上帝，而且不用考虑到君主，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便会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看到了一个博弈者瞻前顾后，如何激动又如何克制其内心，并且我们还能想象，在一所观象台的某间僻静与寂寥的屋子里，我们站在一座记录地震的仪器前，这个仪器的指针是怎样精确地记录着地心的震动的。

荷兰王惧怕这种地底下的骚动，便公开了这个法兰西人的贡献。德意志人都很激动，大街小巷没有人不在谈论很快便要实现的土地割让。4月1日上午，贝内德蒂前去会见俾斯麦，祝贺他的生日。这位大使刚要“说出一句十分重要的话”，俾斯麦便连忙阻止了他，说：

“现在，我没时间做这些事情，我得到下议院去接受他们有关卢森堡问题的临时诘问。如果你愿意跟我一同前去，我将会告诉你我答复的大致内容。我不愿意听到打断协商的话语，目前终止磋商便意味着跟法兰西绝交。如果我得了正式报告说将土地卖出去，那么我将不得不在议会中宣布。我们到了，我必须进去了。贵大使有一份公文要交给我吗？”

由于在会议上，本尼格森发表了一番有关爱国的言论，他的威望开始攀升。

他想在法国人面前显示出德意志民族的势力，他特别声明自己要联合俾斯麦。最后，他还说道：“普鲁士政府是否决定，正如下议院一致追求的，永远跟普鲁士的联盟诸邦一同保卫卢森堡大公与其他邦国联合，特别是保护普鲁士占领卢森堡炮台的权利？”这无非是句外交辞令式的提问，因为接下来说出的是一句震惊所有政党的宣言。俾斯麦站起身来，发表了一篇他有史以来最富机智的演说。今日他能变为诸多人喜爱的对象，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他只需说些有关国家的体面的话，所有议员便会将他围住，那些话语便是与战争有关的。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敢于在人心激愤的议会面前饰演一个小心翼翼而不主张动用武力的人：

“我既需考虑到整个法兰西民族的感情，同时还需要认真地顾及普鲁士政府和一个相邻大国政府之间的和平跟友谊……因此，关于其对君主政府的诘问，我不予回答。”之后，他做出了令大家惊异的事情——保持缄默。“君主政府并没有理由考虑那块土地将来的命运怎样解决，事实上，政府并不能了解这一切，也就是说，不能确定如今是不是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天晚上，荷兰国王得知了这篇演讲的调子之后，立刻取消了签订卖出卢森堡的和约，这时正值拿破仑三世身体不适，他很恐惧，便缩回手去，欧洲诸国的内阁议论纷纷，就好像一个被捅的蜂窝似的闹来闹去，密码电报被肆意地拨打，侵犯的计划也都订立好了。之后，沙皇倡议召集一个会议（这一直是他解决麻烦问题的方式），宣布卢森堡在伦敦会议上保持中立，奉命摧毁许多炮台。巴黎声称此事是普鲁士的败退，柏林则反过来声称这是法国的败退。灾难是惹起了，双方都很不愉快。三年之后，双方终于开战了。

之后，拿破仑三世便成了俾斯麦的仇人。他再度感觉自己被骗了，他开始十分努力地与佛罗伦萨、维也纳协商条款。这三个国家都不喜爱普鲁士，于是它们之间便亲密起来。从1867年到1874年，当局的大臣们每月都过得心惊胆战，参谋部正在抓紧时间筹划着——就像在1914年战前那样。上文所提到的冲突结束之后，很多人为制造的愤恨的导火线从巴黎蔓延而来，越过了边界。我觉得，这一切皆是人为的，因为从大局上讲，法兰西民族对和平的热爱并不逊于德意志民族，只有到了这个时间点，俾斯麦才将口号传到了德意志报界。报纸必要“更加气愤，更加恐吓，更加冒犯……我们务必要将手枪放入口袋，将手指放在扳机上，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让我们怀疑的邻居的双手。我们必须让我们的邻居知道，一旦他越过了边界，我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对于法兰西，俾斯麦采取了这种激烈的手段，确实是件新鲜事。之前他仅对奥地利说过这种话，上文所引用的话，是他给他的次长的训条，下面还写着：“你们似乎都睡着了！”由此，我们便能得出如下结论：俾斯麦睡不着觉，正在那儿生气。

自从跟卢森堡进行了多次交涉，俾斯麦便预料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1868年，他对一个客人说，拿破仑三世摇摇晃晃的地位必然会引起战争，或许在两年内就会发生，同时，他向另一个客人说明了他喜爱战争的基本动机：“要想让大部分德意志人进行更加广大的联合，便仅能采取武力——否则，我们便会面临同样的险境。”随即他又换成另一个理由，他同其朋友柯雪林秘密谈话，讲述了上一次战争所遗留在他内心的恐怖印象，其中他说了这么两句话：“如果普鲁士打败了法兰西，究竟会有怎样的效果呢？如果我们获得了阿尔萨斯，我们还必须保卫这个地方，还需要一直占据着斯特拉斯堡。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因为法兰西总是会找到新联盟的——到那时我们的日子便会很窘迫。”这两句话既简洁又预料到了未来。

14、大权在握

俾斯麦说：“当我用辞职吓唬时，老头子掉着眼泪说：‘如今连你都不搭理我了，我该如何是好？’”这些话是俾斯麦对素不相识的舒尔茨说的，他便是如此真实地描述自己跟君主之间的关系。当然，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君主不能离开他。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不惜以牺牲君主的威严为代价。他对萨克森大使说道：“虽然我的主人知道责任为重，但他没有多深的学识，他的父亲觉得，只要他的长子受到了好的教育，那么就很令人满意了。基于此原因，一旦威廉国王碰到了重要的事情，便往往毫无主见可言。”俾斯麦曾经在一封私信中提到自己瞧不起所有部长，除了罗恩。君主跟俾斯麦发生矛盾冲突的时间，比友好共处的时间还要多，俾斯麦和太子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冷淡的。

尽管俾斯麦和君主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君主难以跟俾斯麦相知，俾斯麦将成功强加于君主身上，因而将那个唯一能够限制其权力的人驯服了，尽管一开始他是君主驾驭的一匹马，然而如今他却变成了骑马的人。当提到“七周之战”的时候，他的理由十分之多，“那时，我尽心尽力，用靴子夹逼迫那匹赛跑的老马冒着危险跳起来”。在君主不听话时，俾斯麦通常会表演他那喜忧参半的戏剧，让君主同意他的辞职。1869年年初的那一次，他以要求君主将乌泽多姆的职位免去相要挟。他怀疑乌泽多姆能当他的后任——因为乌泽多姆是一名自由右工党（又名“规矩会”，是一个秘密组织），而且君主跟他有着密切的来往。

“我仅有的一个遗憾便是：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没有足够健康的身体，不能办好陛下想让我做的一切事情……我要用所有的精力才能做好我所负责的事情，就算我将我的精力全部用尽，还需要陛下能谅解我，让我的各种负担都得以减轻。为此我希望可以自己选助手，这就需要陛下对我怀有充分的信任，不过还需要让我自己来做。我的灰心是环境所赐，也就是说，为了公事而选择人才是非常慎重的事情，我为国家做事而奋斗，使得很多身居高位、有权有势的人憎恨我、讨厌我……陛下要体谅我这种弱点，因为我是为了陛下才这样的……我认为我不会活多久，我担心我的身体会如同老王一样。我本不应在和陛下谈论公事的时候谈及我那被疾病缠绕着的身体。”

这番话简直就是一篇优秀作品！从他谈及的这件事当中，我们了解到，在送出这封信之前，他多次罢工，躲避着，不肯出来。之后，他将这封信呈递上去，在信里，他罗列了君主的所有过失。他提到，客观上是由于威廉偏听偏信，对他（俾斯麦）进行干预，使大家都不喜欢他。为此，他呕心沥血，担心不久便会患上疯病而死去，就像老王那样，只有一件事可以解放他，那便是让他自由地行动起来！

这位贤明的君主害怕起来：“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要求呢？与你共处是我最大的快乐，你怎么能因为一件事情跟我有分歧，然后就随便要辞职呢……你的名字在普鲁士的历史中被列在最高的位置，比任何一位政治家都要高。你是想离我而去吗？这绝对不可能办到！歇息与祷告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最诚信的朋友，威廉。”在这封信中，“朋友”二字下方被画上了三道线。终于，乌泽多姆被抛到江心了。君主免了其秘密会友的职，是非常为难他的。乌泽多姆丢了职位，君主用自己的私房钱对他进行了赔补。君主本来是很不愉快的，因此在第二封解释信中，他说：“我非常相信，就是你也不会希望我不去听那些人在关键时刻对我说的秘密。”君主说，自己与他一样劳累，问他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放弃君主的职位，俾斯麦在一旁这么写道：“不应该！在3000万人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陛下您这么做，这是不需要证明的。如果一名大臣对陛下您说了证据确凿的话语，那么陛下就必须相信了！”君主首次用非常恭敬的字句签上“永远感谢你的威廉国王”。

后来，俾斯麦跟太子相处得还不错。这次的胜仗使他俩之间的冲突有了缓和。腓特烈的自由派亲信敦克尔草拟了一篇宪法文稿，俾斯麦却没有采用它。民族自由党正竞争着大臣的席位，不过维多利亚王妃的脾气比她的丈夫的还要大，还要骄矜，她利用饭桌上闲谈之机对俾斯麦进行攻击——就如同是用“开玩笑式的温和腔调一般”。

“俾斯麦伯爵，我看到，你的雄心壮志似乎是要当君主，如果不能当君主，至少你也要当共和国大总统！”俾斯麦却十分郑重地回答道：“我不能当好一个共和党人，根据我的家风，我要当一名君主才可以在世界上立足，不过我感激上帝，我不同于一位君主，无须被迫用银盘子吃饭。兴许我的个人信念将不被完全继承。尽管我并不认为君主党将灭种，但许多君主会灭种的。如果没有新的君主，下一代就可以变为共和。”这里有三层意思，每层都像一根长矛般刺出去，最后一刺相当致命——因为他对太子妃说，她的丈夫根本没有君主所应具备的众多品质。

如此天才的展现是一名天才外交家的特点——至此，日见其增多，只不过之后，人人都记载了俾斯麦说过的话。1848年，舒尔茨本是一名革命党，后来逃往美国，做过多种事业，20年过去后，他返回柏林，成了一名美国军长，他有很多偏见，他以私人身份不得不说自己反对俾斯麦。尽管他是个不甘卑躬屈膝的人，不过当遇到俾斯麦后，却不得不被他所折服。“他说话时滔滔不绝，精力很充沛，俏皮话很有趣，他让人大笑（有时他让人捧腹大笑，有时却犀利地讽刺人），他从幽默过渡至深邃的感觉，他希望自己有讲故事的本领。他那高昂的腔调外露了他的霸道性格。”俾斯麦邀请舒尔茨次日一起吃晚饭，别的客人都是让人厌恶的，直至别的客人都走后，俾斯麦将他留住，如今俾斯麦很温和地问了他包括美国情形在内的很多话。

这位外交家具备很多外交家所特有的本事，装病便是其中之一。在某次阅操中，他说了这么一段能使离他不远的几十个人都听到的话：“我认为，生病是件让人伤心的事情，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笑，不能抽烟，不能做事，我的神经裂开了……我的额头后边失去了脑子，留下的只是一团糨糊。”他曾在君主党的某次聚会中对忠君的医生进行了一番耍弄。他告诉一个宪法教授，如果霍亨索伦曾经利用他们的势力反抗那些不听从命令的贵族，那么俾斯麦便会属于易北河左岸的部分贵族，跟他们一同攻打右岸的贵族，从而让他们屈服——不过这跟事实恰恰相反。

有一次，一位斯图加特政客前来看望他，他便假装自己是一名民主党，谈论强迫征兵的益处，他说道：“我也是被我母亲宠坏的孩子，我不得不扛起枪来，有时候，我被迫在干草上睡觉，不过对我来说，这一切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当一个种田人说他的地位也曾经跟乡绅们差不多时，就连他自个儿也不相信这是真实的。在军队中竟然有如此多的人才，军官也得亲手办事。”当着这个来自符腾堡的人的面，他要将一层民主党色彩加在强迫征兵制上。实际上他并非一个被母亲宠坏的小孩，对于服兵役，他十分厌恶，而且他并没有睡在干草上过，唯一的经历是他在外出狩猎时，因玩闹而睡过。

那时，罗恩曾经说：“他相信自己可以借着外交家的能言善辩和机智胜人一筹，这样他人便会服从于他。对于保守党，他谈保守主义，对于自由党，他谈自由主义，他利用这个方法让同事们甘愿自欺欺人，这些让我感到难过。他想不管是此刻还是未来，他都要使他人知道他无所不能，因为他认为，一旦自己退缩，他开始建起来的房子便会立刻倒塌，被世人所嘲笑。关于这点，他认识得挺好。试问，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难道就一定得用这种办法吗？”罗恩是俾斯麦的好朋友，也是个拥有坚强意志的人，这句问话将罗恩内心深处的担忧表达了出来，罗恩看到自己用符咒请来的神，心里很惶恐。

一方面，俾斯麦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对他说的每句话会产生何种效果（既包括当众，也包括私下里）进行精打细算，另一方面，他却不怎么留意名声，他一生都是这样。他对虚名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一直都很看淡名声。他计算自己说话的效果，是因为对他采用的相应的政策来讲，效果十分重要。他不好虚名，因此他觉得名声是件最让人厌恶的事，“不管到哪个车站，总会有很多人睁大眼睛盯着我，似乎我是个日本人。”他在维也纳公园时，大家都跑过来瞧他，“似乎我是一只新来的将在动物园内展览的河马”。他视头衔和徽章为可笑的东西。他删去了他的公文里的数种常用修饰词，丝毫没有遮掩他的作风。某次，他与其他两位大臣一起被召见，到达后，他问副官：“那俩骗子还没到啊？”在宫廷舞会上，他认为跳舞非常有趣，不过君主禁止王妃、公主和他共舞，还说：“大家都责备我干吗要派个轻浮人当宰相。”某次，他的红鹰大绶带掉在地上，他便让一名宫廷官员帮他挂上，当别人帮他挂上时，他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指着一名王公说：“徽章大绶带应该是给这人挂的，我想他们一出生，皮肤就有引力，吸紧了徽章大绶带，让它不会掉下来。”

《喧声报》将他描绘成一个猎人。他非常愤怒地对赫因罗厄说：“他们对我的政策进行攻击，我也就是一笑置之而已。打猎却非玩笑，打猎是十分严肃的！”他喜欢嘲笑官样的文笔，不管在哪儿（在议院，或在家，他都这样，更何况他很少在别处待着），他都摆出一种天生贵族的镇静。只有在面对亲人、秘书时，他才将其特别的地方显露出来，目的是让他们有将他这么多的特别之处告诉后人的机会。

这时，他已在欧洲声名鹊起，柏林的外交家都把他视为大魔术师，视为查拉士图。外国京都出版的信件和传记中也满是他的名字。梅里美谈到某事将要发生时，会说：“除非俾斯麦决心不让它发生。”在推勒里，俾斯麦是贵客，左拉将他描述得十分形象：“公司发起人沙喀尔特得意扬扬地在大厅中牵着他的情妇（他和皇帝共有这个情妇）的手散步时，她的丈夫却在后面跟着。俾斯麦伯爵本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猎人，这时正在跟几位客人娱乐，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的脸上流露出讪笑的神色。”

此时，他的名誉和他的人品很相符。世人也把他视为一个无视道德的大家，其率真和狡诈通常混在一块儿，使人难以捉摸。本尼格森说：“他采用非同寻常的手段骗了法兰西。外交本是这世界上众多最会骗人的事情之一，然而当俾斯麦采取这种妙招骗人时，让人不得不赞许。”当时的外交家并不把他当作英雄。不管是彼此交谈，还是互通书信，都忍不住说起他的手段。比如贝斯特说：“在加斯泰因，俾斯麦说：‘我们绝未考虑到为德国而拿下德意志的奥地利，我们会轻易地考虑到荷兰。’几个月后，荷兰公使从柏林调往伦敦，这位公使曾对我说，俾斯麦告诉过他，无人考虑到荷兰，倒是有人考虑到奥地利几个说德语的省份。”

俾斯麦实际上最想做的便是让他的邻居和仇家都惶恐。在他还是学生时，他就经常用这种手段。他说这两句话也许是故意让听到的人散布的，不管在何种人面前，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最有力量的骂人字词。他特别喜欢骂他的对头们为土匪。在他最高兴时，他会说：“他是个傻瓜！”——这是友谊的表示，他如今就这样无所顾忌地批评人，这印证了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他喜欢如此骂人。他喜欢说别人什么便说什么，就算面对君主也如此，他明白他能这么做，而且这能给他带来一生的快乐。

尽管弗莱塔格的评价带有敌视意味，但这很吸引人：“俾斯麦只可能在一个出于夜晚而入于白天的时代行得通……有一片狭窄的学识地带夹在浪漫派和美术派之间，这是那些旅行爱好者和漂亮贵族公子的特别区域……我觉得俾斯麦似乎是从这个无思想时期来得较迟的唯一一个人。他最让人注意的特色是不敬，不管做什么判断，都是随心所欲，将自己视为判断的标准。因此他不能当学派的发起者。他的众多错误，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如今的君主不肯离开他，除非俾斯麦自愿离开。无声息地在那里郁闷是没用的……一个对自己不怎么了解的人，一个十分执拗任性的人，其祖先亦是不怎么荣耀的，不过他便是如此浮于表面的，而且竟然不顾及危险，具备卓越的品质，与普鲁士的荣耀和伟大合为一体。就好像不管哪种人打击他，便相当于打击他的国家一般。”

全世界的人都视他为与众不同的！尽管有很多人的观点跟弗莱塔格一样，将俾斯麦视为多才之人，他的诸多能力又对国家有利。总之，他在这一时期（恰恰介于他的那个政党大竞争之前和这个政党大竞争之后）依然跟所有政敌和阶级闹别扭。“你们要的我也要，不过我采取的办法不同于你们。”在新帝国的议会中，他敢说这些话。“假如我不反对你们，你们便会下结论，说我将事情看得无关紧要。我从未这么觉得，我想你们应当喜欢。”（倾听的人被感动了）当他被迫承认巴登加入北德意志联盟时，他说：“各位，不用这么热心催问为什么那么靠前站，要对你们已经获得的享受感到满意，不要贪求你们没得到的……或许是我做错了，或许是你们做错了。我只能对你们说，我和你们的意见有分歧，我会依照我对时局的见解来做事。”

一个人如此对待人民代表，自然变成了同事们心目中的专制人物。他不仅将北德意志联盟视为自己制造出的，而且还要求对其享有节制的权力，并且还要节制普鲁士。当时他关系最好的朋友抱怨道：“对他专制的做法很不满意，从罗恩辞职之后，他的行为便让人更难忍受，就算是非常细微的反对意见，他都无法忍受。”罗恩只是暂时辞职，他却批评道：“他在召开会议的时候过高地抬举自己的位置，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讲话，他似乎被从前的过错缠住了，他相信运用学识和机敏……就可以将时局的各种困难推倒……就政党来说，我是保守的反对派，因为我不肯让我的双眼被捂住，让我的意愿被违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至于走到哪儿，只有上帝清楚。如今的俾斯麦一如既往，不理会他那些最值得信任和最愿帮他的朋友，反倒是对他们很不客气。”梯尔是一名次长，他曾写道：“这名长官一如既往地自以为是，经常发牢骚，有时候碰到他并不怎么清楚的小事还进行干预，有时候却任性地不愿干预某些要事。没关系！如果他的身体彻底恢复了，我们便怀着神秘的意味问他：‘欧洲的价格是多少？’”

由于大家都害怕这位专制者，就无人敢做出决定，哪怕是最小的决定，这让他很生气。他的夫人从乡下写给乔特尔的信中说：“你简直不会相信俾斯麦为何会生气，因为无论什么小事，柏林的人都得让他批示或者决议……你了解吗？如果什么事都要麻烦我们国家这名伟大的舵手，那么他会十分烦恼的。”他不在柏林时，如果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他满意，他就这么写：“我非常苦恼，我在第二段说的话毫无效果可言。我很少劳烦这些先生，他们却逼着一个病人三番五次说这种事，实在是近于藐视。”

当他成为一个独唱者的时候，还要演唱第一段，合唱者只能保持缄默，没有人愿意和这位最有权势同时也最富个性的人合作。德意志的知识界在新德国筹备好之前几乎是忍不住地避开，既没章程也没一定的反对意向。不管在信中还是在谈话中，我们从没听说过哪些著名的知识界人士曾经到俾斯麦那里做客。他曾让特赖奇克随意处置几份文件，也曾提到过施贝尔·哈根的新小说，也许会收到来自路透的感谢信——这些年所说的无非如此。埃克哈特很善于留心观察，他第一次拜见俾斯麦，见到的客人全是贵宾，他们和俾斯麦说话时称呼“你”。这班贵族在别处往往是他的仇人。埃克哈特问：“我们如何解释这班人物会变成德意志第一人物的密友，变成习惯跟他聚会的人。曾几何时，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跟这个人不相往来，就算是来往，那也是很少的。”

这时，俾斯麦仅仅喜欢跟犹太人交谈，他称赞拉萨尔是最聪明的，他经常跟拉萨尔聊到很晚，还不愿跟他道别。他命巴里施罗德做他的秘密办事人员，这个人时不时到他家里找他，之后又被俾斯麦委托进行产业管理。此外还有一名叫科恩的医生，好几年都是俾斯麦的私人医生，还是他的朋友，直至科恩逝世。俾斯麦对犹太人十分信任，并将其健康和产业都托给他们。“跟西姆松来往使我十分愉快……他是个真正拥有才能和学识的人，他到访时是最有趣的——对于大部分到访的人，我却不会这么说。他怀有满腔真正的爱国情愫；他如同一个珍贵的器具，里面装着很多最贵重的东西。”俾斯麦写过很多描述人的性格的文章。上文所提到的是他独一无二的话。然而在20年前，当他还在耶尔福议会任秘书一职时，他曾经挖苦过西姆松。他说：“如果我父亲看到我在这儿做犹太教授的秘书，他会从棺材中坐起来的。”某次，他俩进行了争论，西姆松竟然说俾斯麦是跳索者，想来俾斯麦必然不会把这两件事忘了。后来，他不停地赞扬迪斯累里。我们不得不问他为何对巴里施罗德这么重视，却不看重郝斯曼；对科恩这么重视，却不看重费利克斯；对拉萨尔这么重视，却不看重李卜克内西；对西姆松这么重视，却不看重利希特；对迪斯累里这么重视，却不看重索尔兹巴利。

如今，俾斯麦早就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犹太人了，就连他年少时的许多成见也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在私下里，他也绝对不说反对犹太人的话，不过我们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尽管理由具备——对于这件事，他那一阶级所带来的普遍成见，毕竟多多少少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他在20年前发表过反对犹太人当官的演讲，之后他又颁布了一条法律，解放了犹太人。他坚定地认为，普鲁士没有国教，政府也绝不可以在这诸多事情上偏袒任何一方。在议会上，他对犹太人很恭敬，原因是“他们有治国的特长”，私下里，他称赞犹太人有“孝敬父母，爱惜妻室，热衷行善”的最崇高的品德。他倡导贵族和犹太人联姻。他指引利纳尔、斯特蓝、加雪洛和其他诸侯家族做证，让这几个家族和犹太人联姻，换过来说，最绝妙的是德意志信奉基督教的男子与犹太女子结下姻缘。对于此事，“我却不知该劝我的儿子怎么办”。直至晚年，他说了一句概括犹太人的社会与生物学价值的俏皮话：“犹太血和德意志各族的血液融汇在一起，就像金子那样珍贵，我们绝不能小觑。”

他对于各种教派的人（包括基督教徒与犹太人部臣和党魁、国内外的王公）的态度还是比较冷淡的。他对待他的老朋友们的态度也是很冷淡的，几乎只有罗恩一个人才能让他热心对待。在1869年这一年中，只要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做出了想脱逃的举动，另一个人就会把这一个人的领带抓住，他们都不允许对方退出。虽然这种情景很感人，但多少有点儿演夸张戏的味道。当罗恩认真思考宰相所引的辞职书的表面价值时，他写道：“我的朋友，昨晚与你分开后，我不停地想你以及你所做出的决定，这件事让我片刻不得安宁。请你务必在位上留一条出路……请你记得，昨天你写给君主的信，是很不真诚的……在信里，你要求人们原谅之类的话带着一种假惭愧的腔调，而不是真诚的。根据写信人的地位分析，或许他是不能认错的。你一定不要烧毁你的船……如果你把船烧了，你就是在全国人面前毁了你自己的地位，你会让整个欧洲耻笑的……别人会说你辞职的原因是你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想我没有必要费力证明这一点了。你的永不改变的挚友……”

一方面，他没有袒护君主的行为，而另一方面，他却找出几个借口来为君主挽回面子，他的举动高人一等，多么让人心动！他的见解多么准确！他的缄默之处多么威严！几个月之后，罗恩与俾斯麦由于在海军问题上产生分歧，因此罗恩感到很不高兴，并下定决心要辞职——虽然这一次他态度认真，但依然没起作用——俾斯麦从瓦森写信警告他，说：“你难道忘了在1862年9月，我们两个人订立盟约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同你拉起手的时候，我的确是想到了尼朴甫，但我们联手办事七年之后，在海军问题上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却是我没想到的……你该读一下8月14日的口号，但这次读的时候你要用一种局外人的态度……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有这样严重，这就好像让你在上帝与国家的利益面前，舍掉君主是正确的选择（毕竟君主今年72岁了），这是同样的道理。你的辞职可能会使包括我在内的同事们都为此受到谴责。”这封信的每个字都是经过精心思考的，因此每个字都能激发罗恩的力量。是罗恩把从前隐居的俾斯麦拖入仕途的，现在罗恩的辞职将对俾斯麦不利，他就通过这封信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在罗恩身上，这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俾斯麦是极为利己的，这是他一向的做派。

两天后，在刚刚极力劝罗恩以负责与自制为重之后，俾斯麦却坐在给罗恩写信的同一书桌旁，又给罗恩写了一封很愤怒的信：“我绝不会为一件一意孤行的事而牺牲我的性命、我的健康、我的诚实与稳妥的名誉，没有人有权要求我这样做。我连续36个小时都没睡觉了。我一整夜都在呕吐，我的头很烫，即便裹了冷布我的头还是很烫。我都快因为这件事发狂了！你必须理解我生气的原因，但是我在这份公文里看到了你的签字……我却不能相信你会把这件事讨论透彻。如果我们所赶的车翻了，我就有必要让人家知道这并不是我的责任……也许我们两个有着暴烈脾气的人不能再划同一条船啦。只有良心像牛皮纸那样坚韧的人才能够受得住这件事！”俾斯麦这样大发脾气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君主与在柏林的大臣商谈之后，打算与外国联盟的事？或者是他宣布他有要同外国订立这样的联盟的意向？是因为解散了下议院？是他的议案被否决了？是一位大臣被免职了？

不是这样的，只是内阁不同意宰相调一个议会的邮务官当邮务总长。

15、瓦森别墅

“在我吃完早饭读过报纸以后，我就会穿上打猎的靴子，游走在森林里，爬山，涉泽，研究地理学的相关知识，寻找一个地方用来养花养草。每当我回到家，我会马上备好我的马，依然做同样的事……这里的小树很茂密，还有许多已被砍伐的木材，荒地，养花苗的土地，溪流，泽地，野草地，金雀花，牡鹿，山鹬，密不透风的山榉林与橡树林，以及其他我很喜欢的东西。那时聆听鸽子、苍鹭与鸢的叫声是我经常做的事情，有时还会听佃户们诉说野猪祸害庄稼之苦。我怎样才能使你全部领略这种生活呢？”

这是俾斯麦从瓦森——一个离赖安菲尔不远的地方写来的信，当俾斯麦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游逛于他的田产之上时，他感觉自己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奋斗，并且已经使得自己的国家获得了许多胜利。国家为此给了他很多酬金作为奖励，他把这些钱拿来置田买地。几年后，他宣称：“拿钱来赏功是不应该的。刚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觉得自己无法接受钱财，但是到了后来我竟接受了。但这笔钱不是由君主给我的，而是由议院给我的，这让我感到很难为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同议员们很凶地吵架，从他们手上拿钱是我很不情愿做的事情。”当时自由党议员们曾提议过，没有必要赏钱财给罗恩和俾斯麦，只要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就足够了。虽然接受议会给的这笔钱让俾斯麦觉得难为情，但他还是接受了，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年纪越大越喜欢钱财与家产的人——但是就他个人而言，由于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以稳妥的投资方式来增加他的私人财产，因此他并不擅长经营。

他对钱财的欲望与他的傲性是相互冲突的，最初他和议员们争斗的时候，议院曾宣布国家有权剥夺那些不合宪法地滥用公款的大臣的个人财产，以资赔偿。俾斯麦曾考虑将他的产业交给他的哥哥管理。“遇着新君主登位，这样充公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一旦把我的产业交给我的哥哥，就会让人怀疑我在钱财上有问题，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况且我是依靠尼朴甫的地主的身份才取得我在上议院的席位的。”他不想将财产让给他的哥哥，但是他也没有别的方法。一旦他失去了在上议院的席位，这件事就会被公布出来，且会引发各种令人难堪的评论，但是他依然一意孤行，把产业卖给他的哥哥。他讲的以下几点理由让人关注：“我的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在这里度过我的暮年。我有点儿迷信，我卖出田产是基于好几种考虑……我同你要价不能十分低于我向外人所索要的价格，因为我要考虑到我的光景，或是我的儿女们的光景。”

四年后，俾斯麦因为做了议会从前认为不应做的事而得到了许多钱，虽然那时俾斯麦已经很富裕了，但他仍然在为能尽快将尼朴甫的田产卖出去而想办法。他在这里度过了从2岁到28岁的时光，很多年前，当他第一次出租这个地方时，他肯定觉得极其伤心。现在当他骑马从瓦森赶往尼朴甫时，他还说：“我一直受到他们的打扰，在那个地方，与人相比，我对树木有更多的话说。”这个他少年时的家将是他晚年时的天堂，他却一点儿都不在乎，从瓦森立即写信给他的哥哥：“我宁愿以不能太低于市价的价格把这个地方卖给菲烈特或你。”他不再提他的迷信，也没有说他从前在申豪森与尼朴甫都说过的很舍不得田地与住宅这种话。

瓦森的森林的确令他很喜欢，但是还有几处地方他更喜欢。申豪森的大宅要比瓦森的住宅强。“由于这所房子两侧延展像两个长翼，所以它的外观看起来像一所医院。总体来讲，这是一座既不像城堡又不像罗马式别墅的很平常的房子，它有许多窗子。”这是柯雪林住在里头时对这所房子的评价。由于森林并不能带来其他收入，只能建造锯木厂或造纸厂。“虽然需要花费10万元左右来建厂，但每天都能够把松树变作许多纸张。”从前有过一段时间，他非常热爱大自然，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很实际的经济家，一个极为顾家的人！

他是片刻也闲不住的，当他第一次来看这个地方时，他就动手为瓦森的森林与住宅增添生机。“你派人去申豪森把红玻璃杯、雕花椅子、一两架能锁的橱柜、剩下的几张床都搬过来……你可以从柏林把桌子搬来。我们为什么要为君主的屋子提供家具呀？我要坐马车出去看森林、牡鹿、阳光……由于墨水使我的神经兴奋，所以我不能写得太多……你不久就和孩子一起过来，我猜在某个地方可以买到床。那里已有一个替布曼特尔洗过三年衣服的女人，所以你不要带女仆来……如果你自己不用厨子，也没必要带他们来。你有必要带些厚的深绿色的布料做窗帷，用来遮住玻璃门，这样的话，我们就如同隐藏在密林深处而不会被人看到了。我在你来之前是不会回柏林的。你对别人说我身体很不好，不想走长路，即使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我也愿意。我想你，你快来。”

这段时间的俾斯麦是最快乐的。离开柏林后，他无须再操劳公事了。他知道他的夫人快来这里了，这里只有管猎场的、管森林的人，没有客人造访，也没有电报，但有足够用的马匹、钱财。这种环境使得他的日子很好过。但是可以这样消遣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他在一个星期后又想办公事了。他的老脾气会因为他不想办公事而发作，他又要做事，发号施令。即使他隐居在乡下，他依然想掌握权力。他的性情可以从他指着一位邻居的田产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中得以体现：“每天晚上我都想取来那块地，但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看见这块地时，这块地已经不能让我动心了。”这句话体现了俾斯麦的激情与他的和缓以及他的政策的全部节奏。

在乡下，他觉得他的客人们很蠢笨。只要他愿意的话，请德意志最聪明的人过来对他而言也是没问题的。除非一位阁臣、一位秘书或一位政党首领来见他，否则他没有什么贵客。在他周围的十多个亲戚里头有三个是聋子，对于这三个人来说，其余的人在谈话时必须大声喊叫，他们才能听见。有人曾这样写过：“他待他们很和气，这令他们非常高兴，直到接近10点钟才回家。”有时这里也会出现柯雪林的身影。“他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坐在行军床上……”他们在畅谈的同时也会聆听乔特尔为他们创作的音乐。

接待客人时俾斯麦往往觉得很劳累，他对乔特尔承认，虽然柯雪林是他幼年的朋友，但他觉得柯雪林让他疲倦，他盼望柯雪林早点儿离开。

现在莫特利还是他最喜欢的，俾斯麦喜欢这位有兴致且十分坦率的美国人的原因，就是想通过性情较为平和的人来抑制自己天生的不安宁。就算是君主，或是乔安娜这两个他所尊敬的人都没有这个资格（除了这两个人，全世界其他的人他都是看不起的）。君主与乔安娜都是常伴他左右的人，他们两个都不是有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的人，年纪已老的威廉不甚聪明，过于温柔的俾斯麦的夫人乔安娜缺少阅历。这两个性情温和的人都不能使他安静。莫特利有一种与世无争的、自然的却卓尔不群的安静的性情。身为俾斯麦的一个忠诚的朋友，莫特利却无求于他。最重要的一点，莫特利有一个在俾斯麦所知的人中，无人能与他相比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独立。在一群心怀恶意与蠢笨的人中，莫特利是俾斯麦能够完全依赖的真正的朋友。只有对莫特利，俾斯麦才写这样脱俗的信。即使对至亲至近的人，俾斯麦也都是让人等回信的，但对莫特利，他屡次主动写信，而且是用以下的腔调——大多时候用德文，有时也用英文：

“我的宝贝儿约克——你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没收到你的一封信，你到底在干什么？我从早上忙碌到晚上，简直就像一个黑奴，你却无事可做——你宁愿游手好闲，也不肯写信给我了？我不能按时回信，这是真的，我有五天几乎抽不出一点儿时间用来散步，而你这个老东西，那么懒惰，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忘了我这个老朋友？当我正要上床睡觉时，照片上你的双眼让我觉得即使自己少睡点儿觉，也必须挤出点儿时间追忆往事。你一直不到柏林的原因是什么？从维也纳到这里比一个美国人度假旅游所走的路程的四分之一还要短，这里的生活很乏味，我和我的夫人都很想再见你一面。你什么时间过来？如果你过来，我绝对会腾出时间来陪你到老地方看看，在某酒店里同你共饮一瓶酒。请你放下政治来看我吧。我答应你，联合旗会被我高高地挂在房顶上，我们俩开一瓶上好的白酒谈天说地……不要忘记你的老朋友以及你的老朋友的夫人，我们俩都非常热切地想见你，你如果不来，最起码应该写封信给我。”

当莫特利被派为驻伦敦大使时，俾斯麦和他近在咫尺。俾斯麦从瓦森写信给他，说道：“你如果把你的寓所搬到波美拉尼亚森林来，我们会很快乐。对于你这样的一个航海旅行家来说，这段路程只相当于从前从柏林到格丁根的路程。你和你的夫人坐马车到车站只需要20分钟，然后到柏林只需30分钟，你只需花费不过半日的路程就可以从柏林到我这里……你能来是最好不过的。你的到来会令我的夫人、我的女儿、我自己与男孩子们欣喜若狂的；我们会像往日般地快乐……这个念头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会因为你不肯来而气病的，这对政治局面是不利的。”

他是真心喜欢莫特利，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还带着多少为夫为父的责任，但他既无用意又无理由地喜欢这个美国人。俾斯麦从17岁开始就与莫特利密切交往，他一直喜欢了这个美国人60多年。对于俾斯麦来说，他的不足在某些方面被莫特利弥补了。这好比从前泽尔特之于歌德。莫特利既随和，又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在男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好比玛尔维妮在女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他还是个有兴致的人，与此同时，他既有丰富的阅历又很谨慎。这个德意志人的最好的朋友是他从来自年轻国度的人群里找到的，并非偶然。

乔安娜常常生病，在冲突时期，她曾因害怕有人谋杀她的丈夫而整夜失眠，俾斯麦经常说她“失眠，心跳，沮丧”。他带她到几处有矿泉的地方疗养。她在40岁写给女儿的信中，自称“老母”。儿女们的逐渐长大使她摆脱了孩子的束缚，她照顾自己的丈夫，就像母亲照顾儿子一样。照应他的身体，减轻他的烦恼，伺候他、保护他是她后半生唯一关切的事情。为此，她的欲望、她的消遣、她的见解都被她抛弃了，她没有勇气去劝他。当他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时候，她只有让她的朋友乔特尔去间接地探问自己是否可以先到维也纳，而不是直接写信向他说自己心里的想法。她就是这样深爱着她的丈夫，绝对不会炫耀自己的付出。有一次俾斯麦夫妇同柯雪林出游，俾斯麦问乔安娜是往前走，还是返回。她是这样回答的：“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当俾斯麦在瓦森生病的时候，她“除了吃饭时走开一会儿之外，日夜陪伴着他。她很安静地坐在屋里，做的事情只有看书、做活、替他做事”。

俾斯麦的儿女十分听话懂事，父亲不允许的事情，他们绝对没有勇气去挑战。俾斯麦认为玛丽应该学会写作，但是当他听说16岁的玛丽认为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不再以此要求她了。由于他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事时非常伤感，因此，他对儿女较为纵容。虽然他屡立奇功，但是在心里，他总是以怀疑的目光来观察世上所有的人，当他告诉柯雪林他不希望他的儿子从政的时候，他显得愤世嫉俗。他说：“从政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还要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在他的儿子生日那天，他正在尼科尔斯堡。他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前面陈述的内容都是政治新闻。很快他就认识到他所处的位置让他进退维谷，因为他不仅是政治家，还是一名教育家，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身在政治战场中，他必定敌手遍野，因此务必要挥拳将那些实力强大的对手打倒，使他们永无翻身的机会，留下那些实力弱小的，但是，如果将政治上的手段用来处理私人生活，这势必会被认为是一种卑劣的手段。”他要求他的儿子随时保持充沛的精力。他常常称赞自己的儿子，但仅仅是对他们的奋斗能力进行称赞。

俾斯麦的身体完全依赖于他的精神，而事态的演变则对他的精神起着决定性作用。他的治病方法就像他的生活般激荡暴力。他没有打伞的习惯，也从不在雨天穿雨靴，他的代步工具永远是马车，即便他病了，也是由他自己充当医生。布兰肯堡在瓦森写道：“假如他还跟原来一样，以不健康的方式生活，那么他的病就治疗无望了。他午睡醒得很晚，醒来就去森林里散步，一般都要5点钟才回来，好像一个管林人一般。他一般五六点钟的时候吃饭，有时也会等到7点。他晚饭吃得很多，饭后还要打半个小时左右的台球。然后再对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进行处理，他的工作时间一般会持续到10点或11点。睡前再吃些冷了的晚饭，因为难以消化，所以晚上自然睡眠不好……每当俾斯麦说起他的诸多烦恼，他都难过得几乎要哭，他总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在向着错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从来不给我说句话的机会……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这样地不爱惜，所以他患上了很严重的消化不良。有一次，他关于汉诺威的财政问题的议案只以多五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他非常惊诧，胃马上开始胀痛，吐出黄色的汁液。”罗恩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对他说：“我认为，你除了应该有充足的自制力来抑制你容易着急上火的性格之外，还需要有一种有意义、有节制的生活方式，强制自己！你务必做到这一点！”罗恩是俾斯麦的最可靠的朋友之一，所以他敢对俾斯麦说“务必”这个词语，但是就算是说了也是白费心思！

俾斯麦天性急躁，这使得他在处理日常公事时受到的阻力比他决定重大事项时受到的阻力还要大。他在加斯泰因的时候，有场大雨一连下了两三天，他非常生气，形容加斯泰因的空气好像洗衣房的空气一样。连位于他住所左边的瀑布，都让他心烦气躁。任何时候，只要他在多山的地方，他总嫌天涯不宽。他的夫人给他写信说，已经给孩子们刮过牙了。而他回答说：“你让我觉得十分焦躁，让我心里非常不安！”一次，一位黑森的领导人就黑森的未来询问他，俾斯麦的脸色“原本就不太好，此时愈发地沉闷。他沉默不语，显得焦躁异常，时而拿支笔，时而拿把裁纸刀。过了好一会儿，他的嘴边才露出些欣喜的微笑，但很快就不见了，他皱着浓黑的眉毛，脸上显现出真正的魔鬼的表情”。

当他的身体开始趋向衰老的时候，他与生俱来的精神却在和时间做斗争，他变得像少年时代的自己一样，对一切持怀疑态度。他原来有宗教的信仰，但如今剩下的只比形式多一点儿。俾斯麦的一个虔诚地信奉宗教的邻居斥责俾斯麦肆无忌惮，俾斯麦则以一个基督教信仰者的名义写了一封很长的圣诞信作为答复：“我的确应该多去教堂几次……我并非因为时间问题而不到教堂，而是因为健康问题——特别是冬天……你们把我形容成一个肆无忌惮的政客，我真的非常冤枉。我认为，那些冤枉我的人不妨先以这个城区为限，找寻一下他良心何在。”有一个军官将“永不后悔，永不饶恕”的格言刻在他的徽章上，这使俾斯麦非常高兴，如果宽恕和悔罪构成了基督教的两根顶梁柱，那么此时，我们看见俾斯麦高兴的模样，也会情不自禁地微笑。俾斯麦在说起这句格言的时候说：“我开始就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宗旨也是有用处的！”在普奥战争的前几日，俾斯麦曾给一位朋友写信道：“骰子已经掷下，尽管我们对未来相当有把握，但我们不能忘记，上帝的心思总是会毫无预兆地更改的！”

同以往一样，俾斯麦将他的君主党的看法附加于他的基督教的众多形式上，就好像一个人将自己的盾牌挂在树上，然后就在盾牌的影子下驻扎一样。俾斯麦的傲气无人能及，除非他被消灭了，除非他自己相信了君权神授。否则的话，革命是必然的。吃饭的时候，他对着很多人说：“倘若我不再信奉基督教，那么我是不愿再侍奉君主一分钟的……我拥有足够的钱生活，也拥有令我满意的地位，君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荣衔与徽章非我所爱，我坚信死后还会有另一番天地，因此我是一名君主党人，否则的话，如果我随性而动，我该成为一名共和党人。实际上，我是一名极端的共和党人！只有我坚定的宗教信仰，让我的宗旨在这后10年内未发生改变，任何事都无法使我改变……倘若我没有宗教信仰的话，我肯定早就让朝廷下地狱了！”席上的一个人对他进行了批驳，认为很多人是出于为国家考虑才服从君主的。俾斯麦驳斥他说：“对我们德意志人来说，这种为国为君而损害自己、牺牲自己的行为是我们祖先信仰的遗迹，而现在，这样的信仰早已发生了改变，如今虽然晦暗，但效力还是有的，尽管不再是一种信仰，但终究仍是存在信仰的。我特别希望隐退山林！我向往田园生活，向往森林，向往自然。如果我不再信奉上帝，我将会变成另一个人，第二天就整理行囊，回到瓦森种莜麦菜。既然如此，君主又算什么呢！我如果不是受到上帝的节制，为何受制于霍亨索伦呢？他们的民族来自斯瓦比亚，并没有我的民族高贵，他们幸福与否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还比不上雅科比，假如他是共和国的总统，人家还可以忍受……综合众多方面，他做君主还是较为合理的。”

俾斯麦不止一次陈述过国家思想是宗教信仰的最后的遗迹的想法，但是他并不认为有人会有这样的思想！他从历史上全部的大人物的行为里，从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物的行为里，即便是毫不相干的行为，去寻找利己的理由，所以他自己也是这样被诱惑而踏上政治舞台，被引入政界为国家操劳，掌握最高的国家权力，这完全是被奢望与揽权的诱惑所致，正是他的天性致使他走向这条道路的。他不同于路德，不是在被逼迫下走上从政之路的；他也不同于罗恩，并非出于对君主的忠心帮助；他更不同于斯泰因，不是想为国尽力才走上这条道路的。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共和党人，假如他在美国出生，那么他所具有的革命思想会促使他想成为总统。正是由于他的自爱自觉，使他想让自己的国家、阶级和家庭，都具有体面的地位：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就不得不替斯瓦比亚的民族办事，命运显然更加垂青这家人的祖先，使他们比俾斯麦氏的力量更为强大。俾斯麦必然要被那些不管在智慧与性格、热心与天资上都远差于他的人所限制。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信仰的暗示。他要感谢这些暗示，正因为这些暗示，他才可以相信本朝的君主是天命的君主。

俾斯麦宣布自己是泛神派，并对基督教予以耻笑，如果并非如此，似乎难以对他少年时代的贵族做派做出解释。为何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贵族对自由党有深深的厌恶呢？他们的目的是中和的共和制，而这个信教的宰相，如今希望他们帮助治理国家的原因是什么呢？假如他是上帝的敌人，那么按照他的贵族逻辑，起码他也会成为君主的敌人。假如他现在是上帝的奴仆，他应该对这个君主国无比尊敬，但是他尊敬吗？有人曾经问过他，君主应当学些什么？他神秘地回答说：“作为一个君主，应当学会骑术和打仗，接受这种波斯式的教育，除此之外他还要学会如何持久地站立以及对素未谋面的人极尽赞美，怎样说谎，这些属于对他这一行业专门的研究，至于不入耳的话是他的大臣们要说的，作为君主没有必要说这些，我们明白君主一开口就不会说出什么谎言，无论他怎样向那方面努力。”

听听他是怎样评价王室的！“如果有一天我和我的君主在一个叫作利兹林根的地方，在一片原本属于我们的森林里面打猎，为什么说是原本属于我们的呢？这里的确是一片好的猎场，从前的树木比现在要多得多，除了这些之外它还非常有价值，但在300年前霍亨索伦抢走了它，尽管我们在法律上拥有它。为了捍卫它，那时的地主们做了很多斗争，但最后他们都被关了起来，没有水喝，食物也难以下咽，即便如此，他们最后给我们的赔偿还远远不到这块地价钱的四分之一。”我们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俾斯麦一直认为是上天让霍亨索伦在他之上的，从中也能看出他的性格。

俾斯麦对魔鬼的话情有独钟，《浮士德》第一部分中的好几段他背得滚瓜烂熟，也许我们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但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满腹怨恨的人，这些行为或许就很好理解了。他曾经这样说过：“歌德著作的大部分我都已经烂熟于心，如果你想向我请教，我可以给你他的著作的四分之三，而且如果你想让我毫无怨言地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荒岛上生活，这很简单，你只要把他四十几本著作中的七八本给我就好了。”他用做短工的裁缝来比喻歌德：“一个人，与世无争（不怨天尤人），远离这个世界，是很愉快的。既然不怨天尤人，他就会有知心朋友，可以和朋友分享许多事物——一个能写出这样的话的人，就是一个做短工的裁缝！你想一想，不怨天尤人，又常有一个人依偎在你怀里！”有一次，柯雪林的小姐在谈论喜剧时说如果自己在戏剧里面当英雄那一定很快乐，听到这个，俾斯麦直接反驳了她：“你难道希望像沃伦斯泰因那样被亡命之徒杀死在一个简陋的商店里吗？”而当乔特尔谈论起害怕与怜悯这个问题时，他依旧用同样的态度反驳道：“在剧院中看戏时我经常想扼住剧中恶人的喉咙，因为我对于害怕和怜悯异常愤怒。”乔特尔一直抱定戏中的“得胜观念”，他是讲人道主义的。于是，俾斯麦说起烧鹅的时候，他问道：“你知道在波罗的海的海边各省，人们经常把烧鹅和马铃薯放在一起吃，有时候也和苹果一起吃吗？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前者。”

俾斯麦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看书或者做事的时候喜欢听着音乐，但这个习惯只持续到他成为帝国的宰相前，因为这样会使他休息不好。

他办事越来越得心应手，许多心愿也达成了，同时他的行为举止也更加接近闲散人的意味，他变得更清醒，不再受那些浮士德式的感情影响。“浮士德对他的心里存在着两个灵魂十分不满，而我心里存在着许多灵魂，互相倾轧，相互争斗，就像处于同一个共和国里一般。……我将他们的大部分对话的内容揭露出来，然而，我心里还存在着很多绝对不希望任何人窥见的东西。”这些话是他在和两个下属坐马车时所说的。他对自己的不满的宣泄竟然比他倾诉他的孤寂还要多，因为假如他仅仅是孤单寂寞，他是决计不会说的。在庆祝日的时候，他在写给他的至亲至爱的人的信里，坦白道：“我真是难以忍受人生于世的种种困窘和骚动。……这根本不是乡绅所过的生活……我希望过安稳的生活，我想念家乡，到了我能够支配自己的时候，到了我认为较为欢乐的日子，我亦是如此——我骑马驰骋之时，能够清楚地记起‘黑色的忧愁坐在那骑士的后面’，这句话是非常准确的。”俾斯麦没有办法与自己与生俱来的天性对抗，但他有如斯感慨。他在妹妹庆贺结婚25周年纪念日时给她写了一封信，将这种想法表达得非常清晰：

“我多么希望与你交换……关于人生如梦、岁月如梭的反省。经过很久，我们才将本以为生活即将开始的幻想放下，而我们又要因为这样的开始提前做准备，因此我们需要很多标志路程的界碑，就好像结婚25周年，让我们能够回忆过去，让我们将我们已走过的路程中途经的好站和坏站通通看清楚。我感觉如今的这一站比过去曾走过的任何一站都不顺利，但是为何我不肯停下脚步而要坚持往前，希冀出现一个较好的站，这是否可以证明我们的不足……或者证明仅仅是我们自身的过错？我对你表示衷心的祝福……能对你的好日子表示庆祝使我很开心，你愿意对赶车的车夫说：‘朋友，慢点儿赶路。’由于我尚未达到如此知足的心境，因此我对上帝并不十分感激。虽然我明白，我有很多知足的理由，这指的是我想到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妹妹的时候，想到我为公为私做的许多事情的时候……尽管我成功了，但几乎毫无价值，因此，这难以使我满足。”

如此严酷的剖析，就这样被精密地逐层剥离出来。俾斯麦这几句话说得如此巧妙！他将自己毕生的功绩概括于一句话中，其中的辛酸无奈难以言说！但是他仍旧毫不留情地用自己的笔对自己进行剖析，对自己进行揭露，认定自己永远是个毫无定性的闲散人。他说他所有的胜利，所有的努力，20年来连续的争斗，最终得到的结果，仅仅是让自己感觉不舒服的地位，为此，他还要继续努力，寻找更好的目标！

16、挑起普法战火

拿破仑三世并不想参与战争，但是无力避免。法兰西究竟想要什么，法兰西的那些奢望和德意志的统一是不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我们很难知道。不过目前最紧要的事情是统一。7月时发生的事情只在巴黎几条街上造成了人们的愤愤不平，而且那也是几家报馆在给政府做事而已。就此看来，这件事情并没有在大众之间广泛传播。5月国民大会时法兰西的行动可以让我们知道法兰西人民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次国民大会虽然施加了压力，动用了贿赂，但是拿破仑三世的得票数依然不是很乐观，支持票不到700万，反对票有50万，还有300万票弃权（这是一种无声的反对）。民众都觉得拿破仑的统治看重维护法兰西的伟大还有荣耀，所以投反对票和弃权的人是在暗示他们和劳工一样，都希望保持一种和平的政策。法兰西人民爱好安静，热衷找乐子，不希望和任何一个国家成为敌人，但是一旦某个聪明的领袖或者某种需要激怒了他们，他们就会打破这种常规。作为征服者，只有在众人面前出风头才能保持自己的威望，但是国人渴望太平并希望共和的态度会给他的地位造成威胁。那个时候法兰西皇帝身体抱恙，他本身也非常害怕打败仗，但是他对战争却是下了决心的，准备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这次战争上。

普鲁士和法国之间发生卢森堡争夺战之后，拿破仑三世随时可能发动战争。之后，俾斯麦被迫阻止这场战争。拿破仑和意大利、奥地利两国已经达成了共识。1870年春，拿破仑三世和奥国大公商议后，拟订了共同行动的草案，准备发动对普鲁士的战争。拿破仑三世任命葛拉蒙特为外交部长，虽然他对葛拉蒙特并无好感，但是受到来自皇后还有在朝的反对普鲁士的政党的压力，他不得不这么做。葛拉蒙特当时听到了一个传言，说俾斯麦听到1866年他曾想对普鲁士发动战争这件事时，说他是一只野兽，这让葛拉蒙特非常气愤，并发誓要报仇。内阁战争已经万事俱备，只需要一个借口就可以发动，而这个借口在不久之后就被很顺利地找到了。

西班牙人在把自己的王后赶走以后就开始到处找新的君主，但一直未果。后来他们找到了德意志，半个欧洲的君主都出自德意志的王室，你看霍亨索伦氏的旁支中刚有一个到罗马尼亚去当君主，西班牙就来找旁支探问了。这事必须先跟霍亨索伦氏的家长威廉国王商议，但他并不同意。不过俾斯麦支持这事，他觉得应该给自己的字号多开几个分号才对。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和法兰西唱对台戏，这太不明智了。或许是因为俾斯麦觉得让霍亨索伦氏的支系去当西班牙的君主对普鲁士有很大的好处，但是他也觉得外交胜利比这事更有利，又觉得双方谅解比外交胜利还要好。虽然他没有足够的理由为普鲁士的统一而战斗，不过他知道就西班牙一事，法兰西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借口。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静候时机的到来。

1869年5月，霍亨索伦氏没有通过正式提议就成了西班牙的君主，看来一场激烈的冲突就要开始了，但是俾斯麦并没有劝说君主放弃，他认为这是家族内部的事情，王室支系对自己的行动可以自由决定。他要拖住对手，所以不肯做出正式的承诺，但是随后他就发现要想这样做很难。俾斯麦该怎样劝说君主同意旁支继承西班牙的王位呢？

“如果我们能使西班牙免于陷入无政府的状态，那么他们肯定会对德意志感恩戴德。而且在法兰西周边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国家对我们也有好处，因为法兰西有任何行动都要对这个国家有所顾虑。”考虑到实行这个计划可以为普鲁士节省两个师团的兵力，君主也下定决心同意让旁支继承西班牙的王位。

虽然俾斯麦知道这样会触发战争，但是因为他是个只忠于普鲁士权力的人，所以他决定冒这个险（就像他在1866年的时候非常关注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一样，现在他对阿尔萨斯也非常关注）。俾斯麦任何时候——而非只是现在——都不愿意让普鲁士去侵犯德意志或者其他民族的土地，他只是想让自己成为德意志的政治领袖——就像他以前打算和弗兰茨·约瑟夫战斗，建立北德意志的联盟一样，现在他必须采取强迫手段才能让王公贵族们同意统一德意志，所以他准备和拿破仑三世打仗。发动这两次战争都是因为这个德意志政治家要把他的同族们联合起来，甚至不惜违背这些同族的意愿。就好像法兰西没有莱茵河左岸问题一样，其实德意志也没有阿尔萨斯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两个国家的几个好事者弄出来的，因为他们想把那些爱好和平的人激怒，然后看他们相互争斗。巴黎和维也纳的政客们可以破坏邻国之间的联合统一，就像德意志人和王公们可以努力达成统一一样——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常常断断续续，并缺乏远期谋划。俾斯麦在尼科尔斯堡曾经笑称：无论是普鲁士攻打奥地利还是奥地利攻打普鲁士，都一样不道德。这句话对法兰西之战也是适用的，因为如果不是以武力的手段解决，只要小欧罗巴仍被列强和联盟的霸主及领袖侵犯，那么别的民族就不会让这个民族统一。

俾斯麦做事的标准不是想不想做，而是能不能做。这个时候德意志人的分裂和仇视反倒让他从两个相互矛盾的动机中解脱出来。如果他来自巴伐利亚，那么他肯定会坚决阻止在普鲁士之下的统一，但是他来自普鲁士，所以基于他个人的、阶级的、民族的傲性，他要求统一。而且如果从一个政治家、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它也在情理之中。俾斯麦的自然欲望和对这件事的认同结合在一起，让人更加容易以其历史的观点接受他给南方施加的压力（南方不承认的）。“如果这个民族的统一只能在公众愤怒的情况下实现”，那么没有什么事比让异族人成为西班牙国王更能激起公众的怒火。

从西班牙这件事情中，他知道会有很多情况接踵而来，他也知道从此将困难重重，但是这些大大地激发了他的外交热情。他派了布赫尔以及一个陆军军官去西班牙，最终让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提议复活。这件事情是很机密的，因为他只有把拿破仑三世置于理亏的处境，才能找到一件已成事实的事情和拿破仑三世抗争。西班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不让它随便到哪个地方去找一个君主？正式的提议在威廉不知晓的情况下就被送往了西格马林根，普鲁士王虽万分不情愿，最后却还是答应了。

这个提议还没正式宣布，巴黎那边就知道了。争斗马上就要开始了。葛拉蒙特在一个半公半私的演讲中拍案而起，巴黎各大报纸也大肆报道。报纸用愤怒的口气（真假难辨）说：“真是太让人震惊了，西班牙竟然会让德意志人当他们的君主！”虽然葛拉蒙特知道俾斯麦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他想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他掌掴了普鲁士的外交部长！

这个时候的俾斯麦身处刚在盛夏时下了一场雪的瓦森，享受着自己的假期。在写给自己的夫人的信中，他谈起下雪的事：“这几天我吃的都是羊肉和梭鱼。今天除了小牛肉和梭鱼以外，也吃了龙须菜，柏林的饭菜可没有这里的好呀。下了一场雪，很多还很嫩的山榉树都受伤了，橡树也成了黑色。你的玫瑰受伤更严重，有几枝嫁接的玫瑰自从下雪以来就变得奄奄一息。大麦也被雪弄伤了，倒是马铃薯安然无恙。一个人吃饭总是这样没意思，除了想喝格拉兹啤酒以外，别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想。咳！什么都喝完了，克列特啤酒也没了……除了喝布勒斯劳啤酒，我也没东西喝了。不过这种啤酒喝起来感觉很苦，经常喝的话对身体不好。吃完饭以后我到大囿以及几处圈养猎物的地方逛了一下，看见三只小母鹿，还有一只小公鹿。你的赤杨林生机盎然，不过也被冻伤了一点儿。有几棵小树从杉林下的黑土地里长了出来，有三尺高，还开着小花，不过已经变成了白色，就像是几株开着花的番石榴（我会把标本一块儿寄给你），还有野生的迷迭香……10点钟的时候我就就寝了。”

过了没多久，战火就在巴黎燃烧起来。俾斯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让人把他答复巴黎动乱的话语记下来，以便登报。他说：“我有很多话以及一些详细的评论想通过报纸发表，与公事有关的要用平稳的语气说，但是半公半私的事情就要尽量夸大法兰西的狂妄自大。法兰西的皇后现在正唯恐天下不乱，看来有必要瞧瞧西班牙立君主引起的战争了……法兰西人拿着弯曲的小刀在大街上嘶吼，口中白沫四溅，遇到谁都一刀扎下去，就像疯子一样……”葛拉蒙特7月6日在议院发表了演说，俾斯麦在第二天看到了有关这次演说的报道：“邻国的权利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但是一个外国人继承查理五世的王位令我们无法容忍，因为它会破坏欧洲的平等权。这对我们有害无利，损害了法兰西的利益，让法兰西失了颜面。这种事情一经发现，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坚决地尽我们应尽的义务！”议会对葛拉蒙特的这个演说表示非常赞赏！俾斯麦在看这篇报道的时候，乔特尔说道：“一场战争似乎就要开始了！葛拉蒙特只有在下定决心的时候才会发表这样的演讲……如果我们现在就对法兰西宣战，那么我们肯定会成为胜利者！不过鉴于诸多因素，我们还不能这样做。”

葛拉蒙特派法兰西的大使贝内德蒂来面见威廉国王。鉴于俾斯麦不愿意用平等的政府机构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讨，所以走这一步是正确的。

威廉是个老好人，他不愿意让别的事情打扰自己在延木斯的度假，所以很和气地接见了贝内德蒂。俾斯麦想把贝内德蒂拒之门外，但是被君主阻止了，他坚持和贝内德蒂讨论。君主觉得让霍亨索伦的人当西班牙的王很不好，7月9日那天，他跟贝内德蒂说他会以族长的身份让他的堂兄辞去王位，同时还派了一个副官前往西格马林根。威廉在给王后的信中这样说道：“真希望上帝能够让霍亨索伦理性一点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俾斯麦怒从中来，不禁大喊：“君主退却了！”他感觉君主抛弃了他，而且认为君主这么做会使别人以为普鲁士很懦弱，所以他发了一封急电，要求跟威廉国王见面。俾斯麦等了一天才在11日收到复电。因为一定要经过国都，所以俾斯麦和乔特尔在12日赶到了柏林。坐了10个小时的马车以后，他们来到了外交部的大门前。这时俾斯麦收到了一封电报，他立刻觉得身上像生病一样热得发烫，他急急忙忙地拆开那封电报。电报里说贝内德蒂将在埃姆斯做进一步商讨，而且君主答应给他回复。这时毛奇和罗恩也被急急忙忙地邀请来一起吃晚饭。不久俾斯麦又收到一封电报——“已经取消了霍亨索伦继承西班牙王位之事”。

后来俾斯麦这样写道：“一开始我是想辞职的……因为做这种退让是德意志之耻……如果不是跟法兰西一决雌雄的话，那么这个政策肯定会对我们的国家造成损失，但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来弥补这些损失，因此我感到非常压抑。……所以我不想再待在埃姆斯，并让攸连堡伯爵代我向君主阐明这些看法。君主要自己决定国家大事，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王后特意从科布伦茨过来规劝君主，所以这件事王后也应该负有责任。爱好安静的君主今年已经73岁高龄，他不想去冒险，因为这可能会让他失去1860年的胜利。他不被旁人左右的时候，是最看重国家体面的人……王后是个没有民族思想的女人，君主也抗拒不了她。”这些话是20年以后俾斯麦在评论王后的缺点的时候说的。事实上，葛拉蒙特在政治上打了败仗的时候，也对拿破仑三世有诸多指责，但是俾斯麦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说君主和王后的缺点的。这个时候的俾斯麦和打了政治败仗的葛拉蒙特不一样，他是一个战功累累的人，已经办了许多大事。他心里有诸多的不满，因为君主在“家族之事”上的独断让他觉得非常恼怒。

整个晚上他一直在计划，既十分孤傲，又愤愤不平，内心一直很受煎熬。13日早上，俄国使馆传来消息，知道巴黎那边是否定的态度，他才放下心来。他和英国的大使说：“如果巴黎再强迫，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法兰西准备发动战争报仇的想法。无论什么羞辱我们都绝对不会容忍。如果法兰西准备挑战，那么我们肯定奉陪，我们是不会坐以待毙的。我们将会以充分的准备应对突发战事的危险。只有葛拉蒙特停止他的恐吓演讲，普鲁士才会停止要求。”

对于一些纷繁无序的事情俾斯麦都会一点儿一点儿理清关系。不管是在才能上还是见识上，俾斯麦目光短浅的对手都没法儿跟他相比，但就是这么一个人，能让法兰西的君主放心让他手握大权。昨日俾斯麦正走在路上时，葛拉蒙特给贝内德蒂发了一封电报，让他请普鲁士君主对西班牙王位一事做出正式宣告。与此同时，他还迫使普鲁士驻巴黎的大使威尔德发函电告诉威廉王，称拿破仑三世要求他写一封书信。要求普鲁士在信中做出保证，绝对不会做有损法兰西利益和颜面的事情。葛拉蒙特想只要他有公文备案，那么在议院就能打一个大胜仗。四天之前，拿破仑三世病得非常厉害，但是又怕手术会要了他的命，所以不肯做手术。

听说葛拉蒙特迫使普鲁士大使做的事情以后，俾斯麦异常愤怒，并立刻将威尔德叫了回来。威廉在埃姆斯时，俾斯麦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以辞职威胁君主让其不再和贝内德蒂会面。但是罗恩对俾斯麦说辞职是违背军人身份的退缩。俾斯麦答道：“你们是听命令行动的军人，而我只是文臣，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的政治前途和体面是绝对不能失去的。”之后阿比肯发来一封密电：

“君主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贝内德蒂伯爵非常恳切地求我马上发布电文，保证霍亨索伦旁系的人成为西班牙国王这件事不会再发生，但是我没办法永远承诺这件事，所以我严厉地拒绝了他。因为他从马德里还有巴黎接收消息的速度比较慢，所以我跟他说我还没有听到什么新的消息。他可以明白我的政府事前对这件事并不知情。之后君主收到一封来自安东尼王爵的公文。此前君主已经跟贝内德蒂提到他正在等候安东尼王爵的消息，他因为上述的苦苦要求，下定决心不再见贝内德蒂伯爵。安东尼王爵发过来的公文已经证实了贝内德蒂得自巴黎那边的消息，因此也没有什么需要再和大使说的了，而且贝内德蒂所提的新要求以及君主回绝了他这些事应不应该马上向大使们和报界公布，君主任由大臣您决定。”

攸连堡告诉了君主宰相的愤怒，关于毛奇和罗恩此时是怎么想的，他也一并做了汇报，并且说俾斯麦不愿意到埃姆斯来。

俾斯麦的饭桌上摆放着公文，两个军长都没了想吃饭的念头，他们“不吃也不喝，我详细地看了一下公文的内容，公文上写着君主给了我做决定的权力……我向毛奇询问了几件事情，我们的军备现在是什么情况，战争马上就要打响，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充分准备好”。毛奇说战事越快发生对普鲁士来说越有利，所以这仗打得越早越好。俾斯麦一听便马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西班牙政府已经正式向法兰西政府宣布霍亨索伦世袭王爵放弃了西班牙王位。法兰西大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在埃姆斯要求君主致电巴黎，承诺永远不会让霍亨索伦继承西班牙王位。君主做出决定，此后将不再与法兰西大使会面，并让值日的副官转告大使，他已经没有什么要同大使说的了。”

除了稍微修改了一下公文，把“没有再多的话和大使说了”改成了“没有什么要同大使说的了”，俾斯麦并没有增添别的词句。这份对报馆和大使公布的公文本身就是君主的想法。俾斯麦只是将原来的公文改得更精练一些，并没有作假。因为原来的公文就如一只刚撑起来、有形状，但是因为空气不足而瘪瘪的、飘不起来的气球，俾斯麦让它变得饱满，因此可以以飞快的速度飘到很高的地方，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法兰西开战或者臣服。后来李卜克内西谈到这件事，说这份公文是桩罪恶，这是由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是两三个不同国籍的人滥用武力导致的，不应该归咎于俾斯麦。

俾斯麦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决定，事后才想起君主来。因为公文一旦公布出去，战争就必然要发生了，所以他一秒也不能拖延，迅速地做出了决定。从第二封来自埃姆斯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其实君主在短时间内对战争也是支持的。

俾斯麦这样做并没有违背逻辑，因为他记得总司令曾说过时机是有利的，而且知道从最后几年的发展态势来看不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他势必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德意志。他觉得这就是最有利的时机，所以他肯定要好好把握。在形式上和事实上，都是法兰西在挑战普鲁士，他要让几十年后的人知道为了实现统一进行战斗是深具意义的。

俾斯麦在修改那份公文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预见到它带来的后续结果。果不出所料，还没到半夜，这份公文就已经在欧洲各国引起了轰动。

17、大赢家

两国的君主在一周以后在巴黎和柏林同时发表讲话，跟民众说一个敌人要逼迫自己的国家对其宣战。上帝一度主持着正义，这次也不例外，等等。两方的议院都让自己的议员们随时准备作战，并且举行投票，让议员们掏腰包筹集军饷。这一年7月的时候，两个国家中都有一些人反对战争。一封巴黎发来的敬告全国劳工的信件中这样写道：“全国的工人都认为以战争的形式对权力进行瓜分或者对一个王朝进行扶持是罪恶的。”除了这个，还有很多的演说及信件都是持这种态度。但是没有一个普鲁士人敢说这种话，普鲁士的社会党人除了以保护法兰西人为借口来抨击拿破仑三世并支持与法兰西君主决战以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之后国际劳工总会发出通告，称劳工将为德意志的自卫之战效力。

根本推翻派（激进派）认为法兰西是进攻者，所以都激情澎湃。在巴黎，自打梯也尔和甘必塔发表了很激烈的演讲后，有10个人不愿意投票筹集军饷。在柏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为想要避开俾斯麦或者拿破仑三世的政策，选择了弃权。有些社会主义民主党党员认为这种态度应该受到批判。社会党的报纸上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评论：“如果拿破仑在战争中获得胜利，那么也就意味着欧洲所有的劳工都战败了，法兰西人民和我们有着相同的利益。”这张报纸在三天以后又发表了这么一条评论：“但是这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法兰西和德意志各自的恺撒主义者在相互决斗。”第二天又发表了一份宣言，有一些人谈到了不主张筹集军饷的“李卜克内西的君主制”。

战争刚刚开始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唱《马塞雷兹》是一个套调，就如同整个第二帝国……在普鲁士犯不着用这种手法。第一唱是威廉，他唱道：‘耶稣是我的希望和我的信仰。’右边是俾斯麦，左边是斯提白（警察总监），他们共同演出了德意志庸俗的《马塞雷兹》，如今他得到了充分炫耀自己奴隶性质的机会，看起来是如此愉悦。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民族之间的战争竟然会在距离1848年22年之后给德意志带来这么激烈的冲突！”不过此时这两个被驱逐出境的人还没有回音。

欧洲各国都对普鲁士有几分忌惮，所以很同情法兰西。俾斯麦要采取强硬的手段来制造舆论。在对卢森堡问题进行磋商时，俾斯麦从贝内德蒂那儿取得了议案草稿的摹本，他把这个摹本给了《泰晤士报》。这个议案草稿中讲到拿破仑三世答应德意志统一，条件是他可以随意拿下比利时。贝内德蒂在做正式的答复时将这份公文说成是俾斯麦的意思，是由俾斯麦口述，他手写的。俾斯麦就贝内德蒂的说法进行反驳，说这件事他和拿破仑三世讨论过很多次，即使现在他不对外公开这份文件，拿破仑三世做好军事准备以后肯定也会提议的。和1866年第一炮还没打响之前俾斯麦自己所提议的一样，拿破仑三世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也会以牺牲为代价。

欧洲对贝内德蒂是信任的，因为他有可靠的要点，这也表明世人看清了俾斯麦做事的奸诈。恩格斯这样评论：“这件事情中只有一样东西是好的，所有弄脏的衣服都要当着众人的面清洗，从此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在世间玩弄的戏法都将告终。”

不过有件事情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德意志人晓得（这件事于1926年维多利亚王妃的书信被登出来时才被世人了解）。当时出生在美国的普鲁士维多利亚王妃和她的丈夫对俾斯麦非常怨恨，所以阴谋叛国。普鲁士太子在战事结束以后去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描述：“1871年7月31日，奥斯本的天气特别好，在帐篷里用完早餐后，恰好碰到为人公道的弗里兹，他也对俾斯麦深恶痛绝。他说俾斯麦就是个皇帝，做事独断。弗里兹的父亲对他也很反感，但是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弗里兹的父亲说俾斯麦将条约公之于众这件事是贝内德蒂提议的，弗里兹觉得无论是拿破仑三世还是俾斯麦都有份儿，他们都站在火山口上，假如俾斯麦某天突然想和英国开打，他丝毫也不会感到讶异。”俾斯麦在不久的六个月前，帮助太子得到了最想要的王位，所以霍亨索伦储君对他不胜感激。

就像1866年的时候一样，一旦俾斯麦的政策被枪炮证明是正确的，所有的人都来附和他。这回跟柯尼希格雷茨打仗获胜之后的那个晚上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军官在每一场仗打完后都会马上结合实际情况说：“只要你打赢了，别人就会当你是个英雄，但如果打输了，敌人越过莱茵河冲过来，别人就会当你是个恶棍！”

这回有一位政治家在这几周内又要来干预战事了。汪普封在色当之战的当天晚上去求毛奇放法兰西军队一马。但是俾斯麦反对说：“一位王公的感谢还值得相信，但是全国人的感谢，特别是来自法兰西民众的感谢，是绝对不可信的。法国的朝代已经连续更替了几回，前任政府也不能约束现任的政府。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伤害法国人，但是他们非常不乐意，法兰西这个民族太善妒。我们不能祈求他们有大的度量因为色当而饶恕我们！”最后普鲁士要求所有的法兰西军队投降的时候不能保留武器还有旗帜。

就这样，在后续六个月的协商中，俾斯麦一直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付法兰西共和国。他采取的是征服者的政策，不为人所动，非常强硬，不过跟他在尼科尔斯堡时用的政策有些不一样。除了上面谈到的巴黎政府摇摆动荡这个理由以外，俾斯麦还有很多别的理由。用这种政策去拿下洛林，没有什么好诧异的。

他在9月2日的早上前去会见拿破仑三世，在路上就看到了拿破仑三世坐在一辆马车上，被骑马的军官围绕，“我看到我有六个对手，但是我只有自己一个人，我不禁看了看我的手枪，并摸了摸它，然后紧握在手里。拿破仑三世的脸色沉了下来，我想他肯定把我所有的动作都死死地看在眼里。”这一刻，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出两个人的性格：战胜者只有一个，战败者却有六个，他们面面相觑，战胜者将手枪紧紧地握着，而战败者面如死灰。

两个人在道路边上的一间破茅屋里进行了谈话，不过这次谈话相较于前述那件事来说并不是很重要。俾斯麦形容他们这次的谈话就好像“跳舞谈话”一样，两个人都说本来不愿意用战争的方式解决争端，但是这么说已经迟了。和俾斯麦谈话的是拿破仑三世，而不是葛拉蒙特，俾斯麦曾在13年前评论拿破仑三世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不过性情很和善。虽然俾斯麦有点儿惧怕拿破仑三世，并且试图打败他，但是由始至终他对拿破仑三世都没有憎恨。他现在对这个对手除了同情再没有别的了，就好像对待一个被他征服了的女人一般。

这个被俘虏的皇帝其实是个负累。俾斯麦在俘虏拿破仑三世后的那个晚上说过这么一句显露他想法的话：“我们要取得最后的和平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很希望能采用土地补偿而不是武力解决的办法，就像柯尼希格雷茨大捷的时候那样。敌人的军队要么被全部包围，要么被俘或者被消灭，这个软弱的国家的国会一旦分裂，就会出现多个党派，它除了让步别无他途。如果这次俾斯麦像四年前那样行动，那么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手段跟这次的政治手段根本没法儿比，但是当年他要阻止君主还有军长们进入维也纳已经非常为难，如今想对他们进入巴黎进行阻拦更是难上加难。俾斯麦乘火车赶赴前线时，偶然听到波比斯基说了这么一句话：“俾斯麦这次再也独断专横不了了，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来自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声音是目前众多逼迫他的事情中最紧要的了。德意志在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愿意占据维也纳的人少，害怕占据这个地方的人多，现在却是相反的情况，很多德意志的报纸都呼吁：必须占据阿尔萨斯，“把它当作一种担保，以免将来招致仇敌的进攻”。

只有一部分属于社会党的德意志人声称，拿破仑三世下台意味着战争结束了。9月4日巴黎宣告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同情并支持共和国的宣言在几个德意志的民众会议里被发布。自此，劳工阶级每次出的报纸上都有两行大字标题：“和法兰西签署和平条约！反对割地！对拿破仑三世还有他的同党进行严惩！”马克思当时针对割让阿尔萨斯写的一篇宣言，在德意志也流传开来，文章预言割地“只是暂停了两国的战争，这种和平不能永远维持，割地将使这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无法化解”。于是党派委员团的委员们被一个严厉的军长逮捕了，并被囚禁在一所炮台里面。雅科比也被逮捕了，因为他在尼科尔斯堡发表了反对割地的演说。8月中旬的时候，马克思说：“有两种人，一种是靠酒精壮胆的南德意志爱国人士，还有一种是古普库斯阴谋派里头的人，他们想割让洛林和阿尔萨斯。所以割地就会成为一件不幸的事。”似乎刚开始的时候俾斯麦的想法也是这样的。

“战事之初，在谕旨里面强调法兰西和德意志的人民都能享受基督教文化和日益增加的幸福对他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形容成一种积极但过分血腥的竞争。为了获得个人私利，法兰西的元首们，懂得如何用一种惨淡经营的不良指导将我们伟大民族的公道牺牲掉。”俾斯麦在开战的第一天对仇敌还有整个欧洲都是这么说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清楚地划分一个民族和这个民族的政府。拿破仑三世的人格还有政权转变得如此之快是唯一一件没有被俾斯麦防范到的事情。

8月中旬的时候，威廉来到法兰西，俾斯麦转述威廉的旨意：“在拿破仑三世从水陆对德意志展开进攻以后，德意志依然和以前一样，希望和法兰西人民和平共处……”同时一道陆军号令由腓特烈·查理发出：“按照以前打仗的惯例，战事开始前，皇帝应该事先询问人民是不是想和邻国打仗，但是法国的皇帝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不过现在出现了别的情况。宣言发表四个星期以后，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长走进了战胜者的大营，希望能够在议员选举时停止战事。福尔对胜利军能够清楚地区分法兰西人民和拿破仑三世抱有这样无根据的希望，其实只是幻想而已。两个国家中反对战争的人们是相信普鲁士认可法兰西人民的和平希望的。从前的政府好战，他们把它推翻了，并且让和这个政府作对的人掌握政权，为的是表达他们这样的一种想法：他们愿意废弃帝国，成为共和国，以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他们希望维持和平。而且梯也尔和福尔在情况危急的时候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的友人也反对投票筹饷，现在他们都成了共和国的领袖。

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打了六七次的胜仗以后。因为以前那些谋求私利的人误导了法兰西，因此俾斯麦在谕旨里表示对邻近民族非常同情。8月中旬的时候，在俾斯麦的宣言中还说德意志人民和法兰西人民共享和平，但是现在俾斯麦发了两份通告给两位大使，称德意志民族应该对这场战事负责，虽然这个时候的俾斯麦和从前的俾斯麦是同一个人。福尔告诉他，法国人已经把自己的君主赶走了，他们也希望通过赔款实现和平。俾斯麦却反驳说（一个爱好冒险的大使奉欧也妮皇后的旨意前去会见了俾斯麦）：“你们的团体有什么情况不关我们的事，如果拿破仑三世重掌政权对我们之间的和平有利，那么我们会允许他重返巴黎……如果我们知道你们采取的确实是法兰西的政策，那么我也会劝说君主别退兵。但是你们的政策并不能给我们什么保证，因为你们只是少数人的代表而已。鉴于要维持以后的稳定，我们打算要整个阿尔萨斯还有洛林及麦茨市的一部分。”

做过律师的福尔脸色煞白地站在那里，胡须一团乱，外衣上都是尘土，帽子也被挤扁了，他把外衣和帽子拿起来，说：“一寸土地，甚至是炮台上的一块石头，我们都不会割让！”不过他对俾斯麦还是敬畏的，他说这个德意志的政治家“严肃并且刻薄，但是他那种自然的、近乎温和的态度削弱了这种刻薄。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出这种神色——没有任何造作的样子，很客气、庄重，态度和蔼又直率”。

俾斯麦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带来了很重要的结果。后续几个月发生的事情都说明即使在大部分军长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利用这个爱和平的君主进行商议。他觉得要维持和平就必须让法兰西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出来以保护德意志，此外别无他法。但是他在一年后和柯雪林谈话时说：“普鲁士打败法兰西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占领阿尔萨斯，那么我们定会倍加珍惜，永远派兵镇守斯特拉斯堡。法国总是想着寻求同盟，这样德意志就会陷入困境。”

马克思是这么认为的：“这不是永远的和平，只是暂时停止了战争。”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这就意味着德意志帝国可能就要建立了，所以俾斯麦十分高兴。按照俾斯麦的欲望还有性格，他不会因为一个邻国使诈而去进攻它。在这55年当中，对于德意志的最后一次侵犯，有一半的法国人已经不记得了。普鲁士四年的扩张便让法兰西人惴惴不安。20年前俾斯麦发表演说或者私下里和别人谈话时，都还没有体现出这种动机。对“世仇”他也从未提及。他谁也不喜欢，包括法国人。保护一个通过战争新生的国家是战争的其中一个目的，俾斯麦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这种转变，是任何人在读到他的最后的宣言时都不希望看到的。他的这种观点和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俾斯麦现在成了一个征服者，但是从前他是一个建筑家。

在欧洲有人曾这样质疑：既然他们想拥有中立地，为何不把这些地方都变成自己的中立地呢？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上进行答复的时候说：“如果从北海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绵延成一条中立国链，那么我们就无法从陆路进攻法兰西……虽然我们一贯以来对条约都很尊重。……但是一旦如此，法兰西就获得了一条可以隔绝我们的保护带；假如我们的海军打不过法兰西的海军，那么当法兰西从海道对我们展开进攻时，我们将无法阻止。这个理由虽然是次要的，但是它确实存在。”瑞士和比利时想独立，但是阿尔萨斯不想，洛林也不想，这才是最主要的理由。“我们只能期盼强大的法兰西精神只控制在它的国土范围内——这些因素都依附于法兰西——一旦法兰西和德意志之间爆发新的战争，那么中立国就会被触动……再次依附于法兰西……除了把这块地所有的地方，包括炮台等，都让德意志来统治，并把它作为德意志抵抗法兰西的一道坚固城墙外，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地方实施保护，而且要挪开法兰西将来对我们进行攻击的起始点，延长几天的行程。

“这个计划实施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就是居民之间的敌对状态……住在那里的德意志人有150多万，他们具备德意志人性格上的诸多长处，同时和另外一个民族杂居，这个民族的长处虽多，但是缺乏这一项：他们性格中的很多因素让他们喜欢受到优待。……德意志的每一个种族都希望自己受到优待，尤其反对最近的邻国，这也是他们本身性格中的一部分。只要一个阿尔萨斯人或者一个洛林人一日说自己是法兰西人，一日就有法兰西统一的伟大和巴黎的繁荣在背后，他们在遇见德意志人的时候，就会有‘巴黎是我的的感觉’。……这种仇视仍然存在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为了消除这种仇恨，我们应该保持耐心。我们德意志人可以用的方法有很多。总的来说，我们的治理比法兰西的政治家强，而且我们也比较人道（大笑）……但是我们过分恭维自己，说成功即将到来也是不对的。”

这个政治家谨慎的性格通过这种合理又公道的考虑体现出来了。如果议和成功，那么他可以大胆地跟国人说胜利品是他迫于无奈拿过来的，他不是没有经过考虑就妄做决定。如果真的是这样，他是出于什么理由接受胜利品的呢？几年后他和这两个新省的代表说，只因为受到陆军各师的逼迫，他不得不拿下阿尔萨斯和洛林，虽然他本人并不愿意这么做。

最初出于几个原因，陆军还有统帅们都不得不保持冷静，但是取得了几次胜利后，将领们都开始有点儿自满。而且俾斯麦向来对莱茵河的那边还有一个法国这件事无法容忍。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德意志民族派觉得德意志很容易受到法兰西的攻击，这是源于卢森堡国王曾经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就南德意志问题来说，这个国家的弱点会阻碍整个德意志的统一。”在一次国会会议上，俾斯麦对这个地方的形势做出以下描述：“在靠近卢森堡的地方，阿尔萨斯的一角插入了德意志，因此分开了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不过这个弱点仅限于该省。

俾斯麦笑着说，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中时，就需要讲一些特别的话来鼓舞精神。他说：“炮台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教授们捏造了谣言，说古时候阿尔萨斯是属于日耳曼种族的。”他晓得大选侯把失去阿尔萨斯当成主要理由去对付路易十四。他明白霍亨索伦对这一省并不是非取不可，因为他在9月6日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军长们说麦茨是个代表12万人价值的要塞，不要是不行的，尽管我从本心来说是不愿意割取洛林的。”可是不久他又跟一个英国的外交人员说：“阿尔萨斯和洛林我们都不想要，在法兰西允诺不会将这两个省当作根据地来进攻我们的条件下，这两个省仍然可以隶属于法兰西。斯特拉斯堡和麦茨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他下定决心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所以即使割地的风险很大，他也逼迫自己一定要这么做。他觉得民心不够凝聚，要调动不太振奋的民心只有靠“公愤”。有了这块共有土地，德意志人就有了证物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盟。对于南北德意志势必会统一，他深信不疑。如果他们共同培育这棵新长出来的树苗，那么将会有更显著的成效。

色当之战当天，德布鲁克——俾斯麦的挚交好友，跟他这么开玩笑说：“帝国（即德意志帝国）将从帝国的土地（即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属于帝国的省）上长出来。”

18、腓特烈太子

俾斯麦以老年人所特有的镇静向着他的帝国前进着。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在第一次战役中一起出生入死。柏林的报纸上开始出现这样的消息——“威廉必将称帝”。俾斯麦看到报纸后很生气，他命人将自己的态度告诉巴伐利亚大使，又说没有人想限制巴伐利亚独立。“不仅没有人限制，我们还会对我们光荣的同盟永远心存感激。”既不用求也不用造，德意志统一便已经形成，因为德意志人原本就是团结的。他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推行的政策就是一个具有雄厚实力的老字号采用的政策——静候较小的字号来请求联合。他派德布鲁克去德累斯顿，不过是为了承认从那里发起的提议。“我们正在等你们的提议。”这是他对符腾堡人说的。他下定决心要听听联邦有什么话可说，然后他认为最好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其实在我们的党派试图结合时，党派都有自己的计划。最后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都有不同的“哲学”，他们互相冲突，每个民族、每个阶级都坚持认为，如果德意志只能按照不同于他们的想法而成立，那就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了。普鲁士民族党希望成立一个诸王公的联邦议会，让霍亨索伦拥有统治权；自由党希望成立的德意志以民权为重；威廉只想制定一个联合陆军的条约，不想听什么皇帝与帝国；太子与其恰恰相反，他想成立帝国，让其他的王公受制于皇帝；只有在巴登，国王与人民都想成立一个帝国，以普鲁士为盟主。巴伐利亚政府想要成立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南方德意志联邦议会，但是它的大市镇想加入北德意志联盟，而它的君主则不想要任何联合会。符腾堡的王后暗中反对普鲁士；自由党只加入实行民主制的北德意志。黑森的宰相很有势力，他为德意志提议了一种连自己都不想要的宪法，原因是他知道宰相也不想要。最后他们都跑到了凡尔赛，因为坐在炉火边的俾斯麦已经在他的瓶里制造homunculus酒了。

普鲁士的老皇帝已经74岁了，太子便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自从战事发生以来，腓特烈便与俾斯麦意见不合。太子有一种浪漫的梦想，他想把普鲁士吸收进德意志中，建立君主兼民主制的新帝国。其他诸多德意志王公都要求保留在上议院的席位，除了荣衔、权力与体面，其余一切都要取消。作为皇帝，霍亨索伦掌握着主要法权，执政的帝国内阁需对帝国议会负责。远在9月中，德意志军队正在向前推进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密友弗莱塔格了。那时，他们正在一个叫弗切的村子里散步。腓特烈两眼闪光，一副很感动的样子。他说：“我必须做皇帝！”弗莱塔格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很惊讶地看着他，他挂上霍亨索伦的金链子，把长军外衣裹在身上，那模样就像穿了帝国的袍子。他得意地在草地上走来走去，分明是在琢磨怎样做皇帝。”

他的这位文学家朋友警告他将要面临诸多的危险。他预言：“霍亨索伦的简单蓝制服很难在军官们中间保持一种朴素纪律，最终只是一种对往日的纪念。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的君主必须做个表率。……在从前就见过一种奴隶的精神传播于民间，这是一种谄媚的风气，与普鲁士传统的忠诚风格相矛盾。……只要是趋于极端的举动，最终都会趋于相反的方向。原来在我们这个世纪之内，存在很有力的民主主义的暗潮，如果将来有一天各种芥蒂因为大祸与不良政治而形成于民间，即使执政的朝代是最可敬的，也将出现极大的危险。我们的王公们就像台上的戏子，在大声喝彩中被许多花球推倒了。他们热心赞美台下听戏的人，却不知道在门板底下有许多恶鬼正在等着将这样的繁华消灭！”

等弗莱塔格说完这一番话后，太子又说道：“你说完了，现在该轮到你听我说了！”对于这一篇很重要的警告，太子究竟会有些什么回应？他的答话和巴黎的一次会议有关。拿破仑三世在入场的时候问威廉，哪一位元首应该先走——俄国沙皇先走，还是普鲁士王先走？威廉回答说沙皇先走。太子说：不管是哪个霍亨索伦，他都不愿意再说这句话了！将来这种话不会再适用于霍亨索伦了！这就是太子的结论，非常激烈。弗莱塔格说：“他满肚子都是君主的傲气，这一点我完全能够看出来，所以我觉得再劝他也是无济于事了。”文学家从六七次这样的情景中感到太子心里装满了这样的傲气。

太子同俾斯麦在色当之战结束后讨论有关皇帝的问题，俾斯麦却支支吾吾地敷衍他。他们到达凡尔赛的时候，看见华丽的房屋，太子顿时激动起来，想：“庆祝皇帝与帝国恢复，正好可以用到这个地方。”不久他就安分了，说：“以前我承认俾斯麦为伯爵其实是被逼的，真实情况是我们的大政治家对德意志问题从来没有真正热心过。……人们无法从这样重要的时代找出真理，什么都不晓得、永远不能学乖的人最终会很糟糕！”

这就是太子在日记中写下的对于俾斯麦的批评。那时德意志帝国快要成立了，他说这位大政治家是“替君主办事的一个官员”，以此来挖苦他的伟大之处。他说俾斯麦总会倒霉的，因为他从德意志之战中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腓特烈在1870年10月的见解和他在1871年8月的欠分寸，足以证明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与儿子相比，善良的老王简直就是个英雄。

不久，太子与这位政治家就发生了冲突。腓特烈屡次要求俾斯麦用强制手段使南方诸邦的元首们下定决心要求统一。他说：“我们必须统一，不会存在任何危险。一旦我们下定决心用正当态度对待他们，你就会知道你根本没有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俾斯麦说：“在战场上我们与我们的同盟一起奋斗，从这一点来说，也不能强迫他们。强迫他们就等于把他们赶往奥地利的怀抱。”

腓特烈说：“这有什么关系呀？让这里的大多数王公宣布帝国成立就行了，到时候全数的君主没办法不接受这种压力！”

俾斯麦说：“我们不能劝威廉国王这么做！”

腓特烈说：“贵大臣，你要是不愿意这么做，就等于是让君主寸步难行了。”

俾斯麦说：“对于德意志发展的问题，我们必须交付时机来考验。”

腓特烈说：“我代表的是将来，为我自己考虑，我不能容许这样的迟疑。”

俾斯麦说：“这样的意见，太子还不如不发表。”

腓特烈说：“我坚决抗议不让我开口说话，除了君主之外，谁也没有权利限制我的发言权。”

俾斯麦说：“如果这是太子的命令，那么我将照着你说的去做。”

腓特烈说：“俾斯麦伯爵，我没有命令你，我抗议你这样说话！”

俾斯麦说：“你要是认为无论什么人办事都比我强，那么我随时乐意辞职。”

太子本来拥有充足的理由去批评俾斯麦，他不会屈从于俾斯麦的意志。政权被他的父亲交给了一个政策、思想与他正好相反的人。因为建立一个更独立的德意志是一部分市侩的需要，其中并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太子不该做同样的事。不过他的政策、思想源自亲身的经历，是他自己的宗教，其实这是由一个比他聪明的人灌入他脑中的。这是一块蓝色的英国布，它花样普通，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极力称赞的英国夫人所定的。夫人娘家的情形自然也深印在他的心中。但是这块布是用一种帝制的线，也就是一种紫色的普鲁士线织成的。这种线是腓特烈自己介绍的，他希望霍亨索伦学英国的样子，让人民参与到政事中来，同时他还要弱化与之同一个阶级的人的权力，将其简化为虚衔与形式。

腓特烈要穿皇帝的紫袍，要戴皇冠，要掌握统治权，还要他的夫人分享这些体面，不过他不要做同等级的首领。这应该作为他的格言，他的骄矜使得许多德意志王公被置于反叛贵族的处境之中。当他告诉俾斯麦他过于看低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一番俾斯麦从未听说过的责怪的话，对此我们不能不付之一笑。这位陆军军官之所以能够得到势力，完全是因为同胞的相助。当他提议用这种势力反对他们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会失信于他的同胞。他如此不讲信用，与他的父亲很不一样。与这位假民主党相比，俾斯麦要真实得多。这位贵族子弟曾耻笑“德意志王公无视上帝以及法律的盲目自大”，他很想像汉诺威与拿骚的元首被废一样把他们全废了——他废他们，为的不是虚衔，而是实权，他不愿意让任何人侵犯实权。在展露人格的时候，时局显得非常“重要”，陆军的暴烈根本不能和魄力、睿智与方略相提并论。

即便这样说，这个天才却正在逆风行船，而知识浅薄的太子，正被风潮所裹挟！除夕晚上，这位太子在议论时局时说得很好，他说：“这个时候，人们对我们好像既不爱，也不敬，他们只是害怕。他们以为我们是无恶不作的人。这并不只是这次战争造成的——俾斯麦坚持的就是‘铁血主义’，他究竟照着这个主义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了？如果我们随处都会遇到怨恨和不信任，那么权力、好战的声音、荣华，又有什么用呢？……俾斯麦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昔日众多的朋友与世界的同情，以及安泰的心境。我深信德意志只用它的权力就能够做到道德征服，也能够实现统一，而完全不需要采取‘铁血主义’。”……这个大胆的贵族公子，个性非常暴烈，但是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1866年战胜了奥地利却没有统一德意志……将来提醒人们盲目崇拜武力与外表的成功会让人多么为难呀！

这几句话只有公道的阿利斯泰蒂或林肯才配说。那时候，只有弗莱塔格或李卜克内西这样的人才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个陆军领袖却不该说。他必须强迫跟他同级的王公们服从同盟，提出要宣布宪法，但是不能和人民商量，然后高兴地穿上庄严的白皮袍子——跟他从前在乡下草地上时一样。更何况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近10年的历史中，丹麦之战可以是一件“好事”，难道是因为普鲁士得到了两个公爵的领地？当日他在尼科尔斯堡曾帮俾斯麦保留奥地利，可是奥地利为什么没有打赢？为什么北德意志联盟的宰相要延缓南方的加入，而当他最后让他们加入的时候，他们却要感谢他的“铁血政策”？确实能够不用武力就使德意志统一！既然如此，诸邦最起码也要抛弃他们的权力，给这位批评家剩下的也就是这件白皮袍子——他的22位同级王公也是这么穿的。这位太子的运气很不错，因为在这个家长时代（家长时代的最后代表便是他的父亲），他不用去尝试，他可以戴着未试用的理想家的光圈名传后世。

那位大实干家不管谁反对马基雅弗利，直奔向他使用政治手段所想实现的最终目的，只管毅然踏步向前走。这位民主派太子想在军中宣布他的宪法，而反动派宰相想在凡尔赛宫召集德意志帝国议会。最初这种方法不过是用来恐吓那些迟疑不决的诸邦王公的一种手段，俾斯麦却想把恐吓变成事实，他已经在这所宫中安排好了他们的住处。当时南方诸邦大使反对草案中的22点，俾斯麦却执意不改。在大使们回去后，他也一如既往。

现在，俾斯麦假装只和巴登与符腾堡两邦提议通融办理，巴伐利亚只想通过牺牲巴登来取得土地，所以巴登很愿意通融。不过在这时，邮政、电报、铁路都起来说话了！德意志诸邦的军队要求各穿各邦的制服，这使得德意志的统一差点儿在衣服的颜色上碰壁！有一个巴登的大臣这样批评俾斯麦：他对诸邦的利益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关爱！他有理由不去干预许多事，当德意志更高的利益要求他舍弃巴伐利亚的利益时，他只能忍痛割爱。除了巴伐利亚之外，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磋商的几方都想一起签字了。孰料来自俄国的符腾堡的王后竟然会出来干预。俾斯麦外表虽然很镇定，但是在亲朋密友中他表现出极度的愤怒，他打算鼓动南德意志的民众起来反对政府。

现在巴伐利亚又得意起来了。当两个星期后他们再次出现时，便要求对他们做出更多的让步。在宪法中要写明筹办一个外交委员会，主席由巴伐利亚来当。巴伐利亚的邮政、电报、铁路都要独立，和平时期巴伐利亚的陆军也要独立。最后巴伐利亚在酒税上得到了满足，也使俾斯麦如愿以偿——“一个满意的巴伐利亚，签订条约。”

在这个11月的一个晚上，开完会后，俾斯麦手持酒杯走到同事中间坐下，说道：“巴伐利亚的条约已经签字生效，德意志的统一已经完成，皇帝要行使统治权。这是一件大事，但报界对此肯定不会满意，不管怎样，按照以往的态度撰写历史……会说道：‘这个笨蛋本可以多要求一些，因为他们是愿意让步的。’这个条约本身存在着漏洞，但会因此而更加牢固，将来这些漏洞能够得到修补……我觉得这是近些年来许多要紧的事情之一。”

随即当他们用怀疑的语气谈到巴伐利亚国王时，阿比肯说：“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人！”

俾斯麦很惊奇地看着他说：“在我们这里的都是好人。”

大功告成的晚上，俾斯麦开始对大局畅所欲言。他坐下来喝了很多香槟酒，不管谁在他面前，他都坦白地说：“我在71岁时将会死去。”这个数字是他从一种计算中得出的，在座的人都不明白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不可能死得这么早！我们一定会把死亡天使赶走的！”

俾斯麦神态安详地说：“不会是在1886年，我还有16年的时间，这个数字非常神秘。”

19、参谋总长毛奇

当他在凡尔赛办事的时候，作为一个实干家，他更加迷恋历史的一些精神。有一次他说：“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非常奇怪。以前是脚踏地，现在则是头朝地。也许很快教皇就会住在一个信奉耶稣教的德国市镇里；帝国议会将会到凡尔赛来；在加塞尔会建立一个立法院；加里波第将当上法兰西的军长，将有穿着阿拉伯服装的步兵为教皇打仗！”路易国王快来的时候，他说道：“我从没有想过我会到特拉农当总管家。不知道拿破仑和路易十四对此会有什么想法。”

总的来说，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做的全都是一些琐碎的事，从有人记载的几百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沉闷的心境，当他被问到怎样度过这个时期时，他唯一的回答是：“在政治生活里任何事都不值得人留恋。我今天播种，却不知道以后会长出什么东西。”我们能够看出他的自白是介于魔鬼和浮士德之间的。总之，在他的谈话中隐含着较多的仇视和不安。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不停地说话，直到说完自己的生平，才更换话题，说起打猎和饮食。我们在他的言语中几乎听不见全德意志民族所讨论的政治问题，他也不谈施特劳斯和瑞农有书信往来的事。他谈的是香菇和鱼、香槟与甜酒、烧肉和乌尔特——这样的酒食他曾多次谈到。我们可以看出酒食在俾斯麦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但要求多，而且要求美，由此我们便能够认清他的本性。

君主请他吃饭，他肯定是先吃饱了再去，要不就是回家后再吃一顿。“因为根本不可能在君主的桌上吃到什么好东西。当我看到几块肉时，我只能夹取一块，不然的话别人就得挨饿，因为一人吃一块是预备好的。而我必须在吃饱喝足后，才能签订一个满意的和约！因此我宁可在家里吃饭。”他几次在君主的副官面前重复这番话。即使在吃饭的时候，他也惦记着他的贵族情调，他说：“法兰西的兔子与我们的兔子不同，它们没有野味，我们的兔子有可爱的茴香味、水草味。……我们一家人对于吃都非常喜欢。如果有很多人的食量跟我们一样大，那么这个国家恐怕就要破产了，我也不得不外出谋生。”

他常说他的睡眠质量不好。在吃过一顿饱饭之后他常常要等到半夜才能入睡，而且只睡一小会儿就会醒。“我总在思考各种各样的事，特别是当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每当这时我就会写信、写公文——不过并不是用笔写，而是在脑子里琢磨。在我做大臣的时候，我常常在晚上写公文，等我早晨起来读它们时，便会感到粗糙无味——这样的文章只是某个亲贵写的，我宁愿睡觉，然而我却禁不住去写。”他通常会在早上睡到很晚。没有人敢在10点或11点之前喊醒他，所以他听不到军事报告。

相比而言，他的生活有些单调。现在他经常做做体操，或者一个人在四周都是高墙的花园里散散步，很少去骑马了。有一次他偶然看见靠着墙的位置放着一把梯子，“我当时非常想爬上去。有哨兵在那里站岗吗？后来我问卫兵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入巴黎”。外出时他从来不佩剑。“我总是带着手枪，因为到了必要时我虽然宁愿被刺，却不愿不报仇就死去！”在法兰西时他被人怨恨，也有人在进兵之际想暗杀他。他写信给夫人说：“这里的人以为我是一只喜欢血腥的猎狗，甚至于老婆子们一听见我的名字就会跪下来求饶。与我相比，阿提拉只不过是一只羔羊。”

现在旧时那种幻想的心境很少再出现了。有一次他记下过这样一种心境：“因为心情很烦闷，所以我骑上马一直沿着路易十四街跑下去，落叶簌簌而下，我走过剪过的篱笆，经过寂静的池子，看到了男女神的石雕像，附近一个人都没有，只有约瑟跟在我后面跑，他的佩刀一直响个不停。独自一个人身处异域，又赶上这样的时节，自然会思念家乡。于是孩提时代的记忆也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

战事之初，他对他的儿子们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受了伤，一定要先拍电报到大营通知我，不要先让你们的母亲知道！”8月里，他陪着君主。在马斯拉图尔附近打仗后的那天晚上，有一个军官走过来和毛奇小声交谈，随即毛奇脸上显露出了惊恐的神情。俾斯麦马上问道：“这件事和我有关系吗？”

军官答道：“第一队骑兵初次进攻时，赫伯特伯爵从马上摔了下来，比尔伯爵受的是致命伤。”

俾斯麦问：“这个消息从何而来？”

“是从第十师传来的。”

他立刻翻身上马，一言不发地就跑去了。他的表兄和他一起去战地医院寻找，直到晚上才找到了比尔。比尔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因为摔下马而受了点儿轻伤，不过赫伯特却被长矛刺伤了。自从在俄罗斯得病以来，这次寻找儿子的经历对俾斯麦来说是最为痛苦的。如果真的被他看到两个儿子死去，他的精神肯定会垮掉的，那感觉就好像割掉了他的一条腿。失去儿子，对他来说，如同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他再也不能从自己的事业中获得任何安慰。虽然他很少关心儿子们的成长，但他认为产业必须要有儿子继承。就像他的血液需要有永久性担保一样，他也需要拥有心爱的人。

所以每当打仗的时候，他就会比平时更想念他的儿子。在凡尔赛，他同时处理着两件事：管理瓦森家事和普鲁士国事。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然后发电嘱咐晚点儿再送，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赖安菲尔。他怕他的夫人看完信后，会给牧师看，这样一来极有可能会传到报界。他在这封信里向夫人询问孩子们有没有足够的暖内衣。他的儿子们在打仗时非常勇猛，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他们早就应该得到的铁十字宝星。他对此感到很不高兴，却非常小心地不时向君主提起这件事。到了圣诞节，赫伯特的伤开始有所好转。俾斯麦将一把好刀送给了他的儿子，同时很小心地进行防范，不让他的儿子再去前线——这是罗恩向他提议的，因为罗恩的儿子已经阵亡了。有一天，俾斯麦和君主在葛拉维洛，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们都在英勇奋战中。那时候我们听说他的脸色非常不好，又听说“他向前俯着身子，从来都不动声色的他现在却脸色大变”时，我们敢说他催促和平的政治欲望随着他身为人父的感情的增加而有所增加。

有多层潜力逼迫着他，所有的事务都要由他负责。为此他非常痛苦，而他的部下也因为他的神经质遭受着痛苦。一次，一个人用铅笔把他的批语写在公文边上，却忘了先用墨水填写，再送去印。为此他对着参政们大发雷霆：“你们为什么不把公事房弄整齐？这里不是供玩耍取乐用的，在我困难时你们不但不帮我，还逼我发狂，你们选错了时候，任何人都很难居于我的地位。”吃饭时，他一个人喃喃自语。有一个男爵插话，他便对其严肃地说道：“在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不应该插话。想说话你也要等我说完了再说。”阿比肯对俾斯麦也很不满意，他对夫人说：“有许多事是必须让他知道的。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有人告诉他时，他却不留心听，而且要么就经常不回答，要么就答非所问。我对他说话，他不理我，却只想对我说话，这就是他一贯的作风。”然而俾斯麦却反以为是别人误会了他，甚至厌恶他。他跟他的夫人诉苦说：“为什么讨厌与怨恨的寒冷沼泽会渐渐越过我的心头？我的老朋友不是死了就是发怒跑了，而我又交不到新朋友。从上头来的寒气越来越重，帝王们向来如此，就是最好的帝王也免不了会这样。……我渴望与你在一起，同住乡下。”

在大营里他只有在和外人交涉的时候才会表现得很谨慎。他跟一位美国军长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一直趋于“共和主义”。然而他现在偏离了这条道路——德意志的进步还不足以建立一个共和国。他多次和《泰晤士报》的记者谈话，从他们那里掏出的新闻常常多过他们从他口中掏走的。当他听说有一个《新自由报》的代表在布赫尔那里时，他就出人意料地找了过去。这个记者名叫科文，是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贵族，在1848年时曾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成了六年监禁。这就是一个他准备争取过来的对头。虽然他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在最初就装作认识他。然后他说：“我们俩的年龄一样大，但是你看起来要比我年轻多了。”

科文很高兴地答道：“我可以告诉你一种养生的妙法，那就是在监牢里待上六年！”

听到这两句话时，俾斯麦觉得非常有趣。他很和气地问到了科文的各个亲戚，然后说：“我们俩的成长环境非常相似。在我年少的时候，我的家庭因为我的自由主义做派而陷入恐慌，这一点我和你也是一样的。很早的时候我就对统一德意志产生了激情，却在1848年因为诸位领袖的无能而产生了厌烦之情，这一点我和你又是一样的。人在少年时往往比较激烈，党派的色彩会因为所持的态度而显得非常混乱。更何况你知道一个人根本不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遗传性。——同时，你也应该知道命运是怎样摆布人的，诸多原因使你被监禁，却使我得到了今天的地位。”

这位记者听到这番话后感到很诧异。俾斯麦用变形的比较和虚伪的推论来引诱一个政治对头，这种方法简直太神妙了。他欢迎科文，首先是因为他俩是同类，他们都曾是贵族少爷。俾斯麦又说到他们少年时许多相同的地方，再谈及他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一番说辞真是太巧妙了！最终俾斯麦达到了他的目的，因为科文说过，俾斯麦的和气与同情使他印象深刻。

在凡尔赛，俾斯麦的对头有两类：穿武官服的和穿制服的，他们可以分成官员和王公。只有法兰西的官员多少还能与他聊上几句。斯图施在大本营写道：“我从前不知道众人痛恨一个人能够达到像他们痛恨俾斯麦那么强烈，他现在要全力以赴地将他自己的诸多想法付诸实施。”他同参谋部尤为不和，他说：“军人们的忘恩负义最为可恨，他们非常清楚我在帝国的议会里竭尽全力为他们办事！在我最初提倡打仗的时候，我完全是从陆军利益出发进行考虑的，但是回国之后我彻底变成了一个政客。等我做出第二个预算案，他们就能够明白了，因为第二个预算案里头根本没有‘铁’。”后来他又说到了陆军的“抵制”，为了不让俾斯麦参加会议，军人们都是等他睡着了才开会讨论。《泰晤士报》的访问事件，在关于军人们的计划与作为方面，罗素得到的消息大部分都比他丰富，是他消息的源头。参谋部对俾斯麦的朋友非常谨慎，十分注意什么人会私下或当众告诉他秘密消息。军长们也在警惕地监视着他，那情形就好像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中立国。他是宰相，但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取决于军事行动。军人们为什么这么固执地不肯让他得到消息呢？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他们嫉妒他的权力，二是因为他太过专制，总想把所有权力揽在自己手中。曼陀菲尔说：“一个政治家对于权力的要求比军队的领袖们还多，这真是一件怪事！”

他本来想让他们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行动，连君主和军长们也一样。但是军长们不仅仅在军事上，甚至在政事上也劝说君主。因为他的专制与傲骨，以及他习惯于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处理所有事情的习性使他极力避免被孤立。军人们并不满意他的和平政策和帝国政策。他想当众贬斥这些军人：“打仗依靠的是普通的士兵们，而我们总司令采用的是坐在交椅上的战略。我们能够取胜的原因，是我们的士兵身强体壮，有毅力，有耐性。如果普鲁士军队由麦克马洪统领，而法兰西的军队由阿文斯利本统率，那么获胜的将是法国而不是普鲁士。”他在吃饭时责怪斯泰因麦兹与阿文斯利本。他把攸连堡请到营中，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穿制服的人中间找到一个臭味相投者。”有一次他在一间温度很高的屋子中感到非常难受，于是他便向瓦尔德塞发牢骚：“他们总是瞒着我，有许多重大的行动都不告诉我。甚至很多与我有关的事，我也是偶然才听说的。”俾斯麦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两眼变得很大，脸上渗出大滴的汗珠，他吸着很浓的雪茄，从那些空酒瓶上我们就可以得知他喝酒喝得很凶。

他对赫因罗厄王爵毫不留情地说，色当之战之后，陆军的举动全都是错的。“虽然我不是一个富有智谋的人，但是我对战略明白得很，我们应该将兵力集中在阿尔艮，在那里候敌来攻，但是我们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傻乎乎地向巴黎开进。我曾提出抗议，但人们宁愿听毛奇的，也不肯听我那些理性的话语。”因为在围攻巴黎时，与俾斯麦作对最厉害的就是毛奇，他们意见不合已经好几年了，不过彼此到最后都得到了宣泄。

俾斯麦和毛奇在年轻时外貌完全不同。俾斯麦注重的通常是肌肉、体质和意志，而毛奇注重的则是骨头、轮廓和思想。在俾斯麦20多岁的时候所写的信中，充满了骄傲、自负和自我解剖，毛奇却在自传里这样描写自己：“一张淡白而极有神气的脸被深黄色的头发围绕着，他的仪态非常优雅。他像一条很深的河，虽然表面平静，但水底充满不断前行的暗流，只有在遇到巨石的阻碍时才会变成汹涌的白沫。”俾斯麦的灵魂没有一刻不在动，即便是在少年时，也已经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呼啸。

不管做什么事毛奇都是和蔼的，宁静的，适度的。他很少说话，也不爱发牢骚。他宁愿在局外旁观也不愿介入其中。当他不知不觉入局的时候，他一边玩游戏，一边睡觉，看书，始终心平气和。他不喜欢逛森林，而喜欢在他的大园子里散步。不管是给君主写报告，还是锯树或接枝，他都要亲自动手。他没有子女，却常常为他人着想，他不用仆人。他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喜欢翻译外国诗，同时他还是一位小说家。如果我们把他的性情完全翻过来，那就成了俾斯麦。

毛奇没有国籍，就像波拿巴是一个法兰西人一样，他也可以算作一个德意志人。他在德意志出生，父亲是丹麦人，那时毛奇才五岁。当他再次回到德意志时，却变成了一个22岁的丹麦小军官。然而他在40年后带兵攻打丹麦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他在丹麦的时候曾一度发誓保护丹麦的英雄、军队、军旗，现在他对此也承担着一部分责任。在军队里，毛奇是名专家，俾斯麦则完全是靠人格才获得了尊严，因此在这一层上毛奇能够轻而易举地证明他的行为，可以打败俾斯麦；俾斯麦却很难证明他放枪打德意志人的行为是应该的。对毛奇而言，他的举动和攻击路线都是事先考虑好的，俾斯麦却并不是这样。

毛奇喜欢旅行，并且在国外旅行了很多年。他在40岁时娶了一个年纪足够做他的女儿的英国女人。不管是他的面貌、性格，还是他的生活状态都不像德意志人。如果他碰巧变成了俄国陆军的军官，或许他在那里会产生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像身处他在西里西亚的庄园中一样，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打算用国家赏他的钱来置办这处房产了。如果他在俄罗斯可以像他在普鲁士一样，那么凭借他的战略天才（这种天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适用）他就能使自己出人头地，技压群雄。

他的性格与行为是如此和谐，又如此中和，如此缄默，他与俾斯麦格格不入的程度，远比不上俾斯麦与他格格不入的程度。他们只在一件事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互相完全不信任。俾斯麦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过这样安静的生活，因此他们见面时从没说过对方一句好话。罗恩则与他们不同，罗恩面对他们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好话。今天因为他们两个要一起办事，所以发生冲突的机会便增多了。在大捷的那天晚上，毛奇将疲倦的俾斯麦请下马，与他同乘一辆马车。当他们离去时，军人们很热情地为他们的领袖毛奇喝彩。俾斯麦说：“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认识我了。”对此，毛奇什么都没说。过了几天后，毛奇才笑着说起这件事。

10月间，俾斯麦发牢骚说毛奇“非常像一只鸷鸟”，因为他不听自己的话，别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毛奇“差不多像个姑娘一样”。

在辩论是不是应该进攻巴黎时，“阔夫人们与中立的英国人道主义者”认为比起用进攻的方式使巴黎投降，断绝它的粮道更好一些。过了几个星期，从巴黎来的报告说“无消息”——俾斯麦就像在尼科尔斯堡一样开始发抖，生怕中立国会干预。此时他对毛奇大发雷霆，因为毛奇曾经说过，只要把大市镇围住，根本不用打，他们就会投降的。

后来这个理想被大战略家抛弃了，于是俾斯麦发怒了，他对布洛曼特尔说，他对君主和毛奇感到很不满意，他甚至很激烈地说：“他对我隐瞒此事，是极为无礼的……等战争一结束，我就辞职。我再也无法忍受他们这样蔑视我了。他们这样对我，让我非常气愤。除非这样的待遇结束，否则我肯定会被活活气死的。我认为包围巴黎是大错而特错的，所以我对此一直表示反对。我喜欢用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复辟，因为他不再是个危险人，而只是个病人。……但是君主不肯听我的话。战事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君主党，等到战事结束，我就再也不做君主党了。”他对本尼格森说：“我不忍心再看了。如果继续停止用兵，我就得带着我的马夫去德国边界了。”同时毛奇也很不满意俾斯麦，他对太子说：“俾斯麦既要负责文事又要负责武事，却完全不听专家的话。更何况他向参谋部问的几句话全是关于秘密战略的，所以有几次我没有答复。身为君主的军事顾问，我不能让俾斯麦伯爵的见解束缚了我，背离了我的目的。”

到了12月中，俾斯麦整个星期都没有露面，他用自己最喜欢的办法进行了罢工。他向一个记者透露了他们两人是多么不和，并且让他将这个消息散布到美国。俾斯麦一直等到最后决定攻城的时候才出现。太子请他们两人吃饭，打算做个和事佬。好几次腓特烈都插嘴以使座席上的谈话趋于平静，因为这时俾斯麦正在乘机对自色当之战以来的军事举动进行批评。

在大本营中，除了诸军长之外，诸王公也令俾斯麦感到绝望。开战八天之后，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的夫人：“这些亲贵带着他们的仆人、副官、马匹，住得舒舒服服的，袖手旁观还这样随便。而我们最得力的属员们却没有住的地方，真是令人愤慨。”在前进时，他为躲避亲贵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他要拜见君主，就不得不与亲贵们见面，后来他向同事们描写全景：“那里有很多王公，以至于平常人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这样一个没有头脑的矮子，胡言乱语，到处炫耀他出身为王公的盲目自大，我还是他们联邦议会的宰相呢！……某地的市长前来致敬，‘市长先生，见到你很高兴！在这个市镇里头，什么职业最重要？难道不是制烟草与织袜业吗？……’在和君主吃饭时，我被他们安排在魏玛大公与巴伐利亚亲王之间，这使谈话变得索然无味。”

他忍受的许多痛苦之一就是这位大公。魏玛大公对俾斯麦说：“交涉正在进行中，你是联邦议会的宰相，到时候要把必要的消息告诉我，好让我能够转告俄罗斯，至于转告多少就是我的事情了。”然而，俾斯麦最想避免的就是走漏消息。他鞠了一躬，语带讥讽地说：“只要是大公想让我办的，我一定会照办。”到后来，大公派了一个使臣去他那里，俾斯麦说，他对这位大公要如此践踏时代与精神感到非常诧异。于是科堡王就德意志政策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给俾斯麦。他告诉这位国王除了一条之外其他的提议都已经实行了，这一条根本不值得谈了。

有一次魏玛大公用威廉国王的口气发电报给他的夫人说：“我的军队正在疆场奋勇杀敌。”这封电报到达俾斯麦的手上时已经是深夜，俾斯麦把他的秘书叫来，让他看了电报，然后修改了其中的一部分，以免泄露消息。萨克森-梅宁根公爵用忙得不得了的电线打私人电报，所谈的内容不过是有关森林的育苗圃、歌女与买卖马匹之类的事情。俾斯麦便告诉这个小邦，不许用军用电线打私人电报。

有一次，俾斯麦会见了所有的德意志王公，之后他说：“他们这些亲贵围住我，就像一群乌鸦围住了一只猫头鹰……后来有人告诉他们，有一把从前用过的加冕椅子就放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现在只剩下一条腿或椅背了，于是他们都跑去看，我乘机逃走了。”有一次在他吃饭时，巴登大公突然到来，10分钟后，他回来说：“我真是太难了，恐怕将来他们甚至会直接闯入我的卧室……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先通知就来，我就拘捕他。……他们似乎以为我在这里是为了等着他们。”

经过这些事之后，他依旧是一个天生的专制家。11月的一个晚上，俾斯麦在和南德意志的大使们商议之后，说：“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有五分钟的权利说：‘那是必须要的，这是不用做的！’该有多好。如果我不用说因为什么与所以要做什么来给自己找麻烦，不用对极其浅白和简单的事进行证明和争辩，像腓特烈这样的，因为自己是军人，多少知道事情的趋向，所以就很少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可以自己担负起各部大臣的职责。由此看来，拿破仑三世也跟腓特烈一样。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永远要说话，要恳求。”不久他又说：“……我知道身为一个元首该怎样严厉，可惜的是我并不是元首！”

在他地位的背后，他的生活简直就是一出惨剧。在晚上喝啤酒的时候，疲倦的他就可以用几句牢骚话包容一切了。他天生是个治人者，如今却要反过来侍人。所以他眼前的世界，是个令人愁苦的地方。当他要做的事迫在眉睫时，一个亲王却放下一道玻璃墙来，将这位政治家阻隔在外，他进不去，便只能在外面等。

唉！当一个元首是多么不容易啊！

20、成立德意志帝国

“现在的形势与去年9月的形势已经不同了。你要是还坚持连一块砖也不肯让给我们，那就不用商量了。”这是俾斯麦对福尔的开场白。那时巴黎已经被德意志围困三个月了。俾斯麦接着说：“自从上次见过你之后，到现在我发现你的头发已经白了许多，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你来迟了。有一个新使者奉拿破仑三世之命前来，此刻正在等候，我想我可以和他商谈……为什么我对待你的共和国就像对待合法政府一样呢？你们几个只是叛徒！等你们的皇帝回来，他就有权力枪毙你们了。”

福尔说：“那会造成与政府的内战。”

俾斯麦说：“你以为内战真的会发生吗？我看不出你们的内乱怎样才能够祸及德意志人。”

福尔说：“你不怕把我们逼到绝路？你不怕我们因此而更加激烈地反抗吗？”

俾斯麦说：“你有能力抵抗，但是你没有权力——请你仔细听我说——你没有权力因为一件极为可怜的小事，在人与上帝面前让全城200多万人做战俘！请你不要再说抵抗。你此时的抵抗就是一种罪恶！”俾斯麦转过脸去看着那道门，对福尔说，拿破仑三世的使者就在门后等候着（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福尔说：“在我们经受了所有苦难之后，请你不要容忍拿破仑三世却强迫法兰西受辱！”

五分钟后，割地与赔款的重要条款便定下来了！然后一起吃饭，其间每个人都注意看这个从正在挨饿的首都巴黎来的大使能吃多少东西。现在已经讨论完草约了，俾斯麦请福尔吸雪茄，却被拒绝了。

俾斯麦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在人们争得不可开交时，吸烟是最妙的。凡是吸烟的人，因为不想失掉他的雪茄，会极力避免激烈的身体动作，而且吸烟能够使我们的心境变得和缓。雪茄冒出的向上升的青烟有一种迷人的力量，能够使我们更容易相互通融。”说完这句话之后不久，一位和福尔一起来的法国伯爵微笑着看他吸雪茄。后来也是这位伯爵将上面那番谈话告诉我们的。

法国人称赞俾斯麦，说他有极强的操纵欲，并且一点儿也不客气！他自然是在同他们玩耍，就像一只猫耍弄一只小老鼠一样。不过这一次他施展了高卢族善于说俏皮话的本事，试图迷惑他的仇敌。因为他几乎同他们一样也急于讲和。如果他是在同英国人商量条款，他的腔调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后来善于辞令的梯也尔在与他见面的时候，说了几番巧妙的话。当俾斯麦索要60亿赔款时，梯也尔说道：“这件事是很不光彩的！”俾斯麦开始说的是德语，还说得请一个翻译来，“我不太明白你们的语言，所以听不懂梯也尔先生最后说的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在他们开始讨论实行的细目时，俾斯麦又改为使用法语。

福尔说：“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他的才能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他的神经非常机敏，他的眼光只会盯着那些实际可行的东西。有时他很体恤别人，有时又半点儿同情心也没有，这让我感到非常诧异。他从来都不会欺骗我。他太过苛刻，常常使我感到痛心和气愤，但是我始终认为不管是在大事上还是在小事上，他都是正直的。”

由于要和君主与军长商量很久，耽搁了就条款进行磋商，各种各样的没有奉过命令的人都呈上了奏章。

奥古斯塔一马当先。俾斯麦说：“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不光彩的阴谋。我希望君主能够给她写一封长信，这样她就不会再急于写信了！”他提议用捐助巴黎获得的2亿偿还1866年从德意志诸王公那里强取的款项，但是君主不同意。除了俾斯麦之外，其他人都苦劝法兰西交出几处炮台。后来他提出要阿尔萨斯、麦茨、柏尔福和洛林的一部分，同时还要求赔60亿军费，让德意志军队进入巴黎。后来他把军费减到50亿。1807年的时候普鲁士赔偿的军费是根据户口计算的，而这次俾斯麦要求的军费，却是按照普鲁士所赔的比例计算的。巴里施罗德也被俾斯麦召来一起商讨。后来他让敌人二选一，要么交出柏尔福，要么答应德意志人进入巴黎。法兰西当时便决定宁可忍受入京之辱，也要保存柏尔福的炮台。这一决定和我们所估计的法兰西人的性格非常矛盾。

当人人都在那里庆祝的时候，俾斯麦却依旧充满疑虑，对于割地，他的心里很不安。他对太子说：“我承诺保住麦茨不还……”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就我个人来看，我们赢得的远远超过我们预料的。……我不仅要听上头的话，还要听底下的话，对于很多有远见的人的话我也要听。我们就快要得到麦茨啦……”

等到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之后，他才放松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因为最近经常困扰他的神经痛现在消失了。军人们正在屋子里等候他，于是他走了进去。晚上，他邀请巴里施罗德与巴伐利亚使臣一起吃饭，这是统一与财政的前兆。他请人奏乐，表演的就是《霍亨菲列波尔格进行曲》。

第二天，梯也尔来签条约，这个打了败仗的大臣又变回了无情的历史学家。他看着俾斯麦说：“就是你与那剩下的人促成你们统一的。”

俾斯麦很机灵地看了看这个非常有学问的法国人，用一句话回答道：“大概是的。”

这次和约的签订耽误了很长时间，他们两人在双方的奋斗与阴谋之后，利用很短的谈话讨论了数字与利益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之处，是由于这一方不肯让那一方统一，而那一方想达到统一又必须动兵。德意志民族的进步，要依靠它和法兰西之间在国际上的不和——用大炮与理性互相攻击，即使是正在走好运的俾斯麦，也不否认这些就是事实。梯也尔是一个聪明人，他的年纪比俾斯麦大得多。俾斯麦既不想对他无礼，也不想让他以为自己没有主见。当然，俾斯麦更不愿意让自己在梯也尔的掌握之中，所以他不肯说出承认的话，生怕梯也尔以后在议院的演说台上，会依靠卖弄这些话来为他赢得出人意料的胜利。这些被俾斯麦一眼就看透了，他立刻权衡与计算，琢磨怎样跳出困境。他的天才给了他足够的信心，他答道：“大概是的。”

到了11月底，除了一顶王冕，德意志统一的初级条件已经具备。自从恺撒三次不肯戴皇冕以来，帝国历史上还没有上演过这样的戏剧。那些期望自由主义的人，齐声反对帝国的成立，就连弗莱塔格也对此予以反对，他说这是“一种虚伪的观念主义的死灰复燃”。大多数的德意志称公侯邦和所有德意志称王邦也反对称帝。这是出于他们的嫉妒，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威廉本人不愿意。10年前他把王冕戴在头上，难道现在要让诸王公与人民先后喝彩，请他戴上第二顶皇冕吗？而这正是他的哥哥不肯戴的。威廉视皇冕为粪土，他想起他的祖先们与他的74岁的年龄，执意拒绝说：“我是一个普鲁士人，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那不是和一个化装跳舞嬉戏的人一样吗？”威廉之所以会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原来是一位陆军军官。俾斯麦的幽默十分诡谲，他答道：“陛下确实不要永守中立，只当一个‘主席’（会长）是吗？”

到了除夕，这位谦让的普鲁士王跟他的儿子说：“我最不喜欢的、最反对的，就是称号问题。我不得不说起王兄最注意德意志的更大的统一问题，我又不得不记得这顶——纸上的皇冕是怎样被送给我的哥哥，而他又是如何不肯戴的！……但在我的心里还存有一个普鲁士人血性的一面……现在却将看到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称号，我不要称王称帝，这是普鲁士的仇敌们一百年来所称的！……有许多不良的命运想要阴谋摆布我。”

1000年前查理大帝的感觉和现在威廉的感觉相同，因为当皇冕被教皇出其不意地加在查理大帝的头上时，查理是不愿意的。后来皇后说：“虽然这一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但是如果我们预先知道了教皇的用意，我们肯定不会去那座堂里。”

俾斯麦本身是一个实干家，最初也曾反对过称帝。后来到了10月间，也曾与太子说过旧时普鲁士朝廷的光辉，不料他逐渐热心于称帝，因为在他看来皇帝的称号会促进集中与统一。

赞成成立一个帝国的德意志种族也有很多，巴登大公是赞成的，普鲁士太子尤其赞成。那时弗莱塔格常与太子密谈，他这样批评太子：先为太子与太子妃筹备一顶新王冠与一件新利器，这在腓特烈看来，是很郑重的事情。弗莱塔格说的是重新把德意志凑拢起来，这件事最初的发起人就是太子，他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人。在德意志帝国议会第一次召开的时候，布置介绍萨克森朝古时诸帝加冕仪式的就是腓特烈。

不过现在普鲁士王的女婿与儿子都没有权利提议，这个提议必须出自最强的德意志诸邦之王——而他正坐在梦境的城堡里，沉迷于音乐。因为路易王既用不着皇帝，也用不着帝国，所以巴登王的王位仍然被搁置不予理睬。直到有人告诉他可以暂住在一所更华丽的宫殿时，他才开始注意到正在进行的事，于是他将太傅派到打仗的地方，在巴黎城外先确定下马号与住处。

这位太傅就是霍伦斯泰因伯爵，俾斯麦抓住他不放手。难道因为一个国王不肯送皇冕，而另一个国王不肯接受皇冕，就要让他费了许多劲的许多计划落空？他在饭桌上写了三封信，用的是不怎么黑的墨水和比吸墨纸好些的纸，不过这三封信极有文采。他向路易王证明（路易王自有其忠厚之处），如果普鲁士王在巴伐利亚境内具有势力的话，肯定会令巴伐利亚感到难堪，但是这位德意志皇帝与巴伐利亚诸王不仅仅是属于不同阶级的邻居，还是同国人，所以路易王能够对德意志皇帝做出让步，却不能对普鲁士王做出让步。如果这个论据还不能让他相信，那么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论据，俾斯麦难道认为他和维特尔斯巴赫氏不能联盟吗？300年前这样的联盟曾经常存在！所以他在一封信里头将第二封信夹了进去，他在这封信中对这位国王表示了感谢，“感谢巴伐利亚坦承诸王在数十年间对我的祖先们表示这样不同寻常的爱，那时候辖治勃兰登堡的玛赤地区的是维特尔斯巴赫氏。”

在这两封信中我们不仅有对方的权位的依据，还有利用对方的性情的依据。如果回信的话，路易会写些什么呢？如果他与俾斯麦的意见不一致，那么只要他刺激一下威廉，事情就很可能无法取得成功了，因为普鲁士王为了等一句借口而不肯称帝。根据俾斯麦的观察，威廉“肯定会想在诸邦的王公面前显摆他的优点……表示他对于普鲁士威望的看重，远远超过让他们承认帝号”。

因而俾斯麦要扮演治疗精神病的专家，给他的两位高贵病人吃祖传的药，这药的药味虽然相同，但是用药的方法不一样。在他给路易王送信的时候，他低声下气地把复信稿子附在其中，这是他代替路易王模拟威廉的信稿（“陛下只要照写就行了”）。那位太傅将三封信带了回去。虽然当时路易王病了，但他还是把这封信读了两遍，最后不出俾斯麦所料，这位国王接受了他的恭维。他叫一个马夫将纸墨拿来，坐在床上，并不时地与他的诸臣商量，然后写了俾斯麦要的劝谏书。之后霍伦斯泰因迅速把信送回了凡尔赛。

正好那里在庆祝某位公主（或许是某位王妃）的生日。一位巴伐利亚亲王“在宴会开始之前，将信送到了威廉手中”。——虽然这是一份公文，但按照职分应该由俾斯麦先看。所以在宴会结束后，威廉把信交给了俾斯麦，让他为大家大声朗读。俾斯麦很郑重地读了起来。信中都说了些什么呢？对于写信人的感觉威廉毫不理会，因为他还在原位，而且这里又没有仆人，所以老头子愤怒地喊道：“来得太不凑巧了！”这封信的内容使得威廉很不高兴，心情也变得极其沉闷。这些是腓特烈告诉我们的。虽然威廉看不出这是阴谋诡计，不过他还是让腓特烈与俾斯麦都出去了。太子感到比较满足，同俾斯麦在屋外拉了拉手。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帝国以不能挽回的形式成立了。没有皇帝的困难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这个傲人的称号，完全称得上是十足的担保。”

最初在这封信中被推选上来的皇帝，进行了消极的抵抗。因为他不想做皇帝，所以没有人敢与他说新皇冠的事。但是到了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各民族也都表示赞成。在帝国议会中演出了这出滑稽剧的第二幕。有位议员奉准提问，德意志人民想不想要一位至尊无上的君主。德布鲁克便“将巴伐利亚王的公文大声宣读出来。……似乎这顶不幸的德意志皇冠，是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的，而且还被包在一张报纸中”。俾斯麦说：“这出称帝的滑稽剧中没有一个能够较好管理场面的人，其实布置应该更加吸引人的。”巴伐利亚议院声明愿意批准此条约。威廉对于这个“劝进的代表团”感到非常生气。晚上，代表们到了，他表示除非诸邦王公正式用写得黑白分明的公文，否则他不接待这个代表团，“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恢复帝号与帝国的提议就不是从诸邦王公中得来的，而是好像从帝国议会中得来的”。据太子说，俾斯麦居然敢在宫廷众人面前问：“这些人是来做什么的？”大本营的警察长斯提白在写给他的夫人的信中说：“我在这里代表德国人民，宫廷党与陆军党都给人非常冰冷的感觉。”

因为斯提白从前与一个共产党人发生过冲突，所以他最好加几个字：“在非常时期！”

来参与帝国议会的代表们是需要有人接待的，但是王公们与军长们直到接待前一个小时才决定出去侍候。于是只能临时把警察署改成接待处。太子不满地说：“今日不用好看的云石楼梯真是不幸。”西姆松进行了一番演说，也许他记起了21年前他对前任国王，也就是威廉的哥哥所说的一番话，那时他敬献的也是这顶皇冠，却碰了壁。他感到非常诧异。后来西姆松宣读了劝进文，里面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为了敬祝统一成功和神圣，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将与德意志诸邦的在位王公们，一起请陛下接受德意志帝位。”威廉的答词把合法地位变得模糊不清。他说：“我只能在德意志民族及其代表们正式表明与诸王公相同的志愿之中接受，在德意志王公与诸自由派的一致说法中表明，我深信上帝将降福于我，我将能敬奉天命而行，就像承认上天的命令一样。”就这样，人民不过是一种志愿，“一块粪土”被镀上了一层金。这次德意志选举了两个犹太人做代表，因为西姆松说的话是拉斯克亲手写的，君主反过来说道：“我确实要谢谢拉斯克推荐我做皇帝！”到了现在，帝国成立了，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拘捕了。其实他们只是评论了一下新宪法的形式，还与其他六人为新军费投过反对票，理由是这些款项是为征服外国而筹的。当日把他们拘捕起来，就是为了不让社会党的领袖们去参加竞选。

第三幕比前两幕还要困难，这位老先生却执意要演。1月18日，从内务总管的公事房发出下列请帖：中午将在凡尔赛宫的玻璃廊举办一个宗教节的庆祝仪式，届时会有短暂的祈祷。这份请帖上引人注意的不光是它所使用的语言是德文，还有法文错译的“玻璃廊”三个字。昨天君主表示要么就干脆不做皇帝，要么就做“德意志的皇帝”，反正他是不肯做“日耳曼皇帝”。俾斯麦以俄国皇帝不是“俄罗斯的皇帝”做榜样，竭力劝他相信“德意志的皇帝”这一称呼包含土地的主权，但是最终苦劝无效。威廉和他辩论，声称他的反对来自于一个错误的翻译。俾斯麦拿出一个银圆给他看，上面刻的不是“普鲁士的王”而是“普鲁士王”。之后他引用了自己信里的一个句子——巴伐利亚郡王照抄送给普鲁士的。于是他们的谈话过渡到比较帝与王的地位，比较太公爵与大公爵的地位（太公爵指的是奥地利皇帝之子，大公爵指的是统治大公爵领地的人，也指俄国皇帝之子）上。他说到一位普鲁士王曾在一个亭子里见一位皇帝，并且引用了许多历史上的榜样以向威廉证明，明天的典礼真的没有普鲁士的王登位的意思。老头子更加生气地说道：“今天不要再说这些事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该我说现在是什么样子！太公爵的地位比普鲁士王公的地位高，将来也是如此！”

忽然，老王流着泪为他为难的地位而哀叹，因为明天他就要同宝贵的老普鲁士告别了。一阵激动之后他说：“新的办法得到了我儿子的满心赞成，我却丝毫不愿同意，只想抱定普鲁士……”后来他生气地跳起来，不再谈关于明天的典礼的事，也不让别人再提一个字。这就是最后一个普鲁士王的最后的叫喊。在德意志前进的时候，这位君主在路特西尔特某一宅第中最华丽的卧室里安放他出征时在军营中的睡床。他把洗澡房当书房，别人说他是一位老英雄时，他会感到非常生气。当人民谈到霍亨索伦的鹰时，他气愤地答道：霍亨索伦的徽章上根本没有鹰。在1848年间，威廉为了救他的哥哥曾表示愿意退隐；在1862年间，为了在军事战斗中保全他的名誉，他也曾想过退隐；现在是1871年，他第三次表示愿意让位退隐，“将所有权力都交给弗里兹”，因为他的爱全集中在普鲁士。用先知的眼光去看，就可以知道他害怕这个过于夸张的新称号。

太子写道：“我在演过这一场之后感到身体很不舒服，需要吃药，后来我才知道君主晚上不出来吃茶。”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内廷总管的职位比君主们强，威廉接受的老派军官教育，使他必须照办。第二天早上，军官们在太子的安排下出现，共有600个军官，60个抓大旗的，还有若干士兵，然后就是德意志的王公——威廉王。谁也不知道他愿意在什么帝号下当皇帝，后来他很直率地写到这件事：

“我不烦心军队的位置，也不知道旗子应该插在哪里。我禁止了他们让我设一座宝殿的要求。我的旗队在哪里，我就走到哪里。由于台阶上挤满了人，诸王公几乎没有地方站，只能站在我的下面。我叫人把榴弹队、护卫军第一队、乡团大队等的旗子都放在背后。我站在神案前说我的誓词，结果被高台上的旗子挡住了。我非常后悔没有把所有卫队的旗放在那里。”

“牧师在神案前读了一篇反对路易十四的演说，又说了一篇论1月18日的话，大大激怒了俾斯麦，因为这些是‘普鲁士人自己崇拜自己的话’。俾斯麦随即走上前，宣读了宣言书，其中开始的几句是这样的：‘我们的普鲁士威廉王奉上帝之命，德意志联邦的诸王公与自由市一致请我们重整中断了60余年的帝国的威严，并且为了保持这样的威严，请我们重建帝国……’这篇宣言书是向‘德意志人民’说的。不过人民只负责听宣言，处于听命的地位。如同中国古代的做法一般，19世纪的德意志王公自己选择了一个皇帝，然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人民。”

一个当时在场的医生说：“在俾斯麦说开始那两句话时，他脸色灰白，呼吸紧促，两耳无血，几乎透明。”太子对这件事的看法却不相同，他说俾斯麦“毫无热烈痕迹或严肃心境，就像个办事的人”。对于宣言后引发的喝彩，腓特烈说：“这一刻令人非常感动，我双膝跪倒在皇帝面前，吻他的手，然后被他扶起来。他让我站在他的面前，然后动情地拥抱我。我当时的感受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太子对此并不感到十分动心，因为他还有心思细察自己动作的诸多效果，他还说：“就连拿大旗的人也同样动情。”

这位老君主不久就精神高涨，因为他不喜欢说得太多。他从台上走向人群，军长们站在前排。俾斯麦直直地站在王公旁的两堆人之间，手里还拿着宣言书。俾斯麦不肯像腓特烈那样屈膝。他对于自己的老主人其实并不了解。威廉并不愿意做皇帝。如果要做皇帝，他宁可做德意志的皇帝，也不愿做日耳曼皇帝，作为一个普鲁士人，他不愿融入日耳曼族人中去。俾斯麦破坏了威廉在庆典上的全部快乐！威廉没有理会这个得罪了他的人，直接从俾斯麦面前走过，将手伸向军长们。

这是威廉最脆弱的时候。他知道能够办成所有的事情依靠的就是这个人的努力。由于老年人的悟性他不理俾斯麦，但是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在这次极为严肃的大典上，当着全部王公、众多记者和那些军长的面，威廉明确表示了他喜欢什么人，不喜欢什么人。宰相独在一处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暗示。在场的人都看到了这个情景，明天将有不计其数的人在想象中将这一幕重演。

俾斯麦不动声色地承受着这样一番冷遇。但是据有关材料记载，这件事并没有使其他诸多政治关系发生改变。几天之后，“我们慢慢发现他还在原来的地位上”。威廉一直崇尚节俭，只要有公文送来，他在批过之后都会用原来的套封装好发回。当天晚上他在批阅俾斯麦送来的公文时，看到封套上写着：“联邦议会宰相呈皇帝陛下。”他用笔将“联邦议会”四个字划去，改写为“帝国”。

德意志帝国就这样谨慎、节俭、低调地开始了。

罗恩躲开称帝大典，给他的夫人写信说：“我曾经希望皇帝顺利登基，让俾斯麦暂时感到满意，不幸的是他并不是这样。”俾斯麦在写给乔安娜的信中说：“我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希望你能够谅解。皇帝诞生是一件非常为难的事，到了这个时候国王会有很奇怪的欲望，就像女人产子前一样。我充当了产婆的角色，接生出来的却是一枚炸弹，简直要把房屋炸毁了。”

有人在大典之后辩论“日耳曼皇帝”与“德意志的皇帝”。后来俾斯麦问道：“你们有人知道德文的‘香肠’在拉丁文中怎么讲吗？……笑话！对我来说这事就是一幕可笑的滑稽剧！”

第四章　执政

“尽管俾斯麦并非对全人类有益，不过对德意志来说，的确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德意志来说，俾斯麦就如同一副对一个近视者再合适不过的眼镜，近视的人拥有这样的眼镜的确是种幸运，但是不幸的是，他只能一直戴着这副眼镜。”

——布兰德斯

1、帝国议会

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幕之后，俾斯麦向各位议员发出请柬，这使得一些人民代表颇为激动。请柬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在此帝国议会召开之际，从4月24日起，俾斯麦伯爵将于每星期六晚9点钟，在寒舍恭候某某议员光临。”

对于这样的方式，有一些议员很喜欢，但反对者亦有之。西姆松说：“为了保证这次会见的庄严性，我们必须穿上晚礼服。”但事实上，俾斯麦既不需要晚礼服，对“庄严”也不感兴趣，他的目的在于，他想利用这样的会见来建立一个每星期都能运转的政治交易所。在他看来，如果建立了这样的交易所，很多问题只要在客厅的一角用10分钟便能轻松得到解决，不然的话，就要在帝国议会里询问，这样会麻烦很多。

长久以来，俾斯麦已经不再赴约会，也很少进宫，而在家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总爱穿一件长褂子。这个褂子的领子十分夸张，几乎把领结都给遮住了；再不然就是玩他的破制服，这总会使毛奇无声地微笑。事实上，俾斯麦已经老了，习惯于服从人的本能欲望。然而，由于有着贵族的傲气，他更加喜欢做主人，而非客人，不管要向什么人表示感谢，都会让他产生厌恶的情绪。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再加上办事的机敏性，同时他喜欢寻找机会来施展他的个人影响，所以，他每星期都请自己最危险的仇敌到自己家聚会。

在过去有战事的10年间，菲尔绍曾一度被俾斯麦认为是比拿破仑三世或弗兰茨·约瑟夫更为和气的仇敌。然而到了俾斯麦开始执掌政权的第二个10年的时候——这是和平的10年，整个帝国议会都与他对立。俾斯麦一人孤立无援地面对着几百个仇敌。然而，这样的处境反而激起了他的好战精神，他将仇敌的房子锁起来，把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中。即使这样，他仍旧不满意。作为一个喜欢公开挑战的人，只有从什么事情中挑出点儿刺儿来后，他的心里才能够平静。假如他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也要找出许多龃龉的缘由。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在此后的20年中，俾斯麦暴躁易怒，常常不满意。这种不顺心的感觉像蛇一样，时常缠绕着俾斯麦，使这个斗士的生命力之弦永远紧绷着。不仅如此，这种永不重复的内在冲突还促使他不断做出新的决断，来对付众多外在的对手。

也就是这种乐此不疲的好斗性，使俾斯麦犯下了许多错误。他诟骂世界的脾气与日俱增，因为他绝不愿向任何一个对手让步，无论是地位还是才能，他还越来越独断，不肯与人商量，所以他既看不到时势的变迁，也看不到别人和别的阶级的逻辑思想及愿望。但是在外交上，他绝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当没有优势兵力，没有更重的炮，或者没有更有力的联盟做后盾时，俾斯麦是绝不会冒险行动的。然而当轮到了国内的事情时，他便开始冒险了。由于他那与宪法相悖的制度已经取得了成功，他便轻视起新的和老的对手，正因为如此，他终于被他们推翻了。毛奇的好机枪，罗恩的大炮，令出必行的普鲁士人的纪律，曾经迫使欧洲宽恕了俾斯麦以强权奴役公理的罪行，但正因为他以强权奴役了公理，最终他自己的人民使他遭到了报应。

俾斯麦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将帝国议会视为自己的敌人，而非帮手，他相继解散了所有的政党。因此，彼时的一位漫画家将俾斯麦画成克洛诺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了。处理国内事务时，他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结盟，还是撕毁约定，全凭他自己的意愿。甚至在外交方面，一旦他认为有意义，亦是如此。后来，全国没有任何一个阶层再信任他，因为一旦临近五年一次的选举，他便会和其他阶层的人民产生矛盾。在欧洲人眼里，他的睿智激励着整个大陆，让人诧异，让人奉若神明，然而他的独裁政策令全国百姓无比憎恶，他们无法理解他的外交能力。他从事外交工作的时候，能够单独一个人沉默不语地同列强坐在一起下棋。他仅仅对老王一个人负责，不过他却可以让老王听从自己的摆布。处理国内事务时他就不能如此。倘若处理国内事务，事先必须提交议案，然后还要为他的议案答辩。他经常因为自己讨厌帝国议会的某位领袖而拒绝让步，而议会也常常因为厌恶他而拒绝服从他的意志。一个人只可以做一个独裁者或者是做一个政客，但是绝对不会同时成为这二者。

星期六晚上，议长豪宅的大屋子里挤满了人民的代表，甚至连某些反对党的议员也被他们的劲敌吸引到此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被那丰盛的美食吸引来的。主人准备了上等的美食佳酿，将此当成是政治上的定心丸。俾斯麦非常礼貌地欢迎他的客人，偶尔还带着刻意而为的礼节。虽然他无法说出每位客人的姓名，但是他们他全都认识，因此，他形容自己的眼睛犹如新式枪一般瞄得非常准，但是他的记忆力太差，而且靠不住，如同用火石的旧式火枪一般。俾斯麦仅仅在客人进门时表示了欢迎，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更多的礼仪，连客人也未做介绍，反而跟着客人跑过去打开黑啤酒的龙头，装满一大杯啤酒。此种自由散漫的聚会，女士参加得非常少。聚会持续到大概午夜时分，依旧有一大群人围绕着主人，听他喃喃自语地讲述着曾经的故事，描绘今后的蓝图，永远保持着一个明星演员的风格。他周围环绕着很多人，他们正在寻找好的机会，来取代那个高不可攀的人。

俾斯麦半靠在椅子上，右手拿着德意志大烟筒，旁边放着很多报纸，这种情景让他好似一位面对着一群伴唱演员的独奏演员。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客人的双眸，看得非常深也非常通透，尤其关注他的主要对手。他穿着军服，连武器也没有携带，本应带几个保镖。两只威猛的丹麦狗保护着他，一直伴随在他的身旁，凶相毕露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好像箭在弦上，任何时候都能够发射出去。在这个大宴群臣的夜晚，可能他更加应该注意被宴请的100多个对手。他的一位至交好友如此写道：“在这场晚宴里，他自由自在地随便吃喝，当他派人将他的烟筒取来时，他好像一位师长面对着他的一众门徒。”参加晚宴的人，性格迥异，命运也千差万别，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你会看到有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孱弱，然而动作迅捷。他额头高凸，脑袋差不多完全秃了，浓黑的胡须和红亮的脸庞倒是较为匹配。他双目有神，闪烁着狡黠睿智的光芒，他的神态温和而不失庄严。单从外表看来，没有一个人不把他当成一个仁慈的人，不过他脸上那道深深的刀疤却让人猜测他是一位军官，但他的神情气度又彰显出他已有家室。实际上，他是一位已有家室的仁爱的军官——他就是本尼格森，那个时代最优秀、最具智慧的人之一。他跟罗恩一样，没有多少话，颇具男子气概，宽容又忠心耿耿，随性谦和。不过他并不妄自菲薄，好像注定要让他当国家领袖一样，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始终不想进入内阁，他好像要用全部的精力来做一位党的领导人，他的调停能力似乎与生俱来。由于他的极为少见的正统的演讲，由于他在委员会会议的辛苦工作，经常同他的所有同事待在一起，他工作起来非常得心应手。他的党派本来是一个中立党派，即民族自由党。在这个党里，他处于两个极端之中。

俾斯麦认为他太温柔，厌恶他好似一幅画一样，毫无激情。俾斯麦觉得他是一位日耳曼理想家，这点非常好，并认为他思维敏捷但是行动滞后。在本尼格森70岁高龄时，他依旧在格丁根大学和学生坐在一起聆听老师授课。他是下萨克森一位元帅的儿子，是世袭的豪门贵族，甚至能和俾斯麦家族相提并论，因此宰相对他还算尊敬。他背井离乡，远离故土——汉诺威，效忠于德意志，但并不热爱普鲁士。他非常清楚正是俾斯麦将汉诺威并入了普鲁士版图。俾斯麦偶尔还会将本尼格森称为“备受尊重的好友”。作为党派的领导人物，本尼格森甚至遭遇了自己的党派拒绝听命于自己，反而执意要同自己决裂的困窘境地，这是俾斯麦不管怎样也无法理解的事情。因此，俾斯麦认为本尼格森实在是一个笨伯。

另一个则是卡尔多尔夫，他看起来较为粗鲁淡漠。他身材健壮威猛，透露出他意志坚定，而他那头并不齐整的灰色头发使他看起来颇有几分斗士的风度，如同俾斯麦一般，他也是一位斗士，扬扬自得又蛮横粗暴。他较宰相俾斯麦更为年轻，在他不戴眼镜的时候，他那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也似俾斯麦一样犀利而逼人。不过，当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他的古铜色的脸上时，都会被他的蓝白色的鼻子所吸引，因为这是假鼻子。他在还是学生时，在一次决斗中失去了自己的真鼻子。

他的性情和他的才能一度引起了俾斯麦的关注，但是由于他一心想要独立，所以他摆脱了为俾斯麦所控制的命运。正因为他是独立的，因此可以同俾斯麦长时间地做朋友。当其他的人彻底离开并另侍明主的时候，他却仍然效忠于他的朋友的家族。与和他相同阶层的人相比，他的思想更为开明，尽管身处右派政党之中，他却经常会勇敢地步入自由的领域之内。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固守着在易北河以东盛行的众多观念，拥护俾斯麦实施保护税的政策。

参加宴会的多为德意志贵族，在这些人之中有一位犹太人十分显眼，他又黑又瘦，脸上棱角分明，他就是拉斯克。他和本尼格森同岁。同本尼格森一样，在困于自家的高墙深院之中时，他学习了马术与击剑。他在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曾在波森的一个小城镇里居住。在那里，他读了一部名为《塔尔木特》的希伯来法典，并将席勒的著作翻译成了希伯来文。他原本是一位很好的律师，聪慧睿智，是激进派的领导人物，因此他迅速成为本尼格森强大的对手，实在不足为怪。若是论作为评论家、辩论家、演讲家，与他相比，本尼格森是要自愧不如的。他理想中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制，但是本尼格森偏向于民族国家。他有些社会党化的倾向，对祖国的热爱毫不逊于本尼格森，他的目的就是实施。他并无特别的爱好，脾气粗暴，因此难以同俾斯麦友好相处——更何况俾斯麦更偏向于让胖子和宽和的人围绕在自己身边，对瘦子和热情的人却没有那么喜欢。

还有一个犹太人，与拉斯克属于同一政党，这个人就是班贝尔格尔，他的脸呈灰白色，聆听拉斯克的讲话时面上总是带着疑虑的神情。他年纪较大，胸膛瘦窄，而且背还有些驼。他看起来非常瘦弱，让此时见到他的人无法相信他曾经在1848年有过声势浩大的行动，也无法相信他过去是个有名的大力士。看到如今的他，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仅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做些小事，他的热情最多只是嘴上说说罢了。然而，过去的班贝尔格尔尽管患有肺结核，但也曾被自己的激情所驱使，加入到激进派中。因为惹下了几桩麻烦事，他不得不从普鲁士逃离，原来打算逃到美国去，结果逃去了伦敦，同他一位富有的亲戚住在一块儿。26岁的他担任了银行的二等助理，挣了大钱，在战争开始之前移居巴黎，他的浪漫精神令他沉迷于此地——法国人的睿智，法国人的风格，法国人的诙谐以及巴黎的美女，将他彻底迷住了。他奉行唯美主义，社会各界都非常喜欢他，对他表示欢迎。

这个人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一度非常活跃。不过他后来渐渐变得游戏人生，但是，在他心情愉悦的时候，他会自个儿登台表演。他没有结婚，人们对他都非常欢迎，无论是口说还是书写，他运用法语竟然如同运用他的母语一般流畅，因此他的观察能力以及事先预测的灵活方法使他在巴黎大有可为。大赦之后他返回德意志，加入了民族自由党。战争开始后，他怀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中立的态度。在给一位至交好友的信中，他说：“当我在巴黎的时候，亲身感受天主教的浪漫主义之风弥漫整个巴黎，而在凡尔赛，我却清楚地看到一位暴发户倡导的激进主义在德意志的大本营里占了上风。巴黎的巴士底狱正在被围攻，福尔和甘必塔一心维护正统，但威廉和俾斯麦一心倡导革命。”虽然他这样说，他依旧奉命来到大本营，因为俾斯麦可以使他在银行方面的专门知识有用武之地。班贝尔格尔非常公正地将俾斯麦形容成“一个由普鲁士军官、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德意志封建制度的贵人以及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式化合而成的人物”，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他永远不会否认俾斯麦的高明和伟大，但是俾斯麦对他难以忍受。

还有一个名叫利希特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留有胡须，是一位稀客。俾斯麦讨厌他，甚至比对班贝尔格尔的讨厌更甚。能够推断，俾斯麦今晚绝对会难以入睡，因为利希特远离了人群，一个人远远地站着，眼镜下的双眸紧紧锁住俾斯麦，用犀利而批判的目光盯着他。利希特身体健壮，年纪又轻，沉迷于奋斗——作为一个比他年老的人，俾斯麦对他拥有这些优势非常嫉妒。利希特知晓很多事实，这令人感到非常奇怪。他毫不动摇，无比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任何诱惑也不能令他有丝毫改变。在矛盾尖锐的那些年，他遭受惩戒，是俾斯麦众多牺牲者中的一个！他被免去了地方行政长官一职，连市长的职务都被免去，失去了这项收入，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竟然写文章批评警察的独裁专权。无奈之下他只得改行做了记者。不过，由于拉萨尔和俾斯麦谈判的时候，他曾经对拉萨尔表示反对——他最乐意替人民的公共利益效命，他所追求的既非自己的私利，也非权势，他仅仅希望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可以一直发展，因此他非常密切地关注着拉萨尔的一举一动，正如此时他非常密切地注视着俾斯麦一样。他不肯在统治阶层面前自降身份，更不愿意在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庞大势力面前受辱，因此，只要利希特在议会中开始发表演说，俾斯麦就会立即走开。等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俾斯麦就会在报上读到利希特的攻击——可能是针对陆军预算的批判，不仅有数字为证，还有很多被揭发的事情作为佐证——俾斯麦立即赶到帝国议会进行反击。“遗憾的是，利希特往往待在屋子里，埋首于报纸堆，对现实生活并不十分了解。民主党的这位独裁专政者尤其喜好夸大其词，说些威胁人的话。他的演说中总是藏着一根刺。”对此，利希特就以令人愤慨的平和表情回答：“帝国宰相知道……吗？”

宰相可能看到这位客人身后有其他两位客人的身影出现，这两位全是影子，正如班寇的鬼魂，而非血肉之躯。因为俾斯麦同这两个影子之间的无形的辩驳，仅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和无法和解的世界的毫无声息又怒气冲天的争斗，这种冲突是一种如地球的南北两极一般相距甚远的意见的冲突。或者是你，或者是我，绝对不可能是“我们”。李卜克内西就是两个影子中的一个，他可以像俾斯麦一样追溯自己的历代先祖，在他祭拜先人时他甚至可以考证出他是一位伟人的后代。这个人与俾斯麦有众多相似之处，连俾斯麦强盗武士出身的祖先，都没有他和俾斯麦如此相像，而李卜克内西是路德的后人。除此之外，他可以考证出好几位学识渊博的德意志名人都是他的祖先，既然他是他们的后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学者，并成了一个学会的会员。他年少时即父母双亡，生活得非常艰辛。倘若学习他们相同阶层的人，这位有志青年的日子会过得非常舒适，不过，他所怀的目标就像一位理想家所怀着的理想一样——他不仅仅要替自己的阶层的利益考虑，更要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因此，他在20岁的时候，由于是一名共产党员而被驱逐出境。1848年，他参与了巴登人民起义。22岁的他，就这样扛起了共和主义的旗帜。然后，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他碰巧从镇压中逃离，否则就会和自己的同伴一起被杀害——正如70年之后他的儿子因为创建共和国而被杀害一样。

这样的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这种人将一直同敌视自己的裁判员相对抗，同冷血的狱卒相对抗，被囚押在狭窄的牢房中，只有被驱逐出境才能重获自由。然而，他们奋斗的事业仍在自己的祖国，他们对祖国的热爱绝不比君主派少。俾斯麦的精神世界在近40年的努力中必然会饱受摧残，这位天生具有治国之才的人奉命管理国家事务，人们也曾经听到过他抱怨，不过他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日益优越。他买下森林和城堡，他能够享受美味的精致食物。与此同时，君主与百姓还在比赛似的争着给他赏赐，赠送他物品。如今李卜克内西向他的裁判员说：“假如我取得了绝无仅有的诸多胜利之后，我依旧会是一个穷人，但是我自己仍然会觉得非常欣慰。”在他被驱逐出境12年之后，他再次返回祖国德意志，此时的他的确贫苦不堪，身无分文。他唯有通过精神世界的富足来减轻物质生活的穷困潦倒：既非因钱财也非因权势而减轻，仅仅是被他坚定的意志所减轻。

倘若这两个人素不相识，邂逅在遥远的异域别国的森林小路上，俾斯麦和李卜克内西肯定会快速地成为朋友。他们都非常喜爱森林草木，都熟悉鸟性，而且对于德意志，他们两人都是无比热爱的。但是实干家很快就发现他是个捣乱者；愤世嫉俗者也看出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预言家则察觉出他是一个梦想家——倘若这条小路过于狭窄，两人又都寸步不让，也绝不肯走回头路，那么他们就会打斗起来，因为他们骨子里都是专制独裁的人。

倍倍尔不像他们这样专横独裁。他的先祖中不仅没有革命家，也没有人道主义者。他是军官之子，在炮台上出生，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他理应对命令绝对服从，他应当是一位倡导纪律的人。他原是一个镟匠，由于勤奋好学加入了劳工的教育会。入会之初，他的聪明才智就令他迅速了解了他以及像他一样的人因何生活如此困顿。他由于愤慨而热衷于演讲，他鼓动他的同伴，竟然加入了帝国议会，与此同时他依旧继续干手工活。为他提供机会让他得以推广自身才学的人正是俾斯麦。他所受到的惩戒是被囚于一座炮台中，由于他生长在炮台，因此此种监禁并不会令他恐惧。他在监狱里与李卜克内西相识，李卜克内西的年龄比他大很多。他自这位难友身上学习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众多基本理论，他为此类事业已然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囚押了两年的时间，倍倍尔因此得到了熟悉马克思理论的机会——李卜克内西在伦敦向马克思学来的。

平民之子踏实肯干而且思维灵活，超过所有的学者，他的聪明睿智是非常可靠而且非常明显的，他拥有简单且毫不晦涩、足以超越如今和他订立永久盟约的人的判断能力。这两人的骄傲自信何其相似，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如出一辙，甚至同样具备以自由和健康为代价的胆略。倍倍尔一度从事长期坐着不动的工作，长达五年之久，偶尔会遭受因神经衰弱而无法安然入睡的痛苦。他说：“每当我难以入睡之际，就会想起俾斯麦，这个人也由于神经衰弱遭受着难以安眠的苦楚。”

这两位客人离开了俾斯麦的客厅，其他客人也相继离去了。那个整晚都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动不动的矮小人物，此刻也站起身来。就算他站起来，依旧像是一个侏儒。他迈着小步，走到主人面前停下，颇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意思。俾斯麦的大手似乎能够将小矮人的手一把捏碎，但是小鬼的手能够以魔力钳制大鬼的手。然而，他们并未如此，反倒是非常和气地握手道别。在离开之际，那位巨人对着小侏儒说了句话，好像要由他嘴里掏出一句预言。这个小侏儒就是温德赫斯特。他那孱弱瘦小的躯体上极不协调地顶着一个大脑袋，硕大的头上又有一张大嘴，不过他却极少张嘴说话。他凹陷的灰色眼睛隔着厚厚的镜片看着空中。俾斯麦俯视着这个骷髅一般的人，这个骷髅一般的人将右手缩到黑色长褂当胸的位置，俾斯麦盯着温德赫斯特脸庞上所显露的睿智的光芒。在这个小侏儒张嘴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非常坚定，甚至还带有几分严厉，而俾斯麦的语调则非常高昂，十分尖厉。

由于这个侏儒的视力很差，因此他将自己的听力和记忆力锻炼得非常敏锐。在帝国议会里，不管是哪个人在台上发言，他都可以分辨得出这个人的声音、语调，还会硬插几句嘴。在他自己讲话时，由于他不需要看记事本就能够将全部的要点记得一个不差，最终绝对会让他的对手看起来像是在无理取闹，非常滑稽。他的祖先几代都是律师，因此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他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他的身材瘦小，视力先天较差，这就逼迫他不得不磨砺心志来弥补自己身体的不足。温德赫斯特青年时期曾在格丁根大学孜孜不倦地学习。他每餐饭仅仅花费几个铜板，而且滴酒不沾。与之相比，俾斯麦却对自己的精力和兴趣盲目自信，用他贫苦的父亲辛苦挣来的钱花天酒地。因此，温德赫斯特在30岁的时候就成了高等法庭的一位审判官，而当时的俾斯麦正在绞尽脑汁用狂饮和总是惹麻烦的骑术在波美拉尼亚的伯爵夫人们心里留下些许印象。

温德赫斯特的朋友回忆说，温德赫斯特信奉宗教，然而他一向可以忍受不同的派别。他擅长制造富有趣味的东西，因此不愿意当预言家。他的嘲讽在同人辩驳时就会演变为戏谑的形容，若他想到自己的独特之处，他甚至还会戏谑地形容自己，嘲讽自己矮小的身材，讽刺自己粗鄙的相貌。说到这些的时候，他总是难以自抑地放声大哭。他偏好与人闲适地谈论音乐，他和女人交谈的时候，经常有意惹恼她们，他说话放肆不羁，这正是古时候侏儒弄臣的特点。但是，他和他们并不一样，他从未对过去的驼背人表露出丝毫恶意，他最多只表示他了解同伴的缺点，但是他绝对不会轻视他们。这和俾斯麦有天壤之别。说到自重，他就和俾斯麦一样，并无二致。他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物，党员们都认为他是一位独裁者。不过他始终觉得自己是政治家，但他的某个朋友形容他政治家的成分不足而政客的成分有余。这话说得非常对。在这两个世界内，他是一个无可匹敌的战术家。他看起来似乎是快要没有体力了，他没有必要像俾斯麦那样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的人格非常精神化。他似乎是生来为诸多的理性力量做顾问的，他十分谨慎小心，极少写信，在他必须写信的时候，他还会叮嘱收信人读过之后马上烧毁。既然他没有僧侣的风帽，那么他就无须俯首帖耳；他可以斗争但是无须装成有先知的火。在帝国议会开会的时候，他要在柏林度过星期天，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他都去赫德维格教堂，接着去探视巴里施罗德，这个信教又倡导宗教的人。他的星期天过得非常特别，他从未试图实现自私自利的目标。

唯有温德赫斯特一人可以通过人格来使俾斯麦屈服，因此，这位被征服的斗士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失败。俾斯麦说：“恨同样是人生的鞋，它的重要性比爱更甚。有两人我绝对不能少：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则是温德赫斯特。”

2、颁布“五月法令”

三次战争取胜的后果就是天空聚满了恐怖的乌云。俾斯麦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他认为自己能够辞职。20年之前普鲁士的君主曾经说“唯有需要强权政治的时候”俾斯麦才能够担任宰相。10年之前，尽管如今的君主认为仍有很多问题需要顾虑，但是最终仍旧任用了俾斯麦，因为国家需要一个手段强硬的人处理内政。俾斯麦充分利用他专政者的地位在国外取得了三次战争的胜利，倘若这样一个人要回到他的原点，会令人认为他的气魄足够在国内担任专制者，人们还会觉得惊诧吗？他此番尝试未取得成功，人们还会诧异吗？他因为自己不依靠任何理想学说而扬扬自得，他无法预见哲学意义的危险。他鄙视和他对抗的一众政党，他不知道，他并无任何政党做自己的坚实后盾。他自战场回国时日尚短，又缺乏能够用来作为基础的社会学的理念。实际上，仅凭这位大建筑师的才华无法将他自己的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的绝对自信是导致他失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旦想到国外，俾斯麦就明白存在着众多能够与他匹敌的对手同他抗衡。就好像在下一盘棋，他要绞尽脑汁让自己有充足的实力来打败敌人，或者是打乱对手的战略部署，然而在治理内政上，战局尚未拉开时，他就十分明白，他必须具备知识、精力和手段才可能战胜他的众多敌人。国外列强仍然虎视眈眈，他需要想方设法地战胜他们，而国内的政敌与之相比仅是小鱼小虾，他们缺乏与他抗衡的胆量。在外邦，俾斯麦站在同他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这些人绝对有资格作为德国的敌人；而在国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他是一国的总指挥，假如他心情愉悦，愿意指出几条康庄大道，他的国家就能因此步入强国之列，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更好的道路，他绝对不允许他人提及。谈到德国在欧洲列强中的地位问题，他本来是位专家，谈到欧洲的众多社会问题，只要是在德国发生的，他就是此类问题的专制者。因为他习惯于衡量大小，却没有衡量观念的习惯；习惯于衡量武官的势力，而没有衡量文官势力的习惯，因此他拒绝让步。他把持着内政，因为取得了绝对的王权而变得非常强硬。

最开始的矛盾是他与教会之间的矛盾。

在凡尔赛的某天，梅斯的督监同宰相俾斯麦相对而坐，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戴僧帽的人与一个着军服的路德派相对而坐。这位督监希望获得保护，来宣传持“帝制宪法”观念的天主教教会。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立即转换话题，谈论教会的内部事务。

“宰相您是明白的，信仰天主教的人去世后，他们的前途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要光明得多。”

俾斯麦始终微笑着，沉默不语。

“不过，依照您的思维来看，或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无法获得救赎吧？”

如今，这位耶稣教的信仰者转而谈论他的寓言。

“一个信奉天主教但是不执教职的人，自然不会获得救赎。而至于执教职的人，我还或多或少有些犹疑。倘若他因抵制神灵而犯罪，《圣经》上的话会训斥他的。”

督监以略带嘲讽的鞠躬对他的笑话做出回应。两位政治家，一个身着元帅服，一个身着督监服，相视而笑，然而，俾斯麦对天主教的抵制，即使在玩笑一样的微笑之下，也表露无遗。当时，他原本打算到科隆或者弗尔达向如今被“强盗王”吓怕了的教皇请教，他认为“假如想要德意志人彻底清醒，让他们理解，最妙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亲眼看到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旁”。

我们从此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中，就能够看出俾斯麦根本不清楚道德的力量。他熟谙历史，然而他对宗教史一无所知。

不过在此事上，俾斯麦并非为观念而战，观念仅仅是一种筹码，在这最后的20年间，他当变则变，他是为权力而战的。况且他对于一切不需要花费金钱的事情都可以容忍。他之所以抵制教会，正是为了权力，而非为了倡导其他特殊的教会，仅仅在教会的影响危及国家富强之际，他才会将他们看作敌人。20年前，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他预测到此类战争即将爆发，遂宣称进行一场战争来“抵制天主教军队里的狂热好战分子”是不可避免的。在奥地利同教皇签订和约之后，他曾经说有众多普鲁士的敌人总是聚集在那座营帐之中。当他大权在握之际，教皇政府竟然形容他为“魔鬼的化身”。温德赫斯特在事后说：“教会战争的开端是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实际上那时候在普鲁士身着教士服且信仰异端的人，特别是柏林宫廷中的一位牧师曾写过：“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一定会受到福音的教化，也就是说绝对会信仰基督教。”

但是，真正的危机却是发生在教皇在罗马举行会议，要将信仰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集合起来之时。在1870年7月战争之初，教皇向大家宣布自己绝对是对的，这就涉及俾斯麦的认知以及他的意志。他实在无法容忍任何人说他自己绝对正确！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出错的。所有信仰某种宗教的德意志人全部要接受另外一个国家的调遣和命令，这简直荒谬至极。在他起程赶去法兰西之际，他严正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禁止他们私自答应教皇；同时又警告教皇，禁止他暴力从事。与此同时，他纠集所有可能的反对力量，来积极地对抗此事，以护卫他们的祖国，抵抗天主教的势力。倘若接受教皇这项新的决定，“督监则成了外邦的官员，他们就和政府分庭抗礼了”。

正因为如此，在战争仍在继续的时候，温德赫斯特的朋友就主动成立了中央党，并作为参战的天主教党之一。俾斯麦原本打算成立德国天主教教会，不过失败了，因此他急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就是大主教，已经颁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听自由派神学家发表的演说。俾斯麦随即以自己正在建立帝国为理由宣布这一禁令无效。他觉得在他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驳就是对帝国进行攻击，而罗马恰是帝国一切敌人的集结之地。当他回国时他发现新党的成员已达57名，集结在此的全是因心怀怨愤而闹事捣乱的人。

即使是比俾斯麦更加镇定的人面对现在的状况也会疯狂的。他谋划自己的事业已有20年之久，为此事他已经奋斗了8年，而在最后几个最为重要的星期里，他竟然不顾逆风，将这艘船驶入了港口。如今他疲惫不堪，受尽风吹雨打，实在是心力衰竭，他返回国内和人民商讨。他究竟被怎样的麻烦阻碍了脚步？一众与之对抗的议员，以宗教为纽带紧密团结为一体，尽管他们的领袖依旧远在德意志之外，然而他们绝对是抵制新登基的路德派君主的，这是因为这个领袖对曾经那个敬重教皇的皇帝心怀同情。俾斯麦才发表过关于他亲手创办事业的优劣性的演讲，他的犹豫不决使他目睹一个政党拿着一把看不见的锥子，即将刺穿这个大费周折才建立起来的庞然大物。无论是谁也不希望此时此刻站出来一个处于此种非常容易愤怒的境况下的人。他的头脑被战斗精神充斥着，他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的事业，不过这个瞄准了敌人太阳穴的人竟然将距离远近看错了，他原本打算射杀几名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人，却出乎意料地击中了远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没有遭受重创。征战者的好斗情绪以及缔造者的忧患疑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误读，解释说他害怕信仰天主教的人集合起来对他的年轻帝国进行抵制。不仅仅这一个党派列阵抵制他，国内一切受损之人，天主教的教士、阿尔萨斯人、波兰人等全都携手合作反对他。外邦的敌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兰西人同国内的抵制势力联合。社会民主党，它像帝国一样年轻，像欧洲一样弱小，却像中央党一样有所觉悟。在全部的帝国的敌人中，中央党只是最早出战的。因为在德意志的各个大学中有一些神学家，其中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主教，对这个所谓的“绝对不会出错”的决定表示反对。因为巴伐利亚信仰天主教的君主支持他们的反抗；因为德国中央党动手伊始就受到了罗马方面的严厉斥责，但是局面日益混乱。那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被束缚的首领也从旁煽风点火，伺机吵闹，就像萨维尼，几年前，他的理想曾经被俾斯麦扼杀。

俾斯麦尽管愤怒，但是他绝不会被成见和心情所干扰，在对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所产生的政治后果进行仔细衡量之后，他才会着手去准备此事。他认为进行此种争斗不仅可以巩固新意大利的抵制教士的运动，还可以让意大利同法兰西分道扬镳，同时能够使德意志和俄罗斯的同盟关系更加牢不可破，因为俄罗斯一直对罗马持反对态度，特别反对天主教教士，因为他们曾经唆使波兰人民反叛。在国内，此种政策将会令太子与他更加亲近。自由党对宪法必定心怀不满，此种政策也将会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和自由党信仰的全是一种源自理性的哲学，因此同教会对抗是他们最热衷的事情。

5月，盟约刚刚签订，俾斯麦马上就向教会宣战，他的用词让人回忆起军营的腔调。他准备了一篇半公式化的宣言：“马上，德国政府就要决定攻击……300年前德国的日耳曼情绪与天主教情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更是这样……如今，罗马早已经失去了世界首都的地位，如今的德国皇冠也没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个德意志人头上。”此刻的俾斯麦并不是无条件地让政教分离，他所要求的仅仅是用坚定信念来抵制天主教的攻击。这一政策的实施，第一步就是在帝国的内部颁布《教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如有违抗便会被处以监禁。在紧急情势的逼迫下，他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在普鲁士颁布了“五月法令”，这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将负有管理公共法律法规和教育职责的礼部内的一股天主教势力废除了，并把宪法中有关保护教会的几章废止了。他干预主教辖区中的行政以及学校的宗教教育，将耶稣教以及其他性质相同的教会驱逐出境；并采用暴力强迫的方法对法律予以增补删除；用流放、罚款、监禁或者拘留于炮台中的办法威胁那些有宗教狂热症的人，将其财产充公；在许多教区内增设牧师；离间主教和教士、教士和不执教务的人，使其发生家庭纠纷；令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妇女就“良心问题”展开讨论，因此就出现了道德和利益的冲突。如今实施的政策针对的对象都是那些对他构成最强烈威胁的人，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人们竟然会排除万难去做这些事。

他向他的敌人叫喊：“你们没有着急的必要，我们不去卡诺沙，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全都不去！”他有极大的可能会为自己说的这两句话而懊悔。这两句话很快就由德国飞了出去，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一位教会的王公将德意志政府比喻为一位涉河者，在未探知河水深浅的情况下就匆忙跳下去，一直向前走，便立刻遭遇了他意料之外的深渊。也有人形容俾斯麦是个屠杀巨蟒的人。温德赫斯特回顾过去刚信仰基督教的人的事：普鲁士的主教宣布他们抵制“异教国的宗旨”，教皇命令德国天主教教徒抵制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非常激动地发表演讲：

“我们同信仰耶稣教的王朝抵制天主教教会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与信仰和不信仰之间的争斗没有任何关系。当前最紧要的事是争夺权力，这种争夺是人类生而皆有的本性，这就是君主制度和教士制度在争夺权力。这种争斗在救世主出世以前就存在，因为此种争斗在奥德修斯、阿伽门农曾经要同事先定好的人宣战——他在这一战中失去了女儿——来抵制希腊推行自己的政策之时就存在于世了。此类权力争斗在德意志的历史上层出不穷……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彼时，伟大的士瓦本帝胄的最后一位皇帝，被一位法兰西胜利者赶上了断头台，并死于他的刀斧之下。如今，这个法兰西人同当年的教皇结为盟友。我们如今渐渐步入了与之类似的争斗之中，的确，我们应当考虑到此时的习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倘若法兰西征服之战取得胜利（开战时，恰是教皇颁布命令时），谁也无法说清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上会做何记载，更无法说清上帝借法国人之手做的事情。”

俾斯麦一向不喜欢多说话，此次却奔走呼号，五次对群众呐喊“争权”。他用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对比，让人对历史的地位产生误解，以便清晰地显露他的真正目的中并没有教会问题的存在。谈论这种“教仪之争”的原因是什么呢？

菲尔绍作为俾斯麦最开始的敌人和最后的战友，出于非常不同的动机也保护这场被称作“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向拉萨尔借来的）的竞争。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的，它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完成独立的事业。为了推动你们的主教实现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实施更独立的政策，你们必须尽你们的力量，那时，所有的事情都会与现在不同……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是你们必须反对的……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成凡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将会被你们破坏。”

自由与科学吗？我们刚才听说的不是争权吗？今天与10年前没有差别，两个不同的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将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跳，让人发笑）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戴面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中央党的领袖马林克洛特起身讲话，打算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轰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往往有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使得他们纷乱到了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就是这种预见力的体现？……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是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这个决定就要被信奉天主教的人承认。你我简单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而你们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所以，经过1900年后，我们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我们是统一的，而你们却要伤心地面对你们建筑上的砖石一块儿一块儿地坍塌下来的情形！”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难道他不觉得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从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吗？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用和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相似的话语，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也变成了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不过，经常打胜仗的是温德赫斯特。俾斯麦嘲骂他是心怀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这个反对帝国的领袖；又嘲笑他个子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只是平静地反驳道：“虽然我有许多缺点，但你从来不会看到我在议院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搏都是每分钟跳60次。何况，我的对手骂中央党只是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请问，这是在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将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听到之后，手颤颤抖抖地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水，似乎要喝下温德赫斯特说的话。温德赫斯特依然在继续说：“如果我们的学校把宗教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吗？国家是否有条件完成这项工作呢？若是有，请把你有关新的国家的回答告诉我。将来或者是一个异教的国家，或者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是我一直维护着的。”

第二天，俾斯麦用很激烈的话骂人，开始了他的反攻：“你话里的油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而不是疗伤的油。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是我很少从议员那里听说的……假如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所得到的来自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保佑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如果你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那么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天主教的许多希望唯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马上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然而你们却似乎希望我做些什么……我不愿意就宰相对我的攻击发表任何感慨，因为我是处于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的，但是大臣似乎是不受束缚的，不管面对着什么，我都不会选择退却。那位先生问我是否还效忠于汉诺威王室。我自认为我已经遵照《圣经》的教诲，听从我的良心，做了我为人臣子应当做的事情。有人说中央党存在秘密计划，并以此将一位议员认定为嫌疑犯，打算以此来威胁这个党派。这就是我们目前实施的类似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政策。我要跟这位先生说清楚，要他知道，假如幸运之神眷顾，维持君主专制制度非常容易，但是倘若运气差，还打算通过暴力强迫人民服从，那是无法办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如此有声有色。事后，他阐释此种强权主义与奋斗之所以可以成功推行的重要原因时说：“由于此位先生拥有众多的军队，拥有充足的财富，这二者均比我富足，因此他实施他的政令就会更有成效。……倘若一个人拥有200万军队作为坚实的基础，他的外交政策自然很容易推行！”当温德赫斯特仍在那儿演讲的时候，俾斯麦离开了议院，温德赫斯特保持着微笑给他放了一支冷箭，全当是给他送行，“碰到此类进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要本人亲自接受挑战的……如果可以在德意志面前和我的敌人谈判，我会因为此种殊荣而倍感骄傲”。这个大卫就是如此骄傲，如此巧妙地以玩笑的口吻将石子狠狠地掷向歌利亚的头。

然而他没有命中目标！俾斯麦马上就发现自己在宗教问题上所做的事是错误的。他用好勇斗狠的皮胡的死亡和擅长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上台这两件事作为遮掩，暗地里将提案收回，将他倡导争夺的责任尽数推到下属的身上。直到1873年年末，安德拉西写道：“任何时刻，一旦提及教皇，俾斯麦就会横眉怒目，暴跳如雷，自他口中蹦出的语句像是在咒骂。他恶狠狠地说，教皇危及各个国家的安危；他还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无政府党，无论哪一个君主，如果他希望保住王位，都务必要反对教皇。”随后他反应过来：罗马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因此他就归咎于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同符腾堡大使米纳特见面商谈时，他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说：“国家就如同一位手执利刃的宪兵，蹑手蹑脚地追捕行动敏捷的教士。”他说，在婚姻法颁布时，他正在瓦森。他非常正式地告诉萨克森的大使法里森：

“他们抵制我的计划，同我争斗。我仅仅在和中央党进行政治斗争，我把所有的天主教徒激怒了，但是实际上这并非我的过错。我一开始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甘豪增和法尔克两个人用辞职相威胁，因此我只能让步。如今我非常懊悔，为什么在我签字之前竟然未能读到这几条法律规定，这里面的很多话纯属胡言乱语……我麻烦你回禀你的皇帝，这两年普鲁士所发生的事，不该由我承担责任。”

但是，一年之前俾斯麦曾教唆半数国民抵抗另外半数的国民，他说：“对我们的祖国构成威胁的正是那位宣称不会出错的教皇！任何权力，哪怕是宗教之外的权力，他都肆意夺取，他宣布我们制定的法律无效，抽取我们的税捐。总而言之，在普鲁士，没有一个人比这个外国人更有权力！”然而如今他说了那样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经将他过去所说的话忘记了，然而，他错了。不仅欧洲将他的话记得清清楚楚，连罗马都是如此。其他的人也无法忘记他在25年之前说过的话：“我幻想我可以看到本时代的那一船蠢笨的人，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摔得粉身碎骨！”当老格拉赫告诉俾斯麦说他依旧是虔敬派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解释说，他说的是耶稣教教会，罗马的预言家不能不微笑。皮胡去世之前说他的大对头是一个信仰耶稣教的巨人。他做出了最后的预言：“最终将有一块儿滚到山脚下的巨石，将这个巨人活活碾碎。”

3、挥舞惩戒之杖

为了避开革命，威廉于1848年3月18日从柏林逃走了。1871年3月17日，威廉于23年以后成功地回到柏林成为君主，民众对他的归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革命政府第二天在巴黎宣告成立，所有的德国人都声称同情巴黎的起义人士，俾斯麦为此感到害怕，说：“我又因此彻夜难眠。”倍倍尔是首次帝国议会（这是战役告捷以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唯一的社会党，和约签订两个星期以后，他站到台上说：“在巴黎建立革命政府只是革命的开端！‘把资产阶级消灭，解放无产阶级’这个巴黎革命者的口号过不了几年就会成为欧洲所有无产阶级的战斗标语！”（大家都笑了起来）倍倍尔接着说道，对于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他希望他们加入德意志人的自由之战，这样未来才能被解放，到了那个时候，欧洲人民将会得到只有在共和国里才能实现的自决权。于是俾斯麦说：“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害怕我对最后的演说者的回答。你们都会认同我的观点：在这个议会里回复他的演说实在没有必要！”可是后来他说倍倍尔的演说像一道瞬间照亮了时局的闪电。当国家和社会都处于危境的时候必须保护他们自己。所以要先将这个仇敌消灭掉。

俾斯麦于拉萨尔过世很长时间以后还在和他的继承人往来，从始至终都没有把拉萨尔的国家社会意识忘掉。可是现在他在巴黎革命以后把社会主义丢到了一旁。根据他的计划，他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政党来对付自由主义了，因此他们的方针是要通过几部新的法律以对财产进行保护。每次进行社会主义演讲的人他都要囚禁。当帝国议会否决了他的议案的时候，他告诫他们说：“社会民主党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出几年，市侩们就会叫喊惩处的法律我们也需要了。”年轻的社会民主党通过下一次的选举取得了12个议会议席，他把惩戒之杖请来做决断，这是上帝用来统治人的一项补救方法。新的思想潮流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评价这些是“乌托邦式的胡诌，持这种观念的人相信烧好的鸽子会飞到他们的嘴巴里”。他又建议“医治这种违犯刑律的疯病要用新鲜阳光和空气”。他要采取激进的手段对付社会党，但是因为帝国议会不敢通过特殊法律来压制民众中的特殊分子，所以失败了。

当前，一颗子弹令僵持的紧张形势得到了缓解。

1878年5月的时候，已经80高龄的老皇帝坐马车到外面巡查时，一个被逐出社会民主党的可怜虫向他开枪射击。此人是个学生，身上的衣着很破烂。这个消息被俾斯麦得知后，他拍着桌子叫起来：“他们被我抓住了！”

“你指的是社会党吗，尊敬的大臣？”

“是自由党，不是社会党！”

他一下子就把计划制订出来了。现在自由党肯定会受到老皇帝遇刺所引起的动乱的影响，为了使一部非常法律通过而要求进行投票表决，那么关于教仪的争战就会被晾在一旁，自由党也就没什么用处了，可以把他们抛开。当天司法部大臣就奉他的命令草拟了新法律，翌日他就将草案送给大臣们看。这部早想实施的法律10天后（完成得很仓促，当中有很多法律错误）就被拿到议会，成了议案。这部法律之所以推出，用的借口是：“我们只有跨过因为宪法形成的很多障碍，才能在和社会民主党的争斗中拥有更多优势。因为宪法太过从理想上保护政党和个人，所以在几部所谓的基本法里存在很多阻碍。”距图谋刺杀皇帝的事情已经过了20天，议会中只有保守党支持这部法律，其他人都反对。本尼格森曾预言，假如这部新的法律被通过，那么未来会有很多阴谋事件发生，这比正大光明要危险得多。各阶级但凡受到过这部法律的攻击的，都会非常怨恨它。向来不违背法律的人会说：“假如这种法律只保护富人而不保护几十万的国民，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还要遵守法律呢？”本尼格森往下说道，这部法律肯定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利希特也持一样的观点，说这部非常的法律给原本默默无闻的人们准备了殉道者之名。

3个星期以后，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一个窗口又射出一枪，当时老皇帝正在他的马车里走动，此次他受伤严重。过了3个小时，内阁参政台德曼给正在大花园里的俾斯麦送信：“我进去找他的时候，他旁边跟随着高大的丹麦种狗，他们在阳光里缓慢地在青草地上散步。他看我走过来很欢喜，跟我说他在哪里散步，说新鲜的空气对他很有益。”

“我这里有几封紧急电报，很重要。”

“电报真的重要到一定要在这空旷的乡下来处理吗？”

“很不幸，这真的很重要。又有人想谋害皇帝。皇帝被子弹打中了，伤得很重。”

俾斯麦猛然停下来，并且把他的橡木手杖狠狠地顿在地上，深呼吸了一下，说：

“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马上把帝国议会解散！”

他匆匆地走出大花园，进到屋子里，台德曼一路给他讲述具体情况。一进屋他就跟随从说，准备回柏林。

今天的俾斯麦特别高兴，谁都没见过他何时比今天还高兴。12年前老皇帝授予他大权，让他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他很喜欢老皇帝。虽然老皇帝的固执经常让他不安并且满腹牢骚，但是他不会和别的人那样轻视老皇帝。就如同打理家务很久了的儿子对易怒的老父亲加以容忍一样，他无论如何都会迁就威廉的怪脾性。俾斯麦希望威廉活得长久一点儿，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官一直做下去，他是在为自己考虑。说不定明天他的对头腓特烈太子就会继承皇位，那么他将无法再掌握权力了。这个理由连同私利，让俾斯麦从初始就对威廉的受伤情况尤为关心。

俾斯麦很记仇，还是个打手。晚上他心里恨着别人，白天就谋划，眼睛时常注视着敌人。什么？他首创的帝国议会现在要否决他的计划！这些温德赫斯特、本尼格森、拉斯克还有利希特的势力可以阻挡他去和偷盗财物、破坏秩序的人斗争！最近这帮能说会道的人刚刚从他手上夺走了武器！先不理这一枪是谁开的，它确实拯救了局势。这个连姓名都不清楚的刺杀者来自哪个阶级，他这时并不知道，也不知道皇帝伤得怎样，更不知道这个80岁的老人还可不可以康复。他知道的只是皇帝因为这个刺客所受的伤是他在选举争斗中的无价之宝，让他在战场上取得无可估计的胜利。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可以消灭他身旁所有的敌人，他要将议会解散。

议会果真在九天以后被解散了。只是几星期的时间，俾斯麦解散帝国议会的议案就因为皇帝第二次被刺杀的事情而得到了大部分议员的支持。

当俾斯麦了解到刺杀皇帝的人诺毕林是一个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的疯子，并且这个人在自杀前说他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掉，他要让一个名人来给自己垫背。这些他都不关心。诺毕林的供词和罪行充斥于报纸上。整个德国的报纸每天都在揭露阴谋，宣布柏林进入戒严状态——就好像有敌军就在城外一样。“最好鼓动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用武力压制起义，等人们彻底恐惧时再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严厉法律。”在几十年以后，这个不需要法律的宰相又回到了他当初的起点。在外交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国内他也想用强制手段让这个政策收到他预想的效果，可是太子反对这种政策。太子在老皇帝无法管理国事的时候替他治理国家，他不想一接触权力就大肆杀人。全部自由党都希望老皇帝死去，想让太子继承皇位。因为制定非常法律表面上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父亲的安全，所以腓特烈也不敢明着说他反对这项法律。太子内心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老皇帝的伤有很大的好转。他的那顶头盔挽救了他的性命。那天他一反常态地戴了头盔。原本不想打仗的威廉赢得了三次战争的胜利，现在他却遭遇险境。可是难说，普通人可能明白这样的说法。以前怨恨老皇帝的国内民众现在却很拥护他。他复原以后下了床，用幽默的口吻说他需要的其实就是放一下血，医生给他治病的效果也没有这个诺毕林好。整个德国都沉浸在喜悦中，连俾斯麦也感觉老皇帝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活跃和开心过了。俾斯麦、太子、太子妃、德意志人，甚至整个欧洲起初都认为威廉皇帝会活得很长久。他就好像一个要获得几百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圆满结局的童话中的国王。无论怎样，这一枪功劳太大了。趁着这个大好的机会，俾斯麦大刀阔斧地去做最危险的事情。

在老皇帝遇刺后不久举行了选举，左派政党的势力大大减弱，因为俾斯麦不断变化着口号标语，而保守党的右派势力则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因此俾斯麦就能在帝国议会强行通过他的非常法律，并且可以借机把法律条文弄得更严酷。他一度又像以前一样常常怒对自由党，温德赫斯特帮助他改变自由战线（温德赫斯特笑着宣布教会政策破产了），轮流利用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以获得大多数的议会席位。俾斯麦的新法令试着实施了两年，之后延期，又实施了四年。制定这个法律的目的在于使官吏们都有压制和惩罚“危害公众安全”的行为的自主权。他们可以驱逐所有宣扬社会党理论的人，可以拘役开酒店的人、卖书的人、印刷的人；报界的各种自由和公开演说的权利社会党都无权享有，只要是州郡长官就有权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实施戒严。

这个法律被讨论的时候，就如同受到夏日闪电的照射一样，一个新世纪的样貌时不时地显露出来。总是与神圣和永恒同盟的俾斯麦，就好像从来没有和拿破仑三世走近过一样。他大声地和社会党说：“你们满怀轻蔑和耻笑对人民做出五花八门的应答时，要他们相信他们一直以来以为神圣的东西都是一个庄严的谎话，例如收入、家庭财产、继承遗产、信仰我们的君主、爱国主义、信仰上帝等——当他们的这些信仰全部被你们夺走时，那些知识匮乏的人很容易就被你们指导去重复浮士德曾说过的话，‘上天给予希望，上天赐予信仰，上天赋予忍耐……’这种人还有什么呢？对仅有的可以让他感觉欢乐的肉欲享受的疯狂追逐不是他们唯一拥有的吗？……如果我们在一个强盗的专制下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也没有意义了。”

倍倍尔答道：“图谋把一个疯子的行径当成一个筹划已久的反动派改变政策的机会，法庭还没有对皇帝遇刺的事情进行审讯结案，他们就已经决定发动政变了……有一个政党反对所有的谋杀，可是它又觉得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想要把罪责归到这个政党头上的企图它都加以反对——这些企图都是在自贬……我们只是要保障所有人的利益，使财产的分配比较公平，并不是为了取消财产。”接着他一一揭露了俾斯麦和拉萨尔来往的详细事实，这让整个德国都很震惊。

现在侦探和暴虐横行的时代以及贿赂和仇恨的时代都开始了。拘役、驱逐出境和搜查住所的事情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发生，他曾经对民主自由党做出承诺，说只有“到了极其必要的时代”他才会宣布戒严，把人驱逐出境。可是他却在四个星期以后公然违背自己所说的话，宣布柏林和其附近的地方戒严，并且在柏林驱逐了67个社会党领导者。因为他不满意汉堡自由市的选举，所以他又宣布汉堡戒严。过了不久，又有1500人被监禁，总的囚禁时间加起来超过1000年。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在德意志国内就有200个会团被关闭，250类书籍被禁，六个月以后，禁书已经达到600类，并且有几千个人因为这些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倍倍尔将这些事比成中古时代的事情非常有根据。他说：“这些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思想，他们的生计被人夺走了，他们受人欺侮，被人诬蔑为没有名誉又不遵守法律的人。当官的人曾想引发动乱……这种充满攻击、谋反和杀人的日子是德国近代史上最为凄惨的一段日子。”

本尼格森的预言成了现实。在矿区和森林里，领袖们还有党员们举行了无数的秘密会议。他们和自己的同僚在瑞士或秘密或公开的会议上见面了。倍倍尔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俾斯麦所进行的各种破坏性行动恰好中了我们的圈套。”李卜克内西得意扬扬地在演讲台上说：“我们的党员被铁箍一样的社会党的纪律团结在一块儿，共同保护党，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不会背叛党。当初播种的人未来一定会尝到苦果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成功。让他们想怎样凶就怎样凶去吧，我们终会胜利的！他们越猖狂，也就会越快垮掉！”

4、众矢之的

俾斯麦被封为伯爵的时候深为家族荣耀和幸福高兴，可是他免不了要关心一下本阶级的其他人，这些人对自己的阶级可以有这么个天资聪颖的人感到怀疑。君主在他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册封他为王，不过他心里有些害怕。他曾经下定决心劝说皇帝秘密封他为王，但是君主还是出其不意地封了。君主以王爵的礼仪待他，所有的王室成员（大家内心都是不支持他的）都向他祝贺。如此一来，他也别无选择了。当腓特烈·查理王爵批评他不知道知恩图报的时候，他很得体地回复了这个军官：“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个贵族。”

为何俾斯麦会害怕君主册封他为王呢？“当伯爵的人来自小康家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王爵的人要很有钱才能当得起。与升高的爵位对应的是下降的生活水平，这和我的性格极不相符。更何况我曾经希望由我来开启这最古老的一系伯爵。”俾斯麦是在私下里说这些话的。威廉按照自己的心愿将位于汉堡附近的萨克森瓦尔德赏给了俾斯麦，这片土地有3万英亩，估价达300万。俾斯麦为旧贵族的身份而自傲，老君主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但是又不能不让他说自己以身为旧贵族而感到骄傲的话。威廉或许记得他在凡尔赛的时候的心境，那时同样的感觉（即说他尊重祖先）也曾经让他对自己的爵位的升高感到恐惧。

假如俾斯麦比较一下这个时刻他享有的荣耀和他的主人享有的荣耀，那么他会承认他们都因为一样的焦虑而感到困扰——为自己一个阶级的同僚而感到疑虑。霍亨索伦和巴伐利亚王与萨克森王本来是一个阶层的，可是现在他却由一个普鲁士王变成了一个德意志的皇帝，他们会容忍这种情况到何时呢？申豪森和波美拉尼亚与勃兰登堡的贵族乡绅原来也是一个阶层的，可是现在申豪森的贵族乡绅的地位却一直在高升，那些贵族乡绅会容忍这种情况到何时呢？他们心里难道不会有争雄的想法吗？一个是从王变成了帝，一个是从贵族的乡绅变成了王，难道这些不会让人产生嫉妒并因此衍生政治阴谋吗？至亲的亲戚们面对自己的停滞不前只是怨自己运气太差，却没有怨自己无能。和俾斯麦一个阶层的人和他闹不和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嫉妒之心。在历史的法庭中，他们以此糟蹋自身。事实上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阶级存在这么有天分的人而感到骄傲才对。

他们之间的不和因为政治上的仇恨而更加严重，甚至要决裂，用好感根本没办法解决。所有的保守党里没有产生过一个在意志和智慧上比得上俾斯麦的人，所以，他们开始和他产生矛盾。这些大的政党中的最后一个政党就这样背离了政府的首脑，虽然他原本不想让俾斯麦和自由党合作，但是背离让这变得更容易，由此给自己政党的利益造成了损害。贵族乡绅们的行为和一个受到丈夫虐待的夫人很像，丈夫要求她变年轻的时候，她用威胁的方式加以拒绝，让丈夫只能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快乐。假如开始的时候她答应了他，那么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俾斯麦在1868年的时候就曾经对他的政党提出警告，说不久以后就要依靠这些和自己的政党不和的其他政党的成员的帮助，如果不这样，政府就会行动，就要联合别人反对宪法……“如此就会成为一个软弱的联合内阁”。罗恩本身是一个固执的保守党，也曾说过表达不满的话：“有几个保守党人不怀好意地骄矜和嫉妒，最后这个政党一定会了解到现在这个政党的观点还有目的和这个冲突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保守党一定要把只愿意成为一种障碍的想法丢掉，成为一个保守的进步党。”

俾斯麦伯爵原来是和他们一个阶层的，可是现在他成了一个王爵与独裁者，因此分裂也就更加严重了。俾斯麦说：“走开，你们的领地我要了。”在俾斯麦奋斗了很长时间以后，在他的纪事里边，他说戈尔茨和阿尼姆只是二等的对手。他说：“三等的对手是‘和我一个阶级的人，因为我，他们把有土地的贵族的传统的平等观念打破了——这种观念大多是波兰人的，而不太像是德意志人的。’他们会宽恕我由乡绅变成宰相，但是他们不会宽恕我变成王爵，虽然这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我成为‘大人’本来就不是正常的事情，现在我成了‘殿下’，就招来了极其尖刻的批评……如果我们的态度确实要受到批评，那么这些以前一个阶层的人还有朋友的批判我想我还比较容易忍受。”他对自己阶级的人的心境进行判断，心里头产生的观点是恰当的。一个波美拉尼亚的贵族乡绅在1872年的时候这样写道：“我们要把俾斯麦的权力弄到特别小特别小，将来他要从一个忠厚诚实的波美拉尼亚乡绅那里要饭吃！”

教会之争带来一系列的麻烦，路德派虔敬党衷心拥戴教皇。他们怀疑俾斯麦是无神主义派，因为他和菲尔绍一块儿反对教会。为了保护自己，俾斯麦在台上不得不讲他不习惯说的好话：“这次争斗最深刻最关键的原因是为了帮助耶稣教信徒，这个原因和我们的灵魂得救有紧密的关系。”这次对俾斯麦的进攻，年龄较大的人并不是最刻薄的。当老手格拉赫说“我还是爱俾斯麦的，虽然他对我并不好”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从良心发出的音乐。森弗特·皮尔萨赫也爱护俾斯麦，他也是一个虔敬派，当他现在对俾斯麦半是敬意半是警告时，他还是一个体面的人。他曾经说：“殿下应该真心地觉得自己不行，真心相信上帝，上帝非常爱你，并且为你舍弃性命，到现在他仍伸给你他被钉过的手。如果殿下一直这么顽固，对上帝的劝告不理不睬，那么他将会让你知道他的功绩是永恒的，他将对你进行裁判，你的伟业将会因此受到损害。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这个武士因为这件事情开始警觉。一读到这两句话，俾斯麦立刻就用几句很激烈的话回击他：“如果我真的了解到你对你身边几个反政府的人也说过这些警告的话，那么这些警告我还是乐于听的。我们的救世主的自卑（你应该让我记住的）那几个人一点儿也不了解。他们在孤傲自大并且生气时，承认自己信奉异端时，以为应该推选自己来当教会以及国家的主人。我真心忏悔，我不需要贵大臣的一番劝言，我平日该做什么，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在我敬畏上帝并且尽心竭力为君主效力的时候，请只知道一纸文字的人们不要随便借用上帝的话——这是我的信奉天主教的对手们以及我的波美拉尼亚的对手们的特点——我的基督教信仰绝对不会因此改变。我恳请贵大臣小心一点儿，否则你警告我的上帝的判决肯定会因为你自己的骄纵而降临到你的身上。”在信的末尾，俾斯麦奉劝收信人细细考虑《圣经》里头说的下述这些话：“主啊！起来吧，救我，我的上帝。因为我的对头的脸上已经被你打了几个巴掌，不相信上帝的人的牙齿已经被你打掉了。救人是上帝做的事情，你给你的孩子们赐福。阿门。”俾斯麦哼着这几句不合拍子的赞美诗。

俾斯麦较年轻的对头直奔目的，没有绕弯子。俾斯麦是众多《十字报》发起人中的一个，他们就在这个报纸的符号下面用十字架。在俾斯麦的日记里，他说这张报“处于基督教的十字架符号下面，处于用侍奉上帝的忠心侍奉君主和祖国的格言下面，从好多年以前它就不是部分保守党的代表了，而且和基督教也没有关系了”。从1872年开始，《帝国警钟报》和《十字报》（是由贵族乡绅们发起的，一半是为了攻击俾斯麦）就开始诬蔑俾斯麦的德行和名誉。《德布逊克甘豪增巴里施罗德纪元》这组评论题目就出自无名氏——根据法规，任何一个编辑签字都可以。一个和俾斯麦吵过架的叫冯·罗伊的男爵是真正的作者，他同时还是个外交家。

“下一期《帝国警钟报》里我想写一些有利于宰相的东西。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想这些言论首先要庄重，然后是幽默，幽默也是很重要的。第一方面，也是主要的地方，就是假如他的消化好些天都好不了，那么可以治疗的良方只有暴怒。”并且这个曼陀菲尔给另一个有段时期曾做过俾斯麦上级和仇敌的曼陀菲尔写信，另一个曼陀菲尔最近曾经在上议院说过反对俾斯麦的话。信中说：“你不用喝什么矿泉水来治病，就会当上内阁总理。”在后台，这些人说的都是和这类似的话。他们在讲台上，也就是公开的演说中说：

“俾斯麦尚未当普鲁士的内阁大臣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和财政界的有钱人来往过密。俾斯麦没成为宰相以前囊中羞涩，生活只是依靠做普鲁士使臣的丁点儿俸禄，他和巴里施罗德的关系亲密，巴里施罗德一定曾经给他提供过一些很好的财政提案，否则他不可能在法兰克福、法国首都和俄国首都成为他的国王的代表……和其他人一样，这个王爵有权利要求首先证明自己的行为都是善意的，说他的坏话要等到他被证明是心怀恶意的时候。但是这个很有权势的宰相曾经给有剥削人民嫌疑的人提供过好处，这点我们无法否认……为了把他和柏林财政家之间不体面的关系遮住，现在的政府做了很多坏事。”罗伊男爵曾经写道，宣战前一天，即1870年7月的某一天，他在部里看到了巴里施罗德，“俾斯麦和巴里施罗德是不是在一块儿在讨论天气我们没办法进行猜测，这天巴里施罗德是在卖债券还是在买债券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用和平或者战争做投机事业也无从知道。我免不了怀疑俾斯麦和巴里施罗德之间的友谊对俾斯麦很有好处——我指的是知识的好处。”

接着讲的是俾斯麦将政府的购物清单给了一个犹太人，他叫贝伦特，是俾斯麦在瓦森的造纸厂的租客。一个叫普特卡默的军官写道，因为波美拉尼亚的领地很远，因为俾斯麦想让夫人继承一片普特卡默的领地，所以他才想强行颁布一条法令。

有什么行为比这更加卑劣吗？俾斯麦自己阶层里的仆人们（在这个大人物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说俾斯麦是个阴险的财政阴谋家。这些话在发起成立公司的时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犹太人又被他们当成了骂人演讲的中心，这些骂人受贿的话在欧洲很受欢迎，所以他们这种行为最有害的地方就是给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在这个胜利的时期，当人们做投机买卖的时候，这个阶层的人最好是利用犹太人开办的银行（因为在财政方面犹太人特别有智慧），哪知道这些人利用了犹太人，然后又在外国人面前诬蔑犹太人，还声称俾斯麦（就是他引起了国人的冲动）要对财政投机事业中那些多余而无用的东西负责，“因为贿赂的数目已经非常大……就是因为俾斯麦的所作所为，我们才会在这种不良的制度下生活”。可以诉诸官司的只有最后那句话。这篇反犹太人文章的作者逃跑了，没有被送进监狱，之后跑到瑞士写评论。

这样对温德赫斯特进行的诽谤只会让人付之一笑，他偶尔和巴里施罗德会面，但他一直都很穷，但是俾斯麦不是，他要用自己的天分还有势力获得个人利益。他经常说英国怎样重赏大臣，他觉得要有一样的重赏才能维持他的王爵地位。他在掌握国家大权的30年内获得了很多的财富。

人都是很奸诈的，他绝对不会为了获得几百万的钱财就用自己的个人名誉或者宰相地位去冒险。那他是怎么做的呢？作为政治天才，他要寻求一条稳当的财路是很容易的。走这条财路他就不用去冒险，还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他特意在众多的帝国银行家中找到一个他觉得胆量最大又最正直的人，他有要办的事情的时候，就时不时和这个人谈谈话，让他尤为感激自己。为了让自己的产业尽可能多地增加，他使用单独签名，将普通委托权交给他的朋友。

因为做了这样的事情，哪里都有人恨他，特别是在公司开始兴起的时代。那个时候只要是想赚钱的人都会打听别人的情况。正在大笔赚入钱财的贵族里边就有某些人说：“德国的首席大臣将他的普通委托权交给一个著名的银行家，让这个银行家替他打理财产，这个银行家是一个很厉害的犹太理财家，所以这就有很大的危险，国家利益恐怕要受到损害。”毛奇以及别的几个元帅想采用间接的方法分开巴里施罗德与俾斯麦。交情很好的老朋友给他写信，警告他说：“我们必须要告知殿下，有人在散播一种流言，说巴里施罗德是政府的朋友……普鲁士从前的信誉已经没有了……因为政府优待一个公司的发起人。”什么劝告俾斯麦都不听。当有人给君主写信报告时，俾斯麦早已安排好巴里施罗德在他的庄园里面觐见君主。况且和俾斯麦的财产一样数量巨大的君主个人的财产也放在另一位“犹太理财家的手里”。

在年老的时候，俾斯麦说：“如果说我依赖巴里施罗德还有他的儿子们，我没什么觉得愧疚的。他是管理我的财产的人，有人说我把全部的政治法宝都交给了他，让他可以为我做有利益可得的事情，这是假的，在1866年的时候，他确实给了我别人不肯给予的战争资助。这让我非常感激他。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能让一个犹太人说我曾借助他又不肯酬谢他的功劳。凭我的官位，这样的功劳我无法不看重。”这两句对过去进行回忆的话流露出相互交织的牺牲精神和感激之情。

俾斯麦在开始的10年内自己打理几项细目，因为他告诉我们直到1877年的时候他才卖出最后一批外国债券。“当我听到舒瓦罗夫奉命去当驻伦敦大使的消息的时候，我整夜都没有睡着。那个时候我猜测，假如这个时候俄国派最具智慧的人去当驻外国的大使，那么他们肯定做了什么错事。所以我翌日就让巴里施罗德把我们的俄国公债卖了。他后来奉承我说我在这件事上很有先见之明。”

之后他因为想在不考虑自己的个人财产的利益的前提下与欧洲的对头们下棋，所以再也没有买过外国的债券。对自己（和后来的霍尔施坦还有别人不一样）的私人事情或者国家大事，他不管什么时候都绝对不会按照交易所的行情来做决定。一年年地过去，对巴里施罗德的管理，他的确有更好的理由给予满足。他在瓦森设立的造纸厂确实进行过投标，想给国家供应纸张，他的租户获得了这个生意，因为价格定得最低，但是这没有给俾斯麦带来什么个人好处。普特卡默对他的揭发是没有证据的。

他在议会里头可以从自己普通委托的太平港口中一击即中地反击自己的死对头们。“如果一张报纸，例如《十字报》，敢用最虚假和不知廉耻的话反对这个世上享有最高声誉的人，虽然用语巧妙而免于受到被诽谤之人的状告，也会造成这种印象，人们会疑心这个或者那个大臣做了什么有辱声誉的事——对这种诽谤，我们所有人要团结起来加以反击，大家都要抵制这张报纸。如果谁买了这张报纸，就等于是准备间接散播诽谤之言……谁买了这张报纸……即是那个在报纸上发表谎言并且诋毁别人的人。”

和俾斯麦一个阶级的贵族们还在向他挑战。46个最古老的世家以及后来加入的几百个牧师在《十字报》上发表言论，说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的报纸抛弃，他们对保守党和君主制是忠心的。“如果帝国的宰相对我们信仰基督的真实性感到怀疑的话，我们也不屑和他辩解，就好像鉴于品德还有声誉，我们不屑听他讲话一样。”这几句话有很多人签字，包括俾斯麦最早的朋友还有表亲，例如克莱斯特·雷策夫和布兰肯堡都有签字，最后签字的是老塔登·泰瑞格拉夫，他还加了几个字说他们其实很伤心。

这些人在俾斯麦还是一个莽撞的少年的时候都给过他帮助，可是老了的时候又反对他。这个时候在帝国拥有最强大势力的他却要和他们理论。发出这份“宣言”的人的名单被他登在《帝国官报》上，他在报纸上说谁攻击他个人，就是在攻击国家。在这次大闹之后，有好几年，俾斯麦跟自己隶属的阶级疏远了。

和这次事件中其他人所受的伤害相比，为自己的阶级感到自豪的俾斯麦受到的伤害更大。签字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俾斯麦尤为亲近的，可是他们都是被他当作部属的人，他是这些人的司令官，他觉得这些人在整他，伤害了他的骄傲。他们被他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可是他们突然和他决裂了，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个人的而不是其他什么要紧的，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恶意的而不是正大光明的，哪怕是正大光明的，可是当他被所有的朋友当成敌人抵制，让他孤立无援的时候，这些动机也都变成阴险的了……这些攻击让他在公事上更加为难，扯动他的神经，扰乱他的习惯……“到了我这个岁数，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年了。失去所有的老朋友，全部老关系都被破坏，这让我心灰意冷，再加上还要为夫人焦心，我完完全全就剩下一个人了。”

他的生气表明所有对头的动机都是尤为阴险的。当他和一个亲密的朋友一块儿看到写着教会里投票反对他的贵族名字的单子时，他把这些人的名字用大铅笔勾掉了。他自顾自地说道：“哥特堡？他由于没有当上州长而心怀不满；卢森堡遇到那么多次危险都是被我救的，他现在竟然投票反对我！格鲁纳尔？别人打破了他的奢望。普特卡默？在教会那儿他从来就没得到过任何好处，他试图借反对还有叛逆来证明他跟我是一样优秀的！因为我做了王爵，又没有宴请他们，这些人都不高兴！

对于我的这些波美拉尼亚的邻居，我实在是太了解了！”

莫里茨·布兰肯堡最让他感到气愤，一开始是由于他不愿意让莫里茨·布兰肯堡做部长，后来是因为他没注意散播了一些招致误解的言论。这是他在谈及一种可买卖的债券时讲的话——另外一个签字的人后来在法庭上把它公布了出来。以前他们是真正的朋友，现在却因为这些决裂了。玛丽·塔登的爱情之歌就是这么终结的。有人说巴里施罗德曾经帮俾斯麦买过债券，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两件事因为在闲话中讲到，就把这两件事完结了。

克莱斯特·雷策夫和俾斯麦也是彻底断交了。议院时期他是俾斯麦坚定的盟友，他是乔安娜的亲戚，长得矮但是很努力。他们都具备当部长的资格，后来他成为俾斯麦女儿的教父，平时他在给俾斯麦的信中都称俾斯麦为“我的小宝贝俾斯麦”，对他的宗教劝说，俾斯麦很久以前就已经听不下去了。他们现在在上议院相互用愤怒的眼神瞪着对方。当他们在演讲中相互嘲骂时，可能他们会记起25年前他们曾经相对练习反对民主党的演讲的时候。俾斯麦请克莱斯特·雷策夫和自己见面，想跟他和解，但是克莱斯特·雷策夫在这最后一次会面时仍然不愿意妥协，俾斯麦把放在桌上的餐刀拿起来，就如同割餐布一样在桌面上划过，然后站起来告别他旧日的友人。不久，他在演说台上讥讽地说：“之前那位演说人在神学上颇有研究，将来总有一天他会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倘若他改变信仰，信奉天主教，对他的灵魂会不会更有好处。”

克莱斯特·雷策夫后来又试过和俾斯麦和好，他在俾斯麦夫妇结婚25周年纪念日那天送给他们一首自己写的诗。但是俾斯麦不让他的太太给克莱斯特·雷策夫写信，他当着众人的面，对侍从说：“假如克莱斯特先生来见我，就跟他说我不在家。”

5、阿尼姆案件

俾斯麦诟世的倾向在他20多岁的时候就彰显出来了，直至他60岁的时候还依然我行我素。显而易见的，痛苦与喜悦在他心灵深处交织着。俾斯麦曾经对路西亚说：“每当我夜晚失眠的时候，我总是将30年前其他人愧对我的每件事情都仔细地回忆一遍。我总是越回忆越愤怒，在半梦半醒之际，我总是幻想自己在对他们进行报复。比如说，我回忆起在柏拉曼学校里我们被虐待的情景。他们用小刀子戳我们，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事隔半个世纪，每次回忆起往事，俾斯麦仍会在半梦半醒之际跳起来，仿佛掐住了当事人的喉咙，他骨子里的仇恨将会愈发地膨胀，强烈地渴望着报复。一个评论家认为：“俾斯麦的内心里对仇恨和报复有着执着的怨念，而他的怨念比其他大多数的独裁者更胜一筹，在此类小事上，俾斯麦总是斤斤计较。”

这个时候，所有与他政见相左的人都要被他收拾了。早在1870年的时候，他告发了所有与他有过节的人，他的特意用来诬告他人的公式早已经印刷完毕，这种恐吓的方式，使得敢于反对他的人少之又少！蒙森正是不幸者之一，他非常懦弱，拒不承认俾斯麦所指控的自己曾经在选举演讲中说过的话，于是俾斯麦非常得意地对他的敌人说：“可能是控告词有问题，不过由于蒙森心甘情愿地表现得这样懦弱，好像在这件事上撒了谎，因此，实际上，赌赢的人是我们。”

俾斯麦与《喧声报》的主笔相熟，他们两人经常在私下里互相开玩笑。有一次，这个主笔在报纸上与俾斯麦说了几句玩笑话，完全无伤大雅，而俾斯麦突然将他告了，并将他送进了监狱。在和一位俄罗斯大臣交谈时，俾斯麦曾说过这样两句令人惊诧的话：“当然了，有时候我是因为非常生气以致失去了理智，但更糟糕的是，愤怒总是使我难以做出更好的判断。”拉斯克在美国死去之后，美国议院通过了一个要向德意志人表示同情的形式上的议案，并计划将这个议案发给帝国的宰相，但是俾斯麦并未将这些恭维他已经去世的敌人的话传给帝国议会，反而直接送回了华盛顿。他满腹猜忌。有一回俾斯麦漫步在宰相府的花园里，发现地窖里忽然透出光亮，他顿时停下脚步，问道：“地窖里的光是怎么回事？有人住在那里吗？你们快去对地窖进行侦察，看里面是否有人在私自铸造武器？！”

只要是与他政见不同的人，在他看来仅有两种原因：一是居心叵测，二是计划谋生事端，诸国的中央政委，诸国的使臣、部长，的确正在演变为愈加危险的阴谋的核心。在俾斯麦迟暮之年所写的日记里，“阴谋”这一章所占的篇幅最长，其中以“阿尼姆案”最为出名。

俾斯麦和阿尼姆是儿时旧友，因此人们对可怜的阿尼姆更加同情。阿尼姆是个聪明的外交家，同时也贪慕虚荣，矫揉造作，缺乏恒心，软弱卑怯。因为他擅长弹奏钢琴，因此，在众人聚会的场合里他总是上宾。因为他新娶的夫人非常富有，他的贪欲变得更大。他像个戏子一样，装腔作势，假装顾虑颇多，他精通几国语言，说话时习惯引用马基雅弗利的话。有一次，他在喝醉后对俾斯麦说：“只要是地位与名声在我之上的人，不管是谁，都是我的对手，我会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他。不过，如果他是我的上司，我就会谨慎行事，不让他瞧出我的这种想法。”俾斯麦当时就是他的上司，还对他的才华非常欣赏，起初派他去罗马评议会，随后又派他去巴黎担任使臣，如今已经将他封为伯爵，他升迁的速度超越了所有的人，他更加坚信自己会担任宰相，因此他对皇后奥古斯塔百般讨好。他非常会说话，皇后以为他亲附天主教和法兰西，因而对他非常宠爱。当然了，假如俾斯麦愿意，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但是俾斯麦绝对不会在奥古斯塔面前表现自己的特长。奥古斯塔对君主制的恢复和巩固并非是俾斯麦所希望的，他的目标是维护法兰西的共和制。在皇宫里，历来没有一个派别的人和俾斯麦有着相同的政见，因此皇室的态度有利于维护正统。所以，阿尼姆在巴黎想尽办法对梯也尔和其他共和党表示反对，并通过给威廉写私人信件来劝说他。然而，这位诚实无私的皇帝，仍然保持着曾经的习惯，阿尼姆的信件就像早些年戈尔茨的信一样被他交给了俾斯麦。

收到信后，俾斯麦马上改变了对阿尼姆的态度，从而改变了阿尼姆的命运。当阿尼姆回到柏林之后，俾斯麦拒绝接见他，阿尼姆离开柏林之后，俾斯麦也没有给他回信。反倒是皇帝几次召见阿尼姆，明确地表示以此作为宰相忽略他的补偿。阿尼姆非常糊涂，误认为自己能同皇帝合作来对付俾斯麦，他妄图用辞职来表示对上司的不满，但皇帝没有批准。在阿尼姆的记述中，皇帝曾表示：“除了心怀愤怒之外，王爵没有任何过错，而这也是他最明显的特征。我只能说，对一个如此完美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可惜的。”阿尼姆认为皇帝的这些话稳定了他的地位，他能够走入狮子的洞穴，和俾斯麦把话说清楚。在此问题上，两人均做了记录。

阿尼姆披露，起初俾斯麦和他说话用的就是一种放肆不羁的、悠然自在的、领导发脾气时的腔调。随即，在回答阿尼姆为何如此对待他的问题的时候，俾斯麦又以责备的口吻说：“你这八个月来的所作所为将我的安静打破了，对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你联合皇后，对宰相的职位虎视眈眈。等着看吧，等你的目标实现之后你就会知道，它根本就不值得你这样做！”

俾斯麦心计颇多，几乎没有人能像现在这样将他内心的想法猜得一丝不差。面对这种情况，他对权力的贪恋促使他说出了那些吸引人注意力的话，此时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他在暗示一个对宰相之位垂涎已久、想将自己取而代之的人：宰相这个职位根本毫无价值。

阿尼姆本来打算趾高气扬地将辞职书摔到俾斯麦的脸上，但这个时候他面目和善地说：

“您对我失去信任了吧？”

俾斯麦用毫无波澜的眼神看着阿尼姆说：“我的确对你失去了信任！”

阿尼姆伸出自己的手说：“那跟您告别，您不会连手都不愿和我握吧？”

俾斯麦冷冷地回答说：“在我家里，我不得不和你握手，但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同我握手。”

俾斯麦认为这次会见是一个契机，正因为这次不愉快的会见，俾斯麦更有理由让皇帝在自己和阿尼姆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俾斯麦写给皇帝的信里有两句威胁的话，他说自己对跟一个品行不佳的使臣争取皇帝信任的行为感到非常不屑。他继续说：“并非只有我一人有这样的顾虑，我们怀疑阿尼姆办公事时经常会被自身的私利所左右，不过我的推断很难得到证明。既然我已经对他表示怀疑，那么看到这位使臣如此奉行训令，难道还要依旧由我承担这个责任吗？”

俾斯麦疑心阿尼姆在法国战败赔款的交涉上故意拖延时间，从而使他和希尔施男爵合作的投机事业赢取暴利。俾斯麦和阿尼姆均为波美拉尼亚的贵族，也同为帝国的股肱之臣，他们不约而同地聘用加封过爵位的犹太人来对自己的财产进行管理，甚至连他们贬低对方的话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真是可笑至极。他们互相指责彼此损公肥私，虽然阿尼姆的名字并未明显地列出来，不过他的确是反对俾斯麦的贵族中的一个。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话是雷同的，但是，比较而言，势力强大的人的话效果更加明显。

威廉皇帝仅仅答应罢免阿尼姆，并将他的俸禄削减一半，这是他最大的让步，但是俾斯麦当然不会如此宽宏大量，他害怕阿尼姆在巴黎搞阴谋，更怕他在柏林搞阴谋，因此他将他的敌人轰去土耳其做大使。阿尼姆棋错一着，他原本应当主动辞职，如此一来他就能够自由地进入他所在的上议院的那个党派，这个党现在正与宰相争斗，他却在此时屈服于他的上司。在余下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俾斯麦拿最具有侮辱性的公文来惩罚他：“麻烦你认真考虑我的训条，至于你自己的意见则没必要浪费过多的时间去考虑……不要过多遵循你自己的政治观念，比你完成的公事要少才可以，正如你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此时阿尼姆印制了几份匿名的公文，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的高瞻远瞩，从而反衬俾斯麦目光短浅。实际上阿尼姆才是目光短浅的，他竟然没有预料到他的行为必定会败露。俾斯麦紧紧地将敌人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连皇后也不能再保护阿尼姆了，宰相能够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撤他的职。原本还是两个劲敌的较量，但是较弱的一方由于自身的糊涂而给较强的一方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对方的胜利变得更加轻而易举。

之后发生的事情，显示了俾斯麦离谱的残酷。阿尼姆一案致使占国内总数二分之一的百姓对胜利的俾斯麦表示反对。不论是和俾斯麦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世的人，均不会原谅俾斯麦，这都是因为俾斯麦将对手打倒之后，还要将其彻底毁掉。阿尼姆的接替者从巴黎寄来信件说找不到其中的几份公文，但是阿尼姆声称那是私人信函，并拒绝交出。阿尼姆的美好前程从此结束了。他曾经还渴望着做宰相，但是如今的他，仅仅是个食君俸禄的小官罢了。他以为凭借某些身居高位的人的庇护，凭借他的出身，完全有实力向势力强大的劲敌宣战，于是，他的对手通过合法的权力将他拘捕了，指控他私藏公文。在经过审讯后，他被判处九个月监禁，他因此逃往瑞士。俾斯麦原来计划对他进行公开的审判，打算在法庭上一次性地将此事彻底解决，避免遗留“侵犯公民隐私”的恶名。此事真相大白对皇帝比对俾斯麦更加有利，但是他在私下里奉劝阿尼姆屈服。

此时的阿尼姆彻底犯了糊涂，在被贬谪在外的时候，他曾经将几本荒诞不经、本不该公布的小册子公布于众。他因此再一次被审讯，本次控诉他的罪名是大逆不道，侮辱皇帝，诬蔑宰相。因为阿尼姆未到庭，他被判处五年监禁，去做苦工。除此之外，法庭还宣布阿尼姆有欺骗行为。过了四年，在阿尼姆正想尽办法要在帝国法庭上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时候，却意外地在奔赴德意志之前死在了尼斯。直到死，他也还是一个流离失所、声名狼藉的人。

在这件案子开庭审理的时候，一位证人首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出庭做证，考虑到其职业，这位证人原本不应当当众出现。这位证人就是霍尔施坦男爵，他与俾斯麦在圣彼得堡相识，俾斯麦聘任他到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当间谍，对阿尼姆进行监视，并将其一举一动秘密向俾斯麦做报告，这就是他的真正使命。他同样与阿尼姆为敌。宰相正是通过这个途径探知了许多可靠的情报，同时也获悉了阿尼姆对宰相位置的觊觎。俾斯麦安排霍尔施坦当庭做证，就将他的职业秘密当众暴露了，这对一个间谍来说是十分有害的。霍尔施坦亲口说，他因此恨透了俾斯麦。尽管这种仇恨现在还不会爆发，但是之后的某一时刻，当仇恨的火焰喷涌而出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6、战友罗恩

在与俾斯麦亲近的人中，仅仅有一个人既忠心耿耿又敢于批评指责俾斯麦，尽管和俾斯麦交好，但是他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力，这个人正是罗恩。在1870年后的动荡政局中，他和俾斯麦之间的友谊也遇到了危险，幸亏有罗恩的侠肝义胆，才使之得以延续。罗恩将忠君爱国当作天职，在他眼里，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地位和政党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心怀忧虑地关注着国内的事件，预料到政局的动荡就在酝酿之中。他曾经在1872年的时候写过：“1866年战争的胜利，还有与此相关的众多梦想编织了一种虚幻的假象，让人们误认为从此之后政党间的争斗能够通过和解来解决，而这正是最早绊倒我们的绊脚石……1870年的战争的胜利的确是英雄般的壮举，但是它并没有拯救现在的局势，而且它所导致的迷醉情绪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阻碍，使我们尚未完全清醒，因此我们踉踉跄跄地蹒跚前行，直至陷入深渊。”

尽管他如此认为，但是当几年的时间里俾斯麦其他的老战友都对他表示反对时，唯有罗恩仍旧同他合作共事，立场毫不动摇。布兰肯堡不仅要尊称他一声叔叔，而且几十年来都与他是政治密友，即便是这样的感情，罗恩也坚决不同意在抵制俾斯麦的宣言上签字。罗恩对祖国的热爱超越当时所有的普鲁士人，而且，他对俾斯麦的雄才伟略深信不疑，他坚信俾斯麦的伟大远远在他之上，只此两点理由就足够使他对俾斯麦丝毫不怀嫉妒之心。与其他贵族相比，他更加机灵、聪慧，也更加和蔼可亲。他并不热衷权势，心甘情愿屈身于第二把交椅，并且丝毫不觉得难堪。他经常将自己形容成一面盾牌，俾斯麦正是坐在这面盾牌上被高高地抬起的。

或许由于他对宰相的尊重，现实使他与他原来的朋友的距离越来越远。由于罗恩过多地称赞俾斯麦，所以在阻力产生时，他决定辞职。除了他们两个，威廉皇帝的老臣子基本上都走光了，当听说罗恩决定辞职时，他感到非常难过，竭尽所能地劝他不要辞职。而俾斯麦竟然做到了，而且不仅仅是留住他这么简单。俾斯麦通过非常聪明的办法挽留了他最后一位值得信任的朋友来辅助自己，而且让罗恩分担了自己所承担的重任的一部分：他将罗恩擢升为普鲁士的内阁总理，以便在同保守党进行激烈的争斗时，可以让罗恩分担部分责任。这件事迫在眉睫，他一看到罗恩的辞职书就立刻将此事办了。在1872年的元旦，俾斯麦匆忙回到柏林，对各种事情进行处理。在他还未离开的某一天，他给他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自己身体不好，无法像从前那样工作了。

“如果皇帝还需要我工作，在他手下担任外交部长一职，我还是感到非常荣幸的……对于欧洲的外交政策，我无法将我20年来的经验传授给别人，关于外国政府对我多年来的信任，我的态度也是如此。不过，我国是列强之中力量最为强大的，因此，我国的外交事务需要专职人员进行管理，一个大帝国的外交部长还得对内政负责，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可是从未有过的。我的宰相地位令我与很多人交恶，也阻碍了我结交新朋友。假如我在10年里无所顾忌，奋勇向前地走自己的路，我不仅一个新朋友也交不到，甚至还会与众多老朋友交恶……至于内政，保守党已经将我抛弃了，我因此失去了我所需要的政党的谋划与拥护……我竭尽所能，殚精竭虑。皇帝坐于马鞍之上，要明白让他骑在一匹烈马的背上是很难的，除非这匹马倒地。懒惰的人能够少受些折磨。”因此他仅仅愿意担任宰相和外交部长的职务。

“如今我已经斗志全无，没有能力胜任皇帝所希望但我无法承担的责任了。和我有矛盾的众多隐藏的势力十分厉害，更何况自去年春天到现在，我已经没有那种精神去奋斗了。由于保守党盲目自大又没有政治才能，我无法与他们合作……但是我又不想做向他们挑战的事……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决定在后天将我部分的辞呈交给皇帝……假如上帝赐予我们生命，我们将会十分开心地纪念这个伟大的时代，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两个人携手合作……我是你的知己，我们之间的交情会长存于天地。”

这种有限的退却实际上是俾斯麦对政治精心筹划的结果，而俾斯麦却用冠冕堂皇的话来让自己显得忠心耿耿，满腔热忱。随即，他对他的心腹好友说，他不过是在等待新的宣召，很快他就能够回来了。罗恩果真像囚犯一样处于俾斯麦的控制之下。罗恩担任普鲁士内阁总理一职只有九个月的时间，作为俾斯麦的下属独立开展工作虽说非常困难，但是与俾斯麦身处平职就更不能开展任何工作。虽然宰相已经将自己的职权分给了罗恩一部分，不过假如罗恩打算以内阁总理的名义开展工作，俾斯麦则会打着议长的旗号要求其他人批准。俾斯麦代表着帝国，而罗恩仅仅象征着普鲁士，唯有一人身兼两职才能避免这些矛盾和问题。帝国宪法所有的本质上的问题，如今已经完全地暴露出来了，而这种报复则全部加之于制宪者身上。

1873年2月，贵族们正互相批驳、互相指责，闹得满城风雨。他们查证了俾斯麦的下属瓦格纳的贪污行径，力图证明俾斯麦对此事事先了解。瓦格纳原本是位记者，如今身为参政。因为此事，俾斯麦当着罗恩和他人的面大发雷霆，这两位老朋友均十分恼怒。俾斯麦认为罗恩没做到不遗余力地卫护自己，所以未曾对自身的不满进行压制。晚上，俾斯麦收到了罗恩的信，信的内容使他非常诧异。

信上说：

“我承认您的确非常优秀，对此我毫不怀疑，因此，我总是竭力和殿下做知心好友，尽管您白天说话的语气让我们的交情难以为继，我仍旧尽力维系我们之间的友情，避免其破裂。您的‘轰炸’（发脾气）显然说明您一直在低估我！……以后尽量减少这种会见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我认为这对于我们两人来讲都是有利的，至少对我来说，肯定有利。我将我们之间总是被外力约束的深厚交情，连同10年来我们携手合作处理的事情铭记于心，因此我希望您不要怀疑，但凡您通过正常途径要求我做事，我是绝对值得依靠和信任的。不过，如果您对我工作的手段和形式加以批评或斥责，希望您明白，我也同样会生气。假如您甘冒风险，您大可以自顾自地批评或者斥责。我绝对不会把我的残年余生以及我微弱的力量用来抵制您，我没有犯糊涂，也尚有自知之明。这是肯定的！不过我绝对不会令您彻底误解了我的性格，如此刻薄且如此仇恨地对待我，把我当作一个违抗命令或者人微言轻的小官来对待——不，我原本就不是这样，以后也绝不会是这样。”他继续说，希望俾斯麦通过这封信“完全地理解我对我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和务必实施的条件，唯有如此，我们之间的友情才有延续的可能。即便我们决裂，我依旧能够向您证明，我是多么愿意继续当您的好友。罗恩”。

由于友谊被伤害，人格被侮辱，一个缺乏才情的人给另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写信，难道德意志的语言里还有比这封信更美妙的文字吗？俾斯麦除了立即给罗恩回信，并以和气友好的握手和满脸的微笑来回答，就别无他法吗？俾斯麦给他人写过很多气愤难平的信，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没办法，他只好寻找一条微妙的中间道路。他写道：

“尊敬的罗恩，你写给我的信，语气如此冰冷，这令我非常难过，我以为，白天我承受的来自于你的愤怒比我对你所发的怒气要大得多，否则我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忘记了。说起今天的事情，我的印象是你生气的时间比我还早，因此，我是被你的怒气传染了。我不认为你可以绝对地将心比心地为我考虑，作为老朋友，你理应如此。如果你让人公然用卑劣的方式攻击了，我绝对会将心比心地替你考虑，站在你那一边……我理所当然地以为，在我的名声和人格被人公然侮辱时，我的伙伴们必然会热心地对我表示同情……或许你很忙，没办法空出时间和精力来体谅别人的感情。在我的印象里，没有一张报纸、一个同事、一个伙伴曾经主动想方设法地替我回击此类不像样子的、本不应该由我承受的侮辱……伙伴与同僚未曾给予我的帮助，我只能以行政的手段来获得……

“不管怎样，我的性格并非如你所想的那般咄咄逼人，我发脾气只是一个正常的人在遭遇强行加给他的严重的、本不该由他承受的侮辱时下意识表现出来的行为。在那个时候，我完全有理由希冀来自朋友的援助，但是我遭遇了犹豫不决的人的冷眼旁观……希望你不要急躁，麻烦你回想一下10年以来我们合作所做的事，也许你能想起更早时我们携手奋斗的情景。你没有长时间忍耐的必要了，我将利用上帝赐予我的最后一些精力为我的名声而战……战斗之后，你将没有任何机会，就如今天的谈话和信函，让你认为我们长久的交情遭遇了危机。在我辞职之后，我期盼我们之间的友谊还一如既往。”

出任内阁总理后，罗恩的住所和俾斯麦的住所毗邻，或许他在窗户里就可以看到俾斯麦在花园里游逛，他寄出那封信函之后在那里消气。罗恩读到这封回信之后，必定会微笑。当罗恩读到这个独一无二的、自私自利的人宣称他总是愿意保护自己的朋友，不管怎样，他马上就要卸任了的时候，罗恩对他之前的种种斥责与非难选择了原谅。与俾斯麦相比，罗恩非常仁慈和宽容，尽管他是陆军军官，但他总是忽略自己公然受到的侮辱。目睹此事的人绝对会立刻告知其他的人，宰相是如何斥责内阁总理的。事后，罗恩提笔写信时又称他为“亲爱的俾斯麦”。

在以往的信件中，罗恩从未如此称呼过俾斯麦，至多称俾斯麦为“尊贵的朋友”，一般则是连称呼都没有，罗恩始终难以像俾斯麦称呼自己为“亲爱的罗恩”一样称呼他，他认为如此称呼太过亲近。此次罗恩称呼他为“亲爱的俾斯麦”既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意图弥补昨天在信件上称呼他为“殿下”的不妥之处，同时表明，他还是很尊敬昨天那个被他称作“殿下”的他所抗拒的人的。他怀着一种亲近同时也很庄重的语气，描述昨天的情景：

“昨天我的确给你写了一封冰冷的信。但是希望你明白，在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是非常难过的。我对你非常重视，你不应该体会不到。你理应记得，在以往的时间里，我时时刻刻准备着保护你，我把握住所有的机会，并且不管任何场合任何时机，一旦有人对你表示反对，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卫护你。因此你怀疑我罔顾你的脸面，罔顾你的名誉，对你的遭遇袖手旁观，这令我非常难过……你昨天的信，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重且没有原因的威胁。既然你这样放纵自己对我表示反对，在我表示自己的不解时，就刺激你怀疑我的热忱，并且进一步生气地说你怀疑我对你的同情和拥护……

“昨天真是够可以的，今后还会发生很多事情。你要我对你保持足够的耐心……你很了解我，我尝试着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需要互相宽恕’来劝解我自己。遗憾的是，我非常懦弱，在我被别人误解，在我知道我被人侮辱，而侮辱我的人正是我最尊敬最亲密的人的时候，我难以忍受……你要体谅我，你一定不要以为我只是一个沉默的靶子，将你的愤怒发泄到我身上是毫无理由的。你说需要我继续忍耐你的日子不多了，但是我真实的想法是，我期盼着在我去世之后，你依旧在领导着我们的祖国，这对人们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

作为一个贵族，罗恩正是如此给他的朋友写信的。

遗憾的是，天气依旧不晴朗，阻力也依旧存在。由于罗恩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继续他与俾斯麦的友情，因此他在秋天的时候递交了辞呈。他给他的侄子写信说，他可以与俾斯麦合作抵制自由的狂潮，只是如此一来，他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而他的能力不足以支撑。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他提到了男人们用来激励自我的两句话：“勇敢的英雄，努力向前吧，请让我的热情激发你昂扬的斗志！我将一如既往地对你表示援助，至死方休。我恐怕时日不多了，不过，不管我是在台上表演，抑或是在台下观看，我都会永远地声援你。”

在回信中，俾斯麦用词的大方程度比罗恩更甚。假如他所怀的目的并非不可告人的，假如他对人毫无怀疑，他对如何探测人心便相当了解。他并非小看他所造成的损失：“我的工作，使我总是最先遭受攻击，我的主人从未为我预留任何退路。毫无退路也就罢了，我们必须打着皇帝的旗号奋勇向前，无论是否能够做好，我都要高举着我的主人的旗帜奋勇前行。我对那些拉帮结派的老臣的抵制，比我对教皇、土耳其人和法兰西人的抗拒还要严厉。假如我干到精疲力竭，那么我已经为我的目标竭尽全力了。任何会计处都能够盖章打印来为我证明。你的离开将令我倍感孤独，因为在所有阁臣里，唯有你满怀热忱……那黄色的会议厅中，没有人可以填补由于你的离去而导致的空白，每当我留意你的位置时，我就会想：‘我曾有一位志趣相投的好友。’”旧普鲁士的消逝就记载于这两个男人的二重唱之中。在11年前，这两个男人合作前行，携手杀死了民主主义的巨龙，似乎唯有那一次这两位勇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们将手中的长矛连续地刺向这尊时代之神。之后，这尊时代之神哀号着倒下。然而如今，这条巨龙复活了。它原本仅仅有一颗脑袋，如今却有了三颗，它在深渊中号叫。如今只有一位斗士了，无人向他施以援手，他可以以一己之力为这个世界除去这条恶龙吗？

俾斯麦很难对人推心置腹，不管是什么人。在罗恩离开之后，他疑虑更深，再也不对任何人讲实话。目标和利益又束缚着他全部的行动。六个月之后，曾经尽力阻止罗恩辞职的俾斯麦将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罗恩的虚荣心，他说罗恩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思维做事，开始时性格比较温和，后期却成为一个懒惰的人。而罗恩从未讲过类似的话，他有六年的时间去享受安闲的生活，在这六年里，他脱离了俾斯麦的阴影。俾斯麦再一次以辞职相要挟，罗恩对他的侄辈说：“当普罗米修斯将火种从天上带往人间之后，他必须忍受铁索与老鹰的惩罚……他的手无法拿到他渴望的东西！无论是谁，一旦他摘取了生命树上的果实，都将无法躲避惩罚。假如他如今不惜任何代价要解甲归田，告老还乡，那他将亲手毁掉自己头顶的桂冠。”

罗恩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之后，火速赶去柏林，住在皇宫门口对面的一家旅店中，方便每天早上观看升旗仪式。皇帝差人看望他，送给他东西。在他去世的前一天，82岁的老皇帝亲自来看望这位72岁的总司令。两个实在的老人坐在一起，从他们的本心来说，他们都是成年人，从他们的虔诚心来说，他们都是孩童。他们回忆起了以前的战争。威廉在离开时，望着天空，不无伤感地说：“你替我跟我的老朋友们问声好。到了那个世界，你会碰到他们中的几个的！”

罗恩就这样去世了。

7、奥古斯塔皇后

“假如我们对一头牛说‘哈’，它就会向左转；假如我们说‘呼’，这头牛则会向右转。然而，一个老人对‘哈’‘呼’全都不清楚！”对处于生命里最后一个10年的老皇帝，俾斯麦正是以如此无奈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私人看法的。在俾斯麦60岁、威廉80岁之后，他们两人的情谊日益淡漠。一个英明睿智超乎常人的宰相，被他自己在欧洲的丰功伟绩抬得太高了，被君主无数次的容忍退却纵容得自大了，因此，做起事来就变成了彻彻底底的独裁者——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总是保持克制，严于律己呢？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容忍要求形式上的必要呢？一个不是非常睿智的人，一个实在的老人，被尊贵的王位抬得太高了，被发号施令的习惯纵容得蛮横了——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长期容忍他人并对他人致敬尽礼呢？

在呈递的奏折中，俾斯麦的确在很多地方使用了致敬的形式，他绝对不会忽略宫廷礼仪需要的客套话。对于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更是这样。御前会议上，正如目睹的人所说的，他尽心尽力地表现出一种符合礼节的行为，交谈用语都符合宫廷的御用言语。而皇帝随和宽厚地回答他的时候，所显露出的感情也是非常诚挚的，正如俾斯麦被封为王爵时，激动难抑流下的泪水也是真的一般。威廉从未表露出对贤能的嫉妒，他诚挚地赞扬俾斯麦，他的公文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感谢：“我对你的感激，将超越我的生命的时限，我将一直感激你，不仅作为一个君主，更作为你的朋友。”一位平民由于要同公主结婚，因而需要晋封他一个第五级的爵位，但是考虑到他曾有一次拒绝向俾斯麦敬酒祝寿，所以，皇帝事先征求了俾斯麦的意见。威廉说：“假如你对我的做法表示反对，那么我绝对不会仅仅为了使两个相爱的人幸福而做出违背你意愿的事！”至于俾斯麦，尽管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资与骄傲，不过他一直对人称赞、讴歌皇帝的勤勉与治世能力。——威廉不分昼夜地说不管是之前的人还是之后的人，都不能和俾斯麦相比。

对众多的阁臣、议员或者是与政治无关的偶尔来访的客人，乃至于素不相识的人，俾斯麦都毫不掩饰地与之交谈，并特意显露出他希望他人转述自己所说的那些对他自己有利，但他不能承认出自自己之口的话的意思。

“如今这些给皇上带来无上光荣的事情，全是我大费周折逼迫他去做的……我同他讨论问题，越发地发现他的为难了。他年龄愈增，身体愈差，他的判断力日渐减弱，让人无法容忍。”俾斯麦同赫因罗厄说，“他连自己同意过的是什么事情都不能清楚地记得。偶尔他听说某件事正在处理，他会认为之前根本没有人询问过他的意见，从而大发雷霆！”在和符腾堡大臣米纳特的对话中，他说：“我的君主在1866年的时候就有退位的打算，不过，是我让他踩在我的肩膀上，将他推到了皇帝的宝座上。如今他认为自己对任何事情都很精通，比他的宰相更精明强大，事无巨细，他全部要亲自过问。”他叼着烟管，与花园监督蒲斯进行简短的对话：“你是一个不错的军官，对待妻子的态度很随和。”曾有位外邦人说，皇帝在做亲王的时候曾经在议院里发表过很多次演讲，都非常不错。俾斯麦回答说：“那些演讲稿全是他人写好后给他的，皇帝不善辞令，不过他对他的元帅们演说时，偶尔却能发挥得非常不错。他非常实在，值得信任。然而，仅仅是这两个优点，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他能够宽宥我、护卫我，对此我十分肯定。”

尽管俾斯麦如此恭维他的君主，不过当他发现他的君主也不可靠的时候，他当然非常不高兴。君主说过的所有对他表示不满的话，他总是可以知道。“当他知道后，他往往拿辞职来威胁君主，以此来使君主听从他的安排。”赫因罗厄如此评价俾斯麦。俾斯麦非常自得地说，有一次他的辞职报告被老威廉揉成一团，老威廉非常恼怒，在上面批示了一句话：“绝对不允许辞职。”此后，在两人再次相见的时候，皇帝真诚地对俾斯麦说：“你总不会希望我在垂暮之年落下一个坏名声吧？假如你要弃我而去，你就是不忠诚的！”还有一次，俾斯麦又以辞职为恐吓君主的手段，不过却将此事弄成一桩悬案，因为他请假离开，请求在他休假结束后再行定夺，换句话说，他是要皇帝对此事沉默无奈地等上五个月的时间。老威廉愤怒地说：“你的信件让我非常不舒服，请原谅我不具体讲述给你听了，但是我要问你一件事：既然你自己写信希望我严守你信内的秘密，那么我也请你要求送信的人发誓严守秘密……我是为你所困扰的威廉。”

依旧是这位君主，每个星期都会阅读《帝国警钟报》！虽然俾斯麦在自己的传记里大力遮掩他和威廉相处的桩桩为难之事，不过他经常对皇帝阅读这份报纸的事情表示内心的不满，这张报纸是专门为了诬蔑打压俾斯麦而办的。当俾斯麦的三个对头被皇帝任命为国家大臣的时候，俾斯麦向皇帝抗议，抗议他公然向自己的敌人示好。对三人中的一人，俾斯麦如此写道：“此人反对我很多年，仅仅因此事使民众关注到他。他无才无德，也没有任何功勋。在外交部，由于缺乏真才实学，他很讨人厌。在紧急情况下，他几乎是个疯子，15年以来，他除了通过语言和文字反对我之外，没做过任何事。他骄傲自大，自认为被人误解，话语间充斥着愤怒。”

俾斯麦非常明白应该如何对皇帝加给自己的屈辱进行报复，同时又符合作为臣子的礼节。1874年，威廉皇帝因为谕旨中的一句话语气太重而不满，俾斯麦则自瓦森给皇帝写信说，假如谕旨出现丝毫改动，那么他就不回柏林开会，他让赫因罗厄转告君主：俾斯麦自以为是个作家，不肯接受丝毫修改的建议。赫因罗厄将这句话传到了柏林。威廉非常着急地说：“其他人将从谕旨中的这段话推论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又要和法兰西作战了！……我不希望听到类似的话……我年纪大了，如果我不对这段话进行修改，俾斯麦会拖累我再进行战争！”赫因罗厄很客气地否认人们会推断出这个结论，威廉捋着胡须说：“对于此事，我不会接受俾斯麦的想法。麻烦你将我的话传达给王爵。”君主和臣仆正是通过请一位中间人传话的方式，来避免两人当面发生冲突。最终，自然是皇帝选择了让步，没有对俾斯麦的底稿做任何修改。

太子说：“我们必须听从他的意见。倘若俾斯麦向我父亲建议要和加里波第或者是玛志尼联盟的话，起初我父亲会在屋子里绝望地来回踱步，大喊道：‘俾斯麦，你究竟想做什么？’不过随即他就会停在屋子中间说：‘尽管我这样说，不过假如你觉得为国家利益非如此不可的话，我也不会反对你的意见了。’”我们很容易明白一个在柏林身居高位的人为何会在一封私人信函里幽默地将俾斯麦比作卡拉卡拉。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在1873年元旦，这两人辩论之后，威廉老皇帝在俾斯麦的唆使之下，给他写了一封语重心长、感人至深的信。为了将这条新闻传播出去，俾斯麦立即站出来对一个自由党说皇帝让他看了这封亲笔信件的底稿，他并未做改动，仅仅更正了一两个字的拼音。俾斯麦狡猾地说：“我改正拼音这件事真是令人遗憾，因为经过我的修改，似乎是有些不可靠了。”

对于此事，几乎任何人都不肯讲实话。但是温鲁说了实话：“君主不但留用了一个可恨的臣子，他的可恨程度比之前所有被普鲁士皇帝任用的大臣都深，更可悲的是，皇帝对这位大臣的话竟然无条件地彻底相信。今后的历史对此事的记载绝对是有益于皇帝的。”俾斯麦听闻此话，并不愤怒，他的回答堪称经典：“你说得非常对。皇帝在对待和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时，感觉总是非常敏锐的。”

不论在何地，俾斯麦都会毫不犹豫地将老皇帝的缺点揭露出来。路西亚曾经记载着1875年俾斯麦于一个人员混杂的聚会上所发表的言论：“偶尔，我们收到皇帝的亲笔公文总要忙上几个星期才可以答复。皇帝不抽烟，不读报纸，只读公文！假如他愿意一个人玩纸牌，那也许会更好一些……倘若我的话比较尖刻，他就立刻面色惨白地说：‘我明白我在遭受垂老无能的痛苦，不过，活到这样的年纪难道是我的错吗？’听了此类话语我当然非常难过。”俾斯麦对他的医生说，在皇宫里必须说些无关紧要的套话。“我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陛下说的都是糊涂话’，也不可以说‘陛下对政治一无所知，就像一个第三级的孩子一样’。我必须要用好听的话掩盖真实的情况。人们没办法明白和一个年老的高高在上的尊贵人物相处18年的辛酸。假如我不以辞职相恐吓，就好像没有随身佩带手枪一样，那么我肯定难以与他相处。”

当他的心腹好友路西亚恭维威廉的时候，俾斯麦粗鲁地说：“只要是君主，都掌握着相似的秘诀，即怎样利用他们最睿智、最忠诚的顾问。我们的皇帝绝对掌握了腓特烈大帝的秘诀。他非常冷漠，心硬如铁，他内心对我并无丝毫感激之意，他挽留我为他做事，不过是因为他认为我对他还有价值。”

在1870年间，俾斯麦和奥古斯塔的冲突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皇后同她的顾问施莱尼茨，也就是内务府司库官，豢养了一批人特意写文章反对俾斯麦，打算用阴谋诡计陷害俾斯麦。不论是贵族还是信仰天主教的人，一旦俾斯麦同自由党合作，奥古斯塔就成了一个反对自由党的人。在战争结束后，她出席了柏林凯旋的仪式，直到如今，人们也还不太明白她为何要急匆匆地延迟凯旋大典。那时候皇后正在矿泉别墅休养，所有的事情都被她耽搁了六个星期。晚六个星期遣散军队，给国家造成了好几百万元的损失。人们疑心她是不是骄傲自大到发狂的地步了。

皇后的态度给国内的议员和阁臣造成了影响，也对在国外任职的王公们造成了影响，这对帝国的内政和外交都非常不利，使俾斯麦相当为难。俾斯麦曾经同时对两位好友表示：“她亲自给外邦的元首写信，据说是受她的丈夫的唆使；她反对我的政策，同法兰西使臣交往过密，违抗我而遵从温德赫斯特的话。她的诡计近于离经叛道……她让人给她写信，并在早饭时间将此信拿给皇帝看，饭后我就会收到皇帝表示不满的信件。假如今后亦是如此，我除了辞职别无他法，辞职了，我就能够直言不讳了。”

她与法兰西使臣交好，那位使臣出身贵族，他渴望获得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她竟然帮助他。她让一个人给她读法文，她就用这个狡猾的光棍做间谍。她特意优待一些怪异的外国人与天主教教士。施莱尼茨是一个反对俾斯麦的使臣，他收集阿尼姆、温德赫斯特和其他心怀怨愤的贵族抵制俾斯麦的计划，并把它们全都交给皇后。这样一来，助长了众多的反对俾斯麦的政党的嚣张气焰，他们都渴望着以后能够将这个长久在位的宰相推翻。俾斯麦查出散发《帝国警钟报》的行动就是在内务府司库官的办事处进行的，“中间人是一个领导的手下，他特意为施莱尼茨的太太准备鹅翎笔，帮她收拾写字台。皇后总是让我感觉她讨厌我，她的下属是宫里的大官，对我非常无礼，所以我只好写信向皇上诉苦”。

在某天早上，俾斯麦求见皇帝，请求他给中央党一种不同寻常的待遇。他看见皇后待在皇帝的病榻旁，“看她的打扮，我就清楚她是在听说我来了后才下楼的。当我要求与皇上一个人密谈时，她虽然走开了，但是仅仅走到门外，也不关门。她好像事情繁忙，不停地进出，因此获悉了我与皇帝的全部谈话”。昨晚，皇宫里有舞会，俾斯麦请求她务必避免以激烈的话语劝皇帝，以免伤了他的精神。“在皇宫里从来不许这样，因此我的行为在她意料之外，不过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我从未再见过奥古斯塔皇后如此这般美丽。她身子挺直，双眼喷火，不论是之前还是之后，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生气的模样。她将谈话硬生生地中断，无礼地转身离开。随后一个出入皇宫的人告诉我，皇后说：‘今天彬彬有礼的议长非常放肆！’”

俾斯麦用寥寥几笔将早晚两次的情景刻画得极为形象，皇后暴露了自己的特点。在早上，她心怀嫉妒地挑战俾斯麦，这种举动非常有失庄严，她为了干预国事，甚至躲在门后偷听。而在晚上，她却摆出皇后的架子，容光焕发，盛气凌人，恢复了她几十年享有的盛名。我们还能责怪俾斯麦最希望她死去吗？他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两种制度一定会废除一种，或者是婚姻制度，或者是君主制度，二者绝对不可能并存！但是，既然我们无法废除君主制度，那么被废除的就只好是婚姻制度了。”俾斯麦声色俱厉地对路西亚说：“晚上我同君主将某件事商量好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所有的事就会被推翻……要是皇帝没有妻子的话……”

俾斯麦的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的君主主义随之消失了，他似乎将君主主义所依赖的信仰彻底抛弃了。了解真相的布赫尔和布施对人们说，俾斯麦草拟了一篇政论的底稿，提及他用辞职相威胁，他大费周折地将这篇文章刊登在英国的报纸上，以使德国的报纸进行转载。他希望通过这个方法逼迫皇帝听从自己的话。在此篇政论中，提及这位宰相对君主制度的拥护和对君主的忠诚，布施说“两个先知面对面相视而笑”。他带着点儿自嘲的意味对米纳特说：“但凡一个有些阅历的人，一旦他了解君主有时是如何为难自己的大臣的，就足以让他倾向于做一个共和党……君主在自己的宝座上谈及大臣，都只将他们当作帮助自己管理土地的总管。”他讽刺一位阁臣，说这位大臣在讲述荷马的英雄们的时候，依旧用在皇宫生活时所使用的奴隶的话。他于1880年私下里对此事总结道：“我并非一名独裁者。一个人做了几年的阁臣，不可能独裁。阁臣不仅仅要听命于君主，还要照顾自己的老婆，也许还需要讨好他的几个情妇。更何况，旧的贵族骄傲放纵到了极点，他们凭着自己的家世瞧不起别人。”

他坦率地对阁臣施勒策说：“在我的任期届满之日，我满脑子都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但是现在我感觉这种情感逐渐减轻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难过！”随即，他又说了一句恨意十足的玩笑话：“我曾经见过三位君主的裸体，不过全都不怎么好看！”

8、独裁者

这位专制者，如今脚步沉稳、霸气外露地在帝国的土地上走过，国人称他为“铁血宰相”。他们是在无意识地开着玩笑——因为这位专制者处理内政的手段非常强硬，但是国人并不希望他如此强硬；他处理外交问题却非常灵活，德意志人不再需要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掌握政权、管理国家、颁布政令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别人都有着戒备之心，怀疑别人的智慧与忠诚，但是他非常相信自己的敏感机智，无论是谁，一旦显露才能，他就怀疑那个人或许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结合种种表现来看，他越发地成了一个专制者，将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是如此自以为是，他相当厌恶参政者，对他们的种种举动深恶痛绝。一切都促使他渴望休息，渴望乡村生活或是长时间地休假。他的假期长达五个月，在离开之前他将公事都交付给他人处理。不过，倘若承办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则会招致祸端。没有人比罗恩更了解此种情形了，罗恩在担任内阁总理之前曾经写道：“那个在瓦森休假的人，无论大事小事一定会亲自过问，但是又下达了非常严厉的禁令，无论怎样的情况均不允许惊动他……除非他从容自信，以便通过一个上议院和必要的阁僚在帝国携手共事，否则，历史会将他当作一个反面人物……你不可以一直依靠动手来获取温饱，不管你的手多么灵活有力，不管你是如何善于辞令……他朋友非常少，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他非常希望听到他的对手的话，这些对手中最恶毒的当属那几名崇拜者……我之所以期待通过多方努力，可以使他进行全面的改变，仅仅是因为我非常看重他。”随后所有人都知道了拉斯克抱怨俾斯麦难以容忍任何一位部长一事。他仅仅和司长们保持联系。我们还可以读到“德国人心甘情愿地被俾斯麦管理，甚至在他称病回到瓦森时，还要他管理国家，甚至是任何的小事，都不希望被俾斯麦以外的人处理”。

第一层，他的专制施加在各部部长和王公们的身上；第二层，他的独裁政策更为厉害地施加在帝国议会之上；第三层，则是施加在官吏之上的专制，简直到了极点。哪怕是各邦的公爵，假如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到来，他就拒绝会见。甚至连国王也会在他那里碰钉子。倘若他约一位王公在晚上9点来见，8点45分俾斯麦如果仍处理政务的话，就会派人将他的制服拿来。9点15分，他将制服换好，开始口授，台德曼记录：“在位的王公们，不要想让我多等他们一刻钟的时间。”此时恰好有人来报大公来到，两扇门打开。台德曼记录说，俾斯麦本来是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口授，一听说大公到了，就立即坐在书桌前，装成埋首于公文的模样。然后他就一脸诚挚地对大公道歉说：“我原本不奢求殿下今天晚上能来探望我，因为现在都9点20分了。”他的这些举动除了警告王公们不要太过放肆之外，还有其他的意图，他要让参政议会知道他的举动。他明白外交部是说三道四最为热闹的地方。有次萨克森王突然走来，守门的是一个传统的普鲁士人，他询问道：“你预约了吗？倘若没有预约，我绝对不会放你进去。”萨克森王没办法只能无奈地离开。后来俾斯麦道歉就算了。

有时候俾斯麦会连续几个星期不接见阁员或者使臣，当然，这是在他厌烦他们或者不想答应他们的要求的情况下。路西亚和台德曼都说过，假如俾斯麦不愿意，必须采用巧妙的方法才可以让他收回一项命令或者决议。这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在读与俄罗斯专制君主的宫内情况有关的记录一般。某些非常睿智的人，当然不希望听任他人的摆布，让内阁虚有其表。因此，愿意在内阁任职的人日渐减少。他引诱别人进入内阁，很快又把他们逐出内阁，一位言辞幽默的伯爵将俾斯麦比作唐璜，说他开始时引诱美丽女孩，在失去新鲜感之后就将她们抛弃。俾斯麦重视一位阁员的时间，最多只有两年，超过两年的少之又少，但是这是非常正常的，俾斯麦如此描绘自己的心境：“假如我想喝一勺羹汤的话，我一定要提前与八个傻瓜商量！”不过，倘若他的同僚加入他的对手的阵营，他更会大发牢骚，骂他们背信弃义，说是自己赏识他们，提拔他们的。

每当有人拜访，客人只能恭敬谨慎地听他讲话，绝对不可以插话，否则势必会引起他的厌烦。“假如有人要和我交谈，必须控制在20分钟之内。很多使臣待的时间太长，他们企图从我口中套取消息，好向国内汇报。”就算是最高地位的官员，甚至是知交，倘若未收到邀请或者没有提前预约，也不能拜访他，即便他住在乡下。他在瓦森休假期间，即使是威廉皇帝派去拜访他的人，他也不会欢迎。驻巴黎的使臣赫因罗厄王爵觐见皇帝，皇帝说赫因罗厄最好到瓦森走一趟——实际上这就是上谕。但是赫因罗厄回答说，除非俾斯麦邀请他，否则他不可以去拜访。皇帝和王爵沉默对峙了很长时间，最后这位宽厚仁慈的皇帝只能收回成命。不过倘若俾斯麦有话对皇帝说，他则会毫不迟疑地派赫因罗厄王爵从瓦森去觐见皇帝。

他通过很多方法来表现他的独裁，将他的身体健康当作玩具就是其中之一。当他一筹莫展只能称病时，他还就真的生病了。不管是真病还是假病，总之他常常说自己气色不佳想辞职。《喧声报》借用海涅的腔调，对此事做出如下评论：“我费尽周折才凑齐了这笔缴税的钱！”

他多次请辞，并非只因为身体抱恙，还因为对忙于国事心怀不满，有几回他甚至对皇帝也颇有微词。有一次，赫因罗厄在瓦森拜访俾斯麦时，看到他气色不错，因此感到十分开心。但是同一天俾斯麦“因为皇帝不体谅他，总是给他找麻烦”，让赫因罗厄禀报皇帝说自己依旧病重，精神不济，心神不宁得厉害！

俾斯麦对帝国议会漠不关心，反而要求帝国议会体谅他。1879年的一天，正当俾斯麦在演讲中批评拉斯克个人时，主席轻轻摇铃。俾斯麦停下演讲问：“为何摇铃？会议厅里是十分安静的！”事后他对路西亚说：“在此处，我就是帝国的最高长官，无须受主席纪律的束缚，他没有权利摇铃打岔或者对我发出警告。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么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就是解散议会。”正是因为如此，他成了众矢之的，他愈加鄙视他的对头，却又希望和他们争斗。利克特在细枝末节上反对政府的时候，俾斯麦似乎准备拔刀相向了，他火药味十足地问道：“各位攻击我们的立法、政府的政策，请问你们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针对谁？……不是我还会是谁？我不会让你们含沙射影地借攻击政府来诬蔑我的，我一定要反击！”

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他改变了方法，从声名变化到竞技，因为他对利希特说：“哪怕我仅仅是一个竞技的人，我也一定会自我保护，来反对如此的进攻！”有一天，他的心境介于骄傲和虚心之间，他为此困惑不已。拉斯克说世上不存在全能之人。俾斯麦却认为拉斯克是在怀疑他的能力，便回答说：“在我看来，你的阿尔瓦可以做的，查理同样也可以，仅仅就是这样罢了。”他错误地引用了席勒所说的话：“查理不可以做得更多。”（显然对他不利）他对自己的历史较少提及。不过，有一次他在帝国议会上说：“我一度是全欧洲的敌人，你们根本算不上我的第一个对手！”此时，哪怕是最厉害的对手，也几乎吓得战栗，因为他们知道他所说的全部都是实情。

此时此刻，他愈发地认为自己善弄权术。在帝国议会上，他批评理想家说：“政治并非一种科学，并非是教授们轻易猜想就能了解的，政治是一种技术，正如雕像和绘画并非科学一般，政治同样不是科学。某些人能够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批评家而不是一个美术家。就拿莱辛来说，他肯定是个专业的批评家，但是他无法胜任雕刻一座雷奥科温的工作。”在激烈的冲突发生之后，他满腹怒气地坐下进餐，在吃过三四种菜之后，又变得幽默起来。

俾斯麦愈发骄纵任性，尤其是在对自己的爵位的巩固保卫上。就此事而言，俾斯麦的确像一头狮子，而某些阁僚就犹如一只被他捉住又放掉的野兽，最终还是会被捉回来。1880年4月，由于在联邦议院里普鲁士首次投票失败，他大发雷霆。在10点钟左右的时候，他喊来台德曼，让他马上在《北德意志报》上发布他将辞职的消息。尽管有人极力劝阻，也未能制止他将辞职报告送去草拟新闻稿件。在草拟稿件的时候，他去花园散心，每走一圈，就抬头望着窗户，说几句更加严厉的话，要台德曼将责任归于几位联邦的王公以及他们的代表。在报纸即将付梓之前，台德曼劝俾斯麦天亮再印。“绝不！”俾斯麦强硬地回绝了。那份辞职报告写了满满四页纸，动用了四个人誊写，唯有如此才可以在4点半钟送给皇帝。午夜12点半，俾斯麦就派人骑马将辞职书送去宫里。过了一刻，俾斯麦坐下来进餐。在他还没开始吃的时候，他又派人说，辞职报告不用送了。台德曼立刻跑到楼上说，辞职报告已经送去半个小时了。他当然想从副官手里将辞职报告取回来，不过辞职的新闻已经送到报馆，皇帝早晚也会知道。“好吧，算了，他总是让我厌恶，如今轮到他了！”

当俾斯麦的宰相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会上演这样滑稽的闹剧。哪怕是处理一件不太重要的外交事件，他也不会被自己的性情所左右，肯定会理性处理，倘若他的下属任意处理此类事情，他一定会生气的。然而一旦涉及他自己的地位的时候，他却可以扮演傻子，因为无人可以取代他。路西亚和台德曼是两位议员，一位被保荐当了阁员，一位出任帝国宰相府的办事长，唯有这两人尚有计谋和精力，可以在俾斯麦手下任职长达几年的时间，后来施勒策出任财政部长也能够如此。

布施和布赫尔两个人都颇有意味，他们俩的年龄均比俾斯麦小，也都做过革命党，后来成为著名记者，都做了官。布施更加聪慧，做事顾忌较少，圆滑却有些肤浅。他游历甚广，后来做了《边疆报》的主笔，引起了俾斯麦的注意。在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非常欣赏他，可是战后他就失宠，被俾斯麦赶走了。不久他耍弄权术，甚至用敲诈勒索的手段，将自己变成一个无可替代的人物。俾斯麦虽然起用他，但是对他很是忌惮，甚至比他忌惮俾斯麦更为严重。他是一个无可替代的采访的行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难以逃出他的耳目和他的注意。他的日记为读者提供了很多无价的珍贵资料，让人对俾斯麦了解得更多。俾斯麦自己也无法否认其中他不希望看到的真实事件。

布施强壮、乐观又狡猾，布赫尔同他相比，则令人难以捉摸。他开始时是一个律师，是议院中49个激进党之一，因罪被判监禁，后逃到伦敦。他在伦敦待了10年，日子过得贫寒孤苦，与逃亡中的马克思做了邻居。恰逢大赦，他返回德意志，拉萨尔将他介绍给俾斯麦，他此时已经年近50了，依旧没有固定的谋生之道，他厌倦了革命党的漂泊无依。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他非常容易地见到了俾斯麦，而他的文采也得到了俾斯麦的欣赏。布赫尔在伦敦的时候结识了李卜克内西，彼时他正要开始他人生当中最为艰辛的日子。他进入了外交部，也由此奠定了他日后被擢升的基础。假如他奉命前行，忽略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非常有希望得到体面的升迁。

他的外貌没有丝毫动人之处，身体也非常羸弱。当他可以暂时摆脱工作时，他习惯避开人们，放下报纸，去树林里散步闲逛，并且随身携带一个绿色的标本箱用来放置草或者苔的标本，他认识所有的鸟。他没有妻子，供养着自己的姐妹。他吃得很少，没有喝烈性酒的习惯。他一回去就和俾斯麦携手做事，忙得不分昼夜。假如他去看戏，他会事先将他的座位号告知他的主人，一旦有事就能够立即喊他回来。他是一个非常聪慧的思想家，他写作条理非常清晰。他写过无数的英语论文、法文短文以及德意志律的草稿。虽然他讨厌俾斯麦，却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他。他对主人言听计从。由于他不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因而可以暗示俾斯麦让他改正自己的缺点，并且可以依据俾斯麦的脸色，来确定他的批评的效果。俾斯麦将他当作无价之宝，把他比喻为“珍珠”。俾斯麦从未如此夸奖过其他的人，他还夸赞布赫尔说：“他是我忠诚的密友，是敢于多次批评我的人。”然而他不这样夸耀阿比肯。有一次他甚至表示可贵又忠心耿耿的阿比肯是自己的苦劳力。

俾斯麦认为议员说话应当简练，文章也必须精悍短小，通俗易懂。这些议员中像台德曼和布赫尔等人，说话写文都可以达到俾斯麦的要求，又往往可以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之间将各自的工作处理好，因此向来不会看到俾斯麦不耐烦的模样。俾斯麦认为议员说话不能带有情绪，写文章忌讳使用敏感的词汇。对于说话和写文章，俾斯麦曾经创制了几项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规定，例如“字句愈浅显，印象就愈深刻”。他还说：“不管一个地方多么复杂，寥寥数语就要把握核心。”只要是他的下属，必须能够在10分钟以内根据一篇100多节的法律草案做出报告。只有勤加磨炼，才能掌握这种基础性的技能。当俾斯麦要了解一个经济问题的时候，只有5篇稍长的简报也会使他不耐烦。

他耐力很好。虽然开始听起来不开心，但是之后则充分利用。他并非钢铁般冷血无情的人。我们应当了解这个意气用事的人的真正性情。当他的精神受到困扰时，他不会像别人一样捋胡子，而是习惯捻自己的眉毛。台德曼在碰到这种情况时，总是在公文卷宗里提前放置一份所涉公务十分简单的公文。“假如我一进屋子就瞧见他从窗口向外张望，满脸怒色，尤其是当我发现他准备捻他的眉毛时，我就将一份极其简短且涉及无关紧要的争议话题的报告交给他。”他最多会说：“你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照你自己的意思办吧。没有其他的了吗？”然后台德曼就会告退。次日早上，这位上司还在床边时，他就会非常耐心地听取报告，连续几个小时都不会不耐烦。

由于俾斯麦有晚起的习惯，因而他的工作总要推迟至中午才开始进行。从12点到晚上6点，再从晚上9点到半夜，他劳心劳力地工作。他喜欢在晚上办公。他非常希望议院开会开到夜里很晚，就像英国一样。一个人夜里办事效率很高，也会更容易说话，更为宽容。在清晨，人们往往不会对他人的短处直言不讳的。

在他平心静气的时候，他像很多精神病人一样，要求他的下属分外努力。一篇长稿务必在一小时内完工。在这一小时内，文员或许要被他传召10回。“在署里，文员工作时都要一路小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必须加快节奏，哪怕是意志坚强的人，也很容易崩溃。”但是台德曼说：“他从未对我如此苛刻过……我记不清他和我对话时所用的是否是上等人对话时所用的腔调。他对我们非常客气，是别的大臣的榜样。不过我们都必须谨慎，切莫让他不耐烦，切莫刺激他的神经，下属都非常害怕这位上司。他们知道，哪怕是犯了极小的差错，都要被骂得狗血淋头，他们在这个暴躁易怒的太岁面前瑟瑟发抖。”

他居住的房间宽敞明亮，里面没有几件家具，有一盏银灯高高地挂着，用来照明。他半个身子倚靠着椅背听着下属的报告，迅速地决定该如何处理。台德曼说，他在六年的时间里不记得俾斯麦在处理事务时有优柔寡断的时候。在他口授令他人书写的时候，他习惯于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他的话好像洪水倾泻而出。他常常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三句相差无几的话，最后才决定要用哪一句。他无法容忍任何的干扰，一旦被干扰，他的思绪就立即无迹可寻，而他原本的意思也就很难揣摩了。

“1877年年底，他口授我给皇帝写一份报告，实际上是以立宪之后所有政党关系发展的全部情形为内容。他连续不停地叙述了五个小时。他的语速较平时更快，我非常困难地将他所说的话的各个要点记录下来。房间里很热，我的手几乎要抽筋，因此立刻做了决定，迅速脱下外衣，只穿着内衣继续写。俾斯麦王爵非常诧异地瞥了我一眼。不过他随即点了点头，表示他理解我的意思，然后继续往下说。当我誊好我所写的东西时，发现足足150页……全文通畅流利，对此我感到非常惊讶……这简直就是一篇完整的、一气呵成的文章，没有重复之处，也毫无赘述。”

就工作而言，他待人接物时不是只采用独裁的手段，事实上他也会体谅他人，就其他事而言，他观察入微，注重细节，但仍旧以礼相待。由于他既没有耐心，也没有时间让裁缝测量尺寸，因此裁缝替他做衣服只能凭眼睛观测。假如尺寸不合适，裁缝就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你为我做的衣服一向都非常合身，不过最近你似乎没有这种本事了，你似乎认为我年纪越大身材就越小越瘦了——这是多么罕见的事情啊……1870年以后，你为我做的衣服全都不合适，不过你或许自认为做得非常不错。我没有预料到你会如此忽略人的身份的变化过程。”当这位大文学家逮到了训斥一位表现极好的仆人的机会时，就会使用类似的尖酸刻薄而又不失风趣的话语。

当他和他的同僚共处一室时，他是非常骄傲的，他当然无法忍受他的同僚，因此他对待同僚的态度比他对待自己参议员的态度要差得多，这都是因为他的同僚不能维护他。几位大臣形容他骄傲到无人愿意与之亲近的地步。对于他对待手下一事，海军大臣斯彼士这样描述：“他让我留下，和我商谈我本部的公事，就好像一位老师在训斥愚蠢又不懂事的小学生一样……任何时候，只要我试图插一句话，他就会异常恼怒，没办法，我只能让步，沉默不语。”这就是一个大臣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从未受到过俾斯麦丝毫尊重的情形。攸连堡出任部长时也曾受到过来自俾斯麦的不公正的对待，他为此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抗议信，俾斯麦回信说：“你的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指责我冤枉你，必须要向你道歉以求得你的原谅。我觉得你不应该责怪我，最多只能怨我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攸连堡一家人将这封信当作宝物世代相传。余下的几位部长和俾斯麦开始时和谐相处，承蒙他的关照，随后也会觉得无法和他相处，然后官位难保。尽管原来做过一阵子的好朋友，最后还是成了仇人——因为俾斯麦总是渴望获得他人的感激，但自己从未有过感恩之心。

他很少对别人表示感谢。在他要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会用常人无法模仿的方式。在1870年的战争中的一天，他跟在皇帝后面，处在毛奇和罗恩中间，骑马从勃兰登堡门下走过的时候，一眼瞧见由他所率领的部属都聚集在一个特别的月台之上，于是，他取下挂在鞍钮上的三顶桂冕中的一顶，掷向他的部属。

9、是超人还是骗子

在1860年的一个晚上，在俄都的大使馆里，普鲁士大使、施勒茨、克雷、霍尔施坦和孩子们的先生围着火炉闲谈，他们谈到了灵魂不死的问题。霍尔施坦尝试证明唯一靠得住的、永不消亡的只有身后之名。俾斯麦伸手把炉台上的一杯酒取过来，说道：“霍尔施坦先生，让我告诉你吧，我认为30页柏克的《世界通史》远没有这一杯酒值钱。”

他有很多优点，这样不好名声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论是当学生时，还是到他年岁大时，他都是这样——这点可能是他与拿破仑最不相同的地方。如果拿破仑不赞美普鲁塔赫，不贪图光荣，没有人会评论他。当柏克的《世界通史》增补至1870余年的大事时，在这里头占到30页实在不是俾斯麦想要的结果。他清楚自己的力量。他在克莱尔的几本著作中的论政治天才的若干行之下，画了两条或三条线。等到克莱尔80岁生日的时候，俾斯麦写信给他，表明自己对他是多么真诚地尊重，他从未向其他任何一位德意志作者这么表示过。我们要记得，克莱尔在50年前也从一个人那里接到过几封相似的信，这个人比俾斯麦还要伟大得多。

对待同时代的人的赞许，俾斯麦的态度是冷冷的。由于他看不起当世的人，所以他也不喜欢他们的称赞。利希特有一天在帝国议会指责俾斯麦不懂得经济学。俾斯麦说他能够安详地等待国人的裁判，然后他又小心地加了一句：“我不能够谈论后世——所以做出这样的考虑是过于情绪化的。”他常常因为遇到一些人聚在议会门前要看他坐马车到而感到不高兴。他说他很清楚人民要怨恨甚至唾弃一个露出什么样面目的大臣；现在看来，他要想办法做出另外一种面目。因为其中有一面钉旗有俾斯麦的军衣与他的名字，他拒绝参加威廉请他来行钉旗的典礼，他说，跑去一次，他所得到的恐怕只是伤风。皇帝送他几颗金刚石以备他嵌在宝星上，同时说了两句极能感动人的话：“这就是我所能送你的专为你设计的最后的宝星。”俾斯麦在家里说道：“我会更加喜欢一桶莱茵酒，或一匹好马。”

他觉得许多自己的画像都非常好笑。他看见自己被人画成一个穿着露胸的衣服主张和平的白安琪儿，他的秃头上戴着一圈琉璃草与椿叶，他看见他的诸多的“超越可能”，感到很诧异。他很不喜欢最早为他雕刻的石像。他曾对国人说，对于这样的感激，他不喜欢。“当我从我在科隆的石像旁边走过时，我不清楚往哪个方向转变……在启星根，当我外出散步时，我为我遇着的一种我的僵石化的代表感到极其难过。”

他不为好名所动，因为他是一个实干家。他对于名声无所奢求，但舆论不这样认为，只要是有利于他的，就值得培植，所以他更带着诟世主义，编造能够感动与他同世的人们的与他有关的传统故事，但他自己并不为之所动。虽然他对于看见自己的石像感到不能忍受，但他喜欢记载他的功业与奇怪性情，只要这种记载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宣传。济柏尔奉命写一部书，宣传威廉一世为德意志帝国奠定基础的事迹。俾斯麦任由这位历史学家看由布施选择过的“不危险”的卷宗。经过选择的结果是这部共有七本的书不久就变得毫无价值。他还要看希西基尔与布施及其他几个人的稿子，他会从稿子里删去他所不愿让人看见的话，提议添加什么，对有些他嫌恭维的话语还不够的地方加以批评，他还给希西基尔几封私人信件，这些信都是他挑选过的，其中有几封虽然是1870年写的，但1877年才公布于世。

他会仔细考虑在公众面前露面带来的政治效果。他曾在宫里大发牢骚，对皇后的总管大臣不合礼节的欢迎表示不满。为了避免在哪个关键时刻因群众对他的欢呼而使维也纳的同事难堪，他会在坐火车经过奥地利时，下令把车上的百叶窗都关上。

没有人比俾斯麦更善于利用报馆。他的部下时刻都得为登报预备材料，或者是提议这件事，或者是概括那件事，或者辩驳一件事。他非常擅长利用毒药，同时他极为精通如何控制新闻来源，为了给读者一种十分客观的感觉，将刊登的新闻或是从德国的穷乡僻壤送到柏林来，或是从其他国家的首都送来。有时他会把自己在书房里口授的关于自己的奇闻逸事登报，但让人觉得新闻好像是从瑞典的首都发到波茨坦的。他把所有这样的事都做得很巧妙，甚至对他极为忠心的台德曼都觉得他是个“大魔鬼，比浮士德还厉害”。在1872年间，阿尼姆有奥古斯塔做后盾时，俾斯麦口授给布施一篇论说，主要内容是“一位居高位的贵妇想换掉宰相”。当他讨论奥地利的时候，他让布赫尔装作一个从波美拉尼亚的斯托尔普偶然得到消息的《科隆报》的通信员。

在1874年前后教会争执极为厉害的时候，曾有人企图开枪打死他。他曾于几个月前极其蔑视同时又极其得意地对帝国议会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存在很多仇敌。从加龙河到维斯瓦河，从贝尔特到台伯河，在德意志的几条河边，在奥德河与莱茵河的周围地区，你随处可以发现那时最有权势，同时也是国内最遭怨恨的人就是我。”可是，那时正有一个比利时人扬言要把他的头送给巴黎的大主教，这是他所不知道的。当时俾斯麦正在作战反对罗马，这招致了这个比利时宗教狂的怨恨，他说：“只要上帝能赦免我的罪，我就愿意杀死这个妖怪，而且在今年妖怪死了之后，我必须得到六万元钱。”

几个月之后，一个少年朝坐着车从启星根街走过的俾斯麦开了枪。这只令俾斯麦的手指受了点儿小伤。刺客供述他是中央党的一名党员。对俾斯麦来说，这个说法正合他意。他先以拦住了马车来帮助刺客的罪名逮捕了几名教士，接着发起了报馆运动，这件事一连六个月都在帝国议会闹得沸沸扬扬。有一个中央党的议员不假思索地说：“一个半疯的人开枪打俾斯麦王爵使得大部分德国思想家神经错乱了。”正是此话为俾斯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使得他能够借题发挥。

“我曾经与那个人当面交谈过，他非常清醒，丝毫没有疯狂的迹象。此外我们还有医生可以证明他的确没病。我理解这位议员之所以不希望承认和这个人有丝毫瓜葛的原因。……哪怕在他意识深处，他也从未有过丝毫想要宰相被刺杀的想法。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是无论你如何辩解，刺客依旧不会放过你，他供认自己是你们政党的人！我对你说的话全是事实……针对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名为库尔曼的人说：‘我之所以刺杀你，都是由于教律。……你曾经迫害过我们的政党！’（说着大笑起来）他在诸位证人面前，接着回答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我所指的中央党是帝国议会的中央党。’”听到这里，博莱斯特姆伯爵大声叫喊：“无耻之徒！”熟悉俾斯麦秉性的人都认为他绝对会走下台来将伯爵一拳打倒，但是他仅仅皱了皱眉头，异常平静地对伯爵说了两句话作为反击。他说：“‘无耻’是厌恶和瞧不起人的代名词。你别觉得我不会说这句话，我不说只是为了表示礼貌不愿说出来而已。”

这件几乎要了他的性命的事情使他久久难以忘怀。我们能够猜到，一生中唯有这一次，他是出于真心思索了辞职的可能性。他犹豫不决地对本尼格森说要辞职。他曾经两次被人刺杀，警察因此警告他，他说：“我会将其他宰相留作天主教的靶子！四月一日是我60岁的寿辰，我将在那时辞职，去过安闲的乡绅生活。”他的妻子与女儿曾经苦口婆心地劝慰了他很长时间，如今他终于慎重考虑了。

在这10年的时间里，乔安娜对俾斯麦的影响日益减退。她非但无法缓和同他之间的关系，反而助长了他的火暴脾气。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10年以来她从未有过任何避免争论或者消弭隔阂的努力。她如此爱他，以致几乎对所有人都怀着深深的憎恨，而究其原因，是由于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手。她越发地易怒。在她年老之后，她还为了维护自己的丈夫而打碎了一个玻璃盅。议院她仅仅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愿踏进半步。在谈及某次会议时，她愤怒地喊道：“我恨不得举起一个凳子腿砸他们！”她对克利斯比说：“你的话非常对，我的丈夫当然是个极好的人。”克利斯比微笑着挖苦说：“恐怕你找不到和你意见一致的人了。”

然而即使如此，俾斯麦依旧会随时随地流露出对她的不满。某次慈善晚会上，俾斯麦无情地对乔安娜说：“皇帝离开后你也就不要继续留在这里了，尽快离开吧。我不希望看到你在人群中逗留太长时间。”乔安娜非常诚实地流露出自己对俾斯麦的爱，她会在他用餐时为他将领带放好，即使是当着几位颇有盛名的外邦友人的面。那么俾斯麦呢？尽管总是在夏天和自己的妻子分别数个星期，但实际上他依旧爱她。在他们结婚三四十年后，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还亲昵地叫她：“我的小心肝儿……我怀着爱情向你问好。”他也曾经在夫里特利士鲁发电报说：“没有马，也没有我的妻子，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待太长时间，明天我就回去。”与以往不同，如今的乔安娜更喜欢在柏林生活。在即将搬去瓦森生活时，她忧心忡忡地对朋友说：“只要我想到自己要去那里生活，就忍不住浑身颤抖，在那个地方，我会非常孤独，心神难安。”

在许多人眼里，这就是个死气沉沉的、粗俗的家庭，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之后，自然会有奇怪的想法产生。当时，俾斯麦不仅是最炙手可热的人，而且是最负盛名的德意志人——少年时代的他饱尝人情冷暖，如今，只要日常生活中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他能言善辩——倘若我们对他的生活经历一无所知，必定会认为他非常古板。

他的居所里一定要有几把舒服的椅子，其余的装饰和设计他都不加过问。有人告诉他，罗恩新添置了几件不错的家具，然而他只说：“如果被家具吸引了注意力，这个人在饮食方面就不会过多关注了。”他家的设计和摆设非常不协调，难看的墙纸糊在墙上，挂着的颂词还是带花字的，颜色交杂的布盖在桃花心木做成的椅子上——在如此不协调的环境下，这位大人物用完餐后就坐在或半倚在长椅里与客人说话。他套在外面的是一件绒布外衣，衣扣扣到了喉咙的位置；他系着长围领带；他讨厌硬衣领，那会让他感觉不舒服；一条狗挨着他的脚卧着，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根长烟筒，报纸满地都是，他常常将读过的报纸信手一扔。与他相交多年的好友攸连堡说：“这个圈子里只有本国人。俾斯麦过的始终是粗俗而简单的乡绅生活。不过总是有客人拜访他，某些是他的助手，某些则是他儿子带来的青年军官，此外有些亲戚也会来拜访，不过更多的则是知心密友。所有人都不拘小节，畅饮着葡萄酒、啤酒以及白兰地。这就是本世纪最出名的外交家家里的场景。住所里时常烟雾弥漫，间或来拜访的衣着华丽的客人给这间屋子平添了许多大雅之气。”

不管是会谈还是屋内的氛围，都非常融洽，不管这位王爵讲故事或者评论时事，水平都是有限的。一个人在发表观点时，时常被他人打断，并且讨论的话题都是俾斯麦所认为的焦点问题，比如说埃姆斯的公文、暗杀、凡尔赛等，几十年来一向如此。倘若对此处的情况进行写实的描述，画面绝对是相同的。遗憾的是，每当俾斯麦讲趣味横生的事情的时候，总是被他的儿子或送信人打断，或是被开饭所打断。在俾斯麦的女儿成婚之日，家里有很多客人，据他所说，客人如同绕着灯泡乱撞的苍蝇一般，非但帮不上忙，还会添乱。

我们没有必要去考究在1870年经常拜访俾斯麦的究竟有哪些著名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因为除了林多兄弟、库尔齐乌斯以及威尔登布鲁克外没有其他人。频繁出现在柏林社交界但是从未拜访过俾斯麦的名人则有海泽、威尔布兰特、史托姆、布兰德斯、比昂逊、易卜生、兰克、冯塔纳。俾斯麦的敌人比如弗莱塔格、菲尔绍、蒙森等并未包括在内。朗格本将荷尔德林的《许佩里昂》送给乔安娜，她阅读后说“非常有趣”！

这种情况对俾斯麦理解莎士比亚、席勒、歌德、拜伦的深奥思想并无影响，这可以借由他早年的书信进行验证。从书信中多不涉及知识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很有远见，为了自己的身体，也出于对自己的独裁统治的维护，他尽量避免和对自己没有价值的人交往，因为他们既不会办事，又非任何政党的代表，并且互相之间并无隔阂。

这样做的结果非常严重。假如一个人仅仅在闲暇时翻翻海涅、乌兰德、拜伦、吕克特的诗歌，除此之外的任何书籍都不阅读，也不和国内任何非政治的运动有丝毫关联，天长日久，此人势必会采用强权而非智谋治理国家，他将忽略世界经济、教会、社会主义三大主流对自身的影响，也不会通过利用国币巩固自己集团的势力。俾斯麦悟性高，可以在饭桌上营造热烈的氛围，然而同老王相比，对时政，他的见识要少得多。俾斯麦懒散自由、喜欢安闲舒适的生活，却必须将神经时刻绷紧。为了轻松些，他不得已放弃了知识。他主动地避免和知识分子交好，因为他们对待达官贵人往往非常礼貌。熟悉历史的人对俾斯麦做出了各自的评价。

布兰德斯评价说：“尽管俾斯麦并非对全人类有益，不过对德意志来说，的确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德意志来说，俾斯麦就如同一副对一个近视的人再合适不过的眼镜，近视的人拥有这样的眼镜的确是种幸运，但是不幸的是，他只能一直戴着这副眼镜。”

1877年，布克哈特说：“他的辞职让人误会，认为他不了解应当做什么。他所制定的国内的政策制度非常不好……土耳其战争一触即发，尽管每次欧洲发生大的战争时，他都能够再改变政策，但是已经造成的创伤是无法治疗的。”

1881年，冯塔纳说：“人民对俾斯麦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上层社会也大肆喧闹，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的并非他的政令措施，而是他的满腹疑虑。虽然他天资聪颖，但是气度过于狭小。”1893年，冯塔纳又说：“我们之所以持续回忆，正是为了不使人们忘却他的丰功伟绩，而只关注他那些愚蠢的举动。他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富深意的人，我难以想出任何一个能够超越他的人。然而他持续性地犯错，这实在让人非常厌恶。他妄图控制一切的想法太过强烈了。”1895年，冯塔纳第三次描述他说：“他既是超人又是一个骗子，既是伟岸的英雄，同时又是一个连苍蝇都不肯伤害的慈善家，他如此矛盾，让我思绪混乱，我无法纯粹而完全地赞美他。他有不足之处，但这同样是伟人的一个方面。”

10、夫里特利士鲁新居

俾斯麦位于夫里特利士鲁的别墅曾经是所旅馆。每逢双休日，当汉堡的人到萨克森游玩时，都喜欢到那个旅馆住宿。而在俾斯麦担任宰相之后，他生命的最后10年，差不多全是在此处度过的。由申豪森搬去瓦森，又由瓦森搬去夫里特利士鲁，俾斯麦的居所愈发地不像王爵的府邸。不过就地位等级来说，他却是自乡绅一路上升到伯爵的位置，直至加封为王。究竟什么原因使他拒绝在他的新森林里建造一座王府，使他不肯事先装饰一下这座旅馆，甚至还保留着旅馆的门牌号码？他一向将自己的家族当成自己的骄傲，为何不花费些钱财和精力将家宅修葺一新？他总是悼念尼朴甫，唯有这个地方是他真正眷恋的，虽然它被卖了，不过还能够再买回来。他在申豪森出生，这个地方还是属于他的。当他在汉堡居住时，汉堡好像让他十分不满意。瓦森和夫里特利士鲁相似之处颇多，都是那么荒凉，那么浪漫，连房子的风格也都是朴素的，他的夏季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度过的。

俾斯麦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只局限在波美拉尼亚。他将自己对自然美景的全部热爱，都奉献给了北方这个风景如画之地。不管在何地，无论是匈牙利、俄罗斯抑或丹麦，唯有森林是他真正的家，他对森林充满热爱。后来，他开始喜欢萨克森瓦尔德，就像他对瓦森附近森林的喜欢一样。只有身处森林之中，他才可以抛却一生的镣铐与独裁；也只有身处森林之中，才可以令他的垂暮之年仿佛少年时一般，肆意地幻想浪漫和诗意。

“我爱树木，树木是人类的始祖。……倘若我对它并非如此热爱，我将无法知道怎样生活。热爱自然是上帝恩赐于我的情感，假使我的性情并非如此，我将不会这么热爱。……凡是不懂欣赏自然的人，我都有些不喜欢。……在我酣眠入梦之际，我进入了小松树林，春天抽出的新绿上雨水滴滴，晶莹如玉……睡醒后，我的精神非常好。……在此，我们能够赶着马车在森林中游荡几个小时，能够安闲地坐在长凳上，欣赏新绿的叶子，没有任何思想，也不会感到厌倦。”他偶尔会在森林里思考问题，他曾经说：“当我在森林里独处的时候，我需要做出很多重大的决定。”

只有在森林里，俾斯麦才能够控制自己的火暴脾气。最多也就是在看到砍树的人砍错了树时才会发怒。或者是碰巧遇见林边的种田人打骂马匹，他会翻身下马拿马鞭子抽那个种田人。他会和护林人针对每一棵树进行讨论：“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树尖枯萎了？其实我的头顶也是光秃的！”接着俾斯麦就会摘下帽子，露出自己的秃顶。有人讲述了一件事：有一次，俾斯麦和他的儿子们在夫里特利士鲁森林里拿枪射击树尖上的枯枝，故意恐吓他的护林人，俾斯麦认为这样做非常有趣。几乎所有人在听到他的命令后都会颤抖，但是他还用这种手段戏耍自己的仆人，唯恐他们不好好对待自己视若珍宝的树木。如今他很少出去狩猎，主要是为了保护林中的鹿。有位客人吃饭时问他原因，他的答复非常简单，只说自己不爱吃属于自己的野味，不过他是不会阻止他的客人去打猎的。

尽管他没有任何浪漫气质，却非常喜欢思考。这种思考十分自然，彰显出俾斯麦的爱。他自己说由于在夫里特利士鲁的时候，他能够接触到许多有意思的事物，因此他会戴上眼镜，但是在柏林并非如此。在70岁时，他写给他的夫人的信里字里行间还充盈着写实家的语调和对自然的热爱。

“虽然此处的紫丁香以及橡树生长的速度比柏林的慢，不过风景的确是非常可爱的，这里有很多的白喉雀、椋鸟以及其他的鸟儿。还有杜鹃，去柏林之前我从未听过它们的啼鸣。我问：‘有几只？’那个擅长讨好的人回答说：‘12只。’不过最小的两只也太羸弱了！冲击水轮的水像瀑布一样好看。前方有一片天然的洼地，交些钱，往后走大约100步，就会看见一摊更大的清水，磨坊里的石磨依旧不紧不慢地转动着，不过屋子没有一处不漏雨的。在西尔克……黑麦十分瘦弱，大麦也缺乏雨水的灌溉；佃户总是埋怨着……新开挖了一个不错的鱼池，又新种植了一些树，可惜跟原来一样，种得太深！……我向上帝祈祷！愿你早日痊愈！”

森林中的俾斯麦越发地公道与理性。在瓦森的时候，护林人报告说有人偷猎动物，他抱着些许的疑虑与他的客人一同驾着马车去看那个嫌犯，路上还在咒骂那个人。等他到家后，他叫来护林人的主管，主管向他禀报说被他咒骂的老头连枪都没有，而且他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闻此，俾斯麦沉默了几分钟，随即说：“唯有等用过餐后，再麻烦诸位和我同去一趟了。”到了地方，那个老头躲避着不肯相见，于是俾斯麦与他的客人一同下车进去，恳请老头原谅。他的下属曾经多次受到过他的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从未如此客气过。这位可怜的老人为自己辩驳，令俾斯麦十分尊敬。他这样诚挚地恳请老人的原谅让周围的人十分感动——此时，对于曾发生过的多起相似的事件，他心中陡然愧疚丛生。他对自己原来的行径懊恼不已。在晚上难以入睡时，他会回忆起众多曾经受到他不公正对待的各个部长、守林员还有王公。他长时间地回忆，不仅那些被他当成牺牲品的人难以置信，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肯承认。

在夫里特利士鲁，俾斯麦保留着一种伴其终老的习惯，即以正确的礼节来招待自己的客人。无论是大臣，还是附近的乡绅，抑或牧师的妻子，甚至魏玛的公主，都对他的欢迎仪式交口称赞，说那是高贵而有气质的。无论他与何人握手，一定会主动摘下手套。不过一到屋里，他的客人就会像待在自己家中一样自由自在。房间并不十分整洁，这儿摆着几个酒盅，那儿放着几个烟灰缸，墙上还挂了几幅画。客人坐在格纹布罩着的桌子旁边，品尝各种美酒。屋里十分安静的时候，他会给他的夫人写信：“阿德拉海特在阅读意大利文，赫伯特则坐在我旁边写东西，泰拉斯吃着一块儿大骨头，茶壶的水已经煮沸了。”台德曼在夫里特利士鲁办事的时候，一住就是几个礼拜，他在临近中午的时候出来时，发现大多数时候都是王爵夫人在忙碌着，“此时她就起床了”。俾斯麦将近1点才出来，他边用餐，边听台德曼做报告。饭毕，大部分时间，他会领着自己的儿女驾着马车出去逛两三个小时。马车的速度时快时慢，台德曼随身携带记事本，因为最重要而紧迫的事情，常常是在马车上决定的。在最后半个小时里，马车速度加快。自打有人计划暗杀俾斯麦之后，侦探时时护卫在他的左右，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固定保镖。俾斯麦除了接受此种安排外别无他法，哪怕是住在乡下时也是一样。在一般情况下，俾斯麦6点时会吃大餐。“往往有4个菜，还有香槟酒。一般是葡萄酒——假如桌子上摆了盘鹅肝，他会非常开心的。他开玩笑地说：‘龙越来越小了。’”吃过饭，大家围着大客厅里的火炉闲聊，“这是一天当中最有趣的时刻。这时，他会讲一些奇怪而新颖的想法……还会兴致盎然地说自己以前的事情。……大约快9点时，他会到书房去，开始一天的工作。午夜时分基本上就要将全部的事情都处理好。通常在12点半时，他会去吃夜宵，并与夫人闲聊一小时左右”。

如此安闲的林间生活总是会被打扰，俾斯麦不仅有迫切需要处理的公务，更有因为经济困难所造成的恼怒。在柏林的时候，他的薪俸是18，000元，但是他的支出是5万元。爵位连同封地耗费了他大量的钱财，他因此满腹牢骚。“在我受到第一次赐封以前，我过得非常惬意。之后，瓦森花光了我所有的钱。我只有薪俸以及申豪森的租金，没有别的进项。……所有的租金都拿出来了，但是依旧不够。不过我坚信，以后所有事情都会好的。……虽然新的封地夫里特利士鲁非常值钱，不过直到目前，我并未捞到任何好处，反而又花了85，000元来购买这块地中间本属他人的那部分，否则我就要住在森林中间的一间破屋子里。”他总是跟哥哥发牢骚说，瓦森几乎就没有收入，萨克森瓦尔德的木材也是薄利。如今要乘坐华丽的马车，车费较原来高出许多。“我要支付很多修理费用，悲剧的是，做了王爵之后，我所付的修葺费用一定要与我的身份地位相符。……原来我一度打算，只要我的儿子们成为富有的乡绅，我就非常满足了，如今我可不希望让他们做以讨饭为生的王爷。”

俾斯麦将位于瓦森的造纸厂租给一位制造家，年租金8万元；易北河畔的火柴厂每年为他赢利12，000元；而夫里特利士鲁的年均收入是34，000元。“倘若我并非王爵，如此的收入水平的确非常不错。看来我注定不适合做个高贵的人。”而他的夫人乔安娜花费了一个小时，也未能算清楚家用账上的11马克50个铜钱用到哪儿去了，她因此非常恼怒，不顾客人在场，对着微笑着的丈夫不停地唠叨。

俾斯麦在临近自己70岁大寿时，通过在整个德国聚敛钱财来进行庆贺，却宣扬自己收集钱财是为了做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众多的市民捐献铜币，劳工也在雇主的逼迫下捐钱，最终共征敛了350多万马克。经过俾斯麦的授意，君主在政府公告中说：“你可以用120万马克去做公益事业。我决定答应你的请求，允许你拿走这笔钱。不管最终收集的数目是多少，你全部可以拿走，不过你必须随时向我报告你对这笔钱的使用情况。”

委员会连同某些获益人经过仔细的商讨，抽取150万马克购买了申豪森的房产，在俾斯麦大寿之日，雷提波尔公爵将一张没有任何债务的地契呈交给俾斯麦，并说：“这都是原本就属于俾斯麦家族的房地产，只不过后来被他人侵占，如今物归原主。”

真是令人诧异的说法。俾斯麦将早先交付给他的120万马克用来添置学位津贴，以便使高等教员受益。尽管宣称是国民为自己的领袖买回了祖传的产业，人民却不肯相信。这些家产当初并非遗失的，而且他曾经先后两次被赐予封地，足以将卖出的祖辈的田地买回来。

路西亚描述道：“某些人对此事完全不以为意，但是有些人觉得需要做些和宗教相关的事。”而俾斯麦则希望以英国人对待英雄的慷慨态度来粉饰自己的错误，不过他或许是不记得了，也可能是完全不了解，贫穷的人们对他非常失望。他们捐钱的目的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笔钱会被用于利国利民的事业。虽然19世纪70年代贵族对俾斯麦的批判有失偏颇，不过他这次的行径确实对他的声誉有很大的损害。

这的确是俾斯麦生平中的一处败笔。

他躲在乡下，只打算放松神经，恢复身体，然而根本无法做到。这主要是由于他的饮食习惯十分不好。

路西亚回忆说，俾斯麦在喝完汤后，还要吃一条肥鱼，加一些烤小牛肉，以及3枚大的海鸥蛋，还要喝很多的红酒才可以。因为他相信喝红酒有助于他的睡眠，因此他吃很多鱼子以及其他香料很重的食物来使自己口渴。赫因罗厄对我们说，他去俾斯麦家拜访时，俾斯麦说自己胃口失调，不能吃东西，神经也疼，但是他依旧毫无节制地吃很多食物：汤、鳝鱼、冻肉、熏肉、龙虾、烤肉、火腿、点心。有人夸赞他气色好，但是他回答说：“我倒是希望气色好些从而身体好受一点儿。……没有人同情我，我真是不幸！我压力很大，觉得脑袋里头好像除了一团乱麻之外，无法容纳其他东西……血液是特殊的液体，神经更是与生命相关的线，我们真是可怜的动物，在线的尽头乱蹦乱跳。”

俾斯麦之所以生病，根源在于他的专横。他说：“从来都是医生听我的，可是如今不行了，竟然有个医生管着我。”此时的俾斯麦已经68岁了，他容易生气，又不体谅别人，时常头疼、面疼、睡不安稳，他得了疝病，脚也是肿胀的，还患了静脉曲张。他的体重竟然重达247磅（约110公斤），此外，他的家庭医生还认为他身患绝症：胃癌与肝癌。比尔的医生施维宁格尔去瓦森为俾斯麦检查身体，诊断说：“假如王爵的饮食习惯和生活起居依然如故，连半年的生存时间我都无法保证。”听完这些话，俾斯麦主动请教医生，医生对他说：“我不敢说大话，这么多的病，我无法治疗。”正是这两句话，得到了俾斯麦极大的赞赏，之前从未有人对他说过类似的话，“真是有勇气”！

这位医生非常有魄力。后来他到柏林为俾斯麦治病，俾斯麦还对他的医术有所疑虑。医生要求俾斯麦在早上8点钟起床练哑铃，每天只允许他吃鲥鱼。俾斯麦生气地吼道：“你绝对是疯了！”但是这位医生回答说：“那好，你直接请位兽医来为你治病吧！”说完就告辞了。这样的方法终于让俾斯麦屈服了。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医生督促他按时用餐，按时休息，按时工作，分毫不差，管得相当严格，这样下来俾斯麦的身体果真有所好转。在施维宁格尔医生离开的一段时间里，他马上吃了应摄入量三倍多的奶油渣，引发了强烈的肚痛，接着又得了黄疸。他移居夫里特利士鲁，医生接着替他治疗，而且跟他一起去了启星根、加斯泰因，时时刻刻陪在他的身边，两个月后他居然痊愈了。他还说自己返老还童可以重新工作了。

施维宁格尔用压制摆脱了俾斯麦的压制，但是救了他的命。如果有别的德国人在其他方面敢于同这位医生一样反抗压制，他们一定会知道俾斯麦并非总是那么专制的。

11、爱犬之死

这个老人永远都有所不满，他在晚年的时候有过什么样的人生乐趣呢？我们都感到很疑惑。

他的儿女们犯错的时候，他总会原谅他们，可以看出，他对他们还是很宽容的，但是他会竭力限制他们的个人自由。每次见到自己的孩子，他总是很高兴，而且跟他们在一起总觉得非常开心。有时候他也会和自己孩童时代的伙伴相聚，也能从中获得很多快乐。喝酒是他人生中另外一件乐事，什么徽章、宝星对他来说远远没有好酒有吸引力，他曾经还想（君主不大以为然）把全部的俄罗斯宝星熔炼成一块儿银子。他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抽的烟还有喝的酒都是上天已经安排好了的事情，“上天恩赐我的是5000瓶香槟，还有10万支的雪茄烟”。这些话被一些人听到后，传作笑谈，还有人仔细地算他到底抽了几支雪茄，喝了多少瓶酒。

他有一位老朋友叫柯雪林，不过现在却不常见面，他曾经这样说：“柯雪林的什么我都不佩服，除了他的头脑。”这足以看出他很自傲。柯雪林也特别会利用这一点，在这10年间从来没有主动去乡下探望他。为此他澄清道：“俾斯麦现在是位高权重的人了，虽然跟他偶遇的时候他还会是以前那个真实可爱的朋友，但是现在他的一分一秒都很宝贵，再专程去见他就不太方便了。”

俾斯麦已经有8年没有和莫特利这个美国人来往了，1872年的夏季，他们又见面了。莫特利的来访令他感到非常高兴，在回复莫特利的信中，俾斯麦这样写道：“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看到了你的笔迹，还没有拆开信封，我就有了一种预感，那就是你就要来看我了，对于你的到来，我非常欢迎……你收到信的那一天，就是你踏上行程的最佳日子。”为了让他们方便在瓦森等他，接下来俾斯麦又唠唠叨叨地跟莫特利说他来柏林的时候应该坐几点钟的火车。在莫特利来了以后的那个星期，俾斯麦每天都要跟他一起待上14个小时，这是他的其他朋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最高待遇。

莫特利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这样说道：“相比于以前，他胖了一点儿，也沧桑了一点儿，不过他的性格还是这么爽朗，不失魅力，很有大家风范。他入睡很晚，一般是在早晨的四五点钟。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在树林里散步，他随意地说起了这几年发生的很多大事，语言幽默，很自然，没有装腔作势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平常人在闲谈自己的家务事，让人觉得很随和、不受束缚。我见过的人中，无论职位大小，都没有像他这样平实、和蔼还有诚恳的，我忍不住慨叹‘这就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这就是伟大的俾斯麦’……”

莫特利在一两年之后就过世了，从他最后一次看望俾斯麦的情形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美国人以他自由的精神、非凡的能力、广泛的兴趣以及无私的为人，在无形中给俾斯麦造成了何种影响。我们也可以理解俾斯麦身边的其他人（例如他的哥哥、夫人、子女、罗恩或者其他的同事）都不能给他带来有益的帮助，不能消减他的心理负担，不能使他变得轻松快乐，而莫特利虽然是从很远的大陆过来的共和国的公民，但是给了他以上所述的这些东西。

俾斯麦养了几只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他做伴，他渐渐地更加孤僻起来，他对夫人的喜欢远远少于他对狗的喜爱。他写日记或者和别人谈话的时候都会说到它们，当他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也会考虑自己的狗。他每天都跟狗在一起，他常常带它们去森林还有威廉大街上溜达，向它们倾吐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狗跟它们的主人一样，英勇威猛，身上的毛呈黑色或者铁灰色，健壮并且反应灵敏。它们死了以后大部分都被埋在了瓦森的一个大园子里，其中有八条跟他最喜欢的马葬在一起，那个地方景致很好。他越来越喜欢这几条狗，虽然它们不会说话，但是它们性格温顺，毫无所求，能理解主人的心思。他晚年的时候对狗做出的评价更多地体现了他自身的某些性格，“假如我意外地对狗造成了伤害，它们也从来不记恨我，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狗的原因”。

瑞贝卡（一只母狗的名字）有时候不听话，不过俾斯麦并不责怪它，反而取笑它的娇羞，就好像它是一个被宠溺过度的女孩。有时候弗洛拉会“在屋里胡乱地跑来跑去”，萨尔坦到处乱吠，把人的谈话都打断了，但没有人敢去制止它们。有时候他公事特别多，思绪很混乱，他就会用手抚摸蹲在身旁长满细毛的狗的脖子，以此平复自己的情绪。他在夫里特利士鲁时，这几只狗就趴在桌子底下，安静地等待着主人，它们将头放在两条前腿的中间，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的主人。主人拄着橡木手杖站起来时，它们就知道主人要带着它们去森林里散步了，因此也立刻站起来冲着主人又是摇头又是摆尾。窗帘做得太长了，乔安娜一直抱怨，但是俾斯麦说正好可以用来给狗当床，它们可以躺在柔软又舒服的床上睡觉啦。夏天来了，他拿不定主意是在家待着还是去加斯泰因，后来还是萨尔坦让他拿定了主意，因为萨尔坦生病了，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在他的房子里来来去去的都是些风雅高贵的贵族，他们很受不了俾斯麦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让仆人拿来大块儿的肉给他的宝贝狗吃。

俾斯麦也常常在工作上发挥这几只狗的作用，这充分表现了他善于利用事物的本领。虽然一直以来这种手段就为人所用，但是他能用得丝毫痕迹也不露。有时候某位客人造访，他一站起来表示欢迎，他的两只丹麦大狗也会立刻跳起来站立在他的身边。他知道这将起到怎样的效果。他对狗的本能深信不疑，他曾经说过狗的灵性要远远高于马。有一回一个新管事来了，萨尔坦便一直吻他，还把头放到他的膝盖上，表现得非常友好，于是俾斯麦就认同了萨尔坦的判断，跟新管事说道：“我的狗识人比我快，也比我彻底，我很敬佩我的狗有识人的本领……祝贺你！”

君主看待俾斯麦的狗的态度一直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威廉君主是俄罗斯皇帝的舅舅，俄罗斯皇帝非常喜爱狗。一次俾斯麦刚刚得到一只叫泰拉斯的狗，在他跟威廉谈话的时候他对这只狗赞誉有加，于是威廉便说要看看这只狗长什么样子。泰拉斯被带来了，长得确实很可爱，但是威廉说：“很好，是一只好狗，不过就是有点儿像还没有发育的小狗，耳朵长得太短了。”这些话一下子就让俾斯麦觉得非常不快。

萨尔坦是长得最好看的一只狗，是一个摩洛哥的王爵送给他的礼物，他只允许别人唤它“萨尔坦”，他说否则土耳其恐怕会感到难堪的。除了这点，这只狗跟东方再没有别的联系了。某天晚上，他要去趟瓦森，于是就用链子把萨尔坦拴住了。“铁链子是拴在木头上的，它很狂躁，使劲咬着那条链子，木头都被咬进两寸多深，鲜血染红了碎木头。最后它得以挣脱，并跑进了树林，之后就不回来了。我希望把它找回来，它一定就在这附近。比尔与菲力骑着马寻它去了，回来的时候身上都是汗，累得气喘吁吁。他们说要射杀萨尔坦，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只以猎捕小鹿为生的恶狼。”

最后萨尔坦还是被寻回了，随后五年都一直和主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不过因为备受宠溺，野性难改，为此它也受过很多教训，最后它的结局非常悲惨，台德曼对它最终的结局是这样描述的：

“王爵这个秋天心情大好，这是以前没有过的……从早上到晚上他都一直维持着愉快的心情，有的时候还会开一些玩笑。昨天我们在一起喝咖啡，有人来向他禀报说萨尔坦丢了。俾斯麦觉得它肯定是跑到邻村跟那只发情的母狗约会去了，因为它最近跟它的这个情人相交甚密。他很生气，并声称一定要好好教训它。我们都很识趣，分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工作去了。大概在11点，我们的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楼下传来非同寻常的响动。有人上来跟我们说，萨尔坦回来了，不过快死了。

“王爵正坐在楼下的地板上，将萨尔坦的头抱在怀里，嘴里在喃喃地说着什么，它已经奄奄一息。王爵看到我们，他竭力地掩饰着，不让我们发现他眼里的泪水……他坐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有时站起来，但是出去待了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了。赫伯特一直在劝他，但是没有用。萨尔坦咽气的时候王爵说：‘在古代的时候，德意志民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人死了以后可以跟自己的好猎狗在天堂的猎场上再次相遇，我希望可以和它们在天上相见。’然后他就回了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又回来嘱咐，你们都好好歇着去吧，这件事也别太放在心里……

“今天的气氛是死一般的沉寂，以致我们说话都特别谨慎，王爵彻夜不眠，因为心里很难过，特别是想到萨尔坦死前，自己还扬言说要教训它，因此更加难过。虽然早晨对萨尔坦进行尸检的时候发现它是因为心力衰竭才死去的，但是王爵还是没法原谅自己。用过早膳我们相约骑马出去散步，他不说话，无论问他什么，他也只回答简短的几句话便又沉默了。就这样，他在雨中沿着他的老伙计萨尔坦最后一次走过的路向前走着。有一次我们的马相距很近，他跟我说他这样偏爱一只狗其实是不应该的，但是这只狗确实是这个世上和他最亲近的伙伴。他说查理王爵有过这么一句名言：‘可以平静地失去也不失为一种境界。’他很认同这种说法，说完他一拍马扬长而去，跑了很远很远，等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的人和马都热气腾腾的。”

四天过去了，“他还是对已经过世的萨尔坦难以忘怀，而且也后悔自己在它死之前还说要教训它，甚至觉得它这样死有自己这种行为的原因。越是这么想，他就越自责，越觉得自己的脾气和性格都很不好，以致对身旁那么多的人造成了伤害。可是之后他又会怪自己怎么会因一只狗的死变得这么婆婆妈妈”。

这种与俾斯麦向来的行事风格很不相符的事情在历史中并没有记录，所以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野史，不过也从某些角度体现了他难测的个性。

当初一个东方的君主想着俾斯麦这个德意志帝国的宰相肯定会喜欢这只狗，从而对自己产生好感，所以把它送给了俾斯麦。它小的时候不听管教，喜欢自由自在，铁链子的约束让它着实难受，于是它把链子咬断，并深入森林以猎取动物为生，享受自由的生活，它就好像是一个在远古的神话故事中才存在的王子。它主人的性情在它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它确实是主人的忠诚伙伴，因此主人也深深喜欢它。它和主人之间这种桀骜难驯的孙子和严格的祖父般的关系，也确实得到过几次体现。这个爱好自由不愿受束缚的东西最后因为冒险丢了性命，还让孤独的主人思念不已并对自己的过往深感懊悔，他工作起来也许会因为这只狗的死而变得愈发投入？对一只狗如此偏爱也许算是一种过失吧？他问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允许人做这样的事情吗？可能以前的德意志人过得比现在好吧？在他决定信仰基督教的时候，曾经用过这么一个故事进行解释。说有一个酋长，他是不信教的，因此拒绝洗礼，他说他更想像自己的祖先一样，我们难道已经遗忘了吗？如果上帝因为这件事发怒了，并且觉得他还有别的罪行，于是判定他性格暴躁又为人自私，这该如何是好？这12年来他都做了些什么？这些连绵的战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一次又一次的征服，都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到很悲痛，并且记起了那些因为他的缘故而受伤甚至死去的人。就好像这只突然离世的狗——他们能够忘怀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吗？恍惚中，他似乎看到了一些人，这些人因为和他对着干，被打败并死去了，他们都向他扑过来，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他坚强的意志力最终也承受不住了，他大叫起来。可是当他从噩梦中醒来，他又变回了以前那个在名利场中战斗的他，只有一件事情是现实的，他的忠实伙伴——那只猎狗现在被埋葬在那个一共埋着九只猎狗的大园子里。

12、儿子的婚事

“我其实很喜欢幻想，性格也很温柔，并不像那些画家描绘的那样是个很凶残的人。”他性格中的某些特点确实在他说的这两句话里得到了体现。他还是少年的时候，心里充满拜伦式的悲观厌世，在中年的时候，他的事业发展到了最辉煌的时刻，可是在年老的时候他却愈发忧愁烦躁。这就跟他少年时期预想的一样，因此他觉得很伤心，在他心里交织着魔鬼的愤世嫉俗和浮士德的奋斗拼搏，这让他非常矛盾，有的时候他还会觉得他这么辛苦建立的丰功伟业其实什么都不是。俾斯麦自己就可以作为别人向他的年轻学生们阐述主观拼搏一无用处的典型案例，但是没有一个亲人或者朋友觉察到他的这种心情，乔安娜曾经这样跟路西亚说：

“自从上星期海因利齐开枪自杀之后，奥托就像变了个人，他心里一直装着那个凄惨的场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他将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不管用什么方法。”俾斯麦身边都是这样的好人，但是他们都不理解俾斯麦，他们用尽一切办法都没有让他从低落的情绪中抽身出来。他的事业以及权力在他62岁的那年发展到了巅峰，他苦思冥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他和别人说：

“我因为这么多无聊的事情丧失了多少生活的快乐啊！人们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我所做的工作，我自己、我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没有从我的工作中得到过任何的快乐。”这个时候有人出来制止他说这样的话，但是他没有理会，接着说道：“我的工作反而给很多人造成了伤害。如果不是因为我，三次大的战争就不会发生，八万战士也不会命丧战场，也不会致使父亲哭送自己的儿子，妇人哭送自己的丈夫……我已经跟上帝就这件事情进行了忏悔，我自己也从来没有从我所做的这些事中得到过乐趣，相反我感到内心疲惫不堪。”他不止一次这样坦率地表露自己的想法，霍尔施坦说这种情况出现过好几次。这件事情体现了他路德派教徒的精神，对待责任不是逃避而是主动承担。我们也能够知道一些靠投机取巧发达起来的人之所以许下虚假的承诺，其实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做法，他们自私自利的本质实际上还是暴露无遗，这是威廉以及罗恩这些真正的普鲁士人无法做到的。

有时候从他的政治活动中也可以看出他这种厌倦的心态，虽然脸上带着炫耀。他在1877年一次有二三十位议员参加的聚会中这样对大家说：“一个人一天外出打猎，一开始看到什么就猎什么，哪怕是一只鸟，他也可以为了打到它走上几英里的崎岖道路。可是等他走了一整天，打到了各种野味，并且马上就要回家时，他觉得很饿，想喝水，身体又疲惫不堪，他除了休息什么都不想要了，这个时候一只鹧鸪是绝对引不起他的注意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说林子里有野猪，那么他作为一个真正的猎人肯定会把疲惫抛到一边，重新振作精神，直到打到那个大猎物才肯善罢甘休。我现在就是这个奔波了一天已经非常疲惫的猎人，让别人去做打鹧鸪和野兔之类的事情吧。不过假如有野猪可以打，那还是我自己去吧！”

他一感到低落，就会马上变得愤世嫉俗，这样他才能感到高兴。有一次他和好友在树林里谈话，他真实地表露了自己的想法，说：“以前年轻时我觉得自己特别聪明，现在我觉得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事物的本质，巨人或者伟人之类的都不存在。如果有人赞誉我机智有谋划、有远见、有治理国家的能力，那么我会觉得这很可笑。譬如众人正在为明天究竟是阴还是晴进行争论，假如我这种人做出判断，并且接下来的事情也要按照这个判断去做，万一侥幸猜对，人们都争相赞扬我‘太机智，太有预见了’。万一没猜对，人们就会对我进行谩骂和攻击，但我假如一点儿东西都没学到，那我至少知道谦虚的益处。”

这是俾斯麦和莫特利说的一段话，很虚无，就跟当初他怒对阿尼姆这个仇敌时说的话一样，这是一个尤为自私自利的人的内心独白，不过他没有炫耀自己的优点。他年轻的时候对命运的力量深信不疑，后来权势壮大、备受关注的时候也依然如此。他一路走来充满艰难困苦，现在的他保持着一种本质实为愤世嫉俗的谦虚。

这个时期的他没有愁苦，更多平民的自在表情在他脸上显露出来，他非常羡慕那些虽然身份地位不如他，但是过着自由生活的人。有一回瓦森的租户举办了一个小宴会，中途，一个游民在门外边唱起了歌，于是他们就让人把一杯葡萄酒给他送了过去。片刻以后，这个游民进来了，怀里抱着一把琴。他向众人鞠了一躬，就像俾斯麦跟国王鞠躬一样，很优雅，然后就唱起了一支少年情歌。唱到快结束的时候，他举起了杯子向俾斯麦表示问候，最后唱着歌离开了宴会。这个时候乔安娜对在座的人说，如果要让这个可爱的人过上安稳的生活的话，他们应该提供什么帮助。俾斯麦接下去说：“谁也没办法让他有安稳的生活。安定的生活、常人口中所说的快乐以及其他一切东西都无法超越他对自由的喜爱。”然后他就什么话也没再说，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可爱的游民远去的影子，就好像他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并且絮絮叨叨地说：“他的心态还有生活真让人羡慕。”

他嘴上虽然这样说，不过对自己的生活他其实还是跟普通人一样非常留恋的。年纪大了以后，他不禁向自己的哥哥讲述了自己心里面的真实想法：“我们老年的时光就像陨石坠落，越发过得快了……如果我说我享受这种感觉，那么我其实是在欺骗自己，我知道我随时可能面对死亡，但是我实在太留恋生活了，实在不想面对现实，因为和妻子还有子女们永别的场景总让我非常恐惧，并不是因为我留恋功名利禄……工作上我处处得意，我的生活却不遂意……我向上帝祈求，希望上帝庇佑我的家庭能和和睦睦，子女们都有强健的身体，上帝也的确做到了。只要这些幸福能一直延续下去，我也就没有别的什么请求了。”

他的子女们都过得非常舒适，他的家族中的自私自利主义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体现。他们家族的一个朋友对他的女儿做过这样的评价：“很有主见，但是谈不上可爱。”她越发长得丑了，越来越没有能力，非常散漫，喜欢嘲笑别人，总是喜欢空谈但无法付诸行动，生活不讲究，以致什么都乱七八糟。攸连堡在他们夫妇刚搬出来的时候进大使馆看了一下，12把藤椅放在床的旁边，椅子上有3块儿吃了一半的点心，豢养的小白鼠还有小鸟、各种帽盒到处都是，非常凌乱。俾斯麦有一次和好友史匹珍堡女士说到他的女儿玛丽时，说她除了她的丈夫、女儿以及最亲密的亲人以外谁也不关心，“懒惰是她最大的缺点”。有人为他的女儿比不上他感到可惜，但是俾斯麦有另外一种想法：“我夫人也是这种人，但是我从别的角度觉得这样也有它的益处，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就会感觉换了一种心境。”

他的两个儿子有一段时间帮他做事，不过最后只有赫伯特留了下来。赫伯特没有过人的天资，却是个特别好学的人。比尔虽然要聪明一点儿，但是为人太过懒惰。比尔的太太是他自己的表妹，赫伯特曾想娶一名女子，但遭到家庭的反对。他的两个儿子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嗜酒如命，所以都因为过于沉迷于酒精导致活得不长，50岁左右便去世了。俾斯麦妻子的家庭在奥托出世以前都没有过什么特别聪颖的人，奥托的外祖父是门肯氏里仅有的一个有名望的人，自打奥托·冯·俾斯麦展现出自己聪颖的天资之后，他的子女几乎没有继承他这种复合型的个性，也没有继承他们的母亲那种温柔忍耐，反而是来自父亲的暴躁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他的子女们从来不敢违背他的意愿，把聪明又长得非常好看的友人带到家里，不过有一次他的长子却触犯了这条禁令，两个人因此发生了冲突，而且很激烈，差点儿就要大闹一场，不过最后他的儿子选择了让步，这事才得以告终。在政治生活中，虽然俾斯麦和保守党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早就已经过去了，但在俾斯麦心里还留有一些阴影。1870年的时候，赫伯特和卡罗列王妃暗通款曲，导致卡罗列王妃冷落自己的丈夫，她想着离婚以后能和赫伯特结婚，成为俾斯麦的儿媳，哪怕改信耶稣教她也愿意。离婚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因为她有高贵的出身（伊丽莎白是哈茨菲尔·特拉汉堡王的女儿），也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现在赫伯特因为父亲的提携还有培养，已经可以继承爵位了，也算是事业有成，因此大家都觉得俾斯麦肯定会同意这桩婚事。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伊丽莎白的两个妹夫都是反对俾斯麦的阵营的头目，一个是内务府总管施莱尼茨，还有一个是军界的罗伊。施莱尼茨这些年一直都与皇后奥古斯塔来往甚密，罗伊司令的一个贵族兄弟是所有诋毁俾斯麦的人中的带头人，俾斯麦是不会让赫伯特和他们成为连襟的。因为同意这门亲事就意味着必须请这两家人参加婚宴，也许等赫伯特有了孩子后，孩子的命名大礼也要邀请他们参加，他不想让这两个他最痛恨的家庭和自己的家族成为亲戚。这些小人很势利，诬蔑俾斯麦家族的声誉，还在背后中伤这个掌权的宰相，这里到处都是忌妒、诬蔑还有诋毁，很难确保这不是一个靠婚姻进行掩饰的阴谋。他心里面不踏实，总是有很多顾虑，最终干脆不同意这桩婚事。

这个时候的伊丽莎白为了能嫁给赫伯特已经着手离婚，报纸上也有铺天盖地的报道，她为了这事还差点儿跟家里人决裂。她天生浪漫，喜欢幻想，感情丰富，宫里面的亲戚都力劝她三思，但是她都听不进去。后来她躲到了在维也纳租的一套别墅里。若我们比较一下她和赫伯特之间相互写的信，就可以知道她是被预想的情势所逼，赫伯特则是被情所困，他的情感可能是真的，但是畏惧的力量远远超过了爱情，他更加害怕和敬重自己强硬的父亲。

伊丽莎白离婚的消息被公之于众以后，赫伯特在给攸连堡写的信中说：“等到5月初，我就会去趟维也纳，商讨一下我们的婚礼是否可以按时举办，还有就是社会是不是能接受我们……这次回来我要和父亲进行最后的协商，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恐怕很难如我所愿，我料想我和王妃之间是有缘无分的。”

可是两天后的信里他又这样说：“父亲眼里含着泪跟我说，假如我和王妃成婚，那么对生活他就没有信心了，他就不活了。他说他一直寄希望于我，为我创造机会，并因为我取得的进步倍感安慰，如果我不珍惜自己的前程，那对他来说什么都完了。类似的话他和三四个人讲过，也许他的情况更糟糕，有两个医生跟我说我母亲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如果她在感情上受到大的冲击，那么将使她更加危险！而且可怜的王妃现在病虽然好一点儿了，但是情况也不是很好，开始的时候她是想我们之间的婚事肯定会进行得很顺利的，倘若我告诉她不幸的消息，她肯定会因为打击太大生一场大病的……如果我因为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最后自杀，那么我想不仅会给王妃造成更多的伤害，而且我的亲朋好友也会因此痛苦不已。”

又过了两天，他又写信说：“父亲跟我说，如果我和王妃结婚，那么众人就会因为一个女人把他和卡罗利、哈茨菲尔、罗伊搅在一起品头论足，这将大大损害他的声誉。我绝对不能娶这个女人，他告诫我，我个人的声誉是和我的家族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还涉及我的兄弟，因此我必须顾及整个家族。他威胁说将用尽所有的力量阻止我们结婚，并且‘反对肯定是彻彻底底的’。王妃也给我写了信，说报纸上全是关于她的报道，除了结婚她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她说如果没有这些社会舆论的压力，可能她并不一定要结婚。但是我的父亲不以为然。”

“因为我现在还受到限制，不能辞职离开，因此结婚的事情还无从谈起（10个月以后才可以），我很清楚自己什么也没有，更无法保证我和王妃的生活。新近君主颁布了长子继承的法规，说如果一个男子娶的是离过婚的女人，那么他将失去继承家产的资格。我想自己是不可能继承父亲那两处限定继承的大产业的……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与父母的决裂会让我非常难受，并最终折磨我，使我早亡，所以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太久。虽然王妃和卡罗列王爵在婚约上已经有言在先，但是如果我跟王妃结婚不久就离开人世，那么她会连王爵答应给她的一半财产也拿不到，她也将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照这么看，前路是一片渺茫，充满艰辛。我不指望父亲会给我提供什么经济援助，因为他现在就对王妃这么不满意，而且他曾说，倘若王妃成为我的妻子，那他就会因绝望而选择自尽……跟他谈过以后，我的心情都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的心情，从此以后我想我都会处于这种深深的痛苦当中，我给父亲带来了这么沉重的痛苦，这个阴影我将永远挥之不去。”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写道：“王妃给我写了信，信里问我是否还记得《圣经》上的这句话：一个男人因为这件事将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靠自己的妻子……因为有几个王妃的亲戚一直在想办法探知我的行踪然后告诉报社，所以现在秘密去维也纳还不可能。他们和卡罗列家族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一样居心叵测，他们这么关心我们的婚姻只是为了钱——如此一来他们就把责任都丢弃了，如果我们真的成婚，卡罗列家族，特别是卡罗列王爵就可以因此节省很多的钱，第一篇关于这件事情的公开报道就是为卡罗列家族提供服务的律师写的……父亲说这个时候包括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自己以及自己的余生在内的一切都比不上我的前途更值得他关心，倘若我打算去维也纳，他会伴我同行。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允许我一个人去那儿。他要亲自和王妃商讨我们的婚事……跟父亲谈了几次以后，我思绪很混乱，觉得自己是这么没用，再这样下去，我的将来会一直痛苦……人们谈论我和王妃的事情已经好几年了，现在炒得沸沸扬扬的报章消息对王妃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了维护她的名誉，哪怕我现在对她的爱情已经淡去，也应该娶她。可是父亲却不这么想，我的劝说对他也全然无用，我觉得我应该为了父母做点儿个人牺牲，我个人的名誉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大概经历过这些后，我会对继续活着丧失勇气还有信心。”

事情看来很难得到圆满的解决，最后还是王妃自己借由别人之口告诉赫伯特说她瞧不起他，她生活得很好，什么也不需要，僵局由王妃本人打破了，但是这个意外的结局彻底打垮了赫伯特。“事情本来因我而起，现在我对不起王妃，这些痛苦的折磨是我自己活该承受的……我恨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罪孽……现在的我很了解我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前方如同没有边际的沙漠。除了一步步在漫漫的沙漠中跋涉，我没有别的办法，其中的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

事情最后变成这样，赫伯特是唯一一个深受痛苦折磨的人，要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也只有靠他写的那些柔情万种、充满愁苦的信。可是他从来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年轻时候的事，他跟很多女人许诺说要和她们结婚，但是他醒悟以后全都食言了，也没有人强迫他去兑现自己的承诺。其中的原因就是二十几岁的他只是个放荡的贵族子弟，没钱没地位。现在他却又反对自己儿子的婚事，不管儿子有多痛苦，内心多受折磨。

也许我们都会怪赫伯特，认为他不该让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而使自己获得解脱的办法只有跟着自己的心走，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好办法。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他的父亲彻底把他吓唬住了。

但是王妃的做法就如一般的情况一样充满目的性，她离婚是用来迫使赫伯特和她结婚的手段，她知道如果赫伯特来维也纳的话肯定会发生一些惹人议论的事情，迫于情势，赫伯特除了娶她别无选择，所以她催促他到维也纳来，而为了促使他听话的最后一击就是对《圣经》中那句话的引用。在破房子中结婚的感觉她一点儿也不想尝试，在维也纳的别墅里跟别人发生苟且之事她更不愿意，赫伯特只不过是她如意算盘中的一部分，赫伯特的钱财还有地位才是她看重的，当她知道不可能获得这一切的时候，她就马上移情别恋，和新的情人过新的生活去了。

很多王妃身后的人想将这件事弄得更糟。王妃的丈夫不想承担供养她的责任，她的很多姐妹煽动舆论，在报纸上登了一些非常粗俗的文章，他们都是为了让她和来自他们最仇视家族的赫伯特结婚。因为假如能促成这桩婚事，他们就会获得很多好处。第一就是钱财，因为从此这个没有定性的妹妹不必再由他们供养了，省了一大笔的钱。其次就是势力，因为俾斯麦将成为他们的亲戚，两家肯定要相互往来，俾斯麦免不了要给他们的儿子安排一份好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幻想俾斯麦会因为这桩婚事深受打击，说不定就辞职不干了，而这正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由此王妃立下的功劳将比《帝国警钟报》这些年立下的功劳更大，她会像神话中那个美丽的公主，杀了老龙，更被赞为胜利的女英雄，她用一只脚踩着老龙的头，威风八面。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老龙老谋深算，他们的雕虫小技一眼就被洞穿了，对付他们的手段早就准备好了，他的御身盔甲什么锋利的兵器也伤害不了。现在欧洲的各个国家都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或者压制他们，或者和他们结盟，一个弱女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她没钱又没势，作为外交家他机智万分，随便用一些手段就将整个局面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对于赫伯特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他生性软弱，害怕并且敬畏自己的父亲，这种敬畏完全镇住了他，而且他也不想丢掉财产；他没有能力，又不愿意自立。第一，俾斯麦在这两次紧张的争斗中都是以严父的形象出现的，用辞职甚至自杀进行威逼，最后使儿子做出退让，并且利用医生向儿子传达讯息，说如果儿子违背他，那么带来的种种烦忧会把他的母亲逼向绝路；第二，这个宰相同时也是儿子的上级，如果上级没有批准婚事，那么下属是不可以结婚的；第三，俾斯麦扮演着大地主的角色，他力争获得主动地位，作为遗产的被继承者，他可以请求皇帝（产业本来就是皇帝赐予的）对地契进行修改，只要赫伯特不听从他的意志，那么将失去所有的遗产，没有经济来源，他的生活就只能依靠王妃的丈夫支付的弃妻抚养金。

他对赫伯特自己去维也纳也是绝对反对的，作为经历过年轻时代情情爱爱的过来人，俾斯麦知道男人是经不起枕边风的——如果赫伯特真的要去，那么他一定要跟着一起去，他相信赫伯特知道，如果舆论都围绕着他们，他们会很伤面子的。如果有人用相机去拍他们，有漫画家画他们，有诗人写诗暗讽他们和王妃的事，有些毫无名气的作者在报纸上夸张描述说俾斯麦怎样坐着快艇前去营救自己的儿子……那么他会被整个欧洲取笑。

不过赫伯特自己还有最后的方法，他跟俾斯麦多次从道德的角度讨论过，他说如果他不和王妃结婚，那么他会受到世人的谴责。他说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事情她才离婚的。但是老练的俾斯麦面对赫伯特的各种招数都有办法应对，他说从很久以前这个王妃的行为就不端庄，今天她说爱你，谁知道她昨天爱的是谁？谁知道她明天又会爱谁？俾斯麦义正词严地说，去维护她的名誉是不值得的，他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和施莱尼茨或者罗伊搅和在一块儿，倘若真的要比谁轻谁重的话，那必然是俾斯麦家族要重得多。

暂且不要去管因为爱情所受到的良心上的谴责，也不要去管长子如何爱惜名誉（年轻人的奢侈品），勇敢地向前走吧！

13、三国联盟

1877年，俾斯麦因为身体原因在启星根静养，他找人代笔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信，说：“有一家法兰西的报章称我现在做着‘某某国联盟的噩梦’，说未来德意志的政治家们永远会对这种结盟方式感到惧怕。为了能和我们相抗衡，西方的各个国家还有奥地利相互联合在一起。但是最可怕的不是这个，而是奥地利、俄罗斯、法兰西三个国家的联合。只要这三者中有两者亲密地联合起来，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效仿这种做法，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就随时有可能面对来自他们的压力以及胁迫。”他不希望这种情形变成现实，经过长年的考虑，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虽然没有新奇之处，但是很有效。这个办法就是“法兰西对我们没有什么依赖性，但是其他国家不是，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关系，通过跟他们的往来，寻找理由阻止他们之间的联合”。

他做宰相的基本政策还有原则充分体现在这几句话里，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他采取了这样的做法：欧洲各个强国的相互冲突、来自欧洲各国的威胁、德意志帝国的地位。他是下棋的高手，同时也是位实干家，他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想想这三个前提，然后得出结论。哪个事情比较重要，哪个没那么要紧，他都非常了解。他不会让国家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失掉一个小村庄，尽管他对这些很看重。他知道是国家给了他所有的权力，他绝对不允许国家由于个人的私利而遭受大的损失，他会拼尽所有的力气阻止几个强国之间联合起来对抗德意志，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努力破坏俄国和有野心的英国的合作，并阻止奥地利和法国结盟的原因。

在俄国大臣们的奏章、法国民党领袖的演讲以及英国女王的文件中处处体现了各国对他还有他所宣称的和平的不信任。与此相反，他们越来越害怕和怨恨他，他们很显然都不相信“这个征服者”。他就是这么一种人，七年之间，连着策划了三次很大的战事，欧洲的和平都被破坏了，他实际上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地方。300多年以来，德意志种族一直都处于分离的状态，并且各邻国分别收容了他们，是他在欧洲的中心缔造了一个德意志帝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采用的一直都是“铁血政策”——就是因为他一直充满野心，所以才会采取这种武力手段来建造一个拿破仑式的社会。他被整个国家的人称为“铁血宰相”。

德意志人民误解他是因为对他的性情很不了解，久而久之，也给德意志民族的声誉造成了伤害。我们只要了解了这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看清他真实的性情，就能将许多的成见完全抛掉。我们可以从他写的信、发表的公文以及言论中得到一些真实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合理地认识他。我们只要细细对照一下他20多年的宰相生活，就能知道我们这种认识是对的。晚年的他一直都在反问自己是不是不用发动这三次战争也能达到统一德意志的目的，他记录1849年大事时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占领土地绝对不是他发动战争的目的，而只是打了胜仗之后的附属物。他就好像一个好运当头的人，在路上走着也能遇到女人，他把她们放进篮子里，都当成了菜，也不挑三拣四。

夺取土地不是他进行战争的本来目的。第一次战争攻打丹麦是为了顺着民主党的意思鼓舞普鲁士的士气，而不是想把什列斯维希抢过来；第二次战争是想驱逐奥地利的势力，而不是想占领汉诺威还有黑森；第三次战争攻打阿尔萨斯是想教训一下法兰西，而不是为了占领土地。他也没有想到战争会这么快就以这么彻底的胜利告终，他坐下来，带着一种来者不拒的神气看着地图。

作为外交家，俾斯麦是非常出色的，他做事都留有余地，拉弓从来不会拉得太满，当然他从来不会小看自己，可是他也不会高估自己。他在外交中总能很恰当地把握分寸，他在内政的管理上有很多微妙的经验，我们曾想过把这些公之于众，但总感觉力不从心。他在1866年曾这么说过：“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外交这件事重要。”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想打仗的时候就会有战争，不过对于权力他从来不会随意使用，他不会仗着自己的实力去抢夺别的国家的领土，欧洲的和平就这样被他维持了长达20年之久。虽然人们总是对他的其他方面有各种不满，但是这一项功劳是永远都不能否认的，以后人们也将对他感到佩服。

俾斯麦之所以维护欧洲20年的和平，是因为他觉得欧洲其他国家都有了通过联盟和德意志相抗衡的能力，它们对只能担任旁观者的角色已经不满意了，而不是因为他想得到名誉或者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的动机。来自欧洲各国的压力是他1869年决定放弃阿尔萨斯的动因。从1871年开始，俾斯麦对法兰西采取了更温和的态度，而且更加讲究策略。他说：“我们的和平局势绝对不能让法兰西破坏了，如果它不愿维持和平，那我们一定要阻止它和别的国家联盟。法兰西没有盟国的话，对我们就没有什么现实威胁。不管欧洲的君主国家结成怎样的共和国都不能对我们构成威胁。法兰西要想与一个君主国结成真正的联盟以与我们抗争也是很难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能看出他想尽各种办法阻止反德意志同盟成立，还有拼命想挤进每一个联盟的真正原因。1850年至1870年，俾斯麦让普鲁士保持中立，因为这样的话，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有人求助，他就可以开出大价钱。虽然德意志现在日渐强盛，不过为了防止被攻击，他更需要联盟。国家弱小的话要中立，国家强盛的话要联盟，他的这种思想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就算已经告别了那个时代，也仍然有借鉴意义。

“我们的大陆邻国对公开的以及秘密的企图大多都只想依靠武力手段解决，比起他们，我们在维持和平上更有条件……很多国家都因为我们的强大而感到恐惧，怕我们会给他们带来威胁，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和平信念以及我们的影响力改变他们的看法，消除他们的恐惧……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其他国家的正当权利，我们也可以做到这点……首先我们可以用我们作为德意志人性格上的魅力来影响他们；然后对他们做出不侵犯其国土的承诺，表明我们从来不会将功名建立在扩大疆土之上。要巩固我们的政权，就要把国内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通通消除。我们国内得到了统一，接下来就是要让其他国家相信我们，在长久的分裂以后，德意志民族终于统一起来了，这个和平局面是很不容易才取得的，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致力于公正和和平……我深入考虑以后觉得用简单的武力手段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妥当的。”

台德曼说，在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多次说自己是欧洲人，他的外交政策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点。他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发表讲话的，他觉得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利，别的国家的人民也有，他从根本上摆脱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窠臼，他曾经这么对一个代表团说道：“阿尔萨斯的军人是最出色的，那里的人民是法兰西民族中的佼佼者。我想两个民族的优点都在他们身上存在。倘若我能促使每个有智慧的德意志男人都和一个法兰西女人结婚，那么我就能培养出一个优秀强大的民族。”俾斯麦在梯也尔生日时想祝贺他，但是询问他的意见时他说，怕这样做会影响他在国人心中的威信和形象，从而造成不好的影响。梯也尔后来过世了，俾斯麦和他的朋友们一起举杯悼念这个法兰西政治家。1875年，法兰西正在积极准备战争，在疆界上宣称要复仇，局势紧张，战争随时可能打响，这时的俾斯麦有足够的理由对法兰西发动进攻。可是最后他主动熄灭了战火，对此他是这么解释的：“倘若大家都觉得法兰西打仗是为了图生存，那么我们就会被认为是不义的，而且这么不加考虑就发动战争正是英国人最想看到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借口大唱人道主义论调，而且这时俄国会考虑两个君主之间的个人情感，做出不明智的事情，对两国之间的交往造成影响，因为俄国已经对我们产生怀疑了，肯定会说我们任凭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是不是别有所图。”

1875年春天，英、法、俄对在1915年结盟已经有了初步想法，对教会问题的争论只是一个借口，戈尔恰科夫瞄上了巴尔干，企图和法兰西建立默契的关系，利奥波德二世、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弗兰茨·约瑟夫都支持天主教；和德国有矛盾的英国也想和俄罗斯交好，这些都挑战着俾斯麦的政策，他好像就要面临失败了，他该如何是好？他利用所有的关系，让各方面的同事进行协调，并且把一篇题为《战争要打起来了吗》的文章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伦敦、罗马还有别的地方的外交家都站在俄罗斯宰相这边，因为他们痛恨俾斯麦。在巴尔干的事情上戈尔恰科夫也向英国稍做让步，之后他就去了柏林，是陪俄国皇帝去的，谁也不晓得这趟行程延缓了还是加快了危机的到来。俾斯麦接待了他，热情而且和气，最后还给戈尔恰科夫看了自己的辞职书。辞职书中说，因为他身体不好，再加上目前国际环境也比较和平，所以不一定非要他来主持国事。面对实际上也不想有战争的俄国皇帝时，俾斯麦也这样说。

这个俄国的宰相是个老头子，很虚荣又老谋深算。这回中了徒弟的圈套让他把晚节丢了。他给驻在各地的代表发了很多电报以炫耀自己，说：“看来和平有希望了。”发这些电报的目的是想表明俾斯麦被戈尔恰科夫打败了，俄罗斯把条顿人的怒气消灭了，跟整个欧洲说爱好和平的法兰西是被俄罗斯还有戈尔恰科夫营救的，这样俾斯麦就害不了它了，俾斯麦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共同敌人！

这些消息传到俾斯麦耳中以后，他顿时就发怒了，他在事情过去以后回忆时，不禁要对这个俄国人讲实话：“你不该踩着朋友的肩膀往上爬，为了你自己牺牲朋友的名誉更不应该……纵然你想闻名巴黎，你也不能因此挑拨我们两国的交情！我可以在你允许的情况下让柏林铸造数枚印着‘法兰西的保护神就是戈尔恰科夫’的五法郎钱币，再不然，我们可以在驻巴黎的德国使馆里建一座舞台，让你穿上白衣服插上翅膀，扮作保护法兰西的天使，在璀璨的灯光下向法兰西人介绍你，同样带着那些字。”据说俾斯麦的这一段挖苦把戈尔恰科夫整得尴尬无比，都没办法下台，不过这次事件的确大大影响到了俾斯麦，他心里很受震撼，这种影响不久就有了反映。

俄国皇帝事先没有预约就来见俾斯麦了，因为他很着急。谈话刚开始，他就说：“现在我就告诉你，那些说德国好战的流言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俾斯麦还跟我们说，有一次俄国皇帝在谈话时说到自己的宰相：“就让他沉迷在他那老糊涂的虚荣中吧！”不过表面上看来戈尔恰科夫却好像战胜了他，加之他没有任何不良的政治意图，因此这次的事情他一直难以忘记，不过他暂时还是忍耐着，对于讲他的言论不再理会。他晚年时还没有忘记50年前在学校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记起来他就吃不好也睡不好。他在权力最大的时候受到这种羞辱，可以料想他的反应会是多么强烈，他下定决心要回击。

一年还没过去，在奥地利还有俄国之间进行选择的难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1875年夏天，这两个国家在危机过后矛盾越来越深，在巴尔干和土耳其的斗争中就有所表现。这个时候俾斯麦就要施展他的魄力了。在两者关系不那么紧张的时候，为了制约巴尔干，他立刻组织了三国联盟，私下里他曾跟别人说：“这件事我不想再插手，过多干预可能会引起一场欧洲战争，如果我对其中一方有所偏袒，那么法兰西就会趁势和另一方交好。现在我把这两个国家牵制住，并把它们分开是出于两个目的：首先是防止它们相互厮杀，其次是想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召开帝国议会的时候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用词更加堂皇一点儿。“我绝对不支持德国插手这些事情，只要没有事情可以表明这些事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就不值得我们冒险，不值得我们损失一兵一卒，那么干预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于我的坦白请大家谅解。”

另外，俾斯麦也很清楚三个国家之间的联盟是非常不稳固的，通过这种方法让另外两个大国并立的情况最后可以维持多长时间他也不知道。只有三个国家的君主一致反对共和党民主主义才能维持三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为此可以把成见都抛开并实行联合，以图一起反对共和与民主。因此俾斯麦在1870年后几年内很轻松地就让三国建立起了同盟关系，而在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他曾经把这种联合打破过。不过俄国以及奥地利君主认为维护他们的统治比所有的一切都来得重要，暂时忘掉对征服者的怨恨也是可以的。不过这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敌人使他们结成如前代一样坚定稳固的联盟。

这场争斗非常引人注目，就好像一个丈夫还有两个夫人上演的好戏，这个年轻的丈夫就是德意志，两个夫人年纪较大，都好胜心强，她们相互争宠，作为丈夫常常很难恰当地处理矛盾。“倘若俄奥两国发生战争，而我们又持中立态度，那么战败国就会异常痛恨我们。”俾斯麦对赫因罗厄是这样说的，“奥地利彻底失败对我们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我们当然可以把奥地利拿下，可是斯拉夫人还有匈牙利人我们该怎么对付？再者，舆论上的压力也不允许我们攻打奥地利。奥地利灭亡了，我们的心腹大患就会变成俄罗斯，倘若我们获得了奥地利，那么就可以牵制俄罗斯”。不久发生的事情就验证了俾斯麦的看法。

1876年春天，俾斯麦的一个代表跟戈尔恰科夫说，去年他在柏林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了两国之间的交往，两国之间的信任也不复存在，但是戈尔恰科夫大放厥词，还假惺惺地说倘若还有人说他是俾斯麦的老师，那和说佩鲁吉诺是拉斐尔的老师没什么差别。他两面出击，一边说着各种好听的话，一边又在想着更毒辣的计谋，在外交界对俾斯麦进行大肆攻击。当他知道俾斯麦正陷于难以抉择的困境时，他突然心生一计。1876年秋天，他正在利瓦迪亚，他让一个德国使馆的武官把一封信捎到柏林，信中他问：“如果奥地利和俄国打仗的话，德国会持中立态度吗？”戈尔恰科夫是个特别会使用技巧的人，在他无法预料这种发问可能带来的效果时，他绝对不会贸然提出问题来。俾斯麦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人在瓦森，很快他就有了对策。他对外交部说话时语气重得异乎寻常：“戈尔恰科夫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德国也不清楚，他得到我们的答复以后会如何利用它也不清楚……这样问很没有礼貌，而且问的时机也不对，他居心叵测。”他让外交部把这些话当作回复告诉那个不知道把握分寸的问话人。之后他又恼怒地说：“这简直就是在逼我们在一张支票上签上名字，而这张支票是空白的，接着让俄国在上面写个数目去拿钱，并用这些钱对付英国还有奥地利。”

俾斯麦采用自己惯用的方法应对各种挑战，戈尔恰科夫问这个问题的真实目的他很明白，这个俄国人是在问德国是不是又要把奥地利给分了，倘若俾斯麦以全部的斯拉夫族为一体予以否认，就会将德意志置于附属的地位，这样不如也给帝国君主出个难题，因为俾斯麦实行的就是把俄、英、奥三个国家分离的政策——这三个国家在东欧争雄——要让它们之间产生矛盾，这样每个国家都会来向德国寻求帮助，俄国要分散兵力去攻打巴尔干，这样才能防止世界大战发生。因此当俄国再威胁他必须给出明确答复时，他回答说，倘若他这两个朋友一定要用战争解决问题，他虽然会成为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但是他仍然会为那个遭受重大损失无路可走的朋友感到十分可惜。

现在戈尔恰科夫要向俄国皇帝证明如果俄国人想在土耳其用基督教取代伊斯兰教，那么俾斯麦是最大的障碍，因为他严重妨碍了俄国的自由。于是俄国皇帝放弃了攻打弗兰茨·约瑟夫的想法，转而在莱施塔特会见奥国君主，巴尔干问题因为这次见面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因此波斯尼亚被奥地利拿走了，以作为他承诺中立的条件。就这样，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被化解了。1877年春天，俄国攻打土耳其的首都——在达达尼尔看到英国的兵船遭遇攻击，真实的情况是别的国家在阻止他们到达戈尔顿霍恩，为了使各国的利益达到平衡，只好签订一个《圣斯特法诺条约》。

戈尔恰科夫曾经跟俾斯麦说：“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德国人、俄国人，甚至是整个欧洲人的问题。”俾斯麦批注了一句：“欧洲是谁？”10年前英国大使对俾斯麦进行恐吓威胁时，也曾经说过这句话，既指出了问题的要点，又很风趣，“一个大臣不用自己的名义向别的国家提出要求，他们只是嘴上说说‘欧洲’两个字而已”。这种情况在当时确实存在，他就是这样答复戈尔恰科夫的。

年老的戈尔恰科夫从来都不知道在俄国的首都有一个深具人道主义精神和大欧洲眼光的人，自《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以来，土耳其人逐渐被俄国驱逐出欧洲，俄国属国保加利亚的疆界被大大拓宽。于是奥地利就觉得被俄罗斯包围了，英国也不能将心放下，一场更为恐怖的战争正在酝酿中。这时，彼得·舒瓦罗夫伯爵，俾斯麦的老朋友，立刻去请俾斯麦从中调解。当时在夫里特利士鲁的俾斯麦恰巧患了腰带癣，还头痛得厉害，躺在床上，晚上痛起来连胡子也刮不了。可是即使这样，他还是见了这个从俄国来的友人——起初他并没有应允伯爵的请求。

这次和阿尔萨斯与洛林两个省还没有被割去之前没什么不同，刚开始他的政治本能也是正确的。请德国出面协调的半公开提议几个月前就有了，但是他决定不参与调停，他说：“倘若不是要对俄国进行压制，我们不相信任何一个出来调停的国家，但是一旦这种压力使出来，只会使俄国更难做出让步……俄国跟我们相邻的边界很长，整个土耳其远远比不上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调停的任务我们绝对不能担任，这样才不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不利影响。”据说他晚年的时候觉得他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这次调停，不过这没有证据，并非事实，我们只知道开始的时候他不肯出面调停，不过后来舒瓦罗夫一直劝说和要求，第二天的时候俄国皇帝送了一封亲自请求俾斯麦调停的信过来（当然是舒瓦罗夫请求皇帝写的），信中俄国皇帝还说这能证明俾斯麦为了别人可以牺牲自己，俾斯麦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不久之前，俾斯麦曾经在一封给德意志驻俄国首都大使的信中说：“一个皇帝……这位君主像亚历山大一样和我们这样亲近，他的意见我们一定要经常听取，就像听取熟悉的客人的意见一样。”

并且之前有人要袭击威廉君主，这样反对社会党的法律就能获批，进一步巩固俾斯麦的地位。可能对戈尔恰科夫的怨恨影响了他，倘若议会召开，那么主席很有可能会由俾斯麦来担任，他肯定比戈尔恰科夫出色。这次他起初说“不行”，最终说“行”，和凡尔赛那次没有什么不同。这跟他向来的性格刚好相反，下定决心之后的25分钟之内，他就口授柏林的章程，然后让他的儿子做记录。

“我们要成为值得信任的经纪人。”俾斯麦对公众说。巴里施罗德听了这话以后陷入了深思，然后摇了摇头。他很有阅历，经验丰富，这些都让他怀疑地说：“值得信任的经纪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找不到。”

14、柏林会议

1870年7月13日，俾斯麦收到了埃姆斯的电报，1874年7月13日，库尔曼开枪把他打伤了；1878年6月13日，柏林会议召开，同年7月13日，俾斯麦签署了柏林条约。因此就像害怕星期五一样，他对“13”这个数字也特别害怕。因为“13”两次出现都表现为凶相，但他最后都逢凶化吉。如今这次的会议以“13”开头，以“13”结束，会不会表现出来的是吉，最后却让他遭受不幸？

他是这次会议的欧洲主席。他坐在马蹄式的大桌子中间，各国的大使们进来了，他站起来对他们表示欢迎。欧洲几十年来都没有过这么大的会议了，这是他一生功业中最出彩的一笔。俾斯麦长着大白胡子，从外表上看像族长或教长。但是很多东西，比如他身体不好、主席要讲外语、这次会议的可疑性，都让他无法平静，甚至略有些害怕，开会的时候还带着些忧心。

一共有20位代表欧洲七国的著名政治家围坐在这张马蹄式的桌子边上。俾斯麦右边坐着的是君主制国家的使臣。霍恩维茨军长的脸很瘦，鼻子很大，耳朵也很大，它们跟他的脸有点儿不协调，嘴长得很有感觉，胡子又粗又短，看上去显得很野蛮。再旁边坐着反应灵敏但是做决定很慢的安德拉西伯爵。奥地利驻柏林的常驻大使卡罗来伊坐在安德拉西旁边，普鲁士与奥地利打仗的时候他曾经回国，不过待了几个星期又回来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第三个代表是维也纳人海默尔男爵，和他相关的所有东西都是尖的，无论是鼻子，还是他拿在手上的铅笔。

沃丁顿有一个美国名字，但是他是法国的代表，他坐在俾斯麦的左边，长得很可爱，很随意但是兴致很高。他不是专业的外交家，而是一个考古学者。法国驻柏林的大使圣瓦利尔坐在他的旁边，是法国合格的代表，为人一点儿定性也没有。第三个是德普勒，法国的大使，他一半是宫内侍从大臣，一半是教士，但是看着像知识界的人。

远东的国家竟然也来参加这个会议？那个个子矮，长得很奸诈的人是从日本来的吗？不是的。他是意大利的代表科蒂伯爵，他比他的邻居罗尼伯爵要聪明很多。坐在罗尼伯爵旁边的是一个雇佣兵，德意志人，眼睛是蓝色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缨帽，帽上有穗。接下来的是一个被人叫作阿利总督的条顿种人，现在是个大军长，代表土耳其，他小时候住在马格德堡，当时不叫阿利。他在一条船上做过侍者，不过后来逃走了。据说他当了土耳其宰相的嬖幸，从此飞黄腾达。不过会议结束两个月后，阿尔巴尼亚人刺杀了他，他的冒险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叫卡提多利的也是土耳其代表，他出生于近东，是希腊名门之后，同样官做得很大，鼻子长得很长，嘴巴紧紧地闭着，脸色铁青，不怎么说话。

维也纳男爵右边坐着的是英国驻柏林大使罗素，他是贵族，很机灵，性格温和，行动机敏，不过衣服穿得不整齐。索尔兹巴利贵族坐在罗素旁边，他有宽宽的额头，还有花白的胡子，在研究东方问题上是专家。第三个大概算是整个议会的焦点人物了，英国代表，谁看见他都会对这个贵族失去兴趣。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是英国人的后代。迪斯累里年轻时只是以小说家的身份为人知晓，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封为康菲尔德伯爵。他以前就是个俊朗的犹太少年，现在却长得一半像魔鬼一半像音乐家。他很像伦勃朗画中的一位文学家，有很长的鼻子，低垂的下唇，往上翘的胡子，额头被卷卷的头发遮住。他年纪很大了，拄着拐杖慢慢坐下来，我们看不出来维多利亚女王曾经非常器重他。

80岁的戈尔恰科夫特别瘦，不像老皇帝威廉，威廉就像是年轻的军官，很健硕，腰板很直，戈尔恰科夫和康菲尔德伯爵是齐名的。但是仔细看的话又会觉得他的脸并没有身体那么干瘦，因为肤质很柔软，嘴唇富有生气，只有鼻子是尖尖的。因为有脚气病，所以他行动不方便，需要被人抬起来才能坐到椅子上。他流着一半日耳曼的血，人们看到他时常常会想起一幅很出名的怪人像：阴谋家和寻欢作乐者的混合体，并且后者的比重比前者大。实际上他两方面的“美”都具备。是他本人求君主让他参会的。他没有俄罗斯代表团的决定权，驻柏林的俄国大使杜毕列尔才是能做决定的人。但是这两人都不是指导俄国事务的人，主角是舒瓦罗夫伯爵。他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非常聪明，有武侠的风范，就像一个法兰西大将，在外交上出类拔萃。

代表们在会议刚开始时就进入辩论。虽然身处德国境内，但是俾斯麦作为主席必须用法语说开会词。迪斯累里用带着牛津土腔的英语回答，座中没有几人能听懂。尽管俾斯麦希望戈尔恰科夫用俄语回答，但是他用的是法语。实际上他是在做冗长的演讲，而不是在回答问题。会长听得烦了，在纸上用笔写道：“出风头，出风头……”戈尔恰科夫一讲完会议就结束了。会长到旁边的屋子里吃东西的时候说：“在这20次会议里，波尔哈特每次都获益良多。”

俾斯麦在会议还没开那会儿就已经一肚子火了。原因是多国代表在他回访的时候竟然用“乡下礼节”接待他，这让他觉得颜面尽失。后来他就跟他们开玩笑，说一些有趣的话讥讽他们，并且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中都采用他的这些小技巧。索尔兹巴利提出一个议案时，俾斯麦便喊道：“再提一个！”希腊公告被诵读之后，很多人反对，但是他不管，并且想尽办法用让人厌烦的方法对众人进行压制，让他们知道他的法权有多厉害。他的法语同他的德语一样说得很流利，但是有时慢有时快，就像流水一样。“我很少在早上6点之前就寝，常常是8点了才睡，一两个小时后又醒了。不到中午我不会见客人。开会前我的心情是怎样的你大概可以猜得到。我每次开会之前都会喝上三四杯浓浓的葡萄酒，因为这样会让我的血脉顺畅。不喝酒的话，我什么事也做不了。”虽然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报告不赞扬他做主席当之无愧，他的指导还有干预也都非常有效果。

开始的时候，罗素还有安德拉西是他唯一信任的两个会员。曾经他想挑罗素“内敛的毛病”，原因是他懂得很多种语言，表现得完美无瑕，没有任何人能够匹敌。对于索尔兹巴利，俾斯麦很想把他送到德军操练官那里去，这样就能让他站得更像样子一点儿。阿其密·阿力在他眼中就是一个逃兵，俾斯麦总是很冷漠地对待他，并且没有礼貌。他一直讥讽自己的仇敌戈尔恰科夫。有一回这个老人来看他，俾斯麦想把他扶起来，但是他的狗把这当作进攻的信号，于是飞奔上去。俾斯麦大声把狗声喝住了，但此时的戈尔恰科夫以为俾斯麦想报复他，于是连忙跳上马车逃之夭夭。晚上的时候，俾斯麦和别人谈论这件事，作为一个喜欢养狗的政治家他加了一个这样的批注：泰拉斯还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该咬谁不该咬谁还分不清楚。倘若它懂的话，那个土耳其人才是它应该咬的人。

俾斯麦、小说家、轮船上的侍者是这次会议里边三个很有名的冒险家——他们之间相互反对，存在很多不同。第一天晚上，俾斯麦说：“我特别想知道康菲尔是不是主战的。”天知道！大多数人都觉得天平掌握在英国宰相手里。他很难做决定，魏尔纳是给他画像的人，不会英文，迪斯累里几次说明自己不懂英文，他这才放下心来。这个老人真是诙谐，但是柏林人的玩笑话他可以体会，而这个柏林人说的玩笑话却是以迪斯累里本人、他的名字还有犹太人种族为牺牲品。笑话之一是：一个军官正在巡逻，途经迪斯累里家门口，他问守门的哨兵他守的是谁的门，哨兵说：“是康菲尔的门。”

如果俾斯麦对犹太人很厌恶，那么迪斯累里做什么他都会觉得他非常不适合，特别是这个英国人说话的腔调。不过俾斯麦在和他交谈过几次之后对他的喜欢却超过了任何人。过了几天他说：“我们谈了几个晚上。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所以一直到我没有别的访客了，他才愿意过来。就是这样我和他越来越亲密。和他一起工作并不是很难，尽管他写了好几本充满幻想的小说。我只用15分钟就知道他要的究竟是什么。他下定决心该怎么做，经过短暂的讨论我们就可以解决了。”迪斯累里和俾斯麦两个人的友谊维持了一生。但是这次会议结束以后，迪斯累里在自己写的《康迪米恩》这本小说中批评俾斯麦——小说里的菲尔罗尔伯爵，这件事发生在莫特利写俾斯麦的小说40年后。

似乎俾斯麦只和巴里施罗德讨论工作上的事情。在第一天晚上的时候，他和巴里施罗德说：“百分之六十六支持和平，百分之三十四支持战争，比例大概是七对三。”巴里施罗德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宴会，席间还有音乐助兴；太子也在船上办了一个宴席。因为突然狂风肆虐，代表们差点儿都被淹死了，后来他们去了无忧宫。赫因罗厄的报告里说：吃饭之前代表们看到许多洗手盆，只有一个陶器不是洗手用的，这受到全欧洲的瞩目。

柏林会议中所谈论的几个问题已经都过时了，细节之类的也没什么讨论的意义了，近东三个国家之间的争斗，即保加利亚问题才是关键。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迪斯累里看到俄罗斯不愿做出退让，于是吩咐备好马车准备离开。因为俾斯麦之前就已经和舒瓦罗夫谈过话，知道俄罗斯的软肋，因此他连忙劝说俄国代表做出大让步，劝说英国代表做出小让步。就是这样，为了维护和平，他不惜以与俄国断交为代价，因为俾斯麦这样做会让人们从此说“俾斯麦让俄罗斯受辱”。

保护基督教徒反对异教徒的事情是那天的正式议题之一，这并不属实。另外，整个会议过程实际上都是强国占主导地位，小国只不过是他们这些下棋人手里的棋子。划定势力范围的边界这个事情也有讨论，但是与德意志的调停人相比，英俄两国大臣在这方面的讯息并不多。例如把某个延伸出巴尔干山脚以外很远的地方划为新保加利亚的领土，这件事也是到后来才被披露出来的。英国做出的让步太大，他们想把失去的土地收回来。赫因罗厄写道：“我们忖度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才明白我们能从俄国人那儿拿到的一个小地方，是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边界我们当中谁也不清楚……很多地图都是不准确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条约在四个星期以后签字生效，于是连巴尔干人的一块儿坟地的安全也没有担保……保加利亚成立了，蒙特尼格罗、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独立”了，希腊的领土比以前广阔了，多瑙成为归一个欧洲委员团管辖的中立地区。不过海峡仍然封闭。土耳其仍然拥有黑塞哥维与波斯尼亚，但是驻扎着奥地利的军队并且由其管理。虽然一年以前俄国和奥国的两个皇帝就已经把这件事安排好了，未曾料想几十年后的祸根却因此埋下。从种族的角度，乃至按照居民的心愿来说，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成，倒是把保加利亚人分散到三个国家，把塞尔维亚人分散到四个国家，从表面上看回转的边界被弄回去了，可是土耳其人还在欧洲，这么多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就用这么一张薄薄的纸掩盖住了。

德意志在这次会议里损失了不少间接利益，却一点儿直接好处都没捞着。因此德意志还有俄国之间的事情受了严重的影响，也没拉上英国，不过俾斯麦却从失败中找到了理由：“还没开会之前，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就和俄国皇帝达成了共识，俄国人的所有要求都予以满足我没有异议，但是俄国皇帝没有用戈尔恰科夫，反而让舒瓦罗夫取而代之……戈尔恰科夫在会议中越来越不为俄罗斯努力，想来他肯定是知道了这个消息。因此我和舒瓦罗夫说，我不能表现得太过积极，甚至超过俄国。”戈尔恰科夫后来跟沙皇说：“我们获得的东西真的是很少很少，我们该怎么谢俾斯麦呢？”据说沙皇听了这话以后说：“既然是这种情况，那你还是继续做你的宰相好了。”

沙皇心里肯定在想，俾斯麦称自己是“不欺骗任何人的经纪人”，这次会议中他是上了这个经纪人的当了，他说这个会议其实是“俾斯麦和欧洲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俄国”的。他还说舒瓦罗夫掉进了俾斯麦的圈套。

巴尔干因为柏林会议而发生了一阵骚动，各个强国之间也因为这个会议产生了争端以及不和，这些问题不久之后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15、与奥地利联盟

沙皇在1879年8月的时候给威廉皇帝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尊敬的舅舅，承蒙你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真诚相待，我斗胆请你允许我将一件事情跟你坦白，它一直让我觉得很不安。我指的是德意志外交官的所作所为，不久之前他们不幸地变得非常怨恨俄国，而一直以来我们两个国家都是相互友好、维护和谐利益的，他们这样仇视我们岂不是跟这种政策背道而驰了。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在为维护这种友谊，不断地努力使它不被改变，对于你，我希望也是这样。不过这个世界是一个以事实为根据的世界。因为受到来自你的朋友们，也就是英国人还有奥国人的帮助，土耳其人不断地整出很多小难题来，为的是能够阻挡保加利亚人。目前大部分的欧洲委员要做决定，意大利和法兰西近乎在所有事情中都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但是德意志人不这样，他们总要支持奥地利的观点，就好像有谁给他们下达了命令一样，他们对我们的仇视有系统性。

“对于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应该请您注意一下，因为这也许会破坏我们之间的交情，请您不要见怪。我们两国的报纸对我们的扰乱已经开始啦。您和奥地利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对您来说很重要，这点我很清楚，不过我不知道把俄国的利益当作牺牲品对德国来说能有哪些好处。当一件严重牵涉列强利益的事情发生时，会给其中一国带来好处，1870年的得益国曾经表明将永远铭记这种恩惠，如果一个政治家真的伟大的话，是不值得因个人的诸多屈辱难堪而受到影响的！情况确实不是很好。如果我不告知您这些，那我想很多后续可能发生的事情将会对我们两国这么重要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若非如此，我断断不会让您多加注意。我对上帝祷告，希望您能对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这样您就可以阻止灾难的发生！”

威廉看到这封信里语气很重的话时，还没对后果的严重性有什么意识，在最后100年中，这两个联盟国家之间的友谊还有利益多次受到阻碍的侵扰，但是最后所有的事情都被平息了下来。俾斯麦有这么一句名言：俄罗斯和德意志理所当然是朋友关系，人们也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们都觉得柏林会议召开以后，报纸上面的争论不会对德意志皇帝与沙皇两人之间的感情造成影响，俾斯麦在棋盘上的走棋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

这两个国家相互接壤的地方绵延很长，两国发生了事故，是不会导致开战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最后的那25年里，即使形势特别严峻时，俾斯麦都是俄国值得信任的友人。再说法兰西自1871年以来就一直想和俄罗斯结成盟友关系，这样就可以从两个方向对德国展开进攻，因此在最后的8年里，俾斯麦所用的政策就是在俄国还有奥地利之间做调停人，防止这两只野兽自相残杀，对避免帮助哪一国这点他也一直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他曾经和米纳特这么说：“一旦我们站在奥地利这边，那么俄国就会和我们成为敌人，而且化解这种仇恨将难之又难，它还会成为法兰西的盟国。”

德国的驻俄都大使在其最后的报告中曾经声称这封信涉及很多误会，这让沙皇很不满意，又说沙皇在某次宴席上说过几句奉承德国军队的话，而且还举起酒杯祝愿他们。这几个月来俾斯麦对俄国产生了一些没有过的想法，和他来自匈牙利的友人安德拉西更加亲密，现在他邀请这位朋友到加斯泰因进行商讨。戈尔恰科夫其中一个动机就是想报复俾斯麦，虽然他没有什么势力。在他让俾斯麦难堪以后，俾斯麦就开始痛恨俄国。俾斯麦对俄国的疑心在柏林会议之后日益增长。另外俄国不断扩充军队数量以及俄国的陆军将领反对德国是让他痛恨俄国的另外两个原因。因此沙皇写的那封长长的信把俾斯麦给惹火了，他立刻会见了安德拉西。

在加斯泰因的时候，俾斯麦给君主写了一封语气很重的信：“沙皇说的那些有关友情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他的话是在对陛下进行恐吓，而且一点儿避讳也没有，如果不是因为在同君主的交往过程中他的政策钳制住了你的政策，他是不敢说这种话的。除非受到很多条约的限制，否则这些话肯定预示着和平关系的结束。君主之间应该以礼相待，而不应说这么尖酸的话，哪怕两国已经交战，这种话也从来没被用过。如果陛下也这样刻薄地跟他说话，那么俄罗斯和我们之间的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要爆发了。”

俾斯麦接着说自己的看法，俄国的陆军将领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表里不一，计划着把俄国也推进战争这趟浑水，以图建立共和制。因为来自奥地利的压力，俄国在1870年的时候才会自制，并且他逐样说明普鲁士曾经帮过俄国哪些。根据这些，俾斯麦有了自己的定论，说自己之所以一直支持和俄国交好是由于他觉得这种政策是比较有保证的。但是现在他又说：“我们和俄国之间存在的共性比我们和奥国之间的少。奥地利和我们有着相同的信仰、血统和德意志的语言，在匈牙利的相关利益上，我们两国联合，这些都是顺应德意志的舆论并且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的，和奥地利的联合比起和俄罗斯的联合要更有利。不过从与亚历山大大帝个人之间的交情还有朝代的关系来说，和俄国进行联盟又是有利的。不过现在这个有利点已经陷入危险当中，所以奥地利和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维护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威廉已经很害怕了，后来知道俾斯麦要去维也纳时他更加害怕。虽然是这样，威廉还是非常坚定地说：“你一旦这样做，俄国马上就会觉得我们在破坏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以不管怎样我都不同意。”

威廉在几天以后收到了俾斯麦发来的提到他和安德拉西谈话的公文，安德拉西认为为了防备俄国的进攻，德意志和奥地利应该建立一个攻守联盟。威廉心里感到恐慌，擅自约了沙皇在俄国的一个边界城镇会面，以对沙皇的信进行商讨。对此，俾斯麦很生气，为了表明自己的方针，他给君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提到了亚历山大的恐吓信、戈尔恰科夫的嫉妒还有七年战争时期同盟的危险。另外，德意志和奥地利1000年来都一直交好，就像他在尼科尔斯堡所说，德奥两国可以在无责任的情况下结成同盟，从而成为对方的后盾。俾斯麦最终还是采用辞职这个惯用手段进行威胁，说别的政策他绝对不会奉行。

威廉亲自给俾斯麦写了一封信，告知其与沙皇的谈话内容。虽然当中存在误解，但是绝对没有恐吓的意思。俾斯麦应该当这封信从来没有出现过，还说到了威廉的父亲，全都是和气的担保话，充满友好之情。因此更加有理由拒绝和奥地利结盟！俾斯麦那个时候正谋划着联盟计划，加斯泰因现在基本天天都给老皇帝送有关欧洲政策的专论文章。9月的时候他写道：“俄国还可以让我们平安依赖多久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奥地利不是这样。奥地利因为其几部分的性质还有它的地位，它和我们德意志一样，需要在欧洲寻求支撑。俄国没有支柱也不会有国家分离的危险，所以即使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他们也不需要支柱。但是对于这件事，匈牙利还有奥地利的人民及他们的代表们是有意见的，而且这些人都祈求和平。俄国就不是这样，它的政策明显仇恨德意志，沙皇和德意志进行战争不会对它在国内的地位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它的这种政策随时都可以使用。俄国不需要利用我们，而奥地利需要，奥地利的国情大概是欧洲这么多国家中最稳定的，在众多民族中皇权都占据稳固的地位。俄国的情况不是这样，这个强大的帝国里随时可能突然崛起哪些革命元素，谁也不清楚。”

跟这个相反的看法是俾斯麦一直都相信，至少是他在维持的。因为国家里的几个民族的影响，奥地利的稳定遭到破坏，而俄国是铜的岩石，反对革命。俾斯麦现在却说奥地利是模范，俄国是革命的焦点！这就是他用来说服自己还有君主的理论。不过从他的言语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的实际意图。俄国是个强国，不需要依靠我们，奥地利是个弱国，需要依靠我们，所以俄国对我们非常不利。俾斯麦惯于节制所有的东西，他当一部的大臣（即他要和其他大臣进行合作）常常希望在内阁有他能控制的人。现在难道让他视这个恐吓威廉的沙皇为友？俄国竟然敢要求和德国相等的权利，无论在家族生活，还是在政治以及大臣们的会议上，他都无法忍受这种事，所以他拒绝了俄国。安德拉西这个匈牙利人不是这样，他只是要讨德意志这个强国的欢心，这样他就可以受到强者的保护，但是德国的君主不听他的话。82岁的威廉在最后17年都是由俾斯麦掌控的，他这个时候怎么就强硬起来了呢？原因是这激起了他的名誉感，他想到了父亲的产业，然后他的家族感情被触动了，而且作为外甥的沙皇已经向他郑重地道了歉，他们之间已经没有芥蒂了。“这种信任让我觉得很激动，我从内心深处觉得不能批准宰相的提议。现在我做什么都不对，我不想挑战我信任的人，不想对俄国做阴险的事，哪怕是以让位给我的儿子为代价也无所谓。王爵可以和安德拉西伯爵商讨以后的事情，但联盟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不会批准，以前王爵就曾经说过奥地利是不可信的，并且自己也因为公开反对结盟而被束缚。”

这个老人在放不下心的时候记性非常好。俾斯麦以更宽泛的题目做了答复。显然俾斯麦在内心中想建立一番丰功伟业，并且想以此说服君主。他现在说自己精神支持不下去了，这种阻力他吃不消，要是不实行联盟，他就要辞职。“如果我幸运地在决断时局时和君主意见相合，那我可能会继续效忠。面对阻力，我的精神还有体力也可以跟以往一样坚持下去。到这个月19日的时候，我忍受这种情况已经足足17年了，我在不停地努力。这17年来我想我已经尽责了。如果一直维持这种情况的话，我想我8天或者10天以后就要呈上正式的辞职信，根据国家法律，即我宣告自己卸任。”

老皇帝听说俾斯麦要在几天后辞职后勃然大怒，他说过很多次，如果俾斯麦辞职的话，他就要考虑禅位。

他们两个人的信件就这样在加斯泰因和柏林之间传递，两个老人都互称对方再固执下去自己也干不下去了。这个宰相几乎每天都发一封写满自己心事的电报给皇帝。皇帝也这样询问赫因罗厄：“我觉得宰相生我的气了，对吗？”怎么应对俾斯麦，皇帝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宰相自己做决定，撰写最要紧的公文的草稿。皇帝在给俾斯麦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在我们反对俄国和奥地利联盟时，对俄国表面上也得友好一些，至少我认为这样做很好。你自己心里已经有了决定，要和安德拉西伯爵单独商议此事，你也让他和他的皇帝商讨过，并且他的皇帝马上就应允了。但是你应该站在我的角度想一下，当我去探望我的友人还有亲戚时，他们在局势好或者坏的时候都是我的盟友。我们见了面并把因为他仓促写的信而导致的误会消除了，我们得到了满意的结论。如果我反对他，和别的国家联盟，那么等于是我在他身后做一个言行不一的人，你说对吗？你施行的几个有关安德拉西与奥地利皇帝的政策，我不想也一定不会否认，因此你可以在维也纳商讨万一俄国和我们交恶应该怎么应对联盟关系的破裂。但是从我的良心出发，你想和奥地利缔结任何契约、合作或联盟的话，我都是反对的。威廉。”

在这儿谈话的是两个世界的代表：外交家和武士，机变和良心，新帝国和旧普鲁士。可是恶魔有更强硬的手段。毛奇在柏林，赫因罗厄在巴黎，雷奥斯在维也纳，内阁会议里的大臣们肯定都得支持他的政策。皇帝受到整个内阁的辞职威胁，他知道自己被围困了。这件事情只有老皇帝值得称赞，俾斯麦的政策还有手段都不值得称赞。

俾斯麦去了维也纳，准备好了条件，商讨好了结盟，就剩下签字了。他怕失败，他给皇帝的嚣张的报告送到柏林、斯德丁，最后才送到巴登。老皇帝看重自己的声誉（因为他不能再维护俾斯麦的政策），怎样一步步努力，怎样试着在反对俄国的条款里抹掉俄国这个名字，最终他怎样投降，在我们阅读这些事情的记录时，会发现这就像在读一本古挪威的英雄传记。

败北的皇帝写道：“我努力了四个星期，在维也纳签订的和约与我的名誉和本务相冲突。昨晚我答应了，因为我所有反对的方法都用光了。我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给亚历山大写信说自己又必须支持俾斯麦，从我自己的嘴里说出我的意图是‘维护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产业’，他会觉得他被我骗了。”这个老人是18世纪最后的独存者之一，他的这一段慨叹，不禁让我们想起65年前，拿破仑正被流放厄尔巴，他曾和第一位亚历山大，即现在的俄国皇帝的祖父，骑着马进入巴黎。

他的政策虽然无法施行，但是其正确性不能否认。不是因为他看得比宰相更明白！因为他迷信传统还有道德，所以他坚持和俄国结盟是对的，这个联盟被破坏他不能不难受。更何况结果对国家来说是有害的。他年龄很大，心比骨节迟钝很多，因此这件事情有多少严重的后果他都看得比别人清楚，在后来的几十年还有今天，除了威廉，没有任何人再能更透彻地批判俾斯麦所做的跟奥地利联盟的决定。宰相呈上来很多公文，他在其中一份上面加了一段批注：“既然我们满意奥地利在法兰西万一进攻我们时保持中立，为什么我们还要支持它反对俄国呢？我们和奥地利怎样反对俄国，奥地利也应该和我们怎样反对法兰西，如若不然就是违背平等！现在提出来的条约肯定会促使俄国和法兰西结盟，那么法兰西人复仇的愿望就会增强！让奥地利还有德国陷于两个强大的敌人中间是法兰西最乐意看到的事。因此我们应该维护三个皇帝之间的联盟，破坏这个联盟以另外再缔结一个两国联盟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如果人们了解了这个条约或者人们猜到它的存在，那么俄国还有法兰西一定会联合起来！”

俾斯麦曾经对这样的反对意见进行条分缕析，最后都置之不理。他之所以改变政策，似乎主要不是鉴于认真考虑而是鉴于感情。感情是他最重要的动机。当时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信中的批评就是俾斯麦自己关于戈尔恰科夫而讲的话的翻版。马克思说：“俾斯麦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他因为一件事情就仇视俄国，他要把戈尔恰科夫废掉，然后让舒瓦罗夫取而代之，由于他失败了，那么别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发生。敌人就是这样的！现在东方的一片乌云对他来说是很有用的，此时又是除了他再没别人了。第二次帝国会议上他将再次提出自己的陆军预算，有可能将其变成永久事项。”次要的动因同样是感情。俾斯麦以前不愿意将舆论当成联盟的动机之一，也绝对不会把它当成破坏联盟的动机之一。他现在却数次提及舆论。俾斯麦事实上非常开心，因为帝国议会中基本上没有党派反对他的政策。由于他的议院中的大部分人有些不值得信任，所以这件事是他希望已久的。他的脾气是第三个原因，他和路西亚说：“相同的专制皇帝还有相同的半野蛮，但是不被压制的民族联盟是非常不安全的，可是和奥地利这种相对弱小的国家结盟却有很多好处。”他又接着说：“如果非要我做出选择，那么我选择立宪并且喜欢和平，又被德意志控制的奥地利，而我控制不了俄国。”以前俾斯麦对同一个专制君主联盟进行过压制吗？以前他什么时候考虑过宁可和一个立宪国联盟？奥地利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比俄国更爱好和平的国家？他说的这些话仅仅是他的自我暗示而已，是为了把更深的理由掩盖住，既欺骗自己同时也欺骗别人。可以这样解释俾斯麦的专制思想：他更愿意与这种“比较弱小”并且“被德意志控制的”国家联盟——再说这个国家的宰相是一个很好迁就的属员。只有在小心谋划时，这个政治家才算个大人物，这种感觉还有心理阴影决定了他是不是要变换政策，他常常觉得某种政策很好，并最后决定采纳它。进行选择违背了他的老宗旨：他选择了奥地利，就成了祸根，他一向都能赢得那个国家的友情，但是现在他违背了那个国家，他因为这样而获得的保护几乎是没有的，而且他期望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他获取的。

德国曾经因为旧时三个皇帝的联盟而得到保障，现在却面临联盟被破坏的危险，只是做重新担保，而不加以新的保障的话是不行的，俾斯麦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他希望和奥地利之间的联盟是深入的，要同两国的宪法合为一体。他在这件事上再次感情用事，他要将被时间破坏掉的重新建立起来，让梦想完全变成现实。他想建立起一个更大的德意志！1860年后的几年内出现的冷静的计算家难道不见了？俾斯麦难道不记得自己忖度良久，让他把800万德意志人民从德意志帝国除去吗？因为他要摆脱哈布斯堡朝的强敌，又因为他不想把那些本来不是德意志种的几百万人纳入帝国。可是现在劲敌没有了，几百万的异族还存在着。事实上，由于奥地利势力减弱，这个曾经打破奥地利势力的人又要和奥地利联盟。

命运就是这么曲折：敌人回过头和被他牺牲的对象和好，一个以前要打破这个国家势力的人，现在却又要和这个国家联盟：他在一个女人处于妙龄的时候把她甩了，现在反而要迎娶已经年老的她。他应该停下来考虑一下对方为何这么热情地忍让他！奥地利君主因为柯尼希格雷茨之战丧失了一半的法权，过了13年，弗兰茨·约瑟夫自己来拜访这个胜者，但是安德拉西还有皇帝的性格都很固执，他们肯定不愿意和德意志签订俾斯麦提出的盟约。德意志联邦议会现在已经被在维也纳游览的人破坏了，他的手下败将不想让联邦议会的鬼出现了。虽然俾斯麦很想西挪大陆的重心，可是奥地利却一直注视着东边——并且假如有必要，它将盯着西边，那么这会严重违背俾斯麦的计划。因为安德拉西不愿意为了阿尔萨斯而协助德国发动战争，因此老皇帝惊奇地喊道（老皇帝认为在那个方面会有危险）：“这不公平啊！”这是俾斯麦这一生第一次做付出远远赶不上所得的买卖。

俄国仇视德国，当法国人图谋复仇而发动战争，并且想从俄国获得援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对西方打核桃的钳子产生信任，理由是挖空一条腿的钳子更容易打核桃。俾斯麦把一只危险的鬼请了出来，但是用了8年的时间才把他安顿好。但是在俾斯麦之后的任期里，这只鬼又冒出来进行威胁了。

他在还没有做选择以前曾经专门写过几篇文章论述这件事情，对利弊进行总的论述：他曾经说过，事实上俄国是更适合做盟友的。自卫的本能与君主的私交，一点儿矛盾也没有。后来讲了奥地利很多的缺陷，“奥地利有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也有天主教的信徒，社会评论上下起伏，神父们可以影响皇族，法兰西和奥地利之间的友谊很可能因为有天主教做基础而重新建立起来”。对于波兰问题（在他的记事里边也有讲到），他说：如果奥地利和德意志在军事上联合起来，那么波兰未来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难解。他对时势做了以下总结：“依据匈牙利人与德意志人的同情建立的同盟，抑或俄国和德意志之间的同盟都是很脆弱的，两个同盟都不能被认为是稳固的。因为对德意志共同的仇恨而建立起来的、像噩梦一般恐怖的同盟还是存在的。”他在1880年的时候写道：“对和俄国的和好，我们仍抱有希望。如果因为俄国对奥地利还有德意志的进攻而没有可能和好，那么就会发生和俄国之间的战争，或者和意大利、法兰西及俄国三个国家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后果非常可怕，哪怕我们在这场战役中获胜，我们得到的也远不及我们遭受的痛苦。”

在和奥地利联盟的时候，俾斯麦总无法摆脱世界大战的鬼魂。任何东西都不能彻底赶走这个鬼魂。

16、左右逢源

俾斯麦选择奥地利，决定了日后包括成立三国联盟在内的欧洲外交政策的方针，也就决定了当时时局的走向。如今，在经历了大祸之后，我们的注意力已经不会被许许多多的摇摆与危机吸引了。我们只要对成立德意志与奥地利联盟的许多动机与反对的动机加以详细说明：它们是很多动作、目的、情感、解释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结果，那么我们就不必多浪费时间去讨论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只要稍微观察1880年之后几年间的事情，就会发现这个结果。俾斯麦重整中欧，他放弃了自由选择，决定和俄国分离，然后试图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但遗憾的是，这件事他没能办到。

尽管最后这件事不曾获得成功，不过，俾斯麦本人的运气在开始时实在太好了，英国不愿意加入任何对抗法国的联盟，原本是英国的仇敌的俄国因此选择向德意志的分享巴尔干利益的三国联盟靠近。在近东，俄国可以随意地反对英国，俾斯麦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而如此帮助亚历山大，就能破坏俄国和法国之间的会谈。1884年，成立于1881年的联盟期满，俾斯麦不希望意大利得到比较重要的帮助，于是在此联盟后马上成立了旨在阻止意大利与法国联合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三国联盟。在俾斯麦看来，只要“一个从意大利来的鼓手手持三色旗在阿尔卑斯山山顶上出现，他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解除意大利和奥地利两国之间的仇恨也是三国联盟的目的之一。

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目的。在他看来，维持当前的和平局面才是最重要的，剩下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是在1880年间，许多危机相继爆发，俾斯麦仍同前10年一样，对战争持反对态度。他曾三次尽全力维持和平的局面。他回想过去，又提出诸多使奥地利变弱的内在因素。在他看来，以下某些问题或全部问题都可能变成结晶点，如种族复杂，天主教的势力，泛斯拉夫主义，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波兰人问题，捷克人问题，特林提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使奥地利，而且会使全欧洲发生危机，而德国之所以受到影响仅仅是因为德意志与奥地利成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倘若我们认为无论在怎样凶险的时候，三国联盟都会拥有一个相当牢固的基础，那就是太不理智的想法了。俾斯麦于联盟之后便不愿意在巴尔干将德意志的帮助提供给奥地利，这种情况在后来几年内出现过好几次。相反，他对与俄国的关系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尽力避免双方关系破裂。当时正是由于俾斯麦的指导，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三国联盟才得以保全。俾斯麦在的时候，即便是这样关系松散的联盟，也很少发生危险。可惜到了他的继任者手上，这个联盟就成了德意志的致命伤。

如果欧战前的危机发生在俾斯麦时期，他将如何处理呢？1880年的危机发生时，他面对危机的行为就告诉了我们。三国联盟于1885年间因对保加利亚问题意见不合而破裂，俾斯麦与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三国结成联盟，俄国人刚要将那个巴腾堡元首驱逐出去，以便将保加利亚的管理权拿到自己手中；维也纳人忽然向德意志寻求帮助，以便实现他们的巴尔干计划，俾斯麦自然坚决反对，维持目前的状态是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如果奥地利人要争夺土地，那是他们自己的事，由此事带来的风险就应当由他们自己去承担。“假使俄罗斯肆无忌惮地侵犯或不顾条约进行挑衅，那么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奥地利；如果因为奥地利没有和我们商议就侵略塞尔维亚，从而和俄国发生战争，我们德意志就不会和俄国交战。”以上就是他对1914年7月间发生的事情的预见。

俾斯麦一直对这许许多多的危机颇不放心，如今这种担心再度浮上心头。“倘若我们没有钱筹备新的部队，那我就决定用偷的方式得到这些钱，即使为此我将不得不被关入监狱，那也比现在睡得更放心！”他对陆军大臣如是说。

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于1881年第二次被刺，而其子亚历山大三世虽然对德意志不持反对态度，但此人很不好说话。经历了1885年发生的许多事后，因为新的俄国不愿意将三国联盟发展下去，俾斯麦不得不改变面目，并于1887年提出与俄国联盟的建议。为此，俾斯麦在和奥地利会谈之后8年，准备去约会他的首个情人——俄国。但是他并不想改变和奥地利之间的联盟，对于情人来说，这种联盟还是很受欢迎的。德意志人愿意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结成伙伴，这样的举动是极其有利、相当自然的，这是因为如此一来，这些奥地利人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顾及帝国南部，日耳曼族人只占少数，也不管那些效命于奥地利政府的文官和在奥地利军队中作战的军人是异族人，和自己语言不同，这些人对德意志人心怀敌意，就和法国人一样。

当时，彼得·舒瓦罗夫伯爵的弟弟保罗·舒瓦罗夫伯爵成了俄国的东方政策的局长。他对俾斯麦说，德意志可以派一位镇守出使巴黎，前提是俄国能到海峡。就像8年前安德拉西急着和德意志签订条约一样，俾斯麦如今也急于和俄国签订条约。同是出于再保险的想法，但用意截然不同，这次俾斯麦想和俄国建立新联盟的目的是要抵抗法国的进犯，保护德意志。

他的目的显然非常保守——法国不能变弱小，但也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之所以不想法国变弱，是因为他幻想格拉德斯通可能非常想和俄国建立联盟。如此一来，德意志就必须投奔法兰西。不管怎么办，他一定要得到来自法国或俄国的援助。“如果法国和我们打仗，我们不能够想象我们能够消灭这样一个有4000万聪明人的民族。在东边，雄踞半个欧洲的三个大帝国100年来试图消灭远比不上法国那样强大的波兰民族，结果它们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假使法国依旧是一个强国或经过短暂的休养后，又变成了强国，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其视为一个可怕的邻居。倘使我们于第二次战争中再次获胜，那么我们必须要关心它，就像我们关心1886年战争后的奥地利一样。倘若我在帝国议会时以另一种腔调来宣讲，那么我其实只是想以此来向我们将来的敌人施压，目的还是为了维持和平的局面。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在第一次胜仗之后，我们一定要用容易的方法同法国讲和。如果我们战败，毋庸置疑，俄国不会愿意看见一个打了胜仗的法兰西共和国前进，并进一步接近俄国的边界。”

1887年5月，德意志与法兰西之间的战争快要爆发了，俾斯麦这个老妖道突然跳出来，借机督促舒瓦罗夫和他签订条约。他给舒瓦罗夫看了于1879年和奥地利签订的反对俄国的密约！这个俄国大臣清楚明白地看到，这个和他签订条约的人，经常预备私下和此同盟国签订条约，以便保护他不被另一个同盟出卖——这样的揭露虽然使俄国感到俾斯麦此人毫无道德可言，却对俾斯麦现在的计划非常有利。虽然亚历山大三世比威廉年纪小，但他在做事时比威廉思路清晰、守信用。最终，舒瓦罗夫得到了俾斯麦的同意，俄军不但可以从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前进，同时还可以在保加利亚境内自由行动，条件是当法兰西攻打德意志时，俄国必须保持中立。

俾斯麦如今可以将他的得与失相抵消的旧条约放入口袋里了，对此，他感到非常满意。当然，俄国人也有自己高兴的理由，那就是维护巴尔干现状的责任如今由德意志承担着，换句话说，此举对俄国有利，却不利于奥地利，俄国如今当然不用再怕德意志与奥地利联手抵抗它了。奥地利如果攻击俄国，德意志应持中立的态度。勒瓦的亚果然是不记得俄国能够随意抵抗奥地利的事实了。不过，在战争初期，又有谁能分得清打出第一枪的会是谁呢？

全部欧洲联盟条约的本质都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无敌的攻打”“抢夺土地的战争”“自卫的作战”……可谓说得天花乱坠。这样的内容令所有这样的条约都具有骑墙性质，而且都要在私下里制定，如此一来，道德就对条约失去了约束力。俾斯麦试图用圣彼得堡的感动确保自己不被维也纳的诡计伤害，又尽力用奥地利的惧怕确保不被俄国的阴谋算计，这种欺瞒诈骗的手段和欧洲所有的密约里的欺骗手段相比，一点儿也不逊色。当然，俾斯麦也预料到自己有被责备的可能，因此他辩解说：“即便我的猜测是错误的，但我仍然坚信这样的密约是奥地利皇帝所需要的。……即使就危险程度来说，相对于俄国，俾斯麦更愿意相信奥地利，原因就是我们和奥地利的利害关系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不会因多疑的君主内心的一点儿疑心而被破坏……假使俄国的事情最终败露，也不会对我们有害，所以我是不会难过的。而且我并不认为奥地利会因此事心怀不安。……他会明白我们此举的唯一目的就是令俄法联盟晚三年建立。”

马基雅弗利的入室弟子写下了上面的几行文字，其用意是使他的两个不安静的邻居能够和平相处，让一个令双方都害怕的强大的第三方来制止他们之间的竞争，并将这两只猛兽分开。差不多与此同时，保加利亚议院选举萨克斯-科堡的费迪南亲王为保加利亚的元首，这位亲王认为有必要对其同盟俄国进行劝解，并说这不是战争的缘由，用条约上的意思来说，即并不是奥地利“攻打”——如果秘密被泄露，又该怎么办呢？秘密被泄露了反而更好！如此一来，弗兰茨·约瑟夫就会知道俾斯麦早在三年前就开始怀疑他，他对俄国说的话，是相当小心地提前准备好的：“倘若我们不能及时防范泛斯拉夫主义产生的危险，那么我们就未免太不把俄国的可怕军队放在眼里了！”

就这样，俾斯麦在两大页的俄罗斯条约里同时对待4种危机，如果他不斩除这些危险，那么至少要在几年内减少这样的危机。俄国面朝土耳其首都，对德国的东方边界不再造成威胁；奥地利得到俄国的警告，也不敢在巴尔干冒险；法兰西同俄国分离；由于对俄国的不放心，英国就要和德意志做朋友。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各国纷纷以自己为棋子，下了这样相当精彩的一盘棋。

俾斯麦想将英国拉过来，他说努力赢得英国是他最后10年的事业中最重要的事情。“东方的三国联盟”就是他发起的，或者说是他付出许多努力倡导的，他试图使英国和三国联盟建立亲密友善的关系，因为这个目的一旦达到，地中海的现状就可以由英国、意大利与奥地利三国保证。1882年，俾斯麦深切地体会到和英国建立联盟存在着障碍。“看来，想与英国私下里讨论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无论何时，一位英国阁臣都能在议院里指手画脚。何况由于此类事情在英国由一个永远在变更的内阁负责，而不是由君主负责，所以这种联盟不能确保被严格遵守。要想对英国达到完全信任的程度是非常烦人的，想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建立这种信任也不容易，除非当着全欧洲的面公开这种联盟。”上述言论出自俾斯麦写给腓特烈亲王的信。俾斯麦此言的目的是要使他深信民主政治存在诸多不利之处。显然，公开对俾斯麦的政策是不利的，即使他必须随时将其外交政策向议院秘密通告，他也很少将其全盘说出。

早在1880年和更早的时候，俾斯麦在拉拢英国的时候，就向英国表达了同情和信任，这是政治家和诗人共有的特点，当时他还小心翼翼地用相当安详的腔调将这种感情传达出来，而这正是英国战略和教皇政府战略的特色。在办其他任何事情时，俾斯麦都没能像做此事那样细心谨慎，原因就是早在30年前，他就在信中交代过自己喜欢英国的弱点。“遗憾的是，我们爱英国人的程度远比英国人爱我们的程度深。”1879年秋，就在他因为和奥地利联盟的事情同皇帝相持不下的时候，他向伦敦方面提出了几件事，不过，没过多长时间，这几件事就不再被他提起了，就好像那几条疑问不再令他关注一样。不管怎么样，其时正是葛拉德斯顿当权的时候，就环境方面而言，的确不太合适。

1885年，索尔兹巴利复出，继续当他的国王。就在此时，俾斯麦不费一兵一卒就在非洲得到了一两块立足之地。事情办得是如此容易，正是他的“耍五个球的众多把戏”之一。在此，作者就不必再详加叙述，原因是殖民地的世界政策在德国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事情的处理上，俾斯麦的确是一位最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在这个“少年帝国”冲动地想扩张的时候，成功地阻止了它。他所用的方法就是把帝国的位置始终放在考虑的首位。俾斯麦从不幻想让德意志同英国争雄，要做一个世界帝国。他曾考虑到德国的地理优势无法与英国人大力推行殖民政策的地理优势相比。在帝国成立后的20年的时间里，一个基本观念一直主导着他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安稳胜于土地”！这个新帝国所处的地位极其不利，他不得不为维持这个帝国的运转而费尽心机，于是这种操心将他的得意完全掩盖住了。他鼓动法兰西建立一个伟大的殖民地帝国的时候，目的是分散法兰西人的注意力，使其忽略收复阿尔萨斯的想法。当德意志的帝国主义先导们想给法兰西人以帮助时，他先是尽力阻止，后来即使给予帮助也不是充分的帮助，只不过是很小心且修改过的帮助而已。我们早已获知他不想取得非德意志民族之外的土地，不管这土地是白种人的，还是黑种人的，因为他认为以此方法扩张领土是弊多于利的。在他看来，德意志的将来并不在于水土。

就伊明巴沙问题，他曾和一个生于非洲的白人讨论过。他说：“我认为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危险，你的非洲地图是很好的，但我的地图在欧洲，我们位于俄国和法国的中间，这才是我的非洲地图。”即使这样说，他的个人威望于1880年在欧洲也非常高。“如果我们确实想建立殖民地，克伦威尔贵族是不会剥夺我们做这件事的权利的。因为与此同时，好望角殖民地的殖民政府同样得到了英国政府授予的这种权利，如此老实不客气的自私自利行为无异于当面羞辱我们的民族情感，我提请贵大臣和克伦威尔贵族注意。……我们相当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英国运用得非常广泛的殖民权利。……如今如此骄横地提出和独立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原则不能两立的理想与要求，我们对英国的信任因此发生了动摇。”这是他在英国就德意志人在西南非洲取得土地提出反对意见时，自豪地对英国大使说出的话。

1887年年底，老皇帝已经90岁了，太子又受了致命伤。此时，整个欧洲的地位特别是德意志的地位变得很危险。老皇帝的大使和他的儿子受命与英国进行了长谈，俾斯麦将这次谈话中的许多观念概括出来。他在写给索尔兹巴利贵族的法文信中，不但对德意志的联盟政策的许多意义加以解释，同时暗示英国应该和德意志联手。

“我们的军队是由各阶级的人民组成的，军队内不分上下贵贱……前几百年发生的战争，有的是因为朝代的环境，有的是因为君主的奢望，现在不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导致战争了。……由此观之，我们的军队的首要任务是自卫，只有当国人都确信有必要抵抗他人的攻击时，军队才发起反击。……德意志帝国……必然要考虑因反对德意志而成立联盟的问题，我们设想他国征服了奥地利，或者奥地利成为弱国，或者奥地利变成我们的仇敌，那么，我们在欧洲大陆就变得孤立了，一面有俄国，一面有法兰西，或许这两国会联合起来……和此时的英国一样，奥地利、德意志都是富强的国家……因此热爱和平，维护和平，对于德意志帝国变衰弱的状况是不好的这一点，奥地利和英国都曾坦白地承认，但法国和俄国只会对我们加以威胁……

“有两国的利害和我们相关，不过，我们无法确定这两个国家是否会抛弃我们，因此，所有的德意志皇帝都只能采取一种政策，此政策就是保护各友邦的独立，这些友邦和我们自己相同，都对如今在欧洲的政治地位感到满意。因此我们回避同俄国作战，只要这样的回避同我们的平安可以兼容，只要没有发生能够影响奥地利、匈牙利独立的事情，我们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这些国家强大起来。我们的愿望是要保护诸友邦在东方的利益（这个利益和我们是无关的），将因为合力……从而变得势力强大，足够迫使俄国不敢用兵。……如果和局一旦被破坏，其强大的程度足以用来有效地抗拒俄国的进攻。只要对德意志的利益无害，我们将保持中立。有人认为无论哪一位德意志皇帝都会用武力夺取俄国，以便推测或使我们所想帮助的各国变弱，这纯属无稽之谈。”

在这几年里，俾斯麦多次用这种条件和索尔兹巴利提出联盟的想法，可惜这位英国首相不愿束缚自己。德意志的最后目的是一个阻碍。索尔兹巴利想联盟的目的是反对俄国，并不是想反抗法兰西，因此他故意拖延解决此问题的时间，他用酸甜相杂的话语回答俾斯麦：“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活在彼得时代，那时的当权者是贵族，那么我们就能推行一种就像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推行的政策，‘使英国成为欧洲最富的国家，最受他国尊重的国家’的积极的政策。如今是民主制当权，我们有政党制度，只要是一个英国政府，都要直接依靠舆论的潮流，就是拜这种制度所赐，因此这一代只能据时而动。”

17、好斗的老头子

俾斯麦如今已经72岁了，一旦帝国议会反抗他的意见，他就威胁道：“只要权力还在我的手中，我就不会停止奋斗！”

他已经和他的两个对头握手言和。首先，他渐渐和中央党谈妥，将大多数反抗这些党员的办法取消，停战时，他曾倔强地对议会说：“军械虽然被我们放在战场上，但不会被我们收藏起来。”1879年冬天，在俾斯麦议院的晚餐会上，被称为近代的路德的温德赫斯特再次出现并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新教皇在写给皇帝和俾斯麦的信中，曾声称几年后将把基督宝星（此大宝星面上用的是拉丁文）赠给他。当时俾斯麦边读边笑。报上声称：“普特卡默早已动身前去罗马，目的是求神父说服俾斯麦使用新拼音法。”

俾斯麦同保守党和解，也是审时度势的做法，此举和他同中央党和解相关。在1877年选举时，保守党取得几票，民族自由党就失去几票，所以俾斯麦赞同两党分离。本尼格森是较为听话的政客，拉斯克却比较跋扈，所以俾斯麦想让本尼格森进入内阁，以此孤立拉斯克。本尼格森猜中了俾斯麦的打算，不想孤身冒险，于是要求他的另外两个同党也加入内阁。由于这个条件，俾斯麦的计划流产了。虽然俾斯麦要和本尼格森成为同事，却急忙推开他说：“本尼格森同米凯尔两人全都依靠舆论，我无法和这样不能胜任的人一起工作，他们的水平不比四年级的小学生强多少。”

保护税促使俾斯麦回到他少年时候的政党中。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已经14年了，后来在1879年保护政策将其取代。根据他的想法，保护政策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增加国家的权利。他企图通过官办铁路和间接税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以巩固帝国的统治。他急于介绍新税，因此一想到那儿有3900万盈余的法兰西赔军费，就颇感惋惜。他说：“政府可以缺少款项，这样反而方便介绍新税。”第四阶层的人深受这种新税之苦，却无法阻止他向号称“人民的奢侈品”的烟草、啤酒、糖、咖啡、煤油征收重税。如今整个德国首次听到了这样的口号——“保护实业与农业”。俾斯麦用以推行新税的理由颇具特色：“自由贸易是一个愿景，它值得怀抱美好意愿的德国人去想象，并且这一美好的愿景在未来的一天终能实现。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像和众多富有生命的机体的行为相关的问题一样，在医学上还是未解之谜。……据此可以推而广之到国家的很多问题。我一向以淡漠的态度对待科学的抽象示教，我裁判的依据是平时的阅历。……遵从我的感觉，我们如今将税则弄到如此低……我看见许多血从我们的体内流失了……我们必须为德意志的身体输入新鲜血液。”

就像25年前一样，他声称“遵从我的感觉”，还用自己的阅历与科学相抗衡，对理性的思考加以嘲笑，说那是“感情”。其实，俾斯麦的真实意图就是想将帝国议会节制预算的权力取消。他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想通过抽所得税的方法为帝国尽力筹款。这种方法就是保守党的做法。

两年后，分别有100个自由党员和中央党员被选举出来。这两党同时承诺反对改变经济政策。议会中存在一个反对俾斯麦的多数派。就在当时，夫赖塔格写了一封私信，信中有这样的句子：“这次选举是一个象征，其目的就是做给俾斯麦本人，做给我们的人民，做给外国人看的。选举的结果充分说明一个曾把自己的影子和脸面强加于民族之上的人的见解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充分说明这样的见解即将消失。……他的手段早已丧失很多效力。现在人民都知道这个大表演家其实是由狮子、狼、狐狸组合而成的。德国人已经渐渐清楚并了解了此人，他们认为他虽然是个大人物，也是一个好人，但他缺少一个顾名誉的人和一个好朋友所应具有的名利属性。……尽管他已经到了辞职的时候，但他依然是那么大的块头，身形肥胖，却又如此机灵。”

此时帝国成立已经有10年了，冲突也已经开始了20年。这时，俾斯麦又同国人斗争了。他想通过一个关于立法的新议案，就必须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接着，他还必须依靠善变的联盟，就像他的外交政策一样。对待所有的反对意见，他都还之以暴怒而严厉的痛骂，他骂中央党、阿尔萨斯人、波兰人、社会党是帝国的仇敌！我们听他在演讲台上说话，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返老还童的选手。1880年，他说：“我生活过，恋爱过，也曾斗争过，我也并不是不追求安静的日子。我守位不去的原因，是出于皇帝的意志，我无法离年事已高的皇帝而去。”又过了一年，此时的选举对他更为不利，他说：“假使上帝让我死，我会死在这个被敌人攻陷的缺口里。一匹有血性的马不到倒地不会停止奔跑。我曾在一段时期内产生告退的想法……不妨告诉你们，这种想法在我的内心已经很久不存在了。随遇而安。除了皇帝的意志，我不会因为其他理由而下马。假使我告退，很多人一定会因此幸灾乐祸，所以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我决心只要我生命尚在，我就会为祖国效力到底。”

第二年，俾斯麦说：“除了我以责任为重的理由外，没有什么能让我坚守不走。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乐趣。最初，我喜欢做事，而且是充满热心与希望地做事。不过，只有非常少的几件事能达到预期目标。不过，那时我年轻体壮，如今我年老多病，还有什么事能让我守位不走呢？难道你们认为我此时站在这里，就如同在一个打乌鸦人的小屋前面的一只囚鸦，任凭如此多的鸟啄我，我必忍受侮辱不予报复吗？……假使皇帝要求我告退，我是很乐意向诸位辞行的，而且是永久地辞行。”

他是这样表示他的怒气和怨恨的。他的话非常激烈，滔滔不绝。他的演说毫无修饰，没有动情的语句。他说出长并且有力的句子，愤怒地注视着台下，两眼冒火，乱骂一通，以致他的对手们在那会儿都喘不过气来。紧接着，他拿起公文包掉头就走了。他们看着那个穿黄领蓝色制服的大块头走出门去，对他真是既厌恶又敬重。此后，俾斯麦越来越看不起那些敌人了。

有时他说的话，就如同一个预言家的劝诫，否则就含有讽刺意味。他在帝国议会说：“我承认在这最后20年间常被一种‘类似’所困扰，这种‘类似’就是我们德意志历史和条顿族诸神的古史之间的相似。在大战之后没有几年，众民族的兴旺就结束了。……然后洛基（传说中德意志的仇敌）就来了，分党的愤恨，让其在朝代与宪法的斗争中，在诸多部族的芥蒂中，在党派竞争中被滋养。于是不和的因素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公共生活……分党的鬼洛基，就将浩特尔领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让他攻击自己的祖国，使之受致命伤。——如果1866年至1870年我们民族的全数功业坍塌下来，我会在上帝面前，在历史面前控告你们对祖国的伤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民族前进的动力是非同小可的，那时的政治生活概念比现在要好很多。如今很多不良因素都无法被肃清，将来等我们都死光了，你们将会看到非常多的事情在德意志的发展情况！”

尽管1881年选举时有反对社会党的法律，但是民主党也赢得了几票。在普特卡默手下，大型的市镇都宣布戒严。由于报刊被禁止，莱比锡的社会党领袖们被拘禁了。尽管如此，以前答应的劳工法律还是施行了，继《劳工疾病保险条例》（此条例据帮助政府的班贝尔格尔说，已经是不可靠的）颁布之后，又增设了《意外保险法》。1888年，《老年养老金与残废抚恤金法》被制定。俾斯麦在还没有和拉萨尔谈论之前，就将国家社会主义的概略规划好了，上文提到的新法律就是迈向这种主义的步伐。

国家社会主义中有保护劳工的意思，并不是从俾斯麦开始的。早在俾斯麦之前，拿破仑三世还有几个人都曾提出过。不过，在德意志帝国，俾斯麦却是先导。“如今时机到了，我们应该感受在社会党的众多要求中，哪些是合理的，这些合理的成分同现行体制究竟能合而为一到何种程度。”早在1871年，此类话就被他和商务大臣谈起过。10年过去了，这位宰相对部臣预言：“既然款项可以由国家筹备，那么国家一定将这件事办好，一定要提供这笔资金，这不是赈款，就当作实现劳工们的愿望。由于有很多事的存在，只有劳工们的一番好意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他们有权要求获得国家帮助。军队士兵不管是残废了还是年老了，都能够得到抚恤金，劳工为什么就不行呢？不久后，大众会承认这种见解。这次我们的政策可以失败，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必然能够行得通。对此，我毫不怀疑。只要是实行这种政策的政治家，都会在未来闯出一片天地。”

就在他拥有柏拉图派的观念的时候，他对将来的预测是这样明白，他的动机只是旧的盘算，他把动机说成是“实用基督教”的基础的时候，别人听起来感到特别刻薄。比如他说：“一个盼着将来可以拿到养老金的人是比较容易知足的，而且也比较容易对付。我们试图拿一个办私事的人和在相府或法庭办事的人相比，这两个办公事的人一定比较能迁就他人，也比较听话，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养老金。……如果我们能使得不着遗产的人满意，即使花大价钱也值得。……花了这样的钱，革命就不会发生。要知道，革命所花的钱要比这多很多。”这些想法都是他在私下里说的。他在演讲中这样说：“即使是最穷困的人也有享受人类的尊严的权利。”

由于俾斯麦完全误会了社会党的行动，因此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无法得到好处。红色选票越来越多，到最后不得不用百万计。而且在两次选举期间，他又施行了对抗社会主义的法律。1887年，政府企图颁布一条法令——只要违犯此项法令的人都将被剥夺公民权。此条法令没被帝国议会通过。

此时，国内争斗、国外冲突不断，老皇帝威廉正好90岁，来日不多了。l887年3月，在给他祝寿时，所有人都问了一个问题：“皇帝还能活多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随后，宫廷内窃窃私语，后来风声走漏，说太子病情严重，祝寿时，他说话的声音非常沙哑。两个月后，老皇帝死后继位的会是一个少年皇帝的消息传遍了天下。

俾斯麦的心跳加速，他明白转机就要来临了。和1861年春天腓特烈·威廉病逝后相比，此次更重要，而且要重要得多。每当威廉坐马车出来时，全欧洲人都了解了这位老皇帝的身体情况，无人敢再看联盟年限。怀疑、害怕与成见将宰相的政策的组织全部撕破了。索尔兹巴利贵族犹豫不定，威廉亲王和俄国如此要好，是否会成为一个仇恨英国的人？威廉亲王私下里同沙皇说仇视英国的话的时候，沙皇非常高兴。1887年年底，亚历山大前往柏林，此时局势摇摆不定，大战仿佛一触即发。

俾斯麦向老皇帝提供了几个方针，以便他同沙皇交谈。威廉要向沙皇解说，第二次战事将决定革命同君主制的雌雄。如果法兰西赢了，德意志距革命就更近了，沙皇是否希望这件事发生？在他同法兰西联盟的时候，其目的是否在于恐吓东欧的其他各位元首？假使奥地利分裂，很多共和国会相继而起，巴尔干也会出现很多共和国。俄国在此种改变中只能失去，一无所得。何况一国之主要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如果不是为了让人民要求元首们承担败仗之责，就该想法避免——1870年之战后，法兰西要求元首对此战承担责任。对德意志来说，假使战败，成立共和国的可能性会更大，那时，法兰西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德意志的社会党、俄国的革命党会联合起来。近代战争不是内阁同内阁的争斗，如今只有一种战争，即共同法律和秩序力量之战！这是皇帝每天背诵的话。一天晚上，威廉从睡梦中惊醒。在梦中，他看到沙皇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无人去接他。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无数次地向他人诉说此梦。最后，两位皇帝在和平的气氛中坐在一起，彼此交换友好的承诺，双方大臣亦如此，商谈好了一个条约。

影子越来越长。只要是有财产的人出门一定会带着武器。威廉正向末日迈进。他的臣仆回忆起从前他为皇帝做的第一件事，拿着一面盾，使之更加坚固，这也是他将来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同1862年一样，如今他为陆军预算与议院作战，解散议院，当然，此时他的地位相比选举之前更高了。帝国议会通过了添兵加械等一些保持七年的条款。俾斯麦又登台做了最后针对议会的演说，这是在老皇帝死前四个星期发生的。73岁的他因为演说词很长在中间做了难受的暂歇。这篇演讲通篇都是实实在在的话，毫无修饰，其真诚的话中带着警告。我们看到的欧洲的情形是如此危险，太子的病对德意志有何影响，新时代的晨光就要出现了。演讲说明他明白这次机会。他的对手们都不会借此向他发难。

“在此时，我们一定要重新整顿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得比任何一个和我们人数相当的国家都强。……正是因为我们位居欧洲的中央，因而至少三面面临敌人的威胁，而且，相比于其他任何国家，我们都深受其他国家联盟的威胁。……在这个受着鱼叉威胁的欧洲鱼池里，我们不能做一条鲤鱼，理由是我们是那些人很想用叉刺中的目标。……倘若没有外来压力，我们早就离开了，但是事实是他会逼我们统一，这是最不受德意志种族喜欢的……”俾斯麦说。

“某些国家，比如奥地利，是不会消失的。但是倘若我们在其面临困难时不伸出援助之手，它也会与我们分离，会将友情之手伸向另一个国家。从它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早已成为一个无法依靠的朋友的对手。简而言之，倘若我们要维持孤立的状态，我们只能寻找一个我们能够信任的朋友。……在士兵数目方面，他们与我们不相上下，但在属性方面，他们远远不如我们。如果谈及勇气，文明国家都是毫无区别的。俄国人、法兰西人和我们德意志人同样勇敢……

“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是把德意志的军队发展为一台充满力量的机器，还没有人肯提议使用这台机器侵犯他人。如果我今天对你们说（假设当时的环境和如今不同）：‘我们受到法兰西和俄国的严重恐吓，他们将向我们发动攻击。据我所知和来自陆军的报告，身为外交家的我相信，我们可以以进攻替代自卫，应该马上行动。所以我请你们能够通过这个筹备10亿或者5亿款项的报告。’——各位先生，即使我对你们这样表述，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深信我，从而答应我的要求。我希望你们不要相信我，如果你们相信我了，我也认为理由不充分。假使我们德意志人民想用尽全国的力量去打仗，那么这必定是一场人民之战……倘若一场战争的源起不是出于民意，而这个国家的各位领导却认为十分必要，并能够说明为什么必要，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这样，民众在开始的时候必定不会踊跃地支持，其情绪也不会很激烈……每个军人当然相信自己比敌人强大，除非他本人也想打仗，并且相信战争会胜利，否则他不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军人。……我们对自己的理由满怀信心，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取胜，就像一个外国小军官在其驻扎的市镇内饮过第三杯香槟后的自信——可能他的理由会更好。

“那些国外报界的恐吓愚笨得让人难以置信……一国报界将很多玻璃窗打破，日子一长一定会归咎于此国。总有一天他国说的那些不高兴的话都会像账单一样地送来。或许我们太容易激动，经常为爱情和好感所动，却不为恐吓所动！身为德意志人，除了上帝，我们无所畏惧。让我们保持对和平的不断追求的动力正是对上帝的畏惧。”

俾斯麦演讲结束的时候，全场喝彩，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所有人都认为这篇演讲关系欧洲全局。在爆发战争前很短的一段时间，老皇帝还是有能力读俾斯麦的演讲稿的，他曾宣布他因为太老了而不能指挥军队，但他要在大营里庆贺他入伍80周年的纪念日。他去看了一幅名为《1813年义勇军从布勒斯劳出发》的绘画，画面上布吕协一马当先。老皇帝说：“画师搞错了，当时陪着我父亲与沙皇骑马回布勒斯劳的是我，并不是布吕协，对此我记得很清楚。画师只应该画我们当时依赖的亚历山大大帝而不是布吕协！”这是“活历史”在说话。

对于老皇帝来说，国家的命运是他最关心的，其次是他那生命垂危的儿子。他不放心对孩子的教导，对于如何教导才不会使病人难堪，他极为关注。1887年的圣诞节那天，俾斯麦接到了老头子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夹有一份提拔赫伯特·俾斯麦伯爵为大使的文书。信中有这样的句子：“请把这封公文交给你的儿子。我认为这件事让你、你的儿子，还有我，都相当高兴……”

到了三月初，老皇帝明白自己时日无多，于是他将宰相召入宫中。等宰相来到他的床前时，他哀求宰相承诺辅佐他的孩子，俾斯麦答应了他的请求。对于他的承诺，“老皇帝用轻轻抓手的动作予以回答。随后他开始糊涂了，误把坐在病榻前的我当作威廉亲王。忽然间，他用很低的声音对我说：‘你一定要多接近俄国皇帝，同他争风斗气是不值得的。’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的轻度昏迷症状消失了。在我临走的时候，皇帝说：‘我们还可以重逢！’”次日早上，老皇帝辞世。

老皇帝死了，直至中午俾斯麦才正式向帝国议会报告。在讲话的过程中，他多次泣不成声。“我曾拿着文件让皇帝签字，只需签上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皇帝却说自己还有用全名签字的力气。皇帝生前最后的签名在这份历史的公文中……在此时此刻，我不适合发表我个人的感觉与想法，这些想法说出来也是多余的，因为我的感觉就是德意志人的感觉。……对于他的英雄般的勇气，我深信不疑，他那顾全名誉的严谨作风，尤其是他拼尽全力承担他对于祖国所负责任与义务的品质，这些都是我们德意志永远无法磨灭的宝贵财产。”等到说完的时候，俾斯麦掩面而泣。

对于俾斯麦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此人即使在紧急时刻，仍然能保持本色。他的成熟通过一系列的行为表现出来：他不以流露自己的情感为耻，也并不夸耀这些；他极力防止自己大放悲声；他不谈及帝国，却展示威廉临终的签字；他谨慎地防止多说一个字；他既不实实在在地描述皇帝平日的伟大，也不说他谨慎智慧，只是很简略地用勇气、自豪、勤奋来描述他……在这个时刻，他将一个伤心人的自负非常满意地表现出来。

出殡时，不只德国人民，就连欧洲和其他洲也都派代表参加。当仪仗队走到菩提树下大道时，众人都缄默不语，忽然，“雷曼来啦！”的呼声响起，这是一句总括这位元首令人惊诧的功业的话语！差不多是40年前的这一天，身为亲王的威廉化名“雷曼”逃到英国。那时候，这些菩提树在3月的冷风中摇摆着枝叶。那时候，叛乱者还是这些人民，他们发出“打倒这个‘霰弹亲王’”（在1848年革命期间，由于喜欢用炮弹对付群众，威廉亲王被冠以“霰弹亲王”的称号）的呼声。在那几十天里，王储威廉躲到孔雀岛上，他的夫人对从申豪森来的人隐瞒了他的藏身之所。等到威廉平安地逃出后，估计人们已经都知道他是靠着假护照逃脱的。于是许多挖苦他的曲子在柏林流行。无疑，俾斯麦也谈到过。

我们不知道这句从树林中传出来的话是否被俾斯麦听到。他坐在马车上，追随着皇帝的棺材，此时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一向与俾斯麦不和的年近90岁的毛奇坐在他的身边，用皮毯裹住两脚。罗恩已经去世了，现在和从前有关系的人还有哪些呢？没了，没有一个有名的军官、朝臣。奥古斯塔虽然还在世，这位老太太却待在家中。送殡的人中，身穿制服的全是下一辈了。老皇帝的孩子跟着棺材步行，新皇帝却躺在宫中，静等死期的到来。如今，和旧时的普鲁士有关的连环都消失了。

这最后一个即将消失的连环就是俾斯麦。

第五章　逐臣

“或许是我的尽职尽责让德意志变得衰弱，没有骨气，让谋事的人和毫无主见的人数增加……时至今日，帝国议会退化得厉害……倘若如此退化下去，未来将是黑暗的……或许上帝会将新的光荣时代赐予德意志，但这种时代一定是以共和作为根基的。”

——俾斯麦

1、老皇帝逝世

“现在，我的心跳比之前每分钟多跳5次。……真不知道他们背着我都做了些什么！”

俾斯麦承认，他的心绪颇为不宁，这导致了一首宏伟的交响曲的终结，凸显出这100天里，他待在濒临死亡的皇帝的病床前那惴惴不安的心理。

对于他来说，费尽心机地适应这种新的环境，耗时整整一年。原因在于，老皇帝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在俾斯麦的谋划中，腓特烈只是两幕之间的一个小人物，而从今往后威廉亲王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俾斯麦作为宰相第一次给皇帝上书是在腓特烈回家等待自己的死亡的时候。从他被任命为普鲁士王的顾问到现在，恰恰差一天满40年。当载着他的马车行经这个内苑的栅门时，过去的情景是否能够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呢？

过去他曾坐着一辆御车走过相同的路。在仆人们的客厅里，他曾被奥古斯塔秘密地接见过。由于当时柏林还有巷战，她不想自己与这位来自波美拉尼亚的贵族谈话的情景被别人看到。倘若她的计划获得了这位贵族的支持，倘若腓特烈的伯父和父亲选择退让，那么18岁的腓特烈将会很有希望成为君主。但结果是，她实现了对丈夫的节制，而与此同时，她也成了俾斯麦最大的敌人。威廉已经过世了，如今，他的儿子仅仅是一个可怜虫，只能倚靠着垫起来的东西在椅子上坐着等待着死亡的召唤。俾斯麦曾是他在少年时期得权的障碍，因而他等了整整40年。

俾斯麦上楼时，发现维多利亚正在那里等候他。早在腓特烈身体健康的时候，她就已经制伏了他。她把病人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然而她梦想得到的权力却没有到手）。在这样的处境下，她很希望与有权势的仇敌和臣仆商议条件，尽管她已经和这个仇敌僵持了很久。不久之后，她成了寡妇，说实话，这个仇敌的帮助对她来说很重要，因为她要凭此对抗她的另一个仇敌，即她的儿子——将来的皇帝。俾斯麦要竭尽全力地把这两个维多利亚拉拢过来——英国女王来波茨坦探望女婿，不久就被她所惧怕的政治老手的高超手段蒙蔽了。俾斯麦使这座离宫里充满了一种诱人的空气，宫里头的男人们一个个地都穿着软毛底的鞋静悄悄地行走，生怕惊扰了那位生病的皇帝，或者害怕做了什么事情被太子发现了。这是因为宫里布满了太子的密探。

我们也不能忽视了第三个维多利亚，因为她的存在，宫里的所有争斗变得愈加激烈了。“中间的维多利亚”即腓特烈的皇后，她把巴腾堡亲王招为了女婿，也就是第三个维多利亚的夫婿。巴腾堡亲王完全有做保加利亚王的资格，但是在俾斯麦的阻止之下，这并没有成为事实。

在同布施的谈话中，俾斯麦说道：“沙皇憎恨的就是巴腾堡亲王……我们的这位新皇后永远只是一个英国女人。如今，为了实现她的目的，她想利用巴腾堡来帮助她。”在同朋友史匹珍堡夫人的私下交谈中，俾斯麦提到：“腓特烈皇后是最坏的，她是个野女人！她的眼睛里总是冒着不掩饰欲望的怒火，我看到她的照片的时候，会全身颤抖。很明显，她爱巴腾堡，非常希望他在她的身边，就像她的母亲要求他的兄弟不离左右一样！”

宰相要解决这个难题。那位生病的君主开始并不反对这桩亲事。有人通过俾斯麦的演讲预感到一种可能的变化：对于濒临死亡的君主来说，奢望和斗争都锐减了，他的灵魂唯一渴望的只是安静。但俾斯麦和自己的君主不一样，他老当益壮。在一年前，当他提到腓特烈与维多利亚的时候，曾经说道：“他们在家中煽动不和，正在图谋造反。丝毫没有德意志人的特征的他们，在大家的心中早已经失去了地位。”今天，他在判词中宣称：“我的老君主对于他非常依赖自己的女人这件事情很清楚。他总是说：‘你必须帮助我，你知道我怕老婆。’而腓特烈却过于骄傲，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怕老婆的。但是，我们通过几件事可以了解到，对他的老婆，他很依赖，甚至是屈服，就像一条狗一样，真让人难以相信他会害怕到那种地步！”

随着年龄的增长，俾斯麦越来越喜欢骂世。他痛骂世人的脾气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步入晚年之后，他那深入细微的观察以及以前那料事如神的本领都随着岁月逝去了。如今，他再也没有能力把问题看得清楚透彻，因此他变得愈加冷漠、多疑。这头老狮子躺在自己的窝里，两只眼睛冒着残忍的怒火，永远在那里守卫着他的帝国，准备着抓住任何靠近他的人。柯雪林，俾斯麦少年时期的朋友，很少来看他。有一次，在探望过俾斯麦后，柯雪林说：“鬼才晓得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并没有因曾经建立的功业而感到得意，也没有那种在劳苦之后享尽平和安宁的感觉……”

俾斯麦的同事以及议员们都认为他的这种骂世主义，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的领导人蔑视他们。他曾经在议会上获得过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个大多数主要包括保守民族党和民族自由党（他的劳工法律和保护税则法案的通过就是倚仗着多数派来完成的）。现在，在帝国议会里，厌恶这个老人的人越来越多了。一次，从议会回到家后，他有气无力地说：“在这种辩论后，我总是感觉自己似乎在外面度过了一个十分热闹的夜晚。”那些与俾斯麦共事的贵族联起手来想让那位少年在短时间内成为皇帝。霍尔施坦已经同温德赫斯特形成了默契，准备着将来如何行动。

如今，俾斯麦也像别的老年人一样，经常回忆过去的时代，回想那些美好的时光。他的君主已经逝去了，如今，他歌颂逝去的君主，就像当初批评在世的君主一样。“皇帝不愧为一位可靠的人，他竭尽全力地对与他联手行动的人们施以援手——他经常走错路，但是后来，总是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俾斯麦冥想维多利亚时代，他居然觉得奥古斯塔还是不错的，他曾经批评过奥古斯塔，说：“她总是使我为难，不过她是一个顾全体面的女人，她能尽到自己的本分，而如今的新皇后对于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却毫不了解……由于自己的丈夫没有主意，她能够为了她主张进步的朋友做出牺牲。在这样的地位之上，却事事都不如意，我们不能为了安慰自己而说这是正确的……我会坚守我的地位，倘若我的职位被罢免了，我也不会选择放弃，因为我是一个很负责的人！……现在已经没有君主了，不过我对咱们的少主人有着很多的期待。因为他在少年时期所经受过的艰难，对他是很有助益的。”

后来几年，感觉家庭中没有温暖的威廉亲王便和俾斯麦走得比较近。1886年间，腓特烈曾在给俾斯麦的信中谈论威廉亲王，他指出：“他判断问题太快，不成熟，并且愈加骄傲起来。”腓特烈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俾斯麦体谅遭到批评的年轻人。俾斯麦当然要治疗这位亲王的“波茨坦愚钝病”。早在腓特烈还没有生病之前，俾斯麦就预感到这位新君主在位的时间不会太久。当初俾斯麦和威廉亲王联手的原因在于他俩都反对亲王的父母。

没有料到，在相处尚且不足一年时，威廉二世的自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不和睦。斯托克尔与瓦尔德塞建议他应该用柔和、善意的手段来抵制社会主义。于是，威廉二世提出通过设立马队表演来筹集善款，赈济柏林的穷人。这样的活动并不是导致俾斯麦发怒的原因，他发怒是因为这位皇帝十分外行地希望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他一直坚持用法律和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他的抗议，威廉二世给予了这样的答复：“与其让我做让自己为难的事情，还不如把我切成碎块儿。”俾斯麦对于这种过激的言辞很不喜欢。此事之后不久，在老皇帝在世前的最后一个月里，让俾斯麦更加苦恼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亲王居然把一个与此事有关的提议的草案送给了联合起来的几个元首。在这份公文里，他警告自己的父辈：如果想要阻拦他们的宝贝侄子，那会是很不明智的。

早在这位储君的祖父和父亲去世前，他就草拟了一篇宣言书，预备送给十几个衙署。俾斯麦越来越不放心他的这种行为了。他觉得这家伙的血液在发烧，难道他不知道在有帝国的王法存在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这样对待联邦，就好像他是他们的长辈一样。俾斯麦为此写了一封印刷起来足有8页纸的信。据他自己说，写这封信时，他无法收住自己的笔。在这封信里，他向这位储君一一阐释了帝国的诸多原则，并且建议储君烧掉那个提议草案。但是这些言语触到了储君的痛处。他要做皇帝，起初几句话就不适合通告诸邦。他对这位宰相已经容忍很多了，现在仍要忍受！如今这位储君已经能够告诉自己，“他牺牲自己事实上是为了反叛父母”。

他冷冷地回答，而且恐吓说：“将来我会发号施令，让他们走着瞧吧！”显然，这些话是说给反对他的人听的，不过这种刺耳的腔调无法打动读信的人的耳朵。在他的这封长信中，俾斯麦有很多理由对储君说：“在我看来，君主制最为牢固的砥柱不是太平时期君主和大臣一起处理国事，而是在危难之时陛下手持利剑，准备拼死奋斗。这样的君主，在危难来临时绝对不会舍弃任何一个德国人而去。”

早在30年之前，俾斯麦就用这样的话语苦劝威廉二世，究竟是因为偶然，还是他深知人类的品性，抑或他有先见之明？30年后，威廉二世果然由于自己懦弱的性格而失败了。

还是储君时，威廉二世就学会了腓特烈的派头，拿笔批示公文。俾斯麦与少年威廉二世的问答，以及俾斯麦是怎样批驳他的，都可以在几份他们讨论政治问题的公文中看到。俾斯麦交给大使们的书信数量越来越多，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目前我们能够通过对抄写出来的论断以及命令的研究来了解俾斯麦的格言以及他对于政术的论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公文看作一个擅长想象的作者的成熟的智慧，或者当作一位政治家真实的写照。当国内对于俄国的反对越来越激烈以及陆军正在催促宣战的时候，他给驻维也纳的大使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

“由于天气、广阔的国土以及简单的需要，俄国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是不会破灭的，而且它是我们的死敌——就像在西方的法兰西。这样会使得局势永远紧张，我们不愿意承担出现这种局势的责任。以最弱小的波兰民族为例，100年的时间里，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将它消灭……不过我们可以把俄国视为一个危险因素，在必要的时候筑起堤坝来提防它，这是任何一个聪明人都必须做的。”

威廉二世审阅了这份公文，对“树一个新而好报复的仇敌”这句话，他批驳道：“不能比现在还要厉害。”俾斯麦批驳道：“我告诉你，比目前要厉害得多。”针对“渴望报复”的言语，威廉二世批驳道：“也许是非常想报复，但是他们还无法办到。”俾斯麦批驳说：“很快，他们就有能力办到，就像法兰西已经办到了12年一样。”针对“一个民族”那句，威廉二世批驳说：“不过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战斗力。”俾斯麦反驳道：“不过5年之后还可以恢复，请看看法兰西。”

其实，这份公文的问答，是阅历与不耐烦之间的辩驳，是成熟的裁判与不成熟的裁判之间的辩驳。这个老政客仍旧希望教训这个少年。后来俾斯麦写了一封长信与威廉二世讨论德意志对俄国的政策，对于这样的批语，他说了两句警告语来反对。俾斯麦说：“我和官员们明白陛下旁批的意思。倘若政府改换了，就不会站在从前维护和平的角度维持德意志政策。对我所领悟理解的陛下的旁批，我要说心里想说的话。对德意志的政策，我认为与主张战争相比，立场反复无常更危险！”

俾斯麦选择用这样有力的语句来警告这个少年。但是，第二天，他很惊愕，原因在于这个少年声称，俾斯麦对他的批语有着“过于夸大的意思”，并且竭尽全力为自己申辩，说他自己的心整个是向着和平的。这个任性的少主人懂得这样说话的后果吗？威廉二世又说，以后他会避免加旁批的，“部分承认你的推理力量”，他还说，倘若不用这种方式，他还会选择其他的方式来公布自己的见解。老威廉从来没有写过如此无礼的话。俾斯麦觉得“部分承认”这种说法很新鲜。年少的储君们当然喜欢谈论战争，不过他们不了解战争所包含的危险，他们并不会因为关于战事的很多忧虑而夜不能寐。这位太子被那些好战的将领包围，倘若他们知道了俾斯麦对陆军大臣所说的前途黑暗的预言，威廉二世一定会感到害怕的。

“如果让我们下次打败仗是上帝的意思，那么我认为打败我们的仇敌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重建家园，让我们的国家10年都不能恢复……我不认为我们的仇敌得到了阿尔萨斯就会心满意足了。在1812年，我们曾经得到过俄、奥、英的帮助，但是此时我们再也无法得到了，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统一后的德意志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同时，他又预测了俄国的前景。他说，俄国是非常激进的，“对于俄国革命和建立俄国共和国，大多数人都过于相信了。事实上，俄国有很多人想要俄国战败，如此一来就能够消灭这个破旧的朝代了”。在一个报告上的旁批显露出了他最大的顾虑：“只要和平有可能，我一向都需要英国的帮助。”

皇帝故去的前一天，宰相被宣召进宫。皇帝向俾斯麦伸出了那双发热而烧红的手，然后把皇后的手放在了俾斯麦的手里，让他们两个人的手交握在一起。他不能说话了，但以一种动人的方式警告了这两个人。临死前，他将政治赐福于他反对了一生的俾斯麦。

第二天太子的目的达到了，他做了新主人。

2、威廉二世

“陛下，若是当初腓特烈大王继位的时候，能有个像俾斯麦一样重要的人物来辅佐他，有这样有权力的人来帮忙处理国事，再让他依然保留他的权力，如此腓特烈恐怕难以获得大王的美名啦。”这是瓦尔德塞所说的一句话。他的话语总是很能迎合这位少年皇帝。他仅仅28岁就登上皇位，从那以后，就勇往向前，向着“威廉大帝”的梦想前进。而瓦尔德塞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想成为宰相。这个新主人最初还对俾斯麦心怀畏惧，用很多奉承话来恭维笼络他。

赫伯特·俾斯麦现年40岁，似乎还有可能继承其父的地位。赫伯特左右为难，他不仅被自己作为一个天才父亲之子的盛名所累，还被他的父亲必须要让他继任宰相的意愿所累。这位赫伯特能够把很多矛盾改变过来，重新建立君信臣忠的关系，以前就是这样的关系将奥托·冯·俾斯麦与现在威廉的祖父联系在一起的。威廉一世跟俾斯麦可以较容易地建立起这种关系，主要是因为君主差不多要比大臣年长了近20岁。而如今，威廉二世跟赫伯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大臣比君主要大得多。俾斯麦曾经说过，他认为他与老皇帝好比子与父，能够轻易容忍脾气暴烈的父亲，而如今他的儿子却不能。

如果要探讨这两个人物的才智，又表现在不同的地方。虽然威廉一世的聪慧比不上威廉二世，但他是一个善于操纵人物的人。他懂礼仪，不轻易开口讲话，渐渐变成了一个愿意听从天才宰相意见的君主。而威廉二世乐意做他所做不到的事情，他过于自信，不尊重他的先祖。赫伯特称颂自己的父亲，明白自己毫无创新的魄力，这就使他更倾向于帮他的父亲做事，而不是给国家做事。赫伯特过于敬重他的父亲，使得自己很不自信，因此，每当他遇到需要自己去做决断的事情并按照自己的决断去做的时候，他往往不知所措。威廉二世从小到大都不受他父母的宠爱，赫伯特却受宠于极慈爱的父母。老俾斯麦的家族感情是很牢固的，他越年老就越想给儿子出一把力，要让他接着去做宰相。

于是，赫伯特成了他的父亲唯一的心腹，并且在这位当世最伟大的政治家这里来学习权术。如果他是一个革命家，那绝不会逊于他的父亲。他不仅掌握了他父亲的知识和手腕，还继承了由这两样综合而成的骂世主义。并且，赫伯特的骂世主义要更加浓厚。他的父亲说过：“我不过是看不起他人，而他却是怨恨他人。”老俾斯麦由于自己的成功让人敬畏，而小俾斯麦却没有这样的成功基础。赫伯特太过骄纵，形成了他冷淡和不和谐的态度。有人悄悄地说，没有一个内阁大臣喜欢他，只不过看在他的父亲的颜面上才容忍他。威廉二世在做储君的时候本与赫伯特交好，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说着看不起赫伯特的话，甚至还有人污蔑他，渐渐地没有主见的威廉二世就受到了影响，开始反对他。有人说俾斯麦父子想要独揽大权，王室的权力与荣耀将陷入危险之中，这些都破坏了威廉二世心里对赫伯特的印象。向威廉二世进谗言的人本身就是以谄媚为生的人，而俾斯麦父子是不屑于做这种事情的。

威廉二世是个狡猾的人，最初他并没有表露出他所想的。奥地利大使曾写信回国说：“君臣之间互相赞美，如度蜜月一样。”俾斯麦完全被君主所骗。因此，他认为“君主更加独立，超越了他的先祖”。当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坐到晚上11点钟来欢迎威廉二世做客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君主十分感谢宰相如此体恤他。所以，威廉二世又为主人着想，早上不到9点钟就不起床。当威廉二世出访东方时，他常常向宰相发电报致以问候。没过多久，他却对巴登大公发起牢骚来，说这个老头总想教训他，过于卖弄他自己的经验。威廉二世当时说的话肯定语气更重，因为大公说皇帝依然很重用俾斯麦父子，但那不过是“暂时的”。

1889年的时候，国难当头，宰相亲俄亲奥，仍然维持他均衡的老政策，但是君主反对俄国。第二年，与俄国所签订的条约眼看就要到期了，俾斯麦必须尽力延长保险期限，因为整个帝国的安全全赖于此。沙皇接受邀请来到柏林，他对宰相十分信任，但对德意志感觉冷淡。威廉二世主动提出要去俄国打猎，亚历山大勉强答应。与沙皇告别后，威廉二世让宰相坐上了他的马车。当马车缓缓行进的时候，威廉二世说他想要去探望沙皇，俾斯麦听到之后一言不发，对此威廉二世很不高兴。他责难俾斯麦说：“难道你一句赞美我的话都没有吗？”

这句话透露出了威廉二世的内心所想，不过他误会了俾斯麦。俾斯麦作为一个智者，当然明白沙皇不喜欢威廉二世的脾气，而且亚历山大是个胖子，喜欢舒服，他怕同这两位皇帝去打猎，会破坏了原本就不稳固的交情。因此，他劝说威廉二世不要去。年轻的君主一听就像被浇了一头冷水。他是个爱慕虚荣的人，俾斯麦如此劝诫伤了他的虚荣心。于是他把俾斯麦请下车，并且无礼地与其道别。

他还想对沙皇提出此事，但是最终放弃了。

这次分歧无疑是二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这场戏就如同一对恋人因为第一次不让接吻而产生了感情危机。不久，“土狼们”就聚拢而来，煽动着主人的烈火。近来腓特烈当储君时的战时日记没经允许就被刊登出来，俾斯麦恶意地逼迫君主忍受对他的父母的责难。这是由于俾斯麦想要冲破自由派霍亨索伦的荒谬言论（这本日记的言辞有鼓动这种谬论的趋势），另一方面，他并不愿给民主党在未来的选举中引用先皇言论的机会。这样贵族势力又开始抬头，竭力反对俾斯麦。宰相在1870年之后的几年里仍为国家而战。《帝国官报》对《十字报》进行攻击，认为这样的手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俾斯麦很有办法影响老皇帝，却影响不了新皇帝。

如果把德意志比作一台机器的话，它并不是运转得一帆风顺的，机器摩擦之声早已响起。矿工罢工，君主要用“理想”来处理，而宰相却想施以铁血手腕。俾斯麦以为这次罢工只不过是社会党的暴动。曾经有人想刺杀威廉一世，俾斯麦就以此大做文章，如今他依然想借此反对社会党，从而使其有利于选举，没想到竟被皇帝看破。在内阁大会上，皇帝突然走进来，大骂矿主，他已经下命令要求给矿工多加工钱，否则他就撤回部队。显然，年轻的君主害怕革命，他妄图用改良的措施避免革命，但俾斯麦声称革命党如果敢跳出来，他就一枪把他们打倒。尽管这样，从表面来看君臣之间还是一团和气的。新皇不喜欢的新思想是无可厚非的，但很显然这种方法不能够解决问题。这是几位近臣给他出的主意，他的顾问是奥斯比德——他的老师。此人在面对俾斯麦时总是对其进行恭维，但看他后来的记事日记，就会发现他从不说俾斯麦一句好话。

俾斯麦把自己的地位想象得过于稳固，终其一生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太过于轻敌。在与整个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忽略了几个近臣，让他们为所欲为。1889年5月至1890年1月，他除了个别时间，平日都住在夫里特利士鲁。君主曾多次劝说他住到那里去休养，他却没有防备。就像不能常在一起的老夫老妻，如果是智者一定会尽可能地陪伴着自己的妻子，与她一处消遣，但俾斯麦任凭“夫人”随心所欲地选择年轻而又有精力赞美她的人来陪伴她。他不明白这群少年如何去诱惑她。

俾斯麦受过很多警告，他只要在夫里特利士鲁时读读报纸就会知道。没有一个党派支持他。有张报纸宣称：“国事已经半身不遂了！”《日耳曼尼亚报》的社论题目是《不管是什么都走上了邪道》，《十字报》更是怀揣恶意去攻击俾斯麦。同时，自由党的报纸对于皇帝改良社会的计划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社会党像往常一样，跟宰相唱对台戏。当沙皇问他是否还想当宰相时，他很诧异。当布狄克告诫他不到衙署工作很危险时，他不以为意：“我劳苦功高，怎么可能会被免职呢！”就像丹敦一样，有人警告他时，他总是说：“他们肯定不敢！”

跟往常一样，他的批判都是有针对性的。像他说君主起居无时时，“阁臣们奏议往往还要预约，但他似乎不放在心上”。威廉曾经在《居民报》上发表过一篇政论，俾斯麦却说皇帝有“遗传的疯病的趋势”，因此才会发表这种议论。当时俄国大使在报告中就此确实提出过疑问：许多人都窃窃私语，互相问询，皇帝到底是不是疯子？

在俾斯麦将要离职的时候，君主送给他一只信物狗。这是二人再次发生冲突的信号。这条黑狗“极其难看，头很大，双眼流水，胸部瘪缩”，绝对不是良种。俾斯麦说：“我是君主的大臣，为了躲避这只狗，我要把自己心爱的泰拉斯交给管猎场的人去照顾。当然我可以毒死这只黑狗，但是它的眼睛透着忠诚，我不忍心。”俾斯麦快要被免职时，仍然住在夫里特利士鲁的森林里，跟黑狗做伴。俾斯麦步行或者骑马时，这只难看的狗就一直陪伴着他；他坐在火炉边时，这只狗会把头放在他的膝盖上，寻求抚摸。俾斯麦讽刺地说，因为他是皇帝的臣仆，皇帝希望自己像狗对主人一样地忠诚于他。

俾斯麦认为没有人可以替代他，并因此扬扬得意。12月间，他对一位女性朋友说：“皇帝是一个善于迁就他人的主子，不管什么政事他都不敢去反对我……如果我再年轻一点儿，能常伴皇帝左右，他一定会听我的话。……一个人能够三次解散议会，但最后还是得彻底摊牌。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问题，不流血是解决不了的。德意志问题也是如此。可惜我们年少的君主却不肯动用武力……”俾斯麦没有把话说完，却写了许多东西，这些都表明了他对威廉二世的误解有多么深。

3、议会选举失败

1890年1月23日，威廉二世电宣俾斯麦奔赴柏林。到达柏林时，他满身疲倦。第二天就召开了御前会议，探讨社会问题。其间布狄克站起来（10年来他一直是俾斯麦的心腹）说道，诸多阁臣之中，君主最喜欢他。俾斯麦近来才对他产生了怀疑。布狄克说，内阁应该发号施令去做点儿事情。前不久，布狄克曾跟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喝酒，那时他偷偷地说皇帝其实想要建设社会，搞改良。如今他竟对同僚们说出这番话，这大大出乎俾斯麦的意料。

俾斯麦被同僚们所抛弃。他有8个月不在内阁，他的同僚们就找别人做领袖。如今他才明白自己错过了许多机会，这是他25年来从未发现过的非常可怕的事情。他把气撒在阁臣身上，责怪他们办事不力。他原本指望他们齐声反对，这样自己就能趁机辞职，结果众人表示沉默。会议就此结束。俾斯麦去见皇帝，自从上次同坐马车不欢而散后，两人一直没见过面。这个老政治家说：“我要取消现在实行的反对社会党的法律，我要制定更强硬的政策。”君主听后感到恐惧，他跟俾斯麦讲他想要通过保护劳工的法律抵制正在示威的叛乱。他将在生日当天召开会议，举行一次演说。

路西亚记录：“我们坐在那里越来越感到诧异，想着到底是谁把这种意见吹到他心里去的。”在会议上，布狄克先请俾斯麦发表意见。这个政治老手十分慈祥地说，君主如果实行这个计划，将会不利于选举。资产阶级会不高兴，而劳工们却得到了激励。皇帝客气地回答，他十分想取消反对社会党的法律，这是忠心耿耿的顾问们主张的。俾斯麦被激怒了：“现在我虽然不能证明陛下的让步政策是不是会招来灾祸，但是多年来的经验让我觉得需要这么做。如果现在我们退让，我们将来就无权解散帝国议会，必然会导致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法律不进行规定，留下来很多空隙，将来就会发生很多冲突。”

皇帝很不高兴：“只有发生了极端重要的事情，我才会这么做，我不会拿人民的鲜血开玩笑！”

俾斯麦回答：“这都是革命党的错，如果不流血就不能解决这件事，不流血就等于向革命党投降！我奉劝陛下别走这条路。从我进入政府以来，君权总是日渐加强……自愿退步是迈向议员制的开端，这十分危险。陛下要是不听我的劝告，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在政府任职。”

皇帝把布狄克叫来说：“这真让我为难。”这句秘密的话显露出皇帝跟布狄克密谋反对俾斯麦的企图。

皇帝让阁臣们发表看法，大家都知道破裂是无可避免的，但没人敢附和皇帝。在这场两人的决斗中，究竟支持谁？要是俾斯麦依然大权在握，表面上他们都会附和他。可是俾斯麦看出这些人神色慌张，精神紧张，他明白他控制不了他们了。

保守党党魁以这次争执为由，第二天就投票反对永久存续的反对社会党的法律，要求实施俾斯麦的政策。当日，皇帝震怒，挥出拳头，对陆军大臣说：“你们根本不是我的阁臣！是俾斯麦的阁臣！你们的神情就像是被鞭子抽打过一样。”在这一刻，俾斯麦被打倒了。他穿着睡袍，躺在榻上，跟宰相署的办事长说：“皇帝现在跟我严重不和，专门听达格拉斯这帮人的意见。我被同僚们抛弃了。”只有他的儿子比尔劝他还是赶快辞职，并对一个朋友说：“父亲大人已经不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了。”

确实像他所说的，可是俾斯麦依然犹豫不决了七个星期。以前，凭他那种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和聪慧睿智，断不会如此举棋不定。他什么事情都靠选举，但对选举既渴望又恐惧。选举会议开过的第二天，俾斯麦见到同事时，客气地说：“皇帝的任性，就像天气变化一样，就算我们打伞，身上也是湿的……即使君主的态度如此，但我依然尊敬他，因为他是他先祖的子孙，是我的君主。我不能忍受他这样结党营私……我只好让步。”他辞去了商务大臣的职位，宣布自己将只担任外部大臣或者帝国宰相。皇帝庆生当天，君臣间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彼此都很客气。

2月份的时候，老人的心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劝他的同僚们反对将为社会党所发的圣谕；当布狄克说如果跟皇帝的旨意发生冲突的话，恐怕皇帝会不高兴时，俾斯麦在会议上对他大肆攻击：“看到他们的君主走的道路将要危及国家时，负责的阁臣如果不坦白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如果我们完全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随便八个属员就可以做现在阁臣们所做的事了。”但是谕旨还是颁发了。俾斯麦看到皇帝想要试探他，就说：“恐怕我挡住了陛下的道路。”威廉二世沉默不语。俾斯麦还想让同僚们去反对皇帝，但是都没奏效。当他郑重宣布他想辞去几个职务时，他们仍然毫无反应。后来，俾斯麦跟儿子说：“他们妄图把我轰走，这样他们就像得到了解放！”

他的同僚们都不想见到他。他就向他们宣战（这是他说的），下定决心不辞职。这个举动惹恼了皇帝，他希望俾斯麦辞职，如今两人陷入僵局，看谁更能坚持。他们俩都知道长久相持不是解决之道，但是谁也不想背负决裂的罪名。皇帝不敢贸然免去俾斯麦的职务，俾斯麦不到被踢出去的时候是不会主动提出辞职的。这两个人就像反目成仇的夫妇俩，一个想离异，一个怕离异，谁也不肯轻易做出决定。

俾斯麦既不多揽权力，也不装模作样。他跟往常一样：要打架！他十分清楚这次他肯定不会胜利，他所期盼的只是在事实上战胜他的对手。他有一肚子的愤恨和嫉妒，极小的权力都要争取。一次有个没经他签字的开会公告被发布了出去，他就大发雷霆；他很留意观察自己的仇人所走的曲折道路，即使是没有阴谋的地方，他也疑虑重重，他觉得奥斯比德的主谋是维多利亚，“奥斯彼德好比是手枪，多才的维多利亚给这把枪装上了子弹，如今使用这把枪的正是皇帝”。另一方面，他开始忍辱负重，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他找到维多利亚，向她发牢骚，说自己不合时宜了。当她问他如何才能帮助他时，他叹息着说：“我不求其他，只要一些体恤。”如果当时的历史只流传下这句话，我们从这句话里能看出，俾斯麦还是害怕被打破饭碗的。

这时，这个老牛一般的实干家还能够安详地看顾大局。2月时，他让人把他的恤俸草案起草好，将真实情况告诉了众位大使，并将此次争吵归因于宫廷和皇帝——他依然想要赢得威廉二世的信任。俾斯麦曾经跟萨克森大使说道：“皇帝随便问一个轻骑军官，社会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并接受他的观点……皇帝浑身都在发痒，他想要大家都来给他鼓掌喝彩来维护他，可惜有钱的阶级并不爱戴他，因为他跟劳工们交好。迟早有一天，连军队都不会信任他，那时候德意志就要走到尽头了！”在举棋不定的几周内，这位政治魔术师如此摇摆于伟大和渺小之间。

选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军队奉着王命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众人眼前时，一队队的选民默默无语地投了他们的票。他们受了10年的压制，现在开始展开报复。李卜克内西的新近预言果然成真：“11年后你得到了什么？……在巴黎议会上，所有人都承认德意志的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强的，也是组织最有力的……它妄图勒死我们，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德意志没有工人会变成什么样？新观念的到来总是意味着一场新的革命……如果谁和这个时代的精神相悖，那一定会殃及自身！”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人数达到了以往的三倍，票数也从150万增长到了700万，这样反对俾斯麦的票数达到了450万，超过了赞成票的数量。

俾斯麦原本有许多理由相信是皇帝的旨意使得自己选举失败，他认为如果没有君主的这几道谕旨，选举的结果肯定会跟三年前是一样的。他坚信自己还有重新奋斗的机会，并未因此气馁。他挺起腰杆子，操练起往日的军械，因为他察觉到他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他跟皇帝说：“若是有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一定召集各联邦君长，限制选举权。群众被罢工和选举的结果所激励，也许会引起叛乱。那时候，最有利于我们跟社会民主党一决雌雄……我们依然会取得胜利。我有足够的力量，再迟些就不行了。千万别投降！”

这位老将如果在30年前发表这番见解，也许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可如今，少年皇帝跟俾斯麦一样，不是人民的朋友，但他不愿动用武力。

俾斯麦劝诫威廉二世：“既然我们跟他们的冲突无法避免，那么发生得越早越好。你不要妄图通过改良来消灭社会民主党，迟早有一天，你得用枪来消灭他们。”

俾斯麦就这样走向了极端。他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因此又提出辞职。威廉二世一心想扩军八万，这是俾斯麦答应的，并且在帝国会议上争取过来了，因此，他牢牢握住俾斯麦的手，演戏一样不断重复俾斯麦的话语：“不要投降！”

在内阁会议上，俾斯麦就像打胜了一样兴奋得不得了。他声称：“皇帝准备奋斗了，我依旧伴他左右！”阁臣们听到这话，都看着他不说话，但是心里很着急。他高兴了，决定不让同事们见到皇帝。他想让他们记得，曾经有过阁令，部长以上的阁臣不许直接跟皇帝通信。可惜这话说得太迟了，他的同僚们早就商量好：部长、近臣、陆军首领，无一不告诉皇帝是俾斯麦的过错造成了选举的失败。威廉二世毫不犹疑地否定了他说过的不投降的话。他在一次公宴上发布恐怖言论：“我会打倒一切妨碍我的力量！”布狄克的运气到了，就在俾斯麦对皇帝说布狄克的话让他不满意的当天晚上，布狄克得到了皇帝封赏的黑鹰宝星。几年前，俾斯麦也得过一样的宝星。俾斯麦听说了这件事，就引用了席勒《沃伦·斯泰因之死》上的话说：“奥塔维奥，你得法了！”

如今，俾斯麦最想在议会上恢复他的大多数席位。古老的君权似乎正在他脚下摇晃，他放眼四周，想要找到一个新的并且更加坚固的立足之地。

4、君主震怒

俾斯麦认为最终解决办法是在帝国议会上赢得大多数，凭此与皇帝达成和解。赢得大多数席位，他就可以给皇帝扩军八万，他坚信除了自己没人能够办成这件事。跟他作对的同事们不是一心想要让他和中央党分离吗？选举前的几个月，不是有人伙同温德赫斯特密谋陷害他吗？要是他先下手了，结果会是什么样呢？仇人和阴谋家都会突然从地下冒出来。

小个子温德赫斯特，10年间第一次提出这么多的要求。以前他也这样做过一次，但是他开价太高，现在俾斯麦急需用他，他自然要开出高价。温德赫斯特想要取消反对耶稣军的法律中最不好的部分，还要求在初等公学里开设基督教课程。经过多次磋商，俾斯麦开始感到疲倦，并说他的身体支撑不住了。事实上，世上没有一个人比温德赫斯特更清楚，这句话俾斯麦已经滥用了30年。天主教会发现社会民主党日益壮大，恐慌不已，温德赫斯特想借此机会利用“老妖道”来力挽狂澜。他力求俾斯麦千万不要辞职！他俩你死我活地斗争了十几年，如今，俾斯麦不得不告退时，温德赫斯特反而要留住他。温德赫斯特向俾斯麦告辞，当天夜里，他对一位朋友说：“我摆脱了一位大人物的政治死榻。”

这位大人物也想东山再起，便拼命拉拢保守党。地主跟男爵们聚到一起，很快就发现了俾斯麦的最终企图。他们出奇地愤怒，合起伙来反对这个阶级的不肖子孙。到了第二天，他们告诉温德赫斯特，他们不愿意跟俾斯麦合作，他们想让君主清楚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只有答应了这些条件，君主的位子才能坐稳。此时，林堡斯图林伯爵去见布狄克，听他的号令，以使得该党能和政府合作。

这时的俾斯麦可谓众叛亲离，人们因为他的专制而报复他，只有他的老对手——中央党支持他。

敢于下手的众人就这样将一棵大橡树斩断了，如今没人再用枪去打断枯树的尖端，以骗取那个残忍的管林人的信任！

所谓的管林人自然是皇帝。有几天，他读了所有报纸上的评论，和阁臣、近臣们讨论。他察觉自己激怒了中央党，特别是党魁。他派人送信到宰相府邸，想要见宰相。可不知什么缘故，俾斯麦当天晚上并没读到这封信。第二天早上9点钟，俾斯麦被叫起来迎接皇帝。事先他没有任何准备，君主问他，是不是曾拒绝过温德赫斯特（事实上几个星期来皇帝一直派警察严密监视着宰相府）。

俾斯麦怒不可遏：“皇帝对宰相这样加以限制，简直有失体统，我不能接受！”皇帝道：“皇帝的命令，你都不能接受吗？”

“陛下，即便是如此，我也不能接受！”俾斯麦曾辅佐过三位君主，没有哪一位君主嘴里对他说出过“命令”两个字（当然，在正式诏书里，不免照着老规矩写着“命令”两个字）。在申豪森时代，俾斯麦是位少年大使，第一位君主如果派他去维也纳办事，必须得用“请”字，威廉一世和他相处26年，就算是怒到极点，依然很克制说话的语调。俾斯麦一生建立了很多伟业，他是一个爱发号施令的人，只有对方肯履行必要的条件，他才会为人办事。这个难堪的问题使得建立起来的建筑轰然崩塌，如今两个贵族面面相觑。刹那间，俾斯麦丧失了冷静，威廉的胆量也跑到了九霄云外。君主解释他刚才的意思是“希望”，而非“命令”。俾斯麦告诫皇帝，谁也不会明白君主真正的意思。

年少的皇帝感到害怕，他不习惯一拳一拳地对打。一会儿，他平静了。谈到要减少增加的陆军数量，从而让新议会商量出一个办法。他希望这个让步计划能让俾斯麦发怒，这样他就会提出辞职。没想到俾斯麦也冷静下来，他察觉到这是一个圈套，他声称要是皇帝想让他辞职，他愿意辞职。双方都想让对方负责任。这场争权风波弄得满城风雨。皇帝说：“我收不到阁臣们的任何口头报告，听说是你禁止他们的，如果你不允许，他们就不能向我汇报。你这样的指令，根据的是早就废除了的法令。”

俾斯麦镇定自若，他辩解道，这是根据1852年的命令而执行的，这条法令是不能缺少的。

君主想要独揽大权，可是道路却都被俾斯麦堵死了。如今他用做储君时的腔调请教俾斯麦，做重要的决定之前，宰相是不是应该先和他商量？俾斯麦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会和他商量，并且说：“我在见陛下时，心中早已决定好了。”

这就像条没有尽头的海岸，没有任何能够泊船的港湾！他用两只强硬的手紧紧抓住了权力，一点儿都不肯退让！他当权一日，威廉便只能做“影子君主”一日！

俾斯麦为报复这些日子受到的屈辱，决心冲对方心窝来上一箭！不过他自有高明之处，不能让君主下不来台。他桌子上有个公文包，只要一打开，就跟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于是他把话题引到皇帝跟俄国沙皇会面这件事上来，他从包里拿出一份公文，看了一眼道：“原本有许多理由反对这样的行程，近来又有一份从伦敦发来的公文，上面有几句不利于陛下的话，有人说这是沙皇私下里说的。”俾斯麦带着表演者的从容镇定，举起这份公文。君主咬着嘴唇，不安地说：“请你给我读一下吧！”

这位政治魔术师假装吓得发抖：“不！我实在不敢去读！”他将公文拿在手上引诱皇帝。皇帝不甘示弱，一把夺去公文。读过以后，他的脸色忽白忽红，气得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在公文中，威廉二世看到的第二句话是：“他是个蠢人，像个顽劣的小学生。”登时，他感到自己像挨了鞭打。皇帝当面受到这样的羞辱，还能够跟俾斯麦握手言和吗？他右手拿着盔甲，转身出门上了马车。他要去找他的朋友！俾斯麦的脚步声却紧随其后，他走到门边，鞠躬送别。

5、被逐

翌日，有两个老人在一间灯光昏暗的房屋中整理文牍。一位从盒子跟公文包中拿出封套，另一位阅读封面文字，将封套摆好。这两人，正是俾斯麦和布施。“我想写我的大事记，你得来帮我。我要辞职，要将个人的信件即刻送走，如果耽误的时间长了，会被扣留的。……只不过3天的事，也许要3个星期，不过我决计要走……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我的公文安全运出去，或者先送到你家。可是怎么送呢？”

“我可以将它们分成若干个小包带走，交给海恩。”

“海恩是谁？”

“他十分可靠。”

“要不先送到申豪森那儿，你再去取，拣着最要紧的抄出来收好，再听我的信……这都是我给威廉皇帝的信件，这是腓特烈·威廉的介绍信，去维也纳时，他交给我的。你多大年纪了？”

“今年69岁了。”

“我到80岁的时候，还能在乡下享享福。”

两天后，布施带着抄好的信件来了。俾斯麦心有余悸地问：“要是他们留心观察你，进进出出都带着个大封套怎么办？能不能把信件都放到一个箱子里，跟几幅地图摆在一块儿，这样时间长了可能就没人注意了。这办法是不是很好？”

俾斯麦就这样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这栋建筑。他曾在这里治国28年，曾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帝国的神话。他像一个被众敌环伺的穷寇，临走之前，他得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把自己的宝贝都藏起来。他被贬逐了，他要用这些信件制造利箭，狠狠射向仇人的心窝。他把持宰相衙署近30年，从未相信过任何人，他不敢将自己的宝贝交给他们保管。几十年过去，他第一次想起申豪森——把宝贝藏到那里。这两个老人将这些无价的封套传来传去。布施觉得，等他写自己的大事记时，这些封套肯定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俾斯麦也许记起了阿尼姆，他曾经因为不肯交出公文而被监禁（恰恰是俾斯麦授意的）。

一位穿着雍容华贵的陆军将领来参见俾斯麦。他奉君主之命来问宰相1852年先王腓特烈·威廉所颁布的阁令何时能够取消。俾斯麦十分傲慢地回答：“这个阁令不能取消！”他这样做是故意逼皇帝免除他的职位。

翌日清晨，保罗·舒瓦罗夫来见。他是俄国的新大使，奉沙皇之命来把两国盟约的期限延长为6年，而不是3年。在最后一年中，俾斯麦千方百计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帝国的平安有赖于东方的担保，与俄国的盟约6月到期，年轻的君主答应续约，沙皇非常明白，因此在一份公文上加了一行批注：“我们两国的友谊，在俾斯麦眼中，就是一种担保。我们跟法兰西并没有条约上的约束，这一层跟德意志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如今俾斯麦耸耸肩膀，告诉这位受到惊吓的大使，那些说他辞职的谣言都是真的，这事要跟下一任宰相商议。大使立刻打电话向沙皇汇报。如今那个靠得住的领航人要被免职了，沙皇便不愿再与德意志签订联盟条约。

在这个早上，舒瓦罗夫刚刚离开宰相府，汉克军长就带着皇命来了。君主要立即取消旧的阁令，“否则——”这位军长难以克制自己的声音，“皇帝要你立刻辞职，今天下午2点钟亲自进宫道别！”

柯尼希格雷茨饱受战争之苦，教皇政府国务卿谈道：“世界快要毁灭了！”

俾斯麦如今仍不愿走这条路，他很冷静地说：“我身体不济了，不能出门，我写信给陛下。”汉克想，俾斯麦肯定是个裹在红云里的革命党。他起身离开，不一会儿又上来了，并递给他一封皇帝的没封口的信。信中写着：“报告（是一位身处俄国的德国领事的报告）称俄国正调集军队准备攻打我们。可惜我们没有听到一点儿风声。你应当让我们早早注意俄国的恐吓。我们应当对奥地利发出警告，及早采取行动……威廉。”

皇帝其实错怪了俾斯麦，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危险。君主的这封信是一个企图报复俾斯麦的人写的，没封口，没写封面，俾斯麦见得多了。他写信斥责皇帝“大逆不道”。君主不肯接受宰相的回信，一句话也没批就原样送回。这天下午，俾斯麦将这次争辩的前因后果讲给内阁，并在最后发表了一通议论：

“虽然我信任三国联盟，可是这种联盟是靠不住的，由于意大利的君主地位不够稳固，它跟奥地利的关系被意大利人的同文主义所恐吓，我要竭力避免它在我们跟俄国之间制造障碍。我坚信沙皇的友谊。我不能执行皇帝对这件事情下的命令……至于保证劳工的法律，我觉得这不是内阁的问题。如果我不可以重新担任外交领袖，就必须离开。我明白这样的举动正是皇帝想要的。”他反复强调着他的健康状况和办事能力没有减弱，辞职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皇帝想要独揽大权。

最后，俾斯麦怂恿内阁辞职，意图教训年轻的君主。但他们都没这么做，仅仅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迟疑的话，其中，只有梅伯克说的一句话值得一提：“宰相退位将给国家带来灾祸，殃及欧洲和德国。我们必须要阻止，必须全体跟他一起走，不管如何，至少我要跟着他走。”散会时，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全都抗议俾斯麦辞职。到了晚上，他的同事们又召开会议，“排斥普遍告退的观点，这与普鲁士的众多传统相冲突”。

会议结束后，俾斯麦吩咐备马，原本他这个年纪已经不该骑马了，他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皇帝知道自己要汉克传达的话——“我的身体不甚好”这句里有多少成分是实在的。宰相回到家里才听说，当他出门后，皇帝打发了第二个信差过来。内阁厅长路加那晚上回来，十分着急，紧锁着眉头对俾斯麦说，他奉皇命来问他为什么还不递辞呈。俾斯麦此时没有发火，没有举手捶桌子，而是客客气气地说：“皇帝愿意什么时候罢免我都可以……只要下达免职的命令，我都愿意遵从。只是我不想让陛下推卸掉免我职的责任。我要让人民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做官已经28年，这28年来我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我要在历史的审判桌前表白我自己！”之后，他口授辞职信，第二天清早加以润色后送进宫去。在辞职信里，他以几句正大光明的话作为结尾：

“我对王室和陛下尽忠，这些年来不曾改变。如今我要与陛下脱离习惯的关系，与帝国及普鲁士的普通政治生活脱离关系，我内心极度痛苦。对于陛下的许多意见，我认真地反复思虑，请求陛下免去我帝国宰相之职、普鲁士内阁总理之职、普鲁士外交总长之职，以及合法发放俸禄。从最后这几个星期的印象来看……我有理由相信这份辞职书是正合陛下心意的，我相信陛下会予以批准。若陛下还不相信陛下先祖们的一位忠心大臣的经验和才能，我早就该辞职。如今我了解到陛下已经用不着这些经验和才能，我方得以告退，并且不必害怕我这样的辞退被指责说适合俾斯麦。”

宰相只管抗议，君主并不理会，还封他为劳恩堡公——腓特烈帝曾经想封他，那时他竟然推辞了。俾斯麦多次进行有力的反抗，才最终避免了这份津贴，他把这份津贴看成邮政员工由于办事得力告辞时收到的赠金。皇帝这么做无非是想让人们相信俾斯麦请辞是由于他年老体弱，但不肯把俾斯麦的辞职书登报。皇帝刊登的是感谢俾斯麦以往功绩的言论。威廉二世试过留赫伯特办事，并请俾斯麦说服他的儿子。俾斯麦却引用沃伦·斯泰因的话再次进行反驳：“我的儿子已经成年！”他私下里跟人们解释：“如果一个人明明知道一条船快要倾覆了，怎么还会让自己的儿子踏上这条船呢？”

赫伯特一生的悲惨命运在这时愈演愈烈。如果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得到了皇帝的优待，没准真的能够成为一名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家，可是现在他不得不跟父亲一起归隐。因为俾斯麦把死要面子的秉性传给了儿子。晚上，他将沙皇不肯延长盟约有效期的消息告诉皇帝，在报告中，他委婉地表述了自己父亲的意见：“昨日舒瓦罗夫伯爵知晓陛下毫不犹豫地免除俾斯麦王爵的职务后，亚历山大大帝决定不再延长密约的有效期，因为这样的机密是不能跟新上任的帝国宰相讨论的。”威廉二世在这份公文上批道：“同意延限。”在末尾又批了三个字“为什么”，赫伯特马上附上一篇更为浅显的解说。皇帝在第二封信上又批了另一个“为什么”。

威廉二世两次批“为什么”的原因，是他完全不明白俾斯麦这个名字在欧洲的影响力。虽然他不清楚，但很恐惧，半夜他打发人找到舒瓦罗夫，相约第二天早8点来见君主。会谈时，威廉二世向舒瓦罗夫表示自己愿意续约，可是这位俄国大使说自己得到了沙皇的命令。

皇帝从报纸上了解到所有党派、各个阶级的人都赞同他所走的路。国内十分平静，德意志人看到这样有魄力的人在位十分高兴。1890年3月18日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日子，普鲁士议院通报了俾斯麦辞职的议案。近臣和陆军首领们都十分开心。赫因罗厄说道：“一位军长高兴得像只蟋蟀，他如今敢于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处处都表现出这样的快乐。以前俾斯麦一手遮天，人们备受压制，如今再不是这样了。”人们感到有100年未曾有过这种解放的滋味了。从腓特烈大帝去世以后，人们还不曾像今天这般高兴过。

在德意志，无人知晓三个人决定了德国的命运（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决定），因为当舒瓦罗夫从沙皇手上获取了新的权力时，他看到宰相辞退五天后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了。俾斯麦想要保证这份密约，免得受到柏林人阴谋的破坏，他的儿子也曾经提议在俄国首都签约。没想到赫伯特在秘密档案中没有找到这个密约，它竟被霍尔施坦取走了。俾斯麦十分愤怒，首先攻击保管案卷的人，然后又攻击这位男爵：“你原本可以阻止这件糊涂事发生，这会儿当我死了，未免为时过早！”霍尔施坦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要不是这个原因，这位男爵怎么能够全力反对俄国呢！“从这份密约里不能盼望得到什么现实的益处，但要是泄露出去，别人会骂我们是骗子……要是订立密约，我们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就会被俄国掌控。一旦被人怀疑，全世界都会反对我们……往后的交际他们就可以确立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要跟以前的老伙计俾斯麦合作，我只选他，不要别人’。你现在清楚他的地位了吗？”

上文这几句都是虚伪的，俾斯麦给舒瓦罗夫看了他反对俄国的第一个保险条约，而且准备把第二个条约让奥地利看。霍尔施坦就是一个胆小鬼，他和他的同党都认为，胆量与诡诈是不能相容的。霍尔施坦没有流露出怨恨，他同瓦尔德塞阴谋反对“俾斯麦字号”很多年了。

一起继任的阁臣，显然都不称职。马沙尔写道：“像俾斯麦这样的大人物能够熟练运用繁重器械，我这种小人物却不能。”俾斯麦在出宫时，他的下一任卡普里微躲着他。俾斯麦好多次邀请他来吃饭，他就去过一次。他说他实在不想听到俾斯麦这样批评皇帝。后来有一天，俾斯麦在相邻的花园里遇到了卡普里微，就询问他俄约签得怎么样。这位军长幽默地说：“你这样雄才大略的人一次可以同时玩五个球，可是别人却不能，一次只能玩一两个。”不久，参政们开会，在霍尔施坦的领导下，都认为这个条约使得俄国得到了全国利益，鼓励了俄国在东方干扰大局，法兰西将很快攻打德意志。

这帮才能平庸、见识短浅的阁臣仅仅三天就挖空了俾斯麦打下的良好根基，整个建筑摇摇欲坠。霍尔施坦四处游说有权有势的阁臣。卡普里微接受了霍尔施坦的建议，想要贡献一个新计划，就劝说皇帝跟他们憎恨的沙皇分裂。君主十分高兴，他觉得自己的谋臣不是狡诈的狐狸，而是“一位办事得体、光明正大的人物，一个不冒外交风险的人”。皇帝坚信自己做事坦诚，是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霍尔施坦说，当他跟皇帝谈妥此事时，皇帝愤恨不已：“很好。千万不能和俄国订密约。说这句话时，我心里在流泪。”

威廉二世在30年前出生于宫中的一间小屋里，如今还在这里，他低低地说的这几句话，透露出悲观、仇恨、嫉妒等情绪，流露出恐惧、烦躁的心理。这几句话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人预料得到，正是这几句话葬送了整个德意志帝国！

俾斯麦这几天在柏林，心境平和，他没有隐藏自己的痛恨，可是一种心怀恶意的谐趣并不能使他满足。他刻意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当对抗仇敌时，他不装腔作势。当布狄克跟他握手吻别时，他诙谐地说：“你我分开，你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临别前请同僚们喝酒道别时，俾斯麦故意不跟布狄克握手——这对布狄克是致命的蔑视。他的旧同僚请他吃饭，他不愿去，仅仅大声说：“我只看到了帝国官员们的笑脸，正是你们的错误导致我辞去宰相职位。”这时候，这个不信教的老人家尽情地述说着怀恨与报复的话。这并不是气量狭小，而是一只受伤的狮子在发怒。

不管什么人见他，都可以从他嘴里听到几句真话。奥地利大使送来奥皇弗兰茨要他转交的一封恭维信。信中说俾斯麦由于身体虚弱辞职了。这个前任宰相不承认这一点，声称自己在职时身体健康得很。这两句话他是用“平和的语调说的，可是你能从这个语调中听出难过和躁动的情绪，有时还夹杂着愤恨”。他十分坦白地对土耳其大使说，请让土耳其皇帝知道他是被免职的。他还对巴伐利亚大使说皇帝没心没肺，“未来必然要毁掉帝国”。当他去各大使馆辞行时，他把名片上的“帝国宰相”几个字划掉，并且说道：“我喜欢别人叫我俾斯麦，只有外出旅游时我才自称王爵。”他还当面斥责巴登公爵阴谋迫害他。

当他正式向皇帝辞行时，俾斯麦让皇帝承担免去他职位应负的责任。当皇帝问起他身体怎么样时，他撕碎了假面具，毫不客气地说：“陛下，我身体非常好！”他还不允许威廉公布他的辞职信。

在他最后离开的前一天，他坐着马车去了趟皇陵。他像个诗人一样，把三朵玫瑰花放在了君主的墓前，之后回家施行圣餐祈祷礼。在牧师快要讲到《爱你的仇敌》时，乔安娜连忙站起来，制止牧师继续讲下去。俾斯麦躺在榻上，想到自己住在这里的20年，他对此做了个总结：“我享受了很多幸福。今年我也75岁了，我的妻子、儿女们都伴我生活，这已是最大的恩赐。我以前常常忧心自己将为国家操劳致死，如今倒没事了。不管有病没病，我处理国事28年，尽了我的天职，如今我实在不知道该做点儿什么了。因为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比以前在职时还好。”

这个老人无所事事，在最后那个夜晚，他并不去谈将来的打算，不谈他创造出来的帝国。他认为，这个帝国已经走向了末路。他最后拉的不是一位阁臣的手，也不是一位王公或大使的手，而是以前他从未拉过的手。在这20多年间，他每天都向这双手索要材料。这个人是替他递送公文的，绰号叫“黑色骑马人”。俾斯麦临走前三刻钟，这位“黑色骑马人”莱维斯托姆接受了召见。这次辞别，俾斯麦这位前宰相有些不能自已。莱维斯托姆一进来，他就一下想到了帝国初成立的那几天。他问这个递送公文的人是不是热爱自己的职业：“我清楚地记得，你那时候是个营长，就在那间屋子里，你第一次把公文递给了我。”他对这个多年来忠心工作的人表示感谢。偌大的一个帝国，他只谢过这一个人。最后，俾斯麦还做了件新鲜事，他在一堆酒杯中随手拿起一只镀银酒杯，递到莱维斯托姆手里：“谢谢你，做个纪念吧！”

6、孤独晚景

在瓦森的一个村塾里头，俾斯麦用手指着地图上面的几处地方，小学生们正在听他讲德意志是怎么建立的，之前的德意志是怎样的。他问了几个问题，小学生们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为此他生气了。站在一边的村塾先生也很害怕，担心这个客人问自己问题。

这个被驱逐的、替国家办了40年公务的大臣最开始的几个月，又尝试着做乡绅。他一周去两回村塾，把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教给当地的小孩（柏林的小孩不喜欢听他讲），以前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没有家，又总是抱怨，此时他写了封信给一个熟人：“年轻时我老想家，现在老了，倒是没啥烦恼了，天天就是手持剪树的剪刀漫步在花园里头。”二十几年他都是这样，他还没学会如何享受安宁。现在他闲了很多，常常见到森林管理者、造纸厂的人还有村塾先生，但是他并不觉得开心。他看书时在意的只是跟他的功绩类似的事情。看到拿破仑的传记时，他想象那是自己，左拉的众多作品中他只看重《崩溃》，看到恺撒的故事的时候，他说：“这个故事非常奇特，跟现在的现实很相符，布鲁图（Brutus）就是一个民族自由党。”

现在的乔安娜过着清静的日子，老犯气促病，总觉得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因为她害怕跟相守了一生的老伴分开，所以她再也不去矿泉别墅休养。她只会在民众谈论她的丈夫被君主免职的事情时（这是经常的）才大怒，并用粗话骂他们。赫伯特已经40多岁了，不过还是在家待着，没有工作又不想生活在农村，也没结婚。他恨自己的父亲，因为他第二次粉碎了自己的生活。俾斯麦现在才知道也许儿子想做大使，不过机会已经失去。俾斯麦已近80岁，因为赫伯特仍然单身，比尔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他还没有孙子，可是他是一个很看重家庭感情的人。这个老人有一次讲到孙女的时候，满含深情地说：“如果我知道她将来要和哪个男的结婚的话，我一定会把很多的钱都花在他的身上。”

他的牙齿、听力、消化等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很好，也不用戴深度眼镜，可是他上马的时候却一定要用台阶，并且还要马夫把他的右脚抬起来。现在他虽然是个老头了，但是他的好胜心还是这么强。他家里住着一个长得很高的男爵，男爵嫌俾斯麦借给他的皮袍太短，俾斯麦于是说：“我实在讨厌比我高的人。”

俾斯麦在最后的10年里头神经更容易受到刺激。自控是他一生中最难做到的事。一个画师问他，人们叫他“铁血宰相”他在不在意，他就用了这句话回击。没有人能够比一个想象派的画家更了解俾斯麦的心情决定着他的身体这个事实。有一次，威尔布兰特去看他，到了的时候从门的缝隙里瞅见了他。屋里没有其他人，他在榻上躺着。后来威尔布兰特这么回忆道：“他躺在那儿回想从前，他从前红红的脸现在变得苍白，并且长了很多很深的皱纹……他似乎坐在一个瓦砾场里，在回忆离职那年的事，还有人生中各种过河拆桥的行为……他站了起来，现在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不一会儿，他竟年轻了许多。他眼中透露出来的神色打动了我。”

现在这个喜欢争斗的人手里的武器被夺去了，他的脑袋对事情进行判断的速度变慢了，双眼不能同时看见引他注意的公文，也不能对它们进行选择。以前这个政治家为公事忙碌的时候总想闲一下，现在他可以自由地在森林里走动，就像孩童时代那样，可是他心里却很痛苦。

这个被驱逐的大臣觉得自己就是漫步沙漠的孤独的人，30年来他一直在发牢骚，说永远有人不停地推开他的书房的大门，现在接连7天没人来找过他却让他难过至极。“报纸我有很多，说话的人却一个也没有……我没有一个至交好友，虽然我的朋友多达几百万。”一个法兰西人在他辞职后不久于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他有的时候会突然把头抬起来，就好像刚从梦中苏醒，说：‘我现在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我竟然忘记了。’他会满怀热情地让偶尔来看他的以前的卫兵听自己讲话。”他仅存的还活着的朋友就是柯雪林，俾斯麦在任的最后10年里却从来没有邀请过他，他现在要去汉堡，去之前想去探望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待一两天。乔安娜给他写了封信，让他多待几天。乔安娜说：“他近乎没法信任所有的人，我们有这样的天赐与热诚，我们将会因为对你的期望还有依赖得到拯救……希望你给我们发来电报说，为了让你的老朋友高兴，你的计划已经修改了。”她和从前一样自欺欺人，用过分的热忱写信，不过从文字中也可以看到没人理睬他们，他们受到孤立。

国内的人对他很抵触，刚开始来看他的只有几个外国人。一次一个美国的“铁路大王”来了，俾斯麦没见过他，他感到很惊奇。俾斯麦说：“你是这周唯一一个来看我的人。大家都抵触我，没人敢和我交往。他们害怕自己的名字被登在报纸上，因为年少的君主会因为有人来看我而内心不快。经过夫里特利士鲁的人每天都有很多，可是都不来探望我——我一个月前走在柏林的街头的时候这些人都要向我行礼，谁给狗饭吃狗就跟着谁。”

布赫尔还有柯雪林在俾斯麦卸任后不长时间就过世了。他们是他的挚友，他们的离开让他很悲痛。聪慧的史匹珍堡夫人以及旁边田地的美丽女主人有的时候也会来看他。因为施维宁格尔和伦巴赫的好多故事总是让他听了很解闷，所以他对她们两个很欢迎。和这个时候的俾斯麦很相符的画像，那个时候只有利柏曼画得出来。这个世上照顾俾斯麦的人只剩下他的妹妹、夫人、儿女们。他最忠实的仆人逝去后所导致的空缺，他也不再用人来补。他的小狗泰拉斯死的时候他已是80岁的老人，这时的他心肠很硬，由于不想再悲伤，所以他决定再也不养狗了。

7、怨恨与报复

从自己的仇恨中他总可以获得新鲜的感觉。被一个人征服的国家也会针对这个人的个性上对他进行报复。德意志现在就要对已经倒台的俾斯麦进行报复，从海岸上开始的波澜终归要返回海岸。跟他一个阶级、一个行列的那些王公大臣的行为是最可耻的。

举办公会或者宴会的时候，人们想给夫里特利士鲁发个电报，邀请俾斯麦，可是当地的长官却说送这个电报会让他失去自己的地位，因此把电报给扣住了。俾斯麦从前的同事都不敢去看他。40年来他一直在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奋斗，可是政府却让他把1890年3月22日至31日的俸禄上交，理由是这几天他已经辞职了，却还领着俸禄——卡普里微签的这份文书——俾斯麦只在这一次读过他的签字，并且卡普里微还让他的大使们向所有外国的政府宣告，让他们最好把俾斯麦王爵给忘掉。

有一个中央党的首领当着公众的面说：“对于德意志的势力还有荣耀，俾斯麦王爵不应该被提及！我们国家有他这个人是我们之耻！”济柏尔手上本来有很多供他撰写历史所用的公文，可是现在都被收走了，他对俾斯麦的称赞超过对威廉的称赞，所以他也没办法接着写了。很多柏林的大贵族（除了卡尔多夫还有少数几个人）在广泛商讨之后决定不理睬这个上一任宰相，因此他说别人躲他甚至超过躲发生在汉堡的霍乱。“欺诈可以赚钱……像堂霍夫这种畜生，在街上看到赫伯特就躲得远远的，没什么可说的了！”

巴登的市长及大公想用最高礼节优待俾斯麦。腓特烈皇后对赫因罗厄讲俾斯麦所有的功绩都是老皇帝的。弗兰茨·约瑟夫说：“这种人落得这样的下场真是太悲惨了。”夫里特利士鲁那儿一直有皇帝派的人在监视着，很多来看俾斯麦的胆怯的人都要在布肯换乘没人监视的当地火车，然后走一段路程，才能不让探子发现他们。威廉二世要到邮局亲自打开寄给俾斯麦的公文信函。虽然身为黑鹰队的武士，但是俾斯麦没有被邀请参加黑鹰队的庆祝礼。皇帝向一个法兰西人说他看不起俾斯麦，只有一个在位的王公为俾斯麦的下台感到惋惜。

施勒策曾经是俾斯麦的对手，是他众多下属之一，对他却最为忠诚。施勒策为人正直，因为帮了俾斯麦而被免职。他们30年前在俄国的时候，因为颜面问题产生了矛盾。现在柏林人把施勒策在教皇政府的职位给罢免了，他就到夫里特利士鲁去“报告他卸任了”。此时的施策勒已经70岁，可是还是对俾斯麦很照顾，让他坐最舒适的交椅，把烟筒装好给他，表现出一种真正和解的态度。

俾斯麦说的讽刺话针针见血。他拼命讽刺卡普里微：“作为军长他是很优秀的。”他形容米凯尔是“很好的德意志演说家，造句是他现在最时兴的本领”。看到布狄克、卡普里微、瓦尔德塞等仇人倒台他觉得非常开心。俾斯麦被柏林社会所驱逐，从他怎样当宴会主席可以知道他对这个社会采取的是何种态度。那个时候他把一副旧式的金色边框眼镜戴上，望着客人小声说：“那个巴登的大使叫什么啊？”俾斯麦问的那个人就是讲这个故事的人，他形容这就像一只狮子看着一只苍蝇。

他一直在外面表示对皇帝的“敬重”。一幅和本人差不多大的威廉二世的画像挂在俾斯麦的饭厅里，他每逢皇帝过生日的时候就会站起来说：“我祝皇帝长命百岁。”所有的记者、外国人还有别的人都可以听到俾斯麦公布的真相，这个真相是有关皇帝如何不留情面地罢免他的。“伽图很出名，他死得很值是我常常支持他的其中一个理由，要是我和他处于一个境地，我也不会去求恺撒的恩赐。

现在的人没有以前那么自重了，自重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俾斯麦和弗里德荣格讲过一句更激进的话。某个夜晚，他读着席勒的《强盗》，里边有这么一段，穆尔跟老人说：“既然这样的话，你难道想在世上永存吗？”俾斯麦批判说：“这个时候，我的命运发生在我的眼前。”听他讲这话的人发现他此时的脸色一点儿显著的改变也没有，虽然声音有些许不连续……然后他暂停了一下，思索着，在湿了的地上用手杖画着图形。之后他从深思中走出来，把画的东西赶紧抹掉，说：“这最后几年里发生的事情，你别妄想我会觉得悲伤。我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过我所有的功绩以后，如果你乐意，那么可以说我过分自傲以至不肯让我被我的阅历所动摇。”他曾经把自己的愿望和他的女性友人史匹珍堡夫人讲过，同时将他所有的愤怒发泄了出来。在风潮过去的一年后他才带着雷霆一般的声音说出这几句话：“他们把我们轰出来，就好像我们是偷东西的仆人……皇帝好像轰一个小喽啰似的把我赶走。我一生所为都是贵族的行为，不能被人侮辱，可是我不能向皇帝求取什么东西……我不会把皇帝排除在外……不定性是他的个性里最不利的东西，他不能永远地受到任何潜力的制约，可是他同时又受到所有潜力的推动……我不会为了他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越威胁我，我越要让他们晓得他们要对付的是谁……”

他的复仇之心就这么被点燃了，他总是显露出自我的优越感。同时他被很多的情感牵绊，他不可能让君主出来和自己决斗。

威廉二世感觉国人对俾斯麦越来越怀念，因此努力想要打赢这场比赛。对俾斯麦怨恨了三年后，刚好碰到他生病了，因此皇帝就想方设法要重新笼络他。他请俾斯麦到他让出来的一座宫殿里休养，可是俾斯麦在回电里却表示不愿意来。皇帝把很有名的陈酒送给了他，俾斯麦却和哈登一块儿喝，而哈登是皇帝的死对头。他和朋友说：“皇帝太小看我的酒量了。他让我每天喝一小杯，可是我最少也得喝上六七瓶，因为它对我很有好处。”虽然嘴上这样说，但是在皇帝两次向他示好以后，他还是得亲自去当面感谢他。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国人都会说是他不对。国人觉得皇帝和前任宰相之间的争斗很让人难堪，他们宁可将它掩盖起来不被人见到，也不想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在缘由是什么，不想去发现消除这些缘由的办法。再说俾斯麦还要惊动他位于柏林的对手们。

柏林的欢迎队伍普遍穿着制服，挂着佩刀，因为皇帝要别人还有自己相信他接待的是一位军长。皇帝备好了宫车周围以示优待礼遇的小队以及宫门前面的中队等，布置得好像来面见皇帝的是毛奇老将。对于民众为自己的对手所发出的喝彩，还有他们对俾斯麦而非自己的奉承，他都必须忍耐着。

俾斯麦不觉得这种奉承有什么好的。有看到他的人说他穿的制服是白色的，就像一只兔子坐在车上，思绪似乎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他肯定已经埋藏轻蔑和讽刺的心情很久了。如果他想做一个历史纪念，那么他不可能忘了之前他几次带着愤怒进宫面见，没有得到这样的欢庆礼遇，现在也只是一出毫无意义的闹剧罢了。在俾斯麦可以勉为其难弯腰以示尊敬之前，他肯定会说皇帝是奉了上天的旨意统领国家的，因为他怎样运用自制力也没有办法表现出他看得起这个他鞠躬的对象，所以这种暗示肯定会让他认为这里边一点儿道理也没有。这么自傲的他现在能够忍耐这一时刻肯定是因为他内心觉得皇帝在向他屈膝致敬。

还没有走到宫门的阶梯，还没看到四年未见的人时，俾斯麦就又和从前一样说了好些讽刺的话。和之前的安排不一样的是他带着儿子赫伯特。一个陆军大佐前来给他行礼，他却带着蔑视说：“你是克塞尔吗？你的像看着比以前小了好多。”这句话被前厅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可是他们都不敢说话。他单枪匹马地走进里屋面见皇帝，而且还深深地鞠了一躬。皇帝把他扶了起来，并且亲吻了他。几个小亲王在一两分钟后进来了，紧张的气氛被他们的声音打破。之后他请求休息。

侍从还有比尔都参加了晚上的宴会，比尔兄弟都是不速之客。身边站着两个儿子让他觉得自己有较为安稳的地位，而且他认为作为父亲，自己比皇帝强。可是两个儿子的存在反倒加深了他的怨恨。大家都感到情势紧张。哪怕这个老人说起了故事他们还是很不自在。条顿族的野史中记载，俾斯麦喝酒喝到脸都涨红的时候嘴里就会冒出尖刻的话，难道现在没有理由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出现吗？俾斯麦很清楚怎么朝旧制度下刀子，可是那么多的想象在一瞬间就消失了。年轻的皇帝一直都期待着他这位不吉祥的贵宾能从宫门走出去，并且离开柏林。

后来侍者前来报告已经把客人的车备好了，皇帝目送着这个对手走出去。

皇帝到夫里特利士鲁探望俾斯麦的时候，带了新的陆军服装的样本给这个“军长”看，并且和这个十九世纪最出色的政治家以及领袖人物讨论军用背包。第二天，所有德意志人都想知道他们之间谈了什么，在报道俾斯麦的报纸里，他们看到一条明显是他口授的报道，里面都是说得很客气的讽刺话：“皇帝和俾斯麦讨论如何检阅军服这个重要的问题。皇帝把两个士兵全身披挂的榴弹队带来给王爵看……为了让军人舒服一点儿，皇帝改了领条，现在用的是可以翻下来的领条。”

从别的方面说，只要俾斯麦可以登报，那么他就会对威廉二世还有他的政策提出异议。他说：“我对国家的忠诚并不能限制我发表自己看法的自由，柏林有些人似乎不乐意我发表……他们声称我不说话的话在历史中会更像一个大人物，而且会有更好的名誉。”虽然皇帝和俾斯麦之间是不可能和解的了，可是皇帝在俾斯麦80大寿的时候还是很巧妙地送了很多的礼。他给俾斯麦送金刀的时候还讲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可是这个前任宰相并没有答复。威廉二世在基尔运河开河礼正式举行时并没有提及这是按俾斯麦的意思开的。威廉二世在1896年庆祝帝国25周年的时候给俾斯麦发了一封表示不尽感激的电报。可是1897年威廉一世百年阴寿的时候，皇帝提了先皇的下属，却只字不提俾斯麦。

政府因为俾斯麦的众多行为受到很多的震动，而皇帝又爱又恨的“地动仪”把这些震动当成回应进行记录。

8、撰写回忆录

俾斯麦从未有过对别人隐藏自己的想法的念头！他将他的批评通过报纸昭告天下：他把对今后的思索以及曾经的故事都记录到一本书里。10年之前，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假使退隐之后能够有闲暇，他会出一本这样的书，彼时他的此种想法并非迫于压力，单纯只是个人的理想。他最不希望自己空闲下来。如今他想著书的原因颇多，其一就是由于一位名为科达的德国出版人打算迎接挑战而请他写书。此外，俾斯麦写书并非是要在事过境迁之后一较高低，也不是为了示教，仅仅是狡猾的做法，也就是说，希望一雪前耻。前几年他采用的方法大都是同私交尚可的作者商量好，由他们对他的丰功伟绩进行描写，对全部的人或者几个人，谈论他的功业。他用一个装饰家的寥寥数语，弥补他历史的缝隙与空白，如今就是算总账的时候了。

不过，俾斯麦的精神并非充斥着幻想，他绝对是要付诸行动的。他是一位用德文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在他不胜枚举的演讲稿和公文里，特别是在他的信函和会谈里，他曾经写了一篇足以超越歌德以来的所有文章的德文文章。众所周知，大文豪歌德的著作永垂不朽，但是并无一件可以商讨之事。在俾斯麦的自传里，他并未展示给我们一件艺术品，却展示了一尊没有头部和四肢的石像，这绝非他年老力衰、被众多不满之事所牵绊导致的结果。在他退隐之时，针对时局，他还可以口授精彩纷呈的演讲、无可批驳的辩论；他暮年时，偶尔也会写信，差不多也会像过去一般，将有力的诙谐幽默和非情绪化的愁闷交杂在一起。

如今他待在书房里，打算回首过去，探寻一生的历程——听众又是谁呢？

民族又是什么？“民族”两个字代表哪些具体的含义呢？民族有具体的面貌吗？

当他为了鼓舞读者与听众有所行动时，当他的听众既是皇帝也是帝国议会时，他可以在信函文件和会谈中，为他们描绘出他一生中的众多值得嘉许的概略。但是如今不一样了，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要将他一生的画卷呈现给众多的陌生人。正是如此，他写作的习惯，令他对俗套的自传感到厌烦。开始的时候，论及自己的往事，他只大概地说记忆和思想，并不试图给他所叙述的众多事实安排一个合理的过渡。因此他留给德意志人作为遗产的那本书，并非一顶王冠，而是尽管没有镶好，甚至不连贯，但是已经是琢磨得十分完美的众多珍宝的集合。

他写文章有很多特点，其一就是他的书要达到制高点。这本书的句子非常复杂。其他人用六七句话才可以表述清楚的，俾斯麦全囊括进一句话中。他将所有的真情实感掩盖在事实的背后，包括他的愤怒，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把握击败他的对手，而且他为了避免后世之人的批评，选择材料时非常挑剔——这些全是政客的手段。

得益于俾斯麦精神中三种天生的元素：骄傲、勇敢、怨恨，因此在写自己的纪事时，他依旧可以控制自己，并且控制得十分有效，他的自传因此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人的真实写照。这本书中几乎没有赞颂过一个人。对他的领导，王公和代表，同僚和下属，他全无一句赞赏。即便他夸赞一个人好，也并非完全地赞赏。罗恩是个非常诚挚真切的人，即使如此，俾斯麦依旧批评了他几句。仅有一些位卑言轻的人物，像斯提泛、霍伦斯泰因、施维宁格尔等，可以免于被他败坏名声。他怨愤和嘲讽别人的毛病发作的时候，不管什么话他都会说出口。他的主要目的当然在于列举出老皇帝的很多优点，从而反衬出太子的众多缺点。就拿威廉一世来说，他还是习惯性地说几句愤恨的话。我们如果想了解他是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大小敌人的，来阅读他的一页自传最好不过了。他在书里着重描写了一个毫不知名的日耳曼医生，在俄都的时候，这位医生粗劣的医术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时隔30年之久，他依旧不满足于仅仅唾骂这位医生，还要两次非常生气地提到那位将这位医生推荐给自己的公爵夫人。

他断断续续地向布赫尔口授这三本书的内容，一直到1892年布赫尔逝世。施维宁格尔医生走进去总是看到这样的情形：“布赫尔沉默不语，满面愁容，很不开心地把铅笔削好，坐在桌边，面前有一张空白的稿纸。他竖着耳朵听着，而俾斯麦半倚着一张长椅，认真地看报纸，同样沉默不语，这使布赫尔的话更少了。”

布赫尔的脾气比不上俾斯麦，不过记忆力比他好，他说：“俾斯麦经常把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说……他会在最关键的地方停滞……偶尔说话自相矛盾……假如把事情弄糟了，他肯定不会承认是他的问题，他不允许他人显得像他一样重要——他不承认自己是在1870年给普里姆写信的。直到我帮助他回忆信件本是由我在西班牙首都交给这位军长的，他才勉强地承认……他可能是想到以后的历史学家，希望为后世之人留下一份遗产……不过他同样考虑到了现在，考虑到他希望对如今的局势所施加的影响。”

当俾斯麦吩咐他死后就将全书刊行的时候，他就清楚地知道这部书一出来会有怎样的效果。他的儿子们却以俾斯麦传下的以保护皇帝为最重要的训令为借口来保护自己。他们不得不在1899年停止了第三册的刊行。1916年，威廉二世已经逃出德意志后，他们仍然在想办法保护威廉二世的名誉。

9、斗士的风采

“我务必要将我的话说出来，这本来就是我的使命，它拷问着我的良心，犹如一把手枪指着我的太阳穴一般。我知道如今的政策正在使帝国陷入泥沼不得自拔，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躲避；我了解这片泥沼，但是其他的人却错看了这片泥沼的性质。倘若我没有勇气说话，那么我就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我的好友劝我像活死人一样躲避起来，不再发表言论，不再有所行动……然而虽然已经归隐，我还可以为国尽忠……从这些方面来看，我目前相对自由。我如今可以赞成在外邦的和平宣传，此为20年来，我的主要目标。”

他高度关注自己的功业，他正是通过此种方式与抵制他的后任携手，与急于报复诋毁他的人合作，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重新获得了操控舆论的力量，这正是他之前所丧失的。他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表明，他不管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当他经由心腹，将威廉一世的众多信件登报的时候，他要保护自己，以免重蹈阿尼姆的覆辙。他表示：假如有必要的话，只要是刊登发表这些信件的人，务必声明此类信件曾经在夫里特利士鲁任由客人传阅，想必是在那时被人誊抄的。他又表示自己给皇帝的私信是自己的精神财富，他还将其他的秘密告知哈登。当他看过这位政治记者的论说后，就立即邀请他来会见，与他相交。

在俾斯麦一开始辞职的时候，要在德意志报上发表他的见解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的报馆担心与他交往会受牵连。在开始的几个月，他所会见的，全都是来自外国的记者，在德意志的众多报馆里仅有《汉堡改正报》邀请这位前任宰相发表文章，因此，这张报纸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成了帝国最有意味的机关报。他口授了很多言论，在这张报上发表。经他授意，刊登的文章越来越多，因此不久之后，人们全认为《汉堡改正报》是夫里特利士鲁的政党报。在这些年中，时局曾经两次动荡，此时，《汉堡改正报》与《帝国官报》齐名。

在辞职的那些日子里，俾斯麦收到了6000封赞颂他的电报。汉堡为他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他的马车在挂满了旗帜的街道上走过，有一位英国水手走近他的马车说：“我想和您握个手！”俾斯麦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位平民握手。他过去从未邀请过农民和他一起吃饭，而此时却有两位非常热情的农民从申豪森赶来，俾斯麦被他们的恭敬赞颂所感动，因此竟然邀请这两位农民和他吃便饭！赫伯特用一句十分适当的话对这个情形进行了总结：“他们把你当作他们的保护神，的确是有理由的。”很长时间内，类似事情难得一见。两年之后，在1892年5月的一天，他说：“我除了自欺之外，就是对德意志人的欺骗了……他们不明白我生气的原因并非单纯地由于我想发脾气，也并非出于报复的心理，更不是想要重掌政权……让我寝食难安的，实际上是帝国的未来，我因此而忧心忡忡。”

两个星期之后，他就绝对不会说此类话了。赫伯特遵从父亲的命令，和一位继承家业的奥地利女孩订婚。俾斯麦打算到维也纳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与弗兰茨·约瑟夫见面，请其欢迎他。不过威廉二世和他的近臣担心这位前任宰相心怀不轨，于是威廉二世给弗兰茨·约瑟夫写信道：“月末的时候，俾斯麦会到维也纳去……去接受赞颂他的人计划好了的欢迎……你很清楚，与俄罗斯签订两事兼顾的密约是他的众多得意之作中的一个，这正是在你的背后订立的，只不过被我打消了。俾斯麦退隐之后，毫无诚信，反对我和我的宰相卡普里微……他正在耍弄他的手段和狡猾，试图让世人相信是我主动向他求和的。他的众多阴谋诡计中最关键的，就是他会请你与他相见。因此我请求你，为了巩固我在本国的地位，在他并未向我俯首认罪之前，千万不要接见这个不受约束的人。”

同时和这封不光彩的信送到维也纳的还有一封由霍尔施坦草拟，经卡普里微签名，收信人则是驻维也纳的德国使臣的信，信里说：“假使俾斯麦或者他的族人求见你，麻烦你注意自己的礼节和举止，千万不要去参加婚礼。遵照此意行动的，不单单是你，整个大使馆的所有人员都应这样做。我还可以告诉你，君主绝对不会对结婚报告做丝毫改变……我命令你将此事转告卡尔诺基伯爵，你可以采用你所认为的最合适的办法，只要能够转告他。”

有人将这封信的存在暗中告知了俾斯麦，他开始就计划给卡普里微写一封挑衅的信，他想：“我早已选好见证人，我的右手还是非常稳的，我又经常练习使用手枪。不过我仔细考虑之后，我想起我是一名军官，而此事应当交由德高望重的军官组织的名誉法庭来处理。我绝对不可以让他和我当面决斗。”这位巨擘如今已经77岁高龄，仍旧彰显出自己雄狮般的勇气。和40年前的他相同，他要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姓名、地位、名声，不惜一切代价，即使是生命的代价，也务必要保护。他不愿意派他的儿子去代替他战斗。他要亲自去，他要以惨死来结束这种饱受骚扰的生存状况，他总是有如此的想法，此次也是为同样的想法所鼓动的。

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了另一条更为稳妥的道路。在背地里，他将这次“乌利亚信”事件称为一件无耻的事，他在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告知天下说：“奥地利君主原本打算接待俾斯麦王爵，但是有人使用阴谋诡计令奥皇改变了初衷。……在这位王爵过去的历史里，从未受过这样的羞辱。”这则消息像炸弹一样轰然炸裂，碎片飞越了德意志边境。

自普鲁士建国以来，这个国家的皇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全国人民如此激烈的反对，哪怕是1848年，普鲁士人民的愤怒也并非针对他们软弱无能的皇帝。如今几乎半个德国的人民都鼓噪起来了。俾斯麦一家人经过柏林，人民就围在车辇之下，拥进车站，请他发表演讲。俾斯麦非常聪明，当然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在他的报复计划里，早已经算计到，当他到了维也纳时，贵族们一定会感到非常羞愧，因此只有避开，德意志大使装病，卧床不起，不过他的妻子却十分有勇气，为这位受辱的前任宰相打抱不平。在父亲引发的无数恐怖和纠葛之间，赫伯特同女伯爵荷安施举行了婚礼，10年之前他也曾经处于相同的恐惧和纠葛之中，但是那时的他，自我克制坚持未娶伊丽莎白·哈茨菲尔。

面对着针对他的枪林弹雨，俾斯麦似乎回到少年时代了。他像过去那样积极赴战，直到最后一刻！他邀请《新自由报》的主笔来看望自己，好当面交谈。在这次交谈中，他40年以来首次公开发表了攻击政府的言论，40年之前有一次，他曾在国人面前说皇帝胆小怯懦；如今他批评政府愚昧无知。“在商业条款里，奥地利必然会抓住我们的软弱无能加以利用……就我自己而言，我已经无须对如今在职的人和我的后任负责了。所有的桥都已经拆了……我们一直用来同俄罗斯联系的秘密线索，已经切断了。柏林失去了人格和信用。”

俾斯麦终于将他的敌人惹恼了，因为他令他的敌人非常恐慌，甚至恐慌到难以忍受的地步。

卡普里微的机关报说：“除了我国，其他国家绝不可能找出这样的一个已经退隐的臣子。这位王爵的目的似乎是倾己之力同我们作对，这让原本已经足够艰难的国事变得更加繁难了。这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应当做的吗？……王爵打算将祖国伤害到怎样的程度，是没有人可以预测的。”

次日，俾斯麦彰显了自己的记者才能。他在自己的机关报中以一种嘲讽又似乎是敬重的语气，针对政府说道：“阅历丰富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如说目前处理国事的那批人，当然无法对一篇如此粗鲁的论说承担责任。假如我们猜测是他们写的，恐怕也太侮辱他们……当品泽尔主笔于讲话坊上斥责王爵之时，王爵必然认为如此的举动一定会给人留下滑稽的印象……与之相比，俾斯麦王爵更希望看到有人去法庭上告他。”

所有德意志人都能够在《帝国官报》上看到新的宰相是如何急切地侮辱前任宰相。人们为此大为恼怒。过去，德意志人由于俾斯麦的退隐相信了君主的才能和计谋。如今人们全明白过来，威廉二世无才无德，无勇无谋。曾经残存的对俾斯麦的抵触情绪，全被国民爆发出来的欢呼声驱散了。在德意志，一个既未戴皇冠又未穿制服的人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是前所未有的。

俾斯麦临近80岁高龄才彻底使德意志人折服。他做议员时竭力与他们对抗；官拜普鲁士宰相时也与他们斗争；担任帝国宰相后，又是帝国议会的敌人；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在他的乡下土地上，他也总是和相同阶层的人交往，从不和市井之人亲近，也不同知识分子有过多交集。他所熟悉的人中，既没有教授、商人，也没有艺术家，仅仅是政客和贵族。最多只有两年，当他在乡村当乡绅的时候，他才开始和这些人呼吸着相同的空气，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

如今，当他由维也纳走至启星根，所到之处，人们全都成群结队地迎接他；途经的市镇都恳求俾斯麦允许他们为他举行欢迎仪式；被他所折服或者压制的德意志民族，萨克森人以及南德意志人，无不向他致敬。

在他出现的市镇和大学，市民、近郊的农民、教员、女人、孩子，都聚集到了旧市场。校长在路得堂为王爵举行欢迎仪式。当他走出90年前法兰西军队的驻扎地——大宽街的时候，此地已经摆好了多张桌子，桌子上放置着葡萄酒和啤酒，人们正在畅饮着美酒，乐声高奏，德意志省会的居民全聚集在此地等待着他，他们浪漫而热情。他的身材很高，穿着一件长款的黑色外褂，在群众里来回走动，发表了六次演讲，没有哪一次是空话套话。他手指贝利青根的石像，引用歌德的剧本中贝利青根所说的话：过去一位钦差羞辱他是一个强盗，他就回答这位钦差说：“可惜你是我的君主的代表，不管这个君主如何昏庸无能，我也必须要尊敬你，否则我要让你把‘强盗’这个词吞回肚子，就算你吞不下去，我也会塞住你的喉咙！”他最后说：“一个人应当忠心耿耿地亲附他的朝代，他的君主，他的皇帝，却没有必要对这位君主的所有的计谋才智都深信不疑。我就不相信，从今往后我要发表我自己的看法。”围观的人民听了他的话，疯了般地鼓掌喝彩。

这是让德意志人认同的语调和说法，在仲夏之夜里，安闲的人们坐在大宽街上开怀畅饮之际，这种话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在俾斯麦坐上马车后，马车由于人们过于拥挤而无法行走，数以万计的百姓要与他握手，而俾斯麦竟然准备和他们一个一个地握手。在几个钟头或者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怀疑主义。他扪心自问，民众的话语是否更加真挚热忱，更加感情深厚，这远非他自己的阶层的人所能比拟的。在他炙手可热时，他的阶层的人嫉妒他，谋害他，最后推翻他。而群众热烈欢迎自己的时候，有学生的饮酒会，有群众的火把会，这些令他走过南德意志就好像大战得胜一般，如此亲近，如此热情，令他的内心始终在思索着问题：将政权交付到这样的人民手中，是否是更好的政策？直到此时，只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俾斯麦才清醒过来。然而他错过了太多的机会。这是他首次对民众发表演讲。这是他自德累斯顿到慕尼黑一路上所发表的演说。可能是在市政厅和喝啤酒的地窖里说，可能是在露台上说，也可能是在大地上说。这位老人在这些演讲词里，发出了为时已晚的警告：

“我们生活在君主立宪制之下，皇帝和统治者携手合作正是此种制度的精华所在。将议院的权力降低到如今的程度，大概是我阴差阳错所做的贡献。但是我并不希望议院一直处于如此低的水平线上。我非常乐意看见议院重新获得稳定的大多数，没有大多数是无法获得希望的势力的……批评，限制，给政府提出警告是议会代表永久的使命，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应当对政府进行指导。……我们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帝国议会，否则，我们民族发展的持久以及最终的结果，都会是大问题，我对此忧心如焚……原来我致力于巩固人民头脑中的君主制思想。我在皇宫、官场大受感谢和欢迎，不过人民却会拿石头掷我。如今人民热情欢呼着对我表示欢迎，但是皇宫和官场中的人对我不理不睬。我认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造化弄人。”

这位大演说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鼓动群众，但是他如此巧妙地拐了个弯儿。实际上他自己的行为正是一出悲剧，这才是真正的造化弄人。他明白这一点，遗憾的是他改正的时候，为时已晚。他一生采用的政治方法都是以自我为主的，自己思考，自己领导，这并非是他要炫耀自己的能力——他最蔑视他的同伴，因此他不贪慕虚荣；也不是由于他的能力唯有自上而下的压迫才可以展现，才可以巩固——俾斯麦被民众仇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自信。就聪明睿智而言，他是天才；就血统而言，他总是认为自己是贵胄。他之所以要治理国家，仅仅因为他是上层社会的人，尽管他内心很清楚这一个阶级并不是最好的，君主和武士阶层的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此时的人们正在那里摸黑行走，将普遍选举权赐予人们，仅仅是一种让步。俾斯麦是一个制造国家的人，因此他的基本想法就是要使议院无权无势，让议院始终处于君权的控制之下。

他频繁地在议院和帝国议会称赞的所谓的无坚不摧的君主制度，实际上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权力，和他辨别得非常清楚的英国君主制度没什么两样。实际上英国人坚持以人民为根本，君主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名义上，而德意志却不是这样，它是以帝国宰相为根本。他十分清楚他是在变着法儿地欺骗善良的人民，但是他不会让任何人发现在这出独裁的戏剧里，君主和宰相之间关系的本质所在。这是他一个人的帝国，在这里，只有他一人可以发号施令。只有如此，他才可以从事业中得到满足，满足自己无与伦比的自信。他和人民的代表僵持了30年，无时无刻不在拥护君权，突然之间，一个新的皇帝诞生了，而这位新皇毫不领情，还恩将仇报地将宰相推倒了。

直到年老的俾斯麦获得了人民的尊崇，此时此刻，他才可以明了自己计算中的失误。以其本性而言，他过去始终都是支持君主制度的，到了此时，出于相同的理由，他开始支持人民。当他在国人和欧洲面前承认“或许是我的错误，不知不觉间将议院的权力压制到如今的程度”的时候，他的骄傲自信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天慕尼黑的艺术家邀请他参加宴会，伦巴赫原本打算高举一个装满了慕尼黑啤酒的巨大酒杯，向这位贵客表示欢迎。然而由于这个酒杯太重，他无法举起，只能放回桌上。突然之间，他参悟出了一个道理，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他高声喊道：“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将一个重东西举起，所以不得不放下！”

这位画家的未加思量的话为威廉二世和俾斯麦之间的矛盾做了一个总结。老俾斯麦说：“当我乘坐的火车即将到站的时候，车速已经非常缓慢了，我听见等待迎接我的人民在高歌着欢呼，我明白德意志仍旧将我放在心里，这使我非常开心。”

10、政治预言

他的笔迹不仅显示其觉悟比联想、意志、精神、自信强，同时显示了其自制、自在和看重形式的特点，其个性是自豪的、固执的、守秩序的，但与时不合。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常有很多惊人之举的被神经控制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常把字写得非常大，这一点就像他的性格一样50年来没有多少改变。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晚年的他依旧是一个喜欢斗争的人。在柯雪林苦劝他改变性格，变得随和一些时，他反驳说：“为什么我要随和？”在他80岁生日那日，一连串的人来看他，他们期盼着可以看到一个安静的老头子，然而却听到他在露台上火气很冲地说：“充满创造力的生活是来自于奋斗的。从植物到昆虫再到鸟类，从鸷鸟到人类，这些都彰显着没有争斗就没有生活！”从他被选入帝国议会的那一刻，奋斗的激情就遍及他全身。他说：“在我走到会议厅的下一层坐下来的时候，我非常想看在政府席上坐着的人的脸……我是一滴只要倒在辩驳里就能把所有东西都分解了的化学药水。”有人觉得人要知足，然而俾斯麦却说：“一个人人都满足的极乐世界是最让人不快的世界，理由是这样会磨灭大志，使道德停滞。”

一直以来，他对基督教做的事都只是形式上的，时至今日，就连形式都没有了。晚年的他和少年时期一样，一种怀疑主义束缚着他的心灵，有时变成一种不是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敢问他这种事的只有他少年时的朋友柯雪林。此人用充满同情心的语调向读者解释：这是“他的宗教情结”。这是柯雪林最后一次去看望其老朋友时写下的：“好像曾经历过起起落落……直至晚年，他的感情冲动入睡了。”柯雪林将两句话记录下来，把它当作俾斯麦的最后自供，“在最后20年的斗争中，我离上帝越来越远，说出这样的话时，我的心里非常难过。到如今这样悲惨的时候，这样的分离让我感到格外痛苦。”

在他随意对宗教问题进行思辨之时，对宗教心怀虔诚的老乔安娜因为他的话语而忧虑重重。一次他正在看报，竟然当着客人的面，放下报纸说道：“充满我们全体的有两件事物，我应该了解至高无上的神是不是也这样。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拥有精神和躯体；政府和人民的代表组成国家；所有人将婚姻关系作为基础。将这样的两合主义推及全部人类……我并非意图羞辱宗教，但我非常好奇，我们的上帝是否也有帮助他的力量，就像男人的身边有女人辅助一样。”他接着说道：“这条教理是无法弄懂的。”于是他非常郑重地大声自问：“或许还有几个阶级存在于我们和上帝之间。为统治这个无限的宇宙，上帝会有其他听他指挥的可以帮他忙的神人。比如在我看报时，我多次看到世界上存在诸多痛苦，好运和噩运是如何不公平地分配着，到了此时，我就惊讶，我们这个世界的统治权是不是交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按照我们的万能神的指示处理事情的摄政王的手中！”

这种自然主义，是一种消灭前的火星的最后闪光。他在将一个国家看成世界的同时，发现很多瑕疵存在其中，他既然认定世界最高的主宰一定是尽善的，就有一个假想的摄政王存在，即类似于一种普鲁士的省长一样的人物。一次，俾斯麦曾说这些省长误解误用法律。直到他非常苍老的时候，他重新用古代条顿族的眼光看待事物，这种思想伴随他的一生，一直未曾离开，也就造成每逢他想斗争时，他对上帝从不心存畏惧。他说太阳在热带地方代表着势力和危险，所以热带人崇尚太阳，条顿人对雷电的崇拜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对此，他用非常鄙视的语气说：“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人类以自己的爱来敬他们所怕之人，显露了和狗一样的特质。”

一个领事报告说自己曾经差点儿被几个黑人谋杀，幸亏他最后逃跑了。对此，俾斯麦说：“上帝将我们抓在手中，不管如何，我们在外出时一定要有所准备，对于处在我们这样地位的人，最好随身携带一把手枪。”

但有种神秘思想存在于他的心里。为此，他经常显露出迷信的倾向。“我喜欢看动物发现的记号和征兆，是因为它们远比我们聪明。”他按照多次提到的数字的玄义计算自己的死期，并声称自己的死期不是1883年就是1898年——而他的确死于1898年。“不管怎样，一切最终都无法解说，像光，树木，我们自己的生命。既然如此，为何就不该有同我们选择的悟性相冲突的事物呢？……蒙田在写自己的墓碑时说，或许他更喜欢用‘我们将来看’题字的墓碑。”

俾斯麦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可以长久不衰的吗？德意志人的赞扬不会令俾斯麦走错路，名气也不会令他变得有眼无珠。如今他的名气已经传遍天下。曾经有一位中国的大使请教他，现在可以用什么方法对抗北京朝廷内的权谋。有人从阿拉伯写来信件，说就连那里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他们用“快火”“勇的活动”来称呼他。尽管全德意志的人都知道他，但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德意志人全都小气，心胸狭窄，做事不会顾全大局，每个人都忙于中饱私囊……我们彼此相待的方式已经很不通融与不迁就了，但是对待外国人却太过通融与迁就……一想到他们如何拆掉我建造的房屋，我就无法安眠。一想到这件事，我的思想就整夜地骚动。”在他80岁时，他的泛怀疑论就这样折磨着他，国人的不和也使他躁动。日复一日，他急切地想纵观将来。

在他生日那天，除了他的老仇敌帝国议会（他们不愿意向他表示庆贺）羞辱他，德意志人全都来向他表示敬贺。就在那天，他站在台上，对德意志的少年们说：“你们不能过于挑剔。我们要接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曾遭受太多的痛苦，也能接受来自欧洲的其他炮火之下的痛苦。这是很难获得的。”在今时今日，他就是如此巧妙地用一层薄纱盖住了他的疑惑之处。听他说话的那些学生抬头看着他，却无法理解他的想法。

关于过去，他毫无忧虑，他的很多疑惑之处均与未来相关。他一直对当时的记载和书信刊行非常关注。有一个银行想买断他写给曼陀菲尔的书信，他说：“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写过任何无法公开的信，不过我的确忘记了这些信件里描述的东西。”

当他读到刊行的罗恩批判他的信件时，他是非常开心的。俾斯麦收集了很多描绘他的画片，并很高兴地向客人描绘人们口中的俾斯麦的凶恶嘴脸，目光中的愤怒，眉毛间的残暴。他们把表现他当学生时的样子的一个石像模型拿给他看，他就如同一个看相家般研究着石像的面目，并说那位艺术家弄错了，不该在把他雕成古人的模样的同时，还把他雕成一个外交家。他还说与上唇比，他的下唇要厚一些，说明他个性固执，现在上唇雕得更细，则表明他是一个贪权之人。

每逢没有机会表示自己的斗争之意，没有挖掘足够的题目时，或者他独自坐下，从远处留心听他一生的牢骚时，他从不会夸赞自己从前的光荣历史，而是对自己曾经的冒险之举感到害怕。他这样说：“我拿他人的钱豪赌了一辈子。我无法预计我的计划能否成功。我替他人管理产业，是承担着可怕的责任的……时至今日，尽管已经事隔多年，我仍常常因为想到无论何事都不应该是那样的结果而无法入睡。”

在乔安娜最后一次患病的时候，他变得日益抑郁。他希望和她一起死去。“我不想死在我的夫人的前面，也不想她死了我还独活。”乔安娜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几乎无法动弹。如今的俾斯麦甚少亲自执笔写东西，但他在哥哥去世后，亲手给妹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一定要非常小心地隐藏着自己的悲痛，不让乔安娜看到，否则会增加她的愁思；她的生命继续下去的概率已经很小了，只是心理动力支撑着她。今天我们接到了比尔的脚风病再次发作的不幸消息……以前只要能够去瓦森，我就会非常高兴，可是现在，即便不是为了乔安娜，我也无法下定决心到那里去了。我打算长期住在一个地方，再不离开，直至我躺到棺材里那天，我对孤寂充满了渴望……我是你唯一的哥哥俾斯麦。”

秋天的时候，乔安娜走了，享年70岁。就在死的前一晚的晚饭时间，乔安娜还可以和他聊天，可是次日一早，他就发现她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这个被认为是最有魄力的老头子脚上没有穿鞋，身着睡衣，就像一个无助的孩童一样，痛苦不堪地坐下来。失去她是无法弥补的事情了。就在那天晚上，他曾将自己的政治生活的结局和自己贞洁的晚年生活的结局做对比，这是他两种生活的特点。他说道：“相比于1890年的结局，我更在意这个结局，它更深地刺入我的生活……倘若此时我仍然国务缠身，那么我还会以埋头公事寻求安慰，但是现在连这样的安慰我都没有。”

翌日，他手拿从花圈上摘下的一朵白玫瑰花，走进书房后，从书橱里取下一本《日耳曼史》，说道：“这样做会分散我的心思。”

如今他的生活里存在一个空座位。如今没人能像乔安娜一样，用安详与信任的眼色带给他慰藉；没有人可以使他摆脱他的斗争和他的苦难。他给妹妹写信，可她住得离自己太远。儿子也是如此。“同我在一起的是一个非常爱我的女儿玛丽……只不过貌似是借来的。事实上除了乔安娜，过去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多少亲人。每天我都会问她感觉如何，我对她48年的陪伴表示感谢。现在一切都没了。正因为她将人民对我的爱戴和承认当作荣耀，于是48年来我也以此为乐。今天，这仅存的一点儿火星在我的心里也不再发光了。我不希望这点儿火星在上帝让我独活的几年里熄灭……请你别埋怨我发牢骚，我的妹妹，因为即使让我发，我也不会发很久了。”

当他一个人孤独地坐着的时候，他就会回想自己的少年时代。忽然间，他就会提起一件没有向其他人诉说过的事情。“得知拿破仑死的消息时，我才6岁，我是从一个给我母亲治病的人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此人会唱一篇开头两个字是‘eglifu’的意大利诗歌。”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将过去久远的事情忘记了。曾经有一次，这个老头子在写给他的舅爷的信中提到了尼朴甫：

“奥斯卡，我们两个人都这样老了，余日无多，难道我们不能在这剩下不多的日子里再深谈一次吗？记得还是在66或67年前，我们在学校里首次从一个瓶口同喝啤酒，喝啤酒的地方是在靠近上三班的台阶……我们不如一起喝最后一次酒，不然就没机会了……在我来……之前，很想再听一次你的声音。既然你离开柏林必须乘火车，那么为何不坐开往斯德丁的火车，而上开往汉堡的火车呢？”他以前一直都没理会过这个朋友，如今因为感到孤独，他就想起这个人来了。他的夫人已经去世，而他的两个儿子住得离他太远，他想听听朋友的声音。和从前一样，他能把当时的环境都记得清清楚楚，仍记得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当时两人是在学校的何处同喝啤酒的——然而，我们认为在写此信时，他不再面带微笑了。他的心力能在如此难堪的环境下舍弃他离开吗？他会将这个帝国忘记吗？

对于那些仍大权在握的众多对头，他未曾忘记。1896年秋，俄约无法再延期这个结果明显地摆在那里。沙皇去了巴黎，而法兰西对俄国的态度异常轻蔑。当俾斯麦从报纸上读到，有人将德意志和俄国分手的责任归咎于他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应该为此事承担责任的人是谁。只要他一息尚存，他绝不允许有人将此事归咎于他，于是他再度拔出刀来做出要拼力抗争的架势。他要让德意志人知道，德意志今天之所以处于孤立状态究竟是谁的责任，于是他在他的机关报上发表了下面的文字：

“直到1890年，这两个帝国都彼此约定，倘若一个国家遭到攻击，另一个国家必定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然而，自从俾斯麦王爵退职后，这个条约就不再续签了。如果我们获知的关于在柏林发生的事件的消息确切的话，那么当俄国准备续签那份条约时，不肯接续两国这种彼此担保的关系的人应当是卡普里微，而并不是俄国……我们认为，是卡普里微的政策造成的各种错误，最终导致俄国的专制主义和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次联合起来。”这几句话传到了竖起耳朵倾听的整个欧洲人那里，就连德意志人也为此发出不平之声，这位老将给了皇帝一记重拳，其伤害的程度即使是致命伤也比不过。《帝国官报》只能就此事讷讷地做出答复：

“像报纸上所刊登的这种外交事件是秘密的，理应被严守。倘若不守秘密，就会导致国家的利益受损。”然而威廉二世却为此感到相当得意，他特意给弗兰茨发了一封电报，声称：“如今你和整个世界终于明白我为何免去王爵的职务了。”

尽管皇帝这样说，但他还是于次年的夏天将特尔培兹派去见俾斯麦，请他就海军问题提些建议。然而这位前任宰相不仅什么都不肯说，还不留情面地对皇帝进行了一番批评。最后他让来人给皇帝带话：“请你禀告皇帝，除了无人打扰，死得安详，我别无所求。”俾斯麦的魅力是不可抵挡的，那个在俾斯麦那儿受了很多难堪的少年君主继续缠着他，在这位前任宰相死前六个月，威廉二世带了诸多不速之客来拜访他。

这个老头子坐在轮椅上到门外迎接这群人，并将他们迎进屋。当初将免职令亲手交给他的路加那，现在伸手要和他握手，“他一动不动，就像一座石像一样，好像在冥想空中的一个孔隙”。路加那抽缩着脸站在他面前，马上明白过来，非常尴尬地走开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俾斯麦反复思考如何能给这些可能今后永不再见的贵客和对头最后的警告。他激动于自己的骄傲，于是在七年来首次和皇帝就世界政策进行畅谈。结果威廉二世用一句笑话把话题岔开了，后来俾斯麦又重提这个话题，结果皇帝又说了一句笑话。见此情景，宫廷军长们纷纷害怕起来，小毛奇小声地感叹：“真的很可怕！”

此时俾斯麦又变成一名预言家。随着光阴的流逝，他将很快死去！他一生的功业都被这位皇帝夺去，此后他永远也见不到这位皇帝了。总有一天，这位皇帝将失去手中的国家与帝冕。俾斯麦一定要提醒这位皇帝，他的行为是很危险的。为了让在座的各位都能听到自己所说的内容，俾斯麦出其不意地将声音放大，他说：“陛下！您可以凭着拥有的这一班军官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不过，一旦你失去他们的支持，情况将大为改变。”

皇帝装作耳聋，自顾自地说着闲话，离开了。

老政治家在私下里还说着他的警告之语、先见之明。后来发生的事情几乎全被他说中了。

“倘若将国家治理好了，还可以阻止未来的战争；倘若国家治理得不好，未来的战争将可能成为长达七年的战事。将来的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枪支。如果有必要，兵丁还可以临时填补，但是大炮必须在太平之时铸造……不久之后，俄国就会成为共和国，来势凶猛，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在劳工和资本斗争的过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劳工取得胜利，最终你们会知道，只要劳工取得了选举权，他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就是这样直言不讳地对德意志进行苦劝。他那能够洞悉世事的智慧，能够让他清楚地判断自己。“或许是我的尽职尽责让德意志变得衰弱，没有骨气，让谋事的人和毫无主见的人的人数增加……如今迫在眉睫的是巩固帝国议会，不过这只能由选举彻底独立的人才能办到。时至今日，帝国议会退化得厉害……倘若接着退化下去，未来将是黑暗的……我坚信越是来得晚的危机就越危险……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宗旨，认为不听从任何人比试图命令他人强。我一直对一种共和的想法持赞同的态度，如果你们喜欢这样说的话……或许上帝会将新的光荣时代赐予德意志，但这种时代一定是以共和为根基的。”

11、最后的归宿

对原本来自森林的俾斯麦来说，现在森林就是他最后的家。时至今日，他的夫人和朋友们相继辞世，他所爱的狗和马也全都死了，他对他的那些儿子或孙子也不太关心了。失去权力后，他变得易怒，并且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他得了一种怪病，病症是四肢刺痛。俾斯麦在80岁的时候还可以说很多的话，大家只能听着，不敢插话。但是现在，他变了，变得不愿说话，就连酒也喝得很少了。他坐在轮椅上，靠在桌子旁，安静地聆听少年们的对话。这不过是俾斯麦的影子罢了。

森林依旧在原来的地方，83岁的俾斯麦一如从前在森林里坐马车，然而现在他只和自己的思想进行交流，不说只言片语。他说：“如今我只有森林这一个藏身之处了。”他将注意力从田野中转移到了杉树上，转移到了树苗圃，甚至转移到了森林中最老的树木上，那里有高高的老树在风中沙沙作响。许许多多的鸟在房后聚集的时候，他说：“它们今天开会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春天快来了。到了傍晚，我就等着它们在屋顶上出现。”这几对鸟他都认识，“本来是有七对，现在却只来了五对，带头的那只鸟是最后一个来的，它们可以去睡觉，起来时也不会觉得腰疼”。紧接着，他让马车载着他去看池子，在那里思考解决天鹅、鸭子、老鼠之间的争执的好办法。有个戴高顶帽的客人想坐马车去逛森林，俾斯麦看到后，将自己的宽边低顶软帽递给他，让他把那顶高顶帽换掉，说：“我不想让我的森林看到你那顶难看的帽子！”

他对客人的爱远比不上他对树木的爱，甚至他对德意志的爱也比不上他对树木的爱。曾有一次，他说树木是他的祖先。如今他已经决定在森林中死去，他向他所款待的宾客们介绍他早已选好的两株高度差不多的杉树，说：“森林中充满自由的空气，我最后的休息地在两株大杉树之间，阳光照射着，新鲜的微风阵阵吹拂，种种这些，我都可以将之放入一个小箱子中，埋在地下，这样的想法令人难受。”他滔滔不绝地谈古代的条顿族人和印度人的埋葬方式，他们将死去的人挂在树顶上。他虽然这么说着，但其实他已经知道别人为自己在别的地方选好了安身之处，那是一座王者的陵墓。他还知道墓碑已经刻好了，不过，他仍一心向往着森林，想和大树在一起。倘若他可以依自己的想法选择，他会选择阳光和风，而不是墓和墓碑。

俾斯麦是个无神论者，是不信奉基督教的，他在很多场合说的话都能表明他的这一立场。事到如今，他却要奉行一种相信有上帝存在的基督教的葬仪。他绝对不能服侍任何一个人，他命令了他人40年，最终，他的墓碑要刻字，说他是君主的忠诚臣仆。他为什么要抛弃能和阳光、上帝在一起的森林呢？孩童时期，他曾嬉闹于老橡树下；少年时期，他曾仰望这些树；青壮年时期，他曾因国事操劳而在树下休息；到了晚年，他喜欢聆听树叶发出的声响，他为何要抛弃这些树，转头离开农人们？他为何要远离旷野而迁徙到其他地方，他的内心深处究竟得到了什么？

俾斯麦回顾并感慨着他的一生，从满腹踌躇的青年时期到只能无所事事的晚年。他回忆从前的日子，那时他有很多事要做，这让他感到快乐。然而现在，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追忆过往都无法使他心怀欢喜，他的后辈们已将他的事业置于危险的境地。在新世纪即将到来时，他建筑的东西正在那里摇摆不定，他签订的条约也被人责问。时过境迁，他政术的基柱已经被彻底打碎了；君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能再藐视人民了。俾斯麦被迫离开他的活动范围而被摔到他的森林中去，他被彻底地铲除了。他思考过很多关于虚无主义的问题，尤其是他少年时期骑着马在树下走过的时候，这些问题常弄得他疑虑重重，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答案。如今他是一个体弱力衰的老头子，他无数次地乘马车走过森林，最终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唯有一言不发，在那里沉思。

30年后，德意志人在俾斯麦的墓前向他行礼。这是一座不仅简约、结实，而且很耐久，超出工头预计的保质期的墓。他创造的建立于各邦王公上的帝国，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夫里特利士鲁的那位王爵，就算到了80岁，依然有胆量拔刀斗争，这些王公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胆量。然而，这个帝国仍然坚固不散，这些部族，这些德意志人尽管1000年来一直处于分散状态，在战乱时却能团结一致，还能在传统形式被破坏后独存。德意志的统一不会和君主们一起灭亡。

尽管德意志王公们在德意志需要扶持之际抛弃了它，但是德意志依旧活着，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