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鹅课/（英）汤姆·米切尔著；孙璐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12

ISBN 978-7-5502-9236-9

Ⅰ．①企…　Ⅱ．①汤…　②孙…　Ⅲ．①回忆录—英国—现代　Ⅳ．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813号

The Penguin Lessons by Tom Michell

Copyright © Tom Michell，2015

First published 2015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6 by

United Sky（Beijing）New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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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6-8154

出品人　唐学雷

策　划　联合天际

特约编辑　李鹏程

责任编辑　喻 静 刘 凯

装帧设计　汐 和

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字　数　100千字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7印张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236-9

定　价　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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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2060201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W、A、M和C

目录

CONTENTS

楔子

第一章　我捡到一只企鹅

第二章　麦哲伦企鹅

第三章　洗澡时间

第四章　福克兰群岛纷争

第五章　海关奇遇

第六章　我要吃鱼

第七章　楼上楼下

第八章　新朋友

第九章　宝藏

第十章　露台对话

第十一章　造访动物园

第十二章　吉祥物

第十三章　拜访玛丽亚的家

第十四章　寻觅野生企鹅

第十五章　寻找黄金国

第十六章　“我能游泳吗？”

第十七章　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第十八章　远方的思考

结语

致谢

楔子
PROLOGUE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小的时候，如果知道将来的某天我的生活会和一只企鹅产生交集——至少是我们两个与整个世界抗衡——也许后来的我会更加从容地接受这个事实。毕竟，我的母亲曾经在伊舍的房子养过三条鳄鱼，后来它们长得太大，变得太危险，不适合继续在那个幽静的小镇上生活，于是切辛顿动物园的饲养员们才来把它们接走。我母亲过去并未打算在伊舍的房子里养鳄鱼，她十六岁之前一直住在新加坡，返回英国时，她最好的朋友在两人挥泪分别时送她三只鳄鱼蛋作为纪念，在接下来的漫长旅途中，鳄鱼蛋是在她的客舱里孵化的，自然，她不得不把小鳄鱼带回家乡。多年之后，回想起往事，她时常表示，鳄鱼蛋这种别出心裁的礼物，或许是她一生中收到过的最有意义的纪念品。

我熟悉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在乡村长大的经历确保了我可以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待生活。我虽然知晓狐狸和家禽家畜的命运，但对于珍禽异兽，却只能通过动物园和自己的想象来了解它们。像后来的迪士尼公司那样，我同样受到了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天才的启发，他的《丛林之书》和《基姆》让我深有同感，他对自己学生时代的描写几乎与半个世纪之后的我的学生时代完全吻合。

此言非虚，我是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世界观中熏陶长大的，我父母出生在日不落帝国的不同领地，我的祖父母、叔叔、阿姨和堂表兄弟散居在世界各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等处。对我来说，这些地方有种莫名的熟悉感。每年数次，来自这些国家的信件——有时写信人也会亲自到访——都会碾碎我那些诸如“黑暗的非洲”之类的幼稚想象，但我希望探索异域国度、地图上尚未标明之处和真正的“未知领地”的初衷没有改变。在我认识的人里面，似乎没有几个到过南美洲，或者与这个地区有过任何联系，所以，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决定长大后到那里去。十二岁时，我买了一本西班牙语字典，偷偷开始学习简单的西班牙语，为的是在机会来临时有所准备。

十几年后，机会来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登出一则广告，上面说：“位于阿根廷的HMC寄宿学校急需工作人员……”招聘的职位恰好符合我的意向。于是，不到半个小时，我的应聘信就静静地躺在了邮箱里，等待穿越大西洋，飞往阿根廷，告诉他们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胸有成竹的我甚至很快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当然，离开之前，我研究了经济和政治形势。我有位叔叔在英国外交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了一些内幕消息——庇隆政府在阿根廷的地位不稳，英国情报部门认为，阿根廷军方有可能再次发起血腥政变，阿根廷国内恐怖主义猖獗，谋杀和绑架事件屡见不鲜，人们觉得只有军队才能恢复秩序。我在伦敦的银行也向我提供了关于阿根廷的经济信息，该国的经济形势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混乱不堪！简而言之，人人都会苦口婆心地劝告我：在这种情况下，前往阿根廷是个荒唐可笑的主意，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盼望到那里去的人脑子肯定不正常。当然，我早就料到自己会听到这样的劝告，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恰好既不需要别人的鼓励，也不会受到诸如此类的负面观点的影响。

最终，我被寄宿学校聘为助教，而且需要住在学校里。不过，合同中的条款却不容乐观：虽然学校会为我报销返程机票，但条件是我任职时间满一学年；他们也会为我支付养老保险，可我的酬劳是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因为阿根廷国内经济混乱，校长无法保证该国货币的购买力，不过，可以保证的是，我会得到与其他教学人员同等的薪资，而且食宿由校方提供。

我备足了银行存款，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买得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国的机票，我的银行也和伦敦南美银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分行做好了安排，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在阿根廷提取我在伦敦的存款，但钱的事并不让我挂心，因为我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准备实现早在童年时代就开始向往的灵魂之旅，寻求命中注定的经历。事实证明，命运女神即将赐我一只企鹅，让他成为我的朋友和旅伴，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他还会变成我的写作素材，为当时尚未出生的几代人讲述丰富生动的睡前故事，他代表我命运的奇异扭转，正在位于西方的南美大陆地平线上遥遥等候我的抵达。

胡安·萨尔瓦多是一只企鹅，在那些危机四伏的黑暗日子里，他迷住了每一个见到他的人，给他们带去了欢乐，那段时期，庇隆政府在恐怖主义的旋涡中濒临崩溃，暴力革命将阿根廷推向无政府状态的边缘，“自由”“机会”和“态度”这类词语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有着与今天相比截然不同的含义，然而，事实也同样证明，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旅行者，我和独一无二、不屈不挠的企鹅胡安·萨尔瓦多有能力在他获救之后（我在乌拉圭海岸的恶劣环境中发现并拯救他），成为最幸福的同伴。

第一章　我捡到一只企鹅
CHAPTER 1　I PICK UP A PENGUIN

旧的冒险结束，新的冒险开始

In which one adventure ends and another begins

埃斯特角城的海滨度假胜地(1)位于乌拉圭海岸，正是南美洲大西洋海滨与辽阔的拉普拉塔河北岸交汇之处，向西约六十英里即是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整个城市横跨来自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这两座大都市的居民而言，埃斯特角城就相当于他们的尼斯、戛纳和圣特罗佩(2)，是逃离城市炎热的夏日天堂，供他们在面向大海的豪华顶层套房和公寓楼中躲避暑热，而且，据我所知，现在的人们仍然会去那里度假。

我的朋友贝拉米一家好心地把这样的一套海滨公寓租给了我，因为当时是仲冬时节，仅仅把这里当作度假屋的他们不会来此居住。来乌拉圭之前，我曾在巴拉圭短暂停留，下一站是阿根廷，我准备顺道游览壮观的伊瓜苏瀑布，然后经由沿海一线返回阿根廷。经过几周激动人心的旅行，我来到正处于旅游淡季的宁静的埃斯特角城，在那里心满意足地过了几天轻松悠闲的日子。

最后一天的傍晚，我返回公寓，打算收拾行李，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此地。因为我预订了横跨拉普拉塔河的水上飞机票，起飞时间是次日中午十二点，所以，为了赶飞机，我需要在早晨五点四十五分搭乘当地的colevtivo（巴士），从埃斯特角城前往蒙得维的亚。热情的司机用各种小饰物和好运符把colectivo装饰起来。我想，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弥补车胎上的花纹已经快要磨光的不足。

行李打包完毕，我清理和检查了公寓，决定先到海边最后散一次步，接下来再去享用我在这个度假村的最后一顿晚餐。

埃斯特角城的海港位于海角西侧，面积狭小，仅够数十艘渔船和游艇停泊，那天，停靠在港口的这类船只随着水波轻轻摇摆，锚地附近还有几座供船主上下橡皮艇的浮桥，尽管港口与东边的大西洋之间被有效地阻隔开来，但港口西边的保护措施相对较少，所以来自西侧海面的微风可以畅通无阻地吹进港湾。

虽然空气中充满了海鸥的叫声、缆绳拍击水面的声音和鱼腥味，但小小的避风港正在安详地享受明亮的冬日阳光，海鸥、渔船和房屋与蓝宝石色的大海、蔚蓝的天空形成充满活力的色彩搭配，然而，我的注意力却被寒冷清澈的海水中的无数条鱼类吸引，成群结队的鲱鱼协调一致地游泳，环绕海港展开比赛，忽而迂回前进，忽而快速聚散，奋力逃避天敌的追捕，太阳照耀着彩虹色的鱼群，闪烁的波浪泛出晨曦般的光芒，我完全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

在锈迹斑斑、标注着加仑单位的老式燃油泵旁边的一个瓦楞铁皮窝棚里，有位健壮的渔妇正在摆弄一大块紧捆在粗竹竿上的绿色渔网，这是她向大海讨生活的工具，她穿着皮围裙和胶靴，面露满足，但我注意到她并没有戴手套。她头上包着棕色的围巾，脸颊刻满饱经风霜的皱纹。她身旁放着三个木桶，桶里填满鲱鱼，几乎溢出桶沿，我猜她的满足感正是来自这些鱼。站在齐踝深、活蹦乱跳的银色鱼群中，她把渔网撒进水里，几乎每分钟都能捞起一网新鲜的渔获，这让围着她叫嚷挑衅的海鸥大失所望。每次把网中的收获抖进桶里，然后把留在网底、没有掉出来的鱼捡进木桶（我这才意识到如果戴着手套，完成这个步骤是不可能的）的时候，她都会咧开缺了牙齿的嘴巴，开心地笑笑。在海面上空大约十英尺的高度盘旋一阵子之后，黑色脊背的小燕尾鸥会潜入水中，随即冲出水面，叼着银光闪闪的鲱鱼漂在水上，接着在眨眼之间迅速吞下猎物。

港湾中有一对企鹅，也在享用自己的美餐，观看它们飞也似的追逐鱼群是件令人着迷的事，企鹅的捕鱼技术甚至超过了空中的海鸥，它们扭动身体，以惊人的速度和敏捷抢夺面前分散奔逃的鲱鱼。面对这种最高级别的对手，除了明显的数量优势之外，鲱鱼似乎毫无反抗能力，不过让我奇怪的是，这里虽有如此丰富的鱼类资源，竟没有许多企鹅来此大饱口福。

我很乐意再多看它们一会儿，然而企鹅们很快便游出了我的视野，于是我转身绕到海角东侧，走向下一道防波堤，转而去看白色的细浪轻抚沙滩。就这样，在那个美丽的下午，我沿着海滩漫步，走了大约十到十五分钟的样子，脑中回想着旅途的经历和假期中亲眼目睹的精彩和令人惊叹的事物，正是在这个时候，它们第一次进入我的眼帘：黑色、一动不动，起初只有几只，但越往前数量越多，最后整片海滩仿佛都覆盖着一张由黑色硬块组成的巨型地毯，数百只浸透了原油的死企鹅躺在沙子里，尸体从高水位标记沿着海岸向北铺展，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每具尸体都无一例外地沾满厚重的油状物。这幅景象实在可怕，令人压抑作呕，不知将来是否会发展到“文明社会”无法容忍的程度，虽然现在的情景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玷污和亵渎。这时，我才明白虽然港口有很多鱼，但捉鱼的企鹅却少之又少的原因。显然，只有少数幸运的企鹅躲过了浮油的戕害。

海滩的大部分区域都惨遭破坏，我心情抑郁地继续向前走，想要估算死去的企鹅的数量。然而，即便我数得清岸上那些彼此堆叠的企鹅尸体，也不可能猜出正在海水中翻腾的死鸟究竟有多少。而且，每一道波浪都会把更多黑色鸟尸推到岸上，压住先前被冲上来的尸体，持续不断地堆积。

大海与道路护墙之间的沙滩比较狭窄，最宽的地方可能只有三十码，但遭受污染的面积很大，甚至超出我的目力所及。显然，成千上万的企鹅沿着古老的迁徙路线北上（像它们的祖先数百万年前所做的那样）时，都以最恐怖的方式死去了。

直到如今，我也没弄明白，那一天自己为什么要沿着海滩继续向前走，大概是急于察看污染带来了多大的破坏吧。当时我虽没有听说当地发生过原油泄漏之类的事故，但也知道针对油船作业的监管规定不够严格、缺乏约束力，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在目的港卸下货物之后，油船会再度起航，沿途就地取材，利用海水将油舱冲刷干净。

最终迫使人们做出改变的，也正是这样的现象。我相信，眼前这片海滩上的场景，是不同文明激烈碰撞的必然结果。出于本能每年迁徙的海鸟，遭遇人类轻率而贪婪地倾倒在海洋中的大面积浮油时，很可能只有一个下场：彻底的灭绝。如果这都算人类的无心之失，那实在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肇事者完全是蓄意而为，他们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所以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干出这种事来，于情于理，都无法得到原谅。

我一路快步前行，不忍细看那些死去的动物。可突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并非海水冲上沙滩搅起的泡沫，而是原本静止在海滩上的某样东西。我停下来仔细观察，发现刚才的动静并非我的错觉：那是一只顽强的企鹅，它还活着！在死亡的裹挟中奋力生存，简直太了不起了！原油和沥青让它的同伴全军覆没，但这只企鹅却得以幸免，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它肚皮贴地，像其他鸟儿一样，浑身都是焦黑的原油，双翅扑腾，脑袋擎起。身体虽然不怎么能动，可头部和翅膀却不时地抽搐一阵。在我看来，这是即将被死亡击败时的最后挣扎。

我盯着它看了一小会儿。难道要把它丢在这里，让有毒的原油和令人窒息的沥青缓缓夺去它的生命？我实在无法置之不理，必须尽快结束它的苦难。所以，我挪动步子走向它，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脚下的空间，想给那些死去的鸟儿尽可能多的尊重。

对于这种突发情况，我没有明确的应对计划。老实说，根本连计划都没有。这只孤独的企鹅，虽然与成千上万的其他同类一样，身上湿淋淋地滴着原油，可它还活着！它正挣扎着站起身，直面下一个对手——看到它这副模样，各种暴力的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这只企鹅冲我挥动黏糊糊的翅膀，尖利的喙部肖似猛禽，它稳稳地站在那里，准备再次为生存而战。这小家伙几乎和我的膝盖一样高！

尽管它露出凶相，我也料定它打不过我，便放心地察看起这只企鹅的同伴来——先前的判断或许有误，我不确定它们是否真的死了，也许只是在休息而已。我用脚尖把另外几只企鹅的身体翻过来细看，但与这只企鹅不同，它们毫无生气，显然已经死透，一连几只都是。它们的羽毛糊满原油，喉咙被沥青堵塞，舌头扭曲着伸出喙外，眼睛完全被腐蚀性的污垢覆盖。如果当天刮的不是西风，气流没有把沥青的恶臭吹走，播散到海上的话，单凭臭味就能熏死这群海鸟。至于我，恐怕更不会来这片沙滩散步。

一片脏污浊臭之中，唯有这只企鹅的大嘴巴、红舌头、清澈的目光、乌黑的瞳仁间不时迸发的怒火尚存活力。我突然有种冲动，很想呵护留存这唯一的例外。如果把这家伙洗刷干净，能否救它的命？应该给它一个活命的机会，不是吗？但如何才能接近这只斗志昂扬的肮脏企鹅呢？我们站在那里，四目相对，各怀心事，相互打量，评估对手的实力。

我迅速扫了一眼海滩上的各种杂物：烂木头、塑料瓶、泡沫板、破渔网……入目皆是眼熟之物，净是些文明社会制造的垃圾，潮水会把它们冲到几乎每一处海滩。我口袋里还有个袋子，袋子里装着一只苹果。我向后退去，企鹅腆着肚子趴回地上，惬意地扭扭屁股，似乎又安下心来。我匆匆收集了一些可能派上用场的废料，然后就像角斗士步入斗兽场那样靠近企鹅。感知到新的威胁，它立刻伸长脖子站了起来。我挥舞旋转着一片渔网，趁企鹅看得眼花缭乱的工夫，以神话英雄阿喀琉斯般的迅捷和勇猛，顺势把渔网罩在它的头上，用一根木棍将它戳倒。我一手稳稳地压住它，另一手套上原本装苹果的袋子（来不及吃掉苹果了），捉牢它的双脚。

我举起这只愤怒的动物，扭着它的身体与它角力，阻止它逃出我的掌心和这片海滩，同时也第一次发现，企鹅的身体居然可以这么沉。

带着大约十磅重、不停挣扎的大鸟，我准备返回贝拉米一家的公寓，假如路上我的胳膊变酸，企鹅那恶毒的喙又处于适当的攻击距离之内的话，它会毫不留情地刺穿我的腿，顺便把原油涂抹到我身上。由于担心伤害到它或者使它惊吓致死，在一英里多的回程中，我尽力不让它在我手中遭受痛苦，但同时也得确保自己不受到来自企鹅的攻击。

回去的路上，我脑中不断冒出各种半成形的计划，如果有人问起企鹅是怎么回事，我要如何回应？在乌拉圭，我可以捡走这只被原油浸透的企鹅吗？当时，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奉行极权主义，通过警察部门控制人民自由，假如真的存在禁止此类动物救援行为的荒唐法律，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摇摇晃晃地走在崎岖的海边道路上时，我想，我至少应该把这只企鹅清理干净。记得小时候，我们曾经用黄油去除沙滩毛巾沾到的焦油，我知道公寓的冰箱里就有黄油，还有橄榄油、人造奶油和洗涤剂。

携带一只足有成年人手臂长的大鸟赶路，绝对是令人精疲力竭的苦差，我不得不频繁换手。我一直握着它的两只脚，但为了避免这只疯狂的生物再次受伤，我伸出一根手指垫在它的双腿间，以便控制抓握的力道，我深知这样对企鹅来说并不舒服，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平安抵达了目的地，尽管挣扎得很厉害，但它并没有伤到我，而我也因此无须为了自我防卫而被迫做出伤害它的举动。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从可怕的看门人眼皮底下溜进公寓。她的办公室就在楼下，我在这里暂住时，她似乎随时都会像一只凶猛的护卫犬那样冲出来，仔细查看每一位来访者，连准备离开的客人也不放过，好像我们不值得信任似的。正因如此，大楼的物业部门才指派她来确保访客在逗留期间行为合宜得体，而且事实证明，她天生就适合这个任务。不过，也许是命运的奇怪安排，这一次，在真正应该提高警惕的时候，她却恰好不在办公室里，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企鹅进入大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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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埃斯特角城，乌拉圭南部海岸的游览与疗养胜地，坐落在向大西洋突出的狭长半岛上。

(2) 译注：这三个地方均是法国的度假胜地。

第二章　麦哲伦企鹅
CHAPTER 2　MAGELLAN PENGUINS

窥探企鹅的秘密

In which a little about penguins is revealed

过去的四十年中，企鹅栖息地的企鹅数量严重下滑，有些种类甚至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原因是污染、渔业捕捞和其他人类活动。

尽管生存遭受威胁，麦哲伦企鹅（Spheniscus magellanicus）在南美洲南部的海岸地区仍旧随处可见，它们的身量可以长到十八英寸到两英尺，体重达到七到十四磅，但它们的实测重量主要取决于年龄、时令和上一顿的食量，它们的背部和面部是黑色的，前身白色，白色部分的边缘有一圈黑色的装饰性线条，仿佛一个倒置的字母U。

在陆地上，它们不复如水中那般优雅，愈发显得身长腿短，肩膀——确切地说是肩胛骨——位置较低，翅膀上的骨头惊人地扁而薄，把它们的轮廓塑造成一只回旋镖。企鹅平时的姿态是双膝弯曲，颈椎呈S形，但它们的身体可以弯曲相当大的角度，下蹲的时候，因为利于保温，体型几乎是圆的，站立时身体却可以绷得很直，看上去苗条、高挑、漂亮。

站直的时候，它们会充分伸展脚趾间的蹼，使得“脚跟”高于脚趾，但它们可以“坐下”，用脚跟和屁股接触地面，触地的三个点恰好构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三角形，人类坐在矮凳上的时候，腿骨也是以类似的方式放置就位的。企鹅的下肢大部分都隐藏在厚重的毛皮之下，从外面看不出形状，只有脚跟是露出来的（这是企鹅不会得老寒腿的原因之一！），所以你只会看到两截粗短的小腿从它的肚子下面伸出来。由于骨骼的形状使然，它们的“内八字”十分严重，走路时，圆滚滚的身体颤巍巍地晃动，步态滑稽。

麦哲伦企鹅遵行一夫一妻制。筑巢的时候，亲鸟轮流孵化鸟蛋，每次“值班”孵蛋的时间会持续十到十五天，不值班的那一只负责外出觅食。幼鸟的腿脚生有浅色的斑点，长大后斑点颜色会逐渐变深，但我找到的这只企鹅身上没有浅色斑点，所以，它是一只成年企鹅。

进到水里，企鹅便如同脱胎换骨。浮游时，因为只有头部和尾巴露出水面，从岸上看活像一只漏气的橡皮鸭，然而，它们在波涛之下的身体姿态却是无比地庄重从容，甚至超越了同样以举止优雅著称的猎豹、成年雄马、信天翁和秃鹰。在水中，恐怕没有别的动物可以表现得如此娴熟自如。

当然，我此时对自己从埃斯特角城的海滩上捡到的这只企鹅一无所知，不过这种无知的状态很快就会画上句号。

第三章　洗澡时间
CHAPTER 3　BATH TIME

我们两个都不情愿地洗了澡，一只海鸥赶来救援

In which more than one of us has a bath

we didn't want and a seagull comes to the rescue

我走进公寓，看看周围，这才意识到自己只顾援救企鹅，根本没有考虑过“把它清洗干净”的想法是否现实：贝拉米家的公寓装潢高雅，很有品位，看起来像时尚杂志的广告——总之，这种地方不太可能出现什么被原油浸透的企鹅。若想善待这只鸟儿，让它过得舒服，势必会把这里搞得一团糟，毁掉讲究的装饰，辜负贝拉米一家的好心，使我本人陷入尴尬的境地。这只企鹅很脏，攻击性很强，一直在朝我示威，尖长的喙不断开合，发出金属磕碰般的脆响，仿佛牙科医生正在使用的钳子。

有那么一刻，我很想把这只鸟儿送回海滩，而不是贸然留在这里，免得日后懊悔——我怎么可能违背这只生物的意愿，清理它的身体，同时还要保证公寓不遭到破坏呢？值得庆幸的是，我很快就想出了办法。

我有一只网兜，旅行时总是随身携带，它像老朋友一样忠诚，用途极多。它就像装橘子的那种网子，只不过大了一号，是蓝色的，袋口有一圈细绳作为提手，我在学生时代用它装过橄榄球鞋和球，因为我拎着网兜时，这些物品上的泥巴可以顺着方形的网格漏干净。它特别适合出门时使用，几乎不占地方，而且十分结实，足以容纳我从野外捡回的各种东西——今天它也会证明这一点。我单手抖开网兜，把企鹅丢进去，拿扫帚挑起提手，把网兜挂在特意摆好的两把椅子中间。我敏捷地在企鹅下方、椅子之间的地面上铺了一份报纸——El Día，我满意地看到这个家伙已经被我控制后，便开始在公寓里搜寻合适的清洁剂。

我找来黄油、人造奶油、橄榄油、食用油、肥皂、洗发水和清洁剂，逐一摆在浴室里。浴室像这套公寓的其他房间一样，处处透着品位与奢华，漂亮的镶嵌瓷砖——橘红色、鱼的形状——铺满墙壁，地砖是抛光的黑色大理石，象牙色陶瓷洁具上的小配件由黄金制成，恐怕再没有比这里更不适合清洗一只浸透了原油的企鹅的地方了。

在坐浴盆中注满温水后，我拎起挂在临时支撑物上的网兜（企鹅仍旧安全地待在里面），放进了浴盆。怒气涨溢的企鹅开始挣扎，脚和嘴巴戳出网格——强大的鸟喙噙住了我的一根手指。算你狠！我惨叫着试图抽出手指。然而，可怕的是，我发现如果不打一架，它不会轻易松开。我不敢相信它的咬力竟然如此之大，简直能把铁皮罐头盒咬开。

“该死！松开！”我大喊，另一只手尽可能轻柔（相对于我的痛苦和愤怒而言的那种轻柔）地捏住它的脑袋，逼它张开嘴巴。手指抽出后，创口顿时血流如注，仿佛被厚重的门板狠狠夹过一样。一只鸟竟有能力造成这样大的伤害！我震惊地打量了好一会儿泡在浴盆中与网兜缠斗的企鹅，然后才开始处理伤口。我擎起手指放在冷水下冲了冲，发现伤口又长又深（至今我的手上仍然留有疤痕）。我让血流进水池，咒骂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把这家伙留在海滩上。

我怒视着企鹅，它也直愣愣地与我对视，目光坚定、斗志激昂，邪恶的黑色双眼闪烁着憎恨与恶毒的光芒，仿佛在挑衅：

“来啊，王八蛋！还想再来一下吗？”

“该死！你这只蠢……蠢鸟！”我回应道，“我是在帮你！你难道不明白吗？简直蠢透了！”

我拿厕纸把手指裹起来，血还是止不住地往外流，不断浸透新换的纸。我只好把手指举过头顶，伤口一跳一跳地疼。谁知道这企鹅可能携带什么样的病毒？大约一刻钟后，我终于用绷带和胶布止住血流，不情愿地回到了“战场”。

很明显，我不得不付出比刚才所做的有效得多的努力，才能进一步控制这只生物。此前我错误地低估了对手，以为它不过是只小鸟，但实际上它的体型大小和危险程度绝不亚于护巢的金雕。这一次，我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它乱动。我揪住提手拎起网兜，这样它就无法用喙或脚来攻击我，我把它挂回椅子中间，用纱布缠住它的脚踝，用力拉紧——与此同时，它的嘴巴凶狠地在稀薄的空气中一张一合。企鹅的脚掌很大，相当强壮，生有锋利无比的尖爪，与鹰爪相似，能够撕碎人的皮肤。但有趣的是，企鹅的脚底板并不像鸟的脚，而更像猴子的脚掌：长着一层肉垫，十分灵活。为了防止再次被它的嘴巴伤到，我特意站在后面捆住它的脚。

企鹅在网兜中徒劳无功地扑腾拍打，我强行用报纸裹住它的脑袋，握在手中。刚才我搜寻洗涤用品时，找到一些粗壮的橡皮筋，所以我拿橡皮筋在鸟喙上缠了好几圈，同时又小心避免堵住它的鼻孔。缠到最后一圈时，我拧着橡皮筋，套在它的喙尖处。挂在网兜里的企鹅身体扭动，双脚随同身体凭空乱蹬，却够不到我。它喘着粗气，喉头和脑袋上的脉搏剧烈跳动，清晰可见。然而，一切挣扎都是徒劳，因为它什么东西都抓不住。

它那双正常情况下豌豆大小的眼睛愤怒地凸起来，充满沮丧和仇恨，似乎在说：

“你竟敢这样！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咱们走着瞧！”那嚣张的样子很难让人相信不久之前它正徘徊在生死线上。我现在必须充当兽医，对企鹅进行适当的清洗，否则它无法活命。

“好了，该死的小鸟，”我说，“过来！我这是为了你好！”我只觉手指抽痛，对这只企鹅的所有同情大概都随着淌进水池的鲜血流走了。确保它的双脚已经捆绑结实后，我拉起网兜的提手，绕着它的身体打了个结——这是为了防止它展开翅膀。

看到企鹅终于被制服，我满意地把它放回浴盆，朝它背上倒了少量洗涤剂，开始清洗。现在它的喙不再是危险的武器，我可以把洗涤剂涂到它粗短的羽毛内侧，虽然我受伤的手指和不停挣扎的企鹅并没有让这项任务变得简单多少，但网兜完美地束缚住它，在不伤害它的前提下保证了清洗的进行。

突然，疲惫的企鹅安静下来，躺在那里纹丝不动，态度变化快得惊人，远远超过我的反应速度。

起初我吓坏了：就在我第一遍冲掉企鹅身上的洗涤剂的时候，刚才一直与我为敌（鉴于人类造成的污染残忍地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企鹅，它为同胞向我复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的凶狠动物竟然瞬间变成了温顺合作的伙伴，配合地洗起澡来，似乎领悟到我是在努力帮它摆脱那身恶心的油污，并非意图谋杀。我放掉浴盆里的脏水，重新注满温水，企鹅的双眼不再像圆圆的金鱼缸那样凸出，头部停止了摇摆，不再试图扑棱翅膀或者用喙和脚袭击我，而是镇定地看着水流的注入。它的脉搏平缓下来，不再像个愤愤不平的俘虏那样挑衅地瞪着我，反而好奇地左顾右盼，轮流用两侧的眼睛狐疑地打量我。企鹅以猎食其他动物为生，完全可以直视前方，但它们也具有普通鸟类的习惯，会先用一只眼睛观察目标，然后再换另一只。

“你究竟在耍什么花招？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怎么洗掉这些臭烘烘的玩意儿吗？”它的眼神似乎在询问。

第二次涂抹洗涤剂的时候，它并没有退缩，觉察到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决定冒个险，把它从网兜里放出来，这样我可以更容易地把那些绿色的液体涂到它背部和翅膀的羽毛内侧，只见它配合地展开翅膀，任由我把洗涤剂在它身上涂了个遍，不漏掉任何一块地方，然后刮下黏糊糊的黑油和洗涤剂的混合物，每次冲洗之后，它都会像狗那样把身上的水抖干。

因为企鹅变得非常合作，我取下它嘴上缠的橡皮筋，解开脚上的纱布，清洗变得容易了许多。它没有试图啄我或躲闪，可脑袋一直在好奇地晃动，两只眼睛轮流看着我用洗涤剂涂抹它的羽毛，似乎想要记住清洗的过程，还不时观察我的表情，确保我不会走神偷懒，尽心尽力完成任务。

洗涤剂用完后，我又拿起洗发水，反复清洗企鹅的全身。它直立在浴盆中，配合我的动作，丝毫没有抵抗，既不会用喙弄掉身上的泡沫，也不反对我仔细清洗他的脸部和眼睛——我只用黄油清洗这些地方。

一个小时的工作结束时，这只企鹅终于恢复了体面，背羽显出黑色来——即便不那么光亮顺滑，腹部的羽毛尽管称不上洁白，也至少是灰白色的。我最后一次放掉浴盆中的水，意识到我没再重新注水，企鹅认真地研究起我的表情，似乎想知道原因。检查完自己的工作成果，我和它对视了一会儿。

“就这样吗？你完成任务啦？这就洗好了吗？可不要漏掉什么地方哟！”它仿佛在说。

我的目光缓缓地从企鹅身上移开，打量起整个浴室，因为每次冲完水它都会抖动身体，四周的墙上沾了一层由肮脏的洗涤剂、油污和水组成的薄膜。我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身上也挂着一层这样的膜。

虽然企鹅现在摸起来很干净，可我并不希望它在公寓里四处溜达，为了限制它的活动范围，我把它放在浴缸里，然后开始清理浴室和自己的身体。它看似非常疲惫，面朝下趴着，偶尔扭扭屁股，看着我洗净脸上和头发上溅到的污渍。

一般的复式度假屋不太可能提前为洗掉油污的企鹅配备什么生活必需品，贝拉米家的公寓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迅速拜访了当地的市场，买回许多纸巾，补充了被我用光的洗涤剂，还买了个沙丁鱼罐头——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适合企鹅的下午茶点心。购物的同时，我拼命回忆脑中存储的关于企鹅的知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刚刚产生了些许疑虑，仿佛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耳边不停地唠叨：用洗涤剂给海鸟洗澡，可能会破坏它们身上的天然防水层，使其下水后浑身被水浸透，身体密度增加，失去浮力，沉到水底淹死。如果这是真的，刚才我恐怕已经完全破坏了企鹅的防水能力，虽然关心它的健康，但由于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当年不比如今，可以随时打开谷歌，输入“如何洗净企鹅身上的原油”之类的关键词搜索一番），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清洗海鸟，我不得不依靠记忆和常识做出判断。

沿着冷清的街道步行返回公寓的时候，我也为自己的现况——企鹅很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担忧起来：次日清早我必须启程，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上班，这是不可更改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带着一只受伤的企鹅旅行呢？即便能够带走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寓里养企鹅也不现实。所以，我不需要企鹅，正如企鹅不需要摩托车一样——我在阿根廷的交通工具恰好是一辆摩托车，而天生小短腿的企鹅是无法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

接着我又说服自己，鉴于缺少实际证据，洗涤剂会破坏海鸟防水层的说法很可能是无稽之谈，所以我决定带着企鹅原路返回，放它回归大海，我也可以去做该做的事——为新学期的工作做好准备，这是刻不容缓的。企鹅必须重返大海，碰碰运气，继续努力生存下去。我不能一直养着企鹅，它最好还是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

出门前我把它留在了浴室，回到公寓时，我发现它正在浴缸里上蹿下跳、扑腾翅膀，小眼睛闪闪发光。

“你怎么才回来！”那双眼睛说。“我还以为你遇到什么事了呢。你干什么去啦？”

如果它是一只狗的话，现在肯定摇起了尾巴，我相信它很高兴看到我。

我用附带的钥匙打开沙丁鱼罐头，想喂它吃条鱼，它的反应却很轻蔑。我试图把小块的鱼肉塞进它嘴里，可它嫌弃地甩掉了鱼肉，见我又拿来一些，它低下头，嘴巴贴着前胸，阖上眼皮（它的眼皮有很多层），然后又睁开眼看着我。

“吃吧，我给你买的沙丁鱼茶点心。”我说。

“呸，呸，呸！快拿走！这是什么脏东西？”

我只好放弃，拿起纸巾擦干它的羽毛，抹上黄油和橄榄油，希望恢复鸟羽的防水功能，直到手边所有的防水涂料用完才作罢。为了瞒过看门的坏脾气老太婆，我用一只购物袋装着企鹅，悄悄溜回海边。

公寓楼和大西洋只有一条马路之隔，这儿的海滩上尽是干净的细沙和岩层，没有沾染原油的迹象，也没出现半死不活的企鹅，更没有像海角东北侧的沙滩那样铺满了苦命企鹅的尸体。

我快步穿过马路，来到水边，把企鹅放在潮湿的沙地上，向后倒退着走了几步，观察它的反应。我以为它会奔向大海，迅速游走，因重获自由而兴高采烈，然而事与愿违，它径直走回我身边，更糟的是，它一直盯着我的脸，甚至看进我的眼睛里，似乎想要与我对话。

“你为什么把我送回这片油乎乎的海里找死？我们可是刚刚成为朋友啊！”

“走吧，”我说，“找你的企鹅同类去吧，别跟着我！”

然而它仍旧站在我的脚旁，惨兮兮地看着我。

“我没法回去！我现在不能游泳，你把我的防水层洗掉了！”

哦，见鬼！这可不在我的计划之内，完全出人意料。我把它抱起来，放在礁石上。

“你不能跟我走，”我耐心地解释道，“我明天要回阿根廷，周一必须上班。你不能跟我回家，你现在得游走了。”

大西洋出现了涨潮的迹象，水位略有升高，接着又下降了几英尺，我瞅准波浪退去的机会，把企鹅放到水中的礁石上，随即退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站着。过了几秒钟，下一波海浪涌上来，它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等待着，瞪大眼睛搜寻预想中那个游动的身影，然而，几秒钟后海水退去时，它似乎并没有出现，一定是水面折射的光线作祟，我才没看见它。

“再见啦，小鸟，”我说，“祝你好运。希望你今后的生活平安顺利！”可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一只湿淋淋的企鹅浮出水面——它肯定是先绕着岸边游了一圈，结果没找到进入大海的路。我只需要再试一次，把它放在更远的位置，比如最远处的礁石那里，它就看得清路了。

我研究了一下露出水面的礁石和波涛往返的频率，发现海浪起落的周期足有若干秒钟，确定自己可以安全地退回岸边后，我抱起企鹅等待着，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至关重要。

天已经黑下来，海边很冷，我紧随下落的潮水，踩着礁石向海中走去。我在脑海里默数几秒，把企鹅放在我能走到的最远的那块礁石上，然后开始往回走。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海水没过了脚面，前方的踏脚石已经消失在泡沫之下，我失去了立足点，脚下一滑，跪倒在冰冷的水里。“该死！”我喘息着泡在齐腰深的水中，挣扎着向岸边走去，很快便再次摔倒，我伸出双臂，在肩膀深的水里撑住礁石保持平衡，以免整个人都陷入海中，结果蹭掉了手掌上的皮。

“老毛病又犯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适可而止呢？”我问自己。

我站在沙滩上，湿透的衣服被海风刮得猎猎作响，带起无尽寒意，我低头看着脚上的湿鞋和紧贴在腿上的牛仔裤，感觉外套的袖筒里有水流过，袖子随即贴到我的胳膊上，水沿着手腕淌到地上，渗进沙子里。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脚旁还有另一双脚。

我抬眼一看，发现企鹅正在仔细研究我的狼狈相。

“水挺凉的，对吧？”它似乎在问。

“瞧！我衣服全湿了，都是因为你！”我对近在咫尺、上下打量着我的企鹅说。

“你的防水层也不管用了，是吗？”它若有所思地问。

我要求它回海里寻找同类，然后快步朝岸上走去，鞋子不停往外冒水。但愿看门人还没回来，防止游客带着海藻和沙子进大楼是她的主要职责之一。

路边的护岸墙高出海滩三英尺多，附近并没有通上去的台阶，不过有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我可以踩着石头爬到马路上。

就在这时，我回头一看，发现那只鸟正跟在后面向我跑来。你问我见此情景心情如何？老实说，我只觉得又湿又冷，咸涩的海水还在折磨着我手上的伤口，所以对于企鹅的不离不弃，我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欣慰。不过护岸墙对它来说实在太高，当它意识到自己爬不上去，无法跟着我的时候，我敢肯定，它别无选择，只能自己找路返回大海。我必须强迫自己，像野生动物摄影师那样遵行不打扰动物生活的客观原则，避免进行过多的干涉——我只能为它做到这些了。

我停下来让路上的车通过，然后穿过马路，转身朝公寓楼走去。我回头望了一眼，发现马路对面有只刚刚攀岩成功的企鹅，正朝我走过来。

“停下！”我朝企鹅和一辆急速行驶的货车同时喊道，货车正向我们这边冲来，但司机没听到我的喊叫，也没看见企鹅，车子驶过的时候，我以为它会撞到我们中的一个，不过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货车消失后，我的眼前只剩下那只摇摇晃晃穿过马路的企鹅。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我问。

脑袋里那个声音又在唠唠叨叨地谴责我：“我告诉你，如果洗掉了防水层，企鹅就没法在水里生存！”可这声音为什么听上去这么像我的老妈呢？

我小心翼翼地把企鹅放进购物袋，折起袋口，抱在胸前取暖，穿过玻璃门走进大楼。

“噢！先生，你怎么啦？你还好吗？”看门人从桌子后面走出来，看着我的湿衣服和滴着血的手掌，似乎真的担心我。

“我在海边摔了一跤，我没事，真的，没骨折，就是差点冻死，洗个热水澡就没事了。”

“你从石头上跌下去了？石头很滑的呀，你真的没受伤吗？”

“没有，我很好，谢谢你，真的！真没事。我得换个衣服。”我从她身边绕过去，鞋子发出扑哧扑哧的水声，在地上留下一串粘着沙子的湿脚印。我害怕她会围着我大惊小怪，进而发现袋子里的企鹅，便加快了脚步。“噢，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换完衣服就过来打扫干净。”没等她回应，我就冲上楼梯。

“留给我来打扫，先生，”她在我身后叫道，“你去洗个热水澡！”当然，今天值班的门卫并非脾气坏的那一位，看来命运也不总是和我对着干。

回到公寓，我又把企鹅放进浴缸，用纸巾重新擦干，匆忙洗了个热水澡，把衣物搁到暖气片上烘干，接着便开始销毁可能说明我曾把一只企鹅领进贝拉米家的浴室的所有证据——也就用了给企鹅洗澡那么长的时间。一切完成之后，我检查了行李打包、水上飞机的预订情况和时间表，开始考虑晚餐吃什么。冰箱里只有苹果和给企鹅吃的沙丁鱼罐头，但这两样都不适合成为我假期的最后晚餐。捡到这只企鹅之前，我原本打算出去吃的。确认它身上已经完全干透之后，我把企鹅送回了浴室，我只能为它做到这么多了。我拿起一直在读的书，感觉可以放心地出去吃一顿了。

我不情愿地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只能设法把企鹅带回阿根廷。我的时间很紧张，没法在蒙得维的亚找个动物园安顿企鹅。另外，如果我把它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动物园，就能时常见到它。想好合理的解决方案，我如释重负，心情随之放松下来。

距公寓楼几百码远的地方有家氛围不错的小餐馆，我决定去那里享用乌拉圭之旅的最后一餐。点了牛排和薯条沙拉等等常见的主菜，我又要来橄榄和一瓶我最喜欢的阿根廷马尔贝克葡萄酒（来自著名的门多萨省，有保健功效）。

时间还早，也没有别的食客可以聊天，我决定放松一下，便打开随身带来的书《海鸥乔纳森》，这是一本七十年代初非常流行的中篇小说，我读的是西班牙语的译本，书名改成了《海鸥胡安·萨尔瓦多》。不过，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一想到自己还在浴室里藏了只企鹅，我就没法聚精会神阅读海鸥的故事，不由自主地担心回去时可能会发现它的尸体，而且越想越觉得那简直是必然的——这可怜的家伙肯定在海滩上吞下了大量的原油，不久便会中毒而死。原油泄漏带来的毒素和创伤已经杀死了海滩上的其他鸟类，凭什么这只企鹅就能幸免？我回去时，它一定早已死在浴室了，我断定。我刚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它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变得更加悲惨而已。我凝视着手中的书，书页上的单词在我面前翩翩起舞：胡安·萨尔瓦多，胡安·萨尔瓦多。

突然间，我心中闪现出一丝希望：那只企鹅会活下来，因为我想叫它“企鹅胡安·萨尔瓦多”。他有名字了，名字带来更多的希望，代表持续一生的契约。为他命名的这一刻，他成为我的企鹅，无论将来如何，我们都会一起面对。

我匆忙吃完晚餐，付过账单，冲向公寓，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不过，打开前门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安然无恙，因为我听到他在浴缸里跳上跳下，拍着翅膀欢迎我。我走进浴室，他又用自己特有的眼神看着我。

“很高兴你回来了！我等你很长时间了。”他似乎在说。我不由自主地朝他微笑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笑得咧开了嘴巴，松了一大口气。

“是的，胡安·萨尔瓦多，我回来了，很高兴看到活蹦乱跳的你！”

第四章　福克兰群岛纷争
CHAPTER 4　STORM WARNING FOR THE FALKLANDS

计划的灵感源自酒吧斗殴

In which a bar brawl leads to a plan

当晚，我躺在床上，开始盘算如何把企鹅带回阿根廷。怎样才能通过海关的检查，顺利入境呢？只有依靠我对这个国家的国民心理的把握。虽然我目前只在阿根廷住了六个月，对于这方面我可是了解到了相当多的信息。去到阿根廷之后，我首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基尔梅斯待了一个星期，自那之后我就以这方面的专家自居——这要感谢我的新同事、历史教师尤安·麦克里。

圣乔治学院是一所效仿英国公立学校办学模式的寄宿学校，校园建筑宏伟壮观，颇具殖民地风格，某种程度上似乎还徘徊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校成立于一八九八年，是一个名叫坎农·史蒂文森的人为了让居住和工作在阿根廷的英国人的子女接受教育而创建的，这些英国人主要集中在铁路修造、冷藏包装和牧场经营行业，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让孩子在英国上学，无论就时间或是金钱而言，他们都负担不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学校的目标客户群体发生了变化，尽管不少学生来自英国家庭（许多人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曾就读于圣乔治学院，他们已经是定居阿根廷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英裔移民，不再将英国视为“祖国”），但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西班牙血统的阿根廷家庭。

圣乔治是校长联合会（HMC）在阿根廷设立的唯一一所寄宿学校，办学风格独特，学费高昂。那时，该校自认为是南美地区所有中学之中的翘楚，吸引着南美大陆大部分国家的生源，主要授课语言为西班牙语，课程安排遵循阿根廷教育部门的要求，教职人员由当地的专业人士担任。对于那些希望继续在该国深造和工作的学生而言，这样的学习环境很是理想。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课程沿袭了英式教育中初、高级课程（O级和A级）的传统，教师也由英国人担任，以满足希望学校采用英语授课的学生家长的要求。

从英国前往阿根廷的路上，我结识了尤安——我们同为圣乔治学院当年招聘过去的新教师。尤安大我五岁，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不修边幅，深褐色的头发和胡须半长不短，与白皙的皮肤对比鲜明，简直是《丁丁历险记》中阿道克船长的真人版。然而，他与阿道克的相似性仅止于外表：尤安是我遇到过的最令人敬畏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学识渊博，几乎无所不知，像一本百科全书，在家庭背景的衬托下，尤安的这个特点更加引人注目，他在北爱尔兰（他称之为“阿尔斯特”）贝尔法斯特的一处穷困街区长大，父亲在哈兰德做过店员，还在沃尔夫造船厂工作过。尤安的口音非常奇怪，初次与他见面时，作为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我甚至很难听懂他的方言。

尤安记忆力惊人，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无论诗歌还是其他文学作品，只要读过一遍，就能大段引用。他总是热情洋溢，早餐时喜欢谈论尼采，口若悬河，可如果听者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淹没在他的长篇大论中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最终，我发现正确的应对方式是假装被晨报上的新闻完全迷住（比如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航运报道），无暇旁顾，才能让他有所收敛。可惜，这个办法是我在跟他非常熟识之后才琢磨出来的。

初到阿根廷几天之后，我们的自信略有提升，决定体验一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夜生活，长长见识。于是，我们从基尔梅斯车站乘火车抵达市中心的宪法车站，又换乘subte（地铁），来到七月九日大道——全世界最宽的城市道路，大道周边蔓生出许多小街，商铺、剧院、影院、餐馆和酒吧鳞次栉比。温暖的二月傍晚充斥着音乐的悸动与蓬勃的生机，是追求氛围的年轻游客的理想去处。

我们在三四家酒吧尝过几杯啤酒，之后，到一个餐馆吃了牛排，这时天刚刚擦黑，我们又去尝试另外一家看起来很受欢迎的酒吧，因为晚上很暖和，酒吧大门敞开着，室内播放的探戈音乐随着穿梭的人流飘荡到街道上，到处都是心情愉悦的人享受夜晚的声音。（换言之，这个酒吧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他酒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新近喜欢上本地啤酒的我们点了基尔梅斯啤酒，虽然酒吧很拥挤，但靠里一点的地方还有几个位置，我们朝角落里的两把椅子走去，五六个年轻男子已经围着桌子坐在那边了。

酒保以惯常的方式给我们端来啤酒和零食：两只酒瓶上各扣着一只玻璃杯，一份物美价廉的混合风味小吃——主要是腌黄瓜——摆在两块干酪蛋糕上，账单对折着放在食物下面。一晚之间账单会不断累积，客人离开时一并付清。

我们打量着周围的顾客：有的穿着考究的西装，有的则身穿工人的工作服，显然各种年龄段和各种社会阶层的人都有。

我们轻声讨论了一下今天的“成就”：顺利地坐了火车和地铁，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餐，现在感觉舒适惬意，再来两瓶啤酒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

很快，我们的其中一位同桌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好。”

友好的姿态开启了并不顺畅的交流。那时我只会讲一点儿西班牙语，尤安则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但像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我们的新朋友略懂英文，于是我们磕磕绊绊地沟通起来。

“是的，我们是第一次来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不，我们不是游客；我们来这里工作，只是刚刚过来而已。”

他们做了自我介绍：卡洛斯、劳尔、安德烈斯……我们也报上自己的名字，谈话得以继续。

“是的，我们认为这里有很多美女。”

“不，我们还没看足球赛，但很快会看的；基尔梅斯的足球俱乐部很棒，我们知道。”

“是的，我们知道一九七八年的世界杯会在阿根廷举办。”

我叫来mozo（服务员），又点了两瓶啤酒。

“不，我们当然不是美国佬！我们是从英国来的。”

“啊，好吧，我冻了……你们是茵国人，对吗？你们住在伦顿，是吗？”卡洛斯说。

“啊，不！窝不似英国人！窝来自乌尔斯塔。”尤安回答。

我们的新朋友彻底糊涂了。

“窝来自阿尔兰！”尤安说，我觉得他的语气过于焦躁。

由于我现在也听不太懂尤安的“西班牙语”，我们的新朋友们更是不明白他说了什么，而且我发现他开始口齿不清，进一步让人难以理解，我简略地给大家解释了一番——事实上，阿尔斯特既不属于英格兰，也不属于爱尔兰共和国——化解了尴尬的局面，可还没有高兴多久，就遇到下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那么，既然你们是英国人，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1)，你们怎么看？”

当时的我不过是个毛头小子，对福克兰群岛没有丝毫概念，此前，在我眼中，这片位于阿根廷最南端以东约二百七十五英里处的地区，无非是英国和阿根廷长期主权纠纷的政治论题而已。即便如此，虽然英阿之间的“马岛冲突”十几年后才爆发，但我还是很快发现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在阿根廷国民政治意识中的重要性。

我根本不知如何回答，尤安却对这类事情了如指掌（这是自然）。

“切！完全不值得讨论！这个问题很蠢！”

转瞬之间，我们与新朋友交流的气氛变了，方才一直面带微笑、轻松畅快地与我们谈话的小伙子们，突然变得十分严肃，肢体语言剑拔弩张。

他们——主要使用西班牙语，间或掺杂蹩脚的英语，在此我尽己所能地做了翻译——严词谴责了英国偷窃他们的岛屿据为己有的海盗行径，简直跟当年西班牙人谴责弗朗西斯·德雷克夺走他们从别国搜刮来的金子如出一辙。

得益于惊人的记忆力，尤安列举论据的能力无与伦比。他开始高声驳斥阿根廷人的论点，指出了一些令人厌烦的事实，比如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在南美洲拥有的土地是其祖先收购而来的，他们获得所谓的“权利”和“产业”的途径是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而英国人就从来不会这样做，尤安说。

震惊之下，我观察着周围人的反应，意识到出现了我未曾见过的情况：同桌人的声音提高了，其他顾客也开始对我们表现出不甚友好的态度，与我之前初到阿根廷时受到的热烈欢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注意到，一些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正在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移动，似乎想要加入辩论，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今晚的状况完全出人意料。

尤安的嗓门越来越大，还敲打着桌子强调自己的论点，我焦急地提醒他该走了，却被他彻底无视，他既没有注意到向我们这边涌动过来的人群，也不曾发觉周围的人对我们露出充满敌意的表情。显然，一直与我们辩论的这些年轻人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再讨论下去势必导致更大的不愉快，有些人甚至试图拉住自己的朋友，劝他们不要搭理我们。

“好了，别再说了！够了！我们不希望再和你们这些英国人说话了，就这样吧，够了！够了！”卡洛斯转身背对我们。这番话他当然是用西班牙语说的——

“Okay．¡Ya suficiente！¡Basta！No queremos hablar mas contigo．Déjalo．¡Basta！¡Basta！”

如同从自行车上掉下来的时候那样，时间变得缓慢难挨，而我对此无能为力，根本阻止不了最终“摔倒在地”的结局。

“你叫谁该史的炸种？你这该史的炸种？！”(2)尤安腾身而起，抓过一只啤酒瓶，握住瓶颈，对准桌子边缘猛力一磕，瓶底应声掉落，啤酒瓶瞬间变成最邪恶的谋杀凶器，晶莹剔透的玻璃碴在他娴熟的挥舞下闪出寒光。他紧接着扑了过去，探出另一只手，揪住卡洛斯。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酒吧的一位保安扬起木质警棍，打向尤安的胳膊，迫使他的酒瓶脱手，碎裂在地。这时，另外两名保安一个搂脑袋，一个箍肩膀，控制住尤安，第四名保安掐住了我的后脖子。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桌椅翻了一地，玻璃杯纷纷滑向地板，在一些顾客的协助下，尤安被保安结结实实地扔到了街上，这个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的大块头蜷缩在地上，好似一座肉山，而我被人推出了酒吧。我惊恐地看着尤安，简直不敢相信刚才发生了什么。他笨拙地慢慢爬起来，脸上挂着讨人嫌的诡异微笑——随即竟然唱起歌来！目睹这一幕，我不得不得出结论：他其实乐在其中。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这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老实说，我害怕打架。我是来自以和缓丘陵著称的苏塞克斯的乡下孩子，平时和同伴打闹时，至多不过轻描淡写地挥几拳了事，从未超过这样的程度，而且严格遵循昆斯伯里规则(3)的胜负判定。我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往车站走，傍晚的凉风很快便帮我醒了酒。这时，尤安仍旧摇摇晃晃地立在街道中间，高声叫骂“该死的杂种”，朝酒吧比出V字形手势（这个手势在阿根廷没有任何意义）。酒吧门口站着一排保安，双手掐腰，用身体组成一道栅门。我继续调动全身力量，努力在街上走着直线。

他没用多久便赶上了我。

“嘿！你去哪儿？”

“我要回学校！”我回答，眼睛没有看他。我根本不想和他一起回去，正在暗自盘算如果我一个人回去见到校长该怎么说。要不是对于他的安危还怀有某种荒谬的责任感，我刚才早就把他撇在混乱的人群中独自离开了。

“为什么回去？难道你不想继续逛逛？”

“继续？继续？”我震惊地说，“不，我不想！我可不觉得这是个美好的夜晚！”

“他骂我‘杂种’！”他气愤地说，“我能忍吗？嗝。”

“他没骂你杂种，”我怒道，“他说的是‘basta’，是西班牙语‘够了’的意思。你的反应太过激了。”我原本想加一句“你这个愚蠢的杂种”来着，转念一想还是不说为好，因为我也不知道附近是否还能找到空啤酒瓶。

坐在近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尤安揉搓着脸和手。被丢到马路上的时候，这些地方刮得不轻，他挽起袖子给我看保安的木棍打出来的丑陋瘀青。

“该死的杂种！”他喃喃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你想不想在回去的路上来一小杯啤酒？”

“不！”我说，“当然不想。我这辈子从来没被人扔出去过！”

他斜睨着我，好像在说，他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不经常被人扔出去的人。

“你从哪里学会用酒瓶当武器的？”我问，尽量试图调和尤安的两种人格：渊博的学者和酗酒的疯子。

“我们那里的孩子天生就会。”他满不在乎地说。

我只能相信他的解释。但想想这种武器的强大杀伤力，我就觉得后怕。

他看着窗外掠过的灯光，又开始唱起来。

我拼命假装不认识他。

短暂的沉默后，他说：“看见没有，朋友，跟着我混，你会很开心的！”

我的嘴巴不由自主地一下子张开了，惊得目瞪口呆，言语无能。这话从何说起？

“今晚你喝到了免费的啤酒，多亏了我！”他解释道，“你现在欠我的情，伙计！”

这是真话。我们没有付啤酒钱，一共多少来着？每瓶两块还是三块？更糟的是，我有种欠了这个神经病钱的感觉。

尤安这套可恶的逻辑让我的惊惧之情无以言表，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防止情况恶化，我认为最好还是保持沉默。我头一次觉得被他给操纵了，他把我逼到了进退两难的窘境。

无论如何，我都下定决心，再也不和他去任何地方。不过，我也从中学到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体会到了福克兰群岛纠纷的严重性，发现阿根廷人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了极为狂热的程度。

为了明天一早赶路，我早早躺在床上等待入睡。此时一个计划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成形——如何将胡安·萨尔瓦多从乌拉圭带到阿根廷。虽然计划的细节仍然需要一些微调，但看上去比较可行。只是，我大概真的欠了尤安·麦克里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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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即福克兰群岛，又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

(2) 译注：西班牙语basta 意为“够了”，与英文bastard（杂种）发音相似，所以尤安在此误认为对方辱骂自己。

(3) 译注：拳击规则，三分钟为一个回合，一方被打倒后十秒起不来就算失败。

第五章　海关奇遇
CHAPTER 5　STRANGE CUSTOMS

一切几乎都按计划进行

In which almost 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

第二天早晨五点，闹钟准时响起。尽管前一晚睡前胸有成竹，认为自己的计划可以成功把胡安·萨尔瓦多带到阿根廷，但我还是担心今天会横生枝节。外面的天还黑着，走进浴室时，我发现胡安·萨尔瓦多的状态很不错，而且非常高兴见到我，他拍打着翅膀，在浴缸里上蹿下跳，晃着脑袋打量我，左眼看完了换右眼。

“啊，早上好！睡得好吗？我们有点赖床，不是吗？不过能起来就好，我觉得。现在该动身啦，我们今天干什么？参加新的冒险吗？”他仿佛在说。

“我们今天坐水上飞机去阿根廷，”我说，“所以你得好好表现，朋友，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不过你别出声，让我和他们说，好吗？”

我归拢好行李，把胡安·萨尔瓦多装进网兜，最后检查了一遍公寓，然后锁好门，在朦胧的晨光中顶着寒气向公交车站进发了。但愿贝拉米一家永远不会发现，我曾经在他们的浴室里给一只企鹅洗澡——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消灭了各种证据，现在公寓里应该只剩一丝挥之不去的海鸟气味，我非常肯定。

我走到路的尽头时，还是犹豫不决。附近没有别的人，只听得到浪花拍岸的沙沙声，海看上去冰冷漆黑，新一天的曙光刚刚开始照亮东方的天空，我脚下出现了两条差别很大的路径，我不得不做出选择，而且选择之后也许没有回头路可走。其中一条平坦光滑、安全合理：我所要做的就是把企鹅送回海滩——他的羽毛会在那里吸饱海水，水蒸发的过程中，他会很快冻死——然后独自去车站，理由是无论如何企鹅都会死，而我已经尽了力，难道不是吗？还能怎么办？不过，从同样的起点开始，还延伸出另一条路，它坎坷泥泞，长满荆棘和倒刺，晦暗朦胧，我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拐弯后面是什么，但选择这条路至少可以给胡安·萨尔瓦多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你认为这是一种选择吗？那么是怎样的选择呢？

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却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1)

心中装着解决方案，手里拎着经过伪装的网兜，在晨曦微露中，我走向了公交车站。大清早就到蒙得维的亚去的人并不多，大都蓬头垢面，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拿着用纸和绳子裹起来的网兜，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这样的人群中显得突兀。Colectivo到站了，只晚点了不到十分钟，车厢半满，我在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漂亮女孩身旁坐下——我上车的时候，她朝我笑了笑，这给了我一定的鼓励。

在南美的时候，痛苦的经验告诉我，在半满的公交车上，最好坐在你看着顺眼的乘客旁边，千万不要选择后排那些暂时空着的双人座，任由命运决定你的邻座是什么人。我曾在玻利维亚犯过这样的错误。那一次，跟在我后面上车的是一位块头大得夸张（我不是说她高）的女士，本地人，戴圆顶硬礼帽，身披一块色彩缤纷的披肩，带了三个小孩子和一群动物——许多鸡和猪崽子。整个行程中，这些动物有时候是待在各种盒子里的，有时则很难讲。不用说，虽然车厢里空位不少，这位女士还是坐在了我旁边，因为体形庞大，除了她自己的座位，我的座位也被她占了大半部分。在接下来五个小时的路程中，她既要管束三个熊孩子，还得把不停钻出盒子的动物塞进去，我不得不时常往边上靠，根本坐不稳。

这一次，我的所有东西都装在帆布背包里，只有萨尔瓦多待在网兜，网兜外面套了个大牛皮纸袋，我在袋子底部割了两条窄缝，把网兜的提手从里面拽出来拎着，所以别人看不到里面装了什么。我实在不想和任何人讨论我为什么要带着个装着企鹅的网兜，更不希望看到各界人士——他们毫无疑问是出于善意——哪怕有半点机会也要紧紧抓住，排着长队向我提出建议：“如果我是你，才不会这样做呢！”总之，我意已决，木已成舟，不会改变。无论如何，我都要带着这只企鹅返回阿根廷，我不能把他留下自生自灭，尤其是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在海滩上表现出了不愿意离开我的态度。此外，我真的没有想到，胡安·萨尔瓦多如此留恋这个世界。如果送他回海滩，即便不再遇到油污，我也担心他会饿死。就我所知，他至少十二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我们遇见之前，他可能已经饿了好几天；被我救下之后，如果他没有恢复健康，当然也不是我的错。事情就是这样，我不打算继续讨论和评判，也不希望与人争辩或者接受什么建议。

前往蒙得维的亚的巴士之旅只需一两个小时，旅途令人愉快，随着气温的上升，汽车开过几个小村庄和一片郊野。为了消磨时间，我很快就和邻座的漂亮女孩聊起天来，她名叫加布里埃拉，要去看望她在蒙得维的亚的阿姨。我们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无论加布里埃拉还是其他乘客都没发觉胡安·萨尔瓦多的存在。他躲藏的网兜就搁在我的两腿之间，别人根本不会注意，而且外面还套着牛皮纸袋。

快到蒙得维的亚车站的时候，车厢里冒出一阵轻微的腥味，乘客们左顾右盼，捏着鼻子嗅来嗅去，想看看是谁打开了装鱼的袋子。但很快，他们意识到这股味道比鱼腥味难闻许多，于是开始检查自己的鞋底和手提袋，担心踩到了恶心的东西或者有脏东西莫名其妙地掉进了袋子里。可想而知，只有一位乘客没有加入大家的侦察行动，不过我的脸变得更红了，因为这股令人困惑的气味于我而言并不神秘，我是这辆巴士上唯一知晓它——地板上的企鹅粪——来自何方的人，当然，我决定最好还是不要告诉同车的乘客。

见到我的反应，坐我旁边的加布里埃拉自然怀疑我是这股可怕气味的来源。她既轻蔑又厌恶地看着我，可我又不能和她解释，难道我要说出“别怪我，要怪就怪企鹅吧”这样的话吗？况且现在解释为时已晚，汽车已经开进了总站的停车处。另外，我并不觉得她能为我保守秘密，无论她长得有多漂亮。

感谢老天，终于到站了，我没去察看网兜，也没检查地板上究竟有多少企鹅粪，径直抓起行李溜之大吉，不去管加布里埃拉怎么想以及还可以怎么办。

我逃进一条小街，跟着指向某个广场的路牌走，来到一个漂亮的城市广场。这儿有草地、树木和休息的地方，这样的休闲空间很符合这个有些破败的大型殖民城市的气质，广场一侧还有座壮观的巴洛克式教堂。不过，最让我满意的是这儿的新鲜空气。

有些顾客在附近的酒吧和餐馆的露台上喝咖啡、吃早餐，于是我也过去坐下，点了吃的和喝的。我检查了套着纸袋子的网兜：除了一小块污渍，其他地方并没有鸟粪的痕迹。在众人探究的目光中，我把网兜移到隐蔽处，稍稍掀起纸袋朝里看，释然地发现胡安·萨尔瓦多高高兴兴地待在里面，神采奕奕，也没有试图逃脱，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

“我们到了吗？”他无声地问，并没有表现出做了错事后的愧疚之情。

“我能拿一只企鹅怎么办？！”我问，“你知道刚才我有多尴尬吗，胡安·萨尔瓦多？”他继续看我，显然不为我的诘问所动。

我深吸一口气，不得不接受没法跟企鹅讲道理的现实。毕竟木已成舟，我已经决定收留他。不是吗？不会改变了！此前的这些想法陆续冒出来，嘲笑我的动摇。好吧，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气馁。而且，情况不可能比这更糟了，对吧？

“我们接下来去坐水上飞机，会很好玩的！不过，拜托，不要再给我惊喜了，好吗？”我恳求道。

距离起飞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必须赶到港口。我又用袋子套住胡安·萨尔瓦多，边享用早餐边打量周围。热气腾腾的咖啡很快就让我振作起来。

在南美，课余时间不踢足球的时候，大部分学龄男孩常会赚钱贴补家用，其结果就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擦皮鞋的男孩出没。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大家随时随地可以擦鞋；年轻人的家庭获得些许收入，游手好闲的人数量减少。

一个擦鞋男孩发现了我，跑过来，在他自制的木箱上坐下，木箱的手柄是精心设计的，可以给顾客放脚。按照传统，擦鞋这种交易无须言语交流，顾客把脚搭到箱子上，就相当于签订了服务契约，如果他认为自己的鞋暂时不需要照顾，只管忽视男孩的存在，孩子会知趣地静静退开，丝毫不觉受到冒犯。我把脚放在箱子上，男孩开始工作，奋力清除鞋子上的尘土。然后，出于因物质缺乏而养成的勤俭习惯，他往鞋刷上挤了极少的一点鞋油，抛光打磨，异常用力，试图弥补缺少鞋油的不足。第一只鞋擦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会用鞋刷背面敲两下顾客的脚，这是请顾客换脚的信号。

他给我擦第二只鞋时，我开始考虑如何防止胡安·萨尔瓦多在水上飞机里留下企鹅粪，因为飞行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对于胡安·萨尔瓦多在那辆巴士上闯的祸，沐浴着冬日的阳光坐在广场上的我满怀愧疚，甚至幻想蒙得维的亚的所有警察都会出来寻找传说中的企鹅贩子，嫌疑人的外貌描述大概会是这样的：金发，欧洲人，身穿红色滑雪夹克和蓝色牛仔裤，手提网兜一个，内有一只企鹅。想到这里，我顿时觉得自己在人群中变得有点显眼。

男孩又敲敲我的脚，表示服务已经完成，检视了脚上的皮鞋之后，我往他手里放了几个比索。

擦皮鞋的男孩们不会总在你身边转悠，他们顶多花费一两分钟为每个顾客服务——因为经常擦拭的缘故，顾客的鞋子一般不会太脏；他们也不会嫌钱少，干完之后就迅速掠到另一个最有希望购买服务的潜在主顾旁边。但今天这个男孩却打破了传统。

“先生……”他说。

我有些惊讶地低头看着他，可能很像班布尔先生(2)看着奥利弗·崔斯特。

“你的袋子里是不是有只企鹅？”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到胡安·萨尔瓦多的脚。“我能看看它吗？”

确信没有其他人注意到我们，我略微提起纸袋，让他从下面偷瞄，企鹅和男孩默然对视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俩似乎在无声地交流，用一种只有孩子和鸟儿听得懂的语言。

最终，魔咒打破了，男孩的嘴里吐出了几分钟前我就很想问自己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带着一只企鹅呢？”

他知道多少？企鹅告诉了他什么？我试图回答他：“因为……呃……嗯，因为……”每当我开口，词句就会立刻蒸发，我为什么要用网兜把一只企鹅带到蒙得维的亚的市中心？我又试了一次：“因为……”

“因为你是英国人。”男孩小声提示我，同时会心地点着头。他的神色中甚至有点卖弄自己见多识广的意思。显然他说的是个陈述句，而非问句。

“听着，”我企图夺回主动权，“那些都不重要，我现在需要的是一只结实的塑料袋，好把企鹅放进去。如果你能帮我找一只塑料袋来，我就给你五十比索。”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看得出，他是在计算耗时同样多的前提下，留在这里擦鞋和帮我找塑料袋哪个赚钱多。接下来，他决定还个价。

“一百比索怎么样？”他说，脏兮兮的脸上露出顽皮的笑容，但我可不会轻易就范。

“当然可以——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自己把塑料袋送过来，交给我，在我喝完咖啡之前。”我说。得让他看看究竟是谁说了算！他没再说什么，瞥了一眼我杯中剩余的咖啡后就跑得没影了。

我悠闲地吃完早餐，很快便高兴地看到男孩拿着一只合适的塑料袋穿过广场向我跑来，我给了他两百比索，他拔脚就溜，乐得嘴巴咧到了耳根。

对于无意中发现了一只企鹅并且很快便莫名其妙地决定把企鹅带在身边旅行的乘客，定期往返于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Aliscafo （水上飞机），将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思考对策的时间，从而帮助他们应付目的国海关关员的各种反应。这是因为水上飞机飞行时噪音很大，气流不断造成颠簸，本来就小的舷窗糊满污垢，所以乘客在路上没法欣赏风景，只能全神贯注地想自己的心事，与别人交谈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反而让我觉得庆幸），书也没法读。横穿拉普拉塔河的三个小时里，引擎的轰鸣和冷风的吹拂，成功地在我和周围的乘客之间制造出一道屏障，使我得以专心思考解决下一个潜在问题的方法：我先是想到了企鹅的天性，然后脑中慢慢地形成一个计划——当然，这又要感谢尤安·麦克里。我打算大摇大摆地过关，宣称“没有任何行李需要申报”，全程隐藏胡安·萨尔瓦多。如果企鹅不慎被人发现，我就解释说企鹅是候鸟，我只是帮忙把这只阿根廷企鹅送回他的祖国而已，因为这只不幸的企鹅偶然受了伤，在恢复期间只能由我暂时照料，伤好之后我会放他回归野外，可这毕竟只是我单方面的计划，如果布利诺斯艾利斯的动物园愿意收留他，那就再好不过了。“这种人道主义的救助行为，”我会反问对方，“当然不会违反任何规定的吧？”

我希望通过强调企鹅来自阿根廷，来打动怀有民族主义情感的海关关员。这是我从最近那次酒吧斗殴中学到的，但愿他们不要给我扣上企图实施生物恐怖袭击，或者未经许可进口外来物种的罪名。考虑周详之后，我又放松了不少，接下来就等仁慈的天意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了。不过，若说丝毫没有顾虑，是不可能的。

在当时，阿根廷的海关和出入境管制，与世界其他地方并无太大不同。如今的入境规则更宽松，个体获得的尊重更多，但那时候的海关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

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那些阴郁的移民局官员并不陌生。初来阿根廷的时候，我只有旅行签证，为了获得工作签证和居住在该国的许可，必须得到入境事务处的同意。当然，去阿根廷工作的外国人必须展示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证明自己在这些方面优于本地劳工，并且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定的好处。年轻气盛的我自然吃惊地发现，获得工作签证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按规定，申请人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携带所有必要的文件，前往港口移民局的“工作许可”部门报到，当天没有被叫到号的人必须次日一早再来，重新排队，直到自己的号被叫到为止，达到目的之前时常需要坚持很多天。

尽管对于来自更发达地区的人而言，当时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但相较阿根廷北边的那些穷国，这里还算是个不错的地方，所以总是有很多申请者去港口排队。不过，阿根廷不希望招收不熟练的外国工人，为了让滥竽充数者望而却步，他们规定的工作许可申请过程既漫长又令人不安。

缓解移民局带来的恐惧感的办法还是有的。例如，持有阿根廷企业发出的工作邀请的专业人士可以获得照顾，雇主可派一名员工代替他们递交申请，然而，对于不得不在港口排队的人而言，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行贿除外）。

圣乔治学院聘用了一位出生在阿根廷的退休英国人（杰夫）帮助外国雇员申请工作许可，只要给杰夫一点儿劳务费，他很乐意花上几天时间，拿着我的护照帮我去移民局办公室排队。只需耐心和毅力就能成功。然而，尽管排队这种苦差大都是杰夫为我代劳，但他实在没法过去的时候，我只能亲自出马。我们两人总共排了大约十天的队，几个月后，我才终于拿到了盖好“工作许可”公章的护照。

这一次，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之后，我走进宽阔的大厅，紧张地加入了Entrada（入境）标识那边的队伍。我向一位空闲的边检员出示了护照和签证，他示意我到几位海关关员的办公桌那边去排队，那里已经排了很多人，数百名旅客拖着箱子踯躅而行。队伍最前面的人把所有的行李放在一张桌子上供海关关员查验，同时还要回答他们的问题。大厅里一直有武装士兵巡逻，他们警惕地监督着海关关员的工作——最近的军事政变迫使阿根廷实行戒严政策，以“铁拳”管束边境。

虽然紧张得喉咙冒烟，但我仍旧对自己的预先计划有信心，我拖着胡安·萨尔瓦多栖身的塑料袋慢慢向前走，姿态优雅，仿佛一只刚做父亲的企鹅，看护着面前的宝宝，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帆布背包放到上帝指派给我的那位官员面前齐腰高的桌子上。他是个精明和蔼的小伙子，身穿制服，礼貌地和我打招呼：“早安。”但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另一位关员就敲打着他的手表走了过来。“谢谢。”第一位关员对他说，然后便离开了。原来，第二位是过来接班的。这一番临时变动顿时吓得我心惊肉跳——命运女神，我感谢你全家。新来的关员体格肥硕，面颊松垮，下巴大得和脑袋不成比例，暗褐色的制服陈旧邋遢，因为太胖，衬衫最上面那颗纽扣没有系，领带散乱地套在脖子上，下嘴唇上黏着一支已经熄灭的手卷纸烟，原本灰色的小胡子也被尼古丁熏黑了，从下巴上灰白色的胡子茬儿来看，他已经有两三天没刮脸了。他戴着粗框墨镜，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关员可供我察言观色，判断事态的发展。

“有什么要申报的吗？”他问。

“没有。”我对着他眼镜片上我自己的倒影回答。

“你去哪儿了？”他问，丝毫不打算放缓语气，让人听着舒服一点。

“我在乌拉圭住了一阵。”

在他眼中，我显然只是个来自欧洲的游客，毫无特别之处，所以他猛地把头拧向一侧，示意我可以离开了，我抓起背包，缓缓走开。我过关了！太棒了！感谢老天！真高兴！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而昨天下午我还被各种忧虑的愁云笼罩着，现在连海关关员在我眼中都突然变得正常了，简直跟天使差不了多少。

然而，现在高兴为时过早，当时我还不知道胡安·萨尔瓦多会被我的情绪感染，抑或是那天我得意忘形，不小心踩到了他的脚趾头，无论什么原因，就在我放松地长舒一口气的时候，胡安·萨尔瓦多发出了我遇见他以来听到的第一声鸣叫——由三个音节组成，响亮而刺耳，穿透了纸袋。

那个瞬间，几百名旅客同时停止了交谈，整座大厅陷入可怕的寂静，每个人都扭过头来，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制造了如此非凡的噪音。我感到寂静中透出危险的意味，几百双眼睛投射出带着温度的目光，打在我已然变得通红的脸上。突然之间，大家纷纷对我的个人事务产生了兴趣，而且，看到关员的注意力被我吸引过来，他们似乎也在为自己的那些黑暗秘密得到隐藏而感到庆幸。我仿佛看到所有的武装警卫已经端起枪来，走到我的身后，还掏出了手铐。

“那是什么见鬼的玩意儿？！”刚才放我入境的那位关员咆哮道，他现在变得十分警惕，宛如野兽嗅到了血腥味。他趴在桌子上，向下看着我放在地板上的纸袋，而我正打算把它藏起来。

“什么那是什么？”我说，企图拖延时间。

“就是你准备藏起来的那个袋子里面的东西！”

“噢，那个啊？”我说，“就是一只企鹅，我没打算隐瞒什么的！”我尽量表现得满不在乎和自信，然而，我自己也感到这么做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巴士上的那件事，也许只会令人尴尬，而这里的事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你不能把动物带进阿根廷！往这个国家走私牲畜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针对这种情况已经演练过无数遍的我，开始礼貌地向海关工作人员解释，企鹅根本不是“牲畜”，而是野生的候鸟，每年沿着阿根廷和乌拉圭一线的海岸迁徙，最远甚至可以到达巴西，它们的活动并不需要获得任何人的批准。至于为什么这只企鹅要通过如此方式返回阿根廷，是因为他不幸受了伤，必须暂时由我护送。一旦他恢复健康，我解释道，就可以自由地继续迁徙了。

我不停地说下去，生怕一旦住嘴就会引发什么不可预知的变故：正常情况下，一只企鹅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给共和国的海关关员添麻烦，而且我这样做根本不算走私，因为这是一只阿根廷企鹅，所以我只是帮他回国而已。（我相当满意这句台词，坚信它具有出色的效果。当然，实际上它没有。）

听完我的辩白，关员面无表情，显然未能理解我话语背后那无可挑剔的逻辑，所以依旧顶着一张臭脸。我突然冒出一个令自己不寒而栗的想法，最近上台的军人政权可能不屑于给企鹅签发动物保护令，也不太可能给人类签发人身保护令。

“跟我来。”关员说，他走进一个私密的房间，粗短的手指招呼我过去，仿佛不祥的预兆，我拿起背包和装着胡安·萨尔瓦多的袋子，听天由命地跟了上去。他重重地关上我身后的门。小小的问询室里有股难闻的气味，坚实的墙壁完全阻隔了外界的声音。

“给我看看。”他说。我把胡安·萨尔瓦多放在桌上，拿掉纸袋。胡安·萨尔瓦多看看我，又看看他。

“噢！还真是企鹅！”他惊讶地说，似乎很意外。

“我告诉过你，这是只企鹅。它们是候鸟，但一般不会从海关过境，我猜。我只是暂时照顾这只受伤的阿根廷企鹅而已。”

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他想了一会儿，审慎地打量着胡安·萨尔瓦多和我。

“你确定它是阿根廷企鹅？”他怀疑地问，弯腰直视胡安·萨尔瓦多，“那样的话就不一样了。”

“噢，是的！”我强调道，“根本不用怀疑，他是在里奥-加耶戈斯附近孵化的。”里奥-加耶戈斯位于阿根廷大陆的最南端。“看看他的斑纹，瞧，我是企鹅方面的专家。”我说，带着仿佛天生就了解胡安·萨尔瓦多的高傲神气编造着离谱的谎言。

海关关员又看了企鹅几秒钟，摸着下巴。“嗯。”他说。胡安·萨尔瓦多也看着他，但并非好奇地转着脑袋打量他，而是勇敢地直视这个人类。在这场对抗中，关员首先示弱了，终于，他得出了结论。

“没错……我明白了……当然。”他说。

他迅速地察看了周围，确认门已关紧，然后隔着桌子倾过身来，几乎贴到我的脸上，说：“你有美元吗？”他露出贪婪的微笑，牙缝里发出低沉的嘶嘶声，心虚地瞄了一眼身后，大拇指和食指不停捻动——这是一种全世界都熟悉的手势。

打通关节的时候到了。诚然，我没有违反法律或者任何规定，他也根本不在乎那只企鹅，只是想要贿赂，认为我会吓得给他点钱。虽然我手中有些美元，但并不打算为了这件已经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的鸟事付钱，况且他已经将把柄交到了我的手里，现在我占了上风。将军！轮到我突破他的心理防线了！我后退两步，做出被恶心到了的样子。

“你怎么敢索要贿赂？”我调动起一个二十三岁的人可能拥有的全部浮夸演技，故作义正词严地质问道，“我要向当局投诉！你的上级呢？”我知道，现在政变发生不久，如果向军方投诉，一定会得到回应。说着我就转身朝门口走。

“你留着这只鸟自己照顾吧！”我回头说，“他喜欢吃鲱鱼，而且饭量很大。噢，对了，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把手指放在靠近他嘴边的地方的！”

没等走到门口，我就听到一声威胁的喉音。

“站住！别再向前走了，先生！”

他掏枪了吗？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犯下大错了吗？我立刻站在原地，缓缓转过身去。他已经与桌上的企鹅拉开了相当远的距离，双手紧张地背在身后。

“把这只鸟带走！你不能把它留在这儿！”他说，说完又加上一个谄媚的微笑，“你没有必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对不对？对不对？”

于是，我拎起胡安·萨尔瓦多，趁关员没有改变主意或者因为办公桌上突然出现的鸟粪发难之前，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我的旅程的下一段——从港口前往宪法车站乘坐地铁，到达基尔梅斯后转乘列车——只用了不到一小时，全程平安顺利。又坐了十五分钟的公交车，我们便到家了。

“你好！”我快活地向学校的门卫打招呼，尽量显得一如往常，向他们保证等我洗完澡就给他们讲述旅行见闻之后，我一边祈祷不要撞到别人身上，一边旋风般地冲向自己的公寓。

啊！伸腿踢上身后的公寓门，把胡安·萨尔瓦多放进浴缸，我彻底松了一口气，这样的感觉多么美妙！就一整天都待在网兜里而论，他看上去棒极了。

“好啦，我们回家啦！”我对正在熟悉新环境的企鹅说，但他没有看我。“你怎么啦？”我问。

“什么里奥-加耶戈斯！我还是在福克兰群岛孵化的呢！”他愤愤地看着我，仿佛在说。

“得了吧你！”我说。“你今天给我惹的麻烦够多的了！Basta！你为什么要在海关办公室嘎嘎叫？在公交车上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后来你又差点儿害我坐牢！”

他终于转过身来，纯真无辜地看了我一眼。我笑了，这是因为我无惧艰难险阻，终于把他带到了阿根廷，领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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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诗句摘自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两条路》，顾子欣译。

(2) 译注：《雾都孤儿》中的教区执事，总是与奥利弗作对。

第六章　我要吃鱼
CHAPTER 6　YOU SHALL HAVE A FISHY

意外的购物收获

In which I get far more than I bargained for on a shopping trip

我摩挲着胡安·萨尔瓦多瘦削的胸脯，他突出的胸骨刀片般锋利，不知道上一顿什么时候吃的，如果现在抓紧时间，还能在市场关门前赶过去，于是我从自己藏钱的地方拿了几千比索纸钞，准备去一趟基尔梅斯。我抓过我的自行车，打足了气（我每次出门前都不得不给车胎打气），立刻出发了。

来到阿根廷以来的过去六个月中，我一直在被迫学习如何在严重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中生存下去。

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塞萨国际机场时，我见到了我的新雇主——圣乔治学院的校长，他开着一辆当地常见的福特猎鹰汽车把我接到了学校。在路上，他不停地向我介绍阿根廷的历史、地理和经济方面的信息，而且表示我可以预支薪水。一起用完餐后，财务主管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给我一大叠簇新的纸钞（我注意到，钞票是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在伦敦印刷的），足有一百五十万比索，然后他建议我当天下午就进城，把我可能需要的所有物品全部买回来。

学院建成时，基尔梅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处富裕的郊区，但后来北部地区变得更受青睐，所以现在这里变得像一块废弃的城市腹地。马路是厚厚的混凝土铺的，路面已经严重开裂，仿佛大块的浮冰。电力线缆密密麻麻地挂在杆子之间，很多都是私自拉设的。人行道上的井盖以奇怪的角度翻翘着。与所有的阿根廷城镇一样，基尔梅斯的街区规格是一百米见方，街角的建筑拐角是四十五度，通常在这个位置安一扇门，避免角度过于尖锐。

有些建筑显然是店铺，其他的建筑用途则比较含糊。门窗上安装的金属卷帘与建筑融为一体，看上去很安全，但缺乏美感。每个街区都有一个维修店，专修各种家电、摩托车以及各式各样的金属、橡胶和陶瓷物件。各种配件从昏暗的店堂内部一直堆放到人行道上，满身油垢、身穿工作服的维修工总是在忙着抽烟和聊天。

要如何花掉一张十万比索的钞票呢？它的实际价值是多少？我已经随身带来了所有的日用品，其他物品也将经由海运送到，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需要什么，更不清楚该如何花掉这笔钱。

发现自己对实际事务如此无知后，我相当惊讶。我连哪怕一件东西的价格都不知道，所以也无法据此估计其他东西的价钱。如果你兜里揣着一百五十万比索（总共十五张大钞），恐怕连买杯啤酒都很麻烦。虽然我知道汇率，但这也无济于事。阿根廷的劳动力廉价，可人工生产的物品贵得离谱。教师雇得起女佣、厨师和园丁，却根本买不起汽车。

就这样，来这里的第一个下午，我探索了基尔梅斯的郊区，吃了午餐，支付饭钱时倒也简单：餐馆外面有菜单和价格表。吃完饭，我带着满满一衣兜找回来的零钱离开了，又买了啤酒、水果、咖啡和牛奶，然后回学校喝下午茶。

那天晚上，我再次遇到财务主管。

“所有的钱都花了吗？”他问。

没有，我承认，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听后怒不可遏，似乎我犯了什么大罪。

他告诉我，我想要什么并不重要：我必须把能拿回来的所有东西全部买到手，然后把它们列到清单上，回到学校之后用来以物易物。他说，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到了第二天，我手里的钞票可能会贬值一半，因为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大约是百分之百。

我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不早对我说明原因？但我也清楚，沟通并不是财务主管的强项。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出门消费了。今天开门的店铺比昨天少，那些明码标价的商品的价格不断变换。一般来说，除非需要现金或者清仓，店主是不会主动开门营业的。

迷你市场里，店员们忙于更换价格牌，标价不是每天涨三到五个点，而是每隔几周直接翻番。如果某个价格高得过分，那么随着通胀的加剧，再过几天它就不会显得那么恐怖了。店员甚至还会临时更改顾客已经放入购物篮的商品价格，有时候就在收银时直接涨价，比如收银员会看着标价，说：“今天的价格是标价的两倍！”你可以照价买走、扔下不要或者试着砍价，偶尔也会砍价成功。

我买了不合身的牛仔裤和自己永远都不会穿的衬衫，买了咖啡用具和牙膏，买了数量多到荒谬的廉价刀具套装，刀柄是竹子做的，装在丑陋的带拉锁的绿色塑料套里（毫无疑问，哪怕只买一套装在丑陋的带拉锁的绿色塑料套里的竹柄刀具都很荒谬，况且我买了十二套！），买了五金器具、布匹和胶卷（可我没有相机），买了够用一辈子的蚊香。

我设法花光了几乎所有的钱，而且回校后毫无困难地把各类货品交换了出去，甚至连那些可怕的刀具也被财务主管换走了（我完全被这个事实迷住了）！

不久我发现，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以购买美元旅行支票，这意味着我无须每个月都进行荒唐的购物。通胀的另一个后果是，法律规定，必须在月中给雇员发工资，这是保护劳动者的一种尝试，高通胀期间，雇主拖欠工资是不道德的。

更妙的是，假日薪酬必须在休假的前一个工作日发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十二月初领到全额的暑假工资——阿根廷的夏天十二月开始，二月结束。那种情况下能提前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已经非常不错，可那年的十二月，去办公室领工资时，我发现竟然拿到了四个月的钱。我连忙询问缘由，校方回答，这里面包括我的aguinaldo。“啊！当然！”我答道——尽量不表现出太蠢的样子，然后跑去问英国侨民同事，什么是aguinaldo。他们告诉我，那是圣诞期间的奖金。

埃娃·“伊维塔”·庇隆——是胡安·庇隆的第二任妻子，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庇隆第一届总统任期中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促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包括推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难怪她在公开发言或者广播演讲中表示，要高举庇隆主义的大旗，为“被践踏的”穷人张目的时候，descamisados（劳工们）如此崇拜她。遗憾的是，庇隆政府制造的经济灾难，最终对同一批劳工造成了大得多的伤害，可这一点是他们在当时所无法理解的。

在阿根廷居留期间，我迷上了研究通货膨胀。有些人已经习惯了与通胀共处，并且在庇隆政府保持低利率的时候发现了利用通胀的办法。房产拥有者们会骄傲地告诉我，他们的房屋是几年前贷款购入的，现在他们每月还贷的数额只相当于几杯啤酒钱，而且下个月还会缩水一半。我知道，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人获利，必然有人损失，因为通胀是经济的病态，但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更清楚地理解了通胀的原理。

来到市场，我欣慰地看到鲱鱼供应充足，便急忙排起了队，生怕把胡安·萨尔瓦多饿坏。排在我前面的老太太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长相和表情都像一只牙疼的牛头犬，她正在和鱼贩讨价还价。虽然我也很同情她，但喂饱企鹅是我的当务之急。

由于通胀肆虐，大家决定对阿根廷比索“重新估值”，乌拉圭也做了类似的事，还推出了“新的”乌拉圭比索，面值是旧比索的一千倍。鉴于所有东西的标价都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旧比索，除以一千相当方便——只需划掉三个零。因此，一杯标价一万“旧”比索的啤酒，现价就成了十个“新”比索。这样简单的换算人人都会做。

然而，为了避免被外界视为模仿自己的北方邻居、弹丸小国乌拉圭，阿根廷选择了摒弃常识的糊涂做法，宣布一新阿根廷比索只相当于一百旧比索，站在我和胡安·萨尔瓦多的鲱鱼之间的这位老太太，近期就成了这套混乱的经济措施的受害者，价格除以一百的做法给许多人带来了麻烦，原本标价一万“旧”阿根廷比索的啤酒，现价一百“新”比索，除以一百并不符合大家的计数习惯，不便于计算，对于那些晚上出去喝了几杯的人而言尤其如此。更糟的是，有人自作聪明地想出了在旧钞票的面额上覆盖印刷新数字的主意，结果把旧面额和新面额弄得一律模糊难辨。

鱼贩再三向老太太保证新的价格是正确的，以及他并不打算骗走她的毕生积蓄。但问题在于，连他自己都稀里糊涂，只得向也在排队的一位顾客求教该如何说服老太太。显然，说服的过程会占用一整晚的时间，而我急着回去给胡安·萨尔瓦多喂食。哦，见鬼！我差点就要沮丧得尖叫起来，幸好仅存的一点自我控制力将尖叫化为了嘟囔，或者说我自己觉得那是嘟囔——我压低了声音，用英语说：“啊！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亲爱的，赶紧带着你的屁股闪人吧。”

老太太瞬间住了嘴，转身怒视着我，扬起手中黑色的钱包敲打我的前胸，连披肩都掉到了地上。我想帮她把披肩捡起来，可她还是不停手。终于收手之后，她用高高在上的优雅语气说：“年轻人！你怎么敢对我说出那样的话！”

啊，太尴尬了！简直像我十岁时因为说了某个粗鲁的词而被祖母批评了一样，可我不是故意要冒犯她的。

当然，我马上就向她道歉了：“夫人，请原谅我的口不择言。”但作为一个温文有礼的人，更得体的做法是坚持替她支付鱼钱，以便弥补我给她造成的困扰。可强烈的尴尬弱化了我的反应能力，不过我接受了教训，准备在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加以补救。

回到公寓，胡安·萨尔瓦多在浴缸里跳上跳下地欢迎我，他是一只非常好奇的企鹅，伸长了脖子看我拿回了什么东西。

“购物袋里有什么？我们瞧瞧吧？”

我把装着鲱鱼的袋子放进洗手盆，坐在浴缸边，捏着一条鲱鱼的尾巴，在企鹅面前晃了晃，但他却像没看见一样。于是我拎着鱼碰了碰他的嘴巴，又拿到他的鼻孔旁边。

“来吧！”我说，“你难道不想尝尝好吃的鱼吗？刚从基尔梅斯市场买来的鲜货！多好的鲱鱼！还不快谢谢我，小鸟！”

他闭上眼睛，反感地哆嗦了一下，迅速摇摇脑袋，厌恶地低下了头，嘴巴按在胸口。

“不！拿走！恶心的东西！我只吃鱼！”他的意思非常明白，仿佛是逐字逐句地说出来一样。他显然对这些鲱鱼不感兴趣。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不赶紧吃点东西，恐怕很快会饿死，我能硬逼着他吃吗？

我抓住他的脑袋，把一根手指塞进鸟喙里搅了搅，迫使它张开，尽可能地把鱼往里塞，同时按住企鹅的身体，让他品尝鲱鱼的味道，然后松手。企鹅的头部剧烈地摇晃起来，鲱鱼被甩到了浴室对面，如果再歪几英寸，恐怕会命中我的身体。鲱鱼砸到我脑袋后面的墙上，滑向地板。企鹅把嘴按在胸脯上蹭了蹭，但没有更大的动作，显然既不怕我，也没被我刚才的行为吓到，接着，带着临危不乱的尊严感，他仔细地用嘴梳理着羽毛。

没有气馁的我又试了一次，抓牢他的脑袋，把鱼塞进他嘴里。企鹅的脑袋又开始剧烈晃动，把第二条鲱鱼甩到第一条旁边。他紧盯着我。

“难道市场上不卖鱼吗？”

“刚才那些就是鱼，胡安·萨尔瓦多。”

“不对。鱼是扭来扭去的，住在水里，会游泳，不过我游得比鱼还快！你难道不知道吗？”

经历了一整天的尴尬、焦虑、戏剧化的翻转和方才的失败，我决定再试一次。我掰直他的脖子，捏开他的嘴，塞进第三条鱼。这次，我把鱼一直推到他的喉咙后面，实际上，我已经用手指把它塞进了企鹅的食管。我放开他的脑袋，仔细观察。他的小眼睛平时总是瞪得圆圆的，现在却闭上了，气也不喘了，我不小心把鱼塞进他的气管了吗？他会被鲱鱼噎死吗？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企鹅有用吗？能把塞进去的鱼再掏出来吗？我按摩着企鹅的食道，鼓励他下咽，他的眼皮完全是凹陷的，脑袋仿佛变成了真空的，把眼珠吸了进去。我吓坏了。他纹丝不动地站着，双眼紧闭，过了好几秒，他的身体才又晃动起来。我正要想办法把那条鱼拽出来，结果发现他已经把它咽了下去：圆鼓鼓的鱼身子沿着企鹅的喉咙滑进肚子里，他睁开眼睛，恢复了正常。

我松了一口气，擦掉眉毛上的冷汗。刚才整个过程中，胡安·萨尔瓦多既没有挣扎着试图逃跑，也没有以任何（我能够感知）的方式反抗。现在，他开始站直了打量我，先左眼，后右眼，目光中逐渐透出理解的神色，似乎慢慢明白过来。他不再双目低垂，把嘴按在胸脯上擦来擦去，而是晃着脑袋，两眼闪闪放光地看我，左眼，右眼。他抬头望望洗手盆，又看看我，似乎在对我说：

“啊！鲱鱼！装在蓝色和白色的塑料袋里！你为什么要捏着它们在我鼻子前面晃悠？你觉得我在水里能闻见它们的味儿吗？说真的！还有没有了？看在老天的分上，我饿啦！拿鱼来，快点！快！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没忘吧？”

我又捏着一条鲱鱼的尾巴，举到企鹅的头顶，还没来得及叫出“胡安·萨尔瓦多”，他就从我手指缝里把鱼叼走，整条吞了下去。被他猛扑猛咬的劲儿吓住，我连忙抽回手指。无论什么东西放在他下巴附近，都有被咬断的危险。

一旦吃上了嘴，胡安·萨尔瓦多就决意要弥补好几天没吃饭的损失，一条接一条地吞鱼，我捡鱼的速度简直跟不上他。他似乎必须闭上眼睛来帮助吞咽，我把一条鱼的尾巴冲着他，测试他会如何反应，但这对企鹅来说并不是难事，他叼起鱼尾巴一抛，把鱼翻了个，咬住鱼头，吞了下去。接下来的十分钟，整袋鱼都进了他的喉咙，他的肚子明显鼓了起来。他甚至还把扔到地板上的两条鱼也吃了。企鹅进餐时，我趁机清洁和按摩了他的羽毛，希望防水层能恢复功能。

关上浴室的门去睡觉时，我感到比前一天刚捡到企鹅的时候乐观了许多。早晨起来，我高兴地发现企鹅活泼如常，浴缸排水口那头有坨鸟粪，而他聪明地站在浴缸的另一头，离得远远的。

“你需要打扫一下浴缸，对吧？”他趾高气扬地问。

早饭后，我给车胎打了气，跳上自行车，骑回市场。我满意地看到鱼贩子的鲱鱼供应依旧充足，而他则惊奇地发现昨天就买了很多鲱鱼的我又来买了一公斤。

“给企鹅买的。”我说。

“哦，当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么说，你明天还会再来买啰？”他眉开眼笑地问，但听到我的回答之后，他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因为我说：“当然！我希望以后天天都来买鲱鱼！”

胡安·萨尔瓦多早餐只吃了十几条鱼，但每次我进浴室看他，都会再给他几条当零食，因此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把刚买的一公斤鲱鱼吃光了。我再也不必担心他吃不饱了，现在，我的浴室已经成功引进了一台效率极高的鸟粪制造机。

第七章　楼上楼下
CHAPTER 7　UPSTAIRS DOWNSTAIRS

胡安·萨尔瓦多正式入住并举办乔迁派对

In which Juan Salvador takes up residence and hosts a house-warming party

为了迎接学生返校，我终日在学校忙碌，每天去单身员工食堂就餐四次。回到学校的第一天，我就以旅途见闻为由，在食堂向度假归来的几位同事打听企鹅的习性。我希望他们不会发现我的真实动机，因为那时我还没准备好向外界宣布我的公寓有个新房客。

尽管大家热心回应，我却没有得到什么可以帮助胡安·萨尔瓦多的有用知识（他们告诉我的东西，有很多都是我已经知道了的），去图书馆查询本地动物志也没有收获。不过，我确定了一个事实——只吃鱼就可以满足企鹅的营养需要，这是毫无疑问的。

学生们（都是男生）住在三栋三层的宿舍大楼里，宿舍楼坐落在校园南面，间距大约七十码，十三岁到十六岁学生的宿舍配备了公用休息室，高年级生的宿舍里则划出了个人学习的空间。每座宿舍楼中都有舍监，下辖两名助手，因为我是单身，所以住在同属宿舍楼的教工公寓里，与楼管员的房间位于同一侧。

我的公寓位于二楼（在美国算三楼），总之就是顶楼，我必须爬两段楼梯才能到家。公寓旁边有扇门，通向楼顶的露台。露台在楼管员住处的正上方，面积约有三十平方英尺，周围有一圈十八英寸高的护墙（后来我发现，这墙大约和麦哲伦企鹅一样高）。露台的地面铺着地砖，稍微有点坡度，用于排水。露台上配有桌椅和一根清洁用的水管，但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显得比较空旷。前往露台的唯一通道就是这扇门，如果把它锁住，待在露台上的任何人或者企鹅都无法逃走。

返回学校的第二天，准备洗澡吃早餐之前，我把胡安·萨尔瓦多放到了露台上，走进浴室，我惊恐地发现浴缸底部经常接触鸟粪的地方出现了腐蚀的痕迹：釉面不再光滑，有几块地方变得很粗糙。企鹅粪的破坏力竟如此之大，我很怕自己不慎滑到浴缸中弄伤皮肤，同时决定以后再也不会直接触碰鸟粪，既然它连陶瓷都能腐蚀，人体组织应该更不在话下。胡安·萨尔瓦多竟然没有弄坏贝拉米家的浴缸，真是万幸！

现在到了我把胡安·萨尔瓦多介绍给同事们的时候了：很明显，他不会突然死掉，反而靠着基尔梅斯鱼市提供的鲱鱼活得舒适惬意，而且对我的照顾也十分满意，看起来并不打算逃跑或者寻求其他企鹅的陪伴，这些都是我不再为他担心的理由。另外，他友善、热情和好奇的行为举止真的非常惹人喜爱。自打上次在海关关员眼前叫了一声之后，他再也没有发出声音，但我不敢保证他不会再叫，所以，在他被人发现之前，我最好先行采取主动。我不希望最后让大家觉得我是在偷藏企鹅，或者认为我对自己在学校里养企鹅的行为怀有负罪感。

吃过早饭，我去了缝纫室，寻找我觉得可能成为我的最大盟友的那个人。

“玛丽亚，我需要你的帮助。”一番新学期开始时通常会有的寒暄之后，我说。

“当然可以，先生，什么事？”

“玛丽亚，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企鹅，不知道你能不能——”我开口道。

“你发现了一只企鹅？！在学校里？”

“你有时间听我讲讲吗？”

玛丽亚是学校的管家，负责所有的清洁和洗衣工作。她十三岁时就开始在圣乔治工作，现在已经快七十了。洗衣是由居住在学校周围的妇女手工完成的，她们每天都来。玛丽亚的职责逐年增加，最终，她成为全校资历最老的员工。为了表示褒奖，学校任命她为管家，管理所有女性清洁工和洗衣工，但玛利亚这样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养老金的，所以她不得不继续工作，要么干到死，要么干到不能动。如果遇到后者这种情况，她的生活就得仰赖别人的恩惠了，她永远都没法退休，因为她的积蓄只会贬值，不会升值。

通过接触玛丽亚这类人，我对通胀环境中的失败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穷人——劳工——得到的报酬迅速贬值，让他们根本没有炫耀的资本。“富人”则是通胀的受益者，因为他们可以用不值钱的钱购买劳动者的服务，保住自己的资产的价值，甚至使它们增值。通胀是巨额财富从贫困大众转移到少数富人那里的过程。实际上，为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那些漂亮房屋买单的，正是玛丽亚和成千上万像她一样的“劳工”。

我耐人寻味的讲述引起了玛丽亚的好奇心，她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跟着我来到我的公寓。

玛丽亚只有五英尺一英寸高，胸部巨大，饱受关节炎和拇囊炎折磨，还有严重的罗圈腿。如果让她在走廊里逮猪，猪也许会从她腿间钻过去逃走。好在圣乔治学院不太可能需要她具备逮猪这样的技能。

我随着玛丽亚的步速缓缓向前走，告诉她我在假期的经历。她的膝盖一直不好，走路时拖着脚（但和企鹅的步态不同），慢慢地爬上楼梯，拽着扶手把自己拉上去。终于爬到顶后，她的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简直像阳光一样温暖。于她而言，完成自己能做到的事情的成就感，远远超过了做不到某些事的挫败感。认识她以来，我从未听到她抱怨过命运的不公。我像看待自己的祖母一样爱她。

对这位“圣母玛利亚”来说，世上似乎根本没有什么难事，因为她的心肠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善良的。她爱学生，愿意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们，学生们的喜怒哀乐牵动着她的心，她也愿意向年轻的教师付出母亲般的爱。有一次，洗衣房的工人罢工，学生们只好自己洗衣服，而我所能做的只有阻止玛丽亚亲自为我洗衣服。两三周后，洗衣女工们涨了工资，主要原因是有些学生的母亲无法想象她们那只有十六岁的宝贝儿子自己洗内裤（或者根本不洗），于是纷纷写信抗议。结果，一切都以阿根廷人特有的务实方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我打开露台的门，胡安·萨尔瓦多立刻看向我们。如我所料，他只用了两秒钟（甚至不到两秒）就融化了玛丽亚的心。她缓步走下两级台阶，他朝她跑过去，抬头看着她的脸。听我说起海滩上的原油污染，她忧心忡忡，自然十分愿意照顾可怜的企鹅。当然，我们很快也会发现，胡安·萨尔瓦多丝毫没有辜负她的关爱。玛丽亚坐在护墙上，温柔地抚摩着企鹅的肩膀。

我建议她来给企鹅喂早餐，玛丽亚欣然同意，胡安·萨尔瓦多也很配合，每吞下一条鱼都要晃晃脑袋，用力扑棱几下翅膀、摇摇尾巴表示感谢。这位捕鱼大师成功地捕获了一位老太太的芳心。她完全被他迷惑了，从那以后，玛丽亚经常会带好吃的过来喂他，一人一鸟相处的画面温馨感人。

我又把自己准备在露台上收留企鹅的打算报告给校长，并且保证，等我下次放假时，如果企鹅完全康复，我就把他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动物园。我对楼管员理查德也是这么说的，但公之于众的结果就是，其后一整天的时间里，前来看望胡安·萨尔瓦多和我的访客络绎不绝。

晚饭时，我在食堂给同事们讲述了自己在埃斯特角城与企鹅斗智斗勇的故事，解释了这只鸟儿现在住在我的露台上的原因。听闻我援救和清洗企鹅的经过，同事们都很兴奋。然而当我告诉大家他的名字时，乔治插话道：“不，不，你应该叫他胡安·萨尔瓦杜（Juan Salvado，相当于英文的John Saved，得救的约翰）。”其他人也一致认为这个名字比“胡安·萨尔瓦多”（Juan Salvador，对应英文是John Saviour，拯救者约翰）更合适，因此，企鹅的好朋友们私下里会称呼他胡安·萨尔瓦杜，而在正式场合他的名字还是“胡安·萨尔瓦多”。

老师们自然都想看看企鹅。所以，晚饭之后，伙伴们簇拥着我来到露台，我把他们介绍给胡安·萨尔瓦多。大家在椅子和护墙上坐下，围成一圈，顺时针传递波尔多葡萄酒，逆时针传递装有鲱鱼的袋子，轮流体验喂企鹅的感觉。胡安·萨尔瓦多追着鱼跑，依次来到每个人眼前，开心地吃下对方喂给他的鱼。这幅模样把大家都迷住了。填饱肚皮之后，他吃得没有那么快了，但显然很高兴有人陪伴。只有当我的同事们开始转移注意力，谈论与企鹅无关的话题（比如军队招募的年轻机枪兵举止滑稽可笑、基尔梅斯足球俱乐部踢进世界杯的概率什么的）时，他才变得不那么亢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胡安·萨尔瓦多在人类的陪伴下完全放松的样子。当然，后来我又观察到许多次。他并没有被人类的身高吓到，也不曾表现出拘谨和不自在。他会热情地欢迎客人访问自己的露台。而且，据我所知，他真诚地渴望友谊。不，不仅如此，实际上，有人拜访时，他简直欣喜若狂。客人会有一种在漫长而艰苦的旅程结束后来到忠诚的老朋友家里的感觉。胡安·萨尔瓦多拥有早熟儿童具有的各种魅力，但与早熟儿童不同的是，他的魅力不会转瞬即逝。事实上，它们永远不会减弱。他更像宏大的社交宴席上举止优雅自如的东道主，是堂堂的胡安·萨尔瓦多企鹅阁下，他机智诙谐、彬彬有礼，系白色领结，穿燕尾服，高贵气质与生俱来，学习能力超群，见识丰富。企鹅阁下在宾客中从容周旋，应对得体，当他靠近时，大家会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向他，然后，他会让每位访客觉得自己的陪伴所带来的快乐，是企鹅阁下追求的唯一目标，但出于礼貌，他不得不暂时走开，招呼其他客人，以免冷落了他们。所以，尽管现实中是人类喂鱼给企鹅吃，但就比喻意义而言，是胡安·萨尔瓦多喂养了人类。

第一天晚上，企鹅站在我旁边，看着周围的人，似乎在琢磨自己的肚子还有没有空间多装一条鱼。我注意到他目光闪烁，点着脑袋，很快就站着睡着了。他慢慢斜靠在我身上，神态是彻底的平和满足。

第二天是学生返校前的最后一天，所以我还有些空闲时间可以利用。既然大家都知道了企鹅的存在，我决定带他去散步。运动起来总比整天待在露台上有益健康。

学校占地很广，有许多开阔的操场，四周种植着高大的桉树，还有植被比较密集的寂静所在，很像国家公园里的森林一角。我领着胡安·萨尔瓦多在桉树下的草坪上漫步，我去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与我的距离不会超过几英尺，就像他在乌拉圭的海滩上那样。越来越有信心的我走得更快，为了跟上我，企鹅全速跑起来。企鹅们跑动的时候都会支棱着翅膀，摇晃身体，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步的跨出的距离。见到如此滑稽的情形，很少有人能忍住不笑。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走得不紧不慢，留心观察企鹅的行为。虽然胡安·萨尔瓦多会好奇地观察地上的青草、树叶和树枝，但他从来不会与我拉开太大距离。我们在路上遇到学校的一些员工，我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新同伴的来历。虽然没有人公开批评我，但我感觉有人可能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离经叛道，当然，我希望自己只是过度敏感而已。无论如何，胡安·萨尔瓦多现在健康地活着，这说明我在乌拉圭海滩上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绕着几个操场走的第一圈至少有一英里。我仔细地在企鹅身上寻找疲劳的迹象，或者“走不动了，抱着我吧”之类无声的暗示，可什么都没发现。起初我很惊奇，但转念一想，企鹅每年都要完成数千英里的迁徙，如此非凡的毅力远超人类，所以绕着橄榄球场走几圈对胡安·萨尔瓦多来说八成是小菜一碟。

那时候Calle Guido——圭多街，基尔梅斯的一条石子路——的尽头，就是圣乔治学院的大门，路到了这里变成了崎岖不平的土质小道，此后继续延伸一英里半，直通河边。小道两旁的土地属于圣乔治，北边的平坦空地上划出了几块橄榄球场，被美丽的蓝花楹树环绕。

不同品种的蓝花楹遍布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我见过的都非常可爱。有些品种比较矮小，不比灌木大多少，其他的则能长成大树。种在橄榄球场周围的约有四十英尺高，由于修剪得宜，树冠连成了一大片，投下连绵斑驳的树影。树冠的宽度几乎与树的高度一致，观众和球员可在树下遮阳纳凉。春天的蓝花楹身披一树风铃草色的喇叭状繁花，不计其数的花朵完全吞没了树冠，组成巨大的伞盖，美得惊心动魄。那充满活力、引人注目的蓝色甚至让万里无云的晴空黯然失色，怒放的花苞使得浅绿色的枝丫不堪重负，与粗糙坚硬的深色树皮形成鲜明的对比。花谢之后，整个夏天，精致纤弱的树叶都会长久地保持独特的吸引力。秋天来临，蓝花楹的金黄色小果实很像一串串葡萄，在落日的余晖中灿然闪耀，甚至树叶掉光之后，它们还会长留枝头。在我的心目中，蓝花楹是最美的树之一，而蓝花楹和站在蓝花楹树下的企鹅，更是组成了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

圣乔治学院的所有建筑都集中在小道南边那片五十多英亩的土地上，其间还有许多操场。如今的校园已被逐渐扩大的郊区包围，但那时候组成校园的两块土地周边环绕着高大的栅栏。园丁任由那儿的灌木疯长，你可以穿过栅栏前行，沿着横贯灌木丛的小道，经过几片民居，一路走到拉普拉塔河边。全程至少需要半小时，但如果带着企鹅的话，则要走更长的时间。

学校与河流之间的民居虽然不算什么小宅院，但比棚户区的房子高级，是砖头和木材混搭的结构，这些材料是居住者从周边街区“回收”来的，房子没有接入市政管网，住户只能过着没有电力和上下水的生活，他们会在小片土地上种植少量庄稼、养鸡养猪，或者去镇上找份工作。学校就从本地居民里面招募了一些厨子、清洁工、洗衣女工和维修工。

我通常喜欢晚上到河边散步。成为企鹅爱好者之后，我向住在河边的人打听，想知道他们是否在附近的河上见过胡安·萨尔瓦多这样的鸟。“从来没有。”他们回答。如此看来，鲱鱼和捕食鲱鱼的企鹅，应该都喜欢待在远离大量淡水的海洋深处。难怪企鹅会从阿根廷海岸出发，在茫茫大海中游弋两百多英里之后抵达乌拉圭。

拉普拉塔河庞然无边，与英吉利海峡等宽。假设你站在多佛向南眺望，当前气温三十摄氏度，水体温暖、咸涩、浑浊，映入你眼帘的是亚热带的植被，还有逐渐北移的太阳（在南半球，太阳是逆时针移动的）。是的，这就是你站在拉普拉塔河畔那条小道上时可能会有的感觉。

这儿的环境并不宜人，但学校里的孩子们可以自由地漫步到河边或者独自进城。虽然那时的民权严重受限，政治形势接近无政府状态，但相比之下，个体自由却大得没边，简直如同进入了黄金时代。圣乔治的一些学生来自南美大陆最富裕和最具影响力的家庭，然而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与本地居民（bajo，属于最贫穷阶层）打成一片。虽然教工会议曾经讨论过孩子天性脆弱，需要保护，但保护措施仅限于校门口的武装警卫和网球场的篱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安全考虑。

带领胡安·萨尔瓦多参观校园后，我们回到校舍。我跨上前门的两级台阶，可企鹅却撞在第一级台阶上，似乎没有看到眼前的障碍物，向后弹去，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只好把他抱进宿舍楼。被人抱着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高兴，从来不会挣脱。进了大门后，我才把他放到地上。

我的公寓在顶楼，要爬一大段实木楼梯。我边上楼梯边回头观察胡安·萨尔瓦多接下来的反应。只见他又被第一阶楼梯弹倒在地，但这次他开始研究障碍物，用两边的眼睛轮流打量那些梯级。过了一会儿，他仿佛突然明白过来，毫不犹豫地走向楼梯，向前上方一跳，肚子朝下，降落在第一阶楼梯上，与此同时，他的脑袋却撞在第二阶的边缘，但他并没有气馁，马上站起来跳上第二阶楼梯。这一次，他故意斜着身子——显然是估算了自己的身长和楼梯的宽度，决定斜着上去，以防撞到脑袋——降落在楼梯上，仍是肚子贴地，发现这一次没有撞到脑袋，他立刻开始重复整套动作，向另一侧倾斜身体，跳上下一级楼梯。就这样，他跟在我身后，沿着“之”字形轨迹跃上接下来的梯级，我爬到哪里，他也跟着跳到哪里。

被胡安·萨尔瓦多的机敏震撼后，我很自然地想看看他会如何下楼梯，于是我转身下楼。他干脆果断地肚皮贴地，像雪橇一样前冲，砰、砰、砰，以极快的速度滑下整段楼梯，最后保持俯卧的姿态在大理石地面上着陆。滑行了一段之后，企鹅刹住身体，站了起来。虽然并非上楼梯最快的动物，但胡安·萨尔瓦多却能以最快的速度滑下整段楼梯，毫不费力地掠过两段楼梯之间的直角拐弯。后来我还发现，学生们曾经背着我，和企鹅比赛下楼梯，结果胡安·萨尔瓦多每回都赢！听说这件事后，我硬下心来禁止了这样的比赛。因为我怕企鹅在一连滑下十几级楼梯时被学生撞到，那么这孩子不仅会把企鹅压死，还会被企鹅的尸体绊倒，滚下楼去，摔断自己的脖子。想到这里我就浑身发抖。不过在新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预见到孩子们会和一只企鹅成为如此熟稔的玩伴。

第八章　新朋友
CHAPTER 8　NEW FRIENDS

学生返校，发现不速之客

In which the students return to find an unexpected guest

我发现，许多学校似乎都会使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洗涤剂（而且只有学校才会使用它），报到日当天，它的气味伴随着学生的窃窃私语弥漫在宿舍里，打破了原来的寂静。到处都是杂乱的脚步声和塞着学生制服、运动装备的皮箱相撞声——长达十七周的新学期伊始，它们被主人随意丢在床边的地板上——校园仿佛起死回生。那年春天，见到回归的孩子们，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胡安·萨尔瓦多喜欢有人陪伴，尤其在校园里又出现了三百多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会缺少朋友了。

学校不仅是学生的家，也是许多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的住处，住在这里的还有疗养院的护士，这是个联系紧密的社区，大家互相认识。圣乔治每个班的学生平均有十五名左右，宿舍的规模也依此安排，食堂能够容纳全校师生同时就餐，每日提供三餐到四餐，主厨豪尔赫懂得如何满足阿根廷年轻人的胃口。校内的小教堂也足够大，装得下每一个人。我们常在那里聚会，参加牧师带领的礼拜仪式，去那里的频率和热情仅次于去食堂。

我站在楼梯的顶部疏导人流，想知道再过多久才会有学生透过玻璃门看向外面的露台，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一个黑发蓬松的机灵小伙子（伊戈尔）就透过门上的玻璃，朝外面的田野和更远处的河流望去，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毫无疑问，他的心情像任何面对新学期的孩子一样兴奋。他来自秘鲁，祖父是从俄罗斯移民过去的。

过了几秒钟，那个近在咫尺的家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儿有只企鹅！”他小声地说，先是看看周围，然后收回视线，鼻子贴在玻璃上。他扭头看见了我，又说道：“那儿有只企鹅！”

“噢，我猜他打算飞到南方过冬，暂时停在这里休息一下。”我说。我喜欢故弄玄虚造成认知矛盾的教学方式——用不现实的语言促使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

伊戈尔皱起眉头，又看了看露台，想要反驳，但看到我的表情之后，他意识到我在开玩笑，便跟着我一起笑起来。“我能过去看看吗？”

“如果你能做到安静和温柔，当然可以。”

他小心翼翼地敞开玻璃门，来到露台上，我也跟过去看着。伊戈尔慢慢走过去，胡安·萨尔瓦多拍打翅膀表示欢迎。男孩弯腰抚摩企鹅的头，企鹅向后躲了一下，但很快又把脑袋凑过来，逗着他玩。伊戈尔看着我。“我可以告诉别人吗？”他问。

新闻如同野火燎原般传开——学校宿舍的露台上有只企鹅，男孩们争先恐后地涌到露台门口。起初我还会限制探视企鹅的人数和时间，担心胡安·萨尔瓦多被大家的热情吓到。可我们很快便发现，崇拜者的数量对于企鹅根本不是问题，简直多多益善。

孩子们很喜欢喂企鹅，我很快就有了帮手。年纪小的孩子格外积极，他们充当饲养员、定期冲洗露台、每天从市场买鱼。责任感确实能让年轻人发挥最大的潜力。在照顾企鹅方面，我从未缺少过助手，他们忠诚尽责，努力满足着胡安·萨尔瓦多的需求。

只有在企鹅的天然栖居地观察过它们的生活，才能真正理解何为“群居”。虽然我们通常会将人类描述为“群居”生物，但不计其数的大批企鹅集群而居时，几乎不存在所谓的“个体空间”，“群居”得更为彻底。按这个意义来说，与其他形式的人类群体相比，一所英式寄宿学校（或者南美洲的寄宿学校）恐怕称得上是最接近企鹅栖居地的生活环境了。

清早起床，大批学生潮水般涌出宿舍，奔向食堂吃早餐，饭后返回宿舍拿晨课用品，接着再次涌出门去，到小教堂做礼拜、上课。上午休息时，他们又潮水般涌出教室，回宿舍取来下一堂课所需的书和学习用品。午餐时间，他们又会返回宿舍，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储物柜，再冲向食堂。吃饱喝足后回宿舍午睡，养精蓄锐完毕后，再度涌出宿舍楼，参加各种游戏和体育活动，然后回宿舍洗澡、收拾书本，走进教室，如饥似渴地倾听我的同事们传授宝贵的知识与智慧。一天的课程结束后，他们会再一次把书放回宿舍，到食堂吃当天的最后一顿饭，然后回到书桌旁或者公共休息室预习第二天的功课，接着稍事休息，享受一天中最后的空闲时光，再冲一次澡后上床睡觉。这就是寄宿学校的日常。

因此，在一只住在寄宿学校的企鹅眼中，一大批年轻人定时来来去去就成了非常有趣的景观。每次听到孩子们经过，胡安·萨尔瓦多都会在露台上起劲地跑来跑去，伸长脖子看，也总会有一些孩子到露台上去和他说话，或者喂他鱼吃。

尽管寄宿学校里的孩子空闲时间非常有限，但热心的小伙子们依然可以有办法从午间游戏结束之后和下午上课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抽出二十分钟，所以我们从不缺少到市场购买鲱鱼的人手。经过最初几天的适应，胡安·萨尔瓦多养成了每天只吃半公斤鱼的习惯，因此只需每周买三次鱼，就能保证我的冰箱里一直存有足量的鲱鱼。亲自到市场买鱼的学生得到的奖励是优先给胡安·萨尔瓦多喂食和打扫露台。

平时常会有六七个男孩坐在屋顶的护墙上给他们的新朋友喂食。刚开饭时，喂食者一从袋子里拿出鱼，胡安·萨尔瓦多就会抢过来一口吞掉，丝毫不顾对方是否经验不足、手指是否灵活。（需要说明的是，胡安·萨尔瓦多对鱼的渴望，并没有导致任何人遭受永久伤害。）不过，用餐快要结束时，因为吞不动了，他会放慢速度。善于观察的喂食者会判断出胡安·萨尔瓦多何时吃饱，然后停止喂食，但有些时候，手指不再处于危险之中或者忙着和同伴交谈的孩子们会继续喂他，直到发现企鹅再也吞不下更多的鱼或者看到鸟喙外面挂着鱼尾巴时才会停止。

吃饱喝足的胡安·萨尔瓦多站在孩子群的中心，含情脉脉地抬头看他们，似乎大家说的每一个字都令他陶醉。接着，由于吃得太撑，加之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他会打起瞌睡，靠在孩子们的腿上呼呼大睡，甚至保持这个姿势，一直到他们离开。那些比较体贴的学生会轻轻放低企鹅的身体，让他的胖肚子贴地，像小孩那样一动不动地熟睡。比较粗心大意的学生则会在意识到上课要迟到的时候直接站起来跑掉，把胡安·萨尔瓦多留在那儿摔个四脚朝天。遇到这种情况，他会像溺爱孩子的祖父母那样摇摇头，然后安下心来继续午睡。这就是企鹅胡安·萨尔瓦多的生活，我们忙碌的时候，他却在安静地睡大觉。

第九章　宝藏
CHAPTER 9　TREASURE TROVE

我牺牲了宝贵的东西

In which I sacrifice something precious

胡安·萨尔瓦多在我的露台上定居不久，一天下午，待在公寓的我突然听到一阵兴奋的交谈声。我猜那是返回宿舍的一群学生发出的，但声音里面夹杂着一种奇怪的颤抖，我无法确定那是什么。我正在屋子里专心致志地摆弄收音机，满地都是用来延长天线的各种长度的导线，我想接收BBC世界广播频道的信号，听听来自英国的新闻，但在那样一个时期，这通常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的努力也会得到奖励，收音机里偶尔会传出英国播音员亲切的只言片语，带着电离层的干扰导致的嘶嘶声。

我听到说话者走上宿舍大楼的台阶，前门开启又关闭。随着他们爬上楼梯，说话声逐渐变大，这群人最终在我的公寓外面停住脚步。收音机接收不到信号，好奇心又占了上风，我预感到会有人敲门，便走过去察看。我打开门，发现一群男孩站在门外，其中一个孩子表情洋洋得意，双手捧着一只又脏又旧的白铁大盆。盆子是椭圆形的，长约三英尺，宽两英尺，深九英寸左右，两边都有把手。

“科尔特斯，”我佩服万分地说，“你太厉害了！这是从哪儿偷的？不会是去什么可怜的老太太的花园里顺来的吧？”

“我才没偷呢！”他愤然反驳。

“没错，我只是在开玩笑，”我说，“不过你还是很棒，你从哪弄来的这个盆？”

得意的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从城里回来的路上，我在一个维修店的垃圾堆里看到这个盆，我问他们多少钱，他们说白送我，直接拿走就行。”

“学校的门卫没拦你吗？”我问。圣乔治学院有明确规定，不许学生把垃圾带进校园。

“他们想拦我来着，但我说你需要这个盆，是给企鹅用的，他们就让我进来了。确实是你派我去拿的，对不对？”

“啊！没错！”我说，“我想起来啦！是这么回事！你将来肯定有出息，贝尔纳多·科尔特斯！”

搬来学校几周后，胡安·萨尔瓦多如鱼得水，很快适应了露台上的生活。露台的桌子就是他的阳伞和遮雨棚，他也喜欢每天的淋浴，给他洗澡的要么是我，要么是学生们。我们把水管的一头搭在桌子上，让水缓缓流下，胡安·萨尔瓦多则惬意无比地站在人造瀑布下冲凉。

胡安·萨尔瓦多严格遵守固定的洗澡程序。他会先把长嘴伸进水流冲上一两秒，然后起劲儿地甩脑袋，如此重复两三次后再抬起一只脚，开始用它洗脸和脖子，另一只脚留在地面保持平衡，然后清洗身体的其他部位。他的脚灵活得惊人，可以洗到很多地方，身体里的骨头仿佛是软橡胶做的，怎么弯都可以。接下来，他会挪到水流之外，用嘴梳理羽毛，先从脖子开始，最后是尾巴。整个梳理过程中，他时常会快速摇动尾巴，丝毫不觉疲劳。看到企鹅发出这样的信号，我们会拿起毛巾轻轻擦干他的身体，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再梳一遍毛。

我们一直都不清楚企鹅平时需要喝多少水，也不确定它们是否只靠吃鱼就能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所以，我们总是在胡安·萨尔瓦多身边放一只装满水的炖锅，学校里的水很咸，我不担心他摄取不到足够的盐分。但即便如此，我却从未见他喝过水，虽然他需要喝水，肯定是能喝到的。

多亏贝尔纳多·科尔特斯在基尔梅斯某处维修店的肮脏角落里瞥见了那只白铁大盆，这只大铁盆让胡安·萨尔瓦多洗上了更舒适的盆浴。只要他愿意，全身都可以浸到水里，在愈发酷热的炎夏给自己降温。不过，这虽然让我对胡安·萨尔瓦多的健康情况稍感宽慰，然而他羽毛的防水层却丝毫没有恢复的迹象。

科尔特斯刚把铁盆拿给我看的时候，我立刻发现，盆子的主人曾经很仔细地使用它。我能想象出十九世纪末它在五金店或百货店待售的样子，挂在从天花板横梁垂下来的挂钩上，明亮、簇新，盆上用麻绳拴着一块手写的米黄色马尼拉纸价签。我相信，当年是一个时髦的家庭买走了它，还买了别的生活必需品。我想象中的买主是个瘦削的年轻人，穿着宽松的粗棉布工作服，和刚刚结婚几天的妻子一起，买下了他们负担得起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还不能把他们那辆马拉的老式推车压坏，比如瓦楞铁、木材、钉子、锤子、编篱笆的铁丝、镐头、铁锹、火柴、面粉、玉米种、土豆、白搪瓷壶、弹药和这只白铁盆。这几样东西，加上他们的爱情和决心，足以让他们造一个新家，但也只是仅仅够用而已。

胡安·萨尔瓦多的澡盆曾是那个新家的核心，他们努力开垦土地、养活自己，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边建一座新农场。铁盆或许还曾在厨房充当准备食物的厨具和餐后刷洗碗碟的水池。毫无疑问，它也在洗衣间和卧室服务过，新生儿在里面洗过澡，主人用它烧过水，若是把它盖起来，还能用来储存物品，既干燥又防虫。随着人口的增多，家庭社会地位的提升，它会逐渐被用在不那么重要的地方，比如喂猪或者盛污水。最终，这只历经磕碰刮擦，已经开始生锈的尽职了一辈子的铁盆，在这家人的房子出售时随同农场的其他东西一起被廉价拍卖，几经易主，直到最后失去光彩，无人问津，进了基尔梅斯的维修店。然而，命运又赋予它更高尚的使命——在那个特别的下午，一个路过的小男孩发现了它，发掘出了它的潜力。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我夸奖科尔特斯，“干得好！把它拿到露台上洗干净。”

男孩高兴地把铁盆搬到露台上刷洗起来。强劲的水流将泥土、污垢和蜘蛛网一扫而光。胡安·萨尔瓦多站在盆边监督，细密的水雾从他的羽毛上弹起，他满意地把脑袋按在胸前蹭来蹭去。我再次惊奇地发现，企鹅那灵活的脖颈竟然可以让他大幅度扭动脑袋，头顶朝下，下巴朝上。阳光照射水雾形成的彩虹环绕着胡安·萨尔瓦多，构成了令人难忘的画面。

脏污很快被洗净了，铁盆中装满了明亮、干净的水，随时准备再次服务。

露台上有些从柴房里拿来的白坚木块，是用来压住搭在桌子上的水管，防止打开水龙头时水管胡乱摆动的，柴房里还有很多这样的燃料。按照字面意义，quebracho（白坚木）这个词可以翻译成“断斧木”，顾名思义，这种木头质地坚硬，密度很大，到了水里会沉下去，除了烧火（因为它燃烧起来像煤炭），没有太大的实际用途。由于密度高，它可以用来压东西、保持平衡什么的。现在，我把白坚木块摆在铁盆边，为胡安·萨尔瓦多盖了一座楼梯，供它爬进爬出，盆子里也搭了类似的楼梯。因为材料是白坚木的，所以楼梯不会浮上水面，而是稳稳地待在盆底。

一切就绪后，我们退到一边，开始观察企鹅会如何使用这件全新的家具。大家都做好了准备，等企鹅高兴地冲进水里游来游去的时候，我们要互相庆祝大功告成。然而，胡安·萨尔瓦多根本没有那样做。他压根对新浴缸不感兴趣，依旧在那里梳理羽毛，连看也不看它一眼。这很不寻常，因为一般情况下，出现在露台的任何新事物都会立即引起他的好奇。

围观的男孩们明显很失望。

“他为什么不用这个盆呢？”其中一个问。(1)

“他不喜欢吗？”另一个回应道。

“说英语！”我提醒他们。孩子们不上西班牙语讲的课的时候，学校对于他们使用什么语言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好的，这可不像他的风格！”第三个男孩说。

“给他时间适应，”我说，“他还不熟悉这个盆。”我想表现出乐观的态度。但和孩子们一样，我对企鹅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

突然，一个男孩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想要yelo！”他转头问我：“你有yelo吗？”他的英语里夹杂着西班牙语单词，典型的盎格鲁-阿根廷白话。

“你说的yellow是什么意思？”我问，“黄色的什么？黄油漆吗？他怎么会想要油漆呢，傻小子！他要黄色的油漆干什么？”孩子们喜欢我模仿过去殖民地上校的语气和他们说话。

“不，不是油漆，就是yelo！让他有家的感觉！”他笑着说。

其他男孩都笑了，替他翻译：“你不会说‘冰’吗？”他们取笑他。

“对，就是冰！Hielo！你有吗？”——“你有冰吗？”

“冰！放在哪儿？放盆里？在一大盆水里面放几个小冰块又有什么用呢？根本不够！”

“有用！”“可以的！”“没错！”他们纷纷叫道。突然之间，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拜托！你有冰吗？”

“嗯……”我犹豫地说，“我的冰箱里有些冰块，但只是一点点，不够多，根本没有用，他又不是南极企鹅，所以一点冰块改变不了什么的。”

而且，当时已经快六点半了，很快铃声便会响起，召唤孩子们去食堂吃晚餐。这铃声预示着我可以享受一天中难得的片刻悠闲，有时我会和同事们在露台上安静地品一杯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瓶装水制作的冰块可是调酒的必需品。我得给孩子们泼泼冷水。

“噢，求你啦！”他们可怜兮兮地央求道。我只好无奈地牺牲宝贵的冰块，不情愿地走进公寓，从冰箱冷冻室取出一盒，先往一只玻璃杯里偷偷放了几块，然后把杯子塞进了冰箱。

“给，”我把塑料冰盒递给孩子们，“不过肯定没用，你们会看到的。”

正在这时，餐厅的钟声响起，传遍整个校园。

“好啦，时间到了，你们快走吧！别在这儿胡闹啦！让企鹅自己待会儿，但愿他能发现浴盆的用处，”我说，“你们可以过会儿再来。”

“再等等，再等等！”他们边恳求边抓起冰块扔进水里。冰块过不了多久就会融化，水温也不会因此产生丝毫明显的变化。

然而，在那一刻，胡安·萨尔瓦多停止了梳妆打扮，抬起头来，似乎冰块恰恰是他期待已久的东西，只见他熟练地一连跃上几级台阶，就像一位训练有素的老兵，跨进水里洗起澡来。

孩子们见状笑个不停。我催他们去吃饭，他们便跑着离开了，但一路上笑个没完，有人还模仿我刚才说的话：“根本没有用的！”阵阵响亮的笑声飘向露台，直到他们走到一百码开外的食堂，声音才消失。

我照例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与胡安·萨尔瓦多共赏露台的日落。惬意地沐浴在温暖的夕照中，我举起酒杯，抬眼看向企鹅。

“祝你身体健康，胡安·萨尔瓦多！”我说，“干杯！”然后呷了一口。我晃动着酒杯，冰块撞击杯壁，发出清脆的声响。胡安·萨尔瓦多弯下腰，摇摆尾巴，啄着一块冰，仿佛在回应我：“干杯！”他把双翅浸入水中，疯狂地制造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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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斜体字原文均为西班牙语。

第十章　露台对话
CHAPTER 10　TERRACE TALK

万事好商量

In which a problem shared is a problem halved

学校里的自来水无法直接饮用，因为含盐量高，水管内部很快便会积起水垢，每隔几年就得更换一次。学校预先通知我们，换水管时，宿舍楼会停水，维修工还需要进入我们的住处，所以，这天午休时看到三个男人出现在我的公寓里测量管道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惊讶。厨房和卫生间的布局相当简单，他们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工作，但接下来，他们表示露台上的水管也需要量。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任务非常简单，三个人一两分钟就能完成：一个人拿着铅笔和纸，另一个用卷尺测量，第三个充当指挥——毕竟露台的水管很短，而且只有一根——然而，胡安·萨尔瓦多可不是这么想的。

我的公寓有扇窗户正对露台，安着百叶窗帘，每当有人拜访胡安·萨尔瓦多，我都会忍不住躲在窗帘后面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一次，我仍旧躲到窗后偷窥，结果发现胡安·萨尔瓦多坚持要亲自上阵测量水管长度。不久，三名人类就坐在护墙上，给企鹅解释起工作的细节要求来，并且告诉胡安·萨尔瓦多，如果允许他们对着水管施展魔法，他会发现水压变得十分合乎自己的心意——他们在给我解释的时候都不曾表现得如此有耐心！

我已经习惯了在相当程度上把胡安·萨尔瓦多当人看待，可我有时候会比任何人都为此觉得内疚。所以，发现其他人见到企鹅时的反应和我差不多时，我深感宽慰，在胡安·萨尔瓦多的帮助下，简单的水管测量工作花了足有三十分钟。窗后的我不禁偷笑起来。

过了一两天，几个修理草皮的工人来敲我公寓的门，我有点惊讶。但很快，我便发现他们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我的身后。他们解释说想看看胡安·萨尔瓦多，不是来看我的。我恍然大悟，问他们是否愿意给胡安·萨尔瓦多喂吃的。几个人听到后很高兴，一起来到露台，喂了企鹅一些鲱鱼。他们很快便和企鹅聊起了他经常在学校操场上散步的事儿，告诉他学校添置了新的割草机，可以让草皮长得更好，希望胡安·萨尔瓦多能够喜欢。

打扫宿舍的清洁工阿姨上露台拜访胡安·萨尔瓦多时，并不需要我的鲱鱼做见面礼或者征得我的许可。我早就明确告诉她们，只要愿意，她们随时都可以来，但毫无疑问，即使我不说，她们也会这么做——露台在归我之前一直是她们的领地，之后也是如此。与招待其他客人一样，胡安·萨尔瓦多和清洁女工的话题，会迅速从寒暄和互相赞美转移到当前的事务上。通胀和自己微薄的薪酬是清洁工阿姨最常谈论的问题，其次则是关于其他工作人员的小道消息。

玛丽亚也经常过来，每当干活经过露台门口时（企鹅住过来之后，她几乎每天干活都会路过门口），她都会蹒跚着走过去和胡安·萨尔瓦多打招呼，坐在护墙上歇脚，暂时放下沉冗的日常杂务，享受片刻休憩，抑或是倾诉烦心事，诸如熨斗烫坏了衬衣、她手下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打情骂俏（这是不可避免的）之类。“哎，唉！胡安·萨尔瓦多，”她会感叹，“仁慈的圣母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类似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夹杂（好玩的是，胡安·萨尔瓦多竟然两种语言都精通）的人鸟对话我听得多了，看来人类喜欢找企鹅解闷。当然，企鹅迷惑住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的原因，是他善于倾听。他会耐心地吸收倾诉者说的每一件事，从天气到心底的小秘密，而且从不插嘴。他直视着倾诉者的眼睛，始终密切关注他们的话语，因此访客愿意与他平等交流，认为他是一只睿智的老鸟。从外表看，胡安·萨尔瓦多也的确适合扮演倾听者的角色：一本正经地系着“硬领”，身披黑色斗篷，活像维多利亚时代那些亲切和蔼的中老年小个子乡村牧师。其实，如果脖子上再挂一条十字架链坠，他简直能当主教。

胡安·萨尔瓦多之所以给人耐心倾听的印象，是因为别人说话时，他总是歪着头，轮流侧过一边的眼睛和耳朵朝向对方，表现出审慎可靠的判断力和无条件的支持。虽然不能说话，但胡安·萨尔瓦多仅凭眼神，就能发挥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所能拥有的全部魅力。我猜也许是吃鱼健脑的缘故，他才得以胸有成竹地做出充满智慧的回应。

“哎，唉！仁慈的圣母啊！我们该怎么办，胡安·萨尔瓦多？”一天，我坐在公寓里批作业的时候，听到玛丽亚又开始和企鹅聊天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胡安·萨尔瓦多，这些姑娘怎么那么蠢！学生家长竟然也这样！让孩子把值钱的袖扣带到学校来，这不是招贼吗！有个傻孩子就忘记摘下来了！一副袖扣抵得上姑娘们三个月的工资！那个小偷大概还觉得不会被抓！我们现在已经报警了！这种事可从来没有过，胡安·萨尔瓦多！”

我透过百叶窗向外窥视。原来，有个学生送洗衣服时忘记摘掉衬衫上的黄金袖扣了，等他想起来，跑到洗衣房要袖扣时，大家都说没看到。这对袖扣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是黄金做的，而且还是祖传之物。男孩认为洗衣女工偷走了袖扣，他的父母坚持要报警。

幸运的是，玛丽亚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事件往往并不严重，容易预测，而且最后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破掉的衬衫可以修补得天衣无缝（玛丽亚的针线活是出了名的），在玛丽亚的努力下，连丢失的黄金袖扣都得以寻回并物归原主。这位人间的“圣母玛丽亚”像母老虎一样保护她的幼崽，不许他人干涉，手持铁杖，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不允许学生和自己手下的姑娘们犯错，如果姑娘们行为失当，她会全力解决，还会惩罚想要干涉的人。她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履行职责，凭借本人的果断和决心赢得钦佩与尊重，而在整个过程中，胡安·萨尔瓦多都是忠诚的倾听者和力量的源泉。

但拜访胡安·萨尔瓦多最频繁的还是孩子们。他们通常成群结队地来，谈论最近经历的不公平事件或者下一次橄榄球比赛的战术。偶尔，也会有个别的孩子独自过来，我对其中一场对话的印象特别深刻——记得那是胡里奥·莫利纳若有所思地来到露台，向企鹅“祭司”寻求神谕。

“嗨！你好吗？你好，胡安·萨尔瓦多，今天过得怎么样？最近的天气真不错！你这儿的风景也很美。噢！从这里可以一直看到河边。”客套一番之后，男孩开始表明来意。“其实，我很高兴看到只有你在这里，胡安·萨尔瓦多，因为我现在需要你的建议，而且我——呃，我不知道还能问谁。你瞧，我遇到一个女孩……在哪遇到的？噢，在我表姐家，我，嗯，呃，嗯，我觉得她很漂亮，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想着她，我不知道该不该约她出去……呃……可是……嗯，哎？什么？你说什么？噢！太好了！……你觉得我应该邀请她出去？啊！噢！……哇哦！真的？你真的这么觉得？噢，那太好了！噢，非常感谢，胡安·萨尔瓦多，非常感谢！我会的！我现在就去找她。”

说着他便高兴地走掉了，因为得到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支持而心满意足。

第十一章　造访动物园
CHAPTER 11　A VISIT TO THE ZOO

做出艰难的决定

In which a difficult decision is made

自胡安·萨尔瓦多没能在埃斯特角城游回大海、独立生活失败之后，我就一直打算带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动物园。我相信他在那里可以从其他企鹅的陪伴和饲养员专业的照顾中受益。虽然和企鹅在一起住了几周后，我对新朋友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我的许多同事也有同感，但我知道我还需要尝试其他的选项。即将到来的长达三个月的暑假，可以为我提供无与伦比的旅行机会，我希望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走南闯北，然而我还有照顾企鹅的责任，所以，在我开启更多的冒险之前，有必要先把企鹅的生活安排好。

在南美洲的时候，我从未将企鹅视为宠物，也不打算养宠物。当时的我十分年轻，喜欢冒险，而且住在国外，我希望尽最大可能地探索这片辽阔、野性和浪漫的大陆。圣乔治学院是我探险的大本营和经济基础，使我得以应对通胀、每年享受四个多月的假期，保我食宿无忧：食堂提供一日四餐，公寓有四个房间，有人帮我打扫和洗衣服，这意味着我几乎可以省下工资里的每一个比索，我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辆摩托车，对于我这种一心想要效仿切·格瓦拉的旅行方式（政治理想除外）且身无分文的探险者而言，这是一种理想的交通工具。不过，摩托车肯定不适合携带企鹅作为旅伴的探险家。

我早已习惯在休息日驾驶摩托车游览各处地标性景区。按照寄宿学校的规定，住校的工作人员整个学期都要值班。此外，为了补偿周六、周日的加班，我们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正是在早春时节的这样一个休息日的上午，我终于有机会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探访那里的动物园。

最近的政变推翻了伊萨贝尔·庇隆政权，豪尔赫·魏地拉将军领导的军政府上台，一切开始恢复正常，列车按时运行，阿根廷的经济趋向稳定。持有外币不再视同犯罪，但通胀率依旧很高，因此，发薪日到来时，大家纷纷冲向银行，将刚到手的比索兑换成硬通货——美元。

然而，就在此时，我的摩托车又坏了——事实证明，它的质量很不可靠——所以这一次我不得不从基尔梅斯乘火车进城，先去银行兑换美元，然后再向动物园的企鹅角进发。

动物园的寻常景点并未引起我的兴趣，抵达之后，我目不斜视地走过狮子、大象、鳄鱼、河马的居所——看到这些圈养起来的野生动物，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径直来到企鹅池，满心期盼在这里可以看到若干优雅展示身上黑白外套的企鹅，而胡安·萨尔瓦多肚子上的羽毛只有等他褪毛之后才能长出新的，恢复原来的颜色。

结果，我被眼前所见吓了一跳：七只不高兴的企鹅围着一个浅浅的池子乱蹦，池水的深度连饲养员的惠灵顿靴子的鞋帮都没不过，整个企鹅角跟胡安·萨尔瓦多的露台差不多大，岸上有几处棚舍，企鹅居住的空间也足够，但它们的举止根本不像我在海边看到的那些自由生活的企鹅，而是无精打采地躺在地上，彼此拉开一定的距离，闷闷不乐地耷拉着脑袋。

这天城里非常暖和，在野外，这些这些企鹅会迁徙到遥远的阿根廷南部过夏天，因为那里要冷上许多。我感到一阵失望。

我曾在巴塔哥尼亚和智利的海岸见过大群的野生企鹅，它们的行为举止与胡安·萨尔瓦多并无二致，对环境时刻保持警惕、好奇和兴趣，连睡觉时都会露出快乐的表情。而动物园里的这些企鹅看上去并不幸福，反而过得挺痛苦。

这时，饲养员过来了，我问他是否可以为我解答几个关于企鹅的问题，他是一个开朗的人，表示乐意效劳。

是的，企鹅只吃鱼就可以过得很快乐，并不需要别的什么来补充它们的饮食。

是的，企鹅需要通过游泳锻炼身体，保持健康，但不必非得在海水中游泳。

水池越大，企鹅越满意。动物园无法饲养更多的企鹅，因为空间不够。

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点太热了，企鹅不适合全年都在这里生活。

是的，他现在打算喂企鹅。

是的，他每天喂企鹅好几次，它们平均每天吃掉大约两百克鱼。

饲养员说，胡安·萨尔瓦多在圣乔治学院的小窝十分符合要求，我听后大为放心，但饲养员也说，如果企鹅长住下去，我得找地方让他游泳，动物园显然不是理想选项，那里的水池太小，根本无法让企鹅畅游，况且我还希望胡安·萨尔瓦多尽可能地接近自然。

饲养员打开了企鹅圈的门，走进伪装成岩石景观的小房子，几分钟后他又出现了，拎着一个桶，桶里似乎装着切碎了的鲭鱼，消沉沮丧的企鹅们漠然地看着他走过来。

我期待地注视着这一幕。只见企鹅们懒洋洋地接过饲养员递过来的鱼，接着又躺倒在地，反应和胡安·萨尔瓦多大相径庭。我很震惊，因为换作胡安·萨尔瓦多，只要听到有人过来，他会立刻冲过来，起劲地摇晃脑袋欢迎他们，两只眼睛好奇地研究着来客的表情以及他们手里拿的东西。喂胡安·萨尔瓦多吃鱼的时候，你得十分小心地捏着鲱鱼的尾巴，以防手指被企鹅锋利强大的喙啄伤。

很明显，动物园的这些企鹅与我在野外见到的企鹅的行为完全不同，也许布宜诺斯艾利斯动物园的气温并不适合它们——可当时也并非一年中最热的炎夏。相比之下，胡安·萨尔瓦多居住的校舍露台则位于城市的南侧，靠近郊区，加上来自河面的微风吹拂，那儿的温度比动物园凉爽许多。事实上，胡安·萨尔瓦多十分享受校园的阳光，没有客人拜访他的时候，人们经常见到他静静地沐浴在晚霞中，面朝落日，似乎在汲取一天中最后的温暖。

就这样，我收集到了需要收集的信息，考察了动物园的条件，现在，我需要时间来考虑如何选择。

我离开动物园，回到市中心，突然想去哈罗德百货——这里是伦敦哈罗德的海外分店——逛逛，喝杯茶。我需要考虑安置胡安·萨尔瓦多的最佳方案，当然，也想欣赏一下那些我不可能买得起的东西。

女服务员给我端来了茶，还推荐我来一块黄瓜三明治，但被我拒绝了。我并没有承认自己买不起如此昂贵的点心，而是谎称根本不饿。所以，她前脚刚走，我就嚼起了方糖。

我拿起茶壶，往杯子里倒了一些茶，装模作样地搅着其实没加糖的茶水，静静地回忆参观动物园的经过，越想越觉得比起那里的企鹅，生活在圣乔治学院的胡安·萨尔瓦多实在幸福得多：吃的比他们多，“朋友”更多，总是处于警觉、积极状态，非常喜欢有人陪伴。与饲养员的交流和我的亲眼所见进一步说明，将胡安·萨尔瓦多送到动物园去并非什么好办法，除非没有其他选项。

如果把胡安·萨尔瓦多留在圣乔治，而不是送到企鹅们的“寄宿学校”——布宜诺斯艾利斯动物园，这样做对他是不是最好的？虽然那样的动物园不去也罢，但饲养员的建议却不容忽视——得找个地方让胡安·萨尔瓦多游泳。还有，怎样才能让他在炎热的夏季也开开心心地生活？还有什么选择？我不得不考虑将他送回大自然，但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我能把他带回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吗？还要再和海关打交道？真的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在阿根廷，我能带他去的最近的海滩位于南边的马德普拉塔，坐火车六个小时才能到，离圣乔治足有两百五十英里。我曾经不小心差点完成这段漫长的铁路之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相当美好的一夜后，我登上了返回的列车，结果睡过了站，凌晨时分在一个陌生的车站醒来。幸运的是，我赶上了早晨返回基尔梅斯的火车。

如果带上食物，傍晚时分出发的话，我是可以带着胡安·萨尔瓦多坐火车的，因为一路上不会太热。可马德普拉塔的海滩上有没有企鹅？如果有，它们会不会同意胡安·萨尔瓦多踏入自己的领地？那儿的鲱鱼够不够他吃？如果他再次拒绝离开我呢？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

据我所知，离我们最近的企鹅聚居地在瓦尔德斯半岛，但直接到那里去得走一千英里的公路，而且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带着摩托车和企鹅一起乘火车到布兰卡港，然后骑摩托车到瓦尔德斯。我不停地搅动茶水，推测着旅程的用时。第一站是布兰卡港，到那里大概需要十四小时，第二段路全程骑摩托车，可能要十小时，无论怎样争分夺秒，往返也至少需要整整四天，而且前提是假设一切顺利，没有突发事件。即便我真的带他去到那里，如果找不到企鹅聚居地怎么办？即便找到了，把他留在那里，那儿的企鹅会接受他吗？

最终，我得出结论，唯一合理的方案就是一有机会就先到瓦尔德斯实地考察，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拟定计划。

心血来潮去哈罗德百货喝茶的后果是，我必须尽量赶上最后一班开往基尔梅斯的列车，返回学校，履行傍晚值班的职责。但随后发生的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冲突，让我切身体会到，在那个时期的阿根廷生活，必须提前做好应对各种可能性的准备。因为与它们比起来，胡安·萨尔瓦多的安置根本算不得什么问题。

十八年的流亡生活结束后，一九七三年，七十八岁的胡安·庇隆的第三届总统任期开始了，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萨贝尔·庇隆就任副总统。支持庇隆的各个派系的内讧和蒙特内罗（一支城市游击队）发起的恐怖活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设置的炸弹杀伤了大批无辜者，更有针对性的“驾车式”枪击同样带来了许多“附加损害”。除了被新雇主警告要注意“文化冲击”之外，对于当时阿根廷国内的混乱，初来乍到的我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每天早晨的报纸上都登载着前一天因各种暴行而失去生命的长长的遇害者名单。

一九七四年，胡安·庇隆突然去世，伊萨贝尔成为总统，她对现状束手无策，欠缺考虑，毫无政治智慧，也谈不上狡诈，这些弱势让人们更加怀念胡安·庇隆的第二任妻子埃娃·庇隆，阿根廷滑向无政府状态。从我所认识的来自阿根廷的大多数社会阶层的人身上，我发现大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只有军队才能恢复秩序。

我清楚地记得伊萨贝尔担任总统期间的一个电视节目。当时公共休息室有台电视没关，我路过的时候打算进去关掉，顺便瞥了一眼屏幕，我难以置信地发现，上面播放的是一个生日派对，似乎是在为小孩庆祝生日，现场摆着果冻、帽子和音乐椅，食物掉在地上时人们哈哈大笑，猛吹派对哨，蜡烛吹熄后，他们唱起Cumpleaños Feliz（《祝你生日快乐》），然而“寿星女孩”竟然是阿根廷共和国总统伊萨贝尔·庇隆，而且参加这种幼稚狂欢的客人都是政府成员。尽管他们现在否认这件事，但这场轻浮的派对是面向全国播放的，而当时阿根廷每天都会发生爆炸和无耻的谋杀。

恐怖主义的氛围使得人人自危，没有什么靠得住。商店可能营业，也可能不营业；火车可能发车，也可能不发；供电也变得不靠谱。自我保护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个人的当务之急，而且这种情况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就是经常有人不去上班，或者工作敷衍了事，就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伊萨贝尔·庇隆的政府未能维持法律和秩序，实现政府的基本职责，而军队似乎也不愿意发动政变恢复秩序。

一九五五年曾出现过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早期的庇隆政权，虽然军队此后很快将权力交还给文官政府，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武装部队一直扮演幕后操纵者的角色，这引起了许多国民的反感，也说明了七十年代混乱时期军队一直按兵不动的原因，他们是在等待大多数的公众要求军方出面“拯救”国家。

整个一九七五年，随着形势的恶化，要求军方干预的呼声日益高涨。到一九七六年的时候，大部分民众都认为军队“马上”就要夺权。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仍然不见他们有所行动。一九七六年三月，民间盛传阿根廷即将爆发革命，三月二十一日，我给父母写信说：

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情况。现在谣言满天飞，没人说得准，但根据BBC世界广播频道刚刚播出的消息，军事政变即将发动；如果这是真的，你们可能暂时收不到我的信件。别担心！不会牵连到我的。

三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平静地过去了，但二十四日的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收音机里的所有电台都在播放军乐。（我得承认，猛然听到军乐时我还挺高兴，因为此前当地电台喜欢无休止地播放探戈舞曲，我早已厌烦，更不觉得一大早听这种曲子能够心情愉快一整天，但晚上在黑乎乎的地窖酒吧里听听还是很刺激的）。总之，政变发生了。

起初人们怀有很高的期待，恐怖主义暴行的数量急剧下降，大家也变得更有责任心，街道得到了清扫，电灯亮了起来，商店营业了，英国发来的航空信两天后就能收到，不像平常要等一周甚至十天，火车也开始准时运行。就我个人而言，政变是个值得欢迎的事件。

所以，我充分相信那天下午的火车可以准时把我送回学校值班，不会迟到。然而，开往基尔梅斯的途中，刚刚经过里亚丘埃洛，列车就突然停在了阿韦亚内达。大批武装士兵冲出站台，包围了我们。

呼喊声和军靴声响成一片，所有乘客都被勒令离开火车站。士兵推搡着大家来到候车室，用枪托驱赶着行动不够迅速的乘客走出车厢。军官向士兵咆哮，士兵转而向乘客咆哮，到处都是人们寻找混乱中走散的丈夫、妻子、孩子和朋友的声音。

有人小声议论，说是火车上有恐怖分子。士兵在乘客周围架起了机枪，不许乱说乱动，意在引起罪犯乃至无辜者的恐惧。人群中一片混乱，哭泣和祷告声不绝于耳，许多人举起了手中的十字架和念珠。

他们把我们分成了好几组，每组三十人左右，安排在单独的房间，命令我们每个人背贴着墙壁站好。我所在的房间中央背靠背站着六名士兵，我们又被勒令脱掉了大衣和外套，这样搜起身来更容易。大家都很紧张，额头冒汗，闪闪发光，士兵和乘客的腋下也透出大片潮湿的汗渍。显然，这是一种不分你我的集体恐惧。每隔几秒钟，我都能感觉到汗水沿着身体流到闷热压抑的房间里。

士兵们大多是很年轻的义务兵，年龄看上去甚至和高中生差不多。他们当然也害怕，目光先是从乘客脸上一掠而过，接着自己人之间面面相觑，仿佛在寻找安慰。他们的肩膀顶着枪托，枪管对准了最前排五六位乘客的胸膛和头颅。沉寂笼罩着整个房间，虽然我尽量低眉敛目，不去看士兵们的脸，因为这样做可能被视为挑衅，但我的目光还是会好奇地向上飘，忍不住观察别的乘客都在看什么、士兵们在做什么。我看得到枪，顺着枪口的黑洞直视进去，让人有一种揪心的痛楚，持枪者的手指搁在扳机上，但我不确定保险是否已经打开，如果其中一支枪瞄准了我，我不会知道对方能否扣下扳机。绝望。如果我被击中，我的父母怎么办？胡安·萨尔瓦多怎么办？谁会照顾好他？不，为了他们，我必须挺过去。我所要做的就是看着地板，服从他们的命令。

我们每个人都被搜了身，轮到的人向前走两步给士兵检查，我猜他们是在寻找藏匿的武器。整个搜查过程极度侵犯隐私，粗暴得过分，不顾忌男女老幼，但是，并没有人抗议。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搜身结束，每个人的身份证明也被查了一遍。我们又被赶回车上，听说可以离开了，大家如释重负。据说有人被带走了，我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只知道顺着年轻义务兵举起的成排的机枪望过去时的感觉十分骇人，不知道那些士兵和军官的做法是否恰当，不知道当时的阿根廷是否刚刚跳出油锅，又跌进了火坑……

第十二章　吉祥物
CHAPTER 12　THE MASCOT

胡安·萨尔瓦多挽救大局

In which Juan Salvador saves the day

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按理说每个学生的状态都应该不错，然而过了不久，便有一些学生生病或受伤了，所以学校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呼吸新鲜空气，坚持锻炼，鼓励他们根据自身情况到操场适度活动，甚至去河边散步。

很快，一小群这样的学生过来问我，能不能带胡安·萨尔瓦多一起去操场遛弯，看别的孩子玩橄榄球，顺便让胡安·萨尔瓦多见识一下橄榄球这种所谓的“绅士玩的无赖游戏”。

他们带企鹅观看的是两支十四岁以下的球队的比赛——由我担任裁判。胡安·萨尔瓦多和他的观战小团伙待在一起，他们在边线外侧跳上跳下地给朋友们加油，发表一些诸如“快拦住他，你这条懒虫”之类的有益评论。

神奇之处在于，胡安·萨尔瓦多总是站在边线外面，和伙伴们站在一起，从来不乱跑，他和不同的朋友观看了许多场橄榄球赛，每次只会在边线外跑来跑去，密切注视比赛的进展，却从不走进场地或者靠得太近，如果场上的队员向他这边冲来，必定有好心人出手抓住企鹅，把他挪到安全的地方。

当然，尽管未满十四岁，选手们也很快意识到，胡安·萨尔瓦多是一只能让他们发挥大无畏精神、克服恐惧赢取胜利的企鹅。所以，他正式成为橄榄球队的吉祥物，也毫无疑问地为被他罩着的球员们带来了好运气。（也许是被球员们罩着，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谁罩着谁。）

过了没多久，一个温暖晴朗的周四下午，在球队吉祥物的谨慎注视下，我为一场重大比赛的预选赛担任了裁判。比赛接近尾声时，传来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

那时候打电话和乘坐国际航班都要支付极为高昂的费用，为了便于理解，不妨参照这个事实：当时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往返航班使用的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VC10型客机（VC10曾是一种极为出色的飞机），票价一度超过一千英镑，而英国人当时的平均周薪只有大约五十英镑。

拨打国际长途电话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达到了用不起的程度——大概比现在贵五十或一百倍——个人之间恐怕只有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国际长途。不过这并未带来太大的不便，因为航空信平均不到一周就能寄达目的地，而且，如果寄信时“时机凑巧”，投递时间至少可以减少两天，而且航空信很便宜——只需几便士。我每周都尽职尽责地至少给家里写一封信，与亲戚朋友也频繁联系。自从胡安·萨尔瓦多不期而至，我的去信皆以描述企鹅生活为主，着实给英国的亲友带去不少欢乐。书写和接收手写信件的乐趣固然毋庸低估，不过到阿根廷以来，我与亲友们确实没有通过电话，直到那个特别的下午。

有人从操场对面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呼唤我：“特伦特夫人说，有一个国际电话找您！”——学生们以接力赛跑的方式把消息告诉了我，这是一种非常合适的传信方式，因为校园很大，办公室和操场相距至少半英里。我望望孩子们和胡安·萨尔瓦多，示意他们把企鹅带回露台，不要等我。

国际电话服务分为两类，其一是“地区对地区”，这种比较便宜，但电话一经接通就开始按分钟计费；另外一类则是“个人对个人”，价格是前者的两倍，不过只有在受话人来到座机旁，拿起听筒说话的时候计费才开始，如果受话人因故无法接听电话，是不收费的。

我只能猜测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这是唯一可能让人打来国际电话的原因。毕竟“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不是吗？显然，有人死了。各种可能性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的祖父母已经八十多岁，我离家时他们都还硬朗，我的父母已经六十多岁，但他们在信件里没有提到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难道是兄弟姐妹或者其他朋友？似乎也不太可能。在这种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某些人，噢，千万不要是……冰冷的焦虑攫住了我，我觉得脸上的血液全部化为冷汗流了出来。这与刚才比赛时身体的忙碌无关，完全出于我的心理作用，我拼命保持着表面的镇定。

我抬脚跑向办公室，但每跑一段就不得不走几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到达办公室时不会上气不接下气。终于，我来到了校务办公室。

我会不会为此飞回英国？我甚至想到了这个严肃的问题。我的银行账户里有应急用的机票钱，但只够买单程票，怎么回来呢？我在阿根廷才住了不到一年，探险生活尚未正式开始，噢，命运真是不厚道！当时单是回英国的机票钱，放到现在都能买一辆家用小轿车。当然，我不太可能为了自己根本没有见过的远亲支付这样一笔巨款，不是吗？可如果是……的话，就不一样了，噢，拜托，千万不要是……

我心脏狂跳着来到办公室，踢掉沾满泥浆的鞋子跨进门去。校务秘书莎拉给了我一个温和关切的笑容。她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年轻的外国教师都喜欢来她这里寻找安慰。

黑色的电话听筒躺在她的办公桌上，颜色似乎预示着不祥。想着它可能给我带来的痛苦，我怨恨地盯着它。莎拉一手拿起听筒手柄，一只手捂住话筒。

“是个人对个人的，所以不要着急，等你呼吸平稳了再说话。做几个深呼吸。”她低声对我说。

她对国际接线员撒谎道：“他还没过来，请再等几分钟。”

她放下电话，绕着桌子走过来，勉强朝我笑笑，手指碰了碰我的胳膊，这个动作的意思是“要坚强”，然后便走出了办公室，关紧了门，保证我的隐私。

我深吸了一口气，拿起电话，尽量用沉稳的语调说：“你好。”

“您好。”国际接线员说，“这里有个电话，个人对个人，是汤姆·米切尔的母亲打给他的，您是他本人吗？”听筒里传出的声音很尖细，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

我妈打来的……所以这意味着……我觉得快要崩溃了，我的世界的根基已经开始散架，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就知道……

我几乎要对着那个遥远冷淡的声音尖叫起来。

“我是。”我说。

“您的电话已接通。”她说。

“哈喽，妈妈？”

“哈喽……是你吗，汤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汤姆？”

“是的，你能大点声吗？我听不太清。”

“这样好了吗？你现在能听清了吗？”

“是的，可以了。”

“噢，你好，亲爱的！生日快乐！”

“什么？！”

“生日快乐，亲爱的！我打电话来祝你生日快乐！”

复杂的心情噎得我说不出话来。今天是我生日？果然是。她打电话来就为了这个？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我们简单说了几句，从刚才悲观的胡思乱想到庆祝生日的喜悦，我没法一下子转过弯来，只能努力掩饰情绪里的古怪，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兴高采烈。我可不想承认她突如其来的电话吓了我一大跳，但她似乎也没仔细听我说话。

突然，她打断了我。“那只可怜的小企鹅怎么样啦？我一直很担心他。你觉得他吃得饱吗？”我连忙使出浑身解数说服她不去质疑我养好企鹅的能力。“好吧，我只是很想知道胡安·萨尔瓦多过得好不好。好了，现在我得去遛狗了，你爸爸看到话费账单时一定会发疯的，所以，你必须好好照顾我亲爱的小企鹅！我已经把他的事告诉每一个人了！”

“一切都还好吗？”我挂掉电话，打开门，见我没说话，莎拉问我，“我给你煮了一些茶，我猜也许是坏消息……”她研究着我的表情，寻找线索，随时准备给我一个拥抱——如果我需要的话。

“你真好。”我说，“不过不是坏消息，我妈打电话来祝我生日快乐。我把自己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反正我觉得她打来就是为了这个，另外她还想知道我有没有把胡安·萨尔瓦多照顾好！”我们严肃地对视了一会儿，终于再也忍不住，同时笑出了声。就算我的眼里有泪，那也是笑出来的。一切都很正常，平安无事。我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走出办公室，绷紧的身体软了下来。

橄榄球赛季的高潮是圣乔治学院与劲敌圣博尼法斯学院的对决，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他们的比赛总是在赛季的最后举行，因为这两所学校的球队被普遍认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好的英式橄榄球队。

比赛也为大家提供了联谊的机会，主办方每年轮换，五个年级各推出一支球队参赛。与圣博尼法斯决赛期间，每逢周六上午都会提前下课，大家可以先用些清淡的午餐，然后参加盛大的asado——块大量足的阿根廷烤肉——派对。

由于竞争异常激烈，比赛每次都会邀请外部裁判，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奥林匹克运动精神能得到贯彻，比如利用上午提前下课的机会，在第一场高年级比赛开始前的四十五分钟进行低年级比赛，这样低年级球员可以有机会观看高年级的比赛。

早在比赛前几周，圣乔治的所有练习赛的目标都是反复演练各种技术和动作，争取让球员的身体和竞技状态在正式比赛中达到最高峰；按照军事标准，在田径赛道上进行重量和冲刺训练；同时在课堂上为大家讲解比赛策略，黑板上画有各种鸟瞰图，详细分析战略战术，考虑周密，做到滴水不漏。校长本人就对每年的赛季十分重视，比赛时必然到场，因此，橄榄球赛对于学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随着与圣博尼法斯的对决的临近，校长甚至开始观看练习赛，高年级球队的教练也放弃了休息时间，帮助低年级队练习。每天下午散步路过操场的胡安·萨尔瓦多亲眼见证了每支队伍取得的进步。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所学校并非都有橄榄球队，所以圈子不大。许多球员都对自己的对手了如指掌，球队之间熟悉彼此的优势和弱点，历年校际比赛的结果也自然有案可查。

十四岁以下年龄组的球队中，圣博尼法斯有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被视为得分主力。他善于对付拦截，而且百米冲刺的速度是全省同龄运动员中最快的。不过，有趣的是，他的名字是沃克尔。(1)

沃克尔是球队后卫，防守十分可靠，其他十四名队员可以完全专注于进攻，而且，他对时机的判断也是一绝，常常可以在关键时刻加入进攻，提高胜算。只要沃克尔拿到了球，几乎每次尝试都能得分。他六七岁时就开始玩迷你橄榄球，私下比赛时十有八九会被孩子们推举为队长。

路易斯·费尔南德斯是圣乔治学院十四岁以下年龄组的队长。他是个大块头少年，在同龄人中算非常强壮的，而且认真负责，但球技与沃克尔相比就很一般。开球之后的气氛剑拔弩张，但大家很快便投入到抢球的对抗之中，每一方都努力试图控球，实现得分计划，与此同时，对手则在不遗余力地破坏他们的计划。

比赛双方激烈对抗，此消彼长，自不必说。观众们普遍认为圣博尼法斯队占据优势，但圣乔治队在半场之前犯下了第一个大错：混乱之中，球到了圣乔治队的球员手上，我方的一名前锋持球，他企图将球长距离平传给后卫。然而，他的位置太靠近我方的得分线，其他球员也并未处于有利位置。这时，沃克尔果断地审时度势，从十码之外旋风般冲到传球者和接球者之间，将球截走，随即便从惊愕万分的圣乔治队员——他们有的站着不动，有的正往错误的方向跑，根本无力阻止沃克尔——面前跑过，仅用一两秒钟就在靠近边线的位置触地得分，为圣博尼法斯赢得本场比赛的开门红，以四分（按当时规定，持球触地可得四分）的优势领先。幸运的是，由于触地点的位置刁钻，圣博尼法斯的另一位球员没能成功射门，无法再得两分。

裁判的哨声在中场休息时响起，比分暂时为四比零，圣博尼法斯领先，双方球员退回各自的休息区与教练讨论比赛。现在的广告总是提醒人们运动时每隔多少分钟就要捧着塑料瓶补充水分，那时候的橄榄球运动员则全靠休息时吃掉的四分之一个橘子撑下长达七八十分钟的整场比赛。送橘子的差事由那些因伤病不能上场的学生负责，他们当然也会带着胡安·萨尔瓦多为队友加油。教练充满智慧和鼓励的训话结束后，球员纷纷跑到一只水桶旁扔橘子皮，顺便摸一下球队吉祥物企鹅的脑袋祈求好运，见人类如此无礼，胡安·萨尔瓦多赶紧拧着脖子朝相反的方向跑开，但与此同时脸还是对着原来的方向，对于拥有全景视野的企鹅而言，这并非难事。队员们返回赛场之后，他开始梳毛，像往常一样，每隔几秒钟就环顾四周，大力拍打翅膀，检查羽毛，摇头晃脑，偶尔也在孩子们腿间散个步。

五分钟的休息后，在温暖的午后阳光中，下半场比赛开始。胡安·萨尔瓦多被他的守护者领到了最安全的位置——对手球门柱的后方。圣博尼法斯队想赢，就必须全力阻止圣乔治队得分。另一方面，圣乔治则需要得分两次才能获胜。没人觉得这支主场球队有什么了不得的胜算。

经验丰富、技术超群的沃克尔镇静地指挥着他的队员，队友们也欣然接受他的命令，他所在的后卫位置有利于纵观全局，费尔南德斯的经验则远不如沃克尔，两人高下立判：沃克尔既冷静又放松，完全控制住比赛和自己的情绪；费尔南德斯虽然也尽力争取获胜，脸却早已红透，气喘吁吁，汗水浸湿了头发，顺着脸颊淌下来。他不停地跑前跑后，鼓励和指挥队员争取控球权。奈何分身乏术，时间分分秒秒过去，圣乔治队始终未能突破中线，圣博尼法斯队显然更胜一筹。大家都认为，如果圣博尼法斯队再次尝试得分，毫无疑问将成为比赛的赢家。

就在比赛还剩最后几分钟，许多观众相信圣乔治队输定了，准备去看第一场高年级比赛（此时激战正酣）的时候，战局出现了大逆转：圣乔治队突破了中线，前锋们取得控球权，在同伴的接应下将球利落地传给了后卫，后卫开始带球前冲，圣博尼法斯的队员立刻展开有效的盯人防守和拦截。

沃克尔从容地站在本队的得分线附近观战，他并不担心，他已经针对圣乔治的每一位进攻者安排了相应的防守者。与此同时，费尔南德斯正在忙碌地跑动协助队友，他尖叫着要球，球传到了他手中，就这样，最后几分钟的比赛成了双方队长之间的决斗。

沃克尔微笑起来，他知道自己比费尔南德斯优秀。这时其他球员纷纷停步，打算观看前所未有的队长大战。费尔南德斯叫嚷着要求队员配合自己，沃克尔笑得更开心了，因为他看到了新的机会：费尔南德斯要么必须把球长传出去，要么直接面对沃克尔的拦截。如果他选择长传，沃克尔可以趁机阻截，就像他刚才做的那样，第二次尝试得分；如果费尔南德斯根本不传球，沃克尔就直接阻截，球会掉到地上然后出界，圣博尼法斯就赢了。

看来费尔南德斯打算长传。他估测了一下刚刚才跑过来的副队长的位置，手臂向左猛地一挥，握着球用力向右一甩。为了确保队友得到球，这一掷他使出了全力。沃克尔立刻跑过去拦截，时机不早不晚。然而，当他意识到费尔南德斯并没有真的把球扔出去的时候，为时已晚，他竟然被如此简单的把戏骗到了。

虚张声势的假传球为费尔南德斯开启了冲刺的通道，他快跑几步，稳稳地在球门正前方持球触地，圣乔治队赢得四分！裁判吹响了哨子。

“是的！”费尔南德斯吼道，“没错！就像胡安·萨尔瓦多那样，往左看，向右跑！”剩下的话被欢呼和掌声淹没了。在疯狂的掌声中，胡安·萨尔瓦多拍打着翅膀，愉快地接受了大家对的贡献的赞誉，还时不时地停下来起劲地摇摇脑袋，似乎在表示谦虚，就像乐队的指挥提醒观众们感谢他身后的音乐家那样。

圣乔治的射手站在触地点准备踢出他运动生涯中的关键一脚，全场安静下来。他的位置正对着球门，只需将球踢过横杆，就能再得两分，赢得比赛。他放下球，后退三步，低下头，将球对准球门，顿了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前冲，出脚。球直直地飞过横杆。裁判吹响终场哨，比赛结束、主场球队的支持者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圣乔治六比四获胜！

双方的队长握了手，将运动风度保持到了最后，然后是和裁判以及对方球队的教练握手。完成了吉祥物任务的胡安·萨尔瓦多此时也返回了露台，心安理得地休息起来。不过，大家都离开赛场之后，有人听到沃克尔对他的父亲说，他认为圣博尼法斯的教练应该多向企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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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walker，英文意思是“步行者”。

第十三章　拜访玛丽亚的家
CHAPTER 13　A VISIT TO MARIA'S HOUSE

胡安·萨尔瓦多的崇拜者更多了

In which Juan Salvador's circle of admirers grows larger

我打算趁期中放假一周的机会前往瓦尔德斯半岛，考察将胡安·萨尔瓦多送到那里的企鹅聚居地的可行性。因为平时当我不在学校过夜的时候，玛丽亚经常会在一些高年级学生的协助下照顾胡安·萨尔瓦多，所以我想先问问她是否愿意在我离开时照顾企鹅。看到她的微笑，我立刻知道她已经答应了，无须多问。玛丽亚说，她家有好几处为家禽搭建的棚舍，有些是空的。于是，出门考察的前一天，我决定下班后和胡安·萨尔瓦多一起送玛利亚回家。

玛丽亚的家离学院不远。丈夫去世后，她搬回自己出生时的房子，和弟弟住在一起，像小时候那样帮忙做家务，包括做饭、喂鸡喂猪、洗衣缝补、在小孩子的母亲们出门工作或者去井边抽水的时候看孩子……总之，大家庭里的杂活她都干。

胡安·萨尔瓦多和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缝纫室门口，玛丽亚恰好走出来，我们便一起出发了。我还带了一桶鱼，但我们并不着急——玛丽亚就从来不急，胡安·萨尔瓦多可以轻松地追赶她的步速。他俩不慌不忙、摇摇晃晃地走着，看姿态很像一对节拍器。

玛丽亚说，她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希望种庄稼为生的家庭可以得到土地，但河边的土地比较贫瘠，净是石头，当局以百米见方为单位划成小块分给大家。她父亲怀着感恩之心接受了给自己的那一份，在上面盖了一座木头房子，最初只有一个房间。作为一名帮工，他经常一干就是一天，找不到工作时就在家干活，一家人都靠他养活。玛丽亚告诉我，她家里人口最多时有十一个人。年长的男孩最终离开了家，外出闯荡，带走的只有身上的衣服。女孩们嫁给了来自相似家庭的男孩，重新开始上一辈的生活循环。

“你刚记事的时候，生活是什么样的，玛丽亚？”我问。我发现，老年人喜欢谈论记忆中的世界，在回忆往事方面，他们简直是神奇的聚宝盆。

“噢，很简单，早晨起来捡母鸡下的蛋做早餐，房子里又冷又黑，外面的日头又热又亮。我记得我母亲很漂亮，我父亲很强壮，家里的门和抽水的唧筒吱吱响。记得大人第一次带我去基尔梅斯坐火车，我从来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火车这么大、这么有力气、这么吵的东西，我差点吓死！我还记得在基尔梅斯第一次看到汽车，那时候得非常有钱才能买得起汽车！”

“我也希望我能买得起阿根廷的汽车，”我不无沮丧地说，想着我自己在英国的汽车，此刻正停在街区里，蒙着防尘罩。“如果有一辆，去瓦尔德斯就容易多了！你想过要一辆车吗，玛丽亚？”

发现我竟然有这样的想法，她很惊讶。

“仁慈的上帝，没想过！根本没有！我要车干什么？”她笑着说，“我只想要那些能让我开心的东西。不知有多少人偏偏想要那些根本没法让他们高兴起来的东西！”

“那么，什么让你开心呢，玛丽亚？”

“噢，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让我开心，还有我的朋友。我喜欢能长大的东西，比方说西红柿的花和各种果子、母鸡、猪和山羊。我的工作也让我开心。”她顿了顿，接着说，“和我爱的人一起变老让我开心。”

我琢磨了一下她话语里面深刻的哲理，然后问：“企鹅让你开心吗，玛丽亚？”我看看胡安·萨尔瓦多，他和我们一起走着，静静地听我们说话。

她笑出声来。“哦，是的，企鹅让我非常开心。”她说。胡安·萨尔瓦多猛地抬起头，想看看我们在笑什么。“企鹅当然让我开心！傍晚的时候，能和一只企鹅做伴儿走在这条土路上，谁会不开心呢？”听到这里，胡安·萨尔瓦多兴高采烈地看着我们。

我们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谁也没说话，我一边缓步前行，一边看着胡安·萨尔瓦多，他一直在打量周围，研究着小路、各种植物、篱笆，还有我们。

即使以这样慢吞吞的步速，走到玛丽亚的家也只用了半小时。我高兴地看到她家有一连串的小屋子和小院子，还有树和灌木丛、连成片的小块耕地和休耕的土地。看上去，非常适合收留胡安·萨尔瓦多。

可正在这时，一条大狗从一堵墙后面跳出来，块头像狼一样大，疯狂地向我们奔来，它的耳朵平贴着脑袋，沾着白沫的红舌头从白森森的齿缝中伸出，目露凶光，在我们面前的土地上扬起阵阵尘埃。我略有犹豫，不知道该把胡安·萨尔瓦多抱起来，还是直接向狗发动进攻，以免企鹅被狗咬到。正在迟疑之际，我发现狗的目标并非胡安·萨尔瓦多，而是玛丽亚本人。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它就一头撞到她的肚子上，玛丽亚向后踉跄几步，不得不扶着狗头保持平衡，我惊讶地发现，狗并没有咬她，反而用脑袋蹭着玛丽亚，亲热地扭来扭去，尾巴像螺旋桨一样转着圈儿疯狂摇动。

“好啦——！”玛丽亚拖着长音安抚道。

反应不及的我呆愣在原地，终于意识到玛丽亚正在抚摩狗的耳朵。“噢，你这条傻狗，里诺，没错，我回家啦，下去吧。”

胡安·萨尔瓦多却泰然自若地冷眼旁观猎犬（里诺显然是巴斯克维尔猎犬在南美洲的远亲）夸张的表现，同时还没有忘记继续嗅他在路边发现的毛茛。

“里诺！”墙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猎犬迅速后退，沿着它冲出来的原路撤走了。

“玛丽亚！”我仍然感觉得到自己的肌肉在颤抖，“我还以为狗会咬你！”

“噢，他不过是只爱吵闹的小狗，很快就能冷静下来。”她整整大衣，平复了呼吸，“不过，谁要是敢闯进我弟弟家，那可有他好看的。过来见见我弟弟吧，啊！他就在这儿呢。”

一扇门轴没有上油的门吱吱叫着敞开了。一个矮胖、黝黑、上了年纪的男人扶着门请我们进去，仍旧孔武有力的体格说明他终生从事体力劳作，不曾停歇。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与脸上的微笑相得益彰。

我们进了院门，他和我握了手，说：“欢迎到我们家来，先生。我是马诺，希望里诺没有吓着你——有的人会害怕，你知道，但他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对不对，里诺？”猎犬使劲摇晃尾巴，搅起一阵夹杂着尘土的旋风。他躺在主人脚旁的地面上，支楞着脑袋听候命令，喘气时舌头耷拉在嘴巴外面，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是棕色，两只眼睛同时转也不转地凝视着我，与其说在休息，不如说在自我克制。从这条狗的姿态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偷偷嘲笑我。

“啊！这一定是胡安·萨尔瓦多。”马诺继续说。他弯腰看着企鹅，企鹅边打量陌生的环境边往前走。“非常欢迎你们两个，请进，我们喝点东西吧。诺拉！客人来啦！里诺，去睡觉！马特奥！唐娜，格洛丽亚！孙子孙女，你们在哪儿？快来见见客人！快来！”

马诺下完命令，我们正朝房子那边走的时候，一个女人（我猜她是诺拉）就端着一只摆满各种饮料的大托盘过来了。紧接着，年幼的孩子们也从不同的方向出现了，其中一个小女孩手里抓着一只看上去很紧张的白兔子，一个男孩正拿着削笔刀削一根木棍。里诺飞快地跑进屋里，钻进一座木制的狗舍。

马诺转了个弯，领我们来到前院的一处角落。这儿长着种植多年的三角花，蔓生的枝叶形成一片阴凉，已经开放的小白花外围有许多紫色的小花苞，主人还特意让花蔓绕着一只木头架子生长。

马诺坐在一把椅子上，这显然是他的位置，然后示意我去坐另一把。“你想喝点什么吗？”他问。“我想来点mate，你喜欢mate吗？”还没等我表示阿根廷的茶（发音为ma-tay）让我想起田地里被牛舔过的晒干了的草叶子，他便命令诺拉再去端茶。而她似乎早有准备，立刻照办，经过我身边时，她主动提出把我带来的鱼放进冰箱，另外还往一个盘子里放了几条鱼。这样我就可以给孩子们示范如何喂胡安·萨尔瓦多了。

既可爱又可气的男主人不停地命令周围的人去做他们已经完成的事情，针对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发表一番显而易见的评论，这实在是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唐娜，把鱼放在冰箱里，不然很快就坏了。”

“玛丽亚，给先生拿个垫子来，他需要坐垫。”

“马特奥，你哥哥埃内斯托呢？让他马上来，我需要他。”

“唐娜！你在哪里，姑娘？总是让人找不见。快去，姑娘，让邻居们过来见见先生和企鹅胡安·萨尔瓦多。”

“格洛丽亚，拿几条鱼喂企鹅。走了那么多路，他一定累了。我想看看他吃东西。”（诺拉已经在盘子里放了几条鲱鱼，摆在我面前了。）

“很好，你终于来了，埃内斯托，再去搬几把椅子来。”（这话是对一位刚刚出现的年轻人说的。为了招待更多的客人，他当时已经用胳膊挎来了好几把椅子。）

“诺拉！过来，婆娘！快来看看企鹅。他真是一只漂亮的鸟，你不觉得吗？看看他用脚挠头的样子！你知道吗，玛丽亚，这位先生在巴西发现了他，把他带了回来？诺拉！你在哪儿？”

“现在，埃内斯托，你把椅子围个圈，好给很多人坐。埃内斯托！”

“啊！你们来啦，尼古拉斯和玛蒂娜。欢迎你们，邻居们，过来看看这只了不起的企鹅，瞧，他可以用脚挠头，你们见过吗？请坐在那边，好的。”

“哈，哈，哈！瞧瞧这只企鹅！玛蒂娜，你去从冰箱里拿点鱼，我想看企鹅吃鱼，你不想看吗，尼古拉斯？”

“那只兔子来这里干什么？把它弄走，姑娘！”

“啊！你终于回来啦，米娅，你怎么才来？现在先别管啦！快来看看这只企鹅！”

“玛蒂娜！你找到鱼没有？玛丽亚，你去告诉玛蒂娜唐娜把鱼放在哪里。”

我把装着鱼的盘子推到他眼前。

“噢！这里有鱼。各位，我找到啦！现在请大家过来，都过来，瞧瞧这个！胡安·萨尔瓦多要吃鱼啦！我来喂他。你们见过企鹅吃鱼吗，邻居们？看看他是怎么挠头的！”

说着，他拿起一条鱼，递了过去。胡安·萨尔瓦多耐心地站在那里，等待鱼被送到他能够到的地方。然而，马诺的注意力又被下一个事件引开了，所以企鹅和鱼一直保持一英尺左右的距离。

“快瞧，各位，华金来啦。你活儿干完了吗？按照我告诉你的那样做，华金？没问题吧？快来看看这只企鹅。华金，他被人救了，你知道吧。现在他准备在我们这里住几天。我这儿有些铁丝，我想让你给他加固一下鸡舍。噢！铁丝呢？玛丽亚！我把铁丝放哪儿了？啊啊啊——”

就在这时，胡安·萨尔瓦多从马诺手里夺过了鱼，差点咬到他的手指头。因为他说话的时候，手臂慢慢地垂了下来，手里拿的鱼进入了胡安·萨尔瓦多的掠食范围，于是企鹅不和他客套，直接开抢。随着熟悉而清脆的“噼啪”一声，鱼进了他的肚子。马诺赶紧举起手。“噢！”他检查着自己的手指。“你们看到了吗？快来看，各位！瞧这企鹅吃得多快呀，噢，我从来没见过！格洛丽亚，孩子，过来，你来喂企鹅。就像我刚才那样。好了，去吧，姑娘，他不会伤害你的。”

格洛丽亚深吸一口气，拿起一条鱼，以更为周到的方式（和马诺刚才的做法大为不同）勇敢地递给胡安·萨尔瓦多。

马诺继续进行不间断的现场评论。越来越多的人过来了，包括这家人的朋友、亲戚和邻居。我很快便被男主人繁冗的介绍搞糊涂了，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客人们喝着mate，坐在椅子上或者地上，在胡安·萨尔瓦多身边围成一个半圆，企鹅向来喜欢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所以他使出浑身解数抢马诺的风头，比如通过梳毛、吃鱼等等行为来满足看得入神的观众。

赢得了这么多人的喜爱，胡安·萨尔瓦多像往常一样心满意足，我也借机向玛丽亚告辞，趁这只企鹅不注意，悄悄离开，准备第二天前去探访别的野生企鹅。玛丽亚和她的家人会照顾胡安·萨尔瓦多四五天，我非常放心。

第十四章　寻觅野生企鹅
CHAPTER 14　GOING WILD FOR PENGUINS

拜访企鹅聚居地，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In which I visit colonies of penguins and have close encounters with other wildlife

次日，我出发前往向往已久的瓦尔德斯半岛。此前我曾不知疲倦地做好了一切准备，以便在得空时就立刻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我随身携带着一个大文件夹，里面装着当地公证人证明我是摩托车的合法拥有者的文件，以及证明这位公证人资质的文件。有趣的是，这些文件中并不包括证明摩托车上路资质的材料，规定里没有提到需要出示这个。

在学校的维修店，我精心定做了两只挂在摩托车后面的驮箱，箱子是胶合板的，包着铝角，用来盛放两个备用轮胎和保养所需的各种工具。凭借坚定的意志力，我打包了备用燃料和油、帐篷、睡袋、酒精炉和一点干粮，还有一套换洗衣服和一个口袋大小的急救包。我要向荒野进军了！

我带着摩托车，登上开往布兰卡港的火车。铁路旅行非常便宜，每英里只需几比索。虽然车速不快，路途也远，但这意味着我可以用不到一天的时间走完第一个五百多英里。我不得不和摩托车以及其他旅行必需品一起待在货车车厢，因为如果无人看管它们，我实在是不放心。

阿根廷是个幸运的国家，拥有漫长而壮观的海岸线，部分沿海地区以海鸟和海兽的栖息地闻名。瓦尔德斯半岛与圣乔治之间有一段九百多英里的公路相连，那里不仅是著名的企鹅聚居地，还有许多海狮、海象和鲸鱼。这个聚居地坐落在南部省份丘布特的东北角，丘布特省的面积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面积加起来还大，瓦尔德斯半岛几乎是一座孤岛。与大陆相连的部分只是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地峡，整个半岛的面积大约相当于康沃尔郡或长岛，形状有点像一只企鹅胚胎，“脐带”恰好对应那条与大陆连接的地峡。因此，地峡两侧有两片非常适合海洋动物居住的大海湾，面积加起来和整个瓦尔德斯岛一般大，再加上洋流、纬度和地形等条件，共同造就了海鸟与海洋哺乳动物徙居的天堂。时至今日，整个丘布特省的人口也没有超过康沃尔郡（约五十万）。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平静与安宁，这是此地的野生动物数量繁多的另一个原因。甚至在遇到胡安·萨尔瓦多以前，我就希望探索这片荒凉的胜境。

我知道独自一人前往如此偏僻的地方可能遇到许多艰难险阻。当时，许多有钱的阿根廷人都雇佣了保镖，持枪也是合法的，武器容易买到，价格不贵。所以，尽管许多旅行者并不愿意承认，但他们都会带枪。我也经常考虑要不要买一支枪，可又不确定它是否真的有利于我的安全。

我驾驶摩托车从布兰卡港沿海岸线南下，抵达圣安东尼奥，下一站便是瓦尔德斯半岛。摩托车一路上的表现惊人地好，旅途相当顺利。一有机会我就把它的油箱充满，顺便打听下一个加油点的位置和距离。我在路边的小饭馆给自己加“燃料”，补充必需品，确保接下来的几天食物充足。

瓦尔德斯的地貌令人印象深刻，以低洼的半沙漠为主，与此地丰富的野生动物相比，这一点显得很不寻常。道路全是土路，一路驶来，我的身后总拖着一条尘埃云。在高地上，我能看到漫长蜿蜒的沙滩和远处辽阔的大海。进入植被稀疏的地区，摩托车无须循规蹈矩，可以在没有路的地方疾驰，不用怎么绕道就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心情愉悦之下，我觉得自己大概很容易就能找到企鹅，它们说不定还会像胡安·萨尔瓦多每天早晨在露台上向我打招呼那样主动出来欢迎我。然而，我在半岛沿岸的沙滩上看到的都是些鳍足类动物——海象、海狮和海豹，它们赶在交配季节聚到一起养育子女。

成年雄性南美海狮是一种威严大气的动物，无愧海中之狮的美称。它们嘴巴较短，头部巨大，肩披华丽的鬃毛，真的非常像狮子，聚集在海滩上捍卫自己的领土和后宫，时常高高地昂起鼻子，以这样的姿态威慑对手。

瓦尔德斯周边海域的鳍足类动物数量颇丰，是逡巡在近海的逆戟鲸的理想猎场，我曾亲眼目睹海狮跃出水面，爬上岸边的陡坡，去高地上躲避猎捕。高地是瓦尔德斯海岸的一大特征，不知怎么，成年海狮能够奇迹般地攀上看似不可攀爬的陡坡，把无力自卫的幼崽从水中抢出来，咬住它们的后颈拖到安全的地方。

当时并没有分隔野生动物和像我这样的游客的障碍，但出于慎重，我一直与这些动物保持至少三十码的距离。它们会放心地摇头晃脑、鼓动腮帮，抬起湿润的亮眼睛看我。对我来说，这样已经足够，无须近前打扰它们。

海象的体型甚至比海狮还大得多，也丑得多，在大约应该长鼻子的地方长着一坨下垂的肉块，活像一只皱巴巴的大号皮靴。这种巨兽中的成年雄性可以长到十二英尺长、四吨重——是海狮身长的两倍、体重的十倍——我觉得与它们拉开三十码的距离都算不得安全，但它们在陆地上远不如海狮灵活。与之相比，海狮显得优雅很多。

进入海象的地盘，目之所及尽是暴力景象，几乎每个物种的雄性都会争夺居住地的统治权。残酷的斗殴结束后，失败者会被丢下悬崖。战斗双方会用后腿站立，猛然前扑，像大树一样砸向敌人，连撕带咬，血肉横飞，丝毫不考虑周围老弱妇孺的感受，掀起阵阵血雨腥风，整个海滩都随之震颤，胜利者和失败者的伤口一律惨不忍睹。难怪这些地方见不到企鹅。

离海滩远一点的草原和矮小植被区是美洲鸵（ñandú）和原鸵的家园，美洲鸵是一种类似鸵鸟的不会飞的鸟，站立时大约四英尺六英寸高。原鸵长得像鹿，是骆驼的亲属，这两种动物比植被高出很多，非常显眼。如果我靠得太近，它们会警觉，如果我只是骑摩托从土路上经过，它们只会好奇地看我一眼。

首次访问瓦尔德斯，我没有看到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类。至于企鹅，尽管寻找了整整两天，也没发现一只。我觉得后者应该归因于我对当地不够了解，而且半岛的海岸线绵延数百英里，地域广阔，我决定接受教训，不在北部过多停留，径直向南，因为在那里找到企鹅聚居地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天，我向汤波角进发，人们告诉我，那里是企鹅最喜欢的哺育幼崽的地方，肯定能找到它们。

走到半路，我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气温下降，天空变黑，风向改变，风力增强了许多。顶风冒雨地在泥泞的土路上骑摩托车固然不可能，而在没有树木的南美大草原上突遇冰雹则称得上危险——甚至能够致命——因为冰雹可能变得非常大。我马上开始寻找可以挡雨的树丛。我在路边的一片灌木丛中找到六棵桉树，在其中最大的一棵下面躲好。风暴倏然而至，起初落下的冰雹很小，不比葡萄干大，砸得树冠扑簌作响，但随着风暴的增强，冰雹也跟着变大，最大时如高尔夫球或鸡蛋一般，直接砸穿了树叶，砸断树枝，落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这样的雹子足以给玻璃、汽车和人造成可观的伤害，据说门球一样大的雹子可以砸死家畜。我一直戴着摩托车头盔，尽可能地躲在结实的枝干下，因此避开了大部分冰雹。风暴终于止息，但由于路面覆盖着冰，无法继续上路，只能等冰融化。百无聊赖中，我想起胡安·萨尔瓦多。如果圣乔治也下了冰雹，他大概会躲到露台的桌子底下，发现天上砸下冰炮弹，而瓦尔德斯的企鹅或许会跳进水里避难。

通往汤波角的小路坑坑洼洼，一百英里走了整整一天。可当我最终抵达时，完全被那里的壮观景象震惊得透不过气来：铺天盖地的麦哲伦企鹅。真是不虚此行，哪怕推着摩托车走过来也值得。

向北延伸的海岸线一带，企鹅不计其数。瓦尔德斯半岛需要几个月才能彻底探索完毕，而汤波角则是个只有两英里长的半岛，至于这方弹丸之地为何如此吸引企鹅，我并不清楚——也许因为这儿没有鳍足类动物——但我不得不相信，上百万只企鹅选择了这里，一定有着相当充分的理由。我在这里看到的每一只企鹅都符合我对这个物种的天性的认知：有的展开双翅，稻草人般傻站着，观察其他同类，脑袋动个不停；有的慢悠悠地走着；有的在跑；有的冲进水中游泳，或者冲进去后再爬上岸呼朋引伴；有的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上沙滩哺喂幼崽；有的在用脚挠头，或者把脑袋和脖颈按在胸脯和体侧蹭痒；有的在扭屁股，还有的在梳毛。

“梳毛”可不是什么不起眼的小动作，因为企鹅会花很多时间梳毛，用鸟喙依次理顺胸部、背部和肚子上的被羽，还有翅膀前面、后面、下面、侧面、肩膀上面、脖子周围、腿部、腿间、肚子下面、尾巴等地方的羽毛。灵活的鸟喙几乎可以够到全身的各个部分，至于够不到的地方，它们会用脚趾代劳。

感谢胡安·萨尔瓦多，他让我有机会近距离研究企鹅的羽毛，从各个角度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以及密密匝匝分布在全身的样子。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每只企鹅都有自己独特的梳毛步骤，就像胡安·萨尔瓦多每天做的那样，确保每片羽毛都处于完美的状态：防水、柔软、对身体活动不构成阻碍。正如飞鸟的羽毛赋予它们驾驭空气的能力，企鹅的羽毛赋予它们水中的控制权。近距离的观察让我意识到羽毛的结构尽现造化之工，无论普通鸟羽还是企鹅的被羽皆是如此，我只能感叹大自然的奇妙。如果企鹅继续进化一百万年，它们的羽毛会不会变得更加高级？不过，我实在看不出还有更多改善的可能性。

在汤波角，我也有其他发现，是单纯观察胡安·萨尔瓦多学不到的——就是鸟群内部的彼此熟悉与互动。许多企鹅需要照顾幼崽，看似无暇与别的企鹅交流，但它们会通过眼神接触互相打招呼。企鹅保持一个动作的时间不会超过几秒钟，然后它们会停下来，看看自己的邻居，似乎是在休息，或者想要得到对方的认可。总之，达到目的后，它们会继续先前的动作，或者干点别的。这就是企鹅的社交生活，胡安·萨尔瓦多显然需要社交，虽然他选择人类替代同类，但我为他感到悲哀，因为人类无法像企鹅那样与他进行不间断、无阻碍的交流。假如我独自一人和一群企鹅住在一起，时间久了也会渴望人类的陪伴。这道理对于住在圣乔治的胡安·萨尔瓦多也是一样的。

汤波角海滩四周的土地上尽是石头坑，是企鹅睡觉和筑巢的好地方。有的浅坑只能藏住尾巴，有的则很深，藏进去可以只露出嘴巴尖。这里的鸟似乎不爱活动，有些在孵蛋，有些在带孩子，还有的在给窝划界线。因为怕打扰它们，我没有靠近观察。

企鹅不是汤波角的唯一居民，附近还游荡着少数原鸵和野兔，有时各种年龄和大小的美洲鸵也会出现。虽然其他物种经常离企鹅很近，但邻里之间可以完全做到不闻不问、平静共处。我就从来没见它们互相搭理过。不过，有一次，我听到一群企鹅对着远处的什么东西发出了不寻常的兴奋叫声：三十几只企鹅组成了水滴形的阵列，对敌人发起围攻。领头的几只冲在前面啄咬敌人，简直像橄榄球员截球那样，第一波队员败下阵来，第二波立刻冲上去，展开新的攻势。前面倒下的企鹅随即加入后面的队伍，战线的长度足有五十码。其他不相干的企鹅在远处观望，但没有试图加入的意思。

起初我不知道企鹅们在干什么，看到它们的目标才恍然大悟：那是一只犰狳，正被雨点般啄下的鸟喙逼得狼狈窜逃。直到犰狳逃进有荆棘保护的灌木丛，企鹅们才停止了追赶。这只犰狳是抢了企鹅蛋还是咬了小企鹅？我不知道这种长着鳞片的动物吃不吃这些东西，但显然企鹅不能容忍它出现在它们的地盘，一定要把它赶走，直到它消失在只有装甲类动物能钻进去的植被中才作罢。作为曾被企鹅喙啄伤的受害者，我不禁摩挲起手指上的伤疤，对闯入者深表同情。

在企鹅聚居地散步时，如果不靠得很近，它们不会有多大的反应。就算我径直走过去，企鹅也会退开，在我周围让出一小片空地。除了不会允许我靠近摸它们或者抱它们之外，对于我的存在，它们表现得很冷漠，好像我和原鸵并没有什么区别。我坐在地上时，它们会照常各忙各的，不搭理我，好像我根本没在那儿似的。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我仿佛彻底与环境融为一体。

与这些企鹅相处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我走遍了整个汤波角，探访了每处海岸、小岩洞和企鹅领地。我发现，所有平坦的地方几乎都被企鹅占据了，密密麻麻，似乎再也容不下更多的同类。

那天晚上，我在汤波角的荒野扎营，与企鹅的距离比较近，有几只好奇地过来看我干活。虽然它们很快便失去兴趣走开了，但当我支好帐篷，用海水煮了土豆，配着黄油和鱼罐头做晚餐的时候，又招来了一批围观的企鹅。

次日早晨，它们看着我吃早饭、收帐篷、再次出发。我贴着大西洋一路向前，抵达此次旅程的最南端，然后掉头向北，前往这个国家的西部。

这一天，日落之前，我决定在路途中短暂停留。远处雄伟的安第斯山脉清晰可见，我骑着摩托车来到距离公路五百码左右的地方，在蒲苇草丛中支起帐篷。蒲苇草可以迅速长到六英尺以上，非常适合遮挡视线，在这里露营不会被路上的人看到。

我的帆布帐篷虽小却很坚固，而且配有一块非常时髦的防潮布，尽管没有拉锁，但系带也很方便。

我吃掉用小酒精炉加热的食物，写了旅行日志，检查了摩托车和车胎，准备睡觉。天气凉爽，我钻进睡袋，一钩残月尚未升起。夜幕幸而有星光照明，否则到处都会是一片漆黑。旅途劳顿的我很快睡着了。

忽然，我从熟睡中惊醒，发现下弦月已经升上了天空。我入睡之前，它还挂在地平线上。

我为什么会突然醒来？我仔细倾听周围的动静——是脚步声，缓慢、鬼鬼祟祟……毫无疑问……声音很小……正在靠近帐篷，而且是不止一双脚发出的声音！

我调动起所有的知觉，试图判断接近营地的究竟是谁。我心跳加速，尽量保持浅而快的呼吸，避免发出声响。

我也听得到夜间该有的声音：和缓的西风吹拂蒲苇草丛的沙沙声，昆虫的活动声。这时，脚踩在柔软干燥的土地上的声音又出现了，我还感觉到它引起的震动，相当独特，不容混淆。

谁会偷偷过来找我？为什么？如果对方意图正直，一定会先站在远处表明身份和来意，而不会像夜盗一样悄悄地摸过来。

可以肯定的是，声音来到了我的右侧，我无声地拉开睡袋，缓缓挪出腿来，甚至感觉得到拉链的每个齿挣脱咬合的过程。我穿着T恤和短裤，大脑疯狂旋转。至少有两名敌人！我有什么武器？只有一把facón，是南美洲的牧人使用的刀，可那又有什么用？如果他们全副武装，图谋财物，可能会开枪打我，然后洗劫一番。没有人会发现我的尸骨，我可能是踏足这片野地的第一个人类，丘布特省就是如此偏远，方圆百里可能都不会有人烟。

脚步声越来越近，清晰可闻。偷袭者仿佛窜过干燥草场的狐狸，狡猾地逼近过来。

我随时准备跳出去和他们拼命，只能靠出其不意取胜，绝对不能困在帐篷里，否则就没救了。如果我别这么蠢就好了，如果我买了枪，就不会如此被动，我不应该鲁莽地独自旅行的。我诅咒着自己的胆大妄为。脚步声距离帐篷只有几码远了，而我手中只有一把不趁手的刀和一支不堪一击的手电筒。

我筹划着下一步的行动，轻轻解开帐篷上的系带。我打算拿着手电和刀冲出帐篷，尽可能地放声吼叫，恐吓敌人。这样的奇袭或许能让我占到上风，抵挡住第一波进攻。

我准备好了，脚步声现在来到了帐篷前方，我能听到呼吸声，就在距离我不到五码的地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我窜出帐篷，打开手电，叫道：“砰！砰！砰！”能否活命就在此一举了，我的刀在手电筒的光照下映出寒光，向敌人劈去。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酒友尤安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然而，接下来我便被黑暗中射过来的两道巨大的白光炫得眼花缭乱。仅仅过了一秒钟，我就意识到白光是我的手电筒照在一头流浪奶牛眼睛里的反光。大半夜的在野外被一个神经错乱的英国人攻击，它一定吓得不轻。果然，看到我凶神恶煞的样子，这头牛恐惧地转身逃跑了。刚才我听到的脚步声再次响起，逐渐消失在黑暗中。

因先前的恐惧和凌晨的寒意而浑身颤抖的我哭笑不得，举起手电筒对准奶牛逃走的方向照过去，直到再也看不见它才作罢。我关掉手电筒，看着夜空中的下弦月，月光微微照亮了地上的蒲苇草丛，勾勒出模糊的轮廓。猎户座高挂在南半球的天空，这位天上的猎人傲慢地举着剑站在我头顶，摆出战斗的姿势，刚才举着手电和刀冲出帐篷的我大概是在模仿他。

“有了剑，谁还需要枪？”他似乎在问，显然不知道我刚才多么害怕丢掉小命。我觉得这样看着天空很愚蠢，就回到了睡袋里，决定不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如果我有枪的话，奶牛一定早就没命了。

第二天，我开始了返回布兰卡港的长途骑行。阿根廷偏远地区的主要道路就像箭杆一样笔直，一连好几英里不带拐弯，有时开上几个小时摩托车都碰不到其他路人。天气晴朗，蓬松的白色云朵不紧不慢地飘向遥远的天际。我欣赏着无甚变化的草原风景，思考着胡安·萨尔瓦多的未来。无论如何，这次考察说明把企鹅送回他的同类那里是可行的，我只需想出合适的方法把他带过去。可这意味着胡安·萨尔瓦多会离开我，我觉得很难过。而且对一只企鹅来说，长途跋涉绝非易事，所以我必须确定这段艰难的旅程是值得的。

距离布兰卡港还有一小时车程时，摩托车的引擎突然一阵颤抖，逐渐失去了动力，想到自己要推着摩托车走好几英里的路，复杂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主要是沮丧和绝望。在这样的时候，推摩托车简直像西西弗斯推动巨石，是一种残酷的惩罚。我松开离合器，让摩托车尽可能远地向前滑行，分析着刚才引擎发出的最后的声音。引擎的运转是突然停止的，没有嘶嘶的响声，所以比起燃料方面，更有可能是电路出了问题。可刚才我明明听到了响亮的“喀嚓”声，我检查了火花塞和燃油管，发现它们只有些小毛病，很容易纠正，而且这些问题并非导致引擎停转的原因。接着我很快发现，原来是排气阀摇臂断了，这是我无法在路边解决的问题。带着绝望，我开始推着摩托车沿着平坦的道路朝前走。

过了不到二十分钟，我高兴地看到一辆过路的汽车停了下来，听说我打算把摩托车推到布兰卡港，司机忍不住笑了。他提出帮我把车拖到城里，并且保证会慢慢开。拖车的绳子系在两边车把上，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我可以迅速解开绳子。就这样，轿车以惊人的速度拖着摩托车出发了。因为实在不想推着摩托车走上三十英里，我才忍住了阻挠司机帮助我的冲动。然而，一到布兰卡港，他的驾驶态度立刻变得理性了，我十分惊讶。司机甚至把我送到了车站，让我得以按计划赶上火车，真是万幸。如果摩托车在真正的偏远地区坏掉，我可能需要等上许多天才能得到救援，甚至还会被迫扔掉摩托车。

在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漫长的火车之旅中，我决定放弃让胡安·萨尔瓦多与野生企鹅同类团聚的计划，因为最近的这次事故使我实在不敢相信那辆靠不住的摩托车。看来，我在哈罗德百货公司的茶室里想出的所有选项中，最合适的莫过于让胡安·萨尔瓦多留在圣乔治。毕竟他现在过得也很快乐，而且说实话，我不愿意和他分别。船到桥头自然直。

所以，我会继续收留胡安·萨尔瓦多，我相信，他会告诉我怎样做才是最好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1)——这将是我们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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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圣经·马太福音》：“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第十五章　寻找黄金国
CHAPTER 15　THE QUEST FOR EL DORADO

我得偿所愿

In which I find what I went looking for

我去南美洲的主要目的是接触那里的人，探索各处地点，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突破原有的见识和经验。我的童年是在苏塞克斯的连绵沃野和繁茂树林中度过的，我渴望体验雄浑的安第斯山脉之巅稀薄的空气、巴塔哥尼亚的辽阔平原、火地岛松林莽莽的雪原、阿塔卡马沙漠干燥的流沙。我渴望见到壮美的伊瓜苏瀑布、埃尔米斯蒂的火山，见证库斯科和马丘比丘的印加文明。我向往的的喀喀湖的神奇，想要聆听莫雷诺冰川冰墙崩落的巨响，期待认识和了解这些地方的居民，因为他们的语言和风俗对我来说完全陌生。我还希望有机会观察南美大陆的动植物群落。

我渴望自由，厌倦了安逸、循规蹈矩的英格兰乡村生活，选择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希望找到我自己的“人迹更少的一条路”，看看它会通往何方。我想在没有安全网的前提下迎接一些真正的挑战。衣食无忧的平淡生活中，缺少激动人心的元素。我希望亲自掌舵，在人生之海上自由漂荡，看看命运会给我怎样的赠礼，哪怕只是一个契机。

当然，现实往往与我的期望大相径庭，我也有遇到严峻考验的时候。

第一次探索玻利维亚南部的安第斯山区之前，我把胡安·萨尔瓦多寄放在朋友家，然后动身前往波托西，那是个以银矿闻名的城镇，我打算从那里飞回阿根廷。我在离目的地不远的一个小镇的简陋旅馆里住了一夜。早晨退房后，我把身上剩余的所有纸钞从钱夹里拿出来，塞进衣袋，然后去买长途车票和机票，结果路遇狂欢节游行，于是驻足观看。广场上人满为患，你推我挤，抢着看热闹，游行队伍很吵闹，也很漂亮。高原上看到的色彩格外纯净，所以当地的这场五光十色的盛大聚会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流连忘返，连我那件老旧的蓝色粗呢外套似乎都泛着孔雀翎般的宝蓝色光泽。

过了一会儿，我转身离去，一摸口袋才发现被人偷了。我知道大喊“抓贼！”没有用，无论我说的是英语还是西班牙语，当地人不懂英语，也很少有人讲西班牙语。狡猾的小偷得手后一般会很快溜掉，没有惊动当地警察的必要。坏人早就销声匿迹了，除了接受教训，别无他策。

我总共丢失了六十美元，当然，那时六十美元的购买力相当可观。除了一些零钱和身上的衣服，我现在一无所有，我或许可以在这个印第安村镇找家银行，看看能否与伦敦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银行取得联系，支取一些款项，或者还可以返回旅馆寻求帮助。但最后我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尽量往边境走，抵达阿根廷后再从那里的银行取钱。我步行了很长时间才偶尔搭上几次便车。虽然暂时收留我的都是些摇摇晃晃的老卡车和破旧的老爷车，但对于车主的帮助，我感激不尽。

下午晚些时候，我来到一个大约只有六户人家的小村庄，这片不起眼的歇脚地荒凉贫瘠，而且偏离了我的原定路线几英里，但有位司机向我保证，我很可能在那里找到床铺过夜。果然，我只用了一点钱就从一家住在简易窝棚里的农户那儿换来了食物和住处。

这家共有七口人：母亲和她的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只有十几岁，另外三个更小。我听说此前还有几个夭折的孩子，孩子们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他们没告诉我原因，但我觉得还是不要问的好。

他们的衣服是用边角料自己缝制的，小一些的孩子连鞋都没有，大孩子们的鞋破烂不堪，根本没有穿的价值。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穿，除非是为了尊严。房子是太阳烘晒的泥砖盖的，屋顶的瓦片也是这样烘制出来的，一共四个小房间，是根据家庭的需要逐间加盖的，所以地面和屋顶不统一。做饭是把一只大铁锅架在室外的明火上煮，每天都往锅里添东西。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山羊肉和玉米做的炖菜，还有豆子和粥。太阳落了山，我们挤进其中一个小房间，坐在毛皮和毯子上。出于好奇，一些邻居也来了，我们凭借良好的幽默感，努力试图交流。

我了解到当地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我还发现，虽然会简单的算术，但我的新朋友们基本上是文盲。他们的经济来源是许多山羊、几只母鸡和随便种的一点农作物。到了晚上，牲畜被赶进房子旁边的围栏，使其免受美洲狮和大野猫的侵害，这些动物可以轻松地掠走山羊（还有小孩，我敢担保）。

他们给我看用来织毯子的简陋织布机。我觉得很有趣，想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发现我认字却不知道如何纺织，小孩子们大为开心，因为我显然不明白“读书无用，不如学点实际的手艺”这个道理。男人们抽烟斗，嚼古柯叶，喝本地酿造的甘蔗烧酒，喝酒的速度只比女人快了一点点。傍晚的时光就这样消磨掉了。夜深人静之后，先是孩子们依偎着睡在一起，然后大人们也挤挨着躺下，希望趁着酒劲早些入睡。我们紧靠着取暖，蜷缩在毛皮和毯子下面。抵御高原之夜的严寒，和这么多完全陌生的人挤在一起睡觉，对我而言绝对是新鲜的体验。他们的慷慨打动了我这个正处于二十几岁的自私年纪的小伙子——虽然拥有的那么少，他们却愿意在寒夜中与一个素昧平生的旅人分享自己的所有。

早晨，首先起床的是女人们，生火、烤面包、做早餐。男人们起床的速度慢得多，而且宿醉症状更明显。听到他们说早饭后带我去村里转转，我很高兴。村民们自豪地展示了他们坚固的羊圈、整齐的庄稼、手工纺织的布匹和自酿的烧酒，虽然这块大陆最富饶的部分已被欧洲人以他们的神和统治者的名义占据，那些从外国人的巧取豪夺和传染病中幸存下来的本地土著也被迫迁往了最贫瘠的地区，但土著的后裔也仍然舍不得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所以，当他们说起年轻一代坚持要在城市找工作，而不是留下来照顾家庭，本地人的生活也将因此而改变的时候，语气中难免带着悲哀。

我继续上路，深感这一番经历使自己学会了谦卑。我的人生得到了丰富，收获远远超过金钱遭窃带来的损失。

白天，安第斯山脉的稀薄空气对灼热阳光的阻隔极为有限，而晚间的星光同样可以畅通无阻。山景为夜空增色不少，加上高原的海拔优势，使得这里拥有全世界最美的星空，这也是许多国际天文台建在此地的原因。繁星闪烁的银河背后是墨水般漆黑的天幕，仿佛阿波罗亲手在这块幕布上刷了一道白漆。我所熟悉的各个星座隐没在银河的万亿恒星之中，别处看不见的星星在这里可以用肉眼看见，而且我惊奇地发现，整条银河竟然没有一块地方是晦暗不明的。远离银河系主盘的暗色天幕上，其他星星的光芒同样耀眼、恒久、美丽，即使没有月亮，星光之下也能毫不费力地看清脚前的道路，不过，虽然在低纬度地区欣赏不到如此美丽的宇宙，但高纬度的山区由于缺乏足够厚的空气保护层，夜间的苦寒是极为难熬的。

第二天晚上，我没有寻找过夜的住所。我羞于承认的是，前一天晚上，没有洗澡的人、脏衣服、脏毯子和处理不当的毛皮散发的气味，让我觉得难以忍受，我感觉收留我的主人肯定也受不了我身上的味道。因此，我认为在户外过夜应该不错，所以决定借着星光和残月（月亮在黎明前一两个小时升起）的照明赶路。然而，黑暗中前行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冷，简直快要冻僵了，我终于开始理解为什么人会冻死。我尝试了各种保暖的手段，却一一失败，快跑或慢跑都不是解决之道。空气太稀薄，很快就跑不动了。虽然空气不适合剧烈活动，但气温却强迫你活动，很容易将轻装简行的旅者逼入险境。东方的天空终于发白的时候，我已经冻得两条腿都别在了一起，根本迈不开步，只好僵硬地站着，眼巴巴地等待太阳的上半部分慢慢露出地平线。它终于冒头的时候，几乎是转瞬之间，我便觉得脸上恢复了暖意，沉溺在初升的太阳慷慨的赏赐之中，活像一条趴在石头上的蜥蜴。我又活过来了。

以上绝对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我坚决不会再次尝试。虽然那天晚上我面前的宇宙华美庄严，许多人一辈子也不一定见到如此令人敬畏的景象，但事后想来，当时还是选择一处乡村小屋过夜比较好。故意涉险从来不是我的风格，我承认，那天决定在高原的户外过夜完全是轻率之举。然而，那些年我也充分体会到依靠自己的乐趣，当时的各种冒险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尽管如此，如果现状与我的计划不符，我本人又对此无能为力的时候，其他人往往会在推动我人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我之所以会在埃斯特角城命中注定般遇到胡安·萨尔瓦多，是因为此前威廉姆斯一家邀请我前往巴拉圭做客。他们的儿子丹尼是圣乔治学院的学生，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在巴拉圭待了三周之后，我才决定在返回的途中去埃斯特角城游玩。所以，从时机上看，如果没有这三周的逗留，我不可能和胡安·萨尔瓦多相遇。

那一年期末，丹尼的父亲阿尔弗雷德·威廉姆斯恰好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差开会，会议结束后，他用自己的飞机把我和丹尼等人接回了乌拉圭。多亏了飞行员精湛的低空飞行技术，我才得以俯瞰千百年来奔腾不息、蜿蜒数十英里的巴拉圭河。大河两岸有广阔的湿地和星罗棋布的牛轭湖，飞机掠过时，湖面在太阳的照射下泛起银光。这些平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从机舱的独特角度，我看到大群飞鸟涌出茂密的丛林，云朵般升上天空。飞机经过其窝巢上空时，声势浩大的水豚——体形庞大的啮齿动物，可以长到和大猪一样——家族仓皇奔逃。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有如此眼福。

来到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在威廉姆斯家的大房子里待了几天之后，阿尔弗雷德、丹尼、丹尼的同学杰克和我动身飞往巴拉圭的东南端，在camp（西班牙语词campo的英文变体，意为“农地”）里，按照南美高乔族牧人的方式生活了几周。飞行员琼戈会驾驶飞机带我们在牧场上方盘旋，定位牛群（至少有数千头），然后降落在庄园附近的草地上。

我们像牧场的工人那样准备口粮，包括玉米和水果，还有巧克力（对工人而言这是不常见的奢侈品），用几个小时给倔强的矮种马装马鞍，然后出发寻找畜群。在那里的野地中骑马无法追求速度，因为路上除了草地就是灌木丛，还有密密麻麻的犰狳洞。直到次日上午晚些时候，我们才再次与畜群相遇。

在威廉姆斯家的牧牛场和高乔族的工人一起生活是一段极好的体验，南美的牧场不像英国的农场，它没有围墙，更像一片稀树草原，牧草的密度不高，灌木树种能长到大约三十英尺高。英式农场占地数百英亩，南美牧场可以占地数百平方英里——威廉姆斯家的牧场面积就有一百五十平方英里左右，比怀特岛大一点。

高乔人和畜群住在一起，每天都会把它们赶到新的牧草地，因为土地贫瘠，需要终日寻找新鲜的牧草。男人们平时骑马游牧，每隔几个星期才回到庄园补充给养。自小在马背上长大，他们的马术堪称一流。牧人的生活是劳作、吃饭、睡觉和娱乐四件事的无缝融合，互为一体，很难判断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做的是哪件特定的事。

日落时分，帐篷已经支好，篝火点燃，食物冒出热气，歌声响起。吃饱喝足后，大家躺在星光下入睡。牧人和雇工（前者是熟练的牛仔，后者是半熟练的工人）的生活非常简单，也极为辛苦。马丁·菲耶罗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创作的史诗描写过这个群体的生活，一个世纪之后，他们的生活仍旧没有改变。

我向往天空中飞鸟的自由生活；

不愿在苦难煎熬的尘世中做窝，

当我再次展翅高飞，没有人追得上我。

没有令人烦恼的情人的唠叨；

就像美丽的鸟儿在树枝间跳跃，

三叶草点缀我的床铺，繁星照亮我的顶棚。

牧人的马携带着他们的所有家当：马鞍、铺盖卷、折叠凳、facón刀（刀身约一英尺长，通常背在身后）、一点零钱、银饰品、枪和套索，还有一只嵌银的空心小葫芦。葫芦是用来装mate的，一有机会他们便会用金属吸管喝上几口。就是如此简单。

假如他们生了病，则要完全依靠同伴的医术和药草知识，如果不幸死去，就直接在倒下的地方埋葬。

这些牧人是瓜拉尼印第安人的后裔，他们说的西班牙语我听不太懂。他们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体形干瘦、肌肉发达，脾气如同他们赖以为生的那片干硬的土地一样倔强。他们似乎时时面带微笑，起初我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那笑容仿佛略微带着狂躁的味道。

牧场东部与巴拉那河接壤，但没有通往河边的公路或土路，是真正的荒野。如果发生罪案，这些人就是法官和陪审团，没有执法机构或法律保护他们免受游荡于边境地区的不法分子的侵害——这些法外之徒以抢劫为生。高乔人不希望被外界打扰，当然也不会感谢那些希望干涉自己的人，他们习惯了自我照顾。偷牛贼来自边境，他们称其为brasileños （巴西人），时常令人不胜其扰。但我听说，任何“巴西人”都无法从唐·阿尔弗雷多那里第二次得手。

高乔人的主食是肉。有一次我在那里，他们逮到几只犰狳。晚上，人们在犰狳肚子里塞满东西，外面裹上厚厚一层河岸的泥巴，把泥球滚到火堆的余烬中烘烤。等待一个小时左右，捣碎出炉的泥球，苍白多汁、热气腾腾的肉显露出来后，犰狳骨头和坚硬的外壳自动脱落了。一只七带犰狳能长到约三十英寸长，肉量相当于一只大肥鸡，味道则更像猪肉。吃之前用炭火稍微烤一下，清掉外皮残余的泥壳和灰尘，然后把肉放进锡盘里，将facón放在石头上磨利，切开肉块，用手抓食。身穿雇工的牛仔裤和斗篷，坐在太阳烤热的暖烘烘的土地上，斜靠搭着羊皮的马鞍卷，嗅着空气中数千种新奇的味道，听着瓜拉尼语民歌，看月亮升起、篝火渐熄：这些元素构成了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餐。我的每一种知觉——触觉、听觉、视觉、味觉和嗅觉——沉浸在全新的体验里，被一股奇特的电流击中。这正是我来南美洲的目标。在那个短暂而闪亮的时刻，我找到了我的黄金国。

那天晚上，我在星空下陷入沉睡，梦见自己放弃了一切，过上真正的高乔人生活。虽然过上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艰苦，限制也太多，但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完全迷上这种浪漫色彩浓郁的扮演牛仔的游戏。

每天晚上我都睡得很沉，直到曙光初现，丹尼才会叫醒我。没有学校的管束，他很是逍遥，在他的帮助下，我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的技能。他只比我小五岁，经常和高乔人待在一起，请他们帮助自己完善骑术。雇工们的骑马风格和英国的学校里面教的很不一样，完全不能用“温和”这个词来形容，速度与狂野才是它的本质，而且骑手和马匹都相当顽固，互不配合。我很快便不得不承认，我需要学习他们的骑马方式，因为我的坐骑让我别无选择，它根本不吃英国人的那一套。不过，当我解决了问题——或者应该说是他解决了问题——之后，我们相处得极为不错。

因为语言受限，我很少和牧人直接沟通，但他们还是设法告诉我如何完成游牧生活中必须完成的事情。我猜这是因为我试图模仿他们的言语和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接受了我，尤其是那些比较年轻的牧人。我试图从他们的而不是我自己的视角看待生活，试图获得他们的技能、嘲笑他们嘲笑的对象（一般主要是我！），从而得以观察一种几个世纪以来并无改变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在那个时候已经走到了衰亡乃至消失的转折点。

牧人高超的套索技艺我向来只闻其名，不曾目睹。有一次，我们抵达一处营地，发现肉类供应出现短缺后，几名牧人跨上马背，我骑马跟在后面，打算找一头牛来补充口粮。他们先采用恐吓的方式，把几头牛吓得狂奔起来，然后有技巧地驱赶它们沿着直径为一百码左右的圈子跑动，选出目标。我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虽然高乔人可以自如地骑在没有鞍子的马背上，但他们从来不会卸下马鞍。马鞍是他们的核心装备，不仅可以把家当挂在上面，还能成为干活的工具。

目标选定后，一位骑手拿出套索。高乔人的套索是柔软的矮种马皮编成的，用一只沉重的四英寸粗的金属环束着。绳套可以自由伸缩，使用者单手拎起套索甩过头顶，挥舞旋转，金属环的重量为其增加了势能。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控着缰绳，驾驭飞驰的骏马。

高乔人的矮种马跑得比牛快，因此骑手可以越过马头，向后甩出旋转的套索，使绳圈挂在奔牛的脖颈或犄角上，将其拽倒。牲畜倒地后，牧人把套索的一端拴在马鞍前端的鞍桥上，巧妙地放慢速度，将恐慌的牲畜拖向一棵树，然后把树当成滑轮，拽着牛的脑袋，将它的犄角固定在树干上。无论它如何疯狂挣扎，都不会弄坏套索或伤害牧人，受力的只有树，技巧性就在此处。到了关键时刻，其中一位雇工一手握住缰绳和鞍桥，另一手拿着facón，催马慢慢从牛身边跑过。接近的刹那，他的身体利落地滑下马鞍，双脚并拢，浅浅擦过地面，迅速割开牛的喉咙，随即轻轻跳回马鞍上，在鲜血涌出之前离开——血可以喷到三十多英尺之外。牧人松开套索，跳下马，牛发出痛苦的嚎叫，翻着白眼，缓缓倒向地面。在它倒下之前，骄傲的牧人必定会走上前去，来到距离垂死挣扎的动物的犄角只有几英寸的地方，解下套索。

在这样的场合，如同在每个场合那样，其他牧人和雇工都会大声欢呼，手舞足蹈，为同伴的身手喝彩，夸赞他们的技术，感谢他们为自己提供了娱乐和食物。没多久，新鲜的肉便上了烤架，等候篝火的余烬的加热。

肉牛屠宰完毕，雇工们把能带走的肉分割打包，其余部分一概丢弃。我曾见到整具肉牛的残骸滚进河里，被泛着银光的水流吞没，水下隐隐传来鼓动的噪音，片刻之后，平静的河水中心便犹如沸腾一般，不断涌出红色和金银色的泡沫。再过上几分钟，食人鱼便吃光了残肉，满意地游开，光裸的牛骨架浮出水面。如此奇观，当然成功地阻止了我在一天的骑行后跳进河里游泳。

我怀着依依不舍的沉重心情，离开了这个美丽迷人的国家，却浑然不知自己即将遵照命运女神的安排，前往埃斯特角城，与一只企鹅实现命中注定的相遇。

在南美洲，无论乘坐火车、卡车、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骑马还是步行，我总能体会到深刻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胡安·萨尔瓦多安全地与朋友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动身前往南美大陆的最南端——火地岛，然后从那里越过阿根廷边界，进入智利南部，在见不到除了企鹅之外的其他活物、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了一个星期：白天，我在积雪覆盖的山间散步，那里的深谷中生长着齐腰高的雏菊，从远处看如同洁白高耸的山峰；夜晚，我在南方山毛榉树的密林中露营，点起柴火烤熟微薄的口粮。我用仅有的一点水果、面粉、糖和黄油，烘制出简单的蛋糕，日子过得犹如天堂一般。

独自旅行让我有大把的时间回忆路途中的见闻，将南美的现实与我原本的偏见对比，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和具有实际价值的。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惊人的美丽和奇迹的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苦难？而且受难者不仅仅包括人类？人之为人和友情的本质，也是我反复沉思的问题。我在旅途中遇到过许多有趣的同伴，我们曾共享过同一堆篝火、同一锅食物甚至同一顶帐篷，但他们不过是黑夜中与我擦肩而过的航船，我从未像对胡安·萨尔瓦多那样向他们敞开心扉，而所有见过胡安·萨尔瓦多的人亦是如此。为什么一只企鹅可以给与他的生活产生交集的人带来安慰和平静？为什么人们只要踏上胡安·萨尔瓦多的露台，就能与他灵魂相交，仿佛认识了一辈子、可以在逆境中彼此信赖的挚友？这是充斥着暴力和绝望的时代特有的现象吗？在和平与繁荣时期，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

可以确定的是，与和同类交流相比，人们更愿意在胡安·萨尔瓦多面前吐露心事，这似乎是人类与企鹅关系的本质使然。

第十六章　“我能游泳吗？”
CHAPTER 16　‘CAN I SWIM?’

胡安·萨尔瓦多终于重返水中

In which Juan Salvador at last returns to the water

从我把企鹅带到圣乔治的第一天起，有个年轻人就十分希望帮忙照顾胡安·萨尔瓦多，他叫迭戈·冈萨雷斯。迭戈时常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太好过，比大多数同学都要艰难。他是个玻利维亚男孩，父亲是欧洲血统，母亲是玻利维亚土著，这样的结合生出的后代在拉丁美洲通常被称为mestizo（混血儿）。虽然这个词只是陈述事实，不具有侮辱性，但迭戈还是经常成为其他男孩取笑的对象。

初来学校时，迭戈是个胆怯害羞的十三岁少年，看上去似乎都能被自己的影子吓一跳。他虽然非常用功，但不是很有学习天赋的孩子。在学校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他的缺点总是表现得很明显。按照惯例，学校每两周进行一次成绩排名。这样做本来是为了督促学生提高成绩，但对迭戈却毫无帮助。

可悲的是，各种课外活动也没有一样适合他的。他个子瘦小，运动技能和身体协调性远低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接不住向自己飞来的球，时常被球砸中。在橄榄球场上，他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连天气最暖和的时候都会瑟瑟发抖。过大的球服松松垮垮地套在他小小的身板上，下摆几乎把短裤完全挡住，只露出他的两条细腿，袖子则长得盖住了整只手掌，只能勉强看见手指尖。除了欺负他，没人会传球给他，也不愿意让他参加比赛。即使球飞向了他那边，通常也会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面对飞到眼前的橄榄球，他会显出措手不及的神情，总是漏接传球。

迭戈的早期教育并没有让他做好进入圣乔治的准备，他的英文知识极其有限，甚至西班牙语也带着浓重的玻利维亚混血口音，所以总是沉默寡言，避免与人交谈，而且也没有人教过他如何在谈话中组织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总之，无论是学习还是课外活动，他都力不从心，疲于应付。但在我看来，对他而言最难熬的是想家，他根本没有准备好便离开了家，想家想得要命。无论从哪方面讲，他的心理年龄都小于生理年龄。

圣乔治学院像所有的社区一样，具备若干优点，例如良好的生活辅导制度，每个新来的学生都会被分到一名年纪较大的学生，在初到学校的两三周内，由这名学长照顾其生活。而这些年纪大的学生也由自己的级长负责，级长的负责人是住校辅导员，辅导员非常清楚迭戈的困难。但需要指出的是，圣乔治学院历来人才辈出，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大都很有作为。他们喜欢这里的生活，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持久的友谊。迭戈只是不适应学校生活的个例而已。

因此，毫不奇怪，迭戈非常喜欢和胡安·萨尔瓦多待在一起，一有时间就跑来找他。在屋顶的露台上，大家看不到他，他可以尽情放松。迭戈也不是没有朋友，但他们是些和他差不多的孩子，在适应学校理念方面有着类似的问题，在圣乔治，那些不喜欢每天进行过量的橄榄球训练的学生会被视为“弱者”。

这些孩子十分乐意承担照顾胡安·萨尔瓦多的责任，总是尽职尽责地去市场买来鲱鱼、保持露台整洁干净和陪伴胡安·萨尔瓦多，而且他们是真的乐在其中。此前，他们之中那些最不快乐的人，已经被焦虑剥夺了日常生活应有的乐趣。见到他们与企鹅开心地相处，暂时忘记课堂、社会等级和想家带来的约束和痛苦，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除了聘请露台上的企鹅担任安抚学生情绪的助理校长，圣乔治学院在办学方面还有许多新颖之处，比如校内的游泳池就非常独特：既没有过滤装置，也不使用氯气消毒。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只好每隔两周彻底换一次水，经过两周的使用，池水变得绿油油的，幽深的角落里时常还会住着一大窝蛤蟆。今天的读者可能会被我描述的这幅情景吓到，但是那个时候，所有学生都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戏水。他们常常会在家乡的那些温暖、浑浊、污泥淤积、岸边即是湿滑沼泽、生活着各种野生动物的河流中游泳，却不会感到任何不适，而许多当代人往往见到棕色的河水就误以为它遭到了“污染”。不过即便如此，圣乔治的游泳池虽然远非清澈见底，水质也总比当时的河流好得多。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温度一开始上升，学校就排空了游泳池中积存了一冬天的脏水，擦洗干净，注入通过我们自己的水井从地下蓄水层抽上来的新水。一旦启用，泳池的水就开始雷打不动地两周一换，直到游泳季节结束。

当然，我考虑过是否要带胡安·萨尔瓦多去学校泳池游泳。但他刚来的时候是冬天，那时池子里全是臭水。我估计，等他的羽毛恢复防水功能，游泳池也就到了开放的时候。

学生们普遍热衷游泳。然而，如同网球和paleta（阿根廷版本的壁球，在露天球场比赛）那样，游泳并非主要的运动项目——主要因为它不是橄榄球。不过，当池水清澈，天气晴暖的时候，作为夏季晚间预习功课之后的休闲活动，它还是深受大家欢迎的。

那一年的夏初，气温相对偏低，游泳的人比较少。所以到了第一次换水周期结束时，池水的清澈度虽然并不诱人，但也不算特别绿，而且池底的泳道标记仍然清晰可见。那天晚上，只有少数几位勇敢的学生在预习功课后过来游泳，而二十分钟之后，连最不怕冷的人都上了岸，回宿舍洗热水澡去了。

游泳的人一走，我便给迭戈和他的两个朋友发出信号——他们正和胡安·萨尔瓦多在附近的操场上锻炼——让他们领着企鹅到游泳池来，看他是否愿意游泳。

我特意选择这天晚上带企鹅过来，是因为当天泳池就会换水，所以就算胡安·萨尔瓦多弄脏了池水，也不会有人抱怨，反正脏水会马上被换掉。而且，如果我想让他出来的时候他不愿出来，可以等池水排空后轻而易举地把他弄上岸。

胡安·萨尔瓦多已经在学校里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他从来没能自如地畅游一番。之前他被污染搞成灰色的腹部羽毛已经变白了许多，体形也符合正常企鹅的标准。我觉得自己一直等待的机会来了。

虽然校园里的大多数地方他都熟悉，但胡安·萨尔瓦多却从来没踏入过泳池的大门。迭戈把他领到我身边，我走向水边，胡安·萨尔瓦多跟在后面，察看池中静止不动的水面，显然不确定这是什么液体。

“去吧！”我比划着跳水和游泳的动作，对企鹅说。他看看我，然后看看水。“没关系，你可以游泳！”我弯下腰，掬了一点水泼到他身上。

胡安·萨尔瓦多盯着我的眼睛，仿佛在问：“啊！鱼就是从这里面来的？”接着，无须我再次鼓励，他便从岸边跳了下去，只拍了一下翅膀，就像离弦之箭一般径直钻进池水，因为速度相当快，头一下子撞在对面的池壁上，而且是脸先撞上去，力度不轻，孩子们感同身受地倒吸一口凉气。胡安·萨尔瓦多浮出水面，似乎有点茫然，脑袋微微抽动，我以为他撞坏了脖子。然而，他紧接着便以企鹅特有的方式，精神抖擞地扭动身体，再次潜入水下。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水中的企鹅。我早就熟悉了陆地上胡安·萨尔瓦多笨拙滑稽地挪动两脚走路的样子，然而，现在他在水中的身姿令我肃然起敬：双腿双脚像舵一样伸向后方，用翅膀游动，简单的一两下划水，就能让他以极快的速度从泳池一端飞抵另一端，触及池壁之前再来个华丽的转身。他像一位大师在表演水中杂技，贴着池壁向前游，却丝毫碰不到池壁，更不会撞上去。他充分利用着二十五米长的泳池，炫耀般地在水中翻滚腾跃，窜出水面，潜入池底，打着旋儿地钻来钻去，再游个来回。唯一适合比拟这种高超的全方位水中动作的便是鸟儿的飞翔，但就速度而言，游动的企鹅更像一位滑冰高手。我现在充分意识到，胡安·萨尔瓦多非常需要锻炼闲置已久的翅膀肌肉。在池水中，他终于找到了些许表现其本性和独立性的自由，告诉我们真正的企鹅是什么样子的。

也许海鸥乔纳森练习飞行的故事，最适合表达胡安·萨尔瓦多当晚的状态和心境。所有的观众都痴迷地看着他，与胡安·萨尔瓦多的泳技相比，连体操运动员的表演都显得不够轻盈立体。

企鹅是掌控水的大师，与其说是游泳，不如说是纯粹的享受。胡安·萨尔瓦多在水中多次往返的飞行速度远超奥运选手——游完二十五米只需几秒，人类则需要十五秒左右。胡安·萨尔瓦多在水下和水面交替游动，时而梳毛，时而戏水。

企鹅在水面上浮游时就像没脖子的鸭，用脚推动身体前进，轻松地漂来漂去，但姿态并不优雅，没什么观赏性。然而在水面以下，企鹅则展现出纯熟强大的技巧，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像我一样，迭戈和其他孩子如同中了魔咒般呆立在岸边。“看他怎么游的！”他们叫道。“噢！”“啊！”他们低声赞叹，仿佛在观看焰火表演。

过了一会儿，迭戈走过来，轻声问我：“我可以和他一起游泳吗？”

“什么！？还有，你应该说‘请问我可以和他一起游泳吗？’”我纠正道。

“好的。请问我可以吗？噢，拜托！就游五分钟。”

我非常吃惊！此前迭戈从来不会靠近泳池，我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游泳。其实，我根本没见过他主动提出要做什么事。当然，为了躲开学校里的其他人来找胡安·萨尔瓦多除外。

“你会游泳吗？”我问。

“会，不然我为什么问你！”他令人费解地说，“噢，是的，求求你了，请问我可以吗？我能游泳吗？”他央求道。

我知道他着急的时候讲不好英语，决定先答应他，以后再找机会纠正他的语法，毕竟这孩子好不容易对某件事表现出了兴趣。

“但水挺凉的，而且变绿了，时间也不早了！你确定要下水？”

“求求你了！”

“那好吧，”我说，“但是要快！”

我从来没见过迭戈这么活跃，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自我认识他以来，他似乎头一次如此有活力。他实际上是跑着回宿舍拿游泳用品包的，然后很快又跑了回来，而且毫不犹豫、压根不打算征求许可似的扎进了冰凉碧绿的池水。我已经做好了随时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的准备——万一他其实不会游泳的话，我仿佛已经看到他像石头一样沉入水底的样子。

然而，当天晚上的第二次，我又被惊呆了。迭戈不仅会游，而且游得相当漂亮！他追逐着胡安·萨尔瓦多，泳姿极其优雅，与企鹅相得益彰，看起来一点都不可笑。如果换作别人，可能会显得滑稽，但迭戈游泳的时候，胡安·萨尔瓦多绕着他转圈，钻上钻下，他们的动作几乎是同步的，和谐地融为一体。我从来没见过两个不同物种如此协调地互动，像两位技巧各有千秋却相辅相成的舞者同台表演，又像小提琴与钢琴的完美合奏，二者并非从属关系，而是同等重要的两个部分，缺一不可。有时胡安·萨尔瓦多领头，迭戈在后方追赶，胡安·萨尔瓦多故意放慢速度，等他靠近，然后再次展翅向前飞去。有时迭戈领头，企鹅环绕着他游来游去，似乎在写数字8，又有点像蚕宝宝做茧，或者巫师作法。有时他们靠得很近，几乎贴在一起，仿佛优美的双人芭蕾，我出神地欣赏着，言语无法形容当晚一直在空气中和水中飘荡的那股魔力，这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魔法。

我一直隐隐担忧胡安·萨尔瓦多不愿尽快上岸，因为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他绝对不会主动出来。虽然迭戈也下了水和他做伴，我还是不能放心。

迭戈是个信守承诺的孩子，没等我催促，几分钟后他便游到池边，优雅地腾身上岸，头发和肩膀上的水流到地板上。接着，胡安·萨尔瓦多也分开水流，钻了过来，像一枚自动导航的鱼雷，他轻拍翅膀，急速窜出水面，对准岸边，在空中滑行了一段，肚皮拍在地上，恰好落到我脚边，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瞧，就是这样，天哪，我真的需要游泳！不过你弄错了，这儿没有鱼，我都找遍了，一条都没有！”

我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目睹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杂技（抑或是花样游泳？）表演，无论从技术水平还是艺术表现力来看，任何评委都会给出满分。而且不止如此，我坚信，除了那只正在泳池边啃毛巾角的企鹅之外，泳池边的那位身材匀称、体态轻盈的年轻人也能游得比学校里的任何人都快。这简直是天启般的发现，他不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悲伤少年，而是个拥有特殊才能的正常男孩，此前学校里的人都不曾意识到这一点。

“迭戈！你可以游泳！”

“是的。我会游泳，谢谢你！”

“不，我是说，你可以游得很好——实际上很出色！”

“你这样觉得吗？”迭戈问，虽然他没有看我的眼睛，但我发现他脸上闪现出一丝笑意。我猜，这是他离开玻利维亚之后第一次笑。

“你在哪里学的游泳？谁教你的？”

迭戈看着企鹅。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胡安·萨尔瓦多在用喙梳毛，仿佛什么不寻常的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我还喜出望外地发现，他的羽毛非常干，防水功能终于完全恢复了。

有趣的是，其他孩子只顾关注企鹅，显然没有注意到迭戈的特别之处。他们只看到企鹅比迭戈游得好很多，而且一直在谈论企鹅游泳这件事。

回宿舍的路上，迭戈告诉我，游泳是他父亲教的，在他们家乡的河里，但他从没和人比赛过。他还兴致勃勃、毫无保留地给我讲了很多他在玻利维亚的旧事。这是我第一次听迭戈主动谈起他自己、他的生活和家庭，让我觉得他仿佛变了个人。我静静地听着，并没有纠正他的英文，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直到返回宿舍才作罢。

过了一会儿，我顺路拜访了舍监理查德，告诉他我觉得迭戈可能“有所改观”，但我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他很高兴。“噢，但愿这是真的。”他说。

我回到我的房间，拿了一只杯子和一瓶红酒，到露台上坐下，和胡安·萨尔瓦多一起待着。因为纬度的原因，天黑得很快，群星已然现身。南十字座的指向变化昭示出季节的更替，正如北半球天空的北斗七星围绕孤独的北极星旋转那样。

我的冰箱里总是有一定数量的鲱鱼。晚间锻炼之后，我会拎出一条喂给胡安·萨尔瓦多，它会贪婪地把鱼吃掉，然后在我脚旁睡觉。我坐在护墙边，俯瞰逐渐变暗的田野，夜晚的蝉鸣宛如歌唱，从高大的桉树上传出，掩盖了其他所有声音。我往杯子里倒了点酒，仿佛在献祭众神，感谢他们照管一切，为他们的健康干杯。

“我应该写一本关于你的书。”

胡安·萨尔瓦多抬起头来。

“为什么？”

“我觉得很多人会希望认识你。”我说。

“他们会吗？真的吗？你打算给书起什么名字？”

“哦……嗯……叫《夜之魔法师胡安》怎么样？”

胡安·萨尔瓦多只是摇了摇头，接着身子也跟着晃动起来，一直抖到尾巴尖儿，然后把脑袋搁在我的脚上，继续睡觉了。我斟满了第二杯酒。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具有里程碑式的教育意义，好比神圣的启蒙仪式和历史悠久的古老成年礼，带有基督教洗礼或犹太教受诫礼的性质，但在本质上更个人化、更独特和根本，说明真正的改变已经发生，不再只是寓言。我仿佛被施了魔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孩子下水去和企鹅游泳，片刻之后，他上岸时俨然已经变成大人。这是重生和全新的开始，丑小鸭成了白天鹅，毛毛虫蜕变为蝴蝶，鱼儿找到了返回大海的归途。也许最惊人的地方便是，男孩那天晚上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脱胎换骨（就像丑小鸭暂时不知道自己变成了天鹅）。机缘巧合之下，我发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虽然我还无法解释其中的意义。迭戈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完成了数年的成长，而非凡的企鹅胡安·萨尔瓦多于此绝对功不可没。

那天晚上，我拜访了我放牧时的好伙计丹尼，他现在是学院级长。丹尼是个开朗正派的十八岁小伙，比起功课更擅长橄榄球，做事全力以赴，人缘很好，广受尊重。他正和自己的副手杰克待在宿舍的书房里。杰克曾和我们一起待在巴拉圭，也是个认真好学的孩子，话不多，但想问题很深刻。

我问他们学院赢得本年度英式橄榄球锦标赛的概率有多大。丹尼回答，结果很难说，其他学院的各个年级也拥有非常优秀的球员。学院之间也有各种非主要项目（即橄榄球之外的所有运动）的比赛，比赛结果会与其他院际赛的成绩累加，最后确定院际体育比赛年度大奖的得主。

我告诉丹尼，我认为他现在可以趁泳池开放的机会，着手选拔学院游泳队的成员。我补充说，一定要让迭戈·冈萨雷斯参加预选。丹尼想要提出异议。但我说，我们有责任鼓励迭戈参加学院的各种活动，当然，作为级长，最终的选择权在他，我保证不会干涉。

第二天晚上，游泳池已经清理出来，换上了洁净的水。一天后，丹尼便和其他级长组织了游泳预选赛，我决定不出席。

学生们去了泳池之后，过了一会儿，丹尼上气不接下气地和他的副手跑来敲我的门。

“进来。”

“我简直不敢相信！没人能相信，”丹尼叫道，他顿了顿，继续说，“不过，你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你怎么知道的？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慢着，慢着！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撒谎道，“你还没告诉我你不敢相信什么呢。听你的语气，我只能猜想你中了乐透。快坐下，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从头说起。”

丹尼和杰克拉过椅子坐下来，杰克给我一张纸，纸上写着游泳预选赛的选手姓名和成绩。

我没再逗他们玩，静下来听他们激动地讲述比赛经过。

“好吧，像你说的那样，我们邀请大家自愿报名参加游泳预选，然后组织了几场比赛，只游了一段，冈萨雷斯那家伙就把所有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各种泳姿都是他领先！如果这次比赛的成绩算数的话，他已经打破全校的游泳纪录了！我仍然不敢相信！”

听到丹尼叫迭戈“冈萨雷斯那家伙”，我高兴极了。大家终于发现了迭戈的价值。一天前，丹尼会叫他“冈萨雷斯那个笨蛋”，甚至说出更难听的，而今天迭戈升级为“那家伙”。我曾经说，丹尼和杰克都是体面正派的年轻人，这是真的。他们对迭戈并无偏见，而是坚信“人生依靠自己创造”这句话。从出生到上学，这句话一直是他们的座右铭，而此前他们并没有见到迭戈做出任何试图创造人生的努力。圣乔治学院的校训是Vestigia nulla retrorsum，这句拉丁文简单翻译过来是“没有回头路”。我明白，人生真的没有回头路。

“而且根本不是因为侥幸，”杰克说，惜字如金的他破天荒地插了嘴，“只要尽力，他每次都能领先——我们给他计时了，可他看上去却游得那么轻松！”

“所有的泳姿他都会，”丹尼说，“你真该看看他的蝶泳！他的身体几乎完全抬出水面，比我游得好很多，”他感慨地补充道，“他游得比什么都快！你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呢？这就是预赛结果出来之前你一直保持神秘的原因？”

我一直听他们把想说的说完，然后才开口。

“你的问题的答案，丹尼，是胡安·萨尔瓦多，就是那只了不起的鸟，他大概正在我的露台上睡觉呢。”我说，接着我便讲述了那天晚上迭戈和企鹅游泳的经过。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转折点。迭戈一夜之间仿佛长高了三英寸，第二天早晨好像换了一个人，连他的衣服都似乎显得更合身了。他已经赢得了同龄人的尊重。接下来的几周，他的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跻身本学院受欢迎的学生行列。成功亦是成功之母。游泳大赛隆重举行，最终结果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在自己有资格参加的每一场比赛中夺冠，打破了本年龄组的每一项全校纪录，同学们发自内心地为他加油喝彩，甚至连其他学院的观众也不例外。

那一年，学院以微弱差距痛失院际橄榄球比赛冠军，但水上项目赢得了年度体育大奖。迭戈成了英雄，人人都想和他交朋友。后来，他包揽了学校所有游泳项目的纪录，橄榄球技术甚至也大有提高，能够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公开考试，当然也再没有问过“我能游泳吗”这种腼腆的问题。

第十七章　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CHAPTER 17　AND THEY ALL LIVED HAPPILY

这可不是什么童话故事

In which this is no fairy story I'm afraid

宠物似乎与“勇敢的探险家”的生活不搭调，因为对主人而言，它们意味着太多的责任。然而，命运却让我的“人迹更少的那条路”上出现了一只企鹅。发现我的道路能与他的道路顺利交汇，我感到非常高兴。企鹅的到来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探险计划，然而唯一让我困扰的是，我需要再三向别人复述胡安·萨尔瓦多的故事，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儿童讲述故事的某些部分，这甚至成了盘旋在我头顶的梦魇。

我越来越喜欢那只鸟。在南美洲，我发现了独特、不寻常的宝藏，也发掘出我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它们的数量极其丰富。我喜欢和胡安·萨尔瓦多一起在校园里散步，一天的忙碌结束后，静谧的傍晚，我们常坐在露台上，一个小酌葡萄酒，另一个享用鲱鱼，看着头顶的星星聊天。无论是谁，如果像我这样每天一早一晚接受那只企鹅的欢迎，大概都会觉得飘飘然。

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循规蹈矩的。胡安·萨尔瓦多是一只讲究的鸟。每天早晨，他都会为新的一天做好各种准备，让自己过得舒心惬意，比如确保每片羽毛整洁熨帖、完好无损，连最讲究外表的大侦探波洛，在细心打扮方面恐怕也比不上胡安·萨尔瓦多。大部分操作都用他的喙来完成，辅以灵活敏捷的动作，对于那些嘴巴够不着的羽毛，则用脚趾梳理。当有人向他咨询特别有挑战性的问题时，他也会抬起脚来挠身体，仿佛人类冥思苦想的时候抓耳挠腮一样。就这样，他在圣乔治的生活继续了下去，吃鲱鱼、游泳、梳理羽毛、接受各路粉丝的宠爱娇惯，组成了企鹅胡安·萨尔瓦多的日常。

假期临近，更多的冒险不停召唤着我。我的同事路克自告奋勇照顾胡安·萨尔瓦多，他家就在学校附近。路克已经成家，儿子还小。从那时开始，假期我不在学校时，胡安·萨尔瓦多不是去玛丽亚那里便是住在路克家。这是个理想的安排，知道胡安·萨尔瓦多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陪伴，我就能放心地出门旅行。企鹅过得开心，我也可以自由自在地探险。胡安·萨尔瓦多似乎从来不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暑热烦恼。他住在外面，可以踩着绿草散步，享受树荫的遮蔽和河畔的微风，在白铁浴盆里玩水，甚至偶尔去学校的泳池游泳，无论里面有没有人。

所以，在圣乔治，我根本无须担心胡安·萨尔瓦多的小日子过得如何。这主要得感谢孩子们在非假期时的支持，还有路克、玛丽亚在假期时的帮助。有时偶尔会发生值得记忆的事件，但大部分日子都平淡无奇，时光千篇一律地流逝。胡安·萨尔瓦多看上去也像一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企鹅，一如寄宿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那样。

那个特殊的早晨已经铭刻进我的记忆。路克还没说话我便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

此前，我和朋友们去了本省南部，胡安·萨尔瓦多待在路克家。前一天深夜，我返回学校——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不便打扰路克一家，所以没有去看企鹅——短短睡了几个小时后，我起床去学校取邮件，这时路克找到了我。

“我很抱歉。”他说。我咬紧牙关，等待着，心跳仿佛锤子一样狠狠砸在胸口。

“他一直很好来着，在你出门的这段时间。可是几天前，我喂他的时候，他什么也没吃，我没太在意，因为天气太热……”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我把他埋在花园里了，当天晚些时候。我只能这样做——天太热了，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实在不能等。对不起。”

我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骨子里的英格兰人的特质，使我不愿过多地表露情绪，而且从小到大接受的现实主义教育要求我客观看待动物的生老病死。然而我的内心已经崩溃。“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拼命压抑自己，这是我唯一能说出的话。最坏的结局出现了。他毫无征兆地死了，而我没在他身边。

我独自走开，希望一个人待着想事情。我绕了很远的路回宿舍，沿着橄榄球场的边缘走，避免遇到同事。

我精疲力尽地爬上楼梯，看向门外的露台，一直望到河对岸。

每次我走进露台，总会听到激动地跑上跑下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偶尔伴以咯咯的乱叫。如同每天报时的铃声一样，这些声音早已成为我的校园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以后的露台上只会一片死寂，不会再有敲门拿鱼的男孩，不会再听到企鹅带来的阵阵欢笑。

在自己的脑海中，我仿佛看到了待在某处遥远海岸的岩石上的一颗鸟蛋，它突然倒向一边，蛋壳破裂，里面的雏鸟用自己的喙吸进了第一口空气。透过蛋壳的裂缝，我看见它耷拉着湿乎乎的脑袋，摇摇晃晃地挣扎，在父母的注视下，想要钻出蛋壳。接着我看到亲鸟喂养幼鸟的画面，然后场景变换，健康活泼的小胡安·萨尔瓦多跟在父母身后，来到波涛汹涌的大海边。海浪冲击礁石，泛起狂暴的泡沫，涌上沙滩，刷洗沙砾和石块，然后撤退。他看上去是那么幼小，没法与无情的风浪搏斗。他迟疑地试探着，两次，三次，接着便跟着父母冲进海里，摆动那对百万年前便进化完美的翅膀，有生以来第一次游了泳。海水在他头顶闭合，年轻的肌肉本能地推着他向前，钻过狂怒的波涛，再次破开水面，远离那些危险的岩石。他随着波浪上下起伏，左右腾挪，挥动翅膀清洗肚皮，抬脚梳理身侧和头部，啄咬胸前和后背的羽毛，湍急的水流根本影响不到。

我又看到他远离陆地，在大洋深处、怒涛之间、乌云之下，咆哮的狂风搅起无数浪花与飞沫，胡安·萨尔瓦多和他的亲属们掠出水面呼吸，紧接着又钻进相对平静的水下猎捕鲱鱼。他在疾风暴雨和翻滚的海水中泰然自若地游泳，张开翅膀保持平衡。他冲上巨浪陡峭的斜面，在登顶前潜入水下，山峰般的浪头从他身上碾过，郁积的愤怒释放为无数的残片。他仿佛是海水的精魂，是海洋生命力的本体，完全掌控着这片天地，无惧险恶的涡流和暴风。他是造物的杰作，得其所哉，乐此不疲。

我又看到他返回陆地，亲热地站在配偶身边，守护他们的第一窝鸟蛋。看着第一只小鸟破壳而出，我看到他露出我熟悉的愉快表情。场景再次变换，给予生命的耀眼阳光照射着翡翠般清澈的温暖海水，然后，一缕缕的原油悄无声息地出现了，棕褐色的肮脏液体令人窒息，游丝般地向四面八方伸展，触角不断扩大，似乎要遮挡阳光，侵蚀、弄瞎、覆盖、吞没、扼杀、毁灭海中的生物，好像恶毒残暴的远古巨兽，是堕落败坏的产物，诞生于地狱，沉睡在暗影之下，而现在它已被人类惊醒和释放，远比任何飓风可怕。企鹅在这个怪物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它们惊惶失措，在劫难逃，以莫名其妙的恐怖方式死去，最终被潮汐和海流冲上岸。

我看到他在沙滩上、浴盆中、袋子里，坐上公共汽车，来到一个浴室。我看到他在游泳池中玩水，在露台上吞下玛丽亚喂他的鲱鱼。我感到他温暖的身体贴着我的手掌，粗硬的羽毛蹭着我的指尖，我感到他的脑袋搁在我的脚上，然后他抬头又看我一眼，以企鹅的特有方式晃晃脑袋，震动从他的身体一路传到屁股，然后在我身旁睡着。

可是，海洋的灵魂已经离开，我脑海中的泡沫破灭，视野变得模糊，气息在喉间翻滚，我悄声说：“我爱你，小鸟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只要我还活着。现在，你可以去找你的另一半和家人，你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那天我应该把他独自留在埃斯特角城吗？我应该让他和同类待在一起、让大自然来处理人类不经意间释放的灾难吗？我应该不去管他，径自追求我个人的冒险吗？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当时我没有发现他还活着，或者无动于衷地继续沿着沙滩散步呢？因为今天的分别而深感自责是否有意义？然而，我始终觉得自己辜负了他。谁来为越过冥河的他支付摆渡人高昂的船费？大门已经关闭，我再也没有机会偿还自己的亏欠。理智与情感之间存在着多么复杂的张力，情绪是多么的荒谬可笑。我想，正是为着这些冲突的和解，我们才会为逝者举行庄严的葬礼，而这一次，我连这样的机会都不曾获得。

我深知遇到和爱上这只了不起的鸟儿是莫大的幸事，因而现在的失落令我难以承受。离别的苦痛是命运向我们收取的费用，是我们享受自己所爱的人和事物带来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我的悲伤无以复加。他获救之后明明恢复得那么好，生活得那么快乐。我真是个多愁善感的傻瓜，我想，他不过是只企鹅。可那是怎样的企鹅啊！

所以，我没能与胡安·萨尔瓦多道别，对他说Hasta la vista， amigo mio（后会有期，我的朋友）。我一直为此懊悔不已，这是我心底始终难以治愈的伤痛。

第十八章　远方的思考
CHAPTER 18　REFLECTIONS FROM AFAR

胡安·萨尔瓦多的遗产

In which I ponder Juan Salvador's legacy

为什么这只企鹅的到来对我而言意义重大？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无论是谁，突然远离家人、朋友、自己喜爱的宠物，都会感到难以忍受的空虚脆弱，这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自然界没有真空，填补我内心空虚的是胡安·萨尔瓦多，后来我的心完全被他占领。因为原来的地方并不大，所以他就努力伸展，终于将我的内心空间扩大到无法衡量的程度，给我莫大的惊喜，然后他就离开了。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里的位置会逐渐被新的家人、朋友和宠物占据，但曾经的占有者留下的空缺永远难以填补。我们让自己的所爱活在回忆、谈话和故事中，但我们不会去精确计算他们对于我们究竟价值几何，没有这个必要。失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譬如有了企鹅之后，我依旧很喜欢狗。而吉卜林在他的诗《狗的力量》中就曾提醒我们警惕，避免“把自己的心交给一条狗来毁伤”。

宠物之爱并非白白获得，而是我们的借贷，

复利高达百分之百。

尽管情况可能不总是如此，我也相信，

留他们在身边越久，到头来我们就越会悲伤；

因为还债之日一到，无论对错，

都要为短期的贷款付出长久的补偿——

所以，看在天堂（在我们去到那里之前）的分上，

我们是否应该把自己的心交给一条狗来毁伤？

我与胡安·萨尔瓦多相处的时光短暂，和我养狗的历史相比，堪称“短期的贷款”，但我对他的感情可能比对狗深厚得多，因为他出现在我人生的特殊时期。把企鹅从那片海滩带走，是否违背了他的意愿？当时的我只是个来自英国乡村的二十三岁的浮躁年轻人，只知道当务之急是拯救生命，不曾考虑我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我当时只觉得很愿意帮助这只偶然从我的人生中路过的企鹅，尽管有时我也会想，究竟是否应该将他视为过路者。萨尔瓦杜和萨尔瓦多，被拯救者还是拯救者？他似乎兼具两者的特点。当他被选为球队的吉祥物时，我不知道是球员罩着企鹅，还是企鹅罩着球员，也没法确定在企鹅与迭戈的友情中，哪一方受益更多。

我出门旅行的时候，胡安·萨尔瓦多当然需要照顾，得有人给他喂食、洗澡，带他锻炼、陪他玩。所幸学校里的许多人自愿提供帮助，因此我的负担很轻。他每周要吃三四公斤鲱鱼，平均下来，每天大概花费我几千比索，大约只相当于几盒火柴钱，甚至买不来一瓶啤酒。而我却得到了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回报，例如学会了承担责任，这无疑对我的性格塑造起到了决定作用。像许多我在南美的旅途中遇到的人一样，胡安·萨尔瓦多要的很少，给予的却很多。

企鹅独特的个性俘获了所有遇到他的人。他不仅是个很好的倾听者，也善于引导谈话，用脑袋和眼睛回应对方。我相信，当人类对动物的行为有了充分的研究和了解，会意识到动物也能与我们以及他们的同类密切交流，深度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认识。那时候，本书的故事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稀奇。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将确认，许多动物拥有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能够体验更为复杂的情感，从而颠覆我们目前的认知。

胡安·萨尔瓦多的学习速度。比我认识的许多人都快。第一天捡到他的时候，他很快便意识到我并无恶意，只是想给他洗澡，于是立刻开始配合我，思维之敏捷丝毫不输人类。

第一天之后，他就再没有表现出害怕我或其他人类的迹象。事实上，他非常喜欢我们。如果听到学生们走路或说话的声音，他会在露台上跑来跑去，热切期待有人来找他玩。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他会赶紧冲到门口，急不可耐地想知道是谁来到他的露台。但他从来不会站在门后面，因为本能告诉他，站在那里会被门板碰到。

他的行为的很多方面我无法解释。比如，孩子们玩橄榄球时，他为什么从来不到场地上去，自从撞过一次游泳池壁之后，为什么他再也没撞上去，哪怕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池壁。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在人类的地盘，做哪些事是安全的）不可以做什么的。散步时，他从来不会走丢，在泳池游泳时，他会和最后一位泳者一起上岸。也许最令我疑惑不解的奥秘是，我把他身上的原油清理干净之后，他为什么要像小狗一样紧跟着我，不愿意游走。

比起填饱肚子，胡安·萨尔瓦多还有更感兴趣的东西吗？当然。即使已经吃得很饱，他仍然会冲上去迎接来到露台的新访客。他也需要朋友，这是企鹅的本性之一，然而无论多么享受众人的陪伴，每当我走上露台，忠诚的胡安·萨尔瓦多总会跑过来找我，他总是选择我。每次都会回到我身边。我们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像是狗和主人。但我敢肯定，他不会承认自己扮演的是宠物狗的角色。

胡安·萨尔瓦多不仅是乐趣的源泉，也是善的象征。看到这只企鹅，我的同事们常会夸张地模仿他走路，让务实的当地人大惑不解。学生们告诉我，本地的工人叫我el loco inglés——疯狂的英国人。但这个昵称没有敌意，纯粹出于好玩和不解。毫无疑问，他们做梦也不会从海边捡企鹅，或者希望干预事物的自然进程。就像平原上的高乔人和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其中许多人自己的生活都困苦难熬，更没有空间收留过路者。有人可能会觉得高乔人宰牛的活动残忍嗜血，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大书特书——可比起我们的“文明”社会给人们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死亡威胁和痛苦经验，甚至全体人类和其他物种都因此深受其害——比如原油泄漏，我实在不知道哪个更残忍。高乔人宰杀动物只是为了果腹。

海洋能否从我们一手造成却选择视而不见的破坏中幸存？如同通胀中数以百万计的玛丽亚这样的穷人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产阶级的房贷买单那样，企鹅和自然界中的其他弱势群体被迫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买单。他们唯一的货币就是自己的性命。

自一九六二年雷切尔·卡森发表的前瞻性作品《寂静的春天》开始到现在，地球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多，但与此同时，其他物种（包括企鹅在内）的数量却在急剧下降，最严重的减少了百分之八九十，以至于被定为“濒危动物”，有些物种甚至彻底灭绝。复活节岛的早期居民因环境恶化而灭绝的假说，还为马尔萨斯主义的物种崩溃论提供了现成的模型。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说明，人类的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巨大的增强。然而，明知这种生活方式不可持续，我们却习惯性地对保持野生动物的种群平衡不予重视，更不用说着手恢复其种群数量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自然界的弱势群体因“破产”而导致生态环境的大坝“决堤”，再多的钱也无法让我们摆脱自然规律的惩罚。

但胡安·萨尔瓦多的遗产，给我们带来的是希望而非绝望。他活着的时候，在当时痛苦和窘迫的社会环境中，带给许多人欢乐和鼓舞，我也从企鹅老师胡安·萨尔瓦多那里学到了宝贵的人生功课。

结语
EPILOGUE

新的企鹅课

In which a new penguin teaches a lesson

翻找胡安·萨尔瓦多的照片时，我打开了几只旧箱子，箱子外面写着“阿根廷——待整理”的字样。它们已经在车库后面等待了几十年。数年前家里遭到水淹，我的大部分照片都在那时遗失了，但我觉得也许还会在这些箱子里找到一些。当我从里面找出我自己从未看过的成卷的电影胶片时，我惊呆了。我差点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当年，我从南美把这些胶片寄回英国，我母亲把它们收好，等我回国处理。但是，当我终于返回英国，却买不起投影机，当我终于有了足够的钱，投影机却被录像机取代了，所以它们被封存了起来，并且从我的意识中慢慢消退。可想而知，当我发现它们时是多么的兴奋，我是什么时候买的电影摄影机来着？我绞尽脑汁回想。有没有可能拍摄过企鹅呢？

我在网上搜索到一位住在海边的退休绅士，乐于助人的他可以为我提供想要的服务。他的家离我们的住处只有一段很短的车程，我敲开他家大门，发现里面简直是个陈列着各种记录装置的博物馆。狭窄的过道两旁是顶到天花板的架子，摆放着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用来记录声音和影像的仪器，有着抛光的红木底座的精美黄铜机器，和布满按钮、开关的粗糙金属箱挨挤在一起。不过，只要吸着肚子，他就能在自己帝国的领土上巡行。

“没有我转换不了的人工记录的资料，”他放言，“从象形文字到高清录像。这个是一八九六年制造的！”他抚摩着一台仪器。若在平时，我可能早被他热情的介绍迷住了，但今天与往日不同。

我把几盘胶片拿给他，每一盘都包含三分钟的影像记录，答应当天晚些时候再过来。我开车回家，焦急地胡思乱想了一个下午，像个没法亲眼见到孩子出生的准爸爸。

“里面是什么？”再次见到他，我马上问，努力压抑我的兴奋。

“你应该几年前就把它们交给我处理的，”他同情地说，“它们的状态很差劲。”

我的心沉了下去。“上面没有东西吗？”我问，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

“图像太模糊了，但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

我屏住了呼吸，又兴奋起来。胡安·萨尔瓦多会在里面吗？

“有没有企鹅？”我谨慎地试探道，仿佛害怕吧它们吓跑一样。

“企鹅？我没看到什么企鹅，倒是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海狮镜头。”

我大失所望。不过，我宁愿相信，电影摄影机是在胡安·萨尔瓦多离开之后很久才买的。

一回到家，我就和妻子播放了那位先生转制的光碟。看到近四十年前的人物和风景，我们觉得异常感动：山峦、湖泊和沙漠、羊驼、秃鹫和海狮，从热带到南美洲最南端的都有。它们的色彩和细节都被记录下来，那些被我忘记了半辈子、属于地球另一端的名字毫不费力地从我嘴里窜出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无尽的感慨。

这也是个苦乐参半的时刻，发现如此多的影像记录，让我对遗失了胡安·萨尔瓦多的照片这件事感到更加难过。

许多天来的第二次，我又燃起希望，觉得我的朋友可能在里面，就藏在那些被遗忘的画面里，仿佛在沉睡中等待时机，他会再次突然出现在我的人生中。可当光碟即将无情地播放完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又错了，只能绝望地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似乎无关紧要的场景：学校运动会、一群美洲鸵、人们在城市广场上笑嘻嘻地举起啤酒和红酒杯，我甚至无法从海狮的身影中找到安慰。

尽管这些也属于我的珍贵回忆的一部分，但是我宁可拿它们与有胡安·萨尔瓦多出现的镜头交换。

然后，“看！”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窜到电视机前。“他在那儿！终于找到他了！噢，快看！我亲爱的老朋友，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屏幕上的游泳池里有只企鹅，正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在接下来的辉煌、精彩、幸福的两分十七秒中，胡安·萨尔瓦多与我重逢了。我和妻子默默地看着录像，我根本不敢说话，眼中只有企鹅。我怎么会如此失察，把这些珍贵的影像搁置了如此之久？多年来，我一直凭靠记忆画他，而现在，米切尔家族睡前故事的主角胡安·萨尔瓦多的真身终于出现了，他讨喜地摇晃脑袋，扑棱翅膀，扭动屁股，像摩托艇一样在游泳池中劈波斩浪。我乏味的语言永远无法确切描述的场景终于得以留存。胡安·萨尔瓦多就在那里，他一直都在耐心地等着我。

那些闪烁的画面远远超乎我的期望，可以明显看出，泳池中的胡安·萨尔瓦多非常健康，白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换毛之后，他身上被原油污染的痕迹连同在乌拉圭海岸上遭受的创伤完全消失了。录像中还有他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情景，游完泳，他站在十来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中间，晒着太阳梳理羽毛。这只魅力十足的鸟是人们关注的核心，虽然个头比人类矮了许多，但气势丝毫不输人类。

看完光碟，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刻把企鹅的影像录成视频，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把胡安·萨尔瓦多的视频发给我远在印度的儿子（他有点像我当年远走南美）尤其重要，第二件事则是查询飞往阿根廷的航班。

几小时后，我便决定重访阿根廷。飞机起落架的轮子接触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跑道的刹那，我感到兴高采烈，我又回到了南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这个国家的旅居，在当时我成年后的生活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那段经历于我而言非常重要，比之前的所有经历都要独特，让我有些理解了命运安排的深意。走下飞机，再次感受到温暖干燥的空气的爱抚，我深深地呼吸着，做好了迎接任何事的准备。脚踏上地面的一瞬间，我感到全新的喜悦和满足。我们喜欢诗人，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能用更恰当的语言表达我们的心情。而对我来说，也许托尔金才能真正捕捉冒险的本质。

大路长呀长，

从家门伸呀伸。

大路没走远，

我得快跟上，

快脚跑啊跑，

跑到岔路上，

四通又八达，川流又不息，

到时会怎样？我怎会知道。

排队查验护照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惶恐不安。在现代人眼里，这样的反应简直是莫名其妙，然而对于曾经试图把一只企鹅偷偷带进阿根廷的我而言，产生这种感觉并不奇怪。第一个接待我的是个表情阴郁的关员，但当他注意到我糟糕的西班牙语中带有轻快的阿根廷口音时，态度立刻变得亲切和蔼。我们谈论了我此次访问的原因，他甚至祝我旅途愉快。我感觉几乎像回家一样。

当然，阿根廷发生了很大变化，擦皮鞋的男孩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中，城市面貌一新，尤其是码头附近，出现了许多二十一世纪风格的高楼大厦，河边的仓库改造成了最具人气的写字楼和公寓，被污染的土地和水道早已得到清理，辟为环境保护区。但让我惊讶的是，走在我熟悉的街道上，一股浓郁的怀旧感却迎面扑来：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那个迷人的城市，巧妙地中和了欧洲古典主义和La Boca（最贫穷的移民居住的地区）铁皮屋顶彩绘的俗丽风格，呈现出最令人陶醉的外貌和充满活力的能量。

空气中浮动着政治的味道，阿根廷大选在即，竞选海报随处可见。看到埃娃·庇隆的两张巨幅照片依旧挂在七月九日大道，我并不感到惊讶。二十条干道从这里穿过首都的心脏，照片挂在曾是劳工部办公楼的城堡风格建筑物的两侧：埃娃正在扩音器前发表演讲，广播公司的扩音器让观众联想到屋顶的无线电杆。

没有人怀疑这位传奇女性对于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意义。这些照片也不仅仅是文化遗产，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各处的数百个小报亭里，关于她的海报和明信片与糖果、香烟、报纸、杂志摆在一起售卖。至于她留下的遗产是什么，我却发现很难确认，我问过的每一个人对此都持有不同的意见。

令我极为高兴的是，我发现了阿根廷的葡萄酒质量有了很大的改观，现在足以和最好的产品相提并论。不过，阿根廷的食品则根本没变，一如我记忆中的那般美好。在我看来，在这个国家仍然可以吃到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好的食物。而且，有趣的是，我很少见到这儿有超重的人，这个现象令我深思。

城市交通如今也跟随道路标志和信号的指示以有序的方式流动，行人可以放心地使用人行横道。但很多列车仍然老旧，只求实用，毫无舒适可言，每英里票价不到两比索，我又一次体会到了过去乘火车廉价出游的兴奋心情，很想重温当年的旅行，再次探险。然而时间有限，我只能在附近的一些熟悉的老地方转转。不过，尽管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它们并没有让我觉得陌生。火车颠簸着隆隆前进，让我想起了当地的音乐。短短的旅程之后，我熟悉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基尔梅斯车站映入眼帘，我曾无数次从这里下车。走在早已变得拥挤喧闹的镇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毫不费力地找到通往学校的路，但仿佛是遵循着本能的指引，过了不到二十分钟，我就站在了圣乔治学院的门口。

我的圣乔治之旅包括参观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建筑，但除此之外，学校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在自己当年曾度过许多时光的露台前停留了好几次，想起胡安·萨尔瓦多听说我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时的表情。“好啦，你怎么还没写？”我似乎听到他在问我，“还有，我的朋友……你怎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我乘坐一辆双层巴士（就是少了点儿个性化的装饰或者幸运符什么的）——而不是火车——沿着新建的机动车道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圣克莱门特，这个城市距离首都大约两百英里。当地有个海洋生物中心，盛情邀请我过去。新一天的太阳升上地平线，给拉潘帕柔和平缓的景致投下长长的暗影。虽然骑摩托车周游各地的青年时代早已过去，我还是向遍地可见的各种漂亮的摩托投去羡慕而贪婪的目光。

只过了不到五个小时，我就来到了海洋生物中心，中心创始人大卫·门德兹的孙女安德烈娅带我进行了参观。

我了解到，我在乌拉圭发现胡安·萨尔瓦多的时候，大卫·门德兹——海滨露营地的退休老板——曾经在他阿根廷的私人海滩见到过一些遭受原油侵害的企鹅，和我一样，他把企鹅带回家清理，成功地拯救了它们。

大卫将获救的企鹅成功放归大海的消息在当地传开后，有人会送来许多受伤更重的鸟儿，有人发现了受伤的海鸟，会把它们所在的地点告诉不知疲倦地救援动物的大卫。后来，他的救助范围扩展到同样在当地水域受到石油污染的海狮和海豚。不久，许多人也亲自加入救助者的行列。一九七九年，这座名为“海洋世界”的海洋生物中心，在刚刚购入的一百英亩土地上成立，如今它拥有南半球最大的水族馆。在“海洋世界”成立之前，我自然无法知道大卫所做的工作，大卫·门德兹也无从知晓我救助胡安·萨尔瓦多的事情。

海洋世界的工作人员早已成为救援遭受海洋污染的动物的专家。时至今日，可恶的污染仍旧在世界各地戕害那些可怜的野生动物。拥有近四十年参与此类工作的经验，这里的资深工作人员是全球认可的帮助遭受环境灾难的动物康复的权威，随时准备向世界各地的受灾动物伸出援手。据一九八七年以来的记录显示，共有两千五百多只企鹅获救，其中四分之三左右是原油污染的受害者。

我非常高兴地受邀来到企鹅居住区。巨大的天穹下，大约一百只麦哲伦企鹅像我在汤波角看到的野生企鹅那样生活，举止表现健康自然。看到这些我欣喜不已，如果当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动物园中有这样一个所在，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胡安·萨尔瓦多托付给他们。

人们给我一桶鱼，我自然没有错过给企鹅喂食的宝贵机会。距离我最后一次喂胡安·萨尔瓦多——我的企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不禁喉头哽咽，百感交集。虽然桶里的鱼比我在基尔梅斯市场买的鲱鱼大上许多，但我还是像对待胡安·萨尔瓦多那样，捏起一条鱼的尾巴，拎到离我最近的那只企鹅眼前摇晃，可它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做。饲养员见状，给我演示了一种喂食技巧：手掌握住企鹅的头部，食指和拇指贴在鸟喙下方，这样视线被挡住的企鹅就会本能地张嘴咬住食物吞下去。我很好奇，因为这个办法比我们给胡安·萨尔瓦多喂食的方法麻烦得多，也更耗时，所以我问饲养员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办法。

饲养员详细做了解释：新来的企鹅必须强迫喂食——正如胡安·萨尔瓦多刚被我发现时那样——直到它们习惯了在水中接受喂食为止。听到这里我走神了，因为我突然瞥见一大群同类企鹅中间，显眼地站着一只其他种类的企鹅，它的眉毛相当华丽夸张，眼睛和嘴巴都是橙色的，这是一只孤独的跳岩企鹅，它发现自己很难无声无息地混进别种企鹅的队伍里。就在这时，不知为何，这只小鸟突然穿过企鹅群，直接向我脚旁走来，似乎找我有要事相商，它跳到一块位置比较便利的大石头上，恳求般地抬头看着我，好像在说：“请你挠挠我的肚皮好吗？”我自然喜出望外地同意了，我弯下腰，轻轻地摩挲着它的胸脯。它的感觉当然和胡安·萨尔瓦多一样，因此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身体紧贴着我的手指，直视着我的眼睛。

针对我的询问，饲养员回答说，这是一群获救的企鹅中唯一的跳岩企鹅，虽然它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但只有等其他受伤的跳岩企鹅被人送来并恢复健康之后，才能把它们一起放归自然。“单只的企鹅是放不走的，”饲养员解释道，“像海狮一样，如果没有另一只同类的陪伴，它们不会离开。”

原来如此！多年来，我一直苦苦思索胡安·萨尔瓦多在埃斯特角城海滩坚决不肯离开我的原因，现在我觉得终于找到了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不是因为他的羽毛没了防水功能，而是由于企鹅的心理特点，我不禁会心地微笑起来，因为我终于找回了一些内心的平静，最后一块拼图对上了号。“巧合”是多么的奇怪，如果那只跳岩企鹅不曾出现在那里，如果它没有过来找我，我恐怕永远发现不了最后这块拼图。我同时也为它感到悲伤，这只可怜的企鹅不仅被栏杆包围，也为自己的天性和本能所困，只好等待新的灾难把受伤或被污染的跳岩企鹅送到海洋世界，它才有重获自由的希望。

自从与我的伙伴胡安·萨尔瓦多相遇时起，我就坚定不移地相信，麦哲伦企鹅是企鹅科生物中最英俊和最杰出的一种，而跳岩企鹅——以它们炸毛一般的发型，滑稽、高傲、夸张的“羽冠”闻名——则体现了企鹅家族放荡不羁的朋克一面。然而，抚摩着眼前的这只小企鹅，我却发现，自己先前的看法并无实际根据，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偏见，纯属以貌取鹅。小小的跳岩企鹅向后退了退，开始打量我，两只眼睛轮着来，就像胡安·萨尔瓦多曾经做的那样。我也在目不转睛地研究它，看它毛茸茸的双脚、精致优雅的被羽，还有那双高深莫测、清澈透明的琥珀色眼睛，我一下子便被这只美丽的生物迷住了。

在那一刻，我就十分肯定地知道，倘若时机合适，手边又有网兜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动身，在南美大陆再来一次冒险——和一只企鹅一起！

致谢

我要感谢很多人，在我讲述胡安·萨尔瓦多的故事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无私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感谢企鹅兰登书屋的杰西卡·利克，她坚持不懈地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感谢“发现”了我们的劳拉·华纳，感谢我的文字编辑凯伦·惠特洛克。万分感激这些专业人士的热忱奉献。感谢曾在《泰晤士报》工作的迈克·泰特，他是个真正的作家和可靠的朋友。感谢我的母亲，她认真保存了我寄回家里的所有东西。最需要感谢的是我了不起的妻子和孩子们，没有他们，我永远不会动笔写作。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