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纵火者

上辑 你儿时的每一个梦我都去过

戏剧家之子

外婆醉酒

第一堂课

无明的风暴

亲爱的爸爸

白色迷宫里的秃头

天使

小鸽子

三个疯子

学校门口的拾荒人

第一个洞

青野的故事

弄堂之战

新成游泳池

战斗英雄肉团团

小鸟和神兜兜

代价

观音老师

论雷峰塔的倒掉

一撮毛

玩偶奇遇记

童话

人间卧底

春来君知否

你儿时的每一个梦我都去过

下辑 另一个人的青春

痰盂上的先知

宝宝衫

广电总局的忧伤

我是一只小老鼠

偷了故乡

读书人和热拓鱼

蒲公英之夜

偷儿生涯

秘密乐园

一夜张飞

肝炎岁月

尖叫，图书馆，蒙克和陌生人

哲学

另一个人的青春

长大成人

举着红旗向远处狂奔的人

我的电影院和我的身体

第一次约会

美人儿和昏君

她们怎样把我逼成了艺术工作者

有病

五个工作室

书似青山常乱叠

火

大海

后记 玻璃后的绿头萤火虫

Post-Credits Scene“你和我”

前言 纵火者

这是一本迟疑了很久的书。两年前的春节，家人都不在上海，突然就有了十余天完全空白的假期，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冲动，我坐在桌前连续写了十天，不眠不休地写，写成了这本书十多万字的初稿。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表达体验，居然是如此地流畅，好像人生里之前度过的所有日子都突然返身回来找我，它们蜂拥而至，争前恐后要从我的记忆的那条狭窄之门里挤进来，它们都想成为被记下来的只言片语，唯恐被遗忘。是啊，这一切都太容易被遗忘了，就像我的脸被一个个日子洗刷着，慢慢变得不再光滑，一天天镀上了沉重的颜色，刻出沟壑，我都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我，而那些曾经只属于我的日子，它们的确会慌张啊，怕成为无主的故事，无人再讲述，也无人来听。

如今一个个写下来，把它们从我一次次漫天飞舞的复述中捕捉住，钉成标本，它们色彩斑斓多变，以至于显得不太真实了，但我本来也没打算给各位展现真实，我的摄影作品里没有，文字里你也不用去确信什么，他们从我的记忆深处而来，飘飞不定，闪闪烁烁，连我都惊异于它们的诡异，我自己也有所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存在过。

说到这里，我想再说一个没有收入这个集子的故事。八十年代末，我在美院附中读书，有次和几个好友约了一起骑车去一位住在浦东的同学家，午饭后主人带了我们几个去附近的一个芦苇荡玩儿。那时浦东还没开发，骑自行车离他家不远，黄浦江边竟然有一大片芦苇荡，之前我没有见过芦苇荡，我的同学们估计也是，大家得知都很兴奋，骑车一路狂飙往江边飞驰而去。我们骑的都是父亲骑旧了的大28英寸自行车，用力踏起来，真的有那么一点点风驰电掣的快感，尤其在那个温和缓慢的时代。脚下车轮的飞速旋转，耳边的风声，转弯时倾斜的车身如同刀片在地上割起的一阵阵尘土，和我们身体里的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荷尔蒙呼应得恰到好处，哥几个高歌猛进，一路嬉笑着冲出了城市的最后一道边卡，从城乡结合部的破旧柏油路俯冲向一片开阔的滩涂地，眼前不远处是一大片高大的金黄色的芦苇荡，辽阔地蔓延开，遮蔽住了视线。苇叶被深秋的江风吹得瑟瑟作响，面对我们这几个狂欢的坏小子战战兢兢，只有一条曾经被人走过的极其狭窄的泥路，不由分说地笔直深入。我们没有减速，就这样叫喊着冲入了这片茂密的金黄色。

直到江边才停下，这条路的尽头是黄浦江边的烂泥地，无法再往前了，前面是滔滔江水，路已经泥泞不堪，远处隔江似乎遥遥可见外滩建筑群的轮廓，却也看不真切。自行车东倒西歪躺了一地，我们几个在江边喘匀了气之后便摸出烟来抽，我那时刚开始抽烟，八十年代买烟要烟票，卷烟对几个半大小子是极其珍贵的东西，只有在这样隆重的时刻才拿出来犒赏自己一下。没地方坐，只能站在江边，在很大的风里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几个人都拉敞着衣服围成一圈挡风，好不容易将一根烟点着了，再一根接一根地对烟，深深吸一口，然后对着滔滔江水长吁出一口烟，这才有了点儿尘埃落定的舒服，也觉得有点累了，那年纪都这样，每天非要把一身用不完的精力都倾泻出来才罢休。可惜，一共也没几支烟够我们消遣，不一会儿我们就又无聊了，想着再做些过瘾的事情，因为感觉还有没用完的气力。

“我们点了这芦苇荡吧！”忘了是谁提议的，但记得所有在场的小笨蛋都兴奋地点头同意了。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没有真正玩过火，那一瞬间心里的某种小邪恶驱使着我们试试纵火的快感。但我们忘了给自己留退路，当一个小火苗在风中瞬间被扩散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势点燃了我们身边所有枯干的芦苇，两三米高的火焰，顿时像一堵火墙把我们几个呆若木鸡的少年围在了江边的一小块空地前。我们都慌了，第一次面对这样大的火，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无可挽回的罪恶感，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好。记得其中一个老成些的同学突然反应过来，他脱下身上的外套扔到不远的水洼里，然后狠狠用脚踏，把整件衣服都浸了水，然后大叫着让我们都这样做，我们几个这才缓过神来，把衣服都搞湿了重新穿回身上，高高包着脑袋，各自慌乱地扶起自己的“战马”，聚在一起相互鼓舞着，一齐大喝一声争前恐后地向大火中那条依稀可辨的小路冲去。那时每天骑车都是车技精通，在关键时刻又是抖擞了精神吧，我们几个没命地埋着头在大火中奋勇直前，火舌在身边胡乱燎着像是伸过来撕扯人的利爪，空气是滚烫的，憋着气不敢呼吸，四外都是芦苇杆在烈火里爆裂的噼啪声，感觉提到了嗓子眼儿的心，也会随某个枯干的破碎声一齐迸裂。我们就这样没头没脑地往前冲，竟一直冲出了火海。想起来真后怕，若是当时有人慌不择路撞到了一起，一定就爬不起来，再也不会有前路了。

我们谁也没有回头，至少我没有，我拼命地往前骑，根本就不敢回头再望一眼，心里知道身后是熊熊烈火，知道是已然无法挽回的局面，兵荒马乱地杀出去几百米，我们相互确认了都没事，然后就一齐默契地拼命奔逃而去了。之后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后来没心没肺地一起欢庆过自己的好命，不过毕竟烧了那么大一片火，一定惊动了不该惊动的谁或者什么机构，我们那时的小小年纪是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的，于是后来几乎没有人再提起过这事儿，好像那场大火从来没有被点燃过一样。

二十多年后，几个“纵火犯”偶聚，酒酣耳热之际再次聊起这事情，不料他们中居然有全然忘记的，能记得的两位也说根本没那么大的火……我愕然之余不免疑惑，同一件事儿为何有全然不同的记忆？后来释然了，生活的电光火石都是真真切切的，只是有的灵魂生来就敏感易燃，在别人的回忆里不过一缕青烟，在他的生命里便成了燎原之势。可故事在那儿，如同日子早撂那儿，能添枝加叶的也无非是多愁善感几许。我写下这些，也是为了如今回头再看一眼那片火海，它在辽远的时间之外依然烈焰冲天，只是再也没有任何声息，静静的像是默片电影，虽然已经不再能切实感受到那灼人的温度，也无须再担惊受怕，但那火，确实不曾寂灭。

我常常说自己成为摄影师是师出无名的一次偶然，但有时想想也是必然，我的记忆早就是一台照相机，时光入了眼便被一一定格。如今我将这四十来年亲眼见到和道听途说的事，归拢一块儿再次显影，也许其中人物看上去还是依稀可辨的，但他们姓甚名谁其实早就不重要了。甚至字里行间那个火烧火燎渴望成长的孩子，那小题大做的纵火少年，也根本不必有具体的名字。他点起的那把火，是一代人无处可逃的伤春悲秋，生命里时时刻刻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罢了。

2014年11月24日记于深夜上海

上辑 你儿时的每一个梦我都去过

我见过你

在海面上驾驶一列私人火车

往返于少年时代和今夜

一次又一次

直到汽笛哑了

你也不再唱歌

窗外都是后退的风景

戏剧家之子

摊上一对儿搞艺术的爹妈，是我这辈子喜忧参半的宿命。从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天起，我的人生便被我乐天散漫的爹妈给搞砸了，因为他们至今都无法确认我到底是哪天生的。

按照我爹的说法，那天是下午天快擦黑的时候把我妈送入产房的，他在门口的长凳上坐立不安，直等到半夜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爹一辈子写过无数剧本，在他的描述里，一切都栩栩如生，像一场逻辑缜密的大戏。那天我奶奶也在，据说嘴里轻轻念着各种口诀，很含糊地做着双手合十状，在贴满了红色标语、毛泽东语录的区卫生院里，向着四面八方动作幅度很小地小心地划拉着。奶奶是从河北农村专程赶过来的，其实是为了亲眼看一看最后这一把牌到底能不能和。加上我姐，赵各庄的老马家这一代已经先后诞生了七个闺女，是村里有名的七仙女儿。北方农村有个说法，绝了香火的人家，一定是暗地里造了孽的，按我奶奶的话，这事儿让她在人前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叔叔在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已经彻底没底气了。而他哥，我爹那年已经四十四岁，这个最后报到的孩子，对于老马家，对于我奶奶，自然有着能否一雪前耻，从此扬眉吐气的重大意义。

直到快半夜十二点，我才大吼一声来了。我爹说他记得清楚极了，墙上的钟是十一点五十五，护士出来宣布，生了个男孩，话音刚落，我奶奶嗷地一声就哭了，把护士吓得不轻。马家终于有后了，奶奶当时就要给四方过路的诸神仙磕头，被我爹一把扯住，农村人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我爹本来就是被群众监管中的走资派，顶风作案生了孩子，态度已经很不端正了，还要搞封建迷信的一套，事情传扬出去，可不得了，所以我爹生生把膝盖已经弯下一半的奶奶给当空拽飞了起来。之后要填写出生证，护士看这场面，估计有点摸不清这家人的底细，便和我爹商量，这孩子算到哪一天？可以算作是8月31日的，也可以算成9月1日，虽然前后只差一天，但正好小孩儿读书报名时候，就是以这一天作为分界线的，前一天的孩子能早上一年学。

我爹信誓旦旦地说，就是为了这个，我的生日定在了8月31日。可我妈坚持的是另外一种说法，她说她进医院那天记得清清楚楚是8月30日，我因为出生在凌晨，可前可后，写是写了31日生的，可严格地说，我其实是30号生的。至于读书分界线的事情，是直到送我去小学报名的时候才知道那么巧，当时估计是觉得侥幸就记下了这个典故。我妈对这件事的总结就是：你爹本来就是个凡事都追求戏剧性的人，他潜意识里硬要为你的出世加一点传奇色彩罢了。每当我妈这样说，我爹总是笑：“你妈又欺负我，好吧好吧，我不说了。”可我妈一走开，他又低声和我悄悄言语：“这事儿我怎么可能记错？你要信你爹。”

信爹还是信妈不重要，只是我从此不信命了，其实是没法儿算命了，真苦恼坏了。生辰八字有两种说法，算了几次都是要两套命书，免不了被人白眼。星座也算不了，自己买了书看，前一天和后一天的命，简直背道而驰，一个混得极好，一个非常地平庸惨淡。本来人要去算命，一定是因为心里没谱，卜个吉凶，想要寻个实在的说法，或者寻个破解。而可怜的我，就因为我这两个“戏剧家”爹妈，从此要分头面对南辕北辙的命运，奔走于自相矛盾的人生。

每次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便心里暗自赞叹我爹的记性不错；每次在生活里撞得鼻青脸肿之后，又想起我妈的话，按我妈记的日子，我命里就该那么苦苦挣扎的；而我奶奶拜的四面八方的神明，估计也不是一伙的。总之，我的人生从我来的那天起，就已然乱了。

外婆醉酒

我已经过世的外婆曾经喜欢喝酒，她壮年守寡一生坎坷，可是一喝醉了却止不住地笑，望着所有人不停地笑，笑得眼泪都止不住。

母亲有六个兄弟，外公死的时候很年轻，刚解放，孩子们都还小，于是我的外婆，这个曾经的富家千金女，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细软，把大宅房产拆散成一间间屋子，细水长流地一一典卖，供几个年纪大的孩子读完了大学，他们工作后再供几个年幼的孩子读书上学。然后她自己每天心平气和地从曾经佣人住的小屋里从容走出来，穿过自己曾经的家宅，如今已经住满了陌生人的小巷，去到街道里的食堂，换上白大褂卖饭菜票，养活自己。后来“文革”期间，唯一还在她身边的我最小的舅舅被迫辍学，上山下乡去了，正好我也出生，外婆便来了上海。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又喝醉了大笑，我父母气急败坏地把她拖进后屋。平时他们俩都是特别孝敬老人的人，任外婆喝醉了，一家人都陪着她笑，好像那是难得的过节的日子一般喜庆。可是那天完全不同，妈妈低声地不停劝阻，别笑了，娘，别笑了。然后还要用手捂她的嘴，这哪里劝得住？外婆笑声更狂，拍着大腿，笑得涕泗横流。爸爸脸色惨白，心急火燎地把我和姐姐都拖进了由过道改成的密闭无窗的后屋，把前后门都仔细关得死死的。我十五岁的姐姐已经是半大人了，她和妈一起紧搂着外婆，将她按在床边，姐姐伸着食指放在唇间，做着“嘘”的手势，脸都笑红了的外婆好像明白了，努力憋着笑，也伸手指做噤声状，可只不过几秒钟，她便又笑喷了，大约是觉得身边这一家人鬼头鬼脑的样子更可乐，外婆笑得比之前更大声，更无所忌惮。

我还很小，在一旁看呆了，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我爹我妈迅速交换了个眼色，两人一起突然发力，把外婆一把按倒在床上，然后扯起床上的被子，兜头就把笑得发抖的外婆包得死死的，外婆在被子里蹬脚，姐姐又扑上去按住她的脚。这场面可真把我吓坏了，外婆还在笑，他们仨隔着被子全力按着她，隔个十几秒钟，把被子掀开一角，然后又迅速地把外婆和她渐渐微弱的笑声狠狠隔绝在被子里，依次反复，直到手忙脚乱的声音渐渐平息，一片安静，然后我听见被子里发出鼾声。

很多年后我都一直记得那一夜家里的气氛，像一场充满神秘意味的闹剧，不只是外婆，每个人都像是喝醉了一般狂乱。我一直不得其解，把它当成了童年里的一个噩梦。直到有一天，父母又提起那天，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原来那段时期毛主席刚逝世，举国上下人人阴郁，如丧考妣，唯有她莫知莫觉（上海话，糊里糊涂）地喝醉了。第二天外婆酒醒后后怕不已，曾经贪杯的她，从此之后滴酒不沾了。

第一堂课

据说记忆是存在人的大脑上那些无数高低起伏的皱褶里的，记忆越多皱褶就越细密，那我的脑子一定是满脸褶子的，有一副未老先衰的表情，那里实在是藏了太多的东西。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这辛勤肯干的小脑子便开始上岗工作了，我甚至可以依稀回忆起母亲为我哺乳，这话并不夸张，只是更多的都是画面，没有逻辑。而其中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很多至今难忘的场景，成年之后我曾一一问过长辈，甚至翻了很多书，为了对照时间，真正了解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例如，我曾经记得一个画面，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在一条狭窄的小马路的人行道上，父亲指着墙上的一些很大很大的字，和我说了很多话。后来我问父亲，记不记得那些特别特别大的字，没想到他记得特别清楚，于是把所有细节描述给我听。我那时比一个兔子大不了多少，父亲最喜欢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把我两个小鞋子的鞋带在他胸前绑牢，这样就多些牢靠，他可以一只手扶我，一只手还能挎个包。我是他年纪不小才得的孩子，他得意极了，按照我们家河北农村的风俗，把我的头发在额前剃成一个尖儿朝下的桃子，把我搞成年画里童子一般的模样，故意带了我去街上四处招摇。那天我骑在他脖子上一路走到了绍兴路，这是条很小的马路，上海昆剧院在那儿，还有很多出版社和别的文化团体，所谓那时上海的文化一条街。绍兴路是个典型上海老街区，马路两侧都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老洋房建筑，隔三四米一个砖垛子，垛子和垛子之间就是红砖砌的墙。

父亲说，那时节这些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算是上海文艺系统的一条前沿阵地，专门揭发和批判各文化单位的“牛鬼蛇神”，在惨白色的纸上，用墨笔张牙舞爪地写着被批判者的“滔天罪行”，一层又一层，反反复复地贴。各种被揪出来的“反革命”的名字不停刷新着这革命的阵地，只是这些名字上都用红色的笔画了大叉，原本普通的字，因为成了坏人的名字，立即充满了血淋淋的罪恶感，那些我记忆里看到的很大很大的字就是所谓“大字报”。讲到此处我爹顿时有些激动：“那天你看到的是批判我的大字报，因为字写得特别大，我听说了特地带你去看，每一堵墙上都用四整张白报纸拼成一张大纸，每堵墙上只写一个字，一排字沿着街边围墙，一路扯了好远。”

“每个字都有28英寸自行车车轮大小，”爸爸用手比划着，我看他那手势似乎要大很多呢，“那天那一排字特别长，把我所有的头衔都加上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资修的混血儿，马科！”

我掰着手指数了一下：“好家伙，不带标点符号都有二十个字呢！”“可不是，好长好长的，有半条街了，”爸爸讲到此处竟有点得意，“这些大字写得是排山倒海的，还有很多具体罪行的小字呢，可废了不少墨汁。”

我真有点不理解：“半条街都是骂你的话，怎么一点都不难过，没心没肺的，还要带我去看？”

爹笑了：“怎么会不难过？‘文革’初期，刚把我揪出来，心里真觉得自己犯了大罪的，每天写检讨书，各种被关押，被批斗揪打，人格上受到各种侮辱，身体上也是伤痕累累的，经常半夜里写交代材料，写着写着就崩溃了，觉得不想再挨到明天天亮了。当时身边好多的老朋友，都是这样一个念头没转过来，就自杀了。我脾气硬，每次都是拼命忍住了，一天一天就这样挨过来了。后来，我得了严重的乙肝，被从牛棚里放了出来，身体和精神都快彻底垮了，你妈怕我挺不过去，偷偷去医院取了避孕环，这才有了你，她就是为了给我留一丝生活的指望，那时你姐姐都那么大了，我们早就绝了再要个孩子的念头，你的出现，是你妈妈的计谋。”

那年我大学刚毕业，因为问那段关于“大字”的回忆，才在父亲的叙述里，第一次知道自己出生的原因，爸爸讲得轻描淡写，我却觉得热血上头，眼睛红，鼻子酸，想哭。

“那时候你咋知道‘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暗无天日的连绵不尽的日子，是什么支撑着你，不只是我吧？”

“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有了你，家里每天都其乐融融的。当然，还有个念头支撑着我，就是我越来越觉得这事儿不对了，一开始还觉得自己真错了，往后这些年渐渐反应过来了，几乎所有我认为是好人的人都成为坏人了，这事渐渐越来越像是颠倒黑白的闹剧。我就想要拼命撑着，好好活下去，一定要比这帮害人的孙子活得还要长，亲眼看看他们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嗯，我爹说到做到了，今年八十四岁还硬朗得很。

我丝毫不怀疑我爹的斗志，他是个真汉子，我一直就佩服他有天大的脾气，谁也不服。只是最后还是很好奇，那天他到底在和我说什么。

我爹嬉皮笑脸：“我在教你认字，顺着墙走，走一步教你一个字：‘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科，好好记住你爹的名字，么阿马，可额科。”

无明的风暴

这一段记忆尽是画面，离上个故事时间隔了应该不久。有一天下午，窗户外面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喧闹，人声鼎沸，都是些喊破了嗓子的口号声，间或有些敲锣打鼓的队伍此起彼伏，还能听见附近各条弄堂里，有些零星的声音，亢奋地叫嚷着从巷子深处一路奔来，汇入那片更大的狂热之中。那时候这种事儿并不很稀奇，我童年记忆里的人，大多是血脉贲张极其容易激动的样子。我爸平时也差不多是这样，不过那天他挺冷静的，家里就只有他和我，别人都不在，我爸高高站在床边的凳子上，隔着钢窗以及窗口爬满的藤蔓，往外瞭望着，无声地抽着纸烟。

我家住的路和南京路交错，从窗口便可以远远望到几十米外这条上海最繁华的街道，当时这个城市所有的政治活动大都围绕着这条街，但凡游行必然是从这条路上过，外国友人来访，乘坐的红旗轿车也是巡游这条最体面的街道，直奔政府机关所在的人民广场，那里也是全市所有游行队伍最终汇聚的所谓“人民的海洋”。那天那场游行一定也是如此，从我家窗口不远，人群涌来，然后又渐渐走远。

窗外渐渐安静下来，父亲从凳子上跳下来，若无其事地把手里的纸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我爬上了凳子，可是人太矮，看不到什么东西。爸爸回头看到，怕我跌下来，一把把我抱了下来，嘴里却没说什么，然后他闷声不响地为我穿上衣服穿上鞋，牵着我的手就出了门。

等我们父子俩到了南京路上，人群已经走得很远了，路上没有什么人，所有好事者都急急地赶去前面看热闹了，满地都是传单，各种油印的、撕碎了的手写的标语纸，也或者有鞭炮的碎纸。总之我熟悉的那条街道，在那天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几乎面目全非，遍地都是疲惫的垃圾，人群的声音已经很远很远，没有风，地上的纸一动不动。这是一种我至今难以形容的感觉，有点像我长大之后体验过的，所有过分集聚的饥渴欲望，在一瞬间爆裂倾泻了之后，我的身体所陷入过的那种突然让人自暴自弃的忧愁。

父亲牵着我的手，就着我小小的步幅很慢很慢地走着，那情景根本就不像是要去看一场游行，倒好像是在繁花一片的公园里散步，脚下的每一张废纸对他而言，都像是一朵新奇的花儿，都值得他细细地欣赏。他一句话都不说，低着头一边走一边读着传单上的字，并会为某一张新的不曾读过的纸片，而绕一些远路，渐渐的他竟然走得比我都慢了许多，我有些着急，拽了他几下，他只是对我笑一下，稍微赶几步，遇到要读的某一朵花儿，便又慢了下来。

在我童年的回忆里，父亲很少和我说话。他会对我温和地笑，也会非常暴烈地揍我，揍完却很少解释为什么要揍我，要我自己琢磨很久才能明白到底哪里犯事儿了。这让我既爱他，同时也很怕他，对于我，他太神秘莫测了，整个少年时代我一直在猜度他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当时唯一自己觉得可能的结论就是，一定是他想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我听不懂的，所以他便不想白费口舌了。

我们俩走了很久，直到成都路一个开阔的十字路口，前方的人群早就不见踪影，甚至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彻底赶不上了，我也走累了，父亲大约也读完了所有他想读的东西，脸上的表情特别柔和，像是桌边吃饱了的人，躺靠在椅背上，脸上会露出的那种与世无争尘埃落定的样子。他也停了下来，似乎不再想往前走，我抬头看着他，猜着他的表情是不是也打算回家了。突然间，一阵大风远远地从南京路的前一端席卷过来，一股子很大很大的风，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的真正的大风，迎面来了。

风是看不见的，可是那一天我第一次看见了风，满地的废纸为它勾勒了一个具体又庞大的形象。那些地上平躺着的奄奄一息的纸片，在疾风的策动下，似乎突然注入了生命力，他们颤抖着依次张皇跃起，如同被惊飞的群鸟，在沙尘中啸叫着，相互拍打着，撞击着，飞卷入这一场毫无征兆的骤然风暴，无数魂不守舍的纸片夹裹在这一场狂飙中，早就失去了纸张的柔和形状，粗暴如同夺人生命的海啸一般，就这样在我们不远处，滚滚逼近。又突然间，这股已经到了路口的废纸的狂狼，被成都路横刺里而来的另一阵风吹散，就在我和我父亲站立处不远，这些原本不过飞了两三米高的群纸，陡然间急速升高了，相互裹挟着，攀爬着，像是砸在岩石上的浪花，向高不可测的天空里四散而去。

父亲蹲下身想要护住我，我挣扎着从他的怀里往外好奇地张望，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情景，之后也没有见过。很多年之后，这个画面依然历历在目，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份记忆中夹杂于狂喜的一丝恐惧感，变得越来越强烈。无数写着字的传单，大量白色废纸，夹杂着少量色彩斑斓的纸屑，这些场景时不时还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它们急速地转弯，瞬间飞升，如同活生生的在天空中翻飞的亿万群鸟，相互追打驱逐，沦陷于某种狂暴的无法节制的集体迷乱，幻想着成为一个庞大的不可阻挡的洪流里的一分子，自我意识不假思索地彻底奉献于集体，渴望化为狂躁无明的微尘之一，将生命力虚掷于那毫无价值的升腾和狂飙所带来的自我献祭的快感中。直至粉身碎骨。

注：那天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全国性的游行，后来我查书才知道。

亲爱的爸爸

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是很少和我说话。但他并不是不苟言笑的人，只是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太多的事情要思考，以至于在我的童年回忆里，父亲就是一个沉默的背影。这背影对一个孩子，充满了威严和距离感。当然有时他也会回头对我笑笑，我那时就会特别地开心，觉得自己正一天天成长为他的朋友，但当他转过身时，我又会沮丧地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我永远也无法进入的神秘辽阔的世界。想去探究那个世界的念头，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如今回头想来，也许我今天正在走的道路，只是为了追随父亲的背影，去见识一下他曾经面对的远方。

那时父亲是一家之主，地位是极其显赫的，家庭饭桌上明摆着一切。我十岁之前父亲一直是个病人，“文革”期间他得了严重的慢性肝炎，曾经很严重，母亲一直精心照料他，家里的每顿饭都有一些菜是只属于他的“病号饭”，例如那时特别稀罕的鸡汤之类的“补品”。七十年代末很多人家都有几个小孩子，并不像如今那么娇贵，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如果有鸡吃（这是极稀罕的事情，所以我能一直记得），这只鸡是按照以下顺序“消灭”的：鸡汤一定是父亲的，鸡腿属于我父亲和外婆，外婆之后是另外一位寄住在我家的老人，我父亲儿时的一位老师，我和姐姐各瓜分一只鸡翅，鸡胸肉属于妈妈，但妈妈却是一定舍不得吃的，还要补贴家里各人，余下鸡屁股倒又是抢手货了，父亲和外婆都爱吃鸡屁股，他俩总是不断地相互谦让以至于都要红脸了，最终由我妈手起刀落，一个小鸡屁股一分为二，这事端才得平息。如今想起来像是笑话，却是真的，那时的一只鸡确实死得极有尊严。

父亲从小练京剧武生，和电影《霸王别姬》里那些孩子一样，是吃了不少苦头的，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角儿，但因为聪明好学竟做了一名导演。以前的京剧都是老师言传身教，据说父亲是中国戏曲舞台上第一代真正的导演，他一直很得意，第一部导演作品竟是为周信芳先生做导演，之后他一辈子兢兢业业，其实也都因为了这“不可思议”的第一步：“我这样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周信芳先生也给我面子，听我的调度，我当时便明白了，了不起的是导演这份工作，不是我，我必要鞠躬尽瘁于这份工作，才对得起那么多看得起我马某的角儿。”以前的京剧舞台上那些角儿都是社会上受人景仰的大明星，一点不比如今的电影明星逊色，父亲刚做导演的时候才三十岁不到，这些旧时的大腕儿，都是又有钱又有名望的“老板”，要在他们面前做指手画脚的工作，没有些“狂妄”的威严是绝不行的，所以他工作上强悍是有了名的，在排练厅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但下了班的他，和门卫室看门的都称兄道弟，非常不“张狂”，他曾经悄悄和我说：“这些叔叔都是我的师兄弟，练武生的一旦老了，受伤了，翻不成跟斗了，便只能安排在剧院里做门卫，他们都曾经比你爹厉害多了，我倒是个最糟糕的武生。”

父亲因为练童子功个子长得不甚威武，比我矮小一个头还多。他经常伸长了胳膊摸着我的头顶，半是骄傲又半是遗憾地说：“你瞧瞧我儿这体格，原本我一定是有你这个头的，唉，九岁就下腰拉腿，硬是没有长开。”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父亲和张飞是老乡，即便没长开，却还是个天生威猛的人，扯起嗓子怒吼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想象张飞当阳桥上三声喝的威力。有次半夜里派出所有警察来家找我爸，那时我还小，吓得不行，以为要抓他去坐牢，我妈也惊了，只有爸爸很不以为然的样子，结果人家是来上门感谢的，说是昨天他抓了个小偷送派出所了，回家竟没有和家里人说。他这时才有些得意地说：“我病了这些年，怕是打不过他们三个，于是发了狠大吼一声，结果两个人当时就屁滚尿流地跑了，余下一个腿吓软竟站不起来了，我便抓住了他。”派出所的人连声称奇，他倒谦虚：“他们偷自行车的地方是后面大楼的那个过道，有回音共鸣效果，不是我的本事。”我们一家人这才笑了。他这雷霆千钧的嗓子是远近闻名的，有时唤我回家吃晚饭，只消在厨房里朝着窗外大叫：“马良，吃晚饭了！！！”这炸雷一时间从狭窄的弄堂深处轰鸣出来，我的小伙伴们无一不胆寒，都劝我赶快回家，不要惹出人命来。很多年后我带了两个大学同学去父亲的排练厅，观摩他的工作，两人也是被他的嗓子彻底威慑了，出来后两个人满脸怜悯：“怪不得你说话轻声细语的，原来是物极必反，要和你爸爸顶嘴必然是输的，不过你这样长大，心理素质必然是很好的。”

其实父亲是个标准的文人，不过就是有一条武夫的嗓子罢了。我十二岁考美校前的补习冲刺阶段，糟糕的文化课成绩成为了我学绘画最大的障碍，我复习得很辛苦，也很惶然，几欲放弃。一天早晨睁开眼，发现床头正面的墙上，父亲写了一幅大字贴在醒目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可想而知这话对我的激励有多大，我后来便真的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地读了美校。后一次是我大学毕业后刚工作的那些年里，心高气傲却命比纸薄，四处碰壁如丧家之犬。终日钻营于工作，晚上只住在办公室里，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一天父亲竟寻上门来看我，径直取图钉数枚，将一横幅挂在我办公桌背后的墙上，七个大字：男儿谈笑觅封侯。父亲知道自己嗓子大，怕我那时也是个爆脾气，话说不到深处便赌了气，于是常常给我写大字，还有几幅字也是一直忘不了的，一个是“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还有一幅是“厚德载福”，在我被生活戏弄了，越来越喜欢大放厥词的时候，他听了我的牢骚话，随手就去案前写了这四个字，一句话也不多宽慰我。他的书法特别好，笔锋奇妙自成一格，但对于我更受用的却是那些文字里的嘱托，一个父亲给在世间行路的孩子真正的指引。

父亲后来越发地柔和了，在我渐渐变得高大魁梧之后。直至几年前他病了，晚饭后突然就在桌边的凳子上颓然倒了下去，医院里发出了病危通知，他躺在床上陷入了昏迷状态，我突然便意识到也许会就此失去他，想起他在送医院的路上，直直望着我紧锁双眉却口不能言的样子，我心如刀绞一般难受，却不敢说，怕是母亲和我一般地恐惧。他已经昏迷到了第四天的晚上，我和姐姐轮流陪夜，那天是我陪通宵，窗外不远有医院招牌的霓虹灯将一片红光映入了病房，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四下里一片安静，只有呼吸机的声音。医生说再不能醒过来便可能再也醒不来了，我整夜握着他的手，怎么也不敢放开。凌晨三点多，我伏在他耳边轻声和他说了很多话，心里想着也许他能听见，即使再也醒不来了也听到了。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一辈子都记得，像个奇迹。

我突然感觉他的手特别地温暖，滚烫滚烫地握在我的手里，那洒满了一屋子的红色灯光竟然亮了许多，我突然就有种奇怪的感受，昏迷的父亲，这位给了我血肉生命的人，正在通过他的手，将他所有的暴烈的能量，他一生的信仰和热爱，他的智慧和知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我，赠予给我。那一瞬间，在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的瞬间，我激动极了也害怕极了，激动于这样一种正在我想象里奔涌的不可思议的传承，恐惧于也许这一刻便是永别，他将一切尽数托付，便一去不回。我流着眼泪唤着他，不知所措，叫得越来越响，正慌乱间，我突然看见父亲竟睁开了眼睛，疲倦昏黄的眼睛突然就看着我，好像是为了一句答应，他不走了，他还要陪着我们一家人活下去呢。我立即叫来了医生，那一刻后父亲便苏醒了，一直还在我身边，只是真的便不再有暴烈的锋芒，不再发脾气了。那一夜发生的一切我相信都是真的，从此他成了一个特别和善的人，总是拄着一个拐杖，微微笑着看我，像个没有原则的土地爷爷一样慈祥。

成为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一直是我的愿望，从很小的时候直至今天。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先天并不太完美的孩子，无论是智力还是体能，各个方面在同龄人里都不出类拔萃，功课差，体育也不好，各种竞技项目无一擅长，甚至最可自负的美术能力，一旦进入了专科学习，和一群同样有天赋的孩子在一起，便也成了末流的人物，如果不是从父亲身上学了这男子汉的斗志和坚韧，断然是没有可能杀出这条血路的。再加上他也不要求我什么，在我开满了红灯的成绩表上签字时他也从不恼怒，只是叮嘱我，要多看书多思考，一个有用的人，必须是自己成就自己的。

我后来的确因为这句话一直在努力，为了自己成就自己。可是今天我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创作者，其实也不只是自己的努力折腾，还一定是源于父亲的一些基因，特别是他异想天开的创造力。我们曾经的家有个阴暗的阳台，晾衣服都晒不到阳光，上海的天气潮湿，阴干的衣服总有些怪味道，母亲为此一直有些抱怨，却也无计可施。父亲为了给她个惊喜，在她出差的某天，叫了我一起去买了些废铜烂铁，在阳台上造出一个机械，又去对面大楼一家相熟的人家打了招呼，在人家窗外打了几个铁钩子，装了动滑轮。一个由自行车脚踏齿轮盘驱动的巨大的空中晾衣机便诞生了。他欢乐地搞着科学实验，把一家人的衣服晾在这三十多米长的晾衣架上，搞得整个公共街区的头顶上飘满了我妈的胸罩短裤，妈回来之后当然是勒令他拆除了这“家丑外扬”的胡闹东西，但自此在小区留下我爹的神话，至今很多邻居回忆笑谈。父亲从小学戏，也没读过什么理科方面的书，他所有的创造都是些改造的物件，只是凭了想象力把原本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夸张成了各种让人失笑却也实在可以有些功用的神奇物件。他还把一个旧闹钟改成了一个线控的“唤儿起床上学机”，他只要在被子里扯一把床头的拉线，这条线便会穿过长长的厅堂和厨房，牵动我床下藏着的一个旧的闹钟，这闹钟便会发出厉声的鸡叫，并同时点亮我床头灯，于是，每天早上鸡叫不止，灯光直刺我眼睛，我不得不按时上学，而习惯晚睡读书的他和我妈便可高枕无忧，不必起床了。最近几年他身体渐弱一些，不再搞机械发明，但有次还是用我不要的一个黑色人造毛的靠垫给我做了一顶假发帽子，还用铁丝弯出了自然的发迹线和鬓角的形状，花了好多时间细密地用线缝了，在冬天时候突然拿出来送我，还充满歉意地说：“可怜把秃头遗传给了你，天冷没有头发可不好受呢。”

父亲如今已经八十五岁，不复有他壮年时期的男子气概，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但也不服老，拄着拐杖随着我妈四处去旅游，平日里还埋头写书，这几年里已经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戏剧导演学著作，只是一直在不停地裁剪修改，总也不舍得脱稿，说是必须对得起将来读书的人，不可因为自己的老迈而有所疏忽闪失，“我是不会在前言里抱歉地说这书有很多疏漏之处的，那些都是客气话，做学问不能自己给自己台阶下”，他总这样和我说。前段时间，我发现父亲左手腕上并排戴着两块手表，很好奇问他为什么，爸爸笑说：“没什么，它们都还在走啊，走得很好，我不忍心在它们之间做选择。”我听了禁不住要去抱这个老头子，真心想要拥抱他，好好谢他，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指给我看这些朴素温厚的情感，自己却浑然不知。也因为这个吧，多年来一直不愿为事业为自己更好的生活而远走他乡，我只能选择留在上海，留在他们身边。这是我人生里最值得的守护，我永远不后悔。

白色迷宫里的秃头

家里后门通向一个弄堂中的空场，大约一个篮球场大小吧。对当时身高不足一米二的我来讲，是足够大的了，大到整个小学的前三年每天在这一方空间中来回狂奔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厌倦。空地的一角有一个福利工厂。几个高大但面容呆滞的男人整天在一张大石板上洗刷白色的桌布，是附近的绿杨村饭店每天洗换下来的。洗好的大桌布雪白雪白的，晾在竹竿支着的长绳上，一块块密集地靠着，随风摇摆，于是那片小空地就成了一个白色的迷宫。我们这些小人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乐园，在迷宫里笑着跳着钻来钻去。所有的桌布都是湿的，阳光在桌布的晃动中变幻莫测，我至今都可以从记忆中清晰看到，甚至还闻得到湿湿的肥皂气味。

但是小孩子的手总是会弄脏那些洗好的白布，留下些小小的黑手印子，有几次太调皮了，甚至把一架子布都拉倒了。可怜那几个傻大叔大声吼着，挥舞着手里的板刷投掷过来，老打不中又悻悻捡回去。

长大以后，想起当时小孩子并不懂大人工作的艰辛，那几个智障的大男人也许因为我们的调皮更是厌恶自己本来就没什么快乐的生命，就非常地痛恨自己。真希望他们能瞄得准些，希望那洗衣刷可以穿过记忆打到我现在已经秃顶的脑门上。

天使

我家后门曾经有个街道福利厂，一群智障人没日没夜地在一块石板上用板刷和肥皂刷一些白床单和白桌布。他们工棚的楼上住着一家人，一位单身的父亲和三胞胎女儿。她们三个长得一模一样，眉眼非常标致，一模一样地漂亮，大约十四五岁的年纪。我记得她们出门时总排成前后一条直线，一位也许稍微年长那么几分钟的姐姐在前面带路，面无表情目不斜视，两位妹妹跟在她身后，都做出非常沉静的样子，只是走在中间的那个做得并不好，常常会瞟一眼旁人，也看过我几眼，她的眼睛里是有些微笑的，而走在最后和最前面的几乎是镜像一般。

她们常常相互间一句话也不说，似乎只是从另一个只属于她们自己的世界里短暂地出来一次，这个世界她们并不熟识，也似乎没有打算混熟的意思，仅仅是借路走一走罢了，随时都要回去的。在一种安静矜持的节奏里，三姐妹穿过几条小巷交会处的那个小小的方场，绕过地面上的污水，从那些洗衣工人身边行过，那些胖大的洗衣工会停下手里的活计愣愣地看着她们，我也是。

那时我刚知道有天使这个词，觉得只有她们三个的仪态配得上这个词。

后来读大学的时候，我家搬到徐家汇附近，那时街边的木头房子都拆干净了，我常常去的艺术书店也搬迁去了静安寺，徐家汇正渐渐变成繁荣商圈，天主堂的街对过，如今的那个上海老站餐厅的院子，那时是个修女院。有几次黄昏时路过，看见一排穿黑衣的见习修女在一位嬷嬷的带领下沉默地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红灯闪烁，斑马线之后所有车和人，都被这景象所震动，她们都低着头看着合十双手里的十字架，目不斜视前后紧紧跟随，那喧嚣都市里的短短几百米，因为她们的信仰顿时变成远古的静寂山谷。我的回忆里，她们也像天使。

小鸽子

后弄堂里有个姓武的哥哥是个让远近闻风丧胆的流氓，到处寻衅斗狠，脸上两道刀疤。但他有个特别温柔的女朋友，总见她在弄堂里哭哭啼啼地劝他，他也常搂着她发誓改邪归正。后来他还是进了局子，这女孩儿经常去看他，家人反对下她索性搬进了他家里，等他出来后结婚开了一家个体户饭店。他叫那女孩“小鸽子”，他发喜糖的时候，一口一个“我家小鸽子”，这温柔的话，和两条刀疤混为一谈，我一直记得。

十三岁那年搬家，再也没有回过那条小街，年少气盛的我也急着去自己的江湖里闯荡了，可是心里总想着要回去看看武哥，念念不忘。再次踏进他家饭店，是我工作很多年之后，我早不再是他记得的孩子模样，他我却认得，只是曾经一身铁打筋骨的武哥已经是一个胖子，戴了很粗的金链子，脸上一点杀气都没了，全然就是个饭店小老板，两条刀疤早就混迹于深深浅浅的皱纹里。我坐下的时候他刚要出门，对坐在账台后面的女人说了一句：“我搓麻将去了，夜里回来。”那女人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头都不抬。她是小鸽子么？我正在记忆里试图仔细分辨，只迟疑了一下，武哥便走远了。我实在无法确认坐在柜台后面那个面无表情的女人是不是小鸽子了，只好胡乱点了碗面闷头吃，味道还行，算那种原汁原味的上海市井味道，但也就不过如此了。

生活是如此细碎湿润，就像夏夜肌肤上的一层细汗，若有若无，却实在黏腻无从摆脱。所谓长大成熟老去，不过就是在这无尽的琐碎里渐渐生锈的过程，锈在一起，锈成一堆，铁石心肠面目模糊不分你我。成为英雄不过是男人的一时幻觉，不可一世却也不可一生一世。记忆里那段英雄美人的故事，如今还是交回记忆里去吧，彼时彼刻的一切已经圆满，再不必追寻。

三个疯子

我童年时见过好多疯子，好像那时疯子特别多一样。

“重机枪”是其中一个，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总穿一套很干净的旧式样军装，整整齐齐的，一定是家里有人照顾着的。他是我们那一片地方很有名的会“表演节目”的疯子，按时定点地出现，有一大群闲人观众总是等着他。大约每两周的样子他便会出现，从石门路方向沿着吴江路步行，往青海路方向走，一路洋洋自得的样子，嘴里说着些乱七八糟的话。他刚一出现时，别人不知道他做些什么，追看的人不多，后来有名了，他走在前面，后面总是有十多个看热闹的。我那时也知道他，在窗前做作业，能听得出他一些特殊的动静，他只要一出现，窗外便会有小孩子的嬉笑：“‘重机枪’来了！”我听到了便也会追出门去看。

他每次走到青海路吴江路路口的粮食局大楼门口一定站住，那里是他的专属舞台，所有跟着他已经走了几百米的闲人们便散开来，嘻嘻哈哈说笑着，各自寻了较好的观看位置，大约隔了一丈开外的样子，把这疯子团团围住。“重机枪”一定是非常享受这一切的，微微笑着，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是数落着这一众看客尽是些有眼不识泰山的呆子，但说话声音很小，有些自言自语的意思。待众人都稍微安静下来，他便从军装下摆的兜里掏出两包烟，“今朝是凤凰，喔吆，另外一包是敦煌！”四周看客大呼小叫着，我认得这些都是高级的香烟名字，父亲平时都很少抽这些烟，那时买烟要香烟票，好烟是又贵又少见的。奇怪的是这疯子每次都能拿出这样的好烟，更奇怪的是后面的事情，他像是走江湖的表演一样，当着众人的面把香烟的包装一把扯开，整整一包烟二十支一齐塞进嘴里，然后很得意地张着塞满了一大捆烟的大嘴，对着众人扫视一圈，众人此时都是安静的，被他的这架势给震住了，然后他一边四方巡视一边掏出火柴，划了一支胡乱地在那一捆烟上点了点，大约只有一小半的香烟被点着了，随后他会十分享受地深深吸一口，好像要吸到丹田深处、吸到身体中无尽的黑洞里一般地吸一大口，几秒钟后，浓烟便从他的鼻子嘴里涌出来，我感觉好像耳朵里脖子里都有，烟四处冒出来，他整个脑袋便在烟雾缭绕里了，不过就只这一口，他突然地大啐一口，把嘴里的香烟吐得好远，满地都是。围观众人齐声叫好，大家好像憋了这许久，就为了等着这一下呢。

第二包烟同样的一个仪式，一捆一起塞进嘴里，只抽一口便吐掉了。抽完这一地的香烟，他也不久留，神气自若分开人群，径直就扬长而去了。那些围观看客这时便不再追随，一哄而上捡拾满地的香烟，嘴里还骂骂咧咧地分辨着哪根烟沾了他的唾沫，哪根烟没有点着是全新的，大家每人捡了几支好的，夹在耳朵上，然后心满意足地议论纷纷起来，有人说：“这个人屋里有钞票，阿爸是资本家，‘文化大革命’疯掉的。”“伊住在石门路，老早是报社写文章的，前两年批斗伊就在这个楼上的粮食局礼堂里厢。”还有好多人说了好多他的故事，看来此人应该也曾经是个人物，街坊四邻都知道一些。可惜我那时小，只记得这些，“重机枪”是一个富人家的公子，曾在报社里工作，在粮食局礼堂被批斗过，至于为什么疯了，为什么要用这样猛烈的方式吸烟，便不得而知了。

另外一个是比较有趣的疯子，我对他的一举一动记得最真切。那时候有段时间是提倡“除四害”的，全民搞爱国卫生运动，打苍蝇灭老鼠，还有两害大约是跳蚤和臭虫，我记不清楚了。反正街上路边到处贴了宣传画，大多是画一个白衣白帽的人，拿着有点像打气筒的喷雾器，下面有个瓶子，瓶子里是敌敌畏，喷出一阵烟雾，烟雾里画了些死翘翘的虫子。学校里也到处都贴了类似的画，还提倡所有学生在某一天都带了苍蝇拍子来上学，然后那天也不上课了，所有小孩子像一群没头苍蝇一齐涌出学校，去附近的食堂饭店里帮人家灭苍蝇。现在想想也好玩，哪里来那么多苍蝇，这种疯头疯脑的事儿最终一定是给别人家添乱的。

我说的这人也一定是受了“灭四害”的鼓舞，只是他不像我们是业余的，他是个真疯子。此人二十多岁，身材矮胖，短手短脚，只头顶上留了一些头发，脑袋四周被刮得干净，有点像现在的朝鲜领导人的发型。穿的衣服还算干净体面，但都是很旧的，有一些补丁，脚下一直穿着拖鞋，脚特别脏，手上呢，终日里拿一个苍蝇拍子，他所有的兴趣爱好便是拍苍蝇了。平时我们这群孩子爱围观他，但也不敢走得很近，因为他毕竟是个大人，还是疯的，我们一边笑他一边是做好了随时一哄而散的准备的。其实他倒是非常专注，眼睛里根本没有我们这些旁人，他眼里只有苍蝇，心无旁骛地站在垃圾堆里，或者站在污水里，一动不动像个稻草人死死盯住某个猎物，然后突然间就猛地挥拍出击。因为多年的经验吧，一拍一个准，拍无虚发，拍中以后他便乐呵呵地仔细在拍子上找苍蝇的尸体，如果没有便四下里去寻，找到之后细心地用两个手指轻轻夹起他的战利品，然后……然后猛地张大嘴，把苍蝇准确又迅速地扔进了嘴里，此时远远的我们一定是开心得大叫起来的，他才不管，非常自得其乐的样子，很认真地一边咀嚼着，一边开始着手下一个目标。这个人为什么疯了，我也不知道，整个童年时代每次见他，他都在辛勤地工作，这些年过去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后来曾经看书上说其实苍蝇是高蛋白，营养丰富，便会笑着想起他，但愿这个可怜的人身体棒棒的，现在还活着。

还有一个我童年常见的疯子，是个看上去完全正常样子的人。最初见到他都以为是个普通路人，后来时间久了才慢慢发现他每日只是重复着做同一件事情：在我家后弄堂尽头的垃圾桶里翻东西。家里的垃圾都是我负责倒，这是我妈给布置下的家务，于是我总是可以看到他，他头发有点长，戴了一个塑料黑框的眼镜，镜脚上缠着医用胶带，那时戴眼镜的人常常这样做，倒也不显得很奇怪。身上是一件很旧的中山装，蓝色已经几乎褪尽，露出布本来的灰白色，袖子上会套两个黑色袖套，像个精打细算的会计。这人身材非常瘦长，裤腿短了一截，翻卷起来更是显得细脚伶仃的样子，手里永远拿一根很细的、和他的身形有些类似的竹竿，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好像是在翻找什么东西。我最先几次还很好奇，想要帮他寻寻，记得还问过他找什么，但这个戴眼镜的人一言不发，只当我不存在，我便有些怏怏地走开了，心想他一定怕孩子会添乱，大约是掉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时间久了，发现他从早到晚都在那里翻，并不是偶尔为之，我这才知道了他是个疯子。每次我倒垃圾，都尽量离他远些，怕是惹恼了他，他倒也不看我，只待我一走开，便上去翻我家的垃圾。我心想这可怜人估计是要寻一些食物，但又觉得好似不是，因为他衣服穿得还是挺体面的，而且手里从来也没有见到有什么东西。我后来也没打算细细追究，疯子的事情哪里说得清楚，便渐渐对这人视而不见了。而他依然在那里翻着，直到我搬家前最后一次去倒垃圾，他还是在那儿，人已经老了一些，衣服也变得更灰更旧了，站在垃圾堆前的混沌树影里，他变得难以辨认，几乎成为了垃圾堆的一部分。

很多年以后，某天家宴，我和姐姐的几位朋友无意间聊起我童年里的这些疯子，兴之所至还一一比划起他们的可笑样子，说起他，姐姐在一旁插了一句：“那时你年纪小不懂，我们都认识他，你说的那个一直在翻垃圾的男人原来是个钢琴家，‘文革’时候被造反派切掉了两手的小指，当着他的面扔到了那个垃圾堆里，他从此便疯了，直到死，每天都在想找回他的手指。”席间一片死寂，没人再说话。

学校门口的拾荒人

读书的小学在一栋洋房里，红砖的，上下两层，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壁炉，大厅里有宽阔的木楼梯，扶手特别宽，栏杆是雕花的圆柱，楼梯靠着墙呈U字形回旋，贴楼梯的墙上是三扇高大的细长形的彩色玻璃窗，五彩缤纷的颜色，具体什么花样已经记不得了。整栋建筑笼罩在一棵巨大的广玉兰树下，估计是有些年头的老树了，我曾和同学合抱，三个小人才够树身一圈。这原来应该是一栋私宅，所以操场只有排球场大小，本来只是人家的一个后花园。学校的门应该是原来人家的大门，一辆小轿车可以通过的宽度，两扇很厚的大门板上，有黑色镔铁的繁复花饰，很多年之后我在西欧旅行的时候，发现那是欧洲常见的大门式样。就是在这扇高阔的大门正对面，隔了四五米宽的巷子，住着一户拾荒为生的人家。

那家的小窝棚由各种杂色的大小不一的碎砖垒起来，胡乱地用水泥糊稳了，有一扇和我们学校房子里的窗子式样差不多的小木窗，估计是学校维修时候扔掉的，被他们捡了去，窗玻璃早没了，用塑料布和铁皮封着。屋顶是木条和油毛毡多次修补而成，压了些碎砖头，大约是怕被夜风吹走。这小屋子占地大小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张大双人床，有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和一个小女孩住在里面。老妇人头发梳得很整齐，额边还卡了一个发卡，卡在一个一直不变的位置，穿的衣服很旧，但不很脏，她的眼神非常阴郁，从来不笑，脸上刀刻一般的皱纹一动不动的。那个小女孩年纪比我还要小一些，应该是她孙女辈分的孩子，正是小学生的年纪，但她没有上学，每天都和这个老妇人在一起，就一直黏在她身边，我不太记得这个小女孩的长相了，她并不常出现，有时候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曾经很仔细地观察过她们俩，每天放学出校门，我都要瞧一眼她们俩的屋子。屋门常常是开着的，门口放着一只锈迹斑斑的煤球炉子，炉子上总是放着一只冒着烟的铜吊（上海话里的烧水壶），只要门开着，那老妇人便会坐在门口里面不远，脸沉在屋檐的阴影里，在缭绕的烟雾背后冷冷看着屋外，一动不动的。好多孩子都会故做小心的样子往屋子里探头探脑，然后又虚张声势地做吓坏了的样子，一哄而散。但那老妇人眼睛里似乎是没有这一切的，只是冷冷地看着屋外，不动声色。

这屋子旁边停了一辆老旧的解放卡车，不知道是谁的，日晒雨淋的早就生了锈。我们这群孩子经年累月地在这车上玩耍胡闹，车斗的帆布棚早就被扯烂了，只留下几根铁的框架，轮胎也已经瘪了气，驾驶室玻璃早就被砸了，里面能拆卸的仪表和方向盘被贪小便宜的人偷了去，人造革的坐垫也早被划烂了，里面填充的棕絮也被鸟儿衔走做窝去了，我这样猜测是因为有几次一靠近驾驶室，碎了玻璃的车窗里就有只惊惶的鸟儿拼命冲了出去。祖孙二人常常把捡来的湿了的废纸就铺在这辆废弃卡车上晒干，车栏杆上，车棚的框架上，驾驶室的圆顶上到处铺满，她们洗晒的衣服和床褥也是晾晒在卡车上，她们住的屋子在一片树影里，这辆卡车就是她们家的晒台，唯一照得见阳光的地方。

一晃几年过去，学校门口的这幅破败场景，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渐渐地见怪不怪了。五年级暑假之后开学，整个暑假我都在北京的亲戚家里疯玩儿，上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回到牢笼一般痛苦，我闷闷不乐斜搭着书包去学校，走到学校门口大吃一惊：门口的废卡车没有了，那间破屋子也不见了，在原来破屋子的位置，靠墙竟是一个汉白玉的小喷水池。西洋式样的立柱，半镶嵌在墙上石头砌出来的一个雕花框子里，立柱上有两层花盏状的结构，用来托着喷泉里的水，立柱下有半圆的水塘围栏，整个水池的线条造型很美，但雕刻很简单，大小也并不很惊人，只是让人意外的是，它竟一直完完全全地被藏在了那个黑暗的小屋子里，这个干涸无用的喷泉，原先难道是她们祖孙两人的床么？再回头看，小学校大门紧闭，厚重的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小学搬迁至往前二百米居委会大院”。

这是我无甚波澜的小学时代里的一场不小的变故，所以至今记得。后来的教室是学校向居委会临时租借的另一处老房子，虽然也是不错的房子，但毕竟所有熟悉的环境都变了模样，经此一折腾，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后来每天放学走的是另一条路，但是我实在好奇，总是绕路去瞧一瞧原来的校舍，还有那个奇怪神秘的喷水池。不久之后的某天，我又经过那儿，远远望见大木门竟开着，于是紧走几步过去看，那是个我至今忘不了的画面：那个曾经的拾荒老妇人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不过这次她穿着干净体面的衣服，坐在这座高阔的宅子的门口，坐在了阳光里，皱纹深刻的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

我后来大一些，渐渐了解了曾经身处的时代，才算理明白了这个故事背后悲伤的逻辑。这栋豪宅原来一定是属于这位老妇人家的，大约是在“文革”开始前后被掳夺了去，然后充公成了我就读的这所小学的房产，而她就在家门几米开外扎了下来，即使被剥夺了所有家业，甚至尊严，沦落到要靠拾荒为生，也一直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处等着，等着这国家终于回复公正理智的一天。唉，这是一种多残酷的守望啊，这颗伤痕累累的心又该多么倔强，才能忍受得了这样的沧海桑田之苦。好在她终是等到了，许多的人在那场浩劫里，身名俱裂，灰飞烟灭。

一直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她捡来的弃儿，还是亲孙女？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有其他的家人，后来我去看过这所房子，终于也是被拆掉了，这家人如今不知道去了哪里。记忆里只留下这个故事，还有那老妇人坚定也冷漠的眼神，怔怔的一动不动，原来是望着自己的家。

第一个洞

“文革”虽然结束了，可是阶级斗争的氛围依然铁幕一般笼罩在生活里，人和人之间依旧相互小心提防着。整整十年的时间，人们大约早习惯了这样在黑暗里竖着耳朵的日子，小孩子也一样，早都被培养成了冷酷的业余特工。某天放学后，我和小伙伴偶见一个老人站在一架高梯上往洋房外墙上的一个洞里塞什么东西，还时不时东张西望。我们立即判定他是掩藏电台的特务，因为那时敌特电影里常常有类似的情节。于是我负责看住他，另一个同学回学校报信。后来老师满脸不情愿地来了，我们非常严肃地向他汇报了我们侦查到的情况。老师听完没说什么，神色尴尬地走上前和老人交谈了一会儿，远远说了些什么我们也没听见。过了一会儿，两人竟笑着握了手，还走过来一起表扬了我们，夸我们警惕性很高，长大之后可以成为保卫祖国的栋梁之才等等，这些话，就是我想要听到的，于是很有点得意，但也隐约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老师也是特务？不会，老师办公室墙上有很多奖状呢。那他为什么要和他握手呢？他们是一伙？难道老师是个潜伏得很深的老特务？也不像。要不这老头不是坏人？可是他鬼鬼祟祟的，有理由怀疑他是特务啊，电影和红小兵画报里不都是这样教我们的么？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啊。难道是我们俩错了？怪不得老师刚才一副不情愿的样子，那他为什么不明说呢？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犯着嘀咕，想不明白，非常烦恼。这是我生命里第一个洞，一个我自己怎么也无法织补起来的洞，这个如同铁板一块的坚硬世界，在小小的我面前，突然就漏出了一丝破绽，从此再也无法自圆其说。

青野的故事

我的同学青野是一个梗头梗脑的孩子，梗头梗脑是句上海话，脑子不转弯，不机灵的意思。

青野是剃光头的，我小时候剃光头的孩子并不多，据他说剃光头是为了不长老白虱，那时候生活不方便，小孩子不如现在干净，每到学校搞卫生宣传的日子，老师便会大张旗鼓地戴了手套帮小孩子检查头虱，经常有小孩子中标，被抓去医务室，上海话里叫捉老白虱。同学们都不爱和青野玩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曾经也被抓进去医务室一次，但那之后他便剃光头了，我觉得没道理不理人家，可是另外几个邻居孩子总是偷偷和我说：“勿要和他一道白相，他老龌龊的，全身都是老白虱。”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也很脏，众所周知的脏，我心里想这算不上一个理由，于是还是和他走得很近。

青野的确是梗头梗脑的，不光是他脑子的确不转弯，功课很差，成绩永远垫底，更是因为他平时的身姿形态也完全应和了这句话。他的脖子很长，冬天时候，油腻腻的棉袄领子不扣，也没有围脖，直愣愣的一条脖子从领口里窜出来，顶着个秃瓢脑袋，后脑勺永远和脖子绷成直直的一条线，下巴紧贴着脖子，脸上一点肥肉也没有，但还是把干干的皮肤挤出了双下巴。走路的时候，他总是摇头晃脑像个鸭子，一旦有人叫他，他转头的时候动作利落而迅猛，又像是另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神经质的鸟儿。总之，他有一副很奇怪的样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所有同学都不愿理他。

而我因为功课不好，名次和他相差无几，加上性格也不合群，所以倒是渐渐和他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每天早上他都会来叫我上学，在窗口唤我一起走，时间久了我妈也认识了他，有时为我准备早饭的时候也会帮他多买一根油条，他的成绩不好我妈也知道，知道我们俩算是同为天涯沦落人。每当学校里有人欺负或者挑战我们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便会上去帮着厮打，所以也经常一起被罚站，功课也是一起不及格，也对那些爱对我们差生翻白眼的功课好的女同学同仇敌忾。我们下课后会一起去四外里野了玩儿，从他知道的某家的露台爬上屋顶，在石库门街区连绵起伏的屋顶上翻山越野，还一起翻墙去偷人家花园里桑树上的桑叶，喂养蚕宝宝。他还教我在阴沟里掏弹子（打弹子是我们小时候玩得最多的一种小赌博游戏），他会在弄堂里找那些对打弹子来说地形很好的地方，翻开附近的阴沟盖，很得意地对我说：“伊拉（他们）都嫌脏嫌臭，弹子掉进去不会去找的，里面全是宝贝。”果然每次他都能掏出好几颗弹子，捧着这些又黑又臭的弹子，跑了很远去找一个公用的水龙头，洗干净手也洗干净弹子，很大方地分我好几颗。我每次都笑得嘴也合不拢，我觉得他和这些臭弹子一样，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越来越喜欢这怪家伙。当然除了这些共同的爱好，我们也稍有不同处，我爱去图书馆看书，每周都要去几个下午，而他对看书完全没兴趣，他最喜欢捡垃圾，路上看到废纸随时会捡起来塞在包里。于是两人说好，我去图书馆的下午，他便去附近的垃圾堆里自己玩儿，我看书看腻了，随时可以去各垃圾站找他。

有一天青野神秘兮兮地和我说：“今天不要去图书馆了，侬帮我一个忙。”我当然义不容辞，随着他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地，一个大水坑边扔了很多的废纸，很多印刷完了没有切割折叠的类似月饼纸盒子的纸，吸了水受了潮，纸都变形了，满是水渍，很厚一摞摞堆在那里。那时候这样的纸盒子非常少见，上面都是些外国字。他从兜里掏出一些麻绳，很利索地把一摞摞纸堆在绳子上，然后指挥着我一起把它们捆扎成两大捆。他说背着走最轻松，可是湿了的纸板太重了，他弯腰驼背数次要站起来都不行，我拼尽全力也抬不起来，不能帮他架上肩膀。于是两个人只好各自拉着一捆，在地上拖着走。我有点搞不明白要把这些纸运哪里去，他说：“帮我一起运回家啊！”听说可以去他家看看，我有点兴奋，一起玩儿了两年了他都没让我去过他家。

可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太累人了，感觉这些纸越来越重，我们俩不得不走一段便要停下来歇一歇。最后到了离我家不远的一栋大公寓楼的背面，我以为是这栋外国人造的大房子，结果他指着大楼阴影里的一栋用灰色耐火砖潦草地堆砌出来的勉强可以称为是建筑的那种私造房子，开心地说，到家了！那建筑和附近的一家饭店的后厨房相连，四周还围着一些属于街道工厂的生锈的铁皮房子。他家在那栋房子的二楼，我们在楼下拆开了纸捆，狭窄的红砖砌出来的楼梯年久失修，很多台阶都碎了，他指挥我抱着一堆堆淌着脏水、满是霉味儿的废纸，小心绕开脚下的陷阱，把所有的“货物”都运上了楼。

青野的家真让我开了眼，一个小房间里，一张很简陋的木床，几个大大小小的樟木箱，几根电线和一个灯泡，一个煤球炉，一个摇摇欲倒的桌子再加上两张长条凳，就是他家全部的家当了。但也不能用“家徒四壁”来描述，因为家里除了这几件可怜的家具，其实是堆得满满的，都是各种废纸和空瓶子。屋子里有一种难闻的味道，所有被捆扎好的废纸和整齐垒在一起的空瓶子仅仅让人在视觉上觉得可以忍受，他们散发出的混合的怪味儿，实在是有些呛人。我有点受惊，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的家，那时我还小，心里全没有穷和富的分别，更谈不上什么身份和阶级的观念，只是突然很难过，我最好的朋友，竟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而我的家里，窗户上有窗帘，窗外父亲种了花儿，墙上刷得白白的，挂了镜框，床上的被子干干净净，空气里是没有味道的，我家还有书架，整齐地排列着父亲的藏书，不是他家那些堆叠的废纸。想到这里，心里特别酸楚，再看着在整理刚捡来的废纸的青野，心里充满了歉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抱歉，只是突然明白了这个世界，原来是不公平的。

过了一会儿，我忍住了心里泛滥的伤感，开始过去帮他一起收拾废纸。他根本就没有看出我内心的波澜，还是开开心心的，只顾领着我把这些废纸运出窗外。窗外是附近那个饭店后厨房的倾斜屋顶，很大的面积，铺着灰色的屋顶砖，有些地方长草了，有一滩滩绿色的青苔，屋顶的边缘竖着巨大又油腻的白铁皮烟囱，冒着厨房灶台上升起的油烟。他教我一起在屋顶上铺开所有受潮的纸板，掀起屋顶砖压住纸角以免被风吹走，铺了满满的一屋顶。

“湿的纸他们不要。”他很有经验的口气。“废品收购站么？”我问。“是啊，这些纸板都老重的，值钞票的，阿拉爸爸要开心死了。”我还没来得及表态，听到窗口里面有人进门了，青野叫了声爸爸就从屋顶一跃而起，跳进窗去。我想他一定是要去表功了，站起来也想跟进去，没想到突然听见窗口里一声响亮的耳光，然后是一个口齿不清的很粗的男人声音：“叫侬不要带同学回来的，戆大！”我吓坏了，一时不知道是该爬进窗去，还是干脆从屋顶上绕路逃掉算了。正慌乱间，青野走到窗口伸手给我，示意要扶我进来，我紧张地递过手去，紧跟着从窗户爬进屋子，脚下凳子没踩稳，差点摔个大跟斗，青野几乎是架着我，突然用一种类似吼叫的口气，大声对他父亲说：“伊是我最好的朋友，不是同学，侬才是个戆大！！”

我更害怕了，在我家这样口气和我爹说话，会被打死的。可是一片沉默，他的父亲一句话也没说。我战战兢兢抬头看他的父亲，那是一个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些智障的男人，和青野一模一样地梗着脖子，夹着一点肥肉也没有的双下巴，只是比青野的下巴多些乱七八糟的胡子，他穿了一件非常旧但还算干净的蓝色中山装，开着领口，里面是满是破洞的已经发黄的汗背心，肩膀上背了一个箩筐，我认得出来那是真正的街头拾荒者的装备，框里有一把用废钢筋自制的捡垃圾的夹子。他还是一句话都没说，看着我，也不笑，脸时不时抽搐一下，青筋暴露的脖子一再地将脸牵引向同一边，隐约就是青野转头时候的怪异样子，只是更夸张病态。我看着这个奇怪的父亲，恐惧极了，怕他随时会暴怒，可是直到青野拉着我离开，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出门之后，青野嚎啕大哭，等我上前勾住他肩膀，他突然甩开我往弄堂深处狂奔而去，我紧追不舍，但一点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跑累了便靠在墙边歇几口气，待我要走上前，他又快步跑开了。我就这样追着他跑，却也不敢真的追上他，一直随着他在无数条弄堂里奔跑，直到他最后终于把我甩掉了。

后来我们还是很要好，但我再也不敢提那天的事情，心里也隐约觉得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他也有所察觉，渐渐的我们不再亲密，我没有主动挽回这一场友谊的颓败，他也一样。小学毕业之后两人便彻底失去了联系，很多年之后我听说他成为了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在全民刚开始热衷炒股的时候，年轻的他靠倒卖认购证发了财。邻居的孩子告诉我，相依为命的父亲去世后，他没有读高中，直接就混社会了，后来做成了很大的事业，好像是开了好几家金融方面的公司。

我一直很好奇他的名字，青野，那么好听的两个字，而且意蕴不凡，肯定不是他那个智障父亲给他起的，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我所不了解的身世，可惜无法考证了。我曾在街头的一辆特别豪华的汽车里，看到过一个脖子梗着的男人，我当时就猜那人也许就是青野，但根本没法仔细分辨，车就离开了。

我再也没有遇到过我童年的这个朋友，我们依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就像两颗弹子，曾经在小阴沟里快乐地沆韰一气，后来被一只大手掏了出来，便面对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赌局，输赢原是那只大手的选择，只可怜两颗小臭弹子，在这个不平的世界上，各自只那么一弹一滚，就滚远了。

弄堂之战

一次在后街的万象照相馆后门口玩的时候，看到墙角边停了一辆摩托车，当时摩托车特别少见，我有些兴奋，看四外无人便爬了上去，坐在宽阔的皮坐垫上，双手握着车把模拟着风驰电掣的样子，嘴里不停时高时低地咕噜着，伴随身体左右的摆动，在纹丝不动停得牢牢的摩托车上玩得特别开心。那时我还是个特别特别矮小的孩子，根本就无法撼动那辆沉重的机械。正得意忘形，突然被一双大手揪住了后脖领子，生生从车垫子上拎到了半空中，被勒住了脖子，我惊恐万状双手乱抓，想要调回头来看，那只手倒把我粗暴地扔到了墙角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吓得几乎都站不起来，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脾气。然后一根粗壮的手指就点到了我鼻子前，那是个穿了空军夹克的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满脸怒容龇牙咧嘴地向我大吼：“终于抓到你了！！！”我一时都懵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继续大吼：“侬拗脱的反光镜呢？给我拿出来！！！不交出来我打死你！！！”我这时才有点明白，偷眼望过去，发现那辆摩托车的确没有反光镜，反光镜的位置只留下两个齐根折断的金属基座。他还在继续骂着，我被逼在墙角动弹不得，等稍微缓过些神来，才怯怯地用还不太利索的上海话说：“爷叔（上海话叔叔），我不过在车上坐了一下，反光镜不是我拗脱的，我难能有尕大的力气啊。”（我家里人都不会说上海话，我整个小学时代都处于艰难的学习上海话的过程里）那个男人听了这话愣了一下，我觉察到他似乎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辩解的道理是没错的，我那时比摩托车坐垫高不了多少，怎么可能有力气掰断比铅笔还粗的金属棒。看他停顿了一下，我正心想也许躲过一劫，一口气还没吁出来，没想到此人一个大耳光带着风就扇了过来，我当时眼前一黑，真的算是眼冒金星了，脸上火辣辣地疼。我捂着脸心里一阵委屈，嘴里叫了一声：“你怎么打人啊！！”眼泪说着就要涌出来。不料这时第二个第三个耳光劈头盖脸地跟上来了，这下可把我打清醒了，抱着脑袋四处躲闪，眼泪也缩了回去，猛地一撞从他的腋下窜了出去，跌跌撞撞就往弄堂深处我家后门逃去，他倒也没追，只在背后大骂：“侬个外地小赤佬，我今天就是要教训教训你！！”

我一口气奔进家门，惊魂未定一头钻进了正在写作业的姐姐怀里，这才放开了嚎啕大哭起来。姐姐吃了一惊，问起来原委，我便一股脑把肚子里的委屈全倒了出来。这还了得，我姐姐哪里忍得下，她马上去隔壁找小武哥，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武哥总是拍着胸脯和我姐弟俩夸口：“捺勒各得眼睛望过去的才我的地方，有啥人敢上腔，就是寻死（你站这里所看得到的地儿都是我地盘，谁敢惹你谁找死）！”他的确也说到做到了:“个瘪三尕狂的，照排头我去（这个瘪三那么狂，我必须要去）！”武哥听完骂着起身就往外走。我姐拖着我紧随其后，三个人到了后弄堂，那开摩托车的小子竟然还在，看到我和两个“大人”寻来了，明显有些慌乱的样子。武哥也不说话，从容走向他。照相馆后门照例会摆着一条长条凳，平时几个拍照的师傅会坐那儿晒晒太阳，他路过顺手就抄起凳子，拖在地上继续不紧不慢地走。那人眼睛定得死死在看呢，一定是看出来我武哥是真的好汉了，吓得直往后退。武哥走上前也不看这人，只看着摩托车说话，那人已经退出去几丈远了，武哥轻描淡写的样子：“侬打了阿拉阿弟，我是拿侬的车子呢，还是拿侬出出气？”那家伙吓得一句话也没有，武哥说完便抄起长条凳开始砸他的车，只一下那人便惨叫起来，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大叫：“侬等着，有种不要跑！”武哥听了倒停下来手，望着那人的背影喊：“吴江路56号，侬来寻我，56号，记牢！”待那人跑远了他继续，几十下，把那车所有闪光的地方都砸哑光了，油漏了满地都是。砸完回家，路上我姐埋怨他：“侬哪能把家里地址给人家了？”武哥只是笑：“人家要寻侬，总归寻得到的，不要怕，伊回去会打听我啥人的，勿会来的，伊来了就是寻死了。”话说完正走进我们两家合用的厨房，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把菜刀，找个报纸包了一下别在后腰上了。

后来还是应了他的话，当天没有任何事情，第二天我小心翼翼去看，车已经不见了，再后来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人来寻仇，这一场巷战便算过去了。那时弄堂里打架是经常有的事情，有人就有江湖，有人这世间便会有战争，大仗新闻联播会报道，小仗今天我记一笔。

新成游泳池

“新成游泳池”离我的小学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消毒水的味道一直在撩拨着教室里的小孩子。夏天放学回家前，我总要去那游泳池门口逛逛，因为游泳票很紧俏，一个小孩子的社会关系不足以经常有机会进去，但是那些塑料救生圈折射出的艳丽水光，女孩子湿漉漉的发梢，她们网在网兜里的红色的“百叶结”泳衣，滴着水，在地上一路划出一道荡气回肠的水线，那些用一只脚蹦跳着出门，把耳朵里的水抖出来的男孩儿满脸的得意，那泳池里消毒水的清爽的气味，合着水花四溅的声音，让坐在昏暗教室里的小小的我，感觉生活终归有所期待，真是美好极了。

我很小便学会了游泳，是父亲在背后一脚把我踹到水里就突然间学会的。他号称小孩子天生是会水的，在妈妈肚子里便一直潜水呢，这事儿倒是和我后来看到的科学报道观点完全一致，只是那第一次还是呛了很多水，虽然速成了，但实在算不得什么愉快的记忆。夏天时候，我常常在游泳池把自己晒得像我父亲杯子里泡的罗汉果一般颜色。后来寒假里也要去冬泳，家里人倒也不反对，正好冬天家里无处洗澡，与其去公共浴室不如去游泳池，还强身健体了。

有次夏天时候，我在家里脸盆练憋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正要在泳池里实践。那时自己没有手表，游泳池墙上的大钟却又没有秒针，正憋得我毫无成就感，突然听到岸上一片骚动，我当是有人又摔了个大跟斗，从水里一跃而起打算看个热闹。结果看到一个女人被两个救生员围在池边正理论，我的妈呀，这算是开了眼了，那女人穿了一套“比基尼”，当然这个词是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的，当时我只当是这女人疯了，穿了套花胸罩花短裤就要下水。这时已经有几个人围观了，池子边上好几个精壮的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也和我一样，在水里探头探脑，两个救生员脸色很尴尬，用上海话小声劝解：“侬迭个游泳衣不好下水的。”站在这个几乎光溜溜的女人身旁，他们俩话说得很不理直气壮，自己的脸倒先红了。没想到那个女的竟一脸茫然的样子，池子边上那些人便小声议论开了：“哦，原来是外国人，倒是长了一张中国面孔嘛。”“日本人，要么是香港人。”我在旁边听得起劲，有人又说：“我听人家讲外国人游泳塞是（都是）赤膊哦！！”这话让一群男人都哄笑起来：“外国游泳池那么下作的啊？灵额，灵额。”两个救生员听了也笑了，脸也不那么红了，但语言不通讲不清楚，于是先指着水里的穿“百叶结”游泳衣把半身遮得严实的女客人，再指指她的“胸罩短裤”，不停地摇手，并向女更衣室划拉着示意她回去。那个中国脸的外国女人这才有些明白，脸上先是有些不可思议的样子，但也说不了什么话，最后也只好皱着眉头怏怏退回去了。两个救生员这才松了口气，对池边的人苦笑起来，水下有个男人怪埋怨他们的：“叫伊下来不是蛮好么，大家开开洋荤。”众人听了笑着四散而去。

我那时还小，对女人的身体全无兴趣，只是喜欢看人家大惊小怪的样子，深深觉得这事情好玩儿，便一直记了下来。后来我自己又发现了些好玩儿的事情，是后弄堂一个大我许多的哥哥教我的：远远看准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便一个猛子扎到水下面，憋一口气潜泳游过去，游到姑娘身边假装做个转弯的动作，“不小心”在水下重重地摸几下那女孩儿的屁股或者腰身，然后速速地在水下潜逃而去，游得很远再冒出头来。我那时已经是憋气潜泳的好手，一口气游个一二十米不是问题，那个哥哥倒远不如我，于是老是教唆了我去干这个，他挑好姑娘便叫我下手，看人家姑娘惊得花容失色，他自己在远处毫无嫌疑地坏笑。我那时根本还没明白摸人家屁股有甚乐趣可言，只当是吓人的恶作剧，听到女孩子的尖叫非常开心，何况那个哥哥还老是送给我游泳票，我何乐不为，于是莫知莫觉就成为了个年幼的“色狼”。

那时好像在水面下潜泳的人并不多，水下只有许多条腿晃来晃去的，眼前一切都是蓝的，我似乎在另外一个别人无法到达的世界里，安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水池深处有时会沉了一个金龟子的尸体，随波飘摇，像是还活着一般，有时仰头看水面，有几只细长腿的水虱子，轻飘飘地站在水面上，想要伸手去抓，它只一闪便划出去很远，瞬间就没了踪影。波光在水底形成了个光的天罗地网，耀眼地洒了一池子，却网不住我。那时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颇为失败的孩子，学习生活里好多的不如意，唯有潜在水下才觉得是自由的。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是几十米，真是好不得意的事情，待再浮出水面，原来几十年都过去了。

战斗英雄肉团团

我有个同学叫“陆端端”，上海话里和“肉团团”谐音，于是我们平时就叫他肉团团，当然也因为他的确是个小胖子的缘故。一个男生但凡有这样可笑的外号，大都说明了他在男孩子团体中的地位不怎么样，地位高的男生一般都拥有比较令人尊敬的绰号，如老鬼、马大飞之类有武侠味的名字。当然一个绰号不一定会一直叫下去，有时候大家会因为某人的地位而改口。譬如肉团团的绰号在小学后几年的时间里就不再被提及了，因为肉团团后来成了战斗英雄。

七十年代的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架，那时没有砍砍杀杀的电子游戏，小男孩身体里的那个小兽被困得难受，经常要相互撕扯鏖战一番才能解恨。而且那时“文革”的暴戾风气也没有全数褪去，以居住地区划分的小团伙之间经常有混战，大一些的少年经常是要动刀子的，用弄堂里的说法叫“用弹簧刀帮伊放血”。而我们那时还小，虽然也崇尚哥哥们的硬气，但实在是搞不到什么好“兵器”的，平时也就是相互用肉拳头迎面打，打鼻梁打眼眶，打出血来才像是一场真正的打架。打架之前会在军用书包里放半块砖头，遇到对手强悍的，便可以把书包挥舞起来，当流星锤一样砸过去。也会在弄堂各处藏一些石块，还有深秋时候园林工人修剪行道树时挑出来的一些树枝，用绳子缠了把手做成木棍，为的是一旦战败，在溃退被追打时候，可以随时抄出些兵器来杀个回马枪。战斗有时是异常激烈的，即使是很少参战的我也负过好几次伤，光是脸上就好几处缝了针，眉毛和嘴角都留下了疤痕，所幸并不明显。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那时的一个小男孩长大成人的过程里，家长该是多么地担惊受怕啊。

我一开始不爱参加这些事儿，但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半野生环境里常常受欺负，后来不得不有所投靠，终于在一个暑假里加入了一个小团伙，跟在别人后面去起哄。经历了几次大小战斗，战友们之间渐渐建立了牢不可破的相互忠诚的友谊，肉团团和我是一伙的，我们有五六个小伙子，小学快毕业那段时间总是一起玩儿，除了肉团团，其他几个皆是英勇善战之人，我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懂得虚张声势了，只有他一直不很勇敢，每次见了危险阵势嘴里就爱瞎喊：“撤吧，兄弟们，撤吧！”搞得我们军心大乱。而且他也很不会打架，闭着眼睛两手车轮一般乱挥而已，一次斗完，对手们落荒而逃，闭着眼睛的他以为是我们败了，随着人家跑了好远，从此成为笑柄，总之他差不多就是个充数的“窝囊废”。直到有一天，肉团团在一场混战中因为逃跑不及被强大的对手俘虏了，那是暑假结束前的最后一场混战，对手是另外一个学校的孩子，他们成功地连横了附近弄堂的小团伙，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围攻之势，我们被打得很惨，最后只能躲在一个堆煤的小棚里不敢露脸。那个煤房由我们一个同伙当厨子的爸爸管理着，他配了一把钥匙，在煤堆旁边还有个床，平时就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那天在天罗地网般的追打里，我们几个跑得快，总算是逃进那个屋子反锁起来。对方的孩子们找不到我们的藏身之地，便把肉团团这个可怜的胖俘虏拖到我们团伙平时占据的一个小方场上“严刑拷打”。那地方离我们不过几十米远，透过门缝可以远远看得清楚，当时的惨烈程度让我们几个在屋子里害怕极了，心想这回完了，他一定扛不住打，只要用手一指，我们几个便完了，会被堵在煤堆里痛打，可事到如今已然是没处逃了。

本来已经打算听天由命，我甚至都盘算了又被打破头之后回家怎么和父母交代，没想到肉团团没有变节。这可太不容易了，那时的孩子每天都在看那些打鸡血一般的电影和故事书，每天唱的少先队歌的歌词都是“不怕牺牲，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之类的狠话，“儿童团”都是直接真刀真枪干的，只要是敌人便可以毫不留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必须是刺刀见红的。每个小男孩在这种灌输下，都有种想当炮灰、献身伟大革命事业的狂热，大约也都设想过无数次自己壮烈牺牲的样子吧，高喊着嘹亮的口号，被燃烧弹烧死，被炸药包炸得粉碎，被惊马踩成肉泥，被机关枪打成个筛子等等。

肉团团被打得厉声惨叫，那帮孩子是把他当作真正的阶级敌人对付的，电影里有的各种逼供手段都用上了，他们把他五花大绑，衣服早撕烂了，耳光扇得雨点一般，还拿湿的毛巾抽他，好样的肉团团始终就是没说出我们的藏身之地。打到后面他反而豁出去了，高声骂着，还把嘴里的血水吐在他们身上，也和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干的一模一样，自始至终都没有望过来一眼，他知道我们会在门缝后面看着这一切，他扬眉吐气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一个英雄好汉全部的硬气。那些小坏蛋打红了眼，还要学着“文化大革命”里斗走资派的法子，把几块红砖用绳子绑了挂在肉团团的脖子上。这事儿终于让一个过路的中年人看不下去了，大约是想到了自己曾经受的罪，他大吼着把那些孩子喝退了。

那次打得太狠了，后来学校老师和他的家长四处想去寻打人者，还把我们几个审了好几遍，逼着我们去指认别人，可参与这事儿的孩子太多了，我们怕是四面树敌，永远没有安宁日子可过了，只好含糊其辞混过去。几天后，肉团团在医院里包扎得像是《上甘岭》里的英雄战士，脑门子上一圈纱布，腮帮子上一圈，他就这样大踏步回来了，终于一雪前耻，成为吴江路天乐坊里的一个传奇。

小鸟和神兜兜

我曾经臆想，已经活过的日子莫不像是在一列流动的火车上，窗外的景走得快，千山万水过去，留在心头眼里的真没有几处风物。身边的人也是，远的近的坐着，不过是被不可知的命运安排了座位号，有的人在你身边陪你聊了一路，有些人只是远远打过一个照面，不曾搭过话，还有些和你一起行了一段路却都是浑然不知的。上车下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有不同目的地，站到了便是告别，也许会说些来日再见的客气话，心里却知道要再见定是万难了。

小鸟和神兜兜是两个美校同学的名字，当然是外号，他们的大名我早都不记得了。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行过一段路的人，只是下车早了些。

小鸟的名字不如字面那么乖巧，那个“鸟”字读的是“屌”的发音。他长相特别，皮肤比所有的人都白，要白很多，头发也是淡棕色的，眉毛也淡，眼珠也是浅色的，整个人都像是被蒙在了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纸后面，一副面目模糊的可怜样子。并且他的个子特别小，比我们所有同龄人小很多，这也是他的外号的由来，他实在是个让人感觉很小很弱的孩子。小鸟的个性很要强，所以功课特别地好，几乎永远是全班第一名，是老师的宠儿，也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但是这样的孩子往往不受男孩儿小团伙的待见，当时学校里由“坏孩子”组成的小帮派成立不久，正在树立威信的阶段，团伙的老大是留级生“神兜兜”。“神兜兜”在上海俚语里是“得意洋洋”的意思，因为是带头大哥，小兄弟们也叫他“头头”，“兜”和“头”在上海话里同一个音的。神兜兜长得倒是有些失意的样子，平日里总是板着闷闷不乐的脸，因为他有些微微的斗鸡眼，这样貌说实话是有损他的威严的，不知道是天生的呢，还是打架的战绩之一，据说早就做过手术了，但还是没完全治好，平时板着脸还好，但凡他生气要动手打人了，眼睛便不听使唤，斗到了一处。因此神兜兜平时是不苟言笑的，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他这份有点可笑的样子，他成了个极其好斗的人，但凡谁笑了他，便会被他一顿暴打直到跪地求饶，那些被打服了的人后来投到他的麾下，他再带着这些人把所有看上去个子大些的男同学都教训了一遍，我也在其中，用最近比较红的一句歌词解释，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便被他揍了一顿。

但是这群人却根本就没有把小鸟放在眼里，也许是他貌似太弱小了，而且功课好在那时也算是有些娘娘腔的表现，他们心里是把小鸟归入了娘们儿的范畴的，一群人谁都打，而面对他却只是讥笑几句，从不招惹他，这种轻慢倒是让小鸟很不高兴，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终于有一天小鸟突然就对着这群小子大声叫骂起来，所有人都惊了，他一口气说了很多嚣张的话，话里尽是些我们这些平时被欺压的人想都不敢想的大词儿，围观的人都大惊失色，平时只当他是个乖孩子，没想到听口音像是江湖上混过的人。神兜兜也有些吃惊，但毕竟做大哥的，两个眼珠只斗了那么一小下就控制住了，显然他的平静让小鸟更不高兴了，骂得更凶，并用上了“斗鸡眼”这三个自寻死路的字。神兜兜面子终于有点下不来，但自己还是没亲自动手，只叫手下狠狠扇了他几个耳光。小鸟本来骂着骂着就已经把自己雪白的脸骂成了柿子红色，几个耳光贴上去，顿时就红得发紫了。我在一旁看得牙都酸了，嘴里泛出些血腥味儿，这一点苦头我是吃过的。不料几个耳光扇完，他倒是一下子安静了，突然就不暴跳了，斜眼扫了一遍神兜兜和几个爪牙，嘴里说了句：“你们等着，叫你们认识认识老子是谁！”便飞也似的跑出了教室。这一类的话，我们是常在被打的人嘴里听到的，都是些给自己台阶下的说辞，几个坏小子嘻皮笑脸地故意捏了嗓子重复他的话：“你们等着，哼，你们都等着！”我们围观的人哄笑成了一团。我偷眼看神兜兜，他皱着眉头，两个眼珠这时却走到了一处。

扇耳光的事情是中午发生的，当天下午放学，我们便都领教了什么是小鸟嘴里的“你等着，叫你认识认识老子”。校门早已被围得铁桶一般，几十个比我们都大很多的、大约二十出头的真正的“打仗模子”在门口排了好几层，出门的人必须一个个验明正身，才能通过。靠操场一扇平时不开的铁门后面的巷子里也都是他们的人，手里提着棍子和自行车软锁，严阵以待。那些中午时候狂笑的“打手”趴在教学楼窗口远远看见，早被这阵势吓得魂飞魄散，四处去找他们的大哥，这才发现神兜兜早就踪影全无。我因为平时从来没有得罪过小鸟，这时倒是不怕被打，但出校门时候还是万分紧张的。走到门口，只看到教务主任和体育老师等几个男人，刚谈判无果被推回进校门来，衣服领子都已经扯歪了，几个人愤愤不平却无计可施的样子。那些打仗模子在门口已经抓了几个发育得比较高大的孩子在审问，为首的一个留小胡子的打仗模子，勾着其中一个同学的脖领子，摆出一副已经是自己人的样子，用故作亲密的口吻叫他一个个指认出门的学生，“迭个人是伐？迭个呢？”那小子明显已经吓傻了，只是蒲扇一般地摇头。待我顺利地过了关，心里松了一口气，再回头想仔细寻寻看小鸟，却发现人群里竟没有，这才觉得他实在是深不可测的人物。走了几步，路过学校旁边的巷子，远远看到刚翻墙打算突围的两个神兜兜的手下这时都被按住了，正被七八个人打翻在地，拳脚相加。

神兜兜几天都没来上学，他那两个被打的手下则休养了好几天才再露面，脸上都肿得不成样子了。小鸟第二天就无事一般地来了，还故意问几个同学出什么事儿了，我们都知道是他逃避责任的手段，也不敢戳穿，只是如实地汇报，还得看他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这事儿之后我们便都知道了小鸟的厉害，神兜兜他们去调查了，小鸟家里都是“结棍”的人，爸爸和几个哥哥是万春街上响当当的人物，而万春街是附近那一片混社会的年轻人最闻风丧胆的所在，多是要绕了远路，纠结几个人同行，才敢靠近那片区域。这事过去之后不久，神兜兜便退居二线，小鸟成了真正的幕后大哥，只是他是个极狡猾的人，从来都是只出主意，充当军师却不自己冲锋陷阵，继续在学校里保持着功课最好的学生的样子。打架斗狠的事情还是神兜兜说了算，他倒也保住了自己的威信，只是后来他被改了名字，大家都叫他老二了，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小鸟倒是没改称呼，但觉得身边自己人不够，便又拉了几个精细人入伙，我是在这时才加入的。

半年之后，在附近街区消防局的屋顶上，我们一共八个人按照香港电影里学来的样子，一起结拜了兄弟，排了“八大金刚”的座次。用个针刺破了手，拼命挤出几滴血来合在一个碗里，混了一瓶从小鸟家里带来的白酒，倒了八小杯，一人举一杯对天说了些话，都是小鸟教我们的，跟着念了一遍，然后仰头把酒一饮而尽，再学了大哥的样子在地上狠狠砸碎了白瓷酒杯，瓷片碎得满地都是，在黑色的柏油屋顶上刺眼得很。哥几个趴在屋顶边的栏杆上望着脚下的一片街区，借着酒劲豪情万丈大呼小叫，只有那个带杯子来的兄弟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我在一旁看得真切。

可惜之后不久这群街区英豪便面临着另外一种形势了，队伍成立后几乎还没来得及打一次像样的群架，突然社会上便流行起霹雳舞来。我们正是没头苍蝇的年纪，满脸青春痘加上一身无处发泄的荷尔蒙，在录像厅里只看了一遍那个美国电影《霹雳舞》，便一下子就“改邪归正”了。从此所有曾经的坏孩子都跳起舞来，原来的小团伙也不对打了，周末在街心花园约了“斩舞”，虽然场面还是充满了火药味儿，可是跳得没别人好就是心服口服的事儿，规矩变了，突然就不必动手了。于是兄弟们又开始苦练霹雳舞，小鸟在这事儿上没什么天赋，跳得不很好，身体素质极棒的神兜兜又占了上风，几个兄弟喜欢和他一起排练群舞，把各种旋风腿扫堂腿之类的打架招数融入舞技，倒也跳得风生水起。小鸟有些惆怅，渐渐的不太和我们一起，又去苦读了。而神兜兜戴起墨镜，带着我们四处去“斩舞”，很快成为那一片著名的人物。

这样斩了不久，我们突然就面临了毕业，神兜兜毕业后没继续读书，还是在街上到处去跳舞，几个平日里和他要好的，都进了技校，还经常和他一起。小鸟没有考好，不知道为什么，自家美校的高中部都没进，去了一所很普通的高中，突然就不见了踪影。我顺利考进了美院附中，特别激动地真正开始学画了，也是一去不回头，从此便和之前的伙伴再也没了联系。人生的列车继续滚滚向前，我们似乎都只关心着自己的前路，心想着总会再见的，只潦草招了招手，根本就没打算要好好告别。

很多很多年之后，我在一个卖旧服装的市场里见过小鸟，昏昏欲睡于一个堆满了牛仔裤的摊档边。他染了一头很黑的头发，极其地不自然，因为他皮肤还是非常非常地白，眉毛和睫毛也依然都是淡淡的，但一点胡须也没有长。他穿了件上海人最奇怪的街头装束：一件金光闪闪的睡衣，斜靠在一个破沙发上打瞌睡，没有好好照顾他的生意，也没有看见我，一副万事无所谓的样子。我没敢和他打招呼，不知道为什么有些难受，也许仅仅因为看到他那头染得过分黑的头发。十年前我也见过一次神兜兜，在淮海路哈尔滨食品商店的柜台后面，穿着一身干净的白大褂，戴着蓝色的袖套，手里握着一个铲散装食品的铲子，站在无数色彩缤纷的糕点糖果后面，甜蜜得就像一个笑话。我认得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也认得我，此时正无限温柔地望着我，等着我喊出他的名字，微微笑着，好像他一直在那儿等我相认，已经等了半辈子。

代价

后门邻居家有一个十九岁的英俊少年，比我姐小两岁，常和我套近乎。估计为了接近我姐，有时会多买根冰棍塞给我，有时送我一个他不要的蟋蟀，或是几本他小时候的旧小人书，我总是忙不迭地谢他，他却总是笑，也说不出什么。据说这个哥哥打架特别厉害，小时候他当兵的爸爸教过他拳脚，曾经一个人对付了好几个小流氓。住我家隔壁的武哥，是远近闻名的下手狠的人，对住一个巷子的他倒是一直客客气气的，但两个人却也不在一起玩儿，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他穿得也和武哥那帮兄弟不一样，不穿喇叭裤，永远是一条肥大的绿军裤，脚下一双白回力球鞋，上身白背心紧裹着一身肌肉。我很喜欢他的样子，心想以后一定也要做个像他一样的好汉。

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洪军，这在当时是极其挺括的一个名字，和他的卖相一样挺括。只是那时我太小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真正好谈的，每次都是他塞给我些东西，然后顺便问问我姐姐在不在。我收了贿赂便会卖乖，一五一十地通报些情况。但他似乎和我姐并没有什么要说的，即使知道她在屋里，也不会主动寻进去，只是站在门口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直到我姐姐或许碰巧出门，才会特别高兴地迎上去和她打招呼，有时会说正好也要走，顺便陪着她从后弄堂里一齐走出去。走之前总会回头和我特别灿烂地一笑，一口雪白的牙齿亮得耀眼，我也会眨下眼睛做个回应，好像我和他早就是一伙的。

可是我姐有点看不上他，有天心情不好在饭桌上数落我：“你真是个软蛋，拿了那么点好处就把姐姐给卖了，你这个叛徒！”我知道她身边有好几个关系不错的小伙子，是她小时候随我父母去干校认识的一些文艺界子弟，都是些喜欢念诗拉小提琴的哥哥，在我看来肯定都不是洪军哥哥的对手，一拳一个。姐姐骂了还不解恨，还虚张声势要拿筷子戳我。我一边躲一边不停回嘴：“你才是叛徒呢，你叛徒！”嘴里叫得响，心里却是很虚的，因为真是拿了些好处，有些丢人的。两个人直闹得父母都好奇起来，姐姐就一五一十地说了，父亲正色道：“不喜欢人家就要当面说明，免得闹得邻里之间不开心，才隔了几步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泼辣又伶牙俐齿的姐姐大约第二天就去说了，从那天之后我便再也没得什么好处，甚至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突然消失了一般。

过了一年多吧，有天下午几个同学在窗外叫我同去看热闹，那时候都这样，外面一有风吹草动一群孩子就呼朋唤友要跑去看，和现在爱看电影首映式一样，打探些奇闻轶事就为了晚上添油加醋在饭桌上吹。我随着几个伙伴一路狂奔向不远处的粮食局礼堂，平时公判大会之类的集会都在那里，我们早就熟门熟路。礼堂里已经有很多人了，四处低声招呼着熟人，窃窃私语难掩看热闹的兴奋。很多人抽烟，那时这些场合都是可以抽烟的，烟雾在高阔的礼堂里薄薄弥漫了一屋子，窗户里照进来的光线，被烟雾勾勒得一丝一丝的，斜斜地占了大半个礼堂，那些站在阳光里的人都是些模糊不清的背影，头顶笼罩着婉转而变的烟雾和漂浮的灰尘。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人群里转来钻去，只想离台前近些，看得真切。

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开了高音喇叭，一声尖利的啸叫冷不防半空里爆开了，刺得所有人都急急去捂耳朵，静候了许久的人群霎时间就兴奋起来。未及平静，一群白衣的警察押着几个犯人从侧幕上了台来。警察和犯人的动作都是心急火燎的，推搡着，跌撞着迅速站成了一排，这些人下脚都重得很，踏起了很多尘土，一下子就有了几分兵荒马乱的紧张感。这时一个长官上台走到高音喇叭前，酝酿了一下，突然用当兵的人惯有的那种高八度的、倾尽全力并响彻云霄的声调大叫起来，具体说什么当时也听不懂，但都是些“负隅顽抗，罪大恶极”“自绝于人民”之类的那时候常常能听到的公审套词。

我在台下离那当官的只有两米远，正想细细观察他背后那几个低头认罪的犯人，还没来得及细读那些挂在脖子上的名字牌，突然就听到那人一声吼，如同头顶上一个炸雷：“流氓强奸犯洪军，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死刑，押赴刑场，立即执行！”

烟雾缭绕里窗口一束束阳光如同剑锋冰冷，我惊恐万状地看见一块牌子上有“洪军”两个字被血红的颜料用力打了叉。突然间身边所有的人都隐去了，所有声音都听不见了，我眼前只有缭乱的头发下那张面如死灰的脸，我又想要仔细辨认那人是不是他，可又不敢多看，心里痛如刀割一般，生怕那人确实就是他。那人自始至终都死死埋着头，仿佛那块薄薄的木牌子有千斤重，早已经折了他的脖子，要了他的命。我只一转念间，他早被推搡着从台上下来，避犹不及的人群向后退开一条路，矮小的我在骚动的人群里被推得前仰后合，却一步也不能移，像是被孙悟空的定身法术牢牢定在了一场噩梦里。他就这样被押上了一辆奔赴黄泉的卡车，再也没有抬头看一眼这个世界。这一幕让我很多年都缓不过劲来。

我后来了解到的有关事实是，他因为和女友有婚前性行为并导致了怀孕，被女友家长以强奸罪告发，正遇到严打便倒了霉。几十年都过去了，每次在卡拉OK里听到“爱的代价”这几个字，我还是会想起他回头对我微笑的样子，他付出的代价太重了。

注：严打，是1980年代初一连串有关社会治安的严厉打击运动的简称。官方定义为“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轻刑化’政策，刑罚又要总体重于西方，要有节制地从严、从重”。中国共有三次严打运动，1983年首次提出“严打”这个概念，并进行第一次“严打”。此篇记录的就是1983年严打中的一个真实故事。

观音老师

俞老师是教数学的，也是班主任。她是我唯一记得姓名的小学老师了，因为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她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年轻时候一定很漂亮。当时大约五十岁不到的年纪，一头齐耳根子长的花白头发梳得特别整齐，是那个时代很多女性的标准发型，上面三七分，下面一刀平，一边少些的头发别在耳后，另外多些的属于“七”的那部分，用两个黑色的细发卡在额边别得妥贴，垂下的那部分稍微有些小小的晃动。我妈有段时间也是这个发型，所以也就常常对俞老师也生出一些无赖小儿的依恋。

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干净，虽然不是那种特别调皮的孩子，但是我什么地方都敢钻，垃圾堆，煤栈仓库，废弃的屋子，甚至废弃的屋子里床上多年都没人动的被卧。我小时候好像对脏不脏是没有概念的，而且那时候洗澡也不是很方便，尤其天凉了以后，一家人洗澡都要去公共浴池，一两周才能去一次，还没等到洗澡，我已经早就全身脏得闪闪发亮了。我姐姐每天都不让我进门，在外面野了一天，回去吃晚饭前，必然会被她拉扯到水池边，用刷衣服用的那种猪鬃的硬毛板刷，狠狠地刷我的手，直到刷出一盆黑水才放我过关。

俞老师是三四年级才调过来教我们的，第一天点名，她仔细地对我看了又看，课上了一半，她给全班同学布置了些课堂作业，然后就把我叫了出去，牵着我的手就去了她的办公室，然后叫我自己拿了毛巾肥皂和脸盆，又去了操场边的水池，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洗了手，擦了脸，还仔细搓了脖子（我真算是把她的毛巾给毁了，全黑了）。然后她又牵着我，把我带回了教室。这一路我脑子里都是懵懵的，既很羞愧自己那么脏，却也有几分得意，因为全班同学那么多，老师只给我洗脸洗手。没想到的是，就那天之后，经常地，俞老师只要看我哪天足够脏了，就会叫我自己去办公室拿脸盆，肥皂毛巾，然后还叫我自己去打水，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我给洗刷一遍。那时候真逗，我竟然一点都没有觉得羞耻，记忆里一点都没有，反而每次都是得意极了，甚至分明觉得同学们眼里满满的都是嫉妒。

其实我不但脏，还爱撒谎，并且特别不爱做作业。现在想来因为早上了一年学，是全班最小的孩子，估计是脑子不及别的孩子发育完备，功课根本就学不会，很认真学了也学不会。后来干脆自暴自弃，也不做家庭作业了，别的严厉的老师的作业不敢老是不交，总是借了同学的抄袭一番，或者以帮别人画美术作业为条件，委托别人代我做了。在俞老师这里，我因了她的宠爱变得有恃无恐，从来是不交作业的。每次她问我，我便会编一个瞎话来搪塞，有时说作业本掉在井里了，有时说被风吹到别人院子里了，我还编过家里厨房着火，烧掉了作业本，写完了作业可是字迹自动消失了，等等。有一次家里新买了缝纫机，我对缝纫机肚子下面的一个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天对俞老师说的话便是：“我想在那个洞里掏东西，够不着，就拿着作业本去够，结果作业本掉那个洞里，再也找不到了。”这些说辞，我那时真的都说过，一点儿都没编，因为当时特别得意，在俞老师面前编瞎话，成为小小的我在失败的人生里，重新找回自信的最重要的手段。而她从来没有戳穿过我，她总是微笑着听我说，每天都等我给出一个一本正经的说法。

如今每次回忆起这个小小的片段，就特别想哭。我初中的时候去看过俞老师一两次，爹妈知道她喜欢我，命令我去的，后来等我脑子终于发育完备了，自己回味过来她的好，再去那个小学校的时候，老师已经退休了，离开了学校。之后年纪再大一些，明白一些事理，想起来也许可以通过学校找到退休教师的家庭地址，再回去找，不料那小学校已经被夷为平地，那地方一栋贴满丑陋瓷砖的大楼，阻隔了我通向童年，通向我亲爱的俞老师的所有道路。

后来在庙里看到观音菩萨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这世间如果有一种守护神，会毫无道理地为笨拙的小孩守护着童年，护着一份天真，那我的守护神一定就是她。

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先生有篇文章叫《论雷峰塔的倒掉》，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标题的时候，突然想起的就是童年的一个故事，也是有关一些东西的倒掉。

我小学时候最崇拜的人是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估计也就我现在这个年纪，胡子拉碴的样子，但在当时看来很是卓尔不群。我崇拜他倒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帅，那时看所有二十岁以上的男人都是老头子了。这个老头子让人崇拜的地方是他会画老鹰，他在一个本子上画满了各种各样的老鹰，每次我们美术课自己乱涂乱画的时候，他就拿出他的小本子，在某个没有画完的老鹰身上添几根羽毛什么的。每一笔画一根，想很久再画一根，画十多根都没有用过橡皮，每次画完一只老鹰，他都要长长地叹一口气，我也搞不明白什么意思，总之对这一切的形式感极其地迷恋。

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这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他每次画老鹰，我都会很激动，一定要凑过去，看他慢慢地画着每一根羽毛，他每画一笔，我就听到自己在心里欢呼一声。我甚至决定长大以后一定要长得和他一样，至少要一直穿蓝色的领口磨得发白的中山装，留略长的油亮的头发，往后梳齐了但偶尔垂落几根，眼睛里永远要有些心慌意乱，满脸的胡子茬儿要有春风吹又生的长势。总之，我觉得成为这样的男人一定是完美的！

然后在某一天的下午，又屁颠屁颠去老师的办公室看他画老鹰的毛，上次有几根落下没画，我估计着今天可以赶上最后的几笔，还有那一声长叹。结果走到办公室门口，却突然听到男人的抽泣声，赶忙凑到门缝往里面偷偷张望，结果竟然看到我的偶像头发蓬乱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脸，我看不清表情，只看见他的肩膀随着哭泣一抽一抽的。满头白发的校长板着脸站在他旁边，眉头紧锁，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具体讲了些什么，我年纪太小听不明白，只记得一些破碎的“女同志”“作风”“流氓行为”等词语。当然我长大以后自然明白了那时大概发生了什么，但是那一瞬间，我只觉得自己的偶像如同被闪电击中的雷峰塔，就这样颓然地无声无息地倒了下来。我竟然崇拜一个流氓！一个会对女同志犯作风错误的披着中山装的流氓！！！我轻轻地扶着墙靠倒在门边，身体僵死，一动不能动，好久都没有离开。我现在也很难相信，就像读到这里的你们一样难以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那个小小的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心碎了，碎成了很多片，和这个世界一样再也无法回到完美的形状。

几天后，我曾经的偶像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走进教室又开始给我们上课了。依然在小本子上画老鹰，依然画到最后长叹一声，小朋友们仍然会很兴奋地围拢着看他画画，谁也不知道那个秘密，只有我，从此再也没有去看过那个小本子，就像一个怀揣了炸弹的恐怖分子，惶惶不可终日。

然后我慢慢长大了，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的。然后也成为了一个会画老鹰的人，画过各种鸟儿，也画过了很多美丽的姑娘。直到有一天，第一次听到有个女人流着眼泪问：“你怎么和个流氓一样？！”我才突然明白了，潜移默化里榜样的力量。

一撮毛

我上的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小学，一共也没有几位老师，可惜时间太久远，大多沉没在回忆里了，只有三位老师我一直记得。一位是前文提到的俞老师，一位是画老鹰的美术老师，还有这一位是教语文的老师。遗憾的是我对于人姓名的记性特别差，如今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他的样貌在我的脑海里还是非常清晰，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脸色苍白，稀疏的灰发里若隐若现的头顶尤其地白，戴了一副那时全国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浅黄色塑料宽边的眼镜，他的眼睛藏在像啤酒瓶底一样厚的镜片后面，我从来也没有看清楚过他的眼神。春秋冬三季他永远穿灰白色的中山装，很少穿深色衣服，夏天的时候，是短袖白衬衫，经年累月洗得渐渐薄了，里面贴身穿的白色汗背心上的小洞依稀可见。听别的老师上课时提起过，他原来是大学老师，因为就住在对面的大楼里，“文革”时便调到我们这个小学来，之后也一直没有再回去，用这个老师的话说，遇到这样水平高的老师，是我们额骨头碰到天花板了。可惜那时我不是什么好学的学生，对这份荣幸全无所谓，只是觉得这是个样貌非常清爽的老先生，性格也毫无攻击性，总是对这世界保持着干干净净的距离，好像随时可以离开现世生活，不留任何牵挂。记忆里他从来没有留过胡子，但是在他两片特别薄的向下耷拉着的嘴唇所指引的尽头，好像靠近右腮边，有一颗蚕豆大的黑痣，黑痣上却长了很长的一撮毛。这是他身上我唯一觉得奇怪的地方。

他说一口南方的普通话，虽然和上海方言一样完全没有翘舌音，但也不是上海话，也许是江浙某地口音。作为语文老师，虽然面对的只是一群童蒙小儿，他却分明是有些惶惶的，每次朗读书上的文字，他总是很紧张翘舌音的发音，于是很多本来也不该带翘舌的字儿被他很滑稽地读成了翘舌音。直到有一天他听我读书口语特别标准，便好奇地问我家世，一个喜欢上海话的同学争着帮我说明：“伊拉屋里是北方人，阿爸姆妈都是说普通话的演员，伊倒是不会说上海闲话的。”

后来上课，每次读新的课文。他读完一遍便会问我：“小马良，我读得对不对？”一开始我有些惶恐，总觉得哪里能帮老师指导发音，而且除了读音标准，我的功课并不好，哪里有这样的资格。但是他总是一再地问，“小马良，我这里读得对不对？”“小马良，我那句读得对不对？”渐渐的我竟也有些得意起来，开始斗胆挑些毛病，直到后来，所有的新课文都是我代替老师先念一遍了，我在家读书识字比较早，这事倒也没有难倒我。

其他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他总是问我一句“小马良，我读得对不对？”这事儿平白地为我增加了一些威信，我心里便很是喜欢这个老师起来。后来我还被这位老师推荐给了少年宫的朗诵组和话剧组，他当着少年宫老师的面盛赞我：“小马良的爸爸妈妈都四演员，他的普通话非藏标准”。

有一天，那个平时只说上海话的同学悄悄地和我耳语：“侬晓得伐，为啥×老师面孔上的那一撮毛要留勒嗨？”我听了大惊失色，连忙问为什么，他得意地说：“个撮毛交关要命，要是拔脱了，人就要死脱了。”最后他还补了一句消息来源，以示可靠：“阿拉爷叔老早批斗过他的，伊告诉我的（我叔叔以前批斗过他，他告诉我的）。”听了这话，之后再看到这位老师，我便会怔怔盯着他脸上的黑痣出神，因为知道了这柔弱善良老师最脆弱的生命秘门，心里生出一阵阵悲伤，想着他被批斗时，那一撮毛风中凌乱的样子，耳边全是那句话：“要是拔脱了，人就要死脱了。”

久而久之，这事儿成为了我心里的一块小小的隐痛，总是为这位单薄的老师担惊受怕，每次上课看到他进教室，就瞪大了眼睛仔细去找那撮毛，只有看到了才能安心下来。以至于后来回忆起这位启蒙老师，只觉得他是个谦卑单薄的老人，像是一个薄而透明的人形气球，球上有一颗痣，是那气球的吹气口，扎着这小口的就是这一小撮毛，这一撮“交关要命”的毛，一旦被人拔了去，这人形瞬间就泄了气，只长叹一声，便飞得无影无踪了。

玩偶奇遇记

常常有个负责宣传工作的胖女老师，在上课时候招手叫我出去，把我带到办公室，先是给我洗脸擦脖子，这个老师比较粗暴，用的也是一块类似抹布的粗糙的破布，胡乱地在一个脸盆里蘸些水，把我擦洗一遍，潦草得就像对待一个落了灰的陶瓷花瓶。然后从一个专门的柜子取出一套叫我父母为我准备好的白衬衫蓝裤子，那时，学校专门写了条子，叫我传回家去给家长，说是因为入选了少年迎宾队，要给我准备一套“礼服”。我还记得我妈嘟嘟囔囔的：“既然是学校要你去迎宾队，那他们怎么不给你准备衣服裤子？真是的，家里布票早用完了，你可让妈妈怎么办啊？”我也委屈极了：“我也不想去迎宾队啊，是老师逼的。”

后来妈妈还是想办法借了布票，布店扯了几尺白布和蓝布，深更半夜用缝纫机给我赶制礼服。说是礼服，不过就是一件长袖白衬衫加一条宽紧带裤腰的直筒蓝布裤子。家里所有人的衣服，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只要有布，这事儿难不倒她。然后我就有了一套崭新的“套装”，平时我都是穿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大部分还是我姐姐小时候穿过的不男不女的样式，可想而知得到这样一套新衣服，心里有多雀跃。可是，让人难过的是，这套衣服做好之后不久就被锁在了教师办公室的那个破柜子里，只有迎宾的时候，我才能偶尔穿几小时。

当我穿好衣服，胖老师就会拿些东西往我脸上抹，那时候没有口红，想不起来她用的是什么了，总之是颜色异常猛烈的那种红色，用她那肥厚的手掌根，狠狠地往我脸蛋上抹。同时受刑的还有两个小姑娘，都是和我一起在少年宫演话剧的，两个我同时心仪但直至毕业分手都没有做出最终抉择的让我心疼的姑娘。我们的脸蛋都被涂得像个烂桃子，我被画了两道剑眉，她们俩眉毛眼睛上也都被抹黑了，左右两条辫子都各自扎上了大红色的透明纱蝴蝶结，穿了红裙子，和我一样也都系了红领巾，总之搞得简直就不像是真人了，她们俩就像一对着色过猛的木偶玩具。唉，其实我也一样，可想而知，只是那房间里没有镜子，没人关心过我们的感受，根本就没准备让我们自己瞧上自己一眼。

然后胖老师给我们手里塞个花环，就把我们领到了南京路上。这时，别的学校抽调的很多其他“烂桃子”也已经到了，我们被隔了三五十米安插一个，五彩缤纷地在路边站定。路人开始议论纷纷，警察在维持秩序，所有的“烂桃子”都精神饱满情绪亢奋，唯有我心里老大的不情愿，偷偷四下里观察我的这些“同事”们。脸上的浓妆是一种心理暗示，每个黑眉毛红脸蛋小怪兽都像打了鸡血一般，有的弹簧一样在原地跳来跳去，有的把自己拉伸成各种极致的扭曲的动作，大约表示在做热身。一个个跃跃欲试，满是要撕咬一番才尽兴的兴奋，还好一个个站得远，够不着，不然难免激动过头咬作一团。很多年以后，黄昏在花园里遛狗的时候，遇到邻居家的几条狗，各自都被主人远远地拉住，每条小犬都非常紧张兴奋，就让我想起那时的南京路。

突然之间，某个声音在远处大吼：“车来了！”这一下子，所有的“小怪兽”“烂桃子”瞬间就闹开锅了，包括我。我们双手持着五颜六色的半圆花环，一上一下地从半腰里猛地举过头顶，每个人都在用尽全力地蹦跳，在原地做“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状，两个脚的脚跟都要轮流砸到自己的屁股，嘴里要齐声大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这样叫个一分钟，把整条马路都叫沸腾了。街边楼上的人家开了窗，有人伸出头来，沿街商店里穿白大褂的售货员磕着瓜子出来看热闹了，交通被截断的十字路口，无数推着自行车的人在双手平伸的警察背后探头探脑，有人很好奇，到底今天谁来访了，有人骂骂咧咧的，管他娘的谁来访了，封路时间也太久了。正乱成一锅粥呢，马路尽头车队出现了，先是几辆军绿色三轮摩托，穿白衣的警察驾驶着，作为巡逻开路车，后面照例是几辆圆滚滚的红旗轿车，车窗玻璃后面是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有时候是黑人，在幽黑的车窗阴影里只露出一排闪亮的白牙。这些印象都是在风驰电掣间留下的，车子开得很快，其实看不太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几秒钟车队便一溜烟地绝尘而去。

再叫了一会儿，齐声欢呼的声音逐渐乱了，人群松散，一些性急的人从警察身后出来快步横穿马路，我们跳得不那么高了，但还是得跳着，等待着一个声音远远喊过来：“好，解散！”于是一瞬间所有兴奋的气氛土崩瓦解，人群各自走散，街头积压已久的无数自行车如群蜂乱舞，川流不息，浓妆艳抹的“烂桃子”各自归队，气喘吁吁地跟随带队者回校。

每次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总是觉得堵得慌，一方面是因为狂欢之后，那种曲终人散的寂寥感，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隐约有一种受了屈辱的感觉，等一会儿就要把我的新衣服剥掉了，脸上的油彩会被胡乱地用草纸抹去，又是一堂课没听，功课更是看不懂了，我心里升起阵阵悲凉，也许只是因为我天生是个演员的孩子，便要应付无数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像个任人摆布的小木偶，学习越来越糟糕，根本就没人问过我的感受。

一个被临时拉来凑数的浓妆艳抹的小混子，在街头轻轻叹了一口气，越走越慢，那两个姑娘头上的红色蝴蝶结越飞越远。迎面走来的路人，有人被我可笑的浓妆一下子逗乐了，可我却谁也不想理睬。那时起，我便决定了，长大后不再让任何人摆布，只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童话

我拥有一本特别美好的书，一本香港出版的《安徒生童话》，繁体字，很厚的铜版纸，封面是硬纸板的，沉甸甸的显得特别的隆重。里面有那种最老派的铜版画插图，我一直推测那种画风应该是个早就死了的外国老头子，在颤抖的烛光下用鹅毛笔蘸着乌贼墨汁画的。我曾经非常喜欢这本书，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去读它，而且在书页里夹了很多风干的花儿、树叶和蝴蝶等，后来我失去了这本书，再也找不到了。每个人在成长里都有段特别混蛋的岁月吧，我十三四岁时候就那样，拼命渴望长大，渴望和童年一刀两段，我把所有当时觉得小儿科的东西都丢了或者送给了别人，那本书也是在那时离开我的，如今想起来真让人痛心，不只是为这些东西，更是为我青春期的开局竟是这样的又蠢又绝情。

书没了，还好在记忆里留下了一个故事，几十年后我拿起另外一本《安徒生童话》读的时候，这个故事还是活着的。那是小学三四年级吧，功课奇差的我唯一比较正派的爱好就是看书，以至于不经意之间竟然成了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读书积极分子。图书馆馆长亲自到我的小学校颁发奖状，那是我人生里获得的第一个荣誉，那个馆长和我们校长一齐念出我名字的时候，我激动得几乎在大庭广众之下晕过去。那天之后我在图书馆便有了特权，可以借很多书回家看，也顺理成章成为了那里的“吉祥物”。某天早上，校长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派了一位老师把我送去图书馆，说是那里有个重要任务需要我，还特地嘱咐要我换上做礼宾队时候才能穿的干净的白衬衫蓝裤子，还有白球鞋和红领巾。我那时做“吉祥物”已经颇有经验，心里盘算着估计又是什么领导视察，需要我坐在阳光下表演刻苦读书的样子。到达图书馆之后却发现似乎今天的事情规格还要高一些，图书馆的小广场上搭建了一个舞台，舞台上有个大桌子，桌子上堆了很多厚重的书。过了不久，就有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过来，好像是个什么支部副书记一类的人物，我见过几次，总是一副阴阳怪气不愿意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的样子，这回他竟然蹲下来身子，和我平起平坐地说起话来，看来的确是大事儿。原来今天有外国人来图书馆搞一个图书捐赠仪式，我作为上海市小学生代表接受馈赠，这人为我设计了几个程序，要我照办：1.仪式开始之后要朝气蓬勃地向前迈一大步；2.向外国人先敬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先队队礼；3.然后从他手里接过一本书；4.亲切握手；5.把书举在胸前；6.向右转身面对照相机和电视台的摄影机；7.再一次灿烂地笑。对于这套东西我倒也不紧张，因为之前差不多的事情也干过，倒是那时外国人很少见，我对于能近距离观察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非常好奇。

不久之后仪式开始，捐赠人是一个个子非常非常高的金发老外，图书馆馆长正向着电视镜头以及台下聚集的一些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人介绍着这位先生，还有几位肚子很大的市里的领导干部。我那时候小，搞不太明白他们到底是谁，现在推算起来那老外大约是个外交官，来自于一个叫丹麦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我正好奇偷偷瞅着这人的大鼻子，不料他扭头看到了我，我那时脸蛋上已经像猴屁股一样被涂了两团胭脂，被他突然这么一看，慌得赶紧转头，估计脸上更红了。他居然两步走近我，从桌上拿起一本书，递到我手里，还蹲下身来和我说起话来，这可让我大吃了一惊，一来他一开口居然是流利的中文，二来这完全打破了先前那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教我的程序。我正不知道是应该马上敬礼呢还是握手，他已经把那本书打开了，并轻声和我说：“这是《安徒生童话》，里面有很多好玩儿的故事，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你也会喜欢的。”我那时还远远不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经他这么一说，手那么一指，竟立即就忘了身在舞台，好奇地低头翻起书来，只短短几分钟吧，我的耳朵便再也听不见馆长和几位领导干部在扩音器前的絮絮叨叨了，也把那个老外撇在了一边。书里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可爱插画立即就攥住了我的心，扛着枪在蛋糕上大踏步前进的小锡兵，一个小孩骑着猪在美术馆里看展览，头上顶着巨大盘发的公主睡在很多层的床垫上，满脸不舒服的表情，还有夜莺和一个清朝中国皇帝在聊天，这一切实在是太好玩了，我完全入迷了。这时突然有人唤我，我抬起头来，所有人都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我犯错误了，捐赠仪式开始了，他们都在等着我敬礼握手傻笑呢。我窘极了，可是似乎没人恼怒，那个老外在看着我微笑，几位领导干部看到老外笑了，于是也咧嘴笑了，馆长看见领导都笑了，于是跟着笑了，然后那个板着脸的支部书记只好笑了，再然后台下那些莫名其妙的人也都莫名其妙地笑了。

之后的事情倒是按部就班，敬礼、握手、手捧书转身，灿烂地微笑等，一件件事情都做得干净漂亮，可其实我早就心不在焉，魂魄已经存在了那书里，就等着仪式一结束，马上夹着外国叔叔送我的书，飞奔回家，趴床上一页一页仔细地读。那被我只瞥了一小眼的童话世界，已经在一瞬间俘虏了我，我魂不守舍地不停傻笑着，直到所有人的鼓掌声响起，这才回过神来，仪式结束了。馆长和外国叔叔以及领导们开始交谈，再没人注意我，任务完成，我满心欢喜，拿着书转身刚要下台回家，突然被人拉住，回头一看是那个阴阳怪气的支部书记，我顿时感觉不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确非常不妙，甚至可以说悲惨，他劈手从我胸前夺过了那本《安徒生童话》，然后一句话都没说，手往大门口一指。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我狠狠地在心里咒骂起来。

这就是我和《安徒生童话》初次见面的故事。再见安徒生我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某天夜宿父母家，住在父亲的书房里，照例每次都会从那高阔的书架上选一本侍寝的“颜如玉”，那天晚上竟看到一本九十年代版本的《安徒生童话》，想必是父亲近些年的收藏，之前没有见过。于是就再次翻开看起来，不料一看就是一夜，直到天亮。这再次的阅读体验让我震惊极了，这哪里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安徒生，这些故事分明不是写给孩子看的，他笔下太多冰冷的现实，无法抗争的宿命，还有那些徘徊在光亮的边缘，几乎要被照亮了，却最终还是深陷在黑暗里的可怜的人，即使穿着童话的温软衣裳，依然是如此的冰冷伤感。可这还是我孩提时候读过的这些故事啊，那时为什么都没发现呢？为什么要这样写童话呢？这是一种启蒙么？为孩子们将来要面对的严酷的生活做些铺垫么？

那天的后半夜，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躺床上就在想这些事儿。不过想这种太深刻的事情，用我那不太富裕的智慧一定是解决不了的，只好借用些“由此及彼”的推理，其理论基础大致来自于，一个人无论多伟大，作为一个生物苟且活着的基本规律都类似，每个人都是由天真孩子成长为顾虑重重的成年人的，这种从透明到浑浊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安徒生一定也混蛋过，他一定也在少年时代有过那种要和天真纯洁一刀两段的念头，像个没头苍蝇一路跌撞着想要去轰轰烈烈地拥抱生活，即使生活像婊子一样肮脏无情。最终生活一定也很公平，像对我们一样无情地给成年的安徒生一个又一个大耳光子，所以他也会清醒，也一定会备受打击。我在网上仔细搜了他的生平看，这位消瘦羞涩的曾自诩为“丑小鸭”的童话先生是在三十岁那年，放下了曾经给他带来声誉的诗歌和戏剧创作，开始专心致志地为孩子们写作的。托尔斯泰曾经这样评论安徒生：“他是个孤独的人，因为别人无法理解他，所以他写童话给孩子们看，可是孩子们也还是不理解他。”是的，我想也是，三十岁的他一定经历了某种折磨，但有意思的是，最终这痛苦催生的却是个温暖抉择。天快亮的时候，突然豁然开朗，也许那些童话本来就不仅仅写给孩子们的童年，他早就为我们所有读者长大之后的第二次阅读而设下了伏笔，他为我们曾经柔软的天真希翼而写，也为我们如今历经风雨之后的叹息而写；这就是他的方式，他写那些飞升旋转的肥皂泡，写下五彩绚烂，同时也没有忘记写下破灭。突然就觉得很感动，带着这样的念头再看他作品，竟发现其中满是宽厚。原来他是为了每一个读他的童话的孩子之后波澜起伏的一生而写，原来他笔下的残酷和破碎，仅仅为了守护一个“真”字，真实和天真这两个词共有的那个“真”。正是这份难以觉察却不曾磨灭的“真”，陪我们一起长大，教我们直面生活，真正身处现实，勇敢地和所有黑暗同生共存。他孤独一生，却将专注柔情都献给了自己的热爱，也告诉了这个世界，在毫不矫饰的痛苦里，也终究存着慈悲和爱。

当然，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你又不是安徒生，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也许他写这些黑暗故事，仅仅就是想恐吓一下那些无知小孩儿，直言不讳说些生活的可怕真相。的确，有种人就很是善于用自己的冷漠给别人上课，并自以为是地认为有资格做这个操蛋世界的教导处主任，前文提到的那个书记就是这样干的。安徒生怎么想的，我的确不知道，但我知道安徒生一定不是个“操蛋世界的教导处主任”，我深深地相信这一点。

前面那个故事其实我没有讲完，留了一段想放在最后，我接着讲。那个支部书记一言不发地把我手里的书夺了过去，放回桌上，和那一堆披着红色绸带的赠书放在一起。我难过极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傀儡，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被拎出来戏耍一番，配合着演一场戏而已，这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都他妈是假的！我心里狠狠地咒骂着，正要转身走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位金发的高个子外交官在远处摇了下头，他看到了这一幕，快步走了过来，我至今还记得从那一刻起的每一个细节，他说的每一个字，我想这一生我都不会忘记。这位丹麦先生从桌上再次拿起那本书，对那个满脸尴尬的“冷酷教官”正色道：“这一本是我送给这个小朋友的，请不要拿走！”然后他走过来把那本沉甸甸的书递给了我。我永远记得那一瞬间，好像突然间站在了一小束耀眼的光芒里，我看见高大的安徒生先生弯下腰微笑着对我说，这是给你的礼物，好好读吧。

人间卧底

我本来应该成长为一个怨毒的人，每个怀才不遇的失败者都有资格这样做，但幸好我没有。如今已经想不起到底是什么拯救了我，只能谢天谢地了，甚至谢谢所有那些无意间狠狠踩过我一脚的人。

讲个故事，有关我失败的初体验。十七岁那年学校安排去太湖边写生，那是个叫杨湾的小村庄，杨湾在上海话里和“阳痿”同音，名字里带着几分不祥和尴尬。我们驻扎在一个废弃的学校改成的招待所，睡的是课桌，吃的是村民大婶临时组团凑合着烧出来的盒饭，手艺粗糙但原料都是上等湖鲜，新鲜的银鱼和湖虾只当咸菜一样胡乱下饭。一大早我们就出门去湖边画画，面对湖光山色或者旧街村落写生，每天必须完成几张水粉画和速写。晚饭后会聚在一个曾经的运动室里，把作品放在两张残旧的乒乓桌上，由老师点评。这本来也是个挺质朴的学习程序，听上去甚至有些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意，但事实上这段时日是我人生里最惨烈的一段记忆，一直忘不了。

带队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画家，籍籍无名却颇有霸气，他肌肉发达，黝黑健壮，总是紧锁眉头，眼神暴烈茫然，讲话时候眼光总是掠过我们的肩头，直直看着远方，哪怕我身后只有一堵破墙，不过这是好事儿，本来我也不敢和他对视，他的坏脾气是出名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一头浓密长发，油油地贴着头皮和他血管暴露的脖子，莽撞披着，沉重得像是戴着有锁子护甲的武士头盔，猛回首时发型竟然纹丝不动，单这一点产生的孔武之感，便让我惊惶不已。

日光灯苍白昏暗，乒乓台上是我们在烈日下戴着草帽鼓捣了一天的收成，密密铺满了两张大桌子，待铺陈完毕，班长便通知老师过来验收。他缓缓走进来，房间里鸦雀无声，他划了根火柴点起一支烟，根本没有多看我们任何人一眼，他敞开着衬衫的纽扣，领口处随着吞云吐雾可见强健的胸肌一起一伏，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我死死盯着躺在那一堆画稿里的我的几个“孩子”，那几张小画儿分明在瑟瑟发抖，他缓缓伸出手，用粗壮的手指探向那一张张早先春光灿烂，如今却面如死灰的画儿，只轻轻一划，如同拂去桌上的灰尘一般的轻易，几张他看不入眼的画儿便飞出了乒乓桌的边缘，坠向深渊，一头栽在地上，死在尘土里。然后，他坚定的大脚竟一脚踩了上去，是的，他真的踩在了那些画上。我仓皇转头，只见那画的作者我的某同学正闭上眼睛，轻轻叹出一口气。待再扭回头的一瞬，我的那几张小画儿，我的孩子们也正坠向万劫不复，是“万劫不复”，这个词儿并没有用得太重，我不知道如今你们会怎么感受，那一脚对于当时的我可真是万箭穿心啊。他的脚踩中我的画儿的瞬间，我只觉得那些阳光下曾见过的所有美好事物瞬间都黯淡了，我笔下曾经细细流淌的温情，那些慢慢在纸上堆积起来的热爱，顿时土崩瓦解一文不值。

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但只能忍住，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脆弱和幼稚。低着头死死盯着那个踏在我心头上的脚印，眼角余光里那些画儿，那些纸片还在纷纷扬扬，我根本没有勇气再抬头。桌上最后只留下几张作品，满地断壁残垣。他走出门前吩咐了一声，桌上是谁的作品，谁自己钉在墙上。房间里一片安静，我走上前去捡起自己的画，其他人也在默默收拾，几个幸运儿也如同做错了事一般悄无声息地拿起那几张无瑕的作品，匆忙慌乱地钉在墙上。远处村里的土狗们突然狂吠不止。这昏黄的房间如同一座轰炸之后的城市，踯躅在废墟间的侥幸生还者，唯有以沉默面对被摧毁的一切。

从那天起，我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地奔赴羞辱，在记忆里的那个初春的日子，那个湖边小村的每个夜晚，我心爱的“孩子”都会在我充血的眼睛的注视下，眼睁睁被处决，无一幸免。我曾经拼命努力想证明自己，反复地撕了画画了撕，只差把心血一口喷到画上，可那只大脚没有饶恕我，从没有饶恕过我。烈日下，面对浩淼的大湖我终于一笔也画不下去了，我想到过退学，也想过要杀了那个每天折磨我的暴君，可我与日俱增的自卑越来越庞大，庞大到成为死死压住我的阴影，庞大到我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墙上的画越来越多，我的心伤痕累累，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少年将全部骄傲都孤掷一处的日子里，屡战屡败的我最终只能学习去演一个冷眼旁观者，表现出满脸不在乎的样子。

事实上不可能不在乎，那么多年过去我还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一切。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认真画画，痛恨“才华”这个和我无关的词儿，对未来的职业也充满了幻灭，在这没有刻度标准的天平上，这场我看来谁也没有资格做裁判的博弈里，我再也不愿把自己和盘托出，不敢轻易把热爱押上去。再后来，下意识开始在其他领域找寻一些自信，喜欢看书写日记，着迷电影，幻想去学导演，这些不务正业的念头，如今看来不过是个自信跌到谷底的三流少年在内心里组织策划的一场维护尊严的反击罢了。

再次遇到这位老师，已经是我成为一个所谓“知名艺术家”之后，阔别二十多年的再见并无戏剧性，他从海外归来，我们寒暄热络，和所有久别重逢的师生一般无二。说话时候，他的眼睛还是会掠过我的肩头，怔怔望着远方，我也想学他，但眼光始终掠不过他如今早已稀松斑白的长发。

我知道他一定一点儿都不记得那些日子了。那些“杨湾”的日子，对一个少年来说太他妈残酷了，我曾经以为自己根本无法作为一个冷静的叙述者来说这个故事，甚至永远不愿再提起。如今终于坦然，也许是我老了吧，变得不太计较了，愿意和这个世界和自己都保持几分清醒的距离，也或许只是搞明白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这世上多得是和我一般盘缠不够却志在千里的难兄难弟，到处都是无趣却运转有效的规则，大部分的人都苦苦挣扎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你我不过是其中之一。

想来想去还是要谢谢他，虽然逻辑反常，我也不是受虐狂，但还是要实话实说。真的要谢他，在我“青春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的年纪，给我上了人生里至关重要的一课：怎样成为一个loser。在这个遍地悲伤loser的世界，我当仁不让地成了一个资深人士。不同的是，如今的我不再轻易悲伤，无论成为钉在墙上供人观瞻的成功人士，或是被淘汰出局的旁观者，都能泰然处之了。我终于明白，一个真正成功的loser必须是不动声色的，活在世间，像个卧底。

春来君知否

“画图就是画图，是啥人叫侬写这些破诗的？”

没人，面对刘老师的呵斥，我心里只有这两个字，没什么需要狡辩的，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的班主任老刘是一位中年画家，上海美专毕业的，可惜遇到上山下乡，整个青春献给了大西北的某个农场。一个学习美术的学生在做了十多年农民之后，刚刚调回上海，进美院附中做我这个班的班主任，是他回城后的第一份工作，终于再次与美术有关，他怀着无比的狂热，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神经质地狠狠逼着我们苦练画技，似乎要从我们这群懵懂少年身上夺回他自己被蹉跎殆尽的年华。我知道他的经历，能理解他的怒火。

除了完成所有规定科目的作业，素描水粉等，他要求我们每天都要画十张速写。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于是课余饭后的所有休息时间，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拿了小画夹，去附近的菜场和火车站，画那些贩夫走卒，有时完不成任务，回教室之后，大家坐下相互画。班里有几个世家子弟，画家的孩子，从小基础打得好，画速写手到擒来，于是乎他们圆熟的速写水平成了一条标杆，而我无论怎么蹦跳，也很难够到那条线。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我一边挣扎着想要画出些起色，一边也渐渐对这种追求熟能生巧的训练，在心里产生了些许抵触。

所有人都在画一样的题材，用一样的手法，在那条自上而下的基准线上，获得相应的成绩。我画得实在有些厌烦，但苦于在这样的一种学习模式里，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名次垫底就垫底吧，除了自己接受这种羞耻，还能有什么办法？渐渐越来越不愿意去菜场画画，就藏在图书馆里翻开国外大师的画册，心里乱琢磨，人家大师也画得笨拙啊，笔法生涩得很，哪里像我那几个同学，用圆珠笔横着在纸上蹭，都可以蹭出国画般老辣油滑的线条，这些大师到了刘老师的手里，估计也就是个65分，和我不相上下。想到这里，傻笑了起来，笑完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回头看，图书馆管理员果然在远处冷冷翻我一白眼。

在菜场里反复画那些身形毫无趣味，火车站也都被我的同学们占领了，某天我心里烦闷，便骑自行车早早回到乡间租来的宿舍，同屋的都在菜场火车站呢，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无聊，便想走出门去散散心，临走下意识地在腋下夹了个速写画夹。从出租屋出来不远就是田野，不想走大路，就下了路面沿着田埂漫无目的地走去。冬天的田里没人劳作，我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半小时，找到附近的那条废弃的铁路，顺着铁路线往地平线远处的一片树林走，那边有个池塘曾经去过。站在池塘边，有些鸟儿被惊动了，纷纷从身边的芦苇丛里飞起，有的飞到天边去了，有的落在了池塘边的树上，夕阳已经西斜，塘里一池春水微微皱起，唯有岸边一条半沉没的水泥船的船舱里的积水，像一面完整的镜子，倒映着晚霞的颜色。一切都美极了，悄然无声，也无人和我分享这一切，突然感觉特别地孤独，心中积郁的惆怅就这样悄悄弥漫开来，转瞬间就攫取住了我，这是种可以用文字清楚描述的感受，哪怕是在那时，我还是个嘴唇上胡须柔软稀疏的少年，我好像也曾经在给朋友的书信里，描述过类似的青春惆惘。可是我是画画的啊，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画笔为自己说过些什么话，哪怕只是些语意不详的片段，都从来不曾试过。

这份无中生有的念头如同某种启发，面对这片触动了我的风景，好像有一扇门打开了，很多并不神秘的似乎触手可及的情感，从我的内心某个角落源源而出。突然就特别想画画，这是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我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激情，不是为了超越别人的画技而咬牙切齿的努力，也不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搜肠刮肚的那种挣扎，是真的想画，想为自己的某种感受而画。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所面对的这一片天空和大地，在万丈霞光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无数美好的颜色和线条如同千言万语，正从一草一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向我涌来，淹没了我，把我揉在一阵阵滚烫的激情里。

几个小时里我不停地画，直到天黑，铅笔一次次折断了笔锋，钢笔没了墨水。等我回到小屋，从这片狂热里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的手里已经有8张完整的素描，有的笔触狂放暴烈，有的脆弱而伤感，我画了池塘里的沉船，画了田野里被踏出的一条道路，还有从疯长的灌木林里探出的废弃铁轨，几只鸟和一棵没有树叶的树。这些画如今早就不知去向，纸上的画面在记忆里也早就模糊了，唯有最后画的那棵树，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它孤零零的样子。因为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我画的那棵树也许其实并不存在，只是突然特别想画一棵树，我不需要写生，那棵树我认识，一棵树干扭曲细长的树，孤零零站在田野里，树枝纤细杂乱，像无数脆弱但充满渴望的手，尽是伸向了天空。我知道，在那一片昏暗里，我在纸上画下的其实是自己，这是我最爱的一张画。同屋的人那天没回来，我趴在床上，在一种莫名的自我陶醉之下，在每张画的空白处都写了几句诗，具体内容早已忘了，只记得那棵树的画，密密麻麻写了很多的诗句，诗的名字叫“春来君知否”。

几天之后，我把这些画当作速写作业交了上去，然后刘老师给了60分，比平时的分数还要低。他把这些已经用订书机钉在一起的画儿重重拍在我的桌上，就这样质问了一句：“画图就是画图，是啥人叫侬写这些破诗的？”

这句质问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一直记得是因为突然就不难过了，不再为自己无法画出熟练的“菜场速写”而自卑，也突然就原谅了我的老师，这位恨铁不成钢却一直真心关爱着我的老师。一直记得这一切，也是因为从那天起我便成为了今天的我。

没人，的确没有别人，能叫我去画一幅画，或写一首诗。从那天起我突然就明白了，只有我自己，这个叫做“我”的人，才真正有资格驱动我的身体我的眼睛我的灵魂去完成一场表达，只有我自己的感受，才是这个我身处的世界里唯一可以确信的东西。从此之后，无论是什么载体，一张画，一首诗，或者一段文字，但凡它是我的作品，它便是孤独的，孑然一身无所依傍，在它和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通途便是我，它的来处和去处，都是我。无所谓狂妄，这事儿本来就毫无理性可言，无可评判，因为无可取代。天地间不可能有另一个我，我就是那棵树，唯一的那一棵。

你儿时的每一个梦我都去过

我觉得这一辈子都会站在这该死的舞台上了。

滚烫的灯光照得我眼睛都睁不开，有一滴汗沿着额头正滑下来，但没有人能看见，因为在这赤日炎炎的大夏天，我竟被包在一件长毛绒的演出服里，我演一个老鼠，灰色的绒毛厚厚的，把我全身都包裹起来，我的脸只露出一小部分，在老鼠的嘴里。那滴汗沿着我额头伸出的帽檐，流向那个老鼠面具的嘴尖，最终挂在老鼠的两颗门牙上，在灯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地挂着，无论我怎么卖力地表演，手舞足蹈，这水珠也不落下来，它让我无法集中精神。我觉得它像老鼠的一滴口水，或者是一滴眼泪，必须要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落下来，这才意味深长，我在心里狠狠地想，可是它怎么都没有落下来。这个瞬间好长，好像从我的童年一直延伸到了现在，我一直等着那个时刻。

再说回那个剧场吧，我面对的是一群又一群面目模糊的少先队员，整个暑假我都要待在这该死的已经充满了我的汗酸气的毛绒衣服里，为这些根本就和我毫无关系的小学生表演这个弱智节目。即使那时我也是个孩子，也丝毫感受不到这个故事有任何有趣可笑之处，可是他们都会哄堂大笑，丧心病狂的那种笑，毫无意义的那种，在我被两个小兔子联手起来用石头砸死的时候。这两个美丽的小兔子的扮演者，是我同时爱上的两个姑娘，灰兔子叫姚文燕，白兔子叫胡倩。剧本里我演的是个罪该万死的老鼠，为了吃点东西，狡诈地欺骗了两个善良单纯的小白兔。我会爱上这个角色，说实话就是因为这致命的一击，两个我心爱的人，我无法选择的姑娘联手消灭了我，这惩罚里充满了痛苦的快意，甚至让我产生了某种泛着血腥味儿的柔情。可是，可是这群带着红领巾的傻冒们竟然在这个悲壮的时刻哄堂大笑起来，这帮从全市各个小学选拔出来的道貌岸然的三好学生，享受了在少年宫里嘻皮笑脸地看演出的特权，他们洋洋自得却缺乏智商的样子，让我充满了仇恨。我因为一直要演出，动不动就排练节目，所以功课很差，照理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和他们“欢聚一堂”，他们哪里懂得生活的艰难和复杂？小小年纪的我，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懂个屁！我被击中了，倒向舞台的瞬间，恶狠狠地最后望向他们一眼，这些小兔崽子的头顶上草绿色的吊扇正嗡嗡作响，掉下来吧，为我复仇！我在心里大声地呼喊。

我是个敬业的演员，每次摔倒我都带着视死如归的决绝，甚至经常把头重重磕在地上，眼冒金星。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其实也是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我解释不了为什么，但我的确很享受在舞台上“死去”的那一刻。我躺着一动不动，耳朵里可以听见身体里血液奔流的声音，也许是撞得太重了，但哪儿都不疼。我僵硬着身体虚着眼睛看向观众席，两个美丽的小兔子背对着我，向台下那帮根本就看不清楚面目的家伙，柔情似水地说着这个戏的中心思想，什么团结起来打死坏蛋之类无聊的话，那帮小子听得津津有味的，我相信他们根本就听不懂姑娘们说些什么，他们只是迷恋我的爱人们的美色。灯光勾勒着两个小兔子身上柔软的绒毛，闪烁着淡金色的光芒，她们是我的天使，可是她们背对着我，把我遗忘了，兴高采烈地把我遗忘了。每当这个时刻，我总是心如刀绞，我说不出为什么，我那时就会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有那么多残酷却运转有序的条理规则，所有人都会忘了我的，我死在尘埃里，带着一个坏蛋的身份在一片掌声中死得一动不动的，我的心里充满了悲伤。

大幕拉上的时候，掌声渐渐稀稀拉拉，我还是躺在舞台上，小兔子们不会管我的，我知道我甚至可以躺一辈子，都不会有人来把我扶起来，可我不能这样一直躺着。戏结束了，死的人就会活过来，活着的人还要演下去。下一场是一小时之后，我得去补妆了。

我觉得完美的人生，是在少年时期就很老了，有一颗多愁善感、满是抬头纹的心，然后他慢慢长大，慢慢变得越来越年轻，年轻得像个无所畏惧的混蛋。而我如今已经足够老了，足够混蛋了，我才决定要把这一切写下来。

下辑 另一个人的青春

一页是生；一页是死；一页是欢乐；下一页就是痛苦

一页是成长；一页是衰老；一页是出发；下一页就是归宿

一页是幻觉；一页是真相；一页是颂歌；下一页是审判书

一页是笃信；一页是怀疑；一页是建立；下一页是颠覆

一页是自由；一页是束缚；一页是狂欢；下一页是狂欢后漫长的孤独

你哭了，诗人，你为什么哭？

你不该偷看生命，这本悲欣交集的书

痰盂上的先知

我的幼儿园在一栋老旧的西洋别墅里，据说原来的主人是国民党的军官。

记得最清楚的是二楼的过道右侧，有一排长长的窗，窗的顶部是半圆的，有些像延安的窑洞入口。窗的对面是一堵墙，估计是改建成幼儿园的时候新加出来的，因为这堵墙，这排阳光充足的窗子成了意义不大的摆设。在墙脚下整齐地排了大约二十个痰盂，那就是我们小孩子的公共厕所，或者也可以叫“公开厕所”。每天午睡之前，所有的小朋友都要在那里坐一排，大便。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小朋友，是没有资格睡午觉的。

而我总是在这件事情上很不争气，坐在那里看着所有的小朋友被老师一一横放在膝盖上，粗暴地擦了屁股，然后幸福地滚上床去，可我总是找不到感觉。

猜都可以猜得出来老师厌弃的眼光，于是我头都不敢抬，一直喘着粗气，做出全力以赴的样子，直到大家都休息了，走廊里只留下我和十九个盖了红塑料盖子的白色痰盂。窗外传来知了的聒噪，闻着那些红色塑料盖子下令我自卑又气馁的味道，至今记得那种深深的失败感，甚至觉得那白色的痰盂将一辈子粘在我的屁股上了。

时间过了很久，走廊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小朋友都睡熟了，老师也把我忘掉了。

抬头望着窗外微微刺眼的阳光，我第一次隐约感觉到将来的生命里，一定有些事情是很难办的。

宝宝衫

我出生于物质贫乏的年代，颜色也很贫乏，路上行人的衣服大多蓝绿黑白灰这几种颜色，式样更是少得可怜，那时的中国人几乎可以算是全民穿着国家制服，连幼儿园里的孩子也有一种可笑的制服，按照我们南方人的说法叫“宝宝衫”，就是那种开口和系带都在背后的小衣服，大多用浅色的布做成，胸口光溜溜的，会用一枚别针把折叠成一长条的手绢别在左襟，整个正面是浑然一块的，如果里面还罩了厚厚的老棉袄，远看就和一个皮球差不多。一大群驯服的小皮球排排坐在一起，现在想起来挺像那种排在塑料包装盒里的汤圆，粉球球的，一本正经地等着下锅。

幼儿园大班时的某天早晨，母亲照旧带着穿宝宝衫的我去幼儿园，走到园门口，我却死活也不愿再向前了，母亲不解问缘由，我涨红了脸许久才提出一个严正的条件：“今天我要将宝宝衫反过来穿，和所有的大人一样把衣服的开口放在前面，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当然早就不记得，为什么那天我突然就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总之听这口气，从那天起是打算很严肃地直面人生了。母亲当时一口应允，一定是憋着笑，故意很庄严地帮我脱了外套，前后换了个面儿。许多年后搬家整理旧衣服时，又看见了这件淡绿色的宝宝衫，妈妈笑着说起了这个我早已经记不得的故事，我听了却生出了不少的惆怅。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脱下外套，把后背穿前面，纽扣扣后面，你就能马上回到童年，你会那么干吗？当然不会，所有无趣的成年人都不会这样干的。小时候就想长大，可长大有什么意思呢？聪明得像个严丝合缝的笨蛋，世上所有天真烂漫的事儿，喜欢归喜欢，都是嘴上说说的，心里却早都不信了。

广电总局的忧伤

1978年吧，或许更早，我们家有了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搞文艺工作的父母，通过某种特批或者是什么人的协助，以研究新的文艺形式为思想前提，得到了购买电视的机会。电视机来的那天下午，楼上楼下好几个小孩子都来了我家，这事儿已经传开了，大家等着我爸妈带着这个神秘的物件回来。等了很久，楼上的小星带了好几样零食，分装在那种吃别人喜糖后存下的带着“囍”字的透明小塑料袋里，在我坐的桌前仔细地把一个个袋口张开，围着我半个圆圈，谄媚地张着嘴，像是一窝神经质的小鸟。隔壁的阿妮头把平时从不带出门的一个用电池驱动的小电风扇也拿来了，风扇一个劲地面对着我摇头。东西还没进门，我已经能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陡然间不一样了，于是我变得焦急起来。

那天挺晚了，快到黄昏的时候，他们才回来，爸爸把电视机纸箱子用绳子牢牢固定在自行车后座，自行车后架上还预先装置了两条木板，为了让纸箱保持平稳。我爸在前面走，妈在后面断后，并一路仔细观察纸箱子的安全，说是从电视机厂骑回来整整用了三小时。我是个有超常记忆力的人，能记得经历过的生活里无数的细节，甚至当时我观察事物的顺序，那些气味和触觉。可是那天电视机到了之后，从车后座卸箱子打开包装等等细节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也许是太激动了，我的脑子根本就没有运作。直到我爸在高高的五斗橱上为电视机寻到了一个合乎尊贵身份的位置，我才从狂喜中稍微恢复一点儿，细细观察起这个叫做“电视机”的神秘物件。五斗橱很高，我很矮，站在近前我根本看不见它，往后退又嫌太远，于是脱了鞋子拉开抽屉，脚踩在抽屉里登高，这才看得明白。这是个现在想起来极小的方块机器，荧屏没亮的时候是灰色的，鼓胀得圆圆的九英寸屏幕（可怜的，只有我现在用的手提电脑屏幕的四分之一大小），灰色四边有一圈黑框，实际可以显示的画面其实更小。机身是大红色的塑料外壳，面板是黑色的塑料，只有一个频道拨盘，两个旋钮，一个是开关，一个是音量。机器的后脑勺上有个可以拉伸的天线，我爸另外配了一个环形天线，还有一个放在屏幕前面的塑料放大镜，离开屏幕十厘米左右，可以把九英寸电视画面放大到十二英寸吧。我站在高处，向低我一等的小孩子们隆重介绍了这个电视机的各种情况，他们还会问些问题，拜托我一一查证，例如里面有没有灯泡等等。其实我有点心虚，因为电视机我也是第一次见，它对于我来说，和学校宣传栏里画的卫星火箭机器人之类的东西一样，差不多等同于四个现代化，是小小的我充满敬畏的高科技领域。当然，我把这种不该暴露的年少无知状掩饰得很好，一边像专业人士一样解答着小伙伴的提问，一边心里油然生出几分得意，虽然只高出这一抽屉，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了，我甚至觉得已经掌握了打开科学之门的金钥匙，已然和背后这些无知的小孩子们渐行渐远了。

其实那时电视只有两个频道，而且收视效果很差，需要花很多时间调试天线的位置。荧屏上一片雪花，喇叭里都是刺耳的噪音，父亲小心地微微摆动着天线的角度，哪怕很小的移动都会将已经几乎可以看清的画面毁于一旦，终于找到清晰的画面是需要欢呼的，父亲有时会用尼龙绳拴住天线，用钉子固定在旁边的大衣橱侧板，生怕不小心移了位置，好不容易找到个天线角度又没了，可真是个让人气馁的事情。我爸爸总是花很久时间去搞这个，因为两个频道，需要不同的两个角度，来回折腾难免失手。某次我上手摇摆天线，不料竟一触即好，从此只要我在，我妈就不让我爸去调电视了，说他远没有我有这个天赋，我为此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如今回忆起来这个活儿可真是不简单，有点神秘主义色彩，和在人间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伴侣一样需要运气。

之后我们家的生活起了变化，因为左邻右舍前弄堂后院子有电视的只有我们家一家，这种认识的人都提着板凳拖家带口到我家看《新闻联播》的日子前后持续了大约一年时间，我爸妈不堪其扰，端茶水送瓜子还要陪笑脸，我见了好几次，后半夜人群散了，我妈一面扫满地的瓜子壳，一面在数落我爹出了买电视的馊主意。但对于我，可是人生里难得的咸鱼翻身的好机遇，那几年我姐姐生病住院，家里中层干部就我一个人，所以这一片儿的所有小孩子，如果想要看电视凑热闹，就必然要来求我，如果碰巧他们父母和我爹妈完全没有交情，那么他想要混进我家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我会舍弃了自己看电视的机会，堵在门口严格把关，熟人可以进，半熟的带着送礼的可以进，其他既不认识又不懂客气的人一概免谈。我还常常要在场子里巡逻，因为有些小赤佬会从后门溜进来，黑灯瞎火地躲在人群里（小赤佬是上海土话，指混蛋坏小子）。总之，那一年半载的时间里，我在学校和家里那一片儿，社会地位老高老高的，赶上周末有少儿节目，我几乎操纵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谁有资格看动画片谁没资格看动画片都是我一句话的事情，简直赶上现在的广电总局了，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人是很容易堕落的，尤其在这种谁都得求你的状态之下，骄傲自满老子天下横行的臭脾气自然就萌生了，加上没什么文化，公检法也不管，那段时间的我和《水浒传》里的高衙内无二，女孩儿按时送零食送甜蜜微笑，男孩儿送蟋蟀、公园里刚捕着的小鱼、玻璃弹子等，作业有人代做，出去没人找碴，走在路上，身边总是有两个狗腿子前后起哄，明火执杖的事情倒是没干过，言语调戏一下邻校女同学还是有的。另外，我还经常教训身边人要低调，不要仗势欺人，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有身份的人，我已经渐渐进入了角色。

可惜不过一年多时间，我身边的拥簇便做鸟兽散了，电视没多久之后就进入了寻常人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不再有人来我家看电视，家里恢复了往前的平静，受惯了我的气的小朋友们，一时间也都转战其他人家，或者干脆自家也有了“身份”，不再低三下四了。“广电总局”一下子失去了管理和控制的对象，实在是很不习惯。所有礼物都没有了，小孩子家还没学得世故的脸上，谄媚的笑一下子就不供应了。我很烦恼，作业许久不做再也不会做了，江湖上树敌多了身边却突然没了打手，走在路上胆战心惊，女孩子也很现实，看都不看我一眼了，总之一切荣耀土崩瓦解，繁华过眼云烟，依然没有五斗橱高的我，在现实的凄风苦雨里一夜长大，不得不比一般的小赤佬更早地直面残酷人生。

后来我喜欢上看书了，少年时代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当然除了那些我曾经说过的“好学上进”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说辞，其实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我讨厌电视，讨厌极了。

我是一只小老鼠

这故事还是发生在那个小学教室里。在那个昏暗的死气沉沉的小格子里，每天都是重复的，什么都不会改变，就像挂在屋顶上的那根日光灯管总是要起跳很久，体力不支地不停颤抖着，灯管的末脚上总像流脓的冻疮一样渗着淡红色的光，总是在上课十分钟以后才终于挣扎着担负起了照明的职责。

终于在一个下午，这个教室里发生了值得书写的一幕。

一只小老鼠，突然出现在教室里。一只很小的，大约还没有一支香烟长的老鼠，突然奇迹般的出现在了一个戴眼镜的女大队长的脚下，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总之这个品学兼优、道貌岸然的女“助教”，用一种类似雌猫在叫春高潮部分所产生的音高，持续地尖叫了五秒钟以上。这个女大队长常年苦心经营的仪容规范以及学习标兵的高大形象在一瞬间土崩瓦解，所有的同学似乎也一下子失去了学习的榜样、精神上的参照物，于是阵脚大乱，各种形式的惨叫此起彼伏，我在兴奋地跟大家一起尖叫的同时，偷眼看见老师站在讲台后面像个呆子一样。

小老鼠一定也被这惨叫声吓得不轻，在大家的脚下如同子弹一般四处逃窜。大家叫了大约十秒种，有些人终于缓过神来，开始疯狂地踩脚下的子弹老鼠。于是大家又都开始疯狂地跺脚，教室本来就是常年没有打蜡的木头地板，地板缝隙里满是尘土，这一跺脚产生的效果可想而知。我反应比别人慢半拍，既然大家都在跺脚，我也开始往地上乱蹬。

突然之间一声细细的惨叫，全然不同于戴眼镜的女大队长那么嘹亮。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我缓缓地抬起脚看到鞋子上粘着踩扁了的死老鼠，一时间恶心和兴奋一起涌了上来，眼前一黑几乎昏死过去。好在同学一起拥了上来，你推我搡地争相围观，把我一下子又搞清醒了。在沉默了片刻，把气都喘平了之后，我正等待大家表扬我勇敢，那笨蛋老师却突然清醒了，大声招呼同学入座，重新开始上课。于是乎各种大中小队长又开始维持秩序，恢复到好学生的表情。同学们陆续就座，各自整理打翻的铅笔盒，和拍打落地的书本，一切渐渐恢复正常。

那天后来日光灯有没有跳，我已经记不得了，可是我恨恨地记得所有的人都遗忘了我，就像遗忘了那小老鼠的尸体，可是那尸体就他妈的一直粘在我右脚的鞋上。然后，我也永远记住了那种愚蠢地夺去他人生命的耻辱，和最后遭到的报应。

很多年以后，我还做过一个噩梦，我梦见自己就是那只小老鼠，在无数的雨点般跺下来的脚里，拼命地奔逃，烟尘滚滚，四面楚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逃掉，就这样一直在拼命地跑，拼命地跑。

再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都在跑，这世界上谁也逃不掉。

偷了故乡

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未曾真正离开过我出的城市—上海。在成年记事之后，从没有过任何一年以上的离家远行，所以曾经很羡慕那些游子，那些离家千万里，漂泊在异乡的人，甚至有些嫉妒他们的乡愁，那种我难以体验到的感情，例如古诗里的那些“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还有我特别喜欢的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那种甜蜜又骄傲的絮絮叨叨，总觉得是世上最美好的一种臭显摆。可惜我没有什么真正的谈资，只不过年纪大一些，在时间里行了千百个日子，回头望望，终于还是能谈几句的。

先说一个事儿，起个头。我大约七八岁的年纪，有天放学回家，那时我家在吴江路上的一栋老式西洋公寓里，学校离家不远，小孩子都是步行上下课，那天我背着书包，手里拿着路边捡的树枝挥舞着，刚转过路口，便远远望见有辆警用吉普车停着，几个穿白色警服的警察竟从我家门口进进出出。这可不得了，我一时都不敢往前走了，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情，这时一个街坊小饭馆里熟识的厨子，快步过来牵起我的手，把我猛往家拽，我吓得都不敢问怎么了，也没听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就直直被带到了门口。探头往家里一看，啊呀，满地狼藉，书架上的书被一股脑扫到了地上，所有的橱柜里的衣服细软都被翻了出来，胡乱扔了一地，有些抽屉整个被拉了出来，里面的东西在地上倒成了一堆一堆的。警察正在拍照，闪光灯一亮一亮的，这阵仗俨然是出了大事，我正要进门，却被一个警察拦住，那个厨子连忙解释我是这家小孩子，这才进了门。整个家都不认识了，像是打过仗一般，满地的书和旧衣服，还有信件和杂物，让脚都没有立锥之地。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我慌张极了，脑子一片空白，正酝酿着是不是需要嚎啕大哭一个，配合一下现场气氛，抬头间看到妈妈陪着一个警察从里屋走出来，警察拿个小本子在做笔记。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妈脸上特别平静，依旧慈眉善目和风细雨地说着些话，好像对眼前的乱局视而不见。妈看到我之后，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轻声说了句：“家里被偷了，你先到楼上小星家去待着，我去一下派出所，晚些回家整理。”几句轻描淡写的话，顿时就让紧张万分的我放松了下来，哦，家里被偷了。

黄昏一家人开始整理东西，记得我爹那天不在，想不起他去哪儿了，比我晚放学的姐姐一惊一乍地翻找着她的心爱之物，现在想想一定也就是些钢笔发卡同学合影之类的东西，每找到一件她就大声地谢天谢地一番，热闹极了。外婆全不关心这些事儿，想是一个老太太无甚值钱东西，她只关心我们还没吃饭，在厨房里进进出出，不时从地上捡起一包虾皮，半包紫菜等。我自己也没啥宝货，可怜那时候的小孩子连个像样的玩具都没有，平时耍的都是在路边捡的东西，上海那时每到初冬都要修剪梧桐树枝，我便寻些长而直的，命名为丈八蛇矛或者八宝亮银枪等，还有按时去水果店门口捡些个烂苹果，在把儿上拴根尼龙绳，做成一个甩起来呼呼生风，打到人又不伤筋动骨的流星锤，都是些所谓的称手兵器，而这些好东西如今都在沙发下面好好放着呢，我早看好放心了。小人书也都在，我最值钱的财产，塑料铅笔盒和亲戚送的日本水彩笔都在随身带的书包里，所以我倒是比较关心我妈的情绪。我妈是个极爱哭的女人（她是个话剧女演员），动不动就哭，“文革”里我爸写的检查材料她看了要偷偷哭，看自己年轻时候的剧照会哭，甚至我不听话她打我的时候，我还没哭，她却先要哭。我特别怕她哭，所以刚才见她没事儿一般，让我很吃惊，此时偷偷望去，她低着头仔细收拾着东西，似乎也没有要垂泪的意思。这让我感觉很不一般，照理说这是大事儿啊，怎么没有伤感呢？我有点不解，在姐姐的大呼小叫里，我悄悄凑近俺娘，做非常懂事状问：“妈，偷掉了多少钱？”说实话问的时候我还是做了些思想准备的，怕我妈会突然失声痛哭什么的，我已经习惯了这位女演员的神经质，我那个做导演的爹也一样，只是换成拍桌子大吼那种比较暴力的表现方式，虽然是他们亲生，但我完全没继承这些，反而对他们的这种生活戏剧化的性格充满警惕，就怕自己长大了也这样。话扯远了，绕回来，这回我妈没哭，但依旧是戏剧化到让我崩溃，她竟然笑了，非常不合时宜地笑了，这让我顿时懵了，我说妈你怎么了，这一问我妈竟笑得更厉害，我姐也惊了，估计也和我一样怕我妈受不了打击，疯了。我妈笑得身子伏了下去，头都要埋在地上的毛衣毛裤里了。我和我姐大眼瞪小眼，大惑不解，也不敢多问，等我妈笑平顺了，把笑乱的头发理了理，这才自己解嘲，说是刚才去派出所，警察问丢了钱没有，她答没有，月底了家里没有任何钱。粮票呢？答没有，家里本来也不够吃的，都吃完了。警察又问有什么值钱东西没有，她答没有，稍微值钱点的“文革”里抄家都抄掉了，什么像样东西都没有了，总之问了半天说是就丢了两斤毛线。警察都很失望，嘟囔了句，这贼算是帮你们家打扫卫生了。想想也是啊，什么也没得偷，逼着我们重新整理一遍家了，平时都没有这个决心彻底翻箱倒柜一遍。讲完我妈又笑了，还补了一句文绉绉的：什么都没有，也就什么都不会丢了。

其实这个故事说了半天，我想谈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我这个离题千里的毛病算是改不掉了，只好放任自流，只是苦了各位读者，咱们要一起绕回来。最初我坐下打开电脑一本正经打算写东西的那一刻，是想写写我的故乡的，写写那个每个人都知道的上海，这个被无数人描述了太多遍的城市。这是个滥俗的话题了，如果我这辈子还有其他的出处，有三五个第二故乡可以挑选，断然是不会选择写上海的。只可惜我只有一个家乡，我出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充满戏剧性的一家人都在这儿，我所有经历过的平凡或者不值一提的事儿都发生在上海，长大以后可以吹嘘的所有光辉岁月，以及那些见不得人的苦逼日子都消磨在了这里。没有任何选择，这就是我的故乡。

文章开头的时候，我说“曾经”羡慕那些游子，那真是个不甚高明的伏笔，其实意思是即使我至今为止并没有在异地长期生活过，但现在的我实在也用不着羡慕别人了，我早就有了乡愁，如今我明白了，故乡和人终有一别，就像我从未离开过故乡，但故乡还是离开了我。那些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事，都早就失去了坐标，变成了记忆里无法确定的方位。我曾经住过的房子，无论那间被洗劫过的老公寓，还是之后搬家去的新公房，都在这个城市近三十年不停的演进和覆盖里，消失了踪迹；还有我读过书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我读的大学都已经只剩一个依然沿用的名字，原址早就不复存在；还有我少年时去过的书店、游泳池、溜冰场、理发馆、电影院，我初恋时和女友散步的公园，我第一次赚了钱请客吃饭的餐厅，都没了。所以，如今的我终于也可以提起笔来写写我的故乡，那个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的城市，那个比我年轻的人不曾相遇的朴素的上海，和如今这个金碧辉煌的富贵都市全然不同的所在，那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故乡了吧。如今的上海，只有在冬日街头，园林工人在梧桐树上锯树枝时，满地的“称手兵器”还是我认得的模样，经过回忆里一次次的渲染和想象，有时我觉得也许自己如今讲的话都言过其实了，但也没人能点破我，那些再没有证据可批驳的梦话里，存着的是一个富贵却无乡可还的人的苦笑，也许只有在这些梦呓里，他才能片刻地荣归故里。

我的确是一个乖僻的不合时宜的人，也并不打算变得正常起来，正是怀着这种不适感，多年来我流亡于我的故乡，踏遍了回忆里的每个街角弄堂，敲开了每一扇我曾进出过的门，重逢了无数不曾苍老的脸，这份莫名其妙的忧愁，成了我和我的故乡之间唯一的通途。总这样想，渐渐也获得某种安慰，在时间里失去了故乡的人，也许能在时间之外，找到另外的一份永恒的乡愁，就像我妈说的那句文绉绉的话：什么都没有了，也就什么都不会丢了。

读书人和热拓鱼

虽然在学校里的功课还是差得没法提，但因为经常去图书馆，渐渐便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读书人，隔几天便借来一些书，深更半夜地看。我们一家人都是夜猫子，父母亲晚上在剧院演出，回家都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待他们进门，我便把那些《金银岛》《海底两万里》《鲁宾孙漂流记》之类的闲书，偷偷换了课本，怕他们责备我晚睡，做出一副刻苦学习的样子。每次看到我在小台灯下伏案读书，或是趴在被子里“钻研”，我妈都会叹口气：“这孩子都那么勤奋了，成绩还是上不去，我们生他太晚了吧？”然后怜爱地摸着我的头，不停地叹气，我都不敢看她，怕是她眼泪又在眼眶里转。我爹总是不以为然：“学习不好没事儿，笨也没事儿，他长大了只要能够自食其力就行了。”总之这样的对话经常出现，我渐渐也就习惯了他们说我笨，心安理得地更喜欢看闲书了。成绩不好问题也不大，除了品学兼优的姐姐有时候会羞辱我一下，爹妈对我基本是不抱幻想的，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种没有背负太多期望的环境下快乐地度过的，后来长大了想要谢谢他们的教育方式，我爹倒很坦白：我们是真没想到，谁知道你还有今天。

话扯远了，还是得拉回来谈谈我的读书人生涯。每次我去少年儿童图书馆，都要穿过吴江路菜市场，后来曾经以美食街闻名的这条路，那时节是一个有半透明石棉瓦屋顶的狭长的路边菜场。买菜都要赶早，鸡鸭和肉类都是要凭票计划供应的，晚去了就没了，所以到处都是在排队，往往把路上堵得水泄不通。只有下午两三点的菜场没人，正好是从我家通往图书馆的一条捷径。路面是过去上海常见的“弹格路”，由一块块十厘米见方的石头块儿密密铺成，石头是手工凿出来的，大小并不规整，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时间久远人走得多了，每一颗强出头的小石头的脑袋都被踩圆了，石头缝里经年积压了些灰土，总是会长一些顽强的小苔藓，无论踏着还是看着，这样的路面都是饶有生趣的，可惜现在几乎绝迹了，我后来只在欧洲的一些小城再次见过。我喜欢踏着这样的路去图书馆，一路有很多生动奇趣的事情，比起读书的乐趣也不差。卖肉的肉档因为当时各种肉的稀少贵重，理所当然地占据了菜场入口最好的位置，下午的时候珍贵的肉都藏起来了，只剩下几个巨大油腻的砧板，上面剁着几把明晃晃的大刀，摊位上方有一排大铁钩子，看着都让人脊背生疼的钩尖上，悬着些血水，正摇摇欲坠。再往前走是一片卖蔬菜的摊位，那时候蔬菜品种是极少的，陪着我妈买菜时候，我早就一一都认识了，也不过就是认识而已，我那时只爱吃肉，对这一段路真没什么可回忆的。后面一段路是卖蛋和豆制品的，也就鸡蛋鸭蛋皮蛋咸蛋四种，豆制品花样也不多，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也是需要票才能买的，妈妈们才稀奇，我却觉得无甚乐趣，快步走过。后面卖鸡鸭的一段总是让我又爱又怕，有次突然就有一只大公鸡从摊档后面扑着翅膀飞出来，跌在地上又挣扎站起来，前胸的毛全都炸起来了，挂着一颗颗闪亮的血珠子，仔细看原来已经被抹了脖子，却没杀利落，于是这条好汉夺路而逃，在飞得满天的鸡毛里，站在街中央硬是屹立不倒，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似有千言万语，眼皮渐渐耷拉下来。我吓得不轻，被这残酷的场面给震住了，只远远看着这拦路的雄鸡垂死挣扎，心中万般悲悯涌起，却也不敢向前。杀鸡的胖妇这时已经从鸡笼后面绕了出来，胸前的人造革围裙上滴着血，对被拦住的几个路人，笑着连连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一脚踩住那只鸡，抓起来拎回笼子后面。这一幕我是一直记得的，后来发现国外的超市里卖肉都是切成肉块，不见任何能产生具体联想的身体部位，应该就是照顾到了人的这份怜悯之心，虽然也是掩耳盗铃，但毕竟直面死亡和杀戮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情。我没有成为个素食者，但后来从不在菜场买现杀的鸡，也是那天种下的因果。

菜场的最后一段走出去就是威海路南京路口了，要去的图书馆就在马路对过，而最后这段是卖鱼虾的，当时市区里是吃不到鲜鱼的，菜场里多是海鱼，全是死了的，用冰块冻着，所以腥臭的污水每日流了满地，味道实在刺鼻，我平时也不愿停留，总是紧赶了几步就走过去。本来这段路应该也是没有什么记忆的，我陪我妈去买菜时也很少去这一段，鱼虾价格贵，还常常买到很不新鲜的，她总觉得不划算。但有一天路过那里，却发生了完全改变我这个读书人命运的大事情。

那天从图书馆早出来回家有其他事儿，大约四点半的样子，菜场卖海鲜这个口子被一辆卡车给堵住了，几个粗壮的工人正要从卡车上卸货，是装在竹筐子里的一筐筐海鱼，几个弯腰驼背的老阿婆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旁围着。我还以为是和我一样也被堵住了的路人，正盘算着要不要绕路回去，这时工人们开始卸货了，他们挥舞着手里的一种铁钩子，站在车下一钩子便钩住竹箩筐的边缘，然后一使劲抡圆了把整整一筐鱼从车上拽了下来，也许是多年来一直这样干，已经熟练成了一种极富可看性的动作，在我记忆里简直可以媲美武侠片的招式。被钩住的鱼筐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甩着一线腥水，自上而下落在湿滑的弹格路上，然后径直滑入了路边的冷库，烟雾弥漫的冷库里早有人接着，顺着惯性的力气直接就把这些筐排放整齐。整个过程流畅无比，只短短几分钟，一卡车几十筐鱼便从车上被甩入了冷库里，只是这彪悍的装卸过程中，几十条小鱼在鱼筐落地的瞬间被震了出来，滑得满地都是。趁工人们合上卡车后挡板，再点一支烟的工夫，那群貌似枯朽的老阿婆，突然如矫健的鱼鹰从四面八方扑将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满地去捡那些滑落的小鱼。场面瞬间就乱了，工人们笑骂着也不阻拦，有的阿婆已经钻入卡车下面，我正是喜欢胡闹的年纪，看到这种场面便丢了读书人的斯文，也加入了这场混战。阿婆们早有准备，都带了装盛的东西，有的一眨眼便装了半网线兜的鱼，满口缺了的牙笑得风雨飘摇。我经验不足，只捡了三条极扁的鱼，又滑又湿地捏在手里。几个工人抽完了烟，也笑骂够了，便上了卡车从窄窄的路退出去了，我站在路边还没从狂欢里回过神来，一个阿婆看了看我手里的货，眯眯笑说：“热拓鱼（即舌鳎鱼—编注），蛮好，回去叫你姆妈做面拖鱼去。”

我双手托着三条鱼走回了家，正赶上我妈下班回来，我轻描淡写地把这三条鱼的来历和她说了，没有想到的是我妈听了竟哭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妈爱哭我倒是知道，只是这回实在搞不清楚出什么事了，我一再解释这不是偷的，真的是捡的。我妈这才破涕为笑，又开始摸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知道你不是偷的，我哭是高兴啊，我儿子长大了，这已经懂得顾家了。”当天晚饭，我妈按照我的嘱咐做了面拖热拓鱼，并在饭桌上向我爸爸、姐姐和外婆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鱼是我为家里搞来的，一分钱没花，我也懂得顾家了。他们几个听了也都纷纷表态，现在回忆起来估计都是串通好的，为了鼓励鼓励我。我当时心里乐开花了，觉得自己一个长年吃闲饭的笨蛋终于有了报效组织的机会，从此就是个有用的人了，想起这些顿时觉得前途灿烂，人生有了价值。那天晚上这鱼好吃得啊，我至今难忘。

从此之后，一个读书人便开始了每天按时去菜场捡鱼的生涯。可惜好事并不是天天有，一开始常常扑空，时间长了我便摸出规律，什么时候有卡车来，什么时候是什么鱼的品种，最终做到了贼不走空，一拿一个准，甚至早上出门的时候便可以宣布今晚可以吃面拖热拓鱼，有几个月的时间，家里的荤菜全靠我节外生枝了。后来大约菜场里发现了这事儿，搞了“整顿野蛮装卸”的运动，好像是这么个词儿，我记得冷库门口还贴了条标语呢，老阿婆们便散了，我也重新堕落成了吃闲饭的废人。

长大以后谈起自己小时候功课不好，常常会骄傲地补一句：“幸亏我爱看书才不至于一事无成。”这其实是一种侥幸之后故意轻描淡写的撒娇吧，这样的话说多了，自己曾经竟也信了。后来冷静想想，哪里是看几本故事书就可以造就一个完整的人的，对于一个孩子，生活里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有用的书，那小菜场里的一切莫不是生动的教育，贫乏时代里珍宝一般的肉菜鱼蛋，那些一分一厘的斤斤计较，那只杀而不死的雄鸡，还有和我一起抢鱼的阿婆们，妈妈的眼泪，当然还有热拓鱼，正因了这一切，我今天才成了一个读书人吧。

注：上海方言里的热拓鱼，学名为舌鳎鱼，一种常见的食用鱼，在中国各地拥有无数不同的俗称。

蒲公英之夜

我家的窗台十分宽阔，父亲是个爱种花的人，从农村来的孩子，身边没有点儿土地让他觉得接不着地气，于是骑车从郊区拉了几麻袋泥土，用木条和铁片在窗外搭了一个花台，靠窗的部分用了玻璃，种了植物之后可以看到根系，还有蚯蚓在泥土里钻来钻去。我开心坏了，因为窗前不久之后就是一片绿意，我做作业就在窗边，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一些花花草草，瞬间就觉得轻松一些。可我妈不太愿意，觉得把家里的光照遮了太多。

有天看到他们俩在商量，我妈要我爸把放外面的一个青花瓷花盆移进来，爸说一共没几个花盆，放外面不挺好么，高低错落显得景致好一些。妈说那个青花瓷是个名贵的什物，是她做基督教牧师的姑父给的，他们一家在“文革”时被扫地出门，举家下放安徽，上海家里的东西都要处理掉，我的姑爷爷把我妈叫去，特地送了这个花盆给她，说是民国早期的一件好东西，瓷画名家手笔，好不容易躲过了破四旧，如今要搬去农场做农民，这东西断然是带不走了，希望我妈珍藏。我妈也不爱种花，好多年来这花盆一直藏在书桌旁的角落无人过问，盆里还有死了好久的兰花的尸身，直到这次父亲修好窗台花园，才重新启用，翻了新土放在了阳台上。父亲觉得没人会识货，不想把设计了半天的风景给破坏了，没同意搬进来。

有了这番对话，我才到窗前仔细地看看这个值钱的花盆，那时年纪小，说实话看不懂什么是好东西，物质贫乏的时代，在我的价值观里，所有不能吃的东西都不是什么真正值钱的东西。那个花盆画得细密，但是也不过就是一个花盆，我大不以为然，倒是看到花盆里长了很多茂盛的植物，估计是爸爸从郊区带的土里有些植物的种子，如今发芽了，在阳光下舒展恣意。这植物的花特别好看，有一棵已经结了小小的花朵，球形的满是小小的花朵结成一团，很脆弱娇羞的样子。我问父亲，父亲说是蒲公英。哦，原来这就是蒲公英，动画片里还见过有人用嘴吹蒲公英，无数的小伞一样的种子随风飞远，漫天都是，美极了。想到自家窗口竟然有了蒲公英，实在是太高兴的事情，我仔细数了这花盆里的一大丛，一共有五个花蕾，一个的花球已经初具规模，另外几个还没长开。我有点担心，怕是哪天风大了把这几个花球吹了，没轮着我吹一口就散了，那可就糟糕了。我想了会儿，找出两张旧垫板，我们小时候垫在作业本里写字的那种塑料板，配合着些小木棍，把它裁剪成了一个可以遮风的护花塑料棚，插在花丛边的泥土里。我一定要亲自吹散这些蒲公英，我都想好怎么干了，要到我同学家屋顶的那个最高的阳台上，在阳光下，顺着风吹，这么美好的事情必须要亲自试一下。

之后，每天我都要去看看这蒲公英，调整下塑料板的角度，既不要遮挡了太多阳光，又可以遮风挡雨。在我的精心照料之下，花儿一天天变得大而饱满，更加弱不禁风。每次看这花，脑海里都是我狠狠吹一口，它们四散在天涯的动人样子，真是越想越激动，而我妈越来越焦躁，怕这个花盆被盗，爸受不了她的絮絮叨叨，但也不愿意听她的摆布，有天终于拿了些铁丝，带了老虎钳，把这个花盆五花大绑固定在了铁板焊接的花台外框上。这个花盆一下子就鹤立鸡群了，在一群乱草闲花和几个灰头土脸的花盆里显得很出挑。我觉得很不错，这样隆重的对待，再配合我插在花盆里的几个黄色塑料遮风板，一派科学怪人搞实验的专业范儿，真心不错。

隔天晚上，我妈接到一封信，看完露出欣喜的神色，说是姑爷爷家平反了，从安徽乡下调回上海，不久就能回来了。妈很高兴，直念叨，真不容易，都十年了，终于又回上海了，太好了，到时候咱们把他家那个值钱花盆再送还给他们，作为欢迎他们回家的贺礼。这十年来很多东西变了，原来的房子估计都要不回来了，但只要这一件旧物还在，姑父心里会觉得好受些吧。她嘴里话还没说完，爸爸已经在窗口捶胸顿足了，这回是“说到曹操曹操就不见了”，昨天绑得好好的铁丝已经被悉数剪断了，花盆不见了踪影。我大叫着扑向窗户，蒲公英也没了，一点儿踪迹也没留下。

之后，我妈一直给我爸脸色看，我爸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养花的积极性备受打击，窗前的花坛也渐渐疏于管理，有些需要精心照料的花儿枯死了，而一些顽强些的，例如茑萝和牵牛花却自顾自疯长起来，爬满了整个窗口，家里的光线更加黯淡了，我有时会拿了剪刀，爬到窗前狠狠地把那些缠绕密布的藤蔓撕开一个大口子，让阳光可以射进屋子，看着窗外原来放花盆的地方一直空着，我也会想起那些蒲公英，觉得心里也像有个口子，空荡荡的。

那年国庆节晚上，楼上的几个小孩子敲门叫我，说是晚上有焰火，要我一起出门去看。我二话不说拿了小板凳和他们一起奔到街口的一个小方场，我家离当时上海的集会中心人民广场很近，好事的人大多赶去那里看焰火发射了，所以那个街角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过了一会儿，几个小伙伴觉得这场面太冷清了，执意也要赶往人民广场，我却是不愿再往前走了，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不想去人多的地方了。他们都走了之后，我一个人留在那个小广场上，不久之后，一声巨响，天空出现了第一响焰火，霍然就飞溅开一个巨大的艳光的花朵，像是在瞬间里迅速走完的花的一生，绽开、饱满、膨胀、凋谢，然后消失在夜空里。紧接着无数的焰火一发接一发地在空中绽开，只能用那种很俗的方式才能准确形容，真是漫天万紫千红的花朵，像是夜空里短暂存在的绚烂花园，一切都很美，突然觉得有点遗憾，我当时一个人，连个一起鼓掌的都没有。

然后就发生了我至今难忘的最美妙的一幕，就在我一个人仰着头望着天空，焰火礼炮还在持续的时候，突然我头顶上方的空中，一大群降落伞从黑暗的夜色里渐渐地飘落下来，非常地缓慢，就像我很多年后在电视上看到过的悬浮在海水里的密布的水母，在夜风里飘然而至，有时就沉没在黑暗夜色里了，有时又被背后的某个焰火照亮，成为密布的神秘剪影，很慢很慢地向我笼罩过来。我仰着头张大了嘴巴，那景象太美了，突然就想起了那些我没有亲眼见到的飘飞的蒲公英，它们应该就是这样吧，我禁不住笑出声来，它们终于如约而至，从天而降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漫天都是这小小的棉纸做的降落伞，只有一方手帕的大小，大约有几百只，就像是被上苍吹散的蒲公英种子，就这样纷纷扬扬飘落在了我身边。我在地上到处捡这些小降落伞，只管往口袋里塞，身边还是不停地像下雪一样，落点都在我站的位置前后几十米的距离里，抬头看，天空中的蒲公英雨还没有停，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这个时刻。这就是我记忆里的那个夜晚，我失去的蒲公英变成降落伞来见我的故事。

第二天我的小伙伴也捡到了几个降落伞，但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我见过的那个场面了，无论我怎么描述，我觉得都是不准确的，无法形容出我当时的震撼。在长大成人的这些年里，我很多次地对我的恋人或者朋友提起过这个蒲公英之夜，每次说也许都有些添油加醋的美化，渐渐地这个曾经实实在在的夜晚已经越来越接近超现实主义的描述，越来越美，越来越不可思议。多年后，我曾经查过一些资料，上海地区的确有过在国庆节放焰火的传统，尤其在国庆三十周年的时候，那时也的确有一种降落伞焰火，可是资料里说一个焰火里至多只有几十个降落伞，可是我明明记得漫天都是，那天晚上至少有几百个笼罩着我。

所以，也许我记忆里的这个“蒲公英之夜”是言过其实的，我这篇文章也是。但是我却愿意相信曾经真真切切地有过这样一个夜晚，每个小孩子的美好希冀都应该被实现，即使生活没有给它机会，回忆也会让它圆满的。

偷儿生涯

一切都是不堪回首的，何况我本来也没想要老实坦白，只是如今岁月早下了手，把曾经属于我的日子偷去了这许多，那些好玩儿的真真切切的事，眼见着渐渐变成了空中楼阁，时间把所有的触觉声音和气息都釜底抽薪而去，剩下些如今想来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前因后果，像是几根孤零零的木桩子，岌岌可危地支撑着那些云里雾里的故事，看上去怎么都不甚牢靠。我本来一直觉得也许有一天可以通过电影手段，把我经历过的上海小鬼的故事提纲挈领讲述一番，可事到如今怕是没戏了，所以还是付诸笔端吧，不写下来，也许以后自己也不信了。

一直觉得渴望不劳而获是人的本性，长大了才有了道德的裹挟，必须要道貌岸然起来，而小孩子总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在我特别不讲道理的年纪，应该也就是七八岁的光景吧，那时计划经济，人都穷，我爹虽然工资不少，却要贴补老家村里爹妈弟妹几个家庭的开支，每个月都要去邮局汇款。剩下的钱总不够花，所以我妈遇着月底没钱的时候就直奔家里那个高阔的大衣柜，把每件衣服的口袋翻个遍，也许是早先就有意无意地设了伏笔，她也总能搜出些零钱，瞎对付一阵也就能撑到发工资的日子了。此处再提一下，我妈是个挺漂亮的女演员，但有点缺心眼，她竟然老叫我帮着她翻口袋。她以为我还纯洁，其实我早就渴望堕落了。终于有一天，他的儿子遇到点事儿需要钱，胃口不大，也就是几分钱吧，于是有样学样地打起了大衣柜的算盘。下午父母上班，外婆去菜场了，阳光从开满了茑萝的窗口斜刺进来，我悄悄打开了衣柜的门。说实话，毕竟是个新手，光天化日的，纵是贼心贼胆都凑全了，手脚也还是不听使唤，不敢就站在那儿下手，怕被谁突然回家撞见，于是一头扎进橱子里，合起了门，只留了一条小缝，借着那点微光，我夹在那些挂着的棉袄大衣之间，双手颤抖，一件一件地掏着那些口袋，翻了好久什么也没有。就在打算悬崖勒马，对自己走向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渐生悔意的最后关头，我的手指明确无误地触到了两张纸币，是的，两张，我激动坏了，顿时兴奋得有些天旋地转起来，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可把这两张钱凑到了门缝前仔细看时，我一下子又清醒了，竟然是两张五角大洋（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很多人的工资一个月才三四十元），这实在太惊人了，把我吓坏了，没想到第一次作案居然就是惊天大案，我手里攥着那两张钱，实实在在地吓傻了。大衣柜里弥漫着樟脑丸的气味，我的脑海中也弥漫着各种触目惊心的画面，手铐，公安局，审讯室，公判大会，枪决，押赴刑场立即执行，等等，阳光透过门缝射在我的手上，手里有钱，心乱如麻。窗外传来了自行车的铃声，突然把我从“黄泉路”上又拉了回来，外婆快回家了，突然意识到没时间想那么多了，我心里终于做了个权衡，留下一张在大衣口袋里，塞了一张在自己裤子口袋里。

退出大衣柜，我小心翼翼地想把搞乱的衣服整理好，希望能恢复原样，可是无论怎么摆放都觉得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搞了许久还是搞不好，只能气急败坏地合上门。窗口的阳光已经西斜，屋子里昏暗下来，我轻轻坐在了屋角的一把竹摇椅上，摇椅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摇晃着早就散了魂魄的我，在我恍惚摇摆的视线里，屋子里的气氛也和之前全然不同了。这时才发现，左手一直在口袋里攥着那张纸币，钱都湿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犯案的经历，也许你们当成笑话来看了，可我每每想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好笑，因为后来的结果才更像一个笑话。那贼赃我根本就不敢用，在把这张钱藏在铅笔盒藏在书包夹层藏在床褥下面藏在米缸后面的墙缝里，历经数次转移，做贼心虚憔悴不堪终于体力不支之后，我终于等来了一个光明的日子，我妈又在大衣橱里翻口袋了，我三步并作两步从窝赃地点取出钱捏在手里，做热心状协助她在衣服堆里翻来翻去，终于松一口气却又故作惊喜地发现了这笔巨款。我妈也没想到竟有如此宝藏，我心里一下子就松快了，看着她缺心眼地笑着，我竟有些得意忘形起来，一激动顺便把另外五角钱也给掏了出来。当然后来我又后悔了，但已经不可挽回，之后才开始学着要做有几分城府的人。

后来我的确狡猾了一点，但还是没成什么大事儿。几年以后又有了一次考验胆量的机会，那是在某天早上，我去离家不远的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那天图书馆铁门一开我就和几个刚上班的叔叔一起进了院子，他们都认识我了，叫我等会儿再上楼，说是还有些准备工作。既然要等会儿，我就熟门熟路地自顾走向主楼的后花园，那图书馆的房子如今还在，只是不知道做了什么用途了，也许和所有漂亮的上海老洋房一样，都免不了成为有钱人或者权贵的私人会所，可那时这小巧精致的三层欧式洋楼，只是孩子们的读书乐园。花园里有芭蕉树鸡冠花之类的茂密园艺，我可喜欢去花园里晃荡了，坐在树下的石板凳上读读刚借的小人书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可那天我大吃一惊，主楼面向花园的大门左右有两扇窗，其中的一扇被砸碎了，木质百叶窗歪斜地栽倒在冬青树丛里，从窗户里的桌子到窗外的树丛到处散布着蓝色封皮的线装书，想必是有人砸窗偷了书，从这里走脱的，一路遗落或者丢弃了这许多的古书。我心里是又喜又怕，喜的是看到书的封面上用毛笔字写了“水浒传”，还是有木刻插画的竖排版本，我只在爸爸的书架上见过这样的贵重东西，他都不让我随便乱摸的；怕的是这可是个真正的盗窃现场啊，这一草一木里都记录着罪恶，仿佛有冲天的邪气围绕着我。我慌乱扭头四处探看，这窗在房子的背后，传达室窗口望不见这里，上下班的人从正面的主门出入，加上窗口近旁都是树和葡萄架，我细细望了一遍，全无人觉察这里发生的事情。我蹲下身子拿起了两本书，只一翻，眼睛里便滑进了宋江武松和鲁智深的名字，还有画片上那些驮着背腆着肚子在水边杀做一团的好汉，我顿时激动起来，不假思索就打开了书包翻盖，把手里握着的两本塞了进去，站起身待要再去拿其他几本，窄小又单薄的军用书包不堪重负，已经塞在里面的两本书一头又栽回了地上，正诧异间，突然一阵不知由来的大风刮来，遍地的书页在风中齐声发出了响亮的拍打声，如同开大会时的群众鼓掌一般，这下可把我突然吓懵了，扭头就跑，一路冲进了图书馆二楼，气喘吁吁地钻进一个人也没有的阅览室，坐角落里很久才回过神来，自然是没有心思再看书了，满脑子都是那些在风中疾舞的书页，那些书实在诱人，但也有种鬼使神差的邪气叫我害怕。快到中午，我怏怏下楼正心情复杂想要再去看看，刚走出楼门，就看到一辆警用吉普车，很多穿着白色警服的警察正脸色凝重在花园里拍照，四处勘察脚印。我一阵慌乱，要命了，那花园的泥地上一定满是我的脚印，公安都拍照了，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但又一转念，虽然起了贼心，但事实上我啥也没干，谢天谢地，是那阵风挽救了我。想明白这个，心里顿时无数欢呼声响彻云霄，估计吓白的脸色也不知廉耻地红润起来。这时，一个警察瞟了一眼过来，我不露声色，甚至故作好奇要走过去看，他伸手制止了我，于是我顺水推舟，假装听话小窝囊废的熊样，溜溜达达地走开了。

我是没有做贼的天赋的，这两件事儿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后来很多年我都洗手不干了，再后来年纪大些，这些丑事儿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不小心再上贼船已经是二十年之后了，老天有眼又没让我尝到甜头，重操旧业的结果还是自寻烦恼，一阵折腾。

我必须要细细道来，毕竟如今已经是个体面人，可以一再地承认自己是个蠢货，但有关道德的事儿还是要亡羊补牢的，玩笑不得。三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在做电视广告导演，有钱赚但不甚快乐，觉得自己像个哑巴，满腹的话儿不知对谁讲，不知怎么讲。白天工作受了憋屈，晚上回家便在网上各种论坛匿名骂骂咧咧的，有一天竟发现一个奇怪的人，写诗画画样样不错，甚至还能唱歌弹古琴，实在是才华横溢。于是我巴结着认识了这位世外高人，相谈甚欢便约了要去北京拜访他。几天后我丢下公司生意，躲到了他北京的家里。他住在暗不见天日的地下室，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自己本来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伙食，却还估计是借了钱热情款待我。我们一聊就是几天几夜，开心极了，我心里对他也是佩服极了。之后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便常常带些酒食去他的“地下工事”看他，神游几日，顿生洞中一日世上千年的美妙错觉，回到上海投入无聊商战，心里更是寂寞无主，每每想到他的充满热情和创造力的生活，我满心的羡慕嫉妒恨。某天拍摄现场和几个台湾的灯光师一起干活，其中一人无意间顺了我的打火机，被我笑着抢回来，他半带奉承地打哈哈说：“这是我们老家的一种巫术，偷拿了你的一件小东西，拿回去供着，您上海滩马导的牛气我就算沾了边。”大致上是这个意思的一句话，如今想想也就是个玩笑，可我当时就信了。可怜我那时被无趣的生涯折腾得智商都打了对折，心里竟暗自存下了个鬼念头。之后一次去他家，我开始四处寻找能偷的小东西，拿贵重东西当然不该，可他又不抽烟，根本没有打火机，后来我发现他家有十多个一样的小挂件，人造翠玉的小环佩，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书桌上有，床脚有，厕所盥洗台也扔着几个，总之我判断应该不是值钱东西，于是偷偷塞了一个在洗漱包里。做这事儿我自己也知道荒唐，可实在太羡慕他了，希望能沾点仙气，但心里也的确羞愧不安，于是走之前掏了两千块钱硬是要留给他做食宿钱，他当然觉得奇怪，怎么也不收，我因是心怀鬼胎，于是做了誓死要他收下的架势。他推辞不过只好塞兜里了，我顿觉稍稍安慰，又是一顿喝茶神聊才走，几小时后回到上海，下飞机打开手机，一条短信，是他的：“马良，趁你去厕所时候，我把钱放在你的洗漱包里了。”洗漱包！天啊，那个我偷的小东西就在那儿啊，翻开一看，果然那摞钱正正放在那个绿色的小玉佩上面。

之后很多年，我俩朋友还是照样做，相互给了很多鼓舞，各自成就了些事业，只是我从此落下了心病，每次再见他都是如刺梗喉有口难言。如此几年之后，终于有次我鼓起勇气借着一次谈笑坦白了这事儿，就自己当初的小儿科向他道歉，他先是一愣，然后也大笑起来，说是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也只是急急地塞还了钱，没有细看。唉，管他是真话还是宽慰，那天之后我算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做贼这事儿，太他妈折磨人了，以后绝不干了。

本来想以一句“善恶终有报”之类的话做个结尾，写了几句自己也笑了，作为一个惯犯，实在是没资格再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这番自得其乐的啰嗦显然谈不上是自我忏悔，也更不可能有什么教育意义。说实话，我就不信天下真有什么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纵然你已经长得和我家大衣柜一样的方正庄重了，心里挂满各种熨烫妥帖的德性，无数名牌儿的思想，可柜格最下层，必然会有个不常打开的小抽屉，那儿一定藏着掖着一些你无可逃避的糟糕和懦弱，冒失成长里所有不太正派的挣扎。

所以，谨以此文献给我们曾经的不堪吧，也献给慈悲的生活，纵然人生里激流险滩迢迢难渡，能回头笑谈的，毕竟是已经渡过去了。

秘密乐园

那扇窗子好像如今就在眼前，和我家的窗子一般高阔，但又全然不同，因为窗外长满了密密的荒草，太密太高了，几乎要漫过整个窗口，只留下上边一条窄窄的逼仄的天空，窗户上的玻璃几乎都碎了，那窗大约是铜质的，混杂着绿色和褐色的锈，有一扇半开着，却早就锈死了。有些蔓草从窗口挤了进来，进来后便死了，一层层垂倒在窗沿上，像是一条绿裙子从窗口垂了一角进来，这一角却烧焦了。曾经雨水顺着那些草枝子从窗口流下来，流进屋里，窗边的木地板便朽了一大片，长满了青苔。

那窗子属于青海路上的一栋被封闭的旧房子，我童年的秘密乐园。

那栋红砖的洋房被高高的围墙遮掩着，在弄堂一排房子的最深处，巨大的木条镶拼的门上有年久褪色的封条，门上一条窄窄的木头被人踢断了，有天我为了给家里养的一些营养不良的蚕寻找桑叶，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入口，禁不住好奇，便尝试着从那断裂的木条里钻了进去，钻起来很难，衣服被卡住，挣扎了好久才过去。那时我个子也不算很小，但脑袋比较窄，竟严丝合缝地可以钻进那条口子，我暗暗得意，想着大约只有我能够钻进来，也只有我敢进来。后来那窄窄的裂口的确成为了一个挑剔的屏障，保护住了我的这个隐秘的乐园。

门里面的荒草长得有两个我那么高，我一钻进去便如同进入了一个迷宫般的丛林，门后面曾经应该是有条红砖小路的，只是各种草和小灌木从砖缝里密密地长出来，难以辨别脚下的方向。我左拨右钻好不容易从草丛里出来，面前是一栋高大的西洋式房子的正门，大门洞开，地面上积了厚厚的灰尘，灰尘下面隐约有些烧焦的破纸片和几块碎砖头，地上没有脚印，只有一些雨滴冲刷出来的印记，很久很久没有人来过了，这让我稍稍安心。前路到处是蜘蛛网，我从背后扯了一根粗些的草杆子开路用，撩开那些积了灰的蜘蛛网，灰尘便落了下来，在背后射进来的阳光里活泼地弥漫着，我又兴奋又紧张，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手里紧紧握着的草杆子都攥出了汗，一步步小心地探索起这片即将属于我的领地。

大厅里满地都是纸片和垃圾，抽屉都被从柜子里抽了出来，里面的东西被抛得满地都是，墙边有个书架是空的，所有的书都在地上，还有些碎了的瓷器和木头盒子。后来知道了那应该是“文革”时候红卫兵抄家后凝固住的现场，可当时并不懂，我只当是一家人兵荒马乱地搬走了，或者后来又有偷儿光顾过，才搞乱成那样。那时只觉得是个神秘奇妙的所在，我忐忑地在里面四处探索，房子有两层，家具都在，大多是西洋式样的，桌子和凳子腿都扭着花样，我在母亲的剧团里见过这样的家具，是那剧团大院原来的主人，一个解放前的市长留下的。但那些家具的橱门都开着，抽屉的位置都是空的，照片和信件等翻了一地，我拿起来一张看过，当时没什么兴趣，也看不懂，就随手抛下来。巡视了一圈，我认为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在二楼发现一壁橱很旧的衣服，我觉得有趣，都是些奇怪的式样，和我父母穿的都不同。

又回到底楼，在大厅背后发现一个卧室，有个很漂亮的壁炉，里面有人烧过东西，堆了厚厚的灰烬，壁炉对面的墙边靠了一张大床，床架是古铜的管子盘绕出来的花样。我清楚记得那天我拉开了落满灰尘的一层床罩，里面的被子竟然是干净的，只是有些霉味儿，于是我就睡了进去，那时最不怕脏了，从来没有躺过那样宽阔柔软的床，我心里就想要试一下。可怜的我那时睡在一个我父亲自己钉出来的木头“沙发”上，搭成了个沙发的样子，却没有弹簧，有棱有角的都是硬木板，只铺了一床旧被卧，再盖一块花布，白天是客人坐的“沙发”，晚上便是我的床。那床上坐过的那些陌生人的屁股，到夜里便铁马冰河入梦来，压得我喘不过气。“这才是一张真正的床。”我躺在那里一直念叨着这句话，觉得有点儿惭愧，自己竟如此轻易地就堕落为一个贪图享乐的腐败分子。

从地上捡了几本书来看，可里面都是些很无聊的深奥的话，便随手从床边的那个窗口把书扔到草丛里去了，就是前文描述的那个被荒草遮覆的窗口，窗口上端只留下了一小条窄窄的天空，所以房间里的光线黯淡，荒草在风里微微地摇晃，便投了些荡漾的影子在床脚。一阵阵睡意袭来，我觉得自己似乎躺在一条随波逐流的小船上，昏昏沉沉里觉得幸福极了，天花板上有一盏歪斜的玻璃吊灯，垂了些破碎的蜘蛛网，在微风里轻轻飘摇，好像试探着要把我从这个迷梦里钓走一般。

可那确实不是个梦，后来我经常钻进那个荒废的房子，放学后悄悄地一个人过去，楼上楼下四处翻那些垃圾。记得曾经找到过一支旧钢笔，还有一个玻璃的小人，我没敢拿回家，在学校里和同学随便换了些弹子和画画的白纸。还发现过一盒子手指粗的类似铅笔芯一样的小棒子，我至今无法搞明白那到底是什么，那时只把它们都用在画画上了，家里的墙早被我画满，我便用这些“铅笔芯”在那房子的墙上到处涂画，画各种战争场面，很多小人，很费笔，不久就把那些“铅笔芯”都用完了。看着客厅里满满一墙的“壁画”很得意，但也生出些无人分享的寂寞，和我后来开始真的创作时候，做完了作品特别想给别人看的冲动很类似，但那时我硬是忍住了这份蠢蠢欲动。后来曾有人讽刺我“充满了表演欲”，也许他是对的，守得住的寂寞和无人观赏自生自灭的花儿一样，一旦日后不小心走漏了消息，只听上去却便无端地显得更神秘高贵一点，有点像这篇三十多年后才写的童年回忆。如今才知道一个“深刻又隐忍”的艺术家必须是守口如瓶的，可惜晚了，心里话早都一五一十地坦白完了，也渐渐不稀罕做个“深刻”的艺术家了。

窗外的草枯黄了，然后又重新绿了一次。我一直没有暴露我的行踪，独自占有着这份秘密，唯一陪着我的有些生趣的事情，是拧开水龙头的时候从那水管深处传来的空洞的声音。无数个午后或黄昏，我就这样一个人在那小小的乐园里和自己玩着，直到把墙上所有够得到的高度都画满了，把所有可能的藏宝地点都挖了一遍，我终于渐渐厌倦这寂寞的游戏。然后有一天我发现封条被打开了，一些人搬了进去，大门上的洞被封了起来，我也长高了，长大了，便回头走到更宽广的天地里去了。

一夜张飞

因为是父母老来得子，有点先天不足吧，我小时候身体不很好，各种体育活动无一精通，智力也让人着急，再加上生日不凑巧，总是全班年龄最小，反正各种雪上加霜，功课大部分是不及格的，往往要通过补考勉强过关。好在父母都是宽容仁厚的人，每次恬不知耻拿着挂满红灯的成绩报告单让家长签名，我妈总是先长叹一口气，再签字，然后摸着我的头用一种无比悲悯的眼神望着我，看都不用看，我知道这个感情丰富的女演员的眼泪一定在眼眶里打转呢，但即便如此，她也不说什么，这沉默更让我感觉到深深的自暴自弃，我知道她也看出来了，儿子已经很努力了，实在是脑子不好使。唉，这种欲哭无泪欲说还休的状态真是比打我一顿还糟糕。一开始当然是很受挫折的，但后来经常这样，也渐渐习以为常了。相比之下我爸爸则有趣一点，他总是很不以为然，随手就在成绩单上签名，有时会安慰我几句：“你爹小时候小学都没毕业，后来自学，不是也成了一个人物么？没事儿，古人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小时候受些挫折是好的。”我父亲是做京剧导演的，所以他经常说些旧话古文，“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这句话，那时我哪里听得懂，但那么多年却一直记得。

有这样的父母，当然是一个小孩子的超级幸运，尤其是我这个三流小朋友，童年成长是没有什么压力的。这种全无所谓随波逐流的生活，给了我很多作为旁观者观察这个世界的机会，反正习惯了各种垫底，小小的我倒也培养出某种不正常的超脱于“俗世”的洒脱。别人都在认真读书，我上课下课都在画画，课本上画得漫山遍野，家里的墙上，我身高够得到的地方都是我画的三国演义里的各种战争场面，厨房里火烧赤壁，浴室里水淹七军，都是人山人海的大场面；枕头边靠墙，我临睡前还常常用铅笔头画些小场面，空城计什么的，画完过几天用橡皮擦掉再画，反复几次，墙头烟熏火燎一般黑漆漆的。这些胡闹我爹妈非但不管，还颇为欣赏，我爹会带一些京剧团的同事回家开会，经常几个老头聚在我的画前仔细分辨我画的是哪一出，这些从小学戏的人，对三国里的桥段都是倒背如流的，所以难不住他们，往往大家都猜对，嘻嘻哈哈倒成为我家一出娱乐节目。我妈看我爱画，请客吃饭就会拿个冬瓜，给我个小刀让我在瓜皮上雕花，然后蒸熟了作为容器，盛些汤羹，名曰“冬瓜盅”，反正我无论雕什么，宾客都会夸我，这些事情慢慢培养出我人生里唯一值得骄傲的资本，画画儿。

十二岁小学毕业，突然得到一个机会，校长推荐我跨区去考一个美术学校，那是上海当时唯一一所美术专业教育的初中。我听了大喜过望，满脑子都是动画片《鲤鱼跳龙门》里面鲤鱼使劲折腾的动作，可校长把报名表给我的时候，话锋一转：这个学校文化课最低分数线是240分，也就是三门功课每门平均80，我知道你画画好，但是你每门功课60分都难吧？试试看吧，神笔马良！

我回家时候，一路上百爪挠心，我真想进美校成为专业学画的学生啊，突然觉得人生之路在我眼前“嘭”地一下就铺开了，像是老式闪光灯烟熏火燎地亮了一下，前方我的理想国，一瞬间都可以看见了，但事实也摆在这儿，我这糟糕的学习成绩就像瘸了的腿，根本就走不了路。回家和父母说了学校推荐考美校，刚开始父亲有些失落于我没继承他去学戏，但很快也喜笑颜开，毕竟也是搞艺术，如果考得上，这艺术之家也算是后继有人了，他们原来大约只是指望我和邻居二哥一样在菜场里卖猪肉，以我的能力，也是体面的归宿了。看着他们俩开心的样子，我更是忧心忡忡起来。

果然，模拟考总分190。这回拿着试卷回家再也乐观不起来，其实我几乎是崩溃了，晚饭后把卷子掏出来放在他们面前，还没说话就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我妈知道240分这事儿，于是又是摇头叹气，爹沉默了许久，轻声缓语地问我还有多久正式会考，这一问我是彻底绷不住了，嚎啕大哭起来：“也就两三个星期，来不及了，不可能考进美校了，我已经尽力了，你们不要怪我！”那天情绪激动我记得，后来父母具体说了什么不记得了，好像还是说了几句的，大约是他们从来不苛责，是因为希望我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之类的话。总之，我那天晚上是哭着睡着的，这事儿对我这个从小散漫不知痛痒的孩子，实在算是个前所未有的重击。

第二天早上我睡眼惺忪里突然看见正对我的床头那堵画满了骑马打仗的小兵的墙上，贴了一幅很大的毛笔字，是那种挂历的大纸，翻过来，父亲遒劲但别具一格的书法洋洋洒洒。我瞪大了眼睛，一下子就醒了，翻身起来断断续续地读：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从小爱看闲书，这对子里的两个故事我都是明白的，也许是诗歌的魅力吧，突然这几个字抑扬顿挫地连起来读，居然有连天号角军马催动的壮阔。读一遍再读一遍，之前我背书从来没那么快过，只读了两遍，这辈子就一直记得了这段话。

一个小孩子热血上头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后来我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学习，短短几周时间就弥补了之前几年的落拓失败，过了分数线，如愿考进美校，后来继续读美院，一学就是十多年，算是扎扎实实地和美术结了缘。直到今天，还是会常常回忆起那个早晨，父亲给我的这份厚礼，这可以算是一夜长大吧，从一个糊涂小孩子只一夜间就变成了怀有某种英雄主义理想的预备役男子汉。我后来甚至有种错觉，这满脸的络腮胡子也是一夜间生长出来的，从路人张三一夜间就变成了猛张飞，单枪匹马就敢玩命，毫无胜算也敢冲锋。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万般自有天命，管他呢，男人独行于这世上，有这份人生快意，便值了吧。

肝炎岁月

1988年的1月，距今已经有25年。这一年的1月在上海人的心头深深地烙上了印记。一场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打乱了这个大都市的日常生活。经历过1988年的上海人直到今天都还记得：空前拥挤的医院门诊，摆满病床的工厂、学校，甚至百货公司，以及那满街的传闻和流言……

据原静安寺地段医院医生沈雪芳回忆，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我们看到他晕过去就把他抬进来，晕过去就抬进来，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我念是念过传染病医学，自己也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大流行，这样的大流行像瘟疫一样，很厉害的。

这种病，后来被证实是一种急性病毒性甲型肝炎。简称甲肝，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接触传播的传染病。以后短短的一个月里，上海市区就有30多万人传染上了甲肝，大部分是青壮年，其中11人死亡。一时间，人们“谈肝色变”。

——在网上摘抄的一段描述1988年甲肝的文字，作者不详

我是那年春节假期的最后几天犯的病，突然就难受到觉得自己快死了，父母嘴里急急念叨着“千万不要是甲肝，千万不要”把我送进了医院，可惜事与愿违就是甲肝。我心里是明白他们的焦虑的，他们俩已经定好了在瑞典的一出戏剧的工作，父亲的合作者和整个剧团都在等他们俩过完中国传统的春节就飞过去。那时出国可是大事情，父母亲都好不容易请了工作假，办好了所有手续，还垫钱买了当时觉得非常昂贵的机票，突发的一切让他们沮丧极了。医院里到处都是患者，无数的家属暴躁又绝望地问着医生到底该怎么隔离防止传染，这场突发的传染病让所有人都慌了。我躺在传染科的临时病床上，恐惧渐渐超过了我身体的病痛，父亲生过肝病，在身边不停地安慰我，叫我别太害怕。

医院里所有的病床都满了，医生劝父母把我带回去，因为听说他们要出国工作，考虑待在医院里他们受到感染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为了保全万一，不要全家感染，不如让我回去在家隔离治疗。所谓在家隔离，就是父亲先去居委会照会了我的病情，一个由住本区的退休医师组成的街区传染病防治小组，穿戴着全套的防护制服，来我家进行消毒。他们穿着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白色的传染病隔离服，在家里四处用喷雾剂撒药，并嘱咐我的父母尽量把我控制在自己的小房间，不要出来。父母坦陈了我们家的情况，于是善良又积极的居委会干部们一致决定，对我进行“未成年传染病人的特殊保护”。

几天后，还躺在床上的我，就这样告别了我的父亲母亲。我嘴上说着叫他们放心之类的话，虽然也看到母亲偷偷抹了眼泪，但心里还是非常地难过，甚至有些小小的怨恨。那时我姐姐刚刚结婚，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她答应了父母会经常回来照看我，但毕竟长路迢迢，而且那时她在那个城市好不容易刚刚找了全职工作，请假很不方便，也不敢和同事领导们说是为了探望我这个传染病人，那时节这场发生在上海的瘟疫，是让很多周边城市的人谈虎色变的，虽然她万般不舍，却最多也只能一个月回来陪我几天，就得赶回去上班。

就这样我一个人囚禁在了恐惧和寂寞里，十六岁的年纪。我家隔壁邻居，著名的越剧演员张阿姨一家和我家关系一直要好，应了我父母的托付，每天为我烧些清淡的饭菜送来，虽然他们一家人对我这个病号一再表现出毫无惧色、随时愿意拥抱我的样子，我心里却知道自己是让人嫌弃的，于是总是隔了门道谢，请他们把饭菜放在门口地上，按一下门铃告诉我，直到他们转身进家门才开门端饭。吃完饭也会乖巧地用开水煮了餐具再放在门口。我心里念念知道，无论如何，张阿姨一家都是承担了很大风险在照顾我的，至今想起来心存感激。

虽然有了胃口，身体渐渐好一些，精神上却实在寂寞难耐，如同坐牢一般，一周只能出去一次，由街道里的医生陪着去医院检查，居委会已经安排了邻居的几个大妈，在我家附近巡逻，防止我出门成为传染源。我几次偷偷在门镜里看着她们在楼道口搬了板凳聊天，心里也不服气了，觉得她们只是因为我年纪小便看不起我，就下了决心绝不出门，因为心里的这份早熟的道德约束。

实在无事可干，于是决定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看掉，父亲和姐姐各留了一书架的书，除去几本我认为实在不需要的，硬是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地一本本按着顺序囫囵读了。整个读书的过程是绝望而饥渴的，绝望是源于一种被世界所抛弃的无力感，唯有读书可以排解心里的寂寞；饥渴是因为那时小小的年纪，仅有的智识根本无力支持起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我急切地想要在书本里寻找一些遮风挡雨的东西。而书的确成为了我那时的一种救赎，它们一本本从我的眼里到了我的脚下，我得以踏着这一步步的台阶，终于从小小的囚室里探出头来，望到了辽阔的远方，那些我后来成长岁月里决心一定要踏足的地方。我那时第一次认真地读诗歌，读得痛哭嚎啕，在眼泪里奋笔疾书，开始为自己写诗。读哲学，虽然完全不懂，但反复地读，像是面对一道道无法逾越的壁垒，全不管它们背后的真义，拼命只想要一一跨过去，跨不过便用本子记下，留给长大些再读。那几个月的时光，回头再看的确于我是意义重大的，只是那时太疯狂了，日夜不停地读，全然不顾自己的休养，以至于别人一两个月便能痊愈的症状，我花了半年多还不能康复。

当时家里刚装电话座机，因为父亲受到了些特殊关照，可身边朋友谁家也没有电话。那时越洋电话的费用应该是很高的，爸妈也打不起国际长途，他们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难得的电话问候也似乎都是拿着秒表计算的，只短短几句话便急着要挂机。家里的电话几天都不会响一次，我穷极无聊发明了一种自娱方式，也是因为太需要和别人说说话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拿着听筒自说自话，想象着线路那头，有个年轻美貌的接线员在微笑着安静地听着，只是因为工作规定她不能说话。

后几个月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很遗憾，说我的病理指标仅仅只差一点就算是康复了，已经不再会传染给别人，此时大多数的感染者都已经痊愈，社会上笼罩的那种草木皆兵的气氛也渐渐缓和，但只是这一点我自身的不及格，却永远无法超越一般，使我无法回到学校，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几次三番下来我倒渐渐被磨去了急躁，有些认命自己这“不凡”的命运了。有次从医院回家，那时陪护兼监视我的人也不在了，我弯去了徐家汇的艺术书店，不料没看上什么美术方面的书，倒是带回了一本菜谱。隔壁的张阿姨在我的托付下会帮我去买些菜，父母走时留下的钱此时才派上了用场，鱼香肉丝，番茄炒蛋，蟹粉蛋，我把自己喜欢吃的菜都试了一遍。如今能成为一个还不错的厨子，便是那时由一本菜谱启蒙的。每天黄昏，搬了高脚凳子坐在自家阳台上，手里端着自己烧的每日一菜，望着窗外的世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就觉得不怕孤独了。

不久之后我终于康复了，从医院里拿了化验单，回家后给学校打了电话，商量好了下学年复学的事情。放下电话，心里竟没有什么很兴奋的意思，自己不免也有些意外。深夜出门在路边的小店买了一罐啤酒，打算庆贺下自己的痊愈，我之前从来没有自己买过酒，只因为肝炎病人是绝不能喝酒的，心里老早做了决定，病好了便要开始喝些酒。只是啤酒在嘴里只有苦味，根本尝不出有什么好喝的，边走边喝，几口便灌下去了，这想象里酣畅的仪式竟如此草率地就完结，心里很是失落，随手便把空罐子往路边的垃圾箱扔，不料竟掷在门框上弹回身边，于是又飞起一脚想要补射，这次更背，又打在某处反弹至很远的地方了。心里觉得好笑，走过去想再踢一脚，远远看到另外一个垃圾桶，便向着那个方向带球过去，一脚一脚地踢着，突然心里就不想“射门”了，一个人在深夜无人的路上踢着一个空易拉罐，漫无目的地走下去了。那时晚上的路上车子稀少，我边踢边唱歌，自说自话地笑着，有时远远看见一辆车过来，想要把罐子踢到路中央，被汽车压扁，却不料司机们大约远远便看出了我这个疯小子的目的，总是小心地绕开，于是这大难不死的易拉罐在之后的两个多小时里，便随着我从淮海西路去了一趟静安寺。

一路上我心想着，以后长大了一定要记下这次生病的经历，记下心里想过的所有念头，也必须记下这个踢易拉罐的夜晚，虽然毫无道理，却总觉得应该记一笔。一边想一边一脚一脚踢着，竟带着这个伤痕累累的易拉罐径直地就穿过了这么多的日子，一直踢到了今夜里来。那个可怜的小铝罐子早就不知所终了，倒是我身上所有磕磕碰碰的印记都还清晰地存着，不过再也谈不上是什么苦痛折磨，青春里的一切总是小题大做的。后来才明白，原来正是这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才成全了我。

尖叫，图书馆，蒙克和陌生人

在美院附中的时候每晚都要去图书馆。那图书馆很阴森，在教学楼底楼的偏僻角落，一条没有灯的幽暗长廊的尽头，那儿很少有人去，特别是晚饭之后。

图书馆里总是很安静，四周国外的画册环绕，厚厚的砖头一般，藏着和老师教的东西完全不同的秘密。凡有裸体女人的图片，都在海关进口的时候，用细砂纸小心地抹去了关键部位，就像如今日本AV里的薄码，愈发增加了淫荡感；还有些漏网之鱼，也被年长的同学用小刀片细心地割了去收藏，让少年的我面对那些书页里的小窗口，浮想不已。

管理员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也许实际上要年轻些，她有种阴森的气质，和图书馆非常协调，每次无意抬头的时候，总发现她在厚厚的眼镜片之后冷冷注视着我，我总是心虚地避开她的目光，因为她从来不会主动移开视线，直到把你看到手脚冰凉，精神崩溃。我后来听说她是高干子女，父母在“文革”里被迫害死，后来曾经疯过，但是绘画拯救了她的精神，据说可以画一手好画。“文革”后有长辈朋友照应，分配到了我们学校，做老师不合适，便成了唯一的图书馆管理员。

我那时最喜欢看的画册，无非就是一些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和苏联的素描手册，都是些可以马上学以致用的东西。有天我看到那个老女人在看一本书，目不转睛，封面上是个骷髅般面容的男子双手举在嘴边，神情恐惧；背后是红色的燃烧般的天空，和一座呈透视消失的桥。我记住了那个封面，因为好奇她看的是什么书，后来几天翻了看，才认识了爱德华·蒙克，知道了那张封面作品《尖叫》。第一次看他的作品，就爱上了那些画面，感觉灵魂如同被紧紧攥住，寸步难移。无法解释为什么，因为事实上那时的我并无法真正看懂这些古怪的画作，但我直觉上迷恋它们。

为此，我其实特别想去谢谢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图书管理员，但并没有实施，因为羞怯，也因为觉得无从言谢。后来一直也没有这样做，直到听说她去世了。

再后来，每次我看到蒙克的作品，看到那张尖叫的脸，心里就会泛起一些憾意，很难具体描述，也许是遗憾于没有勇气跨过人和人之间看不见的某条鸿沟，也许是遗憾于自己从来就没有叙述爱和感谢的勇气。

昨夜，在街头独自散步的时候，又想起了那通往图书馆的幽暗长廊，想起了那个图书管理员，还有蒙克说过的一句话：我不再画那些在室内读报的男人和织毛线的女人。我们应该画那些活着的人，他们呼吸，有感觉，承受过痛苦，也有过爱。

突然就想写下些什么，为了纪念我第一次遇到蒙克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无意中指引过我的图书馆老师。也为了纪念所有那些路过我身边的人，那些至今陌生的，和曾经相知过的，那些不该忘却的生命里的呼吸，感受，那些痛苦，还有爱。

哲学

想起了还没长胡子那会儿，因为住在文化系统家属院，我的朋友圈子自然就是一群文化局系统的子弟，导演的儿子，画家的儿子，音乐家的儿子，等等。就这些孩子在一起玩儿，和这个世界的接触面很小，因为各自的家庭背景，都觉得自己是天生的文人，时间长远难免有些井底之蛙的自命不凡。表现在具体的事情上，就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聚在一起没有去讨论些年轻人真正喜闻乐见的事情，例如姑娘什么的，倒是经常一本正经地讨论“哲学”。

为了家庭荣誉，我也只好在昏暗的台灯下玩命地在姐姐买的书里寻找一鸣惊人的格言。某个夜晚，我遇到了尼采这阴险的老家伙，他的大部分文字我当时都看不明白，只一句话因某种色情意味而让我过目不忘，于是我决定第二天聚会的时候，用警句式风格背诵这一段：“去找女人吗？不要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当我大声地吼完尼采的这段原话，立即得到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这是我们在那个年纪，所能理解的最深刻的“思想启迪”，来自西方哲学，来自伟大的尼采。那一瞬间，我们是如此地靠近“哲学”！现在回忆起来，都记得所有小伙子眼睛里闪耀的熠熠蓝光，还有我由于紧张而一手心的冷汗。

当然，后来生活告诉了我们真相；带鞭子去找女人是极其不明智的选择。当时在座的那些小伙子，有几位的鞭子劈手就让女人给夺了，最后惨遭毒手；还有几位带着鞭子，二十多年也没遇见能抽的姑娘。

如今想起来，哲学太阴险，终不是少年的饭后谈资，可惜终归是明白得晚了些。如今沉沦在语焉不详的生活里，不小心突然想起哲学，再也不敢轻谈，怕是一说出口便成了个笑话。

另一个人的青春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是那种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一头披肩长发缠绕着愤懑眼神的年纪，没什么别的爱好，只喜欢满街游荡，和我的几个狐朋狗友在街上故意晃着肩膀飞扬跋扈地走，但心里清楚地知道，正穿梭而过的这个世界，并不属于我，或者说和我还没有发生任何干系。没有目的，也没有理由，不知道从何而起的浪荡，也不知道能到哪里去。我们常常在路边的污水里踢出来一个空的易拉罐，那时这东西还是新生事物，我们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把它当球踢，你一脚我一脚地一路走一路踢着往前，常常几个小时不带停地踢着，有时把它横扫过马路，想让过路的车子把它压扁了，但不料那些车子反而被吓得急刹车，那时路上没私家车，开车的都是单位里的职业司机，他们都只是隔着车窗愤愤地看我们一眼，没人敢说什么，几个人高马大又无所事事的长发青年，和引信暴露的随时会被引爆的炸弹一样危险。

是的，的确很危险，尤其身上已经旺盛地生出了无数意欲攀爬的枝蔓，却伸向茫茫的无所依傍的空洞，那种内心里不着边际的悬浮感，让人慌张又易怒。在无人的深夜，那个易拉罐终于被踢进了我们的厌倦之后，虽然满身精力无可释放，但整个城市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这种自觉不合时宜的自卑真让人羞愧，我们不得不坐下，在路灯下的马路牙子上坐一会儿，点上烟，沉默地抽着。

我知道又一夜马上就要过去了，看着路灯背后泛蓝的夜空，心里突然就生出些惆怅，真想做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啊，可是除了踢着易拉罐四处游荡，真的无事可做。记得那时我第一次关切起了自己今后的人生来，我将来的这辈子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么？比今夜更有些质感和重量的事儿，真不想日子就这样虚度了。在地上的一个肮脏的口香糖印子里按灭烟头的时候，随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身体里也升腾起了某种决绝的念头。

几年之后，我成为了一个忙碌的上班机器，晚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公司加班，每一分钟都换成了钱，但是我根本没有时间用。以至于终于每个月有几天能够出来放风的时候，心里就会油然生出一种渴望挥霍和堕落的任性。我常常会打车到一个定点的酒吧，那酒吧在一个弄堂深处，门口停满了破自行车，我把真皮的名牌公文包高高举起，如同举着魔杖的摩西劈开了红海，在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自行车阵里穿行而过，走入烟雾弥漫人声喧嚣的小酒吧，推开门扫视一圈，那一屋子比我年轻几岁的学艺术的穷学生们，还有些失业的学设计学建筑的热心泡妞的二流小混混，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都看着我，他们面带着无声的讪笑等着我说话，等着我这次又会大声地说：亲爱的们，我来了！你们每个人的账我都买了！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笑话，但绝逼是一个金碧辉煌的让人翘首以盼的大笑话。这感受给我某种安慰，无聊的广告生涯里满是局促和不快乐，除了花不完的工资能给我带来些快感，生活真是乏善可陈。那时还没有人买房，也没有私家车，我的工资加上各种炒更收入就是夜夜这样挥霍都花不完，何况每个月也只有这样两三天的休息。每次想起这个，我充满了绝望。

二十五岁生日我包下了一个新开张的酒吧，之前弄堂里的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关了。这是个地下防空洞改的酒吧，老板租下了整个巨大的防空工事，足够容纳几千人规模的一个如同蛛网般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群落，他没有钱完全装修，于是只装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有灯光照亮的一百多平方米算是营业区，其他黑暗的隧道口，他用绳子做了简单的护栏，不让人往暗处走。

我拿了笔钱给老板做预付，是个不小的数字，直到几年后这个数字还可以在上海买一两平方米的房子，说好了我生日那天晚上所有来酒吧的，只要报得出我名字的人都可以免费喝酒，老板算了算账，笑眯眯地问，你能有多少朋友来？在没有手机没有微博，有BP机就算消息灵通人士的时代，我心里暗暗算了下，估计也就可以通知来个五六十人吧。即使他们再相互转达，带来些狐朋狗友，这些钱也是花不完的。

但事实上那天晚上最终事态失控了，整个上海所有的无钱无业无耻青年和深夜春心萌动的少女们大约都听到了这个免费喝酒的消息，当然这是玩笑话，但的确来的人越来越多，多到几乎所有的空间里都站满了我不认得的面孔，多到伙计们满头大汗地不停往地下搬酒，多到老板最终面有难色地找到我说钱不够了。我从包里又拿出一些钱交给他，告诉他用完这个就不用再招待这些混蛋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是他妈谁在过生日，哪个傻逼在买单。

走之前，我一口气灌下一瓶酒，然后端了一箱空啤酒瓶，像是提了一筐手榴弹，走到每一个被拦住的黑黝黝的隧道口。我知道黑暗深处一定正有无数的狗男女在大汗淋漓地苟合，向着那些淫荡的颤抖的隧道我扔出一个个空酒瓶，听着那破碎声在黑暗里发出空虚的回响，那些受惊的骚货们的动听尖叫，还有那些男人一边提裤子一边咒骂出的、由被打断的快感瞬间转化出的才华横溢的脏话，我快乐极了，只管丧心病狂地笑，一句话也没说。

夜风有些凉了。夹杂着恶意和复仇快感的幸灾乐祸，终于潮水般退去，走在空荡荡的街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又老了一岁，还是一事无成，那曾经在我脚下翻滚的空易拉罐，穿过了无数的无所作为的时间，跌入了一片难以穿越的黝黑空虚，碎成了锋利的玻璃声，充满了刺痛感。天快要亮了，我却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青春么？

那天起，我突然就渴望老去了。

长大成人

有的人会失眠，有的人会喝醉，有的人要号哭整晚，有的人会去街上独自走一夜。有的人要在自己身上划一刀用烟头烫个疤，还有的人必须自甘堕落把自己当块抹布一段时间，有的人打了无数电话给一个永远不接电话的人打通了却马上挂掉，也有人会独自旅行，不会游泳的人会开始学潜水。有人会突然开始抄佛经吃斋，还有的人会突然成为有保质期的作家、诗人或者歌手，有的人会剪掉头发穿没有穿过的衣服演另外一个人，还有些人只是轻描淡写地努力笑了一笑自此把后半辈子所有真的笑容都消耗殆尽，当然也有人只是呆坐在床沿沉默很久直到长长吁出一口气然后躺下马上就睡着了。还有些人只是坐在家里马桶上无所作为，突然放了个屁，光滑的人便皱成了一堆赘肉。

人突然长大的一瞬间是各式各样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因为失恋，因为失望，或者是失去了自己，又或者仅仅是那一刻到了，必须长大了，没什么道理可讲。时间和时间之间有一层胎衣，我看见过无数的年轻人在无数不同的位置穿透了这层薄膜，他们来自不同的母体，怀着不同的童真，带着湿漉漉的愤怒和诧异，最终都降生到了这个最现实的世界，成为了差不多的大人。

这是长大成人的痛苦。

但这也不都是坏事儿，至少不会越来越糟糕。年纪大些见的事情多了，才会明白世上没什么事是应该分内的，所得到的都是侥幸，失去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次次告别，会让人习惯怀揣着某种别绪离愁，行走于世，无论美好或者糟糕的经历，都学会了心存痛惜，珍重安放，因为知道终有一别。

于是，所有曾经一瞬间被夺走的，又一点点被讨回来。

这失而复得，是长大成人的慈悲。

举着红旗向远处狂奔的人

十七岁到十八岁，和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凑钱在虹桥路附近的农村租了一间小房间做画室（那时虹桥路附近还都是农田）。我读的是一所走读的美校，每日上学放学耗费了好多时间，我们几个商量了打算从家里搬出来住，一来是为了有个在放学后继续画画的地方，哥几个可以从早到晚在一起，二来是为了节约些路上的时间，我两个好朋友，一个上下学骑自行车要花四个小时，另外一个更远，根本就回不去，一直就凑合在画室里，条件很艰苦，还要躲避保卫科每天的夜间巡逻。

农村的房子很便宜，我们租的这间是在一个谷仓里用木板隔出来的大半间，留下的一半是主人家的仓库，放一些吃不掉的粮食和农具之类，主人家很潦草地用几张旧床板搭了一堵墙，上不封顶，下面离地也有约20厘米的空隙，因为这个潦草便收了极便宜的房租，每个月45元，我们每人只要支付15元便有了画室加宿舍，不亦乐乎。只是这房子实在艰苦，虽然水电不计，但那时的我们冬天也没有电炉子，夏天更没有空调，那时农村的简陋房子冬冷夏热，根本就不适宜人住，夏天倒是可以在院子里用水管直接冲凉，冬天的时候可真是冷得苦不堪言，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有我们在城市里住惯的孩子没有遇到过的烦恼：鼠患。上下不封顶的隔板墙另一边堆了很多谷子粮食，一定是有几窝老鼠，每日趁我们睡熟了便钻过来，在我们满脸爬、满被窝地钻，吓得我们不轻。出门上学之后，存留在屋子里的食物只能装袋子里，用绳子悬在屋顶电线上，不然定是被它们先下了嘴。虽然那么艰苦，但其实那时一点不觉得，那出租谷仓里度过的两年时光，其实是读书生涯里最快乐的日子。

卢姓同学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是我们公认画画最好的一个，也是最勤奋的一个，每天都画到深更半夜。他爱抽烟，而且抽很多，但家境不富裕，加之那时候买好些的烟需要烟票，他平时抽的都是些最次的烟，半夜抽完了，在乡下也没有地方可以补充弹药，是他发明了把积聚起来的烟头一一剥出烟丝，再用画过的废纸自己卷烟抽。我们通宵画画聊天的时候，他便得意地帮我们几个手工卷烟，信誓旦旦说不同的纸配不同的烟屁股里的烟丝，可以有不同的风味。到后半夜烟屁股都没有了，他便穿了大衣拿了手电去路上捡烟头，捡不到的时候还试过抽茶叶，把屋子里熏得都是黑烟，呛得我们大冬天只能开窗睡觉，他缩在被子里毫无惭愧之意，大言不惭说艺术家就应该这样生活。

姜姓同学来自一所名牌的高中，读了一年高一之后，因为喜欢美术，再考进美校复读一次，所以他年纪大一些，因了曾经好学生的身份，不像我十二岁就在美校里混了，颇有些“艺术气质”，他从穿着打扮到说话的方式都很不“艺术”，既没有长发，也不抽烟，衣服也穿得干干净净的，和我们另外两个满身油彩的衣服全然不同。我看得出来他为此是有些自卑的，所以那两年的日子基本上可以说是他努力追求“堕落变质”的一个过程，他开始留长发，故意在每一句话里加入尽量多的脏词，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他都试图要表现得比我们更极端。我们一周不洗澡，他一个月不洗澡，我们喝啤酒，他便要喝黄酒，唯有抽烟这事情他完全学不了，老剧烈咳嗽，这估计影响了他的自信，后来他扬言冬天要在室外用冷水洗澡，并说到做到了，经常这样干，我们另外两个对此十分胆怯，他因而洗的次数更多了，数九寒天里，竟硬是养成了赤膊画画的习惯。

我是被父亲赶出家门的，年纪稍微大一些，被我暴躁的老爹骂多了，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回了嘴，结果被扇了个耳光，我一气之下回屋子收拾了个包裹，在我娘的拉扯和我爹的吼声里夺门而出，临走留下一句，一山容不得二虎，自此两年没有回家。吃喝都靠自己胡乱打工挣些钱对付，那时在外地工作的姐姐也会时不时周济我一些，也就没有受到多少挫折。心里想着吃些苦头是成长为一个艺术家的必须，所以也乐呵得很，学会了在电热杯里放些小包装汤料，炖开之后泡几块油饼，时不时无伤大雅地去田野里偷几棵菜增加些维生素，虽然之前因为不认识偷错过一次，把蓖麻下在面汤里吃坏了肚子，但最终我还是顽强地成长为了一个真正的“野生动物”，不但自觉活得很体面，还经常骄傲地约了一些好奇的姑娘来“动物园”参观。

我画画没有他们俩好，但那时我已经渐渐认命了，把兴趣转向了写诗，经常半夜把自己写的极其煽情的空想爱情诗朗读给他们听，乡村一片死寂的寒夜里，我故作煽情的句子，把抽着烟屁股的卢同学、光着身子的姜同学都听得眼眶湿润，一起对生命里那些遥不可及的温柔乡生出来无限向往，恨不得一夜间妻妾成群，荒淫无度。

某天晚上，我们完成了各自的画之后，又谈了很多理想艺术之类的话题，他们俩提出了要我读诗，我拿了最爱的《北岛诗选》，一篇一篇地读得激情澎湃，两人听得沉默无言，卢不停地抽烟直至所有烟屁股消灭殆尽，姜同学开始脱衣服，并提议一起到外面走一走，那时已经是十一二月，他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穿着大头工作靴，手里拿了三面红旗就拖了我们俩出门（这红旗是哪里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放学路上捡的，别人国庆节之后弃置的）。外面很冷，农村人冬天很早就睡了，所有的村舍皆已熄灯，但记得那天月光很亮，姜同学把红旗披在身上，提议到附近的一条废弃铁路去逛逛。那条铁路据说是“文革”时期修的一条政治大员专用的火车道，不知是真是假，我们的房东是这样骄傲地说的。也不论那时辉煌了，现如今这条铁路长满了荒草，铁轨早就锈迹斑斑了。

我们俩后来没有禁得住姜同学的各种羞辱和挑战，在铁道边终于也脱掉了军大衣，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和一双鞋，然后把衣服堆在一起，三个赤裸的人就这样朝着铁轨伸向的无尽黑暗里走去。走了不远，姜到附近捡了三棵枯树，去掉了旁枝，做成了三支歪歪扭扭的旗杆，把红旗扎在了树枝上。然后他庄严地脱掉了平角裤，终于更胜一筹地一丝不挂地站在我们面前，然后问瑟瑟发抖的我们俩，冷么？我们一起点头，他心满意足地又鄙视了我们，然后大吼一声，举着红旗就向着铁路的尽头狂奔去了，我们俩被他刺激，不由得就荷尔蒙上头了，一起手举红旗狂叫着，沿着铁路追赶过去。

冬夜里本来什么声音也没有，空虚一片。我们三个举着红旗狂奔的光猪少年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打破了这平静的一切，毫不讲理地做着毫无逻辑的事情，充满了庄严的仪式感，跑着跑着，我突然觉得自己自由极了，像一条无拘无束的野狗，只为了追逐撒野的快感而活着，这世界全然无法阻挡我的脚步，好像无数看不见的人也欢呼着加入了进来，和我们一起往前跑，越跑越快，直到三面大旗在夜风里猎猎而响，直到远远的所有村庄里的狗都开始狂吠起来，直到这个平静的夜晚被我们搅成了一锅粥，我们也喊累了，跑不动了，偃旗息鼓，相互笑骂着走回去穿衣服。

我原以为我们可以一生都这样自由的，但事实上并没有。生活里的快感总是转瞬即逝，自由从来都是一种幻觉，只因我们的渴望而存在，疯狂只属于不假思索的少年，当琢磨着想要再疯狂一下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无所羁绊了。卢同学在二十岁那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遗传疾病，视网膜坏了，瞎了，他从此放下了画笔，我去探望过他几次，他都沉默不再说一句话，后来去了外地养病很多年，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姜同学后来和我疏远了，成为那种再无消息的故人，他也没有从事创作，经商去了，我的同学们大多选择了这条道路。

我曾经稍稍有些自负，觉得如今唯有自己还举着那面旗子，侥幸保有着狂热，还在午夜里狂奔，像个落寞的英雄。随着年纪渐长，燥热莽撞的一面终于渐渐褪去些，便不那么自信了。认清楚了，原来自己所坚持的并没什么高尚可言，不过就是做一条无拘无束的野狗而已。

我的电影院和我的身体

邻居里有两位重量级人物，隔壁的一位阿姨是“新华电影院”的售票员，另一位住在二楼亭子间的胖阿姨，是“风雷剧场”的看门人。于是，我有特权在假期里每天都去看电影，父母亲晚上演出，下午要午休，乐得把我托付给胖阿姨照看，和她的一双比我小几岁的儿女一起去电影院。一开始是安排在观众背后那个发光的小洞里，那是一间很狭窄的放映室，主人是一位戴眼镜的不苟言笑的中年男人，胖阿姨把我们仨在那个房间安排定，总是非常客气谢了又谢，那男人只是点头，并不多说话。那时电影并不多，每部电影都是反复地看很多遍，直看到对一些人物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后来我甚至能够在屏幕上的人把每一句话说出前，都抢先哪怕几秒钟把台词说出来，这成了我自己发明的看电影游戏，我的这两个小伙伴，于是就止不住地乐，还要鼓掌，彼此拍来拍去，拿沾了唾沫的小纸团相互扔。这样的场面，有一天终于惹恼了这个严肃的男人，他不由分说，把我们仨和不停道歉赔着笑脸的胖阿姨从此一并拒之门外。

我读初中时候在上海美术馆看过鲁本斯的原作，面对他画的那些丰盈肥美的女性裸体万分震惊，一方面因为写实的关系，那时赤膊女人见得少，另一方面被他作品里的肉欲和生命感所震慑。但那时一直琢磨不明白到底美在哪里，现在才懂，肉欲是灰头土脸的尘世和天堂间来去自由的唯一捷径。

在严肃地教育了我们之后，胖阿姨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所在：电影屏幕的后面。那个剧场不放映电影的时候还要演出木偶戏和儿童剧等等，所以那是个宽阔的标准舞台，并不似我去过的新华电影院，因为那是专门的电影院，只有窄窄的一个报幕台，剧院工作人员在一个极大的木架子上绷了专门放映电影的布，那布面积巨大，当中是一大片带圆角的白色长方形，四边是黑框。木架子银幕被推到舞台的最前沿，和左右的帷幕相接，于是背后有一大片宽阔的空间，堆了一些剧院里的道具箱和之前演出留下的很多已经损坏的布景片。胖阿姨就让我们坐在那些道具箱上看电影，并反复恐吓我们不许出声，不然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电影了。

说实话，这样更爽了，再也不用看大人的脸色，舞台上没别人往来，我们可以趴在道具箱上，或者躺倒在任何歪斜的布景片上看电影，那些花了钱买票的观众就在我们几米开外，隔着薄薄的一层银幕，根本不知道有几个小鬼就藏在画面背后，享受着最肆无忌惮的看电影姿势。银幕旁边就是几个巨大的喇叭音箱，面朝观众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完全遮盖了我们小小的吵闹声，做鬼脸，拉拉扯扯，蘸了唾沫的小纸团都不再是问题，而且这神不知鬼不觉的偷看方式夹杂着一些小小犯罪感，让我更觉得一切妙不可言。唯一稍稍遗憾的是为了稳固电影幕布而打了些木头的十字支撑，所以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被木架的阴影分割成十几个小方块的，但瑕不掩瑜，我在银幕后面大声抢白着电影台词，心里充满了欢乐。

银幕是如此的逼近，电影里所有的一切都庞大无比，我们在黑暗里静静望着，反复看同一个片子，等待着特写镜头的到来，那些电影演员的脸，在那一刻会和一个星球一样的壮丽，他们的眼珠子和脸盆一样大小，每颗牙每根毛发每一颗唾沫星子都充满了存在感，泰山压顶，扑面而来，我常常为此激动万分，骄傲极了，我相信我的那些可怜的同学们，穷尽想象也永远无法相信，我曾经面对过一个个那么大的脑袋，看过如此排山倒海的电影。

这样的假期电影看了好几年，一直延续到我小学毕业，已经考进了美校的那年暑假，我的两个小伙伴大约是这样排山倒海的电影看太多，看伤了，渐渐地不再陪我一起，而我因为已经中考完了，一身轻松，每日都藏在那幕布后面，消磨着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光。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银幕上多了些外国的电影，在我人生里至关重要的一部，就是意大利电影《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第一次看的那天，就我一个人，斜躺在我用一堆旧幕布堆成的自制沙发床上，我还准备了几个橘子和糖果之类的东西。这电影讲的是一个年轻气盛的检察官和有政府背景的黑帮之间的搏斗，故事很精彩紧凑，看得我精神万分集中，生生忘了那些吃食，直愣愣地陷在了剧情里，突然间，当故事讲到黑帮杀人的时候，他们杀死了一个正在洗澡的女人。我的妈呀，一个女人全身的裸体镜头，一丝不挂的女人身体的背面，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身体（还没板凳高的时候，我妈带我去女浴室洗澡那次不算），而且，可想而知，那是一具多么巨大的女人的肉体，一片肉色泰山压顶而来，我僵死在那团破布里，五雷轰顶一般，几乎要昏过去。这个镜头大约只持续了短短一秒，可就是这一秒钟，我的人生就彻底不一样了，这一秒之后我再也无心看后面的剧情，我突然就硬了，整个人硬了，每个地方都硬了，直到电影结束回到家里，还保持着昂扬的姿势。那时候谁也没有告诉过我这匪夷所思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惊恐万状地发现我身体的一部分似乎突然脱离了意志的控制，轻易地就屈服于某种莫名的蛊惑，这是一种病么？还是某种神秘不可抗的力量，来自那个光光的身体、那片让我目眩神迷的肉色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心中也充满了恐惧，同学朋友毕业了都散了，商量咨询的人也没有，也不敢和父母说，怕是得了什么大病，让他们伤心，想来想去只能把解惑的希望寄托于我爹的书架，于是急不可耐地翻阅各种书，在一本叫《赤脚医生手册》的书里，仔细一条条地看各种症状，可还是找不到让我放心的答案。于是，咬咬牙，决定再探虎穴，看看这事儿会不会再次发生，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看到此处你们一定笑了，觉得我在乱讲，可事实上真没有，这段叙述里这个可怜的少年所经历过的一切，都完全是真实的。他经历的本身就是一段欲说还休或者根本就没打算说清楚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既发生便不问对错，不再提供追释注解的。成年人从来不愿究根问底，或许早就习惯了不问真相的生活，他们既没有给孩子准备答案，也没打算去面对孩子们的质问。不仅仅是这个探究自己身体的过程，我们在成长里获得的所有真知灼见，都是在各种貌似不可告人的禁忌和秘密里无师自通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七十年代的孩子最普遍的生涯，如今觉得可笑，可当时我们并不以为怪。

那个夏天后来的日子，我一次又一次回到银幕的后面，怀着原始的渴望，也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一个人艰难地追问着自己身体的秘密，期待着那转瞬即逝但辉煌无比的肉体轰然而至，心惊肉跳杂糅着意乱情迷，自我谴责之后又彻底自暴自弃，直到某天在阵阵恐惧里终于爆发出了喷薄的欢乐，终于疲惫地倒卧入那一去不复返的懵懂岁月里。我曾经很羞耻，不敢回想自己这第一次，但如今想起来却原谅了自己，那片无明的黑暗中，我自学成才，成为一个合格的臭男人，谢天谢地。只是有些抱歉于薄薄的一层幕布后的那些电影观众。一个男孩成为男人的过程是我自己的节日，和他们是毫不相干的。这些字辱没了他们，此地说声对不起了。

第一次约会

小少年总是那么渴望着长大，板着脸装出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如今总算熬到了曾经沧海的年纪，对自己的成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曾经历过的爱情也莫不如此，干净易碎的青春里总渴望着轰轰烈烈，好像全不怕伤害，飞蛾扑火一般，待到真碎了一地自己都捡不起自己来了，又后悔起来。生活常常就像一场冷笑话，待回过滋味来想笑的时候已然是太晚了，一个人笑，笑得尴尬，又想起曾兴致勃勃期待着，却什么回应也没得到的旧时自己，顿时更觉悲凉。

写了这一堆废话，其实不过就是突然想起来自己的第一次约会，无论如何这日子还是值得纪念的，我腥风血雨的爱情生涯那天便开了头。大约是十七岁吧，人已经在高中了，却又想起来初中时候一直的“绯闻对象”，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两个名字却被人生拉硬扯到了一处，也不知道最早是谁到墙上画一柄小伞，伞下是两个竖着写的名字，那是当时流行的套路，意思就是“奸情”暴露了，大家搞得恍然大悟一般，从此有板有眼就给撮合成了一对儿，胡乱开起玩笑来。那姑娘长得漂亮，也是学习尖子，我一个差生哪里敢高攀，于是总急急地辩解，谁和我玩笑就和谁红脸，平时凡事都故意要和她划清界限，一副避犹不及的样子。后来她终于恼了，不知道是为了那些闲言碎语，还是因为我每天指天赌咒硬是想脱了干系的蠢样子。某天下午，一向文静柔软的她竟冲到我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质问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说个明白，你说一句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让他们都听听清爽，这些乱七八糟的话烦死我了。”我那时如果敢大声说个“有”字，能提早几年就做个好男儿了，可惜我那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缩货（上海话里软蛋的意思），即使就在那一瞬间，她质问我的一瞬间，我便开始无法自拔地喜欢上她了，但嘴里却说了三个字“不喜欢”。

我原来以为这样才是硬汉的姿态，没想到一句话说完便懂了什么叫“追悔莫及”，她眼里似乎有泪光一闪，但只片刻间就变了咬牙切齿的模样，狠狠对我也和众人说：“大家都听清爽了？以后勿要再传我们的闲话了。”我心里五味瓶全翻倒了，一句话再憋不出来，眼睁睁看她掉头冷漠走了。那天后果然不再有闲话，我也从此落下个心病，几年之后再想起她来还是心慌意乱的，认定自己辜负了这姑娘，而且心里从此无从着落，无论如何放不下她。

后来我便托了关系去找她，那时还没有手机，是托了家里有电话的另外一个女同学，希望给我搞一个联系方式，想也许写封信能说个明白。当时那女同学只是答应去问问，几天之后再给我回复。忐忑不安地等了几天，一天晚上家里电话突然响了，拿起来听筒对面是她的声音，我一时又有些语塞，她倒是很大方，说是在另外那个女同学的家里，和我随便聊了几句，突然就问我要不要明天一起去游泳，我们俩还有那个女同学。我听了心里一惊，一起游泳简直是太激情澎湃的事情，电话那头她平静地说：“你教我游泳吧。”电话这头我激动得都快流鼻血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起了，练了无数个俯卧撑，心里把要说的话都排练了几遍，直到可以貌似轻松连贯地背出来了，才出门去了约定的游泳池。但那天整整等了一下午，她和女伴都没有出现。我悻悻地回家，强压着心里的失落，却不想打电话去询问，直到那天很晚电话又响了，我那女同学笑着告诉我，她们其实去了游泳池，但远远看到我在焦急地魂不守舍地等她们，便故意没有过去，是为了出一口气，这几年里她心里憋的一口气。就这样远远看了我一下午，看到我直到天黑了才走，她才觉得气都消了。我听完这解释心里倒是有些释然，也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早离开，那女同学又接着说：“明天下午一点，去某路某号她家窗下叫她的名字，她想和你去看电影，如果你愿意去的话。”当然愿意，挂电话的时候我开心得都要晕过去了。

第二天依计而行，准时到了她家的楼下，清了清嗓子，本来想嘹亮地呼唤她，不料喊出来的声音竟满是心虚的，环顾四周，好像马路上所有的人都看出了我形迹可疑的样子，可唯独她的窗帘纹丝不动。此时箭在弦上已无退路，我壮胆又喊了几声，她这才探出头来，不过只一秒钟的样子，说了一句“等我啊”，便又关上窗退了进去。太激动了，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小会儿之后，我便成为一个会约会女人的男人了，无限的骄傲一齐涌上头来，几乎冲动得要和路人一一握手感谢了。等了一会她还没下来，我稍微平息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往她家楼下不远处的那家小店一步三回头地走去，想着要不要买些小吃，看电影的时候洒脱地拿出来，情场老手一般地说说笑笑一起吃。走到近前却又后悔了，捏着裤袋里仅有的几张纸币，有点犯愁起来，怕是只买便宜的儿童糕点显得小儿科，买巧克力之类的东西，又怕电影票钱不够。望着玻璃柜台上反射出来的那个留着绒毛小胡子想要冒充男子汉的自己，分明还是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小孩子，突然就英雄气短心虚万分，灰溜溜退回了她家楼下。

时间过了好久，她却还不下来。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急着出门根本就没想着要换衣服，只穿了一套学生的行头，也突然就不满意起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来，后悔没有去剃个头，把自己收拾得体面一些，鞋子也不对，运动鞋，应该是皮鞋才好。唉，这样想着，突然就觉得路上的行人都像在笑我这个心急却要吃热豆腐的小笨蛋，悻悻然觉得自己似乎没有资格开始这场约会了。可是，已经来了，不能退缩了，想着这因前一天在游泳池门口死守而获得的来之不易的“艳遇”，我把瘪了气的自己再次鼓舞起来，还偷偷瞄了一眼她家窗子，发现她并没有在帘子后面。又等了很久，我记得很久很久，直等得我心慌意乱，好不容易鼓足的气又快要漏完了，心里不停打鼓，莫非这一回她还是要考验我？不来就不来吧，我心里甚至已经有些暗自希望她只是想要再让我空守一场呢，倒也算是我的解脱。可突然间，她出现了。

我美艳动人的“约会对象”突然就出现在了门口，在我几乎要谢天谢地打退堂鼓的时候，她就那样以“五雷轰顶”的效果出现在了我恋爱生涯的最初几秒里，街边站着的那个小呆子在那一刻是灵魂出窍的，毫不夸张，那就是我回忆里的感受，我美艳的她，一头学生时代看惯了的长长直发，此时成了一头蓬松卷发，她涂了鲜艳的口红，还有蓝色和褐色的眼影，显然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认真地描摹过了，和我看的香港武打片里的女侠一样英姿飒爽又五彩斑斓。还有她的紧身短裙，闪着亮光的丝袜，红色的高跟鞋，还有亮光闪烁的小坤包，还有大红的指甲油，还有……这一切对我打击实在太大了，我还是个孩子，那一刻我彻底愿意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了，望着这个一瞬间成为了大女人的她，所有我用于伪装成熟的小胡子，脸上的，心里的，一瞬间就被狂风吹散了，一根都不剩，那个光溜溜的小软蛋缩货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约会的竟然是如此成熟明艳的尤物。我站在街边望着她唇间的血色微笑，魂飞魄散。

那一个下午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大约是太紧张了，无论是买电影票时候，还是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我都像个僵尸一般面无血色。她身上的香水味儿对我来说简直是无孔不入的煎熬，我几乎不敢看四周别人的目光，觉得自己像一个愚笨的罪犯，在一场精心布置下的圈套里，把自己活活勒死了。当然，这段关系是没有下文的，她对我失望极了，我竟一句像样的话都没有说，一句夸她的话都没有，她非常后悔那天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一个没有发育好的男人约会，后来她大约是这样和朋友说的，反正那另外的女同学后来也不愿理我了。

这是我人生里的第一次约会，完全没有准备好便仓促上阵了，可惜了一个那么美妙又早熟的对手。对此我总是心怀歉意，却再也无法补偿她了。少年时觉得凡是爱情必然是要爱得死去活来的，不曾想死去又活过来的事儿少之又少，大部分的爱都是死了便永远地死了，活着的是造化，是要珍惜一生一世的吧。

美人儿和昏君

友人约稿写一篇“挚爱”，很明显这是一个正剧风格的题目，在我看来这也是个终极的提问，一定是要谈谈那个让懵懂少年第一次“心乱如麻”的人吧。可怜我顺着这两个字，在回忆里苦苦搜寻了两天，角角落落都翻遍了，竟然一个正经的女主角名字也没找到，搞得我有些惶然，当年即使发育得比同龄人稍晚一些，也不至于青少年时代一个仰慕的异性也没有吧？于是认真把那时候电影画报封面上的女明星们在心里列了一张单子，不对，一个都不是。唱歌的那些大姐姐呢？成方圆、毛阿敏、李玲玉、苏小明、关牧村，好像也都不是。我们那时候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有“追星”这件事情，那些“星”们也从来没有给追的人留下任何线索，哪像现如今女明星们的底裤和事业线已然成为公共娱乐资源的一部分，早先那些漂亮姐姐们都像是不可能下凡的九天仙女一般，神秘飘渺得让人欲望全无，咱们凡尘里的小伙子们哪里会存什么非分之想。唉，可总得有个人吧？有个可以春心寄托的妙人，一腔滚烫下流的少年鼻血，总要为某个谁而流吧？

写到这里，正剧的剧情彻底无法展开，只能往低俗喜剧里写了，反正活到如今一把年纪，我自己也没在什么正剧里演过有头有脸的角色，越是想要一本正经地在台面上走几步，往往看上去倒越像个笑话。索性实话实说吧，一说实话便有些东西可以聊聊了，哪怕承认自己毫无品位，也总比虚情假意让我心里好受些，毕竟是一份“挚爱”啊。

想当年，我情窦初开的年纪正是全民道貌岸然的时代，电影电视里都是些脸型周正、明眸善睐的人物，光天化日聊理想，吞吞吐吐谈爱情，那些故事里几乎没有什么阴影，哪怕有些波折，男女主角也一定会在规定时间里摒弃前嫌，最终皆大欢喜的主题歌响起，革命爱情两不误，一切美满团圆。这样的模式，其实是很让人气馁的，尤其是我这样的三流少年，简直有种觉得自己不配去谈一场正派恋爱的自卑。小时候读书看电影，出场人物都简单，世界上统共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故事也简单，无外乎好人坏人的阶级斗争，往往一开始坏人稍稍占上风，最终好人彻底消灭坏人。以我的60分上下的智商，这些剧情都是很好理解的，因这些剧情建立起的人生目标也很简单，做一个好人就没错了。等我大了一些，世道稍稍有变，故事里不再只有中性的好人坏人了，还有了男人和女人，甚至还分了好男人和坏男人，好女人和坏女人，故事也变复杂了，好男人头脑简单爱上了坏女人，好女人遇人不淑跟了坏男人等等，还有了一些坏人爱上好人最终改邪归正之类的更加复杂的故事。总之后来我的小脑子就不够用了，越看越愤懑，作为一个以考试成绩来说怎么也算不上好人的预备役男人，渐渐对“做好人，过正派的生活”这个全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产生了深深的自暴自弃。

当现实主义几乎要把我摧毁的时候，一大批美貌的妖魔鬼怪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适时地拯救了我无处投奔的青春。那时先后有一批“魔幻”电视剧出现，《西游记》、《聊斋志异》，还有上海台拍的《封神榜》，那些剧情小人书里我早就都看过了，让我不可自拔的是那些文字里的狐媚妖精变成了活灵活现的人物：纣王怀里东倒西歪的妲己，把书生迷得五迷三道的千年狐仙，还有盘丝洞里的一群都斜着眼梢看人的蜘蛛精，一个个穿着黑色的胸罩，在河里和好色的猪八戒一起洗澡，太重口味了，不知道我当时的小伙伴们怎么看，反正我是彻底惊呆了。虽然编导们显然是打算努力丑化她们的，但是看着那些好色昏君声音颤抖着叫狐狸精“美~人~儿~”，还有那猪八戒流着口水扑向蜘蛛精的万丈豪情，我可是热血沸腾，不能自拔。当时也正是逆反的年纪吧，突然就认定了这般无耻嘴脸才是真爱率性。

当然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狐仙妖魅竟成了少年“挚爱”，实在是很不上档次的事情。为了一雪前耻，后来那些年里我攻读了很多浪漫的高级书，还爱看法国电影，甚至自学了洋文，满以为从此可以脱离低级趣味了，不料但凡真正坠入了情网，便还是会突然切换到混蛋少年模式，不自觉地就模仿起了猪八戒和昏君，一路追随着那踏小碎步掩面而退的妖精，嘴里颤声唤着“美~人~儿~”，嬉皮笑脸，一去不回。

她们怎样把我逼成了艺术工作者

接到编辑邀约，写一篇大约有关“艺术”的文章，本来最早的思路都是些高级飘渺的文艺故事，可今夜窗外急雨，我枯坐书桌前面对“艺术”这两个字，满脑子竟都是那些把我逼上梁山的冤家，是的，都是些江湖儿女的恩恩怨怨，我走上这条路，是被逼的。

每次谈到我的“文艺生涯”，开场都是照例要提一下我的名字的，这个和“神笔马良”主人公一样的名字，最初的由来不过是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海话把二多读成“两”，“良”和“两”谐音，所以我从事艺术工作的父母给了我“马良”的名字，如果我叫马二，也许我的人生会多一些喜剧色彩吧？可我偏偏叫马良，因为这个名字，我童年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问我：“你为啥不画画呢？”

后来，我在小学里特别爱慕的一个女同学，用一种很严肃的口气又问了我一次，她是个不苟言笑的白净小姑娘，和我同桌，对功课差的男生有一种几乎类似阶级敌意的盛气凌人，很不幸我一直就是她的对立面。这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分明听得出几分奚落。平时若这样说我也哑口无言，那天我突然想起了书包里有我舅舅从日本出差回来送我的一套水彩笔，这个东西那时的孩子是绝没有见过的，我不免有些暗自得意，于是沉稳地从破军用书包里缓缓地掏出了我的“神笔”，拿了张旧试卷反过来，就开始了我的绘画生涯。这事儿过去有三十年了，可我如今还是记得那天这姑娘突然就变了脸色，无比温柔地看着我画画，每画一笔她都轻声赞美一下。那天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艺术的魅力，心里埋下了要成为一个画家的种子，虽然后来我也觉察到了那姑娘赞美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借我的水彩笔拿回家去描她的刻花剪纸，但好歹我热爱上了艺术。

这股子热爱推动着我终于考进了一所美术学校，稍稍一雪前耻地证明了这个名字是名副其实的。但在专业美校里，我的绘画能力又捉襟见肘了，同学们大多比我画得好，尤其心仪的一个女同学，画得比我好太多了。这实在是很大的耻辱，我努力挣扎了很久，但技不如人不是一日争胜便可以弥补的。自惭形秽的我又不甘认输，那时流行“笔友”，我发现这姑娘有这时髦，于是暑假期间常常给她写信，拿着《新华字典》找些深奥的词，尽量把那种薄薄的半透明信纸写得花团锦簇、知识量丰富。写着写着《新华字典》不够了，于是到姐姐的书架上开始找书看，我姐姐比我大十多岁，那时已是大学生，一开始我摘抄的是各种翻译诗歌，后来抄格言抄到了各种西方哲学和美学的书，可怜抄完有时还要硬背几段，以防以后攀谈时候露了马脚，可是看不懂就背不出来啊，为了能稍微明白点来龙去脉，就开始前后文翻阅，翻着翻着就把姐姐的小书架给通读了一遍，然后一知半解却雄心壮志地走向了父亲的更大的书架。为了那个姑娘，我不知死活地走向了浩瀚书海，也为了后来一个又一个单相思的爱人，终于成了个“读书人”。

读大学时恋爱了，光靠背书里的格言已经无法表达我冲昏头脑的幸福，于是开始写诗，当然如今看来那些诗没一首是能读的，但毕竟我下意识地开始了“创作生涯”，像动物园牢笼里的秃毛孔雀，只消用彩色纱巾撩拨一下，便气急败坏地抖开了一屁股的灿烂。那是种雄性的下意识吧，傲娇地想要告诉这个世界，老子当真是个五彩缤纷的人物。

再后来写诗也不够了，为了讨女朋友的欢心，一文不名的少年开始学习各种“必杀技”，自学皮匠要给她亲手做皮包；学扎染为了她染白T恤，她喜欢一个我买不起的古董木盒子，我便速成了木雕技法；她喜欢布娃娃，没多久我的针线活儿就出神入化了。幸亏后来她及时甩了我，终于悬崖勒马，那时我刚从图书馆借了钩针打毛衣的书，正打算学织毛衣。用我姐姐的话说，那时我就像个昏君，为了取悦美人儿，就差烽火戏诸侯了。这事儿如今说来像个笑话，但少年初恋不都是这样狗血的么？那个为了褒姒一笑，在烽火台上把各路诸侯王当猴耍的周幽王，十三岁登基，二十四岁被那些急了眼的诸侯剁了，推算下来干那荒唐事的年纪也正是二十出头吧。他为倾城一笑送了命，而我的下场只是成为了一个手艺人，幸运多了。

张雨生有首歌唱道：“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听这歌时还是个少年昏君，不以为然，温柔不都粘在女孩儿的身体上么？弱水三千想多饮几瓢罢了。后来年纪大了，愈发欲壑难填，竟想要爱更多的女人，男人，所有人，甚至整个世界，这才知道我这份所谓工作原来都是从爱出发，这世间真的有意想不到的温柔，那便是艺术和美吧。

有病

几天前和一个从未谋面的艺术家朋友碰头谈些合作的事儿，虽然没有见过人，但他的作品看过一些，想来也该是个有几分细腻情怀的人。可是，对面坐下的竟是个满脸杀气，态度凶横的“江湖大哥”。在我说话时候完全不看我，故作漫不经心虚着眼睛似听非听的样子，时不时低头拿着叉子恶狠狠地对果盘里的水果下毒手，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在你等着他说看法的时候，他又摆弄起打火机，翻看手机，把让人不安的沉默拉长到极限。唉，放在以前做商业活儿，有求于人的时候，我估计真是会被这场面给震住，吓到手心出汗，可现如今，只是一场好说好散的合计，我全无压力，倒是细细观察起这人来，慈眉善目的样子，只是故意耷拉着嘴角，做出一副“我是恶人”的表情。后来聊久了，他的嘴角也渐渐放松了。再后来，散的时候他笑得像个小孩儿一样自然轻松，和我相互在肩背上拍来拍去的，一副老不正经的样子。

这样的情景其实这些年遇到不少，如今很多人都喜欢演坏人的戏码，即使他实际上是个心地好得不能再好的家伙。我在上海的远郊住久了，难得去次北京，最让我不习惯的地方就在这儿，也许是舞台太大，出场人物太多了，很多人都有点儿紧张，遇到陌生人总是摆出一副生怕被抢了戏份的表情。其实后来熟识了，原来都是心虚的好孩子，等认清了彼此都是龙套演员之后，更是生出些沆瀣一气的亲密来。

其实我自己也是个虚张声势的人，说到这里不得不自我批评一下，虽然事态发展至此，检讨已经毫无作用了。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广告圈讨生活，到处都是江湖险滩，浩浩荡荡随波逐流泥沙俱下，你不做强龙就得做地头蛇，没有实力也得扮上个不好惹的角色，不然只有任人宰割的分。大学刚毕业那几年，我留了小胡子，挺着小肚子在一个电梯里遇到一个不相熟的公司同事，她关心地问我，孩子多大了？我稍有尴尬，但扭头在不锈钢电梯门上照了照自己这一脸的曾经沧海，记得当时分明是有几分得意的。后来还喜欢上了文身，肩膀上青龙白虎地搞了些花样，尽管如今再看也有些对鲁莽青春的温暖回忆，但当时潜意识里的确有一种对凶悍的迷恋，希望这些粗暴的东西可以遮挡下自己的软弱，狐假虎威地凭空把自己装饰成一个猛士。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把自己扮成一个玩世不恭的臭流氓，不再只是虚弱少年的手段，如今作家们也流行这个套路。随手翻翻各种杂文书，那些报纸杂志的专栏，满纸都是些说着尖刻损话的人，似乎不玩儿一些阴，就对不起自己的聪明才智，幽默固然是有一点的，但多是一套把自己置之度外，俯视众生的扮相。有些文章里明明躲着的就是个好人，可字里行间却是诡诈讼师的邪性，或是泼皮的嘴脸。不只是文章，艺术圈子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如今作品里没有些匪气都不好意思自称“当代”，评论者也不知道怎么下嘴。

大势所趋，我和无数糊里糊涂的龙套演员们，就这样高歌猛进一日千里地亢奋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被带到了沟里。终于发现自己并不是真豪杰的那一天，那可真是个悲伤的日子，其实我还真是拿不起也放不下的，那些混不吝的表情都是装的，我发现自己真他妈是病了，对，无情就是一种病，看着镜子里那一脸的冷漠，真让我自己也厌恶起自己了。这个虚张声势的世界里已经到处都是不好惹的变形金刚，我再也不想成为其中一个了。

悍匪演不下去了，是因为本来就是个软蛋。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发生在我身上有关看电影的两件事儿，一个是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个叫《雪孩子》的动画片，在那个每个人都斗志昂扬，誓与天公试比高的时代里，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善美”的小故事。记得那是个下午，在少年宫的小礼堂里，窗外阳光灿烂，把礼堂的破烂帘子照得半透，室内光线很亮，电影因此很模糊，同学之间看得清清楚楚。那可真是个催泪的电影，那时我还是个没有城府的小二愣子，硬是看到涕泪俱下，控制不住地大声吸鼻子。当我发现所有人看我的兴趣比看电影还大的时候，可怜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从此就在学校里成为了软蛋的代言人，经历了很多年被嘲笑和排挤的命运。以至于在自我意识和嘴唇上的小绒毛都变得刚烈起来之后，为了摆脱稀松少年的自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绝不流眼泪的人，后来有段时间还真是做到了，无论什么事儿，难受得用脑袋撞墙，拿烟头烫自己胳膊（那时流行这个），也挤不出一滴泪了。当然，半大小子在马路上游荡的岁月，本来也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荷尔蒙的作用下只知道斗狠争勇，手插在裤袋里，一定要杠着肩膀走路，一脚深一脚浅，故意把身子晃得和随风飞舞的破塑料袋一样没心没肺的。

直到很多年后又有一次看电影，刚刚有家庭影院的时代，难得和家人在一起，看一部俄罗斯的史诗电影，绝对是个波澜壮阔的好剧本，描述了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因为一场不可阻挡的爱情，把一生的运气挥霍殆尽。看到催人泪下处，我突然鼻子就酸了起来，下意识地非常紧张，遮遮掩掩并假装抽烟倒茶等漫不经心状，生怕被家人看到，结果偷眼看见在屏幕反射的幽蓝光线里，我从事艺术工作的父母，我的姐姐姐夫，甚至还有外婆，一家人的面颊上都闪闪烁烁的。这一下对我，可真是吃惊不小，绝对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精神体验，很难描述，我突然特别安慰，同时也有些埋怨自己，好像一个离家出走太久的逆子，偷偷返乡的时候，三步并作两步急于混迹于乡亲们之间，希望没人察觉到我曾经的远行，也暗自存着一种浪子竟还能回头的侥幸。

这事儿对别人也许是小事儿，但对我则是个特别重要的转折，好像是偶然得到了一把小钥匙，然后才想起了一扇之前一直不曾开过的门，而走出去后，门外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这也成为我后来开始创作的一个奇妙莫名的契机之一，要知道一个过于羞涩的人，或者太有城府的家伙，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坦白的创作者的。也许我说得有些夸张，但事实的确有些类似，在我看来作品其实就是作者某种精神上的裸体，是无可遮拦的，像是一种献祭。有些情感，有些脆弱的东西要被放在作品里公之于众，对于我，至少对于那次家庭观影事件之前的我，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不相信，心里全是怀疑，不相信这个世界里有和我类似的人，不相信他们会原谅并理解我的脆弱，也不相信柔软可以获得宽恕，疼痛里也可以升华出温暖和惺惺相惜。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怀疑的人，是永远无法释然的，无法释然到愿意用自己做一面镜子，照出别的灵魂的存在。无情的人，或者只是那些个喜欢假装无情的人，可怜都失去了生命里一些美好的偶然性，他们享受不到和陌生人一起坐下来随便聊聊的欣喜。而我有时觉得所谓艺术创作，其实也就类似一个寂寞又善意的人，突然想起要和身外的这个世界聊一聊，或是给某个不确定的人写一封信，于是动了笔，然后也动了情。

刚开始这些泛滥的“深情”更多只是停留在我的作品之上，可是后来他们自己溜了出来，混进了我的生活，让我也开始变得柔和起来。我也知道自己不算一个有才华的创作者，这常常令我有些遗憾，但所幸的是我也渐渐获得了另外一种安慰，那些凌驾众生之上的才华，如果只会让人变得自负冷漠和对生活充满了距离感，那还真不如只是一个温暖的凡人，活在人间烟火里，和所有有情有义的生命混为一谈。

虽然老话有说“无情未必真豪杰”，但可惜历史总是被“无情豪杰”们左右着。我们如今注视着的这个世界，也正被肆意的权力和厚颜无耻的谎言所吞噬，新闻里网络上到处都是让人绝望的消息，我经常会想起《2012》里的一个画面，红衣僧人在寺庙前注视着海啸远远来临，很安静地看着，直到没顶。也许这画面就是在叙述人类的某种精神命运，不过这种末世感也是种契机，让人想起要做出些抉择，为了面对幻灭的时候少些遗憾和恐惧。就算为这个病入膏肓的世界做些临终关怀也好，即使万劫不复，付出善意和柔情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吧，相对绝望，终归是一种美好些的宿命。

五个工作室

“工作室”这个词，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是没有听到过的，这也是个从港台舶来的词汇吧，读美院那会儿我们常用的词是“画室”。工作之后和几个小哥们儿筹划着自己创业，搞个画广告插画的小团体，印名片的时候第一次用了“工作室”这个名称，那时可是个时髦的词，很少有人用。十多年后我开始搞创作的时候，四处找房子，后来终于定下一间，门口不远就有一个发型工作室，两个婚庆工作室，好像还有一个文身穿刺什么的工作室，想必和我一样，都是些想要自圆其说却又实在拿不出个什么说法的人。我心里却是喜欢把自己工作的地方称为“画室”的，只是画画越来越少，做的都是些乱七八糟说不清楚的工作，摄影又不算是摄影，装置也称不上是装置，只好拿个“工作室”来搪塞了。

那间前文提到的谷仓里的画室，如今常常会在我的回忆里浮现出来，虽然是和同学合租的，但那是我人生里第一间所谓“工作室”。如今时光漂白了所有阴郁的颜色，只留下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再看那间小小的破屋子，是我生命里的一片处女地吧，我把自己种了下去，从那里发了棵小芽。只可惜这颗种子生命力并不顽强，此后不死不活在尘土里埋没了，我决定再找一间画室重新开始创作的时候，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第二间工作室是在上海旧城区的一条小巷里，估计是曾经辉煌过的，住过一些大户人家，后来颓败了，本来就狭窄的巷子里停了好多自行车，汽车是肯定进不去的，走路都有些难。但是那栋小巷深处的房子实在是漂亮，殖民时期的洋房，陈旧不堪但非常安静沉稳的样子。二十多平方米的一间采光明亮的房间，价格很便宜，我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借了下来。后来几天的时间里，每天都在福州路文化街，大批地进各种美术用品，画架画布，一捆捆的笔和整箱的颜料。似乎觉得拥有了工作室，再坐拥满满一房间的画具，这就离成为“艺术家”不远了吧。几天之后一切初具规模了，特别是下午坐在窗口的阳光里，面对一张空白画布的时候，心里真的美极了，完美的气氛，眼前未知的一片空白，是如此崭新而充满魅惑，以至于一笔都不舍得画，经常什么事情也没干，一天就沉浸在这种“艺术”的氛围里虚度掉了。这是我成年之后再次拥有一间自己的画室的感受，很美，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是这样。

可惜，这事儿开始得完美，之后就真不怎么样了。渐渐觉得不对劲，那栋洋房里有种很不吉祥的气味，一进楼道就有一股子不正常的尿臊气，如果不开空调，这气味会从门缝里不停涌进来，让人非常心神不安，如同行将就木的死亡气息。后来在那里也真是没有画成什么好作品，我总想归罪于那股子气味，当然是有些耍赖，画画的人要的是视觉完美，那房子至少看上去无可挑剔。后来我向邻居打听，才知道那栋建筑本来属于一个有钱人，“文革”时候房子被闲人占去了大半，只留了一层楼面，我闻到的气味就来自于这位垂垂老矣的主人，他常年卧病在床，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见过他。一个游手好闲也已经人过中年的儿子，嫌脏不愿照顾老人，只请了一个护工，自己搬了出去，多余一间房子便租给了我。回想起来，那个和我签约的房东果然是有一张什么都无所谓的痞子脸。知道了这个故事，我心里更是不舒服，画儿也更是画不出来了。这样将就了大约半年多，突然有一天这气味就没了，老人死了，楼道里放了几个简陋的花圈，看得我心里竟有些歉意。再往后的事情更是不可思议了，几周以后房东过来找我，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三个月的房租，他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是赌博把房子输掉了，他情愿按照租赁合同违约赔钱，叫我赶快搬走。我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就这样在半年之后草草落幕了。

之后我又找了一个老房子，这第三个工作室还是上海的旧时洋房，视觉上还是无可挑剔，邻居们也还是几位老人，只是他们都还健康，每次看到我都满脸警惕，终有一战的样子。我和他们主动微笑招呼了几次都被白眼相向，后来索性也就关起门来成一统，再不和邻居交流了。那时我已经开始做摄影方面的创作，每天会在路上捡一些别人丢弃的东西，扛回去自己修修补补做成拍摄用的道具。房间很小，画画的空间不够，我便越来越多地做些手工的事情，东西堆得越来越多，我也闷头玩得越来越开心。这样工作了将近一年，突然一天门板被急急地敲响，我正拿着电烙铁在鼓捣一个东西，慌张去开门，竟是几位弄堂老阿姨带了一位片警，老阿姨们口气倒还客气，动作却是极其彪悍的，一进屋子立即占据了有利地形，把我团团围住。“你是做什么的？”“你暂住证有？”阿姨们四处打量，各种问题急速涌来，我正疑惑这阵势，民警开口用很不标准的本帮普通话向我解释原因，原来是有邻居去居委会报案，说有个样貌怪异的人每日关在房间里，不知做些什么，怀疑是地下加工厂之类。唉，我听了不知该做何解释，真让人啼笑皆非。气氛稍稍缓和后，我用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巧妙地回答了我不需要暂住证，也拿出刚出版的画册，向阿姨大妈们解释了我神秘的工作。他们相互使着眼色，胡乱夸了几句果然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人之类的话，怏怏退了出去。我回身关门重重坐在沙发里，突然就觉得该搬家了，这个房间实在是不适合我的工作，每天都不敢动用大声的工具，大白天敲钉子都小心翼翼的，生怕搅扰了老人们的午觉，这样憋屈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之后几天我骑着自行车满大街找房子，竟然苍天不负有心人，在市中心发现了一个旧厂区，也是几天就决定搬了过去。之后通知了很多的朋友，渐渐把那里变成了一个自发的“艺术园区”，那儿的确是一个适合创作者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我做了自己创作生涯里最重要的几个作品。在2010年的时候，我甚至把工作室都搬去了上海双年展，原样复制了一个工作室的样貌。展览的那几个月里，工作室一半都搬空了，我四处游荡如同丧家之犬，因为同时也接到了政府拆迁令，这个完美的工作室，在屹立了五年半之后终于不敌这个国家的建设狂热和上海这个商业都市对文化艺术的冷漠无情。唉，拆就拆掉吧，也总算在美术馆里做了个告别仪式，几万人随我一起凭吊了过往的这几年岁月。

第五个工作室，是在上海远郊的一栋别墅里。房子很大，租金也便宜，就是离市中心太远了，我一般一周才进城一次。租赁合同上，房东只肯签三年的期限。他说，现在什么都变化那么快，三年已经很长了啊。想想他说得也没错，的确，给我三年的安定，也该满足了。

一次又一次的动荡，让我渐渐不再愿意花时间营造自己的工作室了。毕竟工作室只是一个工作的空间而已，重要的还是在其中创造的作品吧，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比工作室本身能存在得更久远。觉得可以不再依赖那个能给我某种安全感和身份确认的“工作室”了，其实也是一种解脱。去年我做了一个叫“移动照相馆”的作品，是一辆装满摄影器材和道具的卡车，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驾驶着到中国的各地，免费为陌生人也是有缘人拍摄类似老照相馆形式的照片。每到一处，都是临时找个场地就立即搭建一个工作空间，真正的拍摄只几天时间，拍完之后拆散了搬上车就走。一路下来，我拥有过三十五个临时的工作室。既然这可怜的创作生涯一直如此漂浮不定，干脆就走了个极致，建立三十五个工作室，三十五个有时限的乌托邦，渐渐习惯于盛放和幻灭不停交替，直至不再因此而伤悲，不再有倦意，直到终于在“工作室”这件事情上真正超脱了。

后来的二十年里我回过两次那间“谷仓”工作室。第一次去是十年后某个晚上，那里成了一个城中村，曾经开阔的田地不见了，视线所及都是简陋的低矮房子，临时搭建的租给打工者的逼仄出租屋，像是蚁穴一般纵横交错，没有路灯，我也寻不着路旁的那些树了，我原以为那些我认识的树可以给我些指引的，漆黑的夜里我完全迷路了，只有路边夜宵店的惨白色的灯光，和四处密布的发廊里粉红色的暧昧的光，交替照出脚下依稀可辨的前路，哪里都寻不到我回忆里的那处乌托邦了，那房子沉没在了一片黑暗里。七八年后我又路过一次，那边已经都是高档住宅区，一栋栋一模一样的大厦仿佛是粘贴复制出来的，我连方位都无法确定了。其他几个曾经的画室，路过时看一眼，也都物是人非，看了反而生出后悔来。

想想最初其实是因为和父亲闹别扭要离家出走，才有了第一个租来的画室兼宿舍，再后来也是为了离开原来不喜欢的生活，硬是要给自己搞一个工作室，逼着自己往前走，种种原因又离开原来的家，这些年里都寄居在工作室里。我这潦草荒唐的人生真像是一场负气的远行啊，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下一站，却只想着要离开，一站一站渐行渐远，直到都忘了来处，只能埋头一路向前。上路的时候心里曾想着再不要回去了，后来却发现的确也是回不去了。那赌气渐渐成了无主的怨怼，时间长远，所有说过的狠话气话再也无处安置了，便只好随手一扔，随便忘了。只有那些所谓的“工作室”成了临时停靠的站台，一站一站地接起了支离破碎的生活。不过，远行者既然不避风雨四处漂泊了，随遇而安是必修的功课，好在“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心得安处便是家，离开家也算是回家了。

书似青山常乱叠

有朋友嘱托写几句有关读书的回忆。令人惭愧的是，书，我本来也没有读多少，记忆力也真不算是很好，而最终那点记忆力都没有留给书本里的知识，却荒废给了生活，记住的都是那些人间烟火的小故事。不过这也是幸事，正是这些小故事串起了回忆，点缀了其实本身有些无趣的成长过程，那也是握在我手里的唯一线索，牵着过去的那个已经褪色了的自己，不至于在茫茫时间里就这样失散了。

曾经某个早晨面对盥洗室的镜子，突然生出错觉，我是一下子就长大成人的，已经刮了几十年的胡子，出生到现在就没有长过头发。我一直就是现在的我，并不是从过去走来的，那曾经度过的时间如此漫长，中间隔了千山万水，远远望去已经和现在没有什么确实的关系了。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够理解，到了我这样的年纪，火烧火燎的青春已经过去好久，而自己却没有在应该的时候得到一个孩子，热血无处浇灌，空空怀着一腔的热烈爱意，加之身体里随着年纪而滋生的某种柔情，会下意识地将童年回忆里的那个自己，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会觉得他并不是曾经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他是独立的，独自辛苦地成长着，一个人不着边际地落寞着，想帮他吧也帮不上，只能这样远远望着，带着满心的怜惜却无能为力。所以记下一些文字，似乎是对那个孩子的某种安慰，像是在他耳边说，亲爱的小伙子，要坚强些，这些你正在苦度的心慌意乱的日子，终有天会成为你的珍宝。

那个回忆里埋头读书的小孩子早就面目模糊，有时是刚刚识字的懵懂小儿，有时却又是个喜欢不懂装懂每天在食堂里大庭广众的吃饭时间表演“读哲学”的小胡子少年，他的身形随时变化，心智状态也参差不齐，但有个一样的特点，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三流孩子”，无力在正统的学习生涯里获得心理上的安慰；他们在无法自己左右的小儿科生活里，处处碰壁总学不会长袖善舞，于是会寄托于读书，大量地读各种各样旁门左道的闲书，像是弹珠台上一颗被弹射出去的弹子，无法后退又慌不择路地想要给自己找条可以逃遁的小道，抑或像是个四处去找寻树枝和杂草纸片的小雀儿，急急地想给自己搭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窝，把自己藏匿起来。

虽然话是那么说，陷于读闲书应该也不算是个特别大路的选择，我的同学们大多去练了少林武术，加入了帮派团伙，或者去报了补习班以求“仕途”。有闲书读，并且读起来还理直气壮，多亏了有一位“书呆子”父亲，还有个特别“文艺”的大姐姐，家里似乎有读不完的书码在书架上，甚至床边厕所里到处扔的都是。一直记得父亲的所谓书房—其实是个自己搭的小阁楼—他用毛笔字直接在墙上的题诗：“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这句话对于小小年纪的我，简直就是最壮丽的励志格言，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有无数的书，堆成青山绿水模样，让我迷途不知返。一定要有盏小小的温暖的灯，一直点亮在我的书桌前，点亮在我以后的生命里，无论风沙迷雾重重歧路，都能循迹而往，坦然向前。

火

前天晚上我一个香港的朋友去世了，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事业很成功的摄影师，上次见他不过是一个月前，他拿着一杯红酒站在香港的一栋建筑的屋顶，那里是我展览的开幕酒会现场，寒暄过后，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指着楼群中露出的远处一片海湾，告诉他在白天我看过那片海，是碧绿的，很美。他望了望那一小片被裁剪了的黑漆漆的海面，用他一贯蹩脚的难以明白的国语靠近我的耳朵，好像说一个秘密一样：“那个海港是专门运垃圾的，靠近了很臭。”然后他诡秘地笑了笑，总结了一句：“很多漂亮东西只能远远看，不要深究。”讲完这几句，他似乎突然就感觉疲倦了，长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开了，酒会上人影绰绰，我们都有些应酬，没来得及告别。可怜如今阴阳两隔，原来此一别便再也无法相见了。

我二十岁的时候，有次和一个中年人打了起来，这人也留长发，号称热爱艺术，带了我和几个年轻朋友到处接些壁画的单子，常常和我们谈绘画谈音乐，我心里曾经有些仰慕他，但后来发现他嘴里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特别奸诈，克扣酬劳，还离间我和好朋友的关系。那天我把他打倒在地，拿膝盖跪在他侧脸上，他满脸通红动弹不得，嘴里流血讲不清楚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你怎么好意思活到四十岁，你为什么不死？！”那时我不是伶牙俐齿的人，加上也是热血上头，其实这莫名其妙的话里原来想说的意思是：“你每天谈艺术，谈那些像焰火一样绚烂的燃烧，谈梵高，谈杰姆·莫瑞森，谈Badfinger乐队自杀的主唱，谈了那么多在年轻时把生命燃烧殆尽的人，你自己却没有在你最年轻的时候死去，结果堕落为一个无耻疲老的男人，尽做着苟且的事情。”那时的我特别想燃烧，把自己也投入某一丛熊熊烈火，只想狂热地尽全力地燃烧一次，不怕疼痛，不怕变成灰烬，什么都不怕。我咒骂他的那一刻，是断然没想过自己要活过四十岁的。

可事实上，今天的我还无耻地活着，这真令人羞愧。那个大言不惭的少年，终有一天英雄气短。

写到此处一阵唏嘘，心念起我的另一位好友，是个作曲家，曾经帮我拍的那些乌七八糟的广告做音乐，说实话我很依赖他，那些并不怎么样的小片子，因为有他用音乐润色，其结果终归显得还是差强人意的。在封闭的录音室里，我常常和他一起通宵工作，有时我们会谈谈理想，我总是指着自己的小短片，笑说：这都是混口饭吃，不过为了学得一些技巧，我志不在此，将来一定是要做自己的电影的。他也告诉了我他的经历，在英国读的是比较文学，但因为喜欢音乐辍学重读学位，搞得父母很不高兴，关系闹僵。离开家乡台湾到大陆谋生也是为了逃避家族的压力，不想继承家族事业，只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深夜里，两个圆胖子聊得刀刀见血，坦诚相见。约定了，以后我的第一部电影一定要是他来配乐。那天起，我便把他当成了莫逆之交。

十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于是践诺给他电话，两人都很激动，约了在我高原旅行之后就见面细谈，那时我正要出门，去寒冬的雪域高原见我的几位僧人朋友。几天后在兰州，我正在一个书店买书，突然接到另外一个朋友电话，说他在圣诞前夜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当时腿一软就蹲了下来，一下子就站不起来了，蜷缩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强忍着没有发出声音，眼泪止不住，几次试图站起来，但双腿怎么也不听使唤。

大雪弥漫的高原寺庙里，我为他焚香叩首，请群僧为他超度，斋戒三日给他遥遥送行。仪式的最后一天，我买了很多捆松柏枝，在我的藏族好友扎西的引导下，于一个祭坛里烧化，藏民把这个叫煨桑。那天漫天大雪，祭坛在寺院偏处一个无人的院落里，我把柏树枝点燃，缓缓堆成一个高堆，那团火在树枝下闷着，发出噼噼啪啪果实爆裂的声音，一只鸽子突然从屋檐上飞至，穿过大雪缓缓落在火堆的另一边，扎西挥手赶它，它却也不走，只远远站在那里，好像看着我，那是一只很白的鸽子，和雪一样白。

黑烟滚滚升起，把漫天飞雪衬托得更加凄凉，大火却始终没有燃起来，我们时常要绕着祭坛走个半圈，因为随风变换方向的烟雾实在太呛人。透过被烟焰所扭曲的空气，我看见那只鸽子一直在火边不远。后来扎西帮我买回了两瓶白酒，教我念几句经文，让我将酒一口气泼在柏树枝上，那被憋屈着的火突然腾空而起，和高原的风一起呼号着，烧燃起了几米高的烈焰。我看见那只鸽子忽然间张开洁白羽翼，穿过黑烟，一下子便飞升起来，抬头再看，弥漫的雪花扑面而来，如同倾泻而下的白色羽毛，那只鸽子早不见了踪影。我突然后悔不该用那两瓶酒助燃，没来得及细细再看它一眼，它一定就是我那亲爱的朋友，这是他的告别。

那天起，我变得偷生了，开始想要认真地活着，把生命里每分每秒都用得善始善终，因为懂得了自己的幸运。知道了再漂亮的事物里也裹挟着命运，谁也无从逃脱，理想再美生命再丰盛不过云烟，焦枯之前且远远由它慢慢燃着，不再急着火上浇油，任其点着吧，你我不过都是这一场燃烧，得照亮一日便是一日，存温暖片刻便值了这片刻。一切当做如是观，不必再深究。

大海

虽然长在上海，整个少年时代却是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这似乎成为了我成长里的一种遗憾，一直念念不忘，直到二十岁那年学校组织去舟山写生，才第一次真正见到大海。只是那时是在一条船上，从宁波要去一个岛上，结果出海不久就遇到了十二级台风，船在狂风巨浪里颠簸，同船的渔民都吐了，我也很难过，但想到是第一次出海，也怕是最后一次，便狠狠支持着自己在晕眩中扶着墙走出了船舱。那船本来就是条在岛和岛之间摆渡的小船，在滔天的巨浪里显得更渺小，船头一会儿深深扎入迎面扑来的大浪，一会儿又昂然地高高翘起，似乎要向后翻倒一般露出了船首的底部，只一下便又重重劈入大海。

船舷边一个人都没有，几个同学正和船舱里的渔民一起满地呕吐，抱着固定住的木长椅，面如死灰。而甲板上的我死死抱着一根柱子，面对狂暴的海浪，顶着夹着大雨的狂风，吐得自己满身都是。天空是黑灰色的，如同被墨汁染了一般的压抑昏暗，大海倒是明亮的，海浪翻起无数白色泡沫。天空和大海和我想象里的海天之色恰恰是相反的，像是一个终于真相大白的谜题，隆重地给出了意想不到的答案。我兴奋极了，心中竟生出些想死的念头，想到自己也许将葬身于这片与我只一面之缘的大海，仅仅因为眼前这份波澜壮阔的美，竟丝毫也不觉得害怕。

世界广阔无垠也瞬息万变，要看到某些画面必须付出代价。在年轻的时候我是半盲的，尽管瞪大了眼睛，想要看清每一个瞬间，但有些东西是视而不能见的。如今我的眼睛才渐渐地变得真正有用，而这一切又和眼睛并没有什么实际关系。

后来当然是没死，在人世间拖拖拉拉地稍受了些苦，也着实尝了些甘甜，于是自作多情把大海当成了多时不见便会很想念的熟人，每次去有大海的城市旅行都会怀着兴奋，真的像是要去探望一个老朋友。后来的大海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展现过第一次见时的暴躁，一直是温和沉静的样子，好像它和我一样也老成了一般，不再有那些无法抑制的狂热。后来有两次还在国外的海边小镇短暂地住过，每天早上起来，或者黄昏时候便去无人的海边坐坐，时间久了，会发现每日的大海都稍稍有些不一样，就像终于会在最熟悉的人身上看到些难以察觉的微妙变化，那时会突然想起自己正在一天天缓缓老去的亲人，正一步步与我渐行渐远。天地之间，一个人面对这无可挽回的消逝，充满了伤悲，而眼前的大海始终还是大海，不动声色。

所以，必须是要去认识大海的，那是和成长有关的大事情。只有当你有一天面对大海，想起那些想着大海、心里怀着它却无缘相对的时光，你才会突然地发现，大海原来一直在那里，在你没有来的时候，在你面对它的瞬间，在你离开了以后，甚至在我们所有人都消逝了之后，大海永远在那里。我每每会想起一个词：望洋兴叹，这个词必然也是来自于某一位和我一般面对大海发出感慨的前人，可惜早无可考证，岿然不动的大海面前，一切都是逐浪浮沙罢了。

二十年前第一次见大海，只一声叹，便送走了这许多的岁月。斗转星移里，唯有潮来潮往依旧，我生命里所有的东西却都早已暗中偷换，那些曾经拥有的，以为永远不会失去的，如今只留下些音容笑貌，仔细看看手里还存着的一些人物和情感，渐渐懂得了珍惜，因为也许明天就尽数失散了。少年时候爱读哲学，唯恐自己不够深刻，曾经读而不懂的，如今大海都告诉了我，哲学里最朴素的真理，无非教人要认真地活着。

后记 玻璃后的绿头萤火虫

我从小功课很差。因为生于一个戏剧家庭，于是顺理成章地堕落为学校培养的娘娘腔小演员，打架往往自取其辱，基本混迹于生物链的最末端，唯一给我安慰的就是会画画，因为有个咒语般的名字，我只能主动请缨为同学们画美术作业，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觉得可以稍稍配得上这让人羞愧难当的名字。进美校后画画上又落后了，自卑之下开始苦练写情书，但总没有胆量寄出。所以画画写字，其实源于一个三流少年的自我安慰，幻想里的绝地反击。

这个父母亲灵机一动赠予我的名字事实上的确左右了我的生活，以至于如今这充满惭愧的年纪，我还是像童话故事里那个没有由来，也没有去处的魔法临时工一样，只能尴尬地活在某一段不停循环的演出时间里，满脸胡子挺个啤酒肚却还迟迟不能从儿童剧里谢幕。其实我比谁都痛恨自己的幼稚，任性却无力，不能取代那些掌握了世间所有枷锁钥匙的狡猾老人。有时也感叹自己早已不知不觉同流合污，渐渐屈从于生命的各种规则，挣扎无用。所以我写下我的童年，试图回忆起那些理想还只是理想，不曾成为苦役，梦只是梦，还能来去自如的无赖岁月，只可惜，落到纸上的都是些琐碎到几乎不值一提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热情满满却毫无头绪的我，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苍蝇，某一天突然在透明的玻璃后面远远望见了美好的世界，别人都没注意，可它的确看见了，这就是这个小蠢货的命运，它没有选择，必须往前飞，只能拼命地往前飞。

这小苍蝇的生活从那时起，便再也没有通途，在各种旁门左道里挣扎前行，无论哪条路它都敢无耻踏足，其实并不知道前途在哪儿，只记得要向有光的地方走。那些在玻璃后面有光明却没前途的日子，当然是撞得头破血流的，但好在也并不都是无用功，渐渐地，每天眼冒金星的它，也一星一星地攒出了属于自己的微弱的光，有一天它发现自己甚至可以冒充一个绿头萤火虫了。

当然，这只是幻觉，绿头萤火虫同学比谁都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索然无味的，但还好我们拥有幻觉和想象力，是它们在潜意识里辛苦地织补着我们破绽百出的生活，使之柔和并让人眷恋一些。也还好无论我们他妈是谁，总还存着些回忆，童年里所有对自己的许诺，在暗夜里依然会如约而至。我知道正是那个闪闪发光的小苍蝇，那只冒牌的萤火虫，如今才点缀出了这个我自己并不嫌弃的我。

是的，无论是个什么东西，做一个喜欢的自己，我们都只有一次机会而已。

Post-Credits Scene“你和我”

1

我有自知之明，此生也许永远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即使曾经多少夜晚独自不停地写，从拿笔在纸上涂改的时代一直写到了如今的电脑屏幕上，即使已经堆积起这么多的字，但我清楚地知道，它们算不上是写作。我无法真正用文字塑造一个言之有物的作品，而只是一个雕刻者，从我眼前固若金汤的生活里，试图解放出一个被困的莫名之物，甚至无法确知它到底是什么。可我忍不住这抽丝剥茧的渴念，急着想要通过自己这一笔一画的努力，让隐匿于生命深处的那个难以名状的核心渐渐浮现而出，这些细碎的文字像是刻刀下的碎片，纷纷扬扬地落在纸上，将它们堆于一处，并非其昭告了某种结果，那只是些割舍之后的难舍，所有为了得到而经历的失去。

2

很遗憾有些人毫无道理地就会厌恶鄙视你，甚至并不认识你便充满莫名的敌意。所幸，另有些人似乎也是没什么道理就喜欢你的，似乎生来就是你的朋友。还有几个人生来就是爱你的，想想也没什么道理。有这些美好的补偿，那些潜伏在人生各种阴暗角落的命中小人，也没有那么面目可憎了。

3

在机场无耻地点了一客花团锦簇的冰淇淋，翻着刚买的一本历史八卦书，正心花怒放准备享受这一切，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女孩直愣愣盯着我看，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姑娘，就站在我几步开外，像观察一棵植物或者观察一片叶子上扭来扭去的一条毛毛虫一样，目不斜视，毫不避讳地直视着我。我一下就慌了，突然就意识到：她看出来了。是的，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长大过，只不过换了一张老脸，无论读了多少书，走过多少地方，我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深刻的人了。转弯的路口早就故意错过，后面的路便只能一意孤行了。

4

小时候晚上在家，在昏黄的灯下做作业的时候，曾以为黑暗中的那片小小的光区就是世界的中心。后来长大了发现世界的中心在别的地方，甚至有好几个，但每一个都离我很远。这么多年长途跋涉，总想要靠近某个中心，可最终发现，无论多努力，还是挣扎在边缘。如今又回到家里的台灯下，却发现世界的中心原来一直在这里。

5

自高自大者和灵魂虚弱者都应该被嘲弄，所以两者兼具的人必须学会自嘲。叔本华有句话:“人在各种欲望不得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人的一生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端之间摆动。”因为摇摆和对立，生命里的一切，我们都有理由去嘲弄和质疑，而同时记得一切也都值得宽恕。对吧？

6

当认识到生活是艰难的时候，才知道怀有希望并且去一一实现的欢乐。它让人生出幻觉，觉得自己可以将生活里所有规则置之度外。有时想想，独居斗室和天涯浪迹好像是一件事情，身处寂寞和身处喧嚣其实也没什么两样，身外的整个世界都是镜子，我们必须自己认得自己。

7

我真想用尽全身力气，所有的情感，去做一件事情，去爱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太多的荒谬和未知，恰恰我很明白，但是别无选择。有时，我觉得艺术也是如此，相对现实生活来说几乎毫无作用，只消磨了自己，但是我们还是要充满热情，充满爱意，因为我们的确别无选择。

8

曾忽发奇想把自己写的文字里的每一个“我”字都除去，却发现所有意思都无处出发了，堆滞于张口结舌的困境，如果没有“你”字，所有意义又都将无法抵达。他、她、它，都是被评述的旁观者，“你和我”才是有情生命在世上的支点，所有情感表达的开始和终结。

9

人不再年轻了，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了，才会变得尖嘴滑舌，旁观者一样刻薄地评说众生，带着坏笑，像我曾经那样，所幸的是我后来返老还童了。

10

渐渐发现，一件事物或一个人，某一部分好到不可思议，那一定是因为它根本别无他用，或是有某些隐秘的严重缺陷。这是一种微妙的生命能量守衡，不会错的。

11

波澜不惊的生活就这样如流水一般，平白无故地在生命里流过，一点都不文艺。曾经想以散文的写法去描述经历过的生活，却发现是徒然，你怎么能描述一炷香是怎样无声地变成灰烬呢？那些过去的日子其实如同倒在地上的一条香灰，形容犹在，拾，是拾不起来的。

12

你见过的一切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正是这种遗憾才点燃了美。

13

生活本身往往是无趣的，倒是幻觉让生活更美好。

艺术是从幻觉里生长出来的一剂安抚之药，最终又作用于生活。

14

我天生就喜欢做繁琐费力的事情，不喜欢捷径，也不喜欢安定。愿意承认自己是不深刻也不够智慧的人，也愿意付出时间和热情去做蠢事。我尊敬那些在画布上重复画一万道线的人，甚过那些只提出一个玄乎的概念，一个聪明的谜团，却不舍得给出答案的人。在我看来，这无情世界因为有热情的蠢货，才有些浪漫。

15

别相信生活永远会有激情，我们和永恒的交集，往往只有一个点一片刻，无论予爱情或予理想，应怀有献祭般快意无悔，唯有那一刻生命不曾感觉消磨。

16

最终，所有笑容尴尬、四肢不协调的少年，都会成为风度翩翩妙语如珠的成年人，不会再犯低级错误，过着乏味的宠辱不惊的生活，然后突然觉得整个青春的冒险就像一场期望过高的旅行，实际上无所收获。回头再看自己的尴尬岁月，倒显得生动起来，想到这儿，突然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

17

时光和时光是不一样的，有些片段美好又不真实，却是真正有用的，是它扩张了生命的边界，让人活得辽阔，它也是种救赎，一种犒赏，其他连绵不断乏善可陈的时日，也由此显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了。活着，不过是为了在无数时光片段里寻觅某个片刻，某个让此生显得饱满丰盛的片刻，签上自己的名字。

18

灿烂阳光下突然涌起深深的厌倦。美好的事物，有时会让人感觉到破碎，不完整。合适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得到恰如其分的快感，就是幸福吧。我的遗憾，就是和这个世界总是无法同时达到高潮。

19

往前走还是往后退，不重要，生活没有正反面。重要的是一种姿态，即使辛苦也要撑着。活着就得选一个角色扮上，谁也别假装超然事外，假装不在乎观众，完全自我的人都关医院里按时吃药呢。人生就是一场戏，演上帝演圣徒演殉道者，和本色出演傻逼二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实在不必自我感觉良好。

20

在你无能为力的世界里，唯有美和感动才是真实有用的。头衔是脸上的黥印，荣耀是枷锁，你被过分修饰的名字是墓志铭。最完美的旅行，是无论走多远，一回首便能望到故乡。若即若离也无可定义，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一生最好的作品。

21

每个人活着都是在追寻自己所确认的某种自由和爱，希望能在此生行和思之间得以相互印证。人有学识和感悟力，皆是为了能分身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退远些，认真看着自己在世上行路吧。

22

昨晚我梦见黑暗苍茫的草原，和那一夜一样。一小片月光里我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我们又哭又笑酩酊大醉。那夜起才知道，之所以要去远方，是因为远方存着另一个我，一直等我相认。那一夜我们相互托付，说了千言万语，从此我接替他白日放歌四海浪迹，而他替代了我，回家，在灯下读书，在纸上老去。

23

人其实不会老的，陈旧的只是一身皮囊。内心深处的那个你，这一生不过只有几天而已。在那几天里，我们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敏感但也勇敢，飞蛾扑火不计后果。那几天里，整个世界是镀金的，或如钻石璀璨，贵重无比。我们熊熊燃烧，指尖触碰有火石电光，眼泪是滚烫的，呼吸吐呐里满是肉体的芬芳，如同大地深处滋养万物不死的生命之力。因为那几天，我们才艰辛地活着。

24

创作是天生多情的人的一种救赎，由此同样可以摆脱疲老肉身，灵魂永远如同少年怀着无耻柔情。不必被世俗道德桎棝，兼爱天下英雄美人，青梅煮酒，春宵共度。金风玉露一相逢，生命便平白多了几日最美的光阴，也如同爱情。

25

我有时觉得，我们所熟知的历史都只是属于正常人的，而喜欢胡闹的怪人们也创造过另一个平行的世界史，只是被所有道貌岸然的人联手隐蔽了，掩埋于时间的沧海桑田，我相信那里一定藏着更神秘美妙的思想，和甜美的秘密。

26

在我看来，艺术作品都应该像一封情书，文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到底爱谁。

27

年轻时候总觉得世界欠我的，骂骂咧咧看什么都不顺眼。后来渐渐该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也明白了命不该得的彻底没戏了。如今这两不相欠的年纪，也该和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了。把位子空给那些刚成长起来的愤怒的人，我们则该改扮些和颜悦色的角色了。

28

这世界如果永远只是个对手,终是无趣的事情。柔和了,是因为终于不再害怕这个世界。文身横肉之类都是小白鼠少年扮硬汉用的把戏,过了几年就不好意思用了。真正不怕碎的不是石头,是清风明月吧。

29

一个时刻让人保持清醒的时代，一定是个最无情的时代。

所有壮志未酬的怪力乱神，面对现实都只能自叹弗如。寄身于此时此地，我正在学习软弱无骨地活着，在这个甜美轻佻的世界里，努力保持平衡，不让自己活得像一个笑话。

30

不可思议的风景都在最远的他乡和最幽深的心里。我们之所以要旅行，要离开温暖的家，离开表面的生活，只是为了去见识它们。你知道，那些美和壮丽只为了等待你而一直存在，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值不值得，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31

年轻时没有经历过亲人的去世、同辈的死亡或自己的衰老，你会觉得“生命”是一个空泛的远离你的命题。当你经历了这一切，终有一天你会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能付出一些什么是对世界有用的，并让自己由此得到安慰？

32

翻出以前写的文章，记得当时自觉才高八斗的，现在看，立马想毁尸灭迹。翻出自己以前的照片，也清楚记得当时认为不忍卒睹的，为什么现在看明明就是个翩翩少年。唉，都错了！如果过去的那个我还存在于某个时空里，真想约他好好聊聊，除了他也没人会信，我如今已经搞到了这个世界的很多绝密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