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中国游记

秦淮之夜

南方纪行

中国色彩

禹域鸿爪

中国游记

芥川龙之介 著

施小炜 译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中国游记

芥川龙之介 著　施小炜 译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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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9787533950170

目　录

1. 总序

2. 自序

3. 上海游记

4. 江南游记

5. 长江游记

6. 北京日记抄

7. 杂信一束

8. 译后记

总序

施小炜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o Ga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 de Itinere Ga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écriture）来实现的。

闲话休提。游记的历史便是这般地古老——尽管我们不敢也不必武断地强辩《高卢游记》，不不，《高卢战记》便是游记的起点。曲园居士俞樾在为东国文士竹添进一郎（井井居士）《栈云峡雨日记》所撰的序文中说：“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然止记登岱一事耳。至唐李习之《南行记》、宋欧阳永叔《于役志》，则山程水驿，次第而书，遂成文家一体。”主张中国的游记始于东汉，成于唐宋。然而游记的最盛期，无疑是在人类迈入了科学技术神速进步的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交通手段的发达，使得从前被目为难于登天的畏途变成了坦途，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异域间的往来费时减少，为游记的繁盛预备了物质基础。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访华游记则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日本人的来华留学、经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大举问世，却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仅仅是东京的东洋文库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而这据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至于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写下了多少这类书籍，其总数迄今仍无确切统计。访华游记的作者群，除却文人学者之外，还包括了教师、学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军人、政客，纭纭纷纷，鱼龙混杂。有的是匆匆过客，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的则是“此间乐，不思蜀”，长期体验长期观察。既有寻幽探胜，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访朋拜友，评骘人事、政治。沉湎于怀古幽情，凭吊古迹、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于民风世情，将视点照准当代社会变迁者亦有之。诸体咸备，蔚为壮观。

游记可以说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记录。“来”和“看”，是游记的原料积累，而“写”，则是游记的生产行为。作者从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来到一个于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间，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人、许多物、许多事，有的似曾相识，有的令他惊异，所有这一切一一都会引起他的感慨与思索。而他之所以会在面对种种所见所闻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乃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着。映入眼帘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参照系上，他据此做出价值的判断，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纳，或嗤之以鼻。这个参照系，是他长期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的那个环境、那个文化、那个传统在他不知不觉之中赋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一参照系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它。换句话说，向游记——其实不独游记——期冀客观，不啻缘木求鱼。但凡被记录下来的，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这一行为，正是一种主观活动。哪怕写的是风景，是一座建筑，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经过了作者的双眼甄别，经过了他心中的参照系过滤过的；而他的双眼本是教育的产物，则那个参照系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缩。

因此，我们移译介绍日本人所写的访华游记，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首先，阅读这些游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或者说作者眼中所见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应当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面对的是哈哈镜，我们也可以从变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优点，增进对自己的信心；或发现被夸张了的缺点，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脚踵（Achiles’ heel）的所在，从而思谋自强自卫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经十分流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那便是：“忘记了过去便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抹消的，因为它并不因为我们无视它便不存在，而今天与明天其实也无非是历史的进行时与将来时。

其次，阅读这些游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认识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为如前所述，观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总会从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身上反射回来，将他自己投影在阅读的地平线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无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游记里。而从社会历史的见地去看，这些游记可以说从普通庶民的个人层面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以及周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

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这样一种实用性的认识功能，则势必使游记萎缩成为单纯的历史资料。而其实，不言而喻，游记更应该是文学。虽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翻译教科书。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卷帙繁多的游记文字中，我们将焦点聚集在了以著述为职业的文人们的作品上。此次移译的几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而他们的文字，或隽永或犀利，很有可读性。

《禹域鸿爪》的作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年生于日本东北部秋田县的一个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十五岁时，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以汉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欢迎当时的日皇明治，文辞华美，令满座震惊，被誉为“名文”。但因家境败落，学业难以为继，只得就读于免除学费的秋田师范学校。由于成绩优秀，按规定应学四年的课程，他仅用了两年便全部读完。毕业后，尽义务做了两年小学教员，还毕学费的债，他便“雄飞”到了东京，做过记者，当过政界人物的秘书，1897年赴其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又在当时的媒体巨子《万朝报》和《朝日新闻》供职。1907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但因学历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据说当时的风气是，倘非大学毕业的学士，纵是孔老夫子也无资格去做大学教授），两年之后方被任命为教授。由于他和狩野直喜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京都大学终于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圣地，在国际汉学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湖南生前曾多次来华访游，而《禹域鸿爪记》(1)乃首次访华归国后写就，1900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

内藤湖南于1899年9月5日从神户登舟，经芝罘入境，旋又买舟北上，在大沽登岸，游天津、北京后，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陆后游览了杭州、苏州，再从上海溯江而上，游历了武汉、南京之后再度返回上海，泛海东归，于11月29日返抵神户，前后历时近三个月。在北京，他登览长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苏州则探访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爱的旅游路线。但除了游山玩水，他还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别拜会了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名流，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关心。

与内藤湖南相比，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三人皆以小说名世，并各自有作品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因而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东京人，1965年去世。少时家境贫寒，几至辍学，但因才华过人，周围的亲朋怜惜有加，解囊资助，方得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终因滞纳学费，三年级时被勒令退学。谷崎曾两度来华。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由北向南，历时约两个月，游历了江南一带，回国后写下《苏州纪行》，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倾倒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1926年1月至2月间，谷崎再度来华，这次他只游览了上海一地，结识了内山完造，并经内山介绍，结交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剧界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归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纪行》中，对在中国人面前骄横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悦和批判，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说是难能可贵。而《上海交游记》也记录了郭沫若、田汉慷慨陈辞、控诉西洋列强鱼肉中国、倾吐身为中国青年的忧虑与苦闷的场面，并对之表示了同情。

除了这些游记，中国之行还带给了谷崎创作灵感，结晶于《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鹤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终以罗曼蒂克的、充满温馨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这是谷崎润一郎有别于他人的特征。

与绝大多数日本游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来华时，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苏杭等观光热点，而是日本游客相对而言较少涉足的厦门。佐藤春夫是由当时业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打狗（今高雄）乘船来到厦门的，由一位在厦门长大、在台湾工作、会说日文的郑姓青年导游，游历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笔下，厦门客店里的经历宛似侦探小说，鹭江的晚霞美不胜收，而饮酒、赏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绘得引人入胜。一曲《开天冠》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音乐独辟蹊径的议论与阐释，则充分展示了作者诗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见所闻，对陈炯明在漳州所做所为的介绍，虽然难免道听途说、管窥蠡测之虞，但仍有助于读者了解往往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视的一段史实。这些见闻均记录在《南方纪行》一书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于东京。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于和歌山县，庆应大学中退。中学毕业后曾入盟由与谢野铁干、晶子夫妇领导的著名的“新诗社”，直接受到两位大诗人的熏陶。早年学写诗，后来则主要创作小说，但终生不曾放下诗歌创作的笔，《殉情诗集》是一时洛阳纸贵的名篇。他与谷崎润一郎本是朋友，过从甚密，但一来二往之间，却苦恋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联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与谷崎离异，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结婚，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谷崎让妻”事件。《南方纪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谓“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情网”，说的便是此事。敢于做出这种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可见三位当事人的不为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的勇气。佐藤基本上不失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热爱中华文化，他还曾出版过一部很有影响的译诗集《车尘集》，译的全是中国古典诗歌。他也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第一位日文译者。但在战争期间，佐藤春夫还是表现出在作为文学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他甚至写过类似“劝降书”的文章，劝告中国人放弃“先进文明同化后进文明”、历史会重演的幻想，说这次不同于以往，日本人乃是带来先进文明的征服者云云，为自己涂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污点，而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想到这一点，不禁在感慨认知、评价历史人物困难的同时，也感到历史人物处于强大外力压迫下人生营为的不易；甚至会觉得像芥川龙之介那样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断生命，从避免了要与自己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合作，从而逃脱了要面对后人道德断罪的尴尬这一角度来看，竟不失为一种至福。

芥川龙之介，号澄江堂主人、我鬼、夜来花庵主等，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此人素有短篇圣手之誉，俳句也写得臻于化境；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就读时，就以短篇小说《鼻子》获得文坛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赏，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于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华访问，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一部《中国游记》（改造社1925年出版于东京），记录了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漫游中的见闻与感受，处处表露出作者的博学和睿智，以及对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芥川对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扬跋扈的揭露，而这在同时代的游记中，是少有具体言及的。

村松梢风可以说是以上海为卖点（selling point），赖写上海而赢得文名，并因写上海而为后世所记忆的作家。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小说，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还是以《魔都》为代表的一批描写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态的游记。村松1889年生于静冈县，1961年去世。本名义一，梢风是他的号。1923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从此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发表了许多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散文和小说。他称光怪陆离、妖艳多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为“魔都”，并以此为题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上海的著作，以充满好奇的目光观察赌徒、娼妇们的生态，强调东西文化大熔炉上海的异国情调。梢风描绘的上海形象影响、吸引了好几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词，在日本遂成为旧时代上海的代称。梢风还出版过《新中国访问记》（1929）、《热河风景》（1933）、《中国风物记》（1941）等多部访华游记。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作品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这类厌恶与尖刻的深层，固然不无挤入列强之列、做上了“一等国”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以及产生于这种优越感的对邻人的不逊与轻侮——而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每每爱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能够得逞的群众基础。倘使罗马帝国里只有恺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话，则那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鬼蜮横行，腐败成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这双目是生于华胄的脸上，还是长在夷狄的额下，也不论其眸子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记得从前读郁达夫先生的游记，其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这篇题为《感伤的行旅》，作于1928年底，即芥川来游的八年之后，梢风访沪的五年之后。“这十余年中间”云云，可知达夫先生所意识的中国现实，应与梢风、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现实相交叠。而深黯国情的达夫先生在发完牢骚之后，也没忘记自我解嘲两句：“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然而解嘲归解嘲，面对这样黑暗污秽、腐朽透顶的现实，作为身受其害的当事人，我们中国人自然无法视若无睹，甚至琢磨着要用革命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它——芥川龙之介来华的1921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的那一年——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叫好方才心满意足么？这样的心态岂不荒谬可笑？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在此略加说明。我们的译本中所用的“中国”一词，原文中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写的是“支那”。我们认为，中文里从来不曾有过“支那”一词，因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译。日本用“支那”作为正式名称称呼中国，当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此之前则称中国为“清”、“清国”。至于非正式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则要更早一些。由于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的国号可以直接以汉字名称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华民国”时，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汉字原名的习惯做法，别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国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书中，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汉字国号）呢？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1)编者注：收入本丛书《禹域鸿爪》一书。

自序

《中国游记》一卷，毕竟是上天加惠于我（抑或说是降灾于我）的Journalist(1)才能的产物。我受命于大阪每日新闻社，自大正十年(2)三月下旬至同年七月下旬，一百二十余日间遍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地。返抵日本后，一日一回执笔写下了《上海游记》与《江南游记》。《长江游记》亦系继《江南游记》后一日一篇执笔写作而未得完成的作品。《北京日记抄》则非每日一篇，记得好像是于两日之内写就全篇的。《杂信一束》大抵是将写在明信片上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收了进来。不过我的记者才能在这些通信中亦如电光一般闪烁——至少是戏剧舞台上的电光一般，这一点应是确乎无疑的。

大正十四年十月

(1)译者注：Journalist,英文,意为“记者、报人”。（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均为译者注。）

(2)大正十年,即西历1921年。

上海游记

一 海上

就在即将启程离开东京的当日，长野草风氏(1)前来话别。原来长野氏也打算半个月后动身赴中国旅行。其时，长野氏好意地将一道晕船药传授给了我。可是自门司(2)买舟，只需二昼夜甚至更短，即可径抵上海。充其量无非两昼夜的航海罢了，便要带上晕船药之类，长野氏的怯懦亦可知也。——作如是思的我，在三月二十一日(3)午后登上筑后号的舷梯时，望着风雨中波澜起伏的港湾，再次怜悯起长野草风画伯的恐海症来。

然而轻侮故友即遇天罚。船刚一驶至玄海(4)，眼见着海面就恣肆暴虐起来。我与同舱的马杉君坐在最高层甲板的藤椅上，撞击在舷边的浪沫，不时劈头盖脸地浇将下来。大海自然是变成了浑白一片，轰轰隆隆，兜底朝天地翻腾上来。远处隐约浮现出岛屿的影子，原来却是九州本土。只见惯于乘船的马杉君怡然地吞云吐雾，全无不适的神色。我将外套领子竖起，双手插在口袋里，不时含上几粒仁丹。——要之，心里由衷地佩服长野草风氏：备下晕船之药，实在是贤明之举。

曾几何时，身旁的马杉君去了酒吧或是何处。我依旧悠悠自得地靠在藤椅上。在旁人看来是一副悠悠自得的架势，而其实我脑中的不安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只要身体稍微一动，便头晕目眩，并且胃囊之内似乎也不稳妥起来。眼前一位船员不停地在甲板上来回踱步，后来才得知，他其实也是一位可怜的晕船病患者。那眼花缭乱的徘徊，令我特别地不快。此时远方的浪涛之中，一艘拖网渔船喷吐着细细的烟，几乎将船身淹没，惊险万分地行进着。究竟有何必要非在滔天巨浪中航行？这艘船当时也是令我怨愤不已的家伙。

因此我一心一意地去思考愉快的事，以期忘却眼下的痛苦。孩子、花草、涡型福字纹钵(5)、日本阿尔卑斯(6)、初代彭她(7)……其他尚有什么就记不清了。对对，还有好像是瓦格纳(8)年轻时，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遇上过疯狂的暴风雨。而当时的经验，在日后写作《佛里根德·何尔兰德尔》(9)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此等等，浮想联翩，而脑袋却益发飘飘忽忽起来，腹内依旧倒海翻江。最后终于忍不住咒道：什么瓦格纳砖格纳的，统统喂狗去吧！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躺倒在铺位上的我的耳中，传来了杯盘刀叉之类一齐从餐桌上滚落到地板上去的声响。然而我煞费苦心地强忍着，固执地不让胃里的东西夺口喷出来。当时之所以能够那等英勇，乃是因为担心染此晕船病的，或许仅为自己一人而已的缘故。虚荣这玩意儿，在这种时候，出人意料地似乎竟可以取代武士道的功用。

然而到了翌晨，至少一等船客中，听说由于晕船，除了一位美利坚人外，竟无一人光顾餐厅。而且，那位非同凡响的美利坚人饭后还独自一人坐在轮船的客厅里打字。听到这话，我陡然心情舒畅起来。同时又觉得那美利坚人仿佛是个怪物。事实上，遭遇如此的惊涛骇浪而泰然自若，实非凡胎肉体之所能。那位美利坚人倘去做体格检查，没准会发现生有三十九颗牙齿，或是长着条小小尾巴，诸如此类意外的事实亦未可知。——我照旧与马杉君半躺在甲板的藤椅上，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大海却似乎将昨日的暴戾忘却得一干二净，郁郁苍苍平静如镜的右弦边，济州岛的影子遥遥在望。

二 第一瞥（上）

刚一步出码头，突如其来地，好几十个黄包车夫便将我们包围了。所谓“我们”指的是报社的村田君(10)、友住君(11)、国际通讯社的钟斯君(12)和我四人。说来车夫一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非邋遢的模样。其气宇轩昂，不无江户(13)气派，令人频生好感。然而中国的车夫，即便说他是不洁的化身，也不为夸张。而且乍一看去，人人长得奇模怪样，这样的家伙前后左右团团围上来，伸出形形色色的脑袋，大声地吼着什么，刚刚上岸的日本妇人之类，自然显得颇为惊惶。就连我自己，在被其中一人扯住袖子时，竟也不由自主地差点儿退却到人高马大的钟斯君背后去。

我们在冲破这黄包车夫的包围之后，终于成为了马车的乘客。谁知马车刚一启动，那马便冒冒失失地一头撞上了街角的砖墙。年轻的中国驭者怒气冲天，噼噼啪啪地猛揍马儿。那马鼻子抵在墙上，徒然地抖动着屁股。马车自不待言几将倾覆。大街上迅速挤满了围观者。看来在上海倘无决死的气概，甚至连马车也坐它不得。

俄顷，马车再次启动，驶抵架有铁桥的河边。河面上中国式的驳船密集如云，连河水都看不见。河沿上好几辆绿色的电车平稳地滑动。举目四下里望去，全是三四层的红砖建筑(14)。柏油大道上，西洋人与中国人过往匆匆。而这万国民众，却在头裹红巾的印度巡捕指挥下，规规矩矩地为马车让出路来。交通治理得井然有序，任如何以偏袒的眼光去看，也远非东京、大阪之类日本都会所能比拟。被黄包车夫和马车的勇猛弄得不无惊悸的我，望着这晴朗的景色，心情逐渐欢畅起来。

未几，马车停在了昔日金玉均(15)遭暗杀的、唤作东亚洋行(16)的宾馆前。于是率先下车的村田君给了驭手几文钱。可是，驭手似嫌不足，轻易不将伸出的手缩回去，并且口角飞沫，喋喋不休地申诉着什么。然而村田君却充耳不闻，管自拾阶而上，直奔大门。钟斯、友住二君也毫不理会驭手的雄辩。我颇为这个中国人感到歉疚。不过，心想也许在上海流行这做派，于是也跟随其后匆匆走入门内。回头一望，驭手却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恬然坐在驭手座上。既然如此，又何必那般大嚷大闹呢。

我们立刻被领到一间微暗却装潢得花里胡哨、阴阳怪气的客厅。果不其然，这种地方即便不是金玉均，不知何时也会吃上一粒窗外射来的手枪子弹亦未可知。我正暗地里这么胡思乱想时，身着洋服、雄赳赳的老板，足趿啪啪作响的拖鞋，急匆匆地走将进来。据村田君说，将这家宾馆定作下榻之处，原是出自大阪报社泽村君(17)设计的方案。然而这位精悍的老板大约是以为借宿与芥川龙之介，倘遭暗杀，颇不合算，于是便称除了正门前的房间外，别无空房。走到那个房间一看，床不知何故竟有两张，而且墙壁发黑，窗帘陈旧，连椅子也没有一把像样的——要之，倘不是金玉均的亡灵，绝非可安居之所。于是无奈，泽村君的原意只得化为乌有，在与其他三位商量后，移师至距此处不远的万岁馆(18)。

三 第一瞥（中）

是晚，我与钟斯君一道去一家名叫谢法德(19)的餐馆用餐。这里的墙壁也罢餐桌也罢，还算赏心悦目。跑堂的悉数为中国人，而左近的就餐客人中却不见一张黄色的面孔。菜肴比起邮船会社(20)的船上来，也至少要高级三成。我有钟斯君做伴，“噎死”（Yes）、“闹”（No）地说着英语，心情多多少少变得愉快起来。

钟斯君悠然地吞食着南京米(21)做的咖喱饭，一面叙述别后的情形。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某日晚上钟斯君——名后加上“君”字，便到底缺了朋友的感觉。他本是英吉利人，在日本前后住过五年。我于这五年之间（虽然吵过一次架）始终与他过从亲密。我们一起去站席看过歌舞伎，一起在镰仓海边游过泳，也曾几乎彻夜在上野的青楼里杯盘狼藉。那时他身穿久米正雄(22)唯一一套做客穿的和服，猛然跃入旁边的池塘里。对于他而称君，首先便是对他不起，附带再说明一句，我之与他亲密往来，乃是他的日语高明的缘故，并非因为我英语说得高明。——说是某日晚间钟斯君去某处的咖啡馆喝酒，店里只有一名日本女招待，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此君平素一直像口头禅一般，口口声声嚷着说中国是他的喜好（hobby），而日本是他的酷爱（passion）。尤其当时是迁居上海不久，一定更是分外地怀念在日本度过的时光。“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昨天刚到。”“那么不想回日本吗？”女招待被他这么一说，猝然眼泪汪汪地答道：“好想回去哇。”钟斯在英语句子中穿插进“好想回去哇”，还重复了一遍。随后微微一笑。“连我听她这么一说，也变得awfuly sentimental(23)起来。”

用毕晚餐，我们在热闹的四马路散步。然后前往咖啡巴黎将(24)去觇窥一下跳舞。

舞池相当宽敞。然而伴着管弦乐队的乐声，电灯光线忽红忽绿，变幻着色彩，这一点却酷似浅草(25)。只是管弦乐队的巧拙，则浅草根本不在话下了。尽管这里是上海，但毕竟是西洋人的舞厅。

我们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一面啜着茴香酒，一面观赏一袭红衣裹身的菲律宾少女和身着洋服的美利坚青年欢快地联袂起舞。记得是惠特曼还是谁的短诗里说，年轻男女固然美，而上了年纪的男女的美则别有一番韵味。我一视同仁，当一对肥胖的英吉利老夫妇舞至近前时，便不由得浮想起这诗来，觉得言之有理。可是告诉了钟斯后，我这特特的浩叹，却被他付之嘻嘻一哂。据说他看到老夫妇跳舞，不问其肥胖还是瘠瘦，总也难禁喷笑的诱惑。

四 第一瞥（下）

走出咖啡巴黎将时，宽广的大街上行人已稀。拿出表来一看，才刚刚过了十一点不久。上海这座城市出乎意料地早睡。

然而那令人生畏的黄包车夫，却依然有好些在街头游荡。而且他们只要看到我们，必定要吆喝声什么。白天我跟村田君学了一句中国话：“不要！”不要自然就是用不着的意思。所以我但见到黄包车夫，立即便像念咒驱魔似的，连呼“不要不要”。这是自我口中发出的值得纪念的第一句中国话。我是何等欣欣然地将这句话抛向黄包车夫们，个中消息读者倘不理解，那他一定从未有过学习外语的经验。

我们靴声大作，走过寂静的街道。那街道左右两侧，三四层的红砖高楼几乎遮蔽了满天星斗。忽然街灯的光亮，凸现出写有笔画粗犷的“当”字的当铺白壁。有时走过头顶上方荡着女医生如何如何的招牌的人行道，有时又走过贴着南洋烟草招贴的白灰斑驳的墙壁。可是走了很久，却总也到不了下榻的旅馆，而大约是茴香酒作祟，喉咙变得干不可耐。

“喂，有什么地方好喝上一杯？我渴得要死。”

“前边就有一家咖啡馆。再忍它一忍。”

这家咖啡馆看来远较咖啡巴黎将之类低档。涂成粉红的墙边，梳着分头的中国少年，在敲击着一架大钢琴。而咖啡馆的中央，三四个英吉利水兵，与面颊抹得通红的女人们捉对跳着吊儿郎当的舞。最后在入口处玻璃门旁，一个叫卖玫瑰花的中国老妇人，在吃过我的“不要”之后，茫然地眺望着舞蹈。我觉得仿佛是在观看一份绘图小报上的插画，画的标题当然就叫作“上海”。

正在这时，从门外吵吵嚷嚷地又闯进来了五六个水兵。此刻最倒霉的，要数立在门边的老妇人了。醉醺醺的水兵们粗暴地排闼而入时，老妇人挎在手臂上的花篮被撞翻在地。然而那帮水兵却毫不理会，早已与正跳着舞的同伙们一起，疯狂地乱舞起来。老妇人口中嘟囔着什么，弯腰去拾落在地板上的玫瑰。然而拾着拾着，这些花却已被水兵们的军靴碾为粉……

“咱们走吧。”

钟斯似乎有点儿畏葸，无言地抬起庞大的身躯。

“走吧。”

我也立即站起身来。我们的脚下，玫瑰点点斑斑散了一地。我一面移步向门，一面想起了杜米埃(26)的画。

“唉，人生哪。”

钟斯向老妇人的篮子里扔了一枚银币，扭头问我：

“人生怎么啦？”

“人生便是撒满玫瑰花的路嘛。”

我们走出咖啡馆。门外照例停着几辆黄包车，等待客人。车夫一看见我们，便从四面争先恐后蜂拥而上。黄包车夫自然“不要”。可此时我发现除了他们之外，另有一位劲敌盯了上来。在我们身旁，不知何时那个卖花老妇絮絮叨叨地申诉着什么，乞丐似的伸着手。看来老妇人在得到银币之后，似乎还打算让我们的钱包再次大张海口。我怜悯起被这贪得无厌的人所叫卖的、美丽的玫瑰花来。这位厚颜的老妇人和白天乘坐的马车的驭手——当然这并非上海首日见闻的全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又的的确确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瞥。

五 医院

翌日起，我躺倒了。而且又过了一日后，住进了里见先生的医院。病名据说是干性肋膜炎。既然患上了肋膜炎，纵是特特筹划的访华，也只得暂且宣告中止亦未可知。想到此，大觉心虚。我迅速致电大阪的报社，汇报住院的消息。于是报社的薄田氏(27)回电道：“安心静养。”话虽如此，倘若在医院里住上它一两个月，报社方面肯定也很为难。接获薄田氏的回电，我虽然暂时放下了心，但一考虑到游记写作的任务，仍不由得心虚不已。

所幸在上海，除去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外，还有钟斯和西村贞吉(28)等几位学生时代的友人。这些友人不顾繁忙之身，始终前来探视。而且我多少负着作家云云的虚名，托其福每每有些素昧平生的客人送来鲜花水果之类。眼下枕头边这不就陡然摞满了饼干罐子，颇难处置。（而这时前来济困扶危的，依然是我所敬爱的诸位贤友知己。诸君在我这病人看来，人人健谈得不可思议。）不唯辱承惠赐，最初素不相识的客人里，一来二往之间竟有二三人成了无所不言的知交。俳人四十起君(29)即为其中一人，石黑政吉君也是一位，还有上海东方通信社的波多博君。

然而三十七度五分的热度却轻易不肯退去。由此看来，不安依旧是不安，每每青天白日的，竟会突兀地害怕起死来，坐卧不宁。我一心要摆脱这神经作用的作祟，白天将满铁井川氏(30)及钟斯好意借我的二十来册洋文书籍，逐一读破。拉·莫特(31)的短篇，蒂金斯(32)的诗，翟理斯(33)的评论，都是这一时期读的。而夜里——此事连里见大夫也不得而知，我因为过于担心不眠，每晚坚持不懈大吞安眠药。即便如此还是常常在天明之前就会醒来，百般无奈。好像是王次回(34)的《疑雨集》中有“药饵无征怪梦频”之句。这并非诗人有疾，而是咏叹其细君重病的诗，但是用来吟咏当时的我，可谓字字不虚。“药饵无征怪梦频”，我躺在床上，口中不知将这句子吟了多少遍。

其间，春天毫不留情地迅速老了去。西村说起了龙华的桃花。蒙古风运来满天的黄尘，遮云蔽日。似乎已经到了游览苏杭最好的季候。里见大夫隔日给我注射一针碘化钾。我却左思右想，何日才能从病床上起来？

（追记）住院期间的事，倘要写，也许还有许许多多可写。因与上海似无太大干涉，姑且付阙。但有一点想补充，那就是里见大夫还是位新倾向的俳人。顺便举其近诗一例：

且加炭，围炉闲话胎动。

六 城内（上）

去上海城内一游，系由俳人四十起氏引道。那是云暗天低的下午。马车载着二人，沿着熙攘的街道，纵蹄直奔。两旁有满堂高悬紫砂色烤鸡的店铺，有令人生畏地陈列着形形色色煤油吊灯的商号。既有精致的银器光芒灿烂、富丽堂皇的银楼，也有“太白遗风”的招牌已然陈旧、模样寒酸的酒栈。我正欣赏着中国式的铺面陈设，马车跑上宽阔的大街，猛然放缓了速度，钻入了对面的一条小巷。据四十起氏说，从前这条宽阔的大街上，曾经矗立着城墙。

下了马车，我们随即又拐进了细细的横街。与其说横街，或许应称之为小弄堂方更恰当。窄窄的小径两侧，鳞次栉比排列着众多的小店，有卖麻将用品的，有卖紫檀器具的。狭仄拥挤的屋檐下，遮天蔽日地吊满了无数的招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正窥觇着店头陈列的廉价印石，不留神便撞上了什么人。而且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人，大抵是中国的平民。我尾随着四十起氏，几乎是目不斜视，战战兢兢地踏着路石前行。

顺着小弄堂走到尽头，便望见了传说中每有见闻的湖心亭。湖心亭听上去似乎很堂皇，其实却是个倾圮在即、荒废之至的茶楼。而且看看亭外的水池，也浮着苍苍的水藻，以至辨认不出池水的颜色。水池的四周有石砖垒成的稀奇古怪的栏杆。恰好在我们走到池边时，经过一位身穿淡青布衫、辫子长长的中国人。这里稍微提一句，依菊池宽(35)之说，我屡屡在小说里使用诸如“后架”(36)之类下等的词汇，并说是因为爱作俳句，自然而然受了芜村(37)的马粪、芭蕉(38)的马尿感化的缘故。我固然并非不欲倾听菊池宽之说。然而事涉中国游记，倘不时时突破礼节，则不可能有泼辣的描写。倘以为是胡言，无论何人，试请他来写写看便知。言归正传。那位中国人悠悠地冲着水池撒起小便来。管他陈树藩(39)扯旗反叛也罢，风靡一时的白话诗低迷不振也罢，日英续盟论(40)甚嚣尘上也罢，如此种种于这位男子而言，一定全然不成其为问题。至少这位男子的态度和表情里有一种令人作如是思的闲适。阴霾之下高高耸立的中国式亭子，下陈一湾病态的绿色水池，以及斜斜地注入这池中的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单单是一幅忧郁可爱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老大之国辛辣可怖的象征。我痴痴地望着这位中国男子，凝视良久。然而不巧的是，似乎在四十起氏看来，这也算不得值得感慨的、新奇的景致。

“请看这儿，这路石上流着的，这些全是小便哟。”

四十起氏面露苦笑，三步并作两步，拐过池边去了。如此说来，果不其然空气之中洋溢着一股郁闷的尿臭。刚一感觉到这尿臭，魔术旋即破败了。湖心亭到底是湖心亭，而小便毕竟是小便。我踮起鞋尖，匆匆地追随四十起氏而去，哪得闲沉醉于荒唐的嗟叹。

七 城内（中）

然后往前走了几步，路旁坐着一个盲目的老乞丐。本来所谓乞丐，原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存在。何谓浪漫主义？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至少其特色之一，似乎在于永远憧憬着诸如中世纪、幽灵、非洲梦，或是女人的道理之类不可知的某种东西。由此看来，乞丐要比公司里的白领阶层来得罗曼蒂克，应是理所当然。然而中国的乞丐，其不可知则远不只一种两种而已。或是躺在雨水霖霖的大道旁，或是只着一身旧报纸为衣，或是舐着腐烂如石榴般的膝头——要之，罗曼蒂克得令人不无惶惑。读中国的小说，颇多浪子与神仙变化为乞丐的故事，那是由中国的乞丐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的浪漫主义。日本的乞丐不具备中国式的超自然的不洁，故而产生不出那类故事来，充其量不过是向将军家的坐轿放放火绳枪，或是邀请柳里恭(41)到深山之中喝杯茶水之类，便算是极尽能事了。这话拉扯得太远了。这位盲人老乞丐的模样，也活脱是赤脚大仙或铁拐仙人幻化的。尤其是他身前的路石上，只见用白墨整齐地书写着他那凄惨的身世，字与我相比似乎也要漂亮几分。我心中忖道，究竟是谁，为这乞丐代书身世？

走到前面的小弄堂，这下又排列着多家古董行。家家店内千篇一律地杂然充斥着铜香炉、陶土马、景泰蓝、龙头瓶、玉文镇、螺钿橱、大理石砚屏、剥制的雉鸡、令人提心吊胆的仇英(42)之类，口衔水烟袋、身着中式服的店主人，悠闲自适地等待着客人上门。我顺便逛了一下，就算是五成谎价，价钱仍不能说特别便宜。此话是回到日本后香取秀真(43)氏取笑我时说的：要买古董，与其去中国，未若到东京的日本桥仲大街去徜徉为佳。

穿过林立的古董行，来到一座大庙前。这便是在彩色明信片上早已熟识的、名闻遐迩的城隍庙。庙里香客络绎不绝地前来叩头。当然，那烧香的，还有那烧纸钱的，人与芥川同住东京田端，有交往。数之多也超乎想象。大约得怪那烟熏火燎吧，梁间的匾额、柱上的对联，悉皆异样地油光锃亮。尚未遭熏黑的东西，兴许就只有那从天棚上垂下来的金银二色的纸钱与螺旋状的线香了吧。单单是这些，就已然如同方才的乞丐一般，足以让我联想起昔日曾经读过的中国小说了。更何况那左右两排雁翅儿一般坐着的大概是判官像，抑或是端坐在正面的大概是城隍像，简直就与看着《聊斋志异》啦《新齐谐》啦一类书的插图一般无二。我大为敬服，置四十起氏的困惑于不顾，流连久久，不肯离去。

八 城内（下）

此事如今已毋庸多言：在鬼狐传奇闳富的中国小说里，自城隍起，其麾下杂役如判官鬼隶，亦皆不得闲。这边厢城隍为在庑下借宿一夜的书生辟启运遇，那边厢判官便把扰害街坊的贼人吓得一命归西。——如此说来似乎尽是好事了，却又听说还有那只消供上一盘狗肉便会为恶人帮凶的贼城隍，而因穷追有夫之妇而遭到报应、被折了手臂砍了脑袋、将丑态公之于天下的判官鬼隶，也为数不少。仅仅靠书本知识，总不免有难于理解的地方，就是说情节尽管能够领会，却毫无真情实感。这正是令人徒唤无奈之处。而今亲眼得睹这城隍庙，便觉得无论中国的小说写得何等荒唐无稽，其想象得以产生的因缘，则一一可以肯首。像那位红脸判官，也许真会仿效恶少的行径亦未可知。而那位美髯的城隍，似乎也很适合在威风凛凛的卤簿仪仗拥卫下，飞升夜空巡游。

如此胡思乱想之后，我与四十起氏一道逛了逛设在庙前的形形色色的货摊。有卖袜子的、卖玩具的、卖甘蔗的、卖贝壳制的纽扣的、卖手巾的、卖花生的……此外还有许多脏兮兮的食品摊儿。当然这里的游人之多，则与日本的庙会无异。迎面刚走来一个身穿华丽的条纹西服、佩紫水晶领带夹的时髦的中国人，背后又上来一位手腕上带着银手镯、缠足的小鞋只有两三寸的旧式妇人。《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里的奚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抑或王阳明、诸葛亮似的人物，则踪影也无。换言之，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亵、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欣赏陶瓷的亭台、睡莲、刺绣花鸟的廉价的伪东方主义，便是在西洋也逐渐不再时兴。除却《文章轨范》与《唐诗选》，便不知道别有中国存在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大可以休矣。

接着我们掉转头来，从刚才那座坐落于池畔的大茶楼边走过。伽蓝似的茶馆里，顾客并不拥挤。可是，正欲入内时，云雀、绣眼儿、文鸟、鹦哥——满天下的小鸟的啼声，犹如肉眼看不见的骤雨一般，一齐向我的耳朵袭来。定睛望去，微暗的梁头上，吊满了鸟笼。中国人的爱鸟，我并非时至今日才知道。但是如此将鸟笼排列成阵，如此以鸟的鸣叫声一决胜负，却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实。身临此境，甭说爱怜鸟鸣了，首先我就不得不慌忙塞起两只耳朵，以免鼓膜被震破。我逃命也似的一面催促四十起氏，一面拔步便从这充满刺耳叫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茶馆飞奔而出。

然而小鸟的啼声，并非仅限于茶馆之内。我好不容易逃出茶馆，可从狭窄的街道两侧并排悬挂着的众多鸟笼中，鸣啭声片刻不停地倾泻下来。不过，这可不是闲汉们为了取乐而让它们啼叫的。那比邻相连的，全是专售小鸟的店家（说实话，我至今仍未弄明白那些究竟是鸟店还是鸟笼店）。

“稍等片刻，我去买只鸟儿来。”

四十起氏对我说着，走进了其中的一家。往前稍走几步，那儿有一家油漆涂壁的照相馆。我在等待四十起氏的时候，端详着橱窗正中放着的梅兰芳的照片，一面想象着等候四十起氏归来的孩子们。

九 戏台（上）

在上海，仅有过两三次观赏戏剧的机会。我之成为速成的戏通，乃是去了北京之后的事。然而在上海看过的演员中，武生有名重一时的盖叫天，花旦则有绿牡丹、筱翠花等，总之都是当代的名伶。不过，在说论演员之前，倘不先介绍戏园子的光景，恐怕读者不清楚中国的戏剧究竟为何物，难以彼此沟通。

我所去过的戏院中，有一家号天蟾舞台。这是一座新建的白色三层建筑。其二楼三楼为半圆形，装有黄铜制的栏杆，不待言，这一定是对当代流行的西洋风格的模仿。天顶上吊着三盏辉煌的大电灯。观众席里铺着地砖，上面排列着藤椅。然而既然是在中国，哪怕是藤椅也不可掉以轻心。曾几何时，我与村田君往这藤椅上一坐，便被畏惧已久的臭虫在手腕上叮上了两三处。不过在观戏过程中，大体没感到有什么不快，称之为整洁亦无碍。

舞台两侧各悬着一只大时钟（不过其中一只停了）。下面则是香烟广告，铺陈着浓艳的色彩。舞台上方的横楣上，白石灰雕塑的牡丹与叶形装饰中，大书着“天声人语”四字。舞台也许要比有乐座(44)宽敞。这里已经有了西洋式的脚灯照明装置，而帷幕——说起帷幕，在区别一场戏与另一场戏时，全然不用帷幕，却在更换背景时，毋宁说作为背景自身，会拉下苏州银行和三炮台香烟即Three Castles的低劣的广告幕布来。帷幕好像不论在哪儿，一律是由中间拉向两侧。不拉幕时，背景便将后方堵住。背景大多为油画风格的幕布，描绘室内或室外的景色，新旧杂陈，其种类仅有二三种，因此姜维走马也好，武松杀人也罢，背景却一成不变。舞台的左端，守候着手持胡琴、月琴、铜锣等乐器的伴奏者，其中还可以看到一两位头戴鸭舌帽的先生。

顺便交代一句看戏的程序。不管是一等还是二等，径直入场便可。在中国，惯例是先入座，后买票，这一点甚为便利。一旦坐定，便有热水浸过的毛巾上来，活版印刷的节目单上来，茶当然也用大壶送来。此外西瓜子和廉价点心之类，只管“不要不要”即可。毛巾也自从目击邻座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国人拼命擦毕脸后又用它大擤鼻涕以来，目下也暂定“不要”。费用连同付给招待的小费，一等记得好像大抵在两元到一元五角之间。说“记得好像”，是因为我自己从未付过钱，总是由村田君代付的。

中国戏剧的特色，首先在于其响器的喧嘈远在想象之上。尤其是演武戏，即武打场面居多的戏时，好几个大汉仿佛是动了真刀真枪一般，睨视着舞台的一角，没命地敲打着铜锣，怎么也算不得“天声人语”。实际上，尚未习惯时，我也是用双手紧掩耳朵，方才能坐得住。可是据说我们的村田君在响器平静时却会嫌不过瘾。非仅如此，即使身在戏园之外，只需听听这响器的声音，据说便大抵明了上演的是何种戏目。我每听到此君说“那喧嘈声可真有味儿啊”，心中便疑惑不已，弄不清此君是否精神正常。

十 戏台（下）

反之，在中国的戏园里，不管是在观众席大声说话也好，小孩子哇哇大哭也好，众人却并不特别以为苦。只有这一点是便利至极。因为是中国的事情，也许就好比看客不安静也于听戏无碍一样，这等响器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诞生亦未可知。君不见，我自己就在一幕戏之间接二连三地又是向村田君请教故事情节，又是打听演员姓名，又是询问唱词意思，而左邻右舍的谦谦君子们，却一次也不曾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中国戏剧的第二特色，是极度不使用道具。诸如背景之类这里也有，然而这却不过是近来的发明。中国原来的舞台道具，只有椅子、桌子和帷幕。山峰、海洋、宫殿、道途——无论是表现何种光景，除了布置这几样之外，连一根树干也不曾用过。演员做出拉开沉沉的门栓的动作时，观众纵然不情愿也只得承认那片空间里存在着一扇门。而当演员意气风发地挥舞着带穗的鞭子，就应当认定那演员的胯下有一匹骄矜不驯的紫骝之类正在引项长嘶。好在，日本人由于通晓能剧(45)，立刻即能理解其窍门，将椅子、桌子堆积起来，说是山，咄嗟之间即能领悟。演员微一提足，告诉说此处有分隔内外的门槛，也并非难以想象。不唯如此，甚至会在这与写实主义有着一步之隔的、约定俗成的世界里发现意外的美。说至此想起一件至今未忘的事来，筱翠花在演《梅龙镇》时，扮作旗亭少女的他每跨过门槛时，必定要从黄绿色的裤子底下一闪即逝地亮一亮小小的靴底。而那小小的靴底之类，若非这虚构的门槛，断然不能令人萌生那怜香惜玉的心情。

这种不用道具的特色，大致如上所述，在我们而言，毫不为苦。我所退避三舍的，毋宁是盘子碟子手镯之类，普通小道具的处理太过随便敷衍。譬如刚才提及的《梅龙镇》，据我仔细查阅《戏考》(46)，并非当世的故事。说的是明武宗(47)微行途次，对梅龙镇旗亭少女凤姐一见钟情的旧事。而那少女手中的盘子，竟是绘有玫瑰花纹、描着银边的瓷器，一望便知那一定曾经在某家百货店的货架上放过无疑。倘使梅若万三郎(48)身穿和服而腰挎西式佩剑登台的话，其荒诞不经，自然不言而喻。

中国戏剧的第三特色，是脸谱的变化多端。据辻听花(49)翁说，仅曹操一人的脸谱，居然有六十余种之多，终非市川流(50)所能比拟。又其甚者，将红、蓝、赭石各色一股脑儿涂在脸上，寸肤不留。初一望去，无论如何也不觉得是化装。我自己看武松戏，当蒋门神慢吞吞地走将出来时，任村田君再三说明，依然以为那只是假面。倘若一望之下，便能看破所谓的花脸不是假面，则此人必定近乎千里眼无疑。

中国戏剧的第四特色，是武打极其地猛烈。尤其龙套，与其称之为演员，未若称之为杂技师更妥。他们或从舞台的一端，一串空心跟头翻到另一端，或从垒得高高的椅子上，头朝下笔直地跳将下来。这批人大抵下穿红裤，上身赤裸，益发让人以为他们是马戏师傅、踩球艺人的亲戚。当然上乘的武戏演员也确如成语所形容的，一把青龙刀耍得虎虎生风，自古武戏演员便以膂力强健著称，一旦失去膂力，赖以为生的买卖便做不成了。然而武戏的高手，除却一身武艺，毕竟还有其不同凡响的气品。其证据便是盖叫天扮武松，装束宛如日本的人力车夫，穿着紧腿裤，比起舞弄大刀来，倒是举手投足间无言傲立，雄视对手时，远为威风凛凛，更像行者。

当然这些特色只是中国旧戏的特色。而新戏，既不打脸谱，也不翻跟头。然而若问是否万事皆新，则未必尽然。在亦舞台(51)上演的叫作《卖身投靠》的戏中，演员手持的蜡烛并未点燃，观众却要想象那蜡烛是亮着的，亦即是说旧戏的象征主义在舞台上依旧存在。新戏除了在上海之外，后来还曾看过两三次，在这一点上，遗憾的是，只能说是伯仲难分。至少下雨、闪电、黑夜之类，全赖观众想象。

最后谈谈演员。盖叫天、筱翠花等等，既已引作例证，似无再多言的必要。而我唯一想写下来的，是后台的绿牡丹。我拜访他，是在亦舞台的后台化装室。非也，与其说后台化装室，未若说是舞台的后侧，也许更贴近实际。总之那是在舞台的后面，墙壁剥蚀，蒜臭扑鼻，极为惨淡黯然。据村田君说，梅兰芳来日本时，最让他震惊的，便是后台化装室的整洁。与这种后台相比，果然帝剧(52)的化装室之类，无疑要整洁得令人惊叹。更有甚者，中国的后台游荡着众多演员，衣着污秽，唯有脸上照例勾着脸谱。这样的人在电灯光下，沐浴着尘埃，忽而来忽而往，这景象几乎就是一幅百鬼夜行图。就在这帮家伙穿行出没的通道旁阴影处，抛置着中式提包等物。绿牡丹将假头套卸在其中的一个中式提包里，依然一付妓女苏三的打扮，正喝着茶。舞台上看来细长姣好的面庞，此刻望去出乎意料地并不纤细。毋宁说是个颇为性感、发育良好的青年。个子与我相比，也要高出半寸左右。这天夜里和我一道的村田君，一面将我介绍给他，一面与这位看似十分伶俐的旦角互叙久阔。据闻此君从绿牡丹还是默默无名的童角时代，便是一个非他便夜不安寝、昼不安食的狂热仰慕者。我向他表示说《玉堂春》十分精彩，不料他出乎意料地竟说了句日语：“阿里嘎道。”(53)然后——然后他做了何事？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我们的村田君，这种事情我本不愿公然写出来。然而既然专门介绍他，倘若不写，则将无端失真。如此又将极度地对不起读者。因此斗胆援秉正笔——只见他略一偏过头去，翻起大红底锈银丝美丽的水袖，以手加鼻，精彩地将鼻涕擤在了地板上。

十一 章炳麟氏

在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是出于何种趣味，有一条巨大的鳄鱼标本匍匐在墙上。不过这个为书卷所埋没的书斋正如成语所形容的：寒冷彻骨，让人觉得鳄鱼仿佛是个讽刺。固然那一日的天候借用俳句的季题(54)，正是春寒料峭的雨天。何况那间铺着地砖的房间里既无地毯，又无暖炉。而坐席当然也是不铺坐垫、棱角分明的紫檀交椅，加之我身上穿的是件薄薄的哔叽夹衣。至今想起坐在那间书斋里时的情形，我依然认为自己未染感冒完全是个奇迹。

然而章太炎先生却身着深灰色大褂儿，外加一件厚毛皮里子的黑色马褂儿，自然不冷。何况先生的坐席是铺着毛皮的藤椅。我听着先生的雄辩，连香烟也忘了吸，面对先生暖洋洋地悠然地伸着的双腿，徒然感到艳羡不已。

风传章炳麟氏向以王者师自任。又说一度曾选中黎元洪为其弟子。如此说来，桌子侧面的墙壁上，在那条鳄鱼标本的下面，当真悬着一条横幅，上书“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不过说句失礼的话，先生尊容却绝不够伟岸。皮肤几乎是黄色的，唇髭与颌须少得可怜。额头突兀耸起，令人误以为是个瘤。唯有一双细如丝线的眼睛，在文雅的无边眼镜后面永远冷然的眼睛，确乎非同寻常。

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竟会让先生受囹圄之苦。同时也是为了这双眼睛，他虽然一度将先生监禁起来，却终于未敢加以杀害。

先生的话题彻头彻尾，全是以当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社会问题。除了“不要”、“等一等”之类对付车夫的熟语之外，对中文一窍不通的我，自然无由听懂。我之所得以了解先生的论旨，甚至还不时向先生发出些狂妄的提问，全赖周报《上海》主笔西本省三氏之功。西本氏在我的邻座，挺胸端坐，无论议论何等烦琐，一一热心地为我做翻译。（尤其当时正值周报《上海》截稿日迫在眉睫，我愈加得感谢他的苦劳不可。）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政治堕落，不正之风公然横行，比起清朝末期来，也许更为猖獗。而在学问艺术方面，尤其窒闷沉滞。然而中国的国民性原本不喜走极端，只要这一特性存在一日，中国的赤化便不可能。诚然，部分学生欢迎工农主义。可是学生并不等于就是国民。而即便是他们，哪怕赤化了，有朝一日也一定会抛却其主张。这是因为国民性，热爱中庸的国民性，远要强于一时之感激的缘故。”

章炳麟氏片刻不停地摇晃着留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独家学说。而我——只觉得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采取何种手段为佳呢？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论具体如何去做，纸上谈兵是无济于事的。古人也曾道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从一个主张去演绎，而是从无数的事实来归纳，此即为识时务。识时务而后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归根结蒂，无非便是这个意思……”

我一面侧耳倾听，一面不时地眺望着墙上的鳄鱼，并且胡思乱想着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那条鳄鱼，无疑熟知睡莲的气息、太阳的光线与温暖的水。如此看来，现在我的寒冷，肯定与那鳄鱼最能相通。鳄鱼哟，被剥制成标本之前，你是幸福的。怜悯我吧，怜悯这依然活着的我。

十二 西洋

问：上海并不单单是中国，同时在另一面也是西洋，这一点应多加留意。单是公园，我看就比日本要进步许多。

答：公园也大体都游了一遍。法国公园(55)和极司菲尔公园(56)，是散步的绝好去处。尤其是在法国公园，嫩叶初生的法国梧桐间，西洋人母亲或乳母让孩子嬉戏玩耍，这情形非常之美。但我看并不见得比日本进步多少，只不过这里的公园是西洋式的吧。未必但凡是西洋式的，便是进步的呀。

问：去过新公园(57)么？

答：当然去过。不过那儿难道不是运动场么？我觉得不像公园。

问：公家花园(58)呢？

答：那公园可真好玩。外国人进出自由，中国人却一个也不得入内。而且还号称“公家”，占尽了命名之妙。

问：可是漫步街头，见到那么多的西洋人，感觉不是挺好吗？这也是在日本见不到的。

答：如此说来，我上次看到过一个没鼻子的西洋人。那种老外要碰上一个，在日本也许倒不容易。

问：那个人么，那是赶上流感时，最先抢戴口罩的家伙。不过漫步街头，比起西洋人来，日本人到底显得寒碜。

答：穿西服的日本人诚如所言。

问：穿和服不更糟么！日本人对肌肤暴露于大庭广众，竟毫无所谓！

答：如果有什么所谓的话，那不过是有所谓的人自己心存猥亵罢了。久米仙人(59)不是因此而从云端摔落下来的么？

问：那么说，西洋人是猥亵的啰？

答：当然，在这一点上是猥亵的。不过，遗憾的是风俗这玩意儿是多数说了算。所以现在不是日本人也觉得光脚外出是下流的事了吗？就是说渐渐地变得比从前猥亵了。

问：可是日本的艺伎之类白昼堂堂竟阔步街头，咱们在西洋人面前也挺不好意思的。

答：哪儿的话。这种事尽管安心，西洋的艺伎也一样阔步街头的，只是你辨认不出罢了。

问：这话说得可有点儿冲。法租界也去了吗？

答：那片住宅区倒很愉快。杨柳如烟，鸠鸣幽微，桃花未谢，中式民宅犹存——

问：那一带差不多就是西洋啊，红瓦、白砖。西洋人的住宅不也很好吗？

答：西洋人的住宅大抵都不怎么样。至少我看到的洋房全是蹩脚货。

问：你居然如此厌恶西洋，我可做梦也没想到……

答：我倒并不厌恶西洋。不过是厌恶俗不可耐的东西罢了。

问：这点我当然也一样。

答：胡说八道！你是宁愿穿洋服，不肯穿和服；宁愿住板搁篓(60)，不肯住高门楼；宁愿吃通心粉，不肯吃刀切面；宁肯喝巴西咖啡，不肯喝山本山(61)——

问：晓得了晓得了。不过墓地总不坏吧，那静安寺路的西洋人墓地？

答：竟然问起墓地来，君亦穷矣。不错，那墓地也很俏皮。不过相比之下，与其躺在大理石的十字架下，我更情愿睡在土馒头里。更别说奇形怪状的天使之类的雕像下面，那更是敬谢不敏了。

问：如此看来，你对上海的西洋丝毫不感兴趣啰？

答：恰恰相反。我极感兴趣。因为诚如所言，上海一方面的确是西洋。无论如何，看到西洋总不失为一件趣事吧？只不过，此处的西洋，便是在不曾见过真正西洋的我看来，也像是赝品。

十三 郑孝胥氏

坊间风传，谓郑孝胥氏(62)悠悠然独处清贫。然而某一阴霾密布的上午，与村田君、波多君一同乘车驶至门前一望，其独处清贫的住所，却远超出我的预想，是一座雄伟的、涂成深灰色的三层楼房。门内满院黄竹，雪球花儿芳香扑鼻。便是我，这样的清贫，无论何时去独处，也可以做到毫无怨言的。

五分钟后，我们被领入客厅。这里除却墙上挂着的书画，几乎别无陈设。不过壁炉台上，左右一对瓷花瓶里，小小的黄龙旗儿垂着尾巴。郑苏戡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望着这小旗，忽然想起了依稀记得的某人品评郑氏的一句话：“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

恰在此时，一位略胖的青年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这便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先生的公子郑垂氏。与之交情甚好的波多君，立刻为我做了介绍。郑垂氏擅长日文，与之交谈，无须烦劳波多村田两先生通译。

身材高大的郑孝胥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稍后不久的事。先生血色极佳，一见之下全不似垂暮老人。眼睛亦有如青年一般，朗若曙星。尤其是胸膛挺得笔直，说话眉飞色舞的样子，反而显得比郑垂氏还要年轻。他身着黑色马褂儿，配以略带靛蓝的浅灰大褂儿，不愧是当年的才子，处处显得风采不凡。非也，即使赋闲归隐的今日，尚且泼辣如此，想当年以康有为为中心，宛然如戏剧一般的戊戌变法之际，扮演辉煌角色之时，更是何等地才情焕发，自是不难想象的。

加上郑氏，我谈论了一会儿中国问题。自然，我也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起新借款团(63)成立之后，中国的对日舆论如何如何之类甚不相称的话题来。如此道来，似乎极不认真，但当时我倒并非姑妄言之，而是极为认真地披露自己一家之见的。然而现在反思起来，当时的我似乎多少有点走火入魔。固然这涌血冲头的原因，除了我自己轻薄的根性外，当代中国本身的确也应负一半的责任。倘以为是虚言，不论是谁只管去中国一睹即可。肯定不出一月，便会莫名地想谈论起政治来。这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空气中孕育着二十年来之政治问题的缘故。而不敏如我，竟而至于在游历江南一带期间，这股狂热始终未能降温。而且并无人强迫，却整日思考起与艺术相比远为下等的政治来。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当代中国是绝望的：中国只要执迷于共和，便永无宁日。然而即便实行王政，倘要突破眼前的难关，也唯有等待英雄出现而已。而这位英雄身处当代，也只得面对利害错综的国际关系。由此看来等待英雄的出现，不啻等待奇迹的出现。

交谈之间，我衔起一支香烟，先生迅即立起身来，将点燃的火柴移至我的烟上。我大为惶恐，一面寻思，看来于待人接客之道，与邻国的君子相比，日本人似乎最为笨拙。

品过红茶后，我们在先生的引导下，来到宽敞的后花园。美丽的草坪四周，栽着先生购自日本的樱花和树干为白色的松树。庭院对侧另有一座涂成深灰的三层楼房，却是最近新建的郑垂氏一家的居所。我漫步园中，眺望着一丛竹林上方阴霾散尽后终于露出的蓝天，再次忖道：如此清贫，我也愿独处一番。

就在撰写这篇原稿时，恰好裱画店送来了一幅挂轴。挂轴上裱贴的，是二度拜访时，先生写给我的七言绝句：“梦奠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面对这龙飞凤舞的墨痕，便觉得犹然怀念与先生相处的那几分钟。在那几分钟里，我并非仅仅面对一位前朝遗臣名士，其实也亲聆了中国现代诗宗、《海

藏楼诗集》著者的馨咳。

十四 罪恶

拜启者：

据说上海是中国第一“罪恶渊薮”。要之各国人种麇集于斯，恐怕自然而然地更容易如此吧。仅我所见所闻，风教确乎恶劣。比如中国的黄包车夫会摇身一变成为劫匪，这类新闻报上时有报道。又据说坐在人力车上时，被人从背后抢去帽子，在此地也是家常便饭。最为恶劣的是，为了抢夺耳环，甚至不惜撕裂其耳朵。这种行径与其说是偷盗，也许毋宁是某种Psychopathia Sexualis(64)作祟。在这类犯罪中，有一桩叫作莲英命案的，数月之前，还被写进了戏剧与小说。该案是此地一个唤作拆白党的少年流氓集团成员，为了抢夺钻石戒指，而杀害了一个名叫莲英的妓女。其作案手法，是将被害者骗上汽车，带至徐家汇近旁后勒杀，总之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新花招。而世间舆论则如同在日本亦时有耳闻的那般，认为是侦探片之类的电影带来了坏影响。不过那名叫莲英的妓女，据我所见到的照片，便是出于情面也不能说是美人。

当然卖淫也很兴旺。走到青莲阁之类的茶楼，将近薄暮时分，便可看见无数卖笑女麇至于此。这些人被称作“野鸡”，粗粗看去，似乎没有一人超出二十岁。一见到日本人便口念“阿拿他、阿拿他”(65)，蜂拥而上。除了“阿拿他”，这帮人还会说“撒以狗”。这“撒以狗”是什么意思呢？听说原来日本的军人在日俄战争出征期间，抓住中国妇女往附近的高粱地里拖时，口中所说的“撒，依靠”(66)，便是其滥觞。了解了词源后，会觉得有如相声，然而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似乎并非是桩名誉的事体。此外四马路一带总有许多“野鸡”，坐在人力车上，流连徘徊。据说这帮人一旦揽到客人，便让客人坐在车上，而她自己则走路，将客人领回家去。不知出于什么心思，她们大抵戴着眼镜。或许在当今中国，女人戴眼镜是一种流行时尚亦未可知。

鸦片也半公开地到处有人吸。我前去参观的鸦片窟里，便有一位卖笑妇，伴着客人，拥着一盏幽幽的小灯，衔着柄儿长长的烟管。此外据闻还有什么磨镜党、男堂子之类，都是了不得的去处。所谓男堂子，系男人向女人货媚；而磨镜党则为女子以淫戏飨客。耳闻这类故事，便会觉得通衢大道上熙来攘往的中国人中，仿佛有着众多Marquis de Sade(67)，而且实际上恐怕也确有其人。据某位丹麦人(68)说，他在四川、广东等地待了六年，从未听说过尸奸的流言，而在上海只待了三个星期，便目睹了两桩实例。

更有甚者，最近从西伯利亚一带，似有一批形迹可疑的西洋男女大举进军此地。我自己就在与朋友一道漫步于公共花园时，曾被穿着粗俗的俄罗斯人穷追不舍，索求金钱。那人大约仅仅是个普通的乞丐吧，但那份滋味委实不大好受。不过，工部局颇感自疚，故上海也似乎大体会逐渐风纪转好起来。其实在西洋人方面，什么爱尔多拉多(69)，巴勒莫(70)之类低级趣味的咖啡馆业已关闭。不过，远在邻近郊区的代尔·蒙台一代，依然有大批做生意的联袂前来。

Green satin，and a dance，white wine and gleaming laughter，with two nodding earrings—these are Lotus.(71)

这是蒂金斯吟咏沪上名妓阿莲（Lotus）诗中的一节。“醇启笑颜”——这不单是阿莲一人，混迹于印度人之间，倾听着交响乐队演奏的女人们，终究不出其外。

谨此。

十五 南国美人（上）

在上海，我见到了许多美人。不知是何种因缘，与她们相见总是在小有天酒楼。据说此处是近年物故的清道人李瑞清(72)捧红的。甚至留下“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这么一副妙联，可想而知其捧场实非寻常，而是热心投入。只不过这位著名文人据说拥有非同凡响的胃囊，一次能吃下七十只螃蟹。

总之，上海的饭馆并非惬意的去处。包房之间的隔墙就连小有天也是极伤风雅的板壁。而桌上摆放的器物，甚至以讲究著称的一品香，与日本的西菜馆也无甚差别。此外如雅叙园、杏花楼，乃至兴华川菜馆，除却味觉的满足以外，其他方面与其说是差强人意，未若说是处处让人感到惊愕。尤其是有一次波多君在雅叙园赐宴，我向跑堂的打听便所在何处，他居然要我在厨房的清洗池里解决。而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位满身油腻的厨子为我示范了先例。令人退避三舍而犹恐不及。

然而菜肴却要比日本美味。恕我摆出行家的面孔高谈阔论，我去过的上海菜馆，要逊于诸如瑞记、厚德福之类的北京菜馆。可是尽管如此，倘与东京的中餐馆相比，便是小有天也要远为美味。而价钱之便宜，只是日本的五分之一。

离题太远了，我所见过的美人之多，莫过于同神州日报的社长余洵氏会餐之时。如前所述，那也是在小有天的楼上。那小有天原来竟坐落于在夜上海也算闹猛非常的三马路上，栏杆外车水马龙，闹声片刻不绝，而楼上自然也是笑语、歌声、伴奏的琴声沸反盈天。我置身于这喧嚣之中，一面啜饮着玫瑰茶，一面望着余君谷氏在局票上笔走龙蛇，仿佛自己不是来到了菜馆，而是坐在邮局的凳子上等候，顿生匆忙之感。

局票是在洋纸上用红字蜿蜒地印着“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座侍酒勿延”的字样。好像雅叙园的局票上一隅印有“毋忘国耻”，排日的气焰逼人，所幸此处的未见这类句子。（局票好比大阪的“逢状”，是传呼校书的用笺。）余氏在其中一张上写好我的姓，再加上了“梅逢春”三字。

“这就是那个林黛玉，已经行年五十八了。熟知最近二十年政局秘密的，除了大总统徐世昌，就数此人了。算是你叫的，做个参考吧。”

余氏微微笑着，又写起另一张局票来。余氏日语娴熟。据云尝用日中两种语言发表席间致词，竟令座上宾客德富苏峰(73)氏感服不已。

未几，我们——余氏及波多君、村田君和我，围桌落座，最先到来的是名叫爱春的美人。这是一位看上去聪明伶俐、多少与日本的女学生相仿佛、风度甚佳的圆脸姑娘。上着带有白色织纹的淡紫衣裳，下穿青瓷色的裤子，上面也有花纹。头发梳成辫子，上端扎着青色发绳，长长地垂在脑后。额前留着刘海，也与日本的少女无异。此外胸佩翡翠蝴蝶，耳坠金子与珍珠耳环，手带金表，一律熠熠生辉。

十六 南国美人（中）

我倾慕不已，甚至在挥动长长的象牙筷子之际，也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美人。然而珍馐佳馔源源不断地运上桌来，美人也陆续迤逦到场。终究不是只对爱春一人大发感叹的场合。我又端详起第二位走进来、名唤时鸿的姑娘来。

这位叫作时鸿的姑娘，并不比爱春出落得更美，然而却长着一副颇具特色的面庞。整体上格调甚强，带有莫名的田园气息。除去梳成辫子的头发上扎的头绳是桃红色的以外，一身穿戴与爱春无异。衣服则是深紫色的缎子上，镶着银色与蓝色交织、宽约五分的边。据余君谷氏的说明，该伎出身江西，打扮也不刻意追逐时流，古风犹存。虽说如此，胭脂白粉也极浓艳，远胜以素面自许的爱春。看着她的手表，左胸前的钻石蝴蝶，硕大浑圆的珍珠项链，右手上镶着两颗宝石的戒指，我暗加赞许，心想纵然是新桥(74)的艺伎，打扮得如此灿烂的，恐怕一人也无。

时鸿之后进来的——如此一一写下去的话，连我自己也要疲倦不堪了，其余的姑且割爱，只对两位略作介绍吧。其中一人名叫洛娥，眼见就要与贵州省长王文华结婚了，王却在此时遭人暗杀，因此直至今日还在操艺伎营生，真是红颜薄命。她身穿一袭黑缎子衣裳，仅插了一朵香味好闻的白兰花，此外别无修饰。年纪轻轻却穿戴朴素，一双明眸澄若秋水，给人以淡雅的印象。还有一位，是年仅十二三岁的温顺的少女，连金手镯、珍珠首饰，由这位艺伎戴起来，看上去也仿佛玩具一般。而且有人打趣时，便如同世间寻常处子一样，露出害羞的神情。更奇妙的是——倘是日本人，定会令人忍俊不禁，她是“天竺”(75)这一名字的主人。

这些美人们按照局票上写的客人姓名，依次在我们身旁落座。然而我所传请的那位一代娇名盖世的林黛玉，却久久不露尊容。这时一位名叫秦楼的姑娘，手夹着吸了一半的纸烟，悠扬婉转地唱起了西皮调的《汾河湾》(76)来。姑娘演唱时，一般似乎都有胡琴伴奏。拉胡琴的男子不知何故，拉琴时大都戴着大煞风景的鸭舌帽或礼帽。胡琴多系在竹筒做成的琴体上，绷上蛇皮制成。秦楼一曲唱毕，这次轮到了时鸿。她不用胡琴伴奏，而是自弹琵琶，唱了一支凄婉的曲儿。江西，她的故乡，正是浔阳江上的平野。倘像中学生似的沉湎于感慨，则枫叶荻花瑟瑟之秋，令江州司马白乐天泪湿青衫的琵琶曲，恐怕就是这样的曲调亦未可知。时鸿唱完又是萍乡唱。萍乡唱毕，村田君突然起立，“八月十五月光明”，唱起西皮调的《武家坡》(77)来，让我大吃一惊。当然若非如此灵慧，恐怕也不易做到像他那般通晓中国生活的里里外外。

花名林黛玉的梅逢春终于姗姗驾临时，已经是桌上的鱼翅汤残羹狼藉之后了。她比我想象的更近于娼妇类型，是个丰腴浑圆的女人。其容貌如今望去已不美丽，尽管涂脂抹粉，但唯一能令人想象其往年丽色的，是细眼中娇艳的目光。不过想到她的年龄——说是行年五十八岁，便总觉得难以置信。乍一看去，至多不过四十岁。尤其是她的手，就像孩童一般，手指根处的关节，深深陷入胖乎乎的手背里。装束是镶了银边的兰花黑缎衣裳和相同质料万字花案的裤子。耳环、手镯、垂在胸前的坠件，全系金银制的底座上整面地镶嵌着翡翠与钻石。尤其是戒指，那钻石大如雀卵。这副装扮，本不应在通衢大道旁的饭馆里看到，这是让人联想起罪恶与奢靡交织的，诸如《天鹅绒之梦》(78)那种谷崎润一郎(79)小说世界的装扮。

然而尽管年事已高，林黛玉毕竟是林黛玉。她是何等地才情过人，只需观其言谈举止，便可想象，不仅如此，几分钟后，她合着胡琴与笛子唱起秦腔时，与歌声一起迸发出的力量，的确压倒了群芳。

十七 南国美人（下）

“怎么样，那林黛玉？”

她离席而去后，余氏向我问道。

“女中豪杰呀，没想到居然那样年轻。”

“听说她年轻时一直吃珍珠粉。珍珠是长生不老的灵药嘛。如果不抽鸦片，她还会更加年轻呢。”

此时，林黛玉空出的座位上，已坐上了新来的姑娘。这是一位肤色白皙，身材娇小，颇具大家闺秀风范的美人。身穿百宝图案的淡紫缎子衣裳，耳戴水晶耳环，都凸现了这姑娘的品位。我赶快请教芳名，答曰花宝玉。花宝玉——这位美人说出这个名字的发音时，宛然如鸠鸣莺啼。我取烟递去，想起了杜少陵“布谷处处催春种”的诗。

“芥川先生。”

余洵氏一面以老酒相劝，一面难言似的呼唤我的名字。

“怎么样，中国的女人？喜欢吗？”

“哪儿的女人我都喜欢，中国的女人也很漂亮啊。”

“你觉得什么地方好？”

“这个嘛，我觉得最美的地方恐怕是耳朵。”

实际上，我对中国美人的耳朵颇怀敬意。日本女人在这一点上到底非中国人之敌。日本人的耳朵太平板，而且肉厚者居多。其中有不少与其称作耳朵，未若说是出于某种机缘而长在头上的菌菇似的物事。按此与深海之鱼盲目失明同。日本人的耳朵自古以来一直藏身于涂抹了发油的鬓发之后，而中国女子的耳朵不仅一直处于春风吹拂之下，而且还郑重其事地饰以宝石耳环之类。因而日本女子的耳朵便像今天这般堕落了，而中国人的耳朵则自然而然保养甚佳，十分美丽。眼前这位花宝玉，便生着一双有如小贝壳似的、特别可爱的耳朵。《西厢记》中的莺莺所谓“他钗亸玉斜横，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一定也是这样的耳朵。笠翁(80)昔日曾详细论述中国女子的美（《闲情偶寄》卷三“声容部”），却未尝有一言提及这耳朵。就这一点而言，伟大的戏曲十种的作者，也只能将这发现的功劳，让与在下芥川龙之介。

辩完耳朵论之后，我同其他三君一道，吃了放有砂糖的粥。然后走到熙攘的三马路上，去参观妓馆。

妓馆大体都在大道左右石块铺路的小巷两侧。余氏引导着我们辨读着门灯上的名字前行，须臾来到一家门前，排闼而入。进门处是萧索的未铺地板的房间，几个穿戴粗陋的中国人有的在吃饭有的在干活。倘非事先知道，谁也不会相信这便是妓女的住宅。然而沿着楼梯一登上二楼，却是小巧玲珑的中式沙龙，里面明亮的电灯光辉灿然。紫檀椅子排列成行，巨大的镜子矗立一角，毕竟还是一流的妓馆。贴着青色壁纸的墙上，一溜排悬挂着好几只玻璃镜框，里面装着南画(81)。

“在中国要做艺伎的娇客，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你瞧连这些家具之类的，也都得替她买齐了才行哪。”

余氏一面同我们喝茶，一面将各种嫖界的规矩娓娓道来。

“而且像今晚来的这几位姑娘就更了不得啦，要想做她们的娇客，起码也得要五百块钱。”

这时候，刚才的那位花宝玉，从隔壁房间打了个照面。中国的艺伎出局陪酒，往往只坐五分多钟便打道回府了。刚才还身在小有天的花宝玉，此刻已回到此处亦非不非但如此，在中国做娇客的人——以下请参照井上红梅(82)氏著《中国风俗》卷之“花柳语汇”好了。

我们和两三位姑娘一起，吃吃瓜子，抽抽香烟，聊了会儿闲话。当然，说是闲话，而我却与哑巴无异。波多君手指着我，告诉一位看上去似乎挺调皮的年幼姑娘说：“他不是东洋人，是广东人。”姑娘便问村田君此话当真？村田君也说：“是的，是的。”我一面听着他们言来语往，一面独自漫然思索着无关紧要的事——日本有支歌曲叫作《讨考冬雅来哪》，那句“冬雅来哪”没准就是由“东洋人”变来的也未可知……

二十分钟后，少许感到有些无聊的我，在屋里踱来踱去，顺势向隔壁房间偷觑一眼。不承想竟看见温柔可人的花宝玉和肥胖的阿姨一起围着餐桌吃夜饭。桌上只摆着一个盘子，而那盘子里盛的只有一味青菜而已，花宝玉却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我不由得面露笑意。出局来到小有天的花宝玉，也许不愧为南国美人。然而这位花宝玉——咬着菜根的花宝玉，却是超然于任荡子玩弄的尤物之上的某种存在。直到此时，我才首次对中国女子产生了理所当然的亲近感。

十八 李人杰氏

“与村田君访李人杰氏，李氏年方二十有八，以信条言系社会主义者，上海‘青年中国’代表之一人也。途中电车窗外见街树青青，既迎夏日，天阴，稀有日色。风起而尘不扬。”

这是拜访李氏后，我信手写下的札记。现在打开手册看时，潦草的铅笔字有不少快要湮灭了。文章自然是芜杂的。然而当时的心情或许反而正清晰地表现在这芜杂之中也未可知。

有僮，即引予等至客厅。有长方形桌一，洋风椅子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物。梨、葡萄、苹果——除此自然之拙劣模仿外，另无装饰，足慰客目。然室内尘埃不见，满溢简素之气。愉快。

数分后，李人杰氏来。身材瘦小之青年也。发略长，细面，血色不甚佳。双目炯炯，才气焕发。手小。态度颇真挚。其真挚同时又令人察知其锐敏之神经。刹那之印象不恶。如触细且强韧时钟之弹机也。隔桌与予相对。氏着鼠色之大褂儿。

李氏曾在东京大学里待过，日语极其流畅。尤其是烦琐的大道理，也能让对方明白领会，这手本事，在我的日语之上亦未可知。另外笔记上虽未有记录，在我们被让进的客厅里，通往二楼的楼梯牢牢地扎根于一隅，因而有人走下楼梯来时，客人首先看见的是脚。李人杰氏亦复如是，我们最先看见的，是中国布鞋。除了李氏之外，任何天下名士，我还不曾有过先从足尖看起的经验。

李氏云，现代中国应将如何？此问题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过去既已证明之矣。现在亦复将证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此乃宣传文化运动之‘青年中国’之思想家尽皆呼号之主张也。李氏又云，欲兴社会革命，须赖普罗帕刚达(83)。故此吾人事者述焉。且觉醒之中国士人，于新知识并不冷淡。非也，乃饥渴于知识也。然可充此饥渴之书籍杂志匮乏，如之奈何？予为君断言：刻下之急务在著述。或如李氏言耶。现代之中国无民意。无民意则革命不生，况其成功乎？李氏又云，种子在乎，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逮也。是以不得无忧，吾人之肉体堪此劳任否。言毕颦眉。予同情之。李氏又云，近时所应注目者，中国银行团之势力也。姑不问其背后势力若何，北京政府为中国银行团所左右之倾向，乃难以打消之事实。此亦不必悲哀也。何者，吾人之敌——吾人当集中炮火以轰击之标的，定为一银行团可也。予云，予失望于中国之艺术，予目之所及，小说绘画，不足以共而谈之。然观中国之现状，期待斯土艺术之兴隆，期待者毋宁似误也。除宣传手段以外，问君有无顾及艺术之余裕乎？李云，几近于无。

我的笔记到此为止。不过李的言谈举止煞是爽快利落，致令同行的村田君浩叹“此君脑子极灵”，亦非不可思议。不唯如此，李氏留学期间还曾读过一两篇我的小说，无疑此事也的确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连我这样的正人君子都不能免俗，可见小说家便是虚荣心旺盛如许的人种。

十九 日本人

应召去上海纺织会社的小岛氏处赴晚宴时，见他住所前的院子里，栽着小小的樱树。于是同行的四十起氏叹道：“看呀，樱花开了。”而且其声调之中蕴藏着一种莫名的欣喜。而迎迓至门口的小岛氏，形容得夸张点的话，也满面仿佛是从美洲大陆归来的哥伦布炫示海外奇珍似的神情。然而那樱花却只不过是在瘦弱的细枝上绽开贫瘠的几朵罢了。我当时对这两位先生何以如此欣喜若狂，内心颇觉得不解。然而在上海逗留余月后，方才明白这并非仅限于他们两位，原来人尽如此。日本人是何许人种，这远非我所能够知晓。然而来到海外以后，便是不问重瓣也罢单瓣也罢，总之是只要能看到樱花，遽尔便感到幸福的人种。

*

前往同文书院(84)参观时，走在学生宿舍的二楼，望见了走廊尽头窗外青青的麦海。那麦田里，随处点缀着平凡的油菜花丛。最后，在这一切的背后，低矮的屋顶在远处连绵成片，上空是一面巨大的鲤鱼旗(85)。鲤鱼在风的吹拂下，矫健地上下翻腾。只这么一面鲤鱼旗，便令景致顿改。竟以为自己并非身处中国，而是在故国日本。然而走近窗际望去，眼底下的麦田里，中国的农夫正在劳动。这莫名其妙地让我生了一种岂有此理的感觉。我眺望着遥远的上海天空的日本鲤鱼旗，同样也多少感到快慰。也许并无资格嘲笑别人的樱花亦未可知。

*

我曾接到过上海日本妇女俱乐部的邀请，地点好像是坐落于法租界的松本夫人邸第。铺着白布的圆桌，桌上的千日菊、红茶、点心、三明治……围桌而坐的夫人太太都比我预想的还要温良贤淑。我和这些夫人太太们谈论着小说戏剧，于是一位夫人这样向我说道：

“这个月《中央公论》(86)上您写的小说《乌鸦》非常有意思。”

“不，不，拙劣得很。”

我谦虚地答道，心想真该让《乌鸦》的作者宇野浩二(87)听听这段对话。

*

听南阳号船长竹内氏说，在汉口的滨江路上，曾看见不知是美国还是英国的船员和日本女人坐在一起。那女人一看便知其职业。据说竹内氏看到这情形颇觉不快。听到这段故事后，我走在北四川路(88)上时，见对面驰来的汽车上，三四个日本艺伎拥着一个西洋人，频频相戏，然而并未像竹内氏那样感到有什么不快。但其觉得不快，亦未始不可理解，甚至毋宁对这种心理油然产生兴趣。在这一场合仅仅是心情不快罢了，若将之扩大，则何尝不就是爱国义愤呢？

*

据说有一位叫作X的日本人。X在上海住了二十年，婚是在上海结的，孩子也是在上海生的。因而X对上海怀有热烈的眷恋。偶尔有客人自日本来，便总要将上海夸耀一番。建筑、道路、饮食、娱乐——哪一样日本也比不了上海。上海同西洋一般无二，与其蹇滞在日本，还是尽早到上海来吧——他甚至这样敦促客人。这位X死时，取出他的遗嘱一看，却出人意料地写道：“遗骨无论如何必须埋葬在日本……”

一日我在宾馆的窗边，口衔哈瓦那雪茄，想起了这段故事。X的矛盾是嘲笑不得的。我们在这一点上，大抵都与X难兄难弟。

二十 徐家汇

[明万历年间。墙外。处处绿柳垂荫。墙内遥见天主堂的屋脊，顶上的金十字架在落日下闪闪发光。一云游僧与村童上。

僧：徐公(89)府第是那里么？

童：就是那儿——爷叔你去那儿也没得斋饭吃的，老爷顶讨厌和尚了。

僧：好好好，这个我晓得。

童：晓得了就勿要去了呀。

僧：（苦笑）这孩子好厉害的嘴。我不是要去挂锡，我是来跟天主教的和尚理论的。

童：是？那你就随便吧，吃了家人们揍也没人管的噢——

[童奔下。

僧：（独白）那边厢就看得见教堂屋顶，可门又在哪儿呢？

[一红毛传教士骑驴而过，后一仆从之。

僧：喂，请问……

[传教士止住驴。

僧：（勇敢地）从何处来？

传教士：（莫名其妙地）我刚从教友家回来呀。

僧：黄巢过后还收得剑否？

[传教士呆若木鸡。

僧：还收得剑否？道来！道来！若不道来……（僧手挥如意，欲打传教士。仆将僧推倒。）

仆：他是个疯子。甭理他，您老请回吧。

[传教士等去。僧起。

僧：可恨的外道，连如意也折断了，钵儿弄到哪儿去了？

[墙内响起赞美诗。

*

[清雍正年间。草原。处处绿柳垂荫。其间可见荒废的礼拜堂。村姑三人，皆手挎竹篮，在摘艾蒿。

甲：云雀的叫声响得烦煞人。

乙：是的呀。——哟，讨厌的蜥蜴。

甲：你阿姐还没出嫁吗？

乙：大概要到下个号头吧。

丙：啊哟，格是啥物事呀？（拾起一个沾满泥土的十字架。丙为三人中最年少者。）上面还雕着人像呢。

乙：啥物事？让我看看。格物事叫作十字架呀。

丙：十字架是啥物事？

乙：是天主教的人拿的东西。格是金子的？

甲：勿要瞎讲。拿着那种物事，弄不好又要像老张一样，被人家把脑袋斩下来。

丙：格么再把它照老样子埋埋好好？

甲：对对，格楞样子最好。

乙：是的。格楞样做好像勿会有问题。

[众村姑下。数小时后，暮色渐临。丙与一盲目老者上。

老：那就赶快找吧，有人来打搅就麻烦了。

丙：啊，格得，是格物事不是？

[新月的清辉。老者手擎十字架，缓缓地垂头默祷。

*

[中华民国十年。麦田中央有花岗石的十字架。绿柳上方，可见天主堂的尖塔屹立，上摩云端。日本人五，迤逦穿过麦田。其中一人为同文书院学生。

甲：那座天主堂是何时建造的？

乙：据说是道光末年。（翻开旅游指南）进深二百五十英尺，宽一百二十七英尺，那座塔高度是一百六十九英尺。

学生：那是墓。那个十字架——

甲：果不其然，看这些残存的石柱石兽，恐怕从前更加壮观吧。

丁：那是一定的喽，大臣的墓嘛。

学生：这砖砌的底座上不是镶嵌着石碑吗？这就是徐氏的墓志铭。

丁：写的是“明故少保加赠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记”。

甲：另外还有别的墓吗？

乙：这个么，恐怕有吧……

丙：（自远处高呼）请站好别动，我来拍张照片。

[四人立于十字架前。数秒不自然的沉默。

二十一 最后一瞥

村田君与波多君去后，我衔着香烟，走上凤阳号的甲板。灯火通明的码头上人影已稀。对面的大街上，三四层高的红砖建筑耸入夜空。这时一个苦力身后拖着鲜明的影子，走过眼底下的码头。倘随着那苦力一起前行，便可自然来到上次曾去取过护照的日本领事馆门前。

我沿着静静的甲板，向船尾走去。从这里向下游望去，外滩大道上点点灯光灿若星汉。横跨苏州河口、白昼里车马不绝的花园大桥(90)能看得见不？桥下那座公园虽看不出嫩叶的翠绿，但依稀可见的，仿佛正是那片树林。上次去游玩时，白茫茫的水柱高高涌起的喷水池畔草坪上，一个身穿S.M.C.(91)红色号衣、伛偻病人似的中国人在拾着烟蒂。那座公园的花坛上，郁金香和黄水仙现在依旧在电灯光下灿烂开放么？穿过公园走到对面，便可看见庭院深深的英国领事馆和正金银行(92)。从侧畔沿着江岸前行，再向左转，小巷里便是Lyceum Theatre（兰心剧院）。那入口处的石阶上，Comic Opera（喜歌剧）的彩色大海报牌虽然还立在那儿，大约已经杳无人迹了吧。这时一辆汽车沿着江边疾驰而来。蔷薇花、丝绸、项链上的琥珀——这些东西在眼前一晃而过。那一定是赴Calton Café（加尔顿咖啡馆）跳舞去的。随后，阒然静寂的大道上，有人哼着小调，靴声跫然地走过。Chin Chin Chinaman（中国佬）——我将香烟屁股扔进了昏暗的黄浦江水中，缓缓地走回大厅。

大厅里也杳无人迹。唯有铺着地毯的地板上，盆栽兰花的叶子熠熠生辉。我倚在长椅上，漫然沉湎于回忆之中——拜会吴景濂氏时，吴氏剃成平头的硕大脑袋上，贴着紫色的膏药。并且一边虑念着患部，一面愤愤地说：“生了个疖子。”那疖子痊愈了没有？——与醉步蹒跚的四十起氏走在昏暗的街道上，恰好在我们的脑袋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窗。窗子朝着雨云密布的天空，斜斜地射去一道光芒。而窗口处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仿佛小鸟一般，俯视着眼底下的我们。四十起氏指着她告诉我：“那就是了，广东妞儿。”今天晚上那女子也许还会在那儿，探出脸来。——树木成荫的法租界，马车轻快地向前疾奔。远处，一个中国马夫牵着两匹马儿，其中的一匹不知何故突然躺倒在地上。于是同乘的村田君说：“那马是因为背上痒了。”消除了我的疑念。——我一面想着这些事，一面伸手在夹衣口袋里摸香烟，然而拿出来的，不是黄色的埃及烟盒，而是前天晚间放在里面的中国戏单。同时什么东西从戏单里滚落在地板上，那东西——一瞬之后，我拾起了一枝枯萎了的白兰花。我嗅了嗅那朵白兰花，却已经连香味也荡然无存了，花瓣变成了褐色。“白兰花、白兰花。”这叫卖声曾几何时也变成了追忆而已。凝望这花儿在南国美人的胸前飘溢芳香，如今也恍若梦境。我发觉自己有可能堕入肤浅的感伤的危险，遂将枯萎的白兰花掷在地板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开始读起了临行前小岛氏馈赠的梅丽·斯托普斯(93)的书来。

(1)长野守敬（1885—1949），号草风，日本画家，曾于1923年、1925年两度来华。

(2)门司，福冈县一港市，今为北九州市。

(3)实际上的登船日期应为三月二十九日。

(4)玄海，即玄海滩，指福冈县西北方海域。

(5)芥川的确收藏有这样一只钵。

(6)日本阿尔卑斯，本州中部的山脉，由英国人高兰德仿照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命名。

(7)初代彭她，明治（1868—1912）末期的名妓，美貌善舞。

(8)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

(9)《佛里根德·何尔兰德尔》（Derfliegende Holländer），即瓦格纳的歌剧《漫泊的荷兰人》。

(10)村田孜郎，号乌江，大阪每日新闻社驻沪记者。

(11)未详，当为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

(12)时任路透社驻沪记者，在东京任上与芥川曾有交往。

(13)江户，东京旧称。

(14)三四层楼房，在当时的日本颇少见，只有东京的银座之类繁华街区可见到。红砖建筑在木屋为主的日本更是维新后的新事物，具有象征先进文明的意义。

(15)金玉均（1851—1894），朝鲜李朝末期政治家。因亲日立场受批判曾亡命日本，后在上海遭暗杀。

(16)东亚洋行，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位于四川北路。

(17)泽村幸夫，大阪每日新闻社职员，后做过驻沪记者。

(18)万岁馆，主要接待日本人的旅馆，位于西华德路（今东长治路）。

(19)谢法德，即英文shepherd（牧羊人）的音译。

(20)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成立于明治十八年（1885年），当时是日本最大的远洋海运公司。

(21)南京米，指中国产、黏质较弱的籼米。

(22)久米正雄（1891—1952），小说家，剧作家。芥川的同学、好友。

(23)Awfully sentimental，英语甚为感伤意。

(24)咖啡巴黎将，法文Café Parisien的译音，意即巴黎人咖啡厅。

(25)浅草，东京地名，集中了多家面向普通市民的娱乐场所。

(26)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4），法国讽刺漫画家。

(27)薄田淳介（1877—1945），诗人，号泣堇。时为大阪每日新闻社学艺部长。

(28)西村贞吉，芥川在东京府立第三中学时代的同学。

(29)岛津长次郎（1871—1948），俳号四十起。1900年来沪，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其间业余从事俳句创作，但芥川在致友人函中却称他“既不懂俳句也不懂和歌”。

(30)井川氏，芥川一高时的挚友井川（后入赘恒藤家，随妻姓）恭之兄，时在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工作。

(31)弗里德里希·拉·莫特·福凯（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é，1777—1843），法裔德国浪漫派诗人。

(32)蒂金斯（Eunice Tietjens，1884—1944），芝加哥出身的美国女诗人，曾在中国生活两年，代表作为诗集《中国侧影》（Profiles from China，1917）。

(33)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英国外交官，汉学家。

(34)王次回，即王彦泓（1593—1642），字次回，明诗人，金坛人，诗多艳体。

(35)菊池宽（1888—1948），小说家、剧作家。

(36)后架，日文，意为厕所。

(37)与谢芜村（1716—1783），江户中期的俳人，画家。

(38)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户前期的大俳人。

(39)疑指陈炯明。

(40)日英两国曾于1901年缔结同盟，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1922年被废除。此处指主张继续维持同盟的见解。

(41)柳泽淇园（1706—1758），名里恭，字公美，江户中期的文人画家。昔日的日本文人每每将姓按中文的习惯去读，如此处将“柳泽”缩为“柳”。

(42)“令人提心吊胆”云云，是说仇英的画乃赝品。

(43)香取秀真（1874—1954），名秀治郎，歌人，工艺家。

(44)有乐座，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建于东京千代田区有乐町的剧院，毁于关东大地震。

(45)能剧，日本的传统歌舞剧之一种。

(46)《戏考》，王大错撰，京剧台本集，全四十集，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

(47)明武宗，明朝第十一代皇帝，1506—1521年在位，年号正德。

(48)梅若万三郎（1868—1945），能剧名优。

(49)辻武雄（1863—1931），号听花，汉学家，通京剧。

(50)日本的歌舞伎演员多以市川为姓，故借指歌舞伎，并无市川这一流派。

(51)编者注：亦舞台，京剧剧场，原为1912年创办的中华大戏院，1917年改名。

(52)帝国剧场，位于东京中央区丸之内，当时日本最先进的西式剧院。

(53)日文“谢谢”的发音。

(54)季题，同“季语”。写俳句时必须用一表现季节的词语，称“季语”。

(55)法国公园（Jardin de France），今复兴公园。

(56)极司菲尔公园（Jessfield Park），今中山公园。

(57)新公园，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

(58)公家花园（Public Garden），今黄浦公园。

(59)久米仙人，日本传说中的仙人，有神力，能驾云飞天。因看见洗衣女子的小腿而神力顿消。

(60)板搁篓（Bungalow），孟加拉式带平台的木制平房。

(61)山本山是东京日本桥的一家百年老店，以卖茶叶著称。此处用作日本茶的代称。

(62)郑孝胥，字苏戡，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书法家。

(63)1920年10月15日，英国汇丰银行、法国印支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美国摩根银行同与当时的北洋政府缔结了贷款协议，新借款团便是指这几家银行。

(64)Psychopathia Sexualis，拉丁文，指变态性欲。

(65)“阿拿他”，日文，意为“小亲亲”。

(66)“撒，依靠”，日文，意为“快走呀”。

(67)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小说家，善描写倒错变态性爱。

(68)疑即后文《长江游记》中出现的芦丝。

(69)爱尔多拉多（El Doraolo），西班牙文，意为“镀金物”。传说中盛产黄金的理想国，在美国北部。

(70)巴勒莫（Palermo），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市。

(71)“绿袖舞翩跹，醇启笑颜。摇摇双耳坠，袅袅是阿莲。”见Profiles from China，p.74。

(72)李瑞清（1867—1927），字仲麟，号梅庵、梅痴、清道人。光绪进士，书画家。张大千曾师事于他。

(73)德富猪一郎（1863—1957），号苏峰。政治家、记者，创立民友社，主宰《国民新闻》。曾数度来华，著有《中国漫游记》等。

(74)新桥，东京地名，往年是与柳桥、赤坂齐名的艺伎街。

(75)天竺，系印度古称。

(76)《汾河湾》，京剧剧目，说的是薛仁贵还乡的故事。

(77)《武家坡》，或名《五家坡》，又名《平贵回窑》，又名《跑坡》，唱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重逢的故事。

(78)谷崎润一郎的短篇小说，以杭州为舞台，表现了谷崎的所谓“中国趣味”。

(79)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小说家。写过一些中国题材、具有神秘风格的小说。

(80)李渔（1611—1679），字笠翁，明末清初的剧作家，《闲情偶寄》为其随笔集。

(81)南画，即南宗画，山水画两大流派之一，被认为源自唐代王维、五代巨然、宋代米芾等。可思议。

(82)井上红梅，日本汉学家，著有《中国风俗》一书，1921年5月出版。

(83)普罗帕刚达，即英文“propaganda”的音译。

(84)同文书院，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四年制大学，主要目的是为“大陆经略政策”培养人才。

(85)鲤鱼旗，用布做成筒状，绘以鲤鱼纹的旗帜，用以祝福男儿健康成长。

(86)《中央公论》，日本综合杂志。当时设有文艺栏，发表小说等文学作品。

(87)宇野浩二（1891—1961），日本小说家，本名格次郎。

(88)北四川路，即今四川北路。

(89)徐公，指徐光启（1562—1633）。

(90)花园大桥，即外白渡桥，当时洋人呼为Garden Bridge。

(91)S.M.C.，英文Shanghai Management Committee的缩写，即工部局。

(92)正金银行，日本银行名，全称为横滨正金银行，1880年设，专事外贸金融。今东京银行（现与三菱银行合并，称东京三菱银行）的前身。

(93)梅丽·斯托普斯（Marie Carmichael Stopes，1880—1958），英国节制生育的先驱，以《婚后之爱》（Married Love，1918）等著作享有盛名。

江南游记

前言

昨天，我从本乡台(1)顺坡而下，向蓝染桥(2)信步走去。这时，两位青年绅士迎面上坡而来。同别人一样，出于男人的轻薄，相交而过的倘非女性，我也极少会去注意。然而此时不知何故，相距还有大约十多米，便留意起对方的风采来。尤其是其中一位身着淡青西服，外披风衣，配上血色甚佳的瓜子脸和银柄手杖，给人以潇洒倜傥的感觉。二人一面说着什么话，一面缓缓地迈步走来。正当擦肩而过时，我的耳朵出乎意料地猝然捕捉住一个感叹词“哎哟”。哎哟！我感觉到了心脏的搏动。这并非因为惊愕他俩是中国人，而是因了这偶然飞入耳廓的“哎哟”二字，种种记忆苏生过来的缘故。

我忆起了北京的紫禁城；忆起浮在洞庭湖上的君山；忆起了南国美人的耳朵；忆起了云岗、龙门的石窟；忆起了京汉铁道的臭虫；忆起了庐山的避暑胜地、金山寺的塔、苏小小的墓、秦淮河的菜馆、胡适氏、黄鹤楼、大门牌香烟(3)、梅兰芳的嫦娥。同时也想到了因为胃肠的疾病而中断了三个月的我的游记。

我回首望了望他们，他们当然照样悠悠然谈论着什么，沿着霜后初晴的坡道走了上去。然而在我的耳中，那声“哎哟”却依然萦绕不绝。他们大约是从寄宿处外出公干的吧。没准儿其中一人便像《留东外史》里的张全一样，正要前往户山原(4)的杂木林中，与女孩子幽会亦未可知。而另一位呢，似乎也和小说中的王甫察相同，有一位相好的艺伎。我一面驰骋着对他们是失礼的想象，一面走到蓝染桥车站，坐上驰往动坂(5)的电车，返回位于田端(6)的家。

回家一看，大阪的报社(7)来了一份电报，内容是“原稿拜托”。我每每给薄田氏平添麻烦，思之惶恐不安。不过老实坦白说，尽管诚惶诚恐，但当肚子不适，或是连日睡眠不足、全无兴致时，也不是没有过掷笔抛荒的时候。然而看到这封电报后，一种急切地想将《上海游记》的续篇写出来的心情油然而生。于是这一声“哎哟”在我的耳际留下了难忘的回响，于薄田氏于我自己，都成了意外的福音。

我所通晓的中文词语，勉勉强强只有二十六个。其中之一竟偶然地飞入了我的耳廓，并且总之唤醒了什么东西。这件事说得夸张点是天缘。固然，倘为恼于我的不通之文的读者设身处地地考虑的话，比之天缘，毋宁当称天灾亦未可知。不过，若称之为天灾，则读者也要不屑一顾了。对于无意中听到一声“哎哟”，彼此都应当感谢才是。这就是在着手写作正文之前，要加上这段前言的理由所在。

一 车中

坐上驶往杭州的火车后，列车员前来查票。这位列车员身穿橄榄色制服，头戴嵌有金线的贝雷帽。与日本的列车员相比，似乎不太灵活。当然这样想是我们的僻见在作祟。我们甚至对列车员的风采，也动辄挥舞我们的规尺。约翰牛(8)认定倘不作道貌岸然态，便非绅士。山姆大叔(9)断言倘无金钱便非绅士。而呷(10)——至少在起草游记时——则以为倘非一掬旅愁之泪，沉醉于风景之美，做出游子之态，便算不得绅士。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应为这种僻见所包囿。我在这位怡然自得的列车员验看车票之际，发表了这番僻见论。当然不是对着中国列车员高谈阔论，而是向着为我导游、共赴杭州的村田乌江君大发宏论的。

火车开了许久许久，窗外始终是菜田和紫云英盛开的原野。不时会有羊儿、碓房出现，还看见大水牛慢吞吞地走过田间小道。五六天前，也是和村田君一道，漫步在上海郊外时，突然一头水牛堵住了去路。若是动物园的栅栏内倒也罢了，咫尺之外与这么一头怪物遭遇，在我还是头一次，惊奇之际，不禁退却了那么小半步。于是立刻遭到了村田君的轻蔑：“胆子好小啊。”今天当然不会惊叹了，不过稍稍觉得有点儿稀奇，刚想说：“哎，那儿有头水牛。”可终于压住了没说，故作泰然自若的神态。村田君在那一瞬间肯定很钦佩我也变成了颇为像样的中国通。

车厢里分成小间，每间可乘八人。当然这一小间里，除了我们两个并无他人。小间正中的桌上，放着茶壶茶碗。不时会有青衣侍者送来热毛巾。乘坐起来并不觉得不舒适，但我们坐的这是一等客车。说到一等车，我想起有一次从镰仓偶尔坐上一等车厢，让人折福的是居然单独与某位亲王相对而坐，真是不胜惶悚之至。而且当时我拿的是红票还是白票(11)，自己也不甚了了。……

二 车中（承前）

不知何时火车已过了嘉兴。偶向窗外一望，只见家家临水而建，其间石桥高高拱立。水中似乎也清晰地倒映出两岸的粉壁，加之两三艘仿佛是南画里画出来似的船儿系在水际，透过嫩芽初吐的柳枝，望着如许风景，陡然涌起某种类似中国情结的感觉。

“哎，那儿有桥啊。”

我得意非凡地说道。因为我以为桥大约总不至于像水牛那样，招致轻蔑。

“嗯，有桥。那种桥挺不错的。”

村田君立即赞成道。

那座桥刚刚隐没，这下又是一望无际的桑园，桑园尽处是画满广告的城墙。在古色苍然的城墙上用鲜艳的涂料画上广告，是现代中国的流行时尚。无敌牌牙粉、双婴牌香烟——这类牙粉香烟广告在沿线所到各站，几乎无处不见，中国到底是从什么国家学来这套广告术的呢？其答案便在于此地也无处不有的雄狮牙粉及仁丹(12)之类俗恶之极的广告。日本在这一点上，委实是尽了邻邦之厚谊。

火车外面依旧是菜田和紫云英盛开的原野。不时还会从松柏之间，露出一二古冢。

“哎，那儿有坟墓啊。”

村田君这次没像桥时那样，响应我的兴叹。

“我们在同文书院的时候，就常常从那种倒塌的坟墓里，偷了头盖骨回来。”

“偷回来做什么？”

“做玩具玩。”

我们一面喝着茶，一面谈论着诸如用烤焦的脑髓做药医治肺病、人肉的滋味颇类羊肉之类野蛮的话题。不觉之间，车窗外已然结荚的油菜之上，火红的夕阳正流光泛彩。

三 杭州一夜（上）

抵达杭州车站，已是晚上七点了。昏暗的电灯光下，守候着海关的官员，我将红色皮包拎到那官员面前。皮包里面塞满了信手放进去的书籍、衬衣、酒心巧克力之类。官员神色哀哀地着手将衬衣一一叠好，将掉落下来的巧克力拾起，整理着皮包。至少看来是这样。因为检查一通之后，皮包里面收拾得齐齐整整。他用粉笔在皮包上画了个圈，我说了句中文“多谢”，表示谢意。然而他依旧神色哀哀地整理着别的皮包，甚至连看也没看我一眼。

除了官吏以外，尚有众多旅馆揽客者麇集于此，一看见我们，他们便口口声声地嚷着什么，或挥舞小旗，或将五颜六色的广告塞将过来。而我们预定投宿的新新旅馆的旗子，却怎么找也找不到。于是厚颜的揽客者们便滔滔不绝地口中说着什么，伸手要来夺我们的包，任凭村田君如何斥骂，毫无畏缩的神气。在这种场合我自然便像麻雀岗上的拿破仑(13)一样，悠然地睥睨着他们。不过等候了几分钟后，当身着一袭古怪西装的新新旅馆接客人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老实说还是觉得喜出望外。

我们依照接客人的指令，坐上了车站前的黄包车。车把刚一抬起，车子猛然便飞奔向狭窄的街道。路上几乎是漆黑一片。路面极度凹凸不平，车身颠簸得也非同小可。

途中大约曾一度路过戏院，听到过一阵喧嚣的锣声。可是自从过了那儿之后，便再无人息。暖意微微的街头，唯有我们的车子发出响声。我衔着雪茄，不知不觉之间玩味起天方夜谭似的罗曼蒂克的感觉来。

少间，道路变得宽阔了，不时可见门口点着电灯的高大的白壁邸宅。——这么说未免词不达意。起初只见黑暗之中朦朦胧胧地浮现出白色的物体，然后变成了耸立于无星的夜空中的白色墙壁。再其后，现出了刳墙而成的细长的门户。门口红色的名牌上，投射着电灯的光芒。这时我看到门内还亮着电灯的房间、对联、琉璃灯、盆栽的玫瑰，有时还看得见人影。我再没见过什么东西比这眼前一闪即逝、灯火通明的邸宅内部，更加美得难以想象。那里似乎存在着某种我们不知的、秘密的幸福。苏门答腊的勿忘我，鸦片幻梦里出现的白孔雀——似乎便有这一类东西在内。自古中国的小说里，便多见这种描写：深夜迷路的孤客借宿于某堂皇富丽的邸第，翌朝醒来一看，大厦高楼原来是荒草丛生的古冢，或是山野僻处的狐穴。此类故事比比皆是。我在日本时，只以为这类鬼狐故事也是凭机想象而已。然而如今看来，这些故事即便算是想象，但在中国都市田园的夜空中，也是蕴蓄着其理所当然的根据的。从夜的底处浮现出来的白壁宅邸——对这梦幻般的美，古今的小说家们定然也与我相同，感受到某种超自然的存在。适才看到的宅第门口，挂着“陇西李寓”的名牌。说不定那屋内古风依然的李太白正凝望着虚幻的牡丹，频倾玉盏亦未可知。我如若与他相见，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想请教。他认为太白集中，究竟哪种刊本正确？对于朱迪·戈蒂埃(14)翻译的法文版《采莲曲》，他会喷笑呢抑或是嗔怒？而对胡适氏、康白情氏等现代诗人的白话诗，又持何种见解？我正浮想联翩之际，车子忽然拐过横街，来到一条宽阔无伦的大道上。

四 杭州一夜（中）

这大道的两侧，灯火辉煌的廛肆房鳞屋栉。可是行人稀疏，毫无热闹的气象。毋宁正因了道路宽阔，就像新开辟的街市尽皆难免的，反而更给人以莫名的岑寂之感。

“这儿是城外，走到底就是西湖了。”

坐在后面车上的村田君朝我这样招呼。西湖！我眺望着道路的尽头，然而纵然是西湖，深锁在黑夜之中也无可如何。不过坐在车上的我，脸上感受到从遥远的黑暗之中有凉风徐徐吹来，我觉得仿佛是来到月岛(15)欣赏十三夜的月亮一般。

车子又跑了一阵，终于到了西子湖畔。那里有两三家大旅店，家家灯火通明。可是，这也如同方才的店家一样，徒然增加明亮的落寞而已。西湖在微白的道路左畔，摊开满湖昏暗的水面，静谧一片，微澜不兴。而宽阔无伦的大道上，除了我们二人的车子，连一只小犬也不见。我开始怀念起白天的旅馆来，站在二楼，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怀念晚饭、卧床、报纸——要之，怀念起“文明”来。然而车夫依旧继续默默地奔跑，路也是依然杳无人迹，却似乎永无止境。旅店也——旅店早已远远地落在了后面。现在唯有湖边立着一排大约是杨柳的树木。

“喂，你说，新新旅馆还有多远？”

我扭头看看村田君。这时村田君的车夫大概咄嗟之间猜出了我的意思，先于村田君答道：

“十里！十里！”

我突然感到一阵悲哀。还得再跑十里的话，那么不等赶到新新旅馆，一定已经东方大白。如此看来今晚得绝食了。我再一次朝村田君招呼，那声音连自己听了也觉得可悲：

“还有十里，倒蛮让人吃惊的嘛。我肚子可有点儿饿了。”

“我也饿了。”

村田君抱着胳膊坐在车上，恬然衔着中国纸烟。

“十里没啥大不了的，他说的是中国里数的十里——”

我终于安下了心，可转瞬又失望起来。虽说六町(16)为一里，但十里毕竟也有六十町。枵腹难禁，还得坐在车上黑夜里颠簸一日里(17)多！对谁而言这都不是可喜可贺的行程。为了解消失望，我开始念念有词地一一背诵起从前学过的德语文法规则来。

从名词开始，背诵到强变化动词时，偶然往四下一望，不知何时街道变窄了，而左右则林木茂密。令人殊觉奇怪的，是树木之间飞来舞去的极大的萤火虫光。说来，萤火虫在俳谐(18)中也被用作夏天的季题。可眼下方才四月，仅这一点就已经不可思议了。加之每当其光环猛然出现时，大约是四周漆黑一片的缘故吧，居然仿佛有灯笼般大小。望着这荧荧青光，我仿佛看见了磷火一般，毛骨悚然，同时也又一次沉浸于罗曼蒂克的心情之中。然而关键的西湖夜色却似乎隐没在屋宇的阴影之中。道路左侧的树木背后，变成了长长的土墙。

“这儿就是日本领事馆哟。”

村田君的声音传来时，车子突然从树木中蹿出，沿着平缓的坡道直奔下去。于是眼看着我们面前便出现了微明的水面。西湖！此刻我心中的确满溢了西湖情结。茫茫烟水之上，中天云裂处，流溢出窄窄的月光。而横亘水面的，一定不是苏堤便是白堤。堤上呈三角形高高地拱起的照例是座双拱桥。这美妙的银色与黑色，到底是在日本无缘一睹的。我坐在颠簸的车上，不禁挺直了身体，久久颙望着西湖。

五 杭州一夜（下）

我们抵达新新旅馆，是又过了不到十分钟之后。此处无怪乎号称新新，总之是座欧风旅邸。可是当我们和中国侍者爬上狭窄的后楼梯，来到二楼我们的房间一看，许是轻视东洋人吧，却并非舒适的所在。首先，狭窄的房间里放了两张床，显然是中式客店的做派。加之要紧的房间位置，又是在旅馆后部的一角，什么坐在房间里便可眺望西湖的奢望，更是无望之想了。然而因为黄包车、饥饿与罗曼蒂克而疲竭不堪的我，在这房间的椅子上落座后，还是终于恢复了人的感觉。

村田君立即向侍者叫了西餐。可是他称食堂已关门，无法做西餐。于是只得改叫中餐。然而一看侍者端来的盘子，却像是谁吃剩下来的东西。据偕乐园(19)的老板说，有一道称作全家宝的中国菜，便是残羹剩菜的集大成。我望之生畏，问道这几盘中国菜中有无全家宝。于是村田君接口答道：全家宝可不是这种玩意儿。我自水牛以来再度遭到了轻蔑。

侍者在这期间，少见多怪似的觑着我们，口中不住地唠叨着什么。请村田君翻译了一听，原来他说的是如果我们持有中心开孔的银币的话，请给他一枚。那么要这种银币做什么呢？一问他，回答说是用作西服背心的纽扣。真是匪夷所思。看看他的背心，果不其然纽扣全是用中心开孔的银币做成的。村田君一面大口喝着啤酒，一面信口开河地保证说，这件背心如果拿到日本去，一定能卖五毛钱。

我们用毕晚餐，下楼走到大厅。可是那里除了相框和廉价家具之外，不见一个客人的身影。不过走到大门口一看，只见石阶上桌子四周，男男女女五六个美国佬，正咕嘟咕嘟地大口喝着酒，一面扯着嗓门唱歌。尤其是那位秃头先生，搂着女人的腰肢，引吭高歌，好几度差点连同椅子一块儿翻倒在地。

正门外左手，搭有玫瑰花架。我们伫立在花架下，举头仰望着簇拥在细细的绿叶丛中的红色花朵。花儿在远远射来的灯光下放着幽幽的清香。刚觉得花儿怎么亮晶晶的有点儿湿润，却原来不知几时阴暗的天空下起蒙蒙细雨来。玫瑰、微雨、孤客心——至此也许足以入诗。但咫尺之外的正门之内，酩酊大醉的美国佬们正在高声喧哗。面对如此情形，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天鹅绒之梦》的作者(20)那样，我浪漫不起来。

这时，静静地，从门外，两乘被雨水淋湿的轿子，由四名轿夫抬了进来。轿子在正门口刚一停定，率先钻出轿子的，是一位风度翩翩、身穿中式服装的老者。继而走下轿子的——坦白地说，我至少想说是普普通通的容貌，可是事实上毋宁说相貌颇丑。然而青瓷色的缎子衣裳配以晶莹闪烁的水晶耳环，的确给人以风流娴雅的感觉。少女依从老者指示，随着迎迓至门口的掌柜走进了旅馆。留在后面的老者便让恰好起来的侍者支付轿夫们的脚钱。望着此情此景，我又一次变节了。如此情景，我觉得自己似乎也做得到像谷崎润一郎一样，变得罗曼蒂克起来。

然而归根结蒂，命运对我们的浪漫主义却很残酷。此时突然从正门口踉踉跄跄地走下台阶的，正是那位秃头美国佬。他的同伴向他喊了句什么，他一面做出一个奇怪的手势、一面回答了一句“bloody”(21)什么。上海的洋人每每爱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bloody”一词来取代“very”。仅此一点就已经令人不快了，更有甚者，他跌跌撞撞地在我们身旁刚一停下，便转过身去背对着正门，旁若无人地小便起来。

浪漫主义哟，永别啦。我和陶然欲醉的村田君返回了悄无人息的大厅，心中燃烧着十倍于水户浪士的攘夷精神(22)。

六 西湖（一）

旅馆前的栈桥上，在朝阳的照耀下，槐树叶子疏影浮动。那里，一艘前来迎接我们的画舫正舣舟以待。画舫这名字似很风雅，可是画舫的画字究竟因何而来，却不得而知。不过是张有白色遮阳布篷、装着黄铜把手的平凡至极的小船罢了。那画舫——总而言之，既然被告知是画舫，今后也打算继续呼之为画舫——那画舫载着我们，在一个看似好好先生的船老大的手中，悠悠地被摇进湖中。

湖水不如想象的深。从浮萍飘荡的水面，可以看见莲芽初吐的水底。起初还以为是因为距湖岸近的缘故，可到处好像都是如此。笼统地说，与其称之为湖，毋宁更近于巨大的水田。据闻这个西湖若听任其自然的话，很快就会干涸，因而千方百计堵住水，硬生生不让它外流。我倚在船边，不时拿着村田君的手杖往浅浅的湖底泥土中戳去，吓唬在水藻间游来游去、形似虾虎的鱼儿。

我们的画舫对面，从日本领事馆一带直至浮在湖中的孤山，有一道长堤相连。查看西湖全图，这便应当是从前白乐天修筑的白堤。不过石印的画图上画有柳树之类，许是重修时砍去了吧，如今还是一道寂寞的沙堤。这条堤上有两座桥，靠近孤山的叫锦带桥，靠近日本领事馆的叫断桥。断桥在西湖十景中，是观赏残雪的名胜，前人留下的诗词也不少。桥畔残雪亭中，就立有清圣祖的诗碑。其他如杨铁崖(23)的“段家桥头猩色洒”，张承吉的“断桥荒藓涩”，说的都是这座桥。这般娓娓道来似乎显得很博学，

其实都见于池田桃川(24)氏《江南名胜史迹》一书，丝毫不足以自豪。首先那断桥，就只曾遥致敬意：“啊，那便是断桥么。”而终究没有摇船过去。可是，浮萍稀疏的湖中，白白的长堤横贯——尤其近前一看，一位辫发低垂的老人，折柳枝为鞭，悠然地赶着马。此情此景，倒也如诗如画。乐天的西湖诗中有“半醉闲行湖岸乐，马鞭敲镫辔玲珑。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云云，纵然有昼夜的不同，我却觉得与此刻的心情颇相仿佛，毋庸赘言，这首诗也同样是轻引自池田氏的书。

画舫从锦带桥下穿过，立即取道向右。右面即孤山，这也是西湖十景之一，称作平湖秋月的，便是这一带的景致。话虽如此，眼下却是晚春的一个上午，望之只能徒然兴叹。孤山上，似乎是富人府邸，因为巨大反而显得庸俗的门和白壁绵亘相连。船划了一阵，驶过此处之后，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座气品极佳的三层楼房。临水而建的门既佳，左右的石狮亦佳。正猜想这是何等人物的府第，原来却是曾做过乾隆帝行宫、名满天下的文澜阁。这里与金山寺的文宗阁（镇江）、大观堂的文汇阁（扬州）一道，各藏有一部四库全书。加之庭院壮美，便弃船登岸欲求一见，可谁知却两者均不示凡人。我们无奈只得沿着湖岸去看了看从前的孤山寺即今天的广化寺，然后向前方的俞楼走去。

俞楼是俞曲园的别业。规模尽管很小，倒也未始不是惬意的居所。据说是因了东坡故址而得名的伴坡亭后，修竹与书带草丛生之中，有一长满水藻的古池，令人心旷神怡。池畔登高一望，所谓曲曲廊的尽头，有一镶嵌于墙壁上的石刻。这便是彭玉麟(25)为曲园所作的梅花图——或者不如说，这正是本乡曙町(26)谷崎润一郎府二楼上挂着的那幅吓人的梅花图的原本。看过曲曲廊上的小轩——据匾额应叫碧霞西舍——后，我们下山再度来到伴坡亭。亭内四壁吊满了曲园、朱晦庵(27)、何绍基(28)、岳飞等人的拓本。拓本如此众多，竟也会让人萎缩了必欲得之而后快的念头。亭子正面，郑重其事地悬挂着一个镜框，内装长髯飘逸的曲园照片。我啜着主人家端来的一碗茶，仔细端详着曲园的面相。据章炳麟氏所撰的《俞先生传》（这可不是转引他人著作），“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果然看来不无如此可能。“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如此来说多少有点俗气。也许正因为俞曲园有这么一点世俗之气，才得了一位为他筑造这样一所别业的出色的学生也未可知。君不见不带一点俗气、玲珑如玉的我辈，至今不但没有别业，而且只能以卖文来维系朝露也似的性命。我面对放了玫瑰花的茶碗，茫然地托着腮，小小地轻蔑了荫甫先生一回。

七 西湖（二）

其次去看了苏小小的墓。苏小小乃钱塘名妓，后世居然用苏小小作为艺伎的代称，其墓自然也自古以来便盛名远扬。然而如今前来凭吊，却见这位唐代美人的墓，原来是个上面盖以瓦顶、四周涂着类似白灰之类，全无诗情画意的土馒头。尤其是墓所在的一带，由于修造西泠桥，被糟蹋得无以复加，愈益显得索漠之极。少时爱读的孙子潇(29)的诗里有这么一首：“段家桥外易斜曛，芳草凄迷绿似裙。吊罢岳王来吊汝，胜他多少达官坟。”可是，现在举目四望，却无处可见如裙的草色。唯有惨痛的阳光流洒在翻挖得乱七八糟的泥土上，加之西泠桥畔的路上，更有中国学生二三人在高歌排日歌曲。我匆匆地和村田君，一吊秋瑾女士墓之后，返身折回水际的画舫。

画舫又一度划向湖心，朝岳飞庙摇去。

“岳飞庙可好啦，古色苍然。”

村田君似乎是安慰我，谈起了旧游的记忆。可是曾几何时，我对西湖开始反感起来。西湖并不如想象的美。至少现在的西湖，并非足以令人流连忘返的去处。湖水之浅已如前所述。可是西湖的水光山色如同嘉庆道光年间的诸位诗人(30)，太过富于纤细感。对厌倦于粗犷豪放的自然景观的中国文人墨客而言，或许会以此为佳。然而我们日本人因为素稔于纤细的自然景致，所以会觉得美固美矣，却尤嫌不满。不过，倘若仅止于此，则西湖犹自不失为不胜春寒的中国美人。然而这位中国美人却因了湖岸的红灰二色、俗不可耐的砖结构建筑，而被赋予了垂死的病根。非也，不独西湖，这灰红二色的砖结构建筑，犹如巨大的臭虫一般，蔓延于江南一带，其结果不论古迹也罢名胜也罢，将风景悉数破坏无遗。我刚才在秋瑾女士墓前也看到了这红砖拱门时，不仅为西湖，同时也为女士的在天之灵大鸣不平。以为作为伴着“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殉身革命的鉴湖女侠的墓门，未免失于不敬。而且这西湖的俗化不无日益蓬勃的倾向。十年过后，湖畔鳞次栉比的洋楼之内，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美国佬酩酊大醉，而每幢洋楼门前各站一个美国佬大撒其尿——我总觉得这是势所必然。

曾几何时读苏峰先生的《中国漫游记》，苏峰氏曾说过倘能做个驻杭州领事悠然度过余生幸莫大焉之类的话。然而甭说杭州领事了，纵算任命我做浙江督军，与其守着这片泥沼，我也宁肯住在日本的东京……

在我攻击西湖之时，画舫穿过跨虹桥，划向西湖十景中的另一处：曲院风荷。这一带既不见红砖洋楼，还有柳林环绕着粉壁，而桃花也尚未开残。左边遥见赵堤的林荫之中，苍苔青青的玉带桥隐约倒映在水里，也许颇近南田(31)画境。船摇至此处时，我为了防止村田君误解，对我的西湖论又略施增补。

“当然西湖虽说不足道，可也不是说尽然如此。”

画舫驶过了曲院风荷，停在岳王庙前。我们赶忙弃舟登岸，前去参拜自《西湖佳话》(32)以来便熟稔的岳将军之灵。于是只见庙墙八分是重筑，簇新闪亮，四下里泥沙成堆，暴露出正在改建的丑态。当然，曾令村田君喜不自禁的古香古色也荡然无存。唯有仿佛劫难过后的院内，成群的土工和泥水匠穿梭来往。村田君将照相机刚拿出一半，便泄气似的停住了脚。

“这可不行。这样一来多不成体统。那我们去看看墓吧。”

墓和苏小小的一样，是涂了白灰的土馒头。当然到底是名将，远比苏家丽人的墓为大。墓前立着一块苔痕斑斑的石碑，上面粗笔大书“宋岳鄂王之墓”。墓后竹木的荒芜，在并非岳家子孙的我们眼里，也只感到诗趣。“鄂王坟上草离离”——好像有谁写过这样的诗句。可是，因为不是轻引自别人的著作，故究竟是谁的诗，反倒不甚了了。

八 西湖（三）

岳飞墓前的铁栅栏中，有着秦桧、张俊等人的铁像。那铁像的姿势，我猜测一定就是所谓面缚了。据说来此参拜的民众因为对他们的奸慝深恶痛绝，竟至一一向这些铁像撒尿。不过所幸现在哪座像都没濡湿。只是四周的泥土上，叮着好几只苍蝇，悄然向远来的我送来不洁的暗示。

虽说古来恶人固多，但像秦桧那样惹人憎恨的却也少见。在上海一带，街头有卖一种细棒形状的油炸面点(33)，记得汉字写作“油炸块”(34)。依宗方小太郎(35)之说，其原意为油炸秦桧，故正式名称应为“油炸桧”。看来民众这玩意儿，只理解单纯的东西，中国亦复如是。关羽也罢岳飞也罢，众望所归的英雄，都是单纯的人。纵使不是单纯的人，也是易被单纯化的人。只要不具备这一特色，任是何等不世出的英雄，也不容易得到普通百姓的欢心。例如井伊直弼(36)获立铜像，死后要花几十年；而乃木大将(37)成为天神，则几乎连一个星期也不要。而正因为如此，倘成为敌人，则与这种英雄为敌最易招致众怒。秦桧不知是何种恶因恶果，抽到了根倒霉的签。其结果便正如所见，直到中华民国十年，还得遭受悲惨的待遇。我也曾在这一年的《改造》新年号上写了篇题为《将军》的小说。然而此生有幸生在日本，即未遇上惨遭油炸的无妄之灾，当然也没有被小便浇身，只不过仅仅被删去了一部分文字，再加上杂志编辑被当局传去申斥了两三次而已。(38)

说到秦桧，他竟被深恶痛绝到何等程度，顺便介绍一则小品，是叙述个中消息的，出自清人景星杓(39)《山斋客谭》。

*

“那是几年之前了，我借住在江左某寺读书，突然邻家阿婆被鬼物附了身。”

严晓苍说道。

“阿婆白眼上翻，扫视着一家男女，频频怒骂：我乃冥道押使，今押秦桧鬼魂赴阎王府归来，途中经过此处，被这老泼婆泼了一身污水，如若好好款待则罢，倘不然，非把这泼婆拖到阎王面前去。……

“一家男女大惊失色。可是先得弄清附在阿婆身上的是不是真的冥土使者，便向她问了许多问题。于是阿婆照旧傲然端坐，回答得干净利索。由此看来的确是鬼使无疑。事已至此，一家男女急忙焚化纸钱，奠酒祝祷，百方祈求。诸位周知，冥土当差的，也和阳界当差的一样，只要施以贿赂便平安无事了。

“过了一会儿，阿婆仆地而倒。随即又站起身来，这时大约鬼使已经离去，只有两只眼睛转来转去。鬼物附身并不是稀奇的事。可是附在阿婆身上的鬼，在回答一家男女的提问时，谈到了幽冥之中的事。

“问：秦桧到底怎么样了？如果不要紧的话，请告诉我们。

“答：秦桧这厮此番轮回，生为金华女子，大胆竟犯谋头之罪，被处磔刑。

“问：但秦桧不是宋人么？直到过了金元明三朝之后才治其罪，岂不太晚了吗？

“答：桧贼恣唱议和，妄害忠良，罪不容诛。天曹憎其罪深，断磔刑三十六次，斩罪三十二次。共计六十八次死刑。绝非从轻发落。

“总之，大体就是这样。秦桧之罪固然可憎，但这般惩罚是不是有点过分？”

严晓苍是严灏庭的曾孙，绝不是虚言不实的人。

九 西湖（四）

参拜过岳王庙后，我们又泛画舫返回孤山东岸。这里的槐树与梧桐树的树荫之下，有一家饭馆，挂着楼外楼的酒旗。据《读卖新闻》刊载的游记，武林无想庵(40)夫妇新婚燕尔时，就在这楼外楼中用过餐。我们也嘉纳船老大的进言，决定在这店前槐树下吃顿中式午餐。只不过，坐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因为醉心于押川春浪(41)的冒险小说，竟至中学时代离家出走，到某艘军舰上当杂役，曾经历过八月十号旅顺海战(42)的，傲骨棱棱的村田君。我一面等着上菜，一面瞒着村田君，悄悄地艳羡了一回无想庵氏。

我们的餐桌如前所述，设在树影横斜交错的槐树之下。就在桌前我们的脚下，便是波光潋滟的西湖。湖水荡漾，连拍击在岸石上的声音听上去也十分优雅。水边有三位身着青衣的中国人，一个在清洗毛已被拔光的鸡，一个在漂洗旧棉袄，一个则稍稍离开，坐在柳树根下，悠悠自适地守着钓竿。突然，那男子倏地高举起钓竿，只见钓丝的底端，一尾鲫鱼在空中欢蹦乱跳。——这光景赋予了烂漫春光颇为悠闲的感觉。而在他们面前，西湖烟波缥缈地敞开胸襟。我在这一瞬间，确乎忘记了红砖建筑，忘记了美国佬，望着眼前和平的景色，我心中产生了小说也似的情绪：石碣村的柳梢，挥洒着晚春的阳光。阮小二坐在柳树根下，自刚才起就在专心致志地垂钓。阮小五洗好了鸡，转身回家去取厨刀。那位“鬓插石榴花、胸刺青豹”的、可爱的阮小七，还在洗着旧棉袄。这时不紧不慢地蹀躞而来的——

可不是什么智多星吴用。而是手挎大篮子、甚为散文式的卖粗点心的。他来到我们身旁，便叫卖起奶糖来。如此一来则万事休矣。我从《水浒传》的世界里，像跳蚤一般跃了出来。天罡地煞一百单八人中，卖奶糖的豪杰可一位也没有。不唯如此，此刻湖面上一只涂得雪白的划艇，由四五个女学生划着，正朝湖心亭方向猛进！

十分钟后，我们啜着老酒，品味着姜烩鲤鱼。这时又来了一艘画舫靠在槐荫下。看看登岸的客人，是一男三女，还有一个不辨男女的小小的婴儿。其中一位女子看打扮大概是乳母之类。男子戴着金边眼镜，是位——真是无巧不成书——和无想庵氏相貌相像的巨汉。后面的两位女性一定是姐妹俩，各穿一件相同的桃红和蓝条子的斜纹哔叽衣裳。容貌比起昨夜的少女来，至少要美过两成。我一面举箸夹菜、一边不时注意观察他们。他们在我们身旁的桌子边落座，等菜上来。姐妹俩悄声低语，时而向我们流眄一望。当然说得严密点，是村田君说什么要拍一张我就餐时的照片，摆弄着照相机——这引起了她们的注意，也许并没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说，那个姐姐是个小媳妇吗？”

“肯定是小媳妇儿啰。”

“我可看不出来。中国的女子只要不超过三十岁，个个看上去都像是未婚小姐。”

正这么一来二往之间，他们开始用膳。青青枝条低垂的槐树下，这个摩登的中国家庭兴致勃勃地进餐，这一场面，仅仅是从旁观察也颇有兴味。我点燃一支雪茄，不厌其烦地审视着他们。断桥、孤山、雷峰塔——谈论这些胜境美景，全权委托苏峰先生即可。对我来说，较之于湖光山色，还是观察人，要远为愉快。

然而我不能无休无止地对他们的用餐致敬。我们付了账后，随即为了前往三潭印月，做上了画舫乘客。三潭印月从孤山望去，恰好在靠近对岸的岛屿左近。岛名叫作什么？在西湖全图中和池田氏的旅游指南中均无记载。这座岛屿的附近，东坡出任杭州太守时，建了一些石塔作为航标，其中三个保存至今。石塔在月明之夜，会在水面上投下三个影子——唯有此话是确凿无误的。小舟在静静的湖面上划了相当长的时间，终于来到了位于柳林和芦苇深处的退省庵前的栈桥旁。

十 西湖（五）

走过栈桥，有一座门。门内水色清澄的池塘上，架着一座中国式的九曲桥。俞楼的回廊既然叫作曲曲廊，那么此桥不妨呼之为曲曲桥。桥上随处造有别致的亭子。走到亭子另一侧，炫目的西湖水面上，三个石塔赫然在望。那是在刻有梵文的圆形石头上覆以笠帽，说是塔和石灯笼也相差无几。我们坐在亭中，眺望着石塔，吸了两根中国纸烟。然后，聊了一会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的闲话，却好像没有提及苏东坡。

沿着九曲桥往回走，遇到了四五位年轻的中国人。他们都乔装打扮，携着胡琴竹笛。所谓长安公子之类，多半就是像这样的家伙。月白或绿色大褂儿，指环上睒睒生辉的宝石——擦肩而过时，我逐一打量了一番。于是发现在最后的男子，长着一张几乎与小宫丰隆(43)氏一模一样的面孔。后来在京汉铁道的列车上，曾有个列车员长得极像宇野浩二；而在北京，戏院的引座员中有一人跟南部修太郎(44)非常相似。由此看来，日本的文学家中，总的说来相貌长得像中国人的甚多也未可知。不过此时是第一次，不免有点儿大惊小怪，心中竟暗自想象小宫氏的先祖中肯定——这般失礼的事情来。

这般写来，倒也仿佛天下太平，而其实此刻我正躺在床上，发着三十八度六分的烧。不待言，脑袋是飘飘欲仙，喉咙也痛得无奈。可是我的枕边摊着两封电报，内容都相去不多，要之都是敦促交稿的。医生嘱咐要躺着静养，友人则嘲讽我说壮哉芥川。然而事已至此，只要不发高烧，就不得不把游记继续写下去。以下几回江南游记，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就的。说起芥川龙之介便以为是闲人一个的读者诸君，速改谬见可矣。

我们参观了一番退省庵后，回到刚才的栈桥边来。栈桥上一位中国老爷子坐在鱼篮前，正和画舫的船老大聊天。瞅瞅那鱼篮，里面满满的竟都是蛇。一打听，原来和日本的放龟一样，这位老爷子每得到钱，便一条条地买了蛇来放生。任怎么说是积德累功，特特地花钱纵蛇逃生的日本人，恐怕一个也不会有。

画舫又载着我们，沿着岛岸，向雷峰塔摇去。岸边芦苇茂盛，其间摇曳着数株河柳。伸向水面的树枝上，刚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蠢动，原来却都是大鳖。不，仅仅是鳖的话也无甚惊人之处，稍稍上方的树杈上，一条赭石色的肥肥的蛇，将半条身子缠卷在柳树上，另外半条身子却在空中蠕动。我感到背脊仿佛隐隐作痒。不待言，这般感觉绝非令人心情愉快的东西。

少顷绕过岛屿，只见一水之隔、新绿悦目的对岸，雷峰塔兀地现出了身姿。举头仰望时的第一感觉，与伫立在花邸(45)近前仰望十二层楼(46)并无二致。只不过此塔的红砖墙壁上爬满了攀缘植物。不唯如此，连塔顶上也长着杂木，随风摇晃。塔身在阳光下迷离朦胧，幻梦般地耸立着，无比雄壮宏伟。红砖建筑假使都像这样，倒也无可厚非。说到红砖，雷峰塔的砖何以是红的？导游书上有一段故事，煞有介事，说的便是这红砖的来龙去脉。但这导游书并非指池田氏的著作，而是指新新旅馆出售的英文西湖旅游指南。我本打算将这段故事写完之后再投笔休息的，可是脑袋如此昏昏沉沉，无论如何也没勇气继续写下去。下文且待明日——不然，这样预先告明也麻烦。倘若明天肺炎发作的话，那便不可补救了。

十一 西湖（六）

据那本导游书Hangchow Itineraries（杭州旅游指南）记载，距今约三百七十年前，西子湖畔屡遭倭寇侵扰。然而对他们这些海盗来说，雷峰塔是个极大的障碍。因为当时中国官方在塔上设立了瞭望哨，所以倭寇尚未接近杭州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国官方就已了如指掌了。于是有一次，日本海盗围住雷峰塔纵火攻打，连续火攻三天三夜。由于如此原因，雷峰塔早在红砖尚未开始制造以前，就已变成红砖塔了。大致便是这样一个故事，至于其真伪，当然不打保票。

仰望了一会儿雷峰塔，我们便朝新新旅馆方向——今天热度比昨天低，嗓子的灼痛感也缓解了许多。照此下去不出三日也许便可以凭几而坐了。而游记的继续写作，却依然令人忧心如焚。因为是强抑着这种情绪在写，故不可能写出像样的东西来。反正一天一回，只要能搪塞交差便算大功告成，于是再重复一遍——仰望了一会儿雷峰塔之后，我们朝新新旅馆方向，将画舫徐徐摇将过去。

西湖此刻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其东岸一带。对面——新新旅馆的上方，那座黄绿的石山据说是葛洪炼丹之地，名扬四海的葛岭。葛岭顶上有一庙，飞檐斗拱，宛如振翅欲飞的小鸟一般，其右侧与之相连的小山——据西湖全图叫作宝石山，山上可见保俶塔的窈窕身姿。这座塔亭亭玉立的姿容，与形同老衲的雷峰塔相比，诚如古人所言，有如美人回眸。并且葛岭上阴霾一片，而宝石山顶的草木上却流溢着娇艳的阳光。在这群山脚下，包括我们下榻的饭店在内，并非全无红砖洋楼。不过，大约因为都相距很远吧，并不十分夺目，这一点实为大幸。唯在两座山的斜坡交会之处，有白白的一线相连，那便是今朝路过的白堤。白堤左手尽处，虽不见楼外楼的酒旗，却可见新绿苍翠的孤山横亘于斯。这样的景色任如何评说，其美不胜收也是不容否定的。尤其是此刻，点点菱叶飘浮的水面闪烁着暗淡的银光，遮瞒了湖底的浅。

“这下上哪儿去？”

“去放鹤亭看看吧，那是林和靖住过的地方。”

“放鹤亭在哪儿？”

“孤山呀。就在新新旅馆前面——”

登上放鹤亭，是在二十多分钟之后。画舫到这儿，得穿过锦带桥，然后再横穿为白堤所环抱的所谓里湖。我们在梅叶青青之中观赏了放鹤亭，还去看了位于更高处、翘然而立的林逋的巢居阁，以及建于其后，也是一个大土馒头的“宋林处士墓”，在那一带徘徊徜徉。林逋无疑是高人，可是同时也无疑不像日本的小说家那样贫困潦倒。据林逋七世孙林洪所著《山家清事》，林洪的隐居生活是“舍三，寝一，读书一，治药一。后舍二，一储酒谷，列农具山具，一安仆役庖厨，称是。童一，婢一，园丁二，犬十二足，驴四蹄，牛四角”。倘若和靖先生也是如此的话，则不得不承认比月租十五元赁屋而居远为富裕。只要有人给我在箱根(47)附近营造一间主屋外加一间储藏室，书斋、寝室、女佣住房等一应俱全，并且还有一个书童、一个女佣、两个男仆，要模仿林处士，就是在我也不是什么难事。而让鹤在水边梅下翩然起舞，只要鹤同意，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只不过如果是我的话，“犬十二足，驴四蹄，牛四角”倒毫无用处，如数奉送给你好了。由你随意处置。——看完放鹤亭后，在走回岸边画舫的路上，我发表了这么一通高论。湖边柳絮飞舞，二三十个中国女学生结队向西泠桥走去。

十二 灵隐寺

我坐在新新旅馆脏兮兮的二楼，写着几张彩色明信片。村田君业已睡去。昏暗的窗玻璃上，一只壁虎鲜明得出奇，趴在角落里。我目不斜视地走笔疾书……

致丰岛与志雄(48)：

今天在去灵隐寺的途中，顺道看了看青涟寺。只见长方形的大池子里，有许多黑红鲤鱼。此处美称玉泉鱼跃，该寺即以五色锦鲤闻名。虽然号称五色，实际上至多只有三色。临池的亭中，放着藤椅和桌子。在那儿落座后，便有和尚送来茶和点心。说是送来，当然并非免费。就是说看似和尚养鱼，其实是鱼养和尚。君乃染井钓池(49)彻夜垂钓的豪杰，看到该寺的鲤鱼的话，一定会顿生羡渔之情。

致小穴隆一(50)：

诣灵隐寺。途中有小石桥，桥下水如鸣佩环。两岸皆幽竹。翠色带雨，殆似媚人。近石谷(51)画境乎。仆诗兴大作，然旅囊中无《圆机活法》(52)，是以竟无一诗。无者为幸亦未可知也。

致香取秀真氏：

灵隐寺是个很大的寺院。进了总门走几步路，那儿有一座山，号飞来峰，据称是从天竺国灵鹫山（其实与其说山，未若称之为巨岩为佳）飞来的。其处石窟中的佛像，据说是宋元时的作品。可是对于佛像的佳否，我是一窍不通。觉得难得的只有一尊。不过石窟的一部分由于连日降雨而浸水，不得其门而入。今天也时时落雨，高大的杉桧、苔痕苍苍的石桥——这座寺庙给人的感觉，大致不妨想象为中国的高野山(53)。

致小杉未醒(54)氏：

游览了灵隐寺。杉树树干上松鼠爬上爬下，果然是深山古刹，闲寂而静僻。因为是雨天，涂成赭色的大雄宝殿之类，令人平生凝重感。说是骆宾王曾在此住过，也许只是传说，但我却宁信其有。此处的空气之中，仿佛飘荡着骆宾王的气息。你以为如何？顺便还想再提一下的是这寺里的五百罗汉。想必你当然已经看过，至少有二百尊左右与你长得一模一样。此话绝非笑谈，真真非常像你。据说这五百罗汉中有马可·波罗像，总不至于你的远祖竟会是马可·波罗吧。可我却好像在万里之外的异域得以与你相见，心情非常愉快。

致佐佐木茂索(55)氏：

诣灵隐寺归途，访凤林寺，一名喜鹊寺。乌巢禅师(56)曾居之寺也。寺殆不足观。唯和尚数人，着鼠色、绛紫色袈裟，诵经过廊下，疑有丧事焉。白乐天问乌巢：如何是佛法大意。乌巢答曰：诸恶莫做、众善奉行。乐天又云：三尺童子亦知之。乌巢笑曰：三尺童子亦知之，八十老翁亦难行。乐天即服。如此简单便服，乌巢禅师恐亦觉无味耶。寺门前中国童子甚众，持剪采花戏，雨后夕阳可人。

写完信后，所幸壁虎也不见了。明天预定离开杭州，涌金门、回回堂(57)——也许无暇游玩了。我多少感到有点儿寂寞。脱得只剩下一件衬衫，正想钻进床上的毛毯里，却不禁口中大嚷“他妈的”，猛然逃窜开去。床头的白色枕头上，一动不动地趴着一只围棋子大小的蜘蛛！单凭这一点，西湖就不是什么好去处。

十三 苏州城内（上）

驴儿刚载上我，就一溜烟地飞奔开去，地点是苏州城内。狭窄的街道两旁，照例挂满了招牌，单这样就已经窄得可以了。更何况驴子也走，轿子也走，行人自然也不少——情形便是如此，我紧拽着缰绳，一时不由得紧闭了双眼。这并不是因为胆怯。跨在那驴背上，沿着中国的石头路疾驰，原非轻而易举的历险。未曾经历过这险境的读者，只要做好甘受罚款的心理准备，东京的话去浅草仲见世(58)，大阪的话去心斋桥路(59)，不妨试试骑着自行车全速疾驰一番便可。

我与岛津四十起氏刚刚抵达苏州。原本预定上午离沪的，没留神起床晚了，结果没赶上原定的火车——不仅耽误了一趟火车，而且一下子耽误了三趟。而岛田太堂(60)先生在每趟火车发车时都赶来送行，至今回想起来犹觉得羞愧难当。而且为了送我，甚至还以七绝一首见赠，思之愈加惶愧不安。……

在我前面，岛津氏意气风发地纵驴疾行。当然岛津氏不同于我，并非初次骑驴，故身手自然不同。我以岛津氏为楷模，内心遑遑不安地钻研着骑术窍门。然而翻身落马的，竟不是我这个做弟子的，正是身为师傅的岛津氏自己。

狭窄的街道左右两侧——其实最初的几分钟，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过了几分钟后，才看见有好几家裱画店和宝石店。裱画店里摆着山水花鸟等正在装裱的画。宝石店中，翡翠、玉和银饰一起灿烂生辉。这一切都唤起人们对姑苏城的优美感受。但这优美的感受倘若不是在驴背上起伏颠簸，一定会加倍令人喜悦。实际上有一度见刺绣店里吊着绣有牡丹、麒麟之类的红布——我正要看个明白，就差点撞上了拉胡琴的盲人。

然而同样纵驴疾走，倘是平坦的石道尚且可以支撑，可一旦遇上过桥，因为桥都是拱桥，上桥时不留神就会摔个屁股蹲儿，而下桥时运气不佳的话，弄不好就要从驴头上滚落下去。加上桥之多，有姑苏三千六百桥，吴门三百九十桥之说，就算不可照单全收，但似乎也并非全是虚言。我无奈，每逢过桥时，不去拉紧缰绳，而是紧搂住驴鞍不放。尽管如此，过桥时还是依稀可见脏脏的粉壁相连之间，大运河苍苍的流水微微闪烁。

这样艰难跋涉了一番之后，我们终于赶到的地方，是北寺塔。据闻苏州七塔中，可以登览的，仅此一塔。塔前的原野上，两三个携着竹篮的老太太在专心致志地摘着花草。据旅游指南说，这片原野从前曾是刑场，野草也因人血而肥硕亦未可知。然而九层塔高高耸立，雪白的塔身沐浴着阳光，塔脚下身着青衣的老太太三三两两，安详地摘着花草，倒也不失为悠然闲适的风景。

我们飞身下驴，走向塔底层的入口。那里有个中国俗家男子守着棋盘格门。他收下两毛钱银币后，便将大锁打开，并做出“请进”的手势。通向二层的楼梯口，尘埃蒙蒙的黑暗之中，点着一盏煤油提灯。可是刚迈上楼梯，光线就照射不过来了。而且刚想抓住扶手，便触到残留其上的成千上万前来此塔参拜的善男信女的手垢，冷意森森，令人不由得避易敛手。然而登上二楼之后，四面八方都开着窗口，便不再感到昏暗。塔内九层，都是桃红色的墙壁上安置着金色的佛像。桃红与金色——这种色彩的配合中，隐含着莫名的肉感，因而更具有现代南国风格，我不知何故，竟至产生了这座塔上仿佛有中国大菜的感觉。

十分钟之后，我们站在塔顶上，俯瞰着苏州的市容。街市是在黑色的瓦顶之间织入雪白的墙壁，比想象的远为广阔。远处有一座披着霞光的高塔，那便是驰名四海的瑞光寺，据说是孙权修造的。（不待言现今的塔经过了一再重修。）城外不论瞩目何方，无处不见水光与绿色。我凭倚着栏杆，俯瞰塔下正在吃草的两头小小的驴。驴旁，两个赶驴少年坐在石头上。

“喂——”

我大声喊道。可他们连头也不抬。站在高塔之上，不知为何产生了平生不胜岑寂之感。

十四 苏州城内（中）

我们游过北寺塔后，前去参观玄妙观。玄妙观在我们方才路过的、宝石店众多的街道拐进小巷后稍走数步的地方。观前广场上货摊众多，同上海的城隍庙毫无二致。面条、包子、甘蔗、地栗——在这类食品摊之间，穿插着玩具摊与杂货摊。游人当然也非常之多。可是与上海不同的是，熙来攘往的众多游人之中，竟几乎不见穿西服的。不唯如此，大约是因为场地较宽广的缘故吧，总似乎不及上海热闹。虽然陈列着华美的鞋子，虽然飘溢着韭菜气味，甚至，虽然黑发如漆油光可鉴的年轻女子两三人，扭动着裹着黄绿或紫色衣服的屁股姗姗而行，却总似乎不无土里土气的寂寞。我想到，从前皮埃尔·洛蒂(61)去参拜浅草观音时，定然也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在这人群之中走到尽头，有一座雄伟的大殿。这殿大则大矣，但柱子上的红漆剥落，粉壁上也布满了尘埃。加之香客也只是偶尔来此一拜，故愈发显得荒废。入内一望，但见石版、木版还有手书的廉价书画挂轴，张陈着浓艳的色彩；却又不是献纳书画，全是插标待诂的商品。刚在想店家人在何处，却见微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矮小的老爷子。然而除了这些挂轴之外，殿内更无香火，连佛像也不见一尊。

穿过大殿往前走，这下又见人头攒簇之中，两个光着肩膀子的男子，各执双刀与单枪，正在比武。武器总不至于是已开刃的吧，但饰着红缨的单枪和刀头如弯钩的大刀，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刀枪撞击时火花四溅，煞是好看。打了一会儿，只见留着辫子的大汉手中的枪被对手打落，赤手空拳在滴水不漏的刀光中左右闪避，飞起一脚踢中对手腹部。而对手手执双刀，刚仰身向后倒下，随即便一个筋斗翻身立起。周围的看客哄然大笑，显得十分开心。什么病大虫薛永、打虎将李忠之类的好汉，多半就是这等人物。我站在大殿的石阶上，看着他们舞刀弄枪，好像进入了《水浒传》的世界一般。

说《水浒传》，也许词不足以达意。本来《水浒传》这部小说，在日本也有马琴(62)的《八犬传》和《神稻水浒传》(63)、《本朝水浒传》(64)之类各种仿作。可是，真正的水浒精神，这些作品却无一能够表现出来。那么，何谓“真正的水浒精神”呢？那是一种中国思想的闪光。天罡地煞一百单八位好汉，并非马琴等人所理解的那样一群忠臣义士。而从人数上来说，毋宁是泼皮无赖的结社。然而促使他们纠合起来的力量，倒并不是喜爱为非作歹的向恶之心。记得好像是武松说的，英雄好汉爱的是杀人放火。可是这话的真意缜密地说来，是说爱杀人放火，才配做英雄好汉。不，更确切地说，既然是英雄好汉，区区如杀人放火之类，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即是说，在他们之间，流传着一种将善恶观念蹂躏于脚下的豪杰意识。不论是模范军人林冲也罢，还是职业赌徒白胜也罢，只要心存此念，彼此便是骨肉兄弟。这种意识——不妨说是一种超道德思想，不仅仅是他们的意识，古往今来在中国人的心胸里，至少与日本人相比，远为根深蒂固，不可等闲视之。尽管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但说此话者无非是说非昏君一人之天下。其实彼此肚里都思量着取昏君而代之，使天下变成他们即英雄好汉一人之天下。再举一个例子，有句话叫作“英雄回头即神仙”。神仙当然既非恶人亦非善人，而是以飘浮于善恶之彼岸的云霞为食的人。视杀人放火不以为意的英雄好汉，的确在这一点上，只需一回头，便可以加入神仙的行列。倘以为此言虚妄，请尝试着翻开尼采一读即可。投毒的查拉图斯特拉，即是恺撒·博尔吉亚(65)。《水浒传》不是因为写了武松景阳冈打虎，李逵一对板斧使得水泼不入，燕青拳脚好、善相扑，才为万众所喜爱，而是磅礴于其中的艺高胆大的英雄好汉的精神，才直令读之者陶然欲醉的……

我又一次被兵器的撞击声惊得瞠目结舌，那两位好汉在我缅想《水浒传》之际，不知几时，一人拿起青龙刀，另一人舞动鬼头大刀，再次开始相互砍杀起来。

十五 苏州城内（下）

赶到孔子庙，已是薄暮时分。我们骑在惫倦的驴背上，来到路石间长满青草的庙前大道。目光越过道旁寂寥的桑园，便可望见瑞光寺淡白色的废塔。那塔的每一层上茑萝攀援，荒草芊蔚。空中星星点点这一带多见的喜鹊翱翔盘旋。实际上在这一瞬间，说来可悲，我竟产生了不妨形容为苍茫万古意的喜悦之情。

所幸的是，这苍茫万古意始终未被辜负。我们在门外弃蹇入内，沿着荒草中若有若无的野径走去。昏暗的槲树与杉树林间，有一口漂浮着水藻的池塘。池塘边，一个头戴镶有红边军帽的士兵，一面以手排开芦苇和蒲草，一面用三角网在捞着鱼。此处虽说是明治七年(66)重建，原先却是宋代名臣范仲淹创设、号称江南第一的文庙。如此想来，此庙的荒废，岂不就是中国的荒废么？然而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唯因有了这般荒废，方才会萌生怀古的诗兴。我究竟应当嗟叹呢，还是应当怿悦？怀着这样的矛盾，走过苔痕斑斑的石桥时，我的口中不知不觉地吟诵起这样的句子：“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不过这诗句的作者并不是我，而是现居北京的今关天彭(67)氏。

穿过黑色的孔门，从夹道的石狮之间略向前行，有一小小的便门，已忘其名。要启这道门，先得付给充任司阍的青衣妇人两毛钱银币。这位看来颇贫窭的妇人带着一个面生痘瘢的十来岁的女孩起身为我们领路，望之令人生哀。我们跟在她们身后，踏着唯有蕺草花微微发白、日暮返潮的石径。石径尽头，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门，好像叫作戟门。名传遐迩的刻有天文图和中国全图的石碑也在此处，但薄暮冥冥，碑面辨认不清。只是在入门之处，陈列着钟鼓。甚矣，孔乐之衰矣。——如今思之颇觉滑稽，但当时我眼望着这布满尘埃的古乐器，竟大发了这么一通感慨。

戟门之内的石铺地面上，不待言也荒草丛生。石径两侧，据说从前是文官考场，看似上覆屋顶的回廊，前面有好几株粗大的银杏树。我们偕司阍母子一道，登上了石径尽处的大成殿石阶。大成殿是文庙的正殿，规模自然也非常雄大。石阶上雕着龙，黄色的墙壁，群青底上大书着白色殿名、似乎是御笔的正面匾额。我环视殿外，然后窥

了一下殿内。只听高高的天井上飒飒作响，仿佛下雨一般。同时一阵异样的臭味扑鼻而来。

“那是什么？”

我慌忙退却，一面扭头问岛津四十起氏。

“是蝙蝠，在天井上筑了巢。”

岛津氏微露笑意。仔细望去，果然铺地砖上落满了黑色的粪。耳闻那振翅之声后，再目睹这大量蝠粪，试想在黑暗的梁间飞来飞去的蝙蝠是何等之多，思之令人悚惕。我被从怀古的诗境推到了戈雅(68)的画境里。如此境界从何而谈古意苍茫，简直宛如鬼狐横行的世界。

“孔子也对这些蝙蝠无可奈何吧。”

“哪里哪里，‘蝠’与‘福’同音，所以中国人是喜欢蝙蝠的。”

再度成为蹇背客之后，我们穿过暮霭茫茫的昏暗小径，谈论着这样的话题。在日本，蝙蝠在江户时代也并非令人不快的东西，而似乎被视为潇洒的飞禽。蝙蝠阿安(69)背上的刺青无疑就是其证据。然而西洋的影响有如盐酸一般，曾几何时将江户的本来面目腐蚀殆尽。由是观之，今后再过二十年，可能会出现将“蝙蝠翩飞处，河浜纳晚凉”之类的歌谣，解释为受波德莱尔感化的批评家亦未可知。——其间，驴子一溜小跑，脖子上的铃铛叮叮作声，沿着新绿沁脾、阒无人息的小径匆匆赶路。

十六 天平与灵岩（上）

来到天平山白云寺一看，倚山而造的亭子里，墙上写着很多排日的涂鸦。或云：“诸君，尔在快活之时，不可忘了三七二十一条。”（不过，岛津氏处之泰然，题了一句层云派(70)的俳句。）还有内容更为激烈的名诗：“莽荡河山起暮愁，何来不共戴天仇。恨无十万横磨剑，杀尽倭奴方罢休。”据这首诗的序说，作者前来天平山途中，与日本人干了一架，因为寡不敌众而被打败，痛愤之至。据闻排日的指嗾费高达三十万上下，倘是如此见效的话，在驱逐日本商品上，毋宁是便宜的广告费。我眺望着栏杆外的嫩枫在雨意浓郁之中低垂着枝条，一面饮着年轻的仆佣端来的、浮着龙涎香气的茶，咬着坚硬的枣子。

“天平山比想象的要好。要是弄得干净点儿当然更好。咦，那山下大殿的木格障壁，上面镶着的是玻璃吗？”

“不，那是贝壳，那格子的每个眼里镶着一枚薄薄的什么贝壳，用来代替玻璃。天平山好像谷崎先生(71)不是也写过吗？”

“对，在《苏州纪行》里。不过比起天平山的红叶，好像途中的运河更有趣。”

我们出于攀登灵岩山的需要，今天是骑驴来的。然而沿着大运河畔姑苏城外的乡间道路，美不胜收。白鹅戏水的运河上，也同样架着腰鼓似的当中翘起、古色苍然的石桥。将倒影清晰地投映在水面的槐树和柳树，或是麦苗青青的田间，绽开着红花的玫瑰花架——这样的风景之中，不时可见农家白色的墙壁。尤其觉得风流的是，每从农家经过时，从窗户向内窥，便见有妇人或少女，捏着针儿在绣花。还有不少年轻女子。不凑巧的是天阴云暗，倘是晴日，从她们的窗边遥望远处灵岩、天平的青山，一定历历如画吧。……

“谷崎先生好像也被叫花子弄得无可奈何么。”

“那是任谁也要无可奈何的。不过苏州的叫花子还算好的呐，杭州的灵隐寺那才——”

我不禁失笑出声。灵隐寺乞丐的不同凡响，远非日本人所能想象。或虚张声势地将胸脯拍得嘭嘭作响，或连续不停地以头抢地，或是抬起没有脚脖子的腿来示众——总之，展示最先进的乞丐技巧。可在我们日本人眼里看来，由于药效过于灵验，非但难生怜悯之心，反而因为其过分的夸张会不禁喷笑。与之相比，苏州的乞丐仅仅是大放悲声而已，因此舍钱也舍得心里爽快。然而经过狮子山麓某处凄凉的村庄时，不留神舍了一分钱，结果满村的孩子妇女全都伸出手来，将驴子团团围住，让人好生为难。尽管杨柳依依、女绣于屋，却也不可一味地敬服。村子里，一重白墙之隔，便恰如燕子筑巢一般，隐藏着可怖的娑婆苦。……

“那我们上山去看看吧？”

岛津氏催促着我，开始向亭后的山上爬去。绿油油的翠叶之中，红土山路细细弯弯，在岩石间蜿蜒，令人望之心喜。沿着这条山路斜斜地爬上去，便来到一座宛如屏障似的峨然矗立的巨岩前。刚以为路已走到尽头，却见岩石与岩石相迫临之间，蹿出一条只有将身体侧过来方可通行的小径。不，不是蹿出，是笔直地蹿向青天。我茫然伫立在岩石脚下，仰望着树枝和茑萝纵横交织的、遥远的蓝天。

“什么卓笔峰呀望湖台之类的，就在这座山上吗？”

“嗯，大概是吧。”

“不错，果然是登天平路。”

十七 天平与灵岩（中）

登上负有万笏朝天之名的山顶上的石丛之后，又顺着山路走下来，在抵达刚才那座亭子之前，见有一回廊，斜向路旁。顺便弯过去一看，只见有一口小池，书带草和紫萼环绕四周。水滴沿着白铁制的导水管，滴滴答答地流入池中。那便是闻名海内的吴中第一泉。池子周围大大小小立着许多石碑，上面刻着“白云泉”、“鱼乐”之类形形色色的名字，还郑重其事地抹上漆。作为吴中第一泉，则池水未免太脏，故这些大约是广告，让人们不至于误以为是普通的泥淖。

然而这口池子前面号称见山阁的，挂着中国灯笼，备有崭新的缎子被褥，倘要假寐半日，倒是个上佳的所在。加之倚窗瞻眺，只见野藤摇荡的山崖前，翠竹丛生，又见遥远的山脚下水色闪烁处，大约就是乾隆皇帝命名的高义园林泉了。再向上望去，方才登临过的山顶，隐隐约约破云而现。我凭倚窗前，仿佛自己成了画中的点景人物，装出一副怡然自适的态度。

“天平地平，人心不平；人心平平，天下泰平。”

“你念的那是什么？”

“刚才那墙上写的排日涂鸦之一。很朗朗上口，不是吗？天平地平，人心不平……”

一览天平山后，我们又策蹇奔灵岩山灵岩寺而去。尽管是传说，灵岩山却又有西施弹过琴的高台，又有范蠡被幽禁过的石室。西施和范蠡自幼年爱读的《吴越军谈》(72)以来，便是我所偏爱的人物，因此务必想去凭吊一番此类古迹——心底固然暗存这一念头，但同时也不无如下卑鄙的小算盘：既然身负社命，须写作游记，但凡与英雄美人有缘的去处，自然是多看一处，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这一小算盘从上海开始，至江南一带便纠缠不休，甚至渡过了洞庭湖之后，也不曾离我而去。否则我的旅行当会更接近中国人的生活，而无汉诗与南画的臭味，合乎小说家的胃口。不过此刻不是优哉游哉地东扯西拉的时候。总而言之，我们奔灵岩山而去。然而走了不足一千米，曾几何时道路消失了，周围是一片荒草芊芊的湿地，上面低矮的杂木繁茂茁壮。我刚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两个赶驴少年便驻足不前，神情不安地说起什么来。

“是迷路了吗？”

我向岛津氏问道。岛津氏将瘦驴直驱至我的鼻子前，仿佛身陷大泽的项羽一般，环顾着四周的景色。

“大概是迷路了吧。喂！那儿有个农民。喂，门门苦(73)！”

但这句“门门苦”，是冲着赶驴少年说的。既然前面已出现了农民一词，意思一定是要向那农民问路。倘使我的推测不错，“门”当系“问答”之“问”(74)。想到此，我也向为我赶驴的少年赶忙下令：

“门门苦！门门苦！”

“门门苦”有如神秘的咒语，立即为我们指明了道路。赶驴少年回来复命说，向右一直前行，便可径达灵岩山麓。我们立即调转驴头，朝着农人指教的方向走去。可又走了约莫一二百米，非但没回到正道上，反而闯进了寂寥的山谷。磊磊巉石之间，只有瘦瘦的松树苟延着残喘。加之大约是山洪的痕迹，有的松树被连根拔起，山半腰还可见表土崩落。更令人为难的是，沿着山谷爬了一会之后，驴子终于停下不走了。

“这下可糟糕了。”

我望着山上，不禁仰天叹息。

“哪里哪里，这种事也很有趣嘛。那座山肯定就是灵岩山喽。对对，反正爬到那山上去看看吧。”

岛津氏似乎是鼓励我，表现出一副一看便知是假装的快活神情。

“驴子怎么办呢？”

“驴子就让他们等在这里好了。”

岛津氏飞身下驴，让一个少年和两头驴子留在松林之中，便猛然向半山腰爬去。当然，说是爬去，其实并没有找到登山道，只是一味地以手排开野玫瑰和凤尾竹，一个劲地向山坡上猛进。我同另一位赶驴少年一道，毫不示弱地追踪岛津氏而去。可是毕竟是久病初愈，如此一来，免不了要气喘吁吁。而且爬了大约二十来米，突然有冰凉的东西滴落在我的脸上。霎时，满山的树木飒然开始战栗起来。雨！我一面提防着失足滑倒，一面手抓住细细的松枝，俯视了脚下的山谷一眼。谷底，驴子与少年身影小小的，已被雨水淋湿了。……

十八 天平与灵岩（下）

好容易赶到了灵岩山一看，原来不过是一座落寞的秃山而已，让人懊悔何苦要付出这一路的辛苦。第一，那西施弹琴台和驰名遐迩的馆娃宫，原来却坐落在裸岩硙硙、寸草不生的山顶上。面对此景，任如何摆出一副诗人的架势，到底也无法像李太白那样，高吟“宫女如花满春殿”，沉酣于思古之幽情中。而且天气倘若好点的话，尚可远眺太湖的水色湖光，然而天缘不巧，今天无论纵眺何方，都只见云烟茫茫弥漫四野。立在灵岩寺的朽廊里，倾听潇潇雨声，仰望七级废塔时，我没去苦思冥想古人的诗句，倒是痛感枵腹难耐。

我们在寺庙的一室，草草吃了一顿仅有饼干的午餐。可是肚子虽然饱了，精力却并未恢复。我一面啜饮漂着尘土气味的茶，心中莫名地感到悲凉。

“岛津先生，能不能跟这庙里的和尚商量商量？我想讨点儿白砂糖。”

“白砂糖？要白砂糖做什么？”

“吃。要是没有白砂糖的话，红砂糖也可以。”

然而吃完了满满一小碟呈黑紫色的红糖，还是恢复不了元气。雨下个没完没了。苏州即使以日本的里数计算，也隔着四五里之遥。想到这些，愈发情绪低沉。我甚至忧心忡忡地担心肋膜炎会再度发作。

这种令人心寒的念头，在下山途中愈演愈烈起来。风雨不断地从昏暗的天空向我们袭来。我们虽然带有伞，但刚才弃蹇步行时，两把都放在了山下。山路当然颇滑。时间大约已经过了三点。而最后的打击是，当回到山脚下的村庄时，我们的驴子却已无影无踪。赶驴少年一再高声呼唤伙伴的名字，然而答应的只有回声。我在如注的雨中招呼浑身湿透的岛津氏道：

“没驴子的话怎么办？”

“有的有的。真没的话就步行好啦。”

岛津氏依旧劲头十足，也许是为了安慰我而强装出来的。可是我一听这话，心中陡然生起无明火来。光火这种事，原本绝非强者的行径。此时我大光其火，固然完全因为是弱者的缘故。曾经纵横四百余州的岛津氏，和一味自量脉搏、久病初愈的我——在吃苦耐劳上，我对岛津氏简直是望尘莫及。正因为如此，岛津氏若无其事的语气煽起了我的无明之火。我在前后长达四个月的旅行中，仅有此时这么一次，板着一张无可比拟的苦脸。

赶驴少年为了寻觅驴子，找到村外的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站在一户农家门口，勉强避着雨，等待赶驴少年归来。古旧的白壁，铺满石头的村道，雨中闪闪发光的道旁的桑树叶子——此外几乎不见半个人影。拿出表来一看，四点已过。下雨，四五里之遥，肋膜炎——而且我还担心日色将暮，同时不断地原地踏步，以防感冒。

这时，这户农家的男主人，一个邋遢的中国人探出了脑袋。往内一看，屋子里停放着一台轿子。想来这个男子的副业，定然是轿夫。

“能不能在这儿租顶轿子？”

我强抑着满腔无明火，这样问岛津氏问道。

“我问问看。”

然而岛津氏的上海话对方尽管听得懂，但遗憾的是，对方的苏州话，岛津氏却不甚了了。经过一番斗嘴之后，岛津氏终于放弃了交涉。放弃交涉本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可是一瞬之后，我回头看时，只见岛津氏竟全不将我放在心上，悠悠然摊开手册，正在记录今天所得的俳句。瞧着这情形，我仿佛看到了面带微笑观察罗马大火的尼禄(75)一般，不由得想大吵一架。

“咱们是彼此两亏俱损呀，向导居然于地理一无所知——”

我这盛气凌人的腔调，立刻激怒了岛津氏。其实他生气动怒本是理所当然的。至今想起来，犹自觉得当时没挨岛津氏痛殴，真乃不幸中之大幸。

“一无所知？我事先就告诉过你我一无所知么。”

岛津氏向我怒目睚眦。我也一面继续原地踏步，一面不甘示弱地瞋目回瞪着他。——有一点要顺便在此忠告诸位，这种时候倘要逞威作势，应当岿然直立才是。一面要逞威作势，一面又机械般地踏着礼数周全的步伐，似乎颇有损威严。

雨依然继续下着，而驴铃声却始终不听传来。我们站在寂寥的桑园前，两人都满脸涨红，久久地无言对峙。

十九 寒山寺与虎丘

客：苏州如何？

主：苏州是个好地方啊，依我说是江南第一。那地方不同于西湖，尚未染上老美情趣。光这一点就十分难得了。

客：姑苏城外寒山寺呢？

主：寒山寺么？那寒山寺——你随意找个去过中国的人问问好了，不管是谁，肯定都会说无聊。

客：你也是么？

主：是呀。无聊自然是没有疑问的了。现在的寒山寺是明治四十四年江苏巡抚程德全重建的。正殿也罢，钟楼也罢，悉数涂上赭红色，俗不可耐。什么月落乌啼，何从谈起！而且坐落在城西七八里外的枫桥镇，这个镇子又是毫无特色、不洁之至。

客：那么岂不是一无可取了么？

主：啊，要是有几分可取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其一无可取。因为寒山寺是日本人最为熟悉的庙宇，无论何人，只要游历江南，必定要造访寒山寺。连不知道《唐诗选》为何物的人也都对张继的诗耳熟能详。据说程德全的重修，理由之一也是因为日本来的朝山香客众多，故助一臂之力，以示对日本的敬意。由此看来，将寒山寺弄得俗不可耐，日本人也有责任亦未可知。

客：然而日本人不是并不中意么？

主：好像如此。可是哂笑程德全之愚的大人先生们，一旦面对西洋人，也会干出跟程大人一样的事情来。寒山寺是一个实物教训。这难道不是挺有趣的么？尤其是那庙里的和尚，一见到日本人，就赶紧摊开纸来，得意洋洋地走笔涂鸦：“跨海万里吊古寺，惟为钟声远送君。”不管对方是何方阿谁，问过姓名，便题上某某大人正，一元钱一张地兜售。日本游客的体面，由此不是也可窥一斑么？更为有趣的是，刻着张继诗的石碑，那座庙里有新旧两块。旧碑出自文征明的手笔，而新碑则系俞曲园手书。看看旧碑，文字多有残缺，而这残缺是谁之罪呢？据说便是热爱寒山寺的日本人。——笼统说来，就这几点而言，寒山寺还是值得一看的。

客：如此一来，岂不成了参观国耻了吗？

主：是呀。说不定程德全正是为了愚弄日本人，才重修寒山寺的亦未可知。纵然不算是讥讽，但所有的中国旅行记的作者都讪笑程德全，则未免残酷。就是东瀛大和的知事阁下，作此“英断”之士，恐怕并非为数寥寥吧。

客：宝带桥呢？

主：一座普通的石头长桥罢了。有点像不忍池(76)的观月桥，只是没那么俗气。春风春水春草堤——各类衬景倒也一应俱全。

客：虎丘是个好去处吧？

主：虎丘也荒废至极啰。听说那儿是吴王阖闾的陵寝，可现在完全成了一座垃圾堆。传说那座山下，埋着金银珠玉做成的鸭子和三千宝剑。倒是这类道听途说反而更令人倍添兴趣。秦始皇试剑石，听过生公说法的点头石，江南美人真娘墓——聆听这形形色色的因缘，倒也不无弥足珍贵的众多遗迹，只不过个个看见了都让人扫兴。尤其是那口剑池，号虽称池，其实不如说是个水洼，而且与垃圾场几乎毫无二致。王禹(77)《剑池铭》中所谓“岩岩虎丘，沉沉剑池，峻不可以仰视，深不可以下窥”的情趣，就算是出于情面也无从谈起。唯有在举目仰视微微倾斜于漫天残曛中的塔身时，产生了某种近乎悲壮的心情。此塔也早已朽废，层层杂草怒生。无数鸟儿啼声喧天地绕塔翩飞，无疑让人倍增喜悦。我当时向岛津氏请教过鸟名，记得好像说叫“八鸪”。这“八鸪”应写什么字儿，连岛津氏也未稔其详。你知道不知道“八鸪”？(78)

客：八鸪吗？我只知道白貘是专吃梦的走兽。

主：总体说来，日本的文学家太缺乏动植物知识。有个叫南部修太郎的，看见日比谷公园的芦苇，竟一直以为是小麦。不过这种事儿倒也无关紧要。除了塔，还有个去处叫作小吴轩，凭轩骋目，景致也还可观。苍茫暮色中，朦胧迷离的粉壁与新树，穿行其间的河道的水光——我眺望如许风景，耳听远处的蛙声，心中浮起了淡淡的旅愁。

二十 苏州之水

主：除却寒山寺和虎丘，苏州还有名传遐迩的园林，诸如留园、西园之类……

客：这些不也都很无聊么？

主：啊，也并无特别令人折服之处。只不过留园之大——不是说园子大，而是其整座府第规模之大，有点匪夷所思。不妨说是白色的鬼打墙，走到哪儿都是一模一样的长廊和花厅。庭院也彼此相差无多，到处都是修竹、芭蕉、太湖石之类，雷同相似，愈发让人晕头转向。要是被绑架到那种深宅大院里去的话，恐怕不易逃脱。

客：有谁遭到绑架了么？

主：哪里。没人被绑架，我只是这样感觉罢了。眼下在中国的谷崎润一郎没准正在写作题为《留园的秘密》之类的小说。不过未来云云姑且不问，倘要读《金瓶梅》、《红楼梦》的话，现在好像是值得一游的。

客：寒山寺、虎丘、宝带桥——既然全都令人扫兴的话，苏州大抵不也就索然无味了么？

主：那些地方当然都令人扫兴，可是苏州却并不索然无味。苏州好比威尼斯，至关紧要的是有水。对了，提到苏州之水，我当时曾在手册一角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这可是《自然与人生》(79)式的名篇哟。

有桥，不知其名。依石栏而望河水。日光，微风。水色似鸭头绿。两岸皆粉壁，水上倒影如绘。舟过桥下，先见涂赤之船首，次见竹编之船舱。橹声咿哑尤在耳，船尾已出桥下。有桂花一枝流来。春愁共水色齐深。

暮归，策蹇。路常傍水畔。见夜泊之船，皆蔽蓬。月明，水霭，两岸粉壁倒影朦胧在水。时闻窗底人语，伴灯光赤辉。或又有石桥，人偶过桥上，弄胡琴三两声。仰视之，其人已无，唯见桥栏高拱耳。情景宛似《联芳楼记》(80)。不知阊阖门外宫河边，珠帘重重垂月，有如薛家妆楼否？

春雨霏霏，两岸粉壁苔色鲜者非少。水上鹅浮者三四。桥畔柳条，殆及水面。以画喻之则套。实景见之殊不恶。有舟，徐来桥下。所载物则棺也。见舱中一老妪，以火点线香，供之棺前。

客：嚯嚯，你这不是欣赏之至么？

主：水路的确很美，在日本的话，不妨比作松江(81)。然而那粉壁的倒影投落在窄窄的河水之上，在松江却不易见到。但是说来惭愧，我终于没坐过画舫。然而我也只是欣赏其水乡景致罢了，倒并没有依恋之情。遗憾的是没见到什么美人。

客：一个也没见到么？

主：一个也没见到。根据村田君的说法，哪怕闭着眼睛乱抓，只要是苏州女子，肯定是个大美人。实际上，中国的艺伎全操苏州方言，也许诚如其所言。然而按照岛津氏的说法，苏州的艺伎全是打算掌握了苏州话后远征上海的后备军，再不就是去过上海因为不走红而还乡的落伍兵，因此没有上得了台面的。这话也有一番道理。

客：因此才没有去看吗？

主：哪里。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与其观赏艺伎的尊容，我当时宁肯多睡一个小时觉。要知道那时我骑驴子骑得屁股都磨破了。

客：好窝囊的家伙。

主：连我自己也不认为是勇夫。

二十一 客栈与酒栈

岛津氏外出后，我坐在椅子上，缓缓地吸了一根敷岛(82)。两张床、两把椅子、一张放着茶具的桌子，以及一个装有镜子的洗脸台——此外既无窗帘，亦无地毯，仅仅是在未经粉饰的墙壁上，锁着一扇涂了油漆的门。可是却并不比想象的更为不洁。大约是撒了灭蚤粉的缘故，幸而没有遭受到臭虫咬噬。由此观之，投宿中式客栈，远比固守在日本人经营的旅馆里担心小费的多寡，要聪明得多。我一边这么胡思乱想，一边举目望了望玻璃窗外。这个房间位于三楼，窗外的景致相当寥廓。然而映于眼帘的，却是斜晖残照中黑鸦鸦一片寂寞的瓦屋顶。记得钟斯曾经说过，最具日本风格的寂寞，就漂溢在从三越(83)楼顶俯瞰下去的瓦屋顶上。何以日本的画家诸君——

我被某种声响惊了一跳，定睛看去，只见涂漆的门口，伫立着一成不变身穿青衣、个子矮小的老婆婆。老婆婆哧哧地笑着，向我说着什么。然而我这个哑巴旅行家自然是不解一词。我困惑之至，无奈只好盯住她的脸看。

于是洞开的门外，闪过一片华美的色彩。娇丽的刘海，水晶耳环，最后是缎子似的淡紫衣裳——一位少女手中摆弄着绢巾，瞥也不瞥房间内一眼，静静地掠过走廊。于是老婆婆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面露得意的笑容。事情至此，无须等待岛津氏的翻译，老婆婆的来意也明若观火。我将双手搭在身材矮小的老婆婆肩上，猛地让她来了个向右转。

“不要！”

这时岛津氏来了。

这天晚上，我和岛津氏一起，前往城外的酒栈。岛津氏是“饮老酒辄醉，爱老父酡颜”这首颇有自画像意味的俳句的作者，自然是个了不起的酒豪。可是我滴酒不沾，却居然在酒栈的角落里安坐了一个多小时，一来是岛津氏的德望之力，二来是缠绵于酒栈里的小说般的气氛之功。

小酒馆前后总共去过两处，为便宜计姑且介绍其中一家。那是间左右为粉壁、天井高高的披厦。房间的后墙不知何故做成粗格子门状，所以尽管是夜间也可以看见街上人来人往。桌子椅子虽已油漆剥落，却像是涂的攒朱漆。我坐在桌前，啃着甘蔗，不时为岛津氏斟酒。

我们的对面，脏兮兮的一桌二三个人在喝酒。他们背后，靠着白墙边，素陶酒瓮高高堆积，几乎可及天花板。好像说上等老酒都是用白色瓶子装的，而这家店门口的金字招牌上却大书着“京庄花雕”，那恐怕定是吹牛皮了。如此说来，卧在前厅的看家狗也不唯羸瘦得让人不快，而且生了一颗长满痂疮的脑袋。街上来来往往的驴铃声、仿佛是唱莲花落的胡琴声——在这喧闹声中，对面席上的酒客们不知何时开始划起拳来。

这时一个面生粉刺的男人肩挂着肮脏的吊桶，走近我们的桌子。我向桶中觑了一眼，只见混混沌沌扔满了紫红色内脏似的东西。

“这是什么？”

“猪肚子和猪心，这可是下酒的好东西。”

岛津摸出两枚铜钱。

“来一个尝尝。少许有点咸。”

我望着摊在碎报纸片上的二三只内脏，想起了远在东京医科大学(84)的解剖教室。倘是母夜叉孙二娘的酒店倒也罢了，时至今日居然在明亮如昼的灯光下贩卖这种酒肴，老大之国到底不同于凡响。我当然没去动它。(85)

二十二 大运河

我们正坐在从镇江驶往扬州的小汽轮的头等舱里。这么说似乎很奢华，而其实这艘船的头等舱与奴隶船的船舱也相差无几。君不见我们便落座在黢黑的盖板之上。而盖板之下，据我揣测一定就是船底。那么称之为头等舱的理由何在？因为总而言之这里总算有个舱室样子，而下等则在船顶上，即使想称之为舱也无舱可称。

船外是著名的长江。长江水是赭红色的，便是中学生也知道。可是究竟红到何种程度，不泛舟江上看看，则无从想象。我在滞留上海期间，每看见黄浦江水，必然会想到黄疸。如今想来，那一定是因为多少羼杂了海水，才侥幸地仅仅染上黄疸便得以过关。然而长江水的颜色，却远远要比黄浦江红。如若要寻觅相似的颜色，则与铁器的赤锈一般无二。波浪起伏之间，紫烟蒸腾，浩浩荡荡，一望无涯。尤其今天是阴天，这颜色益发显得郁悒。江上除了无数的中式帆船外，还有一艘英国旗翻飞的双桅汽船，正一心一意地斗着浊浪。固然，也许毋庸去斗也可以航行，但其缓慢地溯江而行的模样，总给人以格斗的感觉。我向长江致敬了约莫五分钟，躺在冷冰冰的板上，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我们昨晚十二点钟左右从苏州车站乘上火车，抵达镇江时正值黎明时分。步出车站一看，连黄包车夫都还没聚齐。唯有阴沉沉的柳树上空，盘旋着数羽乌鸦。我们姑且前往车站前的茶馆用早餐，而店家也才刚刚起床，说是无法马上做出面条来。于是岛津氏要茶馆主人将什么东西拿出来。既然是现成的东西，看来不会是什么上等的食品。果然实际上吃了一看，既不像烤麸片又不像豆腐皮，总之是让人不想再吃第二次、颇为暧昧的东西。——在品尝了这番艰辛之后好容易才乘上船，因此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感到困意袭来，原也并不奇怪。

迷迷糊糊地眯盹了一会儿，举目向外边望去，不知何时汽轮已经驶过了瓜州，芳草青青的堤岸摇晃不定，近在眼前。这里已经不是长江，而是由隋炀帝开凿、全长二千五百英里、世界第一的大运河。然而从船上望去，倒也并不特别雄伟。淡淡的阳光洒落在大堤上，野菜的绿色若有若无，农夫的身影时隐时现，就像从驶往铫子(86)的汽轮窗口眺望葛饰(87)平原一般，甚至让人觉得平淡无奇。我再度衔起香烟，为了将来不得不作的游记，准备拼凑些怀古诗情。然而着手一试，却不似想象的那般容易成功。首先我所构思的，导游书悉数将其破坏无余。今试举数例，余者大体类此。

我：啊！据说炀帝让人在这长堤上种植万株杨柳，每十里建造一亭。堤犹是旧堤，而炀帝今又何在？

导游书：堤已非旧堤。尔来五代以降，元、明、清皆定都北京，因需要从江南漕运粮食，曾数度修理运河。望着这长堤草色，追怀炀帝往事，不啻伫立在银座尾张町(88)，追忆太田道灌(89)！

我：河水今天依旧如同往昔一般，悠悠然贯通南北。可隋王朝却有如春梦，忽地土崩瓦解了。

导游书：河水并没有贯通南北。在山东省临清州，河底早就化作了良田，舟楫往来也只到此为止。

我：啊，往昔哟，美丽的往昔哟。纵然隋朝已亡，但携着如云的丽姬，泛舟这运河之上，我风流天子的荣华，却好似壮丽的彩虹，横越历史的天空。

导游书：炀帝并非耽于佚乐。那是大业七年，炀帝准备征伐高丽，为了不暴露意图，表面上有意装作悠闲自在的模样。这条运河也不妨看作为了应付风云突变时漕运粮食的需要而特意开凿的。你没把《迷楼记》(90)、《开河记》(91)之类与正史混为一体吧？那种稗官野史不足为信。尤其是《炀帝艳史》，更是拙劣之至的小说。

我抽完了烟，同时也放弃了制造诗情的念头。大堤上春风荡漾，一头驴子背上载着个孩童，朝着和汽轮相同的方向走去。

二十三 古扬州（上）

扬州城的特点，首先在于其破败不堪。两层以上的建筑几乎见不到。而平房，但凡映入眼帘的，也都显得贫贱粗陋。街道上，路石凹凸不平，到处积满了泥水。在见识过苏州、江州(92)的人眼中看来，说感到悲哀也不为夸张。我坐在沾满泥泞的人力车上，穿过这些街道，到达盐务署门前时，不禁暗想，败落如此，纵然“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也定会索然寡味。

盐务署前，和石狮一起，哨兵端端正正地站着岗。我们表明来意后，沿着长长的石径，走向里面官衙高大的正门。然后在仆隶的引导下，来到铺着草席的客厅。客厅外院子里，立着梧桐之类。透过树梢，看得见细雨迷蒙的天空。官衙内阒然无声，不知道人在何处。现在依然如是的话，果然欧阳修、苏东坡等昔日的文人墨客当然可以在赏玩本职的酒诗生涯之余，闲暇时处理处理官事。

稍事等待后，一个看老不老、似少不少、身穿西服的官员走了进来。这便是扬州唯一的日本人、盐务官高洲太吉氏。我们从上海的小岛氏处领得一封致高洲氏的介绍信，否则生性懦弱的我说不定也不会想到来扬州。而即使来了扬州，倘不认识高洲氏的话，说不定也不会游得称心。我知道这么做十分失礼，但在此仍想表示一下对小岛梶郎氏的谢意。读过《上海游记》的诸位君子也许还记得，小岛氏便是那位为了小院里樱花开放而得意非凡、瘦骨嶙峋的绅士。——高洲氏将我们请到大桌对面，快活地聊了起来。据他自己说，外国人在扬州做官，前有马可·波罗，后有高洲氏而已矣。听了此话，我对他大生尊敬之心，不过如今思之，倒也不无吃亏的感觉。今年今月今日今时，涉足扬州盐务署的人，也不过一步之先有岛津四十起，一步之后有我而已矣。

我们叨扰了一顿面条后，与高洲氏一道走出盐务署大门，去游览扬州市容，于是两三个哨兵一齐向我们举枪致敬。蒙蒙细雨已经停歇，但街道依然一片泥泞。我走在这泥泞之中，一想到又要去凭吊古迹，不由得心中怵然。可是问了问高洲氏，答曰去看画舫。一闻此言，我立时萌生了扬州虽广，我却要遍游全城、寸土不遗的心愿。

在高洲氏府第小憩片刻，乘上系在门前河岸、上有屋顶的画舫，是又过了不足三十分钟之后。画舫由一邋遢的船夫掌篙，迅即撑进了河道。河面既窄、水色也莫名地发黑。直言不讳地说，与其称之为河，未若称之为污水沟。这黑水之上，游着家鸭与家鹅。两岸或则是污秽的粉壁，或则是贫瘠的油菜田，不时还可见堤岸崩毁，化作了杂木丛生、岑寂的原野。可是无论何处，均毫无名高千古的杜牧诗句“青山隐隐水迢迢”所吟咏的韵致。尤其是忽而出现一座石桥，忽而又见一位半老徐娘走下水边洗濯泥鞋，令我的诗兴吟怀伤痕累累。不过这还算好的。最令我辟易的，还是这大污水沟的臭气。我嗅着这臭气，端坐于舟中，便疑神疑鬼地觉得肋膜一带隐隐作痛起来。然而高洲、岛津两先生却仿佛泛舟于香料之川一般，神色坦然地交谈着。据我所信，日本人在中国住久了，首先嗅觉似乎便会变得麻木。

二十四 古扬州（中）

沿着这条水路撑到尽头，有一座穿越城壁的水门。水门有专人守护，但有船来，便随时开门。穿过水门，前面的河道陡然变得开阔起来。画舫的左侧，扬州城高高的城墙绵亘不绝。这城墙上瓦片之间，茑萝缠绕，灌木生长，与杭州、苏州一致无二。河水与城墙交界处堆积的沙洲，土色一直延伸到芦苇丛对面。画舫的右面是一片竹林，竹林中可见一户农家。农家的墙壁上贴满了糕团似的东西。不，此刻这户农家门前，就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正在频频制造着糕团。原来这是将牛粪做成饼状晒干，冬天作燃料用。

然而穿出水门后，河水不像刚才那么臭了，景色也随着画舫不断前行而渐增美色，尤其是竹林之后有间古色古香的茶馆。一问这一带的地名，原来叫作绿杨村，甚为风雅。亲耳听到这名字以后，再遥看茶馆里围桌而坐、眺望着运河的茶客，便觉得仿佛人人都不愧为绿杨村里的居民，面具泰平之相。

少间，我们的画舫前方，出现了另一艘画舫。坐在这画舫上的全为女性。而且掌篙的那位，梳着同日本女孩一样的辫子，插着红色的玫瑰花。我心想，再过五分钟即可追越她们的坐船，到时可要瞥一眼这些扬州美人。可谁知，在城墙尽处，水路也一分为二，她们的画舫向右弯去，而我们的画舫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冷漠地将船首掉转开来。纵眼望去，她们的船从两岸静静相对的芦苇中摇过，后面留下白晃晃的水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突然感到杜牧的诗并不一定是夸张。仿佛扬州的风物之中，有着甚至能将我也感化为诗人的、某种快意的烦恼。

画舫由船夫撑篙操纵，排开河面的水草，从高大的石拱桥下穿过。拱券的石块上，记不得是用粉笔还是油漆，总之是白字排列成行，大书着排日的宣言。从这桥下穿出去，画舫按照高洲氏的命令，斜向右岸摇去。那里一片柳树直迫水际，低垂着枝条。

“刚才那座桥吗？那是大虹桥。这堤岸叫作春柳堤。”

高洲氏一边喝令停船，一边这样告诉我。

登上那春柳堤一望，只见隔着道路，麦田对面是草色氤氲的小山。而那小山上，像鼹鼠刨出的土堆似的，排列着小小的土馒头。有墓如此，亦殊不恶。我觉得扬州地底下，连死人仿佛也在微笑。我在柳荫下朝着徐家花园方向信步走去，口中背诵着记忆依稀的缪塞(93)——不过究竟是否为缪塞，颇有点靠不住。我只是信口念诵着柳、墓、水、恋、草之类应景随兴的词语，便总觉得颇类缪塞的诗。

游览了徐家花园之后，我们又乘上画舫，依旧溯河而上。于是河流前方、久负盛誉的五亭桥渐展芳颜。五亭桥，一名莲花桥，也是座拱形石桥，桥中央一座，左右各两座，合计造有五座亭子，是一架甚为奢华的桥。亭柱、栏杆皆涂成幽寂的朱红色，虽奢华，却不浓艳。只觉得桥基石头的颜色，不妨再带点古味。可是大体的感觉，是极尽中国式的风雅，几乎到了与蔓延于四周的柳树、芦苇多少有点不尽谐调的地步。看到这座桥的娇姿在幽蓝的天空烘托下，展现在柳林之中时，我不禁面露微笑。西湖、虎丘、宝带桥——这些固然不能说恶，然而使我沉浸于幸福之中的，至少自上海以来，便首推扬州了。

二十五 古扬州（下）

“——五亭桥畔有座喇嘛塔。据说此寺叫作法海寺，涂成土红色的正殿自不待言，连喇嘛塔也荒废至极。然而疏落的竹林上空，高大的辣薤形塔身巍然耸立，不乏壮观感。我们在寺内溜达一圈后，再度乘上画舫。

“河两岸一成不变，寂寥的芦苇茁壮茂密，间或长着柳树和槐树。法海寺对岸好像是乾隆帝的钓鱼台。在这水乡风景中，有一座古亭。水路穷处，是平山堂坐落其上的蜀岗。便是从画舫上遥遥望去，松林、麦地和红土山崖错落有致的蜀岗，也显得颇富画趣。岗上春云静静地浮动，不时展露出蓝天——或许这种微妙的光线变化，也助了一臂之力。

“然而弃舟登岸后，见蜀岗——至少据称系欧阳修兴建的平山堂一带，是甚为闲雅的去处。堂在法海寺境内，与大雄宝殿并立。跨进凉飕飕散发着尘埃气息、幽暗的堂内，我不知为何竟自感到庆幸。我辨读匾额、楹联，观赏栏外景致，在堂中徘徊少时。堂主人欧阳修自不待言，曾来此一游的乾隆帝也一定和我现在一样，赏玩过这份悠悠自适的闲性逸致吧。在此意义上，我固凡俗，却也与古人默会神交了一番。堂前亭亭玉立着两棵白干松树，高凌于檐瓦之上。我仰视着这白松，想起了郑苏戡先生的阳台外边，也栽有这种树。为松树梢头所遮蔽的空中，杜鹃不绝地鸣啼飞过。……”

我信写了一半，“啊”了一声，向高洲氏颔首致意。高洲氏其时正端了一碗草决明，劝我饮用。——我们参观完名胜后，返回了高洲氏的府第。这府第面对一个宽敞的院子，说得好听些像中国的茅庐，说得不好听近乎破草房，是一幢草顶建筑。可是花草繁多的院子远非破草房之类所能联想。尤其此刻暮色苍茫，千日莲和雏菊隐隐约约，让人萌生近似明星派和歌(94)的心情。——我瞩眺着窗外的院落，将尚未写完的信抛在一边，缓缓地啜着滚烫的草决明。

“只要喝这个就可以祛病延年呐。我是咖啡红茶一律不喝，早上晚上光喝这个。”

高洲氏面前也放了只茶碗，鼓吹着草决明的功效。按所谓草决明，是用决明子的籽实煎制而成，加入牛奶和砂糖后，作为饮料殊为不恶。

“就是何首乌一类吗？”

岛津氏喝了一口，拭去沾在唇髭上的点滴。

“何首乌那玩意儿是淫药呀，草决明可完全不同。”

我不理会他们的谈话，重新写起信来。

“——我们预定今夜在高洲氏家中借宿一晚之后，返回镇江。可能在镇江与岛津氏分手。我在苏州时曾和岛津氏大吵过一场，可是此刻却在后悔何以竟会同这般好汉吵架。关于此点敬请放心。

“好像坊间风传，高洲氏是年俸好几万元的大官。这间屋子里就放着紫檀卧床，陈设着各色古董，比宾馆远为豪华。不过由于卧榻不够，我只得安于在长沙发上与岛津氏同衾的命运。听说还得头和脚为伴，枕头分置两头，不知道我的头何时会被岛津氏的脚踢飞。岛津氏的双脚曾踏破赤县山河，我知道它们是何等厉害。想到这双脚要在我的枕边横躺整整一夜，的确不是件令人快慰的事。我像古时候袈裟御前决心痛挨盛远的拳脚(95)，安静地独自就寝一般，今晚预先……”

我急忙将信藏起。

“信写得很长嘛。”

岛津氏仿佛心绪不宁似的，在屋内踱来踱去，扫了我的信一眼。没准岛津氏自己内心也忐忑不安，担心会被我踢飞脑袋。

二十六 金山寺

“对联的文字也变了嘛。你看看，那里贴的是‘独立大道，共和万岁’。”

“果不其然，这一副也是新的，写着‘文明世界，安乐人家’。”

我们坐在人力车上上下颠簸，一面交谈着。狭窄的街道两旁店肆鳞比，小吃店、小客栈，个个显得脏兮兮的。门口贴着红纸门联，读来大抵便像刚才的对话中提及的，写着新时代的对子。我们此刻所走过的，不是吴中门户镇江，而是“西历一八六一年根据《天津条约》被迫开放港口”的、民国十年的镇江。

“看见那个穿大红衣服的小孩子了吗？”

“啊，看见了。一个胖胖的妇人抱着。”

“对对对。那是生了天花。”

我突然想起来，这四五年已经不再种牛痘了。

交谈之间，我们的人力车抵达了镇江火车站前。可一查时刻表，开往南京的火车离上车还有一个多小时的余裕。既然还有余裕，就没有道理不去那座山上佛塔遥遥在望的金山寺看看。我们商议一定，立刻又做上了人力车的上客。但说是立刻，其实一如既往，为了讨价还价，照例又花去了十来分钟。

车子最初经过的，是滚地龙连绵成片、颇为原始的贫民窟。那滚地龙屋顶铺的全是稻秸，几乎看不到涂了泥的墙壁，多系蒙上芦席或苇箔做成。男男女女踥蹀往来，人人面色凄楚。我望着草棚后挺拔的芦苇，竟至疑心可能再次染上天花。

“怎么样，那条狗？”

“一根毛也不长的狗委实少见，看上去挺吓人的。”

“像那样的，全是梅毒啊。听说是被苦力之辈传染上的。”

车子其次经过的地方，有河流，有木材店——总之像个木材堆积场。这里家家屋檐下贴着红纸片，上面排列着“姜太公在此”的字样。这一定是和“为朝御宿”(96)一样的咒文。渡河到对岸，穿过凄凉的街道，只见红墙环绕，寺门挺立。门前，一个乞丐端坐在松树底下，不知何故在做深呼吸。说不定那是为了乞哀告怜而故意做出痛苦的表情。

金山寺当然就是这座古庙。我们弃车步行，在寺内巡游了一圈。可是无奈还得赶火车，无心悠闲地仔细观览。此寺倚山而建（据说从前这里是个岛屿），层层大殿一层高过一层。沿着其间的石阶上上下下，极目望去，粗略的感受，自然就像未来派的绘画，莫名地错综复杂。而当时的印象，这段记在手册上的无疑就是，姑将它抄写下来，大体便是这种格调。

粉壁。红柱。粉壁。干燥的路石。宽阔的路石。忽而又是红柱。粉壁。横梁上的匾额。梁上的金色、红色、黑色。大鼎。僧头。头上的六个灸痕。长江的波涛。泛着赭色泡沫的波涛。无边无际起伏不定的波涛。塔顶。雕甍上的草。塔顶雕甍划破天空。嵌在墙壁上的石刻。金山寺图。查士票(97)的诗。翩翩飞来的燕子。粉壁与石栏。苏东坡木像。雕甍的黑色、柱子的红色、墙壁的白色。岛津氏窥视着照相机。宽阔的路石。帘。突如其来的钟声。落在路石上的葱的色彩。……

似乎仅仅这么写来，读者恐怕会莫名其妙。然而如若不算作读者已经明白领悟，则非得重新写来，自寻麻烦。麻烦之类，倘是平常自然是在所不辞。可是我眼下人在名古屋，加之旅伴菊池宽发了烧，正在病床上呻吟。务请诸位高抬贵手，姑且算作已然明了。写完了这一回，我还得赶赴菊池的病房探病。

二十七 南京（上）

抵达南京的当天午后，我匆匆忙忙地和一位叫作什么来着的中国人，为了一览市容，照例又做上了人力车的上客。斜晖流金的街头，屋宇鳞比中夹杂着洋房，房屋后面可见麦田和蚕豆地，还有白鹅戏水的池塘。而且相对而言较为宽阔的街道上，行人疏疏落落。向导游的中国人一打听，说是南京城内五分之三化作了农田或荒地。我望着路旁的柳树、圮毁在即的土墙、成群飞舞的燕子，沉浸于怀古之情，同时也想到倘若买下这么一块空地，没准便能做上了暴发户。

“要是有人趁现在买下来多好。浦口（南京对岸的城镇）发展起来的话，地价肯定会暴涨。”

“那不成的。中国人都不考虑明天的事，不会有人去买地的。”

“那你就一个人考虑好了。”

“我也不考虑。首先不可能考虑。不是被烧掉房子，就是被砍掉脑袋，明天的事没人搞得懂。这点和日本不同。反正现在的中国人不去关心孩子的未来，而是沉湎于美酒和女人。”

交谈之间，街道上开始出现了服饰店、书店之类热闹的店肆。我在爬灵岩山的归途几度迷路，结果终于日暮途穷，又是连驴带人冲进水田，又是被雨水淋得如同落汤鸡一般，受了不少磨难。作为其纪念，小羊皮鞋上开了两三个大洞。幸而看到一家鞋店，我痛感有买鞋的必要，赶紧下令将车子停到这家鞋店的橱窗前。

走进店内一看，铺面比想象的要大，而鞋匠却只有两人，孜孜矻矻地在做鞋。四周的大玻璃橱里，陈列着西洋式的鞋子，当然也有各式中国鞋。黑鞋、桃红色的鞋、淡蓝色的鞋——中式鞋全是缎面，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男鞋女鞋，排列在夕晖之中，也并非不给人以莫名的美感；加之站在账台边的店主人又是个肤色白皙、面色温柔，因而益发令人心悸的、单目斜视的男子：我一面感受到某种罗曼蒂克，一面开始物色现成的鞋子。也许这家店里，货架的某处，会有用人皮缝制的纤巧的女鞋亦未可知。——心底多少存有这种念头。不过我买的鞋子却一点也不罗曼蒂克，是双正价六元的高腰靴子。颜色是——后来我足登这双鞋子邂逅村田乌江君，曾遭到了他的残酷批评：“好怪的颜色呀，简直像穿着皮色在走路嘛。”实际也的确如此，像黄不黄，像黑不黑，是一种奇妙的红色。

穿上新鞋子后，又乘车奔通往贡院的道路而去。贡院是从前的文官考场，据说面积约三万坪(98)，总共二万零六百间，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匆匆一过的观感是，和长排平房无大差别。可是，在夕阳西沉的空中巍然耸立、唯有粉壁微微泛白的明远楼下，无数的飞甍连绵栉比，这景色岂只令人觉得铺张，更显得无比荒凉。我望着这屋顶，陡然感到普天之下的考试制度统统无聊之至。同时也想为普天之下的落第书生奉献上满腔的同情。诸君之所以考试落第，并非因为诸君无能，仅仅是因为不幸的偶然。古来中国的小说家为了化这偶然为必然，以诸处贡院为舞台，创作出了因果报应的鬼怪故事。可是那不足为信。非也，这些故事毋宁是证据，证明他们也明白无误地知晓，在考试的及落上，偶然是何等地横行无阻。尽管诸君名落孙山，但诸君的能力却不容置疑。因为一旦怀有疑虑，则诸君不唯葬送了自己，而且还将陷诸君的前辈、诸考官们为精神杀人犯。君不见如我之辈，纵然考分不及格，可对于我自身的能力，却不曾夹杂丝毫的疑念。因此当时的考官诸公与我交往时，也并不感到良心的呵责……

“贡院本来还更加大的。”

导游的声音猝然惊醒了我的胡思乱想。他回首看着我，手指着蝙蝠点点飞舞其上、悲凉的瓦屋顶。

“这儿一度曾经用作选举议员的会场，从去年开始被大举拆毁了。”

我们的车子在交谈之间，向闻名内外的秦淮河驰去。

二十八 南京（中）

我坐在宾馆的西式房间里，口衔着带焦煳味的雪茄，记录着昨天匆匆一游的秦淮景色。此处是日本人经营的旅舍，室内一隅戳着的色彩浓艳的涂漆屏风，令我苦痛不已；加之劣质白脱油烤制的面包，从刚才起就憋在我的胃囊口上：我多少感到了乡愁，同时拼命走笔疾书。

“过秦淮河夫子庙。时既已薄暮，门锁，不令人入。门前见一老说书人，为多位闲人所围，在讲《三国志》。掌中扇子，舌头谐谑，仿佛如日本街头说书者。

“自桥上眺望，秦淮乃平凡之污水沟也。河幅宽略似本所竖川(99)。两岸人家栉比，云皆酒楼、妓馆也。人家上空见新树梢。无人画舫三四，系泊暮霭中。古人云：‘烟笼寒水月笼沙。’此般风景已不可见。今之秦淮，可曰乃俗臭纷纷之柳桥(100)也。

“于水畔饭馆吃晚饭。云乃一流酒楼也，然室内不甚绮丽。柱雕菊花，涂以漆。地板西瓜子散落。水墨四君子轴笔法拙劣。毕竟今日中国之菜馆，仅可满足味觉之享受，余者未可与之谋也。八宝饭佳。所费计入小账，二人共三元二角。用膳际，邻室闻胡琴声，歌声随之继起。昔日一曲《后庭花》愁杀诗人，然东瀛游子无多恨也。口噙青黑色鸡卵(101)大嚼，与醺醺微醉之导游议明朝日程多时。

“步出饭馆，夜色已深。家家电灯。光照妓女之人力车，宛然如行代地(102)河岸。然不见一姝丽。我疑《秦淮画舫录》中之佳丽，不夸张者有几人哉。若夫《桃花扇》香君之辈，岂独秦淮妓家，遍历四百余州，恐亦无一人焉。……”

我猛地抬起头来。只见报社的五味君(103)身穿中式服装，伫立桌前，看上去似颇暖和的黑马褂儿上外罩蓝色大褂儿，评之为威风凛凛也不算夸张。我在寒暄之前，先对其中式服装表示了敬意。（后来我的中式服装让北京的日本人诸君大为恼火，的确是这位五味君的坏影响。）

“今天我来领路。咱们上明孝陵和莫愁湖去。”

“是吗，那就赶快走吧。”

我与其说想游览名胜，不如说想早点消化掉胃里的面包，赶紧穿上了外套。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两人走在通向钟山明孝陵的堂皇雄伟的石桥上。孝陵由于长毛贼(104)之乱，殿堂楼阁大抵都被烧毁，纵望四方，满目唯见荒草。这离离荒草中，矗立着高大的石像，残存着宫门基石。毕竟不同于奈良郊外的绿芜，不是追怀身佩银剑的少年公子的那种寂寥。便是眼前这座石桥，石缝里也处处开满了蓟花，无须加工，便是怀古的诗境。我忍住不适欲呕的感觉，仰望钟山松柏，苦心冥想着前人的一首“六朝金粉”云云的诗。

陵墓本身——不知确否如此，总之巍然耸立的，是高得出奇的石壁。石壁正中，是一个似乎连汽车也可以畅通无阻地斜向上方的隧道。连这隧道的高度，也只占了墙高的四分之一。我伫立在隧道前，举目仰视着浅黑色石壁上方晚春时节高远的蓝天，仿佛觉得自己的身体小得好似一只小鸟。随后往那儿石径上杂草丛里，吐了几口酸水。

穿过隧道，沿着石阶向上，终于登上了陵墓的最高处。那里既无屋顶也无柱子，只剩下一圈红墙。四周草木葳蕤，墙上满是涂鸦痕迹——照例是满目荒凉。然而站在陵上骋目四望，只见纷纷群燕飞舞，方才经过的那座石桥自不待言，正殿、郭门、淡白色的陵道——阳光普照下，苍莽河山，遥遥向远方伸展开去。五味君仿佛睿山(105)的平将门(106)一般，悠悠然迎着春风，俯瞰着点点从眼底下走过的几个男女。

“你瞧，今天西门外有高跷队表演，好像看客很多。”

然而头戴鸭舌帽的纯友(107)，因为口中满含着酸水，连动问一声高跷队是怎么回事的力气也没有。

二十九 南京（下）

回到宾馆后，我径直爬上床去。胃照样疼痛不止，好像还有点发烧。我竟觉得仿佛自己会躺在这张床上，空怀旷世的大志，一命呜呼。我向前来送茶的束发的女茶房打听有没有按摩的。她说没有纯粹按摩的，但是有兼做按摩的剃头匠。我说剃头的也好，开澡堂的也行，赶快把他叫来。

女茶房慌忙退下后，我掏出和久米正雄配对买的镍壳表来一看，两点刚超过几分钟。今天只游了孝陵，没去莫愁湖就打道回来了。在西湖吊过苏小小，在虎丘吊过真娘，因此也想去凭吊一下三大美妓之一的莫愁。但是落得眼下这种地步，便身不由己了。今天同五味君去秦淮的菜馆吃午饭时，我正想喝鲍鱼汤，突然一阵剧烈的胸闷袭来，难受得连话也说不出。说不定与胃病同时，肋膜炎也再度发作了亦未可知。想到此，我益发疑心自己五六分钟之内便会命归黄泉呜呼哀哉。

少顷，忽然有人说话，我抬起埋在床上的脸，只见一个中国彪形大汉站在床前。我受到轻微的冲击。当真在那涂漆屏风前突然发现这么一个半截塔，任谁都不会感到心情舒畅。而且他一看见我，立即悠悠然动手卷起中式衣服的袖子来。

“你要干什么？”

尽管遭我高声怒斥，他却丝毫不动声色，接着只回答了一个词：

“按摩！”

我不禁苦笑，对他做了个“来吧”的手势。可是这位兼做剃头匠的按摩师傅，既不揉捏也不敲叩，仅仅是从颈部向背部，按部就班一味地拧着肌肉，然而却绝不可小觑。我感觉到全身的酸痛渐渐舒缓，信口开河地连声称赞：“好！好！”

然后睡了两个小时左右午觉，元气大大恢复。五点钟约好了同五味君和多贺中尉——多贺氏是我少时爱读的《家庭军事谈》的作者。我用的仍是他当年的署名、最令我感到亲切的多贺中尉这一名字，而其现用名我却至今也不得而知。这位当年的多贺中尉约定请我吃饭。于是我又是刮胡子，又是穿黑色西服，五点之前整装完毕。

那天晚上我和多贺中尉一面啃着海带和鱼干，一面谈论《家庭军事谈》。这海带、鱼干是根据所谓抵抗疗法(108)而编排出来的、阴险毒辣的菜谱的一部分。中尉一见之下，极具武人气度，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然而谈吐却也不拙笨。我同中尉聊聊桂月先生(109)的闲语，同另一位年轻的陪客谈谈江南风光，暂时忘却了病体。尤其是这位陪客，连吃干栗子时，也表现得甚为优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用毕晚餐，坐在客厅里又交谈了一会儿。这里陈设着中国的出土文物，描绘着鲜红山峦的俗子村夫的画，还有仿佛是古董的东西。我已被那架涂漆屏风折磨了半晌，因此漫然坐在这客厅内的安乐椅上，感到由衷的愉快。加之中尉幸而似乎还并不独具只眼，足以就唐三彩之类大展辩才。

未几，话题转到了疾病上来。

“在南京，怕的就是生病。自来在南京生了病，要不赶快回日本，没有一个人保得住性命。”

多贺中尉喷着酒气，既像是不经戏谈，又像是一本正经，下了一个甚不可靠的结论。“没有一个人保得住性命。”听到此话，我陡然再次疑神疑鬼起来，担心自己会一命归西。同时下定了决心，明天栖霞寺也不看了，莫愁湖也不看了，坐上头班火车径直赶回上海去……

翌日赶回上海的我，在细雨迷蒙的后日早晨，坐在里见医院的诊察室里，接受叩诊与听诊。一番诊察结束后，里见大夫一面洗手，一面对我露出笑颜。

“哪儿都没问题，大概是神经作用吧。”

“但是我还得从汉口赶到北京去……”

“这种旅行是不要紧的。”

我总之很高兴。但高兴之中却也夹杂了失望，专程赶回上海，结果却徒劳往返。里见大夫是位优秀的医生，但令人遗憾他不是优秀的心理学家。倘若我是医生，哪怕是无病无灾，也一定会作出如下诊断：

“右肺有轻微炎症。建议当即住院。”

(1)本乡台、蓝染桥，皆东京地名。

(2)本乡台、蓝染桥，皆东京地名。

(3)疑为前门牌香烟。

(4)户山原，东京新宿区地名，今早稻田大学文学部附近。

(5)动坂、田端，皆东京地名。

(6)动坂、田端，皆东京地名。

(7)指大阪每日新闻社。

(8)约翰牛（John Bull），指英国人之典型。

(9)山姆大叔（Uncle Sam），指美国人之典型。

(10)呷（Jap），对日本人的蔑称。

(11)当时一等车为白色车票，三等车为红色车票。

(12)雄狮牙粉、仁丹都是日本商品。

(13)麻雀岗为今莫斯科大学所在地，当年拿破仑就是站在这里俯观莫斯科城大火的。

(14)朱迪·戈蒂埃（Judith Gautier，1845—1917），法国作家。著名文人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的女儿。曾跟一位叫Tin-tun Ling的中国人学过汉语。译过李白、杜甫诗，但芥川认为其译诗“八成是创作”。

(15)月岛，东京地名，在中央区，西临东京湾，从前是名副其实的赏月的去处。

(16)町，日本的长度单位，一町约合一百零九米。

(17)日里，日本长度单位，一日里为三十六町，约合三千九百米。

(18)俳谐，即俳句，日本传统诗体之一。十七音节，三顿，即五、七、五。据称系世界上最短的诗体。

(19)偕乐园，当时东京日本桥的一家中餐馆，多文人出入，店主沼源之助是芥川中学时的前辈。

(20)即下文提到的谷崎润一郎。

(21)bloody，very的俗语，原有“血淋淋的”之意。

(22)出身水户、被剥夺藩籍的武士（即“浪士”）是江户末期“尊王攘夷”运动的中心。

(23)杨维祯（1296—1370），字廉夫、铁崖、号铁笛。元诗人，绍兴人。

(24)池田桃川（1889—1935），汉学家。

(25)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清末湘军将领，衡阳人。

(26)本乡曙町，东京地名。

(27)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称紫阳，宋代大儒。

(28)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清诗人，书家。有《东洲草堂诗钞》等。

(29)孙君泽，号子潇，元代画家。

(30)1796—1850年间。其时著名诗人龚自珍、舒位等人创“新体”，为时所称。

(31)恽格（1633—1690），字寿平，号南田、白云外史。江苏人，清初画家，诗书画俱长，尤擅没骨花鸟。清六家之一。

(32)《西湖佳话》，十六卷，古吴墨浪子辑，成书年代不详，传入日本较早。

(33)指油条。

(34)原文用繁体字“塊”，恐为“鬼”之讹。

(35)宗方小太郎（1864—1923），曾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后在上海设东方通讯社，并参与同文书院的创建。

(36)井伊直弼（1815—1860），江户末期大老（最高行政官），因将军继承人问题与水户藩对立，并未获敕许即与外国缔约，镇压反对派，后遭暗杀。

(37)乃木希典（1849—1912），帝国主义军人，日俄战争的“英雄”，明治天皇驾崩时与夫人自杀殉死。

(38)《将军》发表于《改造》1922年1月号，因明显地讽刺了乃木希典，招致当局不快。

(39)景星杓（1652—1720），字亭北，清代学者。

(40)武林磐雄（1880—1962），又名盛一，号无想庵，小说家。

(41)押川方存（1876—1914），号春浪，以“军事爱国冒险未来小说”出名。

(42)旅顺海战，指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联合舰队与俄国旅顺舰队之间的海战。

(43)小宫丰隆（1884—1966），作家，芥川的前辈友人。

(44)南部修太郎（1892—1936），小说家。与芥川有师徒之谊。

(45)花邸，东京浅草的游乐场，今犹存。

(46)指当时浅草的凌云阁，十二层，砖造。

(47)箱根，在神奈川县，为风景胜地。

(48)丰岛与志雄（1890—1955），小说家，曾与芥川一起创刊同人杂志。

(49)当时东京市内染井（地名）设池养鱼，专供客人垂钓。

(50)小穴隆一（1891—1964），油画家，芥川密友。

(51)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乌目山人等，清初画家，擅山水。

(52)《圆机活法》，类书，二十四卷。明王世贞校订。分天文、时令、节序、地理等四十四门，载古典、故事、熟语、成句等，供作诗者参考。

(53)高野山，和歌山县内的古寺，真言宗总本山，据说由弘法大师（空海）开山。

(54)小杉未醒（1881—1964），号放庵，油画家。

(55)佐佐木茂索（1894—1964），小说家、记者，曾师事芥川。

(56)乌巢禅师（741—824），唐代禅宗高僧，追谥圆修禅师。

(57)编者注：中国伊斯兰教部分清真寺的别称，此处指杭州凤凰寺，是我国东南沿海四大清真古寺之一，始建于唐代。

(58)仲见世，浅草观音堂前的街道，甚窄，两边为各类小商店。

(59)心斋桥路，大阪的商业街，很繁华。

(60)岛田数雄（1866—1928），号太堂，时为《上海日报》主笔。

(61)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曾作为海军军官周游世界，作品富于异国情调，有以日本为题材的《菊子夫人》等。

(62)曲亭马琴（1767—1848），江户后期小说家，《南总里见八犬传》为其代表作。

(63)《神稻水浒传》，江户末期的连环画名作，岳高定高画。

(64)《本朝水浒传》，建部绫足作，1773年出版。

(65)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1475—1507），意大利政治家。为了统一意大利，不辞采取任何手段，被视为玩弄权术的政客典型。

(66)明治七年，即1874年。

(67)今关寿麿（1882—1970），汉学家。长年住在北京，曾任斋藤实的幕僚，重光葵的对华问题顾问。

(68)戈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西班牙画家。

(69)蝙蝠阿安，世话狂言《与话情浮名横栉》的主人公，因背上刺一大蝙蝠而得名。

(70)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杂志《层云》创刊，提倡无季题、自由律的新倾向俳句，被称作层云派。

(71)指谷崎润一郎。他曾于1918年来华旅行，回国后写了《苏州纪行》、《上海交游记》等游记。（编者注：收入本丛书《秦淮之夜》一册。）

(72)《吴越军谈》系描绘中国春秋时代吴越兴亡的小说，十八卷，大阪人清池以立作，成书于元禄年间（1688—1704）。

(73)谐吴音：“问问看。”

(74)日语中“问”发音同“门”，吴语亦然。

(75)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37—68），罗马皇帝。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据说是他为了寻求诗意（一说是为了制造镇压基督教的借口）而纵人放火的。

(76)不忍池，位于东京上野。

(77)疑或为王禹偁。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宋诗人，有《小畜集》。

(78)“八鸪”系谐音，原文为片假名，故有此问。

(79)《自然与人生》，德富芦花（1868—1927）的散文名作，1900年出版。

(80)《联芳楼记》，载明瞿佑（1341—1427）著《剪灯新话》卷一。故事舞台为吴郡即苏州，主人公为薛姓姐妹。

(81)岛根县松江市，日本著名水乡，市名系仿上海松江，芥川曾游之。

(82)敷岛，日本别称。此处指敷岛牌香烟。

(83)三越，日本的著名百货店。

(84)今东京大学医学院的旧称。芥川学生时代曾去参观过。

(85)日本人的肉食习惯，始于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的风潮，而食动物内脏，则是二战后的事了。

(86)铫子，千叶县铫子市，位于房总半岛顶端。

(87)葛饰，东京的一个区，当时是郊外。

(88)银座尾张町，今称银座四丁目，当时为东京最繁华的地区。

(89)太田道灌（1432—1486），室町时代的武将、歌人，江户城的创建人。

(90)《迷楼记》，宋传奇小说，又名《炀帝迷楼记》。旧题韩偓著，实出于宋人依托。

(91)《开河记》，宋传奇小说，又名《炀帝开河记》。旧题韩偓著，实出于宋人依托。

(92)江州，九江古称。但此时芥川尚未去九江，此处疑应为杭州（日语“江”、“杭”发音同）。

(93)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

(94)明星派，源于与谢野铁干（1873—1935）主编、于1900年创刊的杂志《明星》，这一派歌人又被称为“星堇派”，表现出浪漫主义风格。

(95)袈裟御前是《平家物语》中的美女，嫁与源渡为妻，失身于远藤盛远后自杀。盛远剃度出家，后称文觉上人。芥川曾以此为题材，写过小说《袈裟与盛远》。

(96)源为朝（1139—1170），著名武将。日本的旅馆往往挂出这种广告牌，声称名将曾在此留宿。

(97)“票”疑应为“标（標）”。查士标（1615—1698），明末清初诗人、画家。字二瞻，号梅壑散人、懒老。有《种书堂遗稿》。

(98)一坪约为3.2平方米。

(99)竖川，东京墨田区（原本所区）一河名，注入隅田川。

(100)柳桥，在今东京台东区，从前为烟花巷。

(101)疑指皮蛋。

(102)代地，东京地名，在今台东区藏前。

(103)未详。应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记者。

(104)指太平天国之乱，作者秉持的是正统史观。

(105)睿山，即比睿山，在滋贺县琵琶湖畔。

(106)平将门（？—940），平安中期起兵叛乱的武将。

(107)藤原纯友（？—941），平安中期的武将，与平将门同时在濑户内海起兵叛乱。

(108)以增加抵抗力来治病的疗法。

(109)大町桂月（1869—1925），文学家，晚年曾来华。

长江游记

前言

这是三年前去中国游行时，溯长江而上的纪行。在这瞬息万变的世间，三年前的纪行之类也许不足以唤起任何人的兴趣。然而人生行旅，但凡记忆，毕竟都是数年前的纪行。喜爱我的文章的读者诸君，请你们能否像对待“堀川保吉”(1)一样，对这一篇《长江》也略微垂之以青眼呢？

我在溯长江而上时，不断地怀念着日本。然而此刻在日本——炎暑难当的东京，则又怀念着汪洋浩渺的长江。长江么？不，不独长江。我还怀念芜湖、汉口、庐山松、洞庭波。喜爱我的文章的诸君，请你们能否像对待“堀川保吉”一样，对我这追忆癖也略微垂之以青眼呢？

一 芜湖

我同西村贞吉(2)一起漫步在芜湖街头。此地的街道也照例是终年不见阳光的石头路。两旁是银楼、酒栈之类，吊着业已看惯的招牌。在中国滞留已达一个半月的现在，当然丝毫不会觉得稀奇。加之每当独轮车经过时，车轴吱吱，响声大作，喧闹得令人头痛。我面色暗淡，不论西村说些什么话，总是含含糊糊地爱理不理。

西村为了招邀我，一连寄了好几封信到上海来。尤其是抵达芜湖的当夜，又是专程派小汽轮前来迎客，又是设欢迎宴款待，竭尽亲切之能事——然而由于我所乘坐的凤阳号从浦口起航晚点的缘故，他的这番美意悉尽付诸了东流。不唯如此，在他的公司宿舍唐家花园安顿下来之后，又在饮食、穿着、寝具上，百般予以照顾，念之唯有惶恐不安而已。如此观之，为了这位东道主，在芜湖的两天逗留也非得过得称心如意不可。然而我这绅士式的礼让，却在一睹西村那寒蝉也似的尊容之后，忽地消失得无踪无影了。这并非西村之罪，而是使用“小子、老子”取代“你、我”的、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之罪。否则当面对在大街中央撒尿的猪猡时，我就绝不会那般公然地表示不快，而会更有所节制，深藏不露。

“这儿很无聊嘛，芜湖这地方。不对不对，不只一个芜湖啊，老子对中国已经厌倦之至。”

“因为你小子太少年成老啦，中国也许和你小子性格不合。”

西村虽然精通洋文，日语却甚为生硬。将“少年老成”说成“少年成老”，“鸡冠子”说成“鸡子冠”，“皮夹子”说成“夹皮子”，“一往无前”说成“一无前往”……这类将日语说错的例子，此外还多得不胜枚举。不过我可不是专程来教他日语的，所以仅仅做出一脸苦相，并不置一词，继续迈步向前。

于是路幅稍宽的大街上，出现了陈列着女人照片的人家。屋前，五六个闲汉盯着照片上的女人脸看，悄声说着什么。我问道：这是什么？答曰：济良所。济良所并非教养院，而是保护自由废业的妓女的地方。

大致游览完市容后，西村将我领到叫作倚陶轩，一名大花园的酒楼。据说此处原是李鸿章的别庄。可是迈进园内时的感觉，与洪水退去后的向岛(3)一带绝无二致。花木稀少，土地荒芜，“陶塘”的水也污浊不堪，屋内空空荡荡，一派几乎与酒楼毫无干系的光景。我们望着屋檐下的鹦鹉笼子，吃了顿果然只有味道极佳的中国菜。可是，从用膳那一刻起，我对中国的嫌恶情绪逐渐开始带点涌血冲头的味儿来。

当天夜里，在唐家花园的阳台上，我坐在和西村并排摆置的藤椅上，热心得到了可笑的程度，大肆说起中国的坏话来。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难道有一件可资自豪的作品吗？而且国民不问老幼，一味高唱太平乐。当然年轻一代中，或许可以看到一些活力。然而连他们的声音，也缺少足以在国民胸臆中唤起回响的极大热情，这也是事实。我不爱中国，即使想爱也爱不起来。在目睹了这种全民性的腐败之后，却依然能够爱中国的，倘不是颓唐至极的“散色利私佗”(4)，便是浅薄的中国趣味的盲目憧憬者。不然！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尚未心智昏瞀，就一定会比我们这些一介匆匆过客更其不堪厌恶之情……

我滔滔不绝地夸夸其谈。阳台外，槐树梢头静静地笼罩着月光。这槐树梢后，远方粉壁纵横的街市尽头，一定就是长江水。江水滚滚流向天际，那里有赫恩(5)梦魂萦绕、蓬莱仙境般地令人怀念的日本列岛。啊，我想回日本。

“你小子不是随时都可以回去的么？”

受到乡愁感染的西村，望着在月光下翩翩徘徊的硕大飞蛾，几乎自言自语般地这样说道。我的逗留，任如何考虑，似乎都没为西村带来益处。

二 溯江

我一共坐过三艘溯江汽轮。从上海到芜湖是凤阳号，自芜湖至九江系南阳号，由九江去武汉为大安号。乘坐凤阳号时，曾和一位伟大的丹麦人同船。此君名叫芦丝，洋文写作Roose。据说他已纵横中国二十多年，因此不妨将他想象为当世之马可·波罗。这位豪杰只要一有空，便捉住我或是同船的田中君，海阔天空地大谈特谈其如何征服二十几英尺长的蟒蛇的故事、广东盗侠蓝广生（究竟是哪三个汉字连芦丝氏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故事、河南直隶饥馑的故事、打虎猎豹的故事等等。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和一对同桌用餐的美国夫妇谈论东西两洋爱情观。这对美国夫妇，尤其是那位细君，仿佛西洋对东洋的侮蔑穿上了高跟鞋一般，是个甚为骄横的女人。依她的高见，中国人自不待言，连日本人也不知道“辣务”(6)为何物，他们的蒙昧令人垂怜。听了这些话，芦丝氏面对着一盘咖喱饭，猛然提出异议来。不对，爱为何物，即便东方人也是心领神会的。比如说四川有位少女——于是便鼓吹起其拿手的广见博闻来。那细君一面剥着香蕉皮，一边说道：不，那不是爱，不过是“屁涕”(7)罢了。那么再比如说日本东京的某位少女——于是芦丝氏不屈不挠地又开始举起实例来。最后，这位细君大约也终于怒上心头，突然站起身来，同夫君一起拂袖离席而去。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芦丝氏的表情。此公向我们这帮黄皮肤伙伴送来调皮的微笑，用食指敲敲额头，说了句什么“乃肉卖淫的”(8)之类。不巧的是这对美国夫妇在南京就下了船，倘如一直同船旅行的话，肯定还会掀起种种兴味悠长的波澜来。

在从芜湖起航的南阳号上，遇上了竹内栖凤(9)一行。栖凤氏也预定从九江下船登庐山，我与竹内家的公子——这么称呼似太可笑。“公子”自然是无疑的了，不过，兴许是过于亲密的缘故，总觉得称之为“公子”颇有点虚伪。

但总而言之，与这位公子逸(10)氏等人一起溯江而上，心情甚为愉快。不管怎么说，长江虽大，但毕竟不是海洋，因而既无左右摇晃，也无上下颠簸。船身劈开仿佛机器传动带似的流水，悠悠地向西航行。仅此一点，长江的旅行对易晕船的我而言，就足够是愉快的了。

江水一如前述，是近乎铁锈的黛赭色。不过，远方江水涯际，由于蓝天反射的效果，望去倒也不无钢蓝色的感觉。遐迩闻名的大木筏接二连三顺江而下。仅我自己，就亲眼目击过饲养着猪猡的筏子。由此看来，也许还会有把整个村落载于其上、巨大无朋的大木筏也未可知。而且名字虽叫木筏，但上面既有顶又有墙，其实是漂流在水上的房屋。据南阳号船长竹下氏(11)说，这些木筏上乘的都是云南贵州的土人。他们从遥远的山中，逐着万里浊流，优哉游哉地顺江而下。在安然抵达浙江、安徽等地的城镇后，再将扎成筏子的木材卖了换钱。其旅程，短的要五六个月，长的几乎要一年。离家时女人还仅仅是妻子，回家时却已经做了母亲。然而往来于长江之上的，当然并不仅限于这种木筏子之类原始时代的遗物。有一次还目睹一艘美国炮舰，对着由小汽船曳着的标靶，在进行实弹射击。

江面的宽阔，前面已有言及。可是由于江中有三角洲，当远离一边的江岸时，必然看得见另一边的草色。不独草色，还看得见水田中稻苗摇曳，看得见水牛茫然呆立，看得见杨柳直迫水际。青山当然也看见好几座。我在来中国之前，曾和小杉未醒氏交谈过，他在旅行注意事项中加入了这么一条：

“长江的水面很低，两岸却极高。所以得爬到高处去。船长坐的——那叫什么来着，不是很高的么？不上到那儿去，是看不远的。可那儿不让普通乘客上去。所以得糊弄好船长……”

因为是前辈高言，所以凤阳号也罢南阳号也罢，为了随心所欲地领略江上风光，我一直企图糊弄好船长。然而南阳号的竹下船长却在我尚未下手去糊弄他之前，先自热情地来邀请我去了船顶上的船长室。可是上去一看，风景却并无特别的变化。实际上，即使在甲板上，也可以无遮无拦地纵情观赏陆地的风景。我觉得不解，便向船长坦白了想糊弄他的企图，然后请教他何以会如此。于是船长笑了起来：

“那是因为小杉先生来的时候江水少的缘故。汉口一带水面的高低，夏天和冬天相差四十五六英尺呢。”

三 庐山（上）

嫩芽初吐的树枝上，吊着猪的尸骸。皮已剥去，头朝下后腿向上地吊着。为脂肪所裹蔽着的猪，周身雪白，令人不快。我望着它，心里想道：将猪倒吊起来到底有何乐趣呢？将猪吊起来的中国人也趣味低级，而被吊起来的猪也愚不可及。归根结蒂，恐怕哪儿也找不到比中国更无聊的国度了。

其间，很多苦力在准备我们的滑竿，吵嚷声大得令人无明火起。苦力中自然没有一个人长得像模像样，然而尤为面目狰狞的是苦力头。这位苦力头的草帽上卷着一道黑色的丝带，上面用白字写着洋文：Kuling Estate Head Coolie No(12)。从前享乐主义者马瑞乌斯(13)据说曾从玩蛇人所使唤的蛇脸上，感到了某种类似人的东西。而我却从这位苦力头的脸上感到了某种类似蛇的东西，益发觉得中国看不顺眼。

十分钟之后，我们一行八人坐在滑竿的藤椅里上下颠簸，爬上了满是乱石的山道。所谓一行，包括竹内栖凤氏一家老小，再加上大元洋行(14)的老板娘。滑竿坐上去要比想象的舒适。我将双腿长长地伸在滑竿的抬杆上，赏玩着庐山风光。这么写来似乎十分体面，但风光绝非奇绝，无非是在茂密的杂木丛中开着水晶花罢了，丝毫没有庐山的感觉。早知如此，何必渡海越洋，不如去爬爬箱根的旧道算了。

前日晚上，我在九江住了一宿，旅馆便是大元洋行。我躺在二楼，读着康白情的诗。于是从浔阳江畔泊着的中国船上，传来了类似三弦的乐声。这好歹让我产生了风流的感觉。可是次日早晨一看，尽管威风十足地号称浔阳江，却原来果然是条污水沟，所谓“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潇洒韵致根本无处可寻。江上一艘木壳军舰，仿佛征伐西乡时用过的一般(15)，奇模怪样的大炮张着大口，系在琵琶亭畔。惺惺之情姑且搁置一旁，我正在想象浪里白条张顺、黑旋风李逵今犹在否，眼前船篷之中，突然探出了一个丑恶之极的屁股，而那屁股竟大胆地——此话说出来实在有失斯文——对着河水悠然自得地出起恭来……

我胡思乱想着，不知几时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几十分钟过后，滑竿停下，我睁开了眼睛。只见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面险峻的斜坡，上面胡乱地堆出一道石阶。大元洋行的老板娘说明道：从这里起滑竿上不去了，请诸位下轿步行。我无奈，只得同竹内逸氏一道，开始爬起陡峭的长坡来。风景依然平凡无奇。唯有坡道的左右两侧，可以看见炎天飞浴着尘埃的野蔷薇而已。

一会儿在滑竿上颠簸，一会儿徒步登山，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到达牯岭时，已是下午一点钟了。而这避暑胜地的一角，和轻井泽(16)外围的僻地完全一般无二。而光秃秃的山脚下，中式灯具店、小酒栈之类东倒西歪，这景色比起轻井泽更要等而下之。环顾西洋人的别墅，式样别致可喜的一间也无。全都在炎炎烈日下，烘烤着涂着红漆或蓝漆的寒碜的铁皮屋顶。我一面拭着汗，一面心想，兴许是牯岭租界的开拓者、牧师爱德华·李德利(17)先生在中国待得久了，以致将判断美丑的能力丧失无遗了。

然而穿过了此处，面前显现出一片宽广的草原。盛开着的蓟花与除虫菊之间，水晶花也朵朵绽开。草原的尽头，有一户石垣环抱的红色小房子，背靠着怪石峋嶙的山峦，一面日章旗(18)翩翩招展。看到这面旗帜时，我想起了祖国——或者毋宁说，想起了祖国的米饭。因为这户人家就是将填饱我们辘辘饥肠的大元洋行分店。

四 庐山（下）

吃完了饭，陡然觉得寒气袭人，到底是海拔三千尺。庐山固然无聊，但这份五月的寒意却值得珍重。我坐在窗前的长沙发上，遥望着石山上的松树，总之对于庐山作为避暑地的价值，很乐意表达敬意。

这时飘然而进的，是大元洋行的老板。老板看上去已经年过五十，然而面色红润，显示出他是个精力充沛、毅力过人的活动家。我们以这位老板为伴，大谈起庐山来。老板颇为雄辩，也许雄辩得过分，甚而至于兴之所至，竟将白乐天的大名缩短为“白乐”，仅从这一点，便可想而知他是何等豪爽了。

“连香炉峰也有两个。这边这座是李白的香炉峰，那边那座是白乐天的香炉峰——这白乐的香炉峰，却是个一棵松树也不长的秃头山……”

大体就是这种风格。可这还算好的。香炉峰有两座，于我们而言毋宁更为便利。将原本独一无二的东西弄成两个，也许犯了无视专利权的罪。然而既然是已经有了两个的东西，纵然将它弄成三个，也算不得是非法行为。因此我立即将对面遥遥在望的那座山，算作了“我的香炉峰”。然而老板除了雄辩之外，还视庐山如恋人一般，满怀着热烈的眷恋。

“这座庐山吧，有五老峰、三叠泉等等许多古来名胜。既然要游览，任怎么短，也得一个礼拜，十来天更佳。最好是一个月，甚至半年。只不过冬天的话，山上有老虎出没……”

这种“热爱第二故乡之心”并不仅限于这位老板。侨居中国的日本人尽皆如此，个个一往情深。倘若有士人对访华旅行寄以愉快的期待，则哪怕不无遇上土匪的危险，也必须努力尊重他们的“热爱第二故乡之心”。上海的大马路有如巴黎。北京的文华殿也好比卢浮宫，赝画连一幅也没有。——非得如此表示钦佩不可。然而在庐山滞留一周，却远比单单表示钦佩要辛苦得多。我首先提心吊胆地向老板诉说自己的病弱，然后表示可能的话，希望最好明天早晨下山。

“明天就回去了么？那哪儿也看不成喽。”

主人半是悯怜、半是嘲讽地回答我道。可是，我还以为他已然彻底对我失去了信心，谁知他竟再次热心地劝道：“那么趁现在到这附近去看看。”连这也拒绝，简直比上山打虎更其危险。我无奈，只得随着竹内氏一行，出门去看并不想看的风景。

根据老板的说法，牯岭镇市街距此处仅仅一步之遥。然而实际上走起来一看，岂只是一步两步之遥。山路在茂密的野竹丛中蜿蜒逶迤，通向天边。不知何时，我感觉盔形帽底汗水滴滴下落，心中对这座天下名山的愤慨益发如火上浇油。名山、名画、名人、名文——但凡带“名”字的东西，都是将以自我为重的我们变成传统的奴隶的东西。未来派的画家们主张大胆破坏古典作品，破坏古典作品的同时，顺便把庐山也用炸药炸飞了才好。……

然而好不容易到那儿一看，只见在山风中呼啸的松林间，眼底岩石环抱的山谷里，红的黑的，无数屋顶错落有致，景致远比想象的赏心悦目。我坐在路旁，点燃了一支慎重珍藏在口袋里的日本的“敷岛”。可以看见斜挂着钩织窗帘的窗牖，还可以看见如茵的网球场。白乐的香炉峰姑且搁置不问，反正避暑胜地牯岭似乎是足以消得一夏的去处。我在竹内一行大步远去之后，犹自茫然地口衔香烟，俯看着人影依稀可见的家家户户的窗口，一边想起了留在东京的孩子(19)的面庞。

(1)芥川描写自己身边生活的小说的主人公都用这个名字。

(2)西村贞吉时在芜湖经商。

(3)向岛，在东京墨田区，面临隅田川，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曾发大水。

(4)“散色利私佗”，英文sensualist，肉欲主义者。

(5)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英国人，入日本国籍后更名小泉八云。

(6)“辣务”，英文love，即爱。

(7)“屁涕”，英文pity，即怜悯。

(8)“乃肉卖淫的”，英文narrow-minded，即心胸狭隘。

(9)竹内恒吉（1864—1942），号栖凤，日本画家。

(10)竹内逸（1891—1980），栖凤长子，评论家。

(11)《上海游记·十九》中写作“南阳号船长竹内氏”。

(12)英文“轱岭苦力头”。“NO”疑应为“N.O.”，即Number One。

(13)即Marius the Epicurean，英国作家W.H.Pater（1839—1894）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14)大元洋行，当时九江最大的日本旅馆，后改名为增田旅馆。

(15)明治十年（1877年），西乡隆盛因与当时的政府政见不合，起兵叛乱，被政府军镇压，史称西南战争。这里是说舰、炮原始。

(16)轻井泽是著名避暑地，在长野县。

(17)爱德华·李德利，英国传教士。光绪年间从清政府获取租借牯岭的权利。

(18)日本国旗，俗称“膏药旗”者即是。

(19)其时，芥川长子比吕志一岁。

北京日记抄

一 雍和宫

今日亦从中野江汉君(1)午际趋雍和宫一游。喇嘛寺等类，原略无兴味，否也，毋宁喇嘛寺等类，原嫌厌之至，然既为北京名胜，则固作游记之须，纵于情理，亦不可不前往一观。仆之辛苦，唯自知也。

遂乘人力车而往，车微污。至门前，果大伽蓝也。然则所谓大伽蓝者，莫不有一大殿，而此喇嘛寺则非。永佑殿、绥成殿、天王殿、法轮殿，众殿攒集，犹大户群居也。与日本寺舍异，屋顶为黄色，壁赤，台阶用大理石。且有石狮、青铜惜字塔（中土人尊崇文字，故凡书有文字之纸，拾之皆投于此塔中。此中野君之说明。即视之为不无艺术性之青铜废纸篓可也）、乾隆帝御碑，要之，近于庄严也。

第六所东配殿，有木雕欢喜佛四体，与堂守银币一枚，则启绣幔示之。佛皆蓝面赤发，背生手臂无算，以无数人头为颈饰，丑恶无匹之怪物也。欢喜佛之第一号，跨一马，炎口衔一小人，其马披人皮。第二号，足踏一女，其女象首人身。第三号，立淫一女。第四号——仆最敬服者，即此第四号也。第四号立牛背之上，一女仰卧，其牛僭分，竟就而淫之。然是等欢喜佛甚少色情肉感，惟与人残酷之好奇心以满足感耳。欢喜佛之第四号邻，有一木雕大熊，口半启。仆问熊之因缘，曰或乃某种象征。熊前武人二（蓝面而执枪，枪着黑毛），后伴小熊二匹。

其次忆为宁阿殿。闻乐，声如馄饨肆之唢呐。窥觇之，见喇嘛僧二，各执怪异喇叭而吹奏之。喇嘛僧者，皆戴三角帽，帽上缀毛，或黄，或赤，或紫，固不无画趣矣，然视之多类恶党。稍感几分好意者，惟此二吹喇叭者而已。

其后，又从中野君行于石径之上。万福殿前楼上，一堂守探首，以手招曰，上来。梯窄，上，见此处亦有佛，蔽之以幕。堂守不轻启幕，但出其手，示意索值二十钱。遂以二十钱妥协。展幕拜观，亦怪物也，各生蓝面、白面、黄面、马面；并生手臂无算（或执弓斧，或执人首人臂），右脚为鸟足，左脚为兽足，颇类狂人画。然非预期之欢喜佛也。（唯此怪物足下踏二人。）中野君即瞋目曰：“尔诳也。”堂守大狼狈，频呼：“有此物，有此物。”“此物”者，蓝色阳物也。隆隆一具，不生子承祧，徒为堂守赚驭烟草钱乎。悲夫，喇嘛佛之阳物也。

喇嘛寺前，有喇嘛画师店七间。画师总数三十余人，云皆来自西藏。入一店，曰恒丰号，购喇嘛佛画数枚。此画据云一年可售一万二三千元，喇嘛画师之收入亦不可小觑也。

二 辜鸿铭先生

访辜鸿铭先生。佣役引入一厅堂，素壁悬以石印画轴，地铺草席。虽恐有南京虫(2)，然不失萧散可爱。

待之未足一分，有一老人，目光炯炯，排闼而入，口操英语，曰：“欢迎，请坐。”即辜鸿铭先生也。辫发花白，着白色大褂儿。因鼻尺寸短，故容颜略似蝙蝠。先生与仆语，几上置白纸数页，手捉铅笔书汉字如飞，口中操英吉利语不绝。于耳不敏如仆者，诚便利之会话法也。

先生南生于福建，西学于英格兰之爱丁堡，东娶日本妇人，北居北京之城，是以号东西南北人。英语自不待言，据云尚通德意志语法兰西语。然异于“洋枪匿斯”(3)，不膜拜西洋文明。痛骂基督教、共和政体、机械万能之余，见仆所着之中式服，曰：“君不着洋装，可佩也。唯憾无辫发。”与先生谈约三十分，忽有一八九岁少女，含羞入厅堂来。盖先生之女公子也。（夫人已入鬼籍。）先生手抚女公子肩，以中国语附耳数言，女公子即启小口诵曰：“一劳哈尼好埃道七利奴鲁奥哇卡……”(4)当系夫人生前所授。先生颇满足，微笑视之。仆略感伤，唯凝望女公子而已。

女公子去后，先生又为仆论段论吴(5)，并为仆论托尔斯泰。（据云托尔斯泰曾致书先生。）先生议论风发，气宇轩昂，目光益发如炬，容颜益发似蝙蝠。仆欲去沪时，钟斯执仆手曰：“紫禁城不看亦可，勿忘见辜鸿铭。”仆亦感于先生所论，问曰：何以先生慨于时事而不欲关与时事乎？先生答一语，甚速。仆未悟，因请曰：“能再告否？”先生恨恨然，奋笔大书曰：“老、老、老、老、老……”

一小时后，辞别先生第，步回东单牌楼旅邸。微风。合欢花开，夹道成荫。夕阳斜照仆中式服。而先生有似蝙蝠之容颜，犹徘徊于仆之眼前不去。仆步入大街，回首看先生第门。——先生，幸勿咎也。仆未嗟叹先生之老，先自赞美尚年少有为之自身幸福焉。

三 什刹海

中野江汉君引仆所至者，非尽如北海、万寿山，或如天坛类，人皆所游者也。举凡文天祥祠，杨椒山(6)故宅，白云观，永乐大钟（此钟半埋土中，实已渐被用作公共便所），悉皆赖中野君导引而得以一见者也。然最为有趣者，当为今日从中野所去之什刹海游园焉。

虽称游园，然并无庭院。唯有一大莲池，四围有茶屋，张以苇箔。另有一轩，高悬看板，展示刺猬、大蝙蝠。仆等入一茶屋，中野君命玫瑰露，仆啜中国茶，坐二小时许。或问：何事乐如此？曰：无他，唯看人乐也。

菡萏未开。绕岸杨柳荫下，前后茶屋之中，或见一叟口衔水烟袋，少女头结双丫髻。或见一道士，与兵卒闲话。老姬市杏，争值不已。货人丹（非仁丹也）者，巡查，着西服之少年绅士，满州旗人之细君……数不胜数，宛然如处中土浮世绘中。尤其旗人细君，头顶一物，黑色，未解布制乎抑纸制乎；鬟耶冠耶，未之审也；颊涂红，古风依然，不可言说。互致礼，屈膝而不弯腰，右手笔直垂地，奇体然优雅有趣。忽思赏菊御宴，洛蒂见日本宫女而奇之，觉魅力难当，诚可谅也。仆亦受魅惑，几欲向旗人细君行满州礼，道“你好”。然终未屈从于魅惑，至少于中村君堪谓幸甚矣。顾我等所入茶屋，室中隔之以圆木一，男女断不许同席。父携女同来者，则置女于对侧，己坐此侧，越圆木食之以果。其严若此，倘仆敬服之余，误向旗人细君行礼，恐将立以扰乱风俗获罪，被送至警察。中国人之形式主义，诚可谓彻底之至矣。

仆语之中野君。中野君一口饮尽玫瑰露，徐答曰：“此诚可惊也。有环城铁道，是矣，即火车而绕城墙走之者。筑此铁道，线路一部过城内。因言，如此则非环城铁道，竟于彼处特另筑一墙内之墙。形式主义不可不谓盛矣。”

四 蝴蝶梦

波多野君、松本君并辻听花先生，邀仆观昆曲。京调戏曲自上海以来，屡有所观，昆曲则初见也。循例仍劳人力车，穿逾狭街数重，方至一戏楼，号同乐茶园。砖门颇旧。上贴纸单，红底金字。入门内——虽已“入门内”，然犹未购戏票。看客悠然径入其内，听戏数分后，引座者前来索值，彼时讨之以所定金额即可，此中土戏楼之常也。波多野君曰，尚不知剧情有趣否，即先付戏值者，未之可也。曰此乃中土之伦理。于我等看客，诚便利之制度也。入砖门，见座椅成排，看客杂然而坐，与他处无异。非也，比之昨日观梅兰芳、杨小楼之东安市场吉祥茶园，甚至前日观余叔岩、尚小云之前门外三庆园，尤显龌龊。蹀躞过看客人众后，欲上二楼客席，见一酡颜醉叟，辫发盘头，以鳖甲簪簪之，手执芭蕉扇，蹒跚低回。波多野君耳语仆曰：“此翁即樊樊山(7)也。”仆忽生敬意，伫立于梯阶中段，凝望老诗人多时。遥思当年醉李白云云——由是观之，文学青年之感性，至少于国际上，尚残存于仆心内与？

二楼客席内，辻听花先生先于仆等已至。翁蓄疏髯，着立领洋装。先生乃戏通中之戏通，中国伶人中亦有拜先生为父者，由此可知也。扬州盐务官高洲太吉氏尝云，前有马可·波罗，后有高洲太吉，不可一世。外国人居北京，而为戏通者，前后唯听花散人一人而已矣。仆以先生为左邻，以波多野（波多野君亦《中国剧五百番》之著者也）为右舍，居中端坐，手中虽无《缀白裘》两帙，然今日应可称具半个行家资格焉。（后记：辻听花先生著有汉文《中国剧》，系顺天时报(8)社出版。仆将去北京时，仄闻先生尚著有邦文(9)《中国戏剧》(10)，遂请命携稿经朝鲜归东京，荐之与二三书肆。书肆皆愚而不纳仆言。然天惩此愚。此书今由中国风俗研究会(11)出版。顺此广而告之云尔。）

乃点火于雪茄，俯瞰戏楼。见舞台正面缎帐低垂，台前绕之以栏，与他处戏楼无异。一优伶扮猿猴立于彼处，咿呀作讴，舞棍如转轮。征之戏单，书曰《火焰山》。毋庸赘言，此猴非常之猴，乃仆少时即尊敬之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悟空近处，又有一大汉，不着衣裳、不施粉黛，挥舞一大团扇，约三尺余，向悟空送风不绝。颇不类罗刹女，疑或即牛魔王焉。暗问波多野君，答曰此人乃佣役耳，仅为俳优扇凉，以代扇风机云。牛魔王早已战败，逃入后台焉。悟空亦于数分后，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实为悠悠然阔步向鬼门道退却而去。所憾者，因感服樊樊山，火焰山下大战未得观之也。

继《火焰山》，其次为《蝴蝶梦》。身着道服漫然闲步于舞台者，《蝴蝶梦》之主人公庄子也。庄子乃一大目美男，其旁喋喋喃喃与之语者，即此哲学家之细君也。至此，皆可一目了然。然另有二童子时时出现于舞台，则不明何所象征焉。“渠等庄子之子乎？”仆再度烦劳波多野君。波多野君不禁哑然，答曰：“渠等即彼蝴蝶是也。”然任如何偏袒，亦绝非蝴蝶。时维六月，或乃请扑火蛾李代桃僵耶？唯此剧梗概，仆先刻已知，故于登场人物亦非全似盲人摸象。非也，迄今仆所观中国戏曲六十有余，以此剧为最有趣者，乃事实焉。按《蝴蝶梦》者，谓庄子亦如世间所有贤者，心疑其妇，故借道术假死，欲以试妇之贞。妇叹庄子之死，缞绖哀号，而楚公子来吊……

“好！”

发此大声者，辻听花先生也。仆固非不惯于叫“好”之声者也，然未尝闻有特色者如先生之“好”矣。若求匹于古今，则长坂桥头，张飞横丈八蛇矛一声大喝，庶乎近焉。仆罔然视之，先生以手指壁曰：“君见彼处所悬之札乎？曰：不许怪声叫好云尔。怪声者则不可。如余之‘好’则可矣。”大哉安纳托尔·法郎士，君之印象批评论诚真理也。怪声与不怪之声，不可以客观标准律之。仆等所视为怪声者——然此等议论姑让与他日，且再回归《蝴蝶梦》。楚公子来吊，妇忽移情公子，至忘庄子焉。非独忘也。公子急发病，及知非食人脑无策免死，竟挥斧破棺，欲取庄子脑髓。然公子原来乃一蝴蝶，忽然飞去天外。妇不惟再婚不得，且终为庄子所惨淡申斥。为天下妇女计，诚当谓可怜万分之讽刺剧也。——如此似写剧评，实则仆甚至不明昆曲之所以为昆曲，但觉不似京调剧奢华耳。波多野君亲切为仆解说，曰：“梆子乃秦腔。”然毕竟念佛马耳，唯自叹可悲而已矣。另，略记仆所观《蝴蝶梦》角色如下：庄子妻——韩世昌，庄子——陶显亭，楚公子——马凤彩，老蝴蝶——陈荣会，等。

《蝴蝶梦》观毕，向辻听花先生道谢后，与波多野君、松本君命驾回逆旅。见新月悬天，街道喧嘈。新时代女子携洋装绅士臂，招摇过市。彼辈即倘必要，便忽——纵毋庸挥斧，恐将用锐利胜于斧之一笑，径取夫君脑髓者耶？思作《蝴蝶梦》之士人，想古人厌世之贞操观，所费于同乐园二楼客席之数小时，似未必徒劳也。

五 名胜

万寿山 驱车至万寿山，途中风光可爱。然万寿山宫殿泉石，足见西太后趣味之庸俗。柳垂池边，有一大理石画舫，甚丑恶。此亦评价颇高云。石船尚可感叹，铁造之军舰岂不可卒倒乎？

玉泉山 山上有废塔。踞塔而俯瞰北京郊外，景好胜万寿山数等。惟取此山泉水所造汽水，更好于美景亦未可知也。

白云观 洪太尉石碣一开，走一百单八魔君者，疑即此之谓也。灵官殿、玉皇殿、四御殿等，皆金碧辉煌于槐树、合欢中。顺途觇厨于葡萄架后。此亦非世间寻常之厨也。“云厨宝鼎”额左右，悬金字联曰：“勺水共饮蓬莱客，粒米同餐羽士家。”但道士不敌时势，矻矻运炭焉。

天宁寺 此寺塔为隋文帝所建，惟今塔乃乾隆二十年重修也。塔叠绿瓦一十三层，屋缘白，塔壁赤。——如此道来似颇绮丽，实则荒废不堪看。寺舍已圮毁，但见紫燕乱飞耳。

松筠庵 杨椒山故宅也。谓之故宅，似甚风流，实在邮局侧，且入口置一君子自重之便壶，不雅亦甚矣。敷瓦，堆岩，庭前有谏草亭。庭多盆栽紫萼。椒山“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碑，今化作灯台，亦滑稽也。后生诚可畏，椒山知此语之意否？

谢文节公(12)祠 此祠亦在外右四区警察署第一半日学校门内，惟不明孰为家主。薇香堂中有叠山木像，像前有纸锡、玻璃灯笼等物，余但尘埃满堂耳。

窑台 三门阁下昼寝者众。芦荻满目。中野君说明曰：北京苦力炎暑之季皆赴外省觅活，其间苦力之妻则于芦荻中卖淫云。谓时价一毛五分内外。

陶然亭 仰见古刹“慈悲净林”匾，然此等物不足论也。陶然亭天井系编竹而成，窗张绿纱且障子似护窗，？字纹，上掀，简素可爱。食名产素斋。忽闻鸟语频频，自天上来。因问侍者何物哉？答曰：请听少顷，便知乃郭公云尔。

文天祥祠 在京师府立第十八国民高等小学校邻。堂内安置以木像并宋丞相信国公文公之神位。余亦惟见尘埃漠漠耳。堂前有大榆树。倘杜少陵，或当作《老榆行》乎？仆固连一发句亦未得。英雄之死，一度足矣，二度之死则过堪怜。应知诗兴到底不生者也。

永安寺 此寺善因殿被消防队用作瞭望台。衔雪茄立于殿上，紫禁城之黄瓦、天宁寺塔、美国电线杆等，历历皆可指呼。

北海 柳、燕、莲池。面此者，黄瓦丹壁，乃大清皇帝之小宅也。

天坛、地坛、先农坛 皆大理石坛，大。坛上惟萋萋芳草丛生而已。步出天坛外广场，忽闻枪声一响。因问：何哉？答曰：死刑也。

紫禁城 此乃梦魇耳。比夜天犹大梦魇耳。

(1)中野吉三郎（1889—1950），号江汉，汉学家，著有《北京繁昌记》等。

(2)南京虫，指臭虫。

(3)“洋枪匿斯”，Young Chinese，中国的青年一代。

(4)《伊吕波歌》的前两行。《伊吕波歌》系从前日本记忆假名的习字歌，由四十七个不同假名编成。

(5)段指段祺瑞，吴指吴佩孚。

(6)杨景盛（1515—1555），字仲芳，号椒山，明忠臣。因奏请远奸臣严嵩，被明世祖赐死。

(7)樊增祥（1846—1931），近代诗人。字嘉父，号云门，又号樊山，别署天琴老人，身云居士。

(8)日本人出版的中文报纸。1901年10月在北京创刊，初名《燕京时报》。1930年3月26日停刊。

(9)指日文。

(10)上下二册，1923年中国风俗研究会刊行。

(11)以中野江汉为中心，计划月出一书，但出六篇后解散。

(12)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诗人。宋末忠臣，抗元，兵败，不屈饿死，谥文节公。

杂信一束

一 欧罗巴式的汉口

这水洼里倒映着的英吉利国旗的鲜明色彩——噢噢，差点儿叫洋车儿撞了。

二 中国式的汉口

彩票与麻将牌之间，夕阳火红地照着碎石路。走在其上，我从盔形帽的帽檐下突然感受到汉口的夏日——

暑气盛满篮，巴旦杏欲燃。

三 黄鹤楼

名叫甘棠酒茶楼的红砖建造的茶馆，唤作惟精显真楼、同样是红砖建筑的照相馆——舍此别无可观。固然，隔着眼底栉比鳞次的瓦屋顶，远处黛赭色的长江，唯有翻飞的浪花是雪白的。江对岸，远方是大别山，山顶有两三株树，还有粉壁环绕、小巧玲珑的禹庙。

我：鹦鹉洲呢？

宇都宫(1)：那左手里看得见的就是。不过现在成了煞风景的木材堆放场。

四 古琴台

一个留着前刘海的雏妓，手执桃红色扇子，倚着面临月湖的栏杆，瞩眺阴霾密布下的水面，疏落的芦苇与荷叶背后阴霾密布下黑黢黢的水面。

五 洞庭湖

洞庭湖虽然号称为湖，但并非始终有水。除去夏季，平时不过是在淤泥田中流过一条河道而已。——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高出水面三尺多，立着一株长满枯枝的黑松。

六 长沙

在大街上执行死刑的城市。伤寒与疟疾流行的城市。水声可闻的城市。入夜后石板路面依然暑热蒸人的城市。甚至连鸡也恫吓我，呐喊着“芥川先生！”的城市……

七 学校

参观长沙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附属高等小学。一个长着古今罕见的苦脸的青年教师为我们领路。女学生们为了排日，一律不使用铅笔，因而在桌上摆好笔砚，来做代数几何。想顺便参观一下宿舍，遂委托年轻的翻译代为交涉。谁知教师苦脸益发地苦，曰：“这个我们不能遵命。因为几天之前刚发生过五六个大兵闯入宿舍强奸学生的事件！”

八 京汉铁路

好像这卧铺车单单锁上门是无济于事的，皮箱也随手倚在身边为佳。好啦，这样的话就算是遇上土匪——等一等，遇上土匪时，可不可以不付小费？

九 郑州

街头的大柳树枝上，坠着两根辫子。而这辫子上每根都像穿着玻璃珠子似的，缀着无数的苍蝇。因腐烂而坠落到地上去的罪人首级，也许已经被狗吃掉了。

十 洛阳

客栈的窗户，透过？字纹窗格子，可以看到柠檬色的天空。大量麦尘遮云蔽日的天空。

童子眠孤台，麦尘入梦来。

十一 龙门

在泛着黑光的墙壁上，至今犹在恭恭敬敬地礼拜佛祖的唐朝男女们，是何等之端丽！

十二 黄河

在火车渡过黄河之际，我所享用的东西试列举如下：茶两碗、枣六颗、前门牌香烟三根、卡莱尔(2)《法国革命史》两页半，此外——杀死了十一只苍蝇！

十三 北京

环抱紫禁城黄色玻璃瓦的合欢与槐树的大森林。——是谁，把这森林称作都市的？

十四 前门

我：咦，飞机在飞！没想到你居然还如此时髦？北京：哪里哪里。请你看看这座前门。

十五 监狱

参观京师第二监狱。一个无期徒刑的囚人正在拼造玩具人力车。

十六 万里长城

一览居庸关、弹琴峡等之后，攀登万里长城时，一个乞食童子从我们背后追上来，手指苍茫山峦说：“蒙古！蒙古！”然而不用查地图也知道此话不实。为了得到一片铜钱而利用我们《十八史略》式的浪漫主义，诚不愧为老大之国的乞丐，让人无语钦佩。但在城墙之间看见了薄雪草，顿觉此身已临塞外。

十七 石佛寺

从艺术能量的洪水之中，几朵石莲花发出欢喜之声。仅仅聆听这歌声——这简直是玩命。且让我喘一口气。

十八 天津

我：走在这西洋风格的城市，便会莫名地频生乡愁。

西村：您孩子是一个人吗？

我：不，我不是说日本。我是想回北京。

十九 奉天

正值日暮黄昏，看到火车站走过四五十个日本人时，我差点儿就要赞成黄祸论(3)了。

二十 南满铁路

匍匐在高粱根上的一只蜈蚣。

(1)宇都宫五郎，时供职于汉口的日资武林洋行，在武汉曾为芥川导游。

(2)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批评家，史学家。名著《法国革命史》出版于1837年。

(3)指德皇威廉二世于1895年提出的黄色人种将称霸世界的论调。

译后记

《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1892—1927）著，1925年11月3日由改造社出版于东京，正文共265页。全篇共由《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五部分构成。其中《上海游记》系归国后立即动手写作，连载于《大阪每日新闻》（1921年8月至9月）。大约三个月后，《江南游记》开始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1922年1月至2月），这两篇游记占了全书约九成的分量。《长江游记》则在事隔三年之后执笔，发表于《女性》杂志1924年9月号，但未得完成。《北京日记抄》最初刊载于1925年6月号《改造》杂志，而《杂信一束》则是初次公开发表。

在日本作家中，芥川龙之介相对而言，是较为海内读书界所熟悉的名字。他的不少作品都被译成了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芥川生于1892年，其成长期恰与日本教育制度的变革期相重叠，可以说是尚注重汉学修养的教育制度培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因此芥川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相当深厚，这在《中国游记》中也随处有所表现。他还能作汉诗，并且也曾取材于《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写过七个短篇小说。而且他的西文水平也颇高，毕业于东京帝大英文系，来华时在北京会见过胡适，连留美多年的胡适也在日记中称赞芥川英文说得流利。此外芥川还能阅读德文和法文。

1918年2月芥川辞去教职，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友，翌年3月成为正式社员，无须出勤，但却按月领取薪水130元，稿费另付；条件是可以随意在任何杂志上发表作品，但报纸只能以《大阪每日新闻》为唯一的发表媒介。芥川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1921年年初，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以海外视察员身份访华。访问中国，本是芥川的多年夙愿，早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他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露过这一心愿。3月19日，芥川离开东京，预定取道九州的门司港登舟，泛海来华。其实他数日前偶染风寒，至18号仍尚未痊愈。但芥川访华心切，抱病出征。结果在车中感冒复发，高热不退，无奈只得在大阪下车，疗养了一个星期后，再度登程，28日在门司（今北九州市）搭乘筑后号，30日午后抵达上海，开始了长达120余日的漫游。但在上海旋又旧病复发，4月1日被诊断为干性肋膜炎，当即住进日本医师开设的里见医院，蛰居了三周，直到21日方病瘥出院。出师不利、病魔缠身，对芥川的情绪自然会有所影响；加之他尽管熟悉汉籍，对中国的现实却不甚了了。而期望越高，面对现实的落差时，失望也势必就越大。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于阅读、理解《中国游记》会有所帮助。

芥川龙之介是位著名的美文家，一部《中国游记》便充分表现了他刻意求工、别出机杼，不肯落前人窠臼的风格。在这部游记中，芥川力避平铺直叙的呆滞、俗套，运用了对话（上海游记·十二，江南游记·十九、二十），书信（上海游记·十四、江南游记·十二），戏剧（上海游记·二十），手记（上海游记·十八、江南游记·二十）等多种体裁，跌宕多姿，变幻有致，读来颇觉新颖。而在文体上，《北京日记抄》的全文，以及《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的部分章节，则又有意采用拟古文体写成，即基本上是文言文的形式，词汇上却间或使用一些现代语汇，与整体的口语文体形成奇妙的反差，酿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为了再现原著的风格，译者在移译时，也做了一些努力，试图表现芥川语言与体裁的变化；对拟古体的部分，也尝试用文言译出。但毕竟功力不逮，每每弄巧成拙、不尽人意，还请大方不吝赐教。

施小炜

1998年9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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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之夜

谷崎润一郎 著

徐静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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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之夜

谷崎润一郎 著　徐静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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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9787533950224

目　录

1. 总序

2. 中国旅行

3. 南京夫子庙

4. 秦淮之夜

5. 《苏州纪行》小序

6. 苏州纪行

7. 中国观剧记

8. 西湖之月

9. 庐山日记

10. 中国的菜肴

11. 中国趣味

12. 上海见闻录

13. 上海交游记

14. 译后记

总序

施小炜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 de Itinere Gal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écriture）来实现的。

闲话休提。游记的历史便是这般地古老——尽管我们不敢也不必武断地强辩《高卢游记》，不不，《高卢战记》便是游记的起点。曲园居士俞樾在为东国文士竹添进一郎（井井居士）《栈云峡雨日记》所撰的序文中说：“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然止记登岱一事耳。至唐李习之《南行记》、宋欧阳永叔《于役志》，则山程水驿，次第而书，遂成文家一体。”主张中国的游记始于东汉，成于唐宋。然而游记的最盛期，无疑是在人类迈入了科学技术神速进步的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交通手段的发达，使得从前被目为难于登天的畏途变成了坦途，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异域间的往来费时减少，为游记的繁盛预备了物质基础。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访华游记则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日本人的来华留学、经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大举问世，却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仅仅是东京的东洋文库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而这据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至于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写下了多少这类书籍，其总数迄今仍无确切统计。访华游记的作者群，除却文人学者之外，还包括了教师、学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军人、政客，纭纭纷纷，鱼龙混杂。有的是匆匆过客，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的则是“此间乐，不思蜀”，长期体验长期观察。既有寻幽探胜，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访朋拜友，评骘人事、政治。沉湎于怀古幽情，凭吊古迹、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于民风世情，将视点照准当代社会变迁者亦有之。诸体咸备，蔚为壮观。

游记可以说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记录。“来”和“看”，是游记的原料积累，而“写”，则是游记的生产行为。作者从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来到一个于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间，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人、许多物、许多事，有的似曾相识，有的令他惊异，所有这一切一一都会引起他的感慨与思索。而他之所以会在面对种种所见所闻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乃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着。映入眼帘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参照系上，他据此做出价值的判断，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纳，或嗤之以鼻。这个参照系，是他长期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的那个环境、那个文化、那个传统在他不知不觉之中赋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一参照系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它。换句话说，向游记——其实不独游记——期冀客观，不啻缘木求鱼。但凡被记录下来的，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这一行为，正是一种主观活动。哪怕写的是风景，是一座建筑，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经过了作者的双眼甄别，经过了他心中的参照系过滤过的；而他的双眼本是教育的产物，则那个参照系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缩。

因此，我们移译介绍日本人所写的访华游记，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首先，阅读这些游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或者说作者眼中所见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应当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面对的是哈哈镜，我们也可以从变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优点，增进对自己的信心；或发现被夸张了的缺点，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脚踵（Achilles’heel）的所在，从而思谋自强自卫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经十分流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那便是：“忘记了过去便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抹消的，因为它并不因为我们无视它便不存在，而今天与明天其实也无非是历史的进行时与将来时。

其次，阅读这些游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认识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为如前所述，观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总会从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身上反射回来，将他自己投影在阅读的地平线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无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游记里。而从社会历史的见地去看，这些游记可以说从普通庶民的个人层面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以及周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

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这样一种实用性的认识功能，则势必使游记萎缩成为单纯的历史资料。而其实，不言而喻，游记更应该是文学。虽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翻译教科书。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卷帙繁多的游记文字中，我们将焦点聚集在了以著述为职业的文人们的作品上。此次移译的几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而他们的文字，或隽永或犀利，很有可读性。

《禹域鸿爪》的作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年生于日本东北部秋田县的一个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十五岁时，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以汉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欢迎当时的日皇明治，文辞华美，令满座震惊，被誉为“名文”。但因家境败落，学业难以为继，只得就读于免除学费的秋田师范学校。由于成绩优秀，按规定应学四年的课程，他仅用了两年便全部读完。毕业后，尽义务做了两年小学教员，还毕学费的债，他便“雄飞”到了东京，做过记者，当过政界人物的秘书，1897年赴其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又在当时的媒体巨子《万朝报》和《朝日新闻》供职。1907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但因学历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据说当时的风气是，倘非大学毕业的学士，纵是孔老夫子也无资格去做大学教授），两年之后方被任命为教授。由于他和狩野直喜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京都大学终于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圣地，在国际汉学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湖南生前曾多次来华访游，而《禹域鸿爪记》(1)乃首次访华归国后写就，1900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

内藤湖南于1899年9月5日从神户登舟，经芝罘入境，旋又买舟北上，在大沽登岸，游天津、北京后，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陆后游览了杭州、苏州，再从上海溯江而上，游历了武汉、南京之后再度返回上海，泛海东归，于11月29日返抵神户，前后历时近三个月。在北京，他登览长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苏州则探访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爱的旅游路线。但除了游山玩水，他还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别拜会了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名流，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关心。

与内藤湖南相比，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三人皆以小说名世，并各自有作品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因而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东京人，1965年去世。少时家境贫寒，几至辍学，但因才华过人，周围的亲朋怜惜有加，解囊资助，方得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终因滞纳学费，三年级时被勒令退学。谷崎曾两度来华。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由北向南，历时约两个月，游历了江南一带，回国后写下《苏州纪行》，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倾倒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1926年1月至2月间，谷崎再度来华，这次他只游览了上海一地，结识了内山完造，并经内山介绍，结交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剧界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归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纪行》中，对在中国人面前骄横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悦和批判，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说是难能可贵。而《上海交游记》也记录了郭沫若、田汉慷慨陈辞、控诉西洋列强鱼肉中国、倾吐身为中国青年的忧虑与苦闷的场面，并对之表示了同情。

除了这些游记，中国之行还带给了谷崎创作灵感，结晶于《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鹤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终以罗曼蒂克的、充满温馨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这是谷崎润一郎有别于他人的特征。

与绝大多数日本游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来华时，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苏杭等观光热点，而是日本游客相对而言较少涉足的厦门。佐藤春夫是由当时业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打狗（今高雄）乘船来到厦门的，由一位在厦门长大、在台湾工作、会说日文的郑姓青年导游，游历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笔下，厦门客店里的经历宛似侦探小说，鹭江的晚霞美不胜收，而饮酒、赏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绘得引人入胜。一曲《开天冠》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音乐独辟蹊径的议论与阐释，则充分展示了作者诗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见所闻，对陈炯明在漳州所做所为的介绍，虽然难免道听途说、管窥蠡测之虞，但仍有助于读者了解往往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视的一段史实。这些见闻均记录在《南方纪行》一书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于东京。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于和歌山县，庆应大学中退。中学毕业后曾入盟由与谢野铁干、晶子夫妇领导的著名的“新诗社”，直接受到两位大诗人的熏陶。早年学写诗，后来则主要创作小说，但终生不曾放下诗歌创作的笔，《殉情诗集》是一时洛阳纸贵的名篇。他与谷崎润一郎本是朋友，过从甚密，但一来二往之间，却苦恋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联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与谷崎离异，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结婚，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谷崎让妻”事件。《南方纪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谓“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情网”，说的便是此事。敢于做出这种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可见三位当事人的不为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的勇气。佐藤基本上不失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热爱中华文化，他还曾出版过一部很有影响的译诗集《车尘集》，译的全是中国古典诗歌。他也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第一位日文译者。但在战争期间，佐藤春夫还是表现出在作为文学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他甚至写过类似“劝降书”的文章，劝告中国人放弃“先进文明同化后进文明”、历史会重演的幻想，说这次不同于以往，日本人乃是带来先进文明的征服者云云，为自己涂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污点，而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想到这一点，不禁在感慨认知、评价历史人物困难的同时，也感到历史人物处于强大外力压迫下人生营为的不易；甚至会觉得像芥川龙之介那样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断生命，从避免了要与自己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合作，从而逃脱了要面对后人道德断罪的尴尬这一角度来看，竟不失为一种至福。

芥川龙之介，号澄江堂主人、我鬼、夜来花庵主等，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此人素有短篇圣手之誉，俳句也写得臻于化境；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就读时，就以短篇小说《鼻子》获得文坛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赏，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于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华访问，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一部《中国游记》（改造社1925年出版于东京），记录了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漫游中的见闻与感受，处处表露出作者的博学和睿智，以及对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芥川对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扬跋扈的揭露，而这在同时代的游记中，是少有具体言及的。

村松梢风可以说是以上海为卖点（selling point），赖写上海而赢得文名，并因写上海而为后世所记忆的作家。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小说，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还是以《魔都》为代表的一批描写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态的游记。村松1889年生于静冈县，1961年去世。本名义一，梢风是他的号。1923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从此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发表了许多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散文和小说。他称光怪陆离、妖艳多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为“魔都”，并以此为题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上海的著作，以充满好奇的目光观察赌徒、娼妇们的生态，强调东西文化大熔炉上海的异国情调。梢风描绘的上海形象影响、吸引了好几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词，在日本遂成为旧时代上海的代称。梢风还出版过《新中国访问记》（1929）、《热河风景》（1933）、《中国风物记》（1941）等多部访华游记。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作品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这类厌恶与尖刻的深层，固然不无挤入列强之列、做上了“一等国”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以及产生于这种优越感的对邻人的不逊与轻侮——而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每每爱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能够得逞的群众基础。倘使罗马帝国里只有恺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话，则那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鬼蜮横行，腐败成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这双目是生于华胄的脸上，还是长在夷狄的额下，也不论其眸子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记得从前读郁达夫先生的游记，其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这篇题为《感伤的行旅》，作于1928年底，即芥川来游的八年之后，梢风访沪的五年之后。“这十余年中间”云云，可知达夫先生所意识的中国现实，应与梢风、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现实相交叠。而深黯国情的达夫先生在发完牢骚之后，也没忘记自我解嘲两句：“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然而解嘲归解嘲，面对这样黑暗污秽、腐朽透顶的现实，作为身受其害的当事人，我们中国人自然无法视若无睹，甚至琢磨着要用革命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它——芥川龙之介来华的1921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的那一年——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叫好方才心满意足么？这样的心态岂不荒谬可笑？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在此略加说明。我们的译本中所用的“中国”一词，原文中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写的是“支那”。我们认为，中文里从来不曾有过“支那”一词，因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译。日本用“支那”作为正式名称称呼中国，当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此之前则称中国为“清”、“清国”。至于非正式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则要更早一些。由于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的国号可以直接以汉字名称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华民国”时，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汉字原名的习惯做法，别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国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书中，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汉字国号）呢？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1) 编者注：收入本丛书《禹域鸿爪》一书。

中国旅行(1)

我自十月九日从东京出发，在中国整整旅行了两个月。途中的行程自朝鲜经中国的满洲抵北京，又自北京坐火车去汉口，从汉口沿长江南下，在九江停留然后登庐山，又返九江，再是自南京向苏州，苏州经上海，自上海去杭州然后再返回上海，最后自上海归返日本。

有人问我其中何处最有意思，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南京、苏州、上海这一带。那一带从北方看来景色非常秀美，树木茂盛，人也长得漂亮。火车设施等也相当不错，气候也甚为宜人。我到南京去正好是十月二十日前后，秋蝉还在鸣叫。杨柳依然如春天般地妩媚多姿，给人一种难以言状的快适感。越往南方走，就越舍不得在朝鲜、中国的满洲一带花钱。以后想在春季再度去中国一游。

（十二月十九日）

(1) 译者注：此篇原载大正八年（1919年）二月号《雄辩》，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央公论社 1983年版。（书中脚注除特别标明外，均为译者注。）

南京夫子庙(1)

卷头照片中的夫子庙位于南京市区南边的最繁华的地段。流经夫子庙前的河便是有名的秦淮河，据传是往昔秦始皇开建的运河。从各地来的装满了货物的船只经长江驶入此运河，在此附近装卸。在沪宁铁路已开通的今日，此地依然非常兴盛。

孔子庙最近成了兵营，无法入内，不过在庙前河边的空地上，像常年市场似的排列着各色各样的露天摊店，有表演玩蛇的，有在临时搭的戏棚中演戏的，从白天开始就粉墨登场，有点像浅草公园，总是挤满了人。照片中的船称为画舫，状如日本的屋形船。人们将很多艺妓叫入此船中，让她们弹琴唱歌，一边品菜饮酒，一边将船摇往各处，整天喧闹非凡。也就是说，这一带是南京的小巷，两边鳞次栉比地汇集着各式饭馆和妓院。

(1) 此篇原为卷头照片说明。

秦淮之夜(1)

下午五点半回到了石板桥南的日本人经营的旅馆后，觉得今夜的月色这么好，一个人就这样闷在旅馆的二楼有点可惜。再想到秦淮河一带去逛逛的欲念强烈地涌上心来，于是洗了澡之后，重又雇了导游，叫了两辆人力车。

“可是饭已经做好了，吃了饭再出门吧。”

女仆不知我要到哪里去，睁大了眼睛不解地说。

“不了，饭在外面吃。今夜去尝一下中国菜。”

我顾不得女仆的话，换了西服后下了二楼的楼梯。

“先生，今夜吃中国菜吗？”导游看着我的脸笑嘻嘻地说。导游是一个三十七八岁、日本话说得挺不错的中国人。他相当了解日本人的喜好，是一个很灵巧、讨人喜欢的导游，听说不久要到日本去做陶器生意。这次的中国之行，我一直对导游的敷衍和滑头感到很不快，这位中国导游是个例外。他多少有点文字上的素养，因是本地人，所以对这一带的传说、历史都颇为谙熟，比那些无知的日本导游不知要强多少了。而且对方是中国人，客人也不必过于顾忌，要去些出格的地方玩反而方便。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些刁钻耍滑的人，要是在日本人经营的旅馆里请他们找一个信赖可靠的导游的话，那人就一定是中国人。

“找一家什么中国菜馆呢？这一带倒也不是没有……”

“这一带没意思，我们再到秦淮河那边去看看怎么样？”

于是两辆人力车，导游的那辆在前面，沿着旅馆前的大街一直往南行去。

外面暮色已浓。和日本的城市不一样，在中国，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一到夜晚就非常冷清。街上既无电车行驶，也无明亮的路灯，一片寂静，每户住家都被厚重的墙壁或石垣围了起来，看不见一扇窗户，窄窄的门扉都由门板关闭得紧紧的，从里面透不出一丝亮光。即便是东京的银座大街那样繁华的地方，到了六七点钟大概很多商店都已打烊关门了，更何况这里旅馆附近都是一户户的住家，才不过过了六点的光景，人迹杳然的街上已恍如深夜一般冷森森的。月亮似乎还没升起来，天空中不巧有很多乱云飘浮，好像看不见原先期待的月夜景色了。只有我们乘坐的人力车发出“咯噔咯噔”的低沉的声音（中国的人力车很少有橡胶轮胎），划破了四周的冷寂，此外，也就偶尔有单匹马拉的马车发出“嘚嘚”的马蹄声从对面驶过。那马车的车灯也就才照亮地面一尺左右的地方，车厢里仍是漆黑一片，从一旁驶过时，玻璃窗户在黑暗中忽地闪出光来，便立即又驶了过去。

人力车从庐政牌楼的四角处向左一拐，驶入了更加幽暗冷僻的街巷。两边耸立着墙面剥落的高大的砖墙，街路一拐一弯曲曲折折，人力车就在这迂回曲折的街巷中行走。两边的围墙仿佛把我们夹在中间要压迫过来似的，令人感到几乎要与墙面相撞在一起了，不觉有点胆战心惊。要是把我抛置在这样的地方的话，恐怕我折腾一夜也回不了旅馆吧。走出了围墙相逼的深巷，前面豁然出现了一片空地，在四方形与四角形的墙面之间，仿佛是拔掉了牙似的有一片空间扩展开来。犹如烧毁后的废墟一般，隆然堆积着一片瓦砾，还有一片不知是水塘还是古池的积水。在中国的都市里，市区中有空地虽也并非罕见，但南京尤多。白昼经过的肉桥大街北侧的堂子街附近等处，有很多的水塘，有好几只鹅在水里凫游着。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才使得旧都之所以成为旧都吧。

走了一段路程后，又进入了一条宽广的大街。说是宽广，也就勉强与日本桥(2)的街道宽度差不多。从两边房屋的模样来看像是商店，但没有一家亮着灯光。再一看，路中央立着一座牌楼，白色的板上写着“花牌楼”几个字，透过夜色依稀可以看清。

“这边的街路叫作花牌巷罢？”

我从车上扯大了嗓门问导游。

“从前这座城市为明朝的都城时，这儿是为宫中的宫女、官吏做衣服的裁缝们居住的地方。那时到这里来的话，家家户户的裁缝们都展开美丽的衣裳，用各种各样的绢丝绣着漂亮的花。因此这儿称为花牌巷。”

那中国导游从前面的车上大声地回答说。

他这么一说，不知为什么这幽暗的街巷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现在是否仍有这样的裁缝在灯火下展开灿烂华丽的衣裳，执着地舞动着精巧的绣花针呢？……

我正沉湎于这样的空想中时，车已经经过了太平巷、柳丝巷，驶过了四象桥。秦淮的孔庙也就在这附近了。这里白天也曾经过，但经过了哪里，从哪里路过，一点都无头绪。路又窄了起来，车一会儿通过围墙逼仄的小巷，一会儿穿过一片空地，只记得沿着右边有绵延不绝的高墙的街巷，一会儿右转一会儿左转，总算驶出了姚家巷，来到了秦淮河岸边的街上。孔庙在这条街上前两三百米的地方。白天这里非常热闹，参拜的男女人流如织，有卖小吃的卖水果的卖杂货的各种小摊，有表演杂耍的，玩大蛇的，一长溜地紧紧相挨。但听说这个时候警察要来管，到了六点钟左右，小摊小贩、杂耍艺人等都撤走了。夜里这样冷清，似乎是因为革命骚动而有很多军队进来的缘故。据人们说，现在在中国最吵闹的是军队。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也是这样，一般的平民性格极其温和，从未见过粗暴蛮横的人。令人讨厌的惟有军队。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到处可见军队的影子，到了夜里在街上成群结队地游荡。明文规定只有士兵可以免费到剧场和妓院去游乐，自然别的客人就退避三舍了。因此，军队飞扬跋扈的城市，商业闹市区就萧条冷落。虽说有革命骚动，但这一带眼下相当太平，真不明白为何要在这里派驻军队。他们只是将市内的名刹伽蓝占为兵营，突然搅乱了民心而已。在这类地区中，像南京这样要算是最倒霉的城市了吧。

但是看来只有饭店是任何人都不能免费入内的。从利涉桥的桥堍直至贡院西街的拐角的两三百米街上，鳞次栉比地开着一家家南京一流的饭馆，一直营业到夜深。我们的人力车停在了其中一家名曰“长松东号”的饭馆前。

“到里边去看看吧。这里是真正的南京菜。”

说着导游先踏进了门。里面比外面要出乎意料地漂亮。中央有宽广的长方形的中庭，庭院四周都是巍然的两层楼阁。虽然只是涂着绿漆的木造房屋，但工艺却相当地精致。二楼的栏杆上、回廊的廊柱上都饰有精细的雕刻，在廊柱的上下或挂着灯笼，或摆放着盛开的盆栽菊花。站在中庭内环视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挤满了客人，有的在赌钱，有的在猜拳，人声鼎沸。我本想尽可能要一间沿运河的二楼客房，但店家回答说只有进门靠右的底下一间空着，没办法只能在此将就了。客房内布置得相当雅致。在北京一带，即使上等的人家屋内也比较脏，今夜则可以放心地品尝美味佳肴了。只有中国菜在日本的时候就已吃得颇不少，所以从侍者拿来的菜单中自己点了如下的四品：

醋熘黄鱼 炒山鸡

炒虾仁 锅鸭舌

其他要了几种冷菜和口蘑汤。南方菜和北方菜在选料上虽无多大差异，但在口味上则明显地不同。特别是在品尝首先端上来的炒虾仁时，其感尤深。据说虾是这边的名产，原料自然是上乘的，而其味道则相当地清淡。即使是日本菜也难以做到如此清淡。这样的佳肴，任凭怎样讨厌中国菜的人，也不可能不举箸一尝。

“怎么样？听说河对岸很多艺妓，美人当为数不少吧？”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绍兴酒，对着河面说。中国导游喝得脸色赭红，微带醉意地露出友善的笑容回答说：

“有，怎么会没有美人呢!日本来的客人一般都会见识一下，叫艺妓来玩玩。叫一个到这里来怎么样？叫她来唱唱歌，给三块大洋就行了。”

“叫她到这儿来唱歌没意思，不如现在到她们那儿去看看怎么样？若有哪一家你熟的带我去。”

“行，这也挺有意思。”

看神情那中国人已领会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漾起了笑意，点了点头。

“这虽也挺有意思，但因为军队的胡作非为，对面艺妓馆里一个女的也没有了。那房子里空无一人，艺妓都躲到了士兵到不了的幽暗的冷僻处，要寻找颇费工夫。”

听了这番话，我的好奇心就越发强烈了。

“但你总知道一两家吧。若在那幽僻处，不就更有意思了吗？”

“对对，要找总找得到的吧。好，好，现在我来领路。”

这样说着，两人吃得酒足饭饱。出旅馆时肚子确是很饿，现在连我这个大肚汉也吃得撑了起来。隔壁的房间和中庭对面的房间仍还是一片喧阗。夜渐渐地深了，可猜拳的吼叫声、赌钱上了瘾的人哗啷哗啷甩动银元的响声，仿佛将秦淮河水盖住了似的传得很远。

“到了夏天还要热闹得多。每天晚上饭馆也好妓馆也好，家家都是客人爆满，运河上漂浮着好几艘画舫，唱歌呀拉胡琴的，非常热闹。现在这个时候天气已转冷了，客人比往常要少了。”

“画舫的季节到底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哦，从三四月的春天开始到九月底左右吧。”

我深深地后悔自己没有早来一个月。像现在这般寂静的夜晚，就无法充分体会我一直期望着的南国情趣了。总之，在和煦晴暖的季节，还当重游一次。

“今晚真是吃得非常满意。承蒙款待，我现在正是酒酣耳热好心情。怎么样，就准备走了吧。”

喝光了第二瓶绍兴酒后那中国人说，随即瞅了一眼我的脸色。桌上还有很多吃剩的菜，但我们两人都没有勇气动筷了。

把堂倌叫来拿了账单一看，才两块大洋。吃得如此酒足饭饱竟只有两块大洋，实在太便宜了。这要是在日本的中国菜馆里吃，至少要七八日元了吧。来到中国后觉得又贵又难吃的是西餐和日本料理。尤其是中国人做的西餐，那难吃的程度真是不堪言说。虽然器皿多少有点不干净，但吃中国菜最愉快而且很实惠。

从饭馆前再坐上人力车，约已过了十点吧。沿河边的大街向东行，来到了白天曾坐画舫在其下穿过的利涉桥边。南京的桥，其两边往往都是密集的房子，既看不见河水，从哪儿起算是桥也搞不清楚，惟有秦淮河上的桥是例外。文德桥也好武定桥也好以及这座利涉桥，都是像在日本乡间常见的那种木结构的桥，我在白天经过时看见铁质的栏杆上都晾满了白菜。河的这边是鳞次栉比的饭馆，对岸是狭窄的小巷，有多家妓馆错落其间，屋瓦相连，恰如大阪的道顿堀(3)的街景，但真的如导游所说，家家户户都是黑灯瞎火、门窗紧闭。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透过夜空的云翳散发出淡淡的月光，在浑浊沉滞的河面上投下惨白的倒影，此外，只有暗淡的街市如死去一般地不断伸向前方。来到利涉桥北堍的人力车，仿佛被这漆黑的夜色中的城市所吞噬一般，折向左路向前行去。令人惊讶的是，从河那头看来有那么多的妓馆，来到近旁一看都不知道进口是在哪里。依然沿着两面是围墙的狭隘的小巷驶进驶出，到后来路窄得仅容一辆人力车通行，地面上铺着如砖头大小的石块，高低不平。车就在这样的地方震动摇晃，拐过了一个又一个墙角，到后来我连河在哪一边也搞不清楚了。终于来到了连人力车也无法通行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狭窄的拐角处，我们就让车停在那里等着，两人靠着围墙走去。鞋后跟碰上了铺路石块突起的夹角，发出“咯噔”的声音，真是一条难走的路。也不知是小便还是食物的油水，有些地方流淌着黑水。白色墙壁——其实已脏成了深灰色，上面满是污迹——的围墙上端，月亮投下了朦胧的光晕，只有这部分犹如电影中的夜景一般有点光亮。这样说来，这条小巷的情景和我们在电影中屡屡见到的流氓的帮手逃进来或是侦探等跟踪尾行的西洋小巷的景色非常相像。来到了这样的地方，要是那中国导游是黑帮流氓的话，真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样一想，不禁有点毛骨悚然。

“喂，喂，这样的地方会有妓馆？你是不是不认识？”

我悄悄地在导游的耳边低声问道。

“你等一下，应该是在这一带的……”

那中国人小声回答说。

不知为什么，他一直在一个地方来回巡梭。也许不是一个地方，他这样说也可以，因为那一带的路实在分不清。不久遇到了一家右侧开着六尺左右的门、煤油灯点得亮亮的人家，像是一家卖吃食的店铺，从炉灶中劈劈啪啪地升起了如烘山芋铺似的热腾腾的烟。过了这家后大约又走过了五六间门面，巷路又成了く字形，我们折向左边走去。那中国人叫我在这儿等着，回到了冒烟的那家店铺前，像是在向店里的人问着什么。只有站在小巷里的那个中国人的脸庞，在黑暗中被店门口的灯光照得红红的。……他立即又折回到我站的地方来，用低低的声音轻松地哼着小调，又走到我前面带起了路。

“啊，是这里，到里面去看看吧。”

他才走了五六步，便停在了一家门前。一看，在右墙上昏黄地亮着一盏小小的仿佛灯光就要熄灭似的四角形檐灯。玻璃灯罩上用朱文写着“姑苏桂兴堂”几个字，虽字迹已剥蚀模糊，但还可看清。灯下有一扇仅可容一人进入的门。说是门，其实是在厚达两三尺的墙上挖出一部分来，再从里面用门板严严实实地关住，因此屋内的人声和灯光都不可能流洩出来，若不仔细看，会觉得这只是围墙表面凹进去一块而已。这也难怪刚才只觉得都是围墙而找不到进口了。刚想用手推门，却意外地发现门前有晃动的人影。在被厚厚的围墙所形成的浓重的暗影所遮掩的凹入处，有个人身倚着门板，宛如壁龛内的雕像般呆立着。这恐怕是在外面守望的人吧。中国导游跟他说了几句话，那人便立即点了点头，吱吱咯咯地打开了木门。

屋内非常幽暗（南京虽有电灯设施，但听说这些人家害怕军队的闯入，而特意使用煤油灯，以尽可能不招人注意）。有五六个长得面目粗恶的男人围着桌子像是在赌钱。穿过了这间前厅，这样的屋舍一般都有中庭，里侧有两三间垂着帷幔的闺房。我被引到了左边的一间。

屋内几乎没有一件装饰物。两边的墙上都贴着像卷纸一样的廉价的发光壁纸。这纸看上去也颇有些年月了，说是发光，其实也和粗糙的墙壁一样毫无精细之感。只记得屋子的一边放着一张红木的桌子和两三把椅子，只有一盏放在桌上的油灯，冒着一缕油烟，房间的四角都是暗暗的，显得阴郁粗陋，怎么也不像是这一类女人的闺房。进门时，屋内一个人也没有，便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会儿。有一个穿蓝衣服像是鸨母样的人，端来了两盒西瓜子和南瓜子。那鸨母看上去也不像是个贪得无厌的势利人，用我听不懂的中国话说着什么，朝着我热情地笑了笑。然后，在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跟从下，一个像是这间闺房主人的女子娉娉婷婷地走了进来。她在我和导游之间的椅子上坐下后，便将一个胳膊搁在桌上，一个手长长地伸过来将自己所带的香烟分发给我们俩。通过导游的翻译，我问了她的姓名和年龄，她答说叫巧云，今年十八岁。在昏黄的灯光中，她的那张脸长得丰腴圆润，肤色白得透发出一种柔和的光辉。尤其是薄薄的鼻翼两边的脸面，微微有点发红，呈现出一种透明的鲜润。使她显得更美的，是比她所穿的黑缎子衣服更黑的、闪现出光泽的一头秀发和那充满无限娇媚的、仿佛惊讶般地睁得大大的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在北京我也曾见过各种各样的女子，还没见过如此这般的美人。实际上，在这样煞风景的，这样昏暗、墙壁肮脏的房子里，住着这样冰肌玉肤的女子，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我用“冰肌玉肤”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女子的美大概是最贴切的了。因为她的那张脸以美人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还有不少不够格的地方，但她那肌肤的光泽、秋波盈盈的眼神、秀发的形态及整个的身姿，毫无缺憾地体现出了一个艺妓的妩媚和可爱。她说话的时候，双眸和手都在不停地动，遮住前额的密密的刘海和镶着翡翠的金耳环都在轻轻地抖动，一会儿摆动着脖子，现出双下巴，眼神像是在想什么似的，一会儿又张开双肘耸耸肩，最后又取下挽住后面发髻的金簪，把它当作牙签一般，露出了一口“冰肌玉肤”中最为光洁灿烂的秀齿，她的身姿不断地生出变化，几乎令人目不暇接。

“怎么样，这人很漂亮吧。”

导游吸着从鸨母手上借来的水烟管，把我撇在一边正与那女子嬉笑着，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

“这女子是这一带最上等的艺妓。我现在正与她在谈判，你要是喜欢的话，今晚在此留宿怎么样？”

“可以在此留宿？”

“不，她一直不肯应允。不过我现在正与她在谈，大概能留吧。”

“好，尽量叫她答应。”

她朝我轻轻送来一个秋波，眼睛中露出嘲笑的神情。

那中国人又开始谈判。说是谈判，但双方却在嬉笑调情，而我却只能不吭声地在一旁等待结果。这么想着，我就老老实实地靠在墙上，眼睛贪婪地盯着那个女子灵动活泼、不断变化的表情。

说是在调笑，可那女子有时也一脸严肃，睁着大大的眼睛凝望着房顶。导游在开玩笑中摆弄着手势，像是在努力说服她。

“看你谈得也挺艰难的，行不行啊？”

“说是另有客人，不行。不过你请再等一会儿。也许马上就会同意的。”

他安慰我说，然后又开始了谈判。一会儿，那女子说了一句“那么，我去商量一下吧”，便留下了我们，略带轻蔑地朝我一笑，走了出去。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刚才的那个鸨母笑嘻嘻地走了进来。那鸨母与导游谈了好长时间。导游的语气很强硬，那鸨母再怎么想回绝似乎也难以回绝。她不吭声地退了出去，那女子又进来与他解释。就这样，鸨母与女子交替着进进出出，看来一时难有结果。

“这么麻烦，就算了吧。”

我觉得没有希望，便制止了导游。夜渐渐深了，天也越来越冷，我有些兴味索然了。而且，即便谈成了，导游要能一起留宿倒也算了，不然的话一个人留在这阴暗的、气氛怪异的妓馆里，心里有点悬。

“好，这里算了，我们去找别家吧。我刚才出价十五块大洋，但她们非要四十大洋不可。出四十大洋看来能谈成。乱开价，四十大洋太高了。算了吧。”

这一阵子银的行情比较高，四十大洋要相当于日本的八十日元了。我囊中有六十余块大洋。但是用了其中的四十块，下面还要去苏州旅游，在到上海的正金银行之前，只能以二十大洋节省着用了。已经兴味索然的我，已经不想在这里为那女的付出那么大的牺牲了。

“她当然很漂亮，但四十大洋太贵了。已经十一点多了，行了，回去吧。不买光看看也足够了。”

我说着，决然站了起来。

“什么呀，不必急着回去。这个女的不行，别家也有漂亮的姑娘。不需你掏四十大洋，自有又便宜又好玩的地方。”

导游也许以为我是个热衷于寻欢作乐的人，有点过分热心了。

“我说，这样的美人不可能有很多吧。”

我此时不想被带到乱七八糟的地方，以致玷污了好容易获得的美好印象。我反而希望就这么在心灵深处秘藏着这位犹如珍贵幻象般的女子的身影安然踏上归路。

“有没有美人，还得去看看。如果没有喜欢的，再回旅馆睡觉也可以。晚点没关系。”

那女人将我们送到门口，在里边锁上了门。两人无精打采地又踏上了小巷的石板路。走过五六户后，又有一家像是妓馆的门户。同样地四面都是厚重的围墙，一扇关着的小门犹如牢户一般昏暗冷寂。导游自己一个人走了进去，立即退了出来，说：“这边好像没有漂亮的姑娘，别的地方还有吧。”倒是真的，若用心观察的话，还有几家像是隐蔽所似的分散在附近。虽说是为了躲避士兵的胡作非为而隐匿到这里来了，但与北京八大胡同的兴旺相比也实在太凄凉了。若以东京相比，就像是水天宫(4)后面的小巷似的。在这几家门前，导游都一一停下来探首看了看，然后又一家家走了过去。

“这附近好像没有好玩的。我们坐车到外边去吧。”

导游一个人口中喃喃地说着，往来的路上折了回去。说是坐车，可周围一辆车也没有。从刚才的地方沿着土墙相间的小巷也不知转了多少个弯，可除了我们之外，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就如同在荒凉的废墟中彷徨一般。若在这样的深夜这样的地方有游荡的人影的话，那恐怕是幽灵了吧。事实上，这一带小巷的情景，与其说是人的居所，倒不如说更像阴鬼的栖息地。

在我们从狭窄的小巷正想转入下面一条稍宽的路时，总算找到了一辆人力车。那儿有一家像是日本砂锅面条店似的吃食店。我又觉得非常奇怪。在这样的地方，开吃食店面向谁呀？要有食客来的话，那一定是幽灵了吧。也许那食铺的老头就是幽灵。车夫一个人在吃着烧卖还是什么东西。导游让我坐上了这辆车，自己跟在后面，不时从后面传来高声的喊叫，吩咐车夫“向右拐”，“向左走”。接下来还打算到哪里去呀？大概他自己也不清楚吧。

约行走了两三百米，导游终于又觅到了一辆人力车。两辆车总算驶出了废墟，开始行走在一条市街上。总觉得这条街好像走过，但还搞不清方位。左面有一家挂着“太白遗风”店招的商店还在营业。车在店前经过时，我窥看了一下店的模样，店内如同乡村酱油房的格局，排列着好几个被烟熏得发黑的大木桶，看上去也像油桶。但从“太白遗风”这几个字看来，当是酒店吧。我不禁想起来佐藤春夫(5)的《李太白》。我想把这店招的事告诉佐藤一定很有趣……

再走过五六家门面，有一类如吉原大门的建筑，依稀可看清门上写着的“秦淮桥”几个字。秦淮桥的话，今天早上应该经过的。尽管如此，先前从夫子庙边的饭馆里出来的我，不知什么时候又被带到这里来了。车经过秦淮桥像是又朝夫子庙的方向返回去。不过来到了刚才的利涉桥桥头后，这次是不拐向夫子庙那边，而是过了桥直接向前奔驰而去。桥的下面曾经来过，而到桥的对面一侧去今晚还是第一次。不知那儿是什么样的。正想着，车沿着河边街路拐向右边，然后又折向左边。月亮已完全沉落下去了，夜色较先前更黑，看不清街上的情景。只是依然有煞风景的阴冷灰暗的墙垣，有如古城墙一般无声地向前延续，间或似有几处长满了荒草的空地。总感到是在向荒凉寂寥的城市边缘处行驶。驶过了墙垣，来到一片空地，不知从哪里寂然吹来了一阵含着潮气的阴冷的晚风。四周暗淡的景象越是渗入我的体内，我的心中就越是清晰地浮现出半小时前所见的美女的身影。任凭怎么想，在如此废都般的市街中，遇到这样的美女，只觉得恍如在梦中一般。我现在才感到痛惜四十大洋的钱真是太遗憾了。……“嘭”的一下车身弹了上来，原来车向右拐入了一条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道路。一看，左边有两三幢房子连在一起，右边是一个古池。池边有五六棵有年月的柳树，浓密的枝叶宛如黑幕一般垂了下来，一阵风吹来，瑟瑟作响。池内的水呈铅灰色，闪着暗淡的光，似与柳叶一起在微微颤动。我们的车停在了左边房屋最边上的一家。“〇〇妓馆”的门灯映入了眼帘，但字迹的朱色已经剥落，上面两个字看不清。

门的进口处，比刚才那家更加混沌昏暗。中国导游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墙垣的一部分犹如洞窟一般凹了进去，将我们吸到了里面，户外的黑暗蔓延到了屋内，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算是房子里面。我们的身后又响起了“哐”的一声关门声，回首一看，眼前惟有漆黑一片——看不见刚才进来的门在何处，甚至连从里面给我们开门的人影也见不到。外面还有杨柳、古池，里面却是除了漆黑一片之外什么物象也没有。我们确实是从墙垣的那一边来到这一边的，但是在什么时候，怎样穿越过来，然后进入到这样的地方的呢？凝视后面的黑暗，甚至令人感到根本就没有墙。那个有古池和杨柳的世界，不是被土墙，而是被更加厚重的“黑暗的墙”遮盖得严严实实了。我想起了孩提时代，在看了全景画之后走出黑魆魆的走廊时常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时堵住了我前方的黑暗的底部发出了“哐咚”的声响。原来有两道门，那边还镶嵌着一扇门。身背后有一片昏黄的灯亮，从木门的阴影处仿佛蝙蝠一般有一个黑色的人影摇摇晃晃地移近过来。我不由得蓦地联想到某种可怕的情景。在这样漆黑的、进来后不知道出路的屋内，即便是被杀害了抛尸野外，这样的罪恶也将永远无人知晓。这魔窟的四壁之中，就如同海底一样与人世相隔得那么遥远。

导游与那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后，便将我领到了木门的那一边去。建筑的格局大致与前一家相同，中庭的四面是闺房，不过无论从中庭的面积还是从闺房的间数来看，都较上一家大不少。铺着石板的中庭中央放着一张粗简的饭桌，有五六个女孩怕冷似的瑟缩着双肩，就着像福神渍(6)一样的酱菜在喝着粥。那种心神不定的可怜的模样，很像泥灰墙的仓廪下老鼠在啄食的神态。导游张望了几间闺房，然后选了看上去最干净的一间定作我们用。这里也点了一盏油灯，也许因为刚才通过的地方太黑了，好像比预想的要亮堂。但是屋内惨淡的气氛都丝毫不因为明亮的灯光而显得温暖亮丽起来。一边是挂着白色床帐的女式睡床，另一边照例是椅子和桌子，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件装饰品。从床帐的破裂处向内张望，可看到床上污迹斑斑的被褥上有条毯子圆圆地隆起着。我还以为没人睡着，便稍稍掀动了一下毛毯，不料从一端倏地露出了一双柯树果实般的用缎子做的可爱的鞋尖。光看这鞋尖的样子，我感到里边睡着的定是位娇小窈窕的女子吧。床是柔韧的藤绷床，要有人睡的话多少会有点下陷，但承载着她轻盈肉体的垫褥却直挺挺地向上撑起，像是承载着一团棉花似的，毫无负重的感觉。

“嗨，嗨，起来吧。”

我用日语说着，用双手从毛毯上推推她。我的手像是在触摸着裸体一样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她的手臂、胸部、腿部这一团在毛毯下的柔软的肉体。那女子自己掀开毛毯，揉着睡眼慵懒地从床上起来。她穿着水黄色棉袄，神情呆滞的脸上一对黑色的眼珠仿佛金鱼一般往外突出，厚厚的嘴唇向上翘起，两手插在棉袄里面索索地抖着，从床上爬起来后就径直地坐在我旁边，闷声不响地嗑起了瓜子。

“这个女的怎么样？喜欢吗？要是不喜欢的话这里还有很多，叫别的女的来看看吧。”

面对着这个与刚才的美女无法相比的女人，我无法遮掩住不满的神色。

“要是还有很多的话，叫她们都让我看一下怎么样？不妨都看过以后选一个最好的吧。”

“好，这样也可以。要看的话随便看多少都可以。”

在中庭里喝着粥的女子，不一会儿一个个在我面前展现。她们掀开了挂在闺房门口的、犹如舞台幕布一般的帷幔，宛如有发条装置的布娃娃似的走来，停下来做出一个娇态，然后慢慢地退回来，仿佛是在选花魁似的。一个个纷纷登场，大概走过了十几个人，但没有一个能令人稍微动一点心的。每个人都像老鼠似的脏兮兮的。结果还是第一个女的最好。

“无论怎么说这个人都是一等美女。您觉得她不行吗？”

“不过和先前的那个女子比起来，形态和相貌都差多啦。”

“这没办法。像先前那样的美人没那么多。那是一流的艺妓，很自以为了不起。这儿虽是二流地方，但要过夜很方便。近来不景气，她们生意不好，准能要个便宜价吧。”

那女的领会了导游的意思，也一个劲儿地来引诱我。但越是这样我越提不起兴趣。她介绍说自己叫陈秀乡，年龄十九岁。脸的长相倒并不怎么令人讨厌，但那满是污迹的衣服、粗糙的皮肤最使人倒胃口。望着这个女的缺乏滋润的肌肤、毫无光泽的指尖，就越感到之前的女子那如琉璃一般光洁细腻的肌肤的馨香，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怎么样先生？在此留宿吧。她说把价格降到十二块大洋。”

“算了，我总觉得不对胃口……今晚还是回旅馆去睡吧。”

“哦，是吗，回旅馆啊……”

导游看着我不悦的神色，有点尴尬地说。

“那么在归途中再去看一家吧。如果那儿还不行的话，就回旅馆吧。”

“在归途中再看一家倒也可以，不过大致都差不多吧。不管到哪里，都不会有先前那样漂亮的美人了。”

“哈哈哈哈，您被刚才的那个女子迷住了。那我帮你找一个不亚于那女子的漂亮姑娘。艺妓太贵不合适，一般民女中有既便宜又漂亮的。”

“有接客的一般民女？”

“对，有的极其秘密地在接客。这样的地方没有介绍即便是中国人也不易去。我知道一家，我们到那儿去谈谈看吧。”

我们回绝了她们的强迫，离开了闺房，再度穿过中庭，潜入到了如墨水一般深浓的黑暗中。当从上了两道门的墙垣里边被带到池塘边的路旁时，我才抚着胸口松了一口气。

第三次寻访的所谓“民女”之家，像是在从夫子庙到四象桥去的路上的歧路纵横、屋舍交错中的一户人家。我只记得往利涉桥折返到北面，沿警察署的围墙在姚家巷上的狭窄小道上行进的情景，再往后是沿什么路、到什么地方去就分不清了。但回想一下回旅馆的路途，可猜想那户人家约在从四象桥往南至尽头的丁字路口的附近。后来查了一下南京市区地图，那地方叫奇望街，正好在警察署的里侧。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从事这种秘密行为，自然胆子很大，不过也许中国的警察也不管得那么细。从外观看来，警察署和那民女的家一样都是冷寂的有土墙相围的住宅区似的街区。连一流艺妓的馆舍都是那样阴暗的地方，何况一般民女的住家，其昏暗冷僻就不用说了。不仅昏暗，冷涔涔渗入肌肤的深夜的寒意，从外面一直侵入到屋内的石板地面。没有生火的、冷森森犹如洞穴一般的房间的一角，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宛如荒寺的大殿中放置着的木雕佛像似的，冷得索索地打颤，以纳闷的眼光打量着一个异国的不速之客的闯入。那双眼睛不是中国式的那种圆圆的鼓起的，也不是那种神采奕奕的，而是带着一种充满了深不可测的哀愁的神情，秀长地斜向两边。她蹙起了倔强的带有敌意的粗眉，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其容貌与先前的美女相比也不逊色。皮肤呈茶褐色，显得黑黑的，但肌理润滑细腻，由黑缎子衣服包裹起来的四肢的骨架像鲤鱼一般柔软。她有一张日本的美女常有的瘦削的、小模小样的缺乏光彩的脸，即使不及先前女子的娇媚。若将那女子比作红宝石的话，这女子就有一种黑曜岩似的忧郁。她生涩地回答说，今年十七岁，名叫花月楼，扬州人。

“这个女孩确实漂亮。不过好像心情不大好，好像在生气似的。”

“什么呀，不是生气。这是民家女子，所以有点害羞。你要留宿肯定会同意的。”

此时这姑娘紧蹙的双眉蹙得更紧了，抓住了导游咕咕哝哝地抱怨起来。湿润的双眼好像就要落下眼泪似的。

“这样子看来不可能会同意的。她在叫我们回去吧。”

但是我这一推测完全偏了道。导游向我解释说，那姑娘是在哀求我们今晚留下来。

“那姑娘说，近来市面上很乱，没有客人，她们都在犯愁。她开价十块大洋，后来跌到了六块。要是还价的话，大概能还到三块吧。怎么样，先生，三块很便宜吧。”

过了一会儿，鸨母也来了，与姑娘共同劝说我留宿。果然如导游所说，最后将价钱还到了三块大洋。

说定以后，导游和鸨母退到了另室，那姑娘取下了木门上的门插，用顶门棍锁上了门。她嘴里絮絮叨叨地不知说着什么，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刚才一直为忧郁的阴影所笼罩的双眸和嘴，这时却意外地富于表情，一个劲儿地向我献媚。一句中国话也听不懂的我，面对着她那可爱的媚态，却苦于不知何以为措。

我勉强地用中国话的发音不断地呼唤着她的名字“花月楼、花月楼”，一边用双手捧起了她那瘦削的脸。那张小小的可爱的脸几乎被我的手掌完全遮盖了。她的肢体是那么地柔软，用力一压的话真会把她压坏。脸上的五官长得像成年人一样端正，却又像赤子般地稚嫩。我心里突然涌上来一阵强烈的意愿，我的双手似乎永远也不想松开她那张可爱的脸。

(1) 此篇原载大正八年（1919年）二月号《中外》、三月号《新小说》杂志，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六卷，中央公论社 1981年版。

(2) 日本桥，位于东京都中央区，初建于庆长八年（1603年），自江户时代以来已成为商业和交通的中枢，目前是东京中心地区之一。

(3) 道顿堀，通常指位于大阪市南区、沿道顿堀川南岸的东西向大街及周围街区，宽永三年（1626年）成为一条戏剧街，以集聚各种大小戏院、茶屋而甚为热闹，现在仍为大阪市具有代表性的娱乐街。

(4) 水天宫，此处当指位于东京日本桥一带的神社，人们到此主要来祈求避除海难、保佑顺产。另外，人们亦将其中供奉者看作娱乐业的守护神。

(5)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现代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田园的忧郁》等，刊有《佐藤春夫全集》十二卷。佐藤有一时期与谷崎私谊颇好，后佐藤曾娶谷崎前妻为妻。20世纪20年代，佐藤与我国的郁达夫、田汉等亦多有交往，日本侵华以后，佐藤曾为日本军政府鼓舌，郁达夫愤而与之绝交。

(6) 福神渍，日本酱菜的一种，取萝卜、茄子、刀豆、白瓜、藕、紫苏果、生姜等七种材料切细以后用酱油腌渍起来，然后再加糖水煮过而成。其七种材料又雅称为七福神，故名为福神渍。

《苏州纪行》小序(1)

我去苏州游览是在去年的秋天，即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的前后几天。第一天是上午从南京出发，一路眺望着中国最为丰饶的江南绿野的景色，于傍晚五时左右抵达阊门外的苏州火车站。坐上马车沿平坦的南北护城河大街前行一里(2)半路程，日暮时分到达了日本租界。途中经过戈登桥时，向左边的护城河方向望去，但见绵延不绝的城墙沉稳地矗立着，仿佛围绕在内的不是殷富的苏州市街，而宛如牢狱的围墙似的静穆地伸向前方。在其对面，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灰色的高塔。如水一般澄澈的黄昏的天空清晰地映衬出高高的塔影，天和地都如死一般沉寂，四周一片静谧，你越是凝望这孤塔，越觉得眼前仿佛是一片幻影。第二天坐着驴(3)跨过吴门桥，穿过盘门，首次进入了苏州城内。从孔庙经过沧浪亭畔，沿护龙街一直前行跨过饮马桥、乐桥，领略了观前大街的繁华，逛了陶器店和珠宝店，参拜了玄妙观后再折回护龙街，经禅与寺桥、装家桥、香花桥，观赏了桥畔的北寺塔后，从寺前往左折来到了桃花坞大街，越过草家桥一直沿着水渠前行，从四义桥的桥边顺着城墙的内侧往左拐，跨过水关桥终于来到城外的闾门旁的吊桥。吴门三百九十桥，确如此语所言，苏州的市街内运河(4)纵横贯通，桥的数量非常多。这些桥几乎都以石料制造，从一边看上去呈现出美丽的拱形，要比街上的屋舍为高，宛如彩虹一般高悬于水上。这真是东方的威尼斯。此外还去了郊外的留园和西园，登上了虎丘，从羊群安眠的塔旁的高台上远眺附近一带的平原，再策着驴参访了著名的寒山寺。从德富苏峰氏(5)及很多人的旅行记和叙谈中，我已数度听说了寒山寺是个没意思的地方，但我却并不这么认为。即使寒山寺本身并无多少情趣，其附近的运河的景色——枫桥、铁铃关周围的风光，我也至今不能忘却。也许是我喜好水乡景色胜于山国，特别是钟爱市街中的河景的缘故吧，这一天的游览使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苏州。因太喜欢运河的景色，在第三天观赏了天平山的红叶之后，又一次雇了画舫沿运河荡舟。现刊登在此的是第三天的旅行记。

要写篇完整的苏州纪行，应自第一天起笔，但去年年末我从中国回来不久，恰逢家父患病，常往躁动不安的日本桥老家去探视照料病人，终于未能定下心来写出全稿。不得已在病人所居的二楼躺着时，不时地抓住些空闲，以向笔记者口授的方式，总算写成了这一部分，想以后什么时候将前后的游记补全作成一篇完整的旅行记。请读者不妨先读其中的一个断片。

(1) 此篇及下篇原载大正八年（1919年）二月号、三月号《中央公论》杂志，原题为《画舫记》，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六卷。

(2) 这里的“里”非华里，乃旧时的日里，1里相当于3900米左右。后文中的“里”亦为日里。

(3) 原文为驴，但江南一带罕见驴，译者疑为一种较低矮的马。此处依原文。

(4) 作者在文中将苏州市内外的河皆称作“运河”，但实际上除了京杭大运河等外，大抵为自然河，此处依原文。

(5) 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近现代政论家、史论家，作家德富芦花之兄，具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倾向，竭力主张日本的对外扩张，战前曾任贵族院议员、帝国学士院会员，战后曾一度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

苏州纪行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半左右，起床后正在用早饭时，女仆从下面上来说，船已经预备好了，就请准备出发吧。船就停在旅馆前的小河内。女仆甚为我们担心，说是坐船与骑驴不同，颇费时间，且至天平山也有相当的一段路程，要不早点出发的话，回来就要天黑了。但说心里话，我对天平山的红叶不太感兴趣，还是沿途运河的景色是此行的目的。尤其今天是星期天，听说自上海来的日本团体游客要涌来看红叶，与这些人赶在一起的话犹如到泷野川(1)去远足一般没有情趣，所以红叶那边就尽可能随便走一走吧。总之，今日能雇到船是一大成功。若从陆路走的话，不管你愿不愿意，总要和这些人碰在一起。而且恐怕是因为昨天骑了一天的驴吧，臀部上擦破了皮，一刺一刺地疼。今天怎么也没精神再骑驴了。

到了船上一看，担任向导的旅馆老板娘已早先一步上船在等我了。昨天担任向导的是旅馆的老板，今天老板要去招呼团体游客，所以就由老板娘出场了。这是一个年近五十、瘦瘦小小的、肤色稍黑、神情有些古板的女人。比起硬装出媚态在一旁喋喋不休的女人来，这位老板娘也许要好些，但若要独自一人悠然欣赏河流的景色，我觉得连这位老板娘也是个多余的存在。实际上要是能会一点中文，根本不需要导游。依靠了导游，往往会错过名胜和风景。昨天就是这样，那老板带我去访西园的戒幢寺，他殷勤地带我在满是金晃晃的低俗的五百罗汉堂中看了好长一会儿，而对于就在堂边的纯中国式的林泉，却一声不吱地带我走了过去。不仅如此，到虎丘去的时候，他甚至连这里有著名的古真女之墓都不告诉我一下。这只是个立在路边的小小的荒陋的墓冢，初次来的人似乎不会留意到此。是他无知呢还是缺乏热情，我不得而知，不过这是个连明信片上都有的名胜，作为导游要是不知道的话也太无责任心了。总之，我觉得极不愉快，决定以后绝对不再相信导游。导游只能让其做些口头传译，他最多也就是依照些铁路局出的导游手册和地图之类来随意带着客人走一圈而已。今天是坐船，所以本想不要导游的，但归途中想去阊门外的中国菜馆，结果还是请了一下。

船是一种被称为画舫的游船，本来这上面应载有很多歌伎，在唱歌饮酒吃菜的同时，来充分领受这水乡的情趣。不过乘坐画舫的季节一般在春末到秋初，现在这个时候已很少有饮酒听歌之举；而且叫歌伎来作一日船上游的话，要花费五十块大洋——换成日元的话达一百日元——于是也就作罢了。前几日在南京的秦淮也才曾坐过一会儿画舫，与那次相比，今天的船的装饰要气派漂亮一些。在船的中央有类似日本屋形船一样的屋顶，在朝船头一方的入口处左右各有一扇门扉，金色底面的门扉上刻着整面的黑色的牡丹。走入室内，正中间置放着四方小桌，周围一圈椅子，两边则是镶有玻璃的木格窗。木格窗上都饰有金色的梅花图案的雕刻。在尽头处的左右两根廊柱上，分别挂着“一帘波影”、“四壁华香”的屏条。我想看看外面的景色，便走到室外坐在了船首的椅子上。今天还是好天气。听说南方多雨，然而一旦放晴之后也就不大会下雨。虽无昨日暖和，但和日本的十月比起来，差异还是很大。现在我只穿着从南京以来就穿着的薄薄的黑罗纱的单衣，再外套一件斜纹布上装，一点也不冷；而四五天前在南京依然可闻蝉鸣之声，就可以想象这边有多么地温暖和煦了。此间的春天颇为短促，相反的秋天则要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不时会出现类如春天般的暖洋洋的日子。

过了十五分钟。这一带的河流要比东京的外濠还宽广些，河水当然是盈盈满满的。船的右舷方，前天傍晚如幻象一般展现出来的城墙和高塔，在没有一丝云彩的万里碧空中，轮廓鲜明地蜿蜒相连。今天城墙远方的天空也是清爽澄澈，因此使人很难相信在其之下竟隐匿着一座三十万人口的大都会。无论这城墙的石垣有多厚，在其背后的城内的街市喧杂之声多少总会透发出来一些吧，但却听不到一丝市井的杂沓之声。我出神地凝望着在朗朗朝阳照射之下寂然耸立的城墙，不觉感到连这石垣似乎都像是戏剧舞台上使用的布景道具。

“请看那边，那边有那样的鸟在飞。”

坐在室内的老板娘，一边说着一边走到船头来，用手指着城墙上的高高的天空。真的，那边有五六羽白鸽样的鸟，集成一群穿过河面朝郊外的方向飞行而去。我问这叫什么鸟，老板娘答说不知道。

船的左岸有一座叫苏纶纱厂的工厂，过了纱厂后在左边的运河上横跨着甘棠桥。右边的城墙的外廓下不知何时也出现了五六户人家，白色的粉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河面上来往的船只渐渐多了起来。像是从大运河上过来的挂着篷帆的船，中国式的帆船、小蒸汽船、轮船等各色各样的船，从前面驶来或从后面驶过去。其中还夹杂着蒙着草帘子的小小的叫花子的船。

“叫花子就住在船上，大概父母子女五六个人挤住在一起。”老板娘介绍说。

不一会儿，我的船来到了苏纶丝厂的砖墙边。但我的眼前已展现出石拱形的吴门桥，正迎接着我的到来。昨天从桥上经过时，因石阶太陡，只得跳下驴来行走，由此可见拱形相当高。从船上望过去，可见拱形下桥那边鳞次栉比的屋舍，远方的天空下，在烟霭中有些迷蒙的虎丘塔和灵岩山塔的影姿。船在桥下通过时，可清晰地看到拱形的左右两边石柱上刻着“同治十一年壬申夏四月”、“苏州水利工程总局重建”的字样。

过了桥后，护城河弯向右侧流去。但我的船不久告别了护城河，在水门塘的地方进入了左侧的运河。这一带比日本租界附近还要热闹，两岸的人家屋瓦相连、鳞次栉比。左边有现已成了警察分驻所的水仙庙，庙前的石垣上伫立着两三个警察，正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船；右边犹如参差不齐的牙齿似的排列着破旧低矮的小商店。河面上比刚才更为拥挤，几乎令人想起深川的小名木川(2)。像往常一样有叫花子船、泥船、捕虾船、粪肥船，不时地还有鹅“嘎嘎”地鸣叫着穿行其间，在水面上吵吵闹闹地游来游去。有个像是店铺女主人模样的妇女，蹲在河边的石阶上正用竹刷子涮洗着钵盆和菜。在这样的景象中弯弯曲曲地划行了一百多米，右边的城街中又有一条窄窄的运河，河上架着拱桥。我的船便折入这条运河前行。

天空中依然有白色的小鸟、喜鹊等各种鸟飞来飞去。我船上的船老大悠然自得地吸着长长的烟管，不紧不慢地握着橹。河两岸的人家渐渐少了起来，河岸也不再是石垣，而变成了长满了青青杂草的土堤。运河穿过姑苏城外平坦的沃野笔直地向前流去。我不时地从船头上站起来想眺望一下土堤那头的原野的景色，没想到土堤却是相当地高，看不清楚，不过这一带总像是水田吧。不时地可看见一些墓地，仅可看到土堤背面的耸起的土馒头和墓碑的上端部分。这一带也许是颇为富庶，乡民的墓冢也修得非常气派。在中国的满洲荒凉一带的坟墓，只是简单地隆起一堆土而已，有墓碑的几乎一个也没有，而这里不管多么简陋的墓冢，一定会有石碑立在那里。有的墓在土馒头外封上水泥，周围修上颇为气派的影壁，或植上茂密的竹丛。墓的外面，不时有羊群从土堤的背面走过。虽也仅能看见一脊羊背，但那宛如雪白的棉花般的羊毛令人想到仿佛是碧空中飘下的一团白云。有一只鹰划着大大的圆圈在碧空中静静地盘旋。往来的船只渐渐稀少了，偶尔会见到一艘疏浚船在从河底挖出淤泥。船的前方又出现了一座新的拱桥。仔细一看，拱桥的那一头还有一座拱桥。三座拱桥互相都相隔一千多米，几乎同样是划出弧线的拱形石桥。穿过了这些拱桥后，运河渐渐地狭窄起来，一直消失在遥远的原野尽头。河的上游一方，两岸有一大片灌木林，河水仿佛是潜隐在树林的枝叶之下似的。从这边远眺过去，真觉得树林的那一带恍如清丽秀美的仙境一般。民间童话中的老爷爷老奶奶所居住的村庄一定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吧。桃太郎(3)中的仙桃所流过来的河流，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河了。尤其使这河上显得像仙境般的是树林后面巍然耸立的山峦的秀姿。巍然耸立这说法不合适，比山冈是要再高些……不知是很远的缘故呢，还是山姿确实平缓圆浑的缘故，使人感到这只是一片稍稍隆起的丘陵而已。同时，这山的表面尽是似乎刚用水浇过的洁净的石头，而在这辽阔的旷野中又仅有此孤山一座，因此看上去就宛如盆景中的假山一般。这些上游的山峦和树林，在清明澄澈的秋日早晨的空气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淡雅悠远的情趣，实在是无法以言辞来形容。这时，从上游的仙境那一方，有一艘船慢慢悠悠地，仿佛仙桃流淌过来似的往这边划了过来，连摇橹的声音也听不见。船穿过了第一座拱桥，穿过了第二座拱桥，穿过了第三座拱桥，渐渐地靠近过来了。这是一艘与我的船同样大小的画舫。船屋里乘着什么样的客人我不知道，但船首方的门扉左右蹲坐着两个歌伎：右面是个穿着杏黄色衣裳、皮肤白净脸面瘦长的女子，左面是个穿着茶色衣裳、眼睛大大肤色黝黑的女子，两人都以单腿跪立着用手支撑着脸颊，一动也不动。后面有盆景中的假山一般的远山做背景，所以连这两个女子也仿佛是盆景中的偶人似的。当对方的船同我的船相擦而过时，我偷偷地瞥了一眼这两个女子，两人都是宛如偶人一般的美女。肤色黝黑的女子以她那别有姿色的瞳子向我这边闪了一闪，但依然身姿不动，而此时画舫已慢悠悠地驶过去了。

我的船从这个方向依次穿过了三座拱桥。第一座拱桥上，在与水面相接的拱形柱的两边，刻着“两岸桑麻盈绿野”，“一渠春水漾思波”。盆石似的远山背面又出现了一座山。那座山上整面的都是红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泛着红光。在驶近第三座拱桥时，河的景象顿时大变，已经一点也没有运河的模样。水上四处漂浮着无数的落叶、树果和浮草。土堤上是荫荫的一大片已抽穗的芒杆，其间不时夹杂着盛开的菊花。大概已来到刚才看到的树林边了吧。不知从何时起，岸边的树木多了起来，杨柳、栌树等高大的树干，长长的枝丫交互在一起，遮蔽了水面。水是绿色的，犹如寒水石一般凝滞不动。枝叶投下了斑驳的树影，仿佛落下了无数金色的碎片，闪着粼粼的波光。不一会儿在右舷边树林最为茂密的地方出现了牛王庙的粉墙。穿过第三座拱桥不久，河流到了尽头。

我们的船靠了码头后，在此之前已沿着河岸在追赶我们的村姑们一下子围了上来，我还以为是要饭的，结果不是，说是招客人上轿去天平山的。老板娘用中国话与她们一个劲儿地讲价钱，最后谈定一座轿子五十文钱，于是就上了轿子上山去了。

说是轿子，与日本的山轿完全不同。中间是一把藤椅，两边带着长竿，两个妇女便一前一后抬着前行。长竿富有弹性，到了崎岖不平的道路上也会自然地一上一下有节奏地轻轻摇晃。先前我在上庐山时已乘坐过这种轿子，不过那时抬轿的是体格魁伟的男子，且是四个人，而今日抬轿的却是两个瘦弱的妇女。不过，庐山和天平山的高度及道路的峻险程度毕竟不一样，也许女子也能抬上去吧。在庐山时稍一闪失就可能坠入千仞谷底，所以一路担惊受怕，而今天即使掉下去也无大妨。而且山就在眼前了，也许坐上半里一里就到了吧。

水田、桑园、竹林、小河，穿行于其间的道路虽然不宽但颇平坦。大概是从上海来的日本团体游客的一部分吧，几个穿着西服像是公司职员模样的年轻日本人，骑驴策鞭，与老板娘点了点头赶到了我们的轿子前面。从竹林那边传来了丁零丁零的清脆活泼的声音，已有中国人骑着系有银铃的白马从那边往回走了。抬着我轿子的村妇，前面是一个约有五十多岁的老妇，后面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老妇人将已染霜的头发拢在脑后扎成一束，用黄铜的发簪簪住，穿着蓝底白花的上衣，耳朵上戴着不知是镀金的还是黄铜的耳环。抬轿子的都戴着耳环，似乎有些过分，但在中国连要饭的也戴着耳环和戒指，所以也没有丝毫的奇怪。这且不说，当来到了斜面有些陡峭的坡道上时，那老妇人故意夸张地发出一种特别凄惨的声音，呼呼地喘着气。最后她放下轿子，叫我自己走上坡去。

“这家伙怎么这样耍懒。她们是想要小费，所以这么对你说。”

说着老板娘把两个抬轿人痛斥了一顿。骂了以后她们只得又哼哼哈哈地喘着气抬起轿子朝前走了。

到达天平山的山麓是下午一时左右。那儿除了几匹马和驴及轿子以外，还有五六座风情优雅的典型的中国式轿子在等待着客人。苏州的轿子总的说来比北京和南京一带的要雅致和漂亮得多，与日本王朝时代的代步物很相像，倘若在某处遇见这样一列鱼贯而行的花轿，不禁会产生一种幽思：不知轿上坐的是何等的佳人？不过今天这些轿子恐怕都要让随日本团体游客一起来的夫人小姐占有了吧。

不管怎么样，接下去的一段登山路总是要与日本的团体客相遇在一起了。我想尽可能快地看完红叶，在日落之前再坐画舫到寒山寺去看看，而且还想坐船到《剪灯新话》的《联芳楼记》中所记载的兰英蕙英这一对漂亮的姐妹所居住的阊门外的运河去转转。这样想着我下了轿子，一步一步地沿着山路往上登去。

天平山显得玲珑可爱，说是山不如说是山的模型更贴切。当然没有东京的爱宕山那么小，但要比武州的高尾山(4)低得多。从山麓往上看，仅有一座山峰如竹笋般地秀然峙立。这竹笋的表面不时地分布着一些奇岩怪石。其形状颇带有些仙风道骨，但整体上却如玩具一般地小巧。在此山的对面还有一座玲珑可爱的山。或突兀，或圆浑，在山的形状上虽颇异其趣，但从小巧玲珑这一点来说，与奈良的若草山甚相似。我所伫立的山麓，恰好是位于此两山山谷间的一处幽邃闲雅的所在。山谷间的红叶比山上更多。其与日本的枫树在枝形上大小相同，不时可见树干铁黑、雄壮粗大的大树如大火劫后余存的木栓一般巍然挺立。在枝干的顶端部分，生长出数片红叶，犹如剪纸一般。因此，周围并非整片的红艳艳的明亮景观，反而是一种令人生出安逸沉静、清寂空寥之感的红叶。时节还颇暖和，所以树叶尚未充分转红，但带有茶褐色的清澄的树叶颜色与铁黑的躯干颜色互为映照，显得相当地美。这些细弱的、熠熠闪光的树叶，仿佛一片一片都可以清数般地、鲜艳地、在秋风的摇曳中神经质地微微颤动。有些从树干上落了下来，纷纷扬扬地飘舞着，如尘埃降落一般地悄无声息地坠落了下去。据说是为了纪念宋代范仲淹而建的天平山白云寺的粉墙，就掩映在这些枫树之间，围绕着山麓。但是做导游的老板娘，照例对其都不屑一顾，似乎她的工作就只是走路，目不旁视地一个劲儿地向山上登去。

“那边好像有座寺院，那叫什么寺呀？”我故意装糊涂地问她。

“是呀，那座寺叫什么来着。大家都把这里叫作天平山……”

果然，那导游连这寺的寺名都不知道。

“登山上去有什么呀？”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不过望出去风景不错。”

老板娘冷冷地答道，不顾一切地一个劲儿往上登。我故意走得很慢，在坡道上不时地望望周围的风景再往上走。不知何时老板娘的身影也看不见了。

从半山腰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一座白云亭。走入门内有弯曲的回廊，在回廊的左侧垒上山石，围成一个小小的庭院。在岩石中间有一汪名为“吴中第一水”的泉水，在石块的表面上刻着“云冷清泉”之类赞美其清冽的词句，但这水却一点也不清，多少带有点绿色，犹如浮着污垢的洗澡水样的浑浊。来到回廊尽头的客堂门口时，传来了喧嚣的人声。是原先的团体游客在里面吃午饭。客室里面分成两间，从窗外可遥见远处灵岩山的高塔。穿着洋装的年轻人在桌子周围乱糟糟地或坐或站，里边的房间里则文雅地端坐着两三位夫人小姐。到中国来后还是第一次看见身着盛装的日本女子，我不由得起了一点好奇心，便厚着面皮加入到团体客中去。夫人这一边看上去都长得端庄秀美、气度优雅、风采翩翩。在南京已曾体验了中国美女——与这类女人相比也许有点失敬——这样看来日本的女子似乎也不错。

比我早一步到达的老板娘给我端茶呀分饭呀地忙开了。寺院里的和尚提来一大壶开水，一一倒入人们的陶制茶壶中。昨天带我游览的老板也在。此外还有一个穿着藏青西服戴着鸭舌帽、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的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对着那些纷纷涌过来讨剩饭残羹的抬轿人和苦力，那小青年又瞪眼又训斥地显得盛气凌人。

“这是我的儿子。虽然还只有十七岁，你看，已长得这么高大结实，与中国人吵架没有一次输的。那么强壮的苦力即使五六个人过来，也赢不了那小家伙一个人。而且中国话也说得相当好，人们都以为他是中国人了，英语也可粗通，客人们真的都很喜欢他。他们说这小家伙一个人胜过好几个导游，有了他就心定了。他到哪儿都大受人欢迎。”

一直没什么笑脸的老板娘，只有此时才很热情地向我介绍。

“你有，香烟？”那年轻人立即用英语对老板说，“请给我，一支。”

说着从老板那里接过一支呼呼地抽了起来。即使老板娘的话有一半夸张，她儿子看上去确实是个血色很好、活泼机灵的小伙子。但像他这样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待中国人如猫狗一般，而且都想在一方称霸的日本人，如果大量涌入中国的话，中国也要大受侵扰了吧。不过，那小青年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模样，当然是受父母的坏影响造成的。

“让日本人赚钱是可以的，而给中国人的钱，连一个铜板都要斤斤计较。”刚才在与抬轿人谈价钱时老板娘这么说。这句话非常令我生厌。如果你是这样地为日本同胞着想的话，就应该把旅馆的设备弄得再好一些，至少应该弄得比中国人的旅馆舒适些吧。据我的经验，如果没有语言上的不方便，住中国人的旅馆要经济得多（不过这是仅就南方而言。我后来发现，在南方的中国人旅馆里，一般总有一两个懂英语的男人。要是会讲一两句英语的话，恐怕还是住中国人的旅馆为好。从费用上来讲也只要不到一半就可以了。关于日本人旅馆的种种不便之处我以后还想专门写一篇东西，这里先稍稍发泄一点余愤）。在中国的所有日本人虽还不至于都是“给中国人钱连一个铜板都要斤斤计较”那样心地狭窄的肤浅之辈，但好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却碰到这种低俗粗鄙的同胞，心里不会愉快。若说那老板娘是女子也没法，那么我希望男子对中国人的态度总之应该要慎重些。

待团体客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悠然打开了饭盒。透过窗户可以望见在烟霭中的灵岩山影。据说以前在山里有座叫馆娃宫的宫殿，西施曾居住于此，那里还留有她在花晨月夜弹琴的琴台遗迹。

我记起了《联芳楼记》中苏台竹枝曲的词句：

馆娃宫中麋鹿游,西施去泛五湖舟。

五湖是指太湖，据说登上此山的山顶可以一览太湖的秀色，犹如从比睿山上俯瞰琵琶湖(5)一般。说起西施，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不如说更有一种出现在民间故事中的娟秀女子的感觉。除了故事中的淑女形象外，我并不知晓西施的事迹。与探访日本的历史古迹不同，一想起那位淑女的故乡就在眼前，不禁感到原来是遥远的梦一般的虚无缥缈的场景，突然间出现在了自己的近旁。真的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据说从这里到灵岩山约有一里半。我想去看一看，但归途中的运河的景色更吸引我，还是决定坐船回去了。

“那么，我们就上路吧。”

老板娘催促着我走出了白云亭，沿着原路下了山。刚才一心只顾眺望山上风光的我，想再次单独行动，在下山路上一个人悄然走进了上山时未及一看的白云寺。我在里面慢慢地、非常仔细地一件一件看过来。虽然这也并不是什么极有价值的建筑，但让那毫无责任心的导游等上一阵子，心里却感到无比地痛快。在里面转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山麓的正门悠然地踱了出来，一看，老板娘正远远地茫然无聊地站在轿前等着。我觉得心里的不快得到了一点宣泄。来到中国之后还一直未能随心所欲地自我行事，也许不应这样，但那已是我的脾性，改不了了。

不料正在自我得意的我，却碰上了倒霉事。前面走过来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瘦高个要饭的男人，发出一声声可怜的叫声紧紧地跟着我。他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跪在地上发出更加凄凉的叫声，伸出双手。这叫声和那抬轿的老妇人在上坡时发出的哀叹是一样的腔调。我想与老板娘的“给中国人钱一个铜板也要斤斤计较”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便丢给了他两文铜钱。我想那叫花子会高兴地走开了吧，不料他瞪着两文的铜钱，脸上毫无悦色，依然一声声地向我哀求着。这哀求声犹如唱歌一般抑扬顿挫带有节奏，他不断地哀求着，更加死命地紧跟着我不放，最后竟用那满是污垢的脏手拉住我外衣的下摆。这真叫我有点受不了，不禁大声呵斥道：

“混蛋!”

正在这时老板娘奔了过来，我便问她说：

“给他两文钱不已足够了么？这叫花子嘴里叽里咕噜地在说些什么呀!”

“他不是说两文钱不够，而是说这两文钱不通用，想把这换成一文铜钱。这样的家伙您给了他一次钱，其他的叫花子就会不断地涌上来，吵得您没办法。倒不如索性就不给他。”

老板娘依然在宣扬自己的主张，不过她还是从自己的钱包中掏出了钱换给了他。但这老板娘毕竟不会违背自己不白给钱的主张，她给了钱后，便使唤他到高处去采一两枝红叶来，这样才总算现出了怒气平息的神情。

在回去的路上，小姑娘换到了前面抬轿，老妇人则到了后面。他们哼唷哼唷地抬着往前行，来到了路窄处时，从后面骑着驴子赶过来的赶驴人不耐烦地催促着我们快走。到达原先画舫停泊的码头时大约是下午三点吧。有五六个小孩闹哄哄地聚集在船边，正和船老大夫妇说着什么。我原以为这大概是村里的孩子吧，但其中有三个人似乎要和我们一同坐船。原来他们是船老大的孩子。我原先一点都没注意到有这样的孩子坐着我的船过来，他们是藏在哪里呀？老板娘拿出了从客栈带来的日本点心分给孩子们吃。也许是已在岸边停泊了一会儿，船里面飞拢了一群苍蝇。船就载着这群苍蝇，摇动着小河中困乏的水波往前动了起来。

船沿着来路往回摇了两三百米，穿过一片浓绿的树荫，拐入了左边的运河。两岸是杂草茂盛的平地。去的时候看上去宛如盆石一般的山峦，从此处远眺过去，如同一头回首的狮子踞伏在那里。右边的陆地上，工匠们正辟开一片杂草地，忙着施工，不知是盖别墅还是建墓地。岸上有的地方在建造码头，有的地方在建立漂亮的牌楼。稍前面一点现出了墙壁黑得发光的房子，运河在此处折入了右边的方向。

一转入之后即可看见左方遥远的虎丘塔。早上通过吴门桥时，已在桥下遥望过其塔影，现在又显现出其身姿。若塔在那个方向的话，那么也可大致推测出我现在所通过的运河的位置。我们的船不一会儿大概就可抵达枫桥下面了。就如清水寺(6)的塔与京都密不可分一样，据说这虎丘塔也是苏州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自前天我在火车的车窗中望见这座塔以来，昨天和今天我的行程一直与该塔形影相伴。到了苏州西北郊的话，几乎每一个所在均可望见这座塔。此时此地我所想起的，还是常常引用的苏台竹枝曲中的一节：

虎丘山上塔层层,夜静分明见佛灯。

约伴烧香寺中去,自将钗钏施山僧。

吟咏此诗的兰英蕙英姐妹的家应该正好在这条运河一直下去的城外的西廊门边，所以“虎丘山上塔层层”、“夜静分明见佛灯”诸句，当是实景的描述了。两姐妹在此的时候，每天夜晚塔上都点上明灯，她们也许曾远远地眺望着这灯火在静寂的夜中一闪一烁地光亮。或许她们也曾望见过塔旁的云岩寺的灯火吧。在苏州，除了此塔之外，毕竟还有灵岩寺的塔、报恩寺的塔，以及其他两三座不知名的塔，除了苏州之外，在中国还有很多塔。和日本的高低相近的一大片屋檐相连的景象不同，有了塔就给周围的景色增添了不少情趣，使之富有错落变化。薄暮时分，当你沿着乡间的小路走向某座城镇时，或是凭临着火车的车窗望着目的地渐渐临近时，在辽阔的平原的那一方，首先映入你眼帘的便是塔。你会想到：“啊，那儿有一座塔，那儿已是城镇了吧。”这时候，塔便会使游子的胸中充满了无限的亲切和温暖。

岸边，住家一点点多了起来。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鸭子的悠闲的叫声。在我的前方，又出现了一两座呈现出迷人的曲线的石造拱桥。在第一座拱桥前，有一两艘船沐浴着午后温暖和煦的阳光，犹如昏睡一般地悠然漂浮在水面上。一艘船上晾着洗过的衣衫，另一艘挂着苫席，上面排满了白菜。穿过了第一座桥后，大概在一公里开外的地方，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第二座拱桥宛如彩虹一般横悬在水上。在桥的中央，与弓形呈相反弧状的顶边上，也许是在晒太阳吧，有一个人影如塔一般地凝然不动。原来那是个穿黑缎子衣服的过路男子凭靠在栏杆上，俯看着河面，等待着我的船的临近。在右岸边上，堆着一大堆瓦片，有个妇人蹲在一旁在编着竹篮。左岸边上有一个摊点，我正想这里在卖什么，只见架上摆着毛巾、刷帚、刷子什么的。这一带像是一座小村庄吧，两岸紧密地排列着菜馆呀，肉铺呀，铁匠铺等小店。这些房子的后屋都无一例外地临着水面，不少人家还伸到运河中搭建了阳台。这里的住家与水的关系真是相亲相近，仿佛是水浸润着房子，房子在与水戏耍似的，甚至使人感到这板壁建造的住家简直就像漂浮在运河上似的。虽是白天，但仍有五六个村民似的男人在茶馆和肉铺里。铁匠铺里传出的有节奏的打铁声，在寂静的午后悠长地回响着。在村头的右角上有一家竹器铺，店前系着几只竹筏。我们的船来到这里时，有个男的赶紧从店里奔出来，将堵住河道的竹筏使劲往岸边拖过去。

从竹器店的拐角，画舫折入了右边的运河。

“马上就到寒山寺了。”

从开始起就闲得无聊地待在一边的老板娘，似乎突然想起了自己导游的职责，敷衍地说了一句。

“哦。”

老板娘觉得有点没趣，便拢起衣袖，把哈欠强压了下去。

再一看，见有两个七八岁的女孩，正趴在右舷的石崖上，将青瓷瓶放在水面上，全神贯注地盯着在河上漂浮的瓷瓶。对面有一艘船慢悠悠地摇了过来。船上好像有黑黑的东西在悄然晃动，正在想这是什么，原是饲养鱼鹰的船。两侧的船舷上停着五六只鱼鹰，伸展着翅翼和长长的脖子，神闲气定地与我们的画舫擦行而过。左岸上停着一艘船身涂得鲜红、船头方画了一个白色的眼珠、状如鲷鱼的船。河流的前方又有一座新的拱桥正以其优美的身姿迎接着我们的到来。桥顶部也同样有几个人影。这次的那个男人一手提着鸟笼，带着一个身穿红衣服的孩子。

穿过桥，已可从绿荫浓郁的桑田中隐约看见寒山寺的屋脊。寺院位于两座拱桥之间，前面的一座无疑是昨日曾见过的枫桥。我们一路过来的这条小河，在枫桥的前端与形成丁字形相交的运河汇为一体，一直流向阊门外的市区方向。

刚才一直在河岸拉着我们画舫的船老大，不一会儿捯着船绳奔上枫桥桥头，迅速地将绳子抛给了正行到桥下的船上的妻子手上。

在桥左侧的房屋的屋角上，挂着四角灯笼，上有朱色大字“山茹行”“东万兴”。在寒山寺的对面，有一片在中国少见的小松林。回首向船尾望去，夕阳已沉落到灵岩山的塔下了。

姑苏台上月团圆,姑苏台下水潺潺。

月落西边有时出,水流东去几时还。

门泊东吴万里船,乌啼月落水如烟。

寒山寺里钟声早,渔火江枫恼客眠。

洞庭金柑三寸黄,笠泽银鱼一尺长。

东南佳味人知少,玉食无由进尚方。

杨柳青青杨柳黄,青黄变色过年光。

妾似柳丝易憔悴,郎如柳絮太癫狂。

一团凤髻绿于云,八字牙梳白似银。

斜倚朱栏翘首立,往来多少断肠人。

(《联芳楼记》)

(1) 泷野川，地名，位于东京都北部石神井川南岸，江户时代多森林，以红叶的观赏地而闻名。

(2) 小名木川，地名，流经东京都江东区北部的一条运河，开凿于江户时代，明治以后利用舟运开建了不少工厂。

(3) 桃太郎，日本古代童话及同名童话的主人公，说的是自桃中诞生的桃太郎牵领狗、猴子等击退了鬼岛上的恶鬼而将金银财宝夺回来的故事。

(4) 东京的爱宕山（另有京都的爱宕山）是位于港区公园北侧的一座海拔只有26米的小丘陵，山顶有爱宕神社，1925年日本最早的广播电台开设于此。高尾山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西侧，海拔599米，山上树木茂盛，有山野气息，山顶有药王院、有喜寺等，是东京一带的市民出游的好去处。

(5) 比睿山在京都的西端，最高峰海拔 848米，山巅有天台宗总本山的延历寺，从山顶向西可远眺位于滋贺县境内的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

(6) 清水寺，位于京都清水的法相宗寺，初建于延历十七年（798年），南侧的建筑以“ 清水的舞台”著称，适于远眺，现被列为国宝级建筑。

中国观剧记(1)

泷田君嘱我就梅兰芳写点什么，我应允了。可我只是去年去了中国两个月，既非中国通，对中国的戏剧等自然也不甚了了。而且在本杂志的上一期内已刊登了权威人士们的有趣的报道，如今再由我这样的门外汉在此摆弄一些肤浅的外行话也确有些不知自量。不过，这里并不限于梅兰芳，而只是想就一般的中国戏，从我这样一个梨园外人的眼光，记述一点个人的感想和见闻。

我一开始就期望到了中国后能尽可能地多走一些戏院。在我未观中国戏之前，中国的戏曲、中国的演员，那由刺激强烈的色彩和声腔高亢的音乐组成的彼国舞台的景象，就曾一直惹动着我的好奇心，要是能到该国去的话，就可亲眼目睹、亲身体历自己憧憬已久的、如梦似幻的美艳和交织着怪诞的异国情调的场景。我也曾听说在北京有梅兰芳这样的大牌名伶。因此，我自朝鲜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奉天(2)的木下杢太郎(3)氏家住定之后，就急不可耐地立即向木下提出希望到中国的戏院去看看。

“奉天乃中国的边城僻乡，在这种地方看戏没什么看头。要看的话该到北京去看梅兰芳。不到那儿去难说看过中国戏。”

杢太郎氏这么说着，对我的要求未加理会。但他还是带我去了一家在平康里的名曰“中华茶园”的戏院。在中国称为某某茶园的小戏院很多。说起茶园，人们往往会认为是饮茶的所在，而实际上大抵都是戏院。南方叫什么我记不清了，奉天、北京、天津一带都叫茶园。总之，在奉天看的戏是我与中国剧接触的第一次体验。观众席的样子与日本的粗陋的小电影院大抵相近，等级分为楼上楼下两等，楼下就只在地上排放些长椅。我走进去的时候，舞台上有个个子娇小的年轻女伶，戴着亮闪闪发着刺眼银光的凤冠，穿着鲜红的质地上绣着大片金色图案的衣裳，正发出如猫叫一般的尖利之声说着台词。不知怎的，我觉得她就像一只煮红了的虾。这位女伶的形象还不那么招人嫌厌，而接着出场的那些演员却个个面相狰狞，脸上涂抹得浓艳赤紫，使人如遭噩梦魇住似的心绪很不愉快。而且他们在台上武打时，喧闹的音乐声震响全场。戏班的人无休止地“当当”地敲打着像铜锣那样的乐器，耳朵都震聋了。虽要了印好的节目说明书，但一个夜晚要上演好几出戏，现在演的是哪出戏，是哪几个演员在演，却令人渺无头绪，当然对剧情也一无所知。我原先所怀抱的幻梦至此被击得粉碎。

我心里想，到了北京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了。后来在天津我也去看了各处的戏院。京津一带似乎戏剧相当兴盛，有些地方就像日本的浅草公园或是道顿堀一带，在这样的街区行走，可见有报童在沿街叫卖满载着戏剧广告、剧评和梨园消息的报纸（这样的报纸在稍大一点的都市里到处都有发行）。买一份这样的报纸，照着广告栏上登出的剧场一家家地去寻访，还是没有一家能让人觉得怦然心动的。首先是戏院的肮脏使人不敢举足向前。其甚者，当舞台上两人在移步打斗翻起筋斗时，台上会轰然扬起一片尘土，雾蒙蒙的尘埃让人眼睛也看不清。其次是不管是扮演美女的还是扮演好色之徒的演员，都会朝台上吐痰或是擤鼻涕（即使是艺人，有的也在观众席上擤鼻涕）。穿着绚丽夺目的戏装却公然做出这样的行为，真令人不可思议。但看客却对此司空见惯，他们沉浸在音乐声中，随着唱腔的高低起伏而摇头晃脑或以手脚打着拍子；进入佳境时，就会激动亢奋起来，高声喝彩，击掌叫好。我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是一个爱好音乐的民族。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去了像神田小川町一样书店林立的琉璃厂，那儿有一种辑集了中国现代戏曲的称为《戏考》的书刊，我将能找到的全都买了来。然后向以戏剧通出名的辻先生、毕业于同文书院的村田孜郎君、平田泰吉君等请教，或请他们带我去戏院看戏。一段时间下来，对中国戏慢慢地有所领会了。在北京，我前后待了十来天，其间每天总要到戏院去看一两出戏。依照报上的广告了解那天所上演的戏名，然后再打开《戏考》了解该戏的剧情，另外又请戏剧通作一些讲解，有了这样的准备再去看戏，因此不几日便豁然有所开悟，对中国戏有了些知解。不过另外也有个缘由，那就是我在奉天和天津等地已看了很多比较粗劣的戏剧，这期间不知不觉地对那腔调高亢的音乐已渐渐地听惯了。这样，若是连戏的剧情也知晓的话，就会感到中国音乐的旋律与西洋不同，其所流露的感情与日本人也是相通的。因此悲凉哀婉之处能感其悲凉哀婉，勇猛雄壮之处亦能感其勇猛雄壮。像《李陵碑》等戏曲中所含蕴的悲壮的意味，我觉得自己能充分领会。

听辻先生说，眼下的梅兰芳已不如两三年前那么红了。因面颊消瘦的缘故，容貌也不如以前那么俊美了，嗓音也差了一些。听说与梅同样演花旦的，出世要较梅为晚的尚小云前景看好，将来有可能成为与梅并驾齐驱的名伶。我曾看过尚小云的《孝义节》，总觉得他比不上梅兰芳。其缘由之一也许是梅兰芳不仅嗓音好，而且表情动作俱佳，对我们这种门外汉来说容易看懂吧。从这意义上来说，与梅兰芳搭档演夫妇的王凤卿这次未来日本，实在令人遗憾。王凤卿颇有些幸四郎的气韵，一招一式都演得饱满而有气度，其容貌风采嗓音都颇似中国古代的英雄，英姿飒爽。要是他来日本的话，或许会比梅兰芳更受好评。

在帝国剧场我看的是《御碑亭》，由于缺了王凤卿，自然比我在广德楼看的时候要差。此外，扮演柳生春的演员，也不如在北京时看的那一位演艺精湛。王有道和柳生春在考官前说话的台词念白及其声调的抑扬显得出奇地好，在北京时并非如此。《御碑亭》避雨的那一场，梅兰芳的表演也是在北京的时候精彩。在广德楼的舞台上，御碑亭的旁边置有一杨柳树，这就烘托出了雨天的景象，不知为什么在帝国剧场没有置放杨柳。孟月华蹲在御碑亭右侧的亭柱边，柳生春在左侧的柳荫下落魄地徘徊，互相数着报更的钟声吟唱了起来，那棵柳树实在是不可或缺的。王有道在休妻时的表情，若由王凤卿来演的话，就不会那么张扬喧嚣，而是更具有男人的气味，极富沉痛之情。

来到中国南方后，也曾看了在苏州、杭州、上海一带流行的新剧，颇有些新奇刺激的玩意儿，有些戏剧演的是挖肠剥皮的奇幻残酷的故事。女演员中，在苏州的西湖凤舞台看过的张文艳的妖艳至今仍未能忘记。此外，在上海的大世界看到的木偶剧非常地美妙绝伦。中国的旧戏主要讲究音乐而非动作，且戏装又是那样地美艳绚丽，这些都十分适宜于上演木偶剧。

(1) 此篇原载大正八年（1919年）六月号《中央公论》，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十四卷，中央公论社 1983年版。

(2) 奉天，沈阳的旧称。

(3) 木下杢太郎（1885—1945），日本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医生。1916年到沈阳的南满医学堂担任皮肤科教授，1918年谷崎润一郎访华时他尚在沈阳。

西湖之月(1)

这是有一年的晚秋，作为东京一家报社的特派员在北京逗留了颇长时间的我，因公务而被派往阔别许久的上海去出差一个月时的事情了。时在十一月，具体哪一天我已记不清了。抵达杭州西湖的第二天，恰好是一个美丽的月圆之夜，所以离开上海时约是旧历的十三或十四吧。到杭州去倒也没有另外的公务。我此前曾来过一次上海，那时曾到附近的苏州、扬州、南京一带走过一圈，虽也很想去杭州，却终于未得闲暇，而遗失了这一机会，于是便想利用这次出差之机去杭州一游。

虽说是深秋，但中国的南方还不怎么寒冷。说句过分的话，游览杭州的最佳时节无过于春天，正如高青邱的诗中所描述的：

渡水复渡水,春花还春花。

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

现在的时节虽不能充分领略这样的南国特有的风情，但路边的杨柳依然枝叶青葱，穿着冬装白天都会出汗，只是早晚的空气会凛冽地沁入体内，但这反而令人感到肌肤滑爽。虽无百花争妍，却正是观赏红叶的佳时，天天都是万里澄碧的晴日，若那天又恰逢圆月的话，西湖的景色足以慰藉一个游子之心了。于是我从上海北站坐上了两点半开往杭州的列车。

“我准备去杭州，那边什么旅馆最好呢？当然，没有西洋人和日本人开的旅馆吧。”

我用半通不通的上海话问邻座的一位男子。那人正用象牙的烟嘴吸着“西敏寺”牌的纸烟，听到我的问话，他懒洋洋地睁开了长在硕大肥胖的脸上的一对鼓起的水泡眼，回答说：

“洋人开的旅馆没有，但有中国人开的干净而挺不错的旅馆。装潢设施都一如西式的旅馆，所以从上海来的洋人也都在这儿住。近来在西湖边上新建的新新旅馆，还有清泰旅馆，这两家大概要算最好的了吧。新新旅馆规模很大，望出去景色也好，不过离火车站颇远，有点不方便吧。”

说着，他用爱理不理的目光瞥了我一眼，随后又悠然抽起烟来，好像与人说话显得很费力似的。

“您到哪里？”

我不客气地又问道。他又向我这边扫了眼，答道：

“嘉兴。”

说完，便将脸转向了窗口。

大概这个人是嘉兴的商人吧。硕大肥胖的身躯上穿着亮闪闪的黑缎子衣服，显得颇有派头，稍稍有些傲慢的神情，留着稀疏胡须的嘴角及脸庞的轮廓，看上去总觉得和前总统黎元洪颇为相像。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五十岁模样的颇有气度的瘦瘦的男子，正喝着茶与坐在一边的夫人热切地谈论着什么。说话间那夫人从黄铜的烟管中吸出水烟，发出咕嘟咕嘟的单调的声音。那男的也边饮茶边抽烟，抽着抽着喉咙里“嘎”地发出一声响，往地板上吐出痰来。然后又开始不停地说起话来。夫人旁边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与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相对而坐，看上去像是这对夫妇的女儿。十八九岁的女孩像是得了黄疸病似的脸上没有血色，但五官长得犹如木雕般地挺拔而端正。她怀里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幼儿，幼儿的衣服颜色艳丽得亮眼。大红的绸缎上用绿色的绢丝绣着不知是龙还是麒麟的花样，下面穿着像蜥蜴般闪闪发光的翠绿色裤子。十五六岁的女孩挥动着一枝人造的菊花正逗着孩子玩。她穿着鲜亮的紫色上衣，大概是绫子的衣料，戴着同色的帽子，其容貌与姐姐相反，长着一张胖嘟嘟的、发出酒桶漤柿子一样光泽的圆脸，丰满鲜润的脸颊下端直到长长的脖子周围都被里面是雪白的羊毛皮的上衣领子包裹着，显得雍容优雅。

我就与上述六个人隔着一张小桌坐在一起（中国的火车内，在桌椅与桌椅之间都有一张小桌）。座椅排列得紧紧的，人坐着连活动都很困难。当然不仅是我们这边坐满了人，车厢内到处都座无虚席。这样拥挤倒是以坐一等车为好，但是若不坐二等车，也许就无法观察如此这般的中国人的各种风俗了。总之，只要看看车厢内到处都是乘客的情景，就可了解，比起北方来，南方是多么地富裕。以看惯了京奉线、京汉线上二等车的眼睛来观察一下这里的话，你会发现铺在座位上的草席的颜色没有污渍，侍者的穿着也好，小桌上的台布也好，都显得比较干净整洁，车内的清扫似也做得挺不错。虽说是星期六，但二等车里依然这样拥挤，以此观之，这一带的中产阶级整个来说年景还不错吧。首先，北方的火车客人差别很明显。这一带二等车内的乘客都穿戴得相当体面，这在北方惟有在一等车内才能见到。而且乘客中女子相当多，这也与北方显著不同。在北方，女子罕有外出行走的，而在南方，歌伎自是不用说了，连夫人和小姐都和男子携着手常在外面游逛。也许是毗邻上海这样的欧化的大城市的缘故吧。我刚才踏进这一车厢时，首先感到的也是乘客的衣着非常地缤纷多彩，犹如日本四月时的温暖阳光，照耀着窗外广袤的江苏(2)的沃野。强烈的阳光反射，也许使得车厢内显得明亮起来，但占着座位一半以上的女子和小孩的鲜艳的服饰使得车内的空气更加鲜亮明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用说，他们的服装也比北方要浓烈和绚丽。常听到一个形容，说是人像金鱼在游动一样。他们的服饰都是金鱼的，金鱼才闪耀着绚烂的鳞片在水中游泳。且中国崇尚体形娇小的模样，以金鱼来形容就更妥帖了。

从一头望到另一头，里面也有不少长得颇娟秀的。江苏浙江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出美女的地方，背对我坐着的一位似是年轻的女子，其侧面的脸型看上去就超乎常人地妩媚。身材似要比一般女子高挑些，以我的喜好而言，倒是感到这样才显得娉娉婷婷、雍容华贵。其服饰也令人甚为惬意，在一片浓艳鲜丽的衣饰中，惟有这一女子潇洒地穿着淡青瓷色的上衣和白缎子的鞋子，犹如在金鱼中交杂着一尾颜色不同的绯鲤，给人一种清新怡人的感觉。无论是手指还是脸颊，其肌肤都如洋纸一般滑爽细密，呈稍带蛋黄色的冷冽的青白色。我觉得是常在混血儿身上看到的那种肤色。和日本的女子相比，中国女子的手指显得更为纤细，但这一女子的手指尤为纤细。只是中指和无名指上所带的金戒指，让日本女子来评点的话，也许会说太粗了。不仅粗大，而且戒指上还缀着五六个比豆粒更小的金铃，手指一动，便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不住地晃动着。也许我在此有点饶舌，我觉得日本女子对于装饰品的审美观，总体上太过于岛国民族的那种细小琐碎，没有派头。这样纤细的手指上，还是佩戴这种耀人眼目的戒指更合适。

她对面还坐着一位肤色稍黑、脸庞圆圆的女子。这位也长得相当漂亮，个子娇小，约比刚才那位小姐年长两三岁，从她头发的梳理样式来看，该是位出身良好的太太吧。她戴着金链子下垂着鸡心状翡翠的耳环，身穿黑色缎子服，一手撑在小桌上在织毛线物。说是在织，恐怕不如说是在摆弄着两根银光闪闪的长针和手中的编织物更为合适。眼睛和嘴角荡漾着一种蕴含着笑意却未笑出来的迷人的娇媚。刚才的那位小姐不时地将胳膊弯成く字形，从上衣的底部轻轻地掏出一方紫色的丝绢，一会儿放到鼻尖下，一会儿用两手将手绢在脸前张开成一帘薄幕，并不作什么用却是灵巧地把它当作玩物似的摆弄着，又仿佛是在闻着浸渗在手绢中的香水味吧。她的纤巧的手掌像是与紫色的丝绢在争轻斗薄似的柔软地舞动着。

火车开到松江铁桥时，我从车窗向外探望，但见河水如琅玕一般绿莹莹地澄澈清冽。来到中国以后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澈的河水。以浑浊著称的黄河自不必说了，其他如白河(3)也好长江也好，在中国称为河的河水都如污水沟般地混浊。南方苏州的运河虽不至于此，但与这松江的水无法相比。以前曾坐火车遥经朝鲜，那一带的河水亦都相当清冽，松江与朝鲜的河水相比也不会逊色吧。总之，中国的南北之间，从河水的情形来看就已有如此的差异了。苏州的河水比南京的清澈，杭州的水又比苏州的清澈，是不是越往南行，中国就渐渐地越来越美？现在展现在窗外的富饶的田园风光，与直隶(4)河南一带的萧瑟荒凉的原野风物相比，就有天壤之别。窗外是连绵不绝的绿色的桑田、桃林、杨柳的行道树，其间还点缀着几处水塘，有数十羽鸭子在悠然戏水。不一会儿又出现了大片的芒穗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的丘陵。在丘陵的后面不时出现耸立的高塔，蜿蜒连绵的城墙上那古色苍然的砖墙。饱尝着这样的景色，又在每个停车站望着上上下下的美丽女子的衣色鬓影，我的思绪恍然如入杨铁崖、高青邱和王渔洋的诗境中去了。

叮当、叮当地传来了一阵转动银元的声音，回首一望，原来是刚从松江站上来的四五个男子，刚围着小桌坐下，便开始在赌牌了。他们哗啦哗啦地把称为大洋的银元（这银元比明治初年一元值的银元要稍大些）拢集在小桌上，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中的骨牌，似乎已经忘记是乘在火车上。正中间的是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长着一张顽童似的圆脸，肤色白皙，嘴巴阔大，眼神吊儿郎当，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像是坐庄的。在车内赌钱似乎有点过分，但没有人出来说一句。除了那个坐庄的人，其他人的年龄大抵都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个个一脸精明，穿戴讲究。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似乎毫无羞愧之态，只顾自己喝五吆六地出牌赌钱。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中国生活放浪者的典型吧。

说起松江，我想起了元末诗人杨铁崖昔日曾到此避乱。他带着名为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的四个小妾，整天地坐着画舫纵情作乐，也许就在我现在火车行经的这一带吧。朝夕浸淫在这样的山水风光和习俗之中，就可知近代中国的诗人墨客多处于南方，也并不是偶然的事了。据说戏曲家李笠翁等也出生在浙江(5)，你就可以想象他的十种戏曲中所出现的场景和人物，其鲜活的素材大约就来自奔驰在窗外的山川市井以及车内坐着的才子佳人中间吧。

事实上，若出生于如此秀美的山川和人物中间，也就很自然地会产生笠翁的诗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飘渺的虚幻之想。十种曲中的《蜃中楼传奇》，写的是到东海海滨去游历的青年柳士肩，来到海市蜃楼中与青龙王的女儿舜华喜结良缘的怪异故事。作为这一浪漫传奇的舞台的东海，恐怕就在这附近，可推测为江苏、浙江一带的海边。另外叙述女优刘貌姑与稀世奇才谭楚玉相拥投入河中，后来化成两条可爱的比目鱼流至严陵附近的《比目鱼传奇》的故事，也是由于笠翁日常一直浸淫在如童话般的山水楼阁和人物中，就自然地在其头脑中孕生出来的幻象之一吧。这样一想，就觉得生于南国的人，人人都得成为诗人。我真想将这一带的风景人情给那些自诩日本为东方诗国的人们见识一下。

火车开过嘉兴时约是傍晚五时左右吧。在餐车里用了点滋味粗劣的西餐聊以充饥，无事可做，便拿出所带的石印本《西湖佳话》来读，不久窗外便一片漆黑了。黑洞洞的窗玻璃模糊地映照着我的脸，而对面一侧，则明闪闪地映照着刚才那几个妇女的红色的、绿色的、深黄色的鲜艳服饰。我呆呆地望着窗户中映照出的模糊的轮廓，恍然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遥远的往昔的梦境。我蓦地记起了自前年夏天以来一直未曾归去的故国，想起了东京小石川的家庭。自来到这一陌生的国度以后，我还从未感觉过独自一人乘坐在摇晃的夜间火车中时悄然袭上心来的那种凄楚、悲凉的怅然之感。

*

昨夜很晚来到临西湖的亭子湾内的旅馆。火车抵达杭州时已七时过一点了，本来也可宿在火车站前的旅馆里，但我实在是想去西湖边上，便坐上了人力车穿行在陌生的城市中，直接到涌金门外的清泰第二旅馆。说好到旅馆是二十文钱才坐上车的，可那车夫看来是个心地不良的家伙，当车拉进城内冷僻的小巷时，他立即停了下来，说“须得再加十文钱”。要是还想跟他评评理的话，说不定还会遭到不测之险。我争辩了几句，但又有行李，道路又不熟，要是把我撂在这里的话，我就无法动弹了，无奈之中只得应允了，可他又得寸进尺地说：“先付钱!”心里虽是恨恨不已，但上海的车夫等都会干出拦路抢劫的勾当，这家伙要行起凶来，还真不知会怎么样，于是便立即掏出钱给了他。幸亏是明月之夜，还算好，要是碰上月黑风高的夜晚，或许这点钱还对付不了。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费去了不少时间，进旅馆门时已是九点半左右了。虽是初识西湖，但从诗词小说中对湖畔的地理已接触不少，大致心里能够判明。旅馆的所在地在涌金路的左边，正门对面是一家称为“西湖凤舞台”的剧场，后门便面对着月下茫茫的湖面。站在阳台上向前望去，可见远处湖对岸吴山的山影比夜空的颜色稍稍深一点，蒙蒙然如烟霭一般隐隐飘摇。著名的雷峰塔应在其再偏右的方位，但无论月夜是多么地皎洁明净，塔状物毕竟为迷蒙的夜雾所笼罩，很遗憾未能一识其秀姿。然而在遥远的湖的那一边，比对岸淡淡的连绵的山影稍稍清晰的是在水面上簇立着的黑魆魆的一片树林，这也许就是我憧憬已久的三潭印月或是湖心亭的岛影吧，这么一想，我心中不知怎么的竟像是遇见了恋人似的感到一阵欣喜。传说中白乐天修筑的白公堤，孤山山麓的林和靖的放鹤亭，以文世高和秀英小姐的爱情故事而著称的断桥旧迹，宝石山上的保俶塔等等，就在这家旅馆的后面或是左近，但在阳台上却无法望见其半点形迹。真想在今晚就雇一叶小舟行到苏堤六桥一带去看看，无奈时间已晚，便决定明晚定定心一边赏月一边泛舟湖上。

正如火车上的商人告诉我的那样，虽是中国人经营的旅馆，却非常地整洁干净。整个建筑都是西式风格，有阳台一侧的十几间客房门口，都一一放置着植有菊花的花盆，房内的设施也一应俱全，床的摆设式样等令人相当满意。侍者也与刚才的车夫大不相同，像是个挺不错的人，会几句英语。只是有一件不方便：没有浴室设备。没有办法，便信步走到户外，在迎紫路拐角上的一家澡堂内泡过后，顺便走进一家附近的饭馆吃了晚饭。菜里有一样东坡肉，据说从前耽爱西湖山水而在杭州长期居住的苏东坡嗜爱此味，令人制作了此菜，故云东坡肉。这与西菜中有夏多布里昂(6)一品恰成双璧。这是一品以浓稠的暗褐色的汤汁将猪肥肉长时间炖煮成如豆腐般酥软的菜。说起苏东坡，听起来像是一位相当超凡脱俗的诗人，实际上却是以此滋味浓郁的猪肉佐酒，常与自己的爱妾朝云结伴同船出游，想到此，中国人的情趣是怎样的一种内涵大致也了解了。吃完饭回到旅馆时是十点半前后。月色太美，一时不想入睡，便依靠在阳台的藤椅上，欣赏着湖面的景色。这时我蓦地发现隔壁房间的门前，有两位女子正隔着小桌相对而坐。在栏杆的阴影清晰地投照下的门廊式的地板房间里，青白色的月光宛如晨霜一般皎洁，所以两人的服饰和脸面虽有些朦胧，却可辨识。毫无疑问她们正是我在火车上见到过的那位漂亮小姐和像是其姐姐似的女子，大概和我一样也是从上海到西湖旅游来的吧。即便如此，两个女子单独出门却颇有些怪异，或许房中还有带她们来的男人吧。我正想着，两个人大概注意到了我，便悄悄地退入到门里边去了。

今天早上八点左右起了床，未用早饭，而以杭州的名产火腿当菜吃了炒饼，然后在阳台上来回踱步，发现隔壁房间的门洞开着。不知怎么的，心里惦念着昨夜的两位女子，便悄然在其门前走过，窥视一下房内的情景。果然除了她们俩之外还有一个男的。也许是姐夫吧，是一个三十岁左右，脸长长个子高高瘦瘦的男子。两位女子像是才起来刚洗漱过的样子，姐姐正给坐在镜前的妹妹梳头。不一会儿，三人走到了阳台上，围着和昨天同样的桌子开始聊起天来，年长的女子依然是手不离绒线的编织物。那男子的相貌与小姐颇为相像，我当时猜想，她大概是他的胞妹，而年长的女子也许是她的嫂子。小姐的脸比昨日在火车上见到时更为楚楚动人，这或许是栏杆外如丝绸般轻柔的微波荡漾的浅黄色西湖水和秋日早晨清爽的空气在其容貌上增添的效果吧。她穿着的一身青瓷色的上衣和裤子，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方真是相当地和谐妥帖，令人怀疑她是为了使自己的姿态融入湖光山色的画面中而有意从众多的衣裳中挑选出了这一套穿着来到了杭州。其料子是一种底子带有雅致光泽、如细柱柳一般熠熠闪光的缎子，我昨天没注意到，原来在青瓷色的面上还用同样的颜色栩栩如生地织上了像是孔雀尾羽上的斑纹一样的图案。在上衣和裤子的边上，用浅石竹色的绢丝滚上了边。总体上说，中国女子的小腿和脚部长得修长明快，与西洋女子相比也并不逊色。坐在椅子上的她，将双脚搁在桌子的横木上，双脚的线条从裤脚到淡乳色的袜子这一段，渐次变细，在脚踝周围的部分细窄得几乎都是骨头，然后慢慢地又有了肉，在其前端部，穿着一双刚能遮没脚趾的浅色的白缎子鞋，令人觉得宛如鹿脚一般地轻巧雅致、楚楚动人。当然不只是脚，那戴着金表的手腕，也同样地纤细秀美。稍稍有些长的脸上有一个希腊式的秀挺的鼻子和一张唇部饱满的小嘴，带有孩子气的神情显得有点心不在焉的脸上，透发出一种令人感到是出身于高贵家庭的优雅的气度，然而同时却流露出一种病恹恹的、缺乏生气的、慵倦的神态。黑黑的大眼睛里没有灵动的生气，应是红红的嘴唇却带着茶褐色，有点发暗。肤色说是青白，却是有更多的青灰色，因为显得有点暗黑。光洁细腻的肌肤犹如玉石一般带有一种冷冷的坚硬，稍稍一瞥似是玲珑澄澈，但却使人感到这像是一池旧水塘，往底部搅动一下的话，沉淀的浊水就会咕嘟咕嘟冒上来似的。尽管如此，这位小姐比昨天更令我动心的，也许就是从她全身中体现出来的病态美吧。说起女子，中国人是推崇那种神韵缥缈，一阵风吹来就会消失似的柔弱纤细、柳腰花颜的姿态，也许由他们看来，这样的女子才是东方式的——中国式的美人的典型。前面已讲到中国的妇女大抵都长得娇小童颜，夫人也好姑娘也好很难猜测她们的年龄，这位小姐若是其发型不是梳理得像女孩一般，若是其五官的某些部分不是带有一种朦胧的孩童的稚气，那么从她那如雕刻般端庄匀称而秀丽的容貌来看，也许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更像一个大人。我暂且先猜她十六七岁，即使按虚岁算也未必会有十九岁吧。

我打算在这儿待一个星期，细细地看看各处的名胜古迹，想先大致地察看一下这儿的情形，于是早上雇了一顶轿子沿湖畔走了一圈，傍晚四时过一点，疲惫地回到了旅馆。本想今晚尽心地观赏一下月夜的景色，因此在昨晚就预订了一艘画舫，然而实在是太疲乏了，累得都不想动了，于是暂且又坐靠在阳台的藤椅上，茫然地望着眼前的景色，陶醉在黄昏的湖山风情中。昨晚已是黑夜，周围已看不清，在阳台下是一个庭院，莲池的四周遍植了柳树、山茶树和枫树。池边有个小小的六角亭，从亭子的石阶到亭内的石板地上，摆放着很多盆菊花。围绕庭院的粉墙上爬满了藤蔓。墙垣外的路上，围聚着一大群人，原来是路边卖艺的人挥舞着刀剑在表演着什么。《水浒传》中常有描写英雄豪杰在街头舞枪弄棒的场景，也许就是以这样的人为模特儿的吧。那儿是延龄路的一个宽广的十字路口，有很多人在那儿闲逛，也有挑着甘蔗沿路叫卖的商贩，很是热闹。十字路口的右边是临湖的石垣，岸边的码头上系着几艘画舫，旁边停着几台银铃上垂着红缨的美丽的轿子。

将视线转向城对面的湖上，在吴山后面逶迤连绵的慧日峰和秦望山之间，夕阳宛如闭上了困乏的眼睑似的正静谧地安闲地渐渐沉落下去。昨晚没能看见的雷峰塔离吴山也就咫尺之遥，透过南屏山烟霭迷蒙的翠岚高高地耸立着。建于距今近千年的五代时期的这座塔，呈几何形的直线已颓败得像玉蜀黍的头似的，然而只有其砖瓦的颜色尚未完全褪尽，在斜阳的映照下愈加反射出红灿灿的光来。我不意在此欣赏到了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比塔更靠右一点的遥远的湖上的岛影，正如昨夜所猜测的是三潭印月。在岛的东面于绿树掩映中有一片耀眼的白色物，恐怕是退省庵的粉墙吧。有湖心亭的小岛又在更右边，位于我放眼所及的浩瀚的湖中央，像是被浩渺的烟波围裹着，又像是被舍弃在一旁。再一看，有一叶轻舸从杭州城的清波门畔的柳影中，一直线地滑向雷峰塔下。湖面太平静而轻舸太微小，因此看上去就仿佛是一只蚂蚁爬行在榻榻米上面。就在眼前的亭子湾也有一叶扁舟出发朝仙乐园的岬角方向划去。这艘小船上只有一个船老大坐在中央，用手和脚同时划动着两支桨。不知何时夕阳已完全沉落了。西面山峦后的天空不仅没有暗澹下去反而明亮起来，渐渐地渐渐地燃烧成一片通红，于是半边湖面被染成了一泓红墨水。

那对漂亮的姐妹出去游览尚未归来吧。今晨被她们占据的阳台上的桌子边，有一个穿着大方格罗纱上衣的胖胖的西洋妇人独自支着脸颊坐在那里，那件上衣看上去就像肥大的睡袍似的。我漫不经心地从她跟前走过，这时，她突然用日本话对我说：

“您是从东京来的吧。”

“不，不是从东京，而是从北京来的。你在东京待过吗？”

“是，在东京、大阪、神户都待过。所以会一点日本话。”

我猜想她一定是从上海一带到此地来卖春的，于是便搭上去说：

“怎么样？你要是一个人，跟我一起出去走走吗？”

“不，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和丈夫一起来的。”

和丈夫一起来的就无戏可唱了。不得已，今晚还是一个人到迎紫路上的澡堂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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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饭后，从旅馆后面的码头上坐上画舫出去已是那天晚上的九点左右了吧。船沿着东岸从涌金门朝柳浪闻莺的方向划去，我坐在船头上，这时天空中一丝云翳也没有，我满身沐浴着皎洁的月光。西湖周围的山峦，湖畔的如女子细发般地低垂的杨柳，有时甚至连岸边的楼阁都一一清晰地倒映在水面上，这是一个怎样清朗澄净的夜晚，由此大致也可想象了。以前曾在浔阳江边的甘棠湖赏月，还记得巍峨的庐山的雄姿清晰地倒映在水上，不过今晚的月亮较那时更加明朗，且湖面也远较甘棠湖开阔。即使水面不是很开阔，在这样的月夜也要比实际的面积显得更加浩渺辽阔。随着船离陆地越来越远，我眼前荡漾着的一泓湖水仿佛腹部鼓胀起来似的不断地从底部往上涌起，随即将湖岸推向遥远的那一方。这里要稍微说明一下的是，西湖景色的美，我想主要在于其面积不像洞庭湖、鄱阳湖那样大得浩瀚无边，而是一眼即可望到尽头，却有一种苍茫迷蒙之感，湖与周围秀丽的山峦丘陵相映成趣，极为协调。有时会感到它相当地雄大壮阔，有时会感到它又如盆景般地小巧玲珑，湖里有湾岔，有长堤，有岛屿，有拱桥，晴雨朝夕景象不同，犹如一幅长卷在你面前展开一般，所有的景物都会同时映入你的眼帘，这就是西湖的特色。今晚也是这样，随着船的向前行进，觉得湖面像无止境似的越来越开阔，然而陆地却绝不会从地平线的那一头消失。不过这实际上就在岸边的山峦树林，却令人感到仿佛远在地平线的彼方。在举首环视了四周的陆地之后，我将目光投向了下面，渐入我的视野的便是一大片的水波，不知怎么觉得船好像不是在水上行驶，而是正在不断地沉落下去。要是人真的能以这样的心境，随着船的轻轻悠悠的摇晃而渐渐地沉入水底的话，溺水而死也就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投身水中也并无什么可悲哀的了。而且在皎洁的月光下，这湖水宛如深山幽谷中的灵泉似的澄澈清冽，在如镜的水面上若无船的倒影的话，简直无法分辨从哪儿起是空气的世界，从哪儿起是水的世界，一直可清晰地透视到湖底。我躺在吃水很浅、如草履般轻薄的船上，在水和空气相交的平面上轻轻地向前滑行，有时几乎感到已完全潜入到了水的世界中，觉得奇怪的只是何以身体却并未濡湿。把脸探出船舷凝视湖底，其深度不过二三尺或四五尺。林和靖有句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大概就是指西湖，此“水清浅”的涵义和美，我今晚在凝望这湖底时才品味出来了。我刚才描写说，其水清澈如深山幽谷中的灵泉，然而光此词语毕竟还不足以表达我此时的感受。因为此处荡漾着的三四尺深的湖水，不仅如灵泉般地清冽，而且有一种异样的，像凝脂般的柔滑，如糖饴般的黏稠。若以手掌掏起数滴湖水晾置于空中，在冷冽的月光的映照之下也许会凝成水晶吧。在这浓稠厚重的湖水中，我们的船桨不是轻快地摇动着驶向前方，而是黏滞地费力地推开水面前行。有时我们的桨暂离水面时，这湖水便泛着银光，像一袭薄绢似的蒙罩在桨上。说水里含有纤维也许有些不可解，但确实令人感到这湖水是以比蜘蛛丝更细微的，而且奇妙地富有柔韧弹性的纤维织成的。简而言之，这水虽是相当清澄，但却不是轻灵而是含有凝重的内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原因之一也许是水底密集地长满了青苔般的细碎的藻草，犹如柔软的天鹅绒地毯似的反射出墨绿色的光泽吧。事实上，除了将它比喻成编织精巧的、具有惊人美丽的光泽和滋润的天鹅绒外，实在找不到其他贴切的言辞。而天空中的月亮女神为了要使这天鹅绒的质地更加富有光泽，以无数根细长的银丝在整个湖面上绣上了逶迤蛇行般的波纹。人世间若有这样美丽的织物，我真想将此披挂在我十分喜爱的在东京的女演员K子身上。倘若这湖里有仙女的话，她所穿的斗篷的颜色必是这天鹅绒无疑。湖水太浅，稍不留神船桨便无情地搅乱了这天鹅绒般的湖面。“扑”地一下犹如尘埃随风扬起般地，湖底的浊泥划着圆圈像烟雾一样地浮了上来。

船经过了柳浪闻莺的前面之后，转往西面向湖中心划去。左岸有一片密集而低矮的黑魆魆的树林，恐怕是桑田或是什么果园吧。再往左岸一看，不知何时船已调转了方向，令人目眩般地，周围突然间开阔起来，宝石山上的保俶塔宛如就要沉浸在水波中的桅杆似的，在淡淡的烟雾中，矗立在遥远的天空中。其左边的葛岭的山脚下，有点点灯火在忽悠忽悠地闪烁，那是新新旅馆吧。从这儿向前眺望，湖对岸像是非常地遥远，西湖恍若大海一般地辽阔。但作为海，这水面又过于平静，看不到一点波浪。甚至可以想象我的躯体就如一叶小虫，被置放在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圆盘中。我记得小时候自己站在原野中，闭上眼睛转上几圈后又突然间睁开，常会感到如今晚这般辽远的、令人目眩般的天地的雄浑壮阔。然而更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开阔的湖面，不论行驶到何处，水依然只有两三尺深，或是最多只能浸没到人的胸口处。此时我深切地感到，西湖不是湖，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池塘似的。巨人要是制作盆景，一定会造出像西湖这样的景观来。这湖是如此地平静，其湖面能如此清晰鲜明地映照出所有的物象，归根结底是因为湖水是如此地清浅，不能掀起波浪的缘故吧。就像在水盆中也能映出山影一样，即便只有两三尺深，水还是水。船的正前方是苍郁隆起的孤山，其左面则是低矮绵长的、如女性优美的曲线般起伏的天竺山、栖霞岭、南高峰、北高峰诸山，似要消融在月光中似的朦朦胧胧，然而其壮严的山影还是一一倒映在湖上，当你目接此景时，你怎么会有闲暇去想到湖底是那么地浅呢!

“喂，把船在这儿停一会儿。”

船正好划到距湖心亭七八百米远的地方，我突然对船老大说。船老大也不明白我为何要在此停泊，便搁起了桨坐在了船尾。画舫犹如失去了舵的小舟似的，在湖面上缓缓地画着圆圈随波轻轻飘荡起来。左舷的不远处，雷峰塔的长长的影子落在水上，好像鳗鱼似的在飘飘忽忽地扭动。此外没有一件物象在动。要有的话，那就是在塔的左面天空上一点点在向右面移动的一轮皓月的投影了。在遥远的孤山山麓下，我猜想是文澜阁附近的地方，可见一燃烧得红红的篝火。侧耳倾听的话，在死寂的沉静中，不知从何处传来了飘飘悠悠的笛声……

我蓦地低下头来凝望着水面。亦不知何故，其湖面如玻璃似的闪着波光，那样清澈可直视无碍的水底竟然看不见了。再凝神细视，虽无微风，却如同积水在地震中摇晃似的，湖面上像绉绸似的荡起一阵涟漪，细微的碎波，极其神经质地在不安地颤动着。

就这样在湖上飘荡了三十分钟左右，我们的船再次划动了。划过了湖心亭和三潭印月之间的湖面，我们来到了阮公墩小岛的左边，然后向将西湖截成东西两片的苏堤划去。长长的湖堤上，不时有一丛丛桑树，点缀其间的夹道柳树，低垂着婀娜多姿的仿佛被水浇湿似的枝条。传说是由苏东坡修建的苏堤天桥中，从左边数起的第一座桥映波桥和第二座桥锁澜桥掩映在树丛之中，而在我们的船行前方的第三座望山桥和第四座压堤桥呈弓形展现在面前。

“喂，穿过那座望山桥到那边的湖里去看看。”

“到了那边也没什么可看的。而且那边的水很浅，湖里长满了水草，船不容易进去。”

船老大显得有点为难。

“船行不易也没关系。能进到哪里是哪里。”

我坚持要去，他只得勉勉强强地将船划向望山桥的方向。

爬着藤蔓的古老的石桥，在水面上映出了圆圆的拱形，我们的船仿佛是在整个的圆环中穿行。船在桥下穿过一半的时候，突然船底下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船老大说得不错，那一边长满了长长的水草，犹如随风摇曳的芒穗一般轻轻晃动，仿佛像熊掌触摸似的使劲地缠抚着船底。不过，大约划了十几米以后水草渐渐稀少起来，水好像又深了些。就在此时，离船五六尺远的水中好像漂浮着一样白色的东西，摇近一看，有一具女尸躺在水草上。虽有一层好像比玻璃更薄的浅浅的湖水冲荡在她仰卧的脸上，但在月光的映照下女尸反而呈现出比空气中更明晰而年轻的容貌。女尸就是昨天在火车上、在清泰旅馆的阳台上几次见到过的那位美丽的小姐。从她双目紧闭、双手交叉地搁在胸前、安详地躺着的情形来看，恐怕是想定后的自杀吧。即便是这样，其表情上却未有一丝痛苦的痕迹，她是采用了何种自杀方法呢？稍稍瞥一眼的话，你会觉得她并没有死，而是安闲地睡着了一般，她的脸上闪烁着一种安详甚至是灵动的光辉。我从船舷中尽可能地探出身子，将脸凑近到尸体的脸上。她的高高的鼻梁几乎要露出水面，我甚至感到她的呼吸仿佛吹到了我的衣襟上似的。像雕刻似的过于生硬的脸部轮廓，也许是浸湿在水中的缘故吧，反倒像一个真人似的柔软具有弹性，青灰色的甚至有些黛黑的脸色，也如洗去污垢似的重又恢复到了白净的模样。青瓷色的缎子上衣，在清朗皎洁的月光下也隐去了其青颜色，而闪射出如鲈鱼鳞片般的银色的光辉。

我忽然注意到，搭在胸口的她的左手上，戴着我今天早晨还曾见过的那个小巧的金表，表上显示出十点三十一分的时刻，还在走着。连在水中的那细微的表针在走动都能清晰地看见，诸君就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怎样澄澈清朗的月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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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夜里打捞上来的她的尸体，第二天早上临时被安放在清泰旅馆的一间房内。她的名字叫郦小姐，毕业于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今年十八岁。听她兄嫂说，小姐日前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为了让她住到宝石山肺病医院疗养，两人顺便带她来了杭州。但是软弱的她恐怕是觉得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便绝望地决然辞别了人世吧。昨晚瞒着兄嫂偷偷地服用了鸦片，从望山桥畔将含了毒的身体沉到了清浅的水底。

我听了这番叙说，不禁想起了与她同样死在西湖之畔的六朝名妓苏小小来。苏小小的墓冢至今仍在西泠桥边，遮护墓冢的慕才亭的四根石柱上，镌刻着多首悼念这位薄命佳人的诗句，集录如下：

金粉六朝香车何在；

才华一带青冢犹存。(叶赫题)

千载芳名留古籍,

六朝韵事著西泠。

湖山此地曾埋玉,

花月气人可铸金。(皮淋集)

桃花流水杳然去,

油碧香车不再逢。(徐兰修)

花须柳眼浑无赖,

落絮游丝亦有情。(孔惠集句)

灯火珠帘尽有佳人居北里；

笙歌画舫独教芳冢占西泠。(平湖王成瑞)

(1) 此篇原载于大正八年（1919年）六月号《改造》，原题为《青瓷色的女子》，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六卷。

(2) 其时上海西南面的松江县等都隶属江苏省。

(3) 今天津境内的海河。

(4)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

(5)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笠翁（即李渔）确为浙江兰溪人。

(6)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被称为“夏多布里昂”的菜肴是一种在网架或是铁板上烧烤的肉食品。

庐山日记(1)

大正七年(1918年)十月十日 晴

上午十一时醒来，又是晴空。自北京启程以来已连续一星期的快晴，此真乃罕见。上午记日记，续庐山志。今日是星期天，至对面天主教堂做礼拜的中国人甚多。教堂的钟声在空中悠然回荡。

下午四时左右，与田中氏及恰好来访的太田氏一同入九江市的华人街区。自租界通往中国人街区的地方有两处石制的拱门，穿过拱门右折，再拐入左边的小巷即到了龙池寺前。此寺的开门祖据云乃晋时的慧远。跨过寺前的拱门，在湖畔有一码头，左侧有一垃圾堆，满是尘埃。码头的石阶下有六七个年轻妇女正蹲在水边起劲地洗着什么。唤来在烟水亭边憩息的船夫，坐上船往湖上去。亭的右面是一长堤，上植杨柳，右舷方可见九江城外的房屋依次排列在岸边的石崖上，有红色的柱廊，灰砖砌成的阳台，还有如锯齿般蜿蜒曲折的土墙，这些房子都有通往水面的石阶，不时还有突向水面的码头；左舷方可见九江的城墙，城外的教室、学校、丘陵，对面则耸立着能仁寺的七面八层的砖塔（据传此寺创建于梁武帝时，宋仁宗时白云瑞师曾居住于此）。塔稍右处，淡淡可见庐山苍郁的山脉，一直绵延伸向右边的城市上方。随着船渐渐地离开湖岸，右舷方的城区的突出部也渐次展开，并且前后方出现了一长溜紧密相接的人家。西式的楼阁和粉墙的屋舍渐渐地消失，映入眼帘的是如流动商铺似的用草席和板壁围搭起来的粗陋的小屋和后面屋檐相接甍瓦连片的市区，城墙那头的学校的建筑，宛如伸手可及。回首返视刚才过来的那一边，那座天主教堂的两座哥特式的尖顶，载着十字架卓然立在空中。

登上烟水亭后访寺院的正殿、客堂。上悬有“鸢飞鱼跃”一匾。穿过正殿左右两侧的拱门，临水之处即为客堂。白色的围墙上亦有窗，可眺望水上的景色。墙垣上藤蔓交缠。又至左边的客堂，由此望出的湖面风景殊美，最宜远眺庐山。故悬有“才识庐山真面目”一匾。

出烟水亭再坐船往长堤。阳光穿破天空中的薄薄的云翳，在右舷的湖面上投射出两三束强烈的光柱。不觉间庐山已沐浴着夕阳的余晖，颜色与刚才渐有不同，在黛蓝色中不时清晰地露出几片柔缓的茶褐色的皱面。宛如前山在山后的天空中透出的阴影一般，此后还有一片更高的、逶迤蜿蜒、苍郁沉黑的山脉。据太田氏说，这后面还有一片山脉，山峦呈三重状。在前山右侧山巅下稍低的地方，在茶褐色的洼陷中有一稍稍泛出白光的建筑，据说此为牯牛岭的西洋馆。庐山的山襞一直伸向远方，在与市郊相连的地方呈起伏的深黛色丘陵状，其间升荡起了鱼肚色的暮霭。堤防上有十几个年轻的市民自右向左在信步闲走，黄昏的湖风吹起了他们长衫的下摆。当是学生罢，其神态甚为风雅。左舷一带有很多晾着衣物的竹竿。

船抵天花宫一侧的长堤。堤上植有其底部已浸入水中的高大杨柳树，茂密的柳枝一直垂及遥远的彼岸。里湖的水，水色青绿，有些轻波微澜，而另一侧的湖水则是白涟涟的一片波平浪静。从堤上往右行，可见渔夫们有的正在修船，有的在晾晒着渔网，有的在摆放织网的工具，还有不少人手挎着装满鲫鱼似的鱼的鱼篮往回城的方向走去。里湖对岸左面的丘陵上多松树，田野的景象与日本相近。天花宫的外面有银杏数株，树干呈暗黄色，也许是紫苏色，或是已褪为铁屑色。从长堤的西端尽头回首顾望，其树叶在粉墙背景的衬映下，枕湖临水，其美难以言状。从梳妆亭的六面三层的精巧建筑的屋瓦间及枝叶丛中，隐约可见姑娘们的身影。又坐上船开始往回划。与我们的航线呈直角地从城外左边方向划出来一艘画舫，船上并排坐着一位穿玄色衣服的青年和一位穿水色衣服的女子，此外还有两三个客人。无数的鸟群从空中飞过，鱼儿跃上水面，有几十只燕子在我们船前忽上忽下地轻轻掠过。夕日正渐渐沉入水中，显得愈加通红，一直线地映在船左边的水面上。不觉间倏然发现庐山的山色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山腰以下已完全笼罩在一片淡褐色的暮霭中。

从船上登岸后，与太田氏相别，请田中氏作引导，由西门进了城。似乎是刚有一列火车到达，由狭隘的门内入城者甚众，有无数的轿子、挑行李的脚夫、士兵等，行人如织。地面上满是泥污，抬着一个士绅的轿夫一失足跌倒在城门内。挑着烧卖等卖的小贩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在街上可见挂着印花布和毛皮等的商店。买了九江的名产陶瓷器、纸等，逾六时归。明日将与太田氏等同登庐山。

十月十一日 阴

上午八时半起床，十时用罢早餐时，太田氏来接我。将行李交由挑夫，往大元洋行，坐上在近旁牯岭公司的轿子出发往庐山。时为上午十一时半。

从架于龙开河上的大桥桥堍往左去市区。依然是狭窄的市街，杂沓的行人，太田氏所坐的轿子应该就在不远的前面，但为熙来攘往的行人所遮蔽，连影子都无可见，已而往右折，出市区，在左为甘棠湖、右为龙开河的中间，一条道路如一缕细丝般地向前延伸。一路可见烟水亭朦胧如烟的柳荫、能仁寺的塔、天花宫的粉墙、三层楼的梳妆亭，一一在左边逐渐消失。里湖西岸的山坡上不时有一处处墓石，其间有牛群徜徉。不久道路蜿蜒地转入芦花茂密的小山间。不时遇见对面过来的僧侣。又有一人牵着羊走过。稍稍有些阴沉的天空上，飞翔着老鹰和喜鹊，庐山一片苍翠，在我们眼前展开。整个山体郁郁葱葱，可见一些细小的山峰和山谷，正前方有一最高的、如日本古式礼帽似的双峰，其左面为稍低的、较为平缓的一连山脉，而其右面又是呈礼帽形的山峰和如互竞高低似的兀然突立、宛如屏风一般遮去了一大片天际的峭壁。这一脉山峦面积非常之广，在其右侧另有一稍低的山峰，陡峭如削，山峦到此也戛然而止。在左面的小山峰上空，有一列鸿雁，远远地小小地，像一圈念珠似的从左缓缓向右飞去。其情景恰如水中漂浮的水藻，随意形成形态不一的圆状，有时像抛撒渔网似的漫散成一个大圆，有时像烟火的余烬一般，歪歪斜斜地仿佛快速从天上掉落下来似的。此外，在苍郁的山峰前也有雁群，鸟类异常之多。不知何时，路两边展开了一大片水田，水田里照例有水牛在憩息，再往上行走一段，路上有黑色和白色的小猪在东走西荡。前方庐山山麓有一片起伏的丘陵。沿途不时地有些可供脚夫买草鞋、喝茶小憩的屋棚和茶舍。在这里歇息了两次后，不觉已登得颇高了，右边可望见一个宽广的湖，此为塞湖。回首望去，塞湖的右方还有甘棠湖。再远处，有一略呈黄色的水带，浩浩茫茫从右向左汇入天际，此为长江。江对岸又有湖，放目望去几乎皆是水。只有在甘棠湖的前方，我们刚才一路走过来的丘陵如牛背似的横卧在眼前，天和水都被阴沉沉的铅色所包裹。在庐山中央高帽形的山峰前面，有一派如宝石玉珠般缓缓起伏的山峦，使庐山的山容显得透亮起来。这颗玉珠上刻有三处深深的皱痕，在青黛色的烟霭上面显出了茶褐色的山肌。在右边的峭壁前也分出一脉山峦来，此为大林峰，在此右侧有一如瘤子般突出的山峰，顶上有几处丛生的树木，据云此为香炉峰。

又坐上轿子前行。左面是满是秋芒的山坡，右面沿着塞湖是一片平野。这一带的树木，杨柳渐趋减少，在空旷的原野上散散落落地可见松树、银杏和唐栌等树木，有些树叶已转红。行不久，左面隔着小河有一座小小的三重塔，此为廉溪寺。此寺乃为祭祀周廉溪所建，仅有一座小塔和低矮的粉墙堂宇，河上有一座廉溪桥。这是一座桥面上爬满了藤蔓的风姿优雅的拱桥，在水里投下了倒影。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一座称为十里堡的小村庄。村街上的榛树枝叶从这边屋顶一直伸到对面的屋顶，树荫蔽日。又在此小憩。高帽形的山峰渐次从我们的左侧逼近过来，逐渐地我们已来到庐山的怀抱中了。下午二时终于抵达登山口的莲花洞。到这里一直是可通行汽车的平坦大道。

左面有一树木蓊郁的山峰。刚才所见的如刀削斧劈般的山峰，分成几脉在后面展现开来。可听见路边淙淙流淌的溪流声。在山麓的牯岭公司处逐渐追上太田氏，在二楼要了茶，吃盒饭。轿夫等在对面的茶屋里吃饭。从九江到此地相当于日本的四里路。听说这一带山涧，天气转寒时常有老虎出山来害人，山中也栖有豹等猛兽。

终于上了山路。几乎都是陡峭的石阶。我自然地就仰面向上，双脚触及前面轿夫的腰部。两边是连绵的高峰、低矮的树林。前面的太田氏也是仰面朝上，其戴着圆顶礼帽的情状看上去极为风雅。身穿深灰色僧衣的和尚在我们前前后后行走着，其左肩背着白色的布袋，头戴四角方帽，长长的僧袍下脚蹬僧鞋悠然地向上行走。每当走过一段石阶出现一片平地时，轿夫们总要稍息一会儿，以喘口气；抬轿时也常换肩。沿着乌龙潭的山谷向上攀行，长江、塞湖及江边湖畔的田园也愈益开阔地展现在眼前。寒意逐渐深浓，在层峦叠嶂的远处山顶上，可见积有白雪。已而来到了蹬道中最为险峻的一段石阶。轿夫在中途又休息，遂将我们“卖”给了别的轿夫。

果然极为险峻，而且几乎是一直线的石阶，令人想起旧时箱根(2)的山道。途中不时遇到下山的西洋老妇和男子。这条路登到尽头时，左面有一供人休息的茶棚。右面面对大林峰，底下是数千尺深的溪谷。屹立着的山峰斜坡上，不时露出一处处黑如煤炭的岩石。在山峰的开豁处，可见山谷的对面长江如一抹白云张开弯弓直冲天际。远处的山麓有西林寺的白塔，掩映在塔右面松林间的应是东林寺，然而其旁侧的香炉峰却不得见。

迎接太田氏的人来到了这里。步行约两三百米，在相隔一峰的山谷的台地处，始见牯岭的中国街。从这里过去据云尚有一里路，于是又坐轿前行。树木渐稀，左右两边的山上出现了垒垒的奇岩怪石。有的如斧劈般地直插谷底，有的恍如从头上悬落下来似的，山麓就在三千尺的绝壁间沿着这些岩石崎岖地向前曲折延伸，或上或下，这儿似乎是最为峻峭最为危险的部分。而且每当长江出现在山的突角处时，就不断地形成了右边的一片天空。

不久抵达中国街。太田氏往左前，我则向右拐，离开中国街，沿着尽是圆石的溪流来到了大元洋行支行。此地两边尽是山峰，无可眺望，颇为荒凉。

十月十二日 阴

上午八时起床，天空依然是阴沉沉的。寒意颇为凌厉。逾十时，随做向导的妇女去附近游览。出旅馆后行不久，从对面的山谷升腾起一片状如棉絮的白雾。路左侧有一奇岩突出，其下便是所谓的锦涧溪，深不知几丈许。对面似是大林峰，然谷中雾霭弥漫，无可见。此山谷中常起云雾，夏日往往有晴日，而现时的季节早晨不宜眺望。今日出门似稍嫌早，颇遗憾。沿溪右前行来到了一片平地。雾中可见中国人的旅馆，路边生长着不高的银杏树、松树和石楠花等。地面多为岩石，其间不时有清溪流过。越往前行，雾气越重，眼前只是一片白色的雾海。山路略呈下坡状时，隐约间有山姿展现，山上似有四方形的房屋朦朦胧胧地浮现，此为御碑亭。登上后在石砌的亭舍中小憩。左右两边似有锦涧溪流淌的山谷，然为缭绕的云雾所遮蔽，无可见。据云清朗之日可远眺长江、塞湖。

从御碑亭一旁沿山谷有一条下坡道，行一二百米抵仙人洞。洞的岩壁上刻有“洞天玉液”几个大字，岩洞中祭有天帝。洞内有一水池，集聚着洞窟深处滴下的清水。此为“一滴泉”，据云掬水而饮，可得贵子。此时御碑亭亦为云雾所蔽，已不可见，前边的溪谷上白雾更浓，凝成团团云气在弥漫飘荡。真是仙人所居的岩洞。出此洞，归返御碑亭，沿山峰的背脊行向天地。风稍稍大起来，云气雾团从左向右越过山峰浮游而去。此时山谷的雾霭有些消散，在山峰的突角处冲向天宫的雾团，其状恰如奔腾飞天的苍龙……

（摘自大正七年中国旅行日记）

(1) 此篇原载大正十年（1921年）九月号《中央公论》，原题为《庐山日志》，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七卷，中央公论社 1981年版。

(2) 箱根在东京西面的神奈川县境内，多温泉，附近有芦之湖等，是关东的旅游胜地。

中国的菜肴(1)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中国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跟东京著名的中国菜馆“偕乐园”(2)的老板，自孩提时代起就是同学，常去他的家，尝过那里的菜肴，于是就彻底喜欢上了那里的滋味。我懂得日本料理的真味，还在其之后，我觉得即便跟西餐相比，中国菜的美味也远在其之上。因而这次到中国去，饱尝本土地道的中国菜肴就成了我的一大乐趣。从朝鲜进入中国的满洲后吃的第一家中国菜馆是奉天城内的“松鹤轩”。那家菜馆在奉天被认为是第一流的，但在中国来说，这不过是农家菜而已。尽管如此，跟东京的“偕乐园”等相比，其美味程度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味道好，且其价格之低廉，也令我非常惊讶。还去了一家“小乐天”，那里的味道也不坏。我原本听说，在中国本土，中国菜的菜名与日本的也很不相同，但后来我看了一下印在菜单上的菜名，也没有太大的差异，有些还完全一样。只是种类要比日本的中国菜丰富得多，菜单上有许多菜名此前完全没有听闻过。总之，我这次到中国来，惟一没有感到迷惑的就是中国菜的菜名，比起那些在中国待了很久的日本人，对中国菜的了解，我还要更胜一筹。在人家请我吃饭的时候，我也会自己看着菜单自作主张地选自己喜欢的菜肴来点。总的来说，在北方，北京的菜最好。在北京的新世界附近，集聚着许多第一流的馆子，而且风味并不限于一地，有山东菜、四川菜、广东菜，挂着各色菜系的店招。在奉天和天津，即使菜肴做得不错，但饭馆内的桌椅、餐具等都很不干净，让人不觉蹙眉摇头；而北京的那些菜馆，到底要干净不少。若能提供日本那样的一次性筷子自然好，但有好多次都是那些用了很久的象牙筷，我不得不把筷子放在烫热了的绍兴酒内消消毒再用。我听说山东那个地方菜肴很发达，手艺出色的厨师都来自山东，一次去了吃山东菜的“新丰楼”，他们把菜单拿给我看，让我吓了一跳，竟然有五百种之多。这么多的菜品，即便不是全年有备，就是一半，也已经是很了不得了。中国菜中，干货的原料要超过生鲜品，因此这么多菜品的原料常年可以购得和储备，我这一理解大概是不错的。这五百余种的菜品大致可以分为二十八类，列举如下：

一、燕菜类； 二、鱼翅类；

三、鱼唇类； 四、海参类；

五、鱼肚类； 六、鲍鱼类；

七、瑶柱类； 八、鱿鱼类；

九、鲜鱼类； 十、鱼皮类；

十一、鳝鱼类； 十二、元鱼类；

十三、鲜虾类； 十四、填鸭类；

十五、子鸡类； 十六、火腿类；

十七、肉类； 十八、肚类；

十九、腰类； 二十、肫肝类；

廿一、蹄筋类； 廿二、蛋类；

廿三、荪菌类； 廿四、鲜菜类；

廿五、豆腐类； 廿六、甜菜类；

廿七、熏卤类； 廿八、点心类。

第一类的燕菜，汇集了各种燕窝菜，大约有九种，许多都是做成汤羹类端上来的。我觉得与其说是燕窝，还不如说是汤羹的滋味更佳。第二的鱼翅类，是用鲨鱼的鱼鳍做的菜，其菜品大约有十三种。第三的鱼唇类，是用鱼的唇皮还是鱼肉我有一点搞不清，总之是一种用汤煨成的浓浓稠稠的菜，这是我到中国来了之后才第一次品尝到的菜肴。在日本，人们也会赞赏鲷鱼的鱼唇，但中国也许是鱼比较大吧，鱼唇既大又厚，将此切成细条，再用高汤煨烂，初看都不知道到底是何物。第四的海参类，就是日本称为金海鼠的东西，其菜肴大概有二十六种。第六的鲍鱼类就是鲍鱼做的菜。第七的瑶柱类就是贝类的带子做的菜。第十八的肚类，是用哺乳类动物的胃做的菜。第二十一的蹄筋类，是用哺乳类动物靠近蹄的部分的筋做的菜，其状如细丝，又像有一层护膜一般，咬起来比较筋道，呈现出饴糖一般的半透明色，很好看。第二十二的蛋，就是禽蛋(3)做的菜。第二十三的荪菌，就是用竹笋和木菌做的菜，这一类的菜品很丰富，有六十六种之多。有很多木菌是我以前没吃过的。我记得蒙古那边产的木菌叫口蘑。第二十五的豆腐类，我在北京没吃过，到了南方所吃的豆腐，与日本的豆腐完全一样(4)，如果和味噌汤等做在一起，感觉不出与日本豆腐之间的区别。但是有一种称作“酱豆腐”的食物，从外观来看完全无法判别是什么东西。第二十七的熏卤类，具体我有些不记得了，好像是一种用酒腌制或是炙烤类的食物，其中也有西餐中所用的牛舌。第二十八的点心，是一种在餐间吃的面食类的食物。而且这些菜肴中使用的汤汁，据说有几十种。有一种称为“奶汤”的，是我到了中国以后第一次品尝的，雪白色的，呈现出杏仁水般的颜色，据说是用牛奶或其他什么东西混合而成的。此外，像禽类的内脏等，也要比日本的大得多，有肉，会让人把它误当为西餐中的牛肝。就美味而言，当然远在日本的内脏之上。

不过，在中国也有不少难吃的东西。在著名的武昌的黄鹤楼上吃的海参等，有一股干货的腥臭味，让人难以下咽。北京的东西很好吃，心想到了上海一定也不错，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很难吃。也许是上海的中国菜都受到了西洋菜的影响吧。西洋菜和中国菜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由中国人来做西餐，应该要比日本人做得好吧，实际上却大相径庭。在上海由中国人开的西餐馆，没有一家是让我心动的。由此来看，日本人做的西餐，倒是要好得多。在南方，我觉得中国菜做得好的第一要数南京，其次是杭州。在南京，我听说河虾很出名，其滋味清淡鲜美，应该也会合一般日本人的口味。蟹做的菜也很受好评，不过都不是海蟹，而是河蟹。在长江上捕获的蟹跟日本的海蟹差不多大，做成日本式的菜肴也很好吃。在杭州我曾去过颇为高级的菜馆，但记忆中，一些乡村小店的东西滋味也相当不错。有一种用鸭蛋做成的皮蛋，近来也有不少进入了日本的市场，在中国，皮蛋到处有卖，出外旅行时，也可像日本的白煮鸡蛋那样用来代替饭食。我下榻在杭州的旅馆时，早饭时常吃皮蛋。那一带鸡蛋一个三四分钱，吃几个蛋，再吃一些炒饼，就可当作一顿早饭了，也不必再吃面包。到了晚上，可在日本的乌冬面馆、荞麦面馆那样的地方吃一顿粥饭，那个我记得也是一碗两三分钱。和日本的粥完全不一样，不是那种给病人喝的粥，而是放入了鸭肉等一起煮的，很适合于寒冷的夜晚吃，不过有一股怪怪的生油气，如果改良一下，把这味道去除了的话，也会合日本人的口味吧。

我在中国各地吃的都是中国菜，偶尔也会受到日本人的款待，不过望着那颜色暗淡的生鱼片，总觉得有些怕怕的，怎么也不想动筷。我听说，到了中国吃中国菜，在卫生上也是最保险的。只是中国人会在汤里面乱放大蒜，这一点日本人一定会摇头吧。我虽然并不讨厌大蒜，但吃了以后，直到第二天的小便都会有臭味，一开始真的很狼狈。中国人在日本开的中餐馆，若日本客人来了，好像一般都不放大蒜。

读了崇尚神韵缥缈的中国诗，然后吃的是滋味刺激的中国菜，觉得这里面有明显的矛盾。但又一想，能把这两个极端调和起来融为一体，这才显示出中国的伟大。我觉得能做出如此复杂的菜肴，然后又能痛痛快快地饮食一番的国民，总而言之是伟大的国民。总体来说，中国人中善于饮酒的要比日本人多，但却极少有喝得酩酊大醉的。我觉得，若要了解中国人的国民性，必须要吃中国菜。

(1) 此篇原载大正八年（1919年）十月《大阪每日新闻》，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二十二卷，中央公论社 1989年版。

(2) 1883年开设在东京的一家中餐馆，是日本早期最著名的中餐馆之一。

(3) 日文原文的汉字是“卵”。

(4) 据研究，大约在15世纪末由僧人将中国的豆腐传入日本，16世纪逐渐普及，到了江户时期的18世纪，日本已出现了《豆腐百珍》等书刊，豆腐料理已相当兴盛。可参见拙著《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四章第三节《海外来凤：精进料理和南蛮料理》。

中国趣味(1)

说起中国趣味，如果只是把它说成是趣味的话，似乎有些言轻了，其实它与我们的生活似有超乎想象的深切关系。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这一事实很令人惊讶。近来，我对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有不少人在以前认为东方艺术已经落伍了，不将其放在眼里，心里一味地憧憬和心醉于西欧的文化文明，可到了一定的阶段时，又回复到了日本趣味，而最终又趋向于中国趣味了，这样的情形好像很普通，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这种情形在那些曾在海外待了一段时期的人中尤为多见。我这里主要是指那些艺术家。可是现今五十岁以上的士绅，多少有些教养的人，说起他们骨子里的思想、学识、趣味，其基调大抵皆为中国的传统。年长的政治家、学者、实业家等，可以说没有人不会作几句拙劣的汉诗，学过一点书法，玩一点书画古董的。他们都是在孩提时代便耳濡目染其先祖们代代相承的中国学识，虽有一个时期他们也曾迷醉于洋风洋气之中，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又重新复归于先祖传来的思想。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有位中国人这样感叹道：“如今，中国艺术的传统在中国本土早已湮灭了，倒是在日本还留存着。”这句话也道出了一部分的事实真相。当今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整体上恰如日本的鹿鸣馆时代(2)，会有很短的一个时期醉心于欧美，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要保存国粹了。在中国那样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相对比较保守的国度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对于如此富于魅力的中国趣味，我感到有一种如景仰故土山河般的强烈的憧憬，同时又感到一种恐惧。何以会如此，别人的情形我不清楚，就我自己而言，乃是我感到这魅力在销蚀着我艺术上的勇猛进取之心，在麻痹着我创作上的热情（关于这一点，我拟另择时日详论，由中国传来的思想和艺术的真髓，乃是主静而非主动，这对我好像是有害的）。我自己越能感受中国文化的诱惑力，对此我也就越感到恐惧。我在孩提时代也去上过汉学的私塾，母亲教我阅读《十八史略》(3)。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近来的中学等地方，与其教授那些枯燥的东洋史，还不如让学生阅读这部充满了有趣的教训和逸事的汉籍，也许这样会有益得多。后来，我曾去中国旅行了一次。虽说我对中国怀着恐惧，但我书架上有关中国的书籍却是有增无减。我虽在告诫自己不要再看了，却会不时地打开二十年前所爱读的李白和杜甫的诗集：“啊，李白和杜甫!多么伟大的诗人啊!哪怕是莎翁，哪怕是但丁，难道真的比他们了不起吗？”每次阅读，我都会被这些诗作的魅力所打动。自从移居到横滨以来，我忙于电影的拍摄，生活在充满西洋气息的街上，居住在洋楼里，但在我书桌左右两边的书架上，除了放有美国的电影杂志之外，还有高青邱、吴梅村的诗集。我在因工作和创作而感到身心疲惫时，会常常拿出这些美国的电影杂志和中国人的诗集来阅读。当我打开《活动写真（电影）》《电影世界》《电影故事》等杂志时，我的思绪就飞到了好莱坞电影王国的世界里去了，我会感到蓬勃的雄心在燃烧；但是，一旦当我翻开高青邱的诗集时，哪怕只是接触到了一行五言绝句，就会被他闲寂的诗境所吸引，刚才还在燃烧的雄心和跳跃的思绪，就如同被浇了一桶水似的，冷却了下来。“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创作是什么呢？人类能达到的最高的心境，不就是这些五言绝句所描绘的境地么？”那时，我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很可怕。

以后我当何去何从呢？眼下的我，一方面是尽可能抗拒中国趣味，一方面又不时地以一种渴望见到父母的心态，悄然归返到彼处。就这样反复再三，不能止行。

(1) 此篇原载大正十一年（1922年）一月号《中央公论》，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二十二卷。

(2) 鹿鸣馆是由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倡导、1883年建于东京的西洋式建筑，常在此举行社交舞会和西洋式的酒宴，进出此地的都是身着洋服洋装的上流社会的名媛士绅和各国的外交官、商人。鹿鸣馆成了当时洋风洋气最为兴盛的地方，这一崇尚西洋的时代也被称为鹿鸣馆时代。

(3) 《十八史略》，中国元代曾先之所著，后多有增补，内容取自《史记》至《宋史》，是一部中国史的通俗读本，约在室町时代传入日本，江户时代广为人所阅读，明治时代甚至被用作教科书，至今仍有各种注释本出版；在中国本土，清代以后渐渐被人所淡忘。

上海见闻录(1)

此次到上海去，最感愉快的是与当地年轻的艺术家们的交往。详细的情形我已写成文章连载在《女性》杂志五月号和六月号上，各位读了后可以知晓。总之有九十多位中国青年人为了我而聚集在一起，举行了自下午三时一直至子夜十二时的盛大的宴会，各位可以由此想象我受到了他们怎样热情的款待。那天还对我拍了电影，我与欧阳予倩(2)一起站在摄影机前拍了特写镜头。宴席上表演了不少节目，我要是不做点什么也很难收场，便醉意朦胧地在桌边发表了一次即席演讲。在演讲中我夹入了一些诙谐的语句，这时在场的约有三分之一左右懂日语的人不等郭沫若君翻译过来便哄堂大笑起来。然后他们哄笑着互相把人抛举起来。对绍兴酒我自信酒量不小，喝一升左右完全没问题，但那晚大概忘乎所以地不知喝了有多少，喝得晕晕乎乎醉醺醺的，出了会场摇摇晃晃地连步子也迈不开了。郭君见状颇为担心，把我扶到汽车上一直送到了旅馆。我紧紧抓住郭君的肩膀才勉强走上了楼梯，一走进房间便马上一股脑儿地全吐了出来。这样狼狈的醉态十多年来都不曾有过。

当然，在此记叙这些事情并不是表示我个人的欣喜，而是想借此告诉各位，他们对日本文坛的情形是多么地谙熟。听说在中国名气最响的是武者小路(3)君和菊池(4)君。我正好赶上了这个好时节，所以受到了热忱的欢迎。

某日，《神州日报》的余洵君来访。见面时他问道：“冒昧地问一下，你们在日本所得的稿费以多少字为单位？多少钱？”我答说以百字为单位，最低多少多少，最高多少多少。他听后又进一步地细问道：“但我看日本的小说中对话的部分都是一行一行分开来的，这也算一页吗？”我答说：“哎，是的。”他接着又说：“那么，你要是有文稿的话，我想要一张。”我说手边没有文稿，余君就向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要求，他说：“文稿纸你总有吧，你能否给我写一页，短的随感或旧小说的一部分都可以，不要将整页都写得满满的，写一点对话或是零散分开的内容。”我遵嘱写了送给他，余君将此制成照片刊登在他的报纸上。另有一篇文章评述说，日本的小说家仅凭一页就可得多少多少收入，而中国的稿费是以千字为单位，文稿纸上字写得满满的，最高仅可得七八元大洋（相当于日本的十元左右）而已。我们中华民国的文坛还很落后云云。

既是作家又是菊池宽剧作选翻译者的田汉君，可说是对日本现代文学最为通晓的了。有天晚上我们一起到“新六三”(5)去喝酒时，我说了一个“洋洋得意”(6)的词，在座的长崎出身的艺人和其他的几个日本人大概都不解该词的意思，甚至有人说这是指“下野”吗？可田汉君不仅正确无误地知道该词的词义，而且连我在旧作The Affairof Two Watches中曾用过该词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事连作为作者的我自己都已忘却了，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在消寒会的宴席上认识了一流的电影导演任矜苹(7)君。他对我说，这次拍了一部新片《新人的家庭》，你来看吗？隔了两天，我就到位于法租界的帝国剧院去看此片了。人们告诉我说，比起日本的电影来，中国的电影还相当地幼稚。不过我想，就丢弃本国的长处而一味地模仿西洋以及低级、恶俗这些方面来说，日本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先进的日本恐怕并无讪笑中国的资格。前一阵子在浅草风行的连锁剧，近来渐渐称为“连环戏”的，频频地出台上演，中国在这方面也许尚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但至少在《新人的家庭》中，其人物的动作、剪辑、导演等水准，未必在日本之下。较弱的只是摄影和人工光线的使用上。我询问制作几部拷贝，答说通常为七部。我又问：“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为何不以此为题材呢？”任矜苹苦笑着答道：“我也很赞同你的想法，但拍片子是商业行为，没办法。”不过女演员在扮演时髦洋气的角色时不穿洋服而是穿中国式的服装，很漂亮。这些女演员，其内质如何姑且不论，外表上都摆出一副见过世面、自以为是的模样，喜欢跳舞，常与自己的靠山或是年轻英俊的男演员出入卡尔顿咖啡馆等。从这些情形来看，每个国家都一样。

这里的日本女人中有的相当厉害，为国内所罕见。日前与M君同去租界尽头处的一家咖啡馆，有个看上去像〇〇(8)的舞女，我们并没有叫她，她却自己硬靠了过来。仔细一看是个日本人，年纪大约在二十一二岁，脸蛋圆圆的，一副小女孩的模样。“嗨，我说，你是谷崎先生吧？隐瞒可不行噢，我在日本时见过你。你什么时候回日本？回去时带上我行不？”她一边跳着舞一边不住地冲着我说。她把M君和我拉了出去，说是要带我们去见识一下上海的咖啡馆。我们坐着汽车在深夜的街头转悠。在车上她兴致勃勃地评说着我的《痴人之爱》，拿朋友中的谁和谁与〇〇相比较，说：“那个人可没有〇〇的那种霸气。”她带我们走了好几家咖啡馆，把很多俄国舞女叫到桌边来，打开一瓶瓶的香槟，到了结账时，一把抓过我的钱包，自作主张地掏出纸币。“我们再到什么好玩的地方去吧。”她似乎毫无离意，我与M君只得缄口不言，一直到了天亮时分的四时左右，才将醉得东倒西歪的她带到了一家中国人的旅馆。她喊着“肚子饿了”，于是就在那里吃炒面，大口大口地呷着老酒，过了一会儿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连袜子都脱了下来。听说她有一次喝得烂醉如泥，从外滩跌入了江中，差点淹死。我们就让她胡乱地躺倒在床上，趁机逃脱了出来，此时已是五时左右了。此后怕她再胡搅蛮缠，有一段时间对她避而远之。有一次忘却了前事又来到那家咖啡馆，不料她又缠住我不断地催逼着说：“带我到日本去。”我只得不置可否地“嗯嗯”应付着她。自那以后大概过了十天，那天早上我在旅馆里洗了个澡正在换衣服，她连招呼也未打直接开门走了进来。我赶紧说：“等一下，我在换衣服。”“没关系，我不在乎。”一边说一边冲了进来，靠着电炉取暖。说是昨夜去了法租界的一个德国人那儿，五六个人混睡在一起，现在归途路过这儿。皱巴巴的夜礼服上穿了一件外套，鞋上袜上沾满了泥。我说：“我现在要去吃早饭，你想吃的话一起去吃吧。”“饭就别吃了，给我一点酒喝吧。”说着冷不防地叫来了侍者，叫他拿啤酒和香烟来。以下的对话颇有意思。

“谷崎先生，你会带我回去吧。”

“对不起，不敢遵命，要带你这样的美人回去，就要惹麻烦了。”

“你这个人不守信，上次我们不已经说定了吗？你不是‘嗯嗯’地答应了吗？”

“嗯嗯是说过，但这并不是答应的意思。你回到日本去干什么呢？像你这样的女人在上海不是更有意思吗？”

“在这样的地方没意思……只会一点点堕落下去。回到日本后我想进‘日活’(9)。你真的帮我对‘日活’说说。要进‘日活’的话，我以后真的好好做人，努力做出点事情来。就算你是在拯救一个女子，能不能行行好？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如今我是又喝酒、又抽烟，还吸鸦片……好吗，谷崎先生？为什么不愿意？怕麻烦？”

“是怕有麻烦。”

“我原以为你对女人是个热心肠的人。没想到你这么冷淡。”

她这么说，我也不搭腔，装作没听见，赶紧落座吃饭，不料她走过来一把抱住我，硬将嘴唇凑过来。满嘴的臭气。恐怕脸也没洗就来了，又喝了那么多啤酒，散发出让人受不了的气味。我无情地挡住她的嘴将其推了回去。接下来她以上海英语口若悬河般地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趁我不注意又扑了过来要吻我。正在这时田汉君来访。“帮我叫辆车好吗？”她无事可做便走了出去。好歹还是个爽快的女人。一问才知道，原来田汉君早就来了，听到屋内一片喧哗声，在走廊里踌躇了一会儿，甚至想悄悄地打道回府了。

上海这个地方，一方面非常洋气，相当发达，另一方面却令人感到比东京要落后得多。在市中心虽有二三十家舞厅，但东京的帝国饭店、花月园、原先的大饭店一带的老舞客（包括日本人和西方人）的舞艺要比上海的高得多。听说音乐等以前上海的虽不错，但如今却是日本的好。舞台上的舞蹈表演也都在民间演艺的水准之下。电影主要是些美国的二流片子，欧洲的影片几乎看不到。作为一种谈资，经三井银行的土屋君的介绍，我在号称东亚第一，不，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旅馆“大华饭店”(10)里住了两三天，旅馆费一天最低是二十五元大洋，最高是七十五元大洋，设施可说是豪华之极，但法国的波尔多最好的也就是一九二三年产的西奥多·拉菲特，而长崎的日本大酒店也有一九一一年产的波尔甘迪酒，这点上就显得有点欠缺。菜肴也未必都佳。另一方面中国人的风俗等也在一味地学西方人的样子，印象上觉得与八年以前来的时候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原想，要是称我心的话，也可在上海购一处房子，结果大失所望而归。要了解西方还须得到西方去，要了解中国还须得到北京去。

(1) 此篇原载大正十五年（1926年）五月号《文艺春秋》，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十卷，中央公论社 1990年版。

(2) 欧阳予倩（1889—1962），湖南人，戏剧家，1904年至1911年间在日本留学，参加东京春柳社，为中国新剧创始人之一，有作品多种，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3)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现代作家。1910年与志贺直哉等共同创办了《白桦》杂志，是日本白桦派文学的领袖之一。主要作品有《幸福者》《某位男子》《爱知死》等。鲁迅等在20世纪20年代曾译介过他的作品。二战期间曾与日本军方合作，战后一度受贬。刊有《武者小路实笃全集》二十五卷。

(4) 菊池宽（1888—1948），日本现代作家。倡导清新健康的人生，与芥川龙之介同被视为主题小说的大家。主要作品有戏剧《父归》、长篇小说《珍珠夫人》等。周作人、田汉早年都曾译介过他的作品。1935年创设了日本最有影响的纯文学奖“ 芥川奖”和大众文学奖“ 直木奖”。二战期间曾与军政府合作，出任日本文学报国会的理事，战后一度 遭 贬。刊有《菊池宽文学全集》十卷。

(5) 应是旧址在今西江湾路近四川北路的“六三园”，1912年由在沪的日本人鹿三郎所建，有林泉池石，并设有日本式的料亭，风雅之士乃至军政要人常在此吟风弄月或商议军机，今已废。

(6) 日语原文是“脂下ë”，可作“洋洋自得、沾沾自喜”解，不常用。

(7) 任矜苹，浙江宁波人，电影家，导演，20世纪20年代明星公司与新人电影公司的创建人之一，作品有《上海三女子》《风流少奶奶》等，30年代转入报业。

(8) 〇〇为谷崎长篇小说《痴人之爱》中的女主人公，咖啡馆女招待，专以女性的魅力来征服男人。该小说初发表于1924—1925年间。

(9) “日活”的全称为“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成立于1912年9月，为日本当时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

(10) 原文为“マジェステック ホテル”，译者根据读音查阅相关资料，该酒店应为Majestic Hall（中文名“大华饭店”），位于今上海市北京西路江宁路口，由英国人建于1923年左右，有大草坪花园和西洋建筑。192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婚礼在此举行，1929年被拆除。该饭店的地理位置在2011年12月东京大修馆出版的木之内诚编著的《上海历史地图》增订版上有清晰的标注。

上海交游记(1)

(一)内山书店

到达上海后不久的某一天，应在三井银行任分行长的我的一位旧友T氏的邀请，去了一家被称为“功德林”的中国素菜馆。同席者有三井银行及三井物产的职员和其他T君的熟人共十多人。席上，从经纪商宫崎君那儿听到了些颇感意外的事。他说，现在一批青年文人艺术家正在中国掀起一场新的运动，日本的小说、戏剧等中一些出色的作品差不多都经他们的手译成了中文。“你若不信，可到内山书店去问一下。你认不认识内山书店的老板？明天这位店主与中国的文人们有一个联谊活动，明天到那儿去看一下的话，情况就可以了解了。”

我称此为“意外”，是因为在上一次，即大正七年（1918年）我到中国来时，在北京和上海都想见一些新的文人作家，设法托人去四处打听寻访，但在那时的中华民国，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我问道：“有没有什么著名的小说家或戏剧家？”一位中国人回答我说：“眼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勃兴的机运尚未到来。青年人的志向多在政治方面。即使有人写点小说，那大抵也是新闻记者闲来时的率尔操觚，其小说主要也是政治小说。”也就是说，以日本来比喻的话，当时的中国还是《佳人之奇迹》《经国美谈》(2)的时代。所以当然不可能有人知晓我们的名字，更不会有我们作品的中文译本。此后我曾听说中国开始流行新的口语诗，另外还见过周作人君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3)。但时隔八年，我在到上海来之前，完全没料到日本文学如宫崎君所说的那样，已得到了如此兴盛的介绍。从报上看，我觉得中国的学生至今仍然热衷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似乎尚无余暇来顾及文学。

过了数日，M君带我去了位于北四川路上阿瑞里内的内山书店。据说这家书店是除了满洲之外中国最大的一家日本书肆。店主是一个精力旺盛、一说就通、说话风趣的人。在店堂里侧的暖炉边，放置着长椅和桌子，来买书的客人可在此小憩一会儿，喝杯茶聊会儿天——盖此家书店已成了爱书者的一个会聚地。我在此处一边喝茶一边听店主讲述中国青年人的现状。听店主说，这家店一年约有八万元的营业额，而这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由中国人买去的，而且这一比率每年都在增加。问到中国人主要是买哪一类书，说是没有定准，什么书都有人买。哲学、科学、法律、文学、宗教、美术……如今中国人的新知识，差不多大部分都取自日文书。当然不限于日本的内容，西洋的知识也通过日文译本阅读。这其中原因之一，是上海乃一个商业城市，虽也有卖西洋书的书店，但书的种类有限，他们所期望的原文书不易得。有时想要获得西文原著，就向东京的丸善书店去询问订购。还有个原因，便是语言的问题。日语要说虽不易，但只是阅读的话，与英、法、德语比较起来，其难易程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要体会小说和戏剧的内蕴，也只需花上一二年时间；而要只是粗粗读懂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书，有半年左右也就差不多了。因此，想要快捷地获得新知识的中国人，都在争相学习日文。译成中文的西洋书籍，很多是从日文本重译的。而所谓的新小说，仔细看一下的话，里边似乎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日本小说中获得启示，或者据日文小说编译的。——也就是说日文在现在中国的作用，正如同英语在当年的日本一样。“所以现在能读日文的中国人有多少弄不清楚。我的店里每天都有中国人来买书，然后在这儿喝杯茶聊会儿天回去。”

内山书店就是一家向这样的中国青年人独家提供新知识的书店。就这样，在其他方面姑且不论，至少在文学方面，日本留学生出身的人在社会上最受认可，一个个渐次成名，称霸文坛。由此缘故，中国文坛对日本文坛所熟知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在商务印书馆内，帝国大学(4)毕业的文学学士有六七个人，他们在不断地注意着东京的出版物。听说他们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出版日本现在的小说戏剧。

“你们那边对这些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吧。”内山氏说。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后是如何开展活动的呢？后来成了政治家和军人的人多少还了解一些，而对那些从事文学艺术的人的情形，国内的人一点都不知道。这实在是很遗憾的。我们以后再进一步互相联系好么？今天也有中国的文人来过，说是听说谷崎先生到上海来了，务请介绍一下。您光临上海一事，前两天中国的报纸都报道了，有很多人想见见您。于是我就说，行，过几天我去请谷崎先生，举行一个见面会，把主要的人聚集起来认识一下。我想近日就举行这样的活动，届时务请光临。”

在中国竟然有这么多的知己，这实在是没有想到，我恍如做梦一般。那时我才知道中国的报纸上已有了我的报道（此后我也曾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西条八十氏在归国的途中路经上海的消息）。

然后内山氏举出了新文学家的三位代表人物——谢六逸(5)、田汉、郭沫若。谢君研究日本的古典文学，目前正在翻译《万叶集》和《源氏物语》；有时来到这家书店，询问《万叶集》和《源氏物语》中的一些难解之处。“等一下，这些东西我也搞不懂。”据说内山氏也常常不知所措。田汉君翻译过《日本现代剧选》——似乎是要分作第一集、第二集这样连续出版下去，现在仅出了第一集，即《菊池宽剧选》。此集由《父归》《屋顶上的狂人》《海之勇者》《温泉场小景》四篇组成，卷首有“新思潮”同人的介绍，译者记述了以前曾听过冈本、小山内、里见、菊池、久米(6)诸人演讲的回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了。此外他在戏剧创作方面，已出版了一本收有五个独幕剧的戏剧集，题为《咖啡店之一夜》（含《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获虎之夜》《落花时节》）。其中的《获虎之夜》被认为是一篇杰作，听说近日同文书院的学生准备在日本人俱乐部的舞台上试演这部作品。郭君虽是福冈大学(7)出身的医学士，但并未在医学方面深入用功，而是一味地将精力花在文学上，被称为“中国的森鸥外”(8)。——这样一说也许有人会认为他已是位有相当年岁的老人了，自然并非如此。与木下圶太郎氏(9)相比还要年轻十岁以上，与田君、谢君一样，都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所以他们的出名还就是最近的事，在出名前曾经历了相当的艰辛。尤其是郭君，在福冈时代娶了一位日本女子作妻子，且已有孩子，有一个时期甚至苦于无钱买柴米，是从穷困中苦斗过来的。内山氏说：“郭君好像夫妇间非常恩爱，膝下有这么多的孩子要养育，竟一直坚持到今天，郭君自然很了不得，那位日本太太也实在很令人感动。”后来我听同文书院的教授讲，在所写的文章中受日文影响最多的是郭君。听说他既作诗又写小说，在外语上通晓英语、法语、德语。从这些方面来说，也真可称为“中国的森鸥外”。

上述的三人当然都要出席见面会的。其实中国的文坛上也分成各种各样的派，谢君的一派与郭君的一派彼此似乎多少也有些歧异，恐怕会出现微妙奇异的场面，但是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此外与他们在领域上稍有些不同的欧阳予倩也来，他是新剧运动的旗手。此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既当演员也当导演，最近还在从事新电影的制作，似乎是集小山内薰氏和上山草人氏(10)于一身的人物。会场设在内山书店的二楼，由于无法容纳所有希望见面的人，内山氏说打算先在当天邀请重要的十来人。

内山氏的这一主意，对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我深深地感谢他的这片好意，并请他多多费心。

(二)见面会

接到内山氏的电话通知，是见面会前一天的早上。不巧，那天我正好要打伤寒的预防针，一天不能喝酒，所以就想能否改变一下日期，不料大部分参加者不仅都住在租界街区的边缘地带，而且地处各个不同的方位，明天的会今天再要更改日期已无时间通知了。结果那一天为了我决定不饮酒，并且再次安排了素食（在“功德林”是上了酒，但据说正式的素食应该是不饮酒的）。

当晚六点，我与北京所认识的、八年后再次邂逅的《大阪每日新闻》的村田君一起出了门。日本人方面，除了我们两人之外，还邀请了上次一起去的宫崎君及中国戏剧研究会的冢本君、菅原君等。我走进店内时，在暖炉前坐着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青年，此人即为郭沫若君。圆脸，宽额，有一双柔和的大眼睛，毫不卷曲的坚硬的头发散乱地向上直竖，仿佛一根根清晰可数似的从头颅上放射出去。也许是有些弓背的缘故，从体形外貌上来看显得有些老成。我们立即被引到了二楼的会场。接着谢六逸君来了，穿一套薄薄的、似是春秋季西服般的浅色的西装，上衣的里面露出了羊毛衫。这是一位脸颊丰满、大方稳重、温文尔雅的胖胖的绅士。内山氏向谢君介绍了郭君。党派不同的两位首脑借此机会互致初次见面的寒暄，然后开始了非常流畅的日语谈话。谢君说：“我认识您的弟弟。我在早稻田时曾师从他。精二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一看他递过来的名片，背面印有MR.LOUISL.Y.HSIEHM.A.(DEAN OF SHEN CHOW GIRLS’HIGH SCHOOL，PROFESSOR OF SHANGHAI UNIVERSITY)。即谢君在从事文艺的同时，还担任上海大学的教授并兼神州女子高中的教务长。看这名片，以及从他稳重得体的举止和有些稀少的头发来看，谢君已有相当的年纪了，但他说曾是精二的学生，一定还很年轻吧。但不知精二是否知道他的一个学生已在上海取得了如此的地位。

欧阳予倩推开门走了进来。白皙的脸上戴着眼镜的样子，到底是一位站在舞台上的人。一头乌发宛如漆一般闪烁着黑色的光泽，鼻梁线挺拔而轮廓分明。从耳际后面一直到脖颈上的发际间的肤色尤其白皙。方光焘(11)、徐蔚南(12)、唐越石(13)诸君也来了。我右面的椅子上坐着谢君，左侧为方君。在中国西服虽未如日本那么流行，但今日在座的都是清一色的西服。他们不仅对我说日语，而且彼此之间也尽可能用日语交谈。我现已移居关西，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这种用纯粹的东京话发言的聚会了。

大家都已入座、谈性正起的时候，最后出现了田汉君的身影。说实话，我要是没听到内山氏的一声“田汉君来了”，实在不会想到进来的一个穿着素色洋装的汉子竟是中国人。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大概是东京的哪一个文人，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当时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田君的容貌风采竟与日本人如此相近，我当时的印象是他与我们这些日本人别无二致——肤色黝黑，瘦削，脸长而轮廓分明，头发长得乱蓬蓬的，眼睛里射出神经质的光芒，长着龅牙的嘴双唇紧闭略无笑意，习惯于低着头竭力控制住自己的神态，都令我们想起自己二十几岁时的模样。他脸对着桌子，眼睛往上一抬扫视了一下桌边的人，目光又默默地沉落了下来，过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

“谷崎先生，我见到您这是第二次了。”

（其时我为他的声音再次感到惊讶。这种脆爽的声调不就是典型的东京腔吗？）

“是吗，你以前曾见过我？”

“是，见过。《业余俱乐部》在有乐座(14)首次上映的时候我去看了。里面有你的特写镜头吧。”

“噢，是吗？那么你是在电影中见到的喽？”

“我也知道栗原托马斯。你们是去海边拍外景吧。那时我正好也去镰仓避暑，看见你们正在拍电影。”

这不由唤起了我大正电影创立时代的遥远的回忆。那是大正九年（1920年）夏天的事了。那时田君恰好在日本留学。

饭桌上的话题不久转到了中国的文坛和影坛上。我最想要知道的，便是从宫崎君那里听来的有关日本的作品被大量译过来的情形，我想了解其范围和种类。我表示说，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们尽量帮我把这些译本收集起来，我带回去作为赠给日本文坛的礼物。但据田、郭两君所言，实际上已有各种各样的筹划，日本作品的翻译，去查询一下的话也有相当不少，但许多人虽已将此译成了中文，无奈一般的读书界尚未对日本的东西产生很大的兴趣，因此就很难作为单行本在书肆上出售。日本的作家中最广为人所知的是武者小路氏和菊池氏。前者的作品译出的有《一个青年的梦》、《妹妹》（《妹妹》是由田汉氏的门生周白棣氏翻译的，中华书局发行。《一个青年的梦》我未拿到）；后者的作品有前述的《日本现代剧选》，像样的出版物也就这些。其他的也有不时地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但这些杂志寿命都很短，才出版不久就马上停刊了，因此从中收集翻译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说：“不过您要是特别需要的话，在您归国之前设法拢集起来给您。”我说道：“原来是这样。这样说来，眼下的中国正如同我们的《新思潮》(15)时代了。”“对，对，”田汉君性急地点头说，“剧坛方面的程度和日本那个时代一样。所以我们即使在写剧本，也不敢奢望能在剧场上上演，只是有时圈子里的人举行小规模的试演。”话语中夹着不满的语气。郭君苦笑着说：“总之，还处在一个令人羞愧的状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也是经历了这样的时代过来的。你们若还都是二十几岁的话，今后还须得雌伏十年以上。”我再次回想起了自己的往日时光，今天作为过来之人在这里与他们交谈感到很愉快。

“没有办法呀，我现在从事电影的工作，以等待机运的成熟。”

欧阳君也感慨地说道。于是就谈到了上海的电影公司。现在上海称“某某影片公司”的大概有四十来家，但真正拥有摄影棚的才一两家。女演员中最近出名的张织云小姐最为走红。但日本方面的人认为，中国的电影故事过于洋气，目前尚不成熟。“这话不假，不过我所属的那家公司临时聘请了田汉君，我打算将田汉君的原作导演成电影。”欧阳君辩解说。然后说定了过几天带我到电影公司去，把我介绍给女演员们。从电影的过于洋气，谈到了上海的中国戏剧染上了一种低级趣味，并开始了对绿牡丹的攻击。去年我在关西看过绿牡丹的《神女牧羊》，最后的部分那场像是模仿足尖舞的舞蹈到底算是什么呀!那样的东西只有肉体娇艳的女子来跳才会好看。这种场景却去模仿别人，那场舞跳得真蹩脚。听说这还是绿牡丹的得意之作，我真是无言以答。而这居然还博得了日本观众的拍手喝彩，我实在是觉得可悲可叹。在座的一致认为，绿牡丹之类算不得一流的演员，在上海也有比她出色的演员。

没有酒，我总觉得委屈了其他的人，不过菜肴相当地好。内山氏说，曾带了一个日本厨师到中国来，让他尝了各色各样的菜，然后问他什么菜最好吃，结果他回答说最为佩服的是素斋。一般的菜肴虽说好吃，但材料很丰富，其烹调制法大抵都可想象，惟在有限的材料中烹制出如此富于变化、如此滋味千秋的素斋，其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据云，那厨师深为佩服地说，中国的素斋在菜肴上已达到了技艺的极致。我先前早就听朋友笹沼氏——“偕乐园”的老板——讲起过中国的素斋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上回来的时候未有机缘得以品尝，前两天在“功德林”才始得一饱口福。然而今日的素斋比起上次的“功德林”来要更为精致。一问，是一家叫作“供养斋”的店家做的，那家店主与内山氏颇为熟识，所以特别费心做出来的。其材料主要为麸子、豆腐、豆腐皮，此外就是类如山慈菇样的东西，糯米粉样的东西，馄饨粉样的东西，如此而已。将这些材料做成形态各异的菜肴不断地端上来。从外表上看与平常的菜肴别无二致。比如说也有燕窝汤，也有烤鸭，也有鱼圆羹。不过仅是外形的话，日本的素斋料理中也有将羊羹做成生鱼片形状的，将豆腐皮做成烤河鳗的，但日本的只是模仿到其色形而已，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连我们的味觉也被骗过了。当然不能说与真的荤菜完全一致，即便如此，进入嘴里的燕窝那种稠稠的感觉，鸭肉那种浓郁的油脂感，扑鼻的香味，滋润的味道，清淡的味道，深入其内的味道，平常菜肴中所含有的浓淡不一的各色滋味，可说在素斋中都充分具备了。说起素食，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充不了饥、吃着不过瘾的食物，事实上却如同是吃了大鱼大肉一般充分满足了食欲。庖厨之术能达到如此的程度，真可说是一种魔法了。尤感微妙的是，上了好几种清汤，而其风味都各不相同。听说在中国菌类多达数百种，也许是以此为原料炖出来的汤吧。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素斋竟如此之精妙，这样美味的食物为平生所初尝。”

我情不自禁地置箸三叹。

围绕中国菜肴的话题一下子热了起来。以前我曾将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相比较，觉得上海的菜最为低劣。这是因为一般众人所熟知的著名菜馆都不怎么样，若是到日本人不大去的小饭馆去侦察一下的话，还真有些别具风味的菜。在那种挂着绳帘的小铺子里，见不到那些芦笋呀，英吉利面包呀，牛肉呀，炼乳之类的洋里洋气的东西，你越到下等的地方去，反而越能感受到类似日本家常菜的那种风情。比如在二马路(16)上有一处饭店街。那儿如同东京的木原店、大阪的法善寺横丁一般，小饭馆鳞次栉比，西装革履者去，引车贩浆者也去。前两天宫崎君带我去了那里的一家叫“老正兴馆”(17)的饭店，这家店经营地道的宁波菜，据说客人也多为宁波人。原料差不多大部分都用鲜鱼。我在举箸吃鱼时，不禁想起来孩提时代母亲在饭菜中为我们做的炖鱼。接着上来的有生的河虾，还有一种称作蟹子(18)的小赤贝，用沸水烫一下，血还在滴的时候就盛入盘内端了上来。上四马路的“聚晶馆”去的话，有一种用嫩豆腐做的汤，还有一种在日本称为“芥菜”的、纯用菜叶煮成的菜。与I君一起大着胆子去了一家比较脏的店，在那儿吃到了炖芹菜（总而言之，中国人吃蔬菜要比想象的多。吃饭时一直在吃一种叫作“香菜”的菜叶）。这样的食物，无论在色彩上还是在滋味上，都与我们小时候常吃的东西没有多大的差别。中国菜用油自然与日本菜不一样，但其用法颇为巧妙，绝无油腻的感觉。日本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多么相近，从这些地方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如今在日本已不大盛行的粽子，在中国平日还经常吃。日本的粽子作为点心来说也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不过我这次在中国尝了一下，觉得原产地到底有原产地的风味。粽子的种类有二三十种吧。大致分为甜的和咸的两大类，里面不是用粳米而是用糯米做的。有在糯米饭中夹赤豆的，或加入火腿再调入适当的咸淡，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还有粽叶的清香味。把这些粽子放入类似日本做酱油杂煮的大锅内咕嘟咕嘟地慢慢煮，一边就在大路边叫卖。一个三文钱，吃三个肚子就饱了。我说这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价廉物美以此为最了。

“那个本地称为粽子，真的很好吃。日本人嫌这个脏，不吃，正煮着的东西立即从锅里取出来吃，不会有危险。中国在这种脏兮兮的地方往往有很好吃的东西。”

内山氏也表示同感地说。

“说起来中国人能体会日本人所嗜好的玉露茶(19)的滋味吗？”有人问道。

中国人喜好热茶，因此并不钟情于玉露茶。不过在沏茶的方式及对茶具的讲究方面，也有自己的传统。茶道的高手所使用的器具，有很多是用紫砂制成的高价的物品。说起来有一段很有趣的逸话。从前在福州的什么地方有一个有钱人，那人因爱好饮茶而弄得倾家荡产，最后成了一个乞丐。然而平时所钟爱的那把茶具还是爱不释手地随身携带。有一天他来到了一户豪门世家，在门口行乞时，得便对那户人家提出说：“我久闻贵府的主人秘藏有世所罕见的珍贵茶具，且又有茶道名家在此，在下恳请惠赐主人亲手所烹的茶以得一饮。”主人颇觉奇怪，便将此乞丐请入宅邸内，亲手烹制了一壶茶请他喝，乞丐说道：“确实不错。不过我这边携有一茶具，请您用此一饮。”说着从衣衫褴褛的怀中取出一茶具，这次由乞丐沏制后请主人饮用。主人试饮后觉得香味馥郁，口中顿有清冽之感，他刚才烹制的茶简直无法与此相比。茶叶相同，水也一样，但乞丐所用的茶具及烹茶之术，均胜于主人。于是主人和乞丐成了莫逆之交，此后一直彼此切磋茶艺。

“这样的逸话还有很多。”大家的聊谈虽未尽兴，但说好以后再相会，于是在十点彼此分手了。我留了郭君和田君，三人在街上闲逛着继续聊谈。郭君说，日本文人的稿费是以四百字为单位的，而中国则以千字为单位。而且日本的小说在对话部分是改写为一行行分开的，而中国则把整页写得满满的。并且一流的作家千字也仅得七八元大洋，这真叫人受不了。田君说，在上海称“某某大学”的学校相当不少，我们大家就都在这类学校里当教授，以此来谋生，光靠稿费是不行的。接着他们对日本现代的诸作家发表了评论。在总体上他们的观察不仅一语中的，而且他们读的作品真是相当地多，有时对我们文坛的内幕竟也了如指掌，这实在令我惊讶不已。“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打算将日本的作品翻译一批出来出版。”田君说，“周作人君是人道主义者，他主要在翻译白桦派的作品。从介绍日本的艺术这点来说，应该更加公平地加以选择。”不过我感到田君和郭君，其倾向仍是近于人道主义的。听他们说，要翻译的话，菊池氏的文章最易译，里见氏的东西最难译。由我看来恐怕也确是这样。

两人一直来到了我下榻的一品香旅馆(20)，喝着绍兴酒又继续谈开了。借着醉意，两人都坦率地诉说了现今中国青年心中的苦恼。他们说，我们国家古老的文化，眼下由于西洋文化的传入而正遭到人们的遗弃。产业组织受到了改革，外国的资本流了进来，琼脂玉浆都让他们吸走了。中国被称为无穷尽的宝库，虽然新的富源正在为人们所开拓，但我们中国的国民不仅未受到一点惠益，物价反而日益攀升，我们的生活渐渐困难起来。上海虽说是个富庶的城市，但掌握财富和权力的是外国人。于是年复一年，租界的奢靡之风波及了乡村，蠧毒着地方上的淳朴的人心。农民们耕种田地也赚不到钱，而购买欲却被刺激起来了，因此就日趋贫困。我们家乡的田园日渐荒芜，农业日益衰败。究其根源，这都是外国人的行为造成的。这些话我都是初次听闻。我原以为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虽有排外思想，但若到乡村去的话，中国的农民至今仍是无忧无虑的，“帝力于我有何哉”，对政治和外交心无牵记，吃着廉价的食物穿着廉价的衣服悠然度日。但两人满脸沉重地说，这样的情形已不复存在，乡村里的人也不像以前那样地悠然无虑了。我说，财富都集中在都市里，乡村日趋凋敝的现象是世界性的，恐怕并不限于中国吧。而且说起外国资本，主要是指美国和英国的钱财，这也已经席卷全世界了。这类经济情况我也不甚了了，但即便是日本，恐怕也被盎格鲁撒克逊的金钱之力所支配了吧。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吮吸着全世界的琼脂玉浆，受苦受难的也许并不只是中国。中国还算国土广大，有那么多的富源在，稍微借点钱也不会有丝毫的影响，比起别的国家也许还胜一筹。

“不对。”郭君立即予以了否定。

“日本与中国不同。现在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是借了钱自己来使用的。而在我国，外国人要来就来，把我们的利益和习惯不放在眼里，他们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建造城市，建造工厂。我们看着他们这样做却一筹莫展，任人蹂躏宰割。我们的这种绝望的、眼睁睁地等待着灭亡的心情，绝不只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日本人没有这样的经历，恐怕很难理解，这使我们青年人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因此一旦对外方面发生了什么事件，连学生们都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

“日本的所谓中国通可并没有这样说呀。中国人在经济能力上是伟大的种族，但没有政治方面的能力。他们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根本不考虑政治。即使国家的主权被外国人夺去了，他们依然无所谓，照样勤勤恳恳地工作，不断地攒钱。这既显出了中国人的弱点，也显出了他们有一种难以理解的顽强的民族根性。从前中国人虽几度被外国人征服过，但中华民族却毫未衰竭，依然延生至今。而征服者却反被中国固有的文化所征服，结果融化在‘中华’这个熔炉中……”

“但是以前的征服者，在文化上都是比我们还要低的民族。中国遭遇到在文化上胜于自己的民族，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他们从东西南北各个方面侵入到我们中原来。这不只是经济上的入侵，他们还干了各种坏事搅乱了我们的国家。他们放款给军阀，向军阀出售军火，而且要是他们不弄出租界这种所谓的中立地带，国内也不会发生如今日这般的混乱，战争也不会延绵不绝了吧。中国从前也有战争，但今天的情形，我们觉得与野蛮人的侵略，单纯的内乱在性质上不一样。不，并不只是我们，全体国民都自觉地意识到了这次我们的对手不再是以前的野蛮人了，我们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与之对抗。我感到国家这个概念恐怕还从未像今天这样渗入到一般民众的头脑中。”

“可这样的话我已曾听过，不是真的吧？”我说。

“你要到南洋去的话，会发现那儿的中国商人拥有不得了的势力。他们握有所有的实权，连荷兰人在他们面前也不敢耀武扬威。但这些商人对他们本国的事情却并不关心，即使有中国的领事馆，他们也并不以此为依仗。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识汉字，忘记了母语，使用着荷兰语。在说到中国人是怎样的一个种族时，人们常常援引这个例子。”

“噢，南洋的中国人现在也已觉醒了。他们渐渐开始明白到若无国家作背景的话，就会一步步地被白人所压倒。因此近来他们都把子弟送到本国来受教育。他们还积极地拿出资本来支持广东的排英运动等。我们文人虽拿不出钱，但我们将自己的苦闷之情抒发在诗中，表现在小说里，借艺术的力量向全世界的人倾诉。我们认为这是使有良心的人理解中国苦痛的最有效的途径……”

两位的话语直至深夜依然缕缕无穷尽。我觉得这些话都很有道理。假使两位的观察有误的话（我不信会有误），也应该认真地看待使得他们精神痛苦的烦恼。两位离开这里回去时，已是十二时左右了。

(三)文艺消寒会

谷崎先生：

我们上海几个文艺界的朋友有消寒会的组织,欲借以破年来沉闷的空气,难得先生适来海上,敢请惠然命驾,来此一乐。

会场斜桥徐家汇路10新少年影片公司

电话West 4131

会期本月二十九日午后2时起

上海文艺消寒会敬约

主席欧阳予倩田汉

此请柬中的“先生适来海上”的“海上”一词，是故意将上海倒过来说的用法。欧阳君和田汉君的名字前有“主席”的名称，应该是发起人或是干事之类的意思吧。说起消寒会这一名称，是上次在见面会的时候，有谁说了一句今晚没有酒，有点单调，过几天我们开一个消寒会痛痛快快地喝一喝吧，然后中国人方面很快地使用了这一名称。

用作会场的新少年影片公司，离租界颇有些路程，这是一家与田君和欧阳君有关系的电影公司。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不方便而偏远的地方，是为了借此为我举行欢迎会的机会，将各方面的八九十位新人相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好好热闹一番，而这在市中心的饭店里就难以展开。田汉君事先向我吹嘘说，聚会的那天各路人马都会来，小说家、画家、导演、漂亮的女演员、北京来的艺术家，都会来，我都会向你介绍。这样的艺术家大聚会恐怕是上海史无前例的大盛会。

上海的冬天正如三寒四暖这句谚语所云，刺骨的严寒持续了两三天后，第二天就是个朗朗的晴日，宛如春天一般温暖和煦。田汉君开车来接我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温暖如春的晴日的下午三时左右。

“怎么样，准备出发了吧。我去会场看了一下，人正陆陆续续地来了，看来会有一场大热闹。从白天一直会热闹到夜里十二时。”

“那么就不必那样匆忙，喝杯茶再走吧。”

“不了，这就出发吧。今天打算给你拍电影，还有各种各样的余兴活动，还是早点走为好。”

汽车载着我们两个人，沿着旅馆前跑马厅边的平坦的西藏路由北向南驶去。混凝土的路面犹如擦得铮亮的走廊一般熠熠发光，一闪一闪地反射着晴日的阳光。时值旧历岁末，街上一片车水马龙。骑着马的士兵冲开汽车、马车、人力车及下层劳动者的杂沓的人群，蹄声清脆地策马前行，跟在后面的是戏曲、电影、年终大甩卖等的广告队。有一列抬着花轿的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地走过街头，艳丽夺目的花轿仿佛是龙宫里的仙女乘坐的一般。到处都是一片暖洋洋的，亮晃晃的，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昏昏欲睡，我不禁笑道：“这样暖和的话就不能叫作消寒会了。”

在门前下了车，穿过宽广的摄影棚，看见郭沫若君站在阳台上向我们挥动着帽子，站在一旁的肤色白皙、戴着墨镜的是欧阳予倩君吧，他今天穿着中装。沿楼梯走上去后，从欧阳君的身后走出一位温柔端庄的年轻淑女迎上来致意。这是欧阳君的夫人刘韵秋女士。据说欧阳夫人善书工诗，是一位在文坛上颇有知名度的女子。虽然语言不通颇为遗憾，但看上去不是那种所谓的“新式女性”，而是一位举止优雅、谈吐高尚的太太。“请到里边来，已有很多人到了。”他们将我迎到了平时似乎是被当作公司办公室的屋内。穿过第一间宽大的房间来到了里边的一个房间，已有二三十个人聚候在那里了。仔细一看，以前曾见过面的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诸君亦在。他们一一向我介绍了广东富豪子弟、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的西洋画家陈抱一(21)君，最近刚从法国意大利游学归来的漂泊诗人王独清君，小提琴家关良君，电影导演任矜苹君，还有与他们行当不同的也是新近从法国回来的飞行家唐震球君，剑术大家朱剑华老人，以及其他的演员、摄影师等等。然后又将我引入了一间像是客厅套间的小房间，拉开间隔的帷帐，唐震球氏的太太、欧阳剑俦的太太、欧阳予倩氏的妹妹、王慧仙小姐、杨耐梅小姐等夫人小姐女演员们如花似玉般地站列在屋里。

“傍晚之前，还有许多女客要来。张织云小姐也会来的。”田汉氏说。

我向美丽的女子们致礼之后便立即退出，来到了男人的群集之中。

在西日的照射下顿时明亮起来的房间中，香烟的烟雾升腾起来弥漫在四处。说起香烟，在中国招待客人时，如同奉上茶和点心一样，也会不断地递上香烟。打开白铁罐的封口，连同铁罐一起放在桌上，手伸不到的客人面前，便连同茶水一起分上五六支烟。茶杯就是常见的那种注入开水后打开杯盖喝的那种，喝了几口后马上又给你倒满，烟抽完后立即又给你递上来五六支。据说世界上茶喝得最多的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我这种一年到头习惯于喝茶抽烟的人来说，这类招待方式真是再好不过了。总之，无论是进食也好，抽烟也好，中国的方式使人毫不拘谨，比西洋的程式要自由多了。服装也是五色杂陈，有穿西服的陈抱一君，穿长靴的王独清君，穿晚礼服的唐震球君，穿中式服装的任矜苹君，每个人都各随己意。诗人王君也许法语不错，因不会日语，相视只是和善地笑笑，而作为干事的田君则四处张罗，与我说话的便是陈君和方君了。聊谈间到会者不断在增加，椅子渐渐不够了，便闹哄哄地转移到了大房间里，桌上满是烟蒂，地上花生壳一片狼藉。

“我也曾在贵国留过学，可日语已忘记了……”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谦虚地夹进来说。据说他是一位退役的陆军中将，现在正参与电影拍摄的事宜，可惜名字却忘了。此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已有二十多年了。“大地震以后的东京变得怎么样了？”他一边说，一边似乎努力要将留在记忆深处的半通不通的日语一一搜寻出来。说着说着便渐渐有点顺口，向我叙述了巴蜀的风光、洞庭湖的景色、游历三峡时的惊险等。

“接下去我们要拍电影。怎么样，我们到外面去好吧？”

在干事的催促之下，我们一群人便前前后后地聚集到阳台外面的一个空旷地上。首先拍摄的是朱剑华氏的剑术。这位老人年岁似已逾六十，虽已是须髯银白，面目神情却显出了一位武林高手的风采，挥剑起舞的身姿飒爽有神。剑的刀身笔直，当他用双手剑光闪烁地舞动着两柄白刃时，看上去像是日本的剑舞，或是跪坐时拔剑出鞘时的招式。这大概是一种剑法的表演，但实际上中国的武术我还是首次观赏。朱氏老人表演完后，接下去是欧阳予倩氏的舞剑。予倩氏虽是新剧的领袖，但他既是一位演员，这点本领也还是有的吧。不过他并不用双剑，而是手持单剑置于前面，双目凝视剑身，黑瞳犹如转到正中间般地定眼细视（此眼神与日本的正眼的招式不同。由我们看来似乎有些怪异）。然后跨开两腿，移上左手弯过来遮挡在头上，右手将剑猛然刺向一旁，仿佛是一剑刺杀侧面之敌的动作。与朱氏老人的剑法又稍有些不同。

然后是关良君演奏小提琴，模仿街上卖唱的模样。后来上海的《新闻报》报道此情景说：“复强使关君演奏梵哑铃（小提琴），仿叶鼎洛君老板，做沿街卖歌状，哑戏既毕，叶君持其所戴绒帽，向观众乞钱。……次请日本文学家谷崎君与欧阳予倩君合影，摄影师请两君并肩而立，并请其做谈话状，两君相视而笑，因高度相等故，几成kiss，观众大笑不已。时西阳在山，镜头不能再用，于是又相率入室。”“几成kiss”一语自是夸大的说法，其他大抵如报道所叙。

日暮时分，到会者人数益增，每个房间都挤满了人。已无入座的地方，便三三两两地从这个房间踱到那个房间。来客聚集的房间里不知谁和着胡琴的调子唱起戏来。从人群的空隙处望过去，唱戏的是唐越石君。他背对着人群，脸朝着屋角的墙壁，这样的话也许声音的回响会更大些吧。这是演唱时通常的位置呢，还是因为害羞而有意这样呢？不过总而言之，中国人的唱法和日本人的低吟浅唱不一样，在任何场合都是竭尽全身的力气唱出宛如要胀破般的最高声调，从背后看上去仿佛已咬到了墙壁似的。不过唐君的音量即便是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听起来也是相当地出色，抑扬升降甚见功夫。唱完一曲周围掌声四起，欲罢不能地又唱了两三曲。“我也来唱一段。”这次是田汉君自告奋勇地站了上来。比起唐君要稍差些，但比起我唱民谣小曲来则要强多了。

记不清是在唐、田两君唱完之后还是在这之前，有位叫郑觐文的老乐师演奏了古琴。可惜那天场内人声喧杂，未能细细欣赏。古琴的形状与平安朝的“七弦琴”无异，弦数亦相同为七弦。我试着拨了一根弦，发出了类似吉他的音色。在日本只有称为“菅公遗爱之琴”这样的古旧之物还保存在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谁也没有弹奏过，而在中国，时至今日仍在使用。场内的人都在叽叽喳喳地互相说话，人声喧嚣，杂乱之中竟已一曲终了，听说这是一种知音寥寥的乐器，听过的人恐怕不多吧。颇令人扼腕叹息。

到了七时左右，酒宴逐渐摆开了。分成七八个人一组入座，但人数之多连桌子几乎都摆不下。正在此时，姗姗迟到的张织云小姐来了，长相奇异的女相面师菱清女士出现了，通道上、四周围到处都挤满了人，动都动不了。当大家坐定之后又开始表演节目了。为过新年而从北京来的艺人张少崖氏，合着三弦唱起了犹如俗曲般的歌调。三弦的音色相当好（我原以为在中国称为蛇皮线，据说通常仍称为“三味线”(22)）。不用日本的那种拨片，而是在手指头上戴上弹筝时所用的指套类的东西来弹奏。其声音色响亮，余音缭绕，令人回想起京都大阪一带的三弦歌谣的三弦。歌调也不是那种高亢激越的调子，而是低回的，涩哑的，质朴的，与日本艺人的枯涩苍老的声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使语言不通，其韵味还是能充分领会。唱了一段后，大口地喝了一杯茶，插入了一段类似落语(23)家的“开场白”的插诨打科的笑话。意思虽听不懂，但望着他灵动逗人的嘴形和眼神，觉得与在日本的曲艺场所间的表情相同，对已久未与这样的艺人相接触的我来说，感到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熟识的感觉。说亲切熟识，也许有点不敬，我觉得这位张先生的脸与泉镜花(24)极为相像。镜花先生酣然微醉笑容可掬的时候，也常表现出这种天真淳朴的、极为可爱的眼神。满座哄堂大笑时，张先生的口舌显得越来越顺溜，眼神越来越发噱，闪烁出炯炯的光辉。这样一来就越加像泉镜花先生了。一般来说脸像的话声音也会有点像，张先生也是这样。就如同那时我想起来泉先生一样，现在我也常常想起张先生。

张先生唱完之后，响彻全场的鼓掌喝彩声经久不息。接着上场的是金小香小姐的大鼓。此鼓与日本的雏妓所敲的大鼓颇为相似，但比那更坦平些。大鼓的台架不是木制的，而是用铁做的，当然是站着击打，其形状犹如西洋的乐谱架一般，比较高。鼓棒也是两根，但细长犹如棍状。敲击的方法也很简单，并非日本式的将鼓棒交互挥扬，而是以鼓棒的一端轻轻地击打，其实击鼓是次要的，同时的演唱才是主要的。因此鼓声为唱腔所掩盖，几乎听不清，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技巧。金小姐一边唱一边将细长如棍的鼓棒摆弄出各种各样的姿态。这鼓棒与其说是用来击鼓，不如说是拿着摆样子的。唱的据说是《水浒传》或是《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戏，但到底不如张先生那么有味道。总觉得是在听净琉璃的女声伴唱一般(25)。

忽然田汉君站了起来，提议为张先生干杯，接着又祝金小姐健康。然后又发表了长篇大论，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只是时不时地加入了几句“谷崎先生”，我才渐渐意识到这是在为我致欢迎辞啊。这时大家渐渐地开始显出几分醉态。中国的干杯方式是猛地一口喝干的，然后大家犹如魔术师变换手法似的一齐将杯口朝下，以示“已经一滴不剩地全部喝光”；而且也不像日本人那样彼此互相斟酒。总之，我也像大家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杯口朝下的动作，站着一连喝了好几杯。我原以为绍兴酒喝多少都无所谓，把在座的人都满不当回事，结果我失算了。到了产地一带来品尝一下的话，绍兴酒也如同正宗的滩酒(26)一般酒味醇厚，和上等的日本酒一样容易醉人。

“来，日本人也来露一手，不能老叫中国人表演!”

不知谁说了一句。于是对面角落上开始唱起了《彻今宵》(27)。这是同样受到了此次邀请的冢本君、菅原君等一帮人在唱，令我大感惊讶的是很多中国人也在一起大声吼唱着。接着是欧阳予倩君唱了他自己在演的一段花旦戏，声调柔美。全场的人静了下来细细地聆听。“《彻今宵》是学生的歌，应该唱真正的日本歌谣!”日本人方面又受到了“进攻”，于是冢本君唱起了日本的民歌。《新闻报》报道说：“于是冢本助太郎君再唱纯粹的日歌，其声呜呜然，诚为吾人所未曾闻也……”

“各位，现在由谷崎先生表演精彩节目。”

郭沫若君蓦地跳到了椅子上，一边击掌一边说。我一时不知所措，赶紧将他从椅子上拉下来。拉下来又跳了上去，跳上去又被拉下来。这时满堂掌声雷动。田君在一旁出主意说，已经没有退路了，表演节目不行的话也可做一下即兴演说。我请郭君做翻译，横了横心站了起来。

“这个——很抱歉我不会唱歌，因此就讲几句话吧。今天中国的新文艺运动竟已如此地兴盛，并且为了邻邦一作家的我举行如此规模空前的欢迎盛会，实在是未曾所料，真是不胜感激。而且今晚的聚会，汇聚了各位坦率真诚的青年朋友，不拘泥不讲究客套礼节，这种气氛实在是令人感到轻松而自由。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数度与新进作家一起策划发起过这样的聚会，见了今晚这样的场景，不禁回想起往日的时光，真有无限的感慨。虽这么说，我还不是什么七老八十的老人。（此时未及翻译就笑声四起了。）我今日在此地受到了如此盛大的欢迎，恐怕在日本的文坛中谁也不会想到。一旦回国，我要把今晚的情景作为第一号的旅途见闻告诉给他们听，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到大为惊讶。在此我不仅要表示我个人的，而且要代表日本的文坛向各位表示深切的谢意，但是日本文坛也是派别林立，我斗胆地说要代表这个那个文坛也许会遭到众人的痛责，算了，就仅表示我个人的感谢吧。（笑声，拍手大喝彩。）”

我落座后，担任翻译的依然站在那里继续说着什么，一问，才知他在讲：“我的翻译相当蹩脚，在座的既有懂日文的中国人，也有懂中文的日本人，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了。”他的话又引起了全场的一阵热烈的喝彩。

不久宴席上开始杂乱起来，人们纷纷离开坐席四处走动起来。隔壁房间里漂亮的手相师菱清女士正在给人看手相。有人说她看得挺准，于是郭君带头，大家都一窝蜂地涌到那里去叫她看手相。任矜苹君抓住我说，他拍了一部名为“新人的家庭”的电影，叫我明天去看。到这一段我还记得，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完全是混沌一片了。我被很多人抬起来抛到了空中，我自己又抬起别人往上抛。个子高高的唐震球君以英武的身姿在桌子之间跳起舞来。这个自己已经不知道了，后来听说那时我用英语、德语及各种乱七八糟的话朝着别人乱说。大概是让别人抬起来时，我说不要不要用脚乱踢什么地方，只模糊地记得当时觉得很疼。喝得酩酊大醉，郭君、菅原君、冢本君等扶着我上了汽车。车开得很快，人觉得一阵难受直想吐。中途在一处什么地方停了一下，据说是三菱的公司宿舍，好容易搭着别人的肩走上了楼梯，房间里烧着暖炉，胸口又是一阵难受想要吐。走到阳台上，觉得月夜的庭院中好像有网球场。人站着也觉得摇摇晃晃头晕目眩。然后再度由他们扶着上了汽车，这次是郭君一人陪伴，一直送我至旅馆。刚刚踏进自己的房间，终于真的吐了出来。郭君用冷水弄湿了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

翌日早上在床上醒来后，仍觉头晕目眩。到了浴室脱光衣服后，胫骨上擦破了皮，膝头上有处淤血肿了起来。裤子下面也有黑色的积血。这样严重的宿醉十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是开了一场消寒会。

(四)致田汉君的信函

田汉君：

我的《上海交游记》也啰啰唆唆地写得很长了，想起来，我自贵地游历归来，也过去半年了。此后你来信说，郭沫若君受广东大学之聘，已离开了上海，去了北京的欧阳君，最近又回到了上海的舞台，而你又和唐震球、唐越石诸君一起兴办了南国电影剧社这一电影股份公司，贵国的文坛也实在是春秋多事，大家都在各个领域里一展身手。你说你颇为筹措股金苦恼，不过在日本等地方，像你这样的新锐作家，即便是为了电影事业，自己来筹办一个股份公司，这是本身就是破天荒了，可以说有这样计划的人也没有，即使有这样的计划，这世上也没人理你。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原本认为你的这一事业有点悬，但是读了你四五天前给我的信，知道你在拍电影和办学校两方面都忙得不可开交，股金也筹措得差不多了，事业正在稳步发展，也颇感欣慰（这样说起来，也闻悉唐越石君带了你公司的胶卷前两天来到了日本，但是没有机会见面，深感遗憾）。贵国有年纪很轻的人就做了陆军大将和全权大使，所以青年文士开办股份公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总之，不管做什么，都要好好做。我是没有持股能力的人，最多也就是在大海的这一边为你呐喊助威，内心祝你成功而已。

说起欧阳予倩君，想起旧历除夕之夜，你带了我去他的府上，和他的家人一起度过了辞旧迎新的愉快时光，此情此景，迄今难以忘怀。现在想起来，那和晚上在他的府上，按照贵国的习惯，只是最亲近的家人团聚在一起。那天晚上，以一家之主欧阳君为中心，还有他的母亲、夫人、弟弟、妹妹以及弟弟妹妹带来的朋友小唐和小刘，还有可爱的孩子们，大家聚集在一起，为了通宵迎接新年的到来，都穿上了过年的新衣服，就像日本人吃年糕汤一样，大家的面前都放好了鸭肉汤，团团坐在桌边。这时一个跟他们完全没有缘分的、而且又是外国人的我，虽然是你带过来的，很冒昧地来到了他们中间，是不是太过唐突鲁莽了？欧阳君倒也罢了，他的母亲、他的夫人、他的弟弟妹妹，他们好不容易欢聚在一起，正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这时突然一个外人闯了进来，一定打搅了他们吧。你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大概也有同样的感受吧，一个人漂洋过海，来到了举目无亲的陌生的土地，出人意料地被带到了欢乐的家庭聚会中，受到了温馨的款待，其内心的喜悦实在是难以言表的。不仅如此，除夕之夜全家人通宵无眠喜迎新春的习惯——这在日本的很多地方都渐渐消失了，而这样令人缅怀的习惯在贵国还留存着——甚至在上海这样受到洋风熏陶的现代都会里，依然还坚守着这样的风俗，目睹此景，实在令我生出很多的感慨。这是因为，我无法忘怀，在我幼小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新年的到来，在守岁的夜晚毫无困倦地等待着黎明的出现。那个时候的我，恰好也如那天在欧阳的府上所看到的几个孩童那样的年龄。那些孩子们，穿着漂亮的衣裳，当祖母、父母和叔叔姑姑打麻将时，他们呆在他们的身旁，或是在背后观战，或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放着噼噼啪啪的鞭炮，或是跑到隔壁的房间去玩泥塑的电影放映机，真的是非常有趣。而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日本过去的除夕之夜没有那么热闹。在我孩童的心里，自然也期待着能尽快穿上过年的新衣，但在天亮之前穿不到饰有家纹的新的和服，而且那时候也不可能有放电影的玩具，跟中国不一样，已经分家的叔叔姑姑也不会带着孩子过来团聚。我们最多也就是让老佣人或家里的帮工帮我们烤一点年糕，或是玩玩双六棋，以此来排遣睡意。跟那时的我们相比，那天晚上的孩子们要幸福多了。

此外，那天晚上，家家门前都在烧纸钱，这样的风俗，在日本当然也没有。我想起了盂兰盆节时烧的迎火，那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只是迎火的习惯，现在也渐渐地衰弱了。还有，七夕的乞巧奠，现在中国还盛行吗？这些古老的风俗祭祀，在日本已慢慢在消失了，很想到贵国去调查了解这些历史和风俗，或许对撰写历史小说，会是很好的参考素材呢。我在上次谈到料理的时候，说过在上海的小饭馆里见到了小时候吃惯的家常菜，而更让我沉浸在儿时的回忆里的，是那个除夕的晚上。一个人来到了遥远的中国，竟然使我怀想起了三十多年前东京的、住在日本桥的父母的面影，让我想要见一下那间幽暗的、用泥灰涂抹的房子的模样，这真的是怎样的一种因缘呀!欧阳的家里，虽然没有我日本桥的家中曾有的神龛和壁龛，但在桌子上也供奉着一叠年糕，燃着一对红蜡烛，像是在祭拜着什么神祇。墙上挂着词句吉祥的楹联，黄铜的火炉里闪烁着炉灰的星火。晚饭时已是一桌丰盛的酒肴了，到了夜半，又再次端出了酒和菜肴。在这期间还不断地向我递送茶水呀水果呀以及各种点心。我听说，这些食物都是来自欧阳的湖南老家，即便不是湖南出产，也是用湖南的手法做的，在日本也是一样，乡下人在城里过新年时，也会做自己家乡独特的年糕汤。在那样的夜晚，家里边最年长的人会显得比往常更加尊贵，我要是懂中国话的话，也想请欧阳的令堂大人给我说一句吉祥如意的祝福话语。我真想对这位“母亲”这样说：“我即使回到日本，父母也已不在了。在这样的日本，当然也不会有如此欢快的除夕之夜。也许会给您带来麻烦，但是请允许我这个远来的游子叫您一声‘妈妈’。”欧阳的母亲穿着黑色绸缎、毛皮里子的外套，那时我想，要是我日本桥的母亲，这时就会穿上黑色的饰有家纹的绉绸衣服了吧。欧阳的母亲，看上去也许比我所记得的日本桥的母亲要老一些，但她那摸牌出牌时的手势动作，她那皮肤粗糙关节突出的手指，头上戴着的小小的发髻，这一切，与生育养育了那么多孩子孙儿的“母亲”形象是多么吻合呀。

后来我听你说，欧阳的母亲书法很不错，尤其工于小楷，我知晓后觉得遗憾无比。那天晚上大家的纪念留言，以照相版刊登在了五月号的（日本）《女性》杂志上，你也已经看到了吧。要是那时知道欧阳的母亲工于书法，我无论如何也要请她给我写一个扇面，而且也要请欧阳的夫人留几个字。这位娴雅、年轻美丽的女诗人，那天晚上一再谦逊地推辞，最后未能请她留下文字。如果可能的话，拜托你再请两位挥毫留字，立即寄送给我。纪念留言的照相版，眼下正请经师屋在做，因为正值入梅，要半个多月才能完成，目前还没有裱装好。我时常会想起唐琳君的五言诗，有时会一个人暗自吟咏：“寂寞空庭树，犹发旧时花。一夜东风起，吹落委黄沙。落花安足惜，枝叶已参差。人生难相见，处处是天涯。”这首诗与那天夜晚的情景真是非常贴切，而且那声调，在我听来也十分地亲切。

哦，对了，那天年夜饭的餐桌上，沉湎于怀旧之情的不止是我一个人，你也是一个呢。后来你来到我的旅馆里，一再向我叙说亡妻的往事。在湖南省的乡下，你也有一位年迈的母亲，你和亡妻所生的孩子，也寄养在你母亲那边。你所寄赠给我的你亡妻的照片，以及所附的感想文，我也把它做成照相版发表吧。我想把你的文章翻译成夹有假名的日文，但有几个简略字我不会读，看不懂的字我就跳过去吧。翻译错了还请你多包涵。

民国乙丑年除夕,与谷崎先生谈亡妻易漱瑜女士,不觉万感交并。时余妻殁后方一周年,余滞居海上,是夜在老友欧阳予倩氏家中吃年夜饭,其家人相聚融融泄泄□□□□,见状,谷崎先生大起怀乡之情,余尤感非常寂寞,盖未能见Melancholia之故也。袋中偶携有漱瑜之照片,因以此赠谷崎先生,以作纪念,并□其深厚之同情。(28)

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当时你完全是孑然一人，而且又正值你学校年末放假，这对我而言，实在是难得的良机。既无恋人又无家庭的你，几乎每天来访我。而且带我走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地方。要是没有你的话，不要说消寒会，肯定没有机会与贵国那么多的人交游。对你这样的一个纯真的青年，我却让你知道了“新六三”、“新月”、跳舞场等无聊的地方，实在是觉得对不起你。在“新六三”注意到了袜子上的破洞的你，以后再也不要去“咖啡芭蕾”“王宫”那样的地方了吧。当然，我知道你也不会去了……

另，跟我亲密关系仅次于你的唐震球后来怎么样了？请你一定要向他、还有他的太太问好。新年时分，跟你一起去陈抱一君那儿要来的广东狗，两只都顺利地带到了日本，可惜其中一只被人偷走了，只有那只透黑的雌狗，非常地灵巧，已经长得很大了，请你把这事告诉陈君夫妇。我在遥远的此地想象着，位于江湾的陈君(29)的那座宽阔的宅邸，春天一定很美丽吧。

将要搁笔之际，我对这次《改造》杂志的“中国号”上来不及刊登你的《获虎之夜》，感到十分惋惜。你《午饭之前》的原稿我已经读过，对你如此畅达的日文深感惊讶，但觉得作品还是带着一定的稚气。《获虎之夜》的中文我虽然看不懂，但是从同文书院的学生表演的这出戏来看，恐怕还是一出不错的戏剧。今后的你，既是事业家，又是教授、创作家，一定是极为繁忙，我要是再到上海来，你恐怕已无法像上次那样来陪伴我了吧。我衷心祝愿你的奋斗成功，并以这封信函来结束这篇“交游记”。

那么田汉君，再见了。

大正丙寅（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夜

(1) 此篇原载大正十五年（1926年）五月—六月号、八月号《女性》，此处译自《谷崎润一郎全集》第十卷。

(2) 《经国美谈》，作者矢野龙溪；《佳人之奇遇》，作者东海散士。均为明治初期的政治小说，主旨在借故事和人物宣传政治主张。中国早期曾有梁启超等的译本。

(3) 《现代日本小说集》，1922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署名周作人，收小说三十篇，其中十八篇为周作人所译，其余为鲁迅和周建人翻译。

(4) 日本在1886年制定帝国大学令，1877年创立的东京大学依此改为帝国大学。1897年设立京都帝国大学时，东京的帝国大学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谷崎润一郎第二次访华的1926年时，已另建有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和北海道帝国大学。本文中的帝国大学，大概主要是指东京帝国大学。

(5) 谢六逸（1898—1945），贵州贵阳人，文学家，翻译家，大学教授。1918—1922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回上海从事教育和文学活动，著作有《日本文学》等，译著有《日本近代小品文选》《万叶集选》等。

(6) 此处冈本当指冈本绮堂（1872—1939），日本剧作家、小说家，刊有《冈本绮堂戏剧集》十四卷；小山内薰（1881—1928），戏剧艺术家、剧作家，日本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刊有《小山内薰全集》八卷；里见淳（1888—1983），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善心恶心》《多情佛心》，刊有《里见淳全集》十卷；久米正雄（1891—1952），日本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剧本《牧场兄弟》等。

(7) 应该是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

(8) 森鸥外（1862—1922），日本近现代影响最大的文学家之一，以其创作、译作和评论为日本新文学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亦是医学出身。刊有《鸥外全集》三十八卷。

(9) 木下圶太郎（1885—1945），日本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诗集《食后的歌》等，刊有《木下圶太郎全集》二十五卷。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确如谷崎所述，比木下小约十岁。

(10) 上山草人（1884—1954），日本现代表演艺术家，曾担任《浮士德》等的主演，有自传小说《蛇酒》《炼狱》。

(11) 方光焘（1898—1964），语言学家，文学家，浙江衢州人。1914—1924年间在日本留学，后又去法国专攻语言学，回国后在各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2) 徐蔚南（1900—1952），江苏吴县人，编辑、散文家，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有散文集和译著问世，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献委员会副主任。

(13) 唐越石，生卒年不详，是20世纪20年代南国电影剧社、晨光美术会、上海戏剧协社的重要成员。

(14) 有乐座是1908年建于东京有乐町的日本最早的西式剧场，是日本近代新剧的重镇，1923年毁于关东大地震，1936年重建，田汉这里说的是原有的有乐座。

(15) 《新思潮》，文艺杂志，初刊创于1907年10月，小山内薰为主编和发行人，以介绍易卜生、斯特林堡等近代西洋剧为主。谷崎润一郎参加的时代当为其第二阶段，时值1910—1911年，谷崎在上面发表了成名作《刺青》。

(16) 今九江路。昔日以南京路为大马路，向南依次为二马路、三马路（今汉口路）、四马路（今福州路）、五马路（今广东路）。

(17) 最早创建于1862年，后长期在今南京路与九江路之间的山东路上的一所两层楼房屋内经营，从一家低廉的吃食店发展成闻名沪上的集江南菜肴大成的著名菜馆，译者曾为女儿在此举办满月酒。后原房屋拆迁，菜馆迁至福州路上，门面虽大，内涵却与民国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18) “蟹子”一词为原文的汉字，从汉字旁所注的注音假名及描述来看，当为产于浙东一带的银蚶，译者祖籍宁波，自幼对该水产品颇为稔熟。

(19) 日本绿茶中的上品，创制于江户时代的京都宇治，种植的要领是选用土壤肥沃的老茶树，春季发芽前用竹帘置于其上以遮蔽阳光，沏茶的要领是以六十到七十度的开水冲泡为最佳，滋味甘醇。

(20) 原址在今西藏中路，1922年开设，附有西菜馆，1993年10月译者曾陪同日本创价大学的西田祯元教授冒雨前去踏访，其时底层已改为商场，二楼以上为上海市农委招待所，二楼中间的天井仍为玻璃天顶，尚存有旧貌，后被拆除，原址现为新建的来福士广场。

(21) 陈抱一（1893—1945），在日本留学期间娶日本女子饭冢鹤为妻，归国后定居上海，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等任教，长于油画。1921年于江湾辟建陈家花园作为宅邸，1929年将花园中的画室等扩建为晞阳美术学院，成为当时美术界的沙龙，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中，毁于日军的炮火。

(22) 三弦约在明代时从中国的福州一带传入琉球，约在日本永禄年间（1558—1570年）由琉球传入日本，经改良后成为日本的主要民族乐器之一，在演奏方法上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不用指套而用拨片。

(23) 落语，一种类似中国单口相声的日本曲艺。落语家，为表演落语者。

(24) 泉镜花（1873—1939），日本近现代小说家，代表作有《外科室》《照叶狂言》等，刊有《镜花全集》二十八卷。

(25) “净琉璃的女声伴唱”原文是“女義太夫”，“義太夫”大致可理解为江户时期形成的偶人剧（净琉璃）的表演形式或流派，在偶人表演时会有人声伴唱。

(26) “滩酒”是日本兵库县滩这一地区出产的清酒，因其优良的水质和出色的酿造技术，自古以来被奉为酒中佳品。

(27) 《彻今宵》是明治末年至大正初期（1910年前后）的日本流行歌曲，源于兵库县筱山附近地区的盆踊歌，据云最初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亘理章三郎传授给旧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后来在全国的学生间及花柳界传开。

(28) 此文应是用浅白文言写成，谷崎译成日文时，有难以辨读的部分，就以空格来表示，此处照日文留空。

(29) 即陈抱一。

译后记

这是一部旧译，大部分完成于1998年的初秋，恰是十九年前的往事了。其时我在日本国长野县上田市下之乡。原本译完后作为丛书之一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译稿（当时是手写稿）已经寄出，不料风云突变，出版计划夭折，幸好我还留有大部分复印稿，它们随后的命运是被置于“冷宫”。我的心头虽时时萦怀此事，但一直未有付梓之日，心中只有满腔的无奈之感。后复旦大学出版社曾有意出版此书，又因版权问题而搁置。

此次幸得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垂青，又因编辑周语的竭力奔走，书稿终于得以问世。

谷崎润一郎，中国读者对他还算比较熟悉，他的不少作品，也先后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仅就与中国的因缘部分，稍作展开。

1918年10月9日，他开始了第一次中国之旅，从朝鲜，经中国当时的满洲到达北京，再从北京抵达汉口，然后从长江坐船沿江而下，途中在九江登陆，游览了庐山，再行至南京，之后坐火车到苏州、上海，再由上海到杭州，12月上旬从上海坐船返国。回国后陆续发表的《庐山日记》《秦淮之夜》《苏州纪游》《西湖之月》等，就是这次旅行的记录。1926年1月13日，谷崎再度坐船来上海旅行，2月14日回国，寓居沪上一月之久。《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记录了这次旅行的见闻和收获，由此，他与在上海的中国新文坛建立了联系。

1927年6月，在南京政府总政治部宣传处任电影股长的田汉赴日本考察，在关西受到了谷崎的热情接待，“日饮道顿，夜宿祇园”，谷崎陪他在大阪、京都一带宴游，离开日本时，又到神户码头为他送行。1928年春，陈西滢、凌叔华夫妇以北京大学研究院院外撰述员的身份去日本旅行，经田汉和欧阳予倩的介绍，在京都会见了谷崎。“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位日本文坛的骄子，完全是一个温蔼亲切而又多礼的法国风的作家，除了谈起日本文学时自然而然地在谦逊中流露出目中无人的气概外，丝毫不摆文豪的架子。”（陈西滢《谷崎润一郎氏》）

由于此后中日关系的交恶，谷崎与中国友人之间几乎没有往来，他也没有再踏上中国的土地，但内心一直牵记着旧友。1956年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时，谷崎闻讯特意从热海赶到欧阳在箱根下榻的旅馆，畅叙阔别之情，欧阳也极为感动，当即赋长诗一首赠谷崎，开首的几句是这样的：“阔别卅余载，握手不胜情。相看容貌改，不觉岁时更。”欧阳当场用钢笔写出，抵达东京后再用毛笔书写，将纸卷请人送抵热海，谷崎将其裱装后挂在自己的居所今雪后庵的客厅里（详见谷崎润一郎《欧阳予倩君的长诗》），可见彼此的情缘之深。

由于岁月久长，当初目录中所有的《中国的菜肴》和《中国趣味》两文的译稿已经散佚，此次作了补译。

文中涉及日本文史及旧中国人物等的部分，译者作了一些注释，希望不是画蛇添足。

最后，谨对惠然出版此书的浙江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静波

2017年1月13日

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室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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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纪行

佐藤春夫 著

胡令远、叶海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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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纪行

佐藤春夫 著　胡令远、叶海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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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9787533950194

目　录

1. 总序

2. 小引

3. 厦门印象

4. 章美雪女士之墓

5. 集美学校

6. 鹭江月明

7. 漳州

8. 朱雨亭其人及其他

羡君两袖新诗本,

湖色涛声又酒痕。

——洪弃生

总序

施小炜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 de Itinere Gal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écriture）来实现的。

闲话休提。游记的历史便是这般地古老——尽管我们不敢也不必武断地强辩《高卢游记》，不不，《高卢战记》便是游记的起点。曲园居士俞樾在为东国文士竹添进一郎（井井居士）《栈云峡雨日记》所撰的序文中说：“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然止记登岱一事耳。至唐李习之《南行记》、宋欧阳永叔《于役志》，则山程水驿，次第而书，遂成文家一体。”主张中国的游记始于东汉，成于唐宋。然而游记的最盛期，无疑是在人类迈入了科学技术神速进步的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交通手段的发达，使得从前被目为难于登天的畏途变成了坦途，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异域间的往来费时减少，为游记的繁盛预备了物质基础。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访华游记则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日本人的来华留学、经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大举问世，却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仅仅是东京的东洋文库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而这据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至于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写下了多少这类书籍，其总数迄今仍无确切统计。访华游记的作者群，除却文人学者之外，还包括了教师、学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军人、政客，纭纭纷纷，鱼龙混杂。有的是匆匆过客，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的则是“此间乐，不思蜀”，长期体验长期观察。既有寻幽探胜，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访朋拜友，评骘人事、政治。沉湎于怀古幽情，凭吊古迹、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于民风世情，将视点照准当代社会变迁者亦有之。诸体咸备，蔚为壮观。

游记可以说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记录。“来”和“看”，是游记的原料积累，而“写”，则是游记的生产行为。作者从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来到一个于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间，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人、许多物、许多事，有的似曾相识，有的令他惊异，所有这一切一一都会引起他的感慨与思索。而他之所以会在面对种种所见所闻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乃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着。映入眼帘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参照系上，他据此做出价值的判断，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纳，或嗤之以鼻。这个参照系，是他长期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的那个环境、那个文化、那个传统在他不知不觉之中赋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一参照系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它。换句话说，向游记——其实不独游记——期冀客观，不啻缘木求鱼。但凡被记录下来的，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这一行为，正是一种主观活动。哪怕写的是风景，是一座建筑，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经过了作者的双眼甄别，经过了他心中的参照系过滤过的；而他的双眼本是教育的产物，则那个参照系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缩。

因此，我们移译介绍日本人所写的访华游记，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首先，阅读这些游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或者说作者眼中所见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应当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面对的是哈哈镜，我们也可以从变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优点，增进对自己的信心；或发现被夸张了的缺点，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脚踵（Achilles’heel）的所在，从而思谋自强自卫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经十分流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那便是：“忘记了过去便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抹消的，因为它并不因为我们无视它便不存在，而今天与明天其实也无非是历史的进行时与将来时。

其次，阅读这些游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认识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为如前所述，观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总会从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身上反射回来，将他自己投影在阅读的地平线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无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游记里。而从社会历史的见地去看，这些游记可以说从普通庶民的个人层面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以及周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

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这样一种实用性的认识功能，则势必使游记萎缩成为单纯的历史资料。而其实，不言而喻，游记更应该是文学。虽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翻译教科书。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卷帙繁多的游记文字中，我们将焦点聚集在了以著述为职业的文人们的作品上。此次移译的几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而他们的文字，或隽永或犀利，很有可读性。

《禹域鸿爪》的作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年生于日本东北部秋田县的一个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十五岁时，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以汉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欢迎当时的日皇明治，文辞华美，令满座震惊，被誉为“名文”。但因家境败落，学业难以为继，只得就读于免除学费的秋田师范学校。由于成绩优秀，按规定应学四年的课程，他仅用了两年便全部读完。毕业后，尽义务做了两年小学教员，还毕学费的债，他便“雄飞”到了东京，做过记者，当过政界人物的秘书，1897年赴其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又在当时的媒体巨子《万朝报》和《朝日新闻》供职。1907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但因学历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据说当时的风气是，倘非大学毕业的学士，纵是孔老夫子也无资格去做大学教授），两年之后方被任命为教授。由于他和狩野直喜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京都大学终于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圣地，在国际汉学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湖南生前曾多次来华访游，而《禹域鸿爪记》(1)乃首次访华归国后写就，1900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

内藤湖南于1899年9月5日从神户登舟，经芝罘入境，旋又买舟北上，在大沽登岸，游天津、北京后，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陆后游览了杭州、苏州，再从上海溯江而上，游历了武汉、南京之后再度返回上海，泛海东归，于11月29日返抵神户，前后历时近三个月。在北京，他登览长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苏州则探访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爱的旅游路线。但除了游山玩水，他还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别拜会了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名流，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关心。

与内藤湖南相比，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三人皆以小说名世，并各自有作品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因而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东京人，1965年去世。少时家境贫寒，几至辍学，但因才华过人，周围的亲朋怜惜有加，解囊资助，方得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终因滞纳学费，三年级时被勒令退学。谷崎曾两度来华。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由北向南，历时约两个月，游历了江南一带，回国后写下《苏州纪行》，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倾倒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1926年1月至2月间，谷崎再度来华，这次他只游览了上海一地，结识了内山完造，并经内山介绍，结交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剧界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归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纪行》中，对在中国人面前骄横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悦和批判，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说是难能可贵。而《上海交游记》也记录了郭沫若、田汉慷慨陈辞、控诉西洋列强鱼肉中国、倾吐身为中国青年的忧虑与苦闷的场面，并对之表示了同情。

除了这些游记，中国之行还带给了谷崎创作灵感，结晶于《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鹤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终以罗曼蒂克的、充满温馨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这是谷崎润一郎有别于他人的特征。

与绝大多数日本游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来华时，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苏杭等观光热点，而是日本游客相对而言较少涉足的厦门。佐藤春夫是由当时业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打狗（今高雄）乘船来到厦门的，由一位在厦门长大、在台湾工作、会说日文的郑姓青年导游，游历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笔下，厦门客店里的经历宛似侦探小说，鹭江的晚霞美不胜收，而饮酒、赏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绘得引人入胜。一曲《开天冠》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音乐独辟蹊径的议论与阐释，则充分展示了作者诗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见所闻，对陈炯明在漳州所做所为的介绍，虽然难免道听途说、管窥蠡测之虞，但仍有助于读者了解往往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视的一段史实。这些见闻均记录在《南方纪行》一书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于东京。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于和歌山县，庆应大学中退。中学毕业后曾入盟由与谢野铁干、晶子夫妇领导的著名的“新诗社”，直接受到两位大诗人的熏陶。早年学写诗，后来则主要创作小说，但终生不曾放下诗歌创作的笔，《殉情诗集》是一时洛阳纸贵的名篇。他与谷崎润一郎本是朋友，过从甚密，但一来二往之间，却苦恋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联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与谷崎离异，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结婚，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谷崎让妻”事件。《南方纪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谓“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情网”，说的便是此事。敢于做出这种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可见三位当事人的不为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的勇气。佐藤基本上不失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热爱中华文化，他还曾出版过一部很有影响的译诗集《车尘集》，译的全是中国古典诗歌。他也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第一位日文译者。但在战争期间，佐藤春夫还是表现出在作为文学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他甚至写过类似“劝降书”的文章，劝告中国人放弃“先进文明同化后进文明”、历史会重演的幻想，说这次不同于以往，日本人乃是带来先进文明的征服者云云，为自己涂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污点，而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想到这一点，不禁在感慨认知、评价历史人物困难的同时，也感到历史人物处于强大外力压迫下人生营为的不易；甚至会觉得像芥川龙之介那样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断生命，从避免了要与自己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合作，从而逃脱了要面对后人道德断罪的尴尬这一角度来看，竟不失为一种至福。

芥川龙之介，号澄江堂主人、我鬼、夜来花庵主等，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此人素有短篇圣手之誉，俳句也写得臻于化境；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就读时，就以短篇小说《鼻子》获得文坛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赏，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于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华访问，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一部《中国游记》（改造社1925年出版于东京），记录了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漫游中的见闻与感受，处处表露出作者的博学和睿智，以及对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芥川对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扬跋扈的揭露，而这在同时代的游记中，是少有具体言及的。

村松梢风可以说是以上海为卖点（selling point），赖写上海而赢得文名，并因写上海而为后世所记忆的作家。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小说，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还是以《魔都》为代表的一批描写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态的游记。村松1889年生于静冈县，1961年去世。本名义一，梢风是他的号。1923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从此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发表了许多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散文和小说。他称光怪陆离、妖艳多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为“魔都”，并以此为题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上海的著作，以充满好奇的目光观察赌徒、娼妇们的生态，强调东西文化大熔炉上海的异国情调。梢风描绘的上海形象影响、吸引了好几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词，在日本遂成为旧时代上海的代称。梢风还出版过《新中国访问记》（1929）、《热河风景》（1933）、《中国风物记》（1941）等多部访华游记。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作品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这类厌恶与尖刻的深层，固然不无挤入列强之列、做上了“一等国”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以及产生于这种优越感的对邻人的不逊与轻侮——而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每每爱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能够得逞的群众基础。倘使罗马帝国里只有恺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话，则那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鬼蜮横行，腐败成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这双目是生于华胄的脸上，还是长在夷狄的额下，也不论其眸子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记得从前读郁达夫先生的游记，其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这篇题为《感伤的行旅》，作于1928年底，即芥川来游的八年之后，梢风访沪的五年之后。“这十余年中间”云云，可知达夫先生所意识的中国现实，应与梢风、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现实相交叠。而深黯国情的达夫先生在发完牢骚之后，也没忘记自我解嘲两句：“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然而解嘲归解嘲，面对这样黑暗污秽、腐朽透顶的现实，作为身受其害的当事人，我们中国人自然无法视若无睹，甚至琢磨着要用革命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它——芥川龙之介来华的1921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的那一年——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叫好方才心满意足么？这样的心态岂不荒谬可笑？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在此略加说明。我们的译本中所用的“中国”一词，原文中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写的是“支那”。我们认为，中文里从来不曾有过“支那”一词，因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译。日本用“支那”作为正式名称称呼中国，当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此之前则称中国为“清”、“清国”。至于非正式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则要更早一些。由于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的国号可以直接以汉字名称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华民国”时，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汉字原名的习惯做法，别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国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书中，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汉字国号）呢？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ChinaSea）、南中国海（SouthChina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1) 编者注：收入本丛书《禹域鸿爪》一书。

小引

《南方纪行》漫录了一九二○年六月下旬至同年十月上旬著者的旅途见闻。此卷是《厦门采访手札》，为其中一半，后半的《台湾漫游记》与读者约好将于近期付梓。《厦门采访手札》卷由于著者的原因曾分载于《新潮》、《野依杂志》、《改造》等各杂志上，故而或文体缺乏一致，或多有记述散漫、重复之处，而著者的疏懒则未有多少改变，于此伏乞读者的宽恕。

一九二二年三月下旬

著者 识

厦门印象

我由台湾的打狗乘船去对岸的厦门。天气阴沉，港口山上预报暴风雨的红旗，刚才嗖嗖地从旗杆上高高升起。举目望去，湾内虽是风平浪静，但看着默然下垂的那红旗，我仍不免有些担心。于是，我询问了前来打招呼的事务长。

“嗯，是听说有暴风雨。但这最多也就是二十个小时的航程，而且现在出航的话正好能避开它，到达对面时，台湾才起风浪。”

——他说的简直像是预先与暴风雨商量过似的。

作为我的向导一起来的，是在这个港口——打狗开牙科医院的我中学时代的老朋友东君的学生小郑。这位青年虽是依靠姐姐姐夫居住在打狗，但却是生于厦门、毕业于厦门的中学的小伙子。

他此前曾三次渡过台湾海峡，说是夏季绝无风浪，这使原先对乘船毫无信心的我同意乘船。既已乘上，也就无可如何，反倒决定安下心来。就这样，待船开动以后，当八九名一、二等舱的乘客都在甲板上时，我也虚张声势地与大家一起坐在了那里的藤椅上。不知何时来到甲板上的一名十分惹眼的台湾人正立在那里。——台湾人并非洋人，乃是台湾籍的中国人。因为在国内有不少人弄混这十分清楚的事情，所以特此说明。

那位台湾人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尽管另外有不少台湾人在船中，但他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则在于他那风采。粗麻布的白色夏服的上衣，在两胸和两胁上，有用纽扣扣的带褶的外口袋，腰间从背后向前缠绕着一根带子——这是狩衣的制法，而里面的轻便衬衣上则垂下一条长长的黑缎领带。白麻的狩衣就相当地妙了，然而岂只如此，站在船的甲板上，他却脚蹬一双过膝三英寸的乘马用的黑色长靴。说到帽子，更为有趣——就像电影里的西部片中出场人物那样，他头戴一顶檐宽一尺、高顶的台湾巴拿马帽，里面可见闪烁着油光的浓密的长发。此外，他还架着一副又大又圆的眼镜，镜片是墨绿色的。像这样，不是多少有些滑稽、夸张么！如果这是一位长有快活面孔的人物的话，大概看起来像堂吉诃德式的、有些滑稽可笑的大旅行家吧。然而，这位青年不知为什么，与这服装是那么微妙地相配。在他那台湾人特有的肤色——微黑的、晒了日光的脸上，似乎长着实际上不知有否的麻子，又因为是一张有些脏的、阴森的男人的面孔，特别是那很大的墨绿色眼镜，更给我一种怪异的印象。这么说来，似是侦探小说中出场的那种不安定的、有可疑感的人物——而他又是那样特别扎眼，一旦有什么动静，不是会马上被捉住吗！然而，这个男子和我的同行者小郑看起来却似是老熟人，两个人在亲密地交谈着什么。

“这位是台南的商人，我的朋友。”

“啊！”可能因为那位男青年不懂日语吧，所以小郑用英语，但也不像郑重介绍似的，把他介绍给了我。于是，我看了看这位台湾人以一种殷勤的样子给我的名片——原来其人姓陈。我不便沉默，又因为他所引起的好奇心，所以就问道：

“您是做生意的吗？”

“嗯，做生意，是做大米生意的。”

他的日语，即使是在台湾人中，也是属于非常糟糕之列的。

“您在厦门打算待很久吗？”

“嗯，常去。”

“这次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住十五天左右回来。”

这时正逢船出港口之际。这是个狭窄的港口，船的两侧不过三十多米，因为风急浪高，船体马上剧烈地摇晃起来。这种情形再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终于忍受不住下到船舱躺下。不一会儿，小郑也回到客舱。船即使已出了港口，也还是摇晃得厉害。

“昨晚想必很累了吧……”

“好像浪很大呀。”

“嗯，台湾从昨晚到今天一定不得了了！我们不过是稍稍受到一点余波。想必给您添麻烦了！平时夏季是一点风浪也没有的。哎，但总算正好避过了。”

我一边听船长说着这样的话，一边向下看着乘小汽艇登上船来的检疫官对二、三等客舱的乘客进行检疫。在低一阶的甲板的两舷上，人们在排着队：左边是三等舱的旅客，右边是二等舱的吧。哪一边都全是台湾人。在二等舱旅客的队列中，刚才说过的那位装扮过度的青年杂处其中，显得特别惹眼。检疫官是一个身高近两米的大腹便便的男人，可能是个英国人吧，白色立领制服之上，带着一顶头盔。不一会儿，他登上我们所在的高甲板，逐一看了一下大家的脸，叫了一声“好了”，便走开了。

检疫官的小汽艇分开喧闹的白色浪花归去了。也许是因为天空阴沉，海的颜色如同混浊的泥水一般。我们的汽船已鸣了一次笛，一面看着左侧大小各异的小岛，一面向港的深处驶去。在右面，形态不断变幻的厦门岛渐渐清晰。穿过巨大裸露的岩石，便能看到各处耸立着的岛屿。在最陡峭的岩石下方，有一排红砖造的洋房，这便是厦门的街市，比想象中要破旧一些。左侧有座大的岛屿，这便是鼓浪屿。厦门是乍一看有些荒凉的岛屿，而鼓浪屿却被绿树环抱，葱葱郁郁。在我身边的小郑，一边聊些没用的事情一边在给我讲解。他的父母以及其他亲人如今都不住在这里了，但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归乡之人那种久别重逢的欣喜。而我的心中却怀着旅人般终于到达目的地而感到新鲜的喜悦。

驳船慢悠悠地向船舷聚集而来。因为风浪很大，小船在海浪上轻巧地跳跃。刚以为小郑在人群中不见了，就看见那个好似从侦探小说中走出来的青年小陈煞有介事的模样，原来小郑是去找他了，正站在小陈的身边。小陈手里提着红色的大行李箱，小郑提着藤编的篮子，我提着一个黑色的包。小郑麻利地跳上一艘小船，我跟着跳了上去，小陈随即跟上了我们。我们的小船离开了主船，和我们一样急于上岸的乘客们在小船的中间划桨前进，直奔岸边，又沿着陆地划向码头。岸边石墙的墙根被海水冲打着，其正上方矗立着一幢房子，有“客栈”的招牌。在另外的房屋上，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是种种香烟广告——由于风雨的剥蚀，褪了色的图案、文字等，被涂补得斑斑驳驳。其中，像海盗啦、傻子啦、孔雀啦，那些我在孩提时代看到过的家里的车夫们吸的香烟的牌子的图案竟然也有，真想不到在这里找到了有趣的回忆的题材。香烟广告仅仅在墙壁上看来还不够，在很多房子的后面突兀的巨岩上，也雕有大字的海盗牌香烟广告。在这种被当作香烟广告牌的沿岸的成排的房屋之中，也间杂有不少完全没有那种醒目东西的稍大的房子。这种房屋的某一间中——当我不经意向上看时，却发现了美妙的东西——是一位穿着鲜艳的藤色上衣的中国少女，她正从二楼走上阳台。看上去她心情轻松，绽放着灿烂的笑颜，眺望着大海。突然，她向阳台那奇怪的藤蔓样的铁栏杆外，有些危险地弯下纤细的上半身，向下面看着什么——她好像向在地面上玩耍的猴子摇着一只手，然后又赶开它们——是猴子！我这样想着——我那样自然地感觉着，但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却不知道。实际上，在地面上的被少女逗玩的也许是狗、猫之类吧，也或许是小孩子——这我不知道。正当我想证实我的直觉的空想时，我们的舢板因为过了接近那所房子的石垣，因被石垣遮住了视线，看不到了。是猴子！我断定着。作为对厦门的第一印象，竟是那家阳台上的藤色少女所逗弄的东西——怎么也不能不是猴子——这是我后来才想到的事情。那向海的、带阳台的人家，据说就是我后来因被人邀请也曾去过的、号称厦门第一流茶园的东园这样的地方，那逗弄“猴子”的少女，就是那家数名可怜的侍应生中的一人吧。

一个苦力拿着三件行李——小郑的、小陈的和我的，我们大家走进一家旅社。那家旅社的掌柜模样的男人领我们上了二楼看房间——那是一间昏暗的、完全不通风的六叠大小的房间。小郑和小陈商谈着什么，然后小郑又与掌柜的说了什么，接着吩咐苦力从二楼下来。“贵些的好房间没有了。”——小郑这样简单地向我说明。于是，我们再次走到大概不足两米宽的石板路上。看上去蛮热闹的街道上，到处是杂货店。步行中，我们看到有卖鱼、肉的店铺，也有在店头挂着旧衣服等的铺子，这里大概是厦门的二流街道吧。分开狭窄道路上的行人，迎面来了一顶轿子，一名戴盔形帽、着西服的绅士坐在上边。东洋人虽无什么不同，但我觉得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似乎挺复杂，譬如也许是马来人与中国美人的混血儿什么的吧。其人具有学者般的清瘦风貌，稀疏的腮须和高高的鼻梁是其特征。这人大概有三十七八岁吧……——就这样一边看着没什么关系的那人，一边行走时，小郑咚咚咚地进了一幢房子。这里也是旅馆吧。穿过足有二十多米长的狭窄的土地房屋，尽头是沙龙或食堂似的大房间，里面有十副以上的桌椅等。此外，两壁下还有很多椅子，十五六个客人各处或坐着说话，或一个人在打盹儿。厅堂前边有一似是账房的设施，其对面是呈U字形的楼梯。这处位于临街房子背后的旅馆——穿过那二十多米长的土地房后，是可以来到这临街房子的后面的。那临街的房子和后面的这个旅馆，由平平的房顶连接在一起，房顶也就成为露天凉台。账房就在其下，而沿U字形楼梯即可来到凉台上，然后进入大堂。大堂的三面都有客房。坐在账房里的男人让我们看了其中靠边上的两个房间。窗户朝凉台方向大开着，故而很亮，但正因为如此，其肮脏样儿越发显眼。房间的天花板上，四面墙角满是蜘蛛网，由于积蓄了灰尘而变得一团黑。又因不堪灰尘重量，成了灰吊的东西，从天花板上耷拉下来。靠墙安放着一张床。窗子下面，与像是紫檀木的旧四角小桌相对的，是两把没有靠背的木椅子，另外还有两把大椅子。除此之外，墙壁中央安有向两边开门的壁橱样的装置。墙壁上用大字题写着五六个什么字，其下挂着一幅喜鹊牌香烟或之类的广告招贴，三色版的上海风俗美人已是烟尘满面。

这就是南华大旅社的特别优等的房间。只房费一项，一天就要银元一元八十钱。结果，我们还是入住了这家旅馆。我在一天的房费外又付了五十到七十钱，也让他们把小郑的床安放在这个房间；而陈姓青年则租了与我的房间隔了大堂的对面的房间。我的房间有八叠大小，他的大概有六叠左右吧。

按本地风俗，我就着猪肉和什锦酱菜，吃了简直像米汤一样的芋头粥。其价值大概三份要十五钱左右吧——小郑是这么说的。

为把日本货币变成中国钱，我去了一趟银行。据说今天银元变贵——每一元为一圆（日元）五十八钱，因此，我只换了五十圆。我是在新高银行的厦门分店里换取的。小陈去的是靠近英国海关的海岸边的台湾银行，多半是预先带来了那家银行的支票什么的吧。陈在换钱时，我虽然知道是一个臭毛病，但还是由于好奇心，在旁边一边看陈数着纸币，一边计算着数量。有三十多张吧——大概相当于金币的五百元。此外，一圆的银币也有几块——陈一块块地数着，一边将它们扔向受理处的板上，以其声音辨别真假。

从银行回到旅馆时，在那个大门口狭窄的土地房间里，放着一顶与刚才路上撞见的一样的细长轿子。待顺着U字形楼梯上去时，刚才在路上见过的那位坐在轿子里的、有腮须的绅士——一位个子又高又好看的男子，从上边一面用毛巾拭着额头，一面想下来。因为楼梯狭窄，所以他正在等我们上去。看来，这位有着特异风貌的绅士，也投宿于这个旅馆。

这是入住这个旅馆的第一夜。小郑说要到鼓浪屿去瞧瞧亲戚，并且他曾预先写信给他的中学同学、现在任那里养元小学校长的周君，问能否借用该校职员值宿室——因正值暑假，那里应该是空着的。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尽早定下来的好。说完，他就出门去办理此事了，临出门时又对我说：今天晚上回来得晚，我去拜托小陈照顾你。他是四点钟左右走的，到了六点时，被撇下的我独自一人，因寂寞和不安，多少有些受不了。于是我就去小陈的房间看看，推推房门，但是推不开，他可能是外出了吧。但房门外面并未上锁，那肯定就是从里面锁上了——这家伙大概还在睡着吧。这样想着，我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上了那个像台子似的睡床，躺了下来。不时有旅馆的侍者来瞧我的房间——一定是来问订不订晚饭的，但一定也知道言语不通，所以就又回去了。我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如果小陈起来的话，就可以一起吃吧——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等在那里。然而，不知怎么搞的，小陈就是没出来。我走到凉台，从位于U字形楼梯旁边的小陈房间的窗子往里瞧，暮霭中什么也看不清楚。到了掌灯时分，再到窗口去看——灯虽亮着，但窗口已扯上了黑色的窗帘。令人尴尬的是，尿意甚急的我，却不知道厕所的所在。幸亏这时正好看到那位有腮须的绅士，正在往我房间窗户附近的凉台上满不在乎地解着小手。我多少有些惊讶，但也那样做了。事后知道，往哪里撒尿都不用回避。解了小手，这下我再也忍受不了饥饿了，就向大概已是第十遍来瞧我房间的侍者命令道：

“把饭拿来！”

这是我偶然记住的十句左右的厦门话中的一句。尽管是怪怪的发音，但因为正值这个时间，所以好像马上就沟通了。于是，侍者向我说了很多，好像在问都需要准备些什么。但我自说了第一个字以后，就预想到会有这么一个场面，所以早下了决心，不论被问什么，只管沉默，对方一定会想到拿些什么来吧。果不其然，最终还是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尽管有些焦躁，但还是一个人吃完了饭。有放浪癖的我，这时不得不考虑些故乡的事。

到了八点半左右，小陈终于向我房间打了个照面——

“稀里！”他说。我觉得他说的像是“失礼”。小陈那一脸过于认真的样子，我感觉像是刚刚进行了性行为。

“吃过饭了么？”我问。

“吃。”他回答道。以他那种程度的日语，这回答是吃过了呢，还是就去吃呢？莫名其妙。

“您可是实实在在地睡了一觉啊！”

小陈流露出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表情，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再次说了声“稀里”。由于太寂寞，我还想再多说些什么，可是他从我的房间门口离开了。但马上，他又折回来，再次从门口说：

“小郑不回来。”

“嗯，还没回来。”我想小陈是说：“小郑还没回来？”就那样回答了。

“不不，小郑现在——明天……现在……”小陈着急地摆着手说，“小郑、鼓浪屿、今晚睡。”

小郑好像对小陈预先说了：“今晚住在鼓浪屿。”这晚，小郑果真没有回来。我一个人虽有些不安，但因为确实累了，所以也睡得很好。

到了入住南华大旅社的第二天，已经下午三点左右了，小郑还是没有回来。小陈早上和中午都过来一起吃了饭。三点左右时，小陈还是一身原先的、夸张的、侦探小说中似的装束，来到我房间。

“我去朋友那里。”他说。

我又要被一个人放着了——我正这样想着时，小郑突然回来了。“小周已答应让我租学校的房子，明天他们派人到这边来接我们，我还遇到了好久不见的朋友。今天的浪很厉害，天气阴沉沉的，大概要有风雨吧。据说台湾有暴风，两三天后这里也一定会起风，会向台湾猛刮……”——小郑喋喋不休地一个人说着。本来，我有点儿生这个人的气，但一见面，再加上他说遇到了好久未见的朋友，我也觉得不能勉强他吧，所以也就不生气了。正说着话的时候，窗外稍稍下起雨来了。在变暗了的房间里，我想应该要早些打开电灯，这时，暮霭中传来一边拥上楼梯，一边说话的声音——大概是小陈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他摸索着他房间的锁，打开了门。灯刚一亮，小陈就从外面对小郑打招呼，小郑去小陈的房间说了一阵子话。虽然主要是因为言语不通，但我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被当作外人了，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小郑回到房间里来，对我说：“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饭吧。”

小陈的房间里摆出了一张特别大的圆桌，上面有四盘菜。客人是两个三十三四岁的男人：一个块头大些，一个小而胖。大个子说姓谢，在某个医院里——具体干什么我没有问他；小个儿说姓马，在一个什么公司工作。一共五个人，我们开始吃了起来。啤酒有好多，差不多一打，放在墙角里。他们很能喝酒，我也被强灌不少。一个人想喝的话，其他人即使只抿一口，也要附和着——这是他们的礼节，我记住了。但因为一开始按礼节做了，所以到后来一不这样做，他们就勉强你。他们渐渐有了些醉意，话也多起来。谢、马皆为台湾籍人，但似乎长期住在厦门；姓谢的男子说自己多少也读过些书。这样，从对话中，喜欢吹嘘的小郑，就把他的同行者介绍过了。小谢通过小郑翻译，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像小说是有益的东西啦。中国也只是在现今不如日本，而以前也曾有过很好的文学啦。先生您对历史有兴趣吗？中国的历史非常有意思，我三国史、《十八史略》、《春秋》什么的都读过，因而都知道。如果要问我，不管什么，我都可以回答啦……这位小谢，是一位过分殷勤的男人。因为他说了很多，我什么也不说的话也不礼貌。但我稍稍说一点儿什么，他就总是“是啊、是啊”地随声附和，过分客气了。他不只是对我，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大概是因为小谢这样说，已经有相当醉意的小马，好像有意要与多少有些卖弄、炫耀学问的小谢对抗似的，这么说道：我虽然没啥学问，但什么都知道。譬如厦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私娼啦，什么人家有什么样的艺妓啦。如果是这种事，尽管提出来，因为我什么都能答得出。一边说着，小马就笑了。因为小郑把这话译给了我听，我也忍不住笑了。于是，小谢对我说：今晚等会儿一起去听艺妓唱歌，怎么样？不要紧的，不会推荐你去下流地方的……

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稍稍有些醉了，何况我本来就不嗜酒善饮，已经不高兴再动了。虽然如此，他们确实想带我出去。看到我在找各种借口谢绝，他们就从我房间里拿出了我的上衣、帽子、洋伞等等，硬拉着我走了。想来即使我不去，反正他们也要出去的吧。比起一个人被撇在房间里的那种不安的寂寞的滋味，倒还是去看看他们如何找乐的好。于是最后，我如此决定了。在猛下的大雨中，我一边当心石板路上脚滑，一边走到不怎么远的一幢房子。这是一家有艺妓的馆子，她们一点儿也不漂亮，歌的好坏于我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我斜靠在安放于房间一隅的床上，用一只手勉强支撑着没什么业余爱好的身子，一边用不擅长的动作嗑着三五个女孩子一小把一小把给的瓜子，一边百无聊赖地看着一面让女孩子唱歌——但却并不听，只让她们坐到膝盖上，然后再驱走她们的小陈一伙。我深深体味着此时作为一个异邦人的心情，我想自然也就苦着个脸吧。也许是出于对我的客气，他们不一会儿就决定回去了。

外面的雨虽说是变小了，但取而代之的是风刮得更猛了。他们对外国人的我已什么都不说了，反而用他们的土话——我绝对是听不懂的——在说着什么。来到那南华大旅社的前面，我想他们都会回到里面去吧，但是，他们只是站在那里而不进去。我一边收起洋伞，一边催促小郑，一个人步入了那狭长的土地房屋。小郑用我听不懂的话向他的伙伴们说了两三句什么，然后跟随在我后边进来了。我们登上已说过的那U字形的楼梯，来到了房间。我的醉意已经完全消失了，一边筋疲力尽地将自己的身体坐向床上，一边感到房间空气过闷，因而马上脱掉了上衣。而小郑不知怎么搞的，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门旁，带几分安定不下来的表情。终于，他说道：

“你一个人睡吧。”

“哎？你呢？”

“我必须出去一下，因为他们说在等我，但我马上会回来的。”

小郑就这样留下这些话，快步出去了。今晚，依然想让我以不安的心情，在语言不通的人们中间睡下吧。一想到这，我对小郑不体谅人的做法未免有些生气。本来我就没想跟着他们去哪里，他们对我也有些拘束，即便如此，小郑这个家伙仍然不体谅我——真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人。说到底，不热情是缺少想象力的重要原因吧。在这陌生的地方，连一个认识的人都不在身旁——因为连小陈也不在——再加上言语不通……即使这些还被认为不要紧的话，那么，在对日本人的反感十分强烈的今天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

我这样想着，感到酒后变得有些神经质的自己的想象更加难以应付。——实际上，现在，不论是谁偷偷潜入到这里，不！哪怕大模大样地进来，无论向我提什么无理要求——要钱的话，我是一文也没有。我信任小郑，信任了很难予以信任的小郑，把所有的钱都托付给了他。此时，若有什么不测，因为言语不通，两方一点儿也没有办法判断对方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我被杀了，连尸体都被投进海里，在厦门也是毫无办法……我歇斯底里般地想着这样的事，连不知为何事来到大厅、用中国人特有的大嗓门说着什么的侍应生的话，也不知怎么感到是在骂我。那名侍者有没有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显然，他没从那里离开，继续在骂着什么。

我为了从那种臆病般的心情中逃出来，很想睡一觉，但这益发引起神经兴奋，所以我索性睁开了眼，一翻身，感到脊背上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有些怪怪的疼痛。用手一摸那里，床席只在我被硌处稍稍凸出来一点点儿。因为怪怪的，所以我不由得坐了起来，重新把刚才因为影响睡觉而关掉了的明亮电灯打开，并把那席子卷起来一看——不知怎么回事，一小截圆骨头从那里露了出来。这个出人意料的东西，仔细看起来像猪的脊骨。我想这一定是侍者或什么人搞的恶作剧，也许是那个在烧菜的地方逗弄狗的家伙，看我是个日本人，做的这种怪事吧。我一脚把那可恶的东西踢进了床底下，并再次关灭了电灯，不由思索起在这个地方日本人名誉不好、不受欢迎的事来——就是昨天散步的路上，在某个街边的墙上，大书有“青岛问题普天共愤”、“勿忘国耻”等等。另外，也有关于排斥日货的，如“勿用仇货”、“禁用劣货”等等。“这小子是日本人！”也碰到过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来撞我的醉汉……

这时，外边的风雨，有了变得益发强烈的迹象。终于，我有些想入睡了，然而此时却有蚊子钻进了床里。中国的床，以它前面垂下的冷布制的帐子作为蚊帐。我放下帐子，用脱下来扔在那里的上衣在床里胡乱地扇，以把蚊子赶出去。然后，我特别注意让两边帐子重合——为了不让其松弛，我用包压住了它的边——因为我认为蚊子是从这些缝隙中钻进来的。做了这些以后，我重新躺下。但没过五分钟，蚊子又一边哼叫着，一边在我耳朵边飞来飞去。它们是从哪里进来的呢？我起来察看床的角角落落：原来，床顶张着的冷布，那因为灰尘而变成鼠色的帐子，已经破烂不堪了。这样，我对赶出蚊子自然也就死了心。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却忽然被敲击在插上了很粗实的门栓的我的房门上的“咔嗒”、“咔嗒”声弄醒了。

“是小郑吗？”

“是我。”

我打开门后，什么也没说就又钻进了床里——我是不想与他说什么了。枕边的怀表已是一点半了，地上还有刚才的猪骨头。

第二天，养元小学校长小周冒着小雨前来了。因为是小郑的同学，所以也只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在这个地方，即便只是中学毕业，也算是很有学问了。因此，像这样的年纪，已能成为一个具相当规模的小学的校长了吧。于是，我们退了房间，去借住他学校的一间房子。然而，前夜睡在外面、到今天下午才回来的小陈，已与小郑商量好了似的——反正什么都没跟我商议——好像也打算成为我借的房子的一员，还是穿着那套夸张的服装，拎着衣箱，跟在我们的后边。强风刮了一夜，已停了下来，空中云散，雨也住了。在去鼓浪屿的舢板上，我一边斜视着小陈，一边对小郑说：

“天气好的话，我们去游览吧。不然，日子真没法打发。”

“是的，是这样。”小郑虽是这般答应着，但看到那种过分认真的样子，我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他那难以理解的内心，这也还是相互皆为他国人之故吧。

然而，小陈并没有和我们一起住在养元小学，他只是把行李箱放在了那里，马上就去了不知哪里。那天晚上及其后的夜里，他也没有回来。

“小陈去哪儿了？”我向小郑打听。

“我也不清楚，”小郑这样回答道，“但肯定是去了上次的地方吧，他好像看上了那个女人。”

“哪个女人？”

“前两天的晚上，你没去的那家的女人，是个私娼。我是不会住那样的地方的，我只是一起去喝酒，就我一个人回来了。”小郑解释说。小陈不住在这儿以后，小郑才成了我的好向导。自那，小陈再没露面。我想起他的事，便又向小郑问道：

“小陈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这么好几天啦！”

“我不知道，”小郑答云，“但肯定还是住在那个窑子里吧。”

“住那么久么？ ！”

“是的，一定还在，肯定还继续睡在那里——因为他抽大烟。”

由小郑这一说明，我想起了在那个南华大旅社的第一夜，被小郑撇在那里时，我所知道的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半天的小陈，还有那愣愣地、以呆滞的表情瞧我房间的小陈，以及当我无心地问“您可是实实在在地睡了一觉啊”的时候，对我的话一副茫然样子的那个小陈——他的秘密我完全明白了。

“厦门有很多鸦片窟吗？”

“到处都有。”

“真想去看一下啊！能去吧？”

“是去抽吗？”

“不抽，只是想去看看正在抽的人。”

“下次去看看也可以，如果觉得哪里好像怪怪的，默默地进去就行了。如果搞错了，在那里被追问来干什么的，就退回来，也没关系。如果不大会找的话，就要跑好多的路。那种地方十分龌龊，有家的人都在自家抽，不然就在私娼的窑子里抽，在鸦片窟抽的人都是无家可归的。他们衣着褴褛，有的就睡在地上，那里面不论是地面上，还是墙壁上，到处是吐的痰、唾沫等。”小郑(1)为了补充英语词汇的不足，皱着眉模仿到处吐痰、吐唾沫的样子给我看。于是，我再次问道：

“你去过吗？”

“嗯，去过一次。只是去看看，一进房子就头晕目眩。”

小郑做了个目眩的表情。

在我们这个对话以后过了两三天，小陈突然提了一个小包，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学校。他好像在学校很多的房间中，一个一个地找小郑。因为只发现了我，他便对我说：“小郑在哪里？”

我看到小郑一来，小陈便把小包保存在小郑这里，马上又走了。此后，我再没遇到小陈，因为他在我们入住那里以及其后的一个礼拜左右时间中，再没有回来过。小陈的大小两个包，就那样被留在我们借住的房间的角落里。里面装的是什么，也不得而知。

即便是后来已回到台湾的打狗，每当想到在厦门的台湾青年小陈那滑稽、夸张的服装，使人感到不快的殷勤的态度及好像过度放纵的行为时，我总要向小郑打听：

“小陈怎么样了呢？”

“我不清楚。”小郑一定会如此回答。

不知是第几次了，我想起来又问小郑：

“小陈已经回来了吗？”

“我不知道。”

在听了“我不知道”以后又过了两三天，小郑像想起来似的，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明信片给我看，一边说：

“这是从小陈的台南的母亲那里寄来的。”

我粗略地看了看这张用中文写的明信片后，说：

“他母亲在担心呢。是为了打听他在厦门的住处而寄来的吧？”

“是的，是的。”

“回信了么？”

“已经回了——我不知道。”

如前所说，由于小郑不会说日语，所以“我不知道”是用英语“I don't know”说的。因为是英语，再加上他三番五次地说，所以，这句“I don't know ”也不可思议地，给了我一种他是在把知道的事故意隐藏起来，这样一种反话的效果。不消说，不是这样的。

对于厦门，我的印象就好似十多年前读的侦探小说的一个片断，情节梗概大部分已经忘记了。

(1) 译者注：原作为陈，似应为郑。

章美雪女士之墓

小郑要去中国交涉署办点儿事，问我是否愿意同去。

小郑的事是这样的：作为我的导游，他与我一同从台湾的打狗回到了他自己的故乡——厦门的鼓浪屿；而我回台湾时，他也要一起去台湾，但这就必须再次取得中国交涉署或是日本领事馆的渡船许可证。若在日本领事馆办证，早则两周，迟则要等一个月以上。而在中国交涉署办的话，只要交三圆手续费，两三天就可办完。“我要去中国交涉署领渡船许可证。”说着，小郑拿出了一张不大的快照相片，据说这是昨天刚照的。

这时是上午十点左右，所以天气还不是那么热。

我到鼓浪屿已经一周了，虽然每日里在这儿散步，但竟然还是摸不清这里的道路，大概是由于这儿的路并不总是笔直的。常常是我想东行，却不知不觉中绕来绕去绕到了西面；本打算去看似乎就在眼前的林中土家，脚下的路却奇妙地弯弯曲曲，结果是我反而越走越远了——真是迷宫般的道路。因此，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走到中国交涉署的。

登上二十来级有铁扶手的石阶，前面出现了一道大门，那儿便是中国交涉署了。大门的旁侧有一小块空地，在那儿的铁丝网后，一只白鹭孤寂地伫立在一个看上去只有两三寸深浅，似乎有些微湿的四尺见方的水泥池中间。——自古以来，厦门与鼓浪屿之间的海湾就被称为鹭江，然而现在已不大见得到这种鸟了。反而是在台湾，我倒见过白鹭结群而飞的情形。如今的鹭江上，取而代之的是老鹰之类。两三天前，我们要乘舢板去南普陀游览的时候，我瞧见一只大鸟停在靠近陆地的一块水中岩石之上，正悄然凝视着退潮的漩涡。我问小郑它是什么鸟，小郑对我所指的方向看都没看一眼就答曰：“Hawk。”据这回答，可以知道这种鸟在这一带绝非稀奇。

不久，小郑从接待室里出来了。看样子在我观察白鹭的时候，他的事已很快办好了。当我们走下二十多级的台阶时，他说：

“我们顺便在这一带散散步吧。”

现在既非散步的天气，又非散步的好时刻——已将近正午了。不过小郑因为是在南国长大的，所以似乎对炎热毫不在意。

“好吧，只要是在凉快一些的地方。”我答道。

于是小郑沉默了——外国人沉默时的表情总是让人捉摸不透其内心。我们继续走着，照例是难认的道路，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一条直通海边悬崖崖顶的坡路。沿途有许多树木，非常凉爽。外国人常说：“厦门是地狱，鼓浪屿是天堂。”以及在中国沿岸，以鼓浪屿风景为最佳等等。这条林荫路确实恰如所言：树木间阴影重叠，而对岸的厦门街市却忍受着烈日暴晒；那充斥着红砖瓦的街市，与这一泓盈盈绿水，正形成鲜明对比。水上悠然荡着许多小舢板，它们正往来于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凉风阵阵袭面，路上没有其他行人，这似乎是一条不大被利用的道路。我们脱了上衣，走走停停，欣赏着风景。过了一会儿，走在前面的小郑穿上了上衣，于是我也学样。这一定是前方道路再无树荫，而只有直射的阳光之故。在日光直射处，不穿上衣反而会更热。

小郑边穿上衣边说：“前面不远是基督徒的墓地，我们去看看吧。”

“好。”

林荫道转个大弯，就是一棵树也没有的秃山顶。眼前是杂乱竖立着的几百座墓碑。

这里盛产石头，所以墓碑全是花岗岩做的。其中一座上面写着“基督女徒蔡门车氏寝室”，我好奇地看了看墓上的文字，原来这是一位“寿七旬”的老太太的墓，由其孙子所立。还有的墓碑上刻着“侍主复临”的字句。在这些墓碑的上部，都镌刻着镀金的十字。小郑依然是一副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默默地在这些石墓中边走边看。他突然停了下来，指着路旁一座石碑说：

“这是黄先生未婚妻的墓。”

“黄先生？黄先生是谁？”

“黄先生是我的朋友，你也认识他的。”小郑答道。

于是我从口袋中掏出小记事本和自来水笔，递给小郑。我想，“黄”必定是中国人的姓，光听发音我不明白，写成文字我就会知道了。小郑在记事本的一页上写了一个“黄”字让我看，然后又在“黄”之下加上了“祯良”二字。

“啊！我知道了，是那个牧师的儿子啊！上次我们还一起散步来着……”

“是的，就是他。那位姑娘非常漂亮。这一带只要是有些身份的人，都是基督徒。在所有基督徒的姑娘中，她是最美的。她是在乘船游玩时落水而死的，这已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那女孩子有多大？”我边问边看那经过精心磨制的、如大理石般光润的墓碑表面。

小郑也看着墓碑，答道：“十四五岁吧。”

“那么，当时黄先生多大？”

“他今年二十二岁，所以当时应该是十七八岁。他当时非常伤心。”

在炎炎烈日下，在这座墓碑前，我与小郑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进行着交谈。我记起了只见过一面，优雅英俊、话语不多的黄祯良。他那看似恬静的沉郁，应是四五年前这事的遗痕吧。尽管讲述此事的小郑短短一句“他当时非常伤心”，在我听来有些空洞，但十七八岁的少年突然间失去了十四岁的未婚妻，感到非常伤心，这一事实令我感到一种童话式的伤感。因此我翻开刚从小郑那儿要回的记事本，在新的一页上，记下了墓碑的文字与图案。这座墓碑上同样刻有镀金的十字，但它的十字架周围装饰着别具匠心的、仿佛是细细弯曲的绦子做成的对称线条，其外侧上方匀称地点缀着五颗金色的星星。这一切，似乎显示着世上的人对于这座墓的人间之爱。墓上镀金刻着“章美雪女士之墓”几个大字——镀金刻字的墓只此一座。它的右上部写着“生”，下面是“一九〇二年”（不知为什么我的记事本中只有年，而漏写了月、日）。左上部与“生”相对，写着“卒”，下面是“一九一六年七月三日”。我边在记事本上记录边想：正好是五年前的现在。在生辰年月的下面，稍外一点的地方刻有“女非死乃寝耳”几个稍大的文字。与此相对处，作为建墓碑者，记有这位“非死乃寝”的美丽少女的父亲的名字。

我在自己的记事本中如实记下了碑上的文字及位置。不经意之中，我看见墓石底部，光秃秃的发红的土地上有一朵直径约二寸的大野蔷薇花，它正悠悠地绽放着雪白的花朵。这片墓地上，不用说树丛了，连杂草都几乎没有。然而偏偏在这块墓碑附近发现了这株野花，我不禁生出一种诗情。也许正因为此，我意识到自己幻想中的章美雪女士是一位招人怜爱的少女。

“这种花，在中国叫什么名字？”

“咦？日本没有吗？”小郑反问道。

“不，日本有很多，但没有这么大的。”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但它的果实叫野柿子，秋天的时候可以吃。”小郑回答了我。

我们离开墓地，走过林荫路，我跟着小郑又走上一条我从未走过的路。这也是条凉爽而多树的道路，两侧稀疏地散落着一些拥有宽广庭院、似乎是别墅的建筑。这条路弯弯曲曲，缓缓向上，路的一处屹立着给人以突兀之感的巨石——鼓浪屿有许多这样耸立的巨石，且各具其名。这块巨石脚下有一座不算很大，但十分可爱、中西式参半的住宅。我停下脚步眺望着它，宅前所悬的匾上写着“瞰青别墅”，石门处的立柱上刻有这样一副对联：

此地有人长寄傲

问天假我几何年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算锦句，只是从那章美雪女士的墓一路到这儿，我一直恍然有所思，于是便把它也抄在了记事本上。

集美学校

厦门本身是一座小岛，而围绕着它的海湾，便是所谓的鹭江。厦门岛北部，隔着鹭江有一个叫“集美”的贫穷渔村。四五年前，这个小渔村突然出了名，原因就在于集美学校的建立——尽管只是简单地借用“集美”这一地名，但集美学校的确是个好听的名字。虽是私立学校，但它包括了小学、初中、工科学校、师范学校、高级师范学校、高中，甚至女子高级小学等。据说，明年在厦门的名寺即南普陀寺附近的很大地区——我曾去过那座寺庙，当时我曾在那多石无树、野生龙舌兰繁茂，而草里热气逼人的夏日荒路上走了许久。没错儿，一定是那附近——还将建商科、工科和文科的大学，并且今年已经开始了招生工作。如此大规模的私立学校，完全是由个人经营的，并且经营者也是中国人——陈嘉庚与陈敬贤两兄弟，据说他们才三十五岁左右。

正如明末清初时，福建省（主要是厦门附近以及漳州、泉州的农村）大批的人为躲避战乱与饥荒涌入台湾一样，现在许多人打算“下南洋”去赚钱或定居。厦门的客栈中总是挤满了这种人，也就是所谓的“华侨”，他们等待着去南洋的船只。其中大部分人，不用说去南洋的船费，连住客栈的钱都付不起。这些人只能依靠掮客（这已成了一种职业）——虽然尚不知自己能否被雇用，但也先以估计的工资作抵押，像牛马一般被他们转手倒卖，渡海而去。据说，那些没能上船出发的人，甚至被称为“废人”。那么残留在厦门的苦力，自然也只有别处苦力的一半力气了。而厦门地区的语言，也因此成了南洋诸岛的苦力们的通用语言。在这么多的华侨之中，虽不知是否有千分之一或千分之二的比例，但终究有积累巨富、衣锦还乡之人。他们就在与厦门岛遥相呼应的风光明媚的鼓浪屿上，建造了许多别墅。鼓浪屿已成为各国共同的居留地，在其景致秀丽之处——或是近海之山阴，或是俯视大海的巨岩之麓，或是可从附近林梢中一览厦门街市光景的高地，均建有顺应地势、向公众开放的精巧庭园。在这些庭园附近，常可见到漂亮的别墅。有的是洒脱的西洋风格，有的则是中西合璧、风格华丽。正是它们，使整个鼓浪屿看上去像座巨大的公园。考虑到这些别墅大半是成功的华侨所建，这些建筑又随处可见，因而一定更助长了“南洋热”。

某天夜晚，我曾踏入其中一所别墅的庭园——是在月夜的海边散步时碰巧经过的。这所位于山阴的别墅庭园的通路，是一个人造的、仅能为人所通过的洞窟。一出洞口，便是一座约有两间房子长的石桥。来到石桥上，伴着夜间清冷的空气，幽幽荷香沁人心脾。这所庭园的主人并不是下南洋的苦力，但也是在南洋取得了某项事业的成功。听说不日将是其花甲之贺，已请了广东的烟花队以及上海的戏班子，家里正忙着做诸如腾出书房作客厅以及准备舞台之类的工作。

某日，我又参观了名为“观海别墅”的庭园。诚如其名，它建于海角，马蹄形的庭园四周建有炮垒之类带枪眼的短墙。为了观看外面滚滚而来的波浪，胸墙内侧修了三合土的人行道，约有两米宽、三百多米长。庭园里有许多花坛，风格活泼明快。草坪上有三四个男人正在干活。带我来的是这家主人的熟人，我们就一块儿在乌木、紫檀木及大理石所造的客厅里喝了茶。这家主人也是白手起家的华侨，目前已有三百万元的财产。他看上去干练爽朗，年近五十而身体健壮。两个手持球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正从客厅前面的阳台向园中走去，据说他们是这家主人与其南洋土著的妻子所生的混血儿。“观海别墅”的主人现在在南洋仍有几处制糖公司。我们的闲谈愈发深入，渐渐聊到了集美学校的陈氏兄弟。传言他们也是暴富的华侨子弟，父亲原为苦力，后来做了导游，更取得了一个欧洲人的信任，结果一点一点地获取了这个做橡胶种植园主的欧洲人的财产，并且以此为基础，积聚了巨大的财富。父亲过世后陈氏兄弟继承了其父的遗产，不久就产生了经营集美学校的想法。不知是否因为学校创办人的父亲是在南洋发家、致富的，集美学校主要致力于对华侨子女的教育。这使我想起，在其校的入学指南中，写有在爪哇、新加坡与厦门三地设有大学入学考场的事。

陈氏兄弟计划投资一百五十万元作为学校的创建费，到目前为止，在校舍及其他建设方面，已用了将近六十万元。他们又免费或几乎免费地安置了各类学生约五百名寄宿于学校宿舍，其每月约两千元的学费均由陈氏兄弟负担。——因是生活费极低的地方，我记忆中的这些数字多半不大准确。同样的道理，其一百五十万元的创建费，也比从日本社会所看的一百五十万元的价值要大得多。这里的建筑、用地等费用，惊人地便宜，甚至于免费。因此，如果真的投入一百五十万元的话，大概可以很有余裕地建成一所齐备的学校吧。据说中国人一向吝惜钱财，对公共事业更是不愿破费。所以，集美学校不但在当地，而且在全中国，都是十分稀奇轰动之事。因此，常有旅行之人去参观。我虽对公共事业之类素无兴趣，但却觉得看看也无妨；何况集美正好在水对面不远处，权当坐船一日游吧。

飘扬着中华民国五色国旗的军舰上，军号一直在响着。我们的小船，就从它的身边驶过，向集美方向而去。

“再过三个钟头，正午之前就能到集美了。……因为厦门风气不好，教育小孩一定要在乡下，所以学校就建在了集美。……因此，学校有两艘大船，每周六下午，学生经常由老师领着，乘船来厦门。……那学校的老师中有两三个人还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呢。……”导游小郑在篷船上不停地向我介绍着。然后，他又指着西面云雾缭绕的群山的方向，接着道：“去年春天，那里总打仗。从厦门、鼓浪屿也常常可以看到炮火，有时甚至是士兵。……那座岛叫宝珠屿，因为它像珠子一样圆。……快看！那个小岛上有一座塔。从鼓浪屿也可以看见一个有塔的山，那是南太武山。它顶上有一个神奇之处，是一块巨大而平坦的岩石，雷阵雨总也不会落在那岩石上。我也去看过，偶尔也碰上下雨之时，那岩石果真神奇，周围全淋雨了，可岩石就是没湿。并不是上面树木茂密或有什么别的原因。虽然看着从云里落雨，但只要站到那岩石上就淋不着雨。……我告诉你鹭江八景吧，请快拿出笔记本……”小郑与其说是健谈，不如说是话有点多。我从口袋中拿出了记事本，他一边回忆，一边在上面逐次写下了鹭江八景的名称：鼓浪洞天、白鹿含烟、虎溪夜月、凤山织雨、金鸡晓唱、龙须土桥、万石洗心、云顶观日。——白鹿是洞名。然后是凤山寺、金鸡亭、龙须亭。鼓浪洞天是鼓浪屿最大的岩石——日光岩。其余的三处也分别是厦门各处突兀而立的巨岩的名称。随后，我想到记事本既已拿出来，就顺便请小郑预先写下了漳州的情况。由于昨天小蒸汽船的耽搁，我将比原计划晚三天到漳州。听完了小郑的介绍，我突然想起，应该在自己尚未忘记的时候，把到厦门以来的事大致记成日记，以作备忘录。这时，小船已过了岛屿众多之处，四周除了水色也没什么景致，我也有些厌倦无聊了，正好可以写日记。我先屈指算了算，自到厦门，今天仅仅是第八天。但由于行程匆匆，我竟忘了这八天里很多事的顺序。多亏始终相陪的小郑在旁帮忙回忆，我总算记完了这八天的简短日记。此时，集美的沙滩出现在我们的船前。小船越发近了，对岸显出了大屋房顶的一部分，渐渐地便是一座在晴空下引人注目地耸立着的、长而大的红瓦建筑物——这就是集美学校的正面。

“下午两点左右退潮，你们要尽量在那时赶回来。退潮时这里水太浅没法停船，我会在对面那稍远的海滩处等你们。”

一边小郑向我解释着船家所说的大意，一边我们由散发着海滨气息的道路，匆匆赶向对面的那红砖建筑。它是两栋巨大的双层建筑，外侧的屋檐高低不同，错落有致，与东京那些颇有点怪异的私立大学校舍相比，它显得要宏伟许多。由于校舍尚未完全建成，所以穿过砖砌的校门，便可看见随处堆放的红砖。正值暑假，我原以为学校里会一片寂寞冷清，然而走在去教研室的途中，只见邻近大楼里稀稀落落地有青年进进出出。稍后我才知道，今天学校的青年会要举行基督徒联谊会，厦门的许多牧师及其他基督徒也都来了。小郑和其中的一个青年打了招呼，看样子他与小郑挺熟的，两人交谈了五分钟左右，他就马上领我们去了别处。

我们到的地方，像是宿舍的食堂。二百人左右的中学一、二、三年级甚至年龄更大一些的男孩正在吃饭。看这情形，华侨的孩子们假期也不回家。带我们来的那青年让我和小郑加入食堂角落的一桌，自己和这桌的两三个少年低语了几句，说的似乎是“虽然他是日本人，但是是来参观学校的，你们可不许欺负他。你们要规规矩矩吃饭”之类的话。然后他转向了我，用英语礼貌地说了句“请在这儿吃饭吧”，就走开了。尽管明知同桌及附近几桌的少年们正偷偷地打量我，我还是先仔细地看了看桌上的饭菜。两个大盘中，一盘是豆芽菜，另一盘是猪肉外加蒟蒻一类的东西；汤在另外的一个更大的盘中。主食不是米饭，而是所谓的中国面条。看着这些饭菜，我突然觉得这与日本中学宿舍似有一脉相通之处，于是禁不住善意地微笑起来。他们用分菜专用的长筷子，把大盘中的菜夹至自己的小盘，然后用自己的筷子再吃。我特意在这里记下使用长筷子一事，是由于这与中国人的一贯做法——用各人自己的筷子夹同一大盘中的菜吃——很不相同的缘故。这一定是重视卫生之故。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吃了饭。大家吃得很香，自己盘中的菜吃光了就随意添加自己爱好的菜。

出了食堂，在不远的狭长屋檐下，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正扇着棕榈扇，在饭后休息。看样子小郑也认识他，不知是谁先开始的，反正两人打了招呼。随后，他请小郑和我去他身后楼中的一个小房间。他虽不修边幅，但举止高雅，跟小郑不停地聊着。我只听到台湾或打狗等词，想必是那年长者好奇地向小郑询问台湾的情况。这里是宿舍楼的一部分，而这间屋子估计应是这年长者（他一定是位老师）的宿舍了。书桌前方的墙壁上挂着十多册线装的、厚厚的草稿一类的东西，大概是学生的诗稿。在最里面，挂着学生的保健表。刚见到他时，我觉得他有五十多岁，可实际上也许是四十多岁吧。我正瞧着这些东西，两人的话题好像已转到了我的身上，只听时不时传来“东京”、“东京”的声音。他不断打量着我，这时小郑回头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这里的校医兼中文教师，他可是个大诗人哪！”接着又说道：“我向他说了你的事，他觉得这次相遇，真是十分难得。”小郑虽生在厦门，但因为姐姐姐夫在台湾，他就待在了打狗。在那儿，他寄住于我的一位朋友——我的中学同学，现已开业做牙医了——的家中，边照顾家务边上学。因这一层关系，我才得以由他陪同来厦门。他从我朋友那里打听了我的一些情况，竟在这种时候多嘴多舌地介绍给对方，说什么我是日本的小说家，等等。这一来，事情可麻烦了。于是这位中文教师兼诗人通过小郑问我是否会作中文诗。我只能如实答道：“不会，但我很爱读，能否请您替我作一首呢？”对方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又问：“那么你会作日本诗吗？”我通过小郑答道：“我写过日本诗。”于是对方说：“那么，我为你写我国的诗，也请你为我作一首贵国的诗吧。”小郑翻译的时候，他给我们倒了茶，然后又替我们点燃了纸卷烟以示敬烟。他与小郑聊了两句，就突然起身开始磨桌上的墨，随后，就这么站着，挥笔流利地写下了如下的诗歌：

赠佐籐(1)春夫先生:

陈镜衡急就草

如雷贯耳有隆名，游历萍逢倒屣迎。

小说警时君著誉，黑甜(2)吾国愧难醒。

写罢，他将纸递给了我——这是印有“集美学校用笺”几个红字的粗糙格纸。然后，仿佛是要催我写诗似的，他把笔交给了我。我为难极了，我数年没写过和歌了，并且在这场合，怎么想好像也想不出。后来我索性怀着一种在遥远的鹭江之畔游玩时偶遇陈镜衡先生，自己以往虽只写过和歌之序，今天仍要勉力作歌的心情，用平假名作成了一首和歌。万幸的是，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它的内容了，如果真记起了一星半点，那我现在倒要多多少少烦恼一番了——我既不愿因写得不好而在这儿故意略去不写，而一旦写出来，水平太差，我又实在是惭愧。好在现在我一句也记不起了。不过，由于当时对它的意思作过说明，我倒没忘其大意：今日逢君今日别，也许今后一生也不会见面。大约就是这样的意思。陈镜衡先生边听小郑的解释，边微微颔首，而后郑重地将和歌的纸稿收入抽屉之中。接着，他来到我身旁，指着我正看的他的诗中的“急就草”三字，通过小郑告诉我，这是即兴而成、水平有限之意。他从我手中取走诗稿，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了我原以为是一页洋格纸的信封；又从另一个抽屉中取出自己的名片，把诗稿与名片装入信封之中，取出毛笔，在信封正面写上“佐籐春夫先生惠存”的字样（他把“藤”写成了“籐”），又在信封的一角，缓缓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他这么郑重其事地对待我，令我为自己敷衍的和歌惭愧不已。我不由想到，倘若自己略懂，即使是浅薄的一点点汉诗的平仄规律，也可直接向他多多少少作诗表示心意了。陈镜衡的诗，是那种平常的、形式化的应酬之诗，但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到厦门后的所见所闻——战火不断的时局，夜晚小巷里成群行乞的孩子，妓院及鸦片馆，等等，这些已是很粗俗的画面了。还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孩子们在街上任意乱走，苦力们挤在路边狭小的空地上，以小石子和地面为工具，玩一种叫“行直”的赌博游戏；而同时在另一边，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西式洋房里，一位似乎受过良好教育、佩戴金框眼镜的年轻女子怡然地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着下面赌博的情形。这时，再读读这一句“黑甜吾国愧难醒”，不禁感到这是一位供职于集美学校、立志传播新文化种子的瘦弱之人的肺腑之言。它不是泛泛空言，而是一介游子哀怜祖国的满腹心事。后来我从小郑那儿得知，陈镜衡约有四十二三岁，是厦门地区有名的诗人。看名片，他是同安人氏，尽管与校方陈氏兄弟同姓，但显然无任何亲戚关系。

我们在陈镜衡屋里聊了约半个小时，就告辞出来，向旁边的大楼走去。这时，刚才领我们进食堂的青年认出了我们，就走过来带我们去了距学校一公里左右的集美村。这是个典型的渔村，有许多矮小的房子。由于正是中午，天气炎热，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一群民房中较大的一个——但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集美女子高级小学了。那青年大概是为了让我们看看它，才领我们来这儿的。不过它确实没什么可看的，随即我们又回到了校舍。

大楼的大厅里已聚了七八十个人，主要是年轻人，好像正当他们联欢会休会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据说早上已开了联欢会，炎热的中午时分要稍作休息，等下午凉爽时再接着开会。小郑到底是读过基督教中学的，所以认识这儿许多人，忙于招呼问候。这里还有一个美国人，小郑佩服地告诉我，说他是学校的英语口语教师，去年春天还一点儿也不懂厦门话，如今已能自由地用厦门话开玩笑了。小郑边走边与各种人闲谈，我在一旁既听不懂，又看着没什么意思，就径自走到三个大黑板前的围观人群之中看热闹。只见黑板上贴满了细长的纸条，纸条上写着号码和简短的句子；在下方则写有“一句圣经”、“中国地名”、“近代英杰”等字，我推测这一定是猜谜。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说着答案，而贴纸条者一边回答“对了”或“错了”，一边忙着张贴新题目的纸条。有时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回答，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我实在不懂他们是怎么猜的，就站在一旁边看边琢磨。旁边一位青年可能看到我只是站着观看，觉得奇怪吧，就用发音标准的英语问我：“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我想说：“是在猜谜吧。”但不知英语的“谜”怎么说，只得回答：“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呢？”

那位青年似乎也是由于不会用英语说“谜”，所以难以回答，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自来水笔，翻开记事本的一页空白页递给他，他就在那儿写下了“灯谜”二字，又看看我。我点点头以示明白了，然后很想问问他这些谜是如何破解的，但我俩英语实在不高明，估计说也说不清楚，这事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在我看着谜语出神之际，社交活跃分子小郑已不知到哪儿去了，无奈我只好一个人在校园里闲逛。学校大门一端的墙上，挂有校主陈氏两兄弟的大幅头像。因为挂在了这么个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我不禁觉得有些不快。这不是与那些从上海请戏班，从广东邀烟花队，大张旗鼓地庆祝花甲的做法“半斤八两”，或者说“五十步笑百步”吗？我甚至觉得集美学校的这种做法，相比之下更加邪气。但事后仔细考虑，这倒是我的错了。人类的行为是不可以超然地以“五十步与一百步差不多”来一概而论的。忽视五十步与一百步，甚至于五十步与六十步的细微差别，就会失去衡量原本就相差不大的人类行为的价值尺度。对人类行为标准界定得过高或过笼统、或胡乱进行四舍五入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现在，在我写这篇文章之际，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我的确曾因校门口陈氏兄弟的引人注目的头像而不快过，但在此仍要对其事业表示相当的敬意。

我粗粗地——本想说“大致”，但既是中午，地方又大，所以自己确实未走遍整个校舍，只能是“粗粗地”——看了许多地方，又回到了大楼。这时，猜谜已经结束，正在分发点心。我觉得走过去不太好，就站在了远处。小郑在人群中看见了我，就拉我过去，一个干事模样的人也给了我一袋点心。这是中国化的西式糕点。不一会儿，小郑与五六个年轻人一起离席，我也随着他们来到了一间像是青年教员的集体宿舍似的房间。大家又重新饮茶，品尝新的糕点。他们可能都是小郑的中学同窗，大家围着白木大桌，谈笑风生。我说不上什么话，只好随手拿起了桌上的一本杂志。我记得它的名字是《女子青年》，封面上写着“蓝色的玫瑰花”。我很好奇，想知道中国的新女性在读什么样的小说，又因这小说很短，不满三页纸，所以就翻开看了起来。

“蓝色的玫瑰花”，这题目的意思一目了然。像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小说一样，它也是翻译作品，上面用罗马字写着原作者的名字。我记得译者是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大约叫“闺秀文士”的人。我试着看了下去——尤其是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手头并没有《女子青年》，所以就请读者把下面的故事权当我的妄自理解吧。

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国王因为没有儿子，而女儿又就这么一个，所以非常疼爱公主。有三位才智风度不相上下的公子来向公主求婚，公主不知该选择谁，国王也很为难。于是，国王定下一计，他对三位公子说道:“明天是公主的生日，照例生日的夜晚要举行球会（这里应是“舞会”吧，本来我可以径自改为“舞会”，但还是决定照《女子青年》所写)。寡人很想在公主的白裙上装饰蓝色的玫瑰花，那样一定非常和谐美丽。可是蓝色玫瑰花极为难寻，今年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了。因此，我向你们许下诺言:在明年的今天，谁能找来蓝色玫瑰花，寡人就把公主许配给他。还有，在这之前，寡人不想在宫里见到各位公子。”

于是，三位公子当天就各自回家，开始考虑如何找到蓝色玫瑰花。

一年之后，三位公子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公主和国王面前。第一位公子因整整一年没找到蓝色玫瑰花而无精打采，脸色蓝得就如蓝色玫瑰花一般。他略显愤愤不平地说:“这一年里我一直在书房中闭门不出，翻遍了所有植物学的书籍，就是找不到关于蓝色玫瑰花的记载。于是，我又继续读了各种科学书籍，想凭借科学的力量，以自己的方法得到蓝色玫瑰花，但还是不行。”国王真心表示了对第一位公子这一年的徒劳的同情，然后谢绝了他的求婚。

第二位公子脸色亦如蓝色玫瑰花一样，他也没得到蓝色玫瑰花。他略含怨恨地对国王说:“这一年之中，我亲自走遍了世界各地，无论是山野还是庭园，一心只想找蓝色玫瑰花。我见到了黄、红、白、紫等各色花朵，就是没有蓝色的。我得到的只有旅途中众人的嘲笑。”国王向第二位公子也表示了同情，然后也婉拒了他的求婚。

这时，第三位公子来到国王面前。与前两位不同，他英俊的脸上满含笑容，他说道:“我找到了蓝色玫瑰花，但是为免花色减褪，我没摘它就回来了。我想请公主今晚与我一同去采摘，它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将什么也不带，在陛下的御花园等待公主。”国王听后笑道:“爱卿真的是在这里发现了蓝色玫瑰花吗？”于是，当晚，第三位公子请公主到宫殿后苑的喷泉旁。一路上，他向公主倾诉了这一年里自己是如何思念公主，以及每晚如何偷偷来到喷泉边伫立良久。两人到了喷泉边并肩而坐，也许只有明月听到了这一对才子佳人的低声细语吧。公主并没有去看池边是否有蓝色玫瑰花，只是次日当父王笑着问她是否看见蓝色玫瑰花时，她低头答道:“是的。”于是第二天，在公主的生日宴会上，国王向宾客及臣民宣布了公主的婚事。……

“佐藤先生，现在回去好吗？”小郑突然对我说，而我正沉浸在读完了一篇情趣高雅的小说的喜悦之中。看样子，他一直在等我看完这本书。

“好吧。”

我和小郑刚站起来，一位青年——就是刚才领我们去食堂及村落的青年，用流利的英语对我们说：“现在时候还早，晚上再走吧。今天是六月十五，你们可以晚上欣赏着满月而归。从厦门来参加这次联欢会的人也要在那时回去。现在太热了。”

我掏出表看了看，已是三点半了，赏月而归固然不错，但我想到到晚上还有难以打发的两三个小时，而且已经和船家约好了两点回去，他现在一定等得不耐烦了。于是我和小郑与大家一一道别。正在这时，学校的钟声响了，可能是基督徒下午的联欢会开始的信号吧……

这篇文章题为《集美学校》，但我没怎么写学校本身的情况，心里颇觉不安。因此想在这里贴上《福建私立集美学校九年秋季招生简章》的一页。这份民国九年秋季的招生简章，是我为留作日后的参考而从学校拿的。在这里就选中学的“课程及教授时间数表”这一页吧。

学制好像是四年制，科目及课时等方面与我国(3)没太大差异，看上去数学的难度稍高。据说，日本的高级师范学校的某教授参加了学校的方针设计。在厦门时，我曾听说集美学校包括工科学校、高级师范学校等许多部分，这有些言过其实，要不就是我听错了。现在的集美学校，只包括由预科和本科构成的师范学校和上面科目表所涉及的中学、相当于中学程度的商科以及女子高级小学。不过，将在厦门设立大学一事确是事实。根据集美学校民国九年秋季的招生简章，学费方面：师范学校学生只要交入学的制服费十二元，其余的学费及伙食住宿费全免；中学及商科学生要交制服费十二元、住宿的帐被枕席费十二元，以及每月四元的伙食住宿费。酬谢金(4)等其他费用一概不要。招收的学生以二百名师范预科生为主，还包括中学五十人、师范二部及商科各四十人。入学考试地点设在厦门、偏远县的劝学所、新加坡、小吕宋等地。我也的确见到了大学简章，但不知怎么我没拿，抑或是拿了但又弄丢了。

顺便补充一点，集美学校虽不是宗教学校，但由于校主的信仰及厦门地区一般知识阶层的信仰，学校的基督教气氛很浓。据说，促使厦门一带一般知识阶层的信仰基督教化的很大功劳，应归于一位独身的美国女性。她在二十几岁到今天四十岁的近二十年里，一直在厦门经营幼儿园的儿童教育，并且今后仍将继续这一事业。可以说，现在这些中流水平以上的家庭中，三十岁以下人士在其青少年及幼儿时期，几乎都去过这位美国女士的幼儿园。她发明了许多幼儿游戏，还用厦门方言写过富有教育意义的童谣并作曲，与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有一首童谣是这样写的：“这是巨大的洞穴，而我是一支蜡烛。不能熄灭哟！我要燃烧，再燃烧！照亮我四周。”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位女士，又为何要在这遥远的异国乡村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她的心志着实令人钦佩不已。虽是闲话，但在这里，以此作为集美学校这篇文章的后序，也似乎未为不可。

(1) 编者注：此处是陈先生笔误，应为“藤”。 下文有说明。

(2) 编者注：指酣睡。

(3) 译者注：指日本。

(4) 译者注：指每月付给学校或私塾的酬谢金。

鹭江月明

我们离开集美学校，踏上了归途。

不久，就到了船家等候的沙滩。这一带都被红色粉末染红了，看样子可能是集美学校校舍的红砖是在这里卸货的缘故。我们叫醒了因久等不至而在舱内打盹的船家，他指了指水边，一脸的不高兴，大概是因为本想趁退潮的水势回去，可是现在海水已大半退完了。他像是报复似的，说由于逆风，所以撤下了船篷。好在太阳渐西，水上的阳光已经不太厉害了。我们的小船戗风而行，于近岸的群山，穿行在它们的水中倒影之上。尽管时间花得长了一些，但我丝毫不觉得无聊。非但不无聊，我还要感谢那天的逆风，是它使我们的小船速度变慢，让我欣赏到了鹭江的黄昏。那天，鹭江的黄昏实在是美得令人如痴如醉。自那以后，我完全相信了鹭江风光居中国沿海地区之首，甚至西湖也不及它的说法（尽管我不了解西湖和其他地方）。

就我自己而言，那日的黄昏，是我生平所见最合我性情的自然风光，并且以后再也没见过可与之媲美的了。

水程过半，渐渐可以望见一些小岛了，夕阳就在我们眼前不慌不忙地、一点一点地向西沉。西面的群山上，淡淡的晚霞正缓缓消失，宛若轻烟的飞逝。连绵不断的群山，还有那错落有致、高低起伏的鹭江江岸，在落日的光辉里投下了自己浓浓的倩影，不久便层层迭上浓淡各异的紫、蓝、绛青、黄、赤和一些难以形容的色彩。而且，随着日脚的静静移动，它仿佛带着一种慵懒又任性的情绪，捉摸不定地不断变幻着。小船前方，平静的水面上流光溢彩，宛如溶入了金子一般。当水上的金色变成红色的时候，由山脚开始，群山一点点地转为灰色，再逐渐暗淡下去。虽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但余晖将天空染成了茜红色——宛如彩虹之中的红色，它不久也淡了下去。不知是大气的什么原理，余晖从日落处的山顶上一线划向遥远的东面，就像一条红色的银河。我顺势向东望，想寻找余晖的尽头，不意却望见了在低低的山顶上方仅几寸处的一轮幽淡的满月。它圆圆地飘浮在空中，仿佛最终克服了害羞之情似的，一分一分地增加白色——现在还称不上光，只是白色。在这无光的月下，离小船不远的山脚处的退潮地带，伫立着一只白鹭。夜幕将近，这只高高的、颇具神韵的大鸟显得愈发地白了。这时的大自然，恰似印度艺术家泰戈尔之笔。白鹭悄然立了一会儿，随后在尚可看得见的、黑湿的江滩上啄了一下，就轻轻巧巧地飞起来了，从我们小船的上方——我们甚至能感觉到它翅膀的振动——一掠而过，笔直地消失在天空中。滩上只有一种叫作加靛的黑黝黝的灌木。不知是否因为这一带曾是牡蛎养殖地，此地排放着无数细长的砌石，有某种废墟似的荒凉。月亮的白色静静地化成了光线。

“啊，快看！”

小郑指着船前方大叫。只见在微明的水面上，有一个约两米长的黑色物体，形状就像漂浮的小舟的底。它浮了又沉，沉了又浮……三度沉浮后就不见了踪影。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那是什么？”

“是神鱼……白鳄！”小郑边在我的记事本上大大地写着，一边说道：“白鳄一般长约十尺以上，鹭江各处都能见到。若有船靠近，它就立刻潜入水中，自古以来从未袭击过船只，所以人们称其为神鱼，以表达感谢与尊敬之情。”

这种说明暂放一边，还是先安静地欣赏四周景致才最为要紧。月亮的光彩越来越强，宛如珍珠之光。月光首先浮现在远处西岸微暗的山影的涟漪之上，这时，我的心就像那伴着月光散发幽香的夜来香的花朵，被夜月及夜月统治下的四周的风景俘虏了。水上的夜色更深了，在一片幽暗之中，一切都显得哀婉典雅，再加上刚才孤立的白鹭与古怪的神鱼，更增添了一分凄迷与奇异——正是阿尔贝·萨曼的诗的世界。而且，阿尔贝·萨曼的诗也罢、亨利·德·雷尼耶(1)的小说也罢，在情趣与变化上又如何能与大自然——今日这令人无限遐想的鹭江黄昏——相提并论呢！

远方渐渐出现了灰色的厦门街市的一角，然而那里亮着的街灯在尚未完全黑下来的空气中显得虚幻而朦胧——这是特纳(2)的构图。从西岸的山背后现出的月光，现在更亮了，好像厚实的银箔。西面驶来了一只舢板船，远远地从我们的船前经过，向厦门的码头驰去。我们的船家也收了风帆，划起桨来。超过几只帆船以后，厦门街市的灯光已开始在水面上闪烁，月光已准备全面撤退了。

“小郑！”我在惠斯勒(3)描绘的小船中快活地说道：“在今晚剩下的时间里，去看看那个歌妓吧！就是你几天前看过的那个，你回来后说你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么美的少女。对了，叫小富贵！她歌唱得不错吧？”不论小郑是否明白，但我知道在这样的夜晚不听音乐的话，以后就绝不会有听音乐的夜晚了……

在世上绝无仅有的鹭江黄昏、惠斯勒笔下的小舟中，对于我的这个提议，小郑当然同意了。然后他说，若要看歌妓，不如干脆邀上林正熊做伴，反正林正熊每晚必去寮仔后的花街的。于是，他让船家把船停在鼓浪屿的离林正熊家较近的码头。船家向我们索要两元银元作为这一日去集美的往返船费，但小郑只给了他一元五十钱。船家又说了些什么，于是小郑又加了十钱，随后就下了船。月光与夜色混为一体，使得我们在地上摇曳的影子十分暗淡。我们决定先上坡去林正熊家。

林正熊是位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四五天前的晚上，在新高银行厦门分行行长林木土为我举行的晚餐会上，他也是应邀前来的客人之一。当时的介绍是“著名的漳州军参谋长林季商的长子”。据说他父亲林季商本是台湾人，属于台湾第一大名门，由于对日本政府统治不满，他不顾任何劝阻，固执地说：“我终究是劣等之人，所以希望成为‘劣等国家’清的国民。”遂提出还籍申请，后来终于到了厦门。林正熊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他那豪爽的父亲，他甚至有些女孩子气，见人时会有些害羞。但是毕竟出身名门，人品优雅。林木土家的晚餐会结束之后，他邀了三四个人去厦门玩，小郑也去了。当时我也被邀请了，但那天晚上我想与林木土一起在他家的阳台上享受凉爽的夏夜，所以没去。半夜回来的小郑第二天早上告诉我，当晚林正熊逛了六处歌妓院，大概花了一百多元。小郑就是在那天晚上看见了这个叫“小富贵”的美丽妓女。从那天起，他就一直劝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绝色的女子。

上了坡，左面不远处，是一道很长的砖砌围墙。里面树木繁盛，一只狗听见我们在墙外走动的声音，就向我们凶猛地咆哮起来。我们在外面沿着围墙走，它在墙内听着我们的脚步声，不断地叫唤。

小郑说道：“这就是林季商的住宅。”

这个狗声狂吠不停的林家大宅的围墙十分长，我们绕着它转了一圈后，来到了大门口。那只狗也跟到了大门口，它仍在叫着。因是夜晚，饰有蔓藤花样的铁门——无论是大门还是侧门，都紧锁着。小郑大声叫门后，门卫从门房中走了出来。随即他又进去了，是去通报小郑的话。小郑看着门房的背影说：“他是这一带有名的拳击手。”林家的管理措施非常严格——这一带诱拐儿童、拦路抢劫的事时有发生，而警力又十分薄弱；特别是四年前，就在林家附近的林荫道上发生过杀人事件。因此，像林季商这样经济富裕、地位特殊的人家，这样的管理措施当然是必要的。刚所说的拳击手不一会儿就出来了，他一边呵斥仍在咆哮的狗，一边开了大门让我们进去，那只狗稍稍嗅了嗅我们的脚边。

我们来到一个约有二十张榻榻米大小的客厅，一个年轻人出来和小郑交谈了几句就又进了内室。他是林正熊的弟弟，说是哥哥正在吃饭，因此请我们稍等片刻。屋内有许多美术品，但看来此间的主人好像不太精于此道，居然陈列着两三个像西餐馆的装饰品一样、算不上美术品的俗艳的花瓶，不过这些东西也许不是主人而是儿子们的。小屏风是由红土与白土炼成石纹类物质再凝固而制成的，倘若这是条纹大理石，且它的天然纹理类似饮水之虎，或奔走之鹿，或流动之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被当作自然珍品而备受注目。可它绝非天然，只不过是人工特制的而已。现在漳州附近，就有许多这样制成的砚台。我曾听说有人以三十钱左右买来，想作为特产带回日本，可在海关通关时被定价为三十多元。所以，我觉得这屏风也没什么稀奇的。还有一只青瓷大花瓶，我不太了解它作为古董的价值，但它形状古朴，插上牡丹花的话一定十分漂亮。墙壁上有两幅左右相对的不大的山水画，嵌在乌木边的玻璃画框中。我想在这样的屋子里，如此布置南画，似乎有点儿不和谐。看看画上的秋天山水之景，原来出自名古屋的南画家石川柳城之笔。柳城翁与家父也是老相识，彼此还通过信。原先，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他曾做过台湾的官吏，也就是那时与这家主人相识相交的吧。

我正在沉思之际，林正熊来了，还有一人也一块儿出来了，据说是林正熊的朋友。他脸色发红，似乎刚喝过酒，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林正熊的酒肉朋友，每晚约林正熊出去花天酒地一番。他脸红通通的，拿着小牙签剔牙的样子，怎么看都像个粗俗的浪荡子。在一旁的林正熊，穿戴与上次颇有不同。上次我见到他时，他穿着刚做好但却不太合身的西服，相貌显得不很出众。可现在身穿淡蓝色衣衫，身材高挑，面容苍白消瘦，神情有些漠然，令人不禁感到确实是位高雅的中国贵公子。与其说我想看林季商的这个不肖子，不如说我对这位名门美少年的游玩的样子更感兴趣。

小郑向林正熊低语了几句，他笑着进了另一间房间。这时他弟弟进来了，他交给那朋友两张唱片。弟弟约十七岁，很有些男子气概。兄弟俩一点也不像，不知是否因为哥哥像母亲而弟弟像父亲？那朋友拆开了像是刚到的新唱片的封口，走到房间一角的留声机处放起了唱片。唱片里唱的是北京的歌曲，他边听边哼，十分入迷。而林正熊的弟弟似乎是知道了兄长与朋友的去处，对一身白袍再次出现的哥哥揶揄着些什么。

外面月色皎洁，我在日本从未见过这么明亮的月色。到码头时，月色与水色相互交映，愈发亮了，简直是白得耀眼。因为这月光，远远望去，厦门街市的灯火宛若萤火一般微弱。我们登上了舢板。不久，舢板在英租界码头的稍稍下游处靠了岸。这一定就是寮仔后了，刚才在水上时我就已听见这里传出的琵琶声。

下船过了一条小路，就来到了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横穿街道后有一条小巷，小巷的一边有个有十多级石阶的房子。我们上了二楼，先在这家游玩。这里名叫“月红堂”，好几个女子一拥而出，纷纷向林正熊打招呼，然后给我们每人一把瓜子——西瓜种子的晾干物。这些女子之中有一个特别美丽，小郑用眼睛朝我示意了一下，说道：“她就是小富贵！”她容貌果真非常端庄秀丽，我正打算仔细看她时，小富贵已含羞到了别的房间。这时从别的屋里出来了一些别的女子，又给了我们一些瓜子。

小富贵换上天蓝色盛装，再次出来后，林正熊就催促小郑和我离开这里。小富贵带了一个像三十多岁的女佣，和我们一同出来。原来，由于我和小郑还没吃晚饭，所以林正熊就打算带着小富贵和我们一起去吃饭。于是，我们就去了附近的马玉山街的西洋菜馆。事后我才知道，在厦门带歌妓外出的话，客人要付银元十元——太贵了！小郑说不光是外出，在厦门虽然物价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最多也就是二分之一，但只要是与女人有关的事，就都贵得不得了。

小富贵在饭桌旁只是作陪，既不向我们劝酒，也不说些无关痛痒的笑话之类使客人高兴。但是美女本身就是一种品质，静静的含羞微笑之中，反而越发显示出她的价值。林正熊不时说些什么，以讨小富贵的欢心。小富贵面前虽放有酒菜，但她要么只尝一口，要么就全不动手，都给了她的女佣。女佣约二十五六岁，是福州人，头发按当地风俗，用一个剑状的大簪子束着。她似乎直率地说了些什么，使大家都笑了起来，只有我听不懂。小富贵只是常向女佣说说话，不知她是真的不饿，还是为了保持风度。她真正吃的东西只有冰淇淋。我用英语向林正熊询问小富贵的年纪，可能他以为是问他自己，就答道：“二十三。”我又追问道：“是她？”他才答道：“十七。”我不知小富贵是否真的是林正熊的爱妓，但两人并肩而坐的样子，显得十分相配，他们若是对爱侣那该多好啊。至少若是要我写爱情小说的话，我就写他们俩。

我再次仔细地打量坐在斜对面的、总爱低着头的小富贵。在我至今为止见过的女性（自然也包括日本的女性）中，她是十分出众的，确实可称“真美”——小郑的赞美丝毫不过分。她的耳朵及耳后宛若磨玉，鼻子端正，下颚可爱。她的美不是艳丽，而是清丽。假使她的纤细的双眼皮与亮晶晶的乌黑眸子中不含羞涩的话，年轻人也许会觉得她美得冰冷，难以接近。但当她起身时，从后面看上去，则是细腰纤纤，冷艳素香。要是有相片的话，我就带回日本给喜爱女色的朋友观看，一定会被奉为至宝……

出了西洋菜馆，我们又回到了月红堂。林正熊为我们叫了歌妓在各种乐器的合奏中唱歌。这里所说的各种乐器，首推琵琶。我记起以前曾在一家人家中见到过琵琶，它的颈部上下方用螺钿玉镶镂着“江山千古芳，绿水一特新”的诗句。在中国，琵琶和弦琴（相当于日本的胡弓）是最平常的乐器。歌妓们在只用一种乐器伴歌，而非几种乐器合奏时，往往选择琵琶或弦琴。看着歌妓们拨弄乐器，我顿感白居易《琵琶行》中对妇人弹奏琵琶的那段描写，真像写生一样。接着合奏的乐器包括琵琶、弦琴、发出爆响的小鼓——爆鼓、如金属的太鼓的锣、被称作喇叭的唢呐、相当于西洋乐队所用的铜钹的大钹和小钹，以及拍子——戴在手腕上的两片竹片，以相互撞击来打拍子。这么多乐器合奏的北馆（即中国北方风格的音乐），称为“开天冠”。我们听的即为开天冠，据说地处南方的厦门地区，现在基本上都是北馆，而没有南馆了。因此，我一次也没听过相当于北馆“开天冠”的南馆“打茶围”。

单从以上列举的众多乐器看，大家也不难想象所谓的中国音乐，是如何地喧哗，甚至于简直有些荒谬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喧哗的乐声，把平素可称为“乐聋”的我——我自认为至今从未真正体验过音乐带来的愉快——的心灵引入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昂扬的状态。这在我自己也是惊讶不已。又或者这昂扬的状态是源于我的好奇心？或是源于那夜的旅人情绪？抑或是中国乐器的野蛮程度正适合我的野蛮的耳朵？

无论如何，在那喧闹的，好像暴风雨一样，又如暴风雨中正在下沉的船只一般的，由各种各样的声音构成的嘈杂的合奏声中，我忍耐了三分钟后，竟在不知不觉中全部忘记了这一切的喧嚣；而且，对于巧妙穿行在这种无与伦比的吵闹声响中的歌妓那又细又高的歌声，我听得入了迷。她的声音统御着喧杂的乐器声，越过了它们，在其上建筑了一种奇妙的静穆世界，只有它留在了我的心里。若用比喻来说明的话，这是否如听见正在沉没的船中传来爱子叫声的父母之心呢？或是与恋人永别后坐在夜行列车里的旅客，耳边虽是车声隆隆的行进之声，但却充耳不闻、全未在意，只感到列车角落里蟋蟀的鸣叫声中那沁入心灵深处的寂寞。又好像在高烧时，一边脑中浮现儿时游戏于岩石、清水之景，一边腋下生汗的心境。烦躁正如难抑的本能一样易被唤起，而沉静则如理智一般总是在旁伴行。这就像在紫色天鹅绒中，特意夹入丝丝细银。我现在感到，中国音乐是有意识地狡猾，先予人以喧嚣，刺激人的心灵与耳朵，等到人们对此已习惯、能够忍受之时，才加入音乐真正的中心——歌声，优雅地抚慰人们的心灵和耳朵。换言之，这就像爱与憎同时涌上心头，爱的感觉会因憎的存在而更加强烈一样。中国音乐中隐藏着的东西，不是略似古代悲剧作者使人情绪高涨、涕泪交加的秘密吗？古代的悲剧作者们，总是在设置无限的纠纷之后，再给予单纯的净化。

总而言之，平素自叹毫不懂音乐的我，在那晚听了“开天冠”之后，开始承认音乐统摄人类灵魂的巨大作用了。而这一点，是我在自己故乡的音乐中尚未体会到的。——我当然知道，自己原先就对音乐一窍不通，而且在厦门时所听的又非权威歌妓及奏者的音乐。只是自己这一感受确是事实，所以大胆写了出来。——接着，按照顺序听了各位歌妓的演唱之后，我遗憾地发现了人无完人的真理——美丽的鸟儿的歌声通常不动听，小富贵的歌声简直是平常之极。歌妓中有唱得出色的，但我忘了她的名字了，只记得是一位脸较平坦的女子。我想了解厦门歌妓一般叫什么名字，就问了小郑，并写了下来。以那晚月红堂的女子（也许称少女更为准确）为例，有“千里红”、“夜明珠”、“金兰春”、“小富贵”、“小容贵”、“花宝山”、“花宝仙”、“金小凤”、“月红”、“花魁”、“月乡”、“小宝玉”等等。在别的机会下，我也曾记下过台湾歌妓的名字，如“柑仔”、“却仔”、“阿招”、“锦仔”、“玉叶”、“宝玉”、“宝青”、“宝莲”等等。所以，两地似乎多少有些差别。“柑仔”、“锦仔”中的“仔”大概与我国(4)人名中的“××子”是一样的吧。

离开月红堂，我们在路上又遇见了两位青年，这对屈氏兄弟看来也是林正熊的朋友，于是他们也加入了我们这一伙。我们上了名为“宝凤堂”的妓楼，又听了“开天冠”——后来小郑告诉我，客人要付八元银元才可听“开天冠”。除了我不太喝酒之外，其余五人均是一番豪饮。虽然正在演奏“开天冠”，但大家丝毫没有听的意思，只顾与不唱歌的歌妓们说笑。我想这些女子一定和日本艺妓一样，在说一些粗俗无聊之事吧。可惜我什么也听不懂，这些异国的、快活的言语，在我的耳朵里只如鸟鸣之声。

出了这一家，我们来到今晚的第三处游玩地——东园，这里不是妓楼而是茶园。这时我得知，我在初至厦门时，从大船换乘了舢板驶向码头的途中所看见的露台，就是这家之物。当时我在舢板上看见一位身穿藤色衣服的可爱少女正俯靠在露台的铁栏杆处，颇为危险地屈身逗弄着地面上的猴子或是鹦鹉，或是猫狗甚或是孩子什么的。——当时我因在舢板上，所以没看见到底是什么。这家只有几个女招待，我们在这儿没有听歌，只吃了女招待给的瓜子，喝了茶休息了片刻，就离开了。

出门之际，女招待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宛若鸟叫——当然是送客的话。歌妓们也有自己的送客语，叫“再来坐”，与普通人送客时的话一样，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就记住了。但是，我却听不懂东园女子的话，于是问了小郑。小郑告诉我她们说的是“Una Kia”。我很想知道它的文字写法，小郑说因是俗语，所以没有文字，可能是“慢走”之讹吧。总之，是“请路上小心”之类的意思。日本的艺妓都说“再来坐”，而饭店女招待则说“慢走”，看来用语在哪里都相同——我在无聊之中发现了一丝乐趣。

出东园时已是十二点半了，我以为大家要回去了，但大家再次——不，是第四次——寻欢，到了一个新妓楼。那里好像叫作“庆云堂”。与前三家相比，它的好处是房子上有一个屋顶花园，设有座位供客人们坐。那里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几群别的客人在饮酒赏月，听歌作乐。其中的一群在听“开天冠”，演奏者中有数人是我们在最初的月红堂、后来的宝凤堂里都遇到的，看样子这儿并非每个妓楼都有自己固定的“开天冠”演奏者。

我的同伴们喝多少酒都不觉得够，到庆云堂后更是重新开始畅饮，我对他们旺盛的精力有些生畏了。他们都只有二十二三岁，念及此，我不禁深深感慨自己已经年届三十，同时又认识到了自己是多么不适应逢场作戏的场合。他们为助酒兴，已开始猜拳行酒令，我不会猜拳，于是又落为了孤单一人。妓女们不时想起悄然在一旁的我这个异国人，就过来一个劲儿地劝酒，待酒杯空了，再加新酒。我谢了谢她们这种不时的关照，独自欣赏起空中的满月——月光如水，乡愁亦如水。我不是易醉之人，并且醉过一次再醒来后就决计不会醉第二次了。于是，我就这么静静地体味渗入心胸的乡愁，或眺望高高的月亮，或看看月下玩兴正浓的同伴。随后口中不禁用本国语言反复低吟起艾兴多尔夫(5)的那首《思乡》中的一段——艾兴多尔夫好像也是如我这样随口吟诵而作成这首诗的。

谁要到他乡去漫游，

一定要带爱人同行。

别人都在欢呼，而让

异乡之人孤苦伶仃。

其他的客人不知何时已纷纷回去了，可我们这一伙人看样子一点儿也不想离开。他们点了“开天冠”，我们的歌声伴着那暴风雨般的乐器声飘到周围很远很远的地方。无论是在别处的妓楼，还是在庆云堂，刚才还四下里响着的弦歌声与谈笑声现在都止住了，只剩我们的声音，我们是那晚厦门最后的游玩者。我悄悄掏出怀表一看，现在已经是早上三点了！

我们总算离开了庆云堂，到了来时下舢板的码头。我们的歌声一停，厦门就一下子寂然无声了。到底是玩累了，大家谁也不说话。码头上涨潮的潮水，几乎快要溢上道路。我们中的一人大声叫道：“船家！”

“船——家——！”在这极其狭小、道旁却是成排的高大房屋的码头上，回答我们的是山间的回声。我们再次呼唤船家，仍只有回声作答。第三次呼唤时，与回声一起传来了一声“应！”，随后是船桨划水的声音。我们六个人登上了那只舢板，桨的每一下划水，都揉碎了月影。在这因满潮而显得比湖水还要平静的水面上，我们是唯一的一只舢板，划桨产生的水中涟漪，一直波及很远很远。不知是什么灯火，厦门岛远处渔民部落附近的唯一的灯影，细细长长地映在水上，随着泛起的涟漪而微微颤动。月下小船的速度很慢。按理，一只舢板的乘坐者不可超过五人，而我们加上船家已有七人了。在洁白的月光中，七人仿佛穿了白衣，立在舟中，谁也不想开口说话。我那醉得迟钝的、仿佛病态地透明起来的大脑里，突然觉得这是个可怕的场面。前方水面上有几个很大的漩涡，好像是因为潮水下面有岩石之类的东西，这令我非常不安。我掏表一看——在月光中，秒针的走动也清晰可见——往常不到二十分钟的航程，今天已花了四十多分钟，而且离岸还有一段距离。月亮已经西倾，夏夜的天空已开始泛白了。在船家为避开漩涡而改变船向的时候，我不经意地看了看溶在月光中的他的脸。船行之慢，也并非全无道理了。在洁白的月光下看去，这位载着寻欢作乐后精疲力竭，甚至无法说话的年轻人的船家，不是一位满脸皱纹、一辈子过着如水鸟一般的船上生活的老人吗？大概是上了年纪的人睡觉时易被惊醒的缘故吧，他才第一个应答了我们的呼唤。

这时，我那对行舟缓慢的不满，以及由疲惫的神经所产生的无名恐惧，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对这老船夫的同情与哀伤……

(1) 译者注：雷尼耶（1864 — 1936）， 法国诗人、小说家。

(2) 译者注：英国风景画家。

(3) 译者注：惠斯勒（1834 — 1903），美国画家。

(4) 译者注：指日本。

(5) 译者注：艾兴多尔夫（1788—1857）， 德国诗人、小说家。

漳州

到厦门的第十二天是农历六月十七日。

一早醒来，我看了看枕边的怀表，还不到六点十五分。大概是接受了大前天没赶上小蒸汽船的教训，今天我醒得特别早。从床上起身向窗外望去，乌云密布，甚至连灰色的天空本身也仿佛就要落下来似的。每天早上在窗前树枝上快活地歌唱的小鸟，今天也胆怯地沉默了。但是我已约好了今天前往，如果今天不去的话，也许以后再也没机会去了。于是，我没多想就匆匆起来，又匆匆出了门。——我想看看自到厦门后就一直有各种传闻徘徊于耳边的漳州，还有占据那里的陈炯明的治理措施。又听说，近两周漳州军将要与广东军决一死战，这更增添了我的好奇心。

小郑——就是从台湾的打狗开始，一直陪着我越过海峡来到他自己故乡的小郑——替我拎着包，送我到码头。他本来是要和我一起去漳州的，但临时有事，必须得明天乘船回打狗。我只好忍耐着诸多不便，比他晚三天乘开往基隆的船回台湾。我想，干脆趁这个机会去看看漳州，而且别人也是这么劝我的。因此，我们今天码头道别，只待四五天后在台湾再见了。在这四五天之中，我将独自一人，留在这陌生的异国土地上。

和小郑告别后，我登上了舢板。待在这艘从鼓浪屿开往厦门的船上时，天空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十五分钟的行程中，我的柞丝绸西装全部湿透了，雨水甚至渗到了皮肤上。船到了英租界的码头后，我上了岸，向镇那街的新高银行分行门前走去——今天将陪我一起去漳州的三个台湾人，应该已在那儿等我。但是已经到了约定的七点钟了，他们还是没有来，我只好悄然站在简直要打穿洋伞的瓢泼大雨之中。不久，他们从对面过来了，看到我后打了招呼。原来，刚才他们一直在店里买杂货、药品等。这三人是大前天旭瀛书院（设在厦门的日本小学，由当地的台湾公会经营）的冈本先生受我之托替我找的翻译兼向导——包括该书院的教师徐朝帆和余锦华，另外还有一位我没见过的绅士。寒暄后我才知道，这一位叫许连城，毕业于台北医校，现在在漳州开业行医，同时在漳州军兼职，具体说就是援闽粤军的一等军医。

本来这里到漳州是有火车的，地图上也标出了这附近唯一的一条铁路——据说叫作漳厦铁路，十多年前修的。从厦门乘小蒸汽船到嵩屿，剩下的九十七里（这里的“里”是中国的距离单位，下同）就可以坐火车。但现在因为内战，铁路已停止使用了，因此我们只能乘小蒸汽船去。本来由于厦门到漳州有一百多里，我应该去领事馆领取内地旅行许可证，但我嫌麻烦，再说即使没有许可证，谁也不会说什么的，所以就没去领它。

我们要乘的小蒸汽船浮在离英租界不远的水面上，船上早已挤满了人，几乎连让我们舒服坐下的空间都快没有了。再说这船吧，它大约是隅田川的蒸汽船的五倍大小，像个怪异而老掉牙的代用品，让人觉得从船底到引擎的钢铁似乎无处不在冒烟。好在现在雨停了，但我又不安起来：在这靠不住的低垂雨云下，在如此破烂的小船上，挤着这么多的人，万一沉船的话……我向四周看了看，没人显得担心害怕。可能的确没事吧，但是中国人一向不慌不忙，心安理得，他们的这种安心可靠不住。要是等到沉船时才惊慌不安的话，那可就为时已晚了。万一真发生这种事，在这个日本人不受欢迎的地方，一定没人会救我这个日本人的性命的。又或是我被人找碴打架，万一被推落水中的话，恐怕不会有人来伸手救我……我胡思乱想着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时看看周围。——这也是因为船总也不开，令人觉得十分无聊之故。同时，也是因为在这拥挤不堪的人群之中，我是唯一的外国人的缘故。船似乎早就可以开了，但它就是不开。我们的船要上溯的河流的河床很浅，为了使船能向上游尽量开得远些，每天必须算准当日涨潮的时间。可是即使在涨潮的时候开船，也不能到达漳州。所以，我们在中途必须换乘吃水浅的河船。

昨天小郑的朋友周先生告诉我，漳州中学的英语教师朱雨亭也将与我同船，并给了我他的介绍信。但是在这人群之中，我实在分辨不出哪个是他。据说，周先生也告诉了朱先生我今天与他同船一事，这样的话，若朱先生稍稍机灵点，认出我这个船上唯一的日本人，并招呼我一声“对不起，请问您是去漳州的日本人佐藤吗”的话，该多好啊！对了，这句用英语该怎么说？反正我是不会说。朱雨亭先生会不会也因为这句话的英语太麻烦而在等我先开口呢？不可能！他和我不一样，他可是英语教师……话又说回来，东京的朋友要是听说我用英语交谈一定很高兴吧——此时此地，我突然十分想念东京了。汽笛缓缓响了，船像是要开的样子。已经九点了，我们竟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但是，好在天气似乎要转晴了。

小蒸汽船从鼓浪屿的外侧绕到了内侧，先要横穿鹭江。我们遇到了三四次在海上航行时常见的暴雨，使得船中着实骚动了一阵。但这毕竟是从江口向内河行船，所以没碰上什么摇动船体的大风大浪。只是四周因雨而朦朦胧胧，我再也看不见前天在集美的归途中所见的景色了。此外，船篷因破旧而严重漏雨，所以大家都在它的下面撑着伞。这也没什么。从他们伞上落下的水珠，滴滴答答地不断打在他们的脖颈、肩膀以及帽子上，他们却宛若不知；可是一旦我伞上的水滴，哪怕是一点点，滴到他们那儿，他们就立刻瞪起眼看着我。这时候，船员推开众人来卖船费牌了。这种牌子是把竹片的顶部削成紫萼状，再染上红墨水之类而制成的。看上去有些像小孩子的玩具，倒挺像中国人的风格的，非常有意思。因为今天下雨，所以牌子是平常的两倍价钱——六十钱。这就是厦门到石码十七海里的船费。船上的早饭馄饨是一碗十二钱。所有卖掉的牌子，到最后要再次收回。

当船员来收回竹牌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头儿好像刚才没有买，现在正在付钱。他坚持说现在是晴天，只付三十钱。的确，刚才来卖牌子时虽在下雨，但现在已经在渐渐转晴，微弱的太阳也出来了。他的说法倒也不无道理。尽管，这个老头儿握着三十钱，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观察云彩移动的行为，总是令人感到有点怪。

起航后大约一个半小时，船前方的左侧就出现了一个名叫海澄的小镇，沿支流南溪和主流西江的交汇处建有码头。这时天气渐明，在蛋黄色阳光的薄照里，码头上停着三四十只扬着帆的帆船。周围一带尽是秃山，只有南溪两岸的水中倒映着葱葱绿色，令人向往。南溪之水与我们所过河流的混水相比，显得格外清澈。即使在融入主流之处，水也保持了一段清碧。我猜想“海澄”这个名字，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总之，这一隅的绿树绿水，就像回忆儿时的事时的定格一样，显得特别鲜明。站在远远的船上望去，这个小镇颇具日本风光。我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游玩过的九州岛原附近的一个无名渔村，它的入江处与这里的情趣完全相同。后来，我听说这里明末时是倭寇的根据地。——我不知道生活在杀戮中的他们，在这里是否也像我一样怀念故乡的风景？在海澄附近，我们的船暂时停了下来，就这么浮在河中。不久，从海澄清澈的水面上，驶来一叶舢板——原来我们的船在等它。我想可能是要让乘客上舢板去，但事实并非如此。舢板上有几个漳州军的士兵——据说最近对每一只船都要检查，看看有无可疑物品。他们有四个人，上了蒸汽船后就叫我们开船，然后在船上四处查看。他们看上去有些耀武扬威。听说这一带近来时有小战——也许称不上“战”，只是小小的交火吧，我感到果然有几分这种气氛。左岸随处可见不太大但却很高的正方形建筑物，它们的墙壁是白色的，别人告诉我那是枪塔。

不久，也即离开海澄约三四十分钟后，小蒸汽船到了石码。我们在这儿下了船，准备换乘河船。在快竣工的花岗岩石壁旁，果然停着许多等待客人的河船。因为正是十二点，旅客们要先在石码吃中饭，所以我们定好河船后也先去城里转了转。石码并不大，据许连城说，这里是漳州的门户。因此，漳州军在改建其根据地漳州城的大街小巷时，也把这里改建了一番，修了公园，开通了漳州石码之间的道路等等。那壮观的花岗岩护岸工程也是他们所为。许先生到底是漳州军的军医，言辞之间对漳州军颇有袒护——尽管陈炯明的所作所为在外面是毁誉参半。现在的石码已扩展到了原先的三倍大小，看看到处残留的以前的房屋基石，就可明白这一点。新的道路约有近十米宽，两边的房屋并不是厦门街市上那种肮脏却带有某种凝重气氛的红砖建筑，而是新建的、单薄的、模仿西洋的白色建筑，有些像小小的电影院。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石码变糟了——中国的传统美荡然无存，而同时新兴的势力又极其微弱，简直如同可有可无的骗局，令人感到不安。考虑到这些变化仅仅发生在一年之内，现在也算是可以理解的吧。然而道路确是宽广便利了。当我说到在这种路上可以使用人力车时，许连城道：“想用人力车的话确实是能用，现在也有人这么提议过。但是漳州政府认为这种人拉人的交通工具是不民主的，因而禁止了。”

大路的尽头是公园，这里原是城郊的田地，后来人们填平田地，在上面修建了这个公园。看那布满铁丝的木栅栏，就可想见它有多么粗俗。公园里种有一些奇怪的树，一边的角落处有一个呈趴伏状的研钵形人造斜丘，上面新种了草坪，草还不是很茂盛。我在这因下了雨而泥泞不堪的“人造土丘”上环顾四周，仿佛是为使公园名副其实似的，只见附近开着一些不大的红花，也许他们认为这就可以算是公园了。在山丘上简陋的亭子中，一个男人正悠闲地坐在白木制的凳子上。

光看这所谓的公园，（虽不免性急了些）我就开始有些讨厌陈炯明了——在此之前，我只有纯粹的好奇而绝无好恶之念，可现在看来，这人也许只是个投机的骗子。即便人格上并非如此，但至少他在漳州地区的所作所为，似乎并不是完全的建设。我作为一个旅行者，以旅行之人特有的不负责任之心，虽未免急了些，但已在对陈炯明毁誉参半的种种议论中，在毁与贬的那一端，开始加上自己小小的砝码。

陈炯明是何许人？在漳州干什么？当时当地的内乱又是怎么回事？

回到厦门，不等我询问，便能听到各地关于陈炯明的种种传言和议论。综合这些传闻，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陈炯明是广东人。起先，他在广东拥兵自重，但被莫荣新的广西军打败，不得不逃离广东。于是他率部来到福建，称自己的部队为“援闽粤军”（支援福建省的广东军），当然他就是总司令。他拥兵的目的，据说是为了把不统一的中华民国建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即在中国讲不同方言的地区，先建立各自的地区政府，然后由这些地区的独立政府再形成一个联邦——中华民国。这就是他们的理想。

福建地区也有人持这种理想，但当时的福建地区尚未形成这样的集中势力。福建省最德高望重的人是林季商。对于陈炯明入福建一事，虽有人表示不欢迎，但林季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决定欢迎陈炯明。由于地方上的人皆服林季商，因此大家就依顺了林季商，没人再反对了。另一方面，他们即使拒绝让陈炯明入福建，看样子也胜不了他。于是，陈炯明凭借自己的势力，再加上与林季商的默契，不战而入闽。

陈炯明自任为省长，随后就按自己的构想，开始改造这个地处漳州平原中心、广阔但街市古老破旧的漳州。他试图以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在这偏隅之地建成像上海、广东那样由外国人建造出的文明街市。首先是市区修建。他们修了公园，在道路四方设立了公家的市场，在龙溪沿岸的坚固岩石一带修筑了护堤工程。除了这种市容上的改变，他们还设立了卫生会，规定在瘟疫流行时全漳州的西医必须义务出诊。又创建了贫民教养院，市民按贫富被分为三等，每年上等交十二元，中等交六元，下等交三元，作为贫民教养院的基本维持费用。他们还设立了国民学校，强制实施义务教育。国民学校既有官办的，也有公立的，公立学校的基本经费来自地方上的物产收入。此外，还有工读学校，即教授工业工艺技术以及一般普通学科知识的实业学校；以及农林学校，进一步还要创办农业实验所。现在他们已经向法国、美国派遣了若干留学生，从明年开始，还要每年向日据的台湾派遣十名学生。他们还发行了教育杂志（月刊），以及名为《闽星日刊》的报纸，在上面发表文章，鼓吹他们的理想。报纸全部是口语体的白话文，陈炯明自己是主要骨干，几乎总在执笔。因为他们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所以这份报纸作为“危险激进刊物”被禁止进入厦门。

大约在一年的时间里，陈炯明让漳州的街市面貌一新，把上述计划付诸实施或着手准备。人们对他议论纷纷——“不管怎么说，他很了不起。”“什么？他打算这样干到什么时候？不过是吹牛皮、煽起假繁荣的气氛罢了。”“他总是想出各种点子来收税，这太过分了吧！强收的税中，用于所谓的计划、工程之类的只有一点点，甚至可以说十成都是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了吧。要不怎么养得起那么多的部下！”“但是陈炯明自己的月薪只有二百元，而且他还没结婚，每月从这微薄的薪水中只留四十元作为己用，剩下的钱全寄给故乡的母亲。”相当于大尉军衔的一等军医许连城兼开业行医，据说每月有八十元收入。这样算来，任总司令的陈炯明的确收入不高。我又听说，士兵的月薪是八元。可有人说：“士兵都是无赖，当兵只是副业。赌博自不用说，甚至还干强盗的勾当。”但是，在当地即使每月只有八元，也够一个男人生活了。

漳州军现在实际人数是两万人，其中只有将近两千人是陈炯明从广东带来的，可以说，他们是随陈炯明出生入死的精锐部队。拥有两万兵众的陈炯明，必须向市民征收军费，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听说一年中，多时曾一次征收了十五万元左右，一般的征收也不下万元。对于爱惜钱财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最难忍受的事情了。私下里的不满之声时有所闻，现在还有愤愤不平的人说：“陈炯明并不是真心要发展漳州，他们是在广东被逼得待不下去了才来福建的。他正在随心所欲地搞垮福建，福建不像是广东的殖民地吗？”很多人觉得以前福建人自己治理福建挺好的，没有让广东人来帮助治理的道理，因而心里颇为不平。

这些人中就有安海的许督莲。在袁世凯当政时期，他住在厦门，是一家报社的社长。当时他顺应民意，以尖锐的笔触大肆抨击北京政府的各种弊政，结果得罪了政府，被赶出厦门。于是他逃到了离石井（该地因是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故乡而闻名）不远的海滨小镇安海，在那里实践自己的理想。他把附近的荒地开垦为罂粟田，与地主均分所获的鸦片收入，再把自己所得的钱用于地方的各种建设事业。例如他出钱在附近一带铺设了铁路——虽称铁路，但实际上走的是台车，即轨道上的手推车。在可以说绝无陆上交通之便的那一带，用台车运送旅客及货物已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天大的恩惠了。自任国士的许督莲虽已近壮年，但尚未娶妻，只与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他克尽孝道，深受全城人的敬仰。

许督莲对陈炯明颇为不满，于是就派密使去他一向敬重的林季商——林当时是陈炯明的参谋长，但似乎不太得意——那里，说道：“请您早日离开陈炯明来安海吧，许督莲将以他在安海的全部力量拥护您。”但是林季商念及与陈炯明的交情，更重要的是他的父辈祖先是因在太平天国之乱时尽忠国事而升至提督的，遂谢绝道：“若因与土豪合作而被误认为是土匪之首的话，那我就要愧对名声清白的列祖列宗了。”

好像是在早春的时候吧，一天，厦门港里突然来了许多帆船，码头上立时挤满了从船上下来的大批男女老幼。询问后，原来这些人都是从安海来的——安海的街头巷尾正在交战。“我们总算是命大，逃了出来。”“敌人是谁？”“云南军。”云南军是一帮七拼八凑的土匪。遭受突然袭击的安海虽然落入云南军之手，但数日后他们就撤走了。于是，拥戴许督莲的安海市民又迎回了许督莲。然而，当许督莲回来、安海正要恢复往日的宁静之际，云南军突然又一下子冒了出来——看样子他们的撤离是有预谋的。这第二次的袭击成了持续三天的街巷肉搏战，安海可说是全城覆灭。“死者三千，处女全无。”——厦门的报纸上如此形容。最奇怪的事是，相传在这场骚乱中，许督莲八十岁的老母亲受到了云南军的轮流侮辱——他们笑着用手猛打这位老人身体的某处，待其肿大，而后又干了某事等等。这一事件不仅是出于他们野兽一样的好奇心，而且是对有孝行的许督莲有意进行的最大最露骨的侮辱。据说，许督莲之母悲愤地投井而死。

很多事情和理由显示，云南军在安海的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是受了陈炯明的指使。许督莲向林季商派去的密使不知何故向陈炯明告了密。此后，陈氏遂对许氏怀有极大的反感。但因双方主张一致，没办法公开向许氏挑战，只好隐忍未发。所以，这次是陈炯明暗地里唆使云南军做出这一举动的吧——若无后盾，无论是兵力，还是军用物资方面，云南军都不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这就是一般的看法。许督莲也心知此事，因此只身逃脱的许督莲向陈炯明下了决斗状，发誓终其一生要报此不共戴天之仇。关于其结果如何，厦门方面还没有报道。但是，安海之乱的始末渐渐明朗之后，陈炯明的威望就一落千丈了。

害怕因与土豪合作而被认为是土匪头子的林季商，看到陈炯明其实也和土匪无异，表面上虽仍显得与其没什么龃龉，但是却辞去了漳州军的参谋一职，带着自己的手下隐居于漳州附近的德化。人们也因此认为，这位虽说头脑也许有些简单马虎，但人品高贵的人，把当地混乱的责任归咎于自己一身。因为德化向来是瓷器产地，因而他开设陶窑，用古风的手法尝试制陶，意在以这种托身风流的方法来排遣心中的郁闷。

现在，到处传言引起了这么大非议的漳州军，近日要与广东军决一胜负了。厦门的人议论纷纷：“漳州军的决战还早着呢！”“但是，这次是真的要打了。陈炯明现在势力那么大，他肯定想早日卷土重来，打回故乡。”“再说他已经以各种名义榨取了漳州的财富，现在再待在漳州也没什么名义可以再榨钱了。”在这里，一个应该注意的现象是，极其冷淡地谈论陈炯明的人多是日本人，而台湾人却都说“不管怎样”——多多少少对陈炯明的见识与作为持有同感。这使我不得不感到，一直抱有被统治意识的台湾人，大概在陈炯明的主张中，找到了给予他们几许安慰的东西吧。

有人说：“这次漳州的决战，两军要出动飞机进行空战，到时候大街小巷都会化为一片废墟。”可是当问到飞机在哪里、有几架时，又没人答得上来。还有人说：“别说飞机，连飞艇参战的事我都没听说过。”——传言是五花八门，但决战这事本身大概是真的。听说漳州现在已陆续有人回乡下避难了，许连城先生也说打算让家人去厦门避难。

我们在石码由小蒸汽船换了河船，沿龙溪逆流而上。据说，龙溪是福建第二大江。

同船的人中，加上我们一行四人，共有十二三人。船——这种船也许该叫舫吧——的大小足以让我们这些乘客躺下，它的圆顶由茅草之类的东西修葺而成。现在，我们正扬帆前进，天完全放晴了，耀眼的阳光穿过云缝，在水面上闪闪跃动。虽是太阳正盛的时候，但水上还是很冷。尤其是我们又坐在无顶之处，风就特别大；再加上这里刚好是帆影所在，一点儿阳光也没有——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四周的景色。

“这里土地很肥沃，肯定比台北附近的田地更适于农耕。即便在那山上，只要种了树，就一定会很茂盛的。”徐朝帆先生眺望着微风中芦荻摇曳的两岸土地，以及稍远处的裸露的丘陵，不断地发着感慨。他生于台北附近的一户农家，因此，看到这开阔的土地立刻就兴奋起来。他十分有兴致地观赏着四周的景物，后来似乎累了，就让船家拿来枕头，躺下休息了。船家顺便也给了我一个枕头——这里所谓的枕头，是一个直径约五寸的竹筒，一面被削得正好可以稳当地放置。这种竹筒枕着又硬又疼，但是很耐用，感觉很凉。这一带的人睡木床，坐石凳，自然是不在乎这竹筒之凉了。我最初两晚在厦门的中国旅馆睡觉时，一点儿也受不了那木枕，但后来也就习惯了。

在我们的河船船尾附近坐着一男一女，除了船家外，船上的人都躺下了，只有他们俩从开船时就一直并排而坐，亲密地相互点烟，一块儿吃糕点，不停地喃喃细语。那情形甚至让人觉得，两人是因为想在一起说话而故意避开众人，找了那么个地方坐着。男的三十二三岁，女的可能二十四五吧。男的正当盛年，却并非盛气凌人；女的微胖的身材虽乏吸引力，但却有着颇为艳丽、整齐的长相。她穿了件黑色广东丝制衣服，手腕上戴了两只相叠的翡翠和黄金手镯。我不了解当地风俗，不会区别良家妇女与教坊的妓女，但从她的言行举止看，总觉应属后者。随着帆影移动，每当两人头上有阳光时，男的就打开那绿色里子的绢制洋伞，撑在女子头上，女的也象征性地把自己小巧白嫩的手指搭在伞柄上。不知他们俩是夫妇还是情人，他们的微笑与私语仿佛永无休止。我不由觉得，两人现在的心情一定就像两只看不见的美丽蝴蝶，互相陪伴着飞向高高的碧空——那真是令郁郁不乐的孤单游客艳羡不已的倩影。但愿你们能永远这样，永不知闺怨与伤春为何物，永无因怨恨命运而伤心追忆今日江上快乐时光的那一天——若日后有人知道我这次出来旅行的真意的话，一定不会笑我这一番感触了……

我的视线由他们俩移向了在船上正干得起劲的年轻船夫，他回我一个无声的微笑，又继续奋力划桨，黝黑的双腕上暴起的青筋与肌肉随之鼓动。他大概是船主之子，也许不到二十岁，身材高大，只是一只眼中有个斑点。他干活的动作十分敏捷，他父亲也在船上，但不大干活。他一会儿按父亲的意思命令船员调节风帆，一会儿为赶超前方的行船而迫不及待地抢过舵手手中的舵，改由自己来掌，于是我们的船便颇为有趣、精神抖擞地超过了前面的船只。就这样，因为我们四人在石码观光而延迟出发的这只船，不知不觉中加入了最前面的几艘船的行列。年轻船夫干活的麻利、体格的健壮、嘴边不断的微笑中流露出来的快活，以及眯缝起一只眼的神态，为这平凡的旅程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情调。

因为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枕在竹筒上，不一会儿我的头和脖子就疼了起来。于是我换了个方向，却不意中发现眼前有张英文报纸的纸片——它是用来包裹与我们刚才吃的蛋糕类似的糕点的。无聊之中，我捡起它，弄平上面的折皱，看了起来。上面登着街市房屋的情况并附有照片，还有篇题为“木制建筑的经济价值”的文章等等。它的体裁类似报纸，但应是建筑杂志的残页，那小小的活字展示了一个与现在这只船全然不同的世界。我这么随意地看了一会儿，不知不觉中也像大家一样进入了梦乡。当我听到众人的喧闹之声睁眼醒来的时候，只见在船前方稍远处，一座长长的石桥跨在夕阳映照下的水面上——这就是漳州的旧桥。回头向下游方向望去，无数船只正一个接一个地鼓足风帆，逆流而上。现在是四点四十分，大概五点就能到目的地了。正像那年轻而又快活的船夫说的：“有时要六个小时，不过像现在这样的风的话……”——我们的船只用了四个小时就走完了这三十海里的水路。

船家收起风帆，放下桅杆。在穿过旧桥之后，对面又出现了一座长石桥，它叫新桥。船停靠在右岸由漂亮的花岗岩建成的墙壁处，那里有一段石阶。我记得船费是八十钱。

我们先去了离岸较近的许连城先生的宏仁医院，放好随身行李。许先生必须去看看他一直挂念的病人，因此就让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替他陪我们参观。稍后才得知，这男孩其实是许先生的长子。我稍觉奇怪：许先生年纪与我们差不多，竟已有了这么大的孩子。后转念一想，也许是由于台湾人普遍结婚很早，所以这也是很自然之事吧。徐朝帆先生和余锦华先生虽在厦门住了两三年，但也是第一次来漳州。

在日落之前的一两个小时里，我们就由这个男孩带领着，在漳州城各处观光。这里的房屋像在石码时见到的那样，要么是在修建中，要么是明明已经造好了，却仍显得像在修建中那样没安定下来。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乡村邮局、牙医诊所以及城中的理发店、电影院等等林立的情景。这些房子是在道路扩建时由政府出资重建的。——当然，部分改造资金并非来自政府。夹在两边房屋之间的是一条宽约数米的铺有石头的大道。这里的石甃是一大问题。为一丈石甃，两边住户必须各出二十五块银元。厦门那里对此议论纷纷——至多五元的活儿这里却收了五十元。这漂亮的石甃，在我们日本人眼中看来，以日本的行情计算，五十元也是很便宜的。但是，因为在鼓浪屿，砖石构造的漂亮洋房，一平方丈也只要九十元或一百元。并且漳州这儿铺的石头并非新凿制运来，而是从旧城墙上拆下来的东西，因此五十元的价钱确实是太贵了。说赚了十倍也许稍微夸张了些，但三五倍肯定是有的。此外，还有并非用上好石板，只是细石铺设的街道，也要两边住户各出十五元。未铺石头的土路也如此。而在这五十元的道路上的行人们——嘿！就如东京的三田街那样拥挤杂乱、川流不息。漳州城内外人口据说总共有十五万，而在街上来往的行人中，有七成是穿草黄色军装的士兵，他们在随意地溜达着。

不知从哪儿不断传来军乐队的声音。

不久，我们到了公园——它确实名副其实。夹竹桃花正在盛开，公园里有草坪，围绕草坪的是一条圆形小径。大红花一簇又一簇，各处的树荫下放着许多涂成天蓝色的长椅。在长椅上、草坪中，以及各条小路上，“草黄色军装”们自豪地或卧或走着。天空暮霭缭绕，一片赤红。公园的入口处——我们从后门进来，一直走到前门出去——耸立着三丈多高的石碑，其表面镶着青铜板，板上刻有“博爱”、“平等”、“互助”、“自由”四个词，分别位于石碑的四面——这倒令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的三大口号。一处树荫下有一方水池，池中有喷泉装置，但喷泉装置中没有水——至少我是这么记得的。

男孩领我们逛了公园之后，穿过公园把我们带到了东门附近的公家市场。但我们看了也等于没看。更糟的是，一旦我有不明白之事询问余、徐两位先生，他们就都奇怪地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余先生好像忍不住了，拉拉我的衣袖小声说：“最好少说日语，这里的人很讨厌日本人。”看样子好像与我这个遭人厌恶的日本人同行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麻烦。有时我的问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也只好硬生生地把后半截又咽了回去。我们毫无兴致地从排列着猪的内脏的地方穿过，出了市场，来到城的外围地带。这里也到处都是士兵，他们正在折下龙眼树枝吃龙眼肉。男孩指着西边的山向我们介绍着什么——山上笼罩着红色的暮霭，似乎很热，朦朦胧胧看不分明。我问余、徐两位先生男孩在说些什么，余锦华只是简短地答了一句：“他在说那座山。”

结果，看完了那座我一无所知的山，我们再次回到了城中心。男孩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处停了下来，想了想，就带大家去了一个有许多士兵的地方。从那里的气氛中，我察觉出那是妓院的一角。据说陈炯明把分散在大街小巷的妓院全都集中到这里，在街道的拐角地带，一家接一家大约有五十多处。我们看到了四五块好像写有“上海某某女士”之类的招牌并排悬挂着。有一家传出阵阵琵琶声，从最大的那家妓院中不断飘出弦歌之声——这家位于拐角处，看上去颇为不错，所有妓院中只有这家围着木制围墙，里面好像有个庭院。木围墙是临时所筑，十分粗糙，上面有许多缝隙。我好奇地往里望去，只见有一个大池塘，在那混浊的水面上，穿着军服、少年军官模样的人正与妓女泛舟游玩。

很自然地，我们再次来到了公园。这时，由二十多个士兵护送的一顶大轿正从那儿经过——大家都目送着它。轿子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穿中式服装的绅士。后面还跟着一个轿子，它的护送士兵人数约为前者的一半。轿中垂着帘子，里面是位妇女。我一瞥之下，隐隐觉得应是位二十五六岁的美女。我们正目送其背影之际，又有一顶轿子由三四个士兵护送着从我们身边经过，它好像故意比前面两个轿子慢了五十来米。因为没放下轿帘，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轿中妇女的容貌——她年轻端庄，看上去像少女似的，穿着水色衣衫，还不失体面地回头看了看我们这一群人。当她从面前经过时，阵阵茉莉花香袭来，也许是头发上所饰的吧，她的容貌真是令人难忘。余先生问道：“是陈炯明吗？”徐先生说：“不是，是浙江军的军人。”我问：“为什么？浙江军的军人现在都来了吗？”看上去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定是浙江军的将军。余先生与徐先生时常会这样毫无根据地想象，倒也是蛮有趣的人。不管怎样，我在这儿姑且自己断定轿上是一位大人物，还有他的夫人；而那后面的轿子上的，多半是二房吧。

大家都有些累了。刚要在长椅上坐下的时候，走来了两个穿西装的青年，看样子其中的一位正巧是徐先生他们的朋友，他们便站着聊开了。这青年也是台湾人，但他却在用日语与别人谈话。我无意中听到以下对话：

“我一直在做那个工作，但总不见成功，因此放弃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打算。”

“是什么？”

“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

“赚钱的事吗？”

“嗯，可以这么说吧——我想饲养蜜蜂。这一带有很多龙眼、荔枝、芭蕉等等，鲜花也不少，所以我想这主意一定行。”

“是啊，很好啊。这儿的土地非常适于农耕。”——说这话的好像就是从河船上开始，脑子里就一直考虑这个问题的徐先生。

归途中，我们绕道去看了孔庙。庙的木制部分在手可触及的范围内已全被剥去了——这一定是寒冬中聚于此庙的士兵为取得生火的木材而干的。现在，庙里有七八个人团团围坐，正在专心地干着什么——可能是陶醉在下棋之类的事中了吧。我们回到了宏仁医院，但是主人许连城先生还没有从病人那里回来。据他留下的话，说是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在等许先生的时候，我们提出想去河那边看看。

一出宏仁医院的后门，便是河岸。一个年轻的士兵不知怎么掉进了水里，正在挣扎，一群纳凉的人站在四周作壁上观，就像在看一只落入水沟的猫一样。可能是河水本来就不深吧，那士兵好不容易从水中爬了出来，上了临近的一只船。他直打哆嗦，脸色白得吓人，看着十分可怜。我在黄昏中，在花岗岩墙壁外约二尺来宽的白色石路上，看着这一切缓步而行。这时，从旧桥上不断飘来弦歌之声。旧桥上有一座祠堂，据说是为了防止水害而修建的观音堂，音乐声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向河流下方的旧桥方向走去。沿着岩石砌的墙，有许多用绳索连系的河船，人们可以从岩墙处登木梯上船。河船上点着灯，不时传出喝酒谈笑之声——这就是所谓的花舫吧，这里约有二十多只花舫。

在旧桥的观音堂中吹管弄弦的，仍是穿草黄色军装的士兵们。祠堂附近，许多纳凉的人正凭栏而立。人群中穿行着三四辆大板车，它们正向对岸奔去。忽然，大板车中响起了猫叫声。我想这一定是预想到决战而逃避战祸的难民的车子。东面的天空因月出前的白光而变白了，月亮马上就要从那儿升起了吧。在一群异乡人中，耳边充斥着喧哗之声，我一只胳膊撑在石栏之上，眺望着远方的天空。此时的我，精疲力竭而倍感饥饿，心中只剩下浓浓的哀愁。

读者们一定厌倦了我这散漫的叙述了。虽然在读者面前我没必要拘束，但若总这样写的话，就不知这对一年前的回忆要到何时才能结束，这实在太让人为难了——再这样的话，我恐怕连在路旁玩耍的猪的尾巴的摇摆方向等等都要回忆起来了。

我在漳州住了两天，头一晚住在一个名叫中华旅社的中国旅馆，第二晚在宏仁医院。我原先打算投宿的有温泉的旅馆正在改建，我们晚上在它的门口张望时，还以为它停业了呢。我们选的中华旅社，比我在厦门住的南华大旅社要干净，并且服务上也热情得多。如此一来，还可凑合一夜。——即使是对于我这个实际上不以洁净为美德的人来说，南华大旅社也实在是太脏了。

中华旅社住一晚外加早饭是一元二十钱，我们早上离开旅社时，把三人各出的二十钱合计六十钱(1)交给一位五十岁上下、留着辫子的仆役（不知中文应如何称呼），他单膝跪在地上，双手举向空中，用了一种唱戏似的、甚有古风，但又有些超乎常情的殷勤的礼节，不但目送我们直至大门口，还详详细细地边用手指边告诉我们去中学的路，几乎让人觉得有些啰唆了。

我去官立中学探访朱雨亭先生，学校正放暑假，所以朱先生不在。又听说他家在很远的城外，因此我就在学校里留了个口信，大致内容是：若朱先生回校，请告诉他某某日本人来过，现在正在名叫许连城的医生家里。这学校古朴典雅，大门外有四根石柱，上面生动地雕有飞天之龙，龙上涂以金色或朱色。穿过大门，有一条小道，它的左侧有一长方形的大水池。从水池沿岸的柳树间向远处望去，池对面立着以水边的石头为基石的银灰色墙壁，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八角窗。走过约八九米长的石桥，就到了校舍大楼。里面有小屋数间，复杂地弯曲的走廊、石阶等，显得颇有诗意。询问后才知道，这里是清朝时那些胸怀青云之志，来有考棚（考试地）的此地考秀才、禀生、贡生的少年们的住宿之处。建筑物的这半个部分平时充当孩子们的教育场所，另半个部分则成为中学后面的师范学校——这是我日后遇见了朱雨亭先生，他向我赞美学校时为我说明的。另外，他得意地说，因为是从前之物，房间又小又暗，所以最近要改建。虽是他人之事，但我还是不禁担心：不会又变成一个电影院之类的东西吧！

考棚在芝山的山脚处。芝山上有仰止亭，据说此亭是朱子讲经之地。他讲经时附近蛙声不断，于是朱子对青蛙说：“我正讲道，快停止你的叫声。”于是，蛙声戛然而止。“仰”听了“停止”——这就成为了亭子的名字。朱子很感激这听话的青蛙，为了纪念它，就在其脖子上系了观世縒——后来就成了一道白线。因此，至今在芝山的一些洞里，还有一种脖子上有白线的青蛙。——这个传说也是小郑告诉我的。他因为自己不能来漳州，就把他认为我应知道的有关漳州的事儿全部做了说明，并一一写在了我的记事本上，包括漳州的人口、地势、物产——米、纸、砂糖、芭蕉果、荔枝、龙眼肉、竹笋、丝、印泥等等。漳州水果数第一，当地的水仙花也是驰名世界的商品。他还写下了值得参观的地方——公园、仰止亭、考棚、景色优美的西门外、南靖桥、漳州第一的御寺南院。得益于小郑的这番费心，对于漳州的情况，我知道的居然比应该是我的向导的徐先生和余先生还要多。我向他们举出小郑告诉我的应游览之处，可他们除了公园外，什么也不知道。

我终于拜访了许连城先生。他昨晚因为病人的病情突然恶化，没能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觉得很过意不去。今天，他还是让其长子领我们去参观。徐先生问道：“我们想去仰止亭，它在哪儿？”许先生回头看看儿子，颇有些父亲架势地、稍稍不满地说：“你没领他们去仰止亭啊？”男孩一脸的不可解之色，说：“昨天我明明对他们讲过仰止亭了。”再仔细一问，原来我们在城外所见的士兵们摘龙眼肉吃的山，便是芝山，仰止亭就在芝山上。这么一说，我们好像确实看见了亭子一类的东西。看样子，看着那山却什么也不明白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这样一来，要怪就应该怪明明不懂却偏要装懂的余、徐两先生了。——他俩颇有老师之风，不喜向别人发问。同时，当被问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时，也是甚为生气。听了仰止亭的传说，徐先生突然对它产生了兴趣，不仅要遥望，还说今天要上去看看。我自然是赞成的了，但余先生看上去却不太感兴趣。他一路之上，无论在参观什么，总是叫着：“真热！真热！”而且，接连几个小时都是愣愣的，一副没精打采的神情。他只有二十三岁左右，在我们三人中是最年轻的。对于仰止亭，他是一副“那种地方也要去？”的表情，但又没法反对，所以就只好附和了。

在去芝山的路上，徐先生说想给冈本带点礼物，于是想要去买印泥。我们便去了某一条街上的印泥店，那里最上等的印泥是不足四十克而要银元十八元的。这家店历史悠久，制造方法颇具传统，因而闻名全中国。徐先生要买二十克，其时，从里面出来一位白髯老者，在微暗的店角，单手持一把小秤认真地称出印泥的重量，又一言不发地到里面去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了这家店，我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默默地走甚为无聊，所以我就边走边看家家门口贴的横联或竖联。于是，我有了一个发现——在一般的横联语句如“万商云集”、“珠玉满堂”、“五福临门”、“贵客常临”、“天官赐福”等之外，在这面目一新的漳州街市上，相应地出现了反映新思想的语句。我现在还记得的，有“输新文明”、“世界更新”、“人民平等”等等。说到新思想，那天早上我在许先生家里浏览了一下有名的《闽星日刊》，这是把两面的普通报纸折为四面的小报，用的是九磅的活字。第一面上登着法国留学生何某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翻译。在外国电报栏的开头一栏里，写着“日本三井公司职员大淘汰”的标题，下面用很大的活字登着“资金××亿，职员×万，号称日本第一的大公司三井，一次性淘汰了职员×百人。……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大恐慌，引起诸多社会问题”云云。中间是柯罗连科(2)原著、何某翻译的连载小说，这倒很少见。我本来为作日后参考买了一份这期报纸，但不知遗失在哪里了，以后再也没找到。当时没仔细看柯罗连科写的是什么，又是如何译的，真是很遗憾。不知有多少人抱有何种程度的兴趣来看它，但在报纸上登载柯罗连科的小说，确是一件很高尚的事。

向行人问过路后，我们总算找到了登仰止亭的入口。这个入口处是朱子庙，现在成了军队的驻扎地，因而，我们被一个马夫模样的人训斥了一番，说是不可入内。无奈我们只好从竖着一块写着“漳州农事试验所预定地”的牌子的地方，有些鲁莽地开始登山，山上尽是刺草，我们的手指都被刺破了。上了这个没有路的山坡后，眼前是一个搭起的帐篷，还有七八个士兵、两门大炮，炮口冲着与街市相反的方向。徐先生走上前想询问是否可以去仰止亭，却突然在胸前出现了一把枪刺。

我们好不容易登上了仰止亭，果然像余先生的神情所示，这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当我们脱去上衣，领略了透体的万斛凉风，再往东南望去时，漳州全景，集于眼底。从这里看漳州街市，发现它比想象得要大。芝山背面，是一片片黑压压的树林，全是果树；山脚下是甘蔗田。这一派丰饶的丰收景象令农家长大的徐先生大饱眼福。

下了山，有一座废弃的、用红砖墙围住的建筑物，好像被用作了炮兵驻扎地。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考棚的废屋。我们来到了西门外，这边由于地势较低，龙溪之水流了进来，感觉像半个湖泊。在树木繁茂的水边，散布着些许人家，颇有些水乡特色。在这景色的一角，有一座高塔，名叫龙门塔。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样的塔是出于一种地势迷信而建造的。由于漳州在地形上水与土的关系呈撒网之状——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总之是显出那么一种相貌，而龙门塔一带就是网的收束之处，所以若不重视这个位置，漳州的土地就会遭受水灾或其他灾害。因此，人们就在这个位置上建造了龙门塔。别的暂且不论，单就它与四周风光的相辅相成这一点，也值得赞叹——我甚至想，是不是哪位聪慧高雅之士，为增添风光之美，遂巧妙利用俗世想法而建造了旧桥上的观音堂和这龙门塔的呢。龙溪流域的水害十分严重，就在两周前，这里还发过水。我们原本想去一座小桥处，可到那里一看，它已被水冲走了。路边的树干上，有一丈左右的部分染成了泥色，这是浸泡在水里的缘故。

在一棵大荔枝树的树荫里，三十多个穿草黄色军装的家伙正围在一处，把二十钱的银币往一件脱下的军装上堆高赌博。旁边有一个卖粗点心和零食的茶店，一个老人正在里面煮茶。

这次漳州旅行结束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如下消息——漳州军终于与广东军进行了决战，并且以如此破竹之势攻到了汕头、潮州一带，据推测，不日将攻入广东。其实在此之前，我就通过台湾的报纸，一直关注着漳州的情况。譬如有个旅行者曾在报上说，漳州的税收日益加重，每头猪征税三十钱（？），每只鸡征税十钱（？）等。我还看到有报导说，漳州民众生活得苦不堪言，对陈炯明怨声载道。我一边看着漳州军终于与广东军决战并占了很大优势的报导，一边想起了在漳州观光的那日黄昏，所见落水挣扎而后费力上船的那个士兵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的滑稽而可怜的样子。那样虚弱的士兵所组成的部队竟然打败了广东军，可见广东军是如何不堪了。另一方面，人的感情的确很奇妙。我只在漳州玩了两天，但就因为这样一点点原因，我就不禁希望漳州取胜。一个多月后，当我游览完台湾的日月潭、埔里社以及番夷之地的雾社和能高山等地，回到了台中的街市，把两周游览期间的报纸放在手边翻阅的时候，我从某日的新闻中，读到了漳州的陈炯明攻克广东的消息。

我的那篇《星》，是以住在许先生的宏仁医院二楼的那晚，睡前从徐朝帆先生处听到的一个故事为核心，展开写成的。那一晚，我一边看着十八日的月光从少窗的中国房子里的有些力度的天窗——杂乱地插在屋脊瓦中的玻璃中漏进，洒落在我的脚边，一边穷于应付有臭虫的毯子。虽然已是深夜，但不知谁家的孩子似乎仍未休息，也不知从什么地方，不断传来弦歌之声。我久久难以入睡，后悔地想，为什么不在水上花舫中度过这样的良宵呢？……黄昏时我们曾谈到过这事，可……即使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颇有悔意。另外一个遗憾，是没有去看江东桥。小郑在说漳州城外三十里处的南靖拱桥值得一看时，漏说了江东桥，我对此甚而有些恨意。关于江东桥，厦门日本侨民会发行的《厦门事情》中，有如下记载：……在离同安县道的漳州五里处，有座著名的大桥，建于唐代，长约二百五十米，以长近二十米、宽一米六、厚两米的巨大石材建成，等等。虽然我自我安慰：“即使去了，看到的也可能不过是平常之物而已。”但我还是感到十分可惜——竟然没有去看我那般憧憬的唐代遗物而空回！

(1) 译者注：此处似有错误,应为三元六十钱,但原文如此。

(2) 译者注：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

朱雨亭其人及其他

这篇文章是小说《那些度日的人们》中的一个片断。它虽然不是游记,但中间插写了一些我在游记中所漏掉的事情,所以我给它加了个“朱雨亭其人及其他”的题目,并附录于此。

朱雨亭其人及其他

……远未有想写点儿什么的心思，即使硬是要写，能写的东西也可以说没有——不，也并非什么都没有。那种素常在我心中，无论如何以我自己的力量都难以驾驭，一言难尽的某种感情，正充斥着胸臆。我不知道如何来写这纷乱的满腔心事，而且也觉得不能把它硬写出来。然而，不把它向外宣泄的话，我的心即使现在也鼓胀得几乎要跳出来，痛苦得几乎透不过气。

这并不只是比喻。我在这一刻，才真正明白了求死之人的状态。人类在单纯的精神痛苦下是不会自杀的，只有精神上的痛苦达到极限而转化为生理上的东西时——就如处于最剧烈的病痛的顶点的病人，急不可耐地指着自己的头或胸口，对守护着的人大叫：“快点在这儿开个口吧！”那时的心情一样。并且，这事得是由他自己亲自动手，才会有自杀之举。我瞬间地，但又不止一次地，体验到了濒临这种状态的感受。我有时甚至想，如果把如此纠缠不清且痛苦不堪的心情全部一吐而出的话，自己一定会痛快一些；若那时还不能痛快，就能以自己所写的东西为遗书而自杀了。实际上，我有时也想不存问世之心，只是纯粹把它先写下来再说——但马上便嘲笑起自己幼稚的浪漫主义。好在这样一来，一时间心情倒也平静了下来。

我的内心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对于自己边自重边自嘲，对于我所怨恨的那男子既存着极度侮蔑而又不再怀有敌意的方法。但是，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忘掉她，总也没办法做到。最初，我试图用憎恨她的方法使自己疏远她，但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恨她之事，甚至连一丁点儿线索也没找到。每每想起她，我非但不怨恨，反而思念得更加厉害了。那时，我的心里就只剩下了爱恋。提笔写的是给她的信，但她却决计不会收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不把信投入邮筒，只是封上口放进了自己的抽屉。我知道自己过于痴情，但还是至少写了长长短短近二十封她大概一生都不会看到的信。——“记下近日相思情，论功可封五品官。”这首和歌是谁所作、何时流传下来的呢？似乎是在《万叶集》里的吧。我写完信痴想了二十多分钟后，突然想起上面那首《万叶集》里的和歌，于是凝视着桌上的信件，无聊地跟自己开玩笑道：“不知谁会付我这信件的稿费。”接着，勉强笑了笑。

我那么深情地写的东西并不是文稿，但是我又必须写点文稿——世人认为我是不必为衣食之忧而写作的，这是误传。假定我的父亲有什么恒产的话，自然可以这么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此时我已是十九二十岁的人了。而且不管有什么复杂内情，如何没存犯错之心，总归是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了情网。谁又能以因这事而无法工作为理由向父母或兄弟厚着脸皮要钱呢？再加上我已六十岁的父亲及母亲已察觉到，由于这些纠葛，很长时间以来我几乎是完全不动笔了。不知是父亲还是母亲，曾经偷偷往我房内看了一眼，见我在桌上写东西，就变得非常高兴。因为稿纸相同，他大概以为我写的是什么作品吧！但那只是我写给她的信。

“你写出什么了吗？”父亲偶尔会在吃饭时这样漫不经心似的问我。我只好狼狈地糊弄道：“嗯，没呢。因为怎么也写不好所以又全撕了……”口气含糊，仿佛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的话，我会变得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吧。且慢，这样下去是什么意思？我奇妙地，并非针对任何人地起了反抗之心。同时，我也觉得必须得写点什么。说是出于面子也可，说是出于志气也可，还有几许是出于对父母和那位大概其后一直挂念着我的女子的安慰。另一个原因是，正如我曾经于别的机会、别的场合中所写的那样，从那时起，我的乱买东西、胡乱花钱的老毛病又犯了，以至于做出把未完成的、三四年前的旧稿拿出来卖钱之类的浅薄之事。没有了零花钱，我一直蔫到了心里。再加上近来天气潮湿，一直下雨，已不适合我前些日子那种外表看上去挺有精神地在大街上各处闲逛的生活了。还有，我想安慰一下自己悲凉的——不，我不再使用这样漂亮的词语了——只是疲惫之极、孤寂乏味的窝居生活。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写点东西了。

但是，所谓的小说——主要描写人们思想冲突的小说，我本来就不会写。即使不是这样，在这对于人生倍感压抑厌倦的日子里，我也实在是写不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我是中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如小说般的现实之毒了吧。所谓小说，一定要具备坦率而勇往直前的男子汉气概，对人生的悲剧决不逃避，也不轻率地喜怒感叹，才能写得出来吧。我以前时常写的东西，简直是一个奇怪的童话般的世界。可是现在的我，疲惫不堪，思维混乱，即使要描写这样的世界，也不能无拘无束地、整个身心地投入。

这样想来，我好像最终还是什么也写不成了。但是我必须要自己努力设法写点什么，况且我又开始觉得写什么都可以了。于是，我在又一次的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写游记。我可以按回忆写，回忆时只有欢乐，而不会有痛苦；还可以凭一时兴致，写回忆起的事物；此外，不管结果多么没趣，都可由措辞添乐。而另一方面，我若能完全沉浸于对一年前的旅行的回忆的话，至少在写游记的这段时间里，是能忘却“今日”的吧。而且，那样用脑的话，一定会很疲劳，这样我晚上也许就能睡好觉了。“就这样！就这样！”我拼命鼓励着自己，开始起草名为《厦门采访手札》的游记。

我是以一种可以说自暴自弃的笔调胡乱地写《厦门采访手札》的。由于回忆中的过去总是美丽而愉快的，再者所写的又是我所喜爱的异乡，所以可以说，我达到了忘却“今日”的目的。但是，在这些回忆的间隙里，在我文思阻涩之时，“过去的日子”就会结束，我的思绪就会不知何时、不知因何契机而迅速从旅行的事情跑到了“今日”的事情上。——尽管那使我烦恼不堪的事发生在旅行结束后不久，和旅行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我一心想忘掉现实，因此不顾文章的前后状况，只管往前写，就如同被驱赶着一般孜孜不倦地、拼命地往前写。我又拜托别人故意频频催稿，用这种方法使写好的东西从我这儿不断地被拿走——这样的话，心肠软弱的我，为不使讨稿者空手而归，就只有拼命努力写作了。同时，我做事虽爱凭一时的兴致，但又过于认真拘束，喜欢再回头看看先前写好的部分。因此，为了防止自己因厌烦先前胡写之处而中途停止，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写好的原稿不在身边。天哪！我一边用了这么多方法，一边自暴自弃地写着……

我不知道所谓的记忆，到底残存在人们的心灵或脑海的哪一部分，但现在它成了一股神奇的力量——我就在这神奇的力量的作用下，从不久前的事物开始，以自己喜欢的种种事物的唤起顺序为次第，把它们杂乱地写了出来。就这样，我一边赶着《厦门采访手札》的稿子，一边挣扎于进展不快的困境中。当这种感觉在我自己的心灵及脑海的各个角落漫游彷徨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想起了自己曾经遇见过的一个人。起初我只是不经意地记起了他，而后我却想稍写一下其人其事了。

这个人的名字，是朱雨亭。那是在我从厦门出发，想前往当地内乱的中心漳州考察的时候的事。原先的向导因故与我分别，因此去漳州时，我将没有向导陪同。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同伴，这是在出发的前一天才定下来的。就在同一天，在厦门热情关照过我的周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并对我说：

“我向你介绍他吧。这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是漳州中学的老师。两三年前来的漳州，精通当地的地理、历史及现在各方面的情况。他是个认真的新思想家，而且对日本也很有兴趣。我对他提起过你，他也非常高兴与你结识。今天他来厦门，明早和你乘同一只小蒸汽船回漳州。明天你肯定能在船上碰见他。我已跟他说好了，大概他会先认出你来，和你打招呼。他叫朱雨亭。”周先生指了指名片上写着的“朱雨亭先生”几个字，又接着道，“他是英语老师，因此尽管不会贵国语言，但一定可以用英语和你交谈。”周先生自己也是用英语和我交谈的。

我觉得这很顺利，因为那天我虽然已经约了两位同伴，但他们也是第一次去漳州，且我感到他们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像是善解人意之人。他俩都是台湾人，所以会些日语，这就是唯一的可取之处吧。但那日语也着实说得令人心里着急，也许还不如我的英语会话能力有用呢，从此也可想见其日语的糟糕程度。

第二天，我登上了逆流而上、去漳州的小蒸汽船。船上挤满了人，使人觉得十分危险。出发时间比我们预计的晚了半个多小时。在船开之前，我一直在想：朱雨亭会在哪里呢？但是，我在这一大群人中，根本不可能认出他，因而只有寄望朱雨亭早些认出我这个全船唯一的日本人了。我边这么想，边像替自己做广告一样，不时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四周张望。随后，我又告诉了两位同伴自己在找人，我想只要他们稍稍显得友好一点儿，我就请他们在人群中喊一声：“朱雨亭在不在？”但是这两个小学老师可能认为那样做不雅，并且本身也不愿意那样做吧。“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找不到吧。”他们咕哝着，又继续聊自己的话题了。这时我甚至想，倘若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日语的话，我就自己起身大叫：“请问朱雨亭先生是哪一位？”我心里是如此依靠朱雨亭，可是始终没有任何人向我打招呼。于是我想：朱雨亭也许今天没上这船，那么只好到漳州后去他的中学看看再说吧。于是，我便不再找了。

那天，无论是在船上，还是其他地方，我都没被朱雨亭认出来，我也没能认出他。到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中学找朱雨亭，但因正值暑假，他没去学校。我又想去他家，可听说他家在城外相当远的地方，于是我只好死心了。可是又想起周先生说过朱雨亭也想见见我、了解日本的情况，所以我就在学校里留下了当日自己的住址和名片，请别人在朱雨亭万一来校之时转告一声。

从中学回来，我与两位同伴怀着不浪费这短暂逗留的一点点时间的想法，由另外一个居住在当地的台湾人的儿子领着，去看了街市的古城门、新建的市场和公园等地。这个男孩年纪不大，但眼珠灵活，显得十分聪明伶俐。他的态度要比我那两位同伴干脆许多，但他和我之间毫无能够沟通的语言。当他站在什么东西面前，抑或是指着远处的什么详细说明之后，我的同伴们只替我译了少量而且不得要领的内容。那男孩在一旁以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切，又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在说：“我说得那么清晰明了，你都懂了吗？”我虽然很喜欢男孩的导游，但为不能与他直接对话而心里着急，又为同伴的过于迟钝而生气。所以，我一心只愿次日能由朱雨亭先生来做向导。但是次日仍不见朱雨亭先生。于是我们这一日仍由男孩领着，几乎转遍了可看之处并不很多的漳州城内外。在太阳光最毒的时候，我们回到男孩的家里，按当地习惯睡了午觉，一直睡到临近黄昏。

我们全都睡醒后，就在家门口附近坐着闲聊。这时，两个青年向这里走来，其中的一人看上去认识我的同伴，立刻与他们打了招呼。然后我的同伴就告诉我：“朱雨亭来了。”我一得知来的这两人中就有朱雨亭，马上就起身相迎。朱雨亭就在我面前——到现在为止和谁都没怎么说话的青年，大概就是朱雨亭吧。他没有仔细看刚从椅中起身的我的脸——一定是刚才注视过了吧，并且在与我说话前用中文小声对他的伙伴说了些什么。他的伙伴（就是刚才与朱先生谈话的青年）立刻用在台湾人中也属上乘的日语对我说道：“朱先生说如果是你的话，他已经见过两次了，现在正吃惊呢。”

“什么，已经两次了？在哪儿？——一次也许是船上吧，可另一次呢？”我大为惊讶，不禁用了一种自然而随便的口气，一种不同于平常谈话时的语气。对方告诉我，一次是昨天傍晚时在公园里，另一次是在小蒸汽船上；而且两次遇见时，我们离得都很近，应该都互相看见了。我又一次不可思议地、仔细地盯着朱雨亭的脸：原来如此！我那般辛苦寻找的人——朱雨亭，竟与我相遇了两次，而且当时两人还相距不过一米多。岂止如此，船中自不用说，在公园里我们也是相对了二十多分钟，这些全是真的。

我又记起，不单单是这两次：我在小蒸汽船上，在朱雨亭尚未上船、还在舢板上正要上小蒸汽船时，就已经注视过他了——他就是在小蒸汽船开船信号响后急急忙忙地下了舢板，颇为危险地登上来的我们那只小蒸汽船的最后一位乘客。当时我正好坐在船舷边，他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白色西装的袖子擦过了我的肩膀。我那时甚至想：现在才上船，在这么拥挤的人群中坐哪儿呢？于是回头向他望去，看见他走进了我斜后两三排的人群之中。那里还有一个穿西装的青年，好像与慌慌张张的他是朋友。青年旁边有两个姑娘，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在这荒落的船中最引人注目，看样子是这一带极少见的女学生。我从刚才因船久久不开而想排遣无聊起，就不时注意她们。她们一定是这一地区的所谓激进新思想之地——漳州的女孩吧。不光是发型，她们的表情、动作之中也透出一股毫不做作的泼辣之风。因此，开船以后，我也自然地时时向那边望去。当然，同时我也就注意到了那个几乎要迟到误船的、坐在她们身旁的青年——他就是现在站在我眼前，介绍自己是朱雨亭的人。

也不单单是这件事，我与朱雨亭不是还并坐了二十多分钟吗？那是昨天傍晚、我与两位同伴由那伶俐的男孩领着在公园散步时的事了。我的同伴们偶然发现公园草坪上的一个熟人，于是就站着聊开了。那位我不认识的青年像是台湾人，却说着十分流利的日语。我的同伴们说厦门话，而他却一直以日语回答。那位青年说：“我一直在做的事很没意思，所以放弃了。今后想养蜜蜂。”加上另外的事，大约说了二十多分钟。我无心听他们的交谈，可他们总也说不完，于是我便在附近的公共长椅上坐了下来。那位打算养蜜蜂的青年的同伴——他看样子也与三人的谈话没什么关系，这时就走到我坐的长椅边也坐了下来。他，那时在我身边坐下的青年，正是朱雨亭。那时说想养蜜蜂的青年，就是现在在朱雨亭与我的交谈中起着重要作用、充当翻译的那个青年。据说朱雨亭在船上一眼就看出了我这个日本人，但他依据周先生的话，认定我是孤单一人、无任何同伴地来漳州观光的。因此，虽然看见了我，但觉得与周先生所说的有所不同，就认为不是同一个人了。我们大家按各人方便混用着日语、英语、厦门话，说了好一阵子，总算把朱雨亭和我奇妙的失之交臂的前因后果弄清楚了。

“那么，观光结束了吗？”朱雨亭这么问我——好像是这么问我。我现在感到到目前为止的交谈中，朱雨亭与我的直接问答是多么地困难了。这是因为在我听来，朱雨亭的英语发音实在难听，就像笨拙的日本东北地区的人的声音，并且说话中又时时停顿。他作为一个英语老师，学问是有的，但发音太糟了。而从朱雨亭的角度，也可以说我的发音是如何地不好和难听吧。不过，在习惯了英语的人听来，我和朱雨亭也许是半斤八两。的确，我几乎不会英语。但是与周先生也罢，小郑也罢，还有别的许多人，我们用英语都勉强互相表达了意思。只有与朱雨亭，我俩怎么也相互沟通不了。

于是我指望着有人给我翻译而用日语答道：“基本上都看过了，只剩下一座叫南院的寺院了。”

还是那位要养蜜蜂的青年替我译了，然后不等朱雨亭回答就自己答道：“那么我们一块儿去那儿吧，它离这儿不远，晚饭前就能回来。”

我们就由他带领，参观了南院——现在是驻扎在当地的援闽粤军的红十字医院。朱雨亭当然也去了，但是语言障碍使我们宛如置身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中间没有相通的道路。就这样，我和朱雨亭在往返的途中，几乎都没怎么互相说话。

朱雨亭与我是这种情形，而与此相对，那位说要养蜜蜂的青年，凭其流利的日语，告诉了我许多事情。途中，我们经过旧桥时，他说旧桥的南半部又叫仰驾桥——这来自一个有趣的关于正德皇帝的传说。传说正德帝要体察民情，因此虽贵为天子，却经常微服私访。他大约到过四百多个州，也来过漳州。当他过这座桥时，看见一个贫穷的妇女正在桥脚处，向有气无力地过桥的自己行了数百次礼以迎接他。看到这个贫贱女子能认出乔装的自己，而且这般尊敬自己，正德帝既惊又喜，此后他就把这座桥叫作仰驾桥了。只不过这位应该通民情的天子，却不知在桥边向他数百次行礼的女子，不过是在水边洗衣服而已……

小说、戏剧中关于正德帝的传说还有很多。说要养蜜蜂的青年还给我讲了“正德帝游苏州”的故事。这是一出戏剧，说的是苏州的某酒馆中有一个叫白牡丹的美女，她虽身份卑贱，却是世上少有的贞烈女子。到苏州私访的正德帝也听到了关于白牡丹的传说，就把她叫来见面。一看，果然是绝色美女。正德帝迷恋其姿色而向她求爱，但遭到白牡丹的严词拒绝。正德帝见白牡丹这么看重操守，反而更加喜欢她，就告知了自己的身份。但白牡丹不相信。于是正德帝就当着她的面脱去外面的袍子，露出了里面的龙服。他下旨要封白牡丹为后，与她一起去京城。谁知途中雷电交加，最终白牡丹死于雷击。这剧的教育意义是，白牡丹确是容貌与品德兼备，但作为皇后仍缺了点什么，所以硬要使她成为皇后的话，她只能死去。——当时我只不过是将之作为中国人的不合理的故事记住的，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它确实很愚蠢。但是，在它极端的关于自知之明、盲从命运——这种卑微的道德观念的说教中，我现在体味到了一种与总是认为自己卑微渺小的中国人相符的悲凉的东西。

朱雨亭与我经历了那么奇妙的失之交臂之后，才总算找到了彼此，可找到以后又因语言不通，就像没遇见一样。可朱雨亭与我的无缘并不仅此而已。那天傍晚，街上华灯初上之时，在从南院归来的路上，朱雨亭对我说：“今晚我要去看一个朋友，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厦门吧，这样，我们在船上还可以多聊聊。”

我答应后就与他道了别。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因语言难以沟通而有意简化的约定中，漏了一个重要内容——我到底在哪儿等他呢？是朱雨亭来这离河岸很近的我住的地方邀我，还是我去河岸自然而然地遇上他呢？于是，我和同伴们商量了此事。他们说不管怎样还是先去河岸为好。可是到了河岸我发现，河岸上不仅不见朱雨亭，并且还停着一溜足有二百米长的河船，这让我到哪儿找他，或者他到哪儿找我呢？我的同伴们丝毫不在乎我的心情，径自上了其中一艘船。即使我告诉他们已与朱雨亭相约的事，他们却不知何故，甚至让人觉得好像有点讨厌朱雨亭似的，冷淡地说：“朱雨亭不一定真来呢！”然后又说，即使河船上碰不到，等到石码换小蒸汽船时一定可以碰到。河船虽有许多，小蒸汽船却只有一只，这是没错。但在那人挤人的小蒸汽船中，谁能好好聊天呢！而且河船上要花近两个小时，小蒸汽船不是只要约四十分钟就到厦门了吗？我对两位同伴的不解人意生气不已，就一个人站在船上眺望周围，希望能见到朱雨亭。不久，乘客全齐了，船离开了河岸。我想若朱雨亭是特意为我而去厦门的话，自己这样岂不是置他于不顾了吗？但转念又想，他肯定是到厦门有事。这样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去想他了。我又开始讨厌起不光在这时，而且这三天来一直不顾及我的心情、与我难以融洽相处的同伴们来了。

如果不是特意送我的话，朱雨亭一个人也会来厦门吧，我正这么想着时，果然，从小蒸汽船上见到了朱雨亭——他现在正在水中舢板上，可能和我们一样，从河船上下来后，准备上小蒸汽船。他的舢板与我们的正好相反，停在了小蒸汽船船头处的舷边。但是这次朱雨亭和我互相注意到了对方，他穿过人群来到了我的身旁。我们没有互相用生硬的外语费力说话，只是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无言地表达亲切之情。有时候他用厦门话向我的同伴们说着什么，有时候我向我的同伴们用日语说些事情。他看样子话不多，在船上与我说的也仅仅是“漳州好玩吗？”“什么时候回日本？”等寥寥数句。我脑海中浮现出几个关于漳州近况的话题想问问朱雨亭，但是表达起来颇为复杂，念及同伴们不得要领的翻译水平，我就没有问。我只是看着这个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的中国人——这个更像东京学生的圆脸的朱雨亭，抱着善意，一直注视着这位相貌堂堂的青年有时显出的一丝腼腆的、好像有些畏怯的表情。我有时想对他说几句恭维话，但是却想不出合适的英语来表达。就这样，我和他在船上几乎没怎么互相说话。

不久，小蒸汽船到了厦门。那一天鹭江的浪很大，因为第二天就是旧历六月十九日。当地谚云：“六月十九日，无风海亦鸣。”我们的小蒸汽船进入了湾内，船周围是成群的要载客上岸的小舢板，它们在水中随着波浪上下起伏。尽管毫无争抢的必要，小蒸汽船的乘客们还是争先恐后地涌向舢板。我的两位同伴相继跳上了一只舢板，我也跟了上去。朱雨亭随在我身后正准备跳——就在那时，一个大浪袭来。小舢板上了三个人后本来就已经稍稍离开了小蒸汽船，现在它滑过这大浪的表面，更是迅速远离了小蒸汽船。舢板上的船家知道朱雨亭想上来，但他已满足于已有的三个乘客，不想在波浪间再次返回小蒸汽船那里。我看见了独自一人留在甲板上的朱雨亭——从此以后，我就再不会看见他了。

就是这么回事。但是那时，在这篇文章开头部分所写的那样的心理状态中，在我一边强给自己打气，一边拼命赶写《厦门采访手札》的稿子时，我在自己记忆的最深处找出了朱雨亭。在不断回忆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禁感到朱雨亭，这个我以前仅仅认为是和自己互相用蹩脚的英语交谈过数句并仅此而已的人，不知怎么，总觉得现在对我有了什么意义。我与朱雨亭互相通报姓名之前奇妙地失之交臂的经历，好不容易见到后又因言语不通而引起的焦急感——像这些我和朱雨亭之间的种种无缘，最后以因那大浪而一句“再见”也没说的永别为结束。那次旅行中，我在所到之处，一直以旅人的心情，与有缘相识的人，或约定其实难以实现的再会之期，或各自互道珍重。只有朱雨亭，我没有机会与他告别。这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感到这与我这些日子里内心漂浮着的一种情绪紧紧联系着。因此，我决心至少在游记中尽可能详细地写下朱雨亭的事。

然而，我还是忘了很多事情。那个说要养蜜蜂的青年、那个告诉了我许多事情——正德帝与白牡丹的传说、漳州军真的要和广东军决战了、连参谋长林季商昨天都从德化回到了大本营等等——的青年，他叫什么名字呢？我的确得到了一张他的名片。还有，朱雨亭的雨亭是雅号，他的真名又叫什么呢？而且我记得，他给我的那张名片上还写着他是哪里的人。他的名片在我旅行所得的名片中算是很大的，上面印得大大的活字很有手写特色，是最有中国风格的一张名片了。我确实把那一叠名片收了起来，但在哪儿呢？我最近记性越来越坏了，可是继续写游记就必须要用到那一百多张的名片。我想到这里，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我先前忘了交代，那一段日子里一直下雨，而我起来后也无事可干，所以虽是夏季闷热之时，我却弄暗房间，不分昼夜地缩于床上。稿纸就在枕头周围散乱地放着，这一切看着就像鼠窝。——好了，接着上文说。我爬了起来开始寻找那些名片，因为我是加了小心收藏起来的，所以以为立刻就能找到。但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我把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旅行包、箱子，还有从台湾买来的竹篮等等。我一个不漏地彻底翻了一遍。我因而越来越急躁了。我明知没有它们我也可以设法写出文稿，但是这时我产生了一种不找出来的话，干什么都静不下心的歇斯底里的情绪。最后我想到：这么找还找不到的话，它一定是在那个箱子中了。然后我就犹豫了起来：开不开那只箱子呢？

我有一只箱子，一只当时不给别人看的箱子——看了也不会有害，但是我不想给别人看。我外出时就把那钥匙放在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在家时就把钥匙放在墙上横木上的灰尘中。我在箱中放了满满的一大堆东西——各种信件、照片、其他——我还是仅以“其他”来代替那些目录吧——总之，那些东西装得满满的。它们全是关于某事的各种各样的、作为回忆的物品，而某事是我从台湾、厦门回来后，连行装都未解之际偶然发生的。这只在中国买的、中国风格的箱子因其较大且有锁，就被我特意用来收藏上述物品——我自己也一直注意不去打开它。作为不可打开的东西，我在自己的心中以自己的意志锁上了这只箱子。我已有一个多月没开过这只箱子了。若要忘掉全部的事的话，最好的方法不就是不看与它有关的一切吗？我在心中所说的那只箱子，就是这只箱子。我正在犹豫着是否要打开它，我对自己辩解道：我现在要打开它并不是出于痴情，而是出于需要。其实我那晚一直被一种想打开它看看的情感笼罩着，况且夜已深，家里的人都在睡觉。我于是从壁橱里取出了那个不太大的箱子，然后又从横木上取下了那形状笨拙的、奇妙而庄严地做成的钥匙，坐在了自己的枕边：我是看看箱子里是否真有旅行中的人的名片的……所以我只看名片……决不再读信了，因为读信只会又一次扰乱自己的心……我这么对自己说着，插入了钥匙。我的呼吸变得如同郁闷之人的呼吸一样，我轻轻翻动了箱里的东西，尽管还是不久前的东西，可由于连日下雨，箱中发出发霉的味道。我翻着其中的物品，触及的全是一件件不待我回忆就告诉我那些回忆的东西——有的是某时她送给我的，有的是别的时刻我向她要的。这些物品混放在打开呈两部分的箱中，我的心就像这箱子一样，完全被弄乱了。“……太不果敢了，太不果敢了。”——这么泣不成声地说着的她的声音，渗入我心底的这声音，再次从我心中涌了出来。哭倒在地、已没法送我到大门口的她，在我正要登上她家门前的车子之际，匆忙拉开二楼的拉窗，站在那里目送着我——直到我俩之间出现了街角的房屋为止。我也回头看她，她一直哭着站在那里……种种情景，众多声音和幻象，一时间痛苦地集中于我的身上。

“名片不在这里。我把它放在哪儿了呢？”

我一个人说着这无用的话，关上了那只箱子——那只只要搭上上下部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锁上的木箱。“咔嗒”一声金属声过后，箱子自动锁上了。我把已锁上的箱子横着扔了出去，默默地在心中叫道——

“朱雨亭！朱雨亭！”

就像是作为代替，呼唤包括她的名字、她与我之间所有的一切，以及我自己的全部过去，特别是转变中的一切的东西似的。

不知何时，我发觉自己不知怎么端坐在蚊帐的一角了。我一边感觉着自己心里的爽快，一直这么端坐着；一边感觉着那个我们决计听不见的巨大的时间之翼，从我们所有的一切之上飞翔而去；一边隔着蓝色的蚊帐久久凝视着因数日未扫而积满灰白尘土的房间一角……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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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色彩

村松梢风 著

徐静波 译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中国色彩

村松梢风 著　徐静波 译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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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9787533950200

目　录

1. 总序

2. 江南的风物

1. 风景的印象

2. 建筑

3. 中国的庭园

4. 都市的风景

5. 茶馆

6. 中国菜肴

7. 苏州游记

8. 西湖游览记

3. 南京重访记

1. 旅伴

2. 黑暗的南京

3. 早晨的茶馆

4. 城门·雨花台

5. 旧物破坏

6. 栖居在顶楼的歌伎和栖居在画舫的陆军师长

7. 茶馆和书场

8. 中山墓

9. 六朝遗迹

10. 秋雨古都

11. 清晨的散步

12. 燕子矶

13. 茶房

14. 个人主义

4. 广东漫记

1. 荔枝湾

2. 花艇

3. 疍民

4. 初访尼姑庵

5. 鸦片

6. 广东的奇异食风

5. 北京游历记

1. 北京大观

2. 王城之民

3. 打茶围

4. 北京菜

5. 红楼梦的舞台

6. 天桥

6. 中国礼赞

1. 梦寐之乡

2. 中国的色彩

3. 茶馆和酒家

4. 石塘咀

5. 济南一瞥

7. 译后记

总序

施小炜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 de Belo Ga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 de Itinere Gal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écriture）来实现的。

闲话休提。游记的历史便是这般地古老——尽管我们不敢也不必武断地强辩《高卢游记》，不不，《高卢战记》便是游记的起点。曲园居士俞樾在为东国文士竹添进一郎（井井居士）《栈云峡雨日记》所撰的序文中说：“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然止记登岱一事耳。至唐李习之《南行记》、宋欧阳永叔《于役志》，则山程水驿，次第而书，遂成文家一体。”主张中国的游记始于东汉，成于唐宋。然而游记的最盛期，无疑是在人类迈入了科学技术神速进步的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交通手段的发达，使得从前被目为难于登天的畏途变成了坦途，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异域间的往来费时减少，为游记的繁盛预备了物质基础。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访华游记则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日本人的来华留学、经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大举问世，却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仅仅是东京的东洋文库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而这据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至于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写下了多少这类书籍，其总数迄今仍无确切统计。访华游记的作者群，除却文人学者之外，还包括了教师、学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军人、政客，纭纭纷纷，鱼龙混杂。有的是匆匆过客，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的则是“此间乐，不思蜀”，长期体验长期观察。既有寻幽探胜，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访朋拜友，评骘人事、政治。沉湎于怀古幽情，凭吊古迹、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于民风世情，将视点照准当代社会变迁者亦有之。诸体咸备，蔚为壮观。

游记可以说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记录。“来”和“看”，是游记的原料积累，而“写”，则是游记的生产行为。作者从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来到一个于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间，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人、许多物、许多事，有的似曾相识，有的令他惊异，所有这一切一一都会引起他的感慨与思索。而他之所以会在面对种种所见所闻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乃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着。映入眼帘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参照系上，他据此做出价值的判断，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纳，或嗤之以鼻。这个参照系，是他长期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的那个环境、那个文化、那个传统在他不知不觉之中赋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一参照系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它。换句话说，向游记——其实不独游记——期冀客观，不啻缘木求鱼。但凡被记录下来的，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这一行为，正是一种主观活动。哪怕写的是风景，是一座建筑，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经过了作者的双眼甄别，经过了他心中的参照系过滤过的；而他的双眼本是教育的产物，则那个参照系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缩。

因此，我们移译介绍日本人所写的访华游记，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首先，阅读这些游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或者说作者眼中所见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应当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面对的是哈哈镜，我们也可以从变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优点，增进对自己的信心；或发现被夸张了的缺点，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脚踵（Achilles’ heel）的所在，从而思谋自强自卫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经十分流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那便是：“忘记了过去便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抹消的，因为它并不因为我们无视它便不存在，而今天与明天其实也无非是历史的进行时与将来时。

其次，阅读这些游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认识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为如前所述，观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总会从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身上反射回来，将他自己投影在阅读的地平线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无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游记里。而从社会历史的见地去看，这些游记可以说从普通庶民的个人层面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以及周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

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这样一种实用性的认识功能，则势必使游记萎缩成为单纯的历史资料。而其实，不言而喻，游记更应该是文学。虽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翻译教科书。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卷帙繁多的游记文字中，我们将焦点聚集在了以著述为职业的文人们的作品上。此次移译的几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而他们的文字，或隽永或犀利，很有可读性。

《禹域鸿爪》的作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年生于日本东北部秋田县的一个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十五岁时，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以汉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欢迎当时的日皇明治，文辞华美，令满座震惊，被誉为“名文”。但因家境败落，学业难以为继，只得就读于免除学费的秋田师范学校。由于成绩优秀，按规定应学四年的课程，他仅用了两年便全部读完。毕业后，尽义务做了两年小学教员，还毕学费的债，他便“雄飞”到了东京，做过记者，当过政界人物的秘书，1897年赴其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又在当时的媒体巨子《万朝报》和《朝日新闻》供职。1907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但因学历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据说当时的风气是，倘非大学毕业的学士，纵是孔老夫子也无资格去做大学教授），两年之后方被任命为教授。由于他和狩野直喜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京都大学终于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圣地，在国际汉学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湖南生前曾多次来华访游，而《禹域鸿爪记》(1)乃首次访华归国后写就，1900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

内藤湖南于1899年9月5日从神户登舟，经芝罘入境，旋又买舟北上，在大沽登岸，游天津、北京后，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陆后游览了杭州、苏州，再从上海溯江而上，游历了武汉、南京之后再度返回上海，泛海东归，于11月29日返抵神户，前后历时近三个月。在北京，他登览长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苏州则探访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爱的旅游路线。但除了游山玩水，他还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别拜会了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名流，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关心。

与内藤湖南相比，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三人皆以小说名世，并各自有作品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因而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东京人，1965年去世。少时家境贫寒，几至辍学，但因才华过人，周围的亲朋怜惜有加，解囊资助，方得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终因滞纳学费，三年级时被勒令退学。谷崎曾两度来华。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由北向南，历时约两个月，游历了江南一带，回国后写下《苏州纪行》，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倾倒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1926年1月至2月间，谷崎再度来华，这次他只游览了上海一地，结识了内山完造，并经内山介绍，结交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剧界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归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纪行》中，对在中国人面前骄横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悦和批判，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说是难能可贵。而《上海交游记》也记录了郭沫若、田汉慷慨陈辞、控诉西洋列强鱼肉中国、倾吐身为中国青年的忧虑与苦闷的场面，并对之表示了同情。

除了这些游记，中国之行还带给了谷崎创作灵感，结晶于《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鹤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终以罗曼蒂克的、充满温馨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这是谷崎润一郎有别于他人的特征。

与绝大多数日本游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来华时，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苏杭等观光热点，而是日本游客相对而言较少涉足的厦门。佐藤春夫是由当时业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打狗（今高雄）乘船来到厦门的，由一位在厦门长大、在台湾工作、会说日文的郑姓青年导游，游历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笔下，厦门客店里的经历宛似侦探小说，鹭江的晚霞美不胜收，而饮酒、赏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绘得引人入胜。一曲《开天冠》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音乐独辟蹊径的议论与阐释，则充分展示了作者诗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见所闻，对陈炯明在漳州所做所为的介绍，虽然难免道听途说、管窥蠡测之虞，但仍有助于读者了解往往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视的一段史实。这些见闻均记录在《南方纪行》一书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于东京。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于和歌山县，庆应大学中退。中学毕业后曾入盟由与谢野铁干、晶子夫妇领导的著名的“新诗社”，直接受到两位大诗人的熏陶。早年学写诗，后来则主要创作小说，但终生不曾放下诗歌创作的笔，《殉情诗集》是一时洛阳纸贵的名篇。他与谷崎润一郎本是朋友，过从甚密，但一来二往之间，却苦恋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联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与谷崎离异，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结婚，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谷崎让妻”事件。《南方纪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谓“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情网”，说的便是此事。敢于做出这种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可见三位当事人的不为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的勇气。佐藤基本上不失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热爱中华文化，他还曾出版过一部很有影响的译诗集《车尘集》，译的全是中国古典诗歌。他也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第一位日文译者。但在战争期间，佐藤春夫还是表现出在作为文学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他甚至写过类似“劝降书”的文章，劝告中国人放弃“先进文明同化后进文明”、历史会重演的幻想，说这次不同于以往，日本人乃是带来先进文明的征服者云云，为自己涂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污点，而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想到这一点，不禁在感慨认知、评价历史人物困难的同时，也感到历史人物处于强大外力压迫下人生营为的不易；甚至会觉得像芥川龙之介那样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断生命，从避免了要与自己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合作，从而逃脱了要面对后人道德断罪的尴尬这一角度来看，竟不失为一种至福。

芥川龙之介，号澄江堂主人、我鬼、夜来花庵主等，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此人素有短篇圣手之誉，俳句也写得臻于化境；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就读时，就以短篇小说《鼻子》获得文坛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赏，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于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华访问，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一部《中国游记》（改造社1925年出版于东京），记录了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漫游中的见闻与感受，处处表露出作者的博学和睿智，以及对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芥川对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扬跋扈的揭露，而这在同时代的游记中，是少有具体言及的。

村松梢风可以说是以上海为卖点（selling point），赖写上海而赢得文名，并因写上海而为后世所记忆的作家。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小说，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还是以《魔都》为代表的一批描写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态的游记。村松1889年生于静冈县，1961年去世。本名义一，梢风是他的号。1923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从此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发表了许多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散文和小说。他称光怪陆离、妖艳多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为“魔都”，并以此为题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上海的著作，以充满好奇的目光观察赌徒、娼妇们的生态，强调东西文化大熔炉上海的异国情调。梢风描绘的上海形象影响、吸引了好几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词，在日本遂成为旧时代上海的代称。梢风还出版过《新中国访问记》（1929）、《热河风景》（1933）、《中国风物记》（1941）等多部访华游记。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作品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这类厌恶与尖刻的深层，固然不无挤入列强之列、做上了“一等国”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以及产生于这种优越感的对邻人的不逊与轻侮——而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每每爱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能够得逞的群众基础。倘使罗马帝国里只有恺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话，则那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鬼蜮横行，腐败成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这双目是生于华胄的脸上，还是长在夷狄的额下，也不论其眸子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记得从前读郁达夫先生的游记，其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这篇题为《感伤的行旅》，作于1928年底，即芥川来游的八年之后，梢风访沪的五年之后。“这十余年中间”云云，可知达夫先生所意识的中国现实，应与梢风、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现实相交叠。而深黯国情的达夫先生在发完牢骚之后，也没忘记自我解嘲两句：“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然而解嘲归解嘲，面对这样黑暗污秽、腐朽透顶的现实，作为身受其害的当事人，我们中国人自然无法视若无睹，甚至琢磨着要用革命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它——芥川龙之介来华的1921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的那一年——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叫好方才心满意足么？这样的心态岂不荒谬可笑？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在此略加说明。我们的译本中所用的“中国”一词，原文中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写的是“支那”。我们认为，中文里从来不曾有过“支那”一词，因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译。日本用“支那”作为正式名称称呼中国，当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此之前则称中国为“清”、“清国”。至于非正式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则要更早一些。由于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的国号可以直接以汉字名称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华民国”时，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汉字原名的习惯做法，别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国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书中，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汉字国号）呢？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1)编者注：收入本丛书《禹域鸿爪》一书。

江南的风物

风景的印象

有位老家湖南的朋友曾这么对我说：

“我在日本的时候常有人问我：洞庭湖有多大？对这一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洞庭湖的大小没有固定，有时大，有时小。这样的回答人们听了会觉得很奇怪。之所以这样回答，是由于洞庭附近的土地都是低洼地，下了大雨后这一带变成了泽国，此时就出现了方圆数百里的汪洋大湖。倘若遇到了旱时不下雨了，那么湖水便渐渐消退，那儿又成了一片荒滩地，烟波浩渺的大湖仿佛被抹去似的消失了。当然中心区的湖水还是存在的。因为有如此变化，所以很难说清湖的大小和形状。正因为洞庭湖的景色这样多变，所以要用寥寥数语便描写出来就更非易事了。潇湘八景也是这样。你带了人去游览，说这儿就是潇湘八景，结果却很难指定哪一地便是哪一景。当然大致的区域是固定的，但那是指的一大片地方，不像近江八景那样，这儿必得有三井寺的大钟，那儿则限于粟津的青岚这样局限性的景区。所以，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潇湘八景在你眼前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诗人作诗吟唱，画家作画描绘，眼前的题材不一，作出来的作品也大相径庭。简而言之，艺术家可在那儿创造出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潇湘八景。”

我虽曾去过中国，但多在上海周围一带，对中国腹地的景色则一无所知。在去南京的途中，去西湖的旅次，透过火车的车窗所望见的乡村景色很多仍历历在目。我坐夜行列车从上海出发，临近南京时正是拂晓时分，从难以安寝的睡梦中醒来，睁开惺忪的睡眼向窗外望去，在离铁路数十米近百米的地方，出现了我自日本出发一个多月来没见到过的山，虽不很高，却是绵延不断。路边不时可见有石雕的犹如鸟居似的高大建筑，此为墓道的石门。昨日夜半时分下起来的雨今日早晨已停了，但还没有完全放晴，四周升腾起了浓重的朝雾。在弥漫的晨雾中，有座百来户人家的村庄寂静地展现在眼前。村里有条河，有小桥，有杨柳的树荫。在所有的国度，乡村里的人似乎都是早起的，可见戴着帽子、穿着长衣的农夫在田里耕作，身穿淡青色宽大衣服的老妇人来到河边洗菜。在尚未完全苏醒的早晨的光线中，我望着所有的这些景物。这是极为普通的景色，但是这普通的景物却使眺望的人的心中感到其内蕴着某种深刻的意味。沪杭铁路沿线的风景也是我所喜欢的，那儿只是一片横无际涯的宽广的平原。麦子都已收割了，收割后的田野上开着一大片紫云英。水边低垂着杨柳，横卧着耕牛，有旧日风貌的农家，有森林。初夏正午的太阳热辣辣地照在大地万物上。地势在渐渐地趋于低平，随着列车的前行水乡多了起来。笔直的一直流向地平线远方的运河，城墙外的护城河，远处浮现出点点白帆，眼前是林立的桅樯。沿河岸而建的城镇。城街后面蜿蜒逶迤的城墙。映入眼帘的皆为诗，皆为画。

译自村松梢风《中国漫谈》，东京骚人书局1928年5月

建筑

在大陆性的中国国内，西湖是惟一的具有人工色彩的风景的典型。在方圆五里(1)多的这个小小的湖周围及湖中的几个岛上，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文明、艺术情趣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人文景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于自然之上，它可以给予人们以自然的造化所难以企及的艺术上的感动。西湖的美大部分体现在它的建筑上，湖光山色只不过是使所有的建筑显得更美的背景而已。游了西湖之后我才真正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建筑之国。

中国的建筑，我在西湖之外的其他地方所见到的艺术性的建筑大抵也是这样，用材都极为粗劣，装饰也真是十分粗糙。因此进入房屋内部仔细观赏的话，差不多都会失去其价值。中国的建筑是应从外和面来欣赏的建筑，而且须置以相当的距离。就适宜于从远处观赏的建筑这一点而言，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过于中国。我国的建筑在用材上十分讲究，在局部性的艺术构筑和装饰上都极为精巧，以此而言，有些可居世界之冠。但在外观的整体美上，却怎么也不能与中国相媲美。日本的建筑注重内容，而中国的建筑则全力倾注于形式。日光的阳明门、芝山的灵庙，或是安艺的宫岛等处(2)，看上去其外观上的美和艺术感兴的丰富程度竟会不如西子湖畔的一家茶馆。

去西湖游览的人，一定见过隔湖而立、分别位居于南北两山、遥相对峙的两座古塔吧。南面的塔为雷峰塔，北面的塔为保俶塔。两座都是年代悠久以砖瓦建造的古塔。但是走近一看，塔体已是颓败剥落，外壁和塔顶上不时长着一丛丛的杂草和不知名的灌木。雷峰塔塔身大而低矮，犹如一口伏在地面上的挂钟，保俶塔则细而高，像一柄长枪直插云天。两塔南北对峙，形成了绝妙的对照。正因为有了这两座塔，西湖的景色顿时就增添了梦幻般的色彩。它使人想起了一二千年古老的历史和传统，在游子的心中深深地留下了虔敬、神秘的印象。

离了湖畔折入山路时，可见山上长着稀疏的杂树，树下长着一大片茂密的蕨菜，已有三尺来高。翻过这座不太高的山下至那一头的山麓时，有一座名曰清涟禅寺的寺园。一块写着“玉泉古迹五色巨鱼”的石碑置立在门前清冽的溪流边。寺内有一个长方形的大泉池，如玻璃般透明的水中游动着无数长达三四尺的大鲤鱼。在泉池的三面围绕着水榭式的建筑，正面的栏间有一木雕的大匾额，上写着“鱼乐园”。不高的水榭从三面将各自古雅的倩影投映在青碧的泉水中。这是多么和谐、多么清寂的景色呵！伫立在此，觉得自己已彻底远离了喧杂的尘世。

云林寺是一座巨刹。在宽广的寺园内好几座殿堂楼阁和古塔相毗邻，庄严壮丽，互相争雄。从其后山上的韬光寺的寺园中可一览湖山胜景，令人叹为观止。韬光寺周围峰峦叠嶂，山谷交合，唯有朝南一面对着浩渺的西湖。上韬光寺的山路两边是一条绵延的竹林。极目所视，山岭均被苍郁的老树所覆盖。在苍山和绿树之间不时露出了亭台楼阁的飞檐翘角，宛如画舫翘起的船头。周围氤氲着淡淡的云烟。南画的所谓山景楼阁图便是依此创作出来的吧。

不过，最集中地体现了西湖建筑精粹的，还得数湖边的各种建筑物。湖水与建筑物的融和，建筑物与庭园的融和。沿湖而建的各种茶馆、酒楼、别庄。这些都是极尽建筑艺术的技巧，美奂美轮。我曾见过堪称其代表性建筑的刘庄，这是一座位于湖西畔的古老的宅邸。临湖建有一楼门，楼门的样式错杂反复，极为精彩。寂静地依水而立的情景真是令人心醉。我叫船夫靠了岸，入邸内去看了一下。门口有个看门人，在卖着粗点心、甘蔗和黑慈姑等。里面无人居住，所以谁都可以入内去看，房间很大，弯弯曲曲的走廊无尽似的彼此相连。庭园虽有些荒芜，水石的构策却极富雅趣。走到一半时有座小门挡住了进路，便叫随行的船夫的孩子唤了看门人来，给了他二十文钱，他便打开小门带我们进去了。里边有座很气派的殿堂，供奉着神明。从湖上一开始看到的楼门便矗立在堂前。楼门历经风雨的侵蚀，已相当破败，却一直无人修缮。园里面也有几栋房屋，无数的房间由走廊相连。不久前似乎还有人住过，一间小房间里放着一张挂着帐幔的床，里面还有些装饰物留存在那里，像是一间女子的闺房。我未加以探查，故亦不知此处宅邸以前曾有何人居住。不过从其精雅豪奢的程度来看，一定是称雄一时的豪门大家。我心里在试想往昔中国人这种极尽风雅的生活图景。

出处同前

(1)译者注：这里是日本里，一里相当于3927.3米。（除特别标注处，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阳明门，指位于日本栃木县东照宫内的阳明门，又称作日暮门，建于江户时期，为东照宫正门，门楼饰有多种雕刻和壁画，集江户时期的建筑工艺精粹于一体，风格纤巧华丽。芝山的灵庙，此处也许是指日本千叶县芝山村的天台宗观音教寺，具体不详。安艺的宫岛，此处当指日本广岛湾西南部的宫岛，岛上的严岛神社颇为有名，整个宫岛为日本三景之一。

中国的庭园

附近还有几处有名的别墅式的宅邸，被称为素园和高庄之类。除宅邸之外，我来到此地还初次认识到了中国庭园的美妙。每处宅邸的园内都修池叠石，栽种竹林和杨柳。楼阁与楼阁之间有潺潺流水，水流的深处植一丛竹林。水榭处架有一小桥，泉石流水之畔有依依的垂柳，水流一直注入湖中。这是刘庄庭园的风景之一。

竹林的清雅以高庄为最。总体来说，江南一带是竹子的产地，到处皆有竹林。竹的修美无与伦比，南画中多以竹为题材便是很自然的事了。不过，同为竹，此竹与日本的竹感觉不一样。日本竹子的产地在京都一带。宇治，山科，嵯峨，这些京都的近郊地都有秀美的竹林。但是京都的竹林其秀美的程度毕竟不能和中国的修篁相比。中国的竹，是专为入画的竹。而京都的竹，则是用于制作落水管、竹篮或是采掘竹笋的竹。竹子虽无心灵，但两者之间却有等级和品位的高低。园内有濒于颓败的土墙，墙垣的前后皆有竹林。茂密的竹林对面有一个六角亭，亭内有类似竹林七贤般的人物正在品茗闲谈。这是高庄庭园景象的一隅。

看了中国的庭园之后，我体悟到了这样一点，即庭园是为建筑物增色而修建的。中国的庭园宜于从外面观看，这是与日本的庭园在意趣上不同之处。日本的庭园是宜从屋内、从席地而坐的客堂上望出去的园林，任何一座名园都是依此精神而设计的。我到京都去曾看了银阁寺。这座东山时代(1)的代表性庭园的秀美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次我借了园内的木屐信步走到山泉处，我清楚地记得，其时我远望着庭园内的景物，此时我内心所激起的感兴，只及我从东求阁的客堂中眺望时的几分之一。山谷的八佰善的庭园规模不免过时，谈不上是一处名园，但从代表了文化、文政年间(2)市井的情趣这点而言，倒是一座相当雅致的庭园。我也曾怀着好奇心一度下到那座园内去走走，但径边的树枝不时地碰触到衣袖，飞石上也难以行走，不禁使人感到逼仄狭隘，心情不畅，并未引起特别的性味。日本的庭园，不管是哪一处，都是宜于席地坐在客堂上欣赏的庭园。因此其多为模拟大的自然形象。泉水拟作池水，池水则拟作湖水，一片植物要看作树林或是森林。竹管内的淙淙流水令人想起激流奔涌的溪谷。你将这所有的景物都从某特定的视角统一去观赏的话，才能了解日本庭园的旨趣。以观赏庭园本身来作为造园目的的庭园，可谓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像日本这样的水准。但有一长难免有一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论及建筑与庭园之间的和谐、树木的阴影等诸方面，日本的庭园就要落在后面了。大致而言，日本庭园的建筑物都赤裸裸地呈露在空间中。银阁寺是作为庭园的点睛建筑而建的，因此它与树木和泉池之间显得交融一体地和谐，但即使如银阁寺这样的名园，若从银阁处来远眺其主建筑的东求阁，楼阁与庭园如同两个独立体，毫无关联。白天御殿的庭园也好，大隈侯的庭园(3)也好，庭院本身是相当地典雅，但作为其中心的建筑物却裸立在野天之中。谈到这一点，不管是哪一处中国庭园，园都是作为建筑物的附属体来体现其价值的。林木掩映着楼阁，泉水倒映着堂榭，它力求做到从外部眺望时能如一幅画一般和谐隽秀，并且从屋内望出去也绝不会失去雅趣。正因为它不像日本庭园那样去比附模拟宏大的形象，所以反而可以充分体味闲寂清雅之趣。若将日本的庭园和中国的庭园折中一下，能否产生出同时达到两者选园旨趣的理想的庭园呢！我期望中国的造园专家能对此加以考量。

日本的画家中携载笔砚旅迹江南的人近年来似乎有了显著的增加。交通便利自然是其原因之一，同时它也表明了画家的研究志气十分高涨，人们已不满足于募临原有的那些粉本，我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尤其是画中国画的人应该到中国去，充分地研究中国的自然山水。山川的形态、田野的景象这些自不必说了，即使是一棵松树，一丛竹林，在日本所想象的与在中国所见到的感觉也不一样。一木一石皆中国。乃是因为地质相异，空气的干湿程度也相差很大。你到了画人物的阶段就更不用说了。你若要画人物而不去中国做实地的人物考察，那么画出来的人毫无依据。在画家中时兴到中国去旅游这现象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有益的风潮。

若浏览一下上海的日本报纸中的船客往来栏，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来去的画家姓名。曰著名大家某画伯，曰新秀某画伯，曰无名画家某某氏，或是老画家，或是青年画家，令人目不暇接。但若是看一下这些画家到了上海的行踪，十人中有十人去了苏州。他们下了船以后，似乎在上海宿一两天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提着行李立即匆匆忙忙赶往苏州去了。苏州在日本人中竟这样地出名，尤其在画家中间已成了取材入画之地了。确实苏州是值得一去之地，从某方面讲，画家都趋之若鹜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江南天广地阔，即使不去苏州，其他地方也有取之不尽的绝佳素材。就像堆弃的石头一样取之不竭。尽管如此，却还是像乡下人买东西必称三越一样，当我看到画家诸君不管是张三、李四都一律涌向苏州时，忍不住要失笑。日本人对于苏州竟然已是如此地憧憬向往，他们头脑中的苏州差不多已成了一种模式，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很怀疑他们在苏州能画出怎样的画来。为什么不去一些完全为人所未知的地方，在恐怕连中国人的画笔都未染及的全新的素材上创作出一些力作来呢？只有这样才具有旅迹中国的意义。我竭力劝谏今后新去中国游览的画家能留意这一点。

出处同前

(1)东山时代，至日本室町中期（15世纪）将军足利义政的时代。1483年义政移别邸至东山的山庄（即村松文中的银阁寺），故名。这一时代是日本能乐、茶道、绘画、造园等诸艺术极为鼎盛的时代。

(2)文化、文政为日本江户晚期（19世纪上半叶）两天皇的年号，这一时代町人（经商的市民）艺术达到烂熟的阶段，市民小说、浮世绘、俳谐诸领域人才辈出，地方文化也极为鼎盛。

(3)白天御殿的庭园，暂不可考。大隈侯的庭园，指日本近代政治家大隈重信（1838—1922）建于现早稻田大学近侧的庭园，颇有风情，译者曾在院内的完之庄数度进餐，有溪流自屋旁潺潺流过。庭园现定期对公众开放。

都市的风景

在上海的市区中也有不少与众不同的有趣的景色。苏州河渐渐地流入了黄浦区，在河口处有一座外白渡桥。无论是站在桥上眺望出去的四周的景色，还是从河口三角洲上那座小小的公园眺望的铁桥的景色，都是上海独有的街景。在苏州河的河口两岸，一边是公园，一边矗立着砖瓦建造的各国领事馆。紧靠河岸系泊着无数的小帆船，在黄浦江上则停泊着军舰和轮船等。公园里树木不多，大部分是草坪和花坛，置放着很多长椅。不管什么时候去，长椅上总是坐满了一对对夫妇或是带着小孩的父母。有几伙歪戴着鸭舌帽，穿着皱巴巴的大方格上衣，系着红领带的流浪汉模样的人趴在草坪上在闲聊。从树桠之间可以望见市区远近不一的各式楼房……

从老靶子路的交叉口沿北四川路再往北行约两百米左右，街道变得狭窄起来，曲折蛇行的小街，形状奇妙的屋顶线条，墙壁的颜色。若以此为油画的题材一定很有意思。在静安寺路的尽头有座静安寺，寺外有古旧的围墙，沿墙的街上矗立着两三棵高大的朴树。若稍站远点将这朴树、围墙、古寺一起收入眼帘，就成了一副很凝练的画。

从我所住的老靶子路走不多远有一条叫昆山路的马路，路边有座极小的公园。虽称为昆山花园，却没有任何花坛或花草，只种着几棵树，这儿完全只是小孩玩耍的地方，通常人们称其为儿童公园。从下午到傍晚时分若从公园走过的话，可看到很多孩子在玩投球之类的游戏。但正因为是儿童的游乐场所，所以一到了夜晚便人迹杳然。瓦斯灯在地上投下了青白色的光影。

在一个春雨初霁、雾气迷蒙的晚上，我曾从该公园一旁穿过走到北四川路去。那一带都是砖瓦结构的楼房，从三层到五层楼不等，路边排列着这样的大住宅楼。那儿有一片向内斜进去的空阔地。站在空地的入口处向里望，暗幽幽的漆黑一片。两边的楼房和最里面尽头处的楼房的屋顶，在迷蒙蒙白茫茫的天空中呈现出高低错落的轮廓。只有在里面的一座楼房上，有一扇高高的窗户亮着灯。看上去就仿佛是一片黑暗中的一只眼睛。轻如薄纱般的夜雾一直弥漫到了空地里面。

这是非常浪漫的、充满梦幻色彩的景色，但我以后多次走过，见到的却只是很普通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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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

若看到两三个中国人聚在一起喝茶的话，桌上必定放有西瓜子。他们将瓜子一粒粒放在嘴里，用门牙“咔嚓咔嚓”地咬开，只将薄薄的瓜仁吃进肚里，而将壳吐得满地皆是。喝茶通常用茶杯，而去菜馆或是茶馆的话，用来喝茶的却是像日本的饭碗形状的茶碗。茶房通常将一撮绿茶的茶叶放入茶碗中，再注入开水，盖上茶盖端给客人。喝的时候稍稍掀开茶盖，端起茶碗微微向自己这边斜过来慢慢地啜饮。就这样，有时端起茶碗啜几口，其余时间则是不断地吃着西瓜子，悠然地聊着天。说起中国人悠然的一面，恐怕是三两人聚在一起喝茶闲聊时最能体现出来了。中国人是非常爱好喝茶的民族。无论到世界何处去，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频繁地喝茶了。坐火车的话，车上便有侍者立即提着大茶壶和茶碗来，给你倒了开水后离去。没有必要像日本那样从车窗中探出头来大声吼叫，而是在桌上放着茶壶和茶碗，悠然地喝茶。中国火车的好处便是各等车厢皆有桌子。桌子是细长形的，乘客隔着桌子面对面坐下，很方便。无论是喝茶、进食、读书，要是有伴还可一起打牌玩，有了这张桌子真不知有多方便。像日本的火车那样只能往后靠的话，首先就极易疲倦，很难受。有桌子的话就可以将手搁在上面，或弯起胳膊托着脸，或是趴在桌上打个盹儿，身体实在很轻松。日本为何不早点也改成这样子呢？我曾坐过日本火车的一等和二等车厢，遇到车内很挤无法动弹的时候，真有如被领进初次拜访的人家的客厅内一般，从早到晚只得正襟危坐。无论怎样耐心好的人遇到这种时候也受不了。坐火车并不是为了去学习什么礼节规矩的，所以希望能早日加以改进。我们还是回到喝茶的正题。大约每隔一小时车上的茶房便过来加开水。哪怕坐一整天车，下车时只需付十文钱或是二十文钱的茶资即可。

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哪儿都有茶馆。茶馆的规模都很大，一般都是大房子，楼下楼上都放置着数十数百的桌子。从一早就有客人进来。茶钱哪儿都是每人十文钱。像上海一带的大茶馆，大可容纳数千人，这种地方到了晚上大抵变成了卖春妇营生的场所了，无法神闲气定地悠然喝茶。

在上海以品位最高而著称的茶馆中，有一家位于广东路街角上的同芳居。这家茶馆底层是食品店，主要卖蜜饯等。走到店最里头有一很宽的楼梯，上了楼梯来到二楼，以日本而言，就像以前本乡青木堂那样的风格。不过房屋、桌椅茶具的精美都远在青木堂之上，茶也好。这儿的蜜饯在上海也是独占鳌头。尤其是莲心和蜜枣做得相当好，我常去那儿买。

二楼分割成一个个小间的墙上开着一个圆圆的月洞门。在这边的房间喝着茶向对面的房间望去，对面有四五个人正在围桌品茗闲谈，其情景正好镶嵌在月洞门的门框内，别有情致。对面还有插着桃花的花瓶，极富中国情调。

坐在那儿时，来了一位画家，拿着几十张写有诗的半截大小的纸，问要不要买。我试着问了一下价钱，答说五张一元。那位画家看上去五十岁左右，留着稀疏的胡须，瘦瘦的，小小的眼睛热情地微笑着。

若到乡村去可找到很舒适雅致的茶馆。在我所去过的几家中，南京城外雨花台山麓的那家茶馆，挂着“露花台第二泉”的匾额，还有西子湖畔的很多家茶馆，都是令人流连忘返之地。

中国人食西瓜子的习惯由来已久。西瓜子有消除脂肪之毒的功效，从生理上而言，像中国人那样大量食用高脂肪食物，也有必要常食西瓜子。怪不得中国人常食用瓜子。不管到哪儿去，只要端上茶来必同时奉上瓜子。到艺人馆去也好到娼妓馆去也好，客人到了那儿后立即端来茶和西瓜子。西瓜子都是放在盘子里的，她们便抓一小把放在桌上一粒粒为你嗑开。但是若是吃不惯瓜子的人，要顺利地嗑开瓜子壳也绝非易事。若能很在行地嗑开瓜子壳，好歹也算一个中国通了。

和西瓜子相比，南瓜子的壳薄而软，吃起来要容易多了。味道似也比西瓜子好。我一开始不知道，在西湖荡舟游览时，在岛上的茶店里第一次买了南瓜子，在船上作茶食尝了尝，觉得味道甚佳。回到上海后立即到同芳居去买了上等的南瓜子，此后一有空便“咔嚓咔嚓”地嗑食南瓜子。而且在饮中国茶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会体会到一种中国情调。

中国的菜肴繁复多样，相当出色，而小食点心之类则几乎乏善可陈。蜜饯做得很不错，此外的馒头包子、油炸糕、团子之类，到底不如日本点心和西式糕点那么精美可口。所以中国人很少吃点心小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有那么多的点心糕团铺，而中国尤其少。要是让中国人尝尝日本的豆沙馅的糕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说这样的东西一下子吃很多肚子会受凉。吃了豆沙糕团竟然肚子会受凉，我实在不解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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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菜肴

上海有各种中国菜。北京菜、四川菜、湖南菜、南京菜，各地风味的菜馆都有，各自在自己的招牌写明哪方菜肴，以自家的特色吸引客人。不出一地便能品尝到全国菜肴的地方据说在中国也就只有上海了。虽说同为中国菜，但比较一下广东菜和北京菜，就会发现大异其趣。各个有自己的南北特色。北京和广东，在气候和风土上自然大不相同，在人的体格长相、语言风俗上也截然不同。广东人即使到了上海，语言也不通，到了北京就如同哑巴一般。比起青森县的人和鹿儿岛县(1)的人碰在一起，北京和广东之间的交通更加不便，平素彼此间很少往来，因此互相间的隔阂就相当深。从历史上来讲，中国的南北统一，就政治权力集中一处而言还多少有点意义，而欲借此以某种标准来统一民众的生活形态，则在根本上有违于自然了，其无法实现也是理所当然的了。正因为如此，菜肴自然也大相径庭。四川和湖南，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因各个地区不同，地方色彩也就极为浓厚。因此，若要了解中国菜肴的整个风貌，不一一去品尝各地的风味菜肴，就很难说已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我在上海期间，得以有机会品尝了不少各地的菜肴。不过，仅是各个吃了一遍，也还未达到比较研究的程度。即便就某一个菜而言，其烹调制作也非常复杂，以品尝的人的舌感甚至都很难说清这到底是哪一种滋味。而且对于初尝者来说，还有很多东西怎么也吃不惯或不敢吃。这些正是中国菜的特色，因此短期的旅行者仅能凭借自己的口味和爱好说一句好吃而已，而不能对中国菜的本质有鞭辟入里的深刻见解。不过，总体而言，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一般来说味道不错。夹一筷放在嘴里时，立即有一种滋厚的、浓郁的味道融入舌中，深入整个口腔内，使人沉湎于一种感觉上的陶醉状态。就这一点而言，没有其他食物比中国菜肴更具有魔力之功效了。中国菜是彻头彻尾的需用舌觉来品味的菜肴。不像西菜和日本菜，还需要视觉和嗅觉。因此，就缺点来说，它缺乏一种雅致的情趣。但这毕竟只是外国人基于自己的主观标准所做的判断，而中国菜的理念是，食物只是诉诸舌觉、以美味为其最高宗旨，因此外国人的评判对中国菜就有点隔靴搔痒了。中国菜是崇尚实质的，这正是中国人的国民性。

就像菜肴本身缺乏雅趣一样，菜馆的设施也好餐具也好都很煞风景。像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里即使被称作一流的菜馆内，也只是在涂上了红粉或是油漆的板壁和柱子上，挂着香烟广告的美人画来充作装饰物，餐具等也非常粗劣。在这煞风景的房间里，一大伙人围着大桌子，先后将筷子或调羹伸向一盘菜或是一钵汤。而正式用餐的场合，是只有一张桌子，通常围坐着八个人或十个人。一盘菜被端上来时，按规矩大家一同将筷子伸入盘内。这种食用法是由菜的性质所决定的，若将大盘中的菜一一以小碟分派给每个食客，其美味将失去大半。另一种说法是，中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便富有神秘性，即使是个人间的交往，彼此也往往不交心，稍一大意便有可能遭到毒害。因此用餐时大家彼此在同一个盘内进食，以示没有恶意和危险，不知不觉便形成了一种习惯。此说真伪难定，但到了中国想一下的话，你会觉得只有在这个国家才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总之，这如今已成了习惯。因此在大家都将各自的汤匙伸入一个钵内舀着啜喝的时候，你也就不会介意了。若是彼此投缘的知己一起吃饭时，饭桌上的气氛就更加融洽无间，十分愉快。但若是同桌者中有带病菌的人，那么便伴有相当的危险。但中国人都无所谓，倒是将自己吃了一半的食物让与他人才是显出其至上的好感和亲睦之意。

在上海虹口日本人集居的地区有条叫密勒路的街，街上有家叫“合珍”的下等饭馆。到了晚上都是苦力到里面去喝酒吃饭，所以其不洁程度就难以用言语表达了，穿着西装革履的毕竟走不进去。可是令人惊异的是，那家店所做的炒面非常好吃。炒面是到处都有，可是连一流菜馆做出来的炒面都不及这家“合珍”，因此在日本人中和中国人中都出了名。我也曾去尝过一回，从此便欲罢不能，三天一次打电话去定了叫他们送来，或是自己特意跑去吃。自己去吃的话是刚炒出来的，味道也好，而且在脏兮兮的小馆子里与苦力、小商贩之类的人一起吃也别有一种滋味，便时常去。送外卖的人模样也和苦力差不多，手上脖子上都黑黑地积着一层污垢，黑乎乎的拇指伸进碗的内侧端着来了。饭食上有一个拇指按过的凹陷处，喝茶的茶碗上残留着黑黑的手指印痕。这家店有两三个这样送外卖的人。其中有一个跟我熟了，每次给他一点小费，以后便会对我非常客气。那人已近五十岁了，头上有点谢顶了，长着一口龅牙。有一天我也去那儿吃炒面了，吃完后还想再吃点饭，他听了后用中国话和日本话混杂在一起对我说：“先生，我们店里的炒饭也很好吃，不尝尝吗？”可我不想吃炒饭，便答说：“炒饭不要，拿白饭来。”这下堂倌态度变得生硬起来，说了一声“好咧”，便走了。不一会端来了我要的饭菜。我坐在稍好一点的雅座上吃，吃完后点燃了一支烟，将目光投向前一看，那秃顶堂倌远远地站在那里捧着一只大碗在吃着什么，他看见了我，露出一口龅牙傻乎乎地笑了，接着他捧着饭碗来到我的身边说：“这就是炒饭呀，很好吃的，不尝一尝吗？”说着将自己吃了一半的饭用自己的调羹舀了一勺送到我嘴里。我一下子窘住了。我一边“呼呼”地拍着肚子，一边对他说：“我已经吃饱了。”可那堂倌不管，直说好吃呀，你尝尝。没办法只得张开嘴吃了一口。堂倌望着我的脸问：“怎么样，好吃吧？”“嗯，好吃。”堂倌听了喜笑颜开，又舀了一大勺：“来来，再吃点。”

在青楼里留宿的早上，那儿的小姐给我端来了红枣莲心汤，她自己也在一旁吃。据说这汤大补元气。我当时不知有此功效，只是当赤豆黏糕汤一般，觉得味道不错，便说道“很好吃”，一碗全吃光了。一看，小姐的碗里还有一半左右，于是她让我吃了一口后自己又吃一口，然后又给我吃一口。她还是有点姿色的半老徐娘，我也并不觉得讨厌。

总之中国就是这样。你要觉得这体现了友好亲睦，那也没有什么不像样，但这样的举止行为在根本上却是由于缺乏卫生意识所引起的。可你又不能对他（她）说这样做不卫生。

日本人用中国的婢女其实最感困窘的事便是这一点。清扫厕所的抹布与擦客堂的揩布她们都彼此不分。当然洗的时候她们也毫不在意地将其放在盛饮用水的桶里洗。中国人的住房里没有厕所的设施，只是在楼梯下面黑暗的角落处放上一个马桶而已。刷洗马桶的人每天都会到各家来刷洗。小便的时候躲在房檐下放一放也不妨，到了晚上便将一个个坛子样的东西放在各个房间里，小便可放在里面，或放在什么桶之类的东西里，你看到什么合适就可以放。有一次一个熟人带我去妓院，我突然想小便，便悄悄地问那带我来的中国人：“在哪儿小便呀？”那人指着对面并排放着的两个桶中的一个说：“放在那里吧。”走近一看，一个桶内放着清水，旁边有个烧水台，清水桶旁边的桶内积着污浊的脏水，浮着茶叶渣和痰什么的。还只是刚到那儿，我一下子感到手足无措了。

“可以小便在这儿啊？”我转过头再叮问了一句。

“对，可以。”

于是我横了一下心就放在这桶里，正放到一半，那脏桶已有了八分满，脏水都“噼噼啪啪”地溅到旁边的桶里去了。

“这下糟了。”我赶紧中止。

“怎么啦？”

“不行呀，都溅到旁边的一个干净桶里了。”

“没事儿，溅出来没关系。”

也许是没关系，但再想一下，这水可能要喝的。我把那个脏桶挪开了三尺远，总算把余下的放完了。

脏不脏暂不说，按我们的习惯，在房间里而且是众目睽睽之下当众小便太不像样了，可中国人根本无所谓。

日本人在吃饭时要是来了客人什么的也要赶紧收拾一下桌面，这已是习惯了。客人这一方哪怕是可以直闯饭厅的很熟的朋友，这时也要说一句：“哎呀，没想到你在吃饭呀！”视线尽量不对着饭桌。看人家吃饭或是当着别人的面吃饭，这在双方都是不礼貌的。可在中国却正相反。当着别人的面吃饭既非失礼，也没什么难为情。正相反，吃饭是件很可夸耀的事情，因此尽可能当着别人的面吃。上海的租界一带倒没有这样的情景，可你要到小城市去，商人们都走到店门外，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店。要是一般的住家，就会走到门口，面对着街道或蹲或坐着吃。要是个男的，就会捧着碗拿着筷，在街上走来荡去让大家都看见他在吃饭。当然这是下层社会的众生相，对他们来说，吃饭是一件又开心又光彩的事，非得要让别人看看。由此我们可以想象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多数民众是如何地与饥饿搏斗过来的。

到了饭馆里也一样，若是日本人就尽可能选一个靠里面的雅座坐下来。可在中国正相反，他要尽可能占一个从街上可看见的桌子，所以里边总是空着的。不管是眉目俊秀的贵公子模样的年轻人也好，还是白发长髯的老人也好，将桌子上米饭盛得堆成山一般的大碗凑近自己的脸，瞪大着眼睛望着街上，一边握着漆成红色的长长的方筷神情悠然地吃着。这种碗一般都是蓝花瓷碗，以前传入日本的这种蓝花瓷碗，善饮茶者都很喜欢将其作为盛放糕点的器皿，中国没有这种陶瓷的糕点盘。

上次去登南京城外的雨花台时，看到一个讨饭的老婆婆手里拿着的蓝花饭碗已年代久远，想以五文钱或十文钱买下来带回日本去，在碗上刻上“雨花台上非人传来之茶碗”的铭文向人夸示，于是便对她说你给我看看，一看才发现是已裂成三块后重新烧补起来的，好容易生出的雅兴也全没了。老婆婆的神情很尴尬，于是就给了她一文钱要下了这个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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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森，位于日本本州最北端的县。鹿儿岛，位于日本九州最南端的县。两地一北一南，相距千余里，气候、风俗差异都极大。

苏州游记

一

十一月九日。

我和欧阳予倩(1)君坐上了上午八点五十分从上海开往南京的列车。我们买的是二等车票，可二等车厢已满座，于是便让我们以二等的票进入了一等车厢。一等票是四人一间的小房间。房内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上了年纪的男子，与予倩君竟是熟人。

一直到昨天，上海还是非常暖和，今天早上突然冷了起来。予倩君已穿了厚厚的外套，还戴上了围巾，我只是穿着单衣，外套也是薄薄的一件，身体不禁觉得有点发冷，心中颇为担心。

车上的侍者跑过来问要点什么。我还什么都没吃，便要了咖啡、烤面包、煎鸡蛋等。我与欧阳予倩君是第一次外出旅行，予倩君是一个非常温和宽厚的人，对我这个任性唐突的人来说真是一位十分理想的旅伴。我可以将一切都听由予倩君去处置。我们在车上谈戏剧、谈朋友，话题无所不涉，所以旅途一点也不寂寞。先我们而在的那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见予倩君日语说得这么流利，一直看着他，脸上露出了钦佩的神色。我们的谈话很多涉及上海的田汉，今天早上田汉一定在打喷嚏了吧。反正说他的话也不会是什么好话。予倩君说他近来在研究近松门左卫门(2)，打算将他的作品译一两部出来。

“这真是件大好事。只是将现代作家的短篇翻译几篇便会介绍说这就是日本的文学，这多少有点曲解了日本文学的面貌。日本的古典中有很多优秀之作。中国的古典作品已全部介绍到了日本，而日本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可说仅此一人。你注意到了近松和西鹤(3)，这正是我们所十分期望的事。”

在聊着这样的话题时，火车已临近苏州了。车窗外出现了阳澄湖。湖面并不宽，湖水在江南却是少有的清澈。此湖以出产蟹而著名。

十点稍过车到了苏州。我们在这里下了车，在车站前雇了一辆马车。坐敞篷马车的感觉十分惬意，可见到远处的城墙，大路的两边种植着柳树。稍往前行，可见到墙垣古旧的住宅和也许是传教士居住的红砖楼房。运河在城中流淌。是我所熟识的安闲的苏州。行驶了约一二公里，来到了城外的一条繁华大街。街上有好几家大旅馆。我们进了一家名叫苏州饭店的旅馆，这是一家西式的漂亮的旅馆。我们被带到了二楼的房间。

予倩君在本地有一个弟子，便叫茶房送了一封信过去。然后我们俩去附近一家叫大庆楼的菜馆去吃午饭。这是一家有历史的大饭店，我们在二楼阳光充足的桌边坐了下来。二楼中央部分形成一个四方形的空间，从那儿可清晰地望见下一层厨房间的情形。厨房间很大，有十几个炉台，每个炉台上各有一位厨师在烹调菜肴，规模很大。

为了驱寒，我喝了很多酒，吃了不少菜。刚才见到的阳澄湖的蟹也上来了。喝得酒酣耳热。

“欧阳先生，今日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事？”

“在后藤朝太郎(4)氏所写的文章中，写到了在苏州城外的运河上泛舟怀古的情景，后藤先生的文章写得是不错，不过这河上泛舟恐怕挺有意思，我也想体验一下。”

“行啊。”予倩君立即应允了，“现在先在城里逛逛，然后再坐船正合适。要不要顺便叫几个女子陪陪啊？再吃点东西。”

“那就更好了，一切都由你费心了。”

“我刚才修书去叫的人过会儿就来，我们就由他去操办吧，肯定很有意思的。”

予倩君说他兴致也很好。据后藤的文章说，只有在河上泛舟游览，才能真正体会到苏州的情调。各地来的民船停泊在河面上，他们以不同的方言互相交谈，唱着各自家乡的民歌。不时地从沿河的人家中传来胡琴的声音，窗台上有时会出现女子的半身倩影。所有的怀古思幽之情就自然地溶入了平滑的水面上……我的脑际浮现出了文章中所描写的情景，想到自己也可以去经历和体会这样的场景，心里不禁感到了一种战栗般的兴奋和快乐。

出了大庆楼回到旅馆里，欧阳先生的弟子已在等着我们了。是一位姓龚的脾性温和的人，年龄约比我们小三四岁。龚先生以前有志于做演员，因此入门做了予倩君的弟子，后来中途改了主意，现在在故乡苏州的一个剧场里担当会计之类的工作，不过有时还写些剧本什么的。龚先生今天做我们的导游。

正要出门的时候，我大概是空腹饮酒，又吃得过多，心里觉得有点想吐。于是索心用两个手指扣入咽喉将积在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这样稍微好受了些。

“要紧吗？”

“哎，已经没事了。”

三人出了旅馆，在门前坐上了黄包车。今天计划看看城外。有一条两边种植了樱花树的宽阔的大道，那边就是日本租界。上一次我曾来过苏州，但清晨四点左右到的，早上八点左右就坐火车离开了这儿，哪儿都没能去看。在一家旅馆休息了两三个小时，这家旅馆应该在这一带的，我一边思忖着一边寻找，但这已是六年以前的事了，记忆有点模糊。

龚先生一开始带我们看了两三处寺院。我腹中还留存着一些残物，便吐在了寺内的庭园里。然后去了有名的留园。这座名园比耳闻的还要宏大。留园为已故的盛宣怀氏的私产，现在仍为其后人所拥有，听说这一座园林值一千万。建筑大部分为回廊，建筑师在回廊上倾注了极大的功夫。在池塘的一端筑起了一座纯由石头垒起的假山，池上有一座九曲石桥。总之规模不小。园的一隅有一小山冈，顶上筑有一祠庙，四周古树苍郁。其下是绵延的土墙，路对面有一长列围墙颇高的建筑，据说是尼姑庵。予倩君告诉我，传说有个男的每天在这山冈上眺望对面的庵堂，结果与一年轻的尼姑互有了情意，一日越墙翻入尼庵，结果发生了一场悲剧等等。

出了留园我们前往虎丘。那一带都是原野、田地、住家及荒地，只有一条很窄的坑坑洼洼的道路，坐在车上颠簸得厉害。我们的三个车夫都是二十岁前后的年轻人，力气都很大，互相大声说笑着跑得飞快。也不管有没有路，拼命地往前拉。有个车夫在奔跑时“啐”地吐出了一口痰，被风吹到了欧阳予倩君的脸上。

“喂！”予倩君呵斥着用手帕在脸上擦了又擦。

这时谁叫了一声“呀”，车停了下来，一看，原来是我坐的一辆黄包车的轮胎脱落了，里面红色的内胎像一个鼓起的瘤团似的露在了外面。车夫摆弄了一下硬把它塞到了里面，又拉了起来。

“有问题吗？”

“没问题，是轮胎破了，不过没关系。”

他也许是没关系，可坐在车上的我却感到挺危险。我觉得轮胎说不定一会儿就要爆破了，坐在车上战战兢兢的。他们尽走一些崎岖小道。总算来到了一条宽及一两米的街上，我们像是在高墙和高墙之间的夹缝中穿越而行。不一会儿来到了一条河边。河宽仅约八九米。河边一幢接一幢的都是房屋，有一边屋檐下是一条道路，有一排像是做批发的商店。不时地可见一座座的石桥，拱形的桥体下不时有船驶进驶出。过了这座桥又沿着对面的河岸向前行驶，河面渐渐宽了起来，对岸尽是些宽大的住宅。墙院内耸立着落了黄叶的古树，岸上立着数株形态婀娜的杨柳。白色的粉墙静静地倒映在水面上，河上有民船在缓缓地移动。与这样的诗情画意相对应的，是河边的满是垃圾的脏污的街道。街上有简陋的菜馆、旧用具店、打铁铺、下等的饮食店。路边蹲着石狮子，街上立着石制的牌楼，驴子“嘚嘚”地走过，下层的劳动者聚在一起赌铜钱，成群的鸡，老人，小孩，狗，猫……不时地可看到有人在用麦秸编织着什么，多是孩子。我喜欢中国肮脏的街道，胜过在漂亮的大街上行走。因为在这样的街巷中，一眼就可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的生活实相，这才有意思。

虎丘寺与中国所有的名胜一样，已是荒芜不堪。门内的路两边长满了杂草，土墙仿佛顷刻间就会坍塌下来似的。但里面有很像样的寺庙，耸立着古塔。在犹如石洞的地方有一塘小而深的池水。此池称为剑池。有一片十来米见方的平地，地上突出着一块石头，据说此为名僧向众人说法的讲坛石。说法时据说周围的顽石都会纷纷颔首点头。不知是什么年代的事，据说在这一块石头的座席上曾杀死过一千人，其血渗流至石头内，至今仍残留着斑斑痕迹。

塔在山顶上。这是一座古代的砖塔，但已严重颓坏，塔顶及四周丛生着杂草和灌木。周围是一片田地。来到近处一看，塔身实在过于破败，不由得生出几分凄楚苍凉的感觉，却并不觉得它的庄严雄伟。不过在这广袤的姑苏平原的正中央孤然耸立着的这座虎丘塔，却能使人感到这古塔象征着整个苏州的历史。

带我们游览的龚先生从寺里打电话到城里联系我们傍晚坐船的事。然后我们来到望苏楼内的二楼饮茶小憩。坐上了在门前等候的黄包车踏上归路。半途中我坐的那辆车内胎又露出来了，车夫拾来了一段旧绳子将轮胎绑扎起来。在他做手术的空隙，我下了车站在一边。就在路边的一户人家内有四五个女孩子在编麦秸。其中有一个十三四岁模样长得非常秀美的姑娘，这孩子穿的衣服也很漂亮。沿着来时的道路，我们回到了苏州饭店。

二

我大概是前一天晚上睡眠不足，而且白天又呕吐了一番，人觉得十分疲惫。到了傍晚还得去坐船，因此想在这间隙休息一下，于是便和衣躺在了床上，一会儿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阵喧杂的说话声使我醒了过来。好像来了两三个女子，其间还听到了男人的声音。人们在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欧阳予倩君一个劲儿地在说着什么。我觉得脑袋很沉，连出去也感到很倦怠，便继续垂挂着帐帷躺在床上。

过了一会儿，说话声越来越纷杂，噪音也高了起来。予倩君像是在竭力陈辩些什么，我依旧不加理会似睡非睡地躺着。这时予倩君走到了我的床边说：

“村松先生，你还睡着吗？”

“没，已经醒了。”我稍稍撩开了帐帷抬起了头，几个女子一下把眼光转到了我这。

“事情有点弄糟了。”

“听动静好像是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游船的事情，现在来到这里的是青楼里的女子，情况和我们原来所考虑的大有出入，说是无论如何得要一百五六十元钱。”

“这可是太离谱了，这钱都用在什么地方？”

“船方与青楼两边都要给钱。按惯例在船上都要打麻将，十二个客人每人要抽三元钱，那么一桌是三十六元，这钱是给青楼的费用。她们要求开两桌，即使不玩麻将也是这个收费。船方也要给钱，另外还要叫十来个陪船女。给她们的小费是每人两元。另外船菜一桌要二三十元，船上跑堂的也要小费。这样加起来至少也要一百五十元到两百元左右。”

“这可是不得了，怎么会把事情弄得这么大呢？”

“具体我也搞不清，总之，她们说是已这么准备好了。龚先生听说这件事也大吃一惊，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的想法是先回绝一方，游船和青楼你看回绝哪一头？”

“青楼那边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本来的目的就是想坐船嘛，到了青楼那边又是宴会又是打麻将的，根本就没有意思嘛。”

“那倒也是，那么就回绝青楼吧。”

我们这么商定后，予倩君便又与她们开始交涉了，那几个女人叽叽喳喳犹如雀噪似的讲个不停，予倩君面对三个女人也是激红了脸，拼命地试图向她们辩解。这样反复交涉了一阵后，予倩君又来到了我这里。

“这件事很棘手。她们不同意，说是菜也准备好了，陪伴的女人也叫好了，现在再要回绝没那么简单。又问了一下船的情况，又大出意料，说是这艘船基本上是不能动的。这是一艘很大的船，专供在船上举行宴会用的。”

“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究竟为什么会定这样的船呢？”

“我也搞不清楚。”

正在这时候龚先生回来了。于是把龚先生叫到屋角问他怎么回事。原来事件是这样的：龚先生听了我们想坐船的事后，其实他也不大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便从虎丘打电话将此事托给了他的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在麻将台上刚刚上手，脱不开身，便说道：“上海的欧阳予倩来了，托我办这个事，倒是挺麻烦。”说着，正好来了一个人，接口说道：“这种事情简单得很，我来给他们联系吧。”说着便接下了这件事。就这样联系人从一个转到另一个，又转到另一个。最后接办的人将此事联系到了苏州第一的青楼，青楼接此买卖，欢天喜地地赶紧预定了一艘最大的船，又精心准备了晚宴和陪伴的女子，一切弄妥后便派了这几个女子来接我们去。后来才听说，苏州自古以来即有这样的游乐。当然这是富豪的奢举，一年才一次或是三年一次。而且有如此豪举，青楼也不只是陪在一边而已，而客人口袋中也得有个一百五十元二百元才行。予倩君因是名闻遐迩的演员，青楼里也欢欢喜喜地把这件事接了下来。后藤太郎氏的文章现在给我们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灾难。我们原先的设想是雇一叶小舟，叫两三女子，备上一点酒菜，泛舟河上以领略其浅酌低唱的情趣。我若是三井或是岩崎(5)的公子，而予倩君是袁世凯或是盛宣怀的公子，那么这种事情就根本不算一回事了，而对我们这种坐二等列车、出门以步代车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了。龚先生也一个劲儿地向我们道歉，他本来就是一个像猫一样温驯的老实人，不可能由他自己来圆满地解决这件事。我与予倩君促膝进行了商量。说实话，此时我俩真想拍拍屁股溜之大吉的，但担心夹在中间的龚先生以后会有麻烦，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万般无奈之下，就当是遇上了火灾吧，决计去青楼，但至少得回绝这不能动的船，快快地将此事通报给了船方。船方立即派了两三个年轻人过来，一脸怒气冲冲。他们说这船一年才用几次，光打扫一下就费了很大的工夫，现在再要回绝实如晴天霹雳。我们在一边低声细语竭力平息他们的愤怒，反复说明事情的原委，并答应解约之后出若干赔偿金。他们提出要赔十二元，我们一再说好话，将金额还到了六元，总算将此事了结了。麻烦的是青楼，可这几个女的都不答应，于是今晚便去那儿举行晚宴。

嗣后的事也大大折腾了一番。举行宴会必得要邀请客人，欧阳先生给苏州所有的熟人都发了请柬，加起来才得三四个人，而且不凑巧这三四个人全都不在。这次由龚先生出面奔走了，也不管张三李四阿猫阿狗凑满了七八个人。我躺在了床上，头却越发沉重了。中午吃得不舒服，胃也感到难受。在这一次的异国旅行中竟要将素不相知的陌生人邀集到青楼去举行宴会，这样的事光想想也令人腻烦。但这也是降临到身上的灾难，无可奈何。男子出门便已树敌七人，更何况我是离开了日本来到了中国，我可不能做有违义理丢了日本人信誉的事。这么一想顿感勇气倍增。行，你要的话我把生命脑袋都给你！想到这里一骨碌地下了床，把领带重新系戴整齐。

天黑以后我们出了旅馆往青楼。进了城后稍往前即有一条河，河上有座桥。我们沿河行走折入一条巷子，这是一条贫民窟似的暗旧的小巷。卖馒头和面的露天小店挂着昏暗的煤油灯。再拐入幽暗的小巷内，妓院即坐落于此。这是一处古色苍然的犹如山上寺院般的建筑。刚才的几个女子在那儿等候，热情地将我们引入了客堂。客堂相当大，而且不似外面所见的，里面十分整洁干净。门上悬挂着匾额和对联，屋角放着一张西式的办公桌。此处主人名字叫雪丽玉。对联上写的是：

雪容冷淡花容丽；

玉容玲珑珠容圆。

更令人惊讶的是正面高处挂有一匾，上写“花园大总统”，据云为某书法家的手笔，匾额四周用人造花装饰着。原来每年由当地的报社举办活动，投票选择该年度最受欢迎的艺伎，其时得分最高者便赠此“花园大总统”的匾额。自古以来苏州即为中国第一的出美女之地。在这花园之中我们的雪丽玉当选为大总统，那她等于就是四百余州中第一名花了。能成为中国第一美女的座上客，那么花一二百元的也就在所不惜了。我未能坐上游船而生的懊悔已忘在了九霄云外，心情一下子变得愉快起来。“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大总统，了不得呀。若你要是袁世凯或是段祺瑞这样的大总统，我们就无法拜谒了。而正因为是花园大总统，还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你的座上客，这也真是三生有幸了。”

我独自默默地感激着，可客堂中大总统连影子也未曾一见。

“欧阳先生，大总统她是怎么啦？”

“马上就要来了吧。刚才曾到旅馆来了一下，先回去了，未能向你露一下脸。”

拜谒不到大总统，我心绪总定不下来。问女侍：“雪丽玉现在在哪里？”她只是将目光往里面一间挨一间的房间瞥了一瞥答道：“在那边的房间里吧。”于是我鼓起了异常的勇气，一个人鲁莽地闯进了那边的一间房间，一看，这是一间洁净雅致的闺房，里面有一张床。雪丽玉正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年龄约为十八九岁，却并无闭月羞花之貌。

我问她话，她也不搭理。她低头默不作声，最后倏地把身转了过去，看样子像是有什么伤心事。我对女人总是心肠很软，倒是为她担心起来了。回到客堂把此事对欧阳氏讲了，于是我便与欧阳一起又来到了她的闺房。然而她依然不愿露脸，一直冷冷地以背对着我们。

“这个女人是在生气呢！通常客人若是对女人没有兴趣的话是不会到这儿来玩的。但我们却与常人不同，我们原本只是想在运河上泛舟，结果阴差阳错才落到了这个境地，而并不是对她有什么意思，她当然是很失望了。再加上以自己的名义预订的船中途也不要了，作为大总统的她自然觉得很没有脸面了。不过她了解到了我们的情况后，说是不来也罢了，可她周围的人从生意的利益上着眼不肯答应，她为此感到很生气。”予倩君说道。

“这样的话，我们怎样说好话也不能讨得她的欢心吧？”

“恐怕没用吧。”

她倒是挺会摆架子。结果我们只见到了大总统的背脊和臀部，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客堂。正在这时客人陆续到了，都是龚先生的朋友，予倩君一个也不认识。来了六七个人，再加上我们主人这一方共聚集了十个人左右，一会儿便开桌上菜。

客人与主人之间均是无一面之交的陌路人，而且今晚缘何要将各位请到这里来吃饭，客人也搞不清，都是龚先生硬将大家叫到这里来，大家只是奉命前来而已。连很善于交际的欧阳予倩氏今晚也变得讷讷少言了，至于我就更无任何妙法可施了。究竟是何缘故，食桌上夹进了这样一个陌生的日本人？大家也若坠五里雾中。这个时候要是菜能好点的话，至少也能救点场，可偏偏菜又特别糟糕。对这家青楼而言，这些客人都是仅此一回下次绝不可能再来的人，因此便以最廉价的菜肴开出最昂贵的价格，这是最聪明的生意经，可谓路人皆知。对店家而言，只要桌子上能摆上些菜，味道就不去管它了。面对这样劣质的菜肴，客人们也食兴索然，懒得动筷。

宴会开始后大总统也全然不露脸，但从外面叫来的女人却陆续来了。这些艺伎来的时候，必定有随从的侍女和拉胡琴的男人一起跟来。她们随意地在客人后面坐下后，合着胡琴唱了一首小曲，唱完后便问自己的客人道：“还要唱吗？”“辛苦了。”客人慰问了一下后叫她不要再唱了，于是下面的女子接着唱。

此处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习俗，就是大总统家的侍女给外来女子小费。小费为两元，接到小费的艺伎将一元纳入自己的腰包，一元归还给发小费的人。店方向客人收取给外来艺伎每人两元的小费而其中的一元由此便归伎馆所得。有趣的是这金钱的交易都是堂而皇之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拿出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都是将手伸过圆桌在客人的眼皮底下进行，让客人清晰地看到。据说此为当地的习俗。通常这种宴会的场合，外来艺伎的费用由受邀请的客人出，前文所述的麻将的抽头钱也由各个客人自己拿出来，并不一定由主人一方负担，但这次的客人却都是我们硬叫来的，所以一切的消费均由我们主人一方负担。

艺伎中有不少长得挺漂亮，问其姓名，曰菲菲，曰娟娟，曰镜花……

听说苏州也和南京一样，也有人主张禁止艺伎。“不久就要禁止了吧。”有位客人说。倘若这是真的话，我倒是遇到了一个好机会。

宴会顺利结束。客人都走了后，我们支付了钱，离开了这家伎馆。虽然天黑才不久，却是个冰冷刺骨的寒夜。

三

我们早上八点钟起来坐了黄包车到城里去。城内的街道很窄，相当繁华。不时会意外地出现一些河流。河的两岸密密集集的都是些高高的建筑，因此这些小河宛如深谷下的溪流一般。我们去一家叫作“吴苑”的茶馆与龚先生会合，不一会儿他来了。

我们去看了狮子林这处有名的庭园。这是上海姓贝的一位富豪的财产，整个建筑、房屋都修缮得相当好。据说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建筑样式的繁复多变令人叹为观止。回廊上的窗饰颇为雅致，此为泥瓦匠的杰作，称为花墙。假山垒筑的精巧亦以此园为极致。将数千块奇岩怪石巧夺天工地、恰到好处地垒积起来，其造园之技也真了不得。据说此园的假山并不是出自造园师之手，而是由一位学养深厚的年老学者自告奋勇垒筑起来的。

也去看了拙政园。园内有明代忠臣文衡山亲手植的老藤，旁有满洲八旗的会馆。有舞台，有看台，建筑本身尚留存着八旗全盛时代的影迹，只是已颓败之极，只残留着一点楼馆的形态而已。再往内园走，门口有两个看门人，事先打一下招呼的话可以进去。看门人在读着小说样的书，挂在墙上的钟不知何时早已停了。拙政园的建筑物和庭园都已破败得无法修复了。园内的树木树叶已转红，地上一片落叶锦绣。小鸟在悠然地啼啭着。满园萧索荒凉，一股凄怆的鬼气逼人而来。

即便如此，留园也好，狮子林也好，此拙政园也好，都是多么精美的庭园啊！回想起这些名建筑纷纷产生的黄金时代，再环视一下现今的中国，真有点满目疮痍之感。我并不是徒然在怀恋昔日的文化，想到主要是由于外国的武力侵入和经济上的压迫导致了旧中国文明的没落，不免有痛心疾首之感。当中国的国民时代到来时，中华民族必将再致力于本国文明的重建了吧。我翘首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译自村松梢风《新中国访问记》，东京骚人书局1929年5月

(1)欧阳予倩（1889—1962），戏剧艺术家。1902年留学日本，后曾加入春柳社、南国社等，1929年创办广东戏剧研究所。1949年以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创作剧本多种。

(2)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日本江户前期的净琉璃、歌舞伎狂言（均为日本古典的戏剧样式）作家，作品有《曾根崎心中》等，多描写近世市民的日常生活。

(3)井原西鹤（1642—1693），日本江户前期的俳谐诗人、浮世草子（为日本近世的一种通俗小说样式）作家，以其处女作《好色一代男》最为著名，作品多以新兴市民的生活为题材，内容近乎中国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

(4)后藤朝太郎（1881—1945），中国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语科，担任过日本大学教授和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深入中国内地旅行多年，著有有关中国的著作几十种。

(5)三井，为日本战前的三大财阀之一，创始人为江户初期的豪商三井高利，明治后发展至涉及所有领域的大财阀，战后被强行解散。岩崎，应指岩崎弥太郎及其家族，明治时期的实业家，三菱财阀的创业者。三井和岩崎，其时在日本为富豪的代名词。

西湖游览记

一

我和M君夫妇一同坐上了上午八点五十分从上海开往杭州的列车。M君穿西服，其夫人穿和服，我则穿中式的衣服。一行三人的服装分别由和汉洋组合在一起，三人不觉相视而笑。坐的虽是一等车，车却是又旧又脏。在一等室外，除我们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乘客。执行列车警卫的宪兵一行十余人来到了一等车厢。这些宪兵在车厢内高声喧哗着，将吃的瓜皮果屑随意吐在地上，背着刺刀枪在车内横行阔步旁若无人，实在令人生厌，但我们也无呵斥外国宪兵的权力，只得默默地望着他们。

车内就是这个情形，而沿途的风景则四季都是美不胜收。车窗外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的田园，看不见山影。不时可看到纵横的河网。上次我坐火车去杭州的时候是春天。紫云英装点着大片的田园，杨柳绽出了嫩绿的新叶在风中摇曳。如今已是秋天了，风物多少有点寂寥，但这是江南独有的充满柔情的景色，因此并无凋落的伤秋之感。

M君在亲切地回答着夫人的问题，热情地指点解说着窗外的景物。他夫人非常年轻，来中国虽有几年了，但去上海以外的地方旅行这还是第一次。夫人长得很娟秀，个子小巧，肤色白皙，有一双明亮澄澈的眼睛。我从神户启程来到上海时，本来只打算从上海一路游到南京，但M君见了我之后立即劝诱我说：“去杭州吧，Y君也在那儿等着你。”Y君是M君的老同学，今年夏天出任了驻杭州的领事。这位Y君在我上次来中国的时候成了很投缘的朋友。后来我从M君夫人的口中了解到，我若去杭州的话，M君当然陪我一起去，连M君的夫人也准备一同前往。结婚还不过一年半两年左右的这对夫妇，还一直未曾有机会一同去中国的乡村旅行，而且M君不久将从O新闻上海支局长的现职调回到大阪总社荣任要职，所以错失了这次机会也许一生都难以弥补。这么一想，我便调整了自己的日程，决定陪同M夫妇一起去，我觉得这是自己的命运。

M君毕业于上海的同文书院(1)，在中国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他对中国知之甚详。他的性格既适于做新闻记者，又带有几分诗人的气质。因此他同时具有机智敏捷的头脑和动辄易变的情感。而且久在中国，他对中国的环境已经厌倦了，逐渐失去了对外界事物敏感的反应，一切都难以引起感动，他对中国的现实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基于他多年新闻记者的阅历，他尤其对中国的政治及政治家，几乎难以产生一点点的尊敬和信赖。但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对中国过于了解，而反过来对中国以外的各国政治和政治家的了解就相对较少的缘故。他不久回到日本后，在日本也一定会感受到在中国已尝受到的那种对政治的厌恶感。

松江、嘉善、嘉兴……只有这些大站映入眼帘。松江以鲈鱼著称，为江苏省的一市，而嘉善则已属浙江省了。火车在古老的城墙外穿行而过。丘冈上耸立着壮伟的古塔。砖垒的城墙上不时已出现一处处颓圮，长出了灌木和杂草。城外的街市必沿河而筑，河上帆影片片，桅樯林立。

临近杭州时，火车穿行在低矮的山地间。来到这一带时，黄栌树的红叶实在令人陶醉。山岭上，村落间，映入眼目的皆是黄栌树。我是这次到杭州去才初次领略到了黄栌秋叶的美。依光线角度的不同，它会变换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其色彩的绚丽鲜艳毕竟是其他的树木所无法相比的。据说能从这种树上采集到蜡。

下午一点左右车到杭州。车窗外是几乎都遭破坏的城墙，车缓速在城外开了一会儿便抵达了车站。下了站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砖楼房的柱子上用油漆书写的标语，如“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军阀余孽”，“惩办贪官污吏”，“判除土豪劣绅”等等。

我们坐了黄包车前往日本领事馆。穿过市区来到了西湖湖畔，这一带有很多旅馆，湖畔形成了一片公园式的绿化地。草坪上，长椅上，系着领带的青年人正与剪着短发的姑娘甜蜜地低声细语。有好几对这样的青年男女。湖面上弥漫着浅黄色的烟雾。黄包车在湖畔平坦的大道上快速奔驰。路边多为旧建筑，房屋的围墙上、墙壁上书写着与刚才差不多的宣传标语。也有的在“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是……”之类的题目下密密麻麻地写着数千字。

日本领事馆位于宝石山麓，建在临西湖的一处高地上。在其上保俶塔犹如一杆枪一般地矗立着。我们事先没有通知便径直而来，但领事Y氏还是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与Y夫人是初次见面。

M君、Y君和我三人竟都是同年，这也是奇缘。M君和Y君不仅是同一学校的同学，而且在当时就是极为亲密的朋友，学生时代一同到中国的内地去进行考察旅行，两人情同手足。

德富苏峰(2)在他的《中国漫游记》中曾述及他在杭州领事馆做客一事。

“予昔日曾记曰：‘欲求风流第一之领事馆，可谓无过于我杭州之领事馆。予夙无为官之念，然若在此奉职，却有在此做一个月领事之想也。然若不任领事，仅以食客寄寓此地，则更佳也。’十二年后之今日，予之理想遂得以实现，在此领事馆做食客。所谓如人意之事，盖为此耶？予何善之有，竟享如此福德！”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前展望，整个西湖尽收眼底。可是今日不知何故，天地间一片黄蒙蒙的，太阳光也是昏黄的，湖上的景象混沌一片。Y君和M君告诉我说此乃黄尘之故。我原以为黄尘仅限于北方，而南方有时也会受其侵袭。

Y君招待吃了午饭后，我们便想到岳飞庙一带去走走。Y君夫妇、M君夫妇再加上我五个人一同出了门。从门前信步往下走到湖边，有一舟船停泊处，已经给我们准备了小船。那儿是一个小小的湖湾，湖岸上排列着四五栋两层楼的古旧长屋。不仅旧，而且原来就是为出租而建造的，因此颇为粗糙，然而在前面的屋顶下等处却镶有雕刻，增添了一点雅趣。在脏旧之间竟有种不俗的格调。我说了这一感想后，Y君接嘴说：

“这就是杭州的特征呀，这一情景只限于南方，同样是中国，你到北方去就看不到了。”

他的神情似乎在说，你的感想甚得吾意。然后他又告诉我说，作为南宋文化中心的杭州的这种艺术情趣在现今依然延续着。

在领事馆的正下面，有一条堤道通往湖中一个叫孤山的大岛。这边是有名的白沙堤。其起点的石桥称为断桥。堤上为一平坦的大道，两边是一长排古柳，堤的长度据说有三华里，至少有一千四五百米吧。我们所乘坐的小船沿着白堤而行。有两个船夫，用小小的桨在划船。当船桨每划动一下时，便从水底涌起一阵紫色的粉状的湖泥。水有点混浊，看不见湖底，却可知湖水较浅。芥川龙之介(3)君曾将西湖斥之为泥沼，其缘由大概即在于此吧。但Y君对此却做了这样的解说：

“这些都是香灰，绝不是湖泥。西湖岸边有无数的寺庙，这些寺庙每天所焚烧的香灰便倒入湖中。几千年来所倾弃的香灰便在湖底堆积起来，以致造成湖水很浅。但涌起的并非污泥，而是非常洁净之物。你可以说它是自古以来人们信仰的遗物，也可以说它是渣滓，这任由人说，但它却极不简单。”

“别说傻话了，香灰怎么会积得那么厚，是污泥！”M君反驳说。

“不，是灰。不信的话你抓一把看看。”

“污泥呀！抓它干什么！”

正在他们争论是灰还是泥的时候，船已划近了孤山的一角。此处称为“平湖秋月”，乃西湖十景之一。在靠湖岸处有一座样式甚佳的建筑物。堂前有一株不知何名的古树，枝叶繁茂。堂内堂外置有些桌椅，可在此饮茶。我还记得上一次五月初夏来此地的时候，就在这棵大树下饮过茶。其后有一所称为国立艺术院的美术学校。船从孤山的正面经过，湖边的几座精美的楼馆堂榭在湖面上投下了倒影，可见浙江忠烈祠、中山公园等。还有一家老茶馆，上有用金箔书写的“壶春楼”匾额，别有一种风致。但是那茶馆的墙上又涂写着国民革命的宣传标语，毁坏了这古雅的情调；甚至写到了石桥的桥面和拱形的内面上。M君见此甚为愤慨，又开始痛斥当今的中国了。

“并不如你所说的那么糟。风景管风景，宣传管宣传，这样写着也无甚妨碍吧。”Y君又在做辩护了。

“怎么不妨碍？这样一来景色都被破坏了。”

“你的见解有些过于主观了吧。”

“不，我这是以常理看问题，而中国人则有悖常理了。”

M君和Y君又在船上争了起来。Y君在今年春天之前一直在济南供职。就在济南事件(4)爆发之前他被调回外务省，半年之后又被派到此地新任杭州领事。我还未见过像他这样从内心融入到中国之中、衷心赞美中国的人。Y氏看上去好像对政治并无很浓的兴趣，而是在热心地研究中国的艺术、调查各地的风俗人情，其结果便是对中国的优点悉数尽知，如数家珍。Y氏在济南的三年期间，对山东的古老艺术遗迹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其所带回去的发掘物的考证令全日本的考古学家都大为惊讶。这次来杭州赴任之后，立即深入到浙江各地考察旅行，对民情、交通、佛迹等都加以观察研究。作为一名领事，他在外务省也许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存在，但从另一意义上而言，他可说是我国外交官中独放异彩的人物。在英美诸国的外交官中不乏像Y氏那样的人物，有不少人在领事任职期间发表了自己所研究的学术著述。然而在日本，这样的情形尚未有耳闻。

Y氏欲以终身从事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著述，不只是艺术，他热爱的是整个中国。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矛盾也好错误也好，只要是中国的现实存在，他都怀着无限宽广的胸怀去接触去了解。

“我这边也不断地接到来自济南的情报，据说即使这几天济南在夜间也不能外出，白天郊外等也不能去，还时时可闻枪声。杭州虽未有一个日本军人进来，但在杭州的日本人的安全程度却在有日本军队的地区之上。”Y氏对我说道。

他们两人都在中国住了二十年。对中国已失去了好感、动辄牢骚满腹的M君自有他的道理，对中国的事物产生共鸣的Y君也有他的道理，他们的厌和爱都是出自内心的，我觉得这就很好。

我们进了里湖，在岳王庙前下了船。在近湖岸边建有一座古老的牌楼，其正面有个很大的门楼。门前的两边有茶楼和菜馆，还有几家卖拓本的商店。茶楼内坐满了像是乡下人的穿着脏旧的茶客。

岳王庙的楼门和殿堂都颇为壮伟，但却完全是新的。岳飞的坟墓在庙的一侧，在角落上有一铁栅栏，内置被缚的秦桧的石像，因杀害忠臣岳飞而遗臭千年的便是这秦桧。

这时我突然想要小便，于是他们就齐声说：“尿在秦桧身上。”听说在秦桧的石像上小便是很早就有的习惯，但与南京朝廷和岳飞都毫无关系的我，并不知秦桧是个何等的恶人，一时没有勇气往他身上泼污，于是边躲到了岳庙内的树林中放了尿。

来到大门前，买了些拓本，又坐上了船往回行。在归途的船上，就岳飞和秦桧的是非问题展开了议论。这时叫我撒尿的两个人都做不了明确的判断。

回到领事馆，洗了澡，用了Y氏为我们精心准备的晚餐。餐桌上有西湖特产的莼菜和笋做的菜肴，颇为罕见。令人惊讶的是笋，尽管还是十一月初，这笋却并不是罐头的，而是大盘堆满的新鲜笋。据说已将粗约小指、长寸余的嫩笋挖出来做菜了。这样说来二十四孝中的在雪中掘笋之类的故事也就不再是什么奇迹了。酒是真正的绍兴酒，芳醇无比，连素不能饮的我不知不觉中也饮了好几杯。

二

昨日的黄尘已毫不足惜地被一扫而净，澄明清爽的阳光照满了整个西湖。我倚坐在二楼阳台上的藤椅上，贪婪地眺望着眼前的湖光山色。白沙堤上的土带点淡红色，从领事馆的下面一直通往孤山。堤上有些女学生在行走。

领事馆正门前有一很高的石阶，其两边及前面的庭院里摆着数百盆菊花。现在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不知是谁栽植得这么漂亮，问了领事夫妇，他们答说是中国的侍者。这时一位年轻的妇女来到门前，领事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侍者的妻子，一看，是一位长得淑雅清秀的女子，一点也不像侍者的妻子，我们都大吃一惊。

今天本也是大家一起出外旅游的，正在此时日本租界的警察署长和夫人一起来拜访，Y夫人便留下来接待访客，其余的人出门。今天去灵隐寺，一行人坐上了黄包车。

沿着白沙堤往孤山行，Y氏顺途去访了那儿的被称为国立艺术院的美术学校。原来明年春天要在上海或南京举办美术展览会，Y氏想让日本帝展(5)的作品也参加展览会，便将此事与外务省商量，外务省的回复昨天到了，说是此事于日华亲善甚为有益，可随意与中方商议。Y氏今日便是为此事来访问该校某教授的，不巧具体负责此事的某教授为展览会的事去上海出差了，我们便离开了艺术院。

经过了昨日来过的岳王庙前，又离开湖畔向山里行去。与上一次来相比，道路大为改善，而且乞丐也没有了。上一次来的时候，几乎每隔几十米路边就坐着乞丐，向过往的香客和游客强行讨钱，令人感到极不愉快。自民国政府执政以来，乞丐不去了，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可不知那些乞丐都到哪里去了，我稍稍有些挂心。

灵隐寺门前排列着些房屋。有座古老的山门，附近有几家菜馆和卖土特产的商店。此寺为西湖第一大寺，寺内相当大。一面有很大的石窟，里面刻有很多佛像。旁边还有唐代的石塔。两边有很多卖念珠和木鱼的露天小店。我给老家的母亲买了好几串檀香木做的念珠，挂在脖子上。不知何处的童子军，到这儿来郊游。参拜了大殿，看了一下五百罗汉。若沿后山攀登数百米，内有一处韬光寺，从那儿望出去的风景，宛如一幅楼阁山水画，这是我要推荐的一处佳境，但今日同游者比较多，没有上去便折道返回了。

从灵隐寺再沿山路步行去清涟寺。这一段几百米的路无比的幽邃。沿途可看的是竹林和红叶。清涟寺以泉水所养的鲤鱼而知名。在长方形的池中荡漾着极为清冽的泉水，沿着池的三面建有水榭式的平屋，房屋倒映在泉水中，极富雅趣。

我们继续徒步走回到岳王庙前，在那儿雇了小船来到了孤山。在壶春楼前下了船，在楼上仅要了一瓶老酒和面来当午饭。然后又坐了船往湖中行去。我上次来的时候曾去看了湖西岸的刘庄，其印象之深，至今未能忘怀。我说起此事，大家便说去那儿看看吧，于是小船向西岸划去。刘庄在苏堤的里面。这一带湖面清静之极。岸上有一片水杉林及各种树木，一处处红叶点缀林间。不时可见一座座临湖的别墅。

刘庄是其中醒目的一处，规模颇大。不过上一次来时已相当荒芜，这次却已是被彻底地修整一新，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别墅区内的正中间原供奉着一座气势不凡的庙宇，庙前临湖处修建了一座古老的牌楼，古风苍然的楼宇倒映在水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情韵。然而这次来一看，别墅已被坚固的水泥墙围了起来，新造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窗户上全镶嵌着玻璃。要是这还能忍受的话，那么令人惊叹的是，连原先牌楼的柱子也换成了水泥建筑。问了一下船夫，答说好像主人并未换过，那么也许是下一代接掌了主权吧。在大门处系舟上岸，入内去参观了一下，几乎到处都经过了改造，昔日的踪影已荡然无存。从园内的池塘中原有一小河注入湖中，小河沿竹林潺潺流过，河上有一苔藓苍郁的石桥，婀娜多姿的垂柳随风摇曳，此情此景令人难忘。可是昔日的竹林已被掘去，变成了西式的花园，河流变成了用水泥修建的水渠，被设计成毫无自然曲线状的坚硬样式，古老的石桥也变成了新的水泥桥。我大失所望。这种情形不只是中国有，在日本和其他地方都有，但想来却令人感到伤感。西湖的一处名建筑遭到了彻底的毁坏。

不过当我独自在此愤懑哀叹的时候，M君都全不在乎，到处都对着太太“咔嚓咔嚓”地拍照，显得很愉快。

从刘庄我们又坐船驶向三潭印月。湖中有三座石头的小圆塔，呈三角形等距离置于水中，只有顶部露在水上。像是游游荡荡地浮在水面上似的。其不远处有一几乎与湖面同样高的岛。岛上有亭台楼阁，有小桥流水。仅是九曲状的石桥就令人觉得风情万种。穿过岛后，又坐上了船，驶上了归途。

西湖的景色怎么看也看不厌。它体现了自然与人工融为一体的极致。西湖的美一半在自然，一般在其建筑。这里沉淀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一木一石皆蕴藉着古人的精魂。

晚饭后我独自出了领事馆，沿湖畔的道路向北漫步而行。暮色渐浓，来往的行人稀少。但不时也有汽车从我后面急驶而过。好像是到前面新新旅馆去的客人。

道路一直紧靠着湖边。右边不远处是山，山下有数处寺院。在静谧的暮色中传来了木鱼的敲击声。行约一公里，来到了新新旅馆。我稍稍站在远处凝望着这家旅馆，回想起逝去的往昔岁月。石门，楼房，正门前的阳台，一如往昔。有几个欧美来的男女在电灯下用餐。

六年前我带着在旅途中结识的她来到杭州，在此旅馆中曾度过了几天短暂的欢乐时光。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下榻的三楼那间房间。稍离旅馆处，在临湖的道路边上，有几个木质的长椅。我在长椅上坐了下来，点燃了香烟小憩一会儿。长椅也一如往昔。我曾和她两个人坐在这长椅上静静地谛听着从幽暗的湖面上传来的凄婉的胡琴声，仰望着闪烁的星星细声私语。那时未曾想到我此生会再有机会重访这里。我与她的关系，如同在天空中飞逝相遇的星星一般，只是短瞬间的一场梦。我现在甚至连她所居何处也不知道，也失去了打听询问的兴趣，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往昔的恋人，就在我回想起来的时候，仍依然保持着美丽、年轻、活泼的印象。

夜幕完全降临了之后，我走回到了领事馆。

那天夜晚市区里发生了火灾。

三

第三天是星期天。湖面上浮荡着无数的游船。就像一群水虫似的在左右蠕动。

今天计划去攀登五山。从领事馆下面的湖边坐小船出发，横渡过约两英里宽的湖面来到了静（金）波门。这是一座水门，河渠纵深地流向门内处。其附近的景色颇有特色。在河渠上架着一座高高的木桥。桥堍下有一幢农舍般的两层楼房。周围是繁茂的竹林。水上凫游着一大群鸭子。

河渠的两边是一排黄栌树和柳树。在阳光下黄栌叶变幻出各种颜色。附近多桑田。沿河渠一直向前划去，来到了一个村庄。河岸边村妇们正在捣衣洗濯，河渠到此是尽头了。我们在一处写着“西莲古社”的小祠堂前弃船上岸，然后穿过村庄。正在修建宽广的道路，城墙正在被拆毁。我们走过土垣间狭窄的小路。路渐渐向山上延伸，这儿已是五山的山麓。

登上山顶并不怎么费力。山顶上整个一面都是奇岩怪石，山峦为一片枯草所覆盖，一棵树也没有。此处为所谓五山第一峰。稍微下面一点的山腰上，可见城隍庙的屋顶和外墙。

从这儿往下看，前面是一大片开阔的杭州市区，左面可俯瞰西湖的全景，右边则可远眺浩浩荡荡的钱塘江。隔江还可遥望烟云笼罩中的会稽山。与我们所伫立的山峦紧密相连的是凤凰山。据说南宋的宫殿即在此山上。Y氏告诉我们说，他也曾到那里做过旧迹的踏访调查。传说金国的皇帝派了画师出使到南宋去，命他将西湖的全景图画下来，后来他见到的西湖图景远胜于他的耳闻，便立即取笔写下了“立马五山第一峰”之句，起师南征了。

下了山来到城隍庙，那天恰逢“缘日”，庙内满是参拜的人群，都是些脖子上和手上挂着佛珠的老人和女孩子。庙堂内一片香烟弥漫，几乎要让人呛出眼泪。正堂后面还有两三个堂。

国民政府为了要打破迷信，贴出了布告禁止此类祭祀活动，但毫无效果。宗教这东西，从局外人看来全部都是迷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基督教也好，道教也好，佛教也好，都大同小异。国民政府的新思想家们仅将道教和佛教认作迷信，这就大谬了。若要禁道教，同时也应该禁耶稣教。

最里面的一个庙堂里，几个年长的老人正在咏诵着什么，周围挤满了一大群人在围观。看客中也夹杂着剪短发的美丽姑娘。

出了庙，走没几步，在一处远眺甚佳的地方有家茶馆。便一起走进去小坐片刻。不一会儿，刚在城隍庙内遇到的一群女子也进了茶馆，在距我们不远处坐了下来。其中有一个格外漂亮，她穿着黑色缎子的绣花衣服。在中国从前的小说中，必有城隍庙的“缘日”时青年男女相逢结缘，或是良家美女被豪门弟子看上后遭受调戏迫害之类的故事。这些年轻女子倒是甚若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可惜这儿没有与她们相般配的青年男子。

走完了下山的坡道后来到了市区。这一带旧日的风情浓郁。街上有好几家卖当地名产伞的商店。我们买了几把上有图绘的太阳伞作送人的礼物。从小巷来到了主要大街，这条大街在市区改造中已变成了一条很宽的通衢大道，街两边林立着漂亮的新式商店。浙江省是中国财阀的根据地，省府杭州的街市新貌反映了当地经济实力的增长。新建的浙江国货陈列馆等很气派的建筑业已近于完工。

我们逛了古董店、照相馆等数家商店后步行回到了领事馆。

四

当天傍晚坐了五点的火车我们踏上了归途。Y氏夫妇一直送我们到了火车站。

火车中空气很混浊，而且车速很快，车厢剧烈地颠簸，令人感到很不快。M君夫妇俩面对面地坐在可供四人坐的座席上，中间有个小桌，我则坐在通道对面的座位上，一个人占一个小桌。我取出一本书来读，想借此消磨时间，但头很沉，读不下去。M君也说头痛。

M夫人躺在座席上，过了一会儿直起身来说想吃点什么。我和M君在出发的时候已吃了早晚饭，那时M夫人没有吃。但M君脸上立即现出了若与夫人一同进餐的话一天十次也不厌多似的神情，立即赞同夫人的提议，叫来了侍者吩咐了吃饭的事。他问我吃不吃，我说不吃。侍者端来了饭菜和咖啡，M君夫妇开始了幸福的晚餐，只有我像个性格乖僻的庶生子似的，坐在他们对面的窗户边，用手支撑着脸颊，呆呆地望着什么也看不见的窗外。

我想起了Y领事告诉我的一件事。我上次来中国时曾与之交往很深后来又遭背弃的S——此人我曾在小说《上海》中作为主人公——已到天台山出家为僧了。Y氏是前几天去S的家乡舟山列岛一带旅行时在当地听到的消息，应该不会有错。曾以上海的名妓做妾、在游乐场内名声很响的S在去天台山做和尚之前曾与我有很深的关系。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S的事情。

M夫人又躺下了，M君孤单一人，便拿出了牌来算命。

“是7呀，7，村松君，下一次跑马。”

M君突然叫了起来，一会儿马上又“嚓啦嚓啦”地拿牌算了起来。

出处同前

(1)同文书院，全称为东亚同文书院。1898年6月成立的、旨在促进东亚大同的东亚文会于1899年在南京创设了南京同文书院，翌年移至上海，改称东亚同文书院。旨在为日本培养谙晓中国的人才，同时也吸收少量中国学生。初属专门学校，1939年后成为正式大学。此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在中国推行扩张政策的工具。

(2)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具有国家主义、保皇主义倾向的政论家、历史学家，曾于1906年、1917年两度来中国旅行，会见了袁世凯、段祺瑞等政要，1918年出版了《中国漫游记》。支持日本政府的对华扩张政策，二战以后曾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著作无数，晚年完成《近世日本国民史》一百卷。

(3)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近现代名小说家，以《罗生门》等知名于世，1921年来中国旅行，著有《中国游记》。有岩波书店出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十二卷。

(4)指1927年5月和1928年4-5月，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为阻止中国北伐军北上，两次出兵阻挠，并占领济南，酿成严重血案。

(5)帝展，由日本帝国美术院主办的展览会，1919年后每年举行一次。1946年改名为“日展”，1958年取消官办性质，成为法人团体，每年秋天举办美术展览会。

南京重访记

旅伴

在苏州火车站的特别等候室里，有五六个乘客正在等待着自上海开往南京的普通快车。这等候室也兼作餐厅和小卖部，在高及屋顶的硕大的货架上，满满地排放着各种瓶酒和名产糖果的铁罐，而在一旁的货架上则陈列着古董旧物。描绘着生动逼真的古梅的大花瓶，图案艳丽的五彩的南京碗，铜铸的佛像，红木，翡翠，碧玉，石砚，缤纷的色彩浮现出宛如是假货似的轻轻一笑，在陈列架上幽光闪烁。

乘客们各自与自己的同伴在闲聊，不时地像想起什么似的掀开杯盖啜一口茶。有一个商人模样的男子要了一份咖喱饭匆匆地吃了起来。一位戴着黑色呢帽，庞大的身躯上穿着哔叽料子的衣服，像是当地豪绅似的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正悠然地抽着烟。我们前面的桌子边上坐着三个人，其中有两位是年轻的女子，都穿着带有毛皮的呢绒外衣和皮鞋。剪成短发的头上戴着洋红的西式帽子，同行的青年男子在缎子衣服上穿着件马褂，岸然地戴着一顶近来年轻人都有点嫌弃的帽子。这男子的脸长得白净清秀，但瘦削的鼻梁上搁着一副淡褐色的平光眼镜，其样子不免使人有点生厌。

窗外的广场上集聚着很多黄包车，还有五六辆没有篷盖的马车。车站站房的屋檐下开着几家卖馒头卖梨的小铺子。广场对面的尽头边，有一排叶色转黄的杨柳。从那边往前地势低了下去，可见一大片黑瓦粉墙的城外住家。再远处，像是被煤烟熏黑了似的城墙蜿蜒地横亘在眼前。

天空呈现出十一月十日的寒意，万里澄碧。

应是两点五十分发车的快车过了三点还没露脸。

“这种普快常会误点。要是特快就比较准点，不过中国的火车一般都会在路上耽搁些时辰。”

同行的欧阳予倩君对我说，从五百度的近视眼镜中透现出温柔亲切的目光。

“前面的人是苏州人还是上海人？”

“是苏州人吧，这些女子是到上海去学来了这种新派头呢！”

“女子挺摩登的，那男子却太过旧派了。”

“是，苏州的男人大抵就是这种样子。”

我们这么交谈着。边上是来为我送行的龚先生，他是欧阳予倩的门人，写点剧本什么的，目前在苏州的一个剧团里当会计。我们是昨天从上海到这里来的，龚先生带我们看了不少地方。

前面带着女宾的男子靠在桌上倦怠地打起盹来。

大约晚了半个小时，开始检票了，人群蜂拥到了检票口。我们与龚先生辞别后向站台走去。

我们所乘坐的一等车厢相当拥挤，好容易在最角落处找到了空位子一起坐了下来。中国的火车座席都是对坐式的，中间有一个狭小的桌子。不一会茶房端来了茶。

火车行驶在苏州城外的住家的屋顶之间。这河在屋宇的中间流过，黑瓦粉墙倒映在水中，不时有民船驶过。河上架着拱形的石桥。不时有杨柳低垂在河边，摇曳生情。

在右侧的远处，昨日曾去过的虎丘塔呈现出暗红的塔影，孤寂地耸立在一片秋色之中。

予倩君用近乎完美的日语不住地说着。他长着一张皮肤白皙细腻的圆脸，一头乌黑的、留得颇长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面。虽然相当近视，但眼神却一直洋溢着笑意，惹人喜爱。噪音中带有一种悦耳的回声，我从未见过欧阳君大声地吼过。但是察其容貌和风采，与其说是一位演青衣的名伶，倒不如说更像一位儒雅的学者。

欧阳予倩君是湖南人，曾在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他是中国剧坛首屈一指的学者，且是位创新的人物。予倩君发起新剧运动是受了他恩师岛村抱月(1)的影响。与日本的新剧运动一样，他领导的新剧运动最终亦告于失败。不过与抱月氏不同，他自己在舞台上一显身手，不久便在旧剧场中赢得了一流的花旦名伶的地位。但他的人生目标并不在于此，两年前他便差不多从舞台上退了下来。

予倩君对于戏剧改良抱有热忱的理想。

“我以前曾想过将西洋的戏剧直接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但这条路走不通。中国有中国优秀的戏剧。我想在已有的旧剧中注入新的生命。”

他也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别人。三天前我有幸在上海的天蟾舞台(2)内一睹了他的一项新尝试。这便是他自编自演的《潘金莲》。予倩饰潘金莲，麒麟童饰武松，高百岁饰西门庆。这部剧给《水浒传》中被写成是极其淫荡的潘金莲这一女子的心理中加入了新的诠释。为了要看已很少在舞台上亮相的欧阳予倩，那一天天蟾舞台内人山人海，几无立锥之地。无论在剧本上还是在表演上，都有很多地方突破了旧有的形态，显出了不少新意。

予倩君在南京也有事，于是便与我结伴同行。

行了一程又一程，火车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平野。桑田，农家，日渐转黄的落叶树，杨柳，鸡，鸭，猪。水牛在田里耕地。连绵成片的芦苇。间或可见纵横的河道。刈割芦苇的小船、民家的舟船在河中移动。

一直驶到嘉兴(3)才见到山，在山峦的隆起处高耸着风情万种的古塔。列车员过来查票，后面跟着五六个挎着手枪的宪兵。列车员的态度生硬蛮横，宪兵在车厢内旁若无人地昂首阔步，使人颇感不快。不过在现今的中国，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不得已的。

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个人都穿着黑呢马褂，像是当地人，一位四十来岁的年长者身躯肥胖硕大，留着稀疏的胡须。两个人都少言寡语，大半时间都在打瞌睡，即便眼睛睁着的时候也很少开口。

“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

“是当地的官吏或是军人吧。那个留着胡须的人看上去像军人。”

刚才予倩君这么告诉我。开始查票时，此人摸出一张写有字的大纸给列车员看，像是免费乘车证。但是列车员说此证上仅写有一人的姓名，两个人乘车是违法的，要他们付一个人的车费，于是激烈地争了起来。接着那个年轻一点的人一改刚才少言寡语的神态，舞动着双手，摆动着身躯伶牙俐齿地申辩说，赈灾会的代表并不限于一人，而且在别的车上我们也是两人同乘的，并无麻烦，何以这趟车就不准许呢。列车员坚守自己的立场，怎么也不肯让步。宪兵神态严峻地逼近过来。

列车员与乘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场争论无休无止。而留着胡须的中年人将此与己相关的问题交给了像是随从的年轻人去对付，只是时不时地眯缝着眼睛睨视着列车员的脸，一言不发，到了最后才说了一句：“这事情现在不必争了，到了南京后再解决吧。”这神态，仿佛他是一个仲裁人。这样一说，列车员觉得有道理，便与宪兵一起走向了下一节车厢。

我每次坐火车都见到过持有这种免费乘车证的人。就在这二等车厢内现在还有另外的两个人。这种免费证不是由交通部签发的，而都是由地方的省政府或是军队等随意发行的。尽管中央政府的交通部颁布了禁止此证的法令，但毫无效果。听说要是和军队里的老资格的师长等同行的话，就简直把交通部长等人看成小毛孩似的，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大家都说现在好多了。在打仗时或是仗刚打完时，士兵都可以随便坐火车。付了车费的乘客仅可乘坐士兵抢占后剩下来的座位。严禁军人无票坐车的通令刚下达时，还有人按老习惯硬行乘车。这时候，若列车员命其下车而不听从的话，宪兵便将此人拉下车执行枪决。枪毙了两三个人后，无票乘车的人便立即没有了。

译自村松梢风《新中国访问记》

(1)岛村抱月（1871—1918），日本近代评论家，小说家，新剧领袖。早年写有评论和小说，后从事新剧运动，创建了艺术座。有天佑社出版的《抱月全集》共八卷。

(2)原文为宝蟾舞台，从旁注的假名读音来看应为天蟾舞台。天蟾舞台早期位于上海浙江路湖北路口，1930年移至福州路云南路口，1994年改建，现改名为逸夫舞台。

(3)原文为嘉兴，疑为镇江之误。

黑暗的南京

九点到达了南京站。一群搬行李的挑夫进了车厢。

“这里的人很坏，行李还是自己拿吧。”

予倩君说着把包从行李架上取了下来，自己拿在手里。再一看，大部分人都自己提着行李往外走。后来才知道，此地在南京叫作下关，隔长江与浦口相望，是南北交通的要津，因此这里的下层劳动者与其他地方相比品质很恶劣。我也双手提着沉重的包及在苏州城内买的糖果罐等跟着予倩君走出了车厢。月台上几乎一片漆黑。屋内的电灯也很昏暗，签票口周围好像点着油灯，只有一点昏黄的微光。在这一片幽黑中，人群熙熙攘攘地相互推挤着。我们好不容易挤开人群走到了广场上，马上有黄包车、马车和汽车过来拉客。我们计划去城内的一家中国旅馆东方饭店。

“坐马车也行吧，稍微多花点时间，不过价钱便宜。”

说着予倩君便与马车夫讲起了价钱。开价一元八角，压到了一元四角，然后上了车。

这是一种旧式的有车厢的马车。车内点着一支火光微弱的蜡烛。道路是由鹅卵石铺设的，因此马车不停地颠簸摇晃，坐着很不舒服。而且许是马也倦乏了吧，慢腾腾地挪动着蹄脚，车夫拼命抽动着鞭子。街上车水马龙。马不时地停下脚步。

“这匹马不想走。”

予倩君说：“据中国传说，此时往往是前途叵测，前景不详。马已知晓。”

“日本也有这么一说。”

稍行，马又停住了。车夫下了车座，曳辔而行。

“奇怪啊，这匹马不想走。”予倩君脸色沉重，好像有一种不安袭上心头。

穿过城外的街路，来到了城门前。这儿叫作仪凤门，但在夜色中什么也看不见。突然马车被拦了下来。城门前站着手持刺刀的宪兵，正一一检查着行人的身份和行李。

“你们带着片子吗？”车夫下了车座过来问。

予倩君拿出了名片递给他。宪兵拿了名片后往车内稍看了一下便说：“走。”

正在想着就算顺利通过了，不料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两个男的，拉住了缰绳对着车夫不住地说着什么。于是予倩君打开车门冲着外面的男的厉声呵斥着什么。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疾言厉色。那男的就渐渐松开了缰绳退了回去，车夫一声扬鞭，马车驶入了漆黑的城门内。

“刚才的人到底要干什么？”

车通过了城门行驶在低矮破旧的房屋之间时，我问予倩君。

“他们要乘坐这马车。”

“是白乘车吗？”

“不是，稍出点钱，想坐在车夫的车座上，正在谈价钱。”

“拦住别人雇定的车要随意搭乘，真有点怪呀。大概是乡下人吧，或是坏人吧。说不定在冷僻处会亮出手枪顶过来呢。”

“不是，刚才的人不是坏人，是一般人。在中国常有这样的事。按中国的话叫占便宜，意思是利用别人来占取好处。刚才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想雇一辆马车，而是出一毛、一毛五就想坐上马车。这样的事就叫占便宜，或是借用稍有点熟识的人的姓名办什么事，或是叫人家破费自己却从中尽了人情等等，都是指这一类行为，在中国人的本性中这种因素还真不少。在日本这种情形叫作什么？”

城内到处是一片漆黑。不时地会有一两家低矮的店面，但一会儿也就消失了。面门窄小的饮食各店用的不是电灯，而是挂着方形的玻璃的煤油灯。不时有警察和宪兵站立在街头。两边有时是绵延不绝的土墙，有时竟是一大片开阔的原野。遥远处有灯火在幽幽闪烁。

“怎么这么暗呢！”

“南京电力不足。人口急剧增加而电力有限，所以街上一片黑暗。”

下了火车后对南京的第一印象只是“黑暗”。

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抵达了东方饭店。

出处同前

早晨的茶馆

早上天空阴沉沉的，像是就要下雨似的。K君、前田河(1)君和我想去看雨花台，八点左右出了旅馆。坐上黄包车去秦淮的路上已经吧嗒吧嗒地下起雨来了。秦淮的夫子庙附近有好几家规模不小的茶馆。我们进了一家叫六朝居的茶馆。里面很大，放着数百张桌子，客人也很多。我们在靠门口的茶室选定了一张桌子，马上就端来了茶。K君点了豆腐干、包子和面什么的。豆腐干是一种硬硬的晾干的豆腐，做成面似的细丝，再放入猪肉等煮成的；包子是一种放入了肉和蔬菜馅的像馒头一样的食物，都是早上吃的食品。每间茶室都坐满了客人，喧喧嚷嚷地人声鼎沸。其喧嚣之声和路上的人群喧杂没什么两样。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前田河君反复地说着“难以置信”。

已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足迹遍及十几个省的中国通K君向我们谈论了中国人的个性。

“总而言之，在这里的这些家伙根本就没有什么坚定的个性。我常说，与中国人交往是从一支烟开始的。什么节操、信念之类的他们都没有。”

我们的邻桌坐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厚道老头，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有点麻子的温厚的脸上堆着微笑不住地往我们这边看。

“这么说来，像这老头这样的人正是无个性的人，只能称之为空虚无聊的人吧。”前田河君手里抓住包子一边吃一边说。

“K君，你给我们表演一下用香烟打交道的情景怎么样？也好让我学一点本领。”

“行啊。”说着K君拿出一支烟递给那老人，“先生，抽支烟怎么样？”

那老人顿时笑容满面，一边说着“谢谢、谢谢”，一边用手抱拳作揖示谢，然后怯生生地接过了香烟。K君划燃了火柴替他点上。老人又反复地说着“谢谢”。

“请问尊姓。”老人问道。

“我们是日本人，请问您尊姓。”

老人答说“姓胡”，然后说道自己是上海人，此次为建造中山陵的工程而来北京的，你们若要参观中山陵可来找我。

“用这样的方法马上就可以谈上了。我们有时也可从这样的人身上获得意外的材料。中国人是很善于交际应酬的。这次国民政府禁止窑子和麻将，其目的也是为了打破这种过度的交际应酬。所谓贪官污吏就是这种交际应酬的产物。”K君这么解释说。

出处同前

(1)前田河广一郎（1888—1957），日本小说家。年轻时曾入德富芦花门下，后去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十三年，其间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以英文发表小说。归国后以小说《三等船客》引起文坛注目。后又发表长篇小说《大暴风雨时代》，成为左翼作家阵营的中坚分子。1928年10月至翌年3月来中国旅行，与鲁迅等多有交往。1929年发表取材于中国革命的长篇小说《中国》。村松在南京旅行时，偶然与前田河相遇，此书译文中略去了《奇遇》一篇。

城门·雨花台

出了茶馆又坐上黄包车。经过夫子庙前往西穿过两三条巷子就来到了南门大街。狭窄的街路上满是行人。其间又夹杂着黄包车、马车、独轮车、驴子、挑担的、汲水的——各种风物连成一片。整条街上充斥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喧嚣之声。车前都堵住了，前行不易，虽然城门就在眼前了。

巍峨高峻的城墙显示出古代的威严气势，在雨意甚浓的天空中轮廓鲜明。人群在城门内外互相推推搡搡，一片喧阗嘈杂。这仿佛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场景。黄包车和马车在这里一点都没有现代的意味。所有的人都不过是在象征着封建制度庞大权力的城门下面蠕动着的小虫一般的生物而已。

南门的城墙有四重。城墙与城墙之间排列着屋宇，有卖竹箩的、卖绳索的店铺，还有铁匠铺等等。

出了城，走过一段路，就来到了雨花台的山麓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下了车，登上了满是枯草的山上，其实这只是一座稍稍隆起的丘冈而已。山冈上一棵树也没有。有两三个要饭的女孩缠着我们兜售小石子。带有红色的卵石放入水盘中显现出美丽的光泽。六年前我来此地时曾与一个要饭的老太婆说过话，但是这老太婆已不在人世了。

给了这些孩子每人一分钱，她们才渐渐离去。到山顶约有几百米的路。山顶上建着一个像是亭子似的新建筑，在此可一眼俯瞰南京城。但此时雨势渐猛，远处已看不清晰。据六朝时代的传说，有某位高僧登上此丘冈说法，结果从天上降下花雨，花瓣落在了有罪障人的身体上。前天河君自云对历史有兴趣，而要观望南京的地形此处最为适宜，于是便带他到这里来了。

“历史上曾有记录，在明代某年间，有六十三个倭寇欲占领南京而曾来过此地，于是四面的城门都关上了。倭寇曾想翻越城墙，在城外盘桓了三天三夜，但任凭倭寇多勇蛮，也未能攻破这城墙。此时他们已粮尽体弱，中国人从城中大举反攻，把六十三人一个不剩地全都杀了。”

据说在研究倭寇史的K君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身旁有几个像是来猎官的土豪乡绅也在互相说着什么。

雨越来越大，不觉有阵寒意袭来，我抢先从刚才上来不同的方向跑下山去。他们两人也跟着跑了下来。

我想起了这边南麓有一家颇为雅致的茶馆，想在此处避避雨，结果像是走错了路，看不见茶馆模样的房子。在路边的稍高处有一座房子，但门窗都关闭着。我们走上了石阶，躲在这幢房子的屋檐下避雨。结果，房屋的门窗虽然关着，我们听到了里面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仔细一看，这不像是普通的住家，从结构上看，以前像是宗庙或祠堂什么的。从地方上来都城参加贡试的少年在此地避雨时，突然门户启开，从里面走出来美丽的女子招呼少年进屋。这是以前中国的小说中常有的情节。但今天在此避雨的是日本的普通作家及其朋友，所以不会发生上述的传奇故事。

雨有点停了，我们赶紧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乘上黄包车踏上了归路。城门处比刚才更加拥挤混杂。车到一个地方就会停上十分钟甚至一刻钟。此城门外有一口井，行人中最多的是挑着木桶到此来汲水的。也有挑着米的，运送着酱油的，搬运煤炭的，挑着鸡笼的，提着蔬菜的。老、幼、男、女，还有扛着长长的木材穿行其间的人。马车、黄包车、独轮车，几百辆连成一串。独轮车的吱吱咯咯声，哼唷哼唷的号子声，呼喊声，互相的斥骂声，叫嚷声。反方向的车和前后的车相互堵住了街路，所有的一切都前进不得后退不得乱成了一团。

这是多么地混乱，多么地无秩序啊。简单地说，就像发生了火灾似的。显然，在中国以外看不到这样的场景。这种状态，若是非常时期的话还可想象，而在中国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类似这样的情景可谓是司空见惯。这可以看作自古以来中国的民众受统治者压迫欺凌的一个实例，也可说混乱本身就是传统的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总而言之，中国的国民已习惯于这种状态了。无论置身于何等混乱的漩流之中都可泰然不惊，等闲视之。粗粗一看也许显得杂乱无序，但其内里则常有一种规矩在暗中制约。他们觉得门不堵塞，不管等几个小时总能通过的，因而神情安然。中国人的隐忍性和逆来顺受的性格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想，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经受了无数的灾难和迫害，不仅未有衰灭，反而日趋发展，其原因盖亦在于此。

这样想了以后再一看，在人群中还夹杂有头上戴着花的女乞丐。黄包车内风姿不俗的老夫人膝上还坐着天真可爱的小孙儿，神情怡然地微笑着。一个年轻人脸朝后地背坐在别人马车的车尾上，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馒头。拉着我的车夫在黑黝黝的城门中拾起了一个单只的皮鞋匆忙挂在车辆上。在混乱中有一种安闲，在喧嚣中有一种平静。不知不觉中我也变得和他们一样神闲气定了。焦躁的心绪渐渐消失，我坐在车上悠然地吸着香烟，一边环视着周围的景象。

差不多过了半小时，车通过了城门。

出处同前

旧物破坏

我于民国十二年春曾来过南京。过了五年半以后，这次又来体会南京的晚秋风情。我将这些经历告诉了南京人。

“想听听你曾游和再游的感想。”谁都会向我这么说。

“变化非常大。”我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样个变化？”

“上次我来南京时，南京的黄包车都在车轴上带有一个小铃铛，车行走时会‘丁零丁零’地发出很微妙的声音，然而这次来一看，带有小铃铛的黄包车都没有了。”

我这么说的时候，对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这种碎屑小事！”不过我真的很怀念这种铃声。

变化的并不只是黄包车没了小铃铛。所有的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其变化，便是像黄包车失去了小铃铛一样，古老的、优美的风物正在受到破坏。怀古思幽之情和伤感愁绪是革命所要严禁的，破旧立新才是革命。然而现今的南京旧物破坏的迹象比比可见，而立新建设的时期却还没到来。目睹遭到煞风景破坏的街景，我对仅是六年前的风物就起怀念之情也是无奈之举。对现时代抱有兴趣与对往昔的思念并不见得有什么矛盾。

但是，现今的中国革命家与一般的年轻人对旧事物毫无兴趣。岂止是无兴趣，他们还诅咒一切旧文明。不管善恶美丑，将旧事物一律破坏殆尽，他们以此而感到痛快。这在任何国家，作为革命时期的现象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之所以对中国的革命抱有理解赞同的同时也哀叹旧文明的衰落，是由于我自己未置身于这漩流之中的缘故。倘若我自己也是他们的一员同志的话，也许我也会像他们一样，以一味的破坏为快事了吧。

有一天我与一青年同去玄武湖。玄武湖位于南京城的东北，湖面相当开阔，就在城墙下面展开着一泓浩渺的湖水，一端一直延伸至紫金山的山麓。湖中有两个岛。最近此处成为市里的公园，称为五洲公园。听说此地为观荷的胜区，荷花盛开的时节秀色醉人，但晚秋初冬的季节却并不是适宜的游览地。岛中一无可观之物，唯有刘纪文(1)市长政绩之一的道路修建得相当不错。正好星期天有菊花展览，那天游人甚众。广场上有个临时搭建起来的茶屋，里面有不少客人。见此，陪同我来的在国民政府供职的青年萧君不禁大为惊讶地说：

“村松先生，此地就在不久前还有旧房子，在一个月之间全都没了。”

我当时的心情萧君并不理解，只见他欢欣雀跃地这边走走那边看看。别的也无特别可看之物，不多会我们就回去了。上了马车萧君说：

“我今天感到非常高兴。”

“何以这么高兴？”我问道。

“正好在一个月前我去过五洲公园，那时留存的旧房子今天全没了，看到一切都在变化，心里就挺高兴。”

萧君说话的神情真的是很开心。据说拆毁的是清代某总督建造的馆阁，我未见过，所以也就难以置喙，要是我曾见过的话，也许会感到极其愤怒的。萧君是这一年从一桥的商科大学毕业后刚回国的，在教养和常识上均无欠缺之处，我对他的这种心情只有加以肯定。

著名的鼓楼变成了气象观测站，北极阁被用作无线电信号台，都被彻底地改造了。在现今的中国，没有玩赏古董的闲暇。将古董上的铁锈磨去后修缮一下用作厨房的实用品已然算是好的了，对他们这种不尊崇古代艺术的行为你感到愤怒也没用。

在秋雨凄冷的一天，我独自坐着马车去访莫愁湖。此地上次亦曾去过。莫愁湖本身于我并没有很大的迷人之处，我想重游故地有两个理由。一是想去买很有名的莫愁歌的拓本，另一原因是这样：上一次在去莫愁湖的途中，从水西门出城后，有一河，河上有一很大的石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桥的两边排列着房子，几乎都是吃食店。当然并没有高大的房屋，但桥上却成了一条街，每家店里都挤满了衣衫脏旧的客人，一片喧闹，我觉得这种景象难得一见。上一次只是坐车经过此地，仅从车上观望两边的景象而已。这次期盼着尽可能停下马车，与当地的农民、苦力等一起吃点馒头什么的。

从地图上看，此桥名为“览渡桥”。南京的市区也只有西部一块还比较好地保存着旧有的形态。街两边排列着旧式的店铺，商业也颇为繁荣，到了这里才第一次觉得有古风南京的气氛。不料过了不久出了溪水门来到览渡桥一看，桥上的小街被拆得一处不剩，而且看来是最近才刚刚拆除的，只有留有原先房屋遗迹的石头颜色不一样。这座桥全由天然石料建成，宽六七间，长约四十间。古桥约是清初或是明时建造的，还一点都没损坏。现代式的石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在古代要建造这样大规模的石桥，令人不得不感到这到底是在中国啊！我再次对这座桥油然生起敬意，但桥上的店铺竟被拆得一干二净，这使我大失所望。但在讲究交通便利的时代，这已不是问题了。造了这么漂亮宽广的石桥，却又在上面搭建了很多房屋，大部分的通路都被堵塞了，这自然不合理。我想只有中国人才会在桥上建商业街。你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人会利用一切空间的自然性的一个实例，但这并不是一开始便允许这么做的。

不仅是南京，在原有的中国都市里所有的地方道路都相当狭窄。两边的房檐和房檐都互相比接，人们就在屋檐下行走。你看见这种情景就以为中国的都市早先街路就是建得这么狭窄的，那就错了。在古代建造城市时道路都是相当宽广的。可是待这座城市繁荣起来后土地就不够用了，房屋都紧靠路面建造起来。更有甚者，就在道路中间再建成一条街。这一情形在各个时代都受到严格的管制，以至于很多城市到了近代后都出现了如此逼仄的街路。道路狭窄并不是中国城市的本来面目。在南京和苏州等地，市区中不时可见古老的石制的牌楼等建在比普通的屋宇低洼得多的地方，这显然证明了古代的道路是相当宽广的。上一次令我非常迷恋的览渡桥上的小街市也是按上述的做派由人民自己随意建造出来的不正规的所在。这样看来，此次刘市长毅然决然地将这些房屋弃如敝屣般地一扫而清，对此也许不应有什么怨言。

莫愁湖是一个方圆两英里左右的水深颇浅的湖。在此地可望见城内的清凉山。若是夏天，水中有荷叶亭亭，景色不错，但现在这个季节就无可足观的了。我对其历史不详，据说自三国时代起就是金陵的一处名胜。临湖有数栋古建筑，其中有一处“胜棋楼”，是诸葛亮出使吴国时斗棋的遗迹。此处的建筑都是荟萃了古代文化的精华，但现已颓败老朽，亟待整修，看上去比我上次来游历是显得更加颓败。不加任何保护而任凭其受风吹雨淋，那自然也就日渐破损了。尽管如此，现在尚可一睹其建筑的风貌，再过两三年的话，恐怕连外观也难以领略了吧。

胜棋楼位居最前面，唯有此处尚有人住，仍可挡风遮雨，可望湖，可饮茶。如此回廊的壁上镶嵌着刻有莫愁之歌的大理石碑。我买了几副拓本。其歌云：

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

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

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

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

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

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提履箱。

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

右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又古乐府之《莫愁》。

家在石城西，秣陵之有莫愁湖，其以此耶？

苏北张盛藻书并识

时同治癸酉三月朔日

石壁上刻有中国人一流的书法。前几次来时觉得有一阕写得很有意思，不知是否还未消失，便又至此寻访，结果已是荡然无存了。这样一阕：“莫愁湖莫愁湖，来到此处万愁起。光阴似箭催人老，切莫辜负好山湖。”不知是否为一首诗，但是多少与我的情感有些共鸣。

有两个书生模样的穿着寒酸的老人在慢慢地四处游览。这儿也成了军队的宿舍，莫愁湖已经完全被现今的时代所摈弃了。

古旧风物正在令人痛心地衰灭的南京……

出处同前

(1)刘纪文（1890—1957），广东东莞人，曾留学日本，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第一任南京市长，主持了新南京的建设计划，1931年后连续几届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栖居在顶楼的歌伎和栖居在画舫的陆军师长

同行的欧阳予倩君一直怀有组织一个理想大剧团的抱负，这次到南京来的行程也与此事有关。连日来他一直为此事在东奔西走。

来南京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中午，我与欧阳君及他的朋友唐君、筱君四人一起去安乐饭店吃午饭。安乐是家今日才开张的店铺，除了中国菜以外还供应西菜，并兼卖别的食品。据说在香港也有同样字号的店家，生意十分兴旺，南京的这家是它的分号。这是纯广东式的店家，设施新式，地点也好，因此开张不久就非常兴旺。大部分客人是官吏和年轻的军人。菜肴做得很不错，价格则要高不少。尽管如此，这家店眼下还是南京第一兴旺，其设施及经营做派的不同凡响的新颖时髦正投合当今的时尚。

唐君亦曾在日本待过，日语说得很不错。其后到了法国，从飞行学校毕业之后又回到了中国。但他从不上飞机，日常只是在上海跳跳舞，在业余剧团的舞台上亮亮相，是一个日子过得悠然自在的上海公子。筱君是个文学青年，听说与印刷厂有关系。

“村松先生，今天筱君说要给你介绍南京的歌女。”予倩君对我说。

饭后，我们四人同乘坐一辆马车行驶在雨中的街上。

“那歌女在什么地方出场？”

“在麟凤阁唱戏。”筱君答道。

马车被拉进了夫子庙附近狭窄的小巷内，停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门前，门上挂着用金箔写成的大大的“众贤栈”的匾额。从名称上看此处像是一家旅馆。筱君走在前面，一个劲儿地往里面走。这是一所令人感到有点异样的房屋。两层楼的建筑，中央有个庭院，屋宇很大。走过铺着砖瓦的庭院往前行，有一个仿佛是在回廊的墙壁上劈凿出来的出口。经此往外走，又有一所同样风格的建筑。站在中庭往上看，可见被切割成四角形的天空和二楼的窗户。有一个通往二楼的露天的楼梯。再往里面走又有一所相同样式的建筑与此相连。楼下有些阴暗的水泥地房间内，角落边放着木床，有个男的蜷缩着身子睡在那里。二楼窗户的窗台外盆菊被雨水打湿了。粗大的圆柱上贴着用红纸书写着的对联。闪着幽光的壁板。

我不知道这是将好几所的房屋的壁墙去除后形成的一处大宅院呢，还是后来不断扩建成的大建筑，总之，走了一处又一处都是相同样式的屋宇，好几栋互相连续着。房屋都已相当古旧，已呈颓圮之状。二楼的栏杆都已经毁坏了。如果被扔置在这儿的话，恐怕都难以回到原来的入口处，心里不觉涌起一阵莫名的不安。古色苍然的房屋，铺着砖瓦的庭院，好几处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气氛阴郁的积水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仿佛侦探小说或是神怪故事中的场景。

只有我一个人沉浸在神怪故事式的冥想中，其他人则像走在日常的街路上一样跟着筱君一会儿往里走，一会儿往横侧拐，最后沿着中庭内的一处楼梯往上走。可见高高的地方有糊窗纸已有破洞的窗户。

有两位姑娘和一位像是其母亲似的妇女迎了上来。我们终于被领进了一间宽三米、长近六米的小房间，屋内除了一张大床和窗户边的一张桌子外，再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了。也没有天花板，屋顶部的圆圆的梁木和椽子吐着白色的油漆，都有点熏黑了。

年长的一位姑娘约有十八九岁，一张圆脸长得十分可爱。粗制的旗袍上套着件无袖的俄黑上衣。十五岁左右的妹妹端来了茶。

筱君向这一家人介绍了予倩君、唐君和我。他们对上海的名伶突然来此造访一定感到很奇怪。但是当予倩君以他那独有的温婉的神情向姐姐问起唱戏的事时，她谦虚地没有答话，只是筱君替她答道，说是唱青衣的。

她的名字叫荣湘云。

“直到去年一直在上海，来到南京正好一年了。”母亲说。

我心想，住在这样顶楼的房间里不知要多少生活费，便问筱君，筱君就问她们这房间租金多少。

“一个月二十四元。”母亲答道。

“麟凤阁每个月给我们八十元薪水，另外若有客人特别点唱，那么这部分收入也归我们，这样生活好歹还可以过。”

南京政府绝对禁止艺伎，而只准许这一类的演唱。然而若超越了一定的场所，比如到饭馆里去为客人卖艺的话则是严禁的。据说在麟凤阁歌女每日出演两场，白天的下午两点到五点和晚上的七点到十点。

约过了半个小时，予倩君说要如约去访一个人，问我愿否一起去。我们与她们约定晚上再见，留下了唐君和筱君，我俩出了众贤栈，坐上了等在那里的马车。雨下得大了起来。

“去拜访谁？”

“我的一个同乡。是我的一个有力的支持者。那人不久前还是国民军的军长，现已辞了军职。如今栖居在秦淮河的画舫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去见见怎么样？”

经过秦淮河上的一座小桥，往上游方向行一小段路下了马车，在穿过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小巷就到了河岸。雨点密集地落在浑黄的河面上。河边停着一艘画舫，从岸上到船沿搁着一块跳板。我们经跳板走到了船内。

“哟，下这么大雨你还来呀。”

船上的主人迎向予倩君，还没等予倩君介绍我，他便更为热情地与我握手。主人名曰李况松先生，年约四十五六岁，留着唇上须，作为军人，看上去似乎过于温和了。问了我的职业后，饶有兴趣地与我谈了各种问题。

“我以前也曾在日本待过三年左右。这是根据中山先生的建议，经头山满先生和寺尾亭先生等的努力创办了一所专门培训中国革命党员的法政学校，这是一所专业教授法律、政治的私立学校，于是聘请的尽是一流的日本学者来讲课。教师用日文讲，旁有中文翻译。也就是说，若按通常的做法先要学习日语，但这样费时太多，有点浪费，该学校的目的是让学员在短时间内仅学习真正的学术知识，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进了这所学校。蒋介石等也在士官学校毕业以后进了这所学校。那时的翻译是戴天仇。那时我也学了一点日语，现在已经完全忘光了。空尼七阿梅负鲁，伊开马山（日语“今天下雨，不能去了”）——就记得这些，哈哈哈哈。”

李先生是位令人很感愉快的人。这艘画舫并不很大，不过也不小，中间的客厅约有八帖(1)大小，摆设和装饰都相当完备。画舫自古以来即是秦淮的名物。有些画舫装潢极其精美，昔日就在船上满载着美酒和艺伎在秦淮河上来回游荡，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我上次亦曾在这里的画舫中乐过一整个夜晚。船上既有卧室，也设有厨房。二胡声、唱戏声、喧杂的麻将声，混杂成一体流溢到河面上，构成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浓厚的嬉游浪荡的气氛。古来的风流才子吟诗作词所咏叹的便是这画舫的游乐。然而此次对艺伎的禁令发布以后，一夕之间画舫成了无用的废物。如今云集的画舫空空荡荡地停泊在河中，仿佛在哀叹时运的不济。不过，他自然也有可利用的途径。眼下南京房屋不足，租房不便，于是就有人租借画舫过起了水上生活。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

客厅里挂了好几幅文人画风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于是便问李先生：“这是谁画的？”

“哈哈哈哈，这是我画的。近来无事，便以作画取乐。现在正好快画完，不赏脸看一下么？”

说着李先生从邻室取来了几幅小的画有蔬果和梅花的画让我们看。每幅画都有水准，富有一种自然的风韵雅致。我发出了赞叹之声后，李先生就说：

“那么我赠你一幅留作纪念吧。”

说着，他走到了邻室拿起笔添写起来。邻室内有四五个穿国民军士官服的青年以及像是李先生部下的人在一旁观赏着李先生运笔。李先生画完后又添上了一首诗：

自从空海泛沧溟，江南春色到蓬莱。

陇使相将堪致远，愿加田舍几茜蕾。

“哈哈哈哈，见笑了，谨作纪念。”

李先生说着用手指蘸上唾沫涂在画纸边缘上，将画贴在了船舱的横楣上。

欧阳君为组建剧团的事与李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从玻璃窗向外眺望，雨好像小了点。在石垣下面有两三只鸭子在游泳。

“画舫的生活挺有情调的。”我说。

“倒也不是有情调，没有住房嘛。不过要是你喜欢的话，也在船上住住怎么样？就在这上游方向有一艘合适的船空着。”李先生说。

“要多少钱可以租借？”

“我这艘月租十八元，那艘空着的船据说十七元出借。”

“这么漂亮的船十八元，便宜呀！”

“村松先生也借一艘吧。”欧阳君在一旁打趣地说。

在花舫中栖居——以前我连想一下都觉得这是一种充满了幻想色彩的人生，不过颇为遗憾，这次短暂的旅行日期有限，不允许我做如此的耽溺。暮色渐浓时分，我们告辞李先生走出了画舫。李先生不顾雨淋一直送我们到船边。我在归程中将李先生用报纸卷起来送我的画藏入外衣里面带回去，这位文人式的武将的襟怀不禁令人生出无限的怀恋之情。

“李先生是个好人。”在马车中予倩君也说。栖居在涂着油漆的顶楼的歌女——栖居在画舫里的陆军师长——南京——这三个世界形成一体映照在我的心灵上。

我们的马车驶向麟凤阁。

出处同前

(1)帖为日本的面积单位，用于计算榻榻米的面积，一帖约等于两平方米。

茶馆和书场

在一栋平房内摆着百来张方桌，场内约有一半客人，正面的舞台上年轻的女子正在唱着戏曲，喧闹的音乐声震耳欲聋地响彻整个场内。客人们一边品茗饮茶，一边欣赏着戏曲，或是高声聊天喧哗。

唐君和筱君都先来了。我们围坐在一个桌子边听了好几个人的演唱。过了一会儿荣湘云出场了，她的嗓音颇低，演唱效果并不好。比起她来，一位叫董艳秋的歌女年约十六岁左右，唱得也好，长得也漂亮。在这边出场的歌女都剪短发，服饰也极朴素，只有董艳秋穿着缀有饰物的艳丽衣裳，并且梳着辫子垂在背后，站在舞台上的风姿也绰约动人。

在唱功方面被称为南北无双的欧阳予倩君，热心地听着这些小地方年轻歌女的演唱。

“欧阳先生，这些人唱得好吗？”

“哦……很不错的噢。”说着蔼然地笑了起来。

这时走过来一个穿着立领制服、戴着宽边眼镜、剃着光头的人。予倩君向我介绍说，这是中央党部的通讯新闻记者唐三。

我们计划请荣湘云及这里的歌女一起吃晚饭。我们也邀请了唐三氏。五点左右出了麟凤阁，来到了秦淮河畔一家叫金陵春的菜馆，这是一家有年头的大餐馆。我们要了最里边的一间包房。予倩君立即用毛笔在红纸的招帖上写上了“荣湘云”、“唐艳秋”、“萧瑜”等麟凤阁歌女的名字及自己的姓名交由堂倌拿去。

屋外是秦淮河。石垣下面发绿又泛黄的河水凝重地沉积着。对面也系着三四艘画舫。依然下着小雨。在对岸房屋与房屋之间约有两亩大小的一片萝卜地，河岸伫立着五六棵柳树。鸭子在浓重的暮色中寻觅着饵食。从一艘画舫中露出了一位女子的脸，这是一个穿着青色衣服、脸色憔悴的美丽女子。不知她在思想什么，两眼一直凝视着河水。这时从下游方向驶来一艘货船，那女子和货船的老大不知说了什么之后，便严严地关上了船窗。

这情景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虽然一切都将衰灭消失，但还在做最后的叹息。

“当局计划将这条河疏浚拓宽至现在两倍的规模，已经着手拆除对岸的房屋。然后引入长江水，使其水流活起来。”唐三向我解释说。

荣湘云和萧瑜先到。此后董艳秋在其父亲的陪伴下也来了。大家一起围着桌子坐下。这家馆子的菜是真正的南京菜，有当地独特的风味，味道也好。

这几位女子十分文雅，几乎不随便插嘴说话，但都很开心地吃着菜。稍搁一下筷子时，唐三氏和予倩君就立即用自己的筷子往她们的盘子里夹菜。

董艳秋的父亲似乎是这样靠女儿生活的人，长得肥肥胖胖的。一问，答说是福建人。

“台湾我也曾待过两三年，不过这也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您去过台湾吧？”他问我。

“没，没去过。”

我虽是日本人，却不了解台湾，颇觉惭愧。(1)

董艳秋的父亲有五十五六岁的年纪，活到这个岁数，似也经历了各种风霜雨雪，已是相当世故。因此看上去颇有些自以为是。然而她女儿的美艳——(2)

年轻的唐君和筱君在互相猜拳喝酒。唐君也向我挑战，我不善饮酒，便提议按日本人的做法，输的一方每输一轮便脱一件衣服，唐君答说“行”。彼此互有输赢。怕冷的我穿得很多，就像笋壳一般包了一层又一层。脱了一件又一件总脱不完，结果连善战的唐君也输得只剩最后一件内衣了，只得投降。唐君和筱君穿着一件衬衣跳起舞来。予倩君让女孩们坐在前面，就像学校的音乐老师教学生唱歌似的，小声地将各处关键的唱腔唱给她们听。

姑娘们七点过后还有夜里的演出，便退席回去了。我们也准备离开，欲去结账时，唐三先生已先一步付掉了。是我们请他来的，却由他付账，很过意不去，便找欧阳氏商量如何是好。“是呀。”予倩君稍微想了一会儿说，“没关系，谁付都一样。”

我与予倩君告别了众人，坐马车回了旅馆。

予倩君坐了那晚最后一班火车回了上海。听说飞行家唐君也将坐翌日早上的头班车回上海。

此后我又在南京逗留了两个多星期。我在南京也没有特别要办的事，天好时便去郊外的名胜地溜达，下雨时便烧旺了炉中的炭火，取出包中的书来读。到了晚上便请上朋友一起去秦淮附近的饭馆吃晚饭，饭后去茶馆或书场饮茶听歌以度时光。在南京也就只有这样的消时度日的方式了。沿秦淮河有一条宽阔而空旷的大街。其一头有座孔子庙，因此这一带俗称“夫子庙”。在夫子庙周围共有十来家茶馆和书场。茶馆和书场其实并无太大的分别，不过是前者重在饮茶，后者主要是为听戏。在书场也能喝茶，在茶馆也能听戏。茶馆也可看作一种书场，不过在茶馆听戏只有晚上，白天则纯粹只是茶馆。

茶馆是江南的引人之处。在上海、杭州、苏州或是南京，茶馆都非常兴盛，不少都有相当的规模设施。南方人十分好饮茶，不过茶馆兴盛的原因并不仅在此。大部分中国人早饭都轻餐简食，早上一般吃点粥呀馒头之类，或是吃碗面条等。也有人在自己家里用早餐，但习惯上往往上茶馆去吃。茶馆里多为中层阶级以下的人物。有的茶馆卖酒，有的不卖酒，反正在茶馆里喝酒的人不少。即使上班的人早上出门时也在此地简单地用过早餐去上班，有闲人则会在此打发几小时的时间。

茶馆还有一个功能，便是用作谈生意的场所。商人们在店里见面后，便一同来到附近的茶馆，边喝茶便慢慢地谈生意。从早上到中午，茶馆里大都为这一类客人。对中国人说，茶馆是一种交易场所。

上海四马路上的一处叫青莲阁的茶馆，一长溜占了好几家门面，楼上也全是，规模宏大，名气不小，但建筑本身却颇为低俗，毫无情调。茶馆倒是乡村小城市更为发达。在我所见过的茶馆中，苏州城内的一家叫吴苑的茶馆，既有庭园，建筑也颇为精致，一切都很高雅。到底是一座有风情的古城。总之，茶馆这种营业组织对中流以下人们的生活来说是一种相当方便的存在，一般茶资极廉，到处都有专门以体力劳动者为主顾的下等茶馆，有人图它省功夫，有人取其经济实惠。

夫子庙一带的茶馆虽没有富有雅趣的，但不少规模较大，像六朝居、龙门居、新奇芳阁、四明楼等等。也有的茶馆利用大的画舫，称为画舫茶社。像六朝居等，其店堂之大足可容纳数千人的茶客。

专门的书场，有麟凤阁、新世界、又世界三家。有很多艺人在这三家书场演出。麟凤阁和新世界听女优唱戏，又世界则为大鼓、滩簧等杂艺的表演，与日本的寄席(3)差不多。

一般的茶馆到夜里就变成了书场，不过这儿不会有一流的优伶。

首先客人走进去后可随便在自己所喜欢的位置上落座。马上有茶房端过茶来，随茶还会送上西瓜子或南瓜子等。茶房提着大茶壶将开水注入小茶壶中，倒入茶盅内后，再添注开水。还送上经蒸煮过的毛巾。总之，客人要用手巾抹一下脸，擦一下手。

正面有一个突出的舞台（较一般处为高），上有一个桌子。有乐手六七人排坐在后。左右两边有垂挂着幕布的出入口，演员从左侧上场，演完后再退入右侧的幕后。唱的大抵都是戏曲段子，有京剧、昆曲等不同的戏种。演员所唱的角色种类也各有所定，分为青衣、老生、小生、花脸等不同的类别。

演员出场和退场都不对观众鞠躬行礼。快唱完时，像是将最后一句抛向观众似的一下子退入幕后。每唱完一曲后则转过身去背对着观众，初一看上去其举止动作都像男人似的，缺乏女性的温柔优雅。然而看久了的话，就会感到其中也有妩媚和魅力。

旦角的唱腔也时伴有优雅的音乐，但京戏的音乐一般极其吵闹，而且尖嚣喧杂的程度之强烈，不管你具有世界上的何种耳朵都难以想象。每一种乐器的声音仿佛要将所有观众的神经都震碎似的。使其在尖啸高亢的节奏中沉浸于舒畅陶醉的状态，此为京剧的特征。尚未习惯的话，会因其尖利喧嚣的声音而感到喘不过气来，要死去一般地难受。在此喧嚣的管弦声中，更有一个盖过此音发自肉体的高亢激厉的声音传过来，此为京剧的唱腔。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悲怆、激越的唱腔，这一在亚细亚大陆繁衍生长的民族的所有的传统、所有的欢喜、热情、悲哀、激愤——所有这些的种种情感都以一种最高涨的形式表露无遗地通过这些戏曲唱腔迸发了出来。如此这般孕满力量地、如此这般强烈地表现了民族特性的音乐，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观众在听戏中不时地发出“好、好”的叫声。这叫声实在有点滑稽。观众喝着茶，抽着烟，聊着天，场内一直是喧嚣嘈杂的。不过，音乐的声调很高，听众用不着屏声息气地听。并不是音乐的声调高才使得观众叽喳之声不断，而是这音乐本来就诞生于这样喧嚣的地方，这是从激越的、狂躁的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自然产生的音乐。

目前南京禁止伎馆堂会，原先的那些游乐场所都荡然无存。虽也有些极为简陋的剧场，却很少能正式地上演全出的戏剧。最近在南京市中心要造一座相当像样的电影院，工程也已经开工，但在建成前却是无处可看电影。说好也罢，说不好也罢，所有的娱乐机构都不存在。其中唯一被允许延存的地方便是这些书场和茶社。然而眼下又有数万的军队、数万的官吏及求官猎官者涌入这座城市，工人和商人也在不断增加。人口达到了以前的两倍，城市渐呈繁荣景象，正在走向黄金时代。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却缺乏像样的娱乐机构，因而饭馆和茶社、书场就自然兴旺起来了。要以茶社和书场作为新时代的娱乐机构来满足上述这些人的要求显然是一个时代错误，然而其他设施场所荡然无存，也只有这些地方兴隆了。客人中最多的是年轻的官吏和军官。国民军的军官平素虽不佩剑，但大都自肩部斜系着皮带。这是军国时代的现代中国最受青睐的服装。无论走进哪家茶馆，都可以看到成群的穿着这样的军服的军官。

书场和茶社都不收入场费，不论听多少总觉得缺点什么。更何况唱戏的是女子，听客与唱戏者之间若无情感上的交流途径，就没有吸引力了。因此，表面上虽遭到禁止，客人还是有办法让自己所喜欢的女伶特别地唱上几段，这就要唱一次给一元大洋的资金。专门有两个茶房在场内不停地跑动，以接受客人的点唱。比如我想叫荣湘云唱的话，我便对走到身边的茶房悄悄地点唱。其实不用这样悄然进行，不过所有这类事情还是悄然地做比较有意思。茶房明白后立即报告给后台。于是不一会儿荣湘云便出场了。唱完一曲之后，茶房便跑来讨取赏金了。只要有客人点唱，唱几遍都可以，一直是一名演员出场。受欢迎的演员一个晚上可能好几次出场，而不受欢迎的人则义务演唱一次后就再也无法出来了。这样，演员之间势必会展开竞争，而有时对同一位演员，客人之间也会展开竞争。有趣的是，茶房在通报时，会说清是哪位客人点唱的，所以演员会从舞台上面向这位客人演唱。即使一般的观众不清楚是谁点唱的，但点唱者本人则一眼就能明白是在唱自己点的曲目，在得到满足的同时，还会觉得甚为得意。

唱一次的赏金在一元以内，进入演员腰包的为其三分之一，亦即中国货币的小洋四角。其余的三分之二归乐师和茶房。一般唱一曲的时间在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左右，客人的点唱集中时就只唱三分钟至五分钟左右，使人觉得才唱了个头就立即退了下去。常客都各自有自己所捧的演员，互相竞争，有时连声叫好大声鼓掌为其捧场，有时则嘘声四起有意冷落。时间越晚，这种互相竞争捧煞就越为激烈。演员则在一曲终了之后犹如轻燕一般翻身退入幕后。

迷上某演员的看客有时欲罢不能，就追着去拜访那演员的家。没有介绍自然不能贸然行访，因此一开始都请某个熟人带着去。去的话，不管是谁，对方总是端茶递烟地款待。没有关系的看客也不一定要赠送赏金，但屡次造访的人就会留意着一点，或赠上某件物品，或在其母亲手掌中塞上十元钱一张的纸币，对方自然也不会生气。若不是特别张扬，有时也可带她们一起去馆子里吃饭，或者把酒菜叫到其家里，就像新女婿上门似的与其家人一同吃饭。要做到这个程度的交往并不是特别的难事，至于采用何种方法使关系进一步发展，我也不甚知晓。不过在专门的书场里出场的演员似乎并不可轻易接近，市政府对这一类艺术家的管制也相当地严厉。

她们每个人的领子下都缝有三寸左右的布制的许可证，上写有“戏词鼓书营业人员临时证章”，并钤有市政府的印章。不管在家还是登台演出都必须随身佩戴这一证章，就像仙鹤身上佩有诗笺一般。此外在她们的居住处也必须挂有市政府颁发的写有“南京特别市戏词鼓书训练所规划”的镜框。在此试译其中的几条如下：

淫词秽曲的内容、有违革命的内容，或有伤国体的内容，一律严禁演唱。

女学员除家人之外，不得与其他男性出外宴饮、游船及参与一切类似的活动。

女学员须得在每夜十二点以前返家。

女学员不得涂脂抹粉，不得佩挂耳饰胸饰之物。

对“有违革命”我觉得很好笑。有一天我去访荣湘云时，已先有两三个客人捷足到访。据介绍，获知其皆为市政府的官员，衣领上都佩有市政府的标记，不会有错。于是我就开玩笑说：“我想再使劲地捧捧荣湘云，但这个规则很可怕，我不敢做。”大家听了都咯咯大笑。其中一人说：

“这规矩已废止了，您不必害怕。”

我白天进茶馆悠然喝茶，晚上到书场里去听戏，自己觉得仿佛已完全同化在该国的民众中了，心里觉得很愉快。

晚上到书场去时，有各种小贩来兜售商品，像香烟、点心、橘子等，这些东西并无什么不妥，然而竟也有卖肥皂、牙膏、牙签、小圆镜、鞋拔等家用小商品。报纸来卖的有上海的日报和南京的晚报。还有一个男的竟来卖带链子的锁和铁锤，而且每天晚上都来。你要来卖自然随你的意，但书场和铁锤有何相干？想到这里，不免觉得可笑。初看上去好像并没什么生意，但看他每晚都来，有时总会卖掉一些吧。以那人的眼光来看，这儿毕竟聚集了很多人。他把锁和铁锤放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兜售：“这个怎么样？”总有个别人会想起自己家中的锁已坏了，得重配一把，也有人会想到家中尚无锤子，备一把吧。这种地方可以看出中国人不慌不忙的悠然神情和找寻机会的精神。

新世界的场地要比麟凤阁大一倍左右，其最引人处是有好的演员出场，因此每晚都满座。在这里唱得又好又受欢迎的有“张桂芳”、“刘莲芳”、“李兰芳”、“朱小农”、“徐美容”等。

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去听戏，坐在前面，听了一会儿正想早点回去，当新闻记者的唐三君和朋友一起从后面过来，他眼尖，一下发现了我。

“你还在南京呀。我还以为你和欧阳先生一起回上海了呢。”

说着，唐三氏把我拉到那边去，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

“唱的怎么样？”唐君问道。

“我觉得这儿的戏唱得很有意思，已经没法离开南京了。”我答道。

“那好啊，我给你介绍这儿的演员吧。”唐君说。

唐君和朋友商量了一下，拟将最近刚从上海大世界来的徐美容介绍给我。演出散场后，我们四五个人去造访了徐美容的住处。这是一家秦淮河沿岸的颇有古风的旅馆，她住在底层临河的一间相当漂亮的大屋子里。她与母亲一同生活，有自己专用的男佣，生活相当阔气。母亲也颇为年轻，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与女儿一样也剪短发，是一位在艺人的母亲中少见的气度优雅的女子。

徐美容约在十九至二十岁左右吧。身材姣好，容貌秀丽。唐君的朋友告诉我说，她在上海也很红，因南京收入多，就到这里来了。她接了我的名片一看，用甜美的嗓音念道：“村——松——梢——风——”然后恭维地说：“日本人的姓名有四个字，念起来很好听。”

她多少是受过一点教育，会几个英文单词，也稍懂一点日语。且是个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有点任性的有上海女孩气的姑娘。据说亦曾师从欧阳予倩学过唱。这是一个不像艺人的有品位的家庭。有时候她在读着什么，我拿来一看，是我的旧友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不禁感到有些意外。

有天晚上我与两三位朋友又去造访她，一直待到她们入睡之前，约过了十二点，突然这家旅馆内发生了一场很大的骚动。一开始是二楼方向像是发生了战争似的一阵喧闹，我们都大吃一惊，脸都发白了，不久喧杂的声响蔓延到了整幢旅馆。我们走到走廊上一看，只见有近百名手持刺刀枪的全副武装、神情森严的宪兵走了进来。一会儿徐美容的房间内也进来了十余名宪兵，气势汹汹地盘问了我们每一个人之后，又角角落落地翻查了整个房间，看看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便退了出去。

后来我们马上明白了，二楼房间住着的三个房客被发现是那天下午袭击市内一家银行的强盗团伙的同伙，便到此来抓捕了。第二天的报纸刊登报道说，从那个房间的大木箱中查出了好几把手枪和一些子弹，那天夜里共捕获了十四五个同谋犯。

出处同前

(1)台湾在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时为日本占据，在日本称之为外地，被视为日本的领土，故村松有此说。村松后曾去台湾旅游，写有《南中国放浪记》。

(2)此处原文中断，不知是印刷错误抑或遭审查官删除。

(3)寄席，为日本上演相声、评话、戏法等大众文艺的场所，形成于江户初年。亦指上述的大众通俗文艺式样。

中山墓

有人说现代中国革命的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礼赞，这句话多少有点说中了。特别是自革命政府成立以来，孙中山的地位如日中天。孙中山已不是个革命运动家，而成了君临于中国四亿民众之上的神了。有关孙中山的所有书籍正在源源不断地出版。全国的学校已不用说了，连市内的商店、剧场、书场、饭馆、医院、律师事务所，不管走到哪儿，到处都挂着孙中山的像。就不用说官吏政客的会客厅了，可说无一处不挂有孙氏肖像。若去买信封、信笺或是笔记本之类，总印有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之类的语录或是其肖像。孙逸仙的地位威望自去年就开始不断地往上攀升，到了最近则已至白热化的程度。不过，你见此情景后就以为现代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仅是如此崇拜孙中山啊，那就过于草率了。对孙中山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产生的，而过度的热衷，则当归于政府的宣传。当今国民党的政治家们将故孙总理神格化，口口声声称要不断贯彻总理遗嘱，实际却是以此来弥补自己的名声和信誉的不足。不过从结果上来看，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此外，国民党嫡系出身的原孙中山的弟子的大部分政治家，从感情上来说他们也很少会不赞同将恩师孙中山奉为神来祭祀吧。在革命党员中，对孙中山的崇拜早先起就相当炽热，在他生前时，国民党的本部或是支部的会议室的正面必定挂有总理的肖像，到了最近，普遍性的孙中山崇拜，对于他们而言，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有益的。因此有人便有意地煽动起这股越来越盛的孙中山礼赞热。其代表性的事业便是建造在南京城外紫金山上的中山陵。

关于中山路，以前曾经记述过。这是往中山陵去的自下关至朝阳门的大道，自朝阳门至紫金山尚有三公里的距离。紫金山历来以明孝陵而著称，不过今日则被中山墓的名声压倒了。我在南京逗留期间曾去过那儿两次。

第一次去时，是与宿于同旅馆的日本人T君和中国人程君三人一起雇了马车去的。过了牌楼街后便来到了秦淮河上游的天津桥。这一带的河水颇为清澈，沿岸的风景相当好。过桥后，房屋几乎已不可见，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原野。有代代木练兵场(1)好几个加起来那么大的平坦的一片旷野，为国民军的飞机场，不过看不见一架飞机。这条道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沿途有明代时的西华门、长安门等，不过如今城楼已形迹杳然，只留下一些砖砌的拱门。再稍向前，有明宫的遗址。眼前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正前方是正午门拱形大门的残迹，还留有城濠的旧迹和架在河上的石桥等，以前曾是宫殿基石的很大的石块倾倒在各处，无数的残瓦破砖混杂在田地的泥土中。

渐渐驶近城墙。南京城与北京城并称为中国的两大都城，但南京的城墙的范围要大得多。北京是一座城内居家稠密的大城市，与此相反，南京则要疏阔得多。南京城墙的周长究竟有几里，自上一次游历以来我问过好多人，但答案均不相同。文字记载的也是各式各样，有说是一百七十华里的，有说一百三十华里的。没有比中国的里数更搞不清的长度单位了。不过按城内的直径距离来测定的话，以日本里来算的话是十余日里(2)，加上到界城间的距离约为十二三里，这差不多已有定论了。即便如此，这城建得够大了。现在的市内约仅占城内的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不过即使在明代时，城内也并不是全住满了人。有人说，即使南京城被敌军包围，城内自耕自产的粮食亦可供城内三十万人的食用。总之，很大。

在仰望中国的城墙时，我心中会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宏伟且具有浪漫情调的感觉。

在朝阳门处，古道与中山道路合为一路。城外的道路修筑正处于热火朝天之际，马车行驶十分危险。从这儿到紫金山是一大片平原，不时有低矮的丘陵起伏，背面则是澄碧的玄武湖，平原一直往西面起伏延伸。在旷野的正中有一座宏大的砖砌的门。不时有巨大的兽形石像伫立其间。此皆为明陵的附属物。对面左边红色的建筑即为明陵。自此往右约两公里左右，在比明陵高的位置上可见一处雪白的建筑，此即为中山陵。紫金山在背后犹如屏风般地矗立着。此山几无树木，满山皆由岩石构成，在光线的作用下有时呈紫色，有时呈金色。紫金山之名可谓名副其实。

据说常年从事中山陵建设的有千余人。在其周围，主要面向这些工人的临时饮食店开出了一大片。在卖面卖馒头的店里，人与苍蝇混成了乌黑的一片。驶到了近山处，可见一些杂木林，路亦多呈坡道，马车渐渐无法行驶了。我们便下了车步行。

中山墓——这实在是项极其宏伟的工程。整个世界上我不清楚，在东方，则是没有比这更宏大的陵墓了。紫金山麓的一座相当高的山全成了陵墓的基石，并设有宽约八九十米、长约数百米的石阶，山顶上则建有一巨大的庙宇。山的两侧劈成陡峭的直面，由石块垒筑起来。站在山顶上眺望，整个山下人犹如蚂蚁蠕动一般在劳动。这些工人居住的小屋散落在落叶树的树林间。庙宇全由人造石建造，约有三四十米见方。内部的柱子为大理石柱，天顶和四壁则饰成五彩缤纷之色，极尽绚烂之美。屋顶则由青瓦铺成。

整个建筑样式在东方格调中，也融入了相当浓厚的西洋色彩。然而其规模真是宏大，且显得端庄、凝重、沉稳。从正面的山下向上仰望，无论是建筑物的式样，宽广的石阶，还是与其背后紫金山的谐和，整个设计可谓毫无瑕疵。登上山巅，站在庙宇之前向下俯瞰，正好与蜿蜒展开的南京城遥遥相对，其间则有开阔的旷野，一直向西起伏延伸，直至与远方的群山连成一体。如此雄伟的景色也是绝无仅有的。

听说陵墓的设计者是由政府重金征聘的，我没有听清中选者是谁，但这足以代表中国民国的建筑水准而值得在全世界自豪。我以前曾屡屡听到一种颇为极端的论点，即在现代中国无艺术，我私下甚至也曾这么认为，但这次亲眼目睹了这中山墓的宏大工程，获悉现代中国也还是有伟大的艺术，内心感到难以言状的欣慰。此陵在民国十五年开工，听说此后便无间歇地天天施工，至我见到时，已完成了百分之八九十。计划在明年(3)元月一日将存于北京郊外碧云寺中的孙中山的遗体运至这里改葬。到那时，所有的工程都将完工。我不详工程的总额花费多少，但至民国十七年六月止所费金额为二百四十万元。现在的人工费一般为小洋两角，石工为三角。小洋两角相当于六分之一块大洋。工钱实在很廉。以此工钱建至一半花去二百四十万元，同样的工程若在人工费高昂的日本或其他外国进行的话，也许要费上几千万元。真是令人惊叹不已的大工程。且以建一个陵墓便动以如此大的工程，在世界上是未有先例的。难怪南京政府的人会以此为自傲。

有人质问道：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建造如此气派的陵墓不是相悖相矛盾的吗？提这样问题的人才是少见多怪。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并不罕见。……

有个日本政治家来到南京，见到赞颂孙中山的热烈盛况，不禁大为惊叹，在报纸上撰文说：“自己以前曾经在日本与孙逸仙数度相会，当时并未认识到其人是一位今后会得到四百余州民众普遍敬仰的大人物，也并未感受到其非凡的伟大人格，现在深感自己无识泰山之眼，惭愧惭愧。”这位政治家的心境自可理解，但当时与孙逸仙相会的人谁也未曾料到此人具有成为神的资质。

到地方的城市中去，到处可见到“中山公园”、“中山图书馆”之类的场所。这也并不是新建成的，而多为在原有的场所上冠上新名称而已。比如位于西湖孤山上的中山公园等，原来是由清朝的皇室所建造的，如今该处改名为中山公园。这种事情从某种角度来讲涉嫌窃盗他人之功，令人颇感不快。若要表示纪念，应建造全新的纪念建筑。在这一点上，在建造紫金山的中山陵工程中即使倾尽数千万元宝贵的国帑，我也绝无异议而唯表示赞同。

山下多栎树林，林中散布着无数建设工人所居住的半圆形的小屋。妇女们在屋内屋外说着话，或忙着做饭。有位女当家在清泉喷涌的地方洗着红薯。我站在一旁看时，那女子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红薯说：

“这个拿去吃吧。”

“谢谢，不过生的不能吃啊！”

“不，生的能吃。”

说着，那女子立即拿过红薯大口大口地吃给我看，脾性直率爽快。辜负了她的厚意不好，便接过红薯，想给她一把铜钱，她说“不要不要”，不肯接。我用小刀将红薯切成薄片，三个人一边走一边吃了起来。

出处同前

(1)代代木练兵场，位于现东京都涩谷区中部，战后废除，1967年在其旧址上建成大型的代代木体育场和古树参天的代代木公园。

(2)日本的1里约等于3.9公里。

(3)编者注：此处“明年”指1929年。孙中山迁葬实际是在1929年5月底，同年6月1日举办奉安大典。

六朝遗迹

“T先生，紫金山应有个叫紫霞洞的古寺，在哪儿呢？我很想去那儿一看。”

T君听了我的话说：

“我也没去过那儿，不过在中山墓和明陵之间的山中是有一座寺庙似的建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贴有一张导游图，上面确实写着紫什么的，也许就是那儿。”

“大概就是那儿吧，去看一下吧。”

我们把马车停在了前面，自己徒步向山岭方向走去。有一条似乎是新修的道路，路边有一片不常见的人工种植的松树林。走了五六百米便是一片山岭，在山谷的深处出现了一幢红墙建筑。山谷很深，底下有溪水流过。走近一看，只见在如铁一般的岩石山的半山腰中有一座红墙古寺，可沿一条曲折却有规则的狭窄石阶上去。在石阶下呈四十五度的地方有一条溪流潺潺流过，再往上便可见红墙的建筑。山谷中多树木，树叶呈桦木色。紫金山的山峰层峦叠嶂地往上延伸，高高耸立。溪流上架着桥。

如今已很少有人来此寻古探幽了，然而在往昔这儿却是很知名的六朝时代的名胜。岩石和寺院，登向寺院的曲折的小径，墙壁的颜色，红叶，苔藓的清香。这真是一片幽邃之极的灵域。我们朝着最高的一所房子往上攀登。在古老的庙堂内安放着几尊佛像。穿过庙堂来到屋后一看，有一瀑布，涧水流经暗黑的山岩轰然从高处悬落下来。在其旁有一从岩石处挖入的洞窟，入口上方挂有“紫霞洞”的匾额。自然和人工，年逾千载的铁锈。就在不久前我还被中山陵雄伟的气势所打动，可如今我却尽情地沉浸在这种迥然不同的感动之中。

堂内有一所马厩似的小屋，一位年约八九十岁的老人独自居住着。老人戴着头巾，白髯飘拂，穿着破旧的道服。桌上放着两三本书。我想这位老人恐怕是仙人吧。我问道：

“先生在此做甚？”

“吾乃医者。”

没想到这山中竟有医生。

“有病人来吗？”

“有时来。”

“在此居住很久了吗？”

“迄今仅住了二十余年。”

“请问高寿几何？”

“九十七。”

“来此之前身居何处？”

“在四方云游，曾栖居北京，在上海也住了三十年左右。你们乃何方人士？”

“我们是日本人。”

“哦，是日本人啊。吾从前亦有一日本友人，乃长崎人士，名竹村。”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乃五十二三年前的事了。”

我们不觉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怪异的感觉。

出了庙堂，沿山中的小路下来，我们来到了下面的寺院。这里所有的建筑都在岩壁上凿出一部分洞来，再依山崖架出屋顶，然后围以墙垣。因此屋内一半以上的空间是洞窟。寺内有两三个僧人。一位僧人带我们看了寺内各处。说法洞，传说昔日有一位名曰志公禅师的大师在此说法，因而得名。有个洞内有一口常涌清水的井，此地为厨房。在最大的一处房间内置有数张桌子，有几个农夫模样的人在此饮茶。正门处有佛像。

数年前在南京曾有一个日本人G君，是外国语学校毕业的优等生，来南京供职于日本的陆军情报部。此人信奉独身主义，与一个中国随从两人过着悠闲的生活。G君喜好打猎。有年秋天他扛着猎枪在紫金山山麓一带寻找猎鸟，见有一条山道，便沿山路走入山中，来到一所寺院前。此即为紫霞洞。当然G君是初涉此地，便很新奇地在寺内各处探访。这时有一件奇异物映入了他的眼帘：在房内的泥地上脱放着一双日本女人穿的女式木屐。在这人迹罕至的六朝时代的古寺内竟有一双日本的女式木屐，不要说G君，任谁都会大吃一惊。G君觉得很奇怪，便走入房中去询问，从里边走出了一位日本女子，穿着日本的和服，束着日本式的头发，年龄不过才二十几岁，长得相当娟秀。于是G君就与她寒暄了几句，女子端来了茶，G君正饮茶润喉时，走出一个六岁左右的可爱的女孩来到一旁。

“是你的孩子吗？”

“啊，是。”说着女子抚摸着女孩的头。

G君答问式地简单地谈了一下自己职业上的事，而那女子对自己的身世则缄口不言。G君其时三十多岁，独身一人而不顾婚娶，因此举止行为多少有些与常人不同，对这些世事人情也并不留意，而与女子，特别是与年轻的日本女子说话极为拘谨，不着边际地聊了几句后便起身告辞走了出来。就这样扛着猎枪回到城里。但是过了不久想想总觉得很奇怪。其时在南京的日本女子寥若晨星，而且在那样僻远的深山古寺中竟居住着年轻的日本女子，他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紫霞洞的女子久久萦绕在G君的心中，但是繁忙的公务不久也使他忘记了此事。此后又过了一年左右，有一天G君在南京发行的中国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惊骇不已。报道说，娶日本人为妻的中国人李某因罪行败露在紫金山的紫霞洞遭捕。在这几年前的一个时期，曾有日本商人五六百人来到南京做生意，甚至开出了专门面向日本人的餐饮店。那女子便是那时一同流入南京的饭馆下等女招待。不料那女子与中国人李某好上，结为夫妇，并生有一女。那男子本来便是以行不良勾当来营生的，与那女子结合后，夫妇俩便共同策划干尽了种种坏事。李某有个叔父辈的人在紫霞洞为僧，以此关系，夫妇俩便谐居于此寺，巧妙地避开了官宪的耳目。然而此次终因某事牵连而招致东窗事发，夫妇俩一同在紫霞洞的隐居处遭到逮捕。

上一次我来南京游览时，请G君做向导参观了明孝陵。我是伫立在明陵那巨大的由砖石砌成的高台上时听G君讲述这段故事的。我今天想要探访紫霞洞，这故事也是动因之一。至于李某与他的妻子日后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我也忘了细问，但G君也没有跟我讲到故事的结局，由此可见他依然过着漫不经心的日子。不过，李某大概已被执行死刑了。

我听了G君的故事后，觉得李某夫妇的生活本身也挺有意思，并且对G君在这紫霞洞内发现了日本的女式木屐这段叙述感到一种异样的刺激。我在寺内四处探寻，想要寻访当年他们所居何处。

我们出了紫霞洞，沿近道向明陵走去。那一带有一条很深的溪谷。我们沿谷上的小路来到了明陵。从那儿再返身回顾中山陵，即使是如此宏大的工程，从这儿看过去，亦宛如用白砂糖堆起来的玩具宫殿一样。长久以来明陵一直被荒弃在这里，只有已不会再进一步风蚀坏灭的砖瓦和石块还残存着，寂寞地叙述者过去曾经有过的壮伟。

据说在紫金山建造孙中山陵墓是根据其生前遗言所为，与明陵相邻在此建筑着东方的两大坟墓，此事本身就意味深长。明孝陵是明二世惠帝时修建的工程，明太祖是一位推翻了元朝恢复了汉民族主权的大帝，民国革命初期的目标主要也不是三民主义，而是揭起了倒满兴汉的大旗，激起了全体汉族人的热血。太祖的伟业也罢，孙中山的功绩也罢，从民族活动这一观点来看其间并无大的差异。而其差异也只在于明陵是由其子孙修建的，而中山墓则是由国民党的门生合力建造的，墓碑上的言辞也变成了“民族”、“民权”、“民生”这样的标语而已。昔日曾以忠孝作为国家的基石，如今则代之以民权思想，这都无所谓。暂且也不去空谈过去的思想，只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也应该在今天对明陵多少加以修缮保护，这也是尔等对祖先应尽的义务。

出处同前

秋雨古都

我抵达南京是在十一月十日。从翌日起的五天中，每天都在下雨。

我下榻的旅馆东方旅店以前是日本人经营的一家医院，是一幢用砖瓦建造的粗陋的洋式建筑。在主楼前有一个用石块和瓦片铺设的庭院。院内象征性地垒起了一点假山，有棵老杨树高高耸立，其枝梢森然盖住了周围的房屋。杨树的枝条上还有很多叶片。院子里总是有两三条肮脏的家狗和野狗跑来跑去，被雨淋得湿漉漉的。

旅馆前的大街是条主干道，交通繁忙。汽车，马车，黄包车，独轮车……行走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穿着棉军服的革命军士兵列队而过。士兵们没有穿雨衣，而是戴着用油纸粘起来的竹制的斗笠。我仿佛是在看明治时代的绘双子(1)似的。

一队驴子从街上走过。装满了沉重货物的独轮车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如同数千只伯劳鸟在啼叫，尖厉吵人。只要驴子和独轮车还存在，旧中国便不会衰灭。

为实施新的城市规划，城里正在修建新的道路，旧有的狭窄街巷正在被拓宽，墙垣正在被敲毁，有一半或是三分之一正在被拆毁的房屋积满了尘土兀立着。

南京城里到处都有说不上是水洼子还是池塘样的所在，黄浊的水没有流出口，死潭一般积沉着。田地里种着白菜，麦子抽出了一寸左右的穗。水边伫立着杨柳。

据说全长有一百三十华里的南京城城墙，犹如蜿蜒而行的长蛇一般围住了这座古都。城内的东南一带多平地，这一地区民居稠密。自西向北多山冈、原野、森林、田地、河流、街市……

这是一处多么雄伟的史迹啊！一千七百余年前，吴国的孙权在此建都。成为明代的都城是在五百余年前的往昔了。从广西起事的洪秀全在此城中竖起了太平天国的大旗，称帝十年。此时遭逢所谓长毛之乱，南京城被付之一炬，烧毁殆尽，此后便极度萧条。大陆民族的治乱兴亡，英雄事业的荣枯盛衰，人们只能从这荒芜的原野、古旧的寺庙、破陋的小巷中做一点有限的想象。

被紫黑的城墙围住的包孕着神秘之梦的巨大的废墟中，凄冷的秋雨正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出处同前

(1)绘双子，这里指江户时代以来供妇女和儿童阅读的有大量插图的通俗读物，一般指黑本、青本、合卷等形式的出版物，有时也指锦绘。

清晨的散步

清早醒来后，茶房立即将倒入了热水的脸盆端入房来。中国的住房里一般没有盥洗室的设施，只得把脸盆放在餐桌或在梳妆台上洗。这虽不是要紧事，但不习惯时很难洗。为了不使热水溅到外面，洗的时候要将毛巾对着脸，手不动而只是将脸在毛巾中呈圆形转动。出门旅行，这样的事也学会了。据说在日清、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的军事侦探自以为已巧妙地装扮成中国人了，结果在洗脸时大幅度地转动手，稀里哗啦地溅出水来，让人看破了是奸细。

昨夜起雨停了，今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绝好天气。想到茶馆去吃点包子什么的，便在早上九点左右在旅馆门前坐上了黄包车驶往夫子庙方向。路上一清早就碰上了送葬的队伍。队伍的前列由洋式的管乐队吹奏着热闹的音乐，吹的不是哀乐而是雄壮的进行曲。丧主的马车里坐着一位四十左右的妇人和两个孩子，他们失去了丈夫和父亲吧，这三人都在放声嚎啕大哭。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不时地会中断哭泣，从马车的窗户中新奇地窥望着街上的情景，而那位寡妇则一会儿屈身向下，一会儿仰面朝天，将手绢捂住脸，发出数百米外都能听见的嚎泣声，勇敢地恸哭不已。在革命的首都还依然存在着这样的风习。

沿秦淮河有一条宽阔的大街，其附近有夫子庙和贡院等旧有建筑。贡院现在成了南京市特别市政府的所在，夫子庙则成了兵营。大的茶馆约有十来家。我下了马车，走进一家名曰龙门居的茶馆，在二楼朝阳和煦的窗台边的桌子旁落座，茶房即端来了茶。这家茶馆的茶在这一带是最好的。光二楼就有两三百个客人。人声喧杂，热闹非凡。多位商人模样的茶客。在角落的一端，竟有人在悠然自在地剪着头发。茶房端来了肉馅和糖馅的包子。

出了茶馆，我向孔子庙走去，天气好，所以这一带从一早起人就很多。孔子庙在街上的中央部位。在靠街的地方有一木造的古旧牌楼，已历经风雨快要颓圮，故用长长的圆柱子支撑着。上揭有“天下文枢”的横匾。其旁还立着一个拱形的牌楼。高大的庙状的建筑一幢幢一直往里延伸，但已成了兵营，无法入内参观。庙前的广场上摆了很多床。不少商贩在出售只有秋季才有的盆栽菊花。也有古董摊，甚至还有代人写信的小摊。等过了拱形门往里走，两边排列着似乎将浅草的仲见世(1)缩小了十分之一的小商店。所卖的东西主要是古物、破旧的用具等，尽是些不怎么值钱的东西。听说这儿是南京的赃物市场。即便有东西被偷走了，第二天到这儿来大抵也能以低廉的价格买回。孔夫子的庙里竟有赃物市场，这也真是在中国，中国人不讲究这些，这不也挺有意思吗？

出处同前

(1)浅草的仲见世，为位于东京浅草寺前雷门至仁王门一带的商业街的俗称，形成于江户时期，发展于明治以后，两边有一百几十余家的小商店及露天店铺，为东京中下层市民的常去之地。类似于上海的城隍庙豫园一带。

燕子矶

早晨，张蓬舟君来访，吵醒了我的熟睡。

“今天我来是想带你到哪里去走走。”

张君是位在省政府供职的年轻官员，毕业于广东的军官学校，年龄才二十六七岁，说是四川人却长得非常俊敏精神。是我到南京来才认识的朋友。

我匆匆洗过脸。

“到哪里去呢？”

“哪儿都可以。”

“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你都去看过了，我也不知道哪儿好。去燕子矶怎么样？”

“我没听说过。”

“那就去燕子矶吧，走了。”

这时来了一位叫萧君的年轻人。今天是星期天。

“萧君也一起去燕子矶怎么样？”

“好，去，我也没去过。”

张君和萧君是初次相识，因我的缘故一同出发了。张君开了公家的漂亮的汽车来，我们就坐上汽车出了游府西街的旅馆。张君喜欢拍照，带了照相机来。穿过市区，经过北极阁的下面，一直向北开去。从北极阁那一带再往前走，住家稀少起来，大抵都是田地、杂树林和竹林，望出去都是一片恬静安闲的景色。右边不远处城墙一直绵延相续。道路很平坦，车开得很顺畅。有两三个国民军的军官骑着马在田间道上溜达。汽车驶近时，马跳了起来退到了田野中。农夫在田野耕作。有四五个女学生结伴一起在漫步，像是在郊游。即使是在南京城内，这一带却远离市区，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乡间。

不一会儿穿过神策门来到了城外。这儿紧靠右边是玄武湖，城门外有个沪宁路线上的小站叫神策门站。周围有一些屋舍。汽车行驶在水田间的道路上，右面方向可见紫金山脉的几条山脊，左边有一片低矮的山冈，不时可见一些农家，但住家比较稀少。道路颇宽，可容两辆车并行，路上有时矗立着石制的牌楼。有住家的地方可见饲养者的鸭子、猪以及玩耍的小孩。这一带的土地非常肥沃，两边都是丰饶安闲的田园景色。有时屋舍会鳞次栉比相连一二百米，这样的地方也有旅馆和饮食店。

出了城门，大约开了四英里左右汽车停了。从这里再往前，道路已有些与山峦相连，不时有些陡峭的坡道，汽车无法再行驶。山坡下是一片开阔的草原，山上有不少叶子已转红的树木，背后则是澄澈的万里碧空，四月般的阳光和煦地投射下来。我们下了车向山上走去，走过一条两百来米的坡道登上了山顶。那儿矗立着一座木门，上书“观音门”。

忽然间，在我们眼然展现出一片豁然开阔的景色。混浊的大江向下游方向流去，挂着帆的船在移动。而我们的脚下是一座热闹的村庄，村中有两三处小山冈，上面矗立着漆成朱红色的建筑物。我们赶紧沿着弯曲的陡坡走下山去。下了三百米左右，我们来到了流经村中的小河河边。鸡、鸭、羊。村妇们在河边洗着蔬菜。河上有桥。住家就如城镇一般地接连排列。船夫或是农民模样的劳动者熙熙攘攘地汇聚在村里，茶馆或是饭馆里满是这样的客人。在村街一边的空旷地上有个小规模的集市，在卖着鱼呀，蔬菜呀，柑橘之类的蔬果，甚至还有卖土杂品样的东西。穿过村中央，有一座高不及百尺的小山。绕过山脚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

这座村庄叫作燕子矶。

河面约有两三百米宽。据说这是长江的支流。在近岸处河水看上去像是凝滞不动的，但在河中央水流相当湍急。在靠近时对面河岸的地方像是遭到水流激烈的冲刷，可见一大片红色黏土的断层。河岸上是一大片芦苇地，未知伸展到何处是尽头，既看不见房子，也看不见树木和山岭，放眼望去尽是一片芦苇。

在河岸向外兀立着一座岩石山，如铁般坚硬的大石一直伸入河中央。山顶上有一座挺气派的房子，顶端飘扬着一面青天白日旗。

在山阴处的码头上停泊着三四艘民船。

向河的下游方向望去，距水边约有十米高的地方有一排高大的柳树，树下有好几户人家。远处有一片竹林。那一头的河边，妇女们正在忙着什么。

河上有很多鸭子在凫游。

因是秋天，没有燕子飞过来，而燕子矶却是个挺合适的名字。据说昔日乾隆皇帝外出巡狩之际经过此地，颇赞赏这一带风光，便命名燕子矶。

“现在是枯水期，所以水位较低。若是夏天的话，水要漫到这上面来，对面的芦苇地等都将成一片泽国。”张君说。

张君以前亦曾来过，故知之甚详。我们所站立的后方有一个小小的游园，年代虽不久远，却颇有些风情。

“那座房子被称为装饰台，据说是乾隆的后妃们化妆的地方。”

那座房子是新近建成的，走近一看，门口挂着“燕子幼稚园”的牌子。因是星期天，没有孩子。在其广场角落处的山脚下，有一个将天然岩石切割成正方形垒起的五尺高的台。这里是人们演讲的地方，挂着三民主义的纲领。当村里激进的政治家站在这个由天然石块砌成的、以前也许有名僧在此讲道的台上发表政治演说时，台下广场上坐着的村里善良的男女们恐怕会被自己村里这样能言善辩的辩才所倾倒，又是相互小声赞赏，又是拍手叫好吧。

我们登上了山，山顶上立着一块大碑石，上有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燕子矶”几个字。围在碑石外的是砌成红白两色的新建筑。屋顶上照例飘扬着青天白日旗，仿佛显示着自己统治着这整个村庄，迎风猎猎。走到碑的后面去一看，从山下一直到山上，仿佛都由岩石垒起一般，视野之下即是河流。在此处远望不错，但却望不到长江全流。

从山上所俯瞰的燕子村的风景真难以言说。村里共有一百来户人家。越靠近河边，柳树就越是茂密。满村皆是杨柳，毛屋顶的农家屋舍就如同埋在柳荫中似的排列着。是非常婀娜多姿的独特的江南风景。在南画中往往能见到这样的画卷。既无奇拔之处，亦无人工痕迹，完全是一副自然原色的图画。

半山腰有一处挂着“燕子书店”的颇为风雅的房子，书店兼茶屋。我们走进去歇了一会儿。店主是一位头发花白、留有唇须的颇有学者风的五十余岁男子。新的书架上放着少量的书，中山什么什么、三民什么什么的标题引人注目。店里挂着一位叫陶行知的教育家所写的字幅“不要卖给书呆子”。一问才知道店主原来从教多年，辞去教职之后隐居于此，开了这家书店。开业迄今才不过两三个月。

“先生是哪里人？”店主问我道。

“我是日本人，从东京来的。”

店主对我的回答似乎挺感兴趣，想问问我在南京的感想。

下了山，再度穿过村庄，去参拜燕子观音。到了村头，店家没有了，家家户户都在泥土地的堂屋里编织着芦席样的东西。女孩子也在帮着忙。听说这里的农家其主要的活儿便是到河对岸割了芦苇来编制芦席，割芦苇总是一件很原始的农活，让人觉得颇为可怜。沿着山脚下的道路往前行进几百米便来到了观音堂下。从外观看也是颇为古旧的建筑了，如今也成了兵营，驻扎着工兵。门口站着哨兵，但参拜者要入内也可以。堂内放满了士兵的床铺，只是在泥地上铺一些茅草之类的极为简陋的床铺。

又信步回到村里。村里有两三家菜馆，走入一家生意最兴隆的饭店。店前是市场，有好几伙村里人进店里来吃饭。我们点了用当地捕获的鱼所做的几样菜。结果厨师提了一尾生鱼拿到我们跟前问：“这样大小可以吗？”点的是鲫鱼之类的鱼。虽是乡土菜，味道却相当鲜美。屋内的墙上、板壁上也贴满了各种宣传文字。比如“改良乡村生活”、“实现新村制”、“提倡社会教育”等字句，俯拾皆是。但看看店里用餐的客人，却几乎尽是些对这样的文句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人。

出处同前

茶房

我前面已经写过，与我六年前来南京的时候相比，其变化之一是黄包车上的铃铛没有了。其实还有一样变化，那就是给仆佣发工钱了。民国十二三年的时候没有给在家庭中使用的仆佣发工钱的制度，完全没有薪金，听说在外国人家庭也好，中国人的家庭也好，都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原来仆佣具有克扣主人叫他去购物的费用，或是接受常去的店家给予回扣的特权，这可堂而皇之地成为他的收入。他对所有买东西的费用都要克扣一点钱。那么倘若主人不叫他去买东西而只是叫他干活的话，怎么办呢？这也一样，即使主人自己来买东西，过后店家也会给这家仆佣一定的回扣。这已成了世间一般的惯习，被认为是商人间不成文的商业道德。正因为如此，根据所购物品的多少，仆佣的收入也有上下浮动，并无一定的数额，若每月有四五元也就算好的了。日常所购的物品多，或是主人比较随便容易糊弄因而其收入在标准以上的仆佣，其身价大概在三十元到八十元之间。

人们对此也并不觉得怪异，仆佣已成了这样一种类型的人。有时有从日本来的小学教师或是外国的传教士有感于此等坏风气，欲以给仆佣正当的工钱来肃正这种贿赂或不正当的手段，结果皆告以失败。仆佣唯唯称是，高兴地接过工钱，背后却照样接受回扣，或是在买东西上做手脚。因为有了这两重收入，该仆佣的身价骤然飙升了上去。而持正统观念的人大抵尝过一次味道后也就不愿再做傻子了，事情到此告终。有的仆佣将这种双重收入的身价以高价出卖来换得补偿。然而主人方面其实也逐渐察觉到了其中的底细，宣布对新来的仆佣不再支付工钱，那仆佣听了却不肯应允，声称“自己是花了数十元钱买来这个有双重收入的位置，如今却要修改前制，不能听从”，强硬地与主人一方进行谈判。但主人不愿无休无止地支付双重费用，不得已，花钱再将那身价买回来，最后又重新复归于无工钱。

其时我的一位住在南京的朋友，想别家的事暂且不管，自家的仆佣却想教化一下，便苦口婆心地对他讲述买东西做手脚、收取回扣有多么地不光彩，光明正大地获取报酬是多么的愉快，不料到最后倒惹得那位仆佣光了火：

“做佣人的自古以来就是靠在买东西做手脚上存点钱，若收入固定了的话，干起来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乐趣了，您东家这边我以后就不做了吧。”

说着就告了假，收拾了东西走了。

然而这次我到南京来问了一下，每家都支付大约三四元的工钱。从这里可看出时代思想的变化。

仆佣的工钱问题不过是以中的一例。我前面曾写道南京政府以改善官吏的待遇来严禁贿赂。在革命以前，中国的官吏也罢，军人也罢，都是采用仆佣一样的手法，以收取贿赂、在公款上做手脚的方式来获得唯一的固定收入，而其本身的薪俸却是极少，有时还不能如期发给，其势必要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了。因此整个社会对此也见怪不怪。南京政府针对这一情形，第一步先提高官吏的待遇，以期一扫长期以来的恶弊，其做法自然是无可非议。但问了一下社会上对这一措施的看法，回答是：即便在现在，贿赂行为照样相当露骨。弄得不好，就像前述的仆佣的手法一样，很有可能既领取工资又收取贿赂。

家庭内的仆佣有了变化，而旅馆中的茶房却依旧如故。中国的旅馆中有很多的茶房。在上海、南京一带的旅馆，一般三四间客房要用两三个茶房，他们当然是没有工钱的。

旅馆的茶房一定会在客人托买东西的钱上揩油，即买来的东西要比你所给的钱为少。倘若其物品是有定价的，应该有找头，那么他取回的找头就比应有的要少。或者是他对价格大家都清楚的物品索要超过实价的钱款，若客人拒绝他的要求，他马上就会发牢骚。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像先生这样顶真的人，我们就没有跑腿费了。”

那么小费的情况怎么样呢？小费管小费，堂堂正正地要。而且你给了他很多，他还嫌不够。旅馆的账房一般是每隔五天付一次，上海一带的旅馆要多付给账房一成的费用。你以为多付了这一成钱该没有事了吧，不然。“账单上的钱是归账房所有的，我们可得另外拿点。”茶房会公然向你要。南京的旅馆到底不同，没这样的事，账单按实际费用结账，小费则由客人自己给。一般外国人会给一成多两成左右。中国人若不是相当有派头的人，所给的小费都在一成以下。中国人这样做是行得通的，而外国人则行不通。有意思的是，客人和茶房会为小费的多少发生争吵，唾沫飞扬，呶呶不休，外人看来完全像是在吵架似的。不得已，客人再增加若干金额，事情就此了结，茶房就会像什么也未发生过似的，老老实实地听命于你了。他要是对小费不满，不会将此咽在肚子里而事后怠慢你，有不满他就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

公然索讨了小费，还要在买东西时克扣余款，令人感到未免太过分了，但从茶房这边来看，仅此两项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向所有的商铺索要回扣。服装店、饭店自不待说了，还要向马车夫、汽车夫、洗衣店、薪炭店等一切可以要到钱的地方索讨。索要是公开的，对方支付也毫不遮遮掩掩。若遇到客人自己支付汽车费时，过后茶房回来问付了多少，倘若汽车夫从中有弄虚作假的话，以后就不叫这辆车了。因此商人这一方也对茶房恪守着规矩。

旅馆的茶房最能从中榨取到好处的，便是给客人带女人来。当然这都是专门做皮肉生意的女人。这种情形大抵由女人和茶房对半分成。茶房这边还有些相关的朋辈，因此是两三个人分享，照规矩还得分一点给账房间里的掌柜先生。这一切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规矩。不过女人的行情是没有定规的，茶房将女人带来时要给客人亮亮脸，少不了吹嘘一番。即使客人出了高价，进入女人腰包的数额差不多总是一样，这多出的钱便归入了茶房的口袋。

中国的旅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可以找到女人。乡村还更自由些，乡村旅馆一般都备有这样的女人。到了夜里，茶房会对客人察言观色，趁势问道：“先生，好的姑娘要不要？”有些人即使仅住一夜，也要弄些风流事，而那些长期住宿的单身男客，则总会叫两次女人。这样的客人都是上客，因此从白天起就小心伺候，服务周到。不过偶尔也会有圣人，遇到圣人赚不了钱，自然就会对他冷淡。对其冷淡虽说也是不得已，却听说有这样的事例，有个圣人在结账时支付和他朋友相同比例的小费，茶房却摇摇手不肯收取。

圣人不解：“某先生不也支付一成吗？”

茶房答道：“某先生常常叫姑娘，所以付一成就可以了，而您不叫姑娘，还得再加些其中的缺额。”

这要求实在是有些无理，不过在茶房这边看来，也许倒认为这样做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将不正当获取利益的手段看作合乎规矩的标准，这毕竟只是茶房的行为方式。

到处都是这样。你也许会以为做茶房的人定然都是些不良分子，倒也不是，有相当的旅馆茶房总的来说都是很正派的，你把钱包扔在什么地方，或是将零钱拿出来放在桌上，极少会有丢失缺少的事。简而言之，在买东西的钱上做些手脚，在他们看来都是很当然的事，并不是出于什么不正当的观念。他们都很诚实，干起活来很勤快。家庭中的仆佣也一样。因此在了解了他们的习惯之后，在有些地方就睁一眼闭一眼，适当掌握尺度，那么中国的仆佣就是最便于使唤的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干活不是出于义务观念，而是为了挣钱，因此使唤他们的时候也不必有什么顾忌。你在中国的旅馆里想要受到上好的待遇，那么就尽可能地摆足架子，使唤茶房就像用一块抹布一样，尽管呵斥，尽管摆威风，尽管让他们跑腿，与此同时则给予足够的小费。这样才是最上等的客人。对茶房不必顾三顾四，也不必尊重他们的人格。

对下等人若是不知如何处置的话，那么这样的制度倒也是一法。先不要认为这是缺乏道德观念，在融通无碍的中国社会组织中往往会产生出像茶房这样方便的产物，若是对此多加观察留意，倒也挺有趣。

出处同前

个人主义

在中国人的常识中往往具有我们的常识中所不具备的东西。要是习惯了后，倒也并没有奇异之处，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往往会有感情上受到伤害，或是彼此间难以沟通的情形。我在拙著《中国漫谈》中曾试着解说过中国独特的诸如习惯、性格、常识一类的世相，这次也将在南京的所见所闻略举一二介绍给诸位。

有天晚上我与中国人T君照例到书场里去听戏。那天晚上很暖和，场内有几百个人，不免有些闷热，我便与T君将外套脱了与帽子一起放在旁边的空凳子上。然后买了晚报，读过之后搁在了帽子上。过了一会儿，从那儿走过来一位男子，年纪约近五十岁，戴着眼镜，穿着呢料的中式衣服，带着呢礼帽，举止得体，气度甚好。他想要在一个凳子上坐下时，不巧凳子比较脏，凳子上有泼翻的茶渍和杂乱的瓜子壳。于是他不打任何招呼，拿起我们所买的报纸去擦凳子。看他的神态，似乎全不管这是别人买的还是由谁丢弃的，若无其事地擦完之后，再把弄脏的报纸像原先那样盖在我们的外衣上。反正是已读过的报纸，你要拿去擦倒也算了，而把弄脏的报纸再搁在衣服上却未免太过分了，T君瞪了他一眼，随手将脏报纸扔到了地板上。

本想见此情景那男子会觉得不好意思，结果大错。

“你干吗把报纸扔了？”他对年纪比他小二十岁左右的T君斥责道。

“脏了，所以丢掉。”

“你不能把别人特意放上去的东西随便扔掉。”

“这是我们买的报纸，要扔要怎么的随便我们。”

“我不是问你这个，你的态度不好。”

“你招呼也不打随便用别人的东西就好吗？”

“这个我不知道，总之，你当着我的面把我特意放上去的东西扔掉太没礼貌。”

T君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少壮官吏，而且不像一般的中国人，脾性颇为暴激，如此自然受不了，于是立即引发了一场大吵。台上唱的什么全都听不清，一时间乱成一片。我在一旁惊得目瞪口呆。我想再怎么样总没道理训斥我们吧。不料那男子竟公然有理地提高了嗓音来驳斥T君。当然T君不会输给他，尽管如此却也没有赢他，令人觉得百思不得其解。更令我费解的是，那男的神态似乎始终以为是有道理的。吵架的结果是不分胜负，各有输赢。

类似这样的事例，我来到中国后常遇到。上述的经历若说给中国人听的话，问他们谁对，他们自然会回答，不可能是那个男的有道理。然而一旦发生口角或吵架的话，就未必是有理的人得胜了，这真是颇为奇妙了。道理什么的说到哪儿都可以拉出几条来。一不留神就把问题转到别的方面去了，本来有道理的一方稍一失口，弄到最后反而得向对方道歉，世上往往有这样的倒霉事。

有个人每天坐黄包车到同一个地方去，这段路通常是两角钱。有一天有个年纪很大，走路都摇摇晃晃的老车夫来拉客，这个人出于同情就坐了他的车，结果所花的时间是往常的三倍。到了目的地他取出了两角钱，那老车夫却不肯接，说是给三角钱。

“别说傻话，我坐比你漂亮、比你快的车也只是两角钱。”

于是老车夫说了这一番话：

“我跑得要比别人多，哪怕别人是收两角钱，我必须得收三角钱。”

老车夫说他跑得多，意思是时间跑得多。他们心目中只有自己而绝无别人。

外出时刚走到门外，在那边兜客的黄包车一眨眼之间就奔到了你跟前，把车直停到你脚下。你要坐他的车自然没什么话，你要是说我不用车，他就会满口怨言。“小气鬼！”“让人白跑一趟。”人家并没有叫车，是你自作主张自己跑过来的，随便把车停在别人跟前，妨碍了他人的行走。但车夫全然不考虑这些，他只是责怪对方不近人情，因而嘴上骂骂咧咧的。这种观念真难以改变。

像茶馆里年长男人的这种行为，真正有教养的人自然是不会做的。但是在别的国家里，不管有无教养，这样的事情是绝不可能有的。黄包车的自作主张随心所欲倒还有点黄包车的味道，自有其讨人喜爱之处，但整个来说，中国的国民在牵涉到各自个人的情形时却是受个人主义哲学支配的。在另一方面，好的个人主义弄得不好就会滑向如上所述的自私自利的自我主义。以常识难以理喻的事，其根本缘由还是在于个人主义。

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会产生极端的自由竞争。东方饭店的门前总是停着七八辆黄包车以等待客人。这边的黄包车与朦胧车不同，都是涂成黑色的上等车，他们每天拉车到此来拉客做生意，同时向旅馆的老板和茶房进贡若干资费。他们虽每天在同一地方干活，彼此间却没有任何管理和协定，在工作上完全是自由竞争。有一个客人从大门出来，所有的黄包车便一齐冲向他展开激烈的争夺。客人若说不知所措举棋不定的话，就会遭到你拉我夺，连动都动不了。在这种时候，他们不会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先后，在任何地方都只重自由竞争。火车站的黄包车也好，马车也好，汽车也好，都是同样的情况。同样也没有车资的规定。

个人主义是中国国民性的显著色调之一，那么这个人主义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来自于政治组织的影响。中国这个国家过于庞大，政治上的管理总无法深入及于每一个个人。个人无法受到国家在法律上的完全保护，那么与此相应的，他们也不会完全受法律支配。在这种缺乏安全感和自由放任并存的民众生活中，自然就会滋生出个人主义的道德和习惯。中国的强点和弱点皆在于此。与历来民族上的兴盛发展相反，国家组织的功能却甚为薄弱，其理由亦在于此。所谓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薄弱的国家里建立起强大的组织机器，因此它是一场国民的觉醒运动。不久待到政治组织体系完备，法律能完全支配个人的时代到来时，中国的国民性也会自然地发生变化吧。

*

我来到南京的时候还是菊花盛开之际，不知不觉间菊花已经凋零，柳叶也纷纷飘落，人们已穿着毛皮衣服在行走。

早上经过城门时，见城楼的屋顶上已积着厚厚的晨霜，在旭日的照射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辉。已是冬天了。

东方饭店里住着两三个日本报纸的特派记者。南京只有一家叫作宝来馆的日本旅馆，我时常去那儿洗澡。这家旅馆在上次南京事件(1)中曾遭大肆抢劫，如今却已恢复原样，生意不错了。我上次来南京时曾在那里下榻，与店主也是熟人了。店主已是年逾六十的人，喜好古董，将多年收集的珍品满满地放满了一房间，结果也在南京事件中遭到劫夺，店主现在说来都是一脸的惜情。听说此人原来从事园艺，出生于东京的团子坂，三十几年前以园艺师到南京来，终于落根于此。

南京事件以后居住在此的日本人的数目骤减，尽管这样，现在还是有七八十人。有三名医生。还有一所小学，有四名学生和一名老师。

我在南京结识了很多新的中国朋友，有军人、官吏、新闻记者、公司职员和教师。这些中国人对我都非常友善。他们对日本有各自的理解，或者是试图理解日本。我在南京除了看到贴在砖墙上的红色标语纸外，一点也没感觉到排日的行为或排日的情绪。

某日早上，我坐上了从南京车站驶往上海的快车。右边的城墙在不断地往后退去，不一会儿来到了玄武湖畔。我想起了上一次来南京时，正是黎明时分，透过列车的车窗慢慢地望见了这一泓湖，这一片城墙，心中一阵感动。有点混浊的湖水，绵延不绝的城墙——多么雄壮的梦幻般的场景啊！

“南京哟，再见了！”

我在心中暗暗地叫道。此时湖畔已渐渐远去，列车驶入了紫金山北部的山阴之中。

出处同前

(1)南京事件，指1927年3月在北洋政府军撤离南京，国民革命军入城之际，在南京发生的中国军民掠夺、袭击外国人（包括领馆、学校和住宅）的事件。作为报复，停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向南京市内开炮轰击，死伤千余人。

广东漫记

荔枝湾

上午十时左右，欧阳予倩与唐魏秋两人来。

“我们现在到易先生家去玩吧。”

于是一起走出了门，外面等着汽车。易先生，指的是警官学校的总务主任易建全氏。易先生的住所是在旧城外观音桥的附近，那一带是纯粹的老街，相当窄，汽车无法通行，于是我们便在中途下了车步行。到了那里，易先生已在门口迎候。易先生的家已十分古旧，但在老街中算是相当大的。我们被引入最里面的客堂，今天是星期天，易先生拟在府上请我们吃饭，同时叫来了很多戏剧研究所的老师和学生准备举行音乐会，有两三个老师和十来个学生已来到另一个房间，正在那里习琴弄笛。据说易先生本人也擅长音乐。

我们问了以后知道这所宅邸建于一百余年前，易氏数代居住于此。现在易先生的父母、长兄夫妇、弟弟夫妇及好几位弟弟妹妹等一大家人分别居住在这所大宅内的各个房间。在中国，广东也算是大家族制度最兴盛的地区。在易家大宅中存在着很多能体现这种传统制度的各种形态和仪式的东西。但是，虽然都守着旧有的家族制度，易先生的兄弟却都是新时代的人，长兄是法律家，底下的弟弟是政府官员，再下面的弟弟是美术家，所以在实际的生活中旧时代的遗习几乎已没有了。

在午饭的饭桌上，除了我们三人之外，仅有主人夫妇、易先生的嫂嫂、研究所的老师严工上氏和苏氏，气氛极为融洽。易先生的夫人和长兄的夫人都是新派的现代女性。在饭桌上谈到了广东人喜欢吃各种怪异的食物，我以前曾在书上读到过广东的妇女很喜欢吃一种长在稻上的禾虫，哪怕是丈夫死的时候，也得先把禾虫吃完后才放声大哭，便问道：“这是真的吗？”于是湖南人欧阳君立即回答说：

“这是真的呢。广东方言中有这样的说法：‘夫死夫还在，禾虫过期恨唔返。’以为丈夫虽然死了，可尸体还在，而禾虫过了一定的时节，想吃也追悔莫及了。”

两位易夫人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欧阳先生是湖南人，所以说这样的话，这实际上是对广东妇女的极大的侮辱。现在即使是我们也绝不吃禾虫。不信你问问他。”

易先生只是“哈哈”大笑，对夫人是喜欢吃禾虫还是讨厌禾虫不置一词。

饭后在前面的大房间里演奏了音乐。苏先生是一位谢了顶的老人，据说是拉胡琴的广东第一高手。严先生是弹奏三弦的名家。易先生也加入其中，大家都各操多种乐器，还有一种大提琴经过改良的新乐器。演奏了欧阳予倩君的新作《杨贵妃》和林黛玉的唱腔《潇湘琴怨》等，两位年轻的女学生交替演唱。中国的古典音乐中有一种幽婉的情韵，表现的是古代生活优美的一面。宫廷妇女的荣华，深窗佳人的恋爱，这在历史和文学中都有描述。听这些音乐时，脑际就非常直观地浮现出这些古代优美生活的原本情景。

听了两个小时左右的音乐后，我与予倩君两人先告辞了。原先说好的，予倩君今日要带我去荔枝湾。

我们从易家大宅沿街走了约一公里。这条街正在进行城区改造，两边建造着气派的住宅楼。沿这条街一直走到边缘地带，这里有条小河，上面架着高高的木桥。桥边停泊着很多有布篷的舢板，正在招呼着客人。予倩君似乎已来过好几次了，叫了一条熟识的舢板船登了上去。

小河里浑浊的河水似乎是凝滞不动的，河边是一排古朴的民宅。这一带还有很多举行船宴的称作“紫洞艇”的船。小河与几条分叉的支流交合，不时可见到一座座高高的木桥。河两岸树木繁茂。离河岸不远处有一处竹林环抱的警局派出所。也许今天是星期天的缘故，不少游客在河上泛舟游览。随着船往下游方向划去，河面逐渐宽阔起来，游船也多了。还有很多为当地特色的粥船。浑黄的河水冲刷着黏土的河岸。河两边是平野，河堤上高大的榕树伸展着繁茂的枝叶。这景色虽然平淡无奇，却漂荡着一种古朴而隽永的情趣。

荔枝树上的果实还稀稀零零地残留着一些。据说这边的水乡更为开阔，且河边到处是荔枝树，到了五六月份的季节，皮色发红的饱满的果实低低地垂下来，可从船上摘来吃。荔枝湾的地名即缘此而来。

荔枝这种水果近来已是很普通了，也曾以冷藏的方式出口到日本。可不知何故这种果树只生长于广东地区。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将荔枝视作珍品，曾留下各种传说。有说是杨贵妃奢爱荔枝，曾以快马从广东番禺运送到遥远的长安，然而往往在途中便腐烂了，享极荣华的杨贵妃也无法一饱口福。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而被贬谪到广东省的惠州。这位诗人的官场失意使得荔枝更加名声大振。东坡显然甚为喜啖荔枝，留下了数首咏荔枝的诗。初尝后他写道：

食荔枝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妨长作岭南人。

荔枝在五月中旬开始上市，六月最盛。初上市的时候，在广东一带一磅为五六毛钱，到上海就升到了一块钱三颗的高价。因为荔枝鲜嫩，含水分多，无法长久保存。要是在唐代冷藏运输就很发达的话，杨贵妃一定会欣喜欲狂吧，可惜那时还没有。近来荔枝已出口到海外了，因此到乡村去的话，可见到一大片一大片上等的荔枝园，荔枝的种植十分兴盛。

中国历来将荔枝视作果王。我们这些人也许是还未吃惯的缘故吧，倒并无如此之想。不过剥开厚厚的表皮后，这水淋淋的果肉，如同宝玉般的玲珑剔透的果色，馥郁的芳香，就能让你理解中国人何以会对它如此心醉。荔枝成熟后，其红色会如鲜血一般一直渗染到表皮，里面玉黄色的果肉上也会染上点点红色，给人一种亮丽明快的感觉。就如同在中国受推崇的食物必有滋养补身的效力一样，据说荔枝也具有同样的营养价值。其究竟含有怎样的价值虽难以判定，但荔枝那醉人的香味令人联想到飘飘的仙女。而且那冰清玉洁的果肉，立即会使人想到美人的肌肤。在粗糙的、硬硬的果皮之下突然绽出了包含甜汁的果肉，这里确实蕴含了神秘和处女味。

因是星期天，游人中学生最多。穿着制服的中学生正勇猛地划着船，有不少船则是满载着女学生。有夫妇一同来的，有朋友结伴而来的，还有才子佳人缠绵细语的场景。从我们船边划过的一艘小船上便是这样的一对男女，男的弯着身子凑近了女的脸正在说些什么。

“村松先生，刚才那个男的在说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只听清了一句。……将来我们俩……”

予倩君说着大笑起来。

来到了一段较宽的河面上。岸边有一棵巨大的榕树，树底下有一座小祠庙，一个老妪坐在祠前。墙上写着“拾花仙院”。这名字挺有意思，引起了我的兴趣，便将船靠了岸上去看看。老妪是看守祠庙的，在卖着灵签。予倩君和我各抽了一签，我得的是“凶”：

深山水盛少人知，樵子谈心根往迟。

利害不明终踏险，窥人虎豹暗相随。

船到下游，两边的房子都造到了水中。先建一个距水面一丈高的台架，再在上面盖房住人。再划行不久便来到了珠江干流。江上停泊着无数的民船，人们便生活在船上。舢板划到平流时，正是退潮时分，刮起了风，小船就仿佛一片树叶似的随着浪涛上下颠簸，颇为危险，便立即又划回到原来的河口内。

我们舢板上的船夫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穿着黑布衣，身上什么装饰品也没有，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脸却长得很端正，健康的身体、纯朴的性格，谁见了都会起好感。

予倩君给我讲了个滑稽的浪漫故事。有个从上海来的美国归来的青年偶然坐上了这个姑娘的船，首先被她的纯真所吸引了。然后再看那姑娘，觉得她一切都美。那划桨时的姿势，手脚的力气，肩部的曲线，垂在脑后的长发，在他看来一切都成了伟大的发现，成了一种魅力。从此这个青年便如痴如醉，每天到荔枝湾来坐她的船。有一天他跟着姑娘来到了她与母亲同住的在河边的简陋的小屋，她们宰了一只鸡请他吃饭。青年后来向朋友们夸耀说他从来没尝过如此的美味。到了后来那青年终于开口向姑娘的母亲提出要与姑娘结婚，结果被婉言拒绝了。那母亲说，姑娘上面有一个姐姐已出嫁了，眼下家计就要靠母女俩共同劳动来支撑，所以不能让她出嫁。这位在上海曾与女演员一起风流过的青年人竟被一个广东的船妹子拒之门外，尝到了失恋的滋味，于是便悄然地回到了上海。

这里船都叫艇，船妹子叫艇妹。

“我正在考虑创作一出以艇妹为题材的戏曲，可还未写成。”予倩君说。

河上有几十艘卖粥的船。粥是广东名食之一。我们也划近了一艘粥船，买了鱼生粥吃。将鲩鱼的生鱼片、花生、鱿鱼干、葱、芫茜、薄脆等各种作料放入碗中，再盛上滚烫的白粥就成了。虽说是粥，却极为鲜美。在广东夜深之后，在十字街口或是幽暗的小巷内常可听到有人在叫卖：“鱼生粥——”

又划到了原来的泊船处。有一家叫荔枝园的茶馆，我们在那里下了船进去喝茶。茶馆前有一个很大的池塘，但房屋和树木都已破旧芜杂。

荔枝一湾凉入梦；

香风三径憺忘归。

这是汪兆铭(1)题的对联。在潮湿的庭院里，一种叫龙牙花的艳红到有些发黑的花刺晃晃地盛开着。

译自村松梢风《南华游踪》，大阪屋号书店1931年3月

(1)汪兆铭，即汪精卫。兆铭为其名，精卫为其笔名。在中国多以“精卫”称代其名，日本人则多称其本名。

花艇

夜晚十一点之后，我和唐君走出了新亚酒店，从酒店到西堤马路只有一步之遥。

珠江边的这条街上满是灯火和人群。四月末的广东正是日本的仲夏。吹来了凉爽的江风。在岸边灯火的映照下，停在江上的无数的艇正随着缓缓的水波在轻轻地晃动。

在行道树下，或是沿着仓库的墙边，渡船的姑娘们五人十人一群地并列站着在招呼客人。

“叫艇吗？”

“叫艇吗？”

我们坐上了一艘艇。艇上有两个姑娘和一位老妇人。两个姑娘一个摇橹一个划桨。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在我们面前弓着身子，似乎在说些什么恭维话。她已知道了我们是去花艇的客人。

艇向上游方向划去，江面上一片漆黑，艇内挂着一盏灯芯三分的煤油灯。对岸的河南(1)，赌场的彩灯正明晃晃地闪烁着光辉。不一会儿便来到了沙面的江岸。江岸上，高大的榕树和楠树在夜空中伸展着黑黑的枝叶，楠树新叶的芬芳一直溢到了江面上。

这儿也停着很多艇。在江面中央不时地停泊着外国的军舰。

过了沙面后，又有一片水域，艇密集地停泊着。灯火像火焰似的明亮地照耀在江面上。这大多数是花艇。

花艇分列成五排，形成了几条船街。每一条船街都排列着三十艘左右的艇。每艘艇中有一到两三个船女(2)和跟随她们的侍女样的人（阿母或是小姑娘）。也有的艇上已有客人。船上有人围着小桌喝酒，有人在打麻将，船女敲着扬琴唱着曲子。

和花艇街隔着一条水路并排停着十来艘紫洞艇。那大船上，很多客人正与船女们喧闹着开着船宴。从杂沓的麻将牌声和喧闹的人声中不时地透出胡琴声、古筝声和唱曲声。江上的水波，满载着灯光、喧杂声和缤纷的色彩在欢快地跃动着。船女们用优美的嗓音齐声喊道：

“叫艇啊——”

“叫艇啊——”

她们在招呼花艇边观望的小船。

花艇都是些形状可爱的小船。在弧状的篷顶下有一小室，从岸上拉来了电灯，室内描金绘彩地装饰着。船女们有的坐在如洞穴般的小船舱里，有的走到了船头上互相快活地闲聊，有的身轻如飞地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船上，也有的人用更小的船将她们从花艇上迎送到紫洞艇上。这样所有的这些船，这些由船形成的水街就在不断地摇晃着，动荡着。

这是多么华美……不过这里没有丝毫现代式的豪奢的痕迹。这是被征服的、已灭亡的民族为求生存而想出来的一种悲凉生活的斑驳的色彩。

我们在花艇组成的水街上来回穿梭。这里的船女们总体来说都装扮得比较朴素。

这时某条船上的一个船女映入了我的眼帘。她正坐在船头的小板凳上缝制着什么。她穿着有绿扣子的白衣衫和黑色的裤子。

“来玩吧。”

“多少钱？”

“十二元。”

“六元怎么样？”唐君还价说。

那女子没答话，又开始做针线活了。

“那么最低多少价？”

“九元吧，再低不行了。”

“九元只是船钱呢，还是……”

“船和人都在里面了。”

“那好。”

说着唐君“唰”地一下跳到了她的船上去了。一阵欢迎的话。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端来了茶水。船上的舱室窄小如鸟笼，但四处皆描金绘细，色彩绚烂。弧状的顶篷很低矮，无法站直。船底铺着竹编的座席。舱室上有两扇漂亮的门，上挂有匾额和门联。匾额上的字是“珠江夜月”，门联是“翠羽双栖香国园，凤萧三弄王台高”。那么这艇号是“翠凤”了。

船女名叫阿金，芳龄十八。这艘船上只有一个船女。

我们叫了酒菜船来，叫他们在我们面前做菜，还喝了点烈性烧酒。水街上越来越热闹了。各种各样卖吃食的船吆喝着驶来驶去。迎送船女的小船若浮盒一般，穿梭于来来往往的艇之间，快速如箭。船女笔直地稳稳地站在船头上，这到底是陆地上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技艺，这动作显示了船女独有的一点自豪。还有称为盲妹的失明女艺人坐了船过来。

我们叫住了盲妹请她唱曲。两个盲女一个拉胡琴，一个敲扬琴。递过来一张曲目单请客人点曲，我点了一首《送情郎》。

盲妹中偶尔也会有一两个长得漂亮的，这样的人便被市里的茶馆请去唱谣曲。听说民国十二三年时有个遐迩闻名的盲妹，以一天十几元的酬金在茶馆演唱，后来被一位醉客以数千元的金额赎了身。但近年来茶馆都聘请一些眼明的女伶，盲妹便被弃如敝屣了。现在他们大都夜里在室内走街串巷地卖唱，不仅卖唱，有的为一点点的钱连身都卖了。她们都各有授艺的师父。她们有的天生就失明，有的则是本来眼明的，因家贫被父母卖给了盲艺馆的女老板，于是师傅便用涂了毒汁的针尖强行将她的眼睛刺瞎。据说她们眼睛瞎了后，做什么事情都专心致志，不仅能习艺，而且凭借着盲人的微妙的感觉能达到一种独特的性技巧。

盲妹的歌声中充满了哀婉之音，她们像是在倾诉自己不幸的身世，诅咒自己悲惨的命运。

唐君在二点左右坐上一直等着的渡船回去了，并嘱咐那船在翌日早上六点来接我。我在船上准备入寝了，阿金从船底取出了被褥和枕头，在前面一头拉上了红幕帘，并在外面包上了厚厚的防水布。

第二天早上六点，阿金把我叫醒。来到船头去叫渡船，昨夜的船立即划了过来停在面前。席篷下的老妇人慢慢地爬起身来。我坐上了渡船。江水浑黄，凝滞不动。其他的花艇都还挂着污迹斑斑的防水布继续着长夜的睡梦。天空阴沉沉的。在长年的风雨之中已经甚为破旧的这些紫黑的船，正随着江波在轻轻摇晃。出了紫洞艇间狭隘的水路，很多货船正在退潮的急流中来来往往。船夫们为了争先在相互大声叫喝着，船舷与船舷、船头与船尾相互碰擦，极速慌乱的摇橹声。老太婆发出猴子般尖厉的叫声，一边将船棹顶住前面过来的船，一边操掌着自己差一点倾覆的船。我瞠目结舌地望着这一切，脑子里仿佛刚从梦中醒来似的一片茫然。

出处同前

(1)即今海珠区，在珠江南岸。

(2)原文为“游女”，指陪客卖笑的女子，但不等同于娼妓，一时无确切的译名，暂译为“船女”。

疍民

广东(1)的人口各人说得都不相同，不知道正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有的书上说是八九十万，有的书上说是二百五十万，也有说是一百五六十万或是一百八九十万的。据较为可信的是最新的地理书的记载，总人口为一百五六十万，其中水上生活者为二十万左右。

到广东来的第一印象，是珠江上漂浮着的无数的船只。有弧形的屋顶，长最多六米的小船。这些船密集地从江边一只停到江中心，其数量成千上万，绵延一大片。若将珠江比作一棵大树干，这些船仿佛是寄生在树干上的无数的蚜虫。

当地将水上生活者总称为疍民。他们以这样的小船为家，将其作为自己的城郭，作为财产。生在船内，死在船内。冠婚葬祭一切均在船中进行，以波涛为伴度过五十年的生涯。自古以来疍民属于一种贱民阶级，陆上的人与他们不往来。在清朝时，疍民不仅没有考进士举人的资格，连普通百姓所具有的权利也没有。从另一方面来看，政府将他们视作编外之民，不课以徭役税赋，也就是一种与波浪共沉浮的自由民。疍民的确切历史不可考，有一种说法是，后周时南越不服朝廷的命令，惠王便起兵讨伐。此时越族逃离四散，有一部分逃到了水上，这便是疍民的起源。此后，在南宋和明王朝将要被消灭时，一部分人以华南为据点继续抵抗，以图保住旧王朝，失败之后便隐入疍民之伍以躲避追杀，以后不少人便同化成了疍民。

疍民的职业主要为代旅客运送货物和捕捞。他们中有大船主和大渔主，但大多数是以一只小船为家的下层船民。这样的家庭中，男的一般被大船主所雇用，为其劳动，或是从事陆上的劳动，或是去海外谋生。这样男的多在外面干活，留下的妻子儿女便利用小船做各种买卖。最多的是当渡船，疍民的女儿有些姿色的便卖笑，这样的姑娘被称作疍家妹或是咸水妹。有公娼也有私娼。私娼居无定所，分散在各处，而公娼则集聚在一个地方，这便是花艇。

花艇集中的地方为东堤和沙面两处。听说东堤花艇的历史已很悠久，现已衰落了，而沙面则很兴旺。1908年1月9日夜半，东堤的花艇中发生了火灾。不巧正好遇上狂风大作，江面上烧得一片彤红，须臾之间几百艘花艇便化为灰烬。船女、玩客、男女老幼无处逃身，都被烧死了。此后数日间满江都漂浮着船女的尸骸，惨不忍睹。

他们形成了一个水上独立的社会，各种生活机构都具备。船上有卖米的，卖蔬菜的，卖薪炭的，卖肉的，卖杂货，什么都有卖。你即使只坐在自己的船上，卖货船也会驶过来，你可以坐买。有行医的船，有私塾船，有寺庙船，有官府船，有代人写信写状子的船。船上有人死了，可从船上的道馆叫和尚来念经，这种人称为“南无先生”。道馆有很多，有的船叫瑶光谭道馆，有的叫李琪道院、银河寮道院、瑶池谭道馆等等。但埋葬地还是移往陆上的墓地。虽是疍民，祖先却是出生在陆上的，所以当他们走完了人生之路后还是归入土中。

与丧事相比，婚礼则办得相当华美。有一种称作“楼船”的专供租用的船，主要用作举办婚礼。楼船船也大，船内的装饰设施也很漂亮，可同时容纳四五十个客人。楼船和紫洞艇一样，船内并不做菜，另有很大的专用于烹饪的菜艇。东堤有几十艘楼船并排停在那里。

疍民乃太古之民，他们的生活中毫无现代文明的痕迹，他们就在这小小的船上过着和以前一样极简单的生活。广东虽距海有八十英里，但珠江却会因潮涨潮落而产生七八尺的落差。江水浑黄，各种垃圾都有。但水上生活者却汲其水煮来喝，在江中洗涤器物，也洗脸漱口。奇怪的是他们都很健康。据说即使陆上传染病蔓延时，也极少殃及水上的疍民。繁殖能力是可以说明他们是何等强壮的一个例证。一般陆上人平均只不过有一两个孩子，而疍民至少有四五个孩子。但老天是公平的，每隔三四年必有一场大飓风袭来，顷刻之间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因狂风而葬身鱼腹。

没有什么比花艇更使我沉湎于虚幻之想的东西了。船上没有一丝现代的气息，我在那里听盲妹唱歌，在狭隘的船房里夜眠，这时觉得仿佛自己也同化为太古之民了。花艇上的女子与所有其他的中国女子的不同之点在于，她们赤足，通常席地而坐。直至初唐时期，中国人通常也是席地而坐的，但后来受西域传来的影响，逐渐改变了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而改坐在凳椅上了。然而疍民不论男女平常就坐在船内。其坐法是，将一腿搁于另一腿上，即所谓的盘腿坐。这在日本人看来觉得非常亲切。

有天晚上我与一个年轻的日本人M君两人在花艇上玩到了天将拂晓，然后坐上了等在一边的渡船回来。沿沙面的江岸划行时，时间确也已晚了，江面上寂然无声，只听到我们船上的桨“吱——嘎，吱——嘎”的缓缓的划水声。坐在船头尖上，伸着两腿正在用手划桨的阿地是这一带公认的美人。白天阿地戴着竹笠，穿着以黑色防水布做的新衣服，握着长长的水棹站在船头时的模样，就宛如中国古装剧中的花旦一样。今晚是朦胧的月夜。

那儿停着无数的小船。我们的船慢慢划近了。

“阿春——”

叫了两三遍后，从一个艇中传来了低低的应答声。一个姑娘揭起盖船布坐了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蹲在船内。

“来玩吧。”她说。

“可以呀，多少钱？”

“三元。”

“现在还要三元太贵了，一元吧。”

M君和那姑娘还着价格。向船舱内望去，见舱内点着一盏小洋灯，里面还睡着一个什么人，传来了呼呼的打鼾声。像是一个年龄约二十二三岁、既无媚态也无姿色的女子。

“军舰开了进来，生意不错吧。”

“哪里，现在的水兵都不肯花钱。”

那姑娘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香烟，一边向我们的船中窥望。这时，阿地困倦地打了个哈欠。

出处同前

(1)原文如此，应为广州。

初访尼姑庵

尼姑庵是广东的特色之一，这我在很早就听说了。在我去广东之前，有位通人提醒我说：

“你去广东，就是尼姑庵不可不看。”

我大致也想象过，就是庵里有尼姑接客。尼姑也有多种多样。有额上满是皱纹、弓腰曲背的老婆婆，有透过假牙的齿缝来念佛诵经、每日撞钟敲鼓的尼僧。不过吸引我们的不是这些人，而是虽已削了发、虽也穿了深色的袈衣，却是满脸青春的生气、仿佛去拜真的活菩萨般的眉清目秀的尼姑。尼姑中有自幼即剃发出家的，也有婚嫁之后死了丈夫而发念当了尼姑的。按广东地方的习惯，女子不得再婚，一旦丈夫死后便得终身守寡。不过近来这种旧习亦逐渐被打破，在城市中亦曾有一部分女子五次十次地屡屡再婚。但整个社会尚不许可这样的情形。尤其在农村，旧习俗依然壁垒森严。这些年轻的寡妇要改变自己的境遇，唯有出家为尼一条路。有不少人虽出嫁到优裕的人家，毫无衣食之忧，然一旦死了丈夫后也到庵里来开始新的人生。庵里有了这类年轻貌美的尼姑，以其独特的技艺来满足有特别嗜好的人来使其成佛。

因为听了如此种种的传闻，所以我极想去访一下尼庵，托了朋友请其导引一下，但这与去茶馆戏院不一样，若无十分相熟的人的介绍是去不了的，因此延迟了几日。正在此时，好事终于来了，一日在朋友们的陪同下去访了憧憬已久的尼姑庵。

庵在广州市的北端，已近于郊外之地。眼前是白云山。O君、T君和我三人在这里下了汽车，折入了一条小巷。左边有一与普通住宅几乎一样的门，上悬有一“荣胜庵”的匾额。入门就是关帝殿，有关帝的木像，前面供着香烛。再进去，有一座大殿为大雄宝殿。这是正殿。屋顶、墙壁、庭园都相当整齐。正殿旁侧的堂内置放着大饭桌，上面已放好了碗筷盒匙等。

“去年梅兰芳曾到这里来过，请尼姑们在正殿里诵了经，经文很有意思的。”

念经诵佛时，以长得最娟秀的尼姑为中心，让她穿上华美的衣饰，头上戴着有金边的僧帽，甚至还施以脂粉，其他众尼姑便围绕着她大声诵经。

O君对这里很熟，便径直地往里走，来到一间小室内时，几个尼姑正在吃着已经过点的午饭，一位胖胖的、五十左右的尼姑端着碗筷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用粗粗的嗓音亲切地对我们表示欢迎。

庵的最里边有一处庭园，虽不大却十分雅致。面对着庭园的是一座房间精美的屋宇。我们被带到了里面的房间。

屋内三面靠墙放着上等的红木椅子，墙上适宜地挂着一些条屏。庭院内有精巧的假山，有一排竹篱，竹篱内耸立着一株华盖亭亭的古树。由屋宇、高墙围起来的这座小小的庭园里充满了中国情趣。

有两三个年轻的尼僧给我们送来了茶和毛巾，端来了水果，打开了电风扇。这些尼僧穿着黑底斜纹的薄薄的丝绸上衣和同样的裤子，脚上穿的是白绸的袜子。服装与一般的女子没什么两样。但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么漂亮。

“T先生，好像不怎么漂亮嘛。”

我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也不见得吧，她们长得也不难看呀。”

T君指着其中最伶俐的一个说。听了他的话再一看，倒真的不难看。肤色稍黑的脸，细细的一字眉，圆圆的有精神的眼睛。但这并不是女人的妩媚。其他两个人则是标准的西瓜头。

“我可觉得不怎么样。”

“这是你的问题了。这些尼姑一点都没有修饰。是所谓的调味料，而不是菜肴。”

T君虽是中国人，但嘴很巧。受到我们品评的年轻尼僧，虽不知我们在如此放肆地评论自己，但已察觉到了我们是在说她们，一下子脸色绯红，匆匆地逃到了里面去。

这座房子有两层，楼下也有互相连着的房间。房间里有漂亮的床，梳妆台，桌子，花瓶，镜子，一切都带有浓郁的女人味。而且一切都很新，很精雅。这是宿客的房间。二楼正面也有这样的房间。

端来了花生粥。这是点心。

过了一会儿，E氏、G氏、S氏、A氏等来了。他们都带来了胡琴、三弦等乐器。只有A氏我是初次见面。据说他是广东年轻的律师。其他诸位都是我的中国朋友。清寂的尼姑庵的内园一下子充满了活力。

S氏拉胡琴，G氏弹三弦。E氏和T氏则轮番演唱。尼庵与相邻的房子中间隔着两丈高的围墙。沿墙还有枝叶繁茂的大树。琴声和唱声即使传到庭院里，相邻的住家大概也听不见。这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靠近厨房一头的院子里，尼僧们铺着席子在仔细地摘菜叶等。另一边的人将几百枚两角的广东银币排铺开来，正在一个个认定含银的成分。广东的货币你接下来不仔细看的话，总会混进一成或两成不能通用的假币。即使在尼庵，自然也要对银币加以验核，但看到她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顾忌地查验金钱，也觉得有点怪怪的。

天快黑的时候，肚子已很饿了，这时饭菜准备好了，一起来到了大雄宝殿旁的侧室内入座，这里供着观音菩萨。我忘记说了，这座尼庵是禅宗。

当然是素斋。上了好多道菜，味道也甚佳。一位老尼来到旁边，一边抽着烟一边跟我们闲聊。她是此庵的住持。住持胖得像男人似的，嗓音也像男人，说话的声调干脆爽快。

O君对我说：“这位尼姑说全广东的名人她没有不认识的。总之她是个不得了的人。”她就相当于日本筑地(1)一带可供狎妓的酒馆的老板娘那一类的人。不过这位尼姑同时也是位堂堂的僧侣，接待客人只是副业，正业毕竟是僧人。

饭后去看了前面的客房。有三间装饰考究的卧室。听说荣胜庵在尼姑庵中也是一流的。总的来说，来尼庵玩耍的人若不是中上层的人物是来不了的。像政治家、实业家、阔佬等之类的人在一般的酒楼、艺伎馆里玩腻了想换换口味时，于是便到这里来。因此客房钱、酒菜钱并无一定的价格，由客人随意施舍。不过当然，对接待自己的尼姑除饭钱外还得给一个施舍的钱袋，其金额虽无一定，但据说最低也得二十元。我们又回到里面庭园的房间里热闹去了。

我对O君说：“O先生，很久不听你唱了，唱一曲怎么样？”O君也兴头上来了，说：

“好，唱。”

他唱起了青衣，嗓音像金铃一般。我以前曾在上海的大戏院里听他唱过好几次，但从未在这样的地方听他唱过。其高亢清脆的唱腔破窗透壁，回响在上空，传遍了庵内每一个角落。尼姑们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跑过来窥看，连住持也忍不住提着水烟袋走了过来。O君此番到广东来虽未在舞台上亮相，但他是中国戏剧界的重镇。

“村松先生准备怎么样？”

大家差不多都玩累了的时候，T君问我。

“什么怎么样？”

“就是说，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过夜怎么样。刚才律师A先生已经为你跟尼姑庵谈好了，一切随你。”

他这样一说，我有些犹豫了。虽也有猎奇之心，但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尼庵里总有些说不清的孤独。要不要拿出勇气来在这里留宿呢？正在我踌躇不定的时候，有两个年轻的尼姑换了服装从邻室走了出来。她们披着美丽的袈裟，手上挂着佛珠。两人向我们稍稍打了招呼后就往大门方向走去。

A氏和住持悄声说了几句后，又叫来了T君窃窃私语起来。

接着T君对我说：“不巧今晚有位施主家里有丧事，那两个人要到那儿去一下。不过约一个小时后陪你的那个人就会回来，我们打打麻将陪你等一下怎么样？”

“不要了，这样的话我也回去。”

“为什么？”

“为什么……”听了这些话我心里觉得怪怪的，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想那尼僧去办理丧事，在庄严的佛像前诵经回来之后，我是怎么也提不起兴趣的。

我们玩了一会儿麻将，在夜里十点左右离开了荣胜庵。

出处同前

(1)筑地位于东京市区南部隅田川河口，江户时代起逐渐繁华。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后，鱼市场从日本桥迁至此地，逐渐形成了一个生鲜食品的批发市场，也集聚了一批美食店，成了国内外游客趋之若鹜的场所。

鸦片

“村松先生，吸不吸鸦片？”T君问我。

这是在东亚酒店三楼最里面的一间客房。我和T君是到这儿来玩的。T君和这边的茶房很熟，常随意吩咐他们。不仅是广东，在中国不管到哪儿去都可在旅馆里叫卖春女。或者说，卖春女是旅馆的附属物。在旅馆里可公然地、堂而皇之地呼娼狎妓。

在狎妓之多这点上，广东可谓毫不亚于上海。夜里从东堤到西堤这一带彳亍行走的女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这类人。旅馆的走廊上也满是这些人。顺便说一句，在广东称卖春女为“车货”，货即是商品。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异名，据说是刚有人力车的时候，一般的女人都不坐，而卖春女则毫不顾忌地常常坐人力车，因此便产生了“车货”这一名称。正派的女人不坐人力车，也许就是怕被人误认为是娼妇。卖春女必有一老婆子跟随侍候，这老婆子称为“车头”。

我们刚才已叫了好几个车货来看过，没有一个中意的。她们就进来一下让你看看相貌，要是不满意即可不客气地当场回绝她。茶房立即又会带来另一个让你看。

茶房将一个镍做的金属盘端到了床上，盘上放着鸦片罐、酒精灯和粗粗的烟管。T君横着躺到了床上，用一根细长的金属棒将鸦片紧紧地塞进烟管的小洞里，然后将此对着酒精灯的火焰吱吱地点燃，一边津津有味地从粗粗的烟管口用力地吸着。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曾吸过几次鸦片，但量都极少。头痛的时候稍微吸一点立即就好了。我在中国走了不少地方，以广东吸食鸦片最为厉害。艺伎馆、酒楼自然是吸鸦片之地，市里到处都有鸦片馆。虽颁布了禁烟令，确是有名无实，向鸦片征收税金已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的财源。距今八十年以前，英国无视中国政府的禁烟令而将鸦片卖到中国来，结果在广东爆发了鸦片战争，而现在的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却无视自己颁发的禁令，一味地怂恿鸦片买卖。

我也和T君一起躺在了床上，接过T君为我填装好的鸦片烟枪“吧嗒吧嗒”地吸了起来。装鸦片烟需要熟练的手势，吸的人也挺费工夫。屋里飘荡着如甜美的梦一般的香味。

短发，高领短裤，高靴，粉红色的手绢。

“先生，这个怎么样？”茶房问。

T君蓦地坐了起来，眼睛睁得像圆盘似的紧盯着对方。

“不要不要。”说着T君又一骨碌地躺下了。

像妖怪似的摩登女郎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门口。

这个女子不知已是第几个了，长发垂到了后背，额前有一片刘海，下面的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别人。身着一身粗布衣服。

“你从哪里来呀？”

“河南。”

“T君，这个还不错呀。”

“那就让她留在这里吧。”

“你会装鸦片吧。”

“哎，会的。”

“那给我们装。”

那女子来到了床边熟练地装着鸦片，我拿过来“吧嗒吧嗒”地吸起来，吸完后她又给我装好了。我意识朦胧地吸着。

“嘭嚓嚓，嘭嚓嚓……”T君穿着一件衬衣一个人做着跳舞的动作聒噪起来。我吸着鸦片，觉得有一种无上的快感，像是飘飘然走在馥郁芬芳的花园中似的。

“哈哈哈哈。”我失态地大笑起来。

但我觉得浑身虚空，无力坐起来。就在一旁的那个女子的脸看上去像观音菩萨似的。稠糊糊的黑暗中，像有什么东西在蠢蠢地蠕动着，随即变成了蟹，成百上千的蟹在黑暗中爬动。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我觉得十分可笑，越来越放肆地大笑起来。

不知过了几分钟，我突然感到一阵阵发冷。冷得直打战，可一会儿额头上又渗出油腻腻的汗来，胸口感到郁闷难受，然而身体一点也动不了。

“你这是鸦片抽上劲了，不要紧的，喝点盐水就好了。”

T君说着叫茶房端来盐水让我喝。

“怎么样？”

“难受……”我觉得像要死过去似的。

“吃吃这个，一定会好的。”

我嚼着像枣子一样的橄榄果，非常酸。我浑身渗出汗来，觉得肢体渐渐变得麻木起来，很难受。

“到最后我也许会被鸦片弄掉性命的。”朦朦胧胧中，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念头。

茶房说吃生米会好的，拿来了一碗生米。我抓了一把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地嚼了起来。于是立即就呕吐起来，吐出了很多后胸口觉得好受了一些，同时脑子也有些清醒了。

“村松先生没事吧？”

“……”

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出处同前

广东的奇异食风

在中国的古谚中，有“穿在杭州、死在柳州、食在广州”一说——广东的美食居然如此扬名天下。不过暂且不论正式的广州菜，还是先向各位稍稍介绍一下广东的奇异食风。

先叙食蛇。

在广州市中心有几家专门吃蛇的馆子。吃蛇须注意蛇毒，蛇毕竟是有毒之物，其毒均在牙齿中，只要将蛇牙全都拔净了，那么吃什么样的蛇都不会中毒。

用来做菜的蛇一般为黄颔蛇、菜花蛇和蝮蛇三种。到蛇菜馆去的话，这些馆子都在网笼中养着很多这样的蛇。沿楼梯走上二楼，门口就有这样的蛇笼。食客在一旁察看后吩咐堂倌说：“这条看来很好吃。”“那条味道不错吧。”于是堂倌将手伸入笼中，轻而易举地倏地捏住蛇头，抓出来送入厨房中。不一会儿便做成菜肴，装入盒中端了上来。它就像日本的河鳗一样。

次说食猫。

将猫入菜时需注意，猫是年岁越小体内越有毒，到了老猫时毒大抵已脱尽。因此食猫时务选老猫，且以黑猫为味美。

猫肉的功效，据中医理论，猫属于阴性，因而对人养阴最具功效，尤其对妇女病有特效。

既然食猫，不食老鼠便不公平了。幸好广东人嗜食老鼠甚于食猫。

就像晒鱼干一样，将皮骨去掉后，将鼠肉弄薄贴在板上晾晒。晾干后既可烤着吃，也可做汤或放在饭上温热了吃。

老鼠有沟鼠和田鼠两种，沟鼠往往会成为传染病的媒介，有危险，但因其食物甚杂，故味极鲜美。到农村去的话，农民只捕田鼠吃，据说其味大劣于沟鼠。

在广东省的东部有座叫潮州的大城市。此处因韩退之曾被流放到此而颇有名。潮州人以宴飨客时，鼠肉为第一珍味。虽是田鼠，却与广州一带不同，将刚出生不久的水淋淋的幼鼠以糖蜜喂养数日，如此肉便鲜美，且胃肠也受到洗涤，骨头也变得很嫩。上菜时，只将这些幼鼠稍加冲洗后便端上桌，绝不用火煮烤。迫不及待的客人用手揪住鼠尾抓起来蘸上酱油就往嘴里送，用牙齿将还在舌上“啾啾”地叫着挣扎的幼鼠咬死，然后再用手将还在嘴里蠕动的部分连同尾巴一起塞入口中，津津有味地咬食起来。

出处同前

北京游历记

北京大观

在有漂亮的朱漆大门的公园入口处，站着门卫，我们在窗口买了公园门票。陪我来的M先生出门时既未戴帽子也未穿外套，我也把外套放在了车上，跟在M先生后面进了公园。这座北海公园是北京城内的三个湖——另两个是中海、南海——之一。北京没有河，甚至连中国特有的运河(1)也没有。倘若没有这些湖的话，那北京就完全是一座干涸的城市了吧。这三个湖及周围的地区现在都已成了公园，但以前是皇宫的一部分，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出的地方。

北海上有一个岛，岛的隆起部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塔。其形犹如一个坛子，此即为著名的白塔。其样式与中国传统的塔完全不一样。据说此塔由阿拉伯人设计，但年代不详。北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沿革，我对此并未加以考察，但它曾是辽、金、元、明、清的都城则是众人皆知的。我听说历史学家在考察北京时，首先是从七百年前左右开始的。这样看来，比我国的京都还要少三四百年。

北京虽然不是座历史十分悠久的都城，但作为王城之地，像这样宏伟壮丽的都城恐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吧。北京是一座浩大的美术馆。其城门、城墙本身就已经是世界罕见的珍宝了，而其内城方圆四十华里，其城墙内的整个城区都是令人惊叹的艺术的集大成。看了北京后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中国帝王的财富。帝王拥有无以计数的巨大财力，在王城里极尽豪华奢靡之能事。君临四百余州的中国皇帝的财富，恐怕再怎样极尽荣华富贵的人，其生活奢华程度都不及其十分之一。秦始皇营造阿房宫，蓄后宫三千的故事，可以完全信以为真。对别国人来说完全是梦一般的童话似的故事，来到这里却觉得完全是实际的真实存在。我以为无论引用怎样的历史文献，无论怎样试图以天才的笔来描绘，都无法表现出北京的壮伟雄大。惊人的宏伟，惊人的奢华。像我这样的旅行者，来到了北京后，每天都沉浸在这令人瞠目结舌的不断的惊讶之中。

M君是久居北京的新闻记者，十余年前芥川龙之介来北京时也是他一手照料陪同的。据说芥川在《中国游记》中曾记述此事。我亦曾读过他的《中国游记》，不过书中如何记述现在已记不得了。甚至连这位出色的艺术家是如何观察北京的，对我而言实在也很无所谓。何以言之？因为即便精彩如芥川的文笔，也无法写出北京宫殿内一片屋瓦的色彩。

“我陪人游览时，首先从这儿开始，使他对北京有一个大致的印象。”M君面对着太阳，在强烈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说。

我们站在白塔下的坛座上，七月上旬的炽热的太阳将整个北京投入了熔炉中。在巨大的熔炉中熊熊燃烧的，是苍郁的树木。城区和宫殿几乎都掩映在树木之中。

“北京的树木真茂密呀。”

“是呀，所以北京的秋天十分宜人。”M君回答说。

在缺水的北京，需要以树木来增补一点湿润吧。在这座城市里树木的种类也真多。有洋槐的行道树，不过我觉得街两边的合欢树更美。合欢树的枝丫如鸟羽一般遮住了整个路面，枝上开有淡红的如羽毛一般的花。也有的街边种了高大的槐树和榆树，可我分不清哪是槐树哪是榆树。若去公园的话，可见很多古色苍苍的板树，这是一种像松树和扁柏杂交在一起样的树。也有杨柳和垂柳，这一定是长在水边的树木。这些很有风致的树木把北京的空地都填满了。

译自村松梢风《热河风景》，东京春秋社1933年12月

(1)梢风这里说的“运河”，未必是指人工开凿的运河。那一时代的日本人将江南平原上纵横交错的河流都称为“运河”，即可用于航运的河，以区别日本无法航运的溪流。京杭大运河虽流至通州，但那个时候尚未将通州看作北京的一部分。

王城之民

北京看来是个很适于居住的城市，在北京住久了的人都说不愿离开此地。因为这儿的气候宜人，城市美丽，而且人的性情平和温良。不仅是日本人，而且听说住惯了的西洋人也很少想要离开北京的，外国人中甚至还有丈夫在这儿过世后遗孀依然长居在北京不想回国的事例。从世界各国来的外交官都说没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了。由此可见这儿一定是个相当好的地方了。但我还没有如此深切地感受到它的这般魅力。只觉得它是一个美丽的、优雅的城市，却毫无现代化的设施。充满了古老的历史，可令人发思古幽情，这便是北京的全部价值所在。尽管我只在北京待了十天，但已能领会到这是一座多么优美的城市。恐怕没有一个地方的市民有像北京人那么恭敬温良的了，即使是伙计、人力车夫，甚至连乞丐都十分地友善有礼貌。尽管也有抗日救国会，也有排日运动，但不管到哪里去，他们都不会迫害日本人、排斥日本人。饭馆，舞厅，曲艺表演场，戏院以及其他所有人群集聚的场所，哪怕日本人单身一人前往也不必有任何的担心。在北京即使坐上深夜的人力车到任何地方去也不会有危险。

中山公园是市民唯一的纳凉场所，从下午三四点钟至夜里十点左右，来纳凉的人络绎不绝。公园里的大树下摆放着约两千张桌子，每张桌子边都坐满了人。这儿中等阶级以下的人好像不怎么来的。人们不仅坐在桌边喝茶吃东西，还有不少青年男女成双成对地在树下的阴影处漫步，或是坐在长椅上喃喃细语。幽会，北京话称为野鸳鸯。若要观察北京人的新旧风俗，那没有比这儿更适合的地方了。傍晚时分我与朋友一起去那儿纳凉，在无数张桌子间漫步，以求寻得一个好位置，人们见到我们是日本人时，既无人斥骂，也没有表现出厌恶的神情。大家都表情平和，对我们毫不在意。

即使在关内发生战争，北京颁布戒严令的时候，日本人也可自由外出。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安稳的地方。就像日本京都也是一个人民性情温良的地方一样，北京人处处表现出了皇城之民的气度。

但北京也有一个缺点，便是尘土太多。这是因为街巷多为土路，一朝雨后，便瞬间可泥泞没膝，而天晴之时则是黄尘万丈。有这样的说法：

一雨三尺，

一风万尘。

这是形容北京的雨和旱天的尘土。如今只有主要大街铺了水泥成了现代化的大道，而一折入小巷胡同，则一如往昔。听说前市长周大文曾制订了一个改造北京全市道路的规划，后来发现要改造道路须得先改良北京大板车的车轮，遂放弃了这一计划。

北京和上海一样也有很多洋车（人力车）。数万辆的洋车充满了全市，价格极廉。稍微坐一段路一毛钱，坐很长的路程给他两毛钱也不会有怨言。听说中国人的话有五枚铜板就可坐相当长的路了。一般来说，给的钱不够，他也不会发牢骚。这种洋车即使在夜半也可随便叫到。不过，过了十一点左右，洋车便有别的目的了。

“老爷，要不要我带你去有好姑娘的地方？”

车夫会这样对你说。几乎所有的车夫都会这么说，而且带你去的地方也各不相同，可想而知这类姑娘有多么地多。

有天晚上与一位叫S君的青年走出舞厅后，洋车上来拉生意，欲坐上去时，车夫又问我们要不要去有姑娘的地方。就去探一次险吧。于是就坐上了他的车。那晚月色很好。车夫说那地方很远，要两毛钱。S君说，胡说八道，是你要拉我们去的，一毛钱足够了。但车夫真的拉了很长一段路，我内心有些不安。虽是在城内，但已很偏僻，车停在了靠近原野的僻静处。车夫去轻轻叩响了一户人家的门环，从里边探出了一张男人的脸，对车夫说今夜姑娘不在。

“今晚没客，就去看戏了，回来大概要很晚了吧。”

那男的说。车夫没料到会这样，但不在也没办法，便又拉起了车穿过了原野。

“还有一家好地方。”

“不要去了，回老地方吧。”

车夫也不听，自管往另一家方向拉去。刚才去的是城东，这次换了个方向，往西面拉去。车夫有时候脸对着月亮，向我们搭话。

“已拉了十几里路了，怎么样，给三毛钱吧。”

“胡说八道，是你带我们去了没人的地方，一毛钱已不少了。”

S君有点强词夺理。终于到了要去的那户人家，这次好像姑娘在，开了门把我们引了进去。这是一处屋檐低矮、破旧的小屋，没有一星灯光，一脚踏进去立刻有一股异样的臭气冲鼻而来。靠了屋外的月光我们勉强能看清脚下。这是一间六平米左右的房间……（原文被删除）睡着。脚边点着一盏煤油灯。（原文被删除）伸出的一只苍白瘦弱的手腕上有个金镯子在闪光。

不一会儿有三名年轻的女子走进来在那里站成一排。在其背后站着像是这家店主的男人和两个车夫，伸长了脖子紧盯着我们，看结果怎么样。

“……（原文如此）”睡着的女人坐起身来说。这是个年近四十的粗笨的女人。

这些姑娘虽然身价低廉，穿的却都花里胡哨。有剪短发的，也有盘着旧式的发髻的。在蒸笼一般的暑热和异样的臭气、散发红焰的煤油灯光中，三个姑娘……（原文删除）

“……（原文删除）”

床上的女人又说了一遍。S君听了咂着嘴说：“什么？！这样难看的女人！”

这时店主和车夫都齐声劝我们玩一玩。

“到底是什么价？”S君问道。

床上的女人已开始说是〇〇，S君狠狠地杀了一价，她立刻降到了〇〇。即使〇〇我们也无玩乐的兴致，就闭口没说话。这时对方开口问道：

“要什么价你们玩？”

“〇〇。”S君答道。

这时一直没开口的三个姑娘中的一个光火地叫道：

“〇〇？！”

三个人同时屁股一转走了出去，我们也乘机走了出来。店主跟着走到了门口，跟车夫低声嘀咕着什么。车夫慢腾腾地在胡同中拉着车说：

“老爷，〇〇〇〇怎么样？”

出处同前

打茶围

有一天突然有个日本青年到旅馆里来看我，我与他见了面、拿了名片之后还是想不起来他是谁。该青年名叫村上知行。村上君说，数年前他第一次来上海时，经某氏的介绍曾在东京与我见过面，我为他写了给在上海的朋友的介绍信。这么一说，健忘的我也多少有点记起来了。村上君不久便从上海来到北京，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三年了。

村上君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独身者，住在公寓里，与中国人交往，到中国人的饭馆里去吃饭，过着纯粹中国式的生活。

看来这位好学的青年已完全为中国的迷人之处、北京的迷人之处所吸引了。他现在是A新闻通讯部的记者，他说即便辞了这份工作，他光靠教授中国人日语也完全能够生活。

有天晚上村上君带我去看了曲艺表演。我们从东单牌楼坐洋车到前门外，讲定了价钱两毛。这是一段很长的路。沿着两边栽有开着花的合欢树的大街来到了正阳门。此门一般称作前门。北京的繁华都集中在前门外，大商店、酒楼、戏院、曲艺场、青楼……所有代表性的场所都在这儿。

在一家叫青云阁的市场的三楼是曲艺表演场。其格局与南方的茶馆甚为相似，场内的椅子等坐起来都很舒适，坐下后立即端来了茶和西瓜子。时间尚早，还没有什么客人进场。来这儿表演的大部分都是女艺人，唱大鼓。所谓大鼓，便是在前面置放一个直径约为五六寸的小鼓，一边用一根细细的棒槌敲打，一边说一段故事。有三弦和胡琴伴奏。大鼓艺术原发祥于山东，后来也流传到南方。大鼓中有一种称为鼓书的，其所说的故事本子大都有定规。这是一种中国的净琉璃，其起源年代可上溯到七八百年前，据说是中国现存的大众艺术中最为古老的一种。我喜欢大鼓艺术，在上海也常听。很多人都说，大鼓是北方的艺术，不到北京去难以听到出色的演唱，因此到北京来听大鼓，也是我期待已久的乐事之一。但是在青云阁所听的几段大鼓，没有一个人能令我鼓掌喝彩的。幸好村上君谙熟北京的大众生活，而且对大鼓也颇为精通，这以后我曾与村上君一起去听了不少的大鼓演唱，然而在北京还是未能找到一个中意的艺人。恐怕是和所有的艺人一样，唱大鼓的优秀艺人也跑到收入远比北京多的上海了吧，只在本地留下了些蹩脚货。

“既然已经来了，要不要顺便去打一下茶围？”村上君问我。我答说可以呀。

出了青云阁信步走去，这一带是花柳街。一家家都是妓馆。妓馆的门口挂着一盏盏写有妓名的门灯，如花一般。名字大都为“翠兰”、“玉珍”、“艳芳”、“翠卿”等。门口必有两三个男的出来应接。你要是不在乎跨进门去的话，男的便将你导入一客堂内。客人若在椅子上坐定后，站在屋外的男的便高叫一声：

“看客——”

于是在各个闺房里的女子便纷纷来到院子里，一个个按顺序走到客堂前站定，让客人看清后再走开。男的则站在门口一一掀门帘。时间很短。客人在所见的女人中……（原文删去）若无中意者，站起来一语不发走出去便可，不需担任何责任，你只是看看也可以。

客人若说第几个，那男的便叫那女的名字，立即有底下的人将你引到那女的房间，端上茶和西瓜子。喝着茶，嗑着瓜子，一边说一些有一搭没一搭的话，玩一会儿便回去了。这种花钱以前是一元，近来一般为两元。

这种游乐称为“打茶围”，乃是北京独有的，成了北京的一个特色。从日本来的人首先都会带你到这儿来见识见识。

看过两三家以后，村上君便带我去了一家他熟识的妓馆，这便是在陕西巷的“云香斑”。屋内虽宽敞，家具却极为陈旧，从其颜色模样来看，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村上君只有一条腿，另一条是假腿。但他只需一根细细的手杖便可行走自如。他靠着一条假腿曾登上过八达岭，踏上过长城，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过看上去却是瘦削文静的青年。在走台阶时我很为他担心，便故意走在其后面护卫着他。走到一半，村上君回过头来笑道：

“没事的。”

我们一开始先到被称作千金小姐的姑娘房里去。这是村上君的老相好了。虽说是老相好，村上君是位君子，也不过是常来打打茶围而已，在房里为我行了一遍“看客”。

我选中了一个叫于雪芳的姑娘，她便领我们去了她的闺房。千金小姐和于雪芳都是十七岁左右的年纪，前者是南方人，说是苏州，后者则是纯粹的北京人。

房间相当大，熏得黑黑的。屋内放着衣柜、化妆台等，一个花瓶里还插着一小束假花装点着。

千金小姐对村上君说：

“你近来好一阵子没上这儿来了。”

村上君立即答道：“罗锅子上山，前短。”可千金小姐却不解其意。这时北京姑娘于雪芳替她答道：

“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我问道，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呀？村上君笑着解释说：

“罗锅子就是驼背，驼背人上山时从下面看的话，就是前短，也就是说前没有，这里引为钱短，即钱没有。我回答说因为没有钱所以无法来。”

“那后一句呢？”

“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说的是鸡虽然不小便，却各有其种种排泄的方法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没钱，也总有各种办法吧。这是北京的一种歇后语。”

我们俩正在说话时，一只大老鼠贼溜溜地爬到了地上，捡起散乱在地上的瓜子残壳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两只，三只，四只……老鼠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肥硕如小猫似的老鼠在地板上窜来窜去。

“你养着老鼠啊？”我问于雪芳说。

“是呀，我喂些饭养着呢。”于雪芳回答说，显出了一副得意的神态。

出处同前

北京菜

我从热河坐了卡车来到北京的当天傍晚，M氏带我去东兴楼吃了山东菜。在饭桌上我甚至想：世上竟有如此的美味呀！当时吃的菜我已不能一一记全，但其中特别可口的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菜名：

鸡丝粉皮拌黄瓜

糟溜鱼片

杏仁豆腐

杏仁豆腐是甜食，最适合夏天食用，我在东兴楼尝了好几回，都很好吃。在北京逗留期间我也常去吃中国菜，但毕竟是大暑天，不是品尝菜肴的季节。除了东兴楼之外，他们还带我去了吃广东菜的东华楼，前门外的春华楼（北京菜）等几家。春华楼里有三道名菜，这是菜馆里的看家菜，我也全都尝了。这三道菜是：

鳝鱼丝

锅贴鸡

松鼠鱼

这都是富有特色的菜。这些名馆子的菜自然不会不好吃。但是第一次在东兴楼尝到的滋味，后来不管到哪家馆子去都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说句老实话，在热河每天净吃麦饭和蔬菜的人，来到北京尝到了第一流菜肴时的这种惊叹和满足，是不能作为品评菜肴的标准的。

北京菜也好，四川菜也好，中国菜还得推广州的。若以真正的广东菜作比较，这可谓是定论了。首先在奢华的程度上不可相提并论。你只需喝一口汤，便大致可知这菜在什么档次上了。但是仅以油炸物而言，哪家的馆子都好吃，油的品质堪称上乘。这大概是北京菜的一个特色吧。在中国的民谚中有“食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的说法。吃的推广东的广州。穿的推浙江省的杭州，那儿是桑蚕之乡。第三句，送终推广西的柳州，是因为柳州出樟木，死在那里的话可以敛入以樟木制作的上等棺材中。总之广东的菜肴，无论在其口味上、规模上，还是奢华的程度上，毕竟不是其他地方的菜肴所可媲美的。

北京有家专门吃猪肉的菜馆，谓砂锅居，据说亦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了。这家馆子每天早上宰一口猪，卖完后即关门，因此至晚也就营业到正午。那天我和《大阪每日新闻》的松本氏、满洲铁路的大冢氏及甲斐氏四个人不吃早饭，在上午十一点左右便出门到砂锅居去了。

砂锅居位于城内的西单大街上，街的一边有两丈来长的砖墙，有一栋小平房像是搭建在砖墙上似的，这便是砂锅居。进门后正面挂有一块“天下只此一家”的木匾。内有几个小间。我们被引入里面的一间，其一面的墙便是外围砖墙的一部分。墙内原是清朝的定王府。砂锅居的缘起，据说是原在定王府内值勤的近侍们，每日早上事务完了后，在回家途中常聚在一处喝一杯，吃点东西，于是就诞生了这家饭店。后来声誉渐起，很多的外来客也都慕名而来。

菜价相当便宜。上等“白肉全樔”共二十八件，定价才三元八角。我们便点了这“全樔”。

这家馆子的特色，在于将猪的全身不余一物全部做成可口的菜肴。当然猪以外的材料一概不用。我未将二十八件菜全记下来，这儿列举其主要的，有：

拌双皮（猪耳） 盐水心（猪心）

盐水爪尖（猪蹄） 盐水肝（猪肝）

拌肚块（猪肚） 盐水肘花（猪肘子）

炸下颚（猪颚） 炸胡脸（猪脸肉）

炸口条（猪舌） 白肉（里脊肉或五花肉）

红血肠大碗（红血） 白血肠大碗（白血）

炸鹿尾（猪尾） 炸肥肠（猪肠）

全下水大碗（猪的生殖器）

虽未一一细举，但大致如上。猪耳、猪蹄、猪肚之类的还能尝尝，而像猪尾、猪下颚等便不敢领教了。至于全下水大碗则已用上了猪的生殖器，不管是猪的还是别的什么，这玩意儿怎么也不想动筷。比这更可怕的是将生血凝固后做成豆腐状的东西。四个人一开始还吃得津津有味的，渐渐地异样的东西端了上来，筷便动得慢了，到了最后则是直瞪瞪地盯着它看看而已。

出处同前

红楼梦的舞台

由村上君陪同，在庙会的那一天去看了城内的隆福寺。庙会为每月的九、十、十一、十二四天。寺内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小店和戏曲杂耍。和日本的缘日没什么两样。到庙会来的人多为下层市民，这里所卖的商品、食物也都以这一阶层为对象，还有低级的江湖小戏班的演出。

不过这种小戏班的演出也有其独特的风味。入场费一般是三文铜钱。搭一个九尺见方的舞台，一半坐着伴奏的琴师，留下的另一半给演员演戏。演员一边唱，一边在台上来回做出各种动作。往后退去时，唱戏的人自己也成了乐师，敲一阵鼓，吹几下笛子。不慌不忙，悠然自在。

这种江湖戏班俗称“小班子”，意即一小班人。也叫作“野台戏”，南方称为“草台班”，都是江湖小戏班的意思。可是北京人将此称为“二黄”，而“二黄”是一种曲调名，将小戏班一律称为“二黄”显然是弄错了。

这暂且不说，从贫寒家庭的姑娘一直到上了年纪的妇人，都一排排坐在木凳上，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些江湖艺术家的演唱，这情景本身也别有一种风情。吸引女看客的一个戏班都是男演员，里面确有几个模样英俊的美少年。当扮演花旦的美少年拿着一竹箩在观众席上走一圈时，女看客们纷纷解开衣襟掏出铜钱来抛向竹箩中。

出了隆福寺，我们坐上洋车去什刹海。那是一个与北海相邻接的湖，湖畔夏天很热闹。湖的周围是些风雅的别墅式的宅邸。

这一带明朝时曾建有宫殿，人们说著名的小说《红楼梦》的舞台便是这什刹海。从这一角度去看，什刹海就非常具有历史风情。据说湖里的水与万寿山的昆明湖一样，是以玉泉山的天下第一泉为水源的。清朝时归内务府的奉宸苑管，现已移交给市政府了。

民国以后这里便一直无人整饬，日渐荒芜，最近又重新加以修整，利用湖中的一条道路，开放作了夏季的娱乐场。

湖中的大道上种植着茂密的垂柳，柳树下是一连串的饮食店、茶馆、街头艺人、杂耍摊等，十分兴旺。甚至还有用草席搭起来的演唱大鼓的小戏台。喜欢大鼓的我和村上君来到了里面，一边喝着茶一边听大鼓。艺人中有几个长得很漂亮。有一个说《红楼梦》里的“黛玉悲秋”。这是黛玉与宝玉告别后临死的一段戏，而其场所就在什刹海，仅此就令人颇感兴味。在一旁贴着公安局的布告，诸如“男女分座”、“不许叫好”，这倒也没什么，其中竟有“莫谈国是”一条，令人大感惊讶。出了这儿再往前稍行不远，路边有一捏面人的五十来岁的老人。我们站下来看了一会儿，其所制作的面人极为精妙，大不及一寸的面人做得非常像，发饰、衣裳及其他物件都依真人制作，一点点粘上去，而用来制作的工具仅是一根竹篦而已。

听村上君说，捏面人北京话叫作“江米人儿”，在北京有一个江米人儿的高手，此人曾被政府派往法国参加博览会，以其绝技惊倒了外国人。

“此人也许是那个高手的徒弟。”村上君说。

我请他做一个梅兰芳的“天女散花”，他说要一刻钟，我们便利用这时间到别处去转了。湖畔有一家饭馆，据说是明代以来的老字号。房子并不古旧，但在二楼有两个年轻的女子凭栏望湖的景象宛如古典小说中的插画。

湖上有一面荷花，湖岸垂柳依依。白色的粉墙，古色古香的门，飞檐翘角。

再转回来，与梅兰芳模样一般无二的“天女散花”已做好了。

我们出了什刹海，买了门票走进了就在对面的北海公园。公园内有一家仿膳饭庄。这是一家整洁典雅的饭馆，由原为皇室御厨的人开设的，村上君说这家的烧饼为北京第一，便进去简单地用了一餐，尝了有名的烧饼。

湖对岸耸立着白塔。塔下有远帆楼、碧照楼等古建筑。这一带的风景堪称北京最佳。

我们坐上了画舫渡到了对岸。

出处同前

天桥

北京有一处叫天桥的民众性大娱乐场。这里表现出了浓郁的中国风情。如果说上海的大世界体现了现代中国的一面，那么天桥便代表了传统中国的原有的面貌。这是一种正在不断衰竭的、注定不久就要消亡的残败面貌。那儿仍是由村上君带我去的。

这几天里，北京热得犹如在锅中蒸煮似的，室内华氏一百五六度，室外升到了一百三四十度。如此热的天，夜晚和白天都只得把窗户关得紧紧的。只有利用拂晓时空气稍微凉快一点的短暂的一段时间，开三十分钟窗换换空气，待到太阳出来前再把窗户关上。

我和村上君都没穿上衣，只穿着运动汗衫便坐上洋车出发了。从正阳门出城，沿着大街一直往前行。这条街也行驶着电车。大约行了一英里左右，街上渐渐冷落，显得芜杂凌乱起来。街边有几家古董店、出租戏装的店铺。路边堆满了破烂旧物，附近虽有两三家小戏院，但是屋瓦、门户窗棂都已相当破旧，仿佛不久便要倒塌似的。当然已不演戏了。这儿便是天桥。再往前电车也不通了。这里已是黑市街的尽头，前方也可看见外城的城门和城墙了。

在道路两边一带方圆几百公尺的地方，有无数的小戏棚正在开演，也有固定的演戏场。还有各色各样下等的饭店食铺。我们先从最边上的一条路开始逛起。

小戏棚自然不收门票，即使是固定的演戏场，稍进去看看也不要钱，只有待你落座后才开始收钱。也有不收门票而只收茶钱的。

一小戏棚里正在演女子戏。在一个仅有四五平米的小戏台上边走边唱。看女子戏的客人不少，都是男的。女子戏北京话俗称落子，演落子的女演员叫坤角。坤角中偶尔也会出个好演员，从而进入正式戏院演戏，逐渐红起来。民国七年曾企图复辟最终失败、以无双的勇将驰名天下的张勋的身边有个叫刘嘉筌的女子，便是天桥坤角出身的。今年有个叫新艳秋的女演员从天桥的坤角中崭露头角，声誉鹊起。这是因为她在舞台上的扮相酷似名优程砚秋，便取艺名为新艳秋。

其旁是一处演大鼓的戏场。我们走进去歇歇脚。除了轮上号的演员在舞台上演唱外，其他的艺人则全都坐在舞台左右两侧，以等待自己的出场。看客也可指名叫某人唱，这叫点曲。点唱的钱为四角。

有的女艺人边等边吃着饭。她一点也无所顾忌，一边瞅瞅观众，一边毫不觉得不当地拨动着筷子。我们也点了一两段曲子。毕竟天太热了，没有什么客人。即使是坐着，身上也汗流如注。

“列国诸侯乱纷纷……”

天幕下有两排人互相对坐着。这是下棋的地方。有五六十名棋客在互相对弈。和日本象棋不一样，棋子是圆的，全神贯注地盯着棋盘以求一胜，这场景真是一幅天下太平图，赌场上的气氛哪儿都一样。还有摔跤比赛。这儿吸引了很多人，黑压压的人群一片闹哄哄的。两个摔跤手正在场上对阵。摔跤场与围看的地方一样平，并没有高起的土俵(1)。摔跤手披着一件棉衣似的像柔道练习衣一样的衣服，未系腰带，脚上穿着肿鼓鼓的布鞋。一个是四十前后的肚子有点鼓出的强壮汉子，对手则是个五十出头的秃顶男子，看上去就觉得他似乎不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果然，年老的那个被狠狠地甩了出去。这种角力中国称为摔跤。

有一处正在说评书，这儿也聚集了很多听众。说书先生留着胡须，穿着一件短褂，露出了便便大腹，前置一小桌，正在娓娓叙说三国故事。

我最感奇异的，是一种叫“跑小人儿”的民间戏。这是一种模拟骑马的表演。先有一人上来叙说戏的场景，说是有姐妹两人，一人骑着马，一人骑着驴，一天到庙里去拜菩萨。接着身上绑着纸马的两位姑娘出场了，手握着缰绳装出骑马的模样，沿场的四周开始跑了起来。一开始还跑得比较慢，一会儿马蹄开始加快了，时而举起前足向前跃去，时而用后蹄蹬蹬地行进。这样快速不停地跑了一阵后，表演便结束了。虽然就这么一点花样，却演得非常逼真。演完一遍后，那年小的姑娘已是大汗淋漓，直喘着气，她拿起了竹箩来回向看客收钱。

“嘣嘣戏”据说原是奉天的一种地方戏，是小戏班的一种。坐到里面去看时，有人端上了茶。茶钱每人三个铜板，三个铜板只相当于一分五厘，此外就不收门票了。不过在每场开演前，有一小孩拿着竹箩来收钱，收到了一定的钱便开演。看客大抵会往箩中扔进两三分钱。这次小孩也来收了钱，好像数额还不够，有个男的穿着戏装站在台上对大家说：

“哪一位请再给点吧。”

于是村上君把小孩叫来，又往里投进了五六个铜板，小孩跳了起来，高声向舞台上报说了金额。于是乐队立即响了起来。

在戏棚之间还有很多卖吃的小店，有人在吃西瓜，有人在吃甜瓜，还有凉粉、赤豆汤、烧饼及各种各样食物。也有专卖羊肚的店铺。

天桥这地方，一天两天怎么也看不完。

出处同前

(1)土俵，日本相扑的摔跤场，为土筑，约高出地面1.2尺至2尺，外围为18尺见方的正方形，内另有一直径为15尺的圆形场地，一方被击倒或推出圆形场地便告输。

中国礼赞

梦寐之乡

宫崎滔天(1)在他的《三十三年之梦》中曾写到他二十二岁初渡中国，当船进入长江目接到中国大陆的风光时，不由得百感交集，不能自已，站在船头上顾望低回，不禁泪湿衣襟。

我读到此处方感真正触及了滔天的内心世界，对他平生生出一种信赖感，于是将此书细细读完。

我每次溯入长江，也感受到同样的心情。不知何故，此时无限的亲切、喜悦、感激等诸般心情一下子都涌上心头，最后变成一种舒畅的伤感，禁不住热泪盈眶，怆然而涕下。

我不知道世人是否都有滔天和我这样的感觉，不过我在此处见到了我们这些热爱中国的人的纯澈的心灵。这似乎并不只是广袤无涯的大陆风光使我们生出了盲目的感动。我觉得这是由于中国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来的遗传之梦。这种内心的感动有时候会很强烈，有时候会比较朦胧，但当我们去中国旅行，双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这种感动便一直持续着，不会消退。像我这样缺乏汉学修养的人并不是在学艺知识的层面上为中国所深深地吸引。尽管如此，一旦当我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时，我心头会立即强烈地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来到了梦寐向往的原乡之国的情感，说来也真令人有点不可思议。

常年居住在中国，这种感觉自然会变得日渐稀薄。但是我想基于我最初的印象来思考中国的诸般万象。

译自村松梢风《中国漫谈》

(1)宫崎滔天（1871—1922），日本近现代革命家。初入德富苏峰的义塾学习，立志于自由民权，后经兄长的劝说参加中国革命，与孙中山为至交，曾参加中国的惠州起义（1900年）。1902年著成《三十三年之梦》一书。曾竭力协助同盟会的建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发行所即设于滔天的寓邸。后又在上海创办《沪上评论》，将其人生的大半精力投入于中国革命事业。

中国的色彩

在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明暗两种色彩的表现似乎与其他国家正相反。比如将冷寂的街区与热闹的街区相比较时，以常识而言，当然是冷清的街区比较阴暗，热闹的街区比较明亮。可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冷清的街巷行人稀少，店铺疏落粗劣，因此自然不会显得怎么明亮。不过到了繁华的大街上，街上车来人往，商店里灯光灿烂，熙熙攘攘，因此自然显得明亮而充满了活力。这在中国恰好相反，越是到热闹的地方去，反而越有种阴惨惨的感觉袭上心来。到乡村的小城市或是在都市的边缘地带，倒反而显得安闲明快，殷盛的大都会的繁华街上倒呈现出一种冷森森阴惨惨的感觉。

人越多越有一种阴冷的气氛，灯火越闪耀周围越显得昏暗。这当然是我们外国人感受到的感觉，或许也有可能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感觉。已习惯于这种色彩，在其中生活着的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感到这一点。也许他们依然如一般人所感受的那样，觉得热闹明亮的大街要比冷寂的街区充满着活力和朝气。

然而以我的眼光来看，已如上所述，得到的印象却是截然相反。

我觉得这里反映出了中国的特质，或是国土的色调。并且我将其看作中国这个国家及其民族所具有的一种宿命性的色彩的体现。换言之，这是一种颓废的色彩，达到了成熟的极致之后而渐趋衰颓的精神越是在都市的中心地带就显得越是浓重。

这多少也可以从理论上来加以说明。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所有的生活样式上都是加了人为的技巧，这种技巧叠床架屋似的反复施加后的结果，便是单纯之物本身所具有的明快明亮渐失消失，反而难以避免地变得越来越阴沉幽暗。

总之，我在中国确实感受到了相反的明暗感觉。这种色彩的感觉也可以印证到中国的大部分事物中去。我感到这是中国的文明及其国土的一个特色。

出处同前

茶馆和酒家

18日。正午时川北氏来，说带我去茶馆，便一同出门。我们要去的是一家叫“高升”的茶馆，香港的茶馆中据说这家最好。

楼面并不很大，一楼是商店，从二楼至五楼是茶馆。这家茶馆的有趣之处在于每层的茶价皆不相同。二楼为两分，三楼为五分，四楼为七分，到了五楼则为一角。是不是供应的茶有好坏？不，都是一样的茶。完全同样的茶，只是阶层不同，茶价也相异。来二楼喝茶的都是下层劳动者，上三楼四楼，客人的阶层也依次上升。五楼则是最上层的客人所去的地方了。客人的品质依不同的茶价自然分层。这种体制在中国并不罕见，它给上层的客人带来了一种体面，又能对下层客人提供极为廉价的物品。上层的客人不仅因此保持了体面，也因付了高额的价钱后能免除由于周围的闹哄哄而带来的不愉快，所以即使价格高一点，他们也毫无訾言。这种体制在中国之外完全没有。虽然在别的国家里，剧场的票价、火车轮船的票价也各有差异，但剧场的票价是依座席的优劣不同而不同的，因此内质不一样。交通工具方面，虽然运输里程是一样的，但是社会待遇则依等级的不同而有天壤之别，最后还是归结于你所付出的金额的多少。但这家茶馆，若将二楼和五楼比较一下的话，在座椅茶具上也无大的差异，所供应的茶叶完全一样，唯有价格不同，这颇令人愉快。这是自古以来只有在中国才有的习惯，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保护下层社会的合理做法。就这一问题我曾在几年前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诸文收录在小著《中国漫谈》中，这里就不赘论了。这家茶馆是说明上述之理的一个佳例。

我们在五楼选了一个好位置坐下来满满地喝着茶，吃着包子、烧卖和用肉煮成的食物，以代作午饭。茶有龙青（绿茶）和水仙（红茶）两种，大抵各处都有两种。食物都是刚刚做好的，放在很大的蒸笼内扛在肩上送过来，由客人随自己的喜好自由取用。茶碗里则不断地有人来冲上开水。

这里的茶房大部分是男性，也杂有几个年轻女性。老香港川北氏向我介绍说，茶馆里跑堂的在香港称为茶花。当然，以前女子是不在这样的地方做事的，但在1922年远近闻名的香港大罢工时，香港全市所有领域内的男劳动者都销声匿迹了，为应付这一局面就临时性地雇佣了妇女，结果甚受客人们的欢迎，以后便有了茶花这样的职业妇女。

在香港时，我曾数度到“高升”去。茶馆的茶食自有其独特的美味，有些是菜馆里怎么也做不出来的。喝了上好的茶，吃得腹胀如鼓，到最后结账时绝不会超过四五毛钱。

香港和广东的茶馆，有的也请女艺人来唱戏。这样的茶馆都相当大，茶的品质和食物的味道在这里是第二位的了，自然来的客人也不怎么样。在茶馆里悠闲自在地喝喝茶，美美地饱餐一顿，一边抽着烟一边观望周围的各色人等，没有什么生活比这更合于我心了。我不喜欢酒也是其缘由之一，茶馆里没有酒。

茶馆的营业时间是有一定限制的，不能一直在那里从早喝到晚。大致上早上是六点半到八点，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半，夜里有些店就完全不开了，即使营业，一般也是在晚上七点到八点半这段时间。

出了“高升”后，我和川北氏往西走，到纯粹的中国街上去闲逛。我们去看了翡翠店、旧器具店等。街上有很多卖逾期的典当物的店铺，在被称作盗贼市场的小巷子里，有一长排摊床在卖零碎布料等。那天晚上香港的诗话会同人和文学爱好者在石塘咀的金陵酒家为我举行欢迎酒会，所以我和川北氏在五点左右出门往那儿去。石塘咀是位于香港市西端的花柳街，其中有一处集中了好几家规模甚大的酒楼和好多家艺伎馆。金陵酒家里已来了十五六个人。大家都是对文学有兴趣的人，这样的聚会很愉快。那晚我第一次见到了敲击一种叫叩琴的广东乐器的艺伎。

宴会结束后，我与几位友人一起在石塘咀闲走。酒楼都是高达五六层的极为宏大的建筑。楼里灯火通明，各个房间里打麻将的声音宛如傍晚急雨的雨点声似的飘落到街上来。伎馆的门口挂着很大的招牌，上用金字分别写着缀入了家号的联句。“奇貌高声价，花魁压艳妆”，意即此家的家号是“奇花”。“天赋香缘芝兰满堂，一番韵事风月无边”，意即这家的家号是“天一”。

译自村松梢风《南华游踪》

石塘咀

在香港的西部，有一处叫石塘咀的花柳街。你只需说“西点”，便是指那里。金陵酒家的宴会结束后，几个人带我去逛了伎馆。艺伎馆若不是常客是不能进去的，还有下等的公娼窟，那儿可以随便进出。公娼窟的房子结构很奇特，一般都是五层以上的一排砖瓦楼房，每一家的门面都很狭窄。从楼下一直到五六层的顶端一条楼梯笔直地通上去，楼梯宽不及三尺，走的时候得非常小心，以免中途走错了地方。从底下仰望，就如一线云梯直通天际似的。当然在每一层楼都有连接口，但从下面望上去却如一条直线连接的长梯。各个楼面的墙上都无任何装饰，十几间用漆了油漆的板壁围隔起来的小房间紧紧地排列在一起。这是一种没有房顶、宽不及两米、进深三米左右的小房间，每间房的进口没有门，只用布帘挂着。没有客的女人便集聚在楼口叽叽喳喳地说闹着。每家都有三四个鸨母。楼梯扶手上满着尘土和污垢，地板上到处都是纸屑、橘子皮、痰迹、鼻涕等。里边空气闷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每有客人上楼梯，这些女人便如动物一般蠢动起来，纷纷叫唤着客人。这里就好像是一个肮脏而残酷的大笼子，其景象之凄惨，仿佛是在另一世界上似的。我只上了楼梯看了其中的一家，胸口便觉得一阵恶心。

第二天在中国人K君的陪同下去看了艺伎馆。傍晚时起我们在石塘咀的广东酒家玩麻将，同时叫了不少艺伎。香港的花柳界不仅在体制上与广东完全一样，而且女子也几乎全都是广东人。艺伎中分成到客人的座席上来弹琴唱曲的和完全不献艺的两类。献艺的称为唱脚，不献艺的称为老举。老举的人数比唱脚多，一般说艺伎时多指老举。因此唱脚的地位在老举之上，不过老举倒也并不卖身，有时不献艺的女子反而很受客人的喜欢。香港的花酒钱为一港元，由客人付给艺伎。这些女子常常要陪好几桌的客人，若不是很清闲的夜晚，她们不会固定在一个桌子上陪客人，而是不断地穿梭于各个桌子之间。一旦成了红人后常要照料十桌二十桌的客人，刚刚坐下来陪你一会儿马上又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忽地又来到了你面前。

K君是京都大学毕业的法学士，现在香港经营钱庄。他对自己狎妓的本领颇为得意，并向我介绍。但说句老实话，我对他的尊容实在是不敢恭维，可一当陪笑的女人来时，他麻将也不打了，众目睽睽之下不顾廉耻地将那女人抱在膝上，或是两人一起去躺在供吸鸦片的红木床上，狎昵地互相调情，浪声细语。但突然间他坐了起来，满脸厌恶的神情。我问他怎么了。

“那女人向我要钱。”

“你是老爷嘛，总得给钱啰。”

“我其实不怎么喜欢那女人，以后就跟她断了关系。”

到底是钱庄的老板，一切都非常看重钱。但K君看模样是很有派头的绅商，艺伎向他要钱他也不能借口逃遁。

“她向你开多少价？”

“她说要买衣服，向我要一百块钱。要一百块！真扯淡。我只跟那个女人有过一次关系。”

到了一点左右时，我们在这家酒楼里吃了宵夜，然后由K君带着到刚才那个叫银娇的老举的伎馆去玩。

伎馆进门之后的第一间屋子里供着祭坛，点着几根蜡烛。那里坐着十余个鸨母、下等使女和等着客人点叫的艺伎等，眼睛直瞪瞪地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银娇的房间在二楼。里面虽不像上一天晚上所见到的公娼窟那么肮脏粗陋，但房屋结构大同小异，在很大的洋式风格的楼房内，像小城镇的一角似的。由涂着油漆的板壁相隔的、没有天顶的房间约有近二十间排列在楼道上。在楼道上随处放置着几张污迹斑斑的床，据说这是鸨母睡觉的地方。整个的感觉几乎与乞丐窝差不多，不过进了房间之后还是比较整洁，西式床、衣橱、镜子、照片、条屏、人造花等将十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挤得愈加逼仄，屋内多少有点老举闺房的脂粉气。鸨母及下女们满脸堆笑地说着好话，递上了茶和毛巾，还端来了放有五个芒果的水果盒。上水果是一种形式，客人给的钱就成了她们的收入。房间外说是走廊不如说是一条街，很多小贩在走来走去叫卖东西，就像在屋外一样大声地吆喝。

这种艺伎馆叫老举寨。这样一说还真有一种寨的不同寻常的感觉袭来。一座寨内约住着四五十个到六十个左右的青楼女。这种艺伎馆一般归一个老板所有，不过既有独家全资经营的，也有三七出资、对半出资合伙经营的。这和日本的情形没什么两样。

K君从纸袋里掏出五张十元的纸币交给了银娇，最后他说今晚在这里过夜。床上并排放着两个漂亮的枕头，枕套上还写有几行诗一般的句子，这到底是在中国。出于好奇，我把这些诗句抄了下来：

帐漫低云倦欲眠，

细语深情在枕边。

几回梦醒犹传意，

愿放鸳鸯不羡仙。

出处同前

济南一瞥

一

坐上了晚上九点从天津开出的列车向济南进发。这天是7月15日。前几天起华北一带酷暑炙人，热得晚上也几乎无法入睡。因此当晚风从二等卧铺车的纱窗急速地吹拂进来时觉得大为凉快，一直美美地睡到了翌日早上。早晨六点车到了德州。车在这里停了很长时间。在月台的栅门外站着很多人正在大声吆喝着什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走出去看，原来是卖西瓜，出借毛巾和脸盆的人。看来三等车里没有盥洗室。从天津起跟我同乘一室的一个去上海的年轻商人买了一个西瓜。七点稍过，火车驶过了黄河上的铁桥。水量虽很充沛，但这一段河面却颇窄，黄河似乎不应该是这模样。码头上停泊着不少民船，望过去很有风情。八点不到车到了济南。我提着很大的旅行包，在车站坐上了洋车前往总领事馆。外务省的米内山氏为我写了一封给西田总领事的介绍信，因此就打算不去旅馆，今天在领事馆里盘桓一天，晚上坐夜行列车去青岛。济南的城区虽只是坐车匆匆一过，但已感到十分浓烈的中国气息。中国的气味，中国的色彩，这些强烈地刺激了我的感觉。

这天是星期天。到了领事馆后，请他们带我见总领事。于是我被带到了屋后的花园。花园颇大，种植了很多花草，在一个紫藤架下，总领事和夫人、女公子及另一个像是来客模样的男子坐在藤椅上。寒暄了几句后，他们请我也一起坐了下来。西田氏的发须已经半白，眼睛似乎高度近视，个子不高却很肥壮，精神矍铄。大家就很自然地坐在那里谈开了。来客是新近刚从上海转任来的邮政局监督小松氏。

总领事对我讲述了山东省和济南的概况。山东省有人口三千八百万，一百零八个县。济南有人口四十三万，其中日本人有一千七百人，英国人一百人，德国人两百人（整个山东），美国人两百人。

韩复榘的军队有步炮兵共五个师，骑兵一个师共六万人。张宗昌时代号称有大军三十五万，实际上是十五万至二十万。

在公私双方与韩复榘关系都特别亲密的西田氏，给我讲述了有关韩复榘的种种传闻。

“今天是星期天，是此公到澡堂去的日子。星期天去澡堂舒舒服服地休养一下是他的习惯。不过有时也会在那样的地方举行秘密商议。要不是星期天，我倒是可以带你去见见他。”西田氏对我说。

夫人切开了青州产的甜瓜端了上来。青州的甜瓜，德州的西瓜，乃当地的名产。

二

我表示想去市里看看，想请馆内的侍者或随便什么人做一下向导。总领事说，正好今天自己也没什么事，待会儿一起去吧。我说这太过于打搅了，不过就承蒙好意了。此时松本氏（原文如此）说他也刚来济南赴任，还未及去各处走走，就一同去吧。但白天太热，暂且慢慢地聊会儿天，待天凉快点再出门。

到了中午时分，藤架下也热了起来，我们便移到了屋内。济南的总领事官邸是一处十分宏壮的建筑。在二楼的餐厅里用过午饭后，我觉得有点发困，虽有点不礼貌，还是横在宽大的客厅的沙发上舒服地睡了一觉。

三点左右我们坐了汽车出门。市区分为城内和商业区两部分，有甚为巍峨壮观的城墙。我们先去了城内的趵突泉。大门外有些小店和摊床，里面则有一处很大的涌泉，周围有几家茶馆。涌泉的水量惊人地充沛，泉水从池中的好几处喷涌而出。

自古以来济南有七十二景，趵突泉是其中一景。据说济南城是填埋了湖水之后建造起来的，至今仍留有舜井街这样的地名。

但济南并不是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其建城的历史约有七八百年。

“据说这儿的泉水量足可养活两个旧金山的人口。”总领事说。

在这儿的茶馆里坐定后，已不知暑热。茶馆内有女艺人在演唱大鼓。

出了茶馆去看了在广智院内的教育博物馆，然后去城外的历山。山在市区东面的一英里左右的地位，为岩石山。此即为舜在此山麓耕作的历山。山上有千佛山兴国禅寺，我们去看了。山下有很多轿夫，拉我们坐轿。这些轿夫都认识西田氏，纷纷找上了他。我们一起坐了轿子上山。这是一种座椅式的山轿，坐着挺舒服。山上都是裸露的突兀的岩石，虽无树，却别有情趣。

这是一座很有气势的寺院。我们在门前下了轿，入寺内依次观览，在一处风景殊佳处小坐观赏。济南的城区近在眼前，远处还可望见黄河。放眼望去，广阔无垠的山东平原展现在面前。

总领事对我们讲述了济南事件。一边用手指比划着眼前的济南市区，一边讲述当时的战事及所发生的事，听来就颇为生动而印象深刻。

三

轿夫们大声说笑着下了山。我的轿夫中有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长得颇为英俊可爱。有一个轿夫不断地在与西田氏说话，我问他说什么，说是能否收他到总领事馆里做侍者。

在山麓又坐上了汽车。车驶入了市区，从某座城门下的通往城墙上的坡道登了上去。城墙约有五米左右宽，上面可通汽车。中国城墙上可通行汽车的只有济南一地。夕阳就要沉落下去，城墙的道路上有很多人来纳凉。城墙上的楼曰北极阁，下有一湖，此即大明湖。传说太公望的垂钓处就是这个湖，湖湾内泊着画舫。有一座宏伟的庙，成群的人往庙内参拜。

在西北阁的旧迹上还留有土基和础石。西田氏告诉我们说，济南事件时，有一个日军小队在此全军覆没。大明湖在城墙内侧，城墙外有一条河，据说此河入渤海。历山山脉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片橘红色。

回到总领事馆时天已完全黑了。松本氏说晚上还要在官邸宴请外国客人，便匆匆回去了。我洗了澡，用过了他们准备的丰盛的晚餐之后起身告辞了，总领事用汽车送我到了火车站。

开往青岛的列车在车站整装待发，我回想着旅途中度过漫长一日的济南。

译自村松梢风《热河风景》

译后记

本书的译稿大部分是在1998年底完成的。1998年我在日本乡间的长野大学任教，正开始做村松梢风的研究，勉力搜集了他有关中国的大部分作品。当时应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之约，从他的各种作品集中选出若干篇翻译成了一本中国旅行记，译作还是手写稿。不意风云诡谲，该出版社总编辑因故易人，又因版权问题等，译稿也就一直被束之高阁。此次蒙浙江文艺出版社不弃，付梓出版。“魔都”一词，如今已是炙手可热，成了上海顶级的流行词，而其最初的制造者，就是村松梢风，时在1923年。

村松梢风（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坛大概连二流也排不上，尽管他生前发表过几十部小说和人物传记，曾经有过不少的读者。他撰写的六卷本《本朝画人传》被数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一时好评如潮，1960年中央公论社在建社100周年时又以精美的装帧将其作为该社的纪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种文学辞典和百科全书中，对他也有颇为详尽的介绍。不过对于梢风的小说，评论界一直很少给予关注，他撰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内涵比较浅薄，除了作为大众文学作品集出过寥寥两种选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栋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见到有梢风的著作集问世。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指数。不过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文化关系史，特别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作家文人在中国的活动时，村松氏却是一位不应被忘却的人物。自1923年至1933年的十年间，他大约来过中国近十次，足迹北及东北、热河，南涉台湾、广东、香港，有关中国的文字，仅结集出版的即有十本之多。此次将他有关中国的旅行文字编选翻译出来，其意义大概有两个。

其一是记述了当时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些历史实状，在中国的文献中未必有详细的记载，或已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漶漫不清。梢风的文字，并非事后的回忆，而是即时的实录，且文字亦颇为生动，权当一部黑白纪录片来观看。

其二是反映了当时日本人中国观的一个侧面。与同时代的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诸人不同，来中国之前，梢风对于中国并无太多的学养和知识，相对来说成见和偏见也较为淡薄，在他的文字中所体现的，多为直观感受，鲜活生动，也不免有些肤浅低俗，当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歧视，多少也有些流露。在文人中，他算是一个游荡儿，吃喝嫖赌都不会缺位，在这方面，与井上红梅有些相近，也因为如此，笔墨所涉，就相当广泛。开始的几年，他对中国相当痴迷，他也写苏州旧城的逼仄，古迹的颓败，写南京城区出奇的黑暗，写南京城门口人声鼎沸的杂乱和壅堵，写广州珠江上船民生活的诸种实相，写黄包车夫谋生的艰难。大正昭和时期出版的日本文人的中国游历记，多达上百种，相比较而言，梢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描述不管是怎样的五色杂陈，却始终是带着一种温情，没有芥川那样的冷眼。这种笔下的温情，构成了上海事变前梢风中国观的基本色。

需要指出的是，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所谓第一次“上海事变”，成了梢风中国认识或者说对中国态度的一个分水岭。梢风从此前的中国赞美者，骤然变成了日本当局的同调者。严格地说，上海事变以后梢风到中国来已不是纯粹的游历了。这一时期他有关中国的著述结集出版的有《话说上海事变》（1932年）、《热河风景》（1933年）、《男装的丽人》（1933年）和重新编定的《中国漫谈》（1937年）、《续中国漫谈》（1938年），在战后有将以前的长篇小说《上海》和《男装的丽人》稍作修改后重新出版的《回忆中的上海》和《燃烧的上海》。虽然他对中国的情感依然无法割舍，但狭隘的日本人的立场却严重扭曲了他观察中国的视角，我在《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一书中曾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对于本书中出现的一些旧地名和一般不广为人知的人物、事件以及有关日本的词语，译者做了适当的注释。

最后，对于使这部译稿在长期蒙尘之后终于得见天日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及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徐静波

2017年1月13日

于复旦大学望得见燕园的研究室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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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域鸿爪

内藤湖南 著

李振声 译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禹域鸿爪

内藤湖南 著　李振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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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9787533950217

目　录

1. 总序

2. 卷首

1. 绪言

2. 学徒暑中旅行

3. 赠诗及送别诗

3. 禹域鸿爪记

1. 其一 启程 芝罘 渤海史论

2. 其二 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晤谈

3. 其三 北京 沿革 城墙赏月

4. 其四 长城 明十三陵

5. 其五 京郊寺 观文庙 观象台

6. 其六 陈、蒋二子 威海卫 上海 文、宋二子

7. 其七 杭州 西湖 灵隐

8. 其八 苏州 虎丘 寒山寺 灵岩山 沧浪亭

9. 其九 溯江而上

10. 其十 武汉之游 黄鹤楼 大别山 伯牙台

11. 其十一 赤壁 金陵之游 镇江

12. 其十二 最后之笔谈 时务 金石 归途惊闻

4. 鸿爪记余

1. 中国人与狗

2. 盐丘

3. 空中鸣銮

4. 孔庙看守人

5. 贡院

6. 体面之意义

7. 一大溷圊

8. 罨秀

9. 外国人

10. 南口之盥浴及便器

11. 店铺之装饰

12. 家屋之结构

13. 南北之字体

14. 美女产地之沿革

15. 沪上之演戏

16. 风景概观

17. 金陵之诗材

18. 画之南北宗派

19. “不是塔”

20. 招牌之典故

21. 书法与金石

22. 中国人之笃学

23. 高塔

5. 己亥鸿爪纪略

6. 禹域鸿爪后记

7. 游清杂信

1. 发自营口（十月二十六日）

2. 发自燕京（十一月七日夜）

3. 发自北京

4. 发自上海

5. 再发自上海（一月三日发）

8. 游清记别记·京津访问记

9. 中国观察记

10. 附录 湖南先生所嫌厌的

11. 译后记

总序

施小炜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o Ga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 de Itinere Ga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écriture）来实现的。

闲话休提。游记的历史便是这般地古老——尽管我们不敢也不必武断地强辩《高卢游记》，不不，《高卢战记》便是游记的起点。曲园居士俞樾在为东国文士竹添进一郎（井井居士）《栈云峡雨日记》所撰的序文中说：“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然止记登岱一事耳。至唐李习之《南行记》、宋欧阳永叔《于役志》，则山程水驿，次第而书，遂成文家一体。”主张中国的游记始于东汉，成于唐宋。然而游记的最盛期，无疑是在人类迈入了科学技术神速进步的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交通手段的发达，使得从前被目为难于登天的畏途变成了坦途，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异域间的往来费时减少，为游记的繁盛预备了物质基础。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访华游记则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日本人的来华留学、经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大举问世，却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仅仅是东京的东洋文库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而这据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至于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写下了多少这类书籍，其总数迄今仍无确切统计。访华游记的作者群，除却文人学者之外，还包括了教师、学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军人、政客，纭纭纷纷，鱼龙混杂。有的是匆匆过客，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的则是“此间乐，不思蜀”，长期体验长期观察。既有寻幽探胜，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访朋拜友，评骘人事、政治。沉湎于怀古幽情，凭吊古迹、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于民风世情，将视点照准当代社会变迁者亦有之。诸体咸备，蔚为壮观。

游记可以说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记录。“来”和“看”，是游记的原料积累，而“写”，则是游记的生产行为。作者从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来到一个于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间，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人、许多物、许多事，有的似曾相识，有的令他惊异，所有这一切一一都会引起他的感慨与思索。而他之所以会在面对种种所见所闻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乃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着。映入眼帘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参照系上，他据此做出价值的判断，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纳，或嗤之以鼻。这个参照系，是他长期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的那个环境、那个文化、那个传统在他不知不觉之中赋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一参照系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它。换句话说，向游记——其实不独游记——期冀客观，不啻缘木求鱼。但凡被记录下来的，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这一行为，正是一种主观活动。哪怕写的是风景，是一座建筑，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经过了作者的双眼甄别，经过了他心中的参照系过滤过的；而他的双眼本是教育的产物，则那个参照系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缩。

因此，我们移译介绍日本人所写的访华游记，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首先，阅读这些游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或者说作者眼中所见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应当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面对的是哈哈镜，我们也可以从变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优点，增进对自己的信心；或发现被夸张了的缺点，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脚踵（Achiles' heel）的所在，从而思谋自强自卫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经十分流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那便是：“忘记了过去便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抹消的，因为它并不因为我们无视它便不存在，而今天与明天其实也无非是历史的进行时与将来时。

其次，阅读这些游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认识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为如前所述，观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总会从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身上反射回来，将他自己投影在阅读的地平线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无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游记里。而从社会历史的见地去看，这些游记可以说从普通庶民的个人层面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以及周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

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这样一种实用性的认识功能，则势必使游记萎缩成为单纯的历史资料。而其实，不言而喻，游记更应该是文学。虽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翻译教科书。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卷帙繁多的游记文字中，我们将焦点聚集在了以著述为职业的文人们的作品上。此次移译的几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而他们的文字，或隽永或犀利，很有可读性。

《禹域鸿爪》的作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年生于日本东北部秋田县的一个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十五岁时，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以汉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欢迎当时的日皇明治，文辞华美，令满座震惊，被誉为“名文”。但因家境败落，学业难以为继，只得就读于免除学费的秋田师范学校。由于成绩优秀，按规定应学四年的课程，他仅用了两年便全部读完。毕业后，尽义务做了两年小学教员，还毕学费的债，他便“雄飞”到了东京，做过记者，当过政界人物的秘书，1897年赴其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又在当时的媒体巨子《万朝报》和《朝日新闻》供职。1907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但因学历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据说当时的风气是，倘非大学毕业的学士，纵是孔老夫子也无资格去做大学教授），两年之后方被任命为教授。由于他和狩野直喜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京都大学终于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圣地，在国际汉学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湖南生前曾多次来华访游，而《禹域鸿爪记》(1)乃首次访华归国后写就，1900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

内藤湖南于1899年9月5日从神户登舟，经芝罘入境，旋又买舟北上，在大沽登岸，游天津、北京后，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陆后游览了杭州、苏州，再从上海溯江而上，游历了武汉、南京之后再度返回上海，泛海东归，于11月29日返抵神户，前后历时近三个月。在北京，他登览长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苏州则探访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爱的旅游路线。但除了游山玩水，他还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别拜会了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名流，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关心。

与内藤湖南相比，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三人皆以小说名世，并各自有作品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因而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东京人，1965年去世。少时家境贫寒，几至辍学，但因才华过人，周围的亲朋怜惜有加，解囊资助，方得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终因滞纳学费，三年级时被勒令退学。谷崎曾两度来华。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由北向南，历时约两个月，游历了江南一带，回国后写下《苏州纪行》，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倾倒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1926年1月至2月间，谷崎再度来华，这次他只游览了上海一地，结识了内山完造，并经内山介绍，结交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剧界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归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纪行》中，对在中国人面前骄横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悦和批判，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说是难能可贵。而《上海交游记》也记录了郭沫若、田汉慷慨陈辞、控诉西洋列强鱼肉中国、倾吐身为中国青年的忧虑与苦闷的场面，并对之表示了同情。

除了这些游记，中国之行还带给了谷崎创作灵感，结晶于《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鹤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终以罗曼蒂克的、充满温馨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这是谷崎润一郎有别于他人的特征。

与绝大多数日本游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来华时，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苏杭等观光热点，而是日本游客相对而言较少涉足的厦门。佐藤春夫是由当时业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打狗（今高雄）乘船来到厦门的，由一位在厦门长大、在台湾工作、会说日文的郑姓青年导游，游历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笔下，厦门客店里的经历宛似侦探小说，鹭江的晚霞美不胜收，而饮酒、赏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绘得引人入胜。一曲《开天冠》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音乐独辟蹊径的议论与阐释，则充分展示了作者诗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见所闻，对陈炯明在漳州所做所为的介绍，虽然难免道听途说、管窥蠡测之虞，但仍有助于读者了解往往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视的一段史实。这些见闻均记录在《南方纪行》一书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于东京。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于和歌山县，庆应大学中退。中学毕业后曾入盟由与谢野铁干、晶子夫妇领导的著名的“新诗社”，直接受到两位大诗人的熏陶。早年学写诗，后来则主要创作小说，但终生不曾放下诗歌创作的笔，《殉情诗集》是一时洛阳纸贵的名篇。他与谷崎润一郎本是朋友，过从甚密，但一来二往之间，却苦恋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联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与谷崎离异，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结婚，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谷崎让妻”事件。《南方纪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谓“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情网”，说的便是此事。敢于做出这种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可见三位当事人的不为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的勇气。佐藤基本上不失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热爱中华文化，他还曾出版过一部很有影响的译诗集《车尘集》，译的全是中国古典诗歌。他也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第一位日文译者。但在战争期间，佐藤春夫还是表现出在作为文学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他甚至写过类似“劝降书”的文章，劝告中国人放弃“先进文明同化后进文明”、历史会重演的幻想，说这次不同于以往，日本人乃是带来先进文明的征服者云云，为自己涂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污点，而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想到这一点，不禁在感慨认知、评价历史人物困难的同时，也感到历史人物处于强大外力压迫下人生营为的不易；甚至会觉得像芥川龙之介那样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断生命，从避免了要与自己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合作，从而逃脱了要面对后人道德断罪的尴尬这一角度来看，竟不失为一种至福。

芥川龙之介，号澄江堂主人、我鬼、夜来花庵主等，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此人素有短篇圣手之誉，俳句也写得臻于化境；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就读时，就以短篇小说《鼻子》获得文坛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赏，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于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华访问，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一部《中国游记》（改造社1925年出版于东京），记录了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漫游中的见闻与感受，处处表露出作者的博学和睿智，以及对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芥川对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扬跋扈的揭露，而这在同时代的游记中，是少有具体言及的。

村松梢风可以说是以上海为卖点（selling point），赖写上海而赢得文名，并因写上海而为后世所记忆的作家。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小说，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还是以《魔都》为代表的一批描写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态的游记。村松1889年生于静冈县，1961年去世。本名义一，梢风是他的号。1923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从此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发表了许多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散文和小说。他称光怪陆离、妖艳多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为“魔都”，并以此为题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上海的著作，以充满好奇的目光观察赌徒、娼妇们的生态，强调东西文化大熔炉上海的异国情调。梢风描绘的上海形象影响、吸引了好几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词，在日本遂成为旧时代上海的代称。梢风还出版过《新中国访问记》（1929）、《热河风景》（1933）、《中国风物记》（1941）等多部访华游记。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作品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这类厌恶与尖刻的深层，固然不无挤入列强之列、做上了“一等国”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以及产生于这种优越感的对邻人的不逊与轻侮——而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每每爱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能够得逞的群众基础。倘使罗马帝国里只有恺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话，则那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鬼蜮横行，腐败成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这双目是生于华胄的脸上，还是长在夷狄的额下，也不论其眸子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记得从前读郁达夫先生的游记，其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这篇题为《感伤的行旅》，作于1928年底，即芥川来游的八年之后，梢风访沪的五年之后。“这十余年中间”云云，可知达夫先生所意识的中国现实，应与梢风、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现实相交叠。而深黯国情的达夫先生在发完牢骚之后，也没忘记自我解嘲两句：“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然而解嘲归解嘲，面对这样黑暗污秽、腐朽透顶的现实，作为身受其害的当事人，我们中国人自然无法视若无睹，甚至琢磨着要用革命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它——芥川龙之介来华的1921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的那一年——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叫好方才心满意足么？这样的心态岂不荒谬可笑？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在此略加说明。我们的译本中所用的“中国”一词，原文中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写的是“支那”。我们认为，中文里从来不曾有过“支那”一词，因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译。日本用“支那”作为正式名称称呼中国，当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此之前则称中国为“清”、“清国”。至于非正式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则要更早一些。由于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的国号可以直接以汉字名称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华民国”时，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汉字原名的习惯做法，别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国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书中，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汉字国号）呢？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1)编者注：收入本丛书《禹域鸿爪》一书。

卷首

绪言(1)

一、《禹域鸿爪记》，是我明治三十二年（译按，1899年八月末至同年十一月末，这三个月里，对禹域游踪所作记述的一个概略，当时偶有触发便率尔落笔，文体之驳杂及详略之失当，自然在所难免。取“燕山楚水”作为书名，乃是顺从书肆之所喜好也。

二、本记序文阙如，转而以次韵野口宁斋赠诗数首，以及此前草就之文《学徒暑中旅行》，权作代替。

三、附录的论文，是游历前后的数月间，我就中国问题所草就之文章(2)，用以表明我此番游清的缘起以及游历所得意见之一斑，盖欲以统摄与概括此次游历之前后经纬也。

四、文芸阁之诗，系其今春游赏东京时所酬赠者。与文氏交游，始于此番游清期间，也是此行我最感倾心者，故影印摹写于此，以代题词。

明治三十三年四月

著者识

(1)编者注：此篇为《禹域鸿爪记》原序，因此集化用此名，故列于此，作为全书之序。

(2)译者注：因译丛体例，这几篇论文本书未译入，特此说明。（本书注释除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学徒(1)暑中旅行

其一

车前载着柳条包，驰往新桥、上野两车站，与此类少年人途中相遇，一日里不下数十回的，近日已是司空见惯之事。由此怀想起学生时代的乐趣，不胜怃然之际，陡然萌生出错失天堂之感。学徒之习俗时尚，每年皆有所迁移，与往昔相比，趋于堕落之倾向则一目了然，值得慨当以慷者，实已寥寥无多，惟独此暑中休暇期间，旅行者有增无减一事，似可视为美好风尚进步征兆之一端。此虽因铁路轮船之利，在既往十年间，有突飞猛进之发展，其便捷已不复往昔所可比拟使然，而概乎言之，耳闻目睹境界之开拓，既使知识范围得以推扩，又为其落实了用武之地，由此还自然带来了将囿于三百年封建之旧习，当今政党犹难摆脱之地方割据之积弊，此类根本之病患，一朝加以击溃之利。更何况，步履所至，山水不乏秀媚横逸之态，此乃上天眷顾我邦之幸，故而汗漫之游，有利于滋养趣味之处绝不在少数，以致诵读名胜地志与纪行文字，在近日少年学徒那里，也便颇有了大行其道之概，这不能不是值得人为之欣慨的现象。只是涉猎犹浅，尚不出投合今人时俗风尚之兔园册子(2)范围，实为恨事！然而其旅行之范围，不出一二年间，终将因不甘于本国海岛之湫隘，进而着鞭于大陆，上下长江，揽武昌、金陵之形胜，由闽、粤、厦、澳而抵香港、新嘉坡(3)，以观欧人东侵之经营，不亦壮哉？！此等壮游，益发仿之效之，今日视为异乎寻常者，至他日辄习以为常，当不足为奇矣。终至，更进而深入其内陆，踏勘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发为咏怀之作的所在，而羁旅之愁苦况味，至今犹在；或者跋涉于新近为欧洲列强所侵占之东三省及山东等地，以察识其战略雄图；而对于准备作此一区域游历之旅行者，我还将进而奉劝其应该稍稍具备些学术、美术的眼光。

同样的一份山水，若听说它是有古迹的，便会平添三分神奇之感。四浓的山野景色，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及至辨认得庆长、庚子及虎踞龙盘之迹，自会生出一番勃郁难遏的雄心。芳野的山势，并非没有奇趣，但念及南帝播迁、犹自慨叹称幸的那份哀怜，便于依依不舍间，平添了一份低回不忍离去的心念。若是没有千年帝王的遗址，诺乐(4)之地终不过是残山剩水，何来赏心悦目之处？正因为有人留下过题咏的篇什，宫城之野纵然犁为田圃，也仍会牵动讽咏之怀。这就好比式(5)内的祠庙和朱印的寺观，山阻水涯，每每成了它的景致，为其增添光彩。留传下来的古时制作，其技艺之精妙，不由得令人对文明的进步持以怀疑，乃至让人生出甘愿前往当年那个文明极盛的社会去栖身的心念。诸如此类，实为吾邦所特有，旅行者之至乐。两千年间，有过多少社会变迁，层层鳞次，便这样一步步地展现在了眼前，其快意又哪里是言语所能表述得了的？可是，倘若不是稍稍具备相关的史学知识与美术嗜好，则又将与之当面错过，仿佛行走在空旷的原野上，终不免会有珠玉满地却蹂躏踩踏一番而去的遗憾。近年学术之进步，对学徒措意于此类事情，本当极具便利之势，然而近日坊间出售的名胜纪行书籍，倘若与平泽的《漫游文草》、宫川的《东西游记》，乃至与当时大多脱不了鄙俗之嫌的诸如《名所图会》(6)之类相比较，趣味似乎反而还更为贫乏。何以至此？显然绝非仅仅缘于木版雕刻古雅而活字印刷纤巧，以及由此相伴而生的错觉，乃是因为世道之需求仅止于此，故而编述者所提供者，也只能如彼所需而已。吾辈又何必非得将时下绅士、绅商避暑之浴泉，一概视为放纵之温习场或不道德之播散地，抑或将那些对数步之外的胜景视若无睹、无所措意，只知弄花牌、昵贱妓，并以此炫耀豪奢者，一概斥为迹近禽兽之徒？如少年学徒这般，出于怡心养性之目的，跋山涉水，寻访胜迹，尚且错失了此等主要关目，对于其动辄予以轻视的古人，岂不多有愧疚耶？所以敢以瞽盲之言冒犯诸君者，但愿诸君于此有所思虑，则幸甚。

（明治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稿）

其二

去年夏天，归省途中，我特地花了一天工夫前去叩访那须国造碑，从守碑人那里得知，前来观碑的人几近绝迹，不由得暗地里为世人史学兴趣的如此淡漠而感到惊骇。那须盐原的温泉，就紧挨着西那须野车站，洗温泉浴的人，年年岁岁，摩肩接踵，纷至沓来。茫茫原野，半数已垦辟为树林和菜圃，只需花费半天的时间，在犁头剩下的四处，朝那长得比人还要高出一头的几茎野花，张望上那么几眼，浮想当年武士整饬箭筒、护臂钉饰闪烁如霰的情景，频频顾视硫烟直薄云天的那须岳；顺着弯曲的野径迂回而行，摩挲一千二百年前的古碑：这些，岂不都是让人意兴大感畅然的事？何况这地方位于那珂河的上游，是片高原，累累车冢，起伏于陇亩之间，纵然没有这块石碑，犹且让人仿佛有来往于神朱鸟之前的时代的感觉，然而，不想其落寞竟一至于此。上毛三碑散落在通往富冈的途次之间，雄劲超妙，有比肩瘗鹤铭之美誉的那块多胡郡碑，前往叩访者尚且寥寥无多，更何况其余二碑了。像存放在妙心寺中的法金刚院的古钟，以之询问寺僧，寺僧也不得而知，寻遍整个寺内，这才在一处颓败的钟楼上把它辨认了出来。长柄鹤满寺的钟，因在浪华郊外，而人们只知赏玩寺内的垂丝樱花，却置此华鲸绝响、梵音久遏之奇物于不顾！去芳草萋萋的原野上游玩的人里边，可曾有人留心驻目过藏山所藏的锈涩古奇的天宝铎？在考证古史的材料中，金石本是最为精确无误的依据，并且也是玩赏时趣味最多的品类，然而，对其意义绝少有所留意者，不想竟至于如此，那么其余的也便可想而知了。

我曾由笠置，沿着所谓的瓶之原分流而来的泉川，一路西下。河流折而北向处，别拓一境，不知何处是恭仁古都旧址，何处是净琉璃寺，海住山寺的塔尖，则浮露在北端的林峦间。南边紧挨着奈良山，位于城与二州的咽喉处，但见暮烟一抹，鸭建角见命(7)经略之迹，于若隐若显间，依稀犹存。若夫有香取、鹿岛之浦、霞湖及刀水诸景点缀其间，趁涨潮之时，鼓棹于明月朗照下的十二桥之间，有这般神圣降临的往昔岁月可供寻梦，则万劫一弹指间，古耶？今耶？让人有不胜今夕何夕之慨。进而往来于白石称之为高天原的常、磐一带，寻访二神儿孙诸神的祠庙，不经意间遇见了盐灶松岛的胜景，或者是碰巧访得了多贺燕泽之碑，汗漫游兴，皆莫过于此时之深湛而有味者矣。

大国主威令已久行全国，所到之处，祠庙祭祀之严整谨肃自不待言，这里边，沿海一带的鹿岛、香取姑且不论，即便是安房神社的天太玉命，尾张真清田神社的天火明命，盐灶神社，纪伊的日前国悬及熊野诸社，位于日本海海岸一带者，诸如若狭彦与弥彦，也都存留有天神的灵迹可供观赏。倘若将其与分布各处的古坟加以参照，那么对古史的研究，想必也就会稍稍多几分把握了。诸如这样的山陵规制，诚如蒲生氏所言，自太祖至孝元，开化以来二十三朝，筑陵墓于丘陇，前方后圆，取象于宫车；用明以下之十陵，则凿治玄宫以安置石椁；直至南都，方始重新恢复旧制。倘若在观览各地留存至今的古墓时，多少有些关于此等变迁的知识，也就不至于会有面壁相向时一脸茫然的尴尬了。

在秽多(8)的人种问题上，有时不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相关研究中，必定会留有这样的记载，诸如自古以来，守陵之户乃是不得与良民通婚之一种贱民；而近畿诸国，不管已知抑或未知，幸存抑或已遭毁坏，陵墓总不下有千百座之数，散布在屈指难以尽数的各处，而贱种与良民，则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蒙古、马来种族迁徙的行踪，倘若也能从诸如此类散布在各处的古祠和坟冢那里一一加以证实的话，那么，诸多的情形，或许也就能像这样了如指掌了吧。并未对此类行踪做出寻索，而是像近日某记者那样，在谈论中国人杂居的问题时，援引蕃别作为例证，就会犯下认大内氏为嬴姓的错误。虽然无关宏旨，却也动辄闹成笑柄。而这一点，想必是不难特别留意到的。

凡此种种，若一一列举，更仆难尽，今仅就史学一端，取其触及思绪者拉杂陈之，以资旅行者有所启发。若能触类引申，则于学徒诸子，岂无小补也欤？

（明治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稿）

(1)指读书求学之学生，非学手艺之学徒。

(2)兔园，又称菟园，古时梁孝王所建园林名，位于今河南商丘东郊。兔园册原指该园藏书，文字多粗鄙俚俗者，这里用来喻指日本当时流行的粗俗纪行文字。

(3)今作新加坡。

(4)指奈良。

(5)指记录平安中期律令法度的《延喜式》，由醍醐天皇下令编纂，于延长五年（927年）完成。

(6)指日本近世末期盛行的通俗地志、旅行指南，记述名胜古迹、神社佛寺的由来及地方物产等，并配以风景插图，作为庶民旅行出游的手册或有趣的地方读物。

(7)神魂命之孙，相传神武天皇东征由熊野攻入大和时，他化身为八咫鸟，自天而降，给天皇指路，并作为天皇的使者，对大和豪族兄矶城及弟矶城进行劝降。后成为贺茂御祖神社（下贺茂神社）的祭神。

(8)日本明治时代以前对贱民的蔑称。

赠诗及送别诗

文芸阁诗(1)

文廷式

汉西百年基沛县，元三万里极欧罗；

佛家别有河图谶，未若金轮世界多。

帝出东方本系言，乌龙王气启金源；

我读揅经无字说，更从西极望昆仑。

杭爱山边自一方，白翎原向海滨翔；

何因牧马思南土，天子中原乃卫王。

别传虬髯事未真，近人云是盖苏文；

若非晋水真龙兴，丹穴将求海外君。

赌棋别墅是兵机，射笴聊城未解围；

千古英雄惆怅处，秦王十八已龙飞。

游清杂诗次野口宁斋见送诗韵

风尘满目近中秋，一剑将观禹九州；

故旧当年空鬼籍，江山异域久神游。

斗底朴昔开藩地，天接羲和宾日头；

要访秦皇勒铭处，片帆先指古之罘。

郊原草木激悲风，万马闻会蹀血红；

王气朔方钟异类，龙神碣石限山戎。

重关洪武修时壁，废苑咸丰劫后宫；

一路寒烟青冢底，算来枯骨有英雄。

庙前楸槚朔风多，斜日蒿莱没石驼；

披发煤山宁有此，借兵回鹘竟如何。

兴亡关数倾难挽，夷夏惟天覆不颇；

剩得丰碑深刻在，乾隆皇帝谒陵歌。

寂寞山川阅废兴，秦淮秋色感难胜；

莫愁湖冷疏疏柳，长乐桥荒漠漠塍。

儿女英雄千载恨，君王宰相一春灯；

凭谁更问南朝事，碎雨零烟满秣陵。

楼空不见鹤翩跹，落日浮云客系船；

赖有司勋诗句在，朅来薄海羽书传。

千秋江汉东南蔽，一部经纶内外篇；

登瞩因生无限意，平波浩渺接长天。

宁斋曰：湖南《禹域鸿爪记》，上梓在迩，天下以先睹为快。余事诗才，亦能壮伟，吐故纳新，不着一肤泛语。顾其书卷在胸，山河在眼，语不犹人，理固当然。故旧盖谓石川伍一氏(2)，湖南同心人也。

送内藤湖南游清国

蔼蔼大内青峦

索索西风落木初，长城秋色果如何；

津头若遇耦耕客，为报日东存逸书。

内藤湖南书来知其即日上程赴清国率然赋七律五章饯之

野口宁斋

其一

天高鸿雁语清秋，有客俄传赴九州；

蓄艾三年嗟我病，观潮八月壮君行。

海青风急新罗角，山翠晴分渤海头；

闻道人夷争午市，祖龙旧址吊芝罘。

其二

居庸关外冷西风，沙碛荒荒烽燧红；

盗贼边疆甘伏奔，金缯社稷惯和戎。

长城万里秦明月，黄草千年元古宫；

毳幕穹庐人卧雪，可能物色到英雄。

其三

束手君臣涕泪多，他年风雨哭铜驼；

可怜燕蓟非吾有，如此江山奈如何。

只见北军归吕禄，未闻老将起廉颇；

狗屠击筑声悲壮，谁唱牛羊敕勒歌。

其四

王气南朝几废兴，老臣忧国感何胜；

长江滚滚空天堑，六代茫茫半循塍。

狎客新声歌玉树，阉儿乐府唱春灯；

草间石马无人吊，落日寒烟十一陵。

其五

楼头黄鹤舞翩跹，笳鼓秋清鄂清船；

半夜闻鸡声已恶，中流击楫语曾传。

海瀛人物同文会，江汉勋名劝学篇；

应有起予书一纸，迢迢望断白云天。

送内藤湖南游清国

幸德秋水

王气中原竭，八维纷似麻；

饮河诸葛马，浮斗张骞楂。

天地秋风动，荆湘落日斜；

江云骚国客，一酬吊长沙。

送内藤湖南次秋水词兄韵三首

国府犀东

汉庭文武坠，吕氏下诏麻；

金晕九重阙，银河八月楂。

吴门秦碣古，湘浦楚云斜；

诗舫澧沅去，招魂万里沙。

楚天大江划，千里一鞋麻；

倚剑行吴地，乘秋上汉楂。

魏人横槊赋，越舸举帆斜；

乌鹊南飞夕，五湖月满沙。

北斗黄河，海漘盗似麻；

胶州扼形胜，沪上警行楂。

汉口宾鸿度，荆门俊鹘斜；

归篷及期下，莫远溯金沙。

送内藤湖南游清国次秋水君韵

芝水渔夫

谁致回天力，中原理乱麻；

一枝提健笔，万里上仙楂。

树古秋风急，城孤落日斜；

汉庭金气尽，无术化丹沙。

送内藤湖南游于清国

松冈素侠

空中有声知何物，长鸣夜堕渤澥；

紫气直上贯斗牛，三眼如电固不群。

知君道德希古圣，儒业又见穷典坟；

时务常年钦诸葛，归来欲继贾生文。

长城明月苦风露，楚地秋色滋英芬；

况复征人泪万斛，凭吊洒尽入暮云。

禹域江山虽易到，蒿目之徒终何分；

千古真游谁最是，今年今日独有君。

(1)文廷式（1856—1904），江西萍乡人；字道希，号云阁，一作芸阁，又号芗德、罗霄山人，晚号纯常子；清光绪十六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翰林院侍读学士等。戊戌变法前，劾李鸿章，支持康有为发起强学会，赞助光绪亲政，后遭慈禧太后革职，颇受新派文人尊崇。长于诗词，学问也佳，有《补晋书艺文志》等数种著述，词作于浙西、常州二派外，独树一帜。

(2)内藤湖南同乡先辈，死于中日甲午之战，本书《禹域鸿爪记·其二》中有所叙及，可参读。

禹域鸿爪记

其一 启程 芝罘 渤海史论

明治三十二年，对我说来，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三月十二日傍晚，邻家突然着火，我在小石川租居的寓所，瞬间化为乌有，数年来费心收藏的图书，片纸未剩，烧成灰烬，就连亡友吕泣(1)的遗稿，自己幼年起抄录的各种文字，以及写就的文稿，罹祸之际，也无从择拣救出，同时化作了烟尘，每每想起，但觉不胜遗憾。到了四月，我第一个孩子降生，按人世习俗，人们都来庆贺，我也口称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所添加的忙乱，却不亚于火灾降临的那段日子。过了三四个月光景，刚觉得安顿了下来，便又有了八月底前往中国的三个月旅程。去中国旅行，本是我多年向往的事，此时始得到机会，并在诸位友人的赞助下得以遂愿。秋田平洲在写给我的书简中说：“吕泣为《近代文学史论》所作序文中的期待，也由此得以实现，九泉之下的亡友，想必会为之感到宽慰。”不禁让我有不胜今昔之感。吕泣在他替我撰写的《近代文学史论》序文中这样写道：

君不见，禹域四百州，风云似箭，烟雾如墨，何不速速负剑跨马，即刻渡长江，济黄河，北上长城，纵览平原？策文章之雄图，与俗子争得失，要非吾辈之所宜矣！

此文遂成了他的绝笔。翌年一月，尚未等我能实遂他的这番期待，便先自遽告离世了。故而旅行之事拿定主意后的第二天，我便揣着该将此事最先告知吕泣的心念，去了他山谷深处的墓前。友人送别的筵席，除了极为亲近的几位所设的旨在从简的一席小筵，其余一概辞谢。八月三十日傍晚六时，从新桥出发，与前来送行的数十位友人在此叙别。后来听说，因为动身匆忙，友人有所不知，待我走后，还有去我寓所送行的。

在邮船公司打听好班船的日期，决定乘坐仙台丸轮。仙台丸轮预定八月三十日横滨启帆，推想在神户开船的日子是九月二日。但此船不在定期班船之列，在横滨本已延迟了一天，到神户更是延迟了两天，待我在大阪料理过一些琐屑之事，九月一日后的那几天，便觉得难以打发，无聊愁闷自是可以想见。九月一日晚，应友人招请，共进晚餐之后，突然动了去奈良的心思，便乘上了凑町的末班列车，抵达奈良时，已是过了晚上十点钟的光景。求宿对山楼时，深更半夜的，硬是把早已入睡的侍者给唤了起来。过了夜半，因腹泻折腾，竟至一夜未能成眠。翌日上午，仍起不了床，甚感懊丧。到了午后，稍稍觉得好了些，便雇车驶往西京方向，去看了正在改建修缮中的唐招提寺的金堂，据说前身本是朝集堂，系奈良时朝廷所赐，一直留传到了今天，是颇有来历的一处古建筑，屋脊上的鸱尾还保存着原貌。前些年，我曾来这儿观览过几次，记得有一次是和过去一位熟人一起来的，寺里的小僧弥还用手指着我说：“来过好几回，都已熟门熟路了。”药师寺的三重塔也正在整修。向寺里的僧人一打听，说是去年十一月份动的工，按事先的估计，应该是这个月竣工，但延期到明年九月，实际也难以完工。工费为一万九千六百圆，其中一万八千余圆，系由内务省拨款。我来这里，是想得到佛足石赞和塔檫铭的拓本，以便中国之行时用作酬答的礼物，遂从寺僧那里每种各索要了两部。与有名的药师三尊齐名的圣观音铜像，昔日参观时留下的印象，至今犹在眼前，故而不必再看了。没多久，我便从这里告辞了出来。在郡山站乘上火车，到法隆寺站下，又雇车前往法隆寺，请得金堂释迦佛、药师佛及光焰背铭的拓本。此处金堂之侧佛像宝库中的各种宝物，我已观览过多次，就连它们的位置及朝向都已谙熟于心，因而也便没让人再去打开佛龛，得了拓本后，便打道回府，搭乘火车返回大阪。是夜，出席《朝日新闻》诸友替我送行的小宴会。翌日，即九月三日，前往神户，在神户住了一宿。料想接下来的四日这一天殊难打发，遂前往须磨探访病中的友人。未遇。遂只得在此过夜，投宿旅馆。因不想再去须磨寺求取叶笛之缘起及音寿丸类和歌之解说文字，起来又不是，躺着又不是，颇感度日如年。像这样举着笨拙不堪的双筒望远镜，一遍遍眺望海面的事，还从来不曾有过。就这样，翌日的九月五日一大早，便赶回了神户。船终于决定该日上午十时起航，这才重新登上仙台丸轮。

是天阴天，午后渐渐下起雨来。此种天气行船，夜过濑户内海，航道颇不安全，遂于备与峡某灯塔下泊锚，待天亮后继续上路。名闻遐迩之濑户内海，固然景色旖旎，可我厌嫌记述麻烦，故且省略不记。若傍晚抵达门司(2)，即在马关上岸，一遣船中之郁闷。

七日正午开船，这一带该是与故国道别的地方了，不由生出几分凄怆。待船绕过彦岛，雨便止歇，但见船前天色，晴空万里。航路却并非如预想的安稳平静，自傍晚至深夜，玄海(3)一带，仿佛惊涛崩裂，船不时倾斜至四十度，船中器什跌落之翻滚破碎声，与击打船舷之浪涛声，交错糅杂，令人魂飞魄散。横卧于船舱被窝，因晕船折腾起身不得，痛苦不堪。当此之际，惟有横卧方是万全之策，睡着了，也便感觉不到晕船，于是一头睡去，直至天亮。清晨七时醒来，大海已异常平静。右舷所能望见者，当是朝鲜诸岛无疑；左舷望见之一大岛屿，则不知是何去处，询之船员，说是济州岛。此岛即古代之耽罗国，本自成一独立之国。遂随口吟和歌一首：

极目眺望，

大伽罗、耽罗国，

彩霞飞渡大海间。

架起双筒望远镜，眺望远处迎面而来之诸多岛屿，瘦石嶙峋之岛屿山间，似有一畦青葱田圃，当是岛人栽植以养家糊口者。茂林中，不时有村落人家影绰其间，景色与我濑户内海一带颇为相似。身穿白衣之韩人，五六人一伙，划着张挂蒲帆的船只，似乎是在那儿打鱼。将过午时，但觉诸岛退远，船渐离朝鲜，驶往山东方向。翌日，也即九日清晨，左舷前方现出一抹远山，询之船员：岂非山东地界乎？答曰：是。离故国越发遥远了，不知何故，心中不由一阵欣喜，真是不可思议。待船继续前行一时半刻，山东之成山角与白灯台，便已清晰出现在了眼前。经船员指点，陆军进攻威海时登陆上岸之荣城湾，一一得以辨认。殊出意料的是，成山一片荒秃，山脚土呈赭色，山坡平缓，海岸则尽皆危岩，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披覆，仿佛撒了一层沉香，俨然南画中常见之景物。国家之衰敝荒凉，一至于此，两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令人惟有痛惜。过正午，船驶过威海卫海面。五时光景，驶入芝罘，即清人称为烟台之海湾，系缆驻泊。

海湾中停泊有一两艘英国及他国军舰，另有清国新造军舰，似是一对姊妹舰，并排停泊于此。后来听说，即是“海容舰”与“海筹舰”。两舰夜间打出光束，来回穿梭于数哩(4)海湾间，俨然一副巡视四方的架势。因为是清国的军舰，故而平日里也颇神气活现。在我们船尾，有此地特有的轻舟模样的小船，船中置一方箱，有一吹笛少年，虽说曲子吹得荒腔走板，听来却也让人忍不住觉得哀伤。

湾头烟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长。

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

船泊芝罘暮色浓，少年吹笛牵愁肠。

十日，早上七时，上岸。先至领事馆拜访吉田领事。邮政局长高垣氏系同县人，遂也前去造访。由岩村书记员处，详细打听得大沽至天津这一路之情形。又得高垣氏陪同，前往和城泰拜访三井物产会社(5)驻外职员大冈氏。仙台丸轮预定当天正午起航，中间有两三个小时之短暂时光可供利用，为完成上述走访，本想详细了解之该地商业情况，遂无从得以了解。约定天津至上海时再会，便各自道别。侨居此地之邦人约五十人，非官员而驻留此地者，约二十人，主要有高桥某、吉冈某、金升洋行及华伸洋行细井某等。除高桥某从事委托销售外，其余则主要负责此间出产铜材输出日本之事务。此地铜材之输出，始于前年，去年之输出额，折合白银为四万两。此地输入则以棉纱为大宗，去年一年，自我日本之输入额，即已达九万包之数，折合白银，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且输入者皆为中国人。三井物产会社只是今年春季才开始尝试，正处于试验阶段。去年一年，我日本船舶来此港之停泊者，为一百零七艘，今年至八月底，则已达去年同样之数，预计全年当比去年增加五成。由我日本输入之物品，以棉纱为例，若不以总额而按比例推算，则中国各口岸当最有希望。此为所闻知之概略。欧人对此地贸易似不甚乐观，甲午战争之前，即已纷纷废业作归国计，战事之后，虽受事态变化之鼓舞而有所驻足，然前景似乎并不明朗。

芝罘之形胜地势：半岛芝罘山，斗出北方，东面为断续之数小岛，环围湾口，茫茫碧波，注满其间，形成一大海湾。海湾异常宽阔，呈敞开状，似不适用于军事一类之目的。如今清国北部之良港旅顺、大连为俄国所租借，威海则为英国所租借，无奈之下，清国军舰只得系泊于此。此日，有一艘意大利军舰入港，趾高气扬，从清国军舰间穿行而过，突然掉过头来，下锚驻泊。近时正值两国纷争不断，目睹如此儿戏般之举动，不禁忐忑不安。街市即所谓烟台，逶迤向东，与威海、宁海相接。明朝时，此地为防御倭寇而设立烽火台，如今已有三万三千人口，干净整洁，则超逾预想，其海山风光，毋宁说跟日本十分相似。只是稍嫌阔大，无细微曲折，故而少细腻之情趣，惟有这一点与日本相异。风土凉暖宜人，驻留清国北方之外国人以此为避暑之地，可见气候之舒适。

芝罘山与成山，同为著名之古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乃并渤海以东，过黄、陲，穷成山，登芝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二十九年，再登芝罘，刻石，碑文即由李斯用小篆所撰。三十七年，又以连弩候大鱼出而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封禅书》曰：秦始皇礼祠名山大川及八大神，八神中第五神名曰阳主，祠于芝罘；第七神名曰日主，祠于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汉武帝太始三年行幸东海，登芝罘；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句云：“观乎成山，射乎芝罘。”《福山县志》则有下述记载：山又名青城山。山前甘泉腴田，松卉阴翳；其背，峭壁如削，下临汪洋；有梁千户洞，洞中产异草；其东数小山，或岩石，或冈阜，棋布于水面之上，直接崆峒岛；其西南处，则巉岩相对，上有横石，曰石门；湖水出入其间；其西为迁乔谷，上有秦时刻石二处，俱为李斯小篆，今已毁。（所引，据《大清一统志》。）关于此古碑，高垣氏留心甚久。至今残存的仅是础石部分，碑石质地坚致清莹，想来不是当地所产。相传明代福山知县，担心因有此物，大官游览频繁，应接款待，不胜负担，便暗中将其投弃海中，自此之后，便连石片都不曾找到过一块。

我尝持有一论：正如北欧上古之开化，乃萌芽于波罗的海海口之斯堪的纳维亚，中国之文明，亦是萌芽于渤海湾口之现象。齐国邹衍谈天之闳远，即源于此类海上之思想。燕齐方士，一时群起，播弄秦皇、汉武于股掌之上，则正是此类海上思想畅行于世间之时。后世之道教思想，虽依托于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之旨，但与此等方士所言，及流传于《楚辞》、《山海经》中之昆仑说，则多有若合符节之处。当年秦始皇觅求仙人羡门之属，宋母忌、王伯侨、充尚及羡门子高等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云云，事见《史记·封禅书》。近日欧西史家中，有主张印度宗教乃是从海上传入印度者，以至将“羡门”读作“沙门”。而芝罘西北，维系辽东与山东之一组群岛中，即有一岛名为“沙门”，与鼍矶、牵牛、大竹、小竹四岛相接续，苍秀如画；海市蜃楼，常明灭于此五岛之上，则见载于方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博物志》中所言及之蓬莱方丈，及《十洲记》中之东海不死草、还魂树，称其说虽荒唐不经，然观登莱海市，楼台城郭与人物旌旗之状，瞬息而成，千态万象，根本无从摹写，则海上灵郁之气，泄而为奇怪瑰伟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者。综而观之，进而思及我日本天神到来之路径，与任那、伽罗诸国古史之关联，则燕齐海上思想之发达，似亦值得从一有趣之方面做出研究。如是，则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渡海来归我邦，诸如此类之附会传说，也可做稍有把握之解释。加以唐高宗显庆五年，苏定方进击百济，即由成山渡海前往，其时正值我日本齐明天皇在位，天智帝犹为皇太子，为谋求三韩复兴，遂与唐军交战；迨至其后，更有明代之倭寇。追溯彼此交涉之沿革，犹觉其与此地关系之深切，故不觉作此画蛇添足之论于兹。

(1)畑山吕泣，生卒年未详。内藤湖南友人，政教社社员。先后参与过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日本人》和《亚细亚》的编辑工作。

(2)门司，日本福冈县一港市。

(3)海域名，位于日本福冈县西北海域，以冬季风波险恶而闻名。

(4)英里旧作哩。

(5)三井物产会社，1876年三井组合并两家较小的公司后创设，后成为三井财阀的核心。

其二 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晤谈

船驶离芝罘。由庙岛、沙门岛，及星罗棋布于山东、辽东，构成渤海咽喉之诸群岛间穿行而过。当其时，夕阳欲坠，岛影如画，风力渐渐加大，海浪稍稍变得狂暴，但还不至于有玄海那么厉害。第二天，即十一日的上午八时，船行至大沽海面。这一带海水黄浊，水天间浑莽一片，凭借双筒望远镜才稍稍望见大沽炮台。十一时余，与船员村山及同船而来的田中氏一起，登上中国人之小舢板，驶往白河口。船夫四人，随从潮势之消涨，或下棹，或张帆，或曳绳，及至从炮台下驶过，进入河口，差不多已是下午三时。大沽炮台罗列于河口海岸，擂土筑成，虽甚工巧，只是显得单薄，形状细长，给人的感觉，俨然将实用混同于儿戏。炮也不见有海岸炮那般巨大，之所以还能持以固守，想来大致是因为有三四哩的浅滩，难以从海面趋近攻击的缘故。在两岸炮台间溯行不到数町(1)，船夫似乎担心白河曲折迂远，抵达塘沽费时，将贻误火车班点，遂频频手指日头，示意太阳行将落山，催我等弃船上岸步行，他们则担着行李跟随在身后。路上遇到三四个苦力，死乞白赖，纠缠不已，遂将行李交托给他们。这段路虽不过三四华里，却无一处树荫，顶着烈日行路，实是害苦了我等不习惯于徒步行走之人。抵达塘沽车站前邦人伊野氏经营之球乐场休憩时，已是汗湿衣衫，口干舌燥，差不多快要喘不上气了。讨得一杯茶来喝过，乘上五时发车的火车，在铁路上行走二十七哩，于下午六时半，抵达天津租界。

铁道为单线，轨道很宽。客车有头等、二等车厢之分，但即便头等车厢，也无铺席褥垫，十分简慢。只是车厢构造之坚固，似要胜过我日本铁路客车之一筹。没有行李托运一说，均由乘客自行携入车中，并自行监管。而在无遮无盖、听任日晒雨淋的货车里，一直站立到终点的乘客人数，则远远多过客车乘客的人数。车到站后，照例无人维持秩序，这便是中国之特色了。担运行李之苦力与车夫蜂拥而至，甚至闯入车厢，场面之嘈杂，实难形容。据说，稍有懈怠，行李即被盗走，乃是常有之事。进入租界，照例要踏过架设在白河上的船桥。这一带人群极为杂沓，在蒙蒙烟尘间，彼此拥挤着走过，方知要看住担扛行李之苦力，大非易事。恰好有前往天津的伊野氏一路陪同，得到熟谙一方水土的伊野氏指点，我们一行才不至于迷失于路途，幸哉甚矣。

透过车窗左右眺望，平芜接天，墁平如抚，不见丘陵。树木只看到杨柳，甚至不成其为树林。惟有栽种着高粱的田地，与上下及四面皆涂抹着泥土的村落人家，散落在这中间。天色与原野的相接处呈现为黄褐色，可见尘土之沉厚，竟致炊烟穿行于高粱地时，都不胜重负，难以升腾，只得横斜在一边。随处可见马群，马匹矮小而又精瘦。支起拱形顶篷的旅行马车一路奔走着，煞是有趣。到处是星罗棋布的坟墓，泥土本少黏性，风吹雨打过后，棺木的棱角便裸露在了外面，惨不忍睹。凡此种种，就像早已预料的那样，便是中国之景物了。

三井物产会社、日本领事馆及正金银行(2)分行，是十一日晚至十二日，我们所走访的三个去处。在三井，邂逅了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当年在东洋青年会共事过的会友加藤主计氏。领事馆的井原真澄氏，是我在台湾时(3)便已结识的熟人。受到了十数天来一直渴望着的日本饭菜的款待，大喜过望。此外还会见了郑领事。正金银行的好友小贯氏，是上个月来到此地的，天津之行遂全得仰仗他来尽东道之谊了。此外，还叩访了大阪商船会社主管杉山氏下榻之阿斯特尔旅馆（Astor House Hotel）。杉山氏说，他是因视察清国航线一事，由上海来此，本有前往新开放口岸所在地秦皇岛视察之意，但因为归期迫在眉睫，恐怕难以成行了。

天津租界，位于所谓的紫竹林一带，西洋建筑鳞次栉比，其气派之壮丽，实为预想之外，系咸丰十年（我日本万延元年）开设，与府城相距约一里(4)许。河口虽未如大沽，呈埠头状，然而里边却有这么些交易市场，殊为意外。与东京周遭相比，这里尘土更易轻扬，迷蒙一片。气候从这个月起就已进入凉爽季节，东京还在残暑中，故而要比东京好过许多。因为是空气干燥的地方，即便是盛暑，气温高达一百十度上下，也不至过于酷热难当。

据说侨居天津租界的日本人有七十余人，有正金银行、三井、有信、樋口、武斋号等诸家商号。棉纱进口今年已压倒了印度棉纱，份额上升已达其两倍之多，其中三井经手的份额占到了总额的八成，以致中国人经手的进口额反而成了小额。贸易份额甚大，而侨民人数相对甚少，且邦人地位甚高，可与其他外国人并起并坐。井原氏认为，此番情形，为天津所特有，中国其他开放口岸则并不多见。我日本专辖制租界，位于紫竹林与府城之间，濒临白河。河滩一带，中国人所建之住屋，密匝猬集，不留一寸空地，对其做出整理，需要诸多费用。

天津租界之盛衰，实与白河休戚相关。三四年来，河道益发迂回，河底日趋淤塞。以往涨潮时，千吨以上船舶都能靠泊租界岸边，如今则连小轮船都难以上下其间；纵然涨潮，大轮船也仅能傍近塘沽车站一带，两千吨以上船只，则难矣哉！浚疏河道之效力究竟如何，此一大问题，虽则天津租界各国侨民及清朝官吏有所讨论，但却莫衷一是，尚未听说有何定论。

天津设府，还是近代的事。明代永乐二年，沿海设卫之际，天津亦跻身其间。清雍正三年，始改为直隶州，隶属顺天府；八年，始得升擢为府。如今俨然成为一大都会，人口号称有九十万之众（实际则为四五十万），但其城郭却不大，以致其街市，多半都在城外。

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制府由保定移驻此地；二十余年间，因引进泰西新文化、新事物，在此地设立了众多的学校与机器制造局。海光寺机器局便雇用有工匠六七百人，用机器制造洋枪（即我日本之“小铳”）洋炮。据闻，另还设有东机器局，雇用工匠达两千余人，专门制造火药及各种军械，并雇用洋人工匠作为监督。水师学堂便位于东机器局一侧，系光绪六年李鸿章奏请设立。武备学堂则在杏花村隔河对岸，据说同为李鸿章奏请所设，学生定额为三百人，乃陆军士官之培训所，学堂兼学德语。育才馆则由光绪二十一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所奏定，学生六十人，学英文、理学诸科。北洋大学堂，系同一年由盛宣怀筹款扩充，学生定额为二百余人。此外，俄文馆、卢汉铁路学堂、法文学堂等，均系近三四百年以来所创设者。

滞留天津期间，所遇之事，特别值得记述者，乃是与严复、王修植、方若诸氏之晤谈，以及凭吊同乡友人石川伍一死难之所一事。

石川伍一与我，同乡加之同庚，甲午战争之际任军事侦探，为战事中最先殒命之人。此次旅行，必欲凭吊其亡命之所而后安。至天津，屡屡向人打听其亡命之地，竟无人知晓。本来记得传说是被枪杀于天津西门外，照片则表明是古坟累累的郊外荒原。十五日下午，从租界所在地紫竹林，来到天津府城外，穿过据称天津最繁华的锅店街、估衣街，一路转转盘盘，来到西门前，由这里径直向郊外走上数町，穿过社稷坛、先农坛、烈妇坟、育婴堂、施粥厂，来到村落人家的尽头处，果不其然，但见千百个不知其名者的土馒头，零零星星地，与渺茫的原野浑然一色。我友战乱身亡之地虽无从辨认，但追想当年，心中感慨满溢而出，难以自抑。然而，石川殒命未及数年，竟不见有人以一石标识他的名字，而天津的侨民中，也没有一人知悉他的殒命之地，这尤其令人深感凄怆。

与严、王诸氏会面，即为是日夜晚。由我设一小宴，招请他们至我下榻处的第一楼。大前天，即十三日，去《国闻报》馆见到记者方若（号药雨）时，顺便问及此地有哪些名流，方氏即告以数人名氏，分别为：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现为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

王修植，字薨生，浙江定海人，现为北洋候补道，大学堂总办。

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现为大学堂西文教习。此人为清国算学名家。

蒋国亮，字新皆，浙江诸暨人，举人，现为育才馆汉文教习。

温宗尧，字钦夫，广东香山人，现为海关译员。

王承传，字钦尧，安徽桐城人，现为旗兵学堂德文教习。

均为通晓时务之人。本想请他们汇集一堂，见上一面。但《国闻报》西村氏忠告说，按中国人习惯，官阶不等，汇集一堂，则有所不便，故决定先宴请严、王二氏，方药雨及西村、安藤虎男（三人均为《国闻报》记者）、小贯庆治等人，也一并招请。

严复年岁四十有七，二十年前曾作日本之游，十年前游学英国三年，熟谙英语，译有赫胥黎著书，名《天演论》者，印行于世。眉宇间有英爽之气。戊戌政变以来，于人人钳口、噤言自危之际，此公往往谈论纵横，不惮忌讳，盖系此地第一流人物也。王氏年岁四十有一，容貌温藉，为人得体，虽不解西方文字，犹任现职，是个有才干的人物。方看似犹三十上下，号药雨，兼擅作画。与他们所作一夕之谈，多半以笔代舌，虽尚来不及互尽底蕴，但也足以见出这些多少有些新思想之人物，所持有之主张，因而择其要者，记录如下：

王 昨日方君见告，先生游历至此，未待我等尽地主之谊，即承先施之雅，甚感甚歉。严君已有转约，想来惠然肯来。

闻先生为《万朝报》馆主笔，平日想必富于著述，不知是否悉已印行？能否以之见示？

我 平生从事报纸行当，所著成书不多，身边所携仅一种，当乞贵鉴，只是邦文印行，难以得到大雅批正，此为恨事耳！（遂以《近世文学史论》一册相赠。）其余如《诸葛武侯》及《泪珠唾珠》，今皆未及携来。

敢问贵国时局，当从何处着手，方见起色？

王 政府诸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倦怠于政务，必无改革之望。鄙意须从百姓自相团结做起，只是鄙国之人不学无术者居多，见解甚为短浅，恐怕一时尚难语及。

我 贵国时事，尚难变法耶？

王 目前尚无从语及，大约十年之后，列国交相逼迫，即便上层不变，下层也不得不变矣。

我 变法亦非可以轻易谈论之事，鄙邦三十年来，以变法为富强之本，然而，今日看去，措施失当者，亦复不少，这一点，宜乎贵国志士引以为鉴戒。只是鄙邦之人勇于进而拙于守，贵国之人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贵国今日之事，想来犹未遑言守成耳。

王 尊见甚为高明。去年诸君子，亦正坐知进而不知退之病。

我 康、梁二君，我在海东曾见过。康氏意气过锐，此所以招致失败者也。开百年太平之基，当以培育精英为务。先生职已存此，望有待百年之后方能见效之事，毋期以岁月之间即成。只是，未来十数年后，不知贵国成何情状，为可虑耳。

北洋大学堂，俊彦之士想必甚众，敢问现有学生几何？所课何事？

王 敝学堂学生，分为八班，每班三十人。自进入学堂之日算起，八年后始得毕业。前四年教以传统之学，后四年则分习专门。专门则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科。敝人不通西国文字，忝列此职，抱愧之至。

以外国文教授工艺、制造之学，事倍而功半，鄙国今日教育之法，即坐此病，此乃世界各国所无者。鄙意以为，教育之事，还须从广泛翻译做起。

我 译书之局，今已撤销乎？

王 北京去年已撤，目下上海学堂译局犹在，只是主其事者，均系急功近名之人，务以翻译武备之类书籍为要，则又误矣。近日严君拟在天津开设译局，已向北洋大臣言及此事，只是尚未得到允准。

先生明日将赴北京，不克叙杯酒之欢，甚歉。大约十日之后，不佞亦拟赴京，不知先生在京将作几日勾留？

我 当有十数天时间。先生赴京，拟寓何处？

王 不佞赴京后，拟寓潘家河沿杨宅。届时当至贵国公使馆，访求先生踪迹。矢野公使亦是熟人。

以上所录者，系与王薨生之对谈。

严 先生何时抵津？拟作几日勾留？以前可曾到过北京？

我 西历九月十一日来津，拟于明日前往北京，停留旬日之后，当再次回到此地。

严 声应气求，不拘形迹，先生赏饭，及于不佞，不胜欣喜感念。

我 承蒙方先生惠赠，得以奉读大著《天演论》，文字雄伟，不似翻译，诚可见出大手笔矣。

严 因欲读者易于通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子次序，然而此举实非译书正法眼藏，弟近来所译之《计学》，则谨守绳墨，他日书成，当以求教。

我 鄙邦明治维新之时，最患府帑空竭，以至借贷于富豪，以济一时之急。想来贵国时事，亦复如是。敢问府帑充裕，有何良策？

严 国家岁入，止有此数，求其常足，主持财政者，当于新旧缓急之间有所斟酌。既已为新，则应节制其旧者。若新者日进而旧者不除，自然会日形不足矣，此正是敝国近日理财之大弊也。搜括无遗，以供给无益之军政，则尤其耗费财政。如今日之兵，虽百万之众，亦无益于胜负之数。先生以为吾言何如？（末节乃暗中讥刺刚毅(5)在江南、广东筹款之事。）

我 敝邦之岁入，现为二亿五千万圆；以贵国十倍于敝邦之土，政府岁入不过一亿余万，其原因盖在于中饱私囊之弊。防范此等弊端，岂无良策可寻？

严 “枵腹从公”，此人情所必不能者。故而，欲无中饱私囊之事，必先从增加俸禄始。俸禄不增而欲杜绝中饱私囊，则为虚与应付、自欺欺人耳。

我 京中有可以与之谈论时务者乎？

严 自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钳口结舌，何处有可与言时务者，吾不知也！

今日得以一瞻丰采，殊感欣幸。当与足下缔结一重翰墨之缘。

以上系与严又陵所谈之话语。此日严来稍迟，故所谈者亦较少也。

如是，翌十六日赴北京，与正金银行小贯氏同行，不想竟闹出没赶上火车班次之大笑话，遂延迟一天，至十七日，方得以赴北京矣。

(1)町，日本旧时长度单位，1町约为109米余。

(2)日本银行名，全称横滨正金银行，1880年创设，专事外贸金融，即后来东京银行的前身。

(3)内藤湖南1897年曾任《台湾时报》主笔。

(4)日本旧时距离单位，1日里约为今3.927公里。

(5)刚毅（1837—1900），曾任军机大臣，后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其三 北京 沿革 城墙赏月

天津至北京的铁道，即所谓卢津铁路，又名津京铁路，在卢沟桥连接卢汉铁路。其间，由名为丰台的车站分叉出一股，抵达北京南郊的马家堡车站。马家堡与北京的外城永定门之间，相距仅我国的半日里之遥，故而站名就叫永定门。天津至永定门，急行列车三小时即可抵达，相距将近八十英里。宽轨，复线。客车的构造与塘沽天津间的一模一样。车窗外望见的风景，与天津附近一带相较，绿树转多，满目苍莽，铁路从南海子（位于北京南端的一处开阔园囿）绕行而过的那一段，原野的景色变得越发壮观，不时有骆驼群，或躺卧或直立，出现在眼前，一见这朔北风物，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从马家堡坐上大八车(1)似的中国马车，驰走在蒙蒙沙尘之间。马家堡与永定门之间虽开通有电气铁道，但对携带行李者来说，在永定门换车却至为不便。进入永定门，右边为天坛，左边为绵延数町的先农坛红墙，两相间隔数百步，恍若一条纤细的丝线。穿行在其正中间的大道，自去年以来，修缮成了开阔畅通的砌石路面，直达内城正南的正阳门，其规模之宏大，实无愧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由此进入内城，从棋盘街右拐，便到了有公使馆大街之称的东交民巷的林氏家，我即客寓于此。城墙构造的宏大壮伟，虽已曾耳熟能详，但亲眼目睹之下，更是惟有为之惊叹而已。正阳门等，竟有离地九丈余云，城门在穿凿城墙而过的甬道外，更呈一偃月之形状。外门则通往正前方的一条道及左右的两条道，正前方的那条道通常是关闭的，因而左右的两条便成了通道。城中泥土呈灰色，就像轻灰似的，脚一踩上去，便飞扬起来，天色便变得晦暝不已。步行数分钟，衣服便都变成了灰白。如果坐上马车驴车，情形就更严重了，没蹄的尘沙高扬在驴马车的行迹之上，人影马影便都淹埋在了尘沙之中。不过，眼下正是清秋季节，天空寥廓，无风，凉爽，正是一年四季中最好的时节。当其蓬蓬春风从辽阔无垠的平野上吹刮而来，天色朦胧，日光为之赤红如血，当此之时，随你如何密闭于室内，也终难防得住尘沙粉扬侵入。由于风土干燥，冷起来冷得厉害，热也热得厉害，可人的体感却并不怎么强烈，因而很难说这地方便是有损于健康的。只是心悸这尘沙，便自行减少了出门的机会，因而侨居在这里的邦人，大抵都会为此而向人一诉其苦衷。

正如在天津时严又陵对我所说的那样，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无有敢出其声息者，因而我在北京，终未能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说说话的人。据侨居北京的几位邦人讲，政变之前，翰林院人人都喜欢跟邦人交游，可如今则完全断绝了来往，会面之事更是一概回避。朝廷的排外情绪仍有时时发作的势头，眼下局势颇不明朗，报纸传闻，多为揣摩之谈，殆难置信。即便经由一道道麻烦的手续，去跟李鸿章等人见上一面，实际上也涉及不了与清国将来命运攸关的事，故而也便先自断弃了在这里与中国士人面晤的念头，决定暂且作一次长城之游览。

按，今日之北京，乃辽、金、元以降之古都。辽太宗会同元年，擢升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筑都城，位于今日北京城之西南，周长三十六里，有八道城门：东面曰安东、迎春；南面曰开阳、丹凤；西面曰显西、清普；北面曰通天、拱宸。宋朝宣和年间（徽宗时），改名为燕山府，府城周长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者，九百一十座，环以三重城濠，开有八道城门。金贞元四年，废主完颜亮驾幸此地，称燕京，改为中都，析津府改为大兴府，下令增扩都城，周长七十五里，设城门十三处：东曰施仁、宣曜、阳春；南曰景风、丰宜、端礼；西曰丽泽、显华、彰义；北曰会城、通元、崇智、光泰。元世祖至元四年，改筑都城于旧城东北，方六十里，设十一道城门：正南曰丽正，偏东南曰顺承，偏西南曰文明；偏东北曰安贞，偏西北曰健德；正东曰崇仁，偏东南曰齐化，偏东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偏西南曰肃清，偏西北曰平则。九年，取名为大都城。至正九年，十一门皆筑瓮城，架吊桥，以为守御之用。明洪武初年，改为北平府，于都城之北收缩五里，废弃东北及西北的光熙、肃清二门，其余九门一仍其旧。不久，改安贞为安定、健德为德胜、崇仁为东直、和义为西直。永乐七年，为北京城。十九年宫殿营建完毕，随即拓展城墙至周围四十里。正统二年，修筑城楼，四年工成，乃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清朝鼎建，九门之名一仍其旧。城内定为八旗居址，其形状大致呈方形，以石头垒筑城基，砌砖，中间充填以泥土，城高三丈五尺，雉堞高五尺八寸，墙脚厚六丈二尺，顶端为五丈，周长四十里，相当于我六日里余。城门之上为谯楼，城墙四角则筑有角楼，均覆盖以绿色琉璃瓦。

明嘉靖三十二年增建外城，又称罗城，按照原定的擘划，本该环围内城，建成一座方圆七十余里的大城，但由于工费浩大，只是建成了揽住南端并转而襟带东西角楼的这一部分。设七座城门：南曰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东曰广渠门、东便门；西曰广宁门、西便门。嘉靖四十一年，七门加筑瓮城，至四十三年六月建成。瓮城高二丈，雉堞高四尺，墙基厚二丈，顶宽一丈四尺，周长二十八里，即为我四日里二十五町余。

皇城位于内城中，呈方形，周长十八里（一侧之长度，则为我国之十一町五十间(2)也）。城墙高一丈八尺，墙壁涂成红色，上覆金黄色琉璃瓦。西南为大清门，稍北为长安左门及长安右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正北方为地安门，旧时称北安门，顺治九年改称地安门。大清门内为天安门，天安门内又有重门，称端门。端门内，左为左阙门，右为右阙门。大清门则为三阙，飞檐重脊；天安门五阙，上覆重楼；以金水河相环绕，河上架设五座石桥。

紫禁城则又位于皇城之正，呈方形，周长六里（南北长约我国之六町三十三间余；东西长则约为我国之八町二十四间余），墙高三丈，雉堞高四尺五寸。墙皆涂成红色，覆以红瓦。南面称为午门，左右两边则是左掖门与右掖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北面为神武门。

据《辽史·地理志》，皇城位于辽南京析津府西南隅。大内之门当时称宣教门；外边三道门，分别称作南端、左掖与右掖；西面为显西门，设而不开；北面为子北门。后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金代，宫城周长为九里三十步；天津桥迤北称宣阳门，穿门而过，有文、武二楼，文楼折而向东，为来宁馆，武楼折而向西，则为会同馆；正北为千步廊，东西相对，廊的正中间各有一道偏门，朝东即为太庙，朝西为尚书省。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高八丈，有朱门五道，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为左掖，右为右掖。城正东称宣华，正西称玉华，北面称拱宸。元代宫城，周长九里三十步，设有六门：正南为崇天；崇天之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四座角楼，则据于宫城之四隅。明代初年，于元皇城旧址建燕王府，即今日之西苑。永乐十五年，皇城向东改建，相距旧宫一里许。其时东华门外，民居逼迫，喧嚣之声，达于禁御，故而宣德七年，乃加以恢廓，将东华门挪移到河东，让居民搬迁至灰厂西面的空隙之地。概言之，辽、金以来，皇城屡经改徙，至元、明二代，制度乃备。

金朝都城之残壁，至今犹残存于右安门外西南二英里许处。颓圮之土墙，高至二三丈，南北凡二英里，东折，亦二英里许，大致为其西南之一隅。从其周七十五里推算起来，似远远大于现有都城的规模，也大于元代的都城，据此当可想见海陵王的好大喜功。元代之规制也要大于现有之规制，所谓KHANBALIK（意为可汗之都），即马可·波罗所记述为KHAMBALIK者也。元都城之残壁，位于今城墙西北隅稍北处，朝北延伸一英里半许，折而向东四英里许，与今之北面城墙相平行，再折而向南延伸约一英里半许，与今城墙之东北角相交接。其西南残壁之中段，当时之门址犹存，环围以半月状之女墙，里边有一小寺观，与现时门的形状恰好相似。此便为都城沿革之大略。

此行本打算上长城去观赏中秋之月的，可一行事不凑巧，延迟了一天出发，于赴长城的前夕，在北京城里过的中秋。是日走访古城贞吉氏，上北京城墙观月的事，便是在说话间匆匆商定的。筑紫辨馆的中村氏为此备下了酒和菜肴，一同前往者，有古城氏，《大阪每日新闻》的安大氏，筑紫的中村、伊藤二氏，加上我与小贯。从崇文门内的台阶，给了守城人一点钱，登上城墙，月亮已升离于外城城墙，高悬在那儿，多尘土的北京空气，惟有中秋最为澄净，白昼污陋憋闷、沙土掩住轮毂的街市，也洁净得有如冰莹一般。崇文门谯楼的戍卒，将戈矛之类的兵器当作手杖玩耍，正玩得兴致勃勃，也顾不上盘问我们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城墙每隔开三百码(3)，便会出现特别宽厚的一段，即所谓扶墙。我们在崇文门东边约第五个扶墙之隅，雉堞破损之处，铺席设筵。城墙上虽铺有砖瓦，但茂盛的杂草没过了人头，甚至还长着数丈来高的树木。月光倒映在城墙外的护城河里，随处都是北京居家的稀疏灯影，透过如烟的杨柳，闪烁其间。三三两两，徘徊在护城河边，鼻中哼着小曲的中国人的身影，则隐约可见。眺望中的都城，但觉无限凄凉，以致无法想象，这便是当今君临于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栖居的皇城，故而惟有潸然泪下。赏月之筵行至一半，海军中佐泷川也来相会，逾十时顷，乃尽兴而散，打道回府。

(1)日本旧时一种两三人拉的运货车。

(2)间，日本旧时长度单位，1间约为1.818米。

(3)长度单位，1码约为91.44cm。

其四 长城 明十三陵

二十日清早，偕同《朝日新闻》上野靺鞨及小贯氏，寓居主人林氏做向导，骑驴从北京出发。横穿东长安街，由东安门入皇城内，傍紫禁城城墙，一路迤北。出得城墙，但见林樾浓绿的山丘之上，二三亭榭，黄瓦丹柱，景色如画，那便是人们所说的景山了，又称万岁山，是明崇祯帝遭遇李自成之乱，留下哀痛的诏书，自缢身亡的地方，又称煤山。据传闻，山丘内里，皆以煤炭堆积而成，以备一旦有事，或都城被围等不时之需云云。然而，危急关头，既有如此坚固之城墙可供守卫，崇祯帝鸣钟召集百官，尚且无有一人前来应命；而晚近又见有这样的例子，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侵入之际，皇帝仓皇落逃至热河一带。那么，储存煤炭，以备不测，究竟又有什么用呢？这里地当大内北端，沿城墙西折，景山遂被拉在了身后。时不时地回首顾望之间，一行人便出了北边的地安门，迎面而来的是鼓楼。再向西北一路逶迤行去，右边所见者，据云便是当今皇帝生身父亲、已故醇亲王所建的某寺院。至德胜门（城北二门中靠西边的那道门），遂离开北京城。从这里到沙河驿，须得朝西北方向行走五十华里。行至八里处，见有元代城墙残存的土墙，人称土城。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中记述说：“正统十四年己未，也先奉上皇车驾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参议三复为右通政，以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寺少卿，出见上皇于土城。”即是指的此地。这一路，路幅虽广，然皆为沙尘，马蹄过处，蒙蒙滚滚，加上日头炎热犹在，但觉呼吸憋闷不堪。驿站夹在东流的沙河上的两座石桥之间，石桥系明代所建，虽岿巍壮观，但已渐呈颓堕之态，桥上铺石高低不平，驴背颠簸，乘骑者殊为之苦。此驿有满兵驻守，为一把总所统领，但见城墙四处颓圮。用过午餐后上路，至南口，复西北行四十里，一行三人，皆已疲倦，遂在沿途一村落，路边稍事休息，但这一休息，就几乎站不起身了。途中，大致是居庸关一带，所见之山，奇峰列耸，呈荷叶皴状，渐近南口，则呈小斧劈皴状。其关隘之峻险，可想而知，实无负于雄关之名声，直让人按捺不住，一心只待明日之饱览了。这一带，田野平整如划，西山列峰群峙，白色的川濑砾石拖曳其间，村落林树四处星布，景色与我邦何其相似乃尔！数日间，疲惫于茫茫野色之眼界，为之焕然一新。途经略显高平之地，乃最宜于放眼观望的一个去处，盖所谓龙虎台也。元代之时，车驾巡幸上都，往来之间，皆驻跸于此台地之上，并留有明代成祖、宣英二宗北征时曾驻跸于此之古迹。午后五时，入南口镇。

南口镇距北京三十英里，属顺天府昌平州，因地当居庸关南口，故得此名。镇以北，山势威逼，通溪流，遂成居庸关之峡路。《昌平山水记》曰：“居庸关南口，有城，南北二门。《魏书》谓之下口，《常景传》：都督元谭据居庸关下口。《北齐书》谓之夏口，《文宣纪》：天保六年，筑长城，自幽州之北夏口至垣州，九百余里。《元史》谓之南口，自南口以上，两山壁立，中通一轨，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岭叠嶂，蔽亏天日。”即指此地。入镇前，已见镇之远方两山阻绝处，烽燧台高高耸立，颓壁与之相连，构成长城之姿。镇口有墙门，望去似与烽燧台连为一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明初既定元都，洪武二年，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以壮幽燕之门户，即南口城也。”既如此，但觉今日之城墙，犹为当时之旧规，只是其南北口之戍守，自元代即已有之。金朝覆亡之时，冶铁锢居庸之重门，布鹿角蒺藜百余里，守之以精锐。元太祖问计于札八儿，答曰：由此向北，黑树林中有一间道，可一人骑行，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乃遣札八儿轻骑前导，自暮时入山谷，至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矣。疾趋南口，金鼓之声，仿佛自天而降，金人遽告溃败。南口见载于史乘之关系重大者，即有如此。在一家旅店住下，一行三人则已体痿气疲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虽也洗澡、就餐，却连咀嚼的力气也都差不多消失殆尽，幸好得力于我随身带来的梅干，才稍稍提振起了些食欲。是夜同样月色清朗，峡口景致，想必十分静谧、奇异，但吃过饭后只想上床躺下，早已没了赏月的雅兴，遂将随身携带的寝具展铺炕上，躺下了事。这一带地当张家口至内蒙古的通道，一路上遇到的驼群络绎不绝。因为疲劳得太厉害了，彻夜惊梦不断。裹着夜色，从门外过路的驼铃声，时时轧轧作响的车辘轳声，驴马的嘶鸣，屡屡打破我的睡梦，由此方明白了在中国旅行的苦涩滋味。须得记述的是，至长城这一路，前来游览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因而在中国内地，就旅行而言，这要算是最为方便的一段了。二十一日清早，从南口出发。峡中晨风拂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疲劳、体力也稍觉舒解和恢复，并且也已稍稍习惯了驴背，也便不觉得本该诉说的苦衷，真的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了。从这里至八达岭为四十华里，攀行十五里，为居庸关城。建筑颇有些年头了，应该可以认定是元末明初时的建筑吧？关门的左右，城墙蜿蜒，横涉溪谷，跨越峰峦，即便是峻绝异常得难以措足之处，也都筑起了重重叠叠的砖墙。最高峰顶，危岩之上，烽火台摩天而立，委实足以令人望之惊骇不已矣。志书中，有所谓“跨水筑之，南北二门”之记载。二门中间，有一座谯楼模样的建筑物，底下像是一道门关，却不设门扉，由坚致莹泽之石材建造而成，门阙不作半圆形，半截为八角形。门关里外有种种奇异的雕像。倾斜的天穹上，左右各为五尊佛像；四大天王雕像，则两两相对，分列于两壁，雕塑成半身裸露的模样；在两两相对的天王雕像之间，则以六种文字镌刻着《陀罗尼经》(1)，这六种文字即为汉文、梵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和女真文。据欧人考证，此处即是原先那座高大宝塔之基址云。根据其佛像的面相，其所使用的六种文字，以及荒置其关隘门户之功用，徒为庄严之摆设，且将其建筑在如此紧要的地方，加以考虑，则一见之下，大致似可想象得到，此系元代之制作者也。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则对之有如下记述：

城之中有过街塔，临南北大路。累石为台，如谯楼，而窍其下，以通车马。

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统十二年赐名。下窍处刻佛像及经，有汉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挥使兀都蛮，镌西番咒语于居庸关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时笔。而元葛逻禄《乃贤诗序》言：关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宝相寺，宫殿甚壮丽。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者，今亡其二矣。

然而，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认为是元之至正五年。又近时李文田有诗云：

过街石塔尽嵚岑，泰定三年凿字深；

书法蒙古兼畏吾，眼明犹有顾亭林。

且自注云：“《泰定本纪》：‘遣兀都蛮刻经咒于过街塔。’事在三年本纪中。余亲至其下，则至正丁酉，不云泰定三年也。”又云：“右过街塔图，俄人以为万里长城门额。”盖李氏以俄人门额之说为非，而以顾炎武寺塔之说为是。不过，判定泰定年间似乎有误，泰定所刻，我以为当为居庸关崖石，而非此塔基者，顾氏本误。至正丁酉即其十七年，《访碑录》作五年，亦误，五年乃乙酉。致误之因，大致可以推定。概言之，建塔之事当为至正十七年，只是彼崖石咒语，至今是否仍存留人世，则已无从得知。出北门，往一边再走上八里，即是上关之北门，皆刻有“居庸关”三字，从其字体的丰腴硬朗来看，当知尚是晚于明代的建筑。凡此沿途，苍翠山崖，屏列左右，皆由巉岩构成，大小斧劈，层出叠见，山势极为峻险处，则酷似石笋攒矗，其神奇之状，虽我邦名山，亦所罕见。倘若在吾邦，当可看到松桧点缀其间、涛声闻于半空、奔湍激石、脚下飞雪之类的景致。而此地的山上，惟有仅能蔽土的枯黄寸草而已，眼中所见，无非石砾间无力流淌的溪水，不时出现在溪畔的七零八落的杨柳和村家，稠密的羊群则与稀疏的驼群交相错杂。道路依傍重重阻隔的山势延伸开去，不过，倒也并不至于那么险峻。沙砾扑杂，驴蹄躞蹀，尘土自然也便飞扬而起。想起《唐土名胜图会》的画家，但凭我邦人之想象，便将松树等添饰在居庸关的景物上，遂成了匪夷所思，且惨不忍睹的一种景色。《水经注》云：

漯余水导源居庸关山，南流历故关下。溪之东岸有石室三层，其户牖扇扉悉石也，盖故关之候台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邃险，路方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

如今，候台石室早已湮没不见踪迹，《水经注》称林树者，也早已不见一树，伤思云云，反而应该是针对其荒凉之状而发了。古今之变，竟至于此，但觉感怆难禁。稍稍前行，至一两山相逼、岩角掩流处，名曰弹琴峡。此处离上关七里，两边山崖上筑有小阁，安置佛像，截取原生之山石作为磴道。据欧人所言，此处为明代建筑。崖石上摩刻有“镇燕关”三个大字。又前行七里，为青龙桥，由此向前，道路稍稍曲折，行三里而抵达岭上。想来这里也是与前面两道关门差不多相同的一处建筑。大门两侧的墙由石头垒筑而成，虽历经二百数十年而不见有青苔簇生之迹象，当是此地风土干燥之缘故。长城蜿蜒绵延于此起彼伏的峰峦之间，极目四望，不知何处是尽头。关隘大门上镌刻着“北门锁钥”四个字，字体则与居庸关如出一辙。此处便是所谓的北口了，属于宣化府延庆州，岭高海拔两千尺云。稍稍下行，地势稍显平衍处，又遥遥望见一道关隘，但未前去观瞻，想来当是北口的北门了。由此前行五华里为一岔道，村树、民屋便参差散布在城墙的远方。由此向北，四周山峰峙立，中间自然坐落着一处乡村，从岭上望去，但见对面连绵的山峦，以及这边村落的屋墙、树林，历历在目，仿佛伸手可掬，不由得想起在谈山绝顶，曾望见过的大和平原的景致。宣化府的东南部，即连绵山峦之彼侧，但见地势与内蒙古相连接。下驴，踏上倾颓的城墙，从城墙上纵览前后形胜，山风拂袂，强劲得几欲将人掀倒。自古以来，有多少朔北英雄，策马奔赴中原，行至此地，但见烽火将熄，旌旗委地，无一卒守关，大有吞吐八荒之气宇，遥想此番情景，纵然不想为之神旺气昂，又哪里是我所能做得到的？！城墙一侧有一座古炮，虽经风雨锈蚀，但还残留着当时守备的遗痕，系明万历年间所制。按，《昌平山水记》云：“八达岭下视居庸关，若建瓴，若窥井。故昔人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在八达岭’。而岔道又为八达岭之藩篱，元人于北口设兵，其得地形之便者欤？”待我亲身勘踏其地，始知顾氏之言，果真是明察条理。居庸之险，自古以来就有人谈论。《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视其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称：中都之有居庸，犹秦之有崤函、蜀之有剑门也。山由太行迤逦北向至此，数百里不绝。从山麓至山背，皆为陡壁峻崖，不可登攀，穿行其间的山径称为陉，居庸则是其第八陉。所设关隘，据《汉书·地理志》，则由来已久，然而，至今尚未有人能够依恃这道险要关隘而固守住此地。辽金之际，金元之时，延至李自成之明末，莫不是如此。顾炎武慨叹说：“地非无险，城非不高，兵非无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如今南北二口之间，一路上的民家，门户上都还插着写有“守望相助”这四个字的小旗，但其实际效用，则根本难以指望。凡长城建筑，高二丈余，宽七八尺许，雉堞罗列，每隔数百步，有一阁状之谯楼，作为人力制造物，虽也备极雄壮，然而，因为绵延在山谷间，蜿蜒起伏，遥遥望去，仿佛只是镶在大幅布帛上的一道细小的镶边，虽有纤丽之致，却毋宁说，并不能进而给人以雄大之感。以此与山岳之雄、天地之伟、造化之大，做一番能力之比较，念及人类之渺小，心中不由得为一种凛然的崇高感所撼动。紧挨着城墙的，照例是高粱已被收割的旱地。岭头门侧的小石碑上，可以看到记刻着居庸关之由来的文字，但下半段已被折断，断裂的部分也已被丢失。中国人固执于实利而匮乏风雅之气，由此也可以略见其一斑。古炮未被掠走，当缘于其重量虽巨，但对中国人说来却铁价殊贱之故。此炮若是铜制，则怕早已亡失于往昔，而凭吊之客也将因此而减少一份发思古之幽情的名目。一行诸人，相语一笑，落座在断垣残瓦上，做片刻憩息，取出面包，聊充午餐。

感念于壮美雄大之景致，归去的路上，遂抖擞起精神，加鞭策驴而行。至先前的那座古塔时，又低回流连不忍离去。回到南口，已是下午四时。是夜天阴，坠下二三雨滴，不免牵挂明天天气。天亮却是开晴，不时有微云遮住天日，反而蠲免了不少头顶烈日赶路的行客之劳累。正待前往明十三陵，遂沿着山边的小道，一路向东，原野小径不起尘埃，反而比大路好走。自居庸关绵延而来的峰峦，到了这里依然是奇岩攒叠，直刺苍穹，苍润欲滴，让人大饱眼福，心旷神怡。听说其间有三十华里，正寻思着将过二十里之时，便有一座陵墓率先出现在了左边的视野里。稍稍前行，待绕过一座小山峦，突然间，但见四周青山环围，方圆南北约二里、东西不到一里间，一道溪谷，自然形成一上佳之墓地。十余座陵寝依山而筑，金屋丹壁，若隐若现于翠绿树丛间，令人不觉心驰神往。十三陵无从一一遍观，游客至此，每每最想前往观瞻的，乃是历史最为悠久之永乐帝长陵，位于天寿山之南。我们一行也前往此陵。流经此地的河道上架设的壮丽石桥，大多已与河水一并荒圮，桥上尚可行人者，仅剩一二座之数。跨过最后一座石桥，尽是石块铺路，纵然杂草茂盛，也终不能将其掩埋于草丛之间，抵达陵前，但见墓墙内外，松桧之类，郁郁苍苍，想必都已是历经数百年沧桑之物矣。

中国人有关坟墓之诗作，多用松楸一词，乃纪实之笔也。所到之处，无非杨柳、白杨、榆树之类，除此之外，不见有其他树木；其常绿乔木，惟于坟墓之畔偶尔见之。元、明以降之画，所谓青绿山水，除多见杨柳，殆已无有可以入画之树木矣，比之宋人笔下老郁苍劲之松柏，甚感柔弱无力，此亦当为眼界囿于实景之自然结果。邦人之从事南画者，因学此无力之笔法，不肖我邦苍郁多趣之景物，其愚堪可笑也。所作岩石，也无苍润之苔色，一味干燥枯瘦，此类文人画风，亦同样是地力竭蹶之故，遂成中国景物写生之格局。以此为尚，仿而效之者，则大谬。

与一见外国人便顿起贪婪索钱之心的守陵人，费去许多口舌，且被狠敲了一笔，这才打开了墙门。右侧是一碑亭，碑的正面刻着顺治十六年上谕，无非是出于清朝笼络人心政略之考虑，表达其不忍听任前朝陵寝沦为樵牧随意出入之残破境地的一番美意；碑的背面，则刻着乾隆五十年，天子前来谒陵时亲笔题写的八韵诗，略陈其为前朝复仇吊民之意。右侧是嘉庆九年嘉庆帝的谒陵诗，韵次乾隆帝，同样也是御笔。往里经过的两道门，构架与我京都禅宗名刹如出一辙。坐落在左右的瓷制小屋，看去似是焚烧纸钱的地方。享殿结构极宏伟，石阶均为纯白之大理石，石阶中部及栏杆，雕刻甚美。门面宽约七十码，由十楹柱所支撑，进深约三十码，由六楹柱所支撑，楹柱周长一丈二尺，高三丈二尺，想来都是以传闻中云南、缅甸运来之楠木制作而成，一根楹柱需耗用一棵巨大楠木木材，不见有任何拼合之痕迹。里边安置一龛，朱漆已然剥落，龛中有一朱漆牌位，镌刻有“明成祖文皇帝”六字，烫金，从其字体及“明”字之上未冠一“大”字推考，当为乾隆年间所改置。龛前有一桌，陈放花瓶、烛台及香炉。至享殿后，进而过一道门，但见松柏密生，夹峙石道两侧，益增其庄严肃穆之感。再往里去，是一座大理石石坊（即牌楼）及同样用大理石制成的一方陈放香炉、花瓶、烛台的巨大石桌。再稍稍前行，便是陵寝了。据欧人称，陵寝周长超过半英里，高一百五十尺，为树木所掩映。宝城前一阁为两层，下层系砖砌，下通一条发出回声之甬道。入甬道前行，至一丁字路口，分左右两道，缘道拾级而上，便来到阁楼上层，四面洞开之明楼中央，竖有一巨大之大理石石碑，上面镌刻有“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九字，“大明”二字字体颇小，篆文。碑面本以朱红色彩绘，剥落之痕，有如自然之纹理。阁中题名，多为邦人所为，也掺杂有欧人。由此处展望，十三陵之景物，大半落入眼中。陵寝建制大致雷同，只是格局大抵更小、更粗糙而已。

又于陵前，食随身带来之面包，聊充午饭。打道回府时走的是主道，逆进陵时之顺序，一路看去。过断桥数百步，为三座满是雕刻之石制牌楼。由此向前，每隔二十码，便有石人、石兽分列于道路左右，成为一道甚为壮伟之景观。此即勋臣像两对、文臣像两对、武臣像两对，石马、石麟、石驼、石獬豸、石狮各两对。石兽则一对站立，一对蹲踞，皆长一丈余，以灰黑色砂岩雕塑而成。石兽的尽头处，有两根石柱，柱身镂刻有雷电纹。又有一座大碑亭，里边是洪熙帝即成祖嗣帝所建之成祖神功圣德碑，其龟趺长一丈二尺云，则碑身之高，自可推想而知。背面刻有乾隆五十年御笔三十韵诗，左边则刻有嘉庆九年之御笔诗。想必当与前面陵寝内之碑文，刻于同一时期。亭外四角，相距数步处，立有四根石柱，上面皆镂刻以龙形。由此出大红门，过石桥，则为五座大理石牌楼，宽九丈，高五丈，其工巧侈大，欧人殊为惊叹。盖其屋盖柱楹，远望之，俨然拼合构成，若近观之，整个牌楼，竟由一块巨石雕制而成，即便在中国，也是牌楼中最为奇伟与壮美的一座了。长陵至此，应在我一日里之遥，想来如此奇伟建筑，当初皆为长陵而设，因地域甚美，致使嗣帝相承，皆下葬于此地。至昌平州相距不足我一日里，即策驴疾驱而达。在城中一旅店小憩片刻后，即前往汤山，行三十里，复为沙尘所困，遂投宿于行宫旁一喇嘛寺中。汤山因温泉喷出而置行宫，如今颓圮已极，护栏与地板皆由大理石制成，壮伟华丽之温泉池，也早已掩埋在了草丛之间，数十间屋宇早已破败得面目全非。管理事务之官吏犹在，投之以一元，则数人可得入浴。二十三日清早，在此入浴后出发，至清河，午餐。上野氏在这里与我们道别后，即先行归去。我与小贯氏则由林氏带路，进而赶赴西山观览。其观览之记事，则详录于下：

（谒陵之记事，本是为了便于后之游览者查考而作，虽欲竭尽记忆之所能而作详细之记录，然而，驴背观览，缺漏在所难免，故抄录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于下，以弥补我笔下有所不逮者。只是顾氏之时，恰值李自成残破之后，陵寝树木悉遭剪伐之时，如今则经由清朝之缮治，已颇恢复旧观。此外，当时石桥等尚完整存在，如今则已颓圮失修。诸如这样宜于斟酌而阅读的地方，我大致都作有插注。若取以彼此参看，方可以究明古今之变。）(2)

天寿山在州（指昌平州）北一十八里。永乐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礼部尚书赵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及车驾亲临，封其山为天寿山，以七年五月乙卯作长陵。十一年正月成，仁孝皇后梓宫自南京至，二月丙寅葬。二十二年七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自是列圣因之，皆兆于长陵之左右，而同为一域焉。

自州西门而北六里，至陵下，有石坊一座五架（即九丈大石碑，所谓五架，指六柱五间架）。又北有石桥三空（空，即三孔桥眼）。又二里至大红门，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外东西各有碑，刻曰：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此碑今已亡失，我已无从记忆。）入门一里，有碑亭，重檐四出，陛中有穹碑，高三丈余，龙头龟趺，题曰：“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仁宗皇帝御制文也。亭外四隅，有石柱四，俱刻交龙环之。其东有行宫，今亡。又前可二里，为棂星门（此即我所记之三间石牌楼者），门三道，俗名龙凤门。门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石兽二十四：四马，四麒麟，四象，四橐驼四獬豸，四狮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远者蹲。石柱二，刻云气，并夹侍神路之旁。迤逦而南，以接乎碑亭。碑文后书洪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谨述。盖文成而碑未立。宣德十年四月辛酉，修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等于御道东西。十月己酉，建长陵神功圣德碑；是时，仁孝皇后之葬二十有三年，太宗文皇帝之葬亦十有一年矣。然而始立者，重民力也。棂星门北一里半为山坡，坡西少南，有旧行宫，今存土垣一周。坡北一里，有石桥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桥七空。大石桥东北一里许，有新行宫，宫有感思殿，今亡。宫东南有工部厂及内监公署，今并亡。大石桥正北二里，有石桥五空，又二里，至长陵。殿门神道，自嘉靖十五年世宗谒陵，始命以铺石，今稍残缺。自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今翦伐尽矣。（此处树木，遂不复见缮植。自大红门至殿门，几不见有一树而草高竟以没人矣。）

长陵在天寿山中峰之下。门三道。东西二角门。门内东神厨五间，西神厨五间。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内有碑，龙头龟趺，无字。（此碑当系今顺治上谕碑，莫非事先为胜朝所设？不得而知。）重门三道，榜曰祾恩门。东西二小角门。门内有神帛炉，东西各一（瓷制）。其上为享殿，榜曰祾恩殿，九间重檐，中四柱饰以金莲，余皆髹漆。阶三道，中一道为神路，中平外墄，其平刻为龙形；东西二道皆墄。有白石栏三层，东西皆有级，执事所上也。两庑各十五间。殿后为门三道。又进为白石坊一座。又进为石台，其上炉一，花瓶烛台各二，皆白石。又前为宝城，城下有甬道，内为黄琉璃屏一座（今无存）。旁有级，分东西上，折而南，是为明楼；重檐四出，陛前俯享殿，后接宝城，上有榜曰长陵。中有大碑一，上书曰“大明”，用篆。下书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隶。字大径尺，以金填之（今已剥落殆尽），碑用朱漆，栏画云气，碑头交龙方趺。宝城周围二里。城之内，下有水沟。自殿门左右，缭以周垣，属之宝城。旧有树，今亡（此树后来又见种植）。

《昌平山水记》就其余十二座陵寝之规制异同也作有详细的记述，还述及妃嫔诸王等之墓葬，如尽录之则嫌过于冗繁，故皆从割爱。只是诸陵寝中，仁宗（即洪熙帝）之献陵最为简朴，而世宗（嘉靖帝）之永陵最为壮丽精致，孝、长二陵也难以匹比。后之游者，若能得暇游览此二陵，以概其余，当无憾矣。这里斟酌《昌平山水记》及《大清一统志》，仅是记述诸陵寝之位置，以备吊古者参考。

位于天寿山之南者，即上记成祖之长陵。其次则为：

献陵（仁宗，即洪熙帝），位于天寿山西峰脚下，距长陵稍偏西北方向一里处。

景陵（宣宗，即宣德帝），位于天寿山东峰下，亦名黑山，距长陵稍稍东北向一里半处。

裕陵（英宗，即正统帝），石门山东面，在献陵西面三里处。

茂陵（宪宗，成化帝），聚宝山，在裕陵稍西北方向一里许处。

泰陵（孝宗，弘治帝），笔架山，在茂陵稍稍西北方向二里处。

康陵（武宗，正德帝），金岭山，在泰陵西南二里处。

永陵（世宗，嘉靖帝），十八道岭，嘉靖十五年改为阳翠岭，位于长陵东南三里处。

昭陵（穆宗，隆庆帝），大峪山，距长陵西南四里。

定陵（神宗，万历帝），小峪山，在昭陵北面一里处。

庆陵（共宗，泰昌帝），在天寿山西峰右侧，距献陵稍稍西北一里处。

德陵（熹宗，天启帝），双锁山檀子峪，在永陵东北一里处。

思陵（庄烈，崇祯帝），锦屏山，在昭陵西边。

以上为昌平十三陵。太祖孝陵在南京，因拜谒于做金陵之游时，故另有记述。景泰帝陵寝在宛平县西金山口，距西山十里。

(1)梵文音译，佛语，可译为总持或能持，即坚守护持种种善法，及祛除种种障孽之意。此处指《陀罗尼经》。

(2)此处括弧中文字，及以下摘录顾炎武一段文字中所添加的括弧内文字，均为内藤湖南的解释语或校改补充语。

其五 京郊寺 观文庙 观象台

游览完长城，归路由清河向西南，径行于陇亩之间，走出不到数里，便早已望见一座七重高塔，挺立在丘陵之上。又前行未几，但见东面山丘上，金釉瓦屋，与日光相辉映，俨若缥缈仙山。前者为玉泉山，后者则是万寿山。玉泉山本是金章宗之行宫，虽与芙蓉殿故址近在咫尺，却并非为人们所知悉，这可是元、明以来帝王经常游幸的地方。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替它取了个静明园的雅号，随之也便有了十六景的名目。这里有清冷泉水，十分珍稀，从山麓间涌出，流至万寿山下，汇成昆明湖，一大胜景便由此而来。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际，二山与圆明园并遭焚毁，摧残之痕，久久未经修缮，便这样听任外来游客观览凭吊。近年西太后分割军费，用于大兴土木，万寿山遂由以成为颐和园，直至戊戌政变前夕，西太后即一直栖迟于此，至今仍不准外人入内纵览，故仅是自墙垣沟渠外，稍得领略其大概而已。万寿山风情备极绮缛靡丽，山丘北面，殿阁堂塔参差沓叠，南面与四层圆楼相连，飞甍连栋，几乎绵延至昆明湖畔。屋瓦柱楹，间以金碧丹垩，一眼望去，俨然现身于空中之海市蜃楼，而映入湖水中之倒影，更是奇幻神秘，虽亲眼目睹，仍以为是耽于幻想所生之错觉。从这里到玉泉山下，须得踏过青龙桥。玉泉山之景观，则较万寿山清晰，也稍予人以萧索之感。除此前已曾遥遥望及的七重塔外，另外还有七重塔一座及多宝塔一座。塔身建在山腹，楼阁不甚华丽，想来是修缮尚未完工的缘故吧。此处地下涌出之清泉，以手掬之，但觉清冽冻人，据闻每日运往宫禁，以供天子饮用。泉水流至京城，汇为内外护城河中之水，若引以水道，则北京城中居民，可无须饮用有苦咸味之井水矣。然而，此事之于今之清国政府，固是无望之空头支票而已。两山之间，则铺展以北方殊为少见之数里稻田，柳青水绿，风景酷似江南。据说，此稻田属于官田，并设有稻田厂专司管理。

万寿山之胜，以未能入观，故吾之所记，不免极为疏略，因抄译西人所记，以弥补其缺漏。此山在北方，乃罕匹之胜景，故记述实不该太过疏略。其记云：

园内有一山丘，尝为几多绮丽之殿堂所蔽覆。一八六〇年，则为英法联军所焚毁。入门，从毁残零落之诸亭台间过，此处即为往时清帝游幸欢娱之所云。遂至昆明湖畔，山丘南麓浸濯于此，甚秀美，其北岸则有砌石而筑之高台，经雄伟之石阶可得而上。盖此台之左右上方，俱为大寺院之残垣断壁，而仅存丘顶之一部，其屋宇全以彩釉琉璃瓦修葺而成。山丘之四周，皆为众多更小之殿堂，尤以其北面者居多。其最为醒目者，当系高耸于山丘东北之浮图，塔身由彩砖构成，所谓多宝琉璃塔是也。复有青铜铸成之小阁，建于山丘南面、石台之西。虽状极废颓，但其整个景致，尚不失如画之美。伫身山丘，放眼瞻望，其感兴足以补偿登攀之劳矣。遥遥望去，北京都城之全貌，其堂、塔之参差者，皆一一收入眼中。眼前则湖光清莹，荷花掩映其间；西面，眼界则为蜿蜒之西山所遮断，但见群峰刺天处处岩壑，而以寺观镶嵌其间；东面，则圆明园之绿树郁然规整；山丘西面，则有塔桥，桥之中央为一亭榭，而石制之大舸与之相接，横陈于水面。与山丘遥相对应之湖中一小岛，呈圆形，以十七孔之石桥与湖岸相连。从岛中望去，最能领略万寿山昆明湖景致之奇妙。石桥附近之湖岸，置一铜制牝牛，制作甚工。

二十三日，投宿于万寿、玉泉二山之间，青龙桥畔之某旅店。虽不能说狭窄简陋，但小贯氏却遭床虫侵袭，甚受其苦，幸好我未受到如此侵害。翌日之二十四日清晨，先向西山出发，取道于玉泉山北之丘陵间。这一带居住有不少旗人，多有头扎两把头发、长相不甚姣美之妇人，伫立门前，如观看西洋镜般，打量我等路过之二洋鬼子。待转过山丘，豁然开朗，西山诸寺，历历可数。

西山诸寺，皆依山占胜而筑，遂历观卧佛、碧云二寺。卧佛寺在寿安山，面南而筑。据雍正十二年御制之碑文，唐代即有此寺，始名兜率寺；宋、元、明间，分别名曰昭孝、洪庆、永安；经雍正帝之弟怡贤亲王修缮，现名十方普觉寺。寺内旃檀佛卧像，据称为唐贞观年间所造，然据其容貌表情推测，当不会是早于明末之古物，特以其长及丈余而视为珍奇。有一历世宸翰之金字匾额，也留有当今西太后之手泽，行书，字体颇雄伟。入寺门，坡道两侧乔木蓊郁，恍若进入洞中，甚觉寂寞冷清。碧云寺位于香山山腹，坐西朝东，殿堂层叠，最后面之大理石制五塔，即便数华里之外，也当可遥遥望见。坡道两侧，民家鳞次栉比，登坡道，入墙门，便进到寺院境内。寺系元耶律楚材后裔阿利吉捐舍家宅而开山；明正德年间，太监于经筑墓穴于此；后魏忠贤在此大事营造，以至有了今日之华美壮观：事见于乾隆之御制碑文。寺已显得有些颓败，但殿宇连栋，结构之瑰丽尚未全失，得以想见当日阉竖之豪奢。寺内有一莲池，水从石罅间溢出，此即明神宗题有“水天一色”四字、康熙帝亦题有“激湍”二字之处。然秋色已老，连败叶都已无处寻觅。另有乾隆所建之五百罗汉堂一座，五百尊木雕之罗汉像，长凡四尺，面相堪称怪异，乃雕工拙劣之作。木雕之十界遍布数堂，虽也拙劣，或许是明末作品。一殿堂中见有乾隆帝亲笔所书之匾联，各处所见之此人匾联虽不计其数，然亲笔匾联则惟此一处。

西山归来，由万寿山一路迤北，赴大钟寺之途中，路经圆明园，隔墙望见园内树木畅茂，闻说目下尚不准游客入内纵览，无从仔细辨识英法联军遗留的狼藉之迹，甚为憾事。在海淀用过午餐后，即赴大钟寺。大钟寺本名觉生寺，位于京城西北角数华里外。明永乐帝下旨所制之大钟，高一丈五尺，内外遍铸《华严经》，密匝无隙，字八分许，阳文，系沈度所书、道衍即姚广孝监造。旧时在城西万寿寺内，乾隆时移置此寺。寺为雍正十一年敕建，其建筑格局，与碧云寺等若我日本之黄檗(1)风有所不同，反与追摹明初风格之我日本京都五山(2)等处颇相类近。由此，于离开北京城之五日间，完成了此一路之游览。嗣后数日，又得以一览西郊天宁、白云、万寿诸寺观。

万寿寺在西直门外数华里处。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圣慈李太后出资数万，命太监冯保督造。寺之背后，叠石筑有三山，以象征普陀、清凉、峨嵋。殿宇极闳丽。虽康熙、乾隆年间皆经重修，但近年颇见颓败，西太后修建颐和园之余，随即将其作为游息之地，一并重新修理。殿堂无数，金碧辉煌，看去令人心往神驰。最为绮丽之二碑亭中，是乾隆御碑与西太后重修之碑，重修之碑系翁同龢手笔，是六朝风格字体，显得十分闲雅。只是寺中佛像，皆制作拙劣，不值一看。比邻万寿寺之延庆寺中，有一明代正德年间之碑。矢野公使偶尔寄寓此寺，因其夫人在此养疾，而前往探访，则已是该月二十九日之事，是日风霾晦暝，如同行走在雾中一般，骑在驴背上无法睁眼，往返甚为艰难，初次体验到了清国北方旅行之真实况味。以下谈及之天宁寺、白云观，即为该日所观览者。

天宁寺在外城西一二华里处，此寺所值得观览者，当为其高大之十三重塔。过宣武门，傍近西便门，出外城墙，即见其突兀矗立于空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初时名光林寺；隋仁寿年间，名弘业寺，建塔以藏舍利，高十三级。现今之塔，即为其遗制。虽经累世修理，原有格式却未见稍失。与我日本塔峰之十三重塔相类，只是高大远胜一筹。塔峰之十三重塔呈四角形，飞檐清婉，此塔则为八角形，矗立劲朴，此其形制之惟一差别。其最底层八面塔身所附之塑像佛体，虽几经改修，却一概不见有近世之堕落体式迹象，仅此，即足以显出其尊贵矣。

白云观位于其北面，据说即为清国北方道教大本营之所在地。旧名太极宫，建于金代。元太祖得闻长春真人丘处机之道行，遂将其召至雪山，后即命其居于此，名长春宫。明正统年间，改为今名。门前牌楼正反面，则悬挂有“洞天胜地”与“琼琳阆苑”之匾额。观中甚为闳畅，殿阁连接，庭院则在最后。其结构之绮丽，堪称与万寿寺不相上下。加之亭院房室皆极洁净，在当地殊属罕见，委实是一个令人心情愉悦的好去处。正月十九日为燕九节，京城中人纷至沓来，游冶云集于此。观中道士皆闲雅有礼，不像佛寺僧人那般见钱眼开。门前有一酷似铁拐仙人之道士，人虽污秽，望之却也颇多兴味。寺观之记述就此打住，接下来，须得为文庙记上一笔。文庙，即大成殿，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东；结构与永乐陵享殿相似而稍稍偏小；正殿七楹，东西两掖为库藏祭器与乐器之所；东西二庑各十九楹，配享先贤先儒；殿内高揭之匾额，为清圣祖之“万世师表”及清世宗之“生民未有”等历代御书。境内老树系元代栽植云。大成殿前林立之进士题名碑中，也有三块为元代之碑。戟门内有十具石鼓，相传原为周宣王之猎碣，曾为韩愈、苏轼写入诗中，以籀文之上佳标本而备受珍重，大者直径足有二尺，高三尺，形状似鼓，顶微圆。最初散落于陈仓原野之中，唐代郑馀庆取而置于凤翔县学时，其一亡失。宋皇佑四年，亡失者得于民间，其数乃足。宋徽宗大观二年，由京兆移至汴梁，初置于太学，后移至保和殿，字以金描。宋钦宗靖康二年，则为金人所掳获，后移至大兴府学。元大德末年，虞道园任大都路教授时，得之于泥草之中，始移置于如今之所。虽然石质坚致，但毕竟已是三千年之古物，文句多有剥落。宋治平年间尚存四百六十五字，元至元年间则为三百八十六字，如今所剩，则仅在三百字内外，故而其旧时拓本遂愈加昂贵，以至价至数百金之数。孙星衍曾怀疑其为宇文周时之物，但汪中力辩之。其为周宣王时之物，如今则已成定论。门前六碑亭中，有乾隆帝征讨回部、金川、伊犁、朔漠、准噶尔等，凯旋奏功时所建之巨碑。正殿后则为启圣祠，乃祭祀孔子父祖五代之处。

总而观之，想必清代至乾隆时，气运臻于极盛，与汉之武帝与唐之玄宗时相似，故而在四处修建寺观以文饰太平上，着手实施，人力物力，似乎确实绰绰有余。游历所至，罕有不见乾隆御制之碑。然而中国千年之积弊，即便是如此隆盛之世，也决然无从消除，毋宁说，如此丰亨之运，反足以使其深患，一时模糊难辨，以致意识不到厘革之必要。至乾隆末年，衰败之兆早已稍萌，从其所铸之钱币已趋粗劣等事，即可见出。且乾隆帝写字，学赵文敏，纤巧无力。同时，所兴之建筑，绮丽有余而浑厚全失，与盛世气象极不相称。此等议论，须待他日再一一详悉。此外尚有其他值得记述者。

此外犹堪记述者，则为观象台也。台在内城东南隅，北距角楼数十步，与堞堵相连而筑，高出城墙殆一丈。置有康熙十二年所制之天体仪、赤道仪、黄道仪、地平纬仪及纪限仪等，皆铜制，雕刻有龙形、云形，系西人南怀仁监制。台始建于元至元十六年，仪器由金代旧物所改制，并添置以郭守敬所制诸仪表。明洪武年间，移至南京，后于正统年间，复造仪器，置于此台。至康熙帝，以其年代湮久不堪使用而重新制作，旧仪器则藏于台下。而如今台下之两具仪器，虽相传为元代之物，盖实为明代所制。其雕刻，手法浑雅，铜色苍古，显得高贵典雅，比之于新制之轻巧，当可表征时代气象之差异。自台上放眼望去，杨柳浓翠，因北京城家屋之制，高大均有禁限，故而除寺观外，不见有壮大之殿阁，殆见树不见屋者矣，以致景山之亭榭，紫禁城之宫殿，其金瓦丹壁，一眼即可从绿树丛中辨而认之。眼下一片低矮连绵之屋宇，即是贡院，明远楼则耸立其中，此当另作记述，暂且从略。

(1)黄檗宗原系中国禅宗临济宗一分支，明亡后，福建黄檗山万福寺禅师隐元流亡日本，在京都宇治修建黄檗山万福寺，黄檗风即指其寺院建筑风格。

(2)京都临济宗五大寺院，1386年，由足利义满（1358—1408，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认定，分别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南禅寺则位居此五寺之上。

其六 陈、蒋二子 威海卫 上海 文、宋二子

早就想去保定莲池书院拜访吴挚甫(1)，但因船班不如人意，只得罢议。十月一日回到天津（小贯氏上月二十六日已先行返回），正赶上本田种竹、服部宇之吉两位刚渡海来到天津，而在芝罘的高垣氏，也一并前来，在此相遇，羁旅颇感欣慰。前往上海之航路，因为邮船会社接续的班船误了日期，遂只得临时决定，搭乘招商局或外国的轮船。当此之时，邮船会社担负视察航路使命之高层人物，也预定乘坐此一班船前赴上海，故而让往返于浦港、香港间的定期班船，在芝罘等待，以接驳天津航路的船。谢天谢地，我也便得以与他们一起搭乘同一条班船。但也因为这样，我在天津整整多滞留了四天。如果知道这样，本该去保定一游，但现在懊悔，已是无济于事。

离开天津的前一天晚上，即十月四日，接受陈锦涛、蒋国亮二氏来访。陈二十八岁，蒋三十三岁，听说都是少壮有为之人才，其慧敏之气，从相貌上也能见出。照例是以笔代舌，做了一番交谈，大致梗概则如下：

予 我此次来津，曾就通晓时务之士，先行询于方君药雨，方君以二氏相告，今夕辱临，真是喜出望外。

蒋 过誉之辞，实不敢当。先生抵津之事，此前已见诸报端，甚欲一睹丰采，今则得以瞻仰，并伫聆大教。方兄今日有事，未能一同前来，特嘱我问候。我同洲之士，以一片热心，对我中国有所期望，君今日来游，当已略识中国情形，不知今日救时，有何方法？以何入手多有请教。

予 窃以为，贵国积弊，非始于本朝。远而言之，根源在商君之变井田、开阡陌；近而言之，则以科举取才，徒有美名而不见实功；加之郡县之制，牧民之官不以生民休戚为念。当今之时，抑或是其做出重大改变之时乎然而，谈何容易！要而言之，成之者，其在诸君子乎？

蒋 此行北京有何见闻？

予 贵国京中人士，不喜与外国人相见，在京淹留十余日，无缘得以与一士过从相语，只是观看北边长城、凭吊前明陵寝及游览京郊诸寺观而已。所到之处，但见州县摧残已甚，即便有朝一日，明主贤相风云际会，贵国宿弊，也绝非于举手投足间即能治愈者。若豪杰之士，无待文王，接踵而起，则庶几可拯救斯民于涂炭矣。

据闻，满州地力尚未枯竭，然其大川大抵北流，是以其地徒为俄国提供便利，而无有助成于贵国者。

陈 入其郊，见其田野未治；入其京师，见其粪土积衢。一望之下便可知道，此乃治理欠缺之国也。今日之中国，即如是。君此行，盖有慨于此乎？

予 此行所见之京城，若以规模言，俨然大国之首都矣！若缮治得宜，以其之壮观，虽比之于泰西诸国之首都，也未必相让。只是窃观其郊野，地力已趋枯竭。质之二君，不知以为如何？

蒋 或谓以燕京作首都，殆已近千年，故王气自然已尽，此自是无稽之谈。只是以地理形势论，水陆均有所不便。北海重镇，必在旅顺（此处相当于东方之彼得堡，昔俄皇彼得建新都于彼得堡，尝谓有如开一窗而得以望四海；而得旅顺者，则有如开一窗而得以望东海矣）。天津有冻河期，水道有所不便。至于陆路，则蒙古口外之来货及山西之矿产，当直接将其重要者运往汉口，而津镇铁路，又是其陆路之分道。

予 敝邦之山，多半林樾蓊郁，贵国京畿近旁之山，皆甚荒秃，地气殆尽，于此见其实状。其民徒知地力已尽，而不知如何蓄之养之，此即其深患之所在，非一时政变得失所可比拟者也。

陈 敝国之朔方及西北，大地皆为沙碛，北风一起，沙石随之，是以天津亦有沙漠风沙之患。兼之冬季积雪泥土自也尽失胶力；而北方土松，雨时既不易蓄水，旱时则地质含贮水滴，而无从滋生草木，故所到之处，皆为此类光秃之山岭。贵国环水而居，得江山之助者颇多，此乃上天赋予，人力殊难有此大功也。然考之敝国，昔时之北方土地与今日之北方土地，其出产并无多少特别之差异，而兴衰竟至有此大不同者，盖因昔时游牧之徒，以牧马为生，宜于其漂荡于北方辽阔之原野并借以为力；今则不然，无从以此为力矣。

贵国今日之在朝者，以保守党者居多，抑或以进步党居多？朝野合计起来，人数上占优的，究竟是何党何派？如今各大学堂中，校长与学生，多加入何种党派？

予 敝邦现状，无有真正之保守党，敝邦人士长于进取，而拙于守成，此乃敝邦之深患也，犹如贵国之深患则在于保守者居多之一端。

蒋 贵国之大隈党(2)得占几多比例？贵国又以何党为人数最多？

予 进步、自由(3)二党，大致势均力敌。帝国党(4)以今年刚成立之故，人数自然犹寡。然而自由、帝国二党，现皆与山县侯之政府缔结同盟，故大隈党就其处境而言，可谓正值失意之时。

蒋 贵国书籍译为中文，此大有裨益之事，既以开中国之文明，而贵国又得其实利。诸如近日之《万国史记》、《中国通史》，中国人索购此类书者甚众，只可惜此类书籍译出者甚少。故而弟甚愿贵国之士多多译著东文书籍，诸如贵国维新时期之历史及学堂之善本，尤为有益，不知以为然否？

予 现设有善邻译书馆。吾妻某氏，及冈本监辅翁等，正从事翻译。听说贵国李星使(5)亦颇赞成此事。只是敝邦之人刻苦翻译之书，沪上书肆转眼之间即翻刻售出，如此，则邦人精力徒为射利之徒所攘夺，故需贵国官司所严加查处，贵国石印书籍，价极低廉，非敝邦出版物所能敌也。

《万国史记》，即冈本翁所著。《中国通史》则系那珂世氏所著。二君我皆识之。冈本尝游历贵国，叩访过阙里先圣之址。那珂氏即为我之乡先辈。

蒋 敝国印书，本无定规。如沪上广学会之书，即皆禁止翻印。不过，要求中国官方出一告示原无不可，以后若有翻印者，也易于查出，理当严办也。前时有翻印广学会书籍者，即曾被告发查办过一次。

予 敝邦德川幕府之时，握实权者尽其旧臣，以为百世之计，然而，尊王论即出自其懿亲水户氏，幕府由此终告衰废。贵国满汉相持，盖亦英主一时以为得计者，而至今依然无从摆脱之深患也。虽有英主，一旦意欲措手解决，结果则有如去年之政变耳。革命只须实行，无须言谈。且如敝邦，因须顾及列国间之关系，故非至贵国革命之日，则敝邦人士断不能言之。愚见以为，敝邦人士所当讲究者，在于贵国维新之日，以何种政治方案与民更始。其维新之时机，须当由贵国人士先行起而作之。

敝邦维新之前，杀身赴义者，不下数十上百之人。即便幕府最强盛之时，攘臂图之者也曾不乏其人。贵国人士若只是坐谈维新，欲以口舌成之，则误甚。

近时政党兴盛，少年气锐之徒，亦往往为之而招致杀身。邦人锐气过盛，此虽是其短处，然而倘非如此，亦不足以应对近日之时势也。

蒋 君言甚是。此等利弊，弟等平日亦时有谈及，但苦于无一措手处，故不得不稍待时机耳。君所言自当铭之于心。

予 时势之变，一起一伏。愚意以为，贵国政府终有稍趋维新之日，然而，此也不足为恃。譬若曩日之开设特科，贵国人士往往视为与从前之科目并无不同，以此作为仕官捷径。此病不治，则国家不会兴盛。有一不愿做官之士，以“为百世开太平”为念者，则愈百名热衷科场之名士矣。（以下引福泽谕吉之事数十言，因嫌烦，今从略。）不知二君亦曾应试过科举否？

蒋 陈君所见甚高，视此为小道，不曾作此恶剧。弟则未能免俗，尝应试为举人。

予 未知二君有东游之意否？

蒋 甚愿，只是苦于无此机会。若自备资斧，又将为清贫所苦。是以心之所愿迄今未之偿也。然东望蓬莱，时时心向往之。

予 贵国之北人南人，愚意必非出于同一种族。南人骨相，颇近敝邦之人，瞻二君丰采，益信其然。北人多浑然质朴桀骜，只是少英气；南人多英锐敏慧，但其短处在于难以持久，尤与敝邦之人相类似。此恐非愚一家之私言也。

蒋 中国种族，皆有一自北而南之过程，经东晋及宋之南渡两大变故，真正之中国人，皆已迁徙而充实至南方，至于北方，则因掺入蒙古人种，早已非纯粹之中国种族矣。

陈 今晚得聆大教，实为平生之愿。然因有他故，未能罄怀，若后会有期，仍望再作谈聚。君明日起程赴沪否？弟恐贱冗相羁，不能趋前送行也。

十月五日，天津出发。此次得以于塘沽车站附近直接登上玄海丸轮。火车上邂逅大阪商船会社石原、金岛二氏，叩问其对秦皇岛之意见等。船上遇见土佐之久保义道、大阪朝日麦酒会社之近藤胜太郎及神户运漕店之田中仪太郎三氏，遂有了一路结伴至上海之缘。玄海丸于该日下午驶入大沽湾，终夜装载货物。翌日，即六日晨张帆起航，深夜行至芝罘。听说接续船博爱丸翌日晨即开船，遂和衣而眠，稍稍打了个盹。七日清晨，因换乘，无暇再度上岸，先前之约定，遂皆无从谈起。

所幸者，船于威海卫停泊三小时，因而得以观察此地之形胜概貌。船循西口而入，碇泊于刘公岛南面背阴处。据云，甲午战争时，清国水雷艇即由西口遁走。沉入海中之定远号，犹有数尺樯头露出水面。北洋水师之旧营务处，丁提督隐遁游息之亭榭等，借助双筒望远镜之力，皆历历可指。日岛炮台、百尺崖所及赵北嘴等旧址，一一尽收眼底。威海卫城墙，笼罩于烟霭间，环翠楼、翠微亭碑虽隐约可见，却已难仔细辨认。丁提督之英魂已召唤不回，我军攻占威海卫之冀图也已归于一时之梦境。如今，但见英国军舰森屈利昂、鲍克屈利亚等数艘，巍然镇守于湾头耳。低回于今昔之间，时当日暮，令人不禁有临风啸歌之慨。

驶离威海卫。天气甚清丽，航路极平稳。八日一整天即在海上度过。九日清晨，日头从波涛间升起时，船已在长江口。此后一段路，船行甚缓，至午后始抵申江埠头，求宿于东和洋行。

长江之大，令人惊骇。自江口上溯数十哩，犹未察觉其已进入长江。浊流滔滔，弥漫至云天间，非天津之白河等所可比拟。白河之水，致使海水为之变色者，不过十数哩，至于长江，早在距离江口约二十小时航程之北方，即已见海水变为黄浊，由此可知，江口左右二百余哩海水之混浊，皆系江流所为。

上海东文学社藤田剑峰、田冈岭云二氏是我旧友，《时事新报》通讯员佐原笃介也提供种种方便。往来结交者，尚有东亚同文会诸氏，及《亚东时报》山根立轩氏。此地会晤之中国人士，则有前翰林院侍读学士、英迈闻名之文芸阁廷式，前山东道御史、去年政变遭黜之宋伯鲁，主持南洋公学翻译之张菊生元济，及速成学堂之叶翰诸氏。与文氏之首次交谈记述如下：

予 久闻大名，今日突然枉过，喜出望外。我此次游踪，先经京津，在津之时，已见过严、王二君，得闻沪上济济多士，皆精通洋务，若得先生引介，一一历访，则幸甚。

文 伯乐过所，冀北群空，君之心意，我恐不足以承当。

予 先生莫非以我所言为桓温问豪杰于王景略，当面错过耶？

文 君未败于枋头，我非恋栈东晋，何得以此相戏乎？特君至此既已十日，焉得无一二值得交谈之士，奉渎高听？

予 昨日有邦人某，自武昌返回沪上，谈及谒见张香涛(6)制军之情状，礼数繁重，颇违所闻。敝邦近日，此事简疏，达官贵族之间，但通名刺即可相见，邦人大抵不谙此类繁重礼仪，故彼深以为苦。以此琐事推及其余，贵国维新之事，似尚未可以日月而谈之也。

文 禅家云，水浅不是泊船处。贵邦贤哲又何必津津乐道，以南皮尚书(7)预卜我国之兴衰隆替？

予 豪杰之士，不待于文王者，踵起于草莽。果有岁月之可指乎？

文 不得其时机，虽十年百年，未足以期也。若得机得势，则泰山之云不崇朝(8)而雨遍天下。

予 姑且以敝邦之事为例。百年以来，志士仁人，杀身取义，盖不下数十百辈，而后维新之变，疾如影响。若坐等时机时势，又将如何拯救斯民于涂炭？

文 知其例之同，亦当知其例之变。然而，时机已非远矣。

予 以先生之见，时机时势果真来到，当从何处下手？

文 近人有联合贵国之议，欲借贵国之兵力，此实不足与议。我正欲贵国人才，为办各种事务，以望纲举目张，皆有成例可援，此乃敝国所汲汲冀幸于同洲者也，不知先生赞成此语否？

予 借助兵力之谈，不过一时之权宜。贵国革除积弊之事，非一时权宜所能奏效。用邦人办理各种事务，作为一定之成例，先生之见甚是。只是邦人通贵国之情弊者未必甚多，若一概以敝邦成例行之贵国，或致凿枘不合，台湾即为殷鉴。

文 权实兼施，因革互用，贵邦之人若肯相助治理，主其事者必会因此而有所衡量。

予 盖以一纸之令，欲全国悉数奉行，此则去年维新之举所以终归失败之原因也。其着手次第，亟愿得闻高教。

文 今日若言次第，则非次第也。此必待临机因应方是，譬若着棋，国手着着皆有次第，虽则如此，而因敌则不能不变也。

予 只是一代治法，一旦得以确立，似无须若围棋之因敌而变。敝邦三十年来，之所以稍有起色，亦惟国家大事皆有定规使然也。

文 贵国一姓相承两千余年，故而先定国是，而后渐加修改。敝国今日之事，非其所可类比也。治法确立，在今日，采列国之长，救千年之弊，规模既立，宪法自行亦非难事。所难者，在新旧之交替及尊攘之术耳。有英才，能立国，则一切举而行之，次第必不紊乱。君其待之。

予 机势之变，首先需要有一翻天覆地之举。弊邦幕府之政，人心厌之既久，因而非打倒其不可，而后国势为之一变。贵国今日此等之事，不知犹当以同例视之否？

文 贵邦以天皇为名，其事易于顺遂，故而数十志士，即可图之。敝国之例，未知其同耶？异耶？

予 此次在北京逗留之日，曾做长城之游，一路所经过之州县，均摧残不治，如其寺观，亦皆颓败。由此想来，所谓千年之弊，虽康熙、乾隆极盛之日，亦未尝得以革除也，只是其时府帑羡余，得以粉饰一时之太平耳。今日欲革除此千年不拔之弊，又谈何容易？与敝邦三十年来之事相比，实有甚为难能为力者。折冲御侮之策，虽曰至难，然而依我之见，与此宿弊相比，还可说相对容易些。先生以为然乎？

文 此事我思索甚久。《管子·八观篇》有云：观国者，当如是也。他日当与内藤君一一剖析其详。且得贤人君子而请益，又岂是数纸空言所能了然者？无兵力，则国无以立，遑论治法？是以有易难之说矣。获教既多，今日适有登临之约，他日当就便请益，恕我告辞。

与文氏此后又见过面，并且还曾在汉口有过晤谈，但都未能留下记述稿纸，且略去不提。与宋氏之交谈，为其他访客所打断，中途而止，也没有特别值得记述的。宋氏称，百事不足为，当静待瓜分，然后始可实行革新之事。言辞颇近偏激，然未及畅谈以叩问其语之底蕴，殊为遗憾。文氏乃江西萍乡人，庚寅科榜眼，时年四十四岁，容貌魁梧，面相酷似《虎溪三笑图》中之慧远，通内典，有志于世界诸宗教之研究，造诣颇深。举止磊落，不拘小节，不与人苟合，故往往与人有迕逆，在官之日，任日讲官兼起居注，又任稽查宗学大臣之职，尽力于宗室之教育，与近时去世之国子监祭酒宗室盛昱，关系最为亲善云。盖南方人士之出类拔萃者。宋氏陕西人，其在官之时，与康有为等亲善，上疏条陈新政之事。状貌清癯，眉目须髯，纯然一北方汉人之标本。其举止言语，皆安详谦逊。戊戌政变以来，因畏祸，少与人交往云。年龄当稍长于文氏。据云，文氏之弟现正执笔于《沪报》，宋氏也与《中外日报》多有关联，因而二人均于暗中主持上海之舆论场所。

顺便记述一笔。上海报纸，虽有中英文数种，但没有一家发行量超过一万。《申报》资格最老，其通讯与论说，如今也看不出有太大起色，发行量不过七千份内外。《新闻报》、《中外日报》排在其次，当在两千至三千份之间。《沪报》一千内外，《苏报》就更少了。惟有小报《游戏报》，发售量达万份以上。英文报纸中，据云《北清日报》发行量最大，约五六百份光景，CHINA、GAZETTE等其他英文报，发行量则远少于这个数字。报道难以凭信，几乎是其通病。越发加深北京守旧官吏之于新闻报纸强烈嫌恶的原因之一，即是各报报道有欠精确，多为揣摩之臆说。天津《国闻报》在该地区独占鳌头，发行量殊出意料，当在三千内外。英文报纸，天津似仅有《京津时报》周刊一家。

逗留京津之日，亲睹日本人协会在天津之创立。该会以郑领事为会长，《国闻报》西村氏为干事，并以领事馆内一栋屋子充作协会之游息处。闻上海自甲午战争之时，即有日本人协会之成立，然现至其地，领事馆仍颇陋隘，协会亦无一集会之场所。居留上海之邦人一千余人，而有资格参与市政者，不过十三四人而已云。上海之中国人往往住高朗轩敞之宅第，挈声伎，驱马车，所谓“绿杨荫里，一鞭残照”，趾高气扬，纵横于通衢大街，旁若无人，擅用外国租界；而我日本商家，除邮船会社、正金银行、三井物产、村井烟草等二三之数，其余均甚褴褛寒酸。战胜之余威，至此荡然无存，上海乃令人索然扫兴之地也。

上海状况为邦人所知悉，故已无特加记述之必要。顾六十年前，此地尚为沮洳之场，芦苇之丛，如今则已变成东洋第一埠头。自道光末年辟为外国通商埠头，十数年间，其发展极为迟缓。长毛贼(9)乱，江苏一省大半沦为战场，独此地因有外国人租界，未遭兵祸之患，故避难者，无论富豪，不分流氓，争相萃集于此，遽然成一大都会云。故在今日，省会苏州之繁华，殆有悉数迁移至此之实状。至江南佳丽之地，无有能过之者，乃名副其实之中国第一都市，作为东西商贸与物质文明之交汇点，实呈现一种异样之景观，绝非通常之中国都会所能视也。

上海郊外，草树畅茂，禾谷丛生，青葱芊绵，皆与吾邦日本无异，只是有欠修整，为惟一之差异。极目远眺，不见一处山峦，平衍千里，至不知其际，则为我邦所罕见。彼燕京近旁之山石巍垒，危峰雄峙，尤其是水冽土厚，气候高寒，因其草木皆强干而丰本，虫鸟之化，亦劲踵毳毛，瞿瞿然飞翔迅捷，与江南之物无一相类者也。

十四日，雨。自入此邦以来，始逢雨天。但觉阴湿之气，砭彻肌肤。闻北地犹为干旱所苦，皇帝频频敕使祈雨云。南北风土之差异，有如此者。客窗萧寂，我亦欲愁。

(1)吴汝伦（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进士，官内阁中书。曾入曾国藩幕，后为李鸿章所倚重。后署天津知府，补冀知州，引疾乞退，受聘为保定莲池书院教长。庚子国变后，受命以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教习赴日本考察学政，回国后创桐城小学堂。

(2)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政治家，佐贺滋人，早年学过兰学。曾两度组阁。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以立宪党为核心，联合诸家小党组成进步党，尾崎行箱、犬养毅等出任总务委员，大隈重信则为实际之党魁。

(3)自由党，创立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以其时总理板垣退助、副总理中岛信行等为首，以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建立立宪政体为口号。

(4)帝国党，明治时代以靠近山县有朋一系官僚的国家主义者为核心组成的政党。

(5)李经方（1855—1934），字伯行，号端甫。本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后过继给李鸿章为长子。历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国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

(6)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又号抱冰、广雅。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历官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为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劝学篇》，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即张之洞，以籍贯称。

(8)崇朝，又作终朝：一个早晨。意为若机会凑巧，要不了一个早晨的泰山之云，便足以雨泽天下了。

(9)作者所用“长毛贼”系当时的清政府及外国列强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蔑称，以下同。

其七 杭州 西湖 灵隐

不顾迷蒙细雨，搭乘大东轮船公司之拖轮前往杭州，是十月十七日傍晚的事。沿黄浦江溯江而上，不到一个小时，已是暝色四合，遂于空气混浊之船室寂然入睡。十八日清晨，船行至塘汇镇一带时醒来。不久，船抵嘉兴府城，乃江浙有名之水乡。环卫城墙之水路迤北而来，绕城西向，于西南角离城而去。城墙苔蒸雨湿，呈苍黝色，显得寂寞冷清。据闻城之南端有名胜鸳鸯湖，然因航路不经彼处，无由亲睹。雨越下越厉害，船窗也无法打开，但觉无聊更甚。南国沃土，纵目远眺，但见草树葱郁，带着雨意，色泽愈发翠绿了。民俗惰逸，至阡陌不修，一味听任纵横交错之河渠，冲刷树根，浸灌田圃。水势平静，波澜不兴，不见有汨没之患。其石桥皆为穹隆形，便于帆樯桥下通行。桥上则为石阶，不宜于通车。因而足可推知，此地水路即为孔道，通常之道路，仅用以走轿行马而已。桥之穹隆状两侧，正反面必有石刻之对联，以描述景物形胜之概略。盖对联之文体，乃中国人头脑特别发达之品种，以致一无遗漏，应用至于此类场合。晚七时，抵达拱宸桥。投宿于大东公司之分公司，在此度过一夜。拱宸桥位于杭州府城北，距城约二里，乃租界海关等机构之所在。此处虽也有我邦之租界，却未见有一处屋宇，旁若无人地占据了茫茫原野的，便惟有草色。不过，拱宸桥地理之便利殊为不恶，此地之繁华，正与日俱增，一年不到时间，河道两岸即已建成数百家屋，当可证明这一点。此地虽亦设有我邦之邮局与警察署等，然而，就连这些设施也未建于专辖之租界内，而只是租赁中国家屋而已。

十九日，租赁一以足摇棹之小舟，行二里许，由水门入杭州城内，抵马所巷日本领事馆。承蒙领事代理速水一孔氏之雅意，决定留宿于领事馆内。此日天色，依然阴云未开，游览亦无从逞心纵意。偕横滨正金银行留学生、此时正寓居领事馆内之大隅行一氏，往东本愿寺，访日文学堂之伊藤壶溪氏。学堂于本年一月开张，目下有生员三十人。开校以来，挂籍者近百人，然倏来倏去，志向不定。趋赴眼前利益，本乃中国少年之习常，留而未去者，则堪称志向稍见坚确也。

二十日午后，随同伊藤氏去了西湖。走钱塘门。闻门内之按察使司衙门，即为宋之权相秦桧宅址，而相邻之演武场，则充杭州驻防八旗之用。从这里至西湖湖畔，一路上，随处可见放牧在野地的马群。旗人贫乏，无以自给，竟至于此。马群侵入农家田圃，毁坏禾谷菜蔬之事，则多有发生云。旗人凡一千三百人，地当按察使司之东南，于城内别划一廓，聚居于此。臬司卫门前，视线越过城墙，即可望见与卓尔不群之峰峦比邻而立之七重宝塔，此即著名之保俶塔，建于宝石山上，高耸于西湖正北岸。出臬司卫门，西湖全景蓦然映入眼中。山翠参差，屏围湖水，纵横各有一里余之湖面，平滑如熨，山影倒涵，稀见泛舟。门外数步处，租得一系于柳荫之瓜皮船，先赴孤山。水色虽难言清澈，然水中荇藻历历可见，亦堪称此国罕见之一景矣。白堤，苏堤，杨柳如烟。孤山则位于二堤之间，翠樾可掬。堤上往返之行人，辫发胡服，但觉与风景殊不相称也。前行右边为断桥，由锦带桥入后湖，驻舟于放鹤亭下，登岸凭吊冯小青墓、林处士墓，品尝名物藕粉。复乘舟，过连接孤山与西湖西岸之西泠桥，桥西青苔累累处，即为苏小小墓。休说苏小小、冯小青皆为子虚乌有之美人，其墓茔亦不过好事者假托所为，西湖之入诗，且如此有情有色，多半是因了这子虚乌有之美人。纵然可以指认史上之美人为子虚乌有，然而，人心咏叹之美女，作为西湖景物点睛之美人墓茔，到头来，又岂可一概视其为子虚乌有哉？离开圣因寺行宫之丹壁，经跨虹桥，入岳湖，右边即西湖十景之一曲院风荷，败叶满目，令人甚感哀怜。系舟栖霞岭下岳王庙前，步上岸去进谒岳庙。庙内安置之塑像酷似演剧，令人生厌。复拜谒邻傍之坟墓。墓高丈许，周长三丈许。一旁为其子岳云墓，形制稍小。门内两侧，置有秦桧夫妻、张俊、万俟卨铁铸人像，裸身，为手缚背后状，面朝岳坟。明末以来，几度更铸，眼下之物，则为新近所铸。千载之下，恩仇两立本该譬若逝水，何以会留下这如同鞭挞死尸之残酷儿戏，纵人唾骂耶？因体会到此国之人，心地执念之深重，亦甚觉悲惨可怜也。复乘舟至关帝庙内之蚕学堂。我邦人轰氏等三人，受聘于此，教授养蚕学。机械教室整理得颇为可观。适逢轰氏等三人外出打猎，未遇。将学堂内略一观毕，遂乘舟过赵公堤之玉带桥下，入里西湖。由压堤桥下横穿苏公堤，至外湖，左边为阮公墩、湖心亭，赴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旧时为一禅林，彭刚直公玉麟于此营造水庄，亭榭修洁，建于树影水色间。别于湖中构筑一大池，平桥曲折，连络三四水亭，池为败荷所掩，惟有遥想在此眺望莲花盛开时之盛景。桥尽头处，亭前湖中之三石塔，呈鼎足之势。据云，夏夜纳凉，月光映潭，影分为三，遂取名为三潭印月。彭公殁后，复归于寺院。此处正对雷峰塔，塔身红砖砌成，塔形诡异奇特，望之鲜艳夺目。塔系五代吴越王妃所建，重檐飞栋，后罹火灾，仅存砖瓦砌成部分。风雨斑剥，藤萝覆掩，想来是昔日之窗户处，已成八面幽深之空洞。离开三潭印月，前往钱王祠，即表忠观者。东坡碑虽残缺不全，然与明代重刻之碑相并存。于此舍舟步行，左边路经问水亭，由涌金门入城，日已迟暮。过武林大街，曲折穿行于热闹街市间，遂归。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皆雨。虽心驰神往于山色空蒙之眺望，悬想不已，然至湖上半里，须经过杂沓市街，终懒于前往。况且二十二日，领事馆内有在杭日本人聚会，我也已有意出席，遂不再做出游之想。在杭州之日本人，经商者，除大东公司二位，再不见有第三人，其他诸人之地位，均绝非可等闲视之。斋藤陆军大尉受聘于浙江武备学堂，执掌其教习。东西本愿寺之日语学堂，各有四人执掌教习，各各教授三十名内外之生徒。蚕学堂则前已言及。又闻，距此二日之行程，有绍兴府者，其中西学堂，亦由中川某氏出任教习云。浙江受吾邦之感化，诚可谓先行由教育实施之矣。若不蹶而进，岂非极有希望之地乎？但愿彼此和睦，不反目成仇，以期收取好结果。

二十三日，夜来似无雨，天空极清朗。伊藤壶溪氏邀我做西溪之游。西溪乃厉樊榭故宅所在地，以梅花闻名遐迩，固无异议矣。清早驱马出钱塘门，离湖岸，迤北，折而向西，沿渠，左边即为保俶塔。前行，路经秦亭山下。这一带左右尽为坟墓，草树茂生，早已掺杂红叶，野色分外秀丽。离渠，稍稍进入山道。此处莫非南宋高宗之辇路耶？正寻思间，顺山径，见一处名金鱼井的地方，边走边打听去西溪的路，却无人明确知晓。既而幽径曲折，青苔腻滑，清泉潺湲，与之左右相随，拨开山径，犹朝深处走去，但见修篁挟溪，仰头不见天色，山气清冽，但觉肌肤寒冷。询问路人地名，答曰花坞。此处亦著名胜地之一矣。然前往目的地西溪之路，却越发难以确定，不得已，遂掉转马首，折回原先来路。于桃源岭下买面聊充午餐。再往回走，跟人打听西溪的路，说还有十余里地。时已午后三时，已晚，于是相互商定，改变计划，弃马步行，翻过桃源岭，前往灵隐。来到岭上，但见身后野色旷远，绿树红叶相间，仿佛铺了一层锦毡。岭前，西湖安然坐落于眼皮底下，隔着杭州城与吴山，钱塘江水色，犹如曳出一道白练。遥远处，天幕低垂，可望见海宁一带海面。杭州城内外，宽敞粉墙，彰显于翠树之间。此处生活之殷富，一目即可了然。下山岭，取道小径，至溪流旁，溪水从树荫间流过，清冽异常，沙石明澈。缘溪流前行，照例有一拱桥，过桥右折，即直达灵隐寺。灵隐寺翠色欲滴，坐落于高耸入云之北高峰下，山势周匝环绕，护侍灵区。入楼门，行数十步，磴道左边便是飞来峰，岩石嵯峨，参差乱耸，又多山洞。《武林旧事》称：诸岩洞皆嵌空玲珑，莹滑清润，若虬龙瑞凤，若层华吐萼，又若皱縠叠浪，穿幽透深，不可名状。林木皆拔起于岩骨间，无土而生。果真是曲尽形容之能事，描绘得尽善尽美矣。岩面洞间，雕刻佛像，不知有几百座之数。但觉元至元年间者，犹有可不时摩挲其铭文之佛像在，虽大多经明末清代粗拙工匠修整改动，面相已殊少活气；而看似依然当年原作者，容姿怪诡而腴润，与居庸关之佛像出诸同一手法。洞中所见题名等，多为宋代以后至近世者，既有名人，也有无名之辈。由冷泉亭前入山门，正殿据云已毁于发贼之乱，仅留其基址。入罗汉堂，观赏五百罗汉。高皆六尺许，似为明末之作，与我邦宇治黄蘖山十八罗汉同一款式，略显笨拙，然胜过北京西山之碧云寺。走出寺来，已是天色垂暮之时。急急步至西湖边上，已时逾六时。赶在钱塘门未关之前，自卧龙桥之上游赁舟，由里西湖，横穿苏公堤，来到外湖。孤山、宝石山一带，灯火点点，坠落水面，暝色渐深，水烟微茫，仿佛行走于牧溪(1)之水墨山水中。水面若隐隐传来不知何处响起之钟声，越发令人有清寂难当之感。入钱塘门时，几乎已很难分辨得清行路。

二十四日，登所谓吴山第一峰，不过一小丘陵耳，为屏蔽于西湖南面之连绵山峦之一端，延伸至城墙内。右为西湖，左揽浙江，北乃杭州城，万家粉墙鳞次，壮观无匹。山上设有大观台。寺观台榭栉比，反妨碍观赏眺望。沈德潜有诗云：

湖影长堤分内外，江流全浙划东西；

凭高无限苍茫意，一抹遥山指会稽。

乃纪实之笔。浙江以观潮而闻名，所谓钱塘八月之潮。此次来游，适非其时，但见浙江波澜不兴，格外恬静，犹如研磨过一般。然而，如这般俨然一池明湖，布帆安然行走其间，驶向无际之涯，亦非轻易所可观得之景致。由吴山望去，地当西南处，有一凤凰山，山下一寺院，据云乃南宋大内旧址，今则已属城外之域，已无人凭吊矣。虽逢人辄详加询问，竟无一人知悉。我也迫于行程，最终无缘寻索得个究竟，至为遗憾。

吴山归途，访五圣堂巷之西本愿寺学堂。午后乘轿子自杭州城出发，至拱宸桥，搭乘戴生昌之小汽船。晚六时，前往苏州。

呈湖南词兄用敦民西溪诗韵

伊藤壶溪

故人远自海之东，佳约明朝酒不空。

十里秦亭山下水，芦花如雪扑吟篷。

次韵奉酬壶溪词兄

内藤湖南

水乡闻道浙西东，断续渔歌半落空。

最是西湖明月夜，故人留我泊吟篷。

西湖之胜，究竟何在？非短小篇章所能穷尽。若有仔细访寻之人，抵达杭州后，可直接去官营书局，购求《西湖志》及诸如《湖山便览》，当甚便利。今单抄录西湖十景、钱塘八景及增补西湖十八景之名目，以资诱发探胜游客之意兴。然而，必欲依照此类品题探访名胜，则无异于翻检陈年教坊名簿以觅得可意之佳人矣。

西湖十景

苏堤春晓 双峰插云 柳浪闻莺 花港观鱼

曲院风荷 平湖秋月 南屏晚钟 三潭印月

雷峰夕照 断桥残雪

钱塘八景

六桥烟柳 九里云松 灵石樵歌 冷泉猿啸

葛岭朝暾 孤山霁雪 北关夜市 浙江秋涛

增补西湖十八景

湖山春社 功德崇坊 玉带晴虹 海霞西爽

梅林归鹤 鱼沼秋蓉 莲池松舍 宝石凤亭

亭湾骑射 蕉石鸣琴 玉泉鱼跃 凤岭松涛

湖心平眺 吴山大观 天竺香市 云栖梵径

韬光观海 西溪探梅

(1)南宋画家，其画颇具禅意，遗迹多流传日本。代表作有《潇湘八景图》等。《远浦归帆图》真迹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松猿图》则对日本禅画影响尤深。

其八 苏州 虎丘 寒山寺 灵岩山 沧浪亭

我乘坐之拖轮上等舱室，有四位中国乘客先我而入，已无余席，我乃勉强挤入，其逼仄局促，岂语言所可形容。平常与中国人交肩而过，连衣袖相触都觉不快，眼下则不得不勉强插入其间，求取一宵之眠，思之甚觉悲惨。若遇有吸食鸦片者，将如之何？暗中痛心疾首，所幸皆非瘾君子也。二十五日清晨，船过嘉兴。至此，沪杭间之航路，均走同一水路，由此向前，则分道而行，赴苏州者，由大运河。舟中空气混浊，寂寞无聊，但觉心烦难忍。中国人旅客，携带寝具自不待言，即便餐具、便器，旅途中随身携带，亦习以为常。船中所应提供乘客者，竟连一只茶杯也无。我频频索求开水，却无可承受之器具，无奈，只得向同舟之中国人借用。同舟之一人名叫熊佐周，浙江衢州府人，看上去像是一名官吏，邀我笔谈，应酬数语，聊以遣闷，以皮包中所携之《万朝报》一份相赠。

船过平望镇，继续向北，从一名叫宝带桥之大石桥侧过，眼镜型之桥孔，凡五十三个孔，彼此连接，其中央三孔较大，谓其有若长虹，横架空中，亦洵非虚构。据《大清统一志》桥长一千二百丈云，似颇过于夸大。想必也即长约六七町吧。位于澹台湖口，为运道所经之处，汉代时即已开通，唐代王仲舒捐出宝带，筑桥于此，由以得今名。相传经宋、明两代重修。于晚景中，抵达苏州吴门桥东。至领事馆，片山敏彦氏尽东道之谊。

在苏州，日本人必游之地，照例为枫桥寒山寺与虎丘等处。大东汽船会社苏州分社海津、新井二君，特为我租赁一小画舫，据云，其为日本人导游此地，当已超逾五六十回，我亦命该被其一无遗漏纳入此一数字矣。二十七日，于吴门桥下解缆开船，先赴虎丘。画舫过连接城墙西面外侧之大运河，但见河中船舶鳞次，中有江苏水师之炮艇若干，乃小型之中国船，船首配备一门铜制炮，炮身大小但觉与机关炮相仿。艇虽小，但其制式甚佳，据云颇堪承受发射之际之震动。太湖水师之炮艇亦与此同一制式，乃彭玉麟(1)组织长江水师，以减发贼(2)势焰时之遗制。其在昔时曾颇为奏效，然用于今世之实战，固然已不中用。胥门、阊门等，皆为古意盎然之名称，过其门外，折而向左，进入稍狭之水路。至虎丘，两岸市屋栉比，风景无甚值得称说者。船只往来频繁，船夫大声互骂不辍，以避行船彼此冲突。至虎丘山麓，民家稍见荒疏。系缆于柳荫，遂登丘而上。

虎丘山位于苏州西北，距城七华里处，乃平畴间之一大土阜。又名海涌山。吴越春秋时，为吴王阖闾墓冢之所在地。相传，盖下葬之时，发五郡十万人治冢，葬后三日，有白虎蹲踞其上，故取名为虎丘。秦始皇东巡时，凿冢求吴王宝剑，此虎当坟而踞，秦始皇以剑击之，末及，误中一石，其遗迹犹存，剑则已不复得，乃陷而成池，故号为剑池。池旁有一石，其大当可坐千人，号千人石。事见唐人所著之《吴地记》。入山门，观览元代之至正及明代之永乐、景泰、正德等虎丘云岩寺之修造碑。永乐碑系杨士奇撰文。稍进，有拥翠山庄，依丘而筑，由此纵目西眺，灵岩山、天平山、狮子山、上方山、阳山等吴郡名山，断断续续，峙立于平野尽头。山庄下则有憨憨泉。沿磴道再向上，为秦皇之试剑石。巨石正中，断为两截，秋草萌生其间。又有一真娘墓。真娘乃古代吴国之佳丽，事见于《吴地记》。自古以来，羁旅才子为之题诗者不在少数。我邦竹添井井(3)之诗句中也曾有吟咏。然而，其何故葬此之缘由，则不甚明了。磴道尽头，则为千人石，岩石平广，经风雨剥蚀，呈死寂般苍黑。其左边之穷绝处，则为剑池，两岩耸峙，俨若以巨斧劈削而成，上架石桥，其间清泉满贮，有“风壑寒泉”几个题字。池旁一石，“虎丘剑池”四个大字，相传为颜鲁公所书，然已几经改刻。与之相邻之一石，则刻有吕祖师、陈希夷人像。千人石相传为高僧竺道生说法处，立其石以为听徒，石皆点头云。此番灵迹，如今硕果仅存者，惟明万历壬辰年间所建《金刚经》之石灯耳。闻山巅寺中有本邦铸造之钟，虽确有其事，然系贞享(4)年间铸造，铜质也甚粗糙，见镌有钱塘胡光墉捐献字样，定是我明治维新后，中国商人于神户、大阪所购得之寺院变卖品，携来此寺者无疑。丘上有一七重宝塔，苏州四周平野，于此尽入眼底。沟渠纵横，绿树荫郁，不时杂以红黄，黄熟之稻田错综其间，由此可知此地富庶之程度。苏州城中最显目者，当数北寺之九重大塔、双塔寺之双塔及瑞光寺之塔。东北方，野色与天色相接处，水光微茫，须凭借双筒望远镜之力所能辨认者，乃阳城湖(5)也，是仅次于太湖之一大湖泽。下虎丘，复登画舫，入右侧分叉之渠流，前往枫桥。

虎丘至枫桥之水路，穿行于田野间，往来船只稀疏，两岸芦荻，逼向水面，不时摩挲触碰画舫。红树映带，落叶点水，寂寥古坟，随处可见，起伏于草丛间。枫桥镇自成一小市，桥即坐落于集市中。于镇子尽头处泊舟，步行至寒山寺。破旧之寺门关闭。叩门寻访，面带饥色之寒僧欣然应答，为我引路。寺堂已荡然无存，佛像则安置于破败污浊之一庵中，眼下仅有一僧默然枯坐。于胡乱堆积之屋瓦石础中，见有明崇祯年号之石额横陈其间，上刻“寒拾遗迹”四字。文衡山(6)草书张继《枫桥夜泊》之诗碑，则颓然嵌于壁间，半已剥落，埋没于尘埃臭秽之中。凡来此造访者，概为我邦人士。苏州本当属文士景仰之地，闻更无一人前来凭吊者，此亦可视为中国人衰败气象之一征候矣。枫桥名不虚传，地当孔道，发贼乱后，重经修葺，照例是拱形小桥，架设于嘈杂市屋之间，两侧则为共用便所。若有一假充斯文之张继泊舟其下，料想定会因臭气熏蒸而终夜难以成眠。诚可笑之至。

归路过留园。园以亭榭重叠得其情趣，以石刻楹联饰其古雅，乃中国泉石最出类拔萃之一标本。门前乞丐麇集，令人闭口无言。下午五时顷，归抵吴门桥。

二十八日，邀东本愿寺山本一成师，共探灵岩之胜。复赁昨日之画舫。水路由胥门一侧，入左边歧道，稍迤西，一路朝南驶去，想来当是方志上所云之胥塘者矣。右边为黄山，又名笔架山，名如其实，形似笔架。相传有吴王僚墓茔之狮子山，于平野间眺望，则形若狮猊蹲踞状。左边为上方山，山麓至山腰，处处红树点缀，山巅之塔，数里外即可望见。前方七子山巅，见有数个隆起之古冢，彼此间距相当，据里俗所传，似是古时某国王七个儿子之坟冢，然《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大清一统志》中，皆无此记载。惟此等书中所提及之所谓横山，由地势考量，令人疑惑莫非即是此地也。虽记载称山中有陆云墓，然而究竟何在，则无从询问。水路稍一曲折，由黄山尽头处，便可望见左边之七子山。灵岩山之塔亦早早出现在了前方。过木渎镇，两岸古树，交柯蔽水，画舫于此驻泊。偕山本氏登岸步行，由西麓上山，山峰间砖道渐趋陡急，苦于措足，丈余怪石，往往挡道而立，抬头仰望，山巅奇岩，参差错落，老绿红黄之树木点缀其间，景物极为奇丽。山巅有灵岩寺，相传为古时晋代大尉陆玩舍弃家宅所建。即就寺小憩。

灵岩山本名砚石山，其山石可作砚，事见《吴郡图经续记》。今已不复见有如此质地之石矣。山之西有石鼓，大三十围，因亦名石鼓山。事虽见载于《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及《太平寰宇记》，然质之寺僧，央其物色，亦踟蹰不能指认。《越绝书》称吴人于砚石置馆娃宫(7)，即是此山。扬雄《方言》有云，吴人呼美女为娃，当因西施而得名。此据《图经续记》所记。《图经续记》又记云：山顶可见三池，一为日月池，一为砚池，一为浣华池，春秋时吴国所凿；下有石室，乃吴王囚禁范蠡之所。《姑苏新志》则载有琴台、西施洞、响屟廊(8)、吴王井、佛日岩等遗迹之名目。烦请寺僧带路，山顶实有二池，一清澈，深不见底，一水葵密生，不见水色。其状一为圆形，一为八角棱形。另有一池则今已不见。连寺院亦已多半荒废，草没断础，以致馆娃宫之往昔已无从缅怀。楩梓敷地，西施行走其上时，脚底便会发出轻微声响之所谓“响屟廊”，则不知该由何处寻索。岩石磊砢，冒险攀踏，抵达绝巅，相传此处即为琴台旧址。虽有石刻“琴台”之字样，然而，一弱不禁风、一步三颤之美人，登此危巅以鼓瑶琴，但觉甚为渺茫无稽之事矣。

由此四面眺望，一泾流向西南，直达太湖之胥口，笔直如箭，取名采香泾。太湖水色，一碧如洗，与天相接。洞庭西山秀特独明，其余群峰，错杂而立，相互掩映。此即所谓太湖七十二峰也欤？《图经续记》所记者：尝登灵岩之巅，俯瞰具区（即太湖），眺望洞庭，烟涛浩渺，一目千里，碧岩翠坞，点缀于沧波间，诚绝景也，不意今得其实矣。湖面浩大，分为数支：南面，由七子山左边所望见者，当是石湖；北面，穹隆山、光福山右边，遥遥可见者，则不知云何；横卧灵岩山之西面者，因其湖面甚大，望之，遥遥然，若绕山，呈半环状。胥口北之姑苏山，乃吴王阖闾、夫差，极二世之力，以全吴之富，聚三年材，五年所建成者，其高，可望高三百里，楚之章华台亦不足于与之相比，乃人称姑苏台之所在也。史云太史公登姑苏、望五湖，莫非即为此处乎？由灵岩向东北绵延之山脉中，有一巍然高出众山者，乃天平山。其山麓林樾荫翳，秀润可爱，至今犹与《图经续记》所记者无异。徘徊顾望，不禁怀念古人悠然泛舟五湖之乐。归至寺中憩息。归途寻访西施洞，一甚浅之石罅耳，未审是真是假。行走于无路之处，寻思或为石城之遗址，由此找到来时之砖道，辄归画舫，就归路。近城，日已暮，画舫以火点燃剪彩装饰之两灯，于橹声咿呀中抵吴门桥。纵无载得西施归来之豪兴，亦能心驰神往于两千年前之往昔时光矣。

翌晨，观览朝承天寺、北寺。北寺之塔，九重，二十余丈，游历中所经见之最大者也。虽登塔，此日雾深，苏州城内，茫然无所见。塔内砖上，见有明嘉靖卅七年及四十一年之铭文。砖色黝黑，有光泽，制法极精。寺初系三国时吴夫人所建，今所存者乃明中叶以后所修建，此砖铭已甚明了。寺本名报恩寺。其旁之普门禅院，宋景德中，日本僧人寂照，即圆通大师所居处，此事报恩寺僧人成莲亦以笔记之，语及于我，然而，禅院今已不存。玄妙观乃此地道教之基地，建筑结构颇壮丽，观址位于闹市地段，与日本浅草寺相仿佛。此日午后，应片山氏之邀，泛舟城外之采菱洲。洲名即片山氏所命。恍然间，仿佛置身于往昔吴王之豪华而莫能分辨。此处野色平远，洲渚曲折，田舍朴素，甚有逸趣。片山氏屡以公务之暇，泛舟于此云。

苏州之日本领事馆，东邻南禅寺，前对孔庙，北则与沧浪亭为邻。相传南禅寺乃白乐天旧游之地，因无遑诣观，故无由记述。惟其寺僧甚贪婪，据闻，我抵苏州之前日，即有怨恨此僧者自缢于寺中，使该僧大感棘手云。盖在中国，有人死于自己地界，乃甚为棘手之事，因其提供贪吏以罗织罪名之方便之故，必重赂官吏，亦仅得免受其祸而已。苏州之孔庙，虽以其闳大而闻名遐迩，然而境内颇荒芜，多有为农夫锄犁所侵处。犹见嵌于壁间之宋时范成大等同年题名碑。最值得记述者，则为沧浪亭。

据《石林诗话》，沧浪亭乃五代钱氏时，广陵王元璙所修之池馆，然其得名沧浪，则出自宋庆历年间之苏子美。子美既中谗言，遭废黜，寓于吴中，遂购湖石筑沧浪亭。诗集中有数首关涉此亭。欧阳文忠公、梅圣俞等，亦唱和之。文忠诗中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之句。相传圣俞晚年，即与此亭比邻而居。子美死后，亭几易其主。建炎罹兵燹，为韩蕲王世宗所得。其后屡经变迁，清初宋牧仲任江苏巡抚时，亭之故址，仅存一抔，野水萦洄，巨石颓仆，小山荫翳于荒烟蔓草间，人迹罕至。虽经重修，恢复旧观，然又毁于发贼之乱。今之沧浪亭，则系其后修造者矣。《沧浪亭志》二卷，宋牧仲所编，其改修前之事迹名胜，当可从中得其梗概。

亭以池相绕，败荷掩之，中有亭榭树石，虽不见常有修治，然颇洁净，乃宜于游怡之所也。沧浪亭筑于小丘之上，文衡山之隶书匾额、宋牧仲之记犹在，其为原物与否，则无从考知。而亭之令人缅想者，与其说是在其实景，毋宁说是荟集了众多名士词人之题咏之故，远者有苏子美、欧阳文忠、梅圣俞之遗迹，近者则有宋中丞、王阮亭、尤悔庵、朱竹垞、邵青门等，一时风流之盛，表彰胜迹，令人低回不忍离去也。观览沧浪亭为三十日，此日另赴发贼之乱焚毁残余之开元寺藏经阁观览。傍晚，由吴门桥外搭乘大东公司拖轮前往上海。三十一日清晨八时，抵沪上。苏杭至此遂告游毕。

(1)彭玉麟（1816—1890），衡阳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时，为湘军水师统领，后擢升兵部尚书。

(2)作者此用法亦为当时清政府及列强对太平军之蔑称，后同。

(3)竹添光鸿（1841—1917），字渐卿，号井井。清光绪元年（1875年）随日驻清公使赴天津，翌年五月自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入四川，后沿江东下，八月抵上海。光绪六年任日驻天津总领事。后退出政界，执教东京帝国大学，辞职，专心著述。著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三卷，《左氏会笺》三十卷，《毛诗会笺》二十卷，《论语会笺》二十卷，《独抱楼遗稿》五卷，《井井稿》一卷等。

(4)贞享，日本年号之一，指1684年至1687年期间。

(5)即阳澄湖。

(6)文征明（1470—1559），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长州（今苏州）人。明代书画家、文学家。官至翰林待诏。于诗、文、书、画无所不精，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并共创“吴派”。其画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诗文则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7)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越女西施所建，遗址即灵隐山顶崇报寺（灵隐寺）寺基。

(8)宋范成大《吴郡志》：“响屟廊在灵隐山寺。相传吴王令西施辈步屟，廊虚而响，故名。今寺中以照圆塔前小斜廊为之。白乐天亦名鸣屟廊。”

其九 溯江而上

在上海，值天长节(1)佳辰。亲临张园之日本人集会，得以拜见绅士进退失据之行仪，复为自称志士者之争执所惊骇。又赴领事馆招请之宴会，遂未错失恭贺天皇陛下万岁之庆典。翌日，即四日夜晚，搭乘大阪商船会社之天健川丸轮，前往汉口。起航似为五日凌晨二时。正在梦中，浑然不知。清晨出甲板，江流阔大，不知际涯，但见处处绿树如烟，时而露出树梢，时而露出树干，凭此测知江之广狭。行船右前方，烟霭微茫中，依稀似有山，以双筒望远镜瞰视之，果不其然。按图索骥，想来必是狼山无疑。待船稍稍前行，渐渐得以看清，先是只有两座山峰，随后变成三座、四座，其中一峰有塔，与所推测者无违。按：狼山，与塔山、军山、马鞍山、刀刃山相接续，亦称狼五山，为长江所截，复南渡延伸八十里，抵苏州常熟县之福山镇。左舷前方，遥遥可见之白色家屋，当为福山镇。此镇与比邻之居于上游之杨家港等，相传并为明代嘉靖年间筑堡抵御倭寇之所在。狼山、福山与崇明，势成掎角，自然成为防守之要地，而八幡船之倭人，纵横其间，如入无人之境，至今犹可想见，其所过处，若燎原之火。通州(2)虽位于狼山之北约十五华里处，航海者强行以此狼山作为渡口，遂有了通州这一地名。

狼山渡至江阴，江流开阔处，宽逾四五海里，最狭处也不下二海里。大江恣肆汪洋，其为江乎，抑或为海乎，殊难分辨。两岸惟有数点青螺，微茫中隐约可见。船至江阴县东北约六华里处之黄山下，江流陡然蹙紧至约一海里宽。威逼江流之黄山鹅鼻嘴，有长江第一关隘之称，自古便是控守长江之重地。宋南渡后，置营塞于山麓。明初吴良镇守此地，吴王张士诚因之不得渡江，亦不得溯流而上，攻占上游。至今依然炮垒罗列，江南提督李占椿镇守于此。南方新式精锐之自强军，据闻也屯驻于此。江阴县北，地当黄山西南，有一君山，乃镇县之山。其西为黄田港，通县城，相传为楚春申君黄歇所开，用以引江溉田者。黄山、君山、黄田港，皆因春申君而得名。森槐南(3)《江阴县所见》诗中有句云：“江流微一蹙，潮势复千盘。”乃颇能道出其形胜者也。续句“炮垒为谁戍，估帆行自安”，我亦不得不兴斯同感。虽知天星桥一带，江流当绕行自北而来，然已入夜，无从看清此番情景。船抵镇江，但觉已是夜半。蹴被而起，窥视江面，夜色甚暗，惟有透过星光，依稀推测江岸之山，即北固山之大致方位。对岸数点灯火，想必乃与韩世宗、岳飞齐名之南宋名将刘锜，囤驻兵马、力拒金兵之瓜州矣。

六日清晨，起身后来到甲板，船过南京已远。洲渚断续，江流合而又分。船由泰兴洲西端过，李青莲(4)捉月投水之采石矶，为江洲所隔，未能睹见。有两浮图，一高耸于山丘，一低立于地平，想来已至太平府之地界。山丘有浮图者，乃黄山，相传刘宋时之凌云台旧址，即在此山。远处群山蜿蜒，或浓或淡，沓垒于烟霭之间，桓温携妓登此，奏白纻之歌并以此得名之白纻山，因李白每每激赏南朝齐之谢宣城又名谢公山，相传桓温连开九日酒宴之龙山，皆在彼处。江流相合复又相分处，两岸巉岩，东西相匹，高各二百五十尺，红绿矮树，缀于碧岩之隙，崖下有一小市邑，乃所谓东、西梁山也，东梁山又名博望山，合两山即谓天门山。李青莲诗句“天门中断楚江开”之天门，即指此山，而我等则真若“孤帆一片日边来”之来者矣。自春秋吴楚争战，经六朝及唐、宋，乃成世代战守之险要，而铁锁断江之故事，则亦已成为旧梦。船从四合山、曹姑洲间穿行而过，借赭山浮图，得以辨认船已抵达芜湖埠头。停泊一小时，继续行向西南，经旧县抵荻港，乃位于江阴上游之长江第二险要。凤凰矶直扼大江，江流迫仄处，至仅有四分之三海里。城邑在矶南，介于山水间，景致殊胜。稍下，板子矶拔起于江上，高八十尺，上有浮图一座，即所谓蜃居山也。相传山顶有一龙池。江流由荻港稍上游处折而西来，分为数道支流。此时暮色渐暝，已无从分辨船航行于哪道支流。

船于睡梦中过池州、安庆。七日清早来到甲板，奇绝之景突现眼前，待揉拭睡眼审谛，乃马当矶也。陆龟蒙尝作铭，曰：“天下之险，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险为一，吾亦闻乎马当。”眼前岩石壁立，仿佛用巨斧削出，不曾有一树木，惟见草苔苍润。江水至此，触壁转激，一斡一旋回，浊流为涡，虽为千吨之巨舶，犹摇摇然，樯倾舷鸣。待绕岩一转，则波平如熨，境亦豁然。杨柳成林，障蔽沙岸，山势渐远，烟色转浓，微茫无际间，忽又见群峦近水，景自安逸秀美。马当已去，小姑接踵而来。小姑山又作小孤山。相传古时山在江之北岸，半入江中。明代成化二十年，江水忽而向北分岔，至小孤山为江水所围绕。今即屹立于四面澎湃之江水间，孤岩崭然。北面水鸟群栖，为雪白鸟粪所披覆。南面林木密生，登石级百余，可达仿佛嵌于崖腹之宫观。观中之人，能从江中一一指点。至绝巅，更有一二级浮图。东与澎浪矶(5)相对，矶之险奇，不让马当。水际亦有一观，其屋翼然重叠。江流湍急，沸沸然欲涌。相传俗谚所云之“小姑嫁彭郎”，莫非真是因了其景致绝胜之缘故？不禁令人联想起吾邦日本之亩火、耳梨神话。

过澎浪矶，则为彭泽县境。此处江之南岸，山骨全露出，危岩争峙，其稍远离长江，当为江流迁移之结果。山与江之间，芦花盛开，望之甚奇。大凡大江沿岸，若洲渚平衍处，芦荻丛生，往往数百里绵延不绝。时方孟冬，叶枯花开，似霜如雪，极目无涯。否则，长天杳渺，云树相接，倦飞之鸟，非人眼所能睹，借双筒望远镜，亦仅能稍稍辨认其低翔盘旋。此等景致，其宏远豁大，惟大陆中原所能得有，揆之有若我邦习见之富于细腻情趣之风光，属目力与想象所无从企及者，真乃天地间之一大壮观也。继续向西南航行，江流宽阔，南岸山峦起伏，绵亘数里间，见山际似有白云然，待渐近，借双筒望远镜窥之，乃童秃之砂山也。前方烟云间，攒峰叠嶂，山色苍润者，想必是庐山矣。稍进，则靠近南岸之江水，觉其色稍转清澄，知系与鄱阳湖水合流之故。湖口县城依山而建，濒临鄱阳湖口，景致颇奇。张家洲见于右，扁担洲见于左，船向西直行，扁担洲偕同梅家洲，将大江与鄱阳湖，厘然区划开来。地势极低，距此约四五海里之南端，出现一巍然屹立于湖心之大孤山，与筑于其上之浮图，高耸于云天间，夺人眼目。因其形似，大孤山一名鞋山。一峰独耸于四周洪涛之中，矗然高峻，相传乃大禹治洪水时刻石记功之处，一说为秦始皇勒铭之所。顾况(6)诗中即有句云：“大孤山尽小孤山，月照洞庭归客船。”乃自古有名之胜地。渐行，庐山诸峰，隔烟竞秀，乃莲花、双剑、天池、石耳、掷笔诸峰乎？邦人尤耳熟能详之香炉峰，亦必在其中，然究属何者，则难以分辨耳。凡长江沿岸之山，一路所经，似未见有高于千尺者，独匡庐群峰，高达四千至四千五百尺，且岩壑横斜，穷极其奇状。北与大江照面，东则俯瞰彭蠡，宜其自古即被称为神灵之栖居地。道术之士，嘉遁之客，亦多寄迹其间，更增其灵异。此次无暇前去探访慧远、陶渊明之旧居，于我实为恨事矣。

午后二时，船抵九江府，即古时江州浔阳郡。府城所临之大江，别称浔阳江。城墙蜿蜒，扼守江流。城墙彼处，红树参差，楼阁隐约可见。城墙东联炮台，其中见有尚在修建者。白乐天偶遇商妇之故址，名曰琵琶亭者，则不知其所在。甘棠湖、盆浦口，水色明丽，不知往昔风景，又是如何情形。江湖吞纳，江陵、武昌之险要形胜，则依然如故。船由此稍向西北而行，天色越发阴沉，雨随之而至。至武穴镇时，暮色已合。据闻，由此上溯，江蹙岸阻，风景多有绝胜处，可惜至翌日，即八日清早，船抵汉口，一路行经何处，全为黑夜与睡梦所掩，已无所知晓矣。

(1)昭和二十年之前，日本称天皇生日为天长节。

(2)即今之南通。

(3)森槐南（1863—1911），名公泰，字大来，号槐南。曾任宫内大臣秘书、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讲师等。善汉诗，为明治后期三大家之一。著有《槐南集》等。

(4)即唐代大诗人李白。

(5)石矶名，俗转作彭郎，俚云为小姑婿。

(6)顾况（约727—815），唐代诗人、画家、鉴赏家。字逋翁，号华阳真逸（一说华阳真隐），晚年自号悲翁，苏州海盐恒山人（今在浙江海宁境内）。

其十 武汉之游 黄鹤楼 大别山(1)伯牙台

在汉口，由《汉报》馆宗方小太郎(2)尽东道之谊。九日至十一日，此三日为淫雨所阻，无由纵情游观，空自蠖屈报馆中，惟与报馆冈西门、篠原牧东、清藤吞宇诸氏叙旧话新而已。至十二日，天始放晴，江上行船，点点可数。与宗方、冈、篠原三氏结伴，于招商局埠头觅得渡轮，溯江南行。见岸上有一扶桑宫之祠，盖移我邦金毗罗神社于此而祀者，其为航业家所信仰，故虽在中国，犹多有前往祭祀者云。闻所祭之神有八百万之众，仅《延喜式》之名神，即有三千一百三十二尊之多。其在异域被崇祀者，则惟有此神而已，令我深感象头山头神威之灵验。至汉水口，但觉“万樯林立”一词，洵非虚与委蛇之形容词。此地之实景，果不其然，有若修竹密生，樯外之市屋，则为之遮蔽不见。此处多为溯汉水而上、往来于襄阳地方之船舶，此外便是前往湖南洞庭湖一带及上溯三峡之船只。据云，依照水势及所载货物种类之不同，船只形状及停泊码头也各自不同。其中溯江前往三峡之船，破篾捻成之纤索，其粗大，令人瞠目。捻索人坐数丈高之望楼上，篾片长垂，编捻而行，则俨然成一奇观。由大别山尽头处之晴川阁(3)下折而向东，横越江面，抵武昌府黄鹤楼下，遂弃船登岸。

黄鹤楼位于黄鹄山延伸至江岸之尽头，即黄鹄矶所在处。西与汉阳之大别山遥相对应，中挟大江，江宽一海里许。浊流滚滚，消逝于长天低垂之原野。凤凰山与黄鹄山相平行，皆在府城之内。明月、俞家诸湖，则萦绕于城之东南。远近相属，或通大江。地势之雄壮，自古以来，便不负巨镇之称。入汉阳门，拾石级而上，乞丐蝇集纠缠，令人头痛不已。观楼址，在后面茶楼憩息。按，汪容甫为毕沅代笔所纂之《黄鹤楼铭》序：

江出峡，东至于巴丘，沅湘二水入焉。又东至于夏口，汉水入焉。于是西自岷山，西南自牂牁，南自桂岭西北自嶓冢，五水所经半天下，皆汇于是以注于海。而江夏黄鹄山当其冲。江环其三面，再折而后东，故地形称险焉。县因山为城，山之西有矶，起于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恒数里，于形为尤险。其上为楼，咸取于山以为名。始自孙吴，郦氏著之。《齐》、《梁》二书，并载其迹。于后，楼之兴废，史莫能纪。乾隆元年，大学士史文靖总督湖广，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壮闳丽，称其山川。历年六十，坚密如新。其下则水师蒙冲在焉。岁以十月都试，吴戈犀甲，蔽川耀日。江以西，商旅百货之所凑，道路昼夜行不休。著籍户八百万，公私舟楫，列樯成林。南北二郊，原湿沃衍，禾黍弥望，无高山深林之蔽。

铭词曰：

乐哉斯丘！会城之巅。上标崇观。下俯大川。柱天不倾。障江欲回。山增比岳。水激成雷。都会是程。荆蛮斯控。光映鸟帑。势吞云梦。四野底平。八窗洞属。登若冯虚。望惟极目。

已道尽其形胜矣。只是，楼焚毁于十五年前，今已无存。流传于照相之旧规，为圆形之三层楼，虽飞檐若翔，甚有情趣，然已不复乾隆往昔之十八丈高楼。盖乾隆兴筑之楼，焚毁于发贼之乱，后改筑三层楼，亦遭火灾，今犹未及再兴。一去不复返者，非惟黄鹤也。晴川虽阁名犹存，岿然对峙，而鹦鹉洲则已由江心移至江北，附着于汉阳府南。举目之下，山川楼观，亦已几经兴废，不复旧物矣。汪容甫又云：

其有逐臣羁客，登高作赋，感物造端，可兴可怨。丹丘羽人，云水栖霞，徜徉其地，均足以发抒文采，增成故实。

我虽无从追步此二者，然又岂能不慨然兴此千古之叹乎？

下黄鹄山，由其北绕至南，复由南楼往西。南楼又名白云楼，宋元祐年间重建，已非庾亮(4)当年登临之南楼矣。缘市街，抵自强学堂。学堂系总督张之洞所建，规模颇宏壮。吾邦教师三人佣聘于此者，即古山、根岸、柳原三氏也。询问其授课之情形等，遂告辞。复抵农务学堂。学堂位于黄鹄山系脉之蛇山麓，比邻演武厅之开阔用地。学堂总办汪凤瀛氏，为张之洞之得力幕僚。此处养蚕部则聘有吾邦教师峰村氏等二人。由此向南，则为武备学堂，邦人大原大尉等数人，即作为翻译官受聘于此。如此，武昌府侨居之邦人，大抵皆在此执教者，此外，尚有西本愿寺之原田了哲氏、三井物产会社二留学生。我辞离汉口之日，又有西本愿寺之野边氏前来送行。此地固非商业要地，故不见有一人为商业家。傍晚复由汉阳门外赁船返回汉口。

翌日，十三日，又由宗方、冈、清藤、篠原诸氏陪伴，登汉阳之大别山。先以小舟沿江岸上溯，至晴川阁下弃舟上岸。晴川阁下岩石攒立，备极奇异，素有烟波石之名。此浦人称烟波江，当缘崔颢(5)诗句而得名。然拘泥过甚，未免可笑。此与因有《源氏物语》，遂附会物语而生出之须磨、明石(6)名胜者，盖如出一辙也。而人为制造名胜者，亦实为所有国度在所难免之陋习矣。阁乃明代知府范之箴所建，立于大别山延伸至江岸之尽头，景致颇壮观。照例得付守楼人一笔强索之钱，方得登临。由此，顺山势，登大别山，即《水经注》所谓鲁山，又名翼际山，俗称则为龟山者。《长江图说》著者论云：此山非大别山，大别山当指黄麻北境之大山。指龟山为大别者，则始于唐人。其论之颇详，庶几可信。该著者又论曰：今汉口亦非禹迹之汉口，乃夏口也；以武昌为夏口，归属南岸，与古时真实不相符合；古时之汉口，当位于今汉口迤东之三五十华里间。此等论述，关涉地理变迁，故颇多兴味者焉，然此处却无暇顾及。

山之北面，为著名之汉阳铁政局。规模之宏大，真堪惊人。厂屋连栋，布满于山及汉水间，其范围与山之绵延长度相同。月湖之胜景，半数即被包揽于铁政局之域内。由山上望去，但见沃衍之野，与沮洳之泽相间，四周天野相接，长江之来路与去路，皆杳杳然，入于无际。武昌、汉阳、汉口三大市，挟江、汉而为鼎立之形。市屋栉比，其繁盛之程度可想而知。所谓八省之会，现在、将来之大市场，想必即出于此地。山之尽头处则为月湖，残荷仅存数茎，水亦干涸，舟划行于泥泞间。湖中有伯牙台。伯牙鼓琴，钟子期赏之，未审果为是处与否，然其境清幽，但觉聆听峨峨洋洋之音，自当为相应契合之所在。小憩之室中，悬古琴折本数幅，令人兴古雅相宜之观感。出琴台，棹舟月湖而行，但见横于湖面之堤岸，苫草小屋，连绵一片，当可想见贫民之众矣。见里门题写有“郎官里”字样，遂想起李太白泛舟郎官湖之故事，然郎官湖实位于汉阳府南，且明代正德年间即已填淤，至与沟渠无异。弃舟登岸，前行数十步，复由五圣庙南岸雇舟下汉水，过林立之樯桅间，返汉口。

汪容甫为毕沅代作之《汉上琴台之铭》，亦能记伯牙台之胜概，至淋漓尽致，无所遗憾者。其文如下：

汉上琴台之铭 并序

自汉阳北出二里，有丘焉。其广十亩。东对大别山，左界汉水；石堤亘其前，月湖周其外；方志以为伯牙鼓琴，钟期听之，盖在此云。居人筑馆其上，名之曰琴台。通津直道，来止近郊；层轩累榭，迥出尘表。土多平旷，林木翳然；水至清浅，鱼藻交映。可以栖迟，可以眺望，可以泳游。无寻幽陟远之劳，靡登高临深之惧，懿彼一丘，实具二美。桃花绿水，秋月春风，都人冶游，曾无旷日。夫以夔襄之技，温雪之交，一挥五弦，爰擅千古。深山穷谷之中，广厦细毡之上，灵踪所寄，爰事刻舟？胜地写心，谅符元赏。余少好雅琴，粗谙操缦，自奉简书，久忘在御。弭节夏口，假馆汉皋，岘首同感桑下是恋。于以濯足沧浪，息阴乔木，听渔父之鼓枻思游女之解佩，亦足高榭尘缘，希风往哲，何必抚弦动曲，乃移我情？铭曰：

宛彼崇丘。于汉之阴。二子来游。爰迄于今。广川人静。孤馆天沉。微风永夜。虚籁生林。泠泠水际。时泛遗音。三叹应节。如彼赏心。朱弦已绝。空桑谁抚。海忆乘舟。岩思避雨。邈矣高台。岿然旧楚。譬操南音。尚怀吾土。白雪罢歌。湘灵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终古。

从开首至“曾无旷日”，至今仍是实景，无甚文饰，而冶游之客亦至今不绝。在我游观之日，即亲睹倩装炫服之士女，聚集于此，嬉戏于此。又，“夔襄之技，温雪之交”数句，乃以之道出伯牙果于此鼓琴与否，似不必多加拘泥之理。至铭词“朱弦已绝，空桑谁抚”数句，当是谓能于无声中听取遗音者之意。我爱汪容甫文藻，能为无何有(7)之胜迹益增其价，此所以不惮其烦，征引于此者矣。

十四日，风颇劲。此日有约，往武昌访原田了哲氏。宗方氏等亦以应两湖书院山长梁氏之邀，遂赁舟同行。水急浪高，非小舟所能渡航，乃先坐小舟至龙王庙前，再移搭官渡船。官渡船张帆而行，形制亦颇大，然其甫出江心，即为风浪所播弄，犹如枯叶舞于空中，乘客皆紧握船中诸部，才得免颠跌。船行如箭，顷刻间即已抵达对岸。上得岸来，回头顾望，但见恶浪汹涌，黄浊之流，激喷白雪，平日江上行船往来如梭，今日则几乎只影不见。纵然官渡帆船，亦昂低于浪涛间，险不堪言。由此明了，古人之慨叹“天所以限南北”(8)者，实亦良有以也。由武胜门入武昌城，访原田氏花园山之寓，得饷午餐。辞别后，至崇文书局，购书数部。翻逾胭脂山、凤凰山，复至农务学堂访汪凤瀛氏，未值，在此与宗方氏会合。归舟觅得官渡，风浪更猛，舟几为之倾覆者三数次。船夫巧妙利用逆风，未多费时，即已抵达龙王庙前。

是夜，搭乘大阪商船会社之大井丸，自汉口出发，前往南京。月明如昼，而风涛犹未已，船摇晃不止，若行驶于大洋中。此行本欲溯行至宜昌，但终因宜昌至汉口、汉口至上海及上海至长崎，航班接续太过局促，无奈之下，遂作罢议。此地名物张之洞，其事业及其人品，亦应有所论列才是，此当另行叙及。

附记：

有关张之洞之事，可参照《其十二最后之笔谈时务金石归途惊闻》。

(1)又名大鳖山，即龟山。前枕长江，北带汉水。

(2)宗方小太郎（1864—1924），甲午战争期间，充任日军翻译，后在上海设东方通信社，并参与创建同文书院。

(3)在龟山东端禹功矶上，始建于明代。

(4)庾亮（289—340），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东晋外戚、名士。姿容俊美，善谈玄理，又遵守礼法，为人严肃庄重。晋元帝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时，被召任西曹掾，颇受器重。其妹庾文君为世子（司马绍）妃。后与王导等辅政，但政事实际都由庾亮决断。执政后一反王导之宽和，因而大失人心。后又执意征苏峻入京，造成苏峻之乱，遂逃奔温峤，共推陶侃为盟主，平定动乱。陶侃殁后，代其为征西将军，兼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都督七州诸军事。咸康五年（339年），部署诸将，意图北伐，遭朝臣反对。不久邾城失陷，北伐部署失败，忧闷成疾以殁。

(5)崔颢（？—754），唐代诗人。唐玄宗开元年间进士，开元后期出使河东军幕，天宝时历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等职。年少为诗，名陷轻薄，后从军边塞，诗风大变。七律《黄鹤楼》最为有名，李白读后大为佩服，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叹。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亦云：“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6)日本观光地名，均位于神户西南海岸，与淡路岛隔明石海峡相望，自古即以白沙青松、风光明媚而著称。

(7)无何有，典出《庄子·逍遥游》，意为空无所有。

(8)魏文帝曹丕语，见《资治通鉴》卷七十。

其十一 赤壁 金陵之游 镇江

过黄州，预计当为夜半。赤壁今为鸡窠湖与湖外之洲所隔，距江面已有数华里之遥，事见《长江图说》。然终因苏东坡赤壁之游，陡发思古之幽情，遂走上甲板。但见月色清莹，霜气满天，北岸之黄州，树色朦胧，灯火点缀其间；南岸之武昌西山，水霭中亦能隐约辨认。赤壁早已留在上游，连其方位都已无从得知。是夜，为华历十月十二日，比之坡公当年第二次游赤壁，略早四日。

《读史方舆纪要》曰：江汉之间，称赤壁者，凡五处——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云。江夏、汉川之赤壁，皆与周郎、苏子无关，姑且不算。周郎败曹孟德处，异说颇为纷繁，孰是孰非，殊难论定。《读史方舆纪要》乃此类著述中最有影响者，其援引《图经》，以为周郎之赤壁即在嘉鱼县西七十里处。《大清一统志》虽亦持嘉鱼县说，然以为在其西南，此乃沿袭《元和志》之误，当在县之东北，与江夏县接界处。按，《水经注》：“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也。”即以嘉鱼县之东北为正确。于此二者，以《一统志》所记为近于真实矣。然《长江图说》又别出一说，以从前认定有误之东坡游赤壁，即为周郎之赤壁，断言东坡不误，反以《水经注》为有误。今裁断此案，亦非朝夕之谈即可解决者，故在此不遑顾及。

十五日，晨起，复至武穴镇。天虽放晴，然北风强劲，几欲裂人皮肤，甲板不可久居。过九江。过湖口。庐山山容，比之前日，更觉其奇伟，惜无缘谛观。昨日武昌之游，因渡船中甚寒，以致船过小孤、马当时，便稍觉身体失和，服随身所携之药，暂回舱室躺下。晚五时，过安庆府时，一觉醒来，由船窗放眼望去，但见大塔屹立江岸，城墙内外，市屋充填，其后方，冈峦相属，映于夕晖，呈紫色。是夜，虽月色明朗，然无意起身出舱赏月，空自拥被而卧。

翌日，十六日清早，过芜湖。四合山，东、西梁山，俨然相识之故旧，前来相迎相送，比之前日，更增人几分眷恋。由此下行，即太平府，此番船由泰兴洲之东航道航行，经过采石矶前，然事不凑巧，我在舱内读书，及出甲板观览时，已遥遥落在船舻后方，惟有推测峭壁扼江处，莫非即是其所在耶？于是，也便有幸省去燃犀角以烛照水中怪物之麻烦矣。继续下行，但见烈山洲耸立于江中。相传晋时桓冲率军自建康出发时，谢安将之送至溧洲，即此烈山洲也。随船渐近金陵，但觉山川渐渐变得雄壮。小三山、犊儿矶、三山，诸名胜渐次前来，映入眸中。北岸之乌江镇、项王庙，距岸稍远。此段大江，宽约一海里至二海里不等，故难以指点眺望。乍见南岸，连峰与城墙参差隐现，钟山巍峨，镇守其后。无须探询，即知其为金陵矣。即下船，由下关登岸。农商务省之留学生平冈、杉朝二氏，骑驴前来迎接，不胜欣喜。

由下关入仪凤门。脚下行走之马路，乃甲午乙未之役，张之洞替刘坤一留守金陵之际所修筑，约有我二日里。一路行去，抵邻近总督衙门之科巷东本愿寺学堂，暂投宿于此。该马路平坦如砥，细柳夹道，树间距仅二三尺，枝杈皆由离地面三尺处之树干生出。岁时已属孟冬，枝叶不免萧疏。若在初春，卉木萌生之际，嫩绿如烟，行人骑乘马上，想必何其得意奢侈乃尔。巡路夫日日修理扫除不怠，但凭此点，似与上海等不相上下。比之我帝都，似也胜过一筹。南京失京城之实，已四百余年，加之近岁经发贼之大乱，城内荒芜不堪，马路两侧，人家稀疏不相连续，田畴竹树，犬牙交错，俨然行走于村落间。至本愿寺，一路上，惟见鼓楼壮伟，当街高耸，觉其尚不失为往时京城残留之遗痕。其附近，寂然而立之北极阁下，则有西欧传教士住宅，尤为醒目。据闻，城内之为街市状者，仅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一，合城内城外民屋，亦不过充填城内三分之一而已。如此，方圆九十六华里，规模甚至超逾北京之大都城，现今人口则不逾十五六万，其荒凉，自不难想见矣。

本愿寺学堂有邦人教师三人。学生十五六人，皆热心向学。农商务省二留学生，三井物产会社二留学生，亦一并寄宿于此。侨居南京之全体邦人，皆聚居于此一堂中。待我遽赋归去来辞，恰值东亚同文会之佐佐木四方志氏携其夫人赴南京，竟成一你来我往之巧合，由此可知，今寄居此堂之人数，比例已有所变化矣。

是日午后，农商务、三井之留学生陪我观览南京最繁盛之街市三山街，距科巷约有半日里之遥。逛一二家古董店后，即归学堂。翌日，十七日晨，由杉山、平冈二君做向导，谒明孝陵。行经路线为：渡照心桥，由西华门径走内城，内城乃明故宫之所在，今则为驻防八旗居所，发贼乱后，极其荒废，颓垣不修，御沟空流。入西安门，右边为午门，大半堵塞，里边仅存五龙桥。故宫旧址上惟有一座方孝孺祠庙，由左宗棠移建于此。入祠内，拜孝孺、铁铉等靖难之役忠义诸木主，观孝孺之血石。出祠庙。出东安门。故宫旧址之北，内城外城之间，可望见覆舟山。由朝阳门出至城外，但见钟山巍峨，迎面而立。山麓原高草枯，古坟散落于陵谷间。无一树遮挡视线，孝陵之残阁、丹壁，遥遥可辨。傍城墙北行，由燕雀湖畔，驱驴径行于原野间，胯下骑驴未加鞭策，便自行驰骋起来，似欣喜于野色之旷豁。此处有吴国孙权陵墓，虽见载与地志，但却不见有可以辨认之坟垄。金陵之城墙，高五丈至七丈不等，无有若北京之扶壁，仿佛工匠用抹子粉抹而成，砖墙长满苔藓，呈黝黑色，与燕雀湖相接之一带，湖光相映，愈加秀丽。孝陵已不见其门枢，享殿亦仅存基址，所可想见者，乃其规模之大于永乐陵也。陵前明楼与永乐陵同，有甬道，其下层之高，殆倍于永乐陵，其宽，当三倍之。上层之屋宇已颓圮，徒剩四壁，坠瓦狼藉。陵前之乾隆御制石碑亦已大半残缺。乱后光景，备极凄惨。归途由正路，与十三陵同制之石人石兽，并列于半日里间。其大超逾十三陵，然其制似较粗糙。其前有一碑亭，亭中安置明太祖功德碑。此处钟山连峰，延伸向东，山下一带高原，间有兵营；山南平畴千里，树色水光，城郭村落，时断时续；方山、牛头山、青螺山，遥遥然，浮现于平野之尽头：真不愧“六朝帝王州”，不免令人兴发苍茫万古之思绪。登朝阳门城楼，更纵览形胜。归抵学堂，已时过亭午。午后一柳氏作陪，由三山街过镇淮桥，即架设于秦淮河上者，出聚宝门，即城之南门，其城墙上之层楼，虽似不及北京正阳门之严整，然城墙规模之闳壮则远过之。出门，即长干桥，由桥向南，所通达之大街，称长干里。报恩寺琉璃塔，其壮丽堪称江南无匹，然今已不存。至长干里尽头，即进入山路。雨花台乃古昔法光说法、天花乱坠之旧址，然仅剩其名，近时则已成曾国筌守垒四十余日，以筹谋金陵之所在矣。山顶存有兵营。牛首山、方山等金陵以南诸山，由此可以望见。金陵之内外城，烟树参差，即便孝陵明楼之遗构，亦清晰可指。雨花台下之江南制造局，虽不及汉阳之壮观，然厂屋栉比，隐现于煤烟间。兵营一侧，则有方正学之墓。

由此下雨花台，横穿长干里，至刘园。不知此刘所指何人。穿园而过，亭榭泉石，颇有情趣。园后门立一石，上勒“刘公墩”三字，记为明朝青田刘伯温遗宅。经五百年岁月，余泽至今未绝，得与南京城共存者，诚可谓值得庆幸矣。傍城濠西行，虽不失为江南佳丽地，然都城劫后寂寥，逾三十年犹未恢复，加以孟冬景色，备极萧索，与寻访北京西郊之天宁白云寺观时情形相似，故不无“却望并州”之感。渡城西南角之赛虹桥，一路迤北，至西水关。秦淮河与城濠汇合，风平浪静，舟船往来，犹存往时繁华之遗痕。稍前行，折而向西，至莫愁湖。

莫愁湖南岸为华严庵。胜棋楼与之相联而建。此楼乃金陵夺还后，曾文正公热心于保存胜地，恢复莫愁湖旧时风景时所建。楼内存有文正公遗像。庵里则有石刻之卢莫愁像。“英雄儿女两千秋”，虽是句熟套话，然至此依然活色生香，遂使行客油然而动诗思矣。楼上可揽取湖之全景。湖方圆不过数町，当小于吾邦上野之不忍池。环湖植以柳树，眼下摧残之色，正不堪北风，令人徒增哀怜而已。想春光骀荡时节，满目嫩绿如烟之美景，心中思慕不已。此处城墙稍见曲折，越过城墙，清凉寺、翠微亭等可由丘陵落木间一一辨认。一柳氏为我指点，并告诉我，古时之石头城，即在这一带。

离开莫愁湖，走石城桥过秦淮，由汉西门进入城中。傍城墙内侧前行，至清凉寺。寺颇荒颓。径上翠微亭。亭四周虽为风景名胜，然已作兵营，兵士则半以农桑为活计。入营门，竟无哨兵把守盘问。亭中藁秸满积，已无可供憩息之余地。城西野色江流，伸手即可摘撷。太白诗云“三山半落青天外”，惟眼前此景，望之与往昔无甚变化。白鹭洲何在？凤凰台遗址今且无存，更遑论吴宫之花草及晋代之衣冠矣。此处乃南唐李后主避暑地，故山阜虽浅，今犹树木苍古，幽径曲折，不失为令人向往之居所。登孙权斜月楼之遗构，再次饱览形胜。下楼，就归途。一路甚荒芜，浑然不觉是在城中。古坟垄亩，相杂于陵谷间，穿行而过。见袁简斋小仓山房遗址，已沦为民居。归至学堂，已是暝色渐合之时。

翌日，十八日，由三井进修生内田、高木二氏及农商务省留学生平冈、杉山二氏陪伴，先登鸡笼山。闻此处有胭脂井故址，乃陈后主之张、孔二嫔投井自尽处，然探寻未果。山上有鸡鸣寺。视线越过城墙，即可望见玄武湖。湖远大于莫愁，中有莲萼洲、新洲等三四洲，败荷残柳，参差高低，亭榭掩映，令人不胜思念六朝之往昔。出鸡鸣寺，登北极阁。阁乃明代钦天台故址所存遗构之一，康熙帝御书“旷观”二字之石碑，断裂于发贼之乱，平乱后修整复合，立于阁内。此处乃南朝时台城所在地，凭据爽垲，可骋目眺望城中。“旷观”二字，诚可谓名实相符。建阁之丘陵下，照例是外国传教士之屋宅，西洋风味之小楼阁，鲜明如画，十分醒目。由传教士屋宅前至钟楼。楼为明代遗制，其建筑之宏大壮观，当胜过北京之钟楼，至清朝，在其楼上建一大碑，以记述康熙帝南巡之盛典。帝驻跸金陵仅两日耳，所谓民物盛否，比之北方云云，虽太过流于形式，然清代号称国运极盛之康熙朝，犹不免粉饰太平，于此亦可略窥其一斑矣。

由钟楼循原路归，更折而向东，过总督府门前，抵毗卢寺。现为南京第一大寺。佛殿楼阁，以回廊接续，重楼叠宇，记不胜记。住持海峰和尚，眉睫间虽有俗气，然款接我等一行甚殷勤，未及请求，即主动出示一尊万体佛及龙藏等，至庖厨诸隅，亦周到带领参观。

归学堂，午餐。午后复由一柳氏做向导，游观傍近秦淮河之文庙。所谓桃叶渡，即此河一曲折处之地名。今虽仍系画舫，然岸上青楼，总觉寂寥，不似苏州、上海之繁华。文庙近旁，有若苏州之玄妙观，杂耍小屋众多，热闹之极，与吾邦之浅草公园差相仿佛。归途浏览书肆、墨帖店等。于金陵刻经处拜访名声高远之杨仁山氏，寒暄一二语后，即已谈及佛教，交谈正入佳境之际，有其他客人来访，遂于此处购书数种，告辞离去。日头犹高，归学堂。

十九日，欲观燕子矶之胜，仍由农商务、三井之四君导路前往。由北极阁下北折，傍城墙前行良久，一路崎岖，马行最为艰难。由得胜门出，径行幕府山下，过二三村落，出观音门。观音门位于南京外廓最北端，据爽垲而设门，门外径直一条峻峭坡道，突如其来般濒临大江支流，眼界为之遽然大开。有一小市，即观音港口，喧闹殊甚。临江一小丘，即所谓燕子矶。康熙帝在此勒石建碑，御书地名之三字。矶与大江主流之间，隔着一道七里洲，虽壮观之势稍嫌不足，然若从陆上观之，出观音门，忽于平衍景致相接处，即可登临远眺；若就水上观之，则岩山十二洞之奇胜至此而尽，而压尾之危矶，则一直延伸至江上，此其所以为名胜之所在。王阮亭(1)有诗云：

岷涛万里望中收，振策危矶最上头；

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

永嘉南渡人皆尽，建业西风水自流；

洒酒重悲天堑险，浴凫飞鹭满汀洲。

颇得其实景。然《金陵志》所谓“翻江石劈，势欲飞动”云云，当是由江中眺望燕子矶时所见之景，人在矶上反难领略，是为恨事耳。

下矶，沿江流而上。频频顾视燕子矶半面之岩石磊砢，渐行渐远。左边为岩山十二洞一带之山峦，右边为江之支流。芦荻丛生，花飞搅天，漫漫如雪，点鞍扑袖，煞是有趣。只是路多泥泞，往往岩、水相迫，只得取道危径而进。岩山十二洞为石灰质山，因多年风雨腐蚀，形成自然洞窟，虽颇险怪，却少苍润之趣。第三洞最大，嵌于祠庙与山岩之间，甚奇。下马试访。洞中有庙，想必会有道士守持，然未见有道士模样之人。守庙之老叟，状貌俨若乞丐。由此缘梯上岩罅，曲折数十级，忽暗忽明，登上嵌于岩间之庙，又缘梯抵最高处之庙。其迫仄与危险，均臻极致，此地亦由以成一方灵验地矣。其余诸洞，往往隐现于祠庙竹树间，点缀景致。至下关，凡二日里余，一路尽情饱览。

至下关，日已阑珊。入一食店，命其煮面，味臭，难以下箸，不得已，忍饥继续上路，驱马疾驰，归抵本愿寺学堂时，天色已晚。因得知加藤高明氏翌日清晨抵达此地，一柳氏等夤夜赶往下关前去迎候。是夜，我亦以一夜闲话作为惜别。翌日，即廿日午前，辞别金陵。乘马车至下关，在此与一柳氏等道别。等候天龙川丸轮，搭乘，前往上海。

金陵下游，南岸群山，远近沓叠，扼江诸山，处处设置炮堤。见有今方施工之工地，想来是与法国就租界谈判之结果吧。南京亦有为坚固警戒而操练不绝之迹象。船近镇江已是午后四时光景。北岸瓜州镇，望之帆樯如林。稍进，金山寺浮图之四檐角，平稳舒展，殊为罕见，形制虽与吾邦之塔无甚区别，然层叠伽蓝耸立于丛树间，浮于江水之上，望之俨若海中蓬莱，实乃登峰造极之奇观也。停泊镇江一时许。北固山与金山东西相对，成守护镇江之势。山上楼阁，当即所谓多景楼(2)者，缠绕突兀之山，遂成一种景致。京岘山在稍远处，依山蜿蜒之城墙彼处可见其巅。镇江以东，险隘相接，约一日里处，焦山兀立江中，绝顶筑有一塔，与南岸之象山隔水相对，为扼守大江咽喉之地。其绝胜处，亦即绝险处。由此将大江分为二大支。船由其南支下行。南岸连山，渐为暮烟所裹。船过蒋山、圌山诸古时攻守关隘旧址时，星光稀疏，连山影都已无从确切辨认。山麓之炮台，借助火光仅能依稀辨认。

夜中过江阴县，此亦借火影所觉察者。翌日，廿一日晨，船已在崇明岛附近。渺然茫然，与江海难以分辨。未几，由吴淞炮台下绕行而过。时逾正午，抵上海。

(1)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诗论创“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诗擅长各体，尤工七绝。好为笔记，著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2)位于镇江东北北固山后峰甘露寺内，宋郡守陈天麟在唐临江亭旧址所建，楼名取自唐李德裕“多景悬窗牖”句。宋米芾称之为“天下江山第一楼”。

其十二 最后之笔谈 时务 金石 归途惊闻

汉口归来，滞留上海仅四日。其间，与罗叔韫振玉讨论金石，与张菊生元济、刘氏学询谈论时务，乃成此行最后之佳兴。张氏乃戊戌政变以前，与康南海等同为湘抚陈宝箴等所保荐之五人才之一。时年三十三岁，浙江秀水县（即嘉兴府治）人氏，白皙美好之大丈夫也。在北京时，尝创办通艺学堂，引导后进。颇通英文，盖亦江浙间之才俊矣。与其所谈如下：

张 先生此行，由苏杭至武昌，共勾留几旬？途中起居，安好否？

我 弟苏杭之游，勾留二礼拜。武昌、金陵之游，勾留二旬。观南中民物蕃盛，与京畿夐然不侔，窃以为将来甚有希望。如此江山，乃使他人放言为彼之势力范围，我以为乃贵国士大夫之耻，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张 国事至此，夫复何言？！先生曾上北方之长安乎？

何匆匆言归，而不作北地之游耶？

我 若为秦、蜀之游，当须半岁。今时迫近岁杪，归心方急，只得将之留待他日矣。意想关中民物，已不复昔日之盛，其地力、人才，亦无能如江南者。近日如康南海，乃倡一度迁都关中之说，甚为弟所不解，不知高见如何？

张 关中王气已尽，迁都之议，中朝士夫，亦有言之者则不过为暂避外人锋锐之计耳。康南海近时亦作斯言，且不说此事之无法实行，即欲行之，京都百万旗民安土重迁，亦必出而阻挠，而将来宗社之重地，必终至落入俄人之手矣。

我 忸古难移，乃贵邦在朝之大弊。迁都之议，暂且不论。以弟之见，以东南十省之力，养其余诸省及塞外荒远之地，贵国财政之捉襟见肘，意想此亦为一大原因也。若以东南之殷富，为自卫之计，财足兵精，数年可成。此形势之谈。若夫人才养成之说，固然有较此更为急迫者在焉。

张 南方各省，为自卫之计，此自大有可为。然如今人才，孰能成此大业？其有权者，非特不敢为，且不敢知。知之而敢为者，又一无凭借。草泽奸雄，虽无处蔑有，然皆犷悍无识之流，又安能支撑此东南半壁？且南方民物富庶，财力似尚有余，而民智遏塞，与北方无异以此自卫，恐亦难也。先生游苏杭、溯长江而达武昌，内地民风，亦略见一二，岂能足以自立哉？悲夫！

我 贵邦地广民庶，弟窃观其士人，亦自有大国规度，惟忸古之弊，遽难改易耳。泰西新政，即今日行之，恐未享其利，而其弊亦已随之而至矣。陶铸士风，致清廉勤敏能如泰西人者，此绝非朝夕之谈所可解决之事。闻先生方从事于培育精英，人才养成当以学校为先，士风陶铸，尤当以生员在校舍之日力行之。南洋公学生员规制，未知能得闻其一斑否？

张 高论极佩。弊国前四十余年，即已有变法之说，所效法于西人者，其事亦复不少，然成效茫然。且今之所谓洋务人才，亦仅知其皮毛而不能得其神髓，则不揣其本而仅得其末矣，此所以不能以人才培养为先也。我从事于南洋公学，专理译书事务，至生徒、学术，别有何梅生君嗣焜为之督导。学期大约八年。普通政治学略备，现仅有二年程度，规模尚未确定。我当取其章程一份寄呈，可请先生指教。

我 洋务人才多轻佻儇薄，敝邦十年前亦复如是。专敏于语言，读书而不能会绎其意。意想数年之后，贵邦亦将有潜思发明之人出。如严又陵《天演论》，盖为其先声矣。贵邦人士，义理精透，未知能多得喜读此类书籍者否？

张 《天演论》一书，自是弊国数十年译书中最善之书，喜读者亦不乏其人。然号为求新者流，亦有以为荒诞者，则由于智识未启使然也。先生在武汉时，曾见何人？

我 两度前往农务局拜访汪君凤瀛，均未遇，其余则无所见。若张尚书，久欲一谒，然闻其礼数繁重，遂未求见也。弟在武昌，窃察张尚书之事业，其事固伟，然皆“其人亡则其政息”之类，无一能使后人继而成之者。此虽限于其时势，而张尚书之为人，或许亦过于好大喜功，虽为创业之才，终非守成之器也。

张 其人好名，而又不受善言，宜其事业无所成就矣。先生言人亡政息，当为不刊之论。亦曾读其《劝学篇》乎？

我 《劝学篇》文字老成，然其议论，则于泰西事情，有一知半解、贻笑于识者处。何君启《书后》虽攻之过于刻薄，然其切当处，则有张尚书难以置辩者矣。且何君泰西学术深邃精博，盖非张尚书之流所可比拟也。闻何君尚有《康说书后》、《新政安行》等著述，未知已印行否？

张 《康说书后》等书，前也闻有此名，然上海无能觅购，当求之香港。坊间有《翼教丛编》，未知先生曾见之否？康南海，先生以为其人如何？

我 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少有沉着持重之态，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及与人辩驳，故而其事易鲁莽灭裂。大凡成就事功之人，必以在学义上执持偏见为大忌，此其自限势力，最不相宜之做法也。鄙见如此。（张曰：甚佩此论。）

《翼教丛编》，大抵以学义辩驳为主。守旧之人，不知南海之志者，亦自然一至于此，即或知其志者，亦以此为便而攻讦伊耳。

张 康之为人，欲以所学范围众人，转而授人以瑕隙，致生意外之衅，此正先生所言。且彼去年八月初六后，犹复偷生于人世，殊不可解。不知彼之事业，至彼时已尽，自此以后，皆为蛇足而已。梁启超近日在贵国，设立《清议报》，哓哓自辩，其事关系至大，断非局中人所能置议者，且不知以何断其是非，徒使外人见其意躁识疏，此亦当为新党所愧憾者也。

我 梁亦见过一面。梁在上海时，所论著有恃才自炫之风。东渡后，颇自抑损。然在敝邦，习见其人士近日躁急之风，仿而效之，且其太过自我辩疏，其攻讦西太后，动辄语涉猥琐。（张此处附言：此非士大夫所宜言者。）适见其为人之低鄙，故为弟所不取。敝邦维新，已逾三十年，士人亦渐惯久安，弊病百出，故游敝邦者，若非择其人而交往之，则将独受其弊而不得分享其利也。

张 尊论佩服之极。有一名王照者，不知先生曾见之否？

我 曾得一见。盖木讷倔强之人，才气甚短而禀性率直，非能担当大事之人。此等人同陷祸难，实康南海等招摇太甚所致。

张 王君现寓何处？闻已与梁氏析居。

我 前两月，寓日本报馆员桂湖村处，未审近状如何。王君望乡之心甚切，与东渡诸友多有违隙，殆欲发狂云。其情至可愍也。

张 其人夙昔即有此病。闻此数人，前尝得以托庇于大隈伯(1)，未知今复如何？

我 大隈伯幕僚诸人，至今仍庇之。

张 畅谈大教，欣佩无已。先生明日即启程，未获畅叙，是为恨事。谨口占一绝，以为先生送行：

海上相逢一叶槎，愤谈时事泪交加；

愿君椽笔张公论，半壁东南亦辅车。

与罗叔韫之交谈，多为披览金石拓本，此一句，彼一句，相互应酬，语多零碎，故难以记述。罗以其所著《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篇、《读碑小笺》、《存拙斋札》及《眼学偶得》数种相赠，我则以《近世文学史论》报之。另赠彼携来之钤延历敕定印右军草书，法隆寺金堂释迦佛及药师佛光焰背铭，二天造像记、药师寺塔檫铭、佛足石赞碑、神护寺钟铭诸拓本，风信状、小野道风国字帖等，罗则报以秦瓦量、汉戴母墓画像、汉周公辅成王画像、北齐张氏白玉像、唐张希古墓志与高延福墓志、南汉马氏买地券、晋永康砖及无年号砖、宋元嘉甄等拓本。盖此等诸本，虽文字非尽精善，然皆藏弆于人家，非市肆间所能购求者云。其评药师寺塔檫铭，谓：此极似六朝人书法，文也极为尔雅。因我语及右军草书，世间有褚遂良临摹本之说，罗谓：登善所摹写，此说殆不诬矣。又评日下部鸣鹤翁之字，谓：无北人毡裘之气，甚佳。评我受人之托携来之多田亲爱翁之字，谓：似钟绍京。罗问我喜好何种字样？我答以近人啧啧皆称六朝，然其佳者，殆可望而不可即，若刻划太过，反失古法；独唐人书法，敝邦尚多真迹可寻，书家亦有传其笔法者，此尚可学也。宋人多不循古法，故多不足为据，而元人往往有佳者。罗谓：元代皆吴兴一派，虞揭诸君文字自佳耳。我问以谁为现今书法名家？罗答曰：现在不甚多，江标、张謇、陶浚宣、高邕、杨守敬、梁鼎芬，皆近人中之彰显者。我问：翁同龢如何？答曰：固是老宿，然书多偃侧，故不为世人所重。我询以京中人频频称说徐郙，然不见其有殊胜处。罗答以此乃馆阁书，故翰林中人称扬之耳。其余所谈尚多，今皆无从记忆矣。

附记一笔：右军草书拓本，在天津时亦曾赠严又陵，严谓似米南宫摹本。其后文芸阁亦以其笔锋新颖，作同样判断。盖米氏去古未远，其笔力亦非王著等所能伦比，与我邦延历敕定本相类，以其不失右军之遗意，兼而足证米字出诸褚登善之说，洵为可信也。

闻据称携密旨出使吾邦之刘学询，由北京归来，正在上海，遂偕东亚同文会之井上雅二氏访之。刘之家产，据中国人言，约为七百万两，并称其资产悉数存入外国银行，一文不投中国事业。其邸宅位于有大马路出入之郊外闲静之地，西洋式高厦，正在修缮。所谈者，我等因未留稿，已大多归于遗忘。其使命趣旨，乃希望经济上达成日清两国之联合，此事系经西太后允准所发起者，故虽劾奏者前后群起而攻之，所幸两宫明察，得以免受其祸云。又谓驻日李星使为其周旋于日本外务省，待其归后，即向朝廷参奏弹劾，是其碍难理解者。彼谓其首要目的为开设日清银行，并进而涉及矿山、铁路诸事业。其使命之终告失败，自不待言，只须看其希望之事业一无结果，便可明白固无成效矣。我因略有疑问，遂询之以中国通商银行究系何种性质，岂盛宣怀氏之私有物乎？刘谓：此本如其名，乃为中国通商所设，创立之际，我等也曾专心尽力，被委以督办之职，然其后终被算作盛氏银行，与当初目的大相径庭，故我已辞去其职，今已与之无有关系矣。言语中，颇带不满于盛氏之意。想来当可推知，彼此次之使命，亦有针对盛氏，在吾邦预作布置之意。我又询及庆王与荣中堂不相善之传闻，未知虚实如何？彼答曰：庆王就此次使命等虽亦颇尽力，并瞻望于文明之输入，然其势孤立，行动难以如愿实施。如此，则刘氏虽未明言庆王与荣禄不善，然其事实必当有之。可知荣禄引盛宣怀、袁世凯等参与其议之风闻，并非全为讹传。刘极推赏李鸿章为人，谓张之洞顾虑名声，优柔寡断，李则无有此弊。并谓外间传闻李力主与俄结交之议，纯系讹传，东洋百年大计，方是李所深忧者，似暗中辩疏李并无敌视日本之意。此时正值刘受命派往张之洞处委用之际，故我又询以果赴武昌乎？答曰：当于来月前往。然其后终未赴武昌，并乘李鸿章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之际，随行前往广东。其中缘由，则与在此所谈者若合符节。与刘氏之笔谈，前后约为一个半小时，虽多有含糊其辞、未及明言处，然据其语气，清廷内外之情况，有关其所负使命之廷议及刘之意愿，得以粗寻径路，于我极为有利。刘相貌锐敏严谨，无丝毫骄矜之处，稍显卑微，则可谓与其出身地位相对应。惟其使命不见成效，亦未另获惩罚，所谓密旨中确不存在攻守同盟之重大嫌疑，又其失败，乃同行之庆宽、姚文藻等互起冲突所致，因之亦未见有甚大过失之故也。然而，刘氏意欲凭借日本之信任，在财界长袖善舞之夙愿终归水泡，徒为因缘关节，空费数十万金，亦诚为遗憾之事。与汪穰乡康年亦会面两三次，竟无暇谈论时务，至为遗憾。

二十五日，搭乘邮船会社西京丸，就归路。二十六日，竟日北风极劲，我之船舱在甲板之上，正对北风，激浪屡屡扑窗，船上侍者过此，皆穿长靴往来。我不堪船况，遂打卧床上，以读书勉忘其苦。二十七日清早，船抵长崎。二十八日抵门司，于此购得《大阪朝日新闻》，上载老友长泽别天(2)二十二日逝世，及吉村瞻南吊唁文。别天今春患罹肺病，其后未见好转，此行出发前，往《东京朝日新闻》访之时，曾以稍显欣快之色谓我：此一二日当去松岛、中尊寺一游，不得为君送行矣。我犹担忧其体候，从神户写信，反复劝慰其勿为俗冗挂心，当以专事保摄为宜，然心下依然不踏实。在上海，亦与田冈、藤田与小田切领事等言及，既已有过从台湾归去为吕泣送丧之不祥前例，总觉得放心不下。又孰料，就在与小田切领事交谈之时，别天竟已不在此世矣。别天在冈山时，尝为我所著《诸葛武侯》一书作序云：

四月某日，友人内藤湖南将入台湾，并因而游历中国。其从东京出发，来浪华，余急行东上，相逢于城外客舍，举大杯麦酒，痛饮快谈，目旷一世者二昼夜。月之十五日，湖南去往云烟缥缈之际。余西归再隐于朝日河畔之临江楼。二人于楠公祠前分手时，湖南嘱余曰：《诸葛武侯》即将上梓，《文学史论》已由吕泣为之序，《武侯》则子必不可不序之。（中略）

湖南今在南方蛮荒之土，主持《台湾日报》，而或横渡黄河，或入边塞苦寒之地，或登昆仑，或洒泪定军山下，或听歌扬子江头，盖当为时已不远矣。若夫归来，激以远游感愤之情，着笔于东方大陆之事，岂非必当写出留传千秋之大作之日乎？

其后，我自台湾归，在京岁余，始作此次之远游。虽足迹所及，不过六七省之一隅，不足以副吕泣、别天之所期望。夜半画灰，欲与知交纵谈形势者，亦岂为少也欤？不能起吕泣于九泉，而犹念别天，今又于途中闻其死讯，情何以堪！心忽忽不乐，飨食无味，虽执卷而无心展读。濑户内海一路风光，妩媚非不如旧日，然对之惟徒增寂寞之感。二十九日，船抵神户。未宿，径发，归京即奔别天之丧。面对其老萱堂，新寡妻，及嬉戏笑闹、不解忧为何物之幼儿，不禁垂下双泪。《禹域鸿爪记》至此搁笔。

(1)即大隈重信。大隈重信于幕府末期为激进尊王攘夷派之自由党。1898年曾与板垣退助联袂组阁，史称隈板内阁。1914年再度组阁，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2)长泽别天（1868—1899），名说，别号半眼子、别天楼等。明治二十四年与内藤湖南、畑山吕泣等一同加入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结社政教社，参与过杂志《日本人》及《亚细亚》的编辑工作。著有弥尔顿评传《盲诗人》等。

鸿爪记余

中国人与狗

天津紫竹林外国人租界设有公园，一周间有两晚演奏音乐。四近景物萧索，惟此处绿树蓊郁，格外令人心旷神怡。无从进入这家公园者，为两类，一为中国人，一为狗。神情装束均威风凛凛之中国人巡查，守护园门，不时将其同胞遮拦于公园之外。上海之公园，每晚演奏音乐，乐手多为葡萄牙人，然看去极似我邦人，很容易混淆。其中国人不得入内，则与天津相同。不过，为外国人照看小孩之中国妇人，则借婴儿之威光，得以入园。上海之中国人，为满足其奢华傲慢之情，遂在外国人公园附近别设公园，作成之格局，殆亦不劣于外国人公园，以作为其游步之地。

盐丘

白河之岸，小山罗列，如沙丘。初以为仅以泥沙堆积而成，询之于人，方知即半掺土沙之食盐耳。为之附以守者，遇有盗者，即开枪击杀之。盐法之严峻，有类于此。

空中鸣銮

北京富家，往往养鸽多至百余羽。天晴之日，清晨，将之放飞空中，以信号指示其所之，鸽乃衔命从之，回旋翱翔。鸽足缚有竹制小笛，随鸽翔舞，笛触空气而鸣，若远若近，浏亮悠扬，声自天半坠下，闻之真有若空中鸣銮。滞留北京之日，每闻此声，则晓眠顿觉。

孔庙看守人

贪婪虽为胜迹守者之常，然未有若北京国子监之孔庙守之甚者。大门本常开，然见有游览外国人身影，辄急急关阖。游览者遂从门扉缝隙示以银圆，求其开之。守者论价，轻易不开，既已开门，至庙前，复更索金。为此，游览者大抵以所携之手杖，击打守者人二三下，强令其开门，已成惯例。游览之际，守者与乞丐浑然难分，扰攘缠人殆难名状。

贡院

芜秽尤甚者，莫过于北京之贡院矣。据闻，此地乃荟集天下人才，试炼其才学之所在。应考人所可入者，乃区划为一间间四尺见方之杂屋，八九十间彼此毗联，有百余排，总间数当有一万余。室三面砌以粗劣之砖，前面无户障，应试者自携帐幔，张挂于此。在此中三日间，不能离开一步，直至三场考毕。院内荒草长掩人，考官所居之屋室等，守者粪便狼藉，臭气冲鼻。其污秽，实非言语所可形容。

体面之意义

我驻北京公使馆之门卫，竟有官秩五品之老爷，宗室贵种，付以五圆工价，即有教日本人官话者。颜面、体面等意义，与今之中国人已无从谈起。

一大溷圊(1)

北京人家中不设厕所。大街与胡同之角落，胡同墙侧，处处可为粪便放撒场地。故行于北京街上，粪便之臭，空中弥漫。便觉整个北京城，俨然若一大溷圊。据云，今已遭摧残之明代都城，修建当初之旧规，本有规模闳大之下水道设施，比之文明国之都城，亦并不逊色。清朝文明较之前朝究竟如何，以此则不难推知。

(1)溷圊，即厕所。

罨秀

万寿山前牌楼之匾额，上书“罨秀”二字。此二字，不啻形容万寿山之景物，淋漓尽致，亦可谓足以能代表乾隆以后清国趣味之性质者矣。其纤巧及装饰之花哨，古今东西，难觅其比肩者。论建筑，檐角翼然欲飞，色彩粲斓；论文章，四六骈体，登峰造极，虞初体风行于世；论诗，浙西诸家，风靡一代；论书法，馆阁体柔媚，臻于极致：皆无非同一风气熏习使然。

外国人

长城旅行途中，遇二外国人。一为瑞士武官，设想由张家口横绝蒙古；至八达岭，一路前后相随。另一则不识其为何国人，邂逅于八达岭。前者寒暄颇亲热，后者向我等一行以目致礼，即擦肩而过。同入异乡，衣着相同，仅此而已，自会生出诸多之亲近感。

南口之盥浴及便器

南口旅店，殊感意外，竟有西式浴室，以半通不通之笔法，题写有BATHROOM字样，并备有西式便器。由此当可察知，游览此一路之外国人似不在少数，从中亦足知英国人影响力之不可小觑。此小市镇，实地当俄国由张家口通北京之陆地贸易孔道，如此看来，俄国欲成就其奄有燕蓟之野心，犹可谓任重而道远矣。

店铺之装饰

家屋装饰备极华美繁缛，乃中国之一特色，其中以北京街市店铺为甚。标记所售物品名称之招牌，比之吾邦药店，尤多雕饰，并悬以龙首，颇似寺院幢幡。轩头栏间，饰以细密繁巧之雕刻。店堂柜台则宛若须弥坛。故而行走北京街市，恍若行走于寺观之间，只是其寺观，更为备极绘绮而已。其趣味情致，与通常人家无异。盖吾邦寺院之装饰，殆移用中国普通装饰之过甚者，与日常居家之质朴则大相径庭，以至给人以此类装饰反为寺院所特有之印象。

家屋之结构

我所游历之都会，家屋结构之厚重高大，当以杭州为最，汉口次之，苏州则与南京相仿，稍显窈窕纤巧。杭州大店铺之门前筑有一道白墙，开一狭窄入口，由此进入店铺，结构与我邦大阪富豪之家制式相仿，只是墙之高厚，更胜我邦一筹。大阪街道直到数年前，仍用瓦片嵌木口铺就，与苏州之街道相同。连栋接宇之店铺，为清楚标出其与邻店之界线，遂砌以半截扇形之墙，此纯为彼国之做派。想来，此亦当为泉州地界之商人，因与外国贸易，受其浸染而养成之风气。

概言之，江南之家屋多用木材，不若北方之多用泥土。其竹椽茅屋之贫穷人家，与吾邦相仿佛。在此不妨披露一独断之史论：南方人种，本与吾邦同，属来自热带之茅屋人种；北方汉族则由穴居进化而来，住土石造家屋。文明开化之播布，由北及南，故南人亦次第住进土石造家屋，以至其木造家屋之制式，亦当日益模拟土石屋建制矣。

南北之字体

北人质朴，近于迟钝，每事忌变移。南人轻锐，多儇薄，每事喜新异。北京、天津之店铺招牌，尽为此馆阁体。康熙、乾隆诸帝，自己即学此体，故亦以之作取士之标式，欧阳询、赵孟、董其昌之流是矣。至上海，则多半为秦篆、汉八分、魏晋楷行，即便张贴启事，亦见偏侧奇逸之六朝风字体。此虽琐事，实南北风气夐异之不可遮掩者。

美女产地之沿革

赵女郑姬，春秋战国公认之美女也，邯郸学步，当可想见其时之繁华。文物偏倾江南，则先曰扬州，曰金陵，今则益发偏于东南。姑苏佳丽，天下无匹。上海声伎，其出自他方者，门头名牌概不记其地名，独出身苏州者，则明题“姑苏林黛玉书馆”等字样。其实苏州本地，今日反不如沪上之能留住尤物矣。

附记，《沪游杂记》小册子中，记述日本丑业妇之行状云：

日本女子，类皆肤如凝脂，发髹如漆。幼时双髻垂肩，憨痴可爱，大有“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之意。迨其长，则云髻高梳，饰以珊瑚或犀角簪；腰围长带，阔尺许，长至丈余，倒卷而垂其余，若襁负然；唇涂泥金，以为美观。

又记述外国妓馆云：

其人大多历齿蓬头，与药叉变相无异。狮王一吼见者寒心。独意西巴尼牙国(1)人则不然，姿质明莹，肌肤细腻，纤柔温丽，兼擅其长。其出也，障冰绡，曳雾縠，水边林下，随意游行。十丈软红中，得此名花点缀恐广寒月殿，当亦无此风光矣。

在此五方杂处、东西群居之地，中国人之美女观，由此可窥其一斑。

(1)今译西班牙。

沪上之演戏

中国戏子，北京最上，其来上海者，大抵已于北京为明日之黄花矣。《沪游杂记》云：

京师梨园弟子，以年长色衰、门前冷落，不得已而束装至津门，徐娘老去，重整笙歌。虽莲出于污泥，至此终不能洁身自好。俗语谓之下天津，彼中之人则深以为耻矣。一俟沪上京戏盛行，而优伶之失业者皆航海南来。前年，若陆小芬、真十三旦辈，大抵马齿既增，蛾眉已改，而沪上人士之厌旧喜新者，犹复誉不绝口。霓裳一曲，掷缠头者纷如雨下。此岂别有动人处乎？何俗子之喜食蛤蜊也欤？

在京之日，无遑看戏。于沪上则看过两三次。其戏台道具之简朴，其动作之巧于仪式节奏，其念白、唱腔及戏子之同台共演，亦可谓与吾邦之能(1)多有相似处，然无吾邦之剑拔弩张，颇曲尽情状，毋宁更类近于吾邦之人形芝居(2)乎？其妙者，神韵缥缈，有若诵读叙事诗，不主琐屑写实，而在于能使人感兴。观其演喜剧也，亦滑稽突梯，变化百出，能肖俗情，优伶之技艺，无不于世情世俗之模拟取给便捷矣。舞旋跳跃之轻巧，若三层戏台众戏子一并进出，混战打斗之际，筋斗之矫捷，戏台上但闻其声，但见剪红裁绿，纷披狼藉，却不见其人体。我所观者，乃冠名丹桂茶园之戏院，生角以艺名夏月润者领衔，旦角艺名七盏灯，为一十五六岁之少年，其名最噪。今试录其脚本一出，以作为其标本。

校正京调空城计全本

〔生上引白〕兵出祁山地，要计司马懿。

〔丑白〕手捧地理图，来至丞相府。门上有人么？〔末白〕什么人？

〔丑白〕下书人叩见丞相。

〔末白〕启禀丞相：下头人，叩见丞相。

〔生白〕尔奉何人所差？

〔丑白〕奉王将军之差，有画图在此。

〔生白〕将画图打问，待山人观看。哎吓！来将赵老将军吊回来。

〔末白〕是。

〔探白〕报，司马懿夺取街亭。

〔生白〕再探。我把他大胆的马谡，山人临行之时怎么分咐与尔，教尔靠山近水，安营扎寨。尔不听山人将令，我的街亭，（咳）以是难保。

〔探白〕报，马将军失守街亭。

〔生白〕再探。失守街亭，马谡之事，诸葛亮之罪也。

〔探白〕报，司马懿离城四十里。

〔生白〕再探。哎吓，司马懿，人马来得好快呀。呀，今日一见，话不虚传，则是令人可伏，令人可蔽。吓，司马懿，人马到来，大小军官，虽出意外，难道我，左手被擒，右手被擒，吓是有道理。来！

〔末白〕有。

〔生白〕传老弱残兵。

〔卒白〕司马兵到，心惊肉跳。丞相无为，必定开刀。

〔卒白〕参见丞相。

〔生白〕罢了。尔等，将四门大开，司马懿人马到来，不要害怕。

〔卒白〕是。

〔生白〕违令则斩。

〔卒下生白〕苍天吓，苍天！我保汉室江山，我则空城一计也。

〔生唱抚板〕吾用兵，数十年，从来谨慎。悔不该，用马谡，无用之人。设下了，空城计，我心中不定。呀！〔倒板〕但愿得先帝爷，空中显灵。（咳下）

〔卒上生唱〕小马谡，失街亭，令人可恨。犯将令，他就该，斩首营门。

〔卒白〕咱哥的，丞相老糊涂。丞相将四门大开，等司马大兵到来，一杀而尽。

〔生白〕唔。〔唱〕儿等们，因甚事，把纷纷议论？

〔卒白〕丞相，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

〔生唱〕国家事，无须尔等的当心。

〔卒白〕丞相，四城乃是，汉中路径。倘若司马大兵到来，一拥而进，西城失守，如何是好？

〔生唱〕那西城，本是那，汉中的路径。

〔卒白〕丞相，不差吓。

〔生唱〕我城内，埋伏下，有十万的神兵。

〔卒白〕咱的哥，然我来看一看，吓！

〔卒白〕一个都不有。

〔生唱〕哪怕他，司马懿，天大的胆。我谅他，大兵到，不敢进城。尔等们，放大的胆，把街道扫来。

〔生白下，生白〕守空城，退司马，就在此瑶琴。

〔净内唱倒板〕得了街亭，望西城，四门大开，为何因？〔白〕且住。方才探子报道，西城乃是，一座空城。何以将四门大开？不要中他的诡计。然我传他一令。众将官，听我一令。〔净唱滚板〕坐在马上，传一令，大小将官，听分明：有人若把西城进，定斩首级不容情。

〔众白〕呵！

〔生唱西皮〕我本是南阳一山人，前三皇，后五帝，比故同行。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官封我，武乡侯，国位的功臣。孙武子，他则有，雷炮的兴兵；姜吕尚，保周朝，八百余春；小孙膑，摆下了，五雷大阵。音下见，自流水，亮一亮的瑶琴。〔白〕哈哈哈！在城楼，扶瑶琴，缺少知音。

〔净唱西皮坐〕在马上，来观阵。城楼上，坐的是，诸葛的孔明。左右琴童，两个人。那妖道，在城头，扶的要是瑶琴。我本当，将人一拥而进。〔白〕且住。〔唱〕又恐怕，中了他，诡计情。坐在马上，传将令。尊一声，孔明听分明：尔的诡计，就像我。尔我本是一样人。

〔生唱二六板〕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人马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番影。却原来，司马懿，发乱兵。尔我到此，未曾过阵，别来无恙，驾可安宁？一来，马谡无学问。二来是，将相不和，失守街亭，连得二城，多侥幸。尔不该领带了大小将士，往西城。我这里琴童，人两个，里无埋伏，外无救兵，西城并无别的敬，准备了羔羊、美酒，美酒、羔羊，犒赏尔的众三军。尔就到此把城进。为什么，城外扎扎扎下大营？站在城楼，把话论，等候司马，谈谈心。我也曾，命人把街道扫尽，整备司马，好屯兵。尔休要，胡思乱想，心不定。尔就来来来，请上城楼，听我的扶琴。

〔净唱滚板〕听说妖道，把话论。不由得，司马胆战心惊。〔白〕且住。来，将人马，倒退四十余里。哎呀，且住！我来说破，与他诸葛亮听吓。诸葛亮，尔的胆，也太大了。司马懿吓司马懿，我的胆，也太小了。诸葛亮，尔空城也罢，尔实城也罢，尔的司马老爷，不上尔的当了。少陪了，少陪了。

(1)能，日本传统歌舞剧之一。

(2)人形芝居，日本传统偶人剧、木偶戏。

风景概观

诚如陈润生所言，京津地方，趣近朔漠，吾邦则无有可比照之地。上海、苏州位于平野中，犹有大陆之风，类于吾邦岛根沿海地方而更显宏阔。独杭州地方，山迫海绕，土地逼隘，颇似吾邦。城墙女萝蔓延，翠色欲滴，亦非北方之干燥所可比拟。若西湖，其景致殆与吾邦京畿、中国(1)相类。在中国为明媚秀丽之最者，而比之吾邦，犹不免稍显暗淡。若吾邦濑户内海澄莹秀朗之景致，于中国当殆难求者也。其山皆由断层而成，土瘦石秀，虽西湖以此而得其妩媚，至若吾邦之土壤坟起，呈细波起伏状，以成温粹雅丽之山容，则未之见矣。未溯三峡之险、踏剑阁之危，未经流沙之难、观闽粤之潮，则纵谈中国风景，实无异于夏虫语冬，然就我所涉历者加以臆断，实际也即如此。概言之，中国景物之长，在苍莽宏豁、雄健幽渺，不在明丽秀媚、细腻委婉。若设譬喻之，有如啖食甘蔗，渐值佳味，不若吾邦之景，有如尝蜜，齿牙皆甘。

雄大，乃金陵之形胜也。盖若京津地方，苍莽容或有之，然其山过于邈远，反觉乏其雄伟。若杭州，明丽或有之，然因其山太近，故尽失雄伟之趣。金陵之地，山既不甚远，亦不甚近，苍翠萦绕，其缺角处，更令人时时生幽远无际之思矣。且如钟山，山不甚大，而富于雄特之姿，远近野色，百里高城，策马于孝陵庙前至朝阳门一带之高原，令人追怀驱驰千军万马、旌旗蔽野之古时英雄。我尝语于本愿寺一柳氏曰：为金陵总督者，若不起谋叛之心，其人想必庸愚。

武昌形胜，控湖广之沃土，亦甚雄伟者矣。然其地雄镇金陵上游，宜于制驭一方，而不足为帝王之州。若黄鹤楼址，登龟山顶者，当知我之所言，乃非“河汉斯言”(2)也。

(1)指京都附近地区，山阳线一带。

(2)比喻虚夸不实之言论。语出《庄子·逍遥游》：“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

金陵之诗材

登金陵翠微亭，遥望三山，然后可知诗人取材用意之不凡。盖金陵四周，以山峦而足堪吟咏者，不知凡几，然李太白独取三山入句。三山近观虽平冈凡峦，无其他奇特处，然自金陵望去，则当骋其旷远缥缈之想者，实为有此“半落青天外”，若浮于水中之平冈凡峦耳。盖以此“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景物，终较“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更为切当不易之故也。

画之南北宗派

言画之南北宗派者，虽知其效仿于禅家，而于其所本，犹归之南北山水之感化者，殆如《芥舟学画编》所云：

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伪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

此说看似有理，其实不然也。北方山水，诚时有奇杰雄厚者，然大抵萧索枯瘦，多衰飒气象，绝无缘见其刚健爽直。毋宁说，更逼肖明清文人画摹写之山水，而不似北宗之嵚磊落，苍润秀劲。而南方山水，有时亦非无蕴藉萦纡之致，至其苍润秀劲，则宛似宋明北宗之妙品。且以其画家之籍贯言，马远、刘松年、戴文进、周东村、唐伯虎等北宗之大家，岂非皆出自江南者乎？盖北宗之盛，至南宋画院诸名手而臻其极，而宜于其时名手所得以摹写者，乃在江浙山水，而绝无见于河北之地者。王摩诘为后世尊为南宗之祖，却生于太原，由此当可断定，画派之南北宗，未必即夤缘于地方风气。《芥舟学画编》似亦知此说之破绽，故为之辩解曰：“或气禀之偶异，南人北禀，北人南禀；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此明显见出其立论之矛盾者。想来画之南北之辨，只是始于以禅宗南宗一派之顿、渐之旨，划分士夫与画家之画品，然后强求其说，终至附会于南北气禀之异而已。

“不是塔”

苏州有一笑话：尝有北京人，至苏州游，观北寺，指其大塔，问苏州人塔名。苏州人云：“北寺塔。”苏州音北寺塔，类近北京音之“不是塔”，北京人大觉怪异，云：若不是塔，此究系何物？苏州人复以苏州音之北寺塔对之，北京人益不解。南北语音之异，竟有若此者！大抵南音近于吾邦之“吴音”，北音则类似“汉音”，并进而有所变化者。尤其苏州话，尚存带古风之助词，阅其文字，甚多古雅之处，而闻其音声，比之京话之清轻，则甚觉鄙俚。犹若吾邦土佐、九州、奥羽等僻地，虽多存古语，然其音调，则多鄙俚者也。至于广东音，清浊分明，少拗音，侵、覃、盐、咸诸韵之闭口呼，与吾邦语音规则最为相似，而欧人及中国学者，亦力主以广东音为保留古音之最多者，如是，则中国人欲溯《广韵》、《集韵》之古，研究中国古音者，惟有学吾邦读之字音，除此别无他途。诚可谓奇异矣。

招牌之典故

与《禹域鸿爪记》中已曾语及之联句同，堪称中国人知识之特性者，乃典故之应用也。盖中国文明，一言以概之，可谓“古文学风气”，士庶皆然。最常用之门联为“周铜盘铭富贵吉祥，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商家则多用“越国大夫增贸易，孔门弟子亦生涯”之语；茶店招牌为“卢陆遗风”，酒馆则“刘李停车处”等。中国庶民，文盲居多，不解其意本是意料中事，然终因浮慕虚荣，世界无类，故酒饭等处，自不能不以此古文学风气而文饰之矣。

书法与金石

唐朝制笔之法传于吾邦者，有雀头、鸡距、柳叶诸式，事见笔道家之记载。南都正仓院所遗之圣武帝遗物中，即有雀头笔，据以仿制之一枝，则为多田亲爱翁所藏，余借之携至中国，示于此间通晓书道者，其中严又陵、罗韫叔等，又试以写字，严因不惯用，称运笔颇难，罗仅称黏涩。想来运笔之法，中国亡失已久，拨镫之解、悬腕直笔之法，徒滋纷纷议论，而古法遂不复存矣。以传至吾邦空海之执笔、用笔法验之，复以唐代美术存吾邦者，如雅乐、舞容等所具之一种节奏律之，宋至米元章，其后元、明、清，无一得其正鹄。今之清人不能用雀头笔，实不足以讶异。如此浮慕六朝遗风之徒，亦徒屑屑于碑本之形似，刻画太过，不知从存留吾邦之真迹求其神，亦不知从留传吾邦之入木道（未必仅指加茂家所传者，在我看来，毋宁御家流所相传者，最值得留意）求其法。古法果不复存乎？抑求者不得其正鹄耳。笃学之人，须先由吾邦入木道入手，循其法，熟习上自《因果经》以下之诸如宁乐诸经卷，及鱼养、空海、逸势前后，此类与隋唐笔迹别无差异之年代字样，由其所得，再玩味法隆寺释迦药师像背铭以下之南圆铜灯台铭、神护寺钟铭等所有金石文字，如此，则生于真迹与金石间之关联，自可融会贯通。终至，与吾邦金石殆无差别，且年代相同之中国金石文字遗格，亦当无须劳烦，即可得心应手。晋唐逸趣，则庶几可重振于今日矣。

法隆寺释迦佛光焰背铭，乃吾邦金石文之最古者，其温粹醇雅，宛然晋帖，将之置于少王法书间，虽明眼人，亦当难以分辨。宇治桥断碑之清妍隽逸，药寺塔檫铭之萧散澹朴，那须国造碑之端丽秀劲，皆仿佛北碑。多胡郡碑，杨守敬等以为近似瘗鹤铭。至于敏行之神护寺铭，堪称唐人之胜境。弘法大师之书，往往点画波撇，为一种飞翔之体。或以之为大师特意纵笔弄巧，事关其创意。然而，龙门二十品中，若北魏神龟三年之比丘尼慈香慧政等造像记，唐景云二年之景龙观钟铭，或碧落碑等，往往有用笔风致相同者。若魏之李仲璇孔庙碑，处处于正书杂以篆法，盖此等游戏之笔，亦彼土久已有之者。且菅家、小野道风以后，日本书道乃生，此说向来为人所深信不疑，然观存杭州之唐开元二年胡季良所书龙兴寺尊胜陀罗尼经幢，则菅家、道风前后，写经字样殆相类，降至伏见院御父子，亦与米元章等非无神似处，乃知彼邦唐代书格，传之吾邦而无遗。而彼土宋代之后，即已失其正传，益至后世，则古意益失，迨及明清，则荡然扫地矣。

亦别有说者，以为叡山所藏唐台州刺史淳给之字，反类近宋人；若唐天宝年间田颖行书张希古墓志，反似赵雪松等。想来唐代强盛，随书法之发达，其风格亦趋于多样，并各为后代所祖。后世学之者，于其中选择时，或就其偏者、粗者，而遗其正者、精者，惟就其易入者入，故使俗体鄙格益出益多。吾邦则专依二王之法，谨守古格，道风、佐理、行成、法性寺入道、伏见院御父子，虽随代有所变化，然终不敢脱出二王范围，此其所以永不失正格也。虽然，至尊圆亲王稍一变格，至世尊寺氏则不得其继，转而为青莲院流、为持明院氏，亦风气之相感，有不得已也者乎？迨及德川氏，加茂敦直声称其得大师正传，已不详其所凭恃者。其后则狩谷掖斋所谓“广泽出，则世人恶笔；东江出，则世人无笔”者，盖亦沾染中国元明以来之恶习矣。以贯名海屋出，世人颇知正鹄，而古法终未全得恢复，而又为六朝刻画所误。书虽小道，寻绎其盛衰故实，犹不能不发千古之感慨也。

中国人之笃学

言及中国人之笃学，有邦人所难以企及处。若流寓上海之宋伯鲁，以惧祸而深居简出，至其寓，则以《粤雅堂丛书》等大部头书籍为例，牙签湘帙，纷然满室。在吾邦，一与彼相同之人称藏书家者，想亦无此巨量之藏书矣。至张菊生家，别有一景，不列颠百科全书，裒然载于桌上，种种价格不菲之科学挂图，掩蔽四壁，虽非专门家，然其笃志亦可感矣。若文云阁文廷式，其在官时，曾投数百金，托裕朗西星使为其购吾邦缩刷之《大藏经》云。如《古逸丛书》，乃杨守敬擘划，经黎莼斋星使之手影刻，如此宏大事业姑且置之不表，若《经籍访古志》者，亦同为徐星使时所印行，而《日本金石年表》之为潘氏刻入《滂喜斋丛书》中，诸如此类，古人倾注毕生精力之著述，此邦甚少知其名者，却由中国人等先行印行，可谓遗憾之至。若黎氏其归国也，即以《古逸丛书》之版悉数捐赠苏州书局，可见其计划非为营利，亦甚了然矣。近日邦人果能为此等事否？孰谓中国人乃专骛利欲者也欤？

高塔

吾邦浮图，大抵五重，抑或三重。中国之塔，则多七重九重以上者。其形亦宛似我浅草凌云阁，绝无檐牙高啄之奇。至其位置，吾邦之塔以筑于山腰之下者居多，其九轮尖端，最上层之檐角，微露于古树梢头等，甚饶画趣。中国则多立于山峦之巅，塔身以露出七八分或全部为常。既有长江航路图、清人之长江图说，又有欧人之新出图，皆以沿岸几多高塔为指示方位之标的，甚见其有用者。江浙水路纵横之区，固无论矣，即在北清地方平衍广豁之地，行旅亦常得以此为标的之便利。窃意浮图建筑，初非含有此实用之目的也。

己亥鸿爪纪略(1)

九月五日，午前十时神户发。仙台丸。

六日，午后五时，抵门司，登岸，宿马关天真楼。

七日，正午门司发，日暮海面风浪大作。

八日，朝，左眺济州岛，右望朝鲜群岛。

九日，朝，左望山东半岛。逾午时，过威海。午后五时抵芝罘。

十日，朝，芝罘烟台登岸，访田结领事、高垣邮局局长及三井派遣员大冈。正午出帆。日暮时分船颇颠簸。

十一日，朝抵大沽海面，乘中国人之舢板登岸。午后三时，溯至炮台下登岸，陆行约二公里，抵塘沽火车站。乘午后五时发火车，六时半抵天津。先至三井支店，经其指点投宿第一楼。夜，小贯氏来。

十二日，午前偕小贯氏至领事馆，晤井原书记生、郑领事。午后至正金银行，至三井。晚，井原氏饷以日本餐。

十三日，正午，应正金银行奥村氏招请，得饷日本餐。午后至《国闻》报馆，偕小贯氏晤安藤虎男、方若。晚，赴三井支店日本餐邀宴。夜至正金银行，浴。

十四日，至《国闻》报馆，会西村博、安藤、方若。观西村氏古币。夜小贯氏来。此日朝，同船船员村山五郎氏、船客田中嘉三郎氏归船，往牛庄。

十五日，午后至天津府城外书肆购书，至西门外石川伍一殉难地凭吊，穿行城内，归，由小贯氏导路也。晚设小宴，招请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国闻报》记者方若及西村、安藤、小贯三氏。

十六日，午前收拾行李，作赴北京之准备。加藤、□□(2)二大学生来。行李托交三井支店。至正金银行访相约同行之小贯氏。氏托银行之事务，以事急，方决，故逾十一时出发。仓促赶至天津火车站，车已发矣，遂折回银行，彼飨以午餐。偕小贯氏散步街市，复投宿第一楼。夜，偕小贯氏至领事馆，访高尾书记生，同至公园。又至银行浴，归，卧。

十七日，午前十一时半，偕小贯氏天津发。车中邂逅田中仪太郎、久保义道二氏。二时半抵马家堡，雇马车至北京城，抵筑紫洋行，由其引路，宿林氏家。晚至公使馆，晤郑译官。

十八日，午前访上野岩太郎。午后访上野氏及古城贞吉氏，晤安藤不二雄氏。夜访海军中佐泷川，晤早崎孝吉氏。

十九日，午前安藤氏来。午后上野氏来。至公使馆，郑氏、石井书记官皆不在。访古城氏，由氏及筑紫之中村氏邀至城墙赏月。是夜适值中秋。同赏者，小贯、古城、中村、伊藤、安藤五氏也，泷川中佐亦来。

廿日，游长城。小贯、上野二氏同行，林氏向导。四人骑驴，另有二马所曳之马车。备行具。朝七时发。至沙河车站午餐。至南口宿，甚疲。

廿一日，南口发，逾居庸关至八达岭，归。再宿南口。

廿二日，南口发，傍间道山，赴明十三陵，观明成祖长陵。于昌平州午餐。至汤山，宿一寺院。

廿三日，朝，浴于汤泉。发，至清河，午餐。上野氏于此辞别，先归。三人观万寿山玉泉山，宿青龙桥畔。

廿四日，朝，观卧佛寺、碧云寺。于海淀午餐。观大钟寺。午后四时半抵北京客寓。夜至筑紫浴，访古城氏。

廿五日，终日在寓作书简。

廿六日，午前过访上野氏。是日午后小贯氏回天津，先发。古城氏来谈。至公使馆访郑氏，以彼公事繁多，辞去。乃访石井书记官，谈少顷，即离去。至筑紫办馆，订购风景照片。此日大风，沙尘飞扬。

廿七日，午后观观象台、考场。至国子监观文庙。至六条胡同访青木少佐、小村俊三郎、小越平陆三氏。归后，夜访上野氏。

廿八日，午前至山本照相馆，约订风景风俗照片。午后偕上野、古城二氏至琉璃厂，购碑拓及书。夜访石井书记官。

廿九日，午前观天宁寺十三重塔，观白云观，又观万寿寺，至延庆寺访矢野公使，承其招请午餐，晤中川军医及冈氏，归。风尘大作，几不能睁眼。

三十日，为《朝报》社作长城游记。夜访上野、安藤、古城三氏，与彼等叙别。

十月一日，朝至公使馆，与石井书记官叙别。又至筑紫办馆叙别。九时半，马车发。林氏命其仆随从，至马家堡车站，乘车。车中遇杉山彬氏。抵天津为午后二时半。投宿第一楼。至正金银行访小贯氏，在此遇三井之竹田氏夫妇。夜至领事馆，游日本人协会。

二日，午时至领事馆等候本田种竹，彼由日本来，尚未至。至《国闻》报馆晤西村、安藤二氏及方药雨、吴秋农等，邀彼等晚餐。归，复至领事馆，本田氏已抵达，与之晤于日本人协会。（吴秋农，画家，适来方氏处。）

三日，至领事馆，偕小贯氏晤高垣德治氏。归寓，得知外出时本田氏、服部宇之吉氏曾过访，遂至邮局局长高木氏官舍回访二氏，归后至正金银行浴。

四日，朝，访吴秋农、高垣德治氏。至领事馆，送高垣、服部、本田三氏赴北京。至Astor House Hotel，访永井久一郎。是日，于正金银行办汇款事，至美昌行访铃木藤藏氏，夜访陈锦涛、蒋国亮二氏。小贯氏亦来。铃木藤藏氏来办船票事。

五日，至《国闻》报馆、领事馆叙别。至正金银行叙别及办汇款事。至三井叙别。正午搭乘火车，乘客甚杂沓，邂逅此前住第一楼时，于赴北京车中相识之久保义道氏，高知人，复因氏之关系，晤大阪麦酒会社社员近藤胜太郎，一行三人结伴至塘沽，赁舢板，登玄海丸。是夜，玄海丸碇泊大沽口外。

六日，未明，大沽发。邮船会社一行皆搭乘此船，故船中甚热闹。夜十一时芝罘，乃整理行李，复寝。

七日，朝，转乘博爱丸，邂逅此前同车赴北京之久保氏，田中仪太郎亦以此结为同伴，一行四人。九时芝罘发，午后一时入威海卫，泊三小时，再发，往上海。

八日，船中无事。

九日，昧爽已至扬子江口，溯江数十哩，午前十时泊，候潮，午时复进，抵上海已逾午后二时矣。投宿东和洋行。夜，适藤田、田冈二子偕小川某氏来，得晤。

十日，偕久保、近藤、田中三氏，赁马车游徐家汇、教育院、观象台、愚园、张园，归。夜，又相携上街散策。

十一日，偕久保等三氏至佐藤照相馆照相。下午偕久保氏至正金银行，领取汇款。至领事馆，晤船津书记生。至书肆扫叶山房，购书数部，归。

十二日，复至扫叶山房，又至文宝书局，购书。晚，田冈氏偕大学生铃木氏来访，铃木氏谈晤张之洞及游长沙状。佐原笃介氏来访，彼以明日陪同文廷式来访相约。

十三日，游公园，至沃尔谢(3)购书。午后，佐原氏陪文氏来，笔谈数刻，去。井上雅二氏亦来，以文氏在，辞去。至嘉纶号购缎子。

十四日，久保、田中二氏搭乘西京丸明日归国，夜偕近藤氏送至船中。

十五日，午前藤田氏来。午后佐原氏来。佐佐木四方志氏、井上雅二氏、清藤氏等亦来。佐佐木等三氏先去，偕藤田、佐原二氏驱马车，历访宋伯鲁、张元济氏。至日本人运动场，面晤小田切领事及伊吹山氏。至张园，过东文学社，至速成学堂晤叶翰氏，归。

十六日，午后藤田、田冈二氏来。佐原氏亦来。是日作稿寄《朝报》社。

十七日，午后至文宝书局，为近藤氏购书。至汇记购毛毯。至千顷堂购书。归寓后，复至邮船会社访伊吹山氏，至同文会晤井手、宗方二氏，再至文宝书局购书，归寓。成田炼之助氏来，以转送小贯氏之书籍相托。午后五时，搭乘大东轮船公司同吉号前往杭州。晚，雨至。

十八日，朝在塘汇镇，过嘉兴，午后七时抵拱宸桥。宿大东之办事处。雨未霁。

十九日，午前十时，赁小船，复由拱宸桥至杭州马处巷之日本领事馆，访小贯氏介绍之大隅行一氏，晤速水领事代理，遂决定投宿馆内。午后偕大隅氏至东本愿寺之日文学堂，晤伊藤贤道氏及其余诸氏，归。夜观速水氏之法帖书画至三时。

廿日，雨稍霁。午后偕伊藤氏出钱塘门，泛小舟于西湖，至孤山吊冯小青、林和靖墓，于西泠桥眺望苏小小墓，谒岳王庙及墓，观蚕学堂；出里西湖，观三潭印月；至钱王祠弃船；由涌金门入城已日暮。过武林大街，至日文学堂，得饷晚餐，谈至夜分，归。

廿一日，雨又至。终日在馆内。此日晤西本愿寺东亚学堂之太田得证氏。晚，又为福建、浙江两省陆路旅行，晤见嘉、藤冈二氏。

廿二日，雨益甚。此日馆内举办在杭日本人集会，余亦列席。

廿三日，天霁。伊藤氏折简，劝作西溪游。九时至日文学堂，偕氏骑马发，过秦亭山下，缘溪行，入山路，至花坞，向当地人打探西溪所在，然不明究竟，归至桃源岭下午餐，食面，已届午后二时矣。复折回，于途中询问西溪路，路人谓甚远，遂改变计划，舍马步行，逾桃源岭至灵隐寺，一览飞来峰、冷泉亭、罗汉堂等处，归时至寺前茶店小憩啜茗，复步行至西湖湖畔，赁小舟渡湖，昏黑方回本愿寺，又承饷以晚餐，归。

廿四日，午前偕嘉藤能言氏访姚少伯，同登吴山，憩于一茶亭，与姚氏别。至五圣堂巷访西本愿寺东亚学堂，承飨以午餐。赁轿归。至浙江官书房购书。至日文学堂与伊藤氏叙别，归。赁轿至速水氏处叙别。发。午后四时半抵拱宸桥，在大东公司小憩。搭乘戴生昌之拖轮前往苏州。同舱已有三中国人，湫隘至极。

廿五日，朝，过嘉兴，与同舱之一人笔谈。日暮抵苏州。复雇小舟。舟子不知日本领事馆所在，迂回甚久，舍舟，稍步行，即抵。见片山敏彦氏，投宿馆中。见二桥邮局局长。

廿六日，阴。至师古桥访东本愿寺东洋学堂，晤山本一成、村上惠纯、桥本某氏等。下午晤加藤领事。复至本愿寺，得飨晚餐，偕山本、村上二氏归馆。

廿七日，阴转晴。至盘门外大东公司，以片山氏介绍，见海津氏等，经其周旋，赁画舫至虎丘，复转观寒山寺、枫桥，归。夜，偕片山氏访本愿寺。

廿八日，快晴。偕山本一成氏，再托大东赁舫，登灵岩山，眺太湖。归至大东，片山氏在焉，余先回馆。

廿九日，偕山本、村上二氏至承天寺。复登北寺大塔，与寺僧成莲谈。观玄妙观，于前街之书肆购书。又至江苏官书坊购书。归，片山氏遗有一书，约以浮舫游采菱洲。即赴大东见之，不在。遂打点行装，作出发准备。与加藤领事、二桥邮局局长叙别。赴食堂，藤田剑峰在焉，谓今朝偕伊吹山氏来此，伊吹山氏则于船中发病，怂恿余再宿一夜。欲先见过片山氏，再作决定。命苦力携行李，赴大东公司。与片山氏、土井氏（摄影师）浮舫采菱洲，又得见上田某氏（画家），同饮至宵分。此日遂不发，宿大东公司。与片山氏夜话至深更。

卅日，午前访片山氏，晤藤田氏。午后同观沧浪亭。探问伊吹山氏之病。晚，搭乘大东公司轮船往上海。片山氏送至码头。同舱有中国人二。雨至。

卅一日，朝，船抵上海。再宿东和洋行。午后佐原氏来。

十一月一日，午后至邮船会社访永井禾原氏，告以伊吹山氏病状。访船津氏。复至东本愿寺，以藤分氏书函交付松原氏，去。访文芸阁及佐原氏，均不在。至同文会访井上氏，同至《亚东时报》馆访山根虎之助氏。归，人告以田冈氏过访，以余不在归去云。夜，佐原氏来，同至《中外日报》馆访汪康年氏，复同至丹桂茶园看戏，艺名七盏灯之少年名优，演技最绝妙。逾夜十二时归寓。

二日，至邮局，询书函寄达否，不得要领，归，至经家路桂墅里访田冈氏。东文学社数日前搬迁至此。谈不多时，即与田冈、小川二氏同至四马路玩花园，承二氏之款待也。观妓洪漱芳、沈桂云，出。至一书馆，听众妓唱，复出。至洪漱芳宅。此夜偕田冈、小川二氏同宿吾寓。

三日，午后井上氏来，同赴张园之日本人天长节祝贺会，于园中戏场遇文廷式、井手、牧野三氏。偕田冈氏。归寓时，井上、山根、胜木、宫阪、柴田、安永等，已先在吾室饮酒，皆甚酩酊，殆不辨人理矣。胜木、安永、柴田先去，宫阪卧地板。余偕井上、田冈二氏赴领事馆邀宴，尚早，赴常盘舍，亦小宴。复赴领事馆邀宴。田冈、小川二氏先归。

四日，午前至邮局，复询书函之寄达否，仍不得要领。乃至邮船会社买汉口往返之船票。井手氏将于是日归日本，因至西京丸为其送行，亦未至，乃去。至沃尔谢、扫叶书房、《游戏报》馆，购诸书。复至邮局，查索数刻，仅得来书。再至西京丸，与井手氏叙别。午后，从来访之洋服店老板手中购绒衣上下一套，出，至文宝书局、格致书院购书，归，束装。夜十时上船，即访永井氏，烦请兑换银元。小川氏来叙别。安永、胜木、柴田、佐伯等赴南京，亦来。遇杉山、平冈二书生。又遇商船会社之金岛、香阪二氏，金岛氏自汉口来，香阪氏则正待携家眷赴汉口也。

五日，朝起，船与狼山遥遥相望。与杉山、平冈、香阪氏等共话。过江阴，日暮。近夜半抵镇江。夜与杉山、平冈二氏酌酒叙别。

六日，朝起，平冈、杉山二氏已去。船在太平府境内。其后一小时抵芜湖。日暮抵荻港。

七日，朝，船在马当矶。午后二时抵九江。晚抵武穴。此日阴，夜雨。

八日，朝八时抵汉口。至大阪商船会社汉局，晤前原支店长。复赴《汉报》馆，宗方小太郎不在，晤冈、篠原、清藤三氏。三氏谓，宗方氏尝有言，称彼当尽东道之谊云，因留宿。原田了哲氏来晤。午后至领事馆，晤濑川领事及三名书记生，归。夜，散策街中，途遇宗方氏，遂相伴过东肥洋行，归。

九日，雨。

十日，雨益甚。

十一日，雨犹不止。

十二日，由宗方、冈、篠原、清藤四氏陪伴，渡江至武昌，登黄鹤楼址，至自强学堂，承飨午餐。历观农务学堂、武备学堂，归。夜，香阪氏来。至邮局，晤桑原政、佐藤勇作二氏。至领事馆，领事不在。

十三日，午后偕四氏登晴川阁，登大别山，观伯牙台，归。夜，承商船会社飨以晚餐。

十四日，复偕篠原氏赴武昌，至花园山访原田氏，承飨午餐。于官书局购书。至农务学堂晤宗方、冈二氏，归。此日北风劲烈，大江波涛汹涌，渡航甚险。夜，搭乘商船会社大井川丸就归途，《汉报》馆诸氏及佐藤氏送至船中。

十五日，晨二时，船在黄州。日出，在武穴。昨日赴武昌时，似染感冒，以头痛发热故，午后服药就寝。午后五时，过安庆。

十六日，朝，过芜湖。午前十一时抵南京下关。平冈、杉山来迎。邂逅前原、金岛二氏。赁车赴科巷东本愿寺宿。遇一柳智成、长谷川信了、岩崎薰诸氏。午后至坊口、行口街等处。

十七日，午前偕平冈、杉山二氏谒钟山山麓之孝陵。途经明宫址时，谒左宗棠所修之方孝孺祠。午后，一柳智成氏陪伴，由雨花台赴刘公墩，复沿秦淮水至莫愁湖。由汉西门入，观翠微亭、斜月亭，访随园故址，归。

十八日，偕三井之修业生内田、高木二氏及平冈、杉山氏等，观鸡鸣寺、北极阁、钟楼、毗卢寺。午后偕一柳氏沿秦淮水至孔庙，过官书局诸书肆，归。

十九日，偕内田、高木、平冈、杉山诸氏游燕子矶，观岩山十二洞。于下关午餐，膻荤肮脏，难以下咽。归已午后五时矣。是日得知加藤高明、水野遵二氏来本愿寺。一柳、长谷川、内田、平冈四氏，夤夜复赴下关。

廿日，乘马车赴下关。十一时搭乘天龙川丸往上海。四小时后抵镇江。夜十时半抵江阴。

廿一日，朝，眺望狼山塔。

(1)此为内藤湖南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初次游历中国时所记日记，里边有些材料未见载于内藤专为此行所撰写的《禹域鸿爪记》，可作参考与补充。

(2)应是人名，系内藤湖南失记。

(3)某外文书店名之译音，原文不详。

禹域鸿爪后记(1)

明治三十五年九月三日，晤上野理一氏，商谈实行渡清(2)计划之时机，话及此一场面题中应有之话题。上野氏要我就预定之行程费用等略作估算，交付给他，并表明将商之村山氏之意。盖此事之由来，实萌发于今春。去年十一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狩野亨吉氏，邀我出任该校教授，我因另有他故，欲推辞之，狩野氏则恳求我再作考虑，故而准备延迟至今年一月再应聘，于是先将准备辞离报社之意向告知村山、上野二氏。其时恰逢《朝日》、《每日》两大报社笔战正酣，二氏似颇难答应。经我再三催促，又赶上村山氏将回舞子(3)避寒，这才允诺下来。但也要我答应留待至笔战结束，我亦对之作了承诺，于是商定，先去狩野氏处请求通融。这是一月十一日的事。孰料町田忠治氏却因为此一缘故，率先前去说动村山氏，说是为我，同时也是为报社计，视我之离去为不利，不能作此决定。事情遽然至此，为感谢其一番好意，当夜我便走访町田氏，向其具体讲述此事之始末。然而町田氏依然力主推翻成案，翌日即去舞子造访村山氏，开出挽留我继续留任的条件，即每年可作一次中国之游历，以及补给特别津贴若干。直至达成约法三章之目的，他才告归来。这一来，便又有了我辞谢狩野氏聘请，继续留任报社，并对报社编辑部作出结构调整等诸如此类之事务。三月至五月，我都在操劳这些事。五月中旬得病，至六月病愈，随后便担负起了改革后之社务。未几，至七八月之交，又报载清国各地疫情流行，在清诸友纷纷规劝，要我延缓游清日期，以是之故，荏苒未果者，达半年之久。自八月末起，诸报多已刊出疾疫渐息消息，成行机会已至，遂以此事商请于上野氏。其时恰值村山氏去了有马，故无从同时商请于二氏。

作八日行程及费用概算，交付上野氏，及至十三日，以此事询之上野氏，上野氏答曰：村山氏尚未回信，遂发书催之。

十六日，村山氏犹未复，发电报促之：来月一日，邮船会社之大连丸出帆神户，前往旅顺，欲搭之，须作准备云云。

十七日午前，上野氏函至，谓村山氏已自有马归，并邀我作一恳谈。故即赴上野氏宅，村山氏在。其所谈要点，要我承诺将此事提交评议员会，并商请我减少费用。我均予以应诺。是日访町田氏，具告此事。又，赴本庄氏赏月宴。

十八日，渡清事宜由评议员会全票议决。电话神户洋服店冈本。托捎口信至五十崎氏，邀其明日来大阪。

十九日，领取社特别津贴及旅费，内有金百圆。晨，洋服店老板来。

廿日，晚，访中桥德五郎氏。

廿一日，洋服店老板来，裁身取样。

廿二日，午后，赴东京。途中顺便至京都小川晤权藤四郎介氏。富冈谦三、田中治兵卫二氏亦来访。权藤氏商请与我偕行渡清事宜。夜八时，搭乘东上之急行火车。

廿三日，朝十时抵平沼，访横滨之佐藤虎次郎，承其招请午餐。与之共访原富太郎于其商店，又访横滨新报社，既而辞去。送佐藤氏至停车场，在火车站前茶店休憩，邂逅林觉藏氏。晚抵东京，投宿猿乐町安田。夜吉田孝三来，商谈维持书店事，即访白土幸力氏，决定将本该交与白土氏之金五十圆先借与吉田。复至吉田处，付金，归。

廿四日，午前，访上田万年氏，商谈此次渡清东京大学所嘱托事宜。上田氏今春曾与我约。本月十七日我亦赠书告之：计划大致已定，乞其尽力筹措云云。上田氏语我，山川大学总长亦欲与我面晤，故以明后日午后一时相约，即去。偕栃内里见诣畑山吕泣、长泽别天二亡友墓，于墓地邂逅关宗喜氏（此日适逢秋分）。归途顺便至文求堂，观《清文鉴》等书，购《英夷犯境录》、《天方正学》二书，归。午后，访松田氏。渡边则胜、越津准一郎二人来，盖奉早稻田大学史学科讲义录编纂主任内山正居氏、高田早苗氏之命而来，商请我承担清朝史讲义，告以若允许我渡清后受理此事，则可接受。成约。晚，香川香庵来。夜访病中之高桥，自恃先辈之遗爱雏子。又至东华堂，在神保町购物，归。

廿五日，丸善唐物店番头太田来，购旅途用品数种。太田，素居敬业社者也。午后，至外务省访杉村通商局长，以其正忙于事务，商请稍迟再来，即离去。访小村俊三郎。邂逅岩村成允氏。再访杉村氏，央其作致驻请诸领事介绍信，氏诺之，答曰明日即可送至大阪报社。遂至芝山内之黑龙会，与内田良平氏谈日露(4)协会入会事，归。夜，梅原龙北来。小笠原勇太郎氏在本乡元町加藤处，打电话促其来，大里武八郎氏同来。

廿六日，丸善之太田来，又买备用品。访泷精一氏，不在。至村上鞋店购鞋。至日本新闻社，晤香川、浅水二氏。午后，至文科大学国语研究室，晤上田氏，以蒙文《元朝秘史》六册相托。山川总长赴箱根，未遇，上田氏以爽约致歉。约定前日商定之事，当直接以书简照会并妥善处置为宜，旋即离去。访坪井博士（九马三氏），谈史三小时，复去。访高桥虎太氏。又访木村秀哉氏宅，彼出门，未遇。归途购福神渍梅干，归。夜，吉田孝三来。此日欲就归途，返回大阪，因事繁多，未能遂愿。

廿七日，太田又来。访泷氏，又不在。至神田邮电局，给大阪家中发电报，告以归期。至胜木平造处，购笔，归。午后，访那珂通世氏，谈史，归。因搭乘之火车为午后六时，束装。至银座玉屋购望远镜。赴新桥，约香川香庵同乘。栃内庐山来送。此夜乘客颇拥挤。

廿八日，午前返归大阪。先至报社，后赴家中。洋服店老板携新制服装来。午后复赴报社。夜访上野氏。幸田成友来。

廿九日，评议会否决权藤氏同行。我前夕见上野氏时，谈及旅费，村山、上野二氏错会我意，重新恢复删减之额，故答应此日支给预算若干，可谓意外之幸。午后，领取七百圆，付洋服店七十圆后即离去。夜，买备用品，稻叶岩氏来。

三十日，唤鹿田、森田二人来，付书籍钱。权藤来。由报社赴府厅，询问护照申请事宜，复赴东区役所，索取区长证明，再赴府厅。府吏颇傲然，至三时余，始发放护照。至心斋桥一带买备用品。归，收拾随身行李，森田贯二郎亦来相助，至夜八时始成。安斋源一郎、殿村显毅二氏来。逾八时，至理发店理发。又购备用品，归，入浴。复叮嘱郁子我出门在外时之事宜，三时就寝。香川、香庵廿八日来，宿我家，此日一早赴东京。

十月一日，朝五时半即起，束装，出发，赴梅田车站。胜又吉平氏处理随身行李事。乘六时廿四分火车。送行者，社内数十人。太田达氏亦于此日赴北京，同乘此班车，故送行者甚夥。中岛义三郎将我介绍与太田氏。伊东祐侃氏送至神户。至神户海岸后藤，委托露清银行汇款，因主事者未来，离去。至报社神户通讯部，五十崎、下山田二氏在。托下山田代为索求露领事之护照证明。复至露清银行，汇三百圆至旅顺。至后藤，伊东氏来，下山田亦来。付下山田证明书费用，遣人前去露领事馆领取护照。十一时半，搭乘大连丸。伊东、下山田二氏送至船中。船上邂逅前川虎造氏。五十崎氏已先行上船。既而诸氏别去。逾十二时，船由神户出发。船客有加藤仁川领事夫妻、大阪海关关长曾我等，亦有外国人。此日风日暄和，航行极平稳。

二日，朝，抵门司。偕前川氏下关上陆。至朝日新闻别所，阅本日报纸。至一之宫，欲观古钟，因无时间，未果。上某楼午餐，作致内人书，归。晚五时，船发门司。

三日，朝，抵长崎。上陆，与前川君道别。先至邮电局，访川村竹治氏，闻其正在釜山巡回，未遇，雇车访其大工町宅，夫人款接，飨以午餐。福岛某来访，既而前川氏来，山本静也氏亦来。一同辞离川村宅，至某温泉，浴后复唤酒饭，终至邮局买邮票，登船。山本、福岛二氏送至埠头。晚，船发长崎。入夜，渔火极美，见东北海上耀若白昼，心荡神驰，似为军舰之搜索电光。（于川村氏宅作致町田、中桥二氏及内人书。）

四日，晨二时顷，右舷见一大岛，乃对州(5)也。朝，抵釜山。偕前川氏上陆。先至商业会议所，冈庸一氏出接。同出，访桐幡复吉氏，彼为迎我，出，未遇。复行，至韩人街。桐幡氏追至，重返氏之宅，得飨午餐。出，步至街头，再至商业会议所，辞离，出，购照片，归船。桐幡、冈二氏送至埠头。晚发釜山。（夜，梦及畑山吕泣。）

五日，午后浪涛高涌，船发长崎时，测候所即已警报海上有狂涛，盖此为余波所及者矣。废晚餐。作上家君书及致内人书。

六日，朝，抵仁川。小川雄三来迎。于仁川埠头上陆。投宿稻田旅馆。与前川氏三人午餐。搭火车往京城(6)。一时四十五分抵京城。西河通彻、志村银太郎二君来迎，联车赴巴城馆。复与西河、志村、小川三君登南山倭城台，一览京城。又至稻山楼，西河诸君赏饭。归巴城馆。午后七时，火车发京城，西河、志村、前川三氏送至车驿。夜九时顷抵仁川，宿稻田旅馆。（作致杉村通商局长书及家书。）

七日，晨起小川君来，偕同散步租界，八时登船，小川君送至船中。九时，船发仁川。（作与上田万年、狩野亨吉、滨田源十郎、长井行、堀扶桑、白岩龙平诸氏书，至芝罘发之。此夜梦中又见吕泣。）

八日，朝，抵芝罘，上陆，至邮局，发书信。访高垣德治氏，尚未至，复访其宅，已出。故至领事馆晤水野领事，承飨午餐。闻村井启太郎氏自欧洲归，亦在此，水野氏已将予来之事告知村井氏，故村井氏亦至大连丸找我，未遇。复访高垣德治氏，已而村井氏至领事馆，因赴领事馆晤之。又与氏同至其寓所金升洋行，与陆军少佐守田利远氏晤谈至晚间，辞去。赴高垣氏招请之晚餐，终，与领事辞别，登船，领事遣仆佣送至埠头。夜十一时，船发。（在高垣氏处作致报社书及家书。）

九日，朝，入旅顺，川久保铁三君来迎。以一包裹托大连丸事务长先行送至天津，事毕，上陆，由埠头驱马车，投宿长崎旅馆。晤庄司钟五郎。午后，由川久保陪伴，至北方商会晤山下五郎氏、川上贤三氏等。出，至三井，晤河井松之助、山川二氏。过川久保洋行，归。夜，川上贤三氏、川久保君来访。托旅馆主人小浪福藏氏领取居留证事。

十日，朝，由川久保君陪同至露清银行，谈汇款事，银行员谓须有护照，故持川久保君之护照再赴银行，银行以通知书尚未到，拒之，因至三井，委以汇款证明，商请立兑，三井店员痛快诺之。归宿处，午后复由川久保陪同，散步街市，至新中国街，至日本风俗馆入浴，归。是夕，赴三井店招请之晚餐。

十一日，朝，偕小浪、清水二氏至民政厅，领居留证，复托清水氏向参谋部商请内地旅行许可证，参谋部命其明日来云。撰寄报社之通信，作与香川、香庵书及家书，交托川久保洋行。露国大藏大臣(7)维茨忒来巡，总督阿历克塞夫归任，午后，草昨晚河井氏所嘱之日本居留民当呈之欢迎文，草毕，至川久保洋行，嘱店员送至河井氏处，辞归。束装。河井氏来。以马车至车站。车前往塔尔尼，川久保君同行，清水、小浪二氏来送，川上、河井二氏亦来送别。午后六时四十分，作别诸氏，车发，月明如昼。夜逾九时，抵塔尔尼，投宿梅田旅馆，主人名洁三户，夜作快谈，至深更。

十二日，午前偕梅田、川久保二君散步街市，至大埠头，归。午后复散步，至第二防波堤，归。

十三日，朝，庄司钟五郎氏来。河井松之助氏自旅顺来，以烟草相赠。偕梅田、川久保二君散步至植物园。途至长谷川照相馆，购塔尔尼全景相片。归途又至森田照相馆，预约摄影。与佐藤工学士谈。河井君复来，遂偕河井、佐藤、梅田、川久保四氏摄影，归。午后又偕梅田、川久保二君散步郊外。夜，塔尔尼侨居诸君设宴招请，与会者十数人。是夜有电音(8)。向旅顺露国参谋部商请许可证，谓内地旅行证当于明日发放云。

十四日，午后偕川久保君散步。夜，露国驻东京公使馆员托洛特萧特氏走访梅田氏，因晤之共谈，且送其至塔尔尼旅馆。散步，归。清水君至，盖为旅行证已发放而来也。

十五日，朝，偕川久保、清水二氏自塔尔尼出发，梅田、河井、佐藤诸氏送至火车站。庄司氏赴旅顺，故同行至南关岭。在南关岭等候直行列车，乘之，至花红沟，遇一等列车自北而来，盖为大藏大臣东方视察之专列也。夜入熊岳城以北，在大石桥晚餐。

十六日，凌晨一时过辽阳，在铁岭朝餐，遇露国驻军司令官来查察。在公都岭晚餐。侨居此地之日本娼家，因某露官来，询问予等职业。夜，在宽城子停车十余时。

十七日，朝，仍在宽城子。午后三时，在yoman(9)进食。在双城堡晚餐。抵哈尔滨之松花江车站，为夜十二时。甫一抵达，即有露国巡警来查察。以马车至埠头市德永商店，求宿，允之。就寝已深夜二时矣。

十八日，朝，至浴馆入浴。朝餐毕，由德永店员指路，偕二氏观松花江岸之形势，归途访浦盐斯德贸易事务官川上俊彦氏于其下榻之露国旅馆，德永氏及松花俱乐部事务员手户智氏已先在。归，午餐。访松花俱乐部，川上氏及其随员亦至，既而偕川久保、清水二氏至新哈尔滨(10)，归。夜，再访俱乐部。

十九日，朝，再至浴馆入浴。朝餐后，偕川久保氏访川上事务官。归，偕川久保、清水二氏至火车站午餐。坐马车周游新、旧哈尔滨，归。大风烈寒。晚餐，搭七时五十分之列车，原路返归，列车九时始至，发。

廿日，朝七时，过yoman醒来，喝茶，殆乘火车常不免有晚点之奇事。于宽城子车站进食。于公都岭晚餐。

廿一日，朝逾七时，抵奉天站。在火车站进朝餐。租马车前往奉天。八时半发，午后一时抵奉天。南风，沙尘飞扬，苦甚。先至娼家望月氏处，求宿，主人不在，留守人诺之。午餐，访摄影师前天鹤之助氏，晤此地富家赵清玺氏，氏以可宿其家相邀。氏去后，由前田氏导路，至赵氏宅，氏不在。庵谷些太氏亦宿此处，故我独自留下，川久保、清水二氏稍先已归望月氏处。夜，赵氏归，畅谈。

廿二日，朝，川久保、清水二氏移宿于此。偕访安部道明氏，由氏导路，访奉天府学教授王者馨，晤之，辞去，再访前田氏，归。（庵谷氏此日移住他处。）

廿三日，阴，偕川久保、清水二氏谒昭陵，于御花园长宁寺观清太宗文皇帝之弓矢。又访黄寺，诣关帝庙，与一僧交谈，约明日观满、蒙二藏(11)事。归途，遇白大喇嘛，又以观后楼之蒙藏相约。归，午餐。偕清水氏至娼家望月氏，谢其前日好意。主人在，安部氏亦在，迟暮归寓。是夕，川久保氏前往华兴利，探询抚顺附近出产煤炭事。

廿四日，午前王者馨父子与安部氏同来，前田氏亦来。既而偕川久保、清水二氏访白大喇嘛于黄寺后楼。观其楼上，又导至他处，阅蒙文藏经。辞离后楼，至关帝庙，得见大喇嘛。由昨日约定之僧导路，往黄寺之经藏，观蒙文藏经及满文藏经。归，望月氏来，还旅行证，午餐。午后四时，坐马车出发。过安部氏，不在，今日已去哈尔滨云。晚七时半，抵奉天火车站，遍访之余，仅得宿一中国旅馆，混宿，极不洁矣。至车站露人饮食店晚餐，临归，遇露国士官查察，兵士相随至旅店，清水氏携护照赴士官处交涉，归。

廿五日，朝，出旅宿，在火车站朝餐，又复午餐。见十余露国士官酬饯一军官，盖为撤兵事耳。午后逾四时，列车始至。在辽阳晚餐。

廿六日，凌晨逾二时，抵大石桥，转乘营口线之列车。三时，抵牛家屯车站，喝热茶一碗，寝于车站三等候车室长椅。七时醒。雇舢板，下辽河，投海仁洋行，晤户田、西野二氏，去。至正金银行访深水十八君。午后，由深水氏导路，观豆油制造所。东肥洋行之商品陈列处，观正金银行新租之房屋，正在修缮。晚，于日本俱乐部入浴，承荒田武卿氏邀宴，深水、川久保二氏同席。

廿七日，访濑川领事。访邮局。至正金银行，将卢布换成美元。复赴濑川领事招请之午餐，仁平、川久保、清水三氏同席。清水氏是日别去，赴旅顺。长谷川辰之助氏自北京来，与之晤于领事馆。（闻此日有领事欢迎会，作寄报社其他同仁书。）

廿八日，寒甚。昧爽，偕川久保氏出发。租舢板至关外铁道营口车站，搭六时三十分之列车。入夜，抵山海关，投宿堀游玉馆。

廿九日，朝，访守备队住田大尉，偕同散步至天下第一关，归，午餐。逾十二时，搭火车下汤河，租马车前往秦皇岛。承住田大尉厚意，致秦皇岛守备队电话，谋二人之一宿，因得日下部大尉之款待。彼亲做向导，纵观形势，并招待以温浴及晚餐。夜，有风。

卅日，朝，秦皇岛出发，在汤河等候自山海关发来之列车，殆一小时始登车。午后三时抵天津。投宿闸口芙蓉馆。遣人至西村博氏处，告以已抵达。至邮船会社，领取此前寄存大连丸之行李。夜，西村氏来访。

卅一日，午前，理发，偕川久保君过西村处，三人同行至总领事馆，晤伊集院总领事等。归途过西村氏，承其招请午餐。午后，访方药雨于天津日日新闻社，不在，归寓。后药雨来访，邀我至日本料理店福住楼饮。夜，同宿。晤农商务技师宫岛多喜郎氏。（是夜铃木藤藏氏来访，亦未遇。）

十一月一日，午前，闻内田公使自北京来，访之。偕川久保氏至领事馆，晤岩崎邮局局长，正金银行之铃木、锅仓二氏，新松昌洋行之山本唯四郎氏等。午后，访方药雨。晤中根斋氏。以所写之通信发报社。夜，铃木藤藏氏、财部元郎氏来访。

二日，方药雨与中根氏来访。财部氏亦来。赴商谈会及领事馆庆贺天长节之招待会。

三日，天长节。出席日本租界局之日本人祝贺会。有秋山司令官、伊集院总领事、原田中佐等数十人莅临。夜，赴领事馆邀宴，川久保氏亦在座。（此日晤佃一豫、藤井恒久二氏。）

四日，午前访藤井恒久氏，归途访铃木藤藏氏，又访佃一豫氏，归。

五日，欲于此日赴北京。先访西村博氏，与之叙别。西村氏苦苦挽留一日，以所藏石本示我，遂共进午餐，相约共赴书肆宝森堂，适逢西村虎太郎来，向西村氏转达伊集院领事之语，予遂先去。与西村虎太郎同至晋和祥购烟草，别后又访方药雨。既而至西村氏处，同至宝森堂购书。又随氏至城内料理店高砂。西村氏飞简招请铃木氏、方氏。铃木氏来，方氏未至。既而又去，随西村、铃木二氏至神户馆，我逗留片刻即离去，归。

六日，列车午前八时四十五分发，偕川久保氏共赴北京。先是，发牧氏电报。此日正金银行之锅仓氏亦同车。午后逾一时，抵前门，牧氏来迎，小贯庆治氏等亦来。投宿北京苏州胡同之社宅。夜，小贯氏来访。

七日，午前，偕牧氏、梁田政藏氏、川久保氏至公使馆，晤小池（张造）书记官、郑（永邦）书记官。又至邮局，晤河合鳌、庄益卫二氏。午后，作报社通信至夜间。

八日，龟井陆郎氏来访。午后，偕牧氏、川久保氏、樽井藤吉氏观天坛。途遇松井（庆四郎）书记官、小池书记官等。

九日，偕牧、川久保二氏赴警务学堂，途遇小贯氏，因邀之同往。警务学堂之川岛浪速氏不在。由小贯氏邀至文麟氏邸观菊花。（是日为万寿节。）随后与牧氏别，至后门外一菜馆，三人共进午餐，复去，登鼓楼，观国子监、文庙，又观雍和宫，归。晚赴樽井氏邀宴。

十日，午前，川久保出发，偕牧氏送至前门车站。午后访刘铁云于崇文门外木厂胡同。（晚，赴牧氏招请之晚餐，龟井、松岛、梁田三氏来会。）

十一日，偕河合鳌氏及牧氏赴琉璃厂购书。在一品菜馆午餐。至晚，归。外出时，有中岛多喜郎自天津来访，又有金子弥平氏来访。夜，赴德兴堂访宫岛氏，又访小贯氏。

十二日，午前访宫岛氏及郑氏，相约共游房山事。即赴警察署，谈护照发放事。午后，持申请书再至警察署。夜，访小贯氏，谈至夜半。

十三日，风沙。午后坐马车访沈曾植氏于教场五条胡同温州馆。氏之家不在此，复寻至上斜街。氏患寒疾，未能出见，乃以后日相约。至琉璃厂购书，归。于书肆翰文斋遇曹廷杰氏，以后日趋访相约。

十四日，沈曾植遣人来，转达敬侯明日来访之意。

十五日，午前十一时再访沈子培，谈史至傍晚，适逢夏穗卿（曾佑）亦来。归途访曹廷杰氏。（是日外出时，曹氏曾过访云。）于警察署取得护照。

十六日，午后，约宫岛、小贯二氏赴琉璃厂，途中宫岛氏走失。与小贯氏访曹廷杰氏，复去，赴琉璃厂，遇宫岛。观数家古董铺，归。

十七日，遣人至沈曾植处，赠以雀头、延喜二笔。

十一月十八日，朝，乘七时五十一分之火车，由前门外京汉铁路车站发。牧氏送至车站，宫岛、郑二氏已先在。郑氏之仆佣，及予与宫岛各雇一仆佣，一行共五人。至琉璃河下车，在市中一旅馆进午餐。雇驴六头，往石经山。驴夫误作石亭山。晚六时至涞水县石亭村之亭山寺，距琉璃河六十余里。宿寺庙。与村夫子谈，知有石经洞，位于小西天，距此东北廿余里。走访村内警备马队一士官。

十九日，朝八时半，由半山亭发，午时至西域寺，即《一统志》所载之云居寺，宏敞清楚，水树苍翠。小西天在对岸八里处。午餐后，一览寺内，观览嵌四唐碑之塔，其一有盛伯羲祭酒等题名。午后逾二时，往小西天，登石径，凡千八九百米，达。八洞内之石经可由窗口窥见，一大洞内之法华经、千佛幢，洞外之金刚般若经碑、契丹清宁四年四大部经成就纪念碑等，俨然犹存，另有一唐碑记其由来。寺荒芜，无僧。下山，宿西域寺。夜，微雨。

廿日，快晴。以驴别取他途。雇向导，由捷径赴上方山。路经一石岭，极险，逾之。至上方山下之接待庵，此间称十八里，实廿五里有余。至庵，驴已先至。午餐。登上方山兜率寺，五里之路，巉岩奇绝，有石梯，攀铁锁而登，寺观大小数十，布满山谷。宿寺中。

廿一日，朝七时前发。探云水洞之胜，由石钟乳构成之洞窟，奇异无匹，难以名状，极险。取捷径下山，抵接待庵。进午餐。十一时半驱驴行，午后三时半抵琉璃河。旋得乘前往保定之火车。作别郑君，偕宫岛君同行。夜逾六时半，抵保定。访立花少佐，承飨晚餐。宫岛君赴小栗商店，少佐允我留宿。是夜，与少佐及安藤虎男氏共话。

廿二日，朝，观莲池书院及淮军公所，偕安藤君同至理事府访渡边龙圣氏，归，晤牧田彦松氏。午餐，发，顺途再访理事府，晤松平康国、北村泽吉二氏，去。列车一时五十分保定发。与北京邮局之今道某氏同车。安藤君送至车站。晚逾六时抵北京。牧氏赴蒙古旅行者招待会，不在。取浴。晚餐。与牧夫人谈话间，牧氏始归。

廿三日，午前，赴公使馆访代理公使松井氏。为晤谒肃亲王、荣禄，商请其作伐介绍。访郑氏。作房山行之账目结算。归，予不在时沈子培曾过访，并馈赠以《西夏感通塔碑》。

廿四日，朝，宫岛君来，盖昨日由保定归云。刘铁云来访，赠《长安获古编》。山本泷四郎亦来访。午后与宫岛君会于水津照相馆，同赴琉璃厂，购办书籍墨本。

廿五日，宫岛来。服部博士来。上田三德氏来。午后，访大和正夫、晤内藤顺太郎及横川省三氏。访龟井氏。至公使馆晤松井氏，告以廿七日晚设宴酬谢意，彼以该日公使馆有事辞之。（书肆会经堂来。）

廿六日，午后一时，与牧氏及夫人同赴刘铁云之邀宴，刘、郑夫人亦出迎。山本泷四郎氏、上田三德氏、陆氏亦应邀。是日有访肃亲王之约，原已商请山本氏作通译，因是日山本氏另有他约，未果，故邀陆氏作通译。四时，偕牧氏赴肃王府，晤王及世子，归。六时，偕牧氏夫妻赴京都旅馆，应梁田、龟井、松岛三氏之邀宴。小池公使馆书记亦在招请之列。八时归。

廿七日，午后四时半，设宴酬客于灯市口之余园，与会者：服部宇之吉、太田达人、宫岛多喜郎、河合鳌、庄益卫、川岛浪速、长谷辰之介、锅仓直、小贯庆治、樽井藤吉、曾根俊虎、上田三德、中岛裁之、山本泷四郎、龟井陆郎、松岛宗卫、梁田政藏诸氏。我与牧氏做东。至七时，散。

廿八日，午后，在旧肃王府出席北京驻屯军送迎会，归后，六时应河合、小贯、上田、庄四氏邀宴，赴京都旅馆。

廿九日，午后，偕牧、山本二氏访管学大臣张百熙。此日，得聆由厦门徒步旅行至重庆，复由汉口来北京之山根某氏之谈话。山根定吉来。夜，访小贯氏，未遇。（深夜小贯氏来，寄报社书函。）

三十日，午前访李木斋，以不知其寓所，至顺天府询之，复至东华门之南阿沾，甫抵氏寓，氏之车将出，仅得交一二语，即归。访高洲氏，访荣禄，谋事，归。午后偕小贯、河合二氏，正金银行之成田氏及另一人，同赴琉璃厂，购书与砚。

十二月一日，遣人至荣禄氏邸，以氏病，居城外之别墅，不得要领。午前赴隆福寺胡同购书。午后偕牧氏赴公使馆，以设宴酬谢之意，通知松井一等书记官，郑、小池二等书记官，高洲通译官，新国书记生，惟松井以病辞之。又访山根少将，未遇。与牧氏别。赴驴市大街大学堂编译局访邹沅帆（代钧）氏，谈舆地学。并访李亦元（希圣）氏，不在，去。访沈子培，叙别并谈史，午后七时辞归。即赴华东旅馆宴，四馆员皆来。夜作翌日出发之准备。

二日，朝，雪。午前赴正金银行，与小贯氏叙别。十一时三十五分，前门车站发。牧、松岛二氏同行。郑、小池、河合、庄、梁田、山本、小山田诸氏，太田氏代理人等，来送。午后四时抵天津。投宿芙蓉馆。

三日，偕牧氏至领事馆，晤伊集院领事及白须、高尾诸氏。归途访西村白水，不在。购赠陆曾舆氏烟草。午后访方药雨，亦不在。归途邂逅西村氏，同至芙蓉馆。西村氏去后，偕牧氏赴铃木藤藏所招请之晚餐。方氏亦在，谓是日偕夏曾佑曾去访予，予不在，夏氏午后即赴上海云。归途赴方氏寓所，观古佛像，方氏以其一相赠。

四日，大风，甚寒。樽井氏来。午后，偕牧氏访方药雨，复三人同访严范孙氏（修）。微雪。夜赴岩崎邮局局长之邀宴。

五日，甚寒。由领事馆作伐，为访张燕谋（翼）氏，请中根斋氏作通译。偕松岛氏赴大仓组，未遇。过领事馆。过小栗洋行。访西村氏，作书致张氏，告以今日会晤作罢，请允明日再访。于此进午餐间，复书来。别松岛氏，偕西村氏赴海光寺之驻屯营，晤原田中佐、秋山少将，归。是日方守六氏招请午餐，未赴。是日牧氏病，未能同行。外出时中藤井恒久、中根斋诸氏来。晚，白须氏、铃木氏及山本氏等来。

六日，午前，严范孙之次子、清水芳吉及另一人来访。午后，偕松岛氏在西村氏处会见中根氏。雇洋式马车访张燕谋，酣谈间，以吴重熹来，辞去。访伊集院领事。又访严又陵氏（复），叙谈旧情。又访财部氏。再诣西村氏，赠以《阁道碑》、《敦煌裴岑碑》。弃马车，归。夜赴方药雨邀宴，同邀者有刘铁云夫妇（谓昨日自北京来，将赴上海云）、藤井恒久、中根、铃木、牧诸氏。此日宫岛氏由北京归来。

七日，午前访佃一豫氏。午后应天津商谈会之邀，做满洲旅行谈（此日尚有佃氏之中国盐政谈）。有志邀宴，辞之，归。小栗洋行吉田氏来招，不赴。西村博氏、丰田氏来访。夜，作明日出发之准备。

八日，午前藤井恒久、樽井、山本诸氏来访。偕宫岛氏发。于芙蓉馆购船票，乃馆中仆佣由中和栈购来之过时旧票，即命老板退还之。午后偕牧氏亲赴招商局购票。归途访西村氏。偕宫岛氏乘天津四时发之列车。送行者有牧、两西村、方药雨夫妻、方六守、中根、吉田诸氏。刘铁云夫妇同车。六时抵塘沽，以装运行李事托付大清通运公司，即至开平局码头搭乘招商局汽船新裕号。夜，月色皎白，白河风寒。

九日，朝八时，船离码头。以数日来肠胃不适，虽海上甚平稳，而心气殊恶，午餐作罢。晚仅进汤与面包，起卧皆在舱内。夜，月色皎然。

十日，凌晨一时船抵芝罘。朝八时，上陆访高垣氏，托以发上海堀氏电报事。访水野领事，适病，未遇。赴邮局。承高垣氏好意，换取银元。又至高桥洋行访丘襄二氏，氏曾让水野领事转托通信事。晤鹤冈永五郎。逾十时，归船。此日池部书记生赴任南京，寺内邮递员赴任上海，故得同船。正午，船发芝罘，见刘铁云夫妇亦搭乘新丰号。午后三时半过威海卫。风日稳和，始补记十数日之日记。夜八时，绕过山东角，南向。月明如昼。

十一日，仍风和日丽，然船颇摇晃。早餐作罢。午、晚餐命送至舱内。午后四五时顷，见海水已转为黄浊。

十二日，晨四时，船至长江口。六时，因瓦斯，少停。九时抵上海招商局码头。为宫岛雇马车。予亦自雇一马车，投武昌路和乐里本社特派员堀扶桑氏宅。途遇佐原笃介氏，遂同至堀氏处。取浴，午餐。整理发本社之通信至夜半。

十三日，佐原氏午前来。至邮局。于长井行氏处领取汇款。理发。午后，宫岛氏、藤田剑峰氏及另一人来访。偕堀氏驱马车访小田切领事，晤阪口、篠崎二氏。又访白岩龙平氏，复去，访罗振玉氏。夜，访狩野君山，晤立花文学士、篠崎医生。

十四日，午前，狩野君山、罗叔韫来访。既而藤田剑峰亦来。午后三时，偕狩野、堀氏乘马车至桂墅里同文书院，访池谦次郎氏，又晤学生隅野某氏。归途至《沪报》馆访文实甫，未遇，去。至《中外日报》馆访汪穰卿，又未遇，与其弟谈，归。过千顷堂书肆，归。

十五日，午前，白岩、河野二氏来访。书肆千顷堂送书来。访罗叔韫，彼因作观宁波天一阁之介绍书，不在，留一书，归。午后，狩野氏来。访宫岛氏，不在。途中购袜。又访藤田氏，亦不在。夜，访宫岛氏，谈同游宁波事。

十六日，午时访罗叔韫，叔韫以不识天一阁主，而谋之张某，张亦云不识，不得已，遂决意直接赴宁波。叔韫为予作伐，作书致绍兴陶心云、徐显民，适遇徐显民过访罗氏，徐氏即作介绍书致冯梦香，辞归。午餐后出发。由招商码头搭汽船江天号。同行者为宫岛、狩野、堀三氏，中国仆佣、随从二。午后五时出帆。是夜月色甚佳。

十七日，朝七时，船已在宁波之鄞江，下船，投宿永仪公旅舍。赁轿赴天一阁，轿夫误至天后宫，复命赴阁。阁非旧构。谓观其书须得道台介绍。即赴道台衙门，求见宁绍道台惠森（字树滋）。称病不见。彼着人至天一阁照会观书事，多以管书人不在拒之。乃返永仪公，午餐。复至卢氏抱经楼。卢氏亦以其管书人不在拒之。遂欲访崇实书院，轿夫误至中西学堂，一览学堂，去。至日新街之书肆汲绠斋等，购书，归。

十八日，雨至。书铺老板携书来。宫岛氏等出观木厂，予独留。午后五时，狩野氏乘汽船北京号归上海。夜，予等三人赁民船往余姚。六时上船，十时发。

十九日，朝，船至邵家渡，去宁波不过三十里。宁波、余姚间有小汽船通航，永仪公老板谓民船便利，且一夕即可抵达，故赁此民船。今始知为其诓骗。午后船发，甚寒。晚亦仅至太隐，泊。夜半候潮至，发。

廿日，朝抵余姚。朝餐后，下船，雇一向导，登城内之龙泉山，拜王阳明祠、严子陵祠。山望之甚佳。观山下之龙泉寺。上船。午后二时船发，逾河坝凡三次。过夜半，抵百官。

廿一日，于百官弃船，步行过曹娥江。在曹娥渡口另换一船，发。增船夫一人。逾河坝一次。夜逾八时，抵绍兴。

廿二日，下船，访徐氏，地方之豪族也。一少年名世保，字佑长，谓能言法语，款待甚至。晤冯一梅氏，冯氏乃徐氏藏书之古越藏书楼掌管人也。承徐氏飨以午餐。何豫材氏亦至，府学教授也。午后五时，观古越藏书楼，又承徐氏飨以晚餐，辞其款留，归船，即促船夫发。（是日无暇，未能一访陶心云氏。）

廿三日，朝，船至萧山。迨及午前十一时，抵西兴。弃船赁轿，以船渡钱塘江。午后一时半，抵杭州领事馆。书记生岸仓松氏与予同县，乃庄司乙吉氏之友，故款接甚至。至日文学堂访伊藤贤道氏，晤之，归，取浴。是夜，上海之警备军舰和泉、爱宕二舰，舰长在内共七八人，亦来投领事馆，与之共进晚餐。

廿四日，朝，与岸氏、大河平副领事商谈。文案胡蓉伯系此地藏书家，且与文澜阁有关系，以其与丁氏为亲友，故以一览丁氏藏书及文澜阁事相托。胡氏即携予至丁氏处，观其藏书楼，计宋、元版本在内，当在十万卷内外。午后一时归领事馆，午餐。适遇伊藤君来，因与其至书肆问经堂购书，归途，于官书局购书。（是日，宫岛、堀二氏赴西湖。）

廿五日，丁氏做向导观文澜阁，因借径领事馆门赴西湖，由钱塘门赁舟至文澜阁，得以毕观计《四库全书》在内之藏书。赴蚕学馆教习西原氏处，夫人出迎接待。少时，宫岛、堀二氏与西原氏自灵隐归。承其飨以午餐。又赴孤山至俞楼，曲园翁是日去苏州，不在。购石刻本数种。再至文澜阁，宫岛作内外摄影。由此赴蚕学馆教习前岛氏招请之晚餐。夜深，偕宫岛氏归领事馆。（海军士官此日归沪云。）

廿六日，午前再偕宫岛氏赴丁氏处，观其藏书并摄影其藏书楼。归途与伊藤氏辞别。归领事馆，堀氏亦甫自西湖归，在。午餐。赁舟赴拱宸桥，宫岛氏犹滞留领事馆。岸氏送至拱宸桥。晤河野氏于大东轮船杭局，即搭乘其小汽船，午后五时发。

廿七日，午后三时，船抵上海大东码头，步归堀氏之社宅，取浴。

廿八日，狩野氏来访。

廿九日，访罗氏，不在，转访刘铁云。归途于扫叶书房购书，归。午后再访罗氏，晤之。夜，立花氏来访。

三十日，雨。午时赴白岩氏丰阳馆之邀宴。晤宫阪九郎、汪康年二氏。晚于杏花楼宴请上海绅士绅商，与席者三十人内外。

三十一日，书肆千顷堂来，办购书事。出，购书籍碑本等。晚，赴江南村罗氏邀宴。夜，取浴。（宫岛氏是日归苏州云。）

三十六年一月一日，朝，佐原氏来。赴领事馆，探访井原氏之病，晤其夫人。晤小田切领事、宫岛长仓及其他诸氏。归途偕宫岛赴其寓常磐。午餐。夜，宴请汪康年、刘铁云、夏曾佑、罗振玉、文廷华诸氏于杏花楼。

二日，书肆千顷堂来，办书籍包絜事。夜赴九华楼汪康年、文廷华二氏之邀宴。归途由堀氏做向导，观广东人之烟花窝。

三日，午前，出，购物，且访罗氏。午时赴阿斯托·豪斯(12)小田切领事招请之午餐，晤日置外务书记官、山本三井支店长。归途至井上照相馆照相。偕堀、狩野二氏同出。赴狩野旅舍，又偕堀氏，三人同赴军舰和泉号之邀宴，于领事馆前搭小汽轮至和泉号。席间有水兵之演戏。六时归。即至公阳里名妓盛月娥家，赴刘铁云之邀宴。毕，归，已十时矣。取浴，就寝。

四日，午前，出，购物，又访藤田氏，归。午餐后，投宿西京丸。汪康年氏、宫岛氏、神崎藤一氏、佐原氏等来，送行至社宅。其余至码头送行者数十人。船中得晤负责博览会江南出品事务、正待赴日本之栗林太郎氏。

五日，海上虽觉平稳，然数日来宴会频仍，颇伤胃，故于被褥中取食。晤因江南出品事赴大阪之查步高氏。

六日，朝，船抵长崎，风雨及霰兼至。栗林氏由此登岸，山本静也氏来迎，一同下船。赴邮局访川村竹治氏，因未来，欲访其家，于途中遇之，因又至邮局，谈少时，离去。至其家，得见川村氏之父俊治翁及川村夫人，既而竹治氏亦至，承飨以屠苏酒饼，出，同赴迎阳亭，以赴山本氏之招请。午餐后，以川村氏所备之小汽船登船，午后四时发。因风浪愈益暴烈，遂归泊长崎港外。

七日，朝，船发，风浪甚急，呻吟舱中。入门司，月色佳矣。

八日，朝，安斋、斋藤二氏来迎。以小汽船至马关安斋氏宅，得见其家人，少憩，复以小汽船归船。二氏来送。此日风日晴和。午前十一时船发。

(1)又名《清国再游纪要》。系内藤湖南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十月至翌年一月间，作第二次中国游历时所记之日记。

(2)清朝时之中国，其时日人称清国。

(3)地名，位于神户明石附近，隔海峡与淡路岛相望。

(4)日人旧时称俄罗斯为露西亚。

(5)即对马岛，位于对马海峡东端，今属长崎县对马市管辖。主岛对马岛为长崎县最大岛，亦是日本列岛中第六大岛屿。

(6)即今平壤。

(7)即财政大臣。

(8)原文如此，意义不明。

(9)原文系日文注外来语ヨ—マン，从上下文看，似是某地名之读音，然不敢断定，故暂以罗马拼音标出。

(10)编者注：即秦家岗。

(11)满文、蒙文版之佛教经藏。

(12)某西餐馆名之译音，原文未详。

游清杂信(1)

(1)这组通信，系内藤湖南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十月至翌年一月间作第二次中国游历期间所写，故可与撰于同时并已收入本书之《禹域鸿爪后记》等参读。

发自营口（十月二十六日）

拜启：

十一日旅顺出发，抵答尔尼，因在此等候驻旅顺露国参谋部指令，费四日。得侨居答尔尼诸位之款待。十五日答尔尼发，十七日夜抵哈尔滨。十九日夜哈尔滨发，二十一日抵奉天，作四日之逗留。昨夜深更抵达此地，在火车站候车室熬过一夜，今朝始入侨居地。一路颇受露国官员猜视，所幸无事。在奉天，意外发现东洋学上极有价值之物（然未能入手），另获得满洲研究之诸多线索。计划今日在此做一日逗留，由榆营铁道前往秦皇岛，当于二十九日顷抵达天津。可在天津费一二日作详细之纪行。奉天之宫殿，以露军防禁甚严，未获一见，幸而得到照片，亦堪作为珍贵礼物，在天津俟机赠人。瞻南君、三山君之作中国游，必以名画为增添兴致之物，虽有此例在先，然彼等犹未获得过此类照片，不佞兢兢于照片之采集，想来在这方面亦有所补偿矣。近日种种委细，可述者惟行程之大略而已，草草如上，余不一一。

（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1)）

(1)文末所注日期系《大阪朝日新闻》刊载日期，以下同。

发自燕京（十一月七日夜）

编辑诸君：

不佞在天津过天长节：列席侨民盛大祝贺会，赴领事馆招请之盛大晚会。所到之处，颇为战争而惊叹。复又邂逅户水博士，聆听其豪壮痛快之蒙古旅行谈及东亚经历谈。旧友方药雨，以太康八年之古甄、东周列国时代古陶器片及珍奇之金石拓本相赠。购得李斯琅琊台残石之完好拓本。昨日，即六日，暂先入燕京，于苏州胡同社址，承牧放浪君及娇美新夫人款待。预期前往者若张家口，因热河之旅时日迫切，多半只得作罢。筹谋前往世人迄未探访之房山石经洞，以为代偿，为此已约定同好之人，成行与否，两三日后当可决定。此外之可述者，即满洲纪行，当嗣后俟机详记，再一一送致。近日为燕京年中最佳季节，虽朝夕稍感寒意，然日中颇暖。入京二日，风既不作，亦无闻名之尘埃飞扬，晴空一碧如洗，时闻鸽哨鸣銮，令人心旷神怡。更何况，有放浪君相携以关系暧昧、人称“如夫人”之美女，尽情享乐之态，可供从容观赏。然天公不作美者，因诸君从中促狭作弄，此信虽见载于报端，然寄达燕京时，不佞已杳然前往吴会之间矣，故不惮冒渎，絮叨如斯，以便为放浪君留下一份内证。匆匆不一。

湖南生

再白：甫抵燕京时，野口宁斋兄之书信亦已寄达。

天高气爽，宜出游之佳时也，北则寄慨沙白草黄南则骋怀蓼红茑紫，所羡者，在健者之秋兴，且先祈以一路平安。符咒二首，聊供笑览：

云涛青淼淼，天地正高秋。

王霸三千载，衣冠四百州。

燃犀开巨眼，积突抱深忧。

书剑平生志，元非汗漫游。

安刘人逝矣，哀讣冷西风。

只手回澜志，衰躯贯日忠。

将军羊叔度，国老狄司空。

君到金陵日，泪溅秋色中。

岘庄(1)之死，或无关大局，以其身后犹有领袖人物在之缘故。今日忽起联翩浮想，一至于此，草草顿首。

此番置身俗不可耐之旅途，和韵之事正复难矣哉！只得困窘搁笔。

（十一月十五日）

(1)晚清名臣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1855年入湘军，历任广西布政使，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

发自北京

编辑诸位：

十八日起，不佞偕公使馆书记官郑君及农商务技师宫岛君同赴房山县，以观览著名之小西天石经洞。自《今昔物语》以来，吾邦人无不闻知其名声，却迄未有前来探检者。寻绎旧址，于岩石上亲睹现存吾邦之《因果经》等天平年间(1)写经原物，眼目不禁为古石经所震惊。复翻越险岭，攀登上山之石梯，一览云水洞钟乳岩之奇异万状。至保定，应立花陆军少佐及学校司之邀，得以与诸新雨旧知相晤。二十二日归京。为晋谒二、三王大臣，淹留至今。已于二十六日谒见肃亲王。今日午后已有约在先，拜见管学大臣张百熙氏。燕京朝廷第一权臣荣禄氏处，亦已由公使馆作伐，商请拜谒之期。一俟此处谒见结束，即赴天津，完成二三项亟待完成之调查，预定来月初旬即可赴上海矣。在此有过一番酬酢交往者，则还有身负清国当今一流史家名声之沈子培君，及以藏书、收藏古董而闻名之刘铁云君，而与曹廷杰氏，则亦有书肆邂逅、结交之奇遇，彼十七年前所著《西伯利东偏纪要》，即于特林二明碑及尼阔里斯克日本碑，作有饶具裨益之记述。沈君所馈之《西夏感通塔碑》、《吐蕃会盟碑》，乃史上极有价值之奇品，归朝后，当可在同人间炫耀一番。因素有蒙古之癖好，故元朝耶律铸之《双溪醉意集》及汪大渊之《岛夷志略》二书，亦由刘君处借得，正在阅览。明代陈诚之《使西域记》，则已获抄写。虽然，犹有三分之一之调查，迄未完成。又因归期迫在眉睫，昨今两日，均忙于邀客及赴招，殊多遗憾。尤以昨日临赴守备军将校送迎会，照例得见特别输入品之奇异行列，忙碌中亦自有其不浅之兴味在矣。不佞前日记述滞留燕京情形信函，均见载于已寄达之报端，故大可缄口。此番决计力摒玩世不恭之态度，而书函一旦冗长，终不免口无遮拦，故暂且就此打住。北京亦渐趋寒冷，晨起已见薄冰。诗乃奉和宁斋君之韵而作，因满洲旅行故，仅成一首。

又为超海客，书剑动逢秋；

金迹来流水，明边自在州。

岂存投笔志，难释抱薪忧；

一夜望星月，怆然感浪游。

旅行记虽颇延迟，然所作记述，务求确实可靠，故随后将渐次进入瓦斯问题之高潮期矣。匆匆不一。

十一月二十九日 湖南生

（十二月十二日）

(1)日本圣武天皇纪年，为公元8世纪30年代。

发自上海

编辑诸位：

不佞十一月二十九日面晤张管学大臣后，三十日访顺天府丞李木斋（盛铎），一叙旧情。十二月一日，遣差牧君家臣名森宇(1)者，冠官帽，乘马，至荣禄氏邸探询谒见之期，得知氏在郊外别庄，病患尚未全愈，谒见之事遂不得不作罢，可惜。此日午后至骡马市大街之大学堂编译局，访新任教习之清国第一流舆地学家邹沅帆（代钧）氏，笔谈数刻。复又寻访同在一局之《光绪会计录》著者李亦元，适值其外出，未遇。又访沈子培氏，与其叙别。二日，乘午前十一时三十五分列车，于北京初雪中，偕牧君及《东京日日新闻》松岛君同赴天津。逗留天津期间，得值袁总督亦于其时返津，闻彼事务匆忙，且罹患感冒，多不见客，复改变计划，访北洋商务支柱，与南方盛宣怀有对举并称声誉之张燕谋侍郎（翼），适值此地一大问题之唐山煤矿骚动事件，因就该事件等加以询问。此外得以会见之中国人士，尚有不久前过访吾邦之严范孙太史（修）(2)及前些年曾会见之严又陵（复）二氏。走访之吾邦人士，则有佃顾问及原田中佐等。在天津商谈会上做满洲旅行谈。八日天津发，搭招商局汽船新裕号，今日抵上海。天津四日大风，微雪，五日寒气凌厉，至华氏寒暖计冰点下三四度，日中暖和时亦有三十四五度左右。芝罘燠暖，与之有二十度之温差。上海较芝罘则又燠暖十度。哈尔滨十月之十八九日，营口二十八日，即已见冰。至纬度相差十五度之上海，此番渐次南下之旅行，换言之，或可称为冰雪相送之旅行矣。与冰雪相送之同时，此番旅行复有渐次相迎之热闹者，此热闹者，毋庸赘言，即新夫人是也。最先为大连丸船中加藤仁川领事夫人，其次为北京之牧君夫人，今番则为上海之堀井夫人，虽皆事不关己，然终觉亲切之佳妙事也。……明晨寻访白岩君，与之商谈大东航路船班事，嗣后则欲往杭州，颇思一睹文澜阁。甫入上海，即遇雨，雨之为物，乃旅途易生悲愁之快感，于郁陶处兴味不减者也。絮叨间，雨滴益转强，颇为明日之奔走担忧。匆匆不一。

十二月十二日 于上海 湖南生

(1)此处为读音，原名未详。

(2)严修（1860—1929），1894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贵州学政。1897年上奏提议开经济特科，为戊戌变法重大改革事项之一。戊戌政变后，回天津办女学堂。曾两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应袁世凯之邀，任直隶学校司督办。1905年，清朝成立学部，任侍郎。至袁世凯组织内阁，任学部大臣。为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者和领导者。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

再发自上海（一月三日发）

编辑诸位：

先致新年庆贺！

不佞由天津抵达此地，作四日之逗留。中国人中，与旧友罗叔韫氏（振玉）相晤，犹获金石古书方面颇有价值之材料，并获赠瓦当一枚，据氏相告，宁波旧藏书家范氏天一阁及卢氏抱经楼，今均收藏瓦当。因氏特意馈赠之四册天一阁现存书目，加以彼处本为吾邦筹划设领事分馆之所在，故颇生浙东之游兴趣，并询及路程诸事。博爱丸二十七日发，时间似尚有余裕，即偕宫岛农商务技师、狩野直喜君、本社之堀君及中国仆役二人，于十六日晚搭乘汽船江天号赴宁波，翌晨抵达。然天一阁管书者不在云，虽经宁波道台惠树滋氏（森）作伐斡旋，仍遭拒。抱经楼处亦如出一辙。大失所望。狩野君径由此折返上海，其余三人则自十八日起，始作内河旅行，然此行亦颇失败。宁波、余姚间通小轮船，然因轻信旅宿之言，彼谓民船一夜即可抵达，故冒失雇民船前往钱塘附近之西兴。本以为至余姚仅需一夜，然实费时二昼夜。至曹娥渡，内河路线即被阻断，需换船续行。见宁波之船夫，作揖拜托，移入一极粗劣之船中，寒冷且污秽。浙东地方，所谓山阴道中，水送山迎，俨若吾邦之乡村，其不类大陆处，殊有趣味。自王阳明始，浙东学派与风土之关系，遂成为极有趣之现象，无奈寒冷难耐，日夜蛰伏于船篷间，未能以从容之时间玩赏流连之快乐，甚憾。至余姚，赴龙泉山拜谒阳明先生及严子陵祠。在绍兴，至徐观察家，大受款待。离开宁波之第六日，抵杭州。观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号称浙江首屈一指之丁氏千卷楼，有藏书十万内外。此行之一大收获，乃从丁氏藏书中得见吾邦阙如之《元典章》等类，并已着手借抄。宋、元版二百余种，其他明版、古抄之善本两千余种，皆非寻常可见者也。所观文澜阁《四库全书》，则须另作精细之记述，自不待言。届时，丁氏藏书亦将一并附记之。丁氏与今之文澜阁关系颇深。此一路之产业调查，因堀君事先掌握有调查资料，故均由其提供，一并揉入游历纪事中，呈上。二十七日自杭州归抵此地时，博爱丸已于是日启碇出帆，遂只得在此迎候新年，改乘来日之西京丸归朝矣。预定八日之旅程，实费时十二日，致使在此等候之堀君新夫人焦虑万分。此番彼至天津与堀君成婚后，即遇新婚后第一次别离，遂酿成此重罪孽。在上海，自三十日至今，邀宴络绎不绝，今日即有三处应酬，如是，海中晕船必不可免，罪业障灭愈发深重，则自是预料中事也。尤承刘铁云氏之厚意，得以亲聆上海第一琵琶名手盛月娥指法及昆曲状元张五宝嗓音。另，亦略收集得《黑鞑事略》等珍籍。一周之内即可归社，诸般琐细，且待拜见时再叙。匆匆不宣。

湖南生

（明治三十六年一月十四日）

游清记别记·京津访问记(1)

此番出游，余所预定之目标为：北京一地，访宗室中最负盛名之肃亲王，最具实权之大臣荣禄氏及热心施行新学制之张百熙氏；天津一地，访总督袁世凯氏，开平矿物有限公司督办及北洋商业界实力人物张翼氏：以成功者其三，未成功者其二而告终。肃亲王与荣中堂，皆由松井代理公使作伐。肃亲王处，即日便获允诺，通译亦由其自备且谓可候至晚九时顷云。当日公使馆遣人来，告知如上。因仅传口信：“今天去不去？”终不得要领，再致询问，则已夜深，无奈之下，遂只得延至翌日矣。以是之故，亲王复又托警务学堂之川岛浪速君，催问何时造访。即于二十六日午后四时拜访王府，遂得以顺利谒见。荣中堂处之回复较公使馆之预想，亦无甚碍难。彼谓：内藤君求见，正欲一晤，无奈目下仍在患病休假中，只得待至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清历）销假后。余北京滞留期间，彼尚在郊外别墅故余不及等待彼归邸即得离去。张百熙氏，端赖北京大学教习服部博士引荐，彼亦系自备通译者，故面晤殊无碍难处。余入天津，适值袁世凯氏回原籍葬亲。余由北京下天津，逾一日，得见其自原籍返。然终因彼有微恙，且倥偬异常，未得暇拜会。而劳烦伊集院总领事另为介绍之张侍郎，访之颇觉有趣，殊出意外，盖反奏访问之功矣。是为京津访问记之绪言。

偕牧君谒肃亲王乃十一月二十六日事，原约定烦请《顺天时报》山本泷四郎兼任通译一职，然因是日山本君有事，未果，遂邀于福公司（即北京辛迪加）总办刘铁云氏招请宴会上结识之陆曾舆氏（曾以毓朗将军随员身份赴吾邦，早稻田出身），同赴肃王府，恰值陆氏正是昨夜在肃王府迎候招待我等之人。王府在东四牌楼船板胡同。虽宏畅，却并不华丽，若其客厅，则仅毫无装饰之极大一室而已。通名刺，被引至客厅。年约十八九岁之王世子先出应接。不旋踵，亲王亦出。不听余等力辞，以清国礼，让余等据上座，自就最下座，致礼。亲王及王世子，风采皆极拙朴，尤以亲王为甚。彼对身份地位之等级，似毫不措意，极平民化。其谈话亦极快豁。作微笑时，则洋溢以一种爱娇。余谓：清朝历世之宗室，有一种异乎前代之美风，洪业初创时之大贝勒等，顺治之摄政睿亲王，雍正之怡贤亲王，及能书之成亲王，著有《啸亭杂录》之礼亲王，晚近则自咸丰以来之恭、醇二亲王等，均以有才，辅翼王室，近时殿下等亦最热心改革之政。思及敝国维新初时，皇族中亦多有效力者，此诚贵国之幸事也。亲王答曰：不敢当。因问及殿下近期是否有作海外漫游打算？亲王对曰：虽颇存此想，然吾邦政策未有一定，故尚非轻易即能实施者，遗憾。只是王世子及二王子、三王子频望游学海外，想来实遂其志，当为时匪远。余进而问及倘如是，则欲游学何国？亲王答曰：世子以年长，殊难久居海外，且亦不欲其远离，故游学首选贵国（即吾邦）。二子三子皆切望游学英国。若能成行，则想命三子一并入学警务学堂，学贵国语及英语等。牧君则谓：贵国之改革，似可视为最初之长足进步，近顷似稍不如初，颇多滞凝之疑，欲就此请教尊见。亲王反复称说：政策未有一定，实吾邦目下之患也。复曰：此番回銮(2)后，局面恢复之过于轻易，致使当局惰气滋蔓。虽然，君不见，今年八月后，改革之业似又稍稍出现进步之兆候乎？余询之：以亲王殿下高见，若改革事业欲获得如愿之进展，当从何处最先着手？彼答曰：首先在于使官吏识得羞耻，其次当知精神乃必不可少之物，此二事，敝国之所最为匮乏，亦最所急需者。然积习之最难除者，莫过于老人壅塞要路一项。故而亲王踌躇再三，神色黯然道：最所急需者，乃非等此类老人之死去不可也。余表示赞同亲王排除老人之意见，并以敝国亦有此类事相告。复又请教殿下现今承担何种管理之职。彼谓步军统领衙门（即警视总监之职）及宗人府，此外尚有多种。因承揽过多，故近时力辞之。牧君即因之戏言道，传闻将由工巡局负责道路之修缮，出于颇为街衢之不良及尘埃所苦之余等侨居者计，甚望尽先安排此等修理。亲王亦打趣道，不惟诸君，余亦同样为彼所苦，亟欲尽快着手，然而最感支绌者为经费一端，甚无奈也。余又简要述及此次满洲旅行之次第。苦于俄国兵士侦视，未能获充分之视察，以及某日拜谒太宗文皇帝昭陵，见一队俄国兵士在陵内伐樵，为之痛心不已。亲王闻言，面呈颦蹙之色，道：管理奉天者究系何人？作为地方官，实罪不可恕！于余等所做之种种叙述间，亲王亦屡表谦逊道：余不才，诸事须待贵国人等指教。闻先前曾有一邦人，于来访之际甫一谈及政事，亲王即口称今日有公事，离席而去云。然是日宾主融洽，始终以极温和之态度相酬对，并询及牧君曾学过清国语否。牧君则答曰：稍稍学过，然修业尚未臻达与亲王殿下对话之程度。亲王谓：至言语所不逮处，可补之以笔谈。此余等所最感幸运者矣。后即以余将数日内就归途，若牧君驻留北京，当再做拜访相告。临辞别之际，复又恳请道：亟愿殿下挥毫，以作今日拜谒之纪念，绢素随后即呈上。亲王则谓绢素手头即有，不必再送，遂问及二人字号。翌日即托川岛君，惠赐余二人长条幅各两通且由王世子亲自送至川岛君处，谓：闻内藤氏启程在即，望即转致送达。其不修饰门面者一至于此，实出乎意想。

肃亲王又乃最具廉洁美德之人，旧邸尝因八国联军悉遭破坏，蒙受异常惨重之损失，其后任命为崇文门监督，即北京入市税长官，亦暗中含有补偿亲王之意。然亲王在任期间中饱之弊最少，入市税收金额之多，均为此前得未曾有。亲王最喜容纳人才，在目下持维新理念之一派中最负瞩望。职是之故，各色人物麇集门下，至有动辄即为朝廷所不悦之势。然目下清国时局，极富破除门面之美质，抱持豁达宏远理想之有若亲王者，实为其最所急需之事。亲王年龄，似在四十五六岁间。

（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此记系内藤湖南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十月至翌年一月间作第二次中国游历期间所撰，可与撰于同时并已收入本书之《禹域鸿爪后记》、《游清杂信》参读。

(2)庚子事变（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逼使“车驾西狩”，翌年签订《辛丑条约》，慈禧与光绪始得返回北京。

中国观察记(1)

一

编辑诸位：

不佞未到北京已有七年，未到上海已有十五年，而不览长江，实已有十八年。其间因做专门之学术调查，亦曾一度至满洲地方公差，然而一般之考察不得实遂者，则已久矣夫。此番获此机会，得以久疏出国者重温旧功课之心情，于十月二十一日离开京都寓所，至二十四日抵达青岛，现就其后所作之中国各地巡游，陈告如下：

青岛虽属初次游历，然而几无可特别奉告之事。即如德意志所经营之街市，倘与露西亚营造之大连街市相比，毋宁显得粗糙，不足引人惊奇。只是德意志在其租借地内所实施之植造树林之举，使人感触良多。若俟以十年，无水之河有望清泉流淌矣……

二十八日离开青岛。出发之际，不佞等所乘坐之列车脱轨，幸而一行均平安无事。当日抵潍县时间则延误矣。此日及翌日之二十九日，两度拜访有名之陈寿卿(2)，得以一览书画铜器。此家铜器精品原本甚夥，以收藏万枚古铜印而闻名。然而此等宝物多已运往北京，故而今日除不甚精良之铜器外，已不得一见矣。书画中，有甚为珍奇之金冬心佛画。得晤寿卿曾孙数人，内有见识过拙著《清朝书画谱》者云。承寿卿惠赠对联，辞去。抵济南。

三十日，济南，晤暌违十五年之山东省长公署内务科长姚朋图氏，共叙阔别。此地有第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镇守使之马良氏者，闻其对中国传统武艺素有研究，并将之应用于实际练习兵卒，故访之，得以尽览十数番演技，颇类不佞曾数度观赏之中国演剧术。有单人表演，有双人表演，其技艺之谙熟神速，令人感佩。作为机械体操之一种，诚有益也，且远较机械体操之有兴味。虽其于实战究有何等效果，又自为一疑问，然近来学校之体操课采用此等武艺，绝非全无意义之举。承马将军馈赠有关武艺之书籍，乃将军所自著者。马将军亦嗜书法，风格之奇特，实在吾邦中村不折(3)氏之上。不佞亦回赠以名笔。

（大正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大阪朝日新闻》朝刊）

二

编辑诸位：

不佞于济南最所感佩者，为英、美教会联手建立之博物馆与学校。如采用极卑近而简明之方法，令普通人民获得新知识之博物馆者，将实施植树造林与否与水灾之能否避免，以模型加以比较展示，诸如此类，当可见出其思虑之亲切，察知其顾及普通人智力程度之苦心。闻观览免费，全年观览者人数，实已逾数十万之众。即不佞亲眼所见之入场者，似亦有为数甚众之无知无识农民，当可想见其裨益于知识开发，居功至伟。该博物馆名为广智院，邻近有一医科大学，为其附属医院，学校之程度，与吾邦医学专门学校相比，虽稍觉低下，然以中国语授徒教学。医院清洁周至，其清洁程度，虽吾邦大学及专门学校之附属医院，亦殊难一见。相传远古时代，舜辍耕历山之下，济南即位于历山下，故有历下之名。今日历山山麓，英、美教会正兴建一理科大学，其中一部分已开设课程。教会当初计划在青州设一文科大学，且纠合济南之大学，以与德意志所办之青岛大学相抗衡，然时至近日，又有归并青州文科于济南之变化。概言之，近来中国青年会与英、美教会联手之事业，于教育规模之巨大及见效之迟微，早已有所准备，其以不屈不挠精神播布文明之姿态，自应引人注目。自邦人占领山东铁道沿线地区后，势力骤获扩展，然此一结果纯系收购制钱所致，一俟美国做出限制铜钱之举，则中国银价势必腾贵，以是之故，收购制钱事如今已完全中止，景气衰疲之风则四处劲吹。令人殊感惊骇者，如位于淄川煤矿支线分叉处之张店，原为荒野，不见一舍一屋，后因制钱火爆，遽成一数百户之街市，然时至今日，复又悉数沦为不见一人之空室，其盛衰，甚宛梦境。然收购制钱在山东以外地方，一变而为中国商人之惯习，此一受日本影响之效果，自不应熟视无睹。关于此事，他日当有重加说明之机会。

在济南过天长节。是夜济南出发，由津浦线赴泰安，欲登泰山。夜半抵泰安府，在车站长椅上挨过寒冷一夜。翌日一早，天未明，即雇一照例粗粝之中国轿子，始登泰山。一行人，皆自日本出发之日起便始终一路结伴同行者，有代议士高桥本吉氏，稻叶君山氏，济南守备军山口事务官，及武冈所嘱托之另一人，此外，尚有中国人向导。泰山山中之奇景，上下六千余级石磴之情状，终非此等短篇纪行所能尽述，兹处从略。山虽称五千余尺，实际不足此数。虽然，山巅一望，所见之景色，真乃有小天下之概，至此惟有称其为绝境而已。山上唐玄宗纪泰山铭刻石令人惊骇。下山，诣泰安府中之岱庙。此处所存，有秦李斯十字残碑，乃金石学上极贵重之物。

（十二月十七日）

三

薄暮归抵泰安车站，搭夜行列车至曲阜。是夜宿曲阜车站内之铁道旅馆。名虽美，实则乃无人招待之旅馆，两间寝室，将散乱四处之椅子拼凑起来，一行人仅入梦三四小时耳。曲阜县在距车站东南约十公里处，城内有孔庙与衍圣公府，城外有圣林，即孔子及孔氏家族之墓地。参拜过各处，顺利归抵车站，已是日没西山、同行之面容明灭难辨之时。

夜半复乘津浦线急行列车，翌日之三日午后抵浦口，即渡长江，抵南京。四日游暌违既久之南京。明太祖孝陵虽一如旧日所见，然明故宫城墙则已遭拆毁，踪影全无。询之以人，则谓古瓦等物已为政府出售殆尽云。见此中国人勇于破坏旧物之情状，不佞实深感震惊。南京与十八年前所见时已迥然不同，户数明显增加，街市更加繁华，尤其如下关者，已成一铁道联络枢纽及轮船出入港之颇见气派之街市。因思南京作为商业地，似无重大价值处，下关之殷实繁华，岂惟在于交通枢纽之转移，致其从其他地方夺来繁荣者乎？若以之就正于通悉情况之人，即可知近年镇江明显衰微实由其所引起之为不假矣。由交通枢纽转移所导致之地方盛衰，除此之外，还不乏其他实例。如津浦线上之蚌埠，近来亦因倪嗣冲之驻屯而颇为闻名，昔日则是黯然无闻之地。今日铁道，渡淮河之铁桥近旁，得见此新生之都市，亦题中应有之义。而其附近本为自古闻名之临淮关，今则发现其繁华已为蚌埠所褫夺。此又一实例也。

在南京，五日，拜会督军李纯氏。当时正值南北调停之说初萌之际，故乘一时兴头前去拜会。不佞就英、美教会在此地设立之著名金陵大学为题，与之交谈，李将军以自己乃军人出身为由，对此等话题似不甚留意。后以明故宫城墙破坏一事询之，彼似对此一问题更不措意。于此足可察知近来一般中国人之心理状态矣。

（十二月十九日）

四

编辑诸位：

不佞在上海自十一月五日逗留至十七日。其间亦曾外出，作杭州、苏州之游览。在上海，曾拜访南方派人物岑春煊氏。还曾受孙洪伊氏邀请，谓务必聚上一面云。此人近来被目为南方骚乱之策源。惜因游览苏州，错失机会，遗憾。此外，则还晤见被人目为宗社党之沈子培、郑苏戡两氏，然而均属于文学方面之谈话，未曾涉及政治事宜。上海作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虽确凿无疑，然而实际上却不为中国所管辖，似可视若列国共同打制之一小型独立国。作为东洋最大贸易港之一，上海本当发挥其和平摇篮之作用，而事实上却往往成为骚乱之发源地。栖居此地之中国人，自身既无归属中国之国民观念，故似可称为居住于小独立国之半个外国人。而栖居此地之外国人，对于中国之骚乱，兴味似远胜于其对中国和平之挚爱。观测其大势，与其以极自由无羁视之，毋宁以散漫慵懒视之为宜。一旦离开上海，前往苏州、杭州，或南京、汉口，则气氛全然迥异。迨言及中部中国，言及长江一带，似乎每每以上海为龙头，而实际上，与其说上海代表中国，毋宁称其为一代表东洋全体放纵分子之地，与中国其他地方全然无所关涉之地，而来自此地之种种报道，皆受此氛围之支配。因而报纸读者在捧读来自上海之电报时，须对此特别加以留意才是。尤有甚者，此一小世界俨然为一原生动物，为一莫辨头尾、混沌整一之有机体，而感觉却异常敏锐，举凡事关中国治乱之预兆，总能最先作出领悟，又总能最先将此领悟传布至周边。此点亦一并给人以深刻之印象。

杭州之令人惊讶者，乃濒临西湖之城墙所遭受之破坏，以及为开放驻防八旗所居城区而夷街市为通道等事。拜祀三潭印月，彭玉麟之木主已改筑重建为浙江先贤祠。为讴歌彼革命烈妇而建于西泠桥畔之薛秋瑾墓，巍巍然，气势直压苏小小墓。明丽湖色，不由让人有革命杀气弥漫之感。由湖畔新新旅馆放眼远眺，惟有朝霞裹挟之吴山一带，景色不改昔日之姿，望之宛若出诸马远手笔之名画，令人心旷神怡。

又访灵隐寺。因遭受兵燹，夷为废墟之大殿，虽得盛怀宣氏之布施而重加修葺，然而，倘据此以为佛教势力大盛，则误矣。入住寺内之僧徒，大多为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之会员，听闻斯言，惟有哑然无语而已。

在苏州，观览重新修建之寒山寺。十八九年前之纯然一废寺，如今面目全非，甚有气派。然而此番情形，实际端赖日本来游者众多之刺激使然，亦与中国佛教复兴之意义无所关涉。不佞承蒙黑泽税务司之厚意，得以观赏天平山之红叶。殊出意外者，此地即宋范文正公义庄故址。范氏历代之祠堂至今犹存。清朝之时，乾隆帝尝行幸此地，观赏该山岩石嵯峨之奇景，故有取名万笏朝天之名胜。红叶为枫树，此时正值观赏季节。有女子之舆肩抵达此处，亦堪称中国风俗之标本矣。

（十二月二十二日）

五

编辑诸位：

南京、上海间之铁道，乃中国铁道中最完备者。列车构造，亦与中国有不相称合之气派。上海、杭州间之铁道则次之。虽则如此，而此二铁道却因面临运河之竞争，经营上尚未能取得良好之业绩。……时至今日，中国人一般仍倾向于视铁道为奢侈物，随文明风俗之普及，此一想法当会渐渐发生转变。

十一月十八日夜半一时顷，不佞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长江初冬景色，依然如昔，其雄大之姿容，令人眷念不已。但见芦花绵亘数里，如霜似雪，有一种他处无从得见之美。沿江都邑，如芜湖、九江等，望去皆甚壮丽，远非昔日可比。但此等壮丽多为租界建筑之美，而自古以来之中国街市，究竟得到何种程度之改善，则颇可置疑。二十一日拂晓，平安抵达汉口。汉口租界之华丽，遭受兵燹之中国街市已重获改建而面目一新，委实令人吃惊。长江一带都市大体得以急速开发，而其中十之七八端赖外国人之力。汉口一地，更足以耸动我邦人发达之视听，而中国人之于其发达究系起有何等程度之作用，则似可置疑。尤其汉口一埠，因革命动乱，屡次危及和平，商业、资本俱失发展机会，中国商贸原有之惯例亦无从得以维持，故而有为外国商贸方式日渐陵替之趋势。中国人传统商业本颇巧妙，有其坚固之惯例与风习，然而近来则对一味奉迎外国人、听任其侵略之做法不仅不作反思，反以中国方式为落伍，视其为延缓发达之证据。有关中国之商业，当以此点为最可留意者。汉口乃中部中国之枢纽，彼两三年来之发展，乃最当注目者。彼未来之大有可为，当可见之矣。

二十三日，拜会湖北督军王占元氏。氏明言，彼之本意，在尽最大努力，请求北京政府，谋取南北之调停。一旦南军侵攻岳阳，则除非与之决一死战，此外别无他法。不佞念及《武昌观览》之序文中，提及黄鹤楼附近有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合祠之遭拆毁，欲踏访其遗迹，故询之王督军。王督军答曰，年轻之革命党人，尝因曾、胡诸公辅助清朝讨灭长毛贼故，思及中国革命之迟迟不得实施，遂衔恨于公等，决意毁坏其祠堂。无论尝获救助者为谁，中国人之于当时救济其地其民，即有大功德于世人者，均极易淡忘。言及中国人之道德心甚靠不住时，王氏便以关键在于修复祠堂之费用如今无从着落加以辩解。作为一省之长，却缺乏抗衡俗论之勇，于此可见一斑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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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佞逗留武昌期间，尝至菊湾一访杨惺吾氏，且得以晤见其高足熊会贞氏。问及平素悬心之杨氏遗著《水经注疏》，是否一仍其旧，依然未能完成时，熊氏答曰，彼所从事之稿本整理，从未有过间断，若俟以二三年，当可完篇云，因于其板下出示两三誊写清净之稿样，诚觉快慰。

不佞抵达汉口时，因南军占领北军舍弃之长沙，致使交通不便，乃至出现电信一时阻断之迹象。以是之故，濑川总领事告诫不佞，谓长沙之行恐难实施云。故虽属事先打算前往之地，无奈之下只得放弃。恰值此时，在汉口偶然邂逅铃木豹轩君，闻知铃木君有登庐山之筹划，不觉为之心动，意欲结伴而行。然而一二日间，得知长沙形势并无特别变化，遂搭乘二十五日朝发船之湘江丸，溯江而上。翌日未明过岳州，于右舷见君山。午后一时抵庐林潭，在此换乘小蒸汽船，溯湘江而上。船过湘阴时，遭南军开枪喝令停船，甫一停船，即有兵士进入小蒸汽船拖曳之民船履行检查。据同船之前湖南银行总裁某氏介绍，得知上述之兵士即为广西军也。

夜九时顷，船搁浅，惊慌。时为船过靖港之际。如所周知，靖港乃曾文正公起湘勇与长毛贼初次争战，遭遇败绩，愤懑之余投身水中，由此得以闻名之地。因船搁浅，无奈，只得折回靖港。雇民船二艘，换乘之。费时逾三小时，挨至夜半，船方始再度溯江而行。民船隘小，坐下即不得转动身体。朝七时顷，船抵长沙。终夜几乎未得一眠。所幸者，惟此日适逢北风紧疾，于溯江颇得便捷耳。若湘江丸顺流下行之日程不作另行推迟，则必得于翌日，即二十八日午前离开长沙。职是之故，不佞急于走马观花，于此日前往江之西岸游览岳麓山。过屈原祠，访岳麓书院，登山，观赏建于此处之李北海碑。在爱晚亭周遭观览早已褪色之红叶。参诣正在构筑之黄兴、蔡锷二氏之雄伟墓碑。于山巅纵览湘江一带之大观。更一览岣嵝碑。下山，归长沙。午后，观览由曾文正祠改建而成之湖南烈士祠。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

编辑诸位：

长沙发，复由湘江顺流而下。此次选乘者虽为摩托艇，然而途中复又三度搁浅。第二次搁浅时，为牵引艇身，凡费时三小时。靖港上游，但见顺流而下之民船，悉数满载南军之兵。鉴于南军对外国人亦时有冲突之举，长沙方面曾另行派出一小蒸汽船，以接应前日自汉口出发之不佞一行，然而此船旋即为南军所征用，故无奈之下，不佞等只得搭乘民船溯江而上。在靖港下游换乘前日溯江而上时所乘之小蒸汽船，夜九时顷，终于得以移乘湘江丸。是夜为阴历十月之既望，月明如昼，洞庭湖夜色之美难以言喻。翌日，即二十九日朝，船发庐林潭，过君山、扁山，一路眺望，近正午顷，抵岳州。上岸，即欲一登岳阳楼。因此处已为北军兵舍及弹药储藏所，登楼为兵士所阻。遂至驻扎此地之北军本部，访武岳司令部，会见参谋长，告以来意，终获允准。由一上尉引导登楼，得以眺望洞庭湖全景。是日会见参谋长时，从其言谈中，亦得略知北军之状况。而尤其令人不胜惊讶者，乃参谋长所率部下全无意于战事之一事。北军在湖南遭到败绩，自战事初始之日起，兵士即已无心向战，亦是一大原因。如是，则北洋政府试图以军队作武力之解决，实为一毫无把握之举措而已。归抵汉口已是翌日之三十日未明时分。十二月一日离开汉口，由京汉铁道，于二日夕刻抵达北京。

（十二月二十六日）

八

编辑诸位：

京汉铁道绵延七百里，其间仅有一处隧道，该隧道位于湖北、河南交界处之鸡公山脉。鸡公山乃欧美人避暑之地，名声与九江庐山比肩并称。与庐山相同，山巅一带悉为欧美人别墅所占据。列车途经此山脉，河川皆作东流，又见水田颇多，盖此处地当淮河之上游耳。夜半渡彼著名之黄河铁桥，一无所见，甚憾。铁道沿线之直隶各地，近时因水灾大受损害，铁桥悉数坠落，洪水虽稍见减退，然湿气犹滞留未去。四顾一望，化为一片荒芜者颇不少矣。

在北京度过之两周异常忙碌，其间犹得晤诸多当代中国人物，复又出席颇文雅之邀宴，兴味殊多。所晤见者，如辞去国务总理一职未久之段祺瑞氏，隐然负有北方重望之徐世昌氏，前内务总长汤化龙氏，前教育部总长范源濂氏，新教育总长傅增湘氏，由前内阁留任之现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氏，日本中国外汇银行总裁陆宗舆氏，国立北京大学总长蔡元培氏，前国务总理、现京畿水灾督办熊希龄氏，大理院长董康氏等，均当今中国政界之活跃者。又，宣统帝师傅陈宝琛、梁鼎芬二氏，清史馆总裁赵尔巽氏，同编纂官吴廷燮、邓邦述、马其昶、李经畲、张尔田、秦敦世诸氏，皆堪称当世硕学。此外，除元史大家柯劭忞、屠寄二氏，计书画鉴赏家、清代学部侍郎宝熙在内之景贤、袁励准、陈汉弟、颜世清诸氏外，犹有多人。

段祺瑞氏去位未久，故导致其辞职之径路，当力避言及。然对南方之国民党持断然反对立场，始终断然实行自己之决意，彼之意气与在职当时，似未见有丝毫改变。虽报端传闻氏患痼疾，然并未见出有此迹象。氏自谓其尚不至于患有新闻报道所传之疾病。毋庸置疑，无论在位与否，氏仍为北方之核心人物。此事亦可见出，在中国之现代进程中，有担当责任之地位与勇气者之匮乏。可以说，拥有与南方之核心陆荣廷氏相对峙抗衡之地位者，非该氏莫属。

徐世昌氏之在北方，恰如岑春煊氏之在南方，均居于元老之位置。即如今次之王士珍内阁，大多凭借徐氏幕僚构成，就职者似以徐氏圈内人居多。

（十二月二十七日）

九

编辑诸位：

中国政府新旧总长中，范源濂氏似为侨居北京之日本人大多隐然认可之人物。然范氏性情，因淡泊党派不近势利，故惟无有从事显赫华丽活动之机会。不佞复与董大理院长相稔，故得以有参观大理院之机会。该院之力臻完善齐全，实可感佩。为不佞等作介绍之庭长（民事第一部长）姚震氏，系早稻田出身，彼擅长日语，且无如外国人在所难免之文法谬误。即便是在外交部及其他举世皆知其为日本语通人者中间，亦属凤毛麟角。至询及其所管辖事务，彼之辩答明快而有条理，更有令人惊叹处。不佞与董氏有多年亲切交往之谊，其私生活之安闲自在、漫不经心，虽于交游时尽所周知，然其治理公务之整饬如斯，实殊出意外，遂将此意径向董氏语之。据姚氏语，袁世凯时代虽尝屡屡对大理院试图施压枉法，然亦总能断然维持司法权之独立，以致袁世凯发申令指摘大理院过于拘泥法律，然而我等宁可将此申令视为光荣名誉之事。姚氏更言及，大理院之权威，最初组建司法部之沈家本氏，继之出任大理院司法总长之章宗祥氏（现驻东京公使），现任之董氏等，所负功劳为多。其后得闻日本人之传言，亦已有此定评，谓中国政府之人才，多集中于司法部，其中尤以大理院最胜云。董氏解释其所以得人才者，盖在不用私人一端。若所有之机关皆得如斯，则中国之新政实有望矣。不佞质问董氏，为何政府各部未见有采用如斯之整顿方法者耶？氏则表示，当今之势，似尚不能作此指望。如警察事务，一般以为似较以前进步尤大，特别在与外国人打交道之场合，会格外留意，诸如国子监之孔庙、雍和宫、万寿山等处，妄自向外国人乞讨金钱之现象已有所减少。只须各地有效实行新政，则在中国亦绝非没有希望，只是将此新政普及全国之际，却无防弊止害之手段，似亦为古来之习惯矣。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十

编辑诸位：

与旧学耆宿交往，始终颇多雅兴。最初林公使因不佞抵达北京，特设宴邀集旧学诸人。陈、梁二师傅，赵尔巽、孙宝琦、李盛铎诸氏，均临席此宴，以此缘故，陈、梁二氏遂有招请不佞等之举。陈氏之厨子，虽在北京，亦为有数之烹饪名人，其食味之美自不待言。梁氏复又亲书菜谱，命其烹制，其乡里广东之特产种种，颇多美味。尤以所用器什，为宋代至道光年间之名瓷器，实极尽风雅之物也。然梁氏宅邸，亦几可称为破屋矣。以弊褞缠袍，而其食味之美、器什之雅，两者殊不相称，致使不佞复又生出一番感慨，总觉得中国学者身上，自有其某种深不可测之趣味也。

林公使亦俱受招请，彼虽屡屡列席此类宴席，然仍称道旧学耆宿之耿直忠厚、夫富于温情，令其深感敬佩云。梁氏乃广东陈兰甫门人，为张文襄（之洞）幕宾甚久，诗文之妙，当系今日中国数一数二之人。不佞以尝熟读陈兰甫之著书故，与梁氏谈话兴味颇深，氏遂以其先师遗墨相赠。

在清史馆，承赵尔巽氏好意，由其编辑室导至文库内部。彼称清朝原即设有国史馆，自乾隆年间起，史料已陆续有所整理，若就此加以利用，则修史之业绝非难事，不出数年，即可致完备云。在此承蒙赵氏飨以午餐。

不佞复又忝列于普通旅行者中，观览武英殿之陈列品，此外，则一览文渊阁之《四库全书》。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为京师图书馆所接管，故已准许纵览。京师图书馆藏书多为元内阁大库旧物，不佞七年前赴北京之际，尚未及整理，今则大部分已获整理矣。该图书馆不久将搬迁至宫城内之午门，观览者之便利，免受灾害之安全，以及其为人们所熟知，均可随之而获得较大程度之改善矣。

（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一

编辑诸位：

不佞今此旅行，所最感幸运者，乃适逢京师书画展览会之举办也。该展览会系为天津水灾所发起之赈灾义捐美举，北京在住之收藏家，于一周间，日日更换各自之珍藏品，以供展览，实网罗天下之逸品矣。展期自十二月一日起，至七日讫。一、二两日虽为不佞所错失，然自三日起，则五日间一日不缺，均赴会观览。展览品中，书法一端有东坡之《寒食帖》、米芾之《大行皇太后挽词》；画则有董北宛之《江山高隐图》，范宽及燕文贵之《山水卷》，李成、王尧合作之《读碑图》；加上其他宋、元、明、清之名品，在数百件之上，其中掺杂有古碑帖等。因场地狭隘，观览者极杂沓，是遗憾事。数日间，得观如斯众多之名品，于不佞颇有异常幸运之感慨。

同行之高桥代议士，精通清朝器皿，对武英殿之陈列品殊有兴味，深为激赏。该代议士惟望进而观览个人之收集品者，不佞遂请托于熊希龄氏。熊氏遂在现任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氏邸宅开晚餐会，招请不佞等，且以观览王氏之收集品，还为之引见瓷器鉴赏家金绍城氏及陈汉第氏。陈氏持来金代之赤绘瓷器，金氏持来龙泉游鱼画纹之瓷器，皆稀世之逸品也。

吾邦有贺博士，近年于碑帖颇有兴趣，其收藏亦骤然激增，今日已俨然成为一收藏家矣。不佞等亦得以一览该博士之藏品。尤富于兰亭帖之尤物，开皇本及游丞相本逸品等，乃博士最引以为自豪者。

（十二月三十日）

十二

编辑诸位：

承正金银行竹内、小贯二氏好意，于东安市场之剧场，得以一睹名优梅兰芳之妙技。彼于《孝感天》一剧中出演主角，而见其入神之妙者，则在昆曲《尼姑思凡》一剧，合以笛、笙、胡弓，且歌，且舞，乃一人之独舞。其艳异之姿，妖冶之态，令观者恍惚间兴梦游仙境之想。以一二十五岁之青年，而拥有此等绝技，堪称非凡之天才。不佞于中国人艺术之优秀处，惟有认可而无异议矣。

承北京《顺天时报》渡边氏、本社特派员神尾氏及《每日新闻》特派员楢崎氏三君厚意，某夕招待日中两国之名士，特介绍不佞于众人，不胜感谢之至。在此宴席上，得以晤见众多北京青年政治家，对作短期旅行之不佞说来，幸哉甚矣。中国政治家中，不乏出身日本留学生者自不待言，然而，终以出身欧美诸国留学生者居多。此点主人方面亦所感意外。彼等身上，渐呈乐意接近吾邦名士之倾向，可谓幸事。加之有身价之老人，如步军统领李长泰氏、警察总监吴炳湘氏，掺杂其间，更为此一场面平添一种色彩。当日来会之天津《大公报》胡霖氏，其后复又来访，得以与之亲切恳谈，甚感愉快。

现任国务院参议，兼而职当外交部要津之刘崇杰氏，曩昔曾任中国驻东京公使馆书记官一职，通晓日本内情，堪称无人可以与之比肩者，不佞访问段祺瑞之际，刘氏特执通译之劳，以异常之细心与审慎，使段氏得以充分理解不佞之所言，令一行人等为之感佩。其后复于某宴席，得聆刘氏最为坦诚之日本人观，亦诚有益之言矣。氏谓，彼在东京颇受日本眷顾，返北京入外交部，处置与日本人相关之文书，未尝一日有过排日之感情，然不知何故，与在日本之日本人相比，总觉得在中国之日本人，似判若不同之人种。不佞因之复为刘氏语及自明治初年至条约改正期间，吾国外交困难重重之实情，供其参考。置身于此等新进人物之中，聆闻此等极挚实诚恳之人披沥其所感，相信颇可供日中国交作参考矣。

不佞归朝之预定：十六日夜北京发，在奉天、京城各宿一宵。

（大正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1)此记作于大正六年（1918年）秋季，内藤湖南与稻叶岩吉、高桥本吉同游中国之际，由北京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

(2)陈介祺（1813—1884），金石学家。字寿卿，号簠斋等。山东潍县（今潍坊）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嗜好收藏，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铜器、陶、玺、石刻等拓片享有盛名。其所收藏的汉代纪年铜镜、淮阳玉玺等大批古代玺印，都是同类文物中的精品。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藏镜全目钞本》、《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玉印谱》、《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等。

(3)中村不折（1868—1943），日本画家、书法家、收藏家。年轻时习油画，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从真壁云卿习南画。1895年获《淳化阁法帖》，自此对收集中国书画产生浓厚兴趣，并陆续得到清末新疆、甘肃地方官员等所藏敦煌吐鲁番写本。1936年，以自家私宅在东京创建书道博物馆，展览其书法及收藏的历代书法文物，包括甲骨、青铜、石碑、镜铭、法帖、墨迹、文件、经卷等，是研究日本、中国书法史料的重要场所。编著有《禹域出土书法墨宝源流考》等。

附录 湖南先生所嫌厌的

桑原武夫(1)

我年少的时候，就喜欢读内藤湖南先生的著作，受过他很大的影响。（我始终相信这样的说法，凡优秀之作，即便不具备专门知识，也能从中有所憬悟。）但如果去和宫崎市定、贝冢茂树这些专业门生弟子作个区别，那我私下里很清楚，自己多半是个尚未忝列门墙，只是在门墙外承续一点先生学风的人。虽深深为先生所折服与倾倒，也曾写过几篇关于先生的文章，但可悲的是，因为学殖谫陋，此刻所写的文字，也同样属于不登大雅之堂一类。

只是手头有篇妙趣横生的文章，刊于《湖南全集》所附出版月报的第十至十二期，出自先生哲嗣耕次郎氏的手笔题为《有关湖南之断章》。该文末尾为一短章：《湖南之好恶》。我在为讲谈社文库版《日本文化史研究》一书所写“解说”中曾加以援引。这里再抄录一遍：

所嫌厌者：感觉迟钝之蠢人；迎合大众之进步文化人；信仰圣人之愚直道学家；浅陋庸俗之日本画、岐阜产椭圆形灯笼、幽居安乐、闲寂风趣、茶道、民间工艺；美国式机械文明；赶时髦者；社交舞、登山、体育；恋爱至上主义者。

所嗜好者：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

像这样的“我所嗜好的与我所嫌厌的”，究竟是如何错杂叠合在一起的呢？我不免有所心动，很想就此一一加以笺注。但真要这么做起来的话，写“解说”的事首先就得泡汤。这么一寻思，我便当即作出决断，一本正经的话，一概免了，还是借着这个机会，随便谈点感想。

在对卢梭所作的一项合作研究中，我曾开列过一份“卢梭好恶表”，这份好恶表主要是拿《爱弥尔》说事，按其作品，分梳出了日常生活与经济等八个类目。而在耕次郎氏这里，依据的却并非书写文本，而是日常交接中的直接经验，故而提供的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虽然也不是没有风险，诸如观察者将他的主观也一并投射了进去等。先生哲嗣中，就体型抑或面容而言，耕次郎氏是最酷肖先生的一位，所以他所讲述的，应该也最可信赖。

“凡属中国之物，皆在嗜好之列。”这句话里，汇集了诸多的遗憾。

世上不会有谁喜欢感觉迟钝的笨伯的。先生受不了运脑滞迟的人，所以才会生出这般独特的讥讽与刻薄。尊奉自己敬重的伟人为圆满具足的神祇，是日本人常有的习性，但毫无疑问，先生不喜欢这样。诸如“低能之国学家”这样的措辞，就曾深获年少时代之我心，因沾染此风，我对国学乃至国粹主义，诋毁起来一直是无所顾忌的。

以上是我与先生的嗜好与嫌厌相一致的地方，但接下来，“进步文化人”一说，可就让我犯起难来了。说起来，这样的词，先生生前还不曾有过。战后，当保守派出语伤人时，我曾自称是跟马克思了无干系的进步文化人。若先生健在，当可推想，他大概是会嫌厌这一人种的吧？

我对信奉圣人的愚直的道学家的极度嫌厌，其间恐怕也有无意中源自先生的影响。先生虽嫌厌西洋崇拜，但作为年轻时便已耽读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他也不会对东洋陈腐的传统主义甘之若饴。明治时代的学者，身上始终有着开明与反复古的特征，这是他们相通的地方。跪拜在孔夫子面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则不值一瞥。

我受先生影响最深的，是他对传统的批判精神。对传统的体悟，程度之深浅自当别论，但庸俗浅陋的日本画，岐阜出产的椭圆形灯笼，幽居安乐，闲寂风趣，茶道，民间工艺，皆为我所不喜；而雄浑、豪华的绘画（如铁斋(2)、雷诺阿(3)之流）则为我所嗜好。

我对美国式的机械文明，通常怀有关切之心。虽生性不喜轻薄，却并不掩饰对于新奇之物的强烈好奇。社交舞，同样也是我所最不喜欢的，并且也跳不来。不过，构成我与先生对立的关键所在，则在登山与体育，纵然被逐出师门，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先生的冒险心过于集中在智性世界里了，以致无暇顾及自然世界方面。言及“恋爱至上主义者”这个词时，浮现在先生脑子里的，恐怕是文学部的年轻同僚厨川白村与他美丽出众的夫人的容貌吧？白村是典型的近代主义者，他将“恋爱至上”引介进了日本，并且以《苦闷的象征》等著作，给了发轫期的新中国以强有力的刺激。

毋庸赘言，我之所以能领悟得中国文化的精粹，幸免于沦为一介食洋不化之徒，端赖湖南先生之师恩。

(1)桑原武夫（1904—1988），日本法国文学、文化研究家。曾任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著有《法国百科全书研究》、《卢梭研究》《宫本武藏与日本人》等，有《桑原武夫集》全十巻（岩波书店，1980—1981年）。

(2)富冈铁斋（1836—1924），日本画家，以画风高逸别开生面。

(3)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雕刻家。

译后记

《禹域鸿爪》著者内藤湖南的一些背景性传记材料，这套译丛的策划人施小炜先生，在其所撰的《总序》中已有很好的论列，读者自可从容参读。我只是想补上一句，《禹》是收入本译丛的这几种书里边，惟一一部学者写的游记。

学者有学问垫底，游山观水之时，始终不会忘情于史地的考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有一般文学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骞翮远翥的学术视野。于深情回眸间贯穿学问兴味，在流连忘返中蕴含明慧关照，本是内滕湖南这种不世出的学者所独擅的胜场。但随时随地，总要倚重书袋，比起单凭直感的长驱直入，走访者之于山水之间，终究多了层间隔，而讲究旁征博引的结果，又不免会让行文显得滞重。凡事有得有失，原是世间常理，更何况，乐山乐水，无有定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相信喜欢这种类型的游记的，也一定大有人在。

还有一点，也与著者的学问颇有关系。内藤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开山人，这本书又写于差不多百年之前，原著用的是一种颇带古奥气息、文笔专骛渊雅的文言体日文，因而转译时也让译者颇费踌躇。作为一份不可多得的见证百年前中国世事世情的文化史料，将其译为平白直爽的现代汉语，反而觉得跟文本原有的性质不相对称，倘若某种直接就能提示其历史感的东西，却因为转译文体的不相称合而致使那份本可直接感知的历史感就此流失，这无论如何也是件遗憾的事。正因为顾虑到这一点，这本译书最终还是采用了现在这样的文体，虽然半文不白，两不讨好，但还是希望读者诸君在面对它们的时候，尽可能地对译者的此番用心，多少有些体察与谅解。

1907年（明治四十年），京都大学创设东洋史讲座，内藤应邀讲授中国近世史，由报人（先后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等报刊记者）转型为东洋史学家，并与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等共创二十世纪日本东洋史研究的“京都学派”（另一派则是以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等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内藤曾数次游历中国、朝鲜和欧洲；与文廷式、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文人交往亲密，与胡适也有通信往来；史学上提倡清代实证史学；“唐宋变革论”则是其在中国史研究中所提示的富有魅力的话题之一，至今仍为中外学界所关注和讨论；其在敦煌学与中国古代书法、绘画方面，也均有独步一时的专门研究。学风阔达，造诣精深，尤其是思路、方法的独到，确立了内藤在日本东洋史学发展史上开山与奠基者的地位。其主要著述《读史丛录》、《中国近世史》、《中国论》、《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近世文学史论》及《日本文化史研究》等，近年已多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陆续翻译出版，读者诸君自不妨留意参看。与那个时代日本一众东洋学研究家一样，内藤湖南对作为历史与文化的中国怀有很深的敬意，而对其时现实中全方面羸弱的中国则既同情又不免轻蔑。这在收入本书的内藤的几种游记里，几乎在在可见，读者诸君自不难察识。

译者谨记

1998年清秋草，2016年暮春稍改

补记 未译入本书的内藤湖南与中国游历有关的纪行文字，尚有《韩、满视察旅行记》、《北韩、吉林旅行记》及《间岛、吉林旅行谈》等。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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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中国游记

书名页

版权页

目　录

总序

自序

上海游记

江南游记

长江游记

北京日记抄

杂信一束

译后记

秦淮之夜

书名页

版权页

目　录

总序

中国旅行

南京夫子庙

秦淮之夜

《苏州纪行》小序

苏州纪行

中国观剧记

西湖之月

庐山日记

中国的菜肴

中国趣味

上海见闻录

上海交游记

译后记

南方纪行

书名页

版权页

目　录

总序

小引

厦门印象

章美雪女士之墓

集美学校

鹭江月明

漳州

朱雨亭其人及其他

中国色彩

书名页

版权页

目　录

总序

江南的风物

风景的印象

建筑

中国的庭园

都市的风景

茶馆

中国菜肴

苏州游记

西湖游览记

南京重访记

旅伴

黑暗的南京

早晨的茶馆

城门·雨花台

旧物破坏

栖居在顶楼的歌伎和栖居在画舫的陆军师长

茶馆和书场

中山墓

六朝遗迹

秋雨古都

清晨的散步

燕子矶

茶房

个人主义

广东漫记

荔枝湾

花艇

疍民

初访尼姑庵

鸦片

广东的奇异食风

北京游历记

北京大观

王城之民

打茶围

北京菜

红楼梦的舞台

天桥

中国礼赞

梦寐之乡

中国的色彩

茶馆和酒家

石塘咀

济南一瞥

译后记

禹域鸿爪

书名页

版权页

目　录

总序

卷首

绪言

学徒暑中旅行

赠诗及送别诗

禹域鸿爪记

其一 启程 芝罘 渤海史论

其二 天津 凭吊 与严、王二子晤谈

其三 北京 沿革 城墙赏月

其四 长城 明十三陵

其五 京郊寺 观文庙 观象台

其六 陈、蒋二子 威海卫 上海 文、宋二子

其七 杭州 西湖 灵隐

其八 苏州 虎丘 寒山寺 灵岩山 沧浪亭

其九 溯江而上

其十 武汉之游 黄鹤楼 大别山 伯牙台

其十一 赤壁 金陵之游 镇江

其十二 最后之笔谈 时务 金石 归途惊闻

鸿爪记余

中国人与狗

盐丘

空中鸣銮

孔庙看守人

贡院

体面之意义

一大溷圊

罨秀

外国人

南口之盥浴及便器

店铺之装饰

家屋之结构

南北之字体

美女产地之沿革

沪上之演戏

风景概观

金陵之诗材

画之南北宗派

“不是塔”

招牌之典故

书法与金石

中国人之笃学

高塔

己亥鸿爪纪略

禹域鸿爪后记

游清杂信

发自营口（十月二十六日）

发自燕京（十一月七日夜）

发自北京

发自上海

再发自上海（一月三日发）

游清记别记·京津访问记

中国观察记

附录 湖南先生所嫌厌的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