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年代

乔舒亚·库珀·雷默
简介

不可思议的年代
第一章 时代的性质
第二章 旧的物理学
第三章 沙堆
第四章 大厦已倾
第五章 百威，百威
第六章 混搭
第七章 将军和亿万富翁
第八章 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第九章 劝说的极限

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

北京共识作者 乔舒亚?雷默

何帆 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2010年

中译本序

当我第一次走进北京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的时候，我清晰的意识到，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物。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五年。我经常会坐飞机到处旅行。和大家一样，我在旧航站楼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经历。我还记得，当我看到闪亮的新航站楼时的心潮起伏。当然，我很庆幸，再也不用老是去旧航站楼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新航站楼给我带来的震撼。就连我这样熟悉中国的人，都难以想象北京居然会有这样的建筑。很多人都批评新航站楼，有人说它铺张浪费、有人说它有剽窃香港机场的嫌疑、有人说它硬件很好但软件太差。但不管怎样，三号航站楼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让我经常想到：不管是好是坏，中国已经成为了不可思议的年代的首都。

你在这本书中会读到，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事如何改变我们陈旧的思想的。这些变化在中国都能找的到，中国的变化更有活力，更加频繁。从局外人的视角看发生的中国的变化，经常会感到极大的震撼。我的老板基辛格博士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经常会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发表评论。这些变化是中国人民在遇到巨大的挑战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我总是会听到基辛格博士感慨：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他当初访问中国的时候难以想象得到的。中国人养成了创造不可思议的事物的习惯，这让中国的改革进程变得有趣而重要。数年之前，我注意到了这种变化，觉得有必要提醒人们关注，于是，我用“北京共识”来形容中国的变化。我仍然坚信，当全球都在经历沧海桑田的变化时，中国的持续改革和开放，是全世界都需要理解并支持的。

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必须不断创新，并让思想与时俱进。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年代。那些没有保持思想进步的大人物们，很快就被时代抛弃了。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保持思想的活跃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不要忘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保持思想的活跃一直就是中国改革的特点，从当年引进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如今，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我将其称为“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最有趣的创新发生在不同寻常的观念互相融合的时候。比如，如果你把生物学和经济学融合起来，就会对金融市场有更深刻的理解。正是因为我们把新技术和传统的阅读、购物、交际习惯融合在一起，才产生出我们在IT行业看到的重大变革。所有的创新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最有用的创新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思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开放系统”，我们不是互相隔绝，而是要互相接触，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思想。在数十年之前，当我们还能封锁边界的时候，或许还能想象出来与世隔绝的创新。但在今天，这是不可想象的。闭门造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已经南辕北辙，而且造出来的可能是不合辙的残次品。不管是好是坏，完全的自力更生已是不可能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30年，现在，应该思考下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变化了。在我看来，中国很可能会从“改革”年代进入“创新和改革”的年代。改革时代的思想和方法，和创新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决定未来中国方向的，就是如何才能转向创新和创造。我亲身感受到，在中国，创新正到处涌现，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美国人，喜欢说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种谬见。中国人正在不断的创新。当然，中国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创新，必须有各种各样崭新的风格，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就会看到在全国范围内，关于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外交政策和技术进步的新思想不断涌现，而且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探索和试验这些新思想。当然，这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如果“创新”和“改革”、“开放”一样，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指导纲领，那么，这和“改革开放”时代相比，对中国的改变、对世界的影响会更大。

译者序

乐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忧患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忧患之中，找到乐观的理由，才是最难的。

这是一个外表平静但暗流涌动的时代。危险往往来自于难以想象的方面。攻守之势异矣。恐怖分子花费一百万美元就可以制造9.11袭击，但美国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机场、港口加强安检。我们怎么会想到，美国南部几个阳光明媚的州房地产泡沫破灭，最终会带来一场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的金融危机呢？为什么许多国家都派出军舰护航，但是索马里海盗依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美国货船呢？我们该如何防范突如其来的传染病？我们也地震的预测都做不到，又该怎么防范呢？ 、

乔舒亚?雷默曾经和弗里德曼一样，是一位新闻记者。他曾是《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国际部主任。现在，他是基辛格基金会的执行主任。雷默少年老成，但又野心勃勃。他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忧心忡忡的告诫读者：“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恐怕都难以见到我们所渴望见到的‘和平降临地球’”。如果我们变得贫穷，我们会因愤怒而战；如果我们变得富裕，我们会因贪婪而战。很难想象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会做出这么灰暗的预测。但转瞬之间，他又流露出一个少年的“张狂”。在他看来，现在的国际政治理论几乎都是错误的。现实主义者的看法过于陈旧。当年俾斯麦见拿破仑，拿破仑盛怒之下把帽子扔在地板上，以为俾斯麦会帮他捡起来，结果俾斯麦理都没有理。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眼里，想看懂国际政治的力量格局，瞥一眼孤零零的呆在地板上的拿破仑的帽子，心里就能一清二楚了。但在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年代，你可能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力量的格局会如何演化。现实主义者说：“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雷默说：“错，利益也不是永恒的”。理想主义者过于天真。他们以为国际政治就像做蛋糕，而且配方非常简单：民主+资本主义=繁荣和稳定。他们以为，软实力会慢慢发挥作用，输出西方的文化，其他地方的人们就会敞开怀迎接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但为什么在中东、拉美的年轻人，既是麦当娜的歌迷，又极度仇恨美国呢？

雷默担忧的是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地位。他看到美国的领导人、美国的**部门、美国的大战略在应对风险的挑战时，越来越笨拙、越来越困惑。于是，他转向了另外的力量，企图寻找出路。他推崇的都是造反派。充满了创新精神的IT企业家、破除一切成见的风险资本家、和西方智慧背道而驰的东方智慧、甚至包括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这是一个造反有理、革命必胜的时代。游击队会打赢正规军。小国会击败大国。大卫会战胜歌利亚。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再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紧密、更稳定，但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是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全球政治秩序也是这样的一个沙堆，每天都会掉下来新的沙粒：“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为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生存，我们必须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不可思议的创新。

向开发电子游戏的大师、任天堂的宫本茂学习吧。曾经一度占据游戏机市场的是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360。这两个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和开发图像处理能力最强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游戏迷追求的是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但是，宫本茂却在琢磨着另辟蹊径。他发现在汽车上装着一种加速度计，能够感知驾驶员的动作。如果加速度计感测出驾驶员突然急刹车，就会按照既定的程序自动弹出安全气囊。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游戏手柄结合在一起呢？任天堂的设计师们研究了四年，开发出来全新的Wii。和传统的游戏不一样，Wii需要你站起来玩游戏，运动起来玩游戏。你挥动手臂，才能玩网球游戏，你拿着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可以玩拳击游戏，你可以射箭，也可以练瑜伽。Wii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捧，原来从来不玩电子游戏的女性，现在都热衷于用它健身。这就是“混搭”的力量。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所有的事物都会发生普遍联系，而我们要学会的，是把已经存在的不同事物融合、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向以色列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主管法卡什（Farkash）学习吧。传统的情报部门只会关注最直接的目标，比如敌人有多少辆坦克，它们藏在哪里。但法卡什会把他的手下派去，调查贝鲁特的人们上街买什么东西，在大马士革演什么戏。他甚至会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比如搞一次没有伤到任何人的爆炸，看看对手如何反应。在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你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在复杂的系统中，快速的变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遗憾的是，由于它们变化得太慢，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

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学习吧。雷默曾经坐着真主党的车子，在黎巴嫩南部转悠。他发现真主党的管理秘诀，并非仅仅是制造路边炸弹。真主党会专门派人，在黎巴嫩南部帮当地人盖房子。以色列炸毁一座房子，他们就盖一座。当然，真主党的盖房速度，远远比不上以色列的轰炸速度。但是，正是通过盖房，使得真主党和当地的人们融为一体。当地的人们在抽水马桶不通、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会想到向真主党求助。于是，“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

向中国的古代兵家学习吧。西方崇尚的英雄是巴顿将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直接迎击来犯之敌。中国的兵家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能打胜仗，而是他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每一次都能避免兵戎相向。

向南非的艾滋病人学习吧。

雷默把国际政治视为复杂体系。最简单的复杂体系可能就是雷默提到的沙堆：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再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紧密、更稳定，但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是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全球政治秩序也是这样的一个沙堆，每天都会掉下来新的沙粒：“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为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生存，我们必须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不可思议的创新。

向开发电子游戏的大师、任天堂的宫本茂学习吧。曾经一度占据游戏机市场的是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360。这两个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和开发图像处理能力最强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游戏迷追求的是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但是，宫本茂却在琢磨着另辟蹊径。他发现在汽车上装着一种加速度计，能够感知驾驶员的动作。如果加速度计感测出驾驶员突然急刹车，就会按照既定的程序自动弹出安全气囊。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游戏手柄结合在一起呢？任天堂的设计师们研究了四年，开发出来全新的Wii。和传统的游戏不一样，Wii需要你站起来玩游戏，运动起来玩游戏。你挥动手臂，才能玩网球游戏，你拿着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可以玩拳击游戏，你可以射箭，也可以练瑜伽。Wii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捧，原来从来不玩电子游戏的女性，现在都热衷于用它健身。这就是“混搭”的力量。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所有的事物都会发生普遍联系，而我们要学会的，是把已经存在的不同事物融合、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向以色列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主管法卡什（Farkash）学习吧。传统的情报部门只会关注最直接的目标，比如敌人有多少辆坦克，它们藏在哪里。但法卡什会把他的手下派去，调查贝鲁特的人们上街买什么东西，在大马士革演什么戏。他甚至会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比如搞一次没有伤到任何人的爆炸，看看对手如何反应。在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你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在复杂的系统中，快速的变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遗憾的是，由于它们变化得太慢，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

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学习吧。雷默曾经坐着真主党的车子，在黎巴嫩南部转悠。他发现真主党的管理秘诀，并非仅仅是制造路边炸弹。真主党会专门派人，在黎巴嫩南部帮当地人盖房子。以色列炸毁一座房子，他们就盖一座。当然，真主党的盖房速度，远远比不上以色列的轰炸速度。但是，正是通过盖房，使得真主党和当地的人们融为一体。当地的人们在抽水马桶不通、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会想到向真主党求助。于是，“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

向中国的古代兵家学习吧。西方崇尚的英雄是巴顿将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直接迎击来犯之敌。中国的兵家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能打胜仗，而是他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每一次都能避免兵戎相向。

向南非的艾滋病人学习吧。在南非，治疗肺结核的**援助项目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耗资巨大，并且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医师和护士。但是，很多病人却经常中止结核病的治疗。治疗艾滋病的项目没有**的支持，要靠病人自己参与，先参加培训课程，然后自己服药，但大部分艾滋病人都能坚持下去，甚至奇迹般的痊愈。在结核病项目中，病人是完全被动的，吃药的时候都由护士在旁边监督。而在治疗艾滋病的项目中，病人必须主动参与。很多培训课程，不是由医护人员主讲，而是由病人们自己主讲的。如果一群目不识丁、贫困潦倒、濒临死亡的艾滋病人，在意识到能够主动的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能主动管理复杂的医疗程序，我们就会知道，只要赋予人们权力，他们将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力量和创新。

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防范层出不穷的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免疫系统。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也好，还是恐怖主义也好，都非常类似于流行病：它们均从小处爆发、传播的速度极快。最初，它们都蕴藏在一些看起来没有危害的因素之中，直到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发生作用，才突然酿成完美的风暴。应对生化危机的最好办法，或许不是准备各种备用的疫苗，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预防地震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预测地震，而是让靠近震区的社区更加灵活、更加团结。

一个美国人，关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的反思的书，对我们会有什么用呢？事实上，中国面对的挑战比美国遇到的麻烦更多。美国的政治家可以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讨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但中国的政治家却需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处理从校园血案、新疆骚乱到汇率改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我们更需要学会驾驭不可思议的变化。这就是雷默的《不可思议的年代》，能够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部 沙堆效应

第一章 时代的性质

1. 各演各的戏

两个镀金边的小杯子里的浓咖啡已经凉了，咖啡里加的几乎已经发糊的菊苣根粉的苦味依然味道不散。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几乎一句话不说，各自若有所思，木然的望着近处一台无声的电视。这是2008年的初秋，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报道全球金融危机，就连我们正在看的黎巴嫩真主党下属的Al Manar频道上，也是这些新闻。在午后的平静和闲散中，Fouad和我都在享受难得的片刻安宁。随后，我们将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之中。他会回去做他的工作，他是真主党的首席信息技术专家。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被视为游击队和恐怖组织。用一位以色列将军的话说，他们是这个行当中“世界上最伟大的”。

Fouad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们谈到古兰经，谈到殉道，谈到他说自己“已经死去”的感觉，他说他只是行走在世间，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等待着升入天堂的那一刻。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很可能是由特拉维夫军方来决定的。我们也谈到他的童年时光，他的兄弟姐妹。他也问了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住在中国，而且他非常想了解中国。我来见Fouad，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在我和真主党打交道的时候，我越来越惊异于他们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哪怕这些都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结果。他们在以色列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找到更好的战斗和生存的方法，这让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指示牌，但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他们这个指示牌上的标识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当然，这意味着一个挫败以色列军队的辉煌纪录。2006年，大约不到500名真主党战士，让三万名以色列军人的进攻陷入僵局，而且，以色列还出动了中东历史上代价最为昂贵的空中打击。真主党为了显示其能始能终，在战斗的最后一天，发射了和第一天同样多的导弹。

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秩序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改变的，我知道我必须对Fouad到处传播的理念非常熟悉，即使这些理念看起来似乎令人反感。从某个意义上讲，我感到像Fouad这样的战士身上那种对创新的激情，以及不顾一切的好奇心，让我想起来我的那些经营着庞大的IT公司或是对冲基金的朋友们。他们也和我一样大，大约三四十岁。当初在《时代》周刊做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接触到这些人，我一定会觉得他们充满了魅力，后来，在我辞掉了记者的工作，因为我想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改变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记者，从远处观察其变化，作为观众体会怦然心跳的感觉。对变革的向往，渴望掌握力量并颠覆整个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这一代中涌动。这一代人改变了互联网，将之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革命性的世界；这一代人创造了巨大而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榨取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润，同时也制造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风险。在中国，你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中国人正在努力建造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中国人生活的中心。中国人需要发现各种变化，当变化的速度太慢的时候，他们会加快变化的速度。他们充满自信，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的潮流是顺应他们的，他们将我们带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不管是全球信息的快速联通还是完全新型的政府体制。他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旧有的体制一定会分崩离析，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将真主党份子和Google的创新在道德上相提并论可能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你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中发现一个共同的力量：真主党的500名战士可以对抗以色列的三万名士兵，两个大学生在学校宿舍里面捣鼓出来的东西改变了整个互联网。这些创新的热点吸引了这一代人中最聪明的头脑：无数数学天才去了对冲基金，无数电脑高手开始自主创业，当然，也有些聪明的头脑走进了阴暗的角落。Fouad告诉我说：“我的电子邮箱里经常能收到雪片般的简历。当然，有的人会害怕被列入恐怖份子的黑名单中，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我们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

我把这些我知道的反叛者和我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做比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军方，在IBM或时代华纳公司，都有优秀的人才为之工作。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这些保守的机构根本没有办法和反叛的力量竞争。在这些机构里面，无论尊卑，无论长幼，在它们的官僚体系的各个层级，每个人都被落伍的世界观束缚得紧紧的，他们以为过去的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听听格林斯潘的困惑吧。2008年，就在Fouad和我看到的电视报道的数周之后，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充满疑惑的说：“我发现了一个缺陷，但是我不知道它有多么严重，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这件事情使我深感苦恼。”国会的人问他：“也就是说，你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的价值观，都是不对的？你过去的一套不再有用了？”格林斯潘回答说：“完全如此，正是如此。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在过去4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都有非常雄辩的证据，证明我过去的做法都会如愿所想，从无失误。”

格林斯潘的回答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的领导人们如今是多么的困惑。和他一样困惑的领导人大有人在：美国的总统怎么会在一场战争打得越来越惨烈的时候，就宣布战争胜利了呢？为什么俄罗斯的轰炸机会又飞到美国的海岸线呢？中国的人均日收入不过7美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将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呢？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长，一个身家近十亿美元的华尔街高手，会在2008年5月份就宣布危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到了8月份又不得不如此狼狈的奋力抢救全球金融体系？为什么我们都能马上想到一些紧迫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核武器的扩散，但是当要行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举步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和Fouad分手之后，我想到了数周之前，我曾经和一位中国朋友见面。他现在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告诉我，早在2007年，他就把旗下的一些金融机构关闭了，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爆发的问题。他说，他非常惊讶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发现这一风险，而且什么都没有做。他凭直觉已经嗅到了金融危机的到来。这让我意识到，真主党、我的中国朋友，以及Google的共同之处并不仅仅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变。2004年当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的时候，很多小动物早已逃到山顶，但海啸到了之后，25万人因为来不及撤离，葬身海底。小动物们根据直觉能够感受到灾难并赶紧行动，但是我们人类却在安稳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麻木了。就在那个下午，我意识到，他和我曾经交谈过的其他人都发现了这种本能，并且能充分的利用这种本能。当他们每一次敲击键盘的时候，做每一笔投资的时候，甚至在策划每一次人体炸弹袭击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朝着我们呼啸而来。

我和Fouad见面的头一天晚上，真主党的凶狠但却充满魅力的领袖，Hassan Nasrallah沾沾自喜的谈到，美国政府曾经告诉格鲁吉亚的军方，如果想更好的打击俄罗斯军队，就得向真主党学习。白宫会把真主党当作学习范本，介绍给格鲁吉亚？在贝鲁特这个谣言满天飞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从得知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或许，这只是真主党自我膨胀的谎言。但是，即使这不是真的，难道真相不应该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Fouad，Nasrallah和他们的几千名士兵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吗？不管怎么样，2008年的秋天，当我坐在贝鲁特的咖啡馆里，看到电视里面报道着那些原本看起来坚若磐石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台，看到在另外一个频道里面，Nasrallah正在宣称，美国政府都要对他们刮目相看，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2. 时代洪流

我们现在正开始经历着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过去时从1648年为斯特里条约之后欧洲国家变成民族国际之后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无法抗拒的。这一变化将迅速蔓延。它将传播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银行账号，商业模式，甚至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正经历的不是一种单一的变化，甚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二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金融危机的爆发类似，是一场无法阻止的变化的突然爆发。这种变化使得过去那些不可撼动的机构变得虚弱和不稳，这种变化使得那些看似弱小的变化最终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不管我们是否心甘情愿，这个世界并非变得更加稳定，或是更容易理解。简而言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革命的时代。但是，引领我们进入这个时代的领导者，思想观念和组织结构却比现在的时代落后数百年。一方面，这场革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财富，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和崭新的全球秩序。而且，我想在这本书里面着重介绍的是，这场变革将产生新的冠军。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哀叹我们不可避免的衰败。我们将讨论的是，如何才能拯救自我。这本书希望能够解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解读到处都在发生的神秘而危险的魔法。如果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从八岁的孩子到八十岁的老人，都能够从中找到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也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该如何行动。

遗憾的是，无论是那些执掌企业的CEO，还是外交部或中央银行的官员，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优秀的人才，似乎都还沉浸在过去的陈旧的思考方式之中。他们不断的做出对这个世界的错误判断。从某个角度来说，批判他们是不公正的。当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那时的全球秩序基本上是能够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认识的。那个时候，只有国家的行为才有意义，而且在你的愿望，和你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关系。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都相信一种传统，即所有的国际危机都有最初的起源，而且最后一定会有确定的结束。他们那一代人都相信，资本主义的传播是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技术将使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稳定。这一观点是过去的精英们的共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人人相信的常识，从日内瓦的谈判室，到国会走廊，到白宫的作战室，到处都是这样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的：它们既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也不能预测这个世界。但我们的领袖们却难以接受这种观念和现实的脱节。他们缺乏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造反意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尊贵腐化了。我们的未来被交到了这样的一批人手中，但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

这些错误的观念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悖论：那些本来是要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的政策，结果却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不稳定。比如说，历史上最大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不仅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带来了更多更危险的恐怖分子。想要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恰恰鼓励了更多的国家加快制造核武器。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使得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那些本意是想要制止金融危机的政策，最终却触发了危机的爆发。想要保护生物物种的环境保护技术，最后却让很多物种绝种。中东和平计划带来了更少的和平。我们当前面临着一长串类似的问题。我们最好的意图，我们最艰苦的努力，最后只是在顾影自怜。我们的领导人们的信誉正在一点点消逝，我们越来越难以信任他们。他们知道我们正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吗？他们会跟我们说实话吗？当他们制定的政策一次次失败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比如反恐战争，食品安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诸多其他关键的问题？

在当前对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深刻反思。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希望，有些迹象甚至表明一些重大的政策或许会出现调整，但能够指导这些艰巨工作的观念和理论框架仍然付之阙如。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我们对恐怖主义、全球变暖、破坏性武器、经济混乱的讨论都将会不着边际，但如今我们最缺的恰恰是总体的战略。未来最可能发生的变化可能是最危险的：我们可能只会对当前的政策做些微不足道的调整，对正在破产的制度做些局部的粉饰，然后就是不可避免且茫然失措的承认最终的失败。这种结局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我们的领导人们似乎还不了解，事情变化的速度将会非常之快：一家银行破产，五十家银行就会步其后尘；一个国家开发出核武器，就会有十几个其他国家跃跃欲试；一个孩子或一台电脑染上了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会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此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的失败如此令人担忧，我们试图以旧有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却发现自己束手无策，这些都会迫使我们去反思当代社会中的一些基本价值。我们甚至不得不从头审视政府体制和民主制度的性质。这些讨论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坚定不移的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惊恐不安和犹豫不决就会带来可怕的背叛。假如我们有幸生活在数个世纪之前，当技术革命、市场秩序和民主制度刚刚萌芽，并且扫清了我们生活中的不可知因素，当我们生活中的变化都能够被井然有序的加以预测和计划，那该多好啊。很多政治家、外交官和金融专家依然想让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但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时代和那个过去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历史片段的鉴赏家

本书讲述的是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思考方式认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基于这个假设，我们试图提出一种思考当代世界的全新的、有用的方法。本书将告诉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思议的灾难随时可能爆发，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本书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在一个充满了惊异和创新的革命年代，你应该像一个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在革命年代，不能像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的人就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说本书提倡的思考方式是有用的呢？因为这些新思维已经在现实中接受了检验。那些在新的时代里面成功的人们，奉行的正是这一模式，而那些忽视这些规则的人们，遇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破产、社会动荡、甚至死亡。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营地，到硅谷亿万富翁的办公室，到日本京都的间谍首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竭力回避以旧方式认识世界的模式。

在这个新的模式中，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变化中得到收获，而且如果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认识到，未来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从某个角度来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多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好，无论是尽可能的维护全球安全也好，在今天都变得更加重要。但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我们能够维护全世界的人权和尊严的唯一希望，就是革命性的新语言和新思维。今天，总体来说，我们既不安全，也没有尊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再抛弃尊严，追求强权，我们不能再沉湎于冷酷的政治计算，把国家当做齿轮，把人类当做润滑剂。什么是权力，怎样更好的运用国家的权力，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即使是在过去，当那些传统的规律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当各国的政治家都在遵循旧有的外交决策模式的时候，一些最伟大，最诚实的政治家已经承认，他们所运用的方法经常难以控制实际形势，并会不断和旧有的观念发生冲突。这些伟人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会有不由自主的感到脸红的时候。我们在Metternich，Castlereagh，艾森豪威尔或Bismarck的日记或私人信件中都会感受到这种羞愧。我们在美联储主席的国会证词中也会感受到这样的羞愧。这不仅仅是因为足智多谋的人士会不时感到其才智的局限。不如说，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对全球政治的复杂魔法的本能直觉。这种直觉决定着政治的成败。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不断发生的变化的清醒认识，他们勇于也乐于抛弃旧的模式，拥抱新的模式。August Fournier，Metternich的最重要的传记作家，有一次开玩笑的把Metternich称作“历史片段的鉴赏家”（virtuoso of moments）。我想奥地利的王子不会对这一称号感到不快。能够准确的把握瞬息即逝的时机，这可能是每一个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最重要的治国技艺。正如17世纪伟大的政治家 Francois de Callieres 所说的：“从来就没有过完全的外交胜利”。即使你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问题，但事实上，你不过是开始面对新的麻烦。

美国外交官，20世纪50年代的战略家Louis Halle，曾经观察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是对政策制定者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想象的反应。Louis Halle写到：“如果对世界的想象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那么没有哪个外交官，不管多么有经验，能够在这种错误想象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策。”如今，我们一度依赖的那些领导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也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应该把过去的错误想象抛弃掉，换成新的正确的想象。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分析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变化的框架，我们需要奠定基础，能够让亿万人民参与的这些变化，能够更加有用，更加持续，更加稳定。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对变革的希望可能很快会消退，变成失望和受挫感，甚至会变成巨大的恐慌。

4. 窗外的世界

在物理科学中，突然转变为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观念，是常有的事情。实施上，观念的突变被认为是必须的。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新的伟大的观念诞生，或是来自一个天才的石破天惊的创见，或是在某一个边缘的研究角落里被人忽视的工作中突然能披沙拣金，这些新的伟大的观念将在一夜之间取代过去陈旧的观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詹姆斯 沃森和弗兰克斯 克里描述的DNA双螺旋结构也是一样。如今，改变我们过去对权力的看法，以便更好的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同样需要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我们遇到的问题和20世纪的物理学家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发现牛顿的物理学无法解释物质在原子世界里是如何运作的。物理学家们并没有把牛顿的物理学像脏水一样泼掉，相反，他们引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使得牛顿物理学得到了发扬光大，能够解释更复杂的原子世界。当我们进入原子世界，我们就必须有观念的革命，要有创造性的概念，有的观念可能过于标新立异，以至于其结论和传统的物理学理论会完全相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当物体的速度非常快的时候，牛顿物理学必须要修正。我们的国际体系或许也处在类似的境地。遇到一个变化速度更快、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体系，过去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确需要修正了。

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改变诚非易事。物理学里的范式转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 玻尔曾对朋友说的：“如果量子物理学没有让你感到吃惊，你肯定是没有理解它”。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简单的标准化答案。任何一个诚实的研究者，都不敢贸然提供答案，因为所有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提问的语言都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本书希望探讨思考问题的一个新的角度，并启发新的灵感。你现在读到的一些观点，或是你接着读到昏昏入睡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观点，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拿到我们不需要签订新的和平协议，就能让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安宁？难道美国的国务院需要一个彻底的重组？难道我们能放手让几乎是文盲的农民自主管理如此复杂的卫生健康项目？但是，请注意，那些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的力量中，也蕴含着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的因素。在叙利亚的边境城市塔阿法（Tal’Afar）的每一个路边炸弹，每一例死于抗药性结核病病菌的病例，世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每一次故障，都让我们看到一些潜在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并掌握，就能够把它们带来的危险转化为新的希望。

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和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目前所接受的关于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大部分观念都是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我们可能认为1900年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那个时候，即使是最基本的现代社会的要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当时，60%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前工业化社会，仍然在土里刨食，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工厂和流水线还是刚刚萌芽的新事物，尽管给一部分人创造了财富，但也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了新的悲剧。这种不安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分裂，并由此种下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种子。但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也伴随着越来越快的相互联系、交通通讯和教育。这些力量最终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最近，我们的社会又从工业化社会进化到信息和服务社会。如今，每隔35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就能翻一番，这一增长速度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什么也没有我们传递信息的速度增长得快。150年前，靠马背运送的信件，传递信息的能力大约为每秒钟0.003比特（假设一封信的内容平均有10个千字节，当然，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计量单位）。到20世纪60年代，这同样的10个千字节的内容，大约能以每秒300比特的速度传输，如今，全球光缆传输信息的速度为每秒钟十亿比特。在过去150年内，信息传输的速度有了上千亿倍的增长。

这些变化趋势都非常像互联网人士喜欢说的“曲棍球曲线”：开始的时候增长很平缓，但是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快。尽管我们已经觉得自己处在现代化即将谢幕的时代，但在地球上绝大多数地方，现代化才刚刚开始。如今，世界上最大的五十个城市里，只有十个在欧美国家。在我们的周围，新的因素一个接着一个，流入一个混杂的大池子中。我们过去曾乐观的称之为全球秩序，但是，国家的力量正在削弱，相互依存使得简单的因果关系难以维系，谁能想到住房按揭贷款和油价下跌之间的联系呢，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看起来最英明的政策最终都一次又一次的事与愿违。

科学家用“复杂系统”这样的术语描述这种局面，因为复杂系统中内在的关系难以用简单的模式刻画，而且很可能难以精准的预测。复杂系统中的变化，比如生态系统或股票市场上的变化，往往不是缓慢的渐变，而是由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导致的。显然，这种系统是难以简单的从外部控制或设计的。复杂系统也难倒了旧的物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旧的物理学已经习惯了将世界简化为最基本的模块，并据此组装成世间万物。

如果你问一个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家：“什么是复杂系统？”他们往往会告诉你：“看看窗外！”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景观，天上的云朵，地上的山川，全部都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提出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概念的著名物理学家Per Bak在解释复杂系统之重要性时说：“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现象都不能用传统的物理学定律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你打开窗户，看到的大部分现象，都无法用传统物理学中关于能量或运动的定律解释。我们必须借助更复杂的逻辑。Bak喜欢讲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奶农聘请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帮他想办法如何才能提高奶牛的产量。物理学家到了农场，和奶农谈了谈，然后一走就是好几年。最后，他终于回来了，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找到办法了。办法是这样的，他说：“假设奶牛是一个球体，…‥”。Bak对传统的物理学不满的是，他们在研究现实世界的时候总是要借助这样的简化假设。我们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还要再谈到复杂系统，但是首先，请记住复杂系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不能再沉湎于过去的观念，认为世界是可以被分解为最基本的模块的，现实世界中的真正变化会舍得所有的预测都难以精准，因此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换个思路。格林斯潘错了，他错就错在，误以为有了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就能预测未来的变化。

Bak曾写道：“复杂系统会出现突然的巨变，因为系统中的一部分会影响到其他部分，这种影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壳上的裂缝就能带来地震，而且其能量惊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处都是能带来破坏的裂缝，到处都是隐藏的能量。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你想去寻找简单的相互关系、能够方便的控制的规律吗，它们就像一头球体的奶牛一样难找。但是这正带来变革的传染性的能量正在我们的身边爆炸，但是这种能量是能够被利用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并利用这种能量。一方面，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指望国家，公司或军队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要尽可能承担部分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使得我们的生活有了深刻的改善，对未来的地球有着深远的影响。我想，当听到我们的领导对当今的金融体系或安全体制竟然如此缺乏了解的时候，你已经感到隐隐的不安。而且，你可能也会感到一种心痛，为什么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竟然这样难以获得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之后的讨论中会谈到，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全新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权力，那么就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不仅能够更好的应对新的变化，而且能够更好的维护人类的尊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谈论新的模式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我们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关于权力的过去的观念是什么，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又将会把我们带向何处。然后，我们将讨论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一个能够更好的分析不断出现的变化和新鲜事物的模式。紧接著，我们将环顾世界，去看看那些突然变得无法避免的危险和新的可能性。不可思议的事物如何才能变得可以被我们理解。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着重介绍理解未来的一种新的角度，我将之称为“深度安全”（deep security）。我们将从革命性力量中学习其最好的观念，以丰富我们的所见，所思和所行，同时，我们还要将这一新的理念与已有的权力赋予我们的需求和责任融合起来。这是革命性年代的革命性方法，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真正的安全和繁荣。无论是对整个世界，还是我们每一个生命来说，现在需要的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全球免疫系统：时刻准备着应对不可预料的变化。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应对一个如此动荡的世界。免疫系统本身无法消除疾病的存在，但是没有免疫系统，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菌，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威胁。深度安全的作用就像免疫系统一样，而且我们这套系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现在束手无策的许多问题，从核武器的扩散，到全球气候变化，到新兴大国和反对者的崛起，从程度和规模上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事关亿万人的生死存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乔治?坎南，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地缘政治学家，蛰居在国家军事学院，用了一年的时间思考和教课。坎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是他事后回忆，说他经历过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就是在Fort McNair度过的那一年。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思考着全球政治的秩序，慢慢的，一个关于全球政治的图景在他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他在那年做的十三场影响深远的报告中曾经谈到：“如今，哪怕为了做到差强人意，我们也必须准备好发挥自己份内的力量，承担自己的责任，犯你自己的错误，并准备承受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风险。”他说，他感受到了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认识权力，这又着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同样，今天我们又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大量的崭新的思想。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赶紧应付差事，制造一堆所谓的新思想和新机构，这样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紧迫的，持续的，不停息的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在五年之后，或十年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以新的思维，新的语言构造出来的关于金融，环境和国家安全的新的革命性的制度框架。这是国际政治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究竟是哪些力量，正在急剧的改变全球政治的秩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区的形态。从今之后的数十年内，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法将变得非常不同，而这一切，都源于当我和Fouad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感受到的这场海啸的轻微震动。在我们的面前，是鼓舞人心的重大发现和创新。

第一章 时代的性质

1. 各演各的戏

两个镀金边的小杯子里的浓咖啡已经凉了，咖啡里加的几乎已经发糊的菊苣根粉的苦味依然味道不散。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几乎一句话不说，各自若有所思，木然的望着近处一台无声的电视。这是2008年的初秋，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报道全球金融危机，就连我们正在看的黎巴嫩真主党下属的Al Manar频道上，也是这些新闻。在午后的平静和闲散中，Fouad和我都在享受难得的片刻安宁。随后，我们将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之中。他会回去做他的工作，他是真主党的首席信息技术专家。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被视为游击队和恐怖组织。用一位以色列将军的话说，他们是这个行当中“世界上最伟大的”。

Fouad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们谈到古兰经，谈到殉道，谈到他说自己“已经死去”的感觉，他说他只是行走在世间，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等待着升入天堂的那一刻。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很可能是由特拉维夫军方来决定的。我们也谈到他的童年时光，他的兄弟姐妹。他也问了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住在中国，而且他非常想了解中国。我来见Fouad，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在我和真主党打交道的时候，我越来越惊异于他们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哪怕这些都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结果。他们在以色列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找到更好的战斗和生存的方法，这让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指示牌，但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他们这个指示牌上的标识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当然，这意味着一个挫败以色列军队的辉煌纪录。2006年，大约不到500名真主党战士，让三万名以色列军人的进攻陷入僵局，而且，以色列还出动了中东历史上代价最为昂贵的空中打击。真主党为了显示其能始能终，在战斗的最后一天，发射了和第一天同样多的导弹。

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秩序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改变的，我知道我必须对Fouad到处传播的理念非常熟悉，即使这些理念看起来似乎令人反感。从某个意义上讲，我感到像Fouad这样的战士身上那种对创新的激情，以及不顾一切的好奇心，让我想起来我的那些经营着庞大的IT公司或是对冲基金的朋友们。他们也和我一样大，大约三四十岁。当初在《时代》周刊做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接触到这些人，我一定会觉得他们充满了魅力，后来，在我辞掉了记者的工作，因为我想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改变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记者，从远处观察其变化，作为观众体会怦然心跳的感觉。对变革的向往，渴望掌握力量并颠覆整个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这一代中涌动。这一代人改变了互联网，将之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革命性的世界；这一代人创造了巨大而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榨取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润，同时也制造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风险。在中国，你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中国人正在努力建造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中国人生活的中心。中国人需要发现各种变化，当变化的速度太慢的时候，他们会加快变化的速度。他们充满自信，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的潮流是顺应他们的，他们将我们带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不管是全球信息的快速联通还是完全新型的政府体制。他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旧有的体制一定会分崩离析，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将真主党份子和Google的创新在道德上相提并论可能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你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中发现一个共同的力量：真主党的500名战士可以对抗以色列的三万名士兵，两个大学生在学校宿舍里面捣鼓出来的东西改变了整个互联网。这些创新的热点吸引了这一代人中最聪明的头脑：无数数学天才去了对冲基金，无数电脑高手开始自主创业，当然，也有些聪明的头脑走进了阴暗的角落。Fouad告诉我说：“我的电子邮箱里经常能收到雪片般的简历。当然，有的人会害怕被列入恐怖份子的黑名单中，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我们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

我把这些我知道的反叛者和我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做比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军方，在IBM或时代华纳公司，都有优秀的人才为之工作。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这些保守的机构根本没有办法和反叛的力量竞争。在这些机构里面，无论尊卑，无论长幼，在它们的官僚体系的各个层级，每个人都被落伍的世界观束缚得紧紧的，他们以为过去的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听听格林斯潘的困惑吧。2008年，就在Fouad和我看到的电视报道的数周之后，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充满疑惑的说：“我发现了一个缺陷，但是我不知道它有多么严重，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这件事情使我深感苦恼。”国会的人问他：“也就是说，你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的价值观，都是不对的？你过去的一套不再有用了？”格林斯潘回答说：“完全如此，正是如此。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在过去4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都有非常雄辩的证据，证明我过去的做法都会如愿所想，从无失误。”

格林斯潘的回答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的领导人们如今是多么的困惑。和他一样困惑的领导人大有人在：美国的总统怎么会在一场战争打得越来越惨烈的时候，就宣布战争胜利了呢？为什么俄罗斯的轰炸机会又飞到美国的海岸线呢？中国的人均日收入不过7美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将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呢？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长，一个身家近十亿美元的华尔街高手，会在2008年5月份就宣布危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到了8月份又不得不如此狼狈的奋力抢救全球金融体系？为什么我们都能马上想到一些紧迫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核武器的扩散，但是当要行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举步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和Fouad分手之后，我想到了数周之前，我曾经和一位中国朋友见面。他现在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告诉我，早在2007年，他就把旗下的一些金融机构关闭了，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爆发的问题。他说，他非常惊讶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发现这一风险，而且什么都没有做。他凭直觉已经嗅到了金融危机的到来。这让我意识到，真主党、我的中国朋友，以及Google的共同之处并不仅仅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变。2004年当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的时候，很多小动物早已逃到山顶，但海啸到了之后，25万人因为来不及撤离，葬身海底。小动物们根据直觉能够感受到灾难并赶紧行动，但是我们人类却在安稳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麻木了。就在那个下午，我意识到，他和我曾经交谈过的其他人都发现了这种本能，并且能充分的利用这种本能。当他们每一次敲击键盘的时候，做每一笔投资的时候，甚至在策划每一次人体炸弹袭击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朝着我们呼啸而来。

我和Fouad见面的头一天晚上，真主党的凶狠但却充满魅力的领袖，Hassan Nasrallah沾沾自喜的谈到，美国政府曾经告诉格鲁吉亚的军方，如果想更好的打击俄罗斯军队，就得向真主党学习。白宫会把真主党当作学习范本，介绍给格鲁吉亚？在贝鲁特这个谣言满天飞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从得知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或许，这只是真主党自我膨胀的谎言。但是，即使这不是真的，难道真相不应该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Fouad，Nasrallah和他们的几千名士兵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吗？不管怎么样，2008年的秋天，当我坐在贝鲁特的咖啡馆里，看到电视里面报道着那些原本看起来坚若磐石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台，看到在另外一个频道里面，Nasrallah正在宣称，美国政府都要对他们刮目相看，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2. 时代洪流

我们现在正开始经历着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过去时从1648年为斯特里条约之后欧洲国家变成民族国际之后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无法抗拒的。这一变化将迅速蔓延。它将传播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银行账号，商业模式，甚至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正经历的不是一种单一的变化，甚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二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金融危机的爆发类似，是一场无法阻止的变化的突然爆发。这种变化使得过去那些不可撼动的机构变得虚弱和不稳，这种变化使得那些看似弱小的变化最终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不管我们是否心甘情愿，这个世界并非变得更加稳定，或是更容易理解。简而言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革命的时代。但是，引领我们进入这个时代的领导者，思想观念和组织结构却比现在的时代落后数百年。一方面，这场革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财富，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和崭新的全球秩序。而且，我想在这本书里面着重介绍的是，这场变革将产生新的冠军。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哀叹我们不可避免的衰败。我们将讨论的是，如何才能拯救自我。这本书希望能够解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解读到处都在发生的神秘而危险的魔法。如果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从八岁的孩子到八十岁的老人，都能够从中找到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也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该如何行动。

遗憾的是，无论是那些执掌企业的CEO，还是外交部或中央银行的官员，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优秀的人才，似乎都还沉浸在过去的陈旧的思考方式之中。他们不断的做出对这个世界的错误判断。从某个角度来说，批判他们是不公正的。当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那时的全球秩序基本上是能够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认识的。那个时候，只有国家的行为才有意义，而且在你的愿望，和你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关系。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都相信一种传统，即所有的国际危机都有最初的起源，而且最后一定会有确定的结束。他们那一代人都相信，资本主义的传播是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技术将使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稳定。这一观点是过去的精英们的共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人人相信的常识，从日内瓦的谈判室，到国会走廊，到白宫的作战室，到处都是这样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的：它们既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也不能预测这个世界。但我们的领袖们却难以接受这种观念和现实的脱节。他们缺乏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造反意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尊贵腐化了。我们的未来被交到了这样的一批人手中，但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

这些错误的观念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悖论：那些本来是要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的政策，结果却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不稳定。比如说，历史上最大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不仅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带来了更多更危险的恐怖分子。想要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恰恰鼓励了更多的国家加快制造核武器。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使得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那些本意是想要制止金融危机的政策，最终却触发了危机的爆发。想要保护生物物种的环境保护技术，最后却让很多物种绝种。中东和平计划带来了更少的和平。我们当前面临着一长串类似的问题。我们最好的意图，我们最艰苦的努力，最后只是在顾影自怜。我们的领导人们的信誉正在一点点消逝，我们越来越难以信任他们。他们知道我们正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吗？他们会跟我们说实话吗？当他们制定的政策一次次失败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比如反恐战争，食品安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诸多其他关键的问题？

在当前对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深刻反思。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希望，有些迹象甚至表明一些重大的政策或许会出现调整，但能够指导这些艰巨工作的观念和理论框架仍然付之阙如。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我们对恐怖主义、全球变暖、破坏性武器、经济混乱的讨论都将会不着边际，但如今我们最缺的恰恰是总体的战略。未来最可能发生的变化可能是最危险的：我们可能只会对当前的政策做些微不足道的调整，对正在破产的制度做些局部的粉饰，然后就是不可避免且茫然失措的承认最终的失败。这种结局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我们的领导人们似乎还不了解，事情变化的速度将会非常之快：一家银行破产，五十家银行就会步其后尘；一个国家开发出核武器，就会有十几个其他国家跃跃欲试；一个孩子或一台电脑染上了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会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此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的失败如此令人担忧，我们试图以旧有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却发现自己束手无策，这些都会迫使我们去反思当代社会中的一些基本价值。我们甚至不得不从头审视政府体制和民主制度的性质。这些讨论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坚定不移的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惊恐不安和犹豫不决就会带来可怕的背叛。假如我们有幸生活在数个世纪之前，当技术革命、市场秩序和民主制度刚刚萌芽，并且扫清了我们生活中的不可知因素，当我们生活中的变化都能够被井然有序的加以预测和计划，那该多好啊。很多政治家、外交官和金融专家依然想让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但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时代和那个过去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历史片段的鉴赏家

本书讲述的是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思考方式认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基于这个假设，我们试图提出一种思考当代世界的全新的、有用的方法。本书将告诉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思议的灾难随时可能爆发，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本书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在一个充满了惊异和创新的革命年代，你应该像一个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在革命年代，不能像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的人就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说本书提倡的思考方式是有用的呢？因为这些新思维已经在现实中接受了检验。那些在新的时代里面成功的人们，奉行的正是这一模式，而那些忽视这些规则的人们，遇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破产、社会动荡、甚至死亡。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营地，到硅谷亿万富翁的办公室，到日本京都的间谍首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竭力回避以旧方式认识世界的模式。

在这个新的模式中，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变化中得到收获，而且如果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认识到，未来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从某个角度来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多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好，无论是尽可能的维护全球安全也好，在今天都变得更加重要。但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我们能够维护全世界的人权和尊严的唯一希望，就是革命性的新语言和新思维。今天，总体来说，我们既不安全，也没有尊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再抛弃尊严，追求强权，我们不能再沉湎于冷酷的政治计算，把国家当做齿轮，把人类当做润滑剂。什么是权力，怎样更好的运用国家的权力，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即使是在过去，当那些传统的规律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当各国的政治家都在遵循旧有的外交决策模式的时候，一些最伟大，最诚实的政治家已经承认，他们所运用的方法经常难以控制实际形势，并会不断和旧有的观念发生冲突。这些伟人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会有不由自主的感到脸红的时候。我们在Metternich，Castlereagh，艾森豪威尔或Bismarck的日记或私人信件中都会感受到这种羞愧。我们在美联储主席的国会证词中也会感受到这样的羞愧。这不仅仅是因为足智多谋的人士会不时感到其才智的局限。不如说，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对全球政治的复杂魔法的本能直觉。这种直觉决定着政治的成败。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不断发生的变化的清醒认识，他们勇于也乐于抛弃旧的模式，拥抱新的模式。August Fournier，Metternich的最重要的传记作家，有一次开玩笑的把Metternich称作“历史片段的鉴赏家”（virtuoso of moments）。我想奥地利的王子不会对这一称号感到不快。能够准确的把握瞬息即逝的时机，这可能是每一个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最重要的治国技艺。正如17世纪伟大的政治家 Francois de Callieres 所说的：“从来就没有过完全的外交胜利”。即使你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问题，但事实上，你不过是开始面对新的麻烦。

美国外交官，20世纪50年代的战略家Louis Halle，曾经观察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是对政策制定者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想象的反应。Louis Halle写到：“如果对世界的想象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那么没有哪个外交官，不管多么有经验，能够在这种错误想象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策。”如今，我们一度依赖的那些领导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也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应该把过去的错误想象抛弃掉，换成新的正确的想象。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分析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变化的框架，我们需要奠定基础，能够让亿万人民参与的这些变化，能够更加有用，更加持续，更加稳定。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对变革的希望可能很快会消退，变成失望和受挫感，甚至会变成巨大的恐慌。

4. 窗外的世界

在物理科学中，突然转变为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观念，是常有的事情。实施上，观念的突变被认为是必须的。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新的伟大的观念诞生，或是来自一个天才的石破天惊的创见，或是在某一个边缘的研究角落里被人忽视的工作中突然能披沙拣金，这些新的伟大的观念将在一夜之间取代过去陈旧的观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詹姆斯 沃森和弗兰克斯 克里描述的DNA双螺旋结构也是一样。如今，改变我们过去对权力的看法，以便更好的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同样需要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我们遇到的问题和20世纪的物理学家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发现牛顿的物理学无法解释物质在原子世界里是如何运作的。物理学家们并没有把牛顿的物理学像脏水一样泼掉，相反，他们引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使得牛顿物理学得到了发扬光大，能够解释更复杂的原子世界。当我们进入原子世界，我们就必须有观念的革命，要有创造性的概念，有的观念可能过于标新立异，以至于其结论和传统的物理学理论会完全相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当物体的速度非常快的时候，牛顿物理学必须要修正。我们的国际体系或许也处在类似的境地。遇到一个变化速度更快、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体系，过去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确需要修正了。

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改变诚非易事。物理学里的范式转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 玻尔曾对朋友说的：“如果量子物理学没有让你感到吃惊，你肯定是没有理解它”。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简单的标准化答案。任何一个诚实的研究者，都不敢贸然提供答案，因为所有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提问的语言都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本书希望探讨思考问题的一个新的角度，并启发新的灵感。你现在读到的一些观点，或是你接着读到昏昏入睡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观点，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拿到我们不需要签订新的和平协议，就能让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安宁？难道美国的国务院需要一个彻底的重组？难道我们能放手让几乎是文盲的农民自主管理如此复杂的卫生健康项目？但是，请注意，那些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的力量中，也蕴含着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的因素。在叙利亚的边境城市塔阿法（Tal’Afar）的每一个路边炸弹，每一例死于抗药性结核病病菌的病例，世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每一次故障，都让我们看到一些潜在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并掌握，就能够把它们带来的危险转化为新的希望。

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和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目前所接受的关于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大部分观念都是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我们可能认为1900年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那个时候，即使是最基本的现代社会的要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当时，60%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前工业化社会，仍然在土里刨食，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工厂和流水线还是刚刚萌芽的新事物，尽管给一部分人创造了财富，但也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了新的悲剧。这种不安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分裂，并由此种下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种子。但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也伴随着越来越快的相互联系、交通通讯和教育。这些力量最终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最近，我们的社会又从工业化社会进化到信息和服务社会。如今，每隔35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就能翻一番，这一增长速度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什么也没有我们传递信息的速度增长得快。150年前，靠马背运送的信件，传递信息的能力大约为每秒钟0.003比特（假设一封信的内容平均有10个千字节，当然，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计量单位）。到20世纪60年代，这同样的10个千字节的内容，大约能以每秒300比特的速度传输，如今，全球光缆传输信息的速度为每秒钟十亿比特。在过去150年内，信息传输的速度有了上千亿倍的增长。

这些变化趋势都非常像互联网人士喜欢说的“曲棍球曲线”：开始的时候增长很平缓，但是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快。尽管我们已经觉得自己处在现代化即将谢幕的时代，但在地球上绝大多数地方，现代化才刚刚开始。如今，世界上最大的五十个城市里，只有十个在欧美国家。在我们的周围，新的因素一个接着一个，流入一个混杂的大池子中。我们过去曾乐观的称之为全球秩序，但是，国家的力量正在削弱，相互依存使得简单的因果关系难以维系，谁能想到住房按揭贷款和油价下跌之间的联系呢，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看起来最英明的政策最终都一次又一次的事与愿违。

科学家用“复杂系统”这样的术语描述这种局面，因为复杂系统中内在的关系难以用简单的模式刻画，而且很可能难以精准的预测。复杂系统中的变化，比如生态系统或股票市场上的变化，往往不是缓慢的渐变，而是由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导致的。显然，这种系统是难以简单的从外部控制或设计的。复杂系统也难倒了旧的物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旧的物理学已经习惯了将世界简化为最基本的模块，并据此组装成世间万物。

如果你问一个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家：“什么是复杂系统？”他们往往会告诉你：“看看窗外！”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景观，天上的云朵，地上的山川，全部都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提出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概念的著名物理学家Per Bak在解释复杂系统之重要性时说：“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现象都不能用传统的物理学定律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你打开窗户，看到的大部分现象，都无法用传统物理学中关于能量或运动的定律解释。我们必须借助更复杂的逻辑。Bak喜欢讲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奶农聘请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帮他想办法如何才能提高奶牛的产量。物理学家到了农场，和奶农谈了谈，然后一走就是好几年。最后，他终于回来了，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找到办法了。办法是这样的，他说：“假设奶牛是一个球体，…‥”。Bak对传统的物理学不满的是，他们在研究现实世界的时候总是要借助这样的简化假设。我们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还要再谈到复杂系统，但是首先，请记住复杂系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不能再沉湎于过去的观念，认为世界是可以被分解为最基本的模块的，现实世界中的真正变化会舍得所有的预测都难以精准，因此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换个思路。格林斯潘错了，他错就错在，误以为有了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就能预测未来的变化。

Bak曾写道：“复杂系统会出现突然的巨变，因为系统中的一部分会影响到其他部分，这种影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壳上的裂缝就能带来地震，而且其能量惊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处都是能带来破坏的裂缝，到处都是隐藏的能量。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你想去寻找简单的相互关系、能够方便的控制的规律吗，它们就像一头球体的奶牛一样难找。但是这正带来变革的传染性的能量正在我们的身边爆炸，但是这种能量是能够被利用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并利用这种能量。一方面，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指望国家，公司或军队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要尽可能承担部分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使得我们的生活有了深刻的改善，对未来的地球有着深远的影响。我想，当听到我们的领导对当今的金融体系或安全体制竟然如此缺乏了解的时候，你已经感到隐隐的不安。而且，你可能也会感到一种心痛，为什么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竟然这样难以获得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之后的讨论中会谈到，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全新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权力，那么就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不仅能够更好的应对新的变化，而且能够更好的维护人类的尊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谈论新的模式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我们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关于权力的过去的观念是什么，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又将会把我们带向何处。然后，我们将讨论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一个能够更好的分析不断出现的变化和新鲜事物的模式。紧接著，我们将环顾世界，去看看那些突然变得无法避免的危险和新的可能性。不可思议的事物如何才能变得可以被我们理解。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着重介绍理解未来的一种新的角度，我将之称为“深度安全”（deep security）。我们将从革命性力量中学习其最好的观念，以丰富我们的所见，所思和所行，同时，我们还要将这一新的理念与已有的权力赋予我们的需求和责任融合起来。这是革命性年代的革命性方法，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真正的安全和繁荣。无论是对整个世界，还是我们每一个生命来说，现在需要的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全球免疫系统：时刻准备着应对不可预料的变化。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应对一个如此动荡的世界。免疫系统本身无法消除疾病的存在，但是没有免疫系统，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菌，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威胁。深度安全的作用就像免疫系统一样，而且我们这套系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现在束手无策的许多问题，从核武器的扩散，到全球气候变化，到新兴大国和反对者的崛起，从程度和规模上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事关亿万人的生死存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乔治?坎南，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地缘政治学家，蛰居在国家军事学院，用了一年的时间思考和教课。坎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是他事后回忆，说他经历过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就是在Fort McNair度过的那一年。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思考着全球政治的秩序，慢慢的，一个关于全球政治的图景在他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他在那年做的十三场影响深远的报告中曾经谈到：“如今，哪怕为了做到差强人意，我们也必须准备好发挥自己份内的力量，承担自己的责任，犯你自己的错误，并准备承受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风险。”他说，他感受到了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认识权力，这又着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同样，今天我们又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大量的崭新的思想。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赶紧应付差事，制造一堆所谓的新思想和新机构，这样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紧迫的，持续的，不停息的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在五年之后，或十年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以新的思维，新的语言构造出来的关于金融，环境和国家安全的新的革命性的制度框架。这是国际政治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究竟是哪些力量，正在急剧的改变全球政治的秩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区的形态。从今之后的数十年内，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法将变得非常不同，而这一切，都源于当我和Fouad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感受到的这场海啸的轻微震动。在我们的面前，是鼓舞人心的重大发现和创新。

第二章 旧的物理学

CSI 海德堡

大约是在1961年或是1962年的春天，一个宏大的构想在Dean Babst的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因此决定公诸于众。如果说Dean Babst最初想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会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那么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想法居然是由Dean Babst提出来的。Dean Babst是纽约州麻醉药物上瘾控制委员会的犯罪学家，一般来说，在犯罪学家的研究中，你很难找到像Dean Babst提出的这种宏论。他要探讨的问题本应属于政治哲学殿堂里的最高层，这个神圣的领地一直是为像康德、马基雅维利这样不朽的思想家保留的。这些伟人们的著作可以改变国运，扭转乾坤。作为一个犯罪学家，Dean Babst平日里思考的都是墨西哥的毒品是如何传到美国东海岸、流入纽约州的，或是怎样解释头脑驽钝的农村青少年吸食大麻的统计规律这样的问题。但是，Babst 相信科学的力量，他认为科学本应能更好地解释这个世界。康德和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的源头根植于古希腊的先贤们的理论，但Babst的理论却完全是现代思想的产物，他试图以科学的视角分析人类的生活，他能够精准地审视和计算人类的行为，这种精确性是古代的伟大思想家们难以想象的。每个人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科学作为现代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深刻地影响了CBS、雪佛兰和通用电气，并几乎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为什么科学不能给我们的政治哲学也带来启示呢？

政治哲学讨论的是关于历史和权力的最伟大的思想，像大多数其他学科一样，政治哲学也是一种贵族俱乐部。汉斯?J?摩根索是那个时代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大师，他一直占据着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仿佛这里是他的家族财产。摩根索是一位出生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都能看出康德的影响。他抑扬顿挫地介绍着自己的名字，仿佛这个名字就代表着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当他把中国古代哲学孟子比作马基雅维利的时候，似乎已经显示出他继承的欧洲知识界最后一份纯正的血统。1935年希特勒上台后，他逃离了德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有十几位伟大的政治家都要经常打电话或发电报求教于这位大师，跟摩根索恰恰相反，Dean Babst只是一个43岁的普通男人，一个默默无闻的统计学家。他是那种你在本地的ELKS俱乐部会经常遇见的来买蓝带啤酒的凡人。一点也不像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从海德堡某个大学图书馆墙上的金边画框里俯视着芸芸众生。

Babst对此并不在意，他并不是不知道摩根索以及政治哲学的贵族俱乐部。他只是觉得这些人的想法太落伍了，好比你拿着一张十四世界的地图想要找到去俄亥俄的路，Babst知道如果他能够用犯罪学的分析工具证明自己的假说，这一理论就会变得非常神奇。当时人们都在争论，一百年之后到底是美国的民主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会统治地球，苏共书记赫鲁晓夫气势汹汹地喊道：“我要埋葬你们！”这究竟会不会发生呢? Babst 的理论将提供一个无可辩驳的答案。

迪斯尼和平理论

Babst记录了18世纪以来的每一次战争，从持续了247天、大约有6000人阵亡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泰因（First Schleswig-Holstein War），到持续了2176天，大约有5600万人阵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把这些资料输入电脑，用过去寻找大麻和海洛因的软件来处理这些数据。最终，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从1789到1941年间，有着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独立的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一结论似乎说明，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愿意打仗的。尽管民主国家也会对专制国家或独裁国家宣战，但是，有着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国家往往会结成联盟，当它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它们会在谈判桌上，而不是战场上解决矛盾。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兵戎相向。结论：有了民主，就有了和平。当然，早在康德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思想，但是，Babst认为，这一观点在他之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科学的证明。两年之后，Babst希望找到一份学术刊物发表他的成果。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改变国际政治研究的方向，当大家争论在历史的舞台上，国家之间是如何纵横捭阖的时候，能有一种新的视角。Babst希望科学能够改变政治哲学的研究，正如科学曾经改变了军队，发现了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方法，而且在肯尼迪总统的号召下，科学正在向太空飞行进军。但是Babst的论文发表在哪个学术刊物上呢？一本不入流的小杂志：《威斯康星社会学家》。你可以想象在1964年，他的想法受到了多少人的重视，从他在纽约的研究室到权力的走廊究竟有多么遥远。如果他把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兽医学学会杂志》，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大约十年之后，Babst把他的文章改写了一下，文字更为通俗一些，又在另外一家刊物《工业研究》上发表了一遍。这个刊物的级别比原来那个刊物稍有提高，但也高不到哪里去。就好比从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搬到了一个带窗户的地下室一样。Babst仍然处在外交政策研究的边缘，他和摩根索之间的差距只能以光年来计。

当政治哲学逐渐向政治科学演变的时候，有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Babst的理论尽管一开始被边缘化了，但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他的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运用了科学的方法。Babst没有遵循传统的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要引经据典、循序渐进，慢慢的得出自己的结论，他采用的方法具有十足的美国特色，他开的是快车，用的是科学和技术。有了Babst整理的战争数据，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处理历史，就像用代数一样，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处理历史和冲突。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也无法抗拒科学的入侵，正如电话公司和脑科手术都要接受新技术一样。大夫要找病人治病，政治科学家们也在寻找合适的题目。Babst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博士生们可以不断挖掘的金矿，学者们可以就这个至关重大的题目，无休无止的探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已经走在这条路的前面了，现在，崭露头角的政治科学家们，也开始转变了研究方法。如今，他们要用一半的时间钻研历史典籍，而另一半时间则要花在计算机房里。他们需要研究战争周期中的异常脉动：谁发动了战争？战争是怎么结束的？有没有结成联盟？计算机能预测出这些结果吗？对于政治研究来说，能够用Fortran语言编程，变得和精通德语或俄语一样重要。

于是，尽管一开始非常缓慢，Babst的理论，最终还是走出了他在纽约上州（纽约西北部）的书斋，走进了国际政治殿堂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Babst的理论得有个新的名字，这样才能让人们忘记它的卑微出身，让那些在牛津或耶鲁的精英们能够接受它。这一理论被命名为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终于大行其道，这一理论有着科学的严谨，一环扣一环的逻辑，能够把从牛顿到康德到爱因斯坦的思想一以贯之。原创者Babst是谁呢？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民主和平论终于能够在那些著名的大学里面流行了。Babst提出这一理论25年之后，苏联解体了，民主和平论突然名声大振，美国的政府高官，美国大学里面的一流教授，都在研究和推崇这一理论。到2002年，民主和平论似乎已经被说成是历史的推动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就建立在民主和平论的基础之上。2003年，当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面对士兵们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将美国的安全和全球的民主等同起来。这意味着，将士们的热血，将要验证民主和平论的真伪。布什总统说，只有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实现了民主之后，美国才能变得安全（或者不如说，当世界其他地方被改造成民主政体之后，美国才能变得安全）。布什的国务卿赖斯，更是声称，美国国务院的使命就是在全球推广民主。美国的外交官不再仅仅是其国民的代表，他们现在更像是民主革命的热情的推销员。Babst的理论从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的灰姑娘一下子变成光彩照人的公主，听起来很像迪斯尼电影里的情节。比如说，一个胖乎乎的初中曲棍球教练，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又被大家请出来，参加奥林匹克比赛，结果，他真的带领自己的球队拿到了金牌。

顺便说下，民主和平论的故事其实非常符合迪斯尼的口味。和米老师一样，民主和平论也是美国梦的概括。民主和平论之所以受到美国人的追捧，是因为它和美国人心里想的太一样了：凡是在美国是对的，在全世界都应该是对的，凡是美国人信仰的，全世界都要信仰。美国宪法的悄声细语，在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们中间口口相传。如果美国人能够把全世界都变得更像美国，不仅能够确保美利坚合众国自身的安全，而且，全世界的穷苦百姓都能过上他们引颈翘首、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全世界人民都想生活在像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不管他们是巴基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还是中国人。

3. 玻璃房中的危险

尽管民主和平论看起来非常完美，但一旦走进现实，就处处碰壁。1999年，美国的轰炸机对贝尔格莱德市实施空袭轰炸，但塞尔维亚却有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由此看来，投票箱不仅能产生盟友，也一样能制造恐怖。事实上，只要你走出政治系，甚至只要你离开那些电脑中的电子表格，你就会发现，民主和平论已经破产。

民主和平论的内在逻辑之一是：如果你的国家既开放又民主，那么我的又开放又民主的国家就能知道你们国家想要干什么。你们国家也能知道我们国家的所思所想。那么我们就相安无事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Bernard Finel和Kristin Lord称之为“积极的透明度”（positive transparency），即越透明就越稳定。照此推理，一个公开透明的民主化世界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最稳定和安全的世界。这种逻辑也在另外一种论调中得以体现，即一个相互联系的国际金融体系是非常稳定的，因为资本和商品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在教室里受欢迎，到了现实世界就被粉碎了。自由的市场真的能带来更多的稳定吗？不一定。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更多的市场交易只是使得金融体系更加令人困惑，更加危机四伏。

但是，透明度还会有另外一种作用。如果你能看到其他国家的行为，你会不会感觉更加紧张和焦虑呢？如果你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会更加无所适从呢？假设你能够看到邻居的一举一动，那么如果你看到他正在储藏室里面擦枪，你会更紧张呢还是会更安心？或是你看到他什么也没有做，他正在盯着你，审视你的一举一动，你又做何感想？Bernard Finel和Kristin Lord研究了历史上的许多次冲突，他们发现，另外一种“消极的透明度”（negative transparency）同样会起作用。公开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使得国家的领袖们更加困惑，使得危机更加恶化，而不是更容易处理。

仔细想想，这种“消极的透明度”并不难理解。民主经常是混乱而无序的。这不是说民主制度不好，而是说，事实上，民主制度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最无法预知的政体。而且，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如俄罗斯、台湾和伊拉克看到的，当一个社会逐渐变为民主政体的时候，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一个与民主进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那么民主化几乎就等于走向不稳定。比如，让阿拉伯国家变得更民主化，可能会让他们更加好斗，那里的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通过暴力冲突而得到繁荣。

即使一个国家能够妥善解决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一个政府通过选举产生之后，其国家政策可能会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公开政治带来的起伏波动会带来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明智的敌人都可能会选择对其最不利的解读。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40多年的历史里，美国出于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担忧，拼命的要干涉伊朗、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英属圭亚那、巴西、智利和尼加拉瓜的民主化进程。或许，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会感到这样的干涉是有道理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历史记录证明，民主自身无法创造互信和合作的基础。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教训。就在我们的身边，最近在加沙、俄罗斯和伊朗发生的选举都说明，民主进程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可以依赖的盟友。

Finel和Lord还发现，民主的很多“好”的特征，同样会导致冲突的加剧，而非缓解冲突。媒体自由？这是开放体系的重要特征，但是在很多时候，媒体充当的角色是鼓吹好战的沙文主义。民主体制的透明性？这是民主之所以令人向往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一特征也使得那些可以控制或缩短冲突的秘密会谈无法进行。当我们关注冲突和那些整个社会热烈讨论的问题时，代议制民主会有很多随着投票而来的副作用，使得全球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权力的自然主义者

对全球政治的研究用功最勤，创见最多的学者当属摩根索。他毕生致力于将国际政治的研究变成一门严肃的科学。我们必须很好的了解摩根索的思想，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影响深远，而且是因为他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国家是首先要考虑的行为主体，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并且认为权力的较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途径。摩根索试图将全球政治中的各种狂悖和离奇都变成可以被人们理解的秩序。就像达尔文使得生物学变得精确，牛顿使得物理学变得精确一样，摩根索希望让国际政治学变得精确。

在西方思想的传统中，一直有着这样的信念，即国际关系可以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在摩根索的著作中，可以听到那些伟大的古代思想家，如康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的回响。这些大师们均以发展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纲领而著称。从纸面上看，摩根索的著作和其他那些历史著作非常类似。但是，摩根索同样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产物。你仍然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每一页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内心波动。作为一个逃难的移民，他寻求的是实用主义，而非白日空想。他对权力和正义的信仰毫不遮掩。他从内心深处渴望，这种看似残酷的权力较量，能够战胜混乱和动荡，使得他童年时代在德国感受到的创伤永不再来。二战刚刚结束，他便坐在书桌前开始了《国家间的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的写作。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摩根索希望能为世界事务提供一种经验指南。就像化学家们需要元素周期表一样，他希望这本书也能成为政治家们的手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本书一直是国际政治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摩根索一上来就标榜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自己这一派学者追求的是对政策进行实用、现实的研究，而非凭空编织出一种意识形态。当我们选择理论时，应该看其是否实用，而非看你自己主观上喜欢不喜欢，你是否主观上认为这种理论是历史的必然。摩根索相信，国际体系是由很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它们为了追求稳定而进行着无休止的较量。摩根索认为，理想主义者总是幻想历史是由某种道德力量决定的，比如正义或人性，他觉得据此制定政策真是糟糕透顶了。有谁能说清楚究竟什么才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他写道：“现实主义者在回答当代世界是如何转型的这一最为重要的问题时，和其他流派开始分道扬镳。我们认为这种转型只能靠谨小慎微的操纵决定历史的长期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过去的历史，也必然决定未来的发展”。在摩根索看来，政治家们在遇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找到可以操控的、有效可行的工具。面对国家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政治家们可以，也必须思考一个问题：“这会对我们国家的权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拿破仑的帽子

在摩根索看来，你一眼看去，就会对国家间的权力一目了然。正如你看看窗外就能知道天气如何，看看游泳池就知道水位有多高一样。权力包含的要素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要计算安全的态势时，权力的有无已经说明了一切。在《国家间的政治》中，摩根索举了一个例子，即历史上有名的“德累斯顿会谈”（Dresden interview）。1813年6月，拿破仑和梅特涅在这里会面。当他们见面的时候，拿破仑已经称雄欧洲十多年了。他知道梅特涅的名字也有十多年了，而且，拿破仑心里还有些喜欢梅特涅。但在那次会面的时候，拿破仑刚刚在俄国打了一次败仗，当时43岁的法国皇帝，不得不屈尊去见40岁的奥地利首相。这次会见持续了9个小时。拿破仑试图说服梅特涅，不要参加欧洲的反法联盟。拿破仑不断威胁梅特涅，使出各种心理战的伎俩，仿佛警察想方设法让罪犯招供。梅特涅事后写道：“我们的谈话主题变幻不定，时而是发自肺腑的友谊，时而是最激烈的盛怒。”梅特涅轻蔑的谈到法国的军队，说他们已经疲不成军。他不假思索的说，拿破仑的士兵不过是“一群小孩子”。皇帝被激怒了。拿破仑大声吼道：“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人。”他把自己的三角帽扔到地上，既是威胁，也是因为愤怒。他等待着，以为梅特涅会帮他把帽子捡起来。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一个皇帝呀。梅特涅无动于衷。那顶帽子静静地呆在Marcolini宫殿的地砖上，仿佛一个衰落的大国的象征。拿破仑最后只得自己弯腰捡起了帽子。梅特涅说：“殿下，您已经是个失败者了。”第二天，梅特涅就让奥地利加入了反法联盟。不到一年，拿破仑就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

摩根索的贡献在于他假设权力的运作总是直接而且可以预测的，并据此开创了全球政治的物理学。在他看来，政治家们应该能够清楚的知道其利益所在。政治家们应根据国家的利益思考和行动。外交官们应该在铺着木地板的房间里工作，远离国内政治的喧嚣，这种想法被称为“外交政策第一”（das Primat de Aussenpolitik，英文为：the primacy of foreign affairs）。国家间的权力就像被丢在地上的帽子一样清晰可读：梅特涅拒绝为拿破仑折腰，这足以告诉你这个历史时期的真相。当然，在外交谈判中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时刻，但总体来说，整个体系是可以预测的，因为体系中的行为主体都是理性的。拿破仑大发脾气是非理性的吗？不是。这不过是一个政治领袖的精明算计，他在试探哪里是谈判的边界，他想在面对面的谈判中占得上风，因为他的军队未必会在战场上取胜。摩根索写道：“现实主义者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一样，认为从理论研究的目的来看，必须强调政治现实中的理性因素”。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政治家们在权力的较量中寻找平衡，正如在牛顿的物理学体系中，各种力通过相互作用达到均衡，这是完全可以清晰预知的。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伟大的政治家如梅特涅和卡斯尔雷（Castlereagh，19世纪初期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能够预见并计算他们面对的威胁，并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寻找最佳的平衡。

这种研究全球政治的视角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它颠覆了自古以来认为历史的进步是由某种神圣力量推动的传统思想，或是那些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某种意识形态决定的观念。这种新的理论也动摇了威尔逊总统当时的设想，即通过成立适宜的国际机构，比如国际联盟，就能够开创一个稳定、和平的全球秩序，这符合了人们向善的天性。摩根索认为这种想法纯属幻想。作为一个从难民过来的学者，他认为世界的秩序就是权力的较量，权力等于生存，暴力不可避免。最后，他还谈到，无论是人，还是国家，都有一种最重要的天性：总是想统治其他人。

摩根索把世界视为一个“工作车间”。他以自己的视角，将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他的巨著《国家间的政治》出版七十多年之后，现实主义仍然统治着绝大多数大学里面的国际关系研究。这一思想影响到我们如何选择盟友，也影响到我们如何构建想要解决传染病或金融恐慌这些问题的国际机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和语言风格甚至对那些想要和其竞争的国际关系学派，比如自由主义，国际主义，或是官僚政治理论等都有深刻的影响。摩根索之后，又出现了很多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新思想，比如防守性的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坦率的说，如果我们想要严肃的讨论国际关系，不提摩根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介绍他的原因之一。

《国家间的政治》是政治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这本书文笔优美、思想深刻、观点犀利。每一页每一行，你都能看出来为什么摩根索会如此让总统们、外交官和学者如此着迷。不过，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你还能读到别的东西。摩根索内心里也痛苦的感到，他提出的观察全球政治的新视角，和Dean Babst的精巧但是过分简单的模型一样，将全球秩序大大的简化了，甚至简化到了和现实不再沾边的地步。有时候，你可以在他的脚注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里隐藏着摩根索的烦恼和不安。在阅读《国家间的政治》的时候，你一会儿读着正文，一会儿读到脚注，一会儿又从脚注返回正文，感觉有的像是在看一份药品广告。先是告诉你疗效非常显著，然而接着就用小字列出来一大串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摩根索会先是自信而雄辩的告诉你：“一个社会越是稳定，出现主张对外扩张的进攻性民族主义社会思潮的可能性就越小。”然后，在脚注里面，他又会告诉你，在很多情况下，这一推断可能不会成立。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其国内社会越是稳定，就越是有可能避免出现国内动荡，而这种国内动荡曾经使得德国和日本当年陷入了疯狂和对外战争。但是，他在脚注中又说到，这一判断假设了一个国家不会受到“阶级斗争、革命、城市暴力和内战”的影响。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因素，哪个不是能够创造历史的力量呢？

摩根索知其不知，所以他看到更远。在他的个人书信和演讲中，他的担忧时常能够流露出来。毕竟，他曾经经历过纳粹的统治，他体验过在他的脚注中被排除掉的那些因素的巨大代价。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这样的亲身经历是很难磨灭掉的，同样，在你的模型中，你也不能把它们统统一删了之。他曾经不无困惑的谈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充满了偶然性和系统性的非理性。”他也完全清楚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复杂行为的困难性。在他更早的一本书《科学人与权力政治》中，他非常深入的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写到，这个世界不是简单的数学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不仅仅充满了偶然性和非理性，事实上，政治可能彻头彻尾的就是偶然性和非理性所决定的。但是，当摩根索的追随者们急于为世界找到一种秩序的时候，他们干脆把这些复杂的因素推到一边，完全置之不理了。

6. 过分简单化的代价

“系统性的非理性”经常会摧毁像民主和平论这样的简洁的理论，经常会让领导者无所适从，不管他们是美国总统还是罗马的将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和经济学大师进入政界之后，会迫不及待的把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优美理论抛在后面。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曾担任财政部部长，现在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曾经告诉我，他从他在财政部的前任，曾担任过高盛的交易员的罗伯特?鲁宾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学会用概率论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不要沉湎于经院里面的黑白分明的模型。”另外一位哈佛教授，基辛格博士回忆他和周恩来谈判，商议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曾经不胜感慨的说，当年他和周恩来交流的那些观点，和他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几乎完全相反。哈佛大学里教授的模型看起来很美妙，但是在现实中却几乎毫无用途。

我们当代的世界要比以前更加复杂，这使得过去的理论显得更加落后。在实验室里、海德堡的学术报告厅或是某个人的地下室里，一个理论越是看起来美妙，就越有可能会舍弃现实中的重要因素，比如，国家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总是理性的。（或许，他们是理性的，只是我们认为他们非常疯狂。有一个流行的笑话，说的是伊朗在新世纪之交的时候，需要决定的是：“到底要当一个国家还是圣战者”）。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两个国家能够以一种共同的视角认识彼此的利益，这其实假设了一种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情景。我们假设国家利益是清晰、稳定且可知的，但其实国家利益可能根本不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的看法都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当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对个人利益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珍珠港事件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对国家立场的看法。就在那一天，正如参议员Arthur Vandenberg先生曾经悲痛的说到的：“每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孤立主义立场都破裂了。”9.11是一场类似的危机。过去，有一句有名的话：“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利益也不是永恒的，也是不断变化的。

从其他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也出现危机了。现实主义有一个著名的假设，即国家可以垄断暴力。但是在这个时代，电脑黑客、恐怖分子和医药垄断企业的力量越来越多，这样的假设不再完全成立了。在这个金融市场相互连接的世界，风险和利润无处不在，而且难以察觉和管理，如果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只是关注军队和外交官，也会变得日益落伍。如今，全球权力的传播要比摩根索时代更为广泛。大约90%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在过去10年的时间内涌现出来的。还记得摩根索说过，道德是没有用的，只有权力才能决定一切吗？这种假设当然有其诚实之处，因为我们在道德争论中很难说清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最有影响的势力，不管是真主党还是格林斯潘，其实都是从各种明显的道德伦理中汲取力量的。你可能会不同意这些人的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可能和你的道德观念差异极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潮流的追随者不仅是想追求权力，而且也是出于其信仰的激励。古典理论把这些担心放在不显眼的脚注里，因为这些因素很难用模型描述。不幸的是，在当今的政治现实中，这些担心是我们全球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7. 谁在掌控

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性变动，使得在过去的时代仅仅是奇谈怪论或是学术上的好奇的东西，比如记者们的打动人心但是过于简单的议论，比如一个对历史好奇的犯罪学家提出的理论，都会变成自我毁灭的危险武器，就好比我们用牛顿的物理学去控制核反应堆一样。但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当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专家”，给我们提供对全球政治的建议，或是要提出新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问问他们的背景。当他们夸夸其谈的时候，他们在脚注里面舍弃掉了哪些因素？甚至，或许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究竟忽略了哪些重要因素。过去，我们可能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外交界，最好的背景就是熟知欧洲历史，能够说流利的俄语或法语，但是，以后的外交官需要一份新的个人简历。如今，进入外交界的最理想的候选人应该能够以一种革命性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应该对这个世界上变化最快的那些部分有深入的研究，比如中国、互联网或生物工程。他们应该有处理实际谈判的经验，懂得精确计算、互相关心，而且要同时学会承担风险。他们应该掌握在未来50年最重要的技能：危机管理。他们应该敏于行，即使在这个急需行动起来的时代，人们可能会缺少对行动的反思。在关键的时候，本能和速度会超越一切，学者们能否用精确的模型描述我们的行为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最近这些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很多失败的故事。很多从大学或新闻界出身的外交官，当面对丘吉尔曾经说过的 “为今天而行动”的要求时，他们不仅没有被激发活力，反而越来越感到困惑。总之，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思想者有对剧烈变革的直觉感悟，有不断创新的冲动。我们需要年轻的一代每天接触新鲜的事物，参与变革，并把变革视为人类从古代以来最基本的天性之一。他们应该坦诚的面对未来会出现的斗争和冲突。如果你仍然相信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不起，你已经不够资格担任外交领域的重要职务。

如今，我们的全球政策制定经常是由摩根索的追随者，或是Babst的理论同仁。可以理解，这样的精英们是没有办法发动革命的。如果过去的体系对你来说运转良好，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心费力的改造它呢？因此，重要的是他们如何能够学会改正在哈佛求学或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形成的盲点。在过去，当主要的国际事务基本上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当梅特涅从地板上的帽子就能判断出历史的转折的时候，让一个社会中的赢家制定政策看起来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一过程可能充满了鲜血淋淋的冲突）。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中绝大多数充满活力的力量都来自精英圈子之外，甚至可能会来自一些过去被视为“失败者”的傻子和疯子，可以设想，过去那种精英执政的思路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我们可能很难接受，这个世界是被你所不了解的力量，你所不赞成的力量所塑造的。我们需要学会理解这些奇怪的事物，而不是简单地给它们贴上“疯狂”或“邪恶”的标签。这意味着要我们要习惯像Niels 玻尔在谈到量子论的时候人们经常会产生的反应：“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可能要学会去尝试很多事情，它们看起来疯狂，但却会非常管用。但如果要建立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充满了能够实现这种思想的飞跃的人才，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我们重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但是，正如你们在本书的最后会读到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8. 似乎有知识

1974年12月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和摩根索一样，都是欧洲知识界的传人。哈耶克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他是最早指出央行可以利用货币发行影响经济的扩张与收缩的经济学家之一。12月11日下午，哈耶克做例行的获奖演讲。他首先谈到，获得这样的奖项真是一个殊荣。他说，诺贝尔奖过去都是给物理学、化学和医学这些“硬”科学的，如今，经济学也有了诺贝尔奖项，这说明经济学已经从黑暗的艺术上升为真正的社会科学了。他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说明在大众的眼中，经济学已经被勉强的承认为科学，能够分享一些物理学的尊严和威望。”

但是，哈耶克接着说，他很怀疑这种尊严和威望在多大程度上是实至名归的。他说：“如今，人们期盼着经济学家能有锦囊妙计，能把自由世界从加速的通货膨胀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其实，这一困境恰恰是因为大部分经济学家当初建议政府这样去做，甚至强烈要求政府这样去做的结果。我们在现在的确没有理由感到自豪：作为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哈耶克的二十分钟演讲，听起来好像是二十分钟的道歉，道歉他不应该得到这个奖。

哈耶克演讲的题目是《似乎有知识》。他所说的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对经济学的观察。哈耶克指出，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学者把复杂的系统简单处理，或是在自己的头脑中设计出完美的结构，让不可知的事物各归其位。他说：“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如果我们毫无保留的接受那些看似科学的武断观点，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制造出更长久的危险”。如果你把哈耶克演讲中提到的“经济学家”换成“外交专家”或“金融专家”，你得到的就是对当前这个世界的总结，这真是令人担忧啊。

在演讲要结束的时候，哈耶克说到：“如果人们在试图改造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不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么就必须牢记，在经济体系中，以及在所有其他的领域，当组织的复杂性根深蒂固且无所不在时，没有人能够知道所有的信息，因此也没有人能够主宰乾坤。”如果政治家和思想家足够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妄想能够改造世界，就像工匠制造手工作品一样。相反，他们应该想园丁栽培花木一样，提供适宜的环境，让经济自发成长。

把这个世界视为一个不断变化、不断适应的复杂系统，需要一场革命。我们不应该再把自己看做一个可以控制的系统的设计者，而是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在数百年的时间内，我们都习惯于作为建造者：我们建造国家，也建造桥梁，我们肆无忌惮的攫取所有需要的资源，梦想能够建造出一个全球繁荣的宫殿。这一模式带来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进步，但是，它不再能持续下去了。这个世界太过复杂，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太少，人类社会内部的演变太不稳定，我们无法再承受更多的狂热。我们得到的和期望的恰恰相反，而且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各种变化围绕着我们，过去那种建造者的工具可能会极具破坏力。是时候了，让我们放下这些工具，听从哈耶克的责戒，让我们学会像园丁那样生活和思考。

第三章 沙堆

1. 蛤贝浅滩

2001年9月11日之后不久，国家科学院召集了一批美国科学家，希望他们能够讨论一个问题：科学和技术能否战胜恐怖主义？这些科学精英们熙熙攘攘的从实验室赶到五角大楼，过不多久又匆匆忙忙的赶过来。这一讨论让人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那个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似乎是国家安全的最高保障。国家科学院召集的八个讨论小组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科学家们绞尽脑汁的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灾难，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这是美国科学界的群英会：有胆识的诺贝尔奖得主，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科学实验室的主任，最为杰出的教授们。这些教授们是如此之杰出，以至于他们根本不需要给学生上课。回过头来看，这似乎就是一场科学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将影响到美国人民及其敌人的生死存亡。但是，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和技术反而会投靠到恐怖分子的阵营当中。正当国家科学院计划召开这些会议的时候，一些夹带着炭疽病细菌的信封寄到了National Enquirer的邮箱里。

当然，就算没有发生这一事件，后来成立的生物风险讨论小组的专家们一样会关注到化学和生化武器对这个世界的威胁。当我问其中的一位专家，美国是否面临着生化威胁或生化危机的时候，他说：“我们可能遇到的威胁太多了。”多年以来，这些科学家一直在担心美国会遇到生化袭击，就像我们天天为常年卧病不起的家庭成员操心，或是像担心马上就要考试，而且生怕会考砸一样。跟这些科学家们担心的那些危机相比，某个实验室里面的疯子寄出一封有炭疽病细菌的信不过是一件小小的威胁。比如，恐怖分子可能会制造让美国的小麦变异的基因，或是通过自杀性的、自我感染的人体炸弹，传播具有超强抗药性的埃博拉病毒。在2006年底，你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下载完整的天花基因制造方法，你也可以同样轻易的找到很多致命病毒的base pairs。用不了几年的时间，人们就可能大概花买一辆二手车的钱，在家里制造出来抗疫苗的天花病毒。早在2001年，同样是这些科学家，还参加过一次叫作“黑暗冬天”的战争演习。这是一场电脑模拟的天花疫情的爆发，最初只有一个受到感染的病人，在短短数周的时间之内，就有数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这一场景极其令人恐惧，电脑模拟还没有结束，五角大楼的官员就把插头拔掉了。2008年，一个总统特别顾问小组预言，到2013年，一场生化攻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生化危机小组的讨论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各种常规的对策建议：储备疫苗、开发空气探测器、给美国的各大医院分发医药急救包。但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普林斯顿大学的Simon Levin教授，却坐在那里，突然感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Levin是一位生态学家，但是他很不像生态学家。他原来是一位数学家，但由于对环境的热爱，他转入了生态学的领域，研究这些非常复杂、难以模型化的自然系统。

20世纪70年代，他和Robert Paine一起合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这些论文研究的是华盛顿州海边的蛤贝浅滩。Robert Paine非常喜欢野外和贝类，他被誉为野生贝类研究中的埃德蒙?希拉里（20世纪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译者注）。Levin自己也承认，他根本就不是在野外研究的高手，但是，他的天才之处在于能够从Paine在野外找到的资料中发现规律。Paine在华盛顿州的海边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无法用传统的自然科学解释，Levin的数学知识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数学不再是现实的紧身衣，而是舒服的睡袍。

我们都还知道，达尔文解释了生物的进化，但是他的笔记本中还有很多内容，表明达尔文曾经试图用数学描述论混乱的生态变化，但是没有成功。这再次告诉我们，就连天才人物，也会时常碰壁。Levin是第一个破壁而出的科学家。从关于蛤贝浅滩的研究开始，他开始探索如何用数学描绘自然，他的模型和现实高度吻合，尤其是能够很好的刻画当未曾预期的外部冲击到来之后，生态系统会如何变化。这些模型改变了生态学的面貌。尽管他在环境科学中得到了尊敬，但是，Levin的举止行为仍然像一个怪诞的数学家。他会长久的沉默不语，开口说话，就像禅宗的公案一样，听起来离题万里，想一想似乎很有道理。他身上穿的Patagonia背心和Birkenstocks凉鞋才透露出一点信息，让人感受到他是个生态学家，生态环境激发了他的思想。

当Levin在国家科学院的会议上听到大家谈论如何应对恐怖分子的袭击时，他感觉有一个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谈到。Levin说，在会议上，他和他的同伴们能够想到的所有的办法，恐怖分子都能找到对策。他说：“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能够找得到的疫苗都搜集起来，但是这并不管用，因为恐怖分子可以制造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当政府官员准备好了应对一种生物恐怖袭击的方案时，恐怖分子就会拔掉试管的塞子，释放出来更可怕、更令人吃惊的病毒。或者，他们会首先释放出来一种我们知道该如何应对的传染病，但是当我们把医院、医生和部队都消耗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再释放出一种我们从未想像过的病毒。有一天下午，在普林斯顿大学列文教授的办公室里，我们一起聊起这个话题。列文教授说：“这可不是枯燥的博弈论游戏，这是一种有适应能力的敌人。不管你怎么做，你的敌人总能想出让你意想不到的招数。你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如何准备。”过去，国防人员需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潜在的威胁，他们会发现上百个隐藏的恶梦，不过，尽管这些威胁有多么严重，至少是可以被计算、监控和预期的。他们会不断的问自己：“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吗？”如果确实没有了，他们会感觉得到，多少还是可以心中有数的。但在这个新的世界上，破坏稳定的力量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敌人，还来自于我们朝夕依赖的技术进步，比如飞机、基因工程或初级商品市场，我们很难区分，到那个关节点，我们的正常生活就结束了，风险就要到来。

列文教授还注意到一些让他担忧的问题。像他所在的生物反恐小组所需要面对的这些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独特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个系统永远不会越变越简单。这些问题不会突然之间蒸发，也不会慢慢的退化成一个单一、容易瞄准的目标，就像冷战时期的苏联一样。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本身就是个非常棘手的事件，这场变革又导致了上百个圣战组织，每一个圣战组织都有自己的恐怖手段，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攻击和毁灭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还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列文突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列文的大部分研究不是关于那些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描述的自然界的日常变化，而是那些突然激变的时刻，那些由风暴、绝种或新的生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30多年的时间里，研究蛤贝、数学和其他科学的经历让他相信，当系统改变之后，你就必须改变观察它的角度，否则过去精心搜集的数据都会变得不知所云。这恰恰是Louis Halle曾经描述过的，当用过时和错误的思路去制定外交政策时，我们会犯的错误。

一天下午，午餐之后，列文教授和我一起坐在普林斯顿的教工俱乐部里。我们开始讨论，能否用他和其他学者发展的这些思路思考国际政治，描述这个世界如何变得更加复杂和革命性。我重复了他的思想，只不过把他的故事中的“自然”换成“国际体系”，把他的故事中的“病毒”换成“恐怖分子”，如此等等。列文教授不停的点头。他和我一起面对的问题就是我马上要讲到的：我们能否找到一些新的模型，更好的理论，来描述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比上一章中提到的那些传统理论更好？我们能找到一个理解这个变革年代的新思路，而不会像摩根索的理论那样，还得加上各种脚注，而正是这些脚注，预示着过去的理论注定要失败？

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但是，列文教授马上指出，过去几年，科学研究自己就经历过这样一种巨变。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是列文教授的好朋友，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阿瑟教授谈到：“20世纪科学研究的经历就是不断的失去确定性。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有很多事物都好像是真实的、机械的、客观的、确定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的时候，都变成了虚幻的、不可预期的、主观的、互相影响的。”当然，在这段时间，科学的进步要比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要快得多。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把不确定性带入了量子物理学。塔斯基（Alfred Tarski）发现很多数学公理系统是不可判定的。哥德尔在数理逻辑中引入了不完备性。曼德勃罗特（Benoit Mandelbrot）在流体动力学中发现了分形。Gregory Chaitin在信息论中找到了不确定命题。他们都发现，一旦你跃进到新的理论领域，如果这一新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你必须先接受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这样，才能对过去不能理解的世界多少有所领悟。用过去的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突然之间会变得可以被理解了，比如辐射现象、反物质或是光的运动。列文教授说：“有点时候，我们在科学研究中本来觉得已经穷尽了知识的书本，但马上就发现，其实是刚刚翻开新的一章。”

2. 沙堆

在约克镇高地的托马斯?J?Watson研究中心一直恪守着IBM创始人Watson的誓言。从IBM成立之时，其梦想就是要生产新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带插头的箱子。在IBM遍布世界各地的工厂的墙壁上，都曾经镌刻着Watson的名言：“思考”。从某个角度来看，托马斯?J?Watson研究中心就是这一梦想的实现。这个巨大的实验室看起来更像大学校园。在Watson研究中心的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完全自由的挑选有趣的题目，根本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跟计算机或数据库有什么关系，也不用担心最后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Watson研究中心从事的是“纯粹”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不考虑商业价值的研究”。令人感叹的是，尽管计算机行业几经起伏，Watson研究中心始终坚持着其使命。研究中心的主楼是一个巨大的白色limestone的新月形建筑物，高高矗立在一个小山顶，周围哈德逊河谷的风光尽收眼底。Watson研究中心有很多办公室和实验室，同事之间有着亲密的伙伴情谊，这里更像大学，而不是公司。当我最近访问这个研究中心的时候，他们正在做的研究五花八门，比如，青蛙怎样思考，或是云彩怎么“决定”下不下雨。Glenn A. Held的办公室长年都在二楼，他是一个物理学家，研究专长是材料科学（最近，Held加入了一个对冲基金，从没有商业气息的科学转到了更能赚钱的商业）。Held个子不高，头发灰白，充满了对自然的好奇。他会在午餐时间滔滔不绝的给你讲无线电子通讯，并假设即使你一点也听不懂，仍然会感兴趣。

20世纪80年代末，当Held加入IBM公司不久，他发现在科学界，大家都在争执由一位丹麦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Per Bak提出的假说。Bak的假说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非常复杂，复杂到了现在的科学难以解释。就像伽利略著名的试验，从比萨斜塔上扔小球，测量地心引力一样，Bak的问题也是表面上简单，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重球和一个轻球会同时落到地上？这是一个谜。这种谜题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但是需要几代人才能找到答案。让Bak着迷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也非常简单：如果你一粒一粒的把沙粒堆起来，直到能垒起一个大约像拳头大小的沙堆，你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小小的金字塔会突然倒塌？随着沙堆慢慢变高，也就会变得越来越陡峭，最终沙粒一定会滑下来。我们能预期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吗？问题很简单，但回答起来极其困难。

2002年，54岁的Bak去世了。他的一个朋友称其为“最美国化的丹麦科学家”。他的朋友的意思是说，Bak最喜欢跟人争辩，搞发明，而且往往是边跟人争辩边提出创新。Bak的沙堆问题是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如果他的思路是对的，将对物理学带来巨大的改变。Bak假设在最初阶段，沙粒会堆成一个小小的沙堆，但是到第二个阶段，沙堆就会自己组织起来，变得不稳定，这时，再增加一粒沙粒，都有可能会触发沙堆的崩塌，当然，也可能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他的思想最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沙堆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稳定，但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你根本不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在投入和产出之间有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关系。当物理学遇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时，感到无比的困惑：组织起来的不稳定性？这是什么意思？Bak希望知道，在每一个时点，如何才能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沙滩的崩塌。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至少对传统的科学来说是这样。Bak说：“复杂的行为是非常自然的，大的系统往往会演变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一关键期，平衡会被打破，任何一个微小的干扰都会导致或大或小的崩溃。”

Bak想研究的不仅仅是沙堆，他的野心是想探索这个世界内在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沙堆会让科学家感兴趣。Bak相信，沙堆的能量，那种当系统处于不可预测的边缘的时候迸发的能量，是大自然的基本力量之一。他在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这种能量：在物理学领域，小的微粒聚集起来，并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气象学领域，云朵时聚时散，突然降雨；在生物学领域，哺乳动物磕磕绊绊的演化。Bak的沙堆世界是狂暴的，也是能够创造历史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承认世界上也有稳定，但是，他把稳定视为一个过渡时期，在不可思议、不可预测的动态世界中的短暂间歇。Bak的世界仿佛俄罗斯轮盘赌中不断转动的左轮手枪，不知道哪次扣动扳机，就会发射出子弹。

科学家把像沙堆或是宇宙这样的系统称为“非线性”，这是由于其内在的变动总是使得你难以预测某一特定行为在每一次都会产生一样的后果。如果你能够将这些系统模型化，或许能够看出，它们是如何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演化的，这不正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吗？这可是困扰了诸多前沿学科的重大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出精确的模型，尽管这些问题对于科学来说是如此重要。物理学家和数学家Stanislaw Ulam曾经说，把一门科学称为“非线性科学”，就好比把有的动物学称为“非大象动物学”（non-elephant zoology）一样。Bak说，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事物，尤其是最重要的事物，都是非平衡的，它们不是按照平滑的线性路径演进，而是忽冷忽热的。地理学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在平常时候不是看起来都很平静吗？

3. 指数规律

像Bak这样的大科学家喜欢把沙堆及其崩塌当作“思想试验”：他们在头脑中做计算，或是在电脑上做计算，想怎么摆弄各种变量就怎么摆弄，根本不需要走进实验室。Glenn Held是一个喜欢动手的科学家，当他读到Bak和其他科学家的论文时，他看是琢磨：“在现实世界中，究竟会怎么样呢？”这样的崩溃有多大可能会出现？如果动手做试验，Bak的想法会是真的吗？Bak是在科学杂志上提出其思想的。他写的是理论论文，对于如何在现实中检验其理论并不感兴趣。能不能在现实中检验Bak的理论呢？怎么样才能一粒一粒把沙堆堆起来呢？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实验。Glenn Held打算试一试。

首先，Held需要基本上体积和重量大体一致的沙粒，如果沙粒的大小不一样，就会破坏沙堆的平衡。Held先想到，能不能用氧化铝颗粒模拟沙粒，但最后，他有个周末到海边，搜集了一些沙滩上的沙粒，结果发现这些沙粒非常合用。Held把搜集到的沙粒进行筛选，挑出来大小基本一致的沙粒。他首先得保证沙粒都非常干燥，因为含水量太高就会改变沙粒的重量，试验就没有办法做了。然后，他把沙粒放在一个像胡椒研磨器一样的罐子里面，并把这个容器和电脑联系起来。电脑控制着这个罐子以多块的速度转动，每一次转动有多少粒沙粒会漏下来。这样，沙粒就一粒一粒的掉下来，掉到一个像手掌大小的盘子里面。他把这个盘子放到天平上，这样就能测量有多少沙粒掉了下来（每粒沙粒大约重0.0006盎司）。然后他把天平放到一个Plexiglas箱子里面，这样空调的微风就不会干扰他的沙堆。Held大约花了十个小时制造这样的设施，然后他打开了开关。

Held的第一个沙堆大约花了一天时间。每次小心翼翼的掉下来一个沙粒，最后的沙堆大约有两英寸高。正如Bak所预测的，在第一个时期，沙粒掉下来之后，慢慢的形成一个锥形体，这就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自组织过程”。没有人告诉沙粒应该掉到什么地方，但是物理学的内在规律，使得沙粒自己形成了一个平稳的沙堆，而不是散落各处。

但是，当沙堆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进入了Bak所说的“关键”时期。有可能下一个掉下来的沙粒就会引起沙堆的崩溃，但也有时候，Held可以再放上上千个沙粒，沙堆仍然会岿然不动。Held发现沙堆的形成和崩溃大致符合“指数规律”，这也是很多其他自然现象中出现的规律。地震就是这样。Richter分级的创始人Charles F. Richter曾经说，过去几个世纪的地震数据显示出一种“指数型的分布规律”，即大地震发生的频率按照指数曲线的规律少于小地震的发生频率。

沙堆试验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其不可预测性。试验者须臾不敢眨眼。指数规律能够告诉你，沙堆崩溃的一般规律，但是当下一粒沙粒掉下来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传统的科学告诉你，沙堆是稳定的，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只有当出现强烈的外部冲击，或是当掉下来的沙粒超过一个特定的数量之后，才会出现崩溃。但是Held的沙堆却恰恰相反。没有魔术数字。再落下一粒沙粒会导致崩溃，再掉下几十粒沙粒，导致崩溃的概率是完全一样的。沙堆内部的变化，比如沙粒之间如何挪动和滑动，和作用于沙堆外部的力量，是一样重要的。你如何撞击沙堆，沙堆如何反应，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是没有稳定的关系的。正如Bak所指出的，沙堆是一个“不仅会受到重大打击而崩溃，而且小小的一根针落地，也会导致其轰然倒塌”的系统。

Held一直在琢磨，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个系统模型化。坦率的说，这可是一个难题。在沙堆中的每一颗沙粒，都通过一个无形的网络，和其他的每一个沙粒相互连接、相互挤压。随着沙粒的掉落，沙堆系统的复杂程度每一秒钟都会扩大一百万倍。哪怕再掉下来一粒沙子，你也得把以前的模型完全修改一遍。没有哪个电脑能够有这样快的运算速度。自然界按照这样快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复杂，结果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测未来。Bak曾经说过：“如果有人想要预测越来越遥远的未来，他需要知道的有关初始条件的信息量将会呈指数形式递增。”这恰恰是Held在他的试验中发现的。如果只有一两颗沙子，哪怕是有一百颗沙子，你还能尝试预测它们的相互联系，但是当沙粒增加到上千颗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测量每一个细节，并预测接下来会出现什么结果。这样的世界比牛顿物理学中最复杂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在Bak看来，你将处处遇到这样的难题。几乎所有的复杂系统，都遵循着同样的演变逻辑：地壳的运动、生态系统、股票市场、国际政治。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这些系统的内在逻辑就变得难以捉摸。

Held试着在更大的盘子上重复沙堆试验，最后他发现，就连最初沙堆崩溃遵循的指数规律也消失不见了。这个系统越来越复杂，没有什么规律，能对何时沙粒导致沙堆崩溃的预测提供哪怕是最粗浅的建议。你能够坐的事情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沙粒一颗一颗掉下来，等待着沙堆突然倒塌。当你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历史上所有的物理学和数学，都无法告诉你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Bak的世界并非稳定而秩序井然的。Held从海边找回来的那些细沙粒，闹哄哄的挪动、搅和，完全没有纪律，时刻制造混乱，它们代表了一种能量，一种既可以带来创造，又可以带来毁灭的能量。沙堆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难得有片刻的安宁，好让科学家们找到一组等式描述其状态。如果Bak的理论是正确的，它就应该不仅仅是在实验室之外的世界是正确的，而且在实验室里面也是正确的：科学家们的思考方式同样需要发生一场彻底的革命。在沙堆试验中，有一件事情意义深刻，且饶有趣味：沙粒的运动不仅仅能把秩序变成混乱，它们也能把混乱转化为秩序。无论是沙粒、股票价格还是地壳的运动，遵循的都不是简单的投入-产出公式，而是一个复杂的逻辑，其内部的相互作用的力量，跟任何外部的作用力量同等重要。这一演变的逻辑产生了山崩和地震，但是让Bak感到激动的是，也是同样的演变逻辑，使得一堆砂石最终形成了加利福尼亚州，股票市场的波动造就了巨大的财富。沙堆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塑造新的事物，或许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事物都是这么来的。

Bak喜欢引用19世纪一位法国小说家Victor Hugo的一句话作为这一观念的概括：“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由掉落的沙粒形成的呢？”Bak思考的问题是，如果真实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在稳定和混乱之间摇摆不定，会是什么样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逻辑，哪怕只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我们能够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将无穷无尽。这个世界并非陷入了无法理解的偶然性的泥沼，只是我们需要新的和不同的计算方式。如果你发现了这些新的方法，哪怕是最复杂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这种革命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但如果这个系统仍然混沌不清呢？如果哪些不断变动的沙粒的逻辑仍然难以解释呢？或许，科学家们还得去寻找动摇了我们原本熟悉的世界的模型的魅影。或许，这个世界是有逻辑的，这一逻辑能够非常巧妙的解释事物的内在秩序，但是在我们看来，一切仍然是毫无意义的混乱。

4. Saint-Tropz

2007年7月的一个早晨，投资家Bill Browder在他的法国南部的度假庄园醒来。每个月，Browder都会给他的20亿美元的Hermitage Fund的投资者们写一封信，不仅告诉大家基金的当前业绩，而且还会跟大家分享他对市场的一些思考。大约十年之前，Browder从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黎巴嫩银行家Edmond Safra那里得到了最初的一笔投资，并建立了Hermitage Fund。从那时开始，他就开始定期给投资者们写信。Hermitage Fund 主要投资于一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市场：俄罗斯。Browder在俄罗斯市场上的几度沉浮，让他也成为了投资界的一个风云人物。（除此之外，Browder还是美国共产党的前任领袖Earl Browder的孙子）。Browder的投资策略并非仅仅是买卖俄罗斯的股票。他喜欢去购买那些最腐败、经营最差的俄罗斯公司的股份，然后要求他们改变经营方式。一个由无赖们管理和掠夺的差公司，可能每股只能卖1美元，但只要稍微做些改善，这些公司的股价就能增加到10美元。买进股票，搅动局势，再卖出股票：这就是Browder的策略。由于他得和那些贪婪的无赖打交道，所以Browder必须确保在“搅动”和“卖出”之间，他得有足够的安全空间。

Browder在俄罗斯的经验让他认识到，市场经常会突然变化，既无先兆，又难以察觉，就像沙堆效应一样。1998年，俄罗斯的股票市场在数周时间之内市值缩水了93%，Hermitage Fund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场股票市场的雪崩是因为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吗？Browder的失败是因为他的投资策略有巨大的缺陷吗？都不是。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大约一年之前的一次金融危机导致的信心恐慌。那次金融危机出现在哪里呢？遥远的泰国。

Browder曾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危机，这些经历让他对市场的认识更加深刻。他告诉我：“当你在一个几乎在一夜之间会被夷为平地的市场上投资的时候，你看待整个市场的视角都会改变。难以料想的恐怖灾难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会发生。”Browder从内心深处相信市场是有规律的，市场是有效的。Hermitage 基金的投资理念就是，如果你能够把公司的管理改善，它们就能够在俄罗斯股票市场上实现真实的价值。但是，Browder在俄罗斯的经验让他认识到，就连市场基本面这样的坚实基础，也可能会随时变成风中之沙。如果你忘记了这一点，哪怕只是在一眨眼间疏忽了，都可能会破产。Browder在俄罗斯投资的十多年里，见到了太多这样的不幸的投资者了。

2007年的夏天，Browder的基金经历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他的基金增长率30%。但Browder习惯了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时刻都在警惕，周围的世界是否会突然出现山崩。7月的一天早晨，报纸上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关注。纽约的一次杠杆化的Buyout 交易的债务拍卖没有足够的投标者，被迫取消。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这不过是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大了个小小的嗝。但Browder看清了事实的真相：这是一个预兆，说明金融市场上已经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债务了。这预示着一场庞兹骗局的结束。一场雪崩即将到来，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由于他在俄罗斯见识过这种灾难，他非常清楚，金融市场会变得如何悲惨。他认识到，这就是一个清楚的征兆，说明了全球市场会如何变化。是该着手准备的时候了。几天之后，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到时候了，这就是该结束的时候了，所有的问题都将开始爆发。”

那一周，Browder写信给他的投资者，他谈到，俄罗斯的资产负债表上有400亿美元的亏空，这将使得其金融体系恶化。他写到：“3000亿美元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但400亿美元的问题也不是小问题，400亿美元的亏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同样会非常巨大。”他警告大家，后来被称为次级贷款危机的金融海啸，其带来的损失远远不止3000亿美元。他马上开始囤积现金，抛售他和他的投资者的股票，并把他和他的投资者的资金转移到他能够发现的避险天堂。他把自己的投资策略称为“逃离电网（off-the-grid）”。他跟投资者说：“这就好比当停电的时候，那些呆在大城市里的办公室的人们会陷于瘫痪，但是住在山区小木屋里的人们可能根本感觉不到什么不便。我们就是要在金融市场上找到一个山区的小木屋去避难。”或者，也可以说，他在试图逃离一场海啸。

国际金融历史的一个教训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巨大的金融风暴就会到来，并卷走全球经济的巨额财富。我们的现代交易体系又会很容易把这些灾难变成自我实现的灾难。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Larry Summers曾经对我说：“全球金融市场好比现代的喷气式飞机，它可以更快的把你带到你想到的地方，但一旦飞机失事，后果将不堪设想。”1987年的美国股灾也是如此。一些微小因素的积累，带来了整个股票市场的动荡。美国股市几年来积累的市场价值，在旦夕之间，忽然灰飞烟灭。1997和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也是如此，Browder的基金在这次危机中损失了75%。在每一次危机之中，市场都脱离了正常的行为规则。对冲基金的操盘手们常说，市场突然变得“非线性”了。预测或解释市场行为的工具完全失效。看到别人夺门而出，其他的人也会争相逃跑。Browder说：“在这种危机中，人们会先卖掉，再去想自己为什么要卖。”有时候，这些不为人知的经济动荡激起的波浪，会卷走几个站在岸边的无辜的观望者。1987年的股灾教训了几个狂妄无知的雅皮，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让一些没受过太多教育的国债投资者血本无归，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让一些无辜的泰国房地产开发商猝然倒闭。但是，有时候，灾难会不期而至，吞噬掉数十年的文明生活。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加剧了欧洲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希特勒的上台，之后，历史的火车开始不可避免的驶入错误的轨道，直至酿成巨大的灾难。Browder看到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担心的是，这是否又会是一场历史性的危机？

在这种时刻，会出现一种独特的恐慌。如果你被匆忙叫去，到外交委员会的铺着木地板的办公室里面紧急开会，或是如果你在伦敦的City区，或是在格林威治区的星巴克咖啡馆里面和那些顶级的金融家见面，你会感到一种奇怪而令人惊悚的恐惧。这很令人迷惑，毕竟，有很多投资者是从市场的不稳定和动荡中大赚其钱的。这些投资者还发明了很多工具，发现机会，从中盈利。有点金融工具甚至会鼓励市场动荡。但当他们发现平常时期的规律不复存在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变得和2008年在国会作证的格林斯潘一样：威信全失、困惑不解、焦虑不安。

Browder每一次做决策的时候，都会从相反的情况考虑，不是一次这样，而是每次这样。他知道这是在市场上生存的唯一之道，金融市场就像Bak的沙堆一样，随时可能会因为一根针的掉落而崩溃。这种体系的转变会突如其来，而且对那些泥古不化、没有准备的人们来说，将会是一场无情的灾难。Browder在2007年看到的正是真实世界的动力学开始发挥作用了。

但是，当这个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Browder在2007年夏季的那个早晨就已经警觉的问题时，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

5. 远离平衡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是金融市场也好，或是核武器的扩散也好，都在很多方面非常像Bak的沙堆，这会让我们深感不安。复杂体系的演进是由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的：不断增加的参与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两个因素称为颗粒度（granularity）和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前者是说我们的沙堆上会不断的掉落新的沙粒，后者是说沙堆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和其他的部分紧密联系。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因素会带来力量变化的革命性变革，这些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每一项战略、每一项政策。Bak谈到，“大型体系趋向于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时期，微小的变化也会导致重大的变化，甚至整个体系的崩溃”。他所描述的这种情景，可能说的是中东问题，也可能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石油市场、传染病、核扩散、网络战争，或是任何其他重大的全球事务或全球安全问题。每一天，在我们的全球秩序的沙堆上，都会掉落各种各样的新的参与者，就像在Held的实验中掉落的沙粒一样：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正通过各种技术或沟通相互连接，而我们难以完全监测所有的相互联系。Bak的沙堆体系中会出现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样会出现。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沙堆效应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承认，全球秩序从根本上来说是难以预测的。这一观点看似简单，但却是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承认这一点，就会让很多传统的思想都变成了垃圾。这也会让我们在心理上做出巨大的调整，我们应该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哪些结果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哪些是我们不能奢望的。我们可以预期，以后会有不断的变化和新的观念。但是我们无法指望，全球政治秩序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简单，我们也无法指望靠原来的机构能够建设出来一个更古老的世界。回忆一下，摩根索对国际政治权力的计算都是建立在结果可预测的假设上：谁站在哪里，谁会给谁捡帽子，谁不会去捡帽子。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革命性世界里，我们很难轻易的测度权力。经济学家Brain Arthur在谈到经济学领域的变化时，曾经谈到：“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一个自思想启蒙时期就存在的观念是，整个经济体系是机械化的。尽管经济体系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组元件，相互组合。市场体系里面的参与者是主体，他们面对的经济体系是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可以清晰的分开。”阿瑟谈到，在复杂的体系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很难截然分开，我们应该把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有机体，而非一个机械体系。经济体系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庞大机器。经济体系是一个器官。在所有的层面，都存在着相互决定的关系。”这种新的变化使得我们难以再用更简单、更陈旧的工具去管理国际政治和金融体系，使之达到一种稳定的均衡。但是，新的变化也不是仅仅带来无穷无尽的混乱。

复杂体系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理解它。如果复杂性是难以控制，而且最终一定会导致混沌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会有互联网，也不会有健康的生态体系、卓有效果的免疫体系、生机勃勃的金融体系。生态学家C. S. Holling在他的一项研究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其中有一些复杂系统可以非常容易的管理，比如野生草地、期货市场、企业家创业等。所有的这些系统都会不断的遇到难以预料的风险，但是每一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办法兴旺发达。但是，Holling和一组数学家、生态学家们也发现，有些系统恰恰相反，会走向一个反面。Holling将之称为“邪恶的力量”（perverse resilience），在这些系统中坏的观念会不断蔓延。Holling谈到：“在这种‘恶意适应’（maladaptive）的体系中，任何创新都会被扼杀，新的发现会被拒绝。这将形成一个僵化的陷阱。”这些系统从短期来看似乎非常稳定，但是当其受到一些不可预期的事件的冲击的时候，它们的反应方式最终将葬送其本身。它们无法快速的排除错误的思想。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

当Per Bak提出沙堆实验之后的数年，他有一次到剑桥大学的Churchill学院，和一群英国科学家聚餐。或许是受到当时的场景刺激，那股子一本正经的氛围， 激发出Bak身上的美国气质，这让他的丹麦同事们非常喜欢他，也经常让他们疑惑不解。几杯葡萄酒下肚，他对坐在桌子边上的那些科学家同事们研究的“重大科学问题”的轻蔑，不由自主的流露了出来。Bak幸灾乐祸的看到，那些预算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科学研究项目，结果却产生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发现。这些科研项目就是在烧钱。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些科学家，往往都是自己单打独斗，或是一两个人组成的小组，做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突破性的创新。在重要的大学里面，保守思想和不愿冒险成为了主流的态度，科研人员关心的是再搞一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原子粉碎机，而不是人类的未来。这些让Bak越来越感到腻烦。在他看来，科学家应该做的工作就是拿起锤子，把陈旧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玻璃墙敲碎。在这场聚会上，他感到这些科学家同事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为玻璃墙打磨抛光。

Bak突然说到：“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在对自己的领域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会对自己的观点这么敝帚自珍呢？”在Bak看来，目前的科学对这个世界解释甚少，这就需要不断的激发革命性的思想，而正是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在科学史上激发了重大的科学进步。Bak感到，有那么多令人振奋的科学题目等待着我们去做，但这些科学家却仍然困守在这里，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剑桥的科学家说，他们看不到其他的选择。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些共同的理念，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科学共同体。”Bak深感震惊。这种解释是社会学的解释，而不是实事求是。一群科学家共同分享错误的观念，那么还不如称之为分享妄想。科学家们彼此认同，不是因为他们认同同一个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想成为同一个群体的成员。2008年，你可以在外交界和金融界遇到同样的现象。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们共同分享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需要互相支持，需要加入一个圈子，但他们看不清这些观念的虚妄之处，也扼杀了自己的想象力。Bak知道，如果你真的希望理解这个世界，这些被大家奉为圭臬的陈旧观念是完全误导的。但Bak也看到，他的革命性思想正在落地生根。他不过是一个实验室中的科学怪人，被剑桥的大人物们斥责。但是，Bak知道，正是一些像他这样的人，改变了历史。

第四章 大厦已倾

1. 雪中人

我之前也见到过他。他的眼神还是那样的明澈和柔和。他不时的微微点头。岁月不饶人。但他那著名的面庞依然那样熟悉，就像我们经常在电视镜头和杂志封面上看到的一样，他面部的线条还是叫我们过目难忘。他在倾听你讲话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的向前微微点头，好像一头好奇的公牛，这个细节也透露出，他可能对话题有些不耐烦了，但又要保持端庄。他很有礼貌的让你又开始回味萦绕在头脑中的那些过去的讨论。他究竟沉浸在什么样的思绪中呢？他只是出于礼貌呢，还是感到了紧迫，还是这两种情绪都有？在我家里，有一张他的签名照片。照片上，他手里拿着帽子，裹着一件外套，站在雪地里，大雪没过他的腿肚。在他的身后，是家边的一片苍凉的松树林。你可以看到雪地上他走过的脚印。雪深林密，显得照片中的他比较矮小，也更有人情味。这和他惯常的形象可是大不一样。在别的场合里，他总是显得身材魁梧。尽管背景衬得他比较渺小，但是看得出来，他比较怡然自得。这就是他的个性：在最不舒服的情景下，他也总能保持自己的优雅。这张雪景照片能告诉我们很多。

今天，我们安静的坐在一起，那些轻松的话题很快就聊完了。我们谈论了他的健康状况，最近的旅行见闻，我们最近读到的信息，思考的问题，等等。我谈起了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情形，他跟我说起，自己想减少旅行的次数。但这些都是闲谈。我之前也曾经和他聊过，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我最想问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向他直接提起。我读过他关于这个问题写过的一些东西，他写了很多，为自己辩护。我怎么才能问他这个问题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帝国土崩瓦解？当2.5亿人的生活和希望，从你的手指间悄然滑落，如同颗颗麦粒掉在地上，你究竟会有什么感受呢？我呷了一口茶，正视着他的眼睛。我问他：“现在如果让你回头去看，你觉得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他挪了挪椅子，手在脸上摩挲，手指轻轻敲着玻璃杯，微微的笑了。然后，慢慢的，Mikhail Gorbachev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2. 无法预知的世界

和1929年大萧条一样，苏联的解体也像沙堆一样突然崩溃，而且从此改变了整个世界。苏联的解体彻底改变了全球政治的力量格局。曾经有段时间，苏联和美国是全球政治力量的两个核心。苏联曾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苏联的画家和音乐家在海外享有盛誉，其军事力量可以和美国抗衡。苏联把宇航员送到了外太空，给第三世界提供了数以亿计的援助。苏联有其自己的政治哲学，也有其自己的理想社会的梦想。这一梦想激励了地球上的很多人，包括Nelson Mandela，也包括Fidel Castro。但是，在历史的一个瞬间，这一美仑美奂的大厦突然倾塌。Per Bak的沙堆在莫斯科的红场上又出现了。

当然，冷战终有一天会结束。但是，冷战会怎么结束呢？会是一个核冬天吗？还是一个休战协议？什么时候会出现呢？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少说也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经费。无数名将军、间谍、经济学家、外交官，穷其一生，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们匆匆忙忙的开会、秘密会谈、发电文、传照片，搜寻泄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试图得到答案的线索。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John Lewis Gaddis曾经谈到，这一问题“是如此之重要，没有哪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会承认，他们的远见和能力预测不出冷战的结束。结果呢，大家全都没有猜对。”这可能是Gaddis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无奈自嘲。但是，不是只有这些博士们没有猜对。所有的将军、所有的间谍、所有的外交官，都一样茫然。

苏联的解体好似一场绝妙的魔术表演，让所有的观众瞠目结舌。但是，那都是20多年的事情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关心当时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魔术很奇妙，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在一系列历史因素的压力之下，过去控制着亿万人的体制突然间瓦解了、消失了，让专家们困惑不解了吗？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从苏联解体的故事中还可以看到，错误的认知方式会导致我们忽视世界变动的真实规律。苏联的解体让一些人惊诧不已，后来，9.11恐怖袭击也让这些人惊诧不已，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让他们惊诧不已，我可以告诉你，要不了多久，又会发生新的事件，还会再让他们惊诧不已。当年，戈尔巴乔夫自己已经惊异的发现，苏联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Bak所描述的系统演变的关键阶段。各种因素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当然，当苏联解体之后，的确出现了很多理论，解释苏联为什么会解体（顺便说下，提出这些理论的专家，就是当初没有预测到苏联崩溃的那些人）。但是，这些理论，尤其是那些后来变得最流行的理论，都没有总结出真实的，对我们有用的教训。它们都没有学会从复杂体系的角度去观察苏联的解体。本书想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掌控一个日益复杂的国际秩序。在回答这一主要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没有被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当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之时，我们还会感到不安全感？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我的观点是，这是因为引导我们的那些最伟大的人物，平时陷入盲目的乐观主义，出事之后又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在用过时的、不现实的理论去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不可避免的感到，把我们的未来交到他们的手中，是多么的不安全。大多数的外交政策思想家动机都是良好的，但是，他们就像是一群要去考试的学生，但考试卷子上的语言却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我的主要观点是，Bak的雪崩规律对我们更清楚、更坦诚的认识这个世界有着很重要的启示，这是我们找到实现全球安全的新途径的前提条件。请你回忆一下Bak理论的第一部分：小的事物会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也意味着，如果发生的是重大的变化，其起因未必是另外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们都看到了苏联帝国的崩溃，于是，我们觉得，一定会有一些重大的因素，导致了这么巨大的变化。我们把这种重大的因素称为历史的终结，或是全球民主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或者，我们认为这一天的到来是因为我们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了对手。苏联的解体被我们理解为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的理念胜利了，甚至象征着我们的理念才是唯一正确的。2002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是这样解释的：“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这个世界都在各种观念之间斗争：破坏性的极权主义对抗着自由和平等。这一伟大的斗争终于结束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的重要政策文本，它应该体现出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这就是布什总统的概括。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苏联的解体真的证明我们是对的吗？

对于许多身在局中的亲历者来说，苏联的解体至今还是个谜。即使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从来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专门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Gaddis说，戈尔巴乔夫的自传“通篇都没有自我反省”。当我当面问他苏联解体的问题时，戈尔巴乔夫给我的回答也一样闪烁其辞。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事情的真相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并不奇怪。几乎毫无例外的，那些安于现状的国家领导人都不太理解革命性的力量。即使是当革命性的力量爆发出来，并抛弃了他们之后，他们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些看着自己的银行轰然倒塌的华尔街的CEO们是这样，那些被罢黜的政治领导人也是这样。革命性的力量威胁着所有的伟大人物最珍惜的东西：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致富之道、他们的自我尊严，甚至他们自己的生活。戈尔巴乔夫那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把各种关于权力的思想划分成不同的阵营，这一教育背景使得他格外难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仔细分析苏联解体的真相，你会发现，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输入西方理念，爆发东方巨变”的解释不一样的是，真正的原因是远为复杂的，也要有趣的多。事实的真相是，苏联的解体并非是一个历史不可逆转的过程，而是一系列复杂且不可预测的因素的相互影响，说实在的，这些因素可以导致历史向任何一个方向转变。是因为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遇到了特定的经济困难了吗？当然，当时苏联的经济的确一团糟，但是，在此之前，苏联也曾经历过更加困难的历史时期，而那时候，并没有出现剧烈的社会变革。有些国家遇到过比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更加恶劣的经济形势，但是，经济困难引发的是对原有体制的改革，而非彻底推翻原有的体制，比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都是这样的。如果苏联原本的政治体制已经如此分崩离析、腐烂到根，那么多苏联国内外的预测机构，为什么会一点都没有察觉？为什么在离苏联解体不到9个月之前，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有75%的苏联公民希望保持原有的体制不变？如果你跟戈尔巴乔夫这些亲历者谈谈，他们对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之所以会顷刻倒塌，每个人都会谈出自己的一套看法，讲出更复杂的故事。美国的军费开支真的拖垮了苏联吗？但是，为什么在事后反思的时候，正如外交官Anatoly Dobrinyin曾经写到的，“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不是压死邪恶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如果里根没有摒弃其对苏联的敌对态度，戈尔巴乔夫根本就无法推动改革”。大多数人都承认，苏联到后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行动迟缓、士气低落、摇摇欲坠，但是，没有一个在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严肃的俄罗斯专家会在20年之后告诉你：“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很多西方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那些偷运进来的违禁宣传品、油印的小报以及公众的不满会最终把苏联搞垮了，而这些俄罗斯专家只会对此哄堂大笑。他们会告诉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变成了苏联时期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个研究苏联的西方学者希望能够回答，为什么苏联会走向覆灭。他们不希望重复那些所谓不可避免的因素的解释。这两位学者，一位是David Kotz，另一位是Fred Weir，都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而且长期在苏联生活、工作。他们采访了上百位前苏联的官员，这些男男女女，曾经生活在帝国的圣殿之中，亲眼目睹了俄罗斯的力量如何逐渐衰落。他们写到：“在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是会走向衰落的，但其衰落从来没有如此迅速，且完全出人意料。”Kotz和Weir的研究表明，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来自底层的人们经常发出的抱怨，这些压力随时可能被轻易的弹压。苏联的解体，主要是由于其高层统治精英之间无情的政治倾轧，以及戈尔巴乔夫对时局的严重的错误判断。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局委员掌控着宏观局面，但是苏联政体中的当权人物（nomenclatura），却是实际上的掌权者。这些当权人物包括军队里面的军官、大学里面的教授、政府里面处理日常事务的官员，这些人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就一直掌握着权力。这些当权人物只占苏联人口的非常小的比例。Kotz和Weir发现，当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而当权人物认为这场改革会侵犯到其个人的权力和特权之后，他们感到，与其让苏联紧密团结起来，不如让其分崩离析。当这一当权人物逻辑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帝国开始四分五裂，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都拼命想拣到更多的碎片。这是一种冷酷自私的决定。但是，这也是一种致命的打击。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知情。

Weir和Kotz写到：“苏联体系之所以会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和平而突然的方式衰败，最终的解释是：绝大部分统治精英自愿放弃了这一体系”。如果苏联是通过一场革命而终结的，就像当年的1917年革命瓦解了沙俄帝国那样，那么，今天的俄罗斯将会大不一样。如果爆发的是人民的革命，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原来的统治者会被枪毙、放逐和遗忘。但是，20多年过去了，在所有的前苏联国家，那些高层领导人、最有钱的亿万富翁、最有权力的政客们，几乎都是原来那些人，原来那些和苏联的政治体系核心有密切联系的人。在叶利钦之后做了两任俄罗斯总统的Vladimir Putin是从街头政治崛起的吗？不是的，他是一位克格勃的高官，他是旧帝国的王子。

当权人物出卖其自己的体系，这一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由于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小的因素的变化会最终导致苏联帝国的覆灭。哪怕改变其中的一两个因素，比如，提高油价以刺激经济，出现一两个野心勃勃的将领，或是戈尔巴乔夫生病了，都可能会导致全局的变化，而且很有可能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宁。苏联的瓦解源于其内部，源于其内部的过失、扭曲和偏执，到现在为止，我们尚不能很好的理解苏联社会内部发生的这些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摒弃西方“赢得”了冷战胜利的想法。就连戈尔巴乔夫也说过：“西方认为其在冷战中取胜了，这是一种错误”。

在思考苏联解体问题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假设一旦自由的强大力量被释放出来，那么苏联内部的变革就会随之到来，而且我们可以预知，可以控制这一变化。苏联会逐渐演变成美国的盟友，会事事追随美国，变革之后，苏联的财富会涓涓不断的增加，民主也会越来越壮大。但是，正如Bak曾预言的那样，内部的变化是很难预测的。戈尔巴乔夫使得苏联体系更加复杂、更加不稳定，而非相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意味着“重新构建”。但是重新构建出来的东西，和戈尔巴乔夫最初设想的却大相径庭。“把椅子搬开”是装修，但是“把房子推倒”却是破坏。如果你错误的判断了形势，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样的历史教训真是车载斗量。戈尔巴乔夫的故事再次告诉我们，从错误的起点出发，就会到达一个错误的终点。我们现在对此应该深有感受了，比如我们打算反对恐怖主义，结果却有了更多的恐怖份子。戈尔巴乔夫打算改革苏联，但是他却帮助毁掉了帝国。

苏联的解体也是决定论的解体。我们没有看到输入民主，就会产出更多的稳定。苏联的解体证明的是相反的结论，我们输入了民主，但是产出的却是更多的没有想到的变化。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地区，从中东到中国，都能发现这一规律。变革会带来不可预见性和意外。我们当然需要变革，而且我认为我们当前迫切需要更多的变革，但是，要注意，当我们发动变革之后，要做好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变化。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将改变我们为维护国家安全制定政策时的思路，也将改变我们每个人规划自己的一生的思路。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更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这也使得那些主张在任何社会中实施激进变革的想法变得更有争议。主张在中国推动政治自由化的美国人，往往会设想，这样一来，中国就会变成一个民主的、亲美国的国家。但是，这样的激烈变革同样会让中国人找到最狭隘的民族认同，并开始激烈的反对美国。

人们很容易会有种冲动，想把这种复杂性强行塞进严格约束的模型。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一种冲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从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开始，学者们就习惯于区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当讨论美国对俄外交政策的时候，克林顿总统曾经对副国务卿Strobe Talbott抱怨。他说：“你们应该把复杂的问题弄清楚，而且要让人们一目了然。我们现在遇到的现实问题是，这么多有才华的人，怎么就想不出一条新的口号。不要说想不出好的口号，就连一条口号都想不出来。我们可以分析所有的问题，并把它们搞得很学术、很专业，但是，如果没法用几个字就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让人们记得住，那我们就完蛋了。”克林顿和他的团队始终没有想出来他们的口号。沙堆效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复杂系统简单化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世界正在不停的运动，你却想在瞬间抓拍一张照片，就把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全部概括清楚。更好的办法是用复杂系统的思维去思考和讲话，去分析这个世界。

1989年并非世界的终结。这个世界上仍然充满着不停的变动和调整，以及不可预期的内部力量的碰撞。如今，我们的沙堆秩序制造出来的新的意识形态，比新的电脑软件的问世还要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印度的种姓制度资本主义、委内瑞拉的超凡魅力型民主政体、普京式的中央集权模式，凡此种种，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还没有还得及看得懂、认得出的意识形态。过去的资本主义民主已经辜负了人们对其的期望，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想要的东西，相反，还带来了不少麻烦，于是，新的观念将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2008年，国防部部长Robert Gates说：“我们的任务是防止再出来一种新的主义。”但是，新的主义不断涌现，这是无法阻挡的。出来的不会只是一种新的主义，以后会有成千上百个新的主义。

2008年，当金融危机还在不断蔓延的时候，普林斯顿的数学生物学家Simon Levin，就是给大家介绍过的9.11之后在反恐研讨会上反对生物恐怖主义小组讨论时露面的那位专家。他和两位同事一起写了篇短文《银行家的生态学》。他在金融体系中看到的一切，再次让他想起了那些陷入不可控制的混沌状态的自然体系，在很多自然体系中，“消灭一个物种，就会破坏整个生态”，小的变化会导致巨大的灾难。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想比较复杂的环境体系与相互连接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希望讨论“体制转变（regime shifts）”。这一术语是生态学家们用来描述快速，且经常出乎意料的再组织过程的。（戈尔巴乔夫经历的就是一次“体制转变”）。

Levin写到：“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1929年的股灾和大萧条就是一次体制转变。如今，金融市场的相互关联程度越来越紧密，其免疫能力并没有下降。”Levin认为，导致这些体系的因素往往不是外部的巨大冲击。“一个系统中整体性的崩溃最终取决于其内部是如何组织的，取决于其内部的反馈机制，也取决于平时隐蔽和难以察觉的相互联系。有时候，像战争这样的外部冲击会带来巨变，但更多时候，灾难是有一个看似很小的事件，甚至是一个根本就不可信的谣言触发的。这种变化一旦开始发生，其导致的结果就会是爆炸性的”。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Levin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是正确的：我们的金融体系会被操纵，因此迅速的基础面变化是可能发生的。正如Bak所说的，它们是有组织的，但是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寻找这个世界上隐藏的联系和被忽视的错误，这样才能预知潜在的体制转变。Levin的研究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的经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往往会忽视自己的体系内部的漏洞、过失和压力。如果我们不及时应对，下一次危机可能就在未来不远处等着我们。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我们需要革命性的新观念和承诺，这需要调动我们全体国民的力量，而且这一动员的迫切性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迫切。但是，在深入探讨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将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的也是，为什么错误的观念会不可避免的引导我们做出非常危险的错误选择。

3. 软思考

我在贝鲁特。在一天中的这一时刻，光线变得更加奇妙。当阳光照到屋顶或角落的时候，地中海的薄雾似乎使得轮廓显得更加粗重，一切如在画中。你感觉自己看到的是一座一千年之前的城市。这片刻的安详使你对贝鲁特的美更加倾心，也让你不由得对历史的命运无常倍加感慨。我闲坐在一个屋顶的咖啡馆，望着落日沉入大海，太阳的最后一丝光芒，照射在那些海边建筑墙上的累累弹痕。Lena和我坐在一起。她也会让你对历史和精神在此地的交汇暗暗震惊，她会让你爱上这个城市，即使她让你困惑不解。她有黑色的眼睛，身着湖蓝色的衬衫，颀长的脖颈挺拔优雅，脸上时常带着微笑。她刚刚在楼下的音乐店里，挑选最新的麦当娜和格温?史蒂芬尼（Gwen Stefani）的专辑。Lena吸的是手卷的香烟，她抱怨着工作中的苦恼，在黎巴嫩电视台工作时遇到的种种小小的不愉快。很快，我们的话题就转了，我们谈起为什么她会恨美国和犹太人。她一口接一口的抽着烟，越谈越激动。Lena梦想的是毁灭整个以色列。

苏联解体之后，有一种最吸引人的观点就是，B-52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长年累月的经济政治打压无法起作用的时候，达拉斯电视台的连续剧、迈克尔?杰克逊、Levi牛仔裤和可口可乐会在几年之内占领国外的领地。把麦当娜给她们吧，她们就会跟随其心。这一观点还得到了学术上的支持。当年曾经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教授在1990年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将这一力量称为“软实力”。奈认为，枪炮、军队和战斗机是硬实力，而“软实力”是什么呢？政治科学家常喜欢用的定义是：“能够建立偏好（establish preferences）的能力”。软实力不是装在炮弹中的，而是通过电视节目、音乐和一个国家所代表的梦想向外输出的。硬实力能杀死敌人，软实力能诱惑对手。按照奈的说法，美国有的是软实力。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美国文化所占据的支配地位，只怕比美国军事力量的支配地位还要强大。别的国家也有航空母舰和巡航导弹，但是那个国家有“周一足球”（Monday Night Football）和迪斯尼世界呢？奈认为，美国的文化优越性能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有助于维持其安全。

但有个问题：软实力的提法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很吸引人，但是在外交的实践中却屡屡失败。在Lena的手提袋中，既有麦当娜的唱片，也有反美的宣传单，似乎这两者能够和谐共处。对美国人来说，软实力的说法让他们感觉很好，听起来很顺耳，但这种提法之所以能够被我们接受，不过是坚定了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比别人优越的信心，并迎合了我们希望自然而然的想要一个和平的未来的希望。和民主和平论一样，这一理论也不过是种含混不清、难以印证的观念，但是其导致了一些列外交政策的走火。什么时候，软实力曾经制止过战争？欧洲的历史上充满了悲剧，那些在文化上互有共鸣的国家，却陷于无尽的仇杀，有什么歌剧、哲学或是芭蕾能够消弭他们的仇恨？俾斯麦热爱巴黎，但是他却带兵血洗了巴黎。他曾有一次说到：“兵临城下之时，没有什么样的雄辩能够抵挡虎狼之师。”最为深厚的文化认同感也无法阻挡军队的步伐。在中日战争之中，很难想象出来软实力起到了什么作用。那些日本的将官，用汉字在宣纸上写出来一页一页的作战命令，这些作战命令把一座又一座中国的城市烧为灰烬。然后，日本的将官们会坐在餐桌前，用中国的筷子，和中国人一样吃米饭。日本士兵信奉的武士道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汉传佛教禅宗。

听奈教授谈起他认为的那些软实力起作用的故事，会让你很不舒服的觉得前后矛盾。他曾谈到：“即使当尼加拉瓜政府在打击美国支持的游击队时，尼加拉瓜的电视台仍然在播放美国的电视剧”。他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软实力是起作用的。“同样，苏联的年轻人穿着蓝色的牛仔裤，到处搜寻美国唱片，中国的大学生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树起来一个有象征意义的自由女神雕像”。当然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从所有这些故事中总结出结论，美国的文化力量是无往而不胜的。“那些的中美洲的家伙们，就算他们跟我们打仗，他们仍然得看我们的电视剧！”你会躲在波士顿或华盛顿，心中窃笑。“就算他们再努力，他们也无法遏制内心深处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热爱！”但你也可以从简单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然后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你花点时间到马拿瓜（尼加拉瓜的首都—译者注）、莫斯科或北京，跟当地的人聊聊天，你就会发现：人们会一边看《神威特警》，一边杀死美国的代理部队的士兵；年轻人会在早上的时候申请到哈佛读书，到下午就用砖头砸美国大使馆。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之后，中国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金正日是看着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廊桥遗梦》的男主角----译者注）的电影长大的。什叶派还喜欢麦当娜。波斯尼亚的士兵脚穿耐克鞋，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不是什么历史的怪胎，不要觉得奇怪，怎么这些喜欢休斯顿火箭队的家伙，能忍心杀害儿童呢？他们只是些个案的证物，证明当权力和现代化碰撞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产物。软实力听起来很好，也会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一定有一些伟大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认真想一想，软实力确实没有太大的用途。那些脚穿Air Jordan系列篮球鞋的波斯尼亚暴徒，就是一个例证，他们提醒我们，我们将遇到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而且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而不是将之视为可以忽略的例外。

对软实力的幻觉曾经导致过一些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比如说，有好几任美国总统，都对“现代化的伊朗”抱有幻觉，他们总是觉得，只要假以时日，再巧妙的运用软实力，一个现代化的伊朗就会像一只蝴蝶，从代表着原教旨主义仇恨的茧中脱颖而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伊朗对恐怖份子的支持，伊朗对核武器的不懈追求，都被当作一个正在成长的国家在发育过程中的怪癖，过不了多久，这些恶习就会自动消失的。美国政府是这样想的：让软实力发挥作用吧。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是：施加稍许的压力，并不断的暗送秋波，等着吧，等手机和Wi-Fi来了，等那些伊朗的花季少女在穆斯林头巾下面悄悄抹上口红的时候，德黑兰那些强硬派的毛拉们就要不战自屈了。

伊朗的确在悄悄的演变，但是却和美国想象的恰恰相反：伊朗开始用更先进的技术提取铀，扩展了和真主党的联系，加深了和叙利亚的联系，鼓励在加沙和伊拉克的发生的所有灾祸。民意调查显示，即使是观点持重的伊朗人，也认为应该发展核武器。伊朗耐心的积累着其在区域内的影响力，美国摧毁了其邻国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伊朗在突然到来的权力真空中坐享其成，最终，伊朗坐拥强大的部队和先进的武器，终于成长为一个什叶派大国。美国或其盟友是否被伊朗欺骗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已经是铁定的了。美国和其盟友幻想着levi牛仔裤会发挥魔力，结果是浪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没有找到伊朗的弱点。

在伊朗的内部，有些有趣和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但是，由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有偏差，我们从软实力会不可避免的发挥作用的棱镜中观看，结果错过了真相。我们本应同时从多个方面找到坚实而有创造性的对策，但是，我们却只是坐在那里守株待兔，等待着历史的力量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发挥作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遇到像伊朗这样的问题时，我们该如何尝试多角度的不同政策，这将需要什么样的新外交思维，我们应如何变得更加有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不应该过分迷信任何确定性。相信“伊朗一定会变得更加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好的政策的基础。就算是打赌，这种想法都不会带来好的下场。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在伊朗这座复杂的沙堆中，其内部的政治和宗教体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从多个维度同时找到富有创造性的政策。在过去，外交决策习惯于线性思维：“我们先对其实施禁运，然后，我们就等着历史发挥作用，最后，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政府突然倒台”。在一个非线性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学会非线性的思维。我们不是在烤饼干，我们是在想办法从多个角度对一个复杂体系施加压力。

我们在冷战之后形成了一套关于对手的固定看法，比如我们相信，只要当手机流行，现代化就会出现，但是，当我们发现对手根本不按照我们的牌理出牌的时候，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当研究者发现，大部分人体炸弹来自于受过教育的、对宗教并不狂热的中产阶级家庭时，我们会很难接受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和我们对世界的想象相差太大了。当委内瑞拉或加沙的投票者选出的领导人和我们自己的选举结果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他们是被误导或欺骗了。但事实上，他们的选择不过是一些奇特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这些奇特的结果始终存在，只不过于今更烈。冷战的结束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我们不能理解的现象恰恰说明，很小的离奇变化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异。这些变化也说明，我们想要坚守住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将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好消息是这些变化也会带来巨大的希望，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这个世界并没有被铲平，变成一个平滑和统一的世界。我们看到一种力量，使得这个世界的演变能够满足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文化的需要，能够鼓励千差万异的思想创新，最终，这些变化也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当然，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基于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我们随后将谈到，这才是保障深度安全的重要基础。从某个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故事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就是他看到了沙堆的力量，尽管他并不知道如何控制这一力量。想要彻底的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思想，以便充分掌握变革的力量，是件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失控、更加具有威胁的时候，我们还能矢志不渝，更是难上加难。但是，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懒惰的思维，即认为历史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苏联的解体表明我们所有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现在正在踊跃出现的成百上千个新的主义即将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不立刻行动起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那么，很有可能，我们最终会变成戈尔巴乔夫。就像我家中的那张照片上的戈尔巴乔夫一样：孤单一人，伫立在苍凉的野外，盯着身后的凌乱脚印，最终，终于知道了那个问题的答案：一个帝国是怎样失落的？

第五章 百威，百威

4. 致命的匣子

2002年的秋天，在中国的南方城市珠海，有一场军事博览会。有的摊子在卖微型的塑料直升飞机模型，有的摊子在卖通用航空座位，就在这些摊子的旁边，你可以花上数万美元，买到一个小匣子。这个小匣子可以让已经花费的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开发变得毫无用处，并改写过去40多年的军事历史。当你拿起这个小匣子，窥视里面错综复杂的晶体管和发射器，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小玩意不过是中国那些勤奋的企业家又制造出来的一个新产品，就像他们制造出了手机和塑料的汽车部件一样。但是，这次你看走眼了。

珠海军事博览会并非是国际武器交易界的重头戏。尽管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是其武器却是以价格便宜的AK47步枪著称。每一年，在全世界的武装冲突中，AK47可能是造成伤亡人数最多的武器，只有在1995年例外。1995年，在卢旺达内战中，比AK47更便宜的大砍刀，断送了将近一百万人的生命。在全球武器交易中，中国一般来说并不以兜售精巧的先进武器吸引人们的关注。中国军方一直主张开发“杀手锏”，比如电脑病毒、反卫星武器、微型潜艇等，即用尖端的科技，击溃将来可能对中国发动进攻的大国（当然，这指的是美国）。但中国是不会贩卖这些武器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在这些杀手锏中，包含着很多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而在所有这些国家涉及军事安全的出口法律中，这些技术都是禁止出口的。从1839年到1949年，中国曾经被9个国家入侵。中国一直小心翼翼的对其作战方式保持沉默。从这个角度来看，珠海军事博览会上能出现这样一个小匣子，非常出人意料。

为了理解这个小匣子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对我们在一个沙堆世界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先对现代军事技术有所了解，或是至少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之后的作战方式有所了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洲战场，直到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军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像宗教信仰一样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在战争中，需要控制的不仅仅是陆地，还要掌握制空权。这一思想在最初被认为是怪诞和疯狂的想法，其首倡者是美国陆军准将Billy Mitchell，他从1919年开始鼓吹飞机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导，也是他在1925年就预测到日本会进攻珍珠港，但是，由于其观点过于超前，最后被免去军职。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曾经是叛经离道的异端思想，已经变成了主流的教条：当时美国每年生产的飞机数量超过10万架，而且在其作战计划中，飞机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到冷战时期，直到冷战结束，这一思想被继续发扬光大。美国国防大楼曾经制定过空降作战计划，花费了将近上百万人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物力，训练飞机、卫星和无人驾驶飞机之间的协调作战（谁能事先知道这一计划是否会奏效？）。如今，就像你我没有挡风玻璃就没有办法开车一样，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掌握制空权，就几乎无法打仗。

将来，军事历史学家在描述美国空军的时候，会像描述罗马的军团和希腊的重武器步兵方阵一样：一次革命性的创新，带来了战场上几乎战无不胜的主导权。到冷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每年都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制造新的飞机，维修旧飞机，以保证美国将在任何天气情况下，在任何时间飞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训练一名空军新兵，需要花费美国空军3百万美元。建造一艘航空母舰，需要50亿美元。有一些造价昂贵的飞机，比如B-2轰炸机，每一架的造价都超过10亿美元。这些武器的造价如此昂贵，以至于作战指挥官会犹豫不决，是否真的要把它们派到战场。万一真打起来，磕到碰到该怎么办？

保护这些飞机成为了一项全新的使命。美国在飞机上多花一美元，其对手和潜在的对手都会花更多的钱，研究反空系统，追踪并摧毁美国的飞机。地球上的每个领导人从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得到的启示都是，如果让美国控制了制空权，你的国土就不再是自己的了。最早的地对空导弹（SAMs）不够精确、质量太差，一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可以等到最后一秒种，把飞机急速拉高，这会使得导弹拐弯太猛，自己就折断了。但是，地对空导弹的质量逐步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飞机开始被这些导弹击落。美国之后开发出来高速反辐射导弹（HARMs）。HARMs的工作原理是：在飞机空袭之前，一队有特殊装备的飞机会飞过空袭目标，并等待着地面防空基地的雷达开启。这些地面防空基地的雷达会发射出微波光束，然后等待接受信号。这些雷达就像只有一个频道的电视台或广播电台。HARMs的策略既简单又有效。飞机上的导弹直接瞄准地面防空基地，就像你们把电视或广播调到一个特定的频道一样。然后，这些导弹以每小时2000英里的速度呼啸而下，直接冲向对方的地面防空基地，把它炸个开花。

如果你是一个地对空导弹的发射者，当你了解到HARMs的策略之后，你就得反复考量：“我该发射还是不发射？”这样的问题会让你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到最后，你发现自己除了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还得冷静的反思。你可能会决定打开雷达，但是更加狡猾，比如你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雷达，然后迅速关闭。但是，你也可能会重新反思SAMs对抗HARMs的策略。那简直就是自杀行为，你是在主动的引火烧身。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这一对抗之间的胜败已定。美国飞行员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不到24小时，就发现他们只要在伊拉克地面防空雷达监视的频道中播放HARM战斗机的信号，所有的伊拉克地对空导弹就会全部关闭，就像有人统一指挥一样。美国飞行员会在广播中呼叫：“Michelob，Michelob（一种啤酒的品牌）”或是“百威，百威，回程”。伊拉克人很快就发现，美国的HARM战斗机往往都是用啤酒的品牌作为代号。这听起来就像是兄弟们一起喝酒，一点也不像作战计划。当伊拉克的雷达关闭之后，萨达姆花了数千万美元，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防护系统，顷刻之间变成了无用的废物。

回过头来看珠海军事博览会上这个不起眼的小匣子。它只有一个旅行箱那么大，里面有上千个微型发射器。如果你把它插上电，打开开关，它就开始发射信号：1万个地对空导弹的频道信号。从美国飞行员的角度来看，或者更准确的说，从他所携带的高速反辐射导弹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从地面发出了一万零一个地对空导弹的信号，而其中只有一个是真的。与此同时，你这方面的卫星、你自己的雷达、你在航空母舰上的兄弟，都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个信号是真的。但是，你唯一知道的是，这其中一定有一个是真的，而且，从那个基地，正在发射出一枚速度比音速快五到六倍的导弹，直接飞向你的飞机。当你坐在那架造价十亿美元的飞机里面，在最后一秒种等待着死亡或是被救的时候，忽然，你体会到了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地对空导弹的指挥官感受到的恐惧。在一瞬间，你可能会想到在珠海出售的这个无线发射器再次印证了一条最古老的战争法则：一物降一物。

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Dennis Blair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到：“我们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他们的本土的控制，但是，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中国的军人们会不断的让这样的无耻谰言激励自己。但是他们采取的是另外一种计划。他们的雄心是想像《淮南子》中所描写的秋风那样。《淮南子》中写道：“秋风下霜，倒生挫伤。…；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这就是那个致命的小匣子。它应时而来，悄然而动，让对手惊诧莫名，将强大的力量消弭于无形。为什么中国会在珠海出售这样一种小匣子呢？为什么中国会把自己的牌亮给对手看，还要摆摊出售？追踪此事的分析家和间谍们都认为，这一定是因为中国还藏着一手更玄妙的牌，他们很可能还有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但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小小的玩意，只不过花费几千美元，就能够瓦解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战斗力。你想要呼叫“百威，百威”，随你的便。那个在珠海销售的小匣子毫不在意。不管怎么样，它都要消灭你。

5. 这里有很多种天主教，但是没有宗教

在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痴心幻想，战争的年代已经结束，或者说，战争变得可知且可控制。1899年，波兰的贵族知识分子Ivan Bloch认为，随着工业革命的问世和机关枪的出现，再发动战争会变得难以理解。Bloch的书宣扬了他的观点，即技术会带来和平的秩序，他的书在当时非常畅销。但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他的书问世之后不到15年，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爆发了，并由此带来了最暴力的一个世纪。碉堡、机关枪、核武器，所有这些暴力的工具在问世之初都给人们带来和平的希望，但是暴力的演变却一直趋向更多的暴力。对武力的热爱似乎是人类难以遏制的天性，当新的技术或是新的怨恨出现之后，它会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冲击。英国哲学家George Santayana曾经说过：“只有死人才看到过战争的结束”。他说的是对的。如果我们变得贫穷，我们会因愤怒而战；如果我们变得富裕，我们会因贪婪而战。现代社会中暴力导致的紧张和冲突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花两美元买一把大砍刀，就能屠杀一百万人，与此同时，耗资数十亿美元的监测卫星正在天空中闲庭信步。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了细微的变化，最终带来了像苏联解体这样的巨变。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变化会催生各种新的意识形态，并威胁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的变化因素，正在逐渐侵蚀我们的安全。在当今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先进的技术加上成千上万名中国廉价劳动力，制造出致命的小匣子；愤怒的新角色和我们的距离只有Wi-Fi之隔；有的国家急于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在有的地方，战争并非是一种手段，而是为战而战，像图腾崇拜一样崇拜战争。在摩加迪沙或Ramallah的街头，人们离不开暴力冲突，就如同在伦敦或在圣何塞，办公室生活和托儿所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样。与此同时，我们能发现大国，比如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尤其是消灭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方面，却一败涂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庞大的工厂之后，在战场上，这些发达的工业化强国却屡战屡败。法国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和阿尔及利亚战败，英国在肯尼亚战败，美国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焦头烂额、苏联在阿富汗无功而返、以色列在黎巴嫩受挫，在全球范围内，在这一时期，从来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和发起挑战的国家交战时胜利过。总的比分是0:22。（也有说是1：21的，因为可以把英国在马来西亚算作一次胜利，但有的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一说法）。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专家都认为，到最后，恐怖分子是肯定不会得逞的；发起挑战的国家力量会被削弱，比其他国家更弱；美国在技术和信息方面的优势能够保卫我们的本土安全。尽管他们也承认，美国会不时的栽一些小的跟头，比如在阿富汗或伊拉克。其实，美国的优势在应对比如中国崛起、流行瘟疫或恐怖主义的时候，显得更加力不从心。但是，不要忘记，美国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发起挑战的国家。恐怖主义曾帮助以色列建国。在很多国家，比如越南、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中国和阿富汗，暴动和起义推动了新的国家的建设。纵观历史，总是革命家和叛党改变历史的命运。

我们正从一场幻梦中醒来，我们本以为自己的对手是其他的国家，而且我们的对手是可以被彻底摧毁的，但是，我们正在进入一场噩梦，我们将要面对的是那些具有自我适应能力的看起来不起眼的威胁，以及新的观念，哪怕我们拥有最先进的武器，也无法将这些新的威胁彻底清除。冷战之后，美国一直以为自己享有“信息优势”，我们有卫星，有强大的空军，因此可以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是我们在安全方面的优势。但是，正如国防部长Donald Rumsfeld在评论伊拉克战事的时候说过的：“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杀死很多敌人、俘虏很多敌人、收缴大量的武器，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这算不算胜利”。我们不能再沉湎于“美国赢得了冷战”的幻想，我们也不能把军事方面的优势视为必胜的法宝，或是保障我们的安全的最可靠的源泉。

但是，在主流的国家安全思维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新的现实需要我们做出如此急迫而重要的调整。就算是我们的领导人本能的感觉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该如何应对。2008年，五角大楼的官员公开表示过他们对中国的“杀手锏”的担忧：中国可能正在制造电脑病毒、反卫星武器，或是在偷偷进口秘密武器，但是，最后他们想出来的办法是：美国得买更多的远程轰炸机。著名诗人Ezra Pound曾经观察过革命爆发之前的西班牙人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写到：“这里有很多种天主教，但是没有宗教”。我们也可以这样形容我们的国防精英们：我们用创纪录的预算资金买了很多毁灭性武器，但是没有买到保护自己的能力。你可能会疑惑，既然在Glenn Held的实验室中的那些新颖的观念，能够让我们对未来有全新的认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为什么我们还在花大把的钱，却没有改善美国的安全呢？这其中也有可以总结的教训。这些教训可以从一位学者的研究中概括出来。和Held一样，这位学者也是从问听起来最简单的问题开始，然后刨根问底，最终发现了沙滩内部始终在发挥作用的沉默的力量。

3．误解了机关枪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困惑Ivan Bloch的问题：机关枪是否能带来和平。让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听起来像是电脑游戏中的问题，而不应该是在一本讨论变革力量中讨论的问题。你觉得，机关枪问世之后，人们会把它当作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守性武器呢？也就是说，你觉得机关枪对进攻方有利（比如撕破防线向前冲锋的德国军队），还是对防守方（比如藏身在战壕里的法国军队）有利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好比问你西红柿究竟是蔬菜还是水果一样。但是，这个问题事关数百万人的生死。回答这个问题，也会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安全处境有更深刻的认识，它让我们去思考历史的不可预测性和波动，它试图揭示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过去一直在起作用，今日也一样在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只不过其作用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

1978年，美国政治学家Robert Jervis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成为了他的研究领域内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它讨论的问题是国际安全，甚至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国家之间会有战争。但是，Jervis切入的角度就是我们刚说起的机关枪问题。Jervis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长发虬髯，看起来很像个爵士乐手。他似乎应该坐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家酒吧的爵士鼓后面，而不是一个最勤奋的美国情报机构的“圈内”批评者。Jervis谈到，他出生在曼哈顿一家左翼家庭，每天家里的饭桌上，政治都是必讨论的话题。当他构思论文的时候，他对民族国家间的安全问题非常感兴趣。他称之为“安全的两难选择”。这一两难选择是说：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让自己更加安全，但是每个国家为了让自己感到更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又会让其他国家感到更不安全。其结果是每个国家都感到越来越不安全，最后陷入一个僵局。比如，英国在19世纪坚持要建造一只强大的海军，其战舰数量至少要超过潜在的两个敌国。这说明，伦敦认为，战舰越多，英国越安全。但在柏林或巴黎看来，你造战舰，那好吧，我们得造更多。

Jervis的核心观点是，尽管每个国家都有个共同的目标，都想让自己感到更安全，但是它们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Jervis写到：“在国内社会，如果一个人想增加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人身或财产，同时又不危害他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他可以搬到更安全的社区，在窗户上装上栅栏，不到昏暗的街道上行走，避开可疑的人物。但是，在国际社会上，一个国家的安全程度增加，其他国家的安全程度就会被降低。”这一原理也带来了暂时的平衡。在Jervis写作此文的那个时代，正是由于松散的缓和，才使得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没有发动末日战争。

但是Jervis有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既增加本国的安全，又不威胁其他国家？一个人可以把他的窗户装上栅栏，一个国家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栅栏？如果有这样的办法，或许我们就可以避免悖论。一种办法就是找到纯粹防御性的武器或战斗方式。但什么样的武器是进攻性的，什么武器是防御性的？这就引出了机关枪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大多数军事将领认为，机关枪是最好的进攻性武器。法国将军Ferdinand Foch，据称是法国军队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曾经对此有过甚为精当的评论：“在武器方面的任何改进，都会增加进攻的力量”。由于大家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尤其是看到在非洲殖民地战争和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中，早期的加特林机关枪（Gatling）几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不由得让人们坚信，每一秒钟发射出更多的子弹，对进攻部队来说就是一种恩赐。1914年夏天，欧洲的将军们发动战争的时候，都觉得有了神威的机关枪，这次大战可以速战速决，打完仗正好回家过圣诞节。结果这一仗整整打了四年，双方都困守在折磨人的战壕里面，真正的进攻性武器直到1917年才出现在Cambrai，那是高机动性的坦克。整整四年时间过去了，欧洲的将军们才想明白，机关枪其实是防守性武器。

Jervis和其他的政治学家们追踪了进攻性武器和防守性武器的演变历史，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当进攻性武器占优势的时候，即当技术进步使得进攻部队如虎添翼的时候，战争爆发的频率更高。12-13世纪，由于堡垒和要塞是防守越来越严密，出现了相对的和平。到15世纪末期，当炮兵在欧洲出现的时候，战争变得更加频繁。16世纪修筑城堡的技术得到了提高，出现了棱堡（trace italienne），即把城堡修成五角形，躲在城堡里面的枪炮手可以对接近的敌人交织开火。这使得防守力量又暂时占了上风。像威尼斯或梅斯（Metz）这样的城市，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攻下一座城池的时间从几天延长到几个月，甚至几年。正如Jervis的理论所预测的，在这段时间，战争的次数显著减少。到18世纪早期，大炮的机动作战能力提高，炮筒的长度增加，这能提高炮弹的速度，使其能够炸开城墙。进攻一方又占了优势，于是，欧洲进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战乱。这一攻守交替的规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都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是一支德国的装甲坦克部队向骑在马背上的波兰骑兵发起了闪电战。冷战之后，核武器的出现使得防守力量占据上风。在核时代，进攻的成本将带来全面的核毁灭，因此，几乎不可能再发动全面战争了。只有当进攻性的力量赢面更大的时候，或是当政府或叛党认为其赢面更大的时候，才会爆发战争。Jervis和其他政治学家测量什么时候是进攻性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考虑的因素是：进攻的成本更小，还是防守的成本更小？

1991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像玩任天堂游戏一样轻易的大获全胜，以及苏联的解体，使得很多军事专家认为，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在他们看来，世界已经进入了“军事革命”的前夕，这次革命的意义远非炮兵或堡垒所能媲美。这次革命将由信息技术带动，而美国从IBM到微软，再从微软到Google，在信息技术方面一马当先。1993年，一位分析家预测未来的战争时说到：“尽管精确的预测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相对肯定的认为，未来的战争组织一定会大幅度提高侦测和追踪的能力，要有更高的精确度，要在更广的范围、更短的时间内，追踪更多的目标，这一切在冷战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靠按钮解决冲突的时代意味着战争艺术的彻底改写，攻守之势永远改变了，想要对美国发起进攻，想都不要想，因为进攻者会马上被搜查出来并会被摧毁，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人造卫星、无人间谍飞机和高速导弹。

如果我们不是身处在一个革命性的年代，如果科技革命只会落在“好人”的手中，上述观点当然成立。遗憾的是，这种按下按钮、发射导弹的军事革命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在科威特和科索沃发生的那种像打电脑游戏一样的战争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而且这两次冲突都没有对美国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萨达姆的部队建立在一种陈旧的模式上：每个国家的部队都是迷你版的美国部队或苏联部队。拿这样一支部队对抗美国，简直是以卵击石，其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但这一结果也促使我们的对手拼命去寻找其他的作战方法。结果，出来的是那些制造出来愚弄HARMs的小匣子的中国工程师、黑客、生物工程师、核专家，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恐怖份子。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暴力事件中，更有意义的是1933年的两次事件，一个是当年3月份世界贸易中心出现的炸弹爆炸，另一个是10月份美军干预索马里，酿成的“黑鹰坠落”惨剧。这两个事件预示着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小规模、廉价但致命的恐怖袭击，以及在卢旺达、巴尔干、巴士拉、喀布尔等地的街头出现的令人震惊的残忍冲突。对于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两次海湾战争提供了免费的教材，让他们知道了，如果有一天不得不和美国对抗，应该不用哪种方式和美国作战。

如今，进攻的代价更昂贵，还是防守的代价更昂贵呢？真正的答案和20世纪90年代那些乐观的军事专家们设想的完全不一样：进攻的成本更小。按照Jervis的理论，这意味着我们在将来会遇到更多的暴力和冲突。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大约花了100万美元，就完成了袭击美国的计划。仅仅在美国一个国家，为了防止这样的袭击再次发生，在警察、机场安检和其他系统花费的代价大约是每小时100万美元。过去我们认为职业军人可以完全保护我们的安全，在军人和平民之间有明确的分界，现在，这样的想法也要被抹掉了。真主党领导人Sheik Nasrallah在谈到以色列的时候说到：“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不分军人和平民，因为他们到了我们的土地上，统统都是入侵者、占领者和掠夺者。”发生在莫斯科、波哥大、巴厘岛、纽约和马德里的袭击，似乎都在回应Nasrallah的号召。

几乎在每一次革命中，新技术都对革命者更加有利。革命的文化以及革命者的独特心理让他们热爱风险、天性好奇、极度自信，且兴奋异常，这使得他们天生就是别出心裁、曲径探幽的发现者，那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是做不来这些的。如今，发起挑战的力量和恐怖份子已经建立了一个蛛网密布的地下渠道，可以安全的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人力、物力。比如，跨国毒枭的生意规模可以达到数十亿美元。当技术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新技术只会使革命观念的传播更广更快。从9.11之后，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坦桑尼亚、肯尼亚、也门、阿尔巴尼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法国，都发现了基地组织的巢穴。Robert Pape研究过人体自杀炸弹，发现在历史上90%的人体炸弹发生在过去十年。Martin Kramer在《真主党的道德逻辑》一文中写到：“这一成功是如此鼓舞人心，以至于那些主流的什叶派教士已经准备调整其对伊斯兰法律的解释，以便承认真主党。”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过：“壁垒的存在只是因为人们对可能事件的无知。一旦壁垒被摧毁，就很难重建起来”。

在核时代，如果一国发动进攻，结局将是致命的，这一暴力平衡式带来了冷战时期的相对稳定，但这种稳定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不过是人类历史的潮起潮落中的一段小插曲。如果我们认为持久的和平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认为只要多加小心，持久的和平就能够实现，那么，在一个复杂的沙堆体系中，这种思想将是致命的。 在我们的星球上战火弥漫。中国正在崛起，俄罗斯正在复兴，它们并非是正在逐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的例外。他们不是最后的美国式现代化的反对者。它们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动和调整，随着金融危机、人口变动、意识形态争夺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变动会日益加速。把我们的士兵布防在国内，关起门来对外边的事情不管不问，对国际事务袖手旁观，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所有的这些态度都不能保护我们。正如厚达数米的城墙抵挡不了长炮筒的攻城大炮的轰击。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崭新而威胁的时代。攻守之势异矣。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可怕的现实：我们的安全变得越来越脆弱。

6. 1：21

1975年，当越南战争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时，历史学家Andrew Mack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大国会输掉小战争》。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一系列原因，解释为什么超级大国难以打赢小战争。Mack指出了大国的弱点。小的战争对于大国来说并非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对游击队员来说，输掉战争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大国没有办法承受旷日持久的战争，游击队员可以一直战斗到底，战斗到永远。大国在战斗中受到种种制约，尤其是在国内政治和海外战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内政治弥漫着祥和的茶会气氛，像精致的骨质瓷器一样娇嫩，但在战场上，战斗是残酷无情的。在这些大国，只有当事关国家存亡的非常时期，对敌人的折磨拷打、不分青红皂白的枪杀平民，以及其他由于暴力而不可避免的带来的不幸，才会得到民众的宽容。但当形势并不紧迫的时候，这些行为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变得难以令人接受。Mack写到：“对于造反者来说，战争是‘全部’，但是对于外国来说，战争必须是‘局部的’” 毛泽东是现代游击战之父，他本能的察觉到对手的弱点。毛泽东写到：“有议会制度的国家是打不起消耗战的，无论从短期的财力，还是长期的心理”

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我们应该紧紧的盯住这个1：21的比分牌，老老实实的承认，没有什么银弹攻势、科技进步、机器人战士或是能够改变DNA的毒气，能够解决这一困境。这将是我们未来在军事方面遇到的首要挑战。小的战争，甚至小的冲突，也有可能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看看美国的历史，从美国独立革命，到1812年战争、美国内战、占领菲律宾、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1983年对黎巴嫩的干涉、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索马里的干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每一次战争从开始之后，都以人们没有想到的方式演变，其结局完全出乎最初的想象。在我们这个更加复杂的世界上，这些改变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们制造新问题的速度会超过解决旧问题的速度。发动一场战争是容易的，但随后会带来新的、更难治愈的麻烦。我们过去的战争经验越来越不管用了。阅读这本书的作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恐怕都难以见到我们所渴望的“和平降临地球”的结局，我们应该马上改变，重新去思考我们该怎么战斗，在那里战斗，为什么战斗。对我们的安全构成的威胁是复杂的、全新的、不断演变的。这就需要我们有全新的安全思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第六章 混搭

7. 来自Allegheny的女孩

1874年2月3日，Gertrude Stein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Allegheny镇。她的爸爸Daniel Stein是个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在19世纪美国铁路投资狂潮中发了财，但他始终有一种观念或说是希望，他总是觉得优雅的欧洲生活对自己的子女才会更好。当Gertrude三岁的时候，他们举家搬迁到欧洲，直到Gertrude长成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他们才又回到美国，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Oakland。这是个圆满无缺、前程似锦、衣食无忧的人生开端。在这样的家庭中，有家人的关照、稳定的生活、朋友的支持，Gertrude本应有一个圆满无缺、前程似锦的一生。但事实上，Gertrude成了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鉴赏大师。她早年在欧洲的生活使她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从那时起，她就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呆在美国。她后来说：“美国是我的出生地，但是巴黎才是我的故乡。”她对现代艺术的敏感以及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和美国清教徒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而且，在欧洲，她才能遇见她最感兴趣的事情：新旧事物的撞击。

Stein在20多岁的时候回到了欧洲，并定居在巴黎。她很快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最成功的艺术家、作家和舞蹈家的知己和保护人。她发现，这些人跟她一样行走在一条断层线：一边是传统的欧洲生活，包括那些舞会、马车和维多利亚式的伤感，另一边是Stein在她的身边感受到的新事物，比如Nijinsky的舞蹈，乔伊斯的诗文，布拉克（Braque）的油画。这个新的世界使她沉醉。她喜欢欧洲的火车飞快的速度、在Croissy的雷诺工厂繁忙的工作场景，以及巴黎街头嘈杂拥挤的移民。收藏家搜寻伟大的艺术，她搜寻伟大的天才：Ernest Hemingway， F. Scott Fitzgerald，Pablo Picasso，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现代主义的巨星。Stein之所以出众，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野心和智慧，也不是由于她自己的才华，而是由于她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她对新旧世界之间的撞击的强烈好奇。那时候，欧洲恰逢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传统的欧洲面对天翻地覆的变化无所适从，她却深深的契合那个时代的精神。这位女士的生活就是那个时代旋律的一个活生生的体现，她忽而暴躁，忽而美丽得夺人心魄，不断的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活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之后的一个晚上，Stein和毕加索参加完一个宴会，一起走在巴黎第五区的一条街道上。一队军用货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不过，这队军车非常与众不同。司机驾驶室和车舱的壁上，都杂乱的涂着不同颜色的斑点。Stein和毕加索都惊呆了。Stein后来写到：“我清楚的记得和毕加索一起走在Raspail大街上，第一次看到涂有伪装色的军用货车经过的情景。那是个晚上。我们之前也听说过部队正在用伪装色，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毕加索看到这些车子，惊得目瞪口呆，他愣愣的看了半天，突然叫起来“‘这是我们的东西，这是立体主义’！”

这真是有趣的一幕。性情乖僻的Stein已经是四十多岁了，而身材矮小的西班牙天才毕加索当时是三十三岁。他们一起为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艺术美感而欢喜雀跃。对于Stein来说，这场战争是个艺术和历史的分水岭。在她看来，1914年是很多不同的情感交汇的轴心。战争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它也摧毁了对秩序的陈旧认识。战争刚刚爆发，海明威就到了巴黎。Stein对他说：“你和你们那一代人都是失去的一代”。在她的眼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带来的是迷惘。无论是战争的进展、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还是战争之后留下的断壁残垣，都让人怅然若失。Stein写到：“这次战争的格局并非是一个重要人物站在中央，其他的人在其周围众星捧月。这次战争没有准确的起点，也没有准确的终点。在这次战争中，每一个角落都和另外一个角落一样重要。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格局就是立体主义。”

当Stein看到军用货车上的伪装色，以及挂在她家里的墙上的油画时，她所感受到的是时代的变化。这和我们现在的感受非常相似，我们的世界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世界运转的方式将彻底改变。Stein从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发现，这个世界的确看起来不一样了。如果你曾经观摩过立体主义的伟大画作，你就能体会到，这一流派的主张是观察世界的角度要有革命性的颠覆。Stein的历史时刻和我们现在的时刻极其相似：世界突然变得更加复杂、新的相互联系不断涌现、旧有的语言迅速过时、旧有的观念令人困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家们事后哀叹，如果发布第一次进攻之前的谈判不是通过电报传递信息的，或许战争就不会爆发。他们说，问题在于，当时欧洲的国王和外交部长们都没有习惯当电报取代了信件之后，信息传递的速度突然加快、信息量突然爆增。他们感到不知所措，感到必须按照电报机的速度做出决策。匆忙之下，毁掉了他们的判断力。

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伴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急剧调整。世界的变化速度会突然加快，复杂性会突然提高，并且远远超过了我们按照过去的方式能够应付的程度。我们的时代也不例外。总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重大的历史灾难的祸因，是因为当时很少有人看到和理解这种转变。春江水暖鸭先知，艺术家们天生追求新奇的事物，因此他们经常会敏感的体会到时代的变化。当历史和他们的生活撞车之后，很多艺术家会感到身心俱裂。但是外交官、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大多被埋在成堆的陈旧观念和偏见之下，对他们来说，理解历史的急剧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上个世纪初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会对历史的变化倍感困惑，甚至会和历史的变化背道而驰。读读Stein是怎么概况她那个时代的真髓的，会让我们很受启发。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谈到，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髓。

8. 深度安全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试图很客气的批驳时下流行的关于国际事务的思想。我并不需要为此大动干戈，那些陈旧的观念正在日益衰落、自我瓦解。当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总统就宣布已经取得了胜利；当央行的行长正在为自己过去最得意的观点不住道歉的时候，一切已经昭然若揭。这一幕幕，不禁让我们再次想起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说辞中谈到的，太多的确定性带来的危险。我需要着力向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应该努力认清，国际秩序的变化正在创造一种更加复杂的力量角逐。这种永不止息的调整与变化、创新与破坏、或喜或悲的惊奇，就是我所称之为“沙堆效应”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正是由于沙堆效应，使得我们无法再天真的认为，我们能够设法通过力量的平衡，让国际体系走向和平。这个世界不是跷跷板。正是由于沙堆效应，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再安全、思想体系开始混乱、国家安全也开始受到威胁。沙堆效应使得当代外交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一些观点，比如软实力，比如民主和平论声称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出现战争，都变得不堪一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家们面对电报无所适从，20世纪的物理学家们突然发现在牛顿的物理学体系之内已经没有可以研究的问题，而今天的问题是，我们难以按照新世界的要求，调整旧有的外交或金融传统。

传统的大战略存在静态的思维定式。首先，大战略要找到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比如全部都是民主制国家，或是全部都归法国，或是全部都归英国。然后，我们会动员全国之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传统的大战略的代表，可举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平衡，或是门罗主义，即主张所有的外国势力都不能插足西半球的事务。和摩根索的思想一样，这些大战略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它们假设国家都是理性的，对安全的威胁是可以查明和监测的，暴力冲突一定来自军人之间的战争，在经济、环境、政治和军事政策之间有明晰的界线。在一个沙滩世界里，这些观点都是不成立的。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能够应对日新月异的新事物的大战略。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有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就需要制定大战略的思维发生彻底的革命。我提出了一个“深度安全”（deep security）的概念。这一概念试图强调，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在沙滩世界深处发生的力量。深度安全理论并不打算为未来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事实上，这一理论强调，我们无法得到关于未来的所有答案，我们甚至无法预想到未来会出现的问题。深度安全理论承认，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生事物会层出不穷，但是，如果善加利用，这些因素都会对我们有利。深度安全理论试图使我们当前需要做的、准备做的事情都能更加灵活、更加有适应能力。我们不像传统的大战略思维一样，先设想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再把现实削足适履，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套用Per Bak的笑话，我们不去假设椭圆形的牛，我们要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思考和生存。

深度安全理论之所以是有用的，是因为我们和Bak的沙堆存在一个本质的不同。我们并非听天由命，我们可以行动起来。我们的世界和沙滩一样，遵从着复杂系统的规律。但是，尽管河流是同一条河流，漂流的物体有所不同。如果把一根棍子扔进河流，它只会随波逐流，如果把一个人扔进河流，他可能不会这样被动。这是一个关键的差别，它给我们带来了希望。Bak的沙堆逻辑准确的描绘了这个世界的变化，但是沙堆试验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能发生的。我们能够，也必须确定下一步的措施。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政策以及我们的梦想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事物。变动中的力量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但是，它也是拯救我们的力量。

或许，理解深度安全的最好办法是将之设想为免疫系统。一套免疫系统必须能马上做出反应，甄别潜在的风险，调整自身以应对病毒的入侵，并最后实现对风险的控制和抑制。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也好，还是恐怖主义也好，都非常类似于流行病：它们均从小处爆发、传播的速度极快。最初，它们都蕴藏在一些看起来没有危害的因素之中，直到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发生作用，才突然酿成完美的风暴。比如，恐怖主义的爆发依赖于喷气式飞机和原教旨主义者的结合；住房抵押和对冲基金看起来都是好的，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出现了金融危机。对付流行病需要一种不同寻常的清晰思路。好的流行病学家会不屈不挠的探寻，传染是如何从哪里起源的，是通过什么方式传染的，传染是如何演变和传播的。负责公共卫生的官员会告诉你，唯一能够控制流行病蔓延的办法是同时在多条战线布防。深度安全理论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一策略能够实现。同时，深度安全也将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追求的国家权力和全球安全的梦想。让这个世界更加健康正是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一个人沉疴在身，就无法勤奋工作。所以，让全球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应对其他的所有的挑战的前提条件。无论是反贫困也好，还是环境保护也好，都必须在全球的范围内应对，而应对这些挑战的前提条件就是让人们更加健康。

有一个原因能够让我们相信，深度安全理论是可行的。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上，已经有人在用这种思路，让自己生存下来，并发展起来。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革命者。我们从本书一开始就开始认识他们了：互联网公司、恐怖份子、成功的投资者。革命者能够更早的看到重大的变化，因为他们时刻在期待着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的信号，而不是像那些平庸的头脑，在看到新旧事物的交替时，仍然发出“噢，这我以前就知道”的陈词滥调。在1914年的那个晚上，巴黎的Raspail大街上的大部分行人看到军用的运输车队，都只会想到：“噢，来了一队军车”。只有Stein和毕加索一看到这一幕，马上就知道它是什么。这是指引未来的方向牌。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深度观察的本能，那么，对做情报工作的CIA是有用的，对面对剧烈变化的企业家是有用的，对试图签署新的协议的政府部门是有用的，对于那些思考这个时代对于人们的良心会带来什么影响的家庭和宗教团体也是有用的。我们必须学会的是要对正在重塑这个世界的破坏性力量了然于胸，并能从容应对。当我们对这些新的、有时候看似反常规的思维方式应用自如的时候，旧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可解，当新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新的力量。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做呢？或许，回顾历史上的相似案例能够给我们启发。我们将审视在20世纪刚刚降临的时候，人们遇到的类似的巨变。我们还得回过头，去看毕加索和Stein的故事。

9. 眩目迷彩

Stein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立体主义者”的。立体主义是改变了美术界的一个运动。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毕加索，他从马蒂斯、Cezanne那里得到启发，他的好朋友Georges Braque也是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毕加索希望能够在其作品中反映出世界的多维视角。毕加索和布拉克在画画的时候，会把他们所画的对象拆解掉，以便尽可能生动和动态的反映出当物体被画的时候的形态。从这一眼光来看，如果是画马，要是能够在画作中反映出马奋蹄疾奔时的能量，会比纤毫毕现的复制马的样子，来得更加真实。在毕加索的油画布上的那些令人战栗的公牛，以及那些像公牛一样的妇女，看起来既不像公牛，也不像妇女，但是，他画的公牛，传神的体现出公牛的愤怒。

正是这种视觉习惯，这种用新的和分解的眼光观察事物的方式，影响了发明军事伪装色的画家Lucien-Victor Guirand de Scevola。Scevola是一个才智平平的画家，当时在法国通信部队服役。1915年的一天，他从一根天线杆那样的高度，看到德国的炮弹把一队法国士兵炸得血肉横飞。目睹这血淋淋的一幕，Scevola的画家本能让他想到，能不能用巧妙的运用色彩和结构，使得部队和辎重的行踪变得更难被发现。他做了一个试验，让一队士兵穿上色彩斑杂的服装。从侦察飞机上向下望，这些士兵几乎难以被发现。

1915年2月15日，Scevola的伪装色小组开始启动。他回忆到：“为了拆解物体的形态，我采用了立体主义者的手法，后来，我在自己的小组里又雇佣了一些立体主义的画家。这些画家的视觉习惯与众不同，他们随时愿意把各种各样的形态拆解得七零八落”。一年之后，英国也开始研究军事伪装色，带头人是Norman Wilkinson。他是一位风景画家，业余时间在英国海军当一名上将。Wilkinson发明了海军的伪装色：“眩目迷彩（dazzle painting）”，即改变军舰原有的视觉面貌，让敌人的炮火或鱼雷很难发现目标。立体主义催生了军事伪装色。过去说艺术源于生活，这次是生活源于艺术。布拉克曾经开玩笑，说这不是第一次。19世纪的士兵们穿着淡蓝色或灰白色的制服，看起来很像是印象派的作品。

Stein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标榜为“立体主义者的战争”。她不仅仅是想解释这场战争看起来像立体主义者的作品。的确，当数百万名士兵狼奔豕突，当五个工业化强国兵戎相见的时候，欧洲的版图已经如同一幅立体主义者的画作。铁路线、战壕和跑道犬牙交错、到处是弹坑和烧焦的城市。1914年之后的欧洲看起来和1914年之前的欧洲再也不一样了。正如当立体主义出现之后，一个花瓶或是一把吉他在画家的眼中再也不是过去的样子一样。但是，Stein说到的还不止是色彩或战火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她敏锐的观察到，立体主义的观点，即我们不能简单的观察一个物体，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她感到，只有拆解出来不同角度的视角，才能更好的审视现代性。立体主义者认为过去的绘画方式是一种谎言，因为画家过分简单化的把物体冻结起来了。这些细致入微、力求精确的绘画似乎很有吸引力，但是，有哪一个真实的事物会像画中的那样呢？这种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从一个角度来看，和摩根索的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隐藏了大量的真相。毕加索和布拉克认为，如果绘画想要保持其在各个领域影响力，从设计到对我们的个性的影响力，那么，画家就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这就是Stein想要告诉我们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用简单的视角无法再准确的认识事物。这个世界不再是罗马时代那些画中的乡村房屋：静止、宁静而僵固。只有立体主义者所倡导的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个物体的方法，才能帮我们理解1914-1918年间错综复杂的残杀，以及在这之后出现的世界。

时隔一百年，我们回过头去，会很容易发现，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到处都有立体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多样性。20世纪初，在维也纳出现的复兴运动中，云集着像画家Gustav Klimt，作曲家Gustav Mahler和Richard Strauss这样的大师。他们也为同样的问题所困惑：怎样才能更全面而真实的展示一个物体？现代性意味着要用什么样的新视觉和新音乐来表现？Klimt是维也纳最有名的社会画家。不到35岁，Klimt就已经靠给城中的达官贵人们画像，过上了优越的生活。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的工作令人难以忍受。传统的绘画方式难以表达他对所画对象最感兴趣的东西。他的革命精神突然迸发，他开创了一个新的画派。他把坐在他面前的银行家的妻子们变成了表达自己思想的容器，有时候他表达的是政治，有时候是性欲。他的一幅肖像画画的是富有而美丽的Johanna Staude。血红色的背景下，妇人白皙的面庞如同完美粉饰的浮雕，她身穿一件外套，外套的色彩饱满艳丽，几乎要喷薄而出，在这外套的包装之下，在她苍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怎样的一个真实的女人？威尼斯人出于嫉妒，流传着一个关于Klimt的谣言。他为每一个女人画像的时候，都会画两个版本，一个是穿衣服的，一个是不穿衣服的。这个谣言似乎也在透露，那个时代的本质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和立体主义一样，Klimt试图探索传统的艺术无法到达的深处。在Straude的肖像画中，她是穿着衣服的，但画面上的所有元素，似乎都在尖声喊叫着人类赤裸裸的原始感情。现在我们都对此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当年的维也纳，这些画作引起的震动犹如投放了燃烧弹。

维也纳还是另一位大师的故乡。或许，他才是精通人类复杂本能的最有名的专家。他就是Sigmund Freud。毕加索涂抹的是一张桌子的画像，类似的，弗洛伊德正在编织一个关于人的心理的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探索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格是如何的分裂和破碎，早年的残破人生经历如何深刻的改变了我们，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发现很难实现认知的和谐，实现人格的统一常常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另一个在维也纳出生的思想家Ludwig Wittgenstein，正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探索着类似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俘，他在战俘营中完成了其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大部分内容。维特根斯坦当时所为之痴迷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这个世界中的“原子事实（atomic facts）”，整合为对整个世界的解释。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不是同样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Stein有一次写到：“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构图。一代代人下来，人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其构图却大不一样了”。Stein在艺术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多姿多彩、非常浪漫的“构图”的标记。每一幅毕加索的画作、每一部马勒的交响曲、弗洛伊德所做的每一次重要的调查，所有这些都像从一场战争中的各个战场上传回来的战报，优美而流畅。这些艺术家和科学家对历史和文化的悸动有着本能的敏感，他们正在描绘一个新的地图，但是却不知道这是一张什么地图。这是一张关于20世纪的地图。

如果说只有少数人能够清楚的认识这个新世界，那么欧洲大陆上那些最赫赫有名的人物却对新的变化懵懂无知。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人一样，当时的政治家也被陈旧的观念所束缚。20世纪早期，在著名的巴黎和平会议上，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场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之间的意想不到的冲突。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协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细节问题。这次会议本应奠定当年的大国政治的主线，各国之间精诚合作，犹如协力演奏一曲优雅的交响乐。27国家的代表云集巴黎，其中包括了所有的大国的元首，大家齐聚一堂，商讨如何制定世界的秩序。会议整整进行了六个月，担任谈判顾问的都是当时最有才华的人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英国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美国律师（后来任美国国务卿）John Foster Dulles。但最后，会议导致了一场灾难。凡尔赛公约是一个人人皆输的协议，不仅协约本身的条款以失败告终，而且使得德国和意大利陷入了一个深渊，为了走出深渊，它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再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更加惨烈的战争。这个条约是想把一种十七世纪的条约强加给二十世纪的世界，他们忘记了，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如此局促的条约文件，如何能够包容一个新的世界。

凯恩斯当时是英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他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就愤而辞职，因为他敏锐的感觉到，和约已经导致一场悲剧的来临。在巴黎，凯恩斯夜不能寐，踽踽行走在街头。他反复思考的可以说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对权力的分析，他试图解开人性和历史的死结，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大国会签署一个注定会带来灾难的条约。当谈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时候，凯恩斯用弗洛伊德式的术语，用神话人物代表人性，把威尔逊称为“又瞎又聋的堂吉诃德”。美国记者Walter Lippman回忆起他曾经参加过的凡尔赛会议，他比凯恩斯更加悲观，而且更加愤怒。他写到：“那些参加凡尔赛会议，要申明人间正义的衮衮诸公们，他们除了看到自己对欧洲的空洞许诺，可有几人真正看到欧洲人对他们的期盼？如果有人能看透克里孟梭的大脑，他能看到那里面有1919年的欧洲的图景吗？还是说，那里面都是些陈旧观念，在这个人漫长而好斗的经历中，慢慢的堆积、硬化，最终成为一堆废渣？他看到的是1919年的德国，还是他从1871年就已经形成的对德国的印象？”

除了凯恩斯，英国作家和外交官Harold Nicolson也在凡尔赛看到了大难临头。他们觉得在这次会议上居然犯下这么多的重大错误，着实令人费解。难道战后的世界也大量的涂上了Wilkinson的眩目迷彩，让这些大人物们都难以做出判断了？后来，在Nicolson写下的回忆录《1919年的和平会谈》中，充满了绝望的痛苦。如果克里蒙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能够看清当时的欧洲，正如Stein和毕加索在巴黎第六区的大街上看到立体主义的欧洲，维特根斯坦在战俘营中看到了一个原子事实构成的世界一样，或许，历史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种新旧观念之间的冲突，让人想起1921年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答辩老师是传奇式的哲学家G. E. Moore和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拍了拍两位老师的肩膀，跟他们说：“不要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搞不懂的”。（至少他们懂得让维特根斯坦当上了教授）。在凯恩斯的《和约的和平后果》中，我们在字里行间，处处都能感到他的困惑。20年之后，当欧洲再次滑向战争，凯恩斯在给迪安?艾奇逊的一封信中说：“请原谅我言辞过激。我言辞激烈，是因为我对未来充满期望。这是我的主题。我知道，我或许知道，我所期待的。我知道，我清楚的知道，我所担忧的。”这就是本书一开始就引用的那段话。这种令人心碎的矛盾可以在马勒那里再次感受到。当他的第五交响乐首场演出之后，马勒说：“没有人理解它。我希望在我死后五十年，我能自己指挥首场演出。”

人世间最令人心寒的事情是什么？是当你行走在新与旧的断层线，你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轮廓，你挥毫泼墨，或是奋笔疾书，在自己的艺术作品和著作中大声疾呼，但得到的反映却是大家的冷漠和忽视，没有人理解你的信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到：“我们给我们自己建造事实的图景”。这一观点启发了Louis Halle在20世纪50年代的观察，他发现政策决策常常建立在对世界的错误认知的基础上。Stein那个时代给我们的教训是，20世纪的到来不仅需要新的物理学、新的艺术和新的文学，而且也需要新的政治思维和经济学，对此Stein和她那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早已明晓。但是对那个时代的大人物来说，要在思维和精神上做出跨度如此之大的跳跃，真是勉为其难了。当我们回顾当时的一幕幕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仅为其扼腕叹息，他们怎么会视而不见呢？但我们如果事实求是，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是否错过了当代的巨变。21世纪的到来也需要新的政治思维、新的经济方式。正如在Stein的时代，人们可以从Klimt的油画或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中感受到历史的转折一样，如今，在我们的周围，也隐藏着很多历史巨变的线索，这些证据用过去的眼光是无法发现的。这是一种力量，它将冲决我们旧有的思维，并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为实现深度安全所需要的第一个理念。Stein从军用汽车的外壳看到了历史的转折，如今，我们也会看到，历史转折的信号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10. 秋千-跷跷板

30年后，当宫本茂的名字在业内已经成为才华与创意的同义词时，每个人都会回忆起，当年他到任天堂公司参加求职面试的时候，拿出的作品是一个挂衣钩。这个挂衣钩在电子工程师、网页设计师和电玩迷那里，会有其不同寻常的含义。正如雕刻家们提到Lorenzo Ghiberti在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雕刻的“天堂之门”，或是篮球迷们谈起乔丹在1991年NBA决赛中华丽的空中换手上篮一样，他们会满心钦佩的笑着说起：“挂衣钩！”，然后大叫：“宫本茂！”

那还是1977年，宫本茂刚从大学毕业，除了一张没有名气的技术学院的没有用处的艺术专业的文凭之外，他一无所有。当时，任天堂是日本一家生产纸牌和儿童玩具的知名企业，这家企业刚刚进入电子游戏产业，但却铩羽而归。宫本茂对任天堂略有所知，因为他的父亲和任天堂的社长山内溥（Hiroshi Yamauchi）是好朋友。但是，宫本茂不是那种进入任天堂，规规矩矩的当上班族的学生。他在大学里面晃荡了五年时间，所有的业余时间，以及那些本不该是业余时间的时间，都被他用来玩纸牌、弹吉他，他把高中的叛逆期延长了好几年。直到他已经年过半百，成了业界的大腕，他仍然有种玩世不恭的劲儿，难怪很多人会说他“恶搞”或“孩子气”。

在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宫本茂身上有种气质，就已经深深吸引了山内社长，于是，他约宫本茂改日再聊一次。他说：“把你的作品带些过来吧”。宫本茂果然带来他的作品。他带来了自己做的挂衣钩。世界各地了解宫本茂事业进程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些挂衣钩的故事。宫本茂把挂衣钩蜷曲缠绕，做成各种吸引孩子的动物头型，原本乏味的挂衣服，现在变成了一种游戏，这个设计展示了宫本茂早慧的天才。他的崇拜者们会欢呼：宫本茂！他的发明将给毫无所觉的任天堂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宫本茂！他的名字名字代表着化腐朽为神奇，就像他能够把挂衣钩做成别致的玩具一样，之后，他又将简单的水管扭成了“超级马利兄弟”，这个游戏赚了将近200亿美元，几乎是《星球大战》系列的六部电影总收入的五倍。

其实，在宫本茂应山内的要求带过去的设计中，挂衣钩并不是最有意思的作品。最不切实际、最荒唐，但是也最能代表他的天才想象力的是一个结合了秋千和跷跷板的设计。这个玩具可以让三个孩子一起玩，利用两个坐跷跷板的孩子山下运动产生的推动力，可以把跷跷板下面的第三个孩子的秋千荡起来。这和挂衣钩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宫本茂的兴趣是将现存的事物加以提炼和修改。正是发挥了这一天分，他后来将任天堂的“大金刚”（Donkey Kong）加以完善，使之成为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子游戏。这一块厚板、两个座位和椅子的组合看起来怪异，但却包含着极其重要、高明和前瞻性的成分。它显示出，宫本茂真正的灵感就在于他追求新奇、不求实用，同时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直觉。要是你当时看到这些设计，你可能会像看到毕加索早期的立体主义风格画作一样，产生一种震撼。宫本茂的设计，与Stein和毕加索看到的迷彩军车一样，都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不过，你可能也会暗自揣想：这个古怪玩艺应该叫什么呢？秋千跷跷板？

山内觉得，这个小伙子要么是个天才，要么就是个白痴。当时宫本茂已经25岁了，按照日本的标准来说，这个年纪来当新职员，已经嫌老了。山内在企划课给他放了张桌子，让他负责整顿正奄奄一息的电玩事业。事实证明，宫本茂创造了历史，也让山内溥成了日本最有钱的人。

11. 妻度计

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东京的索尼公司基本上独霸了家用机游戏行业。在这个行业里，每隔三五年，经过一场代价惨重的拼杀，霸主的地位就会被另一家企业夺走。任天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这个行业内如日中天，但是，后来就被其日本的竞争对手压得抬不起头来。竞争是惨烈的，但利润也是丰厚的。过去，家用机游戏只是少数游戏迷的爱好，但是，如今，游戏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最流行的游戏经常会比流行的电影大片还赚钱。当索尼称雄的时候，它所开发的PlayStation 3给公司赚了数十亿美元。索尼有很多媒体和电子产品业务，但就算对索尼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开发出来一个成功的电子游戏，也会为其大赚一笔。要是输掉了霸主地位，那就是一场灾难。

到2006年，电子游戏已经能够达到非常逼真的效果。不管你是玩拳击或是足球、篮球比赛，电视上的华美画面，以及震耳欲聋的环绕立体音，都会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让你仿佛远离了自己所在的沙发或卧室的床。2003年之后，资金充裕的电脑软件公司微软也进入了家用机游戏行业，微软和索尼花费了数千万美元，开发专门用于游戏的图像处理器，使之能够在每一秒处理数万亿次计算。这些芯片造价昂贵，以至于即使索尼和微软的游戏机每台定价高达600美元，还是卖一台赔一台，它们正计划通过向游戏收版税，来弥补亏损。

考虑到未来几代的电脑和高清电视均会有日新月异的发展，索尼和微软仍然投入数千美元的巨资开发新的芯片和硬件。2007年年中，一个新的游戏系统问世了，奇怪的是，这个系统居然使用的是非常过时的视频技术，比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 360要落后至少两代，可是，这样一个游戏系统，仿佛从天而降，居然占领了家用游戏机市场，让索尼退避三舍，惊诧不已，并且从其市场份额中夺走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当然，当人们知道这又是宫本茂在京都的实验室开发出来的，似乎也就不会感到太意外了。

从1981年开发“大金刚”开始，宫本茂就成了行业内的标杆人物。他开发了很多历史上最成功的电子游戏，给任天堂赚了数十亿美元。2001年他开发了一个设备叫任天堂DS，这是一个电子游戏掌上机，大概只有一副扑克牌那么大，很快就在欧美和日本的青少年中间风靡一时。不过，任天堂的DS掌上机在成年人那里卖得也很好。这充分说明宫本茂的设计深受欢迎的程度。在任天堂DS机上卖的最好的一款游戏叫“大脑锻炼”（Brain Age）。这是一个猜谜游戏，是为了让上了年纪的人们仍然能够保持头脑敏锐的益智游戏。

宫本茂曾开玩笑说，他的成功秘诀是“妻度计”。妻度计测量的是他的太太对他的工作感兴趣的程度。宫本茂相信，他太太越是愿意让他在家里工作，就说明他的工作中越是可能有了突破。宫本茂的太太从来都不会对电子游戏公司生产的掌上游戏机感兴趣，那不过是些刺激青少年内啡肽的垃圾。但DS掌上机吸引了她，这让宫本茂很感兴趣。宫本茂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希望自己能够掌握社会深层的力量，让自己的作品能让每个人都喜欢，包括他的妻子。索尼和微软感兴趣的只是更快的芯片速度、图像处理的帧频，以及处理上万种色彩。宫本茂的兴趣在别的地方。他说：“太多巨制的电子游戏不可能同时存在。就好比不可能都是最凶猛的恐龙。这些恐龙会互相残杀、自我消亡。”

大约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宫本茂开始对家用机游戏业务感兴趣。他视察了所有的工程师们一尘不染的工作室，以及工作室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硬件的黑色塑料盒之后，感觉这些设计人员的思路有问题。当然，骨灰级的玩家会对更快的图像芯片很感兴趣，但是，宫本茂认为，这些玩家只是能够利用家用游戏机的人们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玩家都不属于这个小团体，宫本茂太太就不在其中。

宫本茂决定和他的竞争对手们分道扬镳，这是他靠直觉做出的转变。但是，对任天堂来说，这可是一场赌注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赌博。所幸的是，宫本茂的身边有一群杰出的管理者，他们会非常出色的让他的梦想在现实中也能行得通。当行业内的媒体听说任天堂又要有新的动作，他们纷纷向宫本茂提问。任天堂一定要开发出新的超级芯片。他们问：“这种任天堂的新游戏机速度有多快？每秒钟能播放多少帧画面？”宫本茂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他知道，这些问题都是言不及义的。宫本茂说：“我们身处一个很奇怪的时代，似乎技术就是一切，就是成功的关键。这似乎有些古怪。如果我们还是让技术统治电子游戏，那么设计人员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压制。”很多听到宫本茂讲话的人认为他终于过气了。一个曾经设计出挂衣钩的天才，现在成了套在任天堂脖子上的绞索。

任天堂的确在开发一种新的芯片。但这不是从那些电脑奇才云集的芯片设计室开发出来的。事实上，这一新的游戏体系借鉴的是汽车的安全气囊系统，就像你的车子上装的安全气囊一样。这种芯片是一个很小的硅片，叫加速度计（accelerometer），它能够测量方向和速度的细微变化。在你的车里，这个加速度计检测的是那些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变化：突然刹车、剧烈打滑、急剧相撞等。当加速度计感知到这些变化的时候，就会通过事先精心设计好的程序，让安全气囊打开。不过，更先进的加速度计能够测量更加细微的动作变化。这让宫本茂很着迷。我们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电子游戏的手柄结合在一起呢？这就能让电子游戏从单纯的按按钮，变成真正的、无拘无束的身体运动。

任天堂花了四年时间才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任天堂的软件工程师在为这种新游戏机编写第一个游戏的时候，不得不寻找如何把人们的动作变成视觉行为的办法。但一旦他们找到了诀窍，就发现原来这个新游戏机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如果你摇摆这个新的任天堂游戏手柄，就像挥舞网球拍或棒球棍一样，加速度计会把你的动作记录下来，在你的屏幕上，就会有个人物也在做同样的动作。你可以同时手持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像打拳击一样。你可以身体倾斜，做出把球扔向屏幕的动作，就像在保龄球道上把球打出去一样。你可以用它射箭，或是指挥一场虚拟的音乐会。宫本茂在一次会议上就这样干过，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带。你唯一做不到的是呆呆的坐着，像过去那些电子游戏迷一样。为了让加速度计运动，你就得运动。如果你把车停在车库，安全气囊可不会自动打开。

当这些研发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宫本茂的想法逐渐传了出去。大家都在嘲笑他。职业的游戏评论家抱怨这个系统的画面质量不够精美。电子游戏的目的就是继续混淆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我们总是听到妈妈们抱怨，他们的孩子喜欢打几个小时的足球游戏，却不肯花一分钟去踢一场真正的足球。电子游戏界的人士认为这就是一条公理：打游戏的人都是赖在沙发上的懒人。当任天堂宣布新的游戏系统叫Wii的时候，之前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哄堂大笑。索尼和微软的专家都告诉记者，为什么他们的系统叫做PS3或Xbox 360呢？因为这听起来有高科技的味道。2005年的夏天，任天堂在一次会议上推出了Wii，观众们陷入了困惑的沉默。任天堂的CEO 岩田聪（Satoru Iwata）说：“人们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反应了”。

消费者们迅速做出了反应。Wii推出不到数周，就变得非常流行。其销量很快就超过了索尼和微软的昂贵的游戏机，最后甚至超过了它们的销量的总和。由于Wii游戏不是借助于昂贵的技术，所以其售价可以比Xbox低一半，每款游戏都能赚钱。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很多消费者要等几个月才能拿到他们心仪已久的Wii游戏机。那些有幸买到Wii游戏机的家庭，把他们的电视机前面的空间清理出来，把沙发挪开，而不是坐在上面，他们和Wii游戏手柄一起蹦蹦跳跳。Wii游戏机结束了一个时代，电子游戏不再是一种不流一滴汗的运动。

似乎为了进一步向人们灌输这一观念，任天堂开发了一种Wii健身游戏。如果你对此没有了解，比如，如果你是索尼或微软的游戏设计师，你可能会觉得Wii健身是个笑话：怎么可能为那些肥胖得身体走形的游戏迷设计出一套锻炼活动呢？他们愿意挪动身体的极限是够着一包薯片。Wii健身游戏附带一个小垫子，你可以在上面跳跃、摇摆、弯腰，一经推出，马上变得非常受欢迎。很多女性开始购买Wii，这在电子游戏的30多年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宫本茂打破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墙。这个世界不再一半是游戏迷的世界，一半是非游戏迷的世界。他的创意迫使其竞争对手反思，究竟什么是游戏，他们每天到办公室究竟要忙什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Wii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十几岁的孩子的世界。

12. 神勇小鼠

在科技界，宫本茂开发出来Wii的做法叫做：“混搭”（mashup）。他把两种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混搭”在一起，开发出了一种新的东西。100多年前，立体主义展示了新的力量，在我们这个革命的时代，“混搭”就是力量。立体主义告诉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一种事物。混搭的逻辑告诉我们，需要把这个世界视为多种事物，以多种多样且不可预见的方式，合成的各种全新的事物，或是带来全新的境况。美国环境科学家Earl Gray称之为“新的数学”。他在试验中发现，有些化学物质，如果单独作用于人体，对人体没有害处，但是，如果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容易使人致癌。Gray称此为：“零加上零等于某种东西”。

按照新的数学组合出来的事物在我们的身边俯拾皆是。在金融体系或军事体系中，在深层次发生的变化，正在制造出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新的变化，将我们过去沿用的外交、全球经济和预测未来的方法都付之一炬。这就是为什么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信誓旦旦的称他们的公司是安全的，但数周之后，就遇到灭顶之灾，原因就在于，过去没有联系起来的风险突然“混搭”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者会发动战争，但马上就发现其制定的好好的计划很快就漏洞百出。理解混搭的逻辑，是建立深度安全的第一步。我们的观念必须和我们的世界混搭起来。

混搭这个词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舞会音乐。一些DJ们把不同的音乐片段穿插在一起，组成和原来的音乐完全不同的新音乐。比如，DJ Cheekyboy 把涅磐乐队（Nirvana）的“Smell like Teen Spirit”和Rap乐队N.W.A的“Smell like Compton”混搭在一起，你几乎分辨不出来究竟听到的是什么。不是涅磐乐队愤怒的鬼哭狼嚎，也不是N.W.A.街头混战的唠唠叨叨。这是个音乐的秋千跷跷板。或是把“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的“low Cool”和高科技（techno）节拍，以及录制的街头谈话混合起来，听起来似乎更加社会化，更像舞池中的终曲（chill out music）。最有名的混搭之作是布鲁克林的DJ Brain　Burton在2004年出的一张专辑，他的艺名是神勇小鼠（Danger　Mouse）。在这张专辑中，他把披头士的“白色专辑”和Jay-Z的“黑色专辑”混合起来，出来一张“灰色专辑”。这个创意似乎很不靠谱：这两张都是创纪录的流行唱片，年代相隔数十年，大众文化的口味变化速度如此之快，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既要有趣，又要协调，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但神勇小鼠还是这样做了，结果大受欢迎。《娱乐周刊》将其评为2004年年度最佳唱片。这张唱片比很多耗费巨资制造出来的唱片都畅销，神勇小鼠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就把混搭的活搞定了。

混搭提供了一种创意的思路，它跨越了既定的边界，并受到一种更深入、更好奇的渴望的指引：我怎么才能让我的太太喜欢我制造的电子游戏？我怎么能让美国人震惊？我怎么才能发财？混搭是一种务实的思想家的精神。我们的世界里到处都是混搭。有的混搭是无伤大雅，让人愉悦的。比如西班牙厨师Ferran Adria把他的厨房里面堆满了化学仪器、分离器和其他实验室里面的装置，自称是“分子烹调”，做出各种各样的美味，比如西番莲酱。但是，很多混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比如用数据处理技术和生物学研究基因疾病，或是用短信加上流行病学知识控制非洲的传染病，或是为了应对碳污染设计出来的金融产品。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们在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冷战的讨论里说过的，不能断言我们的意识形态已经战胜了其他意识形态。人们需要在各自的政治体系中找到适宜的办法，寄托他们的希望，坚定他们的信心，释放他们的恐惧，因此，他们会不停的混合各种思想，以后的世界上将会有层出不穷的新的意识形态。从这一角度来看，混搭使得不可思议的事物不仅变得可能出现，而且一定会出现。把集权政治和市场经济融合在一起，而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你得到了中国。把高油价和军事统治融合起来，你得到了委内瑞拉。在混搭之中，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它们可能明天就消失，被融合成了新的事物。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混搭的力量，并且学会使用混搭，我们才能确保建立一个真正的安全的未来。

经济学家Brain Arthur曾经写到：“我会警告那些试图根据现有的基础，预测未来的新技术的努力，这是不可能猜对的。”的确如此。在一个“新的数学”的时代，仅仅了解现有的基础，无法告诉你未来的事物将如何搭建。对于未来，我们无法知悉数学公式究竟是怎样的，把现有的事物相加，和究竟会是多少。有无穷多种组合的可能性，有无穷多种维度，这使得我们所面对的复杂性令人震惊。创新的机会随处都是。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被称为“立体主义的战争”一样，如今，我们的金融保卫战、反恐战争，可以被称为“混搭战争”。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宫本茂或神勇小鼠看到来自伊拉克的报告，看到伊拉克的新式爆炸性武器：爆炸物、手机和短信的混搭时，他们会像毕加索在那个巴黎街头的夜晚的反应一样：“这是我们做的”。希望还是有的：只要我们理解了混搭的力量，并利用其建造一种新的安全，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一个五十多年的繁荣与稳定的历史，我们就能自豪的说：“是的，是我们做的”。

13. 风险社会

我们身边发生的革命是无法抗拒的，我们无法选择是否参与其中。从这一角度来看， 今天的革命和19世纪的革命相差很大。那个时候，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鼓动人们参与其中，行动起来。今天，我们没有选择。我们都是局中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只能如此。我们没有办法等某一天早上醒来，对自己说：“好的，从今天开始，我开始混搭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已经被混搭了。互联网、衍生产品包装过的退休账户、我们的食物和衣服中的化学成分，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不可阻挡、到处传染的混搭组合。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在这个混搭世界的生存之道，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混搭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态系统，也改变了我们自身。我们无法察觉的创新的网络已经将我们网罗其中，从股票市场，到石油价格和传染病。这些网络经常是难以被人注意的，直到它们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们才似乎明白过来。这就是在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发生的事情。以后，在我们的世界里，恐怕还有更多的奇特结局。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将我们所处的社会称为“风险社会”。我们共同分担着风险。住在棕榈滩的社会精英，也和这个地球上最穷的人一样，受到健康和金融风险的困扰。Beck指出，现代化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新的不可计算的风险，我们都置身其中，尽管我们并不知情。结果是，“在21世纪的开始，人类的状况无法从国家或地区的角度认识，只能从全球的角度认识”。塑造我们的生活的力量，来自于方方面面，来自于观念的碰撞，而且结果是什么，我们无法预料。

宫本茂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用新的数学计算可能性的时候，令人震惊的革命就会出现。我们将会看到，找到一种适合2009年的国际秩序的基础，而非停留在1989年的幻觉中，需要进入传统的思想家们感到无所适从的新领域，需要完全打碎过去的运算法则。我们必须承认，最重要的事情是无法准确预测的，我们必须明了，在力量的较量中想胜出的话，关键不在于把力量藏入深宫，而是要尽可能的把它释放出来，让它能融合、混搭，并合理的利用它。我们必须懂得，最明智的行动有时候可能是不采取行动。有时候，我们会有意的追求失败，并重新思考我们不得不使用的暴力。我们讲述真相的方式将更加复杂，要比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习惯的方式复杂。我们可能会尝试一些试验，甚至直至我们接近崩溃的边缘。我们可能会面对必要的恐慌。但是，我们同样要认识到，我们也能掌握混搭的力量。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观念可以被融合成新的、不可预期的力量。我们不是听天由命的无助的沙粒，我们有能力创造一个安全的未来。不可思议的是，宫本茂用一种过时的技术，在一夜之间改写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也能从一个看似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汲取力量，创造出一个繁荣、稳定的更好的世界。我们做得到。下面我们就将讨论，如何才能做得到。

第七章 将军和亿万富翁

14. 间谍王

2001年的冬天，Aharon Farkash被任命为以色列军方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当他上任的时候，他清楚的知道一个事实：他的十三个前任中，有六个还没有任职期满，就退休或被免职了。这些人突然离去，并非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能力不足，没有英雄气概，或是缺乏领导才能。事实是，担任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或许是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这个国家四面都是敌人。在约旦河的西岸和加沙走廊，到处都是想要让以色列灭亡的敌人。这个国家的敌人隐于无形，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他们从孩童的时候就彼此熟识，长大之后又并肩作战。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不属于他们的团体的人。他们能够很容易的从周边的富有的石油出口国得到资金和武器。他们坚定的相信，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之后，就一直警报不断，几乎每隔十年，就要有一次战争。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在历史上却经常忽略重要的信息，犯了很多几乎是致命的错误。最有名的一次是1973年的中东赎罪日战争。就在这场战争爆发的三个月之前，以色列将军Moshe Dayan还斩钉截铁的告诉《时代周刊》：“未来的十年以色列的边境将固若金汤，不会出现大的战事”。

这些错误不止发生在遥远的过去。2006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发起了进攻。这是一次惩罚性的进攻，但是，打了六个星期之后，以色列突然败给了敌人，真主党夺取了一批以色列坦克、运输车，甚至用导弹炸坏了一艘战舰，作为战利品。真主党领导人Nasrallah在电视的直播节目中声称，这是以色列海军第一次受到攻击。他就像棒球明星Babe在打出一个全垒打之前，得意洋洋的向全场观众致意。无论是进攻失利，还是防守失利，对于以色列人民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Farkash曾经告诉我：“有一次开会回顾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历史，有个发言人说起，在过去的30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报错了28次。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将军悄悄对我说：‘他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不了解那其余两次的情况’”。

Farkash的工作让他经历过以色列国防军最隐秘的事情。在担任情报部门负责人之前，他曾经负责过高度机密的以色列军方的8200部队，这个部队招募了很多以色列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情报和军事方面的工作。8200部队也做一些非保密性的工作，他们建立了大约60个民用的高科技公司，总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是，他们还有很多迄今仍然保密的工作。美国的情报机构认为8200部队的工作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在很多时候，“比美国超前许多年”。Farkash在2006年那场灾难性的黎巴嫩战争之前干满了他的任期，他不仅避免了其前任的命运，而且成绩斐然，令人赞叹。Farkash的情报工作异常准确。我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以色列政府部门的一位高官，称赞Farkash在其任职期间，“料事如神”。在美国发动“伊拉克自由行动”之前的数月，Farkash将军委婉但急切的向其美国同行指出，美军进入底格里斯河谷之后可能遇到的情况，后来，他的预测几乎一幕幕出现了，但是，美国军方根本没有听进去。

15. 我们可能在哪里出错？

佛教的大师们说，为了悟道，你必须正心、正意、正行。如果你看世界的角度错了，那么永远也无法超脱。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我们如何端心正意？如果在一个沙堆世界中，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都必然是我们闻所未闻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了解这个世界？我们能不能从那些身处剧烈变动、且能游刃有余的成功者那里学到什么？当世界的秩序看起来越来越失控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我们学会应对挑战的关键。如果你正在经营一个公司，操心着孩子的教育，或是谋划着哪个国家是你的朋友，哪些国家该扔炸弹轰炸，你该如何决策呢？稍后，我们还会讨论佛教大师们教我们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动。但首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观察。正如Louis Halle所说的，如果我们不会观察，就会迷失方向。

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信息。相反，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信息太多，该如何去甄别有用的信息，尤其是，海量的信息不断变化，很多信息时没有用处，甚至是误导的。我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朋友都告诉我，Farkash之所以出众，不是因为他能干完任期，而是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让他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间谍之一。“去跟Farkash谈谈吧”，他们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能够从数据的迷雾中拨云见日，看清事物的本质。他们告诉我，Farkash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与众不同，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这样看，但是，这使得他在同行之中鹤立独行。你可以开玩笑的把他叫做以色列的绝地武师（Israeli Yoda），充满了难以解读的洞察力，不管怎么样，他的记录很说明问题。我的朋友们说，他似乎能够把世界上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他的内心的直觉。这种功力，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他是我在间谍的世界里面发现的最具有禅宗智慧的大师。

Farkash离开了以色列国防部之后，到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暂时任职，他的办公室在研究所的二楼，房间不大，而且空空荡荡的。他一半时间做研究，一半时间和企业打交道，而这些企业，大多是当年他的8200部队的麾下。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一起品味苦涩的以色列咖啡，他跟我谈起当年做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故事。他说：“2002年3月我接受这个工作之后，我首先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在哪里出错？’我感觉我们可能会在两个问题上犯错误，一个是真主党，一个是伊朗。为了避免犯错误，我决定改变我们搜集情报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方法，以及我们过去整理资料的传统做法。”

他举了个例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放弃了所谓的内部来源情报，即那种Ie Carre间谍小说中的内幕行动，转而倚重外部来源情报，比如卫星接受的信号，窃听电话或阅读电子邮件。这一变化有很多原因，即是因为吉米卡特反感特工人员黑衣潜行的神秘做派，也跟里根耗资巨大的高科技国防预算开支有关。这使得外部来源情报的分析技术越来越超过内部来源情报。随着间谍卫星发送回来的照片越来越清晰，窃听电话的方法越来越先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人员感到，他们能够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于是，他们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能更好的洞悉敌人的一切。

Farkash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种方法会让情报人员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知道其实他们不知道的事情。高清晰度的卫星照片并不意味着你对敌人的了解也更清晰。正如能够随时接受股市行情的自动收录机并不能够让你对市场的判断更准确。它们只是工具，它们不提供答案。Farkash说：“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那些内部的因素发挥的作用最大”。但是，卫星图片看不到这些内在的因素，电话或信件中也很少会透露出蛛丝马迹。他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对我们毫无影响，但恰恰是这些事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知道《纽约客》杂志曾经在封面刊登过一幅世界地图，其中纽约非常巨大，别的地方小得可怜。我们不能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Farkash所做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承认以色列最多只能朦朦胧胧的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对敌人的动向一览无余。如果一心一意想要掌握敌人的全部动向，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甚至可能让你犯下致命的错误，你会忽视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你不可能看到的，而不是那些你很容易看到的。Farkash告诉我，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总是试图关注那些时下和以色列直接有关系的问题，并希望尽可能的精确知道事实。这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当资源是稀缺的时候，似乎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于看似最危险的问题。但是Farkash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认为，往往是一些好以色列没有直接的关系，或是以色列之前从未遇到的问题，才会导致最糟糕的结果，导致突如其来的冲击。Farkash眼中的世界，和Bak的沙堆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复杂。

Farkash说：“你必须不断的提出新的问题。这对于一个像CIA这样庞大的机构来说，诚非易事。但是我们只是个小的机构，所以我们能做得到。如果问的问题不一样，答案自然也就不一样。”长年累月只关注一个问题，会让你对其他的问题视若不见。最后，你连自己关注的那些问题的答案都找不到。想想那些关注苏联的情报人员，有几个猜对了答案？禅宗说端心正意是悟道的关键，Farkash的这些感悟又契合了禅宗的另一个教诲：“问题就是答案”。你如何提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关系重大。Farkash感到，很多大机构，不只是CIA，大多数官僚机构，比如IBM、财政部，都有个坏习惯，他们只会问错误的问题，以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地方寻找错误的答案。

Farkash说：“看看Assad。”他指的叙利亚总统 Bashar al-Assad。如果你看看叙利亚最关心问题，那么头三个问题似乎跟以色列都没有关系：第一，维持其统治的稳定性。在叙利亚执掌政权的是阿拉维派教徒，但是其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第二，维持其经济的稳定，这取决于叙利亚能否不断的向黎巴嫩输出劳动力。第三，黎巴嫩的政局。在叙利亚的眼中，黎巴嫩就是他们的小兄弟，可以随意使唤，言听计从。只有在第四个问题上，似乎才跟以色列有关。30多年来，戈兰高地是以色列和叙利亚争执的焦点。但是，Farkash认为，叙利亚是否会发起进攻，取决于所有这些因素的汇总，而且还有一些他一时想象不出来的潜在因素。

假设黎巴嫩的经济陷入停滞，叙利亚的经济也会不景气，Assad就可以通过战争转移视线。2005年，真主党曾经在以色列的北部边界发起进攻。这和黎巴嫩的怨恨有关系吗？不是的。这其实是叙利亚和伊朗精心策划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德黑兰和大马士革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核武器的开发。Farkash观察的时间越长，对叙利亚的国内情况越了解，他就越相信，这些问题的奇特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叙利亚的决策。他对我说：“我们不能只是问，‘威胁出现在哪里’”。等到你的边界上已经集结了一大批坦克，才意识到敌人会发动进攻，那就太晚了。你可能还在紧张的注视着这些坦克，但突然就遭到了来自海上的进攻，或是突如其来的空袭，或是你根本就想不到的其他进攻。

Farkash任职之后，马上让他的情报人员去关注一些他的前任们会认为是毫不相关或是并不重要的信息：贝鲁特的人们是否还上街购物（这将说明黎巴嫩的经济状况是否健康），大马士革的文化生活怎么样了？伊拉克在黎巴嫩的难民们的生存状况如何？Farkash发现，这些问题令人着迷，因为它们时刻都在变化。这比他的前任跟他说的，应该关注“叙利亚的坦克都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有趣多了。有时候，他会故意制造一些紧张气氛，看看对手如何反应。他不只是在叙利亚这样做。一个朋友告诉我，Farkash曾经让进入伊朗的无足轻重的货物爆炸，或是包围安全的房子，仅仅是为了看对手会做些什么。这些做法看似无关，但它们能让Farkash更好的了解对手的秉性。更关键的是，Farkash说他感到最有意思的是，问问题的方式不同，使得他的机构的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新的问题迫使他和他的团队从新的角度观察，用新的方式思考。传统的情报报告，往往是先分析一国的军事状况，然后是该国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似乎这些领域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是过时的思维方式。它们一定都是错的。

16. 达尔文杀手

从2002年开始，Farkash开始用他的创新方式，关注以色列遇到的恐怖袭击。在这一过程中，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改变了以色列的反恐战争的全貌，后来，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学习。他用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8200部队的一些秘密科技，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恐怖袭击。他不是简单的问：“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是什么”。他关心的是：“要是想向加沙地区汇入1万美元，需要多长时间？”“要想把炸弹的配件走私到巴勒斯坦的Ramallah，什么办法最有效？”他对探讨恐怖袭击为什么会成功越来越不感兴趣，相反，他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恐怖袭击没有成功。Farkash仔细的研究了这些失败案例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一次转型。Farkash发现，恐怖分子并不关心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他们最关心的，也是为什么会失败。他觉得，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当Farkash仔细的做了很多调查之后，他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在恐怖分子的网络中，有两个不同的流程。一个是表面的，用传统的间谍方式可以发现的，那些执行原教旨主义者的暴力事业的日常任务的工作：收集资金、招募人体炸弹、给清真寺的毛拉们提供新的说辞。但是，另外一个流程也在进行，这个流程深藏不露，难以发现，但是更加重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恐怖组织在不断的变化。以色列有新的举措，他们就会有对策。Farkash认为，只有了解了这个深层的流程，才能了解恐怖团体。这个流程中只涉及少数几个人，他们是紧密的核心，不断的产生创新和变革，同时改变着一个庞大的恐怖网络。这个核心里的人物是以色列最聪明的敌人。传统的反恐政策包括，拆毁那些支持恐怖团体的人的房屋，逮捕大批哪怕只和恐怖分子有轻微接触的阿拉伯人，在通往以色列的道路上设置路障，等等。在伊拉克的美国反恐指挥官说，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坚壁清野”，隔断恐怖分子能够得到的支持。但这都是在攻击恐怖分子的外围网络。Farkash知道，这些行动都会失败。而且，他感到这些政策会弄巧成拙，玩火自焚，最后以色列的敌人会更加危险。Farkash告诉我：“我们每天采取的政策，只是使恐怖分子变得越来越有创新意识”。他停顿了一下，仿佛难以相信，接着说，“我们强迫恐怖分子不断进化”。

他提出的新问题，至少能够告诉他，应该向哪里发起进攻：应该摧毁能够产生适应性变化的核心动力。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新的工具。Farkash和他的团队借鉴了电话系统管理和生态食物系统所应用的网络分析软件，寻找在恐怖分子网络中的适应性“节点”。Farkash的算法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网络，不管是铁路管理还是电话交换。他们试图找出敌人最容易攻击的薄弱环节。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可能在使用类似的方法。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在三个车站，而按照电脑软件的分析，这三个站点恰恰就是整个地铁系统最薄弱的地方。伦敦的警方经过他们的模拟计算，发现攻击这三个车站是3.2亿个可能方案中的次优方案。恐怖分子似乎不可能通过随机选择找到这样的方案。

Farkash发现，一个恐怖团体可能会有数百名成员，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改变团体内部交流方式的技能，而这是在遭遇外部压力的时候最关键的地方。于是他将目标锁定在这些人身上。慢慢的，他找到了一种能够发现并隔离这些关键人物的办法。这究竟是什么方法？当我问他的一个同事时，他告诉我：“我真不想告诉你。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决定是谁。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方法是什么，那就是暗杀特定人物。”暗杀特定人物就是锁定在一个系统中最关键的那几个人，而不是试图摧毁整个体系。这是个费力费时的工作。为了暗杀一个特定的关键人物，以色列情报机构可能需要调动数百名人力，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也给以色列军方带来了一个伦理上的难题：比如说，为了杀死一个恐怖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可以容忍多少名无辜的平民被误杀？以色列国防部找了一群数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他们的计算结果是3.4个人。但是，没有人会对这个无情的数字和这种冷酷的任务感到高兴。这一策略经过不断的完善，发挥了超乎预料的效果。恐怖组织难以再壮大和进化。恐怖袭击的发生次数直线下降。

这给我们以启示。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档案库里，至少有数百个已经消亡的穆斯林恐怖组织的资料，它们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有些恐怖组织原本看起来很有可能成功：他们既有钱，又有很多愤怒的青年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它们没有成功呢？我们借用Farkash的哲学，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答案是这些组织缺乏适应能力。生存下来的组织，比如真主党、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与之不同，它们是非常有效率的组织。它们逐渐成长壮大。如果你能够阻止它们的进化，这些组织同样会迅速消亡。如果你能够了解或是哪怕感觉到它们成长或变化的原因，或许你就能击溃它们。但是首先，你必须好好的审视传统的反恐怖间谍都干些什么。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可以从外部看出来很多国际事务的真相。比如，如果你知道俄罗斯在东德布置了多少辆坦克，那么你很容易的就能推测俄国人的意图。Farkash的看法是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经常犯错的。这使得分析师们过分关注他们能看到的东西，而忽略了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他所倡导的方法是永远不要只关注一个变量。这个星期你可能关心的是叙利亚有多少辆坦克，下个星期你又会关注伊朗电视台最流行的节目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是观察什么在变化，观察一个社会的进展，并理解突然发生的变化会来自很多出人意料的地方（想想苏联的突然解体，或是安全气囊和电子游戏的结合）。这种新的观察事物的方式经常会让我们有新的洞察，比如Farkash就看到了恐怖组织中的“进化核心”。但是，到第二天，你就得按照这种方法，把所有的事物都重新审视一遍，以便找到新的变化。你永远也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想要知道的事情理解为固定不变的，这不是像你计划出去度假那样，把自己想准备的东西都列到一张单子上：内衣、游泳衣、太阳镜。武器检查专家David Kay有一次跟记者Bob Woodward解释，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你不能拿着一张单子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必须把这作为一项情报工作去做。先要去找人，不能先去找武器。你得先找伊拉克的武器专家、仓库保安、搬运工、可能见过这些武器的将领们、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这就是Farkash的策略：深入调查，找准那些变化的因素，永远不要用常规的思路问问题。

尽管Farkash是掌握直觉的天才，尽管他的绝地武师般的睿见带来了极大的成功，也让他难得的超然局外，但是，他的成绩只是个人的成绩。哪怕在以色列情报机构这个“小的”机构，他也没有办法让这种方法传承下去。他离职六个月之后，以色列向真主党发动了灾难性的2006年空袭。这一策略又是老的做法：瞄准看的到的真主党人，想消灭一个隐于无形的网络。真主党的对策恰如Farkash所预料的，他们在中途就改变了策略，新的通讯方式使得以色列难以追踪，新的作战方式完全超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预料，他们从未为此做过演习，甚至从未想到过这样的打法。以色列之所以战败，不是因为空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也不是因为间谍卫星的图片不够清晰，也不是因为以色列军用地图上标注的真主党碉堡和导弹发射基地不够准确。发动进攻的时候，以色列将军们以为他们对真主党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他们说：“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但是，他们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不是以色列的飞机，或是疲惫而未做好准备的地面部队的问题。是作战的计划出了问题。这次进攻瞄准的是真主党的外壳，但却根本没有对真主党伤筋动骨。Farkash跟我说，以色列军方的高层人士总是用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观察世界，这才是对以色列安全最大的威胁。这也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要看看自己是怎样看世界的，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

17. 沙山街上的大师

1999年夏天的一天，硅谷的风险资本家Michael Moritz接到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一个他多年前资助过的一个企业的创始人。他问Moritz是否愿意见一个正在冉冉上升的IT企业负责人。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在硅谷这个众多最有活力的信息科技公司云集的地方，做生意的时候还是经常靠熟人间的联系。一个朋友投资给另外一个朋友的公司，熟人们共同分享技术和新的点子，即使在他们互相竞争的时候，大家也一起做事。

Moritz当时四十多岁，是红杉资本的合伙人，这是硅谷最早的风险企业之一。Moritz在业界享有盛誉，因为他能够敏锐的洞察哪个互联网公司会有前途。打电话给Moritz的朋友跟他说起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小公司。这个小公司在强手如林的互联网产业，想要和Inktomi、Ask Jeeves以及很多其他的企业分一杯羹，也来做搜索引擎业务。Moritz每周都要见不下十余个可能值得投资的企业，他也听说过这个企业，于是就答应见面。这次见面让他印象极其深刻。尽管这个领域里已经强手环伺，但是Moritz还是决定向这家企业投一大笔钱。

从表面上看，这个决策是非常不明智的，跟硅谷投资界的很多传统理念都不符合。搜索引擎业务已经竞争很激烈了。在这个行业内站住脚的那些企业有数十亿的资金，可以雇佣最聪明的工程师，找到最快的搜索算法。在这个领域内，不仅有像Ask Jeeves、Yahoo！这样的大企业，还有来自媒体和软件行业的巨头，比如微软和美国在线。风险投资家要想赚取天文数字的利润，关键是要早早的进入一个行业，赶在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到来之前。来得晚，资助的又是一个做搜索服务的批发业务的小企业，这正是硅谷投资界数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避免的投资。不要说这个企业的管理者都是新手，两个创始人还都在斯坦福读书，也不要说这个企业的名字起得古里古怪，难以让人捉摸，最要紧的是，历史的经验昭昭在目。硅谷里面的其他十几个风险投资基金都没有理睬这家企业，一分钱也没有投资。红杉为什么要标新立异呢？不管别人的怀疑，也不管别人的耻笑，Moritz坚持给这家企业投了1250万美元。6年之后，Moritz在这家叫Google的公司里的股份已经价值数十亿美元。

我们会看到，Moritz身上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硅谷既像以色列，又像我们说的沙堆，这里充满了惊奇，也有无法预料的风险，一次失败的投资就可能导致倾家荡产。在创新行业，没有什么生意是永远安稳的。Yahoo!原本以为自己在搜索引擎业务稳坐钓鱼台了，但是很快就被Google颠覆了。摩托罗拉本来以为自己把持了手机芯片业务，很快，英特尔就来和它分享美餐了。硅谷是美国创新的心脏，在这里，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精神格外旺盛。但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投资者，在硅谷生存下来，必须面对和Farkash遇到的一样的问题：新的变化层出不穷，来自四面八方，来得出乎意料（比如可能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宿舍），却能搅得天翻地覆。怎样看待这样的世界，这是Moritz这样的投资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也是Farkash必须要思考的问题。Farkash的心得体会是要想了解沙堆，就必须深入到沙堆的内部，而不能靠卫星从外边照张照片。Moritz必须找到另外一种技能：在硅谷有上千家新成立的公司，有上万名工程师，有数十亿美元等待投资的资金，你怎么能知道哪个毛头小伙能改变历史呢？

Moritz给Google的投资成了一个神话。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决策非常出人意料。20世纪90年代，由于Netscape和Yahoo！给他们的早期的股东带来了上千倍的回报，风险资本犹如一块磁铁，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但过了大约十年，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也就是能超过S&P500指数，而且其风险要比股市高得多。无数个风险投资基金把砸到一些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你从来也不会用到，这些公司的管理者志大才疏。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里有85%最后都无疾而终，其余的项目大约能够带来两三倍的回报。看起来已经够好了，不过不要忘了，赚的这些钱，还得倒贴那些在失败的项目上浪费掉的数百万美元。

在这个高风险的烧钱行业，Moritz和另外一个风险资本家，之前在英特尔做过芯片销售员的John Doerr，犹如鹤立鸡群。Moritz和Doerr都在沙山路办公。这条路的名字也很有趣，这真是一个巧合，似乎在呼应Per Bak的沙堆理论。或许整个硅谷就是一个沙山。Moritz不仅力排众议投资了Google，而且还投资了Yahoo！、PayPal、YouTube、以及其他成功的企业。Moritz和红杉资本投资的企业一度占Nasdaq市值的10%。他曾经跟我说：“我不喜欢投资离我30分钟车距之外的企业”。就在他的办公室所在的Menlo公园周围，他发现、培育并帮助上市的企业，几乎是一个短线交易员的梦中投资组合。如果你觉得Moritz和Doerr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他们熟知科技前沿，是超级有钱的超级天才，那你就错了。也有些超级天才，比如微软的创始人之一Paul Allen，在20世纪网络泡沫时期也加入了风险投资行业。几乎已成规律的是，这些人都被无情的淘汰了。

Moritz很可能是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技企业投资者，但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是十分看重科技。几乎在每一个风险投资企业，都会有一大把来自加州理工学院或是斯坦福的博士，他们都比Moritz更懂得科技的新发展。Moritz是个干劲十足的威尔士人，他在牛津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年轻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当一位像Norman Mailer这样的大作家。后来，他在沃顿商学院读了工商管理。Moritz并非不懂科技，他也不是感到科技的发展不令人振奋，他和其他风险资本家不同的是，他不把科技看成最重要的因素。当他看硅谷或是看一家企业的时候，他的思路和大家不一样。有一次，有人问他：“你觉得哪个科技部门最令你兴奋？” 他说：“这跟我们决定在哪个领域投资是两回事”。

这种类似禅宗公案的回答，显示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如果是你我要建立一家风险投资企业，我们很可能会雇佣一批懂技术的工程师，再雇佣一批会做交易的金融专家。然后，我们很可能会大把大把的赔钱。Moritz的想法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里，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你会不会做交易，也不在于你是不是科学天才。他的这个想法让他每年都能赚上亿美元。成功的关键是很难预测，总是变化的环境与公司的相互影响。他所要做的是两者都关注，一方面不断的调整环境（这种机会相对要少些），另外一方面则要不断的，甚至粗暴的要求公司不断调整。Moritz的天分就在于他在做这些的时候，会领先于市场，而非被市场引导。他永不停息的不断打造和雕琢他的企业，硅谷的教训是公司一旦止步不前，就会被新的竞争者偷袭（比如Yahoo！），或是因为市场不再需要他们的产品而破产（比如Atari游戏机）他有一次跟我谈起对Google的投资：“在科技世界里，一年就是永生。别人认为是后进者的，未必一定永远落后”。他承认，当第一次给Google投资的时候，“没有人知道Google会变成什么，没有人能猜得到”。Google不是生而伟大的，它是慢慢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公司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和Moritz处理事务的方式是分不开的，也是和他观察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方式分不开的。

Moritz目睹了他的竞争对手犯下一个又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逐渐领会到，正是他们的专长害了他们。他们过分痴迷于技术，或是对互联网改变世界的能力过分自信。这里面有两个陷阱。第一个陷阱是，他们过度相信技术，总是认为只要有技术，企业就一定能成功，他们忘记了企业能否成功，要看其能否适应整个市场环境。第二个陷阱是，作为传统的科学家，他们习惯于把问题分成一个个部分，然后逐一解决。这些由工程师转变过来的风险投资家，习惯了在做数学题的时候把一个题目分解成不同的步骤，现在，他们同样认为，企业就是不同部门的总和。这是个致命的缺陷。Moritz自己首先承认，他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总是认为有了好的团队，加上好的点子，一切都万事大吉。事实上，如果是这样的测算，没有人会认为投资Google是个好的想法。Per Bak在谈到复杂的网络是说：“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无法孤立的被认识。在显微镜下观察每一粒沙子，都不会告诉你整个沙堆会是怎样的。从单个沙粒身上，看不出整个沙堆的特征。”如果你只是去看Google的技术，是无法判断这个企业的潜在价值的。我们必须学会从全局出发，观察所有的事物。

如果你不适应Moritz的风格，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无所适从。他经常迫使他投资的公司迅速转变。没有什么长久的计划。只有不断的交流、不断的试验。Moritz明白，好的公司是非常灵活的，而他要寻找的就是这样的公司。如果你的公司能够迅速转向，并且和Moritz一样更关注需求是什么，你就不会再像那些犯错误的企业一样，沉湎于自己的精妙的创新，但却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关心自己的创新。事实上，红杉资本投资的最成功的那些企业大多数都是自主创业，而且离Moritz和他的合伙人非常密切，这样就能让Moritz和他的合伙人能够确保这些企业按照正确的方式发展，犹如小树首先要打下牢固的根基。YouTube后来卖给Google的时候，带来的利润是原来的投资的数百倍。YouTube在其创建之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公司就设在离Moritz的大厅不远的地方。可以设想，如果你是个企业家，接受了Moritz的投资，你会很累很累。即使你是这个企业的CEO，你从头建立起来这家企业，但是你还是不清楚Moritz究竟想让你的企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辗转反侧，彻夜不眠，反复思考你的技术、你的创新点子、你的团队，你得绞尽脑汁的想，自己怎样才能战胜微软。Moritz所做的只是远远的监视着你。不过，如果你听从了他的建议，他会让你变得非常非常富有。

Moritz处理投资项目的方式，很像一个受过Evelyn Wood 速度训练的人，读书的时候一次阅读一整页的内容，而不是逐字逐句的读书。他在一个小时之内，搜集信息，查找数据，并能看懂一个企业家，换一个心理学家，花上一个月的时间谈话，也未必能了解一个人。Moritz的天赋在于他从不把企业拆开来看，而是把企业放在一个大环境下，从全局观察。他始终在观察所发生的变化：技术市场的演变、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软件设计的变化、芯片价格的调整、企业创始人情绪的波动。他的看法是，你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梦想：给互联网编个索引，让人们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但是，除非你不断的改进你的梦想，不断的更新你的设计，你的成功概率会非常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技行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升级换代，不管是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软件。这个世界没有正式的终极版本。正确的比喻是，这个疯狂的世界正在不停的升级：世界1.0，2.0，3.0，一直这样下去。

Moritz深知，要想让这个创新和变化能不断进行，需要一些神秘的，和技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素。比如说，企业家的个人性格就非常关键。Moritz具有一种大多数工程师都不关心的素质：他能和公司的创始人产生共鸣。他认为，你必须完全清楚的了解他们头脑中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即使他们可能会自我欺骗，你也要知道怎样纠正他们的偏颇。有时候，通常是那些最有才华的企业家来到的时候，你要能感受到，他们将要改变世界。一天下午，我和Moritz在他的沙山路上的办公室一起喝咖啡。他跟我说：“我最担心的是有一天，自己会失去这种知人的能力。我们最近犯的错误是，当那些企业家到我们这里之后，我们拒绝给他们投资，因为我们不能理解他们。我们不再能和他们产生共鸣，这真是个致命的错误。”他补充说：“如果我负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我最强调的就是要产生共鸣”。

18. 冒烟的瓦砾

当Mike Moritz说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科技，当Farkash谈到要研究叙利亚对待黎巴嫩的政策，才能了解到以色列可能遇到的风险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上了很重要的一课。他们提醒了我们，怎样才能学会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他们看到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往往深藏在角落，寻常的“专家”们往往看不到，也看不懂。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指导，教我们如何审视问题。在冷战时期，CIA的一份很有名的报告中写到：“情报工作并非根据一大堆证据，漫无目的地做推理、猜想、下结论。情报工作应该根据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循序渐进的做出判断。”但是，不管事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情报工作的确是根据一大堆证据做推理、猜想、下结论。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所以超越同侪的关键。Warren Buffet只有感到靠谱，可以在一个下午做出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决策，Steve Jobs能够用一种迥然不同的技术和设计，杀入一个看似无法攻破的市场。但是，无论是在金融市场上，还是在外交决策中，那种老套的、一步一步思考的习惯仍然占据主流。比如，保险公司告诉我们：“那些房屋按揭，跟我们的保险业务毫不相关”。在一个万物普遍联系的世界中，能够预知变化和动乱的信号，只能在看起来最不相关的地方找到。

Farkash说的对，像CIA这样的庞大的机构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的。几乎所有的大机构都无法理解这些。当反思为什么没有能够预测出1990年伊拉克会入侵科威特的时候，CIA也承认，他们一直在试图解一道错误的题目。一份报告指出：“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的几年，CIA始终认为，底线的判断是伊拉克不可能在近期进攻科威特。这个错误的判断主要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在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不可能在短短数年时间内恢复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种老式的分析只关注一个变量：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恢复了吗？CIA紧紧盯住这一个目标，越来越聚精会神，但是这个因素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还有一次让美国官员大吃一惊的是，1998年的一天早晨，他们突然得知印度进行了核武器试验。他们所关注的所有因素：印度政府的保证、高科技企业的兴起，以及和巴基斯坦的基本关系，都显示印度不会进行一场核武器试验。最早让美国人知道印度的核武器已经爆炸的消息的，不是CIA，而是CNN。狭隘的视野不仅会让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它会极大的束缚我们设想好的想法和政策的能力。真正的才华和鉴赏力，往往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无法企及的地方。

John Doerr可能是唯一一个在风险投资行业能够和Moritz旗鼓相当的人物。他有一次开玩笑的说，训练一个新的风险投资家，就像训练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你可能得花费数百万美元，但最后得到的往往是一堆冒烟的瓦砾。在硅谷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现实的情况比这更糟糕。Doerr的公司少说也花了上千万美元的资金培训年轻一代的合伙人，但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赶得上Doerr。Moritz的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Moritz有一次感慨：“从一个人的背景，很难看出这个人究竟适合不适合风险投资行业。我见过无数简历光彩照人，证书有一大摞的人，看起来似乎应该在风险投资行业混得风风光光，最后却都黯然下场。我也见过很多看起来根本不像能在风险投资行业生存的人，最后却做得风生水起。我们已经不再预测谁能谁不能再风险投资行业做得好了。”

训练这些年轻的风险投资家的最大的困难是很难教会他们，要像Moritz那样看问题，要胸怀全局，而非把公司拆成一个个部分，像做线性的数学题目一样求解。工程师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过分关注衡量CPU速度的处理器参数（MIPS），或是互联网的带宽。MBA们会失足，是因为他们迷恋“带核准的重整计划”（cram-down）或“棘轮期权”这些看似精妙的花招。这是致命的。在硅谷或以色列这样的地方，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机会是如此之新，根本就没有什么现成的专家。要是想看到风险和机会，唯一的方法是跳出窠臼。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改变经营你的企业的方式，或是收集情报的方式，最难的地方在于，这要颠覆数千年来西方的知识传统，要改变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的，想要认识一个事物就必须将之拆开，分而析之，然后才能认识到全局的观念。这种方法使得Moritz的很多竞争对手在2001年网络泡沫崩溃的时候纷纷破产。也是这种错误的方法，误导了以色列在2006年盲目相信其空军的力量，出兵黎巴嫩，误导了美国草率的出兵伊拉克，意味在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就能平定叛乱。我们误以为只要知道每一个部门都很安全，整个系统就会高枕无忧，于是，我们激进的放松对金融市场和初级商品市场的管制。没有看到全局，就匆忙行动，无异于自杀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了全局呢？我们就会成为商场上的赢家，就能得到深度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要想得到深度的安全，无论是为我们的国家也好，为我们的企业或是家庭也好，都必须首先改变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

19. 林中猛虎

在过去十年，实验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tt一直在研究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的。Nisbett谈到，他最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曾经和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生讨论问题，并发现在很多基本的问题上，他和这个中国学生有着极为不同的认识。他的学生告诉他：“我们中国人相信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而西方人生活在一个更简单化、决定论的世界里。西方人总是觉得他们能够控制一切，因为他们自认为了解决定事物行为的规律。”

Nisbett事后写到：“在这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普世主义者，关心的是所有的人类的思维的性质。”换句话说，当时，Nisbett和大多数其他心理学家一样，认为每个人基本上都按照一样的方式思考和推理。如果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那不过是因为受到了教育、家庭或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太多了，从弗洛伊德的时候，学者们就发现了过于自负的父母、贫穷的经济状况，或是一个人的容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事实上，现代心理学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深入挖掘，解开形成我们个性的密码。但是Nisbett越想他的学生说的话，就越是好奇。他感到，文化肯定会带来差异。但文化怎样会带来差异，居然很少有人研究。

尽管解释文化的作用非常困难，但如果你想寻找文化差异的证据，那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比如，Nisbett的同事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观察到，不管是跟孩子玩耍的方式，还是和孩子交谈的方式，美国母亲和日本母亲都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母亲会用更多的名词。她们会说：“看，那是小狗狗”。但日本母亲更多的强调相互的关系。她们会说：“我把它给你了，好，现在再给我吧”。美国母亲用的名词的次数是日本母亲的两倍。当他们测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的时候，发现东亚的孩子学会动词的速度是学会名词的速度的两倍，而且比同样年龄的法国和美国的孩子快得多，因为法国和美国的孩子正忙于学习各种各样的名词。Nisbett感兴趣的是，这些在早期教育中文化带来的差异是否会在人的一生中都有影响。比如，这能不能解释人们经常说起的，亚洲人更爱家庭，美国人更容易叛逆？

于是，从1993年开始，Nisbett开始了一系列的试验，这些试验提供了文化如何影响思维的最早的可靠数据。这是个有争议的研究。不管怎么说，研究文化会影响思维，似乎听起来像是要赞同文化会左右智力发展或个人潜能。批评者们担心，这样的研究会产生比如“亚洲人不懂得如何掌握民主制度”的结论。所以Nisbett坚持做计量研究，他和他的合作者们的研究成果都写到小心翼翼，生怕别人会把他们在实验室里发现的结论传播到大庭广众之下。但是，他们的研究的确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使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经常犯Louis Halle警告过，而Farkash和Moritz幸运的避免了的错误。

20. 看不到变化

2004年年末，Nisbett和他的两个研究生，Hannah Faye Chua和Julie Boland一起，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校园里招募了50多名研究生。这些学生中，有一半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另外一半是在中国长大的。做实验那一天，学生们来到Nisbett的实验室，先填写一个表格，说明个人的经历。然后，Chua会把他们带到一间实验室。实验室的桌子上有一个电脑屏幕，另外一端是个可以放下巴的垫子。旁边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架固定好的设备，可以追踪学生们的眼睛的运动轨迹。接受试验的学生坐在桌子面前，扣好固定的带子，把下巴放在那个塑料小垫子上，实验室里的灯就熄掉了。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投射出一个小小的十字架的图片，然后，每隔三十秒，就会出现一幅新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题是一个大的物体，后面是Nisbett所说的“现实主义的复杂的背景”：比如森林中有一只老虎，在鲜花盛开的田野上有一匹马。每个试验者都要看36张图片，每张图片出现三秒钟。每张图片放过之后，屏幕就变成白色背景，中间有个黑色的十字。接受试验的学生们需要盯住十字。当几秒钟之后，新的图片出来的时候，追踪眼睛运动轨迹的仪器就会记录下来学生们看的是什么，看了多长时间。然后，屏幕又变成白色，如此往复。

当学生们完成试验之后，Chua整理了他们的眼睛运动轨迹的数据，并发现一个奇特的特征。这个特征是如此之清晰，以至于她一开始以为可能在什么别的地方出了错。当观察出现在他们的眼前的图片时，美国学生首先会看图片的主题，比如马或老虎。当他们看到这个主题之后，就一直盯着它看，直到屏幕变白。但是，中国学生会首先观察整个背景，注视森林或是开满鲜花的草原。他们当然也会去看图片的主题，但是用的时间比美国学生短很多。Nisbett的结论是：“很难发现中国学生固定的观察图片主题的时间，显著的比观察背景的时间更长。”对西方人来说，这真是很奇怪。好比一个人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他的孩子的照片给你看，而你马上看到的是背景里的家具。

如果说美国人只盯住图片的主题，看不到其他的细节，可能会过于草率。不过当问这些学生都看到了什么的时候，很多美国学生的确能够更准确的说出来都看到了什么，比如马、汽车、海豚等。中国学生常常会记不起来他们看到过什么，但是他们更容易回忆起背景的细节。Nisbett和他的同事通过改变图片的背景，常常会让中国学生上当，承认他们没有看到过曾经出现的事物。比如，先把一匹棕色的马放在田野，或是溪流、森林的背景下，然后再把这匹棕色的马放到街景的背景下，当你问中国学生他们之前是否看到过这匹马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都说从来没有见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Nisbett的猜测是：“东亚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网络中，需要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因此，他们会更关注情境，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沟通。相反，西方人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约束较少的社会中，西方文化强调的是独立性，因此这使得他们不太关注情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在一个情境日益重要的世界里，西方的观察方式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利条件。但是，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含义，这对我们思考整个世界的方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你见过中国的山水画吗？如果你见过用传统手法画的山水画，你会看到朦胧的山峦，缭绕的云雾，远处的一泓清水。山水画中出现的人物或动物都很渺小，在周围雄伟壮阔的自然山水之间，简直就是轻轻的一点淡墨。这体现出，在中国的哲学和艺术中，大自然远远比人类更值得敬畏。自然是不断变化的，从一种状态忽然转变为另外一种状态，从不听命于我们的意志。在下雨天，不管我们有多么想到户外野餐，也无济于事。换言之，情境是最重要的。这也是Moritz，Farkash，或是Gertrude Stein的想法。最珍稀的中国山水画，不在于想照片一样准确的复制世界，而在于它们能捕捉自然环境的变幻莫测，能体会自然之中的冲突和演化。伟大的中国山水画，是专门为情境变化留下的快照，它们刻意的要使人敬畏。

这种强调要审视我们身边的一切的看法，和西方的先入为主的观察方式迥然不同，这也揭示了东方人思维的一个特异之处。Nisbett的研究中也说明了这一点。西方的科学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也是可以被主导的。但是，中国的古代思想沉迷于自然的神秘而不可探究之处。中国哲学中的一部奠基性的经典著作是《易经》，这是一本专门讲变化之道的书。从书名就能看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时不刻不在变化着的环境之中。最著名的转换就是阴和阳，山水画中也体现着坚固的山崖和流动的溪水之间的平衡。有了这样一种世界观，把世界总是看做变动不居的，当然你的眼神也会不断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你时刻都要准备着，看到什么时候会出现变化。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这个概念被称作“几”（incipience）。研几被认为是最高的智慧。那些来自中国的研究生之所以眼睛不断跳动，来回观察Nisbett的图片中的背景，说明他们竭力想收集信息，以便更好的了解围绕着图片主题的背景。这是因为，由于在很深的层次有一种编写好的指示他们的眼睛运动的程序，使得他们相信，情境会提供未来变化的线索。如果你在周围的世界里只盯住一点，那么你的见微知著的能力就会逐渐退化，变得毫无用途。

美国人总是把主要的时间花在盯住焦点上，他们肯定是认为，焦点才是关键。想象一幅西方的油画，你可能会想到，一艘劈波斩浪的军舰，或是Botticelli画的维纳斯的诞生。对个人力量的崇拜，对个人自我决定的迷信，是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但这使得我们在观察世界的时候目光狭窄。比如说，在Nisbett的图片中，老虎只占屏幕上的25%，但是西方的学生会花80%的时间盯住它不放。我们觉得，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一幅图景中，焦点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只会盯住一点。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围绕着焦点的周围的细节。在另外一项研究中，Nisbett从另外一个角度做了实验。如果焦点的事物不变，但环境改变了，美国的学生会注意到吗？比如，假设马还在中心，但是环境不再是春天的野花，而是秋天的红叶，美国的学生会有什么反映呢？接受试验的大部分美国学生都没有注意这一变化。当涉及情境的变化的时候，美国的学生对变化会视而不见。

21. 呆滞的注视

这一重要的洞察揭示出我们的习惯中有些令人不安的地方。如果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看不到图景的75%的部分，不难想象，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杀式的判断。如果你只是盯住一个目标，但是忽视了其周围纷乱而狂暴的力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将会非常狭隘，比如，我们可能会只关注萨达姆，但忽视了伊拉克国内各个部落之间的竞争，我们可能仅仅关注到救助银行，但是却忘记了房屋所有者的真实需求。这就好比看橄榄球比赛的时候，只盯住场地的35码线。让我们看看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国防部都是怎么制定战略的吧。他们的方法是所谓的“根据威胁制定计划”，先找到一个特定的威胁，然后制定预算，培训，组织人力物力，似乎这样就能及时的转危为安。这一方法听起来很有道理。解释起来很容易，做准备的时候也可以按部就班，还能给国会和公众提供一些极其有说服力的故事。但在实践中，这种做法只会带来灾难。如果是在和平年代，这种做法是在制造浪费，让军队疲于奔命，应付一些从来不会发生的冲突。如果真的打起仗了，战争从来不会像这种根据威胁制定的计划那样，想想我们在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重建中遇到的麻烦吧。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主动调整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明白，它无法预知未来要面对的危机，但是却时刻准备着应对最糟糕的意外事故。正如一份兰德公司的报告所建议的，最好是把国防部设想为一个投资组合，不断的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和重组。在这种投资组合中，真实而容易操作的流动性管理应该比长期固定投资更重要。有几位学者曾经提出“有适应能力的国防”这一概念，但都如泥牛入海，全无回复。历史学家Martin van Creveldzai 回顾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总结了成功的国防和失败的国防，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到，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和现代战争基本上毫不相干。事实上，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以及其与现代战争的相关程度是负的。”我们的军事计划只会盯住一点，而不会注意到变化。难怪他们总是感到吃惊。举个例子，你拿起最近的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就会发现里面没有“共鸣”，也没有关于增加我们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介绍，不谈金融恐慌，也不谈全球疾病。这份报告津津乐道的是我们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但对我们如何改变自己的体制却惜墨如金。他们疯狂的向一个单独的目标暗送秋波：恐怖主义，就像那些美国研究生迟疑不动的盯住一个目标一样。天知道我们都忽视了什么内容！

Nisbett喜欢提起一位日本的历史学家渡边雅子（Masako Watanabe）的研究。渡边雅子观察到日本和西方的教师在教授历史的时候方法非常不同。美国的老师似乎一开始就强调历史的结局。这种方法把历史当做烹饪，好比如何一步一步做蛋糕。还记得中学时候常考的题目吗：“请列举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五个原因。”但是，渡边雅子注意到，日本的教师却并非如此。他们关心的不是结果，而是历史的情境，就像一位中国的画家渲染山水的轮廓。日本的老师们让学生们设身处地的考虑历史人物所处的场景，去体会他们的感受，理解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可以选择的策略。要是按照这种方法，就不会把学历史当成做蛋糕了：三勺革命加上一勺宗教斗争。历史是从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日本的教师认为，如果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真正的理解历史，那么评分的依据应该是“他们和历史人物产生共鸣的能力”。日本教师教授历史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这种方法还有一个隐含的信号：过去，当日本人盲目、狂热而无情的想实现自己的野心时，这个国家就变成了灾难的源泉。

共鸣。这是Moritz最害怕失去的东西。这是Farkash想要教会他的间谍和战争决策者的东西。他们认为，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你应该想法设法和自己的情境沟通，你要睁大眼睛，开放心灵，乐于接受令人不快的观念，甚至要设法去体会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的感受。只有这样，你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去发现那些可能发生变化的重要事物。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Philp Tetlock注意到了这种不断探索的精神和不停的更新你的世界观的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开始做关于政治预测的研究，并发现了后来被他叫做“狐狸和刺猬的差异”。这个术语源于英国哲学家Isaiah Berlin。伯林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家。一种是刺猬，知道一种重大的事情，一种是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伯林写到：“柏拉图、卢克莱修（Lucretius）、帕斯卡、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归为刺猬，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Erasmus、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和乔伊斯大体可以归为狐狸”。Tetlock和他的团队采访了数百名经济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并请他们对近期（未来五年）做出预测。然后他们把这些专家分为不同的类型：乐天派和悲观派、左派和右派、狐狸和刺猬。随着时间的推移，Telock和他的团队开始审视当初的预测，看谁的预测最准确。他们发现能够分辨谁预测准确的最好的标准就是刺猬和狐狸。Tetlock写到：“刺猬的预测似乎最不准。他们是知道一种大事的专家，因此很容易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的解释力夸大，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指点江山。”预测的比较准的是狐狸们。他们对历史的类比总是抱有怀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喜欢用概率论的模式，更容易不断调整其模型。

Tetlock认为，并非是因为狐狸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知道得更多或更少。毕竟，他们也是专家。他们获得知识和更新知识的方式才是决定差异的。他们的好奇心领域越宽广，越是像那些目光灵活的中国研究生，预测就可能越准。Tetlock写到：“我们总是认为知识能够提高我们的准确性，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当知识增加的时候，其边际收益是递减的，而且，当知识太多的时候，反而会妨碍我们的预测。”他感到，问题出在哪些刺猬型的专家太急于下结论。他们只关注一件大事，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完全认识这件事物，而且以为这样就能够获得最终的全面理解，好比他们用笔完成了《纽约时报》周末版的填字游戏。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化、难以预测的世界里，追求全部知道的本能是致命的。有时候，刺猬的固执的确能够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尤其是涉及重大变化的时候。但总体来说，他们远逊于能够快速更新的狐狸。代价也是巨大的。Tetlock在他的《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写到：“当刺猬们犯错误的时候，他们犯的是巨大的错误”。他列举了一些刺猬们的错误预测：他们预测一些仍然存在的国家会分裂（加拿大、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他们预测会出现好几次核战争、他们预测政党制度会终结、他们在1988年就预测会出现经济崩溃。

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诚非易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一只小刺猬。我们渴望能够一次就全部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不仅仅代表了Nisbett和他的团队发现的那种现象深植于我们的大脑之中，而且是因为想要不断的改变观点和态度会让我们筋疲力尽。能够坚信一件事情总是能够让人感到安心的，即使你坚信的是加拿大会分裂。但是，事实求是的说，世界正在不断变化，而且变化得越来越快。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搭配，世界变得快，我们观察事物的速度慢，这无疑会带来灾难。养成不断寻找新思想，甚至试图和我们的敌人形成“共鸣”，是有些违反常规，甚至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但这是防止自我毁灭的最好的方法。乍一听起来，试图去理解一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的想法，一个流氓商人的梦想，那些处于赤贫状态的无助的人们的恐惧，或是和一个真主党的领导人坐在一起，想理解他的真实想法，似乎非常奇怪。但是，不要忘了，最成功的以色列将军之所以能够功成身退，是因为他能够理解加沙地带的毛拉究竟在想什么，一个最杰出的风险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富可敌国，是因为他有办法钻到住在宿舍里面的23岁的大学生的头脑中，知道他的梦想。Farkash，Moritz，那些中国研究生，还有像狐狸一样的专家们，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越是用简单化的思维去理解复杂的世界，我们越难把握全局，越容易遇到风险。

Per Bak有一次感到很好奇，当他的沙堆越来越高的时候，该怎样记录发生的变化呢。他感到，我们不可能把沙粒一颗颗分开，也不能把沙堆分成一部分一部分，也不能干脆不管它，寄希望于找到一个数学公式直接求出答案。这都不管用。他写到：“一开始，当沙堆很平的时候，从单个沙粒的角度出发，做局部分析是可行的。但当进入了关键时期，沙堆中的沙粒会彼此相互作用，只有从沙堆的整体出发，做全局分析才是有用的。”万物皆有联系。这使得简单化的分析非常非常危险。无论当我们制定外交政策，管理全球金融，或是制定生态项目时均如此。你不能让目光长久的停滞在一个事物上。你不能像美国那样，到了一个像伊拉克这样复杂的地方，居然在三年之内都不修改计划。事实上，美国人到了伊拉克之后，使得这个地方的局势更加复杂。你也不能再面对一个像中国这样迅速变化的国家时，时隔十多年，还不在最基本的哲学和战略层面反思，究竟需要它们做出什么样的变化。试图用30年前的方法解决核扩散问题同样是很荒谬的。我们稍后会看到，如果是Farkash或是Moritz，他们会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能知道，如果你听到我们的领导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是只针对一个目标，比如救助银行或是杀死本拉登，你就应该感到担心了。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要求我们的领导人提供如此简单化，只顾一点不顾全局的政策。我们应该期待，好的政策就像Moritz时刻改善着的那些软件公司能够提供出来的产品一样。

尽管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让我们更难做出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做出分析。Moritz和Farkash就是这方面的天才。如果你能够掌握深度探寻的能力，那么它将给你带来你想要的一切。Bak曾经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把自己解放出来，不应该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他不是说，我们要忽略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说，我们要看到事物可能会变成什么。沙堆会怎样变化？我们的孩子会怎么变化？物理学会怎样变化?我们的世界会怎么变化？Bak了解的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都能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改变思路，真正的创新工作才会开始。

第八章 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22. 恐怖的平衡

1960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Henry Alfred Kissinger 完成了一本关于美国外交的书，书名叫《选择的必要》。当时，基辛格37岁。这本书的题词是“献给我的父母”。那时，基辛格已经是哈佛的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他在学生中深受欢迎，很多学生甚至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专业和事业的方向。这本书是基辛格1957年的著作《核武器和外交政策》的续集。之前的那本书已经为他赢得了盛誉。他在华盛顿的名气和在哈佛的名气一样大。大家都觉得他才华横溢、目标远大，对历史事实信手拈来，而且懂得如何以史为鉴。在《选择的必要》硬皮书的封底，有一段宣传语：“这是一本每一个有心人都需要阅读的书，这本书能够让你明了新闻标题背后的事实，即使不能完美无瑕，这本书仍然能告诉你我们面临的选择。”1960年秋天，John Kennedy刚刚竞选总统成功。他的助手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基辛格在哈佛的同事，他马上向肯尼迪参议员推荐了基辛格的新书。

《选择的必要》这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即那些“新闻标题”之后的问题，令基辛格深感不安。他认为，美国人必须认真思考，如果苏联向美国发动核袭击，美国是否能够遏止苏联的行动。他感到，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美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美国的导弹部署是有问题的，美国没有足够的导弹能够迎击来犯之敌，并发动毁灭性的报复还击。美国的盟友过于弱小。美国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比如从军备控制到处理和很多刚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一塌糊涂。美国人在心理上很可能不像苏联人那样坚定不移。比如，基辛格谈到，当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时候，美国受到苏联的震慑，只作壁上观。这说明“我们不愿意为胜利付出代价”。基辛格认为，不能觉得美国所缺的只是威慑能力的“缺口”（gap），只是缺少些导弹，就像工厂缺货一样，回头慢慢把它补上就行。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他写到：“威慑能力不会有缺口。要么你有威慑力，要么你没有。没有给我们留下犯错误的空间。一旦犯错，就会铸成定局。一旦对手发现进攻的收益超过受惩罚的代价，威慑就会马上失效。”这非常令人恐惧，尤其是，一旦美国的威慑失效，可能面临的将是核战争，或是苏联无休止的敲诈。

《选择的必要》一书的核心思想，后来经过基辛格和其他人的发展，成为著名的“缓和”（detente）策略。这种策略主张，美国的“民兵”洲际导弹应和苏联的SS洲际导弹势均力敌，哪一方也不能保障安全，但是谁也不会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这种冷酷的平衡至少有一个好处，它使得超级大国专注于一个最基本的计算，而这也是国际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才能防止其他国家进攻你？

你或许已经看出，在我们这个革命的年代，这一思考是有局限性的。在过去数百年，思考国际安全问题时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威胁使用暴力，可以换得安全。这种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中流行的“我家的狗比你家的个头大”的理论，带来了像基辛格在20世纪60年代所担心的那种军备竞赛。在一个充满了意外的世界，这样的逻辑更加难以控制潜在的危险。如果恐怖分子急切的渴望舍身就义，如果航空飞行使得人和动物交叉感染得了疾病并广泛传播，我们有什么办法“遏制”呢。金融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金融工具，你得有博士学位才有资格讨论这些工具究竟是怎样操作的。这种复杂金融工具泛滥成灾，带来了金融恐慌，而这是难以预测，更是无法遏制的。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崛起，你如何遏制？印度的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你如何遏制？墨西哥的水资源日益短缺，你如何遏制？在某些国家出现的魅力四射的独裁者，能让人民热血沸腾，你如何遏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野火烧不尽的不可遏制的事件早已有之。比如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大流感。现在的新变化是，这些威胁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当我们试图去管理或控制它们的时候，它们早就和其他因素混搭起来，变成了新的风险。

物理学家称这种不能模型化、不能改变或取消的复杂性为“不可约的”（irreducible）。它们不仅不可约，而且总是完全崭新、从未见过的。传统的研究静态系统的方法是靠观察、靠历史经验、靠试验记录，甚至是靠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总是靠过去的经验推断什么管用。但是，如果你总是遇到不可思议的事物，当这些不可约的复杂性每隔几个月都会带来一次“百年不遇”的事件，你该如何办？这就需要讲到下一个变革，这也是创建深度安全必不可缺的。

23. 折断的尺子

学习如何思考深度安全，意味着我们要摒弃过去的观念，不能再以为我们能够威慑可能遇到的风险，相反，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有灵活性，以便消解任何可能来到的冲击。在21世纪，想要保住不断变化的个人工作，想要维持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性。我们可以把灵活性定义为，一个系统在完全崩溃，无法再回到原有的状态之前，能够吸收多少干扰。设想一个塑料尺子。你把它折到多弯，它才会断裂？或是一个生态系统：你把森林中的树木砍掉多少，动物就会死亡？灵活性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你和你的配偶吵多少次架，才会闹到离婚的地步？一个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能够承受多少的宗教狂热，才不会完全失去民主政体的特征？一场恐怖袭击会不会导致债券市场上的恐慌，大家纷纷抛售国债，带来经济衰退，最终导致国内暴乱？当一个系统掉下悬崖，遭遇巨大的灾难之后，它是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科学家称之为“迟滞”（Hysteresis），这个词源自古希腊文中的hysterein，意思就是晚了。当一个系统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再想做什么都晚了。2008年夏天，美国投行的倒台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投资银行尽管坐拥万金，但是一旦遇到金融冲击，而且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金融冲击，没有一家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抵抗突然到来的金融冲击。折断的尺子永远断裂了。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除非你亲眼目睹，你很可能会觉得不可想象，真正的灵活性能够从看似灾难的境况中获得胜利。还记得吗，Farkash发现，成功的恐怖组织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们在压力之下不断变化。它们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其面对不可预期的变化，不断完成自我的进化。它们不会轻易被折断。它们因为压力的存在而变得强大。它们从灭顶之灾之中吸取力量，同时不让自己被冲刷掉。如今，我们的灵活性非常不够。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灵活性缺口”。这不是像基辛格和他那一代冷战时期的战士担忧的那种导弹的短缺。他们当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是，要么你能够遏制对手，要么你就要失败。如今，我们也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在正常和突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是一旦我们跨过界限，就无法再回去了。想想戈尔巴乔夫和雷曼兄弟的那些失业的银行家们吧。当年，基辛格和他的同事们必须懂得掌握威慑的艺术，如今，我们必须学会培养灵活性。

24. 意外的灭绝

设想你和你的家人住在湖边。湖里的鱼是你们全家的食物来源，也是生计来源。你本能的知道，这个湖里的鱼可能会遭到过度捕捞。要是有一年你每次打鱼，都满载而归，想打多少鱼就有多少，那恐怕就是你能捕到鱼的最后一年了。可是你还得靠打鱼为生，你还是得尽量多打鱼，不过不能过度。在野生动物管理中，过度捕猎是最大的风险。对于所有的稀缺资源，这一问题都是要值得关注的。如果你只能靠雨水，恐怕洗澡的时候就不会用那么长时间了。所以，可以想象，你会在捕鱼的时候小心翼翼。

让我们再假设你非常熟悉俄罗斯生态学家F. I. Baranov在1918年提出的关于过度捕猎的数学模型。他的模型提出了“捕获量方程”，这一模型带来了思想上的革命。他的工作激发了一批美国生态学家，提出了“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简称MSY）的概念。野生动物管理被简化为一个方程。MSY的思想是，如果你仔细调查你的湖泊，记录下湖中有多少养分，鱼群的生长速度是多少，你最初的捕鱼量是多少，并加上其他一些变量，你就能计算出这个湖泊的自然“替代速度”。正如加拿大生态学家P. A. Larkin所说的，“每个物种每年都能产生一定的可收获的剩余，如果你的捕获量恰好这么多，也不多，也不少，那么就能一直持续下去。”靠着这个可收获的剩余，你就能供养孩子上大学。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MSY被广泛应用。当时，当人们想到大自然的时候，考虑得最多的就是物种保护。很快，这一思想就被应用于保护从太平洋的大比目鱼到智利的鲑鱼等物种。它成了国际谈判的基准，也成为限制娱乐性钓鱼的标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遇到这种“最多只准钓三条鱼”的规定。MSY似乎提供了商业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一个学者后来注意到，因为有了MSY，美国的河流湖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做一个渔业生物学家是非常惬意的，因为你的工作太简单不过了。你只要计算出来最大可持续产量，就万事大吉了”。现在，你知道了这些之后，就会赶紧回家，在自己的湖里照章行事，仔细的计算出自然替代率，然后根据计算出来的结果确定精确的捕鱼量，从来不逾越你计算出来的特定数量。

然而，正是由于你遵循了这一规则，你很可能会吃惊的发现，湖里的鱼不仅没有越来越多，反而急剧的死亡了。

当地球上一些被认为是运转最良好的生态系统突然出现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现象时，MSY理论破产了，这对生态科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MSY在理论上看起来非常完美，既得到严肃的生态学家的认同，也能够为渔民所接受。当实施MSY的结果反而是杀死了其本来计划保护的动物时，就像看到一架设计最精良的飞机突然坠毁，化为熊熊大火一样令人心痛。但这样的悲剧却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了。从某种角度来看，MSY的好处是很容易被理解。后来，科学家也承认，这有点过分简单了。按照MSY的思路，湖泊就像一个工厂：投入品是各种养分，产出品是鱼。在这种模型中，是不可能出现非线性的崩溃的。科学家们对模型进行了返工，更细心的考虑投入品，重新计算数据，结果，出现了更多的物种灭绝。MSY的失败，让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渔业公司都震惊得长久无语。时隔数十年之后，C. S. Holling回忆到当时的情景时说：“这对理论界和管理者的冲击是巨大的”。

Holling是最早指出MSY理论的致命缺陷的学者之一。他在1973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生态系统的灵活性和稳定性》，里面写到：“如果我们面对的系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同时会经常遇到不可预知的因素，那么，其行为的稳定性就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其关系的稳定性。”Holling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很多变化的部分，我们可以完美的追踪可以测量的事物：比如一个图书馆里有多少本书，或是你一天需要摄入多少食物。但是，当每天都会出现爆炸性的变化时，这样的测量还不如没有。湖泊看似平静，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更深、更隐藏的复杂性。湖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无法仅仅用几个变量就能描述出来的。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们能够很快测度的事物，而是那种既可以使得湖泊生机勃勃，也可以使得湖泊变成一潭死水的奇怪而混乱的相互联系。湖泊中的某种活力，既能够有效的防止MSY理论想要避免的物种灭绝，又会偶然的触发这种灾难。在这样的系统中，你能够测量的影响因素和你无法预测的影响因素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是：湖泊生态系统中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湖泊生态系统会以多快的速度根据外部冲击调整自身？湖泊中的食物链受到多大程度的扭曲，才会像尺子一样彻底折断？简而言之，我们必须知道，湖泊的灵活性如何？

Holling的大胆想法是，导致湖泊物种灭绝的因素是系统之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看似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所以没有科学家想过要研究它们，或是把这些因素加入他们的模型。Holling在他的研究中调查了上百个湖泊，他发现，随着湖泊中捕鱼量的增加，会吸引更多的渔民（暂且假设还没有到过度捕捞的地步），更多的渔民会留下来更多的垃圾，而垃圾会堵塞排水道，并引起槐叶萍的减少，以槐叶萍为食的鱼群数量就会减少，但这些鱼恰恰是MSY模型中设定为“目标”的鱼群的主要食物来源。没有人会想过：一个湖泊能承受多少脚印？Holling写到：“能够带来最大可持续收益的那些措施，可能恰恰会增加物种灭绝的概率”。但是，多年以来，MSY反而变得越来越流行。生态系统的管理者之所以对其着迷，是因为其看起来很像科学。在纸面上，MSY的方程无懈可击，但是，在实践中，MSY却带来了灾难。

Holling还看到了让人乐观的另一面。他经常发现，在大自然中，有很多系统能够在巨大的外部冲击（如森林大火或地震）之后，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的恢复生机。物理学家Murray Gell-Mann专门研究这些现象，他称这种能够在极端的压力下起死回生的复原力为“复杂适应性”（complex adaptation）。Gell-Mann说，我们在家里用的恒温器代表着一种“简单适应性”，它总是想把温度保持在一个特定的水平：“温度太低，温度太低，温度太高，温度正好，温度又太低了”。这种系统几乎没有任何灵活性，但却非常有效率。危险的是，当这种系统遇到新的或是令人困惑的事物时，它们就会崩溃。威慑理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威胁我太多，我就反击”。这一系统必须在三秒钟之内做出决策，当你看到雷达上的导弹信号，就必须发动报复性袭击。超过这三秒钟，这一逻辑就毫无作用。比这种开关式的反应稍微好一点的，是Gell-Mann所说的“专家适应”（expert adaptation），这一系统依靠一个事先决定好的模型，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应对严肃挑战的最佳策略。这就是Simon Levin参加的那个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讨论会，一群专家要想出最坏的结果，然后找到最佳的应对之策。但这一系统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超越了你自己的想象力或是你过去的经验，这一系统就不再管用了。Gell-Mann最推崇的是复杂适应。这就像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们不仅反应，而且会不断学习。采取简单适应的蚂蚁们，不把一个地方的食物耗尽，就不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采取复杂适应的蚂蚁们则会根据环境的变化，选择高营养和低营养的食物。你可以设想，在艰难的环境中，哪种蚂蚁能够生存下来。

我之前说到，灵活性既能够让我们保护自己，又能获得混搭创新的收益。我想说的就是这种能够自我学习的复杂适应。灵活性使得我们能够在遇到恐怖的最紧迫的关头（事实上，我们目前就处在这一境况），仍然能够不断的学习和改变。这是战场上的勇气，我们冒着炮火，仍然能够不断冲锋，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们已经具备了遭受袭击仍然会奋勇前进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提前让我们的系统变得有灵活性，好比要在疫情到来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从实践的角度讲，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扩大和世界的相互联系，这样才能更好的学习新的技能、建立新的关系。错误的做法则是，把我们的战略仅仅局限于几种可能的致命威胁，或是仅仅依赖于几种计划或政策。Holling在一篇论文中的表述，非常准确的描述了我们未来的安全观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基于灵活性的管理策略，应该是强调让可选择的方案尽可能开放。如果按照这一思路，重要的就不是有充足的知识，而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无知；不是假设未来是可以预测的，而是要明白，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当我们面对令人惊悚的生物恐怖主义时，最需要的或许并不是储备反生化武器的疫苗，而是要建立一个耐用、有效、覆盖广泛的国家卫生体系。为了应对金融风险，针对某一特殊类型的金融机构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提高国民储蓄率，而非用政策鼓励私人盲目借贷。灵活性把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推到了前沿。如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领导人都能以灵活性为目标，我们就应该把庞大的国民支出计划从短期的经济刺激转变为投资建立一个能拯救我们生命的安全系统。

当Holling，Levin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深入研究生态系统的时候，他们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不管是股票市场也好，还是国家也好，所有的复杂系统，都包含着按照不同的时间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科学家称这些系统拥有“宽广的时间跨度”（broad timescale）。森林中虫子的生命是以小时计的，鱼类的生命是以周计算的，树木可能会生长上百年，岩石能存在数百万年。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区分何为始终。死去的树木在森林的生态系统中仍然能发挥数十年的作用，为动物提供营养和藏身之所。从它们死亡的树干中，会有氮泄露到土壤中，为新一代的植物提供养分。一个最常见的生态学错误就是，走进森林中，把所有的死木都搬走，以为其毫无作用了。在19世纪，过分热心的德国自然主义者就曾经这么做过，他们把死亡的树木全部清扫干净，但是无意之中，却让国内的大部分森林最终消失。过了很久，他们才意识过来，原来腐烂的树木和正在生长的树木是同样重要的。

Levin和Holling发现，最有可能导致发生巨大转变的因素不是短期因素，比如你每天捕多少鱼，而是那些变化很慢的因素。事实上，尽管往往看不出来，但快速变化的变量，如海边沙丘上沙粒的运动，或是湖泊中鱼群数量的变化，可能会受到缓慢变化的变量的影响，比如温度的变化或海平面的变化。比如，耶鲁大学生态学家Lisa Curran在她关于东南亚婆罗洲（Borneo）的森林的研究中，发现对当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破坏并非来自对森林的过度砍伐，而是由于去森林化和厄尔尼诺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厄尔尼诺是一种时间跨度为数百年的缓慢的气象现象。受到当地现代化的影响，厄尔尼诺不再是一种一百年内出现两次的能提高肥力的有益现象，而成了“一种有破坏性的区域现象，能带来干旱，并增加森林大火的概率”。对于所有的复杂系统来说，这一逻辑基本上都成立，不管是自然生态系统，还是我们需要应对的金融市场，恐怖分子的基地，或是毒品贩子。能够持续时间最长的因素，往往对一个系统的影响最为深刻。但它们往往是我们忽视的因素，因为它们的变化看起来那么缓慢。

Holling曾说，灵活性或许是复杂体系中最难以捉摸的谜。你可以不停的环游世界，追逐变化最快的那些变量，试图解决表面上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发射导弹、杀死恐怖分子或是管制疾病。但是，如果你和深层次的缓慢变化的力量没有接触，那么你一定会失败的。如果你能够接触到这些力量，你就能学会如何利用混沌，并让自己变成一个复杂适应的体系。于是，最危险的袭击也会变得可以应对，好比我们在森林中有意放一些小规模、可控制的火，为的是烧掉足够多的灌木，以便防止更大的森林火灾的蔓延。单个的树木，或是鱼，或是人，可能会死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将最终生存下来。这就是经济学家Raghuram Rajan的观点。他在2004年批评美联储的政策总是想力保经济增长，结果是破坏了金融体系发展应对危机和衰退的工具的能力。拉詹写到：“或许格林斯潘主席应该受到指责的是，在他的任期内，我们只有两次温和的衰退。或许，我们应该在临睡之前祈祷： ‘主啊，如果要有冲击，让我们的冲击来自不同的方面，而且让我们的冲击都是温和的冲击吧，这样我们就能给我们这个体系来个压力测试。’”

这就是深度安全。它会出现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

25. 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我们走在通往西顿（Sidon）的公路上，路上的汽车走得很慢。在城南的这段靠近海边的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地方柏油马路突然中断，一条大约十英尺宽的狭窄通道布满了辙印，从两个巨大的以色列炸弹的弹坑之间穿过。这段公路总是不时要被修补，但这个地方似乎成了地球上的一个孤寂的角落，历史的仇恨总是会摧毁效率。每当以色列开始轰炸黎巴嫩的时候，这段大约一英里长的公路总是会成为目标之一。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黎巴嫩人，似乎都觉得这样的轰炸来得太频繁了。

我们感到有点累了。天气十分闷热。路上尘土飞扬。我们路过在联合国缓冲区和以色列边界之间散落的一座座愁云密布的小村庄。尽管我们尽量的想让自己高兴起来，但是沿途的风光令人黯然神伤。弹痕累累的山岗、几近干涸的蜿蜒小溪、纵横交织的脚印、七零八落的坦克陷阱，这一切就像一幅悲凉的拼贴画。当我们驶过弹坑的时候，汽车在路肩上忽上忽下的颠簸。我向前望去，看到了真主党司机的后脑勺，他的脑袋因为出汗，已经显得雾气氤氲。

我们在汽车后座，把车窗都摇了下来，似乎是要和外边蒸笼般的空气和飞扬的尘土讨价还价。我们没有空调，这样的谈判结果，取决于你究竟是想要汗流浃背，还是在扬尘中咳嗽不已。一位真主党人和我争论不休。我们争论的是一个只有在阿拉伯世界才能有人和你辩论的话题。我们已经在路上累得人仰马翻，黎巴嫩咖啡也没法再提神了。我们的谈话简短到只蹦出来几个字。“Ted Turner”，他狠狠的盯住我，好像象棋大师下出了将军的一招，“犹太人”。

到这时候，我也变得惜字如金了。 我说：“不。Ted Turner。圣公会。”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Ted Turner信什么教，但是我知道，这不重要。我们其实说的是CNN对中东的报道。真主党人视CNN为妖孽。为什么他们不来采访我们？为什么CNN连篇累牍的报道对以色列的袭击，他们怎么不报道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呢？最后，真主党干脆自己搞了个电视台，Al Manar。那还是在半岛电视台没有问世之前的时候。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向全球播放，而且一向标榜客观中立。Al Manar才不管这一套，他们视自己为CNN频道在中东的解毒药。Al Manar的节目中还包括了伊斯兰rap音乐：一群真主党士兵从我们刚刚经过的小镇穿梭而过，潜入夜色之中。尽管在真主党看来，Turner时不时的也会批评批评以色列，以便为自己赎罪，但是，在Hassan看来，这一切都是徒劳。当我们在那个酷热的傍晚，蜷曲在后座上，驶往贝鲁特的时候，他想要总结对西方媒体的最终判断。“Ted Turner”，他冲我喊到，同时显得极其耐心，而且微微颌首，表示自己一切全都知道，想要结束这场争论，“犹太人”。

乍看起来，这些人真是冥顽不化。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只要到互联网上搜索搜索，就能找到答案。但是，不要小瞧了真主党。真主党无可争议的是伊斯兰世界最优秀的军事组织，他们不仅能在以色列和国际势力的弹压下生存了30多年，而且创造了很多成功的抗敌策略。以色列准将Guy Zur的坦克旅在黎巴嫩南部被真主党打得溃不成军，他不得不承认：“真主党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游击队。”

我一上午都蜷在这辆海军蓝的BMW车的后座上，晃晃荡荡的沿着狭窄的公路，穿过一串串小镇，我们最近的时候，距离以色列边界的瞭望塔还不到半英里。不管真主党“伟大”还是不伟大，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管理非常到位。我们总是在他们的侦查员、计划者和战士们的天罗地网之中，尽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在其中。当我们以时速70到80英里的速度穿过小镇上的街道时，人们纷纷回到门口，或是把身子贴近拱门下的墙壁。站在柱子后面的男人们，手持通话机，电话线从夹克衫的衣袖下面秘密的穿过。当我们的位置距离以色列太近，以色列的哨塔可能会用火力凶猛的步枪击中一英里之外的目标时，我们的司机就会猛踩刹车，掉头朝后。以色列士兵发出警告性的射击时，有时会射向汽车的发动机，有时候，以色列士兵的慈悲心会更少，他们就直接向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射击。

但是，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巨大而严密的阴谋之中，似乎还能让人感到一些安定。每隔三四分钟，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人，他仿佛早已知道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他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要么让我们继续前行，要么在路上静静的挥舞双手，让我们停车，然后过来，趴在车窗上跟司机耳语数句，司机就会倒车，朝回开去。然后，我们又会遇到同样的一幕幕，有人伸头进我们的车窗，卖东西的妇女匆忙赶回家门，只不过这次播放的速度加快了。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堂兄表弟，或是亲兄弟，我们有时候甚至会停下来和黎巴嫩正规军的军官一起聊天。他们本来应该是负责收缴真主党的武器的，但是我们会聊到：“下周你去不去我妈家吃饭？”

除了这种电子游戏式的驾车体验，错综复杂的真主党的人际网络，以及我的导游掩饰不住的野心（当我们经过几个狭窄的山路时，他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出击以色列的地方”），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让我难以忽视真主党是如何深入的植根于南部黎巴嫩的社会。当我们开车前行的时候，我们的司机会不时的指着窗外说：“这座房子是我们盖的，那座也是”。据我所知，这些房子是真主党的重建运动机构（Campaign for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建造的，该机构是真主党的慈善组织，其在黎巴嫩南部建造了数百座房子，希望能够赶上以色列炸毁房屋的速度。很多时候，真主党盖房的速度赶不上以色列炸房的速度，但他们做的工作意义非凡：他们盖的房子，每一座房子，都让真主党和这个乱糟糟的地方的最重要的缓慢变化的因素建立了联系。Levin和Holling马上会说，这才是最可能影响未来的因素。

1982年，当真主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它只是黎巴嫩国内的一个什叶派反对组织。真主党既迎合了黎巴嫩人民对外国干预的厌恶，又发扬了伊朗革命的政治与宗教精神。当时，黎巴嫩正被各种外国势力蹂躏：美国人、以色列人、叙利亚人、形形色色的维和部队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武装份子，都想在这里争夺影响和权力。尽管真主党也身陷黎巴嫩的内战，但只有在反抗外国势力的时候，这个组织的才能才大放异彩。真主党首先创造出来的新战斗形式是连锁人体炸弹，即在大约同一时间袭击几个目标。9.11之后，美国人对这种作战方式已经很熟悉了，但早在1982年10月23日，真主党就用过这一招，他们同时袭击了美国在贝鲁特机场的海军圈占区，以及法国军队在贝鲁特中部的军营。很多美国人能记得真主党，是因为其在1985年策划了劫持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从雅典到罗马的航班，其实，在黎巴嫩内战期间，真主党还曾频频介入在贝鲁特的绑架事件。

20世纪80年代之后，真主党把美国赶出黎巴嫩之后，又把目标瞄准了以色列。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南部有一条大约十英里宽的缓冲带，以色列政府感到，有这么宽就足以防止敌人的火箭袭击了。以色列不止一次发动突然袭击，试图摧毁真主党，但以色列国防军以及其在黎巴嫩南部的盟军从来都没有对真主党造成严重的打击。这是一种漫长而折磨人的斗争。双方进进退退，仿佛一场高手的对弈。1992年，以色列刺杀了真主党的创始人Abbas al-Musawi，真主党随后发动报复性的人体炸弹袭击，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以色列大使馆炸为平地，随后又在一家犹太教堂制造了爆炸。这是为了证明，只要需要，真主党完全有能力，也有信心进行还击。最后，以色列被折腾得精疲力尽，2000年的春天，以色列的军队在一夜之间撤出了黎巴嫩。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都没有做成的事情，真主党做成了。他们打败了以色列。

真主党在多年来与以色列的战斗中，变得越来越富有创新精神，与其说他们是恐怖组织，不如说他们是恐怖实验室。真主党从伊朗得到大量的金钱和培训（有些以色列人坚持认为，真主党不过是伊朗军队的非正式的“第四纵队”），他们在不断的开发新的联系、作战和训练方式。他们首先发明了路边炸弹，这一装置使得走在伊拉克公路上的美国士兵心惊肉跳，后来也让英国士兵和美国的其他盟军吃尽苦头。真主党的伪装技术出神入化，他们能够把从远处用红外线遥控的炸弹改造得和路边的岩石或垃圾真假难辨。真主党有世界一流的走私网络，能源源不断的得到武器，而联合国“休战”官员始终被蒙在鼓里。比如，他们把解码芯片藏在PlayStation游戏机里。真主党发明了快速安装和发射苏联喀秋莎导弹的办法，尽管这些导弹对以色列带来的破坏有限，但是却给以色列居民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于是，真主党储存了1万多枚喀秋莎导弹。他们还拥有最精良的反坦克导弹。2006年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Halutsi Rudoy将军手下的坦克中有十分之一都被真主党击毁。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导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打起仗来好像用之不竭”。

如果把真主党对创新的感觉称为“激情”，可能会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是，真主党充满了生机，这似乎已经超越了为了在严酷斗争中生存下来的需要。你可能会把他们热衷于学习夜间作战归因于生存的需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以色列军队总是喜欢在新月之夜，发动进攻。但是，他们做的不仅仅是在黎巴嫩的星空下操练。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电话线，而且设法避开以色列的干扰。他们建立了一套照相机系统，能够及时发布警报。他们甚至把照相机装到了贝鲁特机场，以便监测来来去去的飞机。2004年和2005年，他们试飞了小型的自己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用的那种造价数百万美元的无人驾驶飞机的山寨版。过去，美国和以色列正是用这种飞机在天空侦察，并把导弹送到敌人的床上、办公室或是门口，以及恐怖分子的汽车前座。所有这一切创新，已经超越了生存的本能。这是创新的愿望，这种愿望深深印在真主党的基因密码中。这个组织不仅仅能做出反应，他们能学习，甚至能料敌在前。这就是Gell-Mann所说的复杂适应。真主党知道怎样和敌人有共鸣。有个真主党的战士告诉我：“我们了解以色列人。你现在看到我在这里，但是你要知道，我已经死去。我不过暂时的在人间行走。如果我死去，那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以色列人却不一样。他们怕死。”

2000年以色列撤军之后，真主党希望能够如愿以偿的获得政治上的权力。2001年，真主党敲定了58名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但只有9人获胜。这使得真主党不得不反躬自省。黎巴嫩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就像一个公司推出了失败的产品（比如可口可乐公司推出新可乐）一样，真主党也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强项到底在哪里？”尽管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成为政治力量的希望，他们开始转向其他的领域，这也是他们干得最漂亮的事情：杀死以色列人。

要想做这件事情，最自然、最方便的地方当然是在以色列内部。很快，真主党的身影就出现在各个巴勒斯坦军事组织里面。当加沙和Ramallah的大街上流传着真主党到来的消息时，对原来的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格局，几乎是电击般的震撼。这就像Google到一家小镇上开了个分公司，所有那些最有创新精神、最有野心和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都愿意应聘。原来的大佬们，如哈马斯组织，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最好的炸弹制造师和指挥官都跳槽加盟真主党了。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后来发现，这场地盘之争最后是靠德黑兰的毛拉出面摆平的：真主党可以指挥巴勒斯坦人，但是不能到处招摇自己的招牌。这真是太有效率了。

当你坐在汽车后座，汽车七拐八拐，绕过Litani河谷里的小镇，窗外的这片土地似乎注定会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争来夺去，而且已经贫瘠得如同一片灰尘飞扬的平地，你可能会纳闷：为什么真主党要在这里盖房子呢？如果真主党的强项是发明最尖端的武器杀死更多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的政治未来是要在贝鲁特的大街上、在德黑兰的清真寺，或是在大马士革的宫殿中决定的，那么真主党为什么要在这里一座又一座的盖房子呢？为什么他们还要建学校和医院呢？为什么在黎巴嫩的南部，当人们的下水道堵塞，或是邻居太吵闹，或是孩子对《可兰经》不感兴趣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会是找真主党呢？

答案在于，当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最需要帮助和支持的时候，真主党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了，而这就让真主党和黎巴嫩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更加密不可分了。在他们看来，修下水道和制造炸弹是没有什么区分的。一个真主党的战士经常会同时做这两件事。他们深入民间，而这使得他们得到了信息、人们的感谢，以及安静的容身之所，他们在这里可以制造最新的装置，或是从以色列的监狱中脱身。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在于路边炸弹，而且还归功于抽水马桶不堵塞的厕所和小学。在20多年的时间内，在内外压力之下，真主党能岿然不动，就是因为其孜孜不倦的创新，而且本能的懂得和缓慢变化的变量联系，实现灵活性。

这给以色列添了个大麻烦。这正是以色列情报主管Farkash尖锐的指出的一个问题：对真主党直接发动进攻，反而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灵活。小的干扰往往是创造灵活性的最好的办法。在真主党看来，以色列的大部分进攻都是小的干扰。如果刚刚感冒，就大把的吞抗生素，会毁掉你建立健康的免疫系统的机会。从某个角度来看，你需要不时生些小病，这样一来，从长期来说，你才能变得更加健康。在黎巴嫩，每一个被炸毁的房子都可以用重建基金的钱再盖起来，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这个组织并非具有自我再生的魔力。如果没有伊朗的支持，它可能会很快就蒸发了。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支持。他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钱都用来买军火，甚至是编造一些假的文件。但是，真主党的生存秘诀，不仅仅是因为其能够破解以色列的密码，也不是因为他们能走私军火，或是建立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制胜秘诀是建立了一个系统，使得其能够迅速的学习和转变。他们遭遇的炮火越密集，激发出来的斗志越昂扬。

2006年战争结束之后，有一天，一个以色列军官对我说：“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么有灵活性。我们摧毁了他们绝大部分的建筑物和通讯设施，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想消灭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真主党的管理秘诀。

26. 灵活部

建造一个充满灵活性的社会并不复杂。这一任务的目标至为简单：要能经受得住可能遇到的意外；要能扛得住最坏的打击，同时让我们的自由社会的核心部分完好无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满世界去追我们的敌人（结果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愤怒，更加聪明），或是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只为最重要的防御策略投资。增加防御力和增加灵活性是完全不同的任务。防御策略是想找到每一种意外情况的应对之策，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会让我们筋疲力尽。即使我们想出来一个几乎无穷无尽的清单：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建立一个公路监控体系、加强边境安全检查，等等，我们仍然可能处处受敌。这一策略让我们变得被动，我们在等着别人发动进攻。这一策略消耗了我们的实力。当防御策略失败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恐惧、不安全和脆弱。我们可能会纳闷，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钱，建立起来如此严密的防御系统，但仍然无法保护我们？事实上，这样的体系永远也不能保护我们。美国国土安全部声称，他们的责任是“威慑、防范、排除和抵御敌人的入侵”。但是，他们几乎逐一违反了灵活性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威胁时无法威慑和防范的。有时候，我们也不能预测到未来的风险，这使得国土安全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建造空中楼阁。建造更坚固的核反应堆当然是应该做的。的确，有的防御措施非常有用。真主党也不是只掏厕所的。但是，只想着修墙，会让我们变得愚钝。我们可能会看不到，有人正悄悄的在城墙上打洞进来。

不妨将国土安全部重新命名为灵活部，正好和国防部互相呼应。如果我们确定需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灵活性的社会，那么就能鼓励我们高度重视建立国民医疗保障体制，建设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并增加对教育的投资等工作。全民社会保障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能让大家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医疗体系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公民，也会让我们更好的应对不可预知的风险。建立一个更有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无法预测或防范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正如你看到自己漂亮的出生婴儿，但你无法肯定，他一辈子都不会得感冒，或摔断腿。

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意味着我们要在传统的领域之外，重视一些缓慢变化的政策。这些政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其成绩突出，而且也因为其能使得我们坚持一系列责任，并建立一个紧密联系的个人网络。只靠政府，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快速反应、足够灵活的系统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我们需要问自己：哪些因素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哪些问题是我们自己能找到答案的，我们要去寻找自己的社会中的缓慢变化的变量：我们是如何消费的？我们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的？我们是如何经营企业的？我们是如何投资的？最终来说，政府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变得完全灵活的，建立一个灵活性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要从每个人自己做起。

27. Holling来到幼发拉底河

灵活性不是一个被动的美德，我们应该将之融入到行动之中，不管是监管变化莫测的金融体系，或是像在中东那样，涉足一个从种族到宗教都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不稳定地区。你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Holling关于“适应失常系统”（maladaptive systems），这样的系统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反应过慢，或是根本就无法调整，因此注定会失败。当我们制定决策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决策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或陈旧的观念，它们就可能在遇到真实世界的时候突然出错。生态学家会把这样的情况称为“锁定”（lock-in），因为僵化和错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禁锢政策调整的监狱。或许，我们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面案例。之所以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基于一系列泥古不化的政策，以及一些错误的前提假设，之后，这一政策的调整过于迟缓。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深陷泥潭，主要是在战争之后越来越被动，但是这种“锁定”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美国的军方沉浸在一种过分自大，以及一种盲目的“投入士兵，产出民主”的幻觉之中。美国并非没有制定战后的工作计划。事实上，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部（State Department）的一些决策小组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开始制定战后的善后方案了。但是，这些决策小组对善后工作的担忧被上峰压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迅速做出调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在战争区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视若无睹。这个失败的案例会给未来的决策者提供很多教训。

首先，我们错误的认为，在伊拉克的战争会迅速的结束，结束得干干净净。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我们没有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长期的对策。或许，能够反映出这种去了就回来的幻想的最著名的言论，就是布什总统2001年9月14日在国家大教堂的演讲。他说：“这场冲突是用别人的方式，在别人选择的时候发起的，但是，我们要用我们选择的方式，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听起来诗意盎然，但是这番表白却透露出他的极度无知，他不仅不理解9.11事件，而且也不了解整个世界：国际政治中从来都没有最终决战。正如我们看到的，沙堆的能量从不停息，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冲突不会有结束的时候，危机也不会嘎然而止。冲突和危机只不过会改变其形式，但是它们从来也不会变得更加简单，这和布什总统及其同伙希望的大相径庭。还记得Simon Levin的观察，复杂性会越来越高吗？显然，像国防部副部长Paul Wolfowitz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寓意的。他在2003年2月对国会说：“很难设想，伊拉克战后会需要比战争期间更多的士兵维持社会稳定。”2003年秋天，白宫的预测是，最多需要往伊拉克派3万到4万名士兵。当Eric Shinseki将军提及，可能需要调动数十万名士兵的时候，他为这一远见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工作。

设想能够在一个截止时间之前完成进攻，实际上忽视了世界秩序的复杂性，也暴露出我们对伊拉克历史的无知。你不需要熟知Holling对死湖的研究，就能明白这一点。坦率的说，美国在经历了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事之后，本应对此有足够的警醒。另外一个历史教训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训练了很多穆斯林战士，但是，他们后来不断的发展、演化，最后变成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反叛组织、军事危机或金融恐慌不会像迪斯尼乐园中会唱歌的电动小熊一样，你只要走出房间，就会自动停止。复杂的全球问题会不断涌现，不断寻找方式自我繁衍，如果你不小心应对，这些危机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头上。当我们遇到会不断变形的问题时，无论是银行危机还是伊朗问题，都必须对此谨记在心。乍一看，我们的错误的“输入士兵、产出民主”的观念，很像最大可持续产出模型：这两种思想都假设相互关系是很容易描述的，伊拉克的“生态系统”会趋向一个稳态，然后自我运转，最重要的变量是可以预测的，也是可以加以控制的。那些危险的外部性，比如愤怒的游击队、或是来自伊朗的干扰，都变成了不重要的脚注。

这种认为伊拉克会在战争之后迅速回归到稳定社会的想法，正是适应性战略思考会指出的错误之处。美国假设，伊拉克的各个部门，从卫生部、教育部，到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都会在经历战争的外部冲击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没有人会想到，它们在战后会崩溃。现实的情况却是，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带来了伊拉克政治格局中的真空，这使得伊拉克的政府体系陷于瘫痪，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被掠夺和损坏。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急剧衰败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治安几乎难以维持，日常生活中危机四伏。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作战的时候，美国士兵使用高精度的武器，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的宝贵的基础设施，在战后不到数周时间内，竟然被伊拉克人毁得一干二净，而美国士兵在旁边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战争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美国的战后计划却反了Nisbett式的错误：仅仅盯住容易发现的目标（萨达姆），但是却忽视了在整个环境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危险。

2008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美国政府总是喜欢从多个角度设想可能出现的所有军事行动，尽管在政府内部也有部门提供了不同的分析，但是，负责伊拉克战事的官员却假设，只有一种情景会发生，他们对其他的可能性毫无准备。”美国的领导人固守着自己的进攻计划，他们甚至会把真相弃之不顾。尽管情报部门已经提供了相关的信息，但是美国的领导人故意隐瞒消息，误导民众，直到后来才被大家发现真相。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仔细的观察背景，他们就连中心的图像也没有认真的看。

关于伊拉克战后计划的一个最危险的错误，看起来很像C. S. Holling做的一项案例研究：他们认为，单靠政治改革这一个变量就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美国人认为，当美军撤走，并清除了伊拉克军队中复兴党的力量之后，一个强大的宪政和公开的民主制度就能维持社会治安。在关于战后伊拉克的报道中，以及在像Tommy Franks和George Tenet的自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自信，似乎只要有了新的秩序，伊拉克的社会稳定会自动出现。于是，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建设“绿色地带”，指望着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伊拉克国会能够运转起来，这个国家就能天下太平了。但这是非常荒唐的，驻扎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队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宪法和国会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也基本的社会治安都不能维持，宪法和国会还不如没有。如果没有社会治安，伊拉克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更不用说政治秩序了。Holling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观察野外生态的时候谈到：“和仅仅追求效率、基于命令和服从的方式不同，尊重不确定性，尝试增加灵活性的管理方式能够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存在，尤其是在经历了冲击之后的过渡阶段。”这种管理方式本来是应该用在伊拉克的。白宫在三年之后，才意识到要改变其政策。

如果是Holling，他会如何制定伊拉克战后的善后计划？他会做哪些准备？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采取适应性的管理方式，不要用过分简单化的办法处理事情。如果是他来制定计划，他一定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可能需要的人才，从翻译到卫生专家。他一定会更关心，能招募多少理解伊拉克的能讲阿拉伯语的人才，而不是仅仅关心仓库里有多少炸弹。他可能会给伊拉克的儿童送去玩具，而不是仅仅往伊拉克的社区里派更多的美国大兵。即使是需要派兵过去，他也会让这些士兵知道，伊拉克的孩子是怎么做游戏的，怎么学习的。他会补充每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重建每一座在战争中被毁坏的房屋，而且让它们比过去漂亮得多。真主党就是这样赢得民心的。他会比布什政府的反应速度更快，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演变成灾难，是缺水，缺电，还是在清真寺里面发现的炸弹？他会把维持社会治安当做最重要的任务，而不会想当然的认为，只凭一份写在纸上的宪法，就能控制一个刚刚被占领的国家的方方面面。

当Holling研究如何才能管理一个混乱的生态系统时，他考察了泰国的滨河(Mae Nam Ping)河谷和瑞典的Kristianstads Vattenrike生态保护区，在这些地方，适应性的管理拯救了生物物种，避免了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们的管理者都能不断的重新界定问题、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每一个人广泛的接触，不管是渔民还是拖拉机手，鼓励创新，甚至是一些小规模的反叛或危机，而不是坐等大的、不可预期的危机，给整个体系带来崩溃。Holling要是负责伊拉克战事，他会调集各式各样的技术人员，调动各式各样的观念，而且对整个局势的了解会比布什政府清晰得多。他会和伊拉克的上上下下都打成一片，而不是寄希望于几个孤零零的精英治理这个国家。他会让他手下的大批的翻译、文化专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及早行动，以便建立一个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仍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系网络。事实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如果Holling没有充分的信心能应对战后的不确定性，他可能会推迟进攻行动。Holling会怎么看Wolfowitz的看法，及在战争之后需要的士兵肯定会比战争中需要的士兵要少呢？他一定会把这种观点视为典型的“适应失常系统”。

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我们很容易会顾影自怜，自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非常有灵活性，或是认为我们的政策已经非常有适应性了。相对而言，确实如此。我们的体系远远好过戈尔巴乔夫试图修复的那个摇摇欲坠的集权体制。我们能够在伊拉克问题上调整政策，说明我们至少是有一些适应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如今，我们和很多难以察觉的因素都有盘根错节的联系，或是通过金融，或是通过疾病，或是通过信息。这就带来一个悖论：我们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灵活性就越会降低。对食品网络、贸易网络、电力系统和股票市场的研究表明，它们的联系程度越是紧密，灵活性就越少。网络会传播甚至放大干扰因素。这些网络的效率越高，传播风险的速度就越快。经纪人和银行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长途航空旅行中各位乘客之间的健康状况，都是分担风险的渠道，也是导致风险滞后的原因。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中，比如说，假设只有一个银行和一家企业，你可以清楚的看清危机爆发的路径，好比你能够描绘出多米诺骨牌是如何倒塌的一样。但在一个网络世界中，革命性的变化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可以演变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世界中，再想容易的做出预测，只能是痴人说梦。战略学家Edward Smith曾经说到，当一个网络系统中出现了冲击之后，“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就像把一个桌子上布满了捕鼠夹，捕鼠夹上堆满了兵乓球，然后把一个兵乓球砸过去，所有的兵乓球都会四处碰撞，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它们的运动方向，也不可能知道最终的状态。”

我们越是紧密联系，就会变得越脆弱。Simon Levin在《银行家的生态学》一文中有两幅图，一幅描述了金融体系的相互联系，看起来很像一个密密麻麻的毛线球，另外一幅描绘的是监管者眼中的金融体系，看起来很像孩子们搭的乐高玩具。他的观点是，我们很难去管理或控制一个体系，其复杂程度比我们能够认识的要高上万倍。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这个系统自身变得更加灵活，而不是当危机爆发之后才匆匆忙忙过来，做些修补工作，好似去修补一个已经快要坍塌的桥梁。Levin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份给美联储的报告中指出：“过去的模型没有完全考虑到主要的干扰因素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现有的各种模型也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的复杂性。”

他的结论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难以完全描述的相互联系带来了速度和舒适，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灵活性对于深度安全意味着什么呢？把我们世界中的每一个新的联系都设想成还没有动摇的堆积起来的兵乓球。我们每天都变得联系更加紧密。和你刚读这本书的时候相比，我们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没有灵活性。等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灵活性又会进一步减少。但这些联系 也给我们提供了变化的机会，能让我们处乱不惊。尽管看似是对我们的危险，但一旦我们了解了内在的含义，这些联系也是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关键。

第九章 劝说的极限

28. 战争奇客

1982年八月的一个早晨，有个叫James Moffat的英国数学家坐在他在英国国防部的办公室里，忽然，他收到一个紧急信息。当时，Moffat是英国国防部里为数不多的几位高级科学家之一。在英国军方的领导们看来，“职业数学家”或许不是最威风的军方职位，但是，早在英国海军称雄世界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科学和战争紧密联系的传统。科学家们在国防部的影响力是一流的。那天早晨，在英国政府部门密集的白厅，红色警报穿梭往返。出乎英国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阿根廷向福克兰群岛发动了进攻。

英国人急切的想要阻止阿根廷士兵和武器进入福克兰群岛。大批阿根廷军队源源不断的降落在岛上荒凉的斯坦利机场，那里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免税商店。要想阻止阿根廷军队并非易事。唯一能够长途飞行到达斯坦利机场的只有火神（Vulcan）轰炸机，但是在飞行过程中，它得在空中加几次油，空中加油机可能都得在中途加油。火神轰炸机本来是为携带核弹头设计的，因此还得对它进行改装。但是，在下达军事命令之前，Moffat还得先回答指挥官们给他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扔多少炸弹？”

Moffat马上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时兴，Moffat让人从国防部地下室的储藏间找到一张斯坦利机场的地图。他打听了一下，知道在那里修跑道的是一家英国公司。他找到这家公司的人，他们详细描述了跑道的结构，这样他就能计算出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取得最好的轰炸效果。Moffat要先算出来，至少要在跑道上炸出来多少弹坑，然后，他要计算出，要扔多少颗炸弹，才能炸出这么多弹坑。往跑道上扔炸弹，有点像投掷标枪，他需要计算出来最可能的弹点分布。Moffat进行了细致的计算，给上司交了报告，他还在报告中顺手夹了一张地图，上面留着他在计算地图上的弹坑时用来做记号的塑料条。几个小时之后，撒切尔首相自己也在地图上用这些塑料条比划着，计算Moffat预测的弹坑，最后，她下令，出动火神轰炸机。这场进攻的代号是“黑公鹿行动”。几天之后，火神轰炸机扔下了炸弹。正如Moffat所预测的，其中有一枚炸弹正中跑道，使得其被迫关闭。

轰炸的直接效果是阻止了阿根廷的军机在斯坦利机场起降。但是，英国人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变化：阿根廷空军开始匆匆忙忙的调整其飞机的部署，好像是一个要见情人的年轻人，在见面之前紧张的梳理自己的头发。阿根廷空军的幻影（Mirage）战斗机本来是摆出架势，想和英国空军来一场空战，但这之后，很快就调防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另外一些飞机原本计划袭击英国海军，但也调整成防守的阵势了。英国军方的一项研究认为：“黑公鹿行动不仅成功的轰炸了目标，而且通过这一行动，表明英国有能力进攻阿根廷”。这一信息让阿根廷感到十分震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很多高级将领，几乎立刻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这场战争必输无疑。这也引起了阿根廷政坛的动荡。一颗炸弹带来的爆炸，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这次轰炸，并不仅仅是让斯坦利机场的跑道瘫痪了，而且让阿根廷的整个空军陷于瘫痪。这成了在军官们中间纷纷流传的笑话的绝好素材。Moffat知道，他撬动了更深层次的变化。他从这个小的事件，发现了一个更深刻的关于全球力量的变动与反应的新奇理论，这一新的理论能够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倒台，也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控制国际体系中最狂野的力量。

还记得Bak的规律吗？他说过，小的变化能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个规律无情的淘汰了我们原来珍视的观念。我们见识了，这一规律如何击败了那些伟大的人物，从戈尔巴乔夫到格林斯潘。我们亲眼看到，敌人是如何利用小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比如9.11恐怖袭击），我们也领教了这个时代的新公式，当我们把看似没有危害的事物加在一起的时候，比如把按揭贷款和证券交易混合起来，结果会是何等的猛烈。这一规律不断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冲击，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实时的防卫。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放弃陈旧的大战略思维，代之以深度安全的免疫系统。但我们如何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危险总是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入侵，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我们能否学会，在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时，用间接的方式正中肯綮？过去，我们习惯于正面迎战，但无论是面对敌对的国家、恐怖分子，还是像核扩散、金融恐慌这样的危机，这种做法都只会让局势更加糟糕。我们能不能让突然倒塌的雪崩为我所用？Moffat的这枚炸弹似乎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小的投入，巨大的产出。英阿战争之后，这个问题让Moffat思考了将近二十年。他反复的问自己一个问题：当部署恰当的时候，一枚炸弹能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和整个军队一样大，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我们能从中学到很多。

2． 劝说的极限

当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遇到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时，习惯于直接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想改变某些事情的时候，总是会直截了当的去做，不管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伊朗的核武器问题。银行出了问题，我们就盯着银行，而不是那些买房子的人。我们的外交政策，还有很多其他的政策，都能反映出来这种本能的直接反应。这种思维是一种惯性，是从很久以前，当两个人呆在德累斯顿的一间办公室里，就能讨论并决定一个大洲的版图划分的时候，遗留下来的对权力的看法。你经常能看到，国务卿会绕着地球飞，试图劝说敌国同意签署协议，或是美国总统召集一些不听话的国家的领导人开秘密会议，在会上，美国总统会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以为这样就能让它们同意美国的要求。这些都是非常戏剧性的场面。这些场景反映出了我们的偏见，我们眼中的世界就应该是这样运转的：重大的全球事务应该马上解决，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的最短距离一定是一条直线。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们能创造历史。但是，在如今的世界上，这种过时的策略越来越不起作用，而且经常会起反作用。

直接反应的方式之所以总是失败，一个原因是因为如今我们很难说清楚面对的危险究竟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像圈羊一样，把恐怖分子都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跟他们谈判，试图说服他们。在新的时代，被混搭出来的风险此起彼伏，从贪婪的对冲基金到意外的病菌泄露。如果我们仅仅拘泥于一时一地，很难去理解这些风险，更不用说想办法去应对它们了。我们经常会看到，当我们赶到，并试图将这些风险扑灭的时候，它们又会摇身一变，转化为新的风险，更难识别、更难应对。束手无策的情报分析家们，称这为“自我否定的预言”（Self-negating prophecies）：一旦你发现敌人正在干什么，并赶过去制止其行为，他们就会马上变成其他的风险。

为了理解这些风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危险并非能够容易瞄准的目标，比如一队坦克，也不是那些可以叫得出名字的个人，比如Nasrallah, Osama bin Laden，我们遇到的是系统和网络。像真主党这样的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由意识形态、技术和民族主义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网络。如果我们仅仅攻其一端，比如轰炸其导弹基地，那么它很快会在其他的地方调整。我们的敌人善于利用这种间接的反应。他们出于本能，已经学会了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东西。他们知道，只要配置得当，小的力量能够胜过一支指挥失误的百万雄师。为了建立深度安全，我们首先必须学会从整体，而不是从局部看问题。其次，我们必须学会更多的关注我们自己的灵活性，而不是老是想着要去打别人。我们四处出击，结果却使得我们的敌人更加危险。接下来，我们将谈到第三个变化，我们必须改变过分依靠直接反应的习惯，学会用间接的方式处理问题。这种新的方式是威力无穷的。

3．阻击问题

越南战争刚刚结束一两年之后，一些美国空军指挥官开始思考一个折磨人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再从头打这场战争，应该在哪些地方有所不同？”在所有的情景中，这样的自我反思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从头应对9.11袭击，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要重新思考全球金融体系的本质，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采用这种事后析误的做法，因为时间流逝得太快了。但是，越南战争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尤其是对那些年轻一代的军官来说。他们飞到了越南，感到肯定有地方做得不对，他们想弄明白，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有一项研究是这样认为的：“年轻的美国空军军官在战场上亲自感受到，在越南战争中，利用空军的方式是如此的盲目和无效，这让他们深受震撼。当他们渐渐位居高位之后，他们下定决心要做得更好。”这就是寻找新观念的动力。从某种角度来看，越南战争的数字本省就能够说明问题：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消耗的军火，比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的军火还多，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我们早就知道，那所谓的战略轰炸根本就不起作用。1942年盟军向德国的城市投掷燃烧弹，但结果不仅没有让德国人起来反对希特勒，反而让他们更加团结一心。越南战争本应吸取这些历史教训。但是，在乱糟糟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中，这场战争变成了模糊的数学，我们只顾上计算出动了多少部队、扔了多少炸弹、死了多少人。这场战争似乎只是为了证明，靠B-52轰炸机是无法击败革命战士的。

有些美国空军军官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这场战争，他们最后得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论：是不是说赢得空战的诀窍是少投一些炸弹？乍一听，这些观点似乎是非常犯忌的。要想从部队尽快滚蛋，你就到处去说这种观点吧。正因为如此，这些年轻军官到国防部宣传他们的观点之前，悄悄的在电脑上进行了模拟测试。结果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举个例子吧，这是一个在冷战时期经常被讨论的陆战难题：如果一支苏联的快速反应部队越过福尔达峡谷（Fulda Gap），迅速的向西欧挺进，用多少火力，能够在西欧境内五十英里阻挡这次攻击呢？如果是在西欧境内一百英里，需要多少火力？战略家们对这个问题太熟悉了。在如今的朝鲜问题上，他们仍然在思考类似的问题。这一问题被称为“阻击问题”（halt problem）。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标准答案可以在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中找到。克劳塞维茨的逻辑是，要找到你的敌人的最薄弱环节。这相当于是说，要想把一堵墙炸掉，就对准一个点不停的撞击。如果你能够杀死一定数量的苏联士兵，苏联就会停止进攻。过去三个世纪的消耗战均能验证这一假设。那么，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的杀死这一给定数量的敌军，越快越好。如果按照牛顿力学的说法，你可以把敌人的最薄弱环节设想成敌人的“重心”。但是，对冷战的模拟研究表明，这样一种瞄准一点的方式往往会拖太长的时间。这好比是拿一个桶舀水，想要阻止滔滔洪水。最佳的结果是，苏联军队会一直冲到德国，才刹住脚步，而且这还是在北约组织使用战术性核武器的前提下。这种血流成河的战争场景，会让人类以往的战争看起来都像小摩擦。

这种传统模式的失败，激发了其他的想法，其中包括了这些具有叛逆精神的空军军官们的新观点。当他们在电脑上试验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发现这种“少投炸弹”的方法效果出乎意料的成功。比如，你可以在前线集中火力，把正在前进的敌军士兵放倒，就像揭掉西红柿的皮一样。这种“领先一步”的策略能有效的干扰敌人，因为苏联会不得不在所有的战线上重新部署兵力。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敌军士兵的眼睛弄瞎，而不一定杀死他们呢？如果我们集中在敌人的神经系统，比如集中火力打掉他们的燃料仓库，运货火车，或是指挥中心呢？电脑模拟的结果是，这种间接的打击往往能更快的阻止敌人的进攻，可能在敌人挺进五十到一百英里之后就会遏制他们的攻势。这种“阻击问题”的答案被称为“基于效果的作战”（effects-based operations），因为他们是通过精神和身体的效果发挥作用的。你不必一定要杀死给定数量的敌人，只要让他们的大脑难以运转，你就能赢了。这种方法有点令人难以接受。它意味着在遇到紧急危险的时候，反而要弃主要的敌人不顾，把军事资源耗费在其他方面。这是违背人们的直觉的，就像尼尔?玻尔（Niels Bohr）提出的量子理论一样。那些习惯了喊“准备-射击-瞄准”口令的军官们对这一异端思想嗤之以鼻。用他们的话说，这就好比当暴徒的拳头已经打到你的脸上了，你还想着去向他妈妈告状。

冷战无法提供一个现实的测试。如果苏联真的发动进攻，美国可能唯一能做的反应就是大规模空袭。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主张基于效果的作战方式的军官已经被擢拔到美国国防部。他们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这一策略，在作战中，美国试图孤立并摧毁伊拉克的基础设施，而非只是屠杀一群懵懂无知的伊拉克新兵。这一计划效果出众。伊拉克战争的作战司令Norman Schwarzkopf承认，这是他的最大的一次赌博。不要忘了，有一大堆主张“扫平伊拉克”的炮兵军官，仍然要坚持杀死敌人就是胜利的传统方式。这些主张基于效果作战的军官又在贝尔格莱德小试牛刀。他们在战争一开始，就在贝尔格莱德的电网上撒下很多细细的石墨丝，引起电路短路，让整个城市陷入黑暗，而不是炸平这个城市。美军是把米诺斯维奇的国家看成了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打击目标。通过找到这个系统中的最薄弱环节，美国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威慑，而这是很多次的直接打击都无法实现的。这就好比向一辆汽车射击的时候，瞄准它的车轮，而不是去打难以击中的司机。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在战场上可以少死人，这在媒体时代，也赢得了一个重要的红利。在如今的年代，公关战和战场上的战争几乎一样残酷，一样可以致命。

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和在阿富汗，美军采取了类似的作战方法。事实上，这种作战方法太成功了。战争迅速就结束了，以至于美军还来不及应对完全不同的战后秩序。伊拉克的平民武装份子和阿富汗的游击队迅速兴起。对他们来说，不反抗，就毁灭。他们脱下军装，换成长袍，改变了习性，变得更难甄别，很快散布在各个地方，变得无影无踪。然后，我们的敌人学会了基于效果的作战方法：路边炸弹、战略性绑架，这些小小的骚扰，会让美国当地驻军总司令和国内的政治家都心神不宁。这是反面的Moffat效应。一个路边炸弹就能阻止耗资数百万美元的运兵计划，让一个超级大国进退失据。Moffat效应到处都有，现在的问题是，哪一方能够更早的掌握这一诀窍。

4． 无名将军

基于效果的作战方式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比直接的进攻要看得全面，因为其将对手视为一个系统，并从更深的层面、更广的范围去寻找有用的信息，发现改变力量角逐的杠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是一种有用的思考方式，我们不仅仅能用它思考军事问题，还能思考外交难题，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或是如何帮助巴基斯坦管理其核武器。基于效果的作战不是要取代直接的谈判或冲突，而是要加强其效果。我们在所有的地方作战，从敌人的领空，到人们的内心世界。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且有助于解决新时代的危险，不管这些危险是来自网络、市场还是实验室。实事求是的讲，基于效果的作战会使得计划的制定变得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基于效果的作战会带来反作用：我们很难准确的预测，那些效果作战恰好能发挥出效果，而这些效果又会引发什么其他的效果。这会让作战变得无比复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这一方法使得你要尽可能的多关注一个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并随时保持警觉，注意哪些出乎意料的危险会突然出现。正如Mike Moritz提醒我们的，在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系统时，这将带来巨大的优势。这又是把深度安全视为一个免疫系统了。毕竟，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从来也不会关闭的。我们的免疫系统不仅会正面和病菌作战，而且还要充分的利用其他资源，比如我们的血液中的维生素、我们的意志力等，尽可能的控制疾病。在全球政治中，真正的实力往往并非那些显而易见的军队或轰炸机。米诺斯维奇的电力系统比他的军队更重要。我们也可以将其比喻为最新的治疗癌症的药，它们不是直接攻击肿瘤（这可能会杀死健康的细胞），而是针对那些带来肿瘤的血液供应。这些药是为了扼杀肿瘤，而不是徒劳的想切除肿瘤。这就是我们如今需要的良药。

要想对比直接反应和间接反应的差异，我们还是要回到密歇根大学Richard Nisbett教授的实验室，看看他如何通过实验跟踪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的眼球运动。让我们先假设，如果问美国学生，他们会怎么发动进攻。很可能，他们在观察事物时的直觉也会影响到其作战思路。他们会瞄准最要害的目标并狠狠打击。他们会集中90%的兵力，打击他们的眼睛花90%的时间紧紧盯住的目标：画面的中心。就是这样的感觉，激发了克劳塞维茨提出了“破城槌”（battering ram）战术。这一战术反映了他本人对欧洲战争的体会，欧洲的战争历来都是正面交锋。这一战术也更深刻的反映出一个基本的思想，即结果总是可以通过直接的控制来决定的，不管是战争（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垒的壕沟战），还是观念（比如在国会或大学中流行的辩论）。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在其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巨著《迂回于进入》中所说的，这一观念是我们文化中更根深蒂固的概念的扩展。从苏格拉底的时候开始，反复辩论一个观念，如同雅典和斯巴达的军队不断交锋，似乎是发现真理的最直截的路径。你可以在各个地方找到这种西方的本能：戴维营峰会中“让我们讨论讨论这件事情”、电视中的法庭辩论、政治辩论、一家人坐在饭桌吃饭的时候，也会不停的辩论是否能允许年轻人开车，或是到哪里度假。直接解决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习惯，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质。

但是，如果你去问问Nisbett实验室里面的中国学生，他们会怎么看这个世界呢？如果你让他们发动战争，他们会怎么做呢？你可能还记得，他们更重视环境，而非中心的图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眼睛会不停的动，要把整个画面的背景观察清楚。这样的视角将带来完全不同的行为，他们会把自己，或是自己的目标视为一个更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系统的中心，不管这个系统是中东还是全球金融市场。如果你能够理解并掌控敌人所置身的环境，你就能间接的操纵他，这样会更有效，会让敌人无路可逃，你并不需要直接去劝说敌人，或是和他们产生冲突。这就好比一个人想要去野餐，与其劝说他不要出行，不如让天上下一场雨。控制环境的效果更快，而且比劝说更加可靠，不管我们谈论的是野餐、肿瘤还是伊朗问题，均是如此。但这就需要我们善于利用整个系统。中国有句格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想采用基于效果的控制策略，你就必须知道河水会朝哪个方向流，然后逼迫你的敌人到上游作战。孙子是中国伟大的战略家，据说他生活在2500年前。在他的著作中，他充分发挥了这一思想，处处能体现出避免正面冲突的智慧。从这一角度来看，正像克劳塞维茨代表了西方的思想，孙子代表的是东方的智慧。大部分中国的古代哲学认为，真理并非不辩不明，真理是从研究、反思、内省、最终要靠内心中灵光一现的顿悟，才能体会到的。不管是思想的冲突还是军队的冲突，在中国哲学看来，都是无用的，也是卑下的。

孙子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这一角度来看，孙子认为上兵伐谋、中兵伐策、下兵伐斗。如果你能够干扰他的神经皮质，让他动弹不得，他就会垮掉。如果河水朝西流，但你能迫使他朝东走，最后会把他拖得筋疲力尽，你都不用自己动手。几千年之后，一些恍然大悟的美国军官才开始在国防部尝试基于效果的作战，但是，几千年前，孙子就已经清楚的谈到作战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少打仗，最好是根本不打仗。孙子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中国人会把这种策略称为“四两拨千斤”。美国的将军们想的，却是比千斤更重的破城槌。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一思路运用到所有的问题上：制止全球金融恐慌、遏制核武器的扩散、或是其他一些能够改变全局的危险。这些危险难以察觉，我们又该怎么包围、抑制并最终扼杀它们呢？我们必须学会利用环境，要对环境善加改造，以便其对我有利。比如说，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该如何应对俄罗斯的敌意？”，该问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改变环境，以便让我们能更好的左右莫斯科？”

这是思想的大跃进。但是请你记住，中国人曾经说过，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于连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无名，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在战场上兵刃相接。他们对地形、对环境了如指掌，并且能够营造出深刻而无法逆转的效果，这样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打一仗。他们将改变我们对外交的看法，外交不是“创造可能性的艺术”，外交是创造不可避免性的艺术。中国人把西方的奥德赛式的对战争的描述，视为对环境的无助的抗争，好像是一条小船，在朝西流的河水中，拼命想向东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经说过：“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中国的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仅是因为他们得其所获，而且因为他们能生存下来。

中国的英雄战士并非像伯里克利（Pericles）或巴顿将军那样，以战场上的骁勇善战为荣。他们更像圣贤一样，受到人们的景仰。他们崇尚的是抢占先机，而非匹夫之勇。他们能操控敌人，让其陷于难以挣脱的困境。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不断的产生新的想法，发现新的方法，这正如Holling的理想的生态系统管理者会做的一样。当我们回顾自己在卢旺达、缅甸或是信贷违约互换市场上的正常失误时，我们必须要像那些越战之后的年轻军官一样，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该怎么采取不同的措施？首先，你可能会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境下，你可能别无选择，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接触是如此有限，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帮助自己操控局面的工具全都付诸阙如：我们没有能够立刻召集并依赖的人才、我们没有受过训练、能够正好派上用场的公职人员。就拿卢旺达的问题来说吧，重要的不是我们在1995年大屠杀爆发的时候能够采取什么其他的措施，我们在五到十年之前就应该有所行动，而不是等到出事了，才依靠打过去一个劝说的电话，试图阻止一群暴徒放下屠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扩散问题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早就应该采取更果断大胆的措施，这好过等印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才匆忙的有所反应。为了应对危机而需要的关系、工具，必须提前数年，甚至数十年准备。这印证了Holling的想法，即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系统中，那些稳定不变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问题上，从粮食援助到核能，养成国际合作的习惯是如此重要。这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我们可以藉此影响并左右产生这些问题的环境，假如我们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再直接发动进攻了。

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把中国的思想当做陈词滥调。如果我们过于简单的把中国的战略思想理解为和平、无为的道家思想，也是非常危险的。读一下麦克阿瑟吧。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的内容讲到，如何将对手陷于困境并将之歼灭。中国在其3500年的历史中，产生的并非一些彬彬有礼、精于茶道、游戏人生的学者型的将军，像下棋一样，在谈笑间包围对手，兵不血刃。当然，兵家强调这种最高的境界。中国古代的历史现实则是残酷而血腥的屠杀，尤其是在大约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种血淋淋的现实，萌生出那种强调回避冲突、强调效果而非武力的哲学思想。对间接取得胜利的追求，是为了避免无效而代价惨重的交锋。在西方人看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中，几乎很少谈到像正义、美德这样的抽象的观念，相反，他们谈论的都是如何才能生存。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度安全最成功的范例，都是来自这一思路，即出于生存的必要，把我们这个世界看做必须调控的系统，而非一个要不停敲击的弱点。请静下来片刻，好好回味一下孙子的说法，体会那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谜一样的生存方式。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5． 病毒控制

200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有个叫Dan Kaminsky的美国电脑程序员坐在自己西雅图家中的床上，检查互联网最深层次的部分。Kaminsky在电脑黑客中已经赫赫有名。在过去20多年里，互联网大行于世，也诞生了一批聪明绝顶的电脑高手，每天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在这个由光缆、服务器和个人电脑构成的世界。Kaminsky29岁，黑道和白道的电脑高手都认他。白道的黑客是好人，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想让互联网变得更强大，黑道的黑客则是要找到互联网的漏洞，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有时候还从中捞一大笔钱。

Kaminsky精通互联网。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中，域名系统（简称DNS）是保证互联网顺利运转的最重要的后台技术之一。Kaminsky和他要扮演的角色非常班配：神神叨叨的、经常讲些傻笑话、对那些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技术细节有一种狂热的追求。但是他也有着难以掩饰的魅力，在黑客的大型集会上，他总是最受欢迎的发言人之一。DNS服务器（服务器是网络上的一种特殊的电脑，它为其他电脑提供数据传输服务）记录了互联网上每一个地址的名称。你可以将其想象为一个巨大的实时电话簿，它们所做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根据你在电脑中提出的搜索要求，找到符合你的要求的地址，并连接到你想找的那台电脑上。当你在搜索引擎中键入www.joshuaramo.com，正是DNS服务器在寻找更复杂的数字地址，并把你想找的信息传送给你的电脑。如果DNS出了问题，那么互联网就会乱成一锅粥，就像你拨过去一个电话号码，却找不到你想要通话的那个人。

那天早晨，Kaminsky突然发现，域名系统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可能导致整系统崩溃。这一缺陷源自于域名和网络地址的存储方式。当查询结果被DNS服务器存储下来（或是用电脑术语“缓存”）之后，黑客有可能会把你的缓存修改，并使得缓存中与主机名相关的IP地址不再指向正确的位置。如果你本来是想登陆自己的银行账户，DNS黑客会把你引向一个看起来和你的银行账户一样的网页，但实际上可能是个圈套，你的账户信息、密码和其他资料都会被盗取。这被称为“缓存投毒”。这会让窃取别人的信息易如反掌。大多数情况下，受骗者都会被蒙在鼓里，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更糟糕的是，Kaminsky发现从互联网设计的时候就留下了这一缺陷，好比是无意中打开了一扇敞开的大门。他后来谈到：“这真是太方便了，但对我们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消息”。几乎在互联网上的每一台电脑都会有漏洞。如果你想一台一台的把这些电脑的漏洞补上，可能会消耗很长时间。当你着手修补漏洞的时候，反而可能会惊动并引来本想回避的恶意的黑客。Kaminsky夜不能寐，他打电话给女友，她也是一个电脑程序员。Kaminsky得意的跟女友说：“亲爱的，我把互联网搞垮了”。

Kaminsky知道他在和时间赛跑。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印证他是否是对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偷偷的给几位互联网的最早的设计师打电话，他们也知道他，因为Kaminsky是公认的最好的网络安全分析师。不到几个小时，他们就确信，缓存投毒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这让他们都陷入一个难题：Kaminsky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但是一旦他们将之公诸于众，甚至只要他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就会想黑客们发出“来进攻这里呀”的信号。如果黑客们找到了这个漏洞，他们可能会让整个互联网陷入瘫痪。人们曾经预期到这种灾难，但是却从来没有遇到过。Kaminsky和他的朋友们遇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如果对“缓存投毒”问题做出直接的反应，马上宣布它或试图去修补它，几乎相当于自杀。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想要找到一个间接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Kaminsky想到的办法是，最好能够悄悄的快速将信息传播出去。互联网本身、互联网上每个节点之间的联系，让DNS漏洞变得如此严重，但是，正是这一性质，也能让Kaminsky借重。如果他不能马上把DNS漏洞全部补上，黑客们就会去攻击没有被修复的电脑。但是，如果他能够让互联网的一些最重要的使用者都行动起来，那么，可能就能快速反应，并击溃黑客的进犯。

首先，Kaminsky和一些互联网的奠基者一起开了个秘密会议。由于他们多年以来一直互相合作，因此他们都知道彼此，而且很快就聚在一起，有些人甚至从海外飞来。这也证明了Holling所说的，在混乱的情况下，联系的稳定性是最重要的。这个会议在Redmond的微软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会后，每个参加会议的核心成员都去联系他们的一些经过挑选过的朋友，这些人要么是在大的电话公司，要么是大的网络供应商或服务器软件公司。他们商定，一开始不要用电子邮件或手机传递消息，以防被窃听和破译。

他们想出的解决办法是“自发的补丁”（spontaneous patch）。只要没有被泄露出去，这个计划将非常管用。一些对DNS规则了如指掌的程序员们将秘密的一起编写一些代码，把互联网上大部分电脑上的DNS漏洞都补上。这个工程必须高度保密，否则黑客们就会立刻去攻击还没有被免疫的电脑。Kaminsky知道迟早有一天，消息会被泄露，他甚至考虑过自己来公布这一消息，以便让电脑系统的管理者们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一切都要等到互联网系统被修复之后。

一群工程师避开他们的同事，一起奋战了几个星期，补丁程序写好了。2008年7月8日，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的代表，如微软、甲骨文、EarthLink和Google，悄悄的将补丁安装在他们的电脑上。这对系统管理者来说，可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不要忘了，Kaminsky已经和财富500强企业的技术部门打了十几年交道。他召集了一批最优秀的程序员，并向他们发出了紧急的信号：“我们要么团结一心，要么就会变成一团散沙”。从国防部的程序员，到家族企业的网络管理员，以及一些最大的公司的IT主管，大家全都齐心协力，没有等待上司发号施令。到第一天晚上，互联网服务器中有50%都被修复了。两周之后，85%的服务器已经安然无恙。黑客们没有找到漏洞。但这一切，既没有来自政府的紧急干预，也不需要制定新的法规。Kaminsky的唯一的公共关系宣传，是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里面的发布人是他的小侄女。Kaminsky说：“我不想让人们恐慌，如果你听到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告诉你不要恐慌的时候，你还会恐慌吗？”发布补丁的那些天真是争分夺秒，因为稍有闪失，就会导致整个互联网的崩溃。不到数周，他就从发现一个致命的缺陷，找到了弥补其的良方。总而言之，一群人足不出户，通过迂回包抄、秘密行动，很快的就把互联网从崩溃的边缘拯救了过去，而任何一家大企业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已经看到，如今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互相联系的。贸然的直接应对，很可能会改变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参数。就在我们刚刚宣布要重建伊拉克的时候，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炮击真主党，只会让他们更加灵活。我们的敌人很懂得把世界视为一个体系：当你看到伊朗是如何在中东结交盟友、忠诚的恐怖组织，编织金融联系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奇怪，原来伊朗总统Mahmound Ahmadinejad有个交通工程的博士学位。如果以色列进攻伊朗，不仅从伊朗，而且从这些地方，都会出现反攻。

当行为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改变了观念、金钱和武器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系统的方法去创造转变。这可能会和我们的很多习惯相抵触。我们的外交大部分都依赖直接、公开的谈判。这种直接性是我们认识和思考问题的主要特性，这是克劳塞维茨式的方法。但是，Kaminsky-孙子式的方法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能更好的创造转变，而且能给我们带来深度安全，能让我们终于有一丝希望，原来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其实也是可以解开的。

6． 在加沙揠苗助长

要想了解这一方法为什么会有用，我们还得讨论一下著名的难题：中东和平协议。在过去的六十多年，这一问题似乎变成了最能证明外交智慧的行动，似乎外交官们只要更辛勤的努力，就能彻底的平衡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利益。一个参与过中东和平谈判的外交官曾开玩笑说，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终身雇佣的工作。但是，假如我们不把和平设想为某种可以被设计出来的东西，然后把它丢到一个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沙堆似的地区？如果我们把和平视为某些间接因素影响的事物，会怎么样呢？如果是孙子或是Kaminsky遇到中东问题，他们会怎么做？

回想一下2007年促成中东和平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的奥斯陆协议，以及其他一下现在都被人淡忘的努力。如果美国政府遇到了DNS缺陷，他们一定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们会首先将自己的目标公诸于众：一次性的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争端，要有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美国的官员们先制定出来一套非常具体的方案（就像Nisbett的研究中的美国历史教师一样），然后试图说服一群愤怒而狡猾的参与者都支持这一方案。这就好比一天早晨，你把孩子们都叫醒，然后告诉他们今天必须得做一个其实并没有必要的牙根种植手术。每个孩子都会马上调整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试图回避这个麻烦的手术。被他们差不多抛到脑后的棒球比赛或是家庭作业，现在都又被想起来了。这些关于中东和平的宏伟计划会是同样的下场。每一次我们声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都会激发起更多的阻力，甚至可能推翻整个计划。比如，我们计划提供更多的资金给巴勒斯坦，但是这仅仅滋养了新的利益集团，争先恐后的想要从拨款的过程和分配的权力中获益。一说到要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巴以双方考虑到国内政治的因素，都会采取更加自卫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的协议想要最终解决问题，所以让很多参与者都战战兢兢。如果这真是最后一个协议，那么，他们就必须尽最大努力的捍卫自己的利益。

要是Kaminsky，他会怎么做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基于效果、迂回间接的策略？首先，想象一下一个没有那些声名显赫的谈判者的中东和平进程。这些大人物们一定要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很活跃，所以要宣布一个五幕剧似的宏大的谈判计划。但是，不要忘了，孙子认为最杰出的将军都是默默无名的。如果我们能够改弦更张，那么夸张的戴维营谈判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应该减少公开的资金援助。我们应该少来些浮夸的纪念仪式。在认知领域，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基于效果的方法，并开始耐心的工作。稳定应该是我们的最高宗旨，我们应该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看做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动态系统的两个对立面，在任何时候，这个系统都可能会陷入混乱。在白宫和欧盟，那些指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辩论应该尽一切代价的力图避免，因为最小的压力都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和暴力。2006年，在加沙，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民选出了一个哈马斯为首的政府，尽管美国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或许，恰恰是因为美国的反对，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国务卿赖斯曾经说，“我不知道谁没有被弄得措手不及”。她原本应该早有预见的。我们关于中东的新思维应该相信，只要中东能够保持稳定，就会出现一个理智而可靠的协议，毕竟，如果没有稳定，一切协议都是靠不住的。基于效果的外交应该从环境入手，从上千上百个小的政策努力入手：创造新的NGO，帮助当地的教师，改善社会治安。在某些领域，我们在中东的政策重心反而应该是尽可能减少变革，我们应该鼓励教育、支持中小企业、扶植温和派的宗教人物，这都是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的传统的缓慢变量。我们甚至在有些时候要鼓励一些小小的叛乱，以防止以后出现大的危机，正像人为的烧掉一些树木，是为了使得森林能够更加茂密。这些行动应该是由一些秘密的小团队来完成，而不是靠那些大张旗鼓，想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大人物来做。耐心才是美德，劝说有其限度。终止的日期不应该是总统任期或准备参加竞选，事实上，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终止时间。有一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会忽然发现，整个地区的局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究竟怎么变得不一样的，他们已经记不得了。

总而言之，这是在系统层面的操控。我们应避免直接的冲突、利用已有的力量、静悄悄的行动、不要让别人知晓，而且要明白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不要把中东设想成要用锤子去敲打的东西，用哈耶克的比喻，要把中东当做需要悉心照料的花园。在中国的古代哲学中，有个寓言故事，恰好能够说明，我们原来的直接行动、迫不及待的本能为什么会失败：“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当我们停止揠苗助长的时候，中东的和平才会降临。

当然，直接的冲突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多情况下，强硬并诉诸武力的方案可能是最有效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应该把效果作战视为正常作战的替代方案，效果作战是正式作战的补充。在很多不同的领域，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一策略，不管是金融监管，还是和伊朗的谈判。我们能变得更加机智、不断的保持联系，并变得和这个世界一样灵活，这就是新策略的力量源泉。我们不仅可以用其处理真实而悬而未决的问题，还可以用其处理我们尚未遇到的问题。比如，我们很难判断，未来的中国究竟会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当前，在中美关系讨论中，美国人仍然沿袭直接反应的本能，他们关注的都是中国的“弱点”，到处挑起混乱的公开冲突：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的环境污染。但如果是孙子，他会怎么做呢？为什么不采取间接的方法，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同时和中国保持接触，通过改变国际环境，间接的改变中国？为什么不在更多的领域和中国展开百折不挠的合作，而不是把90%的精力集中在我们彼此有分歧的问题上？为什么不把中美关系看做互相啮合的齿轮，而非一系列的外交战斗？如果我们把中美之间看做外交战斗，那么一定会陷入漫长的壕沟战。尽管似乎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应对中国，成功的概率和沙堆世界里的其他直接冲突一样，是非常渺茫的。当然，中国有很多政策是需要调整的。中国的领导人往往是最早承认这些问题的。但外部的压力不仅不利于促进这些变革，反而会起到阻碍的作用，因为中国政府不会让民众感到，他们发动改革是出于西方的压力。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最好的办法是悄悄进行，从边缘问题推进。

我们不能对当前的问题自我欺骗。数十年来，我们东奔西走，幻想着能直接的说服整个世界都赞同我们，结果，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少了。这是我们的大战略中的重大缺陷。我们现在必须建立新的联系、新的协议，重新找回间接的影响力。在核扩散和金融监管方面，我们基本上没有可用的政策工具。我们要培养间接反应的本能，这种本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危机。比如当9.11袭击发生以后，我们不仅需要直接发动反击，而且要在学校、医院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采取更广泛深入的对策。在未来，我们经常会遇到吃惊、困惑和恐惧的时候。过去，我们要么捋袖就打，要么畏缩后退。今后，我们要在自己的反应中增加一种慷慨和体面。直接的反应屡次失败。深度安全的免疫系统，应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都有效的发挥作用。Kaminsky和孙子给我们的启示已经非常明朗。为什么对效果的重视会一直主导了数千年来的中国战略呢？为什么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在数万年甚至数百万年以来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呢？因为这一策略是管用的。